【北京大军网编者按:尽管本期文集有大量政治历史文化方面的内容,但还是把名字起做《应对熊市》,这是因为当前的经济问题的确值得关注。中国这些年过惯了牛市,如果转过来遭遇了熊市,心里还能适应吗?行为习惯方式都能适应吗?要打预防针。本期文集有不少仔细阅读的文章,有的文章要看上几遍才能懂。内容不在乎多,而在于精。大军网文集周期较长,针对这种特点本网尽量选择耐读的文章。本期文集自今天上网后,在今后几天还会增添一些内容。请读者注意。】

我们应当学会应对熊市

改造中国的语境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2年

目录

特稿

仲大军:360何以能挑战霸主们

中华论坛:毛泽东时代,福建渔民经常登钓鱼岛,日本人只能看着

中国工人(共产)党:恢复我国渔民经常登钓鱼岛晾晒渔产品的习惯建议

陆儒德:领海12海里宽度毛泽东亲定国际认可

彭培根院士致北大校长的公开信----北大清华是否应该对外交通封闭?

光辉:向“理性”堕落的中国----改造中国的语境

王茂松:中国人真的没有信仰吗?

焦国标:中原离中欧有多远----中国大北方农村住居环境的千年变局

刘金华:是“薄谷开来”还是“谷开来”? ----加“薄”字用意何在?

徐羽厚:因复旦母校而起的人生回忆

周作人 梁志华:论八股文

新闻:湖南邵阳烈女石燕飞放火杀人


经济

卢麒元:应对熊市

林毅夫:中国经济未来20年增速可达8%

李春顶:高房价或是中国出口陷入阴霾的重要推力

倪月菊:发达国家的稀土战略给中国的启示

白益民:中缅油气管道遭美国日本围堵

一组经济消息

许小年:中国经济真正的悲剧还没有上演

中国经济周刊:鄂尔多斯满城尽是讨债人

杭州麻神:畸形金融毁了浙江实体产业

张庭宾:中国企业利润模式危机

红星博报:理财产品,中国的庞式骗局

 

国际经济

何帆:果壳中的伊朗

何帆:加州旅馆希腊分店

高凌云:外贸如何“保十”

张斌:欧元区的策略是蒙混过关

白益民:中俄能源合作尚待走出纸上谈兵

仲子午:从凯恩斯主义成败谈经济学理论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

 

政治 军事

环球网:中国试射最强DF-41洲际导弹 震动美国

默人:突然发现我们错了

吴敬琏:极左极右都危险

横舟:民族主义与霸权、专制

潘卡季·米什拉:帝国的废墟,亚洲摆脱西方帝国主义

楚汉 (孔德昌):走向民主的模式探析

翟文喆:《哈利波特》中的历史文化和敌人观——赫敏为什么不能嫁给哈利

张维迎:在驻英大使馆遥想历史

周舵:对日策略要狠打七寸

金洁羽:读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密》有感

外媒:俞强声案26年后中共又爆危害最大的间谍案

 

 文化

刘小枫:壬辰年祭卢梭

秋风:儒家文化修身营结营寄语

秋风:我为什么跪孔子

涂子沛:不应恢复跪拜礼

三刀柔情:尊孔何必要跪拜

齐义虎:跪拜孔子又何妨?

李铁:秋风缘何被“围殴”?----越传统越现代

孙立群:站起来不容易,何必又跪下

米湾:壬辰秋曲阜之行纪略

张晚林:圣城修身营闻见问学录

盛洪:天下文明——论儒家的国际宪政原则

文摘:上海方言的绝版

--------------------------------------------------------------------------------------------------------------

 

360何以能挑战霸主们

北京大军智库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2年8月31日 星期五

    为了写360与百度之争这篇文章,我特意在微博上发了几条言论,看看网友们的意见。一种最强烈的反馈是痛骂360的流氓手段,但大多数人表达了对360的认可甚至赞扬。我之所以重视社会舆论的意见,是因为企业的生命之根深藏在用户大众之中。

    没有客户的企业和技术,即使再好也不能生存。无根之木不能成长,无源之水不能长流,360诞生七八年了,仍能发展壮大,很难说都是靠着流氓手段起家的。那种对360贵族式的轻蔑,毕竟不能代替竞争的严酷现实。后浪永远推前浪,后进永远赶先进。如果先进们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新手都是蹩脚的,下三烂的,那么危机就会来临。

    从历史角度看,贵族总是要被奋斗的平民超越。因此,那些一度技术领先的360蔑视者们一定要注意,切忌不要自居,自大,以资格压人。谁要是这样做,谁就可能被竞争出局。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自己领先的地位便可能不保。

    这是我对当前的社会舆论先做一评论。下面我们来看360的挑战能力,为什么360能挑战权威?挑战了腾讯,又挑战百度?

    这里首先要看360切入市场的方法。360颠覆了传统的有偿杀毒服务的经营模式,以既简单又有效的方法,解决了电脑杀毒问题。

    一位网友愤怒地对我说:“360完全是个市场破坏者,规则破坏者。它的杀毒软件让金山和瑞星降低了开发家用杀毒软件的力量,却又无法撼动卡巴、诺顿之类的国际巨头。它与腾讯的斗争,两边都不是好鸟,也显示出了它不但搜集用户数据而且搜集其他非竞争对手数据的流氓本质。”

    其实市场就是这样无情。现在中国实行的不是计划经济,如果瑞星和金山不能在市场上获得生存,就只有被淘汰,而他们未完成的国际竞争任务就只有靠新来者接手完成。

    请问哪个消费者不接受免费的服务?如其花二三百块钱去买卡巴斯基和瑞星,何不在网上下载个方便易行的360?真正的主动权掌握在用户手中,为什么瑞星和金山企业不能像360一样经营?这就是360进入市场的诀窍。

    另外,商家们一定要注意:并不是复杂的就是好的。技术太复杂了,反而没市场,简便易行才最受欢迎。发展中国家不能老摆贵族气,二流国家就要有二流国家的做法。这一点许多人也没搞明白。

    然而360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占领高端阵地,这就是浏览器。控制了浏览器这一窗口便可以利用所有可利用的资源。现在打开360浏览器,在搜索窗口处可以看到好几个搜索网站,譬如在点击网页搜索时,有百度、谷歌、有道、即刻四个搜索网站。

    360的搜索内容分:新闻、网页、视频、图片、MP3、微博、地图、问答、购物、机票、汽车、团购、学习这十几个门类,大大方便了用户的需求。这是网络服务越来越精细的表现。

    但是,这件事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处于窗口下游的企业就要受制于上游企业。消费者没有看到360如何在剽窃百度,而是看到了更多的选择和服务。即使企业之间的大战打得不亦乐乎,但对消费者来说,只认自己的实惠。百度只有看到这种事实,才会想办法摆脱自己的被动。一味指责360,甚至诉诸法庭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李彦红这时更需要智慧。

    如果不让360的浏览器连接百度网址,对于百度来说可能害处更大。当年我的大军网红火一时,新浪和搜狐都来联系,要求转载大军网的文章,但都被我拒绝。但后来新浪和搜狐发展壮大起来后,我立刻就感觉到失误:不能借助这两家大网站宣扬自己了。这一损失也值得百度借鉴。

    仲大军地址: 北京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 100031。电话:63071372。电子邮件:zdjun@263.net

 

 

 

 

发件人:gengnengxiaojifanfengyu<gengnengxiaojifanfengyu@gmail.com>;时 间:2012年08月23日 14:48 (星期四)收件人:zhqwzhqw@gmail.com;【中华论坛】毛泽东时代,福建渔民经常登钓鱼岛,日本人只能看着

毛泽东时代,福建渔民经常登钓鱼岛,日本人只能看着

中华论坛

2012年8月

    中国的美丽海疆钓鱼岛,处于福建省的正东,钓鱼岛周边海域渔业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近年来,钓鱼岛海域中日争端愈演愈烈,2010年11月,就此记者对福建沿岸渔民进行了专访,据福建东北部沿海地名叫东冲的当地一姓郑的老船长郑阿伯介绍说,我们福建渔民在五六十年年代常到钓鱼岛附近去打鱼,在海上累了,有时侯还会登上钓鱼岛去晾晒鱼干,然后在拿回陆地去卖,而日本军舰也只是停在远远的地方监视着我们的行动,从没有敢对中国的渔民妄为。

    上海申报记者问道:日本军舰当时没有驱赶过我们的渔船吗?郑阿伯大笑到,那时候,中国政府很强硬,我们沿海的渔民年满18岁的男人和女人都有枪,每次出海都是以大队或是公社为单位,十几条,或是几十条的船队有枪有炮很壮观,小日本倭寇不敢动我们的......

    (当时,五六十年代中国海上军事力量薄弱,为反美特蒋匪对中国大陆沿海的袭扰,毛泽东指示国防部在福建和浙江组织了大量的海上民兵进行反制)

    今天怎么了?我们“强大了”,但无论是我们的军舰还是军机,怎么连距离钓鱼岛12海里的地方都不敢去了,中国在委曲求全,在韬光养晦,而日本人却更加的嚣张跋扈,他们撞我渔船,抓我渔民...。钓鱼岛还是不是中国的领土,如果是,那我们如今害怕日本什么呢?

 



 

发件人: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2<zggzxb2@126.com>;时 间:2012年08月27日 09:38 (星期一)收件人:zdjun<zdjun@263.net>;抄送人:(无)附 件:1 个 (建言献策函【建字第43号】调整钓鱼岛政策.doc ) 查看附件

恢复我国渔民经常登钓鱼岛晾晒渔产品的习惯建议

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言献策函

【中工建字第43号】

兄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暨胡锦涛总书记,亲爱的同志们:

    鉴于近年来我国东海钓鱼岛海域的严峻形势和国家的长远利益,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采取的不允许公民登临钓鱼岛避免摩擦的政策,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领土野心,致使目前日本国实际控制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党综合归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意见,向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重要建议:立即反思和废止不允许公民登临钓鱼岛避免摩擦的错误政策,经常派出海政舰船、人民海军依法保护经过申请批准的保钓人士上岛宣示主权,开放我国渔民自由上岛晾晒渔产品。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固有领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前特别是建国以后,我国福建沿海渔民经常由武装民兵自我保护在钓鱼岛海域作业和登岛晾晒渔产品。我国人民自觉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合法行动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光荣传统,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正义行为。

    我们国家和我国人民不会要别人的任何一寸领土,但绝对不会随便放弃属于自己的每寸土地和领海。清王朝出卖国家利益、背叛人民已被历史唾弃而永远钉在耻辱柱上应为后来者警醒。

    谨致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敬礼!

    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主席:齐志平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发件人: 中大  发送时间:2012-08-30 12:29:18收件人: Zhiyuan Cui; wsg抄送: 主题: 国际认可的12海里领海原是毛泽东亲定 -观察者网

领海12海里宽度毛泽东亲定国际认可

陆儒德

2012-08-30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国家遇到的许多重大问题大多集中在海洋上。过去,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国家,沿海成为帝国主义的“航道”,江河成了列强的“内湖”。解放后,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但海洋上外国舰船依旧横冲直撞,外国渔船在中国海域肆意捕捞,而中国渔船在国外屡屡被抓,根本体现不出中国海洋主权何在。

国民党政府3海里领海形同虚设

    在1931年,国民党政府曾经颁布过3海里领海制,但领海制度形同虚设,列强的军舰自由游弋在中国的海洋江河。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公然派遣舰队干涉中国内政,用武力阻止我解放台湾,还肆意入侵我主权海域寻衅逞凶。

    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必须结束有海无防的历史,就要把中国的领海主权管起来。但中国的领海在哪里?他强烈感觉到:建国后连自己国家的“宅基院墙”都搞不清,外国军舰开到家门口来耀武扬威,我们拿不出明确的法律依据,何谈保卫领海主权!

    为了坚守国家海洋主权,必须首先弄清楚“海洋国门”在哪里。领海问题提到了紧迫日程。于是,毛泽东打电话给周恩来:“领海问题至关重要,由外交部请国际海洋法的专家一起来研究一下中国的领海问题。”

    1953年,毛泽东视察海军部队。

毛泽东详细了解领海宽度问题

    1958年8月22日,由周恩来安排,以国务院名义将著名法学家、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参与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中国法官倪徵和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从北京接到了北戴河毛泽东住所研究领海问题。毛泽东对倪徵说:“最近外国军舰常来闹事,今天把大法官请来,探究一下领海主权问题。”

    倪徵详细地介绍了领海的地位与作用,划分领海的方法以及世界各国采用的领海制度。在1930年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法编纂会议上,到会的40个国家中,有33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张,其中美、英、日等12国坚持3海里的领海宽度,而主张采用大于3海里的领海宽度的也有21个国家。所以“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领海宽度”。

    周恩来提出:“当前首先要解决领海宽度问题。”毛泽东说:“是啊,为什么各国采用的领海宽度相差这样大?”倪徵回答说:“发达国家凭借经济、军事实力,肆意侵犯其他国家海域,掠夺海洋资源,他们主张领海宽度为3海里;而发展中国家为保护自己领海主权及国土安全,多主张12海里甚至更多的领海宽度。” 倪徵建议:“必须限制军事大国在领海、领空的自由活动,设立12海里领海宽度比较符合我国实际情况。”

    毛泽东仔细地听着,并追问:“领海宽了,对商船航运有影响吗?”倪徵答:“不会,海洋法规定,商船的正常商务活动是可以无害通过领海的。”毛泽东点点头,他指着地图上的渤海,提高了声调问道:“如果定了12海里领海宽度,那渤海里面还会有公海吗?”倪徵思索了一会儿回答:“渤海中最宽的老铁山水道也不足24海里,这样渤海就成为中国的内海了,我国享有完全的主权。”毛泽东微笑着站起来自语道:“看来,为了国家安全和繁荣,应当有个较宽的领海。”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国家遇到的许多重大问题大多集中在海洋上。

12海里领海宽度得到国际认可

    1958年8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除了讨论炮击金门的问题,会议还谈到了领海宽度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我国海岸线长,历史上屡受侵略,为维护海上安全和经济利益,并充分考虑到国际上可能遇到的风险,应采用较宽的领海。他要求外交部、解放军总参谋部进行深入研究,提出领海宽度的意见,制定相应的文件,待中央再次开会决定。

    同年9月1日至2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再次召集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新任总参谋长黄克诚和总参作战部部长雷英夫,以及乔冠华、著名法学家刘泽荣和周鲠生等参加了会议。

    雷英夫汇报了领海线论证过程和采用12海里领海制的建议,乔冠华对待发的外交部新闻稿作了说明。两位法律专家对各种国际法特别是《海牙协议》作了进一步说明,他们引经据典主张沿用民国时期当局颁发过的3海里领海制,认为如果宣布12海里,可能会引发国际争端,美、英会出来反对,搞不好会打仗。 毛泽东思考了一会,最后作出总结:“老先生们的意见很好,很可贵,使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多想一想。但是,研究来研究去,《海牙协议》不是圣旨,也不能按照美英等国的意志办,我们的领海线还是扩大一点有利。从各方面判断,仗一时半会儿打不起来,我们不愿打,帝国主义就那么想打?我看未必。一定要打,我们也不怕,在朝鲜已经较量过了,不过如此,要有这个准备。”毛泽东从中国的经济、安全利益出发,并考虑到当时我国海岸火炮有效射程在12海里以上,最后确定采用12海里的领海宽度,并且决定立即公之于世。

    1958年9月4日,中国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第一条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

    1982年公布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各国有权确定不超过12海里的领海”,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了12海里领海制度。说明我国当初的决策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符合国际历史潮流。

   (作者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原航海系主任、教授,国内知名海洋学者和军事评论员。)

 

 

 

 

 

发件人:彭培根<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时 间:2012年08月27日 11:24 (星期一)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人:(无)附 件:1 个 (电子版修改III 给北大周其鳳校长公开批评信 阅后请回复个人坦率意见20110827.docx ) 查看附件

    大军网编者按:既然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违背节能减排的原则,还堵塞城市交通,干脆就搬出城区算了。现在各个大学在郊区都有分校,唯独北大和清华这两个大学拼命在城市内扩张膨胀,这使北京的西北部交通出现两个肿瘤,大疙瘩。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要从分 校着手。

北大清华是否应该对外交通封闭?

----彭培根院士致北大校长的公开信

2012年8月

周其凤校长:

    最近平面媒体和网上有关北大的消息和热闹,顺便看到有关你在长沙一中的演讲的内容。大概的意思是美国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不懂得尊重别人,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而中国的教育出来的人才懂得尊重别人。我看了以后感到令人呕吐!不管是什么教育的过教出来的像你这样的教育工作人,才是最失败的教育!你们这类人才是最不知道尊重他人的人。我是在清華教学三十年的老教师,明年就要“七十古来稀”。你我都是长沙人,你应称我为“鄉长”才对。

    结果从2011年8月12日到今天,我给你写了三次信,你都没有理我。北大有你这种校长,网上才会有这么多的热闹的事!我看你根本不像湖南人!更不像“谦和包容北大人”!你忘记了出了学校教育以外,一个社会都会有极大的正面的和负面的教育影响,中国大陆的社会培养出来了很多勤劳朴实的百姓和知识分子。也有少数的还有“为人民服务”的理想的各层领导和干部(我们两校都有)。但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是有半封建和官本位社会的负面的影响,这种负面的影响就会“浸墨者黑”,教育出像你这种傲慢而“目中无人”只有领导的人。

    你们北大近二十年来,将外来的机动车只准出入西(靠南)的大门,使得来访者在原来就是城市交通肿瘤的北大校园外,还要多绕三到四公里,浪费了时间和汽油;增加了更多的碳排放。这不是北大的“内部管理问题”。一点不夸张地说,这是违背国家的“节能减排”的现行重点国策的原则和落实执行的文件精神的。北大是“始作俑者”;我校清華为了百年校庆,2011年才“跟上时髦”。现在,人人都会口口声声地说:“以人为本”。但是两校现在是全世界的最封密的、最不尊重人的,最愚蠢横蛮的大学校门的管理办法。说这种办法是为了防止校外车“穿行”?管理交通的人员应该一定要明白:“交通管理是以疏导为主,围堵是下下之策”的道理。就算有车穿行那又怎么样?为了反“穿行”而给校内公私之车造成浪费和混乱,绝对得不偿失。这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的做法;更不是资本主义的城市管理方法。如果有人能举出一个国外大学相似的实例;就算我吃饱了撑着!孔子教育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给自己单位的机动车方便,对为单位的机动车,非要他们费时费油和增加碳排放呢!

    防止校外车辆穿行有那么重要那么严重吗?用一个再也不能简单的办法就能解决:北大清華如果告诉来访的客人,用最笨的办法:每门准备一些 A4 一半 大小的朔封(泡在水里也不会坏)的告示牌;上面印着:【欢迎来到北京大学或清華大学;请凭此牌由您进来的此门出校。别的门不能出校。谢谢合作!】。这样一来,每个门只需要两个门卫就行;不再需要八个人看一个门了。多余的“农转非“人员,可以加强在校园内取缔野蛮停车的工作。

    我曾希望贵校能够配合国家现行重点政策,在节能减排上再次带头,理性地、科学地以及和谐地为做一个示范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北大有你这种视北大以外的市民和外单位的人员如粪土的校长,这件事如果不采取市民群起攻之的办法是无法改进的。

彭培根

2011 08 27

清華大学教学三十年;精品课教师之一
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
2009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评选:【建国六十週年对城鄉建設有贡献人物】之一
优秀外国专家获奖人之一
 

 

 

 

发件人:老毛<anchormao@gmail.com>;时 间:2012年08月26日 18:46 (星期日)收件人:(无)抄送人:(无)附 件:16 个 (铜的选择.jpg 等...) 查看全部附件红星博报 _ 08-27-2012

    大军网编者按:当今的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道德退却的社会,但这种退却被冠以种种理性的美名,过去的高尚和无私都被耻笑为愚昧和傻帽。今天,所谓的退却实际上已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堕落,然而,却出现了很多理论证明这种堕落的正确。所以,今天的社会已经被一些所谓的学者搞得美丑不分了。下面这篇文章的宝贵之处,就是揭露了“理性”的冷漠、自私和丑陋。生活在这种“理性”社会是悲惨的。

向“理性”堕落的中国

----改造中国的语境

光辉

2012年8月

    当今社会有很多令人不能质疑的图腾崇拜,中国社会沦入这种语境太久了,所以也病得不轻。现在是到了要改造中国语境的时候,譬如对市场和资本的崇拜,三十年了,市场和资本就像一面大旗一样在中国上空高扬,种种神话般的原理、主义压得人们甚至连质疑都难以发出。但是诚如下面所说:官僚和资本家能分出优劣来吗?

官僚和资本家

    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不是东西,民间垄断资本主义就是东西了?

    都是自私自利的人,怎么能证明资本家并不比官僚更贪婪?

    如果证明不了这一点,我们怎么能认为资本家掌权的社会比官僚掌权的社会更有利于多数人?

    一切交给市场就能万事大吉?市场是资本家说了算,一切交给资本家就能万事大吉?

    把官僚赶下位,让资本家掌权,社会除了“城头变换大王旗”还有什么变化吗?

    既然从来没有救世主,那么官僚自然不是救世主,民间资本家也不是救世主。

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

    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说到底是官僚和资本家的争论。两派都可以找出无数的例子攻击对方。甲猴子爬上树梢,红屁股露出来,格外显眼。于是,树下的乙猴子数落它的红屁股。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包括官营企业家、匪营企业家,前者如丁书苗,后者如刘涌、岳村。这些人不除,其它本分的企业家就没有活路。至于所谓程序正义,费厄泼赖本身就是强者耍弱者玩的东西,弱者如果得到机会自然也没有必要遵守。

复归于等级社会

    我们的社会病的不轻。证据之一是社会平等向我们的社会告别了,中国社会复归于等级社会。至少三个辅助性证据,一是彭宇案新版,二是缠中说禅们的财经评论配合股市淘金者的发财梦成为时尚,三是某位曾经的上海知青代表的一个庞大群体,拿诅咒毛泽东来漂白自己其实一点也不干净的灵魂。

中国的社会病

    当然,这些论证其实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不管是谁,睁开眼一看,张开耳一听,就知道这社会病了,辅助一点第六感的印象,就更确切知道这社会确实病了。谁若不承认,那他不是流氓则必是骗子无疑。公众主体的看法主要分歧不在于社会是不是病了,只在于害了什么病?怎么得的病?怎么治这病?

    社会病了的一个新例证是,在8月1日晚,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永陵镇发生一起特大杀人案,造成8死5伤。凶手居然是一名17岁少年,而导火索,据说仅仅是这少年显然是早恋,并与自己16岁的女友闹了点矛盾。报道说,8名死者中,两位是女友亲属,其余6人是毫无关联的陌生人。这仿佛暗示,陌生人死了是无辜,两位女友的亲戚与那16岁女孩子有关,至少不算无辜。真是岂有此理的报道。

    报道还说,这孩子的父亲在孩子行凶开始前已经到警察局报案,在孩子长达半个多小时的行凶过程中,警察也一再接到报案,可是就是没有当回事。这么多无辜者死了,警察又这样的失职。这还了得!所以,凶案一出,“社会正义”的神经就被拨动了。网上民众纷纷要问责警察:为什么迟迟不到位,制止悲剧,人民养你们是干什么的?于是,理所当然就要求开除地方警察的公职。可是他们忘了,1983年就搞过持续三年的严打,万事太平了呢,还是万事遇“野火”(资本主义)更加嚣张起来了呢?

补课论的核心理论

    那个时候,社会主义中国在阿D的幕后策划和“胡开明”的公开操作之下已经完成所谓“拨乱反正”,也完成了对毛泽东所谓“晚年错误”的清算,毅然抛弃列宁主义原则,回归据说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在一国建立的,只能是一个资本全球化后的全球性事件。这种“机械论”的破烂,自那时以来,成为补课论的核心理论。

    既然按照马克思主义“五步经典”,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先建成,必须是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后的全球化事件,那么,同样按照这个“五步经典”,当初的资本主义就必须也是“不可能在一国建立,只能是封建社会成为全球化事件之后的全球性事件” 。可是事实呢?在世界许多地方还是奴隶社会、农奴制的时候,在英国首先萌芽了原始资本主义。既然资本主义可以在一国先搞起来,为什么社会主义不可以在一国先搞起来呢?列宁错在哪里?毛泽东错在哪里?

与时俱进的新左派

    “破落贵族”的破烂家当,直到现如今还拥有广泛市场。例如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被新左派追捧无限,就是因为这个破落贵族,在书里反复强调“大道理管着小道理”,现在还是美国人的“大道理”管着中国人的“小道理”,在社会主义这个“全球化事件”还没有到来之前,中国其实“别无选择”!

    张木生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大道理管着小道理”,这是毛泽东的话。读者看看,美誉为左派理论家和民族主义强硬派的大腕张木生(远不止他一人),是怎样拿掉毛泽东的说话语境和具体所指,借贩卖毛泽东夹带自己私货的。正是因为这样的“私货”泛滥,毛泽东留下的肌体健全的社会开始病起来。

雷锋是怎样被“理性人”替代的?

    道德高尚的年代已经过去,道德低下的时代被冠以理性。

    年初,有次和朋友吃饭,席上谈到“学雷锋”活动。朋友本人十分赞赏,说社会风气,这么糟糕,再不提倡雷锋精神,孩子们都毁了。朋友的夫人反唇相讥,烦不烦,谁学?有什么用?两公婆要我的意见。我说,都对!雷锋精神好不好?当然好。可是封建社会要武训,不待见雷锋,资本主义真的如某些骗子宣扬的“西点军校学雷锋”吗?根本不是。

    为什么容不下雷锋?因为社会已经清算了毛泽东的“非理性疯狂”,清算了无私,高尚,回归了保全自我的“理性”,学习了经济学家的“理性主义”。这个主义主张,人的行为要合乎理性人准则才是理性的。

    所谓“理性人”,就是自私的人,就是在经济行为中,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人。符合理性人准则的行为是理性行为,否则就是不理性行为。经济人都按照“理性人行为原则”进行经济活动,企业会获得效益最大化,市场将获得帕累托改进,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资源任何配置的改变,都不可能再使哪怕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

    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状态啊!这就是主流经济学家自1980年代严打以来天天高唱的普世极乐世界的旋律儿,那个据说已成为民族经济学家的郎咸平先生,最近10年来更以“雷倒”世界华人的时代最强音,加盟主流经济学家的合唱,且后来居上,以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身份,赢得当代中国五湖四海左派人士的热烈爱戴。

    这是何等的讽刺?左派不左,社会主义被歪解,毛泽东思想被亵渎,人民群众因此被出卖,无论我怎样一再强调,不少人还是将信将疑。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宝典,虽然是经济学的,却没有道理不转化为社会行为准则。于是按照这个宝典,社会也将获得帕累托改进,达到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然后大家日夜向着圣母,齐唱贝多芬《欢乐颂》感谢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老版新版彭宇案中的老太太及其家属,是社会必须歌颂的理性人。重庆周某人持枪抢劫杀人,还在逃亡中射杀盘查的警察都是理性行为,无可指责。17岁的少年,更是提前获得理性,杀人毫无疑问是理性行为。对比之下,彭宇、新版彭宇案中的自杀司机、重庆抢劫犯枪口下的死者包括警察、17岁少年要杀的16岁的少女,统统都是不理性的人,行为毫无理性。

中国警察开始向西方学习

    17岁少年杀8人案进入了公众视野,拨动社会所谓“正义的神经”。这种案子多数本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手机的普及,使这些案子在事发第一时间悲剧远没有实际发生的时候就都报到警察局了。可是,警察接报出警前,只要从接报中获悉肇事者带有枪支或者砍刀一类杀伤力很大的凶器,就必然找各种理由拖延出警和就位时间,一定要等凶手作案完毕,逃之夭夭,才器宇轩昂,大义凛然,风尘仆仆,火速到达现场。

    不少老百姓可能以为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的警察,都是如好莱坞大片里的英雄那样,重大凶杀事件发生或者火灾、地震灾害发生,都个个勇于牺牲,及时出警。这是大错特错,我是对西方有直接经验的,私下知道的不足为证。以公开报道的美国发生的枪杀案为例,包括最近的电影院枪杀13人伤59人案和没完没了的大学校园枪击案,美国警察都没有失职吗?又以前不久加拿大超市火灾案为例,那些现场的警察要确保自己安全,拒绝救援,眼看着能救出的人被活活烧死,无动于衷,加拿大社会铺天盖地谴责他们了吗?加拿大当局开除他们公职了吗?这些警察不过都是遵守“理性人行为准则”的活生生的典范。

    中国警察不过学习西方,与世界接轨才这么几十年,只不过是终于摆脱毛泽东思想的毒害,学起西方警察刚刚有点模样,草民们为什么要搞双重标准?允许西方警察“理性”,强迫中国警察“不理性”并以问责并开除公职加害之?

    据报上海也有一个人倒在血泊之中,没有围观的同胞相助,最后是一个“鬼妹”伸手相助,有人说这“鬼妹”当时还就现场同胞围观而不伸手相助骂了带F字头的脏话。在理性人社会,像这样一个人倒在血泊中,不出手相救是理性的,出手相救反而是非理性的。所以当今社会出现了那么多袖手旁观的“理性人”。

    大家既然已经接受了“理性人”价值观,那么见到罪恶就只能逃之夭夭。任何老百姓如果试图去救治这个血泊之中的人,那么这个老百姓就成为违背“理性人准则”的变态者。

    那些一方面认可特色甚至还当着左派,吆喝与叫喊着“重典”,冒称高尚斥责旁观者冷血、警察失职要开除的人,在我看来,不过是可怜的道德倭寇。“重典”,是封建君主采用的屠杀反抗的民众的法典,你们怎么能够高叫着以“重典”加害被社会抛弃与遗忘的同胞子弟呢?

自私就是所谓的理性,无私就是非理性

    “合乎理性人”,就要排斥一切见义勇为和雷锋精神,并坚决尊重地痞流氓恶棍贪官污吏的所谓人权、自由以及隐私。今天的主流的左派也好,右派也好,无不斥责毛泽东时代的道德教化是不人道,不尊重人的隐私。现如今,高高在上的流氓地痞恶棍贪官污吏,拥有了比普通守法公民还多的隐私权,守法公民的肖像权可以被随便侵犯,而他们的肖像随罪行公告社会,常常还要打上马赛克,真名字常常也还要隐去。如果这样的社会是理性的,是法治的,那么世界上真还存在犯罪这样一件事吗?我以为不存在了!

    中国本是那么热血的民众,30多年来被“合乎理性人”行为规则的现实一再教育,终于看到麻木的众生相了,还被一个“鬼妹”骂做:“fucking Chinese people--草尼马的中国人”。于是,中国社会终于以最雄辩的事实证明了经济学家们的正确:

   社会都是由“理性人”组成的,每个人行为都是准确地按照“合乎理性人”的准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何等的颠扑不破啊!进而就证明:毛泽东搞的那一套,就是违反人性,伤天害理!社会主义没有人性基础,毛泽东公有制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结论:只有资本主义“合乎理性人”原则,才有效。

    最后,我也弱弱的问一句:“保与救”特色左派们,你们真以为你们够力够格佩戴左派的袖标吗?

 

 

 

发件人:alenw<alenw@126.com>;时 间:2012年08月30日 23:13 (星期四)收件人:\;抄送人:仲大军<zdjun@263.net>;Re:回复:大军文史班开学通知,

    【大军网编者按:这是大军文史班学员们之间的一封通信,是对一篇网上文章的评论,谈论了很重要的问题。特放到网上。 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和文化,这一点很多中国人自身没有意识到,不知道自己的长处,反而在盲目地学些别人的短处。儒家的不迷信、不宗教化,很值得研究。】

中国人真的没有信仰吗?

王茂松

2012年8月

乔兄,你好:

    我觉得这篇文章不值得专门去做批判。这种哗众取宠文章在网络中大量存在。这种文章存在的价值也就是博得大家的粲然一笑而已,没有任何学术价值或者内涵什么“道理”可言。

    首先,其所探讨的所谓“信仰”定义就是有问题的。易中天先生的所谓信仰就是“对超自然和超世俗之神秘存在的坚决相信”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定义,或者说这只是信仰的某一方面,或者进一步说这只是易中天先生个人所认为的“信仰”。易先生(若真是易先生本人所言这个无法考证)从这个角度出发而大谈“中华民族没有信仰”,那恐怕这里的这个易先生真得回炉好好的学习学习了。如果按照这里的“信仰=宗教意识”这一模式推论,那我们大可以由此推出“蔬菜=白菜”,“动物=鸡狗”等等等等。

    其次,该文中对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对错”与“输赢”的分类本身就是荒谬不经。人类的思想复杂万变,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社团与社团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思想的沟通、交流、碰撞、融合错综复杂,而且必然的受到时间、空间的极大影响,因而才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如果人们的思维意识仅凭籍“对错”“输赢”就可以划分开来,那这个世界简直就是太清静了。仅以我们个体来说,你能说你的生活态度,人生目的就是以“对错”或者“输赢”来划分吗?“对错”之中本身就包含着“输赢”;“输赢”之内也必然产生“对错”。

    “不信你翻开二十四史,读来读去只有一句话:“成王败寇”。这句话在中国历史的某个特定阶段曾经红极一时,是对中国史学中国文化彻底批判的旗帜性语言。其对错放在一边,喊出这句话的人对中国历史必定做过深入的研究或者起码通读过二十四史,所以敢于高声呐喊立一家之言。那么后人引用这句话时是不是应该扪心自问一下,这句话的道理在哪里,再简单点,是不是应该问问自己真的看过二十四史吗。不要说二十四史,恐怕一部《通鉴》完整看下来的人也不太多吧!拾人牙慧还作出一幅欣欣然成竹在胸的姿态,呵呵呵,不足论,不足论的。

    余下的该文的“中国文化的两大特色”我觉得就更不值一谈了,稍有点文史知识的人都可以看出来他对古文的理解都是歪曲的、错误的。顺便插一句,现在很多所谓专家、学者、大师、宗匠等等,他们真的认真研究过中国文化吗,他们真的懂中国文化吗。如果他们真能坐下来静心的研究研究中国文化,能够静下心来与古人作一番真正的对话,他们也就不会说出“孔丘有什么道德?孔丘对道没有解释,对德根本没有解释”“孔丘没有读懂伏羲的符号,孔丘继续以周代的统治者,把伏羲的符号当做算命的工具,当做占卜的工具”之类让人笑掉大牙的话来了。

    其实这样的文章早就见怪不怪了,从“五四”时期开始的疑古学派开始,对中国文化穷追猛打,扒皮抽筋,挫骨扬灰的事件屡见不鲜,大禹都已经被考证成一条虫了,遑论其他。在经过文革的涤荡,中国文化(在大陆的中国文化)确实也奄奄一息了。所谓文化断裂,早已在华夏大地发生了。试问我们自己,甚或我们的父辈,有几个受过真正的中国文化的熏陶教育,有几个真正的了解中国文化。志华兄推荐的文章《论八股文》很深刻的反映了这个问题,我们人云亦云的骂了八股文好多年,但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看过几篇真正的八股文章!想当年反对八股文的干将从早期的顾炎武到后来的陈独秀,都写得一手好八股文!唯其如此,他才能深知其害,才能言之有理,驳之有据!这些岂是后来人云亦云之辈所能了解的。

    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历经千载而不绝,必有其独到精微之处。当然,历经数千年流传到今天的文化必然也存在着种种卑陋昏聩的弊病。就好比穿山越岭流经千里奔流入海的大河一样,其源头必也清澈可鉴人,其入海处必也混浊而不见底,但他就是一条汪洋的大河。他带来泥沙,也带来了灾害,但他同时必也滋养了一方水土,必也养育了一方民众。如果你因其混浊就试图截断他,消亡他,你也必随着他的消失而消失,他干涸的时候也就是你的灭亡的开始。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请乔兄斧正。

王茂松

 

 

 

发件人:陆一<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8月22日 09:16 (星期三)收件人:陆一<yilu@sse.com.cn>;焦国标:中原离中欧有多远――中国大北方农村住居环境的千年变局

    大军网编者按:焦国标先生的生态观太值得中国人关注了,所谓发达与不发达主要体现在国民对绿色的态度上,或说对树木的感情上,所谓生活质量的高低也主要体现在环境上。但今天的一些富裕起来的国民,土包子似的排斥绿树。本人曾在北京北郊一个高级豪宅区里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一家豪宅的主人正在伐掉院墙边的一棵大树。还有些建造豪华的住宅区,西洋式的装饰建筑造了一大堆,但就是没有一棵绿树。还有些公园,草坪的面积远远大于树林。这种愚蠢的现代化反映的正是国民素质的低下。仅有住宅硬件的富裕还不叫富,靠空调过日子的现代化是伪现代化,违反低碳环保精神。焦先生文后的建议尤为重要,希望引起社会重视。

中原离中欧有多远

----中国大北方农村住居环境的千年变局

原北大副教授 焦国标

2012年08月22日

    作者按:中原离中欧有多远,不是空间地理上相距多远,而是自然环境上差距有多大。初问之下,在中国与欧洲之间有些旅历的人一定会不假思索地说:要论自然环境,中原与中欧差别大了,不可同日而语。此文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这个认识误区。就环境而言,从中原到中欧其实不远,穿过空心村就到了――将中原的空心村作育成森林而不是复垦为耕地,几年后中原就自动生成中欧了。此文写于二00八年底,一直未得公开发表。近两年,中国许多地方政府硬搞农民"被上楼",中原腹心地区的河南省搞新农村建设又露出大跃进苗头。当此之时,本文讨论的问题就更形突出、紧迫和重要了。2011-12-7 北京

    二00六年十一月至二00八年年二月,我在德国生活了十五个月,头三个月住在离科隆六十公里的一个小村里,后来的十二个月住在柏林。科隆在德国西部,靠近法国,柏林位于德国东部,靠近波兰。法国属西欧,波兰属东欧,从科隆到柏林等于是横跨整个中欧。在这十五个月里,我还到科隆和柏林之外的德国其他城市和德国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旅行,足迹四至,东到波兰、捷克边境,西到英吉利海峡,南到阿尔卑斯山山麓,北到波罗的海滨。该区域航空交通发达,城市之间短途支线密布,出外旅行乘飞机非常方便,但我每次都选择火车或汽车,为的是顺便考察沿途的地理风貌,并欣赏其自然风光。

    二00八年七月我回一趟位于河南豫东地区的杞县农村的老家。不料,此次故乡行竟在我脑海里产生一种时空错位的感觉:故乡中原似乎变得有些眼生,依稀带有几分中欧的影子。道路沿线林木丰茂,放眼望去,绿色满目,平畴无垠,坐落其上的一个个村庄,远远望去就像一片片蓊郁的森林,与森林村庄相间的则是一块块大小不等、形状不规则的农田庄稼地。中欧地区最大的视觉特征是农田或草场与森林相间;在中欧乘车旅行,一块块森林与一块块农田或草场交互驰过,目不暇给,美不胜收。如今我的故乡,若仅从其地面植被景观看,俨然已是另一个中欧了。

    中原是中华民族最古老、最核心的农耕文明区,至今仍是全国最重要的产粮基地之一。大约至少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原地区即被全部开垦为农田,几百公里、上千公里的广袤大地上,几乎未残存一寸森林。可是这次回乡,我突然发现该地区的自然面貌大为改观。林木生存量大大增加,公路、铁路沿线,乡间农田路旁,包括村庄四周,到处都生长着茂密的树林。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我想大约有如下几点:一,农村新建房屋,土木结构少了,砖混结构多了,金属门窗大量取代木质门窗,木材消费减少,树木存有量增加。二,青壮年进城打工,家中只剩妇孺老人,农村人口减少,人类对植被的挤压损害减少了。三,农村禽畜养殖规模化了,村子里几乎见不到游逛的牲畜,畜类对植被的挤压损害也减少了。四,使用化肥简便省力,农民不再扫落叶积绿肥,荒草树木存量增多。五,作物秸秆已足够炊用,不少农家使用煤气或电烧饭,不再以树叶、树枝、灌丛等材料做燃料。后面这两个原因,使得村落周边不但树林增多增密,而且路边林下的荒草芜棵和陈年腐叶也得以大量积聚。由此种种,村落周边的林地开始呈现出野趣盎然的森林生态。

    我老家所在的村子就是这样。四周林木茂盛,林下荒草浓密,上下葱茏,丰腴无比,生气十足。我把这次回乡在村外林子里拍摄的照片发给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朋友看,他们竟对照片中的自然美景神往不已,叹道:"有个农村老家真好!"然而,曾几何时,我们村子外的树林下全是光光的地皮,落叶被扫去烧饭,荒草被刮去沤肥,小树被家畜啃光,触目所见,人勤地光,水瘦山寒。

    与村落周边林木苍翠的"养眼"景象相反,如今各村子的中心区却是破败破落的,一些院落荒芜,一些房屋倒塌。村中心本来人密、房多而树木稀少,如今新房子都建到村子周边,老宅只剩残垣断壁、荒草芜棵。这就是媒体常说的空心村现象。

    以我家为例。我家住在一个深胡同里,属于我村"开村"最早的地区。明朝成化年间,开村始祖从山东(一说河北)迁居于此,第一块落脚地很可能就是我家这片宅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这个胡同里生活着六七十口人,早、午饭时间,胡同路两边被端着饭碗的邻里蹲满。如今这个胡同里只剩五个常住居民,两对老夫妻和我的母亲。而且现在胡同也不成其为胡同,房子、院墙拆的拆,塌的塌,连胡同轮廓也看不出来了。我家的院子,左侧靠胡同,右、前、后三方住着四户人家。如今,靠胡同的院墙剩一道痕迹,其他三方的四户人家只剩四个院落废墟。前方和右侧废墟上种植的南瓜秧和豆角秧,翻过院界,爬到我家;母亲在我家院子里种的爬蔓植物也毫不客气,探头探脑、不假思索地爬到邻家的瓦砾堆上。植物们已经长混,全然分不出此疆彼界。

    空心村的衰落景象,完全当得上"万户萧索鬼唱歌"。以前我就这么看,每次回乡,心头隐隐感到几丝凄凉,可是在中欧住了一年多之后,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这不是萧索,这是大机遇!清末洋务派曾说当时中国遭遇到的是"两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在我看来空心村是中国遭遇的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大变局正孕育着一个大机遇,一个使古老农耕的中原回复到前农耕时代林栖环境的大机遇,一个可以使中原人像中欧人一样可以居住在绿窟黛海之中的大机遇。

    此话怎么讲?你想,如今村子周边已蔚然成林,如果再把空心村填满树木,村民的房子不就完全像中欧乡下一样,住房建在森林之中了吗?中原农村的林栖环境各项指标,便可望中欧项背。一座村落就等于一片森林,中原的村落与农田交错就等于中欧的森林与农田交错。在中欧大地上旅行,很少看到人家,只看到一片片的黑森林,实际上每片森林里都藏着住家。也可以说,每片森林里都有一个或几个村子。等到我们中原的空心村填满了树林,相邻的村子由林木联成一体,那也是每片森林里都藏着一个或几个村子。

    当然,到那时,我相信中原的富裕程度与中欧相比可能还有很大差距,至于整个气候环境,也许我们永远赶不上中欧。中原地区,大陆性气候,纬度低,蒸发量大;中欧地区,海洋性气候,纬度高,蒸发量小。在中原,干旱和风沙永远不可能绝迹;在中欧,农田根本无须水利设施。此乃海陆大势和地理纬度决定的,非人力所可奈何。如此说来,似乎我们中原有"地理原罪",可是如果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原则有"地理原福"。中原积温高,适合农作生长;中欧积温低,更适合草地养牛羊。农业比牧业对人口的承载力更大,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角度考察,中欧又永远赶不上中原。

    此次故乡行之后,一方面我为中原农村美好的林栖居住前景激动不已,一方面又有生出一个沉重的忧虑,我担心有一天国家或地方政府把空心村"付之一犁"。空心村没建成森林而复垦为耕地,中原自然环境中欧化的美好前景就从此化为泡影。

    二00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我收看河南卫视的节目,内容是访谈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其中一个话题是:全国耕地总体在减少,河南的耕地数量未减,何故?徐回答了几个措施,其中之一是将空心村复垦为可耕地。闻听此言,我心一沉,我最担心的事正在发生,虽然我老家的村子目前尚未被开垦。

    自从脑海里产生中原有些像中欧这个念头,我就一直在想,要尽快写一篇文章,提请各级政府注意:我们古老的家乡,居住环境正面临三千年一见的历史机遇,千万不可把空心村排错了用场,实现居住环境的历史转型,机会全在空心村!

    中原地区村落和农田的格局,是我们祖先几千年来逐步确定下来的。如果不是城市化造成了空心村这个现实,若要中原人像中欧人那样在森林中安家,永远不可能。以农耕为业,以森林为家,这本是中原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可是随着空心村的出现,这个可能性实实在在地降临了,这个做梦都梦不到的梦想,离现实只剩一步之遥。

    中原自然环境中欧化已遭遇政策危机,我必须以最开的速度赶出这篇文章!

    我提请河南省政府把空心村作育成森林,而不是复垦为耕地。我相信不少中原人都游览过欧洲,到科隆就看大教堂,到柏林就看勃兰登堡门,到巴黎就看埃菲尔铁塔,可是在我看来欧洲的乡野更令人神往。我们那些欧游归来的河南同乡,可曾有人想过这个问题:中原的自然环境与中欧相比实际上只差一个将空心村森林化?中欧那样的自然景观和人居环境,是多少钱都买不来,抓住三千年一见的机遇,把空心村改造成森林,恢复农耕文明前的林中居住环境,造福子孙后代,是我们当代中原人不可错失的历史良机。

    我的提议不只是将空心村作育成森林,还有更细化的设想,即空心村里应该栽什么树。中原地区树种非常单一,杨柳榆槐桐这五种树的数量可能占该地区树木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五。一个树种就是一个特有的景观,甚至同一树种生长在不同地区其视觉景观也会不同。一位日本汉学家说,日本的柳树没有中国江南的柳树好看。我的一位台湾朋友也说,颐和园的柳树要比台湾的柳树漂亮。因而,无论从植物学角度还是从景观学角度,我们都应把中欧地区的落叶和常绿树种引进中原空心村。中欧落叶树种,如橡树、栗树、枫树、马栗等,树干高大,树冠优美。中欧的一些常绿树种,如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松树品种,树形非常独特、优雅,视觉效果极佳,想来用材也不差。如果气候条件许可,中欧森林里常见的藤本植物也可引种,一来增加林际空间的枝叶密度,二来可点缀冬季的空林,使生命的色彩即便在这个万物肃杀的季节也不致绝迹。中国各地城市里常见的观赏藤类,如地锦和凌霄,也应引种到空心村。有此二物,则夏花之灿烂,并秋叶之静美,备矣!

    在居德期间,我读初中的儿子曾去那里随我度暑假,他提出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德国的树怎么也与中国的树不同?我想了想,回答道:树之不同,远看近瞧,粗粗说来无外乎树冠形状不同和树干、树叶色泽有别,橡树的树冠与柳树的树冠全然不同,枫叶的色泽与杨树的色泽深浅有差。如果中原的空心村里栽上橡树,二十年以后,由高大的橡树冠点缀的中原大地上空,远远望去将会多出几分赏心悦目的欧陆风情。

    不仅引种树种,也应考虑采取措施,人工增加野生动物。中欧地区开发很早,平原都被开垦,没有大森林,只有小片森林。即便在那些小片森林里,野鸡、鹿、野兔等小型野生动物也很常见。至于池塘、湖泊、河沟里野鸭和天鹅,几乎等同家禽,根本不怕人。一些候鸟已经不再迁徙,常年定居在城边或城里的某条小河或某片水塘,即便冬天也它们不愁吃的,当地的老人、家长和孩子都会去喂它们。

    在欧洲旅行,田野里、道路旁、车窗外常见野生动物的影子一闪而过。有一次乘火车自海德堡回柏林,见两头小鹿悠然站在金黄的麦田里,刚刚露出两个小脑袋,迷惘地望着奔驰的列车,煞是迷人。

    十五个月的德国居住之后,我又在英国停留了三个月。一次自英格兰东海岸的诺维奇乘火车去伦敦,我甚至瞥见过一次狐狸,就在铁道边的斜坡上,火红色,白眉心,蹲在洞口,像晒太阳,又像在探风声,列车经过也不回避。雉俗称野鸡,公的叫锦鸡,中国古诗文里可以见到。唐王维《渭川田家》里有"雉?麦苗秀,蚕眠桑叶稀少"的诗句,南北朝时期某篇作品里有"麦垄朝?"的句子。"雉?麦苗秀"意思是野鸡鸣叫时麦苗抽穗,"麦垄朝?"的意思是早晨麦苗垄里野鸡在鸣叫。这两句诗文都提到麦苗与野鸡,此前我想不通在古人笔下为什么野鸡总出现在麦苗的背景里,0八年春天在英国乘车旅行之后,我懂了。在铁道边的麦田里,我几次瞥见过公野鸡。此时是野鸡的发情期,对野鸡而言,将抽穗未抽穗的麦田可能是最催情的现场。列车上虽然听不见"雉?",却能看到它们的神情,傻傻的,愣愣的,情圣似的,痴痴呆呆等待爱人的到来,其情其状,非常惹眼。古代中国的诗人看到了野鸡的这个突出特点,把它写入诗文,这说明那时野鸡在麦田里也很常见,一如今天的欧洲。在我曾经生活过的乡村,野鸡绝迹了。据老家的人说,近年乡村田野里野鸡、野兔多起来了,甚至村中心的坑塘里也出现了野鸭的身影,真令人兴奋。

    既说起英国的野生动物,不能不提野兔。在英国,野兔之多无法想象,铁路、公路边的斜坡上,只要是土质的,都被兔子打满了洞。洞口之密,跟蜂窝一般。早上艳阳升起时,路边野地里到处是晒暖的兔子,各种神态的都有。铁路边栽植的幼树,都套个塑料筒子。为什么?防兔子啃树皮。诺维奇东英格利大学附近有一片森林,一天傍晚我走出森林,来到一片开阔的草地。我没想到那里有几百上千只野兔正开晚餐大Party,乍见人来,野兔们四散跑去,满地乱滚,有的甚至撞到我脚下,我受惊吓的程度比兔子们所受的更大。如果英国发生中国式的大饥荒,光野兔肉也够英国人抗一阵子。

    再说几句北欧。?八年四月我去了一趟挪威的斯塔万格市,这是一个靠近北海的海港城市。市中心有一片水塘,约有三个足球场的面积,塘边有一棵不知多少年前被风吹倒的老柳树,还活着。在塘岸与躺着的老柳树干所形成的夹角里,有一个硕大的天鹅窝。从塘底算起,窝高应有近一米,水下一半,水上一半。所谓天鹅窝,也就是一大堆压在一起的小木棒树枝杂物。一对天鹅夫妻正在孵卵期,一只伏在窝里,另一只不紧不慢悠悠然地在从水底"打捞"树枝等杂物,用来筑巢。天鹅衔筑巢的材料很特别,不是一次衔一口到巢里,而是每次从前面的水底捞出东西,折过脖子丢在尾巴后面,一边往前游着打捞着,一边面往后丢着,实际上每一口材料只移动两脖子长的距离:向前伸一脖子,捞;再向后伸一脖子,丢。有一次从水底叼出一个小可乐瓶子,它也一扭脖子从前面丢到了尾巴后头。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个天鹅巢恐怕也持续建造好几年了,而且至今仍然在建造中。

    天鹅巢的岸上就是一个公共汽车站,人来人往,天鹅也不回避。巢上有人投的麦当劳薯条,孵卵的那只天鹅懒洋洋的,不时伸颈衔一条,扬扬脖子咽下去。有一天我碰到一个拍照的人,上前与那人搭话。他告诉我,他是本地报纸的记者,每年都拍这对天鹅孵卵的照片,发布孵化进展情况的消息。他说,这对天鹅在这里已经孵化好几窝了,一年一窝。市民们很关心它们,地方报纸每年都要报道它们生儿育女的消息。过路的人,等公共汽车的人,来此驻足的不少,看来这个天鹅窝的确是一个市民关心的所在。

    离这片水塘不远处便是斯塔万格港湾。湾里有一种大游禽,看起来像天鹅,只是体表有一些浅灰的羽毛,好像是一层脏东西。我问一位当地人这是什么鸟,怎么弄这么脏,那人回答说是天鹅。"天鹅怎么这个颜色?""是小天鹅,长大就全白了。"这些身量长成但尚未成年的天鹅,应该是那对天鹅夫妇去年的孩子吧。

    斯塔万格市海鸥很多。有一次在郊区,一台拖拉机正在翻地,后面可能有上千或几千只海鸥上下翻飞,起起落落,覆满地皮,紧跟这拖拉机,极其壮观。它们在干什么?估计是抢捉刚翻开土地里的蚯蚓。

    所以我们中原的空心村里,不仅要培育森林,也要培育野生动物。只长人类不长动物的土地不是诗意的栖地,不见野生动物居住的田野也不适合人类居住,无野生动物相伴的人类活着没意思,没趣味,这样的生物圈也不合上帝创世的初衷。

    走笔至此,我也顺便谈几句关于城市居住环境的问题。目前中国各地城市居民小区的绿化环境都是按照花园模式构建的,其基本形态是花坛或绿篱围绕草地,草地上稀疏地点缀一些花木。这个绿化格局和花草树的比例说明这样一个心理事实:我们心目中理想的居住环境是花园而不是森林。这一点也可以从全国各地城市住宅小区的名称上得到印证,它们绝大部分皆以某某园或某某花园命名。比如北京大学各居民小区,燕南园、朗润园、蔚秀园、燕东园、燕北园和中关园等,皆以园命名,甚至北京大学也别号燕园。这是居住环境花园化理想的自然流露。

    花园是把人类从自然环境中托举出来的一个重要手段。人类的第一个生活环境伊甸园,就是花园,有别于上帝原创的森林。地球上最大的沙漠国家沙特阿拉伯,其首都利雅得在阿拉伯语里就是花园的意思;地球上最大的农业国家中国,其园艺、园林也最为发达的国家。因而可以说,花园把人类的居家从森林、沙漠和庄稼地中"分别为圣"。

    生活在花园式的环境里固然惬意,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更合理性的居住环境应当具有森林的特征。森林能涵养水源,吸纳噪音,过滤粉尘,冬防风沙,夏输清凉,可以大幅度调节小气候。有一年夏天的傍晚,天气炎热,我骑车从白石桥回人民大学。自行车刚近紫竹院,就感到一股凉气直扑路面,仿佛一个巨型空调往外吹冷气。这次经历让我真正感受到森林(竹林)的制冷威力。在环境危机越来越深的当代社会,从生态效益上说,森林性的社区自然环境要比花园性的社区环境更益人,这一点恐怕是无需更多证明的。

    一提森林,人们往往自然联想起"茫茫"这个修饰词。社区空间这么狭小,怎么可能与森林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三木为森,森林的特性在木多,而不完全在面积大。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地面,如果林木茂密而多样,仍然堪称是一块小森林。小区内楼栋之间的面积要比篮球场大多了。如果我们的居住环境意识能实现由花园理想向森林理想的转变,那么居住环境的林栖化并不是痴人说梦。

    我这里提供一些初步的思路,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第一,增加树木的比重。现有的居民小区地面空间格局无须大动,只在花坛或草地上增加树木的比重即可。目前小区内花和草的比重过大,要把花和草的空间让位给树,把视觉上的花园、草地景观转变成密林景观。把小区的空地栽满树,使之就像一个插满筷子的筷笼子。或者,彻底把花坛、绿篱的格局打掉,在小区大大小小的空间里密植树木。

    第二,增加树木的种类。目前各小区内不仅树木的密度过低,而且树的种类也太少。首先应增加常绿树的数量。无论落叶树还是常绿树,都要增加其品种,最好能增加一些欧美树种,使树冠景观更多样。这些外洋树木的树冠形状与中国各地城市常见的绿化树,如杨、柳、槐、榆、桐、松、柏等相比,大异其趣,别具风情。

    第三,增加藤类植物,尤其要多植常春藤。藤类可以使林子更密,使之更像森林。目前北方常见的藤类主要有三种,即凌霄、地锦(爬墙虎)和葛藤。这三种藤都是落叶的,秋冬凋零,多栽常春藤可弥补其不足。而且这三种落叶藤都是被当做美化藤来对待的;应扩大其职能和栽种范围,把它们变成林化藤,使之可以在林中随意攀援生长,以增加林子的枝叶密度。

    第四,不要再人为地栽种某种草。栽草费钱费力费水,只多栽树就可以了。再说,刻意栽培某种绿化草,必然破坏植被的生物多样性。

    第五,不要再组织人力拔除杂草。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历史,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血液里与杂草结下了种族仇恨,养成了见杂草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文化遗传根性。森林化就是植物种类多样化,就是生态多样化,要把城市居民小区空地(和城市的大小空地、道旁街边和犄角旮旯)交给各种植物天真烂漫地生长,不要再组织园丁或农民工一年无数次提着蛇皮袋子满小区(或满城市成群结队)地拔杂草。小区(或城市马路牙子缝隙里)的杂草与庄稼地里的杂草对于人类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要区别对待。

    第六,不要再扫林下落叶,也不要再修剪树木。林下落叶一年一年地积累,林子的枝叶越来越密不透风,生物就会越来越多样化,生态就越来越接近自然,我们的居住环境就越来越像森林。要把小区的绿地空间与农家的庭院明确区分开来。小区绿地不是庭院的延伸,洒扫庭除并不适合小区内的绿地林地。

    我曾在北京大学燕北园家里的阳台上(五层)看见一只猫追逐一只小黄鼠狼,野趣盎然。如果我们有意识地把城市居民小区的空地培育成森林,小区内的野生动物就会越来越多。有了密林,甚至可以有意识地投放一些小型的鹿科动物。如果小区内常见野兔、小鹿、黄鼠狼、松鼠、刺猬等小动物出没,就更能颐养身心。我希望许多年以后,全国各地城市居民小区的名字逐渐由某某园变成某某林。还以北大各小区为例,燕南园变成燕南林,朗润园变成朗润林,蔚秀园变成蔚秀林,燕东园变成燕东林,燕北园变成燕北林,中关园变成中关林,连燕园也叫成燕林。甚至,圣经创世纪里人类第一个居民小区伊甸园,有朝一日也能改称为伊甸林。一句话,我希望全国各地城市和城市居民小区的绿化模式和居住理想能逐步实现从花园化向森林化的历史性跨越。

    还回到中原环境中欧化的话题上。有一种说法,河南人是中国的犹太人或中国的吉普赛人。中原河南人口众多,十三个中国人里有一个河南人,六十个地球人里一个是河南人。中原历史悠久,是文献记载以来中华民族开化最早的地区之一,中原人的后裔星散全国,流寓全球。有一则资料,广东梅州客家人共有七十七姓,全部来自大中原,其中源于小中原即河南省的有四十二姓。《百家姓》中的三百多个姓氏,绝大部分出于河南。相当程度上说,中原河南是全体中国人的故乡。换句话说,即便你本人今天不是河南人,可在由你上数的历代先人中,总有一辈或多辈先人曾经寓居河南,是河南人。作为今天的中原人,我们有义务爱惜这片土地,这片中华民族的老娘土,借助城市化、空心村带来的历史机遇,我们有责任从头打扮我们的故乡母亲。千载难逢,不容错过!

    本文虽然以"中原"命题,实际上不止中原,全国空心村可能都面临着是复垦为耕地还是培育成森林的抉择。最起码黄淮海华北大平原,北起燕山,南到淮河甚至长江,将空心村森林化,使该地区的人居环境中欧化,可能都是最好的选择。
 

 

 

 

发件人:刘金华<liu2131075@163.com>;时 间:2012年08月29日 09:26 (星期三)收件人:抄送人:(无)附 件:1 个 (邮箱.doc ) 查看附件


是“薄谷开来”还是“谷开来”?

----为什么要加“薄”字,用意何在?

刘金华 等

    说到姓名问题,“薄谷开来”这个提法让举世哗然,谷开来成了“薄谷开来”。

    质问:新中国早已经废除了妻随夫姓的封建制度;谷开来即使是传闻中说的她有双重国籍,她在中国的法律文书里,也应当在法律文书上称“谷开来”,在注明她的某国国籍时称“薄谷开来”。

    虽然法院的判决书还没有公布,但是,新华社至今的所有报道,都称“薄谷开来”;从新华社2012年08月09日发出的《现场视频:薄谷开来受审 被认定为主犯》中起诉书的一页上,展示出的“薄谷开来”就有5处之多。表明合肥市检察院起诉书所指控的杀死英国公民尼尔•海伍德的犯罪嫌疑人是“薄谷开来”,而非谷开来。

    我们不是法律专家。但是知道,公安机关逮捕、审讯嫌疑罪犯,处决罪犯,明明知道面前的人是谁,也要问清楚姓名、年龄、民族、住处。杀人嫌疑人是谷开来,而不是“薄谷开来”。被告的姓名不真实,诉讼主体就存在法律问题,诉讼就不能开始进行。

    关于“薄谷开来”这个问题,国安同志作了解释,取什么姓名是个人的权利。我们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可以接受。但是嫌疑人的姓名,是“谷开来”还是“薄谷开来”,国安同志说这是个公安机关首先要搞清楚的嫌疑人真实身份问题,必定要详细收集户籍资料,核查清楚。我们不知道司法机关在查明被告人身份时,对于被告人的真实姓名,她的户籍簿上的姓名、身份证上的姓名是什么,核查过没有?出庭的被告人的户籍簿、身份证上的姓名,是“谷开来”还是“薄谷开来”,这是严肃的法律问题。

    所以我们致信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如果薄熙来的妻子的户籍簿和身份证上姓名是谷开来,那末,起诉“薄谷开来”而出庭受审的是谷开来,不论是否替身,都没有“验明正身”,诉讼主体不对,程序不合法,所有法律文书都无效,这个审理没有法律效力。

    侦查机关和起诉机关也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要在谷开来上加上“薄”姓,用意何在?

    “我们关注谷开来案”署名关注者:

    刘金华 李树泉 江根徳 张智敏 赵志勇 赵大华 韩 满 吴育民 恽仁祥 白 阳 王洪玉 骆玉涛 罗志学 王军学

    2012年8月26日星期日

 

 

 


发件人:zhanghua<zhanghua_zi@126.com>;时 间:2012年08月29日 00:48 (星期三)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抄送人:(无)附 件:2 个 (断片:因母校而起的人生回忆) 查看全部附件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作者徐先生是仲大军先生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今年是他们毕业三十周年,由于9月份同学们要聚会,所以每个人都要求写一篇《我与7811》的作文,7811是78级中文系的邮箱代码,也成了78级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班的代号。下面这篇文章就是《我与7811》作文之一。

断片:因母校而起的人生回忆

徐羽厚

2012年8月

    三十而立。孔夫子的圣言一语中的,应验在我的身上,那就是在那一年的十月,我进了复旦大学,成为7811的一员。1978年,在种过地,做过工的8年后,带着身心重沐的新生感,带着希望和憧憬,跨进了那座永远感觉亲切,美丽的校园。

    听说过母校的名字,但小时候感觉很远,第一次去复旦,却已是1966年的秋天,为着大家都记得的缘由,盖当时复旦已经成为上海学生文革运动中心,校门内外,横幅标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间杂着色彩斑驳的漫画,来往的大学生们,或着军服,或挽臂章,神情严肃,情绪激昂,革命的氛围是足够浓厚的了。这些现在当然还记得,不过于我最难忘的,恐怕还是两个人:在物理楼大草坪前的路上,手举名牌,头戴纸糊高帽,由红卫兵押着趔趄而过的一队游街行列,为首的就是苏步青,后面的名牌写着高徒谷超豪的名字,这应当是数学系批斗反动学术权威的行动。头是都低着的,只不过苏老步伐硬迈,脚花不乱,我脑子里闪过的是京剧舞台上举旗跑龙套的角儿。不知他当时的想法,不过很多过来人事后都透露了这种应对心态,帮助他们熬过了人生难关。转阁穿楼,移步草坪小径,忽见数学楼前一个瘦小中老年人在埋头除草,胸前照例有一块名牌,转过身来,上写「胡风分子贾植芳」。多年以后,贾先生为我指导论文时,闲聊起以往的经历,我始终没有告诉他当年我的所见,而当时在傍的贾师母的一句话令我终身难忘,她说,贾先生当时那样,我要是还不相信他,那还有谁相信他?

    复旦算是去过了,但此时早已没有了上大学的想法了,其实于我,上大学的路断在1957年,只不过当时小学三年级的我,根本参不透这本经,父亲被打入另册,褫夺公职以后,全家8口人过了20年困顿劳苦的生活,那时的我,只知道读书要好,要争气。幸运的是,我进了很好的小学,有很好的班主任老师,她喜欢品行端正,成绩好的学生,后来才知道,她的丈夫也同我父亲一样,遭难多年,她应该是比对一般的学生对我多了一份关爱,我永远记得她的名字:金婉芬老师。同样幸运的是,我也进了很好的上海市重点中学,那里家境优渥的学生不少,却少有公子哥儿,大家都以学习好为荣,因此我在那里基本上顺风顺水,除了家境明显窘困,却也没人另眼看你。1964年初中毕业,爸妈柔声跟我商量,羽儿,家里实在困难,要不你别上高中了,考一所技校,早点工作,好帮帮家里,怎么样?我至今为当时没有朗声应答而愧疚,他们又何尝不愿意我能由高中再大学这样的一路读上去呢。于是报考了同一所学校的高中部。不过,时间不对了,阶级斗争,成份论如秋风乍起,小试锋芒,先把你挡在通往大学的预备阶梯前再说。第二年,我觉悟了,复考时一所普通高中都没填,直接填了技校类。所以,去复旦的那一年,我算是技校生。不过,在复考前的一年里,我找出哥哥高中用过的教科书,差不多都自学了一遍,那一年,我没有白过。

    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现在是这样,那时候当然更不例外。于是,上山下乡,于是,返城进工厂。在江苏大丰农场的滩涂草甸,仰望蓝天,暗暗地自问,难道青春就这样埋葬在这里了吗?在回城后每天的上下班及在建筑工地上的辛苦劳作后,也常常问自己,难道看书就只能成为自己的工余爱好了吗?现在想来,这样的想法的确太小资,我们的同龄人,大多数还在那里,相对于他们,我们是幸运的,当然我们付出过努力,不过,同为人,秉持推己及人的理念,让我们共同记住过去。

    历史翻到了1977年这一页,生活似乎和以前有了一些不同,报上在说恢复高考什么的。报纸基本上是天天看的,不过这样的消息也就是看看而已,眼看着以往在农场,在工矿,工农兵学员每年都有,可第一条你得是根正苗红。这次估计也一样吧。所以我没有报名。我妹妹倒是报了名,不过没被录取,虽然有思想准备,但去招生办问了成绩不错,原本是可以录取的。她走出大门就哭了。77级是地方命题,赶在冬天考试,次年2月入学。这以后宣布了正常恢复秋季招生,全国统一命题考试,是为78级。重要的是,文件公开讲了废除出身,成份的考量,择优录取。年龄放宽到66届高中,那就是说,30岁甚至更大的人也在范围内。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吧。深藏心底的愿望如岩浆找到了喷发口,此时脑子里跳出的竟是最通俗不过的两句名言:高玉宝的「我要读书」,以及容国团的「人生能有几回搏」。像是呐喊,又像是自我激励。大妹,我们俩一起上吧。我先报考了3、4月的复旦中文系研究生考试,专业和外语还可以,专业基础分数不高,招生办的人说,你先考本科吧。行,我已经报好名了。接下来的2个多月里,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复习,我同时还先参加了建工局办大学的考试,先被录取,复旦的通知是在局办大学的会场上被递交给我的。回到家,妹妹的录取通知也来了,复旦新闻系。这一天,是我们家记忆中最快乐的一天,也是我们自知给父母的辛劳带来了他们期盼的安慰,因而使他们发出了来自心底的欢笑的一天。

    以下的自问自答,就作为4年大学生活的回顾吧。

    大学4年,都做了些什么呢?

    学生以学为主,当然基本上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至于形式内容,自是多彩丰富,课堂,图书馆自不必说,专题讲座,名人演讲,社团活动,学术交流,教学参观,影视观摩等,俱被纳入大学学习的范围。此外,也有论文写作,小说创作,翻译习作等的专业自我实践,有成功发表的,也有投文不中的,均为学习,并从中体会着愉悦和失落的人生常情。

    复旦的生活有什么异于它校的地方吗?

    没有同时上其它大学的经验,所以很难比较。不过,名校自有名校的气度,传统和容量,厚实,宽阔。那一大批耆宿名师,教授专家,其道德文章,皆为人表,煌煌著作,承前启后。当其时也,正值国门初开,国外的名家学者,常有来校演讲或作短期访问的,因此,相对于它校和社会上,复旦的气氛开放,前卫,活跃,则是无疑的。我们一些同学还有过和欧美,日本留学生一年同室生活的经验,感受得更多、更早一些吧。

    大学的人际关系怎么样?

    说的是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吧。说起师生关系,不知能否与现在相比,那是一种传统的,对学生来说亦师亦亲的关系,现在流行的或眀或暗的一些规则肯定是没有的。同学关系则较为多面体一些,因为有年龄差异,地方差异,性格差异等因素影响,一般来说,同寝室的人更为随便一些,因为兴趣爱好而组合在一起的人也有。最后,由同学友情上升为异性朋友,相悦相爱,在毕业前誓结秦晋的也有几对,包括一对中日佳偶,这些为7811团体增添了最温馨,最浪漫的色彩。

    大学生活快乐吗?为什么?

    应该是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因为有前30年的坎坷曲折,也能预想毕业后重回社会的生命之沉重和艰难,4年时间不啻是人生的一次超级长假。最主要的是大学生活给了你希望,对将来的,对生命的。说起希望,当然会想起裴多斐的有名诗句,那是哲理和冷酷现实的文学展示。但是,尽管如此,还是请渴求希望,拥抱希望吧。那是生命的原动力。还是那个裴多斐,他关于爱情和自由的更为有名的佳句,不正是他对生命意义的希望吗?大二时我住院开刀,妹妹瞒住了家里人,担起了病院照料的工作,同寝室的兄弟们轮流来陪夜,其它同学,包括女同学,小同学,都来探视慰问,还有孙老师,也来医院服侍我的病号饭。在这里向大家致以三十年后的再一次感谢,。而在去年的一次关乎生死的手术治疗中,生的希望拥抱了我,感谢主刀医生的仁术,感谢我的亲人和朋友,他们是我的妻子,妹妹和昔日老友。

    4年的大学生活终于结束了。离别得有点匆忙,一批一批地散去,显得有点凄清,「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好像今生今世,不会再见面了一般。弹指一挥间,30年过去了,我有时候会惊异于自己的这30年,竟有25年是他国异乡的客居生活。期间和有限的几位同学有过断断续续的有限来往,话题十有八九会扯到复旦和7811。

    岁月无情,时光似流水。那4年时光已然凝固在了脑中,很难抹去了,尽管映像会模糊,细节会淡忘,但母校给予我们的一切都不会离去,而我们又为她做了什么呢?每当有外国朋友向他人介绍说,他是从上海复旦大学来的,那是相当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中国名门大学,那时,我都会感到既骄傲,又惭愧。校庆100周年时,美国的妹妹代我向学校新建的礼堂捐赠了一把椅子,说是上面刻有号码和名字。我后来收到了捐赠证书,不过我没去礼堂看过,私心希望那把椅子能比我长寿,多代我为母校祈福。我想起当年里根来复旦时的一段演讲词,其中引用了77级英语专业较早去美国留学的一个叫叶扬的校友在他访华前写给他的一封信中的话:I have nothing to be proud of myself,but I am proud of my University。是的,我完全同感:我个人无足称道,但是我为我的大学骄傲。

    我们每个人都终将老去,但是宇宙天地永恒。

    旦复旦兮,日月光华。

    愿母校恒久常青。

    7811 徐羽厚

    2012-8-14 于 大阪寓所

 

 


 

 

 

 

发件人:caulzh<caulzh@163.com>;时 间:2012年08月28日 09:09 (星期二)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抄送人:附 件:1 个 (梁志华近期读到的一些文章.doc ) 查看附件

论八股文

周作人

梁志华 评注

2012年8月28日

    我考查中国许多大学的国文学系的课程,看出一个同样的极大的缺陷,便是没有正式的八股文的讲义。我曾经对好几个朋友提议过,大学里--至少是北京大学应该正式地“读经”,把儒教的重要的经典,例如易,诗,书,一部部地来讲读,照在现代科学知识的日光里,用言语历史学来解释它的意义,用“社会人类学”来阐明它的本相,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此其一。

    (梁志华注:回过头来看周作人的这个提议,并不是没有道理。很可惜,现在的大学专业划分体系,已没有“经书”的位置了,是放在历史系,哲学系,亦或是中文系?似乎都不太合适。想来想去,或许只有最近几年刚兴起的国学班,能够名正言顺的把读经作为课程。其实,不妨多开点读经的选修课,让有缘人多接触接触也是好事。)

    在现今大家高呼伦理化的时代,固然也未必会有人胆敢出来提倡打倒圣经,即使当日真有“废孔于庙罢其祀”的呼声,他们如没有先去好好地读一番经,那么也还是白呼的。我的第二个提议即是应该大讲其八股,因为八股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个大关键,假如想要研究或了解本国文学而不先明白八股文这东西,结果将一无所得,既不能通旧的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之起源。

    (梁志华注:先前以为八股文就是反对的东西,其实,其存在还是自有道理的,好也罢,坏也罢,它是文学史上绕不开的一个结,所以,还是有必要了解。)

    所以,除在文学史大纲上公平地讲过之外,在本科二三年应礼聘专家讲授八股文,每周至少二小时,定为必修科,凡此课考试不及格者不得毕业。这在我是十二分地诚实的提议,但是,呜呼哀哉,朋友们似乎也以为我是以讽刺为业,都认作一种玩笑的话,没有一个肯接受这个条陈。固然,人选困难的确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精通八股的人现在已经不大多了,这些人又未必都适于或肯教,只有夏曾佑先生听说曾有此意,然而可惜这位先觉早已归了道山了。

    八股文的价值却决不因这些事情而跌落,它永久是中国文学--不,简直可以大胆一点说中国文化的结晶,无论现在有没有人承认这个事实,这总是不可遮掩的明白的事实。八股算是已经死了,不过,它正如童话里的妖怪,被英雄剁作几块,它老人家整个是不活了,那一块一块的却都活着,从那妖形妖势上面看来,可以证明老妖的不死。我们先从汉字看起,汉字这东西与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连日本朝鲜在内:它有所谓六书,所以有象形会意,有偏旁;有所谓四声,所以有平仄。从这里,必然地生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戏。有如对联,“云中雁”对“鸟枪打”这种对法,西洋人大抵还能了解。至于红可以对绿而不可以对黄,则非黄帝子孙恐怕难以懂得了。

    (梁志华注:关于这个问题,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文中,有过详细解释,摘引如下:为什么会有八股文这东西起来呢?据我想这与汉字是有特别关系的。汉字在世界上算是最特别的一种,它有平仄而且有偏旁。于是便可以找些合适的字使之两两互对起来。例如“红花”可用“绿叶”作对,若用“黄叶”或“青枝”等去对,即使小学生也知其不合适,因为“红花”和“绿叶”,不但所代表的颜色和物件正好相对,字的平仄也是正对的,而且红绿二字还都带有“系”旁,其它的“青枝”“黄叶”等便不足这些条件了。)

    有如灯谜,诗钟。再上去,有如津诗,骈文,已由文字游戏而进于正宗的文学。自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化骈为散之后,骈文似乎已交末运,然而不然:八股文生于宋,至明而少长,至清而大成,实行散文的骈文化,结果造成一种比六朝的骈文还要圆熟的散文诗,真令人有观止之叹。而且破题的作法差不多就是灯谜,至于有些“无情搭”显然须应用诗钟的手法才能奏效,所以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精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实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价。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据我的解释,也原是对于八股文化的一个反动,世上许多褒贬都不免有点误解,假如想了解这个运动的意义而不先明了八股是什么东西,那犹如不知道清朝历史的人想懂辛亥革命的意义,完全是不可能的了。

    其次,我们来看一看八股里的音乐的分子。不幸我于音乐是绝对的门外汉,就是顶好的音乐我听了也只是不讨厌罢了,全然不懂它的好处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中国国民酷好音乐,八股文里含有重量的音乐分子,知道了这两点,在现今的谈论里也就勉强可以对付了。我常想中国人是音乐的国民,虽然这些音乐在我个人偏偏是不甚喜欢的。中国人的戏迷是实在的事,他们不但在戏园子里迷,就是平常一个人走夜路,觉得有点害怕,或是闲着无事的时候,便不知不觉高声朗诵出来,是《空城计》的一节呢,还是《四郎探母》,因为是外行我不知道,但总之是唱着什么就是。昆曲的句子已经不大高明,皮簧更是不行,几乎是“八部书外”的东西,然而中国的士大夫也乐此不疲,虽然他们如默读脚本,也一定要大叫不通不止,等到在台上一发声,把这些不通的话拉长了,加上丝弦家伙,他们便觉得滋滋有味,颠头摇腿,至于忘形:我想,这未必是中国的歌唱特别微妙,实在只是中国人特别嗜好节调罢。

    从这里我就联想到中国人的读诗,读古文,尤其是读八股的上面去。他们读这些文章时的那副情形大家想必还记得,摇头摆脑,简直和听梅畹华先生唱戏时差不多,有人见了要诧异地问,哼一篇烂如泥的烂时文,何至于如此快乐呢?我知道,他是麻醉于音乐里哩。他读到这一出股:“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要,”耳朵里只听得自己琅琅的音调,便有如置身戏馆,完全忘记了这些狗屁不通的文句,只是在抑扬顿挫的歇声中间三魂渺渺七魂茫茫地陶醉着了。

    (梁志华注:说到陶醉,我很怀疑这与抽大烟的快乐有点相近,只可惜现在还没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证明。)

     再从反面说来,做八股文的方法也纯粹是音乐的。

    (梁志华注:中国文化之烂熟,在文学领域可见一斑。写文章还要讲究音乐性,恐怕世界罕见。当然,正因为有其音乐性,很多古文读起来朗朗上口,不仅意境美,还有音乐美,岂不是经典?反观现代文,很难有人把音乐性考虑进去了,即使律诗的格律也少有人懂,自然读起来也就大打折扣了。)它的第一步自然是认题,用做灯谜诗钟以及喜庆对联等法,检点应用的材料,随后是选谱,即选定合宜的套数,按谱填词,这是极重要的一点。从前的一个族叔,文理清通,而屡试不售,遂发愤用功,每晚坐高楼上朗读文章,(《小题正鸽》?),半年后应府县考皆列前茅,次年春间即进了秀才。这个很好的例可以证明八股是文义轻而声调重,做文的秘诀是熟记好些名家旧谱,临时照填,且填且歌,跟了上句的气势,下句的调子自然出来,把适宜的平仄字填上去,便可成为上好时文了。

    中国人无论写什么都要一面吟哦着,也是这个缘故,虽然所做的不是八股,读书时也是如此,甚至读家信或报章也非朗诵不可,于此更可以想见这种情形之普遍了。

    (梁志华注:朗诵本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很可惜,在校园里少有人读经典之作,绝大部分是朗读English。)

    其次,我们再来谈一谈中国的奴隶性罢。几千年的专制养成很顽固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前清末年有过一个笑话,有洋人到总理衙门去,出来了七八个红顶花翎的大官,大家没有话可讲,洋人开言道“今天天气好。”首席的大声答道“好。”其余的红顶花翎接连地大声答道好好好……其声如狗叫云。这个把戏,是中国做官以及处世的妙诀,在文章上叫作“代圣贤立言”,又可以称作“赋得”,换句话就是奉命说话。做“制艺”的人奉到题目,遵守“功令”,在应该说什么与怎样说的范围之内,尽力地显出本领来,显得好时便是“中式”,就是新贵人的举人进士了。

    我们不能轻易地笑前清的老腐败的文物制度,它的精神在科举废止后在不曾见过八股的人们的心里还是活着。吴稚晖公说过,中国有土八股,有洋八股,有党八股,我们在这里觉得未可以人废言。

    (梁志华注:土八股,已经在五四时期进行了彻底批判;党八股已经由毛泽东进行了系统批判,只不过很多人阳奉阴违,使之依然猖獗;洋八股,或许是我们当下应该反思的重点。)

    在这些八股做着的时候,大家还只是旧日的士大夫,虽然身上穿着洋服,嘴里咬着雪茄。要想打破一点这样的空气,反省是最有用的方法,赶紧去查考祖先的窗稿,拿来与自己的大作比较一下,看看土八股究竟死绝了没有,是不是死了之后还是夺舍投胎地复活在我们自己的心里。这种事情恐怕是不大愉快的,有些人或者要感到苦痛,有如洗刮身上的一个大疔疮。这个,我想也可以各人随便,反正我并不相信统一思想的理论,假如有人怕感到幻灭之悲哀,那么让他仍旧把膏药贴上也并没有什么不可罢。

    总之我是想来提倡八股文之研究,纲领只此一句,其余的说明可以算是多余的废话,其次,我的提议也并不完全是反话或讽刺,虽然说得那么地不规矩相。
 

 

 

 

发件人:Richard Xu<richardx@telus.net>;时 间:2012年08月29日 00:47 (星期三)收件人gymn@vip.163.com;zuodapei@sohu.

湖南邵阳烈女石燕飞放火杀人

新闻

    8月27日上午10点,湖南邵阳市自来水公司正在进行周一的工作例会,公司员工石燕飞携带汽油瓶闯入该公司在清泉大厦6楼的会议室,点燃后掷向正在开会的领导,导致3人死亡4人受伤。其中该公司的经理、党委书记隆新民,常务副经理饶晓阳,党委副书记邵家平当场死亡。

    当石燕飞冲进6楼会议室浇了汽油后,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就点燃了打火机,由于会议室的桌子和椅子都是木质的,火势迅速蔓延。公司总经理和3位副总被烟熏火燎逼到窗口外的空调外挂上,随后,4人都因支撑不住而掉下去,1名副总因跳到5楼临窗的空调外挂,得以保住生命,另外3人当场死亡。

    石燕飞此番火攻党委书记,并非不宣而战,也不是突然袭击,而是早在一年前就已经给自来水公司的书记下战书,勒令公司书记邵家平立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限期悔改,改邪归正。可这为邵家平书记没有重视石燕飞的警告。

    附件:石燕飞去年写的警告书

    湖南省邵阳市自来水公司党委副书记邵家平贪污腐败,一手遮天。邵阳自来水公司自1949年创司以来,各级领导秉公执法,兢兢业业,艰苦奋斗把公司建立的红红火火。人民安居乐业,乐不思蜀。

   但是近年来自来水公司党委副书记邵家平利用职务之便,暗中打招呼承包工程,插手设备建材采购。大捞特捞,大搞特权,把公司搞的乌烟瘴气,影响十分不好。利用公共事业局关系的他不断进行跑官要官,爬到党委副书记一职,便四处笼络人心,到处敛财,欺上瞒下,上下勾结,对公司各个分厂,各个工程进行暗中打招呼,使阴谋,有些工程拆了又建,建了又拆,反反复复。外地大型设备厂家更是暗中勾结,捞取巨额回扣。甚至对公司供应科常用的建材,管网管材,管网配件与建材商内外暗中勾结,安插亲信,收取贿赂.在长沙,株洲,市内及县城以各种名义私下购买房产多处。

   邵家平培养打手,骨干,网络枪手,到处安插眼线,耳目众多。在自来水公司十数年来作威做福,内部职工稍有不顺,立即进行恐吓,打压,给小鞋穿等卑鄙手段.职工干部大都敢怒不敢言,人人麻木不仁,纵容其愈发嚣张。

   邵家平贪污腐败,贪得无厌,不但暗中打招呼到处安插亲信承包各种工程,管网建材,配件,大型设备,暗中分红,甚至连职工血汗工资钱也要贪污...

   城西自来水分公司原本就缺少人手,有几个重要部门正需要劳力,工业街自来水公司技术职工张玉崇,听说其需求,敢忙申请调入帮忙,而邵家平以种种理由,借口推辞拒绝,说什么工作难调,部门满员。利用张懦弱,胆小怕事的性格进行威逼利诱,索取一万元,工作调动费用,许诺在自来水公司没有他邵家平办不到的事,任何职工的工作调动,人事调动全部要通过他之手,靠他关照,否则将永远穿小鞋。言辞嚣张之极,其令人发指,无奈之下,张玉崇不得不妥协,就出一万元调动工作费给予邵家平就范。事后四处借酒消愁:“狗日的邵家平,老子一月才一千多元血汗钱工资,根据工作需要调个岗位,他妈的,邵老板要敲诈我半年多工资。真是吃人不吐骨头.”

    事后,邵家平安排爪牙及亲信进行威逼恐吓,对其进行封口才息事宁人.听说单位另一职工想换个轻松赚钱的好岗位,活动了几年都没有用,最后托关系找邵家平封了三千多元红包。邵家平打个招呼就解决了!还有一职工子女分配工作,分配好岗位。一直找其他领导没有解决,最后又找邵书记送5千元好处,才得以解决。类似事件,数不胜数。

    事后,邵家平自称自来水公司调动岗位,就他一句话,可一手遮天。他就是老大。最为可恨的有几位兢兢业业,几十年于一日的自来水公司悲惨老职工,女职工40多岁了,快退休了,因为没有拍马屁,送好处,被安置在最苦最累最偏最普通的部门好多年了,而哪些年轻漂亮的女人却因为送红包,送好处,关系好被安排在轻松,自在的长白班。真是黑了天了。而调岗位送红包给邵书记已经成为行业内的潜规则。谁不遵守规则,谁就永远打入无间地狱。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邵家平在自来水公司担任党委副书记这些年,作威做福,罄竹难书,大捞特捞甚至私下扬言对其不合作的人:“你告啊!告啊!告到天王老子哪里,我也能摆平,但不要让我发现你,不然你会死的很惨!”自来水公司老少干部,职工人人惧怕他,屈服于他淫威达数年之久,邵家平打手,亲信,耳目遍布整个公司,大家都不敢得罪他,怕他。众怒难平,只得借酒消愁,四处吐诉...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一名正义的旁观者,自来水公司内部员工人人惧怕他,我们不怕。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不能任其腐败分子继续横行霸道,请相关部门,各个媒体,进行查处,暴光吧。去掉自来水公司这颗多年来害人的毒瘤吧!
 

 

 

 

 

 

发件人:caulzh<caulzh@163.com>;时 间:2012年08月28日 09:09 (星期二)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抄送人:附 件:1 个 (梁志华近期读到的一些文章.doc ) 查看附件

应对熊市

卢麒元

    认识熊市,必须首先认识流动性。熊市,也可以理解为经济体系落入流动性陷阱了。在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中,流动性陷阱是指一般性货币政策完全无法刺激经济的一种状况,无论降低利率抑或增加货币供应量皆无作用(货币政策失效)。典型的流动性陷阱是在预期经济不景气后出现(往往同时涉及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因素),使持有流动资产的人不愿意投资了。经济体系一旦陷入流动性陷阱,经济会陷入滞涨的困难境地,我国经济目前正面临这种状态。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开始进入熊市了。

    流动性具有相对性。所以,流动性短缺通常是相对短缺。一般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单线思维,往往喜欢通过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来增加流动性(误认为这就是凯恩斯主义)。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就是这种单线思维的产物。如此强烈的“刺激”,当然会有猛烈的“反应”。所以,当时,你只要敢于入市,特别是进入可以对抗通胀的房地产市场,你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这或许就是此政策敢于跨越立法和司法程序莽撞出台的原因)。问题是,这种单线思维是不可持续的。“四万亿”带来了剧烈的通货膨胀,通胀使得货币投放的刺激效果迅速递减。也就是说,下一次“刺激”的作用将会弱化以致於无效。关于“刺激经济”的后果,凯恩斯先生是有前瞻性的,他在“资本边际效率”的论述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可惜,后人并不重视“刺激经济”的边际效能问题,后人更加重视“刺激经济”过程中个人利益,很多人在“刺激经济”过程中完成个人财富的原始积累。

    现在是公元2012年了。必须告诉大家一个事实,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未结束,现在那场金融危机刚刚进入下半场。还必须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不要轻信全球经济复苏的预言,全球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对政府而言,真正的危机不是危机本身,而是应对危机的手段用尽了。当全球经济危机真正到来的时刻,我们还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吗?想一想看,是谁把“刺激经济”的边际效能提前耗尽了?

    我不想评论在政府、机构和在媒体上活跃的专家学者,对于他们“放水”和“刺激”之类的喧嚣,我感到很无聊也很无奈,唯希望领导别再次被误导了。我能理解一些企业家的心态,特别是理解广大投资者的感受,他们非常期待政府再次“刺激经济”,一些人其实已经成为宽松货币政策的瘾君子了,再不放水很多人可能就要玩完了。同时,我也很能“理解”国际金融机构的肆意怂恿,就像是我很清楚“救美国就是就中国”的含义一样。用共和国的资产作他国流动性的“池子”,用十三亿人的国民福利去为他国富豪垫背,算你们狠!

   亲爱的朋友,我再说一遍,如果有人真的放水,如果真的有“刺激经济”方案,请你务必套现资产,绝对不要再次入市。你或许会问,套现之后,如何对抗通胀?我只能请你相信,很快你就可以见到资产通缩了(商品未必通缩)。

    道理很简单,流动性是相对的。流动性取决于基础货币的数量;同时,流动性也取决于货币流通的速度(金融体系创造货币的能力)。基础货币投放的数量,并不必然提高货币流通的速度;一旦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即便是投放了天量的基础货币,货币流动的速度都会锐减(货币会沉淀的),流动性会瞬间剧减。流动性瞬间剧减,经济就会陷入全面停滞,那时我们就进入滞涨过程了。到了那个时候,现金为王!

    哎,再说一遍!无论是世界,无论是中国,不是市场中货币数量不足,而是分布不均和流通不畅。

    我们不必恐惧熊市。熊市是经济体系最好的医生。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熊市了。经济体系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熊市是不会结束的。解决经济体系的根本问题绝不容易,特别是涉及到复杂的社会分配问题,需要经历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有时甚至还会出现剧烈的社会动荡。所以,熊市必然是痛苦的、艰难的、漫长的。

    好在,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你不必死守一隅。你可以有更广阔的市场,你可以有更丰富的投资品种。另外,何必斤斤计较于金钱,你也可以去好好地享受一下人生。当然,如果你还热爱这个国家,也不妨加入我们一起做些工作。

    本文的最后,我想再一次申明,解决流动性问题的方法是存在的,我和一批志愿者在尝试提出系统解决方案。解决流动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流动性的分布问题和流动性的效率问题。彻底解决这两个问题,都已经超出了货币政策自身的范畴了,那只能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漫长的系统工程。我们正在积极努力,争取尽快完成数据采集、逻辑解释、操作流程设计以及退出机制安排等一系列的工作。总之,我们不愿意见证共和国的衰败,我们愿意为祖国和人民做一点儿有意义的事情。

    (梁志华注:著名经济学家黄达教授有一本著作叫《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听其名,就知道财政与信贷(即金融)是不分家的,要综合平衡。黄达在著作中有一个观点,就是“当我们通常议论财政和信贷的收支平衡问题时,不管观念中是明确还是不怎么明确,货币流通的稳定与市场供求的协调实际是根本性的要求”。货币的问题,不仅是货币存量的问题,还涉及到货币流通速度、潜在的货币规模、潜在的货币分布等因素,不知这些因素是否纳入到市场调控者们的视野范围?)

    大量货币投入市场,意味着信贷规模不断扩大,但实际效果又如何呢?煤、电使用量是社会生产的硬指标,双双下滑,意味着生产活力下降,货币流通的速度自然也呈下降趋势。这些问题,本应是“肉食者谋之”。如果有关人士没有什么好办法,倒不妨虚心听听民间的声音,听听卢先生们是怎么看待当前经济问题的。孔夫子讲“礼失求诸野”,是很正常的事情,有关人士也不必过于介怀。

 

 

 

 


今日头条

    上海常住人口2433万 其中982万外地,2000年第五次普查,上海人口1674万,其中外地户籍347万。来沪人口12年增长183%。

 

 

 

 

发件人: 鄢一龙 发送时间:2012-08-30 19:40:49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抄送:主题: 林毅夫:20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倍以上

中国经济未来20年增速可达8%

林毅夫

2012年08月30日

  新浪财经讯:“201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于8月30日在北京召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演讲实录:

  尊敬的黄主席,各位领导,企业界的代表,我刚刚结束世界银行的工作,回到国内来第一次参加工商联的活动,本应该跟大家报个道。刚才我们听了黄主席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挑战,国际经济,以及未来我们民营企业的发展前景,我想在这儿做一个补充,对于我们民营企业发展前景,我个人的看法是一轮明月满天星。

  为什么我对国际经济比较悲观,因为他是漫漫长夜,避免了最糟糕的状况发生,但是现在发达国家普遍的失业率还非常的高,经济增长非常的缓慢,政府债台高筑,普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0%。国债危机,像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他们不能够得到欧洲中央银行,以及国际货币资金援助的话,可能就要催发全球金融经济危机。

  当然我们是希望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伸出援手,给他们必要的援助,但是世界上各个援助机构,经济学家,以及这些发生债务危机国家的政府,要是他们不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提高他们的竞争力,那么这些短期的援助吃了好一段时间,但问题再来的时候会比上一个问题更为严重。那么目前改革这么重要,他们为什么不推行,为什么不该改革呢,因为降低工资水平,减少福利,减少政府的开支,这些改革措施从长期来看是能够提高他们竞争力,但是短期都会减少需求,减少就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减少政府收入,但是又要增加政府开支。那么当前他们失业率已经这么高,像美国8%以上,欧洲国家普遍10个百分点以上,日本也超过了5个百分点,而且日本过去失业率一直都是一个百分点,两个百分点,现在超过5个百分点,也是历史新高。

  发生危机这些国家如果要推行结构性改革的话,那么可以引发很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他们失业率已经达到23%,年轻人50%以上,在这种问题上结构性改革,长期来看是必要的,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之前,当然也曾经出过金融经济危机,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般是发生经济危机的国家必须进行结构改革,同时建议他们货币贬值,增加出口竞争力,由外需的增加来弥补内需的不足。那么在这段时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资金组织给一笔贷款,帮他们渡过危机。

  发生国债危机的这些国家,像希腊,像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他并没有独立的货币,所以不能用货币贬值来补充内需的不足。原因是美国从2008年以后,发生金融危机以后也应该进行面临同样的困难,失业率这么高了,结构性改革也推行不下去,日本从1991年房地产股市泡沫破灭以后,也应该进行结构性改革,21年时间结构性改革推行不下去,经济增长,就业情况越来越糟,如果这种状况货币贬值来增加外需,增加就业的话,那美国会受不了,日本会受不了,他们同样也会货币贬值,大家都不能撑下去。

  我想在未来五年,10年,更长的时间欧洲经济,美国经济很可能长期疲软,失业率,政府债台不断高筑。很可能漫漫长夜何时见天明的状况。对中国经济我是比较有信心,我认为中国经济不管国家经济状态怎么样,我们应该有能力。

  纵观国际,我们确实是一枝独秀,当然各位一定会说我们现在也面临着经济增长增速连续放缓,我们上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过了8个百分点,我们知道这是因为,一方面像黄主席所讲的,欧债危机,他们是我们第一大出口市场,增长速度会有影响。二方面是四万亿人民币的财政政策,接近了尾声。

  第一点我们政府积累的债务,加上各个地方投资平台的存在,也就只有国民经济的40个百分点,这在全球,给我们政府在启动一轮与经济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改善环境,改善社会工程的必要,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我们有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搞财政政策,搞投资,不会出现资金不足,或短缺的现象。而我相信即使外部环境不好,未来3到5年维持8%的增长绝对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很可能在未来20年,我们也能维持8%的增长,这个肯定是存在的,我是研究了传统经济发展的,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就像董事长所讲的,多年产业的升级,技术的创新,那么这个到底对中国发展国家,对像美国,像欧洲,像日本这样的发展国家是共同的。

  不同的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一个后发优势,就像刚才董事长所讲的,,后来转移到日本,转移到韩国,现在转移到中国。这个轨迹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么很多技术我们可以采用的。那这就是经济学上讲的后发优势。充分利用这个后发优势的话,增长速度会比发达国家高好几倍。我们现在的后发优势经过改革开放这32年的增长,我们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大,国际轨道来看,我能看到最新的是2008年,我们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一个国家总体发展水平,总体技术水平,总体产业水平。2008年的时候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韩国1977年。

  那么这些经济体,我们知道它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就是充分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日本利用这个后发优势从1951年到1971年,20年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9.2%。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长速度。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发展这个轨迹,没有有理由不认为中国在未来20年,每年以8%的速度增长。

  当然我讲的是潜力。要发挥出来是要有条件的,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根据我们今天发展的需要,不断深化,完善我们的体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个潜力要发挥出来,也必须有我们企业家不断看我们发展前景和机会,像刚刚两位企业代表一样,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需要支持,必须像我们民生银行所讲的,给我们企业做,如果这样做的话,我相信会给我们企业发展创造非常好的空间。

  今年发布是民营企业500强,我第一次关心500强是在2002年,2002年世界500强,美国有196家,而我们中国只有11家,非常的少。我同时注意到2002年的时候美国经济总体规模占全世界的32%,而当年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占全世界只有4.2%,到2011年9年,10年的时间过去了,美国经济从占32%,2011年降为占世界经济的23%,减了9个百分点。而500强企业从196家,减少了56家。在2011年他们在世界500强有140家,而我们中国经济从占全世界经济规模的4.2%,增加了5.6个百分点,变成了全世界经济的9.8%。从11家增加为57家,增加了46家。

  我前面谈到我们有8%的潜力,如果我们在国家,在企业共同努力之下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增长会是多大呢,日本51年的时候是美国的21%,9.2%的增长,到1971年的时候变成美国的60%,我们台湾地区从1975年到1995年经过20年的快速发展,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54%;韩国20年的快速发展,1997年的时候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50%,我相信只要我们一起努力,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至少应该可以达到美国的50%,我们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我们的经济总体规模是美国两倍以上,到那时候很可能我们的经济占全球总体水平,可能达到25%,美国现有的140家500强企业可能降到80家,70家,而我们500强的企业很可能从现在57家,变成120,130,140家,努力一点还可以到150家。

  所以说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努力,中国民营企业就会是满天星,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到2030年的时候很多很多的,都有可能变化世界500强的企业。谢谢。

 

 

 


高房价或是中国出口陷入阴霾的重要推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李春顶

Aug. 22nd, 2012

lichd@cass.org.cn; chundingli@gmail.com

    高房价不仅提高了生产经营的商务成本,也会增加居住成本从而推高劳工工资,导致“中国制造”在不断地丧失价格竞争力,这或许正是中国出口在近期陷入阴霾的重要内在推力。而“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只不过是从外在需求上进一步加剧和加速了出口的低迷。

出口的“春天”已渐行渐远

    今年以来的出口数据可谓“危机四伏”,近期公布的7月份中国出口形势更是异常严峻。7月份当月,中国出口总值环比下降了1.8%,同比增长了1.0%;而1-7月累计出口增长了7.8%,与10%的增长目标还有一段距离。纵观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轨迹,除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出现负增长外,其他年度的增长率均在20%以上,真正起到了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比较今年和以往年份的中国出口贸易增长,严冬逼近的寒意十足。

    这里以数据分析出口下降的结构。从贸易伙伴国的构成看,对欧盟出口的下降(尤其是对意大利、德国和法国)是引起整体出口下行的主要因素,说明“欧债危机”引起的外需下降是当前外贸出口困境的直接原因。从贸易方式的结构看,加工贸易的下滑是出口下降的主要部分。

     中国当前的出口困境是否只是“欧债危机”时期的短暂“冬眠”,一旦世界经济出现好转,就会重回往昔岁月?对此,笔者不以为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形势实际上已经在悄然发生变化,高速的出口增长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阿迪达斯生产基地的转移、加工贸易型外资的撤退,以及广东和江浙大量代工企业的困境绝非仅仅是危机时的暂时现象,中国自身的经营商务成本和劳工成本的上升才是根本原因。在中国劳工的工资水平已经远远高于周边印度、泰国、缅甸和柬埔寨等国家的时代,“制造中心”的地位不可避免的要发生转变。另一方面,“欧债危机”的影响力远不及2009年的金融危机,当前中国出口的低迷除了外部需求的因素外,也同样体现了国内成本上升的自身原因。

房价与出口的“情缘”

     在中国商务成本和劳工成本大幅上涨的因素中,高房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笔者认为,高房价是中国出口陷入低迷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中国房价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经历了高速增长,尤其以大城市和东南部沿海城市为甚。增长阶段以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可分三个时期,金融危机之前的房价态势基本是稳步加速增长;金融危机时期房价有所回落;但危机之后出现了一轮短期的大反弹,之后较为稳定。价格上,全国平均房价水平从2000年开始至今,大致上涨了2.5倍,局部大城市和东南部沿海城市上涨幅度甚至达到了5倍以上。

    不论高位的房价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对经济增长有利,其对于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和冲击是毋庸置疑的。影响渠道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高房价增加了劳工成本。高房价的直接后果是每一个劳工的住房成本和支出增加,这必然要求工资增长才能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试想当一个工人每月的住房成本达到一千元的时候,他是不可能接受工资水平低于一千元的。近年来中国工人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正是这些外在生活成本的增加引起的,实质的工资和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善和提高。

    第二,高房价提高了生产和营销等商务成本。生产、仓储和营销都需要固定的场所,房产价格和租金价格的上涨对于企业生产和经营的成本会形成向上抬高的压力。这些价格最终反映在产品价格中,“中国制造”的价格竞争力优势被不断侵蚀。

    第三,房价的不断提高会增加以货币表示的产值,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当实体经济不能消耗这些货币供应时,就很容易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通胀的结果会进一步提高劳工成本和商务成本。在人民币汇率较为稳定的情形下,通胀的结果等同于货币升值,从而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

    中国商务成本和劳工成本的增加,虽然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可能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从国内分地区的出口贸易形势看,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出口增长速度缓慢,但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增长迅速。观察那些出口增长快速的省份,发现普遍的规律是房价较低,如重庆、河南和广西等。这说明,高房价确实是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而当前的出口低迷可能正是高房价推动的结果。

    近年沿海地区出现的外出务工人员“返乡潮”和“用工荒”对立,并伴随工资上涨的局面,看似矛盾和无法理解,但实际上反映的是:一方面,出口型企业在原有的订单下,利润微薄,可以承受的工资上涨幅度有限;另一方面,房价和通货膨胀引起务工人员生活成本急剧上涨,为了维持基本生活和必要的支出,他们可以接受的工资已经超过了企业维持出口订单可以承受的工资水平。进而出现了,虽然工资上涨,但仍然挡不住劳务人员返乡的步伐。

    对于目前的出口贸易形势,不少观点认为这是贸易转型和质量升级的结果,是有益于经济增长的好事。对此,笔者认为有一些道理,中国加工贸易确实存在附加值低、环境污染等问题,未来的转型是一种必然。但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这种转型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随着经济增长,人们对于生活质量和水平的要求增加,进而工资提高,并逐步淘汰加工贸易和低附加值的产品贸易。但目前的情形是,工资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增加生活质量,也不是因为人们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而引起上涨,而是因为高房价引起真实生活成本提高的结果,这种上涨不仅会引起出口下滑,也会带来失业增加。所以,这种转型并不是健康的过渡和发展,而是“拔苗助长”式的逼迫;从目前的形势看,尚为时过快和过早。另外,高房价带来的商务成本和劳工工资上涨同样会侵蚀一般贸易的发展。

    可以说,高房价不仅诱发了投机,引导资源向房地产部门的过度配置,给国民经济留下不健康的隐患。高房价同样带来了商务成本的提高和劳工工资的增加,削弱了“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成为中国出口低迷的重要推力之一。

调控房价,保障出口的健康发展

    当前中国出口贸易的下滑,直接动因是“欧债危机”影响的结果;这种调整从长远来看,也可能符合贸易转型和升级的需要。但即便如此,高房价对于出口贸易的不良影响必须要充分认识并采取相关措施,不能任其发展,否则当其成为出口主要阻力的时候,则为时晚矣。

    首先,充分认识高房价对于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及传导机制。房价和出口之间的关联目前还没有被充分重视,但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是切实必须的。

    其次,稳定房价,抑制地产泡沫的滋生和蔓延。过高的房价不仅影响民生稳定和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也会引导资源错误的配置,挤占实体制造业的发展空间,还会成为出口的阻碍。政策上采取相关措施,稳定房价,促进房价向合理区间的回归是保证经济健康发展以及维持“中国制造”竞争力的需要。

    最后,警惕加工贸易受到高房价负面冲击的同时,更要注意避免一般贸易遭受高房价的影响。商务成本和劳工成本的增加是“中国制造”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劳工成本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和必然趋势,是难以改变的;但商务成本的下降仍然存在空间,尽可能的采取措施,降低商务成本,是为“中国制造”争取更多空间的可行选择。
 

 

 


  

发达国家的稀土战略给中国的启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倪月菊

July 12th, 2012

niyueju@vip.sina.com

    2012年6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稀土状况与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以23%的稀土资源承担了世界90%以上的市场供应。在白皮书发布仅一周的时间,6月27日,美欧日就诉中国稀土、钨、钼三种原材料出口限制争端案正式向WTO争端解决机构提起设立专家组请求。为什么给世界稀土市场贡献最大的中国会遭致发达国家的围攻?而某些拥有丰富稀土资源却未与世界共享的国家不仅未受到舆论攻击,甚至还加入到对中国发难国的阵营?面对这样的国际局势,中国该如何应对?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1、中国:世界最大的稀土供应国

    从已探明的储量看,中国、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稀土储量最大的四个国家。据2010年7月美国能源政策分析家马克亨弗里斯向国会提交的《稀土元素:全球供应链》报告披露,四国的稀土储量分别占世界的36%、19%、13%和5.5%。除上述四国外,印度、巴西、加拿大和南非等国也有一定的稀土储量。中国新发布的《中国的稀土状况与政策》白皮书对这一数值进行了校正,认为中国的这一比重不过为23%。俄罗斯国内地质学家也认为该国稀土储量可能占全世界的近30%。可见,美国这份报告中数值的准确性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但无论怎样,至少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并非世界上唯一拥有稀土的国家,其储量占世界储量的比重也不过三分之一左右。

    一个占世界稀土储量三分之一左右的国家,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承担了世界稀土供应的主角。从产量和出口量上看,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一,且产量和出口量均超过世界总量的90%,是稀土的纯出口国,而其他稀土国除俄罗斯之外均为稀土纯进口国(参见图1和图2)。

    图1 2010年俄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巴西和加拿大等5国的稀土进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首先,我们看俄罗斯,其稀土储量居世界第二位,但基本未加开发,当前生产也只限于摩尔曼斯克地区的一家前苏联时期建立的工厂。其生产的稀土也主要用于出口,进口较少,其原因在于俄罗斯国内智能手机生产商及风能发电站等行业的需要不旺盛,因此,尽管俄罗斯开采的稀土不多,但依然和中国一样,是稀土的纯出口国。

    图2 2010年中美两国稀土进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2000年中国出口稀土8000万公斤,出口额1.6亿美元,2010年出口4500万公斤,出口额7.9亿美元,进口额3216万美元。

    2010年,美国进口167,116,525美元,出口66,354,211美元。俄罗斯出口19,199,116美元,进口2,716,440美元。

    除中国和俄罗斯以外的其他稀土储备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他们不仅生产和出口的稀土数量少,而且对稀土的需求旺盛,为稀土的纯进口国。

    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中国的稀土进出口比例为1:24.3,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巴西和加拿大的这一比例分别是2.5:1、62.3:1、229.7:1、1840.9:1和1.4:1。从出口量上来看,中国稀土出口额占七个主要出口国稀土出口总额的90%,其他六国占比不足10%。相反,中国的稀土进口额仅占七国进口总额的16.5%,美国则占到85.5%。

    2、中国付出的利益和环境损失

    中国何以以占世界三分之一左右的储量承担了世界90%的稀土需求量? 中国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工业黄金”卖出“白菜价”。由于对稀土的价值和战略意义认识不足,中国的稀土长期处于缺乏管控,无序开采的困局,加之供应商之间恶意竞争,相互杀价,让国外收购方得以用“白菜价”购买中国的“工业黄金”。因此,中国的稀土出口量不断提高,但出口额却不高。从图3可以看出,2000-2006年,中国的年出口稀土量基本在4-5万吨之间,出口量最大的年份是2000年,出口接近5万吨。自2006年实施出口配额制度以后,稀土出口量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10年下降至不足3万吨。同期稀土出口额走势与出口量的走势却截然相反。出口量最高的2000年,出口额仅为出口量最少的2010年的三分之一。稀土的低价销售使美国、日本等国不仅花最少的钱,得到了最金贵的“稀土”,且进口大量用于储备。目前日本83%的稀土来自于中国,但是他们除了使用之外,更多的是将从中国进口的稀土埋入海底储存,目前存量已经够日本用上至少20年。而美国也从1997年开始,关闭了本土最大稀土矿,改从中国进口稀土。

    图3 2000-2010年的中国稀土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国数据库。

    在无序开采、低价出售的同时,中国的稀土储量大幅度减少。在1996至2009年间大跌37%,只剩2700万吨。按现有生产速度,中国的中、重类稀土储备仅能维持15至20年,不久的将来中国将由稀土的纯出口国变为纯进口国。

    沉重的环境污染代价。中国并非世界上唯一拥有稀土的国家,却承担了世界稀土供应的主角,结果付出了破坏自身天然环境与消耗自身资源的代价。从开发手段上看,目前开采离子型稀土最先进的技术就是原地浸矿工艺。这个工艺要隔两三米打一个五六十厘米深的洞,在洞里面加注硫酸铵和水,让稀土离子随着硫酸铵流出。开采1吨稀土需要7吨硫酸铵,大量硫酸铵滞留在地上,可能污染地下水。中国的一些重稀土矿,采取剥山皮的开采方式,成为泥石流形成的原因之一。轻稀土的冶炼分离过程也会产生大量的有毒含氟尾气和氨氮废水。特别是南方离子型稀土大多位于偏远山区,山高林密,矿区分散,矿点众多,监管成本高、难度大,非法开采使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采富弃贫、采易弃难现象严重,资源回收率较低,南方离子型稀土资源开采回收率不到50%,包头稀土矿采选利用率仅10%。目前包钢有1.8亿吨尾矿,占地面积达10平方公里之多。

    可见,中国为全球稀土行业、为全球工业经济的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当中国开始对无序和盲目开采进行合理规划和管理的时候,却又遭到了既得利益者的攻击,甚至被诉诸世界贸易组织。

    3、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稀土资源战略

    如一些西方分析人士所说,稀土对于21世纪的重要性,犹如石油对于20世纪。为了尽可能多地占据这种珍贵战略资源,美国等发达国家试图采用20世纪它们为争夺石油所使用的手段。为此,它们把稀土作为重要的国防安全战略材料进行储备,制定了详尽的稀土战略。从中国大量进口廉价稀土不过是其稀土储备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前瞻性,且依据稀土战略实施了一系列管理和开发措施,使它们不仅储备了大量的稀有资源、而且避免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特别是像美国这种稀土资源并不匮乏的国家,还能在既限制了稀土开发又保护了自身的资源和环境的情况下,对中国的稀土管理措施横加指责。因此,了解这些国家的稀土战略,对我国更好地调整稀土管理措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1)建立可持续的国家稀土储备战略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国家矿产资源战略储备的国家。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资源市场波动加剧,为确保矿产资源的安全、稳定,加强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力度,美国由政府出资,由国防后勤局的国家战略中心进行资源战略储备。采取的储备措施是:关闭本国矿山,保护国内资源,防止国内资源加速枯竭。在价格适宜的情况下,政府出资,大量进口国外廉价的矿产品和初级产品进行储备。如稀土,尽管美国国内资源丰富,但由于可以从国外获得更廉价的初级产品,因此,将国内最大的芒廷帕斯稀土矿山关闭近十年,每年花巨额资金,从中国进口大量稀土进行战略储备。

    近年来,美国越发重视稀土的储备,把其作为重要的国防安全战略材料。美国国防大学军事工业学院2008年发布的《战略材料工业研究》报告提出稀土元素对于美国的国防工业具有重要的作用。为此,美国众议院提出了稀土法案,要求国防部长购买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稀土矿产品,并将之纳入国家储备;提出由国防部长、商务部长、能源部长、内政部长和国务卿任命的助理部长组成特别跨部门工作组,评估稀土供应链,确定对国家和经济安全关键的稀土原材料;要求国防储备中心从中国直接购买供五年使用的稀土;提议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内战略性原材料工业,确保美国国内市场的自给自足,实现采矿、加工、冶炼和制造的多元化。美国能源部计划为此制定了详细的稀土战略计划,以保证稀土供应。
    日本是一个矿产资源贫乏的岛国,却是稀土等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的消费大国。为了保证矿产资源长期稳定供给和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1983年日本制定了储备各种稀有金属的相关法律,将稀土等稀有金属列为国家法律规定必须储备的战略物资,推行了从国外大量进口资源的战略。2009年7月,经济产业省(METI)发布了《确保稀有金属稳定供应战略》,其战略核心内容即通过各种方式保障日本的稀土供应,降低对中国资源的依赖程度,保护日本核心利益。

    通常情况下,日本的稀有金属储备必须足够全国60天左右的需求,国家储备保障42天(70%),民间储备18天(30%),而日本国内的实际储备量往往都高于规定的数量。日本矿产资源储备制度分政府储备和民间储备。政府储备由金属矿业事业团负责实施,以保证长期稳定供应和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储备资金由金属矿业事业团在政府担保下从国内银行贷款,政府对贷款利息给予补贴。民间储备是由企业根据矿产资源需求自行储备,由特种金属协会负责协调有关企业稀有金属储备工作,目的是防备短期供应问题。

    欧洲稀土资源储量很少,但需求不少,因此,近年来十分重视战略资源的供应问题。一方面,欧盟积极向WTO提起诉讼,要求解决中国限制原材料出口问题,另一方面,提出新的原材料发展战略,应对需求危机。新战略中提及的原材料中包括多种稀有金属。新战略首先确定哪些原材料是至关重要的,然后提出要在三方面保障欧盟的原材料供应。一是消除第三国对原材料贸易的限制性做法,确保欧盟进口;二是挖掘欧盟内部资源,促进原材料可持续供应;三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回收利用。2009年欧盟委员会还建立了一个专家组,监测49种重要原材料的供应情况。

    (2)加强对稀土资源回收和利用的研究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了许多稀土相关的研究项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工业/大学联合研究中心于2010年建立了资源回收和再循环中心,其主要研究项目之一为稀土金属的生产和回收。美国能源部很重视稀土材料的研究,特别是在能源领域的应用研究,多家国家实验室都进行稀土元素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开发新型高能量密度、低稀土含量的磁纳米技术。

    日本稀土资源研究的短期目标也是提高稀土资源的回收利用。日本先后出台了《环境基本法》、《废弃物处理法》、《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法》、《环境基本计划》(2001)、《第二期基本计划》(2008)等法律法规,对各种产品/材料的最终处理作出了规定。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2010年《科学技术白皮书》,优先研发的项目就包含了开发稀土元素的替代材料以及开发稀土元素的高效回收系统。日本环境省通过环境废物管理研究基金,优先资助从焚化灰尘中回收提炼稀土及稀有金属的研究。日本目前正通过回收利用旧手机等电子产品来大力开采“都市稀有金属矿”,对稀有金属进行回收。日本经济产业省的优先研发项目还包括开发稀有金属替代材料的研究,研究的具体目标有:将电极中铟的使用量降低50%,稀土金属磁体中镝的使用量降低30%,硬质合金刀具中钨的用量降低30%。

    (3)加强稀土矿产资源的勘探工作

    美国一方面帮助西部的矿业公司建立新的采矿和加工设施,另一方面,准备重启荒废多年的加州芒廷帕斯稀土矿。该公司正在准备升级设备扩大生产,目标是在2012年稀土年产量达到2万吨,以满足美国的需要,包括防务装备的需要。同时,美国还加紧稀土矿产资源勘探工作。2009年12月24日,美国稀土有限公司公布了爱达荷州钻石溪(Diamond Creek)进行的勘查开发计划的勘查结果。据测算,总稀土含量高达4.7%。该矿床是全球除中国大陆以外或不受中国控制的、仅有的五处已探明的稀土元素大储量矿床之一。此外,美国也加大了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勘查力度。2010年6月,美国《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称,由美国国防部官员和地质学家组成的勘探队发现,阿富汗境内蕴藏包括锂、铁、钴、金、铜、铌、稀土等大量金属矿藏,至少价值9089亿美元,其中稀土矿价值约为74亿美元。

    日本为了保障资源的持续供给,鼓励本国企业进行海外矿产资源投资开发,协助企业进行海外矿产资源勘察,为企业提供金融担保。日本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外矿产投资项目有9项,其中稀土项目有4项,包括越南老街省- 安沛省的稀土勘探项目、澳大利亚Border区域的稀土勘探项目、南非的稀土勘探项目以及博茨瓦纳稀土勘探项目等。日本和越南为共同进行稀土资源开发,在河内设立了稀土研究技术合作中心。该中心由日本出资4.95亿日元建成,目标是达到精矿年生产量1万吨。该中心还将研究更具效率的提炼方法,以投入商业生产。同时,日本还加强对海底资源的开发力度。从2010年度开始对其周边海域的稀土等矿物资源进行调查,主要调查其分布情况和储量。2012年6月29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日本首次在专属经济水域内发现稀土泥矿,该泥矿的稀土资源含量至少是日本年消费量(约3万吨)的220倍以上。

    事实上,从找到稀土资源到真正实现开发和利用,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很多专家从资金、开发技术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对美国发现的阿富汗稀土矿和日本发现的海底泥矿开发的可行性提出质疑。不管怎样,新的稀土资源的发现,至少增强了他国勘探新稀土资源的信心,缓解了他国对中国稀土的心理依赖。

    4、发达国家稀土资源战略给中国的启示

    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稀土资源战略可以看出,它们都在积极备战稀土资源的战略储备,不仅确保稀土的进口来源,还积极开发国内外稀土资源,保证各自国内的稀土供应。相比之下,我国的稀土资源与行业面临着很多问题与挑战,如开采过度、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破坏严重、大量廉价出口等。中国目前虽然也认识到保护稀土资源,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开始尝试对稀土的生产和出口等环节进行管理。但由于保护稀土的措施手段粗糙、管理方法不当等原因,导致授人以柄,被欧美进行WTO诉讼,国际处境非常被动。因此,我们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学会利用规则进行博弈,一方面通过合理、有效地管理,减少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要建立起国家的战略储备,加大研发力度,加强对现有资源的回收和利用效率的研究和开发。这才是符合国际游戏规则的措施,才是利用规则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关键。

    (1) 建立可持续的国家稀土储备战略

    《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1]12号),首次将稀土上升到国家战略储备高度,明确了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共同牵头研究建立稀土战略储备制度;地方政府稀土储备;通过政策引导,鼓励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进行稀土储备,以形成我国多元化的稀土储备机制。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还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不断完善国家的稀土储备战略。

    组建稀土储备管理委员会。建议由国家发改委和国土资源部牵头,组建稀土储备的专门管理机构,负责稀土储备的政策制定、规划编制、储备目标和范围的确定、资金筹措、市场调控与监督管理等。

    设立稀土储备专项资金。专项资金由政府出资,列入国家预算,用于支持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展稀土储备。特别是政府相关部门要尽快制定出详细的稀土专项资金使用条例,明确管理和使用权限,明确相关的优惠政策和资金的具体使用方法等。

    制定稀土储备规划。我国由于稀土资源较丰富,种类较多,因此,稀土资源地储量储备应作好规划。稀土矿产品储备量一般为3-4个月的消费量,但可根据稀土的不同种类进行分类规划。如稀缺高价值的稀土产品要尽可能多储备;用途不明的稀土产品和前景广阔的稀土产品,有多少储备多少。

    (2)强化对稀土开发和生产环节的管理

    中国的稀土资源管理一直缺乏统一、稳定、严肃、长期持续的政策框架,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开采无序、恶意压价,利益受损严重等问题。因此,强化对稀土的控制和管理至关重要。2012年1月30日,WTO上诉机构对“中国与多种原材料出口相关的措施案”的最终裁决报告中,认定中国政府对涉案的9种原材料制定的出口管理措施大部分与WTO协定和中国政府的承诺不符。由于该案同样涉及中国原材料的出口限制措施,因此,对我国实行稀土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建议在对稀土管理中,强化对开发和生产环节的管理,弱化对出口的管理。具体做法是: 控制开采总量。对稀土等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的勘查和开采实行规划调控、限制开采、严格准入和综合利用,严格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年度开采总量指标控制,严禁超计划开采,落实专人对矿山企业控制指标执行情况进行监管。禁止使用对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开采方法。 加快产业整合。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尽快进行产业整合,形成几家大型稀土集团,给予必要投入和政策优惠,打造出中国的世界稀土名牌产品。 联合监管机制。由于利益驱使,使稀土的民采偷盗行为屡禁不止。要对其实行监管,单凭稀土龙头企业的作为是不够的,政府参与和企业进行联合监管必不可少。南方15城市的政府联合监管是个很好的尝试,应该推广。 开发补偿机制。在稀土资源开采过程中,引导和规范各类市场主体合理开发资源,承担资源补偿、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要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明确企业是资源补偿、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责任主体。 取消出口管制。对出口实施管理,征收出口税和实行出口配额的方法尽管见效快,但有悖WTO相关规则,易授人口实。建议采取征收资源税和环境补偿税的方法取代征收出口税和出口配额管理等措施。

    (3)加大科研投入、提高稀土资源的利用率和回收率

    国家要继续加大对离子型稀土矿山地质构造研究的支持力度,开发绿色高效开采技术,大幅度提高稀土回收率,支持开发新型浮选药剂和选矿设备,提高稀土选矿回收率,开展贫矿和尾矿稀土回收工作。要促进稀土元素的平衡利用,鼓励相对丰富轻稀土元素的应用研究,加快开发稀缺重稀土元素的减量与替代技术。推进复杂难处理稀有稀土金属共生矿在选矿和冶炼过程中的综合回收利用,支持稀土矿中伴生矿产回收利用。积极开展稀土二次资源回收再利用。鼓励开发稀土废旧物收集、处理、分离、提纯等方面的专用工艺、技术和设备,支持建立专业化稀土材料综合回收基地,对含稀土的废弃元器件等二次稀土资源回收再利用。

参考文献:

[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Stockp ile Report to Congress [ R].DOD, 2009.
[2]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ETI). Announcement of " Strategy for Ensuring Stable Supp lies of Rare Metals". [ EB /OL ]. 2009(7).
[3] 邓佐国,徐廷华.国外稀土等矿产资源储备的几点启示[J].有色金属科学与工程,2011(12).
[4] 黄健,冯瑞华.浅析日本稀土战略[J].新材料产业,2010(6).
[5]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协调司.中国稀土-2008[J].稀土信息,2009(4). [6] 陶春.中日稀土资源战略比较研究[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2). [7] 冯瑞华,黄健等.国外最新稀土政策分析[J].稀土,2010(8).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声明:本报告非成熟稿件,仅供内部讨论。报告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Fw: 中缅油气管道遭美国日本围堵
cui-zy 于 2012年08月25日 13:26 (星期六) 发给 lin chun。完整信息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8月25日 13:26 (星期六)收件人:lin chun<C.Lin@lse.ac.uk>;
 

 

中缅油气管道遭美国日本围堵

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 白益民

2012年08月15日

    6月底,中缅油气管道瑞丽段在瑞丽市畹町镇正式开工,这也意味着中缅油气管道离贯通仅有一步之遥。这段工程长达48.6公里,是连接中缅油气管道与国外段的“咽喉”工程。

  中缅油气管道是继中哈油气管道、中俄石油管道以及中土天然气管道之后的第四个油气管道,有利于实现石油运输渠道多元化,保障中国能源供应安全。

  中缅油气管道工程将于2013年5月建成,到时将极大改变中国能源运输格局,改变当前过于依赖马六甲海峡的现状,同时也可促进西南地区与湄公河流域国度的经济合作。然而,随着缅甸政局的变化,美国对于缅甸政局的影响以及日本商社加大对缅甸的投资,这一工程背后潜藏的,已经不仅仅是“机遇”,可能还有“陷阱”。

来之不易的能源大通道

  缅甸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第十,是中国周边国家中的一个“天然气大国”。而能源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十分重要,因而参与开发缅甸天然气资源,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缅甸特殊的地理位置,濒临印度洋,可帮助中国“打通”印度洋通道,保障中国石油(8.85,-0.03,-0.34%)的运输安全,破解“马六甲困局”。

  2004年8月,云南大学能源专家吴磊等3人提出了一份《关于修建从缅甸实兑到昆明输油管道的建议》的研究报告。在报告中,三位专家建议修建一条打通印度洋的输油管道,起于缅甸实兑港,终点为云南昆明。其设计方案油、气双线并行,建成之后输油能力为每年向中国输送2200万吨原油、12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其中,天然气主要来自缅甸近海油气田,原油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

  然而,在管道谈判的初期,缅方坚持只向中国输气,而中方则坚持油气并行,“中缅油气管道”谈判因此曾一度受挫。后经多轮谈判,出现转机,2009年3月26日,中缅两国签订了《关于建设中缅原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政府协议》等文件。

  2009年6月16日,中石油与缅甸方面正式签署中缅管道运营协议,中石油将负责设计、建设、运营和管理这条跨境输油管道项目,总投资约20亿美元。一年后,2010年6月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缅甸联邦政府总统吴登盛,共同触摸标志中缅油气管道开工的电子球,中缅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事实上,管道从计划到开工建设一直受到多重势力的阻挠。缅甸历来被视为中国与印度的“缓冲国”,中国与缅甸能源合作的不断加深,无疑让印度分外眼红。就在中缅谈判陷入僵局时,印度加快了与缅甸的能源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2007年2月5到11日缅甸《时报周刊》报道,印度计划向缅甸实兑港投资1.3亿美元改造扩建,以开拓一条通往东南亚的新的贸易通道。

  中缅油气管道还一直受到西方媒体以及反华势力的诋毁。2009年西方媒体联手“瑞区天然气运动”流亡组织发布“权力走廊”的报告,声称“管道将经过缅甸许多村庄,引发强制拆迁、环境破坏及人权侵犯”。西方媒体也蛊惑称,“缅甸人民面临严重能源短缺,这种大规模能源出口只会加剧社会动荡”,并警告称:外国投资者与缅甸做生意面临金融和安全风险的“完美风暴”。

日本商社与中国争“气”

  2010年之后,随着缅甸结束军政府统治之后,缅甸开始实施民主化,并对政治、经济进行一系列改革。欧美国家也开始逐步解除对缅甸的经济制裁,日本商社加快了对缅甸油气的投资,再次掀起了投资缅甸的热潮。

  2012年1月12~14日,在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枝野幸男率领下,日本最大的炼油公司JX控股、三井财团的三井物产(综合商社)以及第一劝银财团的伊藤忠(综合商社)为首的日本企业代表团对缅甸进行了访问,目的便是促进日缅在能源和采矿领域的合作,推动日本企业在缅甸投资石油、天然气的开发。

  4月21日,为了帮助日本商社开拓缅甸市场,在缅甸吴登盛总统访日期间,日本政府送给缅甸两个“大礼”:一是免除缅甸拖欠的37亿美元债务,并在时隔25年后重启对缅援助;二是从2013年起向缅甸、越南、泰国等东南亚5国提供为期3年、总额高达6000亿日元的政府开发援助贷款。

  作为日本企业的“头狼”,以三井、三菱为首的日本综合商社加快了对缅甸的能源领域投资。4月中旬,伊藤忠联合多家石油公司,与缅甸能源部旗下的石油天然气公司共同勘探安达曼海域的油气资源。此外,还将在缅甸内陆地区开发钼矿、钨矿,预计总投资额将达数百亿日元规模。三井物产也着手改造、更新缅甸国内使用天然气的化肥生产设备,此外还计划在日本政府支援下,争取仰光市内变电站和供、排水设施的改造工程订单。为了加大在缅甸的投资力度,6月7日,三井物产在缅甸首都内比都设立办事处。

    而此前不久,富士财团的丸红(综合商社)与丰田财团的丰田通商两家都已在内比都开设办事处。与此同时,三菱商事不甘示弱,也开始在内比都招兵买马筹建办事处。

  三井物产等综合商社纷纷在缅甸首都设办事处的目的,在于同缅甸政府就日元贷款等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协调具体援助项目。

  事实上,中缅在管道接洽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石油公司的竞争,其中最强劲的对手莫过于日本企业。日本商社很早就参与了缅甸天然气的开发,并且希望通过液化运往日本或出售给他国。

  据缅甸《上游在线》报道,2006年12月,丸红与国营韩国天然气公司以每百万英国热量单位7美元的价格投标购买缅甸的天然气,这个价格几乎是其他竞争者报价的2倍,使得对管道怀有希望的中国十分不安。所幸的是,由于当时缅甸军政府受西方政府经济制裁,对中国投资十分依赖,使得中国在天然气争夺上能后来居上。

  虽然目前日本商社相对于中国来说,在缅能源投资较少,但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必将成为缅甸能源领域的一个重要角色。

美国:又一个强劲对手

  鉴于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加大,以及缅甸地缘政治的重要性,美国也开始改变对于缅甸的制裁政策。

  2009年以后,随着美国高调重返东南亚,美国对缅甸实施平行政策,即在与缅甸政府对话的同时与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接触。2010年缅甸宣布实施民主化改革,美国主动给缅甸经济制裁松绑。

  2011年11月30日,希拉里对缅甸进行“破冰之旅”的访问,并与缅甸高层进行会谈,承诺放松对缅甸的制裁,并对其提供经济支援。2012年5月17日,奥巴马提名德里克·米切尔担任驻缅甸大使,并且宣布开始放松对缅甸出口金融服务和投资的限制,这也成为改善美缅关系最实质性的举措。

  6月7日,美国一些参议员力劝美国政府允许美国石油公司参与缅甸油气的开发。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英霍夫在当天举行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说,美国政府拟议中的新规定允许美国企业在缅甸投资,却不包括石油企业,政府将因此犯“战略错误”。在他看来,美国企业包括石油和天然气企业能以负责任的企业行为和透明化的经营方式,在缅甸扮演积极角色。

  现如今,随着缅甸的开放及西方逐步解除封锁,大量的外资企业将会涌进缅甸,使以往中国企业一家独大的现象不再继续。2011年9月3日,在中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缅甸总统吴登盛通知国会,将根据人民的意愿,在本届政府任期内搁置兴建伊洛瓦底江密松水电站项目。

  中缅合资的水电站被搁置不仅导致中方企业蒙受巨额损失,也让中方担心起“中缅油气管道”的前景来。2011年11月,中石化专家张抗在“2011天然气高峰论坛”上表示,“目前缅甸天然气主要运往泰国,资本主要是韩国、泰国、日本掌握。2015年修成管线,最近水电站的事情给我们非常清醒地上了一课,不是那么简单。即使能够建成,2015年难以规模输气。可能会输气,但是达到一定规模输气不现实。”

  缅甸不稳定的局势也让“中缅石油管道”的前途显得扑朔迷离。对于中缅石油管道,由于缅甸政府方面的腐败,再加上西方媒体的蛊惑,民众对于管道建设并不支持。与此同时,缅甸内战又是一个不确定因素,特别是自2011年6月缅甸政府军与克钦独立军开战以来,其和解的前景渺茫,这又直接影响了油气管道的施工。

  正如日本媒体描述的那样,缅甸日益显出与中国渐行渐远的迹象。然而,随着中国在缅甸投资水电、矿产、石油管道等能源资源项目,一定程度上,缅甸已成为中国能源的桥头堡。所以,缅甸的西化可能成为西方对中国设下的一个陷阱,而中国能源战略应该未雨绸缪,及时调整,对于日、美在缅甸的能源投资抱以充分的警惕。

    参考文章:

中缅石油管道的战略意义

张冠城

2009年09月21日

  中缅石油管道9月全面开工,是近期我国能源格局的一个重大突破。打通这一整体油气战略的西南大通道,将使我国在海上、东北、西北三大油气管道之外,又开辟了一条新的大通路,形成了一张覆盖中国全境的油气输送网络,对于破解威胁我国能源安全的“马六甲困局”,其意义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为过。

  我国进口石油的80%都是经马六甲海峡输送的,由于该地区政治情势复杂,充满变数,国际上各方势力都试图染指、控制这条航运咽喉要道,加上恐怖分子、海盗活动频繁,更增加了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交界处的马六甲海峡的波诡云谲,因而我国能源安全一向有“马六甲困局”之说。如何破局突困,就成为我国确保能源安全大战略大棋局必须考虑的问题,中缅石油管道的开工建设,不啻是突出重围的一着高招,一招走好,满盘皆活,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二战时期的滇缅公路(亦称史迪威公路)。

  有关能源专家指出,中缅石油管道一期工程年输送原油能力为2200万吨,二期工程有望达到4000万-6000万吨,接近我国2008年原油总进口量的三分之一。而一旦陆上三条油气管道全部建成投产,能够承担我国40%的油气进口量。尤其是传统的经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运输承担的油气进口量可望从当下的八成以上减至六成,大大减轻对马六甲海峡通道的依赖度,从而能够更好地维护我国的能源安全。与海上航运相比,陆上管道运送有利于增强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可控性,远比海上运输的风险小。

  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反复表明,西部地区包括西南、西北部一向是我国的战略大后方,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依托的“大三线”。随着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对能源需求日益紧迫,从国外进口油气有增无已,能源领域的“两洋”战略也愈加凸显。这种战略大棋局的博弈,时下在东海和南海油气田开采方面的双管齐下固然刻不容缓,而北线和南线陆路进口油气管道的建设,南北对进,更是大棋局中份量极重的两枚大棋。东北、西北油气进口源地是俄罗斯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中亚诸国,西南油气进口通路则是濒临印度洋的南亚多国。中缅石油管道的开工打造,也是我国南出印度洋大棋局中的重要环节。这条石油管道的原油从产地中东、非洲抵达缅甸西海岸实兑港,仍需海上运输,由海及陆,只是避开了马六甲海峡,却也无法避免印度洋航线及必经的亚丁湾海域。从去年12月26日起至今,中国海军先后派出三批护航编队巡弋印度洋、亚丁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保护我国包括油轮在内的商船的安全航行。依笔者管见,我国的“两洋”攻略应取“南出、东峙、北守”布局,以保障能源“一盘棋”的攻防均衡,即在濒海三个主要战略方向,南海应积极进取,东海宜以峙制动,渤海要拱卫北线。其中的“南出”,就是打通大西南——东南亚陆上通路,直达印度洋。

  国内一些战略分析人士近期提出,我国传统的“一洋”战略正在发生变化。21世纪的中国大战略必须依托大陆,面向大洋,一出太平洋,二出印度洋。西部印度洋通道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在地缘政治环境中,中国将缅甸作为战略屏障甚或战略后方,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从国际政治角度看,缅甸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虎踞于马六甲海湾出口,北可依托中国,辐射老挝、泰国、柬埔寨等东盟国家,西可制约印度向南海、东南亚伸展拳脚的空间。

  正因为如此,中缅陆上石油管道的开建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和影响。中国真诚地希望缅甸国内形势保持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尽快尽善地化解果敢地区的危机,消除各种不确定因素,这也有利和平崛起的中国的西南边陲,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可靠的缓冲地带。如是而观,建设中缅石油管道不仅仅是一条破解“马六甲困局”的能源大动脉,更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繁荣、南进印度洋大棋局中的一枚至关重要的高招妙棋。

    小消息:

中缅油气管道工程瑞丽分输站工作有条不紊

中国石油新闻中心

2012-08-23

  瑞丽分输(泵)站是中缅油气管道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场站,由川庆油建公司承建。

    瑞丽站所在地地质结构复杂,以粉砂、黏土和砾砂为主,且存在严重液化土层,地基松软,在建筑安装前必须采用振冲碎石桩法对地基进行全面处理。整个场站需要打振冲碎石桩2.0973万根,累计深度33.6722万米,碎石用量40万立方米,工作量巨大。6月27日开始打桩以来,川庆油建精心组织,科学管理,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加快进度。截至8月20日,这个公司已完成振冲碎石桩8649根,累计深度约137122米,碎石用量16万立方米,完成率近40%。

 

 

 

 

一组经济消息

 

发件人:cf HGS2<cf100703@gmail.com>;时 间:2012年08月25日 21:39 (星期六)收件人:(无)抄送人:(无)附 件:2 个 (image001.jpg 等...) 查看全部附件 香港报刊论中国 电子日刊

内地餐饮业月倒闭率15%

香港大公报

2012-08-22

  【本报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下,内地餐饮业也面临困境而出现倒闭潮。据统计,目前每月倒闭率高达15%。

  《第一财经日报》引述中国烹饪协会称,除了2003年「沙士」爆发期间,内地整体餐饮业目前成长已陷入2000年以来的最低点。
  中国烹饪协会统计,全国各地大型快餐连锁企业上半年年增率维持在10%左右,新门市扩张完成计划比例仅20%到30%,本土快餐品牌利润不及8%。而北京市统计局最新数据则显示,今年1到5月,北京餐饮业收入为人民币330亿元,年增11.1%,增幅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个百分点。

  另一个大城市上海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金培华表示,上海餐饮行业收入增幅多年来首次跌入个位数,年均增幅不足8%。

  金培华说,「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行业平均利润不到7%,能够实现盈利的不足一成,其他地方只会更艰难。」

  中国烹饪协会数据显示,大陆餐饮业目前的年租金保持8%左右的增幅,用工荒加剧了人力成本,上半年人力成本涨10%左右,多则达25%;食材成本则平均成长约10%,加上各种税赋,令餐企倒闭出现高峰。

  湖南省餐饮协会调研显示,湖南75%餐饮企业处于盈亏边缘,3成生存困难,濒临倒闭。厦门方面,不少餐饮企业的利润率只有3年前的1/3,仅有30%的企业有利润。

 

各地7万亿救经济 恐愈谷愈差

或致呆坏账增 刺激通胀 资产泡沫

香港信报

2012年8月24日

    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多年来首次「破八」,7月数据继续疲弱,稳增长已成为重要的任务。自7月以来,地方政府为了「符合上意」,短短两个月相继推出金额动辄千亿元(人民币.下同)的重大投资项目,粗略估计至今已投放7万亿元,被视为09年中央「四万亿」刺激政策的地方版。不过,有分析人士担心,地方进行庞大投资,可能造成银行呆坏账、通胀及资产泡沫等恶果。

接连推出投资计划

    中国第二季度GDP增长只有7.6%,上半年计亦只有7.8%,这是过去三年以来GDP增速首次跌破8%,为13个季度以来最低。经济增长下滑已是不争事实,自7月开始,地方政府已悄然背起「稳增长」的任务,出台一些产业规划,涉及投资规划动辄过千亿元。

    据统计,一连串的地方投资计划,其投放金额已超过7万亿元,比09年出台的4万亿元刺激政策规模更大。市场人士相信,由地方主导的新一轮投资潮已经开始。

    地方投资计划包括广东实施重大建设项目向民间招标,涉资2353亿元,当中交通及城建项目占60%。长沙亦宣布一项8292亿元涉及民生、综合交通、新型城市化布局等。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早前认为,地方近期推出的大部分是「十二五」已经规划好的项目,今年只是集中推出而已。他指出,在稳增长的形势下,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尤为重要。

地方融资存在困难

    在目前欧美经济疲弱、复苏无期的情况下,中国未来一段时间似乎难以奢望依赖出口拉动经济,而消费也未见太大起色,近期仍依靠投资带动增长。不过,对于地方政府加大投资力度,市场除了关注外,亦提出一些质疑。

    目前地方融资平台受到限制,加上来自出让土地的收入下滑,如何筹集数万亿元投资项目资金成为一大疑问。以长沙市为例,其2011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收入只有不足700亿元,这意味着其8000多亿元五年投资计划,便需10多年财政收入来承担。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某些地方政府早已债台高筑,加上当地经济增长缓慢、财政收入萎缩,旧债都无法承担。倘若这些地方政府再来个地方版「四万亿」投资,中国地方将面临着巨大的债务风险。

    分析人士也称,这可能形成巨大银行坏账,威胁整个中国银行业的安全。另外,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对于经济增速下滑,更加危险的是地方政府以「稳增长」为借口,只倚赖投资拉动增长,无限期将中国「调结构」的任务拖延,继续发展下去,会令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更加明显。

 

 

珠三角多政府濒破产 温家宝急赴广东

外媒报道

2012年8月26日

    因前些年大跃进式投资先使未来钱,加上土地过度开发、中央收紧调控等原因,珠三角经济目前正陷困境。截止2010年末,广东省政府负债5891.76亿元。曾经“富可敌国”的东莞市,多镇已破产。8月24日至25日,中共总理温家宝来到广东省广州、佛山、东莞等地摸底调研。

    据苹果日报报导,曾号称是中国最富有城市的东莞市,曾是中国“世界工厂”的样板,但该市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仅2.5%,广东全省倒数第一。东莞沙田镇更出现-11.6%的两位数负增长。

    东莞各镇政府债台高筑,东莞市有关负责人称,东莞有20个镇街债务超过可支配财力,全市近六成村收不抵支。

    樟木头和常平两镇因有大量港商投资、数以万计港人居住,被誉“小香港”。如今樟木头镇年财政收入不足4.36亿,负债高达23亿,理论上已破产,沦为“东莞希腊”。常平镇政府年收入不足10亿,负债22亿。常平镇官员陈桂明指,东莞很多镇财政都到“最危险时候”,政府濒破产绝非危言耸听,若市政府不出手相救,“最后还是要市里来‘收尸’。”

    曾因推出户籍人口“25年免费教育、免费坐公交巴士、免费体检”等举措令外界艳羡不已的石排镇,该镇年收3亿元,但负债高达31亿元!

    与东莞相若,珠三角多市都面临债务危机。珠三角企业倒闭持续,涉及行业包括电子、纺织、制衣、制鞋和玩具等。最近最引人关注的是冠越玩具公司倒闭。

    有不愿具名的港商更指,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波及投资者。“经济不好,原本应减少收费,国家不但不减,反而加收,且经常要你赞助项目,变相掠夺。”港商指,珠三角现时厂房大量空置。

    媒体预言,如此下去珠三角将变空三角。广东全力推进的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项目,原计划各市今年应集资70亿元,但截至7月底集资不足18亿,建设中的港珠澳大桥也面临筹资困难。

    进入2012年,中国作为跨国公司加工基地的地位也开始动摇;加上企业倒闭潮不止,昔日“世界工厂”的中国,难再辉煌。

    运动产品巨商阿迪达斯早前宣布,今年10月31日将正式关闭其在中国唯一直属工厂阿迪达斯(苏州)有限公司;明年4月之前,陆续解除部分在华代工厂代工协议;此举将涉及30万工人失业。世界通讯巨商摩托罗拉日前也首次裁减中国员工,人数多达700人,涉及软、硬件设计等技术部门。

    有专家预计,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倒闭率为10%,明年将达15%至20%。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加上在华跨国公司大裁员,不但冲击中国经济,更对中国社会构成严重威胁,令北京面临头痛的“和谐”与“维稳”问题。

    温家宝先后调研了广州鸿利光电公司、新宝电器、唯品会三家企业。温家宝承认,当前进出口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从新出口订单指数等先行指标看,下一阶段出口仍将面临较多困难和不确定性。并指三季度是实现全年出口增长目标的关键时期。

 

 

珠三角廉价代工没落 港台集团连关5家鞋厂

    在人力成本上升、全球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生产名牌运动鞋的港台集团已经连关5家鞋厂,令人担忧珠三角廉价代工将走向没落。

    港台集团现已更名为安域亚洲,1992年在港交所上市,该集团曾为全球知名体育品牌代工,创始人为素有“鞋王博士”之称的知名港商邓剑群。风头最盛的时候,港台集团一度在内地拥有6家工厂,深圳、东莞各有3家,拥有员工25000人,营业额20多亿港元,年产名牌运动鞋超过2500万双。

     因生产成本近年持续上升,而客户在产品价格上却不能相应上调,该集团旗下的东莞长安宵边勇荣橡胶厂(以下简称勇荣厂)今年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厂方在6月底发通告称“可见的将来,恶劣的经营环境将无法改善”,宣布工厂将于2012年7月31日正式结业解散。

    勇荣厂是港台集团在内地的最后一家工厂,主要业务为制鞋。之前,该集团在广东珠三角的其他5家鞋厂已先后关门。上世纪90年代初便来广东打工的勇荣厂老职工徐明财尽管连说“可惜”,但他并不感到特别惊讶,“在这之前,我已经见证了港台集团其他5家工厂关门。”

    珠三角“廉价代工”走到尽头?

    不久前,与港台集团同处东莞市长安镇的索纳电子厂倒下。公开资料显示,无论是电子还是玩具,服装还是制鞋,2008年以来,外资企业大量撤离珠三角的报道屡见不鲜。

    “基本上都站不了脚啦。”厚街镇泰成玩具厂老板方柏金直言,一方面是金融海啸的影响、欧洲债务危机,另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增速也在放缓。

    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恩认为,不能简单地说“廉价代工”模式已走到末路,因为代工本身也是有层次的,比如台湾地区也有代工产业,但它是“高级代工”,是高附加值的代工。目前珠三角的工厂要考虑如何提高附加价值,怎样延伸产业链,如何提升产品内销的比重。

 

世界经济还没到底

----罗杰斯谈中国的降准和减息

    8月22日,吉姆·罗杰斯对CNBC谈中国之前的降准和减息:

    “我认为这会是一个错误,那里现在还有通胀压力。没错,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价格开始回落,但是我看来这还不够。最新的数据表明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开始复苏。

    这不是杀死房地产泡沫的正确办法。你不能让价格在下跌6个月后反弹,你必须收紧政策。中国在过去前几年犯了两三次这样的错误:房价开始下跌,他们感到紧张,然后开始放松,楼市变得更糟糕。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继续收紧。

    经济增长2%就已经足够,因为全球其他地方都在衰退。如果中国增长降至2%,全世界的人也要涌向中国,包括我在内。”

    大量国储解套,或许是减轻包袱的最后机会。

    此前,中国国储、央企、贸易企业,押堵了大量的大宗商品如原油等,以为全球经济“到底”了,可以大赚一把!现在趁美元最后一跌(可能有中国主权基金帮助砸的可能),赶快出逃!如铜,就是反扑扇形原理第三趋势线的最后机会。

 

 

 

 

中国经济真正的悲剧还没有上演

许小年

2012-08-26

    希腊“破产”了,没事,还有欧洲诸国可以救援;欧洲“破产”了,没事,还有美国可以救援;美国“破产”了,没事,还有中国可以救援;中国“破产”了,没事,我们还有上帝。。。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在这一条传导链上,中国处在最后一环;但也可能感到绝望,因为俺们一旦“出事”,只有上帝能够拯救。。

    2008年至今,刚刚好三个年头,2009年全面复苏,2010年欧债危机愈演愈烈,2011年美债面临爆顶,2012年不用猜,你知道我在预言什么。。。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这一定是“结局”?过去三年的“努力”都只是“垂死”前的挣扎?

    早在2009年,我曾经预见到这一天的来临。不是因为我可以未卜先知,而是根据历史“经验”的推导《“知易行难”注定是货币政策毕竟困境》一文中这样表述,“有限的历史告诉我们凯恩斯牌机车只善于高速行驶如果你不够油坚持到高速公路下口而想减速,后果可能比想象中要严重许多。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够得到一些启示不要被经济暂时好转的迹象所迷惑。不要认为自己会比1936年美国、1977年的日本更聪明好运。”

    无知者无畏,他们总是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历史会告诉他们,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奇迹。今天,希腊也好,欧洲诸国也罢,包括美国在内,他们的凯恩斯牌机车邮箱已经报警(堆积如山的债务消耗了所有动力)。至于中国,压根就没有“油量提示”这块仪表盘。经过三年的高速行驶,邮箱空空,哪怕“空中加油”也只能缓一时,而无法救一世。这一幕恍如当年美国、日本的政客们所遭遇的悲剧在一年紧跟一年的巨额开支之后,日本的“管理者们”对于大幅增长的财政赤字皱起了眉头,开始选择快速缩减开支。1936年罗斯福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是从执政者的角度,还是一般民众,都不会反对削减债务,这个决策看上去仍然是“既合情又合理的做法”。可是,缩支和增税行为一旦开始,经济恍如被戳破的气球,好势头顿时烟消云散。信不信历史会重演?走着瞧!(反正我是信了)

    希腊债务已经出现“技术新违约”美国债务也面临着走向“技术新违约”的局面。除了缩支和增税,还有别的出路吗?答案是,没有!或许,你会说,中国经济不是早在2010年就进入了“紧缩通道”吗?没看到你说的悲剧上演啊?我的回答是,中国是最后一环,中国的财税收入傲视全球,中国的货币政策从来就没有过“不宽松”,只是由极度宽松回到适度宽松而已。所以,真正的悲剧远还没有上演。

 

 

 

 

 

鄂尔多斯满城尽是讨债人

中国经济周刊

2012年8月

    2012年8月的鄂尔多斯,到处是停工的烂尾楼和焦急的讨债者。这座中国最富的城市弥漫着“缺钱”的声音,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四处躲债,在建项目纷纷停工;而通过民间借贷投资房地产的老百姓,纷纷踏上讨债之路

    8月的鄂尔多斯,到处是停工的烂尾楼和焦急的讨债者。康巴什新区早已成为一座大量房屋无人居住的“鬼城”,老城东胜区也变身一个充满着钢筋水泥烂尾楼的“怪胎”。

    一位当地人说,从去年10月份开始,这些工程就再也没有动过。鄂尔多斯90%以上的家庭都拿出了钱投资房地产,如今,这些钱都变成了尚未完工的钢筋水泥。

    2012年的夏天,这座中国最富的城市弥漫着“缺钱”的声音: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四处躲债,在建项目纷纷停工;而通过民间借贷将财产投入房地产的老百姓,则担心自己是否会血本无归。

    “讨债”成了工作

    鄂尔多斯尚未完工的住宅项目有多少?鄂尔多斯市政府向《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前11个月,鄂尔多斯市新开工1005.9万平方米住宅,加上前两年的续建项目,共有2225.3万平方米。

    一位开发商指着周围的楼房说,80%以上的建设项目都已经停了,而这些房子的投资60%以上来自于普通市民,更可怕的是背后的民间高利贷已经让债务翻番了,在这个节点上,所有人都想拿回自己的本息,局面失控了。

    位于吉劳庆北街的赛特·铂宫楼盘的售楼处,已经看不到售楼小姐的身影了。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几天前,销售公司已经撤销了,自己是从其他项目抽调过来负责后续办理按揭手续的。

    位于天骄南路和南环路交叉口的维力西大厦,销售部只有一个人在留守。销售经理说,这里是黄金地段,去年这里的商铺都是每平方米一万多元,现在自己也不知道价格,因为没有人买房。

    一位房地产项目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大家都很清楚,即使降价也没有人买,而且还会导致已购房者的不满,所以鄂尔多斯的房价如同停工的建筑一样停滞了。

    据一位楼盘销售人员介绍,鄂尔多斯的购房大多为投资性购房,大部分是本地人购买。楼盘停售了,开发商也不见了踪影。在天骄南路的几个售楼处,总能看到一些人在闲聊或打牌。一位销售经理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都是来找开发商要债的。

    山西人乔世刚早年在鄂尔多斯做生意,攒下了一笔钱。两年前,乔世刚向内蒙古腾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腾图集团”)投入了六七百万元,其中一部分是借亲戚的,一部分是自己的。在过去一年多的追债生涯中,乔世刚只要回了3000元。

    8月10日,腾图集团门口聚集了三四十位讨债者。他们都是普通的市民,也是腾图集团的投资者。投入的资金少则十几万元,多则上千万元。据一位当地开发商介绍,在鄂尔多斯,类似腾图集团这样涉及房地产业务的注册公司大约有四五百家,经营的不仅有房地产,还涉及到煤炭、餐饮、酒店等其他领域。

    乔世刚说,从去年六七月份到如今,追债已经成了他们的“工作”。除了要账,未来一年,没有任何规划。

    大家都来“吃高利贷”

    据当地人介绍,从2001年开始,鄂尔多斯市有很多煤矿兴起,民间借贷开始发芽,一部分老百姓将自己的积蓄投给了煤老板,并享受高利率。

    2003年以后,随着城市的扩建,大量农民的宅基地和耕地被征用,鄂尔多斯给予农民的征地补偿款较高,每平方米几千元到一万元不等,许多被征地农民成为百万富翁。随着2007年房地产业的兴起,在早年放高利贷家庭的影响下,几乎家家户户都开始放高利贷了。

    “你想一下,每月吃3分利,100万元放进去了,一个月就可以得3万元,有的吃5分利,什么也不干,两年就挣回100万元”。三年前,鄂尔多斯人李哲大学毕业后,便回到家中“吃高利贷”了。他说,在鄂尔多斯,跟他一样大的孩子很多都不工作,以放高利贷为生,因为普通工作每个月辛辛苦苦才挣三四千块钱,“没有必要”。

    一位当地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鄂尔多斯市被征地的家庭中,一个五口之家,往往工作的只有一两个人,其余的平时就打打麻将,而且消费还挺高,家庭也没有攒钱的习惯。

    据鄂尔多斯政府官方网站信息显示,2009年9月,在该市一次会议上,时任市长的云光中强调,各旗区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鼓励和吸纳社会各方面资金参与城镇建设。

    这一年,鄂尔多斯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达到1562亿元。至2009年7月,鄂尔多斯市政府协调中国银行(2.77,0.00,0.00%)、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三年向鄂尔多斯授信额度420亿元,已落实161亿元;激活民间资本390.7亿元,占投资总额的54.9%。

    天津高和股权投资管理基金有限公司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在1898.4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占56.4%。据当地人介绍,过去三四年间,鄂尔多斯的企业已经形成了一条融资的套路。几乎较大的企业集团下都有一个负责民间融资的部门,一般是财务部,有的也叫融资部,由几名财务负责四处联络客户,财务一般会发动自己所有的亲戚朋友,亲戚介绍朋友,朋友介绍亲戚,如此形成一个融资网。

    据一位开发商透露,有的大型企业,民间融资甚至高达20亿元。不仅投向房产,还涉入酒店、餐饮、煤炭、化工等各个行业,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当所有的民间投资都要撤回时,只有少量煤炭大佬还能维持,其余的几乎都资金链断裂,陷于瘫痪。

    资金外逃

    除了经济学家和理论研究者,没有人相信鄂尔多斯楼市会复活。在过去几年如火如荼的建设期,鄂尔多斯曾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和建设者。据当地一位学者介绍,2009年,鄂尔多斯的外来人口达到30多万,但自去年开始,这些人陆陆续续走了一大半。

    闫宝军就是这样一位外来者。四五年前,闫宝军和朋友们从北京来到鄂尔多斯,他组织了一个销售团队,接手了当地某楼盘的销售。当鄂尔多斯的“经济危机”到来时,该楼盘的住宅部分几乎已经完成销售,仅剩下绿化等收尾工作,售楼处已停业。闫宝军还是经常来售楼处,因为老板还欠着他的销售服务酬劳。

    “开发商都不会再进行投入了,现在,所有人想的就是要债,老板即使还有一些余款,他们也不再支付债务了,因为远远不够。”当地一位开发商说,“开发商是在2.5分、甚至3分月利息的基础上筹得的建设资金,如果两个亿有一个亿是民间集资,那么这一个亿可能已经形成了3个亿的债务”,“而可怕的是,过去几年,开发商利用高利贷滚动,进入到市政、建筑、矿产、酒店等多个行业,一旦形势不行了,所有的债务都将越滚越大,所以即使资金已经回笼的楼盘也受到牵连”。

    鄂尔多斯犯了一个错误,用媒体的话来说,“它用一块钱干了10块钱做的事儿”。

    商人周启亮(化名)在鄂尔多斯的产业涉及建筑、酒店等多个领域,他已经不打算再在鄂尔多斯投钱了。周启亮也囤了一块地,如今土地不值钱了,但好歹不赔本,他打算用5000万元的价格把这块地卖掉,然后到东北去做点生意。

    鄂尔多斯就像一个谜,“就连当地人也看不懂,这里面的水太深了。”一个当地的企业家感叹说。

 

 

 

 

 

发件人:caulzh<caulzh@163.com>;时 间:2012年08月28日 09:09 (星期二)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抄送人:附 件:1 个 (梁志华近期读到的一些文章.doc ) 查看附件

畸形金融毁了浙江实体产业

杭州麻神

    几点想法,关于浙江怎么了?最近被好几个媒体记者追问浙江怎么了?我自己也纳闷,浙江到底怎么了?回头想想,浙江好像也没有怎么,只是在还债而已,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浙江在还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帐罢了。

    浙江的经济虽然在总量上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状态,但是我到是认为其实浙江在过去的十年里基本上是属于倒退阶段,经济层面没有任何的进步,我们回头仔细看看,十年前我们谈论浙江企业的时候,谈谁?万向。现在我们谈谁?还是万向。十年前娃哈哈就已经全国闻名,十年后还是娃哈哈,这十年来涌现出多少家大型,超大型的企业了么?可以说这十年,浙江经济领域几无作为。反倒在一些负面新闻里大家听到了很多浙江大型企业,从08年的华联三鑫,到12年的中江控股。从08年的浙玻,到12年的高盛科技到虎牌控股。尤其到现在的所谓600家企业联名上书。需要反思的并不只是政府本身。

    如果按区域来看,浙江在08年到12年,除了经济不发达的衢州地区和丽水地区外,基本上每个地级市都已经洗牌过一次了。我们鲜听说有企业能在这四年来安稳的走过来?为什么?这个命题很值得思考。

    我前几天接到香港一家媒体的电话,问我怎么看浙江的这次危机,政府能解决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自己总结下来,主要是这么几个问题吧。

    过于发达的金融体系害了浙江。很多人都不赞同这个观点,但是我觉得我是对的,可能问题出在怎么理解发达两个字吧。浙江的金融其实很发达,我走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家银行,其实很少有地方像浙江这个区域体现出两个特征:(1)金融机构数量仅次于上海,北京(2)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风险容忍程度远超过金融更为发达的上海、北京。

    这两个特征很有意思,浙江的经济总量其实在全国列在广东、山东、江苏之后,位列第四,大概2011年的数字是31000万亿左右,但是我们仔细来看,浙江的金融机构家数可能是位列全国之首。基本上所有能开设分支机构的金融机构都在浙江开设了分支机构,如果不能开设分支机构的也以办事处等名义开设,同时更奇怪的是基本上在2002年到2009年前,基本么有听说过亏钱的金融机构,谁来都赚钱,而且盆满钵满。

    还有几个数字,大概在2010年之前,工农中建,除了中行在系统内排名不靠前外,其他三家都是系统内排名前三,农行长期在系统内排名第一,工行基本差不多,建行有连续两年在系统内排名第一。在同一时间段内,三家金融机构同时在系统内排名前三,就本身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另外,更何况中信银行、民生银行等等一些股份制银行也在各自系统内都占比极大份额,高者甚至占到四分之一,那是个什么惊人的数字?

    浙江就因为超强的盈利能力使得各家金融机构都挤尽脑汁想来浙江开设分支机构,许多本不被允许开设异地机构的城商行,也开始陆续进驻浙江,到现在为止,杭州街头的银行,堪比公共厕所,只多不少,所以我总是跟人调侃,在杭州,你可能找不到公共厕所,但是你肯定找的到银行。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放贷的难易程度,浙江绝对全国第一。我记得06年在银行当信贷科长的时候,我曾经去北京汇报工作,要求总行增加对浙江贸易流通类企业的扶持力度,当时总行要求对贸易流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控制在60%以内,但是浙江事实上的贸易流通型企业没有低于85%的,按照这个标准,如果总行不进行改变的话,浙江基本上就处于无业务可做的范畴。后来总行给予了权限,允许到85%左右。当时总行说了一句话,全国就浙江一家,别无分号。这段话让我回到浙江以后想了很久,我所提的要求,到底这么做是对还是不对?

    08年工作关系到上海去,当时也在上海看了几家企业的情况,然后看到一家企业资产抵押全额抵押打7折,申请1500万贷款,居然被驳回了好几次,我当时很纳闷问银行,你们难道这样的企业也不批,那你们还做什么业务?银行同事回问我一句,难道你们有抵押就放贷款么?我想想,好像的确是啊,有抵押就放贷款了啊。别说抵押,在浙江,基本上的企业有个担保基本上就做了。如果一家担保不行,那么在拖一家,差不多总就可以了。到是让上海的同事很诧异。

    浙江的现实状况就是这样。可能是因为金融机构太多,竞争极为惨烈,企业总是在各家银行之间游走,不断的挤压银行的底线,所以很多企业的贷款条件会不断的下降。尤其这里有个很大的前提是99年到08年的这将近十年里,浙江经济极为快速的发展的同时,贷款质量一直非常高,几无坏账,我记得当时去总行汇报,总是带着优越感的抨击总行的政策说,你看我们一直就这么做的,从来没有出过问题,你们总行屁也也不懂,就少干预点吧。在这种盲目乐观的前提下,各家银行的确也给了浙江的各家金融机构的分行极大的权限审批业务。

    在众多的金融机构不断下降放贷标准的两重原因叠加下,使得浙江经济出现了一些很重要的变化,最主要的一点,我认为是实业空心化现象的蔓延。很多人奇怪,为什么浙江金融发达反倒会导致实业空心化,照理说金融发达应该是促进实业发展才是。但是很可惜,浙江并不是这么一条道路而来。

    从02年开始,经济不断上行,大量的实体经济的确得到了高速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带来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出现了。很多实体经济发展到后来,实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润远远赶不上固定资产所带来的利润增长。举例来说,很简单就是很多人辛辛苦苦开厂做实业一年才赚一千来万,但是他当时买的土地盖厂房的土地可能反倒能赚几个亿。

金融发达导致产业空心化

    但是很多人会问,这个跟金融过于发达有什么关系么?有关系,关系而且很大,因为一旦目标发生了改变之后,经营模式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因为大量固定资产的升值要高于实体经济利润的创造,使得很多企业就会不断的去得到资金,然后扩大对固定资产的投入。而且得到的资金远远大于实体经济自身所需要的资金,这里面金融的过于发达就会助推这种情况的发生。很多金融机构变相的给予企业远超过企业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就是帮助企业去扩大和增加对资产的投入。帮助企业圈地,买房,甚至去做房地产。

    过去的十年来,这种情况不断得到恶化,就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什么意思呢?就是大量真正他是干实业的人没有好结果,而大量没有专心干实业,不断通过实业套钱用来做投机的企业却一个个暴富。使得很多企业自然而然都依样画葫芦走上了投机生涯。

    我有个朋友,主业是做建筑工程的,06年才东拼西凑买了套房子,花了三百多万,一年后这套房子涨到了800多万,一年不到的时间,让他春心萌动,于是就是利用他的建筑工程公司的平台,房子抵押贷了600多万,这个钱到手后,他又去买了套房子,花了700多万,评估1200万,抵押贷了800多万,又去买房子,大概用了不到两年时间,他买了四套房子,都是利用他的建筑公司的平台贷的款,到了09年下半年的时候,他的资产就过亿了,然后有一次吃饭跟我说,早知道赚钱这么容易,他做什么建筑啊,做了二十多年建筑,一身病根不算,而且也没有赚到什么钱。他就利用建筑企业的平台,不到三年,就赚了五六千万。

    在浙江,这样的故事不断上演,02年以来依靠固定资产升值成为暴富的人比实业暴富的要多的多,所以在浙江越来越多的企业陷入到一种怪圈中去,创业,然后请人管理,不求赚钱,只要维系一定的生产量就可以了,然后就开始贷款,贷款来的钱去买地,或者去做别的投资。反倒没有花钱在实业上,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的实践都证明了,在当前的趋势下,土地的升值或者投资的利润要远高于实业的经营。实业日益沦落为企业向银行贷款的一个依据而已。而银行也都知道,但是受限制于经营压力也变相的给予了这种支撑。

    浙江从而演变成了全民投资或者全民投机的盛宴狂欢之中去,在经济不发生太大变化或者下行的情况下,这种盛宴有可能维系,但是经济形势一旦发生变化,噩梦就不期而至。

浙江的企业其实不缺钱

    浙江的金融到底发达不发达,我在举几个例子。在浙江的银行中为了将贷款放出去,无所不用其极。不知道别的省份有么有。在浙江基本上只要有抵押物,不管什么公司,都有渠道能拿到贷款。在浙江会有很多的贷款品种出来,一般的抵押物基本上都打六折左右,所以通用的操作方法是高评估,然后在打折的方式,但是在浙江抵押物不但可以不打折还可以上浮120%,也就是1000万的房子,可以贷到1200万。你没有企业平台,银行会给你找企业平台,你缺乏贷款条件,银行会给你造贷款条件,你没有流量,银行会给你造流量。如果这个银行不干,那行,我换个银行。

    在浙江在抵押不行的情况下,也还产生了所谓联保联贷,就是几家企业共同互相担保的方式贷款,政府还大力推荐企业这种贷款模式,但是这种模式是帮助企业还是害了企业呢?

    我以前做银行的时候,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如果一个企业确实需要钱,那么钱要给到位,给少了也是风险。第二个观点就是给一个企业超过他自身所需要的钱,那不是帮企业,那是害企业。

    浙江一直在喊中小企业融资难,我觉得这个提法有问题,我没有做过统计,我只是自己瞎琢磨的,我可以说浙江的企业所用到的贷款90%是被挪用到生产经营以外的,换句话说,浙江的企业其实不缺钱。那不缺钱为什么要贷款?因为浙江的老板有天然的敏感性和赌性。

    所谓敏感性就是能赚钱的事情,浙江老板能先天下人知道,所谓赌性就是只要有1%赚大钱的机会,就会愿意去博,结果先不管,干了再说。这两种性格是浙江人能闯天下的根本,也是浙江老板总出事情的根本。

    浙江中小企业到底多缺钱,有时候是个伪命题,对于贷不到款的人去扩大资产投入的人,铁定说自己是缺钱的,因为眼红人家,也希望能贷到款去做投机,所以会不断提融资难的情况,从而形成了看上去都缺钱的样子,但是静下心来看看,他们应该是缺钱去投资,而不是缺钱做生意。我在干信贷调查的时候,总是发现要帮助客户去想钱借来干什么用这个事情,对于有些客户还要劝他们去贷款,有些心平点的老板,会说,给我钱干什么,又没有什么用,还要付利息。小日子过的挺好,懒得折腾。你也没有办法,但是大多数浙江老板,却会很直接的跟你说,他缺钱,因为他要买房子,他要拿地,他要干一票等等。

    有段时间我在义乌小商品城里想开发一个贷款叫商户贷,其实很多银行现在都在做了,但是真的很好玩,走访下来,其实商户们,如果只是做生意的话,压根不缺钱,因为他们本身的现金流都很好。除了可能临时性的进货的时候,会用到一些钱的话,基本上平时都是账上一堆存款,他们缺的反倒是理财通道,而不是贷款渠道。所以我对市面上很多银行打的商户贷款,很不看好,弄到最后又是一个变相害人的方式。

浙江不是钱少,而是钱太多

    那么在去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浙江企业明明不缺钱,为什么还会这么多银行拼命给他们贷款呢?还帮助他们去造假以获得贷款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年轻时候也问过很多次我的领导,我领导说,归功于浙江人民神奇的赚钱能力吧。浙江人民过去几十年里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率先创富成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同时浙江人民也还是很讲究信誉,一般来说刻意违约的情况是很少的。所以08年以前浙江的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坏账指标一直是全国第一。前面也论述过这个问题,使得越来越多的银行明明知道浙江的企业可能并不是实质需要用钱,但是也是乐意给浙江企业家钱,一方面是相信浙江企业家有赚钱的能力,所以能还得起钱,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因为的确全国范围内来看,可以给贷款的地区并不多。

    我接触过很多地区,因为当地根本贷款贷不出去只能变相跑到浙江来收银行承兑汇票来解决放贷问题的地方。相对任何一个地区而言,浙江的风险度还是低的。所以这就能理解为什么个别股份制银行会将全国的信贷规模的一半投放到浙江市场上来的原因了。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浙江真的吃得下这么多贷款规模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以大规模的风险事件就爆发了。

    我是09年离开银行的,当时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抨击银行贷款跟企业需求不匹配的现象,导致企业一直在做短贷长用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当贷款的期限与企业的实际用途期限不匹配的情况下,其实企业的风险是巨大的而不确定的。

    举个例子,我有个朋友在有个工厂,年产值4个亿,利润大概3000万左右。厂因为建的比较早,所以土地价值前几年升的很快大概值2个亿左右。维持厂的扩大在生产,大概也就需要五六千万贷款就足够了,甚至都不用。但是突然有一天,他来跟我说,他在东北某个省会城市拿了块地,准备造大型商用物业,他自己测算利润可以有10来个亿。于是他自己土地抵押贷款1.5亿,担保贷款1亿。都是用公司的平台贷款的,给银行的用途是扩大在生产,其实银行都知道他是准备投资去搞房地产,但是都睁只眼闭只眼给批了。

    我这朋友就拿了这2.5亿到了东北,买了地,造了房子,到最后造造停停,造了七年。他说他这七年生不如死,每年为了继续贷款,不断的找担保单位也就算了,靠着圈子里的人脉,每年还都能找到人给他担保,担保找到后,他每年都要先还后贷,让他疲于奔命,耗费很多心血而且成本极高,在浙江转贷一天的成本是千分之三。一般转贷过程都在五天左右。那么就是百分之一点五的成本。一个亿的转贷就是要150万。还不算利息成本。等他把房子造好弄好,等销售的时候,其实他所设想的利润没有赚到还是亏的。钱都给银行和高利贷给赚走了。但是我想说的是他还算是幸运的,悲惨的人在那里呢?悲惨的人是那些被抽贷的企业。

银行的不良行为是实业空心化的第二个原因

    实业空心化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前面说的资产增值过快让企业无心实业是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金融机构的责任了。

    在浙江金融机构众多,理论上照理说应该使得浙江的中小企业都应该获得比较低廉的贷款资金的,但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在浙江,金融机构可以在信贷审批条件上不断的放宽条件,但是两点是出奇的攻守同盟。第一是要求足够的存款,第二是贷款利率。

    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要求企业配套存款,第二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利率都要上浮较高的利率。据说温总理去温州调研的时候很纳闷一个事情,就是银行的配套存款,他说,企业贷款一千万,为什么还要存款一千万,有能力存款了,那还贷什么款?

    是啊,总理说的很对,我能在银行存款一千万了,我干什么还要贷款?吃饱了撑着么。但是事实上浙江的银行这个惯例已经很多年了。所谓1:1配套已经还好了,很多银行都要求1:2配套,贷一千万要存二千万。当然现在普遍的是贷一千万,存五百万。

    这样的操作手法,变相的推高了企业的贷款成本,在浙江,如果说高利贷横行的话,某个意义讲,银行是最大的高利贷,因为按照我前面说的哪怕1:1配套,基本上贷款利率这算下来都要到12%以上了。还不算别的各项费用。

    这个情况直接带来的后果有两个,实体更加空心化,因为实体经济一年的利润毛利也就在10%左右,去那里来的利润支付利息?所以企业贷款之后更多的都投入到比实体经济更赚钱的行业中去——房地产或者别的投机性领域。如果自己实在没有能力的怎么办?借出去。借给谁?借给愿意出更高利率的人。也就是说12%银行借来,然后20%或者30%借给别人。这个过程无形中又极大的加大了风险的叠加。

    所以,在浙江,我可以说90%的贷款其实是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留到了两个领域中去,一个是房地产,另外一个就是投机性行业,这个投机性行业,在某个意义上也更把实业推到了一个很难维系生存的地步中去。

    浙江的游资很出名,炒房团我们就不去说了,在许多生产资料方面,浙江游资其实也干了很多事情,主要在流通领域,浙江的游资喜欢囤积各种东西,然后推高价格,白菜、大米、猪肉、大蒜、钢材、铜、铁、盐等等,反正你想的出来的东西,浙江的游资都曾经囤过,推高了价格之后,使得这些东西的下游产业,根本没有空间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在这些领域里做实业的企业家很可怜,弄到最后也被逼的不得不去做投机性事情。

银行过于宽松导致了实体经济的空心化

     随着经济形式的恶化,大量投机性行业的萎缩,房地产行情的持续萎靡,那些利用短期银行资金从事投机的企业,面临当下的现状,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里面刚才说的几个问题都集中性爆发,山雨欲来片刻之间的事情。

    总的来说,贷款条件的过于宽松,使得银行一旦开始严格条件之后,企业的资金势必被抽走。而事实上按照当前浙江的企业的状况是没有一家企业经得起银行抽走一分钱的贷款的,因为浙江的企业的杠杆用的很高,同时,都不在实体经济中流转,大量资金都挪用到了别的项目投资中去,流动性很差,所以一抽贷款,必然出事情。这个是当前最直接的导火线。

    这次所谓六百家联名上书的表面原因是因为庞大的担保链使得企业被抽贷了,但是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因为企业的资金都被挪用到别的地方去了,流动性不够。

担保是个恶制度

    其实,我一直想表达的是担保是个恶制度,担保制度是连坐制度的衍生,担保无助于风险的控制的同时,反倒极大的加剧了风险的产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企业是否出风险,其实跟有否追加担保本身没有必然的关系。担保是一种事后风险追偿的机制,但是并不是风险的防范措施。为什么说加剧了风险是,因为担保链条,你不知道会牵扯到多少人,而且极大的加剧了整体性的风险。

    金融加剧了实体的空心化,但是其实,实体空心化反过来也导致了金融无法进一步发展。空心化的实体经济,让浙江金融其实真有心去做实体贷款,也没得做。浙江省内,遍看全省居然找不出一个大型和超大型的企业,而反观江苏、山东、广州,浙江是应该低头反思的。

金融不宜过于发达

    前面我说了,金融过于发达,而当前的金融改革却是在推动金融的进一步民营化以及新设金融机构制度上下文章,我到觉得路走反了。

    对于过于发达的金融,我们要压制要收缩才是,怎么可以还不断放开呢?我们的金融体制要在鼓励金融差异化发展上下道路,同时也鼓励创新金融产品发展上下文章。

    现在小额贷款公司很火热,但是新设小额贷款公司或新设村镇银行,能解决我前面说的这些问题么?中国的银行以及类银行,数量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美国虽然几千家银行,但是大量都是规模很小的社区银行,是不能跨区域经营的,但是我们的银行呢?

小额贷款势必走向比银行还黑的高利贷之路

    在反过来看,小额贷款公司和新设村镇银行走到最后,我可以说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势必走到比银行还黑的高利贷之路上去,逐利性是所有企业的本能。现在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放贷利率在18%左右,他们的贷款客户会是谁?用脑子想想就知道会是谁了。能解决实体经济空心化的问题么?只会加剧。

    中国的金融机构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到最后都会形成同质化竞争,典当、小贷、村镇银行、城商行、股份制银行、国有银行,甚至租赁公司,走到最后居然都是放贷款,或者都放高利贷。你新设再多的金融机构,也是到这条路上来,有意义么?我觉得毫无意义。

    浙江的这次事情出的不是坏事情,让浙江的企业回归到合理的发展道路上去,不然下一次危机会更大。利用巨大杠杆进行扩大投资固定资产,在未来十多年里这条路已经很难在走下去了。未来的十年,中国的GDP会逐步的从8%降到4-5%之间,这个曲线下滑基本成趋势,利用资产的大幅度升值来获得收益的可能性逐步在降低。

准备中国的经济萧条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翻出我去年给投资人写的一封信,看到我去年说的这段话:“有时候,夜深人静看金融史,很多时候也在想,中国的经济2012年最坏的趋势是什么?大萧条的时代会到来么?悲观一点的看,的确也有类似的可能。 ”

    如果今年二季度我还跟人提这个观点,或许很多人会笑我,但是到了三季度来看,我担心的趋势在逐步显现,大面积的通货紧缩,经济衰退迹象已经很明显了。而政府手里可打的牌在日渐减少,今年三月份,我写过一个微博说,今年是凯恩斯主义破产的一年,我不是坚定的原市场教旨主义者,我还是很迷信政府的干预措施的,但是我对今年政府的干预手段表示很没有信心,不是不相信政府,而是因为在很多时候,政府作为市场的一个主体,他能做的也相当有限。未来的几个月很考验执政能力。

     我悲观的想,经济大面积下滑的情况下,动荡和社会不稳定会成为常态,大家要习惯接受一个不安分的2012或者2013,当然,如果还有明年的话。

 


 

 

中国企业利润模式危机

匮乏“宏观战略把握力”者正被淘汰

张庭宾

    在上证指数跌破2132点之际,越来越多的企业陷入了异乎寻常的困境中。

    2011年9-10月间,浙江一些地区,特别是温州等爆发了企业倒闭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从那以后,宏观调控开始调整,先是去年10月的“适度适时预调微调”;12月份调整为“经济增长存下行压力 重心转向稳增长”;再到今年5月份“将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到7月31日再次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可谓越来越积极。其中,5月份温州金融改革方案还被批准。那么,浙江地区的企业生存状态是否得到改善呢?

    情况仍不容乐观,上周笔者到浙江两地做了小小的调研,观察到一些企业遇到了新困难。某在杭州的加工企业,属于一个正红火的产业,800多工人,一年的销售收入23个亿,利润仅2000万元,利润率不足1%,人均创造利润仅2万多元。这个企业的政策环境是属于好的,有两位重要领导人曾到该企业视察过,一般的苛捐杂税还不敢向他们征收。

    (牧童注:这篇文章和上一篇文章是姊妹篇,作者所提到的实体经济微利现象,恐怕也是整个中国制造的真实写照。大量低价农民工支撑了这种微利企业的存在,为全世界提供了廉价商品。但是,即便是这样,现在,这些企业也举步维艰。)

    这就是做实业的一面镜子:好产业、行业龙头、基本算最好的政策环境,也仅仅不足1%的利润。那些过剩产业、缺乏同业竞争力、更容易被乱摊派的企业,其生存之难可想而知。

    当前企业面临的困难与2008年相比有着根本不同。2008年很多企业的停产倒闭是因为资金流匮乏的“休克”,并不缺利润率、订单和市场,这些“休克鱼”得到信贷活水就能活过来。现在根本问题是做实业赚不到钱,借的钱越多,企业运营效率越快,规模做的越大,亏的越多!

    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做实业不赚钱,这两年来,很多企业家看着房地产和矿产暴利,纷纷投资房地产和矿产,以赚钱弥补实业。某宁波企业在西部矿业100多倍市盈率的时候,买入大量股票,现在损失惨重;不少企业投资房地产,特别是商业地产,结果现在地产萧条,特别是商业地产严重过剩,出现了不少的烂尾楼,资金链岌岌可危,更加危险。(牧童注:此处呼应了前一篇文章所述属实。)

    最新出现的问题是,由于不少企业家对2008年四万亿救市的神效念念不忘,又想通过股市和期货赚快钱救实业,他们又不会做空,只会做多买股票,买商品多单和囤物资。结果,每次有政策利好,就想抄底,结果每每被股市、期货套住,不得不亏损割肉。囤积的原料因价格大跌,不得不在低位补仓,结果被套的更多更深。比如从今年3月初至今(8月3日),铝和镍已经下跌了21.4%;19.8%。

    简言之,中国企业普遍“缺乏宏观战略把握力”的弊端暴露无遗,过去中国企业的生存和发财模式主要有两种:1是靠苦干和实干,靠低工资低成本,干别人不愿干的苦活赚辛苦钱,这养成了中国企业家普遍的“只知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把握宏观)”的痼疾;2是靠政府资源倾斜,通过权钱交易,廉价获得土地和矿产,然后高价贩卖乃至上市,剥夺社会公众财富,这养成了不少企业家习惯于大吃大喝,送礼一掷千金,出入风月场所,和官员称兄道弟,对宏观战略智慧相当轻蔑和吝啬的弊端。

    (牧童注:其实,这两种企业家都很可怜,都很累。)

    而今这两种模式都已经进入了“死胡同”。即依赖苦干生存和依赖政府发财的模式都已经走到尽头。前者因为同质化的充分竞争、中国制造成本(人民币升值、土地、劳动、政府税费等等)不断攀升、踏错宏观周期损失严重、外需萎缩内需低迷等等因素,利率越来越菲薄,乃至今天出现相当多全行业亏损的窘境。

    后者因为楼市调控,房产成交低迷,工业属性的矿产价格不断降低,企业利润锐减,乃至出现资金链断裂的危机;政府由于土地财政锐减,为了公务员发工资,官员为维持既有的高消费,势必挤压让利空间,官员间的利益争夺和相互监督更激烈,权钱交易的风险更高。靠政府配置资源赚钱的道路也日益逼仄。

    (牧童注:依赖政府发财,实际是依附官僚资本。现在,政府也感到压力大,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那么,官僚资本中可能也有人日子难过了。)

    现实也不乏这样的成功先例,自今年4月份以来,四川一家生产螺纹钢的企业,在中华元智库的战略智囊支持下,不断做空螺纹钢,在螺纹钢价格大跌了16.4%的情况下,有效地对冲了损失,在行业竞争中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2010年10月,某位钢铁老板在听到 本人“中国经济未来2-3年将探大底,因退出房地产、钢铁业”的演讲后,果断在2011年初钢铁业的高峰卖掉了工厂,现手握现金等待转行契机。

    那时,能够熬过冬天,迎来中国经济新一轮黄金时代和A股大牛市的企业,大多数将是具备“宏观战略把握力”的企业。

 

 

 

 

发件人:老毛<anchormao@gmail.com>;时 间:2012年08月12日 20:28 (星期日)收件人:(无)抄送人:(无)附 件:15 个 (悍匪股神周克华.jpg 等...) 查看全部附件

理财产品,中国的庞式骗局

红星博报

2012年8月

    资本外流与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一同在酝酿着中国的流动性风险,而最近的一些调查和研究佐证了观点,尤其是针对庞氏骗局般的理财产品的担忧。

    路透社以一个名为“金象38号”的理财产品为例,阐述了理财产品的不透明与高风险性。“金象38号”承诺每年7.2%的收益率,相当于国内银行存款利率的两倍,但该产品的说明书中没有提到任何有关标的资产的信息。实际上“金象38号”的投资担保品是江西省泰和县的一个房地产项目,“金象”产品获得的5千万融资全部投资于泰和县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用于建设保障房。泰和县是中国的贫困县之一,该房地产也是坐落在一片水稻田旁边,没有修路,也几乎没有人住。当地政府持有大量房子,期待房价上涨可以卖掉他们。

    “金象38号”只是中国大量理财产品中的一种。根据一家名为CN Benefit 的咨询公司统计,2012年上半年中国理财产品的销售额已达到12.14万亿人民币,相比去年同期上涨了43%。而巴克莱预测今年将会发行22万亿的理财产品。路透利用网上公开信息及中国各银行提供的资料,对超过50种理财产品及信托贷款产品进行追踪,以了解投资者的资金流向何处。最终只有两种产品可以明确其标的资产,其他产品筹集的资金都去向不明。同时,路透也通过调研指出理财产品的庞氏骗局特征:一旦某种理财产品出现流动性危机,就通过发行新的理财产品来清偿旧的理财产品。

    银监会指出,五年前只有几百种理财产品,而现在流通的理财产品要多于两万种。另外,银监会表示将会加强对理财产品的监督和管理,继续鼓励理财产品在透明和有效风险控制的条件下发展。

    因此,路透认为理财产品的不透明以及标的资产的高风险性与2008年美国的次级贷款极为相像。一旦有理财产品违约,就会引发投资者的恐慌,纷纷赎回理财产品,进而造成理财产品发行方——银行的流动性危机。但是,并非所有的理财产品都以实物资产为担保,J Capital曾预测50%-80%的理财产品都是以银行间贷款为标的资产。Also Sprach Analyst指出,银行间贷款在近几个月出现大幅的上升。如下图所示,红色柱体代表流向“实体经济”的新增贷款,而蓝色柱体代表银行间贷款。2012年6月,资产负债表中4万亿的贷款只有1万亿流入了实体经济,其余3万亿都是银行间贷款。或者说,6月银行总资产增加了4.6万亿人民币,其中有3万亿都是银行间资产。

    惠誉评级公司的Charlene Chu表示,部分银行间资产实际上是企业贷款。即大公司通过银行在银行间市场获得贷款,那么这些风险较高的企业贷款摇身一变,成为了低风险的银行间贷款;另外,有些银行间贷款是银行假造,表面上理财产品的资金被用于银行间市场贷款给其他银行,但实际上却是自己使用,这些投资于此贷款的理财产品便没有任何资产现金流作为保障。这样一来,以银行间贷款为标的的理财产品真实的违约风险也变得很难测度。

    我们不知道中国银行系统会不会在某个时候出现流动性危机,但是资本外流已让央行的弹药库开始不断缩水,同时地方政府也一直在依赖银行融资来不断维持投资项目的运行。

    但此时此刻,银行自身已经开始出现不断扩大的资本缺口。根据中国银行家论坛上周公布的“2012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报告显示,工、农、中、建、交这“五大行”被测算的2012年底资本缺口分别为604亿元、635亿元、376亿元、354亿元和478亿元;2013年底其资本缺口或进一步扩大至691亿元、838亿元、787亿元、399亿元和687亿元。

    那么这样大的资本缺口会不会促使大银行进一步发行理财产品获得融资呢,我们不得而知。Charlene Chu认为,小银行发行的大量理财产品已经超出其风险掌控范围,他们的存款数量较少,在银行间市场可获得的资金量也有限,流动性资产量低,这使得他们面对理财产品的偿付及周转有着更多的困难。

 

 

 

 

 

发件人:IGI IWEP<igiiwep@gmail.com>;时 间:2012年08月23日 14:29 (星期三)收件人:(无)抄送人:(无)附 件:1 个 .pdf ) 查看附件


果壳中的伊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何帆

Aug.25 2012

hefancass@gmail.com


一颗坚果

    2007年,麦凯恩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参加了南加州的一个活动。有人问他对伊朗的看法。麦凯恩说:“海滩小子(Beach Boys)不是有一首老歌吗?‘轰,轰,轰,把伊朗炸平’(Bomb, bomb, bomb, bomb, bomb Iran)。”

    这个老男人,老得连老歌都记不住了。海滩小子是一支在20世纪60年代非常活跃的乐队,但早几年出道的甲壳虫乐队几乎把他们的风头全压下去了。海滩小子从来没有唱过轰炸伊朗的歌。麦凯恩提到的,是1979年伊朗学生扣押美国使馆人员之后,有人把海滩小子翻唱的一首歌《芭芭拉·安》改了歌词。歌词变成了:“ 轰/轰/轰/把伊朗炸平/把伊朗炸成停车场”。

     麦凯恩的记忆力已经不那么清晰,但他要传达的信息却非常清晰。有很多美国人认为,解决伊朗问题的办法,就是打一仗,教训下这个“流氓国家”。

美国会打伊朗呢?

    美国不是打不了伊朗。美国是谁啊。2011年美国军费预算高达7393亿美元,约相当于后面25个国家的军费支出总和,占全球的45.7%。美国在军事技术方面令对手望尘莫及。1991年海湾战争中,“战斧”巡航导弹、精确制导导弹、带夜视仪的新型坦克等新型武器纷纷登台亮相,令人眼花缭乱。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不到四周就摧毁了萨达姆政权,更是让全世界的军事观察家们目瞪口呆。俄罗斯前任国防部副部长说,我们的将军们没有预料到伊军的惨败。但是,打赢了之后才是战争的开始。如今,美国在伊拉克已经耗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根据美国五角大楼的统计,美国为伊拉克战争累计投入将近77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局说,从2003到2012年,美国纳税人每天都要为伊拉克战争和伊拉克重建项目承担2650万美元的支出。美军已经有4000多名士兵因战争死亡,以后还将有更多。基地组织的一名高官就曾说,穆斯林们应该感谢真主,让美国人来到了伊拉克,到了穆斯林自己的地盘上。他们鼓励圣战分子见到美国人,不分军民,全部杀光。

    如果美国打的不是伊拉克,而是伊朗呢?

    伊朗是个大国,不是个小国。伊朗的国土面积是伊拉克的四倍,人口是伊拉克的三倍。伊朗的国土面积为168万平方公里,比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在一起还大,超过了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地区,也比中国长江以南的华中、华东、华南各省、市、自治区的面积总和还大。伊朗有大约7000万人口,伊拉克的人口约为2500万。伊朗的人口超过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相当于加拿大的两倍、沙特阿拉伯或马来西亚的三倍、以色列的十倍。

    更重要的是,伊拉克是一片平原,而伊朗则四面环山、依山傍海,像一座堡垒,易守难攻。

    横亘欧亚大陆的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山系,在伊朗境内分成了两个支脉,像张开的两个手臂,把伊朗紧紧的环抱起来。一支是厄尔布尔士山脉,沿着里海南岸绵延,如波涛般起伏不定,最低的是低于海平面的里海洼地,最高处是海拔5604米的锥形火山达马万峰。厄尔布尔士山脉向东到达伊朗和阿富汗边界之后,再向东向南,连接上兴都库什山脉。另一支是扎格罗斯山脉,它是高加索山脉的南支脉,起自伊朗西北部的乌鲁米耶湖,一直向东南延伸到霍尔木兹海峡。扎格罗斯山脉其实包括了几条平行的山脉,好像感觉对伊朗的保护还不够严密,它们再要仔细的多加几道锁链。

    在群山环绕之中,是伊朗高原。伊朗高原的中央,有两个巨大的沙漠盆地,即卡维尔盐漠和卢特荒漠。卡维尔盐漠的表层有一片脆弱的盐壳,下面是粘稠的泥浆。在盐漠之中,没有任何动植物能够生存。卢特荒漠炎热多风,和盐漠一样荒凉。曾经到过这里的俄罗斯旅行家尼古拉·哈内科夫说,要是跟这里相比,戈壁沙漠应该算是肥沃的。

    这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伊朗是一个防守型的国家。即使伊朗有对外扩张的野心,也难以遂愿。往北去,在破碎的厄尔布尔士山脉之间,断断续续有一些山口,但是北部的土耳其和俄罗斯都是伊朗的劲敌。伊朗的东北部毗邻土库曼斯坦,通向中亚草原,但那里几乎和伊朗一样贫瘠、荒凉。伊朗的东部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势比伊朗更为险恶。往南,要跃过高山,才能到海边。伊朗有大约1300公里的海岸线,一半在波斯湾,一半在阿曼湾,但伊朗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始终是陆地国家。如果伊朗对外扩张,最便捷的通道是朝西,顺着河谷打出去。古代的时候,波斯人曾从这里一直打到埃及和希腊。但是打出去之后如何补给大军呢?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即使在波斯一度对外扩张的时候,他们对占领地区的统治也很宽松,随时准备收缩战线后退。如果伊朗想成为一个帝国,唯一的可能性是向西南部进军,彻底征服两河流域,以这里的沃土平原为根据地,图谋天下霸业。但遗憾的是,伊朗从来不曾完全占领两河流域。相反,外国统治势力,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帝国、拜占庭、奥斯曼,直到英国和美国,都曾占领伊拉克,或让伊拉克成为自己的代理人,直接威慑伊朗。

    做为防守者,伊朗占尽地利。从西部直接越过扎格罗斯山脉进攻伊朗几乎是不可能的。1980年两伊战争期间萨达姆曾经尝试过,但以失败告终。伊朗的西南部,是一片潮湿的沼泽,阻挡了阿拉伯人的入侵。伊朗在北部和东部都有严密的防守,可以高枕无忧。历史上伊朗几次沦陷,大致都是从东北和西部两个通道被攻破的。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先占领巴比伦,再从西部山口进入伊朗,消灭了波斯帝国,波斯的国库被洗劫一空,雄伟的宫殿化为灰烬。公元642年,穆斯林军队也是从扎格罗斯山脉的隘口攻入伊朗高原的。公元13世纪,由于伊朗东部的花剌子模杀害蒙古商队和使者,成吉思汗帅蒙古主力亲征,发动了一场残酷的复仇战争。成吉思汗的进攻路线是从伊朗东北部入境,从东一直打到西,横扫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

     伊朗有自己的致命弱点,狡猾的敌人可以利用其弱点,不战而胜。和所有的山地国家一样,伊朗的人口极其多样化。除了占人口50-60%左右的波斯人之外,还有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等。从表面上看,伊朗99%的人口都是穆斯林,但占90%左右的什叶派和10%左右的逊尼派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对立。此外,还有伊朗土生土长的古老宗教琐罗亚斯德教、以及基督教、犹太教和巴哈教等。种族和宗教的分化,给外国势力提供了从内部颠覆伊朗的绝好机会。俄罗斯和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不断介入伊朗内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美国在二战之后继承的是同样的衣钵。无论是库尔德人或亚美尼亚人争取独立,还是在伊朗的宫廷政变中,都能够清楚的看到外国势力的幕后阴影。

    这在一定程度能够解释,为什么伊朗会出现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权。由于平地多为荒凉不毛之处,伊朗绝大部分的人口都居住在山地。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就是山脚下的一座城市。在西南和东南地区的富饶平地上居住的居民,又大多不是波斯人。比如库尔德人就住在伊朗西南部的两河流域平原上。山区的经济状况总会较为落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伊朗无法发展强大的工业和商业。如果山区的人口较少,他们会很穷,如果山区的人口众多,他们会更穷。山区的居民各自过着贫困的生活,彼此间不通音信,也难以被同化。没有一种像伊斯兰教这样的宗教力量,难以将伊朗的民众团结起来。

    一般认为,伊斯兰教的两大派别,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分歧在于,逊尼派认为默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应由穆斯林公社选举产生,而什叶派则坚持世袭制的原则,他们将自己的最高宗教领袖称为伊玛目,从穆罕默德的堂弟、女婿阿里开始,直到第12代伊玛目,均为阿里的嫡传子弟。但事实上,什叶派更多的是一种波斯化的伊斯兰教。从什叶派伊斯兰教中,可以若隐若现的看到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子,但逊尼派完全不受其影响。直到16世纪之前,什叶派的力量都并不强大。16世纪伊朗历史上最强大的萨菲王朝建立,才带来了什叶派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有些像西欧的新教革命。什叶派教义给波斯人找到了一种自我定位,他们既可以遵从伊斯兰教,又可以保持自己的自尊和特色。

     同样的逻辑可以解释,为什么伊朗始终对国内有严密的控制。伊朗到处是无孔不入的安全情报部门、高高在上的神职人员。在国家的军队之外,伊朗还要建立服从于宗教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政权对国内的不同政见和反对力量高度警惕,总是本能的认为其背后一定有外国颠覆势力从中作梗。千百年的历史教训是,对伊朗来说,一旦后院起火,将无险可守、无路可退,没有任何回旋和缓冲的余地。

    这就是伊朗。美国如果去打伊朗,不会赢得最后的胜利,伊朗也不会彻底的失败。美国会陷入一个比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更深的泥潭。伊朗是一颗坚果,一颗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珰珰的铜豌豆。

两个冤家

    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但如果成了世世代代的宿仇,就很少会有人记得,最初到底是为什么引起了仇恨。谁知道罗密欧家族和朱丽叶家族之间的仇恨是因为什么?根据美国历史上的真实故事拍摄的《血仇》,讲述了哈特菲尔德家族和麦考伊家族之间长达百年的仇杀、纵火,但最初的原因是因为一家偷了另一家的一头猪。美国和伊朗俨然已成为一对冤家,但又有谁知道,这两个国家之间其实原本无冤无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和伊朗仿佛在两个不同的星球上。美国是一个奉行孤立主义的新兴国家,而伊朗刚刚懵懵懂懂的撞上西方列强的政治蛛网。要论两国之间的关系,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亲密程度,估计相当于蒙古和新西兰。1856年,美国和伊朗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但既不是在美国签,也不是在伊朗签,而是两国的领事,在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签的协议。想像一下,蒙古和新西兰在香港签订了一份友好协议。

    美国在一战之后,奉行的是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1919年在巴黎和谈的时候,美国出于道义,想帮伊朗讨一个公道,至少要让伊朗有讲话的机会,但英国根本不予理睬。当然,美国对伊朗的兴趣并不完全出于高尚的理想。美国也想得到商业上的利益,尤其是想在肥得流油的石油市场上分一杯羹。但当美国提出,想让自己的石油公司美国标准石油公司进入伊朗的时候,英国当即一口回绝。明明是英国包的二奶,怎么能让美国也上床。英国人觉得,美国人有这样的想法,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二战期间,美国有大约三万名士兵在伊朗,负责盟军的后勤供应。大量的军火和其他物资从伊朗输送到苏联。美国也通过《租借法案》对伊朗进行了支持。但美国仍然在伊朗问题上插不上手。1942年,英国和苏联干脆联手,废黜了野心勃勃的伊朗国王礼萨沙·巴列维。当时,伊朗事实上已经被英国和苏联瓜分。苏联控制伊朗北部,英国占据伊朗南部。要是由着英国和苏联的意思,干脆找个完完全全的傀儡做自己的代理人得了,但由于它们彼此之间互相忌惮,所以才没有下手,而是让国王传位于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礼萨沙本人被流放,最后到了南非,1944年死于当地。

     1943年11月28日到12月1日,罗斯福总统来参加德黑兰会议。这是罗斯福第一次到伊朗。他在会议期间,一直呆在苏联使馆的深宫大院里,几乎没有出来看看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但罗斯福明确支持伊朗独立。他曾说:"我们要把伊朗当做一个样板,展示美国怎样施展无私的外交政策"。他想通过经济和技术援助,把伊朗变成不发达世界的一个榜样。之后,美国陆续为伊朗提供在公共卫生、农业、教育、公安等领域的经济和技术支持。但最关键的政策是1947年6月,美国向伊朗提供了第一笔2500万美元贷款,用于购买美国武器。从此,这成为联接两国政府友谊的重要纽带,来自美国的军火,如潮水一般涌入伊朗。

    要是按照这样的情节发展,美国和伊朗之间本应成为亲密的兄弟。毕竟,美国没有像英国和俄国那样侵略和欺凌过伊朗,伊朗人原本不像仇恨英国人和俄国人一样仇恨美国人。但是,1953年发生的一场动乱,彻底改变了伊朗人民对美国的态度。

    1950年,伊朗民族阵线的领导人摩萨台就任首相。他提出将英伊石油公司完全国有化。这一提案让摩萨台成为伊朗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但也彻底激怒了英国。第一,英国人认为,像伊朗这样的劣等民族怎么有资格和英国谈条件。伊朗不过是一个落后、腐败、幼稚的"亚洲"国家,伊朗人能理解的只有贿赂和暴力。第二,英国的确离不开伊朗的石油。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昔日的大英帝国已经彻底败落,成了一只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英国每年从英伊石油公司的税收中获得巨大的收入,还能获得丰厚的公司股份分红。这样的利益,怎么能拱手交出去呢。

    美国在其中扮演着极为微妙和尴尬的角色。美国人一开始很同情伊朗,他们也知道,英伊石油公司的内幕太黑了。伊朗政府怎么说也拥有英伊石油公司20%的股份,但英国人连账簿都不给伊朗人看。再说了,伊朗也同意,国有化之后会给予英国适宜的补偿。在美国人看来,这是一件可以谈判的事情。但英国人的态度则非常坚定:绝不谈判。英国增派驻波斯湾的军队,而且已经准备登陆作战。同时,英国人撤走了所有的英籍员工,使这个公司基本停工,还冻结伊朗在英国的银行存款。英国对美国的态度也极其不满,声称如果美国再帮助伊朗,就要和美国断交。

    这让美国感到非常为难。最终,还是英国帮助举棋不定的美国下了决心。狡猾的英国人知道,要想把美国拖下水,不能就石油说石油,而是要拉响红色警报。只要吓唬美国人,说苏联想要颠覆伊朗,美国就会激动的捋袖子上阵。英国人读过十七世纪法国作家拉·封丹的寓言《猴子与猫》:猴子骗猫从火中取栗子,栗子让猴子吃了,猫却把脚上的毛烧掉了。军情六处成功的说服美国新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要是美国不推翻摩萨台政府,伊朗就会成为中东地区倒塌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美国的判断力实在不敢令人恭维,但其执行力却非常强悍。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弟弟艾伦·杜勒斯就是当时中情局的负责人。1953年2月,美国和英国共同制定了一个代号为Ajax的秘密行动。不,更正一下,这个计划主要是军情六处制定的,但却由中情局执行。中情局专门拨款100万美元,用于这一秘密行动的经费。艾伦·杜勒斯找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孙子克米特·罗斯福。这位公子显然很喜欢刺激性的工作,他马上飞往伊朗,在美国使馆坐镇指挥。克米特·罗斯福一方面到处散布假消息,污蔑摩萨台,煽动公众骚动乱和部落动乱,雇佣恶徒假扮左翼的图德党人上街游行滋事,另一方面,秘密的和几位伊朗军官勾结,鼓动他们发动政变。参与政变的伊朗军官以扎黑迪和卡尚尼为首,这两个军官都以贪污腐化著称。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卡尚尼曾经和图德党秘密接触,打算让图德党支持他做首相候选人。

    1953年8月19日是伊朗政变的日子。一群高呼支持国王口号的人群沿着德黑兰的大街游行,沿途袭击了支持摩萨台的国家广播电台和其他机构。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德黑兰贫民区的职业流氓,上街闹事拿到的报酬是由中情局现金支付的。与此同时,几支军队包围了摩萨台的官邸,并迫使他投降。摩萨台被判犯有叛国罪,一直被软禁至死。

    如果要理解伊朗人对美国的刻骨仇恨,就得了解美国在1953年伊朗政变中的所作所为。仇恨的种子就是在1953年种下的。
摩萨台下台之后,巴列维国王控制了伊朗的政局。巴列维国王是美国驻伊朗大使乔治·艾伦的好朋友,他们平时经常一起打网球,两家每个星期都要聚餐。1949年年底,年轻、英俊的巴列维国王访问美国,受到明星一般的隆重欢迎。在美国人民的眼中,巴列维就是伊朗,伊朗就是巴列维。

    可惜的是,伊朗人并不这么看。他们看到的是,摩萨台政府被推翻之后,巴列维是在美国人簇拥下回国;他们看到的是,巴列维用卖石油的钱,大量从美国进口武器。巴列维甚至想在军事力量上和苏联抗衡,而且他对新式武器极其痴迷。有个笑话说,别的男人是看《花花公子》会兴奋,巴列维读介绍新式武器的小册子就能达到高潮。伊朗人看到的是,美国的石油公司在巴列维时期终于挤进了伊朗,成千上万的美国军事人员和工人涌入。他们看到的是,伊朗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确较快,但财富并没有公平分配。石油出口换回的收入除了进口军火,就是建造一些华而不实的建筑。在伊朗这个拥有丰富能源的国家,许多农村却没有电,甚至德黑兰都经常断电。尤其是,伊朗人看到的是一个越来越狂妄自大、暴戾残忍的国王。在巴列维时期,国王就是一切。议会变成了摆设。1975年,连原本只是装装样子的两党制也被取消了。伊朗成为复兴党领导下的一党专制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由于国王镇压了所有他能看得到的政治对手,才迫使反对力量都投奔宗教阵营。

    正是巴列维政府自己的愚蠢,点燃了1978-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事情的导火索是,一份半官方的德黑兰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污蔑流亡海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是英国间谍,甚至可能是个同性恋者。这篇蹩脚的文章燃起了伊朗人的怒火。愤怒的人们上街游行,而政府的镇压活动几乎变成了肆意的报复。危机不断升级,死难人数越来越多。11月5日,德黑兰爆发了一场严重的暴乱。英国大使馆遭到攻击,政府部门被洗劫,很多商店被焚烧和抢劫,德黑兰大学的国王雕像被推倒。

    此后一个多月,德黑兰重要的集市一直罢市、交通瘫痪、经常大规模停电、政府瘫痪、军队人员大量逃跑,有些士兵甚至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长官。12月10日,德黑兰爆发了大约200万人的示威游行。巴列维国王在1979年1月1日宣布出国“休假”。他这一去,从此失去了自己的祖国,美国也从此失去了伊朗。

     美国和伊朗的相互仇恨开始赛跑。仇恨的眼中看到的只有仇恨。美国人看到的是人质危机。1979年11月4日,一群伊朗学生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并扣押60多名使馆人员为人质,直到444天之后才释放。伊朗看到的是美国在两伊战争期间站在伊拉克一边,给伊拉克提供军火,帮助萨达姆攻打伊朗。美国人看到的是1979年11月20日,一群激进的伊朗穆斯林占领麦加的大清真寺。伊朗人看到的是1988年7月,美国的巡洋舰在伊朗的领海内,用导弹击落伊朗的一架民航飞机,机上290名乘客全部遇难。

    到最后,仇恨"升华"为意识形态。伊朗人认为,美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颠覆伊朗政权。美国人认为,伊朗就是一个邪恶国家,除掉伊朗是美国的神圣使命。

    在伊朗和美国,都是"鹰派"占上风。1989年,哈梅内伊接替霍梅尼,成为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一直是霍梅尼的追随者,在巴列维国王执政期间曾被捕入狱,受尽迫害。1981年,他曾在一次集会上被反对派炸成重伤,右手至今残疾。哈梅内伊一生的经历和信念,让他深信,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和美国断绝关系,坚决不能让像巴列维这样的美国走狗东山再起。

    如果说伊朗对美国的警惕多少有些神经质,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敌意则来得莫名其妙。小布什总统上台之后,召集了一批头脑顽固但意志坚定、外交经验缺乏但善于操纵决策的"新保守主义者"。在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人的支持下,他们开始鼓吹对伊朗采取强硬政策。新保守主义者人数稀少但能量巨大,他们中大部分人是犹太人,和以色列以及美国的犹太院外集团有紧密的联系,信奉一位孤僻的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哲学,错误的认为伊朗是个摇摇欲坠的国家,一推就倒。一位新保守主义者声称:“对伊朗的外交政策可以休矣,现在要的是一个自由的伊朗。”受到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小布什在2002年将伊朗归入“邪恶轴心国”。和伊朗的和谈,甚至是正常的外交对话都终止了。2007年,小布什甚至曾提出过“三天闪电战计划”,说美国要是再不动手就晚了。

    美国一再的用错误的政策,加深了伊朗对美国的仇恨。当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后,向伊朗伸出了和解的手。奥巴马不再提要颠覆伊朗政权,也不再提军事打击伊朗,他希望用各种可行的办法妥善处理伊朗核武器问题。

    哈梅内伊的第一反应是:我凭什么要相信你?

果壳中的核问题

    美国和伊朗的外交政策和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都完全不一样。

    美国的外交政策看似深思熟虑,似乎每一项政策都是大战略棋盘上搜肠刮肚想出来的一步棋子,都有反复计算过的深远用意。但事实上,美国在二战之后,多次在重大外交决策中犯愚蠢的错误。在朝鲜战争期间,狂妄自大的麦克阿瑟就是不相信中国会出兵援助,他扣押了前方传来的和他意见不一致的重要情报。美国那么热衷派兵越南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按照美国的解释,是担心红色中国借道越南,将势力扩张到东南亚。且不说中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野心,就算是中国要打东南亚,也不会从越南出兵。越南是个地形狭长的国家,一边临海,一边傍山,最窄处不过几十公里,美国只要控制住这个隘口,敌人就算插上翅膀也飞不过去。无论从老挝还是从缅甸出兵,都胜过借道越南。美国在9.11之后忽然去打伊拉克,更是匪夷所思。很多美国人错误的认为,劫机的恐怖分子是伊拉克人,错,他们大多是沙特阿拉伯人。很多美国人错误的认为,本·拉登躲在伊拉克,错,伊拉克和基地组织风牛马不相及。有人在美国的背后给了他一拳,他在气头上,一巴掌就扇在站在面前的小个子路人乙脸上。美国的外交政策看似精明,但一直在犯错误。这只能说明,一个大国在外交政策上犯错误的空间有多么的大。美国犯了几十年的错误,仍然可以自以为是、自行其是。

     伊朗看似激进而顽固,但其外交政策却一直小心翼翼。它的激进是表演出来的激进,它的谨慎是为求生存逼出来的本能。由于跟对手相比处于弱势,而且周围都是敌人,所以伊朗刻意将自己装扮成顽固的极端主义。这种激进的宗教就像豪猪身上的刺,是为了吓唬敌人,又像变色龙的皮肤,是为了蒙蔽对手。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要想得到想要的东西,当个好孩子是不行的,只有又哭又闹、不听话,才能逼迫父母就范。用博弈论的术语讲,这样子,你的威胁才是可以置信的。但是,伊朗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自杀性的决策。美国攻打阿富汗的时候,恰逢新保守主义者一派狂言,扬言要打伊朗,但伊朗却在暗中帮助美国。伊朗将可疑的基地组织成员驱逐出境,而且用自己的影响力,说服阿富汗的地方军阀们站在美国一边。这说明,一个小国,有一点点小的疏忽都可能是致命的。犯错误是大国外交的奢侈品,哪怕像伊朗这样看似不按牌理出牌的国家,其实都是谨小慎微的现实主义者。

     伊朗是美国自己制造出来的敌人。伊朗是美国自己想象出来的敌人。伊朗不过是一个区域性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防守状态的国家。和当年波斯帝国的疆域相比,在外国的侵略和干预之下,如今的伊朗国土已经小了很多,但它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恢复往日的荣光。即使是在中东,伊朗也是一个防守型的国家,其对外输出革命的劲头,远远比不上埃及、沙特阿拉伯或土耳其。伊朗自己也清楚,作为一个波斯人国家,怎么可能在阿拉伯世界里当上盟主呢。即使伊朗是一个少有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人士希望用伊斯兰教,而非西方的法律治理国家,但所有的伊朗人,也都有对安全、繁荣的渴望,他们最渴望的是,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哈梅内伊说,伊朗追求的目标是“科学和技术上足够先进,先进到可以自力更生,自力更生到可以经济独立,经济独立到可以政治独立”。

    你能想象伊朗去攻击美国本土吗?谁才是更真实的威胁呢?

    真正的问题是伊朗想要发展核武器。这将彻底改变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筹码,也将在整个中东激起阵阵波澜。

    最早是美国怂恿伊朗发展核武器。那时,美国正和巴列维国王打得火热。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霍梅尼认为核武器是反伊斯兰教义的,他坚决反对发展核武器。那为什么现在伊朗又想要核武器了呢?

     伊朗现在面临的外部形势是,东边的阿富汗、西边的伊拉克都被美国占领。伊朗并不惧怕美国部队的地面进攻,只要能守住厄尔布尔士山脉和扎格罗斯山脉,伊朗就安然无恙。但是,伊朗害怕美国以伊拉克和阿富汗为基地,再加上在中东的其他盟友,对伊朗进行内部渗透。这不是伊朗的幻觉。美国支持伊朗西南部俾路支人的分裂运动,也在支持伊朗产油地区库泽斯坦省的阿拉伯人闹独立,美国在伊朗的西北部支持库尔德人,还在阿塞拜疆收容了一批从伊朗流亡过来的阿塞拜疆独立分子。美国几乎一半的海军力量部署在伊朗周边。数百枚巡航导弹瞄准了伊朗的城市、工厂、军队和核设施。在卡塔尔、伊拉克、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的美军基地,整装待发的飞机、直升飞机、两栖攻击舰,随时准备命令一下,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插入”伊朗。平日,还经常有美国的侦察飞机在伊朗上空盘旋。

    伊朗能够采取的对策是:继续加紧对国内的严密控制。外部的威胁越是紧迫,伊朗国内政治中的强硬派越是得势。继续扩军备战,伊朗的军队加上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共有45万兵力,足以保证依托有利地形,和入侵的军队打游击战。伊朗也会以攻为守,渗透到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勒斯坦,干扰美国的战略部署。伊朗还可以展开外交攻势,加强和欧洲、日本这些石油进口国的联系,同时积极拉拢印度、中国这些新兴大国。

    但最根本的是核武器。伊朗的最终目标是公开宣布拥有核武器。核武器不是一种进攻性的武器,而是一种防守型的武器。除了投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至今为止,从未有哪个国家,哪怕在最凶险的时候使用过核武器。但一旦你拥有了核武器,就等于拥有了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权利,敌人就无法彻底摧毁你。伊拉克没有核武器,最后被美国灭了,利比亚没有核武器,也被西方推翻。北朝鲜有核武器,所以到现在还能逍遥自在。有核武器,生存;没有核武器,灭亡。这是一条铁律。更不用说,如果伊朗有了核武器,将给其领导人增加多少光辉,也让普通百姓感到何等振奋。这是一种不设身处地,难以理解的微妙情感。白崇禧的儿子,著名作家白先勇曾经回忆,当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时,他在美国,激动得热泪盈眶。激动完了,才想起来,这是共产党的原子弹。

    按照美国原有的外交政策,伊朗核武器问题将成为无解的难题。如果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直接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呢?以色列曾经打击过伊拉克的核设施,但萨达姆很快就重建起来。消除伊拉克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最终是在美国彻底摧毁萨达姆政权之后。但是,如果美国出兵攻打伊朗,势必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大英帝国,帝国灭亡的根源都是战线拉得太长、消耗过大。美国真的想让伊朗变成自己的最后一站?如果采取和谈呢?估计伊朗会采取“边打边谈”的政策,一边游走在民用和军事的边缘,打擦边球,一边时硬时软的和美国及国际社会谈判,直到最终临门一脚,拿出自己的核武器。

    每增加一个核大国,整个世界都会增加更大的风险。解决伊朗的核问题,要靠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但解铃还须系铃人,美国必须对其伊朗政策做出重大的调整。

    首先要消除的是对伊朗的恐惧和仇恨。伊朗没有灭美国的雄心,也没有这个能力。伊朗关心的是内部的稳定问题。退一步讲,即使伊朗有了核武器,也不意味着中东地区会落入伊朗之手。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足以震慑伊朗。伊朗有了核武器之后,其他中东国家不会立刻团结在伊朗的旗帜下面,相反,他们会吓得紧紧的扎入美国的怀抱。所谓的核武器“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一旦伊朗有了核武器,其他中东国家就会群起效仿。但北朝鲜有了核武器之后,韩国和日本都没有跟进,尽管它们完全具有很快制造出核武器的能力。美国的过度恐惧,反而会增加中东核竞赛的可能性。

     想要彻底的解决伊朗核武器问题,需要在中东建立无核区。一个无核的中东对各方都是有利的。但棘手的地方在于以色列已经拥有了核武器,而且以色列多次声称,如果美国不打击伊朗,它就会自己发动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如果双方都不使用核武器,难道伊朗能够在军事上战胜以色列吗?事实上,以色列已经成为美国在中东的“负债”,美国的中东政策,被越来越不耐烦的以色列挟持。美国必须重新反思自己在中东棋局的每一步棋子。

    美国长期以来依赖的对伊朗经济封锁、经济制裁,效果并不理想。受到经济制裁影响最大的不是独裁者,而是普通的中产阶级和劳动者。尤其是穷人和孩子,受到经济制裁的影响,没有足够的医药和营养,甚至因此死去。统治者却恰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对内部的高压控制。伊朗希望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正常的一员,它想成为WTO的一员,却遭到美国的反对。为什么不相信市场和开放的力量呢?

    伊朗可以变成坚硬的壳,也可以长成嫩绿的芽,它的命运如何,要看它落在什么样的土壤里。

 



加州旅馆希腊分店

何帆

Jul. 16 2012

hefancass@gmail.com

    你要愿意随时都能结账,但你永远别想离开。----老鹰乐队《加州旅馆》

    1997年4月,欧洲的财政部长们在布鲁塞尔开会。欧洲各国已经决定要统一货币,发行欧元。新的欧元应该是什么样子?要不要在欧元上印上拉丁文,表示欧洲的悠久历史和精神传承?

    希腊财政部长帕潘托尼欧(Yannos Papantoniou)不甘寂寞。他说,欧元上不仅要有拉丁文,最好还有希腊文。德国财政部长魏格尔(Theo Waigel)冷冷的说:“一个贫穷、弱小的半农业国,有什么资格对一种即将在法国和德国这样强大的工业国流通的货币指手画脚?”他甚至不想掩饰自己的鄙夷。魏格尔对帕潘托尼欧说:“你凭什么认为希腊会是欧元的一部分?”
是啊,希腊为什么会是欧元的一部分?

    大多数人提起希腊,想到的都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荷马史诗。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但是,现在的希腊,已经不是古代的希腊。从中世纪开始,希腊就变得越来越不像一个欧洲国家。在罗马帝国时期,欧洲的中心的确是在南欧。地中海是英雄和史诗的舞台。但从中世纪起,西欧就开始逐渐崛起。北海直接联通着大西洋,她的开放和地中海的封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欧地区土壤肥沃、河网密布、森林蓊郁,天然适合农业生产和贸易交往。希腊却被喀尔巴阡山脉隔开,慢慢的和欧洲分道扬镳。它流淌着一半西方的血液,一半东方的血液。如今,希腊已经是一个典型的巴尔干半岛国家。

    二战之后,希腊始终跟不上这个世界的节拍,它在队伍的后面越落越远。

    当整个欧洲开始从一片瓦砾中迅速复兴的时候,希腊却在打仗。希腊很不幸的成为了冷战的前沿。它周围的几个国家,包括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都加入了苏联阵营。希腊国内的共产党力量也很强大,他们进入北部和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接壤的山区,拿起武器打游击战。这是一场冷战导致的内战,也是二战之后的第一场代理人战争。希腊共产党一直坚持战斗到1949年,由于南斯拉夫的铁托和斯大林交恶,而希腊共产党又是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失去了南斯拉夫的支援,他们才最终不得不放下武器。随后,希腊成了东南欧唯一一个接受马歇尔计划的国家,是美国在冷战时期楔入巴尔干半岛的一枚棋子。

    当整个世界都进入民主化浪潮的时候,希腊出现了军事独裁。在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看来,20世纪出现了三次民主浪潮,其中第二次就是在二战之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上约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是民主国家。1967年4月,希腊爆发了军事政变,帕帕多帕罗斯上校(Georgios Papadopoulos)掌管了政权。直到1974年,文官才再度执政。

    即使没有这场军事政变,你也很难说希腊就是一个民主政体。战后的希腊,基本上是由两个家族轮流执政。如果你1944年到希腊,你会发现希腊的总理是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s)。他是帕潘德里欧爷爷。如果你在1981年到希腊,你会发现希腊的总理还是帕潘德里欧(Andreas Papandreous)。他是帕潘德里欧爸爸。2011年,先是宣布要对该国欧元区地位进行全民公投,后来又临时变卦,最后宣布辞职的希腊总理还是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s)。他是帕潘德里欧儿子。

    当帕潘德里欧家族不在台上的时候,是卡拉曼尼斯家族(Karamanlises)。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康斯坦丁·卡拉曼尼斯先后四次当选希腊总理。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之前,希腊总理是科斯塔斯·卡拉曼尼斯,他是康斯坦丁·卡拉曼尼斯的侄子。

     当整个世界都开始推进经济自由化改革的时候,希腊却沉浸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幻梦之中。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掀起了经济自由化改革的热潮,中国也恰好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当整个世界都朝右的时候,希腊坚持朝左。1981年到1989年是安德列斯·帕潘德里欧当总理的时候,他是个职业经济学家,在哈佛上过学,在伯克利教过书。但不知道为什么,帕潘德里欧总理对市场经济格外反感。在他执政期间,希腊的国有经济不断膨胀。1980年希腊的公共部门大约占GDP的30%,到1990年已经占到45%。

    庞大的国有部门导致希腊经济沉闷而低效。就拿希腊的铁路来说吧。这可能欧洲赔钱最多的铁路系统。2010年,希腊的铁路系统每天都要亏损200万到250万欧元,整个铁路系统的欠债高达110亿欧元。但是,这个铁路系统养活了6500个工人,其中一半以上都在50岁以上。这些工人满心盼望着早点退休,领一份优渥的养老金。希腊平均的退休年龄是58岁,而德国是65岁和67岁。希腊的退休工人拿到的钱是上班时候工资的96%,比德国退休工人能拿到的钱多两倍。

    希腊怎么就成了欧元的一部分呢?

     事实证明,加入欧元区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难。意大利不是加入了吗,西班牙和葡萄牙不是也加入了吗?再多一个希腊又有什么问题呢。欧元区并不是绿茵场上的球队,必须经过严格的选拨,才能成为球员。欧元区更像一个带空调的健身俱乐部,你可以加入之后,才开始锻炼。

    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墨迹还未干,希腊就已经打好了加入欧元区的申请报告。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希腊货币德拉克马(Drachma)多次受到市场上的冲击,希腊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一度高达16%,债务余额占GDP比例始终在100%以上。这样的表现也能加入欧元区?

    奇迹突然发生了。到2000年,希腊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大幅度降到1%,通货膨胀降到5%,尽管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仍然是100%,但总体表现已经相当不错了。2000年3月,希腊拿着这张成绩单,正式申请加入欧元区。到7月就被批准加入。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这张成绩单是怎么回事。你懂的。

    随后,希腊经济像昙花一样绚丽绽放,又像昙花一样突然枯萎。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后经济增长率为4.2%,在欧元区内仅次于爱尔兰。但是,这是靠借债刺激出来的经济增长。在加入欧元区之前,金融市场上几乎没有人愿意借钱给希腊。因为希腊过去经常有违约的记录。莱因哈特和罗高夫在《这一次不一样:过去八百年金融荒唐事》一书中就提到,从1800年以来,希腊是欧洲违约最多的国家,比拉丁美洲的国家还不靠谱。加入欧元区之后,大家争相借钱给希腊。希腊国债和德国国债的利差缩小到55个基本点。换言之,希腊要想借钱,只用比德国多支付0.5%的利息。

     正是这样的大规模举债,使得希腊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2009年1月标普已经将希腊的信用评级调至A-,是欧元区16国中的最低水平。2009年下半年希腊财政状况继续恶化,导致全球三大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先后下调其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正式爆发了。

    援助希腊的行动一波三折。2010年4月到5月是IMF和欧元区对希腊的第一轮救援。遗憾的是,这次援助来得太晚,给得太少,到2010年底,希腊再度陷入财政困境。这时,欧盟、IMF和欧洲央行又声称希腊未能如约实施财政紧缩,因此可能暂停援助款项的拨付,这再次导致希腊危机恶化。2011年6月,欧元区主导,对希腊实施第二轮救援。但当在第二轮援助计划刚刚提上日程后,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却在10月份宣布,要就欧盟第二轮援助计划进行全民公投。各国为之哗然。迫于各方面压力,帕潘德里欧于11月4日宣布放弃全民公决,随后黯然下台。新上任的希腊总理卢卡斯·帕帕季莫斯曾经担任过欧洲央行副行长。他主持了和欧元区的艰难谈判。到2012年2月21日,欧元区17国财长才最终批准对希腊的第二轮援助计划,同时要求希腊在2020年之前将债务占GDP的比重控制到121%以下。2012年5月7日希腊举行大选,结果是支持率排名前两位的党派新民主党和左翼联盟均组阁失败,支持率排名第三的泛希腊社会主义党放弃组阁,本次选举以失败收场。受此影响,市场信心一落千丈。到6月份第二次大选中,支持紧缩政策的中间右翼新民主党在选举中获胜。希腊的债务危机又得到了一次暂时的喘息机会。

    然后呢?

    然后,希腊的债务问题会再度恶化,市场上会再度恐慌。很难设想像希腊这样的国家,怎么才能靠自己还得了债。希腊人没有纳税的习惯。到了要报税的时候,很多希腊大夫都声称,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病人,没有开过一张药方。希腊北部有个城市叫Ekali。这个城市只有324个家庭在填申报表的时候说自己家有游泳池。结果税务部门拿Google地图一搜索,粗略的估计一下,后院里有游泳池的家庭有1.7万户。希腊政府每年因逃税少收的钱至少有300亿美元。

    如果你是希腊总理,你有什么办法能让希腊实现经济增长呢?

    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不起,你已经借了那么多钱。欧盟怎么会答应让你再发债呢?希腊的国债收益率已经高达20%以上,这么高的成本,到哪里融资呢?要不,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勒紧裤腰带还钱?对不起,希腊经济已经陷入经济衰退了,再用财政紧缩政策,会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经济衰退会进一步导致债务问题恶化。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由欧洲中央银行来定的,不归你管。让货币贬值?哈,你已经加入了欧元区,你早已没有自己的货币了。靠结构性改革,让希腊的工人都变得像德国的工人一样勤劳、高效?希腊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能够用于出口的产品占其GDP的比重尚不足7.5%。过于激进的结构性改革势必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2010年希腊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工人们已经举着镰刀斧头的红旗跑到雅典的大街上了。这面旗帜,欧洲人已经许久没有见到了。

    那么,干脆让希腊退出欧元区吧。

    欧元区是没有退出条款的。欧盟也没有。这不是欧元设计师们的疏忽。他们是故意而为的。欧元的设计者们都是坚定的欧洲联合主义者,他们要让欧元把长期以来兵戎相向的欧洲各国牢牢的粘在一起,从此没有战争和仇恨。因此,凡是加入欧元的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退出。死了都要爱!永远不分开!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就像住进了加州旅馆。

    1976年老鹰乐队推出的《加州旅馆》,据说是歌手在吸食大麻之后的迷幻状态下写出来的。歌词中写到:

我最后记得的事是跑向大门,
要寻找自己来时的路。
看门人说:“放松点吧,
我们天生受到诱惑。
你要愿意随时都能结账,
但你永远别想离开。”

    或许,事情还没有到这么宿命的地步。一切的契约不过是纸上的文字。如果一个人下定决心当流氓,世间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那么,如果希腊单方面宣布退出欧元区呢?

    希腊的金融体系将在马上崩溃。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就会使用自己过去的货币:德拉克马。德拉克马将大幅度贬值。如果你是一个希腊人,过去在银行的存款都是欧元,你会坐等存款大幅度缩水吗?你会连夜到银行排队,把所有的存款取出来,越过喀尔巴阡山山脉,要到瑞士,把钱存在瑞士的银行里。希腊政府会在山口安排更多的士兵和狼狗,防止资本外逃。当你看到出不去之后,你会回到家里,把钱装进一个大皮箱,把皮箱埋在花园的土里,反正你再也不会把钱交给银行了。那么,希腊的银行就会在一夜之间被挤兑破产。

    希腊的企业将会成片的倒闭。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你过去的所有业务往来都是欧元计价的。现在换成了德拉克马,你又该怎么办呢?过去借的欧元,现在拿什么还呢?拿德拉克马还?德拉克马急剧贬值,欧元债务就会急剧膨胀,希腊的企业家将会发现,自己已经资不抵债,永远还不起钱了。更要命的是,希腊加入欧元区的同时也就加入了欧盟,退出欧元区的同时就要退出欧盟。但欧盟是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区,是希腊最大的出口市场。据OECD统计,2011年希腊出口的51%都流向了欧盟国家。如果退出欧元,也就意味着退出了欧洲市场。更不用说,已经有欧洲国家放出话,说如果希腊退出,货币贬值,就要对希腊征收惩罚性的关税。

    但到了最后的关头,希腊可能真的要退出欧元区才有活路。历史上确实有类似的成功案例。2002年1月,面对不断飙升的融资成本和IMF苛刻的救助条件,无力偿还外债的阿根廷政府宣布放弃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比索大幅贬值70%以上。尽管2002年大幅衰退了10.9%,但阿根廷经济很快便触底反弹。从2003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阿根廷不仅连续5年实现了8%以上的高速增长,还成功的通过债务重组,在2006年之前偿还了所有的拖欠债务。

    当然,希腊不是阿根廷。阿根廷是一个大宗商品出口国,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豆制品出口国,玉米、蜂蜜、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也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21世纪初,恰逢大宗商品尤其是农产品需求进入扩张周期,价格暴涨,阿根廷的大豆等大宗商品出口才能获得年均10%以上的增长,进而带动经济迅速复苏。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希腊很难再像阿根廷一样,赶上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未来五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2%-3%,远低于2003-2007年间4%的平均增长率。

    但是,如果希腊真的退出欧元区,那很可能不是它自己要退出,而是欧元区其他国家求着它退出。就拿阿根廷来说吧。在阿根廷正式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华尔街的巨头们已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让阿根廷债务重组。这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一群债权人居然提出建议,让债务人不要再还钱了。这是因为,华尔街对阿根廷彻底绝望了,他们知道阿根廷已经无药可救,还不如早做了结。阿根廷的问题一日不解决,他们就难以在其他的市场上安心的做交易。同样,希腊的问题一日不解决,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南欧大国的形势就一日不安宁,最后甚至会把整个欧洲拖入一个无底深渊。

    不就是一个贫穷、弱小的半农业国吗?不就是一个GDP占整个欧元区的比重仅为2%的希腊吗?为什么会让欧洲市场动荡不安、让全球经济阴云密布?

    因为希腊是一颗还没有熟透的疮。

 

 


 

外贸如何“保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高凌云

Aug. 15th, 2012

gaoly@cass.org.cn

    海关总署8月10日公布了今年7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基本情况。当月,我国进出口总值为3287.3亿美元,同比增长2.7%。其中,出口1769.4亿美元,同比增长1%;进口1517.9亿美元,同比增长4.7%;贸易顺差为251.5亿美元,收窄16.8%。

    单纯从总量数据的角度来看,经季节调整后,7月份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是当月出口和进口的同比增长速度分别为1.6%和1.2%,不仅大幅低于5、6两月的两位数增速,也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8.6%和7.2%,另外,当月贸易顺差亦低于预期的343亿美元;第二是进、出口数据出现了环比负增长的情况,其中出口下降4.2%,进口下降5.8%。

    依据这一数据,各大机构纷纷调低了各自对全年外贸的预期,认为“年内10%的目标实现起来很难”,其隐含之意是不能实现。商务部相对乐观一些,强调中国要完成年初所确定的进出口贸易保持10%左右的增长目标,下半年的压力会更大。但我们认为,(1)我国7月份的贸易表现总体延续了6月份的基本态势,“中稳”基础更加坚实,从而为“后高”增长提供了可靠保障;(2)出口面临下行压力本质上是竞争力的问题,并不是始于欧债危机,而外需保持增长也是一个长期趋势。因此,“保十”政策应因势利导、对症下药。

    (一)总量增长是“中稳”前提

     我们说的“中稳”,首先是指建立在贸易量保持稳定基础上的增速稳定。7月份我国进口总量基本维持了增速的稳定,出口则维持了总量的稳定。从出口方面,7月份出口同比增长为1.6%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表现,要知道,2011年7月的出口量是2011年全年的最高点(左图,其中,左轴为贸易量,单位为亿美元,右轴为增长率)。而从进口角度,由于其可控性更强一些,与2011年类似,从8月份开始直至年底,进口总量增速有可能保持在8-10%的平均水平上(右图,其中,左轴为贸易量,单位为亿美元,右轴为增长率)。

    (二)结构优化是“后高”保障

     贸易结构优化首先表现在贸易方式的优化上。从出口的两个大头来看,一般贸易出口从6月份的888.3亿美元增加为7月份的892.9亿美元,而进料加工贸易则从663.1亿美元减为625.1亿美元;进口贸易方式的变动略有差别,其中,一般贸易进口从841亿美元增加为852.6亿美元,进料加工贸易从311.2亿美元增加为327.5亿美元,这预示着后几个月的进料加工贸易出口可能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但是,贸易方式中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品,1-7月累计同比下降了21.3%。考虑到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大批外资企业“下南洋”的事实,政策究竟如何因应,需要重点关注。 贸易结构优化也表现在贸易品结构的优化以及商品附加值的提高上。1-7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降低。其中,我国机电产品出口6491亿美元,增长9.1%,比同期我国外贸出口总体增速高1.3个百分点,占出口总值的57.4%。服装出口829.3亿美元,下降0.2%;纺织品544.7亿美元,下降0.2%;鞋类256.9亿美元,增长9.4%。

    与此同时,电动机及发电机、手表、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等商品的出口量,虽然累计同比分别下降12.2%、0.7%、2.5%,但它们的出口金额反而分别增长了9.1%、25.9%和8.2% 。 贸易结构优化还表现在贸易伙伴的多元化上。在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中,1-7月,中欧双边贸易总值3157.5亿美元,仅下降0.9%,不到30亿美元,降得最多的是德国。中美双边贸易总值为2714亿美元,增长10.5%,其中,对美出口增加了11.4%,进口增加了8.4%。中日双边贸易总值为1908.6亿美元,下降0.2%,这个主要是因为进口下降,出口增速为6.6%。同期,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为2205.7亿美元,增长9%;与俄罗斯、巴西双边贸易总值分别为509.4亿和497.8亿美元,分别增长17.7%和10.3%,与南非的双边贸易增长最多,达到了40.9%。

    (三)订单,还在那里

     2012年1-7月我国外贸的变动,仍然是内、外需与竞争力相互作用的结果,问题的关键是,外需在增长的同时,我国的整体出口竞争力却在下降,与此同时,扩大内需的诸多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以前用于出口的资源。 7月份进出口同比增速远低于预期,同时环比出现负增长,很多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欧债危机的冲击仍然强烈,外需不振,导致企业的订单不足;更或者,企业互保严重,资金链极其紧张,就算有订单也不敢轻易接下。这些看法可能会对下一步的政策走向产生一些误导。通过将2003-2011年世界各国GDP按我国对应的出口比重加权后,可以看出(左轴,单位十亿美元),与2005、2006年不同,从2007年开始,外需进入了明显的增长区间,这一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2008年也没有变化,当然没有理由相信,欧债危机会改变这一趋势。事实上,欧债危机的发展态势已经比较明确,一方面,欧元区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使得欧债危机很难好转,但另一方面,统一的货币政策,使得欧债危机也坏不到哪儿去。 当前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同样是从2007年开始,以我国出口品相对世界出口的价格指数显示(右轴,%),我国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逐渐减弱,这也是个长期趋势。其原因有很多,长期的如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短期的如要素价格迅速上涨不能被生产率增长抵消、人民币汇率波动等,这些都对出口竞争力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四)外贸“保十”应对症下药

    2011年全年的进出口总额为36420.59亿美元,增长10%意味着2012年的贸易总额应达到4万亿美元左右,今年1-7月累计的进出口总额为21683.73亿美元,完成了约54%,比平均速度低了4个百分点,1600亿美元,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虽说贸易问题本质上是生产问题,而且国家也强调要尽快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项目;要加强市政工程、铁路、节能环保、信息化、农村和西部地区基础实施等建设;要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等等。但是,这些政策措施更多的是“治本”,在只剩下五个月的情况下,外贸“保十”更应“标本兼治”。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外贸“保十”还需处理好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引导外资制造企业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这需要利用地区差别化来改变以往仅仅强调行业差别的贸易政策。第二,在出口目标市场开拓的同时,可通过给予企业设备空置费等方式,鼓励企业新产品的开发与出口,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主要依靠原有产品规模扩张的格局,利用多样化效应促进贸易的快速增长。第三,各级政府要在进出口各个环节继续推进贸易便利化工作,同时还应通过行业协会等机构,在成本发现、市场发现等方面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第四,考虑到中小企业的信贷约束,要落实和完善出口信贷支持,确保有市场、有订单的外贸企业的出口。第五,通过各种措施鼓励原材料、高科技产品、技术等的进口,通过进口发力,摆脱以往进口为“为出口而进口”的困境。
 

 

 


蒙混过关与过度反应

欧元区的策略是蒙混过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张斌

2012年7月18日

bjzhangbin@gmail.com

    货币的信用,来自于政府。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货币上都印着政治领袖的头像,不是因为领袖代表了这个国家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而是领袖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政府承诺这张纸的价值。很遗憾,欧元上面没有印着政治领袖。欧元筹建之初,货币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大泼冷水,他认为欧洲搞错了次序,应该是先有政治统一,才有基础建立共同货币。

    弗里德曼去世了,但他担心的问题如今集中暴露出来。欧元背后是欧洲央行,欧洲央行背后是一系列政府的松散联盟,其中有些政府财政状况还好,有些政府原则上已经破产了。财政状况糟糕的政府引发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很自然地变成了欧元危机。欧元危机与一般的货币危机表现不同,一般的货币危机表现是该货币的大幅贬值,欧元危机的表现是投资者担心欧元会不会消失。

    欧盟是一场婚姻,欧元是这场婚姻的孩子。结婚没孩子,离婚的代价还能接受。有了孩子,离婚的代价难以计算。欧元区的政治家们为了保全孩子在不停的吵架。中国有句古话“救急不救穷”,德国就是这么想的。德国的官员和经济学家们非常津津乐道德国在90年代经历的结构改革,当时德国的国际竞争力一蹶不振,经常项目逆差,财政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是德国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来了。正是因为90年代的十年磨练,德国的经济结构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竞争力大幅提高,德国经济才有了今天的好日子。德国认为陷入财政危机的国家应该像当初的德国那样自食其力,依靠财政紧缩和国内经济结构改革走出危机。德国同意适当地救助面临流动性困难的危机国家,但是以大幅财政紧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作为附加条件。德国认为,如果没有充分的附加条件,一味的救助只会破坏危机国家推行内部改革的动力,危机国家的经济结构难题不能得到解决,危机也不会真正化解。

    危机国家当然知道恢复财政平衡应该少花钱和多挣钱,需要一系列的国内改革。但是如今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面临的情况比当初的德国糟糕很多:不能借助于货币贬值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收入,不能利用通货膨胀削减真实债务,没有当初德国遇到的全球经济景气周期,实体经济的衰退程度和债务负担的严重程度要比当初的德国更严重等等。在这些限制条件下,恢复财政平衡的重任全部压在了财政紧缩和国内结构改革。这是把政府放在火上烤,政府要得罪企业、得罪选民,要经历漫长的经济衰退,还要不断地讨好国外投资人。这个过程随时可能被打断,或许根本就无法真正开始。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为了政府还债,曾经让罗马尼亚人过了一个没有暖气的冬天。这样的政府不再有了。对于多数国家,赖账是更好的选择,没有国际法院把欠债不还的政府送进法院,但可能会有大量的舆论和选民把实施紧缩的政府赶下台。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国家的政府连续下台,推行财政紧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政策在个别国家取得了进展,但距离要求相去甚远。

    放弃欧元的代价难以想象,维系欧元同样艰难。债务国要求欧洲央行直接出手维护主权信用,要求主权信用捆绑的欧元债券,痛恨让国家主权蒙羞的附加条件。如果把欧元区看作一个完整的国家,这些要求不过分,这些要求也恰恰是从根本上维系欧元的政策手段。但是,这些要求意味着债权国蒙受巨大损失,意味着做不受纪律的懒人要好过做守纪律的勤快人,这是在挑战崇债权国崇尚纪律和勤劳节俭的价值观。

    欧元区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局面。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剧情一环套着一环,结局朝着坏的方向发展。政治家们拿不出根本化解问题的方案,投资者用脚投票逃离债务国家,金融市场形势不断恶化,实体经济融资更加艰难,银行业坏账增加并进一步放大外部融资需求,迫切的外部融资需求让债务国的国债价格和银行资产负债表更加难看,金融市场更加动荡。这个过程中,在局势最糟糕的时候,政府迫于压力会并凑一些类似速效救心丸的急救措施出台,市场能稳定一段时间,但是用不了多久,动荡再起。

     2012年6月末的欧盟领导人峰会看似强大。意大利和西班牙近期的危机局面关系到欧元区存在的根本,默克尔不得不在峰会做出了让步。峰会达成了一系列成果:允许欧洲金融稳定机制(The 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简称EFSF)和后续的欧洲稳定机制(The 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简称ESM)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建立有欧洲央行参与的欧洲银行业联盟,其中还包括银行业统一的存款保险机制,并授权ESM直接参与银行业重组;通过了1200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同意2012年底创立欧洲统一的银行业监管机构;取消欧洲官方贷款人对西班牙贷款的优先权地位等等。峰会在欧元债券和金融交易税等方面没有共识。

    一旦具体到细节,峰会的成果可能再次沦为救心丸。EFSF-ESM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算不上新的进展,此前也可以;欧洲银行业联盟如果做成了对稳定金融市场会很管用,但是谈判还没有真正开始,这需要欧央行和德国做出巨大的态度改变。银行业联盟若要成功,最终离不开财政联盟的支持。默克尔在这次峰会上的表现已经大大得罪了德国国内的联盟党,批评和质疑声音不断,再进一大步何其艰难。如果缺少银行业联盟框架,ESM参与银行重组也难以立足。其它的措施,对帮助走出欧债危机没有实质性帮助。还让人担心的问题是今天的成果可能成为明天的拖累,如果今后在诸如银行业联盟这样的关键问题上达不成共识,市场会报复今天的轻率承诺。

    彻底走出欧债危机旷日持久。过去两年的经历揭示了欧债危机最有可能的出路,这其实是一条不是出路的出路。欧元崩溃,代价无法计算,政治家集体蒙羞,小概率。财政联盟加欧央行不惜代价救人,政治家谈不拢,小概率。两个根本解决问题的出路短期内几乎都被封死了。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继续耗下去,也许几年以后危机国家在长期的煎熬中走出来了,也许几年后的某一天一个重要的债权国或者是债务国终于忍不住了,欧元解体。总之,这都是几年以后的事,政治家们眼前的策略就是蒙混过关。彻底解决问题的路走不通,除了蒙混过关又能怎样?

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利有弊

    欧债危机的影响波及全球,中国也不例外。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方方面面,对外出口、大宗商品进口、离岸人民币汇率、欧盟来华直接投资等众多渠道都有明显的感受。笔者半个月前到德国拜访研究机构,即便是专门从事经济研究的专业人士,关心欧债的人也不是很多。但是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媒体和大城市,热闹的欧债就在身边。

    欧债危机对中国最直观也最受关注的影响是中国对欧盟的出口。2010年中期以来,中国对欧盟出口的增速持续下降,2012年1季度陷入负增长,成为中国出口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因此拖累中国的GDP增速。毫无疑问,欧债危机引发的实体经济紧缩会减少欧元区的进口需求,当然也包括了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但是进一步观察数据,发现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2012年1季度,欧盟非能源产品进口增速0.8%,而中国对于欧盟的非能源产品出口增速是-2.28%,中国对欧盟非能源产品出口市场份额下降是1季度对欧盟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市场份额会下降?是因为欧债危机吗?杂项制品(主要包括家具、服饰及配件、鞋制品等劳动相对密集的产品)和机械与设备出口是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两大类产品,这两类商品在欧盟市场份额增速早在2004-2005年期间就开始了趋势性的下降,杂项制品市场份额绝对值在2011年开始下降,机械与设备产品市场份额绝对值目前还有非常缓慢的增长,但是增速速度已经趋近于零。这些趋势性的现象说明,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速下降并非一日之寒,是由于中国出口产品竞争优势的趋势性下降,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欧盟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力已经在衰退,即便是资本密集一些的机械与设备出口品竞争优势也几乎耗尽。欧债危机当然能解释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速下降的一部分,但即便是没有欧债危机,即便欧元区实体经济还保持一定的进口增长,中国对欧元区出口增长还是难以避免趋势性的下降。能够改变这个下降趋势,不是欧盟的经济复苏,而是中国出口产品在欧盟市场上的竞争力提升,是中国出口产业升级。

    欧债危机显著地影响了大宗商品价格,关系到中国进口成本。欧债危机严重程度与大宗商品价格成正比。在欧债危机和其它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仅是5月份短短一个月时间里, WTI原油价格从4月末的105美元下跌至5月末的86美元;农产品和金属价格也普遍下降,其中大豆、玉米、棉花、铜的价格分别下跌了8.7%、4%、24%和13%。与以往大宗商品价格调整相比,如此短时间内出现这么大幅度的价格调整非常罕见。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对中国经济是巨大的福音,中国大量进口大宗商品,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带来企业生产和消费者生活成本的下降,这还会进一步刺激投资的增加。根据我们的模型测算,国际每桶原油价格下降20美元会让工业总产值增速上升2%,CPI下降0.2%,对季度GDP增速的影响介于1%到1.5%之间。

    欧债危机还显著影响到中国的外汇市场和货币政策环境。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和资产价格就开始了非常有规律的钟摆波动。欧债危机稍有好转,短期资本就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促成这些经济体的资产价格上涨和货币贬值;欧债危机再次恶化,短期资本立即逃离新兴市场经济体,促成这些经济体的资产价格下降和货币贬值。今年前两个季度,中国以外的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经历了类似的汇率波动,一季度的货币大幅升值和二季度的货币大幅贬值。在资本项目管制和官方干预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离岸和在岸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但是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变化与其它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一样。欧债危机的严重程度与短期资本对人民币资产的偏爱程度成反比。这并不是个坏消息。外汇市场长期以来的供大于求局面开始逆转,去年第4季度至今,央行外汇占款余额变化一半时间为正,一半时间为负,平均月度增加额度仅410亿人民币,外汇占款渠道对国内基础货币投放的压力大幅减轻。这个2004年以来来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最大的内部挑战终于解除,未来的物价和房价也能松口气。

中国无需过度反应

    中国需要为出口下降担心吗?中国出口增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时代,中国面临的不仅是对欧盟出口市场份额增速的趋势性下降,还有对全球出口产品市场份额增速的趋势性下降。

    中国今后的出口增速已经彻底告别了金融危机以前动辄30%以上的高增长时代,走向了10%上下徘徊的低增长时代。出口增速下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机制非常复杂,近期内尤为值得关注的两个影响渠道是:一,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下降的主要影响体现在就业市场,减少新增就业机会并降低工资上涨压力;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下降的主要影响体现为企业产值和利润下降,降低企业投资和生产意愿,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出口增速下降并未显著冲击国内劳动力市场。2010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就呈现了持续下降,但国内劳动力市场总体上还是保持供不应求。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跟踪观测,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求供比自2009年以来不断攀升,截至2012年1季度达到1.08,这是2001年该数据发布以来的最高点。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制造业PMI-从业人员指数自2012年初以来也保持了持续上升趋势,与1季度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形成鲜明反差。

    出口增速下降伴随了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下降。中国的对外出口增速与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运动轨迹有较高相关性,2002年3月至2012年5月期间二者月度数据的相关系数达到0.87。自2010年中国对外出口呈现持续下降以来,中国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也保持了下降趋势,在2012年2月份以后进入负增长。出口增速与制造业设备投资之间的关系比较模糊,趋势上看二者没有显著的同期相关关系,但也不可否认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2012年以来,出口增速下降也伴随了制造业设备投资增速的下降,但后者的下降有限。2012年初以来,制造业设备投资增速保持在24%。

    结合以上两点,不必对出口增速下降过分担心,政府也不必大动干戈刺激经济。企业盈利恶化和经济增长下滑不能构成政府出手的充分理由,因为这些现象的发生恰恰是市场发挥功能的重要体现。经济学家熊彼特发明了一个词叫“创造性的破坏”,中国人常说“不破不立”。正是因为企业和金融机构破产,以及工人的失业和再就业,才会发生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改善。中国对欧盟的出口竞争力过去一直在趋势性下降,企业不过一段苦日子,哪里寻得新一轮的国际竞争力。政府如果是因为企业盈利恶化和经济增长下滑帮助某些行业或者时企业,同时也是在歧视其它没有被帮助的更有潜力的企业,既不公平,也破坏了效率。当然,政府不是撒手不管。就业是准绳,如果失业率超过潜在失业率,是资源的浪费,是市场失灵的表现,政府在这个时候采取恰当的刺激措施是在弥补市场缺陷。从效率和公平角度看,政府这么做都能成立。就目前国内情况来看,工业企业难过,就业还好,还不是政府出手刺激经济增长的时候。

    政府更应该看重的,不是出口和经济增长指标,而是如何为中小企业和私人投资创造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欧债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更大。企业利润下降和经济增下滑时间长了,最终会传递到劳动力市场,就业会面临困难。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靠的决不是大量的银行放贷和基础设施项目,而是中小企业和私人部门投资,后者才能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后者效率更有保障不会留给银行体系大量的坏账。中国的制造业生产率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制造业产业升级方面还有的是机会。中国在医疗、教育、环境保护、金融服务等服务业领域的供给缺陷也大的惊人,留给私人部门巨大的投资和盈利机会。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给私人部门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发件人:【白益民产业经济研究所】<bym001@126.com>;时 间:2012年08月28日 19:20 (星期二)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白益民产业经济研究所】与您共享文章《中俄能源合作尚待走出纸上谈兵》请您关注!

中俄能源合作尚待走出纸上谈兵

白益民

2012年07月

  中国是俄罗斯“双头鹰”战略的重要棋子,是其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战略协作伙伴,同时也是牵制美国、欧盟国家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日本是俄罗斯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和技术的重要来源。俄罗斯积极发展与中国和日本等东北亚地区国家的能源合作,以平衡和牵制为手段,他既可以利用东北亚地区的大量资金开发远东地区,亦可利用中日两国在能源争夺上的矛盾大搞平衡战略,从而牢牢掌控东亚能源主导权和定价权。

  普京再次就任俄罗斯总统后于6月5日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中俄两国签署了17份不同种类文件,能源合作成为两国元首正式会谈的主要议题。但备受关注的中俄天然气价格谈判,并没有因为这次访问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耗时6年时间,久攻不下的天然气合作,或许是中俄能源合作进展缓慢的一个真实写照。

  1996年4月中俄两国签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共同开展能源领域合作的协议》后的十余年间,中俄两国又在能源领域签署了众多合作协议。但就目前情况来看,真正落地的项目却寥寥无几,中国的俄罗斯能源战略似乎一直“雷声大雨点小”,中俄能源合作也是“光说不练假把式”。

  反观日本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无论在石油或天然气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日本三井、三菱等财团企业不断进入俄罗斯,与俄企业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

  东方能源无油产出

  2001年7月16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俄罗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条约为中俄两国全方位的合作提供了动力,这份协议也使得中俄两国能源“合作”的漫漫长路由此开始。

  2006年3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始了对中国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对于这次访问,外界普遍认为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高点。当日,中俄两国签署《中俄联合声明》,中石油分别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管道运输公司签署了三份合作文件,分别是:《中国石油(8.90,-0.02,-0.22%)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关于从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谅解备忘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俄罗斯石油公司关于在中国、俄罗斯成立合资企业深化石油合作的基本原则协议》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俄罗斯管道运输公司会谈纪要》。

  第一份天然气供应协议,至今仍没有落地;第三份关于中俄石油管道的文件,在历经“安大线”、“安纳线”、“泰纳线”风波3年后的2009年才最终定锤;而关于第二份中俄企业合资在成立合资公司进行能源合作的协议,中俄两国在后来分别成立了“东方能源”公司用以收购俄罗斯油田,成立中俄东方石化(天津)有限公司用以进行石化生产,但在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华而不实。

  2006年普京访华的4个月后,7月14日,俄罗斯石油公司中石油公司进行了首次公开募股,中石油在受邀认购之列。当月,中石油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油国际,投资5亿美元收购了俄罗斯石油公司上市发行股票66225200股,每股价格7.55美元。通过股份购买,中石油实现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战略合作关系。

  2006年10月,中俄两国企业合资在莫斯科注册成立“东方能源”(Vostok Energy)公司,注册资金1.1亿卢布,其中俄罗斯石油公司持有51%股份,中石油持有剩余49%股份,“东方能源”董事会一共5人,俄方3人,中方两人。该合资公司主要负责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勘探与开发。

  次年10月,东方能源公司以11.795亿卢布的价格中标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上伊恰尔和西乔两个勘探区块,勘探区块面积分别为3994平方公里和4322平方公里,预测储量共计8000万吨。根据协议要求,东方能源公司需要在这两个勘探区块于2010年前进行1500公里二维地震,2012年前钻9口探井。值得关注的是,这两个区块均位于俄罗斯向包括中国在内供应石油的泰纳线附近。

  俄罗斯石油公司在伊尔库茨克州拥有13个区块勘探许可,另外两个则是由东方能源公司持有。在上伊恰尔区块,东方能源公司购买了这个区块25年的开采许可,该区块预计拥有5000万吨石油和9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在西乔区块中,东方能源同样购买了开采许可,该区块则拥有3000万吨石油和150亿立方米天然气储量。

  东方能源公司的合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2010年5月25日,东方能源公司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西乔勘探区块第一口探井开钻,钻井总承包商为俄罗斯石油钻井公司。7月20日,西乔1井完成取芯作业,在一半以上岩芯中见到油气显示,其中具较好油气显示岩芯长73.44米,随钻气测预计油层5层45.22米,拥有开采可行性。

  然而在此之后,由于受到俄罗斯税收制度的影响,东方能源在伊尔库茨克州开采所有的两个油田面临亏损,所以该公司直到现在也没有继续进行该项目的地质勘探工作,更别提有石油产出,此项目也随即淡出人们视线。

  东方石化天津公司无油可炼

  中石油与俄罗斯合资的另一个公司中俄东方石化(天津)公司同样面临窘境。

  2006年12月6日,俄罗斯石油公司亚太地区代表Sergey Goncharov通过中国媒体透露,该公司与中石油合资成立了中俄东方石化公司,用于炼油厂的建设和运营,并且将有望在2007年开始运作。他还说,双方在注册资本的出资比例分别是中石油51%,俄石油49%,董事会成员为:中方3人,俄方2人。但该合资炼油企业的具体建设地点、具体产能以及网络铺设都还没有确定。

  最终在2007年10月,合资公司被中俄提上日程,中石油和俄罗斯石油公司组建了中俄东方石化(天津)有限公司,中石油和俄罗斯石油公司分别占有51%和49%股份,计划投资40亿美元在天津滨海化工区建设运营千万吨级的大炼油厂项目,同时兴建上百个加油站。

  2009年2月底,天津市政府下发了《天津市2009年重点前期工作项目安排意见》,首次披露中俄东方石化炼油项目的部分细节,并预期2010年开建。在此之前2月17日,中俄两国政府刚刚就“石油换贷款”的合同达成一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石油管道公司提供总计250亿美元贷款,换取俄罗斯平均每年1500万吨、总计3亿吨的石油供给。

  对于这次“石油换贷款”,俄罗斯方面希望将石油全部运往天津的东方石化炼厂,显而易见,俄罗斯不仅想通过运往中国的石油偿还中国贷款,而且还希望在自己拥有51%股份的东方石化(天津)公司进行炼化,使得自己获得更多利益。但中石油认为,其在东北三省的多家炼油厂完全有能力消化这些石油,况且中俄石油管道中国终点大庆就是一个石化炼制重镇。就此中俄双方展开数轮谈判,但一直未能就天津炼厂油源达成共识。

  随后,中石油东北炼厂开始扩建。2009年7月20日,中石油辽阳石化扩建项目正式开工,项目完成后辽阳石化将具备1000万吨的俄罗斯原油加工能力。7月22日,中石油宣布吉林石化1000万吨炼油扩建正式开工奠基。9月,中石油大庆炼化“大乙烯”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计划完成120万吨/年乙烯扩建工程。12月底,中石油大连石化炼化厂二次装陆续建成,原油加工能力进一步提高。而此时的中俄东方石化(天津)公司的项目还没有任何眉目。

  2009年10月13日,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访问中国,两国总理出席中俄总理第十四次定期会晤,并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中石油在当天签署了《中俄上下游领域扩大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是关于中俄东方石化(天津)有限公司的。据当时媒体透露,中俄石油换贷款计划有望在此前签署的1500万吨/年的基础上,额外追加1000万-1500万吨,总数扩大到2500万-3000万吨/年,这些追加的原油全部供应东方石化(天津)公司。

  不过,种种原因一直在拖延东方石化(天津)项目落地。2009年10月,天津推出“双城双港”新规划,东方石化(天津)公司的项目也由此前的天津滨海新区大港改迁到天津南港工业区,作为支持新规划实施的助力。但是,南港所规划的炼厂修建区还需要经过填海工程才能正常使用,这大大延误了中俄石化合作。到目前为止,中俄东方石化(天津)项目仍然没有破土动工,还处于工程筹备阶段。

  甚至,俄新社2012年2月15日报道,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副总裁米哈伊尔·巴尔科夫表示,中国方面请求增加“东西伯利亚—太平洋(6.09,-0.03,-0.49%)”(泰纳线)管道对华的石油出口量,但是目前没有就这个问题做出任何决定和计划。俄罗斯对中国石油管道出口仍然保持每年1500万吨水平。这意味着东方石化(天津)公司将会无油可炼,继续拖延。

  中石油、中石化一筹莫展

  中俄两国不断互访,合作协议也在不断签署。2005年7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俄罗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林姆林宫举行会谈。这次访问,中俄双方签署了多项协议,涉及石油天然气、电力及金融等诸多领域。其中两项重要协议便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石化)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分别与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签署的《一号议定书》和《长期合作协议》。

  其中《一号议定书》约定,中石化与俄罗斯石油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一家石油公司,负责在萨哈林3号地区的油气勘探开发。《长期合作协议》约定中俄双方在石油贸易、石油工程技术服务、石油勘探开发以及科技信息交流等多方面进行合作。这两项协议的签署,在当时普遍认为预示着中俄两国能源企业将进行实质性的合作。

  但在后来,实质性进展并没有如期而至。2007年,根据之前的《一号议定书》约定,中石化公司与俄罗斯石油工业公司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两家公司共同出资勘探萨哈林-3号项目维宁斯基(Veninsky)区块的油气资源。但是到了2010年9月,中石化却因其在萨哈林3号项目中没有勘探出石油折戟而归。

  中石油在俄罗斯也没有进展。2010年5月俄罗斯副总理、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会主席伊戈尔·谢钦曾表示,准备联合中石油开发马加丹地区鄂霍次海大陆架项目和东西伯利亚的一些中小型油田,双方将通过中俄合资企业“东方能源”公司(与上述开发伊尔库茨克属同一公司)展开活动。马加丹是俄罗斯远东未开发地区,拥有者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

  不过后来中石油和俄罗斯石油公司发生定价纠纷,两国在能源合作乃至国际关系上都出现了降温,俄罗斯最终取消了与中石油共同开发马加丹鄂霍次海大陆架项目的计划。据2011年6月7日俄罗斯《生意人》报道称,在同中国合作伙伴出现纠纷之后,俄罗斯石油公司决定邀请日本公司参与开发马加丹大陆架和东西伯利亚的油田。日本《日经新闻》则称,日本财团将获得同俄罗斯石油公司组建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油田勘探开发合资公司49%的股份。

  日本商社“暗度陈仓”

  2011年6月16日,日本能源署代理署长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表示,日本决定参与开发俄罗斯马加丹大陆架和东西伯利亚的油田,地质勘探工作将于当年底开始,双方甚至开始商定建立合资炼油厂和石化企业。当天,俄罗斯东西伯利亚油田管理局局长鲁特别尔科称,之前,俄罗斯石油公司曾建议同中石油在合资的东方能源公司框架内联合开发马加丹专案,但是,双方的合作出现了不应有的市场运作“红灯”。

  2011年8月4日,俄罗斯马加丹政府发表声明称,日本丸红商事(富士财团的综合商社)正在与俄罗斯石油公司洽谈参与鄂霍次克海大陆架油气资源的开发。丸红欧洲战略规划部门负责人说“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日本购买这一地区油气资源将很有前景”。

  在中国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步步维艰之时,日本则依靠三井等财团企业在俄罗斯能源领域“闷头发大财”。就在上述中石化退出俄罗斯萨哈林3号油气田项目一周之前,日本就介入到了其中。2010年9月21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副首席行政官亚历山大梅德韦杰夫告诉日本经济新闻(Nikkei)商业周报说,开采萨哈林-3项目的名单包括日本贸易巨头三井物产、三菱商事,还有荷兰壳牌公司。

  事实上,不仅仅是萨哈林3号项目,萨哈林2号项目中也有着三井财团的参与。1991年2月,日本三井财团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便联合美国马拉松石油公司(Marathon)和美国麦克德莫特(Mcdermott)公司参与中标了萨哈林2号天然气项目股份,目前为止,三井物产持有项目12.5%股份,日本三菱财团的综合商社三菱商持有10%股份,其余股份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持有。

  萨哈林2号项目中,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还拿下了为该项目建造液化天然气厂的合同。2003年5月15日,三井财团下属的东洋工程株式会社和三菱财团下属千代田化工建设株式会社宣布,获得了萨哈林-2项目位于普里戈罗德诺耶的液化天然气(LNG)工厂的EPCM(设计、采购、建设、管理)合同,开始建造该液化天然气厂。

  在萨哈林岛,俄罗斯修建一条贯穿南北的油气管道,而日本三井财团的新日铁则为该管道建设提供了高品质钢管。2003年9月5日,日本美达王株式会社接到俄方900公里长管道建设总计33万吨的钢管订单,总价值达到2.8亿美元,这成为日本企业有史以来接到的最大钢管订货单。美达王获得订单之后,分包给了日本三井财团的新日铁、住友财团的住友金属和第一劝银财团的JFE钢铁株式会社,三家公司分别获得6万吨、9万吨和18万吨。

  三井物产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为俄罗斯提供装备和技术。那时刚刚成立的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便开始积极评价三井物产安排技术设备进口和融资可能性的能力,在1993年,三井物产为俄罗斯提供了大量施工机械和其他设备,其中包括用于俄罗斯通往欧洲天然气管道的建设供给,三井物产安排的供给方则为日本日立挖掘机株式会社和美国履带式推土机供给商卡特彼勒(Caterpillar)。2005年,三井物产继续扩展机械贸易,与奥地利Austrian IKO Holding AG公司合作,向俄罗斯提供日本小松株式会社的装备机械。

  2004年8月6日,日本三井财团的船运物流企业商船三井与日本千代田株式会社签订合同,约定由商船三井负责运输千代田建造液化天然气厂所用的全部设备。从那以后,商船三井为萨哈林2号液化天然气项目从日本、韩国和中国运输了总计140000吨的设备。同年11月15日,商船三井获得了萨哈林2号项目长期租赁液化天然气船的合同,商船三井为该项合同建造一艘液化天然气船,此后便开始从萨哈林2号项目运输液化天然气。

  在俄罗斯物流领域中,三井物产则咬住了连接俄罗斯远东和西部内陆的铁路“大动脉”——西伯利亚大铁路。在2007年10月,俄罗斯铁道公司、Russkaya Troyka公司同意与三井物产正式开展业务合作,加强俄罗斯的物流事业建设,基于三方的业务合作协议提供西伯利亚铁道的货物专用特快列车——直达货运列车服务。相比全部用海运物流运送货物,直达货运列车服务的开设,可将运输时间从60天缩短至25天,而且中途不停车为货物安全增加了保障,大大节省了物流成本并减少了风险。

  三井物产参与到西伯利亚大铁路中,为本国企业进入到俄罗斯提供了物流方便,更带动了日本汽车企业进驻俄罗斯。

  三井财团的丰田汽车便于2005年5月26日在圣彼得堡郊外建设了其在俄罗斯的第一家汽车装配厂。这成为日本汽车制造商在俄罗斯的首个汽车工厂,同时也是圣彼得堡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投资项目。

  2011年2月,三井物产联手俄罗斯汽车生产商索勒尔斯公司(Sollers)在俄罗斯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地区建厂组装生产“丰田SUV”,双方各持50%股份。三井物产负责利用西伯利亚铁路开展的物流环节,将远东地区生产的汽车通过铁路运至俄全国进行销售,丰田则为俄罗斯工厂提供零组件和训练工作人员。

  到2012年4月,丰田汽车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已经设立3个经销中心,即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托克和纳霍德卡。4月23日,丰田汽车宣布,将在这一年9月初为其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工厂新增第二轮班,雇佣600名新员工。该厂的员工数量将增至1750人,年产量增至5万辆。

  中俄合作不及矛盾先至

  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最成功之举当属通往中国大庆的“泰纳线”支线的开通,中日俄石油管道博弈反反复复持续了近10年之久,从“安大”到“安纳”,再到“泰纳”,最终在2009年告一段落。可是,欢喜还没多久,中俄双方关于管道费用问题又产生了矛盾。

  2009年2月,中石油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签订了一份期限为20年的石油换贷款合同,合同约定自2011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0日,俄罗斯石油公司通过泰纳线输油管道每天向中国输送30万桶原油,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则向俄罗斯提供250亿美元的贷款,其中150亿美元贷向俄石油,100亿美元贷向管道输送商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根据合同,石油价格按月修订,具体价格由太平洋科济米诺港出口的泰纳线管道混合原油的离岸价格的每月均价有所折扣,中石油也按月向俄罗斯石油公司支付购油款。

  合同签署后一年内相安无事,中石油不仅于在2009年底将100亿美元支付给俄罗斯石油公司,又在2010年支付了余下的50亿美元。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也在2009年和2010年收到了贷款,并将贷款用于泰舍特至斯科沃罗季诺的远东管道一期工程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其中的2.85亿美元投入到全长64公里的中国大庆支线的建设。

  但是在2009年底,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突然宣布一项规定:为收回泰纳线建造成本,将开始对管网征收关税,而且,“不管通过泰纳线管道运输石油的距离长短,都必须交纳这一关税”。这使得中石油陷入了被动,因为虽然只通过一条到中国漠河边境全长64公里的支线向中石油输送原油,但中石油都必须为每吨石油交纳约63.96美元的费用。而中俄双方在2009年2月所签订的原协议很可能没有对运输关税做出明确的规定。

  所以,中石油方面不愿意多付这部分款项。理由很简单,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的这项规定是在中俄双方2009年2月签订石油换贷款合同之后出台的,这对中方而言不公平,况且中石油所得石油通过的管线只有区区64公里长,没有必要支付如此多的管道关税,即便支付,也应该按管线长短定夺。

  而俄罗斯方面则希望通过向中方征收管道关税,来间接获取筹建泰纳线二期通往俄远东科技米诺港的资金,以便将石油出口到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为其石油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市场。

  实际上,俄罗斯方面的这次管道征税,似乎也在为中俄之间天然气价格之争做试探。此前,中俄两国在俄罗斯供应给中国的天然气价格上一直存在分歧,双方的谈判也在不断进行。此次俄罗斯对于石油供应上的强硬举措,或许更多地是在试探中国的底线,为今后与中国就天然气谈判增加筹码。

  中俄双方互不相让,矛盾也一触即发。2010年3月中旬,俄罗斯石油公司通过媒体谴责中方欠缴油款,认为截至2 月底,中石油子公司中联油理应为125万吨石油向俄石油支付5.553亿美元。但中方单方面决定从购油款中扣除了3840万美元跟中方无关的管输关税,只支付了5.169亿美元。3月底,俄罗斯石油公司发言人对路透社表示,俄方将提交两国元首层面进行解决,俄方保留向国际仲裁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

  直到2012年2月,中俄之间的纷争才得以停息。2月28日路透社援引俄国媒体报道称,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就俄罗斯对华原油供应纠纷与中方达成一致,中方已于1月中旬向俄罗斯石油公司偿还了总计1.34亿美元的欠款。

  2012年4月16日,俄罗斯石油公司发公告称,在其4月1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的非例行会议上,该公司股东同意向中国提供每桶石油1.5美元的出口优惠。这意味着俄罗斯石油公司收入将减少约30亿美元。虽然中俄此次石油管道关税风波得以解决,但这也给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在对俄合作的同时,中国企业应做好随时面对俄罗斯出难题的准备。而在今后中俄天然气谈判中,也需要提前做好功课。

   【白益民产业经济研究所:该研究所围绕着产业战略布局、财团模式、日韩综合商社、情报建设、东亚文化等方面系统研究,始终站在整体产业链的层面,为中国本土企业提供强有力的咨询服务,推动“产、商、融”(陆、海、空)三位一体的财团组织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创始人白益民是著名产业经济学家,著有《三井帝国在行动》、《瞄准日本财团》等书籍。网址:www.baiyimin.com,电话:89898686,手机:18810299588。】

 

 



 

发件人:yzskjjzzw<yzskjjzzw@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8月26日 12:14 (星期日)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人:(无)附 件:1 个 (从凯恩斯主义成败谈经济学理论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d ) 查看附件

从凯恩斯主义成败谈经济学理论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

江苏扬州市民盟市委专职主委 仲子午

2012年8月

    内容摘要:凯恩斯主义在全球及美国的潮起潮落源于美国精英集团的战略性反攻及理论的缺陷。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者不仅成功夺回在美国的价值体系构建权,而且用“反叛乱”思维在全球输出其价值体系,攫取政治、经济、军事利益,具有资源综合规划的思想,也就是做了较好的顶层设计并予以贯彻。对照我们目前国情,如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科学的顶层设计需要邓小平那样的领袖型人物或者科学的理论工具。在全国上下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经济学理论的改革迷失在东西学的融合中,社会运行出现理论与实践的背离现象。本文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维度,提出贯彻科学发展观,推进资源综合规划,发展资源主义经济学,做好国内政治、经济体制一体化改革,推动全球绿色、和平、包容、科学发展。
关 键 词:凯恩斯主义 反叛乱 顶层设计 资源综合规划资源主义 经济学

    作者简介:仲子午,民盟扬州市委专职主委,研究领域为政府资源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化和新能源。

     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美国精英集团所信奉的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面临严重的挑战。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经济实践活动明显从效率向公平的一边漂移:一是美国国内,越战泥坑越陷越深,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通货膨胀居高不下(1970年通胀超过6%、1971年高于4%),工会力量不断壮大,失业率不断上升;二是在美苏对抗中,美国开始力不从心,战略调整过程中出现了尼克松主义;三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将政府干预和社会公正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型,拉美各国纷纷选择国有制和政府干预,美国后院起火;四是日本用一种不同的经济模型对美国体制提出了挑战;五是原来阵营中的西欧国家中,社会民主党纷纷执政,带有社会主义特点的体制和政策特征在欧洲进一步涌现,出现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美国精英集团深刻认识到凯恩斯共识和货币学派的论战、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论战、平等公正和资本效益的论战,不只是涉及具体的经济政策、经济管理方法、经济结构等局部性问题的论战,而是对美国所代表的整个经济伦理和道义的根本论战,进而是涉及美国霸权地位的历史论战。通过系统的防御和进攻,新自由主义者们用丛林法则,成功地夺回了对价值体系的控制权,并在全球施加影响,直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暴露出新自由主义将把资本主义及其国家机器一次次拖进高频、剧烈震荡的泥潭,引起各界反思。在一片片反思和声讨声中,美国精英集团通过军事战、货币战、贸易战、文化战,在全方位防守的基础上,运用“反叛乱”战略和全球政治资源,对重点地区进行精确打击。

     中国是美国重点进攻地区之一,是美国“反叛乱”战略和文化重点进攻地区之一。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包容性发展原则,发展科学的经济学并以此指导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积极应对体制外干扰,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凯恩斯主义的成败,制定科学的战略,用进攻的态势进行防守,用先进的文化和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去抵制自私的、掠夺的资产阶级文化。

一、凯恩斯主义的风起云涌

    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西方面临严峻挑战。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原则受到了普遍怀疑,资本放任的自由受到普遍限制,传统的市场体制逐步让位于普遍的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历史性地退却,政府干预历史性地上升。凯恩斯主义逐渐成为西方的正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建立的以“美国—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包括IMF和世界银行,就是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而设计的,体现了西方对30年代大危机的历史性反思,这种体制严格限制了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凯恩斯理论、经济政策、体制性改造形成了凯恩斯共识,这个共识的核心是市场经济不能自动趋向均衡,政府必须通过干预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实现某种平衡,实现某种公正和平等;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公正开始受到重视,资本的效率不再是财富创造和分配的唯一动力和判断标准;政府不只是经济的服务者,还是经济的管理者;在追求经济效益和公正平等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和规范发挥着重要作用。以限制资本自由为特点的政府干预开始成为西方的历史现象,凯恩斯主义逐渐成为西方的正统,“小市场,大政府”思想成为设计经济模型的理论基础。

     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欧实施了大规模的社会变革,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充分就业,而不是“资本的效益”,在诸如教育、失业、养老、健康等方面为全社会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障,在一国内部追求各阶层间的公正。在西方集团内部,除了一部分国家实施计划体制外;部分国家形成了政府干预、政府管制的混合经济体制;部分国家甚至实行国有制,通过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来保护劳工的利益,通过一定的法律法规和政府干预来限制资本的权力。第三世界联合起来争取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议题既不是全球化,也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追求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和公正,着力解决贫富不公和“南北关系”。政府干预、社会公正、社会福利、平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种平等和公正,不是后来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推行的“过程平等”,它追求的是最后分配的相对公正(不是绝对公正)。这种相对公正是要在承认和接受不公正的前提下,营造一个让弱势群体和弱小国家都尽可能获得最大优惠的体制环境。

    在这个时代,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限制的,弱者联合在一起寻求社会公正,人民能理直气壮地寻求社会公正,大家一起反对南北两极分化、反对旧有国际分工,平等和公正作为历史的良心被写在许多国家旗帜上。寻求并建立一种得以保障这种公平的世界体制,是人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十年中探索的主要目标。

二、击倒凯恩斯主义的一份备忘录

    1971年,刘易斯•F•鲍威尔给美国商会主任小尤金•西德诺提交了一个备忘录——《对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攻击》——著名的《鲍威尔宣言》。这篇备忘录题目就非常振聋发聩,对新自由主义而言,这是一个捍卫美国传统经济体制,捍卫代表美国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动员令;一个代表美国企业利益,尤其是大企业利益的宣言;一个推动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迅速发展并在短时间内取得惊人成功的标志性事件,被后人称为改变历史的备忘录。这篇宣言有三大要点:(1)美国自由市场制度受到了可怕的进攻;(2)要对付这种进攻,任何简单和零星的办法都无效;(3)美国企业界必须采取联合行动。为新自由主义者们,尤其是大资本家,提供了一个大胆而全面的纲领性行动计划。

    鲍威尔在这篇备忘录指出:“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会否认美国的自由企业体制正受广泛的进攻”。“我们受到的不是零星的或孤立的进攻”,“而是一种广泛的和持续的进攻”,而且这种进攻“获得了强大的态势”。这些进攻不仅来自美国一般认为的传统“左”倾势力,还来自于“社会上那些备受尊敬的要素”,大学校园、教会讲坛、新闻媒体、知识分子、人文杂志、艺术和科学,以及政治家们,这种进攻来自于社会的方方面面。许多媒体出于多种动机在不同程度上,不是与这些“进攻者”协同一致,就是默许这些人充分利用媒体;美国企业没有对这种进攻实施有效反击,实际上容忍了这种对自己的“毁灭”;美国大学年复一年地培养出一定数量批判现有体制的毕业生,尽管人数不多但能量和影响力很大。他认为资本主义传统制度受到来自制度内全面的攻击。

    这份备忘录使新自由主义从“自在”时期进入“自为”时期。大资本家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捐款,通过科学配置各种资源, 帮助新自由主义者建立了一套巨大而有效的“精神基础设施”,包括美国著名的思想库——传统基金会在内的相互配合的思想库,压力集团,特殊基金会、法律服务中心,倾向性媒体,新自由主义政治咨询机构、民意测验机构和公共关系机构等等,一大批国家级的“权威人士”、在各自的领域里面为新自由主义鸣锣开道,着力改变和重塑美国公众的价值和信仰。

    新自由主义长期不懈的协同努力,加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给美国带来的各种困境,逐渐改变了美国公众的价值观,使自由市场万能的观念从一小群人的、几乎不具影响力、不为多数人接受的观念,逐渐变为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从美国的保守主义非主流思潮变为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价值,甚至被有些人信奉为普世价值。使自由市场体制重新深入人心,新自由主义迅速占领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三、凯恩斯主义为什么会被击倒

    (一)新自由主义者的战略防守与进攻

    罗斯福实施“新政”后的几十年间,传统的自由市场受人诟病,政府干预、社会福利、工会力量、政府管制已经深入经济的各个方面,市场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那些提倡削减公共产品、私有化、大力降税、降低社会福利的思潮处于弱势地位,信奉市场万能的货币学派仅剩很小的生存空间。在美国国内,出现了对美国传统体制强大、广泛的批评声音,甚至怀疑美国传统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由于美国的国家政权体系和对外霸权都是建立在这种合理性上的,这是美国继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面临的一次价值体系的巨大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是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的挑战,它同时也是国家根本利益的挑战,是对美国霸权及其存在的道义基础的挑战。无法成功地回答这种挑战,将导致美国霸权的全面崩溃。

    而且,凯恩斯主义倡导的寻求公正和平等的历史潮流,一开始就受到另一种思潮的反对,代表这种思潮的经济学就是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美国精英集团和新自由主义者对内开始寻求取代罗斯福“新政”以来建立的许多机构和观念,取消“新政”以来的许多社会经济政策,实施自由市场经济;对外开始寻求输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信条和体制,甚至为别的国家培养新自由主义的信徒和推销者。他们要重建美国体制在道义上的优越性,要使美国体制成为世界上唯一有道义基础的体制,要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体制。

    (二)理论的局限性

    新自由主义者积极探寻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的缺陷,利用凯恩斯政策的失误,用丛林法则,通过转换历史话题,把这场争论变成关于自由和效益的争论,并把自己打扮成自由和效益的代表,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占领了理论阵地和价值体系宣传阵地。

    1.与哈耶克之间的争论

    哈耶克是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捍卫者,是使西方经济体系从凯恩斯回到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影响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三大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者之一的撒切尔夫人就是哈耶克的信徒。

    哈耶克认为,凯恩斯主义将会赋予国家过多的权力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导致对个人自由的干预。一种经济体制是否有效益关键在于它能否实现自我均衡。实现自我均衡达到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他们判断经济效益的唯一标准。

    凯恩斯认为市场无法实现自我均衡而有危机倾向,所以政府干预是反危机的重要手段。一句话,没有政府就没有均衡,就没有效益。凯恩斯还暗示没有公平也就没有效益。凯恩斯不仅倡导政府干预,而且倡导公平的干预。许多人知道凯恩斯倡导积极的财政政策,那是一种带有公平积极的色彩。

    2.与弗里德曼之间的争论

    凯恩斯要限制资本,弗里德曼要限制政府。凯恩斯认为政府干预是实现效益的必要条件,而弗里德曼则认为排除政府干预是实现效益的必要条件。西方经济学认为,凯恩斯对市场经济的具体否认,实际上是说,市场经济是无效益的至少是低效益的。

    凯恩斯认为只有追求公平的反危机政策,才能达成反危机的效果。为了对付经济危机,政府必须要以照顾弱势群体为重点,多在低收入阶层身上花钱,花很多的钱,而且要花到出现赤字的程度。许多人都知道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实际上就是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管理,目的是实现充分就业,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运行。凯恩斯提倡政府在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
弗里德曼则认为市场是有效益的而且是唯一有效益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目标是资本效益。市场是完美的,市场的一切问题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历史上的经济危机都是政府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导致的,市场经济是唯一有效益的经济体系,政府干预永远是低效益的根源,所以限制乃至取消政府干预、放任资本自由是实现效益的唯一出路。政府唯一的经济职能就是通过货币量的稳定增长而维持物价稳定。只要实现了物价稳定,市场就能自动地实现均衡。政府的干预是不必的,也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市场才是唯一有效的资源配置者。应当把公共产品降到最低限度,应当大力减少公共开支,大幅缩减教育、卫生、福利等方面的支出,很多由政府提供的服务,私人机构会做得更好,应当将许多政府职能私有化,使传统上免费的公共产品变为付费的私人商品。

     从市场万能的理论出发,弗里德曼提出了如下新自由主义的标准政策药方:减少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实施“小政府”。削减公共支出,反对福利政策,实行低福利。实施私有化,发展私有经济,推动自由市场。放弃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转而寻求物价稳定。开放金融体系,实现货币的可兑换。实行自由贸易,开放外资进入,开放资本市场,退休金私有化。弗里德曼在他的经济学中既避免了与公正和平等发生正面冲突,又实现了把两者都从市场经济中踢出来的战略目的。他在把关于公正和平等的争论转化为效益之争的同时,把公平从那场历史争论中淡化出去;他在把市场经济界定为唯一有效益的经济体系的同时,把一切关于公正和平等的政策干预都否定掉了。他非常有策略地介入、影响了20世纪50—70年代的那一场关于平等和公正的争论。

    事实证明,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凯恩斯理论在政府的作用、公平与生产力基础等方面缺乏全面性,在对抗中缺乏中国哲学的中庸智慧,为新自由主义者发现了一个个破绽。但是,凯恩斯主义不因为一时的失利而应该被全盘否定。2008经济危机再次证明凯恩斯主义具有存在价值和可改良空间。

    (三)人类社会在螺旋式发展中走向真理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某些困难和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无能,市场万能论占了历史的上风。正是在这个历史前提下,丛林法则终于开始被重新崇拜。市场万能论通过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被推广到世界经济体系中。

    弗里德曼对政府的经济行为极其厌恶,认为任何政府干预都是万恶之源,甚至积极的货币政策也是不必要的。他曾积极倡导废除美联储而代之以保障货币供应稳定增长的数量体系。新自由主义通过追求效益来打击凯恩斯主义的公正与平等,实际上是资源、人的经济性和社会性之争。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运行过程中,由于缺失社会性思维,反对政府必要的调控,一次次导致经济失衡、制度失衡、社会失衡,资本主义国家体系无法建设稳定的社会体系,一次次而且更快、更强地步入经济危机。因为我们的社会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未知的、矛盾的巨系统,如同价格永远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社会在螺旋式、震荡式发展,这样的发展是进步还是退步,如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关于政府和市场之争。政府的干预失误不等于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政府应该干预市场不等于政府可以全面干预市场,事物须在有度的范围内运行。

    公平与效率之争必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

    首先,脱离社会现实,一味强调社会性,则欲速而不达。一方面,生产力发展水平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将致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包袱并挤压市场资源的自主配置空间。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就是社会现实,经济所有制构成的力量配比决定社会制度的属性。现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公正与平等应该在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层面上解决,而不应该影响到一次分配中的效率问题。

    其次,用理性经济人思维片面追求效率,实际上是用形式理性扼杀本质理性,用历史理性对抗未来理性,致使资本主义体系中所有的政客和经营者陷入“边际”、“最大”、“效率”的狂热,脱离实际去组织社会化大生产,使社会系统失去均衡,是社会效率降低,并因为其全球化战略而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进而引发政治危机、军事危机。

四、人类应该为绿色、和平、科学、包容发展求同存异

    (一)普世价值是木桶中最短的板

    普世价值是新自由主义这在对抗公平、正义基础上提出的价值体系。在哲学上,普世价值指把一些有限的,所有人类都认同的观念集合在一起,是“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另一种说法。在社会主义国家。老政治油条经常讲一句口头禅“自由不能化,民主不能大!”关于自由、民主、法制、人权,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具有不同的理解,有人甚至把普世民主和普世价值等同起来。普世价值是所有人类的共同承认的价值观点,那一定是木桶理论中那个最短的木板。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制度是目前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优秀的制度,为什么要惧怕、排挤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普世价值?按照普世价值要求,检讨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共产党人对自己的革命,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正义的革命,也是我们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改造国际社会的唯一途径。

    (二)人类应该坚持绿色、和平、包容、科学发展

    市场全球化,资源一体化,矛盾尖锐化,经济危机导致人类社会大面积不安宁。联合国有关组织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绿色发展、和平发展的理念,得到全世界人民的认同,但是,部分利益集团处于自身“理性、经济、边际”发展要求,在世界各地掠夺发展,用霸权主义制造国际事端。我国领导人在绿色、和平发展的基础上,为应对国际争端提出包容发展,为应对无序发展提出科学发展,并首先在国内推行科学发展,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新贡献。下一步,要在国际上从战略的高度积极推进科学、包容发展理论,也要在国内推行科学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

    (三)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是消弭国际纷争的圣经

    东方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提倡阶级性、社会性、利益性。阶级性这根弦使新自由主义者和美国精英集团每天头悬利剑,是其“反叛乱”理论及战略的主要防范对象,也是东西方制度体系对抗的根源。人类社会需要和平发展,我们要正视经济差别存在,要实现各阶层包容发展,需要用尊重资本的价值和承认私有财产的权力来代替对资本主义名义上的对抗实质上的合作。在凯恩斯主义之前,资产阶级内部已经在二次分配的过程中注意融合劳资矛盾,改良社会福利系统,是对社会性的认同。社会性不在理论,更多地看效果,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在某些方面,我们的社会性还不如西方国家。资本主义阵营坚持“理性经济人”行为基础和“边际最大”决策倾向,在一个个假设的基础上,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一次次推进经济危机的泥潭又一次次通过技术革命、思想改良、制度重建走出泥潭,核心的问题是缺乏资源配置的社会性理论基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几百年运行经验,在制度设计、财富积累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如果能够进行社会性改良,将为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提供很多启示、经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和平、包容发展将推动人类社会科学发展。

五、资源主义及其经济学是设计全球新秩序的手段之一

    央视《舌尖上的中国》好评如潮,但“舌尖上之另一个中国”在网络广为流传:地沟油、苏丹红、三聚氰胺、瘦肉精、蓝矾韭菜、人造鸡蛋、注胶牛肉、石蜡翻新陈米、尿素豆芽、膨胀瓜、石膏豆腐、甲醇酒、彩绘馒头、高汞烟。最近一系列事件表明,社会矛盾激化趋势并没有因为十八大的即将召开而实际弱化。基于美国“反叛乱”理论及其纲领性文件《美国海外内部防卫政策》,“现在和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所面临的最紧迫国家安全问题是共产主义古典、支持和主导的颠覆性叛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主导国际势力对中国的发展存在战略对抗,不断在我国周边地区及国际市场进一步制造各种摩擦,在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更是加紧活动。

    如何用前瞻性、全局性思维去主动解决问题,而非被动应付,需要科学务实的理论来指导实践。科学发展观,发展以人为本、发展是第一要务,科学性是发展的核心。科学发展观、包容性发展理论,已经在理论研究方面做了较好的顶层设计,如何丰富相关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在国际合作中赢得主动,在内部治理中解决问题,需要大胆的理论创新。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应该涉及我们的政体和国体,而在于如何在现实体制框架下解决了资源的科学配置问题。如何破题,关键在于审时度势,完善、建立科学、系统、务实的理论并使之成为顶层设计的工具。
(一)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爱之,则忧之,即便恨之,亦属正常;但是,在某些特定时空,这种“正常”经传播、经渲染,不图有效化解,或用无影掌拆解,或被中间环节故意掩盖,将演变为恨之情感、愤之怒火,将导致“低强度冲突”和各种规格的“叛乱”,影响改革开放事业顺利展开。从制度设计上,我们的民主制度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是制度与实际运行效果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

     理性经济人思想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追求的是资源配置效率对资源拥有者的最大化。资产阶级从一个正义、进步、革命的阶级变成一个时刻会陷入经济危机、靠殖民掠夺、靠制造各种事端来满足自己阶层、集团发展的“反革命”阶级。表面看,是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已经彻底忘记在与封建地主和贵族斗争时所倡导的“邻人爱”、“敬天爱人”思想,发生了蜕变。而实际上,蜕变的根源在于其在财富积累、国家机器运行过程中所坚持的“理性经济人”思维,追求资源配置后的最大、最优效果,追求边界效应,社会正义湮没在对财富的“最大”、“理性”追求中,这种“经济正义、学术正义、法理正义”将“社会正义”一步步吞没,致使资产阶级从革命者变成反革命。“理性经济人”尽管被奉为西方经济学之十大原则之一,却是西方经济学永久之痛。

    相对于全盘否定,改革、改良是最理想的途径。中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个方面的改良重点,一是对原有体制不正确的部分进行修复,二是对原有体制中正确却没有得到正确执行的部分进行确认,并保证其效应。许多学者提出,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搞好顶层设计。科学的顶层设计一般源于两种情况,一个是像邓小平那样的领袖性人物,一个是科学的工具。本文提出,科学的、综合的资源规划理念,是顶层设计者必须掌握的工具之一;如果上升到理论层次,我们更愿意称之为“资源主义经济学”。

    (二)我们吸收了西方经济学某些错误理论

    改革开放后,我们以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理性经济人之思想,初步建立了新东方经济学。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与鸿沟很少有学者去理解、填补,经济学的两元化思维乃西学东传者生搬硬套之果。两元化的思维是双轨制的根基,双轨制又是社会阶层分化、社会文化紊乱之根源,致使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两元化、经济发展质量和数量之两元化、社会发展物质与精神之两元化。理性经济人思想被我国一批新经济学家全盘接受并用以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是对小平思想的背叛。首先在于其对社会性的背弃;其次在于对小平融合思想、中庸思想的背弃;同时,西方经济学基于“假设”的基本思维方式,建立在假设之上的经济学定理可以用于趋势分析,不应该被广泛应用于指导制度改革和资源配置。基于假设的决策、基于最大化的安排,焉能保证系统运行稳定?理性经济人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得到了过份认同,而且并未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性交媾,是科学发展观、传统中庸哲学未在经济学领域得到科学运用的表现。理性经济人思想被许多经济学家承认并教育了一批批学生和企业家,所以,在当今中国,企业与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理性”的表现;所以,我们舌尖上的中国,也出现两种不同的文化。同时,边际、假设等理论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三)寻找真理需要拨乱反正

    大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形成了基本的认识。实践证明,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需要大修,否则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资本主义将面临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的危机。

    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无论是学界、政界还是百姓,都有一种隐忧:苏东的失败是偶然还是必然?我们不改革还能够支撑多久?我们的改革后能否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有人在鼓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发展速度与质态处世界先进水平,也有人在批评我们一系列失误。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和所采用的发展路径,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缺失和粗放式发展方式问题,致使我们国家在周边地区(国家)的政党和人民心中已经由“内愤”变成“公愤、共愤”,这样的氛围无论对我们的内部管理还是国际合作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已经影响到我们发展的质量与速度。所以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一体化改革势在必行。

    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波理论时,我们已经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根基;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以及经济危机中的“市场与政府双失灵”唯一的根源就是其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中都没有重视、尊重资源配置的社会性,用理性经济人、边际、最大化等思维将资本主义生产、生活、生态体系一次次拖进经济危机。

    本着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态度,我们可以将科学发展观理解为通过资源的科学、民主、综合配置,实现地区间均衡发展,民族人民群众合理的发展需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要尊重资源的经济性,通过市场化的手段配置资源,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资源的社会性,在保证全社会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条件下,用共同的理想信念来团聚力量、凝聚人心、配置资源,使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稳态、渐稳态。一方面,我们要反对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资源配置的“理性”经济性,片面追求资本效率、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反对“理论上的社会性”、“实践中的经济性”。只有资源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统一到人的经济性和社会性,我们才能够做到资源的科学配置。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改良西方经济学,恢复早起资产阶级的“邻人爱”、“敬天爱人”的社会性思维;另一方面,要弘扬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厘清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计划与市场理论基础、社会发展与个人财富积累之间的道义基础。

     首先,改革要配置法律资源。限制资源配置者、经营者、处置者的道德失范,并发挥立法机构、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追究相关部门的失察责任,使民主监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过制度改革,采取更加严厉的惩戒措施和更加科学的手段,打击贪污、渎职等腐败行为,旗帜鲜明地弘扬先进文化、廉洁文化,促使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恪尽职守,一可平民愤,二可提高资源配置的公开、公正、公平性,从而保证其科学性。

    其次,改革要配置好社会资源。一是搞好资源国际间的配置,二是资源在国内的科学配置。强调资源配置的综合性,使各种资源配置过程、配置效应具有同样的方向——“三个代表”要求、科学发展观要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和平发展与绿色发展要求。从“邻人爱”到“邻国爱”,这里面有节能环保问题,有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有军备支出和国际政治力量博弈问题。“邻国爱”思想符合马列主义马泽东思想,在和平演变问题上,与其被和平演变,不如去主动演变世界。

    第三,改革要配置好文化资源。我们在全球通过孔子学院轰轰烈烈地输出古代文明的时候,我们的现代文化建设却百愤横流。周恩来时代我们曾经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自己在国际舞台上风生水起。检讨前面的政策与岁月,发现相关战略并未得到较好的继承和发扬,一记记模糊拳无法招招制敌却拳拳伤己。所以“愤”族弄出“最敢动中国名单”。

    (四)群策群力发展资源主义经济学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经济学改革更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兼容东西方文明,需要指出正确的发展方向,需要有发展全人类的气魄。胡总书记已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包容性发展理论。在经济学方面如何突破?在前期资源综合规划理论、在对东西方文化及经济学研判的基础上,我们提出资源主义及其经济学。

     资源主义和资本主义一字之差,但却有本质的区别:资源主义以资源为全人类所共有为基础;资源的发展与科学配置的目的是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政府和市场共同对资源进行配置,甚至在国际化的市场上通过政府、国际组织间合作,来实现世界的绿色、和平、科学、包容发展;符合联合国宪章要求,与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并无冲突。资本主义曾经建立在邻人爱、敬天爱人的社会性基础之上,由于其背叛了社会性而导致资本主义制度长期风雨飘摇,要破解周期性危机困局,不是要输出主义或者战争,而是要回归到邻人爱和邻国爱状态,发挥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帮助发展中国家在管理、技术等方面进行改革,推动人类社会绿色、和平、均衡发展。

    资源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它以资源的综合规划、民主决策、马列主义哲学以及现代西方经济学之精华、现代控制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追求经济和社会的平稳、渐进、绿色、和平发展,坚持全人类的共同发展,用民主的方法克服信息不对称,用有序的计划与自主的市场替代低水平、非民主的计划经济和无序的市场经济,用动态系统分析法和投资收益分析法取代西方经济学之限定条件下的经济模型,用科学的分析、预测和调控去取代西方经济学的泛假设和东方经济学的拍脑袋决策,用经济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去解决资产阶级的贪婪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问题。

    基于资源综合规划的经济学,不仅追求资源配置后为投资人产生理想的经济效益,而且要在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充分地承认资源的社会化属性,要兼顾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兼顾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而且个体发展以不影响社会发展为前提。这样的经济学是可以兼顾、统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学,是全球和平发展的理论基础,是消弭东西方与南北方矛盾的思想工具,也是治理全球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的有效工具,是对科学发展观和包容性发展思想的感悟和实现,是巨大的理论创新。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我们对全球的包容性发展,将更加自信,更好处置。

    参考文献:

    [1]葛腾飞、苏听,《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发展及其困境》,《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P33.
    [2]J.A.Robbs, Low Intensity Conflict: A War by Any Other Name,Quantico,1988, P43.
    [3]稻盛和夫,《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中信出版社。
    [4]曼昆,《经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5]赵明旺等,《现代控制理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6]黄树东,《美国是如何应对价值体系挑战的》,《红旗文稿》,2012年06月12日。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8月23日 09:19 (星期四)收件人:lin chun<C.Lin@lse.ac.uk>;抄送人:(无)备 注:Fw: 【中国试射最强DF-41洲际导弹 (组图)】

中国试射最强DF-41洲际导弹 震动美国

环球网

2012-08-21

    “未来中国‘东风-41’洲际导弹搭载的核弹头足以瞄准每一个人口超过5万的美国城镇。”中国二炮部队7月24日进行导弹试射后,研究中国核项目的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菲利普·卡博做出这样的警告。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22日(提前出版)宣称,这次发射的就是中国最新型“东风-41”洲际导弹,它不仅大幅提高了射程,而且还能携带多达10枚分导核弹头打击不同目标。熟悉二炮情况的中国军事专家魏国安21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否认试射的导弹是 “东风-41”,但他表示,二炮正在发展的第三代洲际导弹符合西方描述的特征,“中国必须有限度地发展第三代核武器,才能更有效地应对安全挑战”。

    资料图:解放军某种未知型号的机动式导弹发射车试车,外界推测这就是DF-41洲际导弹系统使用的底盘

    《简氏防务周刊》称,从2007年以来,中国网络上出现多张照片,显示搭载“东风-41”导弹的运输/起竖/发射三用车(TEL)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报道援引美国匿名官员的话说,7月24日二炮部队发射的就是当前中国最先进的“东风-41”洲际导弹,“这是美国当局首度确认该导弹项目的存在”。尤其让西方关注的是,“东风-41”可能采用多弹头独立重返大气层载具(MIRV)技术。该技术并非是简单地在一枚导弹上装载多枚分弹头,而是让每个分弹头都有独立的飞行弹道,可调整轨迹攻击不同目标。这样每枚反导拦截导弹最多只能摧毁一个分弹头,让反导系统的效能大为降低。一名亚洲军事专家告诉简氏记者,“东风-41”可携带多达10枚分导式核弹头,这将严重动摇美国反导系统的可靠性。

    《简氏防务周刊》称,与中国现役的“东风-31”和“东风-31A”洲际导弹一样,“东风-41”可能也采用“冷发射”方式,即借助辅助动力单元把导弹从发射筒内弹射出去,在导弹到达一定高度后再点燃主发动机飞行。报道猜测,“东风-41”属于三级固态燃料推进导弹,与“东风-31”相比,前者弹体直径更大,长度更长,意味着弹头载荷与射程更具威慑性。此外,“东风-41”采用与俄制“白杨-M”洲际导弹相同的TEL三用车作为机动发射平台,比“东风-31”机动平台更具打击灵活性。

    对于中国核力量的发展,西方总是投以各种猜疑的眼光。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刊登的报道称,二炮部队7月24日从山西五寨导弹基地向数千英里远的西部沙漠发射新型导弹,这类飞行试验往往会通过限制第一级火箭的工作时间来缩短射程,以确保导弹落入中国境内。

    该报道还说,中国一直声称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核力量用于反击针对其领土的核袭击。但由于装备MIRV的洲际导弹是理想的“第一次核打击”(打击军事目标)武器,“东风-41”不仅是中国第一种携带多弹头的战略导弹,而且也具备可靠的“第一次核打击能力”,这可能代表中国将改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卡博说,未来二炮部队只需要拥有32部可重新装填的“东风-41”洲际导弹发射装置,其携带的核弹头就足以瞄准每一个人口超过5万的美国城镇。他宣称, “如果中国最终制订了这种针对美国城市打击社会财富的战略,而我们不建设用来抗击的导弹防御系统,就意味着在亚洲增强核威慑力量的终结”。

    “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的报道还说,“东风-41”洲际导弹的最大射程约1.4万公里,从中国东部或北部发射,足以打击美国全境。早在1992年就有美国学者提到“东风-41”项目的存在,但美国认为“过长的研发周期”导致解放军放弃该项目,集中力量开发“东风-31”洲际导弹。美国军事专家费舍尔说,事实证明五角大楼忽视了这种新导弹的研制。

    熟悉二炮情况的中国军事专家魏国安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具备多弹头独立重返大气层载具的第三代洲际导弹的确是二炮的发展方向,但7月的试射并非以此为目的。他表示,中国的第三代洲际导弹仍处于科研阶段,这次试射主要还是在测试现有导弹武器的性能。

    魏国安还表示,从技术上看,第三代洲际导弹完全可能控制全球有威胁的战略目标,提升全球打击能力,但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并未改变,中国研制新导弹并没有明确的指向,只是为防范可能挑衅中国的敌对势力。他认为,美俄当前宣称的“大幅削减核武器”才是概念炒作。因为“大幅削减”只是核武器状态的转换,而不是彻底销毁。美俄并未真正销毁核弹头,而只是从高戒备状态转化为低戒备状态。他认为,中国面临的核威胁在增加,必须有限度地发展第三代核武器,才能更有效地应对安全挑战。

    关于“DF-41”洲际导弹试射,美国资深媒体人比尔-戈茨(Bill Gertz)2012年8月15在华盛顿自由灯塔(freebeacon.com)网站发表文章,给予了极大关注,文章主要内容编译如下:

    中国军方首次试射了其新型远程洲际弹道导弹东风41(DF-41)。美国高官表示该导弹将是中国首款配备多个弹头的战略型导弹。了解试射相关报道的美国官员表示,中国于7月24日试射DF-41机动洲际弹道导弹。该导弹的试射引起了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对中国远程导弹威胁的新担忧。

    基于DF-41的移动性、射程、精度和配备多弹头的特性,DF-41具有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能力。此前,中国研发的DF-31 和DF-31A短程洲际弹道导弹被认为是针对印俄设计。美国官员表示,新的洲际弹道导弹被认为是为打击美国境内目标而研制。

    中国一直坚称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其核力量用于反击针对其领土的核袭击。但这种新型洲际导弹将加强中国的战略力量,使他们拥有各种中短程弹道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从而成为世界上导弹种类最齐全的部队。据信,“东风41”导弹是中国努力研制能突破美国战略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的一部分。

    前军事情报官员、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拉里?沃策尔(Larry Wortze)表示,估计“东风-41”导弹的多弹头中将包括被称为“突防辅助装置”的诱饵弹头,专门对抗美国反导系统的传感器。由于其机动性,“东风 41”导弹很难被探测和打击。DF-41也被认为是中国为击败美国战略导弹防御系统而研发的导弹。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拒绝就中国DF-41导弹试射发表言论。试射的详细情节还无法了解。

    原美国国防部官员、中国战略核系统专家、2049项目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执行主任石明凯(Mark Stokes)表示:“中国文献中含有DF-41项目的可靠数据。不同于DF-31所使用的动力装置,DF-41看起来使用了新型、更大的固体火箭发动机。该发动机的地面试射已进行了数年之久。”石明凯表示,中国军方负责战略打击以及常规导弹研发的二炮正将DF-41纳入其操作性战略储备。

    美国情报专家怀疑DF-41是基于俄罗斯远程机动导弹SS-27研制而成,采用了俄罗斯制导技术。研究中国核项目的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菲利普-卡博(Phillip Karber)表示DF-41导弹的试射或意味着外界对中国战略核力量的评价将明显提高。卡博表示DF-41很有可能将携带三枚弹头。如果中国遵循俄罗斯模式为每个发射车备弹3枚,中国战略型核弹头的数量就会在现在的基础上增加2倍以上。未来,部署了32枚多弹头导弹,并有补充能力的DF-41部队足以使中国能打击美国每个人口5万人以上的城市。

    美国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国际评估战略重心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Richard Fisher),表示中国DF-41项目早于1986年便已开始,而美国政府现在才意识到它。“美国国防部没有披露有关DF-41导弹的信息。而2007 年起,DF-41 18轮运输起竖发射(TEL)车的图片在中国网络上可见令他们更加迷惑。”“四张运输起竖发射(TEL)车上的图片清晰显示这是一种非常大的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同俄罗斯的现代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大小类似。”

    费舍尔表示此次试射的导弹可能就是美国国防部2011年中国军力报告中简要提到的导弹,但该信息又被从今年上交到国会的简要报告中略过。国防部报告称:“除了DF-31 和 DF-31A,中国也可能正在研制携带多枚分导制导弹头的新型机动洲际弹道导弹。而名为导弹威胁(missilethreat.com)的网站报道称,DF-41能够配备10枚以上的分导式核弹头。

    该网站对DF-41的评估报告称,“DF-41具备轻易打击美国的能力,有可能成为中国解放军的核心核打击武器。”该导弹的最大射程预计有8699英里,足以从中国东部或北部的移动式发射车打击美国全国范围内的目标。

    中国总共储备了多少枚核弹头还不得而知,但美国情报机构估计中国储备了300到400枚核弹头。DF-41的出现也证实了那些试图降低中国核雄心的专家们的分析有误。例如,美国科学家联盟2008年报道称中国DF-41的项目已被取消。

    行业出版物《简氏战略武器系统》2月报道称DF-41将取代中国DF-5 和 DF-5A等旧式、基于发射井的战略导弹。该杂志在其报道中指出“DF-41的研发由中国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负责管理”。


 

 

 

 

 

发件人:陆一<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8月20日 11:20 (星期一)收件人:陆一<yilu@sse.com.cn>;抄送人:(无)附 件:1 个 (突然发现我们错了.doc ) 查看附件 转发: 突然发现我们错了

突然发现我们错了

默人

2012年08月20日

    我们曾经真诚地认为,文革的确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是我们工人农民收入增加的幸福坦途。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数据是客观的又是残酷的!就怕比较:中国人均收入世界排名:1960年第78名,1970年第82名,1976 年84名,1980年第94名,1990年第105名,2008年第106名,2010年第127名;但反观中国GDP世界排名:1978年第15名,1990年第10名,1995年第7名,2000年第6名,2007年第4名,2010年第2名。你能从这个数字中看到中国经济崩溃的边缘吗?崩溃了还能人均收入在当时世界排80多名吗?今天不崩溃反而人均收入排名接近130名?

    我们曾经虔诚地相信,人大政协代表是为我们老百姓说话的,是代表我们利益的。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中纪委2012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按照去年2月的数据推算,目前政协代表76.77%有外国护照,人大代表57.47%有外国护照。中国人民可以说是被外国公民代表了!这也就是说,在北京召开的两会,基本上可以说是外国公民代表中国国民的两会! 不仅如此,人大政协代表不少人是花钱买来的!北京消息人士还透露: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些人从事人大代表与政协代表的资格买卖。目前在中国只要花费1500万人民币就保证可以“当选”成为全国政协代表;花费2500万就更保证可以“当选”人大代表!现在两会的不少代表就是这样买来的!这是造成中国两会代表“外国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曾经坚定地认为,干部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民族的优秀灵魂,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大批干部成了贪官、并且把财产和子女输送国外,成了外国籍的中国官员!据中纪委的这份秘密调查报告还显示了另外一个方面的重要数据,这就是:“按照目前的数据来推算,84.35%的局级以上干部,拥有外国护照”!这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高层官员其实都拥有西方国家护照。这份来自内部数据的报告还显示:在2010年,被立案调查的外逃贪官转移到海外的资金总额为2378.2亿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难以追回。如果将那些未被立案调查的贪官污吏所贪污转移的资金,数量更为惊人!

    我们曾经清醒地认为,上访告状的是少数人,是少数腐败官员造成的。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据这份惊人的调查报告还显示:全国各地访民人数不断猛增!仅仅自2011年1月至2011年6月30日,全国各地有记录的访民人数达到7078万人!估计全年人数会突破1.5亿。其中94.6%访民的诉求是基本合理的!这说明,中国的民怨已经到了总爆发的临界点!

    我们曾经客观地认为,犯罪的主要是社会的底层无业人员,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根据法学教授陈忠林的研究,从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可以推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

    我们曾经无限信仰地听领导说:美国人不愿看到中国强大,想要分裂中国?美国是资本主义制度,全靠剥削得来的。中国的制度,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但我们糊涂了: 如果事情真是上述所说的那样,为什么我们要将600吨黄金存放在美国?难道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就放不下这区区几百吨黄金吗?既然美国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大力购买他们的国债,那岂不是去资助敌国了吗?当美国出现金融危机时,为什么我国的政客比美国政客还要着急,整天都在大声叫喊:"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为什么我们国内官方和媒体最不喜欢的西方国家,却拦不住富豪权贵乃至精英们移民外国的风潮呢?以至于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也不得不坦承,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当今许多中国人移民的目标地,也就是所谓的民主国家,而移民的主力军,除了少数的白领精英影视明星,更多的又都是权贵眷属和富豪一族。更让人不解的是,单是我国的裸官就达120万人,为什么我们的官员,不把自己的子女留在这个世界上制度最好的国家里,反而要跑到资本主义制度国家里去受剥削的罪呢?现在谁都知道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容易赚钱也是商机最多的国家,而如此众多的人愿意离乡背井,离开中国的背后,又有什么隐情呢?

    我们曾经毫不犹豫地相信领导讲的:转基因食品是人类历史上最安全的食品?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 既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食品,那政府为什么要把转基因食品,偷偷摸摸地参杂到百姓的餐桌上?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去吃转基因食品,而要去吃特贡食品呢?非但他们自己不吃,而且还让他们的子女远离转基因食品,这又是为什么?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你们全面禁止转基因食品?如果转基因真是安全可靠的好食品,你们为什么不借上海世博会之机,向前来参观的世界各国人士统统食用转基因食品,以此来消除中国老百姓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惧,那不是最有说服力吗?张启发不是说转基因食品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食品吗?那为什么还要实行转基因食品应急预案呢?我们以前不安全的食品,倒不需要应急预案。而你们口中的世界上最安全的食品,反到需要应急预案?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我们曾经大度地认为,贪官腐败是制度的缺陷,制度很快就会完善。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中国的腐败问题,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成为国民最关切,最痛恨的头等大问颗,我们的相关部门也在天天叫喊着要严惩腐败。可为什么贪官从以前的几千元,发展到现在的几十亿元,数量和外逃的贪官也越来越多?于是我们有人就将责任推脱给了"制度的缺陷"。我就是不明白,这些官员明明知道制度有缺陷,可为什么不去堵住这个缺陷呢?制度并不是天生的和不可改变的,制度从来都是由人来制订的,要修补这个缺陷并不难。早在十几年前,我们的政府就提出官员个人财产要申报,可十几过去了,我们现在依然还是在原地踏步。说白了,这并不是什么制度缺陷问题,而是这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而已!

    我们曾经大胆地认为,股市是为老百姓致富投资开设的。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股市成了上亿万股民的绞肉机。中国股市是一架血淋淋的绞肉机,它绞碎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绞碎了亿万股民的心。在没有战争,没有特大自然灾害,整体经济发展迅猛,取得的成就堪称世界奇迹的中国,上证指数从10年前的2245点跌到今天的2149点,十年增长为负数,而同期的房价增长了十倍以上,一般商品的物价也上长了五倍以上,投资者亏损累累,股民痛不欲生。谁操纵这台绞肉机?因为我们设立股市的目的只是为了融资给企业资本家,分不分红,股票涨跌都没有人去理会。这就是我们的股市!相反,相对来讲美国的证券市场是稳健有序的。是保护中小股民!因为这么强大的政府,这么强大的司法调查权力,拥有这么强大的震慑力,让你不敢再内幕交易,那中小股民就受到保护了。我们这里就没人管了。

    我们曾经满怀豪情地坚定信念:党和国家当头的都是英明伟大正确,他们一定能够给我们带来比毛泽东时代更公正自由民主的社会、一定能使工人农民的主人公地位千百万倍地提高、一定能够使人民更幸福更快乐。但后来,突然发现我们错了:他们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治理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把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冶理出了2000万失足妓女;把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治理得与人民离心离德;把一个个极富生命力的国有企业,治理出了3000万下岗工人;把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治理出了一大片私企和金融寡头;把一个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火红年代,治理到了连老祖宗和爹妈都不认识的唯利是图的金钱社会;把一个天下无敌的人民军队,治理成绵羊一般任人欺辱;把一个英雄辈出的英雄时代,治理出了无数的汉奸卖国贼;把一个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民族,治理的只知道"买.租.摸";把毛主席留给人民大众的遗产,统统的毁掉和卖掉!

    我们曾经无比崇敬地认为:我们的各级领导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他们是竞争上来的真正优秀人才,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后面的都是指定的,内定的,(连越南最高领导人也是五名候选人选一名,我们是等额选举),这就形成了一代一代用庸用顺淘优的局面,形成了忌才兴庸的集体领导体制。官场一片维上欺下,拼命讨好上级就能保官升官的官本位恶习早已根深蒂固了。岂不知,在今天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当中,一个国家国内的体制是“竞优”还是“竞庸”,或者是“竞劣”决定了该国属于优等国,还是庸俗国,或者是劣等国。人民在为国家前途担忧!

    我们曾经兴奋地听领导讲: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引进外资变成了内外勾结,向外输送资金。国有企业到国外上市,说是引进外资,但事实告诉我们:中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仅29亿美元,上市五年就分红累计高达119亿美元,约800亿人民币。其中,仅2005年,中石油就向美国分红600多亿。最为突出的是,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最近4年来向海外投资者分红高达7000亿,年收益高达130%,这是一幅何其荒谬的图画。一边是贫穷的中国人,一边是富的洋人;穷人身上插满了管子(肯定不止4条),夜以继日地向富人身上输血。我们的优秀国有企业国内上市几毛或者1元一股,但不卖给广大人民,直接以引进外资名义卖给外国投机者。上市不久就高价卖出。例如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约10%的股份,收购价格1.16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6.77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755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460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其他银行也无不如此。

    我们曾经乐观地认为,只要法律健全,事事有法可依,社会上的各类矛盾自然会迎刃而解,老百姓自然会安居乐业。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合同法》没有杜绝诈骗,诚信成了稀缺资源;《刑法》成了贪官的免死铁券,经济犯罪即将取消死刑;冤案越来越多,佘祥林、赵作海们都被屈打成招,险成刀下冤鬼;暴力越来越多,杨佳一人杀六警,湖北农民杨友德用“土炮”捍卫自己的财产。这时我们才明白了伟大导师马克思的话:“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原来立法的宗旨不是为我等百姓,原来现在的法律,都成了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敢怒不敢言维护统治的工具

  我们曾经自信地认为,私营企业的崛起会带来竞争,会给消费者带来物美价廉的实惠。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双汇的垃圾肉,三鹿的毒奶粉物不美,而且残害消费者多年没有曝光,因为资本家已经收买了各级官员成了他们捞取搜刮人民财害的保护伞,这时我们才又想起伟大导师马克思说的教导,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会铤而走险。

  我们曾经善良地认为,哪有什么阶级斗争啊,我们的身边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样的人。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黑砖窑、黑矿井,血汗工厂、暴力强拆,权贵腐败养二奶,黑恶势力横行,黄毒赌泛滥成灾,这些都是活生生、血淋淋的阶级斗争。这时我们的耳边才又回响起毛泽东的声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们曾经幸福地认为,国企改制后,职工成了股东,成了企业真正的主人。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职工的股权被控股者以增资的方式被稀释了,变得无足轻重了,然后再次被控股者低价收购,一夜之间,工人不是股东了,成了完完全全的打工仔,住房要高价从房商手中卖,有病靠死抗,....这时我们才会感到公有制的优越性,才知道在全民所有制的体制下,职工才是企业真正当家的主人。

  我们曾经高兴地认为,村委会主任的普选是中国民主进程的伟大实践,以此为基础,将来我们可以用神圣的选票的选出自己认可的领导人。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选出的村委会主任许多都是黑社会分子,恶霸势力,当选后攫取集体财产,那管你村民的死活呢。这时我们才明白,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老百姓才能当家作主,才能有真正的民主。选票,不等于民主。

  我们曾经自豪地认为,农村联产承包制是提高中国粮食产量解决国人吃饭问题的正确方针。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农民种粮赔钱,撂荒地产生了,水利设施废弃了,我们的农业在与外资的竞争中因为缺乏规模的优势败下阵来,在化肥、种子等农业的关键环节上,我们受制于外资,我们未来不得不吃高价油、高价粮,吃安全性备受质疑的转基因粮。这时我们才又认识到,农业走集体化道路才是中国农民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

    我们曾经欣喜地认为,合同制打破了企业对职工的终身禁锢,我们自由的流动。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在中国劳动力过剩的前提下,农民成了盲流的打工仔,工人成了流浪的雇佣工,合同制是用人单位胁迫工人的筹码,是资本家以低工资的方式榨取超额利润的工具。这时我们才发现,毛主席提出的企业管理上的“鞍钢宪法”的伟大。

 

 

 

 

极左极右都危险

著名经济学家 吴敬琏

2012年8月

    现在的中国中等阶层自身还有很大的弱点:一是利益自觉不够,二是公民意识缺乏。

    贫富差距悬殊,是当前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大约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贫富差距开始扩大。有人说,现在的基尼系数是0.47,也有人说已经超过0.5。无论结果如何,都表明中国贫富差别已经到了十分悬殊的程度。

    怎么看待中国贫富差别的现状,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偏大,除了统计上的误差外,还存在历史原因,因而无需把它看得那么严重。就是把问题看得比较严重的人,对这一问题的成因,也有不同的分析。

    中国贫富差别过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对它们要做具体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强调,贫富差别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这一点,可以从租金总额占GDP的比例清楚地看到。租金总额其实就是贿赂总量的上限。从80年代后期到最近,有许多经济学家计算过。结果差别不大,它达到了整个国民财富的20%—30%。世界很少有国家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也不难想见它对贫富差别影响有多大。

    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差别过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增长模式的缺陷。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贫富两极分化时指出,造成分化的原因,在于“资本有机构成”,或者说,资本对劳动的比例不断提高。我们现在也存在类似问题。由于主要依靠投资实现增长,它必然使得资本所有者(主要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而劳动者(包括普通劳动者和各种专业人员即“白领工人”)的收入所占份额越来越小。

    还有其他的原因造成劳动者收入偏低。比如,一般工人在工资谈判中地位跟资方不对等:资方虽然没有组织,但往往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而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则完全是无组织的。在这样的谈判中,与其说是劳动市场决定工资水平,还不如说双方的谈判地位起了决定作用。

    至于农民收入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产权没有得到保护。据农学家计算,这些年,光是从农民那里低价拿地获得的差价收入总额就达到了20万亿-30万亿元。土地管理部门和建设部门的大贪官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层出不穷。一些有特权背景的房地产商也趁机大发横财。

    总之,对于当前的贫富分化问题,要综合考察,然后分门别类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

    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市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由于市场经济实行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原则,人们的收入差别必然较之平均主义时代要大一些。但是,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由这种分配方式导致的收入差别不会太大,而且,社会对这种差别的容忍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应该把它同利用行政权力或垄断地位引致的差别区别开来。对于由市场经济引起的收入差别,特别是它对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造成的消极影响,应该用政策和民间组织的工作来加以消减,但是,现在有些人运用民粹主义的说辞来转移目标,把大众对贪腐分子的厌恶、仇恨转移到一般的富裕人群身上。富人有各种各样的,有靠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致富的,也有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不加区别地把二者混为一谈,提倡盲目仇富,会扰乱社会阵线,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

 西班牙的教训

    任何一个社会,总是存在左、中、右等不同思想倾向的人群。问题在于,这些年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向极右和极左两极走的状况,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林达写的《西班牙旅行笔记》引发了我许多感想。我深切感到作者提出的问题对于当前的中国极富现实意义。

    1931年,西班牙国王退位,成立“第二共和国”。开始的时候情况还不错。虽然有各派力量的纷争,但是,在主张共和制的温和左派和主张君主立宪制的右派之间,分歧并不是很大,完全可以通过宪法程序来解决。可是,后来,在两个国际集团即法西斯集团和苏联第三国际的操纵下,西班牙社会向两极分化。这样,在左的极端分子和右的极端分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中间力量被排除掉,以致不管哪一派取得胜利,都会是一场民族的灾难。历史的事实是极右派取得了胜利,结果就是对左派人士的血腥镇压和将近40年的佛朗哥法西斯专政。然而,如果是极左派取得成功,又如何呢?当然,历史不允许假设。但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现实的证据,使我们能够有把握地推断,即使左派取得胜利,后果不一定比佛朗哥的专制统治更好。奥威尔是作为一位英国左派人士满怀热情投入西班牙内战的,可是,由于他参加的 “国际纵队”“列宁营”被莫斯科派来的肃反机构认为是托洛茨基派控制的组织,他陷入了左派内部残酷血腥的派别斗争之中,险些被整死。奥威尔正是根据自己的这一段经历,写出了入木三分地揭露极权主义的名著《动物庄园》和《1984》。

    对于西班牙来说,幸运的是,经过这一番曲折和苦难以后,左右双方的一些领导人都觉悟到过去路线的错误,放弃了极端的做法。在1975年弗朗哥死后,在左右两翼中温和派的共同努力下,西班牙很快实现了民族和解与经济振兴。

打破“两暴怪圈”

    中国目前似乎也有类似的问题。极右方面的权贵腐败不仅对弱势群体剥削压榨,也严重损害没有权势的中间阶层(专业人员、大部分企业家等)的利益。然而,“极左是对极右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极左力量又力图利用大众对权贵资本主义的不满,极力宣传回到毛泽东晚年的道路;要求重搞“文化大革命”,实现“全面专政”,从语言暴力到实际的暴力,都跃跃欲试。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

    也有人说,中国人几千年就这样。正如一位企业家所说,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是“两暴文化”:一个叫暴君,一个叫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叫做“彼可取而代也”。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自己也成为暴君。于是,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出现新的暴君”的循环。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在中国重复了几千年。

    是不是中国人的宿命就是如此了?我认为并不尽然,原因是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古代中国是一个金字塔型社会,上层是极少数权贵,下层是广大无立锥之地的农民,所以,生长出两种力量——暴君和暴民。在当下的中国,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新中等阶层正在成长起来。这个阶层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呢?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或称白领工人组成。这个阶层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离开了他们,现代生产根本无法维持,更不用说发展了。而他们是一种保持社会稳定的力量,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基本上认可,虽然要求改良,并不希望从根本上推翻。社会基础的这种变化,给了我们一种希望,使我们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现在中国也存在另一个怪圈:权贵们太厉害、太霸道了,于是,一些人就支持加强政府的强力控制,想以此来遏制权贵。殊不知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大,寻租的机会就越多,到头来还是加强了权贵的力量。这种怪圈跟中国过去历史上的怪圈一样,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

    目前,新中等阶层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还不大,但数量在增长。据一些社会学家调查,绝对量的增长还是很快的,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日显重要性。
    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原因是现在的中国中等阶层自身还有很大的弱点:一个弱点,是利益自觉不够,没有认识到中等阶层作为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在于把经济社会制度健全起来。于是,有些人就想走捷径,个别地解决问题。个别解决问题最容易办的办法,就是结交官府、取得政策优惠,在租金大锅中分一杯羹。表面上看,用这种办法,个人的境遇很容易得到改善。但是,你得到了特殊的政策优惠,意味着损害了同一个社会群体中别人的利益。想靠这种办法使整个中等阶层的利益得到提升,就等于想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另一个弱点,是公民意识的缺乏。改革开放以前,大家都很穷。也许是因为穷怕了,生活开始有点改善后,就专注于如何使自己的生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而没有意识到个人生活的改善,从根本上说,源于整个社会的进步。现在有许多进入中等阶层的人,忘掉了自己的公民责任,没有认识到,如果不能把国家的体制搞好,个人生活取得的改善和进一步提高是完全没有保障的。

 

 

 

金融危机及社会溃败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如何重建社会》研讨会上的发言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立平

2012年8月

    有些朋友更关心社会溃败,而不是金融危机。我倾向于不要把问题估计得过份严重。对中共的特点还要有一个共识,这个权力对解决长远的问题来说能力很差,但是对于解决眼前的问题来说,能力还是很强的。调动资源的能力,拆东墙补西墙的能力可以说非常强,我不太同意说,金融危机来了,天就要塌下来了,可能不是这样子,相反很可能是做成一锅“夹生饭”,这个“夹生饭”对于长远的影响将是非常有害的。中国现在的问题就在这儿,这是对眼前问题基本的判断。

    这当中体现的长远问题有两个。第一个问题是,这场金融危机究竟说明中国经济或者说社会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第二个就是“社会溃败”。这场危机可以说是一个标志,实际上中国进入了比较正常的发展时代。我前几天在一个会上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我把它叫三级火箭二级发射。从改革和发展的关系来说,实际上这些年的发展就像卫星发射一样是火箭推着走,这个火箭可能要通过三级才能把卫星送到正常的轨道,但是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改革中间夭折了,结果,就相当于火箭已发射两级,把卫星和最后一级火箭送到了轨道,但是轨道不是原来预设的轨道,而是有问题的轨道。

中国已经进入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

    发展进入轨道,什么意思呢?这场金融危机表明的是什么呢?这场危机表明中国已经进入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这样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以此为标志的阶段。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究竟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关系是什么样?我个人的看法,中国经历的经济危机,实际上虽然是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但又是和美国金融危机非常不同的独立危机,就是生产过剩危机。

    美国金融危机当中所出现的最典型的特征中国都没有——美国房贷现象是没有的,金融体系本身严重的问题也是没有的,中国出现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把中国目前经历的这场危机看作和美国差不多的危机,那么要解决的问题是金融监管、金融体系创新的规范,或者从长远来说,货币体系变革或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把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看作是和美国金融危机不同的独立经济危机,那么就要面对一场社会变革。

    我个人的说法是,中国金融危机与其说和美国当前金融危机相类似,不如说和30年代那场大萧条相类似。大萧条是一个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而中国现在所经历实际上是和大萧条本身比较相近的生产过剩危机的过程。为什么相近呢?这个概念已经提出有十年的时间,就是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到耐用消费品时代。

    对于大萧条人们有很多的解释,生产过剩危机也基本上是一种共识,但是在研究大萧条的时候,有一个东西一直没有人问,过剩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到现在为止,我们一提大萧条,脑子里最形象的印象是什么呢?卖不出去的牛奶。其实真正卖不出去的不是牛奶,最主要是房子、汽车、家用电器。

    我查了一下材料,30年代大萧条之前美国汽车产量1929年已经达到500万辆,去年美国国内销售汽车才800万辆;大萧条之前,美国住房建设一年是100万幢,到1930年房子的销售是50万幢,也就是说有一半的房子卖不出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萧条之所以发生,最基本的背景就是当时美国社会正在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或者从柴米油盐的时代到房子汽车的时代。

    大萧条发生的时候,当时在位的总统是胡佛,胡佛在此之前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许诺,如果我当了总统,我保证美国每个家庭锅里有两只鸡,院子里有两辆车,这是当时胡佛当时向美国选民的许诺,这个许诺比较典型地说明一个东西,说明美国当时正在经历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两只鸡生活必需品,两辆车耐用消费品,所以当时可以说,大萧条发生最基本的背景就是从生活必需品的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是面临这样一个转型,这是我个人对30年代大萧条最基本的解释,这和中国面临的经济危机有着直接关系。

    从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为什么这么重要,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时代,生活必需品和耐用消费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时代,需要两套完全不同的经济制度、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比如说在生活必需品的时代,不会有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社会生产和消费最主要的内容是柴米油盐的时候,因为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直接受制于自然条件,所以出现大量的剩余是不太有可能的,但是耐用消费品是不一样的,因为直接取决于技术的进步。

    为什么美国大萧条之前,出现十年繁荣?这是和之前的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的。生产过剩的现象,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产物。再比如说,生活必需品的时代不需要信贷消费,不需要消费信贷,那时候买柴米油盐不可能用按揭的方式,不需要这样的金融条件,但是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时候,消费信贷、信贷消费就成为它的必须条件,消费信贷就成为必须的金融条件。这种消费信贷金融条件必须用社会保障作为依托,我特别强调的是,生活必需品时代和耐用消费品时代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30年代大萧条就是在这样最基本的背景下发生的。

    这是我们必须明确的东西。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究竟怎么走出大萧条?走出大萧条,我们可以看,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用新的社会保证了这个社会怎么样从生活必需品的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的时代,从理论上来说,至少有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城市化。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的时代,到耐用消费品的时代,经历这个转型的时候,至少得有差不多50%人口住到城市当中来,因为只有城市的生活方式才能够支撑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只要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田园式的生活方式,耐用消费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美国29年前后的时候,是城市化人口达到50%左右,当经历这个转型的时候,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

    第二,社会保障。金融耐用消费品时代,最重要就是要形成和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信贷消费,这是它的金融条件。但是能够支撑金融条件的就是社会保障,因为社会保障提供一种稳定的社会预期,这种稳定的社会预期是这样的金融制度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是第二。

    第三,从社会结构来说,要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

    从美国历史经验来说,最重要的至少有这样三条,只有有了这样三条,一个社会才能够从生活必需品的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罗斯福新政要解决的最主要就是这个问题,在罗斯福新政第二个阶段,社会救济、社会保障、工会的作用等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说,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非常重要的需要有一个新的社会,从美国大萧条来说,通过一系列社会的变革,社会的进步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新的社会支撑了这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的时代。对现在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直接的启示。中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但是我们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时候,真正的城市人口到现在也就是30%几,虽然官方统计数据40%多,已经快接近50%,但是城市人口是百分之三十几。

    社会保障,从美国来说,30年代大萧条前后,社会保障是经历从无到有的过程,我们进入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时候,社会保障基本上也是经历从无到有的过程。第三,通过工会立法,发挥工会的作用。还不是仅仅在1935年通过《劳工关系法案》,第一次提工会的作用在1933年,当时通过《工业复兴法案》,《工业复兴法案》当中的第7条第一款讲的就是工会的作用,也就是说把发挥工会的作用当做工业振兴的措施之一提出来的。但是,到我们这儿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时候,正好进入资强劳弱的状态。大萧条怎么走过来的?是通过社会变革,社会重建的方式,创造了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条件。

    人们对罗斯福新政有不同的看法,究竟解决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有的说,罗斯福新政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创造了市场,使西方渡过了大萧条。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从罗斯福新政开始,逐步建立福利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这个模式建立之后,过去所讲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基本上消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难再看到大规模生产过剩危机。无论对罗斯福新政当时效果怎么样评价,建立了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几乎是一劳永逸解决了生产过剩危机,一劳永逸解决了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把和美国这场金融危机区别开,我们面临的不是金融监管的问题,不是金融监管、金融创新规范、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是社会变革的问题,如何才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的问题。只有新的社会才能保证进入这样新的时代。

    当30年代大萧条发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问一个问题,这个文明还能维持下去吗?从历史上来看,福利资本主义取代了资本原始积累血淋淋赤裸裸资本主义,以这种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作为中国来说,从短期来说,现在解决起来其实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真正难做到的是社会衰败问题。

    社会衰败,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呢?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由于金融危机,社会神经又开始高度紧张,2009年又是多少周年,很多事情的多少周年,所以社会高度紧张。2008年是多事之秋,群体性事件多发一年,社会动荡和不稳定又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但是和前面的判断有关系,对这个事情不要估计过分,不要反应过度。社会动荡的问题,十年前我也是这个看法,对这个危险性不要估计过于严重,中国发生大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一个问题是说,现在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社会的焦虑是在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但真正的危险不在这儿。社会溃败这个词我也不是觉得特别好,后来又找了几个词,费孝通的社会侵蚀,但是还不是这个意思,就像土壤当中养料流失,主要讲农村的精英流失,就像土地越来越缺少养料、越来越板结一样,我说的也不是这个意思。再一个,亨廷顿的政治衰败;衰败比溃败程度要轻一点,可能更好一些,但是意思是明确的,对中国来说,威胁最大的不是社会动荡的问题,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等于是外部的打击,被人打伤了,社会溃败是内生的东西,自身的病,溃败和动荡不是一个东西。很小的事情都能让我们明显意识到这个东西,一是央视大火。类似的事故和灾害也发生过无数起,这次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像韩寒等一批都是自己用真名直接表达幸灾乐祸的感情,而且这种幸灾乐祸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这和原来是非常不一样的。这场大火是人心丧尽的感觉。为什么这么兴奋呢?首先是对着中央电视台,对别的东西不敢说,就对着中央电视台来吧,中央电视台作为一个象征。从这里看到,那么多的跟帖,几乎看不到有任何的痛心、沉痛,几十亿十几个亿烧掉,一点没有心疼。八十年代沈阳有一场大火,从电视上都可以看出来,毫不相干的人站在大街上放声大哭,觉得烧得很心疼,这次大家烧得兴高采烈。

    第二件事情,云南“躲猫猫”。我承认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真心想挽救社会公信力,网民出一些代表调查这个东西,使这个东西能够有公信力,即使采取了这个手段之后,大家还是不信,不信任的广度和深度在扩大。还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措施,挽回这种公信力?或者说到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还有没有一个措施,让人们相信点什么东西?这都是很典型的社会溃败的表现。这种社会溃败最主要的是表现在权力的失控。对权力本身的控制基本上是两个环节,民主社会当中是通过民众的方式,对权力监督的方式,以及权力体系自身分权制衡的方式;要么就是在一个集权社会当中,通过自上而下,也有一个对权力的控制。我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来自于这两个方面的控制都是缺失的。民主政体当中来自权力制衡和民众对权力的控制不存在,过去权力体当中自上而下的控制现在也已经开始丧失了,每一个权力的拥有者都在开始成为不受约束的人,这是最近这些年非常明显的趋势。

    权力失控的动力来自什么地方呢?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毛泽东时候的专制主义还是为了理想而专制,现在已经是赤裸裸的就是为了利益。这个东西形成之后,导致溃败。中国社会很多问题已经没有是非的观念,这其实是很表面的现象,是非观念缺少的背后是人们对社会当中需要有一个是非观念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已经失去了认可,这个社会还是否需要有一个是非?仔细想我们是比较明确地说不需要有这个是非。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当中行动的时候,最基本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利益,别无他物。这和家庭一样,如果父亲交的都是狐朋狗友,不是赌博就是嫖娼的,孩子要有一个好的道德观是不可能的。这几年在社会当中的形势就很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社会权力失去控制,社会认同和向心力急剧流失,公信力急剧丧失,社会当中能够支撑的是非价值在丧失,社会失去长远思考问题的能力。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表明的是社会衰败的过程。

    我从一本杂志上看到,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因为腐败下台,美国一本杂志当中有一篇评论说,菲律宾这个民族将来要为这个社会的腐败用一百年的时间付出代价。权贵资本主义实际上是用拉整个社会下水的方式,最后造成的是社会溃败,这是中国面临的更现实的危险。

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岁末已近,又到了盘点回顾的时刻。说起来有点惭愧,专栏的文章,从多到少,今年几乎绝迹。自嘲一点地说,算是为更好的文字腾出了版面。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将精力集中在一些特定的问题上。于是就有了今年和朋友们一起撰写的两份报告。一份是《以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另一份是《走向社会重建之路》。前者主要针对这些年形成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模式,提出要将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一致起来,并且要为社会的变革留出空间。后者要面对的则是我们现在究竟是要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的抉择,这种抉择的意义日后将会进一步显示出来。

    这两份报告出来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也经常有朋友在问,为什么要写这两份报告?背后有什么考虑?
这两份报告实际上是我们在这几年中要陆续发布的若干份系列报告的组成部分。如果说这些报告要体现什么东西的话,最简单地说,就是要体现一种社会进步的理念。几年前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说法: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这些年我们只有发展的理念,没有进步的理念。而发展往往只是意味着数量的增加,其本身是没有方向的。这样很多为人类的进步所必须的价值,就没有其位置。而且,不仅如此,没有一种好的理念注入其中,发展很容易进入走火入魔的状态。这种迹象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随处可见。

    经济的发展必须有社会的进步相伴随。以美国的情况为例,美国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与三件事情是分不开的:一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进步运动。当时美国所面临的情况,和我们今天其实有很相近的一面。它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但政治的腐败、经济寡头的垄断、权力和市场的结合、权力和资本的结合等现象普遍存在,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这样的势头得到了明显的遏制;一个是罗斯福新政第二阶段所实施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的核心是利益关系的调整。此前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赤裸裸、血淋淋、人吃人的资本主义。1930年代大萧条表明,这种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罗斯福新政第二阶段所进行的社会变革,通过以工代赈的社会救济制度、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规范劳资关系,重新塑造了一个资本主义,即福利资本主义;再有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由约翰逊总统推动的建设伟大社会的运动。当时美国正好经历了二战后快速的增长,加尔布雷斯写了一本书《丰裕社会》,提出美国已经永远告别贫穷,进入丰裕社会。但不久之后,一个社会学家也写了一本书《另一个美国》,把美国当时的阴暗面集中在一本书中,包括贫困、不平等和对人权的侵犯等。据说约翰逊看了这本书,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提出建设伟大社会,向贫困宣战、向不平等宣战。

    我们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但与之相伴随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我们现在要注意到如下两个因素:一是我们现在发展的速度很快,二是政府很有钱,权力又处于没有制约的任性状态。这样的时候,如果一步迈出去迈错了,想收就很难收回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社会进步理念相伴随,经济发展就很容易走入歧途。我最近就经常在想一个问题:假如说100年之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会怎么写我们这代人?我想我们这代人在子孙后代的眼睛中,很可能是一代很荒谬、很愚蠢,甚至是多少有点可耻的一代人。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这代人做的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就是把地球演进这么多年形成的那点财富,仅我们一代人就给挖出来用光了。最后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空空如也、百孔千疮、一片废墟的地球。因此,中国的问题,发展的问题,需要我们用一种超越的眼光来思考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而这场社会进步的目标,就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溃败。

 

 

 

 

 

发件人:长河放马<chfm9@hotmail.com>;时 间:2012年08月02日 18:02 (星期四)收件人:大军<zdjun@263.net>;民族主义与霸权、专制

民族主义与霸权、专制

横舟

    不能把民族主义与独裁、专制联系在一起。

    民族主义的勃发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来源于外部,国家主权受到侵犯。另一个是来源于内部,国民人权受到侵犯。这两个因素都是诱发民族主义勃起的动因,也是民族主义生成的两个仅有的根源。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主权受到威胁的时候,作为免疫功能的民族主义就勃发起来,这个时候反民族主义,就是出卖国家。一个国家的国民受到强权凌辱的时候,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的抗争,这个时候反对民族主义,就是背叛国家。

    国际列强出于他们自身利益的需要,打压弱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达到他们劫掠这个国家的目的。这是违反国际主义原则的,更不是什么国际主义。所以,反对国际社会上的以强凌弱就是弘扬民族主义精神,就是维护国际主义原则。

    强权国家,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对国民实施强权劫掠,野蛮盘剥。国民出于生存的本能进行反抗,就被视为敌对势力,进行无情的镇压。这也是违反民族主义原则的,也将成为国际社会谴责的对象。

    民族主义是国际霸权主义的死敌,任何地区的民族主义强盛,就会使得霸权主义在这个地区没有市场。所以,民族主义遭到国际霸权主义的打击,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也可以说,没有霸权主义,也就没有民族主义的对外发力的产生。

    民族主义是专制独裁的死敌,任何国家的民族主义兴起,就会使专制独裁政权在这个国家摇摇欲坠。也就必然招致专制政权对于民族主义的严厉打压。每到这个时候,这个国家的专制政权,也就到了危险的时候了。这就是民族主义的现在进行时。换句话说,专制政权必然导致民族主义兴起。

    综上所述,在人类世界上,打压民族主义的只有两股力量,一个是国际霸权主义,另一个就是封建专制政权。国际霸权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他们出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需要,必须要逞强凌弱,劫掠世界财富,才能维持国家的社会制度。

    而专制政权,也是出于他们自身集团利益的需要,必须要劫掠平民,才能大量的获取财富,以满足自身心理与生理的各项需要。但,一个国家和社会如果发展到这个境遇的时候,其执政者的根基已经动摇了。

    国际霸权主义与专制独裁政权,是一对孪生兄弟。这对孪生兄弟是人类社会和平的大敌,也是为国际主义所不容的。能够遏制这两个孪生兄弟罪恶延续的力量,只有民族主义。

    我们说,民族主义利益就是国家利益,民族主义利益就是国民利益。什么叫民族主义,就是把国家与国民利益统一起来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就是一个国家与国民赖以生存与延续的天然支柱,也是标志着一个国家先进与否的明显象征。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既不受外强侵略,骚扰,也没有专制政权的内毁残民,那么,这个国家肯定是先进国家。反之,当一个国家外患四起,内乱不断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性质,就已经背离人类社会准则了。

    民族主义不是制度,民族主义是免疫,是法条。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当然是出现的越少越好。就像法律一样,最好是别动用。但是,当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兴起的时候,就要明确的认识到,这个国家利益已经受到伤害了。另一点,作为免疫功能的民族主义,没有道理受到对与错的职责,这是自然常识。

    民族主义是人类社会运营准则的法规,当一个国家的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就必然受到民族主义的抵抗。也就是说,当有人违反了人类社会运行准则的时候,民族主义这条人类社会生存的自然法则,就要约束他了。

    所以说,民族主义不是由谁制定的,更不是哪一帮人兴起的。民族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她是随着国际霸权主义和专制政权的诞生而针对降生的。没有了国际霸权主义,没有了国内强权政治,民族主义主义很自然就消失了。所以,大家对于民族主义的出现和兴起,千万不要大惊小怪。

 

 





发件人:yhytrans<yhytrans@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8月21日 13:31 (星期二)收件人:zdjun<zdjun@263.net>;抄送人:(无)附 件:1 个 (潘卡季.docx ) 查看附件 英国《卫报》文章

帝国的废墟:亚洲摆脱西方帝国主义

潘卡季·米什拉

7月27日

尹宏毅译

    原文提要:现代的核心事件是亚洲摆脱西方帝国主义的蹂躏。与此同时,在英国,尼尔?弗格森是一个狂热的“新帝国主义者”。潘卡季·米什拉问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回避我们孤芳自赏的历史版本?

    乔治·奥威尔写道,大英帝国是“专制主义,其最终目标是盗窃”。因此,在我们的时代中,究竟是什么使得帝国主义成为一种知识上的时髦,重新就帝国主义的好坏问题展开旧有的争论?奥威尔在缅甸当了5年的殖民地警察,在那里,他为了阐明白种人的统治权,开枪射杀了一头大象。奥威尔因而确信,帝国的关系是“奴隶与主人”的关系。主人是好还是坏?奥威尔写道:“让我们简单地说,这种控制是专制的,说白了,是自私自利的。”“如果缅甸从英国人那里获得某种偶然的好处,那么她必须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对于千百万为了结束西方对自己国家的控制而斗争的亚洲人和非洲人来说,奥威尔来之不易的见解是司空见惯的老生常谈。对于许多著名的英美政治家和舆论制造者最近突然对帝国主义感到的自以为是的怀旧,这些亚非人民的后代只能感到困惑。这些英美人士继续透过西方利益的狭隘视角看待亚洲,而不去考察和设想亚洲各国人民的集体经历。

    当然,正如约瑟夫?康拉德1902年写道:“征服世界,大体上意味着剥夺肤色不同或者鼻子比我们稍扁的人们对世界的所有权,如果仔细研究起来,这件事并不雅观。”在康拉德出版《黑暗之心》之后两年,当时的英国外交官罗杰?凯斯门特在一份报告中透露,在残暴的政权统治下,比利时的殖民地刚果的一半人口——将近1000万——已经消亡,在那里,对非洲劳工的砍头、强奸和生殖器摧残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种公然的暴力和恐怖只是欧洲统治亚非的故事的很小一部分。这一故事还包括通过自由贸易肆无忌惮的试验所造成的饥荒,缓慢地屠杀千百万人。这种屠杀还由于明显的麻木不仁造成(在1943-1944年的孟加拉饥荒中,当被要求提供救灾援助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说,毕竟,印度人还会“像兔子一样”继续繁殖)。

    最近披露有关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镇压肯尼亚的茅茅起义期间进行大规模屠杀和酷刑的情况,驳斥了一种油腔滑调的论点,就是英帝国主义者与比利时人和法国人不同,是公平竞争的倡导者。然而,在最近的一段十分荒诞的历史中,在英美两国的公共领域中,再次回响起一种带有吉卜林小说色彩的言论,就是要把自由贸易和人道的治理带给“无法无天的劣等民族”。甚至在911事件爆发前,托尼?布莱尔就准备在必要情况下采用军事手段,正如他所说,来对付“全世界的挨饿、穷困潦倒、无依无靠、愚昧无知的人们”。布莱尔的显然智商较高的政敌戈登?布朗敦促同胞们要对自己的帝国历史感到“自豪”。911事件发生后,由于感到一种更为猛烈的向右转,许多具有“英式”遮阳帽和短马靴嗜好的人们聒噪地粉墨登场,敦促政治家们要通过旧式的军事征服和占领故土来重建一个新的西方帝国。

    由于拥抱“全面统治”的幻想,美国和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未能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正如乔纳森?谢尔所说,“世界人民在推翻一个个领土帝国之后,现在是否准备屈服于21世纪的美国霸主?”经过两场打不赢的战争和遭到惨败的国家建设努力,以及人的生命的惨重损失(仅在伊拉克就有60万到100万人丧生),提出西方不可一世的诱人幻想的“新帝国主义者”的可靠性看来如同伟哥壮阳假药贩子。然而,他们用智库、学术界的闲职和电视演出武装起来,以应对现实生活,因而继续找到了热切的主顾。当然,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德雷顿指出,大英帝国的历史的撰写长期以来就是一项“爱国主义的事业”。由于企图“颂扬”帝国,迈克尔?戈夫打算把改写历史学教学大纲的任务委托给尼尔?弗格森。此人是进攻伊拉克的“新帝国主义”啦啦队长之一,现在,他渴望着伊朗的“创造性破坏”。本报记者瓦萨加尔上月声称,弗格森“对历史的巧妙修正将在今后许多年中产生深远影响”。

    显然,如果没有任何亚洲或非洲的声音使这种知识和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中断,会是有益的。虽然这看来可能令人吃惊,但帝国的这种新的、修正主义的历史中几乎空洞无物,甚至没有有关印中两国赶上西方的居心叵测的报道,说的是一个又一个亚洲国家的作家、思想家和活动家如何证实了西方帝国主义对亚洲的蹂躏:农民和工匠们的贫困化、生活水平的暴跌以及破坏当地文化。而对于这些亚洲早期领导人如何透过自己特殊的视角来诊断欧美的政治和经济理想,从而界定自己的自我增强的任务,我们知之更少。

    亚洲的知识分子只能注意到,欧洲备受赞誉的自由主义传统并不适用于其殖民地。伊斯兰教现代主义创始人穆罕默德?阿卜杜总结了这种普遍的情绪。在接连不断的幻灭之后,他于1895年承认:“我们埃及人曾经相信英国的自由主义和同情心;但我们不再相信,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我们清楚地看到,你们的自由性只是为自己的,你们对我们的同情心是狼对自己赏脸要吃的羊的同情心。”

    1900年,英国在布尔战争中暴行和西方对中国的义和团起义的残酷镇压促使和平主义诗人泰戈尔用一种异常的暴力形象,把吉卜林等帝国主义的游吟诗人比作癞皮狗。“觉醒的恐惧,成群的诗人嚎叫着/燃烧的土地上相互争吵的恶狗齐声高叫。”印度民族主义者奥罗宾多?戈什1907年著书立说,对有关白种人的负担的催人泪下的断言持更为严厉的批评态度。按照戈什的看法,从前的征服者,包括爱尔兰的英格兰人,心安理得地确信,实力永远是正确的。但19世纪,即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时代中,帝国主义不得不假装“是自由的受托人……这些伪善的托辞对英帝国主义来说尤其必要,因为在英格兰,清教徒的中产阶级已经上台执政,给英格兰人的秉性带来了一种道貌岸然的自以为是态度,就是拒绝沉溺于不公正和自私的掠夺,除非是在美德、仁慈和无私的利他主义的外衣掩护下”。

   戈什的激烈批评有一定道理。自由商人和海盗可能发现,一种思想仅仅是权宜之计,即亚洲充满了愚昧的人们,他们必须得到拯救。但是,欧美的许多知识分子给亚洲带来了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就连现代自由主义的守护神约翰?斯图尔特?米尔也断言:“在对付野蛮人方面,专制主义是一种合法的政治模式,如果最终目标是他们的改善的话。”到1900年,这种看法已经固定下来,成为宣传。一种要求帝国扩张的狂热情绪被报界和政治家鼓动起来,成为欧洲社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

    由于急于赶上欧洲,所以就连美国也积极接受了有关征服和占领的经典的帝国主义,把西班牙从其加勒比海后院中赶走,并在东亚炫耀武力。1903年,中国最重要的现代知识分子和对毛泽东产生了早期影响的一位主要人物梁启超正在美国访问。当时华盛顿正在耍手腕,以控制巴拿马及其十分重要的运河。这提醒了梁启超,使之注意到英国人曾经如何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损害埃及的独立。梁启超担心,门罗主义的最初含义——“美洲属于美洲人民”——正在被转化成“美洲属于美国人民”。梁启超在其游记中还写道:“有谁知道,这是否会继续改变,从现在起,日复一日,成为‘世界属于美国’。”

    梁凄凉地断言:“世界上只有强权,没有任何其它力量……因此,如果我们想获得自由,就别无其它道路:我们只能首先谋求强大。”整整一代中国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在成长时期都相信梁启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即“在当今的国际斗争中,所有公民都参与并为自己的生活和财产而竞争。人们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后来,像邓小平这样一位重要的“主张西化的人士”维护了国家自强不息的必要性,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与毛主义决裂,监督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的国家必须发展,”邓小平用镌刻在中国各地的广告牌上的、仍然指导着共产党政治局的措辞宣称。“如果我们不发展,就会被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

    梁描述了被全球资本主义斥责为极其危险的各国人民之间的无休止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怀着极大的侵略热情参加,大战经过一个繁忙的扩张时期,证实了这些忧虑。诗人和哲学家穆罕默德?伊克巴尔花了三个收获很大的年头,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在欧洲读书,现在在写到他的旧的灵感来源时带着讽刺口吻:“西方开发出美好的新技能/在这一领域像在其他许多领域一样/其潜艇是鳄鱼/其轰炸机从空中带来毁灭/其气体使天空如此地模糊/它们遮蔽了太阳洞察世界的眼睛/把这老不死派遣到西方吧/去学习杀人的快速和最佳的技艺。”

    日本艺术史学家冈仓天心曾在1906年写道:“欧洲的帝国主义并非不屑于发出有关黄祸的荒谬呼声,它未能认识到,亚洲也可能觉醒,残酷地意识到白种人所带来的灾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平会议给印度、中国、土耳其、埃及和伊朗带来残酷的失望。此后,东方的许多思想家和活动家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先前所玩味的西方政治理想。虽然现代化似乎仍然绝对必要,但它看来与西化并非相同,也不要求全面排斥传统,或同样完整地模仿西方。新近崛起的运动,如革命的共产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具有让亚洲国家免于遭受西方帝国主义侵害的希望,并开始看起来具有吸引力。

    欧洲进行海外扩张的能力和愿望受到了一个想成为帝国而未能如愿的国家,即德国的进一步削弱。事实证明,希特勒对英国在印度的活动感到十分妒忌——他称之为“对3.5亿印度奴隶的资本主义剥削”——希望德国会把类似的残酷统治强加给它在欧洲所征服的人民和领土,同时避免他所认为的英国在印度实行的宽松的种族隔离制度。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于1940年做出了精明的诊断。他说,“纳粹主义”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孪生兄弟”,后者“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发挥作用,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则在欧洲内部以相同的方式发挥作用”。

    对亚洲的许多人来说,两次世界大战实质上是欧洲相互敌对的帝国之间的冲突,而不是伟大的道德斗争,就是说不像它们被展现在欧洲公众面前的那样,是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斗争——实际上,对帝国主义的长期经验使得亚洲人对20世纪的体验截然不同于其欧洲霸主。他们嘲笑自己在白人世界中低下的地位,因而当1905年日本打败俄罗斯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欢呼——这包括圣雄?甘地,当时是南非的一名默默无闻的律师,以及年轻的奥斯曼帝国士兵穆斯塔法?凯末尔(后来叫做阿塔图尔克)。自从中世纪以来第一次,一个非欧洲国家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中政府了一个欧洲强国。日本的胜利在一直默默忍受欧洲统治的国家的人民头脑中引发了种种幻想,包括民族自由、种族尊严,或者简单的复仇。

    甘地正确地预测:“日本胜利的根源传播得十分遥远和广泛,以致我们现在不能设想其将会带来的所有成果。”三十六年以后,日本对欧洲在亚洲的势力发动了决定性的打击。在从1941年12月8日开始的大约90天里,日本攻占了英国、美国和荷兰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领土,夺取了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香港、暹罗和法属印度支那的很大一部分,以及缅甸,行动速度惊人,到1942年年初,它已经打到印度边境地区。

    在新加坡1942年年初落入日本人之手前不久,流亡的荷兰首相彼得?黑布兰迪向丘吉尔等同盟国领导人吐露了他的焦虑:“日本给白种人造成的伤害和侮辱……会无可挽回地损害白人的威信,除非在短期内予以严惩。”经过一场漫长的艰苦斗争,日本人终于遭到“惩罚”,由于炸弹和和核弹的轰炸而就范。日本人在其所占领的许多亚洲国家的行为都非常残暴。但在许多亚洲人看来,日本人彻底摧毁了使土著人处于永久的恐惧和政治上的冷漠状态的欧洲人不可一世的光环。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追溯了他的那一代亚洲人所汲取的教训:“没有任何人,无论是日本人还是英国人,有权对我们颐指气使。”由于习惯于低三下四的土著人,欧洲列强大多低估了日本人不仅不明智地,而且是故意地释放出的战后的民族主义。它们还错误地判断了自己在抱有坚决敌视态度的国家人民当中的持久力。这导致了一次次灾难性和徒劳的平叛行动和大规模战争,尤其是在印度支那。这些战争仍然给亚洲的许多地区留下创伤。尽管如此,非殖民化的速度是惊人的。

    缅甸在1935年以前几乎没有民族主义运动,但1948年却自由了。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虽然进行了抵抗,但苏加诺所领导的印尼民族主义者于1953年最终驱逐了他们。战后的混乱使马来亚、新加坡和越南陷入了长期的叛乱和战争。但欧洲人的撤退绝对是毫无疑问的。印度次大陆的一场灾难性的划分构成了英国1947年在半恐慌状态下撤离的特征。这一划分使两个新的民族国家陷入了无休止的冲突。次年,巴勒斯坦的类似地祸不单行的阴谋诡计和玩忽职守使中东实现和平和稳定的前景锐减。

    尽管如此,常常在革命伴随下的正式的非殖民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改造了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尼赫鲁、毛泽东、纳赛尔和苏加诺等领导人最初很受拥戴,享有盛名,看来参与了完成后殖民主义的巩固实力的艰巨任务——用尼赫鲁的话说,“欧洲用100或150年所做的事情,我们必须在10年或15年内做到。”

   相比之下,正如让-保罗?萨特在弗朗茨?法农的《地球上受苦受难的人们》一书的尖锐的序言中所断言,“欧洲看来到处都是漏洞。”萨特声称:“我们曾经创造历史。现在,历史则把我们当作素材。”1965年,在参加丘吉尔的葬礼时,普里切特感到一种“严重的自怜基调”和有关一种“平庸的”未来的预感。在这种未来之中,在全世界看来,英国将变成“又一种默默无闻的民间文化”。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末,印度尼西亚对共产党人的屠杀、美国加紧进攻越南、加纳的恩克鲁玛被推翻,最终还有理查德?尼克松当选,使得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断言,看来“几乎被遗忘的”“帝国主义时代以大大扩展的规模卷土重来”。
在冷战时期,无论是谁,只要不站在我们一边,就是反对我们。这一时期已经造成了西方对亚洲和非洲看法的扭曲。“自由世界”的报纸通常热切地帮助冷战斗士们确定新的敌人与盟友。正如康纳?克鲁斯?奥布赖恩所描述的那样,反共自由主义者抱着“平静的不可知论”应对有关西方在亚洲的残暴的傀儡的“零星”消息,对显示出亚洲人当中的独立思想的任何迹象,往往都情绪激昂。实际上,早在1951年,《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失落的领袖》的社论中就对支持不结盟运动的尼赫鲁加以一笔勾销,称之为“战后时代中最令人失望的人物”之一。

     巴基斯坦领导人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在其《独立的玄虚》一书中警告他的后殖民时代同胞,他们“做出从根本上影响人民生活的决策的权力正在受到新殖民主义大炮的削弱”。布托被一个亲美的军事暴君所推翻和杀害。他自己后来证明了雷沙德?卡普钦斯基所说的许多抱有善意的亚非领导人的“悲剧”。卡普钦斯基把重点放在“每位领导人在迈向权力巅峰的途中所迈出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步时遇到的严重的物质上的阻力。每位领导人都想做点好事,并开始这样做,然后,经过一个月、一年、三年,却看到这种情况就是没有发生,得不到实现,陷入泥潭。一切都在阻碍事情的进展:千百年来的落后、原始的经济、文盲问题、宗教狂热、部落的盲目、严重的饥荒、殖民地时代的过去,包括对被征服的人民所采取的羞辱做法和愚民政策、帝国主义者的讹诈、腐败者的贪婪、失业问题、财政赤字等。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取得进展十分困难。政治家开始过于用力地推动工作的进展。他们寻求通过独裁统治找到出路。这种独裁统治则催生了反对派。反对派组织一场政变。然后,情况周而复始”。

    许多后殖民时代领导人的无能、腐败和残暴到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变得明显。毛泽东要求中国在十年内赶上英国的工业产值,因而使千百万人遭受了一场灾难性饥荒,然后又迫使精疲力竭的幸存者投入一场“文化革命”。在后殖民时代世界的严重的紊乱状态下,政变和内战司空见惯。这种紊乱状态使得欧洲帝国的时代——当时尚未政治化的土著人安分守己——相比之下显得很和平。

    由于对第三世界的种种左派的论调,甚至包括毛主义的荒谬的着迷感到厌恶,英美国家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纷纷开始转向政治右翼的报酬比较丰厚的一边。此外,针对20世纪60年代做出的正统派的反应的势头也开始增强(其高潮将在我们时代萨科齐和布莱尔对十年来明显地带有危险性的“激进”共识的攻击中到来)。70年代和80年代的反动气氛的一个迹象就是,康纳?克鲁斯?奥布赖恩——他最初是以揭露西方在非洲实行的新殖民主义而著称——变成了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和以色列占领西岸即加沙地带的近乎歇斯底里的辩护者。也是在这几十年中,奈保尔对后殖民时代的“只建成了一半的”社会的令人难堪的描述变得十分具有影响力。

    这就是从冷战结束到911事件期间的积极地自我祝贺的情绪:“西方式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准备不仅要取消宗教和文化的特殊性,而且要终结历史本身。不出所料,“基地”组织的袭击挑起了对伊斯兰教的更加具有威胁性的解读,把它看作善良的西方自由主义的死敌,而不是非西方世界对西方历史的长期推迟的算账,以及后殖民时代各国的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

    正如阿拉伯之春及其艰难的随后时期所表明,世界的这一地区的长期推迟的摆脱幻想和错误观念的过程将从内部进行,而且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然而,消除西方的帝国时代的教条与态度的一项类似的努力尚未开始,正如我们时代的一种好战的新帝国主义的死灰复燃所显示。

    此外,自恋的历史——痴迷于西方的理想、成就、失败和挑战——只能阻碍对今天世界的有益的认识。对欧美的大多数人来说,当代历史仍然基本上是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与苏联共产主义的长期对抗的胜利来决定,尽管对多数世界人民来说,现代的核心事件是亚洲在知识和政治上的觉醒,及其尚未完成的摆脱亚洲和欧洲帝国废墟的过程。很多人所预言的力量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只有走进新帝国主义死胡同的人们才会否认,我们与第一代现代的亚洲思想家、作家和领导人所梦想的超越民族偏见的未来更加接近了。在这种未来之中,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将平等相待,而不是作为主人和奴隶,也没有任何人需要射杀大象来证实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

 

 

 


 

发件人:kongdechangws<kongdechangws@163.com>;时 间:2012年08月21日 23:18 (星期二)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抄送人:(无)附 件:1 个 (走向民主的模式探析.docx ) 查看附件

    【大军网编者按:现在社会上研究转型的人很多,但思路似乎都只有一个视角,模式都从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思维都是一种线性思维。本文作者也不例外,他只看到了世界上他国发生的事情,就按葫芦画瓢来描述中国将要发生的事。世界上事如果都这么简单,那就不叫复杂了。当然这些文章也不会有新意,只是在罗列堆砌现象。他们不知道中国政治总是在自我修正,他们不知道任何政权都有自我修复功能。他们只知道一条路走到黑。看来作者还是要好好看看上期文集陈平先生的文章,甚至看看上一篇潘卡季·米什拉写的文章《帝国的废墟:亚洲摆脱西方帝国主义》。】

走向民主的模式探析

楚汉 (孔德昌)

第一部分 世界民主化浪潮

一、民主化浪潮

    自从美国和法国革命为世界开辟了民主之路,整个世界就不断被席卷进民主化浪潮,尤其二战后人类向民主挺进的步伐越来越快,非民主国家越来越少,迄今已经历四波民主化浪潮。如下表:

序号   年份    代表国家和地区              成因
第一波 1828-1926 美国、法国、英国          市场经济发展促进市民阶层壮大
第二波 1943-1962 西德、日本、土耳其、巴西      法西斯倒台和亚非拉民族独立
第三波 1974-1993 西班牙、韩国、台湾、苏联、东欧   产业转移促进民主扩散和苏联解体
第四波 2003-2012 乌克兰、吉尔吉斯、埃及、利比亚   市场经济全球化加剧贫富差距

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民主转型的作用和意义

    “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对中国的影响不是实质性和现实性的,而是精神上和理念上的,也为未来民主转型提供了借鉴。
具体作用和意义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民主化的必然性
    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不能不接受的经济生活方式,它的发展成熟肯定会呼唤民主政治,这是一切国家不可逃避的普世价值。
    2、国民觉醒
    终于促使国民整体觉醒,举国上下形成共识中国必须进行宪政民主制导向的改革。
    3、政府彻底认识到政改的紧迫性
    改革与革命赛跑,下届政府再也不能击鼓传花,朝野良性互动政改方案呼之欲出。
    4、鼓舞民主人士
    向民间提供了多种参照体系,为不同观念不同层次的人士提供了行动方略,体制内外致力于中国民主事业的人士,不仅士气大振,而且纷纷开始切切实实的思考并探索实现宪政民主制的方法和途径。
    5、中国和平转型的机会大增
    社会贫富悬殊、民怨难抚,经济高速增长行将结束,支撑官僚体系的共产主义信仰早已荡然无存,只能靠利益纽带维系,一旦社会经济危机使官僚体系的利益链条断裂,必将彻底瓦解。
    以上情况决定了中国的制度变革已经为时不远,但中国还有大量因素使其可以采取和平转型的方式进行。
    其一,中国是在人均GDP达五千美元的基础上转型,无大量赤贫人口,暴民革命的机率大大下降。
    其二,中产阶级有所壮大,参与民主转型的精英(知识分子、律师、民间研究机构、维权人士),大多相对理性、温和、识大体,懂得怎样以和平、合法的方式一步步推进,也善于进行必要的妥协。
    其三,执政党逐步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没有了不可动摇的原则,只剩下现实的利益问题,而利益是可以分割的,大势之下不难在确保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放弃专制权力。

第二部分 当代中国政府的优势

一、国情优势

1、中国是世界性大国,拥有大量核武器,是联合国五常之一,外国很难干涉国内政治。
2、中国有自己独特的五千年文明史,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民族独立性极强。
3、中国人口极多,百姓从众心理较强,顺民教育影响较深,缺乏独立之士和公益精神。
4、潜在反对派组织涣散,团结性较差。

二、政府统治结构优势

    1、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强大
    当今中国统治集团的人数众多,八千万党员是其最重要的基础,依附于党才能确保特殊利益的人群众多,如官员亲属、官商、知识精英、涉黑势力等。
    2、执政党的组织结构之强非它国可比
    自从毛主席三湾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之后,中共就形成了一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从顶层延伸到底层的核心集团,并逐步建立了一个以几个建党元老,几百早期活动家,上万老红军,几十万抗日军人,上百万解放军层层掌控的军政金字塔。这个结构经历了六十多年风雨后,虽然人员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信仰、政策发生了重大变革,但其功能机制始终如一。
    3、超级国家机器
    执政党建立起空前绝后的大政府,官民比例达1:25,实行党管国库的制度,拥有不受监督的印钞和财税大权,实行公企国有和土地国有政策,为维护统治聚拢了庞大的人力和财力。
    4、地方政府强力镇压日常化
    地方政府红黑勾结严重,少有民族高度和全局顾虑,为了贪腐升官往往既不怕引起公愤,也不惜武力镇压。
    5、舆论控制能力强大
    政府充分认识到全盘控制舆论的重要性,把它作为“笔杆子”和“枪杆子”并列,报禁和网控基本上足以切断任何重大消息,使之无法起到凝聚社会的作用,有效阻止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蔓延扩展。

三、政府组成人员优势

1、完成了从终身个人独裁到换届集体领导的变迁。
2、完成了从革命元老到技术知识精英的代际过渡。
3、高层适应环境的政策调整能力极强。
4、政府应变能力和手段高明:

    对民众反抗恩威并用,对个别主要反对派领袖打压和监控,割断反对派精英与民众联系,使中国反对运动头脑和身躯一直处于分离状况,无法形成巨大的社会合力,从而使大局面一直在其可控范围之内。

四、国际环境优势

1、美国长期疲于反恐无暇东顾。
2、经济全球化使改革开放搭上了顺风车。

    所以,轻言执政党的统治崩溃是会失望的,是会失误的,既不要指望从国外直接输入民主,也不能指望国际社会的民主化浪潮可以直接席卷整个中国。

第三部分 中国民主转型的模式探析

一、中国民主转型的模式参照

    这里要谈的不是民主模式(其已在《民主与宪政制度构析》里论述),而是走向民主的模式,可供参照的有六种模式和一种可能。
    1、台湾模式
    在没有全民起义的重大压力下,面对反对派的冲击,执政党主动开放党禁,与反对派合法并存,平等竞争,共享民主化成果,这么一来,社会不至于付出流血牺牲的重大代价,执政党因为华丽转身,也不会受到清算。
    2、东亚模式
    韩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基本都是中产阶级崛起,全民大游行反对独裁,面对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执政党被迫下台,突尼斯、埃及也是如此,由于在关键时候没有流血,让位民主、确立法治后,也只进行有限追究,没有发生过激的清算现象。
    3、波兰模式
    反对派在高压中成长,并且最终居主导地位,执政党在大势已去后和平交权,保住最后的体面,下台后也基本没有被清算,捷克等东欧国家大抵如此。
    4、苏联模式
    这个模式有其特殊的一面,它的特点是反对派领袖从统治集团中产生,并在反镇压中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并主导民主化进程,其结果是虽然对政变者追究了法律责任,却还是避免了大清算。
    5、罗马尼亚模式
    面对全民革命,执政党顽固不化、执迷不悟,直到最后关头还在叫嚣镇压反革命,一心用屠杀人民来维持摇摇欲坠的残酷统治,最后在众叛亲离人人喊打中,被其原来的下属抓住并且立即枪决。
    6、利比亚模式
    执政党不择手段残酷镇压,把国家推向内战,反对派在崩溃局面中凝聚壮大,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权,最终打败政府军消灭执政党,这样一来,必然对执政党进行大清算,搜刮的财富将完全剥夺,其家族成员也难以幸免。
    7、索马里可能
    索马里不是民主转型的模式,而是失败国家的典型,由于社会一无正气二无道德三无法制,根本无法形成一个健康国家所需要的合理机制,黑帮逞凶、军阀混战。
    第一种模式取决于执政党的明智,在社会矛盾没有激化的情况下,执政党审时度势相对主动的迈出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步伐,通过官民良性互动最后成功获得和平转型。
    第二和第三种模式则取决于中产阶级和反对派的成长,且执政党在最后关头保持了基本理性,在国家机器开始分裂,部分投入民主阵营的情况下,没有动用最后的权力血腥镇压,从而避免了人民大流血,也避免了自己被清算。
    第四种模式需要执政党里有重量级人物适时挺身而出,由于中国和苏联一样是共产党国家,还都是外力无法干预的世界性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很多方面来说对中国极有启示性。
    第五和第六种模式是社会矛盾全面激化的结果,都是统治者丧失理智导致民不堪命,以暴易暴成为唯一出路,虽然民众和国家损失惨重,领导人也落得个最悲惨的下场。
    对中国来说,“索马里可能”是一面镜子,今日中国,整个社会民怨载道、道德滑坡、法制紊乱,中基层政府黑社会化,警匪勾结,军队腐败。由于政府打压使反对派很难成长,力量过于弱小而无法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一旦中央政权崩溃,国家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不是走向民主化,而是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黑帮逞凶、军阀混战。

二、六种模式的历史景观

    显然,选择不同的模式,就意味着走不同的路径,也就使不同的社会力量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并产生不同的社会结果。
    1、台湾模式
    这种模式执政党是主导者,它可以掌握适当的节奏,一步一步的走下高高在上的台阶,回到和其他政治力量平等的地位,自己开辟了一条在民主制下仍然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继续执政的阳关大道。反对派因为获得了合法运作空间,激进情绪会迅速消退,如何争取民心,如何获得治国权力,如何管理国家就成了首要任务。
    那些虽然有勇气,有献身精神,有争取民主人权的斗争经验,却没有治国知识和能力的民主人士们,必然会陆续退出政治舞台中心。相反,能争得选票的人,律师,知识精英,宣传家,有各种社会管理能力和经验的人,必然会迅速进入反对派的核心。由于同样有争得选票的强烈需要,执政党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大力网罗这几种人才。因此,反对党和执政党的方针政策自然开始趋同,以此尽力争取占人口多数的社会中间群体的认可,就像民国初年进步党和国民党所表现的那样,当然,由于中国今天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广大的市民阶层,民主政治的巩固已经不会太难了。
    如果走上这条路,人民就不需为转型付出血的代价,社会也不必付出财富损毁的代价。执政党尚会成为最大的赢家,它可以制定既能稳定社会,也能稳住自身阵脚的方案,从而掌握历史的先机,可以以程序化的方式一步步推进。反对派的作用比较有限,虽然它最终能取得和执政党平等的地位,但它不是转型机会的主动把握者。

    2、东亚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依靠中产阶级的崛起,全民大游行反对专制,面对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最高领导人被迫下台。由于反对派的力量有限,统治集团又有着替代独裁者的方案,民主化的进程呈阶梯式。
    统治集团废黜不得人心的最高领导人,代之以其他领导人或军方暂时掌权作为过渡,然后制定对统治集团有利的过渡性宪法,随后大选,被选上的多半是统治集团内部官员,反对派和人民也勉强可以接受。在此后的岁月里,或者政府采取主动,或者在新的人民运动压力下,统治集团进一步去特权化和被平民化。
    这种模式执政党还是可以掌握一定的主导权,在最后关头采取以牺牲最高领导人的办法来保全整个统治集团的利益,并且因为一定程度上仍然大权在握而能够使领导人少受清算,社会损失即转型代价也比较小。这种模式起到改变历史进程作用的是广大市民群体,但市民组织化程度还很有限,反对派力量还很弱小,远不足以将广大市民联合成一股压倒政府的政治势力,所以只能被迫接受执政党有条件的妥协。
    稳健反对派虽然一时不可能问鼎,只能做合法的反对派,但民主制度得到实现,人权有了保障,通过相对公正的博弈,进一步努力必然使反对派逐步与执政党势均力敌,进入轮流执政的成熟民主时代只是时间问题。这样,初步民主化其实也成了执政党适应民主选举和反对派学会建设管理的良性循环的开始,对国家发展是大有好处的。
    这种模式通过分阶段的释放爆炸性的社会能量,把对社会的破坏性大大减低,避免了长期动荡,使朝野双方都避免了过激行为,也不至于发生严重清算现象,是国家之大幸。

    3、波兰模式
    这种模式对稳健反对派是最理想的,前提则是反对派以和平手段进行长期抗争,在高压中茁壮成长,通过朝野之间一轮又一轮的无规则博弈,最终确立主导地位,执政党在大势已去后,被迫和平移交权力,从而保住最后的体面,下台后也基本没有被清算。
    这种模式属于反对派主导转型,从民心,从士气,从组织的成熟和强大上看,反对派很早就居于主动地位,但执政党则凭借国家机器勉强维持局面,与此同时它也避免了发生大规模血腥事件,从而为最后的转圜留下余地。因为没有多少血债,执政党向反对派和平移交权也没有生命难保的后顾之忧。
    由于反对派强大到占压倒性优势地位,其胜利就成了全面走向宪政民主制的标志,由于已经吸纳了大量优秀知识分子和高端人才,加上有占人口多数的民众支持,其顺利执政也就有了保障。执政党虽然被迫交出政权,但毕竟是和平交接,也就足以确保其体面光鲜,不会受到报复,不失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方案。
    4、苏联模式
    其特点是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从统治集团中产生,并成功发动了人民的力量。中国虽然很难出现戈尔巴乔夫,但中共高层人物在社会大动荡和执政党大分化的局面中,出现叶利钦式的人物是完全可能的。只要中国社会底层起来了,对政府产生了足够的压力,那么中共高层有人拍案而起,力争主导民主化潮流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对国家社会人民也是很大的好事,因为它使统治集团继续残酷镇压民主运动的能量被大大消解,相对和平转型的结果使社会和全民受益。与此同时,宪政民主制的框架虽然基本确立,但权力游戏恐怕还会在原来的统治集团人士内部转移。
    转型以后反对派仍然处于边缘地位,而权力运作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仍然具有专制痕迹,还需一波波的民主运动继续推进其制度进步。
    5、罗马尼亚模式
    这种模式统治集团以自己砍掉头脑的方式自赎,与此同时承认原制度失败,认可宪政民主制,但权力一时仍然掌握在自己手中。由此确立的制度即使认可民主,也会尽量维护原统治集团的特权和利益,实现真正的民主还有一定的路要走。
反对派仍然处于边缘境地,只能进行低端运作,继续通过一波波的民主活动推进民主制度的完善。
    6、利比亚模式
    这种模式稳健反对派失去了用武之地,激进反对派起主导作用,通过使用暴力武装推翻现行专制政权。国家遭受巨大创伤,人民付出巨大流血牺牲,也许还会经历长期战乱,其建立的政权能否实现宪政民主也未可知,索马里化或者说重蹈民国覆辙的概率也不能低估。

三、六种模式的前景分析

    1、台湾模式
    执政党民主派成为政府主导,由党内民主扩展到社会民主,开放党禁,与反对派合法并存,平等竞争,共享民主化成果,为自己开辟了一条在民主制下仍然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继续执政的阳关大道。可能性会有。
    2、东亚模式
    稳健反对派在高压中成长并领导民间力量展开和平理性的民主运动,官方在全民重压下适时认可宪政诉求,一定时期内继续执掌权力,承认反对派合法,开始向公平竞争过渡。可能性较大。
    3、波兰模式
    当前反对派并没有强大到那种程度,但随着政改拖延日久,可能性会有。
    4、苏联模式
    面对社会矛盾执政党内部分化,成为反对派领袖,成功发动民众并主导民主化进程,概率很小,但不能排除。
     5、罗马尼亚模式
    面对全民起义执政党内部分化,由其他领导人或军方出面认可宪政民主,暂时掌握权力并安排过渡,可能性会有。
    6、利比亚模式
    政府专制统治达到临界点,以暴易暴成为必然,随着政改拖延日久,可能性会有。

第四部分 中国民主转型的阶段探析

一、民主转型五阶段
第一阶段:政府全面专政,对任何民主诉求一概镇压;
第二阶段:政府阶段性全面镇压,民主诉求也阶段性表现出来;
第三阶段:政府重点打压,民主力量已能持续发展;
第四阶段:政府靠国家机器勉强控制局面,却不得不与民主力量平等协商;
第五阶段,制宪和普选。


二、反对派成长是民主转型的决定因素
自由可以由政府施舍,但民主不同,它只能由民间政治团体来争取。无论以什么方式完成转型,反对派的成长壮大都是决定性因素。只有当反对派成长壮大起来,可以对执政党和政府起到制衡作用,乃至进行平等对话,宪政民主制才能实现。


三、反对派的特征
1、应存在于国内;
2、必须有组织名号和基本纲领;
3、必须有最起码的公开活动显示存在并以此集聚力量;
4、必须顽强地持续坚守;
5、形成三种功能不同的晶核:著名政治反对派人士的晶核、学术政策共同体的晶核、青年一代政治活动的晶核。


四、反对派成长五阶段
1、自发成长阶段
在社会矛盾冲突中,不同群体组成不同反对派团体,采取经营性发展策略,在斗争中成长。
2、初步整合阶段
在社会压力下,政府打压由摧毁转为遏制,反对派团体在共生需要下抱团取暖,走向联合。
3、高度整合阶段
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反对派就没有社会的民主化,政府镇压只能短期遏制民主人权活动势头,却不能改变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现状。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性事件提供的强大社会动员基础必定会逐步板块化、整体化,假以时日,精英运动和草根运动必然相结合。
以重大社会事件为契机,以共同纲领为松散同盟盟约,以各反对派政团的公开表态甚至举行圆桌会议达成共识为开端,反对派统一战线的形成使之凝聚成强大的政治力量,高度整合阶段也就来临了,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自由权的实现就是反对派高度整合的拐点。
4、官民平等对话阶段
当反对派的整合达到适当水平,有了一定社会基础,作为一种和平理性诉求,要求并且实现官民平等对话,就成为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这种官民平等对话,很可能需要民主运动作为历史背景,因为政府没有足够压力是不会轻易做出实质性让步的。
5、全民制宪阶段
当反对派集结的民主力量对政府形成压倒性优势之后,与政府的对话就进入了历史转折关头,全民制宪、公决普选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时 间:2012年08月17日 21:14 (星期五)收件人:lin chun<C.Lin@lse.ac.uk>;特别第七篇对“伏地魔”的国际政治/政治哲学分析

《哈利波特》中的历史文化和敌人观

——赫敏为什么不能嫁给哈利

翟文喆

2012年8月

第七篇、霍格沃茨的敌人

    第六篇讲哲学,总是很枯燥的,但哲学原理威力很大,能解释很多东西。今天这一篇分析伏地魔的文化原型,顺便介绍一下英美文化中的“敌人观”,方法上还要扯到摄魂术。刚才的法学课意犹未尽,我想再讲一堂课,不过这次改讲国际政治学。在我工作的单位,这两个系属于一个学院,我也给国政系的同学们上过课,深感这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之重要:法学(内政)是国际政治的内在支持,国际政治(外交)是法学的外在环境,两者互为因果,密不可分,很多问题必须通盘考虑。

    不过今天的视角有点特别,和前几篇都不一样。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曾经自己给自己开过一门“正邪逆转”的思维训练课,就是读任何一本书,都从作者视角相反的方向出发思考问题。比如读《水浒传》,强迫自己用书中的材料写一个“高俅传”,为高球迫害林冲进行解释;读《红楼梦》,试着论证为什么薛蟠为什么应该打死冯渊;读二战史,从法西斯阵营的角度出发,看看希特勒该怎样才能征服世界;读《奥本海国际法》,则假设自己是越南政府,能提出多少对南沙主权的理由。这些想法当然都很邪恶,但是,一旦从反面思考后,很多正面的问题会得到更深的认识。建议准备做律师的朋友试试,可以帮你猜到对方的辩护词。当然,这有一定危险,转过去还要转回来,不要最后成为相信“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的伏地魔,大家小心。

    因为今天讲国际政治,所以我也把视角逆转一下,请大家注意,前面都是从英国人的视角出发的,总是在说“英国人认为……”,因此有人感觉我在宣扬种族歧视。现在变成从英国人的对手的视角,说的是“我认为英国人是这样的……”,看完后估计有的朋友会觉得我像个愤青了。按照英国人的视角,第六篇已经分析过,伏地魔的文化原型,就是人性的邪恶面;这一篇的结论却完全相反,伏地魔并不邪恶,倒是个可怜的悲剧英雄。两个结论看起来相反,实际上并不矛盾。就像有人看到英美的强盛,因此主张向他们学习,有人看到英美的霸权,因此主张和他们斗争,我觉得这两句话都没错,关键是,人需要有多角度看问题的能力。

    下面正式开始。本篇叫“做霍格沃茨的敌人”,毫无疑问,是讨论伏地魔的。麻烦伏老师再出场一次:我们的问题是,伏地魔的文化原型是什么?只会分析头发的同学很恼火,伏地魔没有头发。

    更多的同学留言,从剧情看,伏地魔最大的可能性是“纳粹”,比如伏地魔爱搞种族歧视,喜欢个人独裁,食死徒的宗旨就是以麻瓜为敌,一身黑袍像纳粹德国的冲锋队的打扮,等等。这方面素材挺多的,就不举例子了。不过,爱穿黑袍的不仅仅是冲锋队,比如下面这张图片。

    续5留了个尾巴,看看大家能否把伏地魔和伊斯兰教进行联想,结果很多人连这张照片代表伊斯兰教都看不出来,郁闷的我不知说什么好。伊斯兰教现在是英美最大的两个国际政治问题之一,(另一个是中国)。冷战刚刚结束的1993年,亨廷顿就撰写了一篇《文明的冲突?》的论文,(后来扩展成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美国的主要国际竞争对手已经从苏联转为伊斯兰教和儒教国家。亨廷顿这个名字外专业的人可能不熟悉,这里推荐一下,他是美国政治学界的泰斗,是唯一一个还活着就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拥有专门词条的美国政治学者。老姜非常之辣,8年之后的911,简直是给他的文章做注释的。

    大家知道,哈利波特第一部书是1997年出版的,电影是2001年上映的,然后一直热到现在。大体同一时间,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打了两场战争(伊拉克、阿富汗),接下来还有叙利亚和伊朗。第二篇中盘点了哈利波特中的各国文化,唯独伊斯兰教文化没有出场。要知道,英国6000万人口中有200万穆斯林,换算到中国相当于4000万人,大部分聚集在伦敦等大城市,已经压倒北爱成为当前英国最大的民族问题,可是整个电影中,直接的伊斯兰教的元素只剩下这张照片:

    如果大家仔细看,为了表现埃及风格,男人们穿上了阿拉伯人(准确的说是埃及贝都因人)的服饰,但两个女人却完全是英国打扮。因为英国的电影观众,绝对无法接受莫莉和金妮穿伊斯兰女人的蒙面装。原因在于,伊斯兰女性服装一直是基督教各国的心理敏感点,轻易不能碰的,法国甚至立法,禁止法国的穆斯林女性出门戴头巾。我前面一张图片要是发到欧美论坛上,早就吵翻天了。

    其实哈利波特中还是有伊斯兰的元素的。2009年上映的哈6混血王子的开头,就是一大段食死徒大闹伦敦的镜头:

    这段场景的原型是2005年7日7日的伦敦恐怖爆炸案,这起基地组织策划的自杀式爆炸一共引爆了7处炸药,死亡56人,是911之后最大的恐怖袭击之一。2009年的伦敦观众,是不会忘记这件惨烈的伤心事的。恐怖分子的形象,对应到电影镜头中,就是这些穿着黑袍、蒙着脸、飞起来一溜黑烟的食死徒。

    有同学问:那么宅老师的意思是——伏地魔的原型是伊斯兰教?我的回答:不是。我第五篇结尾说的很清楚,伏地魔的原型是一个幽灵,在欧洲各地徘徊,也可以说,是个鬼魂。

    呵呵,上一贴的留言里,很多同学都能从《共产党宣言》的开头找到这句话的出处,接着有些同学推测我说伏地魔的原型是共产主义、共产党人,不过这些同学心里有些奇怪,怎么剧情中一点都看不出来呢?你们想的太多了!说伏地魔是幽灵,是因为剧情。就在哈利波特和魔法石的结尾,伏地魔的化作一阵青烟般的幽灵,呼啸而去。不过多想一点也没关系,我再替你们更多想一点。

    不知各位想过没有,马克思为什么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徘徊”这句话呢?至少在逻辑上,这意味着在马克思之前,欧洲已经有共产主义了啊。可是不是说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吗?

    确实是马克思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没有历史渊源的。只是这个渊源没有实体,经常变形为各种幻象。先给各位看张图。这是西方的一则重口味广告。很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泽东,将其与希特勒和拉登并列,引起了本教师的强烈愤怒,特贴出来,和大家一起批判。

    很明显,这个广告有违事实。为什么把伊斯兰恐怖主义、纳粹党、共产主义放在一起?希特勒猖獗在上世纪40年代,拉登炸楼已经是21世纪,地点上也距离十万八千里,离得太远了吧。确实,这三个人本身确实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因为有了英美国家,他们就有联系了。他们都是英美国家的敌人。

敌人。

敌人。

敌人。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英美文化的“敌人观”,这是埋在英美基督教文化中一道很深的线索,在历史上,“敌人”这个词还有一个更加令人望而生畏的叫法:异端。

    不好意思,事情的起源还在《圣经》里,就在第一页,“创世纪”第三节。

    这段故事一般称为“失乐园”,在西方无人不晓:上帝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并且建立了伊甸乐园给他们居住,亚当夏娃遭到蛇的诱惑,违反神的意志吃了明善恶的果子,结果被放逐到人间,从此才有了苦难、救赎、复活等等一系列故事,这是基督教的核心信仰之一。

    那个在图片正中、盘绕在树上,诱惑亚当夏娃的坏家伙,在哈利波特中也经常露面:

    蛇的文化含义,在基督教文化中并无歧义,代表邪恶、诱惑。哈利波特中,大蛇纳吉尼是伏地魔的一个魂器,也差不多是最后一个毁掉的魂器。食死徒的身上,也都有会动的蛇形纹身。在英国观众心目中,蛇代表邪恶是很清楚的。(说句题外话,树上的果子也是有文化含义的,现在也经常来诱惑各位)。
    但是圣经上又说,上帝虽然谴责了蛇,但并没有消灭它,只是让他用肚皮行走,终生吃土而已,蛇溜出了伊甸园,也还在世界各地生活。上帝的意思大概是,蛇只是个动物,亚当夏娃遭到诱惑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人的本性,人性之恶无处不在,并不是消灭一个具体的生命就能解决。因此在失乐园之后,蛇仍在人间诱惑人类,善恶也仍在斗争,胜利者的“灵魂”上了天堂,失败者呢,只好化作“鬼魂”或者“幽灵”在人间游荡了。

    基督教是一种触及灵魂深处的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把人性善恶挖掘到了极致,在基督教的世界观里,人或是至善(天堂),或是至恶(地狱),没有中间态(比如中国喜欢的桃花源)。各文明都有人性善恶的讨论,但都不如基督教深刻,比如三国中的曹刘,所争着争天下而已,谈不上灵魂和信仰。对于基督教来讲,极端化的思维方式产生某种特别的攻击性(也可以叫战斗性),是其从一个小教派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的关键。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真是把握住了基督教的精神实质。但是,这种极端化的思维方式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容易产生“异端”。

关于异端,网上流传着一个小笑话:

甲走过海旁,看见另一个人乙想跳海自杀。

甲:先生,生命是如此的美好。为什么要自杀呢?你是无神论者还是有宗教信仰?

乙:我有宗教信仰。

甲: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

乙:基督教。

甲:罗马天主教还是新教?

乙:新教。

甲:我也是新教呢!圣公会还是浸信会?

乙:浸信会。

甲:太好啦!我也是浸信会,你是Baptist Church of God还是Baptist Church of the Lord?

乙:BaptistChurchof God.

甲:真是太奇妙啦!我也是,那你是原教旨的Baptist Church of God还是改革派的?

乙:改革派的。

甲:太好了,1879年的改革派还是1915年的?

乙:1915年的改革派。

甲冲着乙的屁股一脚把他踢进海里:去死吧!异端!

    “异端”是个中国文化中没有的概念。中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只是崇拜上帝的方式不同,就会引发你死我活的战争。但这正是基督教思维体系的优势,因为它加速了宗教的进化。大家都知道,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发展出来的,和伊斯兰教关系也很密切,欧美人称之为世界三大宗教或者亚伯拉罕三教(亚伯拉罕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祖先),因为总有人留言,给我普及这几个宗教关系的常识,因此花了一天的时间做了个简图,把亚伯拉罕三教的派系源流整理了一下。(这张图学术性很强,资料主要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不全,请大家多提意见,暂时不要转载,怕误导他人。我会根据各位的意见修改,定稿后欢迎转载。)

    如果打不开的话,还有一个链接:https://skydrive.live.com/#cid=CFC94F2A4FC27E1D&id=CFC94F2A4FC27E1D%21108&sc=documents

    这张图的内容非常复杂,详细可以写一篇罗哩罗嗦的论文,只是写完估计大家都睡着了。简单的说,三教关系像是一颗树,树根在犹太教,分叉是各种创教/改革运动,树叶则是各个教派或者教会。大家知道,在数据结构上,多叉树等价于二叉树,二叉树又以某种算法等价于线性结构,因此这棵宗教之树虽然枝桠众多,结构其实并不复杂,也可以说三教就是一教,因为都有“善恶分明”的极化思维方式,经常分成若干对立的教派,取胜的是“正统”,被历史淘汰的是“异端”,互相僵持的则成为不同教派。今天我们看到的基督教,其实是经过历史上多次残酷的宗教战争留下来的,不适合的都淘汰了。

    “异端”产生的原因和多,有的是深刻的政治经济斗争,也有的只是争权夺利的人事关系。表现在教义分歧上,有严肃深刻的神学命题,也有鸡毛蒜皮的礼仪之争,有些无聊的甚至可以当笑话看。比如基督教史上最大的分裂:1054年东西教会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之后,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不遵守教义。直到1453年拜占庭帝国亡国前夜,皇帝被迫去罗马教皇处求救,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专门列出一堆不能放弃的基本信条,包括这么一项:弥撒仪式上要按照“最后的晚餐”中给信徒吃饼,一定要坚持东正教的有酵饼,而不能采用天主教的无酵饼。

    我第一次读书至此,看了半天也不明白,还以为是什么高深的理论。结婚之后学会做饭,才恍然大悟:“有酵饼”就是和面的时候放酵母的饼,天津方言叫做“发面饼”,反之“无酵饼”就是“死面饼”,(各地方言可能不一样)。在东正教看来,亡国极小事,信仰极大事,只有吃发面饼才能上天堂,接受土耳其人的统治无所谓(当时的伊斯兰教不强制改教,也不管这些礼仪细节),但决不能接受罗马天主教吃死面饼的邪恶教义,吃死面饼会坠入地狱的深渊,在里边被当作羊肉串烤来烤去,一定要誓死捍卫吃发面饼的绝对真理!

    大家看好,下面一定有信徒给我传授死面饼和发面饼差别的深刻道理,说我想的太简单了,我确实比较肤浅,只是多看了点教史而已。基督教历史上,为了那些发面饼或死面饼、葡萄酒或葡萄汁、长十字架或短十字架、三个手指或者两个手指的争论引发的宗教战争,简直罄竹难书。(苏里柯夫画作,《女贵族莫洛佐娃》,注意人物的手指,详情可百度)

    不知大家现在能否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幽灵”了,垫在基督教历史下的各派异端中,冤死鬼恐怕真的不少。

    现代基督教各派中,主流派是西欧北美地区的基督教新教,因此在汉语口语中,“基督教”是指新教(所以有网友留言说教皇不是基督教)。比新教稍微老一点的叫做“天主教”主要在南欧和拉美,再老一点的叫做“东正教”主要在东欧,再老一点的叫做“伊斯兰教”主要在西亚和北非,至于原始基督教和犹太教,差不多已经淘汰光了。

    如果说哈利是新教的话,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就是哈利的敌人。希特勒、斯大林和拉登,就分别属于这三个文化区域。一个对一个。

    最后一个问题不大。前两个,需要点笔墨。

    “纳粹党”NAZI并不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德文缩写,只是英美文献中使用的贬称。纳粹党领袖希特勒本人的信仰,是不是“纳粹主义”很难说,(世界上有没有这个信仰也很难说,因为纳粹党掌权的时间太短)。但他家庭背景是天主教徒,这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德国版图是被二战后列强决定的,文明意义上的德国要看我自己画的这张地图。德国地理简单的说就是三条河和三瓶酒:东部易北河人喝白酒,西部莱茵河人喝葡萄酒,南部多瑙河人喝啤酒。莱茵河流域是早期德国的大本营,但很早就被法国分割,莱茵三角洲的荷、比、卢三小国独立了,中游的洛林公国归了法国。易北河流域,东边的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现在在俄国和波兰的版图中。多瑙河上游南德山区的瑞士、奥地利,也都独立成国。但是,德国史上数代人为之奋斗的“国家统一”的对象,也就是大德语文化圈,就是这个范围。

    宗教方面,德国本来全是天主教地盘,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新教和旧教(天主教)各半,表现在地图上,大体是河水入大西洋的各邦信奉新教,河水入地中海的各邦信奉旧教。新旧教之争不是信仰,而是利益,环北海——波罗的海——大西洋地区是新教,英国就是新教商业圈的中心。环地中海地区是旧教,罗马是其中心。具体到德国,就是南德旧教,北德新教。经济上,德国的海岸线都在北边,莱茵河和易北河流域下游是沿海地区,贸易发达,偏向资本主义。而多瑙河的海口远在罗马尼亚,南德地区主要是农业,经济落后,容易出社会主义。

    希特勒出生的时候,德国已经统一为“德意志帝国”,也就是第二帝国,这是个联邦制国家,但新教的普鲁士邦国占据了三分之二。大家注意另外三分之一,尤其是南方最大的一块绿色区域,地名叫做巴伐利亚Bavaria,首府慕尼黑,这是德国最大的天主教邦国,也是纳粹党的老家。第二帝国当权派是普鲁士的新教徒,天主教徒是受迫害群体,俾斯麦专门发动过针对他们的政治运动。一战以后,普鲁士军事贵族垮台,魏玛共和国实行多党民主制,各种受迫害的力量纷纷组党,纳粹党就是最大的一个。戈林、希姆莱等核心党员都是巴伐利亚人,希特勒本人生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边境的奥方一侧,而奥地利也是天主教。纳粹党的根据地城市,比如慕尼黑、纽伦堡,都在这一带。二战后,巴伐利亚这个有一千年历史的地名被从地图上抹掉,改成了Bayern,也就是德甲中著名球队“拜仁”慕尼黑队,不知是不是一种“清洗”。(没有权威资料,懂德语的朋友帮忙查查。谢谢。)

    英美国家有一个非常高明的宣传魔术:英美自身的价值观念是51%的贵族,49%的平民,但是谴责纳粹,总是让49%的平民冲在前面,谴责其“排犹”、“种族歧视”。这种做法一石多鸟,即压制了德国右派,又和苏联争夺世界左派的舆论阵地,顺便还讨好一下犹太人的以色列。结果就是给很多不熟悉德国史的中国人造成一个错觉,好像纳粹党是个偏向贵族风格的党。(据我所知,大学生中二战德军粉不在少数。)其实德军那一套主要源自普鲁士容克贵族,纳粹则是容克们眼里的“街头流氓小无赖”,两者在复仇的名义下联盟,但内部一直是同床异梦,纳粹党在“国防军”之外另搞了一个“党卫军”,而军官团则有刺杀希特勒的举动。其实纳粹党自身的意识形态是偏左的,党名又是“工人”,又是“社会主义”,这才是他们成为英美的“敌人”的真正原因。至于对于罗琳这样级别的儿童文学作家来讲,把纳粹符号放在伏地魔身上,既安全,又顺手,因此片中伏地魔的“纳粹味”最浓。

    再说共产主义者,涉及到我国自身的问题,这一段从简。简单的说,苏联式共产主义流行的地区,大体上是东正教的覆盖区。大家注意树上东正教的“俄罗斯正教会”分支,在十九世纪晚期特别活跃,出现了很多异端,有些还特别狂热,这是该宗教生命力旺盛的表现。但是,所有的异端到1919年都戛然而止,表面的解释是十月革命之后,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党镇压了东正教,其实稍了解教史的人都知道,基督教系列宗教最不怕的就是政权镇压,否则早就被罗马皇帝消灭了。唯一的可能,是出现了一种更彻底的、能够吸纳这些异端教义的新信仰。

    网上讨论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的关系的文章不少,但很多人是从马列的犹太人血统出发,其实关键不是列宁,而是斯大林。苏联体制常被称为“斯大林体制”而不是“列宁体制”,有非常深刻的原因。斯大林是个货真价实的东正教神父,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神学院毕业的。

    因为个人的原因,我曾经去过这种叫做“神学院”的地方,表面上看和大学类似,也有学生、教材和课堂授课。其实两者差别很大,中国的大学重在传授知识,思想领域大体上在放羊,而神学院教育虽然也传授知识,但重点是体验和实践。我看过神学院学生的作息时间表,从早上念经到睡前祷告,二十四小时全天无间歇的精神训练,(也可以说是洗脑,也可以说是坚定信仰)。各位同学在大学4年里受到的信仰洗礼,神学院学生大概用不了一个月。这种训练的结果是,神父们都具有极强的精神力,也就是斯大林的名言“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的真正意思。

    各位,我这里不是胡说八道,也不是变着法的讽刺本国政府。认真的说一句,因为宣传的原因,不适合说共产主义和基督教有联系,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看,共产主义攀上了基督教这棵大树,实际上就连接上了西方文化的正源,这绝不是贬低我党,而是找到了中国共产党能从民国乱世中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网上不宜多谈,大家可以自己找一些早期的党史资料看一看。

    最后一个就是拉登了,他是伊斯兰教毫无问题,详细一点,他是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中的比较激进的教派:瓦哈比派。“伊斯兰”的字面意思是“和平”,主流的逊尼派并不好斗,但是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的中东各国,伊斯兰教越来越激进。这几年中东最大的政治,就是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的伊朗和逊尼派瓦哈比支派的沙特在争夺控制权,两派现在还在叙利亚僵持,(叙利亚掌权的阿拉维派也是本国的激进派),短期结果虽未可知,但长期来说,激进派取代温和派(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是大势所趋。我这里斗胆做个预测,伊斯兰诸国早晚会统一,取胜的必是极端派,再下来伊斯兰文明会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有独立决策权的参加方,再打文明冲突的主战役。

    好了,三个“敌人”的背景分析完之后,大家应该对亨廷顿更加肃然起敬了。你只要把亨廷顿学说应用到世界史上,再重新自右向左看一遍那棵树,差不多就是整个近代史:英美国家崛起称霸,接连遇到三个挑战:19世纪的德国、20世纪的苏联、21世纪的伊斯兰势力,中间有几个犹太人在穿针引线。抛开眼花缭乱的各种主义的迷雾,实质仍然是亚伯拉罕三教的不同支派之间的文明冲突。

    分析到这里,有同学可能感到明白了一些,看来伏地魔的原型是新教的“异端”,也就是伊斯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综合。没错,但是只说对了一半,异端为什么要用片中的形象呢?

电影中,伏地魔一共有四个形象:

藏在头巾下的脸?

英俊的“雅利安人”?

发型像毛主席吗?没有五官的面孔,对应某个不准描绘人像的宗教?

    第二张汤姆?里德尔的英俊相貌,明显是讽刺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美学,(说的深一点,来自圣经中的魔鬼路西法Lucifer),其他面孔的具体文化意义并不明显,反正是很丑很非人就是。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伏地魔总有这样极丑极美、变来变去的面孔?

    因为伏地魔是失败者,是鬼魂,他的形象是由哈利的记忆决定的。

    大家都知道,根据罗琳写的霍格沃茨故事,这个学校中曾经发生了一场内战,两个学生哈利波特和伏地魔(汤姆里德尔)带领各自的支持者,进行了霍格沃茨大战,结果哈利胜利,汤姆失败。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伏地魔的本来面貌,他已经死了,只有哈利的记忆才能告诉我们。很简单,古往今来在争夺统治权中失败的一方总是长的很丑,因为历史从来是胜利者书写的。

    我开始也不太喜欢教科书,世界史是从各种剑桥世界史开始的,后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些书里,好像只有英美国家是天堂,其它文明,总是各种恶魔在统治。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斯大林搞大清洗,咱们的毛主席呢?大家自己去百度。这些民族都是恶魔的后代吗?又读了这些民族的人自己写的书,才知道很多事情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慢慢的悟出来诀窍,关键还是摄魂术。

    在我最初的设想里,第六篇摄魂术其实是给这一篇做理论铺垫的。摄魂术是统治者的基本技巧,在国际政治领域,摄魂术可以丑化敌人、巩固盟友、给下一个对手制造麻烦,是一种很重要的“软实力”,英美人用起来也是无所不至之极。对我们来说,就是接受英美国家“敌人”的各种信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各种陷阱。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部小说的名字,伏地魔其实是个“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人——高贵的灵魂都已经上了天堂,只有鬼魂还在人间徘徊,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举几个例子:《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国记者威廉? 夏伊勒著,是“全世界最畅销的反映纳粹德国历史的巨著”(百度百科),我大概十六七岁就读过这本书,现在看来,里面有大量的美国摄魂术。我不懂德语,也缺乏第一手资料,仅凭常识就能推断出一些问题,这个人是纳粹党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大家能说出他最著名的话吗?“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

    在大家印象中,戈培尔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骗子,这句名言就是证据。从戈培尔以后,连“宣传”Propaganda也成了个贬义词,去过英美国家的人都知道,英语中的Propaganda差不多跟谎言同义,你说你当过宣传委员,有人会拿鄙视的眼神看你。可是,各位真的见过骗子吗?

    我在法院实习的时候,见过很多诈骗罪的被告,大概可以称作骗子吧。这些骗子的共同特点,就是总有无数理由证明自己很无辜——这才是骗子,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骗子,会告诉别人自己会骗人。了解这一点不需要德语,只要常识和判断力,但是不知道有多少中国学者上当。戈培尔作为宣传部长,当然会使用摄魂术,但是和他的英国同行们比,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他摄魂术修炼的不到家,打输了而已。

    输了以后,连名字都会撒谎。书名中的“第三帝国”,希特勒时期的德国真的叫这个名字吗?

    百度一下,人家的正式国名一直叫做“德意志国”Deutsche Reich,这是1919年的德国宪法确定的国名,纳粹党执政后也从未修改过。德语Reich可以译成帝国或国家,但魏玛宪法第一条写的很清楚,Das Deutsche Reich ist eine Republik. Die Staatsgewalt geht vom Volke aus.(德意志国是共和国。国家权力来自于全体人民),因此应该译成国家。可是有多少中文的历史读物,把这个国家称作“帝国”。

    前面说过,摄魂术的诀窍,在于煽动人内心的欲望,蒙蔽其理性。具体的做法,就是提供“一半真理”。高明的记者能用99%的真相掺上1%的关键谎言,然后得到相反的结论。高明的律师呢?能在100%真相的基础上进行完全相反的解释。

    同样的,大家对伊斯兰教什么印象?爆炸?恐怖活动?一夫多妻?

    人人网友大多数是八零后和九零后,如果从911后关注国际政治,媒体给大家的提供消息大概如此。我因为要进行比较文化研究,去过一些有关伊斯兰教话题的网站,里面有铺天盖地的反伊斯兰教宣传,很多散布民族仇恨的谩骂,简直让人触目惊心。(人人网友中好像关注的不多,我就不引用原文来制造民族矛盾了)。

    我每年上课,学生清单上都会有一两个回族(天津回民不少),但是坐在课堂里,我根本无法分清究竟是谁。他们和我们一样的肤色,一样的头发,一样的语言,仅仅是不一样的个人信仰(准确的说回族也不一定必须是穆斯林),就应该被我们仇恨?看得多了,我对那些网上流传的段子也是半信半疑,难道伊斯兰教真是个邪恶的宗教?

    直到有一天,我看了一部电影,才发现问题的所在。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阿拉伯的劳伦斯》,获得过1962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讲的是一战时期,英国军官劳伦斯帮助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压迫的故事。这部电影很好的展示了伊斯兰宗教的教义,也有大量优美的阿拉伯风光。对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作一个入门读物。问题是我在这部电影里,没有看到一丝一毫伊斯兰教邪恶的踪影。到底哪个是“真实的伊斯兰教”?

    不好意思,真实的伊斯兰教,我接触不到。我不懂阿拉伯语,这辈子估计也不会移民去中东。真实的伊斯兰教只是我认识之外的“体”,我看到的各种“伊斯兰教”,都是英美魔术师们给我摄出来的“魂”,只不过,有时是美好的魂,有时是邪恶的魂。

    《阿拉伯的劳伦斯》是冷战高峰时期的作品,此时英美魔术师的幻觉体系中,俄国人正在扮演伏地魔的角色,阿拉伯人则是可以团结的统战对象,结果就是《劳》里,我们看到的那些健康、勇敢的阿拉伯人。直到苏联解体之后,萨达姆这个美国人民的老朋友才会变成蜘蛛洞里的恶魔呢。有趣的是,《劳》中没有设定任何女性的形象,是阿拉伯人没有女人吗?前面说过,伊斯兰女性的头巾是英美国家舆论的敏感点,电影中表现好也不是,坏也不是,为了统一战线的大局,索性就不要多提了。

    我写这些东西,并不是给纳粹和极端恐怖分子翻案,希特勒和拉登两个死人,我再翻又能怎样?问题是,我们中国人能置身世外吗?我们再看一遍亨廷顿的名言: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主要国际竞争对手已经从苏联转为伊斯兰教和儒教国家。

    儒教国家。

    我们信仰孔子,人家叫我们儒教国家;我们打倒孔家店,改成苏联式共产主义,人家还叫我们儒教国家,假如我们放弃共产主义、改信美国式的普世价值,人家同样会叫我们儒教国家;我敢打赌,即使我们全民改信基督教,人家最多也不过叫我们“基督教儒教国家”。因为有些东西我们实在无法放弃,比如方块字、孔子和曹雪芹。

    本宅看哈利波特的时候年龄已经比较大,主要是当作英国文化看的,但也有一次动心的时候,是在哈5。乌姆里奇的第一堂黑魔法防御课,只讲考试不讲实践,和哈利等学生发生冲突。作为一个教师,直觉上感到哈利有一种和中国学生不同的气质,后来定神想想,是某种“主动性”或者“攻击性”。剧中的五年级相当于高二,咱们的学生估计满脑子还是考试、NBA和影星呢,可是哈利张口闭口离不开和伏地魔斗争,危机感和斗争意识很强烈啊,可是伏地魔究竟在哪里呢?

    一时想不明白,暂时放在一边。很久后有次晚上关电脑之前,一眼扫过网上美国又在发表中国人权报告的新闻,本宅忽然想通了这段情节的含义,结果差不多一夜没睡好觉。

    伏地魔就是我们自己。因为谁是英美国家的对手,谁就是伏地魔。

    哈5的结尾,同学们暑假乘火车回家的路上,哈利对小伙伴们说的下面的一番话:这句话如果再加上四个字“价值观念”,就是我从希拉里的人权报告中听过一百遍的话了,现在终于找到了源头。本篇刚才分析了,与自尊自信的“贵族精神”相辅相成的,英美文化中又有一种强烈的“敌人意识”,连儿童文学中,都时时刻刻要教育小朋友不忘记战斗。看了《哈利波特》成长的美国小朋友,长大以后,就是我们熟悉的、整日在非洲、印度、半岛和南海奔波操劳的希拉里阿姨了。

感谢坚持读完的各位朋友,今天的帖子很枯燥,主题是文明冲突论,内容是宗教史,方法上还是第六篇的摄魂术。摄魂术是个很有用的法术,我给大家介绍之后,希望你们能应用到自己的专业领域。作为一个法学老师,我只是希望对我的学生讲,你们的专业意味着你们的责任,未来的国家在你们手里,你们要守护好这个国家。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会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正面站在PK台上,那时候,希望你们不要被各种摄魂术制造的幻象所迷惑。

    哈利和亨廷顿的话,我也全文奉还给希拉里阿姨:虽然我们必须面对一场战斗,但是我们拥有伏地魔没有的东西——值得我们捍卫的、古老的文明的一切。

(未完待续)

    翟按:我算不上是儒家的忠实信徒,只不过亨廷顿非要逼上来的话,也只好奉陪到底,努力把古老的儒家打造成一个称职的敌人。其实儒家、基督还是伊斯兰都只是个名词,有个留言的朋友说的比我好,引用一下:真正值得为之战斗的,还是我们的家人乃至与我们的家人一样的人们。本文只想给学习法学的同学们增强点国际政治意识,不想推销某种意识形态。结尾做了几次修改,给各位阅读带来的不便,抱歉了。

    2012-08-17 ,

 

 

 

在驻英大使馆遥想历史

张维迎

2012-08-09

    我们经常把当时的西方国家称作“列强”,既指他们的强大,也指他们是强盗。确实,中国的大门就是被这些“强盗”用“坚船利炮”打开的。但就我理解,这些列强最初来到中国还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并没有想用强盗的逻辑征服中国。如果当时中国的当权者能理解市场的逻辑,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主动开放门户,改革体制,再有一个合适的外交战略,中国不仅不需要割地赔款,而且完全有希望与列强平起平坐,如日本经历所显示的那样。但我们拒绝了市场的逻辑,最后被强盗的逻辑征服了。由此,我们有了现在所知道的这200年的中国历史。

    2012年7月24日下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成员刚从剑桥风尘仆仆到了伦敦,就马不停蹄地去中国驻英使馆参加刘晓明大使的招待晚宴。晚宴上,经刘大使的介绍,我们得知驻英使馆是近代中国在外国建立的第一个使馆,现在的大使馆所在地也就是中国在海外最早的资产。这第一个使馆的建立也是一个偶然因素导致的。据说,1875年英国传教士马嘉理在云南被当地人杀害,英国政府除了要求清政府赔款外,还要求派大臣来伦敦向英国女王当面道歉,清政府出于面子考虑,决定派郭嵩焘以成立领事馆的名义顺便“道歉”,因为他向来以懂洋务著称。次年郭嵩焘来到英国,成为首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之后又兼出使法国钦差大臣。现在大使馆的所在地仍然是当年郭嵩焘从英国政府处租来的,租期是999年,刚刚过去136年。使馆二楼还摆放着郭嵩焘当年带来的玉石镶的屏风,据说是使馆的镇馆之宝。

    在驻英期间,郭嵩焘参观了各地的工厂、学校和政府机构,深感震撼,发出“西洋政教、制造,无不出于学”的惊呼。他把使英途中的所见所闻写成《使西纪程》,向清政府大力介绍外国先进的管理概念和政治措施,建议清政府效仿,改革中国的体制。但上任不过两年,因与保守的副使刘锡鸿发生冲突,后来又受到翰林院编修何金寿的弹劾,指责其“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郭嵩焘愤然辞职,1879年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黯然回国,称病回籍。

    刘晓明大使讲的中国驻英使馆的故事使我不由想到中英关系史上更早的故事。

    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向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马戛尔尼勋爵率团访问中国,目的是与清政府进行外交谈判,扩展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和交流。英国当然希望获取一些特权,因为当时的中国,通商仍然是一种特权,没有政府的允许不行。

    经过近10个月的旅程,马戛尔尼终于来到了中国。1793年9月8日,马戛尔尼使团一行到达乾隆皇帝的热河行宫。虽然在觐见乾隆帝之前,曾因觐见礼仪问题双方发生争执,但乾隆帝对第一个英国朝贡使团因为仰慕他的天朝并前来恭贺他的寿辰,还是感到非常欣慰,马戛尔尼一行受到殷勤的接待。随后,马戛尔尼以英王陛下的名义呈交了一份照会,并要和珅转呈乾隆帝。照会要求派使臣驻北京并扩大通商;要求将贸易扩展到宁波、舟山和天津;准许英商像以前俄商一样,在北京设立商馆;将舟山附近一处海岛让给英人居住和收存货物;在黄埔附近的长洲岛建筑一所医院,供水手疗养等。对这些要求,乾隆帝在给英王的两道敕谕中一一驳回。他认为英王派使臣驻京既属无益,且与清朝体制不符。他把允许西方各国来华贸易说成是“天朝”的一种,‘恩惠’因为“天朝无所不有”,根本用不着与他国交易。马戛尔尼在北京及承德待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一无所获,被“优雅”地打发走了。

    从国际法的标准看,英国当年提出的这些要求即使不能说全尽合理,也不能说很过分。至少,英国人想在北京设个办事处,想扩大贸易区,没有什么过分吧?

    人们通常认为,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如果不做假设,我们很难理解历史。

    近代中国的历史总是与英国分不开。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已是一个公认的标准。1997年中国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的主权,被认为是雪洗了中国的百年耻辱。但设想一下:如果清朝政府当年能以平等的主权国而非“藩属”对待英国,认真研究一下马戛尔尼的要求,与其谈判达成一个对等的协议,同意英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开放几个口岸,同时也要求在伦敦设立一个中国办事处(而不是等到1876年),鼓励中国商人去英国做生意,鸦片战争也许根本不会发生,之后的中国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我们经常把当时的西方国家称作“列强”,既指他们的强大,也指他们是强盗。确实,中国的大门就是被这些“强盗”用“坚船利炮”打开的。但就我理解,这些列强最初来到中国还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并没有想用强盗的逻辑征服中国。如果当时中国的当权者能理解市场的逻辑,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主动开放门户,改革体制,再有一个合适的外交战略,中国不仅不需要割地赔款,而且完全有希望与列强平起平坐,如日本经历所显示的那样。但我们拒绝了市场的逻辑,最后被强盗的逻辑征服了。由此,我们有了现在所知道的这200年的中国历史。

    回顾历史,目的是启发我们更理性地思考未来。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但只有市场逻辑的思维方式才有助于全人类的幸福!

    (2012年7月28日写于访英途中。作者系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顾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

    2012-08-13

 

 


 

 

发件人:cd197489<cd197489@126.com>;时 间:2012年08月28日 16:57 (星期二)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抄送人:(无)附 件:2 个 (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再修定稿).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狠打七寸的对日策略

周舵

    有大局观的中国人应该都知道中日关系的极端重要,其重要性仅次于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但中日关系却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坏过,竟然落入了滑向战争边缘的恶性循环,真不知道主管此事的政府部门都在干什么!既然“肉食者鄙”,那就让吃素的(不食俸禄的)草民们来说说话吧。

一、 打蛇要打七寸

    共产党当年能从弱势中崛起,打败国民党,策略的高明是一大要素。毛泽东自称有“三大法宝”,其中之一是“统一战线”策略,即“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敌人”。如今的决策者看来是习惯于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当然就是举目四望,满眼皆敌,一个真朋友也没有!更可悲的是,民间也有为数甚伙的大批民族主义愤青,其愚蠢和“肉食者”如出一辙,真仿佛一百多年前的老佛爷和义和团借尸还魂,上下联手,怎么倒霉怎么干。

    “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敌人”,就是老百姓说的“打蛇打七寸”。中日关系恶化的“七寸”在哪里?就在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为首的极右势力。改善中日关系,关键就是要狠狠打击这股恶势力,同时把绝大多数日本人民、尤其是要把国际舆论争取到我们自己一边来。具体办法是:

    首先要把石原从极右势力中孤立出来,把这个带头搞事的首恶分子、“麻烦制造者”和其他极右分子区别开来。比如,1,宣布此人为不受欢迎的人,不准其涉足中国的任何领土。2,当然,这也就意味着不准其涉足中国领土钓鱼岛,宣布如其涉足,则强行逮捕,驱逐出境——具体办法,请大家一起设计。例如,可不可以在石原企图登岛时,发动民间力量,派出几十、几百艘渔船开赴钓鱼岛海域捕鱼,顺便将石原之辈驱逐出该海域?3,冻结与石原主政的东京都的一切来往,包括抵制产自东京都、或其总部设在东京都的公司的产品——而不是滥伤无辜,不加区分地抵制日货。等等。

    更重要的是,应该详尽搜集石原历年的言论,在国际媒体上大力揭露石原的本来面目,说明此人乃是日本二战前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残渣余孽,不但毫无悔改之心,反而变本加厉,极其猖狂地煽动复仇主义。此人向来都毫不掩饰地反美、反西方、反自由民主,不折不扣,是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危险分子,有什么难对付的?

    鉴于石原从来蔑称中国为“支那”,今后凡涉及此人时,不妨以牙还牙,称日本为“倭奴国”,称石原为“倭奴国东京都知事”——这原本是历史上日本人的自称。

   二 中日关系不过是中美关系的影子

    二战战败,日本被美国彻底征服、改造。为了根绝日本军国主义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美国人强加给日本一部和平宪法,不准日本保有军队,这对于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是绝大的好事,日本极右势力却对此耿耿于怀,一直蠢蠢欲动,想要挣脱这一束缚。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根本问题上,中美之间有着不容否认的共同利益,而日本极右势力恰恰是中美两国的共同敌人。这就是我们建立对美统一战线的根据所在。

    战败以来,日本的对外政策就从来没有独立过,都是仰美国人之鼻息,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日本极右势力对此极不服气,总想翻天,并且不能说没有实际成效。我们必须严重警告纵容日本极右势力坐大的少数极端短视、昏头昏脑的美国政客,他们是在玩火,玩一个烧毁亚洲和平、也烧痛美国自己的危险游戏。

    日本不过是美国的影子,这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好,中日关系就坏不到哪儿去;中美关系坏,中日关系一定坏。所以,治本之策,就是搞定中美关系。

    世界上的实际事物无一例外,都是非常复杂的,不幸的是,许多人却习惯用极度简化的一元论观点看世界,以为造成某一结果的必定是、并且只能是一个原因。比如,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经济、社会力量五花八门,并且时时在变动中——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中国的对美政策,以及中国对美国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影响而变化、调整。根据博弈论的基本原理,中美关系是中美双方、乃至包括其它利益攸关方在内的复杂互动的总体结果,这里很难说有什么固定不可变的因素存在。

    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国际关系理论,最简单地说,也至少包括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派。理想主义派试图改造目前这种极不理想的国际半无政府现状,认为建立一个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的“世界政府”以取代联合国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为达此目的,他们比较注重向全世界推行世界和平、国际贸易、人权、自由民主等等普世价值,比较注重“软实力”,即制度和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现实主义派则不同,他们认为国际秩序的现状无法改变,理想主义派的观点都是书呆子的空想,美国对外关系的核心只能是“美国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什么办法能够保障和扩张美国的国家利益,就应当毫不犹豫地使用什么办法,软实力、硬实力、巧实力,都行;而根据目前的现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保持美国的霸权,而且,美国的霸权不但对美国有利,也是世界和平的根本保证;反之,没有这个霸权,世界秩序必定乱成一团,战火将燃遍全球。

    实际上,美国的对外政策无非就是这两派观点的综合运用,只不过共和、民主两党各有程度上的侧重罢了。所以,美国既不是一心向善、不取私利的有德君子,也不是不顾国际道义,专们拿铁拳欺负人的恶霸。这两种一元论都不但幼稚片面,并且极其有害。

    目前的国际社会是靠两只轮子维持运行的:一只是“联合国的合法性”,另一只是“美国的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缺一不可。联合国的制度设计漏洞百出,最关键的是没有足够的军队、警察、法庭提供的强制力,如果没有美国的实力作后盾,联合国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个花架子、空壳子而已。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的软、硬实力显然无可替代——就算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超越美国,其它方方面面,军事、科技、教育、资源禀赋、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吸引力、社会团结稳定、福利保障、环境保护、人均收入等等等等都还仍然远远不及,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会设想,中国有资格、有能力取代美国的世界警察角色。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客观事实就是如此。

    我的以上论述已经经过极大简化,但也够复杂了,要处理好并不容易。但无论如何,以下原则还是可以理清楚的:

    1 中美关系不但极其重要,而且堪称生死攸关,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铁一般的客观事实。我们近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加入WTO之后,搭了靠美国实力所维护的国际和平秩序的顺风车。所以必须尽一切可能、尽最大努力搞定中美关系。包括:继续扩大和美国的经济、文化、人员交往联系,用共同利益栓牢美国;抵制反美宣传,多发表对美友好的言论;确定“不挑战、不试图取代美国,尽一切可能与美国和平共处、友好交往”的基本国策,并且使之成为全民的共识;渐进、有序、可控地改革与世界先进文明不相容的陈旧意识形态、价值观及制度;当我们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一方面坚决维护我们的利益,另一方面学会说全世界通用的文明语言,“有理有利有节”,尽可能利用国际组织和国际仲裁,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等等。

    2 严格区分“反华”和“反共”。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反华,但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反共,这也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铁一般的客观事实。既然如此,对策是什么,还用多说吗?改造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就这么简单!

    3 在以上基础上,争取结成G2,中美共治世界。这既是最优选择,也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现实选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远大理想,缺乏前瞻性的眼光,一味地在河里瞎摸一气,结果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随时可能重蹈覆辙,掉进别人好不容易才爬出来的同一陷阱里去。

    4 同样,对美国人也要学会统战,针锋相对地狠狠打击一小撮坚持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顽固分子,对他们要足够硬;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要温和、温和再温和,姿态软一点、再软一点,该坚持的坚持、该让步的妥协让步。

三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搞好外交的前提,是搞好自己的内政,因为外交不过是内政的延续。当年德国和日本侵略扩张的对外政策,就是其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内政的延续。目前的国际舆论对于中国越来越不利,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至今不上轨道,导致吏治腐化、道德溃败、贫富对立、环境急剧恶化、经济滑坡、社会矛盾冲突愈演愈烈,不一而足,这就叫内政不修,所以周边国家和国际舆论才会越来越担心中国会走上对内实行铁腕镇压,对外摩擦生事,借此凝聚内部、转移视线的德日法西斯(至少也是“类法西斯”、“半法西斯”)的老路。要打消这些担心,仅仅靠大言炎炎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等等空洞承诺是无效的,只能靠修内功,靠我们自己的“修齐治平”。与其成天抱怨、甚至仇恨别人,不如反求诸己。处理好国际关系,和处理好人际关系一样,都得靠修炼自我,靠我们自己行得直、立得正——老百姓的话,“招人待见”,少干没文化、不文明的野蛮人那些招人鄙视讨厌的事,包括在国外炫富,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讲卫生,大声喧哗,不排队等等等等没规矩、没家教的“小事”。

    写到这里,好多该说的还没来得及说,居然已经三千六百多字,该结束了。只好把过去写的一篇旧文《政治体制改革的十字路口》当做附录,附在后面,供有兴趣继续看下去、想下去的朋友们参考。

    最后顺便提一句:我们是不是应该对因为仗义执言惨遭解职的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有点友好表示?古人习惯送万民伞,我们送点什么好呢?大家一起想想吧。我想对大使说,我家每年夏天热忱欢迎大使推荐的任何一家日本人来华旅游,在我家免费食宿一周——包括日本极右翼在内(石原慎太郎本人当然除外!)。我们可以给他们来一点反洗脑么!

    舵爷第一 2012/8/26
 

 

 

 

 

发件人:金洁羽<jinjieyu@sina.com>;时 间:2012年08月25日 23:34 (星期六)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抄送人:关于共济会的读后感一篇

捅破历史的窗纸

----读《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密》有感

金洁羽

    十多年前,笔者曾听到过有关西方七国峰会的一则新闻报道,当听到会议主办国军警与反对全球一体化的当地民众发生激烈对抗、政府方面还拘捕了不少抗议示威者的时候,我不禁心存疑窦:全球一体化的理想难道不值得推广吗?为什么这些示威者如此“保守”?不过,随着近来拜读著名学者何新先生的新著《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密》(下文简称“《统治世界》”),我自认为已经寻得了答案。

    示威者们所反对的,应当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全球一体化”理念,因为天下恐怕很少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反对全人类的大同,但如果有什么人或组织打着“全球一体化”的旗号,行精英专制统治之实,特别是,当这种行为透射出令人毛骨悚然的阴森冷血之气并以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福祉牺牲为代价的时候,结论恐怕就会另当别论。

    是什么势力,能激起西方反对“全球一体化”的民众勃然奋起?它其实就是《统治世界》一书中所揭示的全球最大的地下跨国组织、发达国家中最富有资产阶级上层精英的隐密的联盟――共济会。由于西方社会内部文化的同源性和由此所导致的东西方民众对于西方社会信息的差异性了解,西方一般民众对共济会的参悟程度显然要比我国民众深刻得多,这应当就是由共济会所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理念在西方备受普通民众抵制,但却不为我国广大人民洞察其奸的原因吧。

    所以,历史真相有时就是一张纸,不捅不破。但只有真正的有识之士,才能做到先知先觉地向大众揭示问题的真相与实质。身为第七、八、九、十一等四届政协专职委员的何新先生,其睿智和学识素来令人钦佩。记得二十年前,当笔者还在大学念书期间,其著作《东方的复兴》所介绍的19世纪末期现代地缘战略理论创立者、英国新地理学家哈?麦金德的地理政治枢纽理论就曾给笔者留下过深刻印象,特别是他对麦氏提出的“世界岛”概念的揭示,更是令人不禁掩卷长思。而今,何新先生面对共济会,再次为大众剖析了这一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因素,只不过,此番对于真相的分析与揭示具备了更宽广的历史视野罢了。

    历史演变及影响

    《统治世界》记载,共济会英文名称为Free and Accepted Masons,其中文直译为“自由石匠盟会”,这个准宗教组织在国内虽然鲜为人知,但其实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公开文献《共济会章程》记载,共济会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是由一群参加建造古巴比伦塔的石匠工会组建而成,也有一种说法,该会起源于建造所罗门的耶路撒冷神殿的石匠行会。这也反映出,在上古社会,石匠是一种令人尊敬、等级分明的世袭行业,技艺掌握者堪称社会精英。

    这当然是所谓古典共济会的起源记载,而真正左右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的,是成立于1717年的近代共济会――一个继承了西方秘密结社传统,具有复杂的33级内部等级,主旨与古典共济会石匠行会相去甚远,仅招收白人贵族、大商人、大银行家入会的社会改革近代政治团体。1985年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总结道,“(共济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团体,旨在传授并执行其秘密互助纲领。共济会的传播是由英帝国的向外扩张引起的。……常被误认为是基督教组织。”据维基百科记载,现代共济会除了内部各级别的暗语及手势仍旧保密之外,其余活动基本上全部公开。当今共济会在全球拥有40多个分会, 600万会员,其中美国约400万人、英国约100万人、法国约7万人。

    图2 共济会标识光照神眼(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徽)与共济会法戒

    何新先生研究后认为,古典共济会“起源于古代迦南的犹太石工社团。后来随犹太人在欧洲的迁徙,这一秘密组织传布于世界,成为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之间互相支撑、保护、联络的‘兄弟会’”,但随着18世纪近代共济会在英国的成立,共济会逐步转变为“英国的犹太金融家与英国贵族的一种秘密结盟”,其对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干涉也日益深入,并逐步演变为一个启蒙革命密谋组织。近代共济会雇佣亚当?斯密起草了《国富论》,开始鼓吹自由经济体系思想(斯密临终虽良心发现,遗嘱要求焚毁全部手稿,但已不可能)。而后共济会又通过起草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促进了一系列世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冲破了欧洲天主教和封建制度的束缚,这为隐藏在共济会背后的金融世家赢取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步入20世纪,现代共济会则进一步演变为一个在英美金融财团领导下的集金融、政治、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的跨国组织,它作为“操控世界金融市场的全球金融卡特尔(旗下包括美联储、英国银行、瑞典银行等欧洲大银行及金融设计和各种名目的跨国风险投行及管理基金),成为一个世界帝国的隐身金融和政治的权力控制中枢”。

    《统治世界》记载,国际共济会直接导演了近代三大资本主义革命运动――美国独立(1776年)、法国革命(1789年)、俄罗斯革命(1917年)。从18世纪英国政变、法国启蒙运动、意大利独立运动,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色列建国运动,直至近年来的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金融危机,都有共济会幕后操作的影子。

    在西方四百年的近现代历史上,太多的名人都位列于共济会成员名单之上,包括门罗、约翰逊、福特、里根、两位罗斯福、两位布什及克林顿、奥巴马在内的多数美国总统都是共济会会员(而美国国父华盛顿和杜鲁门总统干脆就是当时共济会美国分会的掌门人);英国国王乔治四世、乔治六世、爱德华七世、爱德华八世、前首相布莱尔,古斯塔夫六世之后的所有瑞典国王,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现任总统萨科奇,意大利首相贝卢斯科尼,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等政界要人也都是共济会成员。当然,共济会鲜明的精英背景也不仅仅体现在政界,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德国文学家歌德、席勒,奥地利音乐家莫扎特等也都是共济会会员。

    盘根错节的控制势力

    现代共济会的意识形态显然支配了英美的核心价值观念。何新先生指出,共济会才是“超越于(美国)两党之上但隐身幕后的真正核心政治力量”。那么,现代共济会的组织目标究竟是什么?在“关于共济会的资料及札记”一章中,何新总结道,“共济会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种全球性的新型神权政府”,通过“建立一个新‘千年帝国’――‘世界统一的新秩序’,实现政治和金融的全球化”。

    对于共济会的核心成员罗斯切尔德家族(读过宋鸿兵《货币战争》的读者对这个家族应当非常熟识),《统治世界》一书更是抽丝剥茧般地对其在近现代共济会建立过程中起到的核心性作用进行了剖析,“罗斯切尔德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是共济会、彼德伯格俱乐部等组织最重要的秘密资金来源”。而罗氏家族作为一个传承六代、拥有超过50万亿美元总资产(绝对的富可敌国)、具备国际黄金定价权的金融帝国载体,曾一手创建了摩根和洛克菲勒财团。

    由罗氏家族、摩根财团、洛克菲勒家族及其基金会、高盛财团组成的金融势力,依托共济会及其分支组织,出资控制着美联储、瑞典中央银行、默多克传媒集团,直接操纵着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三边委员会、传统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诺贝尔基金会等外围社团组织,事实上已经获得了对全球信息权和金融权力的控制和利用。

    共济会的势力之强、关系之盘根错节,已经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在共济会的资金支持下,诸如美国骷髅会(掌控美国最高端权力,具备“完全封闭性和封建性的美国版贵族阶层”特点的诡秘社团,成员包括布什、洛克菲勒、邦迪、哈里曼等家族,倡导家族间通婚)、泛欧美的彼德伯格俱乐部(具备领导英美世界政府、控制欧美自由国家主权的能力,成员由英美欧共济会成员中最高端成员组成)、意大利黑手党(西西里人建立的隶属于共济会的恐怖组织)等秘密组织得以成立,并充当了共济会的政策执行分支机构或是打手。对于胆敢挑战共济会政策方向和权威的政治领导人,哪怕他贵为美国总统,也会被共济会毫不留情地剪除掉。历史上,美国先后有七位在任总统因为在货币改革问题上违背了共济会的旨意而被暗杀,最著名的,当属提倡发行美国国家货币的林肯总统和准备以白银储备为基础结束共济会银行家操控的黄金美元体系的肯尼迪总统。

    难怪在华尔街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民主党是属于摩根家族的,共和党是属于洛克菲勒家族的。而洛克菲勒和摩根财团,都是属于罗斯切尔德世家的”。何新先生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在美国和西方权力之上的最高统治者是“民众”、“民主”之说,那其实真是百多年来共济会牧师们编造的最大谎言和鬼话!美国的权力之上还有“老大”,那就是金权;而金权的掌门人是银行家,是共济会;至于共济会的掌门人,则又是罗氏、摩根、洛克菲勒等世袭的金权家族。美国传媒所津津乐道的形式民主在何新先生开启的聚光灯照耀之下,在何新先生思想手术刀的剖析之下,其本质真是显得无比苍白和可怜。

    超级怪兽在磨刀霍霍

    不过,或许国人会更加关注,这个人类社会中的超级政治经济怪兽对于中国已经或者行将带来什么影响?其实,出现这种疑问,也正反映了共济会行事低调隐密的基本行为特点。事实上,在中国,共济会的影响已经无处不在。历史地看,通过贿赂、色情、威胁敲诈甚至暗杀等手段,拉拢、控制别国的政治经济精英向来是共济会的拿手好戏,我们对此不得不叹服其能量之巨。远在大清朝末年,堂堂直隶总督李鸿章曾被罗氏家族拉下水,以4万两白银个人直接秘密参股当时的“中外合资企业”――福公司。该公司之所以能够绕过大清政府规定,变相获得山西、河南的煤矿采矿权,后历经中国民族主义和中国民间资本的多次革命,直至民国年间仍然屹立不倒,甚至获得“超国民待遇”,无非就是因为有“某某中堂”这班秘密股东的保驾护航。

    据《统治世界》披露,近年来,英美共济会控制下的跨国金融公司、各种代理人和游说组织,已经重新把触角伸进了中国。高盛、洛克菲勒财团深度介入了中国金融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导致我国知名金融学者中“不乏身出其门者”,而“具有共济会背景的人物甚至担任了中国某些金融机构的主管”。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虽然中国金融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除部分拉美国家外,最开放、最自由的金融体系,但一些共济会背景的游说团仍在试图影响中国中央政府,以谋求中国银行体系的所谓彻底“独立化、商业化”。不难设想,脱离国家金融监管、全面开放的中国金融体系将是多么肥大的一头猎物,而以我们薄弱的金融理论和实战经验,兼以考虑人性的贪婪本质,一旦获得独立,这个体系必将迟早被纳入国际金融家控制的国际私有银行体系。这一前景无疑将使得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变得无比黯淡,也将置全体中国人民于万劫不复之地。

    说到这里,不如看看美国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晚年对于同意签署建立纯粹私有制中央银行――美联储的忏悔吧:“我一时失策,把美国推向了毁灭之路。一个伟大的国家已被信用系统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美国政府变成了“由极少数拥有支配权的人操控之下运作的政府”。而威尔逊彼时对于共济会这个秘密权力的抨击又显得是多么无奈啊!如果中国想避免类似“华尔街的七个人控制了美国大部分基础工业和资源”这一结局的复现,我们就必须对共济会及其代理人宣扬的理念和采取的手段保持高度警惕。

    事实上,现代共济会对于中国的暗算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何新先生在书中揭露,2007年5月30日,进入中国的基金及投资公司的国际共济会就曾在中国金融改革后发起过著名的“黑色星期二”攻势:当年5月30日至6月5日,伴随中国A股指数从4335点跌至3461点,近20万亿元人民币的市值猛然蒸发。以罗氏、摩根、洛克菲勒等家族为幕后的共济会金融大鳄们通过联手放空人民币,劫掠了中国经济改革30多年全国人民创造的总量GDP经济价值的1/4,也就是,“全中国人民近8年时间创造的全部经济价值被西方金融杀手在五天之内通过虚拟的股票网络系统而洗劫一空”!

    何新指出,共济会的意图,就是通过吸光中国的外汇储备,通过经济内需化,将中国变为负债国和严重通胀国家,进而伴随经济不断恶化、内部压力增大,促使中国发生内乱及政体的蜕变和解体分裂。最终,“把中国的多数贫困人口垃圾化,分解成极其贫困的无组织元素,然后用各种科学技术手段大幅度清除之”。而为了构筑这一所谓的“美丽新世界”(地球总人口控制在5亿以内),共济会已经提出了在全世界借助粮食援助手段,使用疫苗和转基因技术减少地球人口的计划(即对1995年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清除所谓“80%多余人口”策划的落实)。这个计划已经迫在眼前。何新由此断言:中国与世界在未来十至三十年间将发生现今难言的深刻变化。

    掩卷而思,笔者不禁再次为何新先生深邃的洞察力所折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前方对于《统治世界》一书所披露的资料做出的如下评价颇具启发意义,他认为这些资料“具有内容结构的完整性,内在逻辑的连贯性,传递了若干重大信息,有不少情况已为其他学术研究所印证,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相关信息大体吻合,与最近形势发展趋向基本一致”。

    同时,笔者也在思考,自己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共济会呢?毫无疑问,共济会的个体成员应当是具有普遍较高智商的族群(当然也不排除存在少数类似小布什总统那样的较低智商的个体),否则也难以解释其具备的常人难以企及的跨世代宏观思维模式与谋篇布局、纵横捭阖的能力,也难以解释他们身上似乎与生俱来的改造世界的冷酷和决心。只是,这个组织所追求的宏伟目标过于狭隘了,狭隘到其代表的金融垄断集团的利益与普罗大众的利益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强烈质疑,凭什么共济会的世家们有权力安排芸芸众生的生生死死?凭什么共济会的金融权力应当世袭?凭什么共济会有权规划世界新秩序下的社会等级制结构?凭什么各国的国民经济应当典卖给共济会的国际金融集团?……凡此种种,不禁让笔者想到,在当下的国际道义舞台上,如果中国想重夺道义制高点,避免整天被西方炮制的所谓“人权”问题所纠缠,对现代共济会种种反人类措施的深层次揭露不失为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

    突然想起了电影《指环王》,影片中的那只代表邪恶势力、环视四方、威力无边的魔眼,竟然很传神地与共济会的标识――光照神眼是那样的相似,而影片中为邪恶势力增加力量的魔戒也与共济会成员佩戴的法戒颇有几分神似,不知这一切是否具备某种象征意义?在《指环王》中,各个族群的联合统一、平凡人奋斗与各族群英雄努力的完美结合,才最终促成了打败邪恶势力的神圣事业的成功,而在我们当下这个社会中,或许每个公民、每个官员,也将面临选择:是独立自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与现实中的国际邪恶势力搏斗到底?还是背叛本族利益与国际邪恶势力沆瀣一气、助纣为虐直至为人唾骂?这的确是个问题。

 

 

 

 

   

中国特工叛逃美国俞强声案

----26年后中共又爆危害最大的间谍案

海外媒体文章

    26年前,中共高级特工、国安部处长俞强声叛逃美国,直接导致中共在美国潜伏四十余年的间谍金无怠被捕,被称为损失最大的叛逃事件,令当时的中共元老邓小平震怒,下令将时任国安部部长凌云撤职。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也灰头土脸,再三检讨后才过关。

    1990年3月17日,美国驻中国大使李洁明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称,金无怠落网,“是CIA(中央情报局)渗透中国国安部的一次精采表现”。对于CIA来讲,提供关键信息挖出潜伏30多年鼹鼠的俞强声,立了头功。对于中国国安部来讲,俞强声的叛逃,则是一个晴天霹雳。

俞强声是康生的干儿子

    俞强声又名俞真三,出身名门。他父亲是俞启威,又名黄敬,是江青的情人。俞启威后与史学家范文澜之妹范瑾结婚,育有俞强声和俞正声二子。俞强声喜欢社交,性格开朗,英语说的不是很好。

    俞强声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是中共特务头子康生的干儿子,经康生推荐进入特工机构。康生与俞启威是山东老乡。

    俞启威的大伯,也就是俞强声和俞正声的伯爷,是台湾前国防部长俞大维。而俞大维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

《内部间谍》曝俞强声变节细节

    加拿大人陶德·霍夫曼的《内部间谍》这本书中说,以俞强声在国安部的地位与职权而言,并没有资格获悉金无怠的任务,但在CIA的指示下,俞强声很积极地找线索,中情局并为俞取了一个代号,叫“飞机人”。

    俞强声发现国安部王姓女特工(《内部间谍》书中,“飞机人”称她为“北京婊子”)掌管该部在北美地区活动的资料,他开始每天注视王女的行动和她所处理的资料。终于有一天在王女的桌上看到了潜伏CIA的间谍将在特定的时间到香港及澳门的行程,以及下榻的旅馆名字。俞强声立即通知CIA驻北京的特工。金无怠身份从此曝光。

    俞强生也曾在揭露金无怠之前,发掘到一名纽约唐人街天主教堂的神父,是个假神父,是中共的特工。这名叫马XX的人,被俞强声向中情局告发之前已离美赴香港,再返回大陆结婚生子。1986年,俞强声向CIA特工透露,他想去美国,不愿在大陆待下去,CIA特工表示欢迎。俞利用休假机会到香港,停留一晚,第二天即由CIA安排到美国。

俞强声间谍案发政法国安系统被彻底整顿

    另一说是俞强声在安全部办公厅当安全部长凌云的秘书。有一次,凌云到广东省安全厅。广东省安全厅的官员向部长凌云汇报美国的国防部的一个中共特务的情况。本来,按照规则,只能安全部长在场。但是,凌云表示,俞强声可以信得过。结果,俞强声这次得知美国国防部内有一名中国间谍。后来,回到北京国家安全部后,俞强声借接近安全部部长办公室的机会,发现了美国国防部的那名中共间谍(金无怠)的飞香港的航班和时间。

    1986年9月1日,法新社率先独家报导了“老革命家之子”、中国情报官员俞强声叛逃美国。顿时举世哗然。震动最大的就是中国国安系统。由于俞强声致使中国在北美的情报网受到严重破坏,邓小平大发雷霆,胡耀邦严令层层追责,导致国安部成立之后首任部长凌云被免职,贾春旺接掌国安部。

    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也灰头土脸,虽未受到处分,但也再三检讨,后来以年龄到线的理由黯然鞠躬下台。政法、国安系统因此彻底整顿,大批官员受到处分和贬抑。

叛徒都没有好下场

    俞强声在叛逃之后便销声匿迹了,两年后传出被中方5名特勤人员追到南美某国于海中溺毙身亡,还有说是中国特工在他到南美旅游时在他的食物中下了放射性盐,也有说他在美国西海岸遭处决。

    另有说法称,俞强声在南美安度晚年。只有俞正声可能知道俞强声的现况。

26年后中共又爆危害最大间谍案

    今年,薄熙来事件以后,中共国安部又爆发了自俞强声以来的最大的间谍案。如同26年前一样,所牵涉的国安部副部长被停职,或有超过350人牵涉此案。外媒分析,政法委周永康也受到“巨大压力”。

    有消息指出,该中共安全部高层官员是国安部副部长秘书,年约38岁,由于其接近高层,甚至多次随中央高层出访,因此掌握大量中央核心机密,并泄露给外国情报机构,其中包括中国在境外的部份情报网及外交谈判机密。

    消息称,该名高官留美期间,美中央情报局(CIA)将其招募为间谍。另有说法称,该秘书于1990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获分配国安部工作,由于工作出色,6年前被选派为副部长秘书,属于正处级官员。三年前因工作需要频繁前往香港,落入美人计陷阱,后成为间谍。

     有海外的分析指出,自1986年中共国安部北美处处长俞强声叛逃美国事件后,这是中共二十多年来危害最大的一起间谍案。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8月18日 23:36 (星期六)收件人:lin chun<C.Lin@lse.ac.uk>;刘小枫:卢梭生日三百年

壬辰年祭卢梭

刘小枫

2012.6.27

     摘要:卢梭的在天之灵对我们说,不要一看到"专制君主"这个语词就以为指的是统治者,所谓"为了压制自由的专制君主,人们牺牲掉自己的趣味",指的是有才华的少数人受"炫耀的趣味"这个"专制君主"的支配

    关键词:刘小枫卢梭奢侈伏尔泰卢梭的在天之灵对我们说,不要一看到"专制君主"这个语词就以为指的是统治者,所谓"为了压制自由的专制君主,人们牺牲掉自己的趣味",指的是有才华的少数人受"炫耀的趣味"这个"专制君主"的支配......所谓受到"压制"的"自由"指的是葆有"健康、高尚的趣味"的自由受到"炫耀的趣味"压制。

    2012 年元旦刚过,我就收到好几封国外学术机构发来的会议邀请,题目竟然相同:纪念卢梭三百岁生日!春节前又接连收到国内几所大学发来的会议邀请,题目同样相同:纪念卢梭诞生三百周年!

    真让我为难甚至难堪......难道我们今天还应该纪念卢梭生日?卢梭生前逝后都极具争议,但他引发争议的问题(比如"启蒙""自由""民主")在今天早已是不争的普世价值。且不说这些,卢梭当初令公共知识界哗然的短论《论科学和文艺》就足以让我们今天纪念他的生日十分尴尬,因为他在文中说:"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文艺越奔赴完美,我们的灵魂就变得越坏。能说这是我们时代特有的不幸?"......

    1749 年夏天,卢梭去探望自由派文人狄德罗,没钱坐马车得走着去,便带上刚出版的《法兰西信使》边走边看。当看到征文启事"科学和文艺是否有助于纯化道德风尚",卢梭的"心情激动得近似疯狂",不得不在一棵橡树前坐下来,激奋地草草写下一段模仿古罗马政治家法布里乌斯的演说辞:

    法布里基乌斯!要是你不幸被招回人世,看到罗马的豪华面目,你那伟大的心灵会作何感想?你曾亲手挽救过罗马,你那可敬的名字要比罗马所征服的一切都更为闻名遐迩。你一定会说:"诸神啊,那些茅屋和乡村的炉火都变成什么啦,那里不是一直居住着节制和德性吗?富丽堂皇取代简朴对罗马是怎样的不祥啊?这外国话是什么东西?这些阴阳怪气的社会风气是些什么东西?这些雕像、大帖画和高楼大厦究竟意指什么呢?荒谬啊,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哦?你们是万邦之主,怎么让自己蜕变成了你们所打败的那些浅薄之人的奴隶?统治你们的怎么是些耍嘴皮子的家伙啊?......"(引文为笔者的译文,下同)

    这段仿古讲辞是《论科学和文艺》得以铺展成文的最初动机。如果把这段讲辞中的"罗马"换成"中国",如今不少中国人一定会觉得实在贴切,前提是,我们得先把法布里基乌斯换成一个中国古人......可是,我们能换成哪个中国古人?我们今天还找得出一个让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服气的中国古人吗?如今谁有资格和权威这样对我们说话啊?

    卢梭招回的法布里乌斯的在天之灵继续说的话,让我们仅仅更换几个语词来看:如今用来养肥建筑师、画家、雕刻家和"春晚小品"优伶的,不就是你们自己曾用来浇灌自己祖国的鲜血吗?......中国人啊,赶紧推倒这些圆形剧场!捣毁这些大理石像,焚烧这些大帖画,赶走这些征服你们的奴隶吧,他们正在用致命的文艺败坏你们。让别人靠虚妄的天资去让自己出名吧;唯有征服世界并让德性施行统治的天资才配得上中国......

    的确,如今我们正忙于让国家在世界上"出名",然而,我们让国家"出名"靠的不是自己祖传的德性,而是靠模仿白宫式大厦、阴阳怪气的自由风尚和大帖画,再加上幼儿园就教英语而非中国话......法布里乌斯的在天之灵最后说道,当年希腊使节鞠涅阿斯到罗马时所看到的庄严景象,"你们的财富和所有文艺永远都做不出来;那可是苍天之下曾经出现过的最美丽的景象":两百个德性高妙的人在统领这个国家和治理这片大地!我们的巨额外汇储备和"所有文艺"能让一个当今的西方使节在中国看到这幅景象吗?绝无可能!因为我们读书人中的大多数人早就不认为古中国有过"苍天之下曾经出现过的最美丽的景象",也早就不相信应该由德性高妙的少数人来统领国家和治理这片大地。

    让法布里乌斯的在天之灵说完之后,卢梭接下来用自己的话说:不妨跨越地点和时间的距离,看看发生在我们的国土和我们眼前的事情吧......我呼唤法布里基乌斯的在天之灵,并非毫无意义;我让那位伟人说的话,难道我就不能放进路易十二或亨利四世嘴里吗?

    卢梭没有说放进自己同时代的君王嘴里,因为,路易十二和亨利四世都是史称"伟人"的十六世纪法国封建君王。如果当今的欧洲学人已经没法把历史伟人的话放进任何一位民选总统嘴里,他们举办学术会议纪念卢梭生日就不仅可笑而且荒谬。尤其让他们尴尬的是《论科学和文艺》的攻击矛头不仅指向当时的封建专制君王,也指向新兴的自由民主派知识人--我们以为,自由知识分子与专制君主不共戴天,卢梭却看到,两者其实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追求发财致富的自由"奢侈风气"。

    奢侈很少不伴随科学和文艺而行,而科学与文艺的发展则绝离不了奢侈。我当然知道,我们的哲学总是富有单一的准则,不顾世世代代的经验,硬说奢侈造就国家的辉煌;可是,纵令把禁止奢侈的法律的必要性置诸脑后,难道我们的哲学能否认,对于"种种统治的长治久安"来说,好的道德风尚才是根本,而奢侈全然与好的道德风尚背道而驰?的确,奢侈是财富的确实标志,甚至乎能使财富倍增,如果你愿意的话。可是,从这种只有我们的才华才配得上的诡辩中,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呢?一旦人们不惜任何代价只求发财致富,德性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这话在今天当然算政治不正确,因为,"不惜任何代价只求发财致富"已经是全球化国策。不过,既然学界已经散发了纪念卢梭生日的会议邀请,我们就得搞清楚卢梭反对"奢侈风气"的理由。首先让我们惊讶的是,卢梭说,恰恰是"我们的哲学"--自由派启蒙哲学--把"奢侈造就国家的辉煌"视为"单一的准则"。启蒙运动之前,欧洲封建专制王国都通行禁止奢侈法,对购买奢侈品课以重税,限制奢侈品流通。启蒙运动初起时,英国的自由派知识人提出了这样的主张:鼓励追求个人致富和奢侈生活有助于实现国家的共同福祉。曼德维尔(Mandeville)的《蜜蜂的寓言》一书用这样的副标题申述了上述主张:Private Vices,Publick Benefits[私人的恶行,公共的福祉]。卢梭指责启蒙知识人罔顾"世世代代的经验",我们必须问:什么经验?卢梭说,对于"统治的长治久安"来说,好的道德风尚才是根本。显然,如今我们很难接受卢梭所说的政治经验。按照我们的新常识,能让一种政制"长治久安"的是人人致富,而非好的道德风尚--美国政制好就好在这里......因此,我们当然没必要再问这样的问题:"一旦人们不惜任何代价只求发财致富,德性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虽然我们如今并非任谁都有资格或财力追求奢侈,但我们的确已经不会认为一个国家崇尚"奢侈"有什么不对。既然如此,我们为卢梭贺寿实在荒谬。

    看过电视剧《家常菜》的我们又会猛然记起,深受奢侈国家青睐的中国黄金采购团的出现仅仅是晚近二十年来的事情。在我们看来,毛泽东的"经验"似乎符合卢梭所说的"世世代代的经验",而这种政治经验让我们没法摆脱民生凋敝的凄惨记忆,因此,毛泽东的"经验"只会成为自由派知识人用来呵斥卢梭的论据。然而,卢梭的在天之灵说,难道我所说的"道德风尚"与毛泽东同志提倡的"道德风尚"是一回事?他老人家所提倡的不恰恰以否弃"世世代代的经验"为前提吗......

    卢梭--而非我们--的确面临一个巨大困难:他所说的"世世代代的经验"基于农业文明的政制,欧洲封建制催生出来的现代商业文明彻底颠覆了农业文明的政治经验。卢梭激愤地说:"古代政治家不厌其烦地讲风尚和德性,我们的政治家只讲生意和赚钱"...... 在今天的治国者眼里,"一个人对于国家的价值,不过等于他在那里的消费"--可是,如今的治国者如果不关心国民的"消费",等待他的不是"天鹅绒革命"就是"占领华尔街",国家政制何以可能"长治久安"?卢梭在《论科学和文艺》中对治国者说"用金钱可以获得一切,唯有道德风尚和公民除外",显然过时了......在商业文明已经发展到辉煌地步的今天,纪念卢梭生日荒谬之极。

    卢梭的在天之灵会争辩说,我反对的并非是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是反对追求奢侈,甚至放任追求奢侈成为国风,不然的话,国民的道德性情一旦被奢侈风败坏,连法律也没有能力约束人的不道德行为。

    确切来讲,奢侈这个问题涉及的究竟是什么呢?涉及的是懂得对统治来说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显赫而短促,还是富有德性而持久?我说是显赫,但那有什么光彩呢?在同一个心灵中,对炫耀的趣味与对正直的趣味很难结合。不,一旦被大量无益的心机败坏,精神就绝不可能上升到丝毫伟大的程度;即便有此力量,也会缺乏勇气。

    这话首先是针对治国者阶层说的,卢梭从未指望把全民百姓的精神提高到伟大的程度。按照"世世代代的经验",卢梭有理由指望治国者阶层的精神保持某种程度的伟大,如果这个阶层的品质集体败坏,统治是否能"长治久安",只有天知道......但这话也是针对另一类少数人说的,因为卢梭紧接着就说:

    每个艺术家都想要得到赞赏。自己的同时代人的赞誉乃是艺术家的酬报中最珍贵的部分。要是一个艺术家不幸生在这样一个民族和这样一个时代之中,为了博得赞誉他该做什么呢?成为时尚的读书人,让浅薄轻浮的年轻人自称表率,为了压制自由的专制君主,人们牺牲掉自己的趣味......

    虽然"艺术家"队伍如今已大为扩展,传媒文人和影视艺人都在此列,但卢梭说的文人艺人的天性仍然没有改变:这类人天生喜欢出名。毕竟,文人艺人都是天生有才华的少数人,正如不可能指望人人都成为治国者,也不可能指望人人都成为文人或艺人。文人艺人也属于治国者阶层,因为他们有制造社会风气的才华。按照"世世代代的经验",卢梭其实知道,"靠限制奢侈法并不能完全禁除奢侈,必须从内心深处拔除奢侈,灌输较为健康、高尚的趣味"(参见卢梭《关于波兰政府的思考》)。因此,卢梭有理由指望这类人葆有"健康、高尚的趣味"。可是,如今我们谁还好意思说"健康、高尚的趣味"这个语词?"炫耀的趣味"取代"正直的趣味","让浅薄轻浮的年轻人自称表率"正是我们时代的自由民主精神的正当诉求。卢梭的在天之灵对我们说,不要一看到"专制君主"这个语词就以为指的是统治者,所谓"为了压制自由的专制君主,人们牺牲掉自己的趣味",指的是有才华的少数人受"炫耀的趣味"这个"专制君主"的支配......所谓受到"压制"的"自由"指的是葆有"健康、高尚的趣味"的自由受到"炫耀的趣味"压制。

    卢梭清楚知道,良好的道德风尚"不是法律制约的结果,而是德性教育的结果"。既然治国者和有才华的少数人都是道德风尚的引导者,那么,按照"世世代代的经验",首先就得教育好这些左右着国家风气的少数人,他们应该懂得什么是心灵的高尚和德性。换言之,作为治国者阶层,他们首先应该是受教育者。可是,如今他们会受、能受、愿意受谁的教育呢?谁还有资格和权威教育他们?卢梭说,自由知识人崇尚启蒙,"把自己的天资降低到自己时代的水平,宁愿写些生前为人称道的平庸作品,也不愿写出唯有死后很久才会为人赞美的优秀作品"......

    换言之,自由知识人先向"浅薄轻浮的年轻人"的趣味看齐,再把"浅薄轻浮"的才华上升到自然权利高度,然后用这种权利来压制"世世代代"的高古灵魂,宣称对他们"采取战斗姿态"......为"奢侈风气"辩护的主张传到法兰西王国时,自由派领军文人伏尔泰马上写了两首诗为奢侈风气辩护,一首题为"尘世",另一首干脆题为"捍卫尘世或为奢侈辩护"(Défense du Mondain, ou lapologie du luxe)--伏尔泰宣称,限制发展自由工业和自由文艺只会强化专制,追求舒适和安逸任何情况下都正当得很,何况,奢侈风气会增加就业......这正是我们今天的见解。卢梭在《论科学和文艺》中竟然对伏尔泰说:

    告诉我们吧,大名鼎鼎的阿鲁厄特,为了迎合我们矫揉造作的精巧,你牺牲了多少强健的男性美!你的谄媚造出多少精巧的小玩意儿,却使你失去了多少伟大的东西!

    阿鲁厄特是伏尔泰的本名,伏尔泰是阿鲁厄特的笔名,直呼本名无异于直戳这人的堕落天性......如今,后现代的各色伏尔泰在传媒闪光灯下频频登台亮相,卢梭恐怕也不会再像当年那样直戳这类人的天性,如果他不想吃"程序正义"的官司的话。至于任何时代都会有的不妥协的坚守高尚的灵魂,卢梭也早就预见到他们在我们时代的下场:

    奢侈必然导致道德风尚的解体,道德解体反过来又引致趣味的败坏。如果天资卓越的人中碰巧有人灵魂坚毅,拒绝把自己借给时代的天资,用幼稚的作品来贬低自己,那他可就惨啦!

    卢梭不仅过时,而且不政治正确,因为,有才华的少数人如今理直气壮地"趣味败坏"。

    卢梭在《论科学和文艺》中对自己同时代的艺术家说:

    卡尔和比尔啊,这样的时刻已经来啦:你们的画笔本来命定要以崇高而神圣的画像去恢宏我们神殿的庄严,如今,你们得扔掉画笔,不然的话就会被用来给小马车的车厢画伤风败俗的装饰画啦。

    如今我们有谁还会觉得卢梭的话有分量?既然我们已经认可"趣味败坏"的合法性,为卢梭贺寿究竟是对卢梭的讽刺,还是对我们自己的讽刺?

    2012-08-18 ,

 

 

 

 

 


发件人:儒家邮报<rujiayoubao@vip.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8月30日 20:49 (星期四)收件人:(无)抄送人:(无)附 件:1 个 (25630830儒家邮报第186期.pdf ) 查看附件儒家邮报第186期-共和国63年暨孔子2563年〔耶稣2012年〕阳历8月30日

儒家文化修身营结营寄语

秋风

壬辰年孟秋

    作者简介:秋风,男,真名姚中秋,西历一九六六年生,陕西人士。独立学者,现居北京。已出版著作:《立宪的技艺》(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为什么是市场》(中信出版社二〇〇四年)、《权力的现状》(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 (海南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已出版译著:《哈耶克传》、《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法国大革命讲稿》、《法律与自由》、《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律家的对话》、《自然的观念史和哲学》、《危险最小部门》等十余种。主持翻译《奥地利学派译丛》(新星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在报刊上发表大量经济、政治评论。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各位同道自全国各地来到圣城,多位老师也自己承担行旅费用,义务传道授业。师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相信,经此一旬,各位于身心性命,定然有所提升;于儒家义理,必然大有收获;于合群之道,一定深有体悟。

    尤其是8月14日,修身营全体同道拜谒至圣先师庙、陵,为圣人行礼宣誓,明示吾等已在儒门,已为儒生。先王之道,先师之道,也即中国文明之道,已灌注于我等生命。一条崇高光辉的生命之路,已在吾等眼前铺开。吾等所需做的只是挺胸前行,勇猛精进。

    各位同道都注意到了,吾等跪拜孔子,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因此而丑诋儒门。同道或有不解,甚或愤懑。此为人之常情。对于此类反儒言论,各位同道可利用一些机会,予以辩驳,以捍卫儒门清名。然余期待各位同道,不可因此而负气,更不可因次而生戾气。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大学》:“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切切。对于不理解儒门者,吾等当始终抱有人溺己溺之悲悯心,予以开解、引导。对于愚顽即可理喻者,置之不理可也。子曰:“惟上智与下愚为不可移”。

    各位同道,以我对思想和社会各界十几年来的观察,二十世纪初形成的全盘反儒之邪风,今日已成强弩之末。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发生的最伟大的变化是,儒家正在复兴。未来五十年、一百年中国历史之主题将是,道统将被接续,儒家持续复兴,礼乐将会重建。因此,时间在我们一边。各位当有自信心,以中国文明之主体性意识,面对各种怀疑、批评、丑诋,心无旁骛,正心修身,投身于文明华夏之重建事业中。

    修身之要,在于锤炼弘道、行道之德与能,也合群之德行与技艺。本修身营之宗旨在“会友修身,成就君子”。君者,群也,君子就是具有卓越合群能力之士。孔门四科,无不关乎合群:德行为合群之内在依据,言语为合群之外在器具;通过文学,体认合群之道;通过政事,实践合群之道。

    在修身营,各位于合群之道,学而时习之。然而,这只是开始。期望各位同道回到各自学校、机构,继续学习合群之道。首先,内修德行,外修言语,对你所接触的一切人,弘扬吾道,尤其是从自己的父母、兄弟、友朋做起。最好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比如,每月引导一人归宗于吾道。其次,期望各位同道抓住一切机会,并且自己创造机会,行吾道于当下之公、私生活,比如,积极参与各种类型的慈善、公益事业,探寻吾道遍行于现代社会之具体制度形态。

    子曰:“非道弘人,人能弘道。”诸生其勉乎哉!

    儒者 姚中秋,壬辰年孟秋

 

 

我为什么跪孔子

秋风

《南方都市报》2012/8/20

    到曲阜参加一个儒家文化夏令营,8月14日,与夏令营营员一起拜谒孔庙、孔林。身为儒者、儒生,当然要向至圣先师表达敬意,因此,没有任何犹疑,上午,在孔庙大成殿前,在雨后尚存积水的地面上,我们向孔子行跪拜礼;下午,在孔林,我们在孔子之墓前,再向孔子行跪拜礼。

    不料,孔林跪拜之图片上传微博之后,引起争议。成百上千人发表评论,多数持批评态度,其中更不乏粗鄙的谩骂与公然的侮辱。这让人十分惊讶。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抨击最为激烈者,咸为关心并热衷于谈论自由、民主之人。邵建先生撰文《学会尊重让我们反感的权利》,从局外人的立场,对我们的做法予以同情之理解。我作为当事人,仍有必要略作解释。

    为什么礼拜孔子?从历史角度看,孔子于持续两千年之古典文明崩溃之际,删定六经,其中所记者为构建华夏文明之先王的言、行、制度,其中有华夏文明之道。经由孔子之删定,此道可传,可学。所以古人认为,孔子对于中华文明之功,甚至大于尧、舜、禹。孔子本人开创平民教育,传授华夏文明之道,创造了儒家士君子群体,这个群体成为孔子之后吾国文明维系和扩展之主体。礼拜孔子,就是对吾国文明最伟大的缔造者表示敬意。

    就我个人而言,大约从2003年起,成为自觉的儒者。也就是说,儒家是我的信念,孔子对我而言就是至圣先师。通过阅读《论语》,阅读五经,我的生命得以充实、提升。参加夏令营的朋友也都是自觉的儒者,他们对孔子之敬仰发自内心。跪拜孔子,表达的是一种感恩之情,表达的是一种本诸孔子之道进一步提升生命的自我期许。因此,从跪拜之后营员们的脸上,我看到了感动、虔敬和坚毅。

    或许有人说,表达敬意,也不必跪拜啊。网上很多评论说,跪拜礼表现了儒者的奴性。据说,平等的人们之间是不可以屈膝下跪的,人只有对神才可以下跪。这种批评背后有十分明显的宗教偏见,此处暂不去管它。值得讨论的是,跪拜就是奴性么?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孔子历来被人尊为圣人,而在中文中,自古至今,“圣”的含义都完全不同于“神”。圣就是最高的聪明睿智。所以,圣人是人,而不是神灵。孔子是圣人,儒者拜孔子,不是拜神灵,也并不乞求什么福报。

    既然孔子也是人,则今之儒者和孔子在人格上当然是平等的。这本来就是孔子、儒家的一贯立场:《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也即,儒家始终坚信,人人在道德人格上平等。但是,对于道,人与人之间必然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之别。对于儒者来说,孔子就是入道之引路人,儒者自当用最崇高的礼节表达敬意,而最崇高的礼节就是屈膝跪拜。

    实际上,屈膝跪拜是由古代的习惯形成的。唐代以前没有现在的高桌高椅,人们席地而坐,常见的坐姿就是跪坐和长跪。前者是两膝并紧着席,臀部落在脚跟处。这种姿态相对放松,人们大多保持这个姿势。后者则是臀部离开脚跟,上身挺直。这个姿态表示敬重。在此基础上行各种拜首之礼。此后出现高桌高椅,人们不再席地而坐,但仍沿用跪之礼俗,以表示特别的敬意,在最为敬重的场合行跪拜礼。直到今天,在乡村,人们对长辈、在坟前祭祀,都会跪拜。不少城市市民也依然如此。这是一种民俗。

    然而,百年来,对西方现代社会之深层结构一知半解的现代知识分子,秉持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心态,对各种固有礼俗横加指责,并对其作莫须有之负面解读,比如从跪拜礼中解读出人与人之不平等,或国民之奴性。他们又把奴性归咎于儒家,而轻轻放过真正制造专制的法家和秦制。今天看到儒者下跪,他们就立刻展开丰富的联想,并做出情绪化的反应。

    至于当代儒者,本有重建礼乐之意识,为此而主张在一定程度恢复二十世纪被切断、但在部分民众中仍有保留的礼俗,对长辈、对祖宗、对圣人行跪拜。这种跪拜就是一种中国固有之礼俗,跪拜礼中所涉及的双方不是人格上不平等的,而是社会或文化身份有所不同而已。一个人行跪拜礼,并不表明他自我降格,而是把自己放到了恰到好处的位置。

    至于儒者跪拜孔子,更不能表明儒者身上有奴性。相反,这是生命的一次提升。人之自然生命是珍贵的,但也是脆弱的,人之自然的心灵经常又是骄傲的。这样的心灵不能体认大道,这样的生命不能面对可能的考验。屈膝跪拜则意味着儒者对于自己的自然生命之有限性和不完备性的自觉。儒者所跪拜者,实乃通体是道的孔子,儒者所跪拜者乃是道,贯通古今之间、天人之际的中国文明之道。经由跪拜,孔子驻留于自己的身体,道灌注于自己的生命。

    儒者的身体跪下去了,心灵却因此而充实,生命却因此而挺立。当儒者站起来,他可以从道不从君,可以喻于义而不仅仅喻于利,可以见义而勇为。历史上,无数儒者正是这样做的,当下儒者也在努力地这样做。这些人格品质,在任何一个时代,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难道不是最为珍贵的?儒者也从来没有强迫任何人行这种礼,那些敏感的人士在忧什么天呢?先不说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被奉为现代社会之常识的宽容又何在呢?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2/8/20

 

 

不应恢复跪拜礼

涂子沛

南方都市报 2012年8月21日

  近日,北京学者秋风在曲阜跪拜孔子,引起了大众舆论的批评和争议。8月19日,秋风先生在其文章《我为什么跪孔子》中对大众的批评表示“十分惊讶”,他解释了其跪拜的初衷、批评我们的社会缺乏宽容,还主张应该一定程度恢复跪拜礼:“对长辈、对祖宗、对圣人行跪拜礼”。

  作为个人,秋风先生无疑拥有“跪拜孔子”的自由,我们每一个公民,即使反感,也应该尊重他这份个人权利。但具体到这一事件,也不能断言公众的激烈抨击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对个人自由缺乏宽容。我注意到,事件发生的背景是,秋风先生率一儒家文化修身营的数十名成员进行集体跪拜,其后照片又经该修身营的微博在互联网上发布,得以广泛传播。这些事实表明,其跪拜行为已经进入到公共领域,成为了公共事件。对于任何公共事件,大众都是可以进行批评和讨论的。秋风先生迅速发表文章对其行为进行解释、并阐述他恢复“跪拜礼”的观点,应该说,也是一种负责任的公共对话态度。

  但他的观点,我却不能苟同。

  秋文中首先对跪拜礼的历史渊源和演变进行了考察,但其介绍并不全面,甚至可以说,没有触及到跪拜礼在儒家文化中的本质。秋文认为:“屈膝跪拜是由古代的习惯形成的。唐以前没有现在的高桌高椅,人们席地而坐……在此基础上行各种拜首之礼。此后出现高桌高椅,人们不再席地而坐,但仍沿用跪之礼俗,以表示特别的敬意,在最为敬重的场合行跪拜礼”。确实,这段话解释了跪拜礼在中国古代生活中形成的历史源由,即受限于当时的生活条件,大家席地而坐,跪拜的行为非常方便,跪拜礼由此产生。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席地而坐的时代,施礼和受礼的双方都处于同一个高度,跪拜礼在当时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的自然衍生、还是一种平等的礼数,其表达的是尊重,没有地位的高下和卑贱之分。

  但唐以后,桌椅开始普及,人们不再席地而坐,这时候的跪拜礼,可以说已经全然变味:拜者跪于地上磕头,受者站着、或坐于椅子、高台之上,坦然接受。这种跪拜,表达的远远不是尊重,而是一种恳求、崇拜和全身心的臣服。但要搞清楚的是,既然人们有桌椅可坐,生活习惯改变了,席地时代的跪拜礼为何却没有消失呢?这背后是有历史原因的。唐朝之前,已经发生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件,其后形成了两千年的所谓正统儒学。在这场运动当中,跪拜礼成为了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纲的封建礼数中最重要的一环。这之后,跪拜礼不再是日常生活习惯的自然衍生,更不是一个平等的礼数,而是对皇帝、对上级、对恩主、对权威表达崇拜与顺服的礼数,带有浓厚的高低贵贱色彩。毫不夸张的说,在由汉朝至清朝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跪拜礼这种不平等的色彩在不断加重,时至今日,说它是等级制的符号和象征,并不为过。回到秋风先生所在儒家文化修身营发布的照片,也不难发现这些元素和色彩:孔子高高在上,率队的秋风一人跪在红漆软皮的木台之上,其余人等皆直接跪在台阶之下的水泥地上。我相信,公众批评和反对的不是对孔子表达尊重和敬意,而是由于“跪拜”这种方式的文化含意以及照片中传达的种种“不平等”的信号。

  秋风先生又在文中谈及,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也即“人人在道德人格上平等”,如果真的如此,就算完全赞同孔子的理论和学说,表达尊重和敬意也有很多方式,而没有必要选择跪拜这种不平等的礼数。秋风先生还在文中解释说,他们所跪拜的不是神、求的不是福报,他们是通过跪拜向“圣人”表达最高的敬意、他们追求的是“道”,这种跪拜并没有“不平等”的含义。要是这样,我认为更不应该提倡“下跪”。道,即真理,真理并不依附人而存在。相反,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也正因如此,古人才说,圣人无常师,人皆可以为师。如果以人为依托,今天你跪孔子,明天他也可以跪老子、跪孙子,试问,一个动不动就向老师磕头下跪的社会,能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走多远呢?如果我们崇拜的真的是“道”,而不是“人”,就应该有“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态度,只向真理低头,而不应该下跪膜拜任何一个人。

  最后,跳出这个事件,我认为也完全没有必要恢复“跪拜礼”。真正切实可行的礼仪,除了是发自平等的真情,还应该是公民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前文所述,最初的跪拜礼,是因为古人席地而坐,而且身着长袍,便于伏身下拜而自然产生的。现代生活,已经无处不见高桌高椅,而且大家身着窄裤,伏身相当不便。任何一种礼仪,如果不能和生活习惯保持一致、和日常服饰相匹配,就是一种人为的做作,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必然行之不远。我相信,这也是跪拜礼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正在逐渐消失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抛开“跪拜礼”的不平等的文化意义,恢复这种古礼,也不是与时俱进的做法。

  

 

尊孔何必要跪拜

三刀柔情

红网 2012/8/22

  日前,一幅名为“拜先师圣墓”的图片在网上引起了许多争论。在这张照片中,学者秋风带领数十学生在孔庙行跪拜大礼。有网友因而批其“顺服专制”。(8月20日《北京晨报》)

  照理说,在这样一个倡导多元价值的社会,秋风先生又并没有忽悠小学生,那么一群成人无论是跪拜关公还是孔夫子,甚或庙里的其他一些菩萨,这实在都是他们的自由,只要他们没有干涉我们不跪拜的自由,我们实在也没有理由去干涉他们。然而看着那电影剧照似的集体跪拜像,我心里还是有一种难以克制的不舒服,忍不住还是想说几句。
  
  跪拜正是一种关于内心服从的典型形式。跪拜偶像也好,跪拜父母也罢,久而久之,都会由“身体的矮化”发展到“精神的矮化”,渐渐失去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所以一个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社会,绝不应该把跪拜仪式当作国粹去宣扬,事实上现在文明国家也没有一个这样去做。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儒家文化自然有许多精华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因此秋风先生主张尊孔,自然有不可否认的“正能量”,但其通过集体跪拜的形式来尊孔,却实在令人费解:过去几千年里,中国人不一直这样跪拜孔子吗?试问可跪出民主与科学、自由与进步?

 

 

跪拜孔子又何妨?

齐义虎

《侨报》2012年8月26日

    近日,著名学者秋风在孔子家乡曲阜举办了儒家文化夏令营。期间,他带领营员拜谒孔庙和孔林,并行跪拜大礼。没想到,跪拜照片在网上发布后,引起轩然大波,很多情绪激动、怒不可遏、无端联想、上纲上线、大加挞伐,甚至发展到人格侮辱、人身攻击的地步。更为讽刺的是,恶毒咒骂秋风者,大多以追求自由民主相标榜,自扇耳光,颇为吊诡。

    一群儒家信徒跪拜儒家圣人,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就像基督徒跪拜耶稣、佛教徒跪拜释迦牟尼佛一样,外人岂有说三道四的资格?这个跪拜事件之所以引起争议,从自由派歇斯底里的叫嚣中可以看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跪拜礼仪本身对于平等人格有损,有自我屈卑的奴性之嫌;二是孔子乃封建教主、专制余孽,不配受人礼拜,拜孔子就是不自由。从这两个似是而非的理由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人的魔障有多深。

    跪拜是中国的传统礼仪,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主要是向对方表达一种恭敬之意。即便到了现代,遇到过年过节或清明扫墓的时候,一般人家也还会给父母、祖父母等磕个头,给逝去的先人磕个头。我们通常所说的拜年、拜寿、拜祭,都有一个拜字,从拜字的本义看,拜一定是和跪联系在一起的,不跪就不叫拜。这与古人席地而坐的习俗有关,至今日本、韩国都还保留着这种生活起居方式。简单地把跪拜和奴性联系在一起,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现代人一般使用的是握手礼和鞠躬礼。握手的本义是说彼此手里空空,没藏有武器,以此表示友好。鞠躬是向对方低头,表示恭敬。跪拜则是双膝下跪再低头,其恭敬的程度自然比鞠躬更深了。如果说跪拜礼有奴性之嫌,照此逻辑,握手礼岂不是有猜忌之嫌?鞠躬礼岂不也有“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谄媚之嫌?若是这些交际之礼通通要不得,今后两个人见面是不是应该彼此腆着肚皮、鼻孔朝天、谁也不理谁才叫人格独立呢?把这种贡高我慢的自以为是当作人格独立,这再次证明了国内绝大多数自由派的山寨货色。

    跪拜有三种,有违心之跪,有假意之跪,有诚悫之跪。违心之跪迫于威逼,但奴其体不能奴其心;假意之跪屈膝献媚,内外皆是奴才嘴脸;诚悫之跪发自本心,以此表达其恭敬、感恩、谦逊之情。跪其所不当跪,那才是奴才、懦夫;跪其所当跪,更显铮铮铁骨、大丈夫本色。中国素为礼仪之邦,礼之真义正在“自卑而尊人”。现代自由派打着人格独立的幌子,摆出的却是缺乏教养的自大狂的丑态,躲在一个光秃秃的小我里自恋陶醉,不知感恩、不知谦卑、更不知敬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正因其有所畏敬才成其为君子,小人则以其无法无天而成其为小人。

    大陆的自由派普遍患上了神经质臆想症和受迫害强迫症,一听到孔子二字便条件反射式地咒骂絮叨起来。如今昔日的自由主义者秋风竟然跪拜起孔子来,这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吗?可在他们气势汹汹的背后,除了无知的敏感而外,其实空无一物。从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的批儒批孔,这种逢传统必反的心态已经成了不必经过思考的本能。这群文革的所谓批判者其实正是文革思维的孝子贤孙,文革余孽原来在此呀!

    孔子生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以一己之力整理六经、开创私学、垂教后世,被历代尊为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即便后世统治者对于孔子学说有所利用,那也是该帝王之错,而非孔子之错。无胆或无力进行细致的历史批判,却拿孔子来做替罪羊,难道这就是自由派的公知气概吗?自由派口口声声捍卫个人的名誉权,可孔子的名誉权又有谁来捍卫?孔子不曾有负于今人,其教化反倒泽被后世,我们给夫子磕个头,难道不应该吗?如此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欺师灭祖、非圣无法,难道这就是自由派津津乐道的人格吗?大陆的自由派,欠孔子一次忏悔、一声道歉、一个响头!中国的自由主义只有开始正视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敢于批判美利坚神话的时候,才会真正成熟起来。

    微博网友“尤乐山水悟道”说:“父母养育之恩,报之以跪拜,何罪之有?大道主宰亘古,敬之以跪拜,何格之降?悟道千难万难,先师点化至悟,谢之以跪拜,何过可责?那些发神经病者,历历在目皆是痴顽自大狂。或曰感激不用跪拜,一般人无可指责,然而儒者以大礼示至诚尔。”其实不光儒者,每个人都应该报三重恩:天地之恩,父母之恩,君师之恩。非此便是忘恩负义之小人。看来“天地亲君师”的牌位有必要重新立起来,以克制现代人自高自大、唯我独尊的坏习气。全民习礼,熏育教养,正可自恢复跪拜之礼始。

    原载《侨报》2012年8月26日,有删改。

 

 

 

秋风缘何被“围殴”?

----越传统越现代

李铁

南方周末2012-08-24

    著名学者秋风最近又被“围殴”了。事情缘于8月14日,秋风在山东曲阜参加“儒家文化修身营”,期间他率领一班年轻人一起拜谒了孔庙、孔林。这张跪拜的照片上传网络之后,引发了热议,多数人对此持批评态度,其中不乏粗鄙的谩骂和羞辱。不少平日热衷谈论民主、自由的人士也对秋风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抨击。

    这些对秋风的抨击着实有些可笑。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不同风格的礼仪,如果拜谒自己本民族的圣贤都要挨骂,那么我们该怎样看待那些在庙里拜佛、在清明时祭拜先人的行为?有人将秋风等人的跪拜行为解读为“奴性”、“对封建专制叩首”,担心“只怕这一跪就从此站不起来了”。那么试问,天主教里枢机主教下跪并亲吻教皇的戒指,是否也是人格的矮化?

    值得玩味的是,这些可笑的抨击并不孤单,也正因为此,近年公开倡导“儒家宪政主义”的学者秋风,屡遭围殴。百年以来,中国追寻现代政治文明的知识份子,多数都是以反儒学的面目出现的,在他们看来,儒学是中国迈向现代政治文明的一大绊脚石。这种局面延续至今,“能接受群交而不能接受祭孔”,成为当下中国一些自由派人士的一大特色。

    这样的观点背后,其实是一种唯理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作怪,这种意识形态秉承了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那就是将文化做整体性的、单线条化的理解,不断比较各种文化的高低优劣,然后挑选和设计出一种先进的文化模式,让整个社会朝他们设计的“先进”的方向前进。这样一种哲学方法论,所带来的,必然是以理性和进步的名义,全面反对和摧毁中国传统的价值。

    在世界近代史上,这种以意识形态为指导的建构式的改造,是一个普遍性的思潮,并非中国所独有。在欧洲,这种法国启蒙哲学的弊端很快显现了出来,卢梭式的“强迫自由”最终没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和解放,收获的反而是雅各宾暴政、纳粹暴政。人们看到,现代意识形态式的改造,只能驱动社会革命,但却无法建立起稳定的、可持续的治理秩序。与法国启蒙哲学相反,英国和美国的以保守传统的方式完成了稳健的立宪,他们没有打倒传统的宗教和价值体系,而是将各种宗教和价值体系宽容地安顿在治理架构之中。

    一百多年的世界历史和学术研究证明了这种宽容传统的价值,也证明了反传统的启蒙自由主义的谬误。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中国的很多知识份子依然用这种已经被现代政治所抛弃的哲学来想象着现代政治。

    在我看来,一个成熟稳健的治理方式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必须基于中国人的生活现实。当下的现实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正在回复常态,各种传统价值正在经历宏大的复兴。我们看到,无论是佛教、基督教,还是儒家等价值体系,都已在民间呈现出强劲的复兴态势。而儒家,作为中国人几千年的主流价值,作为中国人最熟悉的传统生活形态和信念,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代中国人的主要选择之一。

    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表明,现代政治不能将道德和价值判断排除在外,现代政治离不开各种价值体系的支撑。如果整个社会只有几条法律框框是共同的规范,这样的社会的治理基础将极其不稳定。法律和政治自由只是简单的骨架,并不能赋予自由社会以鲜活的生命。社会中的小共同体的一些共同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对于保持自由社会的活力与方向,至关重要。

    我们可以预见,对于越来越开放的中国而言,未来必然呈现出各种哲学和价值体系多元化的特征。任何人也不应期望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们中的某一种学说、或某些别的合理学说将会得到全体公民或差不多所有公民的认肯。一个成熟的中国治理方式,将会对这些多元的价值体系予以宽容对待,让他们共同发挥作用,就像我们在其他成熟的现代国家中所看到的那样。

    我们不必担心这样会缺乏文化的竞争和更新,不必担心儒家传统的腐朽元素得不到扬弃。任何伟大的文明传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福山说得很好:“当杭廷顿武断地说﹐现代自由民主产生于天主教文化时﹐形形色色的天主教在现代民主出现以前却怀着敌意极力压制自由,压制宽容和民主的辩论。所谓民主绊脚石的儒家在这方面不会比其他文明更加反动。”

    我们别忘了,自在晚清以来的很长一个时期,最急于引进现代政治文明的人正是儒家人士。别忘了,英格兰至今保留着国教,一直到1987年,女性才获得牧师资格。一个更能容忍,有耐心、善待传统的民族,反而是最具文化创新活力的民族。

    原载:南方周末2012-08-24,原标题为《更传统 更现代》,有修改。

 

 

 

站起来不容易,何必又跪下

南开大学教授  孙立群

北京晨报 2012-8-23

    学者秋风率学生跪拜孔子 网友批其“顺服专制”

    日前,一幅名为“拜先师圣墓”的图片在网上引起了许多争论。在这张照片中,学者秋风带领数十学生在孔庙行跪拜大礼,该照片还配有图说:“秋风老师带领修身营诸位同道拜先师圣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一定会力所能及地为继承先圣道统,复兴圣教尽好本分。”

    这张照片在网上引来了诸多讨论,批评者认为表达了对专制的顺服,网友“第一哲学5”说:“这是一幅仿真的等级秩序图景,也是一个公然与宪政背道而驰的祭坛,更是一种无耻的偶像崇拜行径,它所孜孜以求的,无非是与权贵合谋,而不是向真理低头……秋风所为的,是一种很普遍的象征符号:对专制的顺服。这个是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予以反击的!至于秋风内心怎么想,是否顺服专制,已不重要。”

    当然,也有人表示不必过于苛责,学者萧翰表示:“我觉得对秋风先生带学生在曲阜跪拜一事,发表异议无妨,人身攻击不妥,毕竟这是他们的自由……我反对偶像崇拜,但如果偶像崇拜者并未妨碍反对偶像崇拜者的自由,那偶像崇拜就是他们的自由。”

    跪拜孔子,近年来多有其事,也一直有各种争议,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南开大学教授孙立群说:“我个人不提倡也不赞同跪拜这种形式。但是同样也大可不必过分指责,这种行为只是个人的选择,不具备太多的社会意义。对于孔子,批评他也好,跪拜他也好,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都有可能出现,也都是正常的。”

    站起来不容易,何必又跪下

    孔子的偶像究竟象征着什么,这在学界也未必有共识,是专制的象征呢,还是中国文明的象征,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大可不必过分指责。而且,孔子作为儒学的代言人,对他的批评或者崇拜都是正常的。今天,人们依旧会跪拜漫天神佛,也依旧会跪拜历史上的英雄,比如在关帝庙前也跪,我觉得跪拜孔子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过于苛责呢?

    人的行为都是个人的选择,同样不必以自己的标准去划线,“我不崇拜,别人也不能崇拜”;“我批评,别人也得批评”,这显然是不对的。心态应该平和一点儿,很多人总是说平等自由,但是一旦有和他的价值观不符的事情,立刻就大加讨伐,哪里有半点儿平等自由的精神呢?

  首先,我不提倡跪拜礼;其次,我也不提倡复兴儒学。传统文化中固然有不少好的东西需要现代人学习,但是倘若把它依旧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显然是不合适的。

  自由的含义

  跪拜这种形式,我也遇见过,前几年有一个学校给学生发一些蒙学教材,要求学生跪接,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大可不必,我们好不容易站起来了,为什么还要轻易地再跪下去呢?跪拜是一种古礼,毕竟是落后的东西。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我们可以不必在人前下跪。

  现代社会我们不必下跪,但不是说现代社会就没有跪拜,或者不应该有跪拜,如果说有人自愿跪拜,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关键的是不应该要求别人跪拜,更不应该强迫别人跪拜。相反的,对于自愿跪拜的人,我们不必大加赞赏,也不必横加指责。这才是一个成熟的现代人应该有的心态。

  跪拜的意义

  其实跪拜孔子不仅近年才有的,而是一直都有,传统社会自然不必多说,进入现代社会后,也一直存在。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在曲阜就搞过跪拜的仪式,当时是在曲阜举办研讨会,几乎到会的大部分人都跪拜了,只有女性没有拜,理由是孔子看不起女人。这个事情是我的老师讲的。所以,跪拜一直未断,争议其实也不仅是今天才有。

 

 

 

 

 

 


壬辰秋曲阜之行纪略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 米湾

西历 2012年8月21日

    弘道基金与曲阜国学院等举办“儒家文化修身营”,仁和才难两骨干至寒舍来议其事,并邀予授课两日。予才口两拙,素不喜出面,然感于弘道之意义及两君之盛情,决然前行。

    西历八月十七日晚乘动车至曲阜东站。营员来站逆迎,欲叫出租车,予坚持乘公交。晚九点多下榻孔孟宾馆,设施简朴实用。夜十一点左右,主事仁和君率诸干事约五六人来见,作揖行礼,甚恭谨。余有不胜其情之感。

    十八日上午,予为讲“蒋庆先生其人其学”。数年前予曾应范瑞平先生之约撰蒋先生小传,欲乘其便也。传记主体分八部分,即少年时光,工厂岁月,军营生涯,大学时代,歌乐幽居,移住海滨,政治儒学,阳明精舍也。此次授课即以此为本,依次撮要介绍。历时两小时讲毕。课堂即炎平兄所创“曲阜国学院”之讲堂也。布置古朴,颇见规模。环视之,甚佩炎平兄经营之力。

    因顾虑理论问题未必适宜诸君听之,故此讲多举故实、轶事为众营员告。然予此估计,恐颇有失。中途有两三位,恭揖而退。讲至“军营生涯”时,有营员递上纸条,有“少谈故事,多谈思想”云云。因感此次授课,恐未能达其期效,或者予口拙使然也。然吾已尽其在我矣。

    十八日下午,听慕朵生兄讲儒教。其讲分(儒教)“是不是”宗教,“应不应”(重建儒教),“能不能”(建成儒教)三部分。剖判分明,义理精切,资料详实。其关于宗教之意义,言之尤其深微精当。将儒教言之为天命之性之信仰,予中心不禁赞曰“旨哉言乎”!

    朵生兄中午自京抵曲阜,课后旋即回京。席不暇暖,一腔热血,实不多见,更望尘莫及也。

    当晚,与自湖南远道而来之张晚林老师一同参加营员座谈。之后又与晚林先生小叙。晚林先生为人沉着细致,精于儒家义理,深膺儒家情怀,雅有文化意识。得以结识,予此行之一幸也。

    十九日,偕众营员前往夫子降世地尼山拜访,炎平兄亦拨冗导行。山下有夫子洞、尼山孔庙、尼山书院诸胜迹。九点至,先至夫子洞前列队行跪拜之礼。既毕,拾级入尼山孔庙。主殿适在修葺中,而启圣王殿前颇为爽垲,乃复于此列队行礼,并齐诵《论语》一篇。领读营员声情并茂,温文有致,知修习有素也。


    礼毕,席地环坐,予为讲性善之义。予仰望古柏,环视庭院,中心慨然。七年前乙酉秋十月,予与各方同道大会于此,诸位亦席地而坐圣殿前如目前,谈道论学,神情肃然。柳河东诵经《中庸》,铿然声犹在耳。赖鸿标议论儒商,而今其人已成天壤之隔!聚散不常,此番再会者,唯炎平兄一人耳。乃欣幸后俊兴起,有此济济一堂也。

    原定讲“儒家人极之学”,以为时有限,乃择其中性善一节,为诸位深论而详言之。譬况多端,以道微难言,非逞巧也。博引古今中西,以资征信,非炫博也。陈义高远,守中道而立之训,非耸听闻也。力辟性恶,以笃信不惑,非好辩也。一小时不觉已过。讲毕,晚林老师忽自身旁据地俨然起,移步转身,深揖称善。朗然畅言,申论其义,补所未逮。予甚感焉。

    下午,观庙中文物及书院。炎平兄导诸位参观玉雕圣迹图等。继而诸营员登尼山,造其颠。予与炎平兄则步至观川亭,观沂水之盛,坐亭中小憩,想见夫子当日心境。继而予独自沿庙墙外柏树林中小路,且行且观。山阿巍巍,岩石垒垒,古柏青青,如置身方外。继续北行,乃复折入尼山书院,中无一人,尽赏其幽情。书院墙壁甚古朴,深爱之。徜徉移时,凭木椅午休。

    出书院,信步北行。一铁门与外隔断,适有人铺路,铁门敞开。予因出铁门外,信步而行,入村舍。问老妇,知为夫子洞村。村中观梧桐,抚石碾,俯仰自适。穿过村庄,至高速公路上之夫子大桥,觉时已不早,乃回返。至铁门,不意人去门闭,不得行。两旁皆铁丝网,不能通。乃沿铁丝网漫然而行。穿沟越林,至于孔庙大门前,时下午三点半也。请门卫,欲复入庙中,与诸营员会齐。不意门卫言,诸营员已乘车去矣。盖诸君意予与炎平兄已于其登山之际先行回城矣。所幸车行未远,电话联系后,车折回,予得乘之同行也。误众人之时,中心歉然也。

    离开尼山,来至孟母林。柏树林甚广,墓碑林立,皆孟氏后人之墓也。寻得孟母陵,列队行礼,依晚林老师之议,诵《孟子》“居天下之广居”章三过。礼毕,应主事仁和之请,于陵前略为致辞,退而回曲阜。

    当晚八点后,与晚林老师至孔庙前闲步。有纪念品商店尚营业中,购尼山硯一方。

    二十日,予回京。发车时间八点半。予七点退房,打车去车站,不欲烦营员相送也。

    此次曲阜之行,观修身营活动组织井然,习礼彬彬,诵声朗朗,甚为可观。若其来日圣贤之道实能驻心,膺而立立人之责,则斯文之幸也。弘道基金、曲阜国学院此举之功亦不浅矣。

    西元2012年8月21

 

 


圣城修身营闻见问学录

张晚林

2012年8月27日

     一、

    试看今日之中国,竟是谁家之天下!邪说并作,圣学式微。道德失统,教化不行;人心失规导之绪,社会无总揽之向。视听淆乱,是非难正。于斯学绝道丧之时,有数十儒者挺立而出,于壬辰年仲夏,成立弘道基金,以拳拳之心,微薄之力,匡扶世道,阐道翼教;勘是非,正视听。旋以初秋之际,在圣城曲阜成立儒家文化修身营,广罗在校大学生,瞻仰圣迹,弘扬圣道。余有幸得邀,于孔元二五六三年六月二十四(公元2012年8月11日)携弘毅二三子欣然前往。

     甫入圣城,即见仁和才难二子率诸同道接站,安排食宿,虽简陋不足观,然正吾人向道之征验也。修身营之开也,又得段炎平先生之鼎力支持。段先生博雅谦恭,敦厚笃实,精研儒学,践行圣道,于人心惟危之际,独掌曲阜国学院。修习古典礼仪,体认儒家义理。涵咏之声朗朗,丝竹之音裊裊。国学院诸生,小则七八岁,大则十五六,皆放弃现行之学校教育,决意圣学,其气量可见矣。耳语目染间,其规模已初具,假以时日,当爲绝学之复旦,而段先生之功,不在小也。修身营之日常讲学修习,亦端在国学院举行。

    六月二十五日晚,营员咸集,盖三十有余。修身营仿书院之建制,由祭酒、学政及御史主事,又错诸生于厚生、礼法、清明、辅仁、存养、弘道六部中,以分理事务。早晚须向“天地亲君师”行告拜礼各一次,遇见师长或同道,须行士相见礼。因诸生多今日方至,旅途劳顿,理清各自职责后,遂归寝。

     二、

    六月二十六日,向“天地亲君师”行早礼,由段老师讲述礼节大体,后起立诵经——《大学》,其声整齐划一,其神气宇轩昂,盖经当不可座读,以警其情,以示其敬也。晚,修身论坛——进入儒门之途径,公推余为主讲。余以“圣学须有来自生命之悲情,不可只是读书”之论说之,诸生似乎多不解,然亦只可如此说之。世之读儒书而不信儒学,或信之而不笃,只认其为一较好之理论者,其故何在?无他,悲情阙如也。是故无悲情,一辈子在儒学门外,此为大端,不可不知。读书之多寡,可以时日补之,悲情之阙如,非时日所能奈其何也。迨晚礼毕,亦各自归寝。

    六月二十七日,弘道基金理事长秋风先生至,修身营正式开营。秋风先生、段老师各自发言,余亦作简短之寄语,无非鞭策砥砺、奋志儒学之信念。尔后诸生逐一简介,虽基础容有差池,其念却博且深。午休后,段老师作《我心中之孔子》之讲座:简述孔子生平事迹及当今鸿学大儒来曲阜祭拜孔子之盛况,颇能警策俗情,愤悱人心。尽管儒学式微,然大道毕竟不绝如缕,空谷尚有足音,世运扭转之机尚存,亦可喜者也。晚辅仁会,殆取《论语》“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也。

     三、

    六月二十八日,阴雨。秋风先生率修身营诸生拜谒三孔——孔庙、孔林、孔府。先至孔庙,是处古柏劲松密布而参天,枯槁其神,婆娑其枝,是见年岁之久远也。曲阜文庙,乃各地文庙之冠冕,其建制与规模非别处所可比拟者也。文庙一般为三进院落,而此处乃七进院落。吾人甫近文庙,即见“金声玉振”牌坊,经泮池与泮桥,即进棂星门,又见太和元气牌坊。尔后,分别经圣时门(盖以孟子意,赞孔子乃圣之时者也)、弘道门(取“人能弘道”之意。弘道门后,有孔子手植桧一株,高耸入云,苍劲挺拔,历二千五百馀年而清幽不减)、大中门、同文门、奎文阁(文庙藏书楼)、十三牌坊(历代皇帝御书碑亭)、大成门、杏坛,始见大成殿,殿前门楼镌“生民未有”四字,大成殿后乃寝殿及圣迹殿。诸生每进一门楼或牌坊,皆揖而入,以示敬也。大成殿乃文庙之主体,因孔子乃“大成至圣文宣王”而得名,主殿祀孔子及四配与十二哲牌位,两庑则祀历代圣哲及先贤牌位。秋风先生率诸生于此行跪拜四叩礼,并颂《论语》“学而”章。游人见状,亦多效此礼。余与诸生逰两庑,历代先儒之牌位森然而立,遂谓诸生曰:“儒教重文教,不重祈福,若吾人绍述道统、弘教有方,即有资格配祀文庙。闵明我曰:‘窃远臣看得西洋学者,闻中国有拜孔子及祭天地祖先之礼,必有其故,愿闻其详等语。臣等管见,以为拜孔子,敬其为人师范,并非祈福佑聪明爵禄而拜也。’明乎此,当知吾人拜祀孔子之实及其任也,诸子当竭力为之。”

    午饭后,听安徽汤池之武峻同先生关于“孝”之讲座。武先生以浅显之歌谣与影视解析中国传统之“孝”文化,通俗动人,诸生多为之流涕,余亦泪水潸然。

    武先生讲座毕,即至孔林,经泗水桥、享殿,即入神道,苍桧翠柏,夹道侍立,龙干虬枝,倚天而生,数百步后,即至孔子墓前,碑刻“大成至圣文宣王”。诸生皆肃穆其神,虔敬其心。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余顿觉孔子即在目前,时空亦回到二千五百年前,神观之飞越,诚非虚言也。又见泗水候(孔鲤)墓及沂国述圣(子思)墓,复见子贡庐墓处,向时于书中所见者,遽至眼前。睹物思人,孰不思绪万千,震拔而有得。由是,秋风先生率诸生于孔子墓前行跪拜四叩礼——“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颂告拜词,宣示遵从儒道,谨守儒规,弘扬圣教。又于泗水候墓前行礼,子思墓前行礼,且颂《中庸》首章。吾人祭拜孔子之时,游人皆驻足凝神,导游亦不复解说,醇默精诚,天地间似惟一精神之感通,人与物皆得其化,莫有能外者。程子曰:“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诚哉斯言也。

    最后至孔府。孔府乃孔子嫡长子孙之府第,即历代衍圣公之官署与私邸,今存之府第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后屡有损毁与修缮。自有汉以来,历朝历代加封孔子嫡长子孙为衍圣公,世袭贵族之爵位,以示对孔子所开创之儒家道统之尊奉,此为于政治权力之外,复尊文化之统。此制行之甚严,无有变化。至北洋政府,亦未废除,孔德成即于民国九年袭封;南京政府虽废衍圣公之封爵,然亦以奉祀官礼遇孔德成。国民政府迁台,孔德成亦移居台湾,孔府遂成空宅。尔后,此一文化世家于中国大地消失,文化由此亦失其统绪。至文革,则掘坟墓、烧家俬、毁文物、碎碑铭,章典圣迹几去其半。孔府,文化统绪之传承符号,于今成游人观赏亵玩之地,多只能见孔府昔日之奢华与富丽,鲜能体悟其中之文化意味,而世风民俗由此而见其一斑也。

    另外,又有论者曰:儒学并非全无是处,然亦非全无非处,关键是,择其善者而学之,不善者而去之。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者也,是论似颇中肯如理,实则不过是学术上之“乡原”,其人并无是非感,只有现实上之利益盘算。因此不痛不痒之言对任一理论学说皆适用,说之何益。貌似颇有雅量,实则胸无大志,随波逐流,大则不能担纲道义,小则不能严以问学,学界如斯之人多矣。今日中国之学术不昌,乃至学术不端屡现,其根在此。庸常于此司空见惯,今特辩之,以暴露其实也。

    孟子曰:“非之无举也,剌之无剌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以此况喻上述而论者,不亦宜乎?!

    四、

    六月二十九日,秋风先生讲座——《理解中国历史之新框架》,盖依钱穆先生之理路,分中国历史为封建、王权、秦制、共治、现代五阶段,其结论为:中国之历史曾有儒家创造,其后亦必将由儒家去创造,其借鉴引用虽不可免,然儒学之义理纲维必须为主导。修身论坛乃就秋风先生之讲座讨论之,因诸生于内容多不熟悉,未能提出切要之问题。余因未读其大作,亦不敢妄论。晚,秋风先生归京。

 

 

 

 

发件人:儒家邮报<rujiayoubao@vip.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8月30日 20:49 (星期四)收件人:(无)抄送人:(无)附 件:1 个 (25630830儒家邮报第186期.pdf ) 查看附件儒家邮报第186期-共和国63年暨孔子2563年〔耶稣2012年〕阳历8月30日

天下文明

——论儒家的国际宪政原则

盛洪

  面对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重大国际问题,中国政府基本上是一种进退失据的状态。在互相矛盾的表态和政策背后,显然缺乏一种基本价值准则。而在当今世界,占据主流的西方国际关系准则及其背后的价值观,仍然没有摆脱实质上的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实际决定国际关系的,仍然是实力。


  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符合天道正义的国际宪政规则。在诸多思想资源中,也许儒家的相关资源最为丰富。因为在世界历史中,中国是罕见地实际实行过天下主义的文明。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传统。在今天,挖掘儒家的国际宪政原则的思想资源,也许不仅为中国,而且为世界提供一个具有道德价值的国际关系准则。

  一、儒家的“世界观”

  梁漱溟先生曾说,相对西方人,中国人重天下而轻国家(1992,第331页)。在儒家看来,人类社会不应该有一个边界,所以用“天下”来形容所有的人类社会的存在。仔细想想,“天下”一词有其特点。第一,天下即“天之下”。“天”是一个广阔无垠的概念,天之下必然涵盖了所有的人类社会,无一遗漏。第二,天下虽然没有边界,但其规模是未知的,所以在观念中的“天下”会随着人们对已存在的人类社会的了解而变化。古代中国人并不知道一些人类社会的存在,如美洲社会,但并不会将这些未知社会排除在天下之外。所以天下概念是一个适用于古今的具有永恒意义的概念。

  那么,儒家对“天下”的态度是什么呢?《礼记?礼运》说,“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意思是说,天下所有的人都像一家人一样。我曾在“论家庭主义”一文中指出,从经济学的概念去理解,在所谓“一家人”之间,在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上并不互相独立,即一个家庭成员的效用会给另一个家庭成员带来效用,因而他们之间的利益并不直接的互相对立。而经济学假定的个人主义的个人却是在成本和收益上互相独立,他们之间的利益存在着互相对立的一面(盛洪,2008)。

  这种区别导致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一种是,一个社会的人将其他社会的人看作是自己在争夺既定资源时的竞争对手,自己的福利取决于竞争的结果。而竞争的手段并不排除武力手段。最极端地,是将竞争对手消灭。一种是,一个社会的人将别的社会的人看作是自己的家庭成员,这个社会的存在本身就对他们自己的福利有所增益,所以他们愿意牺牲一部分自己的利益以维护这另一个社会的福利。即使在资源既定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内部也会采取共同减少福利、以及更倾向于后代的方式分配资源。因而这种态度不倾向于诉诸武力。

  总结一下,儒家的“世界”在哲学层次上是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也就是一个没有“外人”的世界,也就没有“我们”和“你们”之分;所有的人都被按人来对待,而不是“我们的人”提高自己福利的工具或障碍,从而不会被当作“物”来对待。

  二、儒家的“民族观”

  然而在现实中,儒家仍然把“人”分成不同的类。只是划分的标准,既不是肤色,也不是财富,而是道德。

  儒家的这种分类充分体现在夷夏之辨中。据蒋庆,“夷夏之辨的标准在野蛮文明,而野蛮文明的标准即在仁义道德。”“凡符合仁义道德的,《春秋》则中国之;凡不符合仁义道德的,《春秋》则夷狄之。”(1995,第222页)所以夷夏之辨的性质“是道德之辨,而非种族之辨。”(第223页)例如在春秋时期,楚国本是南方蛮族,但楚庄王做了一些符合仁义道德的事情,《春秋》就加以肯定,而中原的晋国做了一些不符合仁义道德的事情,则在这一点上被《春秋》贬为夷狄(转引自蒋庆,1995,第223页)。

  这种分类的特殊之处,在于夷和夏的区分并不构成人群之间利益冲突的基础。对于华夏来说,夷夏之分并不意味着华夏民族与夷狄之间必然的利益对立。用经济学来解释,对仁义道德的理解和施行,是因为有较长的时间视野所致,其中一个重要的含义是,不用损害别人的手段去增进自己的利益;而不理解和不施行仁义道德的夷狄则是因为没有较长的时间视野,则可能用损害别人的手段去增进自己的利益。这与一个社会的发展时间以及是否出现过足够多的文化精英有关。华夏民族强调夷夏之分主要是提防夷狄只图当下利益,不按仁义道德的规则行事,从而会损害华夏民族的利益,但不意味着华夏民族在生存上比夷狄更为优越,从而可以侵夺夷狄的土地和财产,甚至奴役他们。

  因此,夷夏之辨与上节所说“天下一家”的主张并不冲突,却和西方人的文明与野蛮之辨有着本质区别。他们认为,“文明人”可以发动征服“野蛮人”的战争,奴役他们,并将他们的财富据为已有。例如尼孚指出,“在战争中可以获得的财富是由野蛮人及其财富构成的,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对于希腊人和拉丁人而言,……野蛮人是天生的奴隶,……野蛮人及其物品都是供所有希腊人和拉丁人共同使用的。”(转引自塔克,2009,第51~52页)在这里,“文明人”与儒家所谓的“夏”有所不同,是指在技术上较领先,其道德规则只适用于本社会范围内的一群人。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现代,它为欧洲殖民者征服、屠杀、掠夺和奴役美洲印第安人的行为提供了合法性的解释。

  而儒家从来没有相似的观念。对于夷狄,儒家只有被动的防御观念,即《春秋》公羊传所说,“不与夷狄之执中国”。最重要的目的是保护华夏文化。所以华夏民族与夷狄之间的武力对抗,主要是为了“尊王攘夷”。当然儒家也强调只能“以夏变夷”,绝不能“以夷变夏”。但这一“变”的方法,只能用和平的教化方法,而不能用武力的战争方法。这符合儒家的更一般的主张,即只能“以德服人”,而不能“以力服人”。最经典的故事就是“七擒孟获”。无论这个故事是历史真实,还是文人杜撰,都体现了儒家的一种理想,即不能凭借武力让夷狄归化。

  三、儒家“天下”的文化性质

  在儒家看来,天下不单单是一个物质的天下,因而也不单单是一个仅以物质为主要价值的人的天下。只有当出现了仁义道德的文化价值,天下才开始成其为“天下”。正如顾炎武的名句所表明的那样,“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儒家的天下是具有文化价值的天下。

  也就是说,只有出现了文明,人类才从其它动物中脱颖而出,成为在本质上不同的物种,这个世界才变得有意义。当这种文化价值不存在时,虽然存在着生理意义上的人,但他们只按照与其它动物相同的趋利避害的判断行事,这在总体上与只存在非人类的动物的世界没有区别。这种情形,就如同王阳明说“山中花”的例子,当有美的观念的人到了山中之后,“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而如果只是一只蜜蜂,花只是获得生存资源的场所;当心中有文明价值的人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后,它就变成了“天下”;而如果只有没有文化价值的人,世界只是获得物质利益的场所。

  这种文化价值不仅存在于人的观念。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文化价值本身就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多次互动逐渐形成的,它反过来也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行为规范。因此文化价值的存在还要体现为在社会秩序或制度结构中的存在。所以文化价值还必须由政治领袖(如舜)在公共治理中去推行(“由仁义行”),才能是有文化价值的天下。

  这种在其制度中蕴含文化价值的天下观,不言而喻地有一种天下理想,即《易经》中所说的“天下文明”。赵汀阳指出,这“指向一种世界一家的理想或乌托邦(所谓四海一家)”,“意味着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它是理解世界、事物、人民、文化的基础。”“‘天下’所指的世界是一个‘有制度的世界’”(2005,第41~42页)。很显然,这是一组包含着文化价值的制度。与之相对照,赵汀阳指出,尽管在一些民族国家内部有了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的现代制度,但至今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仍是一个处于“霍布斯状态”的世界,从而不是一个“有秩序的”或“有制度的”世界(第37页)。而在总体上来讲,西方思想传统中基本上没有与“天下文明”相近的世界理想。

  四、天下应该“定于一”吗?

  世界上既然存在着众多人民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多个社会,解决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解决冲突大致有两种进路。一是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通过平等谈判,一是整个世界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由这个政治体的公共权力机构来公正裁判。儒家虽然倾向于前一种选择,但清醒地不排除后一种选择。最著名的,就是孟子与梁襄王的对话。面对梁襄王“怎样解决和安定世界上的诸多纠纷”的问题时,孟子回答“定于一”。这个“一”,应该是指政治上的“一”,即政治统一,在世界上有一个最高的公共权力机构,它能裁定冲突各方的是非曲直。

  那么,这是一种唯一的进路吗?另一种进路,即冲突各方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否也可以完全解决冲突呢?实际上,经济学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经济学虽然强调平等谈判的有效性和普遍性,但早已有“市场失灵”这个概念,其哲学含义是,两两人之间的平等谈判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达成一致。由于存在外部侵害问题,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质,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平等的谈判可能会失败。在出现纠纷的场合,谈判也经常会失败。所以在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成功的社会,都有公共机构对纠纷进行判决,并强制性执行。

  这样的逻辑并不会在世界层次失灵。如果两个国家出现纠纷,也并不一定全都能通过谈判解决。至少有文字记载的世界数千年的历史证明,国家之间经常采用战争来解决纠纷。孟子生长在中国的战国时代,他亲眼目睹了国家间的连年征战。他从对人性的基本思考开始,得出只有定于一才能最终消灭用武力解决纠纷的结论,应是经得住考验的,具有永恒意义。直到今天,世界仍在为国家间的军事力量的竞赛和对抗所困扰,人类仍然生活在战争随时有可能爆发的阴影之下,定于一,即世界的政治统一仍是可以理解、也可以操作的消除战争的唯一途径。

  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定于一”,而在于“怎样定于一”,和“谁能一之”。孟子的答案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与儒家的“天下文明”的理想相一致。不喜欢杀人又能够实现政治统一,即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统一的方法不是战争。而只有在世界上推行以仁义道德为基础的制度结构,才能使全世界的人都获得福利、公正和尊严,他们才会心悦诚服地拥护这一政治统一。在这里,“不嗜杀人者”不是指一个或一群人,而是指遵循仁义道德文化原则的任何人;也是在说,这样一个政治统一是以仁义道德为宪政原则的,也就是儒家理想的文明的天下。

  在西方,同样问题的解决方案,比较经典的是康德的“论永久和平”。在其中,他认为只有通过战争,而不是道德的提升,才能形成一个公正的互相制衡的民族国家权利结构,最终实现世界永久和平。至多,这个权利结构并不是一个平面,而可能由一个“强大而开明的民族”作为“中心”的“伟大的各民族联盟”(1996,第12页,第113页)。即使出现过有关世界政府的设想,也从来无法想象,如果不凭借武力,将如何实现政治统一(汤因比与池田大作,1985,第306页)。

  然而,一个民族国家的权利结构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即它为国家间的平等谈判提供了一个制度环境,使得更多的纠纷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其实,儒家主张的“定于一”的解决方法,即靠一个公权力机构裁决国家间纠纷的方法,与平等谈判的方法并不冲突。按照儒家的一贯主张,即强调“自然秩序”,强调“一之”之人是“不嗜杀人者”,即是在说,平等谈判是应优先选择的手段,公权力裁决只是平等谈判失败后的不得已的最后手段。

  五、如何确定现实的国家的对外关系准则?

  虽然儒家有“天下文明”的理想,但同时也面对现实中的国家或“民族国家”;儒家既有着超越的文化价值,又寄寓在特定的社会之中。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问,根据儒家的文化价值,一个国家对外关系准则是什么,儒家将如何回答呢?

  在儒家看来,一个国家既是一个天下之中有着既定边界和人民的政治体,又有可能是走向“天下文明”的起点。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应在与其它国家的交往中,实行在人与人之间实行的仁义道德。这包括诚信、谦让、尊重和怜惜别国人民的财产与生命。这些主张最初主要体现在《春秋》中对当时国际事件的褒贬中。如比较著名的“退避三舍”的故事;楚庄王战胜郑国,而不夺走郑国的土地的故事;还有一次楚国包围宋国城池时,楚国大夫司马子反发现城内已“易子相食”,则劝楚王退兵,也被称为“发于恻隐之心,不忍一国相食”(转引自蒋庆,第241~243页)。这种传统在以后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王朝中得到了继承。例如汉代拒绝乘匈奴国内大乱或句骊国王去世之机发兵(黎虎,1998,第22页,第36页),宋代则因“示人以仁义”而从对西夏收复的失地中撤军(李华瑞,1998,第85~90页)。

  这种遵循道德的国家间关系准则,一般而言会给实行之的国家带来好处,因而可以获得更为和睦的国家间关系,甚至可以获得其它国家的尊敬和拥戴。这又会使儒家的仁义道德价值向其它国家传播,推动世界走向天下文明。如春秋五霸不仅因其国家实力,而且由其道德感召力而称霸的。这正说明,“以德服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有着现实的、可操作的一面。在其后中国出现的后帝国体制,如汉、唐、宋、明、清,虽然领土广阔,国家强大,但所依赖的军事力量却是不成比例地小,被后人称之为“无兵的国家”。如唐朝本身的军队很少,更多地依赖于少数民族的武装(雷海宗,1940)。这是因为这些后帝国主要奉行了儒家的国家间的道德准则。

  国家有大有小,较大国家因其较强实力倾向于扩张和欺凌较小国家。但是按照仁义道德原则,大国就不应该恃强凌弱。孟子说,“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这符合儒家的国家间关系要遵循道德的一般原则,也给出了特殊情境下的道德建议。一个没有道德约束的经济人,会因自己在物质和武力上的优势而膨胀,不能平等对待甚至欺凌弱小者;但这样一来,他就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准则,使社会、包括他自己失去一个有道德准则的社会所能带来的好处。同样,一个大国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因为自己的强大而忘乎所以,穷兵黩武,四处侵略,最后耗尽国力,激起周边国家的仇恨和反抗,最后导致帝国的垮台。

  因此,儒家的仁义道德原则对于大国有着特殊要求,即应该有平衡其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大的道德能力。《吕氏春秋》中的一篇文章叫“慎大”,一开篇就说,“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其中讲了一个赵襄子的故事。他一天上午攻下两座城池,却面有忧色,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今赵氏之德行,无所於积,一朝而两城下,亡其及我乎!”很直接地担忧自己的道德能力赶不上军事能力。所以孔子听说后称赞说,“赵氏其昌乎?”所谓“慎大”,所谓“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都是在强调,大国的民众及其领导人要修炼心性、提升道德,才能尊重小国,也才能维护大国的长久昌盛。

  当然,儒家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国家昌盛,而是天下一之。“慎大”的大国,“以大事小”的大国,如果再有道德自觉,就会最终成为一统天下的道德核心力量。

  六、如何对待其他国家的国内事务?

  一般而言,儒家在坚持仁义道德原则上并不区分国内还是国外。因为在儒家的概念中,“国”是一个比“天下”弱得多的概念。而天下本身就包含着仁义道德之义。然而在现实中,天下被划分为不同的国家。对在其它国家中发生的违反仁义道德的事情,儒家应怎样做呢?

  首先,在语言文字的评价上,儒家会对违反仁义道德的事情加以贬抑。既然儒家坚持最高的天道,任何人间的事务都要用天道来衡量。这比较经典地体现在《春秋》中。蒋庆说,“按照《春秋》义法,成周可新,天子可贬,诸侯可退,大夫可讨。”(1995,第334页)既然天子违反天道都可以贬斥,各诸侯国出现的违反仁义道德的事情更可斥责。因为仁义道德没有国界。

  那么,对于其它国家出现的违背天道之事是否要采取行动呢?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是该国政治统治集团所为,就首先要期待这个政府依据天道去处理此事;如果该国政府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甚至它本身就是违反天道的主角,还要期待天子的处理。如果还不存在一个天子,或者天子本身也昏庸无道,无法履行职责,别的诸侯国可代行征伐。如孔子所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但这不是常规的制度,时间长了会出问题。所以“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

  在春秋时期,我们能看到很多例子。如一个合法的君主被杀,一个无道君主暴虐,一个君主无理杀害大臣,等等,都可能招致别国的行动。如卫国的州吁弑君,后被卫国的大臣石腊借陈国杀了,同时也杀了他自己与州吁同谋的儿子石厚,被称为“大义灭亲”。如果君主以至天子无道,一国诸侯也可征伐,最著名的,莫过汤武革命。在当时,成汤或周武都只是天下中的一国之君,但当天子违背了仁义道德,不能再履行天子的职责时,成汤周武就有权利替天行道。另一个例子就是伍子胥带领吴国军队,攻打楚国,替父报仇的故事。这在儒家看来也是正义的。蒋庆说,“子胥之父无罪被楚平王所杀,这是一种极不公平的滥刑与政治上的暴虐,楚平王已经是一无道义之君,伍子胥与楚平王之间的君臣关系……已自动消失。在这种情况下,伍子胥面对的只是一个赤裸裸的仇人,……为父亲报仇已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1995,第326页)。

  当然,对于在别国发生的违反天道的事情,即使采取干预行动,也要尽量避免使用武力。这是因为,尽管征讨别国乃至天下的无道之君是替天行道,但究竟是动用了武力。这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人的生命的损失,而且这种手段本身也为儒家所贬抑。所以孔子评论周武伐纣说,“尽美矣,未尽善也”。所谓“未尽善”,就是动用了武力。有人据此而问王阳明,如果文王在,将会如何做?王阳明回答说,“文王在时,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时,文王若在,或者不致兴兵。必然这一分亦来归了文王。只善处纣,使不得纵恶而已”。

  总体而言,儒家是正心诚意,以别国人民或天下人民的最高利益为出发点。在处理与别国关系或国际问题时,不应出于自己一国的利益,而是要为别国人民和天下人民着想,以此决定自己的行动。

  七、如何对待宗教冲突?

  儒家是一种文化传统,它与其它文化传统有着竞争关系。所以不可避免地有着与其它文化传统的紧张。如孔子曾说,对背叛儒家原则的人“鸣鼓而攻之”。对于其它宗教,儒家也有不少批判。如韩愈的《论佛骨表》,反对皇帝迎佛骨入宫供奉。

  然而,儒家对其它宗教或文化传统,一般只限于口头上的批判;即使批判,也只是批判其过分的地方,如韩愈只是反对皇帝过分崇尚佛教,并不反对老百姓信佛,也不反对皇帝一般地信佛。比起世界上许多其它宗教来,儒家对待其它文化传统的态度是最温和的,远远没有达到要利用政治强力禁止其它宗教或文化传统,更不会强迫改宗。因此马克斯?韦伯说,儒教“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第295页)

  儒家的宽容部分地来源于儒家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特殊形式。一般的宗教,具有很强神秘主义色彩,有专职的神职人员,有有形的组织,靠向信徒募捐聚集资源,以及有比较成熟的宗教仪式以及相应的场所。而儒家则不同,神秘主义成分较少,没有专职的神职人员,也没有专门的宗教组织。儒家的文庙不同于其它宗教的寺庙或教堂,只是为知识分子所设立,儒家的另一个组织形式是书院,只是一种学习组织。儒家的“商业模式”也很不同,主要是向家族和国家筹资。对前者,采取家族祠堂的形式;对后者,采用科举制的形式。因而,儒家与其它宗教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所以相对而言就更宽容。

  所以,虽说自汉以后儒家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但一直并没有排斥其它宗教的传播。佛教的传播就是一个明证。其它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甚至摩尼教,也都在中国有过自由的传播。在汉以后的两千多年中,有些宗教还在某些时候占据主导地位,如佛教在魏晋南北朝和唐代都占有着很高的地位。到了宋代,士大夫阶层也是非常崇尚佛教的。朱熹等当时大儒,也是最先受到佛教熏陶的。所以在宋儒革命时,他们将大量佛教和道教的思想资源融入儒学。

  清代发生的礼仪之争,是儒家传统与基督教的直接冲突,也就非常清楚地体现出哪一种文化传统更为排他,哪一种更为宽容。当时在中国传教的基督教多明我会认为,中国的基督徒不应同时祭孔子和祖先,并向罗马教廷控告。1704年,罗马教皇发出禁令,禁止中国的基督教徒同时祭孔子和祖先。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才下令禁止基督教的传教活动。综观整个事件,是基督教的罗马教廷提出,信基督教具有排他性,即不能再信其它宗教,也不能崇拜其它偶像;而儒家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即如果信儒家的话,就不能再信其它宗教。进一步,罗马教廷又把对孔子和祖先的崇拜升格为偶像崇拜加以禁止(百度百科)。孰宽孰紧,一目了然。

    儒家传统的这种特点,不仅减少了它自身与其它宗教之间冲突的可能,而且可能为其它不同宗教间的冲突,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提供一个文化缓冲或沟通的中介,为解决世界上的文化冲突提供帮助。

  八、如何处理与其它国家的纠纷和冲突,以及国家间使用武力的原则?

  在一个社会中,儒家的基本原则是尽量不要与其他人发生纠纷和冲突,要“克已复礼”,要“和为贵”。这在国家间也是一样。如果由于别人或他国的挑衅和侵犯,不得不加以面对,也要采取恰当的对策。

  第一个层次是保卫自己。儒家当然主张要用武力去抵抗入侵,保护华夏文明。孔子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即不教民众保卫自己的战争技术,就相当于抛弃民众。孔子又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也。”意思是说,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用武力保卫了华夏诸国,也就保卫了华夏文明。如果没有管仲,华夏文明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儒家并不排除使用武力。

  在第二个层次上,儒家也是非常注意要慎重地使用武力,而不能滥用武力。这里包含了对使用武力的负面结果的深刻认识。武力只是一个不得不使用的最后手段。孔子称赞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老子说,“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儒家在这一方面与道家相同。一方面,轻易用兵,则要牺牲百姓,耗费国力;在另一方面,如果不用武力也能达到攘夷的目的,就更为值得称道。

  这也会引出儒家解决与别国冲突的第三个层次,即通过与他们的互动,最终影响和引导他们走向和平共处、共同遵循仁义道德规范的道路上。在这个意义上,即使用武力打败敌国,也不能达到儒家的最终目的:“以德服人。”从长远看,儒家的目的是扩展仁义道德的领域,不仅自己与邻国共享和平,还能向天下文明的目标迈进。

  这样的基本原则,一直贯穿于从汉到清的重要朝代之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匈奴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比如在汉朝时,匈奴经常因风雪导致牲畜死亡,而侵掠中原内地。如汉初文景时期,汉文帝说,“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续汉书》志24,“百官志一”注引)所以采取和亲政策。于是“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史记》卷25,“律书”)

  唐太宗被认为是英勇善战的开国帝王,但《贞观政要》的“论征伐第三十五”记录了不少他拒绝用兵的事例。如贞观四年,有司上言:“林邑蛮国,表疏不顺,请发兵讨击之。”唐太宗说,“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须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所以“竟不讨之”。如此类似的事例若干。

  即使是被认为是正当的征伐,也要遵循基本的礼义原则。如不在敌国内乱或发丧时进攻。汉宣帝时匈奴大乱,有人提议乘机出兵匈奴,御史大夫萧望说,“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反而建议派使者慰问。认为这样做将会使“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黎虎,1998,第22页)另一个唐朝的故事是说,“贞观十四年,兵部尚书侯君集伐高昌”,正值“高昌王麴文泰死,克日将葬,国人咸集”,有人建议乘机袭之。侯君集说:“乃于墟墓间以袭其葬,不足称武,此非问罪之师也。”(《贞观政要》)于是按兵不动,待葬礼结束后,再进军攻击。

  反观西方世界,基本上没有类似儒家的主张。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基于安全的考虑。如果发现邻国发展军备对本国有重大威胁,甚至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就如同今天以色列和美国为了制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准备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击一样。更进一步,西方的相关理论还认为,“为了帝国的荣誉”,以及征服野蛮人或异教徒的战争也是正当的(塔克,2009,第20页~36页)。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决定了西方世界更倾向于动用武力解决国家间或民族间争端。

  与西方相比较,儒家这种尽量少用武力的主张,也可能导致疏于军备,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检讨中国相对于西方的军事劣势时强烈感受到的。然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可能不是儒家的教条,而是由儒家传统影响的中国历史的结果。由于中国的统一和较周边国家的强大,使得中国可能以较少的军事力量维系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也较少改进武器的压力。所以当近代与奉行西方传统的国家经过武力竞争涌现出的佼佼者相比,显然要处于劣势。但也正是当时的儒家士大夫,从曾国潘到张之洞,依据儒家要保卫华夏文明的基本原则,发动了旨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以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这与儒家的原则毫无冲突。

  九、“天下文明”的现代意义

  到了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在军事上强大(包括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然而,由于经近代以来历次的批儒反孔,儒家传统,包括有关天下文明的传统已经丧失。反之,中国为了救亡,开始遵循以西方传统主导的国际秩序,也基本上接受了在这之后的基本原则,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则。在早期,中国贫弱,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和影响,所以在对待与周边国家的纠纷和冲突时,采取向后推的策略,如邓小平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态度;对待重大国际问题,也可以“不干涉内政”为遁词。然而当中国已经对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时,这些作法就不适宜了。中国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

  与周边国家的纠纷,比较典型的事例就是南海问题。这一问题到近年来变得越来越不能回避。中国依据现代的国际秩序原则,主张对南海海域及相关岛屿的主权。但这一主权申张却又缺少现代国际条约的保证,或者说缺少周边国家的承认。中国可以依照西方列强曾经的方式,用强力维护和申张自己的主权主张。但这样一来,中国就与南海周边国家处于紧张对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其它大国,如美国和日本就有理由介入到这一争端中。这不仅不能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也使中国在国际上处于不义的境地,损害中国的国际声誉。

  另一方面,面对去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国似乎也没有一个以基本价值为基础的应对原则。这就使得中国的立场左右摇摆。在联合国表决设立利比亚禁飞区时,中国投弃权票;而在有关叙利亚议案的表决时,却又投出了反对票。虽然中国强调和平解决这些国家的国内问题有其合理性,但似乎缺少坚实的价值观作为支撑,也缺少相应的操作手段,因而并不能成为一种主导选择。这些中东北非国家虽然推翻了专制政权,但又陷入动荡。至少可以说,革命的代价太大。这固然与中国的国内制度还缺少正义价值有关,也与中国没有继承“天下文明”的文化传统有关。

  对于那些国内存在问题的国家,中国一方面应该在观念上加以讨论,批判以损害民众利益为代价的政治集团,而支持维护自身利益和权利的民众,同时又要建议这一转变尽量采取和平方式,维护该国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繁荣。在该国出现政治动荡时,中国首先要通过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对该国采取和平的干预;只有在该国合法政府的邀请时,或者由该国人民投票邀请时,才能通过联合国出兵干预。即使在该国的政治条件下,民众无法真正举行投票,也可以请在海外的该国公民举行投票,来决定联合国是否武力干预。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中国才应在各种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包括该国政府和人民的邀请,联合国的同意,对该国动用武力。总之,中国对于一个国家事务的介入,首先应以该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标准,以决定中国的行动。

  用天下文明的价值来评价,对于南海问题,中国既要作为领土纠纷的一方,以充足的证据和合法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又要超越当下利益,以天下的视野考虑问题。首先应正心诚意地思考,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共同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利益平衡在哪里;能否采取一种既坚持合理的主权,又考虑其它方的立场和利益的态度?即使我们认为,南海应该像我们传统认为的那样全部归中国所有,也要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才能既保卫了中国的主权,又让其它国家心服口服。总而言之,中国应该采取一种相关各方都能受益的立场与方案,而不能凭借武力来实现谈判桌上所实现不了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最高目标,并不只是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而应是通过在国家间关系中奉行道德原则,并逐渐形成一种公正且和平的国际规则,进而影响其它国家乃至全世界,走向天下文明。

  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复兴儒家有关“天下文明”的传统,并加以讨论和传播,使之成为人类社会有关世界规则的重要传统,并与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际规则的价值标准互动与竞争,最后成为世界的主流价值观。这样,人类社会终将会天下文明。

 

 

 

 

 

 

 



上海方言的绝版──小开

文摘

    说真的,再也没有比方言更能原汁原味折射出社会即时的韵味。方言是社会时尚的温度计,就像敏感的水银柱,一起一落之际,别有一番沧桑蕴藏其中,这也是无奈的!

    今天沪语,与上几辈已很不同,少了几分含蓄,多了几分市井。比如“很好”,我们上几辈的“蛮趣”,或“交关赞”,也有一声豪气的“好极”,到我们这一代,却爆出一个屡屡令他们入耳如刺的“老”字:“老好”“老灵”;现在:“瞎嗲”,“勿要太嗲”,还有更惊人:“好到煞根”。

    以前一样讲上海话,选择不同词语可辨出不同教养和层次,现今上海话比较划一,只有粗口和不粗口之分。

    许多老上海话,十分幽默形象,婉转又击中要害;如“三等白相人,独吃自家人”,“罗马蜡烛,不点不亮”“耳朵留在陆稿荐”……虽然相骂,却不见恶言相出。

    老上海即使称一位不在场的,也冠以称谓“革履”:××公司那位张革覆,我的同事王革履……大约出自“西装革履”一词吧,常见用于旧上海白领之间,虽已带有几分揶揄不恭,也好过“××公司那个姓张的赤佬,阿拉办公室的那个姓王的秃头……”

    老上海嫌某人太纠缠,最重一句是“忒个人交关牵丝攀藤”,细细回味,还很有点田园之味;后来变成“老搞七捻三”,再是“拎不清”,现在是“浆糊瞎捣”……难怪连一位香港作家陶杰都不禁感慨:……上海话的异化,令人别有游园惊梦一样的沧桑……

    光阴匆匆,原汁原味的上海闲话,有的已成“绝唱”,因为历史是不会回头的。"小开"一语,是沪语最大的创举,这句上海“ 闲话”已成绝版了!

     "小开"比“公子”多了点俗气,也多了几分诙谐;很有种不以为然的海派作风,什么稀奇?不过老子多几个铜钿,再神气,也得个"小"字。

    "小开"很百搭,不管酱园店小开还是百乐门小开,搭上去都很顺耳,换个词,酱园店公子,南货店少爷,百乐门少东家……都没有"小开"传神,口语化。

    "小开"十分神髓地描绘出这样一簇上海男人:一般没有自己独立打理的一爿生意或赖以作主要生活来源的专业,只恃着老爸或老家的财势,却一样过得鲜亮风光;因为是小开,凡事不知轻重,不分尊卑,喜招摇过市……因为有的是时间和铜钿,小开棋琴诗画,跳舞桥牌沙蟹麻将网球玩票,都知一点,又因为天生懒散,大都是三脚猫。

     在旧上海,开是一众小家碧玉的东床快婿,是职业女性婚姻中的恶梦。

    小开是旧上海的土特产;今日上海有小太阳,小皇帝,但高节奏的城市律动和直线上升的生活指数令上海或会有二世祖,也会有新一代公子哥儿,唯独不再会有小开。

    旧上海一众白手起家的男人,不论是银行家企业家还是南货店时装店的老板,他们的下一代,或自强不息欣欣向荣地上升光宗耀祖,或脱底棺材一只,吃光用光负上败家子之名,那当中一层两头不沾际的,很可以划入"小开"一类。

    小开绝不能与花花公子、二世祖和洋场恶少划等号。

     上海小开,是石库门天井中的“七星荷花缸”,放在天井中撑得满天满地都是他的市面,搬在外面马路上只能缩在一角,眼睛看也看不到!小开就是这样,在自己的圈子里如鱼得水;走出家族的庇护就处处碰黑。因此,上海小开大都如上海女人欢喜发发脾气,小开脾气不同少爷脾气,小开脾气更重精神上的专横而不重物质上的挑剔。小开的 人生之路曲曲折折,总也离家不远!上海滩,一度是孕育小开的温床和庇护小开们的福地;不论是廿、卅年代,还是孤岛时期的租界地,直至百万雄师下江南前夕,甚至公私合营后“文革”前,一代又一代的上海小开,滋油淡定地过着好日子。

     小开对上海最大的贡献,是拓展消费文化和缔造海派时尚。小开在上海男人队列中,比例不小。若写上海男人而剔除小开一族,上海男人的特色会大打折扣,犹如吃小笼包少了一碟浸着姜丝的醋,炖鸡汤少了几片火腿;上海滩的红尘俗画,如果没有小开,会少好多神韵!

     平心而论,生活中真正的小开,并不如戏文中唱的,电影里拍的,小说里写的那样不堪,回忆有意无意中在我生活中走过的上海小开,从老到近百岁到现在的五六十岁末代小开,一嚼一啖,一回眸一颔首,都令我由衷地忆起属于很个人的一些细碎的,对生命的体会,历史,本来就是这样悄悄地从我们指缝中溜走的。这些上海小开的故事,就是我心目中不少已逝去的上海的故事!

上海闲话:

大亨、瘪三、拉斯克与夯浜榔

程乃珊

    上海本地话加全国南腔北调再洒点English,就成为现在的上海闲话了。讲得白一点,上海本地话是蛋糕底,其他就是上面的奶油裱花,从而成为颇有特色的色香味齐全的一只奶油蛋糕。

    上海话称大人物为“大亨”,皆因当钞票刚开始代替又重又不方便携带的银洋时,一张面额为一百只洋的百元大钞,在当时是相当一笔钱数了。至今上海老人仍习惯说“五只洋”(五块钱)、“十只洋”和“一百只洋”……一百英文为hundred(亨局特),上海人不懂洋文,为方便记叙,就将大票与一百合拼一起:“唷,一张‘大亨’!”。这有点类似今天人们称“奔驰”为大奔一样道理。

    那时光荷包里拥有一张“大亨”,也是很有点身价——当时货币,一块银洋约可换十二只银角子,一只银角子可换十来只铜板,二只铜板可在城隍庙吃一碗鸽蛋圆子,三块银洋可买一担米,一家布庄大掌柜(经理)月薪不过十来只洋,一张百元大亨当然十分值铜钿。久而久之,上海话将有财有势的人,也称“大亨”。

    与“大亨”对应的自然是瘪三。称为瘪三,必又穷又潦倒再加无赖。此字也是外来语,来自A bitter cents,几乎一个先令都没有,够穷了吧?试着将这一组英文快读,就成“瘪三”的谐音了。

    上海话到了“拉斯克”意为紧要关头,“拉斯克”即为Last,最后一刻……类似这样外来语演变成上海闲话的例子太多了。
老上海移民中,唯一可以以财力、人数、能力可与上海江浙籍人抗衡的,就是广东人,因此上海话中也掺入不少广东元素:如埋单(也称买单)、饮茶、靓女、煲汤……其中最有形有色的一句是“夯浜榔”,这与上海话“一塌刮子”同义,但声感极强,很合广东人大声雷行的个性。不过,现今新一代上海人不大用这个词了。

    上海话是与时俱进的,一些不合时宜的上海话很快就被时代淘汰,如“拉三”、“阿飞”(对极左思潮下行为稍有出格的男女的偏见之称)、“打桩模子”和“八级钳工”(专给人上纲上线扣政治帽子)……

    同时,不少诙谐幽默的新上海话让人会忍俊不禁,如“吃籼米饭,发糯米嗲”、“拗造型”(做作)、“扎台型”、作秀(show)、脱口秀(talk show)……

    上海话是活水泉,只会发展,绝不会消亡。阿拉上海人,夯浜榔要讲上海话。

    维基百科: 上海话

    上海话,又称沪语,是主要分布于上海市区的方言,属于吴语太湖片苏沪嘉小片。

    上海话在上海开埠前属于北部吴语中发展相对滞后的松江片方言。根据《松江府志》记载:明代是“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到清朝则是“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

    上海开埠后,在四方移民特别是其他吴语区移民的冲击下,上海话在保持一些松江片特色的同时,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语音简化伴随大量老词汇的替换和新词汇的产生,使上海话在近一百五十年来一跃成为太湖片吴语区发展最快的方言,也替代传统的苏州话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吴语方言,并与苏州话一起成为当代吴语的代表方言。

    移民的方言在不同程度上冲淡了上海话中的土语特征,发展了吴语公约数的成分。如“地方”取代了“户荡”、“场化”,“外头”、“外面”取代了“外势”、“外首”,“左面”取代了“左半爿”,“拿”取代了“担”,“汏”取代了"净",“回去”取代了“归去”,“难为情”取代了“坍铳”。上海话在原松江片方言底层的基础上迅速发展着,使属于吴语临海僻远地带的、原来发展最为缓慢的、较苏州话嘉兴话保留更多古老特征的旧上海话,在百年内一跃领先为吴语诸次方言中发展最速的新上海话。

    1930年代是上海话的黄金时期。和香港类似,上海的作家们意译或者音译很多英文单词,用到书面文本中去,通过当时上海极其发达的各种平面媒体进行传播,然后被然后被普通话吸收。但近二十年来,由于普通话的推广与对普通话的依赖,上海话的造词能力严重衰退,只出现了一个语式“勿要忒……”,以及“淘浆糊”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新词。

    2005年以来,上海舆论界掀起一股“保卫上海话”的浪潮。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上海各学校统一用普通话授课,很多学校对说方言的行为扣品行分处理。可以说是“进了学校门儿,就到了北京城儿”了。

    另外在媒体传播方面,政府取消了几乎所有广播电台和电视节目中的上海话内容。90年代初,上海话的电视连续剧《孽债》受到上海观众的欢迎。但是第二部沪语连续剧在开播之前被叫停,后来只播出了普通话配音版本。在近几年上海的电视荧屏上也出现了一些以上海话为主要语言的情景喜剧,如《老娘舅》等。很多上海话培训部也因为学员不够而关门。著名沪剧演员马莉莉发现已经很难招聘到发音合格的年轻沪剧演员,对此她曾提出建议,要求对上海话进行保护。

    当今许多上海的儿童已经无法全部使用上海话和他人沟通了,甚至出现全然不会讲的情形。90年代出生的年轻上海人不会说上海话的情况已经很常见,甚至在上海市区有的新建的成片小区内,已经难得见听到一句上海话,甚至觉得讲上海话是没文化的表现。若上海话未得到迫切的重视、保护和发展,不久以后,可能也要成为历史文化遗产。对于日益增长的保护传统上海话的舆论呼声,上海市的教育部门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在主要的公立幼儿园内,都配置了上海话的教师。儿童们每周会有一节上海话的课程。

    上海话的处境严峻,有可能会是中国主要方言中最早消失的一个。上海作为中国最繁华,经济及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推广普通话,在促进经济发展,减少人与人之间沟通障碍方面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造成了传统方言的消失,以及传统地域文化的消失。

    上海特有词汇:

    猪头三和寿头,洋盘和冲头,扎台型和出风头,大兴和大卡,赤佬、掼浪头、狗皮倒灶、扒分、吃生活,差头。具体如下:

闷特:没话说
架梁:眼镜
戳气:讨厌
洋盘:外行
辣手:厉害
弄松:捉弄
热昏:头脑发热,一时冲动
缺西:傻瓜
腻惺:恶心
寿头:傻瓜
敲边:托
荒诞:不讲理
小赤佬:小鬼头
夜壶蛋:捣糨糊
敲煤饼:嫖娼
轧姘头:包二奶,红杏出墙
装无样:装傻
人来疯:过度兴奋
触霉头:倒霉
头皮搅:脾气犟
豁翎子:暗示
骂山门:骂街
饭泡粥:废话太多
洋泾浜:不标准的外文
拿母温:蝌蚪
横竖横:豁出去了
捉扳头:找茬
敲竹杠:敲诈
立壁角:罚站
轧闹猛:凑热闹
戆棺材:笨蛋
吃家生:吃大亏,倒大霉或被硬物撞到< BR>掼浪头:穷摆谱
请吃生活:揍人
龙头阿三:混混
红头阿三:旧社会的印度打手或泛指印度人
狠三狠四:凶
老三老四:没大没小
投五投六:做事粗糙
神知无知:胆大妄为
一天世界:一塌糊涂
猜东里猜:剪刀石头布
木知木觉:迟钝
幺尼角落:不起眼的小角落
年夜三跟:年底
瞎七搭八:瞎说
假姿假眼:装腔作势
连档模子:合伙骗人
奥斯两百开:暂停
空麻袋背米:不付出就想得回报
五筋狠六筋:凶
烂煳三鲜汤:做出的事情的不象样
额骨头碰到天花板:撞到大运
阿乌卵冒充金刚钻:外行冒充内行
认得侬是我路道粗:认识你算我倒霉
我帮侬搞搞路子:让你明白

上海话中的外来词:
上海话中存有不少由外语传入的词汇,
bilge:蹩脚
beg say:瘪三
Corner ball:康乐球
cement:水门汀
chance:混“腔司”
Cheat:“赤”佬
colour:克拉
Dear:嗲
Dashing:着“台型”
Fancier:“发烧”友
Get:“轧”朋友 轧闹猛
Gander:戆徒
Juice:退“招势”
Kite:小“开”
Leads:接“翎子”
litter:邋遢(一说该词源自满语)
let me see see:来特米西西,让我看看
Microphone:麦克风
Monkey:“门槛”精
Much:麦克麦克
on-sale:盎三
Plug:插扑扑罗头
roof window:“老虎”窗
Simons:席梦思
Smart:时髦
society:十三点 十三点以前也有“交际花”的意思。
sofa:沙发
Spring:弹簧 始别灵
Starter:斯带脱
Steam:热“水汀”
Stick:史的克 老“狄克”,拐杖
telephone:德律风 见民国时期小说描述上海人说话,如《马永成》,现已不用。
too bad:推板 例:格个人推板勿啦
trick:触揢(促掐)
goal:高尔(守门员)
 

 

~~~~~~~~~~~~~~~~~~~~~~~~~~~~~~~~~~~~~~~~~~~~~~~~~~~~~~~~~~~~~~~~~~~~~~~~~~~~~~~~~~~~~~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原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010-63071372,  传真:66079391,电子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政编码: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z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