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编者按:本期文集引用了保罗 萨缪尔森文章的名字,中国不光在经济上要走中间道路,在政治各方面可能都要走中间路线。但现实中很多人不想走中间路线,都顽固地坚持己见,这就形成了文集中一些文章的现象。大军刊载出来这些文章,供大家参考。】

中国应走适度中间路线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编辑

2012年6月8日

目录

目击:你还敢吃猪肉吗?

田书华:《资本是个好东西》对我们的启示

李伟:资本为什么是个好东西

王曙明: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资本创新与扩张

李光青:为“资本”辩解

李相栋:浅谈现代金融体系的“资本形成”功能

 

 梅新育: 中国投资率未必过高

索罗斯:解决欧元区危机还剩三个月时间

克鲁格曼:几个月内欧元或将不复存在----末日就从下个月开始

韩和元:二大要素决定欧元必然崩溃

罗杰 奥特曼:西半球油气发现将改写全球政治

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观察》内容简介

保罗 萨缪尔森:中国经济应走适度中间路线

汤敏:如何才能不被甩出第三次工业革命?

浅议:3G的家庭远程操控应用

德法科学家:转基因玉米影响人类生育能力

震撼:全球828位科学家呼吁叫停转基因

段心鑫:山西煤企优选投资28条高速路 央企和社会资本拣剩

红星博报:公有就等于官有吗?----析当下中国的私有化浪潮

乔续:央企与私企的问题

乔续:从代工企业角度剖析中国经济

 

国新办:2011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刘金华:置疑封闭左翼网站的合法性

马宾 等:关于抗议违法关停多个网站的报告

马宾 等:关于维护宪法的权威与尊严切实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呼吁书

乌有之乡:关于薄熙来事件的声明

杜明明:上下互动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炎黄春秋座谈会摘要

王贵秀:发展党内民主,开放党内派禁

李劼:历史的祭奠——“陆肆”案的文化透视

互联网:法国新总统奥朗德评价毛泽东

米尔斯海默:中国不会和平崛起 中美都在准备战争

王霄: 回光返照还是砥柱中流——“红后”的历史定位

彭成义:庄子的是非观及其对当今世界和平的启示

 

台湾学界拟提名史作柽哲学家竞选诺贝尔文学奖

彭培根: 怀念我们的启蒙恩师史作柽大师

裴春苓: 一位坚持理想的哲学家

弄墨: 史作柽:灵魂的苦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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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敢吃猪肉吗?

目击

2012-05-24

    最近,一个刚从四川出来做护工的农村妇女,她刚向国家收购站卖了她用5个多月时间养成的十六头猪。她告诉了我一个很多很多人都知道,又有很多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公开的秘密:病从口入,现在人们吃的很多东西,不可能不让人们快速走入"悲惨世界"。

    她说,十几斤重的小猪养到200至300斤的成猪,只需5到6个月,"现代化"高速养猪法已完完全全普及到成千上万个各种各样养猪专业户。不管大猪,小猪每天都要吃2斤至3斤饲料,分2顿喂。饲料是用100斤粮食拌几十斤添加剂。一切奇迹都在添加剂中。小猪从10多斤到50多斤,吃了拌有添加剂的饲料,每天长1斤多肉,这时侯的猪还有精神在猪圈中跑几圈。但是,随着这种拌有添加剂的饲料摄入时日的增加,小猪长到50斤以上时,每天也吃2至3斤饲料,开始大量喝水,每天要长2至3斤肉,这时的猪开始出现24小时几乎都在睡觉的现象。除了吃食时,被人打醒。

  为了让猪毛发发亮,漂亮,卖出好价格,猪长到100斤的时候,每天每100斤饲养除拌入添加剂外,还要加入几斤化肥尿素颗粒。化肥是给土地施肥的也拿来喂养动物。这种靠喂拌了添加剂的饲料快速催肥的猪,必须在200斤至300斤左右卖掉,否则猪就站不起来了。这饲料里添加剂的主要成份:含有大量激素,安眠药,等大量药物。这一铁的事实,所有的养猪专业户,都非常非常清楚。为此他们自己大都不吃用靠添加剂催肥而养出来的猪,而专门养几头猪,从不喂拌有添加剂的饲料,供自已家人食用。
  请看两种喂养方法对比:

  1、喂添加剂的猪(供给社会用)
  2、不喂添加剂的猪(供自已家人食用)
  1、喂添加剂猪(一天吃2至3斤拌添加剂的饲料)
  2、不喂添加剂的猪(一天吃7至8斤不含添加剂的天然饲料)
  1、喂添加剂的猪(除吃饲料,喝大量水的一点时间外,几乎24小时都是睡觉)
  2、不喂添加剂的猪(不停在圈里运动,用水正常)
  1、喂添加剂的猪(5至6个月就长到200至300斤)
  2、不喂添加剂的猪(需12个月才长到200斤)

  拌入添加剂的饲料,1.3元l斤。国家收购成猪价格每斤4元,她5个月下来,除了成本,每月收入几百元。如果采用传统方法养猪,不靠添加剂短时间内催肥,百分之百要亏钱。
  她还告诉我:所有鸡、鸭、鱼、牛、羊喂养全都采用这样类似的"组合饲料"。我们国家仅靠短短几年时间就成为全球产肉第一大国,靠的就是专门使用添加剂催肥催长的各类"现代化"的养殖专业户,这是铁的事实。
  在这里,我只想说说最害人的食品确是我们吃得最多的--猪肉以及猪肉制品。用含有大量药物、化学制剂的添加剂来喂养各种有血有肉的动物,人类的贪婪使各种动物生命变得如此之短,再短。而整天食用这些动物的人类呢?这些化学药物、化学制剂也会被人摄入体内,在人体内沉积,对人体的生长发育造成极坏影响,诱发人体产生各种长期的不适症状、痛苦病症以至于最终诱发癌症。看了上面我说的,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了吧。 
  另外,告诉大家:猪肝,猪血,猪肺是含毒素最多的,最好不要食用。此外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饲料相关的生产厂家和销售人员基本上是不吃猪肉的。
 

 

 

书评

《资本是个好东西》对我们的启示

中国银河证券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田书华

2012年6月6日

      编者按:《资本是个好东西》这本书的作者是曹尔阶先生。曹尔阶是建设银行经济学家,曹老师有60多年同投资打交道的经历。他多年在财政部、建设银行从事投资管理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先后任中国投资咨询公司总经理、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高级顾问,并曾任中国投资史研究会理事长,见证和参与了新中国一些重大建设投资项目的调研、论证、审批,参与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因此,这本《资本是个好东西》,凝聚了他数十年来在投资问题上的经历和研究成果,其中的历史反思以及对现实思路的探讨,对下一步的改革、发展、创新的建言,显得极为厚重,极具启发意义。下面这几篇文章是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几位博士后写的有关《资本是个好东西》这本书的书评或读后感。

    最近读了我国老银行家曹尔阶先生的著作《资本是个好东西》,感觉曹老师的这本书写的非常好,这本书深入浅出,很容易读懂,不像纯理论书一样生涩难懂,这部作品夹叙夹议、理论与实证相结合,使读者在了解一段金融历史的同时学到了经济理论,在学习经济理论的同时又用资本市场的具体事件进行验证和解释。

    我认为曹老师的本意应该是“资本可以是好东西”。因为“资本是坏东西”对于我们四十岁以上的人来说都很熟悉了,因此就没必要再论述“资本是坏东西”了。曹老师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大半辈子受“资本是坏东西”的教育和熏陶后,又能认识到“资本是个好东西”。对于曹老师这个年龄的人,能对资本有这样的认识不容易!实际上资本像其它东西一样,都是双刃剑,就看如何利用它,利用得好就是好东西,利用得不好就是坏东西。

    读本书后,我认为这本书对我们有以下启示:

    启示一,所有思想、方法、理论都有局限性。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某些思想、理论和方法的某些缺陷就排斥它、甚至贬低它。我们应该以宽容的心态去接受它、改造它、完善它,使它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这就要求我们对待人、事、物,对待观点、思想和方法都要树立“包容心态”,只有以包容的心态先接受,才能在分析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和利用。全世界五大洲分布在地球的不同位置,各自的历史、民俗、文化、观念差异很大,他们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不一致是很正常的事情,因此,我们对来自不同民族或地域的文化不能一概排斥,我们应该接受和汲取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和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想,才能实现思想交流及嫁接,从而使自己的文化和思想更丰富。实际上,我们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大熔炉,我们的文化是多民族、多地域文化思想的融合。

    历史证明,只有以包容的心态接受外来文化和思想,社会才能进步。事实上,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建立,也是汲取外来文化成长起来的。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是从欧洲传到中国的,或者说是我们从欧洲汲取的思想、是“舶来品”,而正是这个“舶来品”成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原则;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也是受苏联和其他共产国际影响而产生的,我们常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如果深入探究,就可以说“没有来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新中国”。

    对于资本我们也应该抱着这样的态度,资本存在很多缺陷,同时资本也有很多积极的因素,我们对待资本的态度就应该是积极利用其积极因素的同时减少或避免其弊端。如何做到这些,只有潜心研究、深入调查,真正把握资本的属性,才能合理利用,而不能排斥,不能因噎废食,不能怕苍蝇进来而不打开门。

    现代社会,金融创新越来越深入人心,创新的节凑也越来越快,这些资本市场上创新出来的新东西不可能都完美,肯定大多数“创新”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或缺陷,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不足或缺陷就全盘否定、一味排斥,我们应该放眼世界,紧跟国际资本市场步伐,不但自己要创新,而且还要及时了解国际资本市场的创新情况,通过学习、分析并结合中国实际为我所用。

    启示二,资本确实是好东西。资本曾经是我们的批判对象,但是深入研究资本的产生、发展历程和作用,我们就会发现,尽管资本有这样那样的罪恶,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还真的离不开资本。我们都知道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使生产力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从直观上看,技术的发展是这场工业革命的第一推动力,然而,如果我们对这场工业革命进行深入分析话,就会明白资本曾经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资本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工业革命。

    从区域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我们也能看到“资本是个好东西”。从世界金融中心的分布来看,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纽约、伦敦、东京、香港、新加坡都处在经济发达地带,这些国际金融中心(资本中心)也大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从我国区域的发展来看,也是东部地区资本市场发达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明显好于其他地区。

    人均资本的多少区别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土地、矿产、水利、森林等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他们欠缺的,就是可以组织迂回生产的资本。他们没钱购买联合收割机,只好挥舞镰刀去流大汗。他们没钱购买开矿机和钻井设备,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地下的财富不能开发,自己在那里受穷,每日为三餐奔波。他们没钱购买坦克,只好让士兵们组成“血肉长城”。而在那些资本丰富的国家,不但财富每日都在大量产生,人们生活富足文明,而且,繁重的体力劳动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启示三,理论界或现实界经常出现“相左”的现象,有时对同一现象的解释不仅仅是相左,甚至是相反,但是,每种解释都有道理也都有用武之处。知道这些对我们研究和创新意义很大——要求“存同求异”,只有这样才能创新。

    看看理论界和实践界,我们发现:很多理论有与之相左的理论,很多方法有与之相左的方法,虽然理论或方法不一致,但是都有积极的作用 。

    从最大众的经济理论上看,有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具体到区域经理理论来看也有相左的理论——如资源禀赋理论(认为资源丰富有利于地区发展,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快速工业化与其丰裕的自然资源密不可分)与资源诅咒理论(认为资源丰富阻碍地区发展,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增长的更慢),等等。

    从实践界来看,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不错,值得我们学习;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值得美国借鉴。这两个社会制度截然不同的大国运行的都不错,这种事实说明,实践上相左的事物也是可以同时存在。

    就是自然科学也有很多相左的理论:牛顿力学(质量不变)与爱因斯坦相对论(质量可变) 、欧氏几何(两平行线永不相交)与非欧几何(两平行线相交),等等。

    可见,很多理论都可以找出与之相左的理论,这些理论都有自己的合理地方,又都有自己的缺陷。这就要求我们对待问题从多角度进行思考,既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一味排斥和贬低其它观点。

    启示四,要以宽阔的视野看待资本、运用资本

    金融是经济的命脉、资本是为金融的核心,因此也可以说资本是经济的命脉。这就说明资本可以渗透到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地域。

    抱着这个观点去看资本,我们就会发现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广阔、资本业务前景广阔,资本和所有行业或领域都有“结亲”的可能。因此,证券公司的业务前景广阔无限。

    田书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京市西城区 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邮编:100033,电话:(8601) 6656 8736,E-mail:tianshuhua@chinastock.com.cn,Web: http://www.chinastock.com.cn/yhwz_postdoc.do?methodCall=getResults。

 

 

资本为什么是个好东西

—评《资本是个好东西》

中国银河证券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李伟

2012年6月6日

    资本,按经济学的本义,就是用来产生财富的东西,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曾经,我们对资本、资本主义误解很深,把走资本视为洪水猛兽,扼制它,批判它。“资本是个坏东西”,这个观念已深深植入人们的头脑。历史和现实中,充满了不懂经济学的人对资本的诅咒和愤怒。谴责归谴责,但人类从来不能离开货币化的资本。资本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资本不是什么肮脏的东西,资本是对人类非常有用的东西,是非常好的东西。

    改革开放三十年,让我们见证了资本创造的奇迹。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资本是一个社会的生长激素,改革开放,让资本这个生长激素充分的释放,促成了社会的生长发育。

    中国有40多年讳言资本的历史,现在又赶上由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开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但是83岁高龄的经济学家曹尔阶教授仍然把这本书定名为“资本是个好东西”,那么怎样才能证明资本是个好东西呢?曹尔阶教授在其封山之作《资本是个好东西》中,从投资、贷款到融资租赁和企业上市,从企业兼并、收购到重组、破产,从投资基金、资产证券化到金融衍生品,对资本形成机制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系统地将资本对国民经济和个体的正面影响做出了全面梳理。作者长期在财政部、中国建设银行等单位从事投资管理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在其83岁高龄之际,将其一生中经历或研究过的东西梳理成章,形成了这本资本形成机制创新的系统性论著。

    作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到的诸多经济问题,都尝试着从资本形成机制的角度进行阐述、比如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追求高指标形成的“生产压基建、基建压财政、财政挤银行、银行发票子”,地方政府的平调集体资金,企业的“基建挤生产、生产挤大修、大修挤成本”和乱挪乱拉贷款、地方利用“小措贷款”扩张资本来增加财政超收;改革开放以后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承包经营,地方政府的“集资热”、“债券热”,地方办基金会,地方办金融,“假拆借”和“绕规模贷款”,“拨改贷”、“财政信用”和“债转股”,以及在境外闯出香港上市的红筹股。从淄博交易市场到红庙子市场,从邓小平三保年广九到温州民间金融,从美国次贷危机到327国债期货风波,《资本是个好东西》像完整的历史幻灯片一样,把新中国60多年来的那一幕幕、一步步重新演绎。在他的画笔下,展现了新中国60多年的资本形成机制创新史,仿佛出现了一幅巨大的画卷,风云际会、宛在眼前。

    资本是怎么形成的?怎么看资本的效率与扩张?怎么认识资本运营和资本文化?怎么看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怎么加快金融改革,把过剩的资本引向资本市场?怎么看全球金融危机?怎么积聚金融力量,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和金融领域的大国博弈?怎么认识、警惕和防止各种“恐资病”?革命政党怎样让劳动者成为有产者?怎样塑造一个好的能够鼓励资本形成机制创新和持久地扩张资本即资本化的机制?作者对新中国60多年建设中在认识资本的作用、发挥资本的力量等方面的得失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对许多与投资相关的政策和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的内幕做了有意义的回顾,为下一步的改革、发展、创新提供了极具启发意义的历史反思,并试图探讨现实出路。

    资本为什么是个好东西?新中国60多年的资本形成机制创新史是怎样的?读完《资本是个好东西》,相信你会找到答案。我建议有志于探索我国的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之路的人读一下这本书。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资本创新与扩张

——读《资本是个好东西》的另一种体会

中国银河证券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王曙明

2012年6月6日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Robert J. Shiller曾经说过:风险分担与风险对冲(Risk Pooling and Hedging)是最为普遍的金融原理之一,也是在金融市场应用得最重要、最广泛的原理之一。最近读到的新书《资本是个好东西》,同样折射出了资本创新与扩张过程中风险管理本质。《资本是个好东西》是我国老一辈银行家兼经济学家曹尔阶教授将其毕生对资本问题的研究与思考融合而成的力作。该书的主题虽然是探讨经济活动中资本形成机制的创新历程,但仔细品味,却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风险管理原理在资本市场的资本融资、投资基金、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品市场等一系列资本创新与资本扩张发展历程中的渗透。大多数读者读这本书可能都会将思维锁定在资本发展本身,而本简评则试图给出另一种体会: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将研读《资本是个好东西》所得的以下两点体会与大家分享。

    体会一:风险分担与对冲原理贯穿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它更像是在指导着资本形成机制的创新和资本扩张的进程。书中谈到,资本市场的最大作用是以资金使用者同拥有货币的投资者的直接投资,代替了银行的间接投资,为经济生活的运行开辟了一个新世界,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发展出投资基金和各种资产证券化,并发展了各种金融衍生商品市场,从而在实体经济之外,构筑了一个庞大的虚拟经济。

    首先,资本市场或直接融资本平台的发展,其本身就可看作最一般化的风险分散工具。在我国经济建设早期阶段,“吃饭靠政府,建设靠银行”,企业融资渠道基本上是单一地依靠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一切信用集中于银行”造成了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风险集中于银行,同时造成银行慎贷惜贷惧贷据贷,这种历史惯性也就逐步导致后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局面。包含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的多元化直接融资平台的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不仅能使企业的各种融资需求得到满足,而且有效地分散了过度集中于银行的风险。正如书中所述:如果资本市场不发展,风险过分偏集于银行,将造成极大的不易化解的金融风险,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大的教训。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区别,就是市场分散,资金更加分散,财富更加分散,从而风险也更加分散。正是认识到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直接融资平台的重要性,当前,我国政府一方面逐步盘活直接融资平台,如取消证券公司IPO上市审慎性监管标准,研究制定中小微型企业私募债券承销业务管理办法等;另一方面,积极建设全国统一场外交易市场,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再次,证券投资基金同样是风险分散的有力工具。作为资本形成机制上的创新,证券投资基金的特殊功能就是帮助银行分散金融风险,它可以极大地改善银行资产与负债之间的期限不对应和风险不对应的缺陷,同时在更大规模上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需求。

    进一步,来看资产证券化,它实质上则可看作一种集流动性风险缓释功能与风险分散功能于一身的复合型风险管理工具。同样作为资本形成机制的创新,资产证券化首先对某些缺乏流动性但可产生未来稳定现金流的资产进行结构性重组,将其转化为可流通的证券,因此盘活了已经凝固的资产,缓解了流动性压力;再次,当前在《Basel 协议》的实施过程中,金融机构日益重视自身的资本充足率,而资产证券化能够帮助金融机构把多余的信贷资产向投资者分散和转移,在分散风险的同时提高了资本充足率;最后,通过资产证券化,银行可以由资本市场获得资金,而各种机构投资者(包括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的资金通过投资资产证券化产品,又得以进入资本市场,从而打破了资本市场同银行、保险市场的割裂,有效防止了风险集中于银行体系循环。

    最后,金融衍生产品为市场提供了对冲风险的有效途径。通过金融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可以达到风险的适当性转移目的,这里的适当性转移指的是将风险从风险回避型投资者向风险偏好型投资者(或投机者)进行转移。这种适当性转移是需要投机者来承担风险的,而金融衍生品市场恰恰吸引了大批投机者的参与,因此为风险对冲提供了流动性条件。

    当然,正如书中所指出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金融衍生产品都是双刃剑,它们一方面可以起到风险分散并促进虚拟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如果运用不当或被滥用,则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本次次贷危机,罪不在资产证券化产品或金融衍生品本身,而在于使用它们的人对高额回报贪婪地追求以及监管的不慎。我国监管机构也正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非但没有压制反而逐步加大了对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力度,在2010年相继推出股指期货业务后,2011年又在银行间市场推出信用风险缓释(CRM)产品,而利率互换、国债期货、期权交易等一系列衍生品目前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当中。当然,大力发展并非盲目发展,在最近(2012年5月7-8日)召开的证券公司创新发展研讨会上,监管部分提出了在稳健中大胆创新的主导思路:“最大限度地放松行业管制,不断提高监管公信力,在守住底线前提下包容失败,加强对信息披露的监管和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全力支持行业创新发展”。

    体会二:本书揭示了资本创新与扩张过程中一些道德风险所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比如,书中指出:“PE腐败”的更深入的社会根源就很大程度上和我国政府主导投资的体制有关。在当前我国上市审批制度下,上市资源稀缺,而地方政府追求把私募股权基金作为国企改制融资的平台,在基金“设立、融资、投资、退出的每一环节,都演化出与中国国情接轨的操作模式”,一方面各地都争相把私募基金作为国企改制的平台,而另一方面,基金管理者也追求与政府合作,以提升私募股权基金在当地的竞争力。这样,便形成了公司上市过程中以利益输送为特征的所谓“PE腐败”。再如,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上,一些国际知名投资银行冒着声誉风险,在隐瞒重要产品风险信息的情况下,向投资者欺骗性地兜售复杂衍生产品,造成投资者的巨大损失(它们在亚洲市场上的这种行为更为“猖獗”)。书中揭示了:导致投行敢于从事这种道德风险行为的根源是其日益恶化的利益冲突,这也是和资本创新及扩张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是外部原因,由于而衍生品合约从来就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投行与客户站在对立面,而衍生品创新与投行自营业务的扩张势必给投行带来了更大的短期诱惑;而另一方面,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大投行都逐渐由长期持股的家族或合伙企业转变为上市公司,那些更专注于维护企业长期品牌与声誉的长期股东逐渐被短期股东及专注短期奖金的职业经理人所取代,由此导致了投行内部维护长期声誉的力量减弱,因此更容易因短期利益而伤害客户。由此可见,国际投行在衍生品市场上的利益冲突日益恶化,这对我国监管机构及企业的应对应该形成警示。

    《资本是个好东西》是一本基于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为背景,全面探讨资本创新与扩张方方面面的体系极为完备的好书。本简评仅选择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粗浅地谈论对阅读本书的一些体会,广大读者亦可从自身的角度从本书中收获其它更多。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为“资本”辩解

——评《资本是个好东西》

中国银河证券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李光青

2012年6月6日

    马克思主义里面有一句话许多人记忆犹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实大部分人从根本上说不清楚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资本不是个好东西”的观念却自幼植入我们的头脑中,以至于“资本主义”这个本来中性的描述性词汇却成为贬义词。为什么毕生从事金融实践和研究,见证和参与了新中国一些重大建设投资项目的调研、论证、审批,并参与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和法规的八十三岁高龄的曹尔阶老先生却在2012年年初推出了名恰恰为《资本是个好东西》的专著?

     资本确实是个好东西,为了帮助读者更全面的理解资本这个东西,曹老先生结合自己60多年同投资打交道的历史经验,整理了这一生在投资问题上经历或研究过的东西,写就了这本专著。全书以马克思主义资本论为理论基础,从资本形成机制角度出发结合作者自己从投资管理的实践中体会到资本的扩张天性,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各类资本创新形成机制,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到的诸多经济问题进行了阐述,为更系统地梳理资本对国民经济和个体的影响做出了全面的总结,并呼吁我国应加速经济的金融化积极扩张资本并使之造福于民。

    作者认为,资本形成机制,最根本的是靠原始积累,其次则需要借助于信用,实现支配别人资金扩张资本,最后是资本化的进一步扩张发展;因此无论是投资、贷款、“拨改贷”、资产的折旧和更新改造、融资租赁、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资本市场的资本融资和债券融资、企业的资产重组、企业兼并和收购、企业的破产 或“债转股”,还是投资基金、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商品市场等等,都是在不同条件下创新了资本形成机制。而从这一角度出发,作者解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到的诸多经济问题,比如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追求高指标形成的“生产压基建、基建压财政、财政挤银行、银行发票子”,地方政府的平调集体资金,企业的“基建挤生产、生产挤大修、大修挤成本”和乱挪乱拉贷款,地方利用“小措贷款”扩张资本来增加财政超收,改革开放以后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承包经营,地方政府的“集资热”、“债券热”,地方办基金会,地方办金融,“假拆借”和“绕规模贷款”,“拨改贷”、“财政信用”和“债转股”,以及在境外闯出香港上市的红筹股,在境内出现的淄博交易市场和成都内部股交易的“红庙子市场”等等。

    笔者认为这些资本形成机制的创新和发展与整体经济的增长密不可分。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中国能否再有后续30年的快速增长,关键在于如何为“资本”松绑。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可以看出,从一开始讳言资本,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初次确认要“以资本为纽带”、“放大资本的作用”等,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明确把“资本”作为一项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再到2007年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等,随着各种“恐资病”的治愈和“资本”地位的不断上升,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近30年来平均每年增速超过9.70%。因此,我国应充分重视“资本”的作用,推动创新资本形成机制,积极跟上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步伐。

    在推动创新资本形成机制的路上,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正在带头前行。郭主席十分重视“资本”的作用,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更加充分地发挥资本市场功能,因此自其上台开始就领导证监会密集推出了公司治理、投资者保护、退出机制探讨、长线资金入市、新股发行改革、降低交易费用等多项新政,大力发展证券市场,积极推动资本市场改革。他的“郭氏改革”在资本市场掀起了惊涛骇浪,得到了广大投资者的认可。近期,他在2012年5月7日举行的全国证券公司创新发展研讨会上指出,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高储蓄国家,每年新增的资本总量已居全球第一,但是由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不够理想,造成比较严重的资源错配和浪费,证券公司应加快产品、业务、机制创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恰逢当前我国证券公司和证券行业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全行业应紧紧围绕实体经济内在需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不断提高服务客户的水平和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为促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出新贡献。

    笔者非常欣慰的看到郭主席为资本市场发展做出的努力,真心希望郭主席能够带领证监会革故鼎新,进一步提升“资本”的使用效率,不断创新资本形成机制,在发展和完善证券市场的同时,推动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使得“资本”真正成为一个为民所用的“好东西”。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一起努力引导大家充分认识到“资本”的重要作用,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使其真正造福于民,这或许是曹老先生写该专著的另一层用意。

 

 

浅谈现代金融体系的“资本形成”功能

——读《资本是个好东西》有感

中国银河证券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李相栋

2012年6月6日

    作为一个刚入门的金融后生,评价前辈写的著作确实有些吹毛求疵的嫌疑,所以只能谈谈读后感。

    曹老师是一位80多岁高龄的老人,同时也是金融界的前辈。虽然步入耄耋之年,但是依然笔耕不辍。曹老师的研究精神和治学态度不但值得我等晚辈钦佩和学习;同时也令当代浮躁的一些年轻人自惭形秽、相形见绌。这是我拿到曹老师“封山之作”并随手翻翻后的初次感受。

    等有了闲暇时间,对曹老师的著作“囫囵吞枣”了一遍,感觉受益匪浅。这种感受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在浩瀚如烟的金融书籍世界里,详细纵论中国资本形成机制历史的书籍确实“门可罗雀”。作为中国经济金融变革的见证者,曹老师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向读者阐明了新中国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资本形成机制”变化历史。曹老师的心血之作在这方面不愧为一个重要贡献!更难得可贵的是,曹老师是以一种经济学散文而非纯粹学术语言的笔锋在向我们讲述“资本扩张的轨迹”和“资本化的翅膀”这些在门外汉看来是晦涩难懂的阳春白雪。因此,本书除具有知识性之外,还具有可读性。阅读曹老师幽默的文章仿佛使我在倾听一位老人讲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回味无穷。另一方面源于我的学习及工作经历。我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80后,刚刚走出校门走向工作岗位不到两年。在经济金融学习方面,我既接受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教育,又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洗礼和熏陶。虽然有些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但是毕竟缺乏工作实践的历练。因而对中国经济金融变革的理解和观察未免有些“纸上谈兵”。但是,幸运的是,曹老师的著作帮助我拉近了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受用良多。

    曹老师的书以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为背景研究经济活动中资本形成机制的创新历程。在我看来,这一段资本创新机制的历史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向读者揭示了中国在计划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金融体系”的变迁,读者可以借此了解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历程中的金融支持。之所以这样讲,乃是因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之一是把资金从储蓄者手中导入到最具有生产性投资机会的生产者手中。从这点来看,曹老师所讲的“资本形成机制”其实就是现代金融体系所发挥的投融资对接进而扩大生产能力作用。资本形成机制本质上就是现代金融体系(中介、资产和市场)发挥的功能。所谓资本创新机制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推动资金更有效地转化为资本的机制即使资金更有效地和土地、劳动力、技术和知识等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投融资制度安排。资本形成机制创新历史其实是从投资角度概括了现代金融体系在当代中国的发育和成长过程。自建国以来,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历史上,“拨改贷”、“小措贷款”、“债转股”等均充当了特定历史时期的资本创新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每一次“资本形成机制创新”都带来了国内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谈资本形成而不谈现代金融体系反映了中国经济在起飞之初现代金融部门的缺失。事实上,资本形成是发展经济学经常采用的专用经济学术语,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和进一步增长过程中通常都面临着资本稀缺问题。在经典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资本就是投资的增加,它等于投资减去折旧,是和土地、劳动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基本生产要素一起作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始动力”。

    但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资本形成)投资方面,其在消费部门、进出口部门等领域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金融体系由金融中介机构、金融资产、金融市场和监管者组成。金融中介机构承担了提供期限中介服务,通过分散化投资降低风险,减少订立合同和处理信息的成本,提供支付机制等经济功能;金融资产发挥的是转移资金和转移风险两大经济功能;除却金融资产的两大功能之外,金融市场发挥的作用还包括确定金融资产的必要收益率,提供金融资产的交易途径和场所,减少交易的搜寻成本和信息成本等;监管者的使命是推动金融部门有效运转,保持金融稳定。因此,现代金融体系不仅仅为生产者服务,而且还为消费者服务。现代金融体系的范畴要大于资本形成机制概念。

    在著作最后,曹老师指明了“中国资本创新机制”的前进方向即把劳动者变为有产者,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现代金融体系所承载的终极目标。但以笔者之见,仅仅依靠资本化(即“有价证券”的形成)并不能实现此美好愿望。劳动者由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转变还需要系列的配套制度改革安排,比如增加劳动者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含量,创建机会均等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深入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等等。唯有如此,资本化的翅膀才能在共产主义的世界里纵情翱翔!

 

 

 

 

  【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在国家发改委加速批准审批项目,6月8日银行实行降息之后,经济圈出现一片批评声音,反对再次投资拉动,反对再次搞四万亿式的刺激经济,但商务部的梅新育先生却写出了不同看法的文章,请大家关注。】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6-08 11:07:00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Fw:中国投资率未必过高

中国投资率未必过高

商务部研究院 梅新育

2012年06月08日

  “中国投资率过高”——这项论断在国际经济学界和商界中几乎已成定论,然而,倘若我们仔细审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投资率未必过高。

  内外需求快速消化投资

  我们需要认识这样一个现实,中国是在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开始工业化的。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大多数主要工业品产量和基础设施都远远落后于印度,更不用说与西方国家相比。尽管新中国前期已经大体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至少在中西部省份,一些工业企业使用的仍然是上世纪20-30年代欧洲、日本生产的设备,甚至是上世纪洋务运动时引进的设备,起点较低的乡镇企业设备陈旧问题尤为突出。

  同时,判断中国投资率是否过高,关键要看由此形成的新供给、新产能有无需求,是否长期闲置。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新供给可以划分为非贸易品(基础设施)和可贸易品两类。在非贸易品基础设施领域,尽管部分地区确实出现了居民稀少的鬼城(如鄂尔多斯(10.49,0.00,0.00%)康巴什新区)、长期人流稀疏的机场(如前些年的珠海机场),但中国基础设施需求增长极快,某些需求增长堪称“爆发式”,大部分新增基础设施不存在长期闲置问题,更常见的是在比预期短得多的时间里就达到了满载。

  在可贸易品产能方面,某些观察者在评判时仅仅考虑了国内市场的消化能力,而没有充分考虑出口市场的吸纳能力。如果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新增产能能够在国内外市场打开销路,那就不存在过度投资的问题,或者说过度投资的程度并不严重。与许多无力开拓国际市场、新增产能只能寄希望于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消化的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拥有强大出口竞争力的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举例来说,对中国钢铁工业“产能过剩”的抨击已经持续了10余年,但事实上中国钢铁工业在新世纪(12.30,0.10,0.82%)头十年产能闲置的程度远远不如大多数评估结论严重,关键原因就是中国钢铁出口增长的实绩远远超过了大多数人的预期。

  产能转移化解投资过快

  持续提速的产业转移进一步化解了固定资产投资账面数据过高的问题,因为旨在转移产能并同时提升其层次的固定资产投资并没有形成新的供给。新世纪以来,中国已将产业转移和协调区域发展放置很高地位,产业转移已经取得长足进展。

  1999年以来,在区域发展落差进一步加大、国家综合国力和发展水平也日益足以支持较高水平转移支付的情况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主张出台节奏明显加快,力度加大。1999年3月,国务院提出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十条意见;2003年9月,国务院决定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4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由此,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工业生产增速、GDP增速、出口增速超越东部的趋势开始出现,至今未变。

  近年来,在国内成本上升、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订单流失等等压力下,中国迎来新的、范围更广泛的全面产业转移与升级时期,决策层通过产业转移推动区域均衡发展的思路更加清晰。国务院于2010年出台专门文件,推进全国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工作。时至今日,中国产业转移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在微观层次,向中西部布局生产已经在企业界蔚然成风;在宏观层次,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经济中所占份额逐步提高。

  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2007-2010年间,东部地区占比从48.1%下降到42.7%;中部地区占比从20.6%提高到23.2%;西部地区占比从2004年的19.8%提高到2007年的21.0%,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22.8%;东北从2004年的8.1%提高到2007年的10.3%,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11.3%。

  从工业生产总值来看,2007-2010年间,东部地区占比从57.8%下降到52.9%;中部地区占比从18.2%提高到20.3%;西部地区占比从2004年的13.5%提高到17.8%;东北从2004年的9.6%下降到2007年的8.7%, 2010年回升至9.0%。

  从出口总额来看,2007-2010年间,东部地区占比从88.3%下降到87.4%;中部地区占比从3.6%提高到4.0%;西部地区占比从2004年的3.5%提高到2007年的3.9%,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4.6%;东北从2004年的4.1%提高到2007年的4.2%,2010年为4.0%。在中国外贸阴霾密布的2012年初,中西部对外贸易的高增长态势仍然没有改变。2012年前4个月,广东出口增长5.5%,江苏、浙江和上海出口分别增长1.7%、4.2%和1.2%,山东、福建和北京出口分别下降0.3%、增长7.6%和增长2.9%。重庆、河南出口增速则分别为1.9倍和1.2倍,广西、四川和江西出口增速也分别达到了29.3%、62.8%和38.3%。

  总之,我国投资产生的新供给和新产能具备较强的需求,国内市场的消化能力远远超出我们的估计。此外,近年来随着产业转移的推进,中、西、东北部地区发展迅猛,进一步化解了固定资产投资账面数据过高的问题。因此,从这几个方面看,当前中国投资率未必过高。

 

 


解决欧元区危机还剩三个月时间

索罗斯

2012年06月03日

    德国还在强调不能与其他欧元区成员分担债务,而曾经让英国央行为保卫英镑付出约150亿美元代价的索罗斯已经在警告债务危机带来的末日,给德国人倒计时了。

    当地时间6月2日,索罗斯在意大利特伦托的一个经济学会议上讲话时表示,以德国政府及其央行为首的欧洲当局只有三个月时间纠正错误,领导欧元区摆脱债务危机。三个月过后,他们将无法满足市场的融资需求,无力回天。

    在讲话中,索罗斯预计欧元区危机会导致欧洲国家像上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那样,遭遇失去的十年。等待欧洲的是相似的命运。德国及其他债权国有责任认识到这点,但现在没有正在认识到的迹象。

    此外,索罗斯还认为:欧元区失衡要归咎于边缘区国家,但核心国家对危机负有更大的责任。核心国家设计了一套有缺陷的系统,制定了有缺陷的协议,追求有缺陷的政策,而且总是行动太迟,做得太少。他们要为此负责。

    预计6月希腊选举产生的政府会愿意坚持现有的救助协议,但不可能真正实行协议。希腊危机将在今年秋季迎来高潮。届时德国经济也会削弱,德国总理默克尔会发现,那时会比今天更难以说服德国民众接受一切额外的欧洲责任。这就是所谓的三个月最佳时机。

    索罗斯提出欧洲应该采取的一些措施有:建立欧洲的存款保险方案、让银行直接获得欧元区救助基金、实行共同的金融监管与监督,德国要积极支持一切降低重债国借款成本的措施。提供它(降低融资成本)有多种方法,它们都需要得到德国央行和德国政府的积极支持。而欧元区最终需要一个可以负担大部分成员国偿债风险的金融机构。

    索罗斯警告,欧元区如果“提早分裂注定会是无序的”,几乎必然会导致欧盟自身崩溃。

 

 

 

克鲁格曼:几个月内欧元或将不复存在

----末日就从下个月开始

纽约时报

2012-05-18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为欧元区接下来几个月将会发生的事情做了一个假设,发表于纽约时报:

    1. 希腊退出欧元区,这很可能发生在下个月。

    2. 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银行都将遭遇大规模提款,因为存款者都会试图把自己的钱转移到德国。

    3. 接下来有两种可能:(1)有可能,只是有可能,会实行实际控制权,禁止存款由银行转移至境外,同时限制现金提取。(2)或者也有可能,欧洲央行大规模放贷来确保银行不会破产。

    4. (1)德国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接受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间接诉求,并且实施大规模的战略修改,基本上就是要想给西班牙带来点希望,你就得保证西班牙的发债成本一直处于低水平,同时还要保证欧元区的通胀目标更高来使得比价调整有一定的可能性。(2) 结束欧元制----欧元就这样灭亡了。

    我认为,这一切的发生只用几个月,用不了几年。

    克鲁格曼的言论或许有些极端,但不得否认这也是一种可能,而这一切的引爆点就是希腊退出欧元区。

 

 

 

发件人:"curra888" <curra888@yeah.net> 2012-06-05 11:06:10 收件人:curra888@yeah.net,www.ChinaUSFriendship.com

二大要素决定欧元必然崩溃

韩和元

2012年5月1日

    G20的财长们于2月下旬齐聚墨西哥城讨论世界经济大事,欧债危机首当其冲成为焦点话题。事实上早在2012年1月下旬,于瑞士达沃斯.克洛斯特斯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2年年会上,这种迹象就已表露无遗。当时,尽管论坛开设了200多个议题,但正如法国巴黎证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在腾讯微博上所感慨的,“今年冬季达沃斯论坛的经济主题只能是欧债危机”。欧债危机的走势,以及相关领导人以及财经人士的表态成为了该次年会的焦点。

    那么欧元的未来如何呢?于两次会议的与会者而言,他们显然是持一种乐观的谨慎态度的,他们乐观的是长期的欧元,谨慎的是当前欧洲的应对。也正是因此,这次的G20财长会议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欧元区必须先“自救”。弦外之音就是欧元可救,但前提是欧洲必须先救。但我的看法却恰好相反,于长期而言,欧元必然崩溃,但于近期而言,我反倒抱有一种谨慎的乐观。那么是什么原因注定了欧元必然崩溃呢,我以为如下二大要素是关键。

各国财政要求与统一的货币政策不相容

    欧洲的债务与美国的债务在形成机制上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国的债务固然有社会福利支出增长的因素存在,但战争和世界警察的维持成本亦是很大因素;而欧洲不同,欧洲的债务形成恰好与美国相反,其更多来源于福利支出。欧洲长期以“生活方式上的超级大国”自居,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近年亦多次提到“提供保障的欧洲”,即欧盟以保障欧洲的独特生活方式为任务。但为保障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其代价也是昂贵的。这就是近年来一再激荡着欧洲经济神经的债务危机。

    欧盟公共社会开支由1980年占GDP的16%升至2005年的21%(美国只是15.9%),法国的公共开支更达31%,为欧洲之冠,其中政府退休金超过44%。法国目前的退休年龄是60岁,退休金优厚(公务员可获最后半年薪金的75%作退休金) 。[1]

    据媒体报道,此次危机中仅希腊一国的债务高达2940亿欧元,按希腊人口1100万左右计算,人均负债2.67万欧元左右[2],如此高额负债就来源于希腊离谱的社会福利。有数据显示,欧盟一半的财政支出用于社会福利。高福利制度让财政支出流动性减弱、劳动力成本增加,同时作为欧洲一体化重要成果的货币一体化,也给欧洲福利国家的传统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但欧洲货币联盟把遵守趋同标准作为加入欧元区的条件,对成员国的公共财政产生了紧缩性的效应,使成员国不得不压缩财政赤字。在民粹政治下,政客为获取选票显然不敢冒然对福利制度予以改革,无疑这将压缩欧洲各国在经济方面的支出,反过来又对成员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我们又知道,欧元区经济体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一方面它们有着统一的货币政策,但另一方面却是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事实上自1999年欧元启动,并于2002年完全取代欧元区各成员国的主权货币后,各成员国就失去了其独立的货币发行权和控制权,但财政政策仍然属于各成员国政府的职权范畴。由于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一旦各成员国发生内外经济冲击,成员国能够运用的宏观经济调整工具就只剩下财政政策了。

    但同时,货币联盟的健康运行又有赖于各成员国遵守严格的财政纪律。因为货币联盟成员国的财政赤字有较高的偿付风险。如果一个主权国家政府滥用财政赤字政策而不加节制,会导致其公债发行数量的不断增加。长期的公债积累必然面临偿付风险的问题。如果公债负担过重,政府又不愿或无法通过增加税收来解决,就只好设法赖账。一般情况,政府更愿意借助间接赖账的方式来减轻债务负担,因为直接赖账会引发政治不稳定。然而当一国加入了货币联盟后,就失去了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权,也就失去了间接赖账的手段,于是直接赖账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作为一个货币联盟,一国的赖账行为所造成的影响显然不仅仅囿于该国,而是整个货币联盟。这点我们已经从希腊的债务危机看得非常之清晰了。

    为避免一国政府直接赖账所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欧洲中央银行将不得不迫于压力而对处于困境中的成员国实施救助,即购买该国政府的债券或为该国政府提供贷款,这样一来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就会受到成员国财政问题的干扰,从而丧失其应有的独立性。

    另外,如果一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无疑就会增加货币的总需求,在货币供应量既定的情况下,货币联盟的市场利率就会受此影响而趋于上升。利率上升不仅加重一些财政状况恶化的成员国政府的债务负担,而且也对投资形成巨大影响。这样,这些成员国就有可能对欧洲中央银行施加压力,要求它放松货币政策,以此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降低利率。如此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又有可能被成员国的财政政策所干扰。

    由于成员国财政政策的上述两个外在性影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成员国制定了严格的财政规则,《稳定与增长条约》又加强了对成员国财政状况的监督和对违反财政纪律的成员国的制裁机制。欧元启动之初,欧元区12国基于这两个条约作出了财政承诺:一国公共部门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而预算赤字则不能超过GDP的3%[3];各国承诺将在2004年达成财政平衡目标。

    但是各国对财政纪律的承诺导致了两个矛盾:

    首先各成员国失去货币主权后,财政政策成了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唯一的宏观调控工具,但是各国受到的财政约束又使各国财政政策可操作的空间大大缩小,难以履行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

    其次欧洲大多数国家是高福利国家,高额的社会福利开支使各国的财政预算经常存在超支的倾向,特别是在经济增长出现衰退的时期,高失业率带来的失业保障金支付总额的上升还会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如果要严格履行欧元区的财政规则,必然产生削减福利开支的压力。但在当前民粹政治格局下,从根本上改革福利制度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如此以来其财政平衡目标也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对此,美国的一些学者,如弗兰克尔(Frankel)、艾钦格林(Eichengreen)、多恩布什(Dornbusch)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如果欧洲继续维持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那么欧洲货币联盟必将失败。也就是说,区域货币一体化与欧洲的高福利制度是不相容的。这里面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统一货币的运行所造成的财政紧缩问题,对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和福利制度造成压力。

    当然欧元区各成员国,在财政上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严格的遵守过要求的财政纪律,以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为例,2003年其公共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4],超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达1个多百分点。

    特别是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希腊等欧元区国家由于经济存在结构性弊端,竞争力下降、政府财政入不敷出,而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经济全面萧条,各国政府不是让那些弱不禁风、高杠杆投资的银行、企业,实现“创造性破坏”,而是尽力去干预和拯救它们,把它们变成行尸走肉:靠政府无休止的援助的“僵尸银行、企业”。在这一过程中,私人的损失被社会化:政府预算赤字使公共债务大规模上升,成为政府和社会的最大负担。在经济下滑得到遏制后,为刺激经济增长又不得不扩大开支。面对欧元区成员国的大量举债行为,欧盟委员会采取默认态度,这给危机埋下了隐患。此外,由于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欧洲央行采取的以降息为主要形式的应对,又诱发严重的“道德风险”,在融资成本相对低的大背景下,部分国家在财政支出方面,谨慎不足,大手花钱,这无疑将本就十分棘手的债务问题再恶化了一把。2009年,引爆这次欧债危机的希腊,其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达到12.7%和113% 。[5]

    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福利支出、反循环逆周期操作成本、道德成本叠加在一起,也就促成了今天的欧债危机。如果《稳定与增长公约》不能有效制约欧盟各国财政赤字走高,那么这项公约最后可能沦为一纸空文。由此带来的恶性循环是欧元信誉下降、欧元汇率频繁波动,从而进一步拖累欧洲经济的复苏。因此对公约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其中德国对改革《公约》呼声最高,态度也最强硬。德国总理默克尔一再呼吁对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进行全面改革,用最严格的要求规范成员国行为,以避免类似此次希腊债务问题的危机重演。但其他成员国觉得这有点极端,各成员国都只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根本达成不了共识,仍由会议吵闹不断。

强大的欧元与美国利益不相容

    也正是这种无休止的吵闹,决定了欧元必然崩溃,因为欧元折腾不起。2010年1月,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University)知名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警告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没有结束,并将继续传播,先后在日本和美国爆发。他给予的理由是:美国控制着美元,它可以大量发行美元来减少其债务,但处在欧元区的希腊和其他国家却无法效仿,所以这些国家的债务成本将会上升。[6]

    弗格森的观点是对的。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并不比欧洲要轻,在背负巨额债务的大前提下,要想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就必须拥有相应的债务资源。于美国而言,它需要的就是巩固它目前所拥有的这种优势。但随着欧元的诞生,美国的这种地位越来越受到挑战。在短短几年里,欧元就迅速的成长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

    首先,欧元削弱了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地位。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欧元提供了一种能够替代美元的结算货币选择。由于欧元区主要出口商品品种与美国具有竞争性,欧元结算量的上升就必然导致美元结算量的下降。结算量就是定价权,美元结算量的比重下降意味着美国在国际市场上定价权的流失。

    其次,欧元冲击了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欧元诞生之后占全球总外汇储备量的比重不断上升,而美元则持续下降。根据IMF的官方外汇储备构成数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9年,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倒U”型走势,在欧元正式成立之前和成立初期,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其占世界储备的比重从1995年的59%上升到了2001年底71.5%。但是,自从2001年以后,美元的比重就开始不断下降,截至2010年已经滑落到62.1%。

    这点在格林斯潘的一篇讲话里也得到了印证。2006年12月11日,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一个商业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讲话,讲话称,美元可能继续走低,除非美国经常项目出现赤字的状况发生改变。而令其得出这一结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目前已有证据显示,欧佩克成员正开始将其外汇储备由美元转换为欧元和日元等货币。 ” [7]

    而这一切,无论是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也好,还是国际储备货币也好,其根本还在于债务资源上。在借款“依赖型”体制下,美国长期国际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能够维持,需要以美元不间断地循环周转运动为保证。而要保证美元不间断地循环周转运动,就必然要依赖其他国家的商品出口换取美元,其他国家又用换取的美元通过购买美国债券投资于美国,于是美元回流至美国,为其债务进行融资。

    这也就是说,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欧元削弱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使国际货币体系呈现两强格局。显然这种局面是美国所不愿意见到的。因为货币的主导权,往往决定着债务资源。如果容忍欧元做大,于美国而言,首先买它家债券的会越来越少。毕竟欧洲国家与它美国一样,也基本是“债务依赖型国家”。“根据IMF的数据显示,世界外债发行数量最多的前十个国家,包括了美国、7个欧洲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和澳大利亚,这10个国家对外发行的债券占全球的83.8%,而这其中欧元区各国债券市场加总后规模占到了全球的45%,已经超过了美国32%左右的份额”[8],无疑这是对美国债务依赖体系的最大挑战。更麻烦的在于,在有选择的基础上,那么买家在债券买卖上的议价能力,也将越来越强大。这于美国的利益是绝对冲突的。

    为了保障债务资源,美国就必须延续其金融货币霸权所赋予的“结构性权力”,继续把持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在这样的语境下,作为最有力的潜在竞争对手,可全面挑战它美元霸权体系的欧元的命运是显而易见的了。也正是因此,对于美国而言,欧元的崩溃是符合其利益的。

    美国可能采取的手段是,定期不定期的制造利用欧元债务危机,轮番对欧债制造动荡,进而打击欧元。以此来制造出一个比美国国债还烂的债券,只有这样才可让金融市场在坏与更坏之间选择一个较好的。美元藉此利用“避险属性”和阶段性强势,使资本大量回流美国本土,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欧债危机的当口,包括美国国债、美股及其它机构债券在内的美元资产大受追捧。尽管当前美国国债已经突破债务上限,但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和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创下五个月低点,美国国债受到超额认购,债务融资得以顺利进行。

    长此以往,其必然的结果是,美国可以通过不断的借新债还旧债,来避免其出现偿付危机。反倒是欧洲,由于债务资源被美国抢走,在债务到期日又无法筹借到对应的新债时,那么随时都可能出现偿付危机。

    有人甚至据此认为,欧元会于去年就崩溃,有人甚至给出了具体的时间表,如宏源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房四海就在其微博一再表示,欧元将会于2011年9月20日崩溃。我当时的态度是我到远没那么悲观,事实上现在亦然。正如我在微博上对房总的言论所做的回应一样,欧元危机还有办法解决吗?有。那么钱从哪里出呢?

    大致有四种,第一是本国财政、第二是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第三是欧洲联合债券、第四是欧洲央行。但这四种的挑战也不小:其一,就本国财政而言,单凭各成员国一己之力显然已不可能,正如我们所能见的,欧洲国家的福利支出已经让这些国家债务累累。更麻烦的是,长期以来的这种传统已经使得欧洲人习惯于失业等待国家救助也不愿意工作。根据欧盟统计局去年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9月欧元区国家的失业率达10.2%,创下11个月来新高。而整个欧盟区2011年9月的失业率也从10年同期的9.6%上升到9.7%。失业率最高的是西班牙和希腊,该数值分别为22.6%和17.6%。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欧盟25岁以下的青年的失业率达到罕见的21.4%,欧元区的青年失业率也达到21.2%。最高的西班牙和希腊甚至达到了48.0%和希腊43.5%。没有劳动哪有收获?没有劳动,哪来财富呢?

    其二是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实际上欧盟2010年6月同意成立的4400亿欧元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而实际融资能力依然还是问号,围绕“芬兰”规则引起的担保争议将进一步带来不确定性,更不用说扩大EFSF了。而欧元区对希腊的两轮援助就已花去了2400亿计的欧元,更要紧的是,在未来希腊还需要更大规模的救助基金。最交关的是,被债务危机缠身的远不只有希腊,还有在经济总量上比它大的多的西班牙和意大利,作为欧元区第三和第四大经济体,一旦债务危机爆发,对市场的冲击力度远非希腊可比。同样的道理,对希腊的两轮救助就已耗费了2400亿欧元,如要对西班牙或意大利施救,那就绝不是区区2400亿就能搞得定的。

    其三是欧洲联合债券。德法已经公开反对这种缺乏统一金融条件下的债券发行,根据这两个核心国家的路线图,起码要在各国企业统一税制的基础上予以推进,这显然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

    那么,最有可能的办法是什么呢?去年我的看法是:学习美联储好榜样,让欧洲央行开动印钞机。果不其然,欧洲央行打破一贯坚持的稳定货币的单一目标,在去年8月份就开始连续两次买入363亿欧元成员国债券。到去年11月更是“出乎人们的预料”的将利率下调了0.25个百分点。但我们也要认识到的是,欧洲央行不是美联储,因为在一个有着17个独立的财政部的货币体系下,欧洲央行释放流动性的局限性远比美联储这样的单一国家要巨大的多。

    也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欧元最终解散的可能性,长期而言,将是成立的。总之对于欧元,长期我们不抱乐观,毕竟它的短板一一统一的欧元与福利主义不相容、各国的财政要求与统一的货币政策不相容;强盛欧元与美国经济体系的运行不相容、债务需求与美国利益不相容——还客观的摆在那里。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5-25 00:33:49 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前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西半球油气发现将改写全球政治

西半球油气发现将改写全球政治

Evercore Partners董事长 前美国财政部副部长 罗杰 奥特曼

2012年05月24日

    上周末,八国集团(G8)领导人发表了一份声明,对石油市场出现供应中断的可能性发出悲观警告。显然,他们误解了这个市场,因为这份声明根本没有抓住重点。

    鉴于西半球非常规油气资源的新发现,供应中断的威胁实际上在减弱。这些发现将降低价格和供应的波动性。它们还将“重置”并极大地改善国际关系。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简称欧佩克)这个卡特尔组织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局势动荡的石油国家——从伊拉克到委内瑞拉——将被边缘化。G8发布的有关石油的声明本应是乐观的。

    科技带来了能源供应革命。先进的地震技术和复杂的钻探方法开启了以前不为人知或无法获取的矿藏。因此,美国现在的天然气供应可以维持100年。在石油方面,美国、加拿大、巴西可能还包括墨西哥的产量预计都将大幅增长。所有这些国家在未来20年可能会位居全球七大能源生产国之列。西方世界的石油产量自1952年以来首次有望满足需求。

    这将为更稳定的油气市场的形成做好准备。市场将变得更庞大、更深化、更稳固。地缘政治因素造成的供应中断将不会再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而且将变得不那么普遍。石油禁运将不会像1973年阿拉伯国家或1979年伊朗实施的禁运那样造成严重破坏。国内冲突(如在伊拉克和利比亚发生的冲突)引发的石油产量下降也将不至于产生严重后果。简单来说,稳定产油国的名单将变得更长,这将让任何一个流氓国家的影响变得更为有限。

    石油市场深化也应意味着,中长期而言,日常价格波动将降低。毕竟,石油在交易中日益具有金融工具的特征,而全球最具深度的金融市场(例如美国国债)往往波动性最小。此外,交易员成功操纵市场的可能性将因为能源市场的巨大规模而减小。

    这种从供应层面解决问题的方式,还将推动全球政治秩序重组和改善。首先,随着中东产油国的实力和重要性达到顶峰并走上下坡路,该地区在地缘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将会减弱。一、二十年后,伊拉克的石油日产量是否会达到100万桶的意义并不大。只有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产出将不可或缺。欧佩克作为一个卡特尔组织(已在衰落)的想法将走向尾声。这将导致该地区的安全部署出现变化。

    美国长期以来部署在海湾地区的军力(一直具有争议)将减弱。美国政府在那里的唯一优先事务将是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稳定,这两个国家都已高度军事化。另外,美国政府今后的预算紧缩将支持削减这样的国防支出。

    其次,俄罗斯等其它渴望获得权力的石油国家在全球的影响力也将减弱。西方国家和印尼等国石油产量的不断飙升,将导致这些国家被边缘化。例如,随着美国成为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俄罗斯切断对欧洲能源供应的能力将减弱。这一点,再加上俄罗斯人口不断减少且经济疲弱,将让俄罗斯进一步衰落。

    第三,美国能源政策将越来越着重于在西半球的关系。特别的,巴西可能会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参与者之一。这种着重很有可能会在整个美洲地区促成一个自由贸易区。

    第四,中国将受到很大影响。中国的石油日进口量预计将从400万桶增至1200万桶。中国80%的能源需求可能最终不得不依靠进口。但中国已是中东和非洲石油的最大客户,这些地区一直不稳定。随着西方对中东的保护减弱,中国将承继美国留下的脆弱性。

    二战后,西方曾在能源生产方面引领世界。随着西方石油生产陷入停滞,这种状况消失了。西方的消费量飙升,中东的产量增加,不稳定性也随之而来。能源从东方向西方输出。如今,这种流动即将逆转,市场将会改善,G8应该感到高兴。


 



 

发件人:"第一财经研究院中国战略思想库" <zhanlue@yicai.com>  2012-05-29 10:58:32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观察》第56、57期,《战略参考》第50、51期

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观察》内容简介

    《战略观察》第56期“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评估与展望”,回顾了美国再工业化的背景,梳理了该战略的目标、实质和具体措施。《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2010年8月11日生效至今,已经出现了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端倪。无论从美国经济复苏趋势良好,消费需求增强,还是新兴经济体成本增加等因素来看,美国制造业的回迁似乎是顺势而为之。不过政府在背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天然气的大发展还促进了美国石化工业的再次崛起。从短期展望来看,政治因素促使美国行政官员偏向制造业,以“出口倍增计划”为代表,美国将继续寻求扩大海外出口市场,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市场。美国会加强对国内市场的保护,继续加强在新能源、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同时扩大与其他国家在可替代能源方面的合作。从中期来看,美国实体经济制造业增长情况将高于过去10年。如果原油、电力等要素价格的回落,将支撑美国实体经济的长期发展。美国制造业实体经济的发展,未来将给美国、全球带来深刻影响。

    《战略观察》第57期“美国贫富分化现状评估及原因分析”,认为美国的贫富分化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在2008年本轮经济衰退之前,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享有整个社会财富的23.5%(上世纪七十年代时仅10%),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一比例略有下降,但到2009年升至约40%。而80%社会中下阶层人群仅享有社会总财富的7%。美国贫富分化的特点体现在:收入差距拉大、收入过分并持续集中、1%与99%的资产差距逐渐扩大、经济增长并没有惠及中产阶级。其原因有全球化、金融化和美国国内政策因素影响。对于穷人而言,全球化减少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对于富人而言,全球化则是增加了他们赚钱的机会。“金融化”拉大收入差距体现在在经济下跌、衰退时,实体经济企业面临收入和利润下降,完全靠就业、工资收入的人会面临失业和收入减少,而与金融接触紧密的人和阶层,则可以通过“做空”机制赚取利润。

    《战略参考》第50期“全球智库报告精粹”,聚焦法国希腊与欧债危机。纵观全球智库对当前欧洲局势的解读,总体而言,他们认为,由法国和希腊选举所开启的趋势,显示欧洲民众在经历了为防止欧债危机进一步恶化的财政节约措施后,终于群起反弹。实施节约措施的欧元区国家现任政府,纷纷成为选民挞伐的对象。希腊问题、法国大选反映出欧洲整体对于紧缩的厌恶,希腊悲剧对希腊之外国家的影响逐渐浮现。外交关系委员会认,奥朗德就任带来的新一波反通缩浪潮,他所追求的应该是在坚持欧盟的经济紧缩策略和刺激经济增长之间寻求平衡。至于对希腊困局的建议,斯蒂格利茨发起的位于荷兰的欧洲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认为,放弃紧缩才能够拯救希腊经济。

    《战略参考》第51期——“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世界银行——超越援助的展望”译自世界银行副行长佐利克的文章。他面对“我们是否还需要世界银行”的疑问,坚定的认为世行的作用并未过时,但世行需要新的发展方向。佐利克认为世行不仅仅是贷款或赠款而已,它的作用一直是在一个开放的国际体系中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个更好的政治和安全秩序范围内促进经济增长、机会与希望的增加,并消除贫困。世行要在超越援助,扩大金融创新、促进良好的治理和预防腐败。最后,佐利克认为第三世界虽是一种过时的概念,但发展并没有过时。好的发展经验仍适用于所有的国际,目前世界需要摆脱经济危机,为此,世界仍需要世行。

    敬祝夏祺!

    第一财经研究院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6-06 08:34:53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萨缪尔森建言中国经济 应走适度中间路线

中国经济应走适度中间路线

保罗 萨缪尔森 (Paul A. Samuelson)

 2008年11月

    近几十年来,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不断加速发展,这是经济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此前,几乎没有人对此有所预见。而现在,则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到2050年,十几亿中国人将会创造全球最高的年度总计实际国民生产净值。

    从千年经济史的长期观点来看,人们可能认为2010-2050年的世界经济将回归常态。一些专家估计,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和欧洲的人均生活水平大致相当。此后,因为一些尚未完全明了的原因,中国被高速增长的欧洲抛在了后面。

    最初,荷兰(帝国)也许是西方财富的领军者。不过,在17世纪以牛顿力学体系为代表的近代科学革命之后,英国成为了新的世界领袖。1900年左右,原为英国殖民地的美国在人均和总计实际国民生产净值上均跃居世界首位。而在公元1000年到2000年期间,中国大陆并没有发生相对增长。

    在人类历史上,未来永远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当我们展望未来,上述格局要如何才能得以改变呢?

    我们必须明白一点:惟有市场体系才可能实现和维持过去百年来所取得这种全球性的实际增长。这一真理不仅适用于欧洲和北美,也适用于亚洲和拉美地区的实际进程。所有事实证明,官僚式产业组织(或者在其它一些地方表现为列宁-斯大林主义的一党制政治社会)一旦规避市场和贸易,就一定会走向失败。而在中国,一种崭新的现象出现了。中国拥有自由的市场和贸易。正因如此,我对中国的前景表示乐观。

    面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支配者,我能够提出哪些简明扼要的建议呢?基于我对微观-宏观理论以及经济史实际情况的了解,我必须建议:中国将来应该以奉行"适度中间路线"的经济体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中间路线是将深受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雷德里希*哈耶克( Friedrich Hayek)等自由论者所钟爱的不受管制的自由放任体制排除在外的。

    纯粹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自我监管。它始终会造成不平等性的加剧和宏观经济波动的不稳定性。中间路线要求对市场和企业进行民主监管。虽然理性监管永远无法做到完美,但它是一个优于其它的目标。

    就定义本身而言,中间路线就是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我之所以向中国未来的管理当局和选民推荐中间路线,并非因为我无法在左右之间做出抉择,而是因为中间路线优于其他两个选择。

    每个地区和社会都必须为自己设计出中间路线所需的折衷方案。

    最后,我要强调一下中间路线的适度问题。如果一个社会过度实行中间路线,并试图干预市场活动,进而想对收入和财富进行近乎平等的分配,那一定会削弱任何市场体系的活力。通过遵循民主多数原则的集体讨论,有望减少极端的不平等性。我们可以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但如果出于非理性的理想主义而忽视了现实主义,那就会扼杀中间路线,并使人类回到左翼和右翼的老路上,或者回到某种糟糕的组合路线上。

    作为一个长期浸淫其中的经济学家,我努力信奉现实主义,而不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

    中国未来的成功可能会受到美国爱国人士的欢迎。经济绝对不是零和博弈。瑞士财富的增多未必会以美国财富的减少为代价。请诸位务必记住最后这几句话。

 

 

 




发件人:"汤敏" <tangmin.youcheng@gmail.com>  2012-05-19 12:33:02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Friday: 如何才能不被甩出第三次工业革命?

如何才能不被甩出第三次工业革命?

国务院参事 友成基金会 汤敏

2012-05-19

   最近,英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杂志《经济学人》刊登了一系列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文章。文中断言,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来说有着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有人甚至预言,“中国崛起”有可能被第三次工业革命所终结。与我们一般对工业革命的划分不同,《经济学人》文章中所指的头两次工业革命是十八世纪后半叶以英国纺织机械化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20世纪初福特汽车公司大规模生产流水线诞生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指以数字化制造及新型材料应用为代表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近年来, 信息网络的发展已经深入到生产、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而高技术合成材料如碳纤维、石墨烯、纳米等各种新型材料层出不穷。这种数字化制造最具标志性的新生产工具是”3D打印机”, 又称为”堆砌加工机”。它像打印机一样,一层层地把新型合成材料直接“印”出, 或说是”堆砌”出一个产品来。这种模式将会取代传统的车、钳、铇、铣,颠覆性地改变制造业的生产方式。 据说,波音公司的飞机中有2万多个零件就是通过这项技术生产出来的。它无需用传统的流水线大规模生产,只要通过电脑给出一个设计,3D打印机就可以按照指令“印”出产品来,成本还不高。这一革命将使生产走出大批量制造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小规模地生产少量但多样化的产品。还有人认为经济和社会变革总是来自新能源与新通信方式的交汇。他们把新能源和互联网之间的结合看成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提出了能源互联网的新概念。

    这场新工业革命有两大特点。一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会不断地快速下降,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会越来越小。二是新生产工艺能满足个性化、定制化的各种需求,要求生产者要贴近消费者与消费市场。这两大特点都会使传统的,以廉价劳动力取胜的制造业发生根本性变化。一种可能的趋势是,过去为追逐低劳动力成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会很快移回到发达国家中去。最近的一些调查显示,已有近40%的美国企业准备把工厂从中国迁回到美国。把“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产品, 又“内包”回发达国家的企业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趋势。

    无怪乎最近很多国外媒体又开始利用这一趋势唱衰中国。他们认为,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中国将是这一场新工业革命的最大受害者。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中国制造在传统的工业领域已经越来越不具竞争力。而在新兴的领域中,由于大量的外资企业要迁回本国,这将使中国制造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中国有可能被甩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吗?

    十八世纪晚期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后期, GDP稳居世界第一。 闭关锁国的中国那时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这班车,被远远地甩在后面,直到1840年后才感到被甩的痛苦。1913年,以福特汽车公司开发的大规模生产流水线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 而那时我们正在推翻满清统治,忙着“你方唱罢我登场”,又被这场工业革命甩下。 落在后面的中国,上百年就不断地挨打,差点被开除球籍。

    那么, 我们如何才能不像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到来时再次被甩出呢?

    这是一个硕大的题目,需要全民族的智慧来讨论,来解决。除了需要不断地在政治、社会与经济各个层面上的改革, 从制度上保证参与新工业革命所需的宽松发展环境之外,我认为以下几个关键点至关重要。

    首先是要抓教育。新的工业革命需要大批的创新型人才。而当前的以应试为主的教育方式真的不能适应这样的需求。讨论我国教育弊病的文章已经是汗牛充栋,这里就不赘述。当务之急是, 如何才能改造出一批,创建出一批能够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有全新机制的教育机构来。

    我们有一批人正在研究如何利用最新机制与技术手段,以更大的规模、更新的模式、更快的速度为更多的年青人创造出好的教育环境来。最近以美国“可汗学院”为代表的网络远程教育2.0正在悄悄兴起。 这种教育方式有三大特点。 一是教育游戏化,以青少年更能接受的方法改造教育模式; 二是实行真正的因材施教, 视频教育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不同的学生可以有不同的学习内容和学习进度; 三是称之为”颠覆式课堂”(Flipped Classroom)教学法。一反传统的学生在校上课, 回家做功课的方式, 在新型的远程教育下, 学生在家看视频课程,到学校与老师和同伴开展讨论,完成作业。这种以低成本, 高水平,重实效为特点来提供多样化的课程方式, 是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 试想一下, 如果我国有数间这样的大学,他们能找到世界上最好的老师来提供世界上最新、最好的各种课程,再用远程的方式,把这样的课开到全国各个学校中,同时把这些课程提供给任何愿意继续学习的社会人士。 这样,我们可以不局限于一地、一校,甚至是一国的教育体制与教师水平的限制,就能较快地大规模的培养出新型的人才。

    第二是要有更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不断创新是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原动力。目前各地都提出了要建立创新型社会。 然而,没有创业的创新是无本之木,只能是多几篇论文,多几个科技成果奖而已。相对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创业环境还较差。从对青年人的普及创业教育,到国家政策对创业的支持,以及社会对创业失败的宽容度都很不够。而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产业投资以及高科技企业上市这些支持创业的产业链,在我国只能说是刚刚形成,还远未成气候。创业板的开通给了创业者们很大的希望。可是运作几年后出现的大量问题,又使投资者与被投资者都望而却步。鼓励更多的人去创新创业,打造一个宽松的创新创业环境,理顺创业板市场,是我们能够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机遇的一个必要条件。

    三是政府角色的变化。 在新工业革命到来的时候, 政府要及时转变角色, 否则很容易好心干坏事, 在不知不觉中阻碍了企业的转型。 在工业革命中企业将会有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一大批传统的企业、传统的行业要被淘汰。有死才有生。而政府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去保护现有的产业和公司。政府会向旧工厂提供补贴,竭力挽回濒临死亡的传统行业。 在我国, 政府特别有可能会去帮助那些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落后国有企业和近期内能提供很多税收的旧行业,结果反而是人为地阻碍了企业的更新和社会的进步。追求增长增长速度, 热衷上规模的粗放式的增长模式,正好与小型化、个体化、多样化的新工业趋势相悖。 对于新兴行业,政府习惯于直接选择赢家,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支持他们认为是好的新技术。但是,在以个性化、多样化为特征的新市场中, 政府的运营机制很难适应瞬息多变的技术与市场。 在新工业革命中, 政府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新角色,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大课题。

    在前两次的工业革命中,我们中国没有赶上趟,被甩在了发达国家的后面,结果是落后挨打了上百年。俗话说,事不过三。 在这一场刚刚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 我们不应该,也承受不起再次被甩的后果。在这关系着子孙后代的幸福,关系着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上,我们只能迎接挑战,没有更多的选择, 更没有退路。

 

 

 

发件人:"lly65" <1157704778@qq.com> 2012-05-31 21:08:17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关于3G的家庭远程操控应用3之工作...

3G的家庭远程操控应用

浅议

    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步伐加快,我国科技发展既面临重要战略机遇,也面对严峻挑战。必须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上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富有活力、更有效率的创新体系,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当今世界面对3G应用的分食正在展开,而电信厂商的垄断使大量应用难以为继,所有的厂商都在思考,如何抢占先机?3G商用的增值盲区在哪里?3G的家庭应用应当如何深入?家用电器的远程操控如何破冰?想一想10年后当你坐在自动驾驶的汽车上往家赶时,在车中干什么呢?远程操控一下家用电器做做饭菜、洗洗衣服、擦擦地板甚至可以雇佣外省的保姆远程工作,这里面包含了巨大的商机,会带动几百亿的产业链,当然这一切要等待新一代的WLAN在全国普及才能展开吗?

   我认为现有的WLAN的实时响应、激活及耗电有巨大缺陷远程控制的基本通信还是要依靠SIM卡来承载。等待新的应用岀现不如现在创造,创造继电视、电冰箱、洗衣机、电脑四大家电之后的第五家电一一家庭远程操控中心,顺便以其必须的界面系统以腾迅为模板加入增值应用链接,顺便还可以打造中国模式的社交网络。

    以现存的技术为依托,我已设计岀了完全可行的,成本适中的产品及应用框架。如果实施将来每个家庭都将增加一个SIM卡的使用会为移动带来多少用户?3G的应用也会彻底铺开。

    这是未来家庭家电发展的新机遇、新方向,能催生一系列专利墙,早开发就能早领先,要引起足够重视,以免外国企业的再次技术壁垒。

    三网的融合,不会在政客们的主导下完成,而是会在新技术。新应用的推动下,一步步成为未来家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将是未来家庭的中央电脑,它的大小或许只会有一部MP4大小,当芯片制造技术达到5-2纳米、usb3.0及SATA也加入MP4时,这可能就会成为现实,而现在,APPLE正通过Airplay,一步步进入这一领域,而联想的闪联也有这样的野望,而我们通过“家庭远程操控中心”进入这一领域,而我们拥有更大的野望,希望这套系统能成为家务机器人的前身。

    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我只完成了框架及mp4至家电之间交互的接口这一部分可以申请专利,是整个框架的灵魂。不要再开发每个家用电器(电饭锅、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窗帘、可遥控拖地机、遥控开关门机等)单独上网远程遥控的产品了,我们只需要一个上网终端就可以全部控制全部家电了。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2012-06-07 00:15:45 收件人:"王 韵华" <yunhuaw99@yahoo.com>, 转发: 德法科学家联合宣布:转基因玉米影响人类生育能力!

德法科学家联合宣布:转基因玉米影响人类生育能力

翻译:陈一文

cheniwan@mx.cei.gov.cn

    核心提示:2012年2月17日,德法科学家联合宣布:转基因玉米影响人类生育能力!而在此之前,俄罗斯科学家的研究得出了转基因使老鼠三代绝种的结论。这次德法科学家的研究由于是直接针对人类进行研究,所以其成果及重要性显然大大超越了俄罗斯科学家此前的研究成果。俄罗斯、德、法等科学家的研究充分表明,转基因食品不但能使动物绝种,同样也能使得人类绝种!

德法科学家:转基因Bt毒素、微量草甘膦危害人类细胞发育

转基因玉米:健康风险的新迹象 – Bt蛋白对人类细胞的毒性

    德国、法国、匈牙利科学家2012年2月15日在《应用毒理学》杂志联合论文在线发表后,(德国)《试验生物技术》(Test Biotech)与(法国)CRIIGEN(对转基因技术研究与独立信息委员会)2012年2月17日联合发布新闻稿。

    (法国)卡恩/(德国)慕尼黑消息 2012年2月17日 ,转基因作物产生的杀虫Bt毒素可以对人类细胞有害。这是(法国)卡昂大学(University of Caen)研究者领导的最新研究的结果。他们的实验表明,例如在转基因玉米MON810中产生的毒素,可以对人类细胞生育能力造成显著影响。在这种毒素相当高浓度条件下观察到了这种效应,尽管如此成为值得担心的原因。

    转基因Bt作物产生的Bt毒素对人类细胞有毒作用:这些实验第一次表明转基因作物产生的这些毒素对人类细胞造成有毒作用。依据转基因生产这种转基因作物的孟山都这样公司的说法,这些毒素原本仅对特定的害虫有活性而对哺乳动物与人类应当没有任何作用。依据这种看法,无论在欧洲,或者在任何其他地区,这种转基因作物进行安全评估时,不要求对Bt毒素对于人类细胞的影响进行任何调查。

    草甘膦除草剂即便非常低浓度也能够损伤人类细胞:这些研究者们的另外一项发现涉及以“农达”(Roundup)品牌销售的一种草甘膦为基础配方的除草剂。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种植中喷洒巨大数量的这种除草剂,因而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加工的食品与饲料可以发现这种除草剂的残留。根据这篇新发表的论文,即便非常低浓度的农达(以草甘膦为基础的配方)能损伤人类细胞。这些发现与数项其他的调查研究结果一致,提出必须高度关注与草甘膦除草剂相关的未曾预料的健康风险。

    是否应当对这些毒素与食品和饲料供应链中其他成分的综合作用予以考虑?“我们对我们的发现感到非常惊讶。到目前为止,人们一直以为Bt蛋白几乎不可能对人类细胞有毒性作用。现在,必须组织进一步的调查,以便发现这些毒素如何影响细胞,以及是否应当对这些毒素与食品和饲料供应链中其他成分的综合作用予以考虑”,监督该项实验研究的卡恩大学(University of Caen)G-E·色拉尼(Gilles-Eric Séralini)说。“作为结论,这些实验表明Bt毒素以及草甘膦除草剂的风险被低估。”

    转基因作物产生的Bt毒素的结构被修改,可能因此造成它们的选择性也被改变:转基因作物中广泛使用Bt毒素与除草剂抗性。Bt蛋白仅仅在土壤细菌中自然产生。通过将修饰过的毒素基因引入植物,毒素的结构被修改,可能因此造成它们的选择性也被改变。

    有必要审核对Bt毒素以及喷洒除草剂残留不同条件下综合作用及其对于人类健康潜在风险:植物中的蛋白的含量非常容易变化。许多转基因作物同时包括数种Bt毒素。例如,(译注:陶氏益农和孟山都联合研发的)SmartStax转基因玉米产生六种不同的Bt毒素,因而使这种蛋白含量较高。此外,SmartStax转基因玉米同时具有除草剂抗性。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些毒素以及喷洒除草剂残留的综合作用及其对于人类健康潜在风险,还没有进行任何调查研究。研究者们现在发现,这些毒素以及喷洒除草剂残留之间的相互作用确实发生。所进行的该项试验研究的某种特定条件下,Bt毒素降低了草甘膦除草剂的毒性。有必要进行进一步调查研究,以便审查不同状况下的其他潜在综合作用。

    对于转基因作物与农药(杀虫剂与除草剂等)的风险评估要求应当严厉加强:“这些结果相当令人担心。对于转基因作物与农药(杀虫剂与除草剂等)的风险评估要求应当严厉加强。观察到这些发现,我们认为这些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不符合欧盟的法规”,克里斯托弗·瑟恩(Christoph Then)在《试验生物技术》(Testbiotech)说。《试验生物技术》密切关注欧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 EFSA)的风险评估,而且不断指出风险评估中存在的漏洞。

 

 

 

发件人:中国银保点石金校<chinadzbfp@163.com>;时 间:2012年06月08日 19:19 (星期五)收件人:(无)红旗网: 震撼:全球828位科学家呼吁叫停转基因

震撼:全球828位科学家呼吁叫停转基因

中华网

2012-06-08

    这是十年前世界科学家致各国政府的公开信,十年前写成的文件,现在读它,简直就像是昨天才写成、完全是为了今天而写的,这份文件10年后仍处处切中时弊,也就是说,10年前提出的问题,没有一个得到解决,事实上问题更多了。转基因技术——自称为生物育种技术的那个农业技术,是一个人类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坏的技术,应用这个技术的后果,是有极少数人赚大钱,而地球环境人类将被缓慢而坚定地推向生死存亡的深渊。真正的科学家早就发出了他们的声音,但是在科学的21世纪,科学界主流创造了一个新风尚:彻底压制一切批评它们自己的非主流。主流科学界今天已经堕落成为国际利益集团的二奶,忘记了科学的任务是追求真理,纠正谬误。所以,人民对抗这种坏性技术、维护自己生存权力的斗争,也必须创造出一个21世纪的新格:大家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行动起来:把转基因从我们的食谱上和国土上清除出去!

    下面是828科学家2000年致各国政府的公开信。其中有181位是美国科学家,115位是英国科学家。英文原文登载在英国开放大学的“社会中的科学”网站上(<www.i-sis.org.uk),所有的签名都在那里,因篇幅很长,故不在此转录。

概要

    我们是签署这封公开信的科学家,我们呼吁立即暂停向环境释放一切转基因作物及产品,包括商业化种植和露天大田试验,至少暂停5年;我们呼吁撤销和禁止对生命过程、生物体、种子、细胞株系和基因颁发专利;对关系到一切人未来的农业和食品安全的问题,我们呼吁进行公众大讨论。人类必须禁止对生命形式和生命过程授予专利权,因为这些专利权威胁了食品安全,纵容了对原产地知识和生物遗传资源的偷窃行为,侵犯了基本人权,突破了人类尊严的底线,并且损害健康,妨碍医学和科学研究,同时有害于动物的福利。转基因农作物不论对农民还是消费者都没有任何益处。相反,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转基因作物会减低产量、提高除草剂用量,转基因作物长势不稳定,种转基因作物得不偿失。转基因作物还加强了粮食公司的垄断,结果是农民家庭贫困;转基因技术还阻止了朝向可持续农业的转变,而这才是世界各地获得食品安全和健康的保证。

    来自英国和美国政府内部消息源可以说明,关于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及动物健康造成的严重危害性,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疑问。水平方向的基因转移可能性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后果,其中包括抗生素抗性标记基因的传播和蔓延,长此以往将使传染性疾病再也无药可治,随之还会出现新的致病病毒和细菌,并且可能导致有害的癌症突变。

    在2000年1月蒙特利尔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谈判会议上,130多个国家的政府宣布,它们将执行“预先防范”原则,并把生物安全的重要性,提高到超过世贸组织的贸易协定和金融协定的立法级别之上,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家间的各级的立法中,全部执行此一原则。

    不论是在北半球国家还是在南半球国家里,可持续、低投入和有机耕作的农业,都有益于提高生产效率、有益于社会发展和保护环境,大量的连续研究的记录可以证明。要恢复被常规性的化学农业损伤而退化的农业土地,实践传统的耕作是唯一的途径,而且只有这样做才能帮助小规模农户摆脱贫困和饥饿。我们敦促美国国会:否决转基因作物,因为转基因作物不但危险,而且同农民的利益背道而驰。我们敦促美国国会:对研究和开发真正造福于全世界农民的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给予支持。

正文

    我们是签署这封公开信的科学家,我们呼吁立即停止向环境释放一切转基因作物和产品,不论是商业化种植还是露天的大田试验,至少停止释放5年;我们呼吁:撤销并禁止有关生命过程、生物体、种子、细胞株系和基因的一切专利权;我们呼吁由公众来彻底审查这个关系到农业的未来和食品的安全、关系到一切人的重大问题。

    1.一切对生命形式和生命过程的专利权都应该禁止,因为这种专利权威胁了食品安全,纵容了对原产地知识和遗传资源的生物偷窃行为,侵犯了基本人权和人类尊严,损害了健康,妨碍了医学和科学研究,并且无视动物福利(注1,下同)。获得对生命形式如生物体、种子、细胞株系和基因的知识,只是一种“发现”,因此不能被授予专利权。当前用于探索生命过程的基因改造技术是不可靠的,是无法控制并且是不可预测的,并不具备“发明“的资格。更严重的是,同许多转基因生物和产品不安全的道理一样,那些技术本身的性质就是不安全的。

    2.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现有的转基因作物品种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不能提高收益。转基因技术是一条充满危险的歧路,世界各地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使人民更加健康,本应转向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之路,可是这个实践方向的转变被转基因的农作物阻塞了。

    3.截止1999年,转基因作物种植达到4000万公顷,总体上只有两大特点(2)。第一是耐受广谱除草剂,占种植总数71%,都是除草剂公司自行设计、只耐受本公司自有品牌除草剂的品种;第二是具有抗虫特性,以bt-毒素改造品种为主。有一项8200样本的田间试验调查显示,相比于与非转基因品种,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这是种植最多的转基因作物)产量减低6.7%,还需要施用2至5倍甚至更多的除草剂(3)。内布拉斯加州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确认了这个结论(4)。还有如下更多问题已被确认:不稳定性,病害易感染性(5),果实败育(6)以及农户的经济回报低下(7)。

    4.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认为,现有的粮食足够养活1.5倍于当前的世界人口。在过去的40年里,在世界人口增长了90%的同时,人均粮食占有数量也提高了25%,但仍然有十亿人在挨饿(8)。一份新的粮农组织报告证实,即使不考虑转基因作物有可能达到的任何增产效果,世界也有足够甚至更多的粮食,可以满足2030年的全球需求(9)。正是由于全球化中越来越多的公司垄断经营,穷人才越来越穷、越来越饥饿(10)。世界各地的家庭农场主贫困和自杀,也是同一个原因造成的。 从1993年至1997年,美国中型农场的数目减少了74 440(11),农民的收入低于平均生产成本(12)。在法国和德国,农业人口自1978年来减少了50%(13)。在英国,仅在过去一年中就失去了20 000个农业就业机会,英国首相已宣布了2亿英镑的一揽子援助计划(14)。到1999年年底为止, 四家大公司控制了85%的世界谷物贸易总量(15)。兼并和收购还在继续。

    5.新的种子专利制度不允许农民留种再种,强化了种子公司的垄断,但是自留种子是第三世界大多数农民一向的传统。为了保护自己的专利,种子公司继续开发终结者技术,使经过遗传工程改造的作物种子不能发芽。尽管全世界的农民和民间社会组织都反对,大公司仍然一意孤行(16)。

    6.一个在第三世界工作的重要慈善团体—“基督教的援助”认为,转基因作物会导致失业、加剧第三世界的债务、威胁可持续耕种系统和破坏环境。这个团体预测在最贫穷国家里会出现饥荒(17)。非洲各国政府谴责孟山都所说的“养活世界上的饥饿人口需要转基因作物”,它们说:“我们…强烈反对跨国公司巨头以我们的穷人和饥饿人口的困境为借口,来推进既不安全、又不环保并且不能提高我们经济利益的这种技术……我们相信它将破坏生物多样性,毁坏我们的农民几千年发展起来的本土知识和可持续农业系统,削弱我们养活自己的能力。”(18)一条菲律宾农民运动给工业化国家的经合组织(OECD)的信息指出,“转基因生物的引入必将加剧失地、饥饿和不公正。”(19)

    7.有一个美国家庭农业团体联盟发布了一份详尽的清单,其中提出取缔一切生命形式的所有权;暂停销售、环境释放和进一步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和产品,等待一项对社会、环境、健康和经济影响的独立而全面的评估完成;并让那些公司对所有的转基因作物和产品对牲畜、人类和环境所产生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20)。他们还要求暂停一切企业兼并收购,要求暂停执行农场破产关闭,他们要求停止执行那些符合大的农业综合企业利益,同时却损害家庭农场、损害纳税人和环境利益的各项政策(21)。他们对孟山都和其他九个其他公司提起了诉讼,反对它们的垄断行为,反对它们在没有获得足够的安全和环境影响评估之前,就把转基因作物强加给农民,(22)。

    8.英国和美国政府已公开承认,种转基因作物是有风险的。英国农业、渔业和食品部(MAFF)承认,转基因作物的花粉漂移到种植区域以外不可避免(23),这已经造成了抗除草剂的杂草(24)。由英国政府赞助的某项大田试验的一份阶段性报告指出,已经证实在不同的抗除草剂转基因油菜品种之间发生了杂交,造成了抗多种除草剂的杂种。然后,转基因油菜及其杂交品种植株出现在随后种植的小麦和大麦作物地块中,必须喷洒标准除草剂来控制(25)。抗Bt的害虫也已进化出来,这是昆虫对转基因植物中毒素在整个生长季节自始至终都存在的应激性反应;对此美国环境保护局对农民的建议,是种植更多的非转基因作物(高达40%),为无抗性的害虫提供避难地(26)。

    9.最早商业化种植的几大类转基因作物已经威胁到生物多样性,这是来越无法回避的事实。配合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喷洒的广谱除草剂,能够不加选择地消灭野生植物品种,它们对动物也有毒性。草铵膦导致哺乳动物的出生缺陷(27),还与非霍奇金淋巴瘤有关(28)。含有Bt-毒素的转基因作物会杀死益虫如蜜蜂(29)和草蜻蛉(30),BT玉米的花粉被发现对大斑蝶(31)以及凤蝶(32)的毒性达到致死水平。Bt毒素能从转基因的Bt作物的根部渗出,迅速与土壤颗粒结合,受到保护而且不降解。由于毒素是以激活状态和非选择性方式存在,因此土壤中的靶标和非靶标物种都受到影响(33),然后毒素的作用可再进一步传导到地面作物。

    10.用转基因生物制造的产品也存在危险。由转基因微生物生产的一批色氨酸与至少37例死亡以及1500例严重的疾病有关(34)。基因修饰过的牛生长激素,被注射到奶牛体内以提高牛奶产量,造成了奶牛不必要的疾病,提高了牛奶中IGF-1(促生长因子-1)的浓度,IGF-1已知与人类乳腺癌和前列腺癌有关(35)。今天我们的头等大事,是保护公众免受一切基因修饰产品的伤害,而不仅仅是防止含有转基因DNA或蛋白质的产品的伤害,这是因为基因修饰过程的性质本身就是不安全的,至少采用目前的操作方式是很不安全的。

    11.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秘密备忘录透露,它自己的科学家警告过,基因工程是一个全新的起始点,带来的是全新的风险,但是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另外,第一个被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莎弗(Flavr Savr)西红柿——从没有通过必要的毒理试验(36)。从那时直到英国的阿帕德·普兹泰(Arpad Pusztai)博士和他的团队指出转基因马铃薯的严重的安全性问题之前,没有进行过任何完整的科学的安全性测试。普兹泰的工作小组认为,毒性的实际有效成分,有可能是来源于制造转基因植物时发生的“[基因]重组或遗传转化,或二者兼有”(37)。

    12.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进行公开质疑的是分子遗传学家、欧洲联盟食品科学委员会(38)新型食品工作组的现任主席贝文·莫斯利(Bevan Moseley)教授。他提请注意该技术固有的不可预知的效应,并强调指出下一代转基因食品—— 所谓的“营养药品”或“功能食品”,如维生素A“富集”稻米更大的健康风险,因为基因的重组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13.在实验室制造的新基因、新的重组遗传物质被基因工程引入了农作物、牲畜和微生物(39)。人工构建的重组遗传物质源自致病性病毒、寄生物以及细菌和其他生物,包含抗生素耐药性基因的编码区。人工构建的机制设计能够打破物种界限,破坏防止外源遗传物质插入到基因组的机制。它们的绝大多数在自然界几十亿年的进化过程中都没有出现过。

    14.这些人类构建的重组体通过入侵的方法被引进细胞,使外源基因得以随机插入目标基因组(这里基因组指一整个细胞或生物体的全部遗传物质)。这样造成的是不可预测的随机效应,可导致动物严重畸形和存在于粮食作物中的非预期毒素及过敏原。

    15.广泛用于所有商业化或大田试验的转基因作物的基因物质之一,是来自花椰菜花叶病毒(CaMV)的基因开关(启动子),它被拼接到外源基因(所转基因),并使之不断地过度表达(40)。花椰菜花叶病毒启动子在所有的植物、酵母、藻类和大肠杆菌中皆具有活性。我们最近发现,它甚至在两栖动物的卵(41)和人类细胞提取物(42)中依然有活性。它具有模块结构,可以与其他病毒的启动子部分互换或全部互换,使之具有感染性。它同样具有一个“重组热点”,在此处它容易被打断,并同其他遗传物质拼接(43)。

    16.由于这些原因和其他原因,转基因的DNA——转移到转基因生物的人工基因构建的整体性——可能会是更不稳定、更容易再次转移至不相关的物种中去;非常可能的是,所有物种和转基因生物之间都存在相互作用(44)。

    17.在转基因植物中,经过基因转换的DNA不稳定是众所周知的(45)。遗传修饰过的基因经常保持不活跃状态,还会发生部分或全部的转基因DNA丢失,甚至保持到繁殖时期的转基因DNA也会发生丢失(46)。我们已经知道,在全球已商业化或进入大田试验的任何转基因植物株系中,关于遗传物质本身或者在植物基因组的插入位置这两个方面是否具有长的期稳定性,都没有正式发表的证据能给以证明。

    18.遗传改造过的基因所具有的水平转移的潜在风险,包括抗生素抗性基因传播到病原体,并产生可引起疾病的新病毒和新细菌,以及由于外源DNA的随机插入造成的基因突变,其中一些可能导致哺乳动物细胞癌变(47)。花椰菜花叶病毒启动子在一切生物体中都具有功能,其中包括人类,这一点与基因水平转移的潜在风险特别有关。

    19.在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的指导行业关于制造抗生素抗性标记基因的草案中,明确指出哺乳动物细胞有摄取裸露的或自由的DNA的可能性(48)。英国农业、渔业和食品部(MAFF)对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文件发表的评论指出,转基因的DNA的基因转移不仅可以直接摄入,也可在农业耕作和食品加工过程中,在与植物粉尘和空气传播中的花粉接触而摄入(49)。这一警告的重要性与最近来自德国耶拿大学的报告相同,该学校的大田试验表明,遗传修饰过的基因可以通过转基因农作物的花粉传播到蜜蜂幼虫肠道中的细菌和酵母(50)。

    20.大多数商业食品加工过程不能被破坏植物DNA(51)。例如磨碎和研细、用90摄氏度高温处理,谷物DNA基本保持完好。饲料贮藏仓库中的植物DNA也很少降解,因此英国农业渔业和粮食部的一份特别报告提出,禁止把转基因植物或副产品用作动物饲料。

    21.人类口腔中的细菌有一些显示能够摄取并表达包含耐抗生素基因的裸露DNA,在呼吸道中也存在类似可发生转化的细菌(52)。

    22.在实验室已经发现,由转基因植物携带的耐抗生素标记基因,能够水平转移至土壤的细菌和真菌中(53)。野外检测显示,在转基因甜菜种植之后两年,转基因甜菜的DNA还顽强地存在于土壤中。有证据表明,转基因DNA的片段已水平转移至土壤中的细菌(54)。

    23.最近的基因治疗和核酸疫苗研究(包括DNA和RNA)明确无疑地表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哺乳动物细胞的基因组,都可能摄入裸露和自由的核酸,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将其整合。急性中毒性休克、免疫反应延迟和自体免疫性反应等不良影响已被发现(55)。

    24.英国医学协会在一项中期报告(1999年5月)中呼吁,无限期叫停转基因生物的释放,对新型过敏症、抗生素抗性基因的蔓延和转基因DNA的作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25.2000年1月,蒙特利尔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谈判成功,130多个国家的政府已同意执行预先防范原则,并确保将国内和国际各级生物安全立法的重要性,提高到优先于世贸组织的贸易协定和金融协定的位置上。2000年3月,在日本千叶召开的国际食品规范委员会达到了同样的结果,与会代表同意为制定转基因食品的严格管理程序进行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商业化销售前的评价、长期监测健康后果,对遗传稳定性、毒素、过敏原和其他意外影响进行测试(56)。在2000年5月内罗毕会议上,68个国家的政府签署了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26.我们敦促各国政府,充分注意最近的大量科学证据,关注基因工程技术及其多种产品已经产生和可能产生的危害,根据完整的科学原理采取预防性原则,从即日起立即暂停向环境释放新的转基因生物,其中包括露天的大田试验。

    27.关于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中家庭农场的可持续发展和良好的生产效率,有持续不断的研究记录可以证明(57)。不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证据表明,小型农场比大农场更高产,更有效,更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小农户更倾向于合理管理自然资源,更倾向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58)。在1989年苏联东欧剧变引发的经济危机中,古巴放弃了曾经的大规模、高投入的单一耕作形式,向小规模的有机与半有机农业转变,把粮食产量提高了一倍,同时减少了一半农业投入(59)。

    28.使本土农业知识和经过调整的现代西方科学知识相结合,这一类多样化的生态农业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广阔前景(60)。这种农业模式的产量已经增至二倍和三倍,而且仍在继续提高。全世界据估计已有一千二百五十万公顷土地已经成功地采用这种耕作方式(61)。小农户也具有承担这种环境友好型技术的能力。这种农业模式可以恢复已经被常规(现代化)的密集型农业放弃了的边缘土地。它是修复被常规(现代化)农业技术破坏的土壤的唯一可行方式。最重要的是,它能够使小型家庭经营的农民摆脱贫困和饥饿。

    29.我们敦促所有国家的政府拒绝转基因农作物的道理是:转基因作物不仅危险,而且违反了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之道。各国政府应支持的是与此正相反的研究,即开发真正造福于全世界家庭农业的可持续农业的方法。

 

 

 

 

 

山西煤企优选28条高速路 央企和社会资本拣剩

21世纪经济报道 段心鑫

2012-05-22

    核心提示:事实上,山西省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这几家煤炭企业的资本金,而是寄望于通过盈利状况出色的煤炭企业来从银行获得更大数量的贷款。

    在山西省国资委与山西省交通运输厅的推动下,山西省7家煤炭企业各出资15亿元为山西省内高速建设融资。近日同煤集团、山西焦煤集团、山西煤运集团等7家省属煤炭企业成立6家子公司负责高速公路项目,山西省希望以此为杠杆撬动更大的资本,以解高速公路资金之渴。

高速公路适度超前

    山西既是产煤大省,又是西部煤炭外运的枢纽。即便自2008年以来,山西省加大了对包括高速公路在内的道路建设,大型运煤车拥堵的问题仍造成了道路拥堵。在重要的运煤通道上,山西省交通部门不得不对大型运煤车进行交通管制。

    本报记者在山西采访时看到,运煤车在路上只允许占一侧车道,而另一侧车道留给非运煤车。这样的管制措施一方面保证了非运煤车的通行,另一方面却使得运煤车在路上排起长长的队伍,对交通压力的缓解作用有限。

    据山西省交通运输厅数据,2009年到2011年三年时间,山西省高速公路新增通车里程2000多公里,总里程达到4010公里,占全省6300公里高速公路网的64%,跻身全国高速公路先进省份行列。山西省每年的高速公路建设投资不断上涨。2009年,山西省高速公路建设完成投资392亿元,为2008年的9.7倍;2010年,高速公路建设完成投资470亿元;2011年,山西高速公路建设完成投资约583亿元。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段建国表示,今年山西省将再建1000公里高速公路,从而使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5000公里。与2011年的583亿元投资相比,今年山西省计划在高速公路建设上的投资将超过1200亿元。

煤企注资为获得贷款

    国家发改委曾在2011年对我国交通运输体系债务问题调研,结果显示高速公路建设的资产负债率高于高铁建设,已经达到70%以上。

    3月2日,山西省政府成立高速公路筹融资小组,并在不久后正式挂牌成立了山西省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根据该公司的规划,其今年全年力争为交通建设和企业发展筹集资金50亿元。段建国称,目前山西省政府经过多方筹措,还有600亿元的资金缺口。

    正是为了补上这600元亿的缺口,山西省国资委与山西省交通运输厅才推动7家省属煤炭企业各出资15亿元,成立子公司,通过代建代管方式将其引入高速公路行业。

    这七家企业还获得了“优先选择权”。本报记者获悉,7家煤炭企业将购买已经完成或者正在建设的山西省内28条高速公路。其中,在建项目23个、建成5个。在7大煤业集团选择完后,还要提供给央企和社会资本来选择。

    事实上,山西省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这几家煤炭企业的资本金,而是由于高速公路项目难以从银行获得足够的贷款,于是寄望于通过盈利状况出色的煤炭企业来从银行获得更大数量的贷款。

山西煤企“优先选择”28条高速路

    段建国介绍,7家煤炭企业拿出一共105亿元,加上财政预拨的100亿元,最后将会从银行贷款400亿元,从而补上600亿的资金缺口。这样的操作无疑具有一定的财务风险,但承担风险的主体变成了财力雄厚的煤炭企业。

    山西资本市场发展办公室人士对本报记者称,投资是由煤炭企业的集团层面在操作,和旗下上市公司没有太大关系。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相关专家称,一些企业成为投资主体,是有益的多元化尝试。高速公路的情况在全国不是很平衡,亏损的高速公路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但由于山西当地车流量比较大,预计不大会亏损,但能否实现盈利还有待观察。
 

 





发件人:老毛<anchormao@gmail.com>;时间:2012年06月04日 01:50 (星期一)收件人:(无)附 件:18 个 (市场开始新的轮回?) 查看全部附件

公有就一定是官有吗?

----析当下中国的私有化浪潮

红星博报

06-04-2012

    日前,私有化呼声又起来了,有精英的摇旗引领,更有普通民众热烈呼应,更有高层官员时不时的放言打气,不把中国瓜分,决不罢休!

    笔者认为:倡导私有化者,除一小部分是靠自己多年积累打拼,积累财富,又对社会不放心而保护自己的利益的需要,这部分人倡导私有化有情可原;另一部分是已经借改革的名义巧取豪夺、甚至是大肆掠夺国家财产的蛀虫,有些是即得利益者及其代言人,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论及价值观,照样通行;而官员、尤其高官倡导私有化,绝对是贪官无疑!

    还有一部分就是普通民众,他们不知就里,看不清私有化的本质,等正真到了私有的那一天,只有三五年的热情和私有,假以时日,才发现私有其实也没你什么事,公有,你未必没有,私有,你注定将一无所有。因此,我觉得有必要给倡导私有化的普通民众泼点凉水!

    首先,鼓噪私有化的普通民众最充分的理由就是:公有就是国有,就是政府有,就是官有。而“民没有”又是倡导私有化者最大的卖点,执政者必须有所改变,众叛亲离已经在上演。其实私有之后,普通民众照样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的现状最大的特点是权贵勾结,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私有,那么庞大的国有企业最有可能落到谁的手中,答案不难寻找,依然是权贵资本手中。起初,他们会像以前的国企股份制改造一样,分你一些所谓的股份,让你渴望私有的那颗心稳定并享受一下私有的快乐,不用三五年,第二轮改造就会马上启动,这些准备甚至已经做好了。这一次他们不用给国企吐痰,直接借以管理权进行股权改造,你要么买断,要么回家每月发你一些低于目前低保的生活费。这时候你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因为已经私有化了。占据股份管理权者有权根据企业的需要进行改造。所以,私有的结果还是权贵拥有,普通民众看不清实质的鼓噪,倒是帮了窃取国家财产者的大忙,他们会美其名曰“尊重民意”。

    其次,在公有制度下,在公共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工作诸多方面会给弱势群体基本的保证,她照顾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私有之后,所有的投资都是以盈利为目的,权贵操纵的政府已经教会了私有后怎么向社会榨取血汗,公有制度的路桥费还有取消的一天,私有后期限到了他会重新修建,重新收费。那时候资本和权贵的耦合将会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私有企业的盈利法宝,就是在税收上做文章。那时候国家和政府的财政一定会被挖空,普通民众心目中目前的官有者就是私有化之后的私有者,人还是那拨人,只是换了个名堂,这个需要看清楚、看通透。

    再次,对于国家企业,公有制度下的经营对于管理者的贪腐和渎职依然是有风险的,虽然是根据形势需要的查处,但还有查处的可能,只要可能性存在,就会有收敛;私有后就没有任何顾忌,就会启动法律的改革和政策的走向,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大多数的底层民众将会跌入万劫不复之境,这将是中国民族的灾难,最后,国家的主权和统一都将受到威胁!前些年的私有化反对声让别有用心者没了章法,后来又提出银行的私有,这一招更加毒辣,大家都知道,项目上马,企业支撑都需要银行的支持,银行私有就是倒逼国企私有,经济基础的改变,新一轮瓜分中国就会上演,醒醒吧!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国法律有一条重罪,叫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然后联系到官员财产迟迟不肯公开,有关部门居然说十年内没有公开的可能!这个中原因不难发现,只要官员财产公开,就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这一条,就会让多少官员如“改革”一样走向不归路。大家想想,这些有关部门极其官员在公开个人财产上迟迟不动的等什么,在等私有化啊!窃取的国家财产需要软着路,需要消化,需要用私有化来漂白。明白了没有啊?私有化制度就会架空现有的国家法律,让窃国大盗逃之夭夭,躲过法律的制裁和人民的审判,每个有志之士绝不能让国家蛀虫的愿望得逞!普通民众也要看清这一点!

 

 



发件人:qiaoxu20011982<qiaoxu20011982@163.com>;时 间:2012年05月31日 22:09 (星期四)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央企与私企的问题

央企与私企的问题

乔续

    最近参加“中国改革发展论坛”,因为去的比较晚,到达时高尚全的演讲进行了一半,下面就说说我的观点以及评论。

    听了演讲,我感到纳闷,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不都是和政府一伙的吗,今天他们似乎都在和政府划清界限,跟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划清界限。这个可以从80年代说起,80年代中国的专家学者以及知识分子大都是一直的拥护改革开放,并积极献言献策,当时的中国是充满激情和梦想的,到了90年代后期,伴随着市场化的进行,开始分化出了左和右,即左是反对市场化,右是支持市场化,继续发展,到了2003年左右,支持改革开放的又分化,分化出了支持国有经济占主导的中国人自主的市场化与支持私营经济并对外资完全敞开的市场化,他们并列发展到现在。后来在中国出现的乌有之乡,应该属于介于左和支持国有占主导的中国人自主市场化之间的,就左右派而言,应该属于中左,从这个意义上说乌有之乡是文革欲孽的政治意义和斗争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乌有之乡就是伴随着发对市场化的左以及国有经济占主导的市场化的潮流而产生,乌有之乡是支持华为的,甚至比右派都支持华为,而华为是私营企业,乌有之乡里面有一批真正的一批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考虑的一群人,至于后来乌有内出现了一批文革原教旨主义者,这个事情我不太清楚内幕,毕竟政治是复杂的。文革比较复杂,就目的而言,文革是没问题的,但是就实施来讲,文革的确是存在很多问题的,这个也构成了后来改革的基础之一。

    高演讲中提到现在提到的中国模式是政府强制加不完全的市场经济,高反对这个提法,并认为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并坚持打破国有经济的垄断。我个人认为中国模式是由历史渊源的,中国在周朝以及春秋时期的经济就是国家占主导的经济,当时的商人是官商,手工业大部分也是政府供养的,管仲就是依靠政府控制的绝对的经济资源才通过经济手段使其他诸侯国屈服于自己的霸业的。后来战国时期,伴随着礼崩乐坏,政府力量的衰落,民间力量的壮大,民间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伴随这个过程是的是诸子百家在民间也产生了,可以说在战国早期,民间的经济与文化都发展起来了,并产生了相应政治诉求。当时的大商人叫做素封,素封去各个国家,就像现在一样,会受到各个国家君王的接见,当时产生了一些大的私营的手工业作坊(可以称作企业了),例如炼铁方面就出现了很大的工商业者,然而伴随着秦国中央集权模式的崛起,以及后来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会议的召开,最终中国确定了中央集权模式下的利出一孔的盐铁专营,中国的私营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董仲舒主张的天人合一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开始独尊,中国战国时期形成的私营经济蓬勃发展与百家争鸣的局面从此不复存在。中国模式就此产生,后世中国的经济基本都是政府垄断资源,放开民间适度经营,政府调控民间经济的能力比较强。现在中国模式则是在当年计划经济的基础上产生,这个与中国在近代屈辱的历史有关系,只有通过国家力量才能集中起全国资源进行建设,这样就行了中国国有经济大一统的局面,这个似乎跟周朝时期有一点像。改革开放后政府开始放权的,并摸索着允许外资经济,私营经济,合资经济,集体经济适度发展,后来虽然出现一些比较激进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措施,但是因为政府力量的强大,并没有根本上动摇政府对经济的管控,反而一定程度上搞活了经济,释放了生产力。今日中国面临的问题似乎与当年的盐铁会议有相似之处,即要私营经济还是官营经济,现在地方政府出现靠天靠地不如靠央企的话,这个反映出官营经济的意识开始成形。

    不过我觉得现在不是要私营还是官营的问题,而是不管私营还是官营,你能不能搞好的问题,只要能搞好,什么模式都可以。不幸的是,似乎不管是私营还是官营,都存在很多问题,官营则死的慢一些,私营则死的快一些,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搞好中国人自己的经济的问题。

    高提到国有经济不是执政的基础,理由是苏联当年国有经济一统天下,最后还是亡党亡国,他说民心民意民生才是执政基础。我的观点与他不同,我认为民心民意民生并不是执政基础,而是得天下的基础,即得民心者的天下,是涉及到政治斗争甚至军事斗争的问题。说到执政基础,自然需要一定的行政组织资源才能执政,而这个资源在组织上就是党组织,在经济上就是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这个是必然的,你不掌握经济资源,你如何管理经济,当年的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再清楚不过了。至于高提到苏联亡国亡党,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出现问题,党和国家的高层出现问题,如果说借鉴,那么我们应当借鉴的是这个,而不是国有经济是不是占主导的问题。苏联当年垮台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国家全面放开的国有经济的掌控,搞了一人一股,结果最后全盘皆输。

    高提到垄断企业问题,这个的确是问题,垄断企业的确存在问题,如果高层要瓜分垄断企业,我想阻力除了来自上层以及垄断企业本身,民间几乎不会有什么阻力,就像当年的国企改革一样。问题就是我们在发展国企的同时没有让老百姓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还形成了国企央企的优越性地位。90年代国企改革之前,国企员工的日子是很不错的,我当时生活在农村,农村人都特别羡慕双职工家庭,而国企的利益没有向大部分人敞开,这样当国企开始被迫破产倒闭,工人被买断工龄的时候,除了国企工人,全国其他老百姓没有起来支持声援的,同样,如果再次出现垄断行业的瓜分改革,我认为情况会跟当年的国企改革差不多,不同的是现在人大都有了自己的权力意识,好多人会支持央企改革,甚至有些人会很兴奋。这个情况就跟当年顾炎武劝说大家起来反清复明的情况差不多,顾炎武说明朝灭亡是亡天下,老百姓说亡天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都是当官的造成的,我们还不是照常种田纳粮,谁来统治不一样。原因就是明朝社会的上层对社会下层的利益构成了排挤,并掠夺社会下层,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话是句空话,实际中并不能调动起社会成员的积极性。现在的情况跟当年有点类似,国企的确国家的执政基础,央企的确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然而因为自身的利益并没有让社会大多数人享受到,甚至现在的央企还对其他利益构成了侵害,我们可以想见,当有人要通过铲除央企来铲除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的时候,社会大多数人不会有什么反应。

    所以,现在的形式是瓜分央企是死的早一些,不瓜分央企是死的晚一些,问题的根本要建立惠及全民的政策,央企还是私企不是问题的根本。现在一个中国普通的产业工人只能供养1.2个人,而欧美日本基本都在四个人以上,可见我们的社会财富分配甚至还不能够维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央企与私企在国际产业中获得利益太少,这样中国工人自然得到的利益也相应减少,如果中国的私企都能够做到华为那样,中国就是完全都私有化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中国的央企个个都是西方IBM那样的巨头,那么就是国企一统天下人们也是乐于接受的,所以,我觉得关于央企私企的问题,我们应该停一停了,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发展好自己的央企与私企,以及如何让老百姓从央企与私企的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好处,这应该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的长久之道。

    中国的央企现在的问题是与民争利,高额垄断利润内部消化,所以需要拿出相当部分全民分红,毕竟全民企业,全民分工是情理之中,现在私企的问题是利润低,员工加班多,工资少,所以需要国家适当的给予私企政策与技术上的扶持,并严格执行劳动法,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并在全国范围内竖立华为企业的标杆形象,号召全国企业学华为,目的就是要早就中国人自己的企业航母。

    最后,涉及到人文的大环境还需要改变,国企私企问题只是中华民族崛起问题的一个支点而已,一个民族的崛起关键是文化的崛起,是人的素质的崛起。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中央集权模式,我觉得已经不适应现在社会发展的需要了,政府放权,造就强大的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的确是大势所趋,不过我们造就的民间社会,公民社会是中国人自主的社会,不是被别人利用并为别人服务的社会。造就自主的民间社会,就需要充分挖掘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并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的文化资源,这个能够解决一放就乱的问题,形成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战国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向集权模式发展还是向民间社会模式发展的分水岭,后来集权战胜了民间,走向了大一统的利出一孔与独尊儒术的局面,战国时期以及西汉早期形成的民间经济繁荣发展与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复存在,今日我们再次面临这样一个分水岭,在60年实践应验的基础上,形成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模式。这个过程的形成我个人觉得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不知道现在的中国领导人能否胜任这个历史任务。

    中国改革发展论坛,高之后的几位学者说的内容,总体来讲,都是在呼吁政府放权,张文魁主张以后的经济增长应当放弃政府占用大量资源,通过凯恩斯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的方式,转变到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内生积累的增长方式。彭真怀主张国家应当放弃土地国有以及集体所有,给予农民清晰的土地产权,并提到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没有真正的农民代表。华炳啸主张改变政治权利内卷化的趋势,建设宪政社会主义。王占阳主张通过党建来解决历史周期律这条路走不通,需要人民起来监督,而不是发牢骚,并提出现在政府书记的权力太大,人事财权都有,民主是自下而上的,不是自上而下的。后面张占斌主张中国实行省直管县,实施权力的下放。

    不过,我的观点是中国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体制,政府权力过大,这个与中国人心太散有关系,无法通过西方那种基督教内心的自我约束来实现人心的聚合,进而实现民间社会的自我整合,只能通过权力自上而下的方式才能实现国家的正常运转与统一。这样就形成了当旧权力中心崩溃,天下大乱,进而在混乱中形成新权力中心的历史周期律,现在中国仍然还在历史周期律中。而上面列举的那些主张,要么是政府权力下放到地方基层,要么是政府权力下放到企业,要么是政府权力下放到民间社会。然而他们共同点是都没有解决一个权力下放后的监督管理的问题,现在政府权力集中在政府,政府腐败了,然而权力下放到下面后,下面仍然还面临一个权力的腐败问题,权力的内卷化(应该是世袭制或者变相世袭制)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现在在中国都已经出现,地方基层政府的家族化世袭化现象已经比较普遍了,权力,企业的违法乱纪,弄虚作假的现象,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感,我个人对现在市场经济的评价是“我骗人人,人人骗我”。至于下放到民间后,以中国现在民间乱哄哄的样子,我觉得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秩序和共识的形成。所以任何一个制度模式的形成,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都是实事求是的实干家们在实践中摸索建构出来的,靠着一时的热血沸腾,书本空想,慷慨激昂,解决不了问题。当然,我并不主张这样的政府过分集权的模式继续下去,我们应当从社会文化价值观的重塑开始,从社会风气的净化开始,形成具备全民共识的思想价值体系,甚至宗教体系,这样也可以解决我们一直存在的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然后慢慢的有秩序的下放权力,慢慢形成新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

    集中有集中的优势,分散有分散的好处。集中的优势是可以集中统筹,调动资源,集中突破,这种方式在中国落后的情况下,利于奋起直追,实现跨越式发展,现在任然需要一定程度的集中来实施突破。集中的劣势是因为过分集中,容易造成权力的内部暗箱操作,造成权力缺少监督而胡作非为,造成腐败问题。分散的优势在于可以最大限度调动起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来挖掘生产潜力,丰富社会物质文化生活,能够更有利于形成社会的内生积累性发展。分散的劣势在于一方面因为大家都有创收的动力,来挖掘潜力,造成社会资源的重复性建设和浪费,还有大家相互竞争,必然造成社会差距的拉大,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最后就是如果缺少监督,会造成假货猖獗,秩序混乱,分散所造成的人人创收的理念鼓动下,会造成社会成员的人心浮躁,进而造成大家都利用手中的资源创收,造成现在医生收红包,教师收红包,造成社会运作成本的急剧增加。所以集中有优劣,分散有优劣,过犹不及,需要在集中与分散中取得平衡。

 

 

 

 

发件人:qiaoxu20011982<qiaoxu20011982@163.com>;时 间:2012年06月03日 17:24 (星期日)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

    仲老师您好:以下是针对张立群报告的一些体会,我觉得中国一些政府里面的人整天只知道看报告看数据,甚至好大喜功,他们根本不了解企业内部运作的真实情况,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观点不一定正确,请您指正。

从代工企业角度剖析中国经济

----听张立群《2012中国经济发展报告》有感

乔续

2012年6月

    张立群先生首先讲就业是民生之本,经济发展就能保证就业的增加,中国每年都有大量新增劳动力加入就业大军。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东部沿海地区的大量民工回家了,没有活干了,大概有1000万的农民工从东部还乡,当时出现了类似97年98年那样三角债的情况。中国现在城乡之间流动的人口有1.6亿人,这里面58%的是80后,他们大部分是灵活就业,没有稳定的工作,这些年轻人大部分不会干农活了,当城市不能接纳他们,他们又不能回到农村的时候,他们就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生活,这样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当经济下滑的时候,意味着财政也将出现下滑,因为我国财政收入主要来自营业税和增值税。经济下滑,意味着企业经济活动的减少,这就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而中国财政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还有大批的官员腐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样会影响政府对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进而影响社会稳定。企业生产下滑,销售下滑的时候,意味着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上升,这样会影响银行的正常运营。

    面临08年下半年经济减速的趋势,政府实施了一揽子计划,实施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刺激经济发展,这些基础设施包括:电力,热力,交通运输,仓储,水力,城市公共设施,港口码头。2009年新增贷款是2008年新增贷款的两倍,这样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加快,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冲击。然而积极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带来的后果是政府债务余额的急剧扩大,债务的扩大意味着以后将约束财政的支出,出现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赵立群还举了美国债务的例子进行说明。面临债务规模的急剧扩张,政府在去年开始支出紧缩,在项目的投资上,实施重点在建,严谨新增的措施,政府投资在最近两年也迅速撤出,为了降低债务风险。

    接下来赵立群讲了通货膨胀的问题。通货膨胀是货币发行过多的问题,大家都有钱了,这样就会去大量购买,进而抬高价格上涨,现实中能够觉得购买能力的是现金价存款。例如贷款买房,贷出来的款项进入开发商的腰包,开发商除了给员工发工资,支付给建筑商,建筑商给员工发工资,还要支付给一些建筑材料的厂家,这样整个经济供应链条就带动起来了。货币供应量存在一个自我膨胀的乘数效应,贷款存款的积累,最后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货币,这样会加重越来越严重的通货问题。为了调整货币量和防范金融风险,推出了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银行发放贷款一般是越快越好,这样有益于银行利润。

    2001年之后,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非常好,订单接不完做不完,人的需求主要是吃穿用住行,吃穿用的需求满足了,住行的需求迅速扩张,房地产汽车产业迅速发展起来,汽车和楼房对重化工材料要求高,例如钢铁,水泥,石化,有色金属等另外还需要能源交通的配合。2001年之后,中国的经济规模迅速扩张,钢铁水泥化工等等的产量都成倍增加,投资也持续的告诉增长。此时中国面临的优势是低成本优势,加上订单又做不完,大家都没有心思搞转型升级,高投入,高排放,高消耗,低产出的问题一直存在。

    然而08年之后,形式大变,订单减少,成本增加,企业的形势越来越恶化,今后经济发展动力的方向应该转向转型升级,研发,品牌,附加价值等等。在房地产领域要抑制投机炒作,推出遗产税,赠与税,不动产税等等。现在经济面临的形势是消费方面不旺盛,车房市场降温,家电也不好卖,加上出口形势的急转直下,为了维持经济的增长,同时防止房地产投资的下滑,开始采取稳定经济增长的措施,包括将刚性和改善型的住房需求释放出来,加快审批一批带动力强的经济项目。

    听了张立群的讲座,相对于石小敏宏观经济领域的讲解,我对2000年后中国经济的微观方面的运行情况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大体情况是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生产资料的低成本优势,加上加入WTO后做不完的订单拉动,中国经济的规模在2001年之后迅速扩张,拉动了钢铁,水泥,交通运输,公共设施等等很多方面的扩张,经济扩张的同时住房和汽车的需求也迅速提升,拉动经济增长,进一步带动了重化工业的发展。2008年之后,面临外部需求的急剧萎缩,大批农民工返乡,带来经济社会问题,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了一系列的基础设施投资,并进一步拉动了房地产发展,一次来带动经济发展,然而此后开始出现通货膨胀与债务问题,国家又开始实施紧缩的政策,然而很快发现内需不旺,出口不振,经济下滑厉害,又开始实施经济刺激,争取下半年会出现经济的重新回升。今后发展的重点讲转向转型升级,经济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

    对于2001年到2008年的经济形势,我对后半部分有一些亲身的经历,2009年到现在的经济形势,我也都有经历体会。下面就我个人在一家代工公司的经历从更微观的角度来说说中国经济。

    以前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过,那里都是一群群的外资企业,那时我走在亦庄大街上的时候,有时会想这应该就是新时代的圈地运动吧,这里本来是农庄,农田,荒野,几年的功夫,这里拔地而起成群的工厂,而且都是外资的。工厂建设好了,随之而来的是大批的劳动力进入工厂工作,在技术管理领域,来的是大批的高校毕业生或者往届高校毕业生,前期来设厂的人员大都是从南方过来支援的,这里反映出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其实就是在复制南方的那种发展模式。车间流水线工作的大都是初中毕业生,中专生,甚至还有小学没毕业的弄了个假文凭混进来的,因为车间的工作不需要太高的技术水平,只要认识字会数数就可以胜任。我亲自看见过他们的面试流程,大家站成一排,伸出手,手指张开,然后面试官挨个检查他们的手指情况,可见他们的工作对他们的手指要求最高。在亦庄这个经济开发区形成了中国经济开发区的金字塔结构,顶层是外方管理技术人员,第二层是设厂时从南方过来支援甚至留任的管理或者技术人员,第三层是新招来的大学毕业生或者毕业没几年的大学毕业生,第四层是车间基层管理人员,第五层是那些在车间从事最简单的手工操作的员工。这里面越往上人员流动性越小,人数越少,具体的人数比例我没有数据,但是第四层第五层人数与前三层的比例最少得是50:1,我当时属于第三层次的,因为刚来北京,多少有些新鲜感,加上公司提供食宿,日子还过的优哉游哉。这个人数需求模式也注定了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因为对高学历需求少,对低学历需求高,所以出现了大学生不好找工作,而同时好多工厂却出现招工难。

    这些公司基本都是生产型的公司,所谓研发,工程等等,都是针对生产的需求来讲,都是给外国研发部分做边角料工作的,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所谓的研发技术,也最多涉及到产品设计,更深层次的技术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无法想象政府宣扬的结构转型在这样的公司如何进行。以至于我看到电视上领导人视察某工厂时,工厂向领导人展示高技术的时候,常常会搞出一个PO-E图片,或者PCB图,然后放大缩小,转两下时,或者去车间看看流水线时,那时,我常常会鄙视这样的领导,根本不懂这些东西需要多少技术含量,被人忽悠着认为这是什么高科技玩意,一群这样的领导在治理国家,国家还会有希望吗?

    这些工厂没有高科技的技术,但是的确有高技术的生产设备,高科技的原材料,然而这些生产设备和原材料都是进口的,即使国内有生产,他们也不会采购国内的,国内的质量不达标,技术水平也不够。通常之后一些很简单技术含量的例如包装材料,模切件什么的才会采用国产货。我所在公司采用的成型机,贴片机,机床,测量仪器,烤漆生产线等等,都是从日本欧美进口,主要是从日本进口,而且一台的价值基本都在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以上,一些重要的零部件都是直接从国外采购,价钱高的惊人。例如模具中注塑时候的阀针,直径一毫米左右,长度十厘米,价钱高达5000人民币以上。我当时到车间的时候,看到稍微好一点的设备就是外国生产的时候,看到车间的工人低头忙碌的时候,会想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不在于能生产什么产品,而在于能生产什么样的生产工具以及高水平的原材料,这些产线上的员工,就是埋头苦干上十年八年,又会有什么技术上的进步呢?像我这样的工程人员,就是赶上十年又如何能够转型升级呢?还不是被外国资本死死的钉在产业链的最低端,挣取少的可怜的血汗钱。

    联想到工厂的设备来源,原材料来源,以及产品的设计方案来源,工程技术来源,产品出口地,以及产品供应链等等好多方面的东西,我发现这个工厂的设备大多来自日本欧美不同的企业,原材料也是大多来自日本欧美不同的企业,产品生产完成后,出口海外或者直接输往下一家的生产企业,这样顺着一个产品需要的所有流程,工序,原料,产业链,会发现背后有一个复杂的产业链体系,产业链的背后应该是全球资本财团体系。在这个产业链中,高端的,高收益的部分都是外资企业,他们拿走了大部分的利润,而留在这个企业里面的大部分也被企业外方高层拿走,只有少部分分给产线的工人以及中方的工程技术人员。举个例子,这个工厂生产一个部件成本卖给品牌厂商是10元,品牌厂商的市场出售价是100以上,而这十元里面的成本包括机器设备,原材料部分的大头也被外资拿走,最后剩下少部分中的大头被工厂的高层拿走,这些高层也不是中国人,最后到中国人手中的只是那少的可怜的一点了。如果说我们如果只拿到这么一点钱,能学到真东西还行,可是我们辛辛苦苦就是干一辈子,最后还是被人家死死的钉在产业链的最低端。所谓的经济发展只是在给别人做嫁衣,最后自己还成了陪嫁。

    这个这个工厂的客户给这个工厂算了一笔账,发现这个工厂如果没有政府的土地供应,免税政策以及各个方面的优惠,这个公司根本就不赚钱,更可笑的是,这个工厂的母公司在全世界的工厂,除了中国之外都在赔钱,只有中国的公司在赚钱,而且在国外建厂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订单的便利而已,生产大部分都在国内进行,国外生产的产品质量以及数量与国内相比都差一大截。我在工程生产时,遇到问题,就联系国外的分公司寄过来一些他们的样品参考,结果发现他们的样品在我们这连报废的产品的质量都比不上,在他们那竟然成了样品。后来询问一些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得知,原来国外的生产成本高,所以为了效益考虑,就只能凑合了,而国内成本太低了,不压榨白不压榨,听了这里,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们政府用自己的免费的土地,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为国外资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利润,而我们却得到的是污染的空气,江河断流,健康状况下降却没有技术水平提升的国民。

    06年之前,得益于地方政府的优惠,这个公司的效益是相当好的,06年时候年终奖达到16个月工资,之后就每况愈下了,07年时候年终奖降到8个月工资,08年金融危机时候,年终奖就停发了,之后年终奖只是意思一下而已,这个也的确反映了2001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即使没有经济危机经济也会出问题的,经济危机只是加速了这个下滑。我是在08年年底时候离开这个公司的,在公司期间有机会阅读公司内部的一些行业资讯信息情报,以及参与部门内部论坛的讨论,无意中,我发现因为欧美财团之间的矛盾,以及技术制高点的争夺战,在移动信息化来临的时候,美国厂商会合伙打击诺基亚,而诺基亚似乎还不知道咋回事,显得势单力薄,还缺少长远的发展战略,甚至战略本身就有问题。写下了一些诺基亚日后衰退的判断时间表,之后就离开了公司。不幸的是,四年之后,我的判断竟然还是实现了,诺基亚现在的确出大问题了。

    最后,我当时所在的公司是富士康精密组件(北京)有限公司,不过说实话,富士康的状况比中国大部分的私营企业要好得多,就个人工作体会而言,我对富士康的印象还算不错,在富士康最辛苦的产线的工作员工。

 

 

 

 

 

 

发件人:"伟国" <forfreemark@gmail.com> 2012-05-29 18:28:24  收件人:forfreemark@gmail.com美国国务院《2011年度各国人权报告》与中国国务院《2011年美国人权记录》

2011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2525

    201252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2011年国别人权报告》,再次对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品头论足,对中国人权事业歪曲指责,而对其自身糟糕的人权状况却熟视无睹、只字未提。为了让世界人民了解美国真实的人权状况,敦促美国反思其所作所为,特发表《2011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公布了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011年度人权国别报告》。在报告涉及到的全球199个国家中,人权记录近年一向不佳的中国不仅也在其中,而且在主要的人权问题上情况处于恶化的状态。

   就在美国发表《2011年度人权国别报告》的同一天,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四也发表了最新全球人权报告。该组织亚洲项目副主任贝凯玲针对中国人权问题对外表示,2011年是中国人权黑暗年。与之相比,由于中东、北非、缅甸以及世界上其它地方所发生的民主和人权事件,美国国务卿称2011年是变化巨大的一年, 这巨大的变化表现在中国则是人权状况的恶化。

   附录:

美国国务院《2011年度各国人权报告》简报

2011年度各国人权报告

    2012524日,国务卿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11年度各国人权报告》(2011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人权报告》提供了美国在全球推动尊重人权的努力所基于的事实。报告为美国政府的决策提供信息,并为其它国家政府、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学者、关心这个问题的公民和新闻记者提供参考。《人权报告》根据普世人权标准评估每个国家一年中的情况,每份国别报告自成一体。报告不对各国进行比较,也不做排名,只是将它们分地区按字母顺序排列。今年,国务院对报告的编排及在线用户界面进行了现代化更新。

2011年世界各地的人权状况:主要趋势

    报告记录了2011年世界各地的人权状况。今年是中东和北非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公民们挺身而出,要求得到普世权利、尊严、更多的经济机会以及更大的政治参与。这些示威活动在世界各地引发了激烈反响。

    在突尼斯,公民参加了透明和可信的选举并选出了一个制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制宪会议选出一位前政治犯担任该国的临时总理。在缅甸,政府采取重要步骤进行政治改革,释放了200多名政治犯。在哥伦比亚,政府继续努力提高人权案件审理的公正性。

    令人遗憾的是,2011年也目睹了一些消极的事态发展。一些国家在举行存在舞弊的选举后变得更不自由;包括在因特网上的言论、集会、结社的普世自由权利受到限制;作出审查或恐吓媒体的举动;还有试图控制或压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其它令人不安的趋势包括反犹太主义加剧;继续迫害其它宗教少数群体,包括艾哈迈德派(Ahmadis)、巴哈伊教徒(Baha'is)、藏族佛教徒(Tibetan Buddhists)、基督教徒、犹太人及其它人。在许多国家,对少数种族和民族群体、残疾人以及同性恋、双性恋或变性者(LGBT)的侵权、歧视和暴力活动有所增加。

    《人权报告》的重点是其它国家的政府在人权方面的表现。我们强调指出,美国在很多其它论坛上根据自己的国际承诺及义务审查自身的人权纪录。例如,去年12 月,美国就本国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a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的情况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提交了一份长篇报告。美国还参与了“联合国普遍定期审查”(UN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机制,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的人权纪录都要通过这一机制每四年接受一次审查。

 

 

 




发件人:"刘金华" <liu2131075@163.com> 2012-06-06 07:23:41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 书稿

致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中纪委、国务院

刘金华

2012年6月6日

    2012年4月6日至10日,国新办九局等网络主管部门分别传唤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网、红色中国网、东方红网、马克思主义评论网等30多个左翼网站,以这些网站发布违反宪法,恶意攻击国家领导人,妄议十八大为由,令网站关停整顿一个月,有的半个月,进行自查,经检查后,再恢复上线。没有告知事实、理由及依据,没有出示任何证明,至今没有公布。

    对此,网民刘金华于自4月7日至20日,写了《我对网络管理的意见》、《是禁谣还是禁声》、《封闭异见网站何时休》、《置疑封闭左翼网站的合法性》等7篇专门反映封网问题的博文。

    根据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是:“一、为了保障互联网的运行安全,对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第三款是“(三)违反国家规定,擅自中断计算机网络或者通信服务,造成计算机网络或者通信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第三十一条“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我认为国新办等机关封闭网站,无论在实质上和程序上,都涉嫌违法。

     新华网、人民网等官方网站都未于发表,但是可以肯定,他们必然要作舆情汇总上报,不敢封锁。

    现在,封闭网站超期最少的也已经有一个多月,各被封网站无一解禁运行。如此众多的左翼网站长时期封闭,明显排斥不同意见的人民群众,严重侵犯网民发表意见、监督政府的权利,是严重的反民主事件,严重破坏我国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所以,我们上书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中纪委、国务院,请你们严重注意这一历史倒退事件,认真学习、执行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规,调查纠正国新办以及其他有关部门违法行政行为。

    现在,我们提出如下要求和想法,希望事情到此而止:

    一、责成国新办等网管部门立即解禁,恢复各被封闭网站正常开通运行。

    二、如果国新办等网管部门坚持自己对网站的处分,请你们派员召集封网的网管部门、被封网的网站负责人和网民代表,开听证会,通过听证作出决定。

    三、或者,我们联络网民代表,对网站负责人和政府网管部门进行质询。

    本上书以网上公开发表,通过刘金华所在地公安转递和挂号信三种方式寄出,务求送到。

 

【附件】

我对网络管理的意见

刘金华

2012-04-07

    2012年4月6日上午,著名左派网站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被国新办九局、北京市网管办、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总队的联合约谈,称毛泽东旗帜网发布了违反宪法、恶意攻击国家领导人、妄议十八大并散布谣言的文章信息,要求从2012年4月6日12:00起,暂时关闭一个月进行整顿。随即红色中国不能进入,中国选举与治理也宣布“本网站在一定时期内进行技术维护,请网友谅解。”

    我认为,首先,几个著名的具有独立见解的左右翼网站同时关闭,官媒关于此问题连续发表文章看,不是常规管理,具有集中整治特点。

    第二,“违反宪法、恶意攻击国家领导人、妄议十八大并散布谣言”四项封网由头中,后面三项需要商榷。不划清界限,笼统地下诛语,有堵塞言路,不准民众说话之嫌。

    批评、质询国家领导人,能认为是恶意攻击国家领导人?

    分析、预测等多是未经证实的信息,有的就是假设,能认为是散布谣言?

    至于“妄谈”在现代民主国家,是可以批评,但是不能禁止的民主权利,否则是压制民主。

    而第一项“违反宪法”,乌有之乡称“我们网站负责人提出请给出违反宪法的文章列表,我们会配合处理好。他们那里没有具体文章,没有证据。最后谈话被强行结束。”如属实,是否有莫须有之嫌?

    第三,网络管理部门对于这几家网站管理甚严,而这几家网站一直是诚惶诚恐地接受网管监督,不敢稍有反抗(我有几篇文章发表了又被新闻办通知网站撤掉,我写了《质询“新闻办”及“有关部门”》,但是毛泽东旗帜网负责任立刻写信劝我:“新闻办是一个网络舆论管理机构,有专人对网上的贴子进行管理。遇到他们认为不合适的贴子,便通知我们删除。我们与他们保持正常的沟通机制,劝您不要公开质询。这样对我们的工作不利。”见3月18日文章《首先要有地方说话》)。如果他们有这些问题,为什么你们会放行?你们放行了,现在把责任全部归于网站,这不仗义吧?

    第四,封闭网站不同于封闭个人博客,这要伤及无辜的数以万千计的网民,打击一大片了。

    我的观点不仅在文章中表现出来,而且直接提出:中国共产党背离了毛主席老一辈共产党人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也超越了邓小平的改革界限;但是,现在中国没有一个党派可以代替中国共产党。我主张实事求是地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在宪法允许范围内进行思想的政治的斗争。现在首先是争得民主。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所以,我反对恶意攻击,不妄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但是,不支持这次封闭几家网站。因为他们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民群众。你们这样做是粗暴的,危险的,可能被人利用。不让这很大一部分人在网上表达自己的诉求,那么他们怎样表达自己的诉求,你们想过没有?

    我建议,不要用封网的办法,而是温家宝说的:“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面对面地听取他们意见。” 我病中直言上书,除网上发表,还通过所在地公安部门上达,忠言逆耳,希望听得进。

 

 

置疑封闭左翼网站的合法性

刘金华

2012-05-20

    我用“置疑”,只是因为当事人没有完全把事情讲清楚,被封闭网站长期不再见异议,不知道是否确实有问题,我只能以所掌握的事实来说话,提出质疑。

    现在知道的事实来于被封闭网站的公告。乌有之乡公告是:“今天上午国新办九局、北京市网管办、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总队给我们网站负责人联合谈话,说乌有之乡网站发布违反宪法,恶意攻击国家领导人,妄议十八大的文章信息,三家联合执法,要求从2012年4月6日12:00起关闭一个月,期间进行整顿自查,而后接受检查通过后再恢复上线。我们网站负责人提出请给出违反宪法的文章列表,我们会配合处理好。他们那里没有具体文章,没有证据。最后谈话被强行结束。”毛泽东旗帜网、东方红网的情况也基本如此。概括起来是,政府的几个网管部门约谈网站负责人,指出问题,通知关闭一定时间整顿。网站负责人提出意见,行政机关不回应。

    我用现行法规来衡量这些事实,置疑封闭左翼网站的合法性。

    首先根据宪法第三十五条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这里我们要注意,宪法没有任何限制。

    所以我们看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是:“一、为了保障互联网的运行安全,对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其中第三款是“(三)违反国家规定,擅自中断计算机网络或者通信服务,造成计算机网络或者通信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就是说,首先是维护计算机网络或者通信系统的正常运行。然后才是诸如“二、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对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一)利用互联网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播其他有害信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或者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等款,以及第三、四、五条的违法犯罪行为惩处规定。我们从网站的公告看到,这些网站是否违反了第二、三、四、五条,国新办没有拿出事实根据。

    请注意,所有惩处对象都只是违法犯罪行为当事人,其目的都是保障互联网的运行安全,绝不能擅自中断计算机网络或者通信服务,剥夺广大网民的言论自由权利。现在的事实是,行政部门不是惩处违法犯罪行为当事人,而是封闭网站,违法了宪法第三十五条和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决定的第一条第三款。政府的正确做法应是按维护互联网安全决定的第七条:“发现互联网上出现违法犯罪行为和有害信息时,要采取措施,停止传输有害信息,并及时向有关机关报告”,而不是中断网站运行,惩处广大的无辜网民。有违“兴利除弊,促进我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制定维护互联网安全决定的宗旨。

    国新办封闭网站,按维护互联网安全决定的第六条是属于行政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 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第三十一条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

    我们从网站的公告看到,国新办没有拿出事实根据来支持他们执法,并且粗暴地不回应网站负责人提出的质询。在没有公布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的情况下,强行封闭网站,而且逾期继续无限期不开放网站。没有一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所以,我认为国新办等机关封闭网站程序涉嫌违法。本文在发表同时递交本地公安部门。希望请有关部门尽快纠正违法规定。

 

 

关于抗议违法关停多个网站的报告

马宾等三百多人上书中央 请中央说明几个重大问题

马宾 等

二○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胡锦涛总书记并政治局常委并中共中央委员会:

    一、痛兮悲兮,国家竟然关停为国家、党、民族作了许多重大好事的进步网站

   4月6日以来,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新闻管理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九局分别关停毛泽东旗帜网站、乌有之乡网站、红色中国网站、东方红网站和马克思主义评论等网站,口头宣布几个网站违法事项:

    (一)发布大量的违法信息

    (二)攻击国家领导人

    (三)妄评十八大人事安排

    责令关停整顿一个月(有的网站期限为半个月),进行自查,经检查后,再恢复上线。被传唤的相关网站负责人提出要求传唤人提供具体事实,传唤人拒绝提供,赶走被传唤人。传唤人不给传唤证明,不告知传唤人姓名,这是违反法律程序的。传唤人剥夺被传唤人知道被传唤的具体证据的权力。这是执法犯法的。要求被传唤人自检所罗列的所谓事项,而且令关停网站一个月(或半个月),这是未审先判,有逼供之嫌。这是违反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的。
   
    关停期间,网民被剥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监督国家领导人的权利,这对人民对国家领导人监督的打击报复。这更是违法的!被传唤人有权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律师有权了解这个事件的全过程,这是司法过程中应保护的人权。这种人权受到了上述机关的侵犯!法律何在?
   
   传唤人所罗列的被传唤人三条违法事项,没有一项提出法律依据。这里还有政治问题,人民的权力问题。什么是违法信息,违了什么法律,要双方控辩,才能由法院判决,判决后,还有上诉程序。法理难容。
   
   人事安排是接班人的问题,妄评十八大人事安排,十八大没有开谁安排?评十八大的人事安排的首先是香港记者等,罗冰就是一个,中南海的信息他是怎么搞到的?只有中南海的人知道。怎能安到这几个网站的头上?再说人民没有评议未来谁可能接班的民主权利吗?少数人怎么安排都不能评议吗?这不正好暴露了少数人所谓的民主真相。民主何在?香港的评论是不是妄评?怎样定义妄评?网管根据什么法律管理网站?有什么科学依据?公平、正义在哪里?
   
   国家最高有关主管领导部门及所属三个单位这样做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规定的,是执法犯法。依法治国何在?!
   
   “攻击国家领导人”。什么叫攻击?什么样是监督?必须根据事实和法律为准绳,被攻击的国家领导人应出庭作证。不出庭就是枉法、藐视法院。
   
   这些被关停的进步网站,多年来一贯忠诚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章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支持党中央打击贪污腐败,及时改正错误。于党的事业和广大人民群众是有很大功劳的。本应予以奖励,现在反而将他们关停,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我们坚决要求遵照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权,立即恢复多个网站,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还公民的民主权利和人权!
   
   二、请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说明的若干问题
   
   为了弄清十八大的方针,必须弄清领导人的信仰,请问你们还信马列主义吗?你们承认《共产党宣言》的核心理论吗?还听毛泽东的教导吗?你们承认对立统一规律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永恒的普遍规律吗?你们还相信共产主义吗?还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解放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而奋斗吗?还记得你们的入党宣誓吗?工人农民给了你们什么?你们为工人、农民做了什么?
   
   你们的亲属和你本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你们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比比看,你们觉得惭愧吗?你们与雷锋比一比,你们做得怎样?

   你们相信毛泽东吗?你们相信邓小平吗?邓小平和毛泽东是走的一条路线吗?

   你们信任美国的总统及其服务的统治阶级是为和平而操劳的吗?他们会和我们是朋友吗?可以成为我们的战略伙伴吗?你们到美国大学如哈佛大学、密歇根理工学院学习过吗?学了什么?或者是到别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过吗?学了什么?对你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你们能同不同意见的老同志谈谈心吗?能有像斯诺那样的真朋友吗?你们能像毛泽东那样坦诚地和朋友交心吗?你们像毛泽东那样和工人、农民交朋友吗?你们像毛泽东那样教育子女吗?

   人贵在要有自知之明。对那些吹捧你们的人,你们是怎样对待的?这里要特别问一问胡总书记,你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你的讲话是自己写的吗?我不知道你是否认真读过马列主义著作,如《资本论》?我们读了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短文,是你在清华时写的。看不出你能读懂原著,不论是哪一本原著,看了你现在的任何讲话,也看不出你真懂得马列主义,不论是哪一本原著。你的思想实际上是否是王沪宁的,或类似人叫什么李沪宁或邓沪宁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据报刊上说是王沪宁搞的,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那么王沪宁的思想又是哪里来的,是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吗?胡总书记,你研究过王沪宁吗?你看了王沪宁的书知道他的为人吗?你为什么那样相信他?带他到各国跑,如影随形,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他懂得工人农民吗?胡总书记,你知道一些革命前辈曾是你的上级,现在是如何想、怎么做的吗?

   三、你们对十八大的几个重大问题是怎样思考的

   (一)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工人、农民、军人、干部、知识分子中,哪些人,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做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如何认识当前的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

  (三)近三十年来的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产生的恶果导致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如果不紧急刹车,悬崖勒马,能免于苏东那样亡党亡国之祸吗?你们能逃脱当历史的罪人吗?

  (四)十多年前我们就向中央提出,希望你们猛然醒悟,斗私批修,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于这样宝贵的治病救人的好意见,你们没有采纳。现在,到了历史关键时刻,你们还是铁板一块吗?死不回头吗?!

   (五)不放弃剥削的资本家是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已入了党的不能当资本家,这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六)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在集中的指导下实行民主。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公正、平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现行的维稳每年经费超过国防经费的镇压制度是违反宪法的。是不得民心的,用钱来买稳定,也是靠不住的。

   (七)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重新回到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像遵义会议上那六位同志起来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那样,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这样,在北京召开一次反对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会议是十分必要的。

   十八大,按照现在中央的安排,是不会开成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的会议。禁止评论人事安排,评论国家领导人,就是为了实现顺利的邓小平路线交接班,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回归,这就是进一步深化资本主义复辟。这显然是修正主义的进一步胜利,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胜利。如果十八大的文件能写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但不批判和纠正修正主义路线和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那只是在文字上、表面上做个样子。这就不能达到恢复毛泽东革命路线的目的。那么,我们将继续进行长期的斗争。我们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继续不断努力奋斗。

   (八)温家宝的“新三十六条”及其细则和佐利克同国务院合搞的《2030的中国》,要将中国引向何处?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索寒雪3月19日报道: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到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更在3月14日记者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引导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使其规范化、公开化,既鼓励发展又加强监管。”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说,这是“死命令”。对各个方面反映比较多的领域,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明确,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包括能源、电信、铁路、金融、市政、教育、卫生、制药、国防军工等,须知所谓民间资本是包括外国资本的,所占比重会越来越大,直到独占。我们的宝贵家底子就会全部送给洋人了,彻头彻尾变成外国的殖民地了。我们的国家也就完蛋了。这一点规律总理应当是明白的。现在国务院各个相关部门都在遵照国务院的命令,认真工作,制定新非公经济36条落实细则的各个部委已经行动起来,确保上半年能够出台。我们要问温家宝,你为什么要下这样的死命令,根据什么下这样的死命令?是经过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吗?应当严肃地指出:制定和推行进一步私有化的“新36条”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严重事件!广大人民是坚决反对的!全国人大应当立即下令撤销这个严重违宪的文件,并依法追究国务院总理的责任,温家宝应当立即引咎辞职!

   (九)问题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现在党和国家真像国歌所唱的那样,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临亡党亡国的严重危险。但这次危险的根本原因在内不在外,在于内部实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而不在帝国主义用飞机大炮打进来。

   三十多年的历史,证实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邓小平的理论是错误的。他反驳毛泽东说,党内不会产生资产阶级。邓小平这种观点完全被实践粉碎了。邓小平也说问题出在党内,可是错误就是把他自己排除在外,把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排除在外。邓小平也说过,贫富两极分化,会引起革命。但是邓小平是怎样对待的?胡锦涛会有什么办法?这只能由事实,由行动来回答。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要言行一致,反对言行不一。反对吹牛撒谎,反对骗子。革命不是由法律引起的,也不是法律能消灭的。法律是获得统治的阶级制定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中国的政权只应是宪法第一条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有这一条,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就是因为它反映了客观真理。坚持真理,纠正错误,这是两条必须永远坚持的原则。从不言败,从不言错,这是骗子。必须打倒骗子。因为骗子掌权,国必亡、党必亡。人民不会总上当。

    最近刘实同志印了解放社出版的《整风文献》一书很好,认真学习这本书很有现实意义。毛主席几次推荐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本书应重温。苏东变质瓦解的教训对我们有极大现实意义,必须认真汲取。

    以上报告及意见,请三思采纳,改正错误!

   署名者:

   马 宾 秦仲达 李成瑞 刘 实 韩西雅 徐 飞 柳运光 肖衍庆 马云波 王子恺 巩献田 恽仁祥 方 亭 李树泉 默明哲 张勤德 刘仲侯 丁公毅 蔡仲德 奚兆永 尚 可 刘晓铎

    二○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关于维护宪法的权威与尊严切实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呼吁书

马宾、李成瑞、李 波等 336人

2012年5月30日

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

    今年4月6日至4月10日,网络主管等有关部门毫无事实和法律根据,突然下令封闭了绝大多数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旨的进步网站。这是一起公然严重违反宪法、剥夺公民言论自由的重大政治事件。这样封堵言路,切断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广大基本群众的联系,是很危险的;不仅不能实现稳定,而且蕴含着大动荡的深刻危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是群众路线。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事业稳定健康地发展,为了党和国家的光明前途,我们特向中央紧急呼吁:维护宪法的权威与尊严,切实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立即开封被关闭的上述进步网站;要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对一些重大问题认真走群众路线。

   一、 坚决维护宪法的权威与尊严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权威与尊严必须坚决维护。这里列出与本《呼吁书》紧密相关的部分宪法条文。从1954年9月20日,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后几经修改,至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的现行宪法,在序言中,一直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国家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明确:“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规定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这些宪法条文都应该严格遵守 。

   二、绝大多数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旨的网站被突然封闭
   
   2012年4月6日至10日,网络主管等有关部门突然下令封闭了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网、红色中国网、东方红网、马克思主义评论网等,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旨的30多个网站。 网络主管等部门分别口头通知以上各网站负责人的理由是:1、发布大量的违法信息;2、攻击国家领导人;3、妄评十八大人事安排。责令网站关停整顿一个月,或者半个月,进行自查,经检查后,再恢复上线。但是,执法人并没有指出封网理由的具体事实和法律依据,竟然强行关闭网站。
   
   被关闭网站负责人要求执法人提出具体事实,执法人拒绝提供。执法人不给封网原因的证明,不留任何关闭网站的文字根据,不告知执法人姓名;执法人剥夺网站负责人知道网站被封的具体证据的权利。这样突然强行关闭许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进步网站,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前所未有,是一起公然严重违反宪法、剥夺公民言论自由的重大政治事件。

   三、强行关闭上述网站严重违法,公民言论自由应该得到保障
   
   上述被关停的进步网站,多年来一贯依照宪法和法律运行,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宏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主旨,忠诚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支持党中央和国家打击贪污腐败,是人民学习提高,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阵地,有利于党政领导改进工作,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赞扬,是有大功劳的。本应予以鼓励,现在反而违法将他们关停,这样倒行逆施,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蠢事。

网络主管理等部门不说明具体事实,要求被封网站自检所谓问题,不容网站负责人申辩,立即强令网站关停,这是未审先判,是违反所有法律程序的。
   
   关停期间,网民被剥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监督国家各级领导人的权力。这是对人民正常监督国家领导人的打击报复,是完全违法的!被封网站有权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律师有权了解这个事件的全过程,这是司法过程中应保护的人权。这种人权受到了网络主管机关的侵犯,法律何在?执法人所罗列的被封网站三条违法事项,没有一项提出法律依据。这里还有政治问题,人民的权力问题。什么是违法信息,违了什么法律,要双方控辩,才能由法院判决,判决后,还有上诉程序。违背这些,法理难容。网管根据什么法律管理网站?有什么科学依据?公平、正义在哪里?
   
   我国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依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要保护和鼓励遵循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上述网站发展;而对于确实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造谣、传谣的网站予以封闭是完全应该的,对于这类反动言论及其恶意散布者予以惩处,也是完全应该的。这既是执法机关的权力,也是它们应尽的义务。
   
   这次违法关闭上述进步网站的主要部门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于这样重大的违法侵权事件,除主办部门领导负直接责任外,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领导责任。
   
   我们强烈呼吁对于上述被关闭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进步网站立即开封,以维护宪法的权威与尊严,保障人民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力。
   
   四、对于当前应该发扬人民民主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建议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行使国家权力的根本路线。
   
   1、2012年2月6日至4月10 日的6 5天里发生了三个重大事件: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至薄熙来同志被停止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即“薄王事件”;2月 27 日正式公布,实际由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主导编写的《2030年的中国》事件;4月6日至10日发生的关闭上述网站事件。对此,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和绝大多数网民,对前一个事件十分关心,对后两个事件非常震惊和愤怒。中央不要堵塞言路,需要认真倾听人民群众的声音。
   
   2、党的十八大是关系党和国家发展前途命运的大会,有关重大问题必须走群众路线,会前认真听取群众意见。首先是关于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也就是伟大旗帜:长期实践检验证明,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公认,这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党的十三大,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在大会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明确改旗易帜、进一步推行修正主义以来,我国发生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问题。对此,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多次向中央提出建议改正这一错误;2011年8月20日,来自全国的1679位同志共同署名上书中央,再次建议改正这一错误。我们认为对于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也就是伟大旗帜,必须经过广大群众讨论,真正做到民主集中。党的十八大应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重新高高举起。

   3、要从这次突然关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网站事件中吸取深刻教训。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至普通平民百姓,都应该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和宪法保持高度一致。这次事件是和中央处理重庆“薄王事件”密切相关的。其出发点之一是“维稳”,结果却助长了帝、修、反的嚣张气焰。从封杀网站到现在这段时间,部分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通过网络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力,于是各种谣言满天飞,人们的思想更加混乱,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活动,非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更加肆虐和猖獗;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绝大多数的网民对于政府采取的这一行为极为不满,认为这是背离社会主义民主和违背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作风的行为!事实证明,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让人民群众讲话,和人民群众心连心,才是真正实现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4、目前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中国确有亡党亡国之忧。一切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没有民主,就没有共产党;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要努力建立起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应该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即刻恢复被关闭的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旨的各网站。要广开言路,努力形成毛主席所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大众团结起来,排除万难,奋勇前进!

   本《呼吁书》主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寄送每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分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书记、副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政法委书记、副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并寄送部分老同志。

    马 宾、李成瑞、李 波等 336人
    
    2012年5月30日
      
   补充说明:336人联名《呼吁书》已于5月30日下午寄给100多位中央委员和全国人大领导同志。

 

 

 

 

发件人:<xianyan9738@vip.sina.com> 2012-05-23 15:00:57 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 壮哉!不能不转发

关于薄熙来事件的声明

乌有之乡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2012年,本来是充满希望的一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社会主义复兴的宏伟蓝图即将徐徐展开,西方资本主义深陷全面危机的泥潭不能自拔,重归社会主义的中国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喷薄欲出!

    然而,一切腐朽黑暗的势力是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切既得利益集团是不可能轻易交出他们的利益的。就在全国人民和世界进步力量都对中国未来走向充满期待的关键时刻,中国的红色重镇重庆却骤然发生重大事变:王立军、薄熙来先后失去人身自由,并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一大批红色网站也同时被勒令关停,西化卖国派趁机加快了国企私有化的步伐。海内外反共反华势力,包括民运和XXX在内,则无不弹冠相庆,破天荒地一致“拥护党中央”……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大有将进步力量一网打尽,陷中国于万劫不复的分裂深渊之势!

    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乌有之乡尽管承受着千钧重压,但本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本着我们的基本政治道义,本着我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责任与担当,我们仍然愿意向所有关心、支持过我们的网友,向全国人民,向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立场,正如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所宣布的那样:“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鉴于以上原因,乌有之乡对当前局势发表如下声明:

    一、乌有之乡认为,薄熙来同志所开辟的“重庆道路”(我们不愿意使用充满歧义且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模式”一词),是恢复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挽救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全体中国人民共享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革命、建设和发展成果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从长远来看,它还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摆脱对美国的政治、经济依附,重建自身主体性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乌有之乡郑重声明,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乌有之乡都毫不动摇地支持“重庆道路”!

    二、乌有之乡认为,“薄熙来王立军案”,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政治冤案。冤案的制造者采取了预设陷阱、罗织罪名、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等一系列恶劣的手段,严重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誉,动摇了全体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心,使中国的政治危机达到了1989年以来最为严重的程度。乌有之乡郑重声明:我们强烈要求立即为薄熙来、王立军平反昭雪,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并依照党纪国法,严厉惩办冤案的制造者!

    三、乌有之乡呼吁,在目前空前严峻的形势的面前,中国的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各派政治力量,除了少数分裂、卖国势力外,都应该在维护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为“薄熙来王立军案”的平反昭雪而努力。因为只要这一冤案一天不能平反,中国就一天不能恢复社会团结,就一天不能实现政治稳定,就有可能被国内的卖国势力勾结西方敌对势力所利用,乘机制造社会动乱,使中国陷入四分五裂、万劫不复的深渊!

    最后,乌有之乡愿意借这个机会向所有关心、支持过乌有之乡的网友,向全国人民宣示:无论乌有之乡今后遭遇何种命运,我们的信念是永恒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我们将永远与你们同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重庆道路万岁!

    乌有之乡

    2012年5月21日

 

 




 

发件人:"陆一" <yilu@sse.com.cn>2012-05-16 19:05:55 收件人:"陆一" <yilu@sse.com.cn>炎黄春秋座谈会:上下互动,促进政治体制改革

上下互动,促进政治体制改革

----炎黄春秋座谈会摘要

杜明明 整理

  编者按:4月5日,本刊召开座谈会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李锐、何方、袁鹰、郭道晖、顾骧、江平、吴明瑜、冯健、蒋彦永、胡德华、陆德、钱理群、张宏遵、孙旭培、王彦君等编委和作者,以及本刊编辑部工作人员参加。下边是发言摘要。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与途径

  杜导正:最近两个月,温家宝同志三次发表加紧促进政治体制循序改革的讲话,特别是3月14日在"两会"中外记者会,他突出地集中谈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否则,"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心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3月26日国务院会议上温家宝更尖锐地说,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腐败。反腐不成功,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我认为温总理向我们大声疾呼,呼吁大家都来参与刻不容缓的政治体制改革。纵观历史,古今中外历次大的体制性变革基本上都是自下而上的,上下结合完成的。温家宝的讲话是自1980年邓小平倡导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再一次发出的紧急呼吁。

  我们作为入党多年的老同志,也是对祸国殃民的"文革"悲剧有着切肤之痛的过来人,应该对这样的主张有所呼应,上下结合,把滞后了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有序地加速推动。

  李锐:我认为我们党实际上是一个农民党,毛泽东是一个农民领袖。大家知道,胡绳最后一篇文章就是写毛泽东是个民粹主义者,他是真正研究了党的历史。这就是我们最有名的历史学家胡绳得出的结论。党继承了毛泽东的传统,一个人说了算。

  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我都向党中央进言,要求尽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宪政。今年要开十八大了,这个意见我还得提。

  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大步推进党内民主。关于党内民主,我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一、完善选举制度:1.党代表由党员直选,各级党委不得操纵,要让那些讲原则、有独立思考能力、党员拥护、敢发表意见的党员出任党代表;2.各级党委由差额选举产生,候选人至少应多于当选人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3.中共中央委员应当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差额选举产生。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应当由全体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产生。

  二、实行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是邓小平同志1980年提出来的。时间已过了31年。十八大以后应当组织班子切实研究,尽快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实施步骤和日程。

  三、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许可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各级党委不得干预司法。现在由党内的机构,政法委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其弊端日益突显,应当尽快废止各级党组织的政法委。

  四、党内不同意见可以公开表达,党员有权公开批评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政策。
  五、党的领导人离职以后,应当停止他在职时的特殊待遇。废止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互相转任的现象,已经离职的领导人不得干预现任领导人的工作,不应当享受原来生活、保安等方面的特殊待遇。

  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叫中国模式,中国的经济世界第二,到底这个模式好不好?

  我们这个模式出现了薄熙来事件,薄熙来打黑,其实是黑打。因为他有权,他就在重庆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所以我到现在,对薄熙来事件持坏事变好事的态度,大家对不改革的后果更清楚了。薄熙来事件彻底暴露,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好处,不改革党还会不断培养出薄熙来一类的人。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般的违法问题,而是企图让被全党彻底否定的"文革"路线死灰复燃的问题,是一场路线斗争。

  何方:今天谈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什么意思?我最近一直在考虑,因为对政治体制改革人们理解得不完全一样,官方的理解和老百姓的理解差别大。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是两回事。什么党政分开,或者是政府机构改革,都不是民主化。我建议"炎黄"在这方面放开一些,就是要讲民主化。民主化首先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言论自由,讲这些比起讲政治体制改革要明白。

  1985年以来,世界上两个潮流非常强劲,一个是经济市场化,这个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全世界出现经济市场化。我们1985年开始经济市场化,大约到90年代中期基本实现了。第二个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进行得不顺利,这个潮流我估计不会太久就会到中国来。所以我们不能轻视1985年以后两大潮流的力度。

  那么政治民主方面,现在中国处于什么状态,我以为还是属于专制体制。现在不能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民主化,这是两个范畴的事。政府机构的改革只是政治民主化的一部分。

  江平:"文革"的发生有一个要素,是党权和政权高度合一。在邓小平同志搞改革开放的时候,特别提出来党政必须分开,这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向前进取的很重要的一步。现在不仅没有做到,比1989年还倒退了,很明显的倒退。1989年前,高等学校原来已经改成校长负责制,1989年以后又改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不是倒退吗?最近我们学校任命一个副校长,首先是教育部党组和教育部来任命,因为副校长要教育部批准,他要成为党委委员就要党组来批准,而且把党组还摆在了教育部的前头。

  党政不分有四大弊端。第一,严重影响选举制度,因为党政权力不分根本没有民选,人大选举出来的多是假的。第二,严重妨碍了法治。我们国家现在并不是真的法治,我们是党治,以党治国。在党治的情况下,有走向法治的可能,但也存在着极大的走向人治的危险。所以现在法院、检察院、搞法律工作的,非常关心谁当党委的政法委员会的书记,这个书记主宰着政法工作,很可怕。第三,很多情况下会影响权力的透明度。第四,责任不清。本来是应该谁有多大的权力,谁就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我们现在有权的人并不承担任何责任,没有权力的人反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有的群众问:我现在到法院去告市委,为什么法院不受理?因为我们的法院只受理政府行政权力的违法行为,你告党委肯定不行。实际上就是党权过大。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回避党政不分的问题。

  十八大的动向关系着我们的未来。很多人盼望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作为我们十八大的一个方针,而且要落实到实际中,作为方针提出来。

  顾骧:支持政治体制改革,支持普世价值观,我觉得很有必要,要有这个态度。我们现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宪政民主。李锐老写过"何时宪政大开张",写了多少年了。我比较悲观,像我这个年龄是很难看到了,但是必然要走这条路。要达到这个目标,现在中心是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因为谈改革谁也不反对,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有两条改革路线,一条是全面的改革路线,就是既改革经济,也改革政治,也改革思想文化,以人为本这种"人的现代化"的改革。另外一条路线就是只改革经济,不改革政治,甚至阻挠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以后实际上政改已经停止了,倒退了。

  一开始这个改革路线是以胡耀邦作为旗帜,牵头的。胡耀邦显示了他的良知和作为政治家的道德品质。有些事情毛主席定的但确实错了,当时有可能会按照过去那种习惯思维谈"旗帜",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也确实出了一条"凡是"的路线,就是说什么东西都要遵从毛泽东的。

  1980年邓小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是限制一党专政,提出党政分开,不能以党代政。如果按照邓小平指的那个方向走的话,这30年我们会前进很多了。1984年12月20号开文联第四次代表会,耀邦在筹备会上讲话,当时文联、作家协会在组织新领导班子,有人给了一个名单,我们协会不知道这个名单怎么来的,就问耀邦"这个名单到底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耀邦说:"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是无效性的!"他说,你们是一个群众团体,你们自己选谁就选谁。他甚至讲了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应该这样,干部自己选。耀邦为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迂回地从群众团体这个方面入手,进行了民主选举。耀邦下台马上就有人批这个代表大会,说把马克思主义者选下去,把自由化分子选上来。

  陆德:对于薄熙来的事件,我们还要注意到另外一种反应,有些基层支持薄熙来。为什么,他们说改革开放30年,年年在喊反腐败,但没有一个地区真正搞过,这个说法值得反思。

  我去年曾说,我们的经济转型喊了20年转不过来,当前的问题越积越多、越严重,如果不厉志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那么今后的局势将不一定是改革,而是"改革"与"革命"两者的赛跑和抉择。所以,我不太同意 "文革重演"的预测,当年"文化大革命"是从上到下,由中央牵头搞全面阶级斗争,最后是国家乱套;而如果是党风腐败,公信力丧失,政令不通,则是社会震荡,很可能是从下往上的乱套。所以,如果我们仍不注重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两种前景都要预测到。当前,我国的"维稳"费用已超过了国防开支,不得了啊!

  据我的研究预测,我国到2017年,经济发展会遇到一个大的坎,或者大的冲击,有三条主要经济曲线将发生拐点,一条我们2017年人口红利趋于零(人口红利指的是年轻人的劳动力增长,比不过老年人的增加速度);第二条曲线,如果我们在"十二五"规划内不能实现工资的倍增计划,贫富差距基尼尼系数将要逼近0.6,0.6这条线在经济学上称"动乱线";第三条曲线,2017年附近我们的投资拉动转换效率将低于60%,投资这匹马也不行了。所以留给我们改革的时间和空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单纯搞经济体制的改革,近20年了,越来越推不动,我们应该马上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这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胡德华:首先,我同意大家说的,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第二,我们这个党是造反起家的,造反就是无法无天,于是形成一种强大的惯性,想扭转这个惯性非常困难。第三,对政治体制改革,老百姓应当有话语权。这方面很不够。要是查过去的文件,没有文件赞成联产承包,后来通过实践,看到结果好,耀邦等人支持才搞起来。这也说明,大凡改革,都是从下往上推动的,再加上中央的支持,经济体制改革才会有今天的成果。

  现在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还说我们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资源被掠夺,环境被破坏,还有我们的低工资,造成了贫富悬殊。再不改,真的来不及了。

  有一次胡耀邦跟我们讲:我希望最终要把我们国家建成一个正常的国家。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指的"正常"是什么意思。今天我想,意思就是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

  钱理群:改革开放以来提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话题,第一次是1980年,邓小平讲得分量很重。但到1981年,出现了一些民间刊物,威胁了党的专政,所以刚一年就流产了。第二次是1986年,很认真地研讨政治体制改革,但发生"陆肆"又流产了。现在温总理提出,是第三次。

  如果我们再扩大一点看,毛泽东时代也提过两次。一次是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但很快变成了"反右";另一次在"文革"开始时提到巴黎公社原则,好像有对国家体制做改革的意思,结果演变成十年浩劫。这里包含了非常深刻的教训: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最后都夭折、流产了,就是因为它触及了既得利益,到这个地方卡住,前四次都是如此。而且每一次止步紧接着是专政的强化,强化的结果造成了更大的矛盾,然后又提政改,成了一种循环。所以现在再提政改,要触及这个核心。

  现在的形势有点像"文革"后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需要变了,民间思想十分活跃,大家都在议论国事,全民关心政治,全面议论政治,这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的事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方式,是用"文革"的方式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者经济体制改革。在我看来,重庆模式实际上也是对当前问题的一种回应,比如腐败、黑社会等问题,但是他的解决方式是用"文革"的方式以黑打黑,抛弃宪法、法律来解决。这就危险了,你还不改革,矛盾积累越大,就会逼着老百姓选择薄熙来一类人,所以在我看薄熙来这类人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冯健:我重读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讲话。这个讲话已经政治局通过。31年过去了,讲话中提出的领导干部终身制、个人崇拜现象等问题,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但是,还有诸如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切实保证人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建立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度等等,进展还不尽如人意,政治体制改革使人有"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感觉。政治体制改革是一篇大文章,我希望上上下下都来求索,发挥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张宏遵:其实政改我们不需要提什么新口号,把中央承诺过的,把有关文件拿出来,落实了就很好。现在是述而不作,说了不做,说得很好听,不去做。我们总得考虑操作者方面的可行性,在话语范围内操作,不用冒风险就可以做的事。

  徐庆全: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可以从改革开放这30多年的历史找出一条路径。追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改革进行最好的时候,往往是上下互动最好的时候。所谓"上下互动",即是高层和民间都有同一个共识。一项改革决策的形成,有时候大多不是来自于中央的威权,而更多的是来自于民间的诉求。中央的威权呼应民间的诉求,而民间同样尊重中央的威权。改革的共识就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

  现在,所有的人都希望变。不管是被称之为"左"还是被称之为右的人,也不管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从"左"右到上下都有相同的呼声,当然在改革的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温总理的几次讲话,呼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给我的感觉是一种来自"庙堂之高"的呼吁;而在"江湖之远"的民间,这种呼声则更加强烈。既然上下都有共识,为何政治体制改革还在停滞?我认为,就是缺乏一个互动的环节,即上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调子有,有时候还很高,但还只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不动,不能与民间的诉求相互"动",甚至还压制民间"动"。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吴思: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应该搞?如何搞?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恐怕永远有不同意见。在今年这样的换届之年,从政策到人事,不同意见肯定很多,很重大。面对重大分歧,如何决策?

  过去,毛泽东一言九鼎。邓小平不能一言九鼎,五鼎六鼎大概还是有的。现在,面对重大分歧,如果无法拖延不决,如果无人追求一言三鼎四鼎的特权,恐怕只能票决了。一言一鼎的票决。票决制代替一言堂和家长制,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已经逼上门来,不是想不想搞的问题。问题是,在什么范围内票决?每张票的分量是否相等?有没有更有效的办法?在我看来,目前的很多纷争,都是在这套规则交替的背景上发生的。

  我希望十八大开成一个发扬党内民主的大会,按照党章规定,把重大问题提交代表大会票决,每张票的分量相等。有分歧很正常,如果像列宁曾经搞过的那样,在党代会上有主报告,还有不同主张的分报告,让不同主张在党内竞争,由代表大会裁决,那么,中国就迈出了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第一步。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历史性功绩。

二、如何防止"文革"悲剧重演

  杜导正:我觉得要看重的是重庆事件的本质,我看这不仅仅是个违法乱纪的案件,恐怕还涉及我国要走什么道路的根本问题。薄的唱红打黑,有一些正确的部分,但是他的实质、他的理念、政策和措施,基本是"文革"的东西,是毛泽东晚年专制,滥用权力,无法无天,随便侵犯和剥夺人权的路子。是要不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道路的问题。
  重庆模式如果推广到全国,搞下去中国就又进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下继续革命,整个的把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否定了。
  袁鹰:温家宝总理讲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分量是很重的。"文革"结束到现在已经35年了,尽管有不少的文章,不少的有识之士经常讲到"文革",但是现在大多数人,不仅是年轻人,还有高层人士,对"文革"已经淡漠了,甚至有的人念念不忘地怀念"文革"。

  我准备写一篇文章,从巴金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说起。这个话到现在已经30年了,也有不少人响应,包括一些老同志建议建文革博物馆。巴金讲的是在全国都建立,到现在并未实现。有一个两个是民间建立的,内容不完全一样,是搜集纪念章、语录本之类的。有一个老同志曾经建议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改成文革博物馆,我觉得这个建议正确,但是十年以内不会实现。

  这个时候再来提巴金提的文革博物馆,很有必要。有人花上亿的公款吃喝旅游,有些区级的行政大楼,可以媲美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为什么不能建文革博物馆?像清华附中最早产生红卫兵的地方,那些女孩子把校长打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至少要立一块碑。我自己的家庭也受到残害。我的老伴被单位批判反对毛泽东思想,她不同意《中国少年报》登毛泽东的文章就被批斗,到老落得一身的毛病。"文革"当中我们两人在单位中挨批斗,我的女儿在家里发高烧,回到家后才送到儿童医院。我女儿从此两条腿不能走路,现在已是人到中年,还是这样。我还不算家破人亡的,但一谈到"文革"化我就很痛恨。一次叶帅讲到,"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尽管从道理上来讲,不会再出现毛泽东这样的人,古今中外就这样一个人,但是另外一个形式的"文化大革命"会有的。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写文章。我小时候在杭州读师范附属小学,学校为纪念"九一八"东北沦陷立着一块碑,我们每天进去就看到碑上的"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现在,如果文革博物馆建不成,建一块"勿忘文革"的碑,总可以吧!

  郭道晖:关于"文革"悲剧重演,我认为已经没有"文革"全面出现的历史条件了。但是"文革"的某些元素可能出现,而且正在复苏。《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否定了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而并没有否定"文革"的思维方式。

  "文革"的基本要素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第一,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是以阶级斗争为包装,以人为敌。第二,个人专制,对个人绝对的迷信。重庆唱红,这就是"文革"的早请示、晚汇报。第三,无法无天,踢开宪法、法律闹革命。1987年党的十三大后取消了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政法委员会,但是1989年以后又恢复了。

  张宏遵:最近我正在整理胡启立同志1982年去看望叶帅时,叶帅的讲话,讲得非常精彩。主要讲党内民主问题,怎么样不重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再搞一个人说了算,怎么样在干部路线上有一个正确的选择。"讲话"具有很鲜明的特征。据叶帅的家人讲,这是叶帅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就政治问题的讲话,今年正好是30年,对现在的形势有很强的针对性。

  杨继绳:刚才几位谈了"文革"的几个要素,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文革"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要素,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毛泽东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两句话是"文革"期间最响亮的口号,也是"文革"期间(特别是头两年)群众运动的指向。在一个官僚特权社会,这两句话很有号召力。当然,老百姓不管你什么"资产阶级"在党内,只知道"腐败分子"就在党内。今天和1966年相比,执政党各级领导人的腐败程度严重得多,特权也严重得多。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散发的臭气,弥漫着、污染着整个社会。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了。毛泽东逝世36年了,可能这两句话今天还有号召力。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响应的人一定不会少。这才是"文革"重演的最大危险。怎样防止这个危险呢?关键是要解决党内特权、党内腐败问题。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问题,造成了灾难。不用这个方式解决,就得政治改革,解决权力制衡的问题。因为腐败和特权的根本原因是权力缺乏制衡。我记得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我的理解是,能够制衡权力的权力一定不是大权力领导下的小权力,而是与大权力相对等的权力。

  权力制衡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深度,到底能走到哪一步,不是寄希望某一个领导人是不是有魄力,是不是有胆识,而是看当时的社会合力。党的领导人是在社会合力的作用下行动。不仅仅是他应该做什么,还要看他能够做什么。

  现在有多种思潮都想影响政治改革的方向。能够影响政治改革的主要是三种:一是回到上世纪50年代(即新民主主义),二是维持现状,即维持"中国模式";三是搞宪政民主。现在社会矛盾这么尖锐,维持现状恐怕是不行了。现在只剩下另外两种力量在博弈。我觉得回到上世纪50年代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出路还是宪政民主。我们要多发出宪政民主的呼声,尽可能把社会合力指向宪政民主。

三、落实宪法,扩大言论自由

  杜导正:当前,国内各种矛盾比较复杂,以此为背景,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重庆事件。在这个大环境下,首都政治思想界很活跃,各种形式的座谈会都在强调政改紧迫性的问题,而上周有的媒体却发表评论,提出所谓稳中求进,其实就是维稳、维稳高于一切,把其他的声音叫做噪音、杂音,代表的是那部分不太同意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在不同意积极促进政改的人当中,有的属于既得利益集团是故意的,也有些人虽然知道要改但又担心有风险。不赞成政改的言论,实际上是想击鼓传花,把难题传给下一任,这是不负责任的。

  针对当前的局面建议四条:第一,要彻底清除封建遗毒;第二,要彻底清算"文革";第三,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从党政分开着手,先改变党权过于集中的状况;第四,要给媒体松绑,让大家说话。总之,必须稳中求进,一味求稳是稳不住的,是要翻船的,只有着眼于进,而又在党的领导下循序改革才有可能稳住大局。我们党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多了。

  郭道晖:今年是我国1982年宪法诞生30周年,以此为契机,可以讨论怎样宣传宪政精神,怎样落实宪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要落实宪法第35条有关于公民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新闻自由,要推动落实就要有具体法律,但现在没有。其实上世纪80年代我在全国人大的时候,找我们去讨论过。但是后来上边说《新闻法》《出版法》绝对不能搞,一立法,公民就可以依法申请办杂志、办出版社,就不好管了。我希望新闻出版立法早日实现,这是可以做的。不能永远用所谓法规、规章、红头文件来限制公民自由。在纪念宪法30周年的时候推动此事,很有必要。

  何方:我建议在言论方面更放开一些。要讲民主,首先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言论自由。放开言论自由比起讲政治体制改革要直接。为什么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全世界民主化潮流那么强劲,而我们这里到现在还实现不了言论自由?我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民主化是潮流,《炎黄春秋》应该有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要强调言论自由。这个是民主政治的起码的、基本的要求。

  孙旭培:《共产党宣言》诞生的160多年的历史证明,人类社会变革进步,要尊重人类已经创造的文明,有所创新有所进步。过去我们总是希望干一些与前人创造的制度文明思想文明"彻底决裂"的前无古人的事情,结果是把几亿人民投入完全没有把握的社会试验中。资产阶级创造的思想文明、制度文明不能一概抹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提出来的,我国宪法上也有。政党也是资产阶级发明的,能决裂吗?决裂了共产党也没有了。

  现在有人否认普世价值。人类文明的东西具有普世价值,我国宪法实际上承认了普世价值。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毛泽东把言论平等置换成少数人专享的权力。他说,我国只准有无产阶级的自由,不准有资产阶级的自由;把资产阶级置换成用思想标准划分;确立言论上也搞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经过这三个层面的置换以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有言论出版自由。搞"文革",刘少奇也没有言论自由。于是,你讲言论自由就被质问,你要什么自由?知识分子很少有勇气诉求言论出版自由。马克思认为"没有新闻自由,其他的自由都会成为泡影"。

  因此,我认为,应该实行公共报纸为主体,简单说就是把党委机关报以外的报纸逐步变成直接对宪法和法律负责的国有民办的报纸。

   钱理群:当下中国我认为有三大民间运动,第一个运动是维权运动,第二个运动是网络的运动,第三个是民间社会组织,这三大运动其实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而且他们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政治改革的诉求,第一是要求维护劳动者的最基本的权利,第二要求宪法的民主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问题是执政党如何看待这样一些诉求和民间的力量,是把他们看作是改革的动力,支持他们,引导他们,理性引导还是把他们看作改革的阻力作为打击的方向,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是面对这样的问题,不是没有动力,如果把这种动力再打压,另外一种动力就很可怕,现在我们要确切搞清楚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我们对动力采取什么态度,如何看待它,这是对执政党非常尖锐的问题。

  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子,我主张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我觉得还是要解决历史的旧案,可以马上给反右彻底平反,给反右彻底平反阻力不大。第二个就是言论自由,在网络时代,言论封锁实际上已经突破了,问题是敢不敢承认。第三个,网络时代的言论出版自由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思想要跟上现代的传播技术。

    张宏遵:现在中国的事情处在世界一体化的环境中。不光是经济一体化,政治、思想都在一体化,有很多东西对我们有用。台湾、香港也是炎黄一分子,台湾选举这个现象不可小看,可以请专门研究台湾的人对台湾的选举做些分析。越南也可以借鉴。香港选举也可以借鉴。越南同样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四个一把手,都是差额选举的。可找专家写一点文章。

    (责任编辑 黄 钟)

 

 

 



发件人:"王秀" <guixiuwang801@hotmail.com> 2012-05-30 12:27:46 收件人:<zdjun@263.net> 投稿

发展党内民主,开放党内派禁

——破解“一党执政能否实现民主法治”难题的路径探讨

中央党校教授 王贵秀

2012年5月30日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发展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越来越重视,思路和认知也越来越清晰。中共十七大报告在进一步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执政党民主建设作了多方面的论述和布署。这为深入研究和解决改革开放的关键阶段所面临的复杂矛盾和问题,包括一党执政能否实现民主法治这个难题如何破解,指明了方向,给予我们很多启迪。在此,笔者谈谈发展党内民主,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以至逐步“开放党内派禁”,建立民主法治国家的问题。

一、一个很多人心存疑虑的难题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是,“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用好权。”这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要永葆蓬勃生机和话力而不动摇,就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执政水平。否则,如果僵化停滞,党本身不进行改革,不能适应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要求,那么,前景就着实令人担忧。

    这里有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这就是:一党执政与建立民主法治国家是否必定相互矛盾,不可兼得?或者说,一党执政究竟能否实行民主法治,建立起民主法治国家?实行民主法治是不是非实行西方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不可?这是一个很多人心存疑虑的难题。能否正面积极应对、回答和破解这个难题,关系重大,影响深远。

    国外许多思想家、政治家以至一般民众对我国取得的经济成就都刮目相看,以至产生什么“威胁”之感,而导致所谓“威胁论”盛行。但是,有些人却常常拿民主、自由、人权之类问题来“说事”,以为实行一党执政就是也只能是专制、独裁,不民主,至少对一党执政能否实行民主法治,建立民主法治国家,总有点怀疑。他们认为,似乎只有实行多党制或两党制,才能走向民主法治。这已成为国外政界和学界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对我们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而我们自己对此往往不能理直气壮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积极而强有力的具体回应。我们虽然一再明确声明和强调,由于我们的国情所决定,决不照搬西方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但似乎显得有些过于原则和简单,还不足以使那些善良的人们心服口服,疑虑尽释。至于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恐怕再具体的强有力的正面论证,也是无济于事的,可以另当别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国内党内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由于迄今“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性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强有力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制和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腐败现象泛滥的势头难以得到根本遏制,也日益对一党执政产生这样那样的疑虑和担忧,即使公开不说,私下也以不同方式多有嘀咕。还有一些人虽然认为西方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不可取,但同时也感到我们现行的一党执政体制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以致心里无数,不知所措,而陷入消极无奈的困境,甚为苦恼。

    理论界面对这个问题,大多也都不去深入而系统地潜心加以研究和探讨,而极力回避,不敢问津。有人对这个问题稍加涉及,也往往是含含糊糊,欲言又止,即使如此,也还会有种种微词在那里等着呢。

    以上种种情况,使得这样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变成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禁区”,或者,变成了一个似乎无法破解或根本无解的大难题。

二、破解这个难题的症结在哪里?

    我认为,只要解放思想,勇于冲破种种禁锢,从实际出发,大胆改革创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在“一党执政”与“民主法治“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是否真的二者不可兼得,其症结在哪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分解为两个问题来回答。

    一是如何对待西方的两党制和多党制?——被不少人看好的多党制或两党制,究竟“好”在何处?其本身有什么不可克服的缺陷?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和具体分析的重大问题。

    无须讳言,西方的多党制或两党制确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这主要在于:其中贯穿的分权制衡原则,对公共权力或执政者权力的获取、运行(决策和执行)有某种制约和监督作用。这具体表现在它有这样的功能和作用:不同的政党在反映和整合不同群体的意志和利益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的主张、政见和批评意见,对执政党形成一定的压力,使之难以独断专行,随心所欲,以保证公共权力的依法正常行使,限制和减少公共权力的被滥用或不作为。对此,我们不应简单否定,也不应视而不见,或采取不承认主义。

    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西方的多党制或两党制的上述功能和作用是有限的,切不可加以夸大。而更重要的是,多党制和两党制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这主要在于:往往由于不同政党的竞争或争斗,而导致一定范围内的争权夺利和无原则纷争,而引发某些社会混乱和不稳定;有时由于党派纷争脱离法制轨道,而导致争论不休,增大成本,影响国家的决策效率和集中统一;等等。对此,我们完全可以运用科学分析的方法,取其长而弃其短,兴利除弊,作为改革和完善我们一党执政的体制和执政方式的借鉴。

    二是我们的现行执政体制是否与民主法治相适应?——原有的一党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究竟有无弊端?其主要弊端是什么?不改革这种体制能否实现民主法治?如果经过党本身的改革,逐步消除原有体制的弊端,使党内民主得到充分发展,并加以制度化、规范化,以党内民主带动和促进人民民主,建立民主法治国家,又会怎么样呢?简单说,就是怎样才能把“一党执政与民主法治”统一起来呢?

    对这些问题,可以作这样概括的回答:我们原有的一党执政体制存在着诸多弊端,特别是“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主要是“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而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书记个人。这种弊端如不从根本上消除,民主法治很难有实质性进展。这也就是说,存在严重弊端的一党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与民主法治确实是有矛盾的,不相适应的。而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使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相应地党内民主建设得到长足的进展),民主法治国家就会随之而逐步建立健全起来。这也就是说,改革和完善一党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与建设民主法治国家是相互促进的,相辅相成的,绝不存在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种一党执政与民主法治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是不可克服的。

三、发展党内民主的思路演进和深化

    以往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而忽视民主政治建设,使党内民主的发展遭受过挫折。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对发展党内民主的认知和思路有了重大变化,日益清晰和深化。

    (一)发展党内民主成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在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政领导体制改革包括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发展党内民主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揭示了我国原有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即权力过分集中,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存在弊端的体制,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强调指出,要以改革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是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承前启后,与时俱进,对今后党内民主建设开创新局面作出的重要部署。

    从这种历史轨迹和逻辑路径中可以看出,改革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发展党内民主,越来越成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或突破口、切入点。我认为,把改革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发展党内民主作为从实质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重点或突破口、切入点,是适合我们的党情和国情的,因而应该是最佳路径选择。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组织本身应该是“完全民主的”,在改革的大潮中,率先进行自身改革,实现党内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完全在情理之中;由于我们党在国家和社会中处于执政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政治领导作用这种特殊性所决定,从改革党的执政体制和领导体制入手,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对整个改革和人民民主的发展,必定会产生强大的驱动力,起到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我们党拥有7300万党员,除少数人外,在总体上远比其他人群的素质要高得多,而且,我们党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统一的纪律,基于此,率先实行党本身的改革,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具有充分的有利条件,困难、阻力以至风险也会小得多。

    需要指出的是,把发展党内民主作为重点或突破口、切入点,这并不是说其他方面的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如基层民主建设,不重要或可以忽视,而主要是在表明,不能以其他方面的改革措施来冲淡、削弱发展党内民主这个重点。

    (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

    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方式,发展党内民主,涉及的内容很多。其基本思路和内容,十六大报告概括得最为精辟。报告在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之后,指出:发展党内民主,“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和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这不仅指出了发展党内民主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指明了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重点、入手处和所要达到的目标。
在这里,最为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从具体而可行、有效的制度上确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和意愿得以实现。这是发展党内民主最深厚的基础。这是由党内民主的本质即“党员在党内当家作主”和党员在党内所处的“主体地位”决定的。

   (三)思想言论自由权是党员民主权利的灵魂

    按照现行党章规定,党员所享有的民主权利有8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8项权利是“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的;这8 项权利无不贯穿着党员的思想言论自由权。党章第四条规定: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党的有关会议,阅读有关党的文件,接受党的教育和培训。
(二)在党的会议上和党报党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
(三)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
(四)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法乱纪事实,要求处分违法乱纪的党员,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干部。
(五)行使表决权、选举权,有被选举权。
(六)在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其他党员可以为他作证和辩护。
(七)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政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
(八)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
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

    不难看出,党员的所有这些权利,一以贯之的主线是思想言论自由权。可以说,思想言论自由权,是党员民主权利的灵魂;党员的任何一项民主权利,如果没有思想言论自由贯穿其中,那就会变得徒有其名,而无实际意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党员民主权利往往得不到实现和保障,而屡受侵犯,从而造成党内民主缺失,无不与思想言论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使人们不敢讲真话、讲心里话这一点相关联,或者说,无不源于此。因此,要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就必须首先采取有力措施,严格贯彻执行党章规定,确实保障党员的思想言论自由权利。这是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最起码的也是最重要的前提和要件。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扩大,我们在保障党内思想言论方面不断得到改善,取得了以往所难以想象的进展。

    2004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简称“正式条例”),对1995年1月7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简称“试行条例”)有一处大的修改:“试行条例”规定:“党员在讨论党的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第9条,《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150页)“正式条例”把这一规定修改为:“党员在讨论党的决议和政策问题的过程中,应当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得公开发表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相违背的观点和意见。” (第7条,《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第351页)在这里,“正式条例”对“试行条例”的修改,最为根本的是把“在思想上政治上”加以删除,一改原先对“保持一致”规定和要求过于宽泛的偏颇,这就为扩展党内思想言论自由的空间和平台提供了党规保证。

    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认真贯彻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建立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 十七大重申和强调,要“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

    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在为实现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特别是思想言论自由权开辟道路,创造条件,奠定制度性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党的现实政治生活中,比较自由宽松的民主环境正在曲折中逐步孕育和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在不断发展着的市场经济的推动和影响下,比较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正在曲折中逐步孕育和形成。远的不说,仅就十六大以来,政治思想上的一些禁锢在不断被打破,思想言论自由之风皱起,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各种不同思想观点的自发表达和争论(甚至是群体性的)。对此,我们党的决策层并没有以传统方式横加干涉或打压,而是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这实在是发展政治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促进社会和谐的明智之举。随着十七大报告所说“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的制度化、规范化和贯彻落后,不同思想平等自由讨论的宽松环境定将得到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迄今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特别是党员思想言论自由权方面的现实与党章的规定和要求、与执政党建设的需要相比,仍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差。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内思想言论自由的保障制度,营造不同思想平等讨论的民主环境,还任重而道远,需要做进一步的开创性、突破性的工作。

四、营造不同思想民主讨论环境与“开放党内派禁”问题

    首先需要强调和明确的是,我在这里所说的“派”或“派别”,是指党内具有不同思想观点的某种群体,即严格限定为有不同思想观点并可见之诸“阳光”(可以光明正大地表达)的群体或派别,而不是那种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的派别或组织,也不是那种在暗中或背后搞阴谋诡计而见不得人的帮派或团伙、朋党,更不是那种以获取公共权力为目标的政党组织。同样,也不是以往那种简单以“政治标准(或对革命的态度)”划分的“左派”与“右派”(还有“中派”或“中间派”)的政治派别。这种不同思想观点的派别,在共产党内一直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实际存在着,在我们党内也不例外,但一般是被禁止的。这与党员思想言论自由权利缺乏保障和党内不同思想平等讨论环境欠佳有直接关系。

    从历史上看,党内不同思想观点的派别及其争论,实际上在各国共产党内历来都有,甚至可以说,几乎从来没有间断过。这本来是客观存在的、难以避免的正常现象,只是由于“左”的理论和实践所致,这种不同思想观点的存在、争论和斗争,几乎都被当成了路线斗争甚至阶级斗争,被当权者认定为错误的思想观点,指斥为错误路线或什么“主义”;有这种观点的人就被视为“反党”、“反革命”或什么“分子”,有哪些人持有与之相同或相似的观点,或者被怀疑为其支持者,就被归之为“反党集团”或什么“右派”之类。而实践已经证明,大多数是把一些不同性质的问题混淆了,搞错了。

    在现实中,由于我们从事的是极其复杂的开创性的伟大事业,成千上万以至几百万、几千万党员有各种不同的思想,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多元化和人们自主意识的日益形成和发展,社会各界的人们包括广大党员思想必然日益活跃起来,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思想观点及其相互争论。这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或常态,也应该说是一件大好事。相反地,如果让7300万党员像一个脑袋一样,只有一种思想观点(其实一个人的思想观点也是随时在变化的),那才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可怕的变态呢。

    党内不同思想观点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一定的讨论和争论,也是不可避免的。在不同思想观点的讨论和争论中,会有一些人的思想观点相同、相近或相似,而另一些人的思想观点相同、相近或相似,却与前一些人的思想观点不同、甚至相对立。也可能还有一些人的思想观点与前两者都有差异,而构成第三种、第四种不同的思想观点。如果不同思想观点的讨论越充分、越深入,这些具有相同思想观点的人与那些具有相同思想观点的人就会形成不同的群体,这实际上也就形成了不同思想观点派别。

    对于党内不同思想观点的客观存在和必要的讨论、争论和斗争,以至思想派别,从列宁到毛泽东实际上也是承认的。从1903年至于1921年,俄共党内曾允许过派别存在,而且是有一定的形式和规定让其展开争论、辩论的。列宁对此有许多论述。在党的建设上,列宁主张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党,正确开展不同思想的争论和斗争,在此基础上实现组织上和行动上的集中统一。他指出:“既然内部的思想斗争是必要的,我们这个派别就不应当害怕这种斗争。它会在斗争中更加巩固。”(《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3页)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中,为党内不同观点的争论和斗争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代表大会决定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列宁在会上说明:“在决议的末尾我们特地指出,在各种专门的刊物和文集上可以而且应当划出一定的篇幅,使党员能就上述各种问题祥细交换意见。”(《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91页)由于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从此正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

    我们党从来是禁止党内派别包括不同思想观点的派别活动的。但是,毛泽东也还是承认在党内有不同派别这个事实的。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别,千奇百怪。1966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还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资产阶级有不同的党派……工人运动内部也有不同的党派。(参见《红旗》1968年第期,杂志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原载1968年4月27日《人民日报》)他作出这种论断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其本身还是符合实际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今天,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党内不同思想派别呢?

    对于党内不同思想派别,笔者认为,与其消极地简单“禁阻”,还不如予以“开放”,作出具体规定,为其提供充分表达、自由争论以及便于党组织及时了解、掌握和整合、集中的制度平台,使其公开化、制度化、规范化。

    单个的分散的不同思想观点,在一定条件下,实际上就会形成不同的群体或派别,而且也会形成一定的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既然是这样,那就与其简单地加以禁阻,或争一眼闭一眼,不予理采,任其无章无序,各行其是,在体制外运行,还不如干脆“开放”,承认其存在的现实性,以党章为根据,给予“党内不同思想派别”以具体界定,并作出必要的制度规定,使其有规可依有章可循,逐步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由体制外转到体制内。这样做,对于加强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执政水平和巩固执政地位,有益而无害,至少是利大于弊的。

    第一,党员中众多的不同思想观点以孤立的个人形式表达,在现行体制下,渠道单一,不甚畅通,难于实现,更难以反映到决策层特别最高决策层;即使能够得到表达,反映到决策层,也会因其量大、孤立、分散,而给决策层的整合和集中带来难以想象的工作量和难度,增大决策成本,影响工作效率,或者由于顾不过来,而敷衍塞责,甚至置之不理。这都会使党员思想言论自由的权利失去实际意义。而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如能经过有序的讨论,形成几种不同派别,就意味着已经过了某种群众性的整合、集中,让其按照既定的规则,通过“法定”渠道反映到党的决策层来。决策层对此加以分析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整合集中,就方便得多了;众多不同意见能够得到及时适当的回应和对待,人们的意见和不满也就会少得多了。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吗?!这对于党内思想的集中统一,极为有利,绝无不利之处。这样形成的集中统一,才能是具有深厚基础的真正的集中统一,而不是虚假的集中统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党内团结一致,也才是可靠的、牢固的。我们大可不必担心不同思想派别的存在和争论会影响党内的集中统一和团结一致,甚至会导致党的分裂。即使有人从组织上分裂党,完全可以通过绳之以纪律来有效防止或惩治。

    第二,便于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拓宽民主渠道。我们知道,当前,在党内,上对下了解真实情况很难,下级组织的汇报,往往是空话、套话、甚至假话多,往往报喜不报忧,渗水分打折扣;上级领导下去调研、考查,所看到、听到的情况,往往是经过精心安排和布置的,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和问题。至于党组织安排布置的的课题组、调研组也往往是临时抱佛脚,选择一些有关方面的人员开座谈会,把与会人员发表的感想之类加以归纳整理作为依据,写出报告,送给决策机关和有关领导,就成了决策的基础和根据。这种做法的科学性如何,可想而知。如果能够通过不同思想观点的派别,推选其代表把他们初步整合了的意见,按照规定的形式和程序反映到决策层,必要时有关党组织和领导人还可以约见代表人物面谈,参与讨论,互相交流,统一思想和认识。这不是增加了一条上下有效勾通的新形式,拓宽了民主渠道吗?

    第三,它既可以借鉴多党制和两党制对当权者、执政者造成一定的压力,具有制约和监督作用,也可以避免其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7300万党员这一党内主体所形成的各种思想派别的意见和建议(包括批评意见)远比西方多党或两党(他们的人数有限)的意见更多、更大,更有力、有序、有效。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制度保障的不同思想派别的争论和竞争,对西方多党制或两党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我们的党情国情,开创一种自己的新路。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发展党内民主、开放党内“派禁”会导致西方的多党制或两党制。

    第四,在党内有些人往往出于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暗中勾结,拉帮结派,或者说,结党营私,干着见不得人的争权夺利的勾当,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在现实中也不乏其例。对此如何对待才有效呢?实践早已证明,光靠“禁止”、“不准”,并无多大实际效果。而如果能定出规则,让不同思想观点的讨论和争论摆到桌面上,置于“阳光下”,堂堂正正地进行,那对于制约和防范这种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帮派”的形成和活动,是大有益处的。

    第五,在7300多万党员中,如果能够有各种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讨论和争论,凝聚成几派不同的意见和建议,那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全社会民众的想法和意见。因此,对于党的决策层来说,党内不同思想派别的争论,不仅有利于整合和集中广大党员的思想,而且有利于整合和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这对于凝聚党员之心和民众之心,化解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是有积极功效和作用的。

    至于如何具体界定党内不同思想派别,作出什么样的具体制度规定和安排,如何通过试点,逐步推进,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当务之急是对允许党内不同思想派别存在和相互争论的现实性、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适当的研究、探讨和讨论,以逐步取得共识。我在此只是提出个人的初步意见,作为引玉之砖,欢迎来自任何方面的批评指正。

    来源:《中国改革报告2012》,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编(陈剑主编),法律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第250—259页。

 

 

 




发件人:"陈申申" <chensssh@gmail.com> 2012-06-01 11:12:07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好文一篇,这些年光责备邓小平了,假如那个时候赵紫阳做的好一点,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吗?谴责赵紫阳,

历史的祭奠

——“六肆”案的文化透视

李劼

2012年6月

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作为当时的新闻和作为过往的历史,其涵义是很不一样的。而对这样的事件作政治的观察和文化的审视,其方式也是很不相同的。在一九八九年的“陆肆”一案过去十五年之际,假如依然还在弄清真相和追究责任,还停留于抗议和控诉,那么不仅悲剧当事者的代价白付,这场悲剧的幸存者也全都白活了。在悲剧发生的当口,平心静气的审视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当悲剧成为仿佛发生在戏剧舞台上的往事之后,没有平心静气的审视,乃是奇怪的。此文作为一个探讨,有抛砖引玉之意。但无论就当事人还是就旁观者的角度而言,这都并不表示什么开始,而是意味着某种了结。
邓小平的悲剧:十年和一天的比重

  一九四九年以的中国历史,是以二个人的名字,即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标记的。虽然这二个人属于同一个政党的领袖,但他们所象征的历史内涵,却很不一样;其领导的政党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也大相庭径。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虽然已经执政,骨子里却依然停留在革命党阶段。该党真正变成执政党,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个革命家,而邓小平最后存留于青史的,却是改革家形象。毛泽东时代是革命时代,邓小平时代是改革时代。同样二个共产党人,背后的历史承接很不相同。在毛泽东身后站着的是孙中山、洪秀全,而沿着邓小平形象上溯,却是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历史人物。

  明白了邓小平的历史定位,就可以知道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与其说是开创性的,不如说是回归性的。自一八四零年以后的中国晚近历史,基本上沿着两条轨迹演变;一条是革命,一条是改革。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是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而从曾国藩、李鸿章到邓小平,则是历史上两次改革的先后承继。

  历史从来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便其人是个划时代的历史人物。早年崇拜曾国藩的毛泽东,最后走上了一条与曾国藩功业完全相反的革命道路。而追随毛泽东闹革命的邓小平,最后却成了曾国藩式的改革家。在如此变化无常的历史面前,无论持什么样的史学立场,都不能诉诸简单的是非划分,不能以善恶判断求个痛快。

  历史也不是在某种固定的观念中造就的,而是在微妙的变化中形成的。假如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撒手人寰,那么以后的中国历史就会全然不同。倘若邓小平像刘少奇一样,在文革中被彻底清除,那么中国的改革如何起步,会是个很大的疑问。无论从正面的意义,还是从负面的意义上说,邓小平的建功立业机会,都得益于毛泽东。是毛泽东提拔了邓小平,也是毛泽东在文革当中手下留情,暗中留用,没有让邓小平成为刘少奇的陪葬。又是毛泽东留下的历史教训,使邓小平在毛泽东过世之后,义无反顾地力主改革,至死不渝地坚持改革。

  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样的转折不仅是邓小平本人的切身体味促成的,也是无数中国民众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换来的。完成这么一个转变,对邓小平来说不容易,对全体中国民众来说,也很不容易。因为在毛泽东的成功背后,蛰伏着几千年的历史传统。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当然,还有从刘邦到朱元璋,还有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延袭下来的。邓小平的改革,面对的与其说是毛泽东的革命,不如说是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其中包括以革命的名义做成的专制。

  这个专制传统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世袭制。从毛泽东晚年起用妻子,起用侄子,起用自己身边的女人等等,可以想见,假如他的长子不在朝鲜战场上殉难,那么成为接班人的可能是很大的。几千年来,没有一个开国君主不把江山传给儿子。就是跟毛泽东同时代的其他政治领袖,也都如此效法。比如,台湾的蒋介石,北韩的金日成,就连新加坡的李光耀也不例外。毛泽东,蒋介石,金日成和李光耀,彼此之间的政治倾向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可是他们做出的继位选择,却如出一辙。专制文化不仅是沿袭的,还具有很大的覆盖性。

  邓小平结束了这样的承传。他让自己的孩子们去经商,以此断绝了让他们继位的可能。1989年,当人们以非常激烈的言词指责邓家孩子如何赚钱的时候,很少有人留意到,邓家孩子的经商意味着世袭制的结束。那年,人们在指责邓家孩子的同时,热烈地赞扬毛泽东把儿子送到朝鲜战场。那样的赞扬声中,潜伏着一种传统的集体无意识。试问,假如毛泽东的儿子没有殉难,假如毛泽东把身后的最高权力交给了自己的儿子,中国民众会像反对邓家孩子经商那样激烈反对么?他们很可能山呼万岁。

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样的疑问也意味着一种文化上的差异。因为皇权是没有公平和平等而言的,但商业文明却由于等价交换的原则,与公平和平等紧紧相连。邓小平废除世袭制的时候,他看到的仅仅是以往的历史传统被结束了。他没有意识到,他同时也把自己连同自己的孩子,送进了另一种文明体系里。在那样的文明体系里,人们要求的不仅是没有世袭制,还要求机会均等,要求买卖公平,要求人与人之间平等。假如邓小平真正置身商业文明之中,那么就不会对平等的诉求感到不适。但问题在于,他是在一种传统之中结束因袭的传统。因此,对于过去,他颇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可是一面对未来,他马上变得茫然,变得焦燥不安。

  邓小平所献身的那场革命,本来是从民主的诉求起步的。然而,谁也不曾料想,革命的结果,却是把权力推回到了传统的皇权结构里。这样的复辟,到了文化大革命年代,鲜明到了人人皆知的地步。这在邓小平更是体会深切。因此,邓小平一旦权力在手,就有意识地努力把权力从皇权结构中解放出来。他的方式是,废除家长制,实行集体领导。他的这个努力,与废除世袭制一样,既是对传统的扬弃,又将这种扬弃诉诸了极其传统的方式。这是一个悖论,以家长制的权力方式结束家长制的权力传统。

 以这样的悖论方式行事,在邓小平无疑是出于无奈,并且是一种空前的冒险。与这样的冒险相比,孙中山组织的所有暴动,都不过像是一场场儿戏。政治改革所承担的风险,远比暴动意味深长,也远比暴动惊心动魄。邓小平是知道自己身处险境的。要不然,他不会那么小心翼翼,不会不断地以坚持基本原则一类的方式,平衡各种关系和各种势力。假如以从二维到三维作奇妙演变的爱舍尔绘画作比方,邓小平就像是在二维和三维之间挣扎着的那条龙。

 邓小平的悲剧,在于这个悖论的难以解脱。邓小平悲剧的秘密,也在于这个悖论的无可摆脱。无论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作为一个改革家,邓小平都是出类拔萃的。但邓小平以悖论的方式解决历史的传统,结局只能是悲剧。以家长制的方式结束家长制,其内涵当然是,以专制的权力结束专制。这在孙中山、蒋介石,叫做从军政到训政最后到宪政。这在毛泽东,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们谁也没有成功。相比之下,邓小平还至少做到了退休。

 对于专制的权力传统来说,邓小平的断然退休,其实比强调集体领导更具解构力。因为专制的权力,在历史上只有被迫退位,从来没有主动退休,从来不会主动退休。虽然邓小平的退休,以巨大的代价为前提。但由于邓小平的以身作则,中国执政党最高权力的退休,从此成为一种制度。退休制度,比集体领导更为有效地使专制的冰山开始融解。西方的民主政治像个游乐场,而中国式的专制政治却像一台绞肉机,任何进入者,都不得退出,直到绞死为止。从绞肉机到游乐场的变换,无疑是个艰巨的过程,退休制度虽然只是跨出了第一步,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这意味着,可以从政治游戏中退出,而不必非被绞死不可。

 不管邓小平的改革存有多少不足,不管邓小平本人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必须承认,邓小平为解构专制传统作出了他所能够做到的最大努力。当然,假如以苏联东欧的变化作参照,人们也许会说,邓小平做得很有限。但问题是,邓小平所置身的文化空间,与苏东截然不同。倘若硬要作横向比较,也许台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在文化背景上更为相近。

 就邓小平个人的困扰而言,毛泽东、尤其是毛泽东的话语,乃是他终其一生都难以摆脱的巨大阴影。邓小平的注重安邦治国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之间的分歧,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了。虽然当时在强调安邦治国和继续革命之间,直接跟毛泽东发生冲突的是彭德怀、张闻天,后来是刘少奇。邓小平通常以躲避和回避的方式,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最后承担了以安邦治国否定继续革命的,还是邓小平。
 然而,与他的所有同僚一样,邓小平长期被毛泽东的话语所笼罩。毛泽东的话语,是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的秘密所在。要说玩弄权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知出过多少高手大家。唯有在话语上的本事,为毛泽东所独拥。当年,邓小平借用“实践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突破了毛泽东话语设下的重围,但并没有彻底解构毛式话语。邓小平的所谓不争论,不讨论,既是不想被毛语所囿,也是因为自己没有一套强大的话语,与毛泽东相抗衡。在话语上的乏力,是邓小平的一个致命伤。

 与毛泽东的能言善辨相比,邓小平敏于行却讷于言,说出来的话如同石头一样,既实在又生硬。毛泽东的革命,有着一整套革命的话语。邓小平的改革,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始终说不出一套完整的改革话语。而且无独有偶,当年主持中兴的曾国藩,也同样的不善言辞,也同样的没给后人留下一整套改革话语。这样的遗憾所造成的一个历史后果,便是在中国大陆,仿佛只有革命或者造反是理直气壮的,而改革开放和安邦治国,却只能是不声不响的。

 自1979年重新返回中国政治舞台之后,到1989年遭遇“陆肆”学潮,邓小平的改革就像曾国藩的事功一样,始终是无言的。如此只做不说,固然颇有操作性;但一旦面对必须言说的时刻,邓小平却一开口就情绪冲动得像个病人一样。邓小平的只做不说,有时是十分有效的。比如他刚刚开始启动改革开放的时候,访问美国和向越南开战,都以只做不说的方式,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悄悄地讨诸实施。包括后来的农村改革,也以只做不说的方式,成效着著。然而,十年之后,邓小平突然碰到了必须说话的一天,这个不善言辞的政治家,结果却用枪而不是用嘴,说出了他的原则和立场。

 有没有话语能力,有时是不重要的。比如,曾国藩向太平军宣战时写的那篇《讨粤匪檄文》,枯燥生硬,但这并不妨碍他日后成功地平定了太平天国。然而,有时话语能力的有无,却是至关重要的。且不说当年骆宾王写的那篇讨伐武则天的檄文,是如何把一场并无多大意义的战争说得理直气壮。假设没有一整套生动活泼,让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话语,毛泽东的革命能否成功,很有疑问。当年闹革命的共产党,假如没有毛泽东的话语,不会那么充满活力,不会最后取得成功。

  毛泽东之长,乃是邓小平之短。邓小平既没有毛泽东那样的话语能力,也没有周恩来那种说服他人的能力。当年周恩来面对汹涌的红卫兵,有本事说服他们散开。而邓小平面对成群结队的学生,却不知道说些什么。更为严重的是,学生运动触动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伤害的神经,勾起了他对红卫兵的回忆,从而变得难以平静,无以自控。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的敌意,与其说是政治立场所致,不如说是心理创伤的缘故。因为并不是所有具有邓小平那样的政治立场的共产党人,都对“陆肆”学潮抱有敌意。理解和同情可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须知,共产党当年闹革命,乃是从“五四”开始的;“五四”本身,就是学潮。

 面对学潮和安邦治国,颇有不同。平息学潮是不可能摸着石子过河的,除了话语能力,还得有文化头脑。两军交战,不需要文化,能打仗就行。然而,面对手无寸铁却又群情激愤的学生,让枪杆子说话,非但丧失了理智,显得没有文化,而且还表明了自身的虚弱。对于邓小平来说,“陆肆”这一天的份量,不下于他十年的努力。假设这一天能够成功度过,他的十年努力会获得加倍的效应。可是,想要在这一天获得成功,必须以不开枪为前提。因为一开枪就意味着失败。

 邓小平所置身的那个无形的悖论,在这一天里被具体化了。学潮必须制止,但制止又不能开枪。学潮在本质上是一种批判性的话语。批判的武器,不能以武器的批判来解决。行事一向果断,决断一向大胆的邓小平,那天不敢走到广场上,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劝退学潮。非常的事件,总是需要非常的能力。许多年以后,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里有个场面,似乎是有关1989年的充满善意的一个假设。假设面对汹涌澎湃的群众,一个政治领袖如何凭借演说,说退一场风潮,避免了巨大惨案的发生。

 在邓小平的同辈领袖当中,这可能是周恩来能够做到的奇迹。在那样的关键时刻,也确实非常需要周恩来式的政治领袖。就算没有周恩来那样的能力,哪怕有点周恩来那样的责任心也行。邓小平没有那样的能力,却以另一种方式承担了责任。这一天过去之后,邓小平以慰问军队的方式,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担当。这又是邓小平很不周恩来的地方。

 曾经有人回忆,周恩来在东南亚一个国家参观一个工厂、接到厂方赠送的礼物时,首先注意到的不是礼物,而制造产品的童工。于是,他没有向厂方道谢,而是把礼物送给童工,向童工表示自己的谢意。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周恩来总是能够看到真正应该慰问的人。

 “陆肆”学潮被平息后,邓小平的眼睛里只有开枪的军队,根本而看不到无辜的民众。假如说,学潮触动了邓小平的心理创伤只是一个猜测,那么邓小平的慰问军队则证实了这个猜测。商周之交的周武王打进朝歌之后,首先想到慰问的,非但不是自己的军队,而且还是敌方的大臣。一场风潮过后,最要紧的是如何向民众作个交代。就算不去慰问无辜的死难家属,也得给民众一个说法,表明自己实在是迫不得已。有无话语能力是天生的,无法强求;但愿意不愿意体恤民众,却关系到慈悲心的有无,也关系到开枪的动机所在。“陆肆”这一天,邓小平向历史交了一个血案。“陆肆”之后,邓小平又向民众交了白卷。且不说十年改革所树立的形象,被如何毁于一旦;更为悲剧的是,由于没有慰问民众而留下的阴影,又成为以后的继承者们一个十分沉重的历史负担。

 邓小平的这一天,后人是无法辩护的。不管邓小平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如何巨大的变化,这一天的阴影将始终伴随着他。那条龙最终没能从二维平面挣扎到三维空间里。那条龙被钉死在了从二维平面到三维空间的演化道路上。时间由此停格。邓小平以后的政治体制,将长期停留在他所开拓的格局里。相对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中国政治改革取得的唯一进展,不过退休而已。那一天,是短暂的,却比十年的时间更为沉重,也更为长久。即使将来的人们忘记了那十年,也不会忘记那一天。

胡耀邦的天真所误

 平心而论,邓小平并非“陆肆”这一天的唯一制造者。邓氏改革碰到如此一个劫难,也不完全就是邓小平之过。假如胡耀邦不那么天真,假如赵紫阳又不过于聪明,那么邓氏改革也许不会陷入两难的困境。改革的设计再出色,也得有娴熟的政治操作来执行。戊戌变法的时候,李鸿章在政治上并非不赞同变法,但他看出康有为等人在政治上的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好没事人一般地抽身走开了。因为李鸿章明白,且不说光绪的能力如何,就算光绪具有康熙那样的本事,也会断送在康有为式的乌托邦狂热里。

 不善言辞的邓小平,对于他所从事的改革,确实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想法。其切实可行之处在于,该冒险的时候就冒险,该稳重的时候就稳重。政治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真的成了一门艺术。就政治是一门艺术而言,胡耀邦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艺术家。他的天真,将政治改革弄巧成拙。

 天真之于艺术家是必备的,但天真之于政治家,却是一个致命伤。当邓小平在私底下将设计好的退休计划透露给胡耀邦时,天真的胡耀邦竟然丝毫没有掂出其份量。邓小平告诉胡耀邦说:“我全下,辞去军委主席,你半下,接我的军委职务,紫阳也半下,去当国家主席,总书记和总理都让年轻人去做。”(引自《国史通鉴》第四卷187页)胡耀邦把这么重大的一个政治步骤,当作了如同上班告假那样的家常小事,随随便便地捅了出去。心直口快,跟人相处是讨人喜爱的,但从政却会误事。当了总书记的胡耀邦,其心态依然停留于当年儿童团时的红小鬼。如此赤子之心,对于充满风险的政治改革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 邓小平改革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只做不说。邓小平把一个绝对不能言说更不可谈论的秘密,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只消老练一些,就应该明白此事一旦说出去,就有可能做不成。当然了,假如按照西方社会的政治游戏规则,胡耀邦如此率真,并没什么过错。假如参照苏联东欧后来发生的巨变,邓小平的决定退休,又好像算不上是政治改革的大手笔。但邓小平面对的是中国的历史,而胡耀邦所置身的也是中国的政治环境。无论是相对于几千年的专制传统,还是从以后的历史进展来看,邓小平跨出这一步,都是一种极限意义上的努力。

 绝不退休,这不仅是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也是毛泽东的革命遗产。革命者的使命就是革命到底,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这是一种不成文的权力原则,也是一种毋须赘言的革命品质。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邓小平可能也悟不出退休对于废除终生制和家长制具有多么至关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长于务实的政治家,邓小平在中国式的政治改革进程上的把握,是相当到位的,分寸拿捏得相当准确。对于商业文明是个什么样的文化空间,邓小平也许是陌生的;但对于如何从专制传统的历史阴影里走出来,邓小平却十分清楚。邓小平的短处在于,他没有毛泽东那样的话语能力,把他想做的事情头头是道地讲说出来。邓小平的话语能力甚至还不如能够写出一本《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既然无法以言语服众,剩下的选择只能是作而不述。

 事实上,能够做到一步一步的退休,对于专制的传统已经是很大的动摇了。既然最高权力可以退休,那么任何权力都是可以退休的。一个执政党的所有权力阶层都可以退休,那么整个党就会在独裁的阴影底下逐步摆脱出来。由此,民主的政治协商制度,将在执政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内成为可能。这是邓小平能够做到的政治改革,也是他能够作出的最大努力。

 胡耀邦没有掂出这一步的份量,也不知道这一步虽小犹大。表面上看,小得看上去似乎很不起眼,不过退休罢了;实质上却大得前途无限,并且进退自如。进,可以在执政党内实现民主;退,足以表明自己并没有背叛所隶属的革命政党。或者说,进,可以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退,又保持了该党的继续执政。邓小平以此恰如其分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过多的要求,不仅不可能急于求成,而且还可能因此欲速而不达。

 邓小平说不出多少道理,但他心中明白,无论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还是思维习惯、文化心理,都没有达到商业文明和相应的民主政治所必备的程度。古代中国的专制帝王,由于没有民主社会的参照,不知道自己是专制者。可是,现代中国的专制者,却全都是从反对专制开始,从要求民主开始,最后演变成了新一轮的专制者。就此而言,邓小平的不愿跟人谈论民主,自有他一番道理。君不见,当年反对邓小平专制的所谓民主斗士,如何早已专制得不成样子;就连说话的语气和眼神,都充满了专制的霸气。

 正是由于专制传统的根深蒂固,当邓小平把他的退休计划告诉胡耀邦时,同时也意味着给了他一张政治改革的时间表。按照这张时间表,政治改革的步骤不是激进的,而是渐进的;不是一踯而就的,而是潜移默化的;不是急风暴雨的,而是和风细雨的。显然,这张时间表不太符合胡耀邦的个性,但符合中国政治的环境,符合中国历史的进程。政治改革不以政治家的个性为转移,而是以具体实施的可行性为准则。要论个性,邓小平比胡耀邦不知强多少。但与胡耀邦不同的是,邓小平懂得什么叫做政治,什么叫做改革。胡耀邦却不懂政治,因此对于什么叫做政治改革,也就不甚了了。

 从历史的责任上说,胡耀邦的失言,是不可原谅的,不管其中包含着如何难能可贵的赤子之心。假如把中国的专制传统比作一只猛虎,那么邓小平的做法是悄悄地从这只猛虎身边退出去。但由于胡耀邦的大叫大嚷,结果却把此虎给惊醒了。此虎一醒,首先咬死的就是把它叫醒的人。

 中国的专制传统,绝不仅仅限于政治体制,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专制病菌。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专制的带菌者。专制的猛虎,蛰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尤其是蛰伏在邓小平这样的领袖人物的内心深处。此虎随时随地都可能醒过来,咬死每一个想要终结专制的改革者。一百多年的中国晚近历史表明,反对专制的人们,一旦成功,会比他们所反对的专制者更加专制。专制和民主,在西方是可以通过讨论弄明白的,但在中国却会越说越离谱。唯有把事情做成了,专制和民主才有了不可更改的区别。就像在邓小平实现了退休制以后,最高权力者不想退休也不可能了。胡耀邦在事情没有做成之前,先把秘密透露了出去,不说是出卖,起码也是严重的失责。后来的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怀念胡耀邦的美德,却不知这个天真的总书记犯有多么严重的失误。为人和为政,有时是相背离的。胡耀邦的为人是值得称道的,但他的为政却实在令人无法恭维。

    胡耀邦这样的失误,要是犯在毛泽东的手里,结局唯有一撸到底。从彭德怀到刘少奇再到林彪,没有一个是例外的。但吸取了毛泽东时代教训的邓小平,毕竟不是毛泽东。邓小平解除了胡耀邦的最高权力,却依然保留着他的政治地位。比起毛泽东的毫不留情,邓小平无疑是温情脉脉的。只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民众,包括共产党人,有了毛泽东时代所没有的不以为然。在毛泽东时代,任何一次打倒,大家全都跟着举手赞同,全都跟着喊口号。可是邓小平对胡耀邦的处分,却造就了胡耀邦不无蒙冤的英雄形象,而把自己置于了很不光彩的角色里。从一方面说,民众好像觉悟了;但从另一方面说,民众却依然是愚昧的。在对弱者和失败者的一片同情声里,没有一个人想到邓小平的苦衷;没有一个人发现,邓小平可能比胡耀邦更加有苦说不出。人们普遍沉浸在道德主义的快感里,没有人为历史即将会遭到的重大挫折而忧心忡忡。这样的同情,对于胡耀邦来说,非但没有使他感到丝毫轻松,反而因此显得更加委屈。天真的胡耀邦此刻被盲目所包围,致使他既看不清自己,也不理解邓小平。

 自此以后,一股莫名的情绪在中国大地上弥漫开来。这股情绪不知不觉地把邓小平朝晚年毛泽东的形象上推去,又顺理成章地把胡耀邦打造成了一个反专制的英雄。于是,又一个悖论渐渐地浮现出来,政治改革的要求,堵死了政治改革的可能。这个悖论反过来说则是,政治改革的可能,与政治改革的要求成反比。要求越强烈,改革越不可能。改革的可能存在于要求的不太强烈之中,甚至可以说,改革的最大可能性,在于没有要求的改革中。邓小平代表着改革的可能性,胡耀邦则象征着改革的要求。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冲突,实质上是可能和要求的冲突。假如选择要求,就没有可能;要想可能,就不能有要求。

 中国政治改革的这种特色,不仅让西方人永远弄不明白,就是中国人自己也至今没有弄清楚。也许邓小平是清楚的,但他却说不出来。因为邓小平的改革是无言的,一旦说出来,就什么也做不成了。中国的政治,就是这样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所基于的,是谜一样的文化。

 这场风波过后,轮到聪明的赵紫阳登场。

赵紫阳的聪明所错

 与胡耀邦误在太天真不同,赵紫阳是错在太聪明。聪明本身是无可指责的,况且赵紫阳在政治上的活力,也是因为他的聪明所造就的。作为改革开放的三位共事者,主持人邓小平介于传统文化和商业文明之间,胡耀邦是由于复活了“五四”精神而青春焕发,而赵紫阳的过人之处是能够在文化心理上提前进入商业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赵紫阳的聪明使他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领先于邓小平和胡耀邦。正是这样的领先,使他对天真的胡耀邦有些不以为然,也产生了与邓小平分庭抗礼的冲动。

 赵紫阳和邓小平的冲突,是两种历史合理性的碰撞。把中国历史从专制传统里解放出来,进入商业文明社会,此乃大势所趋。与邓小平代表着历史的可能性相比,赵紫阳代表了历史的趋势。赵紫阳很聪明地走到了邓小平前面,也走到了胡耀邦的前面。虽然胡耀邦本着早期共产党的“五四”激情,充满青春活力,颇有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之明亮,但对于商业文明的思维和观念,却不无茫然。相比之下,赵紫阳领略到了胡耀邦不曾意识到的商业文明,在高尔夫球场充满自信地一杆杆击向未来。

 平心而论,以赵紫阳的聪明,在一个商业文明世界里,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但他的悲剧在于,他所置身的却是一个中国式的传统文化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不仅天真会成为灾难,聪明也会被聪明所误。按照现代商业文明观念,像胡耀邦这么天真的人倒台,就好比不会做生意的人做砸了一笔生意,是没什么可同情的。胡耀邦下台的时候,赵紫阳的反应就是这么现代的。赵紫阳的下意识里可能还会认为,像胡耀邦这么孩子气十足的人,早该让贤了。因此,赵紫阳非但没有向胡耀邦施以援手,而且还十分平静地、仿佛早就预料到了似地从胡耀邦手中接过了总书记的大权。

 赵紫阳显然不太知道,商业文明的聪明再现代,也及不上中国式的政治智慧。按照中国式的政治游戏规则,赵紫阳和胡耀邦作为邓小平的左右手,无论谁遇难,都是唇亡齿寒。赵紫阳和胡耀邦二者,不管彼此间有什么成见,不管彼此间产生过什么矛盾,必须以同进共退、作为各自保护也是互相保护的前提。当邓小平准备废黜胡耀邦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可以阻止,那就是赵紫阳。但这样的阻止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质朴,或者说愚钝。因为任何一个聪明人都不会做这种傻事,尤其是一个商业社会的聪明人。

 赵紫阳在很聪明地接过胡耀邦手中的权力时,同时也向邓小平间接地表达了,他赵紫阳是不会按照邓小平安排的计划主动退休的。此刻的赵紫阳,正值雄心勃勃之际。观念上的领先,使他产生了许多憧憬。尤其是他周围的幕僚,以新权威主义作口号的造势,正在使他蒸蒸日上。电视片《河殇》轰轰烈烈的播出,更是火上浇油。一代新主,呼之欲出。作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一面是胡耀邦仿佛林黛玉一般被冷落到一边,只能悲悲切切地烧烧诗稿;一面却是赵紫阳好比薛宝钗似的,正准备欢天喜地的入洞房。赵紫阳一点都没有觉察到,邓小平想要避开的那只蛰伏在邓小平内心深处的猛虎,正在慢慢醒过来。

 如果说,胡耀邦的天真不过是让邓小平恨铁不成钢,那么赵紫阳的如日中天,却让邓小平感觉像被蛰了一下似的非常不自在。就算没有后来的“陆肆”学潮,赵紫阳早晚也会成为邓小平自断臂膊的下一个目标。就算邓小平并不嫉妒赵紫阳的日渐坐大,也会为赵紫阳不想按照他邓小平暗中定下的计划退休而不无恼意。正如赵紫阳认为自己的观念是最领先的,邓小平认定自己的安排是最可行的。在最领先的和最可行的之间,谁胜谁负,按照商业文明的思维方式可能是难以判断的,但在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里,却是一目了然的。

 倘若说赵紫阳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可能会遭到不测,那也并不尽然。要不,就无法解释赵紫阳在学潮面前的一避再避。赵紫阳期待着水到渠成,但绝不主动出击。赵紫阳的第一避,就是借访问朝鲜的机会,扬长而去。假如仅从官场较量而言,赵紫阳此举无疑是聪明的,把难题留给他人,然后自己回来从从容容地收拾残局。但问题在于,赵紫阳面对的不只是一场官场上的权力斗争,而是一个严峻的历史时刻。此时此刻,不要说访问朝鲜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即便是访问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赵紫阳也不能扔下如火如荼地已经燃遍全中国的学潮不管。

 赵紫阳虽然没有借学潮向邓小平发难,但他的甩手而去,却间接地给了邓小平一记闷拳。因为事情非常简单,必须要有人负责。赵紫阳不负责,那么只好请邓小平开口。邓小平一开口,就从嘴里跳出了那只醒过来了的专制猛虎。你们要闹事,好吧,我有三百万军队。学潮于是被定性为动乱。

 邓小平的恼怒,明里是针对勾起他文革回忆的学生运动,暗里是给赵紫阳甩手而去的一个回应。只是对学生运动的不满是可以明说的,而对赵紫阳的不快却是只能暗示的。赵紫阳当然不会不知道邓小平为何给学生运动作如此定性,他的回击是一下太极推手,似乎漫不经心地向戈尔巴乔夫透露,邓小平才是真正的当家人。赵紫阳由此再一次以商业文明的思维方式,作了一次中国官场上的运作:你不是开口了么,那么就请你负责了。自此,一直身处后台的邓小平,被一下子推到了最前面,并且作为学生运动最直接的对立面,就像当年作为走资派面对红卫兵一样。

 本来是应该由赵紫阳挺身而出,以自己的威信去平息学潮。这样既保护了素来不喜学生运动的邓小平,又消除了学生运动在激情之下的锋芒所向。因为要想保护学生,首先应该保护邓小平,不让他成为学生运动的对立面。这就像当年的红卫兵想要揪斗陈毅时,周恩来死死地挡在前面。因为周恩来知道,他保护的不啻是一个陈毅。同样道理,赵紫阳假如能够保护邓小平,那么他所保护的也远远不啻是一个邓小平,而是全体学生,而是所有卷入学潮的中国民众,而是由邓小平和他赵紫阳以及胡耀邦共同努力开创的改革开放大局。

 但赵紫阳没有这样做。赵紫阳没有这么做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不肯退休,尤其是不肯按照邓小平的计划退休。从赵紫阳的一系列作为,包括他给邓小平写的那封对胡耀邦不无微词的长信来看,他希望天真的胡耀邦退休,甚至希望在他看来已经显得保守的邓小平退休,然后由他独掌大权。面对学生运动时,聪明的赵紫阳又聪明地以为,这可能是他借助学潮逼退邓小平的一个机会。他不知道他把学潮作为一个难题推给邓小平时,也给学生出了一个大难题。素有心理创伤的邓小平不可能以理性的方式,和平地解决学潮这个难题。而学生也没有能力解决邓小平这个难题。既能够解决邓小平这个难题,又能够解决学潮这个难题的,只有赵紫阳。赵紫阳应该知道个中三昧。但他自作聪明地从中抽身,听凭那二个难题彼此激烈冲撞。

 “陆肆”过后,人们很不理解邓家子女何以对赵紫阳恨得咬牙切齿,因为谁也不知道此中的奥妙,不明白其间的利害关系。这是按照学术观念和道德标准永远也弄不明白的。人们只知道把赵紫阳奉为英雄,把邓小平钉上耻辱柱。也许只有邓家的子女,才会深切地体味到,其父亲在下令开枪的同时,也杀死了自己。就邓小平和学生运动而言,“陆肆”没有赢家,双方两败俱伤。

 这个两败俱伤的结局,赵紫阳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胡耀邦下台时,赵紫阳没有以跟胡耀邦共进退来努力保住胡耀邦,已经很不明智了。此刻,在学潮面前,赵紫阳以更不明智的方式,将学潮和邓小平同时置于死地。因为面对1989年的学潮,赵紫阳比邓小平更合适也更可能成为学潮面前的周恩来。不论周恩来的历史功过如何,1989年的春夏之交,是中国历史上最最需要周恩来的时刻。而且,最合适扮演这一历史角色的,就是赵紫阳。要让学生退回学校,要让邓小平收回那只跳出口的猛虎,唯有挡住学生,劝退学生。而要劝退学生,又必须让学生消除对邓小平的敌意。事实上,在学生和邓小平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敌对关系。学生对学校里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痛恨、对学校里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欺负学生事件的积怨,远远超过对邓小平的不满。但是,愤怒就像爱情一样,总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如同滔滔洪水,可以被引向任何一个地方。就此而言,赵紫阳的一避再避,等于是一推再推,把邓小平毫无遮挡地推到了学潮面前。

    从官场运作的角度来说,赵紫阳太聪明了。避得不动声色,推得不动声色。即便在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之际,赵紫阳依然十分聪明地跑到广场上去,向学生告老还乡。悲壮的告别,非但没有劝退学生,反而激怒了学生,使学生再也不可能离开广场。当善良的中国民众此后一遍又一遍地赞颂赵紫阳的时候,他们很少有人想过,赵紫阳的向学生道别,等于是把学生推到了邓小平的枪口上。同时,赵紫阳也以背对邓小平的方式在向邓小平示威:想要开枪,那就开吧。反正子弹打不到老赵身上。

 在戒严令即将下达的晚上,赵紫阳如同贾宝玉悬崖撒手那样地来了个广场撒手。赵紫阳反对开枪,但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赵紫阳既不想保护邓小平,也不怜惜学生。假设赵紫阳是《天下粮仓》里那个有良心和良知的满清官员,他也许会跑到广场上就地坐下,与学生共进退。假如赵紫阳以此一面劝退学生,一面暗示邓小平:你要开枪,就先打死我。赵紫阳可能因此而在学生中获得至高无上的威望,同时又握有了与邓小平谈判的王牌。但赵紫阳并不想担当。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担当,赵紫阳都不愿意。赵紫阳骨子里并不是个力挽狂澜的英雄,而不过是个在官场上游刃有余的自私自保的官员。赵紫阳说完,溜之大吉,扔下愤怒的学生,连同成千上万的无辜民众,听凭他们手无寸铁地面对同样愤怒的邓小平和即将开进城里的军队。此刻的邓小平,已经不是心中有没有猛虎存在,而是已经变成了那只叫做专制的猛虎。

 赵紫阳之于邓小平的这种小聪明,在某种意义上,不下于当年张学良在西安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这类事件要是犯到毛泽东头上,当事人可能与刘少奇一般下场。然而,事过之后,邓小平只是如同蒋介石软禁张学良一样地软禁了赵紫阳。这与其说是时代不同了,不如说邓小平确实与晚年毛泽东不太一样。邓小平不会不意识到,他将当年对红卫兵的痛恨,发泄到了1989年的学生们头上。相比之下,赵紫阳当然轻松多了。这不是无官一身轻的轻,而是事不关己的轻。借用一个鲁迅的说法,则是一种做成了看客的轻。本来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最后却凭借着官场上混出来的聪明,一步步地退到了观众席上。赵紫阳由此获得了自保,也保住了跟邓家子女一样做了生意的赵家公子。在学生一片片倒下的那天,赵紫阳没有被良心折磨得发疯。他可能还不无庆幸,因为他知道邓小平的日子要比他难过得多了。

  这一年的赵紫阳,唯一的遗憾可能是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虽然中国的“陆肆”学潮是这一年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最大新闻和历史事件,但西方人却把和平奖颁给了跟“陆肆”毫无关系的达赖喇嘛。这与其说是对达赖的大声褒奖,不如说是对赵紫阳的无声批评。西方文明虽然与东方文化很不相同,但西方人还没有笨到连赵紫阳的聪明都看不出来的地步。

《河殇》的政治图腾意味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与“五四”遥遥相望的启蒙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再次扮演了社会良心的文化角色。一时间,读书和写作,成为一种时尚。学子们一面拼命阅读西方经典,一面迫不及待地竞相标榜自己的学问和思想。天下仿佛又回到了梁启超们或者陈独秀们辈出的时代。直到事过境迁,人们才发现,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了二十世纪初那些先人们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他们不仅浮躁,而且世故;他们野心勃勃,却又怯懦平庸。有利可图,大家蜂涌而上;发现危险,争相逃之夭夭。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政治领袖如赵紫阳者不肯扮演英雄,知识精英如方励者也宁可隔岸观火,好比牧童遥指杏花村那样地遥指广场。并且,虽然没有做一把康有为,也照样煞有介事地逃进外国大使馆。在“陆肆”这场悲剧之中,知识分子上演的大都是不无喜剧性的插曲。跑到广场上抱着学生痛哭流涕者有之,趁热打铁准备成立临时政府者有之;袖手旁观者有之,探头探脑者有之,突然跳上台上慷慨激昂一番者有之。如此等等。

 在诸如此类的插曲当中,应该数“陆肆”发生之前播映的电视片《河殇》最为轰动,也最有代表性。就思想性和学术性而言,《河殇》既不深刻,也不严谨。该片不仅对西方文化不甚了了,而且对中国文化也是一知半解。以蔚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的比喻来谈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以海洋和黄土来概括彼此间的差异,源自于对这两种文化的精神内涵的茫然无知。当然了,假如《河殇》仅止于历史文化的探讨,也不失为一家之言,至少可以看作是对商业文明的向往。打破闭关自守,以开放的心态走向世界,那是许多中国人所向往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河殇》真正关注的并不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异同。《河殇》骨子里是一部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图腾,意在为呼之欲出的赵紫阳造势。

 主张由一个强权政府推行经济自由化的新权威主义,是在赵紫阳接替胡耀邦成为总书记之后,风行一时的政治思潮。这股思潮并非来自民间的自发研讨,而是由赵紫阳政治智囊精心策划的刻意造势。这样的造势起先是在思想文化界发端,经由《河殇》一片的播映,推向全国。

  呼唤商业文明固然顺应历史潮流,但《河殇》真正想突出的,与其说是商业文明,不如说是新主赵紫阳。或者说,《河殇》借助了中国民众之于商业文明的渴望,将新一轮的最高权力者隆重推出。假如去掉邓小平向胡耀邦所透露的退休背景,如此造势也不失为一种历史的选择。但对比邓小平在政治改革上的那番设计,作为新权威主义力作的《河殇》,无疑相当浮躁。从政治操作上说是冒进的,从思想文化上说是空洞的,从实际可行性上说是可疑的,而从创作心态上说则是相当矫情的。这样的图腾方式,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一百多年前的康有为就曾经上演过。一种说法称之为帝王师,另一种说法则叫做挟天子以令天下。

 商业文明本身是强调公平和平等的,但渴望商业文明的《河殇》却充满着话语权力的嚣张,充满着君临天下的霸气。再愚钝的观众,看了《河殇》都会感觉到,有人要登台亮相了。而稍许有点政治敏感的观众,一看《河殇》就明白,最高权力的核心人物要换人了。因为在《河殇》的画面上,作为中心人物出现的,不是改革开放的主持者邓小平,而是刚刚上任的总书记赵紫阳。

 平心而论,比起毛泽东时代的造神,邓小平是相当低调的。除了在深圳有一幅画像、作为改革开放的象征,邓小平很少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这不仅是吸取了毛泽东时代的教训,而且与邓氏在政治改革上的退休计划,也完全吻合。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方式,是淡化最高权力。可是,《河殇》的新权威主义方式,却是强化最高权力。在政治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邓小平选择的是低调而有效的步骤,而《河殇》推出的却是高调而可疑的冒进。而之所以如此冒进的全部原因,就是迫不及待地要让赵紫阳取邓小平而代之。就算《河殇》以此挑战邓小平是一种勇气,但《河殇》选择的新主赵紫阳是否能够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呢?任何最高权力,都不是不可挑战的。但既然挑战,就得担当。赵紫阳真有能力取邓小平代之么?《河殇》智囊们真有本事做到邓小平做不到的事情么?

 当年康有为带着《大同书》式的乌托邦走进皇宫时,算得上是个志大才疏的例子了。可是对比赵紫阳的幕僚们在《河殇》一片中透露出来的浮躁,却既比康有为更加乌托邦,又比康有为更为盛气凌人。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方式,是低调和淡化;而赵记新权威主义所张扬的,却是高调和强化。如果硬要说邓小平是保守的,那么邓式的保守恰恰最接近解构专制的民主政治,而赵记新权威主义的激进,却把自由经济的可能和保障,完全交给了专制的权力。对照后来的历史进程,假如没有邓小平定下的退休制度,那么在威权之下的经济繁荣,很有可能会在政治上同时复活新加坡式的世袭制和家长制。历史证明了邓小平通过谈化最高权力的低调政治改革,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其中暗含着的对中国专制传统和专制文化心理的估计,是充分而准确的。

 至于《河殇》的创作心态,也是相当专制的。话语权力的专制,有时比权力的专制还要霸道,还要顽固。《河殇》一片的某些创作人员,即使到了美国,还会以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方式挟基督以令信众。透过《河殇》貌似激进的话语,可以看到其专制的文化心态和思维习惯。《河殇》的政治图腾,不仅跟政治改革毫不相干,而且根本杜绝了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但由于《河殇》在话语上的激进,后来竟然会阴差阳错地成为“陆肆”学潮要求民主的导引,把学生的敬意悄悄地引向新权威的核心赵紫阳。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毫无逻辑可言。

 从逻辑上说,《河殇》的政治图腾与“陆肆”学潮之于民主政治的诉求,是完全不相干的。而且,在学潮开始的时候,学生的反腐败目标,不仅指向邓家子女,也同样指涉到赵家公子。假设没有邓小平的存在,让赵紫阳独自以新权威主义的姿态面对学潮,很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在思想上和道义上真正与学生运动有共同语言的,可能会是已然逝世的胡耀邦。只是由于赵紫阳需要以借力打力的方式对付邓小平,才有了他的那套太极推手:既让学生运动的矛头最后完全指向邓小平,又将邓小平的怒气成功地引向学生运动。而赵紫阳的幕僚和《河殇》的制作者们,也就跟着赵紫阳在邓小平和学生运动之间这么推过来,推过去。那一阵子的忙碌,全都是无形的,只能感觉到气体在流动,根本看不见他们当中有谁大大方方地与学生站到一起。他们当中不乏想要成为康有为者,却没有一个肯做谭嗣同。

 假如没有那么一番政治图腾,《河殇》本当是对中国历史的追悼。但由于夹杂了新权威主义的图腾,结果导致了一场充满悲剧性的国殇。在整个一场悲剧当中,学生是无辜的;邓小平假如不开枪的话,那么也是无辜的。因为邓小平并没有拒绝政治改革,他只是按照中国的政治环境和中国的历史特征,设计了一个中国式的渐进方式。可是,中国的国情就怪在,在能说会道和脚踏实地之间,前者永远受称赞,后者永远背黑锅。《河殇》至今为人称道,而邓小平将永远被非议。

 在一个群情激昂的历史关头,激进的话语确实更能俘获热情的学生;但等到事过境迁,对于激进不能没有反省。在这场悲剧中,邓小平不得不承担的,是开枪的罪责。但有关中国式的政治改革,邓小平非但无咎可究,而且有功可稽。反倒是《河殇》所张扬的新权威主义,成为日后政治改革的一个巨大障碍。以后的历史证明,威权底下的经济非但不是自由的,而且依然可以成为哈耶克所说的通往奴役之路。既然政治是威权,那么经济的自由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至少是迄今为止,中国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最大进展,始终不过是邓小平设计的退休制度。

广场上的呼唤民主唤醒了专制

 自“五四”以降,中国的学生运动几乎成了一种传统。每每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总是学生,而不是政府或者知识分子,站到历史的最高处,登高长啸。学生运动因此有了独特的历史文化意蕴。比起邓小平在学潮面前的茫然和反感,毛泽东却深谙其道。历史上的红卫兵运动,且不论功过如何,至少也算是毛泽东的独创。毛泽东深知学生运动当中,蕴含着极大的政治能量。曾几何时,就连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古话,也都被学生运动改写成了政府不知亡国恨。

  与学生运动成为一种文化传统相应,如何面对学生运动,也变成了一门艺术。被毛泽东逼到红卫兵面前的周恩来,可能是处理学生运动的最大艺术家。个人的魅力和崇高的威信,可能是成为这类艺术家的必备条件。除此之外,还得有敢于舍身的忘我境界。就此而言,1989年,无论是邓小平还是赵紫阳,只要具备这样的境界,那么结局就会截然不同,历史也会全然改写。

 1989年的“陆肆”学潮,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全世界范围内最令人震撼的一次学生运动。虽然学潮后来把矛头指向了邓小平,但从学潮爆发出的那种愤怒之强烈、所涉人众之广上看,却是早先毛泽东时代的压抑结果。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只是给这样的爆发提供了可能。真正的压抑,来自于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暴虐。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是在代毛泽东受过。

 学潮就像民众一样,通常会陷入盲目的情绪里。假如要细究1989年的学生情绪,大都来自学校里的种种压抑,其中包括教育体制的不合理,课堂教材的陈腐,师资的老化,学校制度的专横等等。这些问题无疑是毛泽东时代的遗患,也是邓小平没有来得及改革的陈弊。邓小平无论在经济建设还是在政治改革上,都是少见的行家。唯独在关乎思想文化的教育体制上,从来不曾领略过蔡元培式的兼容并蓄。邓小平不知道他的这种无知,给自己造成了多大的隐患。大学生们从名义上说乃天之骄子,实际的生存状态却猪狗不如。学潮爆发之前一个月左右,在北京清华园附近发生的北大哲学系毕业的青年诗人海子自杀一案,足以说明学生被压抑到了什么程度。学生们几乎天天盼着有机会上街。因为唯有走在游行队伍里,他们才被当作人看待,他们才有尊严,他们才能找回应有的自信。不管学生运动提出什么口号,诉诸什么名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找回做人的尊严。

 学生的这种处境和压抑状态,不要说邓小平一无所知,即使是赵紫阳,也并不深知就里。而赵紫阳的智囊们,除了想方设法利用学生运动,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学生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上街和游行。极度压抑之下的学生,太需要上街游行的籍口了。不管是1989年的死了重要人物,还是后来90年代的被炸了使馆,只有一要机会,马上就上街。更不用说,胡耀邦的逝世跟学生运动还真的有着很大的关系。按照官方的公开说法,胡耀邦的下台,跟1987年的学潮有关。

 北京学生在1989年对胡耀邦的纪念,与北京民众1976年清明节的纪念周恩来十分相像。只是1976年的纪念,带有十分明确的另一层含义:为再次被打倒的邓小平鸣冤叫屈。令人感慨的是,时过境迁,这一次的纪念胡耀邦,却变成了间接地表达对邓小平的不满。但必须指出的是,在学生对胡耀邦的纪念里,并没有为赵紫阳张目的意思在内。须知,在学生们后来列出的反官倒名单里,赵家公子也赫然在目。

 1989年的学潮,其发生原因和矛头所向,前后有过三次变化。第一次是因为胡耀邦的逝世,后来改成反对官倒、反对腐败,最后才转而指向了邓小平。原因十分简单,赵紫阳向学生释放了极大的善意,而邓小平却恶言相向。学生对邓小平的愤怒,与一百多年前天津教案中的爱国民众对曾国藩的愤恨,不无相近。同样是情绪性很强的恨,被恨者又同样的无以分辨。学潮汹涌起来就像洪水,要等到退潮之后,才能水落石出。

 想要理清学生运动何以渐渐地成为反对邓小平的运动,并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尽。除了赵紫阳不动声色的推动和努力,还有其它诸多因素。但可以明确的是,一旦在邓小平和学生运动之间敌意既成,那么彼此间都开始走向无法控制的激烈。天安门广场上的学潮主题,不再是纪念胡耀邦,也不再仅仅是反腐败反官倒,甚至也不再停留于反对邓小平,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民主的诉求。这样的诉求再跨前一步,那么反对邓小平的要求,有可能会演进到反对以邓小平为首的执政党。但广场上的学生没有跨出这一步,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只是发泄心中块垒,对执政党并无敌意。把矛头指向邓小平,是他们可能抵达的极限。至于他们的口号一旦上升到民主的诉求,那么就变得非常空洞,没有了实际的内容。

 广场上的民主诉求,与其说是具体的,不如说是象征的。也是这样的象征意味,学生们在广场上只是竖起了自由女神的雕像,而并没有提出政治改革的具体要求,更谈不上什么具体步骤。如果说《河殇》的政治图腾是新权威主义,那么学生在广场上的政治图腾则是自由和民主。这样的图腾虽然美丽,却并没有多少实质意味,更谈不上操作性和可行性。广场变成了名付其实的舞台。有关自由和民主,其审美效应,远远超过实效的追求。假如革命是盛大的节日一语是成立的,那么广场上真的就是天天在过节。久而久之,要不是最后的开枪,广场上的学生可能会把自己究竟到广场上来干什么,都会忘得干干净净。

    ......

  2006年3月16日至3月22日写于纽约,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5-29 09:52:13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2012-05-28 09:39:05 作者:网友 来源:

法国新总统奥朗德评价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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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新任总统奥朗德5月19日在巴黎地区,展开以“民生第一”为主题的街头游说。奥朗德总统19日早上9点在香榭丽舍大道发表了首场演说。

    法国新任总统奥朗德5月19日在巴黎地区,展开以“民生第一”为主题的街头游说。奥朗德总统19日早上9点在香榭丽舍大道发表了首场演说。奥朗德在演说中提示国民,法国的外交可能发生不再追随资本家言听计从的大转型,并高度赞扬了毛泽东的内政外交。

    在谈到法国外交和防卫问题时,奥朗德说:“什么是外交?外交就是内政,这两者绝不是两码事,不是。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国民要使自己成为国家的主人,这种愿望是民主主义的根本。在这同时,大政方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民众的政治责任感的强弱,也就在相应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外交的强弱。在这个意义上,外交难道不就是内政吗?曾经有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是好是坏历史会有说法。作为一位没怎么出过国的政治家,他在中国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后,在外交领域,他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存在变得非常卓著。曾经有一段时期,毛泽东毫不畏惧与我们法国对峙并一路走来。可见,执政党在自己的国内,获得毫不含糊的支持,国民以天下为己任,在某些场合为了保家卫国、为了国家的未来,不惜付出些许代价,一个国家如果有了这样的力量,外交才会有根本的力量。国之力在民,民之力是外交之力、是外交最基本的原理。这是我对毛泽东的外交感触最深的地方。”

    太强了,在中国城看到法国共产党支持的总统候选人Jean-Luc Mélenchon海报!!!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奥朗德深情的说: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也是法国人民的大救星。

    2012年4月15日下午,法国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在巴黎协和广场举行大规模竞选集会,为即将到来的第一轮投票进行最后的造势,约有10万支持者与会。法国总统选举现毛主席头像,左翼现象成社会思潮。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5-27 12:42:09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Fw: 米尔斯海默:中国不会和平崛起 中美都在准备战争

中国不会和平崛起 中美都在准备战争

米尔斯海默

2012年6月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是全球知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他的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以及他所开创的“进攻现实主义学说”从理论逻辑上充分论证了大国争霸的必然性。因从不讳言美国必须要警惕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米尔斯海默曾被看成是“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代言人,但实际上,他绝算不上“鹰派” 人物,比如他坚决反对美国在中东发动战争。5月23日,米尔斯海默在北京接受《环球时报》独家采访时表示,尽管美中两国的心态都是避免战争,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势必遭遇一系列危机,中国政府要做的和正在做的就是“保持安静,维持经济增长”,“确保自己在国际上低调,确保不让美国及邻国感到恐惧”。

用20年去衡量中国能否和平崛起

    环球时报:在中国有许多学者与您争论过“中国威胁论”,有谁能说服您吗?

    米尔斯海默:我一直认为,中国不能和平崛起。迄今为止,没有中国人能真正驳倒我对此的论证逻辑。2003年我第一次来中国时就听到中国学术界的许多反对声音,这是第二次来中国,然而与9年前相比,他们的观点与论据都一样,我也保持原来的看法。在中国,也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同意我的观点,但不同意我看法的中国政府官员比学者更多。换句话说,我相信,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同意我观点的人,但嘴上并不说出来。因为如果你是官员,当然愿意说,中国是能和平崛起的。

    环球时报:您认为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这个议题这些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米尔斯海默:2003年时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问题听上去还很“虚”。那时中国还不足够强大,看不出是美国的真正挑战者。但现在,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中国在持续崛起,而美国却在衰落。所以,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的问题真正成了重要的世界议题,再也不像9年前那样只是学术界的议题,全球权力转移真正推动它的实质性变化。

    环球时报:近10年来中国崛起看上去非常和平,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外部摩擦,但中国始终保持着和平姿态,尤其是中美之间。这是否证明您先前的判断是错误的?

    米尔斯海默:现在说我是对还是错,还为时太早。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的问题,最好用10年、15年或20年的长度来衡量。中国肯定会继续崛起以至于成为美国的真正挑战者。当然,我也认为,目前美中关系非常好,因为美国一直忙于中东事务及其战争。美国目前只是和平地“回归亚太”,没有在亚洲制造麻烦。所以,我常说,“美国忙于中东战争是中国之幸”,它使东亚变得和平与繁荣。但是,难道你没有看出美中之间有那么多潜在冲突吗?台湾问题始终保持热度。中国对美持续对台售武非常不满。南海是另一个典型例子。现在的实质问题在于谁控制南海。我的观点是,中国将变得越来越强大,在亚太地区也会越来越强硬,然后渐渐成为美国的实质挑战,美国会不得不后退。但现在中国还不处在那个位置上。从中方角度看,最明智的做法是,保持冷静,不制造麻烦,继续保持经济的增长。到那时,中国在处理南海和台湾问题上会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美国还不在“想打谁就打谁”的状态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有许多麻烦,但两个大国又在试图管理这些麻烦。这种管理能力是否意味着能够防止两个大国走向冲突?

    米尔斯海默:我很确定,美中之间会一直存在许多麻烦,两国也在试图管理。但问题在于,两国实际上都在准备着相互之间的一场战争,只是现在中国的行为显得很不一样。中国扮演着一个军力很弱小的角色。美国的军力比中国强大得多,中国此时不可能“摸老虎屁股”,也不能挑起事端。但随着经济持续崛起,我的观点是,当中国实力达到了比现在强得多的水平,美国和中国周边的邻国就会更害怕中国,就会被迫后退。可能那种危机看上去仍会处于控制中,但正如我刚才说的,危机肯定会到来。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博弈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中美之间的博弈可能更长。我现在感觉,中国在变得更强大的路途中,将会越来越危险。

    环球时报:您常用19世纪、20世纪的大国争霸事例来证明21世纪的中国崛起,这种历史逻辑是否有些过时?

    米尔斯海默:自冷战以来,美国每三年里有两年都处于战争状态。这期间,美国没有对另一个大国发动战争,但这只能说明,美国还不处于“想打谁就打谁”的状态。在亚太,美国军力没有强到可以单挑中国的程度。另一个原因是核武器的存在,这使得大国之间的战争变得更少。美国与苏联(俄罗斯)之间已持续了67年的和平,但当年英国与德国为争霸就大打出手。不过,我还是必须要提醒“冷战”的可能性。

   环球时报:您一直在学理上主张,美国应遏制中国崛起,这才符合美国的最终利益。但美国想遏制是一回事,能否实现遏制是另一回事。美国像拳击手,但中国是太极高手,中国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让美国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来遏制中国。

    米尔斯海默:你的意思是,中国的对美战略非常聪明?我认为不是。我相信,权力博弈正在以新形式出现。美国一直有足够信誉,中国周边都怕中国,希望美国能遏制中国崛起。但也有人说,中国崛起的势头很强劲。这恰恰是美国不断提醒中国周边所有国家要注意的原因。

    环球时报:未来5年,您估计中美间发生直接冲突的概率是多少?

    米尔斯海默:我认为这期间美中不大可能发生武力冲突。中国和美国都希望确保没有战争。我的一个学生问我,你认为如果中国(与菲律宾)发生战争,美国将会做出什么反应?我的回答是,美国将立即对菲律宾施压阻止战争,并同中国一道努力尽快结束战争。我认为,无论如何,美国都不希望看见中菲发生战争。美国非常希望确保中菲相安无事。因此,我看不出美国对“麻烦”会有任何兴趣。尽量避免战争,这既是美国的心态,也是中国的心态。中国人并不想因为台湾而发动战争。但未来8年或10年,如果我们的关系出现很多危机,我也不会惊讶。

“中国政府的低调正是我要建议的”

    环球时报: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对华战略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您怎么看?

    米尔斯海默:2008年危机重创美国,这点我也没有疑义。但我认为,从长期看,美国一定会恢复实力。一旦恢复,美国将会比现在更强大。当然,中国的实力也不容小觑。4倍于美国人口的中国,必须得到美国的足够重视。

    环球时报:金融危机以来,有一些美国学者说,美国要向中国学习。比如,弗兰西斯·福山教授就写过《民主,美国没什么好教中国的》的文章。这是否表明,美国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崛起已经是不可遏制了?

    米尔斯海默:中国想和平崛起就会遇到许多问题。所以,我不确定,中国是否能够继续崛起。我想,中国在2020年前还能变得更强大,但也会有一系列危机出现。中国与美国必须防止这一系列危机恶化。现在看来,情况正好相反,比如,南海的危机肯定不会终结。

    环球时报:在美国政界和学界,有多少人同意您的看法?

    米尔斯海默:在美国政府,25%的官员赞同我的看法,50%不同意,还有25%处于摇摆状态。事实上,美中之间的基本逻辑很明显,但很多人乐于相信中美会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差异。至于学界,可能10%的人赞同我的观点,75%不赞同,还有15%不能确定,会持同情与理解的态度。

    环球时报:如果中国政府需要您给一些建议,您会说什么?

    米尔斯海默:其实,那正是中国政府目前所做的,即确保自己在国际上“低调发言”,确保不让美国及邻国感到恐惧。从中国立场看,为能顺利崛起,最好方式就是在安全和军事问题上不惹麻烦。只要保持安静,维持经济增长就行。经济实力即是军事实力。中国要做的就是比今天变得更富。如今尚不是中国在东亚惹事端的时候。

    环球时报:如果美国政府需要您的帮助,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米尔斯海默:首先,美国应该明白,对其来说,亚洲正在取代欧洲,成为最重要的区域,事实上,欧洲已成了一座博物馆,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地方。美国应密切关注亚洲,这也正是它目前做的事情。再者,美国应停止在中东地区的战争。从中国角度来说,这些战争对其是有利的。


 



 

回光返照还是砥柱中流

——“红后”的历史定位

王霄

    “红后”突然集结,以集体的形式参与到中国现实的政治格局中来,是近年来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虽然我们对这种集结的持续性和战斗力还不能肯定,也对这个群体今后的变异轨迹充满疑问,但我们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与作用。

  促使红后冒头的直接动因是政治不满。政治不满已经是中国许多群体或者阶层的共同政治特点,也是中国社会最普遍最根本的现象,不过出现在这个群体身上,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表明即使是中国共产党血统最纯正的传人,也加入到与掌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对立的一面去了。

  这样一个定性,也是我们分析这个群体的一个前提:这里已经把那些位列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官二代区隔出去。有人说“红后”是改开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经济上不得利的那一部分官二代,虽然概括得不大准确——位列高官巨富的官二代们也有政治不满并强烈主张变革者——但大体是对的。当然实际情况可能更加复杂一些,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

  红后的总体数量不能算多。如果我们按照荣剑先生说的标准,即把中共建政前参加革命的、位至省部级高官的后代都算做红后,那么这类高官的总数从建政到八十年代大概不超过1万人,他们的后代不超过5万人。再在其中扣除加入权贵阶级从而政治“变节”以及去世者,大概还有3万人。这可能还是一个高估的数字。即使有3万人,但散落于全中国,以及各行各业,因此并不算得强大的社会集团。当然,有些省部级以下高官后代也可勉强归入此类。但真正坚定的政治红后,大体上也就是这么多。

  但是继续分析,我们会看到:第一,虽然他们或多或少地秉持了共产党传统的理想与信仰,但他们在笼统的强国富民这一大的目标下,其解决中国现实社会矛盾的具体主张和路径大相径庭,既有“重庆模式”和“新民主主义”这种在维护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下的开明威权,也有“宪政社会主义”或“民主政治”的普世选向。考虑到这两者的区别类似于人们普遍承认的中国“左派”与“右派”(从这一点上看他们与社会政治派别没有大的区别),因此我们不大容易从政治面貌上将其视为一个独立政治派别;第二,他们的年龄已经很大,基本上已经退休或者接近退休,再加上上面说到的数量不多,因此他们的政治能量让人难以测度。

  中国“红后”也是一个独具国情特色的现象。起码在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出现过。在那些国家,无论是党国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还是党虽然还在专制、但社会上已经危机四伏甚或是改革的前夜,似乎都没有形成一个官二代或者红后。我记得文革后期看到的一部灰皮书(具体书名忘记了。灰皮书是被当时中国特殊引进的苏联东欧国家的书籍,仅限于高干阅读)中提到,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高干中,子女的职业安排一般主动选择自然科学家、学者和其他以专业性为特色的职业(在这些职业中,和政治关系最密切且享受特权最大的大概是外交官),而不去搞政治,其原因是党内斗争的残酷。在我的印象中,苏联真正有名的官二代大概只有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女婿,而这两个驸马自然也随着老丈人的失势或者死亡而结束了官场生涯。苏东剧变后的风云人物,如俄罗斯的叶利钦、普京、梅德维捷夫,没有红后和官二代。这一点也影响了文革结束前的中国。中国老一代共产党领袖的后代,大学学历多是理科,开始的职业一般是科技工作者。少数读了文科的,也多去从事专业工作。甚至那时如果他们的子女能够在专业领域有所成绩,会成为一个值得夸耀的标杆,如绘画、导演、摄影、文学。说到这一点,毛泽东和林彪等领袖在为子女择婿、择媳的时候,特意将平民家庭或者非官员家庭子女作为标准,显现了一种政治高度。

  中国的红后们在政治上的分野——即他们为官还是为民,为大官还是为小官,以及普遍的家族联姻——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时,不但还在掌权的许多父辈有意识的将子女或者老战友的后代从专业性工作岗位安排从政,而且试图将其超拔。虽然遇到了平民的抵抗和党内的非议,但是很快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潜规则。这其中,主要的考量一是在政治上“还是自己的子女可靠”,二是在经济上已经出现的权力参与市场经济的利益化追求,三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权力化、官本位的深刻影响:只有做官才是正途。但是顾忌到社会风评和党的最大利益,中共高层对于子女从政的数量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老一代革命家中只能有一个子女提拔到副部以上职位。同时,多数的红后们,已经淡化了从政的欲望,安于平民化,或者说由于世代演替的客观规律,多数的王谢堂前燕“家道中落”,不得不飞入寻常百姓家。后者中还包括了在其后的高层政治斗争中失意的高官后代。从数量上说,平民化的红后们更多。当然,从总体和比例上看,平民化的他们仍然比其他血统的平民们“混”得更好,率先进入小康是必然的。

  红后们既然没有统一的政治理念,又现实身份和社会分层各异,还处于年龄的尴尬,数量也不多,那么他们还有什么政治能量和作用呢?

  有的,甚至可能很大。这要从他们的思想行为特征和关联政治资源上去分析。

  关于红后的思想行为特征,已经有不少文章做了评论。概括起来讲有三点: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强烈的身份认同性,强烈的献身精神。虽然具体的政治理念与改革路径不同,但我认为这并不重要,或者在当前并不重要。与荣剑先生谆谆告诫红后要选择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不同,我认为在当前,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将这种强烈不满政治现状、不满政治领导和政治路线、痛切感到必须有所作为、改弦更张的愿望,导致中共党内民主竞争局面的形成。要之,先改造党,再改造国家。至于是回归传统,还是革故鼎新,不同的政治主张正好提供了党内竞争的旗帜。如果这种思想政治竞争能够形成党内一种决策程序的规范和党的领袖产生的规制,就会真正导致中共党内的民主局面。如果经过了民主程序,那么,任何一种最后的选项都是合理的;同时,不同的选项也会优化竞争的各方。

  最近的重庆事件对于红后可能会造成深刻的影响:要么加速分化,要么加速整合。其动向还需要观察。

  在说到关联政治资源时,我想它包括了三点:

  一、退休或平民化红后与在位红后的关联。

  人们注意到了近年来胡、叶等老一代领袖后代的活动、延安儿女联谊会的活动,也注意到了某些身居党政军高位的红后的活动。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红后的活动,但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很难截然把在位的或者退休的、得意的或者失意的红后做切割。政治虽然无情,红后们却有着天然的内在一致性:血统,以及由血统决定的基因。基因决定了生物的发展形态。虽然基因会有变异,但是在变革前夜,这种基因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实在是不好说。

  这里要重点说一下那些还身居高位的红后们,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仍然位于政治权力的中心。我们格外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十八大后红后代表真正居于国家政治的主导地位后,红后群体的政治作用发挥。二是在军队中的红后。有人说中国可能会进入军队管制,这大概有点极而言之。但是,考虑到红后在军队中最密集的存在,以及他们的真正代表人物也在军中,因此,军队在中国未来政治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是正向的作用,也并非不可预料。关于后一点,可以参看拙作:《试论军队在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表现与作用》。

  二、政治红后与经济红后的关联。

  重庆事件客观上也扩大了红后们的阵营,那些现在还身居高位甚至是权贵阶级成员的官二代们开始了一种反思:如果不在政治上夺回主导权,他们的政治前途和财富都可能被剥夺。虽然出于自私的动机,但是握有相当财富的这些红后们却明白一个道理:政治民主化是历史必然的趋势,但即使是民主政治,也需要经济与财富的支持。在这点上,他们比中国其他社会阶层更有优势。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国权贵经济中官二代的身影,并且给予猛烈批评,但是客观地说,在这些人中,真正的老红后们是不很多的,倒是那些三代、四代领袖集团以后的官二代们身影幢幢。当然,在老的家族势力中,也不乏巨富。那些可以位居红后的这些老官二代们,比后起的、一般的官二代有着更高的政治敏感性与政治行动力。

  三、红后与人民的关联。

  红后与人民的关联比较复杂。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与人民大众的血肉联系,以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然是红后血统的一部分。中国红后最优秀的特质是人民性。这一点,在中国改开后平民化的红后身上,有了深刻的体认与传承。虽然他们一般境况优于普罗大众,但他们基本已经是人民中的成员。我们看到红后们正式的对于中国政局的所有建议与纲领,其出发点与动机都是真正为国为民的。

  红后们也有其弱点,甚至是很大的弱点。比如说由于他们的父辈并非一贯伟光正,有人声誉还很低下,后代“蒙荫”,形象就差得很多。同时,红后们自身当年在文革初期创立红卫兵搞打砸抢甚至草菅人命的发迹历史也不那么光彩,至今有人要他们忏悔。同时,改开以来官倒的劣迹和当下某些太子党和官二代的丑恶,都让这个群体集体蒙羞。近年来党的形象下降,国民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自然也会殃及这些红后。而他们中的某些代表人物加入政协以维持浮名虚誉,并且发表不恰当的言论,也让国人诟病。总的说来,红后们当下的社会评价,如果不说毁大于誉的话,也是毁誉相当。

  同时,红后们也缺乏真正的组织力。虽然他们可以举行大小集会,组织合唱团和红色旅游,以各种形式建言,但是他们还不能说是组织化的政治力量。政治观点的差异和家庭历史上的恩怨,都影响了他们的战斗力。

  无论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与国家的前途而言,还是为了这个群体的自身荣誉而言,甚至是为了父辈的荣誉而言,红后们都应该奋力作出最后一搏。这里说最后一搏,是说现在是这个群体显示其应有的能量和正面的历史作用的最后一刻。从能量来讲,红后们特殊的背景与经历,造就了他们在见识、胆略、胸怀、组织力各个方面,很容易成为人民中的皎皎者。这种经历与身份,在当今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局势中,会使得红后们具有先天与后天的各种优势。这个群体在一般人民中的地位与作用,会否如当年那些出身豪门大族的子弟成为中共早期的领袖与中坚那样显著呢?(从革命意识形态到民主宪政,之间需要搭个桥,才能将红色基因与历史使命连接起来;另外,考虑经济严重下滑、社会极端动荡的情况下,红后选择军国主义和民粹的可能性究竟多大?)

  但是留给红后们的时间不多了。如果第一代红后凋零,中国将失去这一群体。官三代们几无可观。中国红后们应当谨记自己最后的历史责任:促进中共党内的民主化。在这一点上,如果红后们做得好,他们完全是可以有所贡献的。也是在这一点上,红后们可以形成统一战线。

  不过中国历史上功臣之后挽狂澜于既倒的事例不多,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也是我们的疑问,因此我们对红后们的希望也不要太大。

  最后我要说:红后们总体上得益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很多,为了他们父辈打下的这个江山更加美好,为了回报人民与国家,他们应当与人民一致,与代表人民利益的其他阶层的先进人物结合,在这个历史的关头做出自己独特并且是应有的贡献。

 

 

 

 

 

发件人:"curra888" <curra888@yeah.net> 2012-06-05 11:06:10 收件人:curra888@yeah.net,www.ChinaUSFriendship.com

唯无为可以定是非

----庄子的是非观及其对当今世界和平的启示

香港城市大学2011级博士 北京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彭成义

2012年6月1日

 

I. 导论

    虽然人类已经迈入新千年都十多年了,但是世界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太平。不管是世纪初的伊拉克阿富汗战争,还是过去一年中东北非的动荡与变局,再到如今西方对于叙利亚及伊朗不断增大的战争调门及可能性,人们都有理由对前景显得悲观。但是人们对于战争和冲突的根源却似乎并没有找到其真正的症结所在。或许正如一些大思想家如汤恩比,萧伯纳,泰戈尔等曾指出,人类为了防止将来的自我毁灭,必须回到中国古代的思想中去寻找答案。这篇短文就是笔者不避浅陋朝这一方向所做的一点尝试,它将试着从庄子的是非观中去获得理解与维护当前世界和平的启示。下面我将首先介绍一下庄子的是非观,然后结合当前的国际形势看一看庄子智慧所给予我们的启发。

II. 庄子的是非观

    对于是非,庄子给很多人的印象是一个相对论者,因为他的文章中充斥着对各种常规价值的无情批判和颠覆;但是,细究就会发现庄子其实是一个绝对论者,这在他的《至乐》篇中最有体现:“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虽然,无为可以定是非”。那么,庄子的是非观到底是怎样的呢?他指的“无为”是什么意思?这些是这一小节将要探讨的问题。

    要理解庄子的是非观,他的天人之辨是首先需要澄清的。在庄子看来,是非是属于人道而非天道的范畴。那何为天道,何为人道呢?庄子解释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天道之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庄子-在宥》) 对庄子来说,是非,仁义等等都是人道领域的概念,并不适用于天道。所以庄子说:“赍(击碎)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之谓天乐”;而在人世间只有圣王才能遵循天道并且体验天道之乐:“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故曰:其动也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万物服….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庄子-天道》)。与天道对应的概念有“混沌”,“道”, “无为”,“虚静”等等。

    庄子的是非观在他的《齐物论》中有较详尽的阐述。总的说来,庄子认为“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正如他所解释的: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庄子-齐物论》)。

    庄子这段话不是很好理解,它的意思主要是说,各种事物无不存在着它的对立面,而只从自身的一面盯着对立面看就看不清楚,能自知则能有所觉悟,而实际上彼此两面的存在都是互为前提相互依赖的。这是从静态上去说,从动态上来讲,对立的两面又是在互相转化的,这就好比刚刚产生的东西随即便开始走向死亡,刚刚死亡的东西随即又复生为其它东西一样,肯定与否定的不断更替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圣人不走划分正误是非的道路而是以事物的自所以圣人不走划分正误是非的道路而是以事物的自然来观照之。辩证的看,此即是彼,彼即是此,双方都各有自己的一对是非。那是否所有事物都有对立的两面呢?没有对立的地方也是有的,那就是大道的枢纽,而抓住了大道的枢纽也就像抓住了圆的中心一样,可以应付无穷的变化。 “是”是无穷的,“非”也是无穷的,所以说不如用辩证的视角来加以观察和认识。

    庄子这里的解释其实很有深意。一方面,他呼应了老子辩证的思想:“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道德经-第二章》)也就是说,事物没有不存在它的对立面的,而这正是它们相辅相成的原因,所以也就没有是非对错的差别。另一方面,正如阴阳在互相转化一样,万事万物没有不向它的对立面转化的。比如一个新生事物,它刚刚出生的同时也就是它一步一步接近消亡的开始。而在宇宙中,“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老子-第二十三章》)。最后,因为“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庄子-齐物论》),“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庄子-寓言》) ,所以是非争论不休,而要跳出此窠臼,就得“照之于天”,“莫若以明”。庄子这里的“天”是作为万物之源来理解的,可以和“道”,“太极”,“混沌”等通用。这个“明”也很有意思,正如《易经》所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换一种说法,“明”这里就代表着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

    庄子是非观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认为是非是辩论不清楚的。正如他所说: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何谓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 (《齐物论》)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倘使我和你展开辩论,一方胜了另一方,那么胜的一方果真就是对的吗,输的一方果真就是错的吗?难道我们两人中一定有谁是对的,有谁是错的吗?或者难道我们两人都是对的,或都是错的吗?我和你都无从知道,而世人原本也都承受着蒙昧与晦暗,我们又能让谁作出正确的裁定呢?让观点跟你相同的人来判定吧,既然看法跟你相同,又怎么能作出公正的评判呢!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让观点跟我相同,跟我们的观点都不相同,或者跟我们观点都相同的人来判定,所以也就没法作出公正的评判!如此,那么我和你和别人都无从知道,那还等待别人做什么呢?那些辩论的言辞化作声音而相互对立,因为不能相互纠正,所以就像没有对立一样。还是混同于自然之分,顺应着无穷的变化,而享尽天年吧。什么叫混同于自然之分呢?对的不一定就是对的,实际上是这样的也不一定就是这样的。对的和实际上是这样的如果果真是对的或者这样的,那也就无需去争辩。所以忘掉生死,忘掉是非,就能达到无穷无尽的境界,这样就可以把自己寄托于无穷无尽的所在了。从上可以看出,庄子对于是非的结论就是“辩不若默”,“无为可以定是非”。在梳理了庄子的是非观之后,我们下面来看一看它对于我们当今世界的和平有何启示。

III. 透过庄子看当今世界和平

    如今的世界纷争不断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世人对于这些纷争的根源的看法却大相径庭。诚然,正如托尔斯泰在他的《战争与和平》中所启示的那样,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其实都是无以数计的原因导致的,但是争战双方对于是非的执着作为一个主要原因的解读应该没有太多的疑义。正如庄子曾说,“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列御寇》)。也就是说,圣人掌握着永恒不变的真理尚且不固执,所以没有兵戈纷争;众人掌握着不必然的小理却坚持其是永恒的真理,所以多争执纷乱。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十年世界发生的主要的冲突,都不难发现这种对于是非的执着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那这些是非的观念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他们来自于产生其的文化与文明。这事实上也呼应了亨廷顿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冲突将主要是文明的冲突的预测。当然,亨廷顿的问题是他并没有意识到导致这种冲突的深层原因恰恰是西方文明自身的传播。下面我们就顺着庄子的视角来对此做一解读。

     如果我们环视世界的几大文明,我们可以说西方文明一定程度上是对其是非观最执着,甚至最狂热的文明。我这里的西方文明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包括了由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为支柱发展起来的文明。他们的执着性和狂热性有一大部分原因是来自于其一神论宗教的影响。而由基督教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欧美文明,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她的哲学认知传统也增加了她的执着性和偏激性。尼采在他的《道德谱系学》一书中有详尽的阐述。比如,他就分析了古希腊哲学家如何将原本相辅相成的“善与不善”的关系转化成了不共戴天的“正义与邪恶”的对决 [1]。而霍布斯在他对十七世纪英国内战的诊断中,也将根源追溯到了从古希腊继承的哲学传统。他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该哲学传统的认知论基础太倚赖于逻辑与语言,而这种认知论的一个缺陷就是西方人对于他们苦苦思索得来的结论的执着与武断。可以说西方的认知传统发展到今天已经高度倚赖于实证分析和辩论了,但正如庄子所指出:“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故“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对于霍布斯和一些持相同观点的思想家看来,东方的诗性认知传统则更开放,不固执一些。而可惜世人很多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对于西方的这个诟病,一大批的近当代思想家和学者,如托克维尔和Patrick Deneen等[2], 都有察觉并进行精辟的分析,这里就不再赘言。

     更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每一个视角其实都能得出一个自足的知识系统,并且很难从外部打破。比如谈到是非的问题,西方有一大套关于其价值观为“普世价值”的精细的阐述与论证。所以西方的主流并不赞同“天下非有公是”的说法;在他们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有的独裁政府控制着其人民不让他们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而已。套用老子的话说,他们认为西方是“执大象,天下往”,但是因为一些只为私利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统治者的阻挠而不能做到“往而不害,安平泰”的状态。对于无为,西方同样认为他们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是更无为的。他们会指出西方个人享受的各种自由和非西方国家很多人都对移民西方趋之若鹜为据支持这个观点。对于他们的对外政策,他们也可以说是“迫而后动”的,所以比较接近“无为”。但是,西方的所谓的“无为”其实是有问题的。一方面,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有时也会体现在行动上,他们对于不能接受其主流价值的个人从来都是藐视甚至视其为消灭对象的,而且对于越拒绝反对其领导和价值观的政府和人民这种态度和冲动越强烈。在罗尔斯的关于无知之幕背后的初始状态的假设中,就将那些不能接受自由民主最低纲领的人看作是不讲理(unreasonable)的人,尽管他们也可能是理性的(rational) ;而对于他们只能实行“专政”或者流放,别无它途。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真是套用庄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来为西方的自由民主辩护的话,那么他们就完全误读了庄子的原意。实际上,庄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是有非常关键的前提的,那就是政府的“无为”是建立在没有其它负面力量影响老百姓身心健康的基础上的。比如庄子就借用老子的口说圣王要“汝慎无撄人心”, 因为“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杀,淖约柔乎刚强。廉刿雕琢,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县而天。偾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庄子-在宥》)。 《礼记》中也主张人心是“感于物而后动”的,“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乐记》)。联想起西方哲学之父苏格拉底每天跑到大街上去以抨击辩倒年轻人常规想法为乐和为己任,以及前苏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Solzhenitsyn初到美国时对于西方媒体每天将不计其数的琐碎粗俗内容倾销于大众纯洁心灵的愤慨等等 [3], 我们不难发现当代西方的“无为”与古代圣人的“无为”的差别怎一个大字了得。在一个市场经济不断刺激人的低级感官和欲望的年代,政府的“无为”恰恰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而且贻害至深。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强调“不役于物”的精神,以及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要求政府一定要驾驭市场而不是反被其驾驭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再追溯到更深一层的原因,那么西方的问题在于他们只囿于“天人二元对立”的人的范畴而不能超越。他们没法放弃人道的思维与价值,也不能做到像天那样的“不言”,“无为”。这里的人道与天道的区别也就是小人之道与圣贤之道的差别。事实上,这种特质差别也体现并沁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其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等等。在外交层面,演变到今天也就有了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述和实行“新干涉主义”的冲动。事实上,美国的开国者们最初给美国的设想也是要做一个“无为而治”的世界的“灯塔”的,所以才有十九世纪初的希腊试图摆脱土耳其帝国统治时美国总统的讲话:只要是追求自由和独立的地方,我们的心就和你们在一起,并有祝福和祷告伴随左右,但是她并不会外出寻找怪兽并将其捣毁”[4]。 那时的美国明显接近于庄子所说的“无为可以定是非”的境地。但是,其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则与此原则渐行渐远:先是通过所谓的“门罗主义”和“罗斯福推论”将西半球划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加以干涉,然后在威尔逊执政时期提出介入世界事务的设想,虽然此一设想直道二战后才得以全面永久的确定下来,最后到9-11恐怖主义袭击后美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主动寻找怪兽并加以捣毁 [5]。美国外交的这样一个蜕变过程其实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庄子“无为可以定是非”的标准还成立的话,那么世界和平面临挑战的症结也就很清楚了。从这个角度看去,中国一以贯之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不干涉主义”则是一个极好的参照与对比,值得世人反省与深思。

IV. 结论

    到此,我们先是简单回顾了庄子的是非观,它的天人分别的基础,无辩的特点等等,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审视了西方文明好争是非,自成体系,局限于人道(小人之道)的范畴不能自拔的问题,并由此指出西方文明可能是导致当今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顺着这个视角,我们可以得出三点启示。第一,我们应该在世界层面大力倡导庄子“无为可以定是非”的理念,并将其作为世界各国行动的准则之一。这个理念和当前的联合国宪章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但是它能否如愿以偿的得到遵守却是一个大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化的深入导致了“无为”的不现实与不可行性。第二方面就是要加强不同文化与文明间的交流。正如《易经》中的“否”卦和“泰”卦所展示的那样,“否”卦()为下坤上干,坤为地,干为天,天在上则阳气上浮,地在下则阴气下降,所以阴阳二气不交,达至一个“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闭而乱”的状态;“泰”卦( )则刚好相反,为下干上坤,故“天地交”,“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当然我们期冀“否极泰来”可能也太理想化了,所以我们也应该有对世界局势比较务实的看法。当前世界的局势借用孔子的话则是:“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其结果必然是“鼎折足,覆公谏,其形渥,凶”(《易经-系辞下》)。用偷盗的比喻,则是“负且乘”的状态,必然“致寇至”,因为“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易经-系辞上》)。对此,我们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

    1 在英文版的翻译中,那两组关系分别对应了“good and bad”和“good and evil”的区别;作为一个很好的呼应与对照,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第二十七章》)。而实际上,中国几千年来的发展轨迹可以说一直在老子所开示的方向上努力,这也是中国文化并不像西方文化那样将政府看成是群众的死对头的主要原因之一。

    2 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和Patrick Deneen,Democratic Faith(《民主的信仰》),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3对于后者,请参见Solzhenitsyn, Aleksandr I. East And West. Perennial Library: New York, 1980.

    4 转引自Kissinger, 2002, p. 238.

    5 如果说9-11后美国外交的这一变化更多体现在小布什当政时期的“新保守主义”的话,那么奥巴马上台后的“巧实力外交”转变只是手段的变化而已,其同化世界的目标并没有任何改变。顺着这个思路,近些年中亚的“颜色革命”和中东的变局都与美国推行的“和平演变”策略是脱不了干系的。

 

 

 

 

台湾学界拟提名史作柽哲学家竞选诺贝尔文学奖

 


发件人:彭培根<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时 间:2012年06月09日 00:26 (星期六)收件人:zdjun2011@163.com;附 件:5 个 (懷念史作檉大师 等.) 查看全部附件 台湾有学者们打算提名史作
 

怀念我们的启蒙恩师史作柽大师

清华大学教授 彭培根

2012年5月

    编者按:彭教授80年代从台湾返归大陆,一直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并任大地建筑公司董事长。

    史作柽恩师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小学和初中教育好比是一个建筑物的地基,高中时代好比是建筑物的骨架和脊梁,而大学则是建筑物的里外墙面;研究生以上则是室内装璜。

    我们在六七十年代中的新竹中学,渡过高中学习时代的同学们,因为在这个台湾最好的高中上学,并且有史作柽老师这样的大师,我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青少年人啊!当然,要怀念作柽师,一定不能不提新竹中学和当年的校长-永久令人敬佩的教育家-辛志平先生。他是以“德、智、体、群”为教育宗旨(毛泽东要知识分子下乡,他把中国这四个近代教育理念的字,修改为“德、智、体、美、劳”)。尤其是在智的内容里还包括了对音乐和美术极高要求的教育,这是与儒家“礼乐”教育中的“乐教”是相通的理念。另外对包括了武术的体育训练的高标准要求等,都是全台湾闻名的。新竹中学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每年都是以毕业班全年级学生都能考取大学而闻名全台。新竹中学历届毕业的校友,国内外学术界、科技界、企业界和政界乃至各行各业精英辈出不胜枚举。因此,我要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延伸为“校不在大有高人则灵!”。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大科学家的母校)只有50多公顷土地面积(是北京清华大学的1/6)却有31人次获得诺贝尔奖。在泰晤士报(Times Higher Education)与路透社联合发布的《2011-12年世界大学排名》为第一位。

    史老师在这样优秀的高中环境下,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大智慧和教育本质,加上与西方文明的哲学科学和艺术的融汇贯通,以及二十世纪的当代创新生命力,非常自然地、言行合一地和根深蒂固地通过中西文化的再生(rebirth)传授给了我们。要是真的好好写作柽大师给我们教了什么?那就是让我一个人写一本书也写不完的。我们有时形容某位大学者是“著作等身”。而身高180公分作柽师的著作如果迭在一起,肯定会超过他的身高。他的著作和绘画是大家都熟悉、珍惜、喜爱和敬佩的;但是知道他还能弹钢琴、拉小提琴和作曲,还有70岁还能打全场篮球的人不多,他作的曲是很有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原创性的。使人觉得好像在读他的书或看他的画一样,是一种以中国文化再生为主,西方文化和艺术融汇后,达到更加丰富和美好绝伦的境界!

    我们有十人左右的“弟子”型的学生,经常在课余时间听老师讲古今中外的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有的时候还爬上了十八尖山;有的时候听老师讲、听同学们自己发言或朗读自己的诗歌。我们还出版了一本几位同学共同写的诗歌散文集《存在的跳向》。我们听老师讲解许多西方古典音乐大师的音乐,我们还播放巴哈的【布兰登堡组曲】,来跳当时最流行的“扭扭舞”!后来回忆起来,我们觉得自己有点像古代的哲人的弟子们,好比是追随着孔子、庄子或希腊的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学生们;听老师给我们讲宇宙、谈人生、辩哲学、证科学和醉艺术。

    当年我们班上成绩最好的同学是曹原平和陈力俊等。曹原平和孟肃后来都考取了台大哲学系,而陈力俊对理工和功课更优秀更有兴趣;他没有时间或没有太大的兴趣,来参加我们这个热衷于文学艺术的小班,他现在是清华大学(新竹校园)的校长。而我则是班上理工成绩最差的几位同学之一。现在同学们要我来写怀念史老师的书的序文,是很幽默的一个提议。我认为自己没有资格来写这个序言,所以我称这篇文章为“非序言”。

    还想提提我们竹中的大部份的老师,都是全台湾最优秀的教师;他们绝对都能当大学教授。包括史老师等好几位老师,后来都去教过大学。例如数学教师彭商育、英语老师陈如鹤等。还有音乐老师苏森庸曾经训练和指挥新竹中学合唱团在台湾合唱比赛中,连续十年得到冠军。后来不允许竹中再参赛;只能表演。

    我还记得毕业班的导师谢震(教我们数学)在我们考大学前半学期,跟我们几位数理化成绩较差的同学们谈过话。担心我们看太多哲学、文学和艺术的书,还要写诗歌散文;可能因此考不上大学,并且会打破了新竹中学十多年来,高三毕业班全年级学生都能考取大学的光荣传统!那个年代考大学的录取率大约是26人中录取1人。不像现在台湾的大学,可录取的学生数比考生还要多!结果我们觉得很惭愧,考大学联考前三个月,我们拼命地恶补了那些考大学要考的书。还算争气!我们后来都考上了大学。保持了新竹中学的光荣纪录!

    我不能代表所有的同学说史老师师给我们教育,就是我们一生中做人做事的脊梁和骨架;但是对我本人来说就是这样的。新竹中学的教育(我是在新竹中学借读毕业的,毕业证书是台中一中的)就是我一生中的基本骨架;当然还有先父作为一位儒将-鸿文将军和先母观照居士的家教。而作柽师给我的教育是我这骨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骨架使得我们在台湾的社会非常崇洋媚外的时代,对中华民族的永恒生命力,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信心。并且真正学习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核心的非教条的活的学术和原始生命力。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西方文明中一些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哲学科学与艺术中的核心生命力。

    因此,实事求是地说,史作柽师不仅应该被认为是当代的哲学大师,还应该认为他是学贯中西,集儒释道文化和现代文明大成的当代大师。因为百余年来至今,中华民族一直深受列强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的痛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仍然激烈进行中的,中西文明的大交流与大冲突中,才会时代造英雄地创造出与中国历代鸿儒有所不同的智慧和个性的大学者。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作柽师来说应当之无愧!他是中华民族的,海峡两岸的,数百年一遇的圣者;他是中华民族的魂宝和骄傲!

    校友弟子 彭培根 谨识

    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

 

一位坚持理想的哲学家

裴春苓

一、 前 言

    史作柽这一位哲学家,在台湾的哲学界,上一辈的人,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哲学家,他才华洋溢;音乐、艺术、文学、宗教、哲学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又勤于创作;绘画、小说、散文、诗歌、哲学论述等,著作丰富。可是,一谈到史作柽的哲学,却很少人能了解他在做些什么研究?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这样一位热爱哲学研究的工作者,一位尽毕身之力,在探求人类的终极理想者,为揭发人类文明的真象,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关起门来,默默的耕耘,四十多年来,史老师累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假如我们不能有机会,来一窥他哲学的堂奥,这不仅是个人的损失,更是21世纪人类的遗憾。

二、 坚持哲学理想的风格

    史老师常说:「哲学就是生活,哲学就是生命,哲学如果只是一堆知识与理论,那他对于人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因此,他的哲学研究,就是在陈述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历程。他不曾刻意的要去做哲学家,而他的著作,也都是他在某一阶段的生命历程中,他将自己发现的问题、思索的问题,在不断的寻求解答的过程中,将它写成文字。如果如史老师所言,他的生活、生命历程,就呈现在他的哲学研究中,那么我们想要了解史老师的思想,最好的方法还是从他早年、中年到晚年的不同著作中去作分析,这样会有更完整的把握。

    每一个人在他生命的历程中,都会有一些理想,有的人想做科学家、有的人想成为百万富翁、有的人想学会点石成金的功夫,但也有一种人尽其一生,向着无边无际的宇宙逼近,他的理想是「我就是宇宙」。你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

    史老师说他:「十六、七岁时就念了很多书,为什么会喜欢哲学,他自己也不知道。念台大哲学系时,他就很清楚的知道,读哲学是一回事,懂哲学是一回事,真正去做哲学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样一种理念的分辨,使得他投身入哲学的研究工作,一做就是几十年。在《存在的绝对与真实:方法与对象》一书<自序>中,史老师将他「早年」的哲学研究历程分成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的历程中,他不断的探问、不断的思索、不断的充实知识、不断的竭尽所能的向真实的「自我」逼近。一次再一次的肯定、否定,否定、肯定,反复的辩证,不断的自我反思,以期达到更澈底、更终极的生命情境。

    这样的一种生命历程,一直要到他五十岁之后,才真正搞清楚,「人」和「社会」、「人」和「文明」、「人」和「他自己」持续的复杂关系,也才真正清楚「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操作不同工具所达成的形式结果。也就是说,人类用创造出来的工具,衍生出种种不同的文明,形成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在种种不同的文明中,人类又被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文明所操纵、限制,而不自知,将人本有的「存在」遗忘。因此,人们分不清「存在」与「表达」的关系,将「生命」与「次生命」混淆,这就是现代文明人的「文明病」。为了追溯「人」的根源问题,史老师到五十岁以后,才真正懂得怎么样用「形上美学」的方法,来处理「人类学」的问题。因此展开他「哲学人类学」的研究,并重新建构一种「存在的还原」系统,以重新诠释「人类的文明」,也重新诠释「中国哲学」。

    在史老师不同阶段的著作中,有一个很明显的主轴,就是「形上学」的问题。在不同的生命历程中史老师对于「形上的世界」,有不同的思辩、不同的诠释、不同的表达方法。他有时用诗歌来陈述一种形上的意境、有时以散文抒发「人」真实的情感、有时用「逻辑的思辩」来论述形上的结构。而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史老师也不断的追寻着一种「形而上的终极」,他以「美学」的创造性,来探讨艺术的本质、以音乐的韵律来研究声音的起源、他穷究科学、理性的极限,以追溯西方文明的发展,他从文字→图形→声音的溯源,来探讨整个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演变。在这不同阶段的学习过程中,史老师都要求以最彻底、最究竟的思辩,做最根源的探讨。

    哲学可以是知识、可以是理论,每个人也可以建构你自己的人生哲学,但如果你想要进入到「哲学的世界中」,这恐怕就不是知识、理论能达到,这就必须要有一些真实的生命体验。史老师从二十几岁就开始找寻「哲学的形上世界」,从学哲学、懂哲学、做哲学,到进入到「哲学的世界中」,他的著作反应出他的生命历程,也记录了他坚持哲学理想的过程。假如他自身对于「形上的世界」没有深刻的体验,这样一种哲学理想的坚持似乎也很难持续。假如读者不具备基本的「形上学」概念,也无法从深刻的省思中,觉察到真正的「自我」何在,恐怕也很难理解「史作柽的哲学」及其文字背后所隐含的深刻义涵,这是「史作柽哲学」特别之处,也是它受到限制之处。

三、 孤独专一的生活

    有许多的读者对于史老师的生活感到好奇,尤其从史老师早年的一些著作中,我们看到史老师充满感性又具辩证的生命思索,在爱、欲、情、愁的麈世,他不断的反思、探问,人的终极何在?人的存在与世间的关系为何?人和人自身的关系又为何?他从不断涌现的疑惑中,不断的寻索,不断的解除疑惑,也不断的生起新的疑惑。为了解除生命中的种种疑惑,他不断的充实各种知识、不断的克服心理、生理上的各种障碍,在长期的自我训练与自我斗争的过程中,他深刻的体验到,要完成他理想的哲学生命,不具备「忍受孤独,并寻求专一」是很难达到。为了坚持生命的理想,他选择了一条无人走过的路,披荆斩棘独自一个人走向幽深、崎岖的山林。我们不禁要问:「学哲学一定要过孤独的生活吗?」。

    史老师说他年轻的时候,非常的狂飙,从二十六岁到三十四、五岁之间,情感起伏不定,每天做白日梦,头脑一直不停的思索。他会弹钢琴、小提琴,也自己做曲,喜欢艺术,也绘画,而写作更是他最好的宣泄方式,因此,他疯狂的写作,每天读很多书,不停的思索,也不停的写,整个人莽莽撞撞的,无法停止下来,近乎疯狂。一直要到他开始把精神凝聚到「形上学」的写作中才慢慢稳定下来,才知道「人」在存在的过程中,我们所追求的方向或种类虽然有许多种的不同,但最终的目的,只有一种,那就是生命之终极的追求与解决。要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刚开始时,也是很困难,找不到方向,也不知道要问谁,他亲近过许多有名的哲学大师,也试图从宗教、佛教中找到依归,但这些都无法满足他高涨的生命欲求,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摸索,这一路走来艰辛困顿。对于这样一种「生命困境」的解决,史老师说:「其实也不是很困难,你只要坚持属于自身的那一部分,情感也好、理想也好,坚持到底,就可以支撑着一个人的生命,一直的走下去。」。

    为了能专一的做哲学研究,他远离了人群,摆脱了世俗,一个人关起门来苦索、寻思、研读各种典籍、学习各种知识,他花了十二年的时间研究西洋哲学的各种理论,他以十年的时间来克服家庭中、习惯上、社会里、哲学上的各种传统理念与阻碍。由于长期的独居与专注的研究,使得他对于外在的环境与内在心灵的微细变化,异常的敏感。他虽保有着敏锐的觉察能力,却更无法适应现代人的群居生活。他的学说广博跨越许多不同的学科领域,科学、哲学、艺术、宗教、文字学、人类学等等,而他的理论深奥繁琐,逻辑、符号、数学、物理、空间、时间等等的论述,使得他更不被理解。

    史老师常说他有「自闭症」,他的「自闭」成就了他的理想,使他坚持走一条和别人不一样的路。而他「孤独与专一」的生活,却成就了他远大的志愿,「重新观看人类的文明」。

四、 西洋哲学方法论的学习

    假如我们将史老师哲学研究的过程,勉强的分成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的过程中,我们从史老师的著作里,可以发现他不同阶段中的一些特色。早期,史老师写了比较多的散文、小说、札记、诗歌、短论,也写了三本有关「形上学」的习作。在这些著作中,我们看到史老师丰富的情感,洋溢的才华,对于「生命」与「哲学」有一种高远的理想。他曾说:「诗歌是我的根,小说是我真实的探讨,哲学是我深刻而广大的企划,宗教性的神圣世界是我终极的理想。我这样活着,我这样寻求我的长大与成熟。等待啊!忍耐啊!那奔向于高坛的日子,竟那么地困苦而艰难啊!只是人还有一颗永不休止之锐利而追求的心,于是一切又都在它充满了光明而希望的日子中,向前而活下去了。」。史老师对于「生命」与「理想」的坚持与热情,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流露,许多的年青人最欣赏、最爱看、受到最多鼓舞的也是史老师这一个阶段的著作。对于想了解史作柽这个人与他的思想,从他早期的著作看起,应该是满好的入手处。

    在史老师的著作中,最难读、最难懂的,应该是他「中期」的著作,这一时期主要是以西洋哲学的方法论,来重新探讨形而上的本体问题,主要的代表作,是四部「形上学方法导论」,探讨的内容,涉及西洋哲学的各种理论,包括科学哲学、数学、物理学、逻辑学、美学等等。史老师此时期的著作,常被批评为艰深晦涩,如果不具这些学科基础背景的人,想要懂史老师这一时期的著作,恐怕是比较困难。

    史老师说他三十四、五岁时,touch到「形上学」是怎么一回事之后,就开始他的「形上学」写作计划,到四十岁时,正式写了《存在的绝对与真实》第一部。这一时期中,他花了十二年的时间,研究科学哲学,从希腊、欧基里得一直到维根斯坦、集合论、非欧几何、相对论、量子力学、维也纳学派-----,这样从希腊一路弄通。为了懂数学,他念了一百多本数学的书。为了找到一种精确的表达方法,他从形上辩证、符号逻辑、形式逻辑,一直追溯到逻辑哲学及海德格的「形上辩证逻辑」。为探讨「空间」与「时间」的问题,他研究了自体、整体、无限、绝对,最后发现,西洋哲学所探讨的都是「空间」的形式,而无法touch到「时间」的问题。为了了解人类的创造根源,他研究艺术、历史,最后发现那是一个「人类学」的问题,也开启了「形上美学」的研究。

    史老师从这一段西洋哲学学习过程中,他深刻体会到,西方哲学、科学的成就,以及西方方法论的精确表达,是中国哲学所欠缺的,他觉得要弥补中国哲学的不足,唯有将西方的「方法」与中国的「道德」做一连结。史老师说:「我之欲取法于西方哲学中之方法者,并不是指某一固定的方法内容或形式,反之,乃是指人类欲完成其最高之智慧表达,所必具之方法性表达的根本结构。所以说,真正彻底的方法,即人类「智慧」之形式表现,而道德即此智慧或方法之实质内容。当然真正的道德与宗教都必有其神秘之超表达世界,但此超表达之神秘世界的真正完成,其实就是以方法表达的极限,才得以逼现之存在物。因之,只有真正彻底的方法,才能向人真确地指示出表达与超表达的限际,否则那种超表达很可能只是一种蒙混罢了。」。史老师融摄西洋哲学的方法结构,试图以方法表达的极限,来彰显中国哲学中「超表达」的情境,这样一种「哲学理念」与「哲学诠释」,一直影响着他的哲学研究,也成为他哲学论述中的重要特色。

    史老师常说:「他是个实力派的」,什么事情他都要亲身去体验一下。或许是这样一种个性,使他走了一条更迂回曲折的路,也看到了别人所看不到的风景。史老师说:「那十年里面非常复杂,又庞大又复杂,又很有信心,最后又捉摸不定。-----我以为写一写《绝对与真实》,最后用一个庞大结构来笼罩,文明就可以结束,结果触礁,因为我最后一章是写历史。-----我们根本不懂历史,假如面对的历史只是可以记录的这一部分,从东周到民国,你认为可以记录下的这部分就是历史,大错特错,所有的记录都是选择过的,所有记录的东西都不涉及如何记录下来的基础。所有记录的东西,都没有涉及到记录以前的东西。假如把「历史」和「时间」等同起来,无知啊!-----当你没有触及到全部,说来说去,各种理论多的是,都可以拿来应用。当我们有能力把那些理论控制了,仔细一瞧,不得了,我才晓得「历史」和「时间」相关,就是「人」和「自然」相关。-----原来形上学涉及历史、时间就触礁,因为你会思考形上的东西,你并不一定拥有形上的世界,你会思考,用文字思考了一些道理出来,也可能很高超,但并不证明你可以在里面活。」。「我们愈把自身夸大到形上世界的时候,我们才晓得我们没有形上的真正存在能力。我们晓得宇宙有上帝的时候,我们简直完全不认识上帝。-----所以,我一直讲说,形上学和形上世界是两回事,形上学是个客观性的东西,你可以随便去想它。形上世界不是,那是个存在性的东西,你有没有在里边,你自身就是证明。想出来是简单的事。所以,我才设法使自个儿到那里边去,自个儿造了一个屋子却进不去。于是找钥匙,一天到晚找钥匙,---」。

    经过十几年西洋哲学方法的研究,史老师才晓得中国人的思维逻辑与西方人不同,西方人是把「人」当成一种对象来研究,是把人置于「人」以外来分析,他可以将「形上学」的理论说的非常高妙,但是人就是无法进到「形上的世界」,因为「人」与「自体」是分开的,因此,用西方的方法,是无法找到「人」的自体。而中国人的思维很特别,他是以「人」看「人」,他是将「人」当一个整体看,是把「人」和「社会」和「自然」关连成一个整体,「人」如果没有经过异化,他就是住在那个「大自然」之中。经过这一阶段方法论的训练,以及不断的追溯,才晓得原来东西方文明的最大差异,主要就是在「文字」。「人类」如何应用「文字」就产生出不同的文明,「文字的应用」也影响了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这个时候,他才找到了那把钥匙,就是「人」和「文字」和「社会」的复杂关系。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展开在眼前的路,如长江大海一样广阔,也开始了另一个阶段的研究。
(附注:本文为部分摘录稿,原稿刊登于《文明探索杂志》第25卷。)

 

 

史作柽:灵魂的苦索者

弄墨

2005-11-30

    史作柽是一位集诗人、哲学家于一身,且在台湾享有盛誉的学者。但祖国大陆的读者对这位博学大师知之甚少。他有怎样的学术经历?他又为何被人们称为“诗人思想者”?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专访了史作柽先生。
    记者:此次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14卷本“诗人思想者史作柽系列”是您的作品首次在祖国大陆结集出版。选择北大出版社是否是看中了“北京大学”这个厚重的文化品牌?
    史作柽:这次北大出版社出版我的著作,我当然非常惊喜,尤其是称我为“诗人思想者”,亦令我高兴不已。我对北京友人能提出“传统进高校”的理念,并依此理念而遂行出版任务,一方面深表欣赏,同时也寄予最最深切的祝福。
    记者:对于祖国大陆的读者来说,您和您的作品都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这次出版的14部书,从书名上看内容似乎很庞杂,既有《伦勃朗艺术的美学内涵》这样的关于艺术的探讨,又有《忧郁是中国人的宗教》涉及宗教题材的论着。
    史作柽:这套丛书在主题上包含美学、哲学、艺术与宗教等题材;在体例方面,包罗美学论文、散文、小说与诗集等宽广之构面;在历史纵坐标上,亦涵盖我从30多岁至60岁左右的著述。举例来说,《中国哲学的智能》一书所提供的是一种全史观的视野,在范围上涵盖中西印三大古文明的主要历史。像《塞尚艺术的哲学随想》即是一部有关艺术的作品。《忧郁是中国人的宗教》一书,则是我在台湾几所大学的演讲稿。

    记者:本次所选书目可以说是您几十年为学为人的代表作品吗?
    史作柽:我23岁时确定方向并有志于哲学研究,至于57岁时稍有成绩,此即我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印第安纳大学研究期间所完成之《行上美学要义》和《文字解放之真义》。其间近40年,所经历有关行上学、知识论、科学、方法论,乃至神话、生命、艺术、社会与宗教之探讨与折磨无法一一列出,也许于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这套“诗人思想者史作柽系列”中,可稍知其详。
    记者:这些一向被人认为是神秘又艰深的学科。而您把哲学作为终身研究的对象,是不是偶尔也会感觉枯燥?
    史作柽:读哲学、写哲学好象就是我生命中之一种命定,其实我并不一定最喜欢写哲学。有时和哲学来比,我宁愿写随笔、诗歌、小说、绘画,或写一些简明而又清楚之科学性的作品,甚至实际上我也写过好几本有关物理、数学或方法论的书。不过在此我必须承认,我一生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在从事于哲学之研读与写作。
    其实说起来,所谓哲学或理论,往往只不过是人类生命存在中之一种思考性之形式派生物而已。如果说,根本没有生命之存在,又哪里会有哲学或理论可言。一种真正的哲学心灵,必容得下全人类之知识文明,与此文明以外之充满神秘不可测之广大世界。人若于宇宙之间,只知漫读一些历史因果,只评人物、俗物,何谈其真致高明而广大之哲学之事!
    记者:在您的著作中,既有睿智哲人的思考,也有充满激情的诗人的创造力。而许多诗歌又同时具有诗人及哲人的双重气质,那么诗歌在您一生的学术及生活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史作柽:至今我已72岁,经其一生之所书,惟二事而已:诗歌、哲学。哲学是为文明所写,诗歌却为生命而书。若无生命,文明亦必无所痕迹;若无彻底之生命,亦必无彻底之哲学可言。在哲学之外,应当透过诗歌聆听内心的诗与音符,最终设法还原到人与自然的直接关系。今后我若再有著述,其书名必为《诗中找回自己》。

 

史作柽

百科名片

    史作柽,哲学思想家、诗人,兼及绘画艺术,早年就读于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台湾文化大学、台湾新竹高中,并在台湾各大学巡回演讲,在台湾师范大学举办讲座,极受欢迎。有五十多部著述,拥有广泛影响。着有《三月的哲思》、《三月后的五卷》、《九卷》、《时间中的苦索》、《塞尚艺术的哲学随想》、《伦勃朗艺术的美学内涵》、《聆听的世界》、《艺术的终极关怀》、《美感与安慰》、《形上美学》、《哲思日记》、《生命现象》、《中国哲学的智慧》、《忧郁是中国人的宗教》。

    人物生平

  史作柽的独树一帜,表现在他以生命的彻知彻解为其终极指向。这使他成为当代中国难得一见的存在型哲学家。
  今日学术界之缺乏创造性,在以知识为目的的客观研究下,以符号解符号,看不到创造的可能性;而史作柽形上美学的提出,则为我们启示了开创新文明的可能性。
  这是台湾淡江大学教授李正治先生在《史作柽的形上美学及其对学术的启示》一文中,对史作柽先生所作的评论。
人物影响
  史作柽先生有关科学、哲学、人类学、艺术,以至于宗教的作品,都是其数十年深入研究与系统探讨的成果;同时,史先生的这些作品皆属原创水平之性质,而不只是文字、理论的堆砌与整理。史先生集诗人、音乐家、画家与哲学家于一身,还曾尝试成为数学家。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终生实践孔子所言“敏而好学”的人。《生命现象》这部书中的《生命现象》一卷是史先生四十五岁以前的知名作品,其中的另外一卷《哲学、美学与生命之刻痕》则详述着史先生五十七岁前后撰写这本书时的生活、心情,也对其复杂之哲学人类学方法,有许多扼要的提示。
  史作柽先生认为哲学最重要的功能,即在于说明与解读艺术,并且能作为说明的桥梁,把宗教与科学会通。同时让此四大人类文明领域,能透过哲学之会通,使人获得正确与完整的理解,有较充分的可能通透人类文明,并设法成熟自身之灵魂。他又认为在哲学之外,人应当再通过诗歌,使读者聆听到原始者内心的旋律与音符,最终设法还原到人与自然的直接联系中。一方面是省悟自身,亦具备昂首阔步的全功能之无限可能;另一方面,是以成熟后的新生命力,涵盖外在文明中的谎言与暴力,代之以互爱的真实,使人内在的大丈夫般的浩然正气能够涌现出来,环绕与包围人之生活。
  生命对史作柽先生而言是一种不休止的自我校正过程,生命对他而言仍是为了寻求一种“生机之活”与“人类心灵之大开阖世界之可能与唤醒”。透过生命现象的寻求,史先生真正想告诉读者的正是:人应该使自我“彻底地打开,成为一个贯彻而所阻止之痛快的人”。
  生命不是其它任何事物,也不能由其它事物代替.其它一切则是生命的自然延伸,惟创作与生命最为接近.如果整个生活就存在于一种创作氛围上,生命实际上就已进入到生活里面.但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来过一次,并亲自去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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