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这一期文集中有不少值得点评的文章,譬如第二篇内蒙小马写的文章,为什么我国稀土资源出口如此廉价?从改革开放以来,30年了,我国矿产资源大量廉价地出口,之所以出现我国资源产品廉价外卖,关键是我国的经济学理论有问题。在传统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对老天爷赋予我们的自然资源类产品定价极其低廉,仅收一个挖掘开发费。而不曾想到这是天赋财富,也是有一定价 值的。象俄罗斯就意识到这一点,俄国将其石油出口每吨加收500美元的资源税。但我们国家30年来,资源税定得很低,只有几十元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大量宝贵的自然资源在这些年里廉价外流 和使用。追溯根源,是我国的经济理论没搞清楚什么是国民财富。现在我们清楚了,国民财富分两种,一种是天赋的,譬如杭州的西湖,新疆的和田玉,山西省地下的遍地煤矿,山东招远的黄金矿藏,这都是天赋国民财富。很多中国人祖祖辈辈就是靠天赋资源生存的。但这种天赋资源也是有价格的,不能一任当代人廉价消耗,只图一时快活。

    另外需要点评的文章有刘军洛的《中国有重蹈日本覆辙的危险》和何志成的《美元在危机中为什么越战越强》 。这两篇文章的观点都有问题。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还有所不同,不能盲目对比日本。而何志成的文章更是没看清问题的实质,只看到了一时现象。美国的财富泡沫破灭后,欠下的一屁股债靠什么偿还?如果真是靠动用本国的家底来还帐,美元的确不会贬值,但如果仍然靠发行钞票来还债,那么美元早晚还是要大跌的。这个问题如果不搞清楚,中国企业和中国人是会吃大亏的。所以要小心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各种时髦文章。有些文章流于肤浅,只能起到一时哗众取宠的作用。读者要格外留心。

    最后,我们要再次向社会提出优秀企业家物美集团董事长张文中先生可能被错抓的问题。我们要求北京警方尽快向社会做出说明,张文中先生到底犯了什么罪,被不明不白地关押了两年!最近国美集团的总裁黄光裕被羁押,北京警方已经出面向社会 证明。为什么张文中一案不向社会公告?这么重要的企业家怎么能随随便便地一关就是两年?面对此状,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请看远岸的文章。

民族工业之典范企业家今仍陷囹圄令人心寒

物美老总张文中先生为何一关就是两年?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11月29日

目录

任一龙:《腐败是最大的问题!——访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

远岸:《民族工业之典范张文中今仍陷囹圄实在令人心寒》

仲大军:《联想集团如何走出困局?----对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反思》

小马:《中国不应如此廉价出口稀土资源》

党爱民:《关于社会分红、基本收入和按人发钱思想的历史》

党爱民:《全球资本主义将陷入“利润枯竭式”萧条》

黄卫东:《4万亿应扩大内需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

田南雁:《2009年中国的能源安全》

田忠国:《中国经济要警惕灾难性的崩溃》

《新增100万吨国储棉临时收储计划以遏制棉价下跌》

陈云:《敢问马英九,谁为台湾的巨额债务埋单?》

某证券业人士:《珠三角考察记录》

 李新:《美国反击俄罗斯一路暴打:重创普京强国梦!》

徐景安:《上海,你还是东方明珠吗?---强烈反对上海引进迪斯尼》

何志成:《美元在危机中为什么越战越强》

刘军洛:《国际“美元本位制”货币体系正在崩溃》

刘煜辉:《中国通缩取决于美经济去杠杆化的方式》

阮永松:《中国要用新思路扩大内需》

刘军洛:《中国有重蹈日本覆辙的危险》

张宏良:《警惕买办集团把中国引入动荡前夜》

徐国胜:《第六届北京市周末智库讨论内容》

杨曾宪:《让大小非“自愿”分期限价解禁》

肖磊:《危机与转折:高梁先生与成都网友一席谈》

乔梁:《被外资掌控的中国汽车产业,中国汽车市场被贱卖》

世界商业报道:《中国“技术派”的力量:比亚迪的王传福》

Davidson and Henry C.K. Liu:《Open Letter to World Leaders 》

Lyndon H. LaRouche:《Whereas: The Present World's Monetary System Is Now Hopelessly Bankrupt》

秦法展 胡星斗:《中国的迁都报告(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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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zdjun@263.net>  2008-11-19 16:58:02 +0800 收件人: <qgzxryl@163.com> 抄送:标题: 回复:任一龙请仲老师审阅

2008年中国经济年度访问

腐败是最大的问题!

——访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主任仲大军

人民政协报记者 任一龙

2008年11月20日

    记者:您如何看2008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变革?

    仲大军:从总体整体上看,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从明年开始,中国改革的面一定会再宽一点,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都反映出一些变革的要求,比如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

    记者:人们都在期待今年思想解放有新的突破,但是现在发现其实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你怎么看?

    仲大军:突破?什么突破?是不是只有学完全照搬西方才算思想解放?现在美国搞的金融衍生工具已经不能学了,再学就是学外国的总统选举了,但没有人敢学。现在很多人怀念毛泽东的时代,这是不是也算思想突破?向前看是思想解放,往回看是不是也算思想解放?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各种看法和思想,都是针对当前的社会问题而出现的。

    记者:有人认为,土地问题和户籍制度长期以来是造成中国农村和农民贫困,农业停滞不前的两大关键问题。你怎么看?

    仲大军:以牺牲农村来发展中国现代的工业化,这是中国这类发展中国家的特点。但这样发展模式不能长期持续。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导致农村的的贫穷落后,现在是城市利益集团和农村利益集团两大集团之间的博弈。发达的城市往往是因为有贫困的农村而存在。如果没有一群廉价的劳动力,城市和工业是难以富裕起来的。农村和城市的关系是互相关联着的。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还要看城市。今天不要说城市反馈农村,能不掠夺农村就不错了。

    记者:改革总是由点到面,今天与改革初期相比,地方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上自觉性能动性明显减弱,您认为如何才能提高地方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动力?

    仲大军:现在严重的问题是腐败,民众对政府各种政策措施的出台都是心存疑虑。譬如土地新政,有人担心,有的认为能导致流民遍地,能导致中国出现新的圈地运动。为什么一个好的经济政策能产生这么多坏的社会反响?关键是政治保障问题。在一个好的政治下,好的经济政策可以顺利、良性地运行。在一个坏的政治环境中,再好的经济政策也会走样,也会出现许多恶果。所以,今天在中国实施什么经济制度的改革,都需要好的政治环境来保障。腐败使很多经济措施难以落实,并使政府的政策走样。

    记者:农民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担,农民群体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仲大军:粮食安全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问题,保障粮食安全主要靠农民,用不着政府整天吆喝。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而今天的中国,三农问题成了政府的事。为什么政府对三农问题关系这么密切?还是政策问题、体制问题。政府制定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问题。这说明有关三农方面的制度始终有问题。什么时候,政府不那么关心三农问题,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就有希望了。只要废除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种种歧视农民、分裂中国城乡社会的管理制度,如户籍制度等,中国的农村是大有希望的。实际上中国的农民是很伟大的,我们的农民兄弟勤劳、节俭、苦干,只要老天爷照顾,有个好的制度,保障粮食安全不成问题。

    记者:怎么看现在许多民营企业家担任村干部的现象?

    仲大军:这要分开看。企业家当村长是集权和利于一身,对于改变农村的面貌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现在有钱有良心的人不是没有,按法律办事的人不是没有,用自己的财富奉献村民的人不是没有,但这需要社会大的政治环境相配合。如果是在一个腐败成风的环境下,人除了贪就是贪,什么人当村长也一样。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社会氛围已经腐败了,在这个大环境下,很难出好人。

    记者:这场危机离我们有多远,有的人说这次的危机L型,短期内很难恢复?

    仲大军:有报道说,现在回乡的农民工有上百万。明年形势更紧张,有人写文章分析说,美国衰退可影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5个百分点,会出很多问题。现在还很难看出来,但是我觉得现在一些人把问题既看简单了,又看严重了。它的后果要到明年才能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肯定是不能太乐观,也没必要太悲观。现在政府已经投入4万亿,社会跟进资金高达十几万亿。很多人都担心,这么多钱能否真正用好,花好,很可能成了少数部门和少数人的谋利工具,也可能造成新的投资浪费以及生产过剩。

    总之,我感觉中国目前有点过于虚张声势,中国没有必要大造声势,搞得国际市场一些原材料价格刚刚跌下去,又要涨起来。中国没有必要充当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一个国家要有一个国家的策略,干什么事要悄悄地搞。趁着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下跌,中国可以悄不做声地利用海外廉价产品搞点经济建设。所以我认为中国今天拼命炒做4万亿的刺激经济政策实在太浮躁。

    记者:你怎么看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仲大军:现在,全球间的投机经济、虚拟经济、泡沫经济搞的各国经济鸡飞狗跳。中国的问题是国内政策被西方利益代表者所绑架,国内出了一批的买办式的人物,搞了一个过度外向型的发展模式,把国内的资源大量的向国外输送。加上过度的重商主义,就使中国的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危险重重。中国人辛辛苦苦30年攒下的家底,勒紧裤腰带埋头苦干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现在都在贬值和处在危险中。

    概括起来说,外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国民储蓄的影响,中国以外汇形式储蓄的巨大的外汇资产面临着巨大的损失。二是经济运行方面的影响,外部市场需求的减弱,导致国内一批企业减产或停产关门。这两方面的影响尤以外汇储备方面的损失为大。对经济运行方面的影响损失比较起来并不大。

    另外,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经济在2008年下半年出现急剧下滑,并不是完全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导致的,而是与中国经济自身出现了调整的要求有关。也就是说,2008年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拐点是由国际和国内两个因素共同影响形成的。中国国内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支柱产业房地产业出现了拐点,房地产价格已经走到难以支撑的高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与美国一样,由于畸形的发展最后出现了价格的调整。房地产业的减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实体经济,导致钢铁、水泥等原材料价格一路猛跌,由此影响了家装、家电等一系列产品的销售。

    所以,当前中国的问题是在国际和国内两种因素叠加的情况下发生的,不能只看到外部因素。中国经济的变化还要从自身和内部找原因。当然,美国的危机与中国的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美国的危机就是中国的危机。美国人这么一折腾,我们十几万亿人民币的国民财富没有了。因此,如何调整国内的发展战略,抑制外部利益代理人,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很关键。

    记者:你怎么评价现在的民营企业家?

    仲大军:民营企业在大环境下很难有所作为,这样环境造就的企业家也只能是赚钱和吃喝玩乐,没有在人格道义上让你感到敬佩的企业家,找不出几个来。在这个社会里你不贪不捞不行贿不坏就富不起来,你不坏就发不了财。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中国能产生什么样的企业家?解放前,还有很多爱国爱民关心政治的企业家,如陈嘉庚。现在很少了。企业圈内市侩主义、犬儒主义盛行。

    记者:金融危机对中国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仲大军:最大教训是,中国要放弃重商主义的、过度外向型的、依附性的发展战略,要走一条自主内向的发展道路。

    记者:你觉得地震和奥运对中国社会有什么的影响和改变吗?

    仲大军:只能用多难兴邦这样的话来自我安慰吧!除了紧张、疲劳和辛苦,中国人真没因为举办奥运而感到巨大的喜悦和快乐。

    记者:如何看今年以来社会矛盾越来越多的现象?

    仲大军:政治管理模式的强化和生硬,使中国的政治生活越来越僵化。由此造成了很多经济利益不均衡的配置,也造成了经济方面的纠纷和问题。如果中国今后不注意抓民心,抓政治顺畅,就是创造再多的GDP,也难以出现一个和谐社会。

    记者:深圳等地开始党内票决选举副书记,你怎么看现在党内民主发展的情况?

    仲大军:这都是鸡毛蒜皮的细枝末节,不足以调整大的政治氛围。

    记者:您对多党合作有什么见解?

    仲大军:今天中国的多党合作只不过是在社会中又培养了一个个特权群体。
 

 


发件人:<zhangwenzh18@sohu.com>  2008-11-24 22:00:54 +0800 收件人: <chenglingfeng@126.com>, <zdjun@263.net>, <yue_pu@hotmail.com>, <zhaoxiang@rmfyb.com.cn> 抄送:标题: 关于张文中的博客

民族工业之典范张文中今仍陷囹圄实在令人心寒

----呼吁有关方面尽快解决物美董事长张文中的问题

远岸

2008-11-20

    本人乃一介书生,与物美张文中有相似的教育背景及相近的海归经历,又同处同一楼宇办公,因此对此人了解甚详。后惊闻其因涉嫌北京市前副市长刘志华受贿案而被中纪委带走协助调查,一去两年有余。

    而实际情况是当年物美上市时做为市政府派出嘉宾之一的刘志华获赠与其它嘉宾一样的一千股物美股票,其价值不过六千港币,而刘事后用纸包好给了其老婆,在刘接受调查期间其老婆早已对该股票不知所宗,只依稀记得个一千,而有关人员却主观臆断可能是一千万股,因此扣押了张文中两年之久。中纪委和检查机关对张文中最终的调查结论是张文中与刘志华腐败案无关,既然错抓就应认错放人,而我们现在有些领导干部明知有错也要将错就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河北省衡水市中院以个人诈骗罪、挪用资金罪和单位行贿罪判处张文中有期徒刑18年。按法学泰斗高明暄、马克昌等专家的解释挪用资金罪及诈骗罪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根本不能成立。其中量刑最重15年的个人诈骗罪,3190万元国债贴息资金是物美公司申报国家经贸委批准的,首先是典型的单位行为,并且哪有个人将诈骗所得放归单位归全体股东共同所有的如此愚蠢的诈骗犯?再说国家经贸委如此容易被骗且这么多年不发觉,这么大的国家部委也不会如此愚蠢无能吧?

    另外,从张文中个人为人及处事风格而言,生活节俭低调,住房不过公寓,座驾不过别克(出事前出于公司需要刚换奥迪3.0)。做事兢兢业业,凡事事必躬亲,玉泉大厦原来二楼有一歌厅,本人原来常有时与朋友小聚娱乐到午夜,玩罢下楼常遇张文中刚结束工作回家。如此勤奋工作贡献社会的民族工业之典范今身陷囹圄实在令人心寒

    本人原常以张文中、张大中两兄长做为人生垂范之楷模,然今张大中以36亿之巨资套现得以全身而退颐养天年,而文中兄则如此下场,我等民营企业经营者,海归人士观后无不急欲抽身而退转移投资移居海外以求自保。然目下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中国亦难以幸免。在此危机关头,各国政府使出浑身解数以求稳定投资者信心,恢复经济增长。而我们的某些地方行政长官却为保乌纱而做出损毁企业家信心指数,激化社会矛盾,大伤仕子之心之事令人愤怒。

     如果以下的情况属实,则有几点需要再落实:

1,明知冤案却不认错,原因何在?是受到某种压力吗?

2,为何出现这样的压力,根据对胡\温的了解来看,他们是实事求是的领导人,那就是说有人不希望他们知道事实,或者在误导领导层;

3,这些人这样欺上瞒下不可能是为了国家利益,也根本不会考虑企业家的群体感受,更不会管这家企业的死活和职工的未来生存,那他们是在害怕什么?

4,是为了个人的权威吗?还是为了证明我从不抓错人,还是骑虎难下了?

5,但愿社会和政府都会从实事求是出发来正视这类问题,给张一个合理的审理!

6,因为,政治的目的已经达到,何必拉一个毫不相干的张文中做陪葬品呢?

      杀猴警鸡 鸡飞林哀 将错就错 唯我独尊。

 

 

联想集团如何走出困局?

----对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反思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11月20日星期四

首当其冲的中国企业

    这波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哪些企业影响最大?毫无疑问,就是那些外向度最高、国际化参与程度最大的企业。在IT行业中,联想集团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典型,这个曾经斥资十几亿美元收购了美国IBM个人电脑业务的中国公司,很可能成为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中国企业。

    这次美国金融风暴影响的顺序是,先是金融企业,再是工业企业,先是华尔街,再是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在中国,先是沿海地区一批外向型的中小出口企业,接着是外向型较强的中大型企业。到今年最后一个季度,我国一些大型企业包括一些西方的跨国公司的经济效益都要清晰地展现出来。等到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的效益出现了大幅滑坡,美国金融风暴引起的这一波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才能真正见到底部。

    目前,中国首先显现的将是以联想集团为首的一批外向度和国际化较强的企业。这些企业目前正在经济衰退的痛苦中煎熬。我看了一下联想公司近来的报道,大多数都是坏消息。当国外经济危机不断扩散开来之后,在我们国家,象联想这样的企业将如何度过难关?对此,我们必须给出最理性的分析了。这些分析将全面回顾中国企业今年来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得失轨迹,中国企业只有在接受了经验、挫折和教训之后才能变得聪明起来。

联想今年大幅下滑的业绩

    据今年11月7日联想集团发布的第二财季业绩报告(自然季度为2008年第三季度),本季度联想营收43.26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43.10亿美元微增0.37%。第二季净利同比大幅倒退78%,远逊于市场预期。运营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2亿美元剧降至2966万美元,降幅达75%,比上季度的1.27亿美元下降76%。运营利润率只有0.68%。

    按区域划分,本季度联想在欧洲区运营亏损2720万美元,亚太区运营亏损2320万美元,而上一季度这两个地区都处于盈利状态。联想大中华区业绩成为本次财报中唯一的亮点,虽然增长明显放缓,但仍获得1.08亿美元的运营利润,但大中华区的盈利大多被海外区的亏损所抵消,联想集团整体运营利润仅有2966万美元。

    另外,第二财季联想集团每股基本盈利0.27美分,截至2008年9月30日,集团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13.1亿美元,而上一季度联想集团现金储备为18.8亿美元。毛利率也降至新低,由上季度的14.1%降至12.6%,创近几年来的最低纪录。

    目前,联想共有雇员23906名,其中16572名在中国,而去年同期为25409名,减少了5.9%。联想在全球个人电脑销量同比增加约11%,约占全球市场份额7.7%。2007年,联想在中国大陆的销量约占总收入的40%,在美国的销量约占总收入的30%;在欧洲、中东及非洲的销量约占其总收入的20%。2008年这一市场份额将有一定变化。

    联想集团曾借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的个人电脑生产商,仅次于美国的惠普及戴尔,但去年这一位置让给了成功并购欧洲电脑生产商Packard Bell的台湾宏基。目前,联想集团在这个行业中大约排名第四。

    从2004年联想公司海外收购美国的IBM公司之后,四年来,联想每年都要拿出几千万美元甚至上亿美元弥补海外业务的亏损。四年下来,联想光是为海外业务亏损这个大窟窿,估计已经贴进去了几亿美元。

    加上收购IBM投出的12.5亿美元,估计联想目前已经为这个海外收购和国际市场业务赔上去了20亿美元,约折合140亿元人民币,但至今未见到丝毫获利的预期。如果这种情形继续下去,人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反思联想的海外出击和跨国收购了。中国企业的利润如果象这样如此大量流失的话,海外扩张和全球化就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今天已经到了质疑联想模式的时候。虽然在这个时候我实在不忍心评论这个企业的经营状况,但为了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道路,我必须不怕得罪人地谈点个人看法。

    这个基本的看法是,中国企业落入了盲目国际化和全球化的陷阱。在没有任何技术优势的情况下,凭着国内垄断地位所取得的一点利润,就盲目地进行跨国扩张运营,其结果不能不是将国内的利润大量地外流,最终获得个得不偿失的结局。

    联想的本质不过是中国最大的组装加工企业,这种类型的企业只有在本土还具有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一旦走出国门,没有任何竞争优势。但联想被IBM所设的并购陷阱所诱惑,特别是被国内盲目国际化的思潮所误导,贸然迈出这一步后,现在是已经骑虎难下。

    联想模式已经到了中国企业彻底反省的时候。没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决难跨国经营。李东生的TCL已经明确地宣告了中国企业跨国收购的失败,估计联想集团也正在步其后尘。只是结果宣布的时间要比TCL晚一点。但或早或晚,联想都会做出答复的。

金融海啸将给联想带来什么样的前景?

    为了最清晰地认识这一波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将给联想这一类企业带来的影响,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联想近年来的业务和效益变化。从联想的营业额增长率图表看,两年来增幅并不大,大约仅增长了20%。

    联想的运营利润和净利润到2007年8月份的时候达到最高,然而第四季度后就急剧下挫,到今年第三季度,运营利润已经由去年同期的1.2亿美元降至2966万美元,降幅达75%,比上季度的1.27亿美元下降76%。运营利润率只有0.68%。

    联想的经营成本去年第三季度为36.7亿美元,今年第三季度为37.8亿美元,增幅并不大。经营成本曾在去年第四季度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今年以来又大幅提高,这说明世界经济衰退给这家企业带来的影响。联想的管理费用也一直是居高不下,去年第三季度是5.5亿美元,今年同期降至5.2亿美元。

    今年与去年相比,联想的营业额几乎没有增长。联想集团的收入增长在经过2007年一个上升期后,逐渐下滑,今年第三季度增长几乎停滞。运营利润率本季度亦降至一年内最低。下面是联想美洲区营收同比和环比的状况,该地区业务占总销售额比例在逐季度下降,2008年第三季度已降至24.7%。由于美国经济出现问题,2008年以来,联想美洲区盈利快速下降,第三季度仅有120万美元。该区利润率目前仅0.66%,相比起欧洲区和亚太区来说,总算没有亏损。

    联想欧洲、中东和非洲区营业额同比略有增加,环比下降1.33%。到2008年第三季度,在总销售额中所占比例降至20.6%。但是,到了2008年第三季度,联想在欧洲区的运营出现了较大的亏损,亏损额达到2720万美元,而去年同期则盈利2000万美元。本季度运营利润率为-3%,比上季度减少238%。

    联想在亚太区(不包含大中华区)的营业额自今年以来也出现了骤降,第三季度仅有4.7亿美元,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占总销售额比例降至10.8%。

    特别严重的问题是,2008年第三季度,亚太区运营亏损2320万美元,而去年同期则实现盈利720万美元,运营利润率为-5%。这一状况如何得到扭转,还要看世界经济危机的发展程度。联想会不会象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一样,要求国家救助,这都是我们密切关注的事情。

    联想集团的大中华区业务量一直在增长,在总销售额中所占比例也由上季度的40.8%上升至43.9%。

    大中华区最近这个季度的运营利润为1.08亿美元,同比增长4.85%,环比则下降近8个百分点。该区域利润率为5.7%,是近两年来比较低的水平。上季度大中华区的运营利润率为6.8%。但就是这点利润,也不断地被海外业务侵蚀。大中华区到底还有多大的底气去背海外这个巨大的包袱,请拭目一待。

IBM公司为什么抛掉手中的股份?

    联想是一个上规模的行业龙头企业,但早就有人批评过,在纳税排行榜上,却难觅联想的踪影。这是因为企业的利润率实在太低。只有规模,缺少效益。可能正是缘于这个原因,美国的IBM一开始就不想要这个企业的股票(992.HK)。还未等3年的股票解禁期到来,IBM就迫不及待地将手中所持有的大约占19%比例的股票抛售一空。

    据早些时候的报道,今年三四月份,联想集团已经在二级市场进行了26次股票回购行动。一边是公司回购,一边是股东减持,联想在两个月内进行了26次回购。自3月7日起至4月16日,联想集团以每股4.25港元至5.58港元,回购了9931.8万股股份,共动用资金约4.85亿港元。

 在3月10日至20日的8个交易日内(除了3月12日),联想每日“定投式”回购600万股股份。这种定投式回购在4月8日至15日再度出现,这次定量买入规模变成300万股。而按照这两个月以来的回购规模和回购数目,联想今年以来平均每股回购作价为4.88港元。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11月20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联想股票已跌到1.71港元,市盈率仅为3.97,照最高时的股价将近10港元已跌去80%。以目前的股价看联想今年早些时候的回购,实在是得不偿失。

    有人曾评价说,IBM在年初曾经以3.2港元的价格卖掉了所持的股票,吃了大亏。但如果IBM年初不卖的话,照今天的股价再卖,就要吃亏更大。所以今天看,IBM还是有战略眼光的。到股票市场上套现仅仅是表面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我估计IBM还是不看好这个企业的前景。

联想如何甩掉那些烂摊子?

    回顾四年来联想所走过的道路,本该在国内做大做强,却跑到海外大肆扩张。如果把补贴海外的这些资金用在国内的市场竞争上,联想目前完全可以把惠普、戴尔这些国外企业顶到一边。中国的市场就是庞大的国际市场,把中国市场拿到手,就等于占据了国际市场。但中国企业何曾意识到这个道理。目前的联想已经是顾此失彼,完全力不从心了。

    请问,联想如果把力量集中到一点,集中到中国市场上,把扔到海外的100多亿收购和扩张的资金用到国内市场上来,联想的电脑还能价格如此昂贵吗?如果联想把投入海外的巨大利润用来开发国内市场,补贴国内老百姓,联想的电脑还能卖得这么贵吗?联想还能让国外品牌如此在国内横行吗?

    联想犯了用兵之大忌:分散力量,分散兵力。因此,中国企业的盲目国际化,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联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本事到底有多大,你有什么核心技术?有什么领先他人的东西?不就是一个最大的加工组装公司吗?这种企业离开本土能有多大优势,不是很明显吗!但中国企业就是要赶时髦,结论只能是:没有核心技术的跨国收购和国际布局只能是损失惨重!徒有虚名!

    虽然推出越趋普及的笔记簿型计算机应有助联想取得全球的市场份额,但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要取得重大的市场份额将会非常困难。另外,进入低平均售价及低利润率的笔记簿型计算机市场,难以弥补持续下降的桌上计算机销售额及萎靡不振的公司计算机业务。

    10月份有消息报道,联想集团宣布将启动新一轮的全球裁员,其中位于美国的全球总部率先裁员约50人。

    联想曾经风光过,但今天要为以往的风光付代价,为盲目地求大付代价。这就是中国企业应当注意的教训和问题。10月份曾有消息说,联想亏本2.4亿元挂牌出售石药集团股份,计划以6.315亿元的价格出售其持有的8.7亿元石药集团的股权。2007年时,联想还计划在未来5年内向石药集团投资50亿元。现在联想放弃这些投资,是出于什么原因,都令人思考。

    总之,联想是到了摆脱烂摊子、痛定思痛的时候了。中国有句老话:“图小利则大事不成。” 中国企业再也不能被外国企业的蝇头小利所诱惑了。李东生已经被坑了一下,联想身陷泥潭。其他企业呢,是否还要步其后尘?


    (仲大军联系方式:北京西城区温家街2号, 邮编 100031,电话 63071372,电子邮箱:zdjun@263.net, )

 

 


发件人:"小马" <maquanwei@gmail.com>  2008-11-25 09:58:1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关于稀土出口问题

中国为什么如此廉价出口稀土资源?

内蒙 小马

2008年11月25日

    大军中心,我刚刚成为你的读者,但是我对贵网的文章有强烈的共鸣。在你的文章中,你多次提到中国在大量廉价的出口劳动和资源,我对此感触很深,因为在我身边就能非常清楚的看到一个可悲的现象——在内蒙古的白云鄂博,有着占世界总储量90%的稀土储量。稀土是现代电子工业的重要原料,拥有如此巨大的储量,我们本来可以成为在世界上呼风唤雨的国家,但是现状是:我们正在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把宝贵的系统廉价"送"给美国、日本等半导体强国,扶持他们的工业,让他们控制高科技的脉搏。大量的出口甚至超过了生产所需的消耗,精明的外国人直接储备稀土,留作稀土资源枯竭的准备。照现在的速度,我们的稀土不久的将来就会枯竭。中东可以靠出口石油成为人均收入最高的地方,但是我们拿着比石油更宝贵的资源作乞丐。更具体的东西,您可以参加这个网页: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3967098.html

    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我们的想法根本不能产生任何作用。我希望您的为中国的稀土写一些文章,让更多的人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多谢了,一名在内蒙长大的青年。

    稀土,历来是国家战略资源,被誉为进入未来世界的钥匙。而中国白云鄂博稀土矿占全世界可开采资源的90%,世界70%的稀土消耗量靠中国出口,所以中国地质学家把稀土称为“上帝对苦难中国人的唯一眷顾”。但由于无节制的开采,卖国买办们的肆意出口,加之日美两国战略上的联合压价,导致稀土资源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甚至抵补不回开采费用。这种情形,不禁让人痛哭流涕!

    今天,在专家们的呼吁之下,国家终于禁止稀土出口。铟,液晶面板的重要原材料。中国禁止稀土出口,让台湾地区,日韩等国的液晶生产商胆战心惊,国际市场上液晶面部价格应声而涨!而用到钇的等离子日子也不好过了,垄断等离子的几大厂商面临有专利无材料的困境。

    本高手大胆预测,中国禁止稀土出口将加快等离子消亡的速度,而液晶面板生产线被迫转移至大陆。 在未来的几个月中,平板电视的跌势将止。此后将持续一段价格稳定期。而两年后,生产线转移完成,又将开启液晶降价之门。而等离子阵营把等离子技术视为核心生产力,不会轻易将生产线转移到大陆。因此,等离子的价格将处于劣势。丧失了价格的优势,等离子将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

    目前国内乃至亚洲最大的稀土企业——包头的一家稀土有限公司。因为全世界的稀土80%以上的储量在中国,中国的稀土80%以上在包头的白云矿区。你到他们公司的大门口,以及稀土研究院的大门口,都看到这样一幅醒目的标语: “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

    这句话出自世纪伟人D公之口。我和当地单位的专家以及普通工人聊起这个话题时,他们都认为,D公这句话有着很深的寓意。中东是世界的油库,以前也都是列强们掌控一切,西方大佬们以十分低廉的价格收购了他们的油田,廉价甚至不化钱就掠夺了他们的石油资源。现在他们把油田收回了很大部分,而且成立了“欧佩克”——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终于夺得了相当一部分石油市场的操控权!

    而作为中国特有的稀土——这类现代工业,特别是信息、电子、航空航天等高科技工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战略物资。中国有自己的掌控权了吗? 很遗憾,前几年我们非但没有掌控。而且大量的贱卖,到相互压价。例如长江流域某省的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把氯化钕(钕,稀土元素的一种)由90年代初的五十多万一吨,一下降到几万元一吨。有些稀土制品,4个9纯度的价格,过去几年连以前两个9 纯度的价格都卖不到。搞稀土的人都知道,纯度差一个9,价格就相差十倍。难怪小日本在暗暗窃喜、大量储备!

    国内的一些稀土和其他小金属的出口商们,和一些日本的代理商们。你们这样的贱卖中国特有的物资,和当初满清割地赔款的卖国行经有区别吗?! 好在我国的稀土界元老和专家们,经过几年的呼吁,使前几年那种现象逐步得到纠正。但我们离D公提出的“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这样一个战略牵制的目标,还是有很大距离的。

    由于石油的飞涨,铁矿石的猛涨,以及,电解铜等有色金属的大涨,使中国人民逐步意识到,中国应该到寻求反制的时候了。CCTV等媒体也开始关注这方面的事了。这是好事! 虽然我们醒悟的有点晚,但作为大众意识的代言人的媒体,开始醒悟,开始寻访专家、寻求对策。并以媒体的公众影响力,鼓动一下,这样就离触动决策层的时间不远了!

    该行业的有识之士,在不断地上下呼吁,已经快十个年头了!这十年中,日本已经大量囤积了稀土和有色小金属。我们已经有点晚了!我们应该抓紧夺回我们的掌控权,监管和限制并重;并做好我们的战略储备。 在有步骤的筹建我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的同时,我们应该建立:

    有色小金属战略储备。稀土金属及其化合物的战略储备。 动用政府力量,整合生产企业。实行国家统一收购。使这些我们国家特有的战略物资,达到他们自己应有的价位。并对HF(氢氟酸)等核工业材料,实施严格的出口配额管理,对于潜在的敌对国家,实施出口限制! 对煤炭出口实行控制管理。 ……

    只有实施严格监管,我们才能在进口我们所急需的物资和设备上有谈判的砝码。监管和限制是一把双刃剑,政府不应该在物价上涨和出口下滑时患得患失。眼光应该放远一点。等到我们真正掌控住这些战略物资的时候,我们在国际上就有了说话的物质资本,钱有我们赚的!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中国,抓紧这最后的机会吧!不要等把我们的矿山全部挖空卖光了,那就彻底完了!

 

 

发件人:<dammos0192@sina.com> 2008-11-28 21:23:56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党爱民:投稿

关于社会分红、基本收入和按人发钱思想的历史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编译

 2008-11-27

1.基本思想

  公民基本收入的思想具有古老的历史。公元前6世纪,孔子就观察到“不确定性比贫穷还要糟糕”。这项工作意在揭示铲出绝对贫穷、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公平的社会可以通过公民基本收入来实现。基本收入就是让全体公民个人拥有分享一份国家的财富的权利,保证可以满足他们的基本要求。亚里士多德写道政治的目的是通过公德实现公平生活。然而,为了让全体国民达到公平生活,就有必要首先通过法律创建分配正义,然后建立政治公平。马克思在公平方面也提出了一个相似的思想,当他谈及人类的成长来自于社会行为时写道:“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根据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研究,马克思关于正义的概念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比《资本论》更革命性影响。
  1992年,巴西的Eduardo Matarazzo Suplicy教授给一些宗教团体发表演讲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经济学家支持普遍最低收入。当他结束演讲以后,巴西主教的全国会议主席D. Luciano Mendes de Almeida回应道,没必要引用马克思的话辩护普遍最低收入,因为圣保罗(Saint Paul)致哥林多人的第二封信更好地作了辩护。
  马克思的观点是倾向于个人贡献与从社会获得的利益相对平等,这类似于主要宗教传统的强烈愿望和希望。根据圣保罗(sao paulo)的Rabbi Henry Sobel研究,圣经旧约中经常引用的一个词“Tzedakah”,出现了513次。在希伯莱人那里,这个词暗指社会正义。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章节强调需要“Tzedakah(社会正义)”,如申命记、箴言篇、以赛亚书、出埃及记等。在阅读出埃及记时,频繁遇到《无土地农村工人运动》的会议,这不是巧合,这让人回想到为土地权的战斗,以及更广泛的为伟大的社会正义的战斗。在《新约-使徒行传》中,可以发现一个与马克思相似的句子:“他们坚守使徒的教义和友谊,他们斋戒祷告。恐惧来到了每一个灵魂中,许多奇迹和标志由使徒完成。他们相信他们在一起,所有事物是共有的,他们变卖他们的财产,并把它分给所有需要的人。”(《使徒行传》2:42-44)圣保罗为基本收入作了一个非常清醒的辩护:他建议马其顿人像耶稣那样,走进穷人中并和穷人一起生活。耶稣讲道正义和平等时说道:“他聚敛多了什么也没有,他聚敛少了却并不匮乏。”
  根据古兰经和它的追随者的著作,在伊斯兰教中,正义和平等的原则与基督教相类似。 在《圣训集》中,奥麦尔是跟随穆罕默德的四个哈里发的第二个,向那些拥有大量财产和收益的公民建议,预留其中一部分财物给那些穷人。根据佛教人士的话,对最低收入辩护与佛教原则也是一致的。他断言,如果你接受了非常富裕的奢侈消费,首先要保证全人类的生存。 

2.第一个最低收入/基本收入的建议

  1516年,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写了《乌托邦》,他注意到毫无意义的死刑判决,并没有让16世纪的英国减少偷窃、暴力和杀人,或许更好的替代措施是一个普遍收入,它可以消除“首先是偷窃、然后是死尸的可怕的必要性”。 10年以后,基于摩尔的想法,他的一个朋友Juan Luis Vives,在《De subvencione pauperum sive de humanis necessitabus》中,给布拉格市(在比利时,是佛兰德人的城市,随后被西班牙人统治)的市长表达了第一份基本最低收入的建议。摩尔和Vives的工作,对后来英格兰和西班牙在16世纪制定“贫穷法”产生了很大影响。从1531年开始,这些法律允许老人和残疾人在教区乞讨。不久,修道院被批准连同地主一起增加资金,以便为那些愿意在他们各自区域工作的穷人提供粮食。这些法律遭到古典经济学家的激烈批判,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马尔萨斯,而马克思是另一种观点。
  二百年以后,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美国革命的伟大宣传者之一,明确地表达了普遍、不可分割地享受国家财富的权力的主要原因。在《耕地正义》(一份寄给法国主管和议会的散文)中,潘恩讲到贫穷是固有私有财产。他根据事实断言,美国的土著人民生活在较少的苦难的情况下——他在欧洲的乡村和城市看到的。他说:“这是不容置疑的,地球及它的自然资源、以及未开垦的土地,是且永远是人类的共有财产”。 他认为,只有那些耕耘土地、以及进行某些改良的人们有权收获他们的劳动果实。另外,潘恩认为,“每一位地主欠社会一份地租”,应当以每一位地主支付的地租,建立一个国家公共基金。这个基金的收益,应该平均地分给所有人,以便补偿全人类自然遗产的损失。所有人,不管他们的财产状况,凡21岁以上就应该支付一份现金,到了50岁以后,他们就应该领到一份现金,直至终生,因为“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具有取得一份财产和平等的合法权利”。潘恩认为这种支付是一种权利,而不是慈善。
  根据基本收入国际网络(BIEN)的研究者说,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建议已经存在至少200年了,这项建议的大部分是受到了激进的英国人托马斯-斯宾塞(Thomas Spence ,1750——1814)的启发,他与潘恩、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查尔斯-富立叶共同拥有这个思想。 每当BIEN的研究者深入勘查文献时,就会发现更多的先驱提出了基本收入的建议——经常是独立的,虽然间或受其他思想家的影响。在一本1797年于伦敦印刷的小册子《婴儿的权利》中,斯宾塞批评潘恩的《耕地正义》是一间“糟糕的机会主义与容忍的大厦”。 后来,斯宾塞重新规划了这个建议,整个年轻时代都为此做不屈不挠的辩护,他宣称:每个城市应该公开拍卖以控制所有支出,包括新开发及房地产维护,也包括政府税收支出,剩余的部分应该平均分给全体居民以保证他们的生存。
  1848年,比利时律师Joseph Charlier出版了《Solution du problème social ou constitution humanitaire》。受富立叶的启发,Charlier讲到,土地和财产的平等的权利,是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基础。他在《用思想家的哲学遗嘱解决社会问题》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他拒绝了富立叶的辩护思想:基本收入的权利应当由一个准则来决定,检验给个人一定的收入的可行性,如富立叶的工作是建立在每个人得到一份充分的劳动报酬的权力是天生的这个基础上。在“最低收入”、“收入保证”(后来提到“土地红利”)的标签下,Charlier建议道,所有市民有权从国家委员会领到一份基于全部产权租金的每年一次的分红。这个计划终结了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但它是否鼓励懒惰?他讲道:“懒惰者运气不好:他们的花费将被限制。在没有剥夺任何人权力的情况下,社会还没有达到能够公平地让大家分享个人行为带来的快乐。无论如何,超出最低收入的部分,必须要自行获得”。
  在富立叶的文章出版后,John Stuart Mill 发行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版。在这本书中,他提到了富立叶的思想,但却提出了明确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建议:“在分配上,首先应该给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一个维持生存的最小量,剩下的应该按照一个事前决定的比例,被劳动、资本和才能三个要素分享。”
  基本收入的概念也可以利用政治经济学思想家的成果来辩护,与自由市场的传统相和谐。 Marquis Condorce 于1776年小麦市场上写道:“社会上的全体成员应当保证每一个人的生存,无论何时何地,让他们活着。。。是所有国家的基本利益。”
  虽然基本收入的建议早在18世纪就已提出了,但是,直到21世纪在英国和法国制定相关政策之前,基于此思想的政策一直没有制定。这个建议最终被英国采纳,它类似于基于潘恩提出的原理,但作了一些修改。总理托尼・布莱尔向议会提交的一份法律提案宣称,每一个出生在英国的儿童,将会有一份250英镑的现金划到他们的银行账户上,在他们6岁、11岁、16岁时,会额外收到50英镑。如果是属于那些更加贫穷地段的儿童,相应的款项将分别是500英镑和100英镑。这项转移支付意在通过时间增加利息,到受益人18岁时,他们有权支配这些资源(价值约5000英镑),按照他们的意愿花费。这个纲领叫做儿童信托基金,于2003年5月13日被批准为法律,并且可以由家庭用于在英国资助儿童教育、甚至开办企业。
  2004年,耶鲁大学Bruce Ackerman教授访问了巴西圣保罗,他说他的一个研究生把这个思想提介绍给了费边社(英国的一个推动自由社会主义的组织)的一个叫Ackermen的朋友——在介绍给布莱尔之前。这个思想是所有达到21岁的美国公民应当无条件收到合计总数8000美元,来开始他们成年后的人生。 这项基本资本纲领的建议有点像公民基本收入,因为它总是能在跨期的收入流中改变资本,反之亦然。对其利弊进行了很多讨论之后,Ackerman和Philippe Van Parijs得出结论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应该是两者的结合。
  与英国不同,法国的立法机构只是部分的接受了潘恩的建议。2004年6月24日,在法国举行了一次国民大会的公民基本收入研讨会,这次会议是由人民运动联盟克里斯蒂娜•布坦(Christine Boutin)的副手和社会共和论坛的主席组织协调的。出席会议的政党代表有很多,包括社会主义党的Jean Le Garrec、比利时万岁党的Roland Duchalet。在这次大会中,来自法国文学研究院的Maurice Drüon基于潘恩的创新思想宣布道:“法国应该是第一个执行完全公民基本收入或“生命收益”的国家。” Yoland Bresson是“生存制度协会”的主席,他在研讨会上提出了一个建议:给公民一个从生到死的、固定的、终身的收入,每月300欧元,它将在5年内被逐渐被贯彻。

3.生存收入保障在20世纪的起源

  20世纪,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突破意识形态的范畴,探索给每一位公民一个基本生存需要的最低收入。哲学家拉塞尔(Bertrand Russell)于1918年出版了《自由之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辛迪加主义》,他在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伟大社会运动以后指出:  “我们倡导的计划实际上意味着:一笔小的收入,可以满足生活必须、应该完全有保障、不管他是否工作;一笔大的收入,以商品生产的全部总量为依据,给那些愿意从事社会有益工作的人。”
  同年,拉赛尔出版了《自由之路》,Mabel和Dennis Milner出版了进一步论证的文本《国家红利计划》,Dennis Milner于1920年在他的出版物《以国民产出红利促进生产》上进一步作了详尽说明。这些书提出了一个随国家生产力水平而变化的最低收入的建议。
  Milner的提案是“所有个人在任何时间都应当从中央基金领到一小笔钱,这笔钱应当足以维护他们的生活和自由、免于贫穷沦落;所有人还可以依据他们贡献大小的比例从中央基金领到另一部分收入。” 1919年,Bertram Pickard 在《通情达理的革命:论国家红利计划——一个国民基本收入的建议》中论述道:“生命权利的决定性认识,或者更好,就是均等数量的货币赋予人民的权利。” 通过与早在几百年前制定的贫穷法相对照,他断言:承认有条件救济(也就是仅仅在需要被保护的时候)的事实的弱点,就是它导致不能承认要求给工人公平支付的任何权力。像Milners那样,Pickard 是一个教友会教徒,所有这个组织的成员,支持“国家红利计划”。根据他们的建议,英国20%的收入应该收归一个基金,再把这些资金再平均分给全体公民,不考虑年龄。
  英国劳动党作出了大胆地反应,1921年写了一个重要宣言“国家红利联盟”。然而,随后的政治运动把它陈述为最低收入。Clifford H. Douglas少校创立了社会信用运动,它在其他国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如加拿大最后于1935年成立了社会信用党。1929年,George D. H. Cole在《英国社会与政治经济的下一个10年》中提出了一个新提案,接着在1935年出版《经济计划原理》。Juliet Rhys Williams 夫人于1943年写了《重要展望:新的社会合约的建议》,该书提出了一个社会分红的计划,该计划保证“每个人有他的基本需求,来自于每个人同一比例的收入,以维护全社会的繁荣。”1937年,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在《充分就业理论导论》中建议,星期六给所有人发1英镑。Abba P. Lerner于1944年在《经济控制:福利经济学原理》中建议一个固定数量的负所得税制度。兰格(Oskar Lange)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建议以其他形式保证每一个成员若干收入。
  米德(1977年诺奖得主)于1930年参加一个研讨凯恩斯理论的剑桥学术圈。它于1935年在《工人政府的经济政策手册》中为公民收入或社会分红的实行而辩护。米德认为这个工具对增加经济中的就业非常重要。 他长途跋涉寻找乌托邦而不成功,在回来的路上,他偶遇了阿嘎索托比亚的想法。阿嘎索托比亚人知道乌托邦在哪里,但是他们没有告诉他,因为他们和乌托邦人(完美的人们生活在完美的地方)不同,相反,阿嘎索托比亚人是有缺点的人生活在愚蠢和背信的罪恶中。但是,一旦谁获得成功,就会建立一片适合居住的地方。
  米德对研究阿嘎索托比亚的制度和社会关系有了兴趣,他得出结论,他们就是他要寻找的最好的社会,是到目前为止人类能够达到的目标,这个目标是追寻了很长时间的。
  1、自由。因为每个人能够从事她的职业,能够消费她希望得到的东西。
  2、平等。因为个体之间的收入和财富没有太大的差别。
  3、有效率。因为她们在现有给定资源和技术下,达到了最高可能的生活标准。
  阿嘎索托比亚的条件创造了充分的价格和工资弹性,并提高了资源分配的效率和企业与工人联合的效率,以至于工人可以分享新创造的财富:他们用一部分发工资,剩余部分将以一次付清的形式让他们分享。弹性工资意味着低的劳动报酬、协作与新的联合形式或许也有消极效果,于是就有了第三个基本安排:给全体公民一份社会分红或最低收入保障。这项选择通过允许社会直接控制工人接受的报酬的数量,来消除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失败的风险。基于尝试去实现类似性质的突变式改革的不成功经验,米德提议通过缓慢但稳健的步伐来实现这些制度。
  重要的是,人们一致说没有足够的资源支付这项开支。谈到这个断言,凯恩斯于1939年在“如何支付战争开支?”中强调过。他尝试让他的同胞明白,尽管需要支付与德国开战的支出,但也有必要拿出2%的GNP(约50亿总量中的1亿英镑),以保证每个人的基本收入。经济学家突破了意识形态的局限,在20世纪早期,就最低收入的重要性达成了一个共识,甚至那些有名的资本主义的卫道者(连同他们的批评者)也一起分享了这个共识。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于1944年在《通向奴役之路》中批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维护市场经济,却仍然强调保证每个人生存的重要性。George Stigler在1946年评论道,要取得更多的就业机会、消除贫穷,负所得税比最低工资更有效。
  类似地,弗里德曼于1962年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论证到资本主义是与人类自由最相容的制度,但它无法完全解决贫穷问题。仅有一个工具,可以在不扭曲或阻碍市场机能和融资的情况下帮助人们,那就是负所得税。“负所得税”的思想由数理经济学的创始人Antoine Augustin Cournot首先用于经济学文献。
  负所得税可以以个人或家庭来界定。对那些不能取得一定的年收入或月收入的人,赋予他们取得一定数量补偿的法律权利,这个补偿的数量等于当前收入与个人或家庭的适用数量之差的某个比例。假定法律规定的收入门槛是一个年龄18岁以上的成年人每月600美元,税率为50%。如果一个人生病、失业,或者一个月没有收入,则这个人就有权利领到300美元。如果一个人得到一份300美元的工作,他将领到150美元的收入补助,合计月收入提高到450美元。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总是有一个激励让人去工作,因为仍然允许增加他们的收入水平——如果他们能够获得就业的话。大体上没有人会拒绝一个最低收入。在上世纪60年代,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James Tobin)和弗里德曼讨论了很多宏观经济政策,发展了负所得税的概念,研究战胜贫穷和稳定美国经济状态的道路。
  另一位著名作者Robert Theobald参与这个讨论,他的注意力在于:工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逐渐减少就业岗位,因此有必要保证最低消费。
  此外,在过去的50年,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倡导最低收入方面发表了为数众多的演讲,包括他90岁的时候接受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荣誉学位时发表的演讲:“答案、或者部分答案,已经很清楚。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体面的收入保障。一个富裕的国家,如美国,完全可以让所有人脱离贫穷。这就是说,有些人可以领到这份收入而不需要工作。这就是有限福利制度的道路,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让那些穷人享有和富人一样的权利,我们接受这一点吧。”
  1968年,托宾、加尔布雷斯、Robert Lampman、Harold Watts、萨缪尔森,以及其他1200位经济学家向美国议会发出了一个宣言,赞成基本收入保障计划和补贴制度。美国在收入转移方面已经具备了一些经验,如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35年制定的“社会安全行动”。这个行动建立了一个依儿童救助家庭的程序,它给在一定收入水平之下的家庭转移支付一笔补贴,尤其是那些抚养儿童或供他们上学有困难的单亲家庭。
  根据美国社会保险系统的首位主任Arthur J. Altmeyer的评估,1935年给每位美国公民提供最低收入的失败是一个“严重错误”,约翰逊总统在关于负所得税辩论的报告中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1964年,约翰逊总统的政府创造了一个“食物券”计划用于购买食物。
  也有一个给老年人和残疾人一定收入保证的补贴制度。1969年,尼克松总统要求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前助理Daniel Patrick Moynihan去制定一个家庭援助计划,它具有负所得税的意味。在1969年8月10日,尼克松总统发表了一次全国演说,他说道,美国将实现前人认为不可能的两件事:第一,成功实现一次月球旅行(阿姆斯壮已经于前一个月成功登月了),第二,用家庭救助计划根除贫穷。这项法律,如果被批准,将确保一份等于3900美元(至少相当于今天的16000美元)与每个家庭年实际收入之差的50%的收入。该法案在众议院以243对155被批准,但于1970年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以10比6被驳回。在当时的很多采访和演讲中,马丁路得金二世不容置疑地为收入保障辩护道:“现在,我深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最有效的办法——解决贫穷的办法就是现在广泛讨论的办法:收入保障。”
  1973年,Moynihan在他的书《收入保证政策》中分析了保守党如何利用高度的矛盾和夸大逐步增加的支持者的欲望来挫败最低收入保障。他们有些人建议每人5500美元的基本收入,这个数量将打破当时的财政预算。其他人并不想要一个取代已经存在的AFDC(依儿童援助家庭)计划、食品券计划。参议员,尤其是来自食品生产州的,保护这些没有实际意义计划,这些收入保证计划规定主要用来获取必需品,尤其是食品。另外,有些人不接受支付给没有工作的人一份收入的特权。
  在1972年的连任选举中,尼克松击败了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麦戈文让两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托宾和索罗协助他的选战,他们提出了一个更加深远的建议:每年给每位美国公民1000美元的社会分红。麦戈文落选了,因此他无法让人民了解无条件基本收入的优点。两年之后,参议员Russell Long (D-LA)提议一个法律,也就是部分的负所得税——劳动收入税收减免(EITC)。面对参议院辩论中针对给没有工作的人一个收入保障的条款提出的忧虑,Long 建议给有人被雇佣的家庭一个收入补贴。对于工资收入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家庭将接受一份额外收入,以便用于支付社会保险、抚养儿童、以及帮助个人脱离贫穷。1975年3月,劳动收入税收减免(EITC)被批准,成为法律。
  EITC计划在里根、老布什、克林顿总统的分别推动下在1986年、1990年和1993年获得了两党的支持。在克林顿的自传《我的生活》中,讲述了很多EITC在政策中的重要性。他强调了他的决心,基于“以人为本”格言,将EITC扩展到没有孩子的家庭,给有孩子的家庭双份补助金。这个扩展,连同其他手段一起,保证了在克林顿8年任期内经济活力增加、失业下降。
  2004年,美国政府支付了大约393亿美元给超过2150万个家庭或个人。EITC给有一个小孩的家庭平均支付2100美元。这象征着一笔可观的收入转移,国家支付给那些有工作、但收入达不到一定水平的人,保证他们比没有这项手段时有更多的收入、以及更高水平的享受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种情况帮助美国的公司提高了竞争力——与那些没有采纳类似机制(或其他更加合理的选择,如CBI)的国家的公司相比。一个美国工人的最低收入是每小时5.15美元,一年大约是10000美元,如果结婚以后有2个或更多个小孩,就有权利从EITC获得4000美元的财政补贴,使他的年收入提高40%。一些与美国经济相竞争的国家开始采纳类似机制,如英国,他们与2000年引入了家庭税收减免计划。今天,英国工人全家每月工资800英镑就有权利领取400英镑的财政补贴。
  现有的美国的EITC政策、英国的家庭税收减免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什么影响呢?只要发展中国家证明不能采取类似政策,那么,贯彻了这项政策的两个国家就会比他们的经济有更多的竞争力。EITC和家庭税收减免补贴工人的收入,增加他们生活中的享受,提升国家生产力水平。普遍认为,仅仅从竞争力的观点来看,发展中国家应该建立一个负所得税制度或更合理完善的公民基本收入制度。
  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尽管EITC成了美国福利制度非常重要的收入转移政策,但它是大约80个支持收入有限的人的系统之一。2002年,这个系统的成本连同医疗支出合计5222亿美元,其中3732亿美元由联邦项目提供,1490亿美元来自于市政和国家项目。整体上,这些福利支出相当于5%的GDP。食品券项目的受益者人数在2002年是2020万人,TANF是510万人,社会保险收入690万人,医疗服务5090万人,EITC1680万人。
  Robert Greenstein和Isaac Shapiro来自预算与政策重点中心的详细研究显示,EITC导致劳动市场上父亲和单亲母亲的数量大幅增加,导致富人与穷人的收入不平等适度增加,它帮助460万人脱离贫穷,包括240万儿童。当普利斯顿大学的Albert Hirschman教授于1995年访问巴西、参加总统卡多索(Cardoso)的就职典礼时,他对克林顿总统在建立EITC方面的成就作了评论,称为是“他的最伟大的成就”。

4.“按人发钱/社会分红/基本收入”思想在中国的现状

  中国学者党爱民(网名dammos,求心)于2000年开始在网络论坛上大量撰文呼吁“按人发钱”,中国的很多网民都很熟悉。党爱民等于2004年出版了《过剩经济学》,在该书中全面论述了“按人发钱”的思想,他们指出,在资本家欲将卖不掉的“牛奶”倒掉的时候,如果政府按照人头数平均发放适当数量的货币,让资本家把“牛奶”卖给穷人,使穷人免于匮乏,使资本家免于破产,使国家免于动荡,这显然是生产过剩条件下的一个帕累托改进。
  广西社科院研究员罗运贵(2003)长期研究“解决发展中国家货币资金不足”的问题,提出了“货币先行规律”,认为只要有“闲置的生产力”,就可以发行货币,充分挖掘企业的生产潜力。他认为发钞票好过发国债,还认为,“国家要办多少事,就有多少钱”。他主张发行货币给政府,让政府搞经济建设。党爱民(2004)的“按人发钱”与Meade的“社会分红”的相同之处在于全民一律按人头平均发放,不同点在于:米德强调发钱的前提是有财政盈余、或国有企业有利润,而党爱民(2004)主张只要有闲置的生产要素,就可以由央行来发。党爱民(2004)与罗运贵(2003)主张发钱的基础是相似的,不同之处是罗运贵(2003)强调发钱给政府,用于搞建设,而当爱民(2004)强调发钱给个人,增加消费。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2006)长期跟踪研究国有资产问题,他以Meade提出的社会分红概念为理论基础,并以美国阿拉斯加“每人一张支票”的实践作为依据,提出了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的设想,即:自然垄断行业的高垄断收益应造福全体人民,而不是为部门或少数人独占。如果划拨部分国有企业利润,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并把永久基金投资的部分利润直接分给每个公民,使人人享有“社会分红”。
  南京财经学院的卢映西研究员(2007)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出发,借鉴凯恩斯《通论》中把新钞票埋入废矿的思想,提出了模拟金矿的理论。她指出,在贵金属货币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情况下,构建一个具有良好操作性的模拟金矿理论,可以实现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自我发展。
  米德(1936,1938)、崔之元(2006)、邢普等人的建议大致属于财政范畴,而党爱民、罗运贵、卢映西等人的理论已经超出了财政范畴,包含着货币制度的改革。
  武汉大学教授蔡恒进(2008)提出了以人民币升值红利为基础给全民发钱的建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海波(2008)提出了建立“公民基本收入帐户制度”的建议。参与这方面研究的中国学者于2008年5月份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学术交流会,媒体也作了报道。
  很多著名经学家,如仲大军、左大培、陈志武、周天勇等以不同的形式,各自表示支持不同形式的类似思想或政策措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丁宁宁表示支持开展该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并表示支持给低收入群体发放适当数量的补贴。
  目前,台湾地区完全实行按人发放3600台币消费券,不排富。新加坡、香港、澳门以及广东东莞市,都有实行类似政策的实例。

 

全球资本主义将陷入“利润枯竭式”萧条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 党爱民 

2008-11-28

  [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进一步侵蚀全球实体经济。发展中国家长期赖以生存的出口导向式经济增长模式,由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全球资本主义将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利润枯竭式萧条”。中国能否早日走出这场萧条,要看中国能不能早日为市场注入它渴求的利润。

一、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赚钱

  资本主义是一个大赌场,而钱是资本主义的灵魂。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一切都是围绕着钱而展开。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了钱,而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满足社会需求是资本主义的副产品。为了钱,就要生产;要生产,就要资源、就要雇佣劳动。资本主义是用资源和劳动力换钱,而不是相反。钱是资本主义的命根子,是资本家的命根子,是整个资本主义的灵魂。资本家残酷压榨穷人,并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为了赚钱。就像打游戏机一样,他入了魔了,煞不住车了。或者说,如果他不赚钱,游戏的对手就会把他吃掉。因此,资本主义是极其残酷的,不仅对穷人残酷,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也很残酷。劳动力、穷人、资源,都是资本家之间展开生死决斗的工具,他们会尽一切手段把这个工具榨干榨尽。这不是他们心狠手辣没良心,而是为了多赚钱,成为游戏的赢家。这一切,都是为了钱,而不是为了赚物,也不是为了故意残害人。只有把握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个逻辑关系,才能够理解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纷乱现象,才能够找出破解资本主义危机的途径。

二、资本主义赚谁的钱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一条在大海上漂泊了很久的小船,没有了食物,为了尽可能让更多地人活下去,船上的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通过抓阄来决定谁应该被同伙吃掉。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办法,但如果不这样做,整船的人就会同时死掉。
  这样的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在货币问题上,时时刻刻上演着这样的悲剧。凡是实行西方的那一套“货币创造”制度的地方,这样的悲剧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我们知道,现代西方货币创造制度,所有的货币是信用货币,所有货币的背后必然对应着与其等额债务。货币扩张,意味着债务扩张。公众手中的货币,是人吃人、企业吃企业,吃出来的。人们手中每多出一笔钱,就对应着商业银行一笔坏账、某个企业一笔亏损。钱真是来之不易啊!
  在中国,最先扮演被吃掉角色的,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从银行贷一笔款,搞投资、缴税、发工资,最后无法收回贷款,国有企业跨掉了。在国有企业跨掉的同时,私有企业却壮大了起来。到后来,经济学家开骂了。说国有企业是扶不起的阿斗,于是不给国有企业贷款了,贷给私有企业。结果可想而知,贷给私有企业,照样是坏账,照样是被同伙吃掉。
  在山穷水尽之际,我们又找到了一条活路,那就是出口。美国的华尔街,通过金融创新,印出了大量的钞票。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都争着抢着拿自己在国内榨取的剩余价值,与美国的美元相交换,让资本主义再度苟延残喘。这之间,是一种默契,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现在出口萎缩了,有些人不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吗!

三、全球资本主义将陷入“利润枯竭式”萧条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把美元泡沫刺破了。美国已经不可能继续靠印美元来吸收全世界的生产过剩,靠赚取美元过日子是没指望了。全球资本主义面临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那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利润从哪里来?谁愿意为资本主义的苟延残喘以身饲虎?谁会主动在站出来为大家的利润而负债?谁来购买你的过剩产品?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字:钱!钱从哪里来?都想赚钱,钱从哪里来?谁愿意自己把钱从银行贷出来,让大家来赚?哪家商业银行愿意把钱贷给没指望还钱的人?那个让大家吃掉自己、以保全其他人性命的献身者在哪里?
  因此,全球资本主义会因为利润枯竭而进入一个长时间的萧条期。在这个萧条期中,由于发达国家有比较完善的救济与保障制度,人们的生活或许不会那么凄惨,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失业和贫穷将加剧。而且,这是一个漫长的冬天。

四、中国的扩大内需政策

  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出口需求瞬间崩溃,外向型企业纷纷倒闭,工人提前回家返乡,各种宏观数据急剧下降。面对危机,中国政府连续出台了各种板本的扩大内需政策。
  对于这些扩大内需的政策,民间并不看好,我也不看好。不看好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政策不能给经济带来它最渴望、最迫切需要的利润。这些投资、这些政府或国家的钱,不是主动献身、让大家赚的钱,而是要赚钱的钱。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讲个小故事。我经常在街上看见一帮年轻人围在一起“赌瓜子”。就是有一个操盘的人,拿着三个小碗,把一粒瓜子在三个碗中间移来移去的,然后让人猜,猜中的人就会赢钱。旁边的其他人都是一伙的,一是引诱路人上当,二是用暴力维护他们的利益。很显然,这样的赌局,外人是没有任何赢钱的机会的。大家也都知道。因此,几乎没有人上当,他们的生意也很惨淡。
  政府主导的投资绝不是为了让大家从他们的项目中赚钱的,它们绝不会以身饲虎,恰恰相反,他们还是想要赚钱的。在这些资金出发的同时,还配备了24个纪律检查小组,监督资金的运用。不让大家从政府项目中赚钱,那么,政府只好自己玩,民间资金是绝对不会跟上去的——就像街上年轻人玩的赌局。

五、如何破解困局?

  要破解困局很简单,按人发钱。我一直强调按人发钱,很多人总是不理解,以为仅仅是一项救济穷人的想法。这种理解实在是太肤浅了。
  按人发钱最大的好处是给市场注入利润。这是市场最需要的东西,如饥似渴,利润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所在。没有了利润,市场就会失去灵魂,整个资本主义就会熄火。
  市场需要钱,钱从哪里来?钱就是负债,谁愿意负债?让谁负债?有两种办法,一是国家负债,二是人民负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负债,最终也是人民负债。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所有人都负担一部分债务,债务与利益对等。国家可以负责把钱印出来,然后再平均分配给全体公民,让公民自由选择,他们想买什么、需要什么,企业就生产什么,这是效率或资源配置最高的办法。发给公民的钱,最后转化为企业利润,市场经济就搞活了。
  钱,是社会的产物。为市场注入利润,是任何个人或私人组织无法办到的,也不是靠技术进步或其他什么办法可以生产出来的。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想搞市场经济,就要有人为市场注入利润,就要有人来印钱。由政府组织下的全民平均印钱,是最公平、最稳健、最有效率的办法。没有源源不断的钱,市场经济就玩不下去,这是铁律!
  维持货币信用的基础是全社会的生产力,而不是美元、或黄金、或其他什么资产。有过剩的生产力(或生产要素),就有印钱的物质基础。面对出口需求的骤然垮塌,国内出现了大量过剩的生产力。这些生产力既然可以为美元服务,也当然可以为人民币服务,为中国人民服务。
  有些人不搞调查研究,说什么全民发钱,大家会把钱存起来。这种说法是没有理论依据的。经济学理论中本来就有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就是说,越是收入低的人,他们的收入用于花费的比例就越高。中国大多数人是穷人,他们有了钱,首先会满足眼前需求,然后才会储蓄,为未来打算。统计资料显示,广大农民是等米下锅、借钱消费,边际消费倾向大于100%,而很多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在90%以上。全民发钱,80%以上会立即转化为消费需求、转化为企业利润。

六、结束语

  全球资本主义将陷入“利润枯竭式”萧条,这是资本主义的制度的必然结果,也是目前全球资本主义货币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中国要想率先走出危机,就要尽早抛弃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向市场注入它最迫切需要的利润,而按人发钱是效率最高的利润注入途径,兼具效率和公平原则,花钱少、疗效高。政府的责任不是亲自上马取代市场,而是向市场注入利润。
  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的这架机器,是前所未有的精致完美,它具有无穷无尽生产力,它可以让全世界所有人过上好日子。但是,这架机器现在要熄火了,因为,它缺少了灵魂、缺少了燃料:利润——钱。
  全球资本主义梦寐以求的利润在哪里?

 

 

 

 

 

发件人:"Weidong Huang" <huangwd@ustc.edu.cn>  2008-11-20 19:45:3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2新文章from中科大黄卫东

4万亿应扩大内需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

安徽 中科大副教授 黄卫东

    摘要: 我国外汇年增加5千亿美元,实质是国内生产能力比消费能力大近4万亿,现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西方国家老百姓无美元消费中国商品了。中国的企业将要倒闭,工人将要失业。只有给老百姓增加4万亿收入购买这些过剩产能生产的商品才能解决。

    这个方案对资本家有利,与此前产品出口一样,卖掉商品获得4万亿人民币,不会因产品积压而倒闭。对国家有利,不用出口退税,增加税收。对普通劳动者有利,多获得了价值4万亿商品。唯一不利的是美国人,我们不再拿财富换美元白条了。 政府唯一需要做的是转变观念,应以民生(老百姓收入)为第一政绩。

    我国外汇储备2万亿美元,一部分是企业出口产品到国外得到美元,由中国银行用人民币换取,另一部分是国外资本家直接拿美元到中国银行换人民币,因此,国家是凭空增发14-16万亿人民币给资本家,国内没有任何对应的物质财富。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不是生产和出口这些产品换美元,而是将产品留在国内,通过提高普通工人工资将增发的人民币发给普通劳动者,使他们有钱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是不是更好?国内的消费市场也远比现在大得多,我们的经济发展也不会受国外市场影响。

    现在外销市场萎缩,外销产品积压,造成企业倒闭。我们应按上述思路,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从而大幅度提高普通老百姓收入,同时建立福利保障系统,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从而扩大内需,实现在国内消费原先用于出口换美元的商品。

    我国2007年外汇增加超过4600亿美元,2008年到9月外汇增加又超过4000亿美元,相当于国家外汇储备年增加量接近4万亿人民币,这实质上是拿物质财富换了相当于近4万亿人民币的美元白条放在手里。因此,我们建议一年里增加普通劳动者4万亿收入,让国内老百姓拿着新增4万亿收入去消费这些物质财富,而不是用这些物质财富换无法使用的美元白条(由于国内没有购买力,不能使用美元购买产品)。这相当于新增接近4万亿元人民币的市场容量,将彻底解决国内产品大量积压问题。建议的具体实施措施应包括:

    1 首先在城市大幅度提高低保标准,全国定在500元/月以上;全国总人数2400万,需要支出120亿/月,年支出1440亿。

    2 建议一年里分三次,每次增加最低工资20%以上,使一年后最低工资增加70%以上,全国工资收入等约为10万亿,其中低收入者假设占60%,则增加量不超过2.656万亿。

    3 扩大教育和医疗保障范围和质量,一年支出增加不会超过10000亿,只有建设这些保障措施,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才能使新增收入用于消费。

    4 建设平价房屋供应普通劳动者,杜绝少数人暴利,使普通劳动者能够消费得起房屋,使房地产业真正实现良性循环。从而使民工能够在城市定居,将农民转移到城市中。我们的城市房屋建造能力在每年6亿平方米,可每年安置4000万人,估计10年就可以解决农民转移到城市问题。由于城市居住密集,将减少住宅用地10%以上,从而使粮食生产更加有保障,同时减少交通、农村儿童教育等多方面问题。这方面,国家无需投入,只需学习新加坡,制定防止炒作房地产的政策。

    5 提高农村低保标准。 农村低保人数约3400万,年人均增加支出5000元,相当于年总共增加1700亿元。

    以上总计不超过4万亿人民币投入,实质是替代了出口商品换取美元,使这些商品销售给国内人民,最终这些人民币都同样到了资本家手里,但是物质财富留在了国内。实施前后唯一区别是国家银行在不实施此方案时增加的外汇储备变成了实施后实物财富留在了国内老百姓手里,而资本家和国家所得保持不变。国家通过银行增发人民币,通过银行贷款等形式,供应市场,解决货币短缺问题。

    这个建议利用现有系统,包括社保,最低工资制度。政府需要转变指导思想,从招商引资支持资本家角度转到支持老百姓。如果政府考核唯一标准是老百姓最低收入,共产党政府官员会做好此事。只要提高了老百姓收入,就增加了消费市场,资本家会千方百计投资赚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形容资本家追逐利润的贪婪时描述到:“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我们现在唯一欠缺的是政府官员和老百姓的思想认识。

    最近国务院决定投资4万亿进行基础建设增加内需。基础建设也是增加生产能力,虽然在建设阶段增加了就业和工资,但是,其形成的生产能力要大大超过其对收入和消费方面的贡献,在目前国内产能大于国内市场容量情况下,必然导致这些投资难以回收而产生更多银行坏帐,同时这些投入变成收入只占小部分,还有很多沉淀在高收入手里,必然不能解决国家产能过剩每年近4万亿元人民币问题。因此,在4万亿基础建设投资方案下,这些产能要么倒闭,要么出口增加美元储备。我们不能在已经积累了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基础上,继续拿物质财富换美元白条。随着美元发行数量不断增多,美元在不断贬值,美元指数从2001年7月6日的121.02到2008年3月7日的72.462,7年不到美元贬值了40%,我们在国外使用外汇投资,也是巨额亏损。继续增加外汇储备是十分错误的政策。我们更应该做的是逐步减少现有外汇储备。

 

 

发件人:"南雁 田" <tny0374@yahoo.com.cn>  2008-11-23 10:29:24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l标题: 中国的能源安全

2009年中国的能源安全

北京 田南雁

    简介:大国关糸中99%是政治,又牵扯到石油政治那就纯粹100%的政治。在地缘政治中,包括中日关糸,中俄关糸,中印关糸,中美关糸,都涂上石油色彩,中日关糸,中美关糸又关乎台湾问题。中国的要害在中国石油通道,石油战略储备,中国资源税,其次才是海外油源,石油期货等问题。石油关乎中国主权和利益。任何国家从历史上对于资源的争夺则放在首位,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力全部服从于它。

    2008年环太平洋所有国家将面对比当前更为严峻能源形势。中国是继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自2004年开始中国步入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据保守预测,到2010年和2020年,中国原油产供能力分别只能达到1.75亿吨和1.9亿吨,而同期石油需求为3.4亿吨和4.4亿吨,缺口为1.65亿吨和2.5亿吨。

    近期,随着国际油价100多美元排徊,中国获取海外石油的代价越来越大。制定新的石油能源发展战略是迫不及待的。中国由于长期缺乏石油战略的研究,比如石油通道问题,中俄石油管道问题、战略石油储备问题、海外油源渠道问题、参与石油期货市场问题等,吃亏不少。中国刚刚认识到石油安全战略的问题,但在高油价夹逼下,就现抓也晚了。2006年中国已做好中国能源局组建工作,专事中国能源战略管理及运行。国家发改委以2007年底组建了国家能源局。在三里河一区月坛南街38号国家发改委,一个大门两块牌子。

    中国在东海问题,南海问题政治空间,外交空间都很小,只能依托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些国有大公司的“海外军团”各显神通。中国三大石油公司近两年来已在不少地区表现得相当活跃,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巨头除了境内开采石油外,还通过各种方式从国际市场 “走出去”战略。中石油、中石化在2003年伊战后,也把手伸到美国后院,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厄瓜多尔,中国同海外油源的合作范围已扩展到中亚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东南亚印尼、缅甸,中东利比亚、伊朗、阿曼和美洲委内瑞拉,非洲尼日利亚,苏丹等地。中国和国外很多合作项目都采取“份额油”的方式,即中国在当地的石油建设项目中参股或投资,每年从该项目的石油产量中分取一定的份额。这样一来,中国拿到手的是实物,石油进口量不至于受价格波动太大。

中石油、中石化在非洲不惜冒着苏丹的动乱,安哥拉战火寻找石油资源,尼日利亚边境磨擦寻找石油。2005年,中石油在伊朗不怕美国的核控制压力来寻找天然气。中国目前在伊朗境内拥有3座大型油井,并架设了耗资700亿美元的伊中线,这是一条半地下型石油管道。将向中国南方油料短缺的地区提供天燃气,2,5亿立方提供30年。

    中国已向曾被美国视为最可靠的盟友--沙特阿拉伯,发出的最有争议的石油建议。近几年,北京一直在游说利雅得允许其有权使用这个世界最大的能源储量。作为回报,中国人已提出给予沙特人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将会获得的立足点,同时北京还把向利雅得提供武器作为“红包”,其中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拒绝出售的弹道导弹和其它硬件。

    中国作为一个能源消费巨人迅速出现在世界市场,中国迅速飙升的能源需求,正推动着亚太能源格局发生变化。“中国必须寻求海外供应,中国可以利用水电、核电或可再生能源,但现实是,中国将必须使用所有形式的能源,因为中国的能源需求实在太高了。” 如此庞大的进口量,在给世界石油运输带来巨大商机的同时,也给中国石油运输安全带来风险。

中日龙抱月

    中日问题象老人练太极推手。一场不宣而战石油战争,已经在两个大国——中国和日本爆发。

    中国由于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受困后,一个是中国钓鱼岛(据1982年估计当在737-1574亿桶,约占世界石油总储存量7%);另一个是中国南沙群岛和印尼的纳土纳群岛(占世界总储存量3%的石油和占世界总储存量50%的天然气)。2004年中国同日本的安大线和安纳线之争夺,为了争夺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大油田,中日已开展了数月的较量,完全依靠石油进口的日本,正在拚命地游说莫斯科将其2300英里的石油管道通向靠近日本的俄远东海岸。但已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的中国,在其经济迅速发展的关头,已将俄罗斯的石油视为其“能源安全”重要的一环,正为努力争取通向大庆的1400英里的石油管道。为石油管道的走向,两国都不惜倾国之力 。中国和日本争夺西伯利亚石油中,“安大”,“安纳”之争,便可看出明堂来,有钱就改道。在里海地区,欧洲人、俄罗斯人、中国人还有美国政府和各大石油公司,都正为能在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大油田分得一杯羹而展开激战。中日的石油之战已到了如此激烈的关头,乃至日本政府已提出承担50亿美元的管道费,并要投资70亿美元来发展西伯利亚的油田,同时还向俄罗斯“社会工程”拋出20亿美元的诱饵,有钱能使鬼推磨。日本如愿以偿获得俄罗斯的石油,那么可以肯定只有一点,北京与东京的关系将会跌至历史最低点。俄罗斯东西伯利亚每年可供出口的石油很难稳定超过4000万吨,日本想要5000万吨,中国原本需要3000万吨,这是双方的底线。粥就一碗,不够两个大肚子汉喝的。

    日本和伊朗谈判两年的一项20亿美元的石油开发协议由于美国的阻挠没有签成。对于拥有60亿桶原油的伊朗最大油田,日本视之为自己严重依赖进口石油的经济的重要能源来源,由于美国对伊朗盯得很死,日本总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它重功利,重权谋,会用奸,下阴招。

中俄难兄难弟

    中俄的战略伙伴关糸,从历史关糸上就象一对难兄难弟。里海石油管道是从阿塞拜疆的里海港口巴库经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再通往土耳其的黑海港口杰伊汉,全长1767公里。这条管道从酝酿到协议的签署,都有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积极参与。早在1994年9月,阿塞拜疆与西方国家签署第一个开发里海石油的“世纪合同”以后,为免受俄罗斯的制约,建设一条“西线”管道就被提上日程。 1999年11月,在伊斯坦布尔欧安组织峰会期间,土耳其、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三国总统正式签署巴库-杰伊汉管道协议,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参加了签字仪式。文件签署后,克林顿特别强调,这是美国外交的“巨大胜利”,给管道涂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2002年9月18日,该管道工程举行开工奠基仪式。由于资金准备不足,里海管道的开工日期一拖再拖,但在美国、英国的竭力推动之下,虽然开工和完工的时间推迟了5个月,但还是比预想的要顺利得多。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在开通仪式上颇为感慨:“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就没有巴库-杰伊汉管道。

    2007年5月,经历了筹款难题、开工延迟等波折的里海石油管道顺利开通,受到多方关注。管道经济上的价值显然弱于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作为里海地区第一条绕过俄罗斯直达地中海的新管道,它流向西方的可能不仅仅是石油。管道的开通仪式上,聚集了阿、格、土、哈四国总统和美国的能源部长以及30多个国家的代表,美国、法国、乌克兰、意大利、日本的领导人纷纷发来贺电。可见,管道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多国政治利益的裹狭。

    在管道建设期间,格鲁吉亚、乌克兰先后发生了“玫瑰革命”和“橙色革命”,2006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出现了政权更迭,独联体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这个地区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对俄罗斯的经济需要都有所降低。美国为保障管道的安全,将进一步加强与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等国的政治和军事合作,甚至谋求向这些国家派出军队,鼓励这些国家融入欧洲和北约。俄罗斯的“后院”由此将变得支离破碎。

    里海石油管道带来了新的压力。对中国来说,因为目前正在建设的中哈管线是双边合作项目,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而且在油源分散以后,中哈管道的供油量只能追求一个最低的保障。哈萨克斯坦仍然会采取“平衡”的政策,中国虽然不会有很大的损失,但里海石油管道已经建成,中哈石油管道的二期工程“阿塔苏-独山子”段到年底才能完工,下一步连接到里海的管道和供油量肯定受到影响。由于哈石油产量不可能达到同时满足若干个输油管道的需要,届时的竞争也会十分激烈。

    俄罗斯去年也学玩石油武器,影响周边国家的政治,俄罗斯里海石油资源的充余,国家财政迅速恢复。由于21世纪石油将基本被全部开采告謦(连居世界第一位沙特石油也只能够80年的开采量,它储量约362亿吨,占世界储量的25%),石油争夺战将很快地白热化。

中印龙象之争

    中印象道士耍武当剑。龙象之手伸向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这个被赤道横贯的南美洲小国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2006年10月,厄瓜多尔总统古铁瑞斯希望通过授权经营许可及签署合同来吸引价值达80亿美元的私人及海外石油投资。这使得两个经济高速发展面临能源瓶颈的发展中大国——中印,再一次为海外石油交手。

    两个经济高速发展面临能源瓶颈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印度,再一次成为海外石油争夺战的对手。 厄瓜多尔也引起中印在海外石油基地的龙象之争老对手。与此同时,印度的国有能源公司也在部分地区表现异常活跃。龙象遭遇麻烦相同,都是工业缺血症,他们饥饿的无以果腹。美林证券新加坡能源分析师阿德里安.罗指出,中印在国际能源收购市场的遭遇战,很明显,与这两个国家的“国情”有着直接关系,“两个国家都是原油净进口国,他们都不得不去想方设法获得外国能源储备。”

    2006年9月15日加拿大能源公司已在9月14日宣布将位于厄瓜多尔的石油与天然气资产,以14.2亿美元出售给中国石油产业的合资公司,2006年10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41.8亿美元击败印度公司,成功竞购哈萨克斯坦石油产业后,印度国有能源公司的第二次败北。当今世界两个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和印度,正在全球掀起一场能源争夺战,尽管印度能源公司一个月内两次在能源争夺战中败给中国公司,但所有的能源专家认为这场能源争夺战才刚刚开始。

中美龙虎斗

    中美象俩和尚打少林拳。《华盛顿邮报》登过一篇《中国最近的‘威胁’》,把明火引向中国。(2005年6月27日)塞巴斯蒂安马勒比这样比喻:“中国仿佛成为了一个多才多艺的纵火犯,在本来相互独立的火苗上又浇了一桶油,使火焰燎原成了一片熊熊的地狱之火。”

    中国刚刚进入全球能源市场的新手,中国已背了不少恶名,“大肚汉”,“纵火犯”,中国寻求油源之际,就得必须与美国石油政策正面冲突。中国没有战略石油储备,中国在石油问题上依赖中东就是依赖美国。美国可以用石油作为武器制裁和封锁中国,而中国却很难实行反封锁。相反,如果中美互换角色,中国拥有石油运输线上压倒一切的军事优势的话,会把美国决策人逼得“佛跳墙”呢!

    美国的战略重点从1998年就移到亚洲来的原因,亚洲军备从1999年也一路走高。美国的石油政治体现了美国遏制战略威慑作用。石油禁运将是两国的冲突焦点,一旦宣布石油禁运那就意味着开战,其后果包括可能的核对峙。就“石油政治”根本所在:美国人有一种独特的政治心态。美国正在把油价当作经济武器用来对付中国。 中国每天需要300万桶进口石油,主要从波斯湾进口。中国是美国谋求全球霸地位的主要竞争对手,于是美国企图给迅猛发展的对手下“石油绊索”, 历史上美国利用石油武器制裁过很多国家,二战期间30年代控制石油拖垮日本和德国;上世纪40-50年代曾把欧洲绑在的“马歇尔计划”的战车上;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利用自己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增加油产量,打压国际石油价格,让前苏联减少大笔外汇收入,间接拖垮了苏东地区的经济休克解体。美国用石油武器,当低油价能保护美国利益就采用低油价,当高油价能保护美国利益就采用高油价。

    在非洲的尼日利亚、喀麦隆、乍得等国,美国正筹在建非洲司令部,其主要目标是保护美国人有权使用这里的油田,同时也拒绝中国和其它饥渴的大国介入。美国害怕中国咄咄逼人地在海外购买一个公司或是油田,保证石油流到自己的国家而不是流向中国。

    中国在石油问题上面临的难题是:在石油问题上依赖中东就是依赖美国。美国可以用石油作为武器制裁和封锁中国,而中国却很难实行反制裁,反封锁。中美象俩和尚打少林拳,一寸长一寸强,美国控制了石油,也控制全世界海上石油运输通道。建立了世界最大的石油战略储备,也控制石油金融期货和投机炒作。美国以石油为武器,美元贬值,威逼人民币升值,大量热钱进中国,热炒地产推高房价。推高金价和有色金属,使中国发动机熄火,次货危机会使美国金融危机暴发,全世界的大萧条即将到来。美国经济已步入衰退期,非得把世界拖进经济萧条的死胡同!石油价格上涨就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的一种手段而已。

    中国石油通道——2004年,中国对外石油依存度以达到50%——60%。按国际惯例对外依存度超过50%,就应该有自已远洋海军提供护航。而中国建国近60年,中国没有远洋海军提供的海上通道安全。对外石油依存度的提高就意味着中国石油安全的脆弱性在增长,美中关系如果朝消极方向发展,中国需要为自已担负海上护航的责任。

    中国石油通道危胁越来越大。中国进口原油主要依靠大型油轮运输,油源地为中东、非洲、美洲、东南亚等。但中国并没有建立足够规模的油轮运输“国家队”,两大石油进口商——中石油和中石化也没有自己控制的油轮船队。严重依赖国外油轮,90%以上竟然依靠国外油轮运输,而中国远洋总公司承运仅占海上石油进口运输的一成,特别是在中东东行和西非东行航线上,中国船东所承运的份额更少。而这两条航线所在地区局势一直不太稳定,却又恰恰是中国原油进口的主要航道;很显然,在目前进口石油通道单一的情况下,一旦遇到战争、外交争端和其它不可抗拒的因素,中国石油通道极易受制于人,对能源安全极为不利。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马六甲,台湾海峡,起码这四个卡口,都可以给中国石油通道造成威胁。

    马六甲海峡历来是咽喉要路,海峡最窄处仅为1.5英里,而且小港湾密布。马六甲承担着全球约50%的石油运输重任,目前中国进口原油的80%左右都通过此地。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约有5万只船舶通行这里。如果中东到东亚的船只不经此地而绕行则要起码多花好几天时间,且必然使原油价格、运输费用以及船险费随之上涨。而有迹象表明,恐怖主义分子似乎对此处感兴趣了,据国际海事局资料显示,2003年起每年在马六甲海峡发生过20起——30起海盗事件。美国近期也借此扬言要驻军这里。因此,中国对马六甲安全问题的担忧越来越突出。

    中国石油战略储备——中国的能源储备体系建设还相对滞后。以石油储备为例,能源基金会杨富强说:目前美国的石油储备可供使用150多天,日本则多达160天,目前美、日、德、法的石油储备量分别相当于其158天、169天、117天和96天的石油消费量。中国没有战略石油储备,目前还仅仅是筹建阶段,即使建成,中国石油储备才21天,计划2010年才刚刚达到35天,储备石油35天的进口量,就连应付台海冲突也不够。笔者认为,这意味着在国际石油链条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候,中国的能源安全将非常脆弱。

    国家发改委于2003年底组建了国家石油储备办公室, 2004年,中国战略石油储备计划正式启动,国务院拨出60亿专款在辽宁大连、山东黄岛、浙江镇海、舟山港建设4个石油储备基地,设计储备30天的进口量,相当于1000万吨。其中镇海基地已经建设52座储罐,储备520万立方米石油。黄岛基地规模为320万立方米,建设32台单罐容积为10万立方米的外浮顶原油罐,计划2006年12月31日前完成一期工程。其它基地在2007年左右完成建设。计划将中国石油储备提高到60天左右。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当建立国家和地方储油基金,支付购油,以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维修费用。最后形成以国家储备为主(70%),地方和商业储油分别占15%的格局。

    提高资源税——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说。“资源税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资源管理手段,而不能够体现资源的真正价值。” 我国的资源税应对国际市场反应太慢。我国现行资源税基本规范是1993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资源税暂行条例》,覆盖范围较小,只涉及原油、天然气、黑色金属矿原矿和盐等7个税目,属于矿藏资源占用税性质。

    2005年6月1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宣布提高河南、安徽等8省市的煤炭资源税标准。8月中旬,两部委又联合发文,调整油田企业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税额标准。目前,进一步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正在酝酿之中。发改委应扩大对特钢、钛、铝合金、铟、钼、钨、稀土等战略资源应设专一税种,并限制出口。

    日本人历史上就深深地认识到资源的紧要,从几十年前就从中国山西进口大量的煤炭填海造地,并至今仍然继续从煤炭,有色金属、稀土方面的储存。大国关糸中99%是政治,再加上石油政治那就纯粹100%的政治。在地缘政治中,包括中日关糸,中俄关糸,中印关糸,中美关糸,都涂上石油色彩,中日关糸,中美关糸又关乎台湾问题。中国的要害在中国石油通道,石油战略储备,中国资源税,其次才是海外油源,石油期货等问题。所以石油关乎中国主权和利益。任何国家从历史上对于资源的争夺则放在首位,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力量服从于它。

    100025 北京朝阳区甘露园南里1区7楼1509号,田南雁手机 13681023595。

 

 

发件人:"tian" <tianzhongguo@gmail.com>  2008-11-28 18:02:21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田忠国

中国经济要警惕灾难性的崩溃

----本文摘自本人作“中国经济学背后的思想文化批判”

山东枣庄  田忠国

2008年11月28日星期五

    中国经济要警惕灾难性的崩溃,因为,中国经济危机原因是消费能力问题,也就是说,由于民众没有消费能力导致的生产过剩。现在采取大幅度刺激生产的措施,必将导致中国经济的全面崩溃,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乃至政治上的灭顶之灾。因为,越生产就越过剩,直到生产费用耗尽国家所有的积蓄,摧毁整个经济闭环系统。到那时,即是整个国家的巨大灾难,也是中小企业主的巨大灾难,更是全体民众的巨大灾难。

    此时,正确的做法是,给百姓平均发钱,实施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免费住房。脑残的经济学家一定认为我不懂经济,其实,经济就是一个完整的由消费领头到、生产的循环往复的闭环系统,任何一个链节打断,都是经济领域的一场巨大灾难。但其扩张效应,或者叫蝴蝶效应,就不是个经济领域的问题了。一个国家的经济,不是个钱的问题,因为钱只是起到经济循环往复闭环系统的流通作用,如果采取投资式膨胀拉动经济增长,只会因投资式膨胀涌堵引暴整个国家。

    王强先生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建立国民权益基金,所有国有企业的分红都进入这个基金,给全国人民分红。因为国企是属于全民的。现在政府把国企赚的钱都拿跑了,却不给百姓干事,相当于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把股东的利润贪污了,这是严重的犯罪。但是在中国却很正常,没有人觉得不对。”对他的观点,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态度上,我多不赞同,但对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特录于此。当然,这还是治标不治本,而标本兼治的方法,还是从经济制度上做起。

 

 

标题: 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__www.mzcy.cn(20081123) 发改委称将新增100万吨国储棉临时收储计划 遏制棉价下跌
发改委称将新增100万吨国储棉临时收储计划 遏制棉价下跌

新增100万吨国储棉临时收储计划以遏制棉价下跌

2008年 11月 20日

    路透北京11月19日电---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周三称,在10月下旬收储新疆棉22万吨後,又增加了100万吨国家储备棉临时收储计划,以减缓棉花购销价格的下跌.

    发改委发布的10月份棉花市场月报称,10月份受纺织企业资金紧张、出口不畅等因素影响,中国国内棉花购销价格继续下跌.新增加100万吨收储已于10月29日开始实施.

    "在现有收储计划完成三分之二後,如果市场棉价继续下跌,将研究进一步增加临时收储数量,"报告称.

    报告并显示,受纺织出口不畅和滑准税进口成本较高影响,10月棉花进口同比减少29.8%至9.6万吨.

    同时,10月纺织生产出口增速继续放缓.10月全国纱产量186.1万吨,同比增长6.3%,增幅同比下降6.2个百分点;同期纺织品服装出口167.5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增幅同比下降8.1个百分点.

    2008棉花年度(2008年9月-2009年8月)以来,受国际市场棉价大幅下跌和国内纺织发展困难等因素影响,中国国内棉花购销价格持续下跌.

    国家发改委经贸司副司长马占平此前称,中国即将迎来今年的棉花大丰收,预计总产量将维持去年800万吨的记录高位,但短缺态势仍料将持续,这亦预示在纺织品出口下滑态势下,中国仍将进口棉花.
 

 

发件人: "Chen Yun" <chenyun@ecogreen.com.cn> 收件人: <zdjun@163bj.com> 抄送: <zdjun@263.net> 日 期: 2008-11-24 15:15 主 题: Fw: 陈云 附 件: 对内讲仁,对外讲利_20081117.doc (20.5KB) 敢问马英九_20081117.doc (29KB)

    对内讲仁对外讲利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则之一。“仁者,爱人也”。为什么要爱人、仁人呢?因为我们中国人认为:人是性善的,所以值得爱,值得仁。然而,这只是中国人一厢情愿的伦理。西方人不吃这一套。他们认为:人一出世就有罪,人是性恶的。您跟一个认为“人性恶”的人讲仁,不是在对牛弹琴吗?在1840年以前,中国唯一的外来威胁是仍处于游牧状态的北方部落以及只会杀人放火的日本倭寇。但在1840年以后,我们的主要外来威胁,则是一大群已经开化了的、只讲利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仁的“狼”。 在这样的群“狼”面前,如果我们对它们只讲仁,不讲利,岂不成了东郭先生?

    在西方人眼里,没有不讲利的人。如果一个人整天讲仁、讲德,就是不讲利,那这个人绝对不可信,因为他很可能隐藏着某种巨大的阴谋。英国的丘吉尔讲白了: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在今天,这些资本主义的老手们哪个不讲利?他们不讲利,就不是资本主义了。因此,对他们,我们不能讲仁,况且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仁,即使知道,也不会接受。因此,在21世纪,中国的对外关系,应该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对内讲仁,对外讲利。只有取得丰富的物质,才可以更好地给自己的人民以仁。 (《中国复兴》第三篇中的一节)
 

敢问马英九,谁为台湾的巨额债务埋单?

广州 陈云

    在两岸问题上,有一个问题相当严重,但又总是有意无意地被遮掩得严严密密。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这个问题是:台湾的债务惊人。

今天的台湾到底有多少债务呢?

    第一笔是迫在眉睫的现金债:2007年10月5日时任台湾“审计长”林庆隆先生在“立法院”透露:截止到2007年10月台湾公开的政府债务增至41953亿元新台币(约合1290亿美元);今后,台湾将不得不“以债养债”。在我们的印象中,台湾不是很有钱的吗?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债务?1987年,台湾公开的政府债务只有883亿新台币,1997年是13843亿新台币,2007年就增到4多兆亿啦? 这还是可公开的、不得不要按期偿还的债务,而实际的债务是多少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个大概的数:2008年6月4日,现任台湾“主计长”石素梅在“立法院”透露“政府目前的或有负债规模达12万亿至13万亿元”(大约为3600亿美元和3900亿美元)。 如果这是真的,那台湾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了,因为它的债务远远大于它可兑现的资产。现在的问题是:今后十年后,台湾的债务会不会继续膨胀呢?

    几乎可以肯定,今后十年,台湾的债务还会继续膨胀。马英九上台后,台湾各地随即向马英九伸手要钱,要其兑现承诺。估计这一轮至少也要额外支出一千多亿美元。如果加上原有的债务利息,到2018年,台湾的债务很可能是目前的数倍。

    有人说:台湾有2700多亿的美元储备,不怕。但不要忘记,台湾自己发行货币。要发行货币就必须备有担保,否则就是民国政府的“金元券”。基于目前台湾可用来担保的东西极少,这一外汇储备绝对不能动。如果动了,新台币会随即跳水,台湾人的财产随时会被国际大鳄们疯狂地吞噬。

    有人说:台湾的出口一直大于进口,不怕。2006年,台湾粮食食品矿物(包括能源)的进口额是358亿美元(2008年估计会超过450亿美元),占总进口的20%。这几项进口与别的进口不同,它们是必须的,而且是一次性消费。为了满足这几项的最基本进口需求,台湾人必须保证每年有大约1665亿美元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假定当年台湾制造业产品增加值率为21.5%)。然而,目前台湾制造业的实际出口能力也就是在1600-1800亿美元之间。可见,台湾目前的贸易能力仅仅够过日子罢了。

    有人说:台湾有土地,大不了,我把地卖了,用来还债。台湾的土地是可以随便卖的吗?即使可以卖,能卖的,还剩下多少?台湾岛内的人口密度高得吓人。2006年,每平方公里632人,平均一块仅足球场草坪大小的地方就要养活4.5个人(如果把中部的高山区扣除掉,则要养活12个人)。这些人的食饭、住房、工作、活动、使用等全包在里面。像这样的一种生态压力,如果没有外来资源的支持,岛内会闹翻天。

    目前的台湾经济到底有没有偿还能力?答案同样令人悲观。最近几年,台湾所谓的经济增长,几乎全是服务业自我膨胀的结果,这是虚的。1996年,制造业、农业和矿业三项的总产值是837亿美元;2000年是840亿美元;2006年是828亿美元。这么小,这么痿缩的一个经济生成量,怎么可能支撑2300万高欲望的人口?难怪目前台湾有十分之一的劳动人口在大陆赚钱。

    几年前,台湾的“经营之神”王永庆先生曾经讲过:没有了制造业,台湾下一代人会没饭吃。很不幸,台湾的制造业正在快速没落。在2006年台湾制造业产值仅为761亿美元,规模很小。1998年,台湾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还有24.8%,到2005年,急跌到21.4%,2006年第二季度,更跌到吓人的19.5% ,比欧洲的瑞士还低三个百分点。如此滑落下去,台湾真的无得救了。

    有台湾的朋友说:台湾的制造业很高档,效率很高。别以为别人都是傻瓜。拿别人的汽车配件装配出一辆跑车,就到处炫耀自己能制造高档汽车?这一招十年前还灵,现在却老土。 根据台北《中华民国经济年鉴》的数据,1996年,台湾制造业增加值率为31%,2000年是28%,在2005年,该年鉴在最后关头突然删除相关数据,但从台湾“主计处”公布的月报中仍然可以看到,2006年台湾制造业增加值率下降到21.5%,跟印度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台湾经济再不转型,就真的可能患上“白血病”。事实上,今天的台湾已经具备“白血病”发病前的一切病症了。

    台湾的第二笔债务是历史债:从1950年至1964年,美国给了台湾36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如果按年息7%计算,到2008年,大约为1314亿美元。从1947年至1949年,美国为了支持蒋介石集团打内战,给了35亿美元。到2008年,约为2028亿美元。仅这两笔,就有3342亿美元。对于这么大一笔钱,没有一个资本家会视而不见。从1947年到2008年,美国人从台湾人那里得到什么回报呢?除出售军火的收益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从1949年到2007年,笔者估计台湾人用现金购买美国的军火最多只有700亿美元。美国人还远远未回本呢。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人还会继续向台湾人“逼债”。越是美国经济不景气,向台湾人下手的力度就越大。在目前架构下,除非台湾有第二条向美国清偿现金债务的管道,否则,“强迫”台湾人购买美国军火的事情肯定会层出不穷、没完没了。

    新上任的马英九其实很聪明。他当然明白美国人在台湾有深深的“攸关利益”。因此,马英九一上台,就立即表示要重建“台美”互信。欠债人当然要向债主表忠心。但对台湾岛内的人民,马英九却不敢把真相讲出来。他绝对不能用支付现金的方式去清偿“债务”,但可以用高价购买军火的隐形方式向美国偿还债务。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继续找借口维持或挑起对大陆的敌意,或者对日本的敌意,等等。

然而,这还不是马英九最头痛的。目前马英九最头痛的是:怎么在短期内兑现振兴台湾经济的承诺。要知道,台湾的选民可不像美国人,他们不能等,他们需要马上改变目前的困境,他们不希望一出世就要分摊几万美元的军火债务,等等。然而,面对一个“周身债”的“白血病”患者,马英九拿什么去“拼经济,救台湾”?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台湾所欠的第三笔债务是欠大陆人民的道义债:1948年至1950年间,蒋介石集团把属于全体中国人的中国国库及官僚资本全部搬到了台湾,其确切金额是多少,笔者无法查核,但估计不会少于30亿美元。假定年息为7%,到2008年,就等于1623亿美元。这是一笔不少的数。如果把这笔额外的钱集中投资到任何一个省,即可实现现代化。实际上,蒋介石集团拿这笔钱,在1953年完成了台湾的土地改革,并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建立一定规模的现代工业。自1978年以来,大陆开放改革,台湾产品可以随意销往大陆,但台湾当局对大陆的产品却层层设限,极力阻挠。通过不平等贸易,台湾从大陆攫取了巨额贸易利益。在2003年,有一份台湾的杂志做了一个统计,从1991年到2003年,台湾对大陆的出口总额是2562亿美元,但从大陆进口的仅有549亿美元。高达2000亿美元的贸易红利养肥了台湾人。最近几年,台湾对大陆的贸易盈余大得惊人,2008年估计会高达1000亿美元。假定2008年台湾制造业增加值率维持在21.5%, 即表示每年台湾人从对大陆的不平等贸易中赚取了至少215亿美元的纯利。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大陆经济的确在崛起,但这种崛起是靠13亿大陆人的勤劳和汗水造就的。看看今天大陆广大农民工人微薄的收入,就可知道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在这种状态下,台湾人不去主动地偿还全体中国人的国库,反而拼命地抽取大陆人民的血汗,实为不义。

    有一点长期困扰着笔者:台湾人拿了那么多钱,美国人又给了不少,怎么都给败光了,还欠下另外的几千亿美元的“政府债务”?实在弄不明白。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台湾不尽快找到新的“金主”,实行“以债养债”,台湾经济将步履维艰,甚至大幅倒退。

    马英九上台伊始,就祭出“扩大内需”、“大建设”的等激动人心的旗帜。然而,在能源农产品等大幅涨价、人人额外背负几万美元政府债务的环境下,能“扩大内需”么?大规模基础建设的确能刺激经济增长,但由此增加的债务又由谁来承担呢? 如果没有人去承担,那么,这些建设项目就会演成的“白细胞”,反过来加重台湾负担。 可见,债务是目前“拼经济,救台湾”的症结之一。

谁为台湾的巨额债务埋单呢?

    笔者最希望台湾人能自己为自己的债务埋单。欠债还钱,是一件天经地义之事。谁挥霍了,谁就负责还钱。可现在的问题是:目前或今后的台湾人有能力还债吗?笔者的答案十分悲观。如果没有大陆同胞们的帮助,台湾人能维持现状就已经不错了。在过去的100年时间里,台湾的人口大约每35年就翻一番。1905年是312万,1940年是606万,1975年是1615万。到2006年,猛增到2283万。人总要食饭。2004年,台湾的稻米产量只有117万吨,平均每人每天分不到3两,连肚子都填不饱。为了养活严重过剩的人口,台湾必须大量进口粮食,并通过制造业赚取外汇,而不是靠服务业(除非台湾自己改变其经济属性)。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1996年,台湾服务业的比重是65%,2000年是69%,2006年,升到73.4%,居然超过了今天的日本。可见,台湾基本丧失了“奥步”的正常空间了。

    日本人能为台湾的巨额债务埋单?不太可能。过去几十年,日本对台贸易几乎全是顺差。 日本人不想,也不可能给予台湾人多少帮助。美国人能为台湾的巨额债务埋单?更不可能,它不出来逼债,就不错了。

    能为台湾的巨额债务埋单的,很可能就是那个正在复兴的大陆。关于这一点,聪明的马英九也看到了。致使他急于恢复“两会谈判”,急于确定“直航”,急于吸引“大陆游客来台观光”。尽管台湾岛内仍有不少的政治家唱高调,但他们心里都明白:目前能“救台湾”的,只有海峡对岸那个强大的大陆。没有大陆的支持,“拼经济”是一句空话。

    要想得到大陆人民的支持,台湾人就得至少满足如下几项条件,其中之一是:明确承认:我是中国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承认我是中国人者,不可与之为谋。其中之二是:除非获得大陆人民的同意,不能购买军火。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喜欢出钱武装别人打自己。其中之三是:接受中国人的价值观,绝不能助纣为虐,向大陆人输出“西方病毒”,等。

    (陈云,《中国复兴》、《超越台湾——粤台经济比较》作者)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08-11-27 13:41:5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某证券专业人士近期对珠三角第一手考察记录(非常真实!)

珠三角考察记录

某证券专业人士

经济在预期中加速下滑,“倒闭潮”席卷着出口前沿珠三角地区,为了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前段时间我和朋友再一次对东莞、广州和深圳进行了实地考察。现将考察的一些情况记录如下。

东莞情况

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我们去东莞的时候经济情况就开始转差了:劳动力成本、租金成本上升使得很多企业开始向内地迁移,工厂倒闭增加;制鞋、玩具出口开始受到冲击,接单开始减少;社会治安开始转差,群众性事件增多(企业倒闭,工人拿不到工资,冲击工厂),警察工作负荷增加(我的警察朋友去年到今年利用周末来深圳3次,2次就因为突发性事件被紧急召回);房价于去年10-11月份止升转跌,幅度不比深圳小。

这次我们约了地方镇政府官员、毛纺厂老板、家具城老板、警察等人进行了交谈,情况是非常的糟糕。

流动人口减少

根据镇政府官员的介绍,大量的工厂倒闭和裁员已经使得东莞的流动人口少了很多,大量的民工已经返乡,据他们预计,可能少了20%左右的人(这点从傍晚街道两边的人群可以感觉到,比我们以前看到的明显要少)。流动人口的减少直接冲击着餐饮、零售、出租屋等生意,现在除了像海南黑三羊等味道独特的餐馆生意火爆外,大部分餐馆都不像去年那样要排队等位了;超市小卖部的生意少了很多,不少也已经关门了;出租屋的空置率大幅上升,房租价格大幅下跌,一套50-60平方米2房1厅的房子月租金目前大约是300-350元,前年去年价格在500元以上。

工厂倒闭

倒闭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鞋、玩具、纺织服装等出口型行业,他们预计可能占全部企业数量的1/3-1/4左右。根据当地最大的毛纺厂老板介绍造成倒闭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是接不到订单,现在国外订单不断减少,中小企业接单难度越来越大,很多订单是提前一年下的,今年的成交数据的情况反映的是去年的订单情况,情况还不会太差,而从今年下半年尤其是广交会的订单急剧下滑来看,明年的出口情况会比今年恶劣很多,预计制鞋、玩具、纺织服装出口数量会下降超过15%;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并没有降下来,毛纺厂工人非常辛苦,每天需要站立工作,目前月工资超过3000元,电子厂、玩具厂等员工工资也都在1200-1500元左右,比2006年高出了很多,虽然目前形成了大量的失业,但是目前工人宁可回家找工(我从家乡长沙了解的情况是,目前工资水平也是非常高,以建筑工人为例,现在日工资是100元左右,包吃住、中午有休息、晚上6点准时收工,不过现在施工项目也开始减少,很多人也开始返乡)或者是待业也不愿意降低工作目标,预计还要等到失业的进一步加剧工资才会降下来;制鞋、玩具、纺织服装等行业向印尼、缅甸、越南等地转移非常厉害,虽然这些地区面临工会力量强大、局势不稳定等不利因素,但是国家和地区劳动力成本比我们低50%以上,汇率又大幅贬值,使得向这些国家转移远比在东莞甚至内地大部分地区有利可图(大约从前年开始,陆续很多东莞的企业在内地湖南、江西、四川等地设立工厂,从东莞这边接单,在内地生产,再把货物从内地运到东莞出口,由此也形成了很多专门从事运输的物流企业,如今订单不再,内地很多厂也停了,物流公司倒闭一大片)。我们访谈的毛纺公司作为大型企业,现在也非常困难,今年勉强能够做到盈亏平衡,根据近期的订单数量和价格来看,明年肯定是亏损,他们也被迫解聘了几百名工人。

目前倒闭的很多企业是港资和台资企业,工厂老板采取携款“跑路”的方式来关闭企业,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离境到了香港或者台湾后给工厂的管理者打电话说,“我走了,剩下的问题你们解决”,然后就换掉电话,再也见不到人了。接下来就是工人索取工资、供应商追货款、银行追贷款、海关追关税的混乱过程,哄抢暴力的场面时有发生。

工厂倒闭后,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采取了保障工人工资的做法。目前东莞的做法是要厂房的房东来承担倒闭企业所欠工资,如果房东无法承担,就没收其土地和厂房拍卖发工资,剩余部分再有政府来出。这种非市场的做法大大损伤了房东的利益,他们得为承租厂是否倒闭而担忧,相当于额外给承租厂担保,扭曲了经济效率。所以现在很多房东根本不愿意出租物业,不然就收很高的抵押品,实际上就跟银行紧缩信贷一样,这种政策使得本来不稳定的企业,经营未来会更加艰难。

由于房东的补偿能力有限,实际上大部分的欠薪是由各镇政府在出,这种财政的压力非常巨大。合俊玩具厂的倒闭就使得樟木头镇政府出了2400万,几乎把它一年的财政盈余给耗光了。随着出口形势的加速恶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倒闭,政府需要堵的窟窿越来越大,而经济形式不好已经使得政府的税收和卖地收入大幅减少了,所以我们预期政府的这种做法最终将被迫放弃(实际上目前政府偿付的也主要是规模较大的工厂倒闭员工的工资,对于小厂的倒闭,由于员工行不成谈判能力,往往就被迫疏散了)。

由于工厂的倒闭不断增加,厂房闲置的情况也不断上升,公路两旁闲置的厂房成片成片,很多打出“低价招租”的广告牌。租金价格也出现了很大的下降,去年高峰时每月每平方米10元左右的价格下降到目前的7-8元,下降幅度20%-30%(我们从深圳关外龙华了解的情况也是一样,以前的龙华厂房没有空置的,但现在任意一条路上就可以看到不下10条的招租广告,整栋包租的价格从2007年10月前的14元/平以上下跌到目前的10元/平以下)。

与制鞋、玩具、纺织服装大量倒闭相对应的是电子厂目前倒闭得比较少,主要还只是裁员。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电子厂固定资产投资比较大,老板直接跑路损失很大;缅甸、越南等地的电子行业配套尚未完成,产业转移的范围还不大。具体的情况我们下次去电子重镇清溪作进一步了解。

治安恶化

治安混乱一直是东莞头痛的问题,随着工厂的倒闭和失业人口的增加,社会上闲散人员也越来越多,为了生存,很多就铤而走险,因此治安压力越来越大了,治安状况也不断恶化。警察朋友介绍,今年他们辖区的立案率比去年上升了100%以上,他们每天都在忙着处理各种案件,几乎天天都要加班,即使周末假期也不能离开,随时可能要回来处理突发事件。

目前东莞正在进行禁摩行动,造成警民的矛盾特别大,抗法行为时有发生。虽然摩托车具有不安全性和容易导致抢劫的特点,但是东莞各镇地域跨多大,摩托车确实是符合东莞当前发展规模的重要运输工具,强行禁止对其经济也会有不小的影响(很多靠摩托车运输货物的小商贩被迫停止经营)。禁摩对治安的改善有些作用,但是也导致了开车抢劫的增加,其恶劣程度比摩托抢劫更严重,通常是将人从路边直接拉到车上,洗劫一空后扔下去。

海关情况

我们黄埔海关和龙岗海关的朋友就进出口等情况进行了沟通,主要的情况如下。出口企业倒闭非常严重,追缴所欠关税非常困难。下半年来黄埔海关每天接到申请停止出口的企业每天达到20-30家,是去年的好几倍;龙岗海关监控的出口企业数量从去年年中的5500家减少到目前的3500家,减少了2000家。由于来料加工企业进口材料需要补缴关税或者退货,海关接到工厂的申请停止出口的报警后,海关立即携带枪支去查封工厂追缴税款,不过通常是要么就是工厂早已被工人、供货商哄抢一空(原材料被抢走,机器设备被搬走、严重的情况连厂房都被拆了),要么就是工人、供应商等将工厂团团围住,看谁抢得快,供货商往往还雇佣武警、部队人员去抢货,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海关即使带枪封厂也不一定能追回多少(海关朋友给我们描述的情况是,海关人员带枪去封厂时往往对人群喊:“不许动”,结果下面持枪的武警或者部队把枪对准他们,说“你们也不许动”)。

重要出口产品数量已经下降。从黄埔海关今年前9个月出口的鞋帽、玩具数量已经出现下降,幅度大约在5%左右,从金额上看并没有明显下降,主要是美元贬值的因素,按照美元口径没有下降;从来料加工企业的订单和进口原材料来看,今年9月份以来恶化的非常严重,预计明年的出口情况将非常差,黄埔海关出口金额不排除出现负增长的可能;目前出口冲击最严重的鞋帽、玩具和服装,占出口一半以上的机电产品下滑也开始出现,大规模恶化预计在明年上半年出现。

关税征缴力度很难得到提升。近几年关税的大幅提升与出口形势大好分不开,但也与海关加大征缴力度和缉私力度分不开,并且随着关税的降低,走私情况也在减少,因此,从征缴力度上提高关税的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在深圳、东莞等进出口大关,征税效率已经是非常高了。从这点我们也可以延伸到除关税外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的征收,过去几年的高速增长除去经济增长的本身原因,税收征缴力度加强应该也贡献了很大一部分,继续增加的难度应该越来越大,这样看来在未来经济下滑的情况下,税收的增长更加值得担忧了。

海关朋友也和我们讲述了收入下降的情况。海关开始降薪,基层海关下降幅度10%-20%,省级机关下降了20-30%,当然这些都是以福利形势发放的工资,下降这应该与关税收入增长放缓直接有关;至于灰色收入,他们都笑叹海关现在已经管得非常严,谁出事谁负责,现在都已经成了清水衙门了。

关于公务员减薪的情况从其他渠道也获得一些,原来公务员也是周期性行业,这点衷心佩服我们的政府机关部门。东莞警察的收入水平连续几年出现下降;北京银监会工资下降约20-30%,降为与普通公务员一样;上海银监会公务员工资幅度下降超过40%。

零售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零售数据的增长近期大幅放缓,现实中的零售情况更为严重。某家电连锁企业广州区经理一直是我们调研的对象,去年5月和11月我们对他进行了2次调研,这次我们又对他进行了回访。

去年5月时的销售情况非常好:五一广州地区(指除深圳外的广东地区)销售增长150%,销售收入从去年的1.1亿增加到今年的2.6亿;2007年,公司对于成熟单店的目标是销售收入增长30%,从广州的情况看,实现起来难度并不大;广州地区2006年底有21家店,今年计划开到50家;多渠道销售部大约2005年开始运作,当年实现几个亿的销售,2006实15亿的销售,2007年目标是翻番。

去年11月的情况仍然很不错,但已经没有前期那么乐观了:国庆期间广州地区同比销售增长约50%;预计房地产商的精装修占家电销售比例超过20%,楼盘成交量放缓将对家电销售构成冲击。

今年我们调研的情况则显得悲观了。十一期间广州增长约20%,都是由新店贡献,老店同店零增长;今年广州地区销售目标是40亿,比去年增长约30%,到10月底销售情况约为32亿,后2个月淡季预计实现销售目标非常难,其中空调销售同比下降;为了实现销售目标,各分公司往往会与厂商通过“走货”形式来完成(厂商和家电连锁都达到各自的销售目标,实现“双赢”,厂商走货需要给家电连锁大约1.5%的费用),以往年度销售目标容易达到,走货金额占销售收入大约6-7%,今年的销售难度很大,预计走货量会达到10%-15%,这也将拉低公司的毛利率;房地产成交量大幅下降对家电销售构成很大冲击,今年广州团购部面对房地产商销售仅600多万元,只有去年全年金额是3000多万元的2成左右。

东莞家具城的老板(寮步镇最大的家具城)也向我们反应了经营的困境,他的家具城开了6年了,今年的经营情况是最差的,由于新房销售下降和装修减少,他的店今年销售减少了约30%,现在积压的存货无法处理;广州天河北格力专卖店今年销售也出现了下滑,大家都在为工程单竭力竞争,主要原因也还是新房销售下降了。

我们和深圳吉之岛的朋友也进行了沟通,她们店今年的销售情况将低于去年,她所在的玩具公仔部门的销售预计比去年下降15-20%左右;在这边开腊肉店的朋友也反应了他们的生意艰难,销量下降不是问题,关键是肉价一直下降,根本不敢屯货,稍微多存了点货就得赔钱(多么简单的道理,与目前的钢铁、有色、化工等很多行业相似)。

深圳东门茂业百货前段时间5折促销、太阳百货全场4.8折促销,销售压力巨大,周六晚去逛福田区委天虹百货,顾客寥寥无几(去年同期是人满为患),被市场推崇的美特斯邦威更是很长时间内一个顾客都没有(售货小姐和我们讲,今年经济形式这么差,又发生这么多事情,买衣服的肯定少了很多),深圳高档的西武百货非周末时间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了,每天都在发打折短信;广州友谊10月份销售同比出现基本没有增长,广州天河北商圈天河城、正佳广场和广百天怡店周六晚上人挤人的场面也没有了,附近国美电器维多利亚广场店(以前号称中国第一店)周六晚上服务员比顾客多;艾格、百丽(今年下半年来打折幅度越来越大,连6折都出现了,想起了拼命打折已经沦为二流品牌的达芙妮,国庆期间百丽同店销售下降5%)、only、vero moda、G2000等强势品牌都有不少店铺关闭。

通过我们与不同的人(公务员、上班族等)的交流,实际上大家都在削减消费,减少了外出就餐,减少了衣服、化妆品、电子产品等产品的购买,很多也考虑推迟买车。原因很简单,大家都预期未来收入会下降(其实很多行业收入下降幅度已经很大了),所以都减少了现在的消费。

房地产

我们一直对房地产市场保持关注。根据我们的观察,从去年大约10余份房价见顶以来,深圳的房价关内福田和罗湖下跌30%以上,关外和南山区下跌40%以上;东莞下跌30%-40%;惠州下跌30%-40%;广州下跌30%左右。从楼盘上看,深圳关外金地梅陇镇去年二期开盘15000元/平方米(高峰时涨到17000元/平方米),近期新开盘的四期价格为6700元/平方米;南山半岛城邦去年高峰时价格涨到约28000-30000元/平方米,现在的价格15000元/平方米不到;福田区二手房益田花园去年高峰时价格在15000元/平方米左右,现在的价格10000元/平方米不到。

东莞的一个朋友去年在东城区买的一个楼盘成交价是8500元/平方米,目前售价大约是4500元/平方米;光大地产开发的“景湖湾畔”,去年高峰时价格大约在8000元/平方米,目前在5000元/平方米左右。

广州最旺的珠江新城新盘从去年的均价25000元/平方米下降到目前的17000-18000元/平方米;汇景新城的二手房去年成交价大约在12000-13000元/平方米,目前价格大约在8000-9000元/平方米;后天河北富力院士庭去年成交价大约在15000元/平方米,目前成交价11000-12000元/平方米。即使按照现在的房价来看,我们计算了深圳、广州等地的房租回报率,大约在3%左右,离5%左右的国际水平(香港是6%-7%)还差很远,也就是说,现在的泡沫还很大(并且租金也是动态的,也会下降,近期东莞、深圳的租金下降很快);如果按照房价收入比,泡沫就更大。如何经济长期低迷下去,房价应该还会大规模调整。

回顾去过的以及朋友去了解的各个城市,几乎每个城市都是密密麻麻的盖满了房子(我们了解的内蒙的满洲里、甘肃的天水<甘肃省第二大城市,城区人口约40万,2007年工人平均工资每月907元,市区房价过3000元/平方米>、山东的青岛济南、湖北的武汉荆州、湖南的长沙湘潭,四川的成都,广东的珠三角,海南的三亚都是如此),从CBD、政务区到科技园、开发区和沿江沿湖观光带等等,都构成了建房和房价上涨的理由,我们的房子不是少了,而是太多了,多到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消化完。而这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中部地区,一直到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还是很高,很多省份都在50%以上,这些地区房租回报率很多连2%都不到(很多地方由于缺少外来人口,根本无法租出去),泡沫非常严重。

在深圳,当夜间去观察很多已经售出的一些楼盘,开灯率通常比较低,投机楼盘的比率非常严重。在深圳半岛城邦住的朋友笑称,晚上从跨海大桥看过去,看不到他们楼盘,因为开灯太少。武汉供电局今年中期曾对近两年新接入电网的住户进行过统计,发现今年内根本未用电的住户的比例高达18%。

地产商那边的资金情况非常紧张。我们和广州一家中等规模的地产公司交流,他们公司为了海外上市,去年拼命扩大规模,在佛山、珠海等地高价拿低,结果今年上市未成功,开盘的楼盘滞销,公司被迫以买入价50%的价格将佛山、珠海的3处地转手用于还贷,同时裁员50%削减成本;深圳一家从建筑承包商起家的房地产开发上也陷入资金困境,公司去年进行全国扩张,在北京、西安、大连等地买了几块地,深圳这边也在红树林、龙岗、大梅沙那边开发了新楼盘,由于今年销售不理想,公司现在根本没有流入的现金,现在公司面临无法偿还银行利息和发不出工资的困境。

基础设施建设

这次开车去东莞、广州,最大的感受就是路上车少了很多,我们周五下午从深圳去东莞、周日从广州回深圳,都是一路畅通,没有遇到任何塞车,通关都不要排队,时速都在100公路以上,这是去年前年不敢想象的。看着正在建设的莞深高速的复线,我在思考是否短期有建设的必要;现在全中国都在建高速公路,如果广深和莞深都跑不满,其它高速公路能跑满吗(想起去年在山东出差的情形,双向8车道的济清高速路上都见不到几辆车)。

我们在东莞各镇穿梭,公路基本上都是双向8车道,两旁绿树成荫,中间的绿化带非常宽,开车非常舒适,真的想不到再如何去改善东莞的道路了。城市的绿化非常漂亮,比深圳都好,不愧为 “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其实中国的各个城市,在前几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和东莞一样,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都变漂亮了,路都修宽修漂亮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广场和活动中心都建立起来了,各个城市都有了CBD、政务新区、沿江沿湖观光带、大学城、整齐划一的开发区,如果还需要大规模建设的话,估计也主要也是拆了重建了。

东莞最气派的工程是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园区非常大,面积72平方公里,有8平方公里的淡水湖和14平方公里的生态绿地,非常的漂亮,郁郁葱葱,道路整洁干净,路边的树都是成片规划的(桃花林、英花林、梅花林、竹林等),湖水非常干净,整个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公园,我们漫步其中,非常的舒服。不过令人悲伤的是整个园区没有什么人,见到最多的就是环卫工人,在辛苦的修剪中,至于车,基本上就遇不到,想想深圳周末人挤人的红树林,就觉得松山湖有多么浪费了。

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园是东莞市重点工程,据说共投资1000亿,规划打造成东莞的高科技中心,引进世界500强进来,严格限制高耗能和高污染企业。不过,我们开车在里面转来转去,也不出几家公司,更不用说500强了,就见到了金威啤酒、华为(在建)、iRiver, 东莞新能源(做锂离子电池电芯),看不出有多少高科技的东西,据说现在因为招商太少,也把一些化工、污染企业(我们见到了生产PCB板的生益电子)引进来了(产业升级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也不是几年就可以升级出来的)。

银行

我们和工行、建行、招行、浦发、深发展、汇丰还有银监会的朋友对存款、贷款和中间业务等问题进行了了解。存款方面,由于降息预期非常强烈,活期转定期的情况非常明显,各个银行都反应了这种情况。不少客户将未到期的定期存款取出来,转存为更长期的定期。汇丰那边反应的情况时,由于很多港人与外国人对于人民币升值的担心以及预期利率会出现大幅下调,有不少人已经开始把存款从内地撤出了(如果未来利率大幅下调,我们预计会有更多外资流出)。

贷款方面,各个银行对房地产贷款新政、鼓励向中小企业贷款以及放开信贷控制等方面反应的情况不一样:大部分银行表示会综合考虑风险和收益,对中小企业贷款和房贷按照2成首付和7折利率会持谨慎态度(再考虑审批流程、不让今年基数过高等原因,预计短期内贷款大幅增加不太可能),并不会盲目乐观;但随着经济继续恶化,更多企业面临困境,如果政府逼迫银行向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贷款,银行将不得不从。

部分股份制银行为了完成房贷额度目标,在加大房贷新政的实施,包括帮助银行前期按照8.5折利率、3成首付的客户还清贷款再按新政进行转按揭的情况;中小企业贷款方面,银行通常有贷款比例目标,下面的支行现在常有额度尚未完成,会努力在年底完成目标。现在银行普遍将目光投向政府推出的大项目以及大的国企单位,不过这部分贷款由于竞争和政府担保关系,利息通常非常低,将降低银行息差。我们也了解到为了短期利益,部分银行的下属支行也在协助房地产企业进行“假按揭”,并且每笔涉及的商品房常是几十套上百套,里面的风险非常大。

不良贷款方面,虽然大规模上升还没有,但是风险点在不断增加:贸易链融资一直是深发展的优势项目,近期钢铁、化工产品的价格下跌,已经使得部分原材料抵押贷款出现风险;出口型企业倒闭已经使得银行出现不少坏账,银行对企业的监控一般都比较慢,等到银行赶到时,工厂的原材料、设备等早被工人、供应商一抢而空,甚至连厂房都被拆了,银行即使有抵押,也没有办法;房贷的断供情况越来越多,深圳一些价格跌幅超过50%的楼盘断供情况非常多;局部地区坏账上升明显,广东地区的坏账率上升很快,据了解某股份制银行广东分行的坏债率已经达到了10%以上,而更令人担忧的是江浙地区的相互担保问题,江浙民间资本的泛滥使得江浙地区的资金链问题可能比珠三角更大,如果一家公司倒闭,可能会迅速以担保的形式拖垮其他公司;信用卡的过度泛滥的风险已经开始显现,恶意透支、套现方式层出不穷,信用卡坏账率在迅速上升,尤其是股份制银行。本轮经济下降程度应该是大幅超过19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悲观的预计银行的坏账率也很可能达到上次的程度。

中间业务方面,下降非常明显。去年占中间业务重要构成的基金、理财产品、三方存管等业务今年急剧萎缩;由于经济活动的减少,票据、信用证等项目也出现萎缩。关于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诉却是越来越多,银监会对这些问题的调查都忙不过来,挂钩澳元/欧元产品、挂钩港股产品、海外投资产品等等,由于银行宣传时基本上没有提示风险,投诉的情况非常多(由于很多产品亏损严重,很多大客户都开始威胁银行的客户经理了)。

大学生就业

我们也回到学校,了解大学生就业的情况,对象是管理学院的师弟师妹们。他们的反馈是今年情况非常差,招聘会的次数比往年减少了很多,来学校开宣讲会的公司也少了很多(其中有不少基本上是来作宣传的,招聘的人数非常少),各个公司招的人也很少。2006、2007年的这个时候正是外企和大公司大规模招聘的时候,到10月底基本上有30%左右的学生拿到Offer了,今年他们反馈的情况是管理学院每个班拿到Offer的只有2-3个人,占全部学生的5%左右;去年去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会计系一半的学生拿到了“四大”的Offer,今年“四大”已经招聘完毕,会计系仅仅2人拿到Offer,去四大成为了一种奢侈(在“四大”的朋友也和我们反馈了他们今年大幅减少招聘人数的情况,2008届毕业生都推迟到了11月才上班,主要原因是业务减少,他们现在工作都难得的轻松了不少,不少员工都被强令休年假,一直以来每年升一级职位和工资的做法也在今年被停止了,不少员工选择了离开);宝洁一直是广大学生追捧的对象,每年管理学院去宝洁的人数在6-7人,今年由于人数减少,我们学院就1个同学拿到Offer;在我看来综合素质还不错的师弟师妹们(他们中很多都在三大索引上发表过文章),现在还有2个没有收到过笔试和面试的通知。

我们问他们对现在的就业形似有没有不满,他们都比较平静,认为这也是没有办法,都是金融危机惹的祸(美国很不幸地又一次充当了替罪羊的角色)。
看着他们一双双稚嫩的眼睛,我希望他们是先苦后甜。

担忧

1、 出口部门的困境将加剧,外贸顺差将减少,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等地转移;
2、 人民币汇率贬值,资金外流;
3、 大规模失业的到来,国民收入水平可能会大规模下降;
4、 消费的下降会超出预期,各行业都将面临困境;
5、 房价还会大幅下跌,房地产投资及相关的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也将大幅下降,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不足以弥补房地产及相关投资的下滑;
6、 政府大规模赤字年代的重新到来;
7、 银行大规模坏账的到来;
8、 通缩的到来。
 

 

 

发件人:"fy012300" <fy012300@126.com>  2008-11-23 11:38:2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 抄送:标题: 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__www.mzcy.cn(20081123)

美国反击俄罗斯一路暴打:重创普京强国梦!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室主任 李新

2008-11-18

     在作为反击俄罗斯率先攻击“石油美元结算体制”的手段,美国石油资本操纵国际能源价格大跌(以美国监管层公开曝光5000亿美元的石油空头部位开始,美国资本借助这批巨额空单形成的巨大心理威慑、成功地将石油价格从几个月前近150美元一桶,一路暴打至今天破60美元一桶)、在某种意义上、至少在“会计”层面上,已经令严重依赖能源出口的俄罗斯经济“产值”剧降了一半还多、从而重创了俄罗斯经济。

    全球金融风暴爆发后,很快便波及到了俄罗斯,其金融市场遭到了重创。首先,股市暴跌,资产大幅缩水。2007年年底俄罗斯股票市场市值高达32.3万亿卢布,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GDP的规模(33万亿卢布),但到今年11月13日只剩下了10万亿卢布。PTC股票价格指数从2008年5—6月份的2500点一路下跌至10月份最低近500点。

    其次,货币大幅贬值,外汇储备减少,资本大量外逃。11月10日俄罗斯货币当局正式宣布卢布大幅度贬值。央行行长伊格那季耶夫承认卢布汇价将会继续走低,这预示着央行准备放弃对卢布的人为支持。这样一来,年底前可能会突破1美元兑30卢布,而8月1日为1美元兑23.4卢布。不仅如此,俄罗斯外汇储备也大幅缩水,8到10月外汇储备从5980亿美元减少到4846亿美元,预计新年到来之际外汇储备可能减少到4000亿美元。资本外逃更使俄经济雪上加霜,8、9月份资本外流330亿美元,10月份外逃500亿美元,如果以10月份规模继续外流的话,那么卢布还可能贬值10—15%。

    第三,卢布贬值造成心理恐慌,使市场上逃避卢布,追逐美元。据俄央行发布的数据,9月份居民在银行和兑换点购买外汇总额60亿美元,创下1999年以来的新高。9月份俄罗斯居民从金融机构提走了900亿卢布,10月份仅储蓄银行存款流失就达800亿卢布,9—10月份居民存款总共流失了1.5—2.5%,这是前所未有的。

    第四,俄罗斯银行和企业外债沉重,流动性严重不足,面临裁员和减产。最近几年俄罗斯银行和非金融企业吸收了大量的贷款。到2008年10月,俄罗斯银行和企业外债总额达到5100亿美元,其中2100亿美元要到2009年底前还清,约合5.5万亿卢布,超过银行体系总资本的20%,贷款总额的三分之一。面对即将到期的巨额贷款,银行和企业不得不向政府求助。

    基于此,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经济前景表现出了悲观情绪。今年3月份,标准普尔公司曾把俄罗斯的评级提高到“正面”,但由于近两三个月的金融危机以及俄格军事冲突,9月中旬标准普尔公司把俄罗斯的评级从“正面”降至“稳定”,一个月后再降为“负面”。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从9月起,俄罗斯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拯救金融体系的措施。11月7日普京签署了《恢复金融和其他经济部门局势的行动计划》。根据此项计划,11月份将会出台一揽子法案,涉及完善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的基础设施,扩大内需,保护劳动市场和对居民的社会支持。俄政府划定了具体的优先救助领域,将对其提供国家订货、信贷利率补贴、限制进口、获取银行贷款等救助措施。通过储蓄银行和外经银行和地方项目向中小企业扩大贷款,向高新技术设备的购买提供补贴贷款,以优惠措施支持国防工业和高新技术部门,支持建筑业、能源部门、原料部门和零售企业。杜绝资金外流,特别是从国家支持的部门外流。国家将收购俄罗斯企业的优先股和可转换债券。

    2008年俄罗斯制定了雄心勃勃的面向2020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构想。其目标是加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高新技术领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彻底摆脱高度依赖原料和能源的发展模式,转向创新发展模式。但是,此次金融危机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以及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回落,必然对这种战略转变造成严重冲击。况且,危机的后果将会随着危机的进一步蔓延会更加严重。
 

 

 

发件人:<xujingan@vip.163.com>  2008-11-25 21:27:19 +0800 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t: 上海,你还是东方明珠吗?

上海,你还是东方明珠吗?

---强烈反对上海引进迪斯尼

深圳 徐景安

2008.11.25

    据最近媒体报道,“上海对迪斯尼项目志在必得”,“迪斯尼落沪已无悬念,宣布只是时机问题”,于是股票市场上“迪斯尼概念股”狂飙。对于上海引进迪斯尼,我一直持强烈反对态度。2005年我曾就此事写信给吴仪,信转到上海有关部门给我来了一函,就没有下文了。

    当时信中列举了以下理由:“上海作为国际工商大都市需要建设相匹配的世界级文化旅游项目,但在香港引进迪斯尼后又建一个迪斯尼,是为不妥。

    第一、从文化上讲,迪斯尼所代表的是美国文化。当年法国引进迪斯尼时曾遭到激烈反对,认为是对法国文化的入侵。全世界总共4个迪斯尼,美国2个,日本1个,法国1个,中国却要建2个。香港刚建未开幕,上海接着又要建,对引进美国文化无所顾忌。这在国际上会带来不好影响。第二、从商业上讲,上海再建迪斯尼只是考虑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海外游客是不会来沪玩迪斯尼的。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旅游热点。上海作为国际工商大都市,有各国事领馆、海外驻沪机构、来沪的海外工商界、政界人士及大量海外游客,来沪的海外游客已近400万人次。他们来沪是看中国文化,而不是美国文化。摒弃了巨大的海外市场,在商业上是不明智的。第三、从政治上讲,上海再建迪斯尼,会引起香港的强烈不满。

    香港迪斯尼的客源是国内游客,香港刚落成,上海马上建,明显是抢香港迪斯尼的客源。有了上海迪斯尼,国内游客就不会去香港迪斯尼。这对香港迪斯尼的打击是致命的。上海当初与香港争迪斯尼,现在仍想建迪斯尼,需求之迫切,在情理之中。上海各方面都在向世界级看齐,2010年又将举办世博会。而上海现有的旅游设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规划中的旅游项目都够不上国际水准。上海自然看上了具有世界品牌的美国迪斯尼。

    上海作为一颗东方明珠,如何展示自己的东方文化,是需要深思斟酌的。旧上海是十里洋场,给我们留下一个外滩,至今引以为上海的骄傲。飞速发展的现上海,显现了国际大都市的风貌。林立的高楼,横跨的高架,奔驰的地铁,也很难是中国文化。能展现东方特色的,现只剩下一个窗口,即文化旅游业,也要引进迪斯尼,我们还有什么表现自己文化的地方呢?”

    我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对于西方文明中的优秀文化我们不应该排斥。但是,真正值得学习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等价值理念,可至今还以“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由加以排斥,所以引发了一场普世价值之争。但是不该学习的西方文化,利己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却大肆泛滥。与之相随的是旅游文化也是照搬、模仿西方,香港建迪斯尼是可以的,为什么上海一定还要再建呢?十里洋场的旧上海,已建成了新的十里洋场。今天的上海,还有一点点东方文化的气息吗?还能称得上是东方明珠吗?就是这么一个主题公园难道也一定要美国人来建吗?中国人还有没有一点民族自尊心,在中国人中恐怕最骄傲的是上海人,难道连建一个主题公园也不会吗?

    迪斯尼为什么好玩,就在动态、参与,就是运用了高科技的表现手段。所谓高科技,也就是液压、机械、电子、激光、仿真,其实都是成熟技术。迪斯尼就是将这些技术运用到娱乐业上。我国民族文化底蕴很深厚,就是表现手段单一、落后、土气。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习、引进西方的技术,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耒,创造中国式的迪斯尼呢?我们不是一直号召要创新吗?中国的神七火箭都上天了,连一个主题公园都不会创新吗?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震惊世界,就是将高科技的表现手段与中国民族文化结合的展现。这证明了,只要肯动脑子,中国人是能创造的、能创新的。中国的古人创造了四大发明,今天的中国人难道只会照搬吗?

    中国传统旅游业基本上是靠老天爷和老祖宗吃饭,前者是九寨沟、张家界,后者是长城、故宫。国内曾投资兴建了一批以展现民族文化为主题的公园,除了深圳的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以外,其它都以失败告终。这类主题公园基本上是仿造古建筑,如杭州的宋城等,投入不大、缺乏创意,没有摆脱我国传统旅游业静态、参观的缺陷,因而缺乏生命力。于是发生了另一种倾向就是模仿、照搬西方文化,争着引进迪斯尼。

    其实,美国没有什么历史文化,也只有短短几百年的历史。美国人用创新弥补了自己的不足。玩过迪斯尼的人都知道,迪斯尼没有文化内涵,只是给人以感官的刺激,使紧张、忙碌的现代人得以放松与快乐,以致风糜世界。没有历史文化的美国,如今成了文化出口大国。这全在于美国人的创新精神,用形式代替了内容,用技术充当了文化。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但都是农业经济的产物,遗留至今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就是扭秧歌、打腰鼓、舞狮子……能有什么新意呢?

    中国旅游文化的创新就是用高科技手段表现中国民族文化。早在10多年前,我找了一批专家策划了两个文化旅游项目:《华夏乐园》和《天梦艺术剧院》,它们的特点是大投入、高科技、新创意,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

    《华夏乐园》以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为主题,运用高科技表现手段,开辟了十个场景:“开天辟地”、“访祖寻根”、“春秋文武”、“丝路探险”、

    “西游奇观”、“宋都风情”、“扬帆西洋”、“园明胜景”、“汉字源流”、“飞向未来”。该项目摆脱了静态、参观的传统方式,突出了参与性和娱乐性,既是老少同往、举家共乐的娱乐景点,又是中华五千年文化传统教育的良好场所。《华夏乐园》是中国式的迪斯尼,表现手段不亚于迪斯尼,而文化内涵将大大超过迪斯尼。这个主题公园的落或,将轰动世界旅游界,表明中国有能力向世界旅游业的顶峰前进。

    《天梦剧院》是以我国的神话故事为载体,配以推拉、升降、旋转的舞台以及声、光、电、火、水等表现手段,创造出一台具有可视性、娱乐性、艺术性的新颖节目,既有民族特色,又有国际水准。目前,我国各大城市,包括上海,夜生活严重缺位。白天还有的玩,晚上去哪儿?

    巴黎有艳舞,拉斯维加斯有表演,泰国有人妖。我们有什么,只是酒巴、推拿、卡垃OK、夜总会。《天梦剧院》这样一台高雅、华丽又神奇、刺激的节目必然成为海内外游客消遣、娱乐、欣赏的好去处。

    上海引进迪斯尼,为什么谈那么久?就是迪斯尼要价高。香港的迪斯尼投资254亿港元,其中香港政府投资230亿,占57%;而迪斯尼公司仅投资24亿,就占43%,其无形资产占了很大比重。投入运行后,迪斯尼公司还要收5-10%的专利费和管理费。据传,上海迪斯尼占地约6平方公里,是香港迪斯尼的4.7倍,投资额肯定近千亿。而《华夏乐园》仅需投资20亿人民币(不含地价),仅占香港迪斯尼投资总额的10%。上海迪斯尼的市场只能是我国内地游客,海外游客是不会来玩的。而《华夏乐园》既以新颖的表现形式吸引国内游客,又以民族文化内涵吸引海外游客。

    2004年我注册了上海唐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希望能将项目落在上海。但与上海有关方面接触,以正在与迪斯尼谈判为由一口拒绝。今天,此事又旧话重提。我认为,引进美国的迪斯尼,还是创造自己的迪斯尼,既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一个商业问题,是可以进行论证的。现在的问题是,上海以至中国从来都没有思考过能否建一个中国式的迪斯尼,确切地说有没有能力建一个中国式的迪斯尼?就上海的财力,区区几十亿完全不成问题。那么,技术手段呢?也完全可以解决。我曾访问过美国在北京的一家著名的主题公园策划公司,目前中国的主题公园包括华侨城在各地建的欢乐谷都是他们规划的,基本上都是从国外照搬来的。但他们看了我的策划方案,连声惊叹,没有想到中国人自己设计了这么有创意的项目,极具挑战性,愿意合作。我又访问了几家国内的公司,我所认为的技术难题都可以解决。其实,建中国式迪斯尼比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要简单得多。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受场地的局限与时间的限制要变出花样来,是有很大难度的。原计划邀请美国的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克与张艺谋一起策划,后来斯皮尔伯克推辞了,靠中国人张艺谋不是也搞得很成功吗?一句话,中国人需要自信!今天的中国人缺的就是自信!

    请问刻意要引进迪斯尼的上海人,(其实我就是上海人),讲一讲为什么一定要引进,而不能创建的理由?也请审核该项目的国务院领导人考虑一下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建,非要请美国人?
 

 

中国的外资开始转向流出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中国研究部王志浩:三季度不能解释的外汇流出达到15 亿美元(其中7 月流入165 亿美元,8 月流出50 亿美元,9 月流出130 亿美元),今年上半年不能解释的外汇流入达1620 亿美元,下半年是一个巨大的逆转。

    绿色和平组织:中国煤炭价格人为低估。煤炭在开采、运输和燃烧过程中导致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生态破坏和对气候变化的加速作用等外部成本去年高达17450亿元,占中国GDP7%。现有中国煤炭价格体系完全没有反映这些成本。

 

 

发件人:"fy012300" <fy012300@126.com>  2008-11-23 11:38:27 +0800 收件人: "Yuzi1986@126.com" <Yuzi1986@126.com>, "yyb000000@126.com" <yyb000000@126.com>, "yyd1213@163.com" <yyd1213@163.com>, "yym053@yahoo.com.cn" <yym053@yahoo.com.cn>, "yyp1985ph@126.com" <yyp1985ph@126.com>, "yypxy@cavtc.edu.cn" <yypxy@cavtc.edu.cn>, "Yzheng@oxfam.org.hk" <Yzheng@oxfam.org.hk>, "yzy2001@163.com" <yzy2001@163.com>, "yzy83@163.com" <yzy83@163.com>, "Z1354c@tom.com" <Z1354c@tom.com>, "z81846651@sina.com" <z81846651@sina.com>, "zaf2006666@sohu.com" <zaf2006666@sohu.com>, "zaiya172737@163.com" <zaiya172737@163.com>, "zanjeqen@126.com" <zanjeqen@126.com>, "zbrendi@yahoo.com.cn" <zbrendi@yahoo.com.cn>, "zc52@163.com" <zc52@163.com>, "zczc0987@163.com" <zczc0987@163.com>,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zengjimao@263.net" <zengjimao@263.net>, "zengjmao@126.com" <zengjmao@126.com> 抄送:标题: 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__www.mzcy.cn(20081123)

美元在危机中为什么越战越强

何志成

2008-11-21

    昨天以致前几天,美国的经济数据越来越差,据最悲观的预测,明年美国的失业率可以达到8%,超过1929年。而有意思的是,美元突破88大关偏偏在最差的数据和预测发表之后。是救市之功嘛?连危机论者都不敢坚持,因为美国股市几乎一点没给美国政府面子,美国投入7000亿美元救市资金在美国股市的下跌浪中又如石牛入海,悄无声息。是欧洲日本太差嘛?欧洲虽然也在衰退,但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昨天一早还在坚持欧洲不会出现通货紧缩,言外之意是,利率政策仍然需要坚持鹰派;是中国仍然在大举购买美元嘛?我们天天都能看到中国央行将抛售美元购买黄金等等的议论,甚至一些大人物也公开发表意见,声称不应该继续增持美元储备。而为什么没有出现今年3月一有人咋呼美元就狂跌的局面呢?

   现在,我们天天都能看到美元反弹即将见顶的议论,各大金融机构也纷纷表示不敢做多美元。但美元仍在顽强地上涨,突破88后将奔90,90后仍然不会止步,直到让所有主张空美的金融机构破产。这是为什么?一切的根源仍然需要在这次危机到底是因为什么找起。

    全球市场为什么会在去年形成巨大的金融危机。现在绝大多数人仍然在指责美国,指责美国发行的次级债。但我一直强调,全球金融机构为什么会纷纷倒霉,绝非美国次级债所至,它绝对是源于“几乎所有金融机构在外汇市场上都做反了”——先有大规模地做空日元之疟,然后是肆无忌惮地做空美元。这才是危机的根源,或者说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大规模金融危机的根源。这个猜想有没有根据呢?昨天雷曼兄弟的前总裁披露,该行全部资产中美国次级债只占百分之一,所谓垃圾债券所占比重更低。其他问题资产是什么呢?他没说,而中信泰富告诉了我们,香港的金融机构告诉了我们,为什么它们会在澳元上做反,甚至做到濒临破产?太多的机构太一致了。它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各国金融机构在过去8年投入了数千亿美元做杠杆化操作,空日元空美元买高息货币。物极必反,这才是危机真正的根源!

    找到了根源才知道为什么美元日元会在危机中走强。借用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的一句粗话:你们操了我8年娘,我操你们一下都不行嘛!现在美元和日元的大幅度反弹就是对过去8年非美过于猖狂的报应。因此看,现在的所谓救市其实全是瞎救,越是这样救,市场的信心越差。因为找不到点,大量非美的仓位还在抵抗,还在向里面补仓——例如中信泰富以及中信集团。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再地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原因。

    现在全世界仍然在坚信美元会轰然倒塌,即使看到他们过去的所有预言都统统被市场所唾弃。最近,我的好朋友宋鸿兵君又开始预言了——他曾经在今年7月发表文章称欧元将取代美元,结果恰恰相反。现在不说欧元怎样强大了,而说金融海啸将在明年4-9月间将升级为第二波。第二波海啸的引爆点将从目前的按揭抵押市场转向企业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尤其是企业债中的垃圾债。“到明年,美国经济正式确认步入衰退,在实体经济下滑的冲击下,垃圾债券的违约率将急速爬升,预计到9月底违约率将急升500%,从目前的2.68%飙升至12%以上。在62万亿美元的信用掉期市场中,有20万亿多美元在对赌垃圾债券,垃圾债违约率大幅飙升的直接后果是这种对赌行为将大规模失败”。第二波冲击将比现在这波海啸还厉害,首先是危机已从投资银行转向商业银行领域,直接对美国商银系统造成冲击;第二在规模上,美国仅企业债规模就高达22.5万亿美元,几乎是第一波海啸冲击的按揭抵押贷款市场的2倍,其中垃圾债占整个企业债市场的30%,6.6万亿美元垃圾债的规模比次贷规模要大;第三,这次美国经济衰退要比1991年和2000年衰退严重得多,垃圾债违约率势将超过前两次。宋鸿兵认为,金融海啸从现在到明年二季度可能会出现短暂的“退潮”,与今年上半年次贷危机的短暂平息相似,“但更大的海啸正在集聚力量”。第二波金融海啸将导致的惨景是:在垃圾债违约率飙升过程中,将有多至上百家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血本无归、最终倒闭;而原本被信用掉期工具保护着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问题也将暴露无遗,直接冲击美国商业银行系统,美国五大商业银行倒掉几家是有可能的。宋鸿兵君的言外之意是美元明年将暴跌。会不会?

    我与宋鸿兵君是好朋友,但他的观点我一直不赞同。原因很简单,他的外语水平太高了。我的观点与他的预言恰恰相反,我一直强调,美元将涨3年。为什么?还是借用彭德怀元帅的那句粗话:非美操了美元8年娘,美元操它们3年难道不行嘛。其实,图形分析理论早就告诉我,美元的“远反转”趋势不会在几个月后就草草结束。

 

国际“美元本位制”货币体系正在崩溃

刘军洛

2008-11-21

    世界的游戏继续进行着,巴菲特先生大量投入美国公司股权与债权的投资出现了巨大的亏损,这与全世界中央银行与所有投资人争先涌入美国短期国债市场形成了巨大对比。这次巴菲特先生是被一种“债务型通缩”的魔手重击了一下,所以,这场世界性股灾的性质与普通“熊市”周期特点大不相同。现在摆在众人面前的问题是最终巴菲特先生输还是全球中央银行家输。“债务型通缩”对美国来说,治理应该是不太困难,比如美国中央银行可以出面购买美国政府长期国债,也可以出面购买美国上市公司股权与债权。现在,美国中央银行只是调动了利率手段。所以美国中央银行的重型武器还未出动,如果出动那巴菲特先生就赢了。那么或许有人会问日本中央银行在过去二十年日本的债务型通缩中为什么不大力出面购买日本政府长期国债与日本上市公司股权与债权呢?道理是 —— 日本国民是日本国债的主要拥有者,日本是一个较高储蓄的国家。所以,日本中央银行出面大力购买日本政府长期国债或公司股权与债权的做法,日本社会伤害面会太严重。而美国是基本无储蓄的国家,并且大部分政府国债为世界所拥有。所以,今后美国股市的问题完全取决美国中央银行对世界的责任感。

    如果未来美联储开始出面全力购买美国政府长期国债。那巴菲特先生又将大赚一笔。而明年奥巴马政府的一万亿以上的美元国债发行计划,将再不用到中国央行或日本央行来推销,美国中央银行将是奥巴马先生的国债直接承包商。现在美国的问题很简单,是就业重要,还是美元国际地位重要。一个公平的分配体系,一个良好的教育与医疗保障,一个透明的法律体系,才是一个货币的国际真正地位。就像奥巴马先生的竞选口号 —— 我们只要有不畏的精神。一个黑人先生的话现在是美国的头版头条,这或许就是一个货币未来真正国际地位的主宰力量。所以,明天是用美元还是黄金或者是土豆或者是新版世界货币作为世界货币,世界的游戏还是会继续下去,重要的是人人真正平等的世界。

    人类1971年以后脱离了固定汇率,而“美元本位制”下的浮动汇率,为全球过去近四十年的高增长提供了良好土壤,但也同样为今天的全球性大萧条埋下了重要基因。亚洲地区中央银行今天有高达四万多亿美元官方储备。过去亚洲地区中央银行一致把大量官方储备货款给美国人,而美国人现在是负债累累无法还帐。所以全球金融体系一致突然面对系统性信用风险。亚洲地区的人与全球的人全部跟美国人倒霉,一样身陷全球金融体系的全面紧缩。所以,为什么亚洲人是高储蓄地区,是负债较少的地区,也要跟着全球受苦。因为亚洲地区的中央银行拿着亚洲的储蓄把世界的信贷吹得无限大,当亚洲地区的储蓄无法满足世界信贷的大泡泡后,世界信贷只能是崩盘。

    现在美国人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充足获取世界的储蓄了。所以今天的“美元本位制”必然需要尽快改变,是回归四十年前的“金汇兑本位制”还是一种新版世界货币,这个是无法判断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际“美元本位制”货币体系正在崩溃。

 

巴菲特的金融危机年

邓美玲

    当全世界都笼罩在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时,一代股神、世界首富巴菲特再次说出了他的至理名言: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别人恐惧时贪婪。危机爆发之后,他大手笔购进高盛、康菲石油等多家上市公司的股票。然而,随着危机的加重,巴菲特自己的公司也开始变得不那么牢固。CDS行情中显示,伯克希尔目前的违约风险几乎与穆迪评级中仅与比垃圾等级高一级的Baa3级企业相当。而公司股价的暴跌,直接让巴菲特的身家巨额缩水。

    巴菲特的抄底轨迹

    4月28日,美国著名食品生产商玛氏公司宣布,同意以230亿美元左右的价格,收购美国口香糖及糖果企业箭牌糖类有限公司。在此桩交易的背后,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为玛氏公司提供了44亿美元次级债务。在交易完成后,伯克希尔·哈撒韦将出资21亿美元收购箭牌子公司的少数股权。

    9月25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以购买高盛集团永久性优先股的方式投入50亿美元,这些永久性优先股的股息率为 10%。此外,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还将获得优先购买50亿美元高盛普通股的认股权证,行权期为5年。按照每股115美元算,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能优先购买的普通股大概为4350万股,占到高盛股份的9%。

    9月29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旗下附属公司——中美能源与比亚迪股份签署了策略性投资及股份认购协议。中美能源将以每股港币8元的价格认购2.25亿股比亚迪公司的股份,约占比亚迪10%的股份比例,本次交易价格总金额约为港币18亿元。这是巴菲特首次对中国企业进行长期战略性投资,同时他也成为了比亚迪最大的海外股东。

    10月2日,巴菲特又宣布将收购通用电气(GE)30亿美元永久性优先股。根据约定,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本次认购的优先股股息每年10%。此外,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还有权在未来5年中的任何时候,以22.25美元价格购买30亿美元的通用电气普通股。

    10月12日,美联储批准了富国银行(Wells Fargo)对美联银行(Wachovia)的收购案。而巴菲特持有富有银行股份2.893亿股,伯克希尔·哈撒韦也是富国银行的第一大股东。

    11月14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中称,截至9月30日,该公司持有8396万股康菲石油股票,占康菲石油总股本的5.6%,价值61.5亿美元。根据历史记录,6月30日前,伯克希尔·哈撒韦持有康菲石油5969万股票。由此可以看出,在2008年第三季度,伯克希尔·哈撒韦增持了2427万股康菲石油。

    股价暴跌,身家瞬间缩水近百亿

    11月19日,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价大跌11550美元至84000美元,跌幅高达12%,这也是伯克希尔自发布三季报利润缩水77%以后的连续第八个交易日下跌,刷新了公司至少23年以来的最大下跌纪录。

    11月20日,伯克希尔·哈撒韦继续下跌,此时已经持续下跌第9天。股价由前一天的84000美元跌至77500美元,跌幅达7.74%。而其股价在今年创下的最高纪录是9月18日的147000美元,较20日的收盘价相比,已经下跌47%。分析人士称,这可能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历史上的最差成绩单。

    除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遭受重挫之外,巴菲特今年的接连抄底都显得“流年不利”。巴菲特抄底高盛时,他所购买的优先股可转价为115美元,当时高盛股价仍在125美元以上。但至11月20日收盘时,高盛股价也下跌至52美元。巴菲特此时的损失在63美元/股,资产已经缩水过半。

    当巴菲特以每股22.25美元的价格购入通用电气的普通股时,通用电气的股价收于24.50美元。至11月20日收盘时,通用电气的股价仅剩12.84美元,较当初的购买价下跌了42.2%。

    至11月20日收盘时,康菲石油跌到41.8美元,而在三个月前的8月20日,康菲石油的股价还有80.85美元。此外,巴菲特一些重仓股也同样损失惨重。十大重仓股之一的美国运通自9月30日以来惨跌47%;伯克希尔的第二大投资富国银行今年也下跌了35%。10月23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全球大股灾中,股神巴菲特的损失达96亿美元。

    投资投衍生品或损失400亿美元

    信用违约互换(CDS)是一种类似保险的合约,以某种债券为参照物,根据对该债券的信用判断不同,一方向另一方购买保险。CDS的保费越高,说明该债券的违约风险越高,投资者往往也会要求公司提供补充担保。统计显示,伯克希尔公司债券的CDS保费已经超过了其竞争对手TravelersCos.的四倍。这一保费水平上的互换是典型的被穆迪投资评为Baa3级别的债券的价格,这个级别仅仅比垃圾债券高一个级别。到11月14日,已经卖出的伯克希尔的CDS达到2450个,总额度为47亿美元。而防范伯克希尔违约风险的成本(即CDS点数)也从两个月前的140点飙升到415点。

    伯克希尔的股东透露,此次保费的上升可能和巴菲特关于全球四大股指的一系列投资有关,其中包括标普500指数。伯克希尔·哈撒韦曾卖出48.5亿美元的合约,在这个协议下,如果在2019年开始的某个特定日期,市场指数低于他们签订协议时的点位,伯克希尔将最多支付370亿美元。截至9月30日,伯克希尔公司已经签署了673亿美元的合约,而此时标普指数已经连续第四个季度下降。“我相信这些合约总体上会带来盈利。”巴菲特今年5月曾这样表示。不过,今年9月30日,伯克希尔曾因指数的下跌而撇账67.3亿美元。

    据测算,万一伯克希尔必须依据CDS行情偿付,公司将会耗尽所囤积的334亿美元现金。但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表示“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但是投资者却并不这么乐观。

 

中国通缩取决于美经济去杠杆化的方式

刘煜辉

2008年10月22日

  刚刚公布9月经济运行数据,总体感觉,经济下滑已经相当严重,第三季度GDP增速9%有可能比实际情况还要高,早前公布的9月份用电量增速已经滑落至3%,1~9月用电量增速滑落至9.9%,按照经验值,这个用电量水平对应的经济增速应该至少在9%以下。PPI与CPI剪刀差没有缩小的趋势,企业盈利依然在恶化,导致财政收入增速骤降。剔除价格因素的实际投资依然处于低位。消费可能是三大需求中唯一保持的亮点,但收入预期恶化和资产泡沫破灭,未来增长压力很大。

  现在多数机构研究报告比较悲观,未来中国经济滑向通缩的判断占据多数。在我看来,明年中国经济通缩的可能性很大程度取决于美国经济去杠杆化的方式以及其恶化的程度。

  10年前(1998年) 美国金融和非金融部门负债总规模大致相当于当时美国GDP的2.5倍,到2007年,财政的扩张和毫无节制的金融创新将这个数字强劲推升至了3.5。虚拟世界与实体经济过大的乖离率最终酿成大祸,接下来是恐怖的全球性的债务型通缩,这是一个去杠杆的过程。企业、个人与银行都需要开始急切套现手中大量资产来应对债权要求或财务要求,股市、债市、楼市、商品市场一时间跌得一塌糊涂。

  大家一起卖,同一个时间卖,肯定是谁也卖不掉的,美国的疏困计划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旨在疏通这个全部门去杠杆的渠道。 而成败和执行的方式却直接决定着美国以外世界经济的命运。

  若美国TARP计划(7000亿疏困计划)执行不顺利,导致信贷市场流动性高度紧缩状态不能解除,市场与实体经济的防火墙将彻底被冲垮,利率高企、投资消费急剧萎缩,美国经济将硬着陆,外需骤降,中国很难逃脱经济硬着陆和通缩厄运。

  若美国能及时放下傲慢的架势,通过“卖儿卖女、卖资产”的方式来换取中国、日本等参与救援计划,来去杠杆化,如此,世界的前景可以相对乐观,因为美国经济有望软着陆,也就降低了对于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同时随着负债率的降低,美元能够获得支撑,全球通胀压力也因此变小。

  若美国不愿意讲条件,强势地直接发债,中国等无奈认购,谁都知道,美国通过发行国债为TARP融资,实际上是将救市风险转嫁出去,由其它国家为危机买单,又通过海外庞大的美元储备套住各国政府。随着美国政府负债率进一步上升,只可能弱化美元,当这么多美元真正注入到全球的金融系统时,必然推升通胀。如此,中国经济陷入滞胀。

  最极端的情况是,在救市计划推行不顺利时(得不到中国、日本等积极响应),美国很有可能直接印钞票来解决问题,让全球来分担衰退的成本,如此,将致使美元的崩溃,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未来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只是中国都难以独善其身。

 

 

发件人:"fy012300" <fy012300@126.com>  2008-11-20 16:15:19 +0800 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_www.mzcy.cn(20081120)

中国要用新思路扩大内需

上海  阮永松

    美国金融危机已经带来了世界经济衰退,长期依赖出口的中国也面临失业洪峰。在沿海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不得不提前收拾行囊回乡;在企业缩小投资的背景下,数百万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题已经浮现;在上海人才市场,数百人争夺一个职位的现象屡见不鲜。就业洪峰如何解决?

    笔者走访过一些乡村,发现那里缺少合格的电工、医生、心理咨询专家,中小学则普遍缺乏合格的教师。这真是中国社会的奇特现象:一方面,大批学生在大中城市流浪;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却找不到合适的人才。

    大学生不愿意去农村工作,这不是他们的过错,因为那里基础设施欠缺,文化生活落后。长期以来,中国将大量资源集中在大中城市、沿海地区,造成了今天“两个中国”(一个像欧洲,一个像非洲)的局面。笔者认为,农村落后是现状,也是改变的起点,更是扩大内需的源泉。

转变投资导向,均匀分配资源

   中国政府可以重新进行产业布局,将一些重点项目,如太阳能沼气、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设立在靠近资源产地的农村地区,以减少运输成本,实现节能、减碳的目标。

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可以通过国库投资,修建公路,兴办图书馆、互联网、运动场、邮电局、医院、银行等。这样既可以吸引人才,又可以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改变赌博盛行的习气。中国商务部过去要求每个村子有超市,现在已经基本实现。如果政府下决心,在农村地区普及图书馆、互联网,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中国各级政府和民间组织可以邀请大学生去农村地区参观,了解基层现状。对赴农村就业者提供优惠待遇,对有突出贡献者予以重奖,回城后享受购房补贴、工资升级。对于在农村地区工作数年要求回城者,应予以优先考虑,回城后创业可以享受优惠贷款政策。农村可进可出,一潭活水,就能吸引人才。
大学生到了农村,可以补充教育资源,竞选乡镇领导职位,也可以联合农民承包土地,从事精致农业和多种经营。政府应提供相应的配套措施,如提供小额贷款扶持、税收减免和科技指导。

中国近年来有百万人报考公务员,初次测试基本上是公平竞争,二次面试就出现许多重金贿赂和歧视女性的现象。今后中国可以改变公务员的录用规定,规定在农村工作一定年限、贡献突出、群众评价良好者,可直接进入省级或者国家级公务员队伍。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大学生奔赴农村基层的积极性,也可以确保中国未来的官员更加熟悉国情,了解民间疾苦。

减少公路收费以降低成本

中国的《公路法》已经沦为路政单位和地方警察牟利的工具。昂贵的过路费、养路费,还有各种名目的乱收费,大大推高了物流成本,对内陆地区的物资外运是雪上加霜。中国物流成本远远超过美日等国,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

在制造业利润日渐稀薄、各个环节成本上升的今天,应该重新审视公路法,废除或者减少收费,以便大幅降低流通成本,为农村地区造血,从而造福整个国家。日本目前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中,就包括大幅减少公路收费,降低流通费用。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个大学生每个月的收入除掉交通、住宿、伙食费用,所剩无几。如果在农村地区能有一番作为,这种成就感不是每天在茫茫人海中挤车的都市小职员所能比拟的。农村有新鲜的空气,有机的蔬菜、低廉的消费、纯朴的民风,关键是国家要尽快增加投入,健全各项基础设施。笔者就希望有朝一日到有宽带上网的乡村中学去教书,享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幽静。

中国内陆农村地区的落后面貌,是国家资源分配不公造成的,现在的政府不应该使农村地区的贫穷落后世袭化。只有合理配置资源,才能合理消化就业压力。
中国大城市发展已经进入了饱和状态,大批人才宁愿留在城市的洗脚房而不愿意下乡,这是人才资源的浪费。只要加大投入、扩大优惠、做好宣传辅导,做到来去自由,就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如果做得好,其意义不仅仅是解决了就业问题,更是解决了涉及内需扩大的全局问题。一个规模更大的内需市场一旦出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分量将更加令人刮目相看。因此,只要抓住问题症结,合理分配资源,就可以化危机为转机,开辟一片新天地。
 

 

发件人:"fy012300" <fy012300@126.com>  2008-11-20 16:15:19 +0800 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_www.mzcy.cn(20081120)

中国有重蹈日本覆辙的危险

刘军洛

2008-11-19

    今天,中国高层推出规模达4万亿人民币投资计划来扩大内需与应对中国经济下滑。虽然,本人前一阵是呼吁应尽快推出6万亿 — 8万亿人币救市计划。尽管目的都是一致的,但不同的投入方向,必然是不同的结果或结局。今天中国高层的救市方向,是大力向中低收入家庭与农业补助扶持和大力扩大国内公共基础建设。大力向中低收入家庭与农业补助扶持是经济成长的重要手段。而今天大力扩大国内公共基础建设的战略,说明“股市不救市”论的人在今天中国的长期垄断地位,也说明中国正在向1990年的日本人一样的政策出台的后果,是中国经济面临一场结构性崩盘的局面的根源。

    1990年日本股市崩盘后,日本经济学界大力鼓吹扩大国内基础建设,日本政府推出巨量投资扩大日本国内道路与桥梁建设。同时,在1990年日本人应美国人要求,禁止日本银行购买日本上市公司股份,禁示日本上市公司之间交叉持股等。并且,美国与英国迅速推出国际体系清算新标准《巴塞尔协议》,规定全球交易体系中的银行自有资金比率必须达到8%,而当时美国与英国银行的比率是在6%,日本银行是在3% — 4%。可见美国与英国银行为完成《巴塞尔协议》的标准是并不太困难。而对日本银行来说,尤其是在日本股市崩盘环境下,日本银行与日本制造业的任务与负担是非常沉重。而这时日本政府推出的巨量救市资金,却听从美国人建议是主要投入国内道路与桥梁基础建设。这种政府承包市场基础建设的行为,必然是高消耗,低效率的结果。所以日本银行与日本制造业只是表面获得短暂回升,而结果是再次迅速恶化。最终,反而导致日本政府债务骤增,政府支出大量挤占私人资本生存空间,企业效率、银行效率、政府效率反而是加剧恶化。日本经济是在日本政府巨额扩建国内道路与桥梁和外部的国际清算新标准中,走上了至今20年的衰退之路。

    本人2007年6、7月份提出的是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重挫、出口重挫与中国股市跌到2000点。请大家注意,今天中国经济政策产生的问题,全部是翻版1989年日本经济错误。1989年美国经济与今天一样是陷入严重衰退。而日本中央银行、日本经济界与日本媒体一致谈论是反通货膨胀。在1987年 — 1989年,日本中央银行在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大背景下,强力紧缩日本国内货币基数。日本股市在1990年一年内跌幅高达60%。而同样在2007年6、7月份中国中央银行、中国经济界与中国媒体在美国次级债加速恶化的大背景中一致高谈的也是反通货膨胀。所以,2008年中国股市的崩盘是一个常识问题与人为灾难重演。我们的经济政策在重演日本1989年日本股票崩盘前夜的经济政策。而同样日本经济在1990年遭重挫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背景下,日本政府是推出巨量扩大国内道路与桥梁建设,使大量政府支出挤占私人资本空间,最终日本经济是20年大衰退。而今天1990年后的日本经济政策,又翻版到2008年的中国经济政策上。所以本人是下定义,二年内中国将走上日本大衰退之路的道理是不是常识。

    “不救中国股市论”的人的政策,无非是扩大政府支出的结果。在2000年中国“中国股市是赌场”的言论的垄断力,让中国股市陷入五年熊市。结果政府支出扩大,大量房产商、大量私人煤炭主、大量低效率水泥厂、大量低效率钢铁厂、大量低端制造商成了中国经济增长主力。中国今天严重陷入高能耗、高污染与今天全球经济的生态与知识型模式严重形成对比。今天“不救中国股市论”者无非是让政府在水泥、铝、钢铁在中国大地上再多多堆集起来。而我们的外部环境是,奥巴马与欧洲全力推进世界新能源框架。如果我们把这些大量水泥与钢铁工程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开工时,全球粮食随着奥巴马先生与欧洲的政策出现飞涨。而随着美元巨额赤字下,美元出现再重大贬值,石油与黄金及全球重要商品未来又会再出现飞涨。未来我们这些中国大地上刚开工的水泥与钢铁工程,成本是会大量上升,中国政府债务必定出现不可挽救增长。那么到时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将和1991年 — 1993年的日本人一样艰难。

    现在,你只要曾经生活在1989年 — 1991年这段日本,你会发现1989年 — 1991年美国人提出日本人不能让日本银行购买日本上市公司,日本上市公司之间不准交叉持股,是美国人主演日本股市不救市言论与行动。而今天中国股市同样像1990年日本股市崩盘后,美国人并没有提出中国不救市的言论。但中国大量能控制我们高层与媒体的经济学家们是大力呼吁“中国股市不救市论”。那么这群呼吁“中国股市不救市论”的经济学家们,知不知未来全球粮食、黄金、石油与美元怎么走?当我们中国大力刚扩建国内道路与桥梁后,如果美元再发生重大贬值,那无疑是整个大跃进的再版。所以,今天问题是“中国股市不救市论”的经济学家们的知识水平是不是应该先上一堂1989年 — 1991年的日本经济发展史的一课后,再谈,否则无知是会再毁了一代人和一个经济体的。

    中国今天应该尽快推出巨量救市行动。但是必须是建立3万亿人民币中国股市托盘基金,建立几万亿人民币中国重要企业购买基金,建立政府支出成本大力削减向中低收入家庭与中小企业转移和补贴,建立大农业构建,建立企业合并与融资扶持体系,建立新能源与太空能源战略。这些建立的重要手段的提供是政府大力削减成本,大力向大市场与小政府转型。建立以社会福利与企业效率,政府小市场与环境优先的模式转变。所以请问大家今天的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救市规模也是巨量,那这些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为什么不大力推进国内基础道路与桥梁建设呢?因为只有效率的提高,才是唯一挽救的方法。你就是把北京环线建到唐山,把上海高架建到金茂头上,北京与上海还是塞车。只有政府的小市场、资本市场的大市场、社会福利的完善、社会环境的优先,才会出现市场效率,才会让北京与上海塞车好转。1989年 — 1991年日本经济活生生的教训,而我们今天却当重要正确方向。民族产业,国之脊梁
没有民族产业,就没有民族的复兴!

 

 

发件人:"fy012300" <fy012300@126.com>  2008-11-20 16:15:19 +0800 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_www.mzcy.cn(20081120)

警惕买办集团把中国引入动荡前夜

张宏良

2008-11-19

    金融危机激起了世界民族主义大潮,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充满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激情演讲,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针对美国转守为攻的国情咨文,法国总统萨克齐捍卫欧盟利益的大声疾呼,中国国家主席胡1锦1涛关于解决金融危机要对中国人民负责的坚定态度,都反映了在经济危机的灾难面前,世界各国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正在迅速团结起来,凝聚成为坚强的统一整体,展现出应对威胁的强大内聚力量。可是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动荡和分裂的阴云越来越聚集于华夏上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与世界背离发展的历史悲剧有可能再次重演:西方国家团结统一,中国却陷入动荡和分裂。下面3个附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前中国的危机状况:附件一《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反映了中国内部动荡和分裂的潜在因素正在表面化白热化;附件二《央行指定采访经济学家名单》反映了中国金融和媒体的控制已大权旁落;附件三《推出平准基金是把孩子喂入狼嘴》反映了中国金融买办集团的掠夺已到了不顾一切的疯狂状态。虽然这3个附件互不相干,但是放在一起就会看到中国正在被推向灾难的内在联系。中国有可能成为这场世界大危机中率先陷入动荡的国家。

    附件一短文《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显然并未引起人们太大注意,但是其所发出的政治信号足以惊天动地,该文揭示了陈奎元和徐景安对决背后的重大政治斗争。熟悉共和国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共和国历史上所有重大政治事变,都是从这种重大理论对决开始的,无论是文革还是改革都概莫能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陈奎元与作为中国改革教核心长老之一的徐景安之间的理论对决(准确讲应该是徐景安对陈奎元的突袭),绝不是两个理论家之间的思想交锋,而是中国政治集团之间弥漫着腥风血雨的重大政治较量。陈奎元关于中国具有两种改革力量的论述,触到了中国改革教的致命死穴,引起了改革教的疯狂反扑,徐景安对陈奎元的批判文章可谓是痛下杀手,刀刀见血,招招致命,完全是要将陈奎元置于死地。为何会有如此深仇大恨?就在于陈奎元代表官方第一次肯定了中国具有两种改革力量:一种改革力量是要把中国带入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另一种改革力量是要把中国变成西方国家的经济殖民地。对两种改革力量的判定,意味着中国也有可能重复普京的改革逻辑——清除打着改革旗号的叛国力量。这个政治信号无疑引起了中国买办集团的高度警觉,于是便爆发了党内两种改革力量的公开对决。这场政治对决的惊心动魄之处,就在于双方并不互相缠斗,而是挺枪跃马直刺对方背后的主帅。陈奎元声称绝不允许打着改革的旗号否定党的基本路线,改变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试图篡夺最高领导权;徐景安则直接把计划经济、公有制以及社会主义等视为邪恶代名词,指责对方反对改革开历史倒车。近些年主持对华关系的美国财长鲍尔森也挥剑杀入战阵,声称“中国改革倒退了。”进而威胁说:“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将会对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伤害。”最近又严厉警告中国说:“美国金融危机不能成为中国减缓金融改革的借口,我们已经转告美国下届政府,一定要抓紧推动中国改革。”如同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直接插手国共两党斗争一样,现在美国又在直接插手共产党内部两种改革力量的斗争,公开支持中国改革教分裂党和国家的阴谋活动。

    其实,从一开始,中国就存在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改革。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另一个是改革教领导的对社会主义全面清算的改革。前一种改革在历届党代会和人代会文件中写得清清楚楚: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后一种改革则散见于改革教大大小小头目的讲话和文章里,诸如“打左灯向右转”“目标是天津,谎说去廊坊”等十分晦涩的语言。30年来改革教一直用十分晦涩的语言来掩饰其真实用意,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先利用共产党的威望进行抢劫,然后再利用老百姓的怨恨打倒共产党。具体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是通过私有化改革完成对国内财富的抢劫,目前这个目标已基本实现;第二步是通过殖民化改革完成财富的对外转移,并和国际垄断资本、西方金融寡头结成经济联盟,目前这个目标也正在实现;第三步就是通过官权化改革打倒共产党,解体中华民族,把中国变成一个由资本控制的松散联邦,凭借其攫取的巨额财富,实现对中国的百年统治。前两步属于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步属于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消灭公有制,政治体制改革则是要消灭共产党。

    与私有化改革和殖民化改革的顺利进程相比较,推翻或解散共产党的第三步官权化改革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障碍。障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改革教一度出现了群龙无首的组织障碍。前两步改革目标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就是因为有老爷子的统一领导。二是改革教遇到了实现政治目标的力量障碍。要想选择当初对待华国锋的办法,他们没有军队,赵紫阳谈话录中说的很清楚,老爷子之所以能够顺利解决华国锋,就是因为手中有军队;要想选择颜色革命的办法,他们没有群众,私有化改革使他们与中国人民不共戴天,殖民化改革使他们成为民族败类,与人民不共戴天的民族败类是不可能发动颜色革命的。这是中国与苏联东欧及中亚国家的重要不同,这些国家的极端右翼势力都是在推翻共产党以后发财成为富豪的,在推翻共产党之前政治上是干干净净的。而中国的买办集团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进行掠夺的,他们在把共产党搞臭的同时,自己也站到了与人民公开为敌的立场上,不再有可能带领群众去实现推翻共产党的目标。可见,正是私有化和殖民化改革本身堵塞了改革教发动颜色革命的道路。

    但是,既然改革教已经通过改革拥有了足以控制中国上百年的惊人财富,他们就一定要实现改革的第三步目标:打倒共产党,解体共和国。后来的西山会议,标志着改革教再次找到了自己的政治领袖。于是,如同当年攻击围歼华国锋一样,改革教又开始了对胡1锦1涛为首的党中央的逐波攻击:诸如宣布共产党是非法组织的西山会议;否定共产党历史合法性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敌视共产主义和东方文化价值观的普世价值理论等等;精心策划的政治攻击波接连不断。西方反华势力更是给予了精妙配合,由美国国会拨款、中央情报局操控的海外反华网站,把以胡1锦1涛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绝大多数骂得狗血喷头,唯独对改革教赞赏有加。而在此期间,以胡1锦1涛为首的党中央却没有进行任何反击,包括那位曾经把中央第三代领导人几乎掀翻马下的皇甫平,又在藏独问题上再次挑战中南海,单剑直逼胡1锦1涛,都没有引起中央丝毫反击。这次陈奎元对另外一种改革力量背叛党的基本路线、企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批判,可以说是中南海试图进行反击的一个重要信号。虽然相对于改革教这一庞然大物,陈奎元批判的蝼蚁之力根本难以损害其毫发,但这毕竟是党中央准备反击的信号,陈奎元掌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章又是发表于《人民日报》,其背后的力量足以撼天动地。改革教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他们之所以推出徐景安,是因为虽然改革教控制着中国大部分媒体,但是其成名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已声名狼藉,像徐景安、皇甫平这类后来混迹江湖的改革长老本来就已是凤毛麟角,加上皇甫平已经臭不可闻,也就只能派徐景安这位昏昏老朽拖刀上阵了。值此也可看出改革教的确到了气数已尽的灯枯地步,想当初改革教是何等威风,天下名士,尽收囊中,连总书记委员长也不过是抬轿打幡的差事,没成想数十年后的今天,竟然连一个正经人都找不出来了,拖刀上阵的居然是一位连痰都无力咳出来的昏昏老朽!

    虽然改革教气数已尽,但是其衍生出来的买办集团却声势浩大,陈奎元和徐景安所代表的中国两大政治力量的交锋,反映了在大一统的表面现象掩盖下,中国再次形成了三大政治力量相互对恃的历史格局。一是以胡1锦1涛为首的党中央代表的国家力量;二是以买办集团汉奸学者代表的卖国力量;三是以泛左翼爱国联盟为代表的民众力量。以买办集团为核心的卖国力量,在经济改革上已经与人民形成了不共戴天的极端对立,在政治改革上正在与国家力量形成不共戴天的生死对立。中国买办集团在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把人民剥夺干净,共产党和共和国已经失去了继续利用的价值,现在他们要再用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来消灭中国的国家力量。虽然表面看上去拥有军队和全部专政工具的国家力量十分强大,但是已经与国际垄断资本和国际金融寡头结成牢固联盟的中国买办集团,一是通过媒体控制权成功创造了能够有效抑制国家力量的内外环境,二是通过金融和经济控制权,不断制造着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之间的对立,把社会矛盾和环境资源矛盾同时推向极端,把社会矛盾推向极端是用来打倒共产党,把环境资源矛盾推向极端是用来解体共和国,通过把矛盾推向极端的方法可以同时削弱国家和民众这两大力量。到目前为止,中国买办集团的这一战略相当成功,通过不断加剧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之间的尖锐对立,使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同时处于自顾不暇的奔命状态;把国家力量压缩在应付各种政治危机的狭小范围之内;把民众力量锁定在应付各种生存危机的奔波之中。让国家越来越恐惧民众,让民众越来越仇恨国家。就在国家和民众愈陷愈深的恐惧和仇恨中,渔翁得利的中国买办集团从三大政治力量相互对恃的格局中脱颖而出,把国家和民众这两大力量稳稳踩在了自己脚下,特别是金融和媒体两大领域,已经牢牢控制在买办集团手中。附件二《央行指定采访经济学家名单》就反映了这一点。

    附件二《央行指定采访经济学家名单》,虽然只是网络报道的一个不气眼的简短消息,但是社会重大事变往往都是由这类不气眼的小事反映出来的。这个简短消息印证了近两年来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金融和媒体已被买办集团控制。我们这里说的媒体是指真正能够调动舆论的有效媒体。由央行证监会等金融管理机构取代中宣部指定国家媒体采访的对象,并且各大媒体也十分顺从地听命于金融管理机构,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金融买办集团已经具有了抗衡中宣部的强大实力,所以才敢于并能够鸠占鹊巢,向各大媒体发号施令;二是选择此时跨越权限直接控制媒体采访对象,说明他们有着要急于掩盖的重大图谋。金融加媒体两大资源,让中国买办集团占据了21世纪政治斗争的先导地位。与20世纪以前的政治斗争相比较,21世纪政治斗争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依靠军队和组织来解决问题的农业社会的政治斗争形式将逐渐失去传统作用。这就决定了拥有军队和组织的中央集团,将很难有效抗衡拥有金融和媒体的买办集团。军队和组织没有能够拯救苏联和东欧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后来普京解决国内买办集团依靠的也不是军队和组织,而是类似文革红卫兵那样的群众组织。对于现代国家来讲,谁控制了金融和媒体,谁就是现代社会的真正主人。控制了金融就控制了全部社会财富以及这些财富在国内外的调配;控制了媒体就能够主导各种社会力量发展的方向,以及把政治对手妖魔化为社会公敌。

    目前这种趋势已十分明显,中国买办集团利用金融和经济的控制权,把人民劳动创造和资源变现的数百万亿财富,联合西方国家共同瓜分掉了;然后再利用媒体把祸水引到共产党的头上。十七大民生路线的夭折就是典型,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要让“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金融买办集团立刻制造股市暴跌,不仅“增加财产性收入”成为泡影,连以往积蓄的数万亿财产也落入了极少数权贵富豪和外资囊中。现在才清楚,摧毁中国股市20多万亿财富,完全是为保障美国的经济安全。年初美国设置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经济防火墙,防止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企业兼并美国实体公司,这就需要中国股市资本灰飞烟灭。更重要的是要防止重演1929年大危机的双重景象: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危机,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苏联飞速发展。要避免在西方国家危机期间中国高速发展,就必须制造中国股灾,把老百姓的财富化为灰烬。九十年代美国之所以成为全世界唯一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国家,就是依靠持续八年的大牛市实现的。美国最清楚股市对现代经济的作用,所以勾结中国买办集团,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率先制造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股灾,成功避免了30年代西方大危机期间苏联高速发展的历史在中国重演。并且,由于短短一年时间就毁掉了中国22万亿财富,同时也就成功堵塞了中国向内需经济转型的发展道路,迫使中国继续维持白白为欧美打工的殖民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制造史所罕见的最大股灾的同时,却通过牺牲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信用,从股市攫取了数万亿财富,在亿万股民的滚滚血泪中登上了财富顶端,顺势把那些替他们吹喇叭抬轿子的汉奸学者美国鹦鹉也托上了名利顶端。平安保险由中国公司变成英国公司的过程中,仅仅一个家族占有的资产就超过了560多亿,相当于当年国家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一半!

     如此惨烈的股灾,如此惊人的豪夺,老百姓不可能没有反映,况且被掠夺者包括大量白领阶层。于是,他们又开动媒体把祸水引向共产党,矛头指向共和国,把所有悲剧的根源都归结为是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在通过经济改革占有了社会经济资源之后,又竖起了政治改革的旗号,开始全面掠夺社会政治资源。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是掠夺老百姓,那么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则是打倒共产党。无论今天中国老百姓怎么看待共产党,但是客观的历史结论仍然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民族崛起和百姓翻身的希望。对比一下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的胜选演说、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捷夫的国情咨文、胡1锦1涛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就会发现,强烈的国家利益和民生路线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而国家利益和民生路线,恰恰是中国改革教和买办集团不共戴天的仇恨目标。如果说改革教只是要改变中国的国家性质,重建少数精英对多数人的历史统治,那么由改革教衍生的买办集团则是要解体中国本身,确保其子孙后代永享攫取的亿万财富。在共产党和老百姓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改革教和买办集团的深刻理解,远远超过了共产党和老百姓各自的理解。他们十分清楚,共产党、共和国和老百姓之间历史形成的血脉关系,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切断的,即使是腐败也无法切断。无论是实现民族独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推动国家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追求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文化大革命,无一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只要还有共产党在,要想解体共和国,一劳永逸地把老百姓踩在脚下,就是不可能的。虽然腐败能够把共产党和民众分割开来,但是却无法消灭民众对共产主义的向往;腐败只能腐蚀掉共产党的组织,却无法腐蚀掉一代接一代共产党人。所以他们一定要打倒共产党,然后再按照美国总统布什的交代:通过立法把共产主义列为头号刑事犯罪。于是,在中国共产党与改革教之间,在中国的国家力量与卖国力量之间,不可调和的政治矛盾愈来愈接近于白热化状态,诸如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互搏杀的刀光剑影,徐景安与陈奎元对决背后的惊心动魄,就是中国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矛盾即将全面爆发的前兆。

    就目前中国三种政治力量的基本格局来看,由金融买办和汉奸学者组成的卖国力量占据绝对优势。无论是国家力量还是民众力量,单方面都不是卖国力量的对手。目前陈奎元和徐景安之间不均衡的前哨战,就反映了国家力量的虚弱守势和卖国力量的强烈攻势。徐景安连续三评,痛下杀手,背后是改革教和买办集团强大的炮火支持,全面清算共产党以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甚至把1840年以来所有捍卫民族独立和追求民族解放的斗争统统纳入清算范围:声称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1840年,从而使八国联军也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声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生产力落后,生产关系也落后,既然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的是一种落后生产关系,自然也就失去了历史合法性;声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毛1泽1东时代,是闭关锁国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江1泽1民时代则不仅仅是到了崩溃边缘,甚至更进一步把银行搞到了事实上的破产状态,所以把中国的银行几毛钱卖给外国人是了不起的伟大壮举;声称数千年东方文明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统统都是垃圾,只有西方发达国家奴役发展中国家的殖民文化才具有普世价值;十七大提出的五有社会被批判为是民粹主义,中国爱国知识分子提出的国家利益被妖魔化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老百姓被压在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之下,每年数百万妇女被逼良为娼,同样数百万老百姓死在医院外面,被歌颂为是社会充满活力和自由的表现。最让人愤怒的是他们居然公开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极端仇恨,就在前几天召开了纪念股票全流通元年庆祝大会。元年是改朝换代的标志,他们把联合外资成功实现了对中国亿万股民的抢劫行为称为是元年,不仅仅反映了他们要据天下为己有的极端狂妄,更反映了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力量的极端蔑视,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极端仇恨!庆祝大会那山岳般的巨大幕墙,那铺满整个会场的红黄喜色,那声嘶力竭的震天狂笑,那群魔乱舞的热烈轰鸣,虽然让人难以想像到这是在纪念把数千万家庭推入绝境的血腥抢劫活动,但是却让人真切感受到了中国买办集团无与伦比的巨大力量,真切感受到了买办集团的确在开创一个新纪元,一个不仅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甚至连动物界都绝无仅有的魔兽世界。

    与中国买办集团的极端疯狂相比较,代表国家力量的陈奎元却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可怜境地,徐景安的连番出招,无一不是指向陈奎元的生死大穴,决意要将陈奎元置于死地,而陈奎元竟无半点招架之力,任凭对方痛下杀手。完全可以断定,如果没有民众力量进行网络援助,陈奎元恐怕熬不过徐景安的九评就会被斩于马下。莫说是一个小小的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甚至连胡锦为首的党中央,照样没有放在改革教和买办集团眼里。党中央提出要建立五有社会,房地产市场立刻掀起排山倒海的涨价狂潮;十七大提出要让老百姓增加财产性收入,股市立刻暴跌70%以上;胡1锦1涛表示处理金融危机的原则和出发点是要对中国人民负责,中国经济立刻形成了助美救市的殖民化格局。一是中国外汇资产仍然在源源不断地购买美国债券;二是通过出口退税,用中国老百姓的钱去补贴外资,补贴欧美国等发达国家;三是通过企业减税,用老百姓的钱去补贴富人,而与此同时,包括我国台湾在内的全世界都在对穷人减税,补贴穷人;四是发起了震惊世界的“花钱大跃进”运动,以保证权贵的“寻租收入”不因危机而减少。中国改革教和买办集团的强大,不仅在于对金融、媒体以及部分立法权的控制,同时还在于他们上下统一、步调一致,关键时刻教主亲自出马,铁腕摆平各方威胁。而表面强大的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却相互分离、相互掣肘,彼此力量抵消,各自处于弱势状态。古今中外的历史特别是昨天中国的历史和今天俄罗斯的历史都证明,一旦国家内部形成与敌对势力相联系的买办集团,无论是国家力量还是民众力量,都无力单独与其抗衡,只有实现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相结合,才有希望摆脱买办集团的控制,恢复使国家强大和民族崛起的独立发展道路。

    当初普京接管的俄罗斯,买办势力绝不亚于现在的中国,资源广袤富饶的俄罗斯同样被纳入了经济殖民化的发展轨道。就在美欧国家准备通过颜色革命把俄罗斯变成美欧资源基地的危机时刻,普京及时拷贝出了中国文革大民主模式,放手发动群众,组建起俄罗斯红卫兵“纳什”组织,迅速实现了国家力量和民众力量相结合,彻底战胜了俄罗斯买办集团,十分干净地清除掉了国内的西方势力,成功走上了俄罗斯民族复兴的发展道路。在世界政治法庭上,俄罗斯由被告变成了原告,美国等西方国家则由原告变成了被告。比较一下俄美两国总统的讲话就会看出,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对待俄罗斯就像对待今天中国一样,总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对,一切都需要按照美国要求进行根本改革;现在则恰好相反,俄罗斯总统总是喋喋不休地指责美国,甚至在美国大选的喜庆日子里,仍然不停地大肆批判美国,当美国人提醒俄罗斯总统今天(11月5日)是美国大喜之日时,俄罗斯总统只是随便一句“我忘了今天是美国大选的日子”,仍然连一句贺喜的话都没有。可见,对于转型期的崛起大国来讲,能否清除国内买办势力是国家能否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国家主席胡1锦1涛在许多场合反复讲:“当前中国面临的历史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究竟是机遇还是挑战,关键就看能否跨越买办集团这一关;如果能够跨过去就是机遇,中华民族就会从此崛起;如果跨不过去就是挑战,中华民族就会陷入大分裂大动荡,最终分崩离析为许多松散小邦。不可能再有第三种历史选择。中国买办集团会让中国顺利跨过这一关吗?附件三叶檀女士的《推出平准基金是把孩子喂入狼嘴》,反映了中国买办集团的极端贪婪和掠夺,已经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疯狂程度。

    叶檀女士这篇《推出平准基金是把孩子喂入狼嘴》,揭示了一个令人极其震惊的事实,就是中国买办集团在榨干了亿万股民的血汗钱之后,又把股市的财富吸管插向了全国13亿人民,也就是说,那些远离股市的一般老百姓也开始要为股市中的权贵富豪和外资买单。所谓平准基金是指用全国老百姓的财政资金去托住股价,避免股市无限制暴跌。这本来是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外常用的托市方法,但在当今中国却成为极少数权贵富豪抢劫国家和老百姓的野蛮手段。我们在许多文章中反复说过:中国股票有三分之一是老百姓高价购买的流通股,平均股价超过15元;有三分之二是权贵富豪和外资手中不足一元钱的非流通股。之所以同一张股票差价如此悬殊,是因为当初政府承诺那三分之二的一元钱股票不进入市场流通,所以才叫非流通股。去年中国证监会宣布所有股票都可以进入市场流通,那些一元钱成本的低价股在20多倍暴利的吸引下,如同决堤洪水般汹涌抛出,平均股价从22多元暴跌到5元多,大批股票跌得只剩下一元多,此时市场仍然有超过1.2万亿股的一元低价股等待变现。虽然中国买办集团对老百姓的抢劫绝无民主和平等可言,但是其内部分配则必须是民主和平等的,既然前面的低价股已经套现,后面的低价股同样具有高价套现的权利。怎么办?于是便要组建海外市场的平准基金,如同中国引进的所有事物都是头脚倒置地颠倒过来一样,平准基金也由维护老百姓利益的工具变成了掠夺老百姓的工具,用老百姓纳税形成的国家财政资金托住股价,让极少数权贵富豪和外资的一元钱股票高价套现。所以叶檀女士才说这是把孩子喂入狼嘴。

    我们之所以引用叶檀女士的文章,就在于叶檀女士是远离左派、反对激进、否定革命的自由派人士,是如同其容貌一样温和的一位改良论者,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革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从来都是一个改良论者,而不是革命论者”。就是这样一位柔弱温和的自由派女士,都忍不住发出了不要把孩子喂入狼嘴的奋力呼喊,可见中国股市的血腥抢劫已经达到了何等恐怖的程度。由此我们想到了目前震惊世界的“花钱大跃进”运动:年底前50天要突击花掉1千亿,计划投资4万亿。如果这4万亿投资也如同股市一样送入狼嘴,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和自然矛盾,将足以炸毁整个中国。目前大家只是看到这场旷古未有的“花钱大跃进”运动的经济刺激作用,而没有看到其背后的可怕作用。由于西方国家减少消费而导致中国企业破产倒闭的这场危机,给予了中国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和向内需经济转变的历史机会,发展经济本来就是为满足本国人民消费,而不是为满足美国需要,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减少了需要,我们恰好可以用来满足本国人民需要,实现经济转型,让中国人民也能享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可是,让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想像的是,中国却选择了一种服用兴奋剂的方法,保持现有利益结构不变,经济发展模式不变,舍弃人民消费需求,采用通货膨胀的方式刺激投资需求,继续维持为西方国家提供廉价消费品的殖民经济体制,用4万亿巨额投资强行推动原有经济模式的发展。

    中国老百姓再次失望了!中国再次错过了一个跳出陷阱的历史机会!

    况且在现有利益结构中,4万亿投资能有多大部分转化为生产能力,真算起来恐怕连鬼都会嚎啕大哭。苏州市一个副市长单笔受贿就超过8200万,由于没有引起社会巨大反响,仍然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腐败,可是单笔受贿8千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4万亿投资仅够5万个官员受贿一次!也就是说,在中国7百万党政干部中,只要有0.7%的人腐败,4万亿投资就会变成少数官员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海外存款。可见,4万亿投资中有多大部分会投在国内,有多大部分会投在国外,完全取决于腐败官员所占的比例;只有每千名官员中腐败分子不超过7人,4万亿投资中才会有一部分留在国内;如果超过了7人,4万亿投资将同2万亿外汇储备的命运一样,成为挂在我们账上的别人财产。

官方指定采访经济学家名单

     本文来自:理想论坛 www.55188.com 作者:宁波老鹰 点击5689次,原文:http://www.55188.com/viewthread.php?tid=2381176

    最近对财经新闻的管制在加强,证监会联合新闻办找一些媒体开会,要求不许随便写,据传王岐山发话,奥运会期间大家(媒体)不错,这段时间又不好了,网络要删帖。几大证券报都组织所有记者学习会议讲话。会上通报批评了京华时报和东方早报的稿子,京华是写招商银行出错的,东早是写8大救市措施的。还点名批评了上证报和证券时报,证券时报写了一个三类企业被暂停IPO的。两家报纸的总编也被批评。另,央行还给一些媒体制定了一份所谓的采访专家名单,证券时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都已获悉,这些名单是:

    曹远征、樊纲、范剑平、哈继铭、李稻葵、梁红、宋国青、王庆、周其仁、巴曙松、陈雨露、高善文、陆磊、宋建明、赵锡军、钟伟、丁志杰、贺力平、李向阳、裴常洪、谭雅玲、陶冬、余永定、张礼卿、朱民。

 

 


发件人:"徐" <xgs99xgs@yahoo.com.cn>  2008-11-24 13:05:57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国资委 办公厅" <bangong@sasac.gov.cn>, "北大邓小平理中心 北大邓小平理中心" <xiawb@pku.edu.cn>,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Webmaster@econ.pku.edu.cn>,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bcf@pku.edu.cn>, "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 崔建华" <cpku737@163.com>, "大军观察" <zdjun@263.net>, "经济教研室主任 杜丽群" <du_liqun@126.com>, "车在福 韩国" <jaebok666@naver.com>, "车正美 韩国" <newgeneration21@hanmail.net>, "韩冈佑 韩国" <hangang@munhwa.com>, "金融学系主任 何小锋" <hexf@pku.edu.cn>, "张杰 货币金融系"
<zhangjieruc@ruc.edu.cn>, "会计系讲师 贾宁" <jian@sem.tsinghua.edu.cn>, "安琳 坎特伯雷大学" <Anne-Marie.Brady@canterbury.ac.nz>, "周末智库兰
州市 雷登高" <lls6696@sohu.com>, "李福川 李福川" <Lifc@cass.org.cn>, "国际经济贸系副主任 李权" <liq@pku.edu.cn>, "经济系副主任 李绍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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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北京市周末智库讨论内容

徐国胜

    本网第六届北京市周末智库于2008年11月22日在丰台召开。本次会议认为11月15日二十国金融峰会是完善和巩固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统治地位会议,在这次峰会上商品经济体国家以全面失败告终。全球垄断主义学派认为二十国金融峰会是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体国家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国家会议。货币经济体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商品经济体国家包括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在二十国金融峰会上欧元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体国家向美元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体国家(美国和日本)提出要完善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统治地位的建议,加强金融市场透明度及监管机制,美元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体国家(美国和日本)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以《二十国集团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发表宣言》加以确认。

    欧元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体国家和美元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体国家联合打压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国家提出增加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表决权”要求,巩固了全球垄断主义货币经济统治地位,而且在《二十国集团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发表宣言》中也没有提到要增加商品经济体国家的“表决权”问题。在这次峰会上商品经济体国家的表现还不如“中国晚清政府”, 商品经济体国家以全面失败告终。

    15日金融峰会表明中国30年“改革开放”就是第二次“洋务运动”, “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也就是“北洋舰队”第二,但这次别人用的不是军舰和大炮,而是美元和欧元的霸权。

    最另本学派不能接受的是:在二十国金融峰会上商品经济体国家根本就不敢提实行世界统一货币----球元作为全球资本主义财富的代表符号,来取代美元和欧元的霸权;也不敢提建立世界中央银行保卫全球资本主义的财富,不被美元和欧元占有;更不敢提资产阶级世界民主主义革命。

    出现这种状况从表面看是资产阶级三个不同派别相互作用的原因,但其根源却是没有无产阶级(通过世界共产主义者组建世界共产党)领导的结果。本学派第五届北京市周末智库会议就指出这次革命性质是无产阶级(通过世界共产主义者组建世界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世界民主主义革命。下面我们就先分析一下资产阶级在这次世界民主主义革命中三个不同的派别:资产阶级反动派、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革命派。

    资产阶级反动派就是美元和欧元货币经济体国家的全球垄断主义资产阶级。全球垄断主义资产阶级是统治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它反对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世界民主主义革命,它反对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世界民主和资产阶级世界自由,它由进步资产阶级力量变成了反动资产阶级力量,是资产阶级世界民主主义革命最大的阻力和敌人。资产阶级世界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全球垄断主义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反动统治。

    资产阶级民主派是统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时又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统治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方面受到资产阶级反动派统治,同时又统治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因此,资产阶级民主派既有革命的一面又有反对革命的一面,具有两面性。资产阶级民主派是资产阶级世界民主主义革命的同路人。15日二十国金融峰会上,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全球垄断主义资产阶级强大压力面前明显地表明了它反对革命的一面。

    资产阶级革命派是被货币经济体和商品经济体国家的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资产阶级革命派是资产阶级世界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但15日二十国金融峰会上并没有他们的代表。

    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世界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的领导是通过世界共产主义者组建世界共产党来实现的。世界共产主义者是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与全球垄断主义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形式相结合,创立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政党,建立无产阶级世界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世界共产主义者第一个任务就是加速国家共产主义者向世界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进程,促使各国共产党改组为世界共产党。

    本次会议认为11月15日二十国金融峰会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峰会,里面并没有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世界共产主义者的代表。本次会议要求二十国集团在2009年4月30日之前再次举行会议必须邀请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世界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参加,并在会议上提出资产阶级世界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

 

 

发件人:"yzx" <yzx1948@qingdaonews.com>  2008-11-26 15:12:56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杨曾宪新稿:让大小非“自愿”分期限价解 禁,请研究。

让大小非“自愿”分期限价解禁

山东青岛社科院研究员  杨曾宪

2008、11、26

大小非,是当前中国股市的致命“内患”。即便“外忧”解除,有大小非“内患”不除,中国股市也难振兴。一批乌鸦嘴的经济学家连讽带刺,指责要求解决大小非的舆论:早知今日,当初为什么没人反对!问题是,当初的反对有用吗?上网可查查笔者的文章就可以了。至于把“大小非”视为股改成功标志,更是扯淡。中国股市先天的功能性缺陷(融资功能超强)一点没改,何谈成功?如果真成功了,A股会有2008领跌世界股市的“光荣历程”吗?

面对今天困境,不管乌鸦嘴的经济学家们怎样冷嘲热讽——譬如说解决大小非问题是为了“蝇头小利”——大小非问题都必须彻底解决。但解决方案,必须合法合理,具可操作性。目前种种方案,大多空中楼阁,属于“自娱自慰”性质。我认为,惟有让大小非“自愿”分期限价解禁才是上上策:

1、非常时期,先采取非常举措,全部大小非减持一律暂停3个月。2、在此期间,国资委出台政策,让中央和地方上市公司的国有大股东承诺,“自愿”分期解禁,即将所直接、间接持有的国有股,从约定解禁日起,“自愿”将解禁股全部锁定,承诺在8年期间分批解禁,每年解禁1/8。如果已过解禁日且已减持部分股票,剩余部分全部锁定,并根据已减持股票占全部解禁股的比例,推后其余股票的解禁年份。譬如,已减持股票占全部解禁股的2/8,其余股从第3 年开始解禁在此期间,证监会出台指导性建议,让非国有大小股东,同样“自愿”分期减持,将持有的非国有股,从约定减持之日起,在6年期间分批解禁,每年解禁1/6。已过解禁日且已减持剩余股票的处理办法同上。

3、同时,上述政策和意见中,要提出限价减持的要求。即“老股”以股改后开盘价、“新股”以上市价为准,减持价应不低于该价位(主要适用于4000点以下新、老股价位)或该价位2/3(主要适用于4000点以上新股价位)的水平。股价低于限价水平时,解禁股一律暂停减持。这一条非常关键,有了它,大小股东想减持,就必须给股民高回报,自己才能减持,与盈利的股民双赢。

4、股东们从大局出发,“自愿”约束自己的权利,完全合法,任谁无权干预。若非国有大小股东,对此不“自愿”,不能强令服从。但在减持开禁后,要在这些股票前加上“JC”标志,提醒股民这是一只不分期限价减持的股票,让市场自己做出抉择。

5、要相信市场的强大力量。实际上,股民已经用脚投票,让许多大小非减持无法进行了。加上“JC”标志的股票,只要股价上不去,大小股东想减持也减不了。至于想增发,就更没门了。当然,如果有股民想炒作这样的股票,那是个人自由,但再有损失,便不能抱怨大小非问题了。

以上解决的只是大小非问题。中国股市另一大关键问题,是需要输血、需要通过股市向中产阶级或白领“退税”。目前设计的种种方案,包括平准基金等等,通过难度极大,我依然坚持“公积金回购双救市案”,并认为这是解决中国股市难题的惟一有效药方,请大家告诉大家,以便让高层不再为救市无策而头疼。

 

附:关于“公积金回购双救市”方案的简要说明

杨曾宪

双救市目的:救股市,树信心;救市场,送资金(股市在大小非解决前,无法救)。

双救市根据:三年来,股市“五龙”:大小非、新股、增发、交易税红利税和佣金,吸走资金2万亿元,股民人均2万。这些钱,主要来自白领——车市、楼市中高消费市场的主体。现在就是要让巨额资金通过股市回流市场,把生产资金变回消费资金,有效扩大内需。通过股市救市场,这最直截了当——如同美国给每人“派发”1千元一样。

双救市主体:A、股价大幅跌破净资产值的老公司;B、股价大幅“破发”的2年来新公司;C、其它超跌公司。

双救市方法:上述公司动用50%左右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回购本公司股票(含H股)。当股票回到合理价格(最少10倍市盈率或接近发行价),或回购资金用完时,才自动终止。回购股票注销,总股本缩股,净资产收益率大增、股东收益均增。

资金来源:凡业绩良好的A、B类公司缺现金的,由中央地方财政贴息、银行发放2-3年贷款。这就是说,名义上用公司资金,实际上是财政、银行支持。这避免企业增加负担。

配套措施:回购期间,半年内“大小非、新股、增发”暂停,红利税免征。救市资金总量:测算,蓝筹公司可筹6000亿,更多公司参与,可筹万亿以上。公司还贷:属未分配利润的资金,原本就应回到市场。这部分资金财政贴息期应短。属于公积金部分资金,企业需长期贷款的,贴息期结束后,用缩股部分红利支付利息,绰绰有余。

国家财政负担:当年约400亿贴息资金。 救股市效果:指数可上摸3000点,部分股民解套。救市场效果:可望有2000亿消费资金即时启动,拉动产生0.8-1万亿元的GDP。

此方案,无风险、低成本、见效快、各方共赢。它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积极财政政策,若尽快实施,中国股市、股民、企业、国家皆大幸。本文为《画虎可成真,画饼难充饥》的摘要,欢迎转载。 yzx1948@qingdaonews.com

2008年10月30日于青岛

 

 

发件人:"fy012300" <fy012300@126.com>  2008-11-20 16:15:19 +0800 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_www.mzcy.cn(20081120)

危机与转折:高梁先生与成都网友一席谈

录音整理:肖磊  

2008-11-19

 11月14日 ,高梁研究员赴成都参加“纪念改革开放30年——城乡统筹论坛”之余,与《乌有之乡》成都网友进行了交流。赵磊教授、王朝明教授、任治君教授,以及何志东、李节、肖磊等参加了座谈。大家就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政策交换了看法,着重探讨了扩大内需的投入和效果问题。  

    高梁认为,国务院出台四万亿刺激内需计划,是因为经济形势出现了异乎寻常的逆转,当前工业及各行业一致认为,严冬已经来到。这些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两条腿——出口和投资,其中一条腿瘸了,一下子接不上,只能靠另一条腿。因此,这么大的力度,是基于对当前形势的基本估计。从中长期来看,原来的发展路子已经走到头了,再这么走下去是不行的,这次世界经济危机,肯定是一个信号或者转折点。现在这样的发展路子,这样的产业结构和市场格局已经形成惯性,一时很难改变。但是,不管怎么样,早晚逼着你转型,这就意味着我们将被迫进行一场痛苦的结构调整。  

    赵磊认为,这样一个经济刺激方案,会给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必须要考虑四万亿资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般说来,扩大内需最直接的途径是消费——所以有人主张,与其把钱用在投资上,不如直接把钱发给老百姓,让他们该吃就吃,该喝就喝,直奔主题。这有道理,可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为什么?因为:(1)不到万不得已,市场经济的本性是决不容许给普通百姓“免费午餐”的;(2)即使老百姓手里有了钱,并不必然就要消费,他可能消费,也可能把钱存起来。事实上,中国的储蓄率在世界上都是很高的,也就是说中国老百姓有点“铁鸡公”,舍不得消费。有人说,这是中国节俭文化造成的。其实,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新三座大山”把老百姓压扁了,老百姓根本不敢消费,不得不攒钱。如果这三座大山不除,你发多少钱都没用,这个内需还是大不起来。  

    王朝明认为,现在的经济问题是我们长期发展模式的一个必然结果。来料加工中间的利润很薄,把农民工的工资压得很低,没法涨上去。所以,农民工短缺实际上是工资低、劳动条件恶劣,没法正常就业。2000年的时候,杨斌写了一本书,《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当时出来影响很大,就是阐述美国对中国的隐蔽战争,还有一个副标题“改革陷阱”。虽然有人认为是“极左”,嗤之以鼻,但事实求是来看,杨斌说得很有道理。任治君认为,解决内需问题的根本之道,就是要考虑收入分配,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收入分配的路径在哪里。  

    针对收入差距问题,王朝明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主流和非主流都认可的问题,主流观点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个论点:一个是代价论,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化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一个是到位论,认为一些问题都是改革不到位。这两种论点实际上都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所谓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市场万能论”的一个现代翻版。  

    赵磊认为,除了这两种观点以外,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所有制论。刘国光曾经发表文章《关于分配与所有制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阐释了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制的变化。这个观点,其实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看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收入差距中当然有腐败收入、灰色收入,但不能以偏概全,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所有制的变化。遗憾的是,这种观点现在并不占主流。这再次说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此外,大家就以下问题,与 高梁 先生展开了进一步对话:  

    何志东:面对国内国际严峻的经济形势,政府提出用四万亿来启动内需。那么这四万亿到底会起到什么效果?是成为利益集团新一轮的瓜分对象,还是成为切实解决中国经济困局的一剂良药?  

    高梁:国务院出台四万亿刺激内需计划,出手快、力度强、规模大。这是国家罕见的举措,背景是因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出现了异乎寻常的逆转。上半年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还是过热、“双防”。房地产热度不退,加上输入性通胀。有两大因素,一个是油价,一个是粮价,油价的上涨带动能源价格整体上涨,能源价上涨导致美国把粮食转化为能源,导致全球性的粮食恐荒,造成国内的输入性通涨。  

    前几天听了几个行业的介绍,纺织、煤炭、石化、钢铁、有色等等,一致地反映,9月份以后形势发生突变(7、8月份就有这种感觉),到处市场萎缩,短短的一个多月,钢价平均跌了1/3,部分化工产品严重的跌到了60%。我们现在是造船第三大国,眼前还看不出大的问题,但是已有的手持定单出现船东弃单的情况或以各种理由在拖延接货。第四季度纺织业可能会发生负增长,我们是玩具第一出口大国,已经是负增长了。总之,工业各行业一致认为严冬已经来到。严冬将持续多长?乐观一点至少一年。我们现在外贸依存度70%左右,工业产值的1/3是出口,出口增速这几年是最快的,出口一旦停住,对经济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这些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两条腿——出口和投资,其中一条腿瘸了,一下子接不上,只能靠另一条腿。因此,这么大的力度,是基于对当前形势的基本估计。  

    李节:您怎么看四万亿的分配和投入?  

    高梁:计划的出台,显然是各部门盘子的平衡,先定下大盘子。基建投资、减税、民生工程、产业升级,先顾眼前的需求拉动,长远的事下一步再说。眼前的宏观刺激政策,怎样和“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联系起来,不很清楚。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这些年的宏观政策总的还是着重解决眼前问题,有长期战略的思想、提法,而且提法越来越完备,但是怎么去落实,不够具体,也看不出有多大力度。  

    何志东:您认为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什么地方?  

    高梁: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开放经济,有一个内在的冲动,怎么快就怎么来,只看眼前的帐、眼前的利益,例如发展民营经济、开放市场、地方GDP竞赛、招商引资、甩掉国企包袱等。保就业是稳定的需要,保财政是实际的需要,保GDP是政绩的需要。我们处在现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这种发展模式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还有7亿农民在农村,要进城,要就业,没有速度也不行,这是现实的需要。一旦把政府的管制、政府的产业发展目标一松,让下面自己去走的话,就好象过山车,这是很自然的,这也就是很多经济学家这些年喊的道理:市场经济,比较优势。  

    问题在于国家的经济战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有政治问题、长期发展的问题,包括政治的稳定性,国防,群众生活。国防的基础是产业的升级、科技进步。这几年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和新型工业化,关注民生,这是新的与过去不太一样的成分,国家发展必须是统筹兼顾的,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保障人民就业,又要兼顾新的资产阶级利益,但是同时还要关注其他方面的利益,没有政治安定和国防,谁的利益也保不住。极端的自由派是连国防也不要的,连自己国家的利益也不要的,美国的意见才是重要的。依我看,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后面的三条,十七大里面讲的很清楚,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和谐社会。  

    原来的发展路子到今天是走到头了,再这么走下去是不行的,两条路——招商引资、引进外资和经营城市、搞房地产——都是走不通的。出口中的60%是三资企业完成的,出口中的50%是加工贸易,完全都是外资来做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有人算过,我们赚的一万亿的外汇,给外国人(跨国公司)创造了10倍以上的利润,很多案例都证明了这一点,在产业链上,我们处于低端,就拿5-10%。  

    这次世界经济危机,肯定是一个信号或者转折点。当年四小龙走依靠美国市场搞加工出口的路,几个小龙放在一起,5000万人口,美国两三亿人口,人均20000美元,把它们拉起来,就像大人拉小孩,轻松愉快。我们现在沿海怎么也有5亿人,里面有1亿多的农民工,是四小龙的多少倍,让美国来拉的结果就是人家的低端产业都挪过来了,人家不干这些了,他们那产业“空心”以后,还掌握两个优势,一个是科技优势,知识经济,20年来美国的结构变动趋势,三产中间的技术服务、商务服务的比例直线攀升,工业生产降了大概8个百分点,但靠吃专利费,通过三产赚全世界的钱,我们的制造业是替他们服务的。这是第一条,知识经济赚劳务经济的钱。第二条是美元优势,虚拟经济,靠金融“创新”到全世界圈钱,刺激自己的超前消费。你有外汇储备了,拿来我用,一会是两房债券,一会美国国债,实际上就是印票子到全世界换东西。  

    肖磊:您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高梁:我的基本看法是,这条路已经走到头了,我们也得了不少好处了,三十年前是人均200美元,现在2400美元,工业能力什么都上来了,下一步的问题恐怕就是用什么来拉动的问题,十七大报告说要扩大内需,扭转单靠出口投资拉动经济的局面。扩大内需本质上是改善分配条件,两百美元的时候和现在2000多美元的时候,工资的增长速度,可以算一算,那是差得太多了。有人算过,这几年制造业增加值的分配,毛利和工资的比例是75:25,这就是典型的马克思说资本劳动分配不均导致购买力不足的问题,因此要靠国外的市场,就要同东南亚去竞争,压低自己的地价、劳动力价格等等。在国际的压力之下,你怎么能够抬高自己的要素价格。现在这样的发展路子,这样的产业结构和市场格局形成惯性,一时很难改变。不管怎么样,早晚逼着你转型,这就意味着被迫进行一场痛苦的结构调整。轻纺工业,人家肯定要到处抵制你,贸易保护主义肯定很残酷,该垮掉的,你也保不住,出口加工业,国际市场如进一步衰减,你去扶它也是白费劲。  

    国内投资,这么搞有它的合理之处,我觉得是可以研究的。日本80年代,遭受重创之后,这些年一直没有走出低谷,但他并没有大伤元气,他在待机而动。最近在干什么呢,反正是维持低增长,有钱就在一些关键行业,搞研发,有新的增长点,就待机而动,这样一个战略。它也是走在这个路上,回不来了,必须面对世界市场,打高端产品。中国现在的出口加工业是一个捞一把就走的想法,如果现在这种心态,这种招商引资路子再接着走下去,最后是转不过来的。  

    搞招商引资无非就是两条出路,一个是打国际市场,打不动了,打国内市场,国内市场打的是民族工业,打的是我们的根本,它的旗号是“开放”,当然这不是否定开放的国策。所谓国策,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照顾本国国民的利益,没有什么僵化的不可变的东西,当年毛泽东思想那么神圣不可侵犯,中间不符合实际的地方,不是该变就变了吗,不要把“惟GDP、惟招商引资”变成什么新的“两个凡是”,凡是外资就是好的,凡是市场就是好的,我看是走到头了。  

    这里有一个大判断,国际经济衰退,强度有多大,时间有多长,眼前过去了就过去了,但你要防一手,危机一时可能过不去,持续多长时间还不好判断。不抓紧时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按照老路子这么走,总有一天,还会重蹈覆辙,今天我们面临的困境是前十几年惯性积累下来的,今天是在为我们过去的错误付代价,但如果现在还不觉悟,将来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经济停滞、产业升不了级、经济长期低靡,而且过去我们积累多少年的工业体系彻底垮台,被人收买并购走,变成外国人的,那中国就翻不了身了,现在还有基础,还来得及,现在外资增加值在工业增加值中占了1/3,还不是不可扭转的,再下去占到50%,那就要失去经济主权,就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了。  

    李节:您对市场化改革的基本看法是什么?  

    高梁:从78年到84年到92年,关于改革目标的提法,78年讲“过于集中”,84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企业成为自主的经营主体,配套改革,92年讲“现代企业制度”,从原则上来讲,这几个都是正确的,当然,它有一个内在的递进关系,对改革的目标有一个逐渐清晰的过程,整个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从改的效果来看,从过去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目标,从主体上看,是基本上完成了。企业的改制、多重所有制基本上也完成了,当然这里面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比重过重,我算了一下,从工业上来看,国有的不到1/3了,非国有的占了60%多了,从全部经济总量来看,国有的也就20%左右了,都是国家控制的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再往下退出,是要谨慎的,不能轻易退出,但要加强完善管理。市场机制大体完成,当然还有缺陷,宏观调控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通过经济杠杆调节,大体正常。那么这么看的化,下面的深化体制改革是一个完善的问题。当然,肯定有些人不同意,说国有经济应该全部退出竞争领域,我觉得这种提法是错误的。第一,不符合党中央关于改革的基本精神,去翻翻文件就知道了,不要光看底下的说法;第二,要从国家的整体利益来看,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们还处于全球化的国际资本对我国的强势竞争,在这样一个强势竞争面前,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必须保持自己对关键产业和企业的控制权。从这个角度看,加强法制,没问题,我非常同意,从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来看,我们国家的法制是正在健全和有待健全的。  

    关于政府改革、加强民主法制问题。第一,首先要狠抓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反腐败,遏制腐败,严肃政纪,联系群众,缓解干群关系,这是最应该做的,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做了多少?能做吗?第二件事情才是政府的机构、职能的正确的安排,你不能说政府越小越好,大部门制就是什么了不得的改革。政府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职能的安排,只能是根据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是越少越好,越小越好。第三,真正提高政府的素质和政府人员的素质,根据全局的了解,能够正确地理解国家的战略意图,贯彻到实际工作当中去。这几件事情都是非常迫切的,非常应该做的,对政府的问题、法制的问题,不能一根筋地说只有法律就行了,我们的法还不够吗?多了,天天在立法,问题是执行力怎么样。  

    赵磊:当前我国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可以用什么指标来衡量?  

    高梁:我也不是有非常深的研究,根据国际上的说法,在某一个产业领域,外资的比重到30%,就是黄灯区,50%是红灯区,超过50%,别人就有绝对的话语权。总体上,根据我的初算,2005年的增加值,国有、民营、三资大体上是:38:34:28。往回推到92年,占比不到5%,93年以后加速了,90年代后半期的时候,外资投资占GDP的8%,处于世界高水平。当前从资产来看,国有、民营和三资的比例为:48:26:26。★  

  ( 2008-11-14 )

 

发件人:"fy012300" <fy012300@126.com>  2008-11-20 16:15:19 +0800 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L_C_subject:L_C_colon 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_www.mzcy.cn(20081120)

被外资掌控的中国汽车产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高级顾问  乔梁

2008年07月10日

    新财经编者按:2008年2月,世贸组织裁定中国的汽车零部件关税政策违反贸易规则,引起了人们对我国汽车产业安全问题的再度关注。改革开放30年来,关于外资引进和产业安全问题的大讨论,几乎每隔几年都要在我国发生一次。1980年争论焦点:是否应该引进外资?以市场换技术是否有必要?1988年讨论反思:外资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中国是否被外资利用了?1995年外资企业大规模进入,有人惊呼“民族工业危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资全力抢滩中国。2005年底,汽车产业五年缓冲期结束前,龙永图与原机械部部长何光远之间,爆发了是否要发展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何龙之辩”。

    全面引进外资对我国产业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是否真的到了威胁或影响国家产业安全的程度?《新财经》就此话题,专访了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乔梁博士,通过剖析中国汽车产业全面合资后的现状,对产业安全问题进行系列报道。经过20多年合资,跨国公司在上、中、下游对中国汽车产业链已有相当的控制力。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而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那么,遭受打击的将不仅是整个汽车产业,还会涉及到多个与汽车相关的不同产业。

三招控制中国汽车产业链

从跨国汽车巨头在中国汽车产业的投资经营活动中,我们可以发现跨国巨头对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控制方法和路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招:

第一招:股权控制与非股权控制并用。跨国公司对中国汽车产业链上的多个环节施加影响,但具体选择的方式又各不相同。在加工制造环节,以直接控制为主;在加工制造的上下游环节,进行间接控制,渐进至全面控制。汽车制造环节位于汽车产业链中端,其上游联结汽车的设计、研发、设备制造;下游联结营销与售后服务、消费金融等相关市场活动。控制了汽车产业的中间环节,就能间接控制上下游其他环节。因此,在汽车制造加工环节,跨国汽车巨头大大加快了在中国的投资步伐,以迅速实现对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主导权控制。

跨国公司对中国汽车制造业进行大规模投资扩张,仅靠股权投资,就对产业链实现了直接控制,并以此获得行业支配权的地位。比如丰田,其在制造领域实行“以华制华”策略,以市场有号召力的车型为诱饵,迫使厂家就范。而且,它还一手牵两家,与一汽和广汽同步合资。在汽车产业链的其他环节,跨国汽车巨头主要借助其优势地位及潜规则来影响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的发展,以间接控制方式确保自己在汽车产业链中盈利能力的稳固和持久。特别是对下游产业,这一间接控制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且日益显性化。奥迪、奔驰、雷克萨斯在中国实行的渠道控制及相应的金融服务,均是间接控制的表现。

尤其是丰田,其在分销领域的表现更是如此。丰田在各地疯狂建店,加大代理商投资和经营渗透,然后等待时机收购,从而兵不血刃占领渠道。在这个扩张运作过程中,不合理不合法的故事一箩筐。奔驰在中国的战略同样如此。其与北汽合资,只是将北京定位于生产基地,其销售公司放在马来西亚,与北京没有任何关系。后经中国政府干预,其销售公司才有北汽一些股份,但话语权相当有限。

第二招:产业链多环节共同控制。跨国公司仅在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具有优势,能够获取的利润毕竟有限,而且也不易获取持久利润。如果实现对整条产业链的控制,那么,将获得更多稳定的“垄断性”收益。在实施对产业链多环节共同控制策略中,他们把投资重点放在居于产业链中间位置的制造环节,并以此为中心,向汽车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控制性扩张。在产业链上游,重点控制技术输出与产品分配;在产业链下游,则主控市场销售,进而获得调控产业链的能力。

跨国汽车巨头以对我国汽车产业链多环节共同控制策略为核心和突破口,并通过这一环节实现了对国内制造企业的基本掌控。在产业链的其他环节,他们为了更好推行共同控制策略,采取了很多有效措施。例如,知识产权纠纷的骚扰,高端进口车价格的离谱,不断调高的产品技术标准,等等。如果把跨国汽车巨头对中国汽车产业链多个环节共同控制的问题放到更大的空间环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在中国往往通过创新改良并申请专利,从而达到从产业链的源头上进行控制,之后利用现代物流与市场授权控制销售,进而全盘掌控资源配置与生产运营。第三招:逐步加强对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控制。控制价值链高端环节,是跨国汽车巨头全球经营的原则和目标。在对中国汽车产业的投资中,这一原则同样得到了贯彻和执行。

目前,跨国汽车巨头已经建立起全球产业链,控制了其中最具价值的高端增值环节,并将这种跨国经营模式移植到中国,从高端环节入手控制中国的汽车产业链。在已经被撕开口子的中国汽车产业链中,高端进口车利润最为丰厚,跨国汽车巨头牢牢抓住这一环节的超额利润,由此影响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收益分配结构。

贸易自由化导致被控制

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为跨国公司进行全球资源配置提供了环境。日益完善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协定及相关组织的发展,也为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提供了“合理保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对强硬的约束性指标,市场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跨国汽车巨头在我国以高超的公关策略,不仅充分游说政府,而且持续进行慈善公关,不显山不露水地一步步获取市场话语权。中方则受控被动,窘境频现。

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方式,决定了不同的国际分工模式和利益分配结构。在全球化浪潮中,一些国家被动接受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从而使自己的产业处于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完全丧失了独立生存能力,许多公司甚至被跨国公司彻底排挤出市场。若东道国的相关产业发展方向被跨国公司支配,其危害性就很大。从跨国汽车巨头目前对中国汽车产业链的影响来看,他们已经对中国汽车产业链形成了控制能力,如果任由跨国汽车巨头发展,那么,中国的经济安全及产业链中的多个产业也将同时受到制约和危害。

谋求对引资国或引资地区的控制性发展,是跨国公司的一贯追求,不只是在中国这一个特例。同样,他们对巴西汽车产业,也进行了掠夺性的投资和控制。目前,世贸组织与EU(欧盟)各种苛刻的规则与标准,还在加剧跨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汽车产业的损害。

 

对话乔梁:中国汽车市场被贱卖

新财经 张程

2008年07月10日

    乔梁简介:法学硕士、经济学博士、中国首位研究汽车产业的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员。现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高级顾问,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曾到访过50多个国家和地区,历经多种职业磨炼,致力于汽车产业研究与实践20年。主要著作有:《当代日本的汽车产业》、《规模经济论》、《WTO与中国汽车产业》、《乔梁汽车文集》、《中国汽车投资:理论与案例》、《大道相通》、《桥梁汽车文集二》

《新财经》:关于利用外资,国内已进行了多次讨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以及这种争论?

乔梁:中国市场被贱卖了,现在的争论是有意义的。在利用外资上,政府的引进战略出了问题。初期忽视了外资过度进入的危害,天真地认为能以此换来技术和资金。跨国公司的天性迫使中国政府廉价地出让了中国汽车市场。

《新财经》:政策的失误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乔梁:比如在汽车市场的开放上,我们的步子走得急了点,有些天真,没有总体战略与配套政策,市场价值被严重低估。至今为止,意大利也没有开放自己的汽车流通产业。而且,我们的政府部门常常被跨国公司所左右,环保要求、质检要求,调门很高。将一些在中国还不具备实施条件的标准与做法强制推行,为我们的产业升级不断提高门槛,迎合了跨国公司的战略意图。开放带来进步与繁荣,但需要核定一下成本,绝对不应该透支未来。

“中国汽车产业正被边缘化”

《新财经》:您怎么看待中国汽车产业现在的状况,尤其是存在的问题?

乔梁:汽车产业是我国最早对外资开放的行业之一,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汽车生产商建立了400多家合资企业。国家规划的“三大三小两微”汽车产业格局,现在已全部与跨国公司进行了合资。在汽车产业全面合资浪潮下,我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自主汽车工业体系。三大汽车集团都没有能在市场上叫座的自主品牌。目前,国内的汽车研发和生产工艺,基本上都从国外复制来的。2006年,我国的汽车销售和服务领域全面对外开放,这更是一大败笔。控制了渠道,就等于控制了这个产业。从全球市场看,售后服务市场已成为汽车产业价值链中最重要、最稳定的利润来源。此外,国内企业基于自身现实利益的考虑,无力抱团发展、协同作战,没有把国家目标与企业愿景有机结合,得过且过。

《新财经》:有人说中国汽车产业正在被边缘化,您是怎么看的?

乔梁:是的,我们的汽车产业已经被“边缘化”。中国轿车市场90%的销售份额由跨国公司主导,我们自己的汽车品牌在市场上举步维艰,影响力更是有限。其次,是人才的“边缘化”。在一些合资企业中,中方人员根本就无法接近核心技术,尤其在总成和零部件上。发展汽车产业就像打高尔夫球,跨国汽车巨头不会也不愿给你同场竞技的机会,只能让你做个球童。我们为所谓的知识产权交的学费,更是“没完没了”,如对大众和丰田。

“要有大规模产业发展的控制权”

《新财经》:有一种陈词滥调,说现在是全球化时代,要进行全球分工,我们不必自己发展大飞机和汽车,汽车产业并不一定关乎国家的安全,您怎么看?

乔梁:作为大国而言,尤其是对于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准超级大国,一定要有对自己的经济、大规模产业发展的控制权。作为大规模产业的汽车产业,目前在中国已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支柱产业。中国的汽车产业不仅需要产值、税收和就业的增长,更需要产业资本实力的增强,需要生产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的提高。跨国公司口口声声的“全球一体化”,实则是个陷阱。你用他的品牌生产汽车,他就主宰你的公司和市场;他说让你供应零部件,实际上是由他决定订单发给谁。中国汽车市场今年可能达到1000万辆规模,2020年前后有可能达到2200万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市场潜力巨大,利益也巨大。我们现在每年进口40多万辆豪华汽车,1000多个亿的高端车消费,被跨国公司生吞活剥掉。

《新财经》:今年初,世贸组织裁定中国汽车零部件关税规定违反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您怎么看?

乔梁:在全球汽车市场,只有中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其他市场都在萎缩。在中国汽车市场上的表现,就是在全球的表现。引发这次争端的表面原因,是我国对等于或超过整车价值60%的零部件征收与整车相同的关税,而不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协议中规定的10%~14%的税率,所以,很多国家提起诉讼。根本原因,是发达国家已经具备成熟零部件配套体系的整车企业,希望使用更多本土生产的零部件,到不成熟市场去快速组装,以降低成本及合理避税。其实,我们是世贸组织中最乖的学生。

《新财经》:您觉得中国汽车产业应该怎么做,才能消化世界,而不被世界消化?

乔梁:要不被世界消化,我认为应该注意落实好新的“三自经”。第一,自主市场。我们现在失去了市场,但若流通渠道也落入跨国公司手中,中国将失去和外商谈判的最后筹码。第二,自主发展。只有当自主品牌的汽车在国内占据主导地位,并能在世界市场上立足,我们才可以说,中国变成了真正的汽车强国。第三,自主创新。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我们完全有机会赶超,但这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政策配套和支持。

“我看好新能源汽车”

《新财经》:您对中国汽车产业的自主发展前景乐观吗?

乔梁:中国汽车产业完全可以自主发展。当然,我们要抓住现在这个历史机遇,即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目前,国际石油价格疯长,甚至有期货公司预计会涨到220美元/桶。在油价的逼宫下,节能环保这顶“绿帽子”是早戴早红、早戴早美。在传统技术路线下,中国汽车产业已经很难突围和突破。自主创新,一定是在“不可能”处创新突破。

  此外,中国的市场消费规模,是全球最大的稀缺资源。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大规模经济体系,以中国的市场规模,我们完全可以实现“产业闭环”。庞大的市场是我们和平崛起的底气,我们再也不能以透支方式,让别人来主导我们的产业了。

《新财经》:我们有这样的优势吗?目前各国都在努力掌握新能源技术。

乔梁:我认为中国有优势,在汽车新能源应用上,大家起步时间相当。中国有成本优势,包括劳动力成本、市场推广成本、应用环境成本等方面,都有优势。从产业战略角度看,国家应该补贴新技术汽车的研究和开发,给予研发新能源汽车的企业更多税费优惠。从长远看,这会为国家节约大量的资源和金钱。

《新财经》:您如何看待那些自主品牌汽车的成长前景?比如奇瑞、比亚迪等。

乔梁:我比较看好比亚迪。他们的环保电池汽车是可以引领未来发展的。还有山东烟台的中上电车,已经达到了零排放,有很好的产业发展前景。我是技术经济决定论者。我只看好有新技术,并能在市场上推广的产品看好搞新能源汽车的企业。

 

 

 

发件人L_C_mailfrom:L_C_colon"fy012300" <fy012300@126.com>  2008-11-23 11:38:27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zdjun@263.net" <zdjun@263.net>, "zengjimao@263.net" <zengjimao@263.net>, "zengjmao@126.com" <zengjmao@126.com> 抄送:标题: 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__www.mzcy.cn(20081123)

中国“技术派”的力量:比亚迪的王传福

世界商业报道

 2007-11-07

  企业全称: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掌门人:王传福,主营业务:电池、IT、汽车。突出表现:比亚迪首款自主研发的中级车型F3,自去年9月上市开始便屡创销售奇迹,2007年上半年销售增长速度超过行业平均水平60%,连夺“产量增幅第一”,“ 销量增幅第一”,“单品销量第一”三项桂冠。成为中国成长最快的主流汽车企业,打破了外行造车失败的魔咒。

    核心逻辑:电池领域的王者,俨然已成为汽车行业的新贵。在众多“外行造车”失败的情况下,比亚迪能够一枝独秀的原因,在于其独特的“袋鼠模式”:集中内部资源,在已有的商业领域成功后,迅速进行战略转移。利用内部的资源像袋鼠一样繁衍一个又一个新业务,汽车业务即是比亚迪培育出的一只“袋鼠”。比亚迪不仅借鉴了电池和IT业务的优势,整合各业务群中的优势元素,同时,也整合汽车产业的上下游,奉行“跟随者与模仿者”的发展策略。

  “技术恐惧症”弥漫于中国实业界的上空。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们一边慨叹着“实业悲歌”,一边聪明地转战更加暴利的领域。段永基、尹明善、梁信军要联手去非洲开采金矿,刘永好、鲁冠球、李如成更热衷于银行证券公司的股权,康佳、波导、海尔投身房地产……

    就在这样一个房市、股市、油市、金市都极度亢奋,“中国制造”却陷入信任危机的年代,王传福——一个土生土长的工程师,在深圳远郊的一片土地上,沉静地竖起了一面大旗,用他的新思维捍卫着中国技术派企业的价值与尊严。

  在比亚迪,上万名技术工程师和十万工人日以继夜地开发设计并制造产品、模具、设备、工厂。十二年中,王传福用自己独特的商业哲学打造了一个横跨手机零部件、汽车制造两大产业,人与机器高度一体化的企业王国。

  他蔑视现有的商业秩序和游戏规则。他信赖年轻的工程师胜过资深的欧美技术专家,他认为什么都可以自己造,而且造的比高价买的更管用,他宁愿垂直整合也不肯分工外包,他觉得专利都是“纸老虎”,在他看来,再贵的汽油汽车也不过一堆钢铁零件,而他则拥有改变世界的“核武器”——铁电池汽车。

  日本企业不相信他能造出比自己更好用、更便宜的锂电池,他成功了;大行分析师和基金经理们不相信他能在汽车产业活下来,结果比亚迪的F3成为销量最快超过10万辆的自主品牌;索尼和富士康要用专利的大棒敲碎他,他硬是在东京打赢了官司。

  1995年起步的王传福,自称是创业环境决定了企业日后的发展路径。他没有赶上商品经济还是一张白纸的1980年代,他亦错过了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纷纷下海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他创业的时候,市场已经供过于求,洋品牌高高在上,房地产泡沫正在破灭。于是,他从自身所长出发,选择了最困难的一条路——拆解跨国公司的技术壁垒,就像同城的老大哥——华为一样。走到今天,他愈发确信,把对技术的狂热追求,和上帝赐予中国企业最好的礼物——大量廉价的人力资源和巨大的消费市场结合好,比亚迪将进入一个中国制造的自由王国。

  一直以来,在中国企业界,机会派、市场派、资本派和管理派走马灯似的轮番占据舞台中央,而技术派却总是处于边缘。柳传志曾在比较1984年创业的联想和1987年创业的华为时,有过如下坦言,“我做研发,都是先把积累做好,水到渠成往前走。这个做法相对任正非要缓慢一些,但是我觉得这适合我。像爬珠穆朗玛峰一样,陡峭的南坡达到顶峰更快一些,但是北坡比较平滑。任正非敢走南坡,这本身就使我对他充满敬重。”

  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仍然会选择从“珠峰北坡”爬上去,但在跨国公司眼中,真正可怕的竞争对手却是像华为、中兴、百度、尚德乃至比亚迪这些“爬南坡的企业”。

  把中国女排打造成世界冠军的袁伟民教练曾说过:“跟西方比,我们的体能各方面都比较差,但运用两个简单的原则就有希望能赢:他们的强项我加强训练赶上去跟他扯平,我的强项我一定要赢他,这样我就有胜算。”比亚迪也罢,华为也罢,秘密或许都是如此。

  比亚迪(1211.HK)让索尼、三洋感到恐惧,原因之一是这个来自中国的对手修建了几十、上百个这样的车间:在一条条六七十米长的流水线上,密密麻麻地坐着四五十名工人。他们身穿普通的棉布工作服,坐在常温的车间里,每个人手边都有一种夹具,帮助他们准确地完成点焊、检测、贴标签等工作,手中的动作可以以秒计算。十几条生产线组成的车间因为拥挤而显得有些杂乱。而在日本,生产同样的产品,工人们必须穿好净化服,经过淋浴吹风之后走入宽敞明亮的真空车间。在那里,每一条电池生产线上都配备了最先进的自动化设备,一条线上仅需要几个工人。

  当然这样的生产线动辄都是上亿美金。而比亚迪则是自己开发了生产线上所有非标准自动化设备,把每一道工序分解成若干个工位,由全世界最廉价的熟练工人和他们手上价值只有几块钱的夹具来完成。在这样简陋的生产环境中,比亚迪生产出了比索尼、三洋便宜15%且品质更高的手机电池,月产能达3000多万块,成为诺基亚、摩托罗拉的第一大供应商。

比亚迪的电池生产车间

  台北土城,全球第一大合同制造商鸿海精密的总部。被《华尔街日报》称为“代工皇帝”的郭台铭正命令他最为倚重的300法务部“虎将”们,在深港两地同时提起诉讼,不惜代价地搜罗证据,用“窃取商业机密”的罪名告倒比亚迪,或者至少先阻挠比亚迪电子的分拆上市。“一夜醒来,突然发现比亚迪从一只猫变成了老虎!”鸿海的内地旗舰富士康国际(2038.H)的一位负责人如此形容这个他们眼中咄咄逼人的对手。

  与此同时,在比亚迪的另一个产业战场上,丰田越来越为一位新冒出来的“学生”感到坐卧不安。一年多前,丰田刚刚把外型、内饰酷似它的全球畅销车“克罗拉”的比亚迪F3买回日本总部,试图研究:为什么比亚迪能造出这么便宜的汽车。而让丰田更加意外的是,近日,比亚迪又高调公布了一款排量为1.0升的两厢微型车F1。从外型上看,F1与丰田在欧美畅销的AYGO极为相似,但AYGO在英国要卖7千—8千英镑,有消息称,F1的目标售价则在2万-3万人民币之间。这些价格不足丰田竞争车型一半的产品,同样是在一排排人满为患、人工与半自动线相结合的车间里生产出来的。

  “很多人第一次来我们这里,看到这么多人感到害怕。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造电池,造手机,造汽车。我们现在有1万名工程师,10万名工人。未来要发展到3万名工程师,30万—40万名工人。我说2025年我们要做到世界第一大乘用车产销企业,很多人都不相信。现在我们造产品、造生产线、造工厂都是在朝着这个计划去做。但说到底,我凭什么?凭的就是人,30万的劳动大军和巨大聪明的工程师队伍,这就是我的资本。它比几百亿的市值更可靠,不会忽高忽低。再加上中国GDP未来20年持续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所带来的巨大消费市场,像GE这样市值达到4000亿美元的美国企业,中国一定会出现。只不过是谁的问题。”

  用一种技术人员特有的偏冷语气,王传福不紧不慢地讲述着那些外人听来热血沸腾的经营哲学。2007年10月19日,在他位于上海松江基地极为俭朴的办公室里,十几年来以一种近乎清教徒的方式默默创业,远离媒体与公众视线的王传福接受了《中国企业家》的专访。眼前的他穿着一件深色纯棉夹克,搭配竖条休闲衬衫,留着毛泽东式的大背头,脖子上挂着工号牌。

  除了一架法拉利F1赛车的车模之外,王传福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专业技术杂志,从机械、电子、电工到汽车。如果不是事先说明,你很可能会认为误闯了一位企业总工程师或者首席技术官的办公室,但在比亚迪,这恰恰就是最高决策人的办公室。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王传福都更像一名对技术高度痴迷的工程师。不论是在电池、手机部件,还是汽车领域,他经常会在设计部门负责人的办公室里一呆就是一天,对各种技术难题展开讨论,而且思维能在各种产业间时时转换,甚至彼此融合。他不喜欢穿西服,因为天天要和工程师、现场工人打交道,西服会增加距离感。他不算名牌大学出身,所以也不看重科班或者海归,而是注重下属的努力和认真劲,希望员工对工作抱以极度投入,最好走路都是小跑。他不会打高尔夫,他喜欢和自己的工程师们一块踢足球、飙车,这种纯棉夹克式的工程师打扮和对技术的投入与偏好在比亚迪二十多个事业部的负责人身上一以贯之。

  然而,王传福十分清楚一个企业家最需要的是什么——眼光和胆识。他绝对是一个坚定的舵手,带领着比亚迪一次次杀入那些按照惯常商业逻辑难以获得成功的行业。从1995年创业至今,比亚迪已经从一家单一的手机电池生产商发展为横跨IT、汽车多产业群的多元化制造企业;从250万元的资本金做到今天200亿元的营收,十多亿人民币的利润,约400亿港币的市值。在香港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一次次对王传福的多元化产业决策发出质疑,觉得他在每个产业中的打法、做法不可思议,甚至用“疯子”加以形容,但比亚迪在不同产业取得的成绩让投行的分析师不得不一次次修正他们的判断。在最近的52周内,比亚迪(1211.HK)的股价增幅最高曾近4倍,股价最高曾为77.7港元,而其在手机组装领域的最大对手富士康(2038.HK)同期内的股价几乎没有增幅,最高时为27.5港元。

  41岁的王传福依然充满了求胜的欲望。他丝毫没有退居幕后的打算,王传福告诉《中国企业家》:“我相信我这个企业,我还离不开,只有我来管,别人管理念不一样。我们企业只有一种声音,没有第二种声音,错了就错了干,这样才能保持决策高效,只有高效才能适应高成长。再过几年企业过了1000多亿,有多家子公司上市,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可能做一些管理上的架构调整。”

破除恐惧

  “别人做多元化,90%以失败而告终,为什么比亚迪干一个成一个?因为我们过度地重视技术,反而觉得技术是很容易的事。我一上飞机就开始看汽车的书。看多了,我就知道汽车说白了就是一个做了100多年的传统产业,传统产业是一个低科技产业,手机里面的零部件才是高科技,LPC、摄像头、LCD、精密塑胶,那个比汽车的难度要大得多。这个行业里面我们都可以叱咤风云,别的也可以。我的骨子里就是觉得中国人就是能干,中国人又不笨又不老,只要给中国人机会,绝对是全球一流的公司,什么都能做成一流的。”

  2003年末,王传福约廉玉波在上海金茂大厦谈了几个通宵。每次交谈,王传福都是激情四溢地讲着他为什么要造汽车,想怎么造汽车,比亚迪的打法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时任上海同济同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廉玉波曾是上汽集团汽车工程院的一员,后来远赴意大利从事汽车设计,同济同捷则是他参与创办的中国最早的民营汽车设计公司。廉玉波觉得面前这个四十多岁的安徽人和他所见过的众多民企“车疯子”很不一样。他问王传福:“你懂汽车吗?”王传福老实地回答:“我喜欢车,我看了上百本书”。

  当时的王传福还不能说是一位地道的汽车“内行”,但他以一个制造业行家的眼光分析认为,汽车绝对是中国人的产业。这固然是一个综合多学科的产品,但一百多年下来其中的大部分技术都已十分成熟,并非遥不可及。当提到日本人中国人造车都需要用人工造模具,两者的成本差距高达400%的时候,王传福显得更加兴奋:“在电池领域比亚迪仅用30%的成本优势就击败了索尼、三洋,汽车有400%的成本优势,我们没有理由打不倒国外企业。”

  这种兴奋在廉玉波心中产生了共鸣。二十多年来,他没有机会为一汽、二汽、上汽造车,因为“他们请国外的做”。他愿意跟民营企业家合作,因为只有后者才敢想敢做敢投入。但是“国内的企业后端工程能力比较弱,设计一个东西给他,往往很难做得好。他做不好的时候,认为是你设计没做好,不是他车没做好。”廉玉波老是感觉到设计公司和企业之间存在着目标的落差,因为设计公司管不了后面的工程环节,民营企业期望值过高,很容易落下抱怨。而王传福的自信完全不同于以往外行造车所表现出的无知者无畏。

  对技术从没有恐惧,既是熟悉王传福的人对他的评价,也是比亚迪十几年来形成的一种内部文化。1994年底,在王传福东拼西凑组建的十几个人的创业团队中,搞电池技术的只有他自己一人。但正是这些外行们在三个月内全部进入了各自的角色,有做产品研发的、设备制造的、生产线设计的。三个月后比亚迪就拿到了第一份订单。

  当时,日本的电池产品都是在纯干燥室里面做出来,王传福根本没有钱建,他就琢磨着能不能在配方上想办法,加一种能够吸水的药剂进去,造出来的产品直接把水给吸收掉了,达到干燥的目的。结果一举成功。

  “我们从不对核心技术感到害怕。别人有,我敢做,别人没有,我敢想。到今天为止,我们整个集团,所有技术部门、产业部门不会用一个怕字对待技术。比亚迪任何一个管理者都要有一种舍我其谁、一定能赢的勇气。每当一个单位遇到问题,我们都会说,你解决不了,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你缺少勇气。”1995年接受王传福创业邀请的比亚迪副总裁孙一藻说道。

  廉玉波最终决定加盟比亚迪,他希望亲手将自己的设计图变成能跑能卖的汽车产品。但现任比亚迪汽车副总裁、总工程师的他,当时并不知道,那几天坐在金茂大厦的王传福正遭遇着来自企业内外的重重质疑与压力。

  2003年1月,在比亚迪决定通过收购秦川汽车厂进入汽车产业前,王传福在企业内部召开了一个征求意见的股东会,参会的20多位股东绝大部分是与王一起创业的元老。会上没有人对比亚迪进入汽车产业提出异议,但私下里,现任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夏治冰是一个坚定的反对者。学金融出身的他当时正负责电池事业部的财务工作,既是第一个被派往秦川厂进行资产盘点的人,也是陪王传福到北京、西安买下了几箱子市场上所有能够见到的汽车类技术书籍的一位中层。

  “我觉得风险很大。当时我们在电池领域已经可以单挑任何一家日本企业,与诺基亚、摩托罗拉这些世界级的企业平起平坐做生意,已经很满足了。进入汽车这样一个全新的行业,前面又有欧美日韩那么多优秀的对手,心里有一种莫名地恐惧。直到收购秦川的最后一刻,我都在劝王总放弃。”夏治冰说。

  但王传福恰恰认为,这种恐惧正是对手给后来者营造的一种产业恐吓,他们不断地告诉你做不成,投入很大,研发很难,直到你放弃。但汽车说穿了不过就是“一堆钢铁”(王传福语)。

  大多数股东虽然不懂汽车,但十分清楚手机电池面临饱和的危险。按照全球每年10亿台手机算,比亚迪即使占有100%的市场份额,也不过几百亿的收入。显然,电池是一个浅水池,想当龙就必须进行产业突围。事实上,当时比亚迪突围的风险不仅来自汽车,还同时投入了近2个亿进入手机零部件的制造。“这两个都是全新的产业,我们对外只是模糊地说进行电池外壳的研发,以免招来更多的外部压力。其实风险是双倍的。”孙一藻说。这位当年江西铜业冶炼厂的工程师,是最早被任命进行手机零部件部研发生产的事业部总经理。

  这种模糊处理是明智的。2003年3月,当香港的机构投资者得知比亚迪决定造汽车后,表现得异常惊讶、不解甚至是愤怒,一时间各种质问的电话几乎把王传福的手机打爆:“王总,我们就是要抛你的股票。抛死为止。”电话那头几乎是叫喊的声音让站在王传福旁边的夏治冰听得清清楚楚。几天之内,比亚迪的市值蒸发掉30多亿。

  四年之后,比亚迪汽车扭亏为盈,电池和手机零部件业务带来的丰厚利润已经让基金经理们收回了当年的诅咒。

  什么都能造

  “当时锂电池是很高门槛的行业,第一个发明、制造都是日本人,他一条生产线就是一两亿美元。全世界都觉得锂离子电池就是这么做的,但实际上我们中国这么做死定了,一亿美元对我们来说想都不要想。但是我们又想做,就要探索出新的方法。我们是学技术的,方法还是可以探讨出来。早期没有自动化的时候很多产品不是也可以做出来,关键是怎么想。走别人的路再和别人竞争是没法竞争的,包括后面的汽车,你和别人一模一样的打法,你凭什么打赢?”

  今年8月9日,当王传福向业界展示比亚迪自主研发的第二款车F6,并首次开放刚刚落成的深圳坪山汽车产业基地时,人们再次对他的做法瞠目结舌:这是一片夷平了30多个山头、填平120多个鱼塘、挖出750万立方黄土、面积达112万平米的基地,里面建有自有发电厂和56座生产厂房;在焊接、涂装、总装等几大工艺生产上,总共有2000多项设备是比亚迪自己研发制造的,其中一些即使是汽车产业的专家也未曾见过。虽然一些厂房的屋顶还没有建好,但在冲压、焊接线上已经看到了排列整齐的工人。

  一些业界人士对比亚迪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提出质疑,这种做法似乎不符合全球分工日益细化的趋势,也不像一家在香港上市,深圳、上海、印度、罗马尼亚全球设厂的大企业的手笔。但靠自己动手造产品、造设备、造工厂,这种发展路径却贯穿比亚迪成长壮大的始终。

  今年41岁的王传福是安徽无为县人,中南大学物理化学学士、中国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硕士。1995年创办比亚迪前,曾是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成立的比格电池有限公司总经理。当时一部大哥大要卖3万多元,王传福认定充电电池大有可为,于是向做证券投资的表哥吕向阳借了25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但不论是在最初的镍镉、镍氢电池,还是后来进入的锂电池领域,王传福都同样面临着资金匮乏的问题:一条镍镉电池生产线需要几千万元的投入,一间配备全自动化设备、全干燥的锂电池工作室需要几十亿人民币。“如果按照这样的投入规模算下来,比亚迪要达到今天的电池生产制造规模至少需要100多亿元的投资,而当时企业一年的总收入不过几千万。王总给大家提出的目标是,每年制造50个50万富翁。”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锂电池事业部总经理何龙说道。

  没钱但要创业,王传福想出了一个土办法:自己动手制造生产设备,把生产线分解成一个个可以由人工完成的工序。这样算下来,一条日产4000个镍镉电池的生产线,只需要100多万元人民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这一波创业的人掌握的机会不是很多,所以必须创新。必须有制胜的法宝。”王传福说道,“我们经常算这样的账,一套进口设备20万美元。按60个月折旧,一个月2万元人民币。如果这笔钱用来雇佣工人,2万元可以请多少人,十几个人顶不上一个机械手吗?”

  孙一藻是最早接到王传福创业邀请的人之一。1994年10月,正在江西铜业上班的他接到王传福打来的电话,说自己和几个人想出来创业,需要一个对设备和机械制造有一定经验的人。虽然孙一藻之前和王传福只有一两次接触,但他早就厌恶了在一家国企里过着未来30年毫无悬念的生活。学矿山机械出身的孙一藻很快来到了比亚迪当时所在的深圳布吉。这是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团队,大家的吃、住、研发都挤在一间七层楼的顶层上,晚上几乎只能一字排开地睡觉。孙一藻被委以镍电池生产设备开发的重任,实际上一个人经常要兼任材料采购、设备制造和管理的多重任务。起初他觉得很简单,比如做个混料机,无非是把马达、控制电源和变速箱进行组合。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必须尽快成为一个电池行家,因为电池的特性决定了各种设备必须加以创新、改进,否则造的设备固然廉价,但毫无用途。这些叫不出名字的特殊设备就是今天比亚迪各个工厂里大批使用的非标准的、半自动化设备的雏形。

  2000年,王传福决定进入锂电池生产领域,他带了200万人民币去日本买设备。结果日方开口就是500万美元。并且明白地说你们中国人没办法做锂电池,你们还是打道回府吧。王传福不信邪,开始把大批的镍电池生产设备搬到锂电池生产线上,不能兼容的就重新设计,暂时设计不出的,就用人工和夹具来做。比如要裁剪一块很大的极片,买不起日本的分切机时就用中国的裁纸刀配上一块长宽相等的挡板作为夹具,保证裁剪尺寸。等条件好一点了就用剪板机,再好一点就用自动的分切机。再比如,一台日本进口的涂布机要将近2000万元人民币,比亚迪则自己研制。第一代产品要分两道工序涂完双面,第二代就可以同时涂两面,到了第三代已经可以控制涂刷的具体位置。

  比亚迪的生产方式使锂电池的生产成本骤降。一块锂电池比亚迪的成本只需1.3美元,而其最大的竞争对手三洋则为4.9美元。2000年当年,摩托罗拉就把比亚迪纳入了自己的供应体系。不仅如此,这种半自动化半人工的生产线让比亚迪具备了另外一些优势。首先是灵活性。当客户提出更换产品,或增加订货量的时候,比亚迪可以自行调整生产线,无需依赖外援。“一套1000万块电池的生产设备我们三个月内就能做好,而一家日本企业从引进自动化设备到调试完毕,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何龙说。

  第一次来比亚迪参观的摩托罗拉、诺基亚无不为比亚迪的生产方式感到惊讶,担心比亚迪能否避免人工操作带来的变量。但现在,他们对这一点不再怀疑,而且发现半自动线不会出现全自动化生产线批量出错的毛病,避免发生几千万块电池的召回。如今,比亚迪的锂电池已经占到全球60%的份额,做到了绝对垄断。

  今天,在比亚迪的电池工厂里,60%的生产设备都是自主开发的。不论是电池、手机部件还是汽车产品事业部,每一块都设有自己的一套非标准、半自动化设备的制造团队,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而在比亚迪进入汽车产业后,“小米加步枪”的做法自然被承袭下来。原来的锂电池事业部总经理同时也是锂电池生产设备的主要研发设计人毛德和被调往第16事业部,负责组建一个1000多人的汽车工厂制造团队。副总裁毛德和的任务是要在未来几年,为比亚迪在全球建造40多座类似坪山基地的工厂。

制造企业的命门

  “比亚迪的成功基本上是靠半自动化设备加人工,以这样的模式达到成本的降低,效益的提高。当然这里要求技术必须要很好,技术是一个软东西,比如像电池里的配方,或者像炒菜的菜单一样,让厨师慢慢炒菜,反正都用锅,大厨他用锅,小厨也是用锅,锅的成本又不大。我们还是力所能及的把配方提高。你让我搞一个亿的生产线,那门都没有,想都不要想的。我们就花大力气搞一些配方,研究这些技术,通过很好的产品设置规避制造过程中的变量。”

  2006年,比亚迪组建了手机整机组装(EMS)事业部,即第九事业部。这一年手机零部件业务为比亚迪贡献了51亿元销售额,9亿元利润,占其税前总利润的63%。这样的规模在全球行业中并不算大,但高盛、花旗、野村证券的分析师们从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这样的大公司收集到的信息是,比亚迪已经成为这些大厂在外包时的“第二首选”,而第一正是郭台铭的富士康。

  除了台湾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能够让王传福竖起大拇指外,即使是像位列世界500强的伟创力也难入王传福的法眼。这不仅是因为大部分手机组装企业都如伟创力一样把引进一流的生产设备、建设近乎完美的现代工艺流程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更重要的是,王传福觉得,这些企业并没有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什么是制造企业的命门?王传福认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垂直整合能力,这种能力是那些全球看起来很庞大的EMS企业所不具备的。如果把一个手机的生产分为三个部分,最顶端是设计,中间是组装,最下端是各种零部件的生产制造,那么绝大部分的美国、新加坡、中国内地和台湾的EMS企业多年来只从事中间环节,即整机的组装,大部分零部件要通过采购获得,而每家零部件供应商的利润是必须加以保证的。设计方案也依赖于厂家提供。

  比亚迪则是从手机零部件做起,逐步自下而上进入手机组装和设计的环节。如今,像诺基亚这样的客户只需要提出要求,比亚迪就能提供从方案设计到最终生产的完全一站式ODM服务。“代工只是我们的一种服务,背后我们卖的是我们的零部件,卖我们的技术。”王传福如此解释。

  在这套垂直整合战略中,最核心的其实是研发设计,而这也正是比亚迪上万名工程师的任务所在。只有研发设计好了,才可能使生产过程中的变量降低到最小。

  “一个产品的质量分为两部分,就像人一样,一部分是先天的基因,一部分是后天的培养。如果先天设计不好,怎么造也是造不好的。制造工艺弥补不了设计缺陷,实际上产品70%-80%来源于他的设计,20%-30%来源于他的制造。设计得好,70%-80%的品质就保证了,制造上也要把它造好。”王传福如此解释。在他眼中,无论汽车还是手机,都是设计占主体,决定了70%甚至更高的品质。

  “每接到一份客户的手机代工订单,比亚迪都可以在内部对各种零部件产品的成本进行调整,以保证整机的毛利在一定水平之上。这就是一种垂直整合的能力,我们对利润的控制能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孙一藻说。比亚迪的客户曾经进行过这样的比较,同样的一个方案交给比亚迪和单纯的EMS企业相比,比亚迪的成本要低15%-20%,完成的速度要比别人快1/3。而比亚迪的下一步是进入手机软件领域。诺基亚每年在手机软件方面的采购额已超过数十亿美元,在王传福看来,他大量的工程师又可以派上用场。

  除了设计,垂直整合模式的另一关键是零部件模具的开发制造。这也是王传福在开始造车的同时布局模具制造产业的根本原因。王传福认为,汽车与手机一样都是技术含量较高的组装行业,但和手机零部件模具相比,汽车模具对整个产品成本的影响力要多上数十倍。


  他曾到日本的汽车模具厂参观,日本工人们趴在生产线上打磨模具的场景让他感到震撼。“原来汽车模具中95%的工作要由人来完成。一辆汽车有一万多个零部件,这需要多少图纸、模具?这些工作在日本、德国要工程师来做,在中国也要工程师来做。所以人就是中国的优势。”王传福说。他算了这样一笔账,一吨模具,在日本要8万元,在中国仅需要2万元。

  在2003年1月收购秦川汽车之后的几个月里,王传福迅速收购了北汽集团的一家模具厂,成立了北京比亚迪模具有限公司。如今,不仅F3、F6的所有模具来自这家企业,克莱斯勒、通用、福特、丰田的相当一部分模具也从这里采购,并装船运往海外。

  模具自给自足的好处不仅仅是成本的降低。“通常一个车的外型设计要分包给几个模具厂,很难做到在设计的过程中与模具厂进行时时沟通。此外,模具厂往往向规模不大的汽车企业要很高的模具开发费,一套模具经常要几百万、上千万,这些资金已经足以让比亚迪建起一座汽车厂了。”廉玉波对此深有体会:“现在我们自己造模具,不但可以在车型设计的过程中与模具厂随时沟通,节省大量沟通成本,而且也控制了利润的外流。”

造物先造人

  “我有三万名中国的工程师,这和三万名美国的工程师,成本会是一样吗?这个世界就这么不公平。但他们的价值,创造力可以说几乎一样,甚至中国人比美国还强一点,中国不像美国人要享受生活,中国人是工作第一。因此,我觉得中国企业家很幸运,上帝照顾了我们,把这么优惠的东西放到我们这边来。但是我们为什么搞不过他们?因为我们过去只懂管工人,不懂怎么把工程师组织起来。‘中国制造’今后的优势还很大,关键是利用好中国的高级人才和低级人才,让其淋漓尽致地发挥。”

  王传福所谓的万人工程师队伍,大都是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不迷信海归专家,也不喜欢请猎头去高薪挖角,他更喜欢用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国的学生多聪明,他们缺的只是机会。”现在王传福直接领导的7个副总裁中,绝大部分是学校一毕业就进入比亚迪的。

  比亚迪汽车销售总经理夏治冰是1998年北京大学金融专业的毕业生。他还记得,那一年王传福亲自到北大来招聘,当时的比亚迪只有不到2000人,而且是第一个敢进北大招聘的民营企业。夏治冰和他的很多同学还第一次碰到这样招聘还请人吃饭的企业,饭桌上王传福谈的全是想怎么把比亚迪做大,希望同学们能参与到这个事业中来。夏治冰进来后,发现锂电池事业部只有几十人,他的工号是第72号,今天光这个事业部就有2.6万人。那一年之后,应届毕业生开始以每年翻几番的数量进入比亚迪,到2006年,毕业生的招聘数量已达到4000人。

  刚毕业的学生在比亚迪被委以重任。夏治冰进入比亚迪的第一个任务是为锂电池事业部寻找20万的贷款。刚刚走出校门,对社会知之不多,比亚迪又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民企,夏治冰碰了一个又一个钉子。没能完成公司交给的第一个任务,他觉得很灰心,但并没有停下脚步。直到中国银行某个支行的行长听了夏治冰的介绍后,看好比亚迪的成长性,提供了200万的贷款,夏治冰赢得了自己在比亚迪的第一个自信。在被调往比亚迪汽车销售公司之后,夏治冰继续用毕业新生组建自己的团队。正如当年他所走过的路一样,这些新人的第一个任务经常是和一个资产规模达数千万的经销商去谈合作、做生意。

  在比亚迪位于上海松江的汽车工程院,3000多名汽车工程师90%是2004年以来毕业的学生。如果是在国企,他们首先要拧一年的螺丝钉、清理一年车间才可能开始摸车。如果是在外企,可能还只是一个试车员。但在比亚迪,他们一上来接触的就是整车项目,什么核心技术都能接触,两年可能已经干过两轮车(F3、F6)了。比亚迪每年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花几千万元购买全球最新的车型,让这些学生们来拆,拆完之后要写总结、写报告,车子则报废。各种新车上市一台,买一台,其中不乏宝马、奔驰、保时捷这样的名车。一些年轻的研发人员不敢轻易拆卸新车,特别是名贵车型。王传福知道了,二话不说用钥匙把自己的进口奔驰划破,然后说:“现在你们可以去拆我的车了。”

  对于成长快速、可做帅才的年轻人,王传福认为激励他们的最有效方式是不断提供机会,为他们创造新的平台。十年中,比亚迪的产品事业部从不足十个迅速扩张到二十几个,这些事业部的总经理中最年轻的只有31岁,1999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比亚迪。王传福在2002年底筹备众多事业部时这样许诺,任何一个事业部如果能做到营业额30亿元、净利润5亿元的话,就可以从比亚迪股份拆分出去,单独上市,团队成员将得到巨大的股权激励。

  如果有什么事是王传福创业十三年来觉得最难的,就是如何发挥人的主动性。“在比亚迪,人是每一个关键节点、每一种战略打法的最终执行者。对工人,高压、高薪的结合可以对效率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对于知识结构高、价值观和自尊心都很强的工程师这一套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建立文化认同感,让他们追随你的理念。”王传福说。

  比亚迪的工程师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硕士、博士、博士后。尤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博士很有点被神化的感觉,似乎一进企业就应该是解决所有技术问题的高手。但他们的强项往往是扎实的理论功底,而缺乏实际操作的经验。因为被推得很高,却又在短期内做不出成绩,这些人没有发挥出价值,就选择了离开。王传福也曾在这样的问题上有过失误,后来他总结出一套办法,博士们一进门就先把他们拉下“神坛”,事先就声明博士们某些方面还要向工人请教,在一些方面甚至要从头学起。这样技术队伍的氛围就融洽了很多。


  “任正非应该知道我这种感觉。企业家对于技术人员要有耐心,不能我今天投入以后,6个月就要收到利润,这是做不到,技术还要通过一个产品来表现,你要给他一定的时间和耐心,同时对技术人员要理解。因为技术人员有很多缺点,不会拍马屁,经常给你挑毛病,不会受压,你给他高压,他说我在哪儿找不到饭碗,为什么一定要在你这儿做?技术人员跟一般的工人不一样,工人你给他收入高,天天给你干。技术人员要是认同你这个人和理念,钱再少也跟你干。”王传福说。

  他是这样计算人工成本的。“比如说我做F3或者F6,我如果把这款车的设计给欧洲做的话,就像我们一些同行现在做的一部车至少2000万欧元。我们的车如果自己的工程师做这些图纸,画这些图,2000万欧元,相当于2亿元人民币,你想想2亿元人民币可以养多少人?”

2008年6月,比亚迪F3逆市上攻,实现总销量20万量

  王传福孜孜以求的,正是把“中国制造”的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这意味着不仅要管好普通的工人,还要用好工程师。在比亚迪的深圳总部,崭新的工人宿舍、职工公寓、标准的足球场、幼儿园、超市、中学无所不有。多年来,所有管理层和员工一起在大食堂排队、吃五块钱一份的大锅饭已经是不成文的规定。

  王传福承认,比亚迪的管理模式更接近丰田这样的日本企业。“我们公司推崇的是造物先造人这么一个概念。全球品质体系有两类,一类是欧美的品质体系,从上到下,ISO90001等等。日本是另外一个品质体系,日本不强调大的体系流程,他强调人的管理,你所有的体系都要靠人这个节点来执行的。”

  2002年12月,王传福曾和孙一藻等一行三人到台湾鸿海拜访富士康的掌门人郭台铭。王传福对郭台铭为了拿到订单可以站在客户门口,做一些很卑微的事而敬重他。但郭台铭经常是谈到一个问题就按一下电话,让守在门外的相关负责人进来汇报工作,汇报后还不许走,最后所有被叫进来的人都毕恭毕敬地靠墙一字排开。这样的霸气让王传福觉得很不舒服。王传福更希望能在比亚迪营造一种“家”的文化。

  技术派的未来

  “我看房地产这种暴利应该是暂时,不会是长期的。但是长期来看,像制造行业我们知道财富怎么积累,因为我们从制造业走过来,你只要有核心技术,利润毛利率还是很高的。比亚迪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像日本东芝这样的企业,拥有真正的核心技术,不止是一个通路,不止是一个组装。那样上得快,垮得也快。什么叫真正的核心技术。假如东芝要垮掉的话,全球很多企业就要关门了,这就厉害,这就是企业的价值。如果这个企业垮掉了,最后只有银行受损失,大家都没受损失,你这个企业在社会有什么价值?”

  2007年4月,比亚迪刚刚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了分拆手机部件业务比亚迪电子上市的申请。两个月后,富士康以盗取商业机密为由,将比亚迪告上法庭。

  富士康称,2005年多名富士康高管人员转投比亚迪,同时把多份保密文件带走,在比亚迪制定了与富士康相似的生产流程。富士康因此损失了51.3亿元的生意,因此可能向比亚迪索赔50亿元以上。此消息一出,比亚迪的股价一周之内下挫14%,蒸发市值40亿港元。比亚迪因为这起诉讼不得不一再延期分拆上市事宜,富士康的诉讼攻势则随着比亚迪电子上市的脚步或停或进。王传福认为,富士康的这种举动是缘于他对比亚迪发展势头感到不安:“竞争就是这样嘛,在你要上市时,对手出来给你捣点乱。”

  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手机代工企业,年营业额达100亿美元,而比亚迪2006年营收额只有129亿人民币。两者显然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企业,但富士康显然看到了一种趋势,自己的第一大客户,一年为他带来60亿美元的诺基亚正在依靠提高在亚洲的采购和生产比重压低成本,并积极培养富士康以外的供货商。摩根大通的分析人士认为,比亚迪就是诺基亚用来制衡富士康的旗子。

  “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投资了很多技术,很多企业家投资了很多房产,当然他们最后也赚了很多钱,但我们的理念不一样,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钱投到技术上去。我们公司去年有1200个专利(每年申报的专利),华为大概有3000多个,我是他的1/3。我们在全国的专利排名第7位。我们不仅重视保护自己的专利,也研究如何攻破对手的专利壁垒。”王传福对专利技术的重视一如当年发家时的富士康。

  而在比亚迪的发展过程中,它的每一个劲敌几乎都曾向它发起一场专利战,索尼、三洋无不如此。不论官司是发生在本土还是异国,比亚迪每次都是正面迎战,从不回避,并以胜利告终。这大概也是王传福并不把富士康的起诉很当一回事的原因。

  一个在王传福看来最为经典的案例是,2003年比亚迪在日本东京让索尼败诉。该年7月,索尼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起诉状,指控比亚迪侵犯其两项锂电池专利。比亚迪积极迎战,在40天中整理相关证据38份,否认侵犯索尼专利,而索尼提交的所有材料和证据只有6份。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东京地方法院宣布索尼专利无效,索尼不服,再度上诉,以失败告终。

  王传福认为,一家技术型企业的崛起必然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因此合法地规避已有专利,突破西方企业的专利封锁是极为关键的一步。这一点,在比亚迪推出的汽车产品上极为明显。比亚迪F3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快突破10万台销量的自主品牌车型,和它的外型与丰田的克罗拉极为相似有很大的关联。随后,比亚迪推出的F3R与上海通用的凯越HRV高度形似,F6被称作是本田雅阁、丰田凯美瑞的混合体。

  这种形似与王传福对汽车设计的基本思想很有关系。“坦白讲,我们不会从头设计一部车。汽车发展到今天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四个轮子一个外壳,任何一部车都难免和别人有一些相似的元素。”王传福说,“一款新产品的开发,60%来自公开文献,30%来自现成样品,自身的研究实际上只有5%左右。我们大量使用非专利的技术,把专利技术剔除掉,非专利技术的组合就是我们的创新。专利需要尊重,但可以回避。”

  在比亚迪内部,有一个多达上百人的知识产权部,它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对比亚迪的各个产品事业部进行监督,随时提出哪些技术是别人的专利,必须规避。这一百多人中,有五十多人专门面向汽车产品。“我们每年要拆很多车,如果想用一种技术,先看有没有专利,有就调整、规避掉,没有就拿来用。”廉玉波说,“我们甚至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而且100%不会让对手赢。”

  学会打专利战是每一个技术型企业成长的必修课。如果回看亚洲成功企业的历史,无论是丰田、本田,还是索尼、三星,都是一步步从技术模仿者出发,采取破坏式创新策略,走向技术领先者,再到品牌成功者。

  比亚迪2006年财报显示,在整个集团的收入中,手机业务为51亿元,利润9亿元;传统手机电池业务实现销售收入45.67亿元,利润4.11亿元;汽车业务扭转三年的亏损,实现盈利1.16亿元。

  王传福自信比亚迪的技术实力已经超过富士康。“我们现在在整个技术上比他强,因为我的技术领域比他多得多,他仅仅是一个模具加一个EMS,我们有电池,有汽车,汽车里面有多少个技术,从大型模具到发动机技术,到压缩技术、空调技术都有,这些他全都没有,包括一些表面装饰的技术、喷漆的技术他都没有。这两个产业实际上是互通的,这种技术拿过来以后,就是你的优势。实际说1+1不止大于2,有的时候做得好能大于20。无限的创新就从整合当中创新。”

  在未来的若干年中,手机和电池业务将是比亚迪源源不断的利润来源。但10年、20年后,比亚迪真正的未来可能在于汽车,而且是电动汽车。正是基于对比亚迪电动汽车的信心,王传福喊出了“在乘用车领域2015年做到中国第一;2025年做到世界第一”的目标。

  这听上去是一个疯狂的口号,但人们已经不敢轻易嘲笑王传福,比亚迪过去已经一次又一次打破了不可能。2007年10月,比亚迪基于F6推出了一款双模电动汽车,即采用电动与混合动力相结合的技术,车载电池用完将自动切换到混合动力系统。

  这款双模电动汽车的核心驱动力是铁电池,这是一种用铁和硅为原料制成的一种高效电池。汽车电池最大的难度在于高容量、高安全、低成本三项要求上,铁电池在这三方面相比于传统的镍氢电池、锂电池有着独特的优势。在电池领域,王传福敢说自己的实力要超过丰田。而铁电池的成本优势更是他的杀手锏。什么都敢造的他偏偏对变速箱不感兴趣,因为他相信到了电动车时代,变速箱就将变为历史文物。

  事实上,比亚迪对电动汽车电池的研究最早始于1998年。如果不是相信自己能够拥有电池——这一电动车的核心技术的话,2003年的王传福也许根本不会选择进入汽车领域。现在汽车电池的研发团队从过去的十个人扩张到100多个人,加上制造和测试部门,在上海松江占了一栋楼。

  2006年底,比亚迪成立了E6纯电动车项目组,王传福亲自担任项目总负责人,并从比亚迪的电池、电子部件事业部调集大批人马,要将两大产业群的核心技术进行无缝对接。E6项目组每个月至少开两次会讨论各项进展。一组来自比亚迪的数据显示,E6充电一次可以行驶400公里,动力200千瓦,最高时速140-150公里,价格15万元以内,百公里耗电15度,只需要花几块钱的电费。如果在400公里以外需要继续充电,则可以通过充电桩充电,10分钟可充好70%的电量。在安全性方面,王传福说,他很快会向公众证明,这是一块用火烧都不会爆炸的电池。

  王传福的激情与技术并存,但他亦知道,做汽车与做电池、手机最大的不同是比亚迪要在中国乃至全球消费者心中建立强大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而十几年来只做代工的比亚迪一直是营销和品牌建设的门外汉。这个门槛丰田花了十五年,三星花了二十年。尽管通过一款F3,王传福和他的团队似乎已经找到了如何做品牌的感觉,但正如他所形容的:“我们开始找到一点感觉了。就好像原来开车不知道高速路口在哪,现在知道从哪里过收费处,找到上路的感觉了。但未来在这条路上,开得不好还会翻车,风险依然存在。”

 



发件人:"Henry C.K. Liu" <hliu@mindspring.com> 2008-11-05 00:37:54 +0800收件人:<hmwu@ccer.pku.edu.cn>, <wujingshi@vip.sina.com>, <zdjun@263.net>, <yifanding@yahoo.com>, <mayaguo@gmail.com>, <daokan@126.com>, <xuys2006@yahoo.com.cn>, <ilzxy@126.com>, <caowenz@sina.com>, <xiao.c.chen@gmail.com>, <xinwang@eeo.com.cn>, <koususu@gmail.com>抄送:标题:Open Letter to World Leaders


Dear friends, The attached Open Letter by Professor Davidson and myself will appear in Asia Times on Line (atimes.com) on Friday, November 7. Those will wish to express support for it can send me via email your name, title and affiliation.Thank you.

Henry C.K. Liu  廖子光,November 10, 2008,

Open Letter to World Leaders

attending the November 15 White House Summit on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World Economy

Dear World Leaders:

The Winter of 2007-2008 will prove to be the winter of global economic discontent that marks the rejection of the flawed ideology that unregulated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promote financial innovation, market efficiency, unhampered growth and endless prosperity while mitigating risk by spreading it system wide.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mainstream neoliberal economists have preached, and regulators have accepted, the myth of the efficiency of unregulated markets, ignoring the critical lesson provided by John Maynard Keynes’s analysis of interconnec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payments system.

Those who do not learn the lessons of history are bound to repeat its tragedy. Neoliberal economists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have denied the possibility of a replay of the worldwide destructivenes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that followed the collapse of the speculative bubble created by unfettered US financial markets of the “Roaring Twenties”. They fooled themselves into thinking that false prosperity built on debt could be sustainable with monetary indulgence. Now history is repeating itself, this time with a new, more lethal virus that has infested deregulated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with “innovative” debt securitization, structured finance and maverick banking operations flooded with excess liquidity released by accommodative central banks. A massive structure of phantom wealth was built on the quicksand of debt manipulation. This debt bubble finally imploded in July 2007 and is now threatening to bring down the entir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to cause an economic meltdown unless enlightened political leadership adopts coordinated corrective measures on a global scale.

The US sub-prime mortgage problem that started in 2007 has developed predictably to a morass that has caused the abrupt failure of interconnected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reatened the viabi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orldwide as contagion spread at electronic speed via an antiquated, dsyfunctional international payments system.

To arrest the global financial meltdown, much can be learned from Keynes’s vision of how the international payments system should work to permit each country to promote a national full employment policy without having to fear balance of payments problems or to allow financial incidents in other countries to infect the domestic banking and non-bank financial systems.

Another Great Depression can be avoided if world leaders would reconsider John Maynard Keynes’s analytical system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golden age of the first quarter century after World War II. The undersigned and others have long advocated a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based on an updated 21st century version of the Keynes Plan originally proposed at Bretton Woods in 1944.

This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will aim to create (1) a new global monetary
regime that operates without currency hegemony, (2) global trade relationships that support rather than retard domestic development and (3) a global economic environment that promotes incentives for each nation to promote full employment and rising wages for its labor force.

Sincerely,

Paul Davidson
Editor,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Visiting Scholar
Schwartz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The New School, New York

Henry C.K. Liu
Visiting Professor of Glob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


Partial List of Supporters:

Irma Adelman
Professor in Graduate Schoo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Philip Arestis
Director of Research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Angel Asensio
University Paris 13
Member of the ADEK and PKSG

H. Sonmez Atesoglu
Professor of Economics
School of Business, Clarkson University
Potsdam, NY

Janine Berg
Senior Labour Economist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Brasilia, Brazil

W. Robert Brazelton.
Professor-Emeritus/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

Luiz Carlos Bresser-Pereira
Professor Emérito da Fundação Getúlio Vargas

Christopher Brown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rkansas State University

Paul D. Bush
Professor Emeritus of Economics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resno

Fernando J. Cardim de Carvalho
Professor of Economics
Institute of Economics,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Brazil

Massimo Cingolani
Directorate for Lending Operations in Europe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Luxembourg

Eugenia Correa
Posgrado de Economía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Dr. James M. Cypher
Researcher-Professor, Economics
Doctorate in Development Studies
Universidad Autonoma de Zacatecas,
Zacatecas, Mexico

Sheila C. Dow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Stirling
Scotland, UK

Miguel Angel Duran.
Lecturer in Economic Theory
University of Malaga, Spain

Luca Fantacc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Public Management
Bocconi University
Milano, Italy

Jorge GARCIA-ARIA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Leon, Spain

Alicia Girón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Económicas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Claude Gnos
Associate Professor







发件人:"Mary Burdman" <burdman@gmx.net> 2008-11-04 01:00:30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Re:_回复:article_on_LaRouche

     I am attaching a statement just put out by Lyn LaRouche, calling for a meeting in Washington Nov. 11 to discuss what must be on the agenda for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eetings. This would be a meeting on LaRouche's agenda -- because he is the one who not only forecast this crisis over years, but also has put forward the steps necessary to resolve it. Best regards,

 

Whereas: The Present World's Monetary System Is Now Hopelessly Bankrupt

by Lyndon H. LaRouche, Jr.

November 1, 2008

1. As of Saturday, November 1, 2008, the present world’s monetary system is hopelessly bankrupt. Any attempt to continue that system, would not only be a fraud by those political powers which refuse to recognize that reality, but would be, in and of itself, a perpetuation of a vast crime against that great mass of humanity which would suffer from cruelties greater in magnitude of their global effects than the practices of the Adolf Hitler machine.

2. What the world as a whole is now experiencing, is a global economic break-down, comparable to what Europe experienced as a Fourteenth-Century “New Dark Age,” a new breakdown which erupted, first, in the U.S.A. at the close of July 2007. Under present conditions, the continuing failure to recognize that fact, heretofore, as by leading powers of the planet, would be, in effect, a crime against all humanity by such powers and their responsible authorities, who, therefore, would be, culpable individual leaders in both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ffairs.

3. In my capacity as a successful long-range economic forecaster, I have repeatedly identified the conditions leading into this presently onrushing, global breakdown-crisis of the present worl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 have done so with a uniquely valid scope, and with specific warnings, during the period leading into and follow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sent, global break-down process, since July 25, 2007. Clearly, any agency, or government which fails to take that crucial evidence into account, is , like the U.S. Congress itself, to date, acting with reckless disregard for economic realities and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ir negligence.

4. While there is presently wide-spreading acknowledgment among leading governmental and related circles of the world, that a reform deserving of the rubric “New Bretton Woods System,” is urgently required for this situation, there is no clarity among those powers, as of yet, as to exactly what that means in terms of the most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such a reform. It is essential that clear fundamental principles be defined, and that quickly, "The system is coming down right now," as I do here!

5. Therefore, it is indispensable that a special, closed-door meeting among selected, suitable personalities be convened in Washington, D.C., on November 11, 2008, preceding the scheduled general meeting with U.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Jr., to advise President Bush and other relevant parties on what would be justly demanded of them in the matter of the virtual doomsday character of the world’s presently, immediately looming general breakdown-crisis. This November 11th meeting, has been selected as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some broad guidelines on the nature of the required immediate agreement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S.A., to launch the call for the immediate declaration of commitment to a return to a present-day agreement in global economic reform which w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avowed intention of U.S.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at Bretton Woods, prior to that President’s death.

6. In view of the unmatched, great credibility which I have earned as a long-range forecaster, it is indispensable, in the interest of securing a competent agreement, that I initiate, and be a sponsor of this present call.

7. It is intended that a limited number of responsible U.S. political officials and suitable other notables be included among a select, initiating group of those invited. To many cooks will ruin the pot. That body should recommend extension of invitations to relevant international figures known to be sympathetic to this type of event, to discussions for the purpose of continuing discussions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at of Nov, 11th. We must move on this quickly; the world’s presently, hopelessly bankrupt monetary system is already on the verge of imploding.

8. The intent of assembling this as a private meeting and, also, its probably immediate, private sequels, is to create a proposal as free as possible of what were otherwise likely diversionary disruption by “lobbying” by obvious circles opposed to the very idea of a proceeding in bankruptcy against the presently ruling, but, hopelessly failed, global, and implicitly fraudulent, Anglo-Dutch Liberal, “monetarist” form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9. We must not permit circles of governments, such as the already failed circles of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Jr., himself, to control the agenda of deliberations to such a degree that essential elements of issues of agreement be excluded from the deliberations in that fashion. It is the governments themselves which have failed in this matter thus far; a judgment of that failure is, therefore, an essential part of any competent draft proposal.

--------------------------------------------------------------------

General Finding On Background:

The crucial issue posed by the current, general bankruptcy-in-fact of the present world monetary-financial system, dates, in its notable origins, from that February 1763 Peace of Paris which established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of such as Britain’s virtually Satanic Lord Shelburne as a world empire-in-fact. Without taking that fact into account, as central to any competent understanding of both the causes and remedy for this presently onrushing, global breakdown-crisis of the existing world system up to this point, there will be no competent action to prevent an immediate general collapse of global civilization into a new dark age.

From that inception of what is known today, variously, as the British Empire, or that Anglo-Dutch Liberal system which has reigned afresh, increasingly, as a world empire-in-fact since August 15, 1971 and the subsequent petroleum-price crisis, this empire, which is what came to be known as “The British Empire,” was essentially a “New Venetian” empir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er interests, an empire (or, if you prefer, vampire), led by the followers of Paolo Sarpi, which had employed its captive United Kingdom as a leading, subsumed instrument of a supra-national power of relevant circles constituted as a ruling monetary system.

The core of that ancient and modern imperial power has been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s which have functioned as, ostensibly, partners with governments, but whose essential form of power has been as a power operating from outside of, and over even governments with which they are associated as ostensibly mere partners.

This pathological habit, known as monetarism, was already this form of monetarist imperialism, which prompted the initial, 1763 break of the patriots of English-speaking North America from the rapine associated with Lord Shelburne’s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The constitutional monopoly of the later U.S. republic over its lawful utterance of credit, has been, from its inception, that principle of U.S. patriotic resistance against what was then, and again today, the globally crucial, imperialist power of global Anglo-Dutch Liberalism which is still the presently crashing world monetary-financial systems of today.

The systemic implications of that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S. constitutional credit-system, and the Anglo-Dutch imperial, world monetary system, is the issue on which the survival or doom of the present world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depends, inevitably. and immediately.

This fact must be seen in terms of reference to the 1762 establishment of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under the thumb of Shelburne’s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Jeremy Bentham, then, which has been the characteristically imperialist feature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Anglo-Dutch Liberal financier interest as the imperial power it remains, still, today.

Whereas, that Anglo-Dutch Liberal form of imperial monetary power, which 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 had intended to bring to an end as soon as the war against the Hitler forces had been won, acted, after his death, to employ U.S. President Harry S Truman to thwart President Roosevelt’s anti-colonialist intentions for the post-war world. Truman, betray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sisted London in re-establishing colonial power, either overtly, or under subterfuges, from that time to the present day.

In fact, no new monetary a system, for reason of its very nature, could cope successfully with a crisis of the origin and pres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sently onrushing general breakdown-crisis of the planet as a whole. Only the institution of a credit system of the type intended by that President Roosevelt in 1944, as a Bretton Woods reform introduced by him, represents the true model of any efficient remedy for the effects of the presently on-rushing, concluding phase of an ongoing, assured, general breakdown of the entirety of each and all among the world’s present monetary-financial systems.

The only type of reform which could combat the present breakdown-crisis efficiently, as had been intended by 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 in 1944, would be a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credit embedded in the intention of the U.S. Federal Constitution, as emphasized by Treasury Secretary Alexander Hamilton, rather than the Keynesian mode of implicitly imperialist monetary systems associated with the Anglo-Dutch Liberal world-imperial financial-monetary systems of Europe, as also the U.S.A., which are breaking down today.

A reference to the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of Keynes’ proposal of a general theory, in 1937 Berlin, reveals the truth about the Keynesian conception as having been a wittingly pro-fascist sort of imperial model, a model of the type which has been in increasingly full effect since those radical U. S. developments of 1968-1973.This has been the model which has been the genesis of what was to become something like the world breakdown-crisis reaching the point of a general, global collapse during these present weeks.

To appreciate the implications of what I have just written here, we must recall those conditions of of British strategic policy during 1937-1940, which led to the British financial establishment’s break with what Britain had created as the Adolf Hitler regime.

Prior to the Nazi Wehrmacht’s breaking into France, an action which violated the terms of Britain’s earlier accommodation with its sometime protege Hitler, nearly all notables, including Winston Churchill, had been willing to “tolerate” a Hitler whom they presumed to be committed to the targeting and conquest of the Soviet Union. When Hitler struck France, first, and that successfully, the former Anglo-American and other financier circles, such as Harriman’s Prescott Bush, the grandfather of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Jr., which had had a policy of tolerating and co-operating with the Hitler regime, joined with Churchill et al. in turning against their former crony, the Hitler regime. It was only the Nazi break-through into France, thus breaking through what had been presumed to have been agreement not to breach the western diplomatic barrier, that prompted Britain to turn against their former crony, Hitler.

Today, the genocide against Black Africa maintained by the British Empire and its U.S. sympathizers among financiers in official positions of influence, typifies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S.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 of 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 and that British imperialism whose colonial and related imperial interests were defended by President Truman. Truman’s folly has been continued to the present day, as to be seen in Truman’s legacy itself through the time of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and those of Presidents George H. W. Bush and his son, George W. Bush, Jr. This monetarist view alien to our republic, is the axiomatic root of the horror we must recognize as unfolding in Congo right now, as these words are written at this present moment.

Where on this issue, we might ask, for example, doe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Jr. stand today? Where Barack Obama, for example?

1. Back to 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

In such circumstances as these, one must inquire:

What is, speaking practically,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of 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 and that pro-Keynesian system shaped by the influence of his successor, President Harry S Truman?

All imperialist, and quasi-imperialist systems known to our history to date, as known from studies of the “bow tenure” system traced to Sumer, through the time of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Homeric Iliad for ancient Greece, depend, as in the case of the fraudulent set of definitions, axioms, and postulates of Euclid’s Elements, on the assump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arbitrarily presumed, a-priori assumptions respecting attributed, so-called “self-evident,” essentially arithmetic definitions, axioms, and postulates.

Yet, the roots of ancient through modern European physical science are located in a notion of science explicitly contrary to the a-priori presump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dogma of Euclid’s Elements. Such is the case for the ancient Pythagoreans and Plato, and for the founding of modern European science by Cardinal Nicholas of Cusa and such among the students of Cusa’s discoveries as Leonardo da Vinci, Johannes Kepler, Pierre de Fermat, Gottfried Leibniz, Carl Gauss, Lejeune Dirichlet, and Bernhard Riemann, and, later Max Planck and Albert Einstein, among others. Einstein’s celebrated public adoption of the work of Kepler and Riemann as providing the actual foundations of a competent modern physical science, is an expression of this distinction.

See the opening several paragraphs of Bernhard Riemann’s 1854 habilitation dissertation for a conveniently authoritative statement of the problem.

The most crucial of the relevant points bearing on the present crisis respecting matters of the roots of competent economics in matters of universal physical principle, is that all so-called “reductionist” sets of axiomatic presumptions, such as the reductionism of Euclid’s Elements and the modern empiricists, positivists, and existentialists generally, are based on axiomatic-like, a-priori assumptions whose effect is to exclude consider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those universal physical principles, such as Johannes Kepler’s uniquely original discovery of the principle of gravitation, which are to be found only “outside” the domain of the kind of a-prioristic presumptions typified by the role of sense-perceptual-premised, definitions, axioms, and postulates in Euclid’s Elements.

The particular, most crucial significance of this poi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ly ongoing, general, economic breakdown-crisis striking all of our planet’s societies today, is that such systems, premised a-priori on ideas respecting human sense-perception as such, are not merely incompetent scientifically, but are the most frequent concomitant of the great, self-inflicted physical-economic disasters of once proud nations and their cultures.

The crucially relevant issue posed by that vulgar practice, is the essential distinction of the human species, from all forms of inhabitants of the Biosphere. That is the issue of the functional denial of the existence and role of human individual creativity in enabling a society both to avoid otherwise inevitable attrition, and even collapse into a relevant new dark age of that part of the entirety of humanity. This is especially notable for the case of modern economy, in which the employment of discoveries derived from the context of universal physical principles, is the only source of the power of the human species to rise to potential relative population densities beyond the capacity of the higher apes.

I defy any among you to show me the expression of such creativity within the economic-policy doctrines taught in the universities, or governments, of leading nations of our planet today. On this account, all financial accounting systems known to us are sources pregnant with ultimate disasters of the type which now menaces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civilization on our planet today. In these inevitably failed systems prevalent today, the notion of profit is the notion of the looting of the labor of man, by other men, rather than promoting the shared benefit of human creativity, through discovery of those applicable principles by means of which mankind’s potential relative population-density is increased: an increase which can be sustained only through the use of creative mental powers which are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doctrines of systems of generally accepted modern financial accounting or generally accepted academic economic theories.

It is precisely for that reason that, in matters of economic forecasting, I have succeeded repeatedly in long-range forecasting, where all my leading putative rivals have failed so miserably, especially at the present point in global developments.

2. The Only Remedy Available

There are two principles of physical science which are of crucial importance for the shaping of economic policies among nations today.

First and foremost, is the principle of dynamics as Gottfried Leibniz raised the issue of this principle in exposing the inherent incompetence of the influence of such modern reductionist followers of Paolo Sarpi as Rene Descartes.

Sarpi adopted a method copied from the medieval irrationalist William of Ockham, under which mathematical and kindred formulas were substituted for the actual discovery of proof of universal physical and related kinds of universal principles. So, today, in typical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mere mathematical formulas are substituted for what are actually provable, experimentally to be universal physical principles. Johannes Kepler’s uniquely original discovery of gravitation, as proven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 The New Astronomy, and his discovery of a universal principle of gravitation within the Solar system as a whole, as proven, uniquely,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 The Harmonies of the World, have served as the foundation of all competent modern physical science through the work of such as Max Planck and Albert Einstein. As the case of Harvard University illustrates the point, neither of these discoveries are recognized in the typical university curriculum of today.

It is mankind’s discovery and application of discoveries of this universal quality which define the method by which the increase of the physical productivity of nations, per capita, and per square kilometer, is actually accomplished. That is to say, that it is through the discovery of universal physical principl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ose methods of discovery to the practice of society, that the maintenance and net increase of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r, per capita and per square kilometer, are not only maintained against decrease, but enjoy a net increase.

3. The Role of the Nation-State

However, contrary to some relatively popular mythologies, the increase of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r is not secured through the mere application of discovery of principles to the legendary “point of production.” Progress in productivity is chiefly through the combined spread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t the point of production, as combin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quality of general infrastructure in which production occurs.

This principle of economy was introduced to modern economy by Gottfried Leibniz, especially Leibniz’s exposure of the scientific frauds of Rene Descartes. It is only in the domain of physical dynamics, as physical dynamics was developed as a conception by Bernhard Riemann, that the actual functional role of universal physical principles was made adequately clear to modern economy.

The source of this creative power expressed by the individual and his or her society, is located in the same specific qualities of the human individual mind which are associated, on the one side, with physical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modalities in culture which are typified only by Classical modes in artistic composition, as in Classical poetry, Classical drama, and Classical musical composition and performance in the vein of J.S. Bach, Mozart, Beethoven, et al. The expression of these specific forms of creative powers is located, primarily within the body of Classical expressions of national language-cultures.

It is the affirmative co-oper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s to the common ends so identified, which is the dynamic principle of creative progress on which the future of a presently menaced humanity now depends absolutely.
 

 

 


发件人:"huxingdou"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2008-11-26 22:17:16 +0800 收件人: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抄送: 标题: 转发: 中国迁都报告(部分内容)

中国的迁都报告

(部分内容)

秦法展 胡星斗

(欢迎海内外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电话:0086-13661243362)

目 录

报告一 中国历代迁都路线图折射国都南迁
第一节 初创中国的国都迁徙
第二节 秦的迁都对后世影响深远
第三节 关中成为形胜之地
第四节 东汉王朝的三都制
第五节 华夏遍布帝王都
第六节 北京登上了历史的峰巅
第七节 值得特别关注的四次迁都
报告二 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第一节 北京定都成本太高,中央政府投资太大
第二节 北京水资源匮乏,人类生存受到威胁
第三节 北京沙尘天气频发,沙漠化逼近北京西大门
第四节 北京生态脆弱,环境污染严重
第五节 北京城市功能过份集中,不堪重负
第六节 北京的“人口爆炸”和老化严重,人口质量令人担忧
第七节 北京可利用的土地有限,资源稀缺
第八节 北京道路交通严重堵塞,被誉为“首堵”
第九节 北京贵族化气氛与国人的隔膜不断加深
第十节 “摊大饼式”的城市规划建设,使北京走入死胡同
第十一节 北京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不断遭到毁坏
第十二节 北京处于京津唐多发地震带,严重危及首都安全
第十三节 北京地理位置偏北、临海较近,国防战略弊端过多
第十四节 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与科学发展观相左
第十五节 北京作为首都气数已尽,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报告三 中国迁都的原由和设想
第一节 北京迁都的由来
第二节 北京迁都的四种设想
报告四 世界涌起的迁都潮及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节 德国迁都柏林促和谐
第二节 缅甸迁都深山密林保安全
第三节 巴西迁都中部高原谋发展
第四节 巴基斯坦平起炉灶建新都
第五节 哈萨克斯坦迁都中部小城阿斯纳尔
第六节 韩国迁都正在进行时
第七节 世界其他国家迁都小议
报告五 北京迁都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第一节 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最好诠释
第二节 是推进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最佳捷径
第三节 是缓解北方资源、环境压力的有效保证
第四节 是创造北京公平竞争环境的必由之路
第五节 是推进和谐中国建设的有效途径
第六节 是提高国家机关办公质量和效率的有效选择
第七节 是显示大国尊严和自信心的最佳方略
第八节 是改善国家防御和安全环境的重要保障
报告六 全国七市(地)建都热情高涨
第一节 迁都西安说:千年古都再复兴
第二节 迁都洛阳说:五都汇洛显真色
第三节 迁都开封说:叠加文明更灿烂
第四节 迁都南京说:虎踞中山定乾坤
第五节 迁都重庆说:崇山峻岭保安全
第六节 迁都郑州说:商都再铸新辉煌
第七节 迁都沂蒙说:中华文明大回归
报告七 中国十一城市建都现状之比析
第一节 西安、洛阳两大古都之比较
第二节 上海、广州两大经济城市之比较
第三节 南京、重庆两长江下中游城市之比较
第四节 郑州、兰州、武汉三内陆城市之比较
第五节 南阳、临沂两市地后发优势之比较
第六节 迁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报告八 打造新都着重要考量的四要素
第一节 政治、安全第一
第二节 位置十分重要
第三节 秉承传统文化
第四节 控制首都规模
报告九 新首都建设的基本架构设计
第一节 正确解读新都的定位
第二节 切实选择好新都的位置
第三节 “一国三都”制必然的选择
第四节 “一国三都”制的历史借鉴
第五节 “一国三都”制的基本构想
报告十 新政治首都的规划与建设畅想
第一节 新政治首都的选址
第二节 新政治首都的设计理念
第三节 新政治首都的规模与迁都费用
第四节 新政治首都的建设时间
第五节 实施迁都的时间
第六节 未来新都的名称
报告十一 中原地区是新政治首都的必然选择
第一节 得中原者得天下
第二节 知中原者知天下
第三节 厚重的河南省会郑州
第四节 第二届中博会让河南风光无限
第五节 中部崛起使中原厚积薄发
第六节 中原腾飞正其时
第七节 迁都中原,正确的选择
报告十二 南阳盆地是新政治首都的首选地
第一节 优越的地理位置
第二节 丰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第三节 卓越的自然环境和风光气候
第四节 独特的地理区位和地质优势
第五节 丰富的资源和优势企业
第六节 有利于国家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和可持续发展
第七节 有利于降低搬迁费用和中央机关运行成本
第八节 有利于建立廉洁高效的中央政府
第九节 有利于缓解北京环境资源压力
第十节 有利于首都自身防御和国家安全
报告十三 南阳,拥抱新首都的诞生
报告十四 中央政府对中原大地情有独钟
附件一:《中国迁都动议》
附件二:《中国迁都动议大搜捕》
附件三:《关于修改宪法、实行迁都与分都战略的建议书》
后 记

报告九:未来首都建设的基本架构

秦法展 胡星斗

    建设新的首都是一个国家的大事盛事,如何确定未来新都的基本架构,不仅体现着执政者的基本治国方略,而且直接关乎着国民的福祉和愿望,同时,对于引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实现新一轮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正确确定首都基本架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第一节 正确解读新都的定位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创时,著名建筑学家、北京市副市长梁思成就曾向毛泽东建议:我认为华盛顿作为一个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可以借鉴的好典型。北京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优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城市。

    60年过去了,梁思成这些好的建议,由于新中国初期发展经济迫切的心理等诸多原因,没有被完全接受。多年来,围绕北京发展与建设的重大工业项目纷纷上马,最主要的如首都钢厂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首钢的发展客观上对北京经济、对解决北京人口就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给北京城的发展以及城市环境造成了重大破坏。2007年3月,中央决定将首都钢铁集团公司整体搬迁至曹妃店。梁思成的建议终于在60年后得到了回应。这个教训我们必须认真汲取。
一个时期以来,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就迁都问题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有学者建议:新的政治首都宜选在中原或南方中部,如河南、湖北、湖南一带。该城市不能离海岸线太近,以防海上飞机或者导弹的袭击;也不能过远,因为作为政治中心,不能交通不便。该城市必须雨水适量,气候宜人,生态环境优美,地势平坦开阔。还有专家学者建议:中国未来的新都应选址在长江和黄河之间、汉水流域附近比较适中。还有人建议,新首都应在襄樊、荆州、荆门、宜昌4座城市相围而成的一片三角地带可为首选,我们可称之为“襄荆宜三角地带”。这块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气候温和、工农业基础雄厚、资源供应充足。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带处在中国南北和东西相交汇的地理中心,是连接华北、西北、西南、华东和中南地区的战略枢纽地带,开放性大,四面连通性好,真正据东进西出、南来北往之要冲,其独特的区位优势,目前全国没有任何地带能与之相提并论。2007年初,不少专家学者呼吁迁都南阳,认为南襄盆地及汉水流域,是中国建都的最佳位置,甚至有人描绘出了未来的首都(中京)的基本雏形(大约50年以后):中央首都区共13万平方公里。在首都东区(襄樊、南阳),三千万人口分布于数百个大大小小的城镇,组成一个世界最大的都市;首都西区(汉中、安康、商洛、十堰)人口一千万,盆地河谷中分布着无数城镇村庄、军事重地、旅游景点。中京将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科技、交通、旅游、高技术产业中心。她将集中许多世界名城的优点特色于一身:墨西哥城的规模,德国鲁尔的格局,巴西利亚的发展速度,硅谷的科技,巴黎的艺术,纽约的繁荣,堪培拉的洁净,伊斯兰堡的防卫,日内瓦的开放,西安的历史,还有迁都之举本身有着柏林一般的气魄。随着中国的一步步崛起,这里也必将成为全世界的中心,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学城、最先进的科技、最大的高技术工业园,拥有最繁华的商业街、最繁忙的机场、最高的大厦,还有最美丽的景色、最清新的空气、最浓郁的艺术氛围……,真正成为“万都之都”。这就是国人心目中的新都,然而笔者却不敢苟同。

古代的学者和政治家们曾从不同角度分析过古代定都基本遵循了三条原则:其一,都城附近要求是富庶之地,能保证都城的物资供应;其二,建都之地要占据有利地形,最好是易守难攻;其三,要求都城大致位于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区,或便于与各地联系的交通线上。笔者认为,借鉴美国、澳大利亚首都建设的经验,参照巴基斯坦建都的理念,选择佳地,创建中小城市的政治首都,是国家摆脱北京日益恶化的生态现状,解决目前经济困局的唯一选择。其理由除了笔者前面所言北京已不适应作首都的诸多阐述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多年来,我们白手起家已经打造了5座现代化的特区城市(深圳、珠海等),依托我国日趋雄厚的经济实力,我们完全有能力、有财力、有物力,打造建设一座全新的、现代化的政治首都。是的,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国家实力今非昔比,我们的国民总产值已经跃居世界前列,外汇贮备世界第一,人均GDP已经突破2000美元……,尽管2008年我们遭遇到了国际国内经济和社会的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万众一心,迎难而上,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仍然取得了经济和建设的巨大胜利,凭现在的实力,打造一个现代化的新都是完全可能的。

建设新的国家政治首都,是国人的期盼,是现实的要求。我们姑且先不说迁到何地,最关键的是,首先要解决一个思维定位等基本问题。未来的新都是建设一个国际性大都市或世界第一的超大城市,还是建设风格独特,典雅精致,玲珑乖巧,避免重沓北京大城市通病的覆辙,体现中央人民政府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发展中小城市的执政理念,这是首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据笔者所看到的有关新都建设的建言,大都认为要建设世界级特大和超大城市,出发点是显示中国崛起的大国风范,象办奥运会那样一切追求最大最美最好、高水平、有特色,向世人展示我们的实力,为国人脸上增光,使国人和华人华侨感到骄傲和自豪……

笔者认为,这些建言出发点都是好的。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100多年间,中华民族倍受欺辱,中国的大国地位一直不被世人所认可。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大国地位基本得到确立,我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但没有展现自我的机会和实力。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中国已经绝非过去,凭我们目前的国力,打造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建设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最大、世界一流的超大城市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如卞洪登先生在《首都东扩》一书中建议,将国务院机关及部委搬迁至北京、天津之间的所谓飞地即:隶属河北省管辖的香河、大厂、三河三县,改为首都新区,建立国家新的行政中心,使之成为连接北京与天津的桥梁,以此推动京津唐廊大都市经济圈建设,使北京的人口增加到2500万人,将北京建设成为洲际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流中心和世界级的超级城市。还有人建议,在“襄荆宜三角地带”建设国际性的大都市等。总之,建议将首都建设成大都市或超大城市的不乏其人却言词灼灼。

但是,纵观世界的首都现状,以及上面我们对美国、巴西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首都的分析说明,国家首都也并不都是世界级的大都市,也并不是说越大越好,越大越能显示国家实力。世界头号强国美国首都华盛顿在美国的城市排行榜中属于中小城市;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更是小巧玲珑,人口30万人,没有高楼大厦地标建筑,只有低矮的楼房和别墅;南美第一大国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亚,经过了20多年的建设也只是北部高原上的一座100万人口的城市等等。我们能说美国不富裕、不强大吗?我们能说澳大利亚、巴西国家穷、人民没面子吗?

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大国,迁都是牵动全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大动作,也会对国际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新都的建设,有许多可借鉴的地方,首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之初,梁思成先生的建议对我们今天仍然十分有用,就是把首都建设成为类似华盛顿那样的、最适宜人居住的旅游城市;其次,巴基斯坦建都的理念对我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中国。1960年5月24日,巴基斯坦通过了迁都总体规划,其中特别指出:“首都不应当是工业或商业中心,只应当是首都”,应该把新首都建成“一座花园和花的城市,使全城看起来像一块美丽的地毯”即:花园城市。这些对我们建设新都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所以,新的国家首都的建设,首先要解决一个观念问题,那就是必须站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汲取教训,借鉴经验,传承未来,新都绝对不能追洋求大,搞什么世界第一大都市、国际中心城市。尽管我国的经济近些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要说与发达国家,就是与中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们不能夜郎自大,忘乎所以,贪大求洋;其次,国都代表着中国政府的形象,反映着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服务人民的初衷。首都的建设是节俭务实的,还是追求奢华铺张的;是简明开放透明的,还是高深莫测隐蔽的,这些都直接影响着国人、世人对未来政府的信誉度;其三,面对将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没有秘密可言,未来的世界将是比环境、比质量、比效率的世界,国都再大,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地位,国都建设的再奢华,也不能反映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笔者认为,新政治首都的建设要小而又小,精益求精,重在环境、适用、透明和国家公职人员质量和效率的提高。真正将新首都打造成一个绿色环保没有污染的、体现民族民俗文化特色的、体现小政府大服务初衷的、集现代化资源为一体的,玲珑剔透、别致新颖、开放透明、具有亲和力的中小城市,作为政治首都。这个政治首都没有高楼大厦,没有硬化的大广场,没有高耸的烟囱,听不到轰轰隆隆的机器声响;这个政治首都,没有灯红酒绿,没有五星级的大酒店,没有热血沸腾的大学校园;这个政治首都是高科技武装的,新型环保节能材料建设的,没有污染和喧嚣的,大街小巷很少看到着装警察和频繁呼叫警车的易居城市等。这里只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心和国际交流场所;只有权威性强、效率最高的国家办事机构;只有奉公守法的、办事最快、最廉洁的公职人员,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全新的、开放的、远离腐败和淫秽场所的,从事国家管理和对外交流的现代化首都——即中国最高首脑和机关的首善办公之区。

第二节 切实选择好新都的位置

关于未来新的首都的位置,是人们最关心、议论最多、最难下结论的焦点问题。因为,它不仅首先要位置好,普遍被国人所接受、认可,还要考虑众多利益集团心理承受能力,特别是在诸多城市争相作为首都城市的今天,位置的选择更为重要和迫切。位置选择的好,对国家、对人民、对后世、对发展都有好处,就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国人民的热情和积极性,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增进全国人民的团结,促进和谐中国的建设,解决长期困扰在国人心中的忧虑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否则,就会导致中央高层矛盾、基层群众怨言。因此,位置的选择必须十分慎重,必须得到最广大专家学者和最大多数人民的认可。

在上述章节中,笔者曾对各家所言进行了简要叙述,综合诸多关于新都位置选择的意见,迁都中原占据着最多比重,基本形成了共识,被众多专家学者所认同。首都的位置,从古代帝王到近现代国家,都非重视,比如在我国历史的盘庚帝迁都安阳小屯村,首先就是考虑到他的地理位置。古时的小屯村,离古黄河岸约40里,处于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冲积扇平原中部。旁边有洹水穿过,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对于原始的水利灌溉,农耕开发十分有利,是发展农业的理想地方。这里还是一个的战略要地,左有太行山,右有漳水、滏水,前面有黄河,后面有险山,地势险峻,是难得的天险,无疑是一个建都的“风水宝地”。正是盘庚迁都于此,开创了殷商200年的安稳基业。可见地理位置对于国都是多么重要。再比如秦的三次迁都,除了政治原因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秦看中了他特殊的地理位置。战国初期,秦国都城一直在雍城。到秦献公时(公元前383年),秦又将都城迁到栎阳。司马迁说栎阳的地势是“北却戎狄,东通三晋。”随着国力的增强,秦孝公决定再一次迁都,将国都迁往 “地处九嵕山之南,渭水之北,山水俱阳”的咸阳,同样是看到了他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咸阳处于东西、南北交通要道,要想东西方向通行,必须在咸阳附近横渡渭河,自古天下一条路,咸阳的战略位置比栎阳还要优越得多。正是这一次具有历史性的迁都,为秦的强大和最后称雄诸侯铺平了道路。咸阳作为战国秦和秦王朝的都城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所以,国都的地理位置是首先要考量的第一个问题。

同时,在我国近代史上最惨淡的一幕,莫过于大清王朝的当权者慈禧太后面对八国联军的炮舰,携光绪皇帝仓皇出逃西安,给中国人丢尽了脸。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究其原因,主要是首都北京的地理位置离海线太近。日本发动的卢沟桥事变,也是从北京(因为当时朝鲜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9.18事变日军就是从朝鲜进入东北的)开始,而后发动8.13上海战役,同样是因为上海离海岸线太近所致。中国本来不是一个海上军事强国,而把首都建在沿海,其危险性可想而知。这种危险至今仍然存在,如果台独势力猖獗,一旦战事突起,美军干预的话,北京将再一次袒露于美军航母的飞机弹炮之下。所以,首都地理位置的选择十分重要。

当然,首都它最重要的首先应该是一个政治中心,而不是地域中心。如果地理中心更适合建都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只是目前世界上真正的国都正好在一个国家的地理中心并不多见,只是相对在一个国家的地理中心。在古代交通通讯尚不发达的时候,由于秦始皇强有力和富有生机的统治,即使国都不是国家的地理中心,他从咸阳签发的各种诏令并没有受地域的限制,而是源源不断地及时送达全国各地,不仅得到了执行,而且基本形成了后来各王朝的范本。今天我们建设新的首都,就要汲取过去的教训,尽最大努力避免过去的失误,选择接近国家地理中心的位置建设新都。

第三节 实行“一国三都”制

选择中国中部的空白地区建立新都已经成为共识,要求尽快迁都的呼声也不绝于耳,越来越高。一些专家学者如卞洪登先生建议实行分都制;还有些学者的“一国双都”即:保留北京为政治首都,将经济首都迁往上海;或北京作为经济首都,选择中部或西部某个城市作为政治首都等等。笔者认为,实行分都制或一国双都制,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北京面临的环境、资源、交通、人口等等日益恶化的问题。试想假如我们将经济首都迁往上海,那只是10多个经济、金融部门的人员流动,多者包括家属(家属也不见得愿意迁往上海,即使迁往上海的工作人员恐怕大都还有回北京的打算)最多10万人,北京的负担仍然过重。就目前中国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而言,中央掌控的资源太多,人们进京就是冲着北京的政治资源而来的,政治资源留在北京,阻挡不住国人的进京潮。假如我们将政治首都迁往中部或西部的某个城市,笔者对中部或西部城市目前的状况进行了研究和比较,就中部而言,河南郑州最合适。郑州不管区位、资源、环境等方面都优于中部其它城市,但问题在于,郑州城市人口已经接近300万,城市建设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且周边大中城市过多过近,人口密集等。假如政治首都迁到郑州,将面临着北京现在所面对的诸如城市交通、战略安全等问题,从长远考虑,迁都郑州也不合适。那么,西部城市怎么样呢?西安最为理想,但是西安城市规模过大,人口剧增,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负担沉重,已经承载不下更多人了,尤其是水资源的贫乏,我们决不能从一个缺水的城市再迁到另一个缺水的城市。另外西部就只有中国第一帝都咸阳盆地和四川盆地可供选择。咸阳盆地,开发较早,人口稠密,周边山川环绕,但由于帝王建都时间长,给人以封建封闭的感觉。四川盆地偏离国家地理中心且巴蜀文化传统太重,恐国人难以接受。

笔者在认真研究了中国历代迁都的历史和世界上几个国家成功迁都的经验后,认为,借鉴巴西、南非的建都经验,吸收我国古代国都建设和管理的精华,按照国家倡导的小政府、大服务和谐亲民的理念,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三角鼎立的“一国三都”架构,是最理想的选择。

第四节 实行“一国三都”制的借鉴

在我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早在东汉时期就实行过“一国三都制”的成功范例。西汉政权旁落王莽手中以后,以刘秀为首的汉室后裔几经拼搏,创立了东汉政权。为了巩固国家政权,刘秀除了对国内的反对势力进行东征西讨之外,就是出外到处巡视,寻求确保国家政权的体制,他在频繁巡视长安后,看到经过多年的战乱,昔日繁荣的长安城破烂不堪的样子,心里十分难过。他认为,要复兴汉业,选择首都非常重要。最后经过他六次寻访长安,祭扫西汉皇帝的故陵,终于决定:西京长安作为祖先的创业地,历史悠久,具有文化中心的意义,将其定为文化首都;南阳为自己的家乡,是“龙兴之地”、商业都会,被列入了陪都、经济首都;东京洛阳是皇家宫室和大臣所在地,是行政中心,被定为政治首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一国三都制”的朝代。这种三都制的管理体制,为东汉王朝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创了我国历史之先河。东汉王朝由此历经14帝,共计196年。今天我们迁都南阳,是天作之巧合,也是中华文明的一次让“一国三都”的历史大回归。

东汉时期“一国三都”形势架构图

在世界上,巴西实行的三都制也很值得我们借鉴。南美洲第一大国巴西历史上南富北穷,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巴西政府毅然决定实施迁都。1950年前后,巴西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都集中在里约热内卢周围不到全国11%的地域内,而广阔的中西部和北部亚马逊地区发展长期滞后,虽然物产丰富,但交通不便,人烟稀少。1956年库比契克政府上台后,经过充分调查,巴西政府在中西部戈亚斯州一片荒原上选定了新都地址,经过不到4年的紧张建设,在人迹罕至的巴西高原中部建起一座颇具特色的新都──巴西利亚,1960年4月21日,在新首都举行了举世瞩目的迁都大典。行政首都迁移后,巴西政府在里约热内卢仍保留文化、旅游等部门,将原首都定为文化首都,将圣保罗定为经济首都。这样尽管行政首都迁移,但里约热内卢的形像并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现在,巴西利亚、圣保罗、里约热内卢三地分别承担巴西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中心职能,各司其职,各具特色,相得益彰,协调发展,促进了巴西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为奠定南美大国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南非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的三都制,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

巴西一国三都略图

第五节 “一国三都”的基本构想

所谓“一国三都” 即:选择佳地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行政首都;将国家经济主管部门和金融(不包括央行)办事机构迁往上海,将上海作为国家经济首都;留文化、科技、旅游、体育等国家主管部门在北京,把北京作为文化科技首都。

(一)国家新的行政首都架构:

国家新行政首都的职能。政治领导、国家管理、经济决策、立法、司法、执法和政治协商。

国家新行政首都的搬迁单位,主要包括:1、中共中央及办公厅、中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统战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以及中央政策研究等主要部门;2、全国人大及相关办事机构;3、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及国务院办公厅、国防部、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环保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土资源部、教育部、中国人民银行以及有行政执法职能的部委;4、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5、全国政协及相关办事机构;6、解放军三总部(包括二炮指挥机关);7、新闻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解放军日报、中央电视台、电台和国际电台;8、学校: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9、各民主党派,按照自愿的原则;10、外国大使馆。

(二)国家经济首都的架构:

迁往上海经济首都的部门:国家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金融(央行除外的所有银行,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保险、证券等与经济投资(如国家电力集团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总公司、中海油总公司等)贸易等有关的经济部门和中介组织;经济参考报等经济类的报刊。

(三)国家文化首都的架构:

保留在北京文化首都的有关部门:国家文化部、科技部、教育部、旅游局、体育总局以及与文化、科技、体育等相关的群团组织、研究单位、中介组织、与北方地区联系紧密的国家开发公司(如中石油、中国煤炭开发总公司等)、国家演出团体、出版社等。就北京城市文化而言,北京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近60年的发展和建设,北京已成为中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最集中的城市,作为未来中国文化首都是最合适不过了。北京作为文化教育中心、科技中心,重点发展文化、教育、科技、旅游、体育等事业,这些都是和环境无冲突的,并且随着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转移,人口也会大量分流,留下的也能静下心来搞学问,研究科技,北京只剩下历史名城,大学城,科技中心的头衔,使一大批专业素质高的人群形成浓厚的人文气息,将北京建设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城市。

第六节 “一国三都制”的重要作用

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占世界人口的近四分之一,面积比整个欧洲(除俄罗斯)还大,人口比整个欧洲还多。一个城市的功能如此之多,管理这么大的面积和这么多的人口,实在是责任太大,负担太重。所以,实行“三都制”是必然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首先,有利于落实十一届全国人大确定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推进政府再造工程。中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要求“小政府”、“适度政府”、“有效政府”,政治首都迁出北京,对政府再造十分有利,使中央政府与对市场经济的管理、与服务型的政府相匹配;

其次,有利于铲除腐败现象。新建一个小型的政治首都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形成与特大经济型城市相分离的架构,有助于建立政治与经济分开的现代国家体制,有助于铲除政经结盟、商业贿赂、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

其三,有利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中央和国务院搬出中南海,对于国家公职人员,从文化上是一次思想解放,从心理上是一种彻底地解脱,从身心上是一次与几千年帝王文化和专制政治阴影的决裂,对于促进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百利而无一害;

其四,有利于京津冀地区的资源配置。政治首都迁出北京后,由于行政资源的减少,北京会逐渐缩小城市规模,最终与其资源环境相匹配。保留北京文化首都和直辖市的特殊地位,使北京通过发展文化交流、体育赛事、科技论坛、旅游观光等社会事业,真正把北京建设成为花园城市、宜居城市的文化之都;
其五,有利于国家安全。战略上,国家最高权力建在国家腹地,不仅有效保护了国家最高权力的安全,而且也保护了北京的科技、文化遗产的安全,可谓一举双得,非常有益;

其六,有利于中央政府对国家的掌控和管理。三角架是最稳固的几何图形,一国三都制的国家架构,是最安全的国家体制,可以更多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相互协调,各展所长,分工合作,互为监督的国家管理体制,全面调动各区域、各阶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心戮力为国家建设管理和服务的格局。

第十章 新政治首都畅想

一个城市、新建城市,尤其作为一个大国首都城市的形象塑造,首先在于缜密完善的总体规划。总体规划应包括城市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整体协调发展,不仅是一个城市形体的建设规划,而且应当是硬科学和软科学的统一,应该是当代城市文明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城市总体规划必须遵循,既要反映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又要有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密切联系,还要继承人类历史文化的传统与延续,达到尊重自然,尊重历史,合乎国情,继往开来的目的。

城市形象集中体现在城市的文化底蕴的设计中。好的城市设计犹如著名画家的一幅杰出图画,通过这幅图画栩栩如生地展现城市人的政治理念,思想导向,指导这个国家和城市人的现在和未来。城市的规划与设计重要之处在于体现特色,而城市特色又是城市素质和形象的集中表现,纵观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城市不在于规模大小,而是在于有自己的特色。

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政治首都,中央政府首先要树立一个良好形象,国都为世人、国人树立一个好的榜样,真正体现出大国的地位和风范。新的政治首都,要充分借鉴世界各国首都建设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聚古今东西方都城建设之精粹,运用现代高科技之力量,充分展现古老东方文明的博大精深与当今科学与进步的时代神韵,达到都城建设的整体最优化、经典性、现代化,实现古典与现代、科学与美学、继承与创新、物质与精神、时间与空间、人文与自然的完美、和谐、统一,真正把她打造成为伟大中华文明的永恒象征,无愧于未来世界整体文明中心的地位与形象。

第一节 新政治首都的选址

前面我们对国内诸多城市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就新的政治首都的选址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尽管诸多城市都具备作为首都的优势,但是,最佳的地方是中原腹地的某个地方,应该是四面环山,构成了首都的天然屏障,避免了北京、南京、郑州那样直接面向开阔平原的缺点。基本位置在豫西南的群山峻岭中的平地,伏牛山以南、秦岭以东的地方。这里向北是伏牛山、平顶山和邙山等为北方守护神,西面越过秦岭山脉进入汉中平原,向东透过环山是一望无际的黄淮海大平原,向南穿过汉江进入两湖平原。这里四面环山,军事上有利于首都自身防御和形成全国总体防御格局,对国家安全十分有利。尽管现代科技在军事上将是垂直打击,但是,毕竟垂直打击背后还是需要人的最后进入,所以,首都的地理位置依然十分重要。
新的“一国三都”地理形势架构图

具体而言,新的政治首都首推中原的“南阳盆地”,他自然条件优越,平坦开阔,建设新的政治首都可供选择的范围广、余地大。迁都于此,有优越的先天自然条件,广袤待开发的廉价土地,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和原材料。这里是中华文明最古老的发源地之一,物华天宝,地灵人杰,具备建都的一切条件,而且是最优越的条件,应该是天缘地造的建都宝地。但是,作为内陆盆地的资源也十分宝贵,按照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借鉴其他国家迁都到相对贫瘠的地方的经验,本着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能、促进发展、体现特色的原则,防止迁都带来的首都扩展效应。尤其是建设一个所谓3000万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诸多功能于一身的、国际性大都市的做法,笔者认为这是重沓大北京覆辙,是不可取的。

第二节 新都的设计理念

按照政治首都的基本架构,将中央及国家机关、人大、政协机关、解放军三总部机关、最高两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部委等的行政管理职能及用途进行建筑设计,根据不同的工作性质,统筹考虑,规划布局,体现特色。其基本设计理念,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设计和规划:

(一)建筑风格简洁明快。一是首都建筑要简单、适用、透明,真正体现中央政府的意志和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公平、公正、公开、廉政的初衷。所有办公场所建筑以中低层楼房为主,外墙一般不搞装饰诸如玻璃幕墙、大理石贴面等。内部不搞豪华装修,除个别场所外,一般均以木质地板或瓷质地板砖为主。所有办公房间要按照适用(职务、级别,岗位重要程度等)和透明(能集中办公或联合办公的合并到大房间实行集中办公)的原则进行规划和设计,最大限度地提高房屋的利用率和办事效率;二是建筑物外观颜色全部用白色为基本基调。白色不仅可以节约能源(夏天可以折射阳光,降低室内温度),而且白色也显得明快简洁,象征中央政府工作人员清白廉洁、一尘不染的思想境界。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是闻名于世的“花园城市”,从建首都一开始,政府就高度重视抓规划的制定,有专门的首都规划局。但它的城市规划不光是由规划局一个部门搞,而是由澳大利亚政府主持,发动全世界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帮助搞设计方案。1913年举行世界性的设计比赛,从137个设计方案中反复论证挑选,最后选定美国35岁建建筑师贝雷格里芬的方案。格里芬的方案之所以选中,关键在于规划的蓝图体现了综合性、整体性、长远性,与自然、与市情密切吻合,充分利用堪培拉的环境资源条件,考虑到首都发展的政治、文化特色,把城市建设与园林建设融为一体,和谐协调,体现了独特的风格。80多年前的规划,至今看来仍不落后,足以显现当初规划者的远见卓识。

(二)突出中华传统文化特色。一是整个城市布局按八卦图规划设计,鸟瞰就是一幅世界上最大的八卦图。

《太平御览》称:“伏羲坐于方坛之上,听八风之气,乃画八卦。”以“—”为阳,以“--”为阴,组成八卦: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坎为水,艮为山、异为木、离为火、兑为泽,以类万物之情。有上图可以看到,八卦成米字状分据八方,中绘太极之圆形的双鱼图,像一个生生不息的太阳,照在大地上。《易传》认为八卦主要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指出“乾”和“坤”两卦在八卦中占特别重要的地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初根源。八卦最初时是上古人们记事的符号,后人常用八卦图作为除凶避灾的吉祥图案,难怪韩国也采用八卦图腾作为国旗图案,可见八卦的影响多么重大。

八卦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上古圣王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而画出,它代表八种基本物象: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艮为山,兑为泽,坎为水,离为火,后来周文王把八卦两两叠合,形成六十四卦并完成了一部最大的占卜书《周易》。有学者认为:“八卦”是中国古人通过自身类似ESP的感觉器官综合功能与混沌性思维的思辨所获的,是全面描述宇宙的唯一再简洁准确不过的完整原始理论、图式和数据库。

《周易》八卦在中国古代是社会各阶层广泛运用的一种文化思想现象,是政治家、统治者治国安邦的理论体系,是战略家、军事家指挥战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重要利器,也是民间普通百姓作为养家糊口、预测祸福、经商盈利的重要工具。几千年来,八卦图在排列组合严密逻辑性就象数学公理一样不可以更改。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一幅由全世界科学家通过几十年合作,运用最先进的卫星、红外、声波仪器勘测和长期积累的数据库绘制而成的地球表面立体平面图 ,这幅地球表面立体平面图再通过运用三维的方式,把海底和陆地的地形地貌构造在一张平面图上表现出来,恰恰是这一代表人类目前对地球地理构造最深刻科学认识的地图上,显现出的地表地理构造和形态的图腾形象与真实面容,恰好揭示了中国古文明文化中八卦和图腾的奥秘。按照八卦图腾反映的地球地理构造形态或者地理位置,我们可以看到“乾,马首;(北美大陆)”、“兑,羊口(亚洲和北美洲之间的白令海峡处)”、“巽,鸡股;(俄罗斯北冰洋北部)”、“艮,狗手;(北冰洋欧洲斯堪的挪威亚半岛处)”再由西向东排列艮、巽、兑、乾四卦环绕北极和北冰洋呈“十”字形排列。

从八卦图腾其他卦位所对应的地球地理位置的来看,《周易》八卦图中的震卦为龙图腾,龙图腾在地球表面立体平面图中是由跨越北冰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四大海洋水系,一条长达几万里联系各大陆板块巨大海底山脉体现的,龙图腾之首位于北美大陆和欧亚大陆之间大西洋北部、北冰洋海底。震,龙足,其位置在印度洋大洋中脊系海底山脉“入”字形山结处,如龙图腾之一足;坤,牛腹,位于非洲大陆;坎,豕耳,系指亚洲大陆阿拉伯半岛;离,雉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海底,坤、坎、震、离四卦都处在相临太平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地理位置上,这样以南极为中心也呈“十”字形成另外一组卦象组合。 由此可见八卦图腾的神秘之处。

图腾崇拜是人类远古原始社会广泛的文化共生现象,古代图腾文化又多与地理相联系,中国古代的《山海经》就是集大成者。现代科学的许多重大发现和突破,如二进制、原子结构、生物遗传等学科理论,都可以从八卦理论和变化中发现与之对应的形态。因而人们曾经猜测《周易》八卦图可能是一个包含先进文明体系的数据库,人类如果能够找到开启的钥匙和方法,将使人类进步出现更大的飞跃。因此,如果《周易》八卦图的排列组合是依照地球地理自然形态作为基础并为科学所证实的话,那将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总之,八卦是我们的先人留给后人的巨大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继承、发扬、光大。假如我们的新都按照此八卦图腾规划建设,那么呈现在我面前的将是一幅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周而复始、朝气蓬勃的真实画面。中央政府建在“乾”位、上位即天位,就是我们站在大地上,举头远望广阔的蓝天;下方坤为地,俯首看到的是养育我们的大地;东方离为火为阳,中华大地处于世界的东方,犹如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西方坎为水为阴为月,一轮明月挂在西方的天际,俯瞰着华夏民族大地。真可谓朗朗乾坤,尽在我中华民族掌毂之中,多么大的气势,多么地豪迈。

二是尊重先贤,继往开来。在双鱼图腾的中心远点雕塑孔子巨幅塑像,周围是中国历代伟人塑像长廊。象征着中国政府尊重先贤,敬仰先人,传承未来的伟大胸怀。同时,孔子作为中国和世界的一种文化现象,越来越受到世人的推崇和瞩目,尊孔不仅是团结民众思想的一种重要方法,而且对于重塑政府形象,建设和谐中国都有其重要的作用;

三是体现中国传统习俗。重要建筑物要体现中国传统四平八稳、雕梁挑角等文化内涵,尤其是国家主席府和总理官邸,借鉴韩国青瓦台总统府的建筑格式,不仅大气、幽雅、防震、安全,而且体现中国5000年文明历史传统,古典而时尚,现代却不呆板,独特的建筑风格,别具一格,独一无二,象征着中国党和政府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继往开来的思想理念。

韩国青瓦台总统府主楼

青瓦台总统府背靠韩国颇具王者气派的名山——北岳山。据说,按照风水学的说法,北岳山左有青龙——骆山,右有白虎——仁王山,是从白头山蜿蜒起伏下来的朝鲜半岛山脉的中心地带,堪称风水宝地。因此,这里从高丽时代起就被用作宫地“天下第一福地”。青瓦台由位于中央的主楼、迎宾馆、七宫等部分组成。建筑外观各不相同,为了能突出韩国特色,所有建筑都是按照韩国传统建筑模式建造,看上去非常漂亮。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主楼屋顶上的青瓦了,青瓦和曲线型设计的房顶构成青瓦台的代表标志。

韩国青瓦台总统府远眺

青瓦台总统府前面是一块宽阔的大草坪,这里就是举行国宾欢迎活动和传统仪仗队检阅等活动的地方。穿过草坪,是青瓦台最具代表性的地方——青瓦台主楼,是举行重大国事活动的地方,也是接待来访外国元首或外交使节之地。主楼是一座两层小楼,在建筑风格上采用中国建筑风格中最漂亮的‘八’作房顶,挑高的屋檐上铺着韩国式的青瓦。青瓦与曲线型的房顶相映成趣,非常漂亮。青瓦台共用了15万张青瓦,每张可以使用100年以上。在主楼的左右两侧,还矗立着两座单层的别馆,显得格外别雅,与主楼相映成趣,艳丽夺目。主楼一楼为总统夫人的办公室、接见室、召开国务会议的世宗室和举行各项活动的忠武室及仁王室;二楼为总统办公室、接见室、举行授勋等活动的集贤室及会议室。此外,配楼还设有秘书室和警护室等房间。主楼的左侧是迎宾馆,这里是韩国总统接待贵宾的地方,这座建筑共有两层,由30根巨大的石柱支撑着,显得威武雄壮。前面的4根石柱是高度为13米、周长为3米的筒式柱子,一直延伸到二层。这四根柱子上没有一处接头,据说这象征着韩国人企盼统一的殷切之情。迎宾馆里装饰得金碧辉煌,地上铺着鲜艳的红地毯,豪华庄重典雅气派。有人比喻说:“这里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钓鱼台国宾馆。”

(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突出节俭的主旨。

一是扩建和改造南阳机场,提升和发挥郑州机场和洛阳机场的作用,首都不再建设新的机场。南阳机场是中国目前国内中等城市最大的民用机场之一,能起降包括波音737、空客等多种大型客机,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的专机都曾在此起降,而且其机场周边土地资源充足,价格便宜,发展空间广阔,完全具备建设一个大型的、现代化国际机场的各种环境和条件。同时,南阳机场距离我们初选的新都位置约20公里左右。从节俭的角度,由于它处于国家欠发达地区,土地、原材料、人工建设费用等比北京等大中城市相对低廉很多,可以节约数百亿的直接资金投入;从经济的角度,由于它处于国家的中心位置,长期看不管是国家领导人出访或是到各地视察,都可以省掉大量的费用支出;从便捷的角度看,该机场在1个小时——3个小时之内可以到达全国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达23个之多,十分便捷通达,是非常理想的。同时,南阳机场与其毗邻的东北部的郑州国际机场和西北的洛阳机场呈三脚架构,一旦南阳机场遇到特殊情况,郑州机场和洛阳机场即可启动作为补充,完全能够满足平时应对紧急情况和战时战争的需要。

二是新都不再建设摩天大楼和所谓地标建筑,只有用现代化设施装备的中低层楼房为主的楼房。建设高楼大厦从经济角度看,资金投入多,运行成本高。同样建设一平方米房屋,中低层建筑比高层建筑要多投入一倍以上的资金;高层大楼运行费用奇高,仅适用期间的诸如保洁、维修(房屋维修和电梯等)等各类人员的支出很多费用;从建设时间看建设周期长,同样建设中低层建筑,建设周期比高层建筑至少要多一倍以上的时间;从安全角度看,高层建筑安全隐患大。美国纽约双子摩天大楼9.11遭恐怖分子袭击就是明证。纽约曼哈顿岛上的前世界贸易中心两座主要建筑——高411.5米的110层的塔楼,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机构,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之一。大楼每边宽63.5米,每幢塔楼面积达46.6万平方米,两幢塔楼面积合计有93万多平方米。大楼的外墙是排列紧密的钢柱,外表包以银色铝板,显得十分大气豪华,是美国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整个世界贸易中心约有5万工作人员 ,每天客人约8万人次。两座大楼有46部高速电梯,114部区间电梯,8部货梯。客梯一部最多可载55人。电梯可直达能容纳2000辆汽车的停车场,并与地铁相连,可以迅速地将来往于世界贸易中心的工作人员及来客疏散到四面八方。正是这个庞大的地标性,成了恐怖分子追踪的目标。顷刻间,两座庞然大物、数百亿的投资、几千生命化为乌有。
同时,从当前世界城市建设理念看,现在世界大城市都拒绝建设所谓摩天大楼作为一个地方或城市地标建筑和城市名片。中低层楼房不仅建设周期短、投资少,可以节约大量的资金及维护费用,而且对于楼房的维修及安全等都非常有利。美国首都华盛顿、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等都没有高层建筑,这代表了未来首都的建设方向,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三是以树木、草坪、绿地为主,不搞硬化的大型广场。国家领导人的重大外事活动或欢迎仪式,在办公楼前的草坪上或机场举行。一个城市的品位高低、现代化水平的体现不是高楼大厦,也不是宽阔呆板的大型广场。现代很少有人认为哪个城市里高楼多,广场大,就能显示大都市或现代化城市的标志,更不会有人认为是易居城市,人们崇尚自然、拥抱大地的情结正成为一种时尚和未来。当今世界,绿色环保已经成为也并将成为未来的城市发展方向。绿色建筑和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如太阳能、自然通风、节能技术、材料循环利用等)的设计将成为世界的主流,将具有现代感的建筑与生态环境有机结合,将使用功能与生态环境有机结合,关注场景文化、文脉,提倡新建筑与古建筑的对话,建造花园城市、山水城市、生态城市和有灵魂的城市……将成为未来城市的发展趋向。21世纪,建设具有良好生态环境的亲切、舒适、方便、美丽的个性化现代城市,是世界建筑的大课题。吴良镛院士在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旨报告中指出:要以新的时空观驾驭建筑活动,就像中国古语“思接于载,视通万里”所追求的一种境界,以思想修养来从事建筑与城市规划的创造,弥合科学与人文的畛域。

  我们评价现代首都或城市的一个标志除了具有历史传统和文化的因素外,就是一个城市的绿化和美化的程度与质量。特别是随着全球变暖趋势的加剧和温室效应的显现,大型硬化的广场不仅投资高,而且浪费大。种植树木、绿地、草坪已经成为调节城市温度、减缓温室效应的有效途径。借鉴美国首都华盛顿接见外宾的做法,将欢迎外宾的地点放在“国家广场”及:国家主席和国务院办公楼前绿化的草坪广场上或机场,对于改善国家形象,树立务实的政府作风有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由美国建筑师沃利斯·哈里森担任主设计师,同时还有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瑞士、瑞典、乌拉圭、英国、前苏联、中国(中国参加设计顾问委员会的梁思成先生)10个国家组成的国际顾问委员会的联合国总部,于1952年落成。联合国总部大厦地上39层,高165.8米。其东西两面为蓝绿色玻璃幕墙,两个端面为狭窄的实墙。大会堂匍匐在大楼的一侧,顶部和侧面呈凹曲线形。安理会会议楼在秘书处大楼与大会堂之间,临靠河面。联合国总部与历史上建造的政府和议会性建筑相比,建筑群十分特殊,其功能的复杂性和造型构图的创新性不仅成为城市建筑的典范,也标志着现代建筑风格在20世纪中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成为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城市建筑的榜样。

联合国总部大楼远景

四是新都所有建筑全部采用计算机等现代高科技和以节能环保材料为主的设计建设理念。科学作为第一生产力越来越受到重视,新都运用现代科技和网络化设计与管理的理念,运用节能环保材料是今后建筑业的发展方向,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途径,是落实中央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重要方略,新首都的建设在这方面应该起表率作用。特别是随着国际能源价格的飙升和日益紧缺,寻求新的能源如太阳能作为替代产品,已经摆在了世人面前,节能环保、可持续将引领世界能源的发展走向。新首都的建设要运用现代高科技,进行超前规划,如楼顶部安装太阳能板等,基本实现供电自足,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和提高效率,在节能环保、太阳能的利用方面走在全国的前面。

同时,21世纪的城市,也将是着力探索自然、社会及人文的发展,力求使新都的建设及其可持续发展的透出的一种智慧、一种气势、一种幽默、一种独具特色的神韵。这就是不仅仅强调建筑的艺术性,更侧重其功能及高科技特征。高科技的发展是人类的福音,凭借着高科技,使得人们的知识与智力成千上万倍地放大,也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学习方式、交往方式和就业方式,也正是我们新的首都的建设和设计方式和所倡导的理念。这样做不仅可以节约大量能源费用支出,而且为全国人民树立了榜样,符合“两型”社会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的初衷。

五是整合办公场所资源,统一调配使用,实行有偿服务。整合办公场所资源,实行综合办公和公共场所的综合利用,职能相近或联系紧密的单位实行联合办公,会议厅(室)实行企业化管理,统一调配使用,有偿服务,是未来新都管理的重要途径。目前北京的国家机关遍布北京市区,由于分散、相距较远,给工作和办公都造成诸多不便,使许多设施重复和浪费。新都的建设要按照职能相近、联系紧密、便于协调等进行统一规划和建设。比如中纪委与国家监察部、国家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及司法部等均可在一栋大楼办公或在相邻的大楼内办公,实行企业化运作和管理,有偿使用,使公共设施得到最优化使用。这样无形中压缩了一些不必要的会议次数,而且可以节约大量的经费支出。

(四)按照中国传统习惯和国际惯例科学安排新都的建设。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习惯,参照国际惯例是新首都建设的重要理念。

一是政权机关坐落在“乾”(上)位置。国家领导人官邸、国务院总理府及办公厅坐落在八卦图“乾”的位置,坐北朝南,象征着掌控国家政权和心系民众的执政理念。左侧为国家领导人办公及官邸、中央办公厅、右侧为国务院总理府及国务院办公厅、而后是解放军三总部、国防部、外交部、财政部、公安部等依次排开。国家领导人、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军委领导人及办公厅(在第一排);中直部委、直属机关及随其后(在第二排),象征着跟着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走和突出主次及领导被领导的含义。

二是监督机关坐落在“坤”(下)位。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领导人官邸和办公厅坐落在八卦图“坤”的位置,与中央和国务院地理位置相对呼应,坐南朝北。全国人大的左侧是最高法院,全国政协的右侧是最高检察院,象征着对政府的行政监督,体现了国际惯例司法、执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三是国家外交部坐落在“离”的位置(西部下位),外国大使馆坐落在“坎”的位置(东部上位),与国外大使馆正好对应。象征着中国政府对世界各国的尊重、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待,和平友好对话与合作的关系。其他国家机关按照职能相近(如农业部、水利部、国家林业总局)、联系紧密程度(如国家工商总局、质量技术监督总局)、利于工作衔接(如国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所有办公场所就近安排、资源共享的原则以此类推,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最优化。

新都规划布局略图

四是借鉴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建设经验,节约办公资源。位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之间的波托马克河与阿纳卡斯蒂亚河汇合处东北岸的,是美国的政治中心,白宫、国会、最高法院以及绝大多数政府机构均均设在这里。国会大厦建在被人称为“国会山”的全城最高点上,是华盛顿的象征。这座乳白色的建筑有一个圆顶主搂和相互连接的东、西两翼大楼,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在国会大楼里办公。这座白色大理石圆形建筑,是继华盛顿之后美国历届总统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椭圆形的美国总统办公室设在白宫西厢房内,南窗外边是著名的“玫瑰园”。白宫正楼南面的南草坪为”总统花园”,是美国总统举行欢迎贵宾仪式的场所。华盛顿面积最大的建筑是波托马克河彼岸的五角大楼,是美国国防部所在地。这种集中利用办公场所,节约资源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美国首都华盛顿,全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是为纪念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和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而命名的。华盛顿在行政上由联邦政府直辖,不属于任何一个州。由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提议,1790年定为首都,1800年自费城迁都于此至今已200余年。华盛顿临近大西洋,位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之间的波托马克河与阿纳卡斯蒂亚河汇流处。市区面积178平方公里,特区总面积6094平方公里,人口约55万,其中黑人约占60-70%。居民主要为联邦政府官员、雇员及其家属。勤杂人员几占30%(大部为黑人),是美国政治、文化、教育的中心。

华盛顿原是一片灌木丛之地,只有一些村舍散落其间。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正式成立,乔治.华盛顿当选为首任总统。当国会在纽约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建都选址问题引起激烈争吵,南北两方的议员都想把首都设在本方境内。国会最后达成妥协,由总统华盛顿选定南北方的天然分界线——波托马克河畔长宽各为16公里的地区作为首都地址,并请法国工程师皮埃尔.夏尔.朗方主持首都的总体规划和设计。新都尚未建成,华盛顿便于1799年去世。为了纪念他,这座新都在翌年建成时被命名为华盛顿。

国会大厦—— “国会山”

华盛顿是美国的政治中心,白宫、国会、美国最高法院以及绝大多数政府机构均设在这里。国会大厦建在被称为“国会山”的全城最高点上,它是华盛顿的象征。这座乳白色的建筑有一个圆顶主搂和相互连接的东、西两翼大楼,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在国会大楼里办公。白宫是一座白色大理石圆形建筑,是华盛顿之后美国历届总统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椭圆形的美国总统办公室设在白宫西厢房内,南窗外边是著名的“玫瑰园”。白宫正楼南面的南草坪是“总统花园”,美国总统就在这里举行欢迎贵宾的仪式。国会大厦和白宫之间有“联邦三角”建筑群,其中包括联邦政府机构以及国家美术馆、国家档案馆、泛美联盟、史密森国家博物馆和联邦储备大厦等。华盛顿面积最大的建筑是位于波托马克河河畔的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

美国白宫办公大楼

白宫是美国总统府所在地,坐落在首都华盛顿市中心区的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北接拉斐特广场,南邻爱丽普斯公园,与高耸的华盛顿纪念碑相望。白宫是一座具有100多个厅室的3层大楼,由主楼和东、西两翼组成。白宫的主楼宽51.51米,进深25.75米,共有底层、一楼和二楼3层。底层有外交接待大厅、图书室、地图室、瓷器室、金银器室和白宫管理人员办公室等。底层有外交接待大厅、图书室、地图室、瓷器室、金银器室和白宫管理人员办公室等。外交接待大厅呈椭圆形,是总统接待外国元首和使节的地方,铺着天蓝色底、椭圆形的花纹地毯,上绣象征美国50个州的标志,墙上挂有描绘美国风景的巨幅环形油画。图书室约60多平方米,室内的桌、椅、书橱和灯具等,均为古典式。藏有图书近3000册,其大部份是美国各个时期著名作家的代表作。从白宫的正门进入主楼是大理石结构的门厅。大理石的墙、大理石的地板和许多大理石的柱子,气魄宏大,宽敞、明亮。四周墙上挂着20世纪美国总统的肖像。东大厅、绿厅、蓝厅、红厅和宴会厅依次相邻。东大厅是白宫中最大、装饰最富豪华气派的厅堂,长约24米,宽约11米,高约2.5米,可容纳200多人。这里有敞亮的落地长窗,光洁的橡木地板,巨型的水晶吊灯和烛台,桃木心木钢琴的琴腿上雕饰着四只金鹰,有18世纪名画家吉尔伯特.斯图亚特的传世名作--巨幅油画华盛顿及其夫人的全身像。同时这里也是美国总统及其家属举行婚丧大事的会场,有4位总统的女儿在此举行过婚礼,7位总统在这里举办过丧事。1945年,美国第三十二届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逝世后就停灵于此。1974年,理查德.尼克松因“水门事件”离职前夕,也是在此与他的助手们挥泪告别的。现在,此厅供美国总统举行宣誓就职仪式、记者招待会、酒会、圣诞舞会等使用。有时,逢节日和周末,也请文艺界和体育界的名流在此演出和表演。绿厅因以绿色基调装饰而得名,面积较东厅小得多,是第3任总统杰斐逊就餐之地。现在是美国总统的客厅,总统常常在此举行正式酒会。蓝厅因为肯尼迪总统夫人把白色墙壁改饰成蓝色而得名。它的窗帏是蓝色的,座椅靠背和座垫都是蓝色的,窗外的天空也是蓝色的。红厅主要是总统夫人招待来宾用。厅内四壁上的红绸水彩画同由斯图亚特画的麦迪逊总统夫人朵拉的红色肖像相辉映。此处有一总统贵宾接待室,以19世纪初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风格加以装饰,室内家具有一架1805年的法国枝形吊灯和英国1850年制作的红、米、蓝、金四色地毯十分名贵。

国宴厅是白宫第二大厅,以其华丽的装饰和精致的餐具著称。桌椅家具全为橡木所制,可同时宴请140位宾客,是举行国宴的地方。厨房在地下室,可用升降机将食品送到宴会厅。厅中的设计与装饰均采取19世纪初叶英国摄政时期的风格。墙中间悬挂着林肯的肖像。壁炉上方刻有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迁居白宫后的第二个夜晚所写的一封书信中的名句:“我祈祷上苍赐福于这座宅邸以及所有来日居于此间的人。愿白宫主宰者皆为诚实、明智之人。”主楼二层,为总统全家居住的地方。主要有林肯卧室,皇后卧室,条约厅和总统夫人起居室,黄色椭圆形厅等。林肯卧室是林肯办公和召开内阁会议的地方,著名的《解放黑人宣言》即在此签字。以玫瑰色和白色为主调加以装饰的皇后卧室,曾接待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荷兰女王等贵宾。白宫西翼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主持,于1902年建成;东翼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主持,于1941年建成。其中最主要的厅室是西翼内侧的椭圆形总统办公室。它宽敞、明亮,地上铺着一块巨大的蓝色地毯,地毯正中织有美国总统的金徽图案:50颗星排列成圆形,环绕着一只鹰。办公室后部两侧分别竖立着美国国旗和总统旗帜。正面墙上是身着戎装威容凛然的华盛顿油画像,两边摆着两只雅致的中国古瓷花瓶。办公室左边墙架上陈设的外国贵宾赠送的礼物中,有中国1979年赠送的“马踏飞燕”仿古青铜器。总统的大办公桌上放置着这样一条座右铭:“这里要负最后责任。”

白宫的南面,是一个由粗大的乳白色石柱支撑的宽大门廊,正面4根,旁边各2根,门廊的正前方就是著名的南草坪,总统的直升飞机座机可在此起落。值得一提的是白宫是坐南朝北,因此南草坪就成了白宫的后院,通称为总统花园。园内,灌木如篱,绿树成荫,如垠草坪中有一水池,池中喷泉喷珠吐玉,高可数丈。池塘四周花团锦簇,姹紫嫣红。南门前两侧8棵枝繁叶茂、生机勃勃的木兰树,已有150年树龄。国宾来访时,都要在南草坪举行正式欢迎仪式。每年春天的复活节时,总统和夫人都要在这里举行传统的游园会,也是世界上唯一定期向公众开放的国家元首的官邸。

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夜景

美国国会大厦由建筑师威廉.桑顿设计、修建,1793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亲为国会大厦奠基。1800年部分建筑开始投入使用。1814年,英、美第二次战争时,英国军队一度占领华盛顿,国会大厦被付之一炬。1819年重建国会大厦,1861年完成。后经不断进行修缮扩建,1950年建成之目前规模。国会大厦位于华盛顿25米高的国会山上,是美国的心脏建筑。大厦是一幢全长233米的3层建筑,以白色大理石为主料,中央顶楼上建有出镜率极高的3层大圆顶,圆顶之上立有一尊6米高的自由女神青铜雕像。大圆顶两侧的南北翼楼,分别为众议院和参议院办公地。众议院的会议厅就是美国总统宣读年度国情咨文的地方。国会大厦东面的大草坪是历届总统举行就职典礼的地方。站在大草坪上看去,国会大厦圆顶之下的圆柱式门廊气势宏伟,门廊内的3座铜质“哥伦布门”,质地厚重,其上雕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浮雕,大门内即为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在圆形大厅,可以看到美国政治的缩影。圆形大厅四壁挂有8幅记录美国历史的油画,而55米高的穹顶上,则是19世纪意大利画家布伦米迪及其学生所绘的大型画作,画面中心为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华盛顿身侧分别为胜利女神和自由女神,画面中的其他13位女神则代表美国初立的13州。大厅所立的杰出总统石雕,每一尊都是一个时代。圆形大厅南侧还设有专门的雕像厅,其内为美国50州的名人像,合立一堂,是美国凝聚力的象征。这座白色大圆顶的政府大楼通常被视为华盛顿的象征,也是电视中美国政治新闻报道的最佳背景,圆顶内部是一个可容纳3000人的金碧辉煌的大厅。美国参、众两院构成的国会就在这里举行会议。南侧为下院,北侧为上院。大厦的北厢是参议院,南厢是众议院,两院各有小会议厅和许多大小房间。此外还有雕像厅,里面是几十座美国各州历任议员的巨型雕像。白色的国会大厦被草坪和树林环绕,远看犹如被置放在绿绒毯上的象牙雕刻。国会大厦从外面看上部是一个大圆顶,顶上还有一尊自由女神像,这里是电视中美国政治新闻报道的最佳背景。大厦里最值得看的是雕像厅,里面是几十座美国各州历任参议员的巨型雕像。


美国华盛顿五角大楼鸟瞰

五角大楼是美国国防部所在地,落在美国华盛顿附近波托马克河畔的阿灵顿镇,从空中俯瞰,这座建筑成正五边形,故名“五角大楼”。五角大楼占地面积235.9万平方米,大楼高22米,共有5层,总建筑面积60.8万平方米,使用面积约34.4万平方米,当时造价8700万美元,于1943年1月15日建成,同年5月启用,可供2.3万人办公。1947年9月,美国第33任总统杜鲁门建立的国防部开始在此办公。从此,五角大楼便成了美国国防部的代称。楼里除国防部机关外,还包括下属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陆、海、空军三总部。五角大楼一层有银行、邮局、书店、诊疗所、电报局等。二楼有“国防部灵魂”之称,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此办公。办公楼铺有金色地毯,人称“金厅”。国防部长办公室和陆军部在三楼。三楼以上,为海军部和空军部。1993年5月12日美国内政部把五角大楼定为国家历史标志。现在人们把“五角大楼”作为美国国防部的代称。五角大楼具有防火和全空调功能的、能容纳4万人办公的行政大楼。造价达8700万美元,共拥有17.5英里(约28公里)长的走廊、7754扇窗户的庞然大物。

(五)打造全新的新都办公环境,从源头上切断和杜绝首都人口的增长。

有人对新都的建设提出诸多建议和异议,而笔者的观点是:未来的新都,将是一个小而又小、环境特美,真正体现小政府、大服务理念,高度集中、浓缩、开放、透明、前沿的中国政府办公首善区。说到底就是新建一个没有任何干扰和负担的、完全超脱的中央和国家行政机关的集中办公的场所,一个国际化、现代化交流的(向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那样)东方政治中心。向联合国总部一样,就是一个中国政府集中办工地,各国政要、大使探讨的沟通交流的地方,最大限度地较少和杜绝由此产生的诸如各种腐败行为、教育不公和人口的过快增长。

一是新都不再设立普通高等院校。近些年来围绕着首都高校引发的议论太多,每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教育不公现象都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热衷的话题,不仅引发了国民对首都占有较多优质教育资源等诸多矛盾和不适之辞,而且也是造成首都人口过快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教育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教育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中央政府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思路,而和谐社会的建立,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能够和谐相处、和谐发展的社会。教育在这个问题上首当其冲,具有调节利益关系的重要作用,社会各种利益群体的人都期望获得公平教育的机会,这实际上就是给各种利益群体的人都有发展的空间、发展的机会。为什么那么多人都硬着头皮或不惜万金、削尖脑袋往北京城里钻,就是因为北京有太多的诱惑力、有太大的资源优势,其中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就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教育不公的现状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每年的高考,由于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占有优质的教育资源、享受着太多的优惠待遇;另一方面是中西部广大地区人多、优质教育资源少,致使形成尖锐的矛盾。比如2008年全国高考,北京文科本义分数线515分、本二502分;理科本一502分、本二455分。上海文科本一471分、本二428分;理科本一467分、本二399分;而在河南,文科本一557分、本二513分、本三480分;理科本一563分、本二517分、本三480分;湖南文科本一581分、本二537分、本三477分;理科本一536分、本二482分、本三422分。从以上一组在不同地方划定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可以看出,一个人所在的地方、所要接受高等教育的实际是多么地不公平。同样是一个学生,如果是在河南或湖南,整整差了一个级次,即使能上的大学与北大、清华这样的一类大学相比,不管从教育水平和师资质量等等诸多方面都有太大的距离,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教育不公!由此,一个时期来,在我国形成了一个怪现象,人们为了获得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一是都变着法托关系找门路,二是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北京人,三是把孩子都训练成考试机器。有专家呼吁,如此下去,中国的人才将变成了一批只会考试的书呆子,成了考试机器。专家呼吁,这是十分危险的。

有关部门曾对中国教育公平进行的调查发现,近八成的民众对中国教育现状不满意,表示“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人数分别为52.5%和29.8%。其中,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满意度要低于后者8个百分点。同时,在评价教育的重要性时,分别有52.3%、57.9%和45.1%的受访者认为,接受高等教育是“提高社会地位”、“增加经济收入”和“促进个人发展”的首要帮助。教育部部长周济曾指出,国家今后应处理好教育发展和公平之间的统筹协调。

如何处理好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教育如何保护不同利益群体的教育机会的公平,如何给所有的人都有受教育和发展的机会,这对于建设和谐社会非常重要。几千年来,“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思想在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尤其是在现代尊重知识的今天,读书接受教育已经成为最广大的普通百姓,作为改变自身及家族命运的重要途径。所以,新都不再设立新的高校,这样不仅可以有效防止(起码给了国民一个感观上的印象)官员为子女上学引发的教育不公平现象,而且杜绝和限制了首都人口包括流动人口的过快增长,为首都创造了一个静谧、秩序的办公环境。

同时,首都不在设立高校是防止人口过快增长的一条有效途径。美国首都华盛顿建都208年,至今人口只有50多万。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建都业经80多年,人口只有30多万。我们的北京,1949年新中国建都时人口100多万,现在达到1800万,60年增长了十几倍,其中原因除了中央政府占有过多资源的巨大吸引力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首都高校太多,集中了太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吸引了大量的人员风涌进京,一是希望接受优质教育,二是接受优质教育后留京工作,也是导致首都人口过快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新首都只设国家行政学院。国家行政学院是国家培养高级干部地方,国家最高领导人及中央政府新的执政方略、新的思想和理念以及对国际、国内重要问题的研判和分析,都需要通过教育来贯彻和统一思想。新首都设立国家行政学院,就是为了国家领导人及时转达中央政府执政方针、统一思想和认识服务,为培养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服务。

三是严禁各级政府在新都设立各种形式的办事处。一个时期来,关于北京设立办事出的舆论颇多,特别是王晓方的小说《驻京办主任》面世以后,“驻京办”能了当下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点问题。长期以来,驻京办几乎都驻扎于京城黄金地段的星级豪华酒店,各省驻京办,往往都在繁华地段,拥有一幢以省命名的高楼大厦,在北三环安贞附近就集中了七个省的办事处,被称为“七省办”。浙江大厦、福建大厦和深房大厦,都成为附近的地标性建筑。

根据官方的统计,截至目前,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副省级城市以及中央级的大企业等在京共设副省级以上办事处52家,北京发改委批准成立的一共992家。但未经批准的大型国企和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某一部门在北京设立的办事处,再加上各种协会、私营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有人说保守数字会超过1万,有人估计甚至可能超过3万家。在册与非在册之间,是一个让人心惊的数字差距。

2005年8月,记者李松曾写了一篇关于驻京办事处的内参报道,这些 “隐藏”了大半个世纪的神秘机构,陡然成为了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和“深度报道”的热点题材,一时间驻京办事处成为了“跑部钱进”的重要代名词。该报道中提到的诸多问题,也惊动了高层。在这些办事处中,按照《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职能》规定,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副省级市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的管理和协调工作。”就是说,在京的副省级以上的52家驻京办,归属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而大量的县地级驻京办是没有主管部门,是一个看得见、管不着的独立王国,其权力和活动往往处于监督失控状态,是滋生犯罪和腐败的温床。中央党校的一位学者指出:“北京的经济发展有相当部分是通过政治资源驱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驻京办就起到了拉动北京内需的作用。”

驻京机构设立初期,由于国内物资匮乏、资金短缺,驻京办事处的主要职能是为当地争取资金、物资服务的。改革开放初期,驻京办事处主要担负着接待当地的政府官员和为地方经济建设招商引资、收集信息的任务。改革开放以后,各省(市)自治区驻京办开始大兴土木,一个比豪华、奢侈之风盛行,一个个地标建筑拔地而起,从2003年开始,市、县级驻京办迅速繁荣,于是办事处遍及北京各个角落。

2005年12月,原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一句话道破了驻京办的天机。他形象地说:有些驻京办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跑“部”,看哪里有钱和项目,然后写报告、找关系,很多问题就此产生。他幽默地把“跑”字做了个解读:“跑”是一个足字旁。还有一个包,要带着(钱)包去跑。“跑步钱进”的说法在举国上下广为传颂,成为经典语言。

2006年年初,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的吴官正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中,三次提到了驻京办的腐败和治理问题。2006年2月27日,国管局召开廉政工作会议,各省驻京办负责人全部到会。会议决定,由中纪委负责调研驻京办,将由国管局具体酝酿拿出驻京办的改革方案,方案首先涉及52家副省级以上政府办事处和大型国企驻京办事处的整顿与改革。2006年8月底9月初,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开始走访各地市县驻京联络处。此前,整顿驻京办已被中纪委和监察部列为2006年四大工作任务之一。同年11月17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在国内公务接待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清理和取消“小金库”,整顿和规范各地驻京办事机构,切实加强各部门所属中心的管理。2008年1月16日,《环球财经》获得国务院某高层信息称:内参报道不实。驻京办暂时告别被“清理整顿”的危险。中央政府对驻京办历时一年多的调研已经结束,驻京办改革方案的最终出台还没有时间表。也就是说,上万家的驻京办将暂时不会面临被清理整顿的命运,取而代之的难题,是如何规范管理这些特殊机构。有人指出,中央之所以对驻京办的命运和改革方案迟迟未做出决定,恐怕有很多难言之隐,及时做出了恐也难以实施,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玄机和奥妙,涉及了太多官员们的利益。

同时,中纪委调研组的调查也发现,一些年来,诸多腐败问题尖锐化的一个最直接背景,是近年来“驻京办”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人数的不断攀升。尤其是近年来许多省(市、区)发生的震惊全国的腐败案件,驻京机构相关负责人都榜上有名。由此可见驻京办所扮演的角色与党和政府倡导清正廉洁大相径庭。再之,过去驻京办事处有一个通讯联络的问题,现在交通、通讯高度发达,根本不存在联络不畅的矛盾,更没有不要设立驻京办事处的必要。所以,新的首都不再设立办事处,不仅是现实的要求,也是树立党和政府执政形象的需要。

(六)严格实行官邸制。

实行官邸制不仅是传承历史,面向未来,与国际接轨的一条重要途径,而且也是缓解新首都人口过快增长,限制官员特权,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现代汉语词典》对官邸的解释:即有公家为高级官员提供的住房。官邸制在我国自古有之,国家只对任职的官员提供住所,任职时入驻国家提供的官邸(住所),卸任或调离搬出官邸,新任职搬入新的官邸,退休荣归故里,年迈告老还乡,这一制度就是在民国初中期仍然延续着。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致使这一延续几千年的官邸制度未能很好执行,以致形成目前这种不伦不类的、没有章法的、各个阶层都有意见的、给国家造成重大浪费的、干部住房管理严重失控的局面。在国外,以美国为例,四年一届的总统选举,胜选者搬进总统府(连任除外),被新任命的官员同时也随之搬进新任职务岗位所提供的办公场所和住地(部级以下职务国家一般不提供官邸)。落选者搬出总统府,其届所任命的官员(重新提名任命着除外)各自慢散,各回各家,国家根本不用为官员的住房而操心费神投资还不讨好,也根本不会导致首都人口的快速膨胀。美国首都华盛顿,1790年定为首都,1800年自费城迁都至今已经208年。市区面积174平方公里,人口仅50多万。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建都80多年,人口只有30万,其中都是实行的官邸制,在位驻官邸,下台各回各家,轻松自在,亲朋团聚,颐养天年。

多年来,我国的住房改革从交纳住房公积金到提高房租;从安居工程到商品房上市,从“老人老办法”到“新人新举措”;从“几个一点”集资到银行可以提供专项贷款,凡此种种,不知道有多少专家和工作人员为之绞尽脑汁、煞费苦心,但效果仍是西望长安——不见佳(家)。其特点是,由于高级干部不参加房改,成了一个特殊群体,到后来是群众看干部,干部看领导,领导看中央,中央没招,搞“三清”(清住房、清电话、清用车)。其他好清,变通的办法也比较多,惟独住房问题涉及每一个人,俗话说法不治众。说来容易,实行起来难,其结果是情况人人都清楚,就是无人搭理,无法理顺。

就目前现状而言,中国的官邸包括会客室、办公室以及办公用具、电话、警卫等等,传达室等等一些特殊的设施条件,专供高级官员工作和生活使用。过去,只要高级官员不犯大的错误,都是终身制。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体制上有了较大改变,逐步推行领导退休制,不同级别退休年龄也不同,职务越高退休年龄越高,只有到换届时划年龄线,诸如“七上八下”、“二进三退”,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要在岗位上工作到退休年龄。就目前体制而言,干部能上能下,还只是一种理论,或者说处于起步阶段。一任高官到某地任职,地方大都为(包括进京的官员)这些高官准备好了“官邸”,这个“官邸”就成了其个人(中南海中的个别官邸除外)的资产(除机关的办公地方外)。调离了这个“官邸”转让或变卖,资金归自己所有,一个高官连续换几个地方,到处都有自己的“官邸”或卖房的收入。即使退休了,“官邸”也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不仅可永久使用,还可留给后代。还有资料显示,一个有29套省级干部住房的大院,现职省级干部住8套,占28%,调离干部家属住2套,占7%,离退休干部家属住17套,占59%,空2套(太大或太旧),占7%。据推算再过五年,基本上就是敬老院了。这个情况在我国恐怕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现行的“官邸”已蜕变,完全看不出初衷了。所以,这种所谓的“官邸”消耗了国家太多的资源,造成了太多的不公,引发了太多的矛盾。必须痛下决心,在新都的建设和施政方面进行坚决地、彻底地改革。

著名学者鄢烈山先生说:前几天到香港中文大学去,傍晚时分,有内地的访问学者特意带我走出学校大门(其实无门,只有几根水泥柱子和一块校名铭石)外,去看通往山林间校长官邸的路。他介绍说,谁当校长谁住,离任即搬出。这运作模式跟包旅馆房间没多大区别,也是许多国家民选官员的住房模式即所谓“官邸制”。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县处级以上异地任职的官员不可以采用这种住房模式呢?我国古代县级及以上的官员都是实行任期制的“流官”,对他们本来就是搞官邸制的。

他说,如今地厅级官员门许多是异地任职,省部级官员就更不用提了,随时要听从党召唤,“打起背包就出发”。让他们购房既不合理也无必要。往往是包招待所和宾馆里的住套房,那环境也很不方便工作和生活。像人民日报报道的柳州市这档子事,还真让同级别的老干部想不通:凭什么我干了一辈子,住房还达不到可以享有的标准,你现任的官员在别处购买有“房改”房,到这里来任职又可以“买”一套超标的别墅?这比“打江山”者“坐江山”更没有道理,只有超级强权逻辑嘛。对“流官”实行官邸制,给纳税人省钱,群众理解支持,老干部们也不会有意见,唯一要解决的是那些官员退休后住哪里。这好办,无论是按一定标准给他们各家一套有产权可继承的房子养老送终,还是只给居住权不给产权都说得过去:这个世界上最不用愁的就是没有肯当官。

他指出,首都的情况稍为特殊。以前许多中直机关招人时搞户籍歧视,要求有北京户口,理由是北京子弟不用机关提供住房,这种规定将首都视为北京人而不是全体中国人的首都遭到舆论抨击。如今“房改”了,机关若不提供住房,而年轻人凭机关工资在京又买不起、租不起房,确实会造成对外省青年的隐性入职歧视,即居住现实迫使他们更易放弃进京求公职。现在中直机关为公务员提供“经济适用房”和低价的“集资房”,人称“准福利房”,可以避免这种隐性户籍歧视,可以为国家机关在全国选才;但这又显然是利用公权搞特权,走房改的回头路,是社会不公的新表现。所以,折衷的办法就是搞“准官邸制”:可以给没有享受“房改”优惠的青年人按职级和服务年头提供廉租房,但不给产权不可买卖。这样做,至少比利用公务员职位“搞腐败”而占有可变现的上百万元房产要公正,也切实可行。

解决当前的困境,一方面让每一位城市居民(包括现任高官)都参加房改,享有同等的政策,以解决后顾之忧,以便退休后荣归故里;一方面要向异地就职的官员提供“官邸”(只允许就职期间的使用,房产归国家所有),保证其基本工作、生活需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风清气正的环境,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基础。所以,中国实行官邸制势在必行,而实行官邸制最好的起始点在迁都。笔者认为,通过新都的规划建设,将官邸纳入整体规划的大盘子中,一起规划,一起实施,形成制度,现任高官率先垂范,使这一制度成为改善政府形象,规范国家公务员行为准则的一个创新,必将起到典范作用。同时,要严格届定入住官邸人员范围,把人员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在首都正司级以上的领导一律住国家提供的官邸。在任期间住国家的房子,按规定交房租和相关费用,卸任后搬出官邸。搬出后,除了新都之外,可任意选择居住的地方,国家可以给与一定的补贴(古代高官退休后都解甲归田,荣归故里,何况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这样不仅解决了高官的居所问题,而且缓解了首都人口的增长压力。

(七)充分体现文明古国风貌和高科技的综合运用。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把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高度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糸,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的历史文明古国。据有史料记载,从“三皇”算起,伏羲历经数十世 1259年(公元前5341--4082年,期中共工称霸九州48年);炎帝朝17世380年(其中公元前3707年的涿鹿之战);黄帝朝18世400年(公元前3701--3302年); 少昊朝20世400年(其中公元前3007--2902年九黎之乱);颛顼朝19世350年(其中公元前2780年的统一四川);再到鲧、禹治水(前2220--2150年);到公元前2145的夏和公元前1674的商,其中,公元前1930年夏统一巴蜀,前1520年商统一川陕等等,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犹如人类历史的火车头,引领着人类文明呼啸向前,直到公元前11-8世纪,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文明,率先跨入封建社会而雄居于世。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具改革与活力的时代,在此期间,我国实行了政治大变革,经济大发展,思想大争鸣,文化大积累,军事大兼并,外交大纵横,民族大融合等,出现了诸如孔子、老子、孟子、墨子、荀子等众多对人类历史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诸子百家和大量不朽文献。到秦始皇平六国而统一天下,置郡县而修法度,击匈奴而筑长城,定货币规度量而简文字,建驰道而同车轨,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功勋。而后汉武雄风飙起,儒术受到独尊,诸侯势力锐减。通过广开仕途,招揽人才;推广农技,兴修水利;激活工商,加强财税;外击强奴,海陆举贸,使得强大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所形成的综合实力雄浑无比,化解了来自中亚、西亚凶悍蛮族的进攻并将其大部融化。随余势西迁,引发了整个蛮族世界的大迁徙,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西欧社会的巨变。此后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分久必合”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还是“合久必分”的封建统一大帝国,中华文明始终以其无可替代的先进性和独创性,逶迤磅礴地引导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对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在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大多数岁月里,中国的综合国力雄超于世,国民生活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即使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仍不失为世界经济强国……

所以,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重要国度,古老的北京给世界增添了神奇和光彩,未来的新都更要体现文明与传统,继往开来,传承历史,将我们的文化发扬光大不失文明古国之形象。新都的主要建筑(如中央政府和国务院办公的地方)要体现中国传统特色(如天圆地方、四平八稳)等,整个城市的布局(按照八卦图)呈放射线状延伸,由中心原点(太极图标识)向周围辐射等,这样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特点,扬长避短汲取了大北京的教训,也避免了北京一环套一环“摊大饼”式的建筑格局。

鉴于此,笔者建议:

一是新都道路建设,地面不见立交。整个市区的道路建设纵向出入全部设计在地表一层,横向道路全部建在地下一层,形成地表、地下立体交通网,整个首都地面上平坦开阔,看不到立交桥。

二是基础设施建设向地下延伸。借鉴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做法,将城市的基础设施向地下延伸。蒙特利尔1825-1849年曾是加拿大政府所在地,1976年第21届奥运会在蒙特利尔举行。为了办好这次奥运会和节约土地资源,蒙特利尔参照国际上许多大城市建设地下商城的经验,用通道将地上地下建筑物连接,形成道路长25英里(约40公里),每天通行人数超过50万的庞大的地下交通网。该市最宏大的建筑玛丽城广场占地3公顷,地下有4层,最下层为地铁车站,第2~3层为900车位的室内停车场和技术设备层,最上层是商业中心。环状地铁网和步行通道将玛丽城广场与该市的其它四个商圈紧密地连在一起,形成了城市立体交通地下网络,将80%的办公楼、35%的商场(包括1600家商店)、200家餐馆、45家银行的分行、34家电影院和两个大型展览馆,联系着170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3800个房间的旅馆,1400多个商店以及3个音乐厅,形成了最热闹最繁华的玛丽广场区(McGill/Place Ville Marie),不仅节约了大量的土地资源,而且使城市环境得到了最大规模的提升。我们要借鉴蒙特利尔城市建设的经验,将商业诸如超市、娱乐、街区医院等都建设到地下,最大限度地利用地下空间,开拓地下空间。

三是修建高标准的环城地铁。新都的地铁将中央各个机关与商业网点等连成网,国家公职人员的上下班基本靠乘坐地铁,国家机关到中央和国务院或其他机关开会或办事也基本靠乘坐地铁,省市到首都开会或办事有规定的停车场,改乘地铁直接到会议中心,车辆一般不直接开到会议中心。形成以地铁和人工通道相联接的、密集的地下交通网络,达到严格控制汽车在地面上的行使,除重大外事和公务活动外,一般情况下街面上看不到车水马龙的状况,也很少见到拥挤和扎堆的人群,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和噪音,最大限度地节约能源、土地资源和办公经费的支出,不仅给新都创造了一个静谧的办公环境,而且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因车辆带给首都的嘈杂和环境空气污染。这样首都的地下设施平时是交流、购物的地方,战时可作为避难场所,对于国家安全十分有利。

四是建设首都直达机场的轨道交通。建设从机场到新都的快速轨道交通,提高进出首都航空港的速度,减少进出港的时间,全面改善环境质量。

五是大街和各个公共场所安装电字眼。新的首都除了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外,要全部安装电子眼,得到大街上基本看不到着装警察(只有便衣警察在大街上执勤和巡逻),一旦有情况发生,确保警察迅速赶到现场处置问题。通过上述措施,使新首都显得平坦开阔,简单大气,干净利落,清静优美,全力打造全新的、世界一流的、别具特色的新首都外部环境。

(九)营造首都全新的政治生态环境。

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以及当代美国政治学家D.伊斯顿都对政治生态环境有过大量的研究,提出了政体和法律的形成及其精神取决于一国人民生活环境的观点。认为政治处在这些环境的影响之下,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环境。政治不能脱离这些环境独立存在并发挥作用,同时,政治的存在和运行也影响着这些环境。

一是造就马英久那样的“不沾锅”人格。营造新首都的政治生态环境,首先在硬件上给国民以宽慰。新都不建设五星级酒店,没有灯红酒绿,找不到卖淫嫖娼赌博的地方,从外部杜绝大吃大喝等高消费场所的存在,让那些想腐败在新首都找不到地方,造成一种为官就要一尘不染,风清气正。为官就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清贫的考验。形成为官就要舍得付出,勇于过苦行僧的生活,像台湾人对马英久的评价那样,成为有违国家法律的金钱、女色和人文道德的“不沾锅”人格。真正造成一种搞政治,就必须正直无私,有奉献精神的崇高的思想境界,真正构建一个严肃、高效、公正、廉洁的办公环境。

二是加强政治生态软实力建设。政治生态是相对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秩序而言的一种社会政治状态,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家的“软环境”、“软实力”,说到底是一个国家或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反映。在完善新都硬实力建设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全新的政策环境、法治环境、舆论环境、用人环境和廉政环境等,全面推进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改进和提高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

三是新都不再设立市级管理机构。为便于对新都的管理,新都不再设立市长、副市长等一级的管理机构和人员,城市的建设与管理由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负责协调和管理,最大限度地减少环节和增加人员。

总之,营造新首都全新的政治生态环境,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环境,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优势。营造新都政治生态环境,就是要营造风清气正、团结和谐、致力发展的浓厚氛围;形成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发展态势;形成简单快捷、作风干练的公众形象,使之成为改革开放30年后推动中华民族复兴,实现跨越式发展,加速国家崛起进程的助推器。

第三节 新都的规模与迁都费用

按照国家发展中小等城市的要求,落实胡锦涛倡导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和小政府、大服务的理念,参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建设小首都的经验,根据中国政治首都的实际情况,新首都的规模以中小城市为宜。其好处在于:一是投资小。严格控制城市建设规模,只建设办公场所和公务员住宅;二是成本低。新都迁往中原,土地、劳动力等价格低廉;三是建筑材料丰裕,水泥等原材料价格便宜。

(一)新都的人口规模

通过对部分国家迁都行动和计划的比较,未来新的政治首都中心区的人口最多应控制在50万以内。美国首都华盛顿,已经有200余年的历史,市区面积仅178平方公里,人口只有55万(还包括总面积6094平方公里的特区),其中黑人约占60-70%。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人口只有30万等,这些都充分说明,首都并不是越大越好,其关键在于它的职能发挥和应用。从2008年4月25日国务院公布的新一轮机构改革以后的机构设置看,作为政治首都,人口也达不到这么多。新公布的国家机构设置: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二、国务院组成部门计28个部委:包括: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农业部、商务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民银行、审计署、 监察部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合署办公,机构列入国务院序列,编制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 三、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1个: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国务院直属机构15个: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林业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旅游局、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务院参事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预防腐败局列入国务院直属机构序列,在监察部加挂牌子; 五、国务院办事机构4个: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研究室; 六、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15个:新华通讯社、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地震局、中国气象局、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国家电监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台办与中央台办、国务院新闻办与中共外宣办,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国家档案局与中央档案馆,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列入中央直属机关的下属机构。

按照最新的机构改革方案,国家部委办局、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和事业单位共计65个,加上中央办公厅以及中组部、中宣部、全国人大、政协机关、中央军委三总部、工青妇团等组织,再加上各民主党派中央(采取自愿的原则),全部下来共计85个,而且在政府机构序列中包括所有的经济和文化部门。按照“三都制”的设计方案,上海作为经济首都,如国家商务部、证监会、银监会以及侨办等将迁到经济首都上海;保留北京文化首都,如科技、文化、体育、旅游、知识产权、出版总署等10多个部门应留在文化首都北京,迁入新都的中央和政府部委办局机关、人大、政协机关、解放军三总部、民主党派、群团组织等最多60个,每个单位最多按1000人,也不过6万人。加上群团组织和民族党派,所需迁入新都的机关工作人员最多不过10万人,按照每人带家属3-5人计算,不超过45万人。再加上各国大使馆,最多不超过50万人。

如果按照2008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国家大部制改革方案,人员则更少。如新组建的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内设综合司局10个,工业行业管理为主的专业司局5个,履行国防工业管理相关职能的司局1个即军民结合推进司,信息产业行业管理、信息化推进司局8个共计25个司局的大部,人总共只有599人。再如国务院办公厅机构改革

参照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家“大部制”机构改革方案,2008年7月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组建完成。新组建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内设司局24个。其中,综合司局10个,工业行业管理为主的专业司局5个,履行国防工业管理相关职能的司局1个即军民结合推进司,信息产业行业管理、信息化推进司局8个。这个大部,其编制总人数只有599人。2008年7月17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办公厅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相比原规定,国务院办公厅的内设机构比原来增加了1/2。根据1998年的规定,国务院办公厅设有6个职能司局,在新《规定》中,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国务院总值班室)、督查室、电子政务办公室、财务室等属于新设机构。至此,国务院办公厅的内设机构由6个增至9个,编制由219名扩大到519名,整合扩编近一倍。如果按照这个数字推算,搬进新都的人不会超过40万。所以,新都的规模控制在40——50万人是完全可能的。

(二)办公场所和公务员住宅建筑与资金概算:

1、办公场所建筑。中央和国家(包括人大、政协、军委)机关按60个,每部门办公楼30000平方米(此数字参考卞洪登先生的观点)计算,约需180万平方米,工青妇团等群团组织和民主党派中央可以合建办公楼,若再加上40万平方米,最多也不过220万平方米。每平方米办公用房按5000元计算,约需资金110亿元;

2、公务员住宅建筑。按照每个家庭120平方米的住房计算,住宅建筑面积约1200万平方米,每平方米按3000元计算,约需资金360亿元;

(三)新都城市基本建设投资。土地征用、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南阳飞机场改造等支出按300亿元计算;地铁按50公里计算,每公里按5亿元的造价,计250亿元。四项总计不过1000亿元(以当地城市最高价格计算),还没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投资多,仅是奥运会工程花费的六分之一。

(四)迁都资金的筹措。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仅从出售现在北京国家机关的办公场所的资金就绰绰有余。据测算,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掌控的需要搬迁的机关房产面积达1000万平方米,这些房产大都在北京的繁华位置,黄金地段,每平方米至少价值都在10000元以上,仅此一项,就可以回收资金1000多亿元。所以,搬迁费用国家不用投资一分钱,而且还有结余。这种用出售繁华地段的房产和土地经营城市的方法,在许多城市都有很好的范例,这个方法用于首都搬迁也十分奏效,可以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和方法。

当然,有人说,首都搬迁了,原来的房地产还能值那么多钱吗?是的,原来的地产之所以值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是首都。那么,我们说首都地产仍然值钱,首先,北京的首都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她仍然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之一,只不过是其职能作了一些调整,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她千年的古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地位,国家的一些部委和大量的中介机构仍然在北京办公,所以,北京的首都地位没有消失,也不会消失。其次,北京作为我国北方最大的经济和文化、教育、科技城市,越来越受到世界的推崇,他和天津、唐山等城市组建的环渤海经济圈已经基本形成。特别是南水北调工程的事实,北京水困的局面将达到缓解,国人、世人对北京的未来充满希冀,北京的地产不会有较大缩水,况且那些房子大都在黄金地段;其三,我国其他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广州武汉和中原的郑州等都不是首都,但它的地产价格并不低。以郑州为例,黄金地段的地产每平方米均在5000——8000元,门面房价格每平方米均在15000元以上,二七纪念塔附近的价格更高。

退一步说,即使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的地产有所贬值,迁都的费用由国家财政拿出一部分,国力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2007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超过5.1万亿元,高居世界第二。新都建设投资按1000亿计算,即使全部由国家投资,也仅为财政收入的2%。假如在2010年开工,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走强,这些投入就更是微不足道,而且我们有深圳和上海浦东建设的经验,根本不会对国民经济和政府财政造成多大的压力,也不会造成财政赤字和引发通货膨胀。所以,有关迁都的建设经费问题,即使由国家财政出资,也是不成问题的。

第四节 新都的建设时间
 

上面我们把都城建设时间大约限定在5——7年,这个依据主要是参考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巴西等国建都时间确定的,哈国仅用了41个月就基本完成了迁都,巴西仅用了4年。我们把首都建设规模即使设定为40——50万人,建筑面积按1400万平方米计算,这样的规模,如果象建设奥运会工程那样,诸多建筑公司一起上,用不了5年,新首都完全能够建成,2015年搬进新都将成为可能。

未来的政治首都是平地起新城,参照中国传统文化(文王八卦图),借鉴世界最好的都城设计理念,本着继承传统文化,面向未来的思想。建筑风格上是中国最传统的,设施上是世界最先进的,古为今用(形式),洋为中用(内容),古今结合,推陈出新。城市职能重点是政治中心为主,兼有部分交通中心、信息中心的职能,绝不搞所谓“国际大都市”,真正使泱泱大国的政治首都象一颗钻石那样小且璀璨夺目,开放透明且不奢华,就像茫茫大海中的一盏明灯,指挥着远来远去的大船,使政治首都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打造东方之都品牌,真正实现国人的梦想和希望。

如果冷静思考一下,迁都对北京来说则是一种“解脱”。几十年来,过多的城市功能叠加在古都身上,使她无法挣脱那重重束缚,苦不堪言。北京的最大优势和特色是文化,谁也无法否认。北京积淀了数千年来无数中国人的光荣和梦想,中华文明中最深沉的品质和最光辉的理性都可以从中找到浓缩的一页。过去我们是舍本逐末,对北京最珍贵的东西视而不见。今后的北京,不仅要成为中国的文化之都,还要成为代表东方文化的世界文化之都。目前堪称世界文化之都的城市只有代表西方文化的巴黎,代表东方文化的还没有,北京在正确地给自己定位以后,完全有资格去填补这个空白。建设新都不仅需要中央政府的正确决策,更需要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我们坚信,建设世界文化之都既是北京人的理想,更是全国民众热切愿望,13亿中华儿女呼唤新首都的诞生。

偌大的中国不能没有一个全国经济中心,我们(某些国家)也称之为经济首都。这个中心应该国内经济基础最好、经济发展最活跃、最能反映国家经济面貌、并与世界经济结合紧密的、腹地宽广富饶、劳动力素质较高、交通运输设施齐全、金融和贸易都极其发达的城市。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上海都是当然的“人”选。确立上海经济中心地位有两方面意义:一是中央政府应给予更宽松、更优裕的经济发展条件,诸如可将除央行以外的大部分金融机构总部搬到黄浦江边,使其真正发挥全国经济的“龙头”作用;二是意味着上海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还要适当地“付出”。这两方面的意义都应在法律上明晰化,对上海、对全国都有好处。因此,确立上海经济首都地位,完全合适,绝无第二。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亮丽的画面:我们设想的未来新都与北京、上海一起,共同承担起泱泱大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职能,各展其长,互为依托,三角鼎立,安全牢靠,不失为一条理想的首都职能分身之道。我们建议,全国两会尽快将迁都列入议题,广泛征求代表意见,完成迁都修宪。如果在《宪法》中将三座城市的首都功能得到确认并得以实施,那将对中国未来的新都建设和中国新一轮开放和经济发展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第五节 实施迁都的时间

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迁都时间表:当中国综合国力居全球第二之时便是中国直接挑战美国的开始,也将是国家迁都的最佳时期。他们说,按照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中国将在2020年左右全面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二位。笔者认为,我们的国内总产值GDP总有一天要超过日本,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超过了日本又怎么样。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早就应该超过日本,再过10多年超过日本不感到脸红吗?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了世界第一大外汇贮备国,那又如何,我们把近两万亿的美金放在中国,不仅使我们没感到富裕和荣耀,反而成了一块心病,美元的持续贬值使我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有人算了一笔帐,美元每贬值一个基点,我们就损失两艘航空母舰。所以,中国在未来10年GDP即使超越了日本,不等于我们的人均收入、我们的国民所受的教育水平、生活质量等等,都超过了日本。当今的世界趋势是科学、民主、和谐、共赢。中国的迁都,不是为了和谁争第一,给谁过不去,最重要的是为了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兴旺,人民的福祉。正如邓小平所说,把我们自己的事先做好,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笔者认为,中国迁都的时间不能等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等GDP超越日本以后再做。再等10年,中国的GDP就一定能超过日本吗?真的能成为世界第二吗?假如到2020年我们没有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10多年我们就等着北京资源、环境、人口、交通等等在那耗费、恶化、爆炸、围堵,其它资源闲置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继续往无底洞中扔。因此,迁都最佳的时机应该是:当奥运圣火熄灭之时,就是启动中国实施迁都的最佳时机。简而言之,当北京登上了历史的颠峰时,也是北京下降的开始。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第六节 新都的名称

笔者注意到,有的专家学者给新首都取名曰“中京”或“汉京”。这种说法的主要观点:一是我们中国过去已经有了北京、南京、东京和西京,唯独没有“中京”,我们迁都,应该将首都迁到“中京”;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新都的名称应取名“汉京”。缘由:汉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中国人数最多的是汉民族、主要文化是汉文化,而且普遍看好的南阳盆地又属于汉水流域,所以取名“汉京”,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地域方面都比较妥帖。二是自古以来,中国历代王朝都好用“京”字,比如京城、离京城较近的地方用京畿等等。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京”就代表着国家的首都,京就是国家的行政指挥中心,就好像皇帝用“龙”一样,明明是个人,偏偏说自己是条“龙”,这也许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使然。当然,我们也无可厚非;三是从字面意义理解,“中京”即:中国的京都、首都,十分便于记忆和理解。这个名字应该说既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又饰演了新首都的位置与寓意,是一个不错的名字。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名字过于老套、陈旧、传统。一是没有从根本上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我国5000年的文明都始终被一个“京”字所困惑;二是没有真正体现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内涵;三是没有体现当今政府的执政理念等。所以,笔者建议,未来新首都的名字,既要体现我国最传统的、被国人、世人所接受、认可的文化内涵,又要面向未来,有一个能够影响世界的、被世界公认的文化名人或涵盖世人思想内涵的名称命名的新都。比如“孔子城”或者“墨子城”,以及孔子”、“墨子”等先贤所倡导的民本思想:“博爱”、“仁爱”、“兼爱”等,作为新都的名字。其理由:其一、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其二、孔子、墨子、老子等先贤的仁义、博爱思想影响着中国两千年,直到今天;其三、孔子的思想越来越被世人所接受,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快速扩张就是明证;其四、中国需要传播孔子思想,世界需要接受孔子文化。以此命名作为新都的名称,真正体现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内涵,同时体现以人为本、博爱仁爱、注重道德、情系民生的执政理念。孔子是世界公认的文化名人,墨子是平民思想家、民生思想家、和平主义领袖,如果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就像美国人以领袖华盛顿的名字命名那样,让人们永远怀念国家的先贤,充分表明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表明了中国政府致力于继承传统文化,发扬传统文化,传播传统文化,建设和谐仁爱世界的信心和决心。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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