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明天就是2012年的元旦,在2011年最后的一天,本网发出2011年的最后一期文集。希望历史翻过纷扰的一页,迈入充满预言的2012年----龙年。这必定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头,吉祥之年,转机之年,升腾之年。祝大家都有好兆头,也祝大家新年愉快!

中国治理模式的四个系统优势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1年12月31日

目录

彭培根:参加张素我大姐告别式有感

中国经济网:2018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

马贤明:中国经济的三本账

李伟:对当前四个突出问题的认识

中国经济时报:经济全球化下的产能过剩问题

解放军报:走好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

中改院:中国贫富差距隐含金融风险

殷仲义:中国面临“低福利、低消费”困局

社科院世经政所:谁动了外汇市场?

曹军:《云汉月刊》第111期导言

吴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变迁的规律

凯闻:中国治理模式的四个系统优势

白益民:中国不妨主动反制西方转嫁经济危机

中国改革研究院(海南):中国税改的最大阻力

明报评论:浙江模式变色考验李克强定力

强国呐喊:吴敬琏离“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远了!

方鲲鹏:新版“两个凡是”的迷思

张宏良:风雨来临蚁上树,大船将沉鼠先逃

 

报摘:乌坎事件暂时落幕

英国《金融时报》:广东省政府关注乌坎村民诉求

冼岩:薄熙来有什么不同?

俄媒:中国不允许朝鲜出现动乱局面

杨希雨:后金正日时代的朝鲜半岛局势

金复新:我和“中华民主中邪症”患者们的一场斗争

研讨会记录: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中国模式与重庆模式

郭松民:谈谈“秋风现象”

秋风:儒家进入中国思想政治舞台中心

张星水:法律行者刘仁文

吕新雨:致“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并陆灏先生的公开信

吕新雨:东方封建专制主义与中俄二十世纪的革命与道路之辩——答秦晖先生

陈行之:听杨恒均说于丹

刘浩锋:中西两大政治制度再比较

丁东:《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厄尔呼特:反对察王支持锡尼喇嘛的西协理朝克图瓦齐尔

曾亦:反思辛亥----被忽视的康有为

高超群: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

唐辉:左宗棠的家园与天下

 张新民:纪念王阳明龙场悟道500周年

陈杰思:中国儒教重建的渐进路线——明确儒教法律地位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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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彭培根<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时 间:2011年12月14日 13:43 (星期三)收件人:zdjun2011@163.com;

参加张素我大姐告别式有感

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 彭培根

2011年12月

    今天参加张素我大姐告别式很有感想;她作为一位像有活菩薩心肠的愛国愛民的女中人杰,又是张治中名将后代及全国政协常委,还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和民革中央监察副主席,居然在告别式上, 没有看到全国政协主席或中央统战部长,连民革的主席都没来。只看到了私人友谊的吴儀(最高级别)等人。

    先父彭鸿文将军黄埔六期生,87年去世时只是一位政协委员,名声肯定不能与民族英雄张治中将军比,但是还有习仲勋,薄一波和姚依林三位国家领导人或副总理以及徐向前元帅、政协副主席费孝通、中央统战部长杨静仁及中央台办主任汪锋等来告别。全国政协邓颖超主席和国家主席杨尚昆也送了花圈(註:以上信息可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网上查到:1987年10月23日第四版《彭鸿文先生逝世》)。

    素我大姐与先父在全国政协都是第六、七届的委员;按规矩我应称她为阿姨才对,但她与我又同时在欧美同学会同时担任过副会长(我任三届十二年)。真是有缘和荣幸啊!

    由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共当今个别领导对和谐社会的认识或统战工作的意识,远远不如八九十年代的那些前辈领导人了。你感觉到前辈的共產党领导,他们并不是在做统战工作,是诚心交朋友。当今的官僚作风严重!份内的工作都没有尽心尽力;太令人寒心和担心了。我为素我阿姨抱不平啊!

    另外一个感想是,近两三年来,看了一些令人着迷和沉思的宇宙天文的书和图片,因此这些书和图片也根本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观。要知道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而宇宙里最大的恒星是----红色超巨星-Antares的体积是太阳的14.353亿倍。作为宇宙的过客的“人”实在是太渺小了!用“沧海一粟”来形容,还远远不足!因此也想通了一件事:对我自己而言,将来应该学习周恩来总理,走了以后不要墓地也不要墓碑,当然也不要遗体告别了。

    但是,对我从1981年就回到的祖国,毕竟还是有些牵挂;我走的那天,心中会像先父一样,期望台湾能早日和平统一。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必须要能抗衡美、英、法以及日本的新霸权和军国主义的,更新的帝国主义和国家恐怖份子!然而要达到这种国家的能力,中国必须要真正做到政治改革和文化复兴。政治上做到至少是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权分别独立,最理想是能做到孫中山先生的三权再加监察和考试权的五权分治。这样才能相对有效地整治严重到不是亡国就是亡党的贪腐的社会。自己的国家能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将康地站立起来,才是军事综合力量的最实在的后盾。

    以上这些思想中有些将会简要地写到我的《遗嘱》里。

    彭培根的 《老彭锐眼观天下短文集》之十九
 

 

 

 



其它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1-12-30 10:21:21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2018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

中国经济网

2011年12月28日

    从现有的数据来看,美国现有的GDP总规模相当于中国的两倍(采用市场汇率计算)。为了能够预测中国经济将在何时一举超过美国,《经济学人》杂志用最新的GDP数据对以下图表进行了更新。这就可以使我们对中国和美国的实际GDP增速、通胀率以及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作出假定。

    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GDP增速的年度均值为10.5%,而美国为1.6%,中国和美国的十年通胀增速均值分别为4.3%和2.2%。自2005年中国选择人民币盯住美元后,人民币目前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4%。我们对未来十年最佳的预测是,中国的GDP增速的年率为7.75%,而美国为2.5%,中国和美国的通胀率分别为4%和1.5%,人民币的年度升值幅度为3%。那么将这些指标带入计算后得知,在2018年,中国将超过美国。

    中国和美国的21个数据指标对比,其中红色部分代表中国超过美国的数据指标,蓝色部分为美国领先中国的数据指标。绿色部分代表中国与美国指标之间的比值。但如果中国的实际GDP增速降至5%,那么在2021年之前,中国都不可能成为全球头号经济体。

    《经济学人》在进行更为广泛的分析后发现,事实上,在21个不同的测评指标中,中国已经有超过半数的指标赶上了美国,包括制造业产值、出口、固定投资。图2就预测了中国何时能在剩余指标上超过美国。例如,在2014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国,且零售额也会在全球排名第一。但美国的股票市场市值比中国高四倍,且在国防上的支出是中国的五倍。尽管中国国防预算增速超过美国,但按照现有的增速水平,2025年之前,美国的国防预算支出依然将超过中国。

 

 

 



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2011-12-30 14:00:19 收件人:zdjun@263.net,

中国经济的三本账

马贤明 叶檀 洪其华

2011-12-30

  如果把中国看做一家大公司,从财务方面看,这家公司的现状与前景不容乐观,已经显示出较多的地雷,这些地雷不除,中国经济将面临诸多危机。

  资产负债表:隐藏大量“隐形债务”

  一再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是一个国家资产负债表失衡的表现。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一旦资不抵债,企业就会陷入破产危机,与此类似,一个国家资产负债表严重失衡,就会陷入显性或隐性破产泥潭。欧债危机国是显性危机,而中国的地方债务则反映出隐性负债的严重程度。

   中国国家负债一直众说纷纭,如果从政府的预决算公告看,情况比较乐观,长期以来,财政赤字与GDP比率在3%的警戒线以下,而公共部门债务余额GDP比率远远不到60%的警戒线。目前负债计入预算的只有中央财政中的国债,按照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67526.91亿元,控制在年度预算限额71208.35亿元以内。而2011年预算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77708.35亿元。地方债务列入财政部代发的地方债,2010年地方政府债发行规模为2000亿元,2011年预算地方政府债发行规模为2000亿元,列入省级预算管理。这些数据有理由让人感到轻松与惊喜。

   上述数据仅是冰山浮在海面上的部分,海面之下的部分要庞大得多,负债十分惊人。地方政府债务尚未计入预算管理体制,处于隐身状态,没有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

   这些“隐形”的债务大约有多少?从今年3月1日起,国家审计署18个特派办和37家地方审计机关,开始对31个省(区、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政府性债务的全面审查。据测算,若仅仅将中央代地方发行的4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7.66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信贷,以及中央政府2010年的债务限额这三大项加总,2010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就超过了15万亿元,占2010年8.3万亿元全国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183%。即便考虑政府基金收入等,中央和地方政府整体债务率也将超过100%。按审计署摸底审计地方债确定的标准,已达到“债务风险较高”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负债警戒线。

   相比各级地方政府的高负债,2010年全年的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仅为4.1万亿元,加上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3.2万亿元,地方财政收入总量只有7.3万亿元,处于入不敷出的情况。地方资金当期偿还债务的压力很大,赤字不断增加。这些隐形负债继续变身,或者通过地方投融资平台借新还旧,或者通过变卖资产兑现,而所有这些无不让地方政府深套其中,成为地主或者企业主,破坏市场经济环境。

   不承认,不计入,不等于不存在。如果出现主权债务危机,从全球范围看,将面临货币全面贬值、股价跳水、银行相继倒闭、国家陷入破产等命运,而国内债务失控,将出现通胀上升、股市下挫、半拉子工程遍地的现象。

   损益表:非主营业务收入占“大头”

   打开损益表,中国近年来每年营收都在增加,2010年,中国甚至“击败”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央财政收入也保持较高增长。这些事实都显示,中国这家“公司”的营收处于持续增长的“良好”状态。

  但情况真的如此乐观吗?仔细分辨其营收构成就会发现,中国这家公司营收存在一定的结构失衡问题。具体表现在主营业务和非主营业务增长不匹配,主营业务(税与非税收入)增加,但非主营业务(土地出让金)增长得更快。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9万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65.9%。

  地方财政严重依赖非主营收入土地出让金,这已经让营收变得畸形而且不可持续。这就相当于一家靠旅游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其主营收入不是旅游,而是靠卖景区的木材支撑,这家公司的财务陷入恶性循环。

   损益表中存在的问题还不止于此,进一步细分主营业务则可以看出燃眉之急。主要表现在附加值高的业务不多,比如中国的传统制造业,有很多业务是平进平出的,从会计学来说,其仅仅只能覆盖变动成本,不能覆盖固定成本。这个在经济学上来说是有意义的,但是对国家收益来说意义不大。

   最令人不可理解的是部分收入的确认方式。比如土地出让金收入,按照会计准则的收入确认原则,属于本会计期的收入才应该予以确认,如果土地是30年使用权出让金收入,每年应当确认的收入就是土地出让收入的1/30,70年土地使用权的则只能每年确认1/70。但现在的地方政府却是一次性确认所有土地收入,违反了收入确认的稳健原则。

   这是最激进而危险的确认方式,把未来的收入全部当期确认掉,这意味着,如果未来没有足够的土地可供出售,或者土地价格下挫,将出现没有收入的断粮困境。任何一个审慎的财政体制和预算管理制度,都不会认可如此激进的收入确认。

   收入确认过于激进,支出结构同样不合理。支出大规模投入到了基础设施等回报较低的项目中去,导致资金链紧崩。应该承认,中国要实现跳跃式发展,在基础建设领域需要补课,但补课不等于无视回报,不等于允许低效投资。

   投资回报率过低,从财务角度看,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合理的做法是将高回报与低回报的项目相互匹配建设。另一方面,把有限的资金使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以提高社会整体效率,通过企业税收实现回报。

   大规模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有几个假设前提:1.资产是不断增值的;2.GDP增长仍保持良性;3.工业生产源源不断投入;4.人口红利可以不断增值。但从财务分析的角度看,建立在较多假设上的投入违反审慎原则。一旦其中某些假设不能实现,就存在着严重的风险,而假设不成立并不奇怪。

  “中国”这家公司还有另一项重要支出就是管理成本,即政府支出。我们仅能根据两会期间公开的“中央公共财政支出预算表”一窥其容貌。从这份报表大体上可以看到“中国”这家公司整个的支出状况,但不能像上市公司一样将几级以外的科目都详细公开。成本显然不只三公消费那么简单。从成本费用角度看,中国的运营成本被大大低估,如自身资源价格被低估,比如极低的工人工资,被污染的环境,不完善的卫生、社保、医疗、教育体系,这些成本其实应该更大,虽然现在没有支付出去,但没有来的总会来,没有付的账总要支付。

   当期确认未来收入,但当期该花的钱还希望在未来找到,这是公司最为担心的一种财务状况。

   现金流量表:靠筹资累积的现金流

   除了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外,现金流量表同样重要,现金不会骗人,也很难造假,能够反映较为真实的财务状况。   ,还利于民,还自由于企业。而改革的重大象征,则是纠正中国错谬的财务报表,在负债、收入确认等方面实事求是,以达成危机共识,而后共度危机。改革  要防止硬着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第一要义,必须推动第二次市场化 。

  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方面分析,“中国”这家公司的现金流量主要是依赖中国众多企业的良好表现,有源源不断的税收,如果中国众多的企业经营产生的现金流充沛,那么“中国”这家公司也就充沛,小河丰盈大河满。

  但根据马贤明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统计,大概有55%的上市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是负数,而中国的上市公司基本算是国内比较好的公司了,由此推而广之,就公司的整体经营活动现金流而言,情况显然不容乐观。

  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来分析,中国的企业投资力度大,追求规模效益,可是实际产出回收的现金流却不及时,说明实体经济出现了较大的运作障碍。缺乏自主品牌、缺乏对创新的实质性鼓励,缺乏健康的市场秩序,都是出现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

  “中国”这家公司最可喜的是筹资活动能产生大量的现金流:一是银行借贷,这依托于中国较高的储蓄率,也托央行不断发行的货币之福;二是境外投资者从各种渠道源源不断涌入中国,这依托于中国巨大的市场机会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三是对国内外的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这依托于中国目前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较为稳健的财务状况,也因为国内投资者投资渠道较为狭窄。

  中国目前能够筹集到较多资金,但三大筹资通道存在很大风险,任何一个预期落空都将是致命的。在储蓄方面,由于负利率已经让存款流出银行体系,出现了存款荒。另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人口总数达到13.7亿,预计到2040年前后,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的峰值,占总人口的31%左右,届时存款使用将到达高峰。在外汇方面,境外资本在国内产生利润留存并没有被结算出去,一旦结算,目前3万亿的外汇储备也就所剩无几。特别是一旦人民币升值预期终结,境外资本撤离可能会引发较为严重的现金流问题。

  中国经济是否存在硬着陆风险,答案:是的,有较大的可能性。

  采购经理人指数等各种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速已开始回落,保持增长质量是中国经济的追求。财务分析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存在结构不合理、低估发展成本、低估债务等一系列错谬。

 

 

 

对当前四个突出问题的认识

李伟

2011-12-30

   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大家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非常关心,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个人的思考,我就四个方面的问题谈一些看法。
   第一个方面:房地产调控问题

   房地产调控问题虽然如媒体所说的那样“八年七调”,但自去年“两会”以来,房地产调控仍是当前最为集中的热点问题。我认为,中国房地产问题不是单纯的价格问题,而主要是结构问题。解决房地产问题需要重点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问题,二是地方财权和事权的问题。这是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走过了西方国家一百多年所走过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在住宅建设方面,如果要求中国用几年的时间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二百多年还未走完的历程,是很不现实的。这就是我要讲的住房结构问题。

   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在其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把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作为住宅建设的重要内容,并规定所占比例。新加坡在20世纪60年代建国时就规定,90%的建设住房为政府廉租住房。20世纪末,这一规定才被取消,因为那时绝大部分新加坡公民都已得到政府租屋。

   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到1959年保持了70%的社会保障房、廉租房建设比例,1960—1917年期间保持了60%的建设比例,直到目前还保持着约20%的建设比例。香港现在则保持着50%的廉租房建设比例。美国现在每年建设350万套保障性住房,并规定只有收入低于17万美元的家庭才有资格购买社会保障性用房。奥巴马有一个很得力的非洲裔议员朋友,去年下台了,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购买了不该买的两套社会保障性用房。

   而中国则过早地把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的比例要求取消了。前几年,我们的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占建设住宅的实际比例约为3%~5%,这个比例太低了。1998年党中央提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点,要建设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主体的中国房地产体系,比例是70%—80%;但后来又发了一个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文件,使情况发生变化,地方上当年就出现土地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情况,2002年全国土地财政收入约为2400亿元,2003年涨到5400亿元,涨幅高达125%,到2009年为16000亿元,去年为27000亿元。因此,这就出现了一方面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热情高涨,但另一方面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比例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极不相适应的局面。

   现在解决住房结构问题确实很难,最大的难点就是,上面提到2010年的土地批租收入达27000亿元,如果房价降到与我国人均G D P 4000美元相适应的水平,将会使土地批租收入大幅度下降,地方政府建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的资金缺口将大增,这对我国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产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关于地方事权和财权的划分问题。现在许多项目都要求地方财政配套,这使本就不宽裕的地方财政不堪重负。我认为,房地产调控问题将在比较长一段时间内是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短期内很难解决。它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一政治问题。所以应该对这个问题做更深入更长久的研究。我国的房地产价格确实已经形成泡沫了,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不一致。据美国房地产协会2009年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中价房平均是177900美元,按美国每套住房约180到200平方米计算,每平方米约为5700元人民币,由此对比,我们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是显而易见的。是泡沫早晚会破,美国房地产2008年的溃市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房地产近50%的暴跌都很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房地产的基本功能也可以说是首要功能,应是住房功能,而不是投资功能。尤其是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须尽快扭转从房地产产业获取巨额利润的市场扭曲状况。

   第二个方面:中国城市化问题

   我非常赞同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提法:中国城市化速度与质量严重不平衡。截止到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47.5%,但实际上城市户籍人口的比重则相对较低。我这里有两个数据,一个是27%,一个是36%,均与城市化率相差10%还多。

   我们现在城市化有不平衡性,最突出的是城市出现量化结构问题和城市贫困群体多元化问题,包括农民工、流动人口、退休职工、农二代等,而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跟不上人口发展的速度。

   数量叠加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人口1000万基础上增加500万和在人口2000万基础上增加500万,给社会管理、城市承受及产业所带来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北京的人口规模按2000年的规划 到2020年是1800万,但2009年就已 达到1972万,加上流动人口1000万, 已达3000万。据报道,上海常住人 口达到2300多万,一年增加300多万, 再加上流动人口至少还有1000万。这 些世界级的超大都市,无不产生出一 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比如北京一年产、生的生活垃圾达672万吨,日均1.84万 吨,但北京的日处理能力只有1.27万 吨。大批的垃圾都是送到郊区去填 埋,按照现在这个填埋速度,四到五 年,北京大部分填埋场将填满。所以 到2020年,北京至少需要3200亩的垃 圾填埋场,这还是仅仅用于生活垃圾 填埋,据报道每年还产生1000多万吨 的建筑垃圾,处理它们占用土地更多。再例如水资源,现在北京每年可利用水资源只有26亿立方米,但水资源每年消耗36亿立方米。仅2000~2007年,地下水超采达56亿立方米。

   所以,人口盲目急剧膨胀将带来很大、很长远的问题,怎么解决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我的基本观点是,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应与我们现阶段的管理能力、资源水平相适应,不能太快。特别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个很大问题,大拆大建现象严重,对社会资源浪费极大,欧洲国家的建筑使用寿命是70年到80年,我们的使用寿命只有25年到30年,这在我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有报道甚至将这种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发展称为“灾难”。

   第三个方面:控制通货膨胀问题

   控制通胀是仅次于房地产调控的热点问题,随着通胀预期的增加,抑制通货膨胀将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大家知道,现在通胀有三种,输入性通胀、成本推动性通胀和流动性通胀。

   我认为,随着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中国对通胀的控制不是短时间能见效的,甚至不是一年、两年能见效的。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形成通胀的内在要素也很难有大的变化。比如目前输入性通胀的成因,一方面是资源类大宗产品的输入价格高,另一方面是美国所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我认为后者的直接影响不是太大,主要影响是前一个因素。

   我对输入性通胀问题的认识是,与其说是输入性不如说最终根源是吸入性;表面上是输入性,实际上是吸入性。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矿产、资源、能源需求。大量的需求,必然要推高国际市场的价格,以至于买什么涨什么。所以,中国的通胀问题源自于极大的高速发展需求,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成本因素的通胀,主要是工资成本上涨。对此我的观点是,人工成本的上涨是必然的、必需的,而且是迫切的。不论从企业的角度还是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分配收入差距的拉大已经十分严重了,因此人工成本的上涨是个必然趋势。

   流动性方面,这么多年这么大的流动性投入,说到底通胀问题就是货币现象。综上所述,我认为近两三年通胀问题将是我国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政策咨询研究机构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四个方面:社会管理创新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的认识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现阶段把广义的社会管理提高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层面是非常必要的,其重大意义不亚于“十五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难度也不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小。我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也很明确:我们发展的目标不会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原则也不会变。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解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问题。伊朗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白色革命”值得研究,尤其是东欧剧变,那时他们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差,人均GDP都达到1万美元以上,我们所讲的政治、体制优势他们也存在,但这种优势可以转化。这次中东所发生的变化有很多方面原因,但共同点就是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腐败严重。这些社会问题在我们的发展阶段内也存在,所以我们要高度关注这些问题。

   第一是法制建设问题。要以依法治国的理念强化社会管理,一个管理好的国家必然是法治有序的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公民都必须遵纪守法。法治建设是第一位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和20世纪80年代不一样,主要问题不是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而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

   第二是政策设计问题。我们以政策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的特点十分突出,这点我国和西方国家不一样。我们许多社会群体的很多利益问题,比如知识分子、退伍军人、退休人员、下岗职工等都是由政策来协调的。如果政策设计出现问题就会引发许多连锁反应,如政策“打架”引起的群访等。因此,制定合理、可行、有效的政策是我国强化社会管理的重要环节。

   第三是党和政府及其各级领导的公信力问题。一个国家机器的管理效能,公信力是第一位的。现在不少地方党组织、政府机构负责人说话在社会上缺乏公信力,似乎只有党中央是可信的。老百姓逆反心理严重,尤其是当社会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讲的话打折扣,以讹传讹却很有市场。

   第四是管理事情的能力和效果问题,这是个突出问题。

   第五是社会的思想教育、社会的公德水平问题。近年来,更令人担忧的是出现了社会的诚信危机。

   第六是国家的信息化管理问题。应该思考社会管理的观念如何适应信息化的发展需求,并随之转变。

 

 

经济全球化下的产能过剩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

2011-12-30

  编者按:产能过剩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我国经济运行和政府宏观调控的难题。在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在中国生产,面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进行销售,进一步加大了中国国内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和对外贸易摩擦的频率。

  在国内外经济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进一步厘清产能过剩产生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政府应对产能过剩的对策,对于稳定经济增长、促进转型升级、完善市场体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共同举办的 “全球化下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专家座谈会上,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纺织工业协会、家用电器协会等单位的专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嘉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金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杨建龙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张国庆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所长 张长春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研究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姜鑫民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 徐文英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秘书长 徐东生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展与科技环保部工程师 李全功

  关于产能过剩的产业和市场原因产能过剩按性质分为三种,即周期性产能过剩、结构性产能过剩和长期性产能过剩。一种观点认为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周期性产能过剩;竞争性产能过剩;阶段性过剩;政策性产能过剩;体制性产能过剩。另一种观点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指导思想失衡;二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三是内需和外需失衡;四是宏观管理和市场调节失衡。

  记者:如果对产能过剩做一个根本性的探讨的话,那么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有哪些?

  金碚:产能过剩原因可以归纳为五类:第一,周期性产能过剩,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全球需求萎缩,这时现有的产能或者供给就相对较多。第二,竞争性产能过剩。不同类型的企业参与竞争,一部分企业往往抱怨别的企业“粗放经营、恶性竞争”。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的那些企业实际上就是一种过剩的产能。不过,也需要区分情况,通过企业之间的并购或重组,部分产能仍然可以启动。第三,阶段性过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发展很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过程高度压缩,用短短30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50年甚至一百多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产能的快速扩张和需求的快速升级换代之间并不完全匹配,一定时期就可能在局部出现产能过剩。第四,政策性产能过剩。例如,政府的产业政策不适当,造成多个地方立项,而申请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产能出现政策性振荡。第五,体制性产能过剩。不管发展什么产业,背后都离不开资源,例如土地、资金等。企业预算约束不够硬,金融机制不合理,土地获取成本低,能源价格不合理以及过多的审批,造成企业产能扩张较快,以此获得更多的资源。如审批是稀缺资源,一旦通过审批,就要多上、快上。另外,国内的银行信贷基本上都需要抵押物,有了土地或机器设备,就可以通过抵押贷款获取更多资金,进一步扩大产能。

  杨建龙:产能过剩按性质分为三种,即周期性产能过剩、结构性产能过剩和长期性产能过剩,须分别看待。中国目前最主要的是第一种和第二种产能过剩问题。长期性产能过剩一般出现在工业化的中后期,现在对第三种产能过剩问题做出判断为时尚早。以钢铁业为例,从长期来看,今后20年、30年甚至50年,中国都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对钢铁产量的峰值难以进行准确的估计。中国目前的粗钢产量为5亿吨,但谨慎地估计未来会达到7亿吨到8亿吨,所以中国钢铁业并不存在长期产能过剩的问题。不过,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和由于某些产品产销不对路以及低效生产导致的结构性过剩的确存在。一般情况下,钢铁产能比钢铁的实际需求量大10%—15%是正常的,而且,从总量上看产能过剩,很可能忽略掉产品结构。实际上,我们有不少钢材品种还是稀缺的。

  姜鑫民:分析产能过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指导思想失衡,发展生产的目的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二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三是内需和外需失衡;四是宏观管理和市场调节失衡。

  关于产能过剩的市场与政府边界问题产业政策不应有歧视性,尽可能地让各产业公平竞争,而不是刻意去支持一个产业,因为政府没有能力可以准确把握工业技术路线的选择,难以判断行业未来发展是否景气,强烈刺激很可能会导致过剩。

  记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方面可以起到哪些作用?

  金碚:产能过剩很复杂,周期性、竞争性过剩问题要通过市场机制解决,政策性过剩要通过优化政府政策解决。产业政策不应有歧视性,尽可能地让各产业公平竞争,而不是刻意去支持一个产业,因为政府没有能力可以准确把握工业技术路线的选择,难以判断行业未来发展是否景气,强烈刺激很可能会导致过剩。体制性问题只能通过体制性改革解决,30年来的改革可以称为“工业单兵独进”,改革开放主要表现在工业领域,工业以外的领域如金融、社保、土地等投资体制都较为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工业想尽办法发展,缺乏对它的非正常性扩张制度的制衡性,现在的制度反而刺激了它的扩张。产能过剩在中国而言,有一些是正常的,有一些确实要通过政策的优化和改革来加以解决,因为最基本的中国特色是地方政府的竞争,由于政府的力量不断增强,手中资源不断增多,所以参与竞争后会使市场经济状态与我们原来的设想发生偏离,会进一步放大市场经济固有的市场过剩。

  杨建龙:产能过剩是一种市场行为,市场对此有一个自我调节过程,这种自我调节过程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产能过剩是一个保证市场充分竞争的必要前提,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得有竞争力的企业脱颖而出。关键是我们是否有可能规避这些竞争成本而获得竞争带来的成果。现在对产能过剩问题的批评体现在低水平、高能耗等问题上,如果以过剩产能为对象进行调控,那么则缺少充分的、合理的、公平的市场理由。过剩产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落后产能也没有明确标准,应让能源价格市场化归位,通过能源市场价格发挥市场对落后产能的调控作用。

  张长春:中国产能过剩主要原因在于外部,不在于企业。企业是微观市场主体,最关注的不是过剩问题,而是投资收益和预期收益问题以及风险大小、能否盈利。结构是否优化、产能是否过剩,必须经过市场检验才能调整。目前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的过剩主要与外部环境和政府有关。这些行业在土地、利率、汇率、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问题上的外部性较为明显,存在相关体制改制不到位的问题,土地、资金市场化配置问题,重要的能源资源定价机制、污染排放的执法问题。这与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相联系,与干部的考核机制相联系。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责任和冲动太强,执法难以到位。只要能源、资源、社会保障等方面管理到位,不需要去管企业是否能够继续生存,该管的是涉及企业的外部性。现在的难题是管理难以到位,原因在于体制机制问题。源头上的行为导致后续一系列的扭曲。

  关于产能过剩的行业特点和表现问题对落后、负外部性大的产能进行限制是正确的,主要应该通过法规和价格来实现优胜劣汰,鼓励技术进步。但是一些行业的发展历程说明限制产能本身并没有起到突出的效果,反而由于实际情况的复杂性,让政策执行部门疲于应付。

  记者:有观点认为一些限制产能扩张的政策措施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情况,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徐文英:以纺织行业的发展历程为例,说明限制产能本身并没有起到突出的效果,反而由于实际情况的复杂性(例如企业通常瞒报压锭数目),让政策执行部门疲于应付。而且限产压锭本身实际上没有改善企业的盈利情况。1998年产能限制的一个意想不到的重要效果是,减少了企业的负担,改善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把宏观经济盘活了。入世以后,很多工厂开始偷偷上锭子,初期经贸委并没有及时意识到必要性,还对这些“违反”限制产能规定的工厂进行罚款。实际情况表明企业的决定更适合市场发展的需要。现在纺织行业已经达到1.2亿锭,明显超出当初的估计数。而且2010年企业的利润也很不错,增长了70%。很多机器设备的订单都到了2014年。由于2011年国内外经济形势有所下滑,产能过剩又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国外经济下滑这一周期性的冲击对纺织行业的影响很大,毕竟纺织行业的顺差占到了全部贸易顺差的70%—100%。对落后、负外部性大的产能进行限制是正确的,主要还是应该通过法规和价格来实现优胜劣汰,鼓励技术进步。要继续改革开放,鼓励企业全球化配置资源和拓展全球市场。

  姜鑫民: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部门的产能扩张很快,产能剩余较多。比如,煤炭的规划产能达到了56亿吨,而煤炭总需求也就40亿吨;钢铁行业也有2.5亿吨左右的剩余产能。产能过剩的行业当中,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往往体现为低技术水平的产能过剩。而且这些技术、工艺落后的产能往往受制于地方保护主义和体制性约束,有比较明显的经营性风险。

  徐东生: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消费刺激政策执行以来,新的市场机遇使许多家电企业看好投资前景,加大生产设施投入,增加生产能力或扩充产品线。据统计,2009年—2010年家电业经历了新一轮产业扩张,目前电冰箱、空调器、冰箱压缩机、空调压缩机的生产能力均超过或接近亿台,略高于市场实际需求。总体上看,家电业产能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大多数制造设备、模具国产化比例高,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大,形成生产能力速度快;二是随着国内农村市场的挖掘,产能过剩问题基本被市场需求所化解;三是家电业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企业一般都是自行扩张,很少进行兼并,产能存在周期性波动;四是出口产能基本保持平衡。从目前来看,家电业产能相对过剩的根源在于:一是企业对未来形势比较乐观;二是部分企业存在投机心理,通过投资房地产,获得土地增值收入或银行融资;三是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意愿强烈,客观上推动了产能的扩张。为此要采取多方面措施,包括转变目前高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减少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加强对企业决策的科学引导等。

  李全功:中国粗钢产能8亿吨,占全球的一半。产能利用率一般都是在80%左右。长期来看,实际上还是正常的。企业和当地的就业和财政收入关联度很大。所以简单地实施“关停并转”,当地的群众和政府有抵触情绪。在环保标准上严格要求,往往也可能执行不到位,而流于形式。钢铁行业当前面临的问题是企业效益不高。今年1—10月份,重点统计的企业利润仅840亿元,销售利润率仅2.76%。限制钢铁行业落后和过剩产能,除了严格执行环保标准、纠正扭曲的价格机制以外,钢铁行业还应学习借鉴日韩经验,考虑在东南亚和非洲建设自己的钢厂,加快对外投资步伐。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1-11-28 18:02:50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中央政治局专门就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研究进行了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信息时代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必须依靠军民融合式发展

走好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

解放军报 姜鲁鸣 王伟海

2011-07-07

    今年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就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研究进行了第十五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

要点提示

    ●作为“十二五”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主线,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涵盖军事理论创新、武器装备体系完善、编制体制调整、官兵科技素质提高和军事训练转变及科学管理等各个方面。而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则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途径。

    ●真正确立以“融合”促“转变”的战略支点,必须树立“大体系”、“大集成”、“大保障”等新理念,必须以民用科技的新优势提升战斗力生成的技术基础,必须以融合促进的新手段破解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体制性难题。

    胡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必须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走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把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作为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的重要途径,是我们党深入探索信息化条件下战争和军事活动规律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准确把握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特点规律的认识结晶。深刻认识这一科学论断的时代根据,有效突破制约军民融合深入发展的主要瓶颈,对于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时代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必须依靠军民融合式发展

    当今时代,通过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从根本上说,是信息化条件下战斗力生成途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两种战争形态的基础截然不同

    在机械化战争时代,飞机、坦克、军舰是完全独立于民品之外的,“大炮”与“黄油”的矛盾十分尖锐。就像列宁所指出的,要塞和军舰,这些东西在国民经济中不是一个正数,而是一个负数。

    现代经济技术发展改变了这一状况。据统计,一战时期,武器装备研制涉及的工业行业技术门类不到20种;二战时期,扩展到160种左右;而到海湾战争时期,已达到了上千种。今天,构成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能力所涉及的资源,则几乎覆盖了整个国家的战略资源,使创造财富的方式与军事活动的方式深度融合。可以说,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根基已深深植入经济社会的全部。这种情况下,只有科学运筹使用国家、社会的全部经济、技术、信息、人才等资源,才能真正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

    ●尤其深刻的技术根源

    在历史上,军用技术一直领先于民用技术。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人类开始以信息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则标志着军民通用技术时代的到来。

    当前,民用技术和军事技术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具有高度的军民两用性,民用领域的高新技术基本上都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美国商务部和国防部同时列出的关键技术中,有80%是相通的。俄罗斯的这一比例也达到了70%以上。据国外专家估计,美、英、法、德、日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所需要的高新技术,80%~90%来自地方企业,10%~20%来自军方的科研院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已发展到10多万家,许多企业在新材料、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超过军工企业。只有加快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才能赢得战略优势,为战斗力生成获取领先时代的强大技术力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有一种要求融合的“天性”,即打破各部门、各领域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发展格局,通过竞争在全社会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以实现生产力发展效益的最大化。

    在这一环境下提升战斗力,最经济、最合理的选择,就是能利用民用资源的就不自己铺摊子,能纳入国家经济科技发展体系的就不另起炉灶,能依托社会保障资源的都实行社会化保障,实现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队人才培养、军队服务保障、国防动员,以及基础设施、海洋、空天、信息建设等领域的军民融合式发展,从而实现生产力和战斗力的同步提升。

    ●各主要国家的共同做法

    近些年来,各主要国家极为重视把国防和军事需求融入国家建设总体布局中,在武器装备研制、人才培养、军队保障和基础设施、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实现军民兼容发展。

    在信息化建设上,美、英、日等国军队80%以上的技术,来自民用信息系统。

    在军队保障方面,军事外包成为主要方式,凡可由民用企业承担的后勤保障和装备维修业务,都通过招标由民营企业承担,军方只是“最挑剔的买主”。

    军队人才培养方面,美军在数百所地方院校设立后备军官训练团,培养70%的初级军官和30%以上的高技术人才。北约各国近90%的军事技术人才都毕业于地方高校。俄罗斯等国在地方医学院设军事医学系,在财经院校设军事财经系,培养军队所需人才。

    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各主要国家通过立法贯彻“高速公路与军事快速通道相结合、服务区与兵站相结合、隧道与隐蔽工程相结合、高速公路与飞机跑道相结合、高速枢纽与战储基地相结合”的原则,军民融合呈现出全方位、全要素发展趋势,战斗力生成模式也随之发生根本转变。

    ■牢固确立以“融合”促“转变”的战略支点

    要使军民融合真正成为促进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强大“推动器”,必须突破制约军民融合发展的诸多瓶颈,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制度化、常态化。

    ●以融合共享的新理念,引领现代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

    近年来,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战略思想已深入人心。但由于多方面原因,传统思维定势依然存在。有的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看作彼此分割的两个体系,没有完全跳出自我建设、自我管理、自我保障的误区;有的把军队作战能力生成看作国防和军队自身范围内的循环,不愿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开辟战斗力生成新途径。这都是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

    事实上,经济社会信息化浪潮加速发展,生产力发展与战斗力生成的互动性空前增强。当然,更深入地看,转变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理念的实质是转变利益观,在整个国家利益平台上整合利益关系。这对军地双方都是挑战。对国防和军队意味着,有些军工行业将失去垄断地位,有些军队岗位将由地方人员担任,我们甚至还不得不放弃一些原本熟悉的工作方式。而对地方来说,实现军民融合式发展需要追加投入,可能还会增加工作量和风险,甚至会与很多局部利益产生摩擦。因此,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就必须拓宽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战略视野,确立并形成基于信息时代发展、开放、共融的时代思维。

    ●以民用科技新优势,提升战斗力生成技术基础

 

 

 

 

 

中国贫富差距隐含金融风险

中改院

2011-12-29

   中国的贫富差距或许比官方数据显示的更大。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8年,中国城镇最富10%人口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只有6300美元,仅为最穷10%人口的九倍。但如果到北京或上海的市中心转转,你就会对这些数据产生怀疑。中国新富开着奥迪,挎着路易·威登包,一年区区6300美元的收入可办不到。

    中国改革基金会王小鲁教授的一项独立研究发现,中国最富10%人口每年收入接近20200美元,是最穷10%人口的25倍。与此同时,最顶层人口获取了巨大财富。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近期一份研究报告,中国最富的59万人——占总人口不到0.05%-2011年的可投资财富将达到2.7万亿美元。

     富人滥用特权已经成为引发社会不 而政治抗议还不只是唯一的问题。中国贫富分化威胁到的不仅是社会稳定。如果富人携资本离开,中国金融系统也有可能遭受打击。美国西北大学中国经济专家史宗瀚教授说,中国超富阶层掌握大量资源,对金融稳定构成了威胁。

    中国经济年增长速度接近10%,人民币又在升值,似乎意味着中国富豪们没有什么理由把财富转移到国外。但这些条件不会永远维持。对2600名高净值个人的调查结果显示,接近60%的人已经安排或正在考虑经济移民。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投资者的突然撤离给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造成重创。中国一直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这使得投机资金无法合法进出这个国家。但巨额的贸易和投资往来意味着逃避管制相对容易。

 







其它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2011-12-28 14:00:11 收件人:zdjun@263.net

中国面临“低福利、低消费”困局

——中国改革国际论坛综述

殷仲义 何冬妮 刘铁奇

2011-12-28

   日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合作,在海口联合举办以 “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破题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为主题的第73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完善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础的再分配制度安排是本次论坛的热点议题之一。

  一、“债务危机”并非“高福利”的必然后果,“高福利”并不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

  有人认为,高福利制度制约了欧洲的经济发展,导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有些企业家断言,由于主权债务危机,欧洲高福利时代行将结束,接下来,全球都将告别高福利时代。他们疾呼,“在欧洲,过度的福利制度让社会慢慢变成一个养懒人的社会。我不希望这种风气‘传染’给中国。”更有经济学家建言,中国不要引入欧元区的福利社会模式,要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上高度警惕和反思。

  1.国际金融危机才是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高福利并不必然导致债务危机。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欧洲债务危机虽然暴露出一些国家寅吃卯粮、无力负担高福利的弊端,但国际金融危机是欧债危机的直接原因。这场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急剧下滑。虽然财政收入已大幅降低,但为拯救经济,各国还是实施了超常的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财政支出飙升,政府赤字大增。于是危机尚未度过,债务问题又浮出水面。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认为,欧债危机并不表明欧洲掉入了“高福利”陷阱,这是一次劳动生产率危机和增长危机,因为南欧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远低于欧元区其他高福利国家。南欧成为主权债务危机的“重灾区”,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转变滞后,内生增长动力不强,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导致财政收入入不敷出。部分欧洲国家削减高福利,是获取国际援助的权宜之计,并非对症下药的治本之策。只有提升劳动生产率,才是恢复经济增长的根本出路。

  挪威卑尔根大学与德国柏林治理学院教授斯特恩·库恩勒提出,北欧各国社会福利很高,但增长最成功,表明北欧全面福利制度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北欧国家的经验表明,以高税收为基础的高福利,提供普遍的社会保障,民众预防性储蓄减少,消费倾向很高,形成了经济活力的重要源泉。

  在欧洲,北欧税收占GDP比重最高,平均达到45%左右,但收入也最平等,相对贫困最少,就业率非常高,“高福利”、“高消费”是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但并没有产生危机,在2007年—2009年期间,挪威家庭户均消费平均达到每年395,100挪威克朗,每年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超过85%,但年均GDP增长高达 5.9%,失业率长期保持在3%—4%之间。

  2.高福利并不必然阻碍经济发展,也并不必然削弱国家竞争力。

  有学者指出,福利国家制度阻碍经济增长,使财政负担过于沉重,导致财政危机,但实践并不支持这种观点。瑞典、丹麦和芬兰的社会福利水平最高,公共福利开支(这里仅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和就业服务支出)分别占到国民净收入的33.6%31.5%和30.5%;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属于中等社会福利水平国家,公共福利开支分别占国民净收入的28.2%、25.5%和23.6%。但是,瑞典、丹麦和芬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分别为第13、第5和第12,而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是第32、第23和第26;瑞典、丹麦和芬兰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为第2、第9和第7,而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全球竞争力排名分别为第46、第42和第83。社会福利水平最高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和全球竞争力排名都明显高于中等福利国家。

  欧债危机并不意味着高福利社会制度走到了尽头。

  二、中国尚难奢谈 “高福利”陷阱,当务之急是尽快走出“低福利、低消费”困局

  1.走出“低福利、低消费”困局是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欧债危机表面上看是政府举债维持高福利的后果,但本质上却是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危机,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生产力,恢复经济增长。中国的社会福利水平低于欧洲国家几倍,实难奢谈 “高福利”陷阱,当务之急应是尽快突破“低福利、低消费”的困局,夯实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欧债危机以来,有学者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这些国家的高福利,并提出中国需要防止高福利风险。他认为,中国已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我国仍处于较低的福利阶段,远不是所谓的“高福利”问题。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不存在“福利陷阱”的风险,而且有利于实现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既是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加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需求。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指出,中国产能已经大大超过居民消费,之所以过去没有发生危机,是因为有外需支撑,随着外部需求变化,未来要么会出现破坏性的危机来被迫实现产能和消费的平衡,要么就得采取主动措施,尽快形成居民消费主导的格局。这对收入分配改革提出了紧迫要求。

  但是,我国最终消费率过去8年来分别下降13.9个百分点和11.3个百分点,降幅分别达22.3%和24.4%。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后,最终消费率进一步下降到48.4%,居民消费率下降到35.1%,2009年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分别略微上升到48.6%和35.6%,但2010年最终消费率为48.1%,居民消费率为34.3%,下降到比2008年更低的水平。

  居民消费率的持续下滑,除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中等收入者占总人口比重偏低、财富分配失衡、收入差距过大等原因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到位、差距大是重要原因。

  在医疗、教育费用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居民面对治病、教育等领域可能出现的大额支出,往往会选择提高储蓄而不敢消费。只有民生领域投入的规模和效益提高了,减少了老百姓的社会负担,增强其对未来的安定感,扩大消费才能具有基础。因此,我国当前面临的绝不是“高福利”陷阱,而是走出“低福利、低消费”困局的严峻挑战。

  2.我国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提高福利水平扩大内需,促进公平可持续增长的空间巨大。

  迟福林认为,公共产品短缺是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是社会矛盾的聚焦点,是影响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2008年,中国用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29.7%,比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的发展中国家低13个百分点,比人均GDP介于3000—6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低24.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通过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内需的空间非常大。

  迟福林认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都有重要作用。2009年,中国农民消费在35%的居民消费中只占8.36个百分点,不到1/4。近年来,中国城乡恩格尔系数下降缓慢,2011年分别为 35.1%和44.7%,反映了消费结构升级缓慢。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研究司巡视员叶兴庆认为,再分配中政府转移支付力度不足、社会保障支出不足,都将降低居民的消费倾向。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2011-12-29 12:56:48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谁动了外汇市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CEEM专题研究报告 2011.001

(请点击查看)

 

 

 



其它发件人:"Cao Jun" <skylink2001@gmail.com>2011-12-30 17:04:35 收件人:<caihuikobe@163.com>,2011-12-30

《云汉月刊》第111期导言

北京云汉经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曹军

    转眼间就到年底了,加之明年早到的新春佳节,我先借写第111期《云汉月刊》的“导言”之机而向支持与关心云汉经略的各界好友与客户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与衷心的祝福,祝愿大家:春节好!阖家幸福与安康!事业有成与身心行健!

    今天是2011年全球资本市场交易的最后一天,上海A股指数以25.86点的上涨、以0.58点之差而与2200点整数擦肩而过;以年度约22%多的跌幅再次熊霸世界主要股票市场指数,比身受债务危机困扰的德国、法国等主要股指跌幅都大,也远差于年度还有约6%涨幅。当然,我们的GDP增幅和财政收入之涨幅依然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冠军!

    所有信息之表达与传递最为直接与透明的资本市场为什么就不能因此而雄起呢? - 这或许就是年底我们大家都在苦苦思索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自从2007年爆发本轮世界性的金融 – 经济危机以来,至少从资本市场的表现来看。道琼斯指数目前的读数与07年的最高点之差约16%,上证指数的同类跌幅为约64%,印证了我们一直以来“分析 –预判 – 结论”之论述:别人“感冒生病”,我们“吃药打针”。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自2009年2月以来所有的《云汉月刊》之导言! 大有“恨铁不成钢”的切肤之痛!从宏观到微观,从我们所服务与拜访的各地区各行业的朋友与客户来看,大家的压力确实大有甚于2008年之势!而问题的节点至少目前没有看到趋好或可能带来“药到病除”的“药方”与“良药”:在明显的“等待”中,我们将抖擞精神迎接下个月底的春节以及新的一年!

    本月的欧债危机(尤其是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的意大利)在迎来新一届的欧盟央行行长(两次下调基础利率和宣布巨额的、对银行的巨额流动性注入)和达成除英国以外的欧盟26国、尤其是欧元区17国的多边财政协议与加大财政性救市投入之后,终于暂时稳住了骚动不安的欧洲乃至全球资本市场:德国总理Merkel也获得了颇具争议的、“当代俾斯麦”之称号! - 请参见左上图。虽然在美联储看来依然疲软恢复的美国经济,却也迎来了一个个好于市场预期的美国宏观经济数据;美联储也就不急于考虑推出任何新的刺激性货币政策,而是忙于与其它五国央行采取强有力措施确保欧洲等债务危机深重的地区美元的足够流动性。详情请参考本期《云汉月刊》的“美国综述”部分。

    无论是暂时“歇息”的美国巨额财政赤字问题,还是目前暂时告一段落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用法国总统Sarkozy的话来讲就是:“…Therefore we want a new treaty, to make clear to the peoples of Europe that things cannot continue as they are.” 财政性支出与税收等重大社会之宏观结构性调整和如何处理好在进一步收紧的财政支出的同时致力于保障经济增长的矛盾关系【请参考右上图的爱尔兰紧缩政策实施后的赤字占比改善情况,但是其经济也陷入了严重的下滑】这两大“悬案”也将把我们带入新的一年!

    曹军,北京云汉经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战略投行服务体系及战略规划与执行、策略融资、战略并购、创业服务和各专项的顾问与资源整合。北京朝阳区鼎城路9号 B-2205。Web Site: www.skylink2001.com




 



发件人:"Qing WU" <wuqingdrc@gmail.com>2011-12-28 16:28:33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变迁的规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吴庆

    从对外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分为两个大类:贸易平衡的增长模式,贸易失衡的增长模式。贸易平衡的增长模式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没有对外贸易的封闭经济(I),另一种是对外贸易平衡的开放经济(II)。失衡的增长模式也有两种:一种是先做大需求、再做大供给的进口替代路径(III),另一种是先做大供给、再做大需求的出口导向路径(IV)。我把这四种增长方式标记为(I)到(IV),是为了下文表述方便。

    在过去50多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以上四种增长方式中的三种。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自力更生”的中国没有什么对外贸易,处于状态(I)。从70年代初开始“引进并利用外资”,中国开始向状态(III)转变。从1994年开始,以1月1日汇率并轨为标志,中国全面向状态(IV)转变。目前中国政府已经提出要向状态(II)转变。

    尽管“增长方式转变”连续几年出现在政府文件当中,真正的转变却进行得非常缓慢。2001年,吴敬琏先生的著作《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出版。十年过去了,我们仍然站在“大关”前面。未来中国会在什么时间真正开始“过大关”?我们也许可以从过去半个世纪里的三次转变当中总结一些规律,再基于规律预测未来。

    我发现,过去三次增长方式转变虽然都需要政府扳动关键的开关,但是三次转变都不是政府自主的决定,而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本文重在介绍三次转变当中“迫不得已”的部分。

    第一次转变发生在50年代后期,中国进入“自力更生”的状态(I)。“自力更生”意味着“艰苦奋斗”。在政府用语里,这八个字通常连在一起说。“艰苦奋斗”并不是中国决策者的主动选择,而是在当时国际环境里“迫不得已”的选择。50年代初,中国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开战;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破裂。与两个超级大国决裂之后,中国的贸易对象只剩下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国家与中国处于类似发展阶段,没有多少贸易机会。

    第二次转变发生在7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引进外资,之后逐渐进入状态(III)。这次转变也是“迫不得已”:“三年自然灾害”让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之后十年里几经努力,也没有彻底摆脱崩溃的危险。正巧快速崛起中的日本连续出现了几届对华友好的内阁,中美关系也快速改善,中国从此可以从日美这样的国家以及从世界银行那样的国际机构借到钱,可以借助外部资源降低国内风险。

    第三次转变发生在90年代初,中国开始积累巨额外汇储备,从资本净输入国家变成资本净输出国家。促使这一变化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际环境的变化:从80年代末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以世界银行为首的国际组织制裁中国,导致中国不能继续从外部大量借债,中国的外汇储备几近枯竭。从外部世界借债是维持状态(III)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中国的增长方式被迫转变,被迫积累巨额外汇储备,远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式的危险。

    基于历史规律观察现状:第四次增长方式转变之所以还没有真正展开,恐怕是因为在决策者眼里,转变是政府的主动选择,“迫不得已”的时刻还没有来临。中国经济在出口导向路径(IV)上享受了18年快速增长,各级官员和企业家对这条道路难免依依不舍,就像婴儿依恋奶嘴。如果纵容婴儿对奶嘴的依恋,成年之后将转变为吸吮手指头的习惯。

    下一个“迫不得已”的情形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出现。离得最近的一个是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的汇率法案。如果这一法案通过,将强力推动中国增长方式转变。我相信美国议员们充分明白这一点。他们正在权衡的是中国转变对美国的影响。算清这笔账并不容易。中方不希望“迫不得已”的情形马上出现,于是人行正在拉抬人民币汇率,拉抬的幅度超过了市场预期。

    就算这样的拉抬有足够的诱惑力去阻止美国众议院通过汇率法案,也会遗留下一个后遗症:美国国会只要一揪人民币汇率这根辫子,中国就要做一些对美国有利的事情。这将鼓励美国国会经常性地讨论人民币汇率。所以,下一个“迫不得已”的时刻就算没有马上到来,也正在逼近。

    吴庆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225号H202室(邮编:100010),电话:(010-)8771.8982 .




 

 


发件人: Yang Zhang 发送时间: 2011-12-07 11:59:02收件人: Cui Zhiyuan抄送: 主题: 华尔街日报: “中国模式”的四个系统优势

    很有意思的文章。文章说斯蒂格利茨呼吁我们反思市场原教旨主义,而作者呼吁反思选举原教旨主义:“在百事可乐或可口可乐之间的选择不会带给我们健康的饮食习惯”。

中国治理模式的四个系统优势

世界银行集团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亚太局局长 凯闻

2011/12/06

    几个星期前,在耶鲁大学杰克逊国际问题研究所,我有幸在研讨会上向大家介绍史蒂芬·罗奇先生,并在他发表对亚洲崛起的精彩演讲之前,与他作了一个对话访谈。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罗奇先生其实不用介绍。他曾是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和亚洲区主席,在亚洲生活和工作了几十年,多次提出了关于亚洲各国经济的很有见地的观点,是我一直尊重的人。

    我们的观点在大多数问题上是相同的。例如,如果从一个长期的历史观点来看,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只是“重新崛起”罢了。1820年,亚洲经济体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9%。这一比例在1900年下降到28%左右,在20世纪60年代初则降低到20%左右。在此之后,亚洲的经济比重逐渐回升,首先驱动的是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龙,到现在是印度、中国和一些其他亚洲新兴国家。2000年,亚洲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约为40%,现在快到50? %,接近了历史上的正常水平。

    我们还讨论了人口规模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了今年初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期间与联合利华一位高管的谈话。当时,中国还没有公布新的人口普查结果,有传言说,由于统计误差中国人口可能被低估,真正的中国人口总数很有可能是15亿,而不是13亿人。我能感觉到这位高管的兴奋。由于统计误差,联合利华的牙刷和洗衣粉可能会有200万额外的潜在客户吗?传闻后来被证明不是真的,但它说明了中国的人口规模能对商业和政策产生的深远影响。

    罗奇先生和我持不同意见的是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否会持续发展以及是否需要一些根本性的改变。罗奇先生引述了温家宝总理2007年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 的论述。用罗奇的话说,他不敢妄自推测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我同意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进一步改进和调整,但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中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治理模式。和西方比,中国的治理模式有四个系统优势。

    第一是政府愿意而且有能力计划和干预经济事务。中国政府的干预没有任何思想包袱,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处理雷曼兄弟事件时,即使是在危机形势下,鲍尔森或贝南克要直接干预市场也是很困难的。

    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私营经济充满活力,有超过40万的中小企业,创造了70%的GDP。然而,政府在战略性产业上的作用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中国,政府干预时,大家有可能就某次特定干预的可取性或有效性进行辩论,但很少有人质疑政府干预本身的合法性。

    除了意愿和合法性,中国政府的干预能力很强,而且,决策模式既集中又靠共识驱动。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源自北京的党的系统内。尽管说由25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或由9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常委做所有重大决定,未免过于简单化,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决策过程比任何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管理系统都要集中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极其重视且力求达到内部的共识。

    一旦做出决定,多年形成的执政党组织机构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可以确保即使在偏远地区也能实施。中国政府有一系列广泛的政策工具,可以从多个角度以高度协调的方式解决一个问题。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政府治理过热的房地产市场。政府提高了基本利率,确定银行贷款的上限,限制个人房贷的数量,提升按揭贷款首付比例,并开始在某些城市试收房地产税。上个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在这里我特别要强调,对于房地产一系列的调控措施,决不可有丝毫动摇,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房价回归到合理的价格”,结果呢?自十月起住房价格已明显下降。

    第二是系统内部的问责制,包括多种多样的反馈机制。

    中国的政治生态系统中有着激烈的竞争。大多数决策者可能不会直接向选民负责,但他们总被他们的上级、同行、下属、竞争对手、公共知识分子和当地媒体和许多其他的团体监督。虽然媒体仍普遍被审查,在某些情况下被严格控制,但媒体已经能够公开地批评政府的某些政策。公众舆论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且被官方密切关注,尽管公共舆论也受到新闻审查制度的影响。而中国共产党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所谓的“组织部”,也努力地审查各级政府官员,他们通常有量化的关键绩效指标来衡量各级官员的成败。

    在过去30年,认为中国政府官员不用面对选举因此可以随意决定政策的看法是完全有悖于事实的。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利用多种反馈机制,对自己的政策负责的政府。

    第三是政府愿意做局部试验并从试验中学习。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本身就在农村地区开始试验。其他著名的试验还包括像深圳经济特区,1982年从一个小渔村开始的市场经济试验造就了今天1200万人口的大都市。

    我最近在新加坡参加了与重庆市长黄奇帆的讨论。他列举了重庆的几个主要的政策试验,包括给300万在城市工作的农村劳动力发放城镇户口,这和中国极其严格的户口制度大相径庭,城镇户口将赋予这些劳动者获得城镇医疗和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权利。此外,还承诺给这300万新城镇居民提供可负担的公租房。在土地所有权的领域,重庆还进行了“土地银行”试验,农村居民可以交易“土地使用权”,创造土地所有权的流通价值。北京表面上似乎同意这些试验,甚至还不时鼓励一下。

    这些局部政策试验可以让北京尝试不同的办法,并在决定全国性的政策改变之前先评价什么有效什么无效,也从而加强了此前提到的反馈机制。

    第四是适合中国经济发展周期的长期视野。在政治上,北京的高层领导变动每十年只发生一次,省和地方政府的领导层变动也是在相对长周期地运作着。这就减少了短期机会主义行为,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在短期选举政治的国家做真正的长期决策打算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经济上,中国的制度体系试图抓住决策的长期战略价值,而不是短期的现金流。今天用处不大的“通往无人问津地方的高速公路”可能是十年后将被充分利用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路。坦率地说,它在最初五到十年不赚钱并不重要。目前西方观察家也在担心中国在建的这些“鬼城”,但只有在短期视角下,这些忧虑才是合理的。

    中国的治理模式除了这四个长期的系统优势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中国有几个因素降低了重大的经济危机或政治动荡的可能性或影响力。我称这些因素为“减震器”。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四个减震器是:1、家庭关系和儒家社会的支持系统; 2、执政党通过“心理定格”使公众普遍理解和期盼社会稳定;3、种种历史和结构上的原因导致国家积累了大量财政资源;4、党组织的广泛政治构架。在下一篇专栏文章中,我将详细介绍这些减震器。

    这四个系统优势和四个减震器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中国模式”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相反,西方治理模式所依托的民主选举,虽然保证了理想的过程,并不一定会导致理想的结果。如果布什做不好,我们让他碌碌无为四年,再给奥巴马选进白宫。如果奥巴马也干不好,我们也给他四年,然后再投票选举另一个人。如果经济令人失望,领导人不能改变,这真的不是他们的错,是选民把他选进了办公室,选民是自作自受。“占据华尔街”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提醒。占领者没有声称华尔街违反任何法律或政治领导人缺乏合法性,他们质疑为什么一个以看似完美的以法治为基础的程序会产生这种不公平的分配结果。

    西方往往从民主选举的道德制高点轻视中国的治理模式,称中国政府只具有“政绩合法性”,即其合法性只来自于它发展了经济和给人民带来了富裕。传统自由民主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民主选举是真正合法性的唯一基础,我称它为“选举原教旨主义”。正如斯蒂格利茨教授所说,“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不灵了,盲目信任市场的优越性已经引起了严重的全球危机。

    在政治领域,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选举原教旨主义” 是否真的成立。人们不久就会认识到,在百事可乐或可口可乐之间的选择不会带给我们健康的饮食习惯,不管在超市结账出口处让我们选择纸袋或塑料袋的机会带来多大的心理满足,实际上对于解决我们面临的环境挑战不会做出多大贡献。提供选择,尤其是虚假的选择,对确保良好的结果可能作用不大。“选举原教旨主义”极端的结果就是“合法选举出来的无为政府”。再好不过的例子就是最近关于美国债务上限的辩论和此后国会债务超级委员会的失败。如果西方过多地注意固定程序,而不是实质问题,我们将看到更多这样的失败。

    当然,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可以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些不同的治理模式。对于中国这个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4000美元的穷国,13亿中国人民需要也期望他们的政府可以提供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如果我在中国生活,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有“政绩合法性”的政府,而不是合法选举出来的无为政府。

    中国政府在过去30多年,保持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政治的基本稳定,帮助六亿人口摆脱贫困,并且显示出极强的适应能力。而且,在今天的中国,文化、历史和心理方面的减震器可以减少短暂的经济低谷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我愿意推断,中国模式的经济成功是很可能的,而这个推断却很可能是罗奇先生不愿接受的。

    (作者凯闻是世界银行集团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 亚太局局长,华盛顿国际金融研究所(IIF)新兴市场顾问委员会委员。本专栏旨在关注与新兴市场和中国最为相关的国际财经政策问题, 并在新兴市场日益强大的背景下对西方政治经济体系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发表评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 2011-12-07 23:30:42 +0800 收件人: "baiyimin001" <baiyimin001@sina.com> 抄送:标题: 白益民:中国不妨主动反制西方转嫁经济危机

中国不妨主动反制西方转嫁经济危机

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 白益民

2011年12月

    酷暑中的7月,中国经济“半年报”热辣出炉,面对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内部调控的种种疑问,这份“半年报”正面做出了回应:上半年中国经济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9.6%,这一数据让中国经济“滞胀说”中的“滞”字无从谈起。但在靓丽的GDP数字前,我们需保持一份冷静的思考。

    GNP与GDP的较量

    GDP数据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面,但并非是完全的一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屡创GDP增长奇迹,苏州更是奇迹中的奇迹。2004年苏州GDP总量首超深圳,2009年GDP达到1994年的约100倍(苏州市2009年5月公布的数字),新苏南经济模式似乎达到了中国发展样板的制高点。但GDP的高增长下亦有缺陷,最具代表性的评论是“只长骨头不长肉”,意思是GDP上去了,政府财政收入上去了,当地老百姓的收入却没有同步增长。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与苏州以外资为投入为主体的发展模式模有关。发达的GDP所创造的利润大头被在当地投资的外企拿走,本地人拿的只是“打工钱”。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州。温州商人几乎成为浙商的代名词,截至2010年温州民间流动资金高达8000亿元。但是如果用GDP来衡量温州你会发现,2010年温州的GDP位列浙江省倒数第三。更有意思的对比是,2004年苏州的GDP是温州的两倍,但2004年苏州人均收入约只及温州的一半。

    GDP高的,老百姓却不富有;GDP垫底的,人均收入却全国前三。这是怎么样的逻辑?这就是苏州GDP与温州GNP(国民生产总值)不同经济战略侧重“较量”的结果。温州经济讲的不是GDP,而是GNP。温州人的投资遍布全国、全世界。可以说,温州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但苏州的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具有代表性的现象。那么我们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

    我们一直在谈“如何扩大内需”的问题。且不谈高企的房价对内需产生巨大的压制,单说扩大内需的前提是收入的增长,但社会基础产业的从业者收入一直涨不上去,原因何在?我们知道,通常产品价格的上涨是一个缓慢释放的过程,尤其还有一些关乎民生的产品价格处于严格受控中。但与此同时,资源价格和原料价格一直在涨。从2003年中国入世到现在,资源价格和原料价格的涨幅在4~5倍左右,而劳动力价格水平一直难以提升。劳动力也是资源,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上涨,但成本上涨并不是等于收入的上涨,实际上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明显增加,反而存在减少的现象。我国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财富被外资通过资源、原料上涨掠夺走,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就业上也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很多博士生找不到工作,另一面则是“民工荒”,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多数产业工人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打工仔”,给世界打工需要很多低端工人,所以出现民工荒。今年初中国与美国签了两百架波音飞机的订购单,美国有报道称“这一张单子解决了美国60万人口的就业”,这是什么概念?解决了美国60万人口的就业,也就相当于中国至少失去了60万高端人群的就业机会。我们解决了农民工的吃饭问题,但尚未有效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两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这个话题,一直在争议。其得失见仁见智,但中国应该保护好自己的工业体系、产业体系,而不能满足于“世界工厂”的角色。

    西方布局,有做空中国之忧

    据外媒报道,美国国会正讨论为跨国公司汇回海外盈利提供税收减免。据估算,如果该议案获得通过,将吸引超过7000亿美元资金回流美国。华府此举将对新兴市场资金面构成主要影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首当其冲。

    十几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普遍的看法是因泰国经济崩盘引起,其实查查泰国企业的背后就会发现,日本是泰国最大的投资国,也是泰国最大的债权国,泰国企业基本上倚靠日元贷款而获得发展。美国选择泰国作为导火索,是因为在经济上难以攻击日本本土,只能选择日本在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据点——泰国来动手。美国把泰铢打压以后引发亚洲金融危机。经过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之后,美国达到了自身的战略目的。

    危机过后,日本经济受到打击。之前向日本学习的中国开始反思、转轨,转而学习赢家美国。一些美国培养的经济学代理人留学回国,开始大力在中国倡导美国模式,把中国的产业和金融进行拆分,称之为产融分离。“三角债”被作为重大问题受到清理。然而,在很多企业之间,“三角债”其实是一个产业联合体:各个产业之间互相贷款,资金互欠。打比方说,一个产业做起来需要资本,如果有十家企业围绕这个产业来运作,中间互欠的资金轧差后大概是10亿元。一刀切清理的结果是把这10个企业之间给拆散了,金融资本抽走,可能变成了每家企业都需要10亿元,这样本来只需要10亿元流动性资金就能完成的项目,最后变成了需要100亿元,资金周转就会出现问题。而中国自己内部的流动性出现问题时会怎样?外资势必趁虚而入,大肆廉价收购中国的企业,并购股权,并“帮助”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我国经济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将有增无减。

    这一套体系建立以后,我们会发现,外资开始进来以后开始是输血,但是等产业做起来后,外资就开始抽血。虽然现在我们的产业规模很大,但是利润大头都通过变相的国际贸易的方式流出到国外。拉美国家上世纪70年代在外资涌入的情况下也是飞速发展,经济一片繁荣,但外资进来以后把其国内的矿山、劳动力、技术、市场接管并占领,等到80年代外资抽离,许多拉美国家就陷入混乱中,有的到现在都没能恢复元气。

    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是西方世界的代表——美国因为自身的问题,要转嫁自身的危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7月13日已经放出话来,表示如果美国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同时通胀压力放缓,美联储将准备进一步放松当前的货币政策。这些加印的美元如果流入市场,必然导致美元贬值。

    从战略角度来讲,美国最大的目标是确保美元的霸主地位。美国现在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只要做空中国,使中国经济失血,那么对美元的需求就会激增,就开始需要美元了。美国现在的目的是要让国际社会不排斥美元、继续持有美元,所有别国的危机,都会成为它可以利用的时机,包括欧洲的债务危机、IMF危机,等等。

    现在从一些信号可以看出,美国开始往做空中国的方向走了。美国做空的时候,往往是跟舆论捆绑在一起的。前期中国概念股的被大肆做空,伤亡惨烈。诚然这些中国公司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华尔街帮着这些中国公司吹泡沫,然后选择在有利于自己的一个节点,吹破泡沫。

    我们要看到,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华尔街动手的节点,通常就是你有缝的地方,如果找不到缝,美国人也是不敢动的。

    反制对策,舆论领航长短痛

    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愿意相信自己想趋向性的东西,存在侥幸心理。就像股市里的输家,赔得少的时候,总觉得能涨回去,导致最后越赔越多,不可收拾。

    现在我们部分产业已经被西方的金权控制了,有些势力牢牢地与美国的金融资本捆绑在一起。对于美国很有可能进一步的印钞之举,我们应提前予做好防范的准备,而不是等着外资来刺破经济泡沫。以笔者浅见,索性长痛不如短痛,趁外资还未布局完全,自己先主动刺破经济泡沫,在此之前还需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及舆论疏导,尽量让主动调整中的短痛平缓释放,并做好最坏打算,制定应付极端情况的应急预案。

    (作者白益民,产业经济学家,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

 

 





其它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2011-12-27 14:00:06 收件人:zdjun@263.net,

中国税改的最大阻力

中国改革研究院(海南)

2011-12-27

  中国税改牵涉到各方面利益的剧烈博弈,空喊口号无用,必须在税收法制、财政公开、减少公务员人数方面有实际行动。税改如果不能突破最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各级权力部门的阻力,就难有寸进之功。

  在严峻的实体经济转型形势的倒逼之下,财政部与国税总局紧锣密鼓地推出税收结构改革。

  12月25日,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阐释了明年完善结构性减税的路线图,同时表示要把改善民生摆在财政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确保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此轮税改的目标非常清楚,一是保实业,二是强民生,三是保进口。这些目标就短期而言非常正确,很可惜未曾触及具体举措,根据以往的经验,人们有理由担心,这些改革举措将会遭遇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的强大阻力。

  此轮税改必须在税收法制建设、公共财政等方面有根本性变革,才能改变税收改革越调越高、调而无效的覆辙。

  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人清楚,近十年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主要缘于两大原因:政府从公共服务型政府向投资型政府转型;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庞大。

  当政府的主要功能从公共服务转向投资,政府部门也就成为一个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实体,依附于该经济实体的所有官员,身份也就转变成为投行家或者企业主,筹资性现金流总是越多越好,债务利率总是越低越好,“政府公司”因此借助税费、规费、低息债等各种手段增加收入。甚至不顾当地实体经济与消费的增长,推出类似黑社会的外地车小时进城费等匪夷所思的手段。

  很遗憾,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有力的手段阻止市场权力部门的无度扩张,这导致一些税收优惠形同虚设,更导致税收优惠离开法治范畴,成为官员寻租手段。

  如谢旭人在会议上提出,明年将继续落实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等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的各项政策。实施对小微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的小微企业,其所得将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明年还要落实好其他各项税费减免政策,取消不合理、不合法的涉企收费项目,全面清理规范公路收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

  事实是企业的负担越来越重,或者徒有其表。

  10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9条支持小型微型企业的财税金融政策措施,核心内容是减轻税收负担和加大信贷支持,但有名无实,有待落实。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将小型微利企业的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延长至2015年底,一些小微企业实行的额定税制被取消,反而增加了小微企业的负担,而另一些早就将小微企业起征点提高到5000,所谓提高起征点不过是对事实的延迟确认。

  中国建立基本社保体系,成本将近一半由企业主承担,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表示,现在办一个企业,社保费率占工资的50%,再加上所得税等肯定会倒闭,90%的企业不偷税漏税可能会倒闭。另据周天勇测算,2009年企业税外收费2.19万多亿,占到当年整个6万亿税收的1/3,估计这几年数据更高。加之土地财政收入下降,地方政府征收过头税等现象屡禁不止。此时,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权力部门投资人的身份认定,恢复公共服务提供者,而让市场主体进行投资交易,否则地方政府、权力部门的经济人理性受不到人大、社会舆论监督,必然无度膨胀。

    媒体曝光民间和官方税负数据存巨大差距——个人与企业的税负清单作者:记者 郭] 时间:2011-12-27 浏览次数:96 次

  年末,五位嘉宾在中国收视率最高的国家电视台分别作主题演讲。很巧合的是,其中的四位主讲嘉宾都重点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减税。

  他们分别是刘明康、柳传志、樊纲、陈志武,角度虽有不同,但观点较为一致:当前,中国的税负水平太高了,应当减税。

  不过,这与有关部门的主流观点并不一致。尽管不同主管部门给出的数据并不一致,但立场结论相同: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

  事实上,在牵涉到每一个人利益的税负问题上,民间感受与官方立场的相左一直存在,但在2011年的一整年,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尖锐化多少令人有些意外。

  12月11日,财政部刚刚公布,2011年前11个月的全国财政收入97309亿元。全年财政收入超10万亿元已无悬念。

  这必将在统计上推高早已招致颇多非议的宏观税负水平。

  樊纲说,财税改革确实到了一个新的时候。刘明康主张,政策性、结构性的减税规模应当有所扩大。

  12月1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尽管不同立场之间关于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争论,仍未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也许永远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但结构性减税已经成为税制改革的共识。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说:我们已经有必要,也有能力实施较大规模的减税了。

  税负痛苦吗?

  “2010年的中国财政预算内税收相当于同年4.3亿倍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14亿倍中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

  今年9月,或许就连美国《福布斯》自己也未曾料想,该杂志 2009年的一则“旧闻”——“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世界第二,仅次于法国”,竟再次引发国内舆论的广泛争议。

  关于税负问题的敏感与矛盾可见一斑。

  官方很快予以回应,财政部有关人士认为,福布斯所提的税负痛苦指数在反映税负高低问题上存在缺陷。该负责人同时表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的统计口径,2009年的宏观税负为25.3%,低于当年世界各国36.4%的平均水平。从而得出结论,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

  这个结论似乎并没有为大众所接受。而且,财政收入结构的复杂,也让统计变得繁难,即使是来自官方的统计,也会因为统计口径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版本。

  早在2010年《福布斯》发布的榜单刚出炉的时候,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即刊长文对“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世界第二”的说法予以驳斥。他在文中指出,按照中国现行各类预算管理制度规定,并以2009年数据测算,中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7.5%;加上政府性收费和基金等非税收入,宏观税负约为30%(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4.2%,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占3.8%)。

  而根据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微博)的匡算,中国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在34%左右,高于发展中国家适度税负率18%~25%的范围。

  周天勇曾专门研究财税体制改革,他所指的政府实际全部收入,除公共财政收入之外,还包括收费、罚没、土地出让金、探矿权和矿产开采权拍卖和出让、社保费、国有企业上交利润、彩票发行等等方面。

  “所有这些全部算上,占GDP的比重或达34%~35%,这个比例负担确实太重了。”周天勇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事实上,在中国,除了两个法定的征税部门——税务局和海关,工商、环保、质监、公安、海事、城管等众多部门也都有各自的形形色色的行政性收费名目,这部分的支出不仅名目繁多,而且负担沉重。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1-12-29 01:23:52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主题: 浙江模式:从“民营经济大省”到“民退国进”

浙江模式变色考验李克强定力

明报评论

12/28/2011

    中国“王储”习近平曾任省委书记的浙江省是中国中小民企最发达的省份,但今年以来,浙江民企面临严峻形势。香港媒体12月28日撰文称,如果说浙江的现状也是中国经济的缩影,现在受到考验的是主管宏调大计的副总理李克强的定力。

    中新社12月25日报道称,由中国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带队,117家央企巨头25日齐赴浙江杭州参加国务院国资委与浙江省战略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暨浙江与中央企业合作洽谈会,与民营经济大省浙江共谋合作发展共赢。浙江省政府26日与国资委100多家央国签署52个合作项目,总投资额约4,800亿元人民币(1人民币约合0.157美元)。

    从“民营经济大省”到“民退国进”,香港《明报》12月28日刊发评论文章称,一向对“国进民退”深恶痛绝、大加挞伐的中国经济学界这次却鸦雀无声。“浙江模式”的变色,既有内地金融政策弊端,也显示经济转型之痛。

逾九成中小企不获银行贷款

    早前,《第一财经日报》12月23日报道引述浙江省经信委的报告称,到2010年底,浙江110万家法人实体企业中,能在银行贷到款的只有10万家左右,90%以上的企业尤其是小企业被挡在银行信贷门槛之外。只能向民间高利贷借钱。

    小微企业对资金的渴求十分迫切,浙江省金融办统计,截至9月底,浙江省已开业的170家小贷公司共计发放贷款1238.9亿元,同比新增贷款480.1亿元,增幅达63.3%。

    此前,浙江省中小企业局的一份报告称,相比去年,民间融资的利息水平有较大上升,多数地区民间借贷利率年息在25%至30%,也就是说,月息在2分至3分之间。面对严峻情势,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番向银行喊话,呼吁支持中小企。

    经济转型端视李克强忍功

    浙江中小民企的特色是产品低端,企业规模小,分布分散,抗风险能力差。浙江制造业人均附加值为每年每人7.6万元,较全国平均水平低约2.5万元。在制造业中,浙江附加值较高的产业占增加值比重约59%,全国则为76%,浙江比全国低17个百分点。

    《明报》28日的评论文章称,如果说浙江的现状也是中国经济的缩影,政府的态度应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2008年所言:“不救落后生产力。”现在考验的就是主管宏调大计的副总理李克强的定力,看他能否“hold”得住,忍住阵痛,让浙江这种所谓“小狗经济”加速转型。

    此外,文章认为,在发布的第3季度浙江经济增速数据中,可以看出一丝端倪。浙江前三季度经济增速为9.5%,低于上半年的9.9%,从全国来看,北京、上海、浙江三地经济增速为全国最后3名。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1-12-28 11:22:10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吴敬琏离“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远了!

强国呐喊

2011-12-25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分裂了苏联,赢得了美国和西方赞扬,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吴敬琏的“自由市场经济论”就是要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让美国控制中国的“国民经济命脉”。一旦成功,吴敬琏也将赢得了美国和西方赞扬,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下面来详细分析:

    吴敬琏号称“吴市场”,这位被渲染为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学者良心”,最近频频发表文章说:两种前途摆在我们的面前,是要一个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是要一个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

    吴敬琏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派!但他很善于伪装,把自由市场经济前面加上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帽子,而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诬蔑为权贵资本主义!真是用心险恶!

    自由市场经济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吗?美国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1%的富人,拥有99%的财富,所以才有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请问吴敬琏先生:连美国都做不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中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就能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吗?

    吴敬琏说:“中国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列宁所说的“制高点”,即“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说白了吴敬琏就是要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

    大家可以看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入世以来,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啤酒行业:60多家大中型企业只剩下青岛和燕京两个民族品牌,其余全部合资;

玻璃行业:最大的5家已全部合资;

电梯行业:最大的5家均为外商控股,占全国产量的80%以上;

家电行业:18家国家定点企业中11家合资;

化妆品: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

医药行业:20%为外商控制;

汽车工业:外国品牌占销售额90%!

    如果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不出几年美国将控制中国的“国民经济命脉”。吴敬琏说:“我们的国企二级公司,资本上都变成了多员持股的公司。这是有进的方面。但是也有不够理想的方面,你譬如说国企改革,国企改革改到了那个一级公司,就是改到了集团公司的时候,就改不动了。一级公司到现在为止,仍然多数是国有独自“。

    吴敬琏还说:不改革国有经济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可见他对国有企业多么憎恨!这是对国有经济极大地污蔑!事实恰恰相反,国有经济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石!

    大家可以看看,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出现了多少有钱人,多少亿万富翁?能实现共同富裕吗?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可是事实上,为富不仁啊!今年中国出现经济危机,富人们就大量移居国外,将中国的大量财富带到美国和西方!

    招商银行联合贝恩资本发布了《2011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除了企业主的投资移民,还有一部分是“权贵高层移民”。所以,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只能加大贫富差距,更谈不上实行共同富裕!

    吴敬琏也经常会告诉别人“吴敬琏浑身都是病,但就是有一颗火热的心!!”那我们要问:你吴敬琏这颗火热的心,是为中国跳动?还是为美国跳动???!!!

    那么怎样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呢?重庆模式就是方向!也就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其他各类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如军事、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必须国有,其他行业对民营企业放开,但也要防止外资的控股!

    吴敬琏说:“以缪尔达尔讲到的印度为例。当时的印度实行尼赫鲁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政府对生产资料价格实行行政管制,对企业的生产活动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使腐败寻租活动普遍蔓延。这作为腐败国家的典型事例。正因为这样,印度在1990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后,社会情况才有了明显的好转”。

    实际正好相反,印度实行市场化改革以后,贫富差距加大,而且比中国大得多!在印度城市,高楼大厦与贫民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电视、电影都可以感受到这种贫富的巨大差异。最近,印度的假酒事件更是反映了印度的腐败!在印度的某些贫困地区,穷人居然要租媳妇!

    吴敬琏赞扬印度,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吴敬琏自称:反对权贵资本主义!而他本人就是“权贵”的代表!

    2010年初举办的吴敬琏80寿辰学术研讨会的景象是:川流不息前来为他贺寿的宾客,居然非权即贵,至于财富有余而贵气不足的庸常人等,都未必有资格为吴老祝寿,尽管极欲前来觐见拍马屁的富人多如过江之鲫,须知吴敬琏既任国家证券委评审委员,又任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这两个明显具有利益瓜葛的要津位置,不可能由同一人担任,吴敬琏作为经济学家,更深知在西方这完全是违法的,但他安之若素。真是极大的讽刺!!!

    吴敬琏与茅于轼本是一丘之貉,但给人的感觉却大不一样!茅于轼:一般人都看的出来他是美国的走狗!而吴敬琏却顶着“中国最有良心学者”的光环,而吴晓波更是阿谀谄媚吴敬琏是“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极具欺骗性!

    吴敬琏真是“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吗?他在五七年反右以及六四年批斗孙冶方都有很不干净的行为,很多当事人的证言都可以证实,所谓董辅礽在干校“殴打顾准”的故事,只是出于吴敬琏一人之口,他到处散布此说,企图阻挠董辅礽出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这盆污水令经济学家董辅礽至死不能瞑目。事后据查,这个故事是吴敬琏编造的,至少是被大大夸张扭曲的!

    陆城东的文章《柳红VS吴晓波们,卵与石的较量》说得好:“三国时代有个人物叫王朗,此人原为东汉重臣,曹魏篡汉后,王朗又位列三公。在《三国演义》罗贯中的笔下,诸葛亮痛斥王朗年高而德贱,只是皓首苍髯的虚伪之徒而已。吴敬琏就是这样一个活标本。”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1-12-28 11:21:30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新版“两个凡是”的迷思

方鲲鹏

一、引言

    在毛泽东去世后,曾短暂出现过“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说的都是对的,凡是毛泽东指示的必须坚决执行。中国的自由派论坛,长久以来流行着新版本的“两个凡是”:凡是美国政府的政策都顶礼膜拜,凡是中国政府的政策都要骂。有些人历史上吃过共产党的苦头,与共产党有深仇大恨,持这种立场还情有可原;奇怪的是新版“两个凡是”信奉者,其主体是没有挨过饿,没有经受过“阶级斗争”高压的新生代。

    这些人批评中国,习惯把中共从早期骂到现在,然后以想象中完美的美国作对照收场。其实眼下的中共和30多年前的中共已经没有多少相同之处了。不仅如此,还呈现了一种怪圈状态:现在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而入党的人并不信仰传统的共产主义理论,但反共者有意无意打错靶,硬把中共当成一个传统的共产党狠批。

    近年来人们对中共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政府官员与资本勾结大规模敛钱的腐败行为,而这类腐败行为和腐败的方式方法是伴随着引入资本主义才滋生蔓延的。例如官商勾结利用政府项目牟利坑害纳税人的腐败行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前不可能发生,因为那时连把政府项目放给私人公司承包的观念都没有。腐败乃是无师自通的学问,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生长出什么样的模式。

    因此,把中国现在出现的问题同中共的历史问题混为一谈,又认为全盘美国化就能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可谓因果错乱的思维方式。

    在过去60余年,中国社会经历了至少3次对于社会政治变革从热切期望到极度失望的“硬着陆”,每次都受伤很重。第一次是中共建政初期,第二次是文革初期,第三次是文革结束时。由于官方和舆论误导,加上民众对变革不切实际的幻想,结果三次重重地摔在了现实的水泥地上。眼下的形势正在酝酿着第四次“硬着陆”。政府官员口号式呼叫政治体制改革,新版“两个凡是”推波助澜,误导民众以为中国现在的问题都是因为政改滞后造成的,一旦政治体制改革了,民主选举了,司法独立了,就能根治人民深痛恶绝的腐败问题,政府自然而然廉洁了。如果不能消除这些幻想,体制改革难以平稳进行,改革后民众的失落感很可能造成社会更为动荡。

    下面简略讨论新版“两个凡是”5种比较常见的美国迷思,帮助公众将政治体制改革“包治百病”的期望,从云端上“软着陆”下来。

二、迷思之一:由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一定会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

    美国的民意代表就是议员,州一级称为州议员,联邦一级称为国会议员。议员的主要工作是制定法律。议员由所在选区的选民一人一票选举产生。如果认为议员为了能连选连任,一定会讨好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选民,把他们的利益放在首位,在制定法律时向他们倾斜,就大错特错了(个别议员会把普通民众的利益置于首位,不过我这里只讨论总体倾向)。产生这种思想误区,是只看到人手一票,没看到选民手里的选票上是印着候选人名字的。候选人如果没有资本的支持,就不可能在党内(民主党和共和党)选举中获得提名,名字就不可能印在选票上。因为同一个资本集团往往对两党的提名人同时下注,所以无论谁当选,都会维护这个资本集团的利益。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家庭健保费过去13年上涨速率是通货膨胀率的4.42倍,民众怨声载道,但所谓的民意代表们熟视无睹,毫无作为。假手党提名的形式,资本挑选了候选人,然后让选民替资本背书,当选者听命于党、听命于资本是必然的。

    美国“股神”巴菲特,是富人中令人敬佩的高尚异类。2011年8月14日他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呼吁给美国超级富豪加税。文章指出,去年(2010)他的(联邦)税率是17.4%,而他手下雇员的平均税率为36%。巴菲特是超级大富豪,常年来名列世界富豪排名榜前三名,但法律规定他的所得税率还不到他的雇员水平的一半。

    这种大富豪所得税率大幅低于中产阶级税率的法律,就是民意代表们和小布什总统制定出来的。具体说,原来股息收入和工资收入相同对待,采用累进制计税,即税率随收入增高而增大。小布什任总统期间改成了股息税率为15%的固定低税率。当然他们可以说法律“公正无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可是中下阶层民众的收入主要是工薪,而大富豪绝大部分的收入是股息收益,工资收入只占总收入微不足道的比例,所以出现巴菲特秘书的税率,是巴菲特税率两倍多的反常现象。

    我还看到新闻报道,以豪华私人飞机作为上班的交通工具,汽油费有抵税优惠。当然任何人都能享受这种优惠,可是能乘飞机上班的人有多少?也许可以占到万分之一吧。这种为万分之一少数人设计的优惠条款,居然还能在美国参众两院提出并顺利通过。而现任总统奥巴马一再要求国会取消一些“大富豪优惠条款”,却是困难重重,至今毫无进展。这种鲜明的反差对比,可以很好地说明议员们的总体价值观取向。

    议员制定出专惠于少数富人的法律,还包括各种方便大型跨国公司避税的法律,因此不仅大富豪的所得税率低于中产阶级,大公司的营业税率也低于中小公司。这些法律大多很隐晦,文化程度不高的一般民众看不懂,我粗粗涉猎了一些,直觉得不可思议,彻底扭转了我原本也以为民意代表一人一票选出,会为普通选民谋利益的观念。

    顺手接过“股神”巴菲特的呼吁,奥巴马日前提出的目标是:“年收入百万美元以上的富人,他们的税率至少要与中等收入的受薪阶层一样。”人们一般理所当然地认为,富人所得税率不会低于普通中产阶级的税率,所以奥巴马这话听上去可真是别扭,却不失为一个向社会道出富人享有税务特权的好方法。

    其实奥巴马和民主党也是半真半假,作秀意味浓厚,着眼于选战;他们只能小打小闹,不敢真正得罪资本。小布什时期推出的优惠富人政策,很多是临时性法律,在奥巴马上任后的第二年到期,当时国会两院都是民主党为多数党,奥巴马要让优惠富人的临时法律寿终正寝轻而易举,但他还是签字延期了这些法律。

三、迷思之二:民主制度下官员腐败少

    有一个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非盈利组织,称为“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是享有盛誉的反腐败和研究腐败问题的机构。这个组织每年发布一期全球清廉指数排名表,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清廉指数采用10分制,最高分为10分,表示最廉洁;0分表示最腐败;8.0~10.0之间表示比较廉洁;5.0~8.0之间为一般程度腐败;2.5~5.0之间为比较严重腐败;0~2.5之间为极端腐败。

    从该组织发布的清廉指数排名表看,民主体制与政府清廉度没有相关性。

    在去年(2010)的排名表中,美国清廉度排名22,指数7.1,是一般程度腐败国家;中国指数3.5,是比较严重腐败国家,排名表上总共有178国家和地区,中国排名78,属中等偏上的排名。再看看其他国家。与美国相邻的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但是墨西哥排名98,指数3.1,比中国腐败;而加拿大排名第6,指数8.9,是世界上很少的廉洁国家之一。中国西南方的邻居印度,作为民主国家已很长历史了,排名87,指数3.1,比中国腐败。北方邻居俄罗斯,是个新兴民主国家,排名154,指数2.1,属于极端腐败国家。在阿拉伯国家中,非民主国家卡塔尔排名19,好于英国和美国;另一个非民主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排名28,同美国差距不大;而该地区的“民主”国家伊拉克,排名175,是倒数第4名。另一个美国扶植的“民主”国家阿富汗,也处在极端腐败国家中垫底的位置,在表上排名176,并列倒数第2名。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表现一般较好,但也不是绝对,希腊的排名与中国并列,意大利排名67,指数3.9,腐败程度同中国很接近。有理由认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较少腐败行为,是与这些国家法制比较健全,执法比较严厉等相关,而与民主政体关系不大。

    需要指出,各个国家对于腐败行为的定义不同,也可能影响到排名。比如说,政府高级官员离职后,某公司给这位政府前高官100万美元,要他去游说政府,为公司的生意开方便之门或解除某项限制。这种利用政府官员的权力资源换取私利的行为,在中国属于腐败行为,但在美国就可以合法进行。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离国会山庄不远处有条街称为“K街”,那里聚集了全美最著名的政府政策游说公司。他们接受资本利益集团的委托,向政府行政官员(包括总统)和立法官员(国会议员)游说,推动政府制定有利于委托人的法规,或者阻扰政府出台不利于委托人的法规。游说公司的生意总是欣欣向荣,从来看不到衰退的阴影。虽然2000到2010年美国经历了两次经济衰退,但是资本利益集团化费在法规说客身上的钱却年年有增无减,2000年为15亿6千万美元,2010年增加到35亿1千万美元,是10年前的2.25倍。

    资本的天性是追逐利润,只有在回报率高的情况下,才会不断加码投资。收费游说国家政策的生意蒸蒸日上,那一定是效果卓著;而资本年投资政策游说的数额已达35亿美元之巨,并且每年增加投资,有理由相信资本收益回报也一定非常之可观。在这生意链的上界是资本,中间是收巨额佣金的法规说客,下界是民意代表(议员)和政府行政官员。当然说客不会手拿一个装满美元的信封去面见民意代表和公仆,那是犯法的。但是资本主义世界,一切都是生意经,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以为凭说客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能使国会议员推动一项立法,也未免太天真了。比较能在台面上看到的,是资本的政治献金(竞选捐助)许诺,至于幕后还有什么交易就很难说了。

    付佣金政策游说、超高薪的法规说客、政治献金、竞选捐助、资本利益集团受惠的法规,有这些相辅相成的因素,不滋生腐败也难。不过合法化后,表面上就不算腐败了。

    民意代表通过生意红火、赚得腰缠万贯的职业说客(掮客)来了解“民意”,然后推出为大多数普通选民着想的法规,你能相信吗?

四、迷思之三:美国司法公正

    美国有公共辩护律师制度,如果刑事案被告没有钱请律师,政府会指派一个公共辩护律师。因此中国民众大多以为美国司法公正,案件都得到公正的审判。事实上,美国司法系统不遵守规定,不按照程序,草率审理,冤、假、错案的比率非常之高。另一方面,美国囚犯的日子过得还算好,使冤、假、错案的为害略为缓和(当然这不包括死刑案的错判)。囚犯们不必做苦力,监狱里一日三餐,有暖气空调,看病治疗都免费,一些贫穷囚犯与其在外面生活无保障,还真宁愿坐监,也确实有不少囚犯刑满释放后再犯案,满不在乎重回监狱。纽约时报2008年4月23日报道,美国的总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5%,但是全世界25%的囚犯在美国。这种美国式的维稳,恐怕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有财力可以效法。

    死刑案件是最重大的刑事案,人命关天,相信对死刑案的审判是最为慎重的审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从1991年起开始一项美国死刑案错误率研究,前后有十多位专业人士参与(以下称为“研究组”)。哥大法学院这个项目调查了1973年以来所有已走完上诉程序的死刑案。由于美国的死刑案上诉过程常常要费时数年,所以项目虽然一直持续到2000年,但调查的案件只能截止到1995年。

    经过9年的努力,研究组于2000年6月发表了一份名为《一个破碎的系统:美国1973-1995年死刑案错误率》的研究调查报告。

    从1973到1995的23年间,全美的州和联邦审判庭总共判处了5,760个死刑,重大出错率有多少?10%?20%?30%?都不对。恐怕没有一位读者能猜得到:审判庭判处的死刑案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犯了严重错误,重大错误率是68%!

    上诉庭驳回下级法院的判决,必须是下级法院审理过程中犯了严重错误。如果上诉庭发现下级法院犯的错误不严重,没有犯这个错误,案件的结果也不会改变,则上诉庭将维持原判。在5,760个死刑判决中,有68%的判决因为犯有严重错误而被上诉庭推翻,将案件退回审判庭。在返回审判庭进一步审理后,82%改判低于死刑的刑罚,7%证明完全是冤枉的。

    研究组的报告归纳了上诉庭驳回死刑判决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辩护律师不负责,漫不经心,不寻找证据,甚至对被告提供的重要证据连看都不看;占第二位的是警察和检察官发现有利于被告的重要证据后偷偷压下,没有透露给被告律师和陪审团。

    美国死刑判决有自动上诉或复核的程序,可以看成100%上诉。而一般案件只有大约10%的当事人会提出上诉。一般案件上诉后被上诉庭发回更正的比率约为10%。所以粗略地说,一般案件判决后再作更正的机率只有1%,而死刑判决的更正率是68%。相差如此悬殊,是因为审判庭审理一般案件比审理死刑案件更为慎重,还是因为上诉庭审核一般案件没有像对死刑案件那么认真?

    如果你不能否认“对死刑案的审判是最为慎重的审判”,如果你不能否认在死刑案件上表现也是漫不经心的公共辩护律师,不会在一般案件中表现得更为称职,就不得不承认美国“冤、假、错案的比率非常之高”。在我的一篇博文后有一位网友写了跟贴,可能是业内专业人士,他说作为公共辩护律师同时要处理几十起案子,向政府计时收费又有很多限制,根本没时间照顾到这么多,而且多劳也不能多得,所以能省事就省事,能糊弄就糊弄,尽可能让被告认罪了事。

    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存在“共谋罪”(Conspiracy)的国家。共谋罪是指如果两人或者两人以上共谋策划犯罪活动,就构成一项犯罪。共谋罪不需要你实际做了什么,只要你有犯罪的企图,就可定罪。

    在美国,用共谋罪起诉十分常见,这是检方的最爱。共谋罪如果被滥用,十分可怕,因为这个罪倚重于证词,一般不需要物证,很容易入罪。有个人突然接到一个久未往来的好友老婆打来电话,哭哭啼啼地说丈夫被抓了,家里现在生活太困难了,打扫房间时发现丈夫留有几包毒品,你知道有没有人想要?可以很低价格出手。这个人看她可怜相,又是老朋友,碍着面子没有一口回绝,而是敷衍了事,“那我去问问,如果有人要,我打电话给你。”这个人连毒品也没看到过,就可定罪了。来电的是警方的线人,有心害你的,电话全被录了音,“共谋”贩卖毒品罪,有证人作证、有录音带作证据,你法网难逃。

    很多政府的线人不是职业执法人员,而是有把柄落在警方手里的人。那个接电话中套的人,接下来可能面临这样的交易:与政府合作判10个月,不合作判10年。所谓合作,就是作线民,向其他人打电话设类似的圈套。如此这般,最后警方“挖出”了一个“贩毒集团”。

    以上举例,是《我在美国坐牢 - 美国联邦监狱揭密》一书中作者的一位狱友讲述的案子,那位狱友还告诉作者,警方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了向国会要求增拨缉毒经费。因此在美国生活,为避免落入圈套,只要有人与你谈任何一丁点儿违法的事,你唯一的选择是马上报警。

    高瞻和薛东华的刑期所透露的信息,可以作为补充材料。高瞻是主犯,被控两项罪名,获判7个月。薛东华是从犯,被控的只是高瞻两项罪名中较轻的一项,但是获判12个月。不是法官重判了薛东华,实际上法官很想判薛东华的刑期不多于高瞻,并为此花费了几个小时搜索有关法律,但最后只能依刑法条例判薛东华最低的12个月。高瞻7个月刑期是检方向法庭建议的,理由是高瞻“提供了重要的合作”,而法庭批准检方的轻判建议,是依司法惯例。由于薛东华没有“合作”可以提供,检方就留给法官按法律条款去判,所以就出现了从犯比主犯判得重的现象。另一方面,高瞻同检方达成认罪协议后,在互联网上发表《我的声明》,其中一句暗指“合作”的话意味深长:“有很多事我现在还不能说,但我所经历的这些惊心动魄,黑暗无比的逼迫,会有一天被说出来。”(参见笔者撰写的《扑朔迷离的高瞻案》一文。)

五、迷思之四:陪审团制度是最公正的审判制度

    很长时间以来,我以为陪审团制度是最令人放心的审判制度,直到现在我还是认同陪审团审判的理念。但是,在浏览资料时,一些统计数据使我对陪审团的信心动摇了。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经由陪审团判决的刑事案件比率呈逐年减少趋势,到2008年,全美联邦法院的100件刑事案中有96件不经由审判,是通过认罪交易(Plea Bargain)结案。

    如果以上“美国冤、假、错案的比率非常之高”的结论正确,由于认罪交易结案的比率高达96%,有理由认为一部分冤、假、错案的被告虽然没有犯被控罪行,但还是愿意认罪结案。这可以归结为两个因素:(1)被告觉得上法庭审判风险太大;(2)被告对于陪审团能否作出正确判断没有信心。

    美国社会的一个可怕现象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当交易来做。立法部门充斥着交易,执法部门亦充斥着交易。即使是无辜的被告,面对检察官提出诸如此类的交易也不得不思量再三:你认罪就用较轻的罪名起诉,建议法官判1年;不认罪就用可套得上的最重罪名起诉,如果经由审判被定罪,将建议法官判你10年。公共辩护律师则通常劝被告认罪,也并非没有道理: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犯罪,也不是有无证据,重要的是只要陪审团相信你犯罪,你就有罪;而陪审团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信的是检方,不是被告,这是最重要的。

    说服陪审团相信被告有罪,是检察官的工作。他们通过职业积累了如何打动陪审团的经验,在陈述案件、询问证人、特别是线民证人时,都有专业性技巧。如果被告是无辜的,但没有多少文化,又没钱聘请有名望的律师,在同检察官竞争说服陪审团方面将处于绝对劣势,接受交易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在毕汝谐编著的《美国联邦监狱探秘》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案例:执法当局在午餐时包围一个贩毒集团的巢穴,将该集团成员连同一名前来送外卖的餐馆伙计一起抓捕关进监狱。按理说事情搞清后,这名餐馆伙计应予释放,但是这样一来警方就要负抓错、关错人的责任。所以这个伙计面临着可怕的选择:或者违心地承认共谋罪以求轻判,或者要求审判,由陪审团决定其命运。与此同时,贩毒集团成员们早已纷纷认罪并转为检方污点证人,餐馆送外卖伙计怎经得起这许多惯犯胡攀乱咬?审判席上岂非百口莫辩?这个伙计只有完全如木偶般听任检方及公共辩护律师的摆布,签署认罪协议。检方明知其无罪,却执意把他投入监狱两年。

    从来没有听说死刑判决通过认罪协议达成,所有作出死刑判决的案件都是经由陪审团的审判。美国在23年里经由陪审团判决的5,760个死刑案,经上诉法庭审核后,68%的判决被发现有重大错误,遭到退回更审。这个68%的统计数据值得深思,引出了随机抽取不具专业知识的陪审员能否胜任审判工作的疑问。

六、迷思之五:民主国家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

    在西方民主国家,如果你是个普通人,只要不触犯法律,你有自说自话的自由。不过如果你持非主流观点,想通过媒体传播你的观点,就会碰到穿越不了的玻璃墙,记者、媒体全对你置之不理;如果你把文章贴上互联网,会遭遇网站编辑的冷处理,很快沉底。这些倒不一定出于政府的旨意,而是资本使然。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事实上是社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资本经营的媒体和网站,会自觉接受“体制内”主流观点或“主导理念”的约束。

    如果你是个有点知名度的人士,发表非主流观点,很可能撞上砖墙,碰碎饭碗。

    2008年8月中旬,原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突然被革除职务,不能上电台主持播音了。在其他媒体披露了事情缘由后,德国之声8月30日在其中文网站上发表一份声明,称张丹红近来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某些言论与德国之声所秉承的主导理念不相符合,因此德国之声正在调查,在调查期间张丹红被停止在麦克风前的工作。

    所谓与“主导理念”不相符合的言论,主要指张丹红8月4日以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不是代表德国之声)接受德意志广播电台采访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在过去30年中使4亿中国人脱贫,这是当代人权方面最大的进步之一。”

    在各方声援下,9月底德国之声解除了对张丹红的“封口”令,恢复她电台播音工作,但中文部副主任职务还是革除了。

    海伦•汤玛斯原来是各大媒体派驻白宫采访新闻的记者中最资深的一位,有57年的白宫采访经历,从肯尼迪到欧巴马的十位美国总统她都采访过。2010年5月27日,汤玛斯在行走时被一个不认识的人拦住,要求她谈谈对以色列的看法。汤玛斯随口说了五、六句话,主要意思是巴勒斯坦土地属于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应当离开那里。

    那个人把这段对话的录像放上了互联网,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美国的主流媒体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讨伐汤玛斯。在录像传上网的第三天,汤玛斯被她所服务的新闻机构以退休的名义开除。

    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1)张丹红和汤玛斯祸从口出的言论,不是发生在她们工作的时候和工作的场合,而是在外部接受采访时的谈话,表达的是个人观点,不仅属于言论自由范畴,而且还属于8小时之外享有个人自由的范畴,对她们的惩罚没有正当性。(2)讨伐张丹红和汤玛斯的人和文章,纯粹从政治正确或“主导理念”出发作批判,没有一个人、没有一句话质疑张丹红和汤玛斯的言论是否为事实。

    以上事件还反映一种有趣的语言现象,在西方生活过的人见怪不怪了,不过对于住在中国的读者可能比较新鲜:不直接说停止播音工作,而是称为“停止在麦克风前的工作”;不直接说开除,而是称为“退休”。

    上述两例是个案,可能还不够有说服力。那么“无声群体”这个词的发明和流行,就能说明问题的普遍性了。在美国说到“无声群体”,大家都知道那不是指生理缺陷不能说话的人群,而是指弱势群体。因为他们没有社会地位,媒体对他们没有兴趣,他们的意见不受重视,在社会上难以发表,逐渐地美国人普遍用“无声群体”(Voiceless People 或Voiceless Groups)来指代“弱势群体”(Vulnerable Groups)了。

    “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种境界只有在童话故事里会有,现实世界中是当笑话作幽默的,新版本两个“凡是”的迷思者们,居然信以为西方民主国家果真如此。

七、建议:资本主义概念去政治化和预防资本干政

    社会的政治制度可以分为民主体制、权威体制、君主体制等。资本主义则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不应等同于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应在意识形态方面大作渲染。事实上世界上除了二、三个国家外,“资本主义”现在既不是一个贬义词,也不是一个褒义词,没带多少政治含义。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化,是冷战式的思维。其实即使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实行的也是混合经济,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曾经许愿但无力办到的社会安全保障系统,却在北欧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得到实现,它们在医疗保健、失业、退休等方面的社会安全保障系统,比当年的社会主义更像社会主义。如同中国不敢说发展资本主义,这些北欧国家也不敢说发展社会主义,而是称之为国家福利主义。可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意识形态抹黑战的后遗症真是可怕。

    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成了空壳招牌而已,在这两块招牌下,现在执行的其实是大致相同的经济政策。中国要具有做世界政治和经济领袖的气魄和远见,如果中国不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使用的招牌,却同朝鲜和古巴这等意识形态僵化、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的穷国为伍,称兄道弟,怎能在世界上担当起有号召力的领袖?而且哪一天突然间这两个国家也不姓“社”了,中国岂不成了社会主义招牌下的光杆司令,会有多么被动?所以明智的做法是将“资本主义”去意识形态化,概念非政治化,同社会政治制度切割,从而可以接过“资本主义”的招牌,用“中国特色”去充实,占据世界潮流的制高点。

    国家只有富强了,才有可能对内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对外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是一个竞争的世界,仍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在主宰世界,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不能站在世界前沿,再崇高的主义也是纸上画的饼。英国二战时的著名首相丘吉尔,曾经指出民主制度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何尝不是如此,在促使经济快速发展方面,现今世界还没有找到能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匹敌的其他形式,因此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是唯一的选择。

    以人的贪婪和利己主义本性驱动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能引发人类无穷的创造力,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导致财富的激增,但必然产生尔虞我诈、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等问题。因此有必要无情揭露资本主义经济的种种丑陋现象,以期社会保持警觉,形成某种压力,包括舆论压力,约束资本的危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国教训可以为镜。美国由于资本控制了国会,资本干政的恶果表露无遗并且无药可解。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从吸取美国教训的视角看,最重要的是防止资本操纵立法机构。“中国特色”要在预防“资本干政”上大做文章,这个问题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依我看,北京人民大会堂入口处前,应树起一大石碑,上刻“资本不得干政”六个大字,警示资本弄政的危险。

    选民选举产生政府是世界大势所趋。老百姓和资本是利益有冲突的两大社会集团,政府据于其间协调双方的利益,然而政府并非超然的第三方,它是两大集团对抗中的产物。老百姓的武器是选票,资本的武器是金钱,老百姓人多,资本控制媒体,如果公平对抗的话,产生的政府可以比较公正地平衡双方的利益,达到资本效率和社会公正两者兼顾的良性状态。但是如果金钱渗透选举,实力平衡即遭破坏,选票的作用就大为缩水,成了民主的道具,选民投票是替资本做嫁妆,在“民主”外衣下被资本玩耍一场而已。“中国特色”的首要目标,应当是立法保卫选票武器的“含金量”和威慑力。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配不公是固有特征,但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调节,作二次分配,缩小这种不公平。可资本操纵立法机构后税收政策就不可能公平了,甚至于出现大富豪税率低于中产阶级,大公司税率低于中小公司的倒挂现象;政府即使国库没钱也不敢向他们增税,而是大肆举债,不惜做出巨债“遗产”留子孙的蠢事。“中国特色”要特别注重防止资本影响国家税收政策。

    防止资本干政最直接的举措,是限制资本的金钱武器。

    美国在选举上化费天文数字,每次大选还刷新纪录,靠的是政治献金、竞选捐助。表面上政府省钱又搞活了选举,可那是饮鸠止渴。资本不会做赔本买卖,如果无利可图,只投入而没有回报,资本有什么理由对政治献金、竞选捐助乐此不疲,不断增加投入?美国对政治献金、竞选捐助、竞选费用等缺乏严格的限制,导致资本挑选“民意代表”、行贿受贿和卖官买官变相合法化、有偿政策游说、超高佣金的法规掮客、国家政策向大公司大富豪倾斜等等的弊端。大资本集团碰到分赃不均、瓜分市场不匀的矛盾时,代理人还可以动不动用瘫痪政府要挟。

    中国应该未雨绸缪,研究世界上迄今对政治献金、竞选捐助、选举费用最为严厉的限制法规。国家要提供选举经费,对于个人和公司的可捐助额必须定得很低,不准宴席筹款(在美国,一张筹款餐券居然可以卖好几万美元),不准合照筹款,不准顶替捐助,等等。

    各次选举要规定选举费使用的上限,而且这个上限要定得相当低,使得钱多了也无法用,一则不能让选举成为谁的钱多谁当选,二则可减少巨额浪费,节省地球资源。又不是搞选美或举行作秀大奖赛,竞选公职不需要华而不实的广告铺天盖地;这类广告极尽煽动煽情许愿之能事,却不好好说明候选人的施政纲领和实现途径。如果国家提供的选举经费和自筹款超过法定选举费用上限后,余额送缴国库,令候选人失去拼命筹款的动力。

    谁要想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可以进行游说,但必须是无偿的,不能有金钱往来。付佣金委托说客作政策游说,不仅不能合法化,还要明文规定为刑事重罪。

    总之,尽可能切断资本与选举、资本与官员的金钱纽带。这些规定听上去很出格,可是从美国的教训看,非常之重要和必不能少,没有这些措施就不能保住选票的“含金量”和威慑力,也就无从避免资本干政。中国应该在资本大举抢滩之前,先下手为强制定出这些法规,除了其中的金额限制可以随着通货膨胀率调整外,还要规定修改这些法规的门槛必须高于一般的法规。防止资本干政是中国的后发优势之一,像美国资本干政的弊端明摆在那里,却无从革除了,因为国会山庄养虎成群,已难以动弹了。

    在银行资本要求下,美国政府放松了对金融业的监管。可是在大型私人银行因贪婪酿出金融危机,把美国和世界拖入一场大灾难后,美国政府还得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它们,因为这些银行大到不能倒。而这边厢刚刚输入救命钱,那边厢已经在用这钱发放超高额奖金了。几个月后这些没有救助就是倒闭命的银行,居然创造出发放红利的历史新高纪录。如此折腾后不过一年光景,金融业的危机又再现了。

    要防止这类咄咄怪事,“中国特色”应绝对不容许有大到不能倒的私人企业。重要经济命脉(包括大银行)必须由国家控制。由于中国尚有众多国有企业,还应明文保护这些国有资产不被变相瓜分,流入私人口袋;国有企业私有化应该有公平合理的市场价格,不能贱卖。

     全面讨论预防资本干政的“中国特色”,非一篇短文力所能及,以上建言,是提出一些思考点,供政治体制改革设计者们参考。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2011-12-08 02:50:0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 New civilization

    向东发言:有一句很富有哲理的话;“迷路皆为走捷径”。三十年实践证明,邓三科盲头苍蝇一样的摸着石头过河,竭泽而渔的发展道路,即所谓跨越式发展,给我们以及子孙后代带来的将是无穷无尽的灾难。中国今日迫切需要的是以民意为依归的政治制度上的纠错机制,大前提是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则,问题只能是无解。

风雨来临蚁上树,大船将沉鼠先逃

——关于郎咸平10月22日沈阳演讲的按语

张宏良

2011-12-7

    这是一家境外媒体整理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今年10月22日在沈阳演讲的文字稿。郎咸平根据中国制造业将要坍塌和地方债已经达到债务危机程度等因素,得出了“中国政府已经破产”、“中国将会陷入几十年大萧条”、“中国将会成为全世界最穷国家” 等悲观结论。郎咸平得出悲观结论的依据还仅仅是中国经济的某个方面,如果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再考虑到中国政治等方面,情况可能比郎咸平想象得还要更加糟糕。只是有一点我们与郎咸平或许有些不同,郎咸平认为当今中国除了毁灭之外,已没有其它选择;而我们长期以来始终认为,中国面临着崛起或毁灭的两种历史选择,而绝不是单方面毁灭的威胁。

    之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们只看到毁灭的灾难在逐渐降临,是因为中国已经走到了崛起或毁灭十字路口的历史尽头,即将到来的灾难越来越清晰了,而摆脱灾难的崛起道路则由于30多年的妖魔化,除了部分坚定的毛派共产党人之外,许许多多的人暂时还没有看到。不过,中国话说得好,危机危机,机会总是孕育在危险之中,大危险大机会,小危险小机会,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崛起的时候。就这一点而言,能够意识到毁灭的危险正在降临,也就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解决中国问题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第二句话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第一句话是要把人民从沉睡中唤醒,第二句话是指出摆脱危机的道路在哪里。首先是要醒来,然后才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所以,这两句话的先后顺序千万不能搞反了,如果搞反了,我们就会走向反面。有些人骂我们是“宋江”是“投降派”,并非全都是出于恶意,而是因为不明白这两句话先后顺序的重要作用,把两句话的先后顺序搞反了,或者不讲第一句话,只讲第二句话,讲起来没效果,一时怒火攻心,便把火气撒到了我们头上。现在,连郎咸平这样的自由主义学者都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说明我们的第一句话已经起到了唤醒民众的巨大作用,这将会为实现三大复兴运动奠定最牢固的民意基础。

    只是,相对于即将到来的灾难的性质和后果,目前人们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虽然像郎咸平、张庭宾、刘军洛、卢麒元等学者在不断发出大厦将倾的告诫,但是,由于官方控制的平面媒体和右翼控制的网络媒体一直在鼓噪醉生梦死的社会舆论,使许多人甚至是绝大多数人对即将到来的经济灾难懵然不觉,只有极少数富豪开始纷纷逃离中国这艘大船。最近,我们在三评围剿孔庆东事件中就曾经指出了“风雨来临蚁上树,大船将沉鼠先逃”的灾难征兆,在改革开放中率先富起来的那些“先知先觉”者,再次“先知先觉”地把财产和亲属向国外转移。

    据美国移民局透露,2001年到2009年移民美国的中国人是59万多人,而2011年也就是今年一年,移民美国的数量就超过100万人,2012年符合条件的移民人数至少将达到130万人。另据福布斯排行榜调查,目前中国大约六分之一的千万富豪已经或正在移民国外,三分之一的千万富豪已经拥有海外资产,另外三分之二中的大部分也表示将有可能把财产转移海外,而中国千万富豪约100万人,拥有财富至少在50万亿以上。这些数字意味着目前中国至少有十几万亿财富已经被席卷而去,还有几十万亿财富即将被席卷而去,而这些已经被席卷而去或者即将被席卷而去的几十万亿财富,如同股权分置改革中那十几万亿金额的“大小非股票”一样,完全是凭借国家政策和国家机器,强制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强制掠夺普通民众的结果。

    股权分置改革,那是人类历史上最丧尽天良的残暴掠夺,那是稍有半点儿人性都不会做出的丧天害理勾当,相比之下,血腥残暴的英国“羊吃人”圈地运动,都会显得十分温柔。中国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扒房子圈地再圈钱,卖完祖宗再透支子孙卖资源,好不容易才积攒起了一点儿钱,结果是还没有来得及捂热乎,就通过各种渠道去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全世界所有教科书都说,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可是,爆发百年金融大危机的美国,股价指数却上涨一倍,而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的中国,股价指数却跌去个整数,还剩个零头,从6100多点倒了过来,变成了1600多点。

    这几天,中国股市更是跌得老百姓脸色发绿,眼看着外资在中国股市大规模抛售套现赚大钱,中国人几乎连死的心都有了,中国人一双双泪眼不明白,为什么股市暴跌只是自己亏钱,外资依然能够赚大钱?因为中国把十几元钱卖给中国老百姓的股票,几毛钱卖给外国人,美其名曰是改革开放引进战略投资者。把十几元卖给中国老百姓的股票,几毛钱卖给外国人还嫌不够,又搞了个可以通过股市暴跌赚钱的股价指数期货,让外国人能够同时赚中国人两份钱。在乌有之乡左翼学者和新华社爱国记者苦苦死谏之下,股价指数期货推迟出台了一年,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挡住,在2009年强行推了出来,为最后做空中国摧毁中国掠夺中国,创造了十分方便的技术工具和技术条件。

    如果说股权分置改革和对外贱卖股票多少还收回了一点儿钱,那么,中国银监会强制推行的银行股份制改革,则是把中国诸多银行加上巨额倒贴白白送给了外资,如同不收一分钱彩礼还倒贴巨额陪嫁白白送出女儿一样。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把几元钱卖给国内老百姓的股票,几毛钱卖给外国人,让外国人从中国股市抽走了成千上万亿资金,已经让中国人欲哭无泪,然而更加让中国人死不瞑目的是,我们把诸如广东发展银行、北京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以及中国平安等许多银行和金融机构,白白送给外国人不算,还另外再送上巨额倒贴,广东发展银行白白送给美国花旗银行后,中国又掏出600亿人民币去弥补花旗银行的坏账损失,北京银行出售价格只相当于该行当年利润的三分之二,不仅没有收一分钱,还赔进去三分之一的当年利润。现在,这些低价卖给外资的银行股和其它公司股票,纷纷开始大规模套现,造成中国股市暴跌;白白送给外资的那些银行和金融机构,也开始大规模抢钱和套现资产,加剧了中国经济动荡。

     还有更加可怕的,就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把巨额财富送给外资的同时,又联手地方政府搞起了所谓融资平台,大规模发行地方债券,在从根本上摧毁中国经济和中国统一。所谓地方融资平台,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在卖完土地和资源之后,又开始出卖时间,通过出售预期收入和预期资产,来筹集财政资金,是土地财政之后的债务财政。由于地方政府不同于中央政府,对国家未来发展不承担任何责任,会不计后果地滥发债务,特别是地方债券会导致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以及地方利益之间的相互对立,造成国家在经济上和财政上的分裂和解体。所以,我们一直坚决反对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强调指出地方政府发行摘起债券的危险,仅次于地方政府组建军队的危险。这一点,那些允许和支持发行地方债券的人同样很清楚,那个资本丫环叶檀就说过,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让人想起了民国初年经济的黄金时代,可是她却没有说,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同样会导致民国初年的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

    现在,中国地方债的规模,按照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估算,有20万亿人民币;按照最初银监会的数据,有16万亿人民币;按照最后国家审计署有利于维稳的统计,有10万亿人民币。郎咸平等人相信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数字,如果按照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数字来看,则意味着中国银行业已经把中国老百姓三分之二的存款蒸发掉了,这就是号称历史上最赚钱时期的中国银行业股票,在市盈率已经低到了被世界股王巴菲特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投资时机的情况下,股价却仍然继续下跌的根本原因。但凡是熟悉中国情况的人,哪怕是没有丝毫金融知识也会知道,既然银行已经与地方政府勾结在一起,变成了地方政府的金融二奶,估计最后银行恐怕连一个子儿都不会剩下。所以,连最初持股成本只有几毛钱、目前持股成本甚至不到几分钱的外资股东,都在争先恐后地抛售中国银行业股票,相比之下,国内那些花费几元十几元购买银行股票的投资者,估计死后连个骨头渣都不会剩下。真是丧尽天良啊,有史以来就没有这样欺负老百姓的!无论今后中国将会如何发展,只要地球还在,只要人类还在,历史就一定会证明,有人就是借股权分置改革这样的所谓改革,把中国的财富转移到了美国,把美国的金融危机转嫁到了中国,最终形成了“中美国”。

    行文到此,民声网的编辑来电话询问,怎么看待眼下人民币连续四个交易日触及跌停的现象。接到电话如闻霹雳,感觉浑身冰凉,太可怕了,在用合资公司掏空中国的资源、用金融工具掏空中国的银行、用地方债掏空中国的财政、用富豪移民掏空中国的浮财之后,在准备好了做空中国的一系列衍生金融工具和人民币境外交易市场之后,在已经组建完毕中国第五纵队之后,最后再利用某个偶发事件,无论是利用经济的、政治的或者军事的等任何一个内外部事件,造成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强烈震荡,以此掀起对中国财富的世纪性大洗劫,财富洗劫的规模和程度,都会远远超过数年前对俄罗斯的财富洗劫,如同郎咸平先生所说的那样,把中国变成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

    当初俄罗斯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银行账户上的财产几乎全被洗劫得干干净净,如果不是俄罗斯拥有广袤的资源和全世界持续十几年的石油天然气涨价,估计许许多多的俄罗斯人都很难活到今天。即使拥有如此广袤的资源,俄罗斯人口也骤然下降700多万,许许多多俄罗斯青年女子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远赴东欧北美等国家依靠卖淫为生。

    知道了美国垄断资本对俄罗斯的财富洗劫,就会理解为什么在21世纪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普京仍然指使俄罗斯特工在全球追杀和暗杀叛国者,而天天狗撕猫咬的上千个俄罗斯政党,居然没有一个政党对普京的暗杀活动持有异议。在经历了用毕生积蓄最后只能买一块面包的财富洗劫之后,俄罗斯人对叛国者的痛恨超越了一切,只要是诛杀叛国者,俄罗斯人就拥护。普京把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投入监狱,真正理由只有一个,就是霍多尔科夫斯基企图引进外资共同开发俄罗斯石油资源,普京的这个理由,与中国文革时期张春桥的观点完全相同,在中国知识界可看来简直是罪恶滔天,所以中国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在大骂普京,而曾经被洗劫一空的俄罗斯人民却十分喜爱他们的普京,甚至以变相恢复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方法来支持和回报普京。此前我们曾多次不无忧虑地指出,俄罗斯在被洗劫一空之后,还可以凭借广袤的资源重新崛起,而资源已经枯竭、环境濒临崩溃的中国,一旦财富被洗劫一空之后怎么办,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做空和洗劫中国的大棋局已经启动,但是今年以来的种种经济异常现象却令人堪忧,先是在美国股市大规模抛售中国概念股,其后又是在中国股市大规模抛售A股和B股,现在A股B股还没有抛售完,又开始大规模抛售人民币。最近设置的人民币境外交易市场,开始发挥出了打击人民币的作用,人们在境外交易市场大肆收购人民币,然后在中国境内大肆抛售,造成人民币连续四个交易日触及跌停。而原本因为肆意滥发而贬值的美元,却因为一场中东北非战争,变成了世界外汇市场上的抢手货,美元信用突然大增,为美国印刷厂加紧印刷纸币换取中国和世界更多商品创造了有利条件。眼下人民币和美元的反常波动,至少表明人民币的货币控制权,已经不在中国手中,已经被美联储所掌控。这就是把货币控制权拱手交给美国的恶果。

    本来,中国人民币与商品挂钩,是完全独立的自主货币,也是能够稳定物价和人民生活的货币,可是后来却打着币制改革的幌子,坚持要把人民币与美元挂钩,谁不同意谁就是反对改革,谁就是文革余孽。改革的结果,就是把人民币的控制权拱手交给了美国,把人民币由稳定国家经济的利器变成了打击和做空中国的利器,人民币最终被改革成了依附于美元的殖民性货币。如果毛主席周总理在天之灵知道人民币如此悲惨的下场,真不知道会怎样的痛彻心扉!现在的问题在于,虽然中东北非战争和动荡,起到了维护美元信用、遏制中国发展的作用,但是美国能否仅仅满足于一场中东北非战争,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由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产业危机所形成的巨大经济危机,以及由“占领华尔街”大众民主运动形成的巨大政治危机,已经让美国走投无路,需要通过洗劫中国的巨大浮财来度过目前危机。这是由西方资本主义竞争逻辑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不以狼的意志为转移,更不以羊的意志为转移,狼饿了要吃羊,这是由狼的自然秉性决定的,与所谓“阴谋论”没有任何关系。所谓“阴谋论”不过是中国汉奸发明的帮助狼吃羊的麻醉剂而已,只是这个麻醉剂麻醉了中国政界学界的一大批人,乃至麻醉了整个中国的社会舆论。而这弥漫整个中国上空的麻醉气氛,才是最最可怕的因素,劫难本身虽然可怕,但是,比劫难本身更加可怕的,是对劫难的懵然不觉。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提醒国人,“中美国”内部的狼羊结构,决定了美国做空中国、洗劫中国,是或迟或早终究会发生的事情,如同狼要吃羊是终究会发生的事情一样。只是原本我们以为,在人民币升值到“5”字头之前,中国经济应该是安全的,即使在目前大批富豪移民、大批外资撤离、大批热钱外流已经发生的情况下,我们仍然难以确定对中国的财富大洗劫,已经就此开始了,而宁愿相信这不过是一场洗劫中国的大演习。演习的目的,在于实际检验一下,美国垄断资本能否收发自如地掌控中国的做空机制,能否收发自如地操纵中国汇市、股市在波峰谷底之间巨幅波动,能否造成中国财富恐慌性地逃往美国……如果这仅仅是财富大洗劫之前的一场演习,那么,中国的损失是有限的,郎咸平他们关于中国会陷入破产萧条的预言暂时还不会实现。可是,如果这不是一场演习,而是狼群围猎之前的动物逃窜,是土匪到来之前的破空响箭,那么,目前的富豪外逃、热钱外流、外资撤离、股市暴跌、汇市人民币连续跌停、中小企业倒闭等等,就是大厦将倾前的最后一次摇晃。

    该来的终归要来,想躲也躲不掉,只是我们不敢相信到会来得这么快。

    如果目前这些现象真的是洗劫中国已经提前开始的信号,那就只有一个解释,美国是要赶在中共18大之前完成财富洗劫,不给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留下任何空间。从今年春天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失败,到夏天万民公诉茅于轼,再到这次孔庆东事件,显示出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不会选择带路党道路;西方经济危机和“占领华尔街” 的大众民主运动,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会看得越来越清楚,一旦中国共产党也觉醒过来,那么,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重新选择将势不可挡。显然,这是美国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中国巨变,美国一定要赶在中共18大之前,彻底堵塞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新道路,既然采用政治方式、采用带路党方式不能奏效,那就采用经济危机方式,采用财富蒸发方式,采用通货膨胀方式,把中国老百姓逼入死角,中国老百姓可以不做带路党,但是不可能不管自身利益,不可能不管妻小儿孙,只要把中国老百姓逼入死角,剩下来的问题,历史就会自己解决,根本无需美国出手。

    美国就是美国,是一个让对手也不得不佩服的强大国家。中国人很快就会看到,在美国指导下中国完成的一系列所谓金融改革和衍生品市场建设,马上就会成为套在中国自己脖子上的致命枷锁。看着眼下大规模富豪外迁、大规模热钱外逃、几十万亿财富外流,中国却在现有规则束缚下没有任何反制能力的状况,何异于一头已经被捆上砧板的待宰肥羊!

    上次洋务运动的改革开放,虽然最终带来了八国联军对中国大卸八块的悲惨结局,但是毕竟在临终之前,还为中国收回了东海和南海等相当于三分之一中国领土的大片海域和岛屿,为中国子孙后代留下了超过大陆资源总和的广袤资源;而这一次改革开放,最终结果还未见分晓,新的八国联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舰飞机还没到,中国的东海和南海就已经相继落入了日本、菲律宾等周边国家手中。既然国家已经软弱到这种程度,那些灾难嗅觉比狗鼻子还要更加灵敏的国内富豪,又怎能不会争先恐后地纷纷外逃!

     中国的富人们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风雨来临蚁上树,大船将沉鼠先逃。眼下正在纷纷逃离中国的富豪、资本和热钱,十分明确地告诉国人:暴风雨就要来了。

 

 






发件人:"meisun yu" <2007to1957@gmail.com> 2011-12-29 03:06:18 收件人:ymsss@126.com

乌坎事件暂时落幕

报摘

    近期来广东乌坎村和相距不远的海门镇分别发生了大规模群众抗议政府事件,目前乌坎村民与广东省政府在对峙后赢得了罕见的的妥协。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程晓农指出,目前中国社会潜藏的各种危机正在陆续出现,中央政府不得不引起高度重视。程晓农表示,广东的抗议事件没有发生大规模群众流血冲突事件,显示出中共的处理方式比以前开明多了。他认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处理方式可能会对中共带来启示……

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入乌坎村与村民代表交流

2011年12月23日 南方日报

   南方日报12月22日讯 广东人历来有“冬至大过年”的习俗。今日正是冬至,当天下午,中纪委委员、省委副书记朱明国深入陆丰乌坎村,走访看望乌坎村群众。他与村民代表坦诚交流,并走进村里的老人活动中心和部分村民的家中了解情况,与村民们共饮功夫茶,代表省工作组祝愿乌坎村民过个好冬至,过个好元旦,过个好春节。

在村民自行拆除了村口所有路障后,乌坎村沉浸在过节的气氛中。村民们挂起了多条红色横幅:“拥护共产党,拥护党中央!”“热烈欢迎省工作组为乌坎人民排忧解难!”村委会外的大院里插满了彩旗。村子里的街巷边也散落着村民们放鞭炮后留下的红纸屑。下午3时多,朱明国带领省工作组和汕尾市、陆丰市、东海镇有关负责人一同来到乌坎村。这时,村民们早已聚在村口,高兴地热烈欢呼。在走向村委会的路上,朱明国与村民们一个接一个地握手,并向他们问好。

揭秘抗争的率先组织者

2011年12月24日

    历经3个月的抗争,目前乌坎村民的多项诉求已得到官方的承诺解决,包括退还死者尸体、彻底清查土地赔偿等,目前各界正拭目以待观察官方的行动。适逢冬至,村民为来之不易的胜利感到高兴,村里时时响起鞭炮声。回顾过去,村民们很感谢最早带领大家走出来抗争的“乌坎热血青年团”。

    政府妥协 民众胜利

12月22日冬至,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在乌坎村和民众交谈,并一再表示将满足村民的要求。此前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表示:“乌坎事件是长期忽视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积累的结果,是我们工作一手硬一手软的必然结果,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必须直接面对和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

    广东省委还派出一个工作小组进驻乌坎村,根据村民诉求,协助处理后续土地、财务、村官违法违纪和村委换届等选举的问题,每一个专案小组都将公布连系电话,“随时倾听村民诉求”。目前广东省委已做到村民代表提出的三个要求:放人(被拘禁的三个村民代表)、归还先前猝死的村民薛锦波尸体、承认临时理事会合法。

    青年团不断唤醒村民

    这次与以往大陆民众抗争不同的是,有众多海内外媒体记者进到现场,实地报导了事件的很多细节,他们中不少媒体,特别是香港媒体,详细报导了最早鼓励村民起来抗争的年轻人。

    据《阳光时务》报导,2009年4月3日,一张《我们不是亡村奴》的传单一夜间洒遍乌坎村的大街小巷,落款“爱国者一号”的28岁青年庄烈宏,在外打工时认识到,类似乌坎村土地出租的顺德村,年轻人每年土地分红收益近百万元,而乌坎人十多年来只分得550元。“为什么别人有,我们没有?我不是嫉妒。村里人打工打了半辈子,就住个破房子,我为村民不服。我们应有的利益被侵犯了。”“而且顺德村里都有公开选举。在乌坎,选票都是假的。”

    于是几个年轻人建立了“乌坎热血青年团”的QQ群组,如今成员近千人。对于连任了41年的村委书记和村长,20岁的张建兴说:“卡扎菲也才做了40年啊!”不久那首用麦克‧杰克逊《地球之歌》的曲调,而带有鲜明《国际歌》风格的《情系乌坎》,在QQ群组里流传,很多人都被感染了。“我的故乡,失去朝阳……闪动廉耻音符,奏和谐之歌,灰暗下的统治,瞎子的国度……不靠神仙皇帝,只靠我们自己……”

    2009年6月21日,他们在QQ上通知大家去省政府上访,不过官方先行截访,最后只有外地的5人来到了省政府。在连续上访11次后,他们认识到“上访没有用”,于是他们转向发动更多人参与。

    七月初七是当地信奉的道教仙人“真修仙翁”寿诞,也是乌坎人团聚的节日,善良的年轻人贴出告示,要大家聚集到某地商议,由于家人阻挠,那一次又失败了。

    青年团才是真正的发起者

    青年团反思后发现,要克服大家害怕的心理,“只要召集四、五十个人,其他人就可以聚起来了。”这次他们选用电话秘密联络的方式召集了家中贫困、一贯不满村委会官僚、与官员没有关系的人,事先有人宣布要在9月21日自发召开村民大会,集体商讨土地纠纷。

    9月21日那天一大早,乌坎村400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因为“起事”而鸣锣,很快50人变成了近5,000人,青年团又临时决定,把村民大会改成游行到市政府。那天以后,乌坎村的三层政府楼就空空如也,村支书薛昌和村委会主任陈舜基都失踪了。

    9月23日,村民推选出13位代表与政府谈判,9月29日,在“真修仙翁”的戏台上进行了乌坎村历史上第一次自发的代议制选举。全村47个姓氏,每个姓氏按人口比例推举一至五人组成村民代表。百年来,乌坎各个姓氏都有各自的理事会,平时操办家族的红白之事,调解宗族矛盾,现在让他们推选代表也就顺理成章。

    各姓氏最终推选出117名有投票权的村民代表,在这117人中再由每个姓氏挑出一人,剩下38人进入理事会候选名单。最终由117人投票,在38人中选出13人,组成临时代表理事会。47岁的薛锦波获得63张票,以前四名的高票数当选为理事会的副会长。而杨色茂则以78票的最高票数当选会长。

    这是村里有史以来第一次的代议制民主选举,自然自发生成,全程有监督。从那以后结束了多日的“无政府”状态,“乌坎热血青年团”与民选理事会代表、以及村内德高望重的林祖栾老人,三方组成了乌坎村实际上的“指挥部”。

    乌坎人的抗争胜利给全国民众一次鼓舞

    指挥部先后两次募捐,一次为了救治9.21事件伤员,一次为了集体上访筹集经费,共25万多元。每一笔钱都实名登记,并定期张贴红榜公开——这是沿用了村民给修庙捐香火钱贴红榜公开的习惯,理事会的财务也公开,比如青年团先后购置了摄像机和30台对讲机、监视器、防盗网,每次游行活动等,青年团都是维护秩序和治安的主力。

    如今乌坎事件暂告解决,不少网友指出,此一事件的治理模式必将载入史册,其中包括当局首次承认民选自治组织合法,这也意味近年以压制为主的维稳思维,可能在民众不怕死的抗争中,开始在局部发生一点转变。不过事件还在进行中,是否能真正落到实处,人们都在继续关注。

 

广东省政府关注乌坎村民诉求

英国《金融时报》 吉密欧

2011年12月21日

    中国南方一个在过去10天里脱离政府控制的造反村庄的领头村民表示,他们已与省政府高官达成了初步解决方案。

    周三上午,自12月11日起一直堵住乌坎村所有入口的树干已被搬开,村民们挂出一幅“热烈欢迎”政府高层领导的大标语,同时村外的武警封锁线也已消失。但是,就在这场对共产党权力发起的不寻常抗争看似正在偃旗息鼓之际,根据目击者在互联网上发出的消息,在距离乌坎村仅100公里的一个地方,继周二爆发大规模抗议后,周三再度爆发抗议。

    中国最富裕和人口最多的广东省接连出现社会动荡局面,突显出中国家长式作风的威权政府面临多么艰巨的挑战。当局针对这些挑战迄今做出的回应表明,除了使用武力以外,在对付日趋见多识广的人民不断升温的不满情绪方面,执政的共产党可用的手段很少。

    据中国一些网站报道,周三大约300名年轻人在汕头市海门镇与配备催泪瓦斯的防暴警察对抗。就在前一天,数万当地人封堵了一条高速公路,并与武警部队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这场抗议的起因,显然是当地人对国有电厂造成的环境污染感到愤怒。这些污染已影响到当地的鱼类资源,并导致当地癌症高发。

    庄松昆(音译)擦了擦他那患有白内障、视力越来越差的双眼,在微笑中露出金属假牙。他和村里其他人正与包围他们村的数十名武警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他向我解释了村民们的诉求。

    “我们只希望中央政府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有一小块土地,可以填饱自己的肚子,”61岁的庄松昆说道。此时他正在渔船的甲板上,由于警方封锁了渔港,他不能出海。“我们只是需要一点耕地——还能要什么别的?”

    自上周一名村民代表在被警方拘留期间猝死、官员和警察溜走以来,中国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的村民们一直处在政府和共产党的控制范围以外。

    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在彼此间分配食物,共同守卫家园。这些不同寻常的情景,吸引了世界的注意,甚至有人因此揣测这会不会成为“中国之春”的开端。但是,尽管一些领头者理想化地谈到需要“真正的民主”,但绝大多数村民坚称,他们的行动与政治毫无关系,而只是涉及他们的基本经济需要。

    庄松昆从自己的船上指着许多地块,他和其他村民表示,这些地块已被当地官员秘密非法出售。他还提到,工厂、养猪场和生蚝养殖场排出的发臭的污水污染了渔港、杀死了所有的鱼。“他们卖掉了所有土地、甚至卖掉了水体,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养活后代,”他表示。

    他28岁的儿子庄烈宏(音译)自12月初以来一直被关押,罪名是“聚众滋事”、“扰乱政府工作”以及“勾结境外势力”。此前庄烈宏参加了村里从9月下旬开始举行的一系列抗议,抗议对象是据称的腐败土地交易和官员弊政。

    当局出动了武警和特警,但抗议活动继续升级。后来,庄烈宏和另外三位领头的村民被捕,其中一人(即薛锦波)于12月11日在拘押期间猝死。政府表示,薛锦波系死于心脏病发作,但他的家人和多数村民相信他死于酷刑。在他的死讯宣布的当天,警察和武警试图在水枪和催泪瓦斯掩护下冲进村里,但被用长矛和金属棍棒武装起来的愤怒村民击退。

    随着经济放缓,中国各地爆发了多起抗议,执政的共产党正费尽心思做出合适的回应。负责乌坎村所在地区的一名党的官员在上周日发表的讲话中,将他自己和政府比作慈祥的父母,而将村民们比作调皮的孩子。

    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对执政难度越来越高发表了感叹,他表示,如果官方满足村民们的所有要求,那将过分提高整个社会的所有期望。

    乌坎村的村民肯定不是唯一表达不满的人群。周二,在距离乌坎村100公里的汕头市海门镇爆发了另一场抗议。成千上万居民与配备催泪瓦斯的武警对抗。这起抗议的主要起因是环境污染以及此前向当局申诉这一情况的村民被捕。但有迹象显示,全世界对乌坎村的关注正促使当局反思自己的战术。

    昨天,广东省政府似乎在试图采取一种比较和缓的战术,提出可与领头的村民谈判。作为回应,村民们推迟了原来计划的一次抗议游行。不过,对于当局的和缓姿态是否真诚,乌坎村的许多村民表示怀疑。他们指出,政府在自己的权威受到威胁时,往往诉诸暴力镇压手段。

    “他们对我们撒了太多次谎,我们根本不能信任他们,”一名村民表示。“只有政府最高层领导人和党中央能够救我们、还给我们土地。”

    译者/何黎,

 

 

 


发件人:<xianyan9738@vip.sina.com> 2011-12-08 17:38:25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标题: 冼岩:薄熙来有什么不同?

薄熙来有什么不同?

冼岩

    由于“唱红打黑”,由于“重庆模式”,由于被一些人视为是左翼的政治代表,薄熙来遭到海内外主流舆论的合击与围攻,成为当下中国最受争议的政治人物。但是,所有这些批评和攻击,乃至谩骂和诋毁,杀伤力都比不上最近《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

    从中译文本看,这篇文章叫《薄瓜瓜,“革命”的后代!》,文章的核心提示是:“就在薄熙来下令让学生和官员到农村体验生活的同时,他的儿子却开着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身着燕尾服与美国大使的女儿共进晚餐。”——对于攻击薄熙来的人来说,这篇文章不过是增添了一点弹药;对于支持薄熙来的人来说,这篇文章带来的却是震撼。

    在此之前,并非没有人提到薄的家属尤其是儿子,并以此作为攻击点。但其他人的攻击,指向的只是学习费用及财富来源等问题,这些对于薄熙来来说,都不难给出解释,至少可以取得支持者们的谅解。而且那些说的都是以前的事,即或存在问题,支持者也愿意相信薄熙来会有新的开始。但这篇文章描述的就是当下,就是现在;指向的,却是薄的儿子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这种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与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薄熙来大多数支持者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可说是天壤之别;与薄熙来所公开倡导的理想目标,也南辕北辙、格格不入。这种对比和差异,不但是巨大的、明显的,而且是无法否认,无从辩解,而且不能被忽略的。为此,人们不禁要问:这个一早就将自己儿子送到西方名校享受昂贵教育的人,那个开着价值几百万元名贵跑车的时髦青年的父亲,他难道真的会信仰社会主义?他难道真的会支持左翼主张?退一步说,他上台后难道真的会愿意反对腐败,抑制特权吗?

    对于当下中国的左翼力量,对于薄熙来的支持者来说,这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作为薄熙来的支持者之一,笔者从不认为可以将薄归类于左翼。对于一些政治人物来说,左、右都只是符号,只是工具。勿宁说,薄熙来是邓小平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的忠实传人,根据时代和现实的需要,他可以灵活选择左右,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的强大,国民生活的改善。

    正因为如此,笔者不相信薄是左翼,但相信他上台后必然会走出反腐败(是真反,而不仅仅是口号和形式)的一步。但现在,笔者的这种相信也开始发生动摇:作为既得利益群体之一员,薄真的会背叛他的阶级吗?纵然他曾经因为权力分配问题,被迫从高层利益格局中出局,有了与既得利益集团进行切割的条件,但时至今日,当他“入常”又大有希望时,为了保障和扩大这一希望,谁知道他是不是又已经与利益集团进行勾兑和交易,重新回归既得利益群体的行列呢?何况,无论现在还是上台后,除家人外,他还有自己的权力基础,有他需要以利益相拉拢的对象,在种种约束下,他又怎么可能真正对腐败和特权开战呢?

    其实,左翼和薄熙来支持阵营的朋友们,更应该感谢《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就像英国《金融时报》揭露朱云来要求外资股东秘密出让公司股份的那篇文章一样,让人们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想象、希望和寄托,不再附加在某个现实的政治人物身上。让左翼和薄熙来的支持者们,可以从现实而非理想化的角度,重新认识薄熙来这个人。这一点对于他们中有些人来说,甚至可能攸关生死:没有看清楚就凭着自己的想象急急忙忙冲上去、拥上去,得到的,决不会是自己想要的;所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很多时候意味着群众只是真正的牺牲品。

    当我们摒除了自己的想象,褪下理想化的光环后,再来看薄熙来这个人——在光晕效应之外,薄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还剩下些什么?无论对于薄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来说,这都是首先需要认识清楚的问题。毕竟,在一切态度和行动之前,我们至少需要了解:我们支持或反对的,究竟是什么?

    首先,毫无疑问,薄是有能力的。无论辽宁、商务部,还是重庆,薄所到之处,民众有口皆碑。我们亲眼、亲耳所见、所闻的大连、重庆等地居民的反映,不可能是假的。除非是丧心病狂如姜维平之流,否则很难否认薄的能力与政绩。薄政绩的取得,无疑有家庭因素的作用。不同寻常的背景,使他能够拥有更多的优势资源。将薄与一些没有背景的官员放在一起比政绩,是不公平的。但是,中国的“太子党”非只薄一人;有背景的,也并非只有“太子党”。将所有拥有背景、能够获得优势资源的人放在一起比较,薄依然是出类拔萃的。至少目前仍在位的中国官员中,薄的政绩无人能出其右,哪怕一些人拥有更多的上层支持,更好的优势资源。因此,薄的能力勿庸置疑。

    同时,薄是有魄力的。这种魄力集中体现在被高层权力分配所抛弃,发配到重庆之后,他不但在某种意义上使重庆成为了全国的重心,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而且他自己也成为了一面旗帜,成为了许多人希望之寄托,硬生生用自己双手,撕开了已经对他关闭的通向更高层权力之门。这种胆魄,在中国当代政治人物中,惟1970年代第二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可以相比。邓当年能够在毛、江的眼皮底下,公然全面纠正“文革”以来的做法,其胆魄更胜于薄。但那时毕竟已是毛晚年重病时期,按照叶剑英的说法,叶、邓甚至已经开始考虑趁毛离京之际抓捕江青,只是因为周恩来的不愿配合才作罢。邓当年深孚众望之情状,今日之薄也差可类比。以胆魄、能力论,邓、薄都是那种可以改变历史走向的人。

    薄也是有心欲做一番事业的。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服务于社会从而获得社会的认可,受到很多人的崇敬甚至流芳百世,这是一种远高于个人权、钱欲望满足的人类心理需求。作为一个在重重绝望和压力下拼搏出一条生路的人,作为一个已经深孚众望成为一面旗帜、一种标志的人,很难相信薄搏上位只是为了自己个人,这正像人们很难相信1970年代第二次复出后邓小平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个人一样。虽然一个人的内心其他人无从蠡测,政治家的内心更是深有城府,但基本的脉络还是可以判断的。有理由相信,薄的志向不在尸位素餐,而在青云之上。

    有想法的人很多,当下中国也不乏其例,但真正能够践行的却很少,践行后能够实现目标的更少。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除了有想法外,还要有能力、魄力和实力。前面分析,薄的能力和魄力在当下中国绝无仅有,问题仅仅在于其实力的厚薄旁人难以揣测,而且还会发生变数。但薄的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是一个能够打破常规、有希望在无路之处开辟出一条新路的人。这样的人,即使实力不足,即使表面处于弱势甚至是绝境,他也能够通过改变游戏的规则来闯出一条路。这才是薄熙来最大的政治魅力所在,也是他的支持者的希望所在——对于薄来说,命运并非由今天的规则制订者所决定,因为规则是可以打破的。只要保持这种状态,薄永远不会真正失败,只会屡败屡战、愈挫愈奋。

    那么,薄上台后,会不会反腐,会不会抑制特权?笔者相信他会,因为今天的中国,凡真正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都必须迈出这一步,而薄又有能力迈出这一步。薄与那些贪官腐败分子的区别,或许不是白与黑的区别,而只是灰与黑的区别。对于其他人来说,这种区别不足以支撑他向腐败开战,但是薄可以。有理由相信,薄可以将腐败和特权遏制在远好于今天现状的程度范围之内。薄不可能为中国创造出一个蔚蓝的青天,但他至少可以使一片漆黑变成灰雾朦朦,甚至显露出几分清澈。

    当我们告别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重新认识政治人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从来就不是由圣人推动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凯撒、拿破仑、华盛顿、林肯,都不是道德洁白无瑕的圣人,但恰恰是他们推动或改变了历史。相对于他们所高举的旗帜,他们自身都有着不少的差距,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可就是这些伟大而渺小的人物,支撑着旗帜在狂风中招展,引领了历史的方向。

    历史既不是由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带领我们坐着马车驶向某个旅途的终点,而不会是一条直线;它是由那些既胸怀崇高理想,同时又有着七情六欲的人,推动其他人一道,趟着泥水不断曲折地前进。对于薄的支持者来说,要想对即将展开的旅程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必须首先看清楚他们所支持的这个人,动力之所在,能力之所在,局限之所在。

 

 

 

 


其它发件人:"meisun yu" <2007to1957@gmail.com>2011-12-30 02:43:22 收件人:ymsss@126.com\

俄媒:中国不允许朝鲜出现动乱局面

中评社

2011-12-21

    俄罗斯之声12月20日报道《中国不允许北朝鲜出现动乱局面》,摘要如下: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周二造访了北朝鲜驻北京大使馆,以便亲自对北朝鲜领袖金正日的逝世表示哀悼。

    在获悉69岁金正日去世的消息后,中方马上表态支持北朝鲜权力平稳过渡进程。周一,中共党中央向平壤寄发了唁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二在北京称,北京相信北朝鲜政府在金正恩领导下会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朝鲜半岛的和平。

    在涉及两国关系的外交套话的字里行间之中隐藏着北京对朝鲜半岛出现混乱局面的深切担忧。北京和平壤最高层领导之间的最近几次接触正是出于这一目的。

    中国担忧北朝鲜政权不稳定会导致中朝边境的人道主义灾难和难民流。从另一方面看,中国领导明确暗示北朝鲜伙伴,不希望北朝鲜保持现有的经济贫困状况。今年5月份,金正日对中国进行了生前最后一次访问,中国试图说服他,稳定并不取决于高压政策和闭关自守,相反,取决于经济自由化。北朝鲜领袖去世后,在中国日报上出现了希望北朝鲜在新领袖领导下继续发展经济的文章。

    接班人缺乏经验似乎并不令北京感到担忧。因为,在某个时期里,北朝鲜将由集体管理,这可以使金正恩得到来自北朝鲜所有方面的支持。有一定的理由相信,权利将平稳过渡,因为,在金正日生前就开始为权力移交给接班人创造条件。北京更担忧的是经济混乱。因为,在很多分析家看来,中国很快将开始为邻国北朝鲜提供经济援助。现在正是使北朝鲜接受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好机会,高等经济大学教授阿列克谢.马斯洛夫认为。

    他说:“北朝鲜新领袖金正日的儿子去过中国很多次。今天,中国有机会让它成为亲中国的领袖。为什么这对中国如此重要呢?金正日认为不应该向任何人做出任何承诺,但在此情况下还应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金融和其它援助。中国现在试图使北朝鲜的精英在建设新朝鲜过程中投入自己的靡下。包括在经济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方面。现在,中国将对朝鲜半岛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与此同时,向全世界显示,只有它能够保障该地区的稳定”。

    显然,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加强地缘政治影响力,它争取抑制中国的影响力。与此同时,拥有核武器的北朝鲜局势的可预测性和稳定仍然是所有相关大国的主要兴趣。在这里,美国看来将不得不承认,北京在将来的朝韩问题调解中也拥有相当的分量。

 

金正恩或和金玉联手对抗张成泽夫妇

今日新闻

2011-12-21

  台湾今日新闻网引述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未来朝鲜可能采集体领导,名义上是以金正恩为首,但金正恩必须与其监护人、姑丈张成泽及军方共享权力。朝鲜权斗向来激烈,可谓六亲不认,张成泽是否甘愿交出大权,将会影响金正恩的接班之路。朝鲜政局动荡,民心不安,引爆新一波难民潮传言四起。
  《每日新闻》分析称,金正日过世后,朝鲜将由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正恩为首,军方和治安机关由军参谋总长李英镐、侦查总局长金英哲和国家安全保卫部第一副部长禹东则主导,执政党方面由金正恩留学瑞士期间守护他的前驻瑞士大使李洙墉和姑丈、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共同领导。
  依朝鲜守孝传统,当年金日成过世后,金正日守丧3年;金正恩政权也可能比照办理,3年后才会正式掌权,这段时间是朝鲜政局演变关键。一向和中国关系良好的张成泽统掌军权,也同样掌握了来自中国的粮食援助管道,张成泽将成为朝鲜唯一同时掌握粮食和枪杆子的人物,张成泽未来是否甘愿交出实权令人怀疑。
  朝鲜人民军干部出现耳语:“万一张成泽敢说自己是国家第二号领导人,金英哲和禹东则会杀了他。”透露出后金正日时代接班体制核心人物间的紧张关系。
  诡谲政局中的另一要角是金正恩姑姑、张成泽之妻金敬姬,但夫妻俩很早就分居;婚姻虽名存实亡,但政治利益让两人互相牵制。金正恩为制衡,可能拉拢父亲生前最后枕边人金玉,对抗金敬姬和张成泽。
  现年47岁的金玉,金正日2008年中风时,她一直守在床边,今年更陪同金正日出访中国和俄罗斯,对金正日的决策有一定的影响力。
  金玉为了掌握更多权力,曾暗助金正恩成为接班人,外界推测她可能因此取得金正恩的信任。但里面的变数仍大,曾被金玉告“枕头状”而失宠的张成泽是否会利用机会对她进行秋后算帐,将左右金玉的命运。因此,朝鲜的政局也很有可能出现为金玉伙同金正恩,大战张成泽夫妇的权斗。

 


 




发件人:"察哈尔学会秘书处" <secretariat@charhar.org.cn>2011-12-30 21:27:04 收件人:"13683078147" <13683078147@163.com>, 热点聚焦

后金正日时代的朝鲜半岛局势

朝鲜对外政策将面临很大不确定性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室研究员 杨希雨

    金正日的突然去逝给朝鲜半岛局势带来不安定的因素,金正恩能否顺利接班决定着朝鲜能否发生内乱。一旦朝鲜内部发生内乱,由于朝鲜问题的敏感性,必然要引发东亚局势的紧张,这是影响世界局势的大问题。后金正日时代朝鲜半岛的局势肯定将有所改变,各方争斗的焦点将转移到朝鲜半岛上来。特别是美国方面,重返亚洲已经成了美国的战略重点,美国或许会借机加快在东亚的部署。在如何解决伊朗问题上美国一直犹豫不决,这一次美国有可能下决心把战略重点东移,放缓伊朗问题的解决。如果真如此,那么中美之间的冲突就会升级。中国如何继续保持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

    后金正日时代,中国如何继续保持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不让美韩日等西方国家染指朝鲜,是中国走出目前东亚外交困局理应思考的重要一环。其一,高调悼念金正日,凝炼中朝血肉交情。中国在目前的国际态势下,不仅需要大力提升自己的各方面实力,更需要极力进行精神文化领域的内外修炼,于内,中华族的民族精神必须上升到民众潜意识的高度;于外,公平正义、达济天下的社会主义大旗理应坚定地竖起来。对于社会主义朝鲜铁邦,用鲜血铸就的民族情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而在此时,我们更应该与朝鲜人民一道高调悼念金正日同志,不是行政命令,不是夸夸说教,更不是表面做秀,而是实实在在地在各大媒体、各种角落,发乎情、止于礼的表达。

    其二,全面支持金正恩,保障朝鲜安全。正如12月19日朝鲜日报所指出的,对于阅历短浅、年纪尚轻的金正恩能否掌控北韩的权力结构,很多人持怀疑态度。他们指出,由于金正日的健康状况恶化,金正恩在没有接受正常的接班人教育的情况下匆忙被“册封”。东国大学北韩系教授金龙贤分析说:“金正恩虽然在去年9月29日举行的劳动党代表会议上被指定为接班人,但从制度角度看,很难说金正恩彻底掌控了北韩权力体系。”

    那么,此时的朝鲜政坛,不能说变像丛生,也可以说危险重重,幼主不可能短时间之内完全消除并彻底稳定朝鲜全民突然失去主心骨的痛苦、失落和害怕的情绪,更不可能短时间之内完全适应并及时应对美日韩等西方国家的设局、挑衅乃至是攻伐。而目前,这个相对弱势的统治集团除了内部快速整合和换血之外,对外,不是投向传统友邦俄罗斯,就是倒向中国,所以,对中国来讲,不要等着他们主动上门求援,而应主动全面支持以金正恩为首的新生领导层,向全世界再次突出强调,朝鲜的安全就是中国的安全,任何对朝鲜的威胁就是对中国的威胁。

    其三,2012-2015联合朝鲜提出建立“环太平洋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合作组织”,从经济上、文化上密切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这不是要当头,更不是要挑战美国的霸权,不要动不动就认为只要在世界上明确举起社会主义大旗就是在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作对,就是要步苏联的后尘。你不说,别人就不认为你威胁了?不可能,说中国威胁不可怕,可怕的是当别人已经严重威胁我们了,我们却还在为“中国威胁论”辩论,有那个必要吗?再者,当2011年资本主义在全球搞得一塌糊涂,污染寰宇的时候,明明知道自己坚持的社会主义是对的,是对全世界有着重大挽救意义的,却囿于所谓的淡化意识形态,所谓的和平这和平那而唯唯喏喏,敢怒不敢言,能言不敢做,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该有的表现吗?不内外交困才怪!我们应该清醒的 认识到,中朝最大的交集是社会主义,对朝鲜最大的影响力是中国社会主义大国的影响力,所以,在经济文化上从国际机制层次密切包括朝鲜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或将为2012后中国全面摆脱东亚发展困境提供社会主义体系内的某种机制保障。

    总之,后金正日时代,“坚持信仰,敢于碰硬,和不弃武”的金正日精神永远活在朝鲜人民心中,也激荡着中国人民的内心,作为朝鲜人民的患难老哥,中国更应该在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上坚定不移、无所畏惧、顶天立地,全面支持并加强与朝鲜的各方面关系,做到没有影响胜过影响,才是继续保持影响力的最好影响力。

 

 





发件人:"金复新" <jin.f.xin@gmail.com>  2011-12-05 12:50:52 +0800 收件人:"安魂曲" <anhunqu@hotmail.com>, "曹思源" <siyuansmb@gmail.com>, "曾节明" <partisanfox@hotmail.com>, "柴静" <chaijing@263.net>, "陈奎德" <kuidechen@msn.com>, "达赖代表贡噶扎西" <kt2008@igc.org>, "戴晴" <suncity4108@sina.com>, "杜光" <wxck010@gmail.com>, "方舟子" <smfang@yahoo.com>, "费良勇" <feliangyong@feicity.de>, "傅申奇" <fushenqi64@yahoo.com.hk>, "郭罗基" <gluoji@hotmail.com>, "韓國同德女大敎授趙駿河" <jo4123@dongduk.ac.kr>, "贺卫方" <hewf@pku.edu.cn>, "胡平" <huping1@gmail.com>, "胡星斗" <huxingdou@gmail.com>, "加藤嘉一" <kyoshikazu@gmail.com>, "江棋生" <jiangqisheng@gmail.com>, "孔庆东" <kongqd@126.com>, "郎咸平" <js@infivision.cn>, "林培瑞" <eplink@princeton.edu>, "刘东星" <cdp2006nyc@gmail.com>, "刘晓原" <liu6465@gmail.com>, "刘泽宁" <89961981@163.com>, "马晓霖" <xiaolin.ma@hotmail.com>, "茅于轼" <maoyushi@yahoo.com>, "彭培根" <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 "任畹町" <renwanding10@gmail.com>, "孙立平" <slping@pku.edu.cn>, "铁流" <mr_tieliu@126.com>, "王军涛" <juntao@aol.com>, "王希哲" <xz7793@yahoo.com>, "王小华" <jjp03010@hotmail.fr>, "王有才" <youcai.wang@gmail.com>, "魏京生" <weijingsheng2010@gmail.com>, "吴弘达" <davidl2lpp@hotmail.com>, "项小吉" <xiangxiaoji@verizon.net>, "辛子陵" <xinziling6611@hotmail.com>, "杨建利" <yangjianli@initiativesforchina.org>, "远志明" <info@chinasoul.org>, "张伟国" <zwg01@hotmail.com>, "仲大军" <zdjun@263.net>, "周锋锁" <fengsuoz@hotmail.com>, "朱学渊" <huaxiac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我和“中华民主中邪症”患者们的一场斗争

我和“中华民主中邪症”患者们的一场斗争

金复新

驴象相争谁尚贤?
可闻孔孟有遗篇?
安邦首问陈平计,
攘外全凭魏武鞭,
误国赵郎谈纸上,
败军蜀将斩关前,
斑斑血泪传青史,
圣祖从来只应天。

    后记:本人下面这篇杂文在独评、猫眼、一五一十部落、留园等处发表后,似乎向在那里整天喋喋不休嘀咕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民主中邪症患者”们头上投放了颗重磅炸弹,它们就像锅盖被揭开,下面的蟑螂炸了营一样,顿时乱作了一团,一反平日装出来的“屁民、冤民、弱势群体”的可怜样,再也无法掩盖美国主子给它们戴上温文尔雅的面具后面那狰狞的面目,彻底暴露了大大小小“艾未未”们的丑恶嘴脸和暴民本性,歇斯底里地谩骂开来。让正常人一看就顿时明白:“中国人要落入毛手里尚有野菜可挖,要落入这些魔鬼手里,连死都不会有葬身之地。”

    近现代中国有几种令人难以忘怀的的愚昧迷信活动,一百年前的中国人痴迷地信仰一种叫义和拳的运动,坚信地认为可以刀枪不入,连太后她老人家也信进去了,以至于大家都敢迎着洋人的枪炮直挺挺地冲过去,直到尸横遍野,久攻不下,才悻悻地罢手,仍意犹未尽地给后代留下许多神奇的传说。伍拾年前的中国人又狂热地崇拜红宝书的超自然力量,为此坚信念了宝书可以亩产万斤,迷信打砸抢是正义的,直到饿死几千万,才很不情愿地放弃了那美丽的童话。贰拾多年前,中国足球虽然成绩不好,起码还中规中矩,可是有奸人利用人民的愚蠢,灌输引进“国外俱乐部制”、“卖足球彩票”就能振兴足球走向世界的谎言,让愚民坚定不移地迷信这就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以为外国行得通的东西在中国也一定能行得通,帮他们一帮哄搞起了甲A中超,每轮比赛,愚民假球迷们都愚不可及地拥入赛场又吼又唱,丝毫不觉得自己有多愚昧,折腾至今,除了让这些奸人利用足球暴富成了亿万富翁外,中国足球成绩不升反降,黑哨假球满天飞,连足协官员都快被抓完了。十年前的中国人,又信仰一个东北大忽悠,认为它就是真理的化身,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是绝对不会错的,甚至读了它的书,有病可不用医,可以白日飞升,为了给它喊冤,敢去天安门以身试法,坚信诵了咒发了念后,“有老头子法身保护,可以任意犯罪而不会被警察抓住”,直到弟子们如它们的前辈,义和拳爷爷和红卫兵爸爸那样,在铁拳面前看到了两个字:失败,这才学乖了点,躲进阴暗角落,不敢像刚开始那样嚣张了。

    本想中国人受了那么多骗,总该吸取点教训,不会再有什么玩艺让他们狂热起来了吧。可是我想错了,基因决定了一切,奈何他们血管里流的就是拳民的血液,娘胎里就是红卫兵本性,骨子里都是天生的黑哨和邪教徒。现在又兴起了一种叫“民主”的迷信,反正它们精力旺盛,不折腾点什么事是不甘寂寞的。

    它们在运运和轮子的煽动下像相信俱乐部制能挽救中国足球一样认为民主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包治百病的仙丹。嗡嗡嗡活像股票市场下班后还站在门口围聚着高谈阔论股票的股民,各大网站中了邪般充斥着这“又时尚又崇高”的话题,阿Q般憧憬着民主以后美好的梦想,始终活在自己编织的梦里,丝毫回忆不起来过去上当受骗的历史。运运自己都不相信“民主”能管住它们自己的人,内部坚持黑社会式的管理,轮子更完全信奉一言堂式的“教主崇拜”,这些彻头彻尾专制独裁组织,现在竟也打着民主的旗号来赶时髦,目的显然易见也是为了哄骗这些蠢货利用蠢货为自己谋私利当亿万富翁,可蠢货们一旦中了邪是不会吸取教训的,似乎现在没时间去考虑这些问题。除非以后搞民主又饿死几亿人,过几十年才会泡杯茶,嗑起瓜子,翘着二郎腿开什么研讨会,事后诸葛般,故作深沉地,像今天反思文革那样来检讨“当年闹民主究竟好不好?”,后悔的同时再兴起下一轮别的什么迷信,就这么周而复始、循环不息、无穷无尽地折腾下去。谁要敢像我这样在论坛里试图现在叫醒这些醉人,就会招致它们疯狂的围攻。

    绝大多数的“民主中邪症患者”和拳民、轮子、红卫兵一样,除了谩骂,别的似乎什么都不会,但有些只看表面不看实质又不肯仔细看完我文章的“知识暴民”问我:“你说金正日这么厉害,为什么朝鲜那么穷?既然穷,肯定全部是金正日的责任。”

    我告诉他们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朝鲜穷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金正日无能,而在于你们崇拜的美国,是美国及其仆从国长期经济封锁造成的。韩战后,朝鲜身处社会主义阵营,有苏联中国东欧可倚靠,这种封锁尚难取得效果,因此朝鲜经济状况与中国及其它东欧小国类似,处于正常范围,待苏联东欧解体中国变心后,这个资源缺乏领土狭小的小国顿时一落千丈,还必须投入生产总值的绝大部分发展军事应对美韩日的威胁,勉力维持至今已属不易。美国完全明白,现在的朝鲜已非当年可比,没了靠山,处于守势,并无占领南韩的能力,却为了维持自己在亚洲的势力,执意在韩国驻扎大量军队,还经常举行韩美日联合军演挑衅,逼迫朝鲜如当年苏联一样进行不相称的军事竞赛而拖垮朝鲜。

    如果美国主动撤军放弃敌对状态,朝鲜何至于此?事实上,这些美军并不只是对付朝鲜,而是想与俄罗斯中国争霸,顺带逼迫了朝鲜扩张武力。这种驻军并不会因为苏联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变而改变,俄罗斯现在已经不是苏联,可美国的军事存在并不解除,中国现在也不可能像当年那样全力保护朝鲜,可这种军事存在依旧没有解除,再退一步讲,即使朝鲜也完蛋了,美国就甘心放下屠刀释放和平鸽在韩日撤军吗?苏联垮了,中国修了,朝鲜完了,美国的大资本家也决不会放弃这块既得利益。可见根子在美国而不在朝鲜,是美国而不是朝鲜造成的不稳定的因素,是朝鲜人民穷困的总根源,正应了列宁一句话:“帝国主义就是战争”。

    “民主中邪症患者”们听到这里就开始耍赖,断言美国只是武器禁运,从来没有经济制裁过朝鲜,也没有军事逼迫过。

    “民主中邪症患者”们抹杀基本事实的谈话就失去了价值,我已经把问题解释得很清楚,再讲就多余了。它们又反过来问:“既然朝鲜好,为什么朝鲜人都想偷渡去美国?这不说明奥巴马好。”这我听了就更糊涂了,因为我却从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当年共军围困长春一年多,城内军民人肉相食,为求活命,有百姓离乡背井,偷渡出城到共军阵地乞食,竟被共军赶了回去,逼他们和城内守军去争食,这里的是非曲直,不知道该谴责哪一边?现在的美国,一面围困朝鲜,制造朝鲜的贫穷,一面又阻止朝鲜人合法地顺利地移民美国,以图拖死困死金正日,与共军何异?这能证明奥巴马治国有方吗?想饿死朝鲜人民的肯定不是金正日,因为百姓都饿死了,他去统治谁?想饿死朝鲜人的正是美国和中国的民主中邪症患者们。他们为干掉金正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饿死全体朝鲜百姓。

    汝等“中华民主中邪症”患者,不思尽快促成世界和平,反为美国称霸世界摇旗呐喊,在舆论上协助美国加紧围困朝鲜,企图把朝鲜人都饿死干净才甘心,与禽兽何异?

民选的奥巴马就一定比世袭的金正日能力强吗?

    人言:“狡兔三窟”,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这说明要做出抉择,一般应该起码在三个人之中选才能分出上中下。在随机产生的三个人中,一般能找出一个可造之材。而美国选总统,基本上只在民主共和二党驴象之争中产生一,有人称之为在两砣屎里选一砣而已,和选喝可口可乐还是百事可乐一样,毫无意义,民众的选择余地很小,民众能辨别总统侯选人口才好坏以外,并不能准确了解这些政客其它方面的能力。以奥巴马为例,竞选之时,信仰“牛不吹大点没人信”的哲学,每次讲演滔滔不绝,似乎对摆脱经济危机很有信心,但细心点的民众会发现,他的演讲过多地只是喊口号,听起来带劲,却并无有效的治国之策,肚子里的墨水并不比大家多。果然,此君上台后,面对诸多难题束手无策,经济越发低靡,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今年两次让政府面临关门的窘境。现在连他自己都对能否连任不抱什么幻想了。民众非要到这时大概才从激昂的情绪中清醒过来,即使以后换了新总统能让经济有所改观,起码已经失去了四年宝贵时光,并让破败的经济平白无故雪上又加了四年的霜。

    韩非子见解深刻,却是个口吃,希特勒口若悬河,却把德国人民推向了深渊。如果口才就能代表一个人的综合能力,我看街上的流氓都能当总统。他们的花言巧语能哄得少女失身并抛弃掉她后还忠心耿耿于他,可他的能力能治国吗?我的口才就不好,说话直来直去,直指人心,一点让愚民们陶醉的浪漫感都没有,别说骗少女了,能说话不得罪人就不错了。要说口才好,赵括的口才也不错,能纸上谈兵,把个赵孝成王哄得团团转,其结果是把四十万赵军带进坟墓活埋掉了,马谡的口才更好,连这么聪敏的诸葛亮都像少女一般被他的豪言壮语冲昏了头,感情用事的结果却是诸葛亮自己差点成了司马懿的俘虏,事后才跳脚后悔。这口才好到底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人说美国人文化水平高,依然是被感情控制的动物,自作聪明而已,其实也是群糊涂蛋,他们信奉“有没有真才实学不要紧,能吹就行”的人生哲学,就像美国人的公司招聘新人一样,你只要打扮得体,能滔滔不绝地胡吹,故作高深玩点文字游戏,那他们就会误以为你有真本事而被欣赏,而真才实学却被放在了后面考虑,他们称之为“包装”、“公关”,实际害了他们自己。近些年真正忧国忧民而且比较明智有点头脑的候选人,我看应该是戈尔。如果是他当选,很可能不会发动这么多大规模战争,美国也不会这么快就衰败了。但此君大概不像布什那样能胡侃,不顺着愚民的喜好说他们爱听的话,美国的愚民们就不那么喜欢他,让他04年以区区几百票落选,这后果应该由美国人民自己承担。

    台湾人说陈水扁律师出身口才好,所以选了他。我看过陈水扁演讲的电视转播,并未觉得其口才有什么过人之处。与其说他有口才,不如说他会玩文字游戏,有贼心又没贼胆,整篇演讲忽左忽右,心里想的一回事,嘴里说的是一回事,手里做的更是另一回事,这样一点没诚信的人居然被台巴子们认为“口才好,有能力”,能让他们“走出埃及”,而选他当了总统。其结果是让他上台后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不说,还大贪特贪,白白让台巴子们交了四年的“民主学费”。

    看来台湾人更差,美国愚民起码还分辨得出参选者的口才好坏,台巴子连分辨口才好坏的能力都不具有,就稀里糊涂地投了票。美台这些所谓“高素质国家”搞民主尚且搞成这样,要让大陆的愚民也来这么民主一下,我不知道会选出什么妖魔鬼怪来。

    相反,没有经过这种民主选举,而是在诸皇子的小范围内世袭选拔出的继承人,却往往有实际能力,金正日就是个典型。朝鲜作为一个弹丸小国,周边被韩、日、美军等世仇包围,以前赖以保护的苏联早亡了,中国当了叛徒,武器受到禁运,经济受到封锁,资源又匮乏,内无老本,外无救援。可就这样一个处境,金正日周旋于列强之间游刃有余,能把政权维护得铁桶一般,让美国打不敢打,碰不敢碰,反而把诸列强牵制得团团转,管是不是流氓,倒是中韩美时不时要拿出钱来应付他的勒索。我们从没见过他有什么好口才,但可以肯定他有两把刷子。而奥巴马在所谓世界最富的国家执政,资源那么丰富,军队那么强大,人民素质那么高尚,有让运运们五体投地号称“最优越”的资本主义制度,要风是风,要雨是雨,尚且把国家搞得一筹莫展,你能想象让奥巴马同志和金正日对调一下,让奥巴马去管理朝鲜吗?估计没几天就亡国了。据说金正日健康状况堪忧,因此早立储君,他有几个儿子,都从小进行了专门性的培养,以应付未来艰险的政治生涯,选择余地比较大,淘汰了只知道吃喝玩乐的金正男,选中了他看得中的金正恩。世袭有亲情和血缘关系在里面,一般来说能使政策得以有连续性,金正恩一定会坚持金正日托付的路线和政策,决不会像邓继承了毛,就清算前人,否定文革,也不会李登辉一样,从蒋经国手里一接班就另搞一套,使人亡政息的。这就是国家赖以稳定的基本保证,这是世袭的优点之一。

    古代皇帝选继承人也是这样,在三五个候选人中选出的一般比较称职,当然候选人太多也不好,比如康熙有几十个儿子,结果明争暗斗闹得不亦悦乎。所以皇帝一般要选妃,起码自己得有三个以上的儿子,如果里面没有特别优秀的人才,立长是最好的选择。而候选人少于三人的,就比较危险,如同治帝是独苗,横竖只有选他,结果不大成材,中途亡故。同治无子,继承人更是个问题。只好把同治的堂弟,也就是慈禧妹妹的儿子给立了光绪。大清的事情坏就坏在这上面。

    为什么要搞世袭?因为世袭充分考虑到人自私本性后,实事求是的政策,把遗产转让给自己最亲的人,行得通,而民主则是美化人性后不切实际的高调和矫情,行不通。邓把江山给了江,江把江山给了胡,心里都不痛快,所以海内外都知道他们下来不会老实,而是在位期间就在朝廷安插足够的亲信人马,仍然要当太上皇影响朝政的,那么这样的朝政势必勾心斗角,黑幕重重,新君虽在其位,却没有相应的权威,非要等太上皇死了,皇上才能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今年七月,有谣传说江死了,我马上看见古帛寿出现在了新闻联播,一反平日阴沉着的脸,与日本来访者跳起舞来,不知道什么事情让他这么高兴。以后习当了政,他就成了太上皇,要是这时江还没死,江就成了“太太上皇”,一个太上皇就已经够习受的了,以后还要服侍两个,这么热闹的政局是绝不可能搞好的。

    事实上,同治亲政后,慈禧作为亲妈完全不像光绪亲政后那样处处干政,虽然她权力欲望很大,但毕竟同治是他亲儿子,她放权给同治心里想得过,真的结束了垂帘听政。而对光绪就不同了,光绪是她妹妹的儿子,实际只是外甥,她和她妹妹关系本来就不大好,江山再也不是自己亲骨肉的了,关系隔一层,心情大不相同。一般女人都自己亲骨肉疼爱有加,而一旦当了继母,那就完全变了个人,再慈祥的母亲都会毒如蛇蝎,可以把继子活活饿死,可以下手把继子的腿都打断。所以所作所为根本不从江山计,而是自己的享受第一,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换了是同治当皇帝,她虽然也要享受,但一定能分清主次。这和同治还活着的时候,她兢兢业业指挥李鸿章曾国藩剿灭捻子和发逆成了鲜明的对比。结果,不幸的是江山,倒霉的是百姓。大清从此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拾。光绪亡后,慈禧仍不肯对大清负责,不顾众人立小恭王的建议,不顾危如累卵的社稷需要成年人亲政的事实,执意立三岁幼童为帝,目的只是担心否定她的日子来得太快,会不会过早把她从墓里扒出来。

    现在的中国,既不靠世袭,也不需民主选举,既不需才也无需德,所以连有没有基本的口才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而只要能拍能贪,只要能跟对人,就能被隔代指定,只要有秘书写的稿子照着念就能混日子,有时候我看电视里古帛寿和影帝“演讲”,枯燥无味,全是套话空话,还得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仿佛说快一点天都会塌下来似的,有时听得我实在憋得难受,跑厕所拉完一泡屎,出来一瞅,他一句话还没讲完呢。这种人的大脑除了拉帮结派、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那块区域比较发达,其它方面几乎是白痴,我还曾劝进他当皇帝,现在看来他是不行的,不知道薄可不可以。

    以上只是比较了世袭、民选和隔代指定领导人的优劣,朝鲜世袭优于美国民选,美国民选优于隔代指定。但并不等于说朝鲜就是我所欣赏的帝制典范。相反,我认为金日成推行的“先军政治”,既不行商鞅所说的“王道,帝道”,也不符合秦孝公选择的“霸道”,实际倒像是一伙土匪劫持了人民在行法西斯统治,完全是为了统治而统治,缺乏圣人的教化做指导,不是帝制是专制。而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帝制,是和圣人教化相辅相成的,讲的是“师法造化,无为而治。”中华的帝制与其说是一种政治,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处处以尧、舜、少昊、颛顼、伏羲、神农及历代明主为榜样,以公正、仁义、恩行、赏罚行世,这岂是朝鲜所能比拟的?

    现在人们一说起皇帝,就想到“荒淫无耻”,一提到帝制,就认为会“像朝鲜那样”。这是极大的误解,这种误解是五四以后那些别有用心的文人妖魔化中国历史,并有意散播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十三亿愚民以讹传讹造成的。帝制是由帝王主持,以圣贤教导为辅,让人民的生活处于正常的轨道的制度,决非像现在文艺作品渲染的那般。印光大师认为,纵欲的结果是让百病丛生,人类的死亡四成与性欲有直接关系,另有四成与性欲有间接关系。而且纵欲更让民风败坏、道德沦丧。古代明君深知其危害,根据节气规定每月的某些日子为“房事忌讳日”,君王命人进行专门转载,并负责抄录发放到百姓家中,每至忌讳日当晚,衙门派有专人在沿街敲打“铎铃”以示警告,令人们于此日要严肃威仪,不可轻薄,止欲戒色。这项护生活动,国家把它当做一项非常重要的政务来抓,古圣王爱民如子,其诚意可以说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古代中国人也把皇帝视为天视为父,现在各国,哪个总统、主席、委员长、总理有这么关心人民的?哪个民主国家有类似的政务?不仅没有,相反他们还提倡“解放和自由”,让愚民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叫愚民怎么解渴怎么来。放任愚民们的邪性,愚民哪里能分得清对错呢?这样反而能得到愚民的支持。

    这些无耻文人还会狡辩说,帝制再好,怎么大清老被列强欺负,割地赔款呢?你看人家国家,苏联、美国、日本、英国,那才叫富呢。帝制一无是处,还是要全面地学西方国家才算适应了潮流。于是愚民们急不可待地抛弃了帝制,一百年来抛头颅洒热血追求美国式的民主和俄国式的共产,可是折腾到今天依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想请问这些愚民,如果你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老好人,除了会种种地赚钱外,平日里的爱好就是读读诗书,对你们这些子女十分疼爱,家里虽然不富裕但也其乐融融,但村里最近搬来几家野人,有个叫美利坚的黑社会恶霸,好干涉别人家的私事,有个叫苏联的浑蛋,仗着身高力大蛮不讲理,没人敢惹,还有个欺软怕硬的强盗叫日本,还有个毒贩叫英吉利,还有个开妓院做拉皮条生意的人叫法兰西,平日里还经常欺负你那老实本分的父亲。结果这些人家靠发不义之财都“率先致富”了,唯有你家越来越显得破落,按照看不起帝制的现代人逻辑,不是说自己争口气,好好读书以后做了官,别人就不敢欺负,而是对你父亲一脸看不起,总是在父母面前情绪激动地大肆宣讲“瞧瞧人家,那才是做人啊!多阔气多威风。”大声辱骂你父亲:“老土,只会种田,读你食古不化的烂书。你为什么不去学人家?”整天在你兄弟姐妹面前大声数落你父亲过去割地赔款的窝囊事,伤害你爹在家里的威信,甚至代你父亲总结经验教训说:“之所以老是吃亏是因为你看了太多垃圾诗词歌赋读了太多孔孟之道的缘故,家里不能由你做主,应该发扬民主,以后我来当家。”逼着你父亲改变做人的方式:“把诗书都烧掉,把锄头犁耙都扔了,要么加入美利坚的黑社会,要么学日本上街去当流氓,要么也学法兰西把牛牛卖了换钱将家重新装修成妓院接客,要么干脆跟英吉利出远门去贩毒”。除非你父亲能快速致富让你过上你想要过的那种吃喝嫖赌灯红酒绿的“好日子”,你才能认他。如其不然,你就把自己的父亲赶出家门,然后跑美国家门口跪在地上管人家叫爸爸,口口声声要“取经当干儿子”,认贼做父。

    我想问问这些反对帝制的人,你父亲要是在外受了气,你不想着如何安慰你父亲,反而会去认欺负你爹的人当爹吗?你们干的不是这种禽兽事吗?你父亲不会赚大钱,难道就不是你爹了吗?好爸爸坏爸爸之分,是以能不能让你早日成暴发户为标准呢?而不是从他关心不关心你,教不教你走正道的角度来看的呢?

    我之所以要出来宣传帝制,就是要把这些道理讲清楚,摧毁一百年来这些无耻文人散播的这些邪知谬见,为迷失者指出正途,在黑夜中为作大光明。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1-12-29 18:47:41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中国模式与重庆模式

讨论会

2011.12.23 下午

萧功秦 :

    “我谈谈我参观重庆以后的印象,我认为我是代表了相当多的大多数,这次我有了机会看到了重庆的情况,首先我要谈的第一点就是重庆给我的印象比我想象当中的要好,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一个客观的知识分子,它确实比我想象的要好,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左。

    重庆也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左,国进民退的现象对他们来说,用他们的话来说是国进民也进,凡是有二十个人以下的资本企业要无偿地补助五万元,希望私人企业发展,帮助社会就业。如果五十万的企业,每一户企业能够雇佣五个人的话,就是两百五十万人的就业,国进民也进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重庆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中国未来民主所需要的一些条件,它要创造一些条件,客观上它创造了这样一个条件”。

杨帆(已经本人修改):

    我为什么提出这个命题?我请萧功秦11月去重庆参加《探索》杂志编辑部和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组织的“重庆模式研讨会”。我发现基本上请的都是左派,重庆搞马克思主义的人也非常多,基本是马克思主义理念来解释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相反,自由派前几年进行大规模批判,今年以来基本抱抵制的态度,也不研究也不看。我和苏伟写的《重庆模式》一书,北京主流媒体几乎没有报导,基本态度就是不表态。

    我给苏伟提出意见,他说右派请不来。我说你们可以通过我请,但,他们重庆对我态度也是讳莫如深,连拍电视也把我拒之门外。针对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我争取了三次发言机会,

    谈了第一,重庆打黑以后最具有搞民主的基础。第二,我和左派在理论方面的区别。由于我是第一本《重庆模式》的策划者和作者,所以他们对我尚且能容忍。但是老萧用另一套语言,讲到“唱红可能被毛左利用”的时候,当场起来七八个号称是韩德强的粉丝,大骂萧功秦,包括“你竟敢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话。苏伟告诉我,韩德强的粉丝比我多。

    苏伟作为召集人,很不好意思,我倒挺高兴,这说明我说对了,就是重庆今年以来受到了左派理论的影响和一定程度的控制。

    我和萧功秦商量,趁他来北京开会的机会,请一些中派,用新理论解释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不用左右派意识形态化的理论。

    我特别提到,当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四清”争论。少奇做得左,毛说得左,说错了的危害更大。做错了,多伤几个人,之后好纠正。说错了就很难改。

    今年超越左右翼,我国理论界成果不小。包括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提倡“超越左右”。我组织多次对话,许多有水平的朋友来捧场,对话的深刻程度不错,在我的博克和共识网及时整理,效率非常高,很大促进了我国思想界的对话。

    《改革内参》最近登了我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章,这是两年前经济日报内参跟我约的稿,现在才发表。所谓改革派也在调整,他们要是不容纳新的东西,把改革意识形态化,恐怕没有人听了。坚持超越左右是正确的。

    萧功秦这种学者说话有分量,他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且他的书我也看过,还是不错的,一直就是超越左右的思想,理论比较新。所以我们今天就重点听听萧功秦来讲,子明可跟他对对话。

    萧功秦:我对重庆模式一直非常关注,今天我也做了非常精心的准备,我就把重点说一下。

    首先我认为在中国一个超大型的后发展国家,要走出一条正确的路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人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多元的试错,地方有它的试错的自主性,这对于中国的成功改革走向一个自由的民主、法制社会的进步来说可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所以我多次在很多场合都把中国和日本做一个比较,我在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做比较的时候一直强调一个观点,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清末改革的失败,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在于结构性的原因,那就是日本是由256个小的共同体构成的一个国家,叫做分封体制,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中国的试错就是道光皇帝,接下来是咸丰皇帝,之后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摄政王这五个人,是一元试错,日本是多元试错,日本的多元试错意味着日本成功的概率比中国要多256倍,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日本的成功和它的多元试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从现在来看,各个省都有一定的自主性,已经摆脱了那种原来铁板一块的局面,开始出现了各省开始根据自己的可能性、利用本身的政治资源,这个现象是六十年来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充分肯定重庆模式,在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它走的道路是非常可贵的,而且它也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另一方面,我和很多知识分子、学者甚至包括很多沉默的大多数一样,对重庆模式确实曾经有过很多担忧,今年上半年在上海召开了一次重庆模式的座谈会,也是民办的,不是官办的,那个会上面我大概是唯一一个对重庆模式作出系统质疑的人,我大概提出了五点,第一,重庆模式的唱红的问题,在没有和左的东西划清以前的那种唱红,会不会为一些反改革的势力提供某种打击改革的机会。我提到法治和人治的关系,提到了完全由政府进行一整套的所谓工程设计的改革有它的局限性,也谈到了强人政治的局限性等等,对重庆模式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一定忧虑的人数相当之多,我想我很大意义上大概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

    这次正好有一个机会,使我能够到重庆参加了学术研讨会,参加这个会议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从小在重庆长大,这次是我二十年来第一次回到重庆去,三天时间,第一天是理论讨论,第二天是进行参观,第三天是我找到了四十年没见的老朋友,他是生活在底层,目前还生活在底层,我想有一天的时间和他交流,因此我觉得我比很多参观者多了一个机会了解底层的老百姓怎么考虑重庆问题的。我谈谈我参观重庆以后的印象,我认为我是代表了相当多的大多数,这次我有了机会看到了重庆的情况,首先我要谈的第一点就是重庆给我的印象比我想象当中的要好,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一个客观的知识分子,它确实比我想象的要好,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左。我特别要谈的就是几点体会:

    一、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公租屋,公租屋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看的一个问题,它首先要在重庆若干年里的20个片区,每个片区有20万人,20个片区要几百万人,能够有几百万的公租屋来供中低层收入者来租赁公租屋,地点选择不是选择那些所谓的边远地区,而是选择在比较好的地区,和其他的房子在一块,避免了贫民窟现象。申请条件很宽,打工者、毕业的大学生、低收入家庭,只要符合相当条件都可以申请。而申请以后,以摇号的方式公开选号,真正达到两百万人可以入住的标准的时候,它的数量是非常大的,一开始可能是像头彩一样,后来肯定会数量非常之大,而且租金也不贵,一个平方大概十块钱,五十平方左右就是五百块钱,一家收入是三千块钱的话,相当于1/6的收入就可以把房子租下来,房子里面的装修完全由政府来装修的,装修标准也相当可以。而且你也可以防止所谓的有些人钻空子,有联网,通过联网已经查出哪些已经有房子的不符合条件的,马上清除出去。房子的运作过程是每一个平方大概三千成本,包括迁移、建房子、装修等等,一个平方三千块的成本,基本就能够完成这件事情。整个运作、融资手段也是用政府的方式进行融资,包括一部分是社保基金,有商业贷款还有房租的租金,还有底层的商家店铺按商品房的价钱卖掉积累下来的资金,所有这些钱作为可持续性的资本。

    当时我看到图像上有阿拉伯酋长国和其他的一些地方包括基辛格等等都来参观过,我就问他,那些国家有什么感想,他们说,阿拉伯酋长国说他们觉得这个很好,但是他们根本没办法做到,原因是和中国的强势国家能够完全进行统筹的能力和整合的能力是非常有关系的。对此我的感触非常深。

    第二就是打黑的问题,我私下里问了大概三十几个不同层次的人,在街上、在码头、民工、小老板包括我的底层的朋友,他们都一致对打黑表示了赞口不绝,说是安全多了,出门本来是不安全的,再加上交警平台24小时值班,重庆的安全也达到了很高的安全标准。我的一个学生也告诉我,重庆的打黑产生的效果已经超出了重庆本身,他是湖北人,湖北一些搞监理的同学都说,自从重庆打黑以后,湖北的黑社会有所收敛,因为重庆打黑,其他地方也收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所以确实有相当正面的效果。我曾经听到一些朋友曾经说过,当一个农民原来是三十块钱可以机耕,黑社会来要八十块钱,一点办法没有,打黑以后,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一般来说后发展国家只要进入一个市场经济的过程,就很难避免那种所谓的“苏丹化”,就是朋党政治,用朋党的方式来进行社会的治理,恩威并用的手段和家长制来进行那种黑社会和利益集团的勾结、和政府的勾结,很多国家很难避免这个现象,某种意义上打黑也是防止中国走向“苏丹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另外我对重庆的警察沙龙也确实有一个新的看法,重庆的警察沙龙我觉得实际是想重建一种警察文明,原来我们建国以后的警察是专政工具,重庆的警察沙龙和警察文化是要把专制工具的功能转变为维护现代国家的文明秩序的功能,不是简单的阶级镇压的工具。公安局里有长廊,长廊里有很多藤椅,警察和他的家属在休息的时候都可以凭着他的警官证和家属证来这里享受像沙龙一样的,沙龙里有很多介绍,包括历史上伟大的警察、福尔摩斯、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政治家是警察出身的,包括普京等等,对各个国家警察文化的介绍和世界名警察事迹的介绍,想通过这种方式提升警察的荣誉感,在文明建设中增强警察的荣誉感,包括有贡献的警官的铜手印放在里面。整个感觉,我觉得他们有一种理想追求的。这一点我觉得也给我一个非常积极的印象。

    陈子鸣:这是警署内部的设置?

    萧功秦:对,是警署内部的,里面的警察很有意思,都是穿西装,不穿警服,我问他们为什么,他说我们就希望给大众一种亲和的印象。

    重庆也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左,国进民退的现象对他们来说,用他们的话来说是国进民也进,凡是有二十个人以下的资本企业要无偿地补助五万元,希望私人企业发展,帮助社会就业。如果五十万的企业,每一户企业能够雇佣五个人的话,就是两百五十万人的就业,国进民也进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至于整个运作,我觉得它基本是向民生靠拢,包括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等等,整个治理目标是民生建设。

    初步有这个印象以后,我想把它从政治学角度做一个分析,我想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它实际是一种强政府下的强人政治,强政府下的强人政治整个关注的焦点是注重于民生,是借助于政府的整合资源的能力来致力于实现一种民生,实现民生的目标是实现一个社会的转型。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说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话,它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未必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因此重庆实际是想通过强人政治和强政府的组合来实现这么一个转型。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强人政治有它的独特优势,比如薄熙来是一个革干子弟、红色贵族,有特别的优势,加上他本人的能力和他在北京高层具有的丰富的人脉资源和政治资源,使他在动员资源方面有着比其他地区更大的优势。再加上他有一个市长作为好的助手,这个市长又是很少有的具有经济原创力的一个专家,这样一结合,强人政治和技术专家的结合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个政治模式上的定位,我觉得就是想克服所谓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弊端,单纯的自由放任缺乏一种有效整合的情况下就很难完成顺利的转型,这一点我觉得我可以引证美国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克里在《政府引导性的发展》这本书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后发展国家的威权政治在实现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新世袭主义,是最落后的一种发展模式,就是我们所说的苏丹化的朋党政治。第二种类型就是分散型的多元政治,后发展国家的分散型的多元政治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印度这种模式,他认为比较成功的就是东亚模式,东亚模式被他定义为是凝聚型资本主义,就是靠集中政治、极权政治加上市场经济。他说凝聚型的资本主义在整个资源整合方面、在产业政策的制定方面、在企业家和政府的合作共同谋取经济发展方面有着一种其他的体制所没有的独特的优势。

    我觉得重庆模式似乎是一种更强势的凝聚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强政府加上市场经济的导向相结合,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它的强政府、强人政治谋取的是所谓向左的极左势力的回归,不如说它是要克服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弊端,他们似乎也提到这个问题,简单的新自由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弊端,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当然这个过程,强政府强人政治在中国社会上的各个省都在走这条路,包括广西,广西也算是搞这一套东西,广东其实也是这样,仇和现象,更明显地表现出强人政治已经成为很多选择当中一个基本的方向。但是我觉得重庆不同的在于它的凝聚型的市场经济资源的运用或者强人政治和强政府的运用幅度更大,能够更深入到民生的领域,深入到更深层次的领域,对官员的督责程度更高。用他的话说,“让民不聊生变成官不聊生”,这句话很片面也带有俏皮性,不管怎么样它督责政治的色彩非常强,相对于其他地区采取的强政府模式具有更全面的社会规划的蓝图,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工程设计和重组,它的基本方向是民生,是以解决民生为本位的,对社会的渗透程度更大,除了运用现成的强势国家政治资源以外还进一步动用了革命文化当中吸取某种资源,强化它的那种所谓动员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甚至觉得从一个后发展的国家尤其超大型的后发展国家要走向现代化的话,单纯的从市场经济完成以后再走向民主政治这条道路是一个理想的道路,实际情况绝大部分国家都可能陷入一个陷阱状态,当这个国家进入市场经济自由经济以后就出现了退化性的朋党政治,出现了很多黑社会现象,出现了很多对贫富的两极分化。这种情况会造成社会的一种井喷性的政治参与,就出现了民粹政治。似乎从单纯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过程陷入到这个陷阱的国家是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包括现在所看到的中东的茉莉花革命的那些国家,埃及、突尼斯这些都是陷入了市场经济以后形成了两极分化,形成了不满,这个不满形成井喷,最后形成民粹政治。我觉得重庆的事情恰恰是在市场经济过程当中通过强化国家力量解决民生问题,建立一个更好的所谓未来的民主,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能会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换句话说,重庆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中国未来民主所需要的一些条件,它要创造一些条件,客观上它创造了这样一个条件。未来的民主需要哪些条件呢?首先民气要顺,绝对不是充满焦虑感的老百姓,老百姓的民气如果不顺的情况下,民主失败的概率是非常之高的,一定会出现政治参与的井喷式的爆炸。后发展国家之所以在发展经济过程当中出现“急诊室效应”,一般说来就是缺乏这么一个公正的社会平台,在一个社会完全缺乏公正的情况下,专制主义在自由经济发展过程中又造成了社会极端不公正的情况下,在那个时候搞民主是非常可怕的。民主需要一种社会共识,这个社会共识必须以公正为保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上大量的例子我们看到是反例,就是专制国家、极权国家、威权主义国家陷入了民粹主义陷阱,原因是社会不公正,社会不公正的原因是自由化,自由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没有国家督导的情况下就很可能陷入苏丹化的政治。比如公租屋,彻底解决了底层最基本的需要,缩小贫富差距,应该说有利于底层在社会上产生一种平和的心态,不但这个社会的民主需要中产阶级发展,而且需要中低下阶层平和的心态参与到政治当中。中产阶级得到了满足,底层老百姓不满意还是民粹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包括公租屋的建设对开发民智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我想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重庆模式现在所做的事情客观上是一种新权威主义,是一种强政府型的新权威主义,这种新权威主义在目前阶段有它的积极成果。

    说了那么多好话,下面我谈点我今天要讲的重点问题,那就是为什么重庆实际做的事情和人们感受到的有非常大的差距?我在上海这些年里面接触的从公务员、普通知识分子、学者、企业家、白领阶层各个阶层接触非常多,我甚至可以告诉大家。迄今为止,谈到重庆的时候没有一个有正面评价的,无不对它忧心忡忡,总觉得他要搞的那套东西最后在中国要搞文革复辟,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也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学者公开对我说如果薄熙来上台中国就是一个大灾难, 我在重庆看到的正面现象确实很多,为什么出现这样么大反差呢?我认为重庆的宣传方面是有问题的,重庆本身有很多值得反思的问题,某种意义上重庆这个地区的唱红打黑过程中,唱红过程使得一些左派(新左派和老左派)过度误读了重庆,甚至把重庆看作是自己信仰的化身,其实重庆没有那么多左的色彩,但是它给人的感觉,他们会觉得重庆就是搞毛左的大本营,反过来,就使得很多中间派、对文革深恶痛绝的普通老百姓产生了对重庆模式的一种反感,一种疏离。
     这种现象,一方面是一些毛左的人士把他们所没有的东西赋予到了重庆模式上去,把它看作向极左复辟的一个大本营,另一方面造成中间派的冷漠和疑虑,这就造成了一种重庆给人非常大的假象。这里我想举三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今年上半年上海开了一个重庆模式的民间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给人的印象是富有很强的官办色彩,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可能是民间性质的,张洪量去了,他后来发了一个博客,本来他的博客写的是“我被安排在主席台就座,后来我因故没有上去,安排我靠前发言,另外让另一个左派做总结性的发言,在这个会上还专门邀请了毛主席生前就名动天下的一些著名学者在前排就座,是什么人呢,就是屈本宇和朱永嘉”,他们在这个里面的符号效应太大了,又是上前台发言的,张洪量是一个非常具有符号意义的人物,这在上海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其次重庆公安局隆重接待乌有之乡,重庆公安局电子屏幕上打着“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作为官方,作为公安部门这么官方的,是不是要偏离了我们党中央的早就已经定下结论的东西?这就使人有一个疑虑,可能他们是有目的的,是不是有这个目的?第一个例子是民间的也就算了,第二个是官方的。

    第三个例子,我亲身经历的,这次我在大会发言的时候,我刚刚开始提到重庆唱红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理清红色的革命传统与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界限,如果在没有划清这个界限的时候笼统地唱红,可能会造成很多严重的问题。讲到这个话的时候突然就被打断,下面大概五六个人就当场就闹会场,其中有一句话说“你攻击文化大革命”,这是他的原话,会场秩序乱了以后,会场上的主持人就把他们请走了。请走以后,我当时因为这种事情过去也经历过,我过去经常和自由派发生冲突,从来没有左派骂我,现在左派也骂我,我突然又想到了我和自由派谈的时候用的那句话,马克思说过,“人们不能要求玫瑰与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香”,在一个百花园当中应该有这种思想,再说这些朋友不管怎么样他是有信仰的人,对有信仰的人我是敬重的。

    苏伟的发言代表了官方,他讲得很好,他的话里有这么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他说他有歉意,怪不得人家误以为重庆在搞左,一而再再而三出现这个事情,误会越来越强,这些人是在为我们重庆抹黑,他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就说萧教授说的这些话其实是我们党中央在改革开放以后对毛的晚年错误早就进行了批评,现在还有人抱这样一些观点,所以人家会对重庆产生错误的看法。

    我举的这几个事情,重庆确实有它的问题。我对重庆的几个建议:

    第一、我们是不是应该对重庆的唱红运动做出一点反思。红色传统一个特点,在中国这个条件下,红色文化和文化革命当中极左思潮、和中国革命的红色传统同时分享了“红”这个符号,毛晚年的那些极左的路线也是红,它同时分享了这个符号,文革中的红海洋、一月革命的红色风暴、红卫兵、所谓红色恐怖万岁等等,都是在所谓的极左的红的下面搞的。因此红色文化资源客观上是具有两重性的,不能否认这一点。一方面它是维持现有秩序的一个制度上的合法性的资源来源,另一方面,它也确实是和毛的晚年的错误分不开的。如果说红的话,毛比刘少奇还要红,要唱红的话,就要落实到毛那里去。而且红色文化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代表红的众多的概言当中,有着意识形态所规定的定向的暗示性,意识形态是一个有机整体,有定向的暗示性。当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同时,要强调红色肯定要强调阶级,强调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的同时又有下面的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反对修正主义马上就要反对党内走资派,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等。如果我们党对红色文化不能做一个切割的话,笼统唱红,就等于在没有进行拨乱反正之前大谈毛泽东思想一样,会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后果,而且会把我们民族文化当中处于假死状态的极左的东西被激活、被唤醒。

    所以我觉得邓小平为什么当时就明确禁止提阶级斗争,因为他知道极左思潮和阶级斗争是潘多拉盒子,唱红如果我们不做科学切割的话,等于是潘多拉盒子,打开以后“左魔”就可能放出来,有可能使文革思潮被进一步合法。因此,我想是不是可以用健康的新文明来代替红色文化,来作为重庆的主旋律的一个基本的主调,用健康的新文明代替红色文明,为什么呢?因为新文明要比红色文化具有更强的包容性,红不能代表新文明的全部特点,而新文明却能包含红色文化积极的精神遗产。

   我认为新文明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和谐的精神,包容的精神,这是新文明所具有的特点,二是公民的责任精神,三是自由创新的精神。因此从和谐和包容精神角度来看,我觉得儒家文化当中有很多东西能够作为新文明的组成部分,责任精神,老一辈的共产党人为了打江山表现的那种时代的责任感也可以作为责任精神的一个来源。自由创新精神,我觉得在西方的一些优秀文化当中有大量的这方面的东西,我想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让新文明这个更广阔的概念来包含红色文化我觉得更合理一些。现在薄熙来本身碰到这个问题了,他谈到红的时候,红是很广泛的,差一点也说唐诗也是红的,但是这里已经出现了这个狭窄的问题。

    第二个想法,我觉得重庆模式当中,用全面渗透社会的强势政府来代替原先由公民社会来承担的一些社会功能,政府强势介入了社会领域,固然有利于发挥政府的优势,但是这种功能替代可能抑制了本来就不发达的公民社会的发育,甚至使已经发展起来的公民文化也出现了一种退化状态,自主的公民社会会越来越弱,而公民社团根本无法发挥它的作用,久而久之,社会这个领域会完全退化到无形,相当于一个三岁的小孩,本来有可能在三岁的时候应该学讲话的,这时候家长不许他讲话,根据他的表情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孩子该学走路的阶段不让他学走路,经过这个阶段,他就永远不会讲话和走路了。

    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公民社会的发展应该是重庆模式未来发展的目标,它的可持续性首先在于是不是能够发展公民社会,我们这里是自治性的社会组织,没有公民社会对国家的制衡,没有公民社会进行利益表达,没有公民社会作为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和政府进行沟通的一个桥梁,应该说是很难令一个社会摆脱目前的这种困境。

    关于公民社会发展的方针方向,我曾经提出合作主义的方式,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对这个问题展开。

   第三点,我想谈的是政府理性的局限性问题,因为重庆模式采取的整个一套方式是通过一种政府的理性进行制度性的设计。这就面临一个问题,包括重庆的大量农民工进城,由政府来给他们安排就业,把农村的地变成工业的用途,整个步骤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环节。但是如果说万一订单没有了怎么办?如果城市里的那些工厂的工作没有那么多工作机会了,大量的农民进了城以后就成了更大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要特别对政府的理性带有一种谨慎的态度。

    最后我想概括几点想法:

    后发展的大型国家权力集中的政府的国家干预,如果和理性结合,可能会形成一种服务于美好事业的强大力量,但是国家一旦变成主义,带有很大的危险,要防止国家变成主义,变成国家主义,我想更需要的是强政府以外的一个强社会,强政府和强社会的结合我认为才能为中国未来提供一个美好的前景。

    第二,从新权威主义角度来说,新权威主义最早的功能是社会稳定,接下来就是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到了第三阶段应该是民生建设,到第四阶段是宪政民主,我觉得邓小平时代主要是从新权威主义角度来说的,实现了一个政治稳定,实现了社会的拨乱反正,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指出了新的选择。在江泽民时代,经济转型和发展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在胡锦涛时代是搞民生建设,重庆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民生建设方面的重庆模式的尝试应该是做了很多积极的贡献。

    最后就是宪政民主,我认为重庆模式通过发展公民社会,为未来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应该说可以提供一些很好的尝试,对我们来说也可以提供很好的借鉴。

    唱红本身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层层加码,单位里一个一个动员,层层动员,搞形式主义,上班的也不上班,上班的时候唱歌,然后比赛,大概要有阵地意义,要从GDP中心主义变成唱红主义,而且这个过程是社会没有力量制约的,想怎么铺开就怎么铺开。老百姓也觉得这么搞运动式的唱红,而且是没有底的,可以一直这么搞下去。一些小老板说要不要唱应该随人家便,搞成那样,大家也有看法。

    陈子鸣:唱红热的势头好像也有所下降。

    萧功秦:好像是下降了。尤其是我觉得前天重庆开了一个新的党代会,特别明确地提出民主法治建设作为他们的重点,提出十五条,但是这里也没有包含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但是如果没有社会组织的参与,那种民主法治我非常担心它的走向。

    黄纪苏:我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也到了重庆,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到重庆去过几次,刚才老萧说的,我也有很多共同的感受,我也稍微说一点,我刚才听你一说,你是用你自己的话,或者从我理解,你是一种自由主义,但是它是一种现实的自由主义。刚才听了你一句话,我还是挺感慨的,我去了之后,实事求是来说,跟我去之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杨帆说这次会议是把意识形态放一边,不带意识形态,所谓不带意识形态就是把自己的立场和成见放在一边,尽量实事求是,萧功秦的态度我是很感慨的,因为这跟今天中国的整个社会思潮的趋势正好是不一样的,是比较理性、比较实事求是的。整个社会思潮今天越来越极端,越来越符号化,有点什么事就上纲上线,全国人民上纲上线的能力极强,有点什么事,一个“等号”就过去了,于是一个人可能等于一个猴。在中国这就成了一个特别情绪化、符号化,左左右右都这样。中国要和这种东西赛跑,如果这种东西占了上风,您刚才说的民主法治、政府理性化、公民社会等等都没用了,就是张木生原来所讲的,两边民粹,在广场上碰头,这就完了。
    萧功秦的这种态度我觉得特别值得提倡,我们今天发现,在知识精英这一层很多人已经越来越流氓化了,一天到晚恨不得约着去打架,如果这样的话,还要知识分子干吗,大家都不用说了。我们不抄刀子,养好身体,等着回家看热闹。

    我记得前几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国革命与阴谋史学》,现在很多人总是瞎编,比如关于田家英的等等,还造了一个中央文件,我还专门认真调查了一下,这是假的,后来我就登在凤凰周刊上,那儿有一个编辑登完了就跟我说,说黄老师,老毛是一个大混蛋,作恶多端的,人家就是给他造谣了,泼点污水了就怎么了。我说你愿意突破实事求是的底线的话,你们杂志都不用办了,社会所有理性的事业、所有理性的体制、这些人都不用干了,大家就有本事就抄刀子,没有本事就在家看热闹。

    萧教授在上海的发言网上传过,他看到的事实、他的态度、他的理解、他的讲法,我觉得是现在思想界特别需要的东西。

    我对重庆的印象,大概对照一下,也许对大家有参照意义,我也是通过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人家那边要写作一个什么东西,后来人家又说不行,又想找点人去看看关于打黑的,我说这个事还挺有趣的,我也觉得挺有趣的,抱着好奇心就去了,后来到了重庆公安局也有一番游历,也去参观了,什么警察博物馆以及看到他们审案子的档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萧教授刚才说的有一个感受,到了警务博物馆或者那个沙龙,他们都不叫博物馆或者展览,就叫沙龙,沙龙的感觉就跟星巴克差不多,我看有点挺欧化的,甚至很嗲的,中产阶级白领的气息特别浓,他们也特别喜欢,这块看不出太多的红色文化的传统,净是西方什么人的语录。

    萧功秦:警察那个地方是最不红的地方。

    黄纪苏:我也特别有好奇心,后来和他们王局长聊天,我觉得这个人属于民间天才,从底层上来的,人非常聪明,你要说他有什么红色的极左的,我真看不出来,他对这些东西比如画个画、西方的什么学术就特别感兴趣,后来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是个右派,他说没错,我就是“右派”,当然这些都是开玩笑。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社会后来解读成了这样,刚才萧功秦教授说了极左派或者毛派的解读,其实这是一方面,其实两边都这么解读。当然这些解读,比如自由派的解读,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我到了那个地方,有一天晚上就和当地的一些朋友在一个叫做酒酷的酒吧里,那些朋友都是搞电视的、编辑、出版人,都是属于知识阶级的,后来我就问他们重庆唱红打黑他们的感受,他们非常理性,他们马上就把自己的身份做了一个分析,一方面他们是普通老百姓,一方面他们是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的确他们警惕强人政治,警惕强大的权力,怕这些东西过于强大了,对于他们的自由是一种剥夺,也可能对他们的自由空间是有侵占的。这些东西他们都直截了当地说了,同时他们又说,作为普通人,我恨不得希望那三百个警亭弄在大街小巷上,希望就在我们家门口。作为普通人,他们就是这么看的,而且他们现在的确都觉得他们现在要安全多了。

    对打黑这一点,这个社会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共识,当然了,这个社会后来又出现了关于李庄的那些事,关于黑打的一个说法。其实这一块我想说一点我个人的感想,关于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的意见,因为我一直是在观察,我自己也有一些犹豫,我觉得当时包括《南方周末》所代表的整个中国的自由派的思潮,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肯定的是他们对于国家的权力造成一种监督,你有点什么毛病,你或者可能有时间毛病,我要监督着你,这也是公民社会,有它的积极作用。后来他们撤诉了,李庄撤诉了,我觉得跟这个也有直接关系,没有他们在报纸、网络、舆论上不断这么着,也不会有撤诉,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又有一个问题,他们把重庆这个本来可能有这种发展可能和那种发展可能的,他们会往这个方向推,他们代表知识分子,整个对重庆的那种好像你们打黑就是黑打,就可能是走向文革,最后可能走向极左,其实还真不是那样,你们使劲地往那个地方推,你们就跟乌有之乡是一块的,乌有之乡一看当然觉得这些也合适,我们就去吧,就送锦旗去了。所以我觉得是两方面都有这样的作用,其实我的感觉,重庆的各种可能性都有,当然现在从可能到现实是一个民生的东西。

   民生的我也在那儿参观了,两江新区是相对比较好的,大概相当于三环内外,那些建筑拔地而起,规模非常大,我估计在全国其他地方,比如在北京根本找不出来这样的。而且进去参观之后,有一居室、两居室的,应该说还是相当体面的,不会像吴敬琏、茅于轼他们讲的,只能是公共厕所,统一的水房、统一的厨房,人人就觉得我一住进去就是进了贫民窟了,他们这个真的不是,把人的尊严都考虑在内了。对于这些东西,实际在我们目前的官僚体制里,全国范围内它是做得最好的,规模最大、做得最好的。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如果要是平心而论的话,大家有公心的话,应该是支持的。因为这是做了实事的,其他地方做不了,人家做了,甭管是用强政府还是用什么,因为现在公民社会又做不了,资本也做不了,市场也做不了,最后他做了,他做的是一个好事。我就觉得这些东西该肯定的就应该肯定。

    下面我再说一下关于唱红,其实唱红也是很多知识分子非常普遍的,比如唱红没事我们平时也唱,60后、50后,你让他不唱红,他真的不知道应该唱什么,而且红很多都是从民歌来的,非常好听。但是我觉得萧教授刚才的分析确实不错,是比较准确的,而且重庆后来也有修正,后来他们弄成了唱红讲传,这个内容就扩大了,基本上不光是那些红歌了,什么马丁路德金、屈原、文天祥、宋玉都进来了,还有托尔斯泰。

    政府主导文化的确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三十年的政府在经济上你可以说成大于败,社会政治上成败各半,文化上的确是一败涂地,没有拿得出来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唱红,政府出来主导唱红的话,有一个先天的体制问题,因为这三十年政府没有文化,它只能把过去的过期的东西,过期的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好东西也已经过期了,现在它代替的是一个有毒食品,我们是要承认的,现在电视里一天到晚弄文物的、宝贝的,还有很多这些节目,我不是说不允许他们存在,的确是诲淫诲盗的,十几亿人,一人一颗歹心,他们现在唯一排的就是无伤大雅的,政府主导的文化行为就是所谓的晚会,晚会大概一场平均上千万,比如我们这个要办一个什么艺术节,弄一台晚会,准备把领导人请来,到了哪一级要一级保卫的,连空调多少度都有规定的,这个女领导说你们到北京去请人,一定要把濮存昕给我请来,男领导说一定要把谭晶、毛阿敏请来,税后的劳务费,不超过两支歌,就是五十万。这种东西,官方主持的文化非常腐朽,现在也没办法,它拿不出来,民间的文化,比如邓丽君那些小情小调还算健康的,很多歌曲和电视节目就是教人耍流氓、教人嫌贫爱富、怎么占便宜、怎么投机取巧,这种东西现在深入人心,电视里的节目教的都是这些。所以重庆针对的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拿不出好东西来,因为政府这么多年净教人耍流氓了,没有别的东西。文化上整个官僚体制、整个关系在干一件他们最不擅长、干不了的事情。这时候重庆针对这个问题,只能是把重庆卫视的广告给停了,那些耍流氓的不让弄了,比如《非诚勿扰》这种不搞。这三十年没有创造出特别好的东西来,这是这个国家文化的一个重大缺陷,所以重庆在这个问题上是整个体制的问题。

    这个问题短期内也解决不了,但是比如说重庆卫视的,这一段时间的点击率下降得特别厉害,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不取决于你说的,取决于你做的,重庆起码在打黑和民生方面做了,这对于扭转整个官僚文化我觉得还是有作用的。从这个角度上,我不觉得唱红能有多大意义,但是打黑不光打黑社会,主要是打黑社会的保护伞,还向官僚的利益出手,在这一块是不容易的,让几千人一下转岗,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的事,我们这个时代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应该对这个有一个理性的态度。萧功秦教授刚才表现了一种理性的态度,如果你不理性的态度,完全进行一种随心所欲的或者让自己开心的那种误读的话,把一个本来可以健康发展的、有健康可能性的,你可能给它推向另外一个地方,以后没准把中国造出一个希特勒来,这种可能性都是有,以中国现在思想界、舆论界这么极端化、这么符号化的趋势。所以我就觉得今天应该对重庆模式有一种特别理性、实事求是的态度。

    陈子鸣:萧功秦教授的发言,我取两段表示赞同,一前一后,特别是他前面最开始的话,我是非常赞成的,对于作为地方自治性的重庆模式的肯定,我有一个印象,我觉得好像我和萧功秦在某一个场合见面的时候,曾经畅谈过,都表示对重庆模式这一点,从这个角度看重庆模式是予以肯定的。最后他对于唱红的问题这一段特别是红的两重性的建议,我觉得都是很理性的。因为现在的薄熙来解释的红已经冲淡了,不是大红了,现在的红已经是含了很多过去文革中讲的封资修的东西都掺进去了,这个会已经变成了粉红甚至橙色了。

    中间他从新权威主义角度来分析的,很早我就和他有过一些文字上的讨论,我也不重复了。

    我们这个会肯定要把刚才季苏讲的知识界中不好的风气要抵制一下,今天是去媚求实的一个会,把意识形态的媚和狂热情绪的媚除掉,还事实本来面目。一开始我就先去消除一个大家的印象,就是认为自由民主派都是讲重庆坏话的,毛左派都是讲重庆好话的,我可以说这个一般化的概念是不对的,至少应用在我的头上是不对的。在三年前,我就说过薄熙来的好话,这个还不是说说而已,是写成文字的,发表在《亚洲周刊》上。是针对什么而发的呢?2008年11月3日凌晨,重庆市主城区所有出租车停止运行,11月6日薄熙来就到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四楼会议室与出租车驾驶员和市民代表进行座谈,我对这件事情表示肯定。我可以做一些对比,最近广东发生了“乌砍事件”,事件发生了多长时间省委才介入呢?省委介入是汪洋介入的还是朱明国副书记介入的,这两件事单独比较应该说都做得不错,薄熙来做事情的紧迫性和力度上还要更大一点。这两件事情都是好事,至于薄熙来是不是秋后算帐了,我当时写文章的时候无从知晓,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当时的及时反应我给予了肯定。对于汪洋派他的助手去处理乌砍事件,这个做法我也是给予肯定的,另外我刚才听胜平说昨天有一批朋友也开了一个会,予以肯定。

    这两件事情一对比,当时的文章我就引一下原文“薄熙来的所作所为使人们想起了21年前的中共十三大,想起了赵紫阳的报告和大会批准这一报告的决议,赵紫阳报告中专门有一节题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他说,对全国性、地方性基层单位内部的重大问题的协商对话应分别在国家、地方和基层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做斗争”,重庆的做法可以说是贯彻十三大精神,进行社会协商对话的一次尝试。我认为我这个评价还是相当高的,所以说自由民主派不讲重庆好话,这个事实上不成立。

     杨帆要求我们换换角度来谈重庆,所以我今天主要的发言中想讲两个非主流派的对重庆的评价观点,其中一个观点是一个朋友跟我讲的,这个朋友自己也没发表文章,我也不说他的名字了。一个观点是我自己的观点,这两个观点如果和季苏说的主流观点来比较的话,我想肯定都是非主流观点。

    第一、我想讲一下从包装策略角度看重庆模式。重庆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实际是有表有里,表里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人们对这种现象有很多俏皮话,比如说心里美萝卜、青皮红壤、香蕉人、黄皮白心,文革中也有一句话叫做我们看一个问题又要看它的表面又要看它的内瓤,这里有些差别是不奇怪的,任何人在言和行上都有一些差异,但是如果用包装策略,会使这种差异变得非常大,有意识扩大表里的差距。

    重庆模式作为一种宣传性的重庆模式,最著名的就是唱红打黑,对于不喜欢它的知识分子来说就叫做唱红黑打,这个是重庆模式的一种表。这种唱红在知识分子看来带有重新搞意识形态大一统的一个意味。“黑打”有为了追求某种短期效果不惜阉割法治精神的一套做法,认为是跟长期的中国未来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这是自由派普遍反对的。
    但是我的朋友讲,重庆领导人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要的就是你自由派反对的效果,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自由派骂,老左派、毛左派就放松了警惕性,重庆就可以顺利地出台他的红色包装里准备推出来的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内瓤里有什么呢?现在我们来看,既有市场化的东西,甚至也有民主化的东西。比如汪洋说要腾笼换鸟,原来的鸟都腾哪儿去了,重庆都给腾出去了,这个还是在市场上化一点也不含糊,在招商引资方面,过去老左派说招商引资怎么出卖国家权利,薄熙来做起来也是毫不含糊。

    作为一个高明的策略家,他们对左右派有很清晰的分析,右派实际是比较讲理的,你虽然说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你做的是另外的东西的时候,右派比较能够慢慢转变看法,就会承认你这个东西,但是左派是比较情绪化的,你一开始就让左派给你瞄上了,不管将来再怎么梳妆打扮,他都能看出你的本质,都能看出你是修正主义的。所以从包装策略角度来说,唱红打黑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高明的营销策略。杨帆告诉我们,重庆模式可能后面还有很多东西没出来,木生也告诉我们乡镇直选就要出笼,还会有什么东西出笼我们真的不好说,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可以供大家参考。

    我想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表里是薄熙来和黄奇帆的一表一里,或者也可以说是一唱一和,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据说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有任事精神,都想干事,不想搞击鼓传花。但是我的这个朋友对薄熙来评价更高,认为薄熙来还有更多一点的牺牲精神,他的牺牲精神是跟谁比呢?这个比也很妙,把他们比作汪精卫和蒋介石,汪精卫曾经说过,难办的事我来办,好办的事蒋介石办。他过去也是准备刺杀的,日本人打来的情况下,他也愿意把自己过去积累的那些清誉牺牲掉,然后让蒋介石去另外做一套,保留中国的面子,保留中国将来在国际的地位。所以说现在薄熙来宁可牺牲自己在知识分子中的清誉,为了保障重庆模式能够顺利展开,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法,这样做,确实我们从实际效果来看,确实给重庆搞独立自主的政策性实验打开了一片空间。

    第二,我想谈一下我自己的观点,从宪政秩序生成的角度看重庆模式,我认为这个事情我们要放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上来看,现在中国存在着两种推动中国前进的思路,一种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定型的改革思路,另一种是在新世纪逐渐形成的宪政思路。前者是一种进行庞大社会工程的思路,这种思路强调决策层与智囊团的互动,强调顶层设计、顶顶层设计。后者实际上侧重于以一种自下而上为主的在多元博弈中达到的均衡,然后逐渐生成宪政秩序的一种思路。这里首先要有多元存在,不能搞大一统,要有左和右的声音,要有官和民的声音,要有博弈互动,要有力量的此消彼涨,最后达到一种势力的均衡,这样才能产生一种可靠的宪政秩序。后面一种思路实际也是一种英美派的思路。

    谈这两种思路,我想要回顾一下80年代,在80年代的时候,上述的改革思路和宪政思路这两种东西是混淆在一起的,我们当时说改革的时候,这个改革的含义是非常模糊不清的,因为当时邓小平讲过,他说改革也是革命,是第二次革命。很多人当时的改革愿景实际是要达到一种革命性的结果,也就是说要全面恢复斯大林毛泽东模式,建立民主、富强、文明的新制度,这也是十二大提出来的。在整个80年代,当时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这样的东西是互相映照的。但是自下而上是主要的,包产到户是自下而上的,蛇口实验也是自下而上的,杨帆和张伟在天津开发区的民主实验也是自下而上的,陈一咨的农村组和体改所也是自下而上的。可以说在80年代的时候,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邓力群以及民间体制外的种种思路当时都存在,都在竞相发挥影响力,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实际上是改革宪政这样的追求混杂在一起的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局面。虽然在整个80年代中国很少讲宪政这个词,比如说我在以前的会上讲过,我对我自己的文献研究以后,在80年代和89年讲过宪政,85、86年都没有讲过宪政。确实口头上没有讲,但是大家心眼里有一种要达到宪政目标的追求,也有一种形成宪政秩序的内在动力和机制,“六四”扼杀了80年代的这套思路和趋势,92南巡以后定型了邓小平的这套改革思路,从而也就形成了这种不可遏制的社会腐败局势。要实现改革这样一种社会工程需要有两个前提,就是中央政府的设计者要全知全能,中央政府的执行者要无私无畏,但是近二十年来,邓氏改革的实践证明这两条无法满足,全知全能也做不到,整体性方案也拿不出来,要设计者不给自己谋私更办不到。所以说结果造成了不受监督、不可遏制、自上而下的腐败。

    到了新社会以后,学者和民众开始反思和批判改革思路和改革体制,我最近因为在做一项研究,找了一些青年学者在2003年以来的一些文献,其中比如秋风的一篇文章定义了一个改革体制,要以威权政治超越改革体制。按照这种思路,按照“改革已死、宪政当立”的思路,重庆模式的积极作用在于有助于社会多元力量的博弈,有助于打破中央政府无所事事的维稳僵局,这种东西就是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的特征。有助于地方政府发挥自主性和政策创新,有助于形成地方自治的未来宪政格局。

    总之,只有搅动死水,让社会各个层面活跃起来,才能在博弈中形成新的宪政秩序。我们要实现宪政的目标,确实需要有完善的设计方案,但是更需要有社会动力,什么是动力呢?我想维权运动是动力,启蒙运动也是动力,慈善运动也是动力,地方政策创新也是动力,公共知识分子是动力,社区代表是动力,NGO领袖是动力,薄督也是动力,但是薄总书记可能是阻力。我们即使要相信强人政治,我们首先靠得住的是相信仇和和薄熙来在重庆这样的强人,薄熙来变成一个中央强人,我们有点不太相信,我觉得在地方耍得开,不等于在中央耍得开。

    所以我有一句话,希望有更多的地方模式涌现,不但要有重庆模式,还要有广东模式、浙江模式、上海模式、北京模式、山东模式,大家都来竞相把自己的宝展现出来,与其寄希望于中央的洗礼,不如鼓励和鞭策地方上,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政治强人与其进中央后无法施展,不如留在地方上深耕细作,养成曾、左、李之势。

    虽然我不是中共党员,我是一个体制外的反对派人士,我也管不了中共的家务事,但是出于开阔思路的想法,我想提一个设想,80年代把几个重要地方的一把手吸收进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了地方的政治话语权,这个对于80年代的改革模式的实验以及它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的活跃都是起了好作用的,现在不妨再升一格,把他们吸收进政治局常委,一方面解决政治局常委僧多粥少的难题,一方面鼓励政治强人留在地方上进行政治实验,开拓新局面。现在老板们坐着飞机满世界跑,公知们坐着飞机满世界演讲,中国的高官坐着飞机多跑跑路,在地方上掌权,回到中央来开常委会,两周一次,也没什么,我觉得对于中国现在财大气粗的财政来说,这点交通费还是出得起,所以我也想管点分外事,建议政治局常委可以让他们进,薄、汪可以进,但是进了以后别在北京,在地方上继续搞。

    张木生:我听了萧功秦教授讲、季苏讲、子鸣讲,有很大的启发,我特别承认萧教授的求实精神,他不仅是一个有心人,而且是一个特别有功力的人。他没有一个主题先行的东西,而是从实践中多用归纳法,少用自己形成固定概念的演绎法。我觉得这种方法是特别值得提倡的。

    我对重庆模式的观察,和我们发展组的老传统一样,就是抓两头,所谓两头一个就是最基层的,一个就是重庆最高层的。在这点上我觉得我有一点优势,重庆搞片子,重庆卫视让我做顾问,让我去讲四次,其实我就去讲了一次,赢得了重庆领导层的一定信任,所以黄奇帆召见了我们五六个人,跟我们细谈了两次。

    另一头就是从基层,这个基层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就是在我们家干了11年的阿姨是重庆梁平县人,我从这个阿姨这儿讲起,这个小姑娘从16岁一直在我们家,干了11年,我原来从她嘴里,前几年我就没听她说过什么好话,全是坏话,而且都说得很实,比如说他在梁平的一个镇子里,离他们家七八里路,村离这个镇子很近,原来没有路,他们一家三个姑娘,没有一个儿子,这三个姑娘前几年的遭遇确实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一个是经济上确实发展很快,另一个就是连一些最基本的民生问题都不给人解决。我们家阿姨的两件事使我当时对重庆印象非常坏,一个就是她和邻村的人结婚了,那个人在漠河当兵,漠河的部队给开的证明,允许他们结婚,生了一个孩子,结果她抱着这个孩子回老家,人家是部队批准的,出示了一切手续,结果把她爸抓到乡里吊打,计划生育,罚款两万。最后他们家总算把这个钱凑出来了。另一个,在镇上,她姑姑的院子里,给自己两口子盖了一个小房,又把她爸她妈抓去,说要交税,她问我,我们在自己家院子里盖一个小房,是属于什么税?我这个搞税的人也想不出来有这样的税种,又罚两万。她给我讲了,当时我都不信,说一个镇子里,就有三个地皮流氓、土匪恶霸,寻衅滋事,经常打人,而且打死了人,因为交了钱,竟然这三个人没有多长时间又回到这个镇上为非作歹,而且更加招摇。我说不可能吧,中国司法再坏,也没坏到这样,她说确实就是这样,我不会骗你。

    七年前,她的一个妹妹被卖到深圳大仓库,其实就是囤积妇女的一个窑子,那年我找了陈慕华,最后去抄,去了八百民警,抄出450个年轻姑娘。她们家三个姑娘在重庆都有遭遇,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确实太坏了,感觉像是水深火热。原来我就觉得重庆太差劲了。

    这几年家里马路修通了,家里安电话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们的宅基地,新村建设之后,腾出的老宅基地和新建的耕地都放到地票市场进行交易了,家里通过这个收入拿了几十几万,所以她也不在我们家干了,拿了这个钱和两姐妹买了公租房,而且在重庆就业比其他地方容易了,而且比给我们家干收入要高。

    我还有一个亲戚是重庆的老革命,叫刘荣华,是双枪老太婆三个原型之一,当过重庆市副市长,她们家孩子原来也没跟我说过重庆什么好话,虽然他们的身份都很高,一个是经委主任,一个是五十铃汽车厂董事长。但是这几年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我想说的,重庆的打黑对于中国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行动,很多领导对我那句话不满,我说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贪官搭台、奸商唱戏、权力市场化、执政产业化、地方政府黑帮化”,中央也有人能接受,所以我觉得重庆后面的一切好事,名声上的好事、民主政治发展上的好事,打黑是前提,是基础,而且你见到王局长了,王立军之前带着两位上将参观重庆的打黑展览的时候,当时两个上将问,重庆之黑,你是从东北来的,究竟黑到什么程度,你能不能给一个评价。他说重庆之黑在全国只是属于中下,比重庆还黑的地方还真多,而且很多还是发达地区。

    黄纪苏:他说或者最穷的地方,或者最富的地方。

    张木生:东北和广东就比重庆黑得多,重庆之所以能打动黑,第一,重庆的黑没有和中央的黑挂钩,第二,重庆的资本家也好,企业也好,还是比较土的,属于没有和世界500强这种特别大的挂钩的,所以一个薄熙来去了就能打得动,要是再高层次的,有很多是打不动的。

    举个例子,我们的解放军不应该是属于整个社会结构中最黑的,按照那天我们一块,杨帆也在,说社会上能有的军队里都有,只实行经济改革,不实行政治和文化改革,已经使我们的改革变成了一种瘸腿的改革。我们军队的黑最近有一个最黑的可以说是建党建国建军以来最黑的,现在还在进行中,这个人现在是一个中将,但是他能黑到什么程度,黑到这种程度还没有人管,还治不了,他把上海最中心地区的地评估是两千万一亩,卖给地方老板是二十万亿一亩,这样的事他在全国十几个省都干过。一个中将,不止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他和空军能够勾结,他所有出去的活动不是坐坐飞机,全部是坐专机,能够把全军的拆迁办公室给解散,弄三个自己的亲系用上这样的公章,在全国范围内变卖军产。他是一个河南人,他父亲是一个解放兵,原来是国民党的,后来被我们解放了,这样他能够在河南给他父亲单独修一个陵园,把他爸爸的资格变成雨花台烈士。把军队给退休老干部盖的比较高级的四百多栋房子,以个人名义送给私人,把公共的大的建筑楼可以送给资本家,但是就一个条件,必须刻上他个人的名字。所以到现在已经拿了半年了,还没有拿下来。军队有军队的纪检委,他现在还继续担任他的分工,和他上面的领导和一块坐在一个屋子里开会,他还分管他的工作,揭发他的上级领导都直打颤,因为有更高层的保护伞。我们这种瘸腿的单向的经济改革,政治和文化不进行这样的改革,已经使我们这个国家岌岌可危了,再发展下去,我常说西方找不着北,中国自己也找不到北了,就说我们的黑现在已经黑到什么程度了。打黑是重庆所有能够做实事的基础。

    重庆实际上黄奇帆也好,薄熙来也好,他们给我们介绍的时候说我们真不想叫做重庆模式,但是已经叫起来了,他说其实我们就是重庆探索。他说重庆探索的实际目的就是要把瘸腿的改革变成一种全方位的改革。我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都是从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胶东半岛这些沿海开放地区做的,但是我们是想拿到内陆的尤其是大西南、大西北这样地方的改革的高地,我们这几年的实验取得了几个成功,一个是我们改革的60%的精力用在了怎么对待农村、农民、农业,这是我们费精力最大的。我们在这个改革过程中使农民不仅耕者有其田,而且耕者有其产。重庆从原来的七百多万亩耕地,经过这几年的建设变成了一千万亩。所以我们政府手中才能有了这十五万亩可以城市化,而且我们这个过程是使农民确实无论多么偏远秀山、彭县等这样远的农村,农民的土地变成一种城市土地市场的地,进行交换之后,比在当地的价格提到了8-12倍。所以农民可以带着产、带着钱进城。第二,而且买了廉租房,我们马上就给他转换身份,而且使农民有迁徙自由,迁徙自由是基本人权。而且我们有意识地缩小城乡差别、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我们的目标就是经过几年的努力,使农村和城市人口倒三七,现在是70%还是农民,30%是市民。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做到了5:5,甚至城市是52%,略大于农村。但是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中,使整个重庆的基尼系数是下降的,我们现在也实行了对于全国各地现在都愿意来重庆就业的大学生的定向培训,都有公共教育的平台,都受过大学专科本科的教育,但是不一定实用,来到我们这儿,我们都给他一个免费的定向的培养教育,教育之后他很快就可以进入就业岗位。因为重庆的财政,别的地方都是两级财政,两种财政来源,我们是三种,我们的国有企业现在能大力提供上交利润,而不是变成像很多地方的国有企业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中国通信那么高的垄断利益,但是这几年才上交5%-10%,我们是30%,国有企业是我们的第三财政,剩下的我们有和其他地方不同的土地财政,我们有和其他地方一样的就是所谓的税收分成和中央的转移支付。

    比如重庆和上海比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这次中央到上海去考察俞正声,俞正声不能算一个不能干的干部,还是比较好的,但是评分很低,其中一个最得罪公务员的事情就是所谓搞阳光工资,其实全国都在搞。上海公务员的收入大幅度降低,黄奇帆和薄熙来不这样做,他们让这些干部动起来、忙起来的同时也大幅度提高了他们的待遇,因为有钱。

    黄纪苏:原来警官在办公室里打麻将,后来到大马路上站岗放哨,一般都涨了一两千块钱。

    张木生:他说我不用通过中央,也不用常委会集体讨论,我就可以第一次拿出50亿,下一次再接着拿,因为我有这个财力,我使处级干部能够拿到七千多块,使局级干部能拿到上万,一般干部也得有五千块钱左右。这样就使干部感到不仅能够付出,而且只要为人民干好事就可以得到。而且重庆的渝新欧大陆桥的建设,最难打通的一段就是俄罗斯一千多公里,现在货物可以直接到阿姆斯特丹港,俄罗斯是最实惠的也是最硬的,就是通过那一段,让俄罗斯入股,给了它25%的股份,现在深圳、上海出海关,竟然要到重庆去报关。它的开放,到今年为止,每年能够进一百多亿美元,然后投出一百多亿美元,形成了非常大幅度的对内对外的改革开放,而且都是到阿根廷、巴西去买中国最缺的资源,比如土地。它在那儿加工的豆油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只相当于我们从美国和巴西进口的一半价格就能做到。而且重庆敞开胸怀,他说真正中国的下一个内需型的改革开放和结构的调整,什么腾笼换鸟、输血式的定向的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支援都不是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像上海、广州、浙江、山东这样发达地区,你可以到内陆来直接包地区、包县、包省,人财物全来,属于你管。用这样一种梯度转移,形成新的开发。

    所以我看了一下,它的银行的呆坏账在全国比例是最低的,所以应该说重庆是一个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环境下一个内陆改革开放,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改革的一个高地的初始状况。薄熙来基本两三点之前不睡觉的,一心一意就扑到重庆的发展上,黄奇帆他们两个确实是“黄金搭档”,珠联璧合,黄奇帆不仅对国内经济非常懂,对金融,因为我们最缺的是金融干部,他也是一个金融奇才。刚才你说的很多我都同意,在中国这种环境下,你如果还想发挥,你没有选择,要发挥共产党的组织资源,因为你想找一个能够代替这个组织资源的实在是找不着,所以你在这种权威政治下,与其让它去黑帮化,越来越霸道,还不如就像重庆这样,扎扎实实地给老百姓干点好事。他的唱红其实就像黄季苏所说的,是想做一种文化再造,但是找不到更好的形式。什么弘扬精神,唱念读诵,是想在这方面摸一条路子,但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在中国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当时跟他们交换意见,我说唱红也好,英模团也好,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而且实践证明,就像做毛主席像章一样,会越做越大,最后像锅盖一样,所以会起反作用,这种东西不能作为一种发展趋势,真正当饭吃的不是这个东西,而是一种新的文化创新。

    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他提出来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那么小、那么破、那么穷的延安,当时所创造出来的延安文化,我觉得在当时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文化,现在听《黄河大合唱》、《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记得我看了一个东西很受感染,也是萧老师写的,就是拿现在的电影,在我们国家就算是比较健康的手机电影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对比,我看了以后很有感触。中宣部、文化部有时候跟他们讲起来,我说他们是中国第一反革命部”,搞的东西,中宣部花钱,一个星期给《色•戒》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宣传汉奸文化。张艺谋的破东西,都是几个亿几个亿的,那都是中宣部指示的,那个指示其中也有人参加分红的,然后打造什么华尔街。现在中国的文化已经都堕落到极点了,重庆只是一个初始,没有完全做好,但是他是在往这方面想。

    他说因为我们打了黑,所以我们现在完全有条件从基层村民小组到村、到县、到乡,实行中华民族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叫做皇权不下县,元明清之前,这种基层的里长也好、乡长也好,都是基层公推,推出来的基本都是比较开明的乡绅,起码还是比较好的。他说我们现在想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有了这个条件,这和我们打击的“袍哥文化”是有直接联系的。

    我觉得重庆只是在实验,它有很多不成功的地方,比如打黑一下抓了五万多人,最后判了一万七千人,剩下的是放的,放的部分是不是扩大化,我就问他们这个问题,放的部分是不是就扩大化了?他们也不能不承认,说确实有一定的程度。比如李庄这个事就做得很蠢。你好好翻一下从1938-1948年毛泽东所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阶段、新民主主义国家,宪政、公民社会、所有人的自由发展和解放、所有人的个性解放,包括多党合作,包括取消审查制度,出版、言论、结社、不分男女、种族、财产,包括迁徙等各方面的自由的设计,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资源。只不过不同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发展组的老传统,希望我们从民间所带动的改革能够借助我们党自己的传统资源,这个传统资源就是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解放之后,毛把它升格了一下,叫做初级社会主义,到56年结束,那个就比解放前的新民主主义论退了一大步。我最近论证了有七个方面的退步,就像我们当初发展组成立提出来了引进市场机制,推行民主政治,建立法治社会,这个理想就实现了一个,就是引进市场机制,非常瘸腿,那两个都没有进行,也进行不了,因为我们实验的结果就是这个能够和中央对话,就是怎么搞经济,所以从包产到户,也是陈子鸣说的,杜主任就发明了一个“可以可以也可以”,可以搞包产到户,也可以搞包产到组,也可以搞集体经济,你认为哪个优越就搞哪个,我们多用归纳法,少用演绎法,不要说我们想怎么干,而是中国的实际、国际的大环境和国内的小环境能允许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如果不和中央的要求结合起来,你们将寸步难行,而且也走不通。当时杜主任就说你看很多出发点都是很好的,包括竞选等等,由于没有和基层老百姓相结合,也没有和高层的接受度和允许度相结合,结果都走不远,我们不管怎么着还是走到了80年代末,后来“六四”给吹了。
    今天中国现在又到了这一步了,我们现在想设计的就是我们的老师那一辈,比如杜润生也好,包括刚开始支持我们的邓力群也好,后来他们两个分道扬镳了,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就是他们都没有为我们留下一笔组织资源,没有组织资源的背后是没有财政资源,后来他们都变成单个了。现在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得有财政资源,然后再形成组织资源。像当年我们老师他们那样,再根据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的需要来搞进一步的中国的发展和改革。

    李盛平:刚才老黄说的对萧功秦客观看待重庆的态度,我觉得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你也说了“右派”,我也看到一些帖子,说得也不客气,但是我总体觉得乌有之乡上很多文章都是匿名诡计,比如共识网能不能发起一个倡议,大家以后都看有真正名字的实名制文章,在座发表文章都是用自己的真名。现在无论左派也好改革派也好,讲问题,要认真地探讨问题,我觉得应该尊重,不管你的认识上有什么样的差异。

    我今天来开这个会,一是看望老萧,二是对杨帆,杨帆对重庆的认识、对重庆的批评,最起码他对重庆的批评是很到位的,态度也是很认真的,前半年就讲重庆不讲民主,会丢很多分。

    从一个政客获得眼球的做法上讲的,当然更实质的就是我们不管什么人,你提出了好的政策主张,就还应该得到大家的称赞,最起码撑开了这个言论空间和思想表达的空间。今年上半年和今年下半年的尺度空间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从大家争论,认识这个问题的本质应该说是很有好处的。但是现在我觉得确实是社会上的比较左的、右的互相谩骂攻击的东西,比如微博实名制,其他的实名制,实名制有一点就是减少了恶毒的攻击,你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任。但是我们从来不对这个事情表态的,要是实名制了,很多人对有关的意见也不好表达了。但是确实有很多匿名的东西是非常恶毒的东西。

    杨帆:匿名和笔名也分不清楚。

    黄纪苏:登记的时候得用一个实名。最起码得有一个态度,大家认识问题有差异,要争论,每次争论,如果你是很认真的,都是离真理距离越来越近,而不是胡搅蛮缠,有些就是人身攻击。

    嘉宾:北京已经开始实行了至少后台的实名制。

     李胜平:乌有之乡有一个叫做“雨夹雪”的,散布了大量的发动言论,给这个人造谣,给那个人造谣,弄了一大堆东西,而且没有事实依据的,这种做法,刚才说到了乌有之乡跑到重庆公安局去会合,乌有之乡带队的是魏新,他父亲魏巍,魏巍写过一封信在乌有之乡上发了,说“现在是最黑暗的时刻,要采取地下斗争的形式”,是魏巍的遗嘱。

    比如对毛的事情,攻击的很多,维护的也很多,中央在80年代对毛正确的就肯定,错误的就否定,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进行了抛弃,为什么重庆一唱红大家就害怕,主要还是怕搞到文革去。在座各位希望处理现在的社会问题是不是要采取文化大革命的形式。

    当年亲眼目睹了毛岸英牺牲的有一个唯一活着的,40年代是耀邦的秘书,人家写了一篇东西,其中有一个很长的段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交代材料,可能交代材料的真实性也有待商榷,就说毛岸英当时是怎么牺牲的,确实不是“鸡蛋炒饭”,写出来十多年也没发表,发表不出来。不管你对毛后来的路线有什么想法,但是对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的事实不能否认。我们怎么样来对待今天的左右不共识,我就觉得还是实事求是,怎么正确对待事实。

    乌有之乡的东西,1983年12月26日耀邦写的《纪念毛泽东》,这篇东西是他自己比较得意的,他就认为第一是完全是他自己写的,而且他自己还说过,说乔木在这么短的文字表述里未必写得比他好,他手书了19页,他对毛确实有他的感情,他也能认识到毛的局限性,看问题应该这么看。

    现在网上全是造谣的东西,就是在蛊惑民心,形成分裂国民的趋势,我非常同意老萧的意见,无论怎样我们是实事求是来看一个事情,比如我没去过重庆,我也说不出什么,但是看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来看,不是采取造谣诬蔑、无中生有。

    重庆要搞乡镇选举,也会开一个先河,就像怎么看待乌坎事件一样,广东省的做法还是有划时代的意义,怎么处理社会存在的各种深刻的矛盾,最起码反腐败是有一个做法的,有人还提出清23年农村的土地账。乌坎就说没账。怎么评价这个问题,如果重庆能够乡镇进行实验,对中国社会、对宪政的进程应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很多其他的,比如唱红打黑也好,这些议论很多,瑕疵很多,造成了社会混乱和思想纷争。杨帆从前几年就搞左右共识,而且左右能不能共识,和现在思想界的状况能不能概括。

    木生原来说新民主主义,是早年的还是要搞“一化三改造”,你就别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你直接就说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我们可能更觉得有好感。“雨夹雪”给耀邦造谣的时候也给刘少奇造谣,不过是写“刘××打击习仲勋”,说是毛泽东保护习仲勋,是“刘××”打击了习仲勋,造谣的人把历史都搞乱了。

    张木生:陈伯达这样的人都说文革之后我们要是一直搞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就好了。

    萧功秦:很多自由主义谈的问题,新民主主义的资源里都有的,我们可以在共产党传统资源中寻找出很多有利于我们转型的东西,这个还是很好的。新民主主义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解放以后有时候也讲到的那个东西。

    张木生:比38-48有七个方面的退步。
    李胜平:搞初级阶段理论前后,耀邦、光远和紫阳都提到新民主主义。耀邦晚年也有几次讲到新民主主义,包括关键的几个年份,耀邦都提到了。

    李胜平:你们的东西,80年代的改革和初级阶段,因为当时的中央领导对新民主主义认识说其实是回到了新民主主义,但是当时谁提这个谁就是自由化。

     李伟东:说你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是重庆的吗?
    萧功秦:这几个人很有意思,后来他们了解了一下,一个是湖南的,一个是贵州的,湖南的是一个退休的厂长,贵州的是退休的公安人员,他们那些人把重庆误以为是毛泽东的故乡和平台了,所以他们就互相结实了,就到这里来了。
    张木生:可能就是乌有之乡的粉丝。
    萧功秦:可能是这样一批人,不是大会的邀请对象。
    李伟东:给我感觉好像那个会都是毛左在开。
    萧功秦:这些人和会议是没有关系的,也不是会议的邀请对象,就是社会上一些人员互相之间知道有这个会,所以就来参加了。我谈到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东西他就受不了了。
    杨帆:我感觉那个会就是被左派控制了氛围

    萧功秦:我为什么觉得和你有点差异呢,我讲了强人政治是无法持久的,人走茶凉,这是必然规律,一定要有公民社会的发育,这个会后包括吃饭的时候很多人都跑过来,他们没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支持我,可见不是很左的,至少他们说你讲得很有道理,我们过去没有想过这个道理。苏伟也同意我讲的用发展政治学、新政治经济学,我今天谈到的所谓凝聚型市场经济的问题,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都是社会科学的概念。我特别讲了一段话“国家干预在很多情况下是实现美好事业的一个非常好的东西”,这个也是经济学的,不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那套意识形态的话语同样表达得很清楚,而且能够吸引大家共性地看待它。

    李伟东:我们在安仁镇,我说了几种思潮的时候,我没有把重庆和乌有之乡并列,我觉得乌有之乡是极左,我认为重庆是标准左派模式,薄熙来和黄奇帆都讲了,黄奇帆说资本主义就是必然要两极分化,民主那套东西基本都是假的,民主的东西要跟着资本的利益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在共同富裕基础上民主这些会自然而然形成。薄熙来前一段也讲了同样的话,所以我把它叫做标准左派,我把木生说成是中左,就是承认问题、打社会主义旗帜,或者退一步来讲打马克思主义旗帜,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我区分了左翼的三个方面,把重庆放到中间,到今天为止,我们观察历史只是一个横断面,重庆的问题正在演化过程当中,正在形成的一个全面改革的初始阶段,我们从安仁回来,见到了黄奇帆,他又有了新的看法,那时候他还没有这个看法,我就觉得他和社科院的左派已经合流了,就意识形态的表象而言。在意识形态表象下面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体制性、经济政策性的或者说临时性的措施,是有意义的。比如打黑,打黑的核心问题,刘立群跟我讨论的时候说你看重庆,重庆真正的黑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是跟建筑业、大房地产、金融业有关的,但是打的就是“袍哥文化”,但是木生解释说重庆的黑没有黑到上面去。

    张木生:我问老百姓,老百姓说打到文强,其实原来姓王的市长比文强还厉害,最后让他走了。

    李伟东:总之我的看法,我们剖析的是历史断面,在这个时段上,仅从现在到以往推三年来说,重庆所表达出来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标准左派。在这个标准左派意识形态下面做的有意义的工作我们都认同,包括公租房和打黑的总体倾向,实际效果就是打击了“袍哥文化”,包括唱红本身所要体现的振奋精神,把现在的靡靡之音和腐朽文化顶一下但是又拿不出来好的东西,拿过期食品代替有毒食品。但是它表达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思想
     张木生:薄熙来说了一句最中肯的话,我们是做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最缺的是理论。

    李伟东:而且到处找理论人员。我不是对他求全责备,这个事情是一个横断面的剖析,这个剖析本身意味着它在未来有可能向左转,也有可能把下面真实的东西逐渐翻出来,变成中国的地方治理的一个样板,这就是杨帆这个会的意义。

    杨帆:苏伟写的东西到现在为止是标准的,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语言,用了毛和邓两种理论,你不能说他很左,他的符号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庆市领导并没有认可这本书,他们对苏伟不错,但对我极力排斥,我认为背后有人捣鬼,这样对待一个最早全面支持重庆和总结重庆的学者,是很不公正的。我不是计较个人恩怨,但他们这样做,实际是选错了理论对象,选错一人,排斥一群,因如的就是那些和我们争夺话语权的那些左派。这是他们2011年犯的错误的一部分。那么多左派去,不全是市委安排的,但实际造成了左派舆论控制重庆研究的事实,他们要负一定责任。

    李伟东:我不是说外部左派舆论控制了重庆舆论,我只是说外部左派舆论和重庆本来的主导思想有些合流,薄熙来和黄奇帆本来就是讲“资本主义必然造成两极分化,民主必然是为资本说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实现民主”,这些都是非常陈旧的理论和思想体系。

    张木生:陈旧是陈旧,资本主义确实有两极分化。刘少奇到了56年改造完成以后就说不要说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真比资本主义先进,如果你不向资本主义好好学习,资本主义比你先进得多。

    李伟东:我看到了另外一件事,而且那个说法是公开发到网上去的,被乌有之乡和社科院的左翼潮流完全接受认同当成旗帜,就是因为薄熙来和黄奇帆,不是因为这些人主动要贴上去的,他们也给出了这样的意识形态的潮流,这也是全国的其他公共知识分子内心非常疑惑的原因之一。

    之二,薄熙来在红的问题上有个人的失误之处,薄熙来是有毛的情结的,这个情结对不对我们不做道德和意识形态评价,总之从那个年代以来他认为用毛的思想或者从内心当中他崇拜毛,把毛当成最伟大的人,而且是超乎寻常的。这种崇拜情结恰好可以和乌有之乡契合。所以他一方面要照顾民生,但是照顾民生是威权主义的,像毛那样,把毛的好东西全拿过来,让毛回归,他去模仿毛,或者他去继承毛的那些好话,这样的情结是存在的,恰恰给有些想回归文革和国家主义的思潮带来了某种心理上的暗示。

    所以杨帆说我们要逐渐用一种新的话语来解释,你所有的解读我都同意,因为是你80年代以来的权威主义也好、威权主义也好,这个思想一以贯之,我还是感觉到你用你三十年以来的思想在观察重庆,前半段我都同意,后半段是你的建议,并不是重庆现在的现实,你的威权主义最后是指向宪政民主的,但是薄熙来的威权主义会不会指向宪政民主,这个可能要打一个疑问,因为他的乡级民主选举是说回归“皇权不下县”,回归优良传统,未必要走上更高级的宪政民主,并不是说要在乡普选了,未来就会一级一级的递进式的往上走。

    我觉得它的政治体制的前途有可能走到一个开明威权主义就会到一个结点,要是再往上必须是全国呼应型的,除非有全国的支持、中央的支持,他自己也得有这个意愿,现在看不出来他有更高的宪政民主的意愿,反倒有毛的情结,想要做一个开明王或者开明君主、开明专制的意愿。为什么重庆前期打黑迅速就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认为全国基层政权或者地方而言比国民党当时溃败的时候还严重,薄熙来像重庆的一个解放者,就像陈毅来到北京,社会上的污泥浊水统统荡涤干净,短期的效果一定是这样,社会各方面的东西也会有的,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超越法治,人治更大,或者地方放大执行的问题,五万人判了一万七,我不相信三千多万人口的一个地区,就重庆市或者整个地区一下能抓出五万黑帮或者说一万七千黑帮都是有罪判定,这里或重或轻都有问题,但是前期就像来了一支解放军,说是先扫荡干净,然后再接着干别的,但是是否能够持久?强人一走就完了,人走茶凉,而且他不走这种机制也很难持续,它不是一个法治的公民社会建设的机制,而是个人意愿的一个强权下的机制,虽然是有善意的。就像历史大潮蜂涌而来,泥沙俱下,总潮头是好的,下面的东西大家就忽略不计了,慢慢会有一些冤情出来,认为这样可能伤及了法治,但是他自己意识不到,如果他意识到,逐渐向公民社会、法治建设方面努力的话,现在还没有看到他有这种表达。

    张木生:只要你朝着38-48年的毛泽东去走,就是毛自己说的,我相信我所宣扬的制度、这种理论、这种阶段就连美国最保守的商人都会接受,都不会反对。
    李伟东:但是你的前提是“只要”,我之所以说你是中左,原因就是在于薄熙来现在走的是50年,去了重庆相当于50年,你希望他往38-48年走,这个还有待观察。

    刘海波:我自认为是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有真和假,我感觉到我自认为是一个真保守主义,所以说表面看起来,更多的是认同重庆的做法,包括大家都诟病的唱红,这是什么道理呢?刚才李老师说了要实事求是,我认为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实事求是。在制度和政策的当下选择当中一定是坚持从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理念和空想出发,要进行审慎的判断和选择。
    另外一个政治论述的层面,这两个事情不是同一个领域的事,一个是政策和制度的选择,一个是政治论述,这两个系统是相互支持的系统,而不是指导的关系。在政治论述的层面,我感觉近三十年以来是比较失败的,因为主流的论述一个是特色国情,特殊理论,另外一个是西方优越,我们低劣。我觉得这两个都不适当,这个论述一定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强调中国主体性,否认了依附性,第二是强调中国道路本身的普遍性,而不是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因为任何政治论述最后的逻辑说到最后就是两句话,一个就是上帝存在,第二句话是说我们是上帝的信徒。美国最后都是这样的语言,不能说上帝不存在,普遍真理不存在,或者说我们是一个弃子,我们是贱民,这样都不行的,因为这里有凝聚人心、鼓舞人心的作用。因为人心凝聚了,大家认为现在是一个共同体了,相互认同了,所以才有可能进行制度和政策方面的超乎一己利益的选择,而不是仅仅是在这里为自己一家一姓或者一个小团体谋取利益,而是谋取长远的公共利益。

    美国的政治论述,他们有一个道理叫做积极的健忘,美国的开国者、大奴隶主这个事实都是积极健忘的,不能时时提起。艾森豪威尔、艾克阿瑟,1942年制造的华盛顿惨案,镇压了两万个“一战”老兵,除了少数历史学家,多数美国人也都是忘记的。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是看到好的地方,忘掉自己人民的死亡,看到好的方面,忘掉不好的地方,乌有之乡说否认大跃进中的饿死人,否认文革当中的政治械斗和无序,这个不可能,但是要积极健忘记。中国1840年之前,最重要的就是《春秋》,《春秋》并没有实事求是,它是一部历史语言,不是从理念出发的,但是也不是历史主义完全基于历史推演规律得出规范性的结论,实际上是历史和事实的互动,使得自己的说法更有说服力,把历史当中的一些所说的种子往大树和苗的方向,这个应该说是张老师所说的,延安的历史没有完全变成树和苗,但是有了一些种子,因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论述本身是需要很高的政治成熟和智慧的,重庆在这个方面没有做好也不奇怪,我觉得也可以说是好的要突出自己的主体性,要坚持自己实践的普遍性,所以要唱红,而不是拼命的消极,而是用正面的议论来坚持。但是怎么做,还是有赖于很大的努力。
     再一个就是一些具体的问题,重庆最近的民主法治的决定,我看了这个题目好像让右派很振奋,但是薄熙来的讲话又让右派很沮丧,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是当下选择,要基于历史的经验,一个是乡镇直选问题,如果选乡长是犯法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没有可商量的,有宪法、有法律、有行政法律,这些明文规定地方不能够抵触的,无论你做多好的事情,都是不可以的。

    张木生:当时包产到户也是不合法。

     刘海波:只能在这个法规之下打这个缺口,比如计划生育交给地方实施,实际要交抚养费是交3倍还是1/10,其实都可以,如果这个方面我是同意的,在合理规则范围之内。如果这个问题不是重庆一家能干得了的,如果搞资本主义,将来司法改革推行这个制度,这个很重要,这个重庆地方是可以搞的。但是就具体而言,民主法制建设,我只能提供历史经验,国民党内战期间,国民党把自己搞乱了,李宗仁他们为了选代表自己打得一团糟。到了台湾,学延安整风,进行党的改造,82年,成功了,一个是土改,一个是党的改革。当时国民党的语言都像极了延安,到了今天,我感觉到政改建设实际上还是靠党的建设,还是重新去学延安的传统和国民党的教训,在这个方面还没有抵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另起炉灶,一是有抵触,二是真能见到效果吗?如果你是一个保守主义的话,你会知道共产党的政治建设上不是没有成就的,1900年两万个大兵就把我们的皇上赶出了北京,1950年我们出境和美国打了一个平手。包括解放之后很多方面,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不能靠宋教仁,因为宋教仁屡屡不成,可能就变成了汪精卫,这些建设实际上是在共产党真正起步时,我觉得是不是在延安时代,聂荣臻的晋察冀和罗荣桓的山东,慢慢把这个国家整合团结起来了,到八大之前的共产党,这段是可取的,比较好的历史,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很难达到这个水平,因为政治审议的水平、行政执行的水平都很难达到。
    所以说与其去想这个事情,不如回归你们传统当中的还有一个路可以走,而且和现行的体制抵触比较小,如果关于党的建设,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好,而且也就免得这种帽子给人一个希望,下面说的话,又给他们一个失望,这是一个方面。
陈子鸣:你的意思薄熙来根本就不应该通过一个加强民主法。
    刘海波:我认为他应该通过一个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就是种子和跳蚤的问题,汪精卫当面未必不是宋教仁,但是无权无军,最后又有很大的报复怎么办?就跑到了日本人那儿。

    萧功秦:很多年没有参加以北京知识分子为主的一个会议,我说的是二十多年以前和现在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二十多年以前的时候北京充满了一种浪漫和激情,情绪化、简单化,但是现在来看,我觉得在座各位实际上是相当理性,考虑问题相当平和,以今天这个会议来说,很有一点特殊色彩。在社会上我被看作是一个新权威主义,或者说成是中右,黄季苏是一个典型的新左派,陈子明是右翼知识分子,木生是高干子弟,社会上称为“太子党”,不管怎么样,大家能坐下来,而且是超越意识形态,非常中性的冷静的思考问题。今天这个会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常识理性战胜意识形态”,常识理性对我们每个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远远大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关注,而且谈的都是真问题,这种真问题意识其实在每个人的表述当中,每个人的发言都是一篇文章,非常有意思,有一个中心,如果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如能冷静坐下来以问题为中心,用我们的常识理性抛弃意识形态的东西思考问题,我想重建共识是有希望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第二个感想,伟东先生的问题对我非常有启示,他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的理论事业资源极度贫乏,面对重庆模式这样一个新鲜事物的时候,不得不运用陈旧的语言来表达新的东西,为什么这个原因呢?因为他们主要是技术专家,社会上他们能够得到的理论就是左的理论,所以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错误,比如说他说资本主义又意味着两极分化,这绝对是错误的,我们用事实来说明问题,东亚模式,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恰恰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得比较好,而且恰恰这种资本主义相反它的两极分化程度在世界各个国家是最低的,财富的平均程度没有一个地区那么平均,什么原因呢?都是东亚威权政治,就是凝聚型资本主义,国家参与产业政策的制定,国家运用它的转移支付能力来维持社会的所谓分配的平均,以及避免了所谓的“苏丹化”和权力高度集中形成的腐败政权,这方面力度都非常之大。拉美模式等其他的各种模式确实有的资本主义意味着两极分化的问题,但是这一点经验在党的意识形态语言中没有包括进去,所以自然就拿这个来说了,这个判断肯定是不全面的、意识形态化的。

    我觉得实际上说到根本上,就是我们在理论极度贫乏的情况下,在我们现在的语言解释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用一种陈旧的理论来表述一些合理的东西,重庆模式有很多经验,包括公租屋和打黑这些问题,完全可以用新政治经济学、用社会科学的理论非常平和地表达清楚,使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走那些所谓的毛时的老路,但是他这么说,又等于是说毛的那一套是对的,实际上就在获得了极左派的支持的同时又失去了广大的中产阶级和在现代化过程中得到好处的那些人们的支持,就形成了疏离感,这么做也造成了社会的分裂,一小部分人鼓吹它,大部分人疏离它甚至怀疑它,这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在尝试理性的同时还需要大量运用国外的一些政治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好的成果,他们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至少在描述现在的现象当中的中立性的语言要比较客观一些,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是应该有一个理论创新的问题。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这个理论创新的担子应该落在我们许多理论工作者的身上,包括那些党校的朋友,他们其实都是很不错的人,但是由于他们的这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的话,他们也会看到困境,这个困境最后就变成了薄熙来的困境,他说我唱红,唐诗也是唱红,唐诗能唱红吗,这是一个很滑稽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唱红是内容很广泛的,包括传统文化和民俗,民俗算是红色吗?所以这个问题要用新文明来代替唱红,我觉得确实有它的必要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会,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收获的,我也希望我们这种超越意识形态、用常识理性思考问题,运用新的社会科学的成果来丰富我们对重庆模式的解释能力,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任重道远的。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刚刚开始起步,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才能防止极左派利用了重庆模式把中国引导到错误道路上去。虽然现在重庆模式的那些提倡者和决策者们未必把宪政问题提到那么高的问题上,但是他们做的那些工作其实还是有利于宪政的,但是关键问题就是路要选好。

    杨帆:我觉得今年思想界是很大进步,我们这些人从插队的时候,都是80年代,甚至更早能够追溯到文革时期,这些人有共同经历,所以一定会有共同语言,加上各种关系,确实成本很低,但是成果很高,这才是主流。关键是我们干了些什么事,不要老看人家干多少坏事,要看我们干了多少好事,这就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今年一个是刚才木生提出新民主主义,钱理群的文章说话很注意,说刘源怎么说的等等。钱理群的文章值得重视,他很重视今年中国的思想界,而且把这个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刘源说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提出的,刘少奇实践的。

    萧功秦:真正的红就是新民主主义,毛那个其实不是红,是紫色,真正的红是让唱红,不是唱紫。

    杨帆:第二件是关于重庆模式的讨论,开始的时候我用了一年的时间请苏伟到这儿讲,最后出了一本书。我们以后再把这个出一本书。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Fw: “秋风现象” 2011-12-29 20:44:10

谈谈“秋风现象”

郭松民

    自由主义,至少是中国的自由主义,是一种非历史主义学说,其基本特点是拿着一个名曰“民主-专制”框架,以削足适履的方式臧否一切时代,一切人物,全然不顾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经济背景……等等客观因素。在这样的自由主义阵营当中,深具历史感的秋风先生就显得有些另类,也有些孤独。

    最近,秋风先生因为一篇《精英败坏是社会失序的根源》的小文章,又开始受到来自同一阵营的“友军”的攻击,秋风先生为此不得不写了另一篇《重要的是谁来变革》来反驳这些攻击,同时为自己辩解。

    秋风先生为什么会受到攻击?这是因为,秋风先生在《精英败坏是社会失序的根源》一文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相对于制度而言,人,尤其是人群当中的精英,才是更重要的。中国目前“社会失序”就是“精英败坏”的结果,同时,要改变这种状况,“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驯服精英,养成其中一部分成为君子”,这就犯了被中国自由主义奉为圭臬的“制度决定论”的大忌了。

    其实,秋风先生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也不愿意承认),他的这种看法,已经有点符合毛泽东的教导了。因为毛泽东就从来不迷信制度,而历来重视人的因素。他曾经说过,人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东西,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所不同的是,他没有使用“君子”这个从五四时期就开始显得陈腐的词汇,而是希望每个党员干部都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够像白求恩那样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从改造知识分子、“三反五反”,到后来的整风、反右、四清直至文革,还包括学雷锋、学焦裕禄等,这一系列政治运动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教育精英,包括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如果一定要用秋风先生的语言说,庶几也可以算是“驯服精英,养成其中一部分成为君子”的努力吧,可惜这一历史进程在毛泽东去世后被中断了,不仅中断,而且在“猫论”的指引下,朝着一个相反的方向前进,否则的话,今天的中国真的成了“君子国”也未可知。

    当然,毛泽东的格局远比秋风先生要大得多,他所希望的,远不是“养成其中一部分成为君子”,而是“六亿神州尽舜尧”,是“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尽管毛泽东的历史宏图由于种种复杂的国内外因素而被搁置了,但毛泽东却指明了人类未来的方向——显然,一个由理性经济人组成的世界不可能是美好的,是不可能免于剥削、压迫乃至战争的,也不可能解决人和生态的矛盾,没有“社会主义新人”的大量出现,人类的生存本身都会成为问题。

    当然,作为一个资深的自由主义者,秋风先生在感情上对毛泽东式排斥的。他在文中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以单一的权力中心统治每一个人”,由于“单一中心的统治以人性之恶为预设,以政府强制执行刑罚、人们对刑罚的恐惧维持秩序,主要由官员构成的精英与被统治者是敌对关系。由此,人性之恶也就迅速成长,每个人都在寻找秩序的漏洞,维持秩序成本迅速攀升,以至于无法承受。”这一段暴露了秋风先生的局限性和偏见,也和他全文的论述构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其实对那段历史稍微了解一点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时代,恰恰强调绝大多数干部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从来没有人性恶这一说;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如果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几乎个个都是君子;在毛泽东时代,由于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高度认同,由于特别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维持秩序成本”是极低的。那个时代,谁听说过城管?谁听说过武警、特警这样的名词?国家财政中可曾有一分钱是维稳经费?可曾有过保安这样一个行业?可曾见过防盗门、防盗窗?那时你在大街上行走,想看到一个警察都不容易。交警由于是唯一戴“大沿帽”的(内地的居民很少看到海军)而格外出风头,最让男孩子们羡慕。

    一段时间以来,秋风先生写了一些很不错的文章,比如在《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一文中,秋风先生承认了中国自由主义要对目前的贫富分化、腐败等社会现象负责;在《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的政治意涵》一文,他更是一反自由主义精英一提起重庆模式就歇斯底里的常态,肯定了重庆模式的历史合理性;而有了这篇《精英败坏是社会失序的根源》的文章,原教旨主义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几乎可以合乎逻辑地指控他是一个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毛左”了,因为他在客观上否定了精英们所鼓吹、所定义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而强调了改造人的必要性。

    秋风先生如果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我觉得他的前景无非是有两种可能:一是从自由主义阵营中出走,就像摩罗、刘小枫乃至更早的甘阳那样;二是被自由主义阵营革出教门。从中国自由主义阵营一贯气量狭小的作风来看,他们是很可能这样做的。谓予不信,不妨等着瞧!

    “秋风现象”是很耐人寻味的。我们发现,一个学者,无论他的学术背景如何,只要他还存有良知,没有被收买,对祖国还有感情,只要他愿意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逻辑,最终他都会变成一个今天语境下的“左派”,甚至“毛左”。掰着指头数一数,今天中国思想界的左翼学者,有几个不是从自由主义阵营当中分裂出来的?

    为什么会出现“秋风现象”?原因也很简单:我们仍然要回答毛泽东提出的历史命题——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建立的时代,为中华民族,也为整个人类寻找到一条免于被资本奴役的道路?!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被毛泽东反复思考、论述乃至实践过了。我们以为发现一条前人没有发现的真理,如获至宝,蓦然回首,却发现毛泽东正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山之巅,含笑俯视着我们!

 

 

儒家进入中国思想政治舞台中心

秋风

2011年12月02日

  对中国而言,2011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经济大约永远不会再有过去三十年的那种高速增长了;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公开争论、新民主主义论的公开提出等事件,标志着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游戏规则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同时,在这一年,一个对局外人来说不那么显眼、但对中国长期演进颇为重要的思想和政治趋势更为明晰和强劲,那就是儒家快速进入思想和政治之舞台中心。

  儒家之复兴并非新现象。八十年代初,全权体制的控制一放松,传统就在复兴,其中当然包括儒家。放长视野,三十年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从本质上就是传统之复兴过程。

  不过,这种复兴多集中于社会礼俗层面。到九十年代中期,蒋庆先生倡“政治儒学”,开思想界回归儒家之风气。所以,我敢大胆断言,蒋庆足以进入现代中国五大思想家行列,他也恐怕是当代中国唯一的思想家。

  由此以来,儒家之复归就成为中国大陆思想界最为重大的变化趋势。在2005年召开的第一届儒教会议上,蒋庆等儒者公开提出构建“儒教”之理念,让世人得知中国大陆儒家进入秩序重建过程的强烈愿望。由此,敏锐的大陆儒家学者走上了与港台儒学、海外儒学完全不同的进路,也即进入了政治哲学领域。

  儒学圈子之外的思想人物立刻注意到了这一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有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的背景。过去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界隐然有一个“施特劳斯派”,施氏核心教诲是重返古典。很多人因此而跟随施氏亦步亦趋地研读柏拉图,学院中有一群人言必称希腊、罗马,并以掌握了统治的隐秘术而自豪。但实际上,施氏的教诲是超越“历史”,抛弃意识形态,回向“自然”。中国政治秩序之“自然”,不可能在柏拉图那里,而只能在儒家中。

  因此,头脑灵活的施派学者走向了儒家。首先是率先引入施特劳斯的甘阳提出“通三统”论,主张在当下语境中,中国的合理秩序应当沟通孔子、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个传统。借助毛、邓之政治正当性引入孔子,或者反过来,借孔子论证毛、邓之历史文化正当性。最近,甘阳又撰文提出“儒家社会主义”理念。

  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丁耘为首的一批上海年轻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即“儒家化”的命题。2011年初,这些学者与一批儒家学者、几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共同在北京西山大觉寺召开了“儒家与社会主义”研讨会。会间休息,有游客探头看到横幅“儒学与社会主义”,惊讶地说:“这两个东西也可以弄到一起?”

  这个会议结束不久,在广东从化,另外一批学者召开了“儒家与现代社会治理”研讨会。在这个会议上,包括笔者在内的学者所提出的“儒家宪政主义”理念,引起了较大关注以及争论。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思想界开始对儒家进行不同的诠释。援用高超群先生今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中的分析范式,甘阳、丁耘具有比较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这种立场支配着他们对儒家的解释和援用,他们试图在儒家与当下政体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联,以为现有统治秩序提供正当性。

  从化会议的参加者,不论是专业的儒学研究者,还是政治哲学思考者,大多数具有自由主义或宪政主义立场。因此,他们努力的方向是儒家与宪政、民主、人权之间的双向诠释。

  这种立场分歧恰恰说明,回归儒家已经是大势所趋,因为,不同思想流派都在回归儒家。而与此前不同,这一次,儒家的复兴已不是个学术问题、哲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思想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学者们所讨论的实为政治之最深层次的问题:正当性(legitimacy)。上述两种不同取向的学者均面向同一个问题:现代中国政治秩序之正当性。

  这个问题当然也是中共在过去三十年不能不面对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最近中共似乎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2011年10月中旬,中共召开其十七届六中全会,讨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其中充满官样文章,但有一句话却十分重要:“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其中,最为重要的又是第一句话。

  当然,恰恰是这句话已引起了不少争议,甚至是嘲讽。但这些争议、嘲讽其实都不得要领。中共党的会议公报不是历史书,而是政治宣言,因此,这句话当然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叙述,而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并且指向未来的政治修辞。

  从客观历史的角度看,这句话难以成立。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主流精英群体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反传统、反儒家,自由主义者如此,民族主义者如此,中共则最为激进。中共建政,中国社会陷入深刻的紧张、对立、冲突之中:政治与文化之对立,知识与生活之对立,政统与道统之对立。

  当然,如前所述,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这种对立就有所缓和。中共对传统、对儒家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首先,邓小平以其务实精神放弃了另行建立道统的雄心。这样,社会开始自然地回归,从而有了传统礼俗之部分复归。随后,中共自身也局部地接收传统、儒家。九十年代初,执政党正面倡导“国学”。随后,儒家的词汇、理念融入官方话语体系,比如“和谐社会”。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则等于正式宣告,中共希望化解文化与政治的冲突,放弃其曾经长期奉行的反传统的意识形态,而全面地回归中华文明,接续中华道统。

  中共这一转向,对于中国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尚待进一步观察。

  国家主义者对中共这一转向当然十分欣喜,这正是他们所期待的。而曾在知识分子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自由主义,则因此陷入进退维谷之困境。

  过去十年,自由主义在持续地分化,笔者在《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一文中对此有所分析。有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比如笔者,同样进入儒家思想殿堂,重新发现和诠释儒家,而提出“儒家宪政民生主义”方案。一些从事政治哲学研究、而具有宪政主义立场的学者,也具有这种倾向。

  但是,主流自由主义者却仍然坚持胡适以降的自由主义反传统、反儒家的立场。比如,今年,易中天、袁伟时、张耀杰等三位自由主义学者分别撰文,从历史、从政治理论等角度,对笔者的儒家宪政主义理念提出严厉批评。

  笔者对此一一作出回应,而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在我看来,如果抛弃偏见,并且具有一定的政治哲学训练,那就会发现,儒家义理与宪政民主间并不对立,相反,有诸多兼容、相通之处。笔者正在撰写的《华夏治理秩序史》(年底将出版第一卷天下、第二卷封建制)和《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去年底已出版第一卷,以张君劢为中心)就试图从历史、从儒家义理角度,对此进行系统讨论。

  姑且不谈这一点,当下中国思想、政治、文化之“势”,也要求自由主义者必须一改此前对儒家的简单粗暴态度,以认真的、理性的态度对待儒家。事态已经非常明朗,儒家正在快速回归,并已成为最为敏锐的思想人物所思考的核心问题。或许可以预料,从现在开始,并且必然越来越明显,中国真正的思想论战将从西方牌号的不同意识形态之争,逐渐变为儒家内部不同学派之争。思想者分别接受不同的外部思想资源,具有不同的价值和政治取向,因而,侧重发掘儒家思想之不同面相,而形成自己的政治理念体系。现在实际上已经局部出现这样的局面。

  换言之,不管你喜不喜欢,中国思想界充当西方常识传播者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思想之主体性正在重建,必然地,儒家将成为未来中国思想之基本话语。你要讨论中国问题,构想中国的优良治理,就必须从儒家出发。你可以深化儒家、丰富儒家,甚至扭曲儒家,但你再也无法假装儒家不存在,或者完全拒斥儒家,而仅用西方话语言说中国之问题。

  在这样的思想竞争场域中,自由主义若不想进一步边缘化,就必须面对自由、宪政、民主与儒家价值的双向诠释这一重大理论课题。完全拒斥儒家的态度固然是荒唐的;把儒家仅限于个人私德之养成,把政治交给西方理论和制度,同样是不理性的。因为,今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治理秩序之全面重建,不可能分清私德、公德,而中国未来的政治架构一定不可能照抄西方现成方案。因为,即便在西方,其制度也各不相同,西方对中国从来不是现成的。

   更何况,中国的规模,远远超出西方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其制度设计之复杂性是西方任何理论家也没有面对过的。而儒家一直在处理这样的巨大规模政治共同体之治理问题。仅这一点,就让儒家之思考、传统中国之治理智慧,对于今天构想、建设旨在保障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自由主义如果不想继续被人视为浅薄,就必须中国化,也就必须与儒家和解、对话、融合,中体西学,资相循诱,接续中华道统。
  

 

 

 



发件人:"walter" <zxslaw@126.com> 2011-11-28 18:03:58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张星水:法律行者刘仁文

法律行者刘仁文

张星水

    刘仁文教授是我的朋友,属于那种相交甚好,虽不频繁见面却惺惺相惜的朋友,也可以说是法律界的同道中人。法学界的人都知道:刘仁文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而在我看来,除了官方头衔之外,仁文无疑是当代思想较为活跃、具有相当理论深度、而且具有社会实践能力的刑法学家。据我观察,法律学者可以主要分为两类:专家型学者和实践型学者,然而能二者兼顾,做到“知行合一”的人却比较少,而仁文便是其中一位佼佼者,他既具备学者渊博的理论知识,又从事过兼职律师工作,开展了大量的科研工作和调研活动,业余时间还笔耕不辍,出版了很多学术书籍,可谓著作等身。近些年来,仁文教授先后亲自赠给我他的六本著作,分别是《刑事政策初步》、《刑事一体化下的经济分析》、《刑法的结构与视野》、《想到就说》、《法律行者》、《具体权利》,前三者是他的学术专著,后三者则收录了他过去十余年中在从事学术研究之余所撰写的法学时评、随笔、散文和部分记者访谈等文章。我拜读之后颇受启发,受益良多,仁文教授的学术思想和文字功底均属上乘一流,可谓精品之作。

    刘仁文籍贯隶属湖南隆回,和清代著名启蒙思想家魏源是同乡。在一次闲聊中,他还告诉我,魏源是他母亲一个家族的,母亲叫魏源默深公(魏源字默深)。魏源作为近代中国具有国际视野的“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先驱之一,其广袤的知识和先进的理念在当时愚昧落后的清政府士人群体之中属于凤毛麟角,特别是他那本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的《海国图志》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反对“闭关锁国”的政治主张对于晚清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先见之明。而百余年之后的仁文教授在中国的法学界,也是颇有建树的隆回人。他立足中西法学,融会贯通,博采众长,自成一体,发表了大量的集中于却又不限于刑事法律方面的文章和论文,尤其对于中国的刑事政策的演绎和死刑问题的研究非常透彻。最难能可贵的是,仁文并没有把自己只定位在一个工匠型的学者上,他以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充当着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著书立说,针砭时评,对当前法制建设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不断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一点也是我颇为欣赏与称赞的。毕竟,知识分子要有社会担当,铁肩道义,妙笔文章,故引为同道中人。

    仁文人如其名,仁者是有智慧、厚德行、重情义的人。仁者爱人,仁文首孝悌、亲师友,并具足悲天悯人的大爱之心,所以他一直主张渐进式地废除死刑,他曾先后于1999年建国50周年、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建国60周年三次提出国家应实行特赦的建议(这亦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还主张尽快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提出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死刑复核权的动议(这点已在2007年成为现实)。此外,他还多次呼吁关注受害人的法律救济和权益保障,倡导全面建立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和抚慰制度;他也极力主张尽快在我国建立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他还认为,中国的法律不要回避中国的问题,比如在刑法中不要因为害怕别人指责党政不分就回避共产党,而应明确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应当毫无争议地成为贪污罪、受贿罪的主体;又比如,对于“双规”,既然作为客观存在,与其游离于法律之外,还不如光明正大地将其加以改造并纳入到相关的反腐法律和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之中。他尝试将劳动教养和治安处罚纳入刑法的视野,并针对保安处分之体系化与刑法化做了构想,这也给我很大的启发。

     除了进行理论性的法学研究,仁文教授在报刊杂志上开辟专栏撰写法治时评,《法制日报》的“法律行者”、《检察日报》的“法治纵横谈”,《新京报》的“具体权利”,《法制早报》的“仁文说法”等面向大众,进行普法宣传教育,确实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他参与了很多公益性质的学术活动,包括曾经在2007年给京鼎律师事务所举办过“关于死刑问题研究及辩护”的学术讲座,还参加过京鼎所举办的被害人权益救济个案学术研讨。一言以蔽之,仁文教授自出道以来秉持一颗公义之心,遵循宽严相济、刑罚谦抑的刑法理念,用渊博的知识和睿智的思想回报社会,服务民众,成为专家普法的杰出楷模之一。仁文教授这些富于爱心的公益活动令人肃然起敬。

    仁文是一位具有良知精神的法学家,有对社会的良知,有对人性的思考,从他文风隽秀的散文中可以略见一斑。我读到他的《“中研院”参访记》、《我的台湾学生》、《将军·文学·美人汤》、《海参葳纪行》和系列散文《德意志见闻》(尤以其中的《难忘弗莱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等文章之后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从容淡泊之中流露出一丝挥洒飘逸的悠悠乡愁和浓郁芬芳的异乡情调,说明仁文是一个注重人文关怀的饱学之士。我尤其欣赏仁文的一点是他不是简单的进行刑法理论研究,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从法律背后进行深刻剖析,特别是对人性的深邃思考。刑法往往是简单的事后追究责任,但犯罪的成因十分复杂,一个人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社会怎样最大限度的去预防犯罪,在犯罪的个人原因(又包括心理和生理原因)、社会原因和环境原因之间,到底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必须要挖掘更深层次的人性和更深层次的社会、环境原因。深入下去,就会换一个视角去看待犯罪,用仁爱之心去关怀犯人的内心世界,这是深层次的理论构建,涉及对“犯罪是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这一刑法根基性问题的质疑和反思。如果这一根基性问题被颠覆,那么许多重大的刑法基础理论都需要重建。这些年来,仁文教授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深的人文精神,踏踏实实地调研,不断地思考,作为旁观者,我从中看到了他身上反射出人性之善的正义光芒。这是他的精神之贵和品格之优,法学界需要这样心存仁善、悲悯苦难的谦谦君子。

    仁文曾说过“良知比钱和权更重要”,我深表赞同,一个人有钱但没有良知,我们说他是为富不仁的人,一个人有权势但没有良知,我们说他是麻木不仁的人。这两种人的做法我们都应该摈弃。我认为,每个人无论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如何不同,都起码要做到恪守公序良俗的公民操守。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应该得到弘扬光大,孔子所推崇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操守和孟子所标榜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念也依旧是我们今人安身立命的处世宗旨。今人应该在顺境中恪守自律、有志于道,在逆境中磨砺操守、志存高远,正如明朝大儒王阳明,尝试着用“致良知”的高尚精神,砥砺鞭策自我的行动,身体力行,努力饯行“知行合一”的思想境界,亦正可应对心学之说的精髓要义:“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或者比之为佛教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儒家士大夫“积善成德、圣心备焉”的人生修为之道德戒律,这无疑也正符合我们当代知识分子在转型社会中安身立命、精忠报国的处世原则和伦理价值,吾辈理当竭诚实践此等教义之精神。笔者认为:法律不仅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社会职业,而且是惩恶扬善、维系公平的大道之学。这便有了正义的善与恶之分,我们应当恪守良知,甄别真理,本着一颗仁爱与善良之心,恪守正义之善,摈弃正义之恶。因而不仅要学习相关法律知识,还要善于运用法律去甄别社会中的善恶,具备一个法律人的理性思考。有鉴于此,法律人应该具备优秀的职业操守,秉持悲天悯人的良善之心,保持客观理性的公道之心,方能在司法实践中扶危济困、惩恶扬善、除暴安良、匡扶正义,从而彰显司法的神圣和庄严。在这方面,我与仁文教授有很多共同的特点,可谓心有灵犀,志同道合,誓愿恪守正知、正见、正觉的君子之道,从而逐渐到达立德、立功、立言的士人境界。

    佛教讲究缘分,谓之:因缘和合,我和仁文教授之间的确非常的有缘,经常在各种学术会议上不期而遇,甚至在德国大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中也曾邂逅相遇。记得2007年夏季,仁文教授在德国弗莱堡的马普研究所做学术研究,我正好在瑞士的日内瓦做学术交流,当时仁文给我打电话,想约一下在德国或瑞士见个面,因为我们当时离得很近,可是后来因为行程的临时变化,我与仁文教授失之交臂。回国后我与仁文教授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并且在诸多场合多次碰面,寒暄交流,倍感亲切。仁文教授这些年,为了学术真的是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学者,又在英国牛津大学犯罪学研究中心和德国马普研究所担任客座研究员,还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俄罗斯远东国立大学、台湾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多所高校做过学术访问和参加学术会议,并在国际刑事法院担任过法律研究员,足迹遍及欧美,眼界开阔。我也曾多次受邀在欧美等国家学习访问,切身感受到西方世界的法律涵养、人文传统和法治理念的文明洗礼,平心而论,西方确有许多先进的东西,值得我们虚心借鉴。但更重要的是,仁文教授又多次嘱咐我一定要立足中国这片土地,在深深的热爱我们自己这片土地的同时,切切实实地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一点,我深受他的影响,并时时充满感激之情。

    在我的印象中,仁文教授虽然有兼职律师执业证,但近年已经很少从事实务了,我的理解是他的研究工作太忙了,他也太热爱自己的研究工作了。但在李庄案中,他却顶着压力,毅然出马,应邀担任其二审辩护律师。此前他曾经在接受《新京报》的深度访谈时,用一个整版的篇幅谈了他对刑法第306条“律师伪证罪”的批评态度以及对李庄案的种种疑惑。作为朋友,我深知,他是为自己的学术理想和心中那份正义而出任李庄案的律师的。

    总之,刘仁文教授是一位学识渊博、为人谦逊、禀性善良、温文尔雅的法律学者,他的急公好义和真知灼见无疑为当代中国法学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二十年来,他为了追寻刑法的真谛殚精竭虑、宵衣旰食。正是这种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治学精神,成就了他的现在,也预示着他更加灿烂的明天。我相信,仁文教授这样的新锐法学家群体的涌现,是会大有助于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有助于我中华民族卓然挺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

    张星水 2011年11月28日 书于 京西紫竹院

    (作者系京鼎律师事务所主任)

 

 



发件人: luxinyu 发送时间: 2011-12-29 12:14:22 收件人: 王绍光 WSG; cui-zy@mail.tsinghua.edu.cn 抄送: 主题: 吕新雨致东早的公开信及被拒发的答秦晖先生 文章

致“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并陆灏先生的公开信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吕新雨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一月底,连载秦晖先生批评杨震先生与我的文章,重点在我。共计六期,约三万五千余字,如此批判力度在该“书评”历史上前所未有,效力之大,不用想象。秦先生指控我犯了“几乎俯拾皆是、无穷无尽的常识性错误”,具体指证有十余处所谓“硬伤”,对此,上海书评刊发时没有任何对我的询证。因此,我响应了秦先生在文章中的号召:从事实和逻辑出发,做必要的回应和辩驳。我文10月中旬交付上海书评,答曰11月中下旬可以刊出,于是我耐心地一直等到12月中下旬。

    12月22日,得到陆灏先生如下手机短信:“吕新雨教授,大作收到多时(各方催问的信息也都收到),但篇幅过长,小报根本容纳不下。原想摘发部分,但几经研究,一则实在无法摘,再则你也未必同意摘发。所以现在决定不准备发表。特请(隐去人名)转达,并请谅解。祝好!陆灏。”

    试问,《东方早报》什么时候成了“小报”?秦先生巨幅大作闪亮登场,彼时尚是“大报”?或者只因为他是秦晖先生?“你也未必同意摘发”,没有征求我任何意见,却不期然被代言了一把,我与陆先生素昧平生,本不知先生如此幽默。“不准备发表”,终于水落石出,——很好,从“小报”做派到代言之癖,这些理由都值得拿出来晒晒。

    如此自我“小报”化,该如何理解《东方早报》官方微博上如此的、“自我”的期许:

是暗夜的洞察,

是不愿苟同的苛求者,

不改初衷的真相追逐者,

是上海的也是中国的,

是年轻的是真诚的,

也是历经磨砺并且坚定向前的。

    被批评者拥有平等的回应权利,这本是言论自由的最基本原则;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看,保障被批评者的权利也是基本的职业伦理。唯此,才有可能“真相”。这个基本的操守轰然毁灭也标志着是真相之死。这是大众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理想的破产。当中国的那些打着“自由”旗号的媒体变成党同伐异的工具,当“媒体自由”的口号变成操控舆论的幌子,“自由”便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损毁论敌基本权利的霸权机制。今天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并非偶然,在过去的思想论争中,它已经一再发生,将来更可能发生在每一位读者和作者的身上。因此,我特别邀请所有关心中国大众传媒公共性的同事和朋友们共同思考,今天,中国的新闻事业究竟向何处去?媒体公共性的破产对于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学术的公共性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究竟该如何构建?并且,在此基础上,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中国向何处去?

    为此,我将被《东方早报》拒发的文稿:《“东方封建专制主义”与中、俄(苏)二十世纪的革命与道路之辩——答秦晖先生》,发表在我的个人博客上,http://blog.sina.com.cn/u/2569634794,以期引发更多严肃和认真的讨论。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吕新雨

    2011年12月28日夜。

 

“东方封建专制主义”

与中、俄(苏)二十世纪的革命与道路之辩

——答秦晖先生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吕新雨

2011年12月28日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栏目从去年十一月开始,一直到今年一月底,连续六期连载秦晖先生批评杨震先生与我的文章,其中对我的批判尤甚。这里,我愿意响应秦文中的号召:从事实和逻辑出发,对其批评做必要的回应和辩驳。并不仅仅是因为秦先生批评我个人的调子很高,态度很严厉,更是因为这背后涉及一系列对历史、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理解,以及如何对待学术的态度,我们之间其实有着深刻而尖锐的分歧,这些都值得公开讨论。

    一, “关中模式”与列宁的“美国式道路”

   秦晖先生在第一篇《有趣的“左右夹击”》 中首先指控我对于其著作《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完全不涉及该书的主要内容:既不涉及‘关中模式’也不涉及‘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却指责其‘隐瞒’了列宁‘土地国有化’言论”,是“深文周纳的‘动机’分析”, 这不符合基本的事实。

    本人发表于《读书》2004年4期的书评《农民、乡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其副标题正是“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 ”,也就是说是专门讨论秦先生此本书的。但奇怪的是,先生六篇连载的批判文章,却只字不提此文。而2010年《田园诗与狂想曲》的再版序言中(该序言涉及批判我的内容基本重复第六篇文稿),对我的批判也(同样)只是涉及《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这篇长文,好像上述书评并不存在。

    《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不直接涉及秦先生的“关中模式”,是因为另有话题,却是以上述书评的批评为基础的。如果要说把列宁的“美国式道路”与中国农民问题绑架在一起,始作俑者正是秦先生自己。秦文夸张地说该书“提及列宁的文字不过数百,就值得吕先生做了七万字的大文章来驳斥,笔者受宠若惊自不待言” ,但凡读过此书的人都会知道:列宁的“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本身就是《田园诗与狂想曲》的重要理论框架,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中都有大量篇幅涉及列宁的论述,单是最后一章中第二节:“五月花精神”与“美国式道路”,——专门谈美国式道路的;第四节:严重的教训,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新经济政策;第五节:世界“后现代化”时代的农民改造问题与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两种前途,——两种前途正是“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道路”。直接论述的就岂止万言。还有大量散见在各个章节的部分,因为该书是随时用它来对比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套用秦文中的话,如果对您的引用有误,大可驳斥,“但说我隐而不论,这就叫人叹为观止了。”

    说起对秦晖先生著作的兴趣,缘起于九十年代中后期。因为一直关注“大众传媒与民工潮”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大众传媒的报道框架并不是来自于大众传媒的内部,而是整个社会思潮的博弈式体现。首先需要清理的应该是这些报道框架与知识界话语的关系,从中找到自己看待问题的思路。研究者对问题的独立理解是关键,也是前提,否则很可能失于表象,丧失与现实的真实联系,因为大众传媒本身既受制于知识界的主流认知,也会因为自身的权力场域放大或压抑特定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我最早发表与“三农”问题相关的文章是《民工潮的问题意识》(《读书》2003年10期),以此作为自己重新思考问题的视角。这个过程中,秦先生作为媒体公共知识分子和“农民学”研究专家的双重身份,受到关注,势所必然。

     当时读完《田园诗与狂想曲》很惊讶,也很沉重。因为这本书的整个逻辑是论证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无理性(比俄国农奴还不如),最反动(与现代化的历史进步对立),也最需要改造。如果以这样的观点来理解当时中国正风起云涌的民工潮,我觉得问题很大。所以对秦先生的理解,正是从对这本书的书评开始的。

    先回到这篇书评,这样,后面的问题才可以看得清楚。在书评里,我对它的基本评述如下:

    它把中国所谓“大共同体” 与西方国家模式作静态的结构主义式比较,却没有具体的历时态的考察与开展,这种方法论本身的问题构成局限,因此该书关注的只是“前近代社会”,没有把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外来因素放进国家分析的框架里,没有把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建立的全球历史视野放在其理论建构里,从而导致在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寻找“个人化”的农民和“摆脱宗法共同体的自由私有制” 成为其理论的目的和归属。全书整个论述都在现代资本主义与传统封建社会二元对立的逻辑基础上展开。

    八年前的看法,今天并没有改变,秦先生此次六篇大作的方法论依然如故。秦先生认为该书“不是研究列宁思想”,只是提到某些观点,列宁的“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说法并不是什么“秦晖新自由主义农民学的核心”——这种否认很奇怪。因为事实恰恰相反,这两条道路正是秦先生该书的核心,不仅如此,也是其所有理论的核心。为了辨清这一点,本文希望补充的正是秦晖先生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和宗法农民两大问题的理论来源,它与列宁主义的关系是否如其所说,秦先生究竟有没有隐瞒列宁的观点,这特别体现在“美国式道路”所体现出的“国有化道路”的争议上。其实,秦先生之所以要讨论列宁的观点,目的正是为了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这一点正是新自由主义世界话语体系的核心,而且,此次发表的系列文章中也昭显无遗,既毫无顾忌,又何须掩盖?

    来看全书的两个主要内容,即一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一是中国的“宗法农民”。

    “封建社会”本身是一个聚讼严重的概念。有意味的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社会史大论战以来,一直到八十年代,每次围绕封建社会的大讨论都与具体的中国社会政治的道路与变革密切相关。最近的一次应该是围绕冯天瑜教授出版的《“封建”考论》而展开的,——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史学的主轴。 秦先生的封建观讨论也不例外,其实是八十年代“启蒙”思潮的产物。

    概括说来,就是秦先生用自己解读的“马克思主义”封建观否定“列宁主义”的封建观,“马克思所理解的封建社会,就是自然经济下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共同体” ,强调的是人对共同体的依附关系,——秦先生认为这样的封建观被“我国理论界”歪曲为地主封建观,即从土地私有制的角度去反封建反地主,是反错了。而“我国理论界”(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来源其实是列宁主义,是列宁在俄国革命之后出于政治家的谋略,为了从民粹派手中抢夺农民的支持,突然转换了自己的封建观,站到了落后农民的一边反土地私有制,“在这一过程中,列宁主义者的封建社会观已经与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有了惊人的差异: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最高纲领’与‘完全胜利’既然以村社农民的目标——消灭地主,废除‘土地私有制’为标志,封建主义自然就被理解为地主制、‘土地私有制’与租佃关系等等,而‘超经济强制’与人身依附关系有时被提起也忘不了强调它们是以‘封建私有制’为基础的。” 而这一点又被斯大林的五阶段论继承下来,封建制就成了地主制。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不过是对斯大林的拿来主义,郭沫若的“自由封建主义”学说建立在中国商品货币经济和土地私有化基础上,不过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延伸。这就构成了严重的历史教训,从苏联的集体化农业到中国反封建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根源于此,这导致文革成为中国传统封建主义的回潮,——这就是秦先生最基本的历史叙事的逻辑。

     正是在这两种“封建观”的基础上,秦先生强调列宁从民粹派手中拿来的讨好农民的“土地国有化”的主张,不过是“实用”的政治功利主义或投机主义,只是一个否定的概念,本身是空洞的,——这就是自称比左派更懂列宁的秦先生对列宁“土地国有化”理论的全部解释,从《田园诗与狂想曲》到此次的六篇雄文,秦先生不断重复的不过就是这些观点而已。秦先生质疑我不知道他对列宁土地国有化主张的论述,他忘了自己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中的这些话了吗?

     而列宁却以政治家的敏锐与对俄国现实的深刻理解修正了自己的主张。在“分家”与否实际上已经不是问题,而两种“分家方式”(即列宁说的普鲁士道路与美国式道路)之争又明显地是当局的“方式”占上风的条件下,只有通过与农民一起反对“分家”(实即反对斯托雷平式的“分”法)才有可能最终实现按自己希望的方式“分家”。至于这在理论上是否“反动”则并不重要,因为“在经济学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历史上可以是正确的”。

    因此,列宁在1917年前后通过总结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经验,对农民问题作了一次全面的反省。……党的土地纲领不仅不应该与村社作对,而且应该主张土地国有化。应当说列宁当时说这些话是带有很强的实用考虑,因此他不仅强调了“在俄国当时的情况下”这一限定语,而且指出这一土地纲领主要作为“否定的概念”提出的,即它只说明我们不要什么(实即不要斯托雷平式的“分家”),而不说明我们要什么。

    上述论调是在讨论“什么是封建社会”的第一章出现的。在讨论“农民在封建社会中的位置”的第七章,仍然建立在这样的论调基础上:

    列宁在不发达的俄国强调这一理论,主要是在1905年革命,尤其是在斯托雷平改革之后,为使社会民主党人能够适应并利用当时反对斯托雷平资本主义改革的民间村社复兴运动而说的,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把村社运动的保守纳入无产阶级革命轨道的实用目的。这一理论也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

     这里,秦先生强调正是列宁的这一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实用主义”导致了其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灾难,所以,把这一理论(即中、俄农民具有革命性)用之封建时代的宗法农民,“则完全是一种民粹主义的见解”。换言之,只有“欧洲”中世纪的农民才具有革命性,因为那时的农民具有“私有者的属性”,“资产阶级继承了农民作为私有者的属性”,而无产阶级接受的只是农民作为“劳动者”的属性。据说“从英、法、美等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出”,“农民在本质上首先是作为私有者,挣脱束缚的私有者,而体现出他们的革命性的”,至于作为“劳动者”的反剥削要求,“只有在融汇到自由私有制摆脱宗法劳动者束缚的过程中去时,才能发挥革命的、积极的作用。” ——即只有作为“私有者”的农民才是革命的,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只有宗法性。而这样的理论用的仍然是列宁的名号:“我们知道列宁正是把自由化地主用暴力破坏农村公社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称之为‘彻底’的‘革命’。所以,我们说封建时代的农民能起革命的、积极的作用,在本质上只能是就他们的私有者属性而言。” 但是,正是因为十月革命后,列宁投机革命,转向民粹主义纲领,导致二十世纪中、俄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都只能是“民粹主义”反动性的体现。因此,告别宗法社会的民粹主义的“田园诗”,迈向私有制的自由解放的“狂想曲”,就成了秦先生孜孜以求的目标。

    以上这些论述与《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逻辑上都一脉相承,特别是涉及到列宁对土地国有化问题的叙事上。可以对比一下:

    我们注意到,列宁对土地国有化的论述除了纯理论部分(消灭绝对地租并把级差地租交给国家)以外,予以肯定的实际上只有一点,即它将废除地主土地占有制和份地占有制,也就是土地国有化有“破”的一面,而对于土地国有化的“立”的方面,即它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列宁却没有肯定任何东西……。

    ……

    这样一来,土地国有化在“立”的意义上究竟意味着什么,便成了一个随意性极大的问题。如前所述,列宁在这个口号下既主张过一连串的“自由”,也主张过一连串的“禁止”。他曾把土地国有解释成美国式的、英国式的土地制度,解释成自由农场主制度,甚至声称在这一制度下全部土地将只“在富裕农民和中农进行分配”,而不应该分配给“贫农”或“无法成为农场主的”“懒惰农民”、“懒汉”和“废物”,否则就等于保留了“旧有”或“中世纪的”土地制度。但在另一些场合,土地国有化也被解释为“把村社放在第一位”,解释为“农民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

    这样一种随意性极大的土地国有化主张附予了布尔什维克以极大的政治灵活性,可以使他们在斯托雷平改革后的复杂形势下,在“进步”与“反动”的主张交错存在于许多利益集团的格局中,在“彻底的”改革成为“反动”事业,而“开倒车的意图”反而是“社会进步”动力的“极其罕见的历史时刻”,得纵衡裨阖,游刃有余地度过那个尴尬时期,顺利地实现了理论重构,完成了自身的角色调整与社会定位。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这部分社会民主派,从早期只求彻底“分家”,中期坚持“美国式分家”而反对“普鲁士式分家”,转化为后期适应于重建“大家庭”的村社复兴运动,并最后抢占了这一运动的潮头。……

    然而,它也已经不是原来意义行的社会民主派思想了。这是因为:新建构起来的理论与“否定的概念”为核心,固然给理论的构建者带来了可贵的灵活性,但它在“肯定”方面的随意性也导致了理论漂移的可能。既然建构者没有赋予它以明确的“肯定”涵义,那么社会生活便会赋予它这样的涵义。而这个社会生活便是当时暗潮汹涌的村社复兴运动。

    抱歉,我虽然抄了这么多秦先生的话,其实还远远不足以涵盖这两本书极大的相似性或者重复性,这正是秦先生最典型的文风。还是请有心的读者自己去比对吧。这里只是提要说明两本书在理论基础上的一致,也是帮助大家辨别秦先生对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的理解究竟是否“歪曲”。其实,此次六篇檄文,也不过是上述观点的冷饭热炒,并无新鲜货色。

    秦先生指控我不知道他这本书,不知道他的完整观点,“以偏概全”。 但是究竟我对他的引用如何“偏”离了他的“全”意,他却不提。其实,我七万字长文里引用的一个重要文献是曹维安教授的《俄国史新论》,鉴于曹先生的硕士论文就已经被秦先生在《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大量援用,所以我举他的例子,不至连累他。正是在这本书中,曹先生对秦先生的民粹派观点提出了批评:

    苏联史学界通常认为,自由民粹派与革命民粹派有根本的区别。自由民粹派是蜕化了的民粹派,他们放弃了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沙皇政府的身上。他们实际上代表了富农的利益,是虚伪的人民之友。沿着这种认识,近年来国内史学界有人更进一步,认为“‘自由民粹派’既不反对专制,又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因此实际上既无民主主义又无自由主义而言”,故而名不符实,只能称之为“警察民粹主义”。在这里,作者还以革命民粹派的叛徒、君主主义者 Л.A 吉霍米洛夫,用其取代公认的自由民粹派的代表米哈依洛夫斯基,来论证“警察民粹主义”。

    笔者认为,上述对自由民粹派的评价,不免失于公正。应该说,以米哈依洛夫斯基为首的自由民粹派不仅是坚定的农民民主主义者,而且是坚定的人道主义者。尽管在巩固村社和抵制资本主义制度问题上他们与沙皇政府妥协,寄希望于政府对农民的帮助,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虽然他们只是进行合法的斗争。

    上述这段话有两个注脚。第一个是1960年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另一个正是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当时读书至此,就知道曹先生的批评对于秦先生来说,并没有意义,曹先生不免太书生气。在秦先生的价值坐标上,谁反对资本主义的普世性,谁就是站在封建反动的 “宗法共同体”和愚昧的“宗法农民”的立场上,为此秦先生是不惜与斯大林主义的官方史学站到一个阵营中的,——不过,这也从反面证明了秦先生的理论与斯大林主义其实有很大的共性,不过是头脚倒置的斯大林主义而已,一种僵化的历史阶段论的信徒,自由主义最陈旧的“历史终结论”的演义版。在秦先生的观念里,反对资本主义的俄国民粹派绝没有资格用“自由”这个高贵的词语,对于俄国的民粹派,秦先生是毫不留情进行全盘否定,而且痛恨,——该逻辑与《田园诗与狂想曲》对中国“宗法农民”的决绝否定完全一致,一点都不奇怪。 秦先生在不同的场合反复提到佩里•安德森先生与他的谈话。在此谈话中,安德森先生问他是否认可自己是“民粹主义者”?——看来,安德森先生实在是太缺乏对秦先生的基本了解。自然,秦先生绝口否定:“我是很反对民粹主义的,尤其是俄国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我认为,在美国的意义上把我称为民粹主义者的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宁愿当美国的民粹派呢?只因为美国已经是“现代化”的资本主义。而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暴力社会主义”,是前资本主义,是民粹主义复辟,是历史的倒车。

    其实,多少涉猎过秦先生书与文章的读者,都会知道他的写作特点是不断地重复自己,从文字、材料到观点,不厌其烦,这一点,很有布道的色彩,——姑且不论学术规范的问题。《田园诗与狂想曲》中涉及俄国、苏联与列宁的部分,基本上都是对《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的概括,而像《土地改革=民主革命?集体化=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的演变与发展》这样的文章不过是这两本书的缩写版,其标题的意思已经很鲜明。所以,想要“误读”秦先生并不容易,——究竟是笔者“歪曲”了秦先生的论点,还是秦先生故意误导读者?之所以没有直接引用《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的另一个附带理由,不过是该书的第一作者标明的并不是秦晖(卞悟)先生。

    秦先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依附封建观来对抗列宁主义的地主封建论,即用马克思来打击列宁,其真正的现实针对性是中国的土地革命,这才是公开的“非”秘密。其所谓的“关中模式”就是针对此而言的。关中模式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关中无地主,关中无租佃,关中有封建。前两种指的是细碎的自耕农占主导位置,后一种指的是社会黑势力猖獗。秦先生认为无租佃可以推翻官方史学阶级斗争主导的地主封建理论,而黑社会对社会的控制则证明了中国社会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封建性:官豪勾结的宗法制。

    其实,《田园诗与狂想曲》一书对关中模式的“实证”分析不过只占全书十二章中的两章,其他的部分都是自此基础上对“封建社会”和“宗法农民”这两个部分的理论发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不过是《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的中国翻版,其脚本是同一的,这就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此相对的则是“美国式道路”,即所谓“民主私有化”的资本主义。只有在这个二元对立的模式下,才能理解秦先生对“宗法农民”的痛恨,——这个反农民的“农民学家”的理论。

     该书的前半部是“证明封建社会是一个自然经济下的、以人的个性不成熟即人的依附性为特征的宗法共同体”,后半部则着眼批判依附性的宗法农民,其对中国农民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农民从来没有“革命”性,与英国与美国的农民相比,“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号称‘农民革命’最为活跃,但真正的农民私有者的运动 恰恰从来没有活跃过,中国的悲剧难道不正在此吗?” 所以,把宗法农民的造反解释为“革命”,就“完全是一种民粹主义的见解”;相反,中国农民具有渴求保护的依附性或“反民主性”(第七章)。而第八章的题目则是:“难对付的阶级”及其心态———宗法农民文化的社会整合;第九章的题目直接引用了“农民领袖”张献忠“屠蜀”时的碑文: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以论证“农民代表即农民利益的体现者同时必然是农民的主子即农民利益的损害者”,所以“农民民主主义”与现代民主是背道而驰的;第十章的题目:人性的萎缩与人情的膨胀——农民文化的伦理观探析;第十一章题目:非理性种种——农民思维方式探析。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了秦先生的理论只是针对传统中国的宗法社会与宗法农民,他真正的针对性是二十世纪以来苏联和中国的革命,——这些革命不过都是上述意义上的作为“劳动者”的“农民”革命,只是宗法性的体现。这就是该书在行文的时候,不断把俄国、苏联和中国的“案例”交叉对比的原因。第十二章作为全书的总结,顺理成章,“五月花精神”与“美国式”道路成为秦先生展望未来的理论依据,“历史是一面镜子,古典农民与‘美国式农民’为我们的宗法农民社会的改造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而我们的民主革命所走过的道路更值得认真反思”,其反思的要点是“自由个性觉醒”,其具体表现是改造农民的“依附性”,而“‘都市里的村庄’中的工人应该是学会‘领导’自己,学会做联合体的自由人而不是捧着赐给的‘铁饭碗’怡然自乐,离开‘组织’便不会走路的依附者”,——这正是秦先生“分家理论”的原始版本。

    至此,请读者评判,“美国式道路”究竟是否是秦先生“新自由主义”农民理论的基础与核心。《田园诗与狂想曲》已经再版,白纸黑字,关于“美国式道路”的叙述在全书中俯拾即是,秦先生的自我否定除了在大众传媒上欺瞒读者之外,对于真正严肃的读者来说并没有意义。作为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的样板文本,它再一次提醒我们的正是九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泛滥的思想根源,是如何深刻地植根于八十年代,植根于冷战结束的边缘,并且继续以冷战的意识形态在今天蔓延。

    通过秦先生《田园诗与狂想曲》中的最后一章中的段落,可以看到“美国式道路”在秦先生心目中的地位及其“分家理论”的来源:

    许多人往往怀疑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下“美国式”民主革命能否实现,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其实不光中国,中俄等国都曾有过只在“美国式”民主道路上走了第一步(打倒地主)便又吟起了宗法共同体的田园诗的历史。因此,“美国式道路”不仅是对“天然首长”的改造,也是对“平民”的改造。它不仅是要让“掌勺者”放下勺子,更要让群众放弃一切宗法梦幻,在摆脱束缚的同时不要留恋“保护”。……换言之,“美国式”道路必须有文化启蒙,必须破除宗法农民的文化心态,必须有全民族的反思。……过去“美国式”民主革命中途停车固然是宗法农民文化所造成的,但反过来说,我国历史上宗法农民的强大也与我国古典化时代没有走雅典式道路而是走马其顿道路有关,正如俄国农民的宗法文化也与俄国长期走普鲁士道路有关一样。

    秦先生在第一篇批判雄文中,为了证明论辩对手的文章是“不讲逻辑也不辨真伪地连缀成文”,不惜自我否定说:“这个‘两条道路’或曰两种‘分家’方式的说法在我们的社会转型或经济转轨理论中的确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以‘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而不是经济转轨再认识)为副标题的此书中,它只是个顺带提及的问题,并不是什么‘秦晖新自由主义农民学的核心观点’”、“吕先生最尖锐的质问、也可以说是全部宏文用力点的所谓‘秦晖隐瞒’案,除了表明她的无知还能说明什么?”——秦先生到底有没有“隐瞒”,事实已经足够清楚。此次六篇檄文,从“隐瞒”笔者书评的存在,到“隐瞒”自己在书稿中的直接表现,用诬陷和谎言来抹杀论辩对手的基本观点,甚至不惜陷自己于自相矛盾之中,秦先生所作所为已经突破了最基本的学术真诚的底线,无论是对读者,还是对他自己。如此不光明磊落,又该叫什么“做派”?“写商榷文章先要了解商榷对象的论述,最起码是了解他关于所商榷议题的论述,这应该是首要而且不难的要求吧”,——秦先生自己先请对号入座。

    秦先生利用自己“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大众传媒上仗势欺人,其表现是宣称对手“密集了太多的硬伤,使我驳不胜驳”,不过是“外行”,不具备批评他的资格,以此封口,取消对手的合法性。他拉来了董正华教授的文章作为“专业”例证,却不提及董教授相关的具体观点。他说自己在《田园诗与狂想曲》的再版序言中对笔者长文中“‘几乎俯拾皆是、无穷无尽的常识性错误’略举了些例子以酬其劳”,在此次第六篇题为《后人不能篡改历史》的反驳文章中,再次抄录了不过是同样的指控,据称只是“曾节录仅五百余字的一小段,硬伤就达十多处,真是信口开河,出口就错”!很遗憾,秦先生此次六篇大作专为反驳七年前的拙文而来,为什么不再“节录”一段五百字来“校勘”,或者更多举一些“俯拾即是”的“常识性错误”来教诲对手,而是不惜自己炒自己的冷饭,自己“抄袭”自己呢?秦先生不过是欺负大众传媒的一般读者不辨真伪而已,这一点上,倒是不枉为“公共知识分子”。

    董正华教授的文章其实早已拜读。2008年6月我们共同参加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主办的 “The End of the Peasant: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Future of Agrarian”学术会议,有幸与董教授相识,我们有激烈的争论,更有友好的交谈。会后,董教授还特意从北京给我邮寄一本英文的复印资料,——这里,也希望借此机会感谢他。学术观点可以求同存异,但是学术研究应该恪守学术原则,则是共识。

    其实,董教授在《关于现代农业发展的两个理论问题》中涉及列宁的“美国式道路”问题上,并没有站在秦先生一边,他并不认为列宁的土地国有化主张与土地社会化(民粹派的主张)之间是不相容的,即秦先生论证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转向民粹派的土地社会化主张是政治投机行为。相反,董文认为:“俄国革命阵营中一直有‘土地社会化’(即平均分配土地)与‘土地国有化’两种土地纲领之争,二者都反对沙皇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普鲁士道路”,列宁在理论原则上坚持土地国有化,但是并没有一般地反对平分土地”,列宁其实再三说明的是民粹派的土地平分原则包含了最激进的革命因素,——这其实也是本人七万字长文所着力论述的内容。董文指出:

    十月革命中,历来强调“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列宁,认为土地平均分配也可以是“达到完全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办法”。为什么会有如此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列宁土地问题思想的核心是“走革命的道路”,通过农民的革命行动消除农奴主-地主经济,……但由于社会革命党主张土地问题要等待立宪会议解决,反对立即夺取地主的土地,因而它的“社会化”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在左派分裂出来以后,这个党本身也跟临时政府一起被农民革命摧垮了。“土地社会化”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实行的。从颁布两个土地法令可以看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与社会革命党在土地和农民问题上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国有化还是社会化,而在于要不要支持和组织农民立即起来革命,夺取地主的土地;要不要在实际行动中拒绝“普鲁士道路”。

    这个从“革命”的角度来看待“土地国有化”与“土地社会化”的共识,是符合基本史实的,在这一点上,我和董文并无分歧。而我和秦先生的最大分歧正在于如何理解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转变。列宁在1899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认为斯托雷平改革后的俄国地主经济的资本主义已经占有优势,但是在俄国革命爆发后的1907年《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就纠正了这个说法:

    “我们以为资本主义农业成分在在俄国已经完全形成了,既在地主经济中(盘剥性的‘割地’除外,由此提出了归还割地的要求),也在农民经济中完全形成了,以为农民经济已经分化出了强有力的农民资产阶级,因此就没有进行‘农民土地革命’的可能。这一错误纲领的产生,并不是由于我们‘害怕’农民土地革命,而是由于我们对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估计过高。当时我们觉得农奴制残余不过是很小的局部现象,觉得份地和地主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已经十分成熟和巩固了。
革命揭露了这个错误。”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正是以这个被革命揭露的“错误”来调整革命的方向,是革命教育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而不是相反。但是在秦先生的逻辑里面,这个革命的转变却成为列宁投机革命的机会主义罪证。在秦先生的论述中,上述转变正是列宁倒转历史车轮,变得比民粹主义更“民粹”的表现,以下论述来自《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真正的实质并不在于原来对资本主义高估了而现在调低一点儿。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需要借助反对斯托雷平改革的村社复兴运动来推动革命,即借助“倒转历史车轮的”运动来推进“社会进步”!为了掌握这种运动,就不能像普列汉诺夫与孟什维克那样拘泥于旧有的理论,哪怕这些“理论”在逻辑上或“经济学形式”上并没有错,为了掌握这种运动,“借用”民粹派的纲领,甚至于比他们走得更远并反过来斥责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纲领”,就势在必行了。

    来回顾一下我在七万字长文中对秦晖先生的批判,

    秦晖先生在揭批中国“权贵私有化”的普鲁士道路的同时,鼓吹的是“民主”的“私有化”的 “美国式道路”,但这个以列宁名义命名的道路却恰恰被阉割了列宁所阐述的“革命”性和“国家性”,——这在秦晖先生的表述中是“警察民粹主义”;这个立场当然是对列宁的反动,也是对“美国式道路”的反动。为什么秦晖先生要刻意隐瞒和歪曲列宁最核心的观点呢?这就需要把这种话语落实到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因为秦晖先生需要论证所谓“民主私有化”就是自由竞争的私有化,在排除了“革命”与“国家”之后,秦晖先生的理论里还有什么东西剩下呢?那其实就只有“私有化”了。这样,看上去是反权贵私有化的秦晖先生却在暗地里为土地的“私有化”主张开辟了道路,问题正在于:这种取消了“革命性”和“国家性”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农业还有可能在中国实现吗?中国的小农经济可以凭借“自由竞争” 完成自己的资本主义化吗?要能完成,1949年前就该完成了,还要等到秦晖先生来批判“警察民粹主义”之后吗?这个“民主” 的理想除了在秦晖先生的书房里飞翔,并没有任何现实与历史的安身之处。所以它绝不是什么“民主”的“私有化”,因为“民主”的现实条件和历史条件已经被秦晖先生取消。

    无论从列宁论述的“土地国有化”主张,还是十月革命后列宁推动的“土地社会化”的实践,“美国式道路”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秦先生意义上的“民主私有化”主张,而是铁与火的“革命”。所谓“独立”“自由”的家庭农场主用吱吱作响的大车把资本主义制度从大西洋岸一直推到了太平洋岸的“美国式道路”,这一点不过是秦先生非历史的想象,——我的长文已经论证了这一点,有心的读者可以移步去读。请问,秦先生究竟有没有“篡改”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的论述?上述判断究竟在哪一点上歪曲了秦先生的理论?

    总之,一系列阴差阳错使善于利用形势的列宁取得了最后胜利。这既非“必然”,也不是他有什么神通能创造奇迹,而就是他能不拘泥于一切“原则”、最大程度地利用杨震所说的“激进大潮”所致。而这“激进大潮”虽有民粹主义传统为土壤,直接激起这一波的就是斯托雷平改革。自由民主派没有“盲从激进大潮”,他们只是无力抗拒,而列宁又岂止“盲从”,他是主动地抢“潮头”。但这个大潮也并非他所能掀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斯托雷平造就了列宁。

    秦先生其实是把列宁当作斯托雷平来肯定的,他强调的是十月革命前列宁主张暴力推动资本主义的言论,却抹杀了列宁把斯托雷平改革作为典型的“普鲁士道路”进行的抨击,而列宁的“美国式道路”正是与此对立的。换言之,秦先生表面上用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的称号,但是他肯定的却是列宁反对的“普鲁士道路”。简言之,秦先生对列宁的肯定仅仅在十月革命前作为提倡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民主党人,十月革命之后的列宁就已经倒向反动的民粹主义,成为历史的罪人,——这就是秦先生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解。

    其实秦先生已经坦白:“‘明目张胆的篡改’在新旧列宁之间完全可能存在,只是吕新雨少见多怪而已。”既利用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的名义来论证“美国是民主的典型”,又把列宁解释成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家,“列宁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的做派的确使他后来占尽便宜”,打着列宁的旗号来反列宁,秦先生真的不觉得自己在形式逻辑上有问题吗?真的把读者都看成是可以随意愚弄的玩偶吗?

    列宁在很多方面的确像多数俄国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与民粹派有过决裂,而且他在这方面的理论逻辑还相当彻底。应该承认他的理论素养是很高的。但在现实政治面前,民粹派那种“为了实行主义可以不择手段”的涅恰耶夫精神不仅被他继承,而且还被他发展成“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地改变主义”。

    为今天的目的去篡改历史,则是对前人的亵渎和对今人的愚弄。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事实与逻辑,——这可是秦先生自己说的。好一个后人不能篡改历史!

    二,马克思主义“封建观”与秦晖先生的“分家”理论——论民主的条件

    秦先生声称自己比“新左派”更懂列宁,也更懂马克思。其“马克思主义”封建观其实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秦先生认为这一判断是普世的,以下这一表述特别典型,值得推荐:

    马克思所说的这些特征不仅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欧洲而言的,也是相对历史上的欧洲,其中包括中世纪欧洲而言的。按这种观点,东方(包括中国)社会在自然经济(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宗法共同体(没有私有制)和人身依附(普遍农奴制)等前述封建社会各基本特征方面比欧洲中世纪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它是一种比封建社会(欧洲的)还要封建的“超封建社会”,或者说是距离私有制、商品经济与人的自由比西方中世纪还要遥远得多的“前封建社会”。这种看法当然并非只为马克思所有,上至黑格尔甚至亚里斯多德,下至当代以威特弗格尔为代表的西方“水利社会”论者,市民社会中的西方人或多或少都这样看待东西方差异的,即便在前苏联有过视“亚细亚”与欧洲如“两股道上跑的车”的“两种类型”论者与视“亚细亚”为一较原始的必经阶段的“两个阶段”论者的长期论战,其分歧在实质上也不过是“超封建主义”与“前封建主义”之别而已。

    这就是秦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即从理论上总结“马克思主义封建社会观在与东方新式农民运动相结合过程中的发展” 。他把马克思的封建概念与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东方专制主义进行了嫁接,变成了一个“普世”的封建主义理论,而针对的正是中国以及俄国(苏联)万恶不赦的封建特殊性,从历史到现实。秦先生的意思其实是:我们早就接轨了,只不过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只不过,不是官方史学的地主阶级论的封建主义,而是亚细亚专制的、人身依附型的封建主义。在秦先生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对西欧封建主义的接轨,中国迈向资本主义就应该是一种历史必然,而迈向社会主义,却是历史的错位,这一点其实并非秦先生的独创,正是世界范围内最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在历史叙事中的体现。所以,现在要做的只是扳回到历史的轨道上去,——所谓转轨,即如何让资本主义这种必然性得以实现。翻译成先生的话就是:分家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分家,此即为著名的“分家”理论,它贯穿在秦先生全部的写作中,也是其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以下夫子自况,也是他在不同地方的相同陈述:

    就在这时,我国发生了1989年事件。事件后国内外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改革将中止,旧体制会全面复辟。但我和金雁都有一种直觉,感到中国改革很可能不会中止,甚至反而会加速,只不过它将出现另一种过程。因为一个温情脉脉的大家庭只要脸一撕破,就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样子。子弟没想到家长是如此“不慈”,家长没想到子弟会如此“不孝”,这个“大家庭”还能维持下去吗?1905年俄国民众本来是举着“慈父沙皇”的像上街的,没想到沙皇以“流血星期日”来回应。1905年的杜马本是沙皇抬举“忠君的农民”来制衡捣乱的市民,用“亲农民的选举法”搞出来的“农民杜马”,但没想到它变成了“暴徒的杜马”。以后的俄国就再也不是过去的俄国了。于是镇压后的俄国出现了斯托雷平改革。而中国又会怎么样呢?

    说穿了,中国的1989就是俄国的1905,中国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激进市场化改革不过是斯托雷平改革的中国翻版,它开启了中国资本主义的道路。只不过它究竟应该体现为权贵私有化,还是“民主”私有化而已,——这一点正是秦先生理论中最具欺骗性的地方。

    而我对秦先生的质疑也正在此,一个以反对所谓“民粹主义”为基本诉求的分家理论,其实已经丧失实现任何“民主”的条件。前门拒狼,后门引虎,它绝不是什么“民主”的“私有化”,因为“民主”的现实条件和历史条件已经被秦先生取消。按照其逻辑,取消民众参与的“私有化”其实必然自上而下地进行,这就是“民主”或者“公平分家”的涵义吗?秦文中说:“吕先生仇视一切‘私有化’,她因为我只反对‘权贵私有化’而不反对‘民主私有化’而对我大张挞伐”, 这样的言语除了混淆视听外,并没有真正面对我的问题,即“民主”或“公平”的历史和现实的前提和条件究竟是什么?

    秦先生的分家理论喜欢讲“亲兄弟明算账”,但这是有条件的:“父子经济”时代有名无实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转轨时代需要名实相符合。不是吗?只有通过经济民主实现公正地“退出”后,那时才能形成“亲兄弟,明算账”的正常交易秩序。因此,一位转轨经济学家曾经说过:“民主国家无论以怎样的价格向无论什么人出售国有资产都是合法的;而不民主的国家无论以怎么的价格向无论什么人出售国有资产都不合法”。这话是过于极而言之了,但从逻辑上讲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其实应当说,民主国家也远不是无论怎样出售公共资产都合法,但公共资产“退出”的合法性有赖与名实相符的委托代理关系,即有赖于公共选择或曰有赖于民主(哪怕是间接民主,但不能是“替民做主”),则是千真万确的。 (这里用引号引证的“转轨经济学家”的话,既无名字,也无出处,原文如此——吕注)

    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国企被私卖的过程中,为什么被扫地出门的工人与管理层成不了“亲兄弟”、无法“明算账”?因为他们不属于“民主国家”的公民,他们只是专制社会具有奴性的宗法“臣民”:都市里的农民,——所以需要迫使他们失去父权的保护,是为了让他们“实践自由”,为自己“做主”。国企改制其实从1979年就已经开始,到八十年代之后大力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劳动合同工制度,砸烂铁饭碗,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工人作为企业主人的地位已经荡然无存,从制度上已经丧失了表达意志的可能。这个打破大锅饭的过程在“分家理论”的倡导者眼里是历史的必然,是对“都市里的村庄”的现代化改造,改革正是首先要从这种必要的“整顿”开始:即必须用对苏联的《马钢宪法》的某种程度的恢复来代替《鞍钢宪法》,后面的“春天的故事”就是,在大中型国有体制的改革中,一般来说,工人都处于被动的局面,是缺少主动性的。原因就在于工人的处境和农民不同,他们摆脱束缚是要失去保护的,而且通常摆脱的束缚不多,失去的保护却不少。

    读过《田园诗与狂想曲》的读者对这样的叙述应该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中国的宗法农民以及国企中作为“都市里的村庄”中的工人之所以需要被改造,就在于他们不愿失去保护,宁愿做农奴。看来,秦先生也是愿意承认工人阶级并不喜欢“分家”的。不过,按照秦先生一贯的逻辑,这种给你“自由”却不愿“实践”,反而需求国家“保护”的心态不过是奴性(或者是封建性)的体现,——只是这次的“启蒙”针对的是当代中国的工人阶级。既然毛泽东时代是封建专制主义,国企不过就是封建堡垒的体现,所以如他美妙的书名《实践自由》所提倡的,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才是唯一的自由之路。但是,这里的悖论是:既然你是不民主的国家,你怎么“分”都是非法的,——那么,不民主的国家怎样才能民主呢?答曰:私有化。私有化如何才能“公正”实现呢?答曰:民主化或曰“公共选择”;民主化或曰公共选择如何实现,回到开头,——很妙,秦先生的理论成了咬自己尾巴的叭儿狗。这就是他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和东欧转型中同样出现瓜分国有资产的寡头集团。

    其实,民主化与私有化究竟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经过这一场“肉食者”的游戏,无论是“民主”还是私有,已经和“摆脱了束缚”的下岗工人们没有干系了,这里的“民主”私有化不过是骗人的空心汤团。再来温习一下《田园诗与狂想曲》中的此种论调吧:因此,“美国式道路”不仅是对“天然首长”的改造,也是对“平民”的改造。它不仅是要让“掌勺者”放下勺子,更要让群众放弃一切宗法梦幻,在摆脱束缚的同时不要留恋“保护”。

    他们要想得到保护,就必须接受束缚,而他们若要摆脱束缚,便不能迷恋任何外在的保护,而必须按“人不靠己,天诛地灭”的人生哲学生活。他们要么成为同时摆脱了束缚和保护的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人,要么就不能获得任何自由。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个人自身的发展没有完全达到新的自由人联合体时代以前,这是个铁的逻辑!

   好一个铁的逻辑!这就是秦先生“唱”导的“民主”的前提和条件。

    只是,这样“民主”私有化的“启蒙”之歌似乎并不是唱给工人听的,那么秦先生的“分家理论”到底是唱给谁听的呢?到底是谁愿意“分家”?“失去保护”的工人阶级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才能够有效地反对“大家长独霸家产而把子弟们扫地出门的方式”?既已经从制度上取消了工人们的平等地位,“掌勺者”独霸已经是必然,反“掌勺者”的理论正是以此强化了这一霸权秩序。“宪政民主”是可以建立在“大家长”与“子弟”们实质性的阶层等级制度上的吗?这个理论的前提恰恰是要抹杀革命所奠定的社会主义追求平等的性质,其逻辑悖论不过以另一种“专制”作为所谓“宪政民主”的前提。除了强占一个道德制高点外,这样的理论实质上正是对“权贵私有化”最大掩护。

    明了这些道理,可以来看秦先生骇世惊俗的如下说法了:“给城市贫民兴建贫民窟的权利,也是一种告别过去对贫民‘既不给自由,又不给福利’的可取做法 ”。 贫民窟体现了自由和“正福利”,而传统的社会主义住房制度和今天的廉租房和保障房制度(特别是在重庆)都不过是“负福利”,——这样的理论的确需要结合秦先生的“启蒙”思想和历史观才能够充分理解,据称这就是为农民说话的知识分子良心的体现。只是秦先生为之积极建言的深圳市政府至今仍不肯采纳这样的美好主张,怕是辜负了这片春风最早吹绿的城市。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全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国营经济”和“国营企业”分别修改为“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在很大意义上是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性质转变为类似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即所有权是国家,委托给私人经营或者出售。按照温铁军先生的观点:如果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话,应该从这个时候算起。 至2004年,郎咸平起而质疑中国的国企改制,抨击国有企业的私人“保姆”变成了主人,导致国有企业的产权恶意变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对此,秦先生的高论如下:

    郎咸平谈到的“保姆弄走了主人的财产”,实际上就是我11年前提出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问题,也就是我六年前提出的“看守者交易由其看守但非其所有的财产”的问题。其实,两年前中国一些“左派”对当时政策的批评:“崽卖爷田不心痛”也是一种不错的比喻。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实质上就是问:为什么“主人”制约不了“保姆”?为什么做饭、吃饭者制约不了掌勺者?为什么所有者管不住“看守者”?为什么“崽”根本不把“爷”当回事?

    这可以说正是全部问题的核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哪怕你对“保姆”、“掌勺者”、“看守者”和“崽”的如此行为再骂得厉害又管什么用?而所谓“保姆”、“掌勺者”、“看守者”和“崽”其实按人们更常讲的一个词,就是“公仆”,以上所有这一切疑问,都可以归结为:为什么国民这个“主人”制约不了他们的“仆人”?

    但实际上,郎咸平所说的“保姆”和秦晖所说的“掌勺者”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概念,其逻辑起点根本不同。郎先生认为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是以国有资产属于作为主人的“国民”为前提的。而秦先生的前提认定:所谓“国民”不过是空洞的“宗法农民”,是专制名头下的民粹主义的根源,是首先需要改造的对象,国家作为掌勺者必然是专制的家长。国有资产本身就是原罪,国资私有化才是唯一的民主之路,“民主”只能来自“私有化”,——秦先生所代表的这一类主流观点其实正是中国出卖国有资产的前提,即权贵私有化的前提。它已经预先排斥了所有可能的实质性民主,“民主”已死,那么剩下的只有私有化,它除了是权贵私有化,还能是什么?这样,高唱“民主”的“私有化”论调正是现实中“权贵私有化”的前提,没有这样美妙的“民主”论调为挡箭牌,任何意义上的国企私卖根本就不可能。

    而所有这些主张据(秦先生)说都与“新自由主义”无干:因为没有任何“自由主义”会喜欢“权贵私有化”。秦先生辩白说,他的“民主”私有化方案是要由“公开拍卖”这些“公共选择程序的民主私有化”。但是,为什么按照这些“民主”原则“分家”的俄罗斯和东欧的转轨却并不成功?模仿一下秦先生的提问:为什么有了宪政民主这个“自由”的保证却仍然制约不了转轨中寡头们的“权贵私有化”?秦先生的回答不意外,这是因为“内部人私有化”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为什么实行了“宪政民主”的“私有化”却依然解决不了“内部人”问题?因为他们的改革(改造)还没有到位,民主得还不够,法制得还不够,只要继续沿着历史“进步”的轨迹“改”下去,普世道路必然实现。

    这种回答一点都不新鲜,把俄罗斯休克疗法的灾难归罪于政府的腐败和对改革的决心不够,这正是国际上保守的新自由主义右翼的典型观点。 不仅如此,因为新自由主义总是要寻找自由市场的样板国家,“后苏维埃国家转向自由经济失利促使新自由主义者另寻实行新新自由主义的成功故事,以树立可让其他国家效法的榜样”,这样的做法并不稀奇,比如“保守派新自由主义者对东亚债务危机的反应完全是一副投机嘴脸。这些陷于危机的国家就在几周甚或数日前还被他们赞誉为自由市场的成功故事,危机发生后,他们便斥之为腐败透顶的‘戚友特权的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t)体制,亟需全盘改造成自由市场。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和深陷危机的政府听从了这个建议,在已经萧条并债务累累的经济体重实施了贬值、金融财政紧缩和混乱的私有化规划。一直要到了类似后苏维埃振荡疗法的灾难已露除苗头,他们才稍稍收手(而大部分有厚利可图的东亚企业却被外国投资家给收购了)。”

     其实,无论是把“民主”私有化的失败归结为“裙带资本主义”还是“权贵资本主义”,其前提都是预设了一个非历史和非现实的“好”资本主义和“好”民主的模板,如果你没有达到,不是那个图景不好,而是你做得不够好,——你永远都不够好,这样削足适履的“普世”理论确实可以东方不败,西方也不败,——这就是秦先生作为媒体公共知识分子成功的秘密。

    秦先生喜欢讲“道路”,好民主与好资本主义是以“雅典道路”和“美国式道路”来命名的,对立面是“马其顿道路”和“普鲁士道路”。作为秦先生“分家理论”的历史来源,除了这个所谓“美国式道路”之外,尚有“雅典(罗马)道路”。和“美国式道路”一样,秦先生“雅典(罗马)道路”的理论预设总是一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里就破产。“美国式道路”的问题,我的七万字长文已经讨论,不再赘述。秦先生所谓“雅典(罗马)道路”与古代福利国家的问题,将另文处理。

三, 赫鲁晓夫与勃涅日涅夫时代的农业问题

     ——苏联 “美国式道路”或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失败

     最后来看秦先生揭批的本人文章中的“硬伤”问题。其关键在于,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和勃涅日涅夫时代,苏联农业的状况究竟如何?这里,我与秦先生的最大分歧在于究竟如何理解赫鲁晓夫及其之后苏联农业改革的问题。

    秦先生指出了笔者的一个笔误,“赫鲁晓夫执政七十年代”,其中漏掉了“之后”二字,本是对应前面的斯大林“之后”。但是,秦先生却一口咬定,这不是笔误,而是“外行”的证明,即根本不知道七十年代是勃涅日涅夫执政!笔者原文其实应该如下:“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执政以来,实行了一系列针对斯大林模式的放权让利的农业改革,但正是在赫鲁晓夫执政之后的七十年代,苏联再度出现严重的粮食匮乏”,前一段落讨论的是斯大林模式“之后”并没有解决苏联的粮食问题,这里讨论的是赫鲁晓夫执政十年的放权让利“之后”(即勃涅日涅夫时代),苏联的粮食问题变本加厉。如果我认定赫鲁晓夫执政是七十年代,同一段落中为什么要谈1963年的问题?1963年从何而来?难道是从斯大林时代来?秦先生的指控怎么不顾及原文的基本逻辑呢?
1963年,即赫鲁晓夫改革后期,苏联粮食出现严重危机,导致苏联第一次不得不进口西方的粮食;至勃涅日涅夫时代,则恶化为长期依赖粮食进口,成为“净进口国”,这本来是苏联农业史的基本共识。我的文章中说得很明白,“赫鲁晓夫不得不恢复战后早就停止的凭卡制度,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而“1973年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很清楚是两个不同的阶段,进口粮食与粮食“净进口”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实,本段的行文逻辑是按照赫鲁晓夫时代到勃涅日涅夫时代的顺序,综合起来先讨论粮食问题,再讨论农业生产问题的。而上述两条资料来源于《苏联兴亡史论》中两个完全不同的章节,即第十九章: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历史上的第一场改革,和第二十章:对苏联走向衰亡起着重要作用的勃涅日涅夫时期,——两个时期划分得非常清楚。

    而秦先生却斩钉截铁地认为:错!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粮食有出有进,但一直是净出口。正如下文所言,苏联粮食净进口是出现在赫鲁晓夫下台后。而且即便到那时咱们抓住这净进口说事也是偏见。1970年代苏联大量进口粮食是不假,但那时苏联人均产粮、尤其是人均用粮水平与斯大林时期相比,更不用说与我们相比要高出多少。

    秦先生在这里故意混淆我在文章中说的两个不同的“第一次”,即第一次进口粮食的赫鲁晓夫时代和第一次成为“净进口国”的勃涅日涅夫时代。但事实是:我从来没有在文章中说赫鲁晓夫时代粮食是“净进口”,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史料,——秦先生完全是无的放矢。

    在秦先生的逻辑里,讨论赫鲁晓夫时代有农业危机,就是“反修”话语:这是典型的“反修”时代语言:说什么赫鲁晓夫的农业比斯大林搞得差,而我们则比斯大林、当然更不用说比赫鲁晓夫搞得好。开的什么玩笑?按西方国家的标准看,苏联农业的确糟糕,赫鲁晓夫时代亦然。但说赫鲁晓夫时代比斯大林时代乃至中国改革前更糟,无论西方还是苏联,包括苏联解体后以揭丑为能事的年代,都从未有过这种说法。这种神话只出现于“反修”时代的中国。

    但是,本人文章里根本没有把苏联农业与中国农业进行任何比较叙述,也根本没有比较赫鲁晓夫与斯大林时代的农业孰好孰坏,我只是根据史料指出:赫鲁晓夫时代出现过严重的农业危机,——以上指控完全凭空虚构。我的基本立论是:从斯大林时代到赫鲁晓夫、勃涅日涅夫时代,再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从来没有真正解决好粮食和农业问题!

    赫鲁晓夫时代究竟有没有发生粮食危机,究竟有没有进口大量的粮食,只要查一下维基百科的赫鲁晓夫英文词条,就可以看到清楚的解释:

    In June 1962, food prices were raised, particularly on meat and butter (by 25-30%). This caused public discontent. In the southern Russian city of Novocherkassk (Rostov Region) this discontent escalated to a strike and a revolt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The revolt was put down by the military who opened fire on unarmed demonstrators. According to Soviet official accounts, 22 people were killed and 87 wounded. In addition, 116 demonstrators were convicted of involvement and seven of them execut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volt and the massacre was completely suppressed in the USSR, but spread through Samizdat and damaged Khrushchev's reputation in the West.[

    Drought struck the Soviet Union in 1963; the harvest of 107,500,000 short tons (97,500,000 t) of grain was down from a peak of 134,700,000 short tons (122,200,000 t) in 1958.The shortages resulted in bread lines, a fact at first kept from Khrushchev. Reluctant to purchase food in the West, but faced with the alternative of widespread hunger, Khrushchev exhausted the nation's hard currency reserves and expended part of its gold stockpile in the purchase of grain and other foodstuffs.

    有趣的是,这一段叙述在“后”反修时代的中文维基百科里却消失了。秦先生也许会说,英文维基的“反修”话语不过是“冷战时期西方的渲染”,那么我们来看俄罗斯人自己怎么说。

    根据《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中的披露,其实在 1961年赫鲁晓夫想使得农业发展的企图已经“无功而终”,1961年的谷物收成是近五年中最低的。秦先生反驳说:赫鲁晓夫接任后如果粮食报酬连续十年“逐年减少”又没有别的报酬,农民还能活下来吗?赫鲁晓夫的确热衷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但是我们要看前因后果。1961年赫鲁晓夫实行货币改革,国家与合作社贸易中确定的价格是:国家用一个新卢布代替十个旧卢布,——这导致农民用非市场的方式抵制,即大量减少对城市居民的副食品供应。在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情况下,赫鲁晓夫于1962年决定采取经济措施刺激农产品的生产,即把肉类价格提高35%,油类提高25%,这也属于秦先生歌颂的: “(赫鲁晓夫时代)在提高收购价和扩大自由交易比例方面还是有可观进展,集体农庄售粮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

    但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这样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上述维基百科提到的诺沃契尔卡斯克工人大罢工。工人们喊着“肉!肉!提高工资!”并且写下了“把赫鲁晓夫当肉!”“打倒赫鲁晓夫政府”的口号。工人们的游行遭到了武装镇压,23人被打死(比维基百科说的多一人),87人受伤,其中三人因伤势过重而死亡。116人被捕,其中14人受审判,7人被判处死刑,其余被判处十至十五年监禁,——这一事件成为赫鲁晓夫垮台的严酷标志。该书给这一章的标题正是:“把赫鲁晓夫当肉”!

    接下来的故事轮到了1963。在《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中,特别为1963年开辟了一章,题目为“1963年的黄金面包”:1963年收获一亿零七百五十万吨谷物,也就是比1962年几乎少了三分之二。国家在谷物生产上滑倒了1955年的水平。因为立即就限制用谷物喂牲口,所以就开始宰杀牲口。结果肉类生产是增加了,而挤奶量下降到六千一百二十万吨,即低于1959年的水平。赫鲁晓夫保证国家肯定能解决粮食问题,在肉类、牛奶和油的生产上按人口平均能轻易地超过美国,现在这话就站不住脚了。

    用A.阿朱别伊的话说:“1963年开始感觉到……面包供应断断续续。为这事写的信像潮水般涌向报社(《消息报》)。……作家诺索夫写道:“1963年秋天面包厂停止了计划中的长面包和圆面包烘烤,糖果车间关闭。白面包凭盖了章的证明只供给某些病人和学前儿童。”面包商店里规定只能限卖手头拿的面包,卖的也只是灰不溜秋的长面包,这是掺了豌豆做出来的。

阿朱别伊写道:“赫鲁晓夫提议(也许,这是明智的)某个时期用票证,以制止人们用粮食喂牲口。但是事关威信的想法占了上风。决定从国外购买一些粮食。”买了九百四十万吨谷物,也就是每年总收成的10%。购买谷物靠的不是那时收入还不怎么多的石油和天然气,而是黄金。相当一部分吃掉的面包是黄金换来的。

    事实上,1963年的农业失败,正是赫鲁晓夫的滑铁卢之战。赫鲁晓夫上台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粮食上的成功来源于大规模垦荒,其粮食产量的一半来自新垦区。 但是这却是靠“粗放型增长”,当时的农业部长后来评价说:“50年代中后期,当我们可以向农业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的时候,他(赫鲁晓夫)把赌注押到了大规模开垦荒地上面,当然,这样做见效很快,成果也很显著,但从长远来看,明显是个错误的决定。……更为致命的是农业领域发生了‘战略性转变’,转向了粗放型增长,而我们的计划是要转为集约化农业。” 即便如此,至1960年底第六个五年计划也并没有完成既定的粮食指标,1965年收获的粮食甚至少于1960年。 可以想见的原因,新垦地带来了环境生态平衡的问题,垦荒后期大量土地被风沙侵蚀,而赫鲁晓夫却不允许休耕。

    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重要一章是对 “美国式道路”的迷信而大力推广玉米种植,作为发展畜牧业的经验,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1955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他在《关于增加畜牧业产品生产》的报告中,就极力鼓吹美国用扩大玉米种植来增加畜牧业的经验。 这一年他派遣代表团去美国衣阿华州玉米带考察,被衣阿华的大农场主罗斯韦尔•加斯特(Roswell Garst)游说去参观他的大农场。结果是这个衣阿华玉米商后来成了赫鲁晓夫的座上宾,多次访问苏联,还卖了4500吨玉米种子给苏联。 赫鲁晓夫1959年轰动世界的美国之行中,去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见面之前,特别去衣阿华州加斯特的大农场做客并讨论玉米种植问题,加斯特和赫鲁晓夫手拿玉米棒子的电影镜头和照片一时间传遍美国。 但是,强力推行玉米种植的结果是:玉米并不适合在苏联推广,产量不高,其经济效益比其他饲料作物要差,而且扩大的玉米种植挤掉了冬小麦种植的面积,影响了谷物的增产,这导致他的畜牧业发展计划严重受挫。其标志性事件是,梁赞州的党委书记为了迎合他的畜牧业要赶超美国的壮志,虚报指标,为此梁赞州所有的牲畜都送去屠宰,并且在全国采购肉来完成任务,还是远远完不成指标。欺诈败露,该党委书记自杀,这一事件成为著名的丑闻 。开垦荒地运动与强制扩大玉米种植面积,都是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现代化“美国式”农业道路的体现。

    其实,我在长文中对赫鲁晓夫和勃涅日涅夫时代农业问题资料的有限援引并非本人杜撰,而是来自于《苏联兴亡史论》这部由中国资深的苏俄经济史研究专家和苏联问题专家陆南泉、姜长斌、徐葵等教授领衔担纲的著作,属于国家重点课题。也许是因为我的引用(对此,我很抱歉),秦先生高调指控该书的硬伤“比比皆是”。

    秦先生的证据来自苏俄史研究前辈刘祖熙教授给人民出版社的函,说该书把沙皇的顺序弄错了,“还出了尼古拉三世的笑话”,但是却不给出这封函的出处,也不给出该函的具体内容,——读者无法验证,这样的做法已经很不“学术”。但即便有上述细节问题,从逻辑上讲,对于这部六十余万字的集体著作来说,完全可以通过修订来不断完善,而不应该成为全盘否认该书学术成就的证据。

    其实,秦先生应该直接引用前辈学者高方教授在2003年的书评《从斯大林功过看苏联兴亡——评<苏联兴亡史论>》 ,该书评已经用专门一节指出了该书的欠缺与差错,包括尼古拉三世的失误。但是这并不妨碍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全书洋洋洒洒六十五万余字,给人敢立新论、耳目一新的震动”,是富有创新之作,——这样的结论大概是秦先生不予引用的原因吧。另外的代表性书评是郑异凡教授《一代兴亡 从头评说 ——读<苏联兴亡史论>》 ,郑教授指出该书2004年再版的时候已经接受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修订了某些不准确的说法。尽管郑教授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和批评,但是对于该著作的学术水准是充分肯定的,“从总体上说,在苏联剧变问题研究上,我们听到了颇有分量的、较为系统的另一种声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史论》把我国苏联剧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是一部值得关心苏联剧变的人士一读的学术著作,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这本书已经解决了人们的所有疑惑,也不是说本书已经十全十美。”这些都属于正常和真诚的学术批评。从学术界的评价来说,该书已经被公认为重要的标准性成果,2009年北师大世界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华教授在《国内学界近三十年俄国史研究之思考》 的总结文章中,把该书与曹维安教授的《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等书并列为新世纪以来的代表性著作。但是秦先生自视甚高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性之路》一书,却并没有被提及。这些学术界的评判,应该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

    对于真正的学术批评,应该虚心接受,这是基本的学术原则。但是利用学术批评来扣帽子打棍子,则是另当别论。

    现在来看秦先生涉及到1963年问题对我的“校勘”。请注意这里面藏着的玄机:

    1963年粮食产量甚至不到战前的一半。(天下奇谈!整个这段话几乎句句硬伤,错得让人不忍卒读。本来,吕新雨对苏联史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她这段话出注说是引自《苏联兴亡史论》第562-563、634-637、694-698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但是这本书虽然号称“国家重点课题”,又是由专出“官书”的中国第一号出版社出版,却偏偏硬伤极多,行内人早就指出它连俄国沙皇的顺序都颠倒错乱,还闹出了“尼古拉三世”的笑话[参见北大刘祖熙教授致人民出版社函]。而就在吕新雨引用的这几页里,非专业人士也应该能看出的硬伤也比比皆是[例如“1954-1959年间,苏联农业产值以平均每年70%的速度增长”,我的天!连续六年几乎每年翻一番!还是农业!诸位看官你们相信么?

    如果读者没有被秦先生非凡的“修辞”惊呆了的话,可以看出这里有两个史料问题。一个涉及到1963年的粮食产量,一个涉及1954-1959年的苏联农业产值。但其实,我的文章仅仅涉及第一个问题,即1963年问题。而1954-1959年苏联粮食产值问题,我的文章里根本就没有涉及!既然与我的文章无关,怎么怪罪于我呢?秦先生的发明是找到我的引证涉及的页数,然后声称:“就在吕新雨引用的这几页里,非专业人士也应该能看出的硬伤也比比皆是”,让读者误以为:首先,这里有“比比皆是”的硬伤;其次,这些“硬伤”都是我文章里引用的。事实是,秦先生费尽心机找到的两个“硬伤”,其中一个与我的文章毫无关系。
来看这个与我文章有关的“硬伤”。

    我在文章中引用《苏联兴亡史论》中关于1963年粮食产量不到战前的一半,经秦先生查对,应该是分得的粮食报酬不到战前的一半,是我引证疏失,就此而言,也仅此而言,我欢迎秦先生的教正。但是,既然明知道是引证疏失,并非有意,又何以得出秦先生的所谓“信口开河完全不顾原文”、“凭空捏造” 的结论呢?正是本着对学术负责的态度,我对所有的资料来源都给出了出处,以方便核查。如果引用有误,自然应该改正,但这和“凭空捏造”是一回事吗?相反,秦先生文章在引证时却常常不给出处,该作何说?何况,集体农庄作为劳动报酬的粮食与粮食总产量之间是高度关联的,我的基本事实判断并没有错,即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到1963年的确出现了严重危机。相比较于秦先生认定凡说赫鲁晓夫时代农业有危机就是“偏见”和“反修”话语,——就这样的判断而言,究竟是谁更“错”!

    既然秦先生查明了事实,即1963年农民所得粮食报酬只有战前的一半,为了避免读者因此得出悲惨的结论,秦先生辩护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生活不好,因为他们还有粮食以外的报酬,他们有货币化报酬!“苏联集体农庄庄员报酬的货币化本身也是一种进步”,“(1963年)苏联集体农庄庄员报酬的货币化程度已经大大高于战前,该年庄员包括货币的总报酬按西方标准的确很低,但仍高于丰收与正常年景的此前三年”。但事实是,1958年集体农庄一个人每日的劳动报酬所得货币与实物报酬合计为1.56卢布,五年后的1963年,增加到1.89卢布,五年期间一共增加36戈比,即一个人每日的劳动报酬每年增加7戈比 ,这就是秦先生为赫鲁晓夫农业改革辩护的“进步”,——七戈比。

     再来看秦先生校勘出的另一个所谓“外行话”:国家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对农业进行大量的财政补贴,但是农业产值却不升反而大幅下降(又说外行话了!苏联农业的确是效率低下,你可以说是增长率下降,乃至趋于停滞,但是说产值下降、甚至“大幅下降”又是信口开河了。苏联农业产值按可比价格计,战前最高值是四百九十三亿卢布,赫鲁晓夫时代的1961-1965年平均为八百二十八亿卢布,勃列日涅夫时代的1976-1980年平均为一千两百三十七亿卢布[A. M. 普罗霍罗夫:《苏联百科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61页],这是“大幅下降”?!)

    我这句话的依据来自以下资料:“农业连续多年的不景气,给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它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1979年谷物产量与农业产值分别比上年下降26.4%和3.1%,这使得当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下降为3.4%。” 请问农业增长率会下降,农业产值为什么不会下降?难道农业增长率下降的时候,农业产值却是上升的?这里,秦先生其实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游戏:我说农业产值下降是指在勃涅日涅夫时代,但是秦先生却把战前和赫鲁晓夫时代的数据拿来比较,从而得出苏联农业产值是上升的,所以吕新雨又“信口开河”说“外行话”了!好吧,举一个今天中国的例子,温铁军教授曾在2001年指出:

    “去年末中国粮食总产值下降9.9%,产量减少960亿斤。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不仅是理论界,决策界也很担心。”
 秦先生是否要把前民国时代和前毛泽东时代粮食总产值的数据拿出来比一比,以证明我们的农业总产值不可能下降?大家尽可放宽心!

    整个这小节还充斥着逻辑和常识上的硬伤。例如吕新雨既责怪苏联集体农庄卖粮太多,实物(粮食)分配率低,又责怪它没有实行“按月支付报酬”。她竟不知道只有货币报酬才便于实行月薪,在实物分配时代粮食哪有“按月支付”的?吕新雨显然从未当过农民,不知道我国的人民公社当年只有“年终分配”和多熟制地区的“夏收分配”,我插队时农民羡慕供销社职工的说法就是他们可以“月月添熟”。而苏联农民当时未普遍实行月薪制,也恰恰是因为“作为劳动报酬的粮食”实物分配比例还不够低,货币分配的比例不够高。

    这一段指控很无理,根本不顾基本的史实。赫鲁晓夫为了实现农业的工业化管理,改革了集体农庄年终分配制度,1956年苏联决定实行按庄员在公有经济中所做的全部劳动日发给预付款制度,即年初以卢布对劳动日单价进行估算,然后按月预支报酬,到年终结算。预付款由货币与实物两部分构成。集体农庄建立滚存的货币基金和粮食储备。预付基金来源于25%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和50%的采购预付金,苏联银行对这两项来源列入特别往来账务,以保证兑现。 从1957年起,集体农庄逐步改行货币形式的报酬,1960年货币在苏联农庄报酬中的比重达62%。 作为历史学家的秦先生怎么可以用他在中国“当农民”的经验就推断苏联的历史呢?这个制度是否成功,另论。但是这个改革本身却是基本事实。

    秦先生否认赫鲁晓夫时代农业出现凋敝,是因为:农业生产率越高,所用劳动力越少,在吕先生看来就越是证明“农业凋敝”,照此看来生产率最高农民最少的美国农业当然比苏联更“凋敝”得多,而我国改革前80%的劳动力搞饭吃还解决不了粮食供给,当然就是“农业繁荣”之证了。

   以上驳论针对的是本人如下叙述:“农庄庄员不得不大量流入城市去谋生,有的州的集体农庄有劳动能力的人在七年的时间几乎减少一半,这正是由于农业凋敝而产生出的‘民工潮’。”事实究竟如何? 来看俄罗斯农业专家给出的这一段材料,可以与《苏联改革兴亡史论》的材料互相印证:

    50-60年代之交,随着农业改革的空转,违背1953年九月全会的原则,农村居民尤其是青年人向城市的流动在加强。农村人实质上具有自由选择在什么地方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在此条件下,开始出现了自发的、不受国家调节的流动。流动的理由十分充分。这里既有已经谈到的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一些消极后果及对从事个人副业的人利益的侵犯,也有在扩大集体农庄,特别是强迫一些村庄搬家时所犯下的不应该犯的错误,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1960-1964年离开农村的700万人当中,有600万人年龄在17-29岁之间,也就是青年人。这就意味着,不仅是城市的农产品消费者在增多,而且最危险的是,农村劳动生产率因年轻人流失,农村人口老化而下降。1962年,出现了战后时期国内城市居民数量第一次超过农村居民数量的情况,两者的数量相应为1.112亿人和1.086亿人。

    ……

    这样,由于客观原因,也由于主观原因,农业越来越落后于城市居民的需求,也不能满足畜牧业部门对饲料的需求。

    赫鲁晓夫时期的农业改革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其思路正是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方式来对待农业和农村,——这样的城市中心主义的“美国式道路”,即对现代化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的盲目崇拜,正是我们今天特别要引以为戒的。为了说明问题,这里对上述材料的概括性内容再多一些解释。

    赫鲁晓夫最著名的改革有强制实行集体农庄的合并,把集体农庄变成国营农场,伴随着这些合并的则是乡村居民离乡背井的迁徙。建大型的城市化村镇,把农民从分散的小村庄迁移到大的城镇居民点,禁止个人副业经济,取消集体庄员的宅边地、自留地,如果土地太远不方便干活怎么办?建“野外营地”!而消灭村庄,推广“观赏性的农业城市”却演变成一场灾难:

    “合并扩大了集体农庄,放弃了村庄,使它们荒芜了,本来近在咫尺的乡村面包和新鲜的牛奶,结果却要从城里运来了。当然,开始出现运送间断的情况,也出现了排队购面包和牛奶的现象,这在过去农村是不可想象的!”

     “为了这种做出来让人看的生活,往往是动用警察把人们迁到围墙下有公共厕所的公家的住宅楼去。与此同时被离弃的村庄被宣布为没有前途。院子里长起了飞蕨,广播电杆歪斜了,倒了,水井填了,学校教室被钉死了,风吹动着它屋顶上方被遗忘的发白的旗帜。”

    这样的强制城市化,今天的中国是否也在做呢?

    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取消国家办的拖拉机站,把所有的农业机械设备强制卖给集体农庄,目的是为了提高机器使用的效率。但是,这却消耗了集体农庄在1954-1955年因为农产品价格上涨积累的财力,——这本是1953年9月赫鲁晓夫上台后在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宣布的《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给农民的大红包,即大规模提高国家食品采购价,——这也是秦先生高度赞扬的。但是,结果却是:“如果有一些‘百万富翁农庄’从这场改革中得到了好处,那么绝大多数农庄陷入危机境地”,“集体农庄的债务成为它们后来几十年的沉重负担。在戈尔巴乔夫改革进程中经常谈到集体农庄‘亏损’,就产生于赫鲁晓夫把拖拉机站卖给集体农庄的决定。”大部分作为国家雇员的技术专家离开农庄去了城市,“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地位,变成和农庄庄员一样的人。紧接着设备立刻就停止使用,因为没有了专业服务。从20年代末起,1958至1961年间第一次出现了减少农业机器总数量的情况。” 而失去了市场的农机生产厂商也因此大大萎缩。赫鲁晓夫在1953年9月全会上提出的农业发展目标,到1982年苏共中央五月全会还在《苏联粮食计划》的框架内再次提出,“这表明赫鲁晓夫三十年前提出的目标还没有达到。(众所周知,1982年至1990年的粮食计划也没有完成。)” 即赫鲁晓夫上台后提出的粮食目标,直到后勃涅日涅夫时代都没有完成。

   试问,出现这样的局面究竟是属于农业“凋敝”,还是属于农业繁荣?赫鲁晓夫时代的农业状况,可以用“劳动生产率高,所用劳动力少”的美国式模式来解释吗?恰恰相反,正是赫鲁晓夫推行“美国式道路”的失败,才导致其农业改革的破产,——这才是我和秦先生最关键的分歧!从这里,读者可以理解为什么秦先生不惜以违背历史基本事实为代价为赫鲁晓夫辩护,他是要为赫鲁晓夫推行的“美国式”农业改革道路辩护。

    至于改革前中国劳动力的80%都是“搞饭吃”的农民,这一数据也违背了他自己反复声称的70%,这凭空多出来的10%,又从何而来?秦先生的证据何在?

    秦先生处处以美国为典范,对于我关于美国式道路的讨论,有长段精彩批判:

  本来列宁讲的“美国式道路”只是以民主方式在俄国公平解决土地问题以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个比喻,与美国的真实历史并无太大关系。但吕新雨先生技痒难耐,关于美国一谈就是两万字。同样是硬伤密集。我就没法引整段了。就引一句吧:我说美国农民“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不是依附农民”,吕新雨煞有介事地反驳道:“美国的农民主要都不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是租佃农场主。”就这一句话就有三处错:其一,自由农场主与依附农民当然是两回事,但自由家庭农场与租佃农场难道是互不包含的两回事,可以说什么“不是……而是”?租地农场主“不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难道是农奴不成?其二,吕先生此驳意在说明美国农民很不幸,她大概认为只要指出他们是“租佃”户,就成了我们所说的“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就像她只要指出苏联农民减少了,就断言他们肯定成了我们这里那种“农民工”一样。我上文说过这位“左派学者”不懂列宁,现在看来她更不懂马克思,不知道马克思《资本论》中讲的典型资本主义农业主正是“租地农业家”,不仅家庭农场,甚至大农场在马克思笔下也是租地经营的!其实在市场经济中,农场主为了增加资本流动性,避免大量资本冻结为地价,而选择租地经营,就像企业家从银行贷款投资、而不仅仅用自己的钱投资一样,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吕先生不会指一个企业家因为贷款融资就“不是自由的企业家,而是杨白劳”吧。其三,尽管资本主义农场租地经营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如果说英国农场都远远不全是马克思描述的那种租地农场(这方面当代的研究成果很多),美国就更不用说了。美国当然有租地农场,但整体而言却与吕新雨强调的相反:美国租佃农场历史上最高也只占到农场总数的37%,现在只有10%(董正华:《关于现代农业发展的两个理论问题》,《科学与现代化》2005年第五期)。相对于英国等一些欧洲国家而言,农场主自有地的比例很高无疑是美国农业的特点之一。

    这里答复如下:一,秦先生认为列宁说的美国式道路,是“民主方式”在俄国解决土地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但秦先生的“民主方式”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土地国有化和土地社会化的结合,——这却被秦先生批判为反动的民粹主义,所以,秦先生已经阉割了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的真正涵义。而接下来说秦先生自我招认道:列宁的美国式道路只是一个“比喻”,与美国的“真实历史”并无关系,——这不过证明了我的七万字并非无的放矢,我要说明的恰恰是什么是真实的“美国式道路”。通过把列宁的概念与历史事实进行脱钩,就能证明秦先生的正确性了吗?恐怕正相反。

    二,秦先生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租佃制度,即资本主义农业的“级差地租”和为了生存的“粮食地租”,而这个区分恰恰是本人文章的立论基础。本人七万字长文中特别强调了俄国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此的区分,杜冈批评马克思把工业研究的论断用在农业方面,即资本主义大农业必定战胜小农是不准确的。他通过两种租佃制度的区分,深刻地指出:李嘉图的级差地租学说,即土地占有者通过对土地进行资本主义耕作而得到的地租,与租佃土地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糊口的“粮食地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斯托雷平改革后的俄国出现的租佃形式,是典型的“粮食地租”。粮食地租价格的高低不是由该地农业的纯收入决定,而是由农民对土地的需求程度决定的,人口越稠密,农民越需要土地,地租就一定更高。所以,高地租的原因正是农民日渐恶劣的处境,它与农业经济的生产力提高没有关系。农民怕失去赖以维生的土地只好忍痛支付高额租金,“俄国处处都可以看到高额租金与农民需求这种密切联系。农民得到土地的保证越小,他们的份地越少,越贫穷,则他们迫于情势支付的地租就越高。” 这就出现了贫瘠地区土地的租金反而要高的奇怪现象。所以,斯托雷平改革后,农民对地主的依附不是减少而是加强了。否认杨白劳的存在,只承认农业企业家的级差地租式的租佃制度,也是秦先生自己的理论前提所决定的,这与他否定中国土地革命的理论是一致的。

    三,本人文章在讨论美国式农业问题时,清楚地区分了1862年“宅地法”期间拓荒者的租佃与之后资本型经营式租佃的区别。为了澄清问题,我把原文附上:

     (秦先生)歌颂美国西进农民“那吱吱作响的大车,把资本主义制度从大西洋岸一直推到了太平洋岸”,“美国的民主制度正是在农民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时代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进程中农民并没有表现出所谓‘小私有性’、‘小生产者’或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性或反动性,相反,正因为他们是独立的小私有者而不是宗法共同体成员,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不是依附农民,一句话,是真正的小‘资产阶级’而不是宗法农民,他们才能起上述进步作用。” 但实际上,美国的农民主要都不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是租佃农场主,虽然有1862年“宅地法”近乎赠与的土地,但租佃农民的比例还是很高,他们全部或部分地耕种租来的土地。这是因为这个法律出现得太晚,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实行的是以联邦财政收入为目的土地现金拍卖,它是以整块地段(Section)以至镇区(Town-Ship)形式进行的,从而使得土地商品化的出售方式与大地产投机活动结合在一起,东部土地公司凭借其在殖民地后期形成的雄厚资本在土地拍卖市场上肆意购买大片国有土地,然后以高价向移民进行小块零售,这些垄断集团作为中介进行了国有土地的二次分配,并从中获得巨额利润,所以“‘美国式道路’的起点并不是‘无偿分配的自由土地’,它同样表现为土地垄断权同资本的合二为一。”

    只是在大块拍卖方式无法吸引足够的移民进入东部,政府才被迫逐步缩小地块出售的单位面积。但土地投机商已经占有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早期拓荒者买不起,而宅地法的土地多数是贫瘠的土地,“在1862年以后,可供出售和拓居的公地,大部分都是位于现在我们称之为大平原地带的半干旱地和贫瘠土地。在这些地区接受了宅地法的数十万户家庭,因旱灾而使几个季度的辛勤耕耘令人心碎地失败之后,结果不得不回到土地比较湿润的地区去” 。这使得许多拓荒者宁愿耕种租来的肥沃土地。1880年租佃农场占全国农场总数的25•6%,以后逐年上升,1900年达到35•5%,1920年38•1%,1930年达到42•4%的高峰,其后,完全的租佃农场主逐渐减少,而拥有部分农场但主要租用土地进行经营的农场主却持续上升,五、六十年代达到45%左右,七十年代超过了50%,九十年代以后增加到60%以上,全部拥有的农场主比例下降,到1999年只有25•6%。 最重要的原因是小农场主资本短缺导致的对资本的依附,使得不在地主使用权与租佃农场主的经营权相分离的租佃农场现象成为“美国式”道路的关键。

    不在地主使用权与租佃农场主的经营权分离的美国式道路,并非我的杜撰,黄伟仁教授在《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兼论“美国式道路”的意义》一书中其实已经详尽论述。这里,我的资料主要来自他的研究,脚注中已经清楚注明。只是这次秦先生却丧失了核查原文的耐心,为了增加新的“硬伤”证据,甚至没有把我的数据与董文的数据进行对比,就匆忙认可了董正华教授的结论,,——“美国当然有租地农场,但整体而言却与吕新雨强调的相反:美国租佃农场历史上最高也只占到农场总数的37%,现在只有10%(董正华:《关于现代农业发展的两个理论问题》,《科学与现代化》2005年第五期)。相对于英国等一些欧洲国家而言,农场主自有地的比例很高无疑是美国农业的特点之一。 ”

    其实,把秦文用的董正华教授的数据与我引用的数据比较一下,其实基本吻合,——但是,我的文章后面还有:“拥有部分农场但主要租用土地进行经营的农场主却持续上升,五、六十年代达到45%左右,七十年代超过了50%,九十年代以后增加到60%以上,全部拥有的农场主比例下降,到1999年只有25•6%”,也就是说:美国式租佃农场模式主要是指:拥有部分农场但主要靠租用土地进行资本主义经营。再仔细看董教授给出的数据:

    《农业普查》所显示的另一些数字是:从1949年到1997年,完全为农场主自己所有的农场(farms operated by full owners)一直占农场总数60%左右(57.6%-62.5%),拥有土地比重从40%下降到34%(1978年最低,为30.6%),平均规模则从136英亩增加到276英亩;农场主拥有部分所有权的农场(farms operated by part owners)从15.4%增加到30%,占有土地从40%增加到了54.5%,平均规模从512英亩增加到885英亩;租佃农场(farms operated by tenants)从27%下降到10%,占有土地从20%减到11.6%,平均规模则从147英亩增加到566英亩。

    上述数据表明,虽然农场主完全拥有产权的农场在数量上占了一半,但是拥有土地的比重却只有30%左右,属于土地规模只有200英亩左右的小农场,而部分拥有产权的农场数量却上升到超过一半,而且都是土地超过8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我和董教授虽然数据的来源不一,但大致接近。而根据美国联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美国农业统计》,1999年,“主要依靠租用别人土地进行经营的农场主”已经上升为61.6%,而土地所有权全部属于农场主的比例则下降为25.6%。 董文所说“自由的家庭农场”所占比例基本维持在50%以上,其实就是指部分产权拥有的农场,而不是完全产权拥有,——秦先生误读了。也就是说,完全租佃制和完全自有地的农场模式都在持续萎缩。那么部分产权的大农场主是属于租佃农场主还是“自由的家庭农场”?

    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我和董教授的分歧所在。从美国农场产权发展的历史看,美国中西部农业的资本主义道路并不是通过小农场的自由竞争兼并形成的,而是受制于高度市场化下的金融关系。部分产权拥有的大农场特点是家庭式农场,这正是美国式道路的特点,也是要害所在。董教授认为家庭农场可以走上现代化农业之路,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家庭方式在农业生产中占有特别的优势,这一点我很赞同,无论是美国还是东亚、中国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的家庭资本主义大农场的模式可以打破我们对农业资本主义公司化的迷信。但是,我们并无法据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东亚的自耕农模式和中国家庭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都可以走上“美国式”现代化农业道路,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这样的推论都不充分。中国取消公社制度,国家退出,回归土地细分的家庭式承包制,其制度安排并不是从发展现代化或者说资本主义化的农业来考虑的。为什么东亚和中国都无法出现美国式的、保留家庭方式的部分产权租佃大农场?这正是美国的资本、租佃与农场的关系所决定的。即在金融资本的控制下,农场主以抵押-租佃方式获得扩大再生产所必须的资金和土地,并以家庭农场和季节流动工互相配合的方式来降低成本,这是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化最重要的模式,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农场的发展规模会越来越大,因为只有越大才越有能力获得金融资本,而扩大的方式则是土地租佃。

    美国中西部的租佃式农场最早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宅地农场主的土地抵押,以换取农业发展的资本,因为债务破产转变为抵押-租佃农场。另一部分是联邦土地分配制度导致的大部分国有土地被转为大土地投资公司手中,它们把土地分割成小块租佃获利。19世纪后期美国工业起飞,农业市场空间巨大,农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导致巨大的农业资金缺口,因此引发了巨额的金融资本西进运动,农场主的收入很大部分转为抵押利息。19世纪末的两次金融危机,抵押市场和金融市场崩盘,农场破产率达一半左右。由于农场主抵押借贷超过了崩盘后的土地价格,抵押公司以加倍利率来抵消损失,所以幸存的农场主宁可失去土地所有权,到19世纪末,约700万美国人失去农场所有权,360万从乡村流入城市。这一幕其实在今天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已经重演,只不过这次是房产。不同只在于,获得所有权的抵押公司和债权人成为新的不在地主,农场管理权还保留给失去所有权的租佃农场主,因为农地需要经营。

    其实,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色就是用租佃方式获得资本,其产权依靠部分抵押部分来扩大规模,其实质是资本以地租形式来分配利润,因此东部不在地主所有权与西部租佃农场互为条件。只是与秦先生所引据的马克思对农业资本主义的解释不同在于,租佃农场不仅是宅地农场经过抵押方式演变的,它也是超大型资本主义公司式大农场破产解体的后果。1880年代红河谷地区出现了土地公司直接经营的超大型农场,它们可以不借助抵押公司直接得到东部的资金来源,聘用职业经理人,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其规模从数千英亩上升为数万英亩,采用的是工厂企业化的雇佣机械化生产,是完全摆脱小农生产方式的企业化和社会化农业方式。但是,正是因为它对资本的依赖更甚于家庭农场,一旦资金中断就无法维持。而家庭农场可以兼业、兼种多种作物和精耕细作,其家庭内部成员的劳动不用受制于雇佣关系,因此更能抵抗金融危机。1890年代末,农产品价格下降,东部投资者抛售土地公司股票,资金源中断,红河谷地带的巨型农场就纷纷解体为租佃农场。

    以上这些材料我在七万字的文章中都已经较为详细地描述过。秦先生在批判的时候,为什么无视上述内容呢?这本应该是“首要而且不难的要求”。今天美国农场的情况,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周立教授2007年经过一年在美国的考察,给出了更具体和详尽的描述,它们从整个资本主义食物价格体系中所获只有5%。因此,要不变大,要不就灭亡,成了美国资本主义农场的生存法则 。

    最后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如何评价中国的小农经济。我把40%中国农民与7%的“非农民”相加,是我没有注意40%指的是占世界农民的比例,我感谢秦先生的指正,并会在再版时修订。但是同样,我的基本论点并没有因此改变,即秦先生“以世界40%的农民‘养活’世界仅仅7% 的‘非农民’”,并不包括农民自己的算法,是严重低估了中国小农经济的成就。占世界农民40%的农民首先养活了自己,这一点需要价值重估。如果扣除农民自己来评估中国的农业问题,其危险在于,这必然导致把中国农民的吃粮问题推向市场化来解决,这样产生的粮食危机将不仅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必须拒绝走“美国式道路”的关键。

    秦先生的设问道:“新乡土主义”新在何处?如果传统小农经济那么好,过去的革命和革命后对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所为何来?”,由此得出结论:“她喜欢的是……1861年以前的俄罗斯!”首先,新乡土主义绝不是简单回到传统的小农经济,只要读过《新乡土主义,还是城市贫民窟?》一文的读者就可以明白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农业的资本主义化是根本不同的两条道路,毛泽东时代农村的社会主义实践与苏联的农业道路:从斯大林到后勃涅日涅夫时代,也有重要的区别,不容混淆。至于如何总结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与失败,它究竟从何而来,应该如何进行?走美国式资本主义大农业的道路究竟能否行得通,正是本人在七万字文,以及今后的工作中希望致力探索的问题。至于既指控我喜欢“传统小农经济”,又说我“喜欢官办的、农奴制的公社”,纯属逻辑倒错和时空倒错的结论,

    最后是一个建议,既然檄文中苦心孤诣把我和所谓“抄袭案”联系在一起,请秦先生响应朱学勤先生的号召,学习方舟子先生的榜样,到我服务的大学实名举报,而不是在媒体上含沙射影;否则,涉嫌诬陷,——请秦先生任选其一。从去年开始,中国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势力通过大众传媒掀起欺骗与构陷的行为,是否可以视为其理论穷途末路的标志呢?但是靠这样的手段,却无救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因为,这样的行径是对任何“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践踏,是彻底的反自由主义,——这才是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最大的危险。

    2011年10月10日完稿于上海。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2-14 16:18:15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抄送:标题: 转发: 于丹

    一个堂堂 的中国大学,竟然请一个娱乐人物来给300位海外华人讲演中国文化?是你们找不到更适合的人?还是你们自己也搞不明白什么是中国文化?——哈哈,中国现在还有文化吗?

听杨恒均说于丹

陈行之

2011-12-11

    杨恒均昨天(2011年12月7日 )在成都写了《从“经济特区”到“文化特区”》一文,说到在广州暨南大学听于丹演讲,在恣情挥洒轻松诙谐的言语中,把我很久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说了出来,读之令人拍案叫绝。我想,在这个世界上,也大概只有这个叫杨恒均的家伙具有如此的灵性,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世相中直接捕捉到骨髓深处的东西,让人从感性的语言中领 悟到理性的魅力。

    笔者不敢掠美,不复述杨恒均说了什么,而是直接援引原文:

    世界华人文学研讨会是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召开,举办单位暨南大学还是挺重视挺热情的,两天的会议最重的戏是开幕式后请于丹做 主题演讲,她谈中国文化。这是我第一次听于丹演讲,也是我第一次 接触到于丹的想法。以前没有看过她的任何文字,但我并不反感她, 一个教授能够弄得全国皆知,一定有其特长,这是任何多元社会都允 许并鼓励的。即便她讲的有不符合学术甚至错误的地方,你也去讲, 去纠正过来就行了,没有必要对她太过学术、太过刻薄。这是我以前 对她的基本看法。那次,她演讲起来如滔滔长江之水,唐诗宋词信口 道来,旁征博引,这一讲,就是将近两个小时。也彻底破坏了我对她 的看法。

    我听了不到五十句就开始感到不安,并且这不安越来越严重。于丹 的演讲如果针对中小学生,单单寻求娱乐的电视观众,或者一些发了 点财的中小企业主与暴发户,应该还是一篇能自圆其说的东西。可是 ,她这次是对来自世界33个国家的300位华文作家讲“中国文化”。其中有些会好几门语言,在海外取得 博士学位的都有几十个,不乏专家教授。在于丹演讲的过程中,我观 察周围的华人华侨,看到他们大多面无表情,我不禁感到有点迷惑, 难道他们没有听出来于丹是在瞎胡扯?

    于丹为了突出中国文化优越而对西方文化与宗教的不以为然,把中 国的伦理抬出来同西方的宗教抗衡(好像西方就没有伦理似的),还 有她洋洋自得地宣称自己就是看武侠小说长大,武侠里就有丰富的中 国文化,并以武林高手练到最高境界可以以气当剑、杀人于无形来说 明中国文化之高深,让我听着都觉得脸红。

    ……我对于丹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对她没有任何恶意,也不想对 这种很努力与成功的人士求全责备,但让我不解的问题是:一个堂堂 的中国大学,竟然请一个娱乐人物来给300位海外华人讲演中国文化?是你们找不到更适合的人?还是你们自己也搞不明白什么是中国文化?什么是文化?

    由于这件事,我在接下来的“走遍中国”旅途上,常常同身边人交 流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以及在周围寻求中国文化的踪迹。在福建的旅 程是由华侨大学负责的。招待文化人,自然要去这些地方最著名的文 化景点参观,少不了去土楼、“集美”,我们在陈嘉庚墓前缅怀他对 祖国文化发展与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之后还去了漳州的林语堂纪念馆,我特地在林先生那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对 联前拍照留念。

    据说是当地政府改变我们行程,安排我们去林语堂纪念馆的。我想 ,当地官员很有心计,大概是希望我们这些海外作家能够学习一下林 语堂,也出一两个大家。面对这位“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文化大家, 我不知道当天来访的几百位华人作家有何感想,反正我是有些惭愧的 ,土楼是古人的智慧结晶,陈嘉庚是传统中国教育的产物,林语堂也 是1949年前培养出来的大师,我们这个时代呢?不过,我们也可以自我安 慰,当今的中国出不了林语堂,责任可不全在我们这些作家哦。想一 下林语堂当时处于比较动荡的时代,却能够四平八稳出版了60本著作,而我个人的创作劲头一点也不比他低,可出版一两本书, 几乎耗尽了精血——不是写不出书,而是出版不容易!别说没有林语 堂,就是有,也肯定被当今的出版制度折磨疯。——不知道建议我们 参访林语堂纪念馆的官员是否意识到,当今中国出不了林语堂,他们 的责任一点也不比我们轻。

    就拿这群华语作家来说,有好几位私下告诉我,得到大会邀请到大陆开会研讨华文文学,他们激动得夜不能寐,准备了精彩的研究论文 要发言与发表,作为海外游子对祖国的贡献。可是,他们的“贡献” 几乎都由于内容敏感或者不适合在有领导参加的场合宣读而被婉拒。 结果剩下的那些发言,无论从学术还是思想上,几乎连文化人于丹的演讲都不如。——我这才发现,问题不在于丹是否能够讲中国文化, 而是其他人是否能够像于丹一样讲中国文化。如果只有那些半生不熟 的人可以自由发挥,稍微有思想的就被限制甚至阉割,文化能够繁荣 ?民族还有希望吗?

    现在看出皇帝没穿衣服的人越来越多了,然而像杨恒均这样锲而不 舍持之以恒地指认皇帝没穿哪一件衣服、根据季节变化善意地提醒皇 帝该穿哪一件衣服才得体的人却少之又少。这种景况随之就带来了另 一种匪夷所思的景况:大声夸赞皇帝新装的人很是被皇帝赏识,说: “你不错!”给了这个人很多特权,包括话语权;而杨恒均一类的人 则不那么招人待见,甚至很让人不舒服,于是就想方设法遮挡他的声 音,不让更多的人听到——“问题不在于丹是否能够讲中国文化,而 是其他人是否能够像于丹一样讲中国文化。”在我看来这正是全部问 题之所在。

    和杨恒均一样,我对于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观感,更说不上好恶, 这里的重要原因,可能是我没有聆听过于丹报告的缘故。在当下,没 听过于丹报告似乎是很没面子的事情,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在热衷于 谈论于丹的人面前,我总是很难为情,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羞赧, 惭愧,自卑,简直抬不起头来。

    好在这种情况在今年元旦经由一场音乐会聊以弥补。那是国家大剧 院的新年音乐会,音乐会组织者就像暨南大学那样别出心裁,把于丹请来做幕间介绍。我像鹅一样伸长了脖颈远远地看着这位声名显赫衣 冠楚楚的学者,呆傻地听着她堆砌了很多华丽文字的煽情解说,心里 陡地起了一个很不恭敬的念头:她完全不像学者,倒像是极为谙熟表 演技巧的演员,演技绝对超过操持各种乐器的任何一位表演艺术家。 我的心绪一直跳动在两极:既为于丹作为演员的学者面壳感到惊讶, 又为于丹作为学者的戏子化感到难堪,有时候甚至不敢抬头看台上那个把语言玩弄到非语言程度的人,就像杨恒均那样,为她“觉得脸红 ”。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而心之官则思,一个人倘若看到了什么事情, 难免就会想那件事情。跟随着人群走出国家大剧院,在天安门广场料 峭的寒风中,我很是思谋了一阵子所谓的“于丹现象”,觉得有必要 写一篇文章说一说这件事,后来我还专门拜读了几本正在热销的于丹 作品,可惜手头一直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办,就把这件也很重要的事情 放了下来,直到昨天看到杨恒均的文章。

    杨恒均是我长期追踪的学者。2008年6月25日 ,我写《为历史留下声音——杨恒均的意义》,对杨恒均发表 了一些见解,三年多以后的今天,这种见解非但没有松懈,反而被杨 恒均持续不断的社会活动和连篇累牍发表在网络上的文章所加强和丰 富,这个与我并没有很深交往、永远像风儿一样不肯停留的人变得更 加立体,也更加具有咀嚼的味道了。这期间,杨恒均出版了《家国天 下》一书,他说寄送于我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收到,但是他发表在 网络上的绝大多数文章,我都追踪着阅读了。

    我常常想,尽管这个世界还很不圆满,然而经常有杨恒均这样绝顶 聪明的人站出来指指点点,是能够减缓我们内心的疼痛的;尽管这个 世界不会因为杨恒均们的指指点点一下子变得圆满,但是它会受到触 动,它会在主动与被动中进行调节,它最终会变得更适合我们生存, 我想这或许也是杨恒均们的信念,这或许也是杨恒均们“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的动力源所在。

    然而本篇文章不是要说杨恒均,而是要听杨恒均说于丹,因此关于 杨恒均的话题就此打住,留待以后再说,我们专门听杨恒均说于丹。

    我不知道于丹一共出版了多少本书?总共发行了多少万册?在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一个人热到发烫,纵横到在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可 以纵论中国传统文化、在新年音乐会上串场表演、在“世界华人文学 研讨会”做学术报告的程度,可以想见,数字一定是令人咋舌的。令 人乍舌好还是不好呢?当然好了!我愿意看到于丹的作品占据所有的 书店、报摊、邮亭,出现在地铁通道铺一块塑料布卖针头线脑的大爷 大妈的摊档上——毕竟于丹作品是跟文化沾上一点儿边的,倘若单纯 刺激人感官的黄色读物铺天盖地泛滥了起来,岂不是更糟?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在当代中国,于丹的学术造诣和学术见解是 第一流的吗?在对传统文化的阐释中,于丹究竟有多少属于自己的开 创性见解?在对传统文化的阐释中,于丹究竟具备还是不具备审视当 代诸种文化现象的思想功力?如果不具备的话,于丹的学者身份是否 应当打个折扣?是否应当让那些真正的思想文化大家不再被遮挡,堂 堂正正地站到她前面来?

    可能有人会嘲笑说:“陈行之先生,你总是冒傻气,这怎么可能呢 ?”

    那么我就要反问了:“这怎么不可能呢?为什么不可能呢?”

    杨恒均参观林语堂纪念馆之后也很是想了一点儿什么的,“陈嘉庚 是传统中国教育的产物,林语堂也是1949年前培养出来的大师”,到了伟大社会主义新时代,怎么反而找不 出这种大师级的人物了呢?大师级人物都跑到哪里去了呢?钻进官场 了躲进桃花源了还是被投进监狱了?杨恒均没说,但是他想到了另外 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林语堂当时处于比较动荡的时代,却能够四 平八稳出版了60本著作,而我个人的创作劲头一点也不比他低,可出版一两本书, 几乎耗尽了精血——不是写不出书,而是出版不容易!别说没有林语 堂,就是有,也肯定被当今的出版制度折磨疯(了)。”

    我想,杨恒均必定有感而发,他谈论的绝不仅仅是个人际遇,这里 含蕴着敏锐的现实观察:中国当下的出版制度极大地遏制了文化繁荣 ,遏制了思想流通,遏制了一个令世人景仰的文明体的精神建构,遏 制了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伟大民族的精神腾飞。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思想者试图通过出版作品流通自己的思想所遇到 的艰难,更重要的是,当思想被禁止流通的时候,非思想和伪文化必 然会被鼓励和纵容,这种鼓励和纵容甚至带着浓厚的国家行为的色彩 。

    于丹的火爆恰恰是一个证明。

    现在让我们进入杨恒均描述的情境之中,看一下“林语堂”走进出 版社将会遇到的事情。

    负责接待林语堂先生的责任编辑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了,先倒一杯 水把客人稳住,然后借口去撒一泡尿,溜出去冲进社长总编辑办公室 ,就像抗日战争期间见到日本鬼子进村一样,惊恐地说:“他……他 ……他来了!!!”社长总编辑处事不惊,让责任编辑冷静,不要怕 ,然后说:“人家既然来了,也不好当面拒绝,你这样,先让他把书 稿留下来,然后再作计较。”结果,林语堂先生留下了书稿,走了。 出版社办公大楼临街窗户玻璃上顿时贴了许多人脸,看这个由于坚持 非官方思想而赫赫有名的人怎样离开。

    这时候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是林语堂先生很不识时务,拿来的书稿叫《未来中国之宪政》 ,责任编辑翻了翻,马上意识到书中有一万八千九百六十七处的描述 和用词有违“绝不”,如果出版这本书,这个出版社铁定会被撤销社 号,将近二百人都得回家抱孩子;社长总编辑认识问题更实际一些: “出版这本书,吾命此番休矣!”退稿。

    还有一种,林语堂先生不是那种非要往枪口上撞的愣人,并且也很 有情趣,写了一本叫《林语堂谈吃》的文集,收编36篇生活随笔,共计22万字,与政治没有任何瓜葛。责任编辑觉得这本书走在边缘上,可 以考虑出版,但是鉴于林语堂先生在《淋巴腺瘴》上签过名,“林语 堂”三个字比较敏感,建议去掉,林语堂先生同意了,书名变成了《 谈吃》。这是一个无主句,是谁在谈吃呢?不还是林语堂吗?责任编 辑又去掉了“谈“字,书名变成了《吃》,有了一种赤裸裸的饕餮的 意味。书名问题解决了,下来是内容。内容也不让人省心,有很多似 是而非的东西,容易使人想到生活不那么美满,这和出版者“营造和 谐幸福的社会氛围”的政治责任很不相符,当然得删改,送终审的时 候,这本书只剩了3万字。

    到了这个份上,按照正常情况,就像杨恒均说的那样,林语堂应当 是被“逼疯”了,在编辑部歇斯底里嚎叫,或者把自己的脸抓烂之类 。然而我们这位林语堂脾气出奇的好,非但没疯,反而笑吟吟地对社 长总编辑说:“让您费心了。”社长总编辑的确费了很大心思,又给 删去了29464个字,这本书进入印制环节只剩了536个字,并且全部是“吃”字。

    林语堂先生手捧通篇印了“吃”字的文集,这才真正疯掉,先是哈 哈大笑,继而嚎啕大哭,三而抓烂自己的胸膛和脸颊……林语堂先生 真正疯掉了。疯掉了的人怎么能成为大师呢?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说: 当无数个林语堂被现有出版制度逼疯的时候,所谓繁荣文化,所谓文 化繁荣,都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寄望,它是很难成为现实的。

    正如杨恒均所言:“在当今中国现有的体制下,要繁荣文化谈何容 易?别说中央高层的号召出来后几乎没有得到几个网民的支持,就看 实际情况也让我们倍感焦虑:上面一说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文化人还 没有看完报告,那些主管文化的机构与官员倒忙了起来。这样不行的 ,文化要繁荣,唯一的诀窍就是放松对文化的限制与控制,正如当初 要发展经济,就是从放松对经济的控制一样。” “放宽对文化的限制,任其自由健康地发展,则不愁文化不繁荣! 松开限制文化发展、控制民众思想解放的紧箍咒,文化才能发展,文 化才能繁荣!”

    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但愿决策者听得到杨恒均们的声音。

    鹰可以飞鸡那么低,鸡却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有一些东西,即使 你动用国家力量也是扶不起来的。听一听杨恒均说于丹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在他的话语中有一种深刻的洞见,这种洞见有利于我们透过迷 蒙去看清现实;这种洞见不是所有人都有的,这也正是杨恒均值得人 们敬重的原因之一。

    无论如何,中国都将往前走,一百年以后,当人们回首中国迈向自 由民主之路最初几步所经历的艰难的时候,一定会说到网络,说到杨 恒均们通过网络所作的有意义的工作,那时候,我想,大概不会有人 记得于丹了。

    这就是历史的力量。
 

 

 





发件人:"世界和谐科学院" <tawh@vip.126.com>  2011-12-08 14:28:19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辛卯万言上书:刘浩锋致胡锦涛主席中共中央常委及江泽民李鹏等的公开信

中西两大政治制度再比较

----致国家领导人等的公开信

世界和谐科学院院长 刘浩锋

2011年12月

尊敬的胡总书记等先生:

    1、事由与请求:

    2011年11月24日,由世界和谐科学院(华盛顿)主办、中华文化复兴世界金融委员会、世界文艺复兴协会联办的世界第一家退邪教、退海外过渡政府、退非法组织、反侵略、反分裂、反腐败“三退三反”暨“振兴中共复兴中华”网(www.godteachart.com/hf),相隔一周因转载清华大学国际问题专家阎学通教授《纽约时报》一文《中国如何才能打败美国》,旋即网站受神秘势力封杀。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依法向诸位深切表达我个人的忧虑与对时局的浅陋建议,言词不周还望海涵;如蒙在理,请求恢复国内网页浏览,并真诚期待给予道义捐助。

    2、 阎文实乃占据破除西方遏华的战略制高点

    阎文出台的国际背景,就是一段时期以来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列强借军事外交经贸系列活动策动四邻合围中国,形成遏制中华复兴U型袋子。真正主导美国战略的不仅是台面上的人物,更是躲在背后与台上千丝万缕联系的“影子”集团,他们经过几百年经营已利用学术与传媒、金融无形掌控了对美国与世界人民的思维与价值引导权。这样他们强盗行径既能获得国内支持,也能获得国际认同,最终走向“损人利己、多方失衡、整体共输的成魔之道”,而不是“利人利己、多方均衡、整体共赢的成圣之道”。

    “U”战略包围的目的很多:

    一是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这个联体冤家都渴望得到中国援助。但他们缺少美德与真诚,继承了祖宗流氓孔武有力的气质,拿几件家什吆喝几个臭味相投的家奴,意在威逼利诱中国领导人乖乖就范,盼望中国动用十几亿人民几十年的外储满足他们贪婪无知造成的周期性金融经济政治社会危机;

    二是借机树立美国列强在亚洲霸权扶植家奴,不是像二战一样兜售军火给开战双方国,就是今日煽风点火趁机卖军火缓和国内经济危机,同时输出装备让购买小国形成军事技术依赖;

    三是以欧美垄断金融的家族私有化集团为主操纵国际政治、经济、文艺游戏规则,当然要处心积虑想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一方面又拉拢中国官员化公为私的规模化金融腐败,助推通货膨胀经济政治危机;一方面物色人选,给各种反华、分裂、买办、汉奸势力提供各种支持,让它们反腐败;两面手法欲陷中国成为不遥远的利比亚,让中国人自己搞垮自己,然后强盗始终以人权等伪善面孔,私下加倍索取各种扶持报酬,将中国沦为西方家奴等等。

    作为组成社会国家乃至宇宙一份子,如果按照西方将人从自然社会有机关系中割裂开来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利,这显然与将人作为自然社会关系的附属物压制任何权利一样,这样的“人权”不是无知就是阴谋。中国哲言:“预先取之,必先予之”,与西方名谚一样:“上帝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谋求利益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基础上的“人权至上”结果,为阴谋家胜者通吃提供了更大舞台,掩盖了狡猾资本家的鳄鱼通吃,为自己的生命至上、财产至上、自由至上,不惜假以公意、人权、自由、民主形式与舆论民意,损害他人与社会的生命、财产、自由,导致周期性的政治经济文艺等领域互为割裂的“悖论”危机循环,在危机中萎缩丧失人权,使人权质量低劣!这是西方价值理性的“人权悖论”。它的数学逻辑证明,就是形式逻辑排斥矛盾却同时制造矛盾在更高论域形成对立割裂的“悖论”循环。这种疯狂体现在任何失衡的极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等的政治经济文艺生活秩序中。从而,天道政治认为:人权应该是人作为自然组成部分所具有的人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互为均衡存在的权利。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仁政价值在于将人权建立在利人利己、朝野共赢的“天道均衡”基础上,它的数学逻辑证明,就是符合天道宇宙法则的数理辩证逻辑。 从阴阳矛盾可以推理出宇宙一切。

    四是始终树立西方文化强势话语权,将孔武有力基础上的文化价值捆绑成整体,对世界说欧美文明是世界模范,以“自由民主万岁”来掩盖市场与民主背后由少数几个家族集团操纵控制的极权。天道政治学认为,民主本身是矛盾的。一方面民众当家作主,有选举权与罢免权、监督权;一方面通过选票让渡权力让人家代理组成政府,行使权力。西方民主造成政党对立割裂,陷入周期恶性循环,伴随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大起大落。过分民主与过分投好民众意志与私天下专制两个极端,往往导致多数人与少数人暴政;甚至走向对外侵略战争,对世界构成伤害。这是西方民主失衡形成的“民主悖论”。从而,只有符合天道宇宙法则,接纳矛盾阴阳均衡互补的民主集中制,才是普遍性有效的民主形式。

    中国若真以欧美为楷模进行强盗扩张,他们才真恐惧。所以,他们谋求别国被西方学术牵着“牛“鼻子,这样可以卓有成效建立损人利己的单极世界秩序,消亡大量有色人种,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何新《统治世界》一书披露:美国采纳中情局顾问詹姆斯战略,用庚子赔款援建大学以学术牵制中国,因此,建议清华校名改为“复兴大学”,转化西方之矛,惕厉国人不忘国耻。所有目的中,最核心就是要防止世界话语权流向中国。一旦西方世界话语权萎缩破灭,他们就再也无能力领导世界。而建立世界话语权在于中华文化复兴获得文化自觉,平等融合西方主流文化创新建设世界新文化,自信走出去。

    从而,阎文之高远胆识就在于,当美国向世界向亚洲挥舞粗壮有力臂膀之时,中国“以柔克刚”却在世界第一大报上公开以仁政质量、美德、道义叫板美国,美国不仁不义自现。阎文标题很呛人,明明宣传仁政美德,却以西方孔武有力好斗面孔出现。欧美迷惑中国百余年的道义优势,随着正陷入“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悖论”、“人权悖论”、“理性悖论”怪圈的经济政治社会诸危机等文化自性危机的大爆发,已受唾弃而不再有感召力!(参见附后拙文:《天道政治学宣布西方政治学的终结与转型提升》)无论打上多么炫目的普世价值标语,穿上多么华丽庄严的服饰,建立多么巍峨的宫殿,强盗不洗心革面依然还是强盗。中国文化输出“普宇价值”与宇宙科学,是唤醒世界人民从西方文化局部有效、恶斗互损的丛林文明模式中觉醒过来,以宇宙视觉之开放、包容、互爱、共和精神迎接星际文明的到来,构建“多方互补、混合均衡、整体共赢”的和谐世界。因此,阎文内涵与精神都值堪为中国知识精英模范。

    3、阎文为化解国内危机点出思想关键

    今日中国危局,根本在于人心失衡,放弃了老祖宗教导的、符合天道普遍有效原理“利人利己、立人立己、整体动态均衡、多方和合共赢”的圆满之道,而迷信西方近现代文化崇尚谋求一方利益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的失衡价值逻辑,是典型文化中毒。

    正是这种心灵失衡与片面价值基础,导致了西方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美学的文化自性危机,陷入大起大落周期性悖论恶性循环。西方诚信上帝基本上是中世纪前的灿烂,此后推崇个人利益个人自由至上为 “新理性”、“新上帝”,追求一方利益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上升为普世价值宣传,并支撑起西方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的基础,鼓励世界人心失衡,信者个个表面斯文内心野兽患上人格分裂症;中国当今权力寻租私有化、市场丛林伪劣化、道德伦理蜕变虚伪化、文艺黄色暴力丑恶化、善心泯灭野兽化恰恰是中毒西方此种文化,丧失中华民族自身优秀道德传统所致。

    “明道而为德”。以天道建设于人伦心理是为人伦道德。以天道建设于宇宙众生之心理,是为宇宙道德;故符合天道宇宙法则的道德心理建设,是心灵科学。天道之所以为天下最力之器,不仅是因为宇宙万物一切最初出自于此最终归于此,它是至大至小,也是宇宙众生共同生存发展的理性精神与秩序基础。故老子言:“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恰如水利万物,维系生命所需。人伦道德维系人类社会整体共同生存发展。违逆人伦道德必遭天下人共谴之而成孤家寡人。天道维系宇宙社会整体共同生存发展,违逆天道制造诸多恶的因果而停留在六道火窟里轮回不止。

    天道政治学认为:文化道德与武功军力也是辩证转化关系。武功军力是硬道德,文化道德也是“软武力”,可直接调服人心、自渡渡人、转恶向善、转魔成佛。

     可是,近代至今,朝野上下崇拜西方文化与价值已成思维定势,一些只会鹦鹉学舌思维僵硬、知识结构局促的“大师”们,将西方局部理性损人利己的肮脏灵魂全面装入了中国躯体,导致“整体共赢、效益最大”的社会主义优秀制度也受到污垢。

    纳什(Nash)从数学上证明博弈一方不惜损人利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恶果,最后是既不利人也不利己的互损格局。从而反证了“合作互爱、肝胆互照”,实现多方共赢的社会主义政治协商制度与民主集中制是效益最优政治制度。反证传统市场与政治,须深刻认识接纳矛盾的辩证逻辑思维,遵循“利人利己、立人立己、整体动态均衡、多方和合共赢”的新道德理性与政治辩证思维,才能克服文化自性危机,迈出传统国家自身危机。

    中国的政治制度本身比西方两党多党恶斗消极平衡、互耗互损的制度具有优异性。但有效实现中国政治制度效益最大化的前提是扎实的道德心理建设为基础。反之,像西方一样鼓励人性逐恶行私价值失衡,必然导致朝野腐败,则无法体现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异性。因此,将中国一切丑恶怪罪于制度与领导国家的政党,是一种不学无术的偏执。恰恰是中国需要放弃资本主义失衡价值,复兴中华文化天道宇宙理性,创新普宇价值的道德传统,才是中国自救救人的出路。

    因此,2011年11月22日胡总书记文代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根源于民族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发展起来的,适应了时代发展要求,集中反映着当代中国人民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和主导。” 提得非常及时准确。

     鉴于此,转载阎文是利国利民利人类之举,为何网页遭受国内封禁?殷殷寄望诸位领袖圣贤请给予关注督促有关部门给予解决;也希望对见证中华文化觉醒的“三退三反”实践给予道义捐助,以全面推进对各种破坏和谐社会、祸害文明的邪恶势力的文化救度。

    4、对时局与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浅陋建议

    总论:依照天道辩证逻辑推理分析得出,西方宪政注重形式功能而疏远了政治度化人心的探求;东方宪政注重治心功能而强调德治度化人心的建设。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礼教制度与西方宪政形式上截然不同,但都是政治治理效用。天道政治学依托天道辩证逻辑分析发现:所谓的欧洲启蒙精神并没有获得真觉醒,陷入了“启蒙亟待被启蒙”,“理性失去反理性”的“悖论泥沼”。反而牢牢将“追求一方利益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的丛林规则崇拜为普世巍峨的资本主义精神。民主最后的结果,就是选民忍无可忍有理由站出来罢工乃至革命,破坏重建。这种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已经谈不上美好。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就谴责民主政府智能低下,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政府是三种极端恶劣政体之一。

    西方周期性爆发的经济政治危机,也是周期性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自身的危机,形成“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悖论”。

    揭露西方经济危机过程成因的马克思 “剥削”与“剩余价值”学说,需要用辩证思维才能准确理解它的内涵。在创造财富过程中,本身是资本家与劳工等各种综合条件互相依靠才得以成立。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特征。资本家投资与管理等自然应该得到相应的效益与财富增值,马克思从来没有主张资本家不盈利,而是在财富分配的时候,资本家陈旧的资产阶级理性不能与劳工达成利益分配动态均衡,造成“利润分配失衡”(天道经济学企业管理规律之一)的畸形状况,这就是剥削与剩余价值的真实含义。每个企业都是如此,那么整个社会财富大部分就会流向少部分资本家口袋,从而导致市场产出与消费市场之间的失衡,形成割裂的市场经济,经济危机就爆发。就好比社会是一个大写的人,“利润分配失衡”所积累的效应,最终一部分肌体营养多度吸纳形成社会肿瘤,同时另一部分失衡缺乏营养患上肌肉萎缩,导致社会畸形无法均衡运转。很多人用形式逻辑来肢解剥削、剖析剩余价值概念,方法上是错误的。

    但是,人们在习惯性依赖中听不进去批评民主局限与自由市场的声音,看不见中华文化复兴觉醒对心灵道德的救赎,也是对世界政治经济危机最彻底的拯救。从学术上而言,我非常同情政治经济学界诸多大师前辈。他们的显赫在于处处忽略了普遍有效的天道宇宙理性存在,而执著停留在西方数理形式逻辑局部理性之中充当深刻。

    分析:联合国12月1日发布报告《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警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陷入政策两难境地。作为世界经济两大引擎,美英欧洲均被自身问题和经济困境折磨得焦头烂额。即将到来的2012年将成为世界经济“关键之年”。但是,世界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政治家能解决欧美正在发生的危机么?西方层出不穷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伴生物,是远比其制度之因更为深刻的文化自性危机。认识不透这一点,无论何种方式,都是瞎子摸象各说一词的局部理解之中,并不能真正跳出恶性循环化解危机。

    中国一些专家依附西方尾骥而妄自尊大,不能完整的清醒认识,正是局部性有效的西方经济学原理将中国推入了两极分化与经济畸形的困境;西方经济学失衡的价值认知与逻辑工具,更为有效的毒化人心,催发吏治腐败、加速商品伪劣、制造交易失衡、鼓舞投机倒把、损害道德基础;改革三十年创造了物质财富高增长,也创造了精神财富高负增长;而正是这些高增长的物质财富,在所谓“理性人”引导下成为剧毒财富,制造了两极分化危害国家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陷入“斯密悖论”缺乏道德逻辑的统一,正如自由缺乏道德引导往往成为罪恶庇护所,市场经济就成为罪恶的滥觞。正如传统数学排斥矛盾的办法就是不断扩大论域最后总是周期形成悖论所证明的,无论西方经济学如何修修补补,不能跳出形式逻辑自性思维的局限,不能遵循天道均衡宇宙理性以天道辩证逻辑驾驭,就永远陷入市场经济悖论、斯密悖论、自由悖论、理性悖论诸多黑暗怪圈。因此,拯救世界经济破除周期性危机的伟大思想在东方中国。中国才是世界的导师。

    故伏尔泰说: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狄德罗、莱布尼茨、罗素、汤因比、池田大作等等一大批学者都殷殷寄望中华文化复兴拯救西方文化与文明于水深火热之中,引领世界光明前途。然而,近代至今中国知识分子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因此,面对如今通货膨胀两极分化形势严峻的中国社会,唯有从本土文化运用普遍性有效的“天道经济学”原理克正提升之,才会从根转化危机,消除风险,避免政治社会危机爆发,希望引起胡总书记与政治局常委足够重视。(参见:《刘浩锋公邀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谢国忠等及世界经济学大师辩论——天道经济学宣布西方经济学与其主导自由市场的终结》 )

    正如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如清华博导李稻葵认为,欧债危机对于中国来讲是重大战略机遇,是全球经济格局乃至政治格局重塑的时期。但是如何才能抓住这种战略中国才能成为最大赢家?

    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只有清楚西方经济学乃至西方文化大厦构建方法自身逻辑工具的缺陷局限,与其文化大厦灵魂的畸形心灵价值基础这一文化自性危机所在,我们才能最终跳出西方经济学局部有效的陈旧原理与历史怪圈,构建真正普遍有效的世界经济学。

    2011年中华文化复兴的逻辑思想基础“天道辩证逻辑学”思想,以《天道辩证逻辑的数学基础与中华文化复兴----破解形式逻辑悖论形成原理及兼论21世纪中国社会形态演进》一文,将“中华天道”作为宇宙科学已经在数学逻辑学与自然物理上都获得了完整证明。并分别参加了该年4月武汉大学、5月中山大学、7月北京邮电大学等三场逻辑学会议之后,终于唤醒学界,推动整个中国逻辑学界主流开始从传统形式逻辑转向以数理辩证逻辑为主流的学术思想大转折。在此逻辑思想基础上的世界文化梳理重建,才得以完成全球儒释道基督伊斯兰五大文化体系的多样统一,并将宗教与科学实现全面的科学逻辑统一,见证21世纪中华文化复兴思想是普遍性有效的宇宙科学体系。唯有遵循宇宙法则的崭新思想重建,人类才能共同实现可持续和谐发展;这不仅代表着从此结束百年文化自卑,重塑民族世界尊严的民族精神崛起已经来临;也代表着中华文化复兴引领人类文化文明提升转型,推进和谐世界天下大同的历史大门已经打开,世界学术精神中心从欧美已转移到中国!

    全球一体化的21世纪,真正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是东西方互补共赢良性循环共同发展的经济,而绝不是过度吸纳世界资源急遽膨胀失衡成为世界经济体上“恶性肿瘤”的欧美经济,它造成世界很多国家长期营养不良肌肉萎缩,世界经济整体失衡。这种失衡只会导致国际利益争夺与世界大乱。中国抄袭复制西方经济学只会最后陷入像现在欧美一样的糟糕境遇,世界依然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黑暗漩涡中永无出路!

    如果按照联合国经济学家给世界经济开出的诸多建议,都是一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异常局部的传统路线,正是这种传统才导致今日世界经济危机;可以大胆预言他们一旦走进死胡同,非得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扩张,将危机转移才能缓解国内压力。它们思想贫竭已经无能跳出恶性循环了186年的西方经济危机。只能提供饮鸩止渴的政策偏见:“对于美国、德国这样融资成本低廉的国家来说,仍有继续实施财政刺激提振经济的空间。”恰如欧美乃至世界经济患病“肿瘤”、“泡沫”。西方经济学不懂得治本,一定等到肿瘤破掉,危机爆发,然后让凯恩斯法子来修补平衡治愈;但凯恩斯路子并不真懂的天道均衡之道,最后又陷入新极端“滞涨”困境,这时治理不利的政府又得重新洗牌,让新自由主义那一套放纵市场投机扩张来修补进入另一个极端困境,两者一推一荡将西方经济在两个极端间恶性循环不断推向更大领域乃至危及整个世界。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略就是直接将西方肿瘤革命割掉,一步到位。

    而联合国全球经济监测中心主任洪平凡说:“明年世界经济走势关键在于发达国家能否控制主权债务风险,”这对于经济危机治理江郎才尽的西方而言,如何平衡国内畸形形势、将国内经济由不利转为有利是一门远没有毕业的功课,而只会向外部世界寻求缓解,乃至提供了孔武有力干预亚太局势从中捞利的口实,增加世界冲突危机。

    中国要根本解除国内外压力,首要就是从西方文化自性危机中跳跃出来,以中华自身大智慧引领创新经济学新理性,提醒联合国与世界人民。

建议一:文化兴国即是以本土世界经济学化解东西方共同经济危机

    西方经济学是制造世界周期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世界经济危机与世界政治危机一样,本质上是源自“心灵失衡危机”;因此,经济学、政治学并不是绝然独立的学科,而是与其他心理学、伦理学、数学逻辑学、自然物理、哲学等一切存在发生因果逻辑的普遍联系。所谓只懂经济学,而不能与政治学、心理学、伦理学、数学逻辑学、哲学、自然科学等实现内在逻辑的统一,就并不真正懂得经济学的玄奥!数学上证明“凡是局部都不是普遍性有效”, 局部认知的人们往往排斥真理存在。西方形势逻辑工具主导文化生产以来,依托归纳演绎,不断形成庞大的分类型知识体系,以致越局促越精致越狭窄最后陷入虚无主义漩涡,质疑真理的存在,而鲜有将各个学科重新逻辑贯通融合为一个大知识有机整体,重耀真理荣光。

    中国对此应该批判改造之。“天道经济学”以中华文化核心智慧天道宇宙理性,这一宇宙普遍性有效的科学思想为基础,对西方经济学乃及整个西方与世界文化进行中国本土化转型提升,实现真正普世性价值的世界经济学,而成为“宇宙和学科学思想体系”这一世界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天道经济学认为:传统路径上的任何自由市场,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市场失衡的循环。对于中国来说,要避免蹈西方覆辙,彻底医治国内经济已经高危“肿瘤化”的经济生态,成为真正“全球经济引擎”重任,就得给社会经济体服用标本兼治的“新时代中药”,以天道辩证逻辑与天道经济学伦理,转化“失衡的经济思维逻辑与价值伦理”,统御西方治标之举,使之由恶性失衡回归良性均衡,引导“肿瘤化”的资产有序回流入长期营养不良肌肉萎缩的广大普通民众,达成各种经济形态与社会分配整体呈现“均无贫”的“多方互补、混合均衡、整体共赢”的共和状态。

    《道德经》第七十七章言“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又恰如治水,唯有疏导洪水引向干渴的旱地才能获得治理实现整体共生共赢。这样就化解了消费市场疲软与动力不足的根本性难题,将市场产出与市场消费互相对立割裂的悖论状态,转为两者互补均衡良性循环的状态,从而推动经济效益与政治合法性、社会道德都成长的和谐社会。

    现在国家面对世界金融畸形恶化加剧,欧美经济动荡放缓,国际政治陷入新一轮冲突,国家仅仅从“道术”上进行政府宏观调控,依然没有找到化解问题的根本,只会拖延危机爆发时间而已。 无论“控通胀”、“控风险”、“稳增长”、“纠扭曲”、消停大规模“刺激计划”、“金融、劳力市场、户籍政策等制度改革”,还是采取货币政策“定向宽松、总量微调”与“总体宽松”、“减税、增加支出”、“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都是不同层面的局部性有效,整体上不可避免国家经济终将滑向经济危机爆发。这是历史与现实已经证明,并获得数学逻辑学论证了的“悖论循环”的文化自性危机问题。

    中国经济现在重要的问题,既要完成“外向出口依赖型经济”“地产泡沫”“金融泡沫”等三大经济失衡与国家经济严重通胀的“软着陆”,更迫切的是放弃治标不治本的西方经济学,用本土“天道经济学”实现标本兼治。西方经济学恰如西医喜欢用抗生素药物能实现局部治理,但用药一段时间后,人体产生抗体,旧药就必须升级,药物不断升级,人体就不断产生新抗体,如此恶性循环,最后当无以升级新药,或人体因此严重失衡,往往小病就导致整个身体崩溃不可收拾。所以,往往西药副作用大,就是它是饮鸩止渴的局部治标的法子。

    面对市场经济三十年在中国所积累的毒副作用,国家政府与国际社会一样,至今在思想理论形态上与相应社会心理与公共管理机能都是一片空白。这不仅是北京也是世界正面临的“重大而紧迫”课题,务必成为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政府最高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建议二:文化兴国即是以本土世界政治学化解东西方共同政治危机和平统一台湾

    人类东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圣人们,无论芝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还是中华文化远古圣人到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孟以来,都是主张国家应由智慧圣贤统治,崇尚圣贤集权,将道德美善贯彻在政治生活与秩序中,通过朝野利益的“混合均衡、多方共赢” 实现整体共和。亚里士多德建立理想共和政治就是倡用“中庸思想”消除极富极贫两极分化的丑恶状态,主张创建中产阶层才能达成多方均衡。中庸不是左右不得罪、既不利左,也不利右的庸俗利己主义;中庸是既利左也利右,达成整体均衡圆满的王者圣贤之道。凡行此王道者,天下莫不归心!

    “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那么国家改革就是通过减损富裕阶层的财富转移给贫穷阶层,使富裕贫穷两者同时向中产阶层合拢,才能消除政治肌体所患有的政治肿瘤与肌肉萎缩病症,跳出周期恶性循环的悲苦。完成这个状态的路径,就是结束导致吏治腐败的“公有私用”民心离散的特色社会主义旧分配格局,倡行孔子、亚里士多德倡导的“私有公用”的和谐社会主义精神,与老子、佛陀、基督等圣人们倡导的 “凡物公用”的共产主义精神,是为有道圣贤的“道治”。

    人类若要避免世界政治恶斗共毁,获取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改革目标,就要建立各个阶层力量互补均衡的圆满政体。这个政体的核心灵魂就是“多方互补均衡”的共和精神;它既不是多数暴政或少数暴政,也不是多数民主或少数民主,而是接纳矛盾阴阳均衡、兼顾各方利益的圆满善政。

    人类完全迷信西方宪政而忽略东方圣贤政治道统,与完全迷信东方圣贤政治道统,忽略法治与制度建设都是片面不可取的。在两者之间逻辑重构实现彼此互补、阴阳均衡的完美合一就是人类政治文明提升的表现。

    遵循天道辩证逻辑分析发现,要解决公权力效力问题就必须加强圣贤集权,赋予圣贤最高领袖空前的权力;否则,不作为的公权力者利用制度的僵硬不作为,不服从领袖为天下人谋福祉的号召,乃至阳奉阴违,结党营私,执法枉法而无所顾忌祸害朝野。

    只有在圣贤集权的前提下,民主集中制原则才能发挥最大功效,既吸取西方制度发达的优异性,又贯通圣贤领袖意志上下级关系。同时,国家倡行“举德廉”制度,从僵硬作茧自缚的官僚制度中挣脱开来,直接在“民间士人”中提拔享有民望富有才德的人士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并以贡献大小逐渐重用,全面改造已经深广腐化了的行政机体,一些相关职务还可以面向世界开放吸聚德才兼备者,淘汰不作为的公权力者,树立世界善政的感召力。

    必须清醒认识,中国共产党立党基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是符合天道宇宙法则的古代圣贤集权政治的现代版。而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结构也是高度契合古代圣贤禅让制,因此,完善发展使之符合圣贤禅让制道统,就是中国与世界政治改革的最高目标;而实现个人、集体与国族、人类最高利益辩证统一的圣贤道德政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也应该是人类一切政党政治的灵魂所在与赖以成立的合法性基础。

    必须高度自信,构建和谐社会,与马克思主义通过阶级斗争等各种过程所一直追寻的最高理想社会完全一致。在那里,人与人平等友爱,道德高度发达,失衡的经济剥削得以消除,生产力得以解放,人与自然和谐,财产公有公用,圣贤治世实现天下无为而治。

    从而人类社会跳出由欧美文化自性危机主导世界政治陷入恶斗循环的困境,提升政治文明,确立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遵循以上原则建设“多方互补、混合均衡”的和谐美德政体。(参见刘浩锋:《天道政治经济学》,摘自《宇宙和学科学思想体系》)

    与经济问题原理一样,中国政治改革必须防止两党多党恶斗互损循环的祸国殃民的政治模式,坚持现有“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互爱共赢的政治协商制度与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完善使之逐渐向“无为而治而无不治”的更高层级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演进。政治学者需要从西方政治学旧巢里跳出来,懂得运用普遍有效的天道辩证逻辑,整体辩证分析问题,把握历史精神运动方向,维护各方动态均衡互补共赢。

    随着中华文化复兴作为科学基础,中国知行合一实现“无为道治”,则势必给世界做出极具感召力的政治表率,必然唤醒台湾人民,实现和平统一台湾;也必然会吸纳各国来华学习中国大智慧,世界奔向天下大同。

建议三:文化兴国即是党国领袖勇于担当民族圣贤道统再开世界新局

     “为政之道”,就是“为正之道”。大正己心,人人可成圣。圣贤禅让制对于追求真理复兴中华造福世界为旗帜的领袖人物而言,都是历史稀有之机遇。作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基的高贵政党的领袖,作为公天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领袖,不能也不会去反对圣贤禅让制。是以圣人无私而成就大私,这是老子教导的宇宙大智慧;真正公天下的领袖就是圣贤,也只有贯彻共产党这种公天下的圣贤道统才能担当起振兴中共复兴中华的历史使命,才能化解世界性的各种危局。

    西方欧美正在发生的“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悖论”困境给予世界足够警示,若抛开中国现有基本体制,无力于文化复兴与心灵道德复兴建设,以各种方式寻求开启西方恶斗的民主或党内派性民主,不仅会将诸多政治领袖、民族英雄连同国家命运送入火坑,中国也将从此失去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

     首先,西方民主与自由市场自身周期恶性循环的历史证明,中国放开民主,就是在如今高危状态下,将危险以合法形式扩散到各个领域,最终形成再也没有回旋空间的畸形“悖论”格局。要万分正视“公有私用”“失衡”的私有化改革两极分化的当今中国大多民众的民心所向;要万分重视邪教、海外过渡政府支持者、西化民主派等极端势力深入渗透潜伏在体制内外,在没有度化人心、巩固民心的基础上,就想玩弄民主政治,只会点火自焚,最终必受制于西方遭亡国灭种之祸。而真正道德复兴民心觉悟,人民自然抛弃这种劳民伤财智能低下的政治模式。

     企图以这样的政改收拢民心的想法不是幼稚无知就是巨大阴谋,对政治领导人与国家命运都是极不负责任的。因为,远离心灵觉悟基础上的民主本身并不是化解中国与世界诸多危机的良药,历史与现实证明它是局部有效,根本上也无能化解危机。否则,民国就不会举国分裂,世界就不会陷入民主悖论循环。只要危机得不到标本治理,各种不彻底的形式民主必受千夫所指,而被迫全民选举的恶果,党国面对的将是什么结果?民族岂有复兴之望?

    学习西方民主方式的党内民主,就会导致派性恶斗互损,从而将本来就非常危险遭遇合法性动摇的政党进一步瓦解民心。这样的民主不仅不能化解中国真正的危机,而且会陷入共产党自毁根基恶性循环的泥沼。民众只会认为这是权贵之间在争天下。一旦受到民众质疑与国际社会干预,民主就会陷入进退不得的尴尬状态。

    面对历史遗留问题,在各种压力下放开社会民主,那就证明 “八9”于党国有功的大批领袖与民族英雄,反而颠倒沦为罪人接受历史审判。国民就会在价值上受到误导,而中国将陷入历史清算的恶性循环;

    只要开了西方民主样式的一道门口,西方强势语言更会有充足理由指责中国民主不够充分而进行干预。这样的民主,只会给海外邪教与过渡政府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想以民主政治领袖来保全既得利益集团是非常短视的;想以此推动民族复兴,恰恰是南辕北辙,只会在受误导的民意下,有大批政治领袖被各种邪恶势力推上绞刑架。

    千言万语还是一句话,中国与世界都需要从中华文化复兴中获得文化自觉、心灵自觉才能化解各种政治经济文艺失衡畸形的新老问题。宇宙自然危机、世界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文化危机、道德危机根本是“心灵失衡”危机。人自我、人与社会、人与宇宙自然不能均衡互补发展,而是损人利己、损社会利己、损宇宙自然利己,导致不同层面的巨大失衡,形成道德危机、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天地自然大灾患危机。2012前后的自然大灾患,既是地球大生命新陈代谢本身规律,也是“人心失衡”恶果积累导致的危机大爆发。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足以化解这些危机,就一定会陷入历史恶性循环之中,遭受各种大苦果。

    中国政改只有道统连贯,兼顾均衡各方利益,实现“彼此互补、增益共赢”的良性格局避免“恶斗互损”最后两败俱伤的残局,才能实现政体共和。以政体共和,才能有效实现国体共和。作为国体与政体,都必须避免失衡的状态,满足“混合互补共赢、整体动态均衡”的圆满状态才是真正的共和精神与全民福祉。

    建议四:文化兴国即是以本土世界新文化走出去化解人类共同危机

    文化兴国即是以本土世界新文化改造国民心理人格,振奋民族精神重塑世界尊严,更是文化走出去化解人类旧文化旧文明自身危机,引领人类开辟世界新文明“和谐共和的新秩序”。

    教育是国之本元,也是世界之本元。好的教育培植优良人心,健全身体机能,传授全面知识,以改造世界建设大同。因此,尤为关键的是,从幼儿园中小学开始恢复符合天道宇宙理性的中国道德文化复兴建设,大学院校科研院所必须更新教育课本,引入文化继承创新的中华文化复兴思想成果,以全新的逻辑与价值全面梳理文化体系更新内容,国家必须确保足够财力投入推行正确全面的国民新教育,重视每个国民的心灵人格重塑,全力打造以双语教育为基础的免费公办大学教育,将中国塑造为“世界文化精神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建设世界新文明的世界学术与人才的摇篮,有序放宽人口生产,鼓励大批精英人才走出国门落地生根,以世界新文化新道德帮助改造民族外部世界,共建和谐世界。

    文化走出去,关键是抓对文化拳头产品与落实平台,以“社办国扶”方式,尽快让世界人民早日领悟中华宇宙科学。

    中华文化核心智慧天道思想是宇宙大智慧,是数学、逻辑学、自然物理证明了的普遍性有效的宇宙科学。中华文化要赢得世界人民的理解,解除西方诸国人民对中华崛起的恐惧心,就要让她们尽快领略准确掌握中华文化的核心智慧天道宇宙科学思想。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不是如孔教学院简单照搬食古不化、半生半熟的传统文化产品输出去,而是以东西方文化都能理解的科学逻辑方式,平等兼容世界主流文化,用西方文化成果、西方语言与科学成果来证明中国文化的宇宙科学形式,才能真正将中华文化与价值传统输送入世界人民的内心,使之生根发芽,这是化解世界各种宗教政治经济道德价值冲突与世界危机最为根本的路径。

    做不到这一点,中华文化输出就必然被认为是文化侵略而遭受抵触与反弹。因为事实上,西方文化侵略已经抢先占据了世界话语权制高点,它怎么可能允许威胁自己地位的他国文化输出呢?除非是兼容他们的优质文化语言,开创世界新文化新思想,这样他们以西方局部的价值理性就无法抗衡。他们若抗衡就是抗衡整个世界,包括他们自身。

    要落实到具体,将中华世界新文化成果输出去,就须以国际接受的由社会精英创办的平台方式,由国家政策财政公益扶持与社会入股解决初始规模建设与后续力跟进问题。西方文化输出背后的各种金融机构其实也是千丝万缕的国家背景。符合宇宙理性、普遍有效的世界文化成果就必然化解他国政治经济危机与宗教文明冲突,就会一定大受世界人民欢迎。

    此外,和谐作为人类东西方古文化源头的智慧,和谐社会是世界主流文化的最高理想追求。中华文化复兴作为构建宇宙和谐的科学思想,设置“世界和谐奖”、“世界文艺复兴奖”势在必行,使之成为文化走出去具体的形式,让世界新文化价值成为历史恒久的焦点。要想扭转长期以来被西方文化局部思维扭曲抹黑的中华民族诸多英雄形象,必须设置“中华民族英雄奖”,以正国魂、以挽民心、以立国本。

    正进行的文化体质改革,就要设法解决符合中华文化复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主题、具有科学精神的优秀图书无力翻译出版与纸面发行萎缩出版难获利的市场困境。要注重对拳头学术产品进行舆论宣传的优先性重点性,落实大学与社会大众层面,引导国人、世界人民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心对学术文化传媒价值失衡的误导中彻底走出来。

    这不仅是见证中华民族复兴重建世界话语权,让世界人民从中华文化复兴中获得大智慧与自我拯救的大问题,更是领导世界人民改天换地,推动整个人类文化文明四千年来更新大转型,构建和谐世界天下大同的无上光荣责任与神圣历史使命!

    此致 崇高敬礼!

    世界和谐科学院院长 刘浩锋上

    2011年12月9日

    tawh@vip.126.com 15911156271

刘浩锋院长
世界和谐科学院
地址:美国华盛顿特区
手机:15911156271,
电邮:www.godteachart.com/hf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11-24 16:11:58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丁东:《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丁东

  这部回忆录开拓了观察党史军史的新视角。邱会作参加红军以后,大部分时间从事后勤工作,对中共建政前后财政机制的运行都有深切的感受。比如红军东征的动机,延安大生产的起因,中央派他到新四军筹款,以及六十年代中国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他都有独到的观察和体验。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被称为"五七指示"。这封信的起因就是林彪送上的邱会作主持起草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部队为什么要搞农副业生产?此事要追溯到三年困难时期。当时食品供应紧张已经殃及部队,地方不能保证粮食供应,个别地方无粮供应,凭证买不到肉食和食油,有钱买不到蔬菜。邱会作讲了三个例子:1961年夏天驻山东的部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吃地瓜干,有时一星期也领不到一颗粮食。地瓜干又是1958年、1959年存下来的,原来根本不是当口粮的,而是做猪饲料,多数都是有霉点的,吃这种地瓜干苦得难以下?:1961年秋驻河南周口的部队吃的面粉,有百分之二十以上都有杂质,树叶、草、麦杆等都有,这种面就像麦麸子拌干草喂牲口吃的细料差不多;1961年驻四川绵阳部队吃的大米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稻壳、砂子、泥土等。他说,这是我亲自在部队看到的,同部队一起吃过这种粮食做的饭。这样做是粮食不够充数而为的,部队的粮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半,除去不能吃的东西,每人每天真正下肚的粮食也就是一斤多一点,战士都是二十左右的年青人,见天吃这种饭能行吗?粮不够。瓜菜代,当然是出路,但部队哪有瓜菜?蔬菜、肉食、食油都没有,多数部队一年也尝不到几次肉味。凭票证领不到东西,这种生活不能长期下去。

    当时,部队固然吃不饱,地方挨饿的现象更严重。周恩来让邱会作参与过几件救灾的事。1960年5月,广西横县驻军给邱发了一个电报,称政府机关因饥饿不能工作了,要求借军粮。周恩来让邱去秘密调查。邱到横县一看,县委书记躺到床上起不来了,有气无力,作揖流泪,伸出四个手指,意思是四五天没吃饭了。原来这个县为了保"卫星县"的名誉,断粮也不敢报灾情,已经饿死一千多人,每天还在死人。1961年冬,玉门、酒泉灾情严重,甘肃省委不报告,周恩来只好让邱会作拨出军粮调汽车星夜兼程送到村里,早一天送到,就少死好多人。1962年夏天,吉林农民因为没有口粮,必须上山下河采野食度荒,不能锄第二遍草。有人提出,如果能供给一千万斤粮食,全省主要产量区锄第二遍草,当年可增产十亿斤以上。为此,周恩来又让邱会作借出一千万斤军粮,秋后归还。

  当时,来部队的家属猛增。家属极大多数是专门到军队吃饭的,而且不打算再走。他们说:"横直是饿死,死在家里,还不如在部队死在自己的亲人面前。"

  军队困难,国家更困难。军队向国务院多要粮食也张不开口。于是,在1960年冬天由贺龙主持的军委常委会上,邱会作提出"自己动手搞生产,别无他法。"当时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提出异议,怕影响突出政治。罗瑞卿向贺龙提议,由邱会作起草一个军委给中央的报告。于是,邱会作到北京周边部队调研,在1961年2月起草了一个军队动手搞农副业生产保证自己供应的电文,上报罗瑞卿,一周没得到答复,又直接报给林彪,才得到支持。有了这个文件,全军开始种菜,养猪,生产粮食和副食,大多数连队都有了一块菜地,一个猪圈,一个作坊,当年就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部队再没有人得浮肿病。

  从此,军队开展农副业生产不但合法化,而且成为长期方针固定下来,并影响到阿尔巴尼亚、古巴、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军队,《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毛泽东的信传达到中央军委,总政主任萧华对邱会作说:"恭喜你得了大奖。"

    "五七指示"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的范围。其主要影响有二:一是体现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借重,对军队的借重,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成为一时之风。二是勾划了一幅新的社会蓝图。军队要成为亦工、亦农、亦学、亦民的大学校,工、农、学、商和党政机关也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各行各业都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文革中,干部下放劳动的机构称为"五七干校",其他职业的人到农村劳动称为"五七"道路。后人研究毛泽东的社会理想,都不能回避"五七指示"。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度荒的起因,反而无人注意。

  其三,这部回忆录还触及了中国革命最深层的负面因素。邱会作15岁参加红军,18岁担任红军总供给部机要统计员和政治指导员、机关党支部书记,掌握中央红军全部人员、兵力、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的统计数字,上级是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

    1934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叶通知邱去接受一项特殊任务,周恩来要亲自交待。周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啊,你就是邱会作,名字我早知道了。在我们家乡,不满二十岁的人还叫小孩。你现在就参加处理红军战略上的大事,这叫'小人办大事呀'!"周恩来交代任务说:"我们可能同国民党军队在苏区的中心打仗,事先得有必要的准备。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毁。另外,要把大量的浮财埋掉。几个仓库里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毁了。东西要处理得干干净净。你们要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不能让当地人和厂里的工人察觉我们的意图。要是知道了,传出去了,就会对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引起动摇,于当前的斗争十分不利。你们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采取夜间行动。这是一项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

    邱会作按照命令,迅速处理了水头寨的仓库物资、桥头镇的大型弹药库和江面镇的红军兵工厂,和叶季壮一起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赞扬:"你说得很好,很简明,要点也突出。我知道了你们出色的工作。这么一项复杂的事,被你这么顺利地完成了,不容易呀!你还这样年轻,思维能力很强,大有前途!今后你要下功夫学,让你的文化与你的思维能力能够成正比例发展就好了。我今天算是给你下了一个学习文化的任务,下次再见面我就要考你了。"

    当时,邱会作把自己钉的本子送到周恩来面前,请他写几句话。周恩来拿起笔写了:"诚实、勤奋。周恩来,一九三四年八月。"邱会作完成特殊任务之后,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月,1934年10月初,长征就要开始了。他发现国家保卫局派来的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他,上厕所也一步不离。因为邱知道红军的全部实力和红军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机密,怕他开小差,于是决定将他彻底"保密",只要保卫局的死刑命令一到,行刑队就动手。一天黄昏,突然冲进来几个人,把邱会作绑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邓发签署的处决手令。

    邱连喊冤枉,但没有用。凑巧在押解执行的路上,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见状大吃一惊,立即问周恩来,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示意是按老规矩办。邱会作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邱被松了绑,跟在叶季壮马后,跑回供给部。叶季壮又给周恩来打电话,埋怨杀人连个招呼都不打。

    一会儿周恩来打来电话,要叶季壮和邱会作立即到他那里去。到了周那里,看见张炎和也在。邱没有进去。过了一小会儿,叶季壮和张炎和出来了。周恩来看见邱会作,握了握他的手说,决定免他一死,还要特别保护,带着一起长征。并交待,对曾想处决的事要绝对保密。

    1936年军委总供给部驻在延长永坪,邱会作任粮秣处长,同周恩来住在一个大院里,李克农、邓发等人也在一起。几个人在周恩来办公的大炕上看报聊天,一次无意中谈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略有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

    周恩来为邓发开脱:"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了他,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到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在这部回忆录里,邱会作记述了当时军械科科长胡子昂、总供给部管理科长李跃冤死的经过。他说:"那时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是革命队伍中的'活阎王殿',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的事。"

    何方在《送刘英大姐远行》中记述:"一次毛泽东找张闻天商议七大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她就在场。毛泽东还特意问她:'刘英,你也是三朝元老了,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讲点嘛。'她只说了一句:'别的我没意见,就是邓发不能上,他杀人太多。'"(《何方谈史忆人》15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邓发果然在七大落选中委。可见当时党内心态之一斑。

    邱会作评论:"当时中央苏区正是王明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别说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各部队的保卫局也可以杀人。随便杀人是王明路线的罪恶之一,多少人都成了王明路线的冤鬼!"邱会作的书有不少地方突破了陈陈相因的流行理念,但这里把罪恶归之于"王明路线",还是落入了窠臼。邓发也只是政策的执行者,王明当时远在莫斯科,对红军的影响力更是有限。何方先生对"王明路线"这种习惯性说法的产生过程已有详细分析。我想,还是应当反思这场革命对人的个体生命的基本理念和行为,才能从根本上总结血的教训。

  (《邱会作回忆录》,上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鄂尔多斯学研究

反对察王支持锡尼喇嘛的西协理朝克图瓦齐尔

鄂尔多斯市政协 厄尔呼特·宝山

2011-06-21,《鄂尔多斯学研究》专刊2011年

     朝克图瓦齐尔是成吉思汗后裔,也是历史名人胡图克台·彻辰·洪台吉及其曾孙——蒙古史名著《蒙古原流》的作者萨冈·彻辰的后裔,乌审旗辅国公西协理,生于 1872年,1894年22岁接任了其叔父巴拉珠尔公爷的西协理等职务,直至1935年64岁去世,坐了42年的协理宝座。

    朝克图瓦齐尔的五叔热巴格札木素是沙尔利格庙的喇嘛。他关心国家大事,神通广大,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大城市都有他的乌如格朋友。社会上都称他为五喇嘛。1916年去世以前的年代里,对其侄子朝克图瓦齐尔坚持正义,反对卖地斗争给予了大力支持。

    朝克图瓦齐尔22岁就担任了西协理职务,在其五叔热巴格札木素的栽培下很快成熟起来,遇到关系人民生存的重大问题时,都能站在人民的一边,同不顾人民死活、不断出卖牧场的乌审旗王爷察格都尔斯仁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并始终支持了锡尼喇嘛的革命斗争。

    尝试发动群众 开展护地斗争

    1895年,乌审旗札萨克察格都尔斯仁决定将沿长城原开垦的基础上,拨出10里宽,西至鄂托克旗边界的一大片牧场给予放垦。这引起了当地牧民的不安,萨拉乌素河南面群众更为怨声载道。朝克图瓦齐尔同其叔父五喇嘛热格巴札木素商定,对河南群众火上加油,组成独贵龙,依靠独贵龙力量阻止放垦。五喇嘛经过深思熟虑后对朝克图瓦齐尔说:“你是身负重任的官人,所以不要露面,我可以去河南与有关人员会面进行谋划”。五喇嘛到河南地区见了巴音赛、彭斯克等人,就如何发动群众阻止放垦做了周密部署。巴音赛对五喇嘛说:“您是远近闻名的德高望重的人,不便抛头露面,事情已经做了安排,现可以回去听候我们的消息。”五喇嘛便渡过红柳河回到西公商,给朝克图瓦齐尔通报了情况,两人稳坐府邸,观听形势的发展。

    1896年春,乌审旗札萨克察格都尔斯仁派出的放地官员到河南着手丈量土地的时候,以巴音赛、彭斯克为首的群众组成独贵龙前去讲理,阻挡丈量土地,不让放垦。那些放垦官员理屈辞穷,只好逃回旗王府。对此,旗王爷察格都尔斯仁及其哈屯那仁格日勒大为恼火。

    激怒察王告状 陷入官场官司

    没有不透风的墙。察格都尔斯仁王爷得知组成独贵龙反对放垦的后台是朝克图瓦齐尔协理和五喇嘛二人,他吼道:“朝克图瓦齐尔,你这个黄毛未干的小娃,刚升任西协理就不听从我的指令,还敢反对?我不撤销你的职务,也得教训教训你。”便指使他亲信嘎尔玛等人抓捕了达木林三党等人进行了严刑逼供,让他们供出朝克图瓦齐尔和五喇嘛二人的所谓争权夺利阴谋,屈打成招的所谓罪名是组织独贵龙反对放垦;擅自给自己手下的人赐赠顶珠(这条纯属诬陷)。这就是朝克图瓦齐尔和五喇嘛二人的所谓争权夺利罪行,察王将他们的供词,整理出来作为证据,向盟长府、绥远将军府和神木同知府告了状。

    1900年腊月,在吐固勒岱庙会盟,设堂审讯了朝克图瓦齐尔和五喇嘛,对相关人员也进行了逼供。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翌年,在莽哈图庙继续会盟,盟长府鄂托克旗衙门和盟长帮办府札萨克旗衙门协理图门乌力吉、沙格都尔札布等人主持会盟,可是乌审旗王爷察格都尔斯仁怕暴露他的阴谋诡计,不去参加莽哈图会议,而是带上札萨克大印到神木同知府躲避起来。由于被告人和见证人的供辞都互不相符,加上原告人察王不到会而是离旗境而去,主持会盟官员们产生了疑问,无法判决。作为买地一方的神木同知支持察王,决心要严办朝克图瓦齐尔和五喇嘛,结果还是不了了之。

    经过这次官场斗争,五喇嘛热格巴札木素和朝克图瓦齐尔协理的威望更高了,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而察格都尔斯仁王爷的威信大大扫地,其政令越来越行之不灵了。

    总结经验教训 讲究斗争策略

    朝克图瓦齐尔协理自吃官司以来的几年中,一直呆在家里,不去旗府衙门办公了。但他并没有闲住,而是同他叔父热格巴札木素一起总结经验教训,研究斗争策略,有理有节地支持了独贵龙运动。

    1900年八国联军于8月14攻入北京,慈禧太后等于15日离开北京去了西安。乌审旗王爷察格都尔斯仁闻讯后,决定趁离乌审旗不远的方便条件派人去西安企图行贿买回盟长职务,计划花费3000两银子,要出卖海流图庙以西到纳林河的一块好地,并于年底派出台吉梅林王吉勒纳尔布等人到实地办理卖地事宜。这一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使人民群众怒气冲天,纷纷书写反对卖地的状子送到朝协理府邸——西公商来。

    五喇嘛热格巴札木素、协理朝克图瓦齐尔、管旗章京那顺巴图三人秘商后,派出心腹通报给西部4个哈然(哈喇),暗示都应起来抗垦。西部4个哈然(哈喇)包括陶利、沙尔利格、河南、纳林河,占全旗一半左右。

    1901年的正月初三,西部4个哈然的群众数百人聚集在沙尔利格庙高呼:“旗政法规无人遵守了,各种赋役无力承担了,再三卖地无法生存了”的口号,屠白羊宰黑牛对天宣誓,表示坚决把抗垦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罢休。这次人民集会范围广泛,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影响深远,为全旗组成12个独贵龙起了动员作用。

    当日,朝克图瓦齐尔按照预定的计划到沙尔利格庙给集会群众做工作说:“各位僧俗请息怒,本协理将你们的怨恨希望及时如实禀报盟长府,希望你们都回去从事你们的生产劳动和宗教事业”。并收集大伙的各种意见要求,经过整理后立即派人送往盟长府鄂托克旗衙门。当时,鄂托克旗贝勒王爷拉西札木素刚任盟长职务,收到朝克图瓦齐尔协理的报告后,及时派梅林梢那木巴特尔等人直接到沙尔利格庙进行了调查。这样,朝克图瓦齐尔让盟长府祥细了解乌审旗卖地情况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假借民愤劝阻卖地

    对西部4个哈然(参领)聚集在沙尔利格庙的满腔怒火的群众进行劝说的同时,向盟长府呈送了报告。之后,朝克图瓦齐尔协理趁热打铁,赶紧到了纳林河、海流图等地,会见正在丈量卖地的台吉梅林王吉勒纳尔布说:“旗民群众坚决反对卖地,本协理收到了不少请愿书,对此,西部4个参领的僧俗群众义愤填膺,怒发冲冠,有几百人集中在沙尔利格庙进行了抗议,经本协理耐心劝说,刚刚解散回去。现怕这些地方又发生类似动乱,本人亲自赶来,请你们到此为止,再不要丈量卖地了,以免发生不测”。王吉勒纳尔布梅林早已听到西部的动乱,想放弃丈量,跑回旗王府去,但又怕交不了差,正在恐慌之际,朝协理前去劝阻,王吉勒纳尔布才有了借口,顺溜溜地跑回旗府去了。

    暗地支持明处沉默

    1902年,在呼和浩特成立了垦务局,让各旗王爷报各自的开荒地亩。翌年,伊克昭盟副盟长乌审旗札萨克察格都尔斯仁报了“全旗普垦”。时任伊克昭盟盟长的杭锦旗札萨克阿尔宾巴雅尔将已报的开荒地亩作了压缩。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政府垦务大臣贻谷提议经朝庭审批,于1904年撤销了阿尔宾巴雅尔的盟长职务,让积极支持开荒的察格都尔斯仁当了盟长。9月,察王在独贵龙群众的反对下,改变“全旗普垦”,而报了东自札萨克旗(现伊旗)边界之土楞奎敖包,西至萨拉乌素河哈尔该勒沙漠的4大块好地为开荒区,其中自海流图庙至土楞奎敖包的一大片牧场作为慈禧太后七十寿辰献礼奉献给国家,不要任何回报。这件事引起了全旗民众的无比愤慨。

    1905年3月26日,察王收到绥远将军府的命令,接见派来的开荒官员,成立了垦务局。4月,察王发出公函,责成协理朝克图瓦齐尔、五喇嘛热格巴札木素、管旗章京那顺巴图等人协助把已报垦的牧场自西向东进行丈量放垦。并派人陪着垦务官员到了指定地点——宝日浩舒庙。朝克图瓦齐尔、五喇嘛、那顺巴图等也届时到了宝日浩舒庙。

    独贵龙群众早就有了准备,那些垦务官员到了宝日浩舒庙时,就成群结队地去围攻抗议。对群众的这种行动,只有当地有权威的官员才能劝退,但朝克图瓦齐尔、五喇嘛、那顺巴图三人沉默不语,暗示对独贵龙斗争的支持。最后按三人预定的计谋,那顺巴图站出来说:“朝庭不会违背民意,垦务官员一定会考虑你们的要求,请你们先回去吧!”这样解除了僵持的局面,独贵龙群众先回去了。

    两天以后,垦务人员为了完成任务,不顾独贵龙群众的反对,开始丈量土地了。当地独贵龙群众200来人乘马飞驰到实地,把察格都尔斯仁王爷派来的官员图门德力格尔包围起来,形成圆型——独贵,让图门德力格尔站在中间进行了斗争,夺取了他手中的放垦文书,然后把他和他引来的神木同知郑天福一起赶跑了。

    翌年春,河南地区进来大批牛犋准备强行开荒。巴音赛、彭斯克、乌巴等人叫来身强力壮的几十名年轻人组成独贵龙,手持棍棒,突然行动,冲进开荒者的住地,掀掉帐篷,砸烂灶具,捣毁农具,将前来开荒的农民集中起来赶走,一直送出了图格勒岱庙(现归伊旗)。

    上述两次强有力的独贵龙斗争,是在朝克图瓦齐尔协理眼皮底下发生的,他是以视而无睹的态度,沉默不语的方法给予了支持。

    原封转报群众诉状

    独贵龙斗争的形式一般是暴力反抗与书面告状相结合,到后来以书面诉状为主了。独贵龙群众将他们的告状书,一般首先报送到朝克图瓦齐尔协理府,而朝克图瓦齐尔协理都及时转报上级,因而收到明显的效果。

    1908年,杭锦旗王爷阿尔宾巴雅尔复任伊克昭盟盟长,乌审旗王爷察格都尔斯仁退任了伊克昭盟副盟长。阿尔宾巴雅尔盟长收到朝克图瓦齐尔协理转报的独贵龙群众的诉状和他的批语后,于1909年11月做出决定,将亲自到实地会盟处理乌审旗的问题,并向乌审旗发了公函。当时乌审旗已经有了复盖全旗的12个独贵龙,他们听说盟长要亲自到乌审旗来处理问题,立即将察格都尔斯仁王爷及其哈屯那仁格勒的滥用职权,贪脏枉法,出卖牧场,坑害百姓,淫乱败俗等各种罪行写成详细的诉状,送到了朝克图瓦齐尔协理府。朝协理于12月31日及时转报给了阿尔宾巴雅尔盟长。这位阿盟长于1910年1月和4月两次到乌审旗新庙会盟,把乌审旗搞乱了的规章制度进行重新制定,正确处理乌审旗的众多问题,并为后来撤职处理察格都尔斯仁奠定了基础。

    通过开印会议 粉碎分裂阴谋

    借清王朝被推翻之际,喀尔喀蒙古掀起民族独立运动,1911年12月29日宣布独立,通电要求内蒙古各旗王公响应。乌审旗王爷察格都尔斯仁及其哈屯那仁格日勒独断于1912年冬派其养子衮布札布到喀尔喀送信,表示为独立事业效犬马之力。当时,12个独贵龙于1909年已解散,锡尼喇嘛1911年冬开始活动,1912年组成11个独贵龙正在同察王和那仁格日勒进行着斗争。锡尼喇嘛得知察格都尔斯仁和那仁格日勒的阴谋后,同朝克图瓦齐尔协理商议如何粉碎他们的分裂祖国的阴谋。因而在1913年正月的开印会议上,经过朝克图瓦齐尔协理和那顺巴图管旗章京的努力,做出了拥护中华民国,决不跟随外蒙古哲布尊丹巴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决议,彻底粉碎了察格都尔斯仁、那仁格日勒的分裂阴谋。

    运用鼻孔暗语 准许灭掉黄妖

    察格都尔斯仁之子特古斯阿木古愣到1916年已满18岁,承袭了其父之乌审旗札萨克位,朝克图瓦齐尔协理将代掌的旗札萨克大印交给了他。可是察格都尔斯仁利用父子关系夺走札萨克大印,企图跟随流窜在乌审旗一带的土匪卢占魁部出逃到喀尔喀蒙古组成流亡政府。锡尼喇嘛知道这是那仁格日勒哈屯的鬼点子,决心要除掉她,但需要征得支持者的同意。

    4月,朝克图瓦齐尔协理、那顺巴图管旗章京二人为参加阴历三月二十一日成吉思汗察罕苏噜克大祭奠东行途中锡尼喇嘛在巴音巴图家迎接拜见说:“今春黄风遮天,黄妖随风作怪,可否乘风刮掉?”朝协理和那章京都沉默不语,稍后朝克图瓦齐尔协理用鼻子“恩”了一下,表示同意,那顺巴图表情也暗示支持。锡尼喇嘛已经理解了两位官人的同意之情,返回后选拔了10来名好汉,详细交代了行动方法步骤,将住在乌审召察罕庙的一户牧民家第二天就要跟随土匪逃离乌审旗的黄妖哈屯娜仁格日勒抓捕,押进大沙漠的沙柳林中,由灰鬼·朝克都仁用锡尼喇嘛从塔儿寺带来的手枪结果了这一贯兴风作浪,罪恶多端的黄色妖精那仁格日勒的性命。

    娜仁格日勒被镇压后,察格都尔斯仁果然老实多了,把札萨克大印交给了他的儿子特古斯阿木古楞。

    专门会议决定 终止出卖牧场

    1917年春,锡尼喇嘛以独贵龙的名义写信给朝克图瓦齐尔协理说:“1915年12月在王楚克柴林庙会议决定将独贵龙提出的各种问题,推到下一年夏再开会处理,可是直到现在近三年还未见行动,为了等待问题的处理,独贵龙仍未解散,要求尽快给予解决。”

    朝克图瓦齐尔协理收到独贵龙的信件要求后,经旗札萨克特古斯阿木古楞的同意,同东协理阿尔斯楞、管旗章京那顺巴图等一起于12月21日在新庙召开专门会议对独贵龙提出的12条问题进行了逐一研究,作出了处理决定。会议指出,群众组成独贵龙的原因是王府衙门营私舞弊等不轨行经造成,今后无论任何人都不得随便放垦卖地。从这次会议以后,确实终止了出卖牧场的现象。

    行贿达旗协理 营救锡尼喇嘛

    1919年,“六十安达”头领王楚克热布登等人了解到娜仁格日勒哈屯的被杀是“七十安达”头目锡尼喇嘛等人所为,因而向伊克昭盟帮办鄂托克旗札萨克葛勒桑如勒莫王吉勒札木素状告了锡尼喇嘛。葛王决定在乌审旗陶日庙开会审理此案,但由于受到“七十安达”们的阻挠,又转到了伊盟盟长达拉特旗札萨克孙布尔巴图府。1920年盟长府委派协理台吉马喜德力格尔带领军政300人到乌审旗嘎鲁图庙开会审理那仁格日勒的案子,会议自阴历七月一日开始历时三个月。

    锡尼喇嘛为首的“七十安达”们为了保护独贵龙的无辜群众,挺身而出进行辩论,结果都被抓,受到严刑逼供,但都没有供出娜仁格日勒被杀真相。盟长使臣马喜德力格尔虽然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但表示要除掉锡尼喇嘛。朝克图瓦齐尔协理和那顺巴图章京经秘议,对马喜德力格尔提出“将杀人嫌疑犯朝克都仁捉拿归案后再审判此案不迟,请将此案移交给本旗办理”。朝克图瓦齐尔从自己官府拿500两银子,让旗府衙门金库出500两(继位不久的特王年岁尚小,代掌过札萨克大印的朝协理仍有左右王府衙门的权威),共行贿1000两银子,使马喜德力格尔同意了乌审旗的请求,给锡尼喇嘛上80斤铁链,把乌力吉巴图、热得纳西迪、彭斯克拉西三人用120斤铁链连结起来交给乌审旗衙门关押,从而让锡尼喇嘛脱离了一次生命危险。

    利用外地窜匪 放走锡尼喇嘛

    送走装满褡裢而返的达拉特协理马喜德力格尔为首的300人以后,朝克图瓦齐尔协理根据锡尼喇嘛的战友索纳木当日布等人的要求决定利用外地窜匪放走锡尼喇嘛。他派人到苏海板升(柠条梁)找到流窜在那里的土匪头子达拉特人嘎尔吉老五,特请他们来到萨拉乌苏河大沟湾。公协理朝克图瓦齐尔前去秘密会见,向嘎尔吉老五提出“营救锡尼喇嘛,酬谢10匹骏马”的请求。嘎尔吉老五表示同意,并提出将受伤连长善吉米道格留居此地养伤为条件,再不要任何酬谢。经磋商达成协议,将善吉米道格安置在大沟湾卓勒札格家养伤,并依托给昌黄柴达木支部书记独贵龙头目白眉巴音德力格尔,让他负责关照。

    经过一个来月的养伤,善吉米道格的伤口已痊愈,朝克图瓦齐尔协理又让白眉巴音德力格尔携带两匹骏马的礼物护送善吉米道格到乌审旗东南边界,交给了流窜在榆林阿都海一带的嘎尔吉老五。嘎某把营救锡尼喇嘛的任务就交给了善吉米道格。善某带12名士兵到莽哈图庙,寻见锡尼喇嘛的战友索纳木当日布等人让他们作向导,深夜里摸索行进找到关押之处,撬开班房门,打开铁链,营救出了锡尼喇嘛等4人,放走了热得纳西迪等三人,带着锡尼喇嘛回营作了交待。

    这时候,已经是1920年的年底了,嘎尔吉老五(达旗人)、善吉米道格(杭旗人)等人准备回家过年。但如何放走锡尼喇嘛的问题,还需要征求朝克图瓦齐尔协理的意见,因为他们还具有为人要为到底的江湖义气,只劫富人不扰贫民的行为准则。所以他们带着锡尼喇嘛往西行进,过了萨拉乌苏河到陕北靖边县张家畔后,给朝克图瓦齐尔协理发了函。朝协理收到嘎某的来信后立即派人又携带两匹马的谢礼和复信送给嘎尔吉老五,请求把锡尼喇嘛继续带走过了黄河让其逃亡。

    嘎尔吉老五接到朝克图瓦齐尔的复信和礼品后,继续带着锡尼喇嘛沿边界行近路经通格朗河等地到了杭锦旗沙拉召,乘夜放走锡尼喇嘛过了黄河,并放出了锡尼喇嘛已逃往喀尔喀蒙古的传言。

    依靠独贵威力 营救被捕同志

    1926年初,锡尼喇嘛返回乌审旗,在嘎鲁图庙正月十五日庙会的群众大会上,宣传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张家口成立的盛况和苏联、外蒙古人民获得解放等情况,并发展党员,筹备建立乌审旗党委。

     4月26日,“六十安达”头目王楚克热布登、五十兵头领丹达尔率兵袭击锡尼喇嘛,围攻了嘎鲁图庙,锡尼喇嘛等几人乘乱逃脱,可是索纳当日布等6人被捕。锡尼喇嘛脱险后到沙尔利格地区同那里的独贵龙战友们进行了联系,并去西公商向朝克图瓦齐尔反映了事件的发生情况,要求设法营救被捕的几位同志。然后,锡尼喇嘛到鄂托克旗珠日克庙和杭锦旗沙拉召等地活动。朝协理立即与管旗章京那顺巴图取得联系,经过酝酿,召集起河南、沙尔利格、陶利的独贵龙群众上千人,朝克图瓦齐尔和那顺巴图两位夹在中间,于6月10日到达陶日敏庙,朝、那两位给旗王爷特古斯阿木古楞写信说:“西部独贵龙的上千人要求释放被捕的索纳木当日布等 6人,把我俩挟持到了陶日敏庙,恳请贝勒脑音明察”,特王收到信恐惧万分,不知所措之际,独贵龙派出的一股骑士飞驰而至,故特王指使官兵赶紧放了索纳木当日布等6人。朝克图瓦齐尔和那顺巴图接见了“内人党”的6个同志,并领回沙尔利格,在宝日会呆等地让独贵龙群众保护起来。

    利用协理权力 审判四个瞎子

    1926年11月,经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批准,在乌审旗组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第12团,任命锡尼喇嘛为团长,下设4个连。冬,被革职的丹达尔去榆林拜见了井岳秀,得到了支持,返旗后经乌审旗王爷特古斯阿木古楞的同意,决定乘过春节之机消灭锡尼喇嘛。结果他们的调集散兵的通知转来转去于腊月二十三日落到了锡尼喇嘛之手,因其机密泄漏未能按计划行动。锡尼喇嘛得悉了丹达尔、王楚克热布登等人的阴谋后决定反攻,便召集了少数兵力,发动了突然袭击。正月初六围攻了丹达尔家,使他无法逃脱而自杀。初七逮住了在沙巴拉尔躲避着的王楚克热布登和他的儿子特古斯吉尔格朗。初八、初九分别在他们家抓捕了宝音朝克和那文脑尔布。

    这4个人是控告锡尼喇嘛和“七十安达”招致嘎鲁图庙会议重大损失的罪魁祸首。所以革命群众对这4个人恨之入骨,因而押往乌兰陶劳亥庙的途中用钢针扎瞎了每个人的一只眼睛,从而人们都称呼他们为“4个瞎子”。

    到了乌兰陶劳亥庙,锡尼喇嘛给朝克图瓦齐尔协理写信,要求审判王楚克热布登等4个罪魁祸首。

    自3月至6月,经过几次战斗,粉碎了企图一举歼灭内蒙古人民革命军锡尼喇嘛团的榆林军阀井岳秀军的侵犯。取得了第一个战役的胜利后,锡尼喇嘛于6月下旬带领着他的4个连队伍,举着4面红旗,押着“4个瞎子”,向西行进到陶利柴达木时,朝克图瓦齐尔协理和那顺巴图安班(管旗章京)二人从沙尔利格赶来迎接,并领到了沙尔利格庙。

    朝克图瓦齐尔协理因事先收到锡尼喇嘛的信,已有思想准备,所以到了沙尔利格庙,在庙园东侧的大佛塔跟前设立公堂,进行审讯后,将罪犯王楚克热布登及其儿子特古斯吉尔格朗并列卧倒各打80鞭,并宣判:1.王楚克热布登及其子孙后代永远不能担任公职;2.1920年嘎鲁图庙会议的肇事者是王楚克热布登、特克斯吉尔格朗、宝音朝克、那文脑尔布等4人,所造成的一切费用由他4家赔偿;3.锡尼喇嘛领导的12团是合法的人民军队。

    9月初,锡尼喇嘛按照朝协理的判决,派人登记没收了“4个瞎子”的牲畜财产。

    提供合理建议 顺利驱逐叛军

    1927年8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乌兰巴托特别会议上落选的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委员会书记斯仁党日布(白云梯)返回宁夏后,即宣布了“清党宣言”,投靠蒋介石并开始屠杀共产党员。白云梯的同党赛音巴雅尔于年底带领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司令部官兵来到乌审旗胡吉尔台庙召集锡尼喇嘛等人说:“现在需要顺应时局的变化,服从国民党的领导”,锡尼喇嘛当场表示不同意。从此以后,锡尼喇嘛同赛音巴雅尔貌合神离,保持警惕。

    1928年6月初,赛音巴雅尔收到白云梯关于把锡呢喇嘛12团调回宁夏的信后,给锡尼喇嘛下达了命令。锡尼喇嘛收到调令后,决定暂且服从调遣,途中伺机脱离。

    6月中旬,内人党中央军从海流图庙起程,12团从尔林、章高图出发同时到达了沙尔利格庙。朝克图瓦齐尔府离沙尔利格庙只有十几里地,故朝协理闻讯赶到沙尔利格庙,对赛音巴雅尔、锡尼喇嘛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原司令员旺丹尼玛夫人乌云陶德以及全体官兵进行了茶饭招待。其间,锡尼喇嘛个别同朝协理关于12团如何脱离叛军的问题进行了秘谋策划。朝协理提出:“在沙尔利格庙上举事,怕给寺庙造成损失。所以再往西走一段路后赶走他们为好。西行路线有南北两条,走北路怕不明真像的鄂托克旗革命军前来支援赛音巴雅尔部,对咱们不利,所以要以到城川制止教堂随便开荒的问题后再去宁夏的名义走南路伺机起事”。锡尼喇嘛采纳了朝协理的建议,引领着赛音巴雅尔部顺南路行进,到昌黄柴达木西边,自6月22日起经过两昼夜的激战,骤逐叛军出了乌审旗边界,进入鄂托克旗达布昌后凯旋归来。

    叛军进入鄂托克旗时,果然不明真相的王华布带兵前来把叛军接应过去了。

    反对孟克专权 同样给予支持

    1929年正月初二晚,锡尼喇嘛被内奸杀害,时任副团长的孟克乌力吉负责案件的侦破、凶手的处决和一切善后。在这过程中孟克乌力吉的言论行动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怀疑,杀害锡尼喇嘛的后台恐怕就是孟克乌力吉。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审旗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尼玛仁庆和陶利支部书记乌力吉巴特尔二人相距不远,他俩准备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向共产国际告发。为了慎重起见,决定征求朝协理的意见后再定夺,乌力吉巴特尔便去了沙尔利格庙。在封闭起来的一间房内,正坐禅着的朝克图瓦齐尔听说陶利支部书记乌力吉巴特尔求见,破例地让他进来,二人秘谈了半天。

    乌力吉巴特尔不慎流露出的一些言论传进了孟克乌力吉的耳朵里,孟克乌力吉立即派两名骑士以杀害锡尼喇嘛同伙之一的莫须有的罪名捕杀乌力吉巴特尔。那两名骑士跟踪乌力吉巴特尔到沙尔利格庙,又追踪到陶利西巴拉尔追上乌力吉巴特尔,从背后开枪把他打死了。

    尼玛仁庆在陶日敏巴拉尔里被暗杀。

    孟克乌力吉发现了乌力吉巴特尔专程到沙尔利格与朝克图瓦齐尔秘谈一事后,对朝克图瓦齐尔及其周边的沙尔利格地区人民群众采取了监控措施,派了巴巴连长为首的一个连军队,长期驻防在西公商和无定河一带,对当地人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时时事事吹毛求疵给以打击。西梅林阿木尔吉尔格勒向别人借吃了一点糜子,给他扣了败坏衙门官员声誉的罪名撤了职,让东部人当了西梅林。沙尔利格庙占巴喇嘛因病吸了一次洋烟,就把他抓起来在树上倒吊死,然后将其尸体扔在灰堆上。昌黄有一姑娘26岁还没有嫁人,以此为罪私设公堂打了25鞭后强迫她出嫁等等。在军内班长以上的职务不让西部人担任,招收新兵也不要西部人。

    乌审旗西部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有用武装的力量反抗武装的压迫。1933年,朝克图瓦齐尔的侄子格西格达来及其长子札纳班仔尔等人决定,利用乌审旗王爷特古斯阿木古楞与井岳秀的关系从榆林购买枪支弹药。

    当时特古斯阿木古楞已成了朝克图瓦齐尔的外甥女婿,所以经常来西公商,按惯例把札萨克大印驮在专用马上随身带来,但孟克乌力吉派一位连长带10名士兵监护印章,使用印章要经他们的把关。札萨克大印放在王爷房内,门前昼夜有哨兵站岗,所以用印困难很大,只有委托能够进进出出伺候特王和哈屯康如苏札勒的佣女斯尔吉,通过斯尔吉给康如苏札勒做了工作,让她在几张白纸上盖了札萨克大印送给了格西格达来。这样,他们以特王的名义写好介绍信到了榆林,经过奔波,井岳秀已同意卖给乌审旗一部分枪支弹药。结果事情败露,井岳秀武器不给了,格西格达来等人被通缉,他们的家属受到迫害。

    此时,朝克图瓦齐尔挺身而出,派那顺朝克图边监去给孟克乌力吉说:“这个事情由我朝某负全部责任,请你们不要让普通老百姓蒙受迫害。”从而使更多的老百姓免受了更残酷的逼供刑。

    孟克乌力吉又发现买武器是有盖着札萨克大印的特王介绍信,立即给巴巴连长发了鸡毛信,要查清大印是怎么盖出去的?巴巴连长抓了嘎拉桑札木素、额尔肯巴牙尔等人进行逼供,皮肉成鳞,但毫无结果。佣女斯尔吉乘乱逃脱,到榆林避难。

    朝协理又一次出来说:“偷盖札萨克大印的事情,由我和我的外甥女康如苏札勒二人承担全部责任,请你们不要连累别人。”孟克乌力吉和巴巴连长等人对朝协理和康如苏札勒哈屯都不敢下毒手,因而再没有追究。

  朝克图瓦齐尔支持革命运动的事绩,对其三太太特古斯花儿积极支持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

    2011-12-26

 

 

 

    儒家邮报第170期,共和国62年暨孔子2562年〔耶稣2011年〕阳历12月7日

反思辛亥:被忽视的康有为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曾亦

2011-03-11

    关于辛亥革命的反思,主流观点纯粹是从革命派的角度看待辛亥革命以及它选择的革命道路。

  我们通过对康有为后期著作的阅读,不难发现,当时中国人对共和的选择,实在有太多的偶然,而且,给中国人带来了太多的流血和灾难。这段时期康有为的政治或学术活动,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难度不大,但从思想上来看,却从来是被轻率而简单地对待了,甚至是忽视了。

  孙中山提出了国族的概念,基层单位还是宗族。但共产党彻底打破宗族,将个人解放出来,而由国家直接管理。所以共产党有更强大的动员能力,这样的做法对于战争时期夺取革命胜利是可取的,但是对未来的中国建设是否可取就不一定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孙中山的做法。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不久前出版的《共和与君主》一书围绕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重新考察了传统政治的合理性,以及共和制度的诸多缺失。

    关于辛亥革命的反思,主流观点纯粹是从革命派的角度看待辛亥革命以及它选择的革命道路,中国当时并非没有选择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从现在三十年的改革来看,回到康有为的改良立场,至少有一点对于未来建设必须考虑:应该重视中国固有的历史经验和传统资源,以此设计未来的道路。

  重视固有历史经验和传统

  为什么会选择康有为晚期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现在对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他于戊戌变法前后的思想,对他辛亥革命以后的晚期思想研究较少,普遍认为他后来的思想趋于保守和反动,民国之后几次他参加的重大政治活动也被认为起到了负面影响。实际上,流亡海外以后,康有为晚期的思想有不少转变。

  至于“晚期”如何界定,可能学术界会有不同看法。我的研究重心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康有为,这个时期无论是他的学术思考,还是政治实践,都以对共和制度的批判为中心。自辛亥革命以后,经过这一百年意识形态的熏陶,上自政府及各界精英,下至愚夫愚妇,都觉得中国走向共和是历史的必然,具有一种自明的真理性。

  近些来年,政府与学界都在探讨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问题,我们实际上是借研究康有为来重新反省辛亥革命及中国道路的一些问题。此书提醒我们,我们一直忽略了辛亥革命中的康有为,对于历史中的人物,我们应该对于其进行并列的反思。康有为代表着另一种“反革命”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当时并非没有选择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从现在三十年的改革来看,回到康有为的改良立场,至少有一点对于未来建设必须考虑:应该重视中国固有的历史经验和传统资源,以此设计未来的道路。

  以三世学说反思共和道路

  书中提到三世学说是康有为思想的一个重点,这个学说如何理解呢?《春秋》记载了鲁国242年的历史,并将它分为三个时期,分别对应于所见世,即孔子和他父亲生活过的时代,记载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史实可以有不同的“说法”或者“笔法”,从而体现了《春秋》对现实政治的基本价值评判。这其中表达的历史观仍然适用于当前,每个人都能找到与自己对应的这样三个时期。《公羊传》作为对《春秋》的阐释而提出了三世学说,并作为政治哲学指导康有为变法,以及对共和道路的反思。可以说,康有为那些有着强烈现实关怀的思想都有深厚的经学背景。

  康有为把三世学说大为拓展了,将其与《礼记》中《礼运》一篇提到的“大同”、“小康”联系起来,变成人类社会几千年历史阶段的划分: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是升平世;夏商周对应的太平世;春秋以后就是乱世了,乱世对应的恰好是儒家学说。从这个角度看,儒家只是适应乱世的一套学说,但是这套治理乱世的学说使用了2000多年,依然没能使中国走出乱世,而西方已经走入升平世、太平世。所以结论很显然:何不用西方的办法使中国走入升平世、太平世,而戊戌变法引入西方政治、经济等学说的理论基础就在这里。

  康有为和孙中山关于构建现代国家的理念对今天有什么参考呢?在中央层面的区别是,一个主张君主,一个主张共和。在省级层面上,两人的认识最初有差别,后来统一的。简言之,康、孙二人都主张中央集权,削夺行省的权力,扩大县、乡一级的自治。康有为他们都认识到,向西方学习自治的重点是学习县乡自治,这也同时打破了旧有的以村或宗族为单位的自治,新的模式到现在还在寻找,从晚清以后到现在仍然在探索。传统的乡村被破坏以后,如何建立新的乡村,譬如,关于新农村建设,学界和政府至今都没有统一的看法。

  孙中山和后来的国民党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多些。孙中山不想打破农村以宗族为基础的格局。孙中山提出了国族的概念,基层单位还是宗族。但共产党彻底打破宗族,将个人解放出来,而由国家直接管理。所以共产党有更强大的动员能力,这样的做法对于战争时期夺取革命胜利是可取的,但是对未来的中国建设是否可取就不一定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孙中山的做法。

  民主的本意一直在被曲解

  君主制度的内在合理性并没有得到现代人的充分理解。如果当时中国选择君主立宪的话,可能有些弯路就可以避免。西欧和日本的资本主义都是从纯粹的封建形态过来的,中国最纯粹的封建形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瓦解了,建立的是一个新的国家。封建社会有更加强烈的等级、人身依附关系和忠君思想,却能很快完成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转型,而中国这么早破除了这些封建因素,随后要转型到现代国家却这么难。为什么不反过来说,完成一个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充分吸纳传统的东西也许会快得多。
  以民主一途以评测人类政治之优劣,诚寡识哉?康有为认为民主往往不能使国家富强,反而是让国家衰落。康有为很喜欢引用墨西哥的例子,墨西哥搞民主共和的结果就是乱了三百多年,它政治最好的时期就是独裁统治时期。我觉得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是否优劣,不能看到底采用哪种政治体制,而是看“民生”,即老百姓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

    教科书上的一句话很多人还记得很清楚:“辛亥革命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这句话到现在怎么看?深入人心是确实的,但是深入人心与民众对它是否有着正确了解却是两回事。对于利益单一的社会要民主干什么呢?“民主”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高尚的地方,并非人类追求的目标,仅仅因为人类走出氏族社会以后,个人之间那种天然的亲近感丧失之后,诞生了民主这一组织协调方式。

  康党和孙党如美国两党

  现在有不少史学家都认同:辛亥革命太激进以至引发了较大的社会动乱,康有为对此怎样认识的呢?民国以后,只要尊重历史的人,都会发现共和并没有带来理想中的东西。我们通过对康有为后期著作的阅读,不难发现,当时中国人对共和的选择,实在有太多的偶然,而且,给中国人带来了太多的流血和灾难。这时康有为的政治或学术活动,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难度不大,但从思想上来看,却从来是被轻率而简单地对待了,甚至是忽视了。

  尽管历史还是选择了共和。在政治上,康党和孙党斗了十多年,如同美国的两党之争。对于这两个政党而言,政治理念一定要有差别,否则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康有为选择了君主立宪,孙中山也就只能选择民主共和。

  虽然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输掉了,但据后来的历史研究看1901年以后改革历程,清政府推动的宪政已在践行并且有了一些成就,只是革命派觉得还是太慢了。虽然宪政在当时是主流,但是民众尚不具备宪政的素质。直到蒋介石退守台湾前不久,国民党才提出了宪政,可以说他们也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预备立宪。康有为主张君主制,孙中山主张共和制,但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宪政具有更大的时间跨度,也更为中国现代化道路所必须。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是否和当初康有为的改良派有着某种不谋而合呢?近代中国有两条道路:改良和革命。革命的道路是由孙中山开辟的,终止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前,它意味着彻底否定过去,否定传统,否定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但在改良派看来,传统是不可能抛弃的,甚至是对未来有借鉴意义的宝贵经验。所以,邓小平实行改革之后,原来被否定的思想和学科开始恢复,儒家也随之得到复兴。

 

 

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

高超群

2011年8月号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历程。 [①]在1989年之前,中国最重大的政治问题是要不要改革。保守还是改革,这种争执非常尖锐,导致了两届总书记的非正常离职。1992年之后问题变为:要什么样的改革,学者们纠结争论的问题是“左的还是右的?”。正是在个时候,发生了体制内外的断裂。在体制内保守派和激进改革派,特别是主张政治改革的力量都被清洗、或者边缘化了。体制内实现了短暂统一:团结一致向前看,先搞市场化。这个时期形成了三个主要派别,一个是体制内的市场改革派,是主流。他们基本退出了意识形态领域,埋头政绩,很少关注体制外的争论。体制外则分裂为要求政治改革的自由派和反对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新左派,他们基本只是活跃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主流的市场改革派的行为和实践作出评价。

    主流的市场改革派的共识并不稳定,当时这些改革派大多在内心中相信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路线。后来的历史并没有沿着这样的逻辑前进,而是发生了逆转。于是产生了今天的分化:一部分人依然坚信政治改革的前景,只是认为应该更稳妥些;而另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正在创造新的政治模式,没有必要实行政治改革。产生这种变化的一个背景是,从2008年以来改革本身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就体制内而言,其改革共识开始破裂,精英们开始争夺改革的主导权。或者更坦率一点说,他们是要争夺改革的胜利果实了。就体制外而言,许多人认为,如果把改革看作朝向某一个方向的有意识地、不断地变动的话,改革已经死亡,已经被维稳取代,维稳就是要维持现有秩序的稳定,承认既有的利益和秩序格局是合理的。

    但在现实的政治分析中,人们还在延用旧的分类方法谈论中国的政治派别,“保守、改革”、“左右”。这些分类方法已经不能反映今日中国政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它常常会带来混乱。比如:通常被认为是左派的人,既包括支持经济垄断和政治强权的人,也包括同情底层、呐喊革命的人,而右派既包括支持自由市场的人,也包括支持劳工运动,维护弱势群体的人。也有人用XX党和X派这样似是而非的分类方法来认识中国的政治。这种分类的错误在于将短期的权力联盟,看成长期的政治分歧。事实上,即使在XX党内,也有不同的主张,而X派的主张是什么?谁也不知道。显然,这样的派别只是权力派别,不是政治派别。他们的争斗只与权力的份额有关,并不会对政治的发展走向产生真正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用新的分类方法来重新描绘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本文主要谈论的是精英之间的政治分歧,这也是当下中国真正重要的政治分歧。在本文中,民众只是作为一种被动的政治力量而加以考虑。

    笔者将中国当下的政治思想派别分为四种,主流社会分为两个派别:温和国家主义派 [②]和自由市场派,此外,还有两种比较边缘的思想派别:政治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

    关于本文还有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如何看待利益与观念的关系。利益如同一把冰冷的剃刀,它斩断了束缚着我们的种种意识形态、道德枷锁,释放出了人的欲望,从而创造了30年的经济繁荣。但它也斩断了人和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并通过重新塑造精英和大众的心灵、气质以及政治态度,逐渐开始改变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资源的形态及其分布。因此,离开利益谈论政治和思想,在当下的中国无疑是幼稚天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运用经济决定论、阶级分析法来描绘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是恰当的,事实恰恰相反: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并没有随着城乡差别、贫富分化而加剧,在中国阶级意识仍然非常淡漠。这是因为,利益成为个人价值的核心,每个人通过捍卫自己的利益来表达和捍卫个人权利。利益使个体更加独立,而不是使他们更为凝结。因此,单单依靠利益本身,社会并不能自发整合,也不可能产生政治派别。必须借助观念的塑造,这一过程才能展开。因此,我们在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思想时,应当注意到利益与观念之间的相互塑造,并且逐渐整合的过程,而不应简单地以为它们中的一个决定了另一个。

    可以观察到的是,利益与主张的结合,在今天日益成熟。因而政治的分歧也从纯粹的思想分歧,落实为非常具体、切实的利益斗争。这将会使思想的斗争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真实,而不再只是知识人茶杯里的风暴,或者私下的牢骚。换句话说,利益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外衣,思想找到了自己的肉身。在本文中我们只是呈现两者初步结合以后的结果。

    随着利益越来越凝固化,中国社会的政治化进程也会逐渐加快。在这个进程中,中国的思想自由或许会面临更为严酷的社会环境:每个人都被迫要在这种思想格局中选定自己的角色,甚至不得不选择你并不完全信服的某种立场。

    一、温和国家主义者

    这种思想的倡导者,是以国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与一部分官僚集团、特殊的高层政治集团的结合。从1992年以来,这个联盟在利益上逐渐坐大,并开始形成稳定的主张。但他们始终遭到整个社会的普遍抵制。虽然他们握有巨大的资源,是中国真正的统治者,但他们没有话语权、没有拥护者,只要在公共领域稍一露头就会遭到严厉的抨击。不过,他们成功利用了人们对改革过程中不公正的不满,对整个社会依照金钱的力量来重新等级化的不适应,以及市场、利益关系对中国人熟悉并倍感亲切的人伦关系的伤害,成功扭转了自己在公共舆论中的颓势,并进而在权力格局中挤占了自由市场派的地位,开始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虽然他们自己也是那些他们批判的现实的制造者之一。在今天他们开始尝试阐述和传播自己的主张,并对其进行有意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

    诡异的是,他们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竟然是来自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受到最严重剥夺的阶层,以及一些曾经严厉批判市场化改革的“左派”。与批判市场化改革的“左派”结盟,使他们大大改善了自己在公共舆论中的被动局面,而这些左派的政治主张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从最激进的底层利益维护者变为最保守的垄断阶层利益维护者。在目前的政治格局中,他们最有可能收获改革成果。这种政治主张与也官方所宣传的意识形态契合程度最高。

    他们的政治主张,主要包含以下一些内容:想往伟大国家,从内心中憎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认为中国将成就一种超越古今中西的新文明类型。这种文明类型将汲取传统中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优势,将更多地从传统中国2000年的文明中寻找政治和文明的合法性。他们鼓吹民族优越论,程度不同地肯定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父慈子孝的家庭关系、仁义礼智信的伦理价值、温良恭俭让的人伦关系,乃至认为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天下主义将为整个世界提供新的国际关系结构、以自然和谐为核心的天人关系将为人类提供新的人和自然关系。他们强调国家利益,认为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利益,并以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荣,批判市场和个人价值,鄙视个人利益、金钱关系。反对冷冰冰的法治,强调在统治者与群众之间建立血肉联系。

    在经济上,他们强调国有经济的作用,认为国有企业保证了强大国家的经济基础,对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应该加以保护和支持。并经常以此为由反对外资企业与民营经济,认为前者危害民族利益,后者是地方保护主义和黑心资本家的温床。同样,他们支持一个强大的、有效的集权式中央政府。与经济政策上的右倾相比,他们的社会政策则相对左倾。他们认为应该给下层提供更多的福利,以及强有力的保护。在收入分配中更为倾向底层,但反对弱势群体的自我壮大和成长。同时,他们正在尝试建立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直接关系,用一种较为温和的手段动员民众,并以此来削弱法律和市场对整个社会的重构。这种动员主要表现在宣传手段和文化主张上,强调对劳动大众生活的反映和对他们的价值观的重视,并试图用提供保护,来换取他们在舆论上的支持,以压制其他的精英阶层,尤其是中间阶级和民族资本。他们也呼吁在利益分配上向底层的倾斜。

    温和国家主义者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贫富矛盾,试图将民众愤怒的祸水西引,指向精英群体的另一部分,以便自己取得主导者的地位。

    支持他们的民众有两种心理动机。一种是在整个市场化、法制化进程中遭受到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受这种心理动机支配的人往往是对政治不是特别感兴趣的民众,只是希望获得复仇的快感,看到昔日高高在上者倒霉。这些民众对于政治并没有太明确的目标,他们也并不真正的支持某种特定的政治主张,他们很有可能是最不怀好意的看客和围观起哄者。

    另一种心理动机则更为深厚:相信一个至善的统治者的存在是可能的。大多数民众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受到这种心理动机的影响,他们对于超越法律之上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深怀希望,希望得到他的保护。他们对于获得“特权”比对于“普遍权利”更有兴趣,他们认为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可以明辨是非、洞悉民生疾苦的超然领袖、党派可以给“好人”以“好报”。因为生活经验告诉他们,那些抽象的法律条文、精密的政治制度,对他们而言是过分遥远的,无法祈求的。而强人和政府的保护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

    这个派别的影响力正在不断上升,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政治“台上派”中的主流派。但他们要面对的现实或许会使他们的主张大打折扣。因为:1、这种主张需要的动员力量,特别是中等阶层和官僚系统的支持,是当下这个温和、唯利是图的社会所不能提供的。特别是经过30年理性化、技术化转型的官僚集团,对于过份理想化诉求有着天然的排斥心态,或许不久的将来,官僚集团对这种主张的抵制和疑虑就会显现。温和国家主义者怀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雄心,却很可能要面对意大利式的社会状况。2、虽然支持这种主张的政治精英曾经深入底层,但与第一代共产党人不同。他们并不真正打算动员民众、服从民众,和民众站在一起。他们怀着一种统治者的心态,自以为深悉民众的各种弱点,也懂得如何毫不手软的利用这些弱点。底层民众仅仅只是他们手里的工具,而不是历史的方向,他们不会用自己巨大的力量为底层民众的未来开道。他们这一次很可能只是对第一代共产党人的失败模仿,就像拿破仑三世模仿自己的叔叔,不太可能开创出拿破仑一世那样的政治新局。3、好大喜功,过分自信,会造成他们的轻率盲动,这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天然弱点。长期以来他们对在内政和外交上无所作为的执政者心存蔑视,早想一展雄图。更何况他们天生的热衷大战略、崇拜英雄和强者。4、在他们的政治主张与经济主张之间有着巨大分歧,国营经济体系显然不能作为伟大国家的基础;更为致命的是,在他们的上层精英和群众基础之间,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如何满足嗜利的群众分享国有经济体系好处的愿望?这不仅需要巨大的利益调整,更需要复杂的制度变迁。5、统治阶层虽然因为既得利益或者自满心态,会满足于现有体制。但因为利益的分割,即使在统治阶层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不同的行政和党务部门之间、不同地域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都有着相互冲突的利益和观念诉求。试图用建设伟大国家的理想,来重新塑造这些利益主体,抹平他们的利益差异,这种想法有些过于浪漫。

    但是,这个派别在两个很重要的方面,有效地回应了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1、从内部讲,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整个社会有一种濒临崩溃的危机感,官民之间的冲突不断增加。这种主张成为除了民主化之外,最鲜明、也最建设性的一种克服官民矛盾的可能,并且获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2、从外部讲,中国国力的增强、再加上百年来的历史恩怨所激发的民族情绪,使得中国人寻求文化认同和民族自豪的需求急剧上升。此外,随着中国和外部世界交往的深入,两者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频繁、日常,如何在这些矛盾中捍卫国家利益、提升中国的国家地位。这种主张的回答最为清晰、最富吸引力。

    二、自由市场派

    这个派别大约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最为持久的一个了。他们的基本主张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没有太大变化。虽然这种主张从未得到官方认可,但它始终承担着为改革提供方向和评价标准的功能,甚至在政治领域。这种主张从20世纪80年代的全民信仰,现在基本演变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旗帜。近年来,它的政治地位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他们的思想主张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简单地说主要包括:在政治上实现自由化和民主化,通常非常重视选举民主,特别重视法制,主张社会自主发育,反对政府过度介入社会本身。在经济上主张市场化,非常激烈地反对国营企业的垄断地位。在文化上他们重视个人价值,反对任何形式的强制。他们主张对每个个体的尊重,特别是对每个人的利益的尊重。在对外关系上,通常比较亲西方。

    但对于以上这些主张,他们通常都不能决绝地贯彻。虽然不满专制,对于专制的现实,却有很高的容忍度。因为他们却从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有能力改变现实,还经常出卖他们当中的激进者,划清自己和他们的界限,从而导致了那些激进者从他们当中溢出,成为政治民主派。虽然主张法制,但每当自己的利益遭到侵犯的时候,往往会动员各种资源,寻求特殊保护。虽然主张保护产权,但对于别人的利益保护,却并不那么在意,有时甚至还加以蓄意侵犯。

    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主张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它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反思形成了良好互动,并为改革派提供了巨大的舆论支持,助长其成为中共的主流派。在90年代以后,这种主张深入大众,尤其是在媒体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它在体制内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大部分官员在私下都会高度肯定这种主张的正当性。在他们处理具体的行政、司法事务时,都会尽可能地效仿西方的成例,并以此作为改良他们工作的方向。

    虽然媒体与体制内官员都受到这种主张的影响,但二者之间并未成为同盟,他们在思想上一致,在政治立场上却尖锐对立。这种情况从90年代后期开始,并逐渐加剧。主要表现为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对立,媒体对体制的批判日益犀利,1989年以来知识精英的对立情绪也无法消除,只能部分缓解,而政治精英逐渐地对知识精英与媒体也丧失了政治信任。经过长期对峙,二者渐行渐远,结果是:前者丧失了影响政治的能力,后者丧失了舆论的支持。

    进入新世纪以来,官僚集团内部出现了分歧,一部分官僚接受了温和国家主义派主张的官员,开始反思自己先前对于自由市场的过份信任,并努力寻求新的合法性依据,探索新的出路。主张市场改革方向的官员往往首当其冲地成为指责与反对的对象,有时甚至会腹背受敌。他们无力开拓新的改革领域,却要为改革的所有问题买单。这一派别从改革伊始,就始终遭到来自体制内的质疑,因此,体制内的质疑并不能削弱他们,反倒会激发他们的斗志。对他们最大的打击,或许来自于民众的不信任,媒体的批判。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主张本来就是与自己的集团利益相悖的,是为了百姓、未来中国的。而且,长期以来来自民众的道义支持是他们最大的资本,今天却遭到唾弃,所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或许正是因为民众支持的弱化,使得他们极为现实地寻找新的支持点——民族资产阶级,这样一来其主张与利益之间的重合度反而大大提高。

    总体来说,这种主张由于其在行动上的软弱、主张上的僵化,在主流精英中,成为被攻击、诘难、乃至嘲笑的对象,逐渐处于守势。他们往往口头上非常激进,在行动上却非常克制。这一方面使得反对者觉得他们色厉内荏,另一方面,拥护者则觉得他们虚伪、自私。他们也许很快就会从改革的主导者,成为旁观者。这种主张的支持者,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仍然广泛存在,甚至在权贵阶层中也不乏支持者,但已经过了自己的上升期,其动员力开始下降。在处于上升期的时候,它未能实现组织上的整合, [③]使得今日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呈现出一幅无可奈何、任人宰割的悲惨模样。

    它的基本支持者大多转而支持政治民主派。这种主张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改革与保守的矛盾、是市场与计划的矛盾、是法治与人治的矛盾。

    在他们处于上升期的时候,他们本有机会成为民族命运的担纲者,把他们的利益诉求普遍化为整个民族的要求,使自己成为民众的领袖。但他们错过了历史的机遇。或许在内心里,他们也在期盼一个拿破仑式的强人,为他们打开通向未来的大门吧。他们从没有想过成为自己的主人。

    由于温和国家主义派的逐渐得势,这种主张从一种隐性的、背景式的普遍信仰成为一个单独的派别。它的作用在于凸显精英集团内部的矛盾。但从总体上来说,这种主张的内部整合程度并不如温和国家主义派,或许因为后者是以反对派、挑战者的面目出现的,因而更容易界定自己的边界。而自由市场派似乎还没有在这个挑战者面前清醒过来,它还在用老的办法,比如指责对方反对改革,来打击对手,而没有实现真正有效的思想更新(针对如何实现强大国家,如何让民众生活幸福等等问题)、组织收缩(在政治上,与温和国家主义者鲜明决裂,而不是把矛头对准对改革有怨气的民众)。因此,这一派别下落的态势似乎还没有终结。

    三、政治民主派

    这个派别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主流是从文革后期西单民主墙以来,始终在中国社会时隐时现的反对派力量。1989年是这一派别影响力的最高峰。此后因为受到巨大的打击和迫害,他们逐渐从主流社会的视野中消失潜隐。另一个源泉是从1992年以来,不断被体制挤出的激进人群,他们或者因为生活遭际,或者因为个性原因,被迫脱离了生活的常规,并敏锐地将个人的遭遇与整个体制的弊端联系起来,从生活经验出发对现行体制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

    他们常常把自己的思想先驱追溯至反右、民国的知识分子及其政治代表。在思想上,他们往往以自由主义的正宗传人自居。在实践上,有偏向政治革命的激进派和偏向改良的温和派两种。他们毫不掩饰对于一党专政的厌恶,对于多党制民主的向往,可以说这是他们最为核心的追求。与自由市场派相比,他们更为接近底层,特别是在改革过程中遭受损害与侮辱的群体,甚至和访民、宗教徒结合在一起,对于这些底层民众给予极高的同情,并开始有意识地通过接触,来动员和组织他们。这个派别通常认为底层苦难不幸的来源是政治上的专制、缺乏自由、没有法治。因为他们中很多人在生活遭际上与这些底层人有类似经历。经过多年艰苦的努力,他们获得了有限的成果。有时,他们也会用底层的革命来吓唬和威胁统治者,促使他们开始政治改革。不过,从根本上讲,他们基本上不太认同与执政者合作的渐进改良道路。由于真诚的理想主义,敢于向强权挑战,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个人代价,他们常常得到媒体的高度认同和道德褒奖。在所有的政治派别中,他们身上保留了最多的公民的勇敢德行。

    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是从正常的生活常态中溢出的,因此虽然脱离了和其他阶层的联系,但在个人交往上,他们却可以深入到每个阶层,并因其敢于牺牲的理想主义,受到较之其他派别更多的同情和帮助,并据此建立了广泛的社会网络。在这些网络内部,他们之间的熟悉程度和相互认同程度较高。可以说虽然很少有人有勇气追随他们,但对他们的同情遍布四方。这种主张对于民众,特别是城市中的中低阶层,有极大的潜在号召力。

     由于几乎没有回头过正常生活的可能,因此,他们非常坚决和勇敢,行动能力非常强。因为80后和90后的加入,他们的行动更为灵活多样,也更为积极主动。虽然89年的悲剧依旧是他们的心结,但其救国救民的悲情意识在不断退,对于普通民众的冷淡抱有较强的宽容性减,更多的参与者愿意把反抗定义为个人的意愿。在反对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特别是大型国企的垄断地位上,他们和自由市场派有着高度一致性。但总体来说,对于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他们没有太多明确的主张。

    他们对于现实的批判往往从个人经验出发,非常有穿透力;对于种种掩盖真相,打压反抗者、侮辱受害者总能感同身受,常常自发援助围观,有时甚至能对事件产生较大影响。而在这两个方面,他们都得到了媒体的有力支援。同时,他们往往和社会的自组织力量形成友好同盟,从业主委员会、环保组织各种民间NGO到中小企业的自发组织都会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同情者,也都可以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实质性帮助。

    在现实的政治格局中,他们实际上是自由市场派的激进形态。与自由市场派强调利益不同,他们更为关注权利。权利与利益密切相关,但二者也有着鲜明差别:利益是具体的、特殊的,而权利是抽象的、普遍的。从总体上来说,两者在思想主张上有很多接近之处,但各自依赖的阶级基础则有很大差别。他们的思想批判力、政治行动力要远远高于自由市场派,在网络上和媒体上与温和国家主义展开有效论争和争夺群众的是他们,而不是自由市场派;采取种种抗议行为捍卫产权、公民自由的也是他们,而不是自由市场派。他们很少得到来自自由市场派的资源和道义支持。

    他们认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与缺乏基本人权的个人之间的矛盾,其他的种种矛盾则是这种矛盾的衍生和变化。在他们看来,官民冲突的前景必然是整个国家的民主化。

    总之,与20年前相比,他们在政治上更为成熟,也更为坚韧。他们不再对上层给予幻想,也不再急切地追求民众的认同,在精神上较为自足和独立。

    他们或许是在民情上最为接近中国现实的政治派别,因为他们不鄙视民众的牟利追求,而是鼓励民众改善自己的生活,往往以扶危助困的形象登场。随着政治分歧的加剧和演化,这个派别和自由市场派的结合会非常容易。而这两派在政治上的整合将使两者形成巨大的互补,其政治能量将大大增加。

    四、社会革命派

    这个派别就是通常所说的毛派,其活跃者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出现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之后。虽然他们有时把自己的政治谱系追溯到晚期的毛泽东、文革中的造反派、四人帮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组织和思想联系。这个派别因其激进和偏狭,基本上完全为主流社会所排斥。他们激烈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认为这个过程造成了中国的贫富分化,形成了对工农群众的新的压迫和剥削。并认为暴力革命,或者阶级斗争将是改变现实的有效手段。其活跃分子多为老特权阶层及其后代、国营工厂的老工人,以及年轻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核心主张是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虽然表面看起来,他们希望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但那只是一部分人的向往,对其拥护者而言,仅仅是一种情绪表达。是否重回毛泽东体制,是否要展开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是否要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者们并没有太多认真的思考。民众只是不满当下的腐败、贫富分化,以美化过去的方式来凸显当下的邪恶。只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在进行系统地理论努力,这种努力很难得到民众的有效呼应。

    在网络上和舆论上,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民众对于贫富分化、特权腐败的厌恶情绪的一种宣泄。而且这种影响力,很可能会被温和国家主义派收割。因为他们的大多数主张都能被温和国家主义派所覆盖,而后者又有他们根本无法比拟的强大行动能力和资源分配能力。在对自由市场派的斗争中,他们和温和国家主义派走在了一起。其可悲之处也在于,随着温和国家主义派逐渐成为主流,他们将与五毛党越来越难以区分。也越来越难以真正站到底层民众的立场上来说话。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现在很多人依然同时主张温和国家主义和社会革命,而不自觉两者之间的天堑鸿沟。但当社会冲突更为激烈尖锐的时候,尤其是当温和国家主义成为现实的时候,这个派别会出现分化,一部分会追随温和国家主义,另一部分会和政治民主派结合在一起,成为底层的代表。

    作为一个政治派别,他们在言辞上极为激烈,行动能力却很难低下。甚至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抗议行动,尤其是与真正的底层抗议者很少结合。因此,虽然他们的面目让整个主流社会震惊,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多大的政治能量。这个政治派别完全依赖民众的兴起,但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思想上,他们都不具有掌握民众的能力。

    五、打开政治的大门

    请允许我再强调一次,现在精英之间的分歧是实质,是中国政治最大的矛盾。但这种分歧只是政治危机的开始,如果精英之间不能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的话,民众将涌入政治的场域,其前景将是民众和精英的矛盾。

    在此前的改革进程中,精英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但他们始终维持着一种斗而不破的政治局面。这种政治张力保证了中国政治的活力,使得改革能兼顾、平衡多种利益诉求,而且一定程度上能使执政者超越自身利益束缚。最为经典的政治组合就是邓小平和陈云之间的政治合作。但随着利益集团逐渐成形,各个集团之间逐渐丧失了相互之间的政治信任,旧有的处理利益冲突的机制、政治威望、意识形态渐次失效。精英们开始尝试动员民众。而民众正在由犹疑的围观走向试探性的呼应,正在从克制上访、有限泄愤,走向有意识的报复和破坏。

    如果精英们不能再依照旧有的游戏规则决定中国的未来:在华丽会议桌下拳打脚踢,在桌上冠冕堂皇地一致通过协议,一旦动员民众的大门打开,政治的未来就不完全取决精英集团。他们所掌握的各种权力的、金钱的、思想的资源,也就必须经受民众的考验。谁都知道,精英集团的公开分裂是政治变革的开始。一旦这扇大门打开,中国政治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其结局并不一定就是惨不忍睹的。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所有这些政治思想,都有着伟大的传统,他们之间也没有绝对的对错高低,正如所有的利益之间没有高尚低贱一样。或许我们需要的智慧和力量是,勇敢面对这些不同的利益和激情的冲突,并在冲突中学会理性的解决冲突。不过罗马人说过: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从这点上讲,我是乐观的。

    注释

    [①]很多人认为改革是在不争论、政治高度统一的前提下实现的。但事实上,自改革以来,无论是高层还是民间的政治,始终充满分歧和斗争,极具张力,有时冲突还非常激烈。这种政治争斗,是改革的一部分,或许也是改革得以实现和推进的前提。这也是中国与东欧国家、以及一般威权国家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政治斗争的性质、模式和意义,现有研究还非常薄弱,我们尚无法勾勒出一个大致的框架。

    [②] “温和国家主义”这个概念,最初笔者使用的概念是“温和法西斯主义”,其灵感来源于2004年余世存先生“次法西斯时代”的提法。很多师友对这一概念提出了颇多质疑,并认为应该用国家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提法。对应于现实,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威权主义都不是那么准确,很难做到名实相符。尤其有研究德国史的学友指出,法西斯本身比国家社会主义更为复杂,其所指非常明确。经过权衡,笔者放弃了“温和法西斯主义”这一提法。当然,对于未来中国而言,法西斯主义的前景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③]虽然受自由市场派影响的人群数量和范围都非常广大,但因为仅仅是一种理想化的未来而不是利益把大家团结在一起,而且始终未能得到公开表达的空间,只能用影射、私下传话等扭曲的方式传播、沟通,因此这些主张者很难产生集体行动,缺乏有效的整合,甚至连有效整合的努力都很少看到。这是我们和台湾以及其他东亚民主国家的重要差别之一。

 

 

参差杨柳 丰富农家

——左宗棠的家园与天下

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 唐辉

2011年12月6日

    1843年,时年三十二岁的乡村塾师左宗棠以薪金所积九百两银子购地近两百亩,包括水田、山地、茶园、水塘等,并建造柳庄。此前,左宗棠入赘湘潭世家周系舆氏“桂在堂”,虽“身无半文,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但终究三试进士不第,以致亲族难为礼遇、乡党冷嘲热讽,谣曰“桂在堂,招个郎,吃掉一仓谷,睏烂一张床”,其景遇可谓狼狈不堪。此后,左宗棠日巡阡陌、夜读诗书,尤其于刑、名、钱、谷、地、兵、政、法等经世致用之学,多所留意,切实讲求,著《朴存阁农书》、《舆地图说》等,退可以长为农夫,进足以经略天下。如作阶级分析,在晚清中国社会里,没有柳庄的左宗棠极有可能成为太平军的重要谋士、得力悍将或至少心焉向往,而有了柳庄的左宗棠却注定只能成为满清王朝的中兴名臣。

    柳庄位于湘阴县东乡柳家冲,现属樟树镇巡山村,滨湘江而立,西距县城约三十公里。左宗棠居柳庄时,依古法种田、新法植茶,所植安化茶至今郁郁葱葱。据乡人回忆,旧时田主招佃多采用实物地租形式,左宗棠则不同,他招募农工、支付工资,本人身兼农场主与农艺师,产品除家庭消费之外尽数卖出,一如现代农业经营。左宗棠出仕后,柳庄先是由何姓管家代为经营,后则由周姓佃户任意居住。由于人口繁衍,住户不断拆旧扩新,柳庄逐渐废毁于无形之中。现存柳庄由湘阴县人民政府依1943年原貌于2004年重修,占地面积六亩,存房四十八间,砖混结构,两进庭院布局,青白色调为主,纯然一派湘风湘韵。

    走近柳庄,“湘上农人”左宗棠所书“柳庄”门匾及门联赫然在目,上联“参差杨柳”,下联“丰富农家”。左氏书法结体端方、骨法遒紧,既涵正气阔大之刚,又蕴奇智深细之柔,恰与其一生行事相为表里。左氏联语虚实相生、明白如话,上联写眼前实景,属实,下联写心中愿景,属虚,有农人本色,更有书生襟袍,要害全在“丰富”二字的多样性意涵中。左宗棠的“丰富”当然不只是物质饶阜,更重要的是精神丰赡,姑不妨略举联例,以窥一斑:论志向与抱负,“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渔樵了此生”,立身为农,报国为本,后者是书生与生俱来的文化宿命;论学问与事业,“遗经熟读大小学,名德只承内外家”,读书是修齐治平的不二梯航,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小学之道在博明万事万物,非大学不足以统小学,非小学断无以成大学,此之谓左氏实学;论境界与归宿,“慨此日骑鲸西去,七尺躯委残芳草,满腔血洒向空林,问谁来歌蒿歌薤,鼓琵琶冢畔,挂宝剑枝头,凭吊松楸魂魄,奋激千秋,纵教黄土埋予,应呼雄鬼;倘他年化鹤东归,一瓣香祝成本性,十分月现出金身,愿从此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订鸥盟水上,消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惟恐苍天负我,再作劳人”,出于田园,归于田园,前者有形质、无境界,后者有境界、无形质,不只是功成身退、持盈保泰的私家功利,也不只是小康、大同的社会理想,种田、读书、做事,为的是解放身心以成就自由与审美的另一种人生。这才是大写、特写的“丰富”意涵之所在。

    走进柳庄,让人留连不已的还是前庭院与左厢房。前庭院由两部分构成,右方的庭院面积较大,约为整个庭院的三分之二,这里空敞当阳,专作禾塘之用,犹可想见当年左氏农获之丰。左方的庭院由女墙区隔而成,旁立无扇拱门两孔,一曰“旗常”,一曰“懋绩”。院内花木流芳,有半敞式回廊,用于存放各式农具,有窗明几净的义塾,那是亲族及乡邻子弟读书肄业的地方,此外还有书室,内有左宗棠书法多幅,有屏房,内有刘坤一转送寿屏一方,均为不可多得的传世精品。两院合观,活脱脱一个典型的南方耕读人家。

    1857年,四十六岁的左宗棠举家离开柳庄,迁居长沙司马桥。三年后,左宗棠募集乡勇五千,精心操练于长沙金盆岭,号曰“楚军”,这是左系湘军成军之始,也是左宗棠交卸幕职、独立任事之始。此后十余年间,左宗棠与太平军斗,与捻军斗,与回军斗,与沙俄军斗,同时也与清廷内部各种贪腐朽败及蝇营狗苟斗,斗则胜多败少,败则屡败屡斗,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国家多难使其一展军政长才,人生多艰使其生命意志愈挫愈奋,其职阶、职务也迅速由四品帮办擢升至巡抚、总督、钦差之列。1871年,左宗棠年晋六十,清廷御书“旗常懋绩”寿匾致贺,是为柳庄“旗常”、“懋绩”两门之由来,虽非原题,但不失大的历史真实。考其成功之迹,左氏于事见机深微、取势宏远、操作细致,确为常人所不及。比如论“海防”、“塞防”,左氏主张两者并重,同时于新疆事宜,坚决反对李鸿章等人“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贫瘠,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收千里旷地,增加千万开支,得不偿失”的谬论,以为新疆“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地,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并且“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晋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永无晏眠之日”,真是后史不远,印证毫厘不差。又如入疆作战,军粮输运极其艰难,左宗棠改单纯官运为官运与民运并举,改骡马运输为骆驼运输,改一站直达为仓廒接转,同时内地采买与因粮于地相结合,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后勤补给问题。再如回疆事竣后的湘军复员问题,左宗棠既忧散兵为匪,沿途滋扰地方,甚至生出新的事变,更忧骄兵挥霍无度,耗尽复员遣散费,不只无颜见家乡父老,连今后生计都成问题,从而糜烂桑梓,于是改就地遣散为成建制兵站接转,费用也分段核发,并且大头直接交与士兵家庭,其防微杜渐、爱人以德简直无以复加。

    1885年5月,《中法天津条约》订立,反对订约的左宗棠的生命旅程也即将到达终点。7月,左宗棠病中上奏,称“台湾孤注一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8月,左宗棠口授遗疏,称“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鞑伐,强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9月,左宗棠病逝,清廷悼以“大学士左宗棠,学问优长,经济闳远,秉性廉正,莅事忠诚”,追赠太傅,诏谥文襄,付国史,立专祠,天下知与不知,多为尽哀,但天下不喜欢左宗棠者亦复不少,甚而至于其身后棺难盖、论难定。杨昌浚诗曰:“大将筹边久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对左宗棠而言,柳庄是缩微的天下,天下是扩展的柳庄,至今犹存的左公柳仿佛还在时时叙述着“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轻骑都尉、赏紫禁城骑马、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左宗棠的柳庄情怀。

    评价左宗棠也可以有一个超越“中兴名臣”、“民族英雄”、“阶级敌人”的另类角度,即人性与文化的角度。左宗棠曾经有一段人生感言,道是“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嫉”,核心是人应当活得有尊严,或者说每个人的尊严都是对方尊严的条件,包括争取自我尊严和给予他人尊严,个人内心的小和谐和社会关系的大和谐其实正从有尊严的生活开始,左宗棠一生苦学、苦干、苦斗即是为此,推而论之,族群、国家与文化的存续也是为此,儒家公、均、富、安、和的社会价值观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毋施于人”的中道处事观其实与之相通,这或许正是“参差杨柳,丰富农家”另一层更为重要的意义。左宗棠出于农、晋于士、位极人臣、有功社会稳定与中西文化会通,如果天假遐年,能激扬文字、更能指点江山的他应当能在调谐清末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方面有更多的作为。

 

 

 

思想史上的惊雷

——纪念王阳明龙场悟道500周年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 张新民

2011年12月5日

    王阳明的龙场悟道犹如思想史上破空而来的一声惊雷,为官学笼罩下沉闷单调的士大夫社会吹来阵阵清风。这是孔孟程朱以来思想发展史的又一高峰,构成了思想史叙事结构最耀眼的事件。

    西元1508年,乃是中国思想史叙事结构最值得纪念的历史性年代。这一年,王阳明得罪朝廷权贵,受到贬谪处罚后,经过千辛万苦的长途跋涉,终于躲脱宦官刘瑾一路派人追杀的生死险境,到达了他的谪居地——贵州龙场驿(今修文)。但是龙场万山丛棘、四处虫蛇毒瘴的自然环境,并没有让他从生命的紧张和焦虑中走出来。他感受到的依然是人生的无穷困厄。这种困厄由于死亡的光照所显现出来的生命局限性与不完全性,作为一种切身的实存感受,甚至较之以前愈加突出而难以摆脱。在自然的威逼和死亡的极限体验中,他不能不反复追问生命存在究竟有何意义,人生航船的终极归宿应当驶向何处,于是筑石棺自誓说:“吾今惟俟命而已,他复何计?”“他复何计”乃指排除一切世俗念虑的干扰,一心一意只作关涉终极存在的形而上学探问。“俟命”也并非消极地等待命运的判决,《中庸》早就说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外在的天命也可是内在的性德,需要以内省的方式来聆听它的声音,等待它的召唤,跟从它的引领,实现它的意义。这就是儒家一贯强调的尽心知性即知天的本体论及相应的工夫系统。正如康德所说,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只有人才有意义的追求,价值的关怀,形上的探问。王阳明之“俟命”即意味着要彻底解开存在的形上谜底。他是以聆听天命的方法来尝试形而上学的探问。这是以不探问为探问之方法路径,以寻找存在的形而上学解答,也可说是以重返客观世界之内的主观世界之法门方式,来彻底把握既关涉到主观并必然涵摄客观生命和宇宙秘密的形上答案。诚如释家所说:“道假众缘,复须时熟,非分强求,死而无证。”(慧皎《高僧传》)“俟命”即排除了一切非分强求,在默契证会的时机境域中静俟生命的启示。

    性德透过心灵所显示出来的召唤及引领,即是天命的召唤及引领,必须借助于它才能找寻到生命的终极目的,作出孰去孰从的人生抉择。析而言之,即陷入龙场人生绝境和生命厄机之中的王阳明,他所面临的命运抉择是不仅要从世俗外部的得失荣辱中超越出来,而且更要从生命内部的生死实存的困扰焦虑中解脱出来。正如一个民族总是在历史转折的危机与苦难的时代严肃思考自身历史文化命运的发展方向一样,作为个体的人也总是会在生命面对绝境的重大关头重新追问或反省存在的意义或活与不活的理由。在日夜端居静一之中,他苦苦探寻人生意义的究竟真实,时时内观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在与古代圣哲的“内在融通”体验中,领悟当下应有的行为原则:“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的这一源自生命内部的“呼跃”,乃是对人与宇宙真实沟通的强烈惊呼感叹,人与意义世界合一的不自觉的喜悦雀跃,代表了生命契入道境的震撼,灵魂获得自在的颤动,精神达致超越的振奋,心灵开启智慧的敞亮,犹如思想史上破空而来的一声惊雷,不仅个人长久蓄积的生命疑难问题涣然冰释而理顺,满天阴霾顷刻间就风卷电扫般消遁,当下化现为万里无云万里天之浩荡晴空,而且社会致思的范型取向困惑也迎刃得解而缘熟,意味着打破了程朱笼罩下的数百年沉闷官学空气,吹拂出思想文化新天地的阵阵春风。这就是历史上最为震撼人心的思想性事件——龙场悟道。

    龙场悟道说明王阳明已突破了生命磨试的大关大隘,实现了人生旅途质的大跨度飞跃,使自己的心学思想有了生死智慧的内明性心性奠基。它不但是王阳明个人心路历程长期探寻的转折性关键象征事件,而且在贵州学术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上也有巨大的历史象征意义。

    从个人心路历程看,尽管王阳明从11岁起就有了成圣成贤的生命志向,但却长期驰骋于辞章诗文,出入于释、老二氏。虽然他也按照宋儒“尊德性”的工夫论要求,不断以向外“格物”的知识论方法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甚至花费了七日的潜修时间来穷格竹子的道理,但结果却加重了“圣人情结”引起的内在焦虑,使生命处于有限与无限极度对立的紧张之中,以致不能不慨叹“圣贤是做不得的”。因为以有限的生命去穷尽外部世界无限的事事物物,如此才能成圣成贤,成圣成贤岂不就是一句空话?然而成圣成贤如果真只是一句空话,则非仅人生意义难免不发生危机,即孔、孟所说亦必然有如厚诬来者之言。而龙场悟道的巨大历史性意义,则正在于置身生死威逼的边际体验中,反使其直接把成圣成贤的工夫,扭转为向内领悟终极意义,从而最终发现了生命存在的本体依据,了解到人之所以为人的究竟真实,并自觉地返归到儒家正学的路途上来,主动地地以儒家精神价值为本位建构自己的心学体系,使成圣成贤之学真正有了亲证亲历的内明性心性体验,获得了生死智慧的超越性经验奠基。故龙场悟道以后,王阳明的学问宗旨才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他的精神蕲向已从毁灭性的存在威胁中超越出来,并重新找到了生命发展的津度航向,获得了生命提升的最终归宿。恰如行潦万千曲折之后蓦然直趋浩瀚大海,泥途百度艰难以后扶摇疾上广袤云霄,无论境界或气象,都与海天同一寥阔而无尽,共大化同一终始而长存。从此以后,他便踏上了一条“尽性立命”——尽主观之人性,以立客观之天命的人生不归之路。

    从贵州学术史发展演变的情况看,龙场悟道更是一件石破天惊的象征性思想大事。因为自东汉尹珍以来,儒学大传统即不断传入黔地,并在大小传统互动的过程中推动了地方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但至少迟至明代中叶以前,贵州历史上仍从未出现过较具规模的地域性思想学派。真正的地域性思想学派的形成,要到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才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历史条件和学术条件。换句话说,龙场悟道即意味着心学思想体系的诞生,而心学思想体系的传播则是通过龙岗书院与文明书院的讲学活动得以展开和推广的。“黔中之有书院,自龙岗始也,龙岗之有书院,自王阳明先生始也”。正是在王阳明的影响下,贵州不仅出现了大规模的书院讲学活动,使心学思想得以迅速传播,而且通过讲学活动也涵化培育了一批地方心学人才,形成了全国较早的地域性心学学派——黔中王学。

    王阳明之所以能在龙场形成并传播他的心学思想,还与贵州人民对他的养育和帮助密不可分。他在贬谪期间自然饱尝各种人生摧残与折磨,但也深刻感受到边地民众质朴人性的可贵和可爱,透过黑暗专制的缝隙,他呼吸到了民间小传统自由清新的空气。譬如彝族首领安贵荣知道王阳明在龙场的艰难处境后,便主动在生活上给予他各种照顾,使他通过与少数民族“礼益隆、情益至”的密切交往,看到了人世间还存在着心灵与心灵沟通的意义世界与情感世界,从而鼓舞了他的存在抉择勇气,加强了他对人性尊严的信心,激发了他悟道传道的生命热情。他相信人人都有生命成长的要求,天下没有不可化之人。人有已实现之善,有未实现之善,教育的目的则为巩固已实现之善,实现未实现之善。他在贵州质朴的文化风气下讲说本心之至善,并积极开展各种淑世教化活动,很快就引起了读书士子的强烈共鸣,并获得了教化生命的真实效果。这自然对他一度受到伤害的心灵是一种莫大的慰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认为不仅王阳明影响了贵州人民,而且贵州人民也影响了王阳明。心学之风行天下,贵州文化实有功焉!

    西元二〇〇八年阳明先生龙场悟道后之五百年十月识於水心溪梦馆之晴山书屋。

 

 

中国儒教重建的渐进路线

——明确儒教法律地位的建言

云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陈杰思

西历2011年12月6日

    在中国走向全盘西化的道路上,宗教是最后一块阵地。如果宗教这块阵地被外来宗教占领,中国就实现了全盘西化。全盘西化并非中国的福音,全盘西化不仅仅让中国丧失巨大的物质利益和宝贵的文化资源,而且将中国引向一条绝路。西方文明就是一种辉煌而短命的文明,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称人类的自私与贪婪导致地球在200年内毁灭。自私与贪婪本身不足以毁灭地球,自私与贪婪在西方文明模式中极度膨胀方能毁灭地球。儒学儒教的毁灭,导致了中国传统精神价值体系的崩溃,加上宪政建设的缺失,出现了风气败坏、邪恶滋生、贪污腐败、骄奢淫逸、信仰缺失、人性扭曲、精神空虚、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违法犯罪等现象。现在,儒学仅仅以知识的形态存在,既不用于修身,也不用于治世,而成为极少数专家学者谋取职称和学术地位的工具,儒学并未真正复兴。儒教被毁之后,尚未重建。蒋庆先生设计了儒教重建的“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张祥龙先生设计了儒教重建的“中行路线”,思想纯正,志趣高远。本人则考虑现实性、复杂性、曲折性,设计中国儒教的渐进路线,以供同道参考。

    儒教是人类起源最早、在中华大地上原生的宗教,起源于西元前数千年伏羲作八卦,经历炎帝、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发展,至孔子时完全形成。汉武帝时代至清末,儒教为中国国教,国家组织就是儒教组织。儒教传播至日本、韩国、东南亚,成为世界性宗教。民国初年至今,为儒教重建时期。当今,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及港澳台地区有大量儒教社团存在,中国有大量自觉或不自觉的儒教信徒存在,不少家庭立有“天地君亲师”或“天地国亲师”牌位,孔庙、书院、祠堂遍布中华大地,有部分儒教研究机构存在,“宗教蓝皮书”正式把儒教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宗教加以研究和介绍。虽有上述种种事实,但由于民国时期儒教法律地位的模糊性,由于长期的批孔反儒,由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由于部分人士的偏见,儒教的法律地位仍然不明确,儒教宗教团体尚未建立。此种现象,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不适应,也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指示相矛盾,更与“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精神相背离。

    儒教在重建过程中,无疑会出现众多的流派。在谋求儒教的法律地位时,首先要明确我们试图建立的是什么样的儒教,这就必须对儒教的定位、教义、教规、价值、重建路线作出系统说明。

一、儒教定位

    1、中华民族主体宗教

    儒教担负着重建中华精神精神家园的重任,担负着重建中华民族道德观的重任,担负着建立主导价值的重任,应当成为中华民族主体宗教。在人类多元宗教中,中华民族应以儒释道三教为民族宗教,而在儒释道三教中,则以儒教为主体宗教。主体不挺立,则旁枝衰落。学佛、学道之人,首先要学儒,具备做人的基本素质之后,才能在宗教信仰上走正道。民族宗教不昌盛,则外来宗教大举进入。儒是“天下之公言”,儒教确实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公民生活准则、公共礼仪、政治理念,具有发展成为公民宗教的潜质,但只有当儒教成为国家绝大多数公民的共同信仰之时,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公民宗教。

     2、儒教兼明人道神道

    儒教为神道之教,亦为人道之教。人心不正,天心难明。神道设教,教以人伦。体悟天道,建立人道。儒教具备一般宗教神道信仰的特性。儒释道三教都具有人神融贯、人神合一的特性,而儒教则更具有入世的倾向。崇尚德性为儒教所有教派的共同特征,有的教派偏重神道,有的教派偏重人道。面向大众,更多强调神性;面向精英,更多强调理性。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儒教重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贯通,重视入世与出世的贯通。儒教试图将此岸世界建设成人间天堂,也为人们设计了通向彼岸世界高级生命空间的途径。儒教的宗教场所有庙、院、祠、坛四类。庙有孔庙、伏曦庙、黄帝庙、神农庙、周公庙、关帝庙、妈祖庙、城隍庙、岳王庙等,院有儒教书院,祠有宗族祠堂、忠烈祠、乡贤祠、武侯祠等,坛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先农坛等。曲阜孔庙、孔府、孔林为儒教圣地,应重建衍圣公制度。北京天坛是儒教最高级别祭天之所。 儒教作为入世之教,是人文之教、道德之教、教化之教,重在人间,表现为三纲领(明德、亲民、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教特重齐家之道,故不需离家修行。“家教”、“家训”是儒教传播的重要途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重视以家庭关系为起点的社会关系,是儒教不同于其它宗教的最明显的特征。

     3、儒学儒教并行不悖

    儒家文化的基本存在形态为儒学与儒教,两者并行于世。儒家包括儒学、儒教,包括儒教徒和儒学学者。儒家书院亦分二类:儒学书院与儒教书院。正如道教与老庄道学不能完全重合一样,儒教与儒学,有重合的地方,也有相异的地方。孔孟儒学产生之前,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包括昊天上帝、祖先崇拜、祭祀、天命、鬼神、占卜等要素在内的原生性宗教。儒教是纳入正统的原生性宗教(即牟钟鉴先生所讲的“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与儒学结合而产生的。儒教包含了部分儒学,但不含全部儒学。儒学中的心性儒学、社会儒学、政治儒学、知识儒学等,不能完全纳入儒教的范畴。

    儒学儒教传播渠道不同:儒教存在于宗教界、信徒家庭、宗教活动场所、宗教会议,而儒学存在于教育界、学术界、文化界、公众论坛。在世界各国兴办的孔子学院传播的是儒学而非儒教。可以让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学进入学校,但不宜以儒教的方式进入学校。新加坡将在学校开设的“儒家伦理”错误地定位为宗教课程,其结果是随着其他宗教课程一同被取消。如将儒家分为儒学儒教,则马来西亚在华校中推广经典教育,就是儒学而非儒教,不用担心受到排斥。

    不宜因肯定儒学而否定儒教的独立性:现在,占据儒学阵地的主要是知识儒学,那是将儒学作为纯客观的、古代的知识。儒家文化的复兴不能寄托在知识儒学上。儒教的独立存在,开辟了儒家文化传播更广大的渠道,比起儒学来,更容易大众化、普及化,也更容易将知识转化为信仰、转化为品格。如果否定儒教,则陷海外华人华侨于不利之地。部分华人华侨在自己的宗教信仰或新生婴儿的宗教信仰这一栏目上,如果要坚持中华传统的宗教信仰,填写“儒教”,若是当地政府不承认儒教是宗教,则会使他们陷入困惑。海外华侨华人最怕大陆学者去讲儒教不是宗教,如果说儒教不是宗教,就会导致当地政府取消儒教宗教团体,迫使有宗教信仰需要的华侨华人改信其它宗教。不可否认,宗教在社会各个领域有巨大影响,如果仅仅谈儒学而否定儒教,就是在宗教竞争的领域,主动退让出来,让外来宗教去占领宗教阵地。

    不宜因肯定儒教而否定儒学的独立性:如果以儒教指称儒家文化之整体,则不信教而又学儒者何以自处?如果儒学儒教并存,则信仰其它宗教者和无神论者,可以不信儒教,亦可同时修习儒学,分享儒学智慧,以儒学作为修身立己之本。在敌视宗教的人士试图将儒家文化戴上宗教的帽子加以消灭的情况下,将儒学与儒教的并列,也是为儒学保留生存之地。

二、儒教教义

    无论是儒教重建,还是儒学复兴,许多人只停留在对儒教、儒学的功能描述上,而且通常是过去功能的描述上,不重视儒学义理、儒教教义的探究。如此,则儒教儒学之“用”,成为无“体”之用。必须走“明体达用”之路,将儒教的功能建立在儒教的教义教规上。重建儒教,在走组织化道路之前,必须走规范化、体制化建设之路。

    儒教教义包括十常之道与六大理念。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常之道,具有以下丰富内涵,均出自历代圣贤经典。

    仁:仁爱以人的良知为根基,依据远近关系向外层层扩展而形成自尊自爱、爱亲人、爱人民、爱天地万物四个层次。

    义:即正义、道义、公平,具体表现为平等与秩序、法治与德治、民主与治理、自由与规范、权利与责任的动态平衡,在利益关系上表现为“以义制利”。

    礼:礼是道德行为规范与文明行为规范的总和,包括道德规范、礼仪、仪容、礼节、礼貌、礼俗等。

    智:尊师重教、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求实精神、批判精神、反思精神、仁智统一等。

    信:即真诚、诚实、守信,当诚信原则同仁义相冲突时,就要“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忠:尽心尽力、忠贞不贰、坚守正道、忠诚精神、奉献精神、爱国精神、敬业精神。

    孝:赡养父母长辈;敬爱父母长辈;继承父母之志;祭祀祖先,承袭祖先之德;事亲以礼;不自取其辱,不轻生毁己,以免危及父母;从义不从父,从道不从亲。

    廉:朴素、节俭、廉洁、知耻、改过、自律。

    毅:意志坚强、自主精神、独立意识、人格尊严、自我实现、奋斗精神、探索精神、创造精神、自强不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威武不屈、勇敢顽强等。

    和:厚德载物、良性竞争、仇必和解、中庸之道、和而不同、抑强扶弱、和实生物、阴阳和谐、均衡互制、各安其位、和平协调、兼容并包等。

    儒教的六大理念如下:

    天人合一:法天之道,立人之道;敬畏上天,敬畏自然;顺应自然,法取自然;感恩大地,善待万物;崇尚低生产、低消费、低污染、低排放之生存模式。

    知行合一:知是伦理之知、义理之知,而非客观知识,行是依理践行。践行既有外显行为,也有一念发动之内心行为。

    天理良知:天理包括真理(是非)与义理(善恶),因圣贤发明,以天道为归依,故为天理。天理与善性相结合,内在于人心,即是良知。良知乃是以天命之性为根,以仁爱之心为基,德性、理性、感性合为一体。性善论是建立人类道德观的内在根基。

    善恶报应:善恶报应体现了义与利的统一。

    儒教善恶报应方式有三种:天赏天罚、现实报应、炁场运变,三者并存,无人能逃。《尚书·商书·伊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昊天上帝的天赏天罚,既在人的生前,也在人的死后。在现实生活中,为恶招致恶报,为善招致善报。宇宙有多重生命空间。“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人世间,为“明界”,为此岸世界,其它生命空间,为“幽界”,为彼岸世界。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人体上存在着炁场,当人为善时,良善之炁就会进入人体炁场;当人为恶时,恶浊之炁就会进入人体炁场。当人死之时,身形即散,人体炁场附存于灵魂上,决定灵魂的去向。如果附存于灵魂上的是良善之炁,灵魂即为神,向高级的生命空间(比喻为天堂)行进;如果附存于灵魂上的是恶浊之炁,灵魂即为鬼,向低级的生命空间(比喻为地狱)沉沦。

    神道设教:运用神道的权威、仪式开展道德教化。如祭祀之礼,虽迎神到场,但并非为了讨好神、服务神,而是通过祭祀之礼,培养人们的“忠信爱敬”,培养感恩之心、怀念之情、敬畏生命之意识。儒教众神并非出于自身某种利益的需要,而是根据人的善恶而加以赏罚。繁杂的、劳民伤财的、以讨好神灵为目的的宗教仪式并不会得到神灵的认可。儒教献祭的最好礼物是品德与善行,而不是丰盛的物质。如不信灵魂之说,则人的行为止于现实的利益、占有、享受,而不考虑身后的福报。如果不树立神道之权威,则许多人身上的魔性难于克制。

    内圣外王:朝着圣人的境界进行品德的修养与智慧的提升,朝着圣王的境界践行,产生利国利民的事功。内圣是心性修养,外王是制度建设、环境改良、法治建设。具体表现为“八条目”,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内圣之功,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之业。

三、儒教教规

    敬天:“天”即儒教至上神“昊天上帝”,为创生宇宙之神,在甲骨文及《尚书》、《诗经》等儒教经典中常常出现。在百姓日常生活中呈现为“天”、“上天”、“苍天”、“皇天”、“老天爷”、“老天有眼”等。“以形体言之谓之天,以主宰言之谓之帝,以妙用言之谓之鬼神”。 在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中,儒教的“圣”、佛教的“佛”,道教的“仙”,是同一格位。在“圣”、“佛”、“仙”之上,存在着至上神昊天上帝。朱熹说:“道家之徒,欲仿其(按:指佛教)所为,遂尊老子为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为甚!”儒教必须重建对昊天上帝的敬畏与信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只有“敬德保民”, “替天行道”,才能“以德配天”。孔子亦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又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昊天上帝”无形无象,但全知全能,有意志,有感应,主宰一切,赏善罚恶,故立牌位以敬之。朱子说:“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每位儒教徒家中需设立“天地圣亲师”牌位(“天地君亲师”或“天地国亲师”亦可),木质牌位后也可张贴孔子圣像,于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分早晚两次敬香(三柱即可),并行三跪九拜之之礼。“天地圣亲师”牌位,即是儒教之神灵系统,牌位将一神与多神作了秩序化的安排,具有包容性和适应性。 “天”,即是以昊天上帝为主的上天众神, “地”指大地众神, “圣”即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儒教圣人,亦指伏羲、炎帝、黄帝等列位圣王,“亲”即祖先神灵,“师”即历代传道之贤者,而非现世授业之师。从汉代起,孔子列入国家祀典,与社稷神同级。面对牌位众神,儒教信徒应当信仰、敬畏、修德、献祭、祈祷、忏悔。

    法祖:“祖”既指本姓祖先,亦指伏羲、炎帝、黄帝等民族始祖。“法”,即遵守遗教,以孝道敬之,以礼祭之。

    尊孔:孔子为儒教成教之圣人,故儒教徒当特别崇敬。对孔子圣像行跪拜之礼,以恭敬之心接受孔子教诲,参加祭孔典礼,过孔子圣诞节,拜谒曲阜圣地,抵制轻侮圣人之言行。

    读经:儒教经典以《论语》为核心经典,包括《十三经》及《春秋繁露》、《朱子语类》、《传习录》等。儒教信徒应将读经作为每日至少是每周之功课。读经的八项原则是:诚敬、理解、体悟、集粹、诵记、涵养、信仰、力行。

    崇礼:礼为儒教道德行为规范与文明行为规范,儒教信徒应当遵守。儒教行为规范大量存在于家规、族规中。

    儒教禁忌有:戒嗜欲、戒凶暴、戒邪术、戒妄言、戒忤逆、戒刻薄、戒染习、戒酗酒、戒吸毒、戒吸烟、戒邪淫、戒赌博、戒欺诈、戒偷盗、戒作恶、戒奢侈。在春节、中秋节、端午节,重阳节、清明节,儒教信徒应按儒家传统礼俗过节。举办并遵守儒家婚礼、丧礼、生日礼、开笔礼、成人礼等传统礼仪。在节日和礼仪活动中,应穿儒服(以深衣为式样)。“德音之谓乐”,儒教倡导与礼相配的雅乐、善乐。崇礼时应避免出现僵化、形式化、繁琐化、特权化、奢侈化等流弊。

    祭祀:祭祀昊天上帝、祭祀孔子、祭祀黄帝应为全国儒者通祀之礼,每位儒教信徒都应参加。儒教信徒必须在清明节、中元节参加祭祖。“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儒教信徒还应参加本地圣贤英烈的祭祀活动。在儒教作为国教的时期,祭天为帝王所垄断。在现阶段,人人皆可直接面对昊天上帝,有祭祀昊天上帝之责。康有为先生有言:“王者至尊,为天之子,宜祀天,人民虽卑,亦天之子也,亦宜祀天也。”

    明德:以孔子教诲为指导,以儒教经典为归依,以十常之道为标准,进行道德修养,提高生命境界。依道德智慧判定,儒教分圣、贤、君子三个等级。“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

    弘道:坚守儒家道统,守护儒教义理,捍卫儒道尊严,践行十常之道,传播儒教教义。以财物资助弘道者,亦有弘道之功。

四、儒教价值

    由于儒教的存在,使中国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的位置。明朝晚期之后,由于专制与腐败的侵蚀,由于满清剃头易服、文字狱、异族压迫,导致儒教走向衰落。自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深受儒家道德观影响而出现一大批仁人志士,成为挽救国家、拯救人民的中坚力量。当下,儒教发挥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儒教重建是否走坚守义理、教化民众、安身立命的正道,取决于真正的儒教徒在全民中所占的比重。

    1、重建儒教,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荒芜化,正是儒学儒教的缺失而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不可能通过西方文化来建立,必须是能过儒释道文化来建立。佛教、道教由于其出世的品格及超俗的生活形态,只适合特殊群体,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港澳台地区人民)及海外华侨、华人则是需要通过儒学儒教来建立安身立命、精神慰藉、终极关怀、灵魂安顿的精神家园。

    2、重建儒教,培养道德品质和人文素质

    儒教的首要功能就是道德教化。十八个路人从被车子两次碾压的小悦悦身边走过而不进行任何救助,警示中国道德沦丧已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国人的道德素质与人文素质是通过儒家文化培养的。离开圣贤义理经典的教导,离开儒教的信仰、践行、普及,道德建设永无成功之日。

    3、重建儒教,推进中国的文化建设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文化建设严重滞后。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绝不能走全复移植、复制、抄袭西方文化的道路,而必须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上。离开儒释道文化,则中华文化只剩下残肢碎片。一方面高喊弘扬中华文化, 一方面又反对重建儒教,这是典型的南辕北辙的行为。根据韩国的经验,文化产业发展建立在本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中国应当通过儒学儒教,培养高素质的文化产业从业者和消费者,有力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三俗文化泛滥。据《2009年中国宗教报告》提供的统计,中国古代留下的、载于书籍的文字材料共有30亿~35亿字左右,其中儒教典籍约占80%~90%,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博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国文化建设最雄厚的资源。

    4、重建儒教,建立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儒学儒教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主要特征。重建儒教,传播儒学,弘扬民族精神,培养民族意识,才能建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树立民族的自信与自尊,形成民族的凝聚力,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有利于维护中国统一。两岸统一的文化基础是儒学儒教,香港只有在弘扬儒学儒教之后才能实现人心回归(董建华曾在参选政纲中提出“以儒家思想理论治港”)。先贤倡导“保国、保种、保教”,国人不识其智慧之高。在保国、保种之时,儒教短暂衰亡,似乎影响不明显,因儒教数千年来教化的成果尚在,儒教培养的仁人志士仍然可以拯救国家、民族,但如果儒教长期衰亡,则支撑民族、国家的仁人志士越来越稀少,最终导致“亡国亡种”。当然,国保住了,教就应当有了生存之地。中国儒教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但不会走向极端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因为有“天下”观念与和平的情怀。中华民族不需要通过向外传播儒教谋取特殊利益。国外儒教不需要有中华民族主义色彩,体现天下主义,突出拯救灵魂、教化民众、身心安顿等普世功能。

    5、重建儒教,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乱世抛弃儒家,治世需要儒家。儒家的道德理念,进入政治领域,即是为政之道。儒家主张通过教化人心,为政治提供道义准则达致“以道化政”,而不是“以政化儒”。儒教的道德理念与宪政法治,是政治清明的前提。儒教推行道德教化,改良社会风气。儒教的十常之道,确保社会健康发展。人们通过儒教提升道德素质和人文素质,是制止动乱、反对分裂、维护稳定的重要力量,也是挽救国家的重要精神力量。法治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法律条文的宣传上,而是重在培养法律背后的道德精神,这就非常需要儒家文化,德、礼、法三者相互促进。重树“敬天”信仰及“善恶报应”观念,可以大大减少犯罪现象。儒教奉行中庸之道,可以有效抗拒宗教极端主义。儒教“和而不同”的精神,可以促进宗教和谐与民族团结。

    6、重建儒教,抵制邪教和迷信

    儒教走的是教化民众、安身立命、利益众生的正道。自古正邪不两立,扶持正教,才能抵制邪教;崇尚正信,才能压制迷信。在儒教形成时期,出现 “民神杂糅”、 “民神同位”和“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情况,颛顼进行宗教改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原始宗教中有巫、史、祝、卜,在周代,以舞降神的巫逐渐退出,周公在祭祀礼乐的基础上制礼作乐。儒教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不妄谈“怪力乱神”,废除淫祀。对神的祭祀要有一定的节度、按一定时节、依一定礼仪。儒教可以包容以《周易》为源头的风水、术数,但拒斥巫术。重建儒教,重建书香门第,光复被迷信与邪教占领的乡村,恢复农村的伦理秩序和传统信仰。

    7、重建儒教,维护中国文化主权

    全盘西化浪潮席卷中国,只有复兴儒学,重建儒教,才能有力地抵制全盘西化。如果不能重建儒教,就是将宗教文化的阵地让出来,让外来宗教大举进入。按日本(神道教和佛教)与台湾地区(道教、佛教及其它本土宗教)的经验,在本土宗教昌盛的情况下,外来宗教很难发展。韩国虽有强大的儒学体系(庞大的儒道会和学校儒家伦理课程),但儒教力量微弱,基督教的发展非常迅猛。正如不能用穿衣来解决饥饿的问题一样,我们不能用科学理论和空洞理论来解决外来宗教渗透的问题,我们只能用本土宗教去抗拒外来宗教势力的渗透。利玛窦说儒教不是宗教,是出于传教策略而非他本人的真正认识。清末西方来华传教士宣称:“欲求吾道之兴, 必先求彼教之毁”,他们最反对尊孔祭祖。在儒教衰微之后,当今中国人数最多的是商品拜物教信徒和“十条诫令”信徒。外来宗教大量借用“上帝”、“圣诞”、“圣经”、“圣教”等儒教专有名词,已妨碍了人们对于儒教的正确理解。中国绝对不能步非洲大陆的后尘:“白人来的时候,我们有黄金,他们有圣经;白人走的时候,我们有圣经,他们有黄金。”重建儒教,才能树立对外宗教文化交流的主体,开展同境外儒教组织的交流合作。

    8、重建儒教,探索人类生存之道

    西方文明以“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高排放”主要特征的“天人对立”生存模式很快走到了尽头。复兴儒学,重建儒教,可以纠正西方文化的偏差,完成个人与社会、自由与规范、理性与德性、科学与人文、民主与治理、竞争与和谐、平等与秩序、激进与保守、物质与精神、多元与一统、权利与责任的双向启蒙。儒教建立倡导以“低生产、低消费、低污染、低排放”为主要特征的“天人合一”生存模式,是人类持久生存之道。

    以上八个方面的重要价值,是其它宗教无法替代的。儒教信徒在全民中的比重越高,则儒教发挥出来价值就越大。儒教信徒在全民中的比重越少,则儒教发挥出来的的价值就越小。儒教对国家、对人民有如此重大利益,如果视而不见,知而不用,就是严重的不作为和严重的失职。牟宗三先生说:“吾人肯定人文教,并非欲于此世中增一宗教,与既成宗教争长短。乃只面对国家之艰难,生民之疾苦,欲为国家立根本。”由于儒教重建的八项价值与中国政府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政府从国家利益、社会稳定、人民需要出发,应当担负起扶持儒教的责任,至少给儒教的重建提供宽松的环境。2000年2月18日,印尼总统瓦西德出于对华人的尊重,宣布正式承认孔教为印尼合法宗教,与其它六大宗教享有平等地位。中国人民出于对自己尊重,也应当对儒教有正确的认识、同情的了解、起码的尊重,明确儒教的法律地位。重建时期的儒教可以先作为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国家宗教事务局领导强调:“逐步将民间信仰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判定儒教为“非法”,故不存争取合法地位的问题,而是存在明确儒教法律地位的问题。2010年12月,在国家宗教事务局支持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新兴宗教发展趋势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巴哈伊教、一贯道、摩门教、天帝教、真空教等新兴宗教的领袖出席了会议。新兴宗教已受到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关注,传统儒教的重建理应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

  五、儒教重建

    在现实条件下,儒教重建应当走现实、温和、渐进、包容、低调的路线,而不能走虚幻、偏激、冒进、对立、高调的路线。我们不是设计若干年后的方案,而是考虑在现实条件下如何做、做什么,因时制宜,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儒教重建是一条探索之路,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方向进行探索,形成不同流派。不同教派,都应以儒教经典为根据,不能脱离经典妄作,尽可能地运用中国传统的宗教形式,而不能照搬外来宗教的某些形式。个体很难持久而深入地维护其宗教信仰,宗教共同体对于宗教的存在至关重要。儒教之“魂”,先附体于儒教信徒、儒教家庭,再附体于宗族、儒教场所、儒教团体。宗族原是儒教重要的承载体,“敬宗收族”原是封建时代儒教走向大众化的重要形式,书香门第是儒教的道场,依托家族的私塾和经典传承的家教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传播途径。在宗族、家庭都已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建立儒教团体尤为迫切。孔子说:“欲速则不达。”在清朝灭亡之后,儒教就应当利用此机会,脱去长久依附政权而感染的专制、腐败、尊卑、特权、僵化之毒,走渐进的重建路线,但民国初期的孔教运动却走“政教合一”、建立国教、排斥民间信仰、个人色彩浓厚(被称为康教)的激进路线,同时不重视教义教规建设,置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引起政治力量和其它宗教势力的围攻,招致严重挫败。张勋复辟失败,康有为先生受牵连被通缉,以他为领袖的孔教活动宣告失败。我们不能重走民国初年孔教运动失败之路,更何况,此路也走不通,因为,当今儒教重建所面临的困难远远高于民国初年,因为当今中国西化、功利化非常严重,儒生成了稀有之人。

    中国儒教重建遵循以下十二项原则:

    1.儒教的宗旨是:弘扬正道,教化民众,天人合一,安身立命。

    2.儒教定位为中华民族主体宗教,不宜倡导儒教作为国教。

    3.儒教应当争取享有与佛教、道教同等的宗教政策,不应当争取特权。

    4.儒家文化应当同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文化建立共存互通、互补、互动之关系,不宜将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文化对立起来。

    5、儒教同道应遵守现行国家法律与政策,不宜将政治纷争引入儒教内部,不宜以儒教社团的名义参加为政府所禁止的政治活动。

    6.儒教应以和而不同精神与各大宗教平等相处,促进宗教和谐,促进民族团结。

    7.儒教接受国家宗教局的领导,并认为这是接受政府领导的具体形式。

    8.儒教现阶段的发展应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并认为在各大宗教中,儒教最能体现中国特色,儒教最具有社会主义元素。

    9.儒教为中国本土宗教,不依靠任何国外宗教势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

    10.儒教同道遵守国家现有的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以温和、渐进、理性的方式推进儒教重建工作。

    11、儒教重建应当走正道:研习宗教经典,宣传宗教教义,遵守宗教教规,教化民众、安身立命,而不能走这样的邪道:不研习宗教经典,不宣传宗教教义,不遵守宗教教规,不教化民众,迷信化、商业化、功利化、行政化、官僚化、庸俗化。

    12、坚持 “政教分立”的原则,不搞 “政教合一”,在行政组织之外建立民间儒教组织,走民间化、大众化、普及化道路。

六、建言

    中国人民并不是由特殊材料制造的,也需要宗教信仰。王炳燮在同治年间说道:“中国之人自有中国之教,为中国子民即当尊重中国圣人之教, 犹之为外国人也世守外国之教也。”在此,我向社会大众及政府部门提出如下建言:

    1、我们认同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尊重世界各大宗教,但作为中国人,考虑认祖归宗、民族特性、国家认同、历史传统、民俗、国情、主权诸因素,在世界各大宗教中,建议优先选择信仰儒教。

    2、社会各界人士如认同并践行儒教之教义、教规,可明确并公开自己的儒教徒身份,在个人信息宗教信仰栏目中填写“儒教”。

    3、儒教徒参照本倡议的相关原则,在遵守国家法律与政策的前提下筹建儒教社团,并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成立儒教社团之申请。

    4、敬请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关心、考察、指导儒教重建工作,根据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儒教宗教事务,保护儒教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审察并批准儒教社团成立报告,认同儒教徒在个人信息宗教信仰栏目中公布儒教徒身份,明确儒教的法律地位,让儒教享有与佛教、道教同等的宗教自由政策。

    孔历二五六二年,辛卯十一月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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