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近来连续有人发来恶毒批毛的文章,讲得简直是昏天黑地。这些人可能是在毛时代受过迫害,怀有深仇大恨,但从一己角度看问题也未免激烈和偏颇,甚至颠倒历史。最近南方报系的一位记者勇敢地站出来说出了一句实话:“毛时代没有知识分子所喜欢的那种民主自由,但那个时代也没有贪污腐败,没有妓女、没有吸毒和黑社会,没有艾滋病,没有官商勾结,没有包二奶,没有豆腐渣工程,义务教育学费很低,看病有公费医疗,医生也不拿红包,还深入乡村去给农民治病。”这就是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人怀念毛时代的原因。改革要拿出事实来让人们相信你说的是对的,南方报系也应当这样,不要让人民在对比中看出不足的地方。中国不要阶级斗争,但要人民幸福!今天没有阶级斗争了,但腐败堕落遍地都是。中国到底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本文集后发出的《朱镕基与清华校友谈话实录》、梅新育的《印度低烈度内战及其贫困和社会矛盾根源》 和杜建国的《侵害公众权益的只有政府吗?》值得一看。 其实现在侵害公众利益的往往是一些的知识精英,他们颠倒是非,为虎作伥,浑水摸鱼,所起的作用比政府还坏。本网文章作者中也不乏这样一些精英,大家在阅读中要有鉴别。】

注意每天新充实的内容!

拒绝妖魔化毛时代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1年5月23日

目录

中纪闻: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

黄纪苏:意识形态斗争流氓化的倾向

黄纪苏:中国革命与阴谋史学

陈方仁:中国要民主,但不是多党恶斗

老王:左派在大规模集结 右派也应该大规模集结

美国之音:毛岸英遗孀要求公诉茅于轼 罪名颠覆国家政权

乌有之乡:北京市人民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

易中天:谁对茅先生不敬,他不是人

刘利华:搞笑的《公诉书》

田忠国:针锋相对以战止战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保障

新浪财经:金砖五国发表有关选任IMF总裁的声明

 

仲大军:由曾子故里引出的曾家故事

杨芳洲:令人触目惊心痛彻骨髓的沉沦

环球时报:中国出现罕见电荒

仲大军: 电荒也是一种宏观调控方式

水博:长江中下游的干旱不可能是三峡造成的

环球网:美国新一轮危机将爆发 冲击比上次更强烈

刘忠良:三十年间中国0-14岁人口比例从33.6%降到16.6%

仲大军:中国要吸收国外好的营养

王文: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

王文:中国“自由派”的问题

武坚:我对当今中国思想界纷争的一点陋见

 

徐雅玲:拒绝妖魔化毛时代

杜建国:侵害公众权益的只有政府吗?

乔续:宗教与文化革命

侯风:温家宝总理语录

张雪忠:建议取消马列思想政治必修课

周西:精神的三聚氰胺《中国震撼》

朱镕基与清华校友谈话实录

艾祖鸿:朱镕基为何被抛弃?

艾祖鸿:再谈朱镕基为何被抛弃

甄理:请全国人大对国企“行政划拨”进行审查

文安:建国后辉煌的三十年----庆祝建党九十周年

艾风: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呼吁:对辛子陵解禁

徐景安等:如何重建中国意识形态

黄小虎:征地制度改革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向冬:中国宪法中的荒唐制度设计

梅新育:印度低烈度内战及其贫困和社会矛盾根源

高木:朝鲜古巴越南改革具有后发优势

赵世龙: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三峡

晒晒:美国人的税负账单

刘浩锋:论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与民主集中制

施晓渝:中国社会应叫官本资本主义

王道一:拉登为什么会走向恐怖主义?

朱维铮:清末政治革命从思想激变开始

知原:中国迁都:“新中原”PK旧“中原”

王云:国共两党谈判才是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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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5-25 12:53:28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人民日报: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  此文好像是针对辛子陵写的。

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

中纪闻

人民日报  2011年05月25日

    党的政治纪律是维护党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规范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政治立场的行为规则,是党最重要的纪律,是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长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全会上多次强调党的政治纪律问题,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切实保证政令畅通,并对党员、干部提出了“六个决不允许”的要求。各级党组织和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按照中央的要求,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自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切实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加强对党的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了一批违反政治纪律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对参与民族分裂活动和非法宗教活动、参加非法组织、编造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传播和散布反动言论的党员、干部依纪依法进行严肃查处,有力地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但也必须看到,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纪律观念淡漠,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仍时有发生:极少数党员、干部在一些涉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我行我素;有的对中央的决策和要求阳奉阴违、另搞一套;还有的不负责任地道听途说,甚至捕风捉影,编造传播政治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这些都是党的政治纪律所不容许的。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十二五”规划刚刚开局,我们党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有严明的政治纪律作保障。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充分认识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增强执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确保政令畅通,为顺利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要进一步强化政治纪律意识。党章明确规定,党员必须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胡锦涛总书记指出,遵守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要遵守党的政治纪律。

    各级党组织要组织广大党员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不断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时刻绷紧政治纪律这根弦,坚定政治立场,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把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教育纳入各级党员、干部教育的整体规划,作为党课教育、党校培训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遵守政治纪律的意识。要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个别谈话等方式不定期地督促党员、干部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进行查摆剖析,有针对性地纠正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问题。

    要坚决维护政治纪律的严肃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政治纪律的约束,决不允许在群众中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决不允许公开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决不允许对中央的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决不允许编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决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泄露党和国家的秘密,决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党的政治纪律是高压线,任何党员,不论其在党内的威望和职务有多高,只要是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都应给予严肃的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纪依法予以严肃惩处,决不姑息迁就。

    要切实履行维护政治纪律的职责。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自觉担负起执行和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的责任,切实加强对职责范围内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工作的领导,从总体上了解把握本地区本部门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工作情况,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把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情况列为对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和巡视的重要内容,将维护政治纪律各项工作任务分解到各职能部门,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各级纪检机关要加强对党的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会同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开展工作;要建立健全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情况纪律保障机制,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为。每个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自觉作好表率,既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主动维护政治纪律,又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坚决同一切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坚决维护纪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5-26 10:40:18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意识形态斗争“流氓化”的倾向"

意识形态斗争流氓化的倾向

----关于《毛泽东选集真相》跟朋友们的通信

黄纪苏

     现在网上又在流传一篇题为《毛泽东选集真相》的文章,言之凿凿,称收入《毛选》的许多文章并毛的手笔,是被毛贪污了的。Email上的朋友们读了这篇东西反应强烈,以致恨屋及乌,迁怒到了好意转发的朋友——这就没必要了。我也跟朋友们交流了一点想法,贴在这儿跟网友继续交流吧。

     前几年网上流传田家英死因的新说法,说得有鼻子有言,敝人也是将信将疑。后来下决心一查到底,查到党史办负责人和田家英的亲属,都说没这回事,至此方知那是有人诚心杜撰,连添油加醋都不是(参见拙作《中国革命与阴谋史学》,见《凤凰周刊06年某期和本人博客》)。郭松民对这种意识形态斗争“流氓化”的倾向愤愤不平,是可以理解的。如今闹腾的毛著作权纠纷,我猜是从前些年闹腾的毛著稿费那儿扩展来的。此事我没功夫也没路子再去搞调查了,仅根据常识做点推断。

     首先,毛是政治领袖而非签约作家,他的一些著作,其形成过程比通常情况要复杂一些,是完全可能的。但以此指毛贪他人之功为己有,则是用瘦人的腰带量胖人的腰围了。我想,毛即便贪也应该是巨贪,贪“几百年出一个”、“几千年出一个”那种大号的,像这类博士及其导师们才孜孜以求的小黑芝麻,毛会动心么?

    再者,毛是文章高手,自有一层文人身份,文人都适用的“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的法则,想必也适用于毛。就说《实践论》吧,那在毛是重头文章,往俗了说,毛要用它在党内树立自己的理论地位的。共产党内当年有比赛背马列的习惯,王明最是口若悬河,据说听得林、周等如醉如痴。毛当时成天找人聊哲学、讨论哲学,一身的经验和苦水,再加满腹的心得,就等着一挥而就呢,怎么舍得请枪手隔靴搔痒,还白送“毛泽东”冠名权呢——当然请人“斧正”“赐正”是很有可能的。记得毛也说过,“两论”当时就是赌一口气熬多少夜写出来的;又记得毛的警卫回忆:有一天毛满眼血丝将手稿交给他拿到延河对岸去印刷。毛的延安岁月相对悠闲,跳舞有时间,搞对象有时间,读书作文当然也有时间。既然有时间,舞文弄墨的瘾干吗让别人去过呢?

     最后,说到诗词,胡乔木的新旧体诗我都读过,气局小几号,风格另一路(他的新诗集好像叫《人比月亮更美丽》,小资着呢)。说《沁园春:雪》是他做的,说者一定也姓胡。记得从前余英时也说过郭沫若抄袭钱穆的什么说法,我当时就不信,因为郭沫若属于天才型学者,说法有过剩的问题,没有匮乏的问题,跟本用不着东抄西借。后来历史所老资料员翟清福先生果然一五一十考证出来:在郭沫若的说法和钱穆的说法之前,已有梁启超的说法了。我想钱穆也没抄梁启超,才多大的一件事啊,人家几个英雄所见略同罢了。

 

中国革命与阴谋史学

—— 纪念文革发动四十年、结束三十年

黄纪苏

    今年距文革发动 40年,结束 30年。三四十年时光付诸史册或只一页一章,对于个人,则江声浩荡,滚滚半生流过了。文革为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转折,中国革命被它推上百丈崖顶,继而轰然跌落为改革开放,真可谓"把条汉子跳起来就死了"。中国革命、终结它的文革、手造它们的毛泽东,当这一切呼啸而过,进入历史后,历史学仿佛忽然继承了大笔遗产的人家,可以想见人人摩拳擦掌,个个要干番事业——个别子女眼珠乱转,动了邪念也很寻常。

    中华民族地理上自居一隅,文化上自成一格,由上古迄于清季,治乱因循,周而复始,基本格局未曾变化,鉴古往往可以知今。于是左言右事,石室金匮,累代积年便形成了丰厚的史学传统。历史将明镜高悬,当世的人物、典章、事件举头依稀见到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于是忠贞之士效法往圣先贤,把取义成仁当成家常便饭;奸佞之辈见势不妙,纷纷跑去烧香拜佛——虽然没几个立地成佛。历史对现实的反馈和纠正作用,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突出特征。

    历史既然是镜子,就应该为现实提供清晰准确的成像,"真"是历史学的第一要义,也是它的主流。但"真"的原则每因现实中疤癞眼斜眼的敌视而贯彻不畅。疤癞眼斜眼们对"用"情有独钟,他们先把"实事求是"从"古为今用"上割下来扔在一边,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尽情剪裁历史拼接事实,有时好好的一件宽袍大袖就这样改成瘪三穿的鸡腿裤。只"用"不"真"的史学虽称逆流,但流量有时比主流还大。文革后期,当时仍叫做"造反派"的新官僚集团为了向旧官僚集团争夺权力,抓壮丁似地把周公、始皇、盐铁论一股脑儿抓去搞影射史学。那样的历史近乎哈哈镜,对着哈哈镜舍宾肯定不如不舍宾。

    文革结束后,"影射史学"虽然名义上被取缔,实际上却生生不息。有些对中国古代官场、民间社会,乃至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倒过来展读,便是一幅《中国民主路线图》。动机不能说坏,但牵强附会、拉皮条似地把优秀党员往红灯区拉,也不能说好。而且,说远一点,中国到近代一个跟头栽在世界历史的大坐标上,被许多未曾见过的变数重新界定后,历史相似性已大大缩水,再用从尧舜到光宣的历史类比今人今事,便会空前走样。后来的影射史观之"用"与文革时期有所不同,但一样富于幽默感。譬如海外激进民运人物,有一阵就痛感当年奔窜海隅的孙中山、黄兴就是当下的自己——怀揣这样的感觉四处蹭饭是种难得的乐趣也说不定。而国内越混越四通八达的保守主义精英,则怎么看孙中山怎么像网络愤青或失意绿卡族,比边缘知识分子洪秀全出息不到哪儿去。

    影射比附之外,这些年更有种贼头贼脑的阴谋史学出没无时。影射史学还仅仅指廘为马,到阴谋史学就黄土抟人了——当然不是每个细节而是关键部位。阴谋史学出现在与现实利益斗争关系最紧密的中国革命史和文革史,尤其集中在毛泽东身上。10 多年前《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耸动一时,其写作翻译过程疑窦丛生。但究竟是否阴谋史学,还要俟之将来,看台湾和美国情报部门有关档案解密的情况。最近张戎女士和其夫君合著的《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西方反共知识界是期望它跟《私人医生》一样,在撕画皮砸牌坊方面再立新功的。也难得作者走南闯北风尘仆仆访人访书,网罗到成堆的大路新闻、小道消息。只可惜这些不知用多少机票和的票换来的"知识",经由比家庭妇女还浅薄的见识深加工后,就像一颗颗被没牙老头嘬过的花生米,让人扔也不是吃也不是。此书一惊一乍的不少"发见",在知人阅世方面缺少后青春期起码的成熟。平心而论,张氏此书并不在阴谋史学之列,但确实属于同一文化战争,只不过是地上部分。

     典型的文化地道战,当推前一向网上传了又传的《沉重的揭秘:汪东兴交代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死亡真相》一文。这篇东西,也许算不上阴谋史学的力作或杰作,但起码是成功之作 。标准很简单:不少朋友读了都信以为真。田家英曾任毛的政治秘书,能独立思考,有出众的才华,后因观点上的分歧渐不为毛所用, 1966年更被停职并勒令搬出中南海。田不堪巨大的心理-政治压力,于5月23日在办公室自缢身亡,成为文革中继邓拓之后最先倒下的中共高干,1980年3月终获平反并召开追悼会。以上是根据官方或准官方信息得到的史实。《揭秘》一文则发掘出"新史料",即"被列为中共中央档案局(一九八0 -四-00九0-四)号档案"("附有备注:待查证"以及"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常务书记黄克诚的签字")的汪东兴关于"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以及被列为"中办(一九八0-五 -00七九-七)号档案"的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的谈话。根据新史料复原的新史实梗概如下:

    1980 年 4月中共中央应田家英家属要求重新调查田死亡真相;汪东兴向中央交待,田实为汪手下的卫士所击毙;华国锋主政时亦曾向汪过问此事,汪说田"知道事太多",毛"一直不放心"。这样的史实如果成立,毛作为共产黑帮老大的形象就更丰满了——他不仅(据《私人医生》)生活上是淫棍,政治上还是恶棍。对以上史料史实,笔者将信将疑,遂托友人苏铁山向中央文献研究室查询究竟。据铁山转述文献室友人的答复,前述档案纯系捏造。另外通过友人介绍,笔者还走访了田家英女儿曾自,向她核实《揭秘》一文所述"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彭真都就田家英家属来信的要求,做出批示"一事的真伪。曾女士爽人快语:"我父亲就是自杀的,我们家属根本没写那信,全是那帮人为了非毛瞎编出来的。"事情至此,田家英的死法(自杀)连同死因(心理-政治压力)重又回到阳光之下。当时颇慨叹作伪者心地的黑暗,竟至伸手不见五指。相形之下,文革中为定刘少奇的叛徒罪,专案组用枪顶着证人的太阳穴令其好好回忆,野蛮中真还流露出对事实的某种“执著”。因又想起十五六年前张爱培女士《叫父亲太沉重》一书即出,海内哗然:中国革命的道德楷模周恩来奔走国事之余,还走进作者母亲的卧室,并生下一位旷世活宝。此事后来证明亦属胡编乱造,笔者亦尝感叹世界之奇诡,全然不能度之以常人常理:张女士为自己想富贵,为姆妈想浪漫,这都好理解;不好理解的是,她怎么就不为她爹爹中国农民张老汉的 名誉想一想呢?此书属于典型的阴谋文学,在解构中国革命这一点上,文史的确相通。

    按西方出版商为张戎《故事》所做广告,此类作品的使命是"改变历史"。但中国革命经 30年沧海桑田、陵谷易处,大体已归入秦砖汉瓦一流。也就是说,历史基本上改完了。如今做意识形态大买卖的,都眉清目秀地向维权、宪政方面想点子,只有不爱洗澡的小包工头总惦记着毛故居改化粪池的工程――至于阴瘙八角虫似地在革命的裤裆里爬进爬出、以google马克思的私生女毛泽东的女人们为业的角色,就更等而下之了。

    毛一身承载几个时代,双脚走过无数情境,他错综斑斓的人生浓缩或折射了中国革命萦回崎岖的历程。这的确为观望他的各种角度提供了一定正当性,但同时也提出了整体把握的高标准严要求。那种认为毛学历不高于是对知识分子长恨不已的小市民视角,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偏差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拉开裤链看毛的"下半身"视角,如果只是对那个时代过度禁欲主义的一种变形批评,也有可同情之处,但真实的毛不可能是西门庆,当然也不会是高僧。无论哪个角度,都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历史和未来负责任的态度,而不是相反。

    毛泽东带领中华民族经九曲九折,一雪百年屈辱,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他后期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制度探讨,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这样一位开天辟地又掀翻天地的人物,无论功过,都属于不世出的巨人。只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他并没有大过他的时代,也无须笼罩不属于他的历史。丑化毛固然可鄙,重新神化他也不可取。无论是用毛时代的失败掩饰今天的失败,还是用今天的苦难抵消毛时代的苦难,两种异曲同工的态度都不能持之久远。他的全部遗产包括成败得失,都应成为今天我们强身免疫的补品,成为我们面对现实问题、探讨未来道路的参照。但营养而已,参照而已,毛的理论与实践毕竟是他那个时代许多特定环境下的产物。把老路标重新树立起来,能否将酒吧一条街还原为工农大道,天算非我所知,人算则以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在古希腊时代都不容易,今天就更难了。对于重新出发的社会正义,毛不必是当头的红日了,人民群众的旗帜应是人民群众自己。其实,毛的精神最夺目之处,恰恰是为了源头通浚、活水长流而敢教天大的主义退居二线。毛的真正传人,或真正呼吸到他灵魂的人,应具有超越他的志气。

     还是回到历史。随着时代的推移,真理原则越来越成为人类衡量是非的一个基本尺度。如今除了对癌症患者隐瞒病情、对敌国探子隐瞒军情,或向受灾群众化名捐款等少数行为外,蓄意篡改乃至编造事实已为常人所不为,贤人所不齿。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为作史立一道德标准,即"史德",说的是"著书者之心术"。阴谋史学爱好者的心术,无非为逞一时之快而不择手段。对这种旦暮人生及时行乐之辈,告诉他"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的道理,无异于给猫咪讲《离骚》。不过替资产阶级的整体长远利益着想 ,他们对待中国革命的历史,实在应该胸怀再博大些,手脚再干净点。前面说了,历史该变的已大体变完,如果胜利者来到凯旋门下还是地下过街道卖黄碟时的贼眉鼠眼,只怕不是富贵满堂、长宜子孙的好兆势。至于失败的一方,也要勇敢面对历史,正视失败,承认错误,善不掩,恶不隐。已经输得所剩无几,对于大跃进饿死了人、文革损失惨重、毛也犯错误这类事实,再连签单的气量都没有,那就真没什么可再输的了。

     附记:笔者撰写此文过程中曾向田家英女儿曾自核定有关内容。曾女士在电话中说:失去父亲对她是件痛苦的事情,年龄越大这种越感觉越是强烈。尽管如此,对于一些人出于非毛的目的将田往反毛斗士方向塑造,曾不以为然,因为那不是她感受理解到的真相。此番话让我想起梁漱溟晚年面对众人"一代直声"之类追捧时所说的那句"当时我哪儿敢",以及他对当年争论的深刻反思。这种不为时趋左右、求真守实、独立不移的品格真令人肃然起敬。它赋予无毛直立动物某种近乎神性的高贵气质。
(载近期《凤凰周刊》,发表时作了删节)
 

 

 

 

发件人:"fred chen" <frchen88@yahoo.com>  2011-05-25 08:57:2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 看不了您的回复,能否重新换个编码发一下? To: mingyang031 <mingyang031@tom.com>; 463926664@qq.com

中国要民主,但不是西方人都疲劳了的多党恶斗

----回复白纯的短信

《复兴中华文明 跨越西方民主》作者 陈方仁

    我说你直言的勇气很可嘉,但你太急于下结论了。你把我写的书读歪了,已经是谬以千里了。

    西方民主,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进步,但没有像你们隔山观虎看到的那么神圣,问题很多,很多是大问题。我也不认同目前国内那种从上到下作假的制度。但是,就 是那么一种制度,还能稳住三十几年,并能使经济持续发展,也不会是一无是处。好处在哪儿呢?当然不是马列主义,而是我们自己几千年文明的一些延续: 选贤与能!当然,选贤与能还没有做好,至少,这两任总理:朱镕基和温家宝,还能算得上吧。

    中国要民主,但不应该是西方人自己都疲劳了的多党恶斗民主。日本首相为什么走马灯地换?多党“竞争“了,实际上是多党恶斗,互相拆台。我的党让你的党干不成,我的党才 能把权力夺回来。台湾不也一样吗? 党,任何党,都是结党营私。党的繁体字是“尚黑”,就是与黑社会没什么两样。有了党,人多势众,黑到可以光天化日下公开争权夺利了。所以,中国以后的民主,要去掉任何 纪律严明的党,老百姓才能有效地监督政府,使它为大众造福。我们有几千年这样的文明传统,只是需要我们认真地去发掘。我的书做的就是这种努力。你要是真有兴 趣,认真读一读,我们再讨论。

 

 

 

 


发件人:"foolishsmallpig" <foolishsmallpig@hotmail.com> 2011-05-25 14:07:20 +0800 收件人: <szjyxr@163.com> 抄送: <zdjun@263.net>, 标题: RE: 回复: 《对茅于轼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和【诽谤罪】的举报状》已经送达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左派在大规模集结 右派也应该大规模集结

老王

5月23日

     左派为捍卫毛泽东名誉,在全国范围对矛、辛的大规模起诉,实质是为抵抗中国资本主义化的中国左派抓住了一个机会,开始了中国左派民间政治力量的大规模集结。左派的“89运动”已经开始了!

    撇开左派色彩的表象,这运动的如若合法展开获得结果,其客观效应将是全国规模民间结社的实际合法化,一个实质的中国左派政党开始成形。而左派们抓住的旗帜,无论在宪法上还是在精神的政治传统的力量上,都是今天的中南海共产党中央无法排拒的。排拒他们(还不要说镇压他们),必将是中共核心的一场大危机大分裂。

    那么右派怎么办?左派在大规模集结了。他们的合法活动就当然为右派的合法活动开辟道路。你能干我为何不能干?你合法为何我就不合法?右派也应该大规模集结起来。怎样的理由呢?就以“捍卫言论自由,反对起诉矛辛”号召。请《炎黄春秋》出面牵头,也一样发起全国范围大规模签名上书活动来,聘请律师准备讼战。检验一下右派的动员力量及其所代表的真实民间意志。最妙的,就是真能为扳倒毛泽东形象,在法庭上与左派短兵相接了。

    毛泽东“饿死了三四千万人”,茅辛及右派的辩护律师法庭当场拿出证据来; 毛泽东“奸污过不计其数的妇女”,茅辛及右派的辩护律师法庭当场拿出证据来,等等

    如此,还愁毛的形象扳不倒么? 如此,右派岂不借着左派这回的愚蠢给右派提供的机会和舞台而大胜了么? 靠事实说话,靠证据说话,法庭对质,全球媒体对焦,不是巴不得的么?

    右派赶紧集结起来呀,勇敢迎接左派的挑战。这将是中国左右民间政治力量的一场大决战。决战之后,中国左右营垒,中国的左右民间政党,就不可阻挡地发生了,存在了,也就一定按自己的轨道发展下去了。

    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炎黄春秋》《南都》代表的,也一贯声称代表了全中国人民反毛、反共、争“自由民主”的右派们和他们的精英们怯场,不敢出面集结队伍对左派接招应战。那么结局将是右派大败,一蹶不振,信用全无,中国今后相当一段期间,将只有实际的民间左派政党(政团)而仍然没有右派政党政团了。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5-25 13:32:0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乌有之乡

毛岸英遗孀要求公诉茅于轼 罪名颠覆国家政权

美国之音

2011-05-23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由于上月发表了一篇批评毛泽东的文章而惹祸上身,以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为己任的“乌有之乡”的网友群起而攻之,号称要对他提起“公诉”。

茅于轼:“把毛泽东还原成人”

    引发这场“公诉”的是茅于轼4月26日的文章《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该文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这位共产党领导人在统治中国近30年间所犯下的种种罪过。 茅于轼认为,毛应该为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三千多万人被饿死负责,更指责他搞阶级斗争,死人无数,还说毛奸污妇女不计其数。文章说,“在他眼中,人民只不过是一堆肉,是叫喊万岁口号的工具。权利完全控制住了他的生命,他为此而完全疯狂了。”

“乌有之乡”网友发起“公诉团”

    这篇文章激怒了乌有之乡的网友们。近两天,乌有之乡网站刊出了北京、上海、湖南、河南、重庆等省市对于茅于轼和辛子陵的“公诉书”。

    茅于轼被列为第一被告,辛子陵则是第二被告。辛子陵榜上有名是因为,《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正是辛子陵所着《红太阳的陨落》一书的读后感。

“公诉团”:茅要“将中东乱局引向中国”

    “公诉团”指控茅于轼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诋毁中共和毛泽东,篡改、捏造和丑化中共的历史。

     “公诉团”说,茅于轼的文章同美帝势力要“将中东乱局引向中国”的叫嚣,是相互呼应的,其目的是内外配合,为推翻中共的政治领导地位、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舆论,是在煽动社会动乱。

签名人数上万 包括毛岸英遗孀

    “公诉团”号召支持者们签名。星期一下午,记者打电话给乌有之乡,网站负责人范景刚不愿多加评论,但表示已有很多人响应。

    他说:“现在签名没统计呢,好多呢,上万了吧,差不多得有。全国各地,各省的。我现在正在忙别的事,你回头再说吧。”

    在“公诉书”上签名的既有老干部、知识分子,也有普通民众,最引人瞩目的是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遗孀刘思齐和电视剧《毛岸英》剧组的一些人。

“公诉书”相信中共终将回归毛泽东思想

    “公诉书”列举了毛的功绩,但是回避了文化大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所带来的灾难。“公诉书”还对现实表达了不满,说改革开放后的一些政策失误严重侵犯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公诉书”表示,相信毛所创立的中共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即使有短暂的偏离,最终仍然会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道路上。

贺卫方:“公诉”未尝不是好事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认为,这件事未尝不是件好事。他说:“法庭就可以提供一个公开的平台,大家对于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对待我们的现代的历史,有一种法律上的争辩,那么大家的相关的证据能够提出来。我想这个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吧。”

“文革”禁区阻碍青年了解历史

    贺卫方说,80年代初,中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布后,马上就停止了对于文革和毛泽东的任何严肃的讨论。这些年来,对毛的个人崇拜卷土重来。新一代的年轻人,对于这段历史“两眼一抹黑”,因此现在有必要重补历史课。

     他说:“过去的30年都没有真正地反思这个问题,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禁区。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著作没有办法在国内出版,所以没有办法去让许多年轻的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文化大革命。所以这次为什么像‘唱红歌’这样的一种做法能够在许多的地方甚嚣尘上。”

    “公诉书”的签名截止时间是星期一晚八点。6月15日,“公诉书”将递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1-05-25 04:50:47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义和团在行动。。。

北京市人民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

乌有之乡

2011年5月

     在迎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汉奸分子茅于轼2011年4月26日在若干有影响力的媒体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此文是共产党的叛徒辛子陵所著《红太阳的陨落》一书的读后感),对抗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同志去年在中央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大量捏造事实,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诋毁中国共产党和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篡改、捏造、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谴责和愤怒。各方面的反应已经表明,这是茅于轼、辛子陵等在蓄意挑起事端,制造动乱。

    我们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出现一股否定党史,否定党的领袖,否定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导核心的现象决非偶然,它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茉莉花革命”,同美帝国主义势力要“将中东乱局引向中国”的叫嚣,是相互呼应的,其目的是内外配合,为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地位、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舆论,是在煽动社会动乱。

     我们是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向往社会主义的北京市人民群众。看到这种情景我们绝不能无动于衷,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管,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捍卫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崇高形象,捍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为此,我们向人民的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起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的请求,希望人大对这一事件予以高度重视,并责成有关部门进行查处,以平民愤,以慰人心,维护我们党的光辉历史,维护毛泽东主席的荣誉和尊严,维护国家安全。

     我们同时呼吁全国各地热爱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向往社会主义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员积极行动起来,拿起宪法和党章的武器,以各种形式展开积极的斗争,揭露茅于轼和辛子陵的罪行,坚决打退这股反动潮流。

    欢迎北京市广大人民群众加入公诉团。建议外地人民群众自行发起公诉团,不必参加北京市人民公诉团。

    北京市人民群众加入公诉团方式:请进入签名页 ,填写本人姓名、性别、年龄、(曾)工作单位及职务或职称(没有可以不填)、本人留言、本人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有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weizhonghua2011@126.com 。时间截至2011年6月13日星期一晚上20:00.此后于2011年6月15日汇总北京市人民公诉团成员名单连同公诉书递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抄送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

    北京市人民公诉团发起人:

1. 马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

2. 刘思齐(毛主席长子毛岸英遗孀)

3. 刘毅然(电视剧《毛岸英》导演)

4. 邹小提(电视剧《毛岸英》制片人)

5. 韩中(电视剧《毛岸英》中毛泽东主席扮演者)

6. 毛小青(毛主席侄女)

7. 魏欣(著名作家《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魏巍长女)

8. 魏平(著名作家《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魏巍次女)

9. 苏铁山(原国史学会副秘书长)

10. 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11. 孔庆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12. 司马南(资深主持人)

13. 张勤德(原中央某机关局长)

14. 李定凯(清华大学退休教授)

15. 蒋高明(中国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16. 杨思远(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17. 韩德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研究员)

18. 顾秀林(北京工业大学退休副教授)

19. 常晋芳(中国人民大学青年教师)

20. 李海英(对外经贸大学青年教师)

21. 袁媛(北京服装学院青年教师)

22. 赵芳(首都师范大学在校博士生)

23. 陈欣(中国农业大学在校本科生)

24. 张桂芝(网名:红色娘子军,中国铁道科学院离休职工)

25. 曹占京(原北京市蓝岛大厦有限责任公司内退工人)

26. 李小丁(北京市内退工人)

27. 王学禄(军转干部)

28. 刘军(北京电视台退休干部)

29. 司马平邦(独立学者)

30. 李志伟(北京法律工作者)

31. 郭松民(独立学者)

32. 王明红(北京市民,退休职工)

33. 杨晓陆(独立学者)

34. 马婷娜(自由职业者)

35. 薛云(点石金校校长)

36. 范景刚(乌有之乡网站站长)

37. 王英辉(自由撰稿人)

38. 王禹森(公司职员)

39. 王志斌(公司职员)

40. 王左军(北京市民)

41. 鲁太光(青年学者)

42. 吕霙(退休高工)

43. 周靖冬(退休干部)

44. 邹逸民(原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国际部总经理)

45. 张琳娜(自由职业者)

46. 陈磊(中央某机关公务员)

47. 曹幸仁(中国工商银行退休职工)

48. 许会民(《中国雷锋报》报社副社长)

49. 唐彬(北京红歌会)

50. 王忱(媒体工作者)

51. 高海明

 

    附录:《北京市人民公诉书》

北京市人民公诉书

    控告人:北京市人民公诉团(成员名单附后)

    被告人一: 茅于轼

    被告人二:辛子陵(宋科)

    北京市人民公诉团认为茅于轼、辛子陵二人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强烈要求检察机关依法对茅于轼、辛子陵二人提起公诉!要求人民法院依法审判茅于轼、辛子陵二人的罪行!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责成司法机关及时将茅于轼、辛子陵二人绳之以法!

    2011年4月26 日茅于轼在若干媒体发表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一文,该文超出了任何意义上历史评论的范畴,是赤裸裸的侮辱诽谤。在该文中茅于轼用极其恶毒、下流的语言编造大量谎言对已故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攻击和诽谤。其目的是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合法性,煽动人们对毛泽东主席及其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仇恨,其动机是邪恶的,其行为已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毛泽东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是中国各族劳动人民爱戴的人民领袖和空前的民族英雄,也是备受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尊重的伟大的革命导师。

     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战胜了国内外敌人,推翻了压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我们这个近代历史上备受西方列强侵略、压迫,备受屈辱的民族从此屹立于世界东方,开始了和平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新老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失败,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继续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图谋。是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紧紧依靠中国人民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尊严,保卫了国内的和平与建设,也塑造了新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蔑视一切强权,敢于同一切帝国主义作斗争并战而胜之的坚强的民族意志品质,为世界上被侵略、被压迫民族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毛泽东思想也因此成为世界上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锐利的武器。

    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下翻身得解放的劳动人民爆发了强烈的建设国家的热情,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带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战天斗地,在短短27年的时间内取得了最惊人的建设成就。中国从一个石油、水泥、铁钉、火柴被称为洋油、洋灰、洋钉、洋火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氢弹、火箭、卫星、飞机、轮船、火车、汽车、核潜艇、电子计算机等所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产品,并在某些领域领先世界的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罕有的发展速度!

     尽管毛泽东主席在世之时,人民物质生活条件还并不富足,但是,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显著提高并逐步改善。那个时代的人民虽然并不富足,但公平、和睦,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人需要为生计铤而走险,没有人为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而忍受折磨。任何事物都需要有一个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是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全中国人民上下一致、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换来的工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基础,怎么可能有后世子孙的和平、安宁与富足?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气壮山河!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功盖天地!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与日月同辉!

    尽管改革开放后的一些政策失误已经严重侵犯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严重伤害了劳动人民的感情,但广大的劳动人民依然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愿意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政权,愿意同一切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作斗争。究其原因,其一,在于人民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其二,在于人民对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深厚的感情,在于人民对用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新一代共产党人的高度信任,人民相信毛泽东主席创立的中国共产党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即使有短暂的偏离,最终仍然会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道路上。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的丰功伟绩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正当性和合法性最深厚的政治基础。

    国内外的敌人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的这三十多年中,国内外的敌人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毛泽东主席的恶毒的诬蔑、攻击和诋毁。他们编造了无数的谎言来诬蔑毛泽东主席,诋毁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其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复辟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制度;在国际上继续维护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剥削,恢复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殖民化奴役!茅于轼、辛子陵之流就是这些国内外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和急先锋。

    应该说,人民的敌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但最终不可避免会走向失败。说他们成功,是因为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的这些年中,他们通过对毛泽东主席的否定和诬蔑,麻痹了广大的劳动人民,完成了对人民大众的抢劫,造成普通民众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大面积工人下岗、大面积农民贫困、大面积大学生失业、腐败丛生、大量妇女卖淫!通过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抢劫,他们完成了血腥的财富积累,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要彻底推翻共产党,消灭他们实现资本专政道路上最后一道障碍,把他们抢劫的成果固定下来。国外敌对势力通过勾结中国国内的汉奸买办势力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都取得了某些方面的成果。通过不断妖魔化毛泽东和文革,在政治上已经成功孤立和丑化了中国和中国政府;经济上某种程度地实现了对中国的经济殖民化控制;在文化上,他们已经成功地培养了大量的文化汉奸,逐步消磨了新中国建立起来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军事上也已经实现了对中国的包围,不断在中国周边耀武扬威、制造事端,不断地支持中国民族分裂势力,企图肢解中国。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最终目的依然是维护其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秩序,永久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对中国的殖民化统治。说他们最终必然要失败,是因为中国人民已经开始觉醒。人民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国内反动势力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干着抢劫人民,出卖国家,复辟剥削制度的勾当,认识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干着侵略、奴役别国人民的罪恶行径。人民也认识到了这些年人民所遭受到的一切苦难,国家所遭受到的一切困境乃至屈辱都是丢掉了毛泽东思想的结果。现在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的红色大潮不仅是人民对毛泽东主席的怀念,更是广大劳动人民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强有力的政治宣言!

     人民彻底觉醒之日就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彻底灭亡之时!正因为如此,那些企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反动势力感到了恐惧,他们要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以茅于轼为代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敌对分子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再次祭起了通过诬蔑毛泽东主席从而否定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这面旗帜,不是孤立的,它有着复杂的国内外政治背景。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全国人民翘首期盼党的十八大回归毛泽东思想、复兴社会主义之时,也是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颠覆、破坏和分裂活动的关键时刻,茅于轼炮制《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这样一篇通篇造谣,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的文章来诬蔑毛泽东主席,其否定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瓦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煽动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图谋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结合茅于轼和辛子陵一贯的汉奸言论和反人民言论,其通过造谣、诽谤的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行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其行为无疑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构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理应受到刑法的制裁。

    任何人都有发表自己言论的自由,但任何人都没有侮辱诽谤别人的自由;任何人都有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自由和坚持自己信仰的自由,但任何人都没有侮辱别人信仰的自由,更没有侮辱人民大众的信仰的自由。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侮辱诽谤一个普通的逝者的行为都是犯罪,更不用说侮辱诽谤人民大众的信仰,这是文明社会的一条基本的准则。

    对当今的广大劳动人民来讲,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是自己的信仰,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纽带!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可以评论,也可以批评,但绝不容许侮辱诽谤!

    这不仅仅是捍卫毛泽东主席个人名誉的问题,这个问题对外关乎国家民族安危,关乎是否有足够的民族凝聚力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挑衅、颠覆和侵略;对内事关是回归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彻底复辟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邪恶制度的问题,是事关广大劳动人民最根本利益的重大政治问题!

    人民有决心和信心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社会主义道路!有决心和信心粉碎任何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邪恶制度的政治图谋!

    人民公诉团敦促国家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将茅于轼、辛子陵绳之以法!

    附录:《茅于轼其人其言》

茅于轼其人其言

    4月26日,茅于轼在财新网、新浪、搜狐、和讯等网站博客及《国际财经时报》网站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一文,捏造大量谎言,对毛泽东主席及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恶毒攻击。该文被右翼网络媒体重点推荐,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以下是茅于轼文章的摘录:

     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超过中外历史上和平或战争时期饿死人的最高记录。在和平时期,没有任何别的理由可推脱。这是谁的责任。无疑是毛泽东的责任。

     为了逃脱这个责任,他发动文化革命,逼死曾经因三年灾荒批评过他的刘少奇。

    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就迷恋于阶级斗争。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革,都是围绕着阶级斗争展开的。他清除了彭德怀,贺龙,陈毅,刘伯承,陶铸。又利用林彪斗倒了刘少奇。到后来对林彪也不信任,想搞掉林彪。最后连周恩来也要反,只剩下孤家寡人和几个亲戚,江青,毛远新,王海容,和极少数几个身边工作人员,像张玉凤等。

     和他有肌肤之亲的孙维世,上官云珠等人也被逼得自杀。他毫无怜惜之意。现在揭发发现,毛泽东奸污过不计其数的妇女。

    毛在他死前一年对他死后的国家领导人的安排是: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以后又改为党主席是毛远新。总之没有超出他自己的几个近亲。

    毛泽东的目的不在把人杀掉,而是让他遭受极大的侮辱和痛苦。……刘少奇快要死了,毛泽东下令抢救,……然后让他慢慢在无助的痛苦中死去。……在周活着的最后几天中,病痛极度地折磨着他。

     解放前井冈山肃反杀了十几万人,这笔账该算在谁的头上,我说不清。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杀了七十万人。这主要是毛泽东的主意。以后在文革时搞清理阶级队伍,三反五反,杀过一大批。具体数目从来没有公布,估计不超过二百万人。除此以外没有大规模枪毙人。饿死的三千多万不是直接杀害的;整死的,自杀死的,武斗死的都不是毛泽东直接杀的。

    毛泽东,除了抗战头两年共产党的军队打过几次抵抗日本军队的仗,从1939年以后就没有打过一场稍微大一点的仗。共产党的主要精力放在扩大解放区,培养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时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放着日本人不打,打自己的小算盘,准备胜利后摘果子。

    解放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幸福,相反,带来的是生灵涂炭的三十年。因政治原因死亡达五千万之众。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数。

     毛泽东还把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加以破坏。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文化,理想,道德,艺术,全部被否定。可移动的古董,绘画,雕刻,统统烧掉砸碎。对不能移动的建筑物则推倒,把美丽的电影明星剃光头,让无知的群众用一切办法侮辱她们。把对社会最有用的知识分子一个个打倒,甚至逼他们自杀。把宣扬善的宗教领袖关进监狱,甚至干脆杀掉。

    毛泽东的目的在于全世界都因他而痛苦。如果每个人的痛苦可以相加的话,毛泽东的目的是全社会痛苦的极大化。

    毛泽东不但做到了在国内制造痛苦极大化,而且输出他的理论,让全世界都要残酷斗争。他鼓励在东南亚搞武装革命,制造死亡。在马来西亚,印度,泰国,菲律宾,缅甸,印尼,尼泊尔,斯里兰卡,都有武装叛乱。……毛主席的好学生,波尔布特,遵从毛泽东的教导杀人无数,成为全世界近代史中杀人比例最高的人类灭绝案。

    ......

     茅于轼站在反动资产阶级一边,编造谣言、歪曲党史、恶毒攻击毛泽东主席,已经严重伤害了全国人民的感情,危害了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必须追究其法律责任及政治责任。

    茅于轼简介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桥梁专家,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

    1985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开始以“经济学家”自诩。1986年受福特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93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任天则经济研究所首任所长,现任理事长、常务理事。2008年,茅于轼带头签署意在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零八宪章》。

    茅于轼创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而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茅于轼攻击18亿耕地红线,声称中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中国人吃粮食可以完全依靠国际市场,这显然不是一般的白痴言论,而是在孤注一掷地为国外敌对势力服务。

    茅于轼:198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吴敬琏:1983年福特基金会资助,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张维迎:1987年福特基金会资助,英国牛津大学进修。美国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1953年改组之后。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做自由世界的领袖,认为必须研究和了解苏联。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即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福特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大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员。麦克洛伊担任该会董事长时,曾为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并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与中情局的关系。

     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 《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茅于轼打着为民间资本说话的招牌,鼓动国家金融开放、产业开放、消灭国企,让所谓民间资本(其实是外资)进入;茅于轼鼓吹国家应放弃18亿亩土地红线,转而向发达国家进口粮食,鼓动政府主动向帝国主义交出中国的粮食主权,是众所周知的经济汉奸、经济间谍。

茅于轼的主要汉奸言行

    1.攻击18亿亩土地红线,为美国农业巨头控制中国人的粮食主权张目

    亨利·基辛格的名言是“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助美国的农业巨头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主权,洛克菲勒基金会是绿色革命和转基因粮食的重要推手。

     2008年,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昨日发布“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研究报告,结论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

     茅以轼鼓吹:“中国石油有40%进口(当时)我们不是一样活得好好的?现在争夺资源的战争已经没有了,石油是战略物资,可以进口,粮食是战略物资,为何不能进口?既然粮食可以进口,我们要18亿土地的红线干什么?现在房价这么高,从经济学理论来说就是供需不足,如果增加了供应量,房价自然就下来了。”

    “未见得永远是耕地最重要。这里要让市场起作用,它能够均匀地平衡各种用地的需要。更糟糕的是由于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完全不必要的18亿亩红线的规定,使得所有的合理的土地用途转换都变得非常困难,要通过一系列的审批。”

    “回顾过去,因粮荒而大规模死人的都是计划造成的。当市场存在的时候从来没有大规模饿死人。”

    “说到利用国际市场保证粮食安全就会有许多议论,认为靠国际市场是危险的,自给自足是安全的。但是无论从经济学还是从事实来看,上述认识恰好错了。中国的国内市场就被计划破坏了,而世界市场要比国内市场可靠得多。当今全球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恰好就是自给自足的政策。相反依靠贸易和交换(国内的和国际的)才能保证粮食供给的安全。”

    “有市场就不愁买不到粮食,世界粮食供应非常充足,中国人不会因买不起粮而挨饿”

    “即便遇到百年一遇的缺粮,中国所花外汇购买粮食大致也只是需要100亿美元,中国怎么会缺钱买粮?”

    “又有人说万一人家粮食禁运怎么办。老实说,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

    茅于轼攻击18亿耕地红线,声称中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中国人吃粮食可以完全依靠国际市场,这显然不是一般的白痴言论,而是在孤注一掷地为国外敌对势力服务。

    2.两会前期,茅于轼的天则所再次炮制报告攻击国企

    茅于轼及其天则经济研究所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布类似耸人听闻的言论,其言论的特点是主张一切私有化市场化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2011年3月3日,正值两会召开前期,天则经济研究所再次炮制报告攻击国有企业,为外资和私营企业进一步瓜分中国市场呐喊。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召开前夕,中国国企的作用与绩效问题再次遭到学者炮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昨天提出统计称,如果扣除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国企对外宣称的庞大利润实际上是亏损。”

    也许是鉴于茅于轼名声太臭的缘故,这次天则所偷袭国企的行动中不见了茅于轼的踪影。天则所《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课题组总负责人是盛洪,执行负责人是赵农。尽管茅于轼也是政协委员,但此报告却由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高明华提交到两会上。

    由于国有企业已经被妖魔化了二十多年,天则这个攻击国企的报告得到众多媒体的支持和传播,联合早报网、凤凰网、新浪网、腾讯网、网易、财新网等媒体纷纷炒作天则所的这个报告。

    3.茅于轼时常发表赤裸裸的汉奸言论

    “中印战争为了几万平方公里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口的一片荒地而战,有什么价值?”“毛泽东时代出现了社会的全面大倒退.客观上他当权的三十年是使中国落后的三十年。他是中国历史的罪人。”

    茅于轼欢迎殖民论:“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当然如果那块土地上有我们的同胞,这块土地被别人拿去后这些同胞要做亡国奴,那么我们有义务保卫国土。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

    放弃钓鱼岛:“钓鱼岛的争夺更是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中国和日本争夺得很厉害。在我看来,双方都不值得为此伤感情。把争夺钓鱼岛的力气用在国内对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岂不更好.帮助没钱看病的人能看上病,没钱上学的孩子能上学,是不是更有价值.也许有人认为,钓鱼岛虽然现在没有人,也可能将来附近有石油等资源,为什么不值得争夺?但是我感觉大家为钓鱼岛动感情,并不是出于资源的考虑,还是出于主权的考虑.如果是为了资源,根本用不着斗争,坐下来谈判,让政治家退出,请专家拟定开发方案,讨论双方利益分配,得出双赢的结果,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道路。也可以拿它竞价拍卖,出钱多的一方获得开采权.所出的钱成为放弃一方的补偿。”

    茅于轼认为汪精卫是救世主:“从人民的角度看汉奸和从国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候可能是绝然相反的.卖国求荣的汉奸当然不耻于人类,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

    茅于轼诅咒愤青们抵制日货“愚蠢”:“因为我们买日货,对自己也有好处,没有好处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做的。不买了,就没有好处了。用损害自己的办法损害别人,何苦呢?”

    最近,就在中国即将完成第一艘航母的改建之时,茅于轼无视美国巨额军费的事实,鼓吹“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一位有新思想的领导人。中美合作带头均衡裁军,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轻轻放过了。所以我不希望拿我交的税款去建航空母舰。”

    4.签署《零八宪章》,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

     茅于轼带头签署刘晓波等人起草的《零八宪章》,公开鼓吹要修改宪法、分权制衡、开放党禁。连德国学者塞巴斯迪安•卡伦斯都认识到《零八宪章》的巨大阴谋和险恶用心:

    《零八宪章》与普通的人权呼吁有着本质区别,它既不是抗议信,也不是人权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一部全面的政治纲领。如同1977年捷克异议分子撰写《七七宪章》,呼吁推翻苏联政权一样,刘晓波及其追随者起草《零八宪章》的实质是要求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解散现有国家体制,而后完全按照西方标准重建政府。该文的要害有三:一是通过“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放弃中央集权制;二是通过“分权制衡”全盘西化;三是通过“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行全面私有化。它不仅是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的全面否定,更是对中国政治传统的颠覆。

    附文 

茅于轼言论摘编

黎阳

    1.卖国贼

    “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出卖人民才是严重的错误”、“这篇文章的目的恰恰就是要把这颠倒了几千年的道理恢复正常”。

    “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

     “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

    “钓鱼岛的争夺更是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中国和日本争夺得很厉害。在我看来,双方都不值得为此伤感情。把争夺钓鱼岛的力气用在国内对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岂不更好”

    “我感觉大家为钓鱼岛动感情,并不是出于资源的考虑,还是出于主权的考虑。如果是为了资源,根本用不着斗争,坐下来谈判,让政治家退出,请专家拟定开发方案,讨论双方利益分配,得出双赢的结果,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道路。也可以拿它竞价拍卖,出钱多的一方获得开采权。所出的钱成为放弃一方的补偿。”

    “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

    “那儿的领土压根儿就没人居住,争夺那儿的领土完整,却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什么必要?这些例子尖锐地显示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不同。可惜的是经常有人喊:誓死保卫钓鱼岛,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卫它。可是那儿连一个居民都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为什么那么不值钱,简单说,就是因为受了政治家的蒙骗。牺牲自己为人民的利益是对的,可是牺牲自己为国家就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真有必要。”

    “本来国家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可能只是百姓之间的小摩擦,政治家们把它放大成为国家利益之争,兴师动众,借题发挥。最后就是拿百姓交的税款为自己谋名谋利。”

    “老百姓都希望太平安宁,绝不会无事生非。即使有个别人喜欢闹事,也绝不会闹到国家的规模,花掉那么多钱,牺牲那么多人。之所以地球上有那么多纠纷,主要是政治家们的‘功劳’。”

    “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绝不是极终真理。两个国家的爱国主义造成两国对立,挑起仇恨,最后倒霉的是两国的百姓。爱人民(中国的和外国的),这才是极终真理。”

    “抵制日货是很愚蠢的办法”、“不赞成抵制日货,政治应远离市场”、“抵制日货是用损害自己的方法去损害别人,这和身上绑了炸弹去炸敌人,虽然程度上不同,性质是差不多的。”

     “中日东海问题应交企业家谈判”。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要重新评价汪精卫。文章我没有看到。对汪精卫我也没有任何研究,但是引起我的思考。”“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

     “在败局已定的条件下,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

    “投降之后就不可以继续坚持原来的敌对立场,让对方有可能按照中立民众的条件来处理俘虏的生活。如果继续按照敌对的关系作斗争,对方就不可能给俘虏以和平的对待。敌对斗争就会继续到俘虏营里,也就没有什么和平可言了。”(注:南京大屠杀呢?)

    “在战争中牺牲的日本军队和百姓都是无辜的,他们对战争是没有责任的。他们的战死是因为上了战争罪犯的当,而且大多数是被迫送死的。我们要纪念战胜国的阵亡将士,同样应该纪念战败国的阵亡将士。”(注:让中国人年年纪念侵华日军的“阵亡将士”?)

    2.57年反右没错,就是要夺共产党的权,把共产党赶下台

    “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

    “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

    “我认为更彻底的办法是从根本上取消统治者能够整老百姓的权力。”

    3.企图颠覆国家、瓦解国家

     “至于国家的尊严,更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事情。所谓国家的尊严,其实是政治家的尊严。”

    “仅仅是为了国家而杀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的。”

    “以颠覆国家的罪名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

    “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

     “所谓国家和现在大家所理解的国家会有很大的区别。它往往可以由较小规模的社区来代替”。

    “把国家利益看得比人民利益更重,造成这种颠倒的原因,是几千年来政治家的故意宣传。我们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理论再颠倒回来”。

    “只要有国家的存在,有政治家的存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政治家利益,这三个利益的冲突总是难免的.在什么情况之下问题才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呢?从长远的目标来看,只有在消灭了国家,当然也没有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治家时,这个问题才有彻底解决的可能。”

    “现在的欧盟25国正在走向统一,国界的观念越来越淡薄”。

    4.妄图解除中国武装

    “进入21世纪以后,国防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了。因为前面讲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争夺资源的战争不再需要,也因为国际社会对侵略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用任何借口侵略别国都不被认可。过去的侵略都要清算赔偿,谁还有兴趣做将要被清算的事呢?”

    “现代战争多半是意识形态之争。看法的不同将永远存在下去,何必动刀动枪?所谓国防,越来越成为用武力解决意识形态之争的掩饰,或者用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真刀真枪来解决看法的不同。”

    “有了石油市场,大家在市场上以价格来竞争,用不着打仗。从来没有听说过买卖石油要动刀动枪。所以说,由于世界市场的出现,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了。”

    5.仇视人民,欺压人民,公然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为敌

    “这个社会一定是不平等的,住房的不平等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集中反映,不管你什么社会形态,这是改不了的。”

    “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社会没有了精英,必然退步.所以毛泽东时代出现了社会的全面大倒退”

    “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

    “中国不能搞太多福利”。

    “你自己置不起房产,还要政府帮忙,这对吗?”

    “政府是不是还需要帮助穷人买房,我看不合理。全世界你讲不出这样的理由!”
    “餐馆剩食放窗口请路人取用”。
    “降低学费是让不穷的人搭了便车。”
    “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
    “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小额贷款必须高利息”。

    6.妄图消灭中国农业,摧毁国家民族生存的根本

    “困扰人类几千年的粮食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农业本来是最重要的行业,而现在农业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

    “粮食应该部分依靠国际市场,适当进口,即使达到消费量的10%~15%也不足虑。现在日本进口粮食就达到60%以上”。

    “大家按照市场规则做,一点也不会有供应安全的问题”。

    “现在中国不缺粮食,粮食很便宜。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住房,大家买不起。为什么住房贵?是土地的价格贵。为什么土地的价格贵?缺少土地。为什么缺土地呢?18亿亩红线给卡住了。”

    “国内已经解决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是微乎其微的。”

    “万一我们的粮食不够蛮可以用进口来解决”、“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

    “究竟是保护耕地要紧还是城镇化要紧?肯定是城镇化更重要,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

    “这个观点(保护耕地)是片面的,甚至于是害多于利的。不允许侵占耕地的原因是我国耕地十分稀缺,为了保证粮食生产必须保护耕地,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制约发展的因素,不论在我国,或者在全世界,粮食和其他绝大部分商品一样,是供过于求的”。

    “现在这种保护耕地的制度确实是害多利少,应该及早调整。”

    “18亿亩红线的数目完全是拍脑袋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经得起检验的研究,这条红线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极不利于加速农民进城和解决三农问题。”“完全没有必要,17亿亩没有必要,10亿亩也没有必要,任何红线都没有必要”。

    “一块土地应该用于种粮食,还是盖厂房,修机场,作停车场,应该按照具体情况而定,绝没有道理说永远是种粮食有优先权。可是保护耕地的政策却把种粮食永远放在了优先地位,这对城市建设造成了巨大的障碍。每当占用耕地就要经过复杂的审批手续,大大地增加了建设成本,延长了工期,尤其值得关心的是用地的审批会造成贪污腐化的机会,当前很大一部分的贪污案件都和用地有关,这些贪污犯犯错误固然是因为不能洁身自好,但也与占用耕地的审批制度有关”。

    (记者:“有批评者称,您有关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论断,是在为境外基金会传声、代言,而且您本次调研报告恰恰是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都是胡说八道。我们的合作自然是很密切的,但我们所有的研究,没有一个是别人授意我们做的,都是我们主动要做的。

    7.鼓吹损人利己、贪污有理

    “贪污五千亿不算大事”。

    “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五千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五千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财富生产才是最大的事。”

    “道德能值多少钱?”

    “我不赞成牺牲自己造福别人”。

    “‘牺牲自己为别人’的极端,就是走向恐怖主义。认为自己的牺牲可以大大地造福于别人,这是愚蠢的想法。”

    “君子国里的每个人都要损己利人,结果造成一大堆矛盾;义务为别人做好事的人却在鼓励别人做坏事”。

     “社会整体来看损人利己未必不可取,只要损人很少而利己极大,此种行为就有利于社会。因为自己也是社会中的一员,此种行为可使社会的总利益得到增加。如果每个人都能找到一种损人极小而利己极大的方法,整个社会将因此而得益。”

   “同一件事对他本人而言是损己利人,对别人而言又变成了损人利己。由此可见损己利人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此种原则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制度性原则。”

    8.所谓“法制”是欺骗,所谓“民主”是无政府

    “犯法的事情,我也仍然在干。我相信不是我错了,是法律错了。”

   “小额贷款吸收存款是犯法的,这是要坐牢的。人民银行给我来信,让我停止,提醒我这是犯法的,但是我不去管它。”

    “宪法都改了几回了,法律为什么不能改?我不怕,大风大浪我也经过了,再说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

    “我就敢于吸收存款,不合法啊,但我不怕,认为它利人利自己就行。改革就是要打破不合理的规矩,我们的宪法都改了很多回,还有哪条东西不能改啊。人家为我担心,说你吸收存款,要坐牢的,我就不信,是我坐牢还是你改法律?”

    9.买办资本家和国际垄断财团豢养的走狗

    “我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谁给我钱?政府的钱,我们很难拿到。有没有老百姓拿钱给我们?有,那是少数,给个两万三万的,靠这个根本活不了。”

    “我们的经济改革靠什么?靠的是西方理论。”

    10.没有科学,只有阴谋诡计和狂妄自大

   (当记者问:“您提到个税起征点8000元起,这是怎么得出来的?”)“我随便说的”。

    “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

    “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个不同。一是走北京飞机场的人行传送道。大部分人都站着被动地等传送道把自己往前送。而我却等不及,要在传送道上往前走。这可以说明我与众不同。”“再一点跟别人不同的,是在飞机上吃晚餐。我们3:45就上了飞机,要飞三个小时。可是起飞不久,四点多钟乘务员就开饭,把饭分配给了每个人。这时根本不到吃饭的时间。可是大多数人就乖乖地吃起来了。而我等了一个多钟头才开始吃饭。这说明我和大多数人不同。”

 

 

 



发件人:"tian" <xtos@live.cn>  2011-05-25 10:50:45 +0800 收件人: <marxistreviewer@gmail.com> 抄送: "中国政治学研究" <zzxyj@cass.org.cn>, "中国智库网" <zk_hy_168@163.com>, "世 界 经济学人" <usa@icxo.com>, "北京 大军经济观察网" <zdjun@263.net>, "企业党建参考网" <zbxx@djckb.com>, "求是“来稿选登”" <editor@qstheory.com>, "环球时报" <info@globaltimes.com.cn>, "环球视野" <ddyqs@126.com>, "联合早报" <zbforum@yahoo.com.sg>, "新法家" <alexzhai6@gmail.com> 标题: Date: Wed, 25 May 2011 10:50:45 +0800

针锋相对以战止战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保障

田忠国

    主流精英认为,揖让中国国土主权、经济主权、经济制度同主流世界,也就是同美国接轨,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有效途径,这一观点以郑必坚、王辑思等人为主帅。但我们则认为,揖让国土主权、经济主权就其本质上说就是卖国,而经济制度与主流世界接轨,就是颠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因为,他们所谓的主流世界,就是以美国为首,以剥削压迫为根本制度的西方国家,是隐藏在党内变相西化的的西化派。或许有人说,郑、王等人并没有明确表示中国出让国土主权和经济主权,但是,从他们建立的价值标准上看,其价值逻辑必然走向揖让国土主权和经济主权,也必然走向颠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因此,我们呼吁陈奎元等先生密切注意郑、王等人的理论动向。因为,扼阻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颠覆是党内、党外,一切信仰马列毛主义、热爱科学社会主义人士的共同责任,而不能光由我这个小老百姓孤军奋战。坦率的说,当我孤军奋战于游击状态的时候,面对中国理论界的集体失语,我倍感绝望。只有看到张宏良等先生的文章,我们才感到一些抚慰,毕竟,中国有人站出来捍卫人民大众的根本权利、根本利益,捍卫中国的根本制度了。一个以理论创新之名,颠覆国家根本制度却集体失语的时代,请问这是谁的悲哀?

    纵观全球,上下数千年,哪个国家曾有过这样的历史?

    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些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朋友,虽然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但其善良的本性令人悲哀。因为,面对刀与火的政治经济学,他们总是以善良的愿望迎接刀与火的挑战。我在埋怨这些朋友的时候,其实也曾有过与这些朋友相同的向往经历,而且,在刀与火的粹炼中,终于明白善良的愿望只会招来毁灭之灾,因为,在阶级社会,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只会实施专政权。换言之,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只有实施专政权,才能有效确保政权的阶级性质。国内的阶级斗争是这样,国家与国家间的斗争又何不是如此。

    比如,美国的全球控制资源战略,离开刀与火行吗?

    关键问题不是这个世界上存在刀与火,因为,自人类有阶级、有国家以来,刀与火的斗争就没有停息过,这即是国家生存空间的使然,也是阶级矛盾的使然。或许有人说,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前,没有阶级说,也没有阶级斗争之说,但人类间并没有停止过革命斗争或者战争。但是,必然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前虽然没有阶级斗争学说,并不等于没有阶级斗争,这是一。其二,人类之所以存在剥削压迫制度数千年,极少数人能统治多数人,就在于人类缺乏阶级意识。缺乏阶级意识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底层民众不知道自己就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群体,不知道团结起来可以摧毁一切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

    因之,对国内而言,谁最害怕马列毛主义?谁最害怕社会主义价值标准?谁最害怕文革?是那些背判马列毛主义,颠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重新获得剥削压迫权力的人。对国外而言,谁最害怕马列毛主义、害怕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害怕文革?是哪些旨在控制中国、肢解中国,保持中国永远负责存钱而美国永远负责花钱的国家。所以,要改变中国永远负责存钱而美国永远负责花钱的状态,就必需针锋相对、以战止战,只有这样,比如说评估出中国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购买美国国债时能买多少硬通货,也即石油资源,在中国收回外储时,不说增值,起码与购买美债时相等,给,你好我好哥俩好,不给,用经济手段能够解决的用经济手段解决,不能用经济手段解决的,对不起,你说打就打,你说和就和,中国人民永远奉陪到底。

    其实,美国是世界上最邪恶、最好战的国家,但美国也是个最怕为战争付出代价的国家。美国之所以一直没有停止侵略别国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在战争中的收益大于付出。而这一点,恰恰是美国政治军事的七寸。抓住美国的这个七寸,亮出自己的底线,狠狠打美国的那个七寸,直到打得美国失去战胜中国的自信,中美之间就不会发生战争。但如果仍然蛋子子缩到膑角里,继续揖让主权经济,一任汉奸卖国贼和“第五纵队”、“三炮部队”相互配合,把卖国的价值标准为中国人的唯一行为标准,给美国自信完全控制了中国经济媒体和人们的行为的时候,战争就发生了。

    我们看到,有人总是担心中国给美国以口实,制造中国威胁论。其实,美国比谁都清楚,它制造中国威胁论并非中国真正构成对美国的威胁,而是美国瞅准了中国的七寸,捏住中国的七寸不放,迫使中国就范的手段。而中国内部,一些政治上图谋不轨的人,为颠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以理论创新为名,以颠覆社会主义价值标准为突破口,直接向主权经济开刀。当28个主权经济领域被美国控制了21个之后,其暗剑一是指向军权,二是指向政治。指向军权的标志之一就是,大喊军队国家化,而指向政治的标志就是,以普世价值为价值标准的政改方案。大家知道,党指挥枪是党自创建以来,经历了各种不同的教训后,确立的一个基本原则。为什么党确立这么个基本原则?

    道理很简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道理,是中国革命遭遇挫折后,毛主席总结革命历史得失得出的结论。现在为什么有人要枪杆子?就是要政权,要以普世价值为价值标准的政治改革权。明着说是政治改革,但从本质上说,是颠覆国家政权而不是改革。还好的是,中央这次,比如说陈奎元先生,及时的发现了问题,并警告某些人,不要借改革的名义篡党夺权。

    汉奸不除,国家必亡。这是几年前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我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外患起于外而源于内,源于汉奸的肆虐。试想,一个国家捍卫国家主权的价值标准被卖国的价值标准掉包了,大家都按照卖国的价值标准思考问题和作为行为的标准,这个国家最后结局会怎么样呢?所以,针锋相对、以战止战的前提是清除汉奸。

    当然,现在看,各级官员没有人敢向汉奸说不,这一方面说明,中国还有比茅于轼、辛子陵等更大的汉奸保护他们,另一方面说明,美国曾向中国亮出过底线,中国一旦动某个汉奸,美国就向中国开战。或许有些善良的人们认为不可能,但从中国现实呈现的逻辑上看,必定如此。我们在此不妨做个大胆预测,如果十八大顺利召开,如果十八大的人事格局是这样的:习近平当选党和军委主席,薄熙来当选总理,毛远新当选全国人大委员长,陈奎元当选全国政协主席,胡主席为智囊团团长,中国强硬出击,针锋相对,拿出以战止战的战争意志,击溃美国的战略意志防线,那个大汉奸必然被美国公之于众。或许有人说,你说的政治格局不可能出现,是啊,是不可能出现,比如说毛远新,卖国派根本不可能让他出山。

    或许有人说,我们谈这些问题,超出了本文的内容,其实,我们谈的这些问题,恰恰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础。试想,没有和平崛起的基础,一个国家,不论是哪个国家,如何崛起,又怎么崛起?

    另外,我们把黃莺 江湧 先生“国际评级机构频繁制造危机”附于本文之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提醒人们,在国际贸易一体化的今天,其战争范围远不是过去的战争概念所能包括的,而是扩展到各个领域。但发动各种战争的目标只有一个:“摧毁你的价值标准和人民大众的基本信仰,摧毁你的信心,使你成为被控制的工具,从而达到掠夺别国财富的目的。”

    2011-5-25

    附:

国际评级机构频繁制造危机

黃莺 江湧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05/235930.html

 

 

 

 


From: "LIU Lihua" <llihua2003@vip.163.com> Date: 2011-05-25 14:23:01To: "zhen liu" <liuzhen5295@gmail.com>, <shuyezi1218@gmail.com> Cc: "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张纯良" <zcla913@sina.com>,"汤学智(谷歌)" <tangxuezhi003@gmail.com>,"刘长林" <longw99@126.com> Subject: 搞笑的公诉书

搞笑的《公诉书》

人民大学哲学系 刘利华 

2011年5月25日

    你现在如果在“百度搜索”里敲上“公诉”两个字,知道会出来什么吗?会出来“公诉茅于轼”和“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尽管如此,由乌有之乡发布的针对茅于轼和辛子陵的《北京市人民公诉书》还是十分搞笑。首先,有效力的公诉主体应该是人民检察院。乌有之乡的《公诉书》主体则是自称“人民群众”的一些个人。其次,有效力的公诉只能对作为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提出,而这个“公诉书”是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却既没有将谁“绳之以法”的司法职能,也没有直接干预司法案件的权力。第三,诉诸法律的起诉,需要研究被起诉者具体犯了什么法,其犯法行为有哪条法律适用。比如说茅于轼和辛子陵犯了“诽谤罪”、“汉奸”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具体罪行是什么。“汉奸”罪、“颠覆国家政权罪”大概不能因为人家说过什么话就成了罪证。你说人家“诽谤”,则要明确地指出哪句话是不实之词。尽管当今的腐败现象侵害了广大人民的权益,有些人因此怀念毛泽东的时代普遍贫穷可以理解,但是,仅仅因为有与自己不同的看法存在、流传就生气是不值的。气死人不偿命,伤感情不算罪的。

    这份《公诉书》不如说更像文革时期的一张出于强烈的“阶级感情”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群众”的大字报,难怪朱学渊在转发这份《公诉书》时竟给它贴上了“义和团在行动”的主题,也算生动。第四,《公诉书》的题目应当加上“部分”或“一些”这俩字儿,变成《一些北京市人民公诉书》或《北京市部分人民公诉书》。可它没加,因此其自赋的代表面有嫌夸张。北京市人民要是较起针儿来,会纷纷声明,我属“北京市人民”,这个《公诉书》绝对不代表我的意思!!你们乌有之乡哪儿来的权利代表我如此胡闹、丢人现眼?这些,都是这个《公诉书》搞笑的成分,因为《公诉书》有这些搞笑性或不严肃性,因此,虽然哗啦啦地有不少人跟着签名,可是在更多数人看来,大概要算是一种“出洋相”吧。

    不过,乌有之乡的《公诉书》虽然搞笑,在现今这样的时空条件下,在中国出现这样一个《公诉书》这种社会现象却并不搞笑。这个《公诉书》事件直接揭示了政府职能不到位,或政府没有尽到应尽之责的大问题。

    毛泽东作为一个逝世已经31年的前国家和执政党的领袖,在他活着的时候,发动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运动,导致了无数中国人被非法剥夺自由和非正常死亡(被活活打死、饿死、被逼自杀而死),给中国人民的生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错误的理论和主张起了主导作用却无法个人偿还的历史性犯罪。而假设毛泽东生前没有这些错误或失误,假如毛泽东具有像华盛顿,或者像孙中山一样伟大的人格,或者退一万步,哪怕比这两位平庸许多,只给反对他的人造成痛苦,而没有给忠于他、热爱他的人带来不幸的话,或者说毛泽东1949年之后的决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伤害如果不是大到了相当程度的话,就不会有辛子陵写成《红太阳的陨落》的资料,也就不会有茅于轼写出“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来由。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在先,才有了辛子陵写的《红太阳的陨落》和茅于轼写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在后。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因果关系。

    我们先估且假设辛子陵、茅于轼在资料的运用上有个人的局限性吧。那么这种资料不全而造成的判断不够准确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没有官方正式公布的资料可用,作为学者的他们,不得不自己收集这么大的历史课题的资料。政府至今对毛泽东时代因为毛泽东的决策错误,导致了中国多少人死于非命,一直不能拿出足够严谨、确切的官方统计数字,一直不肯认真地总结共和国走过的弯路,不肯正视毛泽东和党犯过的错误,不肯向无辜地受害者,比如“右派”道歉,不肯认真地反思“文化大革命”等人为发动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给共和国发展造成的巨大损失和留下的深刻教训。就算是茅于轼和辛子陵的书和文章完全没有真凭实据,那么主要责任在哪里?是在政府身上呀!是官方对不幸地死于非命的中国人的生命不肯认真,不能负责才使得当今对毛泽东时代死于非命的中国人的生命怀着深切同情,或者对于人类生命怀着深深敬畏感的茅于轼和辛子陵们来挑这个头呀!

     这里的逻辑是这样的:(一)生命无价,有无上的尊严。

    (二)对非正常死亡的生命因何死亡要有一个交待。杀人不是打嗝、放屁、排便,也不能等同于割韭菜。

    (三)对造成生命被蔑视、人的尊严被践踏的历史灾难要有一个总结,对导致这些灾难的理性原因――或理论根据要有一种理性的或理论的清算,对主要的肇事者的责任要有所追究,才可以使今后不再人为地造成同样的灾难。

    上述“总结”、“清算”和“追究”是任何一个有起码良知的文明民族作为人类存在都必须严肃对待的义务。一个民族如果连自己经历过如此深重的生命灾难都如此健忘,或有意遗忘,或不当回事,这个民族就是比未开化的野蛮部落都不如的白痴,甚至还要不堪,是自甘完全按照自然因果律生灭的动物世界。而这个义务首先是政府的义务。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这些灾难,在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自觉活动(包括他的导致了这些灾难的错误理论)负有相当大的决策责任。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意志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志。即使是这个领导集体中的成员,想要打倒谁,也是毛泽东说了算。

    由于工作量的庞大和任务的复杂,唯有官方才有条件做出令人信服的“总结”、“清算”和“追究”,政府却迟迟不肯做出对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生命灾难的确切数据统计,不肯将毛泽东犯过的错误具体化。

    (四)在这种情况下,辛子陵、茅于轼这样的退休老学者才不避艰难,挺身而出,梳理能收集到的有限资料,写成正视和批评毛泽东的文字,公诸于世,既是为死去的受害者伸冤,更是为子孙后代排除隐患。他们评价毛泽东的文字可能有值得批评、完善之处,他们的一些见解也许属于学术界应当深入讨论的有失片面的一家之言,但是必须肯定他们这种担当正义,既是对死者负责也是为生者负责的勇气。他们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奋力拼搏当仁不让,他们是推动中华民族历史上到一个新台阶的开路先锋。

    所以乌有之乡应当提出的要求应当有如下两点。一是,要求中国政府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把毛泽东的错误造成的中国人民生命和财产损失的数据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地拿出来,还毛泽东以历史真相。二是,要求茅于轼和辛子陵根据可靠数据,修改其书、文中的不实之词要重作推敲(比如,有些判断如果没有确切数据支持,不妨换成留有余地的表达)。

    那个搞笑的《公诉书》已经在网上发布,哗啦啦,一时痛快,可就无法撤回了。谁起草出来的,为了自己的面子,就注意适当保密吧。以后再起草同类文字,要记得先征询一下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哦?(跟着签署了《公诉书》的读者,万一我不小心伤了您的感情,请不要仇视我。人是要经历些不痛快才能成长的。以后您要签什么名时,先冷静地想想看。)

 

 

谁对茅先生不敬,他不是人

易中天

    5月22日16点,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新浪网、新浪微博联合主办的《易中天文集》首发式在北京御园汇会所隆重举行。法学家张思之、经济学家茅于轼、法学家江平、历史学家资中筠、教育家刘道玉、胡德平、叶选基、陶思亮、历史学家秦晖、哲学家邓晓芒、历史学家吴思、历史学家张鸣等嘉宾将到场祝贺。

    发布会由法学家贺卫方主持,现场嘉宾、媒体、读者围绕“梦想、追求、转型、寻根、反思、责任”六大主题回顾了易中天的创作历程,集中呈现了易中天的性情、特色和成就。

  主持人贺卫方:我宣布《易中天文集》首发式正式开始,首先请出今天的主人——易中天先生!接下来要介绍出席这次活动的嘉宾们,易先生别出心裁设计了出场顺序,以年龄为序,第一位是著名法学家、律师张思之先生,84岁的张思之先生。

  易中天:张先生是我非常崇敬的人,张先生的风度、正直、善良、良知,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谢谢张先生的光临。

  主持人贺卫方:第二位是82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

  易中天:茅先生是学术界公认的正直而善良的好人。我这次到北京来,给茅先生发短信说我要拜访一下茅先生,茅先生说我也可以去看你,我说天底下哪有先生看学生的道理,当然是学生拜见先生。茅先生马上回一条短信,我主要怕你在北京不认识路。想得这么仔细,这样一位正直的、善良的老人,值得我们所有人崇敬。如果谁对茅先生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5-25 10:12:00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金砖五国发表有关选任IMF总裁的声明

金砖五国发表有关选任IMF总裁的声明

新浪财经

2011年05月25日

  北京时间5月25日凌晨消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今天发布了有关选任该组织总裁的声明。声明表示,现在是时候废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应来自于欧洲地区的传统。声明全文如下:

  我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就选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一任总裁的问题达成了如下共识:

  1、总裁职务在实际上基于国籍来选任的惯例破坏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

  2、最近一次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中爆发,这突出表明了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紧迫性,由此也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上升;

  3、相应地,多项国际协议已经呼吁建立一个真正透明的、基于业绩的和竞争性的程序,来选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中其他高级职务的人选,这就要求我们放弃陈腐的、不成文的惯例,即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必须来自于欧洲地区。我们对欧洲高层官员最近以来发布的公开声明感到担心,其大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应继续由欧洲人担任;

  4、这些声明与2007年发布的公开声明相抵触,当时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被选任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欧元集团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当时宣布:“下一任总裁肯定不会是一位欧洲人”,“在欧元集团中和欧盟各国财政部长之间,所有人都清楚斯特劳斯-卡恩将很可能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最后一名欧洲人”。

  5、我们认为,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想要拥有可信度和合法性的话,那么该组织总裁就应在与其成员国进行广泛的磋商后选出。磋商的结果应该是最可胜任这一职务的人被指定为总裁,而无视他或她的国籍。我们还认为,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来说,该组织管理层中应当有比例适当的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成员代表,这一点至关重要;

  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一任总裁不仅应是非常符合资格的一位人选,拥有可靠的技术背景和政治敏锐度,此外还应是一位将会致力于继续实施该机构改革程序的人选,从而使其适应世界经济最新的现实情况。

  ——俄罗斯执行董事Aleksei Mozhin、印度执行董事阿尔温德-维尔马尼(Arvind Virmani)、中国执行董事何建雄、南非执行董事Moeketsi Majoro、巴西执行董事Paulo Nogueira Batista Jr。

 

 

 

 

 

 

仲大军给山东平邑蒙山文化研究会的信

2011年5月22日

李常松 王庆全同志,你们好!

    意外地收到寄来的《蒙山文化研究》2010年第2期和第4期,非常感谢!

    一口气读完这两期杂志,其中对仲子和曾子故里的研究我完全同意。大前年,济宁的仲家人士和泗水有关领导带我参观了泗水的仲子故里,卞桥村,没看到什么东西,略感遗憾。今看平邑仲村的介绍,似乎感到更可信一些。随信传去一篇关于曾氏故里的文章,可发表在贵刊。另有一些关于大皞和颛臾的看法,待下篇文章探讨。

仲大军,谨上,

由曾子故里引出的曾家故事

仲大军

2011年5月22日星期日

    司马迁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曾参,南武城人。” 就因司马迁的这句话,引起今天山东两个地方----平邑与嘉祥----对曾子故里的争论。

    在我看来,曾子一家当年更可能居住在今天的平邑而非嘉祥,因为平邑的武城位于鄫国与鲁国之间。鄫国位于今天山东的临沂地区,东邻莒国,西邻鲁国。当鄫国被莒国灭亡后,一部分鄫国人会逃难到鲁国境内,平邑的武城最靠近鄫国,是鄫人最可能逃难的地方,而不是五六百里之外的嘉祥武城。

    但是,如果了解了曾家的更多事情,或许对曾子是哪里的人并不会很在意。相比较之下,仲子故里的文化价值对于平邑来说意义似乎更大一些。仲由至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多年,而曾家父子在武城生活了多少年,无从可考,并且曾参何时到武城居住也不清楚。

     曾点与仲由是孔子的第一批弟子,两人年龄相仿,仲由比孔子小九岁,曾点大约比孔子小十几岁岁。曾点是破落贵族的后裔,家境虽败,但公子哥之风犹存。鲁国执政季武子死时,年仅八九岁的曾点,依门而歌,那么小就显示出一种不凡的特点。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曾点从小是在贵族圈里长大的。曾点天性浪漫,多才多艺,超然脱世,超尘脱俗,是儒家诸子中最有文采的一位浪子,才子。

    鲁襄公六年,也就是公元前566年秋,由于麻痹大意,过于依赖鲁国,鄫国被莒国灭亡了。鄫国原是鲁国的从属国,关系较好。鄫国被莒国灭掉之后,鄫世子巫逃难到鲁国,寄居鲁国公族篱下,其家人大多投靠在鲁国贵族之家。

    据《左传》记载,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鲁国大夫叔孙穆子出使晋国,这时另一鲁国大夫季平子派兵攻打莒国,晋国就扣留了叔孙穆子。后来叔孙被放了回来,季孙的家臣曾夭驾着马车带着季平子去看他。一直等到中午,叔孙穆子就是不见。曾夭对叔孙家的家臣曾阜说:“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季孙已知道自己的罪过了。鲁以相忍为国也,难道自己家的人也不原谅吗?” 曾阜于是去见叔孙说:“可以出矣!”

    这里出现了两个曾氏人物,曾夭和曾阜。据《世本》记载:“鄫世子巫奔鲁,改鄫为曾氏。巫生夭,夭生阜,阜生点,点生参。”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夭和曾阜父子分别在叔孙家和季孙家当差。也就是在昭公元年之后,曾阜的儿子曾点呱呱落地。

    从这种情况看,曾点不可能出生在离曲阜三百多里地的武城,曾点从小可能就是在曲阜城里长大的。长到十六七岁的时候,成为孔子的弟子。而这时的子路,完全是曲阜城外的一个农村人,只是因为跟了孔子,才进了曲阜城。

    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曾家人在鲁国的地位。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晋国大夫范献子来鲁国访问,鲁襄公设宴招待,席间进行射箭比赛,射者分为三组,其中鄫鼓父和党叔为一组。鄫鼓父也是曾家的一员,能和国君一起活动,说明曾家尽管灭国,但在鲁国混得还算不错。

    鲁国之所以如此重用鄫国人,除了鄫国当年是鲁国的附属国,与鲁国关系好,另外也与鲁国对大禹后代的尊重有关。周的先祖后稷与大禹共过事。鄫国是大禹的后裔,姒姓,与姬姓的鲁国都属于“诸夏”范围的国家,与莒国、小邾国这些东夷国家有着族性的不同。

    《世本》记载:“曾氏,夏少康封其子曲烈于鄫,襄公六年莒灭之。”其实,《世本》的作者可能也没搞清楚鄫国的缘由。夏少康封其子曲烈于鄫时,鄫国并不在今天的山东临沂地区,而是在河南的西部,洛阳南部地区。鄫国和杞国一样,都是西周时期从西部迁到东部来的。这两个国家都是姒姓,都是大禹的后裔,而杞国更是大禹的嫡系大宗子。这两个姒姓国为什么从中原迁回山东?一直是个谜。这个问题我将在别的文章里解释。

    从以上记载,可以知道曾家很多人跑到鲁国谋生,并且有些人担任着重要的角色。曾夭和曾阜分别担任叔孙氏和季孙氏家的家臣。而曾点就是曾阜之子。曾阜是叔孙家的家臣,不可能居住到武城去,曾点可能从小就出生在曲阜,也不可能到武城去,但武城可能有他家的封地。

    从这一点来判断,曾点前半生主要居住在曲阜,后半生可能迁到了武城,靠务农为生。曾参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在武城出生的。当他长到十几岁之后,就来到孔子身边学习,有时也回乡探望父亲。

    《孔子家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闻之而怒。”

    这个故事可能就发生于武城,发生在曾参小的时候。但长大后的曾参常年跟着孔子东奔西走,在外飘荡。晚年的曾参已成为鲁国的重要人物,已不可能回到武城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判断武城有曾家的土地,但武城并非是他们父子的常住之地。武城可能是曾参的诞生之地,但不一定是他的埋葬之地。

    嘉祥是否是曾参的埋葬地?也有可能。这是因为,古代交通不便,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像大禹陵在浙江绍兴,炎帝陵在湖南郴州,黄帝陵在陕西。其实这些地方都不是他们的家乡。

    像孔子、子路、曾参这样的人一生游遍天南海北,在很多地方都生活和居住过。凡是到过的地方都可以纪念。子路在各地都有遗迹,曾子也是。就让各地去纪念吧。不必争夺唯一的一个“故里”。

    对于名人故里,最值得考证的是他是否出生在这里。只有出生地才可以称得上故里。长大以后居住的地方,只能算是所到之处。曾参是否出生在武城?这个也很难考证,但他的家可能是在武城,所以,司马迁说他是武城人。

    在这一点上,仲由的出生地就明确多了。仲由就出生在仲村,这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这就是仲子故里与曾子故里的差别:没有悬念。

    作者简介:仲大军,仲由第75代孙,1952年生于山东济南,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在新华通讯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现为北京大军智库咨询公司主任,研究员。联系电话:010-63071372。电子邮件:zdjun@263.net。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11-05-19 07:47:20 +0800 收件人: "王 韵华" <yunhuaw99@yahoo.com>, 抄送:标题: 杨晓陆传文:令人触目惊心痛彻骨髓的沉沦

令人触目惊心痛彻骨髓的沉沦

——河北中部养殖业的衰败与进口垃圾污染行业的兴起

杨芳洲

2011年5月10日

    阳春四月,我们一行数人利用周末随报社记者前往河北保定地区,调查养殖(重点是养猪)业衰败之谜。民间志愿者的调查就是与高高在上的官家不同,效率贼高,我们晚归早出,仅一天半就走访了清苑、满城两县好几个村庄的十几个养殖农户,纵横几十里,除到养殖户家中座谈,参观猪圈,还在村里与村民们交谈。所至之处,所见所闻,情况大致都差不多,即从2008年始,尤其这两年,农户养猪日益困难,现已彻底衰败凋零。

    过去农户差不多家家养猪,少则几头,一般十几头,多则几十头、上百头,甚至几百头。现除一些大户因国家给补贴,名义上还在养(其实有些是拿了补贴就不养的),中、小型养猪户皆栏舍空空,只有个别圈里还有猪,继续坚持养猪者已凤毛麟角,呈个别现象。究其原因,无非成本大涨,4元/斤的毛猪入不敷出。成本上升一方面由于饲料价格涨幅较大,另一方面是猪的病死率及母猪不育率均大大上升,有十几年、几十年经验的养猪能手们也彻底困惑了,祖祖辈辈从未见过能吃能睡的猪,其生命力、免疫力竟如此脆弱,动不动就得病,而且什么病都得,过去猪得病能治好,现在怎么也治不好,病则死,兽医也无可奈何。母猪怀小猪普遍都很困难,产子率低,还净是死胎,(反映出母猪的病态,)小猪成活率也极低,即使母猪怀上小猪将其生下,最后也难免不死。母猪难怀难产及小猪爱死,使小猪仔奇贵,竟高达20元/斤,买一只20多斤的小猪要四、五百元。母猪、小猪、肥猪大大上升的死亡率不仅是普遍现象,而且找不出原因,一再发生,呈必然趋势。饲料价格大涨已是无利赔本,猪爱病爱死,则使养猪农民赔光多年积蓄,彻底破产。他们彻底绝望了,曾使农民发家致富的养猪业,如今已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村民们对养猪业惨遭灭顶之灾议论纷纷,探询种种可能的原因,但都莫衷一是。很多农民因养猪伤透了心,反正不再养,也就不想深究。但也有农民注意到养猪业的灾难显然与当地大量种植生产先玉335玉米的时间非常吻合,有些农户诉说他们家正是种了单粒播种的红轴玉米喂猪后,才发生猪群全军覆没惨剧。也有些农户是买了先玉335玉米喂猪,也有些养殖户买过很多种玉米,其中包括先玉335。有些农户只知买玉米,并不管什么品种;而卖玉米的也通常将各种玉米混在一起卖,因其收购玉米也是混在一起收,其中显然包括种植广泛的先玉335等红轴玉米。而正是这个先玉335前不久刚被环保部检测出是转基因。去年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曾披露先玉335是转基因(父本转基因),以及山西、吉林先玉335种植区大面积的生态灾难,“大老鼠消失、母猪爱生死胎、狗肚子里都是水,此外,羊也出现异常情况。全国闻名的生猪集散地,很多村子的养猪业已经变得萧条。而这些出现异常的动物,几乎都吃过同一种玉米——先玉335。”[注1] 而我们眼下所见清苑、满城情况,与去年国际先驱导报报道的山西、吉林先玉335种植区的情况是一致的。与我们交谈过的每个农民都说,这两年大老鼠没有了,只有非常小的小老鼠。只是羊的情况略好于山西,因为这里的羊吃玉米较少,主要是吃树叶、草、花生秧子、麸皮等。这里的养鸡业也受到一定打击,但损失不如养猪业惨重。

    实际上,这几年我国北方因先玉335迅猛扩展(其种植面积已居全国第二),再加与之杂交的登海等其它大量转基因品种,农民喂猪的饲料构成中已不可能排除转基因成分。但农业部和美国先锋公司却不承认先玉335是转基因(农业部曾出面为先锋公司辟谣),致使先玉335的种植和销售不仅未能减少,反而继续扩大。农民的猪饲料构成中,玉米是最主要的部分,饲料公司卖的猪饲料中,玉米占60—70%,除买饲料公司的饲料外,养殖户还直接用玉米面喂猪(尤其喂母猪),此外还有豆粕(原料全是进口的转基因大豆)、麸皮,也是猪饲料的组成部分,但非转基因的麸皮所占比重不大。我们询问了其产品覆盖北方广大地区的普瑞纳饲料公司(美国独资),位于廊坊的该公司总部人员说他们使用的玉米原料全部产自河北北部,绝无美国进口(转基因)玉米。但因农业部否认先玉335为转基因品种,先玉及与之杂交的套牌转基因玉米在华北广泛种植,普瑞纳公司收购玉米也不区分品种而只区分营养成分,因此,即使普瑞纳有意避开美国转基因玉米,也难以避免在其原料中含一定比例的先玉335等转基因玉米。只要猪饲料中大量使用玉米,不管是饲料公司的饲料,还是农民自己用的玉米,都难以避开转基因瘟神,何况还有美国进口转基因大豆加工的豆粕。

    面对养殖业灭顶之灾,当地官员在干什么呢?此前曾采访过一些养殖户的报社记者将此灾情通报过该县畜牧局,但这些公仆找到养猪农民只调查了几分钟,询问某农民有无猪传染疫情集中爆发,当一听到否定的答复,公仆们抽身便走,不再听农民继续说下去。其实,该农民不过是认为当地普遍性的猪病致死问题不属于集中爆发的传染疫情,而是各自分散发生的慢性杂症。但想说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就因官员离去而不再有机会诉说。后来,该县畜牧局在答复上司询问时竟说:生猪只是有痢疾、腹泻等症状,为2008年以来最好形势。

    天哪!猪都快死绝了,居然是“2008年以来最好形势”!

    养殖业的衰败已令人痛心不已,然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还不是养猪业的灾难,而是大量进口洋垃圾加工土塑料造成的严重污染。

     我们走访调查(养猪业)所至之处,看见到处堆积如山的大包废塑料薄膜垃圾,肮脏还带有血污,有村民告诉我们,这是从天津港口进口的洋垃圾,来自日本、韩国、美国、俄罗斯等,每件两吨,这些洋垃圾中有时还掺有死猫死狗,甚至还有尸体。

    这里有许多农户(至少两个乡)用这些洋垃圾加工成塑料颗粒,掺在好塑料里以次充好,那些不好加工的废弃物就统统烧掉,加工过程的废气也直接排入空气。难怪我们一路上随处可见垃圾在燃烧,弥漫散发着充满化学气味的烟雾;许多农户家也在冒烟,好似炊烟袅袅,但随风飘过来的却是阵阵难闻的怪味。原本以为乡下会比城里空气好,没想到空气质量竟如此恶劣;不仅空气严重污染,水污染更严重,村民们都说那些小塑料厂生产一边抽取地下水,一边向地下灌注污水。还有大量污水排在河沟渠塘中。现地下水已污染到100多米深,饮用水井打到地下200米深。保定地区所在的冀中平原,是我国主要小麦产区之一,然而这些运往全国各地的麦子,竟也是受污染的水浇灌的。

    本来我国农村自生垃圾已到处堆积难以处理,废塑料袋等生活垃圾随处可见,池塘里大都是生活污水,臭气熏天。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本是没有办法的事,其处理已是很大难题。现大量进口洋垃圾,因其形成相当产业规模,其数量比本地自生垃圾多至少10倍,其分解、加工、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有毒烟雾、废气、污水,更是超过静止状态的本地生活垃圾数十倍乃至数百倍以上。而这超过本地垃圾数十、乃至数百倍以上的严重污染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以洋垃圾为原料的小塑料厂在保定农村地区已有十年,政府屡禁不止,每逢新官上任都信誓旦旦,要根除此毒瘤,但过不了多久就都不了了之。每次环保部门来检查都会有人提前通知小塑料厂暂停生产,所以每次都安全通过上级检查。洋垃圾进口是违法的,海关早有明文规定,禁止一切垃圾进口。但保定农村大规模进口洋垃圾搞小塑料已达10年之久,显然这潭浑水深不可测,是上下勾结、内外勾结的产物。

    这些污染地区村民得癌症比例明显高于无污染地区。人们对此危害并非不知,不断有人死于癌症。因这无本或低本行业颇能挣钱(一台小塑料机子一年可挣10万),种粮不挣钱,养殖业等正当致富行业又败落了,人们无谋生之路,所以靠牺牲环境和子孙后代为代价的小塑料屡禁不止,还不断扩大。可见《扑蛇者说》、《苛政猛于虎》绝非虚言,苛政猛于癌症!苛政猛于断子绝孙的污染!

    一面是国计民生重要的养殖业衰微破败,一面是违法的毒害行业泛滥兴起,对比实在是太震撼了!我们所走访的好几家曾经的养猪大户,现已痛定思痛摈弃养殖业而选择了加工洋垃圾的小塑料营生。其中有一户最为典型,院子里是堆积如山(印着外国字)的洋垃圾,旁边就是他家像工厂大车间一样高大雄伟的室内猪舍,里边有许多猪栏及(育崽)铁床、铁笼,展示着该养猪大户曾有的辉煌和气魄;但现在却没有一只猪(几百只都死绝了),空荡荡的,凄惨悲凉。正当致富行业的败落与违法进口垃圾污染业的兴起,竟是如此强烈鲜明的对比。

    其实,这又何尝不是我国买办化殖民地发展现状的真实写照!我们所有的健康行业有几个不是处于衰败破产中?我们日见增多的污染有害行业(包括转基因产业)又有哪些不处于兴旺发达中?正当致富行业的衰败及大量进口洋垃圾制造污染又何止保定地区。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过,为美国等外国利益服务的经济政策及其造成的巨额财富流失,彻底封杀了我国的社会利润空间。(最初这是由紧缩货币和高税率的经济政策造成的,此后大规模侵吞社会财富形成的非法收入造成贫富悬殊,及更严重的财富外流等等又消灭了大量社会需求,并全面大增了经营成本,从而使我国缺乏社会利润空间的状况固定下来。)大部分企业因此倒闭,原有的经济关系已无法维系再生产,只有拼命压缩成本一条出路。

    工人工资被压缩到只有最能吃苦的新工人阶级(农民工)才能勉强维生的程度,有些地方甚至倒退到以暴力维系强迫劳动的奴隶制。

    假冒伪劣、野蛮运输、破坏环境等靠损害社会利益挣钱的行为成为普遍现象,这不仅有道德方面的牟利动机,更有强迫性的生存动机。

    如:大学生失业问题,其实质也是因许多行业难以盈利而鲜有敢开公司创业者,已有公司也不断停业倒闭。企业萎靡自然对白领需求不旺。

    野蛮运输为何成普遍现象?是因其若不超载数倍以降低成本就不能盈利维持。我国内消费产品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假冒伪劣,也因只有压低成本求生才是硬道理。

    如:食品安全问题,几乎所有食品安全问题都与此恶劣的经营环境背景有关。比较典型的是三聚氰胺问题,其实质是奶牛养殖业全行业破产,奶农大量亏本逃离,继续经营者为生存普遍掺水,为检测蛋白质合格而掺三聚氰胺。并且屡禁不止。

    如:转基因问题,因我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加速流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我恶性通胀早已命中注定,房地产价格暴涨带动蔬菜、西瓜等价格成倍上涨才只是开始,粮食等基础食品的涨价趋势也早已快压不住了,(越压越短缺,)由此引起全面恶性通胀只是迟早之事。而劣质廉价的转基因大豆、玉米、小麦的大量进口却正逢其时,仅去年我国就进口转基因大豆5000多万吨,进口转基因玉米1000多万吨。今年又在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和玉米。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今年2月报道:“中国上一次进口大量转基因小麦还是2004年,购入了大约700万吨(大部分来自加拿大)。”[注2] 从该报语气看,除了上次,似乎还有这一次要大量进口转基因小麦(今年小麦歉收)。进口廉价的转基因粮食一方面可以其抑制通胀,另一方面也给了天然粮食及基础食品涨价的台阶和理由。而国内天然粮食涨价后,就又为转基因食品的产业化开创了市场空间(否则这些劣质有害食品因与天然食品价差太小而卖不出去)。(强迫人民吃转基因垃圾食品将为国际资本压榨更多的财富,而财富的更多流失也必须由转基因垃圾食品助其“顺理成章”完成必然导致的恶性通胀。)

    在美元不断贬值所转嫁的全球性通胀造成国际市场粮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能指望因巨额财富外流、及浪费、挥霍而捉襟见肘的中央财政去进口其价格远高于国内粮价的外国天然粮食,以填补国内供应缺口吗?(我们的中粮等公司不仅大量进口转基因粮食,而且还大量出口天然粮食。出口的天然粮食越多,需要填补粮食缺口而进口的转基因粮食也就越多,而中粮等赚取的进出口差价也就越大。中粮等为自己的利润出卖了民族的健康。)不彻底走出这条买办化殖民地发展道路,止住巨额财富外流,也就难以最终杜绝转基因食品!

    因我三万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债券,而没有及时进口价格看涨的战略资源,以低成本建立必要的国家储备,我们不得不承受美元贬值所转嫁的全球性通货膨胀,粮食、燃料成本因此大幅上涨。(此过程数年前就已开始。)又由于我整个对外开放的腐败形成巨额财富利权外流滔滔不绝(包括投资美国债券的惨重损失),因而产生更严重的通胀因素(货币失去所对应的使用价值财富即成废纸),就是高额税收也难以将其全部对冲回笼,则国家财政就只能补贴最基本的粮食生产,以维持粮价稳定。而对其它农产品和基础原材料生产则再无力补贴。由此而导致基础产品生产成本大涨及严重亏损,其前景要么这些产品价格大涨,形成严重通货膨胀;要么在价格受限而国家又不补贴的情况下,则这些行业彻底破产。普遍的假冒伪劣则是行业垂死挣扎的破产前兆。

     看看我们的财富外流:贪腐非法收入形成的资本外逃至少在万亿美元以上(如果算上大批富翁举家移民海外带走的财富,则远不止万亿美元);外资廉价控股我民族产业造成的财富外流也是巨大的数目,其中仅廉价参股我银行金融系统一年就赚走我1.7万亿元(见张宏良《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再有各地各部门招投标歧视国货,进口大量并不先进的昂贵外国设备(如铁道部、核工业部)等,财富外流也是天文数字;我许多海外上市公司将国内垄断暴利给其海外股东分红超过其国外融资额数倍乃至数十倍,又至少造成成千亿美元财富外流;加之我三万亿美元投资美国等西方国家债券造成的巨额亏损及资金严重短缺(其中2000亿美元次级债已所剩无几,5000亿美元两房债券也因无买家接盘而难脱险境,而二、三万亿美元借给美国等西方国家白使,算上每年美元等外币贬值及我央行对冲外汇占款(而举债)的利息损失,相当于我失去了200多年——300年国债建设资金);我们的股市每每总是让外资坐底而获暴利,哪次不流失成千上万亿财富,暴炒我国房地产而获利最大的则是麦当劳等外资;所有这些财富利权外流至少已达平均每年数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规模。(如此还能撑几时?)而且又要允许外资公开发行A股、债券、金融债券,财富利权外流必成倍增长;所有这些巨额财富流失的累积无疑正使我面临恶性通胀经济崩溃的严重局面。
(我们全球最高的储蓄率因产业利润空间被封杀而无投资机会,只能或流向境外支持美元,或跑到楼市、股市、期市、商市兴风作浪,加剧金融和经济波动,方便国际金融资本剪羊毛。我本应转化为投资去创造财富的大量储蓄反而加大了财富外流。)

     除财富外流,大量的资源错配浪费及腐败挥霍等负效率造成的通胀因素导致社会经营成本大增,及需求抑制,又进一步封杀了我国的社会利润空间。我们一个并不富裕的国度竟有6000万套空置住房。我们的财政开支中行政管理经费比例高居世界第一,接近20%,高出美国近一倍,高出其它发达国家好几倍[注3],我们有着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

    公仆们挥金如土,钱从何来?从税收中来吗?不错,我们有着极高的企业税率,税收增长的速度也大大快于经济增长。但我们杀鸡取蛋似的财政税收却主要用于对冲外汇占款(银行买进外汇放出的人民币)的通胀因素。(央行为对冲外汇占款放出的央票和发行的国债,统统都是借债,都要还本付息,因此,每年靠发新债还旧债不可能真正变出财富对冲外汇占款的通胀因素,这些巨额通胀因素只能靠税收来真正对冲掉。可以说,我们的税收都填了这个财富黑洞了。外汇占款之所以会产生通胀因素,是因我们的外汇主要没有用来进口金银、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有用保值物资,而是给美国人白使(美债的利息收入赶不上美元贬值的速度)。靠税收填上这个财富流失的窟窿,等于将我们杀鸡取蛋的税收交给美国人白用。

    因此,各级政府巨额的行政管理费开支,只能从政府卖地、卖国企(包括银行)、卖资源、卖公用事业、以及各种各样的执法钓鱼及寻租中来。在当前腐败发展势不可挡的形势下,公仆们视这些“自己”划拉来的国家人民财富为自己“可支配的收入”,而非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此外,我国的商品流通成本也高得惊人,很多产品零售价高于出厂价数倍。同样的中国产品,在国内卖价可比美国高数倍。(销往美国的产品出口后只有外运费,到美国后再无其它费用,而且产品一出口甚至一出厂就能回笼货款。而国内处处地方保护,公路到处是收费关卡。因腐败导致法纪废弛,流通秩序极为混乱,零售业(包括外资零售巨头)经常无故拖欠货款,商业银行和保险业也未能为国内商品流通提供可靠的金融和保险支持。以上这些均大大增加了国内商品流通费用和风险。很多厂商宁愿低价出口以获得虽仅微利但可靠的销售收入,以维持持续再生产,却不愿冒货款拖欠甚至赖账的风险为国内供货,要供货就提高价格,以丰补欠。)

    我国企业财务费用之高也是世界一流,银行业存贷利差至少三、四个百分点,而日本仅一个多点,企业财务费用普遍过大直接挤占了利润空间。其它公用事业也因其腐败低效而普遍增加了社会成本。

     总之,除财富外流外,政府卖地搞房地产造成的浪费和资源错配,卖国企(包括银行金融业)、卖资源、卖公用事业、及各种执法寻租等等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法纪废弛造成腐败低效而增加的所有社会成本(包括过高的商品流通成本和财务费用)等等,最终羊毛都要出在羊身上,摊到社会经营成本中,既大增成本也抑制需求,从而进一步严重挤压封杀我社会利润空间。

    财富外流规模如此之大,资源错配、浪费如此之多,通胀因素如此之巨,腐败低效造成各种社会成本如此之高;侵吞社会财富如此肆无忌惮导致贫富如此悬殊,从而抑制需求如此之甚;所有这一切造成社会利润空间被封杀如此严重,还有何健康行业能兴旺发达?还有何正当致富门路可选择?看看我国产品的成本结构吧:

    我国经过1949年胜利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彻底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势力,打倒了封建地主,我们的产品成本中再没有了财富外流和封建地租,也没有了法纪废弛、权力寻租、及地方重重关卡、债务拖欠造成的各种不必要的腐败成本。新中国因光荣的民主革命而形成当今世界最便宜的经济成本系统,也因此具有最强的经济竞争力。(改革开放的所谓经济成就无非是在吃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老本。)

     而现在呢?我们的产品成本中不仅有最严重的财富利权外流,而且有政府卖地形成的高额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各种腐败成本更是史无前例。这些不必要的殖民地和封建剥削、及各种腐败成本的复辟占了我们商品成本的大头。仅此就足以表明中国人民已彻底丧失了民主革命的一切成果。

    我们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财富外流、及大规模浪费、挥霍,使我们濒临崩溃的经济(留给中国人民的财富)已不足以再继续维持中国人民消费健康标准的天然食品和其它正常质量标准的商品了,成本必须不断被压低以维持再生产,质量只能被牺牲而不断降低标准,假冒伪劣、转基因、破坏生态环境的各种有害产业也因此而不断发展扩大,日益膨胀。

     当一个社会的利润空间被彻底封杀而只能靠不断压缩成本才能维持时,其民族生存发展权实际上已被剥夺,而只能走上牺牲质量标准、生态环境和人民生命健康的不归之路。在此恶劣宏观环境中,只有成本极低的行业得以成长壮大,于是就有了正常成本的健康行业的没落与无本低本的有害污染行业及各种假冒伪劣的兴起。符合健康标准的牛奶要让位于三聚氰胺奶、皮革奶,天然粮食要让位于转基因粮食,生态农业、绿色农业要让位于污染农业、转基因农业,(而在保定农村,)养殖业要让位于进口洋垃圾加工污染业,…………曾几何时,我们美丽的祖国现正在变成人间地狱!

     此路崛起乎?沉沦乎?滑向地狱之途焉称崛起?这条毫无希望的死路,再走下去,即使我国还有非转基因的生态农业和农产品,那也是专供出口为外国人服务的东西,中国人则只能吃转基因等有毒有害食品。

    即使我国还存在高质量标准的健康行业,那也是专供外国人享受的出口产品,中国人则只能享用假冒伪劣。

    即使我国储蓄率再高,也永远只是为外国人增加财富,却加快我们自己财富流失的抽血机吸血管。

    即使我国劳动力资源再丰富,也只能,或为外国人产生高质量的使用价值;或作为全球最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去压低工资成本,为国际资本创造高利润率;或为自己的国民生产劣质产品。

    即使中国地再大,物再博,丰富的资源也都要贱卖给外国,而留给自己满目疮痍,只能是全球最大,并且将越来越大的垃圾和污染中心。

    数年之后,神州将再无可居可耕之地、可生可用之财、可食可养禽畜、可餐可种五谷。乃至再无生生不息之人民、繁衍不绝之种族!!这痛彻骨髓万劫难复的沉沦,难道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宿命吗?

    维护这条买办化殖民地道路,就是维护通向地狱的沉沦之路。(吃着转基因还帮着维稳就更可悲!) 该如何走出这条死路?我们1949年曾彻底战胜过它,那是通过光荣的人民革命。当今中国一切症结其实都不是什么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买办化殖民地发展道路当然要靠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及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维系。尤其政治结构,这个制度结构的奥秘就在于确保腐败。只要中国永远保持腐败,就永远无法清除腐败的买办势力而摆脱殖民地化道路,外国列强就可永远勾结买办阶级剥削压榨中国人民。而要确保腐败,就要确保国家政治既无集权又无民主,无集权则不能肃政,无民主则难以制贪。为此必须形成权贵寡头分享权力,互相挚肘,政出多门的状态,以确保贪官污吏都能找到一把保护伞(托庇于权贵),而权贵寡头则必纳奸腐为其羽翼(以敛财欺民并助其内斗)。如此必形成权贵寡头挟洋自重竟相媚外,以获强国支持而助其内斗之局面;外国势力也才有机会平衡维系各方势力,以从中渔利。

    晚清垂帘听政的政治格局就是帝国主义势力为统治中国绞尽脑汁精心谋划维系的体制,不幸的是,晚清这种与殖民地危机相适应的最腐败的政治制度今天又再现了,而且有过之无不及。不仅要确保一人垂帘,而且要确保两人共同垂帘(死了一个还有另一个),并且还创造性地发展出要确保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机制。这些固然反映了权贵寡头永保政治权利的意愿,但没有外国势力的支持,他们就实现不了这个意愿。确保垂帘听政的实质就是确保腐败。

    摆脱如此严重而深刻的民族和人民生存危机,岂是改良可以解决?没有人反对改良,但以改良排斥革命,就是另一回事了。
何况历史上很多改良都是迫于革命形势不得不实行的让步,因此,排斥革命的改良也必然是在排斥改良得以成功的条件。但凡改天换地的政治变革,都是通过凝聚政治力量的现实斗争以改变力量对比才见分晓。从未闻人类历史上哪次重大变革是靠(会严重削弱要求变革的人民政治力量的)历史争论来实现。

    中国人民再次反抗国际资本勾结官僚买办阶级的民族和人民解放斗争,也只能靠团结大多数民众,凝聚起强大的人民力量,铲除买办内奸及其社会基础——贪腐黑恶才能胜利;而不是靠与现实斗争关系不大,但却会引起无谓争议,破坏人民团结,且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历史争论来实现。

    注1:《国际先驱导报》2010-09-21《谁动了它们的基因?》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0-09/21/c_13522940.htm
    注2:加拿大《环球邮报》《中国干旱具有全球影响力》
    文章来源:中国网china.com.cn 2011年2月18日 责任编辑: 未克
    注3:见何翔舟 万斌《中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有效性评价:1978年以来行政管理成本支出的实证分析》2008年11月17日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网站http://www.crifs.org.cn

 

 

 


发件人:"daill" <daill@china.org.cn> 2011-05-23 11:55:2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中国出现罕见电荒网约稿,

中国出现罕见电荒

---电力缺口是日本数倍

环球时报

    摘要:目前,国内缺煤省份主要采取拉闸限电、错峰用电来调整生产,尽量减轻电力不足给制造业造成的巨大压力。在目前电力紧缺、国内各省份缺煤停机“扩大化”的情况下,此次电荒对于中国国内经济将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近期,中国国内的“电荒”愈演愈烈,电煤储备不足、电能供需矛盾激化困扰着越来越多的省份,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17日称,这次“电荒”是2004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而且其严峻程度“尚未探底”。在国内通货膨胀和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将以何种方式闯过电力紧缺这道难关。

    从今年3月开始,国内浙江、湖南、重庆和贵州等省市就出现电力供应紧张、电煤储备下滑的问题。目前,“电荒”席卷多数南方省份,以及华东、华北甚至西北地区的部分省份。在即将到来的夏季用电高峰面前,一些省份预计将面对前所未有的用电困难,电力缺口可能会进一步拉大。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17日表示,这是2004年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次“电荒”,范围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保守估计全国供电缺口在3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两个安徽或三个重庆的发电总量。

     在目前“电荒”的日本,其可能预计的最大电力缺口也才1000万-1500万千瓦。因此日本《产经新闻》18日评论称,中国面临的电力紧缺“困难数倍于日本,一场历史性用电困难正在考验中国的神经”。

    煤炭价格上涨被视为这次“电荒”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国内能源需求不断扩大,国内煤炭价格持续上涨,价格甚至超越国际市场形成“倒挂”。一些国内舆论称“中国的高煤价在过去数年里一直悬在空中”。《产经新闻》评论称,中国的电力采购体制目前走的是“半道上的自由化”,即放开煤炭原料价格却依然严控电力价格,煤电价格之间严重脱节,因此造成的煤和电之间的“价格剪刀差”是造成此次中国“电荒”的根本原因之一。

    美国《华尔街日报》18日表示,目前日益加剧的长江流域旱灾导致水力发电能力下降,使得“电荒”进一步严重,国家电网公司相关专家也表示,如果水电能力因旱灾受影响,那么夏季全国电力缺口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到4000万千瓦以上。

    除此之外,中国日益扩大的能源消耗、经济过热和“不健康的能源结构”也被视为加剧“电荒”的主要原因。《日本经济新闻》18日称,中国近十年间经济和工业化发展最为强劲的地区也是电力供需矛盾最为激烈的地区,中国庞大的经济盘面、规模可观且耗能水平较高的工业正在持续“吃掉电力供应增长的蛋糕”。美国《华尔街日报》则认为,中国的能源生产太过依赖煤炭发电这个“篮子”,对于应对目前日益频繁化的国际能源危机来说,这显然是不利的。目前,中国煤电占电能生产的比重超过八成,而美国、日本等国为45%和50%左右。

    在“电荒”加剧、发电成本骤增的情况下,电价再次上调被紧急提上议事日程。尽管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目前表示,全国范围内上调电价尚无明确计划,但18日有消息称,发改委正在酝酿上调江西、湖南和贵州三省火电上网电价,每度电涨2分钱。日本《时事财经》5月18日对此评论说,目前中国面临通胀压力,由于电力供应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基础环节,如果处理不好,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预期的影响是巨大的。

    美国目前全国平均电费为每度9.83美分。2011年,法国民用电价为每度0.08欧元。国外电力企业电价大多和燃料成本直接挂钩,由于最近石油价格上涨,各国电力公司均加强了对电价的“燃料价格附加调整”,如日本一直就执行基础电费+燃料价格附加电费的收费制度,每3个月根据国际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制定一个“篮子指数”,据此对电费进行适当的调整。

    针对近日网上热炒的“电网暴利导致电荒”的说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外联部负责人张海洋昨日对记者表示,电网收入只占行业的28%,电网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仅4.5%远低于工业企业平均水平,不存在暴利之说。但在发电企业亏损的同时,供电企业却赚了个盆溢钵满。如在2009央企利润排行榜榜中,国家电网公司位居第4位。2010年,国家电网公司实现利润450.9亿元,较上年增加404.9亿元。在《财富》英文网发布的2010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家电网公司则位列世界第8位。同样是做电力市场,发电企业亏损,甚至不愿发电,而供电企业却斩获颇丰。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外联部负责人张海洋说,2010年国家电网公司的电力主营业务利润约260亿元,总资产报酬率3.6%,远低于我国工业企业平均水平,是“典型的政策性的微利企业”。不过,只要看看供电企业职工的工资、福利及分红,我们就知道此言多么虚伪,也知道供电企业“微利”的原因!

    国家电网副总经理舒印彪告诉京华时报记者,国家电网有2万亿的资产,400亿的利润并不高,电荒主要由电力供求关系紧张引起,和电网的利润没有关系,不存在让利的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前11个月,电网实现营业收入2.19万亿元,占整个电力行业的65%;实现利润总额592亿元,同比增长1828%,占行业比重为42%。

    据数据显示,在大面积限电的湖南,全省1417万千瓦统调火电机组中,目前可供出力的仅有700万千瓦的机组,相当一部分火电机组处于检修状态。而发电大省河南省火电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但却有1200多万千瓦的装机处于检修状态。发电不足显然导致或加剧了“电荒”,使“电荒”继续蔓延。

    既然发电企业亏损,而电网企业暴利,那么,就不能将负担转嫁给社会,而是应该将电网暴利转移一部分给发电企业,这才是合理的涨价方案。

 

 

电荒也是一种宏观调控方式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152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517日表示,我国正面临自2004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电荒”,范围和深度前所未有,估计全国供电缺口在3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两个安徽或三个重庆的发电总量。

从直观上看,造成我国“电荒”的主要原因是煤炭价格上涨,由于国内能源需求不断扩大,几年里国内煤炭价格持续上涨。目前市场电煤价格每吨已经超过重点合同煤价200-300元左右,购买市场电煤将造成电厂的成本急剧增加,原本资产负债率就很高的五大电力集团只能止步不前。

55日发布的《2010年度电力监管报告》显示,从2008年开始,五大发电集团(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火电三年累计亏损600多亿元。在多发电多亏损的情况下,我国的发电企业不能不采取产能“放空”战术。

因此,今年的“电荒”不是煤炭供应不足的问题,更不是发电企业产能不足,而是发电成本与电价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如果放开电价,让电价上涨,那么就要给当前较高的通胀带来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连续几个月通胀率超过5%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是绝不会让电价在这个关头上涨的。其结果,就只能是出现“电荒”。

与“电荒”现象截然相反的是,全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仍处于历史低位。据数据显示,在大面积限电的湖南,全省1417万千瓦统调火电机组中,目前可供出力的仅有700万千瓦的机组,相当一部分火电机组处于检修状态。而发电大省河南省火电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但却有1200多万千瓦的装机处于检修状态。一些发电企业因亏损不愿意发电,让发电机组闲置,或采取停机“检修”的做法,加剧了电荒。

电力行业的这种现象令人深思。从宏观层面看,如果真要遏制住通货膨胀的步伐,就非要对那些影响国计民生的大国有企业进行价格干预,管住了电价,就管住了经济运行。经济活动减弱,GDP会减速,通货膨胀也会降下来。

这里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要通胀,还是要经济增长?通胀是一种对人民的掠夺,电荒只是对消费的遏制,对生产的遏制。权衡利弊,我认为反通胀更重要。否则,放开煤价电价之后,通货膨胀又会形成一波燎原之势,整个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又将前功尽弃。

另外,电荒也是中国对能源和资源保护的一种市场行为。多少年来,我国的煤价电价过低,在很大程度上补贴了国外消费者。大量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廉价利用中国能源资源,将生产出来的产品廉价出口,补贴外国消费者。这实际上是在掠夺中国资源,长此以往,中国根本难以支撑。因此,电荒是一种自然保护。通过这种形式最终对要素价格进行调整。

总之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增长,已经走到了尽头。虚高的经济增长必须降温,你主观上不想降也得降,资源要素价格早晚是要管着你的。

目前,日益加剧的长江流域旱灾也在导致水力发电能力下降,使得“电荒”进一步严重。如果水电能力因旱灾受影响,那么今年夏季全国电力缺口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到4000万千瓦以上。

发展中国家能源结构性缺乏和供需矛盾正在成为常态化的全球问题。中国对此要有清晰的认识和心理准备。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5-26 10:44:09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三峡水库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24位 长江中下游的干旱不可能是三峡造成的 

长江中下游的干旱不可能是三峡造成的

三峡水库目前世界排名第24位

水博  

    最近我国长江遭遇到了50年来最大的干旱。恰逢此时,国务院又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强调要妥善处理三峡蓄水后给长江中下游带来的不利影响。这就不免让人联想到,当前长江中下游的特大干旱,是不是有三峡蓄水早成的?然而,如果我们具备一定的水利科学常识,并对三峡工程和当前的国内外的情况有所了解,我们就会很容易的发现“长江中下游的干旱不可能是三峡造成的”。  

    首先,大型水库蓄水后对大范围的整体气候的影响如何,不是没有结论的。不过,因为我们的三峡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所以,很多人想当然的以为三峡工程对气候的影响也一定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发现,可能影响气候的绝不是水电站的装机大小,而是水电站的水库。实际上,早在我们的三峡建设之前,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造就建设了很多比三峡大得多的水库(三峡水库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24位)。不仅一些大水库的水域面积和蓄水量要比三峡大几倍甚至十几倍,而且,它们大都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大水库对大范围的气候产生了某种影响。为什么只有在我们中国的三峡会出现例外呢?其实,大型水库蓄水后对气候的影响如何,应该是有明确结论的。也就是对库区周围有限的范围内产生类似海洋性气候的影响。由于大量水体的存在不仅蒸发量加大,空气湿度增加,同时对外界的气温变化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这种感觉相信任何一个曾经在水边居住过的人,都能体会到。  

    其次,三峡工程建成蓄水后对气候和长江中下游的水文情势的影响,即使是存在的,也应该是相对确定的。也就是说假设三峡蓄水后将造成下游的干旱,那么就不应该再出现完全相反的洪涝。然而,三峡工程蓄水至今,已经是第三年,但情况各异。2008年长江中下游相对正常。2009年长江中下游出现了严重的洪水,以至于某些省份遭遇到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江西省第二大河流抚河唱凯堤发生决堤等严重灾害。而今年的长江中下游又出现了严重的干旱。即使是你把三峡和下游建立机械的联系,三年来,你既不能说三峡建成后造成了中下游的洪涝,也不能三峡蓄水造成了中下游的干旱。这正好说明我们三峡的情况和全球完全一致,不可能大范围的影响气候。  

    不过,即便如此,也还有人说。三峡建成后,去年大涝、今年又大旱,这会不会是三峡工程造成的呢?更有相信风水、易经的迷信者,说什么是三峡工程动了中国的龙脉,所以,今后各种灾害就会不断出现。尽管,当前的某些现象,确实给这种迷信的宣传创造了条件,但是,这决不能证明所谓龙脉的迷信就是成立的。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去年遭遇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水灾,很多城市被洪水淹没。而就在前年澳大利亚又遭遇了特大的干旱,很多原始林区因为干旱少雨而发生自燃,造成了一系列历史上最严重山林火灾。损失惨重。那么澳大利亚的气候异常,是不是也同样因为中国的三峡工程造成的呢?其实,不光澳大利亚,最近几年来欧洲、北极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极端气候。就在我们今天长江大旱的同时,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正在遭遇特大洪水。  

    目前,全球的主流科学家(IPCC)一致的共识是,由于我们排放了过量的温室气体所造成的温室效应,世界各地的极端气候正在加剧。而我们的三峡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减排温室气体的工程。因此,我们非但不能说三峡工程加剧了气候的异常,反而应该说,建设更多的三峡工程,替代更多的化石能源,才是减少今后气候异常的最重要手段。  

    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三峡水库形成后造成的蒸发和渗漏,会加剧河流下游干旱。然而,事实上,任何水库的蒸发与渗漏,都绝不会加剧某一条河流的干旱。具体的理由我们分析如下:根据基本的物理概念,我们知道河流蒸发和渗漏量的大小,一定会与河流的水量、深度(渗透压力)以及水面的(蒸发)面积成正比。所以,一条河流的蒸发和渗漏量在每一年当中不同的季节里,肯定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洪水期的河流蒸发和渗漏的量最大,枯水期的蒸发和渗漏最小。  

    由于一条天然河流真正发洪水的时间非常短,所以,在洪水期产生的巨大蒸发和渗漏,并不会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而当我们通过建造水坝形成了水库之后,我们就相当于在某种程度上把河水洪水期的水量固定下来了。因此,水库蒸发与渗漏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把一条河流的洪水期的大量蒸发和渗漏的状态,从一个短暂的洪水期,延续到了水库的整个储水期。不过,一旦当我们水库的水位下降到了原来天然河流枯水期的正常水位的时候,我们的水库的蒸发与渗漏,实际上也回到了河流的自然状态。  

    由此来看,所谓水库的蒸发和渗漏,只是在河流在洪水期的水量增大后的一种必然结果。如果你要想保存住洪水期的洪水水量,你就必须要同时接受洪水期的蒸发和渗漏损耗。因此,当水库里的水量多于我们河流的枯水期流量,水库的蒸发和渗漏,当然要大于自然状态下的河流。不过,当水库里的水量等于或者小于河流枯水期的流量,水库的蒸发和渗漏量,也就一定会等于或者小于自然河流的蒸发和渗漏了。  

    由此可见,水库产生的的蒸发和渗漏,根本就不应该会影响到枯水期的自然河流的水流量。水库的蒸发和渗漏所能真正影响的,仅仅是我们水库保存洪水的效率。一个水库的蒸发和渗漏量越大,只能说这个水库的保存洪水的效率不高,或者说存水的效率损失比较大。对于一个有蓄洪补枯作用的水库来说,蒸发和渗漏只会影响蓄洪的效率,而不会影响到补枯的水量。除非这条河流的水资源已经紧张到了没有出现洪水的可能了。而我国的三峡还有繁重的防洪任务,因此,蒸发和渗漏决不会影响到长江枯水期的水量。  

    还需要说明的是,蒸发和渗漏并不是水库的专利。一个天然的湖泊或者一条自然的河流只要有水流存在,就会有蒸发和渗漏。不过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湖泊、河流的蒸发和渗漏不仅不是什么缺点,反而是河流最重要的生态功能之一。千百年来,世界上从来也没有人对河流的蒸发和渗漏,提出任何的过批评异议。不过自从世界上出现了以反水坝为目标的极端环保组织,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了能寻找和制造反对水坝、水库建设的理由,所以,蒸发和渗漏也成了罪状之一。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也许感觉不到河流的蒸发和渗漏对周围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但是,当我们坐飞机经过非洲尼罗河的上空的时候,我们就能发现在黄色的荒漠上,有一条沿着尼罗河的绿带。这一片绿色的生命区,就是尼罗河河流蒸发和渗漏的杰作。实际上蒸发和渗漏这种自然现象,不仅不能算是水库的缺点,而且还是水库重要的生态环境功能。水库的本质就是一种人工湿地,水库湿地的生态环境功能,主要就是要通过水库蒸发和渗漏体现。我国的二滩等很多水电站,建成之后让当地的干热河谷变成了绿水青山,就都是水库的蒸发和渗漏的功劳。这和尼罗河沿岸天然出现的生命绿洲,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同理,我们三峡水库的蒸发和渗漏,不仅不会影响长江枯水期的水量,反而是三峡工程生态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由于水库的蓄水减少下游河流水量并加剧干旱的情况,只可能出现在新建水库蓄水的初期,或者是在防洪向蓄水转化的期间的调度出现了问题的情况下。目前的三峡水库,完全没有这种可能。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5-23 09:25:53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美国新一轮危机7月爆发? 冲击比上次更强烈

美国新一轮危机将爆发 冲击比上次更强烈

环球网

2011-05-16

新危机冲击比上次更强烈

  我这样认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次债危机爆发后有消息说,美国政府把庞大有毒资产的处理在2009-2010年冻结起来,虽然在2009年初以后,我们在媒体上再也没有看到过有关美国如何处理庞大有毒资产的报道,但这些有毒资产肯定不会凭空消失的。一个标准的衍生金融合约一般是5年,所以2007年次债危机爆发时所形成有毒资产,应该是在2002年7月以前签订的合约,但是衍生金融产品的疯狂增长主要是在2005-2007年这个时段,比如根据有关报道,"信用违约掉期"这个衍生金融品在2000年的时候市场总值只有9200亿美元,到2004年增加到大约6万亿美元,但是到2007年7月次债危机爆发时,已经疯狂增长到62万亿美元。所以,如果2006年以前签订的衍生金融合约由于不能兑现,都能引起2007年次债危机那样的金融大海啸,那么,从今年到明年需要兑现的衍生金融合约则是上次引起金融海啸的有毒资产规模的十倍乃至更多,这场新危机的冲击,不是会比上次强烈得多吗?

  同时,在次债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一直在低谷中徘徊,失业率居高不下,使支撑庞大衍生金融品大厦的基础结构,即那些房贷、车贷、学生贷款、消费贷款等,有更多的人无力偿还。以房贷来说,由于房价在危机后下跌了40%,目前已经有80%的房屋价值低于贷款。根据美国有关机构的统计分析,如果房价回升10%,会有高达2千万套房屋被抛向市场,这样就会强烈压制住房价的回升。如果房价长期低于贷款,很多购房者就不会愿意背负这些负资产,到去年底,已经有超过500 万个家庭拖欠房贷在2个月以上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止赎"行列,房贷没有人还,美国金融体系新一轮的崩溃也是不可避免的。

  2007年次债危机爆发后,我们看到的还只是房贷方面的危机,到目前为止我们又看到了美国商业房地产危机、美国国债危机、美国地方债务危机以及美元的危机。这些新的危机形态,同样也是一个个的火药桶,会把美国经济拖向更深的深渊。

  以美国国债危机来说,以往的购买者六成以上是美国和居民,其他部分被国外的政府和私人买走。但是今年以来,美国新发国债的买主七成是美联储,其余就是中国、日本和英国这三个政府买家,而国内外的私人买家一个也没有进场。到7月份美联储QE2的6千亿美元就要用完,而2月份以来中国这个最大的买家正在离场,日本由于大自救正在从世界向国内调资金,也不可能继续买美国国债,所以美联储到7月份必搞QE3无疑,因为不如此美国国债就没有买家了。

  美国经济在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自新千年以来,更快速地向虚拟资本主义过渡,其主要特征就是用金融资产与其他国家交换实物产品。次债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金融市场一蹶不振,用金融商品交换实物产品的路子走不通了,所以被迫走到用还有信誉的美国国债来交换实物商品上面。但是国债越发越多,就越没有信誉,最终走到只能靠美联储发货币购买这条路上来,这就把美元的信誉也赌上了。一旦美元的信誉崩溃,美国物质产品的输入就会断流,美国经济就会走入一场比 1929-1933年更大的危机,因为当时美国是物质产品生产过剩,今天超过45%的实物产品是需要进口的。

北非动荡是金融危机的延续

  今年初以来,从北非到西亚,一场地区局势动荡在持续发展。我的看法是,西亚北非国家局势动荡有其内因,但还有一个共同的外因,就是美国的金融危机缺乏出口,为了挽救美国金融、经济和美元,美国必须在全世界制造动乱,以便把全球的资本赶向美国。所以西亚北非的动乱,与2009年出现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2010年从半岛到中国东海、南海出现的地区性安全危机,性质是一样的。

  在当今如果谁能让这个世界乱起来,只有一个国家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具有世界最强的情报与军事机器;在当今世界如果谁想让这个世界乱起来,这个国家还是美国,因为欧盟、日本和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想让世界乱,而是希望谋求一个能够长期和平发展的环境。但是美国不同,前面已经说过,美国在金融泡沫破灭后,庞大的有毒资产没有找到出口,金融市场由此一蹶不振,目前只剩下美国国债与美元的信誉,但是今年初以来世界各国的政府与私人连美债和美元也开始不认,美债被抛售,美元指数也从去年初的92惨跌到目前的73。

  我还要重复我以前一直所讲的一个观点,即美元的最大敌人是欧元,因此美国最大的敌人是欧盟。因为欧元资产池是当今世界唯一能与美元资产池等量齐观的投资场所,所以从美国离场的资本,首选是流向欧洲。去年在主权债务危机打击下,欧元在年初曾跌到1.2,目前又回到1.45,而且还有上升趋势,如果没有欧元对美元升值20%的背景,美元指数就不会从92下跌到73。

  去年美国把欧元从1.5的高位打下来,靠的是2009年末美国三大评级公司突然同时降低了对欧洲主权债务的评级。但是这招现在显然不灵了,因为从年度赤字对GDP的比率看,目前美国是11%,日本是6%,欧元区只有4%,欧洲显然比美国得多,但是美国评级公司仍然坚持给欧元区国家降级,却始终维持AAA级的美国国债评级不降,但是现在大家就是不买美债,所以评级这个工具已经失灵了。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场动乱会出现在北非而不是在亚洲或拉美。虽然,在亚非拉各个国家中都埋着许多"炸药",但是需要有人去点,目前这个"点火人"就是美国,拉美是它的后院,不能去点,东亚是它物质供应链的起点,也不能去点,但是北非一乱,立即会从经济与政治上牵连到欧洲,是打击与分裂欧洲的机会,所以要去点。

  北非对欧洲的影响首先是对欧洲石油供应的影响,因为的石油出口主要是对法、意等欧盟国家,所以战事一起,伦敦的布伦特油价立即比纽约的油价高出10美元。同时,利比亚和埃及都靠在苏伊士运河边上,战争引起苏伊士运河不畅,从海湾地区运送到欧洲的石油与从东亚运送到欧洲的商品就都受到阻滞,这些变化会引出对欧洲经济安全状态的负面判断。

  但是欧盟国家目前都被债务危机困扰,财政捉襟见肘,如果在利比亚进行一场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战争,对欧盟走出危机的阴影就是个严重的负面因素,所以对美国来说,利比亚的战争就不能像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那样速战速决,而是拉得越长越好,越长就对美国越有利,对欧洲越没利。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西亚北非的动荡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由于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不会让东亚和拉美乱起来,特别是东亚不能乱,不仅不能乱,甚至被溅上火星美国还会来帮助灭火,因为如果发生动乱,美国的物质产品供应就会受到极大影响。产油国在社会动乱后会断绝石油供给,而东亚地区的石油供给,超过六成来自海湾。东亚没有油,就是美国没有产品供给,所以西亚不能乱。

  欧洲始终是美国的心腹之患,如果主权债务危机打不倒,北非动乱也不能动摇,那么下一步制造动乱的方向,可能就是东欧了,这就深入到了欧洲的腹部,必然会对欧洲社会与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可拭目以待。

 

 

 

 



发件人:"刘忠良" <cnlonglzl@163.com>  2011-05-25 20:31:03 +0800 收件人: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继续限制生育或导致中国崩溃,鼓励生育是中国自救的唯一选择等(救国请转交中央或转发)

三十年间中国0-14岁人口比例从33.6%降到16.6%

刘忠良

    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数据显示,中国0-14岁人口已经降低到16.6%,这比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还要低(如果人均寿命相同,中国这个比例会更低),列入最低国家之列。中国人口已经形成非常危险的倒金字塔结构,这意味者未来中国将面临重老龄化和人口的崩溃式减少。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0-14岁人口占人口总量的33.6%,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降到27.8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降到22.8%,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又加速降到16.60%,28年降低一半以上,而近十年之内竟飞速降低27.2%(2010年少年儿童比例比2000年降低27.2%)!!

    如此迅速降低的少年儿童比例,只能用超低生育率才能解释,这说明中国的超低生育率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孩子是民族的希望,孩子是我们未来的支撑,孩子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孩子是未来中国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实力与竞争力的载体,孩子没了,孩子如此疯狂的减少,这等下去,中国还有未来吗?民族还能复兴吗?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如何发展?中国崛起如此持续?未来民生如何保障?

    中华民族的大厦犹如建立在流沙之上,中国未来的根基正在快速的塌陷,我们未来的发展也即将在不仅后崩溃,可我的绝大多数同胞们在计划生育几十年来全方面的宣传下竟丝毫认识不到危险,整个中国还在即将爆发的人口危机火山口上面狂欢,中华民族即将在无知无畏的狂欢中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5-2310:01:0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特大号外--美国公司宣布人类已经攻克癌症

美国公司宣布人类已经攻克癌症

CHN强国网

    合成的双链RNA进入肝细胞后,人体内的RNAi机制便会摧毁合成的RNA和任何与之匹配的、与肿瘤生长相关的信使RNA,阻止蛋白质的继续产生,从而使肿瘤停止生长....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阿尔尼拉姆生物技术公司日前宣布他们找到了一种能够治愈所有癌症的新型药物,首批接受临床试验的19名晚期肝癌患者病情都有较大好转。不仅如此,该公司称,假以时日,这种药物甚至有可能治愈一切疾病。

 首批患者反应良好

    今年4月,19名接受化疗但没有好转的肝癌病人开始服用这种名为ALN-VSP的新型药物。服用第一剂后的数周内,药物就已经很明显地开始阻止肿瘤产生自身生长需要的蛋白质。 到今年6月,阿尔尼拉姆公司称,通过“唤醒”人体自身的一种很少使用的免疫防御系统,ALN-VSP成功切断肝癌患者体内肿瘤62%的血流量。在治疗肝癌时,传统药物一般使用消除致病蛋白质的方法,而ALN-VSP则通过核糖核酸干扰(RNAi)疗法直接阻止细胞生成致病蛋白质。

 唤醒人体自身防御机制

    科学家在研究中还发现核糖核酸(RNA)和脱氧核糖核酸(DNA)之间一个奇妙的联系———如果说DNA对蛋白质来说是一张图纸,那么RNA就是能够下达指令的建筑商。RNA把DNA上的基因复制成单链的信使RNA,再由它向细胞传递信息继而产生蛋白质。

    1998年,科学家发现了核糖核酸干扰(RNAi)机制,原始生物就利用这个系统来甄别和摧毁病毒双链RNA和病毒信使RNA。研究人员发现,将一小段双链RNA引入细胞即能触发这一埋藏在人体内的古老机制,使RNAi再次发挥停止生产特定蛋白质的功效。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说RNAi具有治愈包括癌症在内的许多疾病的能力,这些疾病的特点一般都是由病变细胞产生过量的常见蛋白质所致。从理论上说,操控RNAi来杀死蛋白质并不难。比方说,ALN-VSP内就含有合成的双链RNA,它与肝脏肿瘤用于编码两种蛋白质的信使RNA相匹配,那两种蛋白质分别是促进肿瘤血管生长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和加速肿瘤细胞快速分裂的纺锤体驱动蛋白(KSP)。

    合成的双链RNA进入肝细胞后,人体内的RNAi机制便会摧毁合成的RNA和任何与之匹配的、与肿瘤生长相关的信使RNA,阻止蛋白质的继续产生,从而使肿瘤停止生长。

有望“包治百病”

    除了在癌症领域的应用,这项能攻击单个基因的技术还在其它医学领域掀起一阵RNAi疗法旋风。目前,阿尔尼拉姆公司已经将这种疗法用于亨廷顿氏舞蹈症、视网膜黄斑变性、肌肉萎缩和艾滋病等疾病的研究。 核磁共振扫描显示,使用ALN-VSP疗法后,肝脏肿瘤中的血流量明显减少。

    加利福尼亚州知名分子遗传学家约翰•罗西称,RNAi疗法有望在两年内成熟。由于首批试验效果相当好,ALN-VSP有望成为首批基于RNAi理论而推向市场的药物。罗西表示:“我认为RNAi疗法对所有的病都有效。”

 

 

 

 


中国要吸收国外好的营养

----在中国文化重建论坛上的讲话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仲大军

2011年5月

     我同意黎鸣先生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资本主义的弊端,抗衡了资本精英的专政。由于马克思主义唤起劳动群体的权利意识和集体抗争,抵制了资本精英群体的骄横和贪婪,使劳资力量相对达成平衡,使劳资矛盾得到化解,双方在抗衡中达成和谐和妥协,最终避免了西方国家的内部冲突。

    我去年底到德国的汉堡,跟当地的学者聊天,他们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水手已经起来武装暴动了,工人的革命一触即发,可是为什么德国避免了革命,就是因为德国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妥协,两者达成利益的平衡。所以说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两种力量的制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制衡,资本主义可能走向极端的贪婪,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矫正了资本主义的弊端。东方国家只学了马克思主义暴力和阶级斗争的地方,只学会了专政,而没学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平等、官员一律要进行普选的好的政治主张。

    这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不能只学一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完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民主平等的精神,官员要实行选举的原则。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要腐败腐化,就可能变成封建官僚资本专政。

     针对老徐的一些观点,谈一下我的看法。我们有没有能力重建?许多价值体系几千年都已经形成了,好像没有我们再想象的空间了。中国现在基本上存在着三大体系,第一马克思主义,第二西方民主自由共和,第三就是传统的儒家的体系。中国未来就是从这三大体系中进行综合选择。所谓新体系,就是一个综合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有一些东西中国没有做到,马克思写的几本书,都清清楚楚的提出了普选制,所有的政府官员必须是全民进行普选,这表明马克思是非常讲究自由民主平等的,可是就这一条,苏联实行了吗?中国实行了吗?你实行的仅仅是马克思专政的思想,阶级斗争的思想,残酷的阶级斗争,实行自由民主的选举制了吗?所以,像王先生刚才那样完全谴责马克思主义这种做法也很极端和偏激。我们要有一个合理的认识。中国只搞了阶级斗争,搞了专制,只实行了马克思的一样主张,没有实现他平等民主自由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还是非常讲究人性的。

     中国现在真是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口。最近有一篇文章,说各派纷纷亮剑,左派,右派,自由派,纷纷亮剑,有重要人物提出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向改革开放前的意识形态回归。陈奎元的文章也激起了另一派激烈的反抗,中国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又到了一个白热化的时刻。

      我们今天谈了很多意识形态,非常有现实性,到底用什么思想去达成共识,维护国内团结?成了最重要的事情。今天的中国,派别林立,如果说22年前,整个社会呼声还是一边倒的反腐败,那么今天在道路和发展去向面前已经分出了几大集团,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与当今的普世价值,已分化得非常厉害。用什么观点统一这么多群众呢?这是今天理论需要重建的任务目标。

      我们是提供思想的,提供舆论的,提供见解的,难道给大家一个幸福的概念就能解决问题了吗?我发现今天的社会有太多的不幸福了,我上新浪网的微博说了一句话,然后遭到一群的谩骂和攻击,社会已经打成一团了,这个社会危险到什么程度,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我深深感觉这个社会矛盾冲突,就像坐在火山口一样。

      现在的问题是,正确吸收各种学派的好的东西,不管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好的东西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东西也要学,我们学习好的东西,摒弃坏的。现在所有的体系都不是完美的,都有优点和缺点,比如说我们批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如此贪婪,但它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它是按股分红的,按资本来分配的,而这个分配原则是建立在人权平等基础之上的,不是以权力和权势来分配。我们中国现在的分配有的是靠等级,靠特权,靠势力。这是资本主义吗?不是。所以说我们中国现在既要学马克思主义好的东西,也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东西。

     中国走了几个极端,今后中国要放弃极端,并且吸收西方真正好的东西,譬如互相尊重对方的信仰,尊重他人的言论自由,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各种力量才能达成和谐,和睦相处,并行不悖。否则中国现在非常危险,危险在什么地方,因为各派都是非常专制的,都是互相攻击,不尊重对方的思想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禁锢一放开,社会马上就会一片大乱。如果说没有一个互相尊重,都不收敛自己,都想以自己的主张强加给别人的话,中国现在的确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制度很重要,需要有一个宽容的政治制度。但我现在认为,人民的教育和反省也很重要,修身和道德很重要。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5-21 12:31:53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王文:自己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

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

《环球时报》资深编辑  王文

2011年5月

    这几年连续做了几次偏左的课题,经常反思自己的价值观趋向,自己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有时候也自称是“中左”,但有时对于政治、经济的看法也是偏“右”,过于自由化,对国内一些政治、经济与社会之痛,更有切肤之痛,咬牙之恨。这种“恨”不压于1999年在大学时贴“小字报”与中文系学生数轮大辩论时的激情。

    不过,随着年龄增长,那股愤怒被慢慢消磨,就像那句话,如果你30岁之前不愤怒的话,你完了;如果30岁之后还愤怒的话,那么你也完了。我想,我的确是过了愤怒的年龄了。但这决不仅仅只是年龄所促,还在于本身对中国当下社会需要稳定的内在认同,更在于我对自己这些年在交往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改革派(或称自由派、右翼)人士的一种怀疑与自发的失望。

     记忆中的第一次失望来自于一位10年前在某报办过专门揭露社会负面、以批判见长的著名“周刊”的一位主编。那是我刚进媒体圈没多久,在一次有诸多年轻媒体人与学生参与的沙龙,这位当时已经下台的主编当然是我们席间媒体界“少男少女”的崇拜偶像,尤其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漂亮小女生。主编高谈阔论,小女生坐在其旁,投以仰慕的眼神。不一会儿,这位主编便开始偶尔拍拍女生的小手,搭搭小酥肩。再过一会儿,等大家不注意,牵着女生小手就坐到一旁去了。接着又带着女生离开了餐厅。我无意以“此处省略多少字”来猜测他们后来的剧情,但当时这样的情境对于我的冲击是巨大的,这人怎么这样呢?还处于愤怒期的我,应该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

    第二次的印象比较深的失望来自于一次“普世价值”的研讨沙龙。大概是2007年前后,当时的知识界这个话题非常热门。那个会议聚集了几乎国内大多数顶级的改革派人士。当时我见到一位很牛的新闻学教授,很敬仰地向他递上名片,没想他立刻回了一句:你们太国家主义,最终与政府***同污合流。这样的无礼待遇我不是第一次遇到。

    2008年,在华盛顿,同被美国国务院邀请的一个媒体人项目上,我遇到南方某家号称要做中国最好报纸的评论编辑,他那里被圈内视为“自由派”大本营。我职业性地与他交换名牌,结果得来的第一句回应是:你们这个愤青报。惹得同在现场的他们报系同事非常尴尬,连忙代表他对我道歉,并转对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向王文道歉。至今我没有得到他的道歉,不过他的名片我还是依然保存着。

    那位新闻学教授我在一年后在另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又见到。当时是讨论如何提升话语权问题,我发言的其中一个看法是,现在中国国家领导人动辄接受国外大媒体的专访,应该把更多机会留给国内大媒体。这位教授还没等我发言,就严辞反对,认为那样的话,国内媒体“非得打起来不可”。我理解他的话外音应该是,这样的专访机会是不可能也不允许更不配给国内媒体的,国外媒体才有资格拿到。

    回到在那场“普世价值”的会,一位来自长三角一带非常著名的教授上台发言。第一句话就说,现在一些人不认为世界上有普世价值。我觉得太荒唐。我现在建议,在场不承认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的,请给我出去!!他几近是以狂吼的声音在发言,我坐在下面差点没把刚喝得水喷出来。他这叫做民主自由吗?

    另一次比较印象深的失望是在今年初的一次在中国某顶级大学的博士生沙龙讨论会。主讲嘉宾是国内几乎是最有社会知名度的自由派学者,他讲拆迁以及县级法院改革。一位专长研究民主理论的该校博士生对他提出异议。讨论很热烈,基本被我视为是一场难得的思想大碰撞,结果当然是这位学者以激动的语调、高亢的嗓门、还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取得场面优势和最后胜利。这也很正常,他的确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渊博知识与经历的学者,这些年也做了不少事。但没想到的是,他把这次讨论“缩写”成三条百余字的微博。在他的描述下,这所名校的博士生甚至就是“准政客”,对他的批评是因为“自己想当官”,等等,结果引来数以千计的转发与陪骂,骂那个博士生不像话,太官僚,随带着讽刺了他们的学校,等等。我不想说,这位学者是有意想压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也不想说这样是否有必要,毕竟那只是一场正常不过的学术讨论会嘛,但我最想说的是,他微博中说的话绝对不是当时的现场真相。我以我人格与生命担保。

     我并不是说,改革派(自由派)学者的品行都令我失望。有很多人都值得我尊敬。比如,我几次长谈的马立诚先生,是一位温文而雅的长者;许知远兄,每次有多人聚会时,他都会寡言,一直在听别人说,这样的品质很值得我效仿。但我又不得不说,我所见过的自由派们不少还是属于“宽于律己、严于律人派”。他们对社会、对政府大肆批判,并认为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天职,而且认为中国存在着太多的劣根与弊端,需要大力改革。

     这些观点我都认同,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自己都有身子不正之处,又怎样奢望别人影子不斜呢?是否有必要检讨一下自身,是否真正在践行本身所坚持的民主自由理念?是不是以一种专制行为在讲民主?是不是在不自觉中犯了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毛病?是否所呐喊得是一种装腔作势呢?

     最近一些年来,许多人都担心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民主声音式微,自由派在衰落,等等。这样的趋势有大环境的原因,比如中国人自信心恢复、国力持续上升、金融危机揭穿了美国的真面目,等等,但是如果用层次分析法,是否有可能除却在国际体系、政府政策、社会等层面之外,再考虑考虑自由派个人的自身原因呢?是不是他们个人过于“道貌岸然”,把越来越多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让自己陷入显得“少数派”的困境中呢?

     我的记者职业让我有机会接触许多左右两翼的人,我知道这种“两分法”是粗糙的,而且左派也有不少令我失望的学者,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品格与德行在自身理想实现过程中,显得尤其重要。改革的呼吁需要广大的追随者,这是一种自由派必须具有的软实力,就是要让追随者们信任,并愿意为他们的改革理念跟随其后。但是,如果让追随者们认为,他们是一群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国家又怎能托付给他们呢,那么,自由派的衰落也会在所难免。

      事实上,过去的20多年,普通老百姓越来越少地怀念21年前的事情,除了本身的社会政策与宣传限制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21年来那批人的表现让人们心寒。我不至一次听到有人说,幸好那时没把国家交给他们。

     我现在依然觉得,价值感的分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沟通与理解。就像今天有位自称“中右”的朋友发微博骂我,我电话礼貌地请其删去人身攻击的那些话。他很吃惊,欣然答应并解释道那是酒后失态,还说没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心平气和地说这个事,而我之后也短信相邀与之过几日餐会。我想,这应该是左右两翼人相互沟通的一个案例吧。可惜的是,在当下中国,两派之间能够相互平和沟通的机会太少了。

     说白了,其实还是一个公民素质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做人问题。比如,不相互辱骂,不骄淫欲奢,要通情达理,要实事求是,学会相互尊重,要遵纪守法,等等。这些素质对当下13亿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大难题。对于广大自由派改革派来说,要做到这些的难度,其实并不比13亿中国人都做到更容易。

     中国要走得路还很远很远,让我们慢慢来吧。

 

中国“自由派”的问题

《环球时报》资深编辑 王文

2011年5月

     从学理上说,自由派的对立面应该是保守派。甘阳写的《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看了你就会更明白了。什么才算自由派?简化地讲,就是主张“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的知识分子。但现在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要怎样程度的“自由”,要什么样形式的“民主”,这个存在巨大的分歧。

    现在中国“自由派”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于,除了缺乏私德外,还有一个大弊端,就是他们想垄断“自由”、“民主”,并将之狭隘化。换句话说,只有他们讲的才是“民主”和“自由”,或者说,只有他们才是爱“自由”与“民主”的,但他们讲的那一些无非是西方式的尤其是美国式的那一套,比如,必须三权分立、必须搞普选,必须搞两党制,等等。这些看上去很美,但一到中国现实,就会变得很残酷,甚至行不通。而且,即使是他们说的那一套,还原到美国的身上,也不是那么完美,也存在很多问题,有的甚至比中国的问题更多。所以,不赞同这些“自由派”主张的人,就努力地寻找中国自己的道路,就像当年美国人寻求有别于英国的道路一样。事实上,过去的30多年,这种探讨是成功的、有效的。

    但“自由派”开始不满了,一些学理上的“自由派”开始进一步理论阐述,再次进行现实批判,这种方式我是支持的,大家争论,真理越讨论越明白,而且中国现实的确太需要有针对性的、建设性的、真诚的批判了;然而,另一方面,一些“伪自由主义”者开始大加笔伐,开始谩骂、造谣、诬陷不同意他们的人,他们有的想打造自己“好人”、“有勇气的人”的形象,有的是因为过去受到自认不公待遇的一种情绪反弹,把那些不同意他们的人视为“坏人”。

    这些人的行为,为那些“自由派”跟随者带了很坏的头,那些跟随者以为,他们的“自由派”精英都这样了,当然自己也可以乱加辱骂,甚至还以“对于坏人,就应该骂”为理由,这成了网络语言文化日趋垃圾化的重要原因。所以,这段时间我批判“自由派”,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带好头,起到一个表率作用。这样他们的批判才更有现实价值、建设意义。

国家主义的重要性

    对于中国人来讲,国家是最重要的,国家乱了要自由又有什么用,自由只是相对的自由。

    这位朋友与我一样,都是国家主义者。我相信,当前这个时代,国家对个人的安全依然是最重要的、最后的、平时却感觉不到的屏障。看看现在的利比亚、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就会知道了,国家有多么重要。即便在美国,这个相对自由也是被反复提起。其实就是一种“有秩序的自由”。

     在此,我向你推荐一本书,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安尼-玛丽·斯劳特教授写的《这才是美国》。此书讲得最多的是“有秩序的自由”,只有那样,“美国才是美国”。三年前她完成了这本书后,震动全美政界。2008年时我在美国,大家都传,如果麦凯恩当选,安尼一定是一位国务卿。2008年初,我听过她的一场讲座,还向她提过一个问题,她听完后非常感兴趣,结束后专门找我探讨。这个教授非常有气质、也是一个标致的中年“美女”,呵呵。后来,麦凯恩选战败了,但奥巴马惜才,毅然把她招到了麾下,委以美国国务院政研司司长一职,以后我想她一定还会有重用。我建议你再读一读她的著作,看看美国顶级思想者心中的“国家主义”是怎样的,其实与咱们想的很相似。

    中国未来理想的制度架构,一定比当前的西方制度很复杂、更有效,毕竟中国要治理13亿人,但一定不会是西方那样的。中国民主化道路是对“政治学理论”的一次创新,正如中国经济发展也是对“经济学理论”的一次创新一样。谁研究透中国,谁就是21世纪的理论大师。

微博未必是个好东西

    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呢?比如,私德、垄断“民主与自由”、包容、民族自信,等等。

    中国社会是哪个思想派别占主流?是左派还是右派?我觉得,从人数上看,任何大国都有一个保守化的趋势,“自由派”即你所说的右派,这些年在中国衰弱是很明显的。一是他们基本上退出决策圈,他们不了解政策形成的艰辛与妥协的过程,因此他们的批判有一些不着边际。有时被决策圈里的人笑话。当然,我这么一说,可能会被“自由派”说成是“被打压”,但我宁可相信,这是中国发展自然选择与相互建构的结果。

    二是“自由派”在高校内也不是主流,尽管他们中有许多优秀的学者。但另一方面,“自由派”在舆论场上却有优势。诚如我前面所说,他们的主张与许多人的抱怨发生共振,而且他们标榜的“自由”口号也有迷惑性,这样,舆论场上他们显得声势很浩大。

    网络民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沉默大多数”是不发言的。网络民意不一定代表民意。关于微博,我赞同沈逸的判断,“微博未必是个好东西”,非常理性和有深度的文章,推荐一下。

中国不算极权体制而是分权体制

    在一定程度上,我宁愿相信,左右两派都是为了中国未来更加繁荣与富强,只是他们认为的路径不一样。但现在,就是因为双方所持观点大相径庭,导致了相互间都怀疑对方有可能会搞乱中国。尤其是右派,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们以“反左”为目标,(因为中国大陆长期为“左倾”思潮所垄断),从美国引进的“自由”、“民主”等口号,并以“自由派”自居。他们在批判当下中国发展状况时,过于崇拜西方那一套东西,又常常得到外界尤其是西方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甚至政府机构的支持甚至资助,所以,“右派”或者说是“自由派”常常被攻击为“卖国”、“汉奸”。久而久之,“右派”的一套变得更值得爱国人士的怀疑。

    对此,“右派”人士只能反击,认为“左派”是捍卫极权体制,无视当前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事实上,这是“自由派”对左翼的抹黑。当下体制不能算极权体制,事实上是分权体制,“批判当下”也不是自由派的专利,左翼人士也在批判当下,甚至一些极左的人士认为,当前的中国非常糟糕,应该回到毛泽东时代。这两种极端派我都不太赞同。

     对于政治体制,我在“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坏人”的两篇文章中都有叙述。简单地讲,中国需要改革,但改革需要循序渐进,激进的主张在中国行不通。关于中国政治体制与市场矛盾,我认为这并不构成当下中国问题的核心,任何政治体制与市场都有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看,两者的矛盾在美国更尖锐,即美国的政治体制无法掌控市场“恶”的一面,以至发生了1929、2008年两次百年来最大的世界金融危机。

    市场的确有“恶”的一面。中国不要重走美国的老路。

 





发件人:"wujian" <wujian2004_3@hotmail.com> 2011-05-21 01:30:21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以下是一个身居海外的中国人对当今中国思想界纷争的一点陋见

对当今中国思想界纷争的一点陋见

武坚

2011年5月20日

大军先生:您好!

    非常感谢在您主办的大军网上刊登我的几篇文章。以下是一个身居海外的中国人对当今中国思想界纷争的一点陋见,希望能够借助贵网刊登。

     当今中国思想界的分歧已势成水火、互不相容。究其原因,既有学术争论的方法问题、也有价值预设的分歧和利益依附主体的不同。

     相对而言,学术争论的方法问题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学术理论的分歧并不可怕,有分歧才能够推陈出新。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正是来源于多元化的竞争和对异端的宽容。中国学术界当下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对争论和评判的方法形成共识。关于学术争论和评判的方法,诸多学者已经提出了比较一致的建议,就是:用“遵循基本的学术辩论规则”和建设性的互动取代情绪化的发泄和谩骂。个人以为,转变的关键是:用“有效性”而不是“主观认定的对错”作为评判各派主张的基础。

    具体而言就是:运用事实和逻辑来阐述和分析各自的观点,通过公开的和理性(非情绪化)的阐述和分析,将各自的理论(价值)预设、与历史和现实的吻合程度、对未来的趋势预测和可能影响无保留地呈现给公众(全体社会成员),相信公众的判别力,让公众在比较中判别各种理论的优劣。[注:这种方法类似于美国刑事案件中普遍采用的“陪审团” 制度。]

    较为复杂的是利益依附问题。每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在本质上都必然地依附于某个利益群体,所有的理论都必然地服务于其所依附的利益群体。在社会科学领域不存在“价值中立”和“价值无涉”,那些极力鼓吹“价值中立”和“价值无涉”的学者实质上是企图掩饰其价值取向和利益依附。通常而言,不敢公开价值取向和利益依附的种种掩饰都具有令人质疑的虚伪和诡诈。

     依个人所见,当今中国的学者在事实上被“依附于本土势力还是依附于跨国势力”、“崇尚无限度扩张(扩张型)还是崇尚适度节制(内敛型)”这样两个维度划分为四个群体:“毛泽东式社会主义派”(其特点是植根于本国劳工阶层、隐含地承认人类社会正面临阶段性扩张极限、注重社会平等、主张公有制和集体主义、反抗跨国势力侵入)、“权贵资本主义派”(其特点是依附于本国政府管治集团、主张强势政府和在政府主导下的权贵私有化、鼓励权势阶层无限度扩张、实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精英化主张)、“与国际接轨派”(其特点是依附于跨国垄断资本势力、崇尚“比较优势”理论和“与国际接轨”、鼓吹“经济全球化”和与之配套的制度改革)、“本土自由派”(其特点是本国工商资本阶层的代言人、默认人类可以无限度扩张、注重个人权利、推崇私有产权保护、主张宪政改革)。

    “毛泽东式社会主义派”注重社会平等的主张,在陷入公正性困境的当代中国特别能够唤起底层民众的认同,这也是其对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重要贡献。然而它用于解决现实困境的手段——公有制和集体主义忽视了“人之自利”的本性。事实上,毛泽东时代的30年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脱离人性本能的乌托邦式幻想必然失败。“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国内学者已多有论述。概括地说就是:自利的个体在这种经济制度下必然衍生出“投机取巧”的应对策略,其宏观表现是众所周知的“大锅饭”、“平均主义”,其长期效应是企业的生产效率逐渐下降、技术水平长期停滞。

     “权贵资本主义派”是当今中国的主流派,这一派秉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精英化主张、并将其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极致。此一主张虽然促成了“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但是也引发了当今中国广泛的社会危机。权贵资本主义应对全面社会危机的策略可以概括为两条:或者对内镇压、扼杀反抗势力;或者对外来扩张、向外转嫁矛盾。前一条策略只会导致政权的覆灭。任何与人民为敌的政权都会被淘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代的世界历史都是最好的脚注。后一条策略,也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第二和第三德意志帝国、昭和时代之日本帝国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 

    “与国际接轨派”的经济全球化主张、以及“比较优势”理论和政策,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功不可没。但是刻意掩盖跨国垄断资本的本性和真实意图,则产生出“使中国经济具有越来越强的依附性”的巨大负面效应。

    “本土自由派”所主张的“注重个人权利、推崇私有产权保护、推进宪政改革”是当今世界各个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共同道路,在当代被视为“普适价值”。令人遗憾的是,主张这一“普适价值”的中国学者普遍地(或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各个发达国家都曾经实施过“残酷对外扩张”的历史事实。事实上,这一理论的基础是“对外扩张”:没有通过对外扩张所获得的利益输入,宪政国家必然陷入激烈的内部争斗和腐败的金权政治的陷阱中,菲律宾和泰国就是最好的例证。然而在当代,“地理空间的扩张”必然会被冠以“新殖民主义者”的名号、遭到来自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共同指责。唯一的可行方案是“技术领域的扩张”——借助先进技术实现对资源的深化利用、像二战之后的日本和德国那样依靠广泛的技术进步实现国家的和平崛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实施这一方案,需要中国经历一次包括文化思想(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全方位变革,需要中国政府与民众精诚的合作和长期的艰苦努力,需要在“全球正义”的层面上展示中国崛起的合理性。

     在此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尽管当今中国思想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但是尚缺席真正关注人类共同体命运的主张。对于中国当下问题的过度关注,使得中国的学者们普遍缺乏“人类共同体”意识和“社会发展可持续性”意识,未能看透中国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以扩张为主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当代遭遇到不可持续困境的“中国化表现”。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绝不是中国自身的独特问题,而是具有全球共性;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有效方法不可能存在于已有的“民族国家现代化”理论体系中,而只能在“人类共同体”层面和“可持续发展”境界下探索和创建。那些能够有效解释历史事实和预测未来趋势、能够有效解决人类共同体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理论必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除此之外的各种主张,都会由于各自的缺陷而成为过眼云烟。

     随信一并寄出几篇前些年写的文章——《<生存与超越>内容简介》、《决定现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四个因素》、《当代中国的公正性困境》、《当代中国的政府管治困境》、《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思考(目录)》、《永别了,超验的、形而上学的哲学!》、《经济“虚拟化”与金融垄断》、《全球化的困境与可能的前景》,敬请斧正。

    恭祝夏安!

    武坚,2011/05/20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5-23 10:10:51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南方系异类徐雅玲:据说已被南方系辞退

    我们的感觉是,南方报业集团旗下毕竟不少人,虽然主体、主力、头头基本都是西奴,但总不能全部是西奴吧,当年侵华日军里头都还有几个日共为中共提供情报呢。果不其然,徐雅玲记者就表现了一位正常媒体人应有的正常智慧,有着冷静客观的理性分析,而没有像她同事那样被原教旨西方教义给洗脑和毒化,南方系为了那套意识形态已经一点真话都听不得了,别人说句真话,就要玩老命要去围攻撕咬人家,下作猥琐的一塌糊涂。老实话,我们支持徐雅玲记者,但对她这种健康因子能否挣脱南方系整体的恶劣环境甚至绝地反击成功,很不乐观。当那种悲观被验证以后,说得凶狠点:等广东党政上层有所处置以后,南方系还是整体解决的好,一个个清洗太麻烦,还是从头再来爽利。

    超脱南方系,整体看媒体和媒体人的话,尊敬的徐记者也很直言不讳指出了“新闻利益集团”这个要害,这尤其显示徐记者层次远超出那些标榜着“公器”却把媒体当作渔私利和疯狂专横打人的西奴媒体人,能理性全面认识自己,甚至能做出相当深刻的反思,实话说,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而徐记者做到了。让我们像她以及她这种坦诚和反思致敬。

拒绝妖魔化毛时代

----是是非非1949-1978

南方系异类  徐雅玲

2011年5月23日

     毛的时代没有知识分子所喜欢的那种民主自由,但那个时代也没有贪污腐败,没有妓女、没有吸毒和黑社会,没有艾滋病,没有官商勾结,没有包二奶,没有豆腐渣工程,义务教育学费很低,看病有公费医疗,医生也不拿红包,还深入乡村去给农民治病,这些条,今天的社会能做到其中一条,都很了不起了。

    我可没主张要复辟毛时代,我主张要恢复毛时代好的东西。我承认今天的时代相比过去总的来说是进步,我只是主张不要从偏见出发,一概否定毛的时代,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功绩,做到了一些这个时代做不到的事,值得今天去吸取经验。再说,是毛时代饿死人多呢,还是毛之前的时代饿死人多呢?

关于工业化与奠定基础

    正是由于毛时代为中国奠定了这样强大的基础工业,所以改革开放后,才会有强大的中国制造。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毛时代没有为中国奠定钢铁工业,改革开放后,外国要将电器制造业转移到你这来,你没钢铁,怎么造电器,造轿车。如果没有毛时代为中国奠定的基础教育体系,以及这个体系所培养出的广大熟练的产业工人,发达国家也不会把产业转移给试想如果还像民国时那样,八成中国人是文盲,你的工人样样不会,转移过来干什么 培训成本又会多高。

    比如工业化需要修铁路,如果土地是私有的,如果是在民主体制下,你要征一块地修铁路,要进行产权谈判,要讨价还价,那你这个铁路十年二十年都修不起来 印度的铁路就是这样,47年印度独立时,它的铁路就快有十万公里了,而中国49年建国时,铁路只有两万公里,而现在,中国的铁路里程已经超过印度。

    因为印度土地是私有的,你要征块地修铁路,难于上青天。工业化原始积累时代奠定好了基础,现在是开花结果的时候,是让人民享受牺牲的回报的时候了。就好比你为了考大学,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复习功课,这很痛苦,但是必须的,否则你就考不上,但在考完了之后,你就不能在三天三夜不睡觉了,否则人就要垮了。

    工厂国有化,农村人民公社化,大跃进,三面红旗,都是为了这一切,就是筹集中国工业化的启动资金 对内掠夺是很残酷的,让中国的农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今天回头看,当时要是不这么做,你说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包括对私人资本的国有化,也是为了这个目标。

    如果像西方国家传统的道路,靠私人资本慢慢滚动积累,先做轻工业赚点小钱,把钱慢慢地存起来,存到一定程度了再去搞重工业,能源工业,那效率太低,时间太慢长,西方走这条路花了两三百年,中国要是那样,今天的中国很可能还没有大庆油田,没有长春一汽,更别说还要赶超西方人,所以毛采取的办法就是,

     当然,肯定毛当时的工业化战略,不等于说我们今天也要沿续他的做法,因为时代变化了,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在让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现在是应该反哺人民了,尤其是反哺农民。不是毛,我们现在还在南京大屠杀的时代。要不是毛时代奠定的教育基础,改革开放后,发达国家会把产业转移到中国来吗。

关于集权

    当时的历史阶段,就没法搞民主自由,只能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将所有权力集于政府之手,借政府,国家的力量,将所有民间的,社会的资源集中在国家资本手中,以此快速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原始积累。

    当年为了工业化,为了集中资源,说得难听就是为了对内掠夺,为了打造强大的政府和国家资本,把人民的民主自由也剥夺了,这是事实,但在那个时代,也别无他法,但现在再这么干就不行了,再这么集权下去就失去了合理性了。因为痛感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惨痛,所以毛立下雄心,要快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要赶超西方大国 但问题是,工业化的启动阶段,资金从哪来,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异乎寻常的环境上起步的 不可能像欧美日本早期工业化那样,靠对外侵略,开拓殖民地来完成原始积累。

    作为一个政府,其主要功能在于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效率与公平却又天生的矛盾。当时为了追求更快,更好的追上西方国家,所以更多的追求了效率,相对牺牲了公平。

    也不可能像四小龙那样,靠外国扶持站立起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工业化,这么庞大的工程,哪个外国支撑得起更别说有实力的大国还不想你工业化,你强大了对他们有啥好处。说到底,工业化的终极目标,也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富裕,安康,不受人欺负,有尊严,不会让鬼子随时打进来搞南京大屠杀。当年日本就是靠侵略中国和朝鲜筹集工业化的原始资金 光是甲午中国战败,赔给日本的银子就够他们花多少年了 你以为一场二战就能把日本的基础给打没了?

关于一代人的奉献

    所以既不能对外殖民,去掠夺别的国家的资金,又不可能依靠某个大国的扶持,那么中国的工业化童年,资金从哪来,靠民主自由能搞定吗。所以毛就选择了一个同西方工业化完全不同的模式,既然不能对外掠夺,那就只能对内掠夺,掠夺中国的农民。工厂国有化,农村人民公社化,大跃进,三面红旗,都是为了这一切,就是筹集中国工业化的启动资。所以既不能对外殖民,去掠夺别的国家的资金,又不可能依靠某个大国的扶持,那么只能掠夺中国的农民。对内掠夺是很残酷的,让中国的农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今天回头看,当时要是不这么做,你说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包括对私人资本的国有化,也是为了这个目标。

    实行这种对内掠夺,让农民,私人资本付出这样大的牺牲,当然是不得人心的,但为了中国复兴的长远未来,他也只好背这个黑锅。而毛认为,必须坚持掠夺农民的工业化战略不能停 他认为不这么干中国就不能快速完成一些工业化的基础工作 知识分子通常是有独立思考的,难免很多人也对毛的这个战略看不惯,提出反对意见,比如梁濑溟 梁濑溟就说现在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 当面和毛辩论。

    因为他不是西方式的政客,被选战和选民情绪所左右 有些事,很不讨人喜欢,要让整整一代人付出牺牲,也就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但为了国家的未来,必须这么干,这就是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

    当然实际上改革开放后,还是在让中国的农民继续付出牺牲,那就是农民工,以农民工的低工资和牺牲他们的劳务权益,成就了中国制造的低成本和竞争力现在牺牲农民工也牺牲不下去了,因为农民已经被牺牲到了极点,所以才胡温上台后强调的反哺农业,反哺农民,以人为本。

毛泽东的后半生是试图完成第二步工业化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是看他有没有提供我们今天所喜欢的东西,而是看他有没有提供比他之前的时代进步的东西。毛是一位为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生的伟大政治家,一个大国的工业化,首先要有独立的主权,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统一的市场,毛前半生的革命,就是完成这个任务,他做到了。

    原始积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钱从哪毛建国的时候,除了日本人占领过的东北,国基本上没有多。因为痛感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惨痛,所以毛立下雄心,要快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要赶超西方大国 但问题是,工业化的启动阶段,资金从哪来,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异乎寻常的环境上起步的 不可能像欧美日本早期工业化那样,靠对外侵略,开拓殖民地来完成原始积累。总之一句话,毛是一位为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生的政治家 一个大国的工业化,首先要有独立的主权,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统一的市场 毛前半生的就完成了这一点。

    毛不是神,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误,尤其是他做的是这么大的事——让中国从百年衰败中复兴,崛起为大国,那就不可能不犯一点错误,如果我是这错误的受害者,我也会对他恨之入骨,但如果要公正地评价历史的话,也还是得承认,当时如果换了我,或是换了各位事后诸葛亮,你我都无法比毛做得更好。

    各朝代在建国初期,必然有个思想统一的过程。各种各样的政策,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在初期30~60年的样子,都有一个动荡的经历。 而毛做的这些事,其实很多时候可以看到历史上的影子。因为他的这套会让很多人付出牺牲,所以很多人反对他这么做,他为了排除阻力,也采取了极端的手法清除他的政敌。

    当时大力发展工业,其实为现在的经济发展做了很大的铺垫的。 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家的政策就是工业优先。因为要赶超西方,不再被别人所左右命运。靠什么?自力更生发展工业。 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很差,也不可能指望别人给你什么,所以只有靠自己。 其实这点上,毛的思路很清晰,正确的。

    毛当然是犯了错误的,他的错误就是,在操作这一套工业化战略时,搞得太极端了,也就是下药太猛,比如为了集中资源,把一些私人的小商店,小工厂,小理发店都给搞掉,把农民的一点自留地也给搞掉,就太过了,下药太猛,就容易把病人治死。

    当然我不是说毛没有犯错误,甚至你说他犯了罪也可以,我只是说他的这些错误和罪,是在这样的一种原因犯的,而不是毛天生是个疯子和迫害狂 是在操作中国工业化这样一个艰巨的战略工程,又是独创一种与西方不同的模式,没有经验借鉴,这种情况下犯的错误

关于反对毛时代的真相

    所以我后来也想明白了,和大家辩论毛时代的真相是怎么回事没多大意义,因为其实你们并不需要事实,只需要一种情绪,更何况,向往民主自由,我也是赞成的,从我们新闻利益集团的利益角度讲,媒体人都天然地向往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有利于提升我们这个利益集团的话语权。

    毛泽东那个时代也没有贪污腐败?没有妓女?没有吸毒和黑社会?没有艾滋病性病?没有官商勾结?没有包二奶?没有豆腐渣工程?义务教育学费很低?看病有公费医疗?医生也不拿红包?还深入乡村去给农民治病?

 

 

 

 

发件人:"John Wells" <909310562@qq.com> 2011-05-26 22:09:47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杜建国:侵害公众权益的只有政府吗?

侵害公众权益的只有政府吗?

杜建国

2011年5月

    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着种种矛盾和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抱怨和不满。对于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媒体界和学界中最常见到的一种解释就是将之归过于政府或国家,因为拥有权力者才能对公众权益造成侵害,而政府或国家正是权力本身。因此应该对权力保持警惕,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并非毫无道理,但如此大而化之一概而论,其片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改开时代之前,将国家等同于权力本身,似乎还有所依据,但是,经过长期的转型和演变,中国早已跟三十多年前迥然相异,现在再继续将政府与权力等同起来,或者坚持说拥有权力者只有政府,那就不是与时俱进了,而是墨守陈规、削足适履了。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非只有政府——不管是议会制还是威权制——才拥有权力,比如资本,就是市场或“民间”内部最为活跃的力量,实际上也拥有相应的权力。而有了权力,资本或企业也就有了侵害他人或社会的可能。难道在今天需要监管的仅仅是政府吗?资本、企业或者其他权势集团不也是同样需要监督的吗?

    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出于惯性还是其他原因,媒体界和学界在对中国进行分析的时候,还是笼统地按照政府(国家)——社会(民间)的简单的两分法公式来进行。现实中只要出了问题,媒体依旧是一味往政府头上找根源的,对政府之外的其他力量视若无睹。最近某报刊(南方都市报5月8日文章:“诺奖得主:政府和市场之外还有第三条道路”)记者在采访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时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典型的一幕。

    该刊记者与奥斯特罗姆教授讨论广州某社区的业主自我治理时,指出“在今天中国的社区自我管理的道路中,除了来自政府的压力之外,另外一种压力来自于地产商和物业管理公司”,即社区自治需要“抵抗资本力量”。该刊以上观点,虽有夸大政府对社区自我管理的干预或压制程度之嫌,但总算还是客观公正,毕竟承认需要“抵抗”的还包括以物业公司为代表的资本力量。近年来有关物业公司与业主的矛盾的报道早已是不绝于耳,对此大家该不会陌生。奥斯特罗姆教授也指出,“如果我们不进行自主管理的话,我们就会被那些物业管理公司所管理。”

    该刊承认在中国能够侵害公民权益的,除了政府,还有资本的力量,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话音刚落,记者在新的提问中就转而认定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了,是“单中心的体制”了。这种惊人的自相矛盾甚至没有经过丝毫的过渡就出现了。难道是政府正在压制小区自治,而不是记者刚刚提到的物业公司?如此选择性失明,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幸好,奥斯特罗姆教授并没有被记者牵着鼻子走,她反驳了关于中国是“集权国家”与“单中心体制”的观点:“实际上,你们进行了市场的开放,这就意味着中国已经不再是以前那样的中央集权了,已经在慢慢开始一种多中心的管理方式。”

    记者刚刚讲述了事实真相,但是在进行理论归纳总结的时候,却仍旧不顾事实来生搬硬套某些教条,这种教条在媒体和学界广为流行,那就是将当前社会中所有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都归结到政府头上,政府是唯一的和最终的罪魁祸首。事实上在今天“多中心”的中国,政府之外根本不存在什么铁板一块的不掌握权力的民间,有些“民”侵害起其他“民”来,一点也不含糊。比如前些天,重庆有民工向老板讨要欠薪,反遭到老板的打手的围殴。当地公安局刑警总队的一名负责人偶遇此况,亮明身份制止行凶时竟也惨遭殴打,最后警方不得不出动武装特警才将问题解决。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还能咬定政府是侵害公民权益的唯一源头吗?我们还能简单地抬高美化政府之外的“民间”吗?“多中心”的事实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毕竟老板、打手与民工是同属民间的。冤有头债有主,人家孩子被狼叼走了,你却要人家去跟狗熊他娘算帐,你这不是在误导公众吗?前段时间,上海普化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有位刚入职半年的25岁的女硕士过劳死了,我们总不能去怪发改委吧。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上帝是不应该替恺撒承担罪名的。

    对政府权力应该保持警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警惕的对象不应该只包括政府。当前流行的“集权论”和“单中心论”,或者说笼统的“官民对立论”,正极大地妨碍着我们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入认识和妥善解决,其危害不容小觑。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  2011-05-15 22:20:3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 标题: 宗教与文化革命

宗教与文化革命

乔续

    前几天农历四月初八是佛诞日,到八大处公园玩,看到里面人山人海,给佛祖献花的排着长长的队伍,领斋饭的也排着长长的队伍,听说最多时候一天16万人的客流量,联想到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不禁觉得宗教也是一个阵地,这个阵地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占领,那么统治阶级就会利用宗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宗教在当代中国的崛起,要从文革后说起。

    由于别有用心的人的蛊惑加上文革中人心败坏一面的完全暴露,加上美国解放后潜伏在中国大陆的特务的暗箱操作,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反文革统一战线,这个战线前台是文革中受到迫害,并曾经掌握国家大权的人,这个战线的背后是美国在解放后看到颠覆毛主席没有希望后潜伏在中国大陆的特务间谍,这个战线的群众基础就是旧社会文化余毒在老百姓思想行为上的体现。

    客观的说,文革的出发点是好的,文革的主题是好的,然而文化革命涉及到人心深处甚至是潜意识领域的最潜移默化的东西,有句话是百年树人,一种新文化的建立,一种新人的培养需要一百年时间,一百年的事情,十年来做,的确是太难了,然而毛主席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领导中国人民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无产阶级掀起造反运动,然而无产阶级也是刚从旧社会而来,他们思想领域也是有很多余毒的,他们中是有一些纯粹的无产阶级战士,是大公无私的人,但是他们中也有一些自私自利却没有机会表现的人,经过文革,这些人性深处的东西展现出来了,文革中出现了一些让后人现在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也是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否定文革的证据。毛主席也看到了造反派的这个缺点,所以一直也没有让造反派正式掌权,他认为造反派还不具备独立执政的组织能力。

    当我向父母说文革的好处,说毛主席时代社会公平的时候,父亲跟我说,他小时候,村里减免学杂费的人都是那些大队书记会计的孩子,这些人的孩子不论升学还是什么都有优先权,父亲还说那个时候,他升高中被人替了,去当兵又被人替了,最后只能呆在家里干农活,后来改革开放后学了一手好瓦匠活,还领队包工什么的。显然父亲对文革是持否定态度的,对改革开放还是支持的。后来问父亲为什么没有继续在外边做下去,他说一个九几年那时候活不多了,还有就是建筑业太黑了,这个活干不来,就不干了。后来问爷爷奶奶文革的事情,爷爷说以前我们家也算是大户人家,在好多地方都有生意,只是在解放前就衰落了,后来文革时候,家里有三个人被批斗了,还蹲过监狱。我问爷爷他为什么没被批斗,爷爷说他很小时候我的老爷爷老奶奶就死了,加上家道衰落分家了,受了家里其他人的很多欺负,村里人也都知道,所以不但没被批斗,还当上了中队长,可谓根不红,苗很正。

    从我家的经历,就能看出,毛主席的发动文革的主张并没有贯彻到我所在的村子,真正搞特权的大队书记会计没有被批斗,而且这些人还利用手里的特权谋取私利,另一方面,我祖上那些已经被共产的死老虎却又拉出来被批斗了一番,从我爷爷与他亲兄弟的经历的不同(一个被批斗,一个却是中队长)可以看出,老百姓的眼睛还是有分别的,没有一棍子打死,只是不知道真正该打那些人。

    也许正是文革中无产阶级人性中恶的一面也表现出来了,并让那些“官老爷”们收到了冲击,让知识分子们失去了“尊严”才有了后来有美国中情局参与的反文革统一战线的形成,从一定程度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建立在反文革统一战线基础上的,正是这个统一战线的存在,才有后来某些人可以打着改革的旗号卖国求荣,而其他力量却不能将他们怎么样。从这里看出,如果要干掉那些汉奸,就必须在理论上,指导思想上,路线上搞掉这个有敌对势力参与的反文革统一战线,毛主席说路线是纲,纲举目张,如果你的路线都是有汉奸参与的卖国的路线,在这样的路线下,如何打掉汉奸,这个路线就是现在中国汉奸辈出的路线原因,特别是在经济金融领域尤其严重。

    文革后,当中国大地,不再信仰共产主义,年轻人视马列如同异物,年纪大的人想起以前的事情也觉得失望,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将某些极端事情普遍化宣传,并颠倒是非,还有破四旧将以前的一些旧社会的宗教信仰也打断了,这样中国社会就自然出现了信仰的真空,人民无所适从,就只认钱了。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道德急速滑坡的时代。

    物极必反,经过30年群魔乱舞的时代,如今中国可谓乱象群出,道德堕落极其严重,老大爷在大街上摔倒了都没有人敢去扶。这样的形式下,宗教的崛起已成必然趋势。当人们找不到自己心灵的归宿的时候,就会找到宗教,通过宗教来获得内心的安宁。不同的是基督教大多是做了坏事来忏悔的,忏悔后,好多继续去做坏事,而佛教则是彻底的内心忏悔,不仅要忏悔,还得以后不能再犯,最后彻底达到无我,无欲,无求,清净的最高境界,即成佛。

    说到宗教,就得从中国宗教发展说起。中国在西汉之后才出现宗教,在西汉之前,中国有信道的,修道的,但是没有宗教这一说法,那个时候特别在春秋以前,人心还算是高尚的,用老子的话说就是道在社会各个角落,人们日用而不知,人民各顺其性,各安其生,是国家统治的最高境界。从春秋开始,人心开始堕落,到了汉朝之后,更加厉害,一直与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钱神论。正是在汉朝之后佛教传入中国,于此同时,张道陵也自称受到老子启示,创立了道教,并一直传到今天。在中国人堕落的同时,宗教也传入中国,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释迦牟尼诞生的时候,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当时的占星师说,这是救世主的降生。当时中国周朝的史官也通过天象看到西方有圣人降世,并说千年之后,圣教传入中国。释迦牟尼悟道之后,告诉他的弟子,要亲近人,平等待人,世间众生平等。

    看看中国历史,以及人类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道德堕落,人心败坏,社会腐败的很快就会灭亡。而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整体性的道德堕落,人心败坏,伦理败坏,这个民族也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就是所谓亡国灭种。如果仅仅是政府败坏,则亡国,如果政府与整个社会都腐败,人民道德堕落的很厉害,则亡国还会灭种。

    在看看中国汉朝之后的情况,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道教佛教都开始在中国传播,道教佛教都要求人向善,自谦。可以说魏晋时期,中国真的差点亡国灭种,若不是冉闵的杀胡令,今天的中国会不会是白种人在居住,还不好说。可以说正是佛教道教的传播,特别是佛教的传播,教化了人心,使人心向善,最后中国才渡过危险期,后来才有大唐盛世。

    当一个社会清明,政通人和,道德高尚的时候,这个社会是不需要宗教的,因为道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生活都按照道来执行,用古人的话说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中国在春秋之前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每个朝代都能5,6百年以上,而不像后来那些朝代,就300年就寿终正寝了。然而当一个社会发展出问题了,偏离道了,那么这个社会就需要宗教了,就像一个人正常的时候感觉不到肺在呼吸,而当他感觉到肺在呼吸的时候,这个时候,肺就出问题了。中国春秋之后人心开始堕落,等到了魏晋时期,已经堕落的不成样子了,这个时候,道的化身,各种宗教就开始来救赎中国,与中国缘分最深的由道转佛的三位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个时候也开始在中国通过各种方式普度众生。印度佛教也从汉朝之后开始向中国传播,达摩祖师不远万里来到少林传道。同时道教也由张道陵创立,并尊老子(太上老君)为创始人。佛教与道教不同的是,佛教是大众路线,广收弟子,而道教是精英路线,讲缘分,讲天资。

    当一个民族堕落到很严重的时候,这个民族是有亡国灭种危险的。一个是宗教里的因果关系,业力作用,另一个表现在现象就是各种自然灾害,社会灾难。民族堕落必然表现在私欲的扩张,私欲主要表现在色欲和贪欲。色欲的横行,必然导致性的泛滥,异性之间无度的滥交,同性之间也出现了,魏晋时期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人体精华的大量流失,流失的结果就是后代质量一代不如一代,不论是身体素质,还是智商都会越来越差,最后堕落为一群行尸走肉般的低智商民族,这样的民族必然会被其他高智商的民族消灭。另一个就是贪欲的扩张,贪欲扩张的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共同的信仰了,社会缺少凝聚力,人与人之间只能靠天然的亲属关系或者拜把子的义兄弟,或者干儿子的方式来维系,因为已经无法通过道来治理天下了,只能通过这些亲戚关系了,这个也就是中国在汉朝之前,社会尚能通过天道人心实现凝聚,构建大一统的王朝,国家实施于民休息政策,实行无为而治,而汉朝之后,刘秀尚能通过人心思汉来获取民心,通过许诺大地主阶层的利益来获得上层社会支持,以此来构建社会,而到了后来,刘备试图通过人心思汉已无法完成国家统一,曹操通过天下有德者居之,以道驭之也无法完成国家的统一,一直于到了后来明朝,只能通过各种义子,通过拜把子兄弟来维系统治高层的秩序,甚至靠奴隶式的人与人的依附关系来维持(这个在清朝最明显),就是如此,父子之间,兄弟之间还是经常兵刀相见。如此私欲横行的社会,没有内部凝聚力,社会怎能不散,国家怎能不亡。

    刚才说到智商,就得需要说说美国对华的终极战略了。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德国在中国进行了一个测试,测试结果是中国的身体素质以及智力都不比西方人差,这个也是他们放弃直接统治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们实施代理人的方式,以华制华的策略,实现在中国的利益,早期是曾国藩,后来李鸿章,后来袁世凯,被孙中山打断后,他们又通过江浙财团找到了蒋介石,后来又被毛主席打断,再后来,文化革命之后,无产阶级人性中恶的一面释放出来了,西方势力趁机与国内一些人组成了反文革统一战线,这样又在中国扶持了新的代理人。一直到现在,西方一直通过代理人在中国谋取利益,然而毛主席的出现让西方人心惊胆战,一直到现在还是,特别是现在毛主席思想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更加显示出他巨大的价值,西方人对于这样一个高身体素质,高智商,并有悠久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放心不下。中国建国后,在毛主席领导下,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巨大的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还在他们眼前晃动,他们担心中华民族这个高智商的民族有一天又会重演建国后的历史,他们需要永绝后患,于是就有了他们秘密灭绝中华民族的阴谋,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恶毒的计划,这个人神共愤的计划。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么把中华民族变成一个低智商的行尸走肉的民族,要么就是彻底从肉体上消灭中华民族,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现在全世界只有中华民族具备让他们统治全球计划破产的能力。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以华制华来获取利益了。然而如果我们这个民族像现在这个道德堕落的样子发展下去,不用美国人通过转基因灭亡,中国人自己就会通过各种有毒食品玩完。所以当务之急还是内部问题,内因是主要因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以上的分析看出宗教的出现本身就是人类偏离道造成的,宗教就像是治世的药来拯救众生,人类正教的宗旨都是普度众生,拯救人类。按照道法自然来讲,宗教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就是人类最后不需要宗教,进入了道的境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所以佛说不可执著于相,宗教也是如此,不可执著于宗教本身。

    当年魔王对佛祖释迦牟尼说,我虽然现在斗不过你,但是等你死后,我的魔子魔孙们会穿上你的袈裟来祸害你的佛教,佛祖没有说话,过了一会,佛祖留下了眼泪,因为他看到了末法时代有的佛教也被败坏了。这些话似乎让人耳熟,当年走资派斗不过毛主席,毛主席为老百姓打气,鼓励老百姓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那些走资派们也隐藏了起来,后来毛主席死了,这些走资派也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干着败坏社会主义的事情,毛主席生前也曾多次流泪,因为也似乎也看到了他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而历史就此结束了吗?佛祖仅仅是流泪?毛主席也仅仅是流泪吗?历史没有结束。一切都在佛祖的手掌心,在毛主席的手掌心。

    如果说佛祖转世创立佛法是普度众生,他之所以能称为救世主,在于他是从个人角度让人如何提高修养,道德,如何来修行,最后达到无欲,无我,清净的最高境界,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那么世界就真的太平了,也就真的被拯救了。老子道德经,也提到理想的社会就是无为而治,人们无欲无求,大道至简。然而人类历史发展却因为个人私欲的扩张被一次次的拉向深渊,虚伪狡诈层出不穷,尔虞我诈,大家都学习知识智谋,目的是用知识智慧谋取私利,于是老子说法令越多,社会越混乱。现在“君子们”总喜欢说“仁义礼智信”,似乎做到这个,他们就是君子了,而且君子们不喜欢说仁义礼智信之前的道德两个字。老子是怎么说的呢?老子说先有道,偏离了道,才有德,偏离了德,就是仁,偏离了仁有了义,义也没有了,就是礼了,如果连通过礼来维护秩序都不想了,还通过所谓智慧来玩弄手段的话,那么起码你得讲信用吧。这是仁义礼智信的合乎道的解释,而不是将仁义礼智信作为自己高人一等的卖点。所以仁义礼智信的提法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堕落的表现,可怜的是现在中国的社会连最末位的信都不讲了,整个社会失去诚信的基石,西方社会起码还是有诚信的。失去了诚信的社会,使得中国从以前毛主席时代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变成了现在的我骗人人,人人骗我。商业社会,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处在“道德仁义礼智信”等级中最后的信的等级了,是一个理性经济人的欲望作为驱动力的社会,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最起码得将诚信,这是人类社会最低级的要求,然而现在不讲信用的结果是,我们每个人每天为别人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是虚假的,目的是掏别人的钱包,别人同样为我们提供的服务和产品也是虚假的,目的是掏我们的钱包。假货,假服务充满了整个社会,现在在整顿的食品领域的乱象仅仅是社会失去诚信的一个表现而已。如果根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根本解决。

    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是继佛祖转世创立佛法从修心上自我救赎并普度众生之后,开启了一个无产阶级自己拯救自己并最终拯救全世界的时代。然而文革看起来失败了,最后被内外勾结的邪恶势力镇压了,并由此把中国以及世界带入了一个邪恶的新自由主义的时代。革命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训,76年之前是正的教训,让人民知道毛主席带的是什么路,76年之后,是反的教训,让人民明白文革当初为什么被镇压以及失去毛主席,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正反两方面让无产阶级明白自己本身存在哪些问题,世界的邪恶势力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吸无产阶级的血。

    佛祖释迦牟尼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第七次转世,在中东降生为穆罕默德,并创立了伊斯兰教,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教合一的强大的国家,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占领耶路撒冷之后的态度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创立的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比欧洲那些野蛮的整天想着烧杀并以上帝选民自居的基督教国家更加具有包容性,现在西方世界所谓的文艺复兴,好多知识都是从穆斯林那里学过去的,后来大量穆斯林进入中国,并融入中国社会。然而现在伊斯兰教自身的社会主义复兴势力也被美国联合伊斯兰世界的封建势力打压下去,形式和中国文革后的情况差不多,不同的是中国成功的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框架,现在这个社会的框架还存在,而伊斯兰世界这个社会的框架还没有建立之前就被打压下去。其内部封建势力现在还跟美帝国主义勾肩搭背。

    就基督教国家而言,近代以来,基督教国家打着基督教旗号,对其他国家进行政治,经济,领土以及文化的入侵,还以上帝的选民自居,真是恬不知耻,还自称是高山之城。上帝自己都说他爱所有人,怎么会允许一部人打着他的旗号去掠夺另一部分人。圣经里面有一段,大体意思是末世时候,有一些人也整天喊神啊,神啊,神说我们不认识你们。这里的意思是末法时代,有很多假的基督教会,假的基督徒在招摇撞骗。西方有人说上帝是左派,如果按照圣经里的说法,上帝的确是属于左派,为什么中国那些右派能既能信基督教,还能崇拜西方,还能认为西方人天生就高贵呢?这个要从儒家思想说起,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僵化引起。当年孔子去拜访老子,临走时候,老子送孔子几句话,让他不要太迷信古人的东西,放下架子,贪恋和妄想。现在看来孔子这些毛病后来都遗传到中国那些所谓精英身上了,现在的那些右派精英又过去的食古不化,变成了现在的食洋不化,一句话就是迷信所谓权威,没有自信,那些架子,贪恋,妄想,就是这些右派精英老是仗着自己的洋墨水或者洋玩意,自命不凡,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动不动就天降大任,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摸样。所以从这点看,那些右派精英的思想仍然是古代的腐儒思想的遗传,根本是西方化的思想,如果他们真的思想西方化了,他们应该像日本人那样,对西方人展开猛烈的反击才对,这才是真正的西方化的思想,而不是现在这样,帮着西方人欺负自己的老百姓,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一副汉奸摸样。

    马列主义源于西方社会,后来因为符合中国的社会基础,而与中国社会结合。就拿最终目标而言,马列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就是中国古代说的大同社会,天下为公,而且马克思说那个时候国家消灭了,这个也与老子说的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不谋而合,即无为而治。马列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因为有强大的资本力量的镇压,所以后来变种,转入议会斗争,被和谐掉了,并为西方工人阶级争取了大量的社会福利,而且由于西方社会有资本家从中国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掠夺的大量资源供其消费,所以他们的工人阶级并没有革命的动力,社会矛盾都被转移到了中国以及第三世界国家。这个也是中国要涨工资,美国反对的原因,因为中国涨工资等于中国劳动人民被剥削的少了,西方国家内部矛盾会上升,影响其社会稳定,并有利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马列主义在资本主义薄弱的俄国最先发展起来并显示出巨大的社会推动力,短时间内将俄国变成了与美国对等的世界强国,但是因为人的私欲在官僚阶层起作用,西方国家的渗透也在起作用,苏联这个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土崩瓦解,如果说原因的话,就是他的文化深处缺少中国文化的道的基因,缺少佛教文化的滋养。

    伊斯兰世界的社会主义萌芽阶段被压制,欧洲社会的社会主义运动被和谐了,曾经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因为人私欲的扩张加上西方渗透也土崩瓦解了,最后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大旗落在了中国身上,这个有五千历史,吸收了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其他文明优秀成果的注重道的中华民族身上,毛主席是现在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而且最后超越了以前的中华文明,发动了防止社会主义被颠覆的文化大革命,正是文化大革命,使得修正主义,西方的阴谋一直没有在中国完全实现,他们一直逃不出毛主席的手掌心,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潮即将兴起,中国将站在历史的风头浪尖。这些都源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积累,源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源于中国人对天下为公的向往,源于毛主席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是中华文化的又一次大发展,文化大革命就是普度众生,就是拯救全世界的开端,就是工人阶级的自我灵魂救赎以及社会改造的开端。

    文化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道充满与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人们各顺其性,各安其生,这个社会就是人间天堂。可能最后人类因为精神境界的提升,最后不需要宗教了,然而宗教的宗旨早已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寺庙,一个巨大的基督教堂,一个巨大的伊斯兰教堂,最后社会与宗教,与道已经浑然一体,不再区分,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处处会感觉到现在在寺庙中才能感觉到的安宁与祥和。

 

 

 


发件人:"Yanfeng Hou" <ilikeu389@gmail.com> 2011-05-23 13:49:49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Fwd: 温总理语录

温家宝总理语录

侯风 整理

    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崇高的精神追求。

    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性,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是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只有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全面而持久地推进改革,才能建成完善、成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闭关锁国必然落后和挨打。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在扩大开放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

     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肩负着更加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必须永远牢记,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我们要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坚定信念、增强信心。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主要指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这就是我讲的尊严的含义。

     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个民族的荣誉,不仅反映在经济实力上,而且反映在社会进步、人的素质、科技水平、文化底蕴和道德力量上。就经济本身而言,没有科技支撑,人的素质的提高,经济就不可能有跨越和可持续的发展。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就是要把经济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儒学一是仁或者爱,“仁者爱人”;二是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是道德的基础;三是和,“和为贵”、“和而不同”。四是刚健自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五是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温家宝尤其强调了道德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各种原因,但不能否认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些企业家道德沦丧、重利轻义,将经济灾难转嫁到人民身上。

    如果说把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看作是政府的责任,那么,把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那就是政府的良知。

    三鹿奶粉对中国的危害,温家宝实话实说,“一个三鹿奶粉,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网民们大概不知道。我们普查了受到奶粉影响的儿童达到3000万,国家花了20亿。”但官方媒体报道的数字却是29万,一千多倍的悬殊!一个粉饰太平、隐瞒真相的官方舆论体系和一个实事求是、直面真相的总理在这里形成强烈对比。

    某些当权者封杀网络、严厉监控网民、并跨省追捕网民的现实中,温家宝则说,“应该说是网民们帮助了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我们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目标。“在这里,我愿意代表我们新一届政府向大家表示,从我们自己做起,以身作则,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

    我记得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有这样一段话:人生而平等。由于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享有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维护生命和自由的权利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

    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要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尊重基层和群众的民主权利。坚持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和其它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温家宝在回答“在中国实行现代化的进程中,是不是没有必要实现中国政治体制民主化?”时说,“不,恰恰相反。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请你记住两点,第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尊重和保障人权,使人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我们还要推进政府自身改革,使政府能够更好地实行民主科学决策,依法行政,并接受人民的监督。我们要推进司法制度改革,使法院独立进行审判,更好地体现公平和正义。”

    没有民主和科学,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现代化。我们今天讲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环境,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平等、公正、自由的环境中全面成长;就是要把发展民主和完善法制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监督。……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更带根本性。因此,我们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要继续推进包括选拔干部和选举制度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

    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他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完善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加强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建设。扩大基层民主,完善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保证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各级政府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其实信息公开对于政府来讲,重要的是政务公开,也就是说让我们政府的运作透明,在阳光下进行。我觉得一个同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政府,除了责任、服务、献身和廉洁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特权。它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同时接受人民的批评和监督。一个制度、一个政府只有不断地听取批评意见,它才能够不断地改进工作,才能不断地进步。我们在第一时间,中央政府得知奶粉问题以后,迅速地向国内公开、向世界卫生组织公开、向港澳台地区公开、向有关国家公开。我以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表现,也是应该做的。
 

 

 

发件人:"www.huxingdou.com.cn" <c2726@163.com> 2011-05-22 09:19:37 +0800 收件人: "大军网"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建议

张雪忠致信教育部长建议取消马列思想政治必修课

法广

    华东政法大学的教师张雪忠博士,上周(5月13日)以公开信形式致信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呼吁取消中国大学及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科目以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课程从大学公共必修课程中去除。张雪忠称,此信是依据中国宪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公民建议权”的规定,以个人名义向教育部提出的“公民建议书”,全文约1万余字,张雪忠将其发表在个人的SINA博客后,却很快遭删除,但此建议书仍然在互联网上引发了许多讨论和反响。

    建议书中,张雪忠首先提出,“在教育领域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向人们灌输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不但无法使人真正接受被灌输的内容,而且还将极度扭曲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人格,扼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良知,贬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尊严。”

    “行为或许可以用奖惩来驱动,信仰却只能以说服为基础。”他说,在准备政治考试以及修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课程的过程中,人们不能自由地对相关学说进行批评和质疑,而是必须放弃自己的判断,完全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思想和观点。

     如果对最重大的问题及最高层次的原则,人们不能进行自由的思考和充分的探讨,那么一个民族不管人口有多少,都不大可能产生真正杰出的思想,整个民族的理智水平也不可能到达令人尊敬的高度。

    在一个连上帝的全知、全能,甚至上帝的存在都可以任人质疑的时代,13亿中国人还要将一个德国人的学说视为不可质疑的神谕。对此,张雪忠说,“真想问问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和企图,竟然会让你们如此处心积虑地禁锢13亿中国同胞的理性,如此想方设法地贬低13亿中国同胞的尊严?”其次,张雪忠质疑,在教育领域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迫使人们接受并表达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侵犯了公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根据目前的教育政策, 大学及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政治科目,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公共必修课,这事实上,是将承认某种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作为人们获得学习各种专业知识的条件,实际上就是将剥夺教育机会作为一种胁迫手段,压制和侵害人们在哲学和政治问题上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这种做法的危险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份。因为我们实在是无法确定这些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到底是对是错,而一旦它们确实是错误的,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就等于在强迫所有的中国人同时在最重大的问题上犯错。

    张雪忠认为,在信仰问题上,政府不应享有任何权威。政府既不能在信仰问题上提供比个人更可靠的判断,也不能帮助个人为来世的生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在这方面,政府的权力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因此也不可能具有任何正当性。一个人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判断,完全听任他人——不管是一位国王,还是一个政党——来决定自己该信什么,不该信什么。

    第四,在教育领域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灌输官方学说的办法,将使整个社会长期处于一种理智蒙昧状态,还将使这种学说本身失去活力,同时阻碍这种学说的信奉者理智的成长。

    在中国,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或邓小平理论进行直率批评的人,很容易在教育、就业或升迁等方面遭遇不利的后果。因此,在各种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即使是那些最富探索精神的学者,也不得不把自己真正相信的原则隐藏起来,并极力使自己的言论看上去合乎自己并不相信的官方学说。

    这样的学者也许算得上很聪明,但却很难成为毫无畏惧、逻辑严谨以及前后一贯的真理追求者。更多的人为了不触怒掌权者和官方学说的信奉者,干脆避免谈及那些重大的原则问题,而专注于一些更为具体的技术性问题。而这种确立官方学说的做法,对特定学说来说,也是一种损害。

    当人们不能提出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被动接受官方指定的学说时,人们就不再有必要去努力反驳不同的学说,甚至没有必要去真正理解被灌输的学说。人们只是接受了这种学说的僵化的、空洞的言辞,但却丢弃了其深刻和鲜活的内涵。现在,许多人都可以郎朗上口地诵读出一条条所谓的“基本原理”,但他们这样做只是出于一种习惯的盲从,而不是出于内心的理解与信服。

    张雪忠说,这样一来,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也就不可能不逐渐演变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鹦鹉园地,而鹦鹉是绝不会以追求真理而见长的。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5-19 15:36:33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中国震撼》--- 精神三聚氰胺

精神的三聚氰胺《中国震撼》

周西

    近日,一本名为《中国震撼》的新书受到官方的高调追捧,开始大红大紫。 据说曾经几度断货,六次加印,累计印数已达14万册。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 据悉,曾经担任邓小平翻译,目前任瑞士某大学教授的张维为所著的这本新书,自今年1月出版以来,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4月11号,包括《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在内的全国几十家媒体均在突出位置,用较大篇幅刊登了数字专家学者的书评文章,和对本书作者的采访报导,一时间好评如潮。 对此,《文汇报》4 月26号的宣传文章说,“走中国自己的路”,这条路我们走对了,要继续坚持走下去,这就是《中国震撼》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道理。

     本书作者称,根据自己走遍全球100多个国家的覌察,“总体上,发展最成功的就是中国,人民生活改善最快的也是中国”。 而他总结出的经验则是,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而能获得成功的先例,无论是非洲、亚洲还是拉丁美洲。 对此,有分析人士质疑说,尽管本书作者言之凿凿地宣称,至今还“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取得过模仿西方模式的成功”,但人们不禁要问的是,日本、韩国和台湾难道也算是失败了吗? 这些地区与我们相比,到底是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贫困?收入分配更为不公? 还是公职人员更加腐败呢?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擎)

    与此同时,针对该书的出版方在宣传稿中所披露的,“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为了先睹为快,还要求我们把本书作者尚未发表的文章送给他们看”,有网友反问道,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权力并不等于真理,如此“唯上是从”的表白,不仅有悖于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也无助于“拔高”本书作者的形象。 至于张维为在其书中刻意引用了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恭维中国的一段话称:“我很不愿意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有网友则认为,这只能说明美国佬太实心眼,只看到北京奥运的豪华场面等。 他也不好好想想,如果真正前途光明的话,中国的达官贵人们为什么都把子女纷纷送到美国去呢……? (网友高人)

     综上所述,有网友点评说,早几年谈中国模式还是一种时髦;眼下谈中国模式却是一种搞笑了,最后的结果,也许会令人扫兴。 中选网上作者谌青凡的文章回顾说,中国模式一词,最早是由洋人提出来的,原本是一种西方价值观的产物,如今却在对洋人处处防范的中国官方眼里,成了香饽饽。 不过,考虑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伴生出许多包括贪污腐败、环境污染和贫富分化等十分严重的问题,因此,如果讲中国模式的话,这些问题必然难以回避。

    近日,原《人民日报》资深评论员马立诚先生搜集列举了国内外有关“中国模式”的21本书,集中了所谓“中国模式论”的精华。 在这些书里,大多数人讲起中国经济来,甚至到了天花乱坠的地步;而面对目前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制度层面的问题,则基本上是乏善可陈。 就是说起来,也是羞羞答答的,实在是拿不出手啊! 究其原因,洋人讲中国模式,动机很复杂,有的是标新立异,有的是讨好中国,有的是看走了眼,有的干脆就是为了赚钱。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我们中国人自己可不能跟着犯迷糊,因为只有我们才心知肚明,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上去了,但却??也落下了一大摊子的毛病。 未来看“病”的花费很可能会超出目前赚来的钱。

    谌青凡的文章最后强调说,中国模式论的最大危害,就是让中国人彻底放弃危机意识,一个失去了危机意识的民族,还能经受什么打击呢? 此外,脱离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感受,而大谈特谈所谓“中国模式”的种种优越性,纯粹就是一种忽悠。 对此,学者方绍伟的分析认为,《中国震撼》显然根本无法“震撼”具有独立思考和怀疑精神的中国人。 那些对现状满意的中国人,不用听张维为的道理也能感觉中国发展的好;而对那些不满现状的中国人来说,他们遵循的不是参照自己过去的纵向对比,也不是张维为所强调的“向下的”横向对比,而是对内对外的“向上的”横向对比。 在国内,“向上的”横向对比触及的是令人愤愤不平的“权贵资本主义”;在国外,“向上的”横向对比触及的则是“自由、平等、人权”。

    综上所述,有网友点评说,这本《中国震撼》,只能诞生在像中国这样没有言论自由和官方严密控制媒体网络的国家。 张维为其人,在目前当权者治国如此无能、腐败如此猖獗之时,推出这样的书,纯粹就是昧着良心说鬼话,不过是只想依附于权贵邀功请赏,没有半点独立人格的走狗而已。 这本书就像中国奶业的三聚氰胺一样,反正我是不会去上这个当的。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5-26 18:47:18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朱镕基与清华校友谈话实录

朱镕基与清华校友谈话实录

记录

2011年5月

    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与清华师生座谈中,直言不讳地就分税制、土地财政、城市交通、义务教育这些社会热点话题,表达了自己的思考。

    “攻击分税制,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

    谈及分税制,朱镕基手拍着《中国农民调查》说道,攻击分税制,说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造成农民贫穷的人,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随后,朱镕基缓和了口气,说:“来的时候,我的女儿劝我不要发脾气,我忍不住了,还是要发脾气。这绝不是为了我个人,也是为了整个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

    分税制是1994年后推行的新税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是主要推手之一。

    在此之前的1993年,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于是,朱镕基采纳经济学家董辅等人的提议,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

    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苦口婆心解释中央要推行的分税制方案。其间,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并最终相互妥协。

    推行分税制前后变化大致可总结为: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不过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

    到2003年,朱镕基卸任时,分税制实施整整十年,财政的盘子从4349亿元增长到21715亿元,增长了将近四倍。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也恰于这一年出版。书中披露了安徽农村的现状,作者认为分税制改革的实质就是中央财政集权,中央出发点虽好,但造成地方财政弱势。诸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和民兵训练等费用,中央都甩给了地方,但地方没有钱,最后就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

    在清华座谈现场,朱镕基列出2010年财政收入数据予以批驳,其中提及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账数据,此前尚未有官方披露过。

    朱镕基说:“去年全国财政收入83000亿,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万亿,中央税收返还(给地方)33000亿,两者相加是73000亿,占了大部分啊。中央财政收入多少?是15900亿(注:原话如此),占83000亿的20%左右吧。92、93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是28%、27%,现在20%都不到,怎么能说中央把税都收上去了,收得过多呢?”

    不过朱镕基对分税制亦有反思,“当然我们还有缺点,主要是返还支付的方式。” 由于收上来的相当一部分钱只是中央财政过了一下手,又通过转移支付、专项拨款等形式补助给各地,使得中央财政和中直部门从中权力大增。

    朱镕基说:“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钱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拿到,分税制有缺点,但我负的责任不是主要的,因为我当时就说,分税制改革没有完,要继续进行。”

    “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

    朱镕基在清华说:“最近呢,还有一种谬论呢,国外的报纸也有,国内的报纸也有,说这个房地产项目这么沉重,都是过去这个分税制搞坏了,说税收都收给中央来了,地方没钱了,所以它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狗屁!”座谈现场爆发大笑,连一旁的刘延东也不禁掩口而笑。

    从2005年起,大陆楼市价格开始了暴涨历程。由此而起的诸多社会抱怨中,对分税制的声讨此起彼伏,亦有不少专家学者撰文称,高房价的深层原因是分税制掏空地方财政,地方倚重土地财政直接推高房价,且使地方政府被房地产业绑架,阻挠中央调控楼市政策落实。

    对此论调,朱镕基说:“(财政收入)总共8万亿,一来一回(地方)收回来7万3千亿,还少啊?还没钱?现在地方有的是钱。这房地产(问题)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错误。这个不讲,你们看书。”

    朱镕基说:“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这个绝对不是分税制的错误。地方没少收钱。”

    朱镕基对清华的学生说,房改更多的失误就不多讲了,请大家多看书(注:即指将要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
“我们什么时候引领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向了?全世界都笑了。”

    朱镕基清华座谈时,谈到了即将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最后一篇文章的选取。据他回忆,最后一篇文章本来要选其最后一次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题为《值得纪念的五年》,内容是总结任总理的五年。

    临近《朱镕基讲话实录》(试印本)快要出版的时候,朱镕基又想起一篇文章。那就是卸任总理的前一个月,2003年的2月1号,农历春节,他去拜访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所做讲话,讲话不长,占了书的最后两页。

    新华社当时对朱镕基此行有公开报道:11时50分,朱镕基来到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44路北官厅站,看望大年初一坚持运营的公交系统干部职工。

    中央电视台当时的报道突出了朱镕基的讲话内容:“中国要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应加强科学管理,提高城市交通效率,还要大力发展环保型公交车,减少机动车污染,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

    朱镕基此次在清华再提这段往事,他说:“那是我的(任内公开的)最后一次讲话,我拜托大家别拿公款去买小汽车,去补贴小汽车,拜托大家多发展公共汽车,发展公共交通吧。如果这么做了,何至于有今天。如果那时候照我说的做了,现在北京就不会那么堵车了。”

    朱镕基又说:“现在有个‘荣誉’,我是不把它当做荣誉的,叫做‘中国引领世界汽车工业发展的方向’,我心里想,我们什么时候引领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方向了?全世界都笑了,他们是把我们这里当做市场了。”

     “现在的义务教育怎么样?好多同学都辍学了。”

    朱镕基又说,上海车展上有的名贵小汽车一辆一亿多,还有不少企业家买飞机,而农村呢,有的地方依然吃不饱,我们解放了这么多年,农村的居民这么贫苦。我从来不主张财政补贴发展汽车工业,我主张全力加强农村义务教育。

    朱镕基说,农村的学校,一人一杯牛奶,一个鸡蛋都吃不到,青海省仅是800人的试点能吃到,青海省有3万中小学生,800人跟3万人怎么能比啊?

    朱镕基痛心地说道:“我们现在的义务教育怎么样?(农村)好多同学都辍学了,都提前去城市里打工了。”

    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界未达到4%。”但实际上,迄今为止,“4%”的政策目标并未实现。

    在讲这番话前一个小时,朱镕基在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参加清华大学机电系1951届毕业60周年同学聚会时,也谈及此问题。陪同的刘延东在走出人文社科图书馆赶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途中,对朱镕基的一位同班同学说,我是来接受批评的,不过教育投入也是在增加,以前教育投入占GDP达不到4%,就快要达到了。

    2010年7月29日备受关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全文发布。其中,关于经费保障一章,表述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对这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朱镕基批评其中不少是“空话”。

    朱镕基谈及高校扩招,他说“我不主张发展这么多大学,这么多大学干什么呀,我刚才问了我的同班同学,我刚进清华的时候,1947年清华才有两千人,现在几万人就不知道了,清华几万人说得过去啊,一个吉林大学也要七万五千人,大学出了不少(学术上的)假冒伪劣,教授都去造假,剽窃论文,这样搞下去......你还是先把义务教育搞好嘛。”

    朱镕基由义务教育谈及国民教育,他以日本大地震为例,说“这次日本大地震,日本的国民损失这么大,连我们都胆战心惊,但老百姓普遍不惊,还是讲礼貌,还是讲公德,在这中国是做不到的,中国要是碰到这么大的地震就乱了套了,这个国民性的养成一定要从国民教育开始。”

    朱镕基又说:“你不花大力气搞国民教育,就出很多问题,现在很多人唯利是图。”

 

 

 




发件人:szjyxr <szjyxr@163.com>发送时间:2011年5月21日 星期六收件人:抄送: zdjun <zdjun@263.net>, 主题:回复:看看作者对朱熔基的评论,想想茅于轼的所做所为,作者可是自由主义的典范罗!

    这篇文章虽然有大量令人读着不爽的体制内语词围着“明君贤相”历史观打转,但可贵之处相当明显,这就是用大量的、铁的事实撕烂了改革的辉煌外衣,揭露了其历史罪恶,足以让“歌德派”猛醒。但是,对茅于轼那类垃圾人没有用!别指望那些家伙能纠正其歪舌头!对此文的作者,我不了解,也许对其文章的批评近于苛求,他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我一时也难下结论(看其他言论再说)。但我认为,他直面现实的学术态度是很可贵的,特在此致以敬意! 苏中杰

朱镕基为何被抛弃?

艾祖鸿

2011-5-7

  “贺朱镕基八十二大寿:他是建国以最具悲剧的总理,唯一人下没有连任的总理,也是一个唯一在全国各地有留下墨宝的好总理,但请大家记住,他是全国人民心目中最廉政,最不怕得罪富商高官的总理,你知道有多少暗杀组织要暗杀这位扛关棺材前行的好总理!过些天是他82周岁生日,如果你认为朱总理是真正的好总理的话,请转发,让更多的人祝福、、、”-----手机短信及QQ信息时时疯传,敬佩、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对此,作为出生在农村且直接参与国企改革的笔者,深不以为然。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九日,新当选的朱镕基多么自信、从容、机智、幽默!,他对全局清晰的把握、措词的得当,赢得了中外记者和所有的电视众观看一致好评, 欢呼跳跃。

  当一位香港记者问及朱总理在遇到困难、挫折时,他是否也会感到沮丧、灰心、犹疑不前时,朱镕基坦言,身处一国总理的职位,他的确感觉责任重大,心理负担很重,他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全场热烈掌声,犹在耳边回响。

  中国民众对其寄托无限的希望,然而五年后的十届全国人代会上,确一反中国官场无过即功连选连任常规,昙花一现,破天荒未能连任而被儒雅的温家宝代替,黯然下台。何故?

  朱镕基的施政纲领,归纳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一个确保,是确保中国今年国民经济增长8 %。三个到位:是金融改革三年内到位;国企改革三年扭亏为盈;机构改革三年分流到位。五项改革:是指粮食流通体制、投资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财税制度的改革。也正是这场改革的失误,断送了其政治生命。

  国企改革直接是坑害了工人

  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国企改革将从领导阶级变成的被领导阶级,从天堂一下落入凡尘。“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多少光荣啊。实际上,改革前工人不仅是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也非常优越,有的行业工人甚至高于公务员。

  但朱总理主导的国企改革,无论是将工人终身依靠的企业低价出卖给个人,还是破产,抑或改制,都直接产生了大规模的工人下岗,保守估计不少于4000万人。改革的主要措施就是改变企业性质,甩掉国企职工这个“包袱”,手段就是非法强制工人买断工龄或分流自谋职业。造成国企资产大量流失,官与商无偿或象征性代价获得巨额财富,两极分化从此越来越严重。

  最可悲的是40-50人员,长期依赖国企而无生存自救能力,一下子被逼到城市的边缘;青工则被迫沦为新的私营业主打工仔,从主力军先锋队变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特别是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用青春热血为国企创造了大量财富的工程师技术员,待遇与地位一落千丈,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虽然后来有所改善,但直到其下台的2003年,国企下岗职工同原单位买断劳动关系的,只有55.6%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在没有买断的人当中,只有24.4%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 。总体上,下岗失业人员中,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为35.5%和5.4%,大部分下岗工人为无法参保而忧虑。

  直至2006年,情况还未得到根本改善,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针对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条件恶劣、拖欠和克扣职工工资严重、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等问题,明确提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可见中国工人的生存状况。如此改革,工人深受其害。从此,中国工人阶级不仅从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中消失了,且重新陷入被私营业主剥削压迫的境地。改革的直接后果,激化了工人对党对政府对私营业主对社会的矛盾,将工人排斥社会主流之外,推向政府与社会对立面,到处出现的集体静坐上访,政权的稳定、党的威信再次受到严重的考验。

  分税制改革间接是坑害了农民

  邓小平自下而上的改革,激发农村的活力,农民真正的得到了实惠。朱总理自上而下的改革,却让基层的政府和低层的工农受到切肤之痛。从朱镕基施政纲领到实际改革措施,基本没有涉及到“三农”问题。农民的利益保障和生活水平不仅没有得到与时俱进,反而因其国税地方税的分税制改革,富了国家财政穷了地方财政,而先收后返的承诺常常因政治经济甚至技术上的障碍,不能及时兑现,导致财政常作无米之炊,穷疯了的地方官员只好拼命地压榨最低层最可怜的农民,强制进行各种摊派,强征农业税及各种上交提留,闹得鸡犬不宁,苦不堪言,以命相搏的抗税抗费的命案,时有发生!

  二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总理的信“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朱总理方有所醒悟,但并未引起重视。陈桂棣 春桃《中国农民调查》真实地反映了其执政时期,农民“生计艰难,负担过重”;基层干部“横征暴敛,草菅人命”的严酷画面,引发的“三乱风”,涉及基层各个收费行业和部门,“几十顶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农民已被逼到绝路,到非治理不可时,国务院才三令五申,然而积重难返,直到今天还没有仍然无法根除,遗患无穷。

  退休后的朱总理,一直低调,过着隐居生活,近来不知为何高调“复出”。从凤凰网的英文讲演到,到清华校庆的讲话,从嘲讽继任者喜欢照像,到对现行政策的尖锐批评,一向常态,突然活跃起来,这都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俗话说:老小老小嘛——“老夫聊发少年狂”,不必大惊小怪。令人惊异的是,向清华学生特意送《中国农民调查》!不仅不反思,反而为自己的受到的谴责辩护,他指此书引致很多对他的攻击,指税改政策让农民陷于贫穷。“这本书受到很多国内异见分子的追捧,”送书的目的是让同学们有批判意识,用事实去对比书中内容。意图武装90后的学生们 为枪手,为其消灭国内外为农民鸣冤叫屈的“异见分子”。 假如90后的清华学子,去问问耕作于农村的祖辈与父辈,让他们谈谈其执政时期(1998---2003)“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及农民的惨状,定会反戈一击。特意送此书,自取其辱,也为君子所不耻,因为君子当“日三省乎已”, 且“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哟。

  客观的说,朱镕基是个好人,是个清官,但好人与清官并不一定是好总理,并不代表其执政能力与水平。朱总理试图其“地雷阵” “扛关棺材前行”的宣言,流芳百世,却让人不寒而栗。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无论是官还民都应该有所畏惧啊,连皇帝也畏谏官之口史官之笔!正是其的无所畏惧,为达到自认为正确的改革目的,才不惜牺牲工农利益,不惧工农的反抗,不怕社会的动荡,不畏矛盾激化和立国之本的动摇。

  不仅如此,令民众深恶痛绝的是其主持制定签署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自2001年11月1日施行之日起,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住房土地,都可能被列入今天或明天拆迁范围,合法资产随时都有可能剥夺或廉价收购,刚刚实现居者有其屋者,时时提心吊胆,害怕明天就会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伤害的是最低层的广大民众,受益的是官与商,拆迁使财富飞速向官与商集中,造就了一超级富豪,该《条例》成了被既得被利益集团作为巧取豪夺的利器,朱总理功不可没!

  温总理上任伊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今年起,要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取消“三提五统”:上任伊始,签署命令,废止严重侵犯人权的恶法——《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制定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向保障迁徙自由目标跨进了一大步,这都是温总理值得大树特树的功勋。虽然没有朱镕基的豪言壮语,鼓惑人心,但真真切切的是救亿万农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深得民心,将载入史册!

  当选并非喜剧,欢呼声瞬间变成了低层民众的哀号,落选也并非悲剧,低层民众瞬间从哀号变成欢呼!抛弃民众利益者,必将被民众所抛弃!

  想当年,邓小平看到其出任副总理兼生产办公室主任时,处理棘手的企业“三角债”; 挂帅解决粮食收购“打白条”;亲自兼任人行行长,整顿混乱的金融秩序,难题迎刃而解,认为其“有观点,有主张,有魄力,懂经济。”总设计师一推荐,江书记一提名,选举而出任总理。其实当选非民意,未能连任也非民意,上台之后,野马无缰阵阵大炮,惊天动地,最终让民众很受伤,谁也无法对于制约与监督,有违邓、江提携之初衷,以小人之度之,邓、江恐怕也是在挥泪斩马谡吧。危局换将,是历史之必然,是人心之所向,也有天意和报应。

 

再谈朱镕基为何被抛弃

艾祖鸿

2011-5-15

  不久前,笔者在选网发表了《朱镕基为何被抛弃》一文,受到广大网友们的热情关注,赞同与批评者,都是对国家兴亡民族振兴具有责任感正义感的有识之士。在此,表示感谢,特别要对于“异见分子”的“异质性思维”,表示敬意,同时觉得有必要时再次对这个的话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为质疑进行“辩护”。

  朱镕基受任于危难之际,被民众喻为“救火队长”,人格魅力,有目共睹,丰功伟绩,举世瞻目,被外媒誉为“经济沙皇”。但题目所限,不能评功摆好,只能对为何被抛弃作些分析。

  常言道:政声人去后。对前任的失误剖析评判,是为了让后来者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并非对前任个人的责难。只是近来的高调亮相,恐为某些势力,利用其崇高声望、其仗义执言、其疾恶如仇,作为对现行政策及今后改革方略攻讦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致使其光辉形象受损而浇点冷水。

  不容置疑,国企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总结改革的失误,并不是否定甚至反对改革,但改革没有统筹规划,没有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相应配套的法律法规,监督制约保障改革。而是行政命令性的几年内消灭中小国企,不仅没有体现和尊重民意,反而对国企职工的前途命运与生存保障,缺乏制度设计,没有任何预案准备。客观上牺牲了国企工人的合法利益,甚至是生存权利,草率地把为国家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国企职工,完全抛向市场,简单粗暴的强令买断工龄,任其被残酷淘汰、自生自灭,加上住房市场化、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改革,直接导致底层民众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新的三座大山压向没有财富积蓄的国企职工,把他们逼入绝境。

  诚然,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改革的代价不能全部转嫁给最底层工人。改革的政策制定者主导者是否认真考虑过,此代价是否能够避免或者更小些呢?国企沿用苏联"国民经济不分配"的原则,工资只是“生活费”,占工人劳动成果的一小部分,国企是社会全员的血汗资本积累,理应每人都有一份。前车可鉴啊,为何不能象苏联与东欧私有化改革那样,最大限度的保护民众利益,将原原本本的全民所有制资产货币化以后分配给全民,实行 “全民均分”?成功的经验,无论从纯粹经济学角度,还是从政治、社会长远发展,特别是照顾国企职工的根本利益及生产生活基本需求来看,无疑比武断的全员下岗分流买断工龄,要公平合理得多。任何成功的变革都源自于对政治经济环境、市场利益和广大国民意愿的适应,反之亦然。

  由于我们的改革没有制度化法治化,客观上成了“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任由少数权势、外商巧取豪夺“变相私有”。工人就没有权利分一羹一勺?简单把全民所有的国企,无偿或廉价改头换面,让少数有特殊社会地位、有权有钱的人“合法”占有,非法强制性地剥夺多数人的劳动权生存权等基本权益,财富向权贵们高度极中,大量下岗工人及其家庭陷入集体贫困,官僚资本利用政治特权疯狂掠夺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国有资产,造就一批新权贵新富豪,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经济命脉,继而操纵政治,成为深化改革的巨大阻力,底层民众重新沦为被奴役被剥削境地,对改革谈虎色变。这恐怕也是改革主导者始料未及的,也是其所不希望的。

  有人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以偏概全,偏听偏信为推进国企改革所作的舆论宣传,指责工人下岗是因为其懒惰混日子吸国家的血。然而,扪心自问,国企亏损,是工人的责任还是体制的问题领导者的问题?没有工人的勤奋劳动,所有积累的国家财富从何而来?没有直接主持参与国企改革的人,永远无法懂得下岗工人的酸楚,永远无法体验成百上千工人,集体跪求给予工作的权利,给予能够养家糊口的工龄补偿费,是多么震憾多么悲壮啊,如连救生圈都不发一个的,就被抛向大海一样,是多么无助多么绝望啊。笔者每每回想起,总是良心的责备,寝食难安。

  ——全国数千万受到改革政策措施伤害的下岗工人,会对这样的改革主导者感恩戴德么?抛弃者终被抛弃!

  分税制等一系列强硬政策措施,所导致或加重的“三农”及“三乱” 灾难,触目惊心。农民对其受到的伤害,刻骨铭心。2003年,主政者深知“三农”灾难的严重性,力挽狂澜,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提出在5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所有特产税;对种粮农民进行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九亿农民切实得到实惠。2005年12月29日,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原定的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目标提前实现。

  2005年10月,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年前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2450元,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11.5%,超过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幅1.7个百分点。即在2004年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收难度进一步加大的情况下,2005年农民收入继续保持着较快增长态势。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793元,同比增长16.1%;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1131元,增长18.1%;二、三产业生产经营收入359元,增长15.1%,九亿农民再一次脱离苦海,广阔天地再次充满生机与活力。

  北洋军阀时期,地质学家丁文江在燕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少数人即为执政者也。

  朱、温两位总理,在对待民生与亲民问题的巨大反差,实质就是丁教授所分析的责任心与负责任的能力差异。光有责任心,没有负责任能力,往往是好心办坏事,或者办不成好事;有责任心且和负责任的能力,才会好心办好事,为民众谋福祉。

  其实,为了达到富国强民富的改革目的,温和渐近式的改革或许更有成效,如台湾土改是“阶级合作”式的办法。“地主、农民和政府坐下来慢慢商量解决土地问题的法子,叫农民得益,地主也不受损失。”土地虽被征收,但从中获得大量的股票,摇身一变,成为新兴的工商巨头。

  7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成为举世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腾飞的基柱,实得益于50年代初之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台湾土改,地主农民各得其利,皆大欢喜;大陆人永远不会理解,敌对阶级怎么会握手言欢,实现共赢的哟。——当然,“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这是中国执政者所不屑的。

  任何改革不仅不应让多数人受伤害,反而应当让多数人从改革中受益,才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拥护,才没有“地雷阵” 需要“扛着棺材前行”。俄罗斯在1991年4月25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中取消单一的土地国有制。此后,四次发布总统令,强令解散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将土地按份额分给农民。到2000年底,农业用地的70%已经实现股份化,1200万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92%的土地份额的所有者获得了产权证,广大农民能不拥护这样改革么?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不堪折磨与压榨的中国九亿农民,以及同情农民的社会各界,能不抛弃之么?。

  民众对于朱总理当选,寄于无限希望,何故?除了在副总理任上的功绩外,首先得益于其上任时箸名答记者问,像一个政治明星,一个官场另类,犹如“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之悲壮,非常有感召力;

  其次是我们太热衷于暴风骤雨式的改革,总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获得前进的动力,认为改革就是滚“地雷阵” 必须“扛着棺材前行”。总是伤害一批打倒一批保护一批扶持一批,总是认为乱世用重典,重症用猛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所以,热切希望一个“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革命领袖,领导我们去战斗!

  再次,民众固有的“清官情结”作祟。 期盼清正廉明的好官吏和好皇帝,是传统中国人的最高政治理想。电视一直播朱总理的记者会,其高大形象,如清官包公、海瑞再世。然而,仅凭清官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廉洁自律,根本不能实现社会和政府的良好治理,主导社会的变革,也根本不能保障民众利益。

  包公、海瑞名垂千古,就是因为清廉刚正不阿,张居正对海瑞的执政能力就十分不屑,认为海瑞做官有原则,但没有气量;有操守,但没有灵活性,因此有政德而无政绩,做应天府巡抚两年,赋税减了三分之二。王安石同样是清正廉明,是古今中外推崇改革家,号称“执拗公”。改革的宣言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何等刚愎自用,无所畏惧啊!改革进程中,上拒司马迁等保守派的任何修正建议,下视民众为草介。其改革导致国弱兵更弱,国穷民更穷,改革半途而废,自已黯然下台,北宋蒙“靖康之耻”,从此一蹶不振,民众痛恨地把猪改叫“执拗公”。

  民众从最初的狂热到最终的很受伤,方知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方知清官是靠不住,人治靠不住,靠得住的永远是法制与制度。

  执政者总是以中国特色为由,拒绝学习借鉴外国、外地的成功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总想着成为改革先驱,视死如归,总想到“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迈;总想着改革就是轰轰烈烈的革命;总想着“为有牺牲多壮志”的悲壮。殊不知,最终受伤害的民众。水能浮舟,也能覆舟的道理都懂,但真正引以为戒者鲜有。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体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在此改革的关键时刻,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十字街头,要使改革低成本高效率,必须是全体人民的参与,充分发扬民主,最大限度的体现全体人民的意愿,使全体人民的利益保障制度化法制化,让民众成为深化改革的主力军,才能事半功倍。任何漠视甚至伤害民众利益的改革,都注定要失败的,主导改革者,也同样会被其抛弃的民众所抛弃。


 

 

发件人:"red_fog" <red_fog@126.com> 2011-05-23 10:47:15 +0800收件人L_C_mailto:抄送L_C_cc:标题: 请求全国人大、中纪委对国资委在

请全国人大对国企“行政划拨”进行审查

甄理

2011-05-23

    请求全国人大和中纪委对国资委在政企分开之后将国企“行政划拨”给权贵利益集团导致加速垄断的问题进行审查。

    当代中国,那个家庭没有亲人因政府公共政策失误而下岗失去工作岗位?更为荒唐的是:为了推进这些所谓的“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竟然出台《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如此“恶法”,最后的法律保障权利都被剥夺,我们企业的地位、职工的权益如何体现?!

    鉴于政企分开之后的行政划拨严重违反《行政许可法》第24条、83条,造成加速垄断、给社会、企业、职工造成严重伤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以,我们请求对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政府行政划拨问题进行审查,纠正这种资产划拨行为!

    我们提出解决方案:

    1、政企分开之后,对脱离原政府管理部门的企业,由国资委代表政府对企业板块、按行业属性、资产规模的大小进行分类、归口,由国资委按照国家法规亲自管理。

    2、由国资委主导,按照行业板块划分、抽调“被整合企业”的职工骨干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这些政企分离之后被重组的企业,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交通资产管理公司、建设资产管理公司、纺织资产管理公司、轻工资产管理公司、医药资产管理公司、文教卫生体育资产管理公司、港澳台华侨外事资产管理公司等等,将政企分开之后被违规兼并的公司从利益集团剥离出去,由国资委下属的管理公司管理。甚至请原来的主管单位担任“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或者监事,强化社会监管力度。“管理公司”负责这些被整合企业的监管、政策性引导,不参与经营活动,由国资委直接领导。

    3、由国资委主导,根据企业属性,引导原属于不同部门的企业,以资本为纽带,通过企业之间谈判协商进行重组。

    前提:禁止利益集团参与重组,否则就演变成利益集团自卖自买的丑剧;所有协商必须有职工代表参与,最终必须经过职工大会表决通过。

    彻底斩断利益集团的垄断、掠夺!
 

 

 

 

 



发件人:"hbjvxx" <hbjvxx@163.com> 2011-05-23 20:28:2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庆祝建党九十周年系列文章:建国后辉煌三十年_大道至真_新浪博客

    大军网你好!我是贵网站的忠实读者,这些年来受益不少,再一次感谢!在关于国家、党的认识上自己也是经过几个大波折,最后认为如果中国知识精英只是从个人、集团利益出发来分析问题、指导国家,甚至为私利勾结外人出卖国家,这个民族还要重新回到大清晚年的命运。先将《庆祝建党九十周年系列文章:建国后辉煌三十年》寄给您做参考。

建国后辉煌的三十年

庆祝建党九十周年

文安

    大道至真。众所周知,中国系统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在建国后三十年建立起来的。建国后三十年科技原创能力强大,各个领域创造了无数第一。建国后三十年造就了人造卫星、导弹、核潜艇、大型喷气客机、人工合成胰岛素、汉字激光照排、卫星回收、计算机、直升飞机、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大规模集成计算机、CPU(出口到日本);歼十、神5载人宇宙飞船是70年代的技术;反导系统,导弹、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小麦高产等世界闻名;复方甲醚、针刺麻醉手术;内燃铁路机车、现代海船(包括30万吨集装箱轮)、微电子;“远望号”系列船,其技术高度至今难以逾越,那时的报纸经常报道国家创造发明和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也和美苏水平进行对比,有些技术是超美苏的。

    现代中国的“新四大发明”

  1、杂交水稻:1973年,中国的袁隆平向世人捧出了“杂交水稻”这一震惊世界的答卷。这无疑是史书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不多的中国,不仅解决了自己的粮食问题,还为亚洲甚至全世界粮食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巨大贡献。

  2、汉字激光照排: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是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给出版印刷行业带来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大大提高了印刷出版业的效率。它在促进中华文化传播的同时,也对日、韩等国家的印刷出版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工合成有蛋白质。过去世界普遍认为生命体是天然的,大都认为人工合成生命体是不可能的,是中国人首次让它变成可能。人工牛胰岛素的合成,是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对于人类探索生命奥秘的影响是巨大的。

  4、复方蒿甲醚:复方蒿甲醚是第一个由中国发现的全新化学结构的药品,也是目前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可的中国原创药品。截至2005年底已被26个亚非国家指定为疟疾治疗一线用药,它在疟疾这一高传染性疾病治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国内有几个机场、有几条铁路,不是建国后三十年新建、扩建的?有哪一个油田、国内哪一个炼油厂不是建国后三十年创办的?今天的中外合资企业,有几个不是因为有了建国后三十年留下的基础,才被外国投资者看中而“合资”的?今天的上市公司,有几个不是建国后三十年创办的企业改制而成的?今天的中外合资企业,有几个不是因为有了建国后三十年留下的基础,才被外国投资者看中而“合资”的?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就在大量生产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现代远洋轮船。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还在生产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已经在1970年(中国首次成功地试验原子弹以后六年)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当然,工业化使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意义重大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劳动力当时仍然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城市的工人阶级却已经从1952年的300万人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的1800万人以上。此外,在农村中建立小规模工业的政策,结果导致大约3亿农村劳动力中的2800万农民变成公社工厂或大队工厂的工人,虽然那些工厂大多数是在初级技术水平上组织生产的。一个庞大的技术知识界出现了。中国科技人员的数目从1949年少得可怜的5万人(1952年有42.5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万人,后来到1979年增加到500万人以上,这些人当中的99%是在1949年以后培养出来的。

    1950年至1977年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以每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及主要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是较高的,与现在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周期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较快的,50年至76年,中国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800万吨,发电量从43亿度增加到1330亿度,原油产量从近乎于零发展到8400万吨,化肥产量从20万吨增加到280万吨,水泥产量由290万吨增加到4930万吨,到70年代中期,中国生产了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远洋轮船,还制造了原子弹和洲际弹导弹,在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中国的科学家技术人员从49年少的可怜的5万人增至到500万人,除此之外,还兴修了大量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设施,如果没有这些设施,那么就不大可能出现这几年来的农业生产率发展高潮。

    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起步,到76年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己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从1952年至1978年的25年时间,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4倍,从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78年的3000亿元,其中工业产值增长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计算为基础,国民收入的指数按照不变价格从49年的100增至到78年则达至440,中国的国民收入还是翻了一番多。

    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由中国人民独立取得的,因而这种成就就各外引人注目,除了苏联在50年代提供过有限的援助到60年代中期中国迅速全部偿还了这笔费用及其利息到建国后三十年结束时,在发展中的国家里,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国内通货膨胀的国家。

    建国后三十年是人类史上伟大的工业革命时代,建国后三十年经济记录是中国奠定现代工业化基础时代的记录。实际上,这一记录优越于德国、日本和俄国工业化的可比阶段,这三个国家的工业化是那些在工业舞台上一直是后起之秀的主要国家成功地进行现代化的、最引入注目的历史事件。德国自1880年至1914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是33%(人均是17%)。日本自1874年至1929年,每1O年的经济增长率是43%(人均是28%)。苏联自1928年至1958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54%(人均是44%)。建国后三十年的中国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人均是34%)。这种经济发展,很难说是象许多西方报界人士通常错误报道的那样,以“爬行的速度”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取得政权,当时是允诺进行两次革命而不是一次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执政者们迅速地完成了旧国民党政权没有完成(实际上几乎还没有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共产党人迅速地把四分五裂的古老中华帝国改造成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并且给它的多民族的众多人口逐渐灌输了关于民族统一和社会目标的强烈观念。被长期拖延了的土地革命,随着土地改革运动于1952年结束而告完成,最终从中国现代历史上消灭了古老的绅士地主阶级,并且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从经济剥削和社会压迫的传统方式中解放出来。国家领土的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和全国市场的建立,以及农村中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废除,又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对蕴藏于那片广袤土地的巨大人力物力资源的利用,给落后的,过去停滞不前的经济带来了现代工业和技术的发展。本世纪50年代初期进行的那场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现在看来是显而易见的。长期(直到不久以前)处于最悲惨而贫困的国家行列中的中国,如同毛泽东在1949年十分自豪地宣称的那样,的确已经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而且目前作为一个独立的“迅速现代化的强国屹立在世界上”,尽管与先进的工业化固家相比,它依然是一个穷国。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与任何资本主义类型革命的古典西方模式都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宣布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完成的。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留下的人们,既不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也不是这场革命的受益者。此外,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几乎没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独具的特点——创造有助于私有制繁荣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条件。城市中的“民族资本主义”时代和农村中的个体农民所有制时期,在范围和持续时间上都受到了限制。这种限制是由旨在废除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者治理的国家所强加的。而且,当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判定(现在有人有时说,这种判定也许为时过早),“资产阶级的”基本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的时候,他们就决心进行他们答应过要实行的两次革命中的第二次革命.1953年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这个过渡时代是在经济发展的低水平上和物资普遍匮乏的条件下开始的。

    在建国后三十年的最后20年间,中国共产党人要同时实行现代化和社会主义——这是根据“不断革命”的要求进行的。建国后三十年的许多观察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设想:使现代工业化手段同社会主义目标相调和的独特尝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毛泽东时期所独具的特色之一。无疑,这就是毛泽东的目的,而且一定也是毛泽东派的主张.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位推进经济现代化的人物终于比他作为一位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功得多。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与一些人对建国后三十年的通常认识相一致。这些人说毛泽东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了“现代化”,并且宣称,当这位已故的主席为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精神乌托邦而着手进行一种无效的追求时,经济的发展被忽略了。实际的历史记录却表明了一个相当不同的进程,而且这一进程实质上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

    毛泽东逝世后,一些评论家关于毛泽东主义经济遗产的著作,没有详细叙述那个时代的成就,却披露了: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从1952年(那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已经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到1976年期间,中国的钢产量从130万吨增长到2300万吨;煤从6600万吨增长到4.48亿吨;发电量由73亿度增加到1330亿度;原油由实际上等于零增加到8400万吨;化肥产量由2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水泥产量由290万吨增加到4930万吨。

    军事及工业成就  

    赶超战略时代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1975年,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  

    赶超战略时代搞出了“两弹一星”,以最小的代价建造了祖国的核保护伞。其中1964年爆炸了第一颗原了弹,1966年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收回式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以及核潜艇试验成功等,这一切都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士气,灭了敌对国家的威风。打破了核垄断和核讹诈,争取了长时间的国家安全。今天中国才可以在“两弹一星”的核保护伞下安居乐业。  

    航天工业由空白跃居世界第三。1954年,中国第一批飞机试制成功,两年以后,中国首次试制的歼五喷气飞机获得成功,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成批生产喷气飞机的国家。各个系列型号的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陆续飞上蓝天,而运十的研制成功,正是我国当时航空工业飞速发展的集成和写照。1980年9月运十首次试飞成功后,美国道格拉斯一副总裁看了飞机之后说:“你们航空工业一下子赶上来了15年”。但是因为保密需要,航空航天工业的许多产值没有计算和公布。

    建国之初,中国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工业基础,甚至连灯油要靠进口。经过二十八年的高速工业化,中国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在毛领导下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倍。即使“文革”期间,工业平均发展速度也在10以上。这样的高速增长居然被贬之为“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让人不仅要问:“何处不是边缘?” 

  以下是几个关键部门的发展数据: 
  从1952年至建国后三十年结束期间,
  钢铁产量从一百四十万吨增长到了三千一百八十万吨
  煤炭产量从六千六百万吨增长到了六万一千七百万吨,
  水泥产量从三百万吨增长到了六千五百万吨,
  木材产量从一千一百万吨增长到了五千一百万吨,
  电力从七十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两千伍百六十亿千瓦/小时,
  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一亿零四百万吨,
  化肥产量从三万九千吨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

  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一百多万公里的公路,两万多公里的铁路(改革开放二十二年所建铁路仅一万多公里),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西南三省、青海、广西、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

  在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五万多座水库。

  在文教卫生方面,在1975年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的各类中专及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

  在70年代期间,学龄儿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在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发烧感冒类打针吃药费用一般在一元(人民币,下同)以下。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成就是在国际环境恶劣、大战不断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的。在毛逝世时,即没留下外债,也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极其罕见的。

  由于建国初期国民生产总值基数低,即使保持10的年增长率也难以支持如此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支付如此庞大的教育、福利和军费开支。实际上,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增长数据并没有反映经济的实际活跃程度,只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大块未被计入的经济成分,如果按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是劳动力的成本。例如,在华北平原上某低洼处修建一座水库,因无需炸药开山,也没有机械参预,只有发动群众义务劳动建造,这座水库的建设成本约为零。这一经济活动在当时的经济统计数字上根本反映不出。但同样一座水库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造,其劳动力成本将成为投资部分,建成这座水库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将等于其实际投资额而被计入。铁路建设是另一特例。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因多建在地形复杂的地区,工程之浩大是难以想象的,最著名的要数桥隧占30以上的成昆铁路。在今日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将难于应付如此庞大的铁路工程项目。但当时铁路建设是由劳动力零成本,训练有素的铁道兵完成,在低投资下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在建国后三十年,劳动力开支的低微对确保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是必不可少的。 

    1966年01月28日 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1966年12月23日 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1967年06月17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成功。
  1967年10月15日 我国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研制成功。
  1968年01月08日 我国第一艘万吨巨轮“东风”号建成。
  1968年09月03日 我国研制成第一批液压传动内燃机车。
  1969年02月21日截止到1968年底,我国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唯一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强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1969年09月30日 我国第一台十二万五千千瓦双水内冷气轮发电机组建成,标志我国奠基制造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70年04月26日 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70年9月运十大飞机,代号“708工程”上马最大起飞重量110吨,最大巡航速度974公里/小时,实用升限高达12000米,最大航程8300公里。1978年完成了飞机设计。1980年9月26日,运十客机首飞成功,从立项到首飞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
  1970年12月25日 葛洲坝一期工程开工。
  1971年 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1971年03月03日 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
  1971年10月25日 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
  1971年12月07日 全国年度水利建设50亿立方米,增加农田3000万亩。
  1972年02月21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主动访华,双方同意互相发展贸易,中美大门打开。
  1972年12月26日 我国第一辆载重300吨的大平板车问世。
  1973年03月07日 我国自动数控机床取得显著成就。
  1973年08月27日 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1973年09月12日 全国钻井进尺和建设投产的油井生产能力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1974年04月31日 我国第一台医用电子感应加速器研制成功。
  1974年09月30日 大型油田――胜利油田建成。
  1975年02月03日 景山发电厂首次应用电子计算机控制10万千瓦燃煤气轮发电机组成功。
  1975年03月29日 高能加速器研制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1975年07月05日 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建成。
  1975年10月07日 培育出杂交水稻新品种,亩产达千斤左右。
  1975年11月26日 我国成功发射回收式地球卫星。
  1975年12月29日 我国农业连续13年全面丰收。
  1976年05月12日 建成全国微波通信干线。
  1976年12月11日 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

    建国后三十年期间技术能够进步的关键奥秘有三个,而且这些奥秘是其他国家都无法具备的。

    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真正的技术民主。由于当时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报章上连篇累牍地严厉指责各种管卡压和专制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充分民主的风气,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有的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社会和阶级的藩篱都实质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这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技术创新如果联系着市场潜在利益,当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仅仅联系着个人的职称和学术地位评价,相关人员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一切私有观念都遭到彻底批判,许多有助于巩固私有观念的评价体系都被破坏,所以人们能够空前地敞开自己的所得,公之于众。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彻底破除私有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

    第三个原因是几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的高灵敏协调机制。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

    但是以后,许多在已经快要下蛋的科研成果都被下马,中国许多马上就要呼之欲出的重大世界科技成就被胎死腹中。当时的计算机技术水平,中国实际上和美国是基本同步的,后来由于这些项目和“运十飞机”的命运一样下马,这样中国在今天的关键技术领域,就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各大科研项目负责人在听到说:“国家没钱,你们想办法”后好几个人受不了打击回家跳楼自尽了,日本人立刻冲过来用极低价把这些项目的核心机密都统统收购。清华大学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单晶硅,现在反而不会了。前几年某研究单位以单晶硅立项,结果得到数千万的研究经费,最后是在美国去拉出单晶硅来结项的,事情竟然演变到这个样子,特别值得那些真诚关心中国技术进步的人们深思了。

    这里要说明的是,中国当时硅半导体科技研发,硅晶元的制造,都是与美国几乎同步的。他不选择走计算机家庭化,是完全根据他自身国情考虑。当时即便在美国一台最新的8008或者8086系统售价也在2000美金。是极其昂贵的。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所谓“万元户”时期,这是很难接受。因此,中国果断选择了大型机计划即863工程的1代长城(曙光最早前身)。中国自己已经完成长城1代大型机,以及曙光1号巨型机的制造与研发。当时的中国因此非常想得到自己与国际高科技技术的行业内标准相差的距离。生怕自己在进入“闭门造车”时代。

    长城2号大型计算机及其重要的技术资料,被那时天真的中国带到了“纽约国际科技博览会”“东京新技术交流会”。中国人那时第一次“出家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技术壁垒,并且采取中国人一贯的“自卑弱点”。低着头走进所谓国际科技殿堂。在东京,日本专家发现中国计算机技术遥遥领先他们时候,十分丑陋的以所获的美国诸多学术资料,来对中国人进行科技欺诈。所谓“你们的长城早已是十分落后的产品了。”但是在美国,美国军方对中国大型机算机技术高超,给予了十分高度的关注。在2者几乎同时代将进入亿次计算时代,美国军方感到很大压力。但是,美国人思维不同于亚洲人,直线化,单一化。尤其在科技领域。有点刻意古板。所谓一是一二就是二。因此美国希望与中国秘密制定“高级计算机技术协议”来控制这种技术流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这些华约国家。

    日本,则是借此次交流会机会,于第二年所谓“自行开发大型机算计系统“昭和1”,当时,日本精密加工的确比中国好。因此人家外观漂亮,不像中国的“土气”,中国专家们一度放弃了长城,曙光。中国科学院递交的报告称:长城,曙光,由于技术相对于西方国家,处于落后阶段。因此建议作为民用。多么愚蠢的举动!无偿出卖了自己最先进的科技,而且还把自己骂得一无是处。这就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

    1985年日本人参观了沈阳某工业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科学家再一次在日本“进口”同行面前显示出自己卓越的“自卑”把几乎整个自动化项目都拿出来,叫日本人进行所谓“审定”,但是作为日本此时完整工业自动化还只是一个“雏形”中国是成形的科技项目。只是尚未大规模推广而已。1986年。日本对外宣布首次制造研发成功,整体化工业自动项目。而此时中国才意识到自己的无知。1988年就是美国和平典范计划刚刚结束。中国国内所谓“美国民主,西化中国”思潮不断上升。那个时代,一切国产科技技术都是垃圾的理论到处都是。上海X船舶制造与日本进行“睦邻友好”把经过自己多年心血研制的“XXX型集约化数字焊接系统”无偿的又一次卖给日本。这套系统,是60年代初中国科学家在秘密条件下利用早期俄国电子机床,自己设计的,可以说80年代亚洲那是最先进的设备。但是,在日本“高度审视下”,被呃令下马。1989年中日签署进口日本大型焊接系统。大约是3亿左右美金。但是由于八平方事件被停止。1992年通过与法国XX公司交流合作,中国人才如梦方醒。引进的法国12亿美元电子数控设备。其中80%是中国在80年代中期被日本“友好的专家给审视掉了”。这些是较高科技。至于类似诸如用雅马哈摩托车技术换取中国宇航精确导航技术,之类的愚蠢的所谓合作,中国人那时何止这些。要说日本为何至今民用技术,依旧强大于中国,其结果80%的贡献是来自日本的“友好邻邦”。

    当时中国能够以有限的技术力量,去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优势在于全国技术力量的无成本合作,有限的经费和人力资源能够集中使用,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学习的成本并实现研究队伍的迅速成熟和壮大。而中国今天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不仅落在后面,在市场规则急功近利的“短视”眼界里根本就丧失了追赶的动力,而且在中国技术力量和经费和西方国家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还硬要一味地抄袭西方的技术发展路线。

 

 



发件人:"sunhuijun8881" <13701165487@163.com>  2011-05-19 00:11:29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诗文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呼吁:对辛子陵解禁

原经济日报社 艾风

2011年5月7日

    最近,在网上读到范吉先生一文,方知辛子陵被圈禁噤声一事,有关当局要他检查交代三大错误,被勒令半年内禁声、禁笔、禁活动。我读过他在科技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篇有论有据的好文章,对此说点心里要说的话。

    我也是一位离休干部,不满16岁就参加中共地下党,到现在已有60多年的党龄。现在我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对有关部门强加给辛的所谓三大错误,再对照辛的《形势和前途》的讲话,我觉得前者是强词夺理,乱扣帽子,欲加之罪;后者是有理论、有数据、有说服力。也许正是这种理论的说服力、穿透力,使有关当局害怕了,才对辛采取如此“禁”的手段!

    第一条:说辛子陵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严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现在我先不说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批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后,用新的四个“凡是”加以代替罢了。单从辛的讲话全文看,辛肯定了改革开放和现有经济成就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这符合四个“凡是”的第一条。对第二条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承认,邓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大相径庭,毛要坚持公有制,消灭私有制,邓允许发展私有经济、混合经济,在宪法上添加了保护私有制;在经济形态上毛坚持计划经济,邓主张搞市场经济。那么,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是坚持走毛的路还是走邓的路,我们党所以要搞改革开放,当然是走邓的路。辛子陵的整个讲话也是肯定邓的路,并且还说:“邓小平的英明就英明在‘开放’二字上”。既然辛赞扬邓的改革开放,肯定现有的经济成就,怎么就违背了四项基本原则了?原来有关当局只是抓住了辛子陵对这种改革与成就,作了一种新的解读,他作为一位有成就的学者,自然不该人云亦云,根据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深入研究,他提出目前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理论,也可称作毛泽东曾主张但后被抛弃的新民主主义,也可称作民主社会主义,还可称作毛泽东曾说过的新资本主义。所有这些称谓,都是对目前我国的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的一种解读,都是对党的基本国策的肯定与支持。如果对理论界的这种解读、研讨都要乱扣帽子,横加罪名,是否又要把我们这个社会拉退到文革时的万马齐喑,百鸟禁声?又要实行思想专制与文化专制?

     第二条罪名说辛子陵挑拨领导关系。因为辛在讲话中提出不可批温家宝,建议胡锦涛千万不要和权贵集团联手整温家宝。因为最近一位中宣部副部长敢于说温家宝是“麻烦制造者”,就是个整人的信号。当我读了辛的这段讲话后,只是觉得辛的出发点是为了党好,提出了这个建议,丝毫感觉不到辛在挑拨领导关系。因为辛提出此建议,一有历史教训,毛泽东晚年整了周恩来;二有现实信号。即使我党领导层完全没有整温家宝的意图,全是辛瞎猜,也完全不必大动干戈,对辛横加指责。只要点醒他以后在公开场合讲话,注意事实根据与不良影响就足够了!

    第三条罪名说辛引用大纪元网站材料,批前国家副主席儿子曾伟,在澳大利亚用巨款买豪宅,其一大纪元网站是法轮功在国外办的,其二在澳大利亚有两个曾伟,你有什么根据说买豪宅的曾伟就是曾庆红的儿子?对有关当局这两项指责,我确实不好说什么,因为不知道辛是否引用了大纪元材料,也不知道哪一个曾伟买了豪宅。但我可以肯定一条,通读辛的全文,辛对曾伟的批判与指责,完全是为了党好,因为我们社会中确实已产生了权贵资产阶段,如任其发展,我们国家将有大灾大难。所以辛子陵在此讲话中提醒我们:“共产党要想保持政权,保持执政地位……用和平转型的手段,解决权贵资产阶级的问题。”

    总之,我希望有关当局不要小题大做,草木皆兵,不要再走毛泽东时期老路,动辄在党内或社会上就采用组织手段,或公安手段,实行“三禁”政策(口、笔、活动)。党在领导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首先党自己要逐步实现现代化,要从一个崇尚暴力革命的党,不准有不同声音、不同意见的党,逐步转化为符合现代社会标准的执政党,即从指导思想、组织架构、各项政策与措施、领导人的思想与作风,都要首先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如能这样,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发件人:"xujingan" <xujingan@vip.163.com>  2011-05-20 11:34:35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徐景安、黎鸣、袁正光、程淮对话:如何重建中国意识形态

如何重建中国意识形态

----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二十次研讨会部分发言

2011年5月15日

地点:北京市长之家会议室

 

    徐景安

    今天讨论的题目是“重建中国意识形态”,也是我发起举办研讨会的目的。对于我国存在的问题以及希望推进新的改革存在某种共识,但对如何启动新的改革看法不一致。主流的观点是中国需要制度转型,从极权制转向民主制。按秦晓的说法,就是不能停留在“现代化”,而是实现“现代性”,基本的路径和范式还是参照西方模式,可归于自由主义学派。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遭遇

    中国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中接受了自由主义,尽管不彻底,资源类依然实行垄断;思想领域有所放开,但对言论、出版依然实行管制。按照自由主义的主张,中国应该在经济领域彻底实行自由,并向思想领域与政治领域推进。但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受到严重阻击。

    2005年刘国光首先发难,提出中国改革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接着马宾就鼓励非公经济、巩献田就“物权法”发起对改革的全面清算,谴责改革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2006年又发起了对西山会议的批判,把改革派扣上了“汉奸”、“卖国贼”、“反革命”的帽子。理由很简单,自由主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工具。

    2007年谢韬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一文再次激起争论。谢韬文章的语言范式区别于自由主义,但实质上是论证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融合的合法性。传统派以民主社会主义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为由,批判谢韬的“修正主义理论和修正主义道路”。

    2008年司马南挑起了普世价值观之争,批判南方报系“用普世价值的锤子,找茬敲打中国”。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也出面批判普世价值观。

    自由主义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功不可没,但一定要明白,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在意识形态上接受自由主义。农村承包给予农民种地的自由,城市改革给予企业自主权,以及后来引入市场机制,都是出于发展经济的实际需要,一种功利主义的目的。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发生了上述现象,一方面自由主义作为工具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实行,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具有合法性。当着自由主义企图进一步推进改革,尤其主张政治改革时,不仅遭到传统派的强力反对,而且为执政当局所不容。零八宪章事件成为冲突的爆发点。

    自由主义在中国一次又一次遭到批判,而几乎是每一次集体沉默,不是讲不出理,而是无理可讲,语言范式、思想逻辑、政治理念都不一致,真可谓“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自由主义连自己的合法性都没有,也就不可能作为推进改革的理论旗帜。

    关键是意识形态转型

    自由主义在西方是冲破宗教神学的束缚而诞生的,然而恰恰是上帝成了自由主义的保护神。人生而自由,固然正义而神圣,那还不天下大乱?自由主义称,自由是以不防碍他人自由为前提的。靠这种轻飘飘的自由定义是难以约束人的,在西方是靠法治维护秩序、靠宗教维系道德。而西方人的契约精神与对法律的敬畏,是出于对上帝的敬畏。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延续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自由主义推行前提的契约精神和宗教信仰,恰恰是中国人所缺乏的。

但自由主义还是进入了中国,在经济领域演变为物质主义,在思想领域则演变为利己主义。中国很快成为了利益的博杀场,既没有道德,也不讲规矩。对权力的约束,成为关注的焦点,这是合乎逻辑的,所以制度改革呼声日高。然而,中国的问题远远要深刻的多。领导中国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全社会从精英到民众都把金钱作为价值目标,在没有高于物质的精神追求下,中国的制度变革,既没有认同的价值基础,也无运行的保障力量。中国原有的僵化意识形态,除了挥舞大捧、阻击改革之外,已不起作用。因此,无论从现实,还是长远,中国必须重建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一般分为政治意识形态、伦理意识形态,前者作为国家治理与运行的价值原则,后者作为行为规范的价值尺度。意识形态要让人们信而奉行,必须具有某种正义性和神圣性。自由、民主、法治,保障个人权益,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石,是西方意识形态的神圣感。对父母孝、对长辈(官)敬、对朋友义,倡导对他人的爱,成为中国传承二千多年的传统文化,也具有神圣性。消灭压迫和剝削,解放全人类,掀起了200多年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神圣感。今天的中国经过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化,进入了去意识形态。政府的发展第一、民众的挣钱第一,使意识形态沦为说教、假话的代名词。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完成制度转型,必须完成意识形态转型,决非一句“现代性”所能承担。

    重建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出路

    对于重建中国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三大流派水火不容、互相攻讦。在思想方法上存在全盘照搬和全面否定之片面。他们都不愿承认一个简单事实:自由主义如此完美,怎么会掀起社会主义运动?自由主义的西方并没有实现持续、平等、幸福,中国能否照搬?自由主义如此荒谬,怎么创造了西方500年的近现代文明,并成为现代文明的主流与基石,难道没有中国可借鉴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如此完美,怎么败于西方文明,又被自己抛弃百年?简单回归传统,遵圣贤教导,能解决今天中国的一切?传统文化如此荒谬,被视为专制、愚昧,但毕竟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成为留存世界唯一的古文明,难道就没有今天中国可继承的地方?传统社会主义如此完美,怎么会在苏东崩溃、中国抛弃,世界上没有一个成功范例,还要中国走回头路?传统社会主义的破产,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吗?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成功地融入了西方资本主义,马克思为被西方奉为伟大思想家。存在就是合理的,自由主义、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三大流派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他们遭批判、被取代、遇失败,也一定有内在的原因。作为知识精英、文化人,应该取宽宏的、开放的、包容的,而不是僵化的、封闭的、偏执的心态来对待学派之争。自己是一朵花、百宝箱、包治百病的仙丹灵药,别人是豆腐渣、臭狗屎、遗害社会的鸦片毒药。这种思维方式,只能起撕裂社会的作用,不能增添社会共识。一个社会既存在文化多元,又必须达成共识,才能健康运行。今天中国迫切需要重建意识形态,形成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取三大流派之长,我提出了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核心价值观,有望成为中国的新共识。

    幸福的希望之光在中国升起。

    今天的中国充满着抱怨与不满,对未来抱有疑虑与忧心。问题种种,似乎看不到解决的前景。在改革30周年的2010年,中国大地悄然掀起了以幸福为口号的浪潮。广东、江西、重庆、北京、武汉、厦门、贵阳、汕头、江阴、平顶山等许多地方都把提高民众幸福感作为执政理念、执政目标、执政取向。对于口号满天飞的当今中国,不少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不过是官场新的作秀。这并不排除某些地方存在这种可能。但是,从发展第一转向为民谋幸福,这将带来政府的理念、目标、制度、方法的一系列改变。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建设“幸福广东”以后的讲话,让人耳目一新。他说:“转型升级是手段,幸福广东是目的”,这一句话就说明白了发展的目的,颠覆了发展第一的旧思维。他还说:“干部在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牛市’中陶醉,群众却在满意度和幸福指数的‘熊市’中埋怨。”他尖锐批评:“成为领导干部后,为什么就忘记了过去,淡漠了与群众的感情,缺乏了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的热情?为什么有的还丧失了做人的基本良知,不但不去为人民造福谋利,反而见利忘本,鱼肉百姓?!” “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说不到一起去”。 “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必须坚决打好缩小贫富差距这场硬仗。” 在充满大话、空话、套话的中国官场上,作为省委书记的汪泽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这就是立场变了,看问题的视角变了,站在民众幸福的立场才能说出这样有智慧的话、明白的话、大实话!

    幸福作为执政理念、执政目标、执政取向,就会改变评价目标和评价主体,带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同时,推动创建幸福社区、幸福企业、幸福学校、幸福家庭、幸福人生。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再造工程。

    特别需要指出,为老百姓谋幸福,这是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建设社会主义的要义。真正这样去做,就能重塑党和政府的形象,找回当年共产党的正义和神圣。实现人生幸福,也将为我们每一个人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大家。真正这样去做,就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找回丢失的理想、道德和精神。所以,幸福中国的深刻意义,是理念革命、文化创新,意识形态重建。

    黎鸣:

    刚才景安先生的报告很精彩,他提到的问题也非常重要,即重建意识形态,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而且前面他关于当前中国意识形态的归纳,我认为也非常不错,他所说到的三个主义:自由主义,传统主义,社会主义,的的确确真实地反映了我们今天中国社会总体的三种形态,只不过我认为,偏偏这三个主义在中国全都走了形,或者换言之,全都不是它们本来的形态。

    现在有一种说法,即今天的左派和右派怎么分呢?今天的中国左派是反对孔子、支持毛子,即毛泽东派;今天的右派呢?则反过来,是支持孔子、反对毛子,即反毛泽东派,甚至是尊孔派。为此,我真是感到很可悲。似乎毛泽东跟孔老二,一个是黑,一个是白,非黑即白,非白即黑,中国人就只有在他们之间进行选择了。这实际上尖锐地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就像毛泽东那一段语录所说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的思维方式,说实在话,事实上已经支配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想不到到了今天,还在继续支配中国人的脑袋。

    这在自动控制的理论里叫什么呢?叫乓乓思维,乓过来乓过去,非此即彼,非彼即此,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不是白的就是黑的。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仅仅只有左派、右派之分的这样一种中国思维,就是中国当前意识形态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事实上应该是如何呢?徐先生今天说得好,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必须重建。重建的意义就是说,无论孔子的,还是毛子的,他们的意识形态都不行了,今天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必须重建,重建就是要重新建立。

    刚才景安先生做了很多分析,我觉得这个分析的过程进行得相当不错。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来,实际上就是不断地拦击自由主义的几十年,然而偏偏自由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在不断地向前推进。否定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不可能的,它的成就和问题全都摆在那儿,但是如果不看到这种改革过程的艰难,不看到自由主义一直都在受到拦击,这也是不应该的;而且包括那些原来坚持自由主义的人们,现在在我看来也已经都在退化了,相当一部分自称的自由主义者,现在成了所谓的右派,甚至成为了铁杆的尊孔派,这让我感到非常的可悲。这种右派像前面我所讲到的,支持孔子,反对毛子,这合乎历史事实的真相吗,合乎历史文明真理的走向吗?说实在话,今天你就是把毛泽东骂得狗血淋头,而人们还又继续把孔子的那一套偷运回来,中国就能够前进吗?这真是极端的糊涂和愚蠢啦!

     其实具象的人原本是什么呢?是实践的物质,是经验的现象,而关于经验的现象,在座的学过哲学的人们都知道,现象之中永远都是矛盾的,现象之中没有不矛盾的东西,而中国人始终就生活在这种物质的、经验的、现象的矛盾之中,也就是说永远都只生活在非白即黑的糊涂和混乱之中。

    构成整个哲学的基础的除了经验的具象之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先验的抽象,还有一个就是超验的想象,或设象,它们都跟经验的现象是处于相反相成的关系之中。抽象的是属于先验的领域,现象的是属于经验的领域,除了先验和经验之外,还有一个超验的理想的领域。先验的领域是关于抽象真理的信仰,超验的领域是关于未来设象的理想,偏偏中国人既没有先验抽象的信仰,也没有超验设象的理想,所以就只能永远都纠缠在非黑即白、尖锐对立而又永远不分的混沌的经验现象的矛盾状态之中。中国人是一个不讲理的民族。

    允许讲理就好办,不允许讲理就不好办。允许讲什么理呢?讲真理,真理从哪儿来呢?真理从先验的抽象那儿来,有具体的经验现象的真理吗?没有,具体的可以看到的真理都是什么?都是真实,我们中国人永远都在把真实当做真理来看待,这本身就是不知道真理为何物的表现。

    我下面讲一讲什么是真理,为什么真理必须是先验的,是抽象的,而不必是真实可见的。比如说物理学界,物理学最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呢?是守恒,物质守恒,能量守恒,质能守恒。然而它们在现实之中你能看到吗?你看不到,它完全是物理学家经过抽象思维出来的东西。比如你拿一张纸去燃烧,一下就烧没了,你说我看不到物质守恒。是呀,这守恒吗?不守恒啊,纸没了,这张纸被烧掉了,对不对?从现象界来看,你永远得不到物质守恒的真理,而是必须抽象到先验界,必须抽象到什么地方去呢?必须抽象到你的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手摸不到的地方去,从而把那个地方发生的部分变化也计算进来,物质才是守恒的,能量才是守恒的。纸燃烧了,有一部分成为了气体的二氧化碳、有一部分成为了水汽,再加上最后留下的炭,如果把那些挥发掉的未能感觉到的东西,也全都计算进来的话,燃烧的纸,从质量上并没有消失,尽管眼睛认为消失了,但实际上按照物质守恒的真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变成了其他物质的形态。真理怎么样?很明显它是先验的、抽象的,而不必是具象的,当然更不可能是想象的。

     然而在人类社会之中的真理又是什么呢?我认为人类社会之中的真理就是人人平等。然而“人人平等”,中国人根本就不承认,你说是真理,那是真理吗?现实中到处看到的都是不平等,的确是这样。既然现实之中的真实现象都不是真理,为什么还要说人人平等呢?人人平等恰恰是思想家从大量的不平等的现象之中抽象出来的先验的真理,西方人有先验的抽象,因为西方人有信仰,信仰是什么? 当然首先是宗教信仰,然后是真理信仰,只有先验的信仰才能把他们带到人人平等的那个真理的境界。很明显的一点,《圣经》告诉大家,人人在上帝的信仰面前平等,有了上帝的信仰,人人就是平等的,没有上帝的信仰,人人就是不平等的。上帝是什么?上帝是一个先验的抽象,它具体存在还是不存在,不知道,没法证明。此外,希腊哲人也告诉大家,人人在真理的信仰面前平等。非常关键的是,中国人根本就不承认有这种信仰,中国人既不信上帝,也不信真理。

    此外,中国人也不承认超验的理想,中国人有超验的理想吗?没有,中国人的理想全都是现实的具象的东西,是“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中国人的理想是将来当大官,是将来娶很多的老婆,是将来可以拥有整个世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理想吗?这不是理想,真正的理想是什么?真正人类的理想是两个字:自由,理想是什么?理想就是关于人存在的最后、最终极的价值,最后、最终极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人活了一辈子,最终可以建立起来的是什么?是智慧,因为只有这种智慧才能够代代相传,这种相传下去的智慧又是什么呢?它绝对不是任何物质性的东西,而是精神的力量,也即精神性的东西,这种精神性的东西总合起来,说白了是什么?用黑格尔的说法就叫绝对精神,而人类的绝对精神就是智慧,物质的属性是什么?是必然;而精神的属性是什么呢?是自由。绝对的精神即是绝对的自由。所以人的理想就应该是绝对的自由。

    有了上帝的信仰,真理的信仰,再加上有了自由的理想,所以西方人的历史能够步步前进,他们虽然也跟我们一样,在现象之中生活,永远都存在于种种的矛盾之中,但是他们前面具有上帝、真理的信仰的力量的推动,后面具有关于自由的理想的力量的拉动,所以西方人可以在重重的矛盾之中获得自拔的力量,主动的精神的力量加上被动的物质性的力量足以让他们把自己的历史推向前进。

    可是我们中国人呢?即没有先验的上帝的、真理的信仰,也没有超验的自由的理想,中国人活该就只能在自己所大量制造的重重的矛盾之中活活地被淹死,被永远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的矛盾所纠缠死,从而永远都得不到文明精神的自拔。

     你说(儒家)传统主义不好吗?但是(儒家)传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大一统的民族,似乎那就是它的永远都不可被推翻的理由;你说自由主义好吗?可是西方人同样被自由主义搞得灰头土脸;你说社会主义不好吗?可是西方北欧人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不差,……,可悲的是,中国人完全丧失了对于任何一个问题进行先验的和超验的理论分析的能力,而却始终都在黑白很难分辨的重重经验现象的矛盾之中难以自拔。偏偏中国人还非常留恋这种永远难以自拔的孔儒的意识形态。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一系列的矛盾呢?你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去分析这诸多的矛盾呢?我们恰恰要站立在抽象的、信仰的、真理的基点上,以及站立在我们终极追求的精神的、自由的、超验的理想的角度上,或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重重经验矛盾的现象,或踮起脚来超前地越过这重重的矛盾向前看,这样一来,你从理论上才能站得住脚,才能真正发现处理矛盾、解决矛盾并从而推进事物前进的方法和途径。

    为什么世界上西方人的主义,一到了中国就全都变了形呢?你说自由主义好吗?好,中国人也有叫自由主义的,但是自由主义到了中国它并不是自由主义,它是打着自由主义招牌的内在的传统主义。社会主义好不好,社会主义好,我认为好,至少西方人也认为马克思所创造的社会主义在事实上大大地推进了西方文明的进步,有思想的西方人不会不承认这一点,除非他根本就没有思想,可是中国人的社会主义却偏偏陷入了深深的孔儒的天命的、血统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历史陷阱之中而始终难以自拔。

    西方近三百年来,他的人民越来越获得了自由,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那样一种始终都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西方能有今天这样一种发展的状态吗?能够有这么快的进步吗?不会有。为什么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他们选择的千年世界伟大的思想家第一号,居然是马克思?那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的确确给整个西方文明带来了进步的促进。

    但是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却是完全另外一种状态,中国是社会主义吗?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吗?当然我也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所有的理论都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确存在它的一些具体方法论上的错误,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在怎样一种信仰的基础上,他站在怎样一种终极追求的理想的基础上,这才是最重要的。很显然,马克思既没有丧失对真理信仰的追求,也没有丧失对于自由理想的追求,可是中国人呢?中国人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恰恰既抛弃了“人人平等”的真理的信仰,更抛弃了“自由”的超验的理想。如此的“社会主义”,如此的“马克思主义”,还能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吗?

    大家别忘了,马克思大量的著作,他最重要追求的依然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自由,你看马克思的名言,是什么?宪法,法律,是人民自由的圣经。这是马克思的经典名言,为什么我们不把好的东西归到马克思那儿去,却把坏的东西全都归到马克思那儿去呢?其实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会为中国人的糟糕的历史行为买单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人根本就没有真正把马克思的精华搬到中国来。

    什么主义到了中国来全都会变形,这是因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刚才老徐说的,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是非常糟糕的意识形态,而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完全是一个腐败的价值观。为什么这么说?今天中国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来自两个基础,一个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儒家的意识形态;另一个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形态?是所谓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所谓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列宁、斯大林的那个意识形态,是经过了列宁、斯大林改造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马列主义还是原封不动的那个马克思主义吗?不是,完全不是,它已经把两个最重要的东西给砍断了。说列宁、斯大林砍掉了,那是俄国人的事情,问题是,中国人比俄国人还要砍得更彻底,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全都是孔子儒家的徒子徒孙,而中国人从来就因为孔儒而完全丧失了先验真理的信仰,而完全丧失了超验自由的理想。

    第一, 中国人把马克思所追求的人人平等的真理的信仰消灭了;第二,中国人把马克思追求绝对自由的超验的理想消灭了,而唯一留下了的,就只有马克思主义所谓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所谓的阶级专政。这种彻底唯物主义(而完全排除了客观先验的唯心主义信仰和主观超验的唯心主义理想)的具象经验的东西才真是可怕极了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本身的哲学思想就已经被片面化了,从而错误了。

    所以我认为,正就是上述的“孔儒”和“马列”这两种意识形态彻底地害苦了中国人,这两种意识形态使得中国人,根本在他们的价值观的意义上就全错了。儒家的价值观错在哪里?儒家的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是天命论,是血统论,是礼乐论,是宗法论、是人治论,是极权论,是专制论,简言之,即是所谓“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这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人活一辈子活了什么?为亲人活,为当大官活,为光宗耀祖活,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马列主义,斯大林的价值观又是什么价值观呢?他们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为极少数人谋取利益的价值观,你说这样的价值观它能给中华民族带来进步的动力吗?不可能。

    所以我认为徐先生的这个报告,第一,他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意识形态的重建问题,以及怎么重建?我认为,即是一,必须重建先验抽象真理的信仰,二,必须重建超验精神自由的理想,这里的自由是什么自由,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不是那种“天马行空”的自由,不是的,自由是精神的自由,是信仰的自由,是求真的自由,是爱人智慧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永远绝对的。然而,偏偏精神的自由在中国是绝对的不自由。说实在话,什么叫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就是四个字,放开言论。中国现在面临的政治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字,言论都不放开,那你就等于没有政治。

    什么叫做政治,尤其什么叫做社会的政治?社会的政治其实就是社会的言说。把社会当做一个人来看,全世界一共有200多个国家,200多个社会,即相当于200多个人,而每一个人说实在话,最重要的活着的意义就是做三件事儿:说话、做事、思考。社会的说话即是社会的政治,社会的做事即是社会的经济,社会的思考即是社会的文化。

    个人的说话表现了个人对事物认识的一种表白,而社会的说话即是必须让每一个社会中的人自由地说话,否则就没有资格称作社会。结果呢?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这等于说中国的社会没有政治。在人类的历史之中,中国人的言论是最受到压制的言论,这种压制是从哪儿来?是从中国的意识形态来,既是从传统儒家的意识形态来,又是从变相的马列主义来。

    今天徐先生报告的第二个方面,即他把重建意识形态落实到幸福的问题。我认为,这固然是一条不错的路,但是却很可能只是一种表面的东西,因为什么呢?因为幸福与不幸福,关键还在于人要能言、能做、能思考,如果不能言、不能思考,你这个幸福从何而来?又如何进行判断?所以我认为徐教授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提出了的确不错的一种方式、途径,但是究竟应该怎么达到他的目标,怎么重建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怎么建构中国人的幸福观,这还有待大家共同努力。

    袁正光:

    各位朋友,徐景安先生今天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两个有密切联系的问题,一个是重建意识形态的问题,一个是幸福问题。他不仅是对幸福探讨,而是对幸福实践了。我最近正在出版一本书《生命的智慧》,是写生命文化的。关于生命的价值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幸福,包括幸福观、成功观、生死观、爱恨观、善恶观。人有七情六欲,情导致爱和恨,欲导致善和恶。对这两个问题,景安和前面两位先生都谈了很多好的意见。我从大学到团中央宣传部,后来又在中国科协,在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手下工作,后来又到中国科普研究所,现在专门从事科学与人文的研究。凭我一生的经历和研究,我想就现今中国对很多问题的提法谈点看意见。

    刚才景安概括了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就使我想起罗素的一句话,他对中国很友好。他说,中国人很有耐心,他们要花几个世纪去弄清别的国家几十年就可以弄清的问题。现在看来,弄不好,我们几个世纪还弄不清别的国家几十年就可以弄清的问题。原因在什么地方?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今天我把意识形态和另外一个词连在一起,那就是文化。一个民族靠什么联系起来?靠什么组织起来?靠什么凝聚起来?实际上就是靠三个东西:第一,符号,第二,价值观,第三,制度。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就叫文化。联系我们中华民族的符号,首先是汉语,这是最重要的符号。汉语把我们民族联系起来,相互沟通。到了国外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不通。作为文化的基础的符号,再进一步的就是艺术、美术、音乐等等。符号是文化的基础,是文化的工具。于是,人们又常常把符号叫做文化。符号是文化,但文化绝不仅仅是符号。符号作为文化的工具,最重要的是要表达意义,特别是表达价值观。价值观才是文化的核心,是文化的最高境界。第二,就是共同的价值观。什么是价值观?首先看什么是观念?观念是一种判断事物的标准,判断 孰“是”,孰“非”;孰“重”,孰“轻” 的标准体系。是非,轻重,是一种价值判断,所以又称为价值观。判断自然和社会的标准体系,称之为世界观;判断人生的标准体系,称之为人生观。比如,作为革命历史诗抄,常常被引用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孰重孰轻的价值判断,跃然纸上。一个民族靠共同的价值观凝聚起来。

    第三,规范,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规范。规范包括习惯规范、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制度规范,这三个东西就是文化。于是,我们可以给文化下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是一个民族或者是一群人,共同具有的符号、价值观及其规范。

    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从价值观、规范和制度的角度来讲,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就是“神本位”和“君本位”。即大自然的一切现象取决于神,刮风有风婆,下雨有雨神,自然灾害也归之于神怒,或神的惩罚。这也是人类的一个认知过程。那么谁来组织这个社会,君王,皇帝,帝王将相,这也是儒家学说的一种重要思想,君权神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森严,绝对服从,权力至上。人类就这样延续了几千年、上万年。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发生了根本转变,从神本位转向科学,从君本位转向人本位。无论是大自然还是人类社会,是客观存在,是可以认知的,是有其自身规律的。我们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按规律办事。人们发现,人才是社会的中心,而不是君王,君权神授是骗人的鬼话。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人的幸福。于是,在这些国家,发生了工业革命,电气革命,走向电子时代,信息化时代;构建了民主政治以制约权力的腐败,构建了市场经济制度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科学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整个世界。人文像一颗明星指引人类前进的方向。我们却还那里争论不休,什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还在那里对过去观念,念念不忘。

    现代观念,最高层次就是科学观念与人文观念。第二个层次则是,自由、平等、正义,真、善、美。在这样的观念下,人们构建了相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新文化,应该是科学与人文,民主与市场。过去我们把科学与民主,两个不同层次的东西放在一起,也不错。

    很有意思,我们往往一看到什么东西有缺点的时候,就用它的缺点去否定它的全部。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自由也好,人权也好,民主也好,市场也好。如果你去找他们的不完美,再用他们的不完美去反对他们的话,你最后自己什么都找不着。我们的思想方法有问题。

    谈到民主,有五个层次的问题需要搞清楚。第一,人权是民主的基石。人权是人文的核心概念。人人生而平等,具有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的权利、获得财富的权力和自由的权利,后来又加了一条,享受幸福的权利。第二,为保护这些权利,才在我们中间建立政府,政府的唯一宗旨是保护人的权利,政府的权力包括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第三,政府一旦有了这些权力就可能发生腐败,只有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才能防止腐败;第四,对权力制约的制度,包括选举制、分权制衡制、轮换制和言论自由的制度,缺一不可。第五,对人权的保护和对权力的制约,必须通过以宪法为最高法律的一系列法律加以保证。民主就是法制,民主就是宪政。

    人文观念的核心,是尊重人,当然就要尊重人的个人利益。可惜,我们长期有一个误会,认为强调个人利益,就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是社会万恶之源。这是天大的误会。其实,无论是17世纪的约翰·洛克,还是18世纪的亚当·斯密,无论是率先迈入现代化的西欧,还是紧跟其后的北美,一再强调个人利益是指“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就这么三个字,我们始终弄不明白。因为个人利益是每个人的,所以你在争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同时,必须尊重他人的个人利益,你在行使自己自由权利的时候,必须尊重他人同样的自由权利。这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最核心的思想。“政治上的自由在于不做任何危害他人之事。每个人行使天赋的权利以必须让他人自由行使同样的权利为限。这些限制只能由法律规定。”(《法国人权宣言》)“从相互作用来看,权利宣言也就是义务宣言。凡是我作为个人所享受的权利也就是另一人所享受的权利;因而拥有并保障这种权利就成为我的义务。” (《潘恩选集》:《人权宣言评述》)“在本公约内,‘人’是指每一个人。”“在民主社会中,每个人的权利都受其他人的权利、全体的安全和大众幸福的正当要求所限制。” (《美洲人权公约》)“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独立的,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别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必须用同一规则来理解平等的人,人类相同的欲望使人类明白,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如果我损害别人的利益,那么,我给别人造成的各种痛苦,不会亚于给我自己造成的痛苦。因此,如果我伤害了别人,我得到的将是被伤害。没有理由要求别人给我的爱,多于我给别人的爱,所以,我要想尽可能多地得到与我生来平等的人的爱,就有义务给别人同样多的爱。在我们和他们的平等关系中,他们同我们是一样的,自然理性得出了指导人类生活的一些规则,任何人都不能忽视这些规则。”(约翰·洛克:《政府论》)这些就是所谓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者的论述。

    我们长期误读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尊重每个人的个人利益,或者尊重每个人的自由的一种哲学观念。

    重建意识形态,我认为就是要再一次重建新文化。新文化,西方走在前面,我们不要否认这个事实,否认事实对我们没有好处。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是从地方文化,发展到民族文化,再发展到世界文化,甚至成为人类普世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输出文化,输出价值观,那才是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关键在于这种文化,这种价值观是否符合人性,是否真的健康,是否真的先进。文化现代化,不是西化。我们要有广阔的胸怀,能够容纳人类的先进文化,先进的价值观,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我们的国家。

    一句话:放弃专制,走向民主,这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幸福的问题,我也谈几条意见,有四个认知。我们现在谈幸福,我很担心谈乱,不要拿幸福来掩盖我们的制度改革,要不,那就完了,我们要提高警惕。幸福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人生追求的最终目标。去年,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伦敦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人类的进步是什么?发展是什么?就是“苦难减少,幸福增加”。就这八个字,概括了社会发展最高目标。人类的苦难,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来自于温饱的苦难,解决基本的吃、穿、住问题。我们国家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第二,就是来自于灾害,自然灾害,第三,来自于病痛,直至死亡的苦难;第四,来自于情感,没有人爱你比什么都难受,你能幸福吗?

    第二,研究幸福,有两个概念:幸福度和幸福感。提高幸福度靠社会,增强幸福感靠自己。幸福是两个概念组成的,一个是比较客观的尺度,叫幸福度。一个是主观的感觉,叫幸福感。幸福度,取决于四个方面:温饱、安全、平等、自由。凡是幸福指数比较高的国家都必须具备这四个方面。最近公布了世界上研究幸福100个著名专家的研究成果。幸福度的建设与民主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因为没有民主,没有自由,也没有安全,更不能平等,哪来的幸福?不丹虽然不富裕,但是幸福指数排在世界第九。两任国王相继带领国家走向民主,那才是最重要的。老国王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可以做一个爱民的国王,但我不能保证代代国王都是好国王,为了不丹人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连一个国王都知道的道理,我们却一直不明白。

    第三,就是人际关系质量是幸福的重要源泉。解决了温饱问题后,财富的增加,对于增强幸福感的边际效应几乎为零,剩下更多的东西是人际关系质量,人们相互信任,要有亲密可靠的朋友。有一份调查,过去美国和英国成年人有60%的人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相信的。现在下降到只有30% 。人际关系质量,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

    第四,情感是幸福的核心。人际关系质量里,最重要的是信任,最珍贵的则是情感。人有三情,亲情、友情、爱情。情是幸福的核心。

    一个大学教授提出幸福配方:1、亲密可靠的朋友,2、稳定的爱情,3、适合你能力的工作,4、足够的生活费用,5、每天至少三种积极的体验,6、对所拥有的东西心存感激。

    程淮:

    我讲一个观点,一个建议。一个观点是,徐景安先生发起的创建新文化论坛,最终把20次研讨的成果落在建立幸福主义的价值观,或者说重建这种文化,我认为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角度决定高度,视野决定广度。如果我们从生命的价值,人类的发展和全球的视野来看,我们今天提出的融东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为最终落脚点,落脚在追求幸福这样一个具有普世价值或核心价值这一点上的话,我认为这可能不仅是解决中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问题,也是解决全球问题的意识形态的战略制高点,是解决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的钥匙。霸权主义不爱他人,恐怖主义的人肉炸弹甚至不爱自己。除了“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三爱幸福主义以外,可能还有一个“爱世界”,爱我们的生存环境,我们的身边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值得去爱,这就是让生命让人类让世界能够可持续发展的普世的幸福主义的文化。这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我认为这里面体现了一种哲学智慧和政治智慧。所谓哲学的智慧,是因为当下代表各种利益的各种思潮的对立,恰恰缺少的是包容或融合的哲学。就像当年马克思阐述自己的经济学观点写了《哲学的贫困》,对普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的批判一样,我们现在缺少的是真正的哲学智慧,这也是一种哲学的贫困。因为所有的问题可能都是观念的问题,观念决定行为。最终就是一个哲学的智慧问题。我们应该倡导的是秉承东方的古老智慧,吸纳西方的现代文明,然后走自己解决问题的路,这个路包括解决中国的问题路,包括解决世界问题的路。而容纳百川的中庸之道、普适的哲学可能是最高境界。用幸福主义的哲学智慧解决问题,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这是一个观点。

    第二,一个建议。要建立一个体系,关于幸福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我认为目前倡导建立幸福中国,已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它更主要的是一个实践问题。我同意占阳教授说的,这已经是进行时。今年两会最热门的词就是“幸福”。我们已经开始告别GDP崇拜时代、转而把为民谋幸福作为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了。“他为人民谋幸福,忽而嗨哟”,而不是“忽悠”了。幸福的理论体系需要回答幸福的原理和各种各样关于幸福的概念问题;而实践,当然是更加重要的,特别是在当今,在政府的宏观决策层面,它的实践领域体现在重视民生问题,关注百姓幸福,真正为人民谋幸福,落到实处,并建立一系列的指标体系,评估体系等等。各个层面的实践领域非常重要。另外,在各行各业都需要对“幸福”进行有效的实践,比如教育领域特别需要这种实践。

    在教育领域实践幸福,也要解决教育哲学的问题。我们既要讲有教无类,也要讲因人施教;既要讲教育的公平,也要讲公平的教育;既要讲全面发展,也要讲个性发展;既要反对揠苗助长,也要反对压苗阻长;要鼓励孩子“不争第一争唯一”。在“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学前教育阶段,我们应强调培养孩子的创造智慧和幸福的能力,把握童年的核心价值。比如我们先让孩子阅读“孔融让梨”的经典故事,紧接着就讲“彼得和约翰分蛋糕”:兄弟俩都想拿最大的一块,争执不下时,妈妈讲,我给你们出一个规则:老大先切,老二就先拿,老二先切,老大就先拿。这就是公平的有约束力的机制。同样是分东西,“孔融让梨”靠的是个人的品德——谦让;“约翰与彼得分蛋糕”靠的是规则的约束。“孔融让梨”实际上是以“德”治国的基础;没有道德的人是害人害己的,比如三聚氰胺,他自己生产的毒奶粉他是不喝的,但是他吃的是瘦肉精,吃的是染色馒头;搞染色馒头的人他肯定不吃染色馒头,但是他吃的是瘦肉精,喝的是毒奶粉,如果社会缺少道德是很可怕的;而“彼得和约翰分蛋糕”则是以“法”治国的基础。建设和谐社会,既要“孔融让梨”般的美德,也要“约翰和彼得分蛋糕”式的公平规则。

    需要在各种各样的领域,推动政府关于幸福的宏观决策,在各行各业都要讲怎么推动实现幸福。比如推动幸福宝贝、幸福家庭、幸福社区、幸福城市的建设,然后建立整个幸福中国。这对人类是一个福音。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大国,在人类幸福的实践上需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是使命。谢谢。
 

 

 

 



发件人:"黄小虎" <huangxiaohu@yeah.net>  2011-05-20 09:52:5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来自黄小虎的邮件

征地制度改革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黄小虎

    征地制度改革和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理论研究界和政策研究界对此探讨了多年。2008年召开的中共17届3中全会的决定,终于对这个问题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决定》深入分析了我国农村发展的形势,提出今后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原则。具体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决定》明确提出:要“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要“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决定》还提出,“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性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

     《决定》的出台表明,中央推进征地制度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改革方向已经明确。两年多来,有关方面积极采取措施落实中央的精神,但改革的步伐比人们预期的要慢。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这方面的改革涉及重大利益调整,触及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和法律障碍,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因而存在很大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廓清理论,把大家特别是广大干部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尤有必要。

    这里,结合我个人的经历,回顾一下征地制度改革的历史,并对改革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一些探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前后,征地体现的经济关系存在本质区别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征地的补偿费用不高,但对因征地而失地的农民,由国家予以安置。具体措施,一是“农转非”,农业户籍转为城市户籍;二是把农业劳动力安排到城市企事业单位就业,成为职工。在当时条件下,这种转变对农民来说意味着根本性的变化:由挣工分变为挣工资,退休也有了保障;由自己种口粮变为吃商品粮;由合作医疗变为公费医疗;子女由在农村上学变为可以到城市上学;运气好的,还可以享受单位分配的住房,等等。这种转变所体现的经济关系,是失地农民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土地转变用途后产生的增值收益。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加之有这样一套利益分享机制,征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并不普遍、尖锐,多数农民还欢迎甚至盼望国家征地,把征地当作改变自身命运的机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安置难以实施了。一是个体、私营、外资企业大量涌现,对这些企业,国家不可能做人员方面的安置。二是国营企事业单位逐步改制成为独立法人,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终身制”等,国家也难以安置了。即使安置,也不可能向过去那样有长久甚至终身的保障了,对农民而言,这样的安置已毫无意义。于是,对因征地而失地的农民,国家不再安置,改为提高安置补偿费标准。也就是说,凡国家征地,不管对部分失地还是完全失地的农民,一律实行货币补偿。但所谓货币补偿,却是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即由国家规定补偿标准。补偿费用的具体构成是: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地上地下构筑物补偿费和人员安置补助费。其中,土地补偿费是按农业年产值的若干倍估算,大体属于农地的地价。就是说,农地改变用途后产生的增值收益,农民不能分享了;安置补助费也是按农业年产值的倍数来估算的,考虑的也只是农业劳动力的再生产。但事实上,农民一旦完全失地就不可能务农,而在农业之外就业,会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期间的生活成本会大大提高,靠农业劳动力的补偿费用,难以维持其正常生活。我国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过去土地补偿费主要由集体统一支配使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有的地方把部分乃至全部土地补偿费分给农户,即便如此,也维持不了几年生计。这样一来,因征地而引起的社会矛盾逐渐突出了。

     比较一下计划经济时期的征地和现在的征地,不难看出其体现的经济关系有根本性的差异。前者是既要地也要人,体现的经济关系是让失地农民参与到城市化之中,分享土地改变用途产生的增值收益;后者则是只要地不要人,农民即使完全失去土地,也不能参与城市化,不能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广大农民把后者的做法概括为“一脚踢”,可谓形象生动、一语中的。

    做上述对比分析的目的,并不是主张回归计划经济,而是从历史经验中,发现现实问题的症结,以便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显然,今后征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使被征地农民顺利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不是把他们“一脚踢”出这一进程之外。

矛盾逐步扩大和激化的过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建立的90年代初期,征地还是以国家重点项目的单独选址为主。国家重点项目,多为基础性、公益性建设,农民为此作出一些牺牲,在感情上容易接受;单独选址,多呈点、线状分布,涉及的农地面积和农户数量相对少一些,完全失地的农户更少;大量重点项目分布在农村地区,即使有少量完全失地户,其生活成本也比城乡结合部低许多;当时城市土地市场还没形成气候,农民更没有土地财产的观念。因此,尽管已经“一脚踢”了,但矛盾还不十分突出。

      大约自90年代始,开发区热兴起,渐成燎原之势,到90年代中期已是遍及全国。开发区征地,属于批次(即区片)征收,一征就是一大片,导致完全失地的农民数量越来越多。开发区一般都处于城乡结合部,生活成本高,虽然就业机会较多,但农业劳动力素质低,找到稳定的工作并非易事,因此,失地农民普遍遇到生计困难。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了,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90年代中后期,党中央提出了城镇化发展战略,到90年代末政府机构改革和换届以后,进入21世纪,这一战略才全面实施。但在许多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心目中,所谓“城镇化”,就是大张旗鼓地搞城市建设和城市扩张。城市扩张要占用农地,城市建设的资金要靠征地后的“招、拍、挂”,于是批次征收愈演愈烈,被“一脚踢”出去的失地农民与日俱增。过去的开发区热中,虽然也有“楼、堂、馆、所”等建设,但毕竟还是以发展实体经济为主。而这一轮城市建设中,诸如那些堪与日月同辉或比邻河湖之泽的行政中心,那些超国际水平的大广场、大花园、大酒店,那些穷奢极欲的豪华娱乐设施等等,如波涛汹涌,一浪高过一浪,如烈马奔腾,一发而不可遏。对这一类建设项目体现的利益取向,连普通市民都为之嗔目,广大农民更是心中沟壑难平。随着城市土地市场的日益火爆,农民的土地财产意识也日益觉醒,提出了按市场价补偿和允许集体土地进入市场等要求,抵制和抗拒政府征地的极端事件普遍发生。因征地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全面激化,成为一大社会难点问题。在这个背景下,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把征地制度改革调研和试点,提上工作日程。但直到17届3中全会之前,改革思路没有根本性的突破,矛盾始终不能化解,总的趋势仍然是愈演愈烈。

    以上,是对征地矛盾发展过程的粗线条的勾勒,实际生活当然要复杂得多。

社会对征地制度改革的认识逐步深化

    这里,着重介绍几件我亲身经历或感受比较深的事情,通过这些事情,可以反映整个社会包括有关决策层的认识变化过程。

    1.1993年底,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在无锡召开“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问题”座谈会。会上,土地管理部门方面和农口方面的与会人员,围绕征地制度展开了一场争论。土地管理方面的与会人员主要有: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副局长王光希、法规司长潘明才、人民大学周诚教授等,我当时是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的副院长,也参加了会议。农口方面有: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副主任刘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陈锡文、农业部农研中心主任杜鹰等。

     当时,国家土地局对农村乡镇企业用地,实行“转权让利”政策,即企业用地转为国有,但不向集体支付征地补偿费用,也不向企业收取土地出让金。会议的争论,主要聚焦于这一政策。土地管理方面多数赞同这一政策,主要依据是“涨价归公”理论、土地永续利用特性决定土地所有权有限理论,等等。农口方面激烈反对这一政策,主要依据是市场经济要素参与分配理论、土地财产权(包括发展权)理论等。双方虽未达成统一认识,但这场争论最终还是对土地管理政策走向,产生了影响。

    大约1994年初,我主持的一个课题提出,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占用集体土地,还是要征为国有,但规划区外的经营性用地,则应允许保留集体所有性质,不必征为国有。就是说,在城市规划区以外,应当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这大概是最早提出的关于区分“圈内、圈外”的设想,其具体针对的,是当时的“转权让利”政策。一、二年后,这个设想被国家土地局有关政策研究吸纳。至于“转权让利”政策,约1995年以后就不再推行贯彻了。早期的乡镇企业多为集体组织兴办,可以无偿使用集体的土地。对这种情况,搞“转权让利”,似乎还行得通。但后来企业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集体办的企业也脱钩改制了,企业用地也要向集体支付地租或地价,或集体以土地入股、联营,这时“转权让利”就行不通了,怎么可能把集体土地变为国有而不给补偿呢?行不通,是该政策中止的主要原因。但无锡会议的争论,无疑也有重要的作用。

     2.经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批准或同意,江苏苏州和浙江湖州分别于1996年和1997年,由市政府决定并发文,开展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方面的试点工作。试点的基本做法是区分“圈内圈外”,对城市规划区外的合法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主要是乡镇企业用地),参照城市国有土地的办法,允许集体经济组织以出让、出租、入股、联营等方式,实行有偿使用制度。企业以有偿方式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转让也可以抵押。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对相关的土地市场活动进行监管,并负责办理有关的土地登记和变更登记手续。显然,试点办法是对相关法律和制度的重大突破。苏州和湖州的改革试点,在一段时间内,都取得明显效果。一是吸引了外来投资,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二是盘活了存量集体建设用地,有利于节约耕地;三是扩大了农村集体的收入渠道,壮大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实力;四是农村建设用地市场由“地下”转为“地上”,管理规范了,公开、透明了,为将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作了较充分的准备。后来,福建古田、河南安阳也加入试点行列。

    试点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受现行法律和制度约束,企业用土地使用权到银行抵押普遍遇到困难,只有地方信用社可以提供小额抵押贷款,远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时间久了,土地市场也难以持续活跃,不能充分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2005年,广东省政府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放开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在实践中也遇到类似问题。苏州、湖州、广东的经验表明,这方面的改革如无全局的推动和突破,仅凭地方单兵突进,最终难以深入。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和后来新组建的国土资源部,一度十分重视和支持这一改革试点工作,曾先后召开3次“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座谈会”,总结交流试点经验,研究与探索推动改革的措施,并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宣传。当时有关领导明确提出,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实际上就是缩小征地范围,与征地制度改革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2000年,国土资源部还把安徽芜湖也列为改革试点。

    2003年前后,国务院决定整顿城乡土地市场。在这个背景下,有关决策层对集体土地进入市场的认识出现反复,改革试点事实上停止了。至今想来,仍觉可惜。

    3.1999年起,国土资源部部署开展了征地制度改革调研和试点工作。2001年前后,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关注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并开展了相关调研。后经两个单位协商,决定于2002年联合开展较大规模的调研活动。当时决定在16个省开展同步调研,其中8个省由北京派出调研组。国土部的试点工作则分别于2001年、2002年分两批启动,第一批确定9个,第二批又增加了10个。通过大规模调研和试点,基本上搞清了现行征地制度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原来设想,在调研基础上,形成一个关于征地制度改革的文件,报中央批准后实施。但文件起草经历曲折,终未能出台,原因是对改革的方向问题上,存在比较大的认识分歧,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经反复磨合,在工作层面形成的改革思路,可以做如下概括:区分“圈内圈外”,缩小征地范围,提高补偿标准,完善征地程序。后来国土资源系统的改革探索,基本上循着这一思路展开。按照这个思路,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例如提出了要把基础性、公益性用地与经营性用地加以区分;提出了要保证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提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保问题;提出了同地同价原则;取消了国家重点项目征地补偿费包干的做法;增加了征地批前的告知、确认和听证等程序,等等。这些成果,在2004年国务院28号文件中,得到集中体现。但这些措施基本上是对现行征地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而不属于根本性的改革。这个思路本身还存在某些自相矛盾之处,导致一些措施无法落实。例如,一方面提出缩小征地范围,具体指公益性、基础性项目用地必须征收,而经营性项目用地,则不一定征为国有。另一方面,仍然坚持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实行区片征收,即一律征为国有。而区片征收的土地,在实施建设的时候,有不少是用于经营性项目的。因此,在“圈内”缩小征地范围,显然是一句空话,无从实施。那么“圈外”能否缩小征地范围?上面已经介绍,由于有关决策者的思想发生反复,由支持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变为反对,所以实际上也不能缩小了。这样一来,真正能够操作的,只是提高补偿标准和完善征地程序了。但所谓提高补偿标准,还是由政府来定价,不管程序如何完善,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与农民的矛盾。因此,一直到17届3中全会召开之前,改革进展缓慢,基本上处于胶着状态。

    4.但社会各界对征地制度改革的关注,始终热度不减,各种见解主张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我个人认为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蒋省三和刘守英主持的课题组,于2005年前后形成的系列调研成果。课题组重点探讨我国城市化与土地制度的关系,用约二年多时间,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8个省。主要搞清了以下问题:各地城市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化情况;城市扩展及人口变化情况;城市建设资金投入及构成;与土地有关的税、费收入及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的变化情况;地方政府土地储备及其结构变化;地方政府用土地作抵押,向金融机构融资的情况;土地征收及对农村集体和农民的补偿;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土地利用变化;政府征收的增量建设用地的供应方式(划拨、出租、出让)和用地结构(基础性、公益性项目及工业、商业、房地产等经营性项目);城市发展与建设过程中的资金循环与平衡,等等。

    综合分析上述情况,课题组认为,这一轮各地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提供的资金主持,而这些资金又来源于现行征地制度把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后,产生的土地级差收益。尽管城市化有了较快发展,特别是城市建设取得巨大成绩,但从发展方式看,依然走的是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路子,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广大农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严重失衡的发展产生的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尖锐,孕育着极大的政治风险;靠透支社会的未来收益搞城市建设,导致产业结构畸形,同时隐藏着金融风险和政府信用危机;无休止地占用农地,威胁着国家的农业基础和粮食安全,以及环境生态安全。总之,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必须按党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发展的道路。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现行征地制度,基本方向是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财产权,使农民能够分享农地改变用途产生的级差收益,自主地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课题组后来把系列调研成果汇编成书,书名《中国土地政策改革》,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蒋、刘的研究,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观念出发,简单地对事物作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断,而是首先着力搞清决定事物是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发展的各种条件,尽可能客观地还原事物演变的原貌,进而从中发现矛盾各方的角色定位、所起的作用,以及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趋势。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他们的研究因之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穿透力,拓宽了对征地制度改革研究的视野,深化了认识。

    以上几件我亲历或感受较深的事情,大体上可以反映20多年间,社会对征地制度改革的认识过程。个人的经历只是一个侧面,不同的人经历的事情可能有所不同,但所反映的认识过程的变化趋势,应该是大体相同的。

    对土地“涨价归公”理论和城市土地国家所有的反思

    回顾征地制度改革的曲折历程和期间各种观点的碰撞、争鸣,不难发现,“涨价归公”理论和宪法关于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定,犹如横亘在改革探索道路上的两座高山,成为导致人们的认识走向截然不同的分水岭。我个人在20多年的改革探索中,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可谓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1.关于土地“涨价归公”理论。

    最早提出土地“涨价归公”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对于乔治的学说,我至今没有读过,不便妄加评论。但孙中山的主张,则是学生时代就接受的教育,可说是根深蒂固。后来,又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解了地租的产生、运行规律及其本质。加上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主义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把地租收归社会。因此,心中产生一种联想,把“涨价归公”当成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几乎是一生都坚持这种观点。例如,1993年无锡会上,我对“转权让利”政策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一政策不利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不符合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总方针。但是,对于支持“转权让利”政策的人所依据的土地“涨价归公”理论,我当时并无怀疑。这种矛盾彷徨状态持续了很久,直到进入21世纪以后,才逐渐深入思考并形成新的认识。

    第一,孙中山所处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土地集中在少数封建地主手中,作为生产资料,不仅与劳动者相分离,甚至与资本也相分离。地租的寄生性、腐朽性十分明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平均地权”和“涨价归公”,好比抓住了历史前进的“牛鼻子”,符合新兴资产阶级及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和要求,无疑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深受封建贵族土地所有权的压迫,也曾经提出过类似的诉求。例如,当时先进的思想家认为:“地租是无用的赘瘤”,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化。这一主张,一度成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凝聚人心的响亮口号。后来,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资本与土地所有权逐渐融合,就不再主张土地国有化了。

    凡真理都是相对的,历史条件变了,仍然坚持原来的主张,真理就会变成谬误。我国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征地面对的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承包经营权,这与当年资产阶级革命或民主主义革命面对封建土地制度,矛盾性质根本不同。把“涨价归公”付诸实施,必然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和革命性。用来剥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少数食利阶级,无疑是合理的。但用来剥夺与土地直接结合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农民,就是荒谬的了。在新中国建立相对独立、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过程中,广大农民作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巨大代价。在那段时期,城市居民的生活也比较清苦,农民虽然更苦一些,但并无怨言。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较扎实的物质基础。农民这个我国最大的公民群体,对国家的发展居功至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需要“归公”的话,广大农民理当处在“公”之列。具体说,在新时期实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应与城市居民一样分享“涨价”,甚至还应多分享一些,以补偿他们过去所付出的牺牲。但是,我们的有关制度和所谓的“涨价归公”理论,却把农民排斥在“公”的行列之外,使他们不仅不能分享“涨价”,还屡屡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伤害。农民群体因此产生并积累着对社会的不满、抵触甚至反抗情绪。这个问题,事关国家政权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第二,土地“涨价归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地租(地价)的本质,地租怎样产生、如何分配等,作了详尽科学的阐述。他指出,土地所有者在出租土地时所收取的地租中,除绝对地租外,还包括因土地肥力、区位条件好而导致土地经营中可能获得的级差收益,马克思称之为级差地租的第一形态。土地经营者在租赁的土地上投资,改善了土地的经营条件,会导致产生新的级差收益,在租赁期内,这个新的级差收益归租赁经营者所有,马克思称之为级差地租的第二形态。租赁期满,土地所有者收回土地重新出租,会把级差地租的第二形态合并到级差地租的第一形态中,提高地租水平。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产品分配关系。我们从中找不到也推导不出土地“涨价归公”的判断,原因在于,产品分配从根本上取决于生产条件的分配,只要生产资料完全为少数人垄断,不管提出“涨价归公”的出发点如何,它只能是一句无从实现的空洞口号而已。我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针对封建土地所有权,提出土地“涨价归公”,但却并没有真正实行过,就是一个例证。

    恩格斯曾经预言,社会主义并不要求取消地租,而是把地租收归社会。但他当时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我国的现实相距甚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具体到土地,则不存在私人所有,要么国有要么农村集体所有。这两种土地所有关系,共同构成了工农联盟的经济基础。恩格斯曾多次强调,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不能对农民加以剥夺,只能用示范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引导农民自愿走合作之路。因此,国家对于农村集体即农民所有的土地,必须切实保护,不能随意侵犯。而以“涨价归公”为理由,低价征收农民的土地,恰恰是对农民土地财产的剥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总而言之,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土地“涨价归公”是个似是而非的理论。按其论者所言,土地改变用途后的增值不是农民的贡献,所以农民不能分享。按此逻辑,政府的财政收入中不包括农民的贡献,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再者,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为什么到了农民这里又不允许了呢?看来,很有必要对这一理论作深刻的反思。

    我认为,改革征地制度,应改变政府定价的做法,赋予农民作为财产权利人的谈判地位,参照土地改变用途后的市场价格,经协商确定补偿费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是农民唯一能够接受并相对合理的办法。有人认为,按这样的办法,城市建设就搞不了了。事实恐怕未必如此,世界上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征地都是按市场价补偿,城市建设有的搞得很好,有的搞得不好,与按市场价补偿并无太大关系,而是另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城市建设过分依赖卖地收入,改按市场价补偿,短期会有一定影响。但必须认识到:现在这种发展模式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已经难以为继。改变现行征地办法,可以形成倒逼机制,促进财政、税收、投资、金融等方面深化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最终形成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至于参照农地改变用途后的市场价格补偿,到底是以城市土地市场价格为基准,还是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价格为基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2.关于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这是1982年修改宪法所增加的条文,属于对以往既成事实的认定。前已述及,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征地是既要地也要人,对完全失地的农民,采取改变户籍、在城里安排工作等措施。保证了有关农民的长远生计,体现了人民政府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因此,宪法的这一规定,并没有导致与农民关系的紧张。可以说,当时作这一规定,基本符合实际。

    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不再作人员安置了,宪法的这一规定就与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近十几年间,城市飞速扩展,按宪法规定,扩展到哪里,哪里的土地就应该变为国有。这对失地农民来说,意味着既不能务农,也不能在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从事非农产业。而按“涨价归公”理念给予的补偿费,又不足以维持生计。社会矛盾由此产生并激化,就成了必然趋势。

    对研究探讨征地制度改革而言,宪法的这一条文,也成为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的思想禁锢。我在1994年提出的区分“圈内圈外”的改革设想,就是顾虑到宪法的规定。针对当时的“转权让利”政策,这一设想是个进步,但后来却长期妨碍我作更深入的研究。对于在政府系统作实际工作的人,他们的处境就更难了:宪法不能违背,农民利益又要保护,这几乎是一道无解的题目,绞尽脑汁也找不到答案。

     对于过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现实生活总是要寻求突破。走遍中国的城市,所有的城乡结合部上,都有农村、农民在集体的土地上发展非农产业,已成燎原之火,势不可挡。有些搞得好的农村,在改变自身面貌的同时,也对城市建设与发展作出了贡献。例如北京郊区郑各庄的农民,在党支部和村集体带领下,从挖砂石、搞建筑起步,逐渐从发展一般加工业到高科技产业再到现代服务业。他们科学规划并完全依靠自身积累,把昔日的农村变成了北京城区的一部分。他们还投巨资于周边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改变了所处地区的投资环境。甚至还到国外去投资,承揽工程。现在,这个一千多人口的村庄,吸引了3万多外来人口就业、生活,每年还给国家上缴2亿多元税收。他们投资20多亿元建的“温都水城”,为城里人提供会议、休闲度假等方面的优质服务,已成为知名品牌。他们走的是一条自主城市化的道路。这样的案例在北京绝非个别,在全国发达地区也多有存在。但是按现行法律,他们却属于违法经营。“温都水城”由于是“小产权”而不能抵押,20多亿资金压在里面不能周转,影响郑各庄的进一步发展,其实也是影响北京市的发展。

    对于普遍、大量存在的事物,坚持法律不认可,也就不可能出台管理办法,等于放弃管理,结果只能是混乱无比。只有法律认可了,有关政府部门才能规范管理,引导其健康发展。党的17届3中全会决定,“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针对市场经济的新的实践、新的问题作出的新的概括。按照这一新概括的内在逻辑,我认为,对宪法和相关法律中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条文,作必要的修订,时机已经成熟了,应当尽早提上工作日程。

    在城市范围内,允许各类经营性企业以出让、出租、入股、联营等方式使用集体土地,在政治上不会动摇土地公有的国之根本,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在经济上有利于进一步搞活,有利于农民顺利转变身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因而是可行的。有人担心,会出现以吃地租为生、游手好闲的城市游民。我认为,作为个别现象,确有可能发生,但作为群体,他们仍属劳动群众,不大可能产生象旧中国那样的食利阶级,从根本上危及社会。对于可能出现的个别现象,采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办法,应不难解决。

    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也就缩小了征地范围,属于征地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2011年4月21日)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2011-05-24 06:30:4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 New civilization

中国宪法中的荒唐制度设计

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经过两次取代,全国人大这一最高权力变成了无根之木

向冬

    前言

    中国目前的这种状态是维系不了多久的。中国将要发生一场大革命。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任何反对势力都阻挡不住的。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了。但是,当问到为什么说这场大革命是必然要来的?中国何以会走到今天这样一种地步?社会上却缺乏深刻的、正确的、统一的认识。乃至于进一步地问到这场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前途,大家就更是众说纷纭: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有之;以资产阶级为主导辅之以无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的有之;以无产阶级为主导辅之以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更有之。那么,究竟哪一种主义是正确的?哪一种更符合于中国当前的实际?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前途乃至于革命 的策略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说只有这一种是正确的,而其他的都是错误的?为什么说其他的主义不能够救中国等等?围绕着以上这些话题,在左右派之间以及各派的内部,一直争吵不休,至今尚未达成一个广泛的共识。本文试着就此做一个大致的分析,算是抛砖引玉,不妥之处,还请大家斧正。

    一 回顾与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经六十多年了。中国改革开放也已经三十多年了。中国何以会走到今天这样一种必然要爆发革命的地步?这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为了正确地回答好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回过头来,对于我们曾经的历史,做一个大致的回顾与反思。又由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规定了这个国家当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政治体制、上层建筑、社会分配制度和意识形态。所以,我的这篇文章,就从剖析宪法入手,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政治体制、上层建筑、社会分配制度和意识形态等五个方面,对于我们解放后的历史做一个大致的描述,以求从中发现破解问题的线索。

    (一)对毛泽东时代的重新认识。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宪法的这一条,集中反映了过渡时期的经济所有制结构。在这一条里,宪法把“国家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等同起来,并用“国家所有制”取代了“全民所有制”。宪法第六条规定:“ 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矿藏、水流,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在这一条里,宪法提出了“国营经济”这个概念。结合第五条的国有,“国有国营”的概念自然产生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什么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什么是生产资料的国营?为了准确地把这些概念说清楚,并把他们区别开来,我们得从宪法的有关论述入手,从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入手,仔细分析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国家所有和国家经营的意义。

    首先,什么是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

    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我以为,这就是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的含义。54宪法的局限在于,没有明确提出究竟由谁来代表人民集中行使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但是上述宪法的解释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亦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系统代表人民所有。

    那么,什么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段统治的机器。它的主要标志是国家机构。我国的国家机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问题是生产资料国家所有,究竟是由国家的哪一机构所有?是由其中的一个机构所有、几个机构所有还是全部机构 所有?在此显然是模糊的。若由全国人大系统以外的其他机构所有,则与全民所有的真谛相背离;若由全部机构所有,一则扩大了全民所有的外延,实则易主,二也不符合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必须明确、集中的要求。可是,宪法在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中,把国家所有同全民所有等同起来,并用国家所有取代了全民所有。

    2008年3月15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在向全国人大作关于审议《物权法》草案的说明时说:“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草原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已经明确规定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这也是现行的管理体制。”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亦即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事实是,这不仅是现行 的管理体制,我们一直就是这样过来的,而且从未改变。在2008年颁布的《物权法》第四十五条进一步规定:“ 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自然,国家所有亦即国务院所有,国家经营亦即国务院经营,国有国营亦即国务院所有国务院经营。我又翻看了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现行宪法,他们在对于全民所有、国家所有、国家经营的表述上,基本都遵从了上面的精神。

    那么国务院是什么?

    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我们看,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先是被国家所有取代,然后,国家所有又被政府所有取代。其情形,恰如现代企业制度里的行政团队窃取了股东大会的权利。请问:你见过有哪一个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是这样设计的?

    可是,中国的宪法就是这样设计的。中国宪法的这一荒唐的制度设计,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论述。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方式三项内容。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归谁所有,谁就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谁的权力就最大。在我国,既然宪法确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那么,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就只能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系统——不容质疑!可是,在我国根本大法中,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经过两次取代,使得全国人大的这一最高权力变成了无根之木。而这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2011-05-26 02:05:53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 New civilization

    我总是想不明白,象秦晖、茅于轼这样属于寄生阶层的读书人有什么资格对社会财富的分配说三道四?多年前看秦晖的一篇文章讲,现代社会的城市有贫民窟是很正常嘀,茅于轼则讲低保房不应有洗手间。象秦、茅这样的读书人都是在为要背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要用手中的权力先富起来的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鸣锣开道的小喽啰。一个越来越明白的事实是:不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搞臭,朱溶基、温家宝们的子女先富起来就没有丝毫的合法性。正如何必的电邮所讲,中国的先富们走的是三不惜的道路,这条路,到2011年已走到尽头。中国大地在2011年比2010年还要干旱、随着经营环境的恶化(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今年下半年将有大批中、小企业难以为继(这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必然结果),让我们有目共睹,温家宝这个小丑还能蹦达几天。在日子到来之时,中国的先富们必须要为他们的无良付出血的代价!向东,

印度低烈度内战及其贫困和社会矛盾根源

----政府军兵败揭破印度软肋

商务部研究院 梅新育

2011年5月

     在近几年来的西方政客﹑媒体乃至投资银行中﹐中印比较﹑龙象之争似乎已成“显学”﹐举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无不被他们拿出来评头品足一番﹐印度对中国的“瑜亮情结”又推动这种比较越发热门。据称﹐由于拥有“优越”的民主政体﹐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驱动而不是外需拉动﹐由于印度服务业比重较大的经济结构优于中国制造业比重大的经济结构﹐印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远超中国﹔较为年轻的人口结构更将令印度如虎添翼﹐加快超越日益面临“人口红利”枯竭压力的中国﹔……诸如此类的逻辑在西方舆论和我国国内自由主义者中赢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同和宣扬﹐“印度龟终将超越中国兔”在这些群体中几成众口一词﹐有的西方大国官方报告甚至现在就将印度列为世界第三超级大国(参见后文)。

    印度近几年经济增长业绩不错﹐实际GDP增长率虽然还不如中国﹐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同为热门新兴市场的越南等国(参见表~1)﹐似乎正在验证上述判断。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对印度增长的预期不断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4月号《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对2010年印度经济增长的预期为8.8%﹐10月号《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就将预期提高到了9.7%。还有些西方投行和其它机构宣称印度经济增长率将迅速超越中国﹐其经济规模数十年内将赶超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如美国花旗集团2011年2月的一份报告就宣称2050年印度GDP将跃居世界第一。

    印度高级官员们的言论也越来越自信﹐2010年3月﹐印度财政部发表报告﹐声称印度经济增速可望在四年内超越中国跃居世界榜首﹐财政部长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也预计印度经济不久便可实现两位数增长率。基于这些渲染﹐不少西方政客和媒体鼓动国际投资者背弃中国投奔印度﹐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印投资确实也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态势。按日本财务省统计﹐2006~2008年﹐日本对印投资分别增长15.9%﹑27.1%和4.3倍﹐对华投资则分别下降29.6%﹑22%和3.7%(2008年中国统计日本对华投资微增1.7%)﹐对印投资于2008年超过对华投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以605家日资制造企业为对象实施的“2010年度海外直接投资”调查结果也显示﹐尽管中国仍然被列为今后三年前景最看好投资地﹐但印度超过中国被视为今后十年前景最看好投资地。

    然而﹐2010年4月6日切蒂斯格尔邦(Chhattisgarh)丹特瓦达(Dantewada)一阵枪响﹐戳破了印度“繁荣”的画皮﹐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entral Reserve Police Force)和切蒂斯格尔邦警察部队围剿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反政府武装不成﹐1 反遭伏击﹐80多名官兵丧生。此后几个月﹐印度军警又屡遭印共(毛)武装打击。经此一役﹐可以判定﹐印度现行政治秩序将长期面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尖锐复杂的国内矛盾威胁﹐近年的“经济增长”和政策还在某些方面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反政府武装已在政治理论和社会治理实践方面对现行政治秩序构成了严峻挑战﹐而印度政府非但缺乏有效镇压反政府武装的能力﹐其霸权主义色彩浓郁﹑超越国力的外交政策反而可能引火烧身﹐加剧和制造矛盾。我们和国际商界藉此可以对印度发展潜力﹑商业环境等作出更清醒准确的评判﹐我们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也可以从中汲取不少教训。

    1 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任务使命类似中国的武警﹐因此中文作者往往简称其为“印度武警”﹐本文也沿用这一简称﹐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简称“印共(毛)”﹐外界也常称之为“毛派”或“纳萨尔派”。

 

 

    (2) 2010年第二季度印度GDP增长8.8%﹐但消费价格指数高达9.97%(7月)。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0年4月)》﹐第155﹑160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0年10月)》﹐第177~183页。

    这几次战斗揭示的首要问题是印度国内社会阶级矛盾之尖锐﹐远甚于它最希望赶超的国家 — 中国﹐更不用说民族和宗教矛盾了。中国传媒界﹑法学界﹑经济学界某些自由主义人士向国人描绘了一幅印度贫困阶层享受完全人权保护的美丽图景﹐声称他们的贫民窟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因此﹐印度贫民窟居民享受的人权高于中国城镇小康之家﹔2 但现实是无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印度贫困人口比例都明显高于中国。根据世界银行资料﹐1970﹑1973﹑1988年印度贫困人口比例依次为52.4%﹑42.5%和39.6%﹐虽然有所下降﹐但贫困人口数依次为2.873亿﹑3.117亿和3.223亿﹐绝对数字反而有所上升。3 直到西方大肆赞扬的印度全面经济改革启动九年后的2000年﹐印度贫困人口比重仍高达28.6%﹐是中国1998年同一指标(4.6%)的6.2倍﹐也明显高于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主要国家及其邻国斯里兰卡﹐其中乡村贫困人口比重为30.2%﹐城市贫困人口比重24.7%。4

    印度的问题不仅在于大面积贫困﹐更在于两极分化。本世纪初以来﹐印度各邦中人均收入平均差距为六倍﹐最大者高达60倍﹐5 一小撮巨富和普遍贫困者之间的生活对比尤为强烈。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2007年便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14名﹐是印度第一个财富超过一万亿卢比的超级富豪﹐以前居住孟买14层私宅“海风”大厦犹嫌不足﹐又斥巨资为自己建造173米高私宅“安蒂拉”大厦﹐6 每层层高相当于普通住宅三倍﹐总楼层面积超过法国凡尔赛宫﹐其设施包括直升机停机坪﹑多处空中花园﹑占两层楼面积的健身俱乐部﹑独立的家庭电影院﹑可通过透明墙壁俯瞰城市景观的贵宾客房和六层楼面积的停车场﹐为居住者穆克什夫妇﹑穆克什母亲﹑三个儿女共计六名主人服务的全职雇员和仆人多达六百名。与此相对应﹐根据印度住房和城市扶贫部专门负责调查全国城市贫民窟人口的专家委员会调查﹐2001年印度全国城市贫民窟人口为7526万人﹐到2011年底预计将达9306万人﹐十年增加1780万人﹐其中﹐首都新德里贫民窟人口将达316万人﹐比2001年增加85万人﹔全国金融中心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贫民窟人口将达1815万人﹐居全国各邦之首﹐7 其中﹐孟买拥有亚洲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Dharavi)。马克思早已提出的资产阶级财富和无产阶级贫困在两个极端的积累﹐在穆克什‧安巴尼豪宅与其背后的孟买贫民窟上对照得格外鲜明。

2 笔者在2009年第一届中印论坛的会议材料中就见到了这样的文章﹐且公开宣扬这类论点的人中不乏颇有几分知名度者。
3 世界银行﹕《印度﹕贫困﹑就业和社会福利》﹐1989年(转引自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潜力评估 — 与中国比较》第41页)。
4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9》第232~233页。
5 王立勇﹕〈当“鼠标”的效率遭遇“泥块”的公平 — 耐人寻味的印度大选〉﹐《政党与世界》2004年第8期。
6 Antilla﹐一个神话中小岛的名字。

    绝对贫困和收入分配失衡已经严重损害了印度大众的基本生存条件。令人震惊的是﹐在号称“印度大放光芒”的21世纪初﹐印度人均粮食消费量不增反减﹐由1997~1998年度的174公斤减少到2003~2004年度的151公斤﹐为二战以来最低水平。8 2006年﹐印度全部人口营养不良发生率为20%﹐比世界平均水平(14%)高近一半。而且﹐越南﹑尼日利亚等国虽然贫困人口比重高于印度﹐但全部人口营养不良发生率低于印度﹐9 充分暴露了印度在收入分配﹑社会公正和维护国民基本生活方面的严重缺陷。10

    由于以下原因﹐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上述贫困﹑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人口营养不良状况难以发生重大改善﹕其一是印度农村人口占总人口72%﹐但近年来农业发展缓慢﹐“十五”期间(2002~2007年)农业年均增长率仅有2.5%﹐2009/2010财年增长率更只有0.2%。

7 新华社转《印度时报》报道﹐2010年9月4日。
8 王立勇﹕〈当“鼠标”的效率遭遇“泥块”的公平〉﹐《政党与世界》2004年第8期。
9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9》第232~233页。
10 下文第五节及表~3将进一步论述印度收入分配失衡问题。

    其二是土改不深入彻底﹐土地占有关系仍然严重不平等﹐不仅妨碍农村和农业生产发展﹐更直接严重损害改善收入分配﹑社会公正和维护国民基本生活。须知每一个大地主必然对应着一批无地农民﹐而“无地则反”是农业社会的规律。

    印度官方不是没有认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1936年4月﹐印度国大党就在勒克瑙召开的第40届年会上提出了一项土地纲领﹐明确提出“国家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是农民惊人的贫穷﹑失业和债务﹐这些基本上是由于过时的和压迫的地权制度和田赋制度﹐……”1945年9月﹑11月﹐国大党国家计划委员会先后开会讨论土地问题﹐还提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合作社”和“取消国家和实际耕种者之间各类中间人地主”的土改方针。11 独立之初﹐国大党领导的印度中央政府就开始推行土改﹐但由于国大党本身就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如同在大陆时期的中国国民党政权一样无法真正对自己的统治基础 — 地主资产阶级集团下手﹐加之印度政体掣肘﹐使得印度土改历时30余年﹐最终还是沦为“印度国家发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引用张文木语)。

     和印度其它重大政治和经济决策一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成为印度土改的特征。国大党政府在1959年1月便通过了实行土地限额制度的决议﹔1971年8月﹐印度中央土改委员会又规定以五口之家为一个分配单位﹐最高限额为最好土地十英亩至最劣土地54英亩之间﹔……然而﹐直到2004年﹐中国学者温铁军在印度农业大邦比哈尔(Bihar)考察时﹐发现该邦直到1980年代仍有占地上万英亩的大地主﹐直到2004年他考察时仍有占地超过二千英亩的地主﹐即高达当时法定占地上限(25英亩)80倍以上﹐以至于无地农民至少占该邦八千万人口的20%之多﹐地主占有的土地也是20%。相应地﹐地处恒河平原﹑雨热同季﹑物产丰饶﹑土地和矿产资源在印度各邦中均名列前茅的比哈尔﹐贫困和文盲人口在印度也“独占鳌头”﹐12 又是印共(毛)等反政府武装活跃的地方。

    11 黄思骏﹕《印度土地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81﹑284页(转引自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潜力评估》第151~152页)。

    印度政府讳疾忌医及其法律制度的缺陷加剧了上述土地占有关系问题。尽管占地远远超过法定上限的大地主不乏其人﹐但无论是政府﹑执政党还是主要在野党均普遍矢口否认现实﹐温铁军在考察时对这一点颇有感触。而既然不承认客观存在的问题﹐那就更谈不上切实解决问题了。与此同时﹐印度从英国殖民者继承下来的西式司法体系成本极高﹐诉讼程序冗长﹐13 致使仅比哈尔就有数以万计的土地诉讼案﹐14 大面积土地陷于动辄长达数十年的诉讼程序而禁止耕种﹐依法抛荒﹐数以万计的无地农民则忍饥挨饿﹐或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如此局面﹐堪称荒唐。

    物质贫困已经相当严重﹐种姓和阶级压迫更令人触目惊心。数千年来﹐一直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印度“贱民”(意为“不可接触者”)不能与高种姓人同饮一井水﹑同拜一座庙﹐更不能通婚。他们没有土地和房产﹐甚至没有饮用水﹐世代以从事苦役为生。不错﹐印度独立后的宪法规定废除种姓制度﹐贱民阶层在法律上已经不复存在﹐1989年12月~1990年11月领导联合政府的总理维什瓦讷特‧普拉塔普‧辛格(V.P. Singh)还规定在政府部门中为低种姓民众保留了较大份额﹐现任国会下院女议长库玛尔(Meira Kumar)就是出身贱民家庭﹐贱民出身的纳拉亚南更于1997年竞选获胜﹐出任印度第九任总统(2002年卸任)。但这仅仅是特例﹐因为纳拉亚南出身城镇家庭﹐父亲是医生﹐为他创造了接受高等教育﹑最终走上仕途的条件。而印度绝大多数贱民都在乡村﹐他们一贫如洗﹐其社会地位和境遇一直没有得到多少改变。从八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入侵印度次大陆时期大批贱民脱离印度教改宗伊斯兰教﹐到近几十年多次发生贱民集体脱离印度教改宗佛教事件﹐印度贱民试图通过改换宗教门庭而摆脱种姓制度桎梏﹐但印度社会对约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的贱民和其它低种姓的歧视依然故我。

    12 温铁军﹕〈印度北方农民运动和“毛派”武装斗争考察报告〉﹐载于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潜力评估》。
    13 在印度司法体制所宗的英国﹐司法制度繁冗﹑高成本的弱点就暴露得非常充分。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警察监察部门2010年的一份报告披露﹐英国警检方处理一起简单的室内盗窃案件就要动用30多名人力﹐经过一千多道程序﹔结果﹐尽管处理的案件越来越少﹐但英国司法审判系统的总成本在五年内增长了四分之一﹐达到220亿英镑(《环球时报》2010年11月4日﹐第5版)。

    14 温铁军﹕〈印度北方农民运动和“毛派”武装斗争考察报告〉﹐载于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潜力评估》。

    温铁军2004年在印度比哈尔考察时﹐发现直到1970年代﹐该邦高种姓地主竟然仍对农民行使野蛮的“初夜权”。15 2009年12月﹐在比哈尔距首府巴特纳(Patna)仅80公里的沙兰(Saran)地区沙兰普(Salempur)村﹐20多岁的贱民青年曼吉(H. K. Manjhi)仅仅因为参加别人婚礼并坐到椅子上观看歌舞表演﹐16 就被高种姓群众开枪击毙﹐警方直到数百名贱民群众为此示威后才得知发生命案﹐但数日过后却未逮捕任何涉案嫌疑人。17

    而且﹐以少兵治大国的英国殖民者保留了印度的传统社会结构和传统特权阶层为自己服务﹐赢得独立的“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又决定了新生的独立印度不可能全面开展深刻的社会改造﹐导致现代印度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城乡割裂的二元司法结构﹐而这种二元司法结构强化了传统种姓和阶级压迫制度的力量。

    15 温铁军﹕〈印度北方农民运动和“毛派”武装斗争考察报告〉﹐载于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潜力评估》。
    16 据当地人表示﹐受害者曼吉的姓氏“Manjhi”属于一支因贫穷而以抓鼠为食的穆沙哈(Musahar)族人。
    17(台湾)中央社2009年12月4日报道。

    在占印度总人口72%的广大农村基层﹐至迟从孔雀王朝时期就形成了由评议会18 负责农村基层行政管理的传统并沿袭上千年﹐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这一传统﹐其《宪法指导原则》规定各邦有义务组织农村评议会﹐使之担负起村级行政机构职能。1992年﹐印度通过第73项宪法修正案﹐又将县﹑乡﹑村三级评议会制度确定为必须在印度全国实施的法定制度。从表面上看﹐评议会制度颇为“民主”﹐每五年选举一次﹐其中为妇女及表列种姓﹑表列部落等弱势阶层保留了席位﹐某些中国学者对其不乏溢美﹔19 政府也赋予他们相当的实权﹐如1961年底印度政府宣布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制度﹐规定超出限额的土地须由国家交给村评议会﹐并由村评议会分给无地﹑少地农民或农业合作社耕种﹐以限制大地主占有过多土地。但在实践中﹐评议会通常由高种姓和权贵把持﹐致使其决策﹑施政目的往往是维护高种姓和权贵者的特权。正是在全印各地村评议会的操纵下﹐印度政府近40年前就交给他们实施的土地限额制度普遍落空。

    而且﹐评议会已经形成了一套事实上的司法体系﹐其权力之大﹐达到了可以公然下令杀人﹑强奸的地步。如果一位低种姓男孩想娶一个高种姓女孩﹐其结果很可能就是由评议会逼迫男女双方父母处死自己的孩子﹔倘若哪位妇女拒绝下地干活或做家务﹐评议会甚至会下令全村围观她被轮奸。20 种姓制度传统上禁止低种姓男子与高种姓女子婚娶﹐但在现实生活中﹐有时高种姓男子向低种姓女子求爱也会遭遇不测。2008年11月﹐由于给同村一名较低种姓女孩写了一封情书﹐比哈尔15岁男孩马尼斯‧库马尔就遭到毒打和剃光头游街﹐最后被扔到火车下碾死﹐而这类事情并非孤例。

    18 panchayat﹐亦译作“村务委员会”或音译为“潘查雅特”。
    19 葛宁﹕〈印度农村基层政权运转制度〉﹐《读书》2010年第9期。
    20 Sultan Shahin﹕〈为何印度政府扑灭不了印度的毛泽东主义者革命武装﹖〉亚洲时报在线2005年1月25日(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GA22Df05.html)。

    种姓压迫色彩浓重的传统司法体系如此﹐貌似冠冕堂皇的政府司法体系也很难给受剥削压迫者多少希望。收入和财富分配严重失衡﹑从英国殖民者继承下来的高成本西式司法体系两者结合﹐导致印度穷人犯轻罪而遭重罚﹐权贵富豪犯重罪却能逍遥法外﹐即使蹲大牢也可以在牢中照样花天酒地﹐这类事情比比皆是﹐某些案例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1984年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工业毒气泄露案件﹐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剧毒化工原料泄露直接致死2.5万人﹐间接致死55万人﹐20多万人永久残废﹐死伤合计超过二战末美国对日本的两次原子弹爆炸﹐但联合碳化物公司的美国老板安德森事发后逍遥法外﹐印度法院直到2010年方才裁定余下七名印度籍高管有罪﹐且最多仅将被判处两年监禁。
􀄞􀎱􀄟􀸥􀧺􀏬􀠼􀱄􀲶􀫻􀌂􀍅􀟆􀘹􀚠􀾅
    正是由于无以为生﹑基本人权遭受践踏﹐众多印度贫苦阶层走上了绝路﹐据印度官方统计﹐仅2008年一年自杀的印度农民就多达16196名﹐把印度1997年以来农民自杀人数推升到19.9132万人﹐相信实际自杀人数更高于官方统计﹐马哈拉施特拉邦﹑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卡拉拉邦(Kerala)﹑中央邦(Madhya Pradesh)和切蒂斯格尔邦农民自杀情况尤为严重﹐号称印度农民“自杀五大邦”(BIG 5)﹔更有大批贫苦阶层被逼上梁山﹐造就了人民战争集团﹑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人中心等众多反政府武装﹐21 有的存在了半个世纪﹐有的成立于十多年前﹐屡仆屡兴﹐无法根绝﹐号称全世界反政府武装组织最多的国家。到2009年﹐印度仅依据《防止非法活动法》而禁止的武装组织就有34个﹐其中伊斯兰激进组织12个﹐东北部反政府组织12个﹐左派武装组织四个﹐旁遮普和泰米尔武装组织各三个。此外﹐印度还存在一批没有列为非法组织的武装﹐仅东北部分离组织和地下武装就有120多支﹐长期活动的有50余支。22

    21 人民战争集团(the People’s War Group)正式全名为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缩写为“PWG”或“CPI(ML)[PW]”﹐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人中心(Maoist Communist Center)缩写为“MCC”或“MCCI”﹐两组织均起源于1966年成立的“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中心”及由此于1969年成立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于2004年9月21日合并成立印共(毛)。

    印度反政府武装组织不仅数量多﹐其影响力也不可低估。按照印度内政部数据﹐1996~2009年间﹐在与印度反政府武装的战斗中死亡人数超过6486人﹐2004年以来居高不下﹐每年都在五百人以上﹐2008﹑2009年两年更分别达到了794人和1134人(参见表~2)。反政府武装中最活跃的印共(毛)武装在2010年前十个月的战斗中至少击毙了260名警察﹐23 目前活动范围已经横跨印度28个邦中的17个邦﹑604个行政区中的223个区﹐覆盖印度40%国土﹐其控制的“红色走廊”地区面积广达9.2万平方公里﹐人口1.8亿﹐约占印度人口六分之一。如此规模﹐倘在中国﹐好比反政府武装根据地从陕西﹑甘肃﹑四川蔓延至河南﹑湖北﹑安徽﹐直到山东和苏北沿海。相比之下﹐2003年末印度各毛派组织影响的地区只有九个邦55个县﹐不到七年﹐影响的邦数目就几乎翻了一番。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文化和宗教传统能够影响反抗压迫的烈度﹐但无法彻底消除反抗存在﹔仍然存在大地主﹑“初夜权”至少延续到1970年代的比哈尔成为印共(毛)武装最活跃的邦之一﹐实不足为奇。而印共(毛)活跃的这些邦资源相当丰富﹐切蒂斯格尔邦铁矿﹑煤炭﹑铝土等矿产资源为印度之最﹐印共(毛)最活跃的五个邦煤炭储量占印度煤炭总储量的85%﹐从而增强了印共(毛)活动的影响力。

    22 吕昭义﹑余芳琼﹕〈印度东北地区的民族分离运动与反政府武装〉﹐《南亚研究》2010年第2期。
    23 这是印度内务次长梅肯(Ajay Maken)2010年11月9日在议会下院提供的数字。
 

 

    在其控制区﹐印共(毛)武装建立了税收﹑司法﹑学校等行政机构乃至报刊出版发行机构﹐俨然已成国中之国。印共(毛)政治局2009年9月发布的一封党内通信自豪地列举了过去一年他们取得的成就﹕

    在丹达卡冉亚﹐24 我们的革命人民委员会(janathana sarkars)— 已出现的人民政权及其组织得到了巩固和扩展。人民政权机关已经扩展至新的數百个村庄并且在该地区和不同部门得到综合加强。革命人民委员会增加了商业和工业的多个部门﹐反映出人民政权机关的职能不断扩大。一份名为Lokur Adhikar的岗德语(Gondi)杂志也在2009年5月代表我们人民政府开始宣传工作。……

    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印共(毛)等反政府武装树立了可观的权威﹐对不少公共事务施加了重大影响。一方面﹐他们对选举等活动的抵制影响范围相当广大﹐他们提出的强制性要求有着广泛的威慑力。2007年6月﹐印共(毛)宣布对中部和东部六邦实行“经济封锁”﹐结果这些邦立即爆发了一系列暴力活动﹐有些邦经济活动陷入瘫痪。特别是选择武装斗争路线的印共(毛)及其前身一贯认为印度所谓“民主选举”只是一个昂贵的骗局而已﹐因此抵制选举成为他们显示现政权缺乏合法性﹑虚弱的常用斗争手段。根据印共(毛)政治局2009年9月发布的一封党内通信﹐该党在2009年5月落幕的人民院第15届大选期间组织了大规模抵制活动﹐对国家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虽然派出警察部队重兵驻守毛派活跃地区三个多星期﹐印共(毛)及其武装力量﹑外围组织仍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宣传攻势﹐除了对持枪挟持人民去投票的政府军实施战术性反击外﹐他们的宣传也相当有效﹐以至于丹达卡冉亚几乎没有任何政党参加竞选﹐在比哈尔﹑恰尔肯德(Jharkhand)﹑奥里萨邦(Orissa)等不少其它地区也发生了全面抵制。2010年5月18日﹐印共(毛)武装勒令奥里萨﹑比哈尔﹑西孟加拉国(West Bengal)﹑恰尔肯德﹑切蒂斯格尔五个邦所有企业﹑机构和运输部门罢工两天﹐印度内政部部署了大量安全人员警戒﹐但切蒂斯格尔邦和奥里萨邦仍大面积停工。

    24 Dandakaranya﹐印度中部横跨五个邦的丛林地区。

    另一方面﹐他们也会有选择地支持一些公开活动的政党和政界人士。在印共(毛)武装活跃的邦﹐多年来主流政党要想竞选获胜就必须赢得毛派支持﹐至少是不抵制﹐用亚洲时报在线2005年1月25日报道的话来说﹐在比哈尔﹑恰尔肯德﹑切蒂斯格尔﹑奥里萨﹑安得拉等邦的郊区和一些小镇﹐没有毛泽东主义者首肯就什么也干不成。25

    正由于接二连三赢得军事和政治胜利﹐印共(毛)信心和勇气大增。此前﹐在他们为了扩大影响而向外界发布的电视录像中﹐成员都是蒙面以免被认出﹐这几年来发布的训练﹑作战等宣传片中战士们已经基本上不蒙面了。而且﹐印度毛派已经建立了相当的国际联系﹐一方面增强了他们的实力﹐放大了他们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印度政府镇压﹑剿灭他们的难度。2001年7月1日﹐来自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毛派革命者组成名为“南亚毛泽东主义者革命武装组织协调委员会”的组织﹐以协调他们在南亚地区的活动﹐便利他们之间的跨国技术交流﹑武装训练和武器流通。据称印度毛派武装从尼泊尔获得枪支﹐同时向尼泊尔毛派武装提供从印度采石场和军工厂取得的炸药。近年﹐印共(毛)前身之一人民战争集团还走出亚洲﹐与欧洲﹑非洲﹑拉美和中亚的马列∕毛泽东主义者革命武装组织建立了关系﹐其定期接触对象包括秘鲁﹑巴西﹑墨西哥﹑乍得﹑塞内加尔﹑尼泊尔和菲律宾的类似组织。

    25 Sultan Shahin﹕〈为何印度政府扑灭不了印度的毛泽东主义者革命武装﹖〉亚洲时报在线2005年1月25日。

    本来﹐推动经济增长与改善收入分配并举﹐把国民收入的“蛋糕”做大﹐是解决上述贫困等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但由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从引进国外“新技术”到招商引资﹑设立经济特区﹐印度近年实施的许多旨在加快经济发展的措施固然在一时一地取得了某些正面效果﹐却同时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1995年以来﹐印度政府批准美国转基因棉花进入印度市场﹐十余年来﹐开发生产转基因棉花种子的美资孟山都公司和他们资助的少数“科学精英”虽然大发其财﹐转基因棉花的固有缺陷﹑孟山都公司诱人入彀和索取垄断高价的商业手法﹑印度盛行的高利贷相结合﹐却把千千万万印度棉农推向债务深渊和破产﹐数以万计的棉农被迫自杀。26

    引发社会震荡更大的是引进外资和建立经济特区。对于印度这样面临资本和外汇缺口的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引进外资是必要的﹐但印度引进外资工作本身存在结构性的缺陷﹐招商引资工作中的错误做法更引爆了一系列暴力冲突。

    26 赵国贺﹕〈转基因种子为害印度﹐印度已有20万棉农自杀〉﹐《世界博览》2010年第14期。

     印度引进外资的结构性缺陷在于引进外资总额中流动性﹑投机性强的组合投资多于直接投资﹐从而有损印度宏观经济稳定性﹔在直接投资中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投资太多。印度从1991年起积极引进外资﹐1991年8月~2009年3月﹐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累计45364.7亿卢比(约合1065.24亿美元)﹔2008/2009财年﹐吸引外资12291.9亿卢比(约合273.09亿美元)﹐同比增加25%。按照账面统计﹐印度洋上的离岸金融中心毛里求斯是印度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新加坡也是离岸金融中心﹐尽管新加坡在工业和商贸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具备较强实力﹐与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毛里求斯等纯粹的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不同﹐而且被金融稳定论坛列为与国际监管比较合作的离岸金融中心。2000年4月~2009年3月﹐对印累计投资最多的国家依次为毛里求斯(44%)﹐新加坡(9%)﹐美国(8%)﹐英国(6%)﹐荷兰(4%)。27 离岸金融中心包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前两名﹐且所占比重高达53%﹐表明印度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很大一部分属于内资外流然后回流的返程投资﹐这部分返程投资和很大一部分“真正的”外资都非常看重税收优惠和避税目标﹐投机性较强而生产性不足。

    正是印度账面“外商直接投资”的上述特点和相关制度的缺陷﹐使得印度的招商引资和建立经济特区等措施在扩大印度制造业产出和出口方面效果不彰﹐不少特区沦为便利企业和富有个人偷税漏税的“国内离岸金融中心”﹐却制造了大批失地农民﹐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为反政府武装造就了大批潜在新成员和同情者。

    印度之所以要提出发展制造业﹑发展经济特区﹐本意是如同中国那样﹐通过发展印度目前相对滞后的制造业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然而﹐印度《经济特区法案》对特区征用土地的具体用途规定过度“温柔”﹐仅仅规定被征用土地四分之一需用于加工业﹐其余部分可以用于任何目的﹐其执行更加软弱无力而常常沦为具文。结果﹐截至2007年初﹐印度已设立经济特区一半以上是面向印度已有一定发展的IT业﹑基于IT的服务业和制药业﹐而非他们当初所期望的制造业。更有甚者﹐在印度房地产泡沫火爆火发的背景下﹐一些经济特区实际上成为享受政府税收优惠的房地产特区﹐已批准经济特区多达65%的土地被用于建设住宅或写字楼﹑大型购物中心和医院等。最富有“空手道”色彩的是﹐某些企业还拿低价圈占的土地向银行高价抵押获取贷款。印度前总理维‧普‧辛格曾猛烈抨击过北方邦达德里电力工程项目﹐该项目征地数量远远大于实际需求量﹐而且向农民征地的补偿价格是每英亩150卢比﹐信实集团获得土地后未作任何开发就定价为5700卢比计入资产﹐并以此为抵押从银行获得巨额贷款﹐工程则延期开工。28 在这种情况下﹐失地农民没有多少机会以非农业部门就业形式获得非现金补偿。相比之下﹐中国开发和征地项目中虽然也存在种种压榨﹑掠夺和欺诈现象﹐但由于制造业项目居多﹐就总体而言能够为失地农民提供较多的非农业部门就业补偿。

    27〈印度国家概况〉﹐外交部网站2010年8月(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 gj/yz/1206_42/)。

    因为经济特区数量太多导致失地农民太多﹐潜在补偿负担甚重﹔由于经济特区在很大程度上沦为避税﹑圈钱和房地产游戏﹐所以不可能通过就业的方式补偿失地农民﹔志在避税﹑圈钱和攫取房地产暴利的商人们多半没有足够实力﹑更不可能有意愿提供足够的现金补偿﹔……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导致印度开发区热成为掠夺农民耕地热。尽管在印度享有崇高威望的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发出了严厉警告﹐主张应保护农民免受贪婪开发商侵害﹔尽管印度前总理维‧普‧辛格提及这个问题时甚至激烈地表示想成为一名“毛主义者”﹔尽管2006年末﹑2007年初印度政府一度暂停批准304份建立经济特区的计划﹐直至农民征地补偿等问题得到解决﹔但农民遭受的大面积损害已成事实﹐而且一贯以步履蹒跚闻名且深受官商利益集团掣肘的印度政体对此也没有表现出太强的纠错能力。

    28(印)维‧普‧辛格﹕〈我要成为一名毛泽东主义者 — VP‧辛格感人至深的忏悔〉。

    上文已经提及﹐印共(毛)活跃的几个邦矿产资源丰富﹐2002年启动﹑至今仍在持续的这一轮全球性初级产品牛市行情提高了这些资源的价值(中国钢铁行业就对印度铁矿石价格和市场地位的上升感受深切)﹐也刺激了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开发﹐相应带来了占据农民和部落土地﹑环保﹑破坏宗教圣地等问题。印度联邦政府试图对地方人民抗议作出响应﹐加强保护环境和部落财产权﹐或者对受损群体给予更公平补偿﹐如旨在确认部落或个人祖传耕作土地权的2006年《森林权利法》。然而﹐这类举措往往成为地方官僚腐败或办事不力的牺牲品﹐合法的申诉往往被驳回或不了了之。印度社会有建议修改《开采及矿产法案》﹐将26%的矿产利润交给地方(中国与此相似的举措是业已通过实施的提高资源税税率)﹐却招致了矿产业加紧开展政治游说狙击﹐这项拟议中的法案能否通过﹑即使通过后能否执行﹐均在未定之天。

    正因为如此﹐《印共(毛)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2007年2月1日)激烈抨击道﹕“三百个计划内的经济特区事实上就是建立了三百块外国领土﹐这些外国领土劫掠我们大量的良田﹐这些外国领土里充斥了无数国内外的政治骗子。与此相配套的是市中心成了精英阶级的私宅﹐它铺就了财阀们的零售渠道﹐这一切都是以残忍的毁灭与无情的驱逐为代价的﹐他们摧毁贫民窟﹐甚至那些永久性房屋也遭到铲除。……”而在深受失地之害却一无所获的人们当中﹐印共(毛)九大关于人民尽一切可能捍卫土地与房屋﹑坚决打退毁灭性野蛮“资本游牧部落”的呼吁将会产生何种感染力﹐可想而知。

    事实上﹐印度某些开发项目引起的征地纠纷当时便发展成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乃至暴力冲突﹐造成了较多伤亡﹐典型如奥里萨邦努阿贡村钢厂征地纠纷﹑西孟加拉国邦的南迪格拉姆征地纠纷和辛古尔事件﹕2006年1月2日﹐奥里萨邦贾吉普尔选区努阿贡村五百多居民抗议塔塔公司在当地征地开辟经济特区兴建钢厂﹐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12人死亡。

    南迪格拉姆村(Nandigram)属于西孟加拉国邦哈尔迪亚选区﹐西孟加拉国邦政府原计划在此征地4050公顷开辟一个经济特区﹐引进萨利姆公司建设石化工厂。当地约四万名将因经济特区计划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竭力阻止﹐毁坏公路﹐设置路障﹐与政府人员数次暴力冲突﹐拒绝其进入该地区达三个月之久。2007年3月14日﹐政府出动约二千警力驱逐示威者﹐与当地农民爆发冲突﹐警方使用了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和燃烧弹﹐造成14名农民死亡﹐数十人受伤。3月18日﹐西孟加拉国邦政府宣布取消南迪格拉姆经济特区计划﹐萨利姆公司计划中的石化工厂迁往别处。

    辛古尔村(Sigar)属于西孟加拉国邦胡格里选区﹐西孟加拉国邦政府原计划在此征地997公顷﹐引进印度著名家族企业塔塔集团设厂生产微型汽车﹐引起大规模抗议活动。2006年12月2日﹐西孟加拉国邦地方警察开进辛古尔村强行圈地﹐与当地村民发生冲突﹐警方使用警棍等强行驱散人群并逮捕了60多名示威者﹐其中包括18名妇女和两名儿童。西孟加拉国邦最大反对党草根国大党主席玛玛塔‧班纳吉迅速宣布绝食抗议﹐一些人权组织也纷纷指责当地政府和警方滥用权力﹐项目最终被迫撤出。……

    接连发生的征地纠纷迫使印度中央政府一度冻结特区发展计划﹐南迪格拉姆征地纠纷和辛古尔事件更将印度国内关于征地纠纷的争议推向高潮﹐直接导致印共(马)领导的邦政府陷入困局。本来﹐左翼阵线从1977年开始就在西孟加拉国邦连续执政至今﹐是印度执政时间最长的地方政府﹐2000年出任首席部长的巴塔查吉上台后大力招商引资﹐成效颇着﹐2001~2006年西孟加拉国邦经济增速为7.3%﹐高于全国平均值﹐也提升了印共(马)和同样主张走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印共的政治力量。2004年﹐印共(马)和印共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巨大成功﹐二者及其它左翼力量所获选票之和超过了60张﹐这个数目虽然还不足以组织政府﹐却对欲组成政府的大党联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2006年西孟加拉国邦选举中印共(马)更是胜利空前﹐左翼四党在西孟邦议会294个议席中收获235席﹐印共(马)独得176席。但巴塔查吉颇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亲商”政策在印共(马)党内一直就有争议﹐2007年以来接连发生的征地纠纷等事件更极大地损害了印共(马)和印共与基层群众的关系﹐成为印共两大主流派在2009年5月落幕的人民院第15届大选中遭受空前重创的主要原因。在这次选举中﹐印共(马)只赢得了543个议席中的16席﹐比上届锐减27席﹐甚至比1967年首次参选时还少三席﹐在全国性政党排名中从第三大幅下滑至第八﹔印共也从2004年的十席减少到四席。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只能是和平的产物﹐尽管在某些战争期间﹐某些局部地区出现过长足的经济增长﹐如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和二战时的美国﹐但这些局部地区经济之所以能够在战时出现增长﹐前提也是这些局部地区内部保持了和平。印度国内社会阶级矛盾既然已经尖锐到暴力冲突乃至兵戎相见的地步﹐而且纠错能力较差﹐对其经济增长的威胁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印度在民族构成﹑语言文字方面的一致性远远不可与中国相比﹐在这方面的风险远远高于中国。中国人口中汉族占绝对多数﹐而且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均遥遥领先于少数民族﹐虽然经历了近30年对汉族逆向歧视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但从1953年人口普查到2000年人口普查﹐汉族人口所占比例仍然保持在90%以上(从93.94%下降到91.59%)。29 而且﹐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在边疆少数民族中的普及率﹑普通话在全国的普及率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增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拥有了一种全国各地平民和精英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共同语言﹐在新疆等地拨乱反正重新推进双语制教育﹐将进一步扫清全国普及这种共同语言不力的死角。与昔日多半局限于精英阶层的中原雅音和官话相比﹐这样一种共同语言将更有力地维护﹑巩固这个国家的统一。从周朝开始牢固确立的世俗政治传统﹐统一的语言文字﹐不仅降低了商业成本﹐更令中国在长期内保持着较高政治稳定性。

    相反﹐印度本土民族历史上不曾建立过囊括当今印度全境的统一国家﹐目前的统一国家是英国殖民者留给他们的遗产﹔而且印度至今仍是一个缺乏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占据绝对多数﹐人口超过2600万的大民族就有十个之多﹐最大民族印度斯坦族也仅占全国人口的46.3%﹐泰卢固族占8.6%﹐孟加拉国族占7.7%﹐马拉地族占7.6%﹐泰米尔族占7.4%﹐古吉拉特族4.6%﹐坎拿达族3.9%﹐马拉雅拉姆族3.9%﹐奥里雅族3.8%﹐旁遮普族2.3%。30 相应地﹐印度的语言文字异常繁杂﹐宪法承认的语言有十多种﹐登记注册的达1600多种﹐语言文字高度不统一﹐虽然英语和印地语同为印度的官方语言﹐但作为本土语言的印地语使用反而不如外来语言英语广泛﹐而作为一种外来语言的英语天然又迫使印度人要付出更多的语言成本﹐并在印度社会制造了深刻的阶层鸿沟。某些论者将英语技能列为印度的发展优势﹐对于输出海外﹑为人作嫁的印度IT业劳动力而言﹐英语技能确实是一种优势﹐但整个印度社会为取得这种“优势”而付出了何种机会成本﹐两者孰大孰小﹐明智者不难辨别。

    29 见国家统计局﹕〈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基本情况〉﹐《中国统计年鉴2008》第90页。
    30〈印度国家概况〉﹐外交部网站2010年8月。

    不仅如此﹐由于印度少数民族在经济等不少方面比最大民族印度斯坦族还拥有一定优势﹐印度民族构成和语言文字的一致性很难显著提高﹐显著的差异将长期存在﹐印度奉行的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西式民族理论和政策还将人为地维持﹑强化而不是消弭这种差异。

    如印度经济中心孟买贡献了全印10%的工人岗位﹑40%的所得税﹑60%的关税﹑20%的中央征收特许权税﹑40%的对外贸易﹐以及四百亿印度卢比(90亿美元)的社团税﹐又是印度文化娱乐产业中心﹐印地语电影业中心宝莱坞及其最大摄影棚﹑印度大部分重要电视和卫星网络以及主要出版社的总部都位于孟买﹐孟买南区云集了众多印度金融机构总部﹐包括孟买证券交易所﹑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印度政府造币厂﹐以及许多商业性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分支机构﹐但这座城市不是坐落在印度斯坦族主导地区﹐而是第四大民族马拉地族主导的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1950年代﹐印度各邦按语言重组﹐原孟买邦分割为马拉地人主导的马哈拉施特拉和古吉拉特人主导的古吉拉特两个语言邦﹐两大民族当时就曾为孟买市归属而爆发大规模骚乱和流血冲突﹐其间发生过警察开火击毙105人的惨剧。即使没有这样的流血争夺历史﹐拥有如此实力的当地主导少数民族也会力图永久把持相关利益﹐而不是与国内其它民族分享机遇﹐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和上述流血争夺历史又加剧了这种动机。因此﹐我们才看到﹐与中国大规模国内移民促进了普通话推广不同(如大陆改革前的十堰和三明﹑改革后的深圳和东莞等移民城市及解放战争后的台湾)﹐在吸引了其它邦大批劳动力涌入﹑又是印地语影业中心的印度“梦想之城”孟买﹐不仅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说马拉地语﹐当地政客还时常通过﹑或扬言制定一些法律﹐强制要求出租车﹑电影等行业从业者说马拉地语﹐1966年成立的湿婆神军党更是开宗明义要捍卫“土地之子”(马哈拉施特拉邦本地人)的权利﹐由此造成了一系列深刻社会矛盾﹐包括严重暴力事件。

    与此相似﹐台湾地区90%以上居民是汉族﹐而且本来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普及普通话(国语)﹐但在推行民主化改革﹑引进民选制度后﹐本已解决的语言问题重新成为焦点话题之一﹐国语和闽南话﹑客家话等方言之间的关系经常成为政客操弄的题材﹐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撕裂。

    不仅如此﹐宗教对印度社会影响力巨大﹐且印度居民宗教信仰极端芜杂﹐约80.5%的居民信奉印度教﹐其次为伊斯兰教(13.4%)﹐基督教(2.3%)﹐锡克教(1.9%)﹐佛教(0.8%)和耆那教(0.4%)等﹐31 而印度各宗教之间的历史和现实恩怨错综复杂﹐给印度社会埋下了众多“炸弹”。从延续数十年的克什米尔动乱到2008年11月震动世界的孟买恐怖袭击案件﹐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看到了印度民族﹑宗教冲突所潜藏的巨大破坏力。

    居民以穆斯林为主的克什米尔数十年来一直是印度的伤口﹐也是印巴之争的焦点﹐这已是世人皆知。1989年﹐反政府武装“查谟和克什米尔解放阵线”绑架内政部长穆夫迪之女﹐引爆大规模武装冲突﹐最终造成4.7万人死亡﹐其后动荡司空见惯﹐以至于一家常驻印度的西方媒体内部规定﹐克什米尔死伤十人以上才能做一条短新闻。32 2010年5月当地军警开枪打死一名穆斯林少年后﹐当地反印示威几乎无日无之﹐9月11日伊斯兰教开斋节本来是传统上较为“安全”的日子﹐印控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却爆发了198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分离主义暴乱。政治动乱﹑武装冲突重创了这个昔日印度最富裕地区至关重要的旅游业﹐并损害了整整一代人的教育﹐“动乱 — 贫困∕教育打断 — 动乱加剧”的恶性循环已经形成。

    31〈印度国家概况〉﹐外交部网站2010年8月。
    32〈印控克什米尔发生大骚乱〉﹐《环球时报》2010年9月13日﹐第16版。

    克什米尔暴乱虽然暴烈﹐但那里毕竟是印度边疆地带﹐但像孟买这样的印度腹心地带﹑全国金融中心自1980年代以来也爆发逾40次恐怖事件﹐仅1993年和2006年两次袭击就造成数百人丧生﹑一千多人受伤致残﹐其中2006年7月11日孟买火车连环爆炸案一次就造成逾二百人丧生﹐2008年11月26日伊斯兰极端组织“德干圣战军”武装袭击孟买﹐造成数百人死伤﹐更是震动世界﹐也更让人看到印度民族宗教冲突的广泛﹑深刻。即使在印度共产党执政多年的卡拉拉邦﹐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印度繁荣﹑教育程度最高的和平绿洲﹐2010年7月4日也发生了伊斯兰极端组织印度人民阵线残忍袭击一所基督教大学教授T. J.约瑟夫的案件﹐受害者右手被砍掉。

    而且﹐印度的民族﹑宗教冲突深深植根于历史﹐又因现实人口结构和国际斗争背景而强化﹐因此﹐解决起来分外艰难。虽然印度次大陆最早的穆斯林社团是在今日印度南部沿海定居的和平通商者﹐但伊斯兰教得以在印度次大陆跃居第二大宗教﹐却主要是拜阿拉伯﹑突厥﹑波斯﹑蒙古﹑阿富汗等外来侵略者近千年间不断发动“圣战”征服所赐﹐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也因此在很多印度教徒眼里背负上了不可宽恕的“原罪”。本来地域广大的东南亚印度教社会遭到伊斯兰教侵蚀征服而大面积改宗﹐进一步加重了印度教徒眼里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这种“原罪”。印度次大陆大部分穆斯林是13~15世纪改宗伊斯兰教的本地居民﹑前印度教徒后裔﹐其中原来的低种姓印度教徒居多﹔33 加上1947年印巴分治期间教派冲突﹐50万人被杀﹐1400万人无家可归﹐印巴两国迄今仍视对方为最大死敌﹔种姓歧视﹑国际政治斗争和宗教之争纠结在一起﹐使得矛盾越发复杂﹑深刻。

    在漫长的伊斯兰统治时期﹐异族穆斯林统治者对印度教社会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数不胜数。莫卧尔王朝奥朗则布(1658~1707年)统治时期﹐对印度教实施赤裸裸的歧视﹑迫害政策﹐众多印度教寺庙或被改建为清真寺﹐或被夷为平地﹐所属土地转赐穆斯林封建主﹐穆斯林封建主欠印度教徒的债务一概免除。1668年﹐奥朗则布宣布取消对穆斯林商人的关税﹔1679年﹐恢复阿克巴大帝(1556~1605年)取消的异教徒人丁税﹐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农民捐税负担一夜之间猛增三分之一,……
 

    33 阿拉伯倭马亚王朝将领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711~713年间首次入侵印度次大陆时﹐最初向入侵者皈依伊斯兰教的就是两个贱民部落。1067年来自也门的传教士阿布‧

    34 这一切在印度教社会中深深播下了仇恨的种子﹐直至今日仍能不时爆发﹐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围绕阿约提亚的巴布里清真寺屡屡爆发大规模骚乱﹐震惊世界﹐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究其根源﹐该地本是为了纪念印度大神罗摩在此降生而于11世纪兴建的印度教寺庙﹐莫卧尔王朝建立之初的1528年﹐来自中亚的异族穆斯林军队在巴布尔下属巴奇率领下拆毁印度教寺庙﹐在原址建起巴布里清真寺﹐从此埋下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围绕该地争斗近五百年的火种﹕

1853年﹐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造成75人丧生。
1857年﹐一位印度教祭司在巴布里清真寺院内一角竖起印度教圣坛﹐吸引了大批印度教徒祈祷﹐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祈祷时虽未公开冲突﹐但始终怒目相视。
1859年﹐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教圣坛与清真寺之间筑墙隔离印度教徒和穆斯林。
阿拉﹐11~12世纪来自波斯阿拉穆特的传教士奴尔丁﹐都曾在古吉拉特发展大批低种姓印度教徒入教。孟加拉国苏丹国(1336~1576年)统治的二百余年间﹐每年都有大批低种姓印度教徒不堪忍受印度封建主压迫﹑歧视而改宗伊斯兰教﹐致使广大农村地区穆斯林人数激增。
34 任继愈总主编﹑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第393~394页。
1934年﹐印度全国爆发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巴布里清真寺部分墙壁和圆顶遭破坏。
1947年印巴分治后教派冲突期间﹐印度教徒利用自己教徒众多的优势﹐不时在阿约提亚挑起纠纷。1949年﹐一些印度教徒强行进入巴布里清真寺﹐并在那里竖起了罗摩像。印度政府宣布阿约提亚为有争议地方﹐关闭了那里的建筑﹐在周围架起了铁丝网。
1980年﹐印度教色彩浓厚的印度人民党正式成立﹐并提出“一个民族﹐一种宗教”的口号。1983年﹐世界印度教大会倡议在巴布里清真寺地址上建立印度教庙﹐在印度教徒中引起了热烈反响。1984年﹐解放罗摩诞生地委员会正式成立﹐其宗旨就是在此地建立印度教庙﹐主要组织者﹑印度人民党头面人物阿德瓦尼后任印度内政部长。
1986年﹐北方邦法伊扎巴德地方法官命令打开巴布里清真寺院门﹐让印度教徒进去朝拜罗摩神像。
1989年﹐拉吉夫‧甘地政府允许在无争议的沙兰亚斯建立印度教庙﹐沙兰亚斯就在巴布里清真寺旁边﹐引起穆斯林强烈不满﹐随后的宗教冲突导致五百多人死亡。同年﹐世界印度教大会发起运动﹐在巴布里清真寺附近为罗摩庙奠基。
1990年﹐印度人民党主席阿德瓦尼乘车演说﹐号召印度教徒支持重建罗摩庙﹐约十万志愿者在阿约提亚集会﹐有些印度教极端分子冲进巴布里清真寺﹐警察开枪射击﹐30多人死亡﹐随后的冲突又导致数百人伤亡。
1992年7月﹐印度教徒举行罗摩庙开工仪式﹐但并未骚扰巴布里清真寺。1992年12月6日﹐巴布里清真寺被印度教徒极端分子捣毁﹐电视现场直播的捣毁活动引发全国宗教冲突﹐二千多人死亡﹐震动世界。
2002年1月﹐世界印度教大会宣布﹐尽管印度最高法院禁止在阿约提亚兴建印度教庙﹐他们依然要动工兴建﹐当时有1.5万志愿者到场。2月27日﹐一些印度教徒举行宗教仪式后乘火车返回古吉拉特﹐在戈德拉火车站遭到穆斯林极端分子袭击﹐极端分子纵火烧毁火车﹐55名印度教徒死亡。在纵火案引发的古吉拉特邦骚乱中﹐又有七百多人死亡。
2010年9月30日﹐印度北方邦高等法院认定阿约提亚巴布里清真寺所在场所确是印度教神罗摩出生地﹐裁决将阿约提亚宗教遗址一分为三﹐穆斯林﹑印度教徒和当地教派各得一部分﹐期望借此彻底解决阿约提亚寺庙之争﹐但印度政府当天便派出大量安全人员在当地和孟买等城市强化戒备﹐却表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争何其根深蒂固。在重重戒备下﹐当年12月7日﹐正在举行日常宗教活动的北方邦瓦拉纳西城一座庙宇外仍发生炸弹爆炸事件﹐引发踩踏﹐造成一名两岁女童死亡﹐约20人受伤﹐伤者中有至少两名外国人﹐新德里﹑孟买等重要城市当天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印度恐怖组织“印度圣战者”则向多家媒体发送电子邮件﹐宣称自己制造了瓦拉纳西恐怖袭击事件﹐目的是报复上述关于巴布里清真寺的裁决。

     锡克教兴起于穆斯林入侵印度次大陆通道和最早据点之一的旁遮普﹐创始人那纳克(1469~1539年)原属印度教商业种姓﹐所创宗教本身就是对伊斯兰异族异教统治的反抗。从二世始祖安格德(1504~1552年)起﹐锡克教就开始严厉排斥伊斯兰教﹐拒绝使用流行于旁遮普语里的阿拉伯文字体﹐而是采用古印地语和旁遮普语的混合语布道说教。从五世始祖阿尔琼(1563~1606年)时代起﹐锡克教徒就不断举行暴动﹐反抗穆斯林莫卧尔王朝统治﹐仅1705年爆发的旁遮普锡克教徒起义就持续十年之久。与此同时﹐英迪拉‧甘地夫人下令进攻金庙以及其后被锡克族卫兵刺杀﹐又在印度教和锡克教之间播种了敌对情绪。

    ……

    民族构成﹑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严重缺乏一致性不仅提高了商业成本﹐更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大大提高了印度在长期内的政治性风险。因为与单一民族聚居或单一民族占压倒多数聚居相比﹐多民族混居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几率天然较高﹐不仅语言不同容易造成误解﹐宗教和风俗不同可能产生摩擦﹐而且单一民族聚居情况下个体之间的摩擦此时也容易上升到群体冲突﹑乃至民族冲突的层次﹐甚至可能进而转为对分疆裂土的诉求。特别是阿萨姆邦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拥有数百年﹑上千年独立国家历史﹐与印度本土人种﹑语言文化传统均大相径庭﹐直到晚近时期方才被英印殖民政府武力征服﹐强行纳入当代印度版图﹐与印度本土至今缺乏紧密的人文和经济联系﹐昔日作为主人的土著又受到印度本土移民歧视﹐甚至被印度本土种姓社会中最低贱种姓首陀罗视为更加等而下之的贱民﹐更是民族独立和分离运动的天然温床。

    事实上﹐在阿萨姆邦﹑“东北边区”(包括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印占中国藏南地区)﹑印缅边境等地区离心力一直较强﹐某些非暴力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已有逾百年历史﹐并在国外赢得了一定同情和支持﹐而且多年来始终存在活跃的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已经超越“星星之火”阶段﹐属于汉藏语系的那加族反政府武装尤为活跃﹐使印度军警日益疲于奔命﹐以崇拜核弹﹑导弹﹑航母而闻名的印度强硬派前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在下台前不得不提议在尼泊尔﹑印度边境驻兵设营﹐企图返回传统的“低科技”对策。由于近年来印度人口中印度教徒所占比重下降而穆斯林占比上升﹐也加大了印度爆发民族﹑宗教冲突的风险。

    与此同时﹐在存在跨境民族的情况下﹐一个跨境民族在某一聚居国内遭遇的冲突会在另一聚居国的本民族同胞中激起共鸣和骚动﹐这本来是正常情感所致﹐假如这个跨境民族在未爆发冲突的聚居国中为数甚微﹐该跨境民族完全没有可能将这个聚居国拖进对本国不利的邻国冲突之中﹐但假如这个跨境民族在未爆发冲突的聚居国中为数甚多﹐其政治影响力就有可能将这个聚居国拖进对本国不利的邻国冲突﹐从而虚耗国力。这一点﹐我们从印度卷入斯里兰卡民族冲突遭受重大损失中已经可见一斑。更有甚者﹐在本国民族构成﹑语言文字一致性低下的情况下﹐印度政府仍然对邻国﹑特别是对综合国力远远超过自己的大邻国不断操弄民族矛盾武器﹐进一步大大提高了引火烧身的风险。

     任何国家都存在种种社会矛盾﹐武装力量是维持秩序的终极手段﹔面对已经公开交战的反政府武装﹐武装力量的战斗力更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秩序。印度政府已于2009年6月将印共(毛)列为非法组织﹐与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并列﹔2009年10月底﹐新任印度内政部长帕拉尼亚潘‧奇丹巴拉姆35 更宣布在全国实施全面清剿印共(毛)武装的“绿色狩猎”计划﹐计划投入三百亿美元更新武器装备﹐五年内肃清印共(毛)武装。但通观2010年4月6日切蒂斯格尔邦丹特瓦达之战全程﹐36 可以得出结论﹕印度武装力量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不堪信任﹔换言之﹐该国政府维持秩序的能力很成问题。

    35 Palaniappan Chidambaram﹐因此前在财政部长任上大力推行市场化改革而在西方舆论中享有“盛誉”。
    36 印共(毛)武装称之为“丹特瓦达大捷”。隶属内政部的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号称全世界最大安全部队﹐而作为安全部队高官护卫连队﹐2010年4月6日丹特瓦达之战中参战的印度政府军当属精锐﹐何况其中还有一部分眼镜蛇特种部队官兵﹐其装备优势也显而易见。伏击者兵力优势则并不大﹐政府军有一百余人﹐而根据以印共(毛)丹特瓦达特区政治局书记科萨名义发布的公开信﹐参战的“人民解放游击军”为三百人。但政府军一战阵亡86人(包括战斗结束后救治无效死亡的九人)﹐被当场击毙的眼镜蛇特种部队就有15名﹐对方则仅有八人战死﹐而且伤员和遗体全部带回﹐以至于外界起初以为印共(毛)此战无阵亡﹐表明无论是单兵还是小部队作战能力﹐印度政府军相对于反政府武装均无优势﹔围剿部队反而落入对方包围圈﹐表明印度政府军指挥和侦察能力低下﹔军营与战场相距仅仅四公里﹐救援部队竟然足足五个小时之后方才到达﹐表明印度政府军相互救援的军纪﹑战友情谊和勇气严重欠缺﹔……从这些表现来看﹐这样的军队已经堪与抗战末期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和解放战争中的国军相提并论。丹特瓦达之战后印度《每日新闻与分析》37 等媒体对当事军营的一系列直接采访也让人们对印度政府军士气低落﹑设施陈旧﹑后勤不良﹑官兵关系恶劣的破败景象一览无余﹐其军纪之废弛更令人震惊﹕一座刚刚经历了震动国内外败仗的军营﹐记者居然可以未经预约就靠指挥官个人好恶而大摇大摆进入﹐随意走动﹑观察﹐还可以与士兵随意接触﹗38 对比西汉周亚夫的细柳营到现代强军的一系列案例﹐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

     与中国革命时期红军和解放军称国军为“运输大队长”类似﹐印共(毛)等反政府武装相当大一部分装备也是来自缴获。丹特瓦达之战缴获装备包括21支AK~47﹑七支SLR步枪﹑六挺轻机枪﹑一支卡宾枪﹑一门迫击炮﹐以及38件其它武器。前两年印共(毛)一次战斗占领了一座小城镇戈拉布德﹐更一夜之间就从警察局军火库缴获了268支AK~47步枪和1.7万发子弹。

    37 Daily News & Analysis﹐缩写为“DNA”。
    38 Priyanka Borpujari﹕〈把我们救出地狱〉(Save us from this hell, beg CRPF jawans)﹐印度《每日新闻与分析》(DNA)网站(http://www.dnaindia.com/india/report_save- us-from-this-hell-beg-crpf-jawans_1372607)。

    当然﹐丹特瓦达之战中参战印度政府军大部分不是野战军而是安全部队﹐但考虑到印度军队在后勤﹑军纪等方面丑闻不断﹐39 我们对印度野战军的战斗力也不应估计过高。事实上﹐根据英国广播公司2004年的报道﹐印共(毛)武装2003年还曾经伏击了接受美国特种部队高原山地战训练的印度陆军山地战特种部队﹐用弓箭射杀了他们好几个哨兵﹐吓得他们次日一早便乘直升机逃离。

    而且﹐印度武装力量拙劣的作战表现并不始于对印共(毛)的战斗﹐在2008年11月26~28日孟买恐怖袭击案中﹐印度军警的无能在对付伊斯兰恐怖分子时就已经暴露无遗﹐在孟买这座仅1980年代以来就遭受40多次恐怖袭击﹑即将召开大型国际会议“欧盟~印度会议”的印度第一大城市﹐号称“黑猫突击队”的印度国家安全卫队(NSG)居然需要九个多小时方能投入实战﹐被外界讥为“病猫”﹔不少政府军警还手持1895~1956年间作为英军制式装备的李~恩菲尔德步枪(Lee-Enfield)﹐无法与恐怖分子的火力匹敌﹐连孟买反恐特种部队司令也死于恐怖分子枪下。结果﹐区区十名恐怖分子就在孟买市中心横行三天之久﹐仅丧生者就有166人。

    39 印度军队在军需品采购﹑性贿赂等方面向来不乏腐败丑闻﹐有些丑闻相当惊人。如2006年爆出的陆军后勤丑闻﹐为了攫取回扣﹐印度陆军一些高级后勤军官竟然长期采购牲畜饲料充当官兵口粮﹔1980年代博福斯丑闻更牵连到时任总理拉吉夫‧甘地。而且﹐这类腐败传闻即使得到披露﹐也大多得不到有效处置。2005年6月﹐印度前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被指在任职期间从南非一家公司的步枪军购合同中收受巨额贿赂﹐辛格政府还为此专门成立了调查小组﹐但最终与其它众多腐败案件一样不了了之。2010年10月下旬以来﹐印度军方再次曝出腐败大案﹐印度前两任陆军参谋长维吉和迪帕‧卡普尔等多名陆海军将领都涉嫌卷入。据2010年10月25日《印度时报》报道﹐维吉﹑迪帕‧卡普尔以及众多其它陆海军将领﹑政客和官员在孟买的阿达什讷区非法拥有多处房产﹐甚至包括孟买克拉巴区一栋31层大楼。即使一向形象良好的印度空军也爆出了性丑闻﹐空军学院教官以毕业证书等相威胁向多名女学员提出性要求﹐受害者在事件披露后也未能为自己讨回公道。

    在与反政府武装的作战中﹐印度军警不仅表现得战斗力低下﹐战斗意志也相当衰败﹐从许多公开报道中我们都不难看到这一点。据《印度时报》2010年4月12日报道﹐以往清剿毛派武装时都是由当地警察带路﹐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负责作战﹐但在丹特瓦达之战遭受重创之后﹐印度武警备受“震慑”﹐40 一度停止作战﹐不敢继续随当地警察参加扫荡。另外一些有关报道则表明﹐印度不少警察部队镇压印共(毛)武装屡败之余﹐已经丧失了作战的斗志﹐警方每隔两周左右就对丛林放空枪以交差﹐而不是投入实际战斗。更有甚者﹐印度很多地方腐败不堪的军警系统还走上了“养寇自重”的道路﹐他们将受命镇压反政府武装视为向政府索取大量装备的良机﹐其中一部分装备又被他们卖给反政府武装以“创收”。这般景象﹐在中国通常是王朝末年才能见到。军队战斗意志和战斗力如此状况﹐印度政客和媒体却仍然喜好张大其词﹐动辄挑衅别国﹐更给印度的未来投下了难以言说的忧患。
在井冈山时期写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由于当时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持续不断﹐小块红色政权得以发生﹑存在并日益发展﹔与此类似﹐印度的联邦制政体给印共(毛)等反政府武装提供了众多可供利用的缝隙。在印度的联邦制政体下﹐各邦自主权较大﹐配合不甚紧密﹑高效﹐而对反政府武装的清剿又主要由各邦具体执行﹐中央后备警察部队仅对各邦的清剿行动提供支持和帮助﹐其结果是各邦清剿行动步骤和力度不一﹐为反政府武装灵活运用“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创造了便利。由于各邦主政者对此三心二意﹐这类漏洞越发增多。

    40 原文为“shocked”﹐系援引切蒂斯格尔邦警察厅官员语。

    置身这样的环境﹐面对这样的对手﹐无怪乎印共(毛)人民解放游击军被越剿越多﹐势力和活动范围越来越大﹐近年还提出了建立根据地的中心任务﹐并努力将游击战转化成运动战﹑将人民游击军转变成人民解放军。

    军队战斗力虚弱﹐各邦政府配合较差﹐尚且可以通过整顿增强﹔但假如对手不是打家劫舍的草贼流寇﹐而是拥有成熟政治理论﹑能够提供更好社会治理的政治力量﹐这样的反政府武装就很难扑灭了﹐印度现行政治秩序面临的正是这样的挑战。尽管行动不无偏颇之处﹐而且被印度政府乃至美国政府蓄意污名为“恐怖组织”﹐将极右武装﹑穆斯林武装和虔诚军等组织制造的暴力事件和死亡移花接木安到印共(毛)头上﹐41 尽量随着力量壮大不可避免会有投机分子和渣滓混入﹐但与被印度中央政府乃至美国政府列入恐怖组织的其它党派和武装不同﹐印共(毛)并非一介草莽﹐其前身本来就是在相当系统的政治理论指导下问世的﹐在吸取中国革命成熟理论的基础上﹐积自身数十年实践之功﹐逐步发展形成了完整的指导武装斗争的理论框架。2007年1月﹐印共(毛)在秘密召开的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指导该党今后工作的五个纲领性文件 —《高举马列毛主义的光辉旗帜》﹑《党纲》﹑《党章》﹑《印度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决议》。在《党章》中﹐印共(毛)决心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在此基础上﹐印共(毛)将自己的奋斗目标划分为三个阶段﹕近期目标是建立一个紧凑的红色革命区域﹐这个区域从尼泊尔边界到比哈尔再延伸到安得拉邦﹐同时寻求人民民主﹔中期目标是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印度继续开展已在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以“间接统治﹑剥削和控制”为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终极目标是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41 印共(毛)前身之一人民战争集团(PWG)于2004年被美国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印度内政部把印度全国91%的暴力事件和89%的暴力事件死亡人数都归咎于印共(毛)﹐声称印共(毛)自2004年以来已发动了六千余起暴力事件﹐造成至少2500人死亡。但按照印共(毛)内部统计﹐2004年以来大部分暴力事件并不是印共(毛)及其武装部队人民解放游击军制造的﹐针对公共设施和平民的暴力事件主要是由极端右翼组织﹑穆斯林武装和虔诚军制造的﹐人民解放游击军打击的对象主要是中央政府和邦政府部门﹑印度国防军和警察部队﹑镇压被当地绝大部分老百姓投诉的地主和矿主﹐从不针对公共设施﹑民用建筑和平民发动暴力事件﹐2004~2009年中打死国防军特种部队430多人﹐警察特种部队120多人﹐镇压地主﹑矿主20多人﹑打死邦政府高官二人﹐其它国防军和警察一百多人﹐共计约670多人﹐印度政府公布的2500多人死亡中近三分之二系极右武装﹑穆斯林武装和虔诚军所为﹐但被印度政府算到了印共(毛)的头上。此外﹐不排除有些犯罪分子打着印共(毛)的旗号敲诈勒索乃至杀人越货﹐印度警方也有可能蓄意作案然后嫁祸于人﹐以败坏印共(毛)的声望。

    在印共(毛)政治局2009年9月发布的党内通信中﹐称他们建立的政权组织“革命人民委员会”(janathana sarkars)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以人为本和基于当地资源的新型权力运作模式”﹔该党在提供更好社会治理方面的许多实践确也令人刮目相看。通称“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印度毛派农民革命战争游击运动兴起于1967年﹐之所以能够在重重包围之中43年红旗不倒﹐反而发展壮大﹐就是因为广大贫苦阶层无以为生﹑基本人权被剥夺而被逼上梁山﹐印共(毛)不仅拥有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武装﹐在实践中又实施了减租﹑惩处贪官污吏﹑建立“人民法庭”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让广大贫苦阶层得到了斗争的实惠﹐并为其控制的“解放区”提供了更好的社会治理。

     据中国学者温铁军在其〈印度北方农民运动和“毛派”武装斗争考察报告〉中总结﹐印共(毛)的方针政策有几个基本特点﹕迫使地主减租50%﹐其中一半留给佃农﹐另一半分给穷人﹔解除地主阶级私人武装﹐剥夺他们对群众横征暴敛﹑欺压无度的工具﹔他们逼迫贪官污吏交出25~30%贪污所得﹐大部分用于救济贫苦农民﹐小部分用于自身开支﹔他们建立的“人民法庭”能够有效惩处刑事犯罪﹐特别是在其它地区极其严重的对妇女的暴力和犯罪﹐在他们的控制区大幅度下降﹔……在他在印度农村地区召开的座谈会中﹐上述情况得到了一致公认。42 持公正客观立场的印度国内外观察家们都承认﹐在印共(毛)等毛派组织活跃的核心地带﹐他们被视为正义与平等的化身而广受尊重和敬畏﹐在实地考察中﹐当地不同背景和阶层的受访者一致表示﹐毛派“人民法庭”的惩罚是正义的﹐他们只针对罪有应得的罪犯。

    不仅如此﹐印度几乎所有政党都以某些种姓或群体为固定票源﹐印共(毛)武装和印度其它主流共产主义组织则体现了跨种姓和群体的特点﹕成员来自各个种姓和群体﹐领导人一般出身于高种姓和富裕阶层﹐43 但他们与印度众多种姓中的最低种姓群体同甘共苦﹐没有表现出任何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不管政治立场如何﹐持公正客观立场的印度国内外观察家们都不能不对这一点表示赞赏。

    相反﹐支持印度政府镇压印共(毛)武装的地主阶级不仅横征暴敛﹐他们建立的民团对低种姓村民﹑妇女和儿童的残酷杀戮更是罄竹难书﹔印度政府机构则是贪污腐败横行﹐军警扰民成性。印度媒体有报道称2010年4月6日丹特瓦达之战之所以爆发﹐直接原因就是印度中央警察预备部队前一天在附近村庄抢夺当地农民的鸡和碗而不给钱﹐当地农民的怨声又很快传到了印共(毛)武装耳里﹔而根据丹特瓦达之战后以印共(毛)丹特瓦达特区政治局书记科萨名义发布的公开信﹐印度政府军在扫荡中采用了烧杀抢掠和强奸妇女等暴虐手段驱逐根据地群众﹐仅此次扫荡中就有十个村庄的76名妇女遭政府军强奸。

    42 载于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潜力评估》。
    43 因为他们的出身使他们有机会得到较好的教育。

    支持印度政府镇压印共(毛)武装的地主武装和政府军警杀害﹑驱逐平民总体情况如何﹐就笔者所见﹐目前还没有公开的系统﹑全面的调查统计﹐何况印度从来不以社会基础设施完备﹑政府高效而闻名﹐几乎大部分统计数据准确性都值得怀疑﹐媒体报道也不完全。印度报纸对反政府武装的歧视性报道自不待言﹐由于印度是“民主国家”﹐所以多年来把持国际舆论话语权力的西方媒体也只报道印度警察和安全部队如何遭到袭击﹐却不报道他们如何镇压农民(毛派与农民结成一体)﹐遑论报道印度平民在政府军警清剿行动中的死亡人数了。印度知名女作家阿兰达蒂‧罗伊在美国演讲中称在近年的清剿中印度已经死亡六万人﹐44 虽然这个数字未必准确﹐可能夸大也可能不足﹐但结合多方面信息﹐可以确定的是﹐就总体而言﹐印度平民在政府军的清剿行动中蒙受了可观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两相比较﹐无怪乎印共(毛)武装不仅在农村和中小城镇基层群众中赢得了广泛支持﹐而且在高级知识分子﹑官员等社会中上层人士中也不乏明确的同情者。正由于这一点﹐印度执政党与政府对印共(毛)的态度颇富讽刺意味﹕一方面﹐印度政府明确将印共(毛)列为非法组织并发动了全国性围剿﹐现任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称之为“国内最大安全威胁”﹐军警部队和各级政府在镇压行动中也不乏极端行为。印共(毛)及其同情者方面指责印度政府每年仅秘密处决的印共(毛)党员﹑人民解放游击军战士﹑同情者甚至无辜者就高达600~1000人﹐到2009年6月共秘密处死近5600多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交战过程中的伤亡和抓捕后经过法律程序的。

    44 这条消息来自王绍光的通讯。

    另一方面﹐印度历届中央政府及其执政党深知印共(毛)已经赢得了广泛支持﹐担心动用野战军镇压印共(毛)武装会导致自己流失草根阶层选票﹐也害怕会因此戳破他们对外精心炮制的“印度大放光芒”(India Shining)形象﹐在国内外经济界引发巨大震动﹐因而一直反对全面动员国防军野战部队打击印共(毛)武装。虽然印度内政部长奇丹巴拉姆于2010年5月提出希望动用国防军野战部队围剿印共(毛)﹐但在6月11日的内阁安全委员会会议上﹐45 总理辛格﹑财政部长穆克吉﹑国防部长安东尼等要员均反对奇丹巴拉姆的提议﹐连派遣野战军建立前沿指挥部﹑培训警察部队等建议也没有采纳﹐仅同意雇佣退伍军人参与排雷等部分军事行动。在地方政府层次﹐决策者们对镇压印共(毛)更不得不三心二意﹐左右摇摆﹐因为如上文所述﹐在印共(毛)武装活跃的邦﹐多年来主流政党要想竞选获胜就必须赢得毛派支持﹐至少是不抵制。46

    这种广泛的支持﹑特别是基层群众的支持令印共(毛)及其武装力量得到了多方面好处﹕首先是如同中国革命战争中那样令革命武装如鱼得水﹐耳聪目明﹐丹特瓦达之战前政府军一举一动尽在印共(毛)眼里﹐镇压革命军的政府军则寸步难行﹐闭目塞听。其次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印度政府﹐使之无法全面动员野战军全力镇压﹐尽管印度特种部队等正规军曾先后与印共(毛)武装小规模交手。

    45 内阁安全委员会会议是印度政府内最重要的部长联席会议﹐类似联合国安理会﹐议定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会议成员固定为六名﹐主持者为总理﹐成员包括内政部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三军司令有时列席参加。
    46 据亚洲时报在线报道﹐2005年初﹐比哈尔铁腕人物﹑执政党首脑雅达夫在该邦首府巴特那(Patna)的一次集会计划流产﹐原因是他此前不允许毛派举行一次集会而激怒了他们﹐而他的执政党之所以能够连续四年赢得比哈尔选举﹐也正是因为他能在每次选举前与毛派达成协定。以国大党为首的联盟之所以能够赢得安得拉邦2004年选举﹐是因为毛派没有在国大党及其同盟有望获胜的地区宣布抵制大选(Sultan Shahin﹕〈为何印度政府扑灭不了印度的毛泽东主义者革命武装﹖〉亚洲时报在线2005年1月25日)。

    既然印度社会阶级矛盾如此尖锐﹐印度政治却立足于压迫者﹑剥削者群体的支持﹐反政府武装又能如此深得民心﹐那么可以断言﹐虽然印共(毛)之类反政府武装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容易夺取全国政权﹐但印度政府也难以消灭他们﹐更无法铲除反政府武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土壤。印度国内和平将长期面临考验﹐而可持续发展只能是和平的产物。

     在“全球经济失衡”成为热门话题的背景下﹐近年来国内外颇有人认为内需﹑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多﹐这是印度经济相对于中国经济的一大优势。此说流传之广﹐以至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先生2006年12月15日借来华参加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机到中国社科院演讲时﹐也不忘向中国听众推销印度模式﹐要求中国“以印为师”扩大消费﹕“今天中国的GDP约有一半贡献给了投资和为世界其它国家生产净出口﹐仅有剩下的一半可用于消费﹐这其中还包括政府消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去年中国的消费仅占GDP的38%﹐比起2001年45%的水平下滑了。根据最新获得的数据进行对比﹐2004年印度的居民消费占到其GDP的60%。中国的消费占GDP的低比例对应于高比例的国民储蓄率。”印度官方声称印度拥有三亿中产阶级﹐这种说法也被中国某些学者用作论据抨击中国经济社会的“缺陷”。

    然而﹐且不提储蓄和投资过去﹑现在﹑未来都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具备较强的积累和投资能力方能赶超发达国家﹐也不说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经常项目顺差是一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关键要素之一﹐鉴于印度反政府武装兴起壮大的根源在于极度贫困和社会不公﹐印度自夸的内需主导经济增长模式成色几何﹐究竟能否与中国相比﹐殊堪质疑。

    前文已经提及印度居高不下的贫困人口比重和全部人口营养不良发生率﹐即使是印度所谓中产阶级﹐其收入﹑生活标准和人数也不可与中国同一阶层居民相提并论。印度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是印度中产阶级标准的制订和发布者﹐其发布的印度中产阶级标准是﹕年均税后收入在3.375万卢比到15万卢比(约合700~3000美元﹐目前美元对卢比的比价为1兑48.5左右)的家庭即算是中产阶级家庭。按此标准衡量﹐2001年印度已有六千万个家庭跃升为中产阶级家庭﹐以一家五口计算﹐印度目前有中产阶级三亿人。按2000年美元对卢比汇率期末价1兑46.75﹑2001年人民币兑美元年均汇率为8.2770元近似折算﹐47 人民币1元约合5.6482印度卢比﹐五口之家年均税后收入5975~26557元便可算中产阶级家庭﹐换言之﹐人均税收年收入达到人民币1195元即可算作印度中产阶级家庭。而在2001年同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859.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66.4元﹐48 若按印度标准衡量﹐估计中国95%以上居民都可算作中产阶级了。2005年﹐印度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的一项报告将中产阶级年收入区间提高到9~100万卢比﹔49 而到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15780.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4760.6元。50

    47 2000年末印度卢比兑美元汇率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转引自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9》第207页)﹔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引自国家外汇管理局﹕《2009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第107~109页。
    48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第627页。
    49 陈金英﹕〈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中产阶级的现状〉﹐《南亚研究》2010年第3期。
    50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第627页。

    测度亚太区域中产阶级的统一标准中影响较大的是亚洲开发银行2010年度《亚太关键指标》(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Pacific)报告拟定的亚太地区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标准﹐该报告将亚太区域中产阶级界定为日均消费2~20美元(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折算)者﹐根据该机构计算﹐2005年中国人口62.68%列入这一群体﹐印度这一群体仅占总人口的25.05%﹐与乌兹别克斯坦﹑老挝﹑尼泊尔﹑孟加拉国国名列该机构测算的亚太区域21国中中产阶级人口比重最低的五国(参见表~3)。进一步考察按这个标准测算的中产阶级内部构成﹐中国的构成也优于印度。与中国相比﹐无论是按照绝对人数﹑占总人口比重还是占中产阶级总人数比重衡量﹐印度中产阶级中都是划入中下阶层(日均消费2~4美元)者多﹐划入“中中”(日均消费4~10美元)和“中上”(日均消费10~20美元)阶层者少。
 

 

    收入水平过低极大地限制了印度居民的消费能力﹐使之无法为很大一部分(即使不是绝大部分)现代制造业产品提供足够规模的消费市场。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2006年中国人均住户最终消费支出为651美元﹐印度为374美元﹐相当于中国的57%﹔世界平均为3486美元(2005年数据)﹐低收入国家为279美元﹐高收入国家为1.7238万美元。51 按照亚行测算﹐就作为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最重要消费者群体的中产阶级而言﹐2005年中﹑印这两个群体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消费额分别为6412.5亿美元和1724.6亿美元(参见表~3)﹐中国是印度同一指标的3.7倍。

    正是依靠较高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中国国内消费需求不仅绝对规模大大高于印度﹐增长率也很快。2000~2009年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依次为9.7%﹑10.1%﹑11.8%﹑9.1%﹑13.3%﹑12.9%﹑13.7%﹑16.8%﹑21.6%和15.5%﹐2009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2.53万亿元﹐其中对应于可贸易品的批发和零售业为10.54万亿元﹐按2009年年末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兑人民币6.8282元计算﹐折合1.5438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1.2017万亿美元的128%﹐一般贸易出口总额5298亿美元的291%。再考虑到近30年来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最高的年份离现在已有一二十年﹐分别是1990年(50.4%)﹑1997年(44.4%)和1989年(44.0%)﹐2000~2009年间该项指标依次为14.5%﹑-0.1%﹑7.6%﹑1.0%﹑6.0%﹑23.1%﹑16.1%﹑18.1%﹑9.0%和-47.7%﹐52 最高也没有达到四分之一﹐中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并不如同某些人所描述或想象的那样高。

    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进一步恶化了印度国内产业发展中的消费拉力不足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收入和财富分配较为平均有利于拉动国内产业发展﹐因为高收入者消费偏好更倾向于质量和品牌形象更为突出的西方产品﹐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则更多地集中于国产品。中国经济总量倍于印度已有多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2008年中印GDP分别为4.32万亿美元和1.21万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3.55倍﹐53 但中国亿万富豪人数直到2009年才超过印度﹐2009年亿万富豪群体资产总值仍然少于印度﹐中国首富资产更只有印度首富的五分之一。

    51 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9》第230页。
    5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0》第37页。

    据《福布斯》(Forbes)富豪榜显示﹐2009年中国亿万富豪人数从24位增至79位﹐印度则从27位增至52位﹔中国富豪榜前一百名资产净值由上年的894亿美元增至1700亿美元﹐印度前一百名富豪净资产总和则有2760亿美元﹐增幅逾50%﹔中国首富王传福净资产58亿美元﹐印度首富﹑印度最大上市公司信实工业(Reliance Industries)老板穆克什‧安巴尼净资产则高达320亿美元﹐是王传福的五倍还多。在2010年度《福布斯》富豪榜上﹐印度富豪整体相对于中国富豪在资产上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印度前一百名富豪资产总额达到三千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内地最富有四百人资产总额﹐相当于2009年印度GDP(1.23万亿美元)的24%﹐而与其相当的中国内地最富有四百人资产总额相当于2009年中国GDP(4.90万亿美元)的6%。其中﹐资产超过十亿美元的印度超级富豪人数在2010年一年之内便增加了三分之一﹐创造了69人的历史最高纪录﹐其资产总和有报道称接近2440亿美元﹐相当于2009年印度GDP的24%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同样多的消费支出﹐中国消费支出对国内产业的拉动效果要高于印度。

    从长远看更重要的是﹐如此高度集中的财富格局大大增强了印度资本寡头左右政治的力量﹐以至于亚洲开发银行也在报告中警告印度存在寡头政治资本主义风险﹐大型企业公司强大的市场和政治势力最终将演变成为印度长期经济发展的拖累和扭曲政策的源泉。印度国内外都已经有人用以繁荣且腐败而闻名的美国“镀金时代”54 来称呼今日之印度﹔在实践中﹐穆克什‧安巴尼涉嫌非法低价侵占教产建筑自己的豪宅“安蒂拉”﹐55 玩弄“空手道”圈占土地并套取巨额贷款﹐接二连三的腐败大案﹐也充分暴露了印度被权贵资本主义绑架的风险。

    53 引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0》第196页。

    也正因为印度权贵资本主义问题已经相当突出﹐该国陷入资产泡沫破灭和国际收支危机的风险不可低估。由于印度有数百年英国殖民地历史﹐其精英阶层普遍接受英语和西方背景教育灌输﹐本来就较容易盲从西方激进开放资本项目﹑金融服务市场的主张﹔而由于印度巨富的天量财富很大一部分是对其金融资产的估值﹐他们卷入资产市场利益如此之深﹐维持上述主张的动机就更加强烈了。其结果是印度成为典型的“经常项目收支∕贸易收支逆差+资本项目∕金融服务市场自由化”国家﹐1950~2009年仅有两年贸易顺差﹐其中2000年以来年年贸易逆差﹐2005年以来整个经常项目收支也呈逆差﹐且贸易逆差额从2003年的71.88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958.08亿美元﹐2009年仍高达874.91亿美元﹐56 其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开放度却比中国和越南都高得多﹐2007年末国际投资头寸表上组合投资负债高达1248.12亿美元﹐2008年末有所下降﹐但仍高达934.28亿美元。57 虽然印度目前的外汇储备足以支持贸易收支逆差﹐但假如发生大规模资本外逃﹐后果便难以承受。

    54 Gilded Age﹐1865~1900年。
    55 据印度少数民族事务部官员阿西西‧约希举报﹐安巴尼豪宅所用土地孤儿院预定地﹐安巴尼涉嫌非法低价侵占教产﹐尽管2008年起就有人举报﹐但调查者马上便遭受压力﹐安巴尼一家照样堂而皇之于2010年末入住新居。
    56 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2010年9月号﹐第638~643页。其中﹐2009年贸易逆差系根据当年外贸进本币出口额(CIF价格)和当年平均汇率一美元兑48.405卢比折算﹐其它年份贸易差额系用FOB价格计算。
    57 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2010年9月号﹐第640页。

    印度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经贸发展迅速﹐2009年中印贸易额为433.81亿美元﹐三一重工﹑华为等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的企业也经营得有声有色。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准确评估印度的政治经济稳定性及其潜力。通过丹特瓦达之战折射出来的问题﹐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国际商界可以更加客观地评判印度投资环境及其风险收益﹐他们需要拿实实在在的金钱投资去冒险﹐而不是如同某些政客和媒体那样无需成本信口开河﹐相信国际资本市场最终也会以某种形式将此纳入对印度的评估﹐最终体现在对印度融资的风险贴水上。须知1994~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就是由1994年1月恰帕斯洲农民暴动而引爆的﹐而印共(毛)等印度反政府武装表现出来的实力已经远非当年在恰帕斯洲暴动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所能比拟。
对于某些人热衷的此类中印比较﹐特别是那些褒印抑中的“评估”﹐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无须过分认真。由于印度在殖民地时代培育出了一个讲英语﹑思想观念和感情与掌握国际霸权的盎格鲁~萨克逊国家接近的统治精英阶层﹐加之他们大体沿袭了英国人为他们安排的政治体制﹐在盎格鲁~萨克逊国家主导国际经济秩序和传媒界的格局下﹐在他们进行的中印比较中﹐中国方面的任何缺陷都会被成倍放大﹐印度方面则是任何成绩都会被成倍放大﹐无论是前几年西方排行榜上印度上榜治理良好企业﹑杰出企业家数目远远多于中国﹐还是西方人对印度的金融体系稳定性﹑股市给予更高的评价﹐都体现了这一点。

    国际战略角逐的需要又进一步扭曲了中印比较。从2003年英联邦运动会联合会(Commonwealth Games Federation)不顾质疑授予新德里而非加拿大安大略省港口城市哈密尔顿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主办权﹐到2005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下属国家情报委员会通过发布《全球未来地图》报告等手段操纵“印度大放光芒”宣传甚嚣尘上﹐再到2010年9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和欧盟安全研究所发布《2025全球治理》报告﹐将印度列为仅次于美﹑中两国的世界第三超级大国﹐58 更体现了霸主国家为维持霸权﹑压制挑战者而有意识扶弱抑强的战略思考。

    西方国家﹑特别是盎格鲁~萨克逊国家某些势力在中印比较中如此抬举印度﹐从他们自身的立场出发﹐实属理所当然。只有抬高印度这个因为被殖民数百年而奉行西式民主政体的“最大民主国家”﹐才能维持西方模式头顶的“普世价值”光环﹐抵御中国模式以其成功而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维持西方对某些人那种神话般的软实力﹔假如这种鼓吹能够忽悠得中国自废武功﹐走上自取灭亡之道﹐那更是国际竞争中不战而胜的奇功。正因为如此﹐他们抬高印度﹑贬低中国常常到了近乎信口开河的地步。在新德里召开的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筹备过程充满了腐败﹑无能和决策失误﹐充分暴露了印度国家组织能力的虚弱﹐这个西方势力刻意送给印度以抵消北京奥运光彩的机会被印度办成了国际笑柄﹔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便在2010年10月2日(即英联邦运动会开幕前一天)出版的刊物登载封面文章力挺印度﹐其正文标题为〈印度震撼人心的经济奇迹〉(India’s Surprising Economic Miracle)﹐封面标题赫然是〈印度增长将如何超越中国﹖〉(How India’s Growth Will Outpace China’s)﹗且该刊网站提前于9月30日就发布了这篇封面文章﹐还将其列入“评论最多”(Most Commented)﹑“最推荐”(Most Recommended)文章。

    58 美欧官方机构共同发布的这份《2025全球治理》报告将印度列为仅次于美﹑中两国的世界第三超级大国﹐在世界国家或集团排名中﹐印度名列第四﹐仅次于美国﹑中国﹑欧盟。这份报告称﹐2010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地区﹐其国力占世界力量的22%﹐中国﹑欧盟各占16%﹐印度占8%﹐之后是日本﹑俄罗斯和巴西﹐各占不到5%。报告预测﹐到2025年﹐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地区﹐但其国力占世界力量的比例将下降至18%﹐中国以16%的比例紧随其后。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力量都将减弱﹐而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力量将会增强。

    许多褒印抑中“评估”都强调印度从1990年代才开始实施经济改革﹐起步比中国改革晚12年﹔但这种言论属于误导﹐因为两国的经济发展是建国后60余年的结果﹐而不是改革之后方才开始﹔印度的经济发展是在独立建国时优于中国的基础上开始的﹐而不是直到1990年代才从低于中国的基础上起步。而在建国以来完整时间跨度上比较中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绩﹐我们就更容易看出那些褒印抑中“评估”的偏颇和荒谬。

 


 

    印度现代制造业建立时间远远早于中国﹐1851年孟买创立的现代棉纺厂比日本早20年﹐比中国早40年。尽管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努力建立现代制造业﹐但直到新中国成立时﹐制造业﹑基础设施和国民受教育程度均明显不如印度。如表~4所示﹐比较1949年中印12种主要工业品产量及发电量﹐除原盐﹑卷烟﹑纯碱﹑烧碱四项产品中国产量高于印度之外﹐其余产品印度产量均明显高于中国。特别是钢和生铁﹐印度产量分别为中国产量的8.67倍和6.56倍之多。中国开国领袖曾多次向国人提醒这一点﹐面对外国人时也直言不讳地承认。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主席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便说﹕“尼赫鲁总理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而是一个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59 到1970年代前期﹐中国主要工业品产量便全面超越印度﹔时至今日﹐以“世界工厂”而闻名的中国制造业对印度制造业已经占有全面﹑大幅度优势。比较GDP规模﹐如上文所述﹐中国经济总量倍于印度已有多年﹐2008年中国GDP是印度的3.55倍之多。60 如果从印度独立和我国建国至今西方对两国的评价都验证了的话﹐印度恐怕应当比我们发达十倍才对。

    随着近年印度经济增长实绩改善﹐而中国传统增长模式开始感受到劳工权利﹑环境等多方面约束﹐某些西方机构一改昔日声称印度服务业增长模式优于中国制造业增长模式的口吻﹐开始宣扬印度制造业即将赶超中国。2010年6月24日﹐德勤会计事务所和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发布调查报告﹐声称印度制造业正缩小对中国的差距﹐预计可在五年内赶上中国﹐引起一些国家舆论热议。但展望未来中印制造业发展环境﹐我们也可以发现﹐除了少数要素之外﹐中国均优于印度﹐而印度优于中国的潜在环境要素需要经历相当深刻的转变和社会改造才能将其变成现实的制造业生产力。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被一些人视为印度制造业赶超中国的机会﹐但综合考虑﹐我们不难发现﹐印度无法充分利用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机会。不错﹐中国很有可能不久就迎来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耗竭的“刘易斯转折点”(Lewis turning point)﹐新增劳动力数量甚至2010年就有可能见顶﹐而印度劳动力供给似乎要充裕得多﹕联合国估计﹐2010~2035年间﹐印度人口将从12亿增至15亿﹐增长26%﹔同期劳动力数量将增长33%﹐达到近十亿人﹐使处在工作年龄段(15~59岁)的印度人占到该国总人口65%左右﹐令印度成为全球最大劳动力市场和对全球劳动力数量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高盛(Goldman Sachs)则估算﹐未来十年印度GDP增速可能因劳动力增长而提高四个百分点。问题是印度低效率的教育培训体系无法给广大劳动者提供足够普及的培训。印度每年有近1300万年轻人加入劳动力大军﹐但该国的职业培训体系每年只能培训310万人﹐61 许多印度年轻人甚至缺乏最基本技能。

    59 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61~373页。
    60 引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0》第196页。

    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残缺不全﹑政府公共服务低效腐败更足以扼杀印度发展制造业的雄心。中国基础设施优良﹐全世界有目共睹﹐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中遥遥领先﹐某些方面即使置身发达国家行列也堪称先进。考虑到印度以私有制为主体﹐这一点被某些人称之为优点﹐却决定了这个国家在改善基础设施时注定要付出比中国高得多的成本﹐耗费更多的时间。而且﹐印度在改善基础设施方面面临资本短缺约束﹐而要克服资本短缺约束﹐动员充裕的人力以替代稀缺的资本是一条出路。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样以较少的资本投入完成了大规模的工农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时隔30年﹐连续两年的大旱更令我们深刻理解了这套基础设施遗产何其珍贵。但印度在这方面的动员能力相当薄弱。

     与此同时﹐高度重视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工作中心﹑政府管理体制中高度重视结果导向两大特点决定了中国各级政府机构及其成员有着强烈的内在动机不断改进对企业的服务﹐中国政府机构公共服务效率不断提高。1990年代初江苏张家港市委书记秦振华提出“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后﹐全力以赴招徕投资和创造良好商业环境在全国政界蔚然成风。现任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担任苏州市委书记期间(1998年6月~2000年12月)﹐曾带领六人招商团队用12天走访了美国﹑加拿大九座城市的20家跨国公司﹐草签了十多份协议﹐引进投资八千多万美元﹐而这种作风在各地﹑各部门并不少见。毋庸讳言﹐今天某些地方过度强调“招商引资”和“亲商”﹐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副作用﹐不可避免地遭到几乎是全社会的尖锐抨击﹐纠偏势在必行﹐但这至少表明中国各地﹑各级政府在努力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而且﹐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改进公共服务﹑营造良好投资环境的法规政策本质上就是一种工具﹐只要运用者能够防范和消除对内资的逆向歧视﹑为片面讨好投资商而践踏法律和居民人权等缺陷﹐这种工具就能够更好地发挥正面作用。优良且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在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且不断改进的公共服务效率两者相结合﹐推动中国制造业生产和贸易便利化卓有成效﹐内地海关通关程序的改进就是典型。

    61 何丽﹑艾米‧卡兹明﹕〈印度是下一个世界工厂﹖〉FT中文网2010年9月21日。

     相反﹐在印度这个“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其议员进入国会的主要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让国会无法正常运作﹐行政部门的腐败低效更令居民和海外投资者啧有烦言。这十年来﹐印度议会会议秩序日益恶化﹐无论是联邦议会还是地方议会概莫能外。议员高分贝对骂早已司空见惯﹐武斗戏码也不新鲜。2010年7月比哈尔议会的武斗闹剧就颇为典型﹐议会大厅内椅子和鞋子横飞﹐一名女议员走出议会大门拿起花盆乱砸的照片登上了世界各国媒体﹐就连维持会议秩序的议长也常常遭人大声喝止。在2010年8月15日的独立日演讲中﹐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谴责议员们在议会发言言辞尖刻﹑不堪入耳﹐要求他们批评得体﹐勿失尊严﹐就重要课题辩论时求同存异﹔但任何苦口婆心的教导都抵不过政客摆姿态﹑抢风头的内在冲动﹐正因为如此﹐貌似提高透明度﹑增进民主的电视现场直播议会会议之举似乎没有改善议会秩序﹐反而助长了印度议会的秩序混乱。在台湾省﹑韩国等东亚地区﹐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媒体公开性加剧议会混乱机制。

    由于太乱太吵﹐印度议会常常一再展延﹐一些有意义的辩论无法进行﹔重要又复杂的立法经常遭到阻延﹐或者无法详细深入审查讨论就不得不仓促通过以解燃眉之急。在2010年的预算会议上﹐下议院短短15分钟内就通过了五项议案。有鉴于此﹐新德里智库PRS立法研究所所长马杜卡评价道﹕“执政党﹑反对党和地方政党在摆尽政治姿势后﹐就没有剩下什么时间来辩论真正的议题。”PRS立法研究所搜集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8日﹐国会2010年会期工作时间为170个小时﹐但白白浪费的时间竟达一百个小时﹐其中70小时是因为会议展期﹐近30个小时是因为抗议和退席被耗掉。不考虑议员薪金﹐印度国会开会每分钟花费2.60万卢比﹔而在2010年8月20日﹐即曼莫汉‧辛格谴责议员言行失当之后仅仅五天﹐议员们就决议把自己的薪金从1.6万卢比一举提高到五万卢比﹐加薪幅度超过两倍﹐引起民众热议。62

    至于印度行政部门的效率﹐从2010年新德里英联邦运动会便可见一斑。这场运动会本来是西方势力刻意奉送给印度的一个在国际舞台展示形象的好机会﹐希望印度抵消一些中国的光彩﹐印度官方也大言炎炎要压倒2008年北京奥运会﹐但在七年的筹备过程中问题百出﹐体育场馆和运动员村项目无法按时完工﹐开幕前不到两周时接连发生台湾游客遭遇枪击﹑主运动场尼赫鲁体育场外人行天桥和举重馆天花板坍塌事件﹐运动员村卫生状况被检查的外国代表评为“不宜人居”﹐致使多名外国运动员退赛﹐多个外国体育代表团宣布推迟到达﹐新德里居民纷纷出城逃避运动会﹐《印度时报》2010年9月23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68%的受访新德里居民为这届运动会感到丢脸﹐还有印度媒体以“国耻”为题报道此次运动会。这场运动会非但没有如同汶川地震仅三个月后举办的北京奥运会那样充分弘扬一个崛起大国的动员能力和凝聚力﹐反而令印度的涣散﹑低效﹑腐败﹑不安全暴露无遗。

    62《联合早报》2010年8月30日。

    腐败更是印度的顽症。在透明国际2010年的廉洁排行榜上﹐印度排名第87位﹐虽然好于墨西哥(第98名)和俄罗斯(第154名)﹐但与新加坡(第一)﹑美国(第22名)﹑中国(第78名)差距甚大。2010年末以来﹐印度又接二连三爆出腐败大案。印度电信部前部长安迪穆图‧拉贾违法低价发放2G手机运营牌照案被反对党指为印度史上最大腐败丑闻﹐印度联邦审计总署报告指责拉贾以“武断的﹑不公正的和不公平的”方式和“低得难以置信”的价格发放牌照﹐令印度财政损失310亿美元﹐且在2008年发放的122个牌照中有85个都被不符合资格的企业获得。此案仍在风口浪尖之上﹐印度最大反对党印度人民党领导人又在2011年1月9日爆出了更惊人的官员腐败黑金数字﹐声称印度政府官员有三百万亿卢比(约合43万亿元人民币)黑金存放国外﹐据说2009年瑞士银行因其客户涉嫌逃税而遭到美国等多个西方国家税务部门调查﹐而瑞银公布的部分储户信息显示最高额存款来自印度。

     印度的腐败问题已经深入骨髓﹐大多数印度学者和分析家认为﹐在政党﹑国会﹑邦议会﹑政府和大公司里招摇过市的腐败分子比例远远高于关在监狱里的罪犯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不仅上层﹐基层腐败也极为猖獗。笔者友人魏雪女士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结束后不久曾赴印度﹐在新德里驾车刚刚上路便被印度警察拦住﹐以“超速”为名要求罚款两千卢比﹐实际上汽车在那种路况下即使想超速也无法实现。魏雪女士与对方据理力争﹐同行者告诉她这纯属徒劳﹐因为英联邦运动会期间警察们不敢顶风索贿﹐好不容易等到运动会结束﹐憋了两个星期﹐正干劲十足要“夺回损失”﹐最后魏雪女士与他们讨价还价﹐以一千卢比的半价“优惠”了结此事。

    更为致命的是﹐印度政体存在一系列严重缺乏﹐既容易诱发腐败﹐又无法实施有效监督。为了争取支持﹐稳固执政基础﹐国大党这样的大党常常不得不将某些内政外交重要部门交给一些并不具备相应素质的地方党派控制﹐结果成为印度腐败泛滥的一大温床。在2010年电信执照案中﹐丑闻当事人安迪穆图‧拉贾来自被印度执政党视为“座上宾”的印度平等党﹐该党虽然只是印度南部一个长期内斗的家族政党﹐但却在辛格所在的国大党当年战胜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领导的人民党中立下汗马功劳﹐国大党对其投桃报李﹐结果是让这个腐败分子一跃成为印度电信业“掌门人”﹐即使在丑闻暴露之后也仍然底气十足。对腐败的所谓“监督”也常常沦为党派政治张大其辞的攻讦﹐无助于解决问题。在上文提及的电信执照和境外黑金案中﹐笔者就很怀疑宣称的腐败金额大量掺水﹕凭印度的消费水平﹐发放2G手机运营牌照居然能少收310亿美元﹐未免夸张﹔三百万亿卢比几乎相当于印度2008~2009财年GDP(62.31万亿卢比)的五倍﹐63 印度官员海外黑金不可能如此巨大。

    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中国自己犯下大错﹐否则“赶超中国”就只能是印度的一厢情愿而不可能成为现实﹔反倒是从丹特瓦达之战中折射出来的印度一系列致命社会问题﹐我们本来已经通过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予以消除了﹐并藉此奠定了国家工业化和赶超发达国家的基础﹐希望不要在“改革”﹑“土地流转”﹑“物权”之类旗号忽悠下倒退﹐以至于贻祸深远﹐不要为某些资本的局部利益而牺牲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

    63 印度GDP数据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2010年9月号﹐第642页。

     对比反政府武装林立的印度﹐我们应该明白我们目前享受的国内和平多么可贵﹔而我们享受的国内和平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我们无所作为就可以永久享受﹑挥霍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层国民既是国内局势稳定与否的关键﹐又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所服务的目标。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和忧患意识。2009年7月18日﹐在“《环球时报》十周年国际论坛版十周年纪念暨中国舆论与世界变迁”研讨会上﹐我发言质疑“以私有化反危机”的主张﹐认为正是在1990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中﹐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所占份额显著下降﹐且不说这样做的经济后果﹐在社会稳定方面也埋下了巨大隐患﹐因为这等于是消灭了原来已经存在的一个巨大中产阶层﹐而且他们的子女也因为家庭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同时政府又实施了教育产业化而丧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就丧失了在现行社会秩序下改变命运的机会。这样一个数以千万人口计的群体﹐他们因此会对社会和政府产生什么样的感情﹐可想而知﹐我们经受不起再做一次1990年代末那样的事情。不到一周后﹐通钢事件爆发。难道建言者希望诱导政府站到大多数国民的敌对面﹑把大多数国民逼上梁山﹖

    比国企改制风险更大的是甚嚣尘上的土地流转。从整个世界来看﹐耕地是许多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的主要生活来源﹐甚至是唯一生活来源﹐与大资本进入相随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转移往往等于夺取相关农民的生活来源﹐发展中国家农民普遍缺乏地契进一步加剧了失地农民的补偿问题﹐大资本从事的大规模农业开发相应有可能在当地引起激烈社会争议﹐甚至演变为严重社会动乱。2008年﹐韩国大宇物流与马达加斯加政府签约﹐在该国租赁130万公顷土地(相当于半个比利时国土面积)从事农业开发﹐结果在马达加斯加引爆了大规模反政府暴乱﹐最终政权更迭。

    在中国﹐虽然迅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吸收了大量农村壮劳力﹐但耕地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社会保障功能。老人和妇女留守农村﹐为外出增加现金收入的壮劳力提供了退路﹔在2008年末﹑2009年初的两千多万农民工返乡风潮中﹐这一点对经济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不可高估农民进城定居的潜力﹐由于城市生活成本过高﹐绝大多数农民工难以在目前他们奉献血汗的大城市立足定居﹐最终还是要到乡村(其中一部分乡村未来将发展成为小城镇)落叶归根﹐耕地将长期发挥不可替代的社会保障替代品和社会稳定器功能。就算可以不考虑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为了让十家八家大资本能够占用农地多取得一点利润﹐难道我们就该逼迫千千万万家普通农户离开家园涌入城市在贫民窟中挣扎等死﹖

      农村﹑农业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自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经连续七年制定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而人多地少决定了小农体系将是中国农村﹑农业长期不可改变的现实﹐预计2030年中国人口将稳定在15亿﹐届时中国城市化率即使达到70%﹐也仍将有4.5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即使18亿亩耕地的红线能够守住﹐彼时农村人均耕地规模也只有四亩﹐中国农村作为小农社会的基本性质仍然不会改变。而小农经济尽管有其不足﹐但在农村和农业大规模基础设施已经在毛泽东时代建设完成﹑工业化基础已经相当雄厚的情况下﹐在“集体所有﹐农户经营”的双层土地所有制度下﹐这一结构能够让农户以兼业方式参与工业化﹐分享其收益﹔以渐进方式加入城镇化﹐尽可能消除其副作用﹔因此有着显著的优越性。保持这一体系的稳定﹐相应也就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根基。

    然而﹐各路资本对农地“开发”巨额潜在收益虎视眈眈﹐“土地流转”制度的实施﹐正让这一根基面临遭受侵蚀的风险﹐深入剖析“开发商养猪”之类新闻﹐64 就不难看出这一点。在各路资本觊觎之下﹐“土地流转”和“产业开发”完全有可能成为掠夺农民衣食之本的借口﹐资本﹑腐败的权力和黑恶势力结盟﹐更急剧放大了这一风险﹐而“富者田连阡陌﹐贫无立锥之地”从来就是动荡之源。2006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通河县部分领导干部和黑恶势力连手﹐暴力强夺祥顺乡魏玺村48户农民6137亩耕地﹐几个贪官每人一次便私分得七百多亩土地﹐这48户农民则沦为地无一垄的赤贫户﹐陷入致贫﹑致病﹑举债﹑逃债恶性循环的泥淖无法自拔﹐其中部分家庭子女被逼无奈辍学充当童工﹐有的甚至沉沦而从事盗窃和卖淫﹐派生出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掠夺者还动用司法机关拘留22名不肯交地的农民﹐占该村上访农户的45.8%﹐当地公安机关以各种理由拘留或限制人身自由的总数更达到上访农户的80%以上﹐当地领导蜕变为集大地主和黑恶势力头目于一身的社会毒瘤﹐就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例。65

    64 张延龙﹑周亚玲﹕〈中实养猪﹕房企打着养猪名义﹐实施圈地建房〉﹐《经济观察报》2010年1月23日。

     这些年来﹐打着形形色色旗号的收益私有化﹑成本社会化招数已经制造﹑激化了众多社会矛盾﹐而在土地问题上如果有人企图如法炮制﹐社会化的“成本”将是整个社会的天翻地覆。在通河县掠夺耕地事件中﹐受害农民有的转而信奉基督教﹐有的寄希望于中央派调查组像当年打土豪分田地那样把农民的土地夺回来﹔66 即使不考虑在中国农村迅速扩张的基督教和其它宗教势力中不乏对国家政权深怀敌意之辈﹐受害农民如果达到了相当大的数目﹐而且对国家政权主持正义丧失了信心﹐那会是什么结果﹖2008年9月3日上午﹐两百多名被逼上梁山的农民群众冲进通河县委书记办公室﹐当面质问﹕“你老婆凭什么种我们农民的地﹗”67 就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的结果﹔印共(毛)武装崛起壮大﹐让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更加清楚。那种后果可能是某些人所期望的﹐但绝对违反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切身利益﹔假如实现了这种后果﹐即使目前期望如此者中也会有很多人幡然悔悟﹐恨不当初﹐却无法挽回。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愿主政者和掌握话语权力者思之﹐而投资者也不要指望牺牲整个地区﹑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能够换来可持续的投资收益。

    65 中国广播网2009年4月7日。
    66 中国广播网2009年4月7日。
    67 中国广播网2009年4月7日。

    要正确评估本国和其它国家的已有成绩和发展前景﹐我们首先需要的是摆脱盲目崇尚和追随西方﹑对西方人云亦云的思想束缚﹐而这一弱点在中国社会堪称流行病﹐在某些知识分子身上暴露得尤其突出﹐把随声附和西方刻意向中国这个最大潜在竞争对手灌输的某些思想当做独立思考的表现﹐把人家的希望当作他们已经实现的现实。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高级知识分子以西方媒体报道来依据对中国政局﹑中国社会﹑中国经济大发议论﹐殊不知根据笔者本人与众多西方主流媒体打交道的亲身感受﹐很多西方大牌媒体驻华记者不谙汉语﹐对中国社会一无所知﹐在工作中不过是按照头脑中经历了多年灌输后既定的框框和上司的要求选择报道题目和视角﹐然后依赖中国助理具体联系办理﹔等到他们好不容易对中国社会有了一点了解﹐两三年的驻华年限已到﹐他们必须调走﹐新来的记者又要周而复始从头了解中国。如此反复﹐这些媒体对中国的了解永远难以深化提高。这种体制﹐与中国官方媒体驻外记者都必须通过严格的当地语言选拔考试相比﹐其缺陷显而易见。而一个大国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竟然要把这类近乎白丁者的说法奉为玉旨纶音﹐那就未免太可笑复可悲了。

    与不自觉地陷入思想束缚相比﹐等而下之的是有意识的偏见。声称印度贫民窟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因此印度贫民窟居民享受的人权高于中国城镇小康之家﹐即使不考虑其立论基础本身便不符合事实﹐这类言论本质上也不过是“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有意识的偏见甚至会驱动当事人去蓄意造假﹐从对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历史的蓄意抹黑﹐到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谎言美化﹐一直到借2010年4月斯摩棱斯克空难而捏造波兰政府“节俭”﹑“民富国贫”的谎言﹐并据此对中国含沙射影﹐莫不如此。

    要正确评估本国和其它国家的已有成绩和发展前景﹐我们还需要提升自己的观察分析能力。中国和东亚经济体一度深陷银行不良资产泥淖﹐于是乎中国国内就有一些人附和西方彼时流行的说法﹐指责中国等东亚经济体拥有强大集中﹑动员国民储蓄能力的金融体制﹐赞美印度金融体系的高利润﹑低不良信贷。直到中国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问题已经解决﹑市值和资产规模稳居世界前列的今天﹐这类说法仍不绝于耳。殊不知金融体系存在和发展的最大意义不在于金融体系本身﹐而在于为实体经济部门发展服务﹐为此﹐金融体系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必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失败﹐就如同科技创新一样。一个没有失败的科技体系必然是没有创新﹑因而也就没有多大存在意义的科技体系﹐印度金融体系曾经有过的高利润﹑低不良信贷靠的是高利贷和过度审慎的信贷政策﹐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部门发展的支持功能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废弃﹔而这样的金融体系﹐又有多大存在意义呢﹖

    民国后期金融业和金融市场也曾颇为“繁荣”﹐私人银行职员工资超过新中国成立后市长﹑部长﹑局长的收入﹐但这种“繁荣”是建立在惊人的高利率之上的﹐其利率之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6月﹐银行年利率仍高达36%﹐以至于陈云希望把银行利率降低到抗战前水平﹐或者略高一点﹐即年息10~15%﹐而民国金融业的这种“繁荣”给当时之中国造成了怎样的毁灭性后果﹐也是众所周知。68“国家银行被救活了﹐人民却被毁了”— 这段话描述的是1819年美国陷入经济危机时第二合众国银行(实际上的中央银行)所扮演的负面角色。当时深陷危机的美国经济迫切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新上任的第二合众国银行总裁兰登‧切夫斯却拘泥于银行自身一时的资产质量﹐大力削减贷款﹐从而以加重贷款人负担为代价而改善了银行自己的状况。对比一下印度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发展﹐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印度相当一段时间的情况。与此同时﹐2010年10月爆发的印度微型贷款(microlending)危机﹐又表明西方和我们国内某些人对印度金融体系“高利润﹑低不良信贷”的褒扬至少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68 陈云﹕〈市场情况与公私关系(1952年6月11日)〉﹐《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67~181页。

    借他人的酒﹐浇自己的块垒﹔中印比较﹑中国与其它国家比较的话题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走红﹐重要原因是很多议论者借此寄托自己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期望。惟其如此﹐我们尤其要强调从中国独立自主的利益出发﹐本着维护绝大多数国民长期利益的立场﹐开展客观﹑全面的观察和思考﹐而不可坠入外部势力彀中﹐不能把自己的期望当作现实﹐更不可捏造。

    主要参考文献:

 蔡昉主编﹕《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任继愈总主编﹑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亚洲开发银行(ADB)﹕2010年《亚太关键指标》(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Pacific)﹔
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潜力评估 — 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
〈印度的春雷〉﹐《人民日报》社论1967年7月5日﹔
王立勇﹕〈当“鼠标”的效率遭遇“泥块”的公平 — 耐人寻味的印度大选〉﹐《政党与世界》(《党建研究内参》)2004年第8期﹔
吕昭义﹑余芳琼﹕〈印度东北地区的民族分离运动与反政府武装〉﹐《南亚研究》2010年第2期﹔
陈金英﹕〈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中产阶级的现状〉﹐《南亚研究》2010年第3期﹔
吴晓芳﹕〈克什米尔的枪声与抗议声〉﹐《世界知识》2010年第19期﹔
梅新育﹕〈印度经济特区戛然而止的启示〉﹐《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1月31日﹔
(印)维‧普‧辛格﹕〈我要成为一名毛泽东主义者 — VP‧辛格感人至深的忏悔〉﹔
简‧莫代尔﹑高塔姆‧纳夫拉克﹕〈印共(毛)总书记贾纳帕蒂同志访谈〉﹐2010年1月﹔
印共(毛主义)政治局党内通信﹕〈印共(毛主义)在2009年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挑战〉﹐2009年9月﹔
〈印度震撼人心的经济奇迹〉(India’s Surprising Economic Miracle)﹐(英)《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010年10月2日﹔

    附录:印共(毛)武装概况

   纳萨尔派(Naxalites)起源于1966年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69 西孟加拉国邦委员会内以大吉岭区书记查鲁‧马宗达(Charu Majumdar)为首秘密成立的“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中心”组织﹐后发展成为1969年4月成立的独立政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70 因查鲁‧马宗达等人1967年5月在西孟加拉国邦大吉岭县纳萨尔巴里村(Naxalbari)发动农民武装起义而得名﹐印共(马列)等组织领导的印度农民革命战争游击运动也因此通称“纳萨尔巴里运动”。由于种种原因﹐印共(马列)后来分裂为多个小派别﹐经过一系列发展﹑合并﹐目前影响力最大的是由六个印共(马列)组织于1985年5月合并成立的印度共产主义组织(马列)﹐71 以及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其中﹐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源于1970年代早期印共(马列)党内先后形成的毛主义共产主义者中心和印度共产主义革命中心(毛主义)两个组织﹐2003年﹐这两个组织合并为印度毛主义行动中心﹐并加入南亚毛派政党协调委员会。经过1980年代以来的多次接触﹑商讨﹐印度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人中心(MCCI)与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 72 这两个印度最强大的毛派组织于2004年9月21日实现联合﹐启用“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名称﹐与印度共产党(简称“印共”)﹑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印度共产党(马列)并列印度四大共产党组织。

    在当前印度四大共产党中﹐印共和印共(马)各有50万和80万党员﹐主张通过议会合法斗争和平掌握政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党今年在议会中通常能获得数十个议席﹐多时接近60席﹐印共(马)还在西孟加拉国邦﹑卡拉拉邦和特里普拉邦(Tripura)执政30余年﹐得到印共的支持与合作﹔而印共(马列)和印共(毛)各有约上万名党员﹐主张武装斗争﹐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掌握的游击武装队伍有数万名﹐印共(毛)的武装斗争影响尤为显著。

69 简称“印共(马)”。
70 简称“印共(马列)”。
71 简称仍为“印共(马列)”。
72 英文缩写“CPI(ML)[PW]”。

    印共(毛)没有对外公开党的内部组织构成详情﹐据报纸宣称﹐印共(毛)仍按合并前两党的组织方式进行领导﹐即从上到下包括中央委员会﹑地区机构﹑邦级委员会﹑部门委员会以及小组委员会﹐基本上形成了一套组织严密的行动体系﹐为印共(毛)的队伍壮大提供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印共(毛)成立后﹐原来分别隶属于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和印度毛主义行动中心的人民游击军和人民解放游击军合并﹐延用“人民解放游击军”名称。据官方介绍﹐合并后的人民解放游击军当时拥有6500~7000名武装战士﹐枪炮5500多支﹐其中包括大量AK型来复枪﹑自动来复枪﹑卡宾枪﹑连发左轮枪以及手榴弹﹑地雷等﹐并拥有一支技术型班队﹐能够制造12轮连发手枪和所用弹药﹐并能修理各种武器﹐具有相当的实力。由于客观原因﹐目前印共(毛)武装力量具体数字不详﹐一般认为该组织武装人员约2.5万人﹐村一级外围成员五万人﹐拥有的武器超过两万件﹐大多是步枪﹑冲锋枪和火箭弹﹐是印度最大反政府武装组织。

    印共(毛)成立后﹐其武装斗争总体上日趋活跃﹐印共(毛)控制的地盘也不断扩大。2003年末﹐印度各毛派组织只影响了九个邦55个县﹐2004年便增加到13邦156县。目前﹐印共(毛)已活动于印度28个邦中的17个﹐包括安得拉邦﹑切蒂斯格尔邦﹑比哈尔﹑奥里萨邦﹑西孟加拉国邦﹑卡纳塔克邦(Karnataka)等﹐其中在切蒂斯格尔﹑比哈尔﹑恰尔肯德﹑安得拉﹑北方邦等几个邦尤为活跃﹔在印度全国604个行政区中有223个区存在该组织势力﹐在165个地区影响较大﹐其中又以在北起印度~尼泊尔﹑南至安得拉邦南部山区一线势力最为强大﹐活动最为频繁﹐号称“红色走廊”﹐领土面积达9.2万平方公里﹐人口1.8亿﹐约占印度人口六分之一。在其控制区﹐该组织建立了税收﹑司法﹑学校等行政机构乃至书刊出版发行部门﹐俨然是个五脏俱全的国中之国。印共(毛)正努力把这一地区建成一个革命联合区域﹐以进一步扩大毛派组织影响和势力﹐目标是将势力范围楔入印度重要地区﹐同时与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不丹共产党(毛主义)等南亚其它毛派组织控制区连成一体﹐相互呼应。

    40多年来﹐印度政府对印共(毛)武装软硬兼施﹐但迄今无论是“招安”还是武装清剿效果都不好。2004年安得拉邦政府与人民战争集团一度达成停火协议并举行和谈﹐但最后还是没能达成协议。2005年8月﹐印度中央政府宣布印共(毛)及其外围组织为非法组织﹐冻结其资产﹐限制其活动。2006年3月﹐印度内政部印发了题为《毛主义目前情况》的政策声明﹐要求各邦不得与印共(毛)单独谈判﹔部长帕提尔在议会听证会上说﹕“毛主义分子最初使用的是斧头和弓箭﹐后来使用手枪﹐然后他们开始使用AK~47冲锋枪﹐现在他们使用手榴弹和地雷﹐当然还有火箭弹……面对他们的进攻﹐我们决不能妥协﹐也不能与之进行谈判﹐除非他们放下武器。”2009年10月底﹐新上任的印度内政部长奇丹巴拉姆宣布在全国实施全面清剿印共(毛)武装的“绿色狩猎”计划﹐计划五年内肃清印共(毛)武装﹐清剿行动随后在恰尔肯德﹑奥里萨﹑切蒂斯格尔﹑西孟加拉国等印共(毛)武装活跃的各邦迅速展开﹐但在战斗中屡屡受挫﹐围剿之战的前景却不容乐观﹐以至于印度最大新闻周刊《今日印度》署名文章明确认为﹐“在同政府的这场较量中﹐纳萨尔运动占了上风”。

 

 

 

 


发件人:"高木" <gaom@263.net> 2011-05-25 12:57:35 +0800 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朝鲜古巴越南改革具有后发优势

朝鲜古巴越南改革具有后发优势

民间学者 高木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我们欣喜的看到,朝鲜古巴越南经济改革的步伐已经启动。其实,相对于前苏联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中国而言,朝鲜古巴越南的改革明显的具有后发优势。一是已经有了前车之鉴,可以不用再摸着石头过河;二是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可以为改革提供前所未有的新工具;公平没有受到致命损害国民凝聚力强大;官僚腐败阶层还没有形成,改革的阻力较小;国企以及计划经济的基础没有被破坏。由于以上条件的成立,我个人冒昧的认为,朝鲜古巴应选择走网络社会主义道路。

    网络社会主义道路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全球人类幸福总量的最大化,具体来说就是先让本国家公民从小到老都有社会保障;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工作且有充裕休闲空间;起点平等、过程公正,在适度竞争中实现勤者奖懒者罚;物价长期稳定、财富适度丰富、生活及其方便;创新能力十分强大;德才兼备者担任社会管理职位并时刻受到大众监督;各阶层平等协商、重大事务全民公决;民风淳朴、腐败犯罪现象逐渐消失;寿命极大延长;合法隐私受到保护、个性自由、爱情浪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在动态中先实现本国全体成员幸福总量趋向最大化。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无论有多大,也只是人财物三者的互动,一个政府事务无论多么繁杂,实现责权利平衡就抓住了牛鼻子。网络社会主义的基本工程就是借助互联网建立人财物管理体系。人财物管理体系可用“帐户唯一、三财登记、限用现金、环流对应、网络观控、民意上帝”24个字概括。简单说这个体系就是借助互联网给每个人,每一个企业设立唯一的电子帐户,用来适时登记管理自己终生的货币资产、实物财产和信用及健康记录,从而让几乎任何人都无法逃废债务且产权适时明晰。让现金不再流通或者把流通量控制在每人不超过1000元的范围内,人们只凭借一张IC卡身份证或者身体的一部分,如指纹、虹膜、面孔等,就可以随时随地充当密匙,在商店、餐厅、车站、旅馆或者小商贩的手机上等几乎任何结算平台上在线瞬间完成电子货币支付和财产过户登记。每两个帐户之间发生的货币与实物资产的交互流动,都要真实同步的记录下有增必有减,增减必相等的环流对应关系。每个公民、法人实体和独立财权的各级政府机关帐户彼此之间每笔货币和实体商品劳务的往来和交换,几乎全要通过一个个唯一实名帐户的电子转帐来完成,都要流经中央银行观控数据库的流量流向过滤,都要适时地留有包括结算金额、交易品种、交易价格、交易数量、交易地点、交易对象的电脑交割记录,中央数据库可以随时针对每个唯一帐户每种商品执行最低最高限价、税收、信用额度、市场准入等政策,由点及面对宏观经济实施事前、事中、事后的观控,有力保障经济的健康运行。但同时,系统各种具体指令的设定,基本都要通过行业协会、人手一票的网络民意、人大政协等充分协商和表决后才能获得最终授权,逐渐让全民正确的意志成为系统的最高上帝。这个系统也称为人本化电子货币制度。

    网络社会主义可以比较容易的实现以下目标:

    起点公平:每个人的生物信息和唯一帐户捆绑以后,由于每个人的生物信息基本终生不变,由于遍及世界每个角落的计算机网络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检索出每个人,致使几乎任何人无法逃废债务,因此无论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还是一个正在上学的儿童,无论是一个暂时经济拮据的低收入者或暂时失业者,无论一个人生在农村还是生在城镇,只要他或她拥有潜在的劳动能力,这个人所需要的用于满足基本生活费、教育费、就医费支出,都可以在个人唯一帐户中透支,这些透支出来的钱款,就是这个人的负债,等到条件成熟后慢慢归还。几乎每个无资产做抵押的公民或中小企业,只要符合国家的宏观产业政策,基本都可以获得宽松的信用额度用于发展生产促进就业。同时,由于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唯一帐户税收到充足的社会保障资金,还可以通过唯一帐户制度有效甄别出每个公民或家庭实际的财产状况,社会福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系统、助学贷款系统就会有效运行,覆盖城乡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就会基本建立。

    过程公正:政府可以根据每个唯一帐户实际的财产存量和财产流量高效率的自动化的鉴别出税源并完成营业税、财产税、遗产税、消费税、所得税的征管,并且可以用更公平的所得税逐步取代欠公平的流转税,既可体现奖勤罚懒的公平竞争精神,还可以比较容易的根据实际情况对国民收入进行适度再分配,并且每个帐户纳税额的多寡可以公示于众,就会形成纳税越多越光荣的精神激励,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现象就会得到最大限度的遏止,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就会基本形成。同时,唯一帐户的建立,导致几乎一切经济违法犯罪行为都难以匿踪和逃脱惩罚,金融欺诈、商业诈骗、偷税漏税、假冒伪劣、恶意逃债、克扣工资、权力寻租、金钱求租、取证难执行难等就会从源头开始消失踪影,人间法律也会得到最便捷的执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就会得到全面落实。

    避免次贷危机:消费信贷之所以在西方国家会出现大量的卡奴现象,主要是因为在纸币环境下逃废债务的比例过高、消费信贷成本太高、借款者利息负担太重、劳资分配太悬殊。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实行唯一帐户网络观控制度以后,由于有产品剩余的人只有向暂时没有货币的人出借商品或劳务后才能积蓄货币总量,由于通过赚取存贷利息差而增加借贷成本的商业银行或信贷公司环节同步消失,由于几乎任何人无法逃废债务,因此债权人向债务人收取利息的法理基础消失,因此在透支消费的一切个人或法人,几乎都不需要向债权人支付利息,或只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支付很少量的利息;由于国家的中央银行是实施透支消费的主体机构,不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单位,管理成本相对较小;由于暂时没有钱的公民都可以通过唯一帐户进行基本的透支消费,整个市场形成庞大而健康持续的有效需求,使得产品销售变得比较容易;由于非法的分配悬殊现象得到有效遏止,创业环境得到优化,债务人到了能正常工作的年龄或阶段后,创业的老板们财源茂盛,打工者可以比较容易的找到工作,只要努力工作基本都能获得比较丰厚的劳动收入,因此债务人曾为满足自己创业和成长时期基本生存、医疗、受教育或青年时期创业所借取的低息甚至无息债务,基本都可以在中年前后彻底还清,中年以后积攒的剩余财富,足够用来满足后半生的花费,人民终生都会过上富足的生活。肆虐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的卡奴现象以及次贷危机不会在人本化电子货币系统里重演。

    克服平均主义:这是一个奖勤罚懒的制度而不是一个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由于几乎任何一种权钱交易偷税造假等非法致富渠道都已经被堵死,因此人们就拥有了施展真才实学的宽广舞台,企业之间也真正进入了比产品、比质量、比科技含量、比劳动效率、比服务水平、比社会效益的实质竞争,谁的企业技术新、规模大、产品好、机制活、利税多、工人福利好,这个企业不仅会获得市场竞争的成功,而且企业家本人也会获得全社会的真诚尊重,竞争成功者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合法积聚财富,个人帐户上或企业帐户上的财产越多,说明他交纳的税收也越多,说明他借给其他社会成员的财富就越多,说明他对社会的贡献也越大,他受社会尊重的程度自然就会越高,仇富现象自然就会消失。

    解决失业难题:在当今社会,由于分配悬殊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产品卖不出去,物价下跌,资金周转困难,工厂大量停业倒闭,生产萎缩,整个社会的就业岗位必然会相应地日益减少,同时企业主为获取更大的利润往往给在岗的劳动力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又会造成社会总劳动岗位进一步减少,出现劳动力总供给相对于有货币支付能力的劳动力总需求的相对过剩;随着新技术的不断采用,劳动效率的不断提高,资源环境瓶颈和技术限制导致行业和产品品种的扩张受到限制,劳动总人数保持不变或一直在持续增加,法定劳动时间若继续保持不变,三力重压又会导致劳动力总数量的绝对过剩;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和无序竞争,又会造成劳动力的结构性过剩。但是若唯一帐户和网络观控制度建立后,非法的财富分配渠道被堵死后以及零利息透支消费启动后,有效需求不足现象也就同步得到了有效遏制;由于政府借助唯一帐户网络观控手段可以有效监督企业实施缩短每个劳动力法定上岗时间从而增加总就业岗位的轮流上岗制度;由于网络观控下的宏观经济实现了健康稳定,造成劳动力相对过剩、绝对过剩、结构性过剩的根源就得到了基本清除,因此每个积极进取的社会成员,经过双向选择后,基本都可以比较容易的谋取到一份基本满意的劳动岗位或创业机会。另外,新增劳动力首先在低端行业就业,在低端行业就业的劳动力实际上就成为高端行业的劳动力蓄水池,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和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带动的劳动力流动规律不会断流。

    化解三农困境:人多地少是形成三农困境的主要原因。轮流上岗制度施行后,城镇能够腾出大量的劳动岗位吸纳数亿农民向城镇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大量有序转移出去以后,广大农村就有条件采用现代化的耕作方式进行集约化生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就会迅速缩小,再加上如上所说的全民社保和帐户透支都能惠及农民,因此三农困境会逐渐化解。

    提高创新能力:科技创新是突破资源环境瓶颈、扩展消费领域、增加消费品种、增加一国财富、增加个人收入、积累人类幸福总量的主要来源。但按照传统的思维模式,科技创新面临三大瓶颈:一是资金、二是市场、三是道德风险。只有到了人本化电子货币体系里,由于任何人无法逃废债务,由于责权利得到统一,因此几乎每个立志创新的个人或者企业,都可以比较容易的申请到创新基金,因此创新劳动的门槛极大降低。由于创新基金的每笔消费是否花在科研创新上网络观控系统都能自动跟踪自动甄别自动管理,并且一旦被人发现违规将有可能被终生被记录到个人信誉帐户上,因此任意挥霍科研资金的道德风险基本消除,宽容失败的前提条件就会成熟。由于每个人每个企业发明的专利被授权后国家可以把授权信息及时登录到发明人的唯一帐户中而建立起唯一性标志,专利收入得到有效保护,创新劳动收入丰厚,创新型人才受到全社会的真诚尊重。由于通过唯一帐户可以摆脱人情面子因素和地方保护主义束缚对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商品服务和产业比较容易的征收消费税资源税加以限制,对于科技创新形成的节能环保商品或产业可以比较容易的实施价格和政策鼓励,创新个人或企业容易步入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良性轨道。由于重复总劳动时间极大缩短后,人们从事学习、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活动的时间可极大增加。因此,最终会出现从事重复性劳动人数少于从事科研创新人数的景象,创新型社会形成。

    公有制能焕发生机:帐户唯一网络观控实施后,由于国家可以比较容易地界定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因此可以放心大胆的把公有资产捆绑给企业管理层或企业全体员工共同负责,公有制企业内部也可以比较容易借助网络工具,分清每份具体工作和每个员工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并可有效实施民主集中制式管理、监督和决策,形成人人有责人人有权人人有利的新型公有制企业模式,传统国企的大锅饭现象和厂长经理的蛀虫现象就会基本绝迹。

     民营经济有发展空间:在中央银行数据库的观控下,无论经济活动主体是公有还是私有,合法的市场经济活动都能得到有效保护,而非法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假售假、克扣工资、恶化劳动环境、牟取垄断暴利等侵害公众和雇员利益的非法活动都会被系统有效识别而被及时曝光和制止,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现象都难以发生。因此民营经济和公有制经济都会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通货膨胀消失:纸币是政府发行银行扩张出来的不承诺兑现的欠条,且每单位纸币供应总量的增加与实物财富量的增加相脱节,每单位纸币都没有稳定的根基。同时传统市场经济是利用人们追逐财富的本能而产生社会发展原动力的,但是当纸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后,导致约占6成的低收入的社会成员因为缺少甚至没有钱购物,约占3成的中等收入的社会成员因为担心未来收入减少和花费增多而不敢花钱,约占1成的社会成员虽然拥有大量的金钱,但是因为该买的基本都有了而没有必要再花钱,或者是害怕露富而不便于花钱,因此富人往往通过储蓄、购买股票或债券等虚拟经济方式把纸币储藏起来以实现财富保值增值,或者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如此以来,富人的这些富余纸币要么退出了实体经济的循环,要么通过直接投资加大着社会总供给,这必然造成实体经济中的纸币短缺和社会总供给远远大于社会有效总需求现象的发生。纸币的这两个流向,共同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产品卖不出去,物价下跌,资金周转困难,工厂大量停业倒闭,生产萎缩,整个社会的就业岗位必然会相应地日益减少。政府为了制止物价下跌、生产萎缩、失业率急剧上升的不利局面,往往被迫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或各种纸币供应总量的方式,拉动经济的复苏,物价开始回升,需求逐渐旺盛,就业量开始增加,但是,这种好景是很难长久的,要么因为扩张出来的纸币量有限或者是市场反应有限,新增纸币会很快被牢牢占据分配优势地位的富人瓜分一空而再一次沉淀下来,从而致使宏观经济重新陷入新一轮的更深重更泡抹化的有效需求不足中,要么因为新增纸币量或市场反应超过了某个极难掌控的临界点,富人就会把先前沉淀纸币从虚拟状态释放到实体状态中来用扩大投资赚取更多的纸币或通过购储实物商品保值增值财富,这些新增纸币就会和先前超量投放的沉淀纸币一起,火上浇油般促发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纸币贬值,甚至是金融风暴和社会动荡。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管宏观所能依赖的利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财政政策、宏观指导政策等总量控制措施,无法有效及时地克服经济过凉或过热,无法及时发现更无法及时有效制止投机炒作囤积居奇,只能是扬汤止沸。

     但是帐户唯一网络观控的人本化电子货币建立后,每单位人本货币的发行都对应着每个具体的承诺兑现的且几乎永远无法逃废债务的债务人,且每单位人本货币的增加都会带动同单位实物财富量的增加。同时,每个公民、法人实体和独立财权的各级政府机关帐户彼此之间每笔货币和实体商品劳务的往来和交换,几乎全要通过一个个唯一实名帐户的电子转帐来完成,都要流经中央银行观控数据库的流量流向过滤,都要适时地留有包括结算金额、交易品种、交易价格、交易数量、交易地点、交易对象的电脑交割记录,中央数据库可以随时针对每个唯一帐户每种商品执行最低最高限价、税收、信用额度、市场准入等政策,由点及面对宏观经济实施事前、事中、事后的观控,有力保障经济的健康运行。因此,人本化电子货币几乎永远不会贬值,源于担心货币贬值而恐慌性的抢购实物产品囤积居奇的动因也就基本彻底消失。

    人本化电子货币系统虽然给每个帐户的每种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都设定了最高或最低限价的约束,物价飞涨房价飙升的现象可以比较容易的加以杜绝,但是两个限价之间的空间也是很大的,价值规律仍然可发挥积极的作用。不仅市场依然可以发挥基础性作用,而且计划经济谋求的总量平衡统筹兼顾原则也得到了有效实现,政府小而高效市场大而有序成为现实。

    网络系统安全有保障:在帐户唯一网络观控的大环境下,一个帐户货币或财产的减少必然对应着另外一个帐户货币或财产的增加,增减必相等后总帐才能平衡,如果总帐实现不了平衡系统就会发出危机警报,并拒绝此笔业务的执行。再加上现金使用已经受到严格限制,几乎任何一笔资金或财产的不正常移动都有据可查,当前用假身份证假帐户骗取盗窃客户钱财的犯罪现象因为无法匿迹而难再在未来发生。网络崩溃也不可怕,因为帐户唯一制度的指纹虹膜面孔识别技术的长期可靠的普及使用,已经潜移默化在人与人之间形成新型的信任关系。万一发生了自然灾害或战争等网络系统崩溃情况,购物方只要在印有个人照片的纸片上签署一个写清楚欠帐金额和品种的欠条,签上个人姓名、留下个人帐户号码并按上个人指纹,销售方就可以把这张欠条视作对方支付的临时货币而放心的把货物交付给对方,系统恢复后销售方可以很容易的把这张欠条补录进系统,完成两个帐户之间真实的款物转移。如果收款方实在不放心,也可以事先通过官方渠道获取中央银行最新的信用数据备份库,下载到个人电脑里或专用设备里,交易前可以在备份库里检索,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和信用额度情况后再实施交易,因此系统的暂时崩溃不会给人们日常生活造成大麻烦。更令人兴奋的是,人本化电子货币体系很可能将在不重复IP地址的、比现有网速至少快100倍的、操作简便、高安全性的下一代互联网上运行。

     民主更加完善:所谓政治就是谁管理谁的问题。人人生来就渴望平等,但人又是社会动物,人世间要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就需要有管理者被管理者的分工,而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就会出现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人人渴望平等和事实上无法实现真正平等是一对无法回避的矛盾。千百年以来,尽管让谁来管理自己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全人类,但人们相对普遍愿意接受德才兼备众望所归者担任管理者,普遍愿意接受善于接纳自己意见的政府执政,因此开明的政府可按照唯一帐户显现出来的实际财产状况区分出每个社会成员的阶层归属,让各个阶层选举自己真正的代表参政议政,并按照实际的阶层状况在人大政协会议中分配相应比例的代表席位,让各个阶层代表针对国家重大决策进行相互监督相互制衡式的议会协商。还可以利用网络唯一帐户让全民对重大决策实行充分讨论和全民公决。政府和政府官员本身还可以借助唯一帐户接受民众的监督和弹劾。那么从此后,国家每项重大法律法规的制定和重大决策的出台,可以比较容易的征求全民各个阶层意见,当各方利益无法达成妥协的时候,执政党领导下的政府可以充当最后拍板人,因此民主集中制式的网络民主新政治模式就会形成,社会主义民主就会更加完善。

     惩防腐败难度变小:唯一帐户建立起来后,中央可以比较容易的在全国的每一个镇、每一个县、每一个地市、每一个省部的一把手和主要公务人员名下都设立一个网络举报箱,任何一个通过对应昵称登陆真实身份后的公民,都可以对这个官员管辖范围内的违规现象进行举报。系统能够及时搜集并自动分辨这些举报信息,并根据预先设立的等级标准向国家各相关部门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号。由于各级官员无法人为修改和摆平这些数据,中央就可以通过百姓之口,一目了然地了解到各地主要官员的真实政绩到底如何,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哪一些,轻重缓急的程度如何等宝贵信息,中央就拥有了洞察民情苦乐,考核干部政绩的千里眼顺风耳。因此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就会更加完备,调动全国的干部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就会成为可能。同时,由于网络观控系统将取代政府大部分人工职能,由于轮流上岗制度可以弹性很强的吸纳新增劳动力就业,由于帐户唯一后国家财力极大增强,因此,被精简下来的官员可以比较容易的谋取到理想的新劳动岗位或者得到满意的政府补贴,大规模精简机构就变得比较容易了。留用的官员由于人数大量减少,行为得到有效监督,作为补偿可以获取高薪。当全国官员总数量从几千万人减少到几十万人或几万人后,腐败机会也就从几千万个减少到几万个,惩防腐败的难度就变得很小了。

    技术独裁难以出现:由于政策法规的制定几乎全部由人大政协或网络全民公决形成;由于政策法规基本都已编入程序由计算机系统自动操作;由于原始信息几乎都经过了层层加密绝大多数技术人员无法洞察原委插手作弊;由于技术人员一般与利害关系当事人离着几百上千公里的路程难以沆瀣一气;由于腐败所得的资金已经无法转移,由于非法所得财产无法有效登记;虽然核心数据只掌握在由中央、人大、政府、政协组成的九人最高管理委员会手里,但由于人为修改程序或数据必须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至少获得5个密匙持有人的同时授权;由于修改数据程序的过程都会被另一套独立的监控系统自动记录在案永久待查;由于只有德才兼备者才有可能经过民主程序层层选拔上来进入核心管理层;由于可实行高薪养廉防范核心技术管理层人员集体作弊;由于核心技术管理层人员无须腐败就能从正当渠道给自身给家人获取到合法的丰厚权益,因此,新的腐败阶层和技术独裁难以形成。

    公共道德水平提升:在人世间,何为“善”何为“恶”这原本是一件极易分辨的事,因为符合群体中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是善事,被大多数人认可的人就是好人,反之是恶事是恶人。新系统建立后,由于每个公民或法人名下都设有唯一的电子信誉帐户,其他任何公民或法人,只要掌握了事实,都可以根据这个公民或法人增值或损害公共利益的具体行为,在这个公开的电子档案上登录表扬、批评、举报信息。社会成员之间也就实现了动态交互式的激励、监督和制衡,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自然就会形成。

    实现隐私保密:系统实施后,并非个人的全部信息都会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个人信息的开放度,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如果您是一个人民的公仆,享受着国家人民的高薪俸禄,您就有责任把自己,甚至家属配偶的财产情况向人民公开,接受人民的监督。如果您只是一个普通公民,那么您的财产情况可以只接受税务机关的监督,而无须向大众全面公开。夫妻之间各自的帐户也是独立的,未经夫妻对方授权,夫妻之间也无权对对方帐户实施窥视和监督。也就是说,只要不侵害公众利益,一个大款付给情人或二奶生活费用等琐碎行为,几乎任何人都无法察觉也无权干涉。也就是说,虽然每个公民和企业的经济活动都处在系统的密切监督中,但是具体的监督活动基本都由电脑系统自动行使,不涉及公众利益的内容会被系统自动屏蔽,对隐私信息进行严格界定和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在计算机这个铁面无私的执法官手里就会得到最有效的执行,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就会有实质性飞跃。

    迎来爱情浪漫时代:在爱情方面,人们有珍惜家庭稳定的理性一面,同时人又象动物一样,程度不同地对其他优秀异性抱有一定的野性渴望。现实生活中人们只能无奈地压制野性,张扬理性,但是几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会渴望能够获得一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便于他或她无忧无虑地去追求浪漫爱情而又不伤害其他任何人。新系统建立后,由于儿女基本的养育教育经费不再由父母支付,人们牺牲爱情而养育儿女的负担基本消失。由于每个男女都实现了经济自立,女人依附男人或者男人依附女人生存的现象消失,年轻女子为了生存而卖身的动因也基本消失,恩格斯所设想的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将成为现实。再加上轮流上岗制度实施后使得人们拥有充裕的休闲时光,因此人类真正进入到一个个性自由,爱情浪漫的新时代。当然,如果成年男女人口比例失调的现状依然存在,从事性服务行业者不是迫于生存而只是出于喜好,娼妓行业是否应该继续存在,可由适龄公民的全民公决裁定。

    人类可持续发展能实现:以纸币制度为基础的传统市场经济运行是靠信用货币链条来维系的,由于穷人手里的货币数量有限,因此,缺少了富人的高消费高投资,市场有效需求就会萎缩,企业银行间的信用货币链条就很容易断裂、政府的GDP就无法增长、各种社会矛盾就会更加尖锐,因此,高消费高投资甚至战争,是维系富人、资本、政府、贪官根本利益的生命线,这必然造成地球资源加速枯竭、地球环境加速恶化、人类可持续发展受阻。但是唯一帐户建立后,由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可以方便的通过唯一帐户透支形成健康消费,依靠富人穷奢极欲高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因消除。由于网络观控下的币值长期稳定有钱人不必盲目投资就可以实现财富保值。由于官员的行为已处在网络阳光的观控中,拆了建建了拆的腐败浪费工程也已消失踪迹。由于通过唯一帐户可以摆脱人情面子因素和地方保护主义束缚对那些穷奢极欲的高消费商品和服务,高污染高能耗产业比较容易的征收消费税资源税加以限制,对于节能环保商品或产业可以比较容易的实施价格和政策鼓励,因此适度的健康的投资和消费将成为主旋律。由于宏观经济忽凉忽热的灾难性周期基本消失,经济泡沫而造成的损失也基本消失。由于几乎任何一种假冒伪劣产品都可方便地按照唯一帐户显现的交易线索追索到源头,市场秩序将得到有效监控,食品安全得到切实保障。由于就业难问题得到根本克服,劳动力得到最大节约。由于新宇宙价值观、生命激励和国际记帐货币制度的建立可以促使人间战争阴影逐渐消散,因此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梦想有可能实现。

    可用生命激励重树信仰: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理论上人类已经有能力突破生命极限而实现长生,例如克隆+大脑移植法、细胞端粒酶延长术等。可惜的是,当代地球人虽然拥有了更高的技术、更好的设备、更优越的条件、更多的经验,但是却失去了古代中国人坚忍不拔追求长生的精神。假如国家或某个民间正义组织冲破伦理阻力,组织全国乃至全球最优秀的生命科学专家,对延长生命的所有可能,如克隆、基因、分子生物、脑细胞移植再生等技术进行不间断的集中攻关,人活千岁的梦想很有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实现。假如在试验能不断取得重大成果并让人们真切地看到人类有能力突破寿命极限的美好前景的基础上,这个国家或组织同时向全球郑重承诺,凡是支持和谐世界建设、遵守基本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人类整体利益的地球公民,都有资格按个人帐户信誉度高低分享长生科学研究成果,那么,这种生命激励方法就会让地球成员之间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人们就会把珍惜生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无限加重剥削、极端自私前腐后继、无限制地繁衍人口和穷兵黩武挑起战争等都不是珍惜生命诊视未来之举,都将会被世人所唾弃,“哪怕我死后洪水滔天”的颓废的及时行乐观就会逐渐消失,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分歧就会逐步弱化,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的阻力就会逐步瓦解。

    给腐败犯罪者留改正出路:我认为腐败犯罪者也是制度不完善的受害者。财产登记帐户唯一制度一旦建立后,人们完全可以不用腐败不用犯罪,只要正常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就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因此腐败犯罪的动机就会逐渐消失。曾经有过腐败犯罪经历的人,只要他们在帐户唯一财产登记制度建立过程中,积极配合政府把个人财产纳入到唯一帐户中接受网络观控,原则上就可以在政治上不受冲击,在经济上不受损失,网络观控系统也有办法让这些曾经的非法财产不再发挥消极作用而只发挥积极作用,这就为中央有条件默认或有条件大赦提供了前提条件。由于人本化电子货币制度是一个对国家、对官员、对富人、对穷人、对世界都利远大于弊的和谐共赢的制度,只要加强宣传,相信会逐渐得到各阶层的认同。

    当然,以上建议,还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适时进行微调。

    “一张白纸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衷心祝愿朝鲜古巴越南的掌舵人能深刻总结俄罗斯和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为人类的美好幸福未来探索出新路。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5-26 09:18:39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转发: Fwd: 告 诉 你 一 个 真 实 的 三 峡

    我对水利、水库的知识可说是一窍不通,但是,我总有一种不祥之兆,长江的形成是大自然赐予的,一条长龙,横腰切断,不听专家们的意见,没有足够的科学论据,就急于上马,怎会不出问题?目前,长江下游大旱,专家认为与三峡有密切的关系。今天收到一份材料,有一定说服力,但怎么办?上马容易下马难啊?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三峡

赵世龙

三峡工程在一片争论声中开建,中国那些御用专家们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三峡建成之后,将发挥防洪的效能,且三峡防洪功能是第一位的,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江洪水的威胁。会成为调节四川盆地气候的空调。夏天它能使沿江地带降温;冬天则因这个大空调而不再寒冷,三峡区域将呈现冬暖夏凉的气候特征。三峡大坝不会碍航,长江这条黄金水道畅通无阻,万吨轮将直达重庆……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最后却发现原来那很多描绘不过是谎言。原来“空调论”虽然是真的,装的却是个夏热冬冷旱涝咸至的“反空调”。

终于蓄水成库了,由02年的135米而到05年的155米,媒体和专家照例按宣传口径发布普天同庆一片欢腾的报道。质疑和清醒的声音的发出和传播都是那么地困难,几乎湮没在一片喝彩的主流声音中了。网上倒是不乏反对的声音,但多为不谙内情的人的发言。虽不乏局部的真知灼见,但往往热议不到全盘的点子上。

那些主流派专家们,照例出来进行粉饰工程。你说不好他就说好,你挑问题他就来给你个七虚三实且不无误导的“解答”,反正一般网民们,也不可能生而知之对这些专业知识有深入了解。就算你质疑,也往往抓不到他的痛脚。但是自然地质地理和大小气候的改变,却不因争论谁对谁错而稍有停留。因此,我一直试图揭示些什么。

近年长江科考的发现,对长江的成因有了直观的证据。在科考队发现,宜宾以上的向家坝坝址,位于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之间的另一构造与地形捩点,那里地面以下2500米有断层存在,地表现有水温达到摄氏七十多度的温泉。而三峡的长江古河床已抬升到海拔巫山等地1350米的高度(河面高度不足100米);在江汉平原,同期沉积则埋藏于地面以下1000米左右,而且这一区域至今还在强烈下降。强烈上升区与强烈下降区之间的转折部位恰在三峡出口的南津关附近,那里有个明显可见的九蜿溪断裂,从总体上看对南津关以上40公里的三峡大坝坝基很不利。

所以,哄哄外人的“三峡坝址是坚固的花岗岩地质”的说法,可以休矣!你不能以局部的坝址地质来偷换概念,诱导成是整个库区的地质,这是对全国人民的欺骗!三峡成库是个整体概念,它是在一个上千公里范围内发生在一个地球版块上的大工程,说地质,要全面地论证南北的支流和回水所至的地质情况,也要从东到西论证从坝头到库尾的地质情况。你说三峡坝址是坚固的花岗岩地质,那从这往上不过几十公里的巴东,却是有名的地质破碎地震带。三峡工程改变的、成库后地表要承受的,绝不是只有三峡大坝那点“坚固的花岗岩地质”。

在2007年4月14日发布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发布。该报告主编之一、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教授表示,报告指出,三峡水库建成后,有可能诱发构造性和非构造性地震。翁立达指出,对三峡水库而言,危害最大的是构造型地震,在第二库段仙女山断裂、九畹溪断裂、建始断裂北延和秭归盆地西缘一些小断层的交会部位,有可能诱发水库地震。事实上已经多次诱发地震了,只是震级还没到过高烈度。

参与过多次长江科考、有“世界河王”美誉的杨联康(国家国土资源部研究员)近年多次对外界指出:“不能只用地质学家的平面视角,因为它几乎与三峡峡谷毫无关系,只可以适用古比雪夫、阿斯旺等众多平原水库,而按照地貌学家的观点,三峡的问题恰恰出在250万年来峡谷迅速抬升,邻区明显沉降上,即这是一个时间、空间的四度空间问题。” “不宜照抄所谓‘国内外工程实践表明由水库造成的触发地震,一般不超过这一地区天然地震震级’结论。因为中国大河存在世界最严峻的新构造运动形势。”

根据他的调查:古长江已证实抬升为1250米,而在清江与长江三峡的分水岭上,古长江河床抬升到了1800米以上。(记者注:在远古长江故道的清江沐抚大峡谷两旁山顶上,本人也发现了1600米山顶上存在古长江河床)。而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使用的抬升高度仅300米,对于论证地壳活动性属严重失误。此结果明显影响对诱发地震强度的认定,有过于倾向问题不大的不科学态度,必须重视研究搞清楚!

2003年6月份三峡蓄水成库,三个月后的9月15日20时30分,大坝以西直线距离300多公里的长江南岸鄂西利川市建南镇黄金村,一口废弃多年的古盐井突然发生强烈天然气井喷。这个井口直径6.25厘米,底部有4个气体喷口同时穿越地层向上喷发,日泄漏量约4万立方米,喷发的气体高达20米,震耳欲聋的气流声在几百米外都能听见。(在长江南岸方斗山背后。与长江直线距离不过几十公里。)

2003年12月19日20时31分,三峡水库诱发了蓄水成库以来最大的地震——大坝以西直线距离80公里巴东小溪河西岸马鬃山村,发生了烈度为2.5级左右的地震。三天后,距大坝以西直线距离300多公里长江北岸开县天然气发生井喷,导致244人死的严重矿难。(与长江直线距离也不过数十公里。)

2006年3月26日,开县再次发生井喷,火焰高达百米,数日方反压制服。(与长江直线距离同为几十公里。)重庆人热得钻地了!抗战时和深挖洞时的防空洞派上了用场,自然的凉风是每个人所企盼的。

上述的这些事例,一直被当作单个偶发的事例,没有将它联系到三峡蓄水和对自然生态的多重改变来看。据我多年调查的研判:这些偶发事件,都与三峡蓄水后地表水压陡然增强有关。三峡蓄水之初的蓄水高程是海拔135米,库容123亿方,而到今年工程全部竣工时,蓄水高程将达到海拔175米,库容为393亿立方,是此前库容的三倍多,相应来说,对地表地层的压力也增大了几倍,岩溶地形的断裂、岩隙、溶洞为库水高强的下压力渗流,三峡可能面临更为诱发地震、压迫川东天然气田导致井喷的严峻形势。最近的地质调查发现,川东鄂西存在着中国最大的天然气田,可以说地底下尽是天然气包。二次蓄水发生的几千次中小地震是一种信号,这是地层在积蓄能量,一但蓄水175米的高压强到来,可能发生变数的风险就会增高。

科学研究已清楚表明,修建大型水库一定会诱发一定程度的地震。监测结果显示,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以来,三峡地区微震活动频度明显增加,主要集中在巫山-秭归-长阳一带。二次蓄水几个月后,据湖北省地震台网测定,10月27日18时52分04秒,在湖北省随州市三里岗附近发生4.7级地震。此次地震震中地区震感强烈,个别土坯房倒塌,小部分房屋开裂。震中周边地区襄樊、锺祥、荆门、荆州、宜昌、天门、武汉、黄陂等地有感。其后当地又续发至少50次微震。10月28日13时,随州市三里岗附近再次发生4.2级余震,震中区震感强烈。

这次地震是二十多年来发生在湖北境内最大的一次地震。地距三峡大坝不过几百公里,有地质学家认为和三峡水库的建成有关。

一个地质学者告诉我:“蓄水三个月半年到三两年,就发生这么多事故,和我们论证三峡工程时,对地下情况调查不明有关,三峡工程上得太仓促了啊。井喷在蓄水前期就一再发生,显而易见是库水压迫岩溶地形裂隙孔洞,形成地下水渗压压迫地下气田所致。而蓄水三年间发生这些变故的时间,对于地质时间来说,就相当于人之一秒。换言之,等于说在地质的时间里,蓄水才一秒钟,地下就发生反应了。”

那么,就到该反思三峡工程上马不科学不民主的时候了。反对意见那么高,不明情况那么多,14个专项论证报告,有五个报告专家组不签字,都挡不住政治工程的强硬上马。可能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在地质情况如此不明,超过1/3工程论证报告专家组不签字的情况下,还能强行上马。论证时,反对者排挤出去,赞成者拉请进来,排除异已意见,一切皆往有利论证,最后得出的结果可想而知。象水坝实力很强的美国,其论证方式却相反,人家是要把反面的可能一一证倒了,才可能心里有底工程上马。

换种思维看问题:当年全国人大票决三峡工程时,2000多个代表们,有几个人对地质、水工、大坝方面有专业知识?既没有,负责任的态度就应该是投弃权票,因为你不能对你不清楚不了解的事情表态和行使表决权,如果你这么做了,你这是对国家的渎职,你这是对人民的犯罪!但三峡票决只有100多票反对,600多票弃权,高达1000多票赞成。当然再以进程的眼光看,这已经是多年被讥为人大表全票通过敲橡皮图章的一种进步了。民主制度方面的缺陷带来的制度恶果,最后在桩桩件件事情上得到了体现,三峡即是其一。最终国家被利益集团绑架了。

按说三峡水库建成了,水面增加了,气候应该更加湿润才是。却不想蓄水156米,首先是二场川东百年不遇的洪灾,这黄万里先生早已指出过的了,是蓄水抬高水位后,将下游的洪水挪到了上游,因为洪水下泄被抬高了的库水顶,库尾闾的地方不光形成拦门沙淤塞严重,而且将形成由此自上的洪水下泄困难问题。三门峡造成陕西关中平原洪患就是已经证明了的一例。

接踵迎来的又是川东百年不遇的严重干旱。高温酷暑天气连创四川最高记录,不但持续时间长,而且气温更是破记录的达到45度(重庆人认为这还只是敢公布出来的数据,他们身体感受的温度要远远超过报出来的气温)。重庆遭受百年未遇大旱,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90.7亿元人民币,其中农业损失农作物受旱面积超过2000万亩,粮食减产超过3成,有820万人出现临时饮水困难。

去年夏天到今年春天,大旱一直持续着,重庆长江段成了一条细流,上游金沙江的梯级水库却还在“按计划”蓄水。三峡下游的洞庭湖,自打三峡蓄水起,就开始露出干涸面目,以往烟波浩淼的东洞庭,如今干得几乎徒步可以涉过。鄱阳湖也迎来了干旱。二湖流域可是自古“江南”这个慨念的核心区啊!

不管作用多大,三峡成库事实上改变了整个长江流域生态。

不是说冬暖夏凉么?会增加降雨么?怎么修了三峡工程气温反而升高得更厉害?政府和那些专家们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对此作出解释?这些专家们在左推右搪中找不出合适的理由。如果说三峡对气候没有影响,那是瞎说。因为前一段就是这些权威部门言之凿凿地说三峡将对气候产生影响(冬暖夏凉空调说),现在突然说没有了,那不是证明此前是狗戴嚼子——胡勒么?如果有影响,为什么不像所说的降温作用,而是持续高温干旱?

最后御用专家们总算找到借口了,那就是“全球大气候转暖”,简言之就是四川大旱和三峡工程无关,是整个地球变了。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影响评估室主任张强认为,四川高温现象是在大系统背景下造成的,今夏副热带高压“西深积点”普遍高于往年,整体副热带高压较往年向偏西偏北偏移,且持续时间也很长。他认为目前流行的“木桶效应”说并无充分科学依据。

  张强说,三峡流域长度虽长,但宽度并不大,对沿途流域气候的影响很小,对四川盆地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而且据科学模拟三峡试验表明,三峡大坝的修筑不但不会导致周边地区乾旱,反而会提高降水约百分之十左右。特别是最近重庆遭遇特大山洪暴雨,关于三峡工程改变自然的反击很强大,御用专家们似乎找到的有力证据。

不信?那你有本事证明给我看?

这反击的就是北京地理环境学者王红旗抛出的“木桶理论”,认为四川盆地形似一个木桶,最短的一块板就是长江三峡这个海拔多几十米到100多米的峡江缺口:四川盆地周围高山环绕,仅有一条长江与外界连通,而三峡是四川盆地的唯一缺口,是它与外界水汽交换的重要通道。现在在这个缺口上突然被人为加了一道200米高的“悬崖”,就不可避免地要阻碍长江的水汽流通。

生活在长江川江边的人都有体会:以前从宜昌到重庆段的长江上,江风非常大,并且是从下游向上游吹,蓄水后明显感觉上风没有以前大了。到蓄水156米后,很多时江风几乎没有了,这无疑证明了三峡大坝的阻风效应。

王红旗没有注意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江风凉爽,是低进的,冷空气比重大,所以总是处于地面或河面的最底层流动,它带来川东和四川盆地降雨的另一个必要前提:不是有了积雨云和输送了水汽进去就会形成降雨,降雨的原理是冷暖气流错锋形成的,没有地面的凉风,中高层的积雨云是形不成滴降到地面的,往往它就飘走了,飘到周边地区去了。比如湖北江汉平原和秦岭大巴山地,降雨量就比蓄水前的往年多了将近10%。这个预计增量却是原来专家们预计在三峡重庆区间的增量。

所以无论你山头上是否寒风呼啸,山谷峡江里面却热浪滚滚,大气候对小气候不起作用。以前峡江里冷湿气流上升,在三峡的山头遇上暧湿气流,冷凝形成片片雾锁峡江的“巫山云雨”,只能成为记忆了!

这个原理和中国北方近几十年干旱类似,北方的植被河流被破坏了,地表温度相对就上升了许多,积雨云飘到上空,却眼巴巴地瞧着它飘走,形不成降雨,却形成了干旱的恶性循环。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越是森林植被和原始地貌维护得好的地方,降雨量总是那样丰富。中国古人将这叫作“接地气”,云层接不到地气就形不成降雨。按现代科学解释就是必须给出降雨前提——错锋,地面温度过高,往往形成向上的干暖气流顶托,暖湿气流形成的积雨云下不去,冷暖气流错锋形成冷凝降雨无法达成。

这里我试解一下川东去夏今春的高温干旱原因。

修三峡大坝前,长江之水一泻千里。从青藏高原上汇积的雪水奔腾不息,给四川盆地带来清凉水源的同时,也将四川盆地内的热量带走。同时反向支持了凉风水汽自三峡进入川东和四川盆地。这种冷暖流交错造成了这一线的丰富降雨,三峡区间和川东重庆,历来是降雨丰富的地方,一般年降雨在1500毫米左右。

蓄水以后,上千公里江流变得非常缓慢,库区内的700公里水基本上是死水一潭,完全丧失带走热量和散发的能力。流动的水在流动过程中温度不会上升太大。快速流动的水不但可以保证自身的冷却,还可将周围的热量带走和释散,对周围环境起到天然调节。但一潭死水就不同,因为它不流动,所以在阳光照射下会很快升温。热量不被水流带走,便持续积累在水库内部。

峡江逼仄的地势使得静止的水库不但降不了温,反而成了个“聚热器”,夜晚在陆地气温下降后,水库仍会向周围环境释放白天饱含吸取的热量(因为水的比热大,这也是农民在夜晚向稻田里面放水,以防止稻田被冻的原因)。这就有如在四川盆地口安装了一块巨大的太阳能电板,持续不断对周围地区加热,地理环境又导致形成难以释散的河谷闷热小气候,导致水库沿江的峡江地区气温升高,而高温又促使水库内水蒸汽继续蒸发,就在四川盆地入口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高温水蒸气带,形成历久不散的“桑拿天”。

重庆大旱,发射火箭弹增雨也无济于事。

同时三峡大坝将最重要的与流流相反方向流动的冷湿凉风阻挡了。有专家说三峡大坝阻挡不了大气候,但三峡大坝却能阻挡最重要的在峡江底部流动的湿冷凉风,再加上闷在峡江盆地里的湿热就如同火炉般,将任何籍此进入四川的冷湿气流加热或削减、顶托掉。透过三峡进入四川的冷湿气流都将被这个湿热气压带消弱。四川盆地没有被大坝堵死,也将被这个火炉毁掉:没有风进入相对封闭的峡江,空气不流通散热不畅,外来的冷湿气流又被阻隔,热量无法排出,反而在盆地及出口处不断聚集,雨又降不下来,高温干旱就势不可免,四川真的就成一个火炉了。

这里我引用来自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Tropical Rainfall Measuring Mission(TRMM)和Terra 卫星研究数据(应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国家大气研究中心(PSU-NCAR)的第五代Mesoscale模型(MM5)进行高分辨率数值模拟)。独立卫星数据和数值模拟结果清晰表明:在2003年蓄水水位从66米提升到135米之后,由于三峡大坝建设引起的土地使用变化已经增加了大巴山和秦岭之间的降水,并且减少了三峡大坝附近地区的降水。研究同时也分析了厄尔尼诺影响以及其它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可以排除这种因素。

2009年三峡大坝建成后,三峡地区的长江水面宽度将从平均0.6千米扩大到1.6千米,水域面积的增加将增强当地的蒸发,降低当地的温度。结果,当地上空的水汽将更加稳定,导致长江660千米长的水路的水汽垂直运动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的垂直运动加上复杂的地形将影响三峡地区之外几百公里的地域。

反正三峡工程上马且峻工在即了,反对已经没有用了,专家们又开始“及时”地站出来引导舆论讲真话了:不要对三峡工程蓄洪能力期望过高,三峡的库容其实有限。全盘推翻了论证上马时“三峡工和建成之日,即是长江告别洪患之时”的说法。然后发现三峡大坝碍航,长江这条黄金水道事实上被人为破坏了。

自从三峡大坝建起后,坝区的旅游资源和交通道路被长江三峡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垄断经营:参观的游客每人要交105元的门票,公众无偿出钱建成的三峡大坝,成了少数利益团体牟利的“摇钱树”,对当地民间旅游业造成冲击;三峡总公司对三峡专用公路和坝区道路的封闭性管理经营,使得目前每年多达40余万台的大型货运车辆,被迫实行“水陆水”翻坝转运,使运输时间由陆路行走仅需半小时增加至13小时,增加运输成本、制约经济发展、影响民众生活。100多名学者专家出来呼吁,要求利益集团还路于民。

博弈对峙中,秘而不宣的补救措施出来了,有报道说,有关方面准备在宜昌到三峡大坝区间,再修一条几十亿元的专用公路,一时舆论大哗。因为已有一条穿越三峡西陵峡区间的三峡工程专用公路,它是由国家投资的纳税人钱,不过为了保证工程进展顺利而临时享有专用权,终究是要还路于民的,但现在竟然成了被利益集团绑架的私家路了。

再而后船闸通行能力只能达到设计的一半,所谓“万吨轮直达重庆”也因为百桥锁江(桥面和水面的净空高度不够)和三峡大坝的拦阻,成了纸上的画饼,再次证明了“为通过而一切皆往有利方向论证”的不科学、反民主,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

最新补充(2011年5月20日记):07年冰灾的冬寒湿气来自三峡区间,西北风将之刮向贵州湖南湖北,以湘南的南岭北坡冰灾最为厉害。就是南来湿冷气流被西北寒潮吹到南岭,为南岭北坡千余米高山阻隔,于是湘南的冻雨比北面的湘事湘北厉害得多。南岭最高峰的莽山一带,鬼子赛后山一对树龄达三千年以上的情侣松,雄株因冰灾折腰。也就是说,这一年那小区域气候迎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剧变!如此的突变不是因三峡改变气候又是谁?而后,莽山几乎隔年就要迎来冰挂。这是以前极罕有的。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5-24 09:38:57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晒晒美国人的税负账单:

美国人的税负账单

晒晒

    4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副总统拜登同时公布了自己家庭2010年度报税单,这意味着美国全国报税工作结束。从初步统计数据看,美国联邦政府本级税收与去年相比没有多大变化,但面对逼近15万亿美元的联邦公债,美国在未来几年里增税是大势所趋。

    1. 第一家庭纳税505338美元

    美国总统奥巴马夫妇2010年总收入是1795614美元,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395188美元和稿费收入1382889美元。总收入中有67518美元为自雇收入(指他和妻子的投资等收入),这部分收入要单独纳税,美国第一家庭的调整后收入为1728096美元。

    第一家庭依法享有包括慈善捐款245075美元在内的纳税免除,共373289美元,这样,应税收入还剩1354807美元。此外,奥巴马夫妇有两个孩子,全家四口人,每人还享受3650美元的扣除,这样,还要从收入里扣除14600美元。

    那么,奥巴马夫妇实际应税收入为1340207美元,应纳税额为438949美元。由于奥巴马已经在国外纳税22215美元,在美国国内纳税额为416734美元,再加上自雇收入部分的税37036美元,奥巴马夫妇2010年实际联邦个人收入税总额为453770美元。

    奥巴马在平时领工资时已预交个人收入税100817美元,稿酬等收入预交税365287美元,也就是说,第一家庭在2010年已经把466104美元的税交给政府,多交了12334美元,所以,通过报税,总统夫妇可以从美国国税总局得到12234美元的退税。

    另外,由于奥巴马来自伊利诺伊州,他还要交纳伊利诺伊州的个人收入税。根据伊利诺伊州的税法,该州个人收入税是在联邦报税的基础上交纳。

    在伊利诺伊州,每个家庭成员享受2000美元的免税额,这样,第一家庭从收入里还要减去8000美元。伊利诺伊州个人收入税实行3%的单一比例税率,奥巴马夫妇应纳税额为51568美元。由于奥巴马在领工资时预交了52527美元的州个人收入税,这样,伊利诺伊州政府还要退给总统夫妇959美元的多收税款。

    第一家庭交纳联邦和州个人收入税共计505338美元。

    副总统拜登夫妇2010年总收入379178美元,交纳联邦个人收入税86626美元。拜登夫妇来自特拉华州,他们还交了14479美元的州个人收入税。另外,由于拜登夫人吉尔・拜登在北维吉尼亚社区大学任副教授,拜登夫人自己单独交维吉尼亚州个人收入税3515美元。第二家庭交纳联邦和州个人收入税共计104620美元。

    2. 人均交纳联邦税7545美元

    根据联邦国税总局近日发布的2010年税收报告,2010年末,美国共有31081万人,平均每人纳税7545美元,是人均GDP的16%。

    最大的税种是个人收入税,税收毛税额为11760亿美元,占税收总额的50.2%。由于在年度报税时对低收入家庭退税或补贴,个人收入税的退税比例较大,为3620亿美元,净税收为8140亿美元,占实际税收总额的43.4%。

    另一大税种是工资税(社保税),税收毛额为8242亿美元,占税收总额的35.1%。工资税退税不多,仅为42亿美元,净税收为8200亿美元,净税收占实际税收总额的43.7%,与个人收入税相当。

    第三大税种是公司所得税,税收毛额为2779亿美元,占税收总额的11.9%,退税983亿美元,净税收为1796亿美元,占实际税收总额的9.6%。

    第四大税种为消费税。在美国,消费税主要由州政府征收,联邦政府只对极少数商品征收消费税。2010年,联邦政府征缴的消费税毛额为472亿美元,占税收总额的2%,退税19亿美元,净税收为453亿美元,占实际税收总额的2.4%。

    第五大税种是房地产税和礼品税。在美国,房地产税主要由县、市、镇和学区等地方政府征缴,联邦政府只征缴极少一部分。2010年,联邦政府征缴的房地产税和礼品税毛额为198亿美元,占税收总额的0.8%,退税9亿美元,占实际税收总额的1%。

    根据2009年2月17日签署的《美国复兴法案》,美国对在2009年度内购买第一套自住房的家庭给予一定金额的课税扣除。根据2009年11月6日通过的《工人、住房和企业援助法案》,购买第一套住房的课税扣除延长到2010年,这样,2010年美国有210万家庭享受了购房退税,退税总额为156亿美元,相当于购买第一套自住房的家庭平均每户获得7429美元的补贴。注意,只有低收入家庭才有资格获得此项购房补贴,具体标准是,夫妻合并报税年收入在15万美元以下,夫妻分别报税年收入在7.5万美元以下。

    美国大约有半数家庭需要交纳联邦个人收入税,但这并不意味着没交纳联邦个人收入税的家庭就没有此项税负,因为他们还要交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个人收入税。再有,工资税等税是工薪族不能免除的,实际上,美国100%的家庭都要纳税。

    3. 纳税门槛为最低收入的89%

    美国联邦个人收入税根据家庭类别设置纳税门槛,相当于我们的起征点。除了纳税门槛外,还有很多免税项,如家庭每人免税3650美元等。美国税制的基本原则是:低收入家庭和负担重的家庭享受的免税项就多、免税额就大。

    美国个人收入税的平均纳税门槛与30年前相比,大致翻了一番。单身没有孩子家庭2010年为13401美元,1980年为8798美元;有一个孩子单亲家庭2010年为32379美元,1980年为18524美元;无孩子夫妇家庭2010年为26704美元,1980年为14397美元;有两个孩子双亲家庭2010年为50253美元,1980年为23160美元。

    2010年,美国人均GDP为47284美元,最低工资为15080美元,可以看出,对单身家庭或无孩子的双职工家庭来说,美国联邦个人收入税的纳税门槛为人均GDP的28%,为最低收入的89%。

    4. 穷人的税负率并不比富人低

    毫无疑问,美国联邦个人收入税主要由富人支撑,半数的家庭无需交纳联邦个人收入税。但是,还有其他很多税种需要穷人交纳,而且都是单一比例税,如联邦工资税、联邦消费税等。另外,还有州和地方政府的消费税、房地产税和个人收入税等,综合考虑,穷人的税负率(纳税额与收入的百分比)并不比富人的低。

    2010年,美国各阶层纳税总额所占税收总额的比例,与各阶层收入所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大体相当,也就是说,各阶层的税负率没有多大差别。

    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平均现金收入为12500美元,占居民总收入的3.5%,纳税份额为2%,税负率为16.2%。

    第二个20%的家庭平均现金收入为25300美元,占居民总收入的7.1%,纳税份额为5.2%,税负率为20.7%。

    中间20%的家庭平均现金收入为40700美元,占居民总收入的11.6%,纳税份额为10.3%,税负率为25.1%。

    第四个20%的家庭平均现金收入为66300美元,占居民总收入的19.0%,纳税份额为19.0%,税负率为28.5%。接下来的10%的家庭平均现金收入为100000美元,占居民总收入的14.3%,纳税份额为15.1%,税负率为30%。

    再接下来5%的家庭平均现金收入为140000美元,占居民总收入的10.2%,纳税份额为11.2%,税负率为31.1%。然后4%的家庭平均现金收入为214000美元,占居民总收入的14.2%,纳税份额为15.6%,税负率为31.3%。

    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平均现金收入为1254000美元,占居民总收入的20.3%,纳税份额为21.5%,税负率为30%。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美国收入最低的40%的家庭税负率低于21%,其他阶层税负率都在25%到31%之间,差别并不是很大。

    5. 纳税人知道自己所纳税的去向

    美国纳税人有权知道自己交的税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报税后,纳税人可以从网上收到纳税收据,看看自己交纳的税都用在什么地方,各是多少。

    统拜登夫妇2010年总收入379178美元,交纳的联邦个人收入税为86626美元,联邦工资税为16244美元,共计102870美元。从收入和纳税额看,美国第二家庭在美国属于收入最高的5%的阶层。下面,我们看看副总统一家这102870美元联邦个税都花在什么地方,各是多少:

    国防开支占26.3%,22783美元;

    政府医疗保险占24.3%,21050美元;

    社会福利占21.9%,18971美元;

    教育培训占4.8%,4158美元;

    退伍军人福利4.1%,3552美元;

    环保与能源开发占2.1%,1819美元;

    外交和国际援助占1.7%,1473美元;

    科研和太空开发占1.2%,1040美元;

    国内安全与移民管理占2%,1733美元;

    农业补助占0.8%,693美元;

    社区和区域发展占0.5%,433美元;
自然灾害救助0.4%,347美元;

    政府其他开支计划占2.4%,2079美元;

    支付联邦公债净利息占7.4%,6410美元。

     副总统拜登夫妇所纳的税用于联邦政府各项开支的比例对所有纳税人都是一样的,纳税人把自己的税乘以联邦政府各项开支比例,就得出自己的税都用在什么地方,各是多少。

    6. 每收100美元的税需花53美分成本

    美国国税总局2010年行政总开支为124亿美元,包括人员工资、行政办公费用、税收稽查、宣传材料印发、计算机网络技术、教育培训等。2010年末,国税总局共有94346名工作人员,其中92148名为固定雇员,其他为短期合同工或临时雇员。在国税总局的所有工作人员中,女性占2/3,男性占1/3。

    2010年,国税总局税收总额为23451亿美元,平均每位税务官为联邦政府收税2486万美元,税收成本为0.53%,也就是说,每收上来100美元的税,需要53美分的税收成本。2010年的税收成本是15年来最高的,1995年以来,美国的税收成本一直没超过0.50%。

    7. 举报老板逃税2000万自己获奖450万

    2010年,国税总局抽查了1735083份报税表,占报税表总数的0.9%。其中到纳税人住处检查为462131份,通过邮件检查为1272952份。针对个人收入税稽查为1581394份,占稽查总量的91%。全年稽查的涉税额为448亿美元,其中个人收入税为151亿美元,公司所得税为262亿美元。

    国税局除了直接对怀疑对象进行稽查外,还从第三方(如雇主)获得纳税人的有关信息,并接受举报,对纳税人的逃税行为严厉打击。国税总局给予举报人涉税额15%~30%的奖励。根据美联社4月8日的报道,费城某公司会计向国税总局举报老板逃税2000万美元,该举报人获得450万美元奖励。

    美国的税收稽查主要通过网络系统自动完成,该网络连接各银行和企业账户,纳税人的任何收入和消费信息都在税务稽查人员的监督下。在2010年,国税局共收到26亿条第三方信息,其中88%是通过网络电子系统传输的。

    2010年,国税总局针对漏税行为的罚款为280亿美元,其中145亿美元是针对个人收入税和房地产转让收益税漏税的罚款。与此同时,纳税人对国税总局追缴税款和罚款决定不服而提起诉讼30000起,涉税和罚款额为70亿美元。

    国税总局还对4706起严重逃税案件进行了侦查,对其中1000多起案件提交司法机关。此外,还在稽查中发现了洗钱、毒品走私等犯罪行为,并对1300起案件提起了刑事诉讼。

 

 


发件人:"中华世纪" <fengge59@126.com>  2011-05-21 20:42:10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 人大逻辑学博导赵总宽力荐:“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与民主集中制”是人类最优政治制度的数理逻辑证明

论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与民主集中制

人类最优政治制度的数理逻辑证明

——兼论实现和谐社会的数理哲学与天道辩证逻辑基础

刘浩锋

2011年5月19日

纳什均衡证明合作的政治才是利益最优政治模式

    博弈论是数学运筹学的一个分支,需要经过严格的数学公式运算论证。天才数学家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1950年和1951年两篇关于非合作博弈论的论文,通过严谨的数学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竞争和市场的传统片面看法,颠覆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根基与价值基础。他证明了非合作博弈与均衡解的存在性及其均衡解,即著名的纳什均衡,从数学推导入经济学,揭示了博弈均衡与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基石,后来的博弈论研究基本上都沿这主线展开。由此,他与另一位博弈论专家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同获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纳什天才的发现最初却遭到经济博弈论创立者、计算机的发明者冯?诺依曼(1903—1957)的断然否定与爱因斯坦的冷遇。

    纳什正是通过繁杂严谨的经典数学运算得出了“纳什均衡”悖论原理。通俗的说,就是“囚徒困境”或曰“囚徒的两难选择”。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各人追求片面利己行为而导致的最终结局是一个“纳什均衡”,也是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局,形成大起大落的恶性循环格局。这个现象,实质上早在康德就发现了,康德证明纯形式的理性演绎只会导致对立争论的恶性循环(二律背反)。而这个道理,著名学者何新也发现,与哥德尔不完全定理认为“一个形式公理系统自身的完全性(统一性),不能通过系统内的自我演绎实现”实乃异曲同工之妙。(参见何新著《泛演化逻辑引论》)从而,纳什均衡悖论原理也反证了“天道辩证逻辑”证明的“利人利己”实现个人利益与他人、集体、民族国家、人类、外星、宇宙自然利益均衡运行的价值才是实现多元共和、整体共赢的利益最大化形式。天道辩证逻辑是屹立于东西方两大逻辑系统巨肩上,实现统帅接受阴阳矛盾的传统阴阳逻辑与排斥阴阳矛盾的经典数理逻辑在更高层面上的辩证统一,从而实现了逻辑推理形式从心到物、从无到有两种辩证关系的宇宙性圆满。

    西方经济学之圣斯密《国富论》认为:“通过追求(个人的)自身利益,他常常会比其实际上想做的那样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片面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利他的效果。这就是被东西方至今诸多知名经济学家都捧为圣旨的自由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原理。

    可是,“纳什均衡”对亚当?斯密这“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进行颠覆,从“纳什均衡”引出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一个悖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损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两个囚徒的命运就是如此。由此推理,扩而大之,从利己党出发,结果损他党也损己党;从利己国出发,结果损他国民族也损己国民族,从利人类出发,结果损自然与外星生命也损人类自身,彼此形成恶性循环互损的格局。

    因而,“纳什均衡”悖论实际上也否定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石,否定了西方自由民主宪政学,否定了传统的各种偏执价值认知与片面逻辑推理基础上的文化学术思想,在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军事科学、历史学、逻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伦理学、宇宙天体学等各个文化思想领域亟待运用天道辩证逻辑重新进行全面梳理与建设。由此可以得出,自己与他人及宇宙事物,彼此都是互为依靠的整体;在逻辑学上,个人与个人以外的一切构成了“泛矛盾”关系,因而,要最优的利己恰恰是利乐宇宙一切众生,而这就是佛陀之所以教导众生发菩提心精进修行的现代逻辑证明。

    从非合作博弈“纳什均衡”中反推理出一条真理: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也是“利他策略”,原本两者是互为依靠的阴阳整体,形成均衡良性循环。但它有个前提,就是儒家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按照你愿意别人对你的方式来对别人,但只有他们也按同样方式行事才行。也就是人人崇尚利人利己、立人立己、利他党利己党、利统治阶级利被统治阶级、利他文化文明利己文化文明、利他国民族利己国民族、利他星球生命利己星球生命,处处实现心灵运动的均衡与思维的辩证,形成良性循环的互利共赢的格局。

  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曾说过:“现代博弈论是一门以数学为基础的、研究对抗冲突中最优解决问题的学科,对于人类而言,它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它能够促进人类思维的发展,促进人类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博弃论与中国经济——访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莱因哈德·泽尔腾”,《中华工商时报》,2002年9月5日)纳什均衡原理不仅在数学上证明了数学自身无处不在蕴含着阴阳矛盾悖论,与其它诸多的数学悖论一再展现了排斥矛盾的传统数学运算最终依然停留在更大矛盾中,从而从根基上颠覆了传统数学自身;从而接受矛盾的数学与排斥矛盾的数学两者阴阳辩证关系构成了一个圆满的数学整体,不妨称为“天道数学”。也即,以往被认为无意义的矛盾,用数字代表为0,实质上蕴含着普遍性意义,有意义又终将归于无意义,用数字代表为除0以外的一切数,作为运动的宇宙与运动的数而言,一切来源于0,一切终归于0,而有意义与无意义两者阴阳辩证关系构成了一个循环运动的圆圈。如果有意义代表的0以外的一切阿拉伯数字表征着此岸世界,那么0代表着彼岸世界,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互为辩证循环统一,这个循环圆圈运动就是螺旋形模型,也即老子所言:“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演示的“太极图”天道原理。宇宙天地万物皆是如此。

    在经济上,纳什均衡原理颠覆了西方经济学损人利己的片面逻辑与价值认知,正是导致西方周期性经济危机,最终形成既不利己也不利他、对所有人都不利的恶果的祸根;也在政治上颠覆了西方以多党恶斗为特征的自由民主宪政,最终导致对所有党不利的恶性循环不断的政治格局;

    纳什均衡也直接证明了中华文化“太极图”天道原理“阴阳互爱一体为根本,阴阳对立轮转为形式”,强调运行心灵思维需从宇宙全局整体、均衡辩证看待问题的必要性。这个道理应运于政治模式设计证明了中国尧舜禹时代依照天道辩证原理确立的“禅让制”政治是人类最优良的。禅让制的政治模式,既确保被禅让人符合权贵阶级的利益,也确保被禅让的人所代表广泛民众的利益,彼此形成阴阳矛盾的均衡关系;这个原理与佛家的中观、儒家的中庸、道家守中皆是一个道理,也与西方文化源头所强调的辩证法本质是一回事。阴阳矛盾均衡良性交媾为和,这是和谐的本质意义。

    被禅让人必须是德行高尚,具有极好能力与声誉,民望所投,集智慧、道德、能力、声誉、民心于一体的圣贤;禅让制与西方民主制度相反,它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这一对矛盾阴阳关系,通过互相合作互爱的方式,实现了中和,最后对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都是利益的最大化,也等同于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实现朝野互爱、道德高远的善治,从而比其它不惜损坏对方利益的竞争方式更为减少互相损耗,避免多数暴政与少数暴政,因而是人类最优良的政治模式。

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与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现代禅让制”

    根据纳什均衡原则推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与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就是一种符合博弈论数理逻辑所论证实现最优化的“现代禅让制”政治制度。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实现了彼此的合作共赢,也最有利于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民主集中制原则,不仅符合被领导者与合作者的利益,也符合领导者的利益;上级领导与被领导者的阴阳矛盾关系的中和,实现彼此利益的最优化。

    这种制度是对中国古人遵循天道原理设计的禅让制政治模式的现代继承,本身是人类最优的政治制度。禅让制原理,最根本的前提基础,按照孔子继承尧舜禹文武周公一贯之道统的理解,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彼此之间是互爱合作的,而不是损他党、损被统治阶级利益的,也不是损执政党、损统治阶级利益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中,存在多党恶斗,皆不惜为一党的利益而损害他党,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惜损坏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了资本家企业家的利益,不惜损坏劳工的利益,为了人类的利益不惜损坏自然环境的利益;或者在国际秩序中,一个民族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坏别国别民族的利益;甚至在星际文明中,地球人类不惜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坏别的星球生命的利益,那么,最后会必然导致大家共同利益的丧失。

    正是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彼此之间互爱合作的天道辩证逻辑思维方式与精神传统作为政治的前提才形成了中国文化数千年的圣贤传统。由此证明得出,中国的政治改革方向绝不是照搬西方的民主宪政,而是在肯定现有基础上的继续完善提升,使之完全符合中华文化核心智慧“天道”宇宙法则。

    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演进可知,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基本框架与精神相对于西方自由民主宪政是历史发展的自然延伸,也具有优越性,然而,为何中国社会出现很多的腐败现象无法遏制,导致民心流失,公共知识分子普遍看好西方自由民主宪政模式呢?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基本精神正在流失它强调合作的前提与互爱的基础所致;我们形式上符合古圣人们开创的禅让制,但作为禅让制内在具有的合作互爱的根本精神却流失或萎缩。

    而之所以丧失这个根本精神的文化原因,恰恰是人们普遍毫无反省的接受西方片面自由竞争的文化与思维,陷入不惜损人利己、损他党利己党的逻辑思维与价值认知之中,导致互相倾轧道德全面沦丧,社会各个领域中充斥着虚假恶劣的事物,是非完全颠倒,好的价值得不到心灵诚实的去认知领受,坏的价值却被人们心照不宣的实践。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与八荣八耻的道德要求,往往被地方阳奉阴违,流于形式,从而导致社会矛盾尖锐,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事物畸形泛滥而陷入混乱;要根本上彻底化解这一危机,使社会真正迈入和谐社会,胡总书记与中共中央合力一致,率领全国各族人民,除了打造夯实社会的合作文化与互爱精神,此外别无他路。

    刘浩锋,1975年生于湖南新邵,文化部中国油画研究会首任会长,兼“中华道德复兴与心灵和谐促进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会长;终身致力于中华本土文化的现代化与全球化研究,创建了“中华文化复兴暨天道思想体系”。著作或出版有《超越中国的困窘》(1999)、《科索沃战争反思———人类文明的冲突》(1999)、《网络为家》(2000时事出版社)、《世贸中的中国经济与百姓生活》(2001时事出版社)、《黑与昼》三部曲(长篇小说2002)、《宇宙天道与理性公民原则》(2003石油工业出版社)、《通往永恒之路》(诗歌集2004)、《我的理想与使命》(自传2004-2005)、《中华天道与宪政——民主转型之国策》(2005-2006)、《极度分裂的改革陷阱——21世纪中国高度发展极度分裂的危局》(2008)、《中华文化复兴——结束百年文化自卑复兴中华引领人类文明转型》(2009)、《中国当代油画概论》(2010)等书。
 

    附文:

我为什么着力推荐刘浩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博导、北京市逻辑学会会长 赵总宽

2011年5月19日 人大宜园寓所谈话

    我之所以着力推荐刘浩锋《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与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人类最优政治的数理逻辑证明》一文,是因为刘浩锋不仅用数学上“哥德尔不完性定理”来反证中华天道辩证思维在宇宙整体层面上的圆满与普遍性有效原则,也用西方数理逻辑的科学成果“纳什均衡”原理来反证天道辩证逻辑推理出的——“利人利己”“对立方之间互爱合作为根本”才能实现彼此利益最大化——多元动态均衡科学原理。将这一宇宙科学原则的普遍推广与应用,才能达成多元共和与人类共赢,真正实现胡锦涛“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

    刘浩锋从原理上石破天惊地指出“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乃现代禅让制”,是符合数理逻辑所证明的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的人类最优政治原理,真是力挽狂澜,一言兴邦!彻底有力的从根本上化解了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危机,为中共振兴、国家改革与稳定发展、民族复兴、人类文明进步都做出了难以估算的不朽贡献。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发送日期:2011-05-23 06:30:17收件人:lxp01 <snowangellee@163.com>,主题:中国的社会体制应叫做官本资本主义

中国社会应叫官本资本主义

施晓渝

2011-05-23

    中国这社会体制,准确的描述,应叫做官本资本主义 ,叫权贵资本主义,原始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都不怎么合适。叫官本资本主义这意味着它偶尔也做点好事以维持政权。

    它偶尔也做点好事这点迷惑了很多人,如茅于轼,辛子陵等伪右伪自由主义就寄望它政治改革,毛左就寄望它恢复毛泽东。我们是民粹,只相信民间力量,和上两者都是对立的。上两者都是官权里的搅屎棒,千方百计地想利用官权,行动上也护着或不自觉地在加强官权,而我们是千方百计的想销减官权。利用官权来销减官权本来是极大的悖论,但伪右伪自由主义都如此,不把这种悖论批臭,没法搞民主,官权比我们聪明,它不会受你蛊惑去自残。

    中国文化历来围绕着权德做文章,几乎看不到人立的文化,辛子陵概莫能外,分不清别人做好事是为维系政权还是为社会的发展,辛子陵是典例。辛子陵也该批,这家伙绝不是好东西,它对官权口水滴嗒地,想利用官权做点事,举起一根弯弯扭扭的树棍去捅马蜂窝,其结果可想而知,辛子陵是个自己是傻子却把自己当聪明人把别人当傻子的人。

    针对官本资本主义,我们本应鼓吹自由资本主义,但考虑中国特色,能接受自由资本主义的人太单薄,可考虑叫民本资本主义。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1-05-21 21:49:06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标题: Re:回复: 看看作者的评论,

拉登为什么会走向恐怖主义?

王道一

2011年5月

    长期以来,人们都羡慕美国人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安逸的生活环境!但如果美国人如果继续沿着现在的路走下去,迟早会让美国人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没有安全保障的人群,因为他们将可能无时无刻不提防那些不知身藏何处,随时都可能冲向他们引爆炸弹的自杀式袭击者攻击的目标。而那时无论他们国家的军队再强大、武器再先进都于事无补!美国人到了该反省的时候了!

    只要穆斯林还存在,就会不断地有人站出来以恐怖的方式报复美国及其追随者!美国人没有能力将穆斯林斩尽杀绝;更没有胆量这样去做,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将招来一切正义力量的合力反击!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天怒不可犯,如果美国人胆敢与天作对,那么定遭天谴!要知道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日本的海啸就是很好的例证!

    碍于美国人的面子,不少国家跟在美国人的屁股后面,充当反恐的走狗,到头来自己反倒成了恐怖组织袭击和报复的对象!极端的行为必将导致极端的结果。你杀掉的恐怖分子越多,就会有越多的穆斯林甚至穆斯林的同情者站出来,加入到恐怖组织与你作对!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越反越恐,将美国拖入一场永远都难以结束且往往不知敌人在何处、何时会出现的战争泥潭!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美国人的确实力无人能敌,但恐怖组织躲在暗处,且在世界的诸多国家都有组织,况且在他们的脑门儿上大都没有贴上什么标签儿,往往不知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就会有一个或者几个人体炸弹冲出来和你同归于尽!岂不是防不胜防?

    基地组织为什么偏偏要与当今世界的霸主美国过不去?究其原因,正是因为美国人凭借自身的霸主地位,处处与阿拉伯国家作对,从而激起了穆斯林世界的民愤!压迫越强反抗就越激烈!以暴制暴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都知道黑社会的老大无人敢惹,但真得将哪个不怕死的小混混逼到孤注一掷的地步,恐怕迟早会有一天遭到抱死一搏的小混混的暗算!

    美国人杀死的是拉登的肉体,作为基地组织的精神领袖,一个死的拉登甚至比一个火的拉登对美国人更有威胁!一方面,拉登的被杀将激起基地组织更加疯狂的报复;另一方面,一个拉登被杀掉恐怕会有更多的拉登站出来!要知道恐怖组织不止一个基地组织,基地组织也不止一个拉登!拉登的死亡,极有可能让更多的恐怖组织觉醒后更加团结起来,形成更大的实势力!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5-20 08:50:36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RE: 朱维铮:清末政治革命从思想激变开始 let's relearn history

    南都报: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挨了枪子还得签下《辛丑和约》【北京大军网编者按:应当是《马关条约》】,举国上下都受到耻辱的刺激,革命思潮才旺盛起来,这直接引发了戊戌变法;而戊戌变法的失败更加证明了清政府不可救药。所以当时的思潮转变为推翻清朝———也就是说,辛亥革命的直接原因和戊戌变法有关。

清末政治革命从思想激变开始

朱维铮

    朱维铮:1936年出生,江苏无锡人。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专门史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曾主持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等。1987年以来先后应邀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印地安纳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哥廷根大学、韩国高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校担任客座教授。为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哲学博士。著作有《走出中世纪》初、二集、《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壶里春秋》、《中国经学史十讲》等。编注有明清学术史原典数十种。

革命之前的思想激荡

    我认为,与辛亥革命思想史更有直接联系的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激起来的改革运动。因为被欧洲人打败,1840年已经历过了;可是被一个向中国学习了一千年的国家———日本打败,这是很多人没有料到的。很多人认为,中国在海军上投入了那么多,建设了那么多年,居然还被打败,尤其是被日本打败。这让知识分子痛心之余,也引起了他们的思想悸动,于是有了戊戌变法。这从后来“戊戌六君子”特别是谭嗣同的言论便可以看到这一点。

     可之前有人说是洋务运动作了开端?对这个说法我一直不支持。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共有十二年,是研究晚清思潮十分重要的时期。正好这十二年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研究分析最少。李泽厚《告别革命》的观点是说革命者不给其它温和的改革者机会尝试,他的理由就是洋务派要改革、慈禧太后也要立宪。但洋务运动老早失败,不需要戊戌变法来证明,而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挨了枪子还得签下《马关条约》,举国上下都受到耻辱的刺激,革命思潮才旺盛起来,这直接引发了戊戌变法;而戊戌变法的失败,紧接着慈禧政权就煽动义和团“扶清灭洋”,结果导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更加证明了清政府不可救药,所以当时的思潮转变为推翻清朝。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总是首先觉悟的。康有为的代表思想便是中国非改革不可,并且认为改革只有走彼得大帝或者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所以他给光绪帝献的书便是《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和《波兰分灭记》。晚年康有为自己篡改了很多奏稿。现在有人将康有为捧得很高,不符合历史,他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梁超当时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体制问题,他希望能够君主立宪,把君权限制到最小。所以,戊戌变法之后康、梁两人已经开始观点不同了。

    梁超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呢?他年轻得很,才二十来岁。维新变法后,就被通缉跑到日本去。他很多思想都是转手日本,向西方学习来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慈禧太后以牺牲中国人民权益的高昂代价,换取清廷的继续统治,而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反对沙俄侵占东北和清朝出卖领土为契机,把在中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提上了改造中国的日程。残酷的现实惊醒了章太炎的“客帝”梦,清朝统治者镇压义和团的卑劣手段令他愤慨,汉族官僚乃至市民对于外国侵略者的顺从态度,更使他吃惊。他在1900年出版的《訄书》初刻本内《客帝篇》上,写了严厉自责的一段批语,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国内人心产生巨大变化,在康有为的拥护者中间引起了很大动摇,连梁超等也在怀疑清朝皇帝是否可保。康有为大为恐慌,连续发文,力图论证中国绝对不可能实现民主共和,因而绝对不可以放弃对光绪皇帝的希望,以稳住“保救大清皇帝公司”。

    如何打破人们对清朝皇帝的崇拜,成为那时革命民主派的迫切任务,团聚在上海爱国学社里的一群革命者,他们设法控制《苏报》的编辑权,放出成串抨击保皇宣传的霹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

    革命党的革命思想又是怎么来的?这要回溯到义和团运动起来的时候。当时慈禧太后向列强宣战,上海、天津还有南方的一些知识分子,大概七八十个人,在上海张园自己主动组织了一次“中国国会”,完全模仿西方的做法,每个参加者都有选举权,而后投票依据票数选出谁是会长,谁是副会长。结果选出来票数最多的正会长———容闳,留美的学生;次多的副会长———严复,留英的。表明比较亲日的知识分子得不到大多数人相信了。中国第一次出现底层主动要求民主,张园国会宣言第一条便是不承认通匪(义和团)、出卖国家利益的伪政府———指慈禧太后在西安成立的是伪政权。

    这份宣言中还提出了一个引起争论的口号,就是要保救光绪帝来当新政府首脑。章太炎当时在会上便争论这个口号矛盾,一方面不承认满清伪政府,一方面又承认满清头目光绪皇帝。章太炎在1900年7月在国会上提出这个意见后得不到其它人的赞成,因而愤怒了,割了辫,改穿那种宽袍大袖,还给孙中山写了信。此信在香港一份讲革命的小报纸上注销来之后影响极大。后来,这被视为真正在中国提倡“排满”革命舆论的开端。

    章太炎属于江浙一派的革命党,此外还有孙中山的、两湖的,同盟会中共有三派,他们都同意通过暴力推翻满清政府,同盟会三派在反清上面是一致的。

    立宪派实际上不是一个派,他们只有一点是共同的———君主立宪,但对实现立宪后君主的作用,分歧非常大。康有为极端的矛盾,他希望光绪皇帝能够当中国的彼得大帝,用专制君主权力,强迫进行现代化;又希望光绪皇帝学习明治天皇,因为明治维新实际上是士人、留学生策划改革。另外,当时主张中国革命的人,也希望中国有一部宪法,但这部宪法应当是怎么样的呢?孙中山似乎赞成西方的三权分立,章太炎便不赞成。当时国会制度叫做代议制,章太炎专门写了《代议然否论》讨论代议制是否适合中国。他认为代议制度只会培养出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国会,议员都像皇帝,所以他称之为议皇。章太炎说,我们中国连一个皇帝都不要,难道我们中国革命之后要培养出千百个“议皇”?后来有人便讲 孙中山要搞三民主义,章太炎只要民族主义,是一民主义,我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事实,章太炎要求直接民主,要求老百姓都能发表意见,因为他本身是比较底层的知识分子,连秀才都不是。

     这种思想来源于生活和传统,当时的浙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地方。他特别强调平等的传统,因为他习惯清朝的考据学家们平等地争论,他特别欣赏这些东西。他在政治上是反对权威主义的。

     江浙立宪派张謇、汤寿潜在上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认为立宪是中国救亡图存的惟一法宝。那不是张謇一个人的说法。中国从戊戌变法开始,便开始出现新派思想家。一直到“五四运动”,中国有新思想,可谓有见解的,起码有一百个。

     武昌起义后,梁超拥护共和,康有为主张复辟。康有为办“孔教会”最主要是为了复辟清朝君主制度。辛亥革命后两次帝制复辟,第一次是袁世凯,第二次是张勋。两次复辟,鼓动军头反复辟的主要是梁超。张勋复辟时康有为是参与的,失败后跑到美国领事馆去,并在里面声称要将梁超革出教门。梁超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因此梁超和康有为的分歧越来越大。

    革命派内部思想分歧大了。比如说孙中山要平均地权,很多人不理解也不赞成,武昌起义的骨干就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后来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六十周年时,有人就批判他们革命不坚定,反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其实根本不懂得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何物。

革命之中的偶然必然

     如果清政府没有那么愚蠢,提前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一点点实行“十九条”的话,不会有四川保路运动,也不会有辛亥革命,当然也不会有全国性的各省独立。但历史是不可以假如的。历史可以假如的话,那么辛亥革命不可能发生了。

     辛亥革命看来是偶然的,但是偶然里面又有必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它的必然性。从当时的角度来看,武昌起义是在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地方,谁也没有想到的时间,谁也没有想到的一个力量,谁也没有想到的一种方式起来的,而且一起来以后,就引起全国的连锁反应,从而终结了清朝的统治。没有偶然就没有必然,所有的必然性都是通过偶然性来实现的。为什么叫它偶然呢?因为谁也没有想到被吸烟引爆的那个炸弹,竟点燃了全国的革命火种。后来起义者在回忆里写得很详细,说原来怎么组织,怎么弄的。我是不太相信他们的说法,当时实况绝对没有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严密。

    必然性都是通过偶然性来实现的。第一,随着各个省宣布独立,除了北京以外,满清政府只能控制北方的一小块地方。在1908年清廷搞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里面把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说成一样。武昌起义后他们把《钦定宪法大纲》抽出部分,变成《宪法信条十九条》,除了要保持清朝的君主体制外,答应立即实行议会民主。有的论者很赞美这“十九条”,却没有想想它提出的时间条件。

     第二个,就是满清政府的对策,未必很荒唐,但恰好证明了满清政府的愚蠢。不挨揍的话,他就不会搞这些东西,但是人家已经反起来了,你才想用这种办法把它压下去,基本上不可能。如果“十九条”早搞一个月,也许武昌起义不会有的。四川的保路运动会平息下来,就不会闹得那么凶了,最后清政府武昌的新军精锐部队不调出去,武昌不变得空虚的话,也许他们几个人也闹不起来。

    第三个,要承认革命力量的作用,那个作用在我看来是同盟会分裂以后,在湖北、湖南活动的都是中部同盟会,他们底下的一些机构,比如说文学社、共进会这些都是中部同盟会的分支,起义者都是大家不熟悉的,他们是下级的士官,正是他们成了历史的某一种动力。孙中山老是把起义放在两广边境,他不相信,在他没有指定的地方,在他没有活动的地方,居然会起义,还会成功。

    我刚才做了两个假设,如果清政府没有那么愚蠢,提前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一点点实行“十九条”的话,可能没有辛亥革命。但历史是不可以假如的。为什么呢?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它已经发生过了。

    如果“十九条”早搞一个月,也许武昌起义不会有,因为在这以前,一直要求开临时国会,要求组织责任内阁,清廷反对,认为侵犯皇帝的权力。底下各个省都成立咨议局,一直把它当成官僚机构的附属物,不承认它是一个地方议会性的东西。比如说当时的江苏咨议局是张謇,他希望把地方的咨议局变成地方的议会,但清朝不同意。清朝临近死亡了,才意识到如何做,这是没有办法挽救的。

    为什么中部同盟会最后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当时的独立跟光复会的活动有关系,光复会的活动主要在江浙一带,江浙也是比较早独立的,中部同盟会主要是在两湖地区,那么加上受他们的影响,包括长江领域这一带,长江领域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反清的革命运动最早讲起来是长江流域这几个省,很活跃。说辛亥革命是孙中山思想的成功?恐怕不见得。他的威信在某种程度上是清朝政府给他造成的。

     1911年辛亥革命发动的时候,孙中山在美国。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美国以后,孙中山以为像过去一样,就是大兵闹事,他不相信没有他指定的地方,没有他组织的力量,没有他搞到的钱,居然会起义,会成功。所以他找借口又从美国到欧洲转悠。以后一个月时间,十几个省都宣布独立,是他没料到的一个事情。

    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也可以说是偶然中的必然,因为他当时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其实是跟袁世凯讨价还价,当时南方的那批人逼袁世凯起来跟清朝政府决裂,但是袁世凯迟迟不肯这样做,所以把孙中山推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没有办法,哪有一个总统刚上来就说,只要你袁世凯赞成革命,我立刻让出来,各国第一任的总统哪有这样做的呢?他只做了几个月,没有什么权力。我当然不否认孙中山这个人,因为他当时被推成临时大总统有他的必然性,但是这个必然性要通过某种偶然性来体现出来。

    很多人认为要对张之洞重新估计,说他不是封建的,他其实是给辛亥革命准备了一个好地盘,准备了一个好的基础。像前面所说的张之洞预料不到新军们会造反,他是真心实意地要想挽救清朝的统治。但他的中体西用本身是矛盾的,把“体”和“用”分开了,体制不变,却要把西方好的东西拿过来为我所用,这是一厢情愿的办法。你东西拿过来了以后,就涉及到体制问题了。比如说组织新军就触碰到原来军队的体制,不能像过去完全独裁的体制,给兵一些钱,就可以替我打仗,替我卖命的,况且他不能再招农村那些不识字的兵了,所以他自己也得改变。另外,他在汉阳兵工厂搞新式工业,就涉及到不能由官僚控制,必须要找懂这一行的人去搞,否则搞不起来。此外,他搞教育改革,要改变过去的科举 。1903年清朝废科举后,全国知识分子的饭碗没有了,怎么办呢?所以张之洞要办新式学校,搞新式教育,变成未来各级官僚的预备。因为新式教育涉及到许多专业,不能不照顾到过去瞧不起的职业了,这样就会影响到社会结构,结果新式教育和官僚体制起冲突。所以我说张之洞很多东西,本来想要达到这个目的,结果反而达到了另外一个目的。

    武汉的藩库特别有钱,这也是起义胜利的一个原因。这跟张之洞办新式工业有关,加上两湖搞了税制改革,再加上张之洞其实老早就独立了,你比如说在八国联军来的时候,张之洞就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搞《东南互保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宣布东南这几个省,是清朝没有办法直接控制的地方。

    1900年时,盛宣怀帮忙穿针引线。张之洞他们跟驻上海各国的使节签订条约,说清朝政府向你们宣战,你们打北京时,我们不支持北京,也不侵犯你们的利益,但长江流域和两广这些地方不要打,后来各国的使节都同意了。所以八国联军全力去打北方时,就把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打跑了。皇太后跑到了西安后,张之洞马上就说我们天子蒙尘,你要什么东西,我给你送过去。慈禧太后在狼狈不堪的情况下,就对张之洞的印象特别好。中国的官僚体制,用简单的二分法是不好理解的,它是很复杂的。

革命之后的政治生态

    中国两千年的体制都是君主制,尤其是到明清,变成君主的独裁专制。这样的一个体制,那么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无论如何都再也变不回去了,像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失败了。以后谁想要做皇帝,只能用别的名义。

     关于辛亥革命的意义,有评论认为,它仅是赶跑了一个皇帝而已。我觉得这个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辛亥革命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两千年的君主体制被改变了。鲁迅就讲过,中华民国这块招牌得来不易。中国两千年的体制都是君主制,尤其是到明清,变成君主的独裁专制。这样的一个体制,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无论如何都再也变不回去了,像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失败了。以后谁想要做皇帝,只能用别的名义。第二,许多清朝不能说的话、不能做的事,到了民国以后可以做了。比如说清朝是严禁组织政党的,甚至严禁聚,但辛亥革命以后,就可以组织政党了。有人统计过,辛亥革命以后全国出现的政党有一百多个。可以组党,就意味着你有相对的言论自由,有相对的组织自由,有相对的思想自由。所以我们现在骂辛亥革命后那些军阀一个比一个黑暗,其实那些军阀包括后来的蒋介石,没有一个真正能够统治全国的,因此它会留下许多自由空间。比如说当时的几个军阀就非常支持联省自治,联省自治是模仿美国的联邦制,每一个省自治,然后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国家。甚至许多的知识分子,包括章太炎、蔡元培,都支持联省自治。这种东西在清朝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在民国初期是可以的。这种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是辛亥革命的功劳。

    辛亥革命给普通民众的生活也带来变化。一开始,一些旧的东西还在坚持,后来就坚持不下去了。比如说辛亥革命后剪辫子,不缠足了,男女关系也发生变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言论自由上也有进步,办报纸变成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全国除上海外,无论南方北方,一下子都冒出来很多报纸,这在清朝的统治下是不可能的。所以辛亥革命后,拥有相对的言论自由,相对的思想自由。还有教育,现在有很多人说要保护国学,恢复读经,我是坚决反对的。辛亥革命后,国民有读不读经的自由,教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教育不再是以“四书五经”孔孟之道作为核心。办学形式上,除官办学校外,私立学校、教会学校,还有各种专科学校等等都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辛亥革命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有很多的历史作用,我们还没有充分的估计。

 

 

 

发件人:"知原" <ctk3@qq.com> 2011-05-25 22:07:38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迁都:“新中原”PK旧“中原”

中国迁都:“新中原”PK旧“中原”

知原

    一、《南风窗》建议迁都“襄荆宜三角地带”南方窗》在2000年、2006年、2007年多次提议迁都,在2000年第10期《北京累了,迁都吗?》(作者:汤爱民)一文中建议迁都“襄荆宜三角地带”:

  “再过30多年北京将面临沙漠化的危机……中国未来的新都应选址在哪里?从大的地域来看,新都应选址在长江和黄河之间、汉水流域附近比较适中。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对比分析,笔者认为:由襄樊、荆州、荆门、宜昌4座城市相围而成的一片三角地带可为首选,我们可称之为“襄荆宜三角地带”。这块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气候温和、工农业基础雄厚、资源供应充足。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带处在中国南北和东西相交汇的地理中心,是联接华北、西北、西南、华东和中南地区的战略枢纽地带,开放性大,四面连通性好,真正据东进西出、南来北往之要冲,其独特的区位优势目前全国没有任何其他地带能与之相提并论。”

    二、另一著名的迁都方案——迁都南襄盆地

  在网上可以见到的最流行、最著名的迁都方案是迁都南襄盆地,这是由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和河南省新乡市民间学者秦法展共同推动的。

  秦法展在《作者解读<中国迁都报告>之一》一文中说:

  “过去对中国迁都诸多专家学者只是简单说说,泛泛谈谈,没有上升到理论的层面,上升到国家战略。本人在集中诸多专家学者提出迁都课题的基础上,通过两年多大量的研究加上自己的思考,将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比较系统地分析、归纳、疏理、创新,全面、深入、系统地提出和回答了“中国迁都”这一重大课题。2008年2月,我的这一研究《中国迁都报告》一书初步告成,但鉴于她首先是一部书(当时共13篇70节,24万字),章数多、篇幅长,阅读不便等诸多因素,于是我将其主要内容压缩成一篇1.5万字的《中国迁都南阳动议》的长篇文章,发给了胡星斗教授。该文章受到了胡教授好评,将其改为《中国迁都动议》,于是以我俩的名义在互联网上发表。该文发表以后,立刻引起媒体和网友广泛关注,迅速在国内外掀起一轮迁都舆论潮。”

    三、中国应认真考虑迁都

  北京当前面临着水资源严重缺乏、沙漠化等问题。现在,很多人把南水北调工程看成解决北京缺水难题的良方。但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2020年才能全部竣工,即使到那时北京可分得的水量也不过12亿立方米,与缺水30亿立方米仍然相差很远。何况,中线工程流经的河南、河北等省份都是缺水大省,如何分配这些水资源将会大有争议。现在,中国的沙漠化、荒漠化国土不断扩大,沙漠离北京越来越近,最近的沙丘离市区仅 70公里。而且,沙漠处在北京的上风口,一遇刮风,黄沙便直扑京城。前总理朱镕基对北京的沙尘天气一直忧心忡忡,眼看着沙漠在一天天地逼近,他感叹中国有可能因此而迁都。

  如果说中国古代早期定都在河南的郑州、安阳、洛阳、开封等地,陕西的咸阳、西安等地,是因为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自元、明、清三朝定都于北京,则主要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如元、清),以及汉民族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造成的(如明)。新中国定都北京则有接近当时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之意。但现今这些因素已不存在。

  北京地理位置偏北、偏东,易于受到攻击,也不利全国的平衡发展和统一。北京还是一座纯粹的消费性城市,即消费宝贵的经济财富。远离富庶的江浙地区和水资源丰富的长江流域,供养极其艰难。古时需要修建京杭大运河调江南的物质,现今则要搞南水北调调汉江的水,正如有人所说,与其南水北调,不如北人南迁,将首都迁往水资源、物质财富丰富的地区。

    四、迁往哪里?——“新中原”PK旧“中原”

  目前关于迁都后的新都选址五花大门,各地“抢都”之势一度如火如荼,“抢都”大战中明显占上风是中原派。为何偏偏是南阳?胡星斗说,南阳地处中原,是中国南北、东西的分界线,也是中国版图中心。如果定都南阳,能最大程度辐射全国,有助于开发落后地区,能起到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作用。

  “中原”主要指河南省,古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除了中国南北朝外,皆认为把中原纳入版图的王朝才是中国的正统王朝。中原自古以来就是主导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核心地域,是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在地。

  但是唐宋以降,东南地区逐渐成为天下财赋之所区,有所谓“天下大计,仰于东南”的说法。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也从“开封——长安”东西向轴线彻底移向江南地区,最终落在“杭州——苏州”南北向轴线上。文人学者提及“江南”一词之时,大多指称的即为东南地区。在历史上,江南是一个被文人墨客美化了的地区,它反映了古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

  在近现代,由于黄河流域的衰落,长江流域的开发,以及海权时代的到来,科技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重心更是集中在以上海为龙头,以江苏和浙江为腹地,由东部沿海地带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组成的“T”字型区域。笔者认为,由东部沿海地带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组成的“T”字型区域才是今日之中国当之无愧的“新中原”。

  由此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主张迁都南阳的以胡星斗、秦法展为核心的旧“中原”派是缺乏历史发展视野的,其思想还停留在古代。新都的选址应该以“新中原”为视野,并兼顾北方和西部地区。

    五、迁都襄荆宜三角地带的钟祥为最优选择

    首都的选址是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不仅仅要考虑经济因素,更重要的是还要考虑军事安全、地理中心、全国人口重心、资源分布等因素。上海虽贵为中国的经济龙头,但位置过于偏东,位于沿海,容易受到攻击,防守性也不好,万不可作为首都。与之相隔不远的南京虽然防守性好一些,也做过首都,但同样偏东,只利于东部沿海地带的发展,而不利于中西部的发展。

    而襄荆宜三角地带远离东部沿海,有利于国家建立军事上的多重防御体系,要安全的多。毗邻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四川,进可攻,退可守。又正好处于“T”字型区域——“新中原”的深入内陆地区的部分。中国是海洋国家,但更是陆地国家,迁都于此有利于以上海为龙头的海洋经济辐射到内陆地区,也有利于中西部的内陆资源输送到东部沿海地带。这一地区又基本上位于中国的地理中心,四面连通性好,据东进西出、南来北往之要冲,有利于节省国家管理成本、地区发展平衡和拉动全国的总体发展,从而有利于全国政治上的团结统一。

    而钟祥又地处襄荆宜三角地带的中腹,汉水流域的中游,如果说长江起到了贯通东西的作用,那么汉水则起到了兼顾南北的作用。这里水源充足、气候温和、资源供应充足,可以作为迁都到这一三角地带的首选。钟祥的客店镇地处大洪山风景旅游区,环境优美,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位置又较高,汉水和长江水淹不到,可以作为中央政府办公地的选址,中央领导的休闲地。

    钟祥在春秋战国时称之谓郊郢,是楚国陪都,明朝是全国三大名府之一承天府所在地,是著名的长寿之乡、旅游天堂,人杰地灵之地,迁都于此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六、以“水患”之说否定迁都钟祥是无理的

  许多人会以“水患”之说来否定迁都钟祥或其它一些大江、大河流域的中下游城市,特别是那些大坝下的城市,我认为这一说法是无理的。因为我们只要看看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就会知道,人类文明本身就是“依水而生,依水而发展”的,就是在不断的与“水患”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因担心水患而将首都定在远离大江、大河的地区是荒唐的,北京虽不担心水患,却严重缺水,需要通过抽干地下水、千里迢迢的南水北调这样的工程获取水。正确的作法是把首都定在大江、大河附近的高地,可以就近取水,水又淹不到的地方。

  另外,将首都定在大江、大河附近的高地,国家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治理水患,有利于这一地区的发展。国家可以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防止北京沙漠化,同样也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治理水患。水患需要的是治理,而沙漠化更需要的不是治理,而是人类减少对自然的过度开发,让自然得以自我修复。

    七、新都不应建成北京似的超级大都市,而应建成华盛顿似的宜居中小城市

    新都不应建成类似北京那样的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教育中心、交通中心等多中心于一身的超级大都市,而应建成像华盛顿那样的宜居中小城市,仅为政治中心。其他中心可以分散到全国的其他地方,经济中心非上海莫属;文化中心可以在郑州和洛阳选择,因为中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今日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祖居之地;交通中心可以定在武汉,因为武汉是“九省通衢”之地;科技中心可定在西安;军事工业、军事科技中心可定在重庆,因为西南是中国的战略大后方;教育中心可在襄阳、荆州、宜昌三地选择。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之初,著名建筑学家、北京市副市长梁思成先生就建议把首都建设成为类似华盛顿那样的,风景优美、高度绿化、最适宜人居住的旅游城市;其次,巴基斯坦建都的理念对我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60年5月24日,巴基斯坦通过了迁都总体规划,其中特别指出:“首都不应当是工业或商业中心,只应当是首都”,应该把新首都建成“一座花园和花的城市,使全城看起来像一块美丽的地毯”,即“花园城市”。

  而钟祥的客店镇恰恰具有这样的得天独厚的优势,风景优美,隶属大洪山风景旅游区,是最适宜人居住的地区之一。如果迁都钟祥,个人建议整个汉水流域应尽量少布置大工业,尤其是污染性企业绝对不允许建在这一地带,应将这里建成类似清江的山清水秀之地。
八、笔者关于迁都钟祥的思考过程

  早在2001年上网初期,笔者曾发表过一篇关于《如果有一天世界统一了,首都应该定在哪儿?》的文章,当年在网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并由此结交了一些朋友。

  2002年,我、鸿鹄和当前汉网的站长李理三人相聚在北京曾讨论过中国迁都的问题,我倾向于迁都南京,主要原因是南京靠近中国经济的龙头上海,有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相合一的态势,位于富庶的长江三角洲,是中国“T”字型发展战略的核心地带;鸿鹄倾向于北京,并于后来写了篇在网上流传很广的文章——《北京是中国无可替代的天然首都》;李理则说中国定都于以襄樊为中心的十字型的四个角之一最合适,他还说他专门到襄樊考察过。我当时听了李理的论述说,那不是在我家乡那里吗?他说,是的,那个位置比较好。

  后来网上逐渐出现了迁都南襄盆地、襄荆宜三角地带等等迁都论,南襄盆地和襄荆宜三角地带都属于李理所说的十字型的四个角。这促使我逐渐放弃了我以前的迁都南京的观点,转而思考迁都襄荆宜三角地带,乃至钟祥的观点。现越来越觉得这一观点合理、正确,随写此文以励同乡及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个人的一点参考意见。本人的QQ:171550578,欢迎加我探讨此问题。

 

 

 

 


发件人:"王 云" <wang9yun@yahoo.com.cn> 2011-05-26 22:33:27 +0800 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首先谈判才是正途

国共两党谈判才是正途

王 云

    前年以来,在美国一次又一次的对华摊牌威胁下,海峡两岸均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侥幸躲过战争。但仍然危机四伏,在美国不大可能改变对华摊牌战略下,美国最后的意图已经暴露,明摆着就是要利用台湾对华摊牌,近半年来的风平浪静仅是个假象,只是因为美国没有办法再去利用大陆周边各国,只能将最后的机会放在台湾上。

    因此,海峡两岸执政者都不能再等待,国民党与共产党应尽快举行统一谈判,舍此没有出路。台湾还想保持现状是不可能的事,必须让大陆进行改革,尽快为统一准备条件。

    国民党目前把赌注放在选举上是错误的选择,想想看,国民党是美国的对手吗?那些见不得人的手段,国民党能够应付吗?只要制造几起爆炸或类似台中市的凶杀事件,国民党就得下台,更何况还有甲流这种恐怖手段。国民党还要硬撑下去,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当然,国民党也可能选择一条邪路,就是伙同美国对华摊牌,找借口对大陆进行突然袭击,逼迫大陆让步,然后说服美国停战。这是异常危险的疯狂行为,相信美国无异于与虎谋皮,绝没有什么好事。

    拒绝政治谈判,将谈判的机会封死,却采取其它的手段,结果要么是内战,要么不会成功。在当前两岸都清楚美国图谋的情况下,国民党绝不能选择任何突然的政治袭击,先谈判才是上策。

    推动大陆改革,举行统一谈判,这是国民党可以做的事,至少还有希望。大陆并非铁板一块,无论体制内外,都有要求改革的力量。而且,大陆面临如此巨大的战争压力,已经到了必须改革、尽快改革的地步,温家宝总理去年7次呼吁政治改革,就是这种现实压力下的反应。只是大陆还需要再推一推,就会往前走了。目前能够再推一把力的只能是台湾,两岸的知识分子应该站出来呼吁国共双方就统一问题举行谈判,国共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条件。即便谈不拢,却可以形成动力,让大陆知道,台湾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形成推动大陆改革的动力。

    现在的局势已经明朗化,大陆如果不愿意为了统一而迁就台湾,进行新的政治改革,因此而导致台湾分裂和美国的对华战争,责任主要在大陆,而不在台湾,至少台湾已经尽力。出于要承担国家最终分裂的历史责任,大陆必定要有所改变。现在,仅仅是大陆民间的少数异议人士指出要让其承担责任,没有什么影响。但国民党提出解决方案,就完全是两回事,会形成真正的压力。

大陆异议人士对美国的战争阴谋保持集体沉默

这些人为了民主,已经发了昏

    大陆异议人士对美国的战争阴谋保持集体沉默,去年我用电子邮件向大陆知识分子揭露美国阴谋时,回应者了了无几,很多人为了民主,已经发了昏。民间目前的沉默等待是危险的,因为他们要么把希望放在两岸执政者身上,盼望国共有一方会采取主动,要么是在等待战争。民间应该清楚,无论一万种理由两岸都应首先选择谈判,而不是其它的手段。因此,既然大陆不可能主动改革,倘若国共某一方采取其它手段,都是不正常的。民间必须倡导国共双方立即就统一问题举行谈判,绝不能被动等待,否则极有可能出现我们不希望的结果。

    目前的形势证明,国共均没有选择谈判,意味着双方要么仍然是各自为战,各自应对美国的摊牌阴谋,要么是选择某种出人意外的战略,由于另一方没有准备,必然产生强烈抵触,随之后果难料。

    民间不应该将希望完全寄托于国共双方,应当了解长期历史上的不信任,又处于当前大陆体制复杂的内部关系下,国共是有可能做出错误选择的。抗战结束时,国共尚且能够举行谈判,目前极度危险的状况,双方却各打各的算盘,是不合常理的。民间不能再沉默,必须行动起来,呼吁国共双方尽快谈判。

    谈判可以秘密举行,以减少外界政治干扰和不必要的担忧。但倘若没有达到双方的要求,任何一方有权在自己认为适当的时候向民众公开谈判内容和分歧,只有这样才能在这种特殊时候证明自己的确已经履行责任,才可以向民众交待,也才能对历史负责。不要主观认定不会有什么结果,分歧也是结果,可以为此寻找解决途径。

    谈判应有双方都能信任的民间人士参与,以便为双方牵线搭桥、传达有用信息,做不偏不倚的中间媒介,有利于谈判进行。

    美国现在放弃利比亚战争的领导权,对叙利亚也没有采取动作,极可能又在酝酿新的对华摊牌阴谋,甚至于是需要在最近就要马上行动的计划,所以才暂时放过这两个国家。如果是这样,大难可能要迅速降临,所以民间要呼吁两岸赶快行动,否则大家都一起死亡。

    因此,目前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促使两岸谈判,以此推动大陆改革,让国民党有机会能够到大陆参与政治活动,国共联合起来应对美国对华摊牌,阻止美国继续寻找战争借口。谈判就会带来机会,究竟是谁不愿让步,究竟是谁在阻挠统一,究竟是谁在害中国人民,究竟是谁在挡住中国前进的步伐,究竟以后要由谁承担历史责任,让两岸民众都看清楚,人民和两岸执政者才有选择更好行动的充分理由。否则,一定会被美国利用各个击破,挑起战争。国民党必须改变僵化保守的战略,尽快与大陆谈判真正适合的统一方案,谈判怎么联合应对美国对华摊牌,台湾才能得到生存的机会,才能拯救和平。

    民间不要认为国共双方一定会选择理性的方式应对美国对华摊牌,要认定只有先谈判才是最理性的,双方以后要采取什么行动也才是可以理解的。民间不能再沉默,要呼吁国共尽快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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