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网编者按:每天编辑天南海北的来稿,不由得生出“众说纷纭”的感觉,篇篇文章作者都言之凿凿,但仔细一想也不尽然。如本期红瓦先生的《中国社会保障的黑幕》一文,思考的方法就十分有意思。一个没当过总理的人,要想理解总理比较难,要想取代总理就更不容易。不管怎样,众说纷纭还是好现象,如果象埃及和北非国家那样就更麻烦了。年已经过了,还是回来好好干活吧。]

众说纷纭的年代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1年2月10日

目录

特稿

横舟:反孔与尊孔的时代特征

横舟:百舸争锋的大军论坛与一枝独秀的“仲氏理论”

经济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世界经济走向何方

吴辉:致周小川同志的一封信

红瓦:中国社会保障的黑幕

贡森:控制人口择高弃低会加剧城市病

迟福林: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吴克明:城乡一体化的趋势与挑战

朱永嘉:为俞正声和韩正的讲话拍手叫好

伊斋:印度和中国的真正差距

崔永元:美国部长的邻居

蒋保纬:网络出版对传统出版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黄震:高学历的包身工

沈联涛:GDP不等于生活质量

孙晓菲:中国核电产业起飞在即

边军:走近神秘战机J20的研制团队

国际天灾研究会:2010年国际天灾研究会年终总结

李继宏:也谈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

李志题:回不去的故乡

杨晓陆:评《新京报》及其记者刘铮的转基因崇拜

丛亚平:贸然推动主粮转基因化将是亡国之举

易富贤:就计划生育致湖南省委书记、省长的公开信

政治历史文化

郑永年:自我“给力”的中国利益集团

陆克文:变革中的中国与世界

马凯硕:亚洲已受够了西方的借口

约瑟夫·奈:虚拟实力的现实

宋鲁郑:埃及革命何以必然失败?

王云:对华摊牌不是精英的闭门造车

戴旭:中国空军上校震惊国人的演讲稿

张绪山:钱学森之问

向东: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答金复新

纪苏:发展还是纵欲?

石康:马克思主义不能满足帕累托改进

高锋: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创始人尼尔斯·卡莱比

孙中山:《走向共和》结尾的演讲词

中评社: 谁在蒙古国煽动反华?

刘昶:中国现代化的多重历史视角

刘昶: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江南研究:问题与思考

乔舒亚·雷默:不可思议的年代

万润南:我的学长胡锦涛

蒯大富:岁月流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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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11-02-02 15:56:05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徐剑" <thxj2008@163.com>, "施晓俞" <starkling@163.com> 抄送:标题: 稿件

百舸争锋的大军论坛与一枝独秀的“仲氏理论”

横舟

    [仲大军,1952年出生于山东济南,系仲由(字子路)第75代孙,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先后在新华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后为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总裁。著名政经学者,社会、哲学家。]

    大军理论论坛,以其一花独秀的王者之气,独霸民间理论论坛,并形成了她独有的风格和学术氛围。她集华贵、艳丽、庄重、沉稳与一身,又带着锋芒和扎手的利刺。学术的深邃和思想的锋芒,绽放着时代的色彩,使当代的文化和知识像在园林里成长。

    长期以来,大军就是这个园林的园丁,贫瘠中浇灌着富丽的花圃,就像穷汉养育着娇子一样,省吃俭用的为了自己的心愿无偿的奉献着,娇惯着自己的那一窝幼苗儿。为他们经历痛苦,为他们历尽风寒,为他们呕心沥血,为他们遮挡风霜,为他们踏浪逐波。使之成为理论界不可多得的舆林奇葩。

    大军论坛是目前国内外中文理论论坛中,唯一的一个兼收左、中、右、极左、极右思想为一体的网站,他不排斥任何有闪光的思想,不排斥任何有争议的妙想。不扎堆,不抱团,不搞小集团,没有利益共同体,直面言论的广泛性,思想的深刻性。而论坛本身却一直深陷在缺乏经济性的困境中。

    与此同时,仲氏的理论路数也独具一格。他以经济研究为主,政经研究为辅,兼蓄社会文化和古代哲学以及他的新道统理论。最近,读了一篇仲氏新作《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不臣不仕》:“不臣不仕并不能被机械地理解为不去朝廷做官,不向君主称臣,而是而要做一个有独立人格、不从属、不附庸的人。即使你在朝廷做官,也是一个有个人意志、尊严和品格的人。这种理念与西方社会的人人天生平等、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平等人格一样,超越了当时的封建等级社会,使春秋社会诞生了一群摆脱了君王精神统治的知识群体,从而诞生了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从当年匍匐在君王的脚下,到直立起来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孔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此,中国一批具有高尚人格的正人君子站立了起来。”

    由此可见,圣人也是人,也有一个自我心路演变的过程。圣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高深的思想意识也是要有一个成长和变化的过程。通过这些对于国家和社会有影响的圣人,来改变我们的社会,改变我们的群居人群,改变我们的生活。

    仲氏又一次堂皇的提出新“道统”理论,使人们不得不回头看看,回头思索。天地一统,是有变化的;天人一统,是有变化的;君臣一统,是有变化的,臣民一统是有变化的……正所谓人类社会大同,这里的大同,是指人类社会整体的和谐。仲氏的新道统哲学渐渐顶出的尖角,裸露着“儒行”的端倪,不知后续该当如何展示,看来世人必将又要有一番争议了。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11-02-03 21:21:37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稿件

反孔与尊孔的时代特征

横舟

    在中国儒学史上,自从儒家学说诞生那天起,就存在着反孔与尊孔的问题。细读孔子的文章,反复研究其思想,有些精辟之极,可以说是字字珠玑,句句真理。有些又是荒诞不径,践踏人伦,简直是在胡言乱语。其理论本身又是没有同一的逻辑准则,各种观点交叉在意起,有些还对立性极强。一方面渲染人性,一方面又强调专权;一方面渲染仁爱,另一方面又强调纲常。总之,纵观历史上的各派说法,反有反的道理,尊有尊的说法。

    那么,我们就看看在历史上都是那些人在反孔,又是那些人在尊孔呢?反孔的首先是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的乌合之众,之后效仿的有学者、也有皇帝。尊孔? 木捅滤盗耍寮业耐阶淮笈噬稀Q

    尊孔的和反孔的打了几千年,谁也说不清楚自己尊孔的理由,谁也讲不清楚自己反孔的道理。于是,就有人开始研究这些尊孔与反孔的人,他们为什么尊孔?他们为什么反孔?于是,就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尊孔的人享受意识比较浓重,反孔的人变异思想突出。

    历史上法家,及秦始皇、朱元章等人,包括例朝例代的造反者,都是以反孔为由头儿达到自己目的的。而那些尊孔者,大多是享受型,或者说是沽名钓誉型。象汉武帝,及董仲舒,以及后世的程、朱之流,他们尊孔是要享受人间富贵,延续他们的腐败生活。

    总结起来,一句话,反孔的都是有变革意识的人,尊孔的大多是腐败生活比较严重的人。深入的研究一下,还真有点是那么回事。那些历史上所谓的大儒,那一个在生活上和人品上不是名声狼籍的? 于是,我们就发现了当今儒学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儒学经过历史的演变,已经在无形中成为了一块试金石。说是试金石,到不如说是氧化剂。因为,它不可能试出来谁是金子,到是各路人的品质和思想都在尊孔或者反孔的问题上表现出来了。

    而今社会,尊孔的大多是腐败分子,他们为了守成,延续腐败的生活,需要孔子的神明来保佑。反孔的大多是激进分子,他们不满现状,要求社会变革,追求新的生活。这真是儒学也在与时具进,孔子的历史作用也在不断的发展。学问以外,又有学问,社会发展谁也阻挡不了,如果孔子在天有灵,不知道此时会作何感想?

 

 

一组经济新闻

 

北京旱逾90天 首引黄河水解困

东方日报

 2011-01-29

    华北、黄淮等地持续干旱少雨,其中北京已连续九十多天没明显降雨,创三十年来最长时间无降雨量纪录,全市九成麦苗接近枯萎。因水库蓄水量减少,当局决定首次引用黄河水注入北京的水库,以解燃眉之急。

    北京市气象台统计,当地已三个月未有明显降雨。最近一次降雨,已在去年十月二十四日,降雨量仅七点三毫米。虽然京城曾经降雪,但历时短,且水量不足。市水务局表示,北京可利用的水资源逐年减少,其中官厅、密云两大水库的蓄水量,只有十二亿立方米,不足全市民众半年用量。

    地下水年降1.2米

    此外,北京地下水也以年均一点二米速度下降,无助缓解缺水问题。北京当局为解决未来五年用水问题,除自河北、山西六座水库调水,今年河北还多一座水库会向北京供水。此外,当局今年将首次启动「引黄济京」工程,黄河水将直接调入官厅水库,预计每年引入三亿立方米。

 


上海家乐福一线员工12年没涨工资

工资不涨,民富成幻觉

时代周报

2011-01-29

    “上海家乐福一线员工12年没涨工资”,这件丑闻在前几天披露出来。当时,正好赶在上海召开“两会”,一时间,代表委员们群情激愤,对准上海家乐福进行一番谴责。同时,又把工资集体协商到底如何有效推进摆上台面进行热切讨论。

    “原地踏步”就是“逐年退步”

    12年的确太久,要知道,这期间,上海最低工资翻了3.45倍,上海人均GDP也至少翻了3.09倍。而在物价上涨的语境下,家乐福员工“原地踏步”的工资,实际是在“逐年退步”。此情此景,自然让上海家乐福六千员工深感心伤,但又很无奈。毕竟,在强大的外资面前,作为劳方,他们根本没办法站着来把工资协商解决好。

    劳方无法与资方平等进行工资谈判,原因最简单不过,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为他们撑腰。以前人们经常声讨外企不建工会,但是,上海家乐福是拥有工会的,不过,这样的工会又形同虚置,根本没能成为员工维权的娘家。这种在与资方进行博弈中的工会失语,再次证明很多企业的工会不过是资方的摆设。

 

涨工资不如给中小企减税

信报 阮纪宏

2011年1月26日

    在工人回乡度岁前夕,广东等四个省市率先宣布调高最低工资,从挽留工人的角度看,这是传递一个强烈的信息,春节后的工资肯定会涨;从政府的角度看,这是落实中共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建议。然而,对工人和对社会来说,涨工资未必能做到标本兼治。

    政府从陈义上讲要为低下阶层谋福利,从经济发展角度要扩大内需就需要提高工人收入,从管治角度讲要维持稳定。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再不大幅涨工资,工人实在难以为继,但这里讲的工人是指中小企的低技术工人。从几个数字可以说明,最低收入的两成工人工资占整个居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而最高的两成则越来越大。居民收入增幅低于GDP的增幅。国有企业的员工人数占全国劳动人口的八个百分点,工资却占了五到六成。广州调查幸福感指数,感到幸福的头二位是公务员和国企员工。

    但工厂老板已经在埋怨工人工资过高,而且还请不到人,很快就会因为无休止的涨工资而无法维持下去。各种因素纠结到一个点,不该涨工资的国企员工可以一涨再涨,该涨工资的中小企员工,老板却没有能力给他们涨工资。结果是中小企的生存条件逐步下降,形成大批工人失业,也会造成社会不稳。

    既然无论从任何角度讲都要提高工人收入,其实中小企最大的负担不是工资成本,而是税费,只要把税费降下来,老板就会有提高工资的空间,给工人涨工资,加福利,工人的工作热情和产量都会提高。政府是完全有条件降低税费的,因为过去多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幅远高于GDP的增幅,而且行政开支更高达三成多,完全有条件可以压缩,北京市政府说今年不买新车,完全是风凉话,因为该买的已经都买了,再买就要给清洁工买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再信誓旦旦的说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但可惜今年是中共换届前一年,一切变革都有可能因为领导人的更迭而拖延,因为即将离任的不会冒很大的风险,即将上任的又没有实权去推行改革,而且搞好了是前任的功劳,搞不好为自己开局带来麻烦,一般都会静观其变。在这样的形势下,工资改革将会继续是雷声大雨点小,又或者是应付当前的小打小闹改革。

 

港人移民海外十年来最低

早报导读

2011-02-07

    香港综合电数据显示,香港人移民海外处十年来最低水平。 据新华社报道,香港保安局数据显示,去年约有7200名港人移居海外,与2009年相若。移民人数自香港回归后开始逐步回落。有移民顾问表示,这种现象与欧美地区经济持续疲弱有关,也反映港人对大陆、对香港信心增强,不少留学生更愿意返回大中华地区发展。

  保安局综合驻港领事馆及无犯罪纪录证明书资料估算,过去10年香港移民海外人数,由2001年约1万零600人,跌至去年的7200人,与前年相若,维持十年来最低水平。当中热门移民国仍以美国为首,有2900人;其次为澳大利亚及加拿大,分别有1800人及900人。

  香港移民顾问关景鸿表示,美国虽然仍为港人移民目的地首位,但事实上去年数字仍在反映约十年前的申请,并且以“家属团聚”为主;而欧美经济持续疲弱,美国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经济疲弱,至今仍未复元,失业率高企两位数,申请移民的门槛也有所提高,人数减少并不意外。

  关景鸿分析,香港回归大陆已有13年多,港人对大陆、对香港的信心明显增强,到外国留学的香港学生,更愿意返回大中华地区发展。他认为:这些香港学生同时掌握中西方语言文化,读完书回流发展更为有利,这类个案十有六、七。

  至于多年来移民澳大利亚人数未有明显下跌,关景鸿认为与当地移民门槛较美加为低有关。“澳大利亚投资移民门槛约为25万澳元(32万新元),加拿大则需160万加币(206万新元)。”此外,澳大利亚对待留学生的政策较宽松,只需于当地找到工作即符合移民资格,亦是移民人数靠稳的因素之一。

  据香港媒体报道,在过去三年,香港政府保安局共接获4099件加入中国籍的申请,71%获得批准,仅去年就有729人成功获批入籍中国,超过八成人原属印度及巴基斯坦等国。

 

 


发件人:"金煊" <ta997@hotmail.com> 2011-01-29 15:18:2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标题: RE: 劳工歌曲若干首。好歌大家唱。

劳工歌曲若干首

28 Jan 2011

复辟年代

透过一个加班女工布满血丝的眼睛,透过地摊小贩四处逃散的无奈,

透过站在楼顶上讨要工钱的人们,透过五环外的出租房重新看看这城市,

透过若干年前那个收容的制度,透过落叶一般从机器上掉下的手指,

透过黑色矿井下生死未卜的人们,让一切虚伪和不公都统统地滚吧。

城市到处在叫卖欧洲般高雅的生活,叫卖彩票和超女这些海市蜃楼般的梦想,

叫卖他们的欲望和那些令人致幻的包装,叫卖我们这些廉价但经久耐用的商品。

别以为这个世界就注定只能是这样,别以为贫穷的人们就可以轻易被抹杀,

别以为你们的把戏真能将人给糊弄,让一切虚伪和不公都统统地滚吧!


在这里打工

词:民谣

远看这里象天堂,近看这里象银行,到了这里象牢房,不如回家放牛羊。

各个都说这里好,各个都往这里跑,这里挣钱这里花,哪有钞票寄回家。

年年打工年年愁,天天加班象只猴,加班加点无报酬,天天挨骂无理由

碰见老板就低头,发了工资摇摇头,到了月尾就发愁,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头

都说这里工资高,害我没钱买牙膏,都说这里伙食好,青菜里面加青草

都说这里环境好,蟑螂蚂蚁到处跑,都说这里领班帅,各个平头象锅盖

在工业区的臭水沟旁,一个穿着牛仔裤、拖着行李的姑娘,

步履蹒跚、满脸忧伤,她说工作时间很长,流水线太忙太忙,她的双腿已经站得肿胀。

在生活区的大马路上,一个穿着布鞋、提着行李的小伙,埋头苦思、孤单凄凉。

他说工作很累很强,人像台机器不停地转啊,他年轻的双手已经老茧斑斑。
 

唱支歌儿解忧愁

黄河滔滔它向东流,老子进城就盖高楼,盖起高楼给别人住哟,老子唱歌来解忧愁。

唱起歌儿就想起了家耶,老婆孩子热炕头,家里盼我把钱来挣哟,老子的工钱你别拖。

城市有着大工厂,经常加班到深夜,产品送到外国去呀,留下许多伤和痛。

流水线它不停流,把那青春都带走,轻轻地来也轻轻地走,留下繁华在身后。

我们到底算什么呀,最终我们都清楚,我们是留下还是走,最终不由你们做主。哎嘿——

 

 

 

发件人:"hua li" <hihualee@gmail.com> 2011-02-02 16:15:59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标题: 中国兰州、福州、六盘水等地相继爆发恶性通货膨胀

兰州、福州、六盘水等地爆发恶性通货膨胀 

摩天岭

2011-01-31

    天晴了,温度回升了。但是,随着新闻:中国市场成品油涨价时机已经成熟的报道,和春节的临近,从2008年以来暴涨的物价,并没有随着天气的转暖而趋缓,反而由算术级数向着几何级数过渡。居民恩格尔系数所占工资收入比例大大超过了国际标准,只能预示着,居民生活水准的持续下降,虽然这并不是我们的预期。

    两周来,物价以惊人的速度飞涨,已经超过了理性,也没有什么调控措施可以抑制它的过度增长。 晒晒兰州市场的饮食价格,就可见其一斑。用不着一一举例,仅举常见品种,即可知大概。如果从2008年的价格计算,涨幅远不是那么简单。

         今价          2008年价格

韭菜,4元上涨到6元          1元
韭黄,4元到8元            2.5元
牛角椒,1.3元到3.5元         o.8元
陇椒,4元到8元            2.5元
菠菜,1元到2.5元           0.8元
蒜薹,4元到6元,           2.5元
西红柿,1元到2.5元         0.6元
圆茄子,1.5元到3元           1元
芹菜,0.5元到1.2元         0.4元
白萝卜,0.8元到1.2元        0.5元
胡萝卜,0.6元到1.5元        0.4元
黄瓜,1.5元3.5元 1元
鸡蛋,4元到4.8元,         3.2元
菜籽油,5元到6.3元         4.2元
牛肉, 18元             10元
羊肉 16元             6.5元
猪肉 12元             7.5元
鸡肉 9元               5元

   此外,米面涨价幅度达到50%。

    如果已退休员工按三年连涨30%工资计算,蔬菜饮食价格上涨幅度达到平均80%,加上房价、油价、水电气的涨幅,工资涨幅低于物价涨幅至少30%。也就是说,恩格尔系数在所有支出中,至少占30%以上。足以证明居民生活水准实际在下降。媒体所谓感觉幸福的人群占60%的说法,恐怕统计数字局限于大都市垄断企业员工、公务员、高薪事业单位这一块。回避了真正的民众群体。所以,其可信度值得质疑!考究物价如此飞涨的原因,应当是多方面的。

    第一、十年间,中央银行多发行了63万亿人民币,而增加的商品生产的实际价值仅及其一半,怎能不引起持续的通货膨胀?第二、房地产业,上游资源和能源在垄断形式下十年来至少上调价格5次,每一次都会引起下游产业链的普涨形势,造成货币贬值,价格抬升。

    第三、趋于缺乏理性的城市化进程圈占了城郊的几乎所有的蔬菜副食基地,造成城市蔬菜副食的供应紧张;而天价的高速公路过路费,持续上涨的交通运输费和各种新增的税收,又加大了物资调运交流过程的成本,物价怎能不抬升?

    第四、和温州地区一样,在制造业、农业持续因原材料和农资涨价的前提已无利可图的情况下,企业主转而投资煤炭、股市、房地产;农民则干脆放弃菜园经营,转而经商、打工,自然货源匮乏,价格抬升。

    第五、国家并没有足够的储备和准备来应对通货膨胀的形势,如汉武帝平准一样,用充足的库存来冲击市场,平抑物价,保证物价的均势。第六无论政策还是法律,都以市场经济为借口,对投机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此次调控物价虽然着力于打击霸市,非法牟取暴利行为,但是仍重在蔬菜副食供应方面。对垄断、对房地产则豪无触及,此所谓抓住了芝麻,丢掉了西瓜,怎能从源头上有效抑制物价飞涨?因而,在目前的经济格局下,所谓保持GDP持续以8%的速度增长,事实只能靠物价递增来完成,这就是通货膨胀形势将持续的根本原因。

     福州:

韭菜,4元
韭黄,8元
青椒,8元
蒜薹,8元
西红柿,3元
芹菜,4元
白萝卜,0.6元(政府限价)
胡萝卜,2元
黄瓜,3.5元
鸡蛋,5.4元
白菜,0.8(政府限价)

六盘水29日价格:
小葱 5元/斤
大葱 3元/斤
蒜叶 5元/斤
蒜瓣 10元/斤
黄瓜 8元/斤
蒜薹 18元/斤
青椒 8元/斤
豌豆米 10元/斤
豌豆瓣 8元/斤
白菜 2.5元/斤
香菜 1.5元/把
土鸡 15元/斤
五花肉 14元/斤
猪里脊 18元/斤
猪肚 25元/个

    出租车20元起步 平常5元/2km。六盘水平均工资不超过1500元。

 

 

 

发件人:"hxsn" <hxsn@vip.163.com> 2011-02-08 22:45:5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湖南卫视播报湖湘三农论坛新闻发布会实况

2011:世界经济走向何方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2-7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预测称,发达国家债务高峰期将出现在2011—2018年,2014年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升至9%,政府债务超过100%,比危机前高35个百分点。在债务危机面前,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前景并不乐观。而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12月26日发布的2011年《世界经济黄皮书》预测,2010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8%,全球经济已经走出衰退。2011年世界经济走势如何,是否出现“二次探底”成为各方猜测的焦点。

世界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

  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已经成为二战后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究其原因有不同的归纳,有“制度说”、“政策说”、“失衡说”、“货币说”、“监管缺位说”等等,不一而足。在各种“学说”当中,“失衡说”的迷惑力最大。

  美国经济学家布雷特·斯旺森认为,美国经济的问题缘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失当,而不是什么“全球失衡”。但美国却一向坚持以我为中心的思维逻辑,认为只有美国经济好,世界经济才能好,因而要求世界各国配合及服务于美国经济,并以美元为工具转嫁危机,制造全球麻烦。当今的时代正在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只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和繁荣起来了,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才能真正的发展和繁荣。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指出: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时代的巨变,必须去顺应、去参与而不是逆潮流而动。

  尽管对危机根源认识难以调和,但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挑战,各经济体较为步调一致的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推行经济刺激计划。反危机措施起到了阻止了经济“自由落体式”下滑的作用,从2009年第二季度起,主要国家的实体经济先后出现了复苏迹象,世界经济开始“触底反弹”,主要依据是恐慌指数(VIX波动率指数)已经下降,表明投资者对后市的恐慌程度开始降低;企业投资欲望开始增强,银行惜贷政策有所松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持续回升;消费者信心开始回暖;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开始下降;股市在波动中反弹;一些国家陆续上调利率或制定了部分“退出”计划。上述七个初步变化表明世界经济开始迈入“后危机时代”。

“二次探底”说事出有因

  世界经济“触底反弹”,从衰退阶段走向恢复、复苏阶段,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二次探底”说?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首先,此次世界经济衰退不只是周期性衰退,而是伴随着结构性衰退,因而世界经济的复苏依然是弱势复苏、不稳定复苏、贫血性复苏,“危机后遗症”并未完全消除,世界经济与G20所期待的“强劲、持续和均衡增长”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世界经济将在U型复苏底部持续运行2年或3年才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且一系列支撑2010年上半年世界经济超预期复苏的短期利好因素逐渐式微,前期扩张性政策的刺激效果转弱,因而世界经济总体表现2010年下半年不如上半年。

  其次,世界经济缓慢复苏的局面尚面临高失业、产能过剩、市场保护、消费低迷等众多障碍和挑战。发达国家拉动经济增长动力显得不足,就业市场不见起色甚至恶化。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金融危机造成美国850万人失业,现只解决了100万人的就业问题,要将美国的失业率降至6%以下,尚需4年或5年的时间。世界劳工组织发表的《年度就业报告》也指出,全球就业率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尚需要5年的时间,比原先的估计延长了两年。各国纷纷通过扩大出口创造就业机会,因而国际贸易和汇率摩擦加剧,对全球经济复苏构成威胁。

  再次,世界经济步入复苏阶段后,国际合作与协调的意愿同G20伦敦峰会、匹兹堡峰会和多伦多峰会相比明显弱化。主要经济体政策由“同舟共济”、“求同存异”转向“各扫门前雪”,导致国际合作的政策摩擦增多,影响了贸易、投资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

  最后,由于在危机时期,政府债务替代民间债务造成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公共债务大为膨胀。突出表现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增长与危机,多个成员由于过度举债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与日俱增。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政府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分别为9.3%、11.8%和11.4%,远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的上限,三国的主权债务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5.2%、63.7%和59.5%,也都接近或超过欧盟规定的60%的上限。希腊依靠自身的财政力量难以偿还到期债务,陷入了债务危机的漩涡,削弱了欧元区的凝聚力及欧元的吸引力,搅动了欧洲乃至全球汇市与股市。基于上述原因,“二次探底”或“双谷衰退”的呼声不绝于耳。

 “二次探底”说的概念及假设条件

  “二次探底” 说涉及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国际金融“二次探底”,亦即欧洲主权债务风险浪潮触发第二波全球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与金融危机有着内在的关联。反金融危机措施是触发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多种因素。金融危机的主体是银行,表现为银行流动性不足,债务危机的主体是政府,表现为政府无法如期偿还到期债务。

  除希腊和爱尔兰外,欧洲部分国家确实也存在着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因而成为人们关注的“债务危机潜在国”。但是,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救助希腊的方案,资金总额为1100亿欧元,以及欧盟出台7500亿欧元救助计划,向市场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欧盟和欧元区不会让任何一个成员国因债务危机而倒下。从欧盟内部看,在公布了7500亿欧元救助方案后,许多国家纷纷开始紧缩银根,加强金融监管,防患于未然。德国政府决定在2011—2014年的4年间将削减财政开支816亿欧元,英国政府在2011—2012财年内将削减62.5亿英镑的财政支出。在上述情况下,希腊和爱尔兰主权债务危机促发全球系统性风险的概率不大。标普公司早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不久就指出主权信用风险对欧洲一些国家显得紧迫,但对其他国家却并非如此,主权信用风险尚未在全球凸显。西南欧国家的债务困惑和危机在年内难以演化为全球性的主权债务危机,触发新一波的全球金融危机。

  第二个概念是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2010年9月20日宣布,美国经济衰退始于2007年12月,止于2009年6月,历时18个月,今后如果经济再次下滑,那就标志着一场新衰退的开始,而不是2007年12月开始的这场衰退的延续。

  世界经济“二次探底”说存在两种假设的可能:一是世界经济步入初始复苏阶段或者是从复苏阶段走向繁荣阶段期间,由于主权债务危机、经济刺激计划和优惠政策“退出”以及出现其他重要因素导致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被中断,继2009年之后再次陷入负增长。二是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世界经济年增长率在2.4%以下,即意味着世界经济衰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2009年10月开始已多次上调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从3.1%上调至4.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2010年秋季《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一方面强调全球经济放缓,一方面又将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从4.6%调升到4.8%。究其原因主要是基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比早先的预期更为强劲,欧盟和欧元区经济表现好于早先预测的零增长。由于美国等经济增长放缓、一些国家不同程度地退出经济刺激措施以及欧洲各国实施财政“瘦身计划”,2010年世界经济的四个特点可以得到较为肯定的预判:一是发达国家复苏缓慢且不断冒出新问题、新麻烦,但2010年仍有望取得2.7%左右的增长,不会重回“双谷衰退”。二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增长更加强劲。2010年非洲和拉丁美洲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5%和5.5%。三是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世界经济重心正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四是2010年世界经济持续恢复、复苏,既不会呈现负增长,也不会低于2.4%以下的“衰退线”,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超过4%。

依然存在再次滑向衰退的风险

  2011年世界经济仍面临两大主要风险,一是全球主权债务风险与危机。全球主权债务规模将从2010年2月的36万亿美元增至2011年底的49万亿美元,如何防止爆发系统性风险及债务危机依然是世界各国需要高度警惕的事情。二是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QE)常态化的政策选择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了新矛盾、新风险、新博弈。美联储通过大量印发美元,促使美元贬值和制造通胀,刺激出口,创造就业。然而,货币贬值获得的短期出口优势,很快被其他国家采取的类似政策所抵消,形成各国货币竞相贬值。

  在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愈益加深的情况下,真正爆发贸易战和汇率战虽然并不容易,但局部小范围的冲突难以避免。在中美和美欧之间贸易和汇率摩擦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贸易和汇率摩擦将是一场长期的利益博弈,中国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切不可被美国推迟发表“汇率报告”或者国会中期选举后美国将放松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等所迷惑。

  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及发达国家继续维持“超低利率”政策,造成新兴市场国家通货膨胀、资产泡沫以及储备美元贬值。如何制衡美元超发及“热钱”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各方面提出了许多具有争议的设想,包括建立一揽子货币金本位制度;建立超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建立区域货币联盟;建立“资金池子”;等等。在上述倡议中,有的难以实现,有的尚需研究。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必须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入和流出的严格监管,警惕“热钱”大进大出引发新兴市场国家爆发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如果在复苏时期,新兴市场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对面临的主要挑战处置不当,世界经济依然存在再次滑向衰退的风险。
 

 

 


发件人:"cao jun" <skylink2001@gmail.com>  2011-01-29 14:41:22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徐剑" <thxj2008@163.com>, "吴庆" <wuqing@drc.gov.cn>, "申闻捷" <wenjie.jp@gmail.com>, "胡星斗" <huxingdou@gmail.com>, "余晨扬" <ycy3918@vip.sina.com> 抄送:标题: 转发: Fw: 就“印钞综合症”致周小川同志的一封信--吴辉

就印钞综合症致周小川同志的一封信

吴辉

    吴辉,男,39岁,独立学者。1989年毕业于湖南农业大学资环系。长期研究资源问题,并且把资源学的方法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获得了许多原创性的见解。2007年7月发现了美国人向中国大肆印刷钞票的阴谋,发出了“抵御美国经济侵略”的呐喊,并幸运地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随后,《外汇掉期交易严重威胁金融安全》、《论中国投资公司的战略选择》两篇文章分别得到全国人大、胡总书记办公室的批示。现致力于扭转人民币绑定美元的货币政策,以求从根本上摆脱美国对中国的奴役。

尊敬的周小川同志:

    如果把您的血抽出来,再灌一些水进去,您会是什么感觉?血能携带养分,濡养全身。水不能给肌体带来养分,把血抽了再灌水,会造成肌体的电解质紊乱,给身体造成严重的危机。我们国家就正在经历这样的危机!能满足人民生存需要的货物,被“出口”给美国人,我们得到的却是吸血的“钞票”!周小川同志,国家危在旦夕。

     如果想避免国家走向动乱、解体和毁灭,则必须扭转当前这个错误的方向!没有人站出来说,就让我来说!

一、背时倒灶的货币政策

    央行“储备”美元,相当于给外国人——白白——印刷钞票!这是一个背时倒灶的货币政策!出口商把鞋子卖给美国人,美国人给我们的出口商美元,出口商拿了美元找央行换成人民币。出口商获得了人民币,就会向老百姓购买实体财富。那老百姓向出口商卖出实体财富所得到的人民币,购买什么?显然,应该购买出口商所提供的服务。因为货币是一张借条,是买方向卖方开出的借用实体财富的借条。出口商借用了老百姓的服务,给了老百姓钱,老百姓用这个钱就可以向出口商讨还服务。

    出口商出口鞋子,得到了美元。这个美元可以从美国进口东西,老百姓服务出口商所得到的人民币,应该购买这个美国货。这样出口商和老百姓之间,才会是有借有还,才会是平等互利的交换。但现在出口商从美国赚来的美元不能进口。这个美元被央行储备,买了美国国债。这就意味着,出口商用美元从央行换来人民币,能从老百姓那里购买东西,但老百姓拿了这个人民币,却不能向出口商讨还东西!而只能通过物价上涨挤兑本国人民的实体财富!为什么要储备美元?为什么不用这个美元进口货物?

    中国人民被奴役的焦点,就在于此!向美国出口哪怕是一根吊毛,都会造成人民币的发放——而这个人民币却只能向本国人民购买财富,不能购买从美国进口的财富!见到外国人给的美元就给其印刷钞票,让其掳走本国人民的财富出口给外国!而外国人给的美元,却不能进口东西!这就相当于给外国人白白印钞!

    周小川同志,问题很大!我们的央行担当了一个为美国人印刷钞票,以让其任意掠夺中国财富的角色!您会说,我给美国人印钞,但美国人存了美元在我这里,这个印钞是有担保的!美国人通过央行印钞,运走我们的实体财富,但我们得到了美元,我们赚到了钱,以后我们可以用这个美元,把美国人运走的财富,再进口回来!果真如此吗?周小川同志,此言差矣!理由有三:

    第一,中国的进口权控制在美国人手里。周小川同志,您知道进口是怎么运作的?进口,您肯定不行。您是央行行长,统管国家的货币政策。进口这样的事情,只能由进口商去做。央行如果去做进口,那是越位,是渎职。但是进口商要做进口的买卖,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进口回来的东西能卖出去,回笼资金,并获取利润,才能持续进口。这是问题的关键!关键!

    这里有一个汇率机制的问题。1万美元能从美国买15吨石油(油价650美元/吨),15吨石油在中国能卖出75000元人民币(5000元/吨),那么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是7.5。如果美国人让石油涨价,1万美元只能换回10吨石油(油价1000美元/吨),那进口商拿出75000元人民币,如果还是以原来的汇率,换回10000美元,那就只能进口10吨石油,卖得5万元,那进口商就会亏损25000元。

    对不起,亏本的买卖不做。进口商会要求美元贬值,贬值到多少呢?贬值到5,1个美元只能换5个人民币,那进口商就愿意接受,进口的买卖也可以继续。

    对出口商来说呢?同样是生产200双鞋子,同样是50美元一双的价格,同样是赚回1万美元,在汇率为7.5的情况下,出口商能赚得75000人民币。现在因为美国让石油涨价,导致美元汇率下跌到5,出口商只能得 到50000人民币。比原来少赚了25000元。出口商会不乐意出口。所以美国货涨价,不出口东西,美元就会没有人要,汇率下跌。这个下跌,又会导致其他国家不乐意向美国出口。

    明明美元购买力已经下跌到5,进口商在7.5的汇率下,去美国买东西回来,会卖不出去,美国货太贵,进口商已经弃权了,所以出口商不应该将东西再卖往美国。除非你出口200双鞋子得到1万美元,愿意以5的汇率卖给进口商,只得到5万元人民币,承受比原来少25000元的利润。

    周小川同志,中投公司成立的时候,您是在场的。那是2007年9月29日晚上,我看到您在电视上露脸,我当天晚上就写信,《论中国投资公司的战略选择》,说“金融组合投资理论上行不通”,我写给了您,也写给 了楼继伟、谢旭人,一共是6个人。最后一位是胡锦涛同志。明明是上当了才储备了这么多美元,买东西都买不到,还要去“投资”?还是“一千亿美元的金融组合投资”?肉包子打狗啊?

    除了中投公司往美国投资行不通,民间往美国投资,也同样行不通。联想是用自己的钱,我们无话可说。中铝的钱是怎么来的?它拿出1000亿美元去力拓投资的时候,有没有从自己的腰包拍出8000亿人民币出来?如果没有,这个性质跟中投一样,不可能盈利。

    如果拍出了8000亿人民币,那也不可能盈利,只不过这个亏损和联想一样,是亏自己的钱。还有中联重科、三一重工,他们的巨额外汇投资,怎么来的?他们是不是自己拍出了足够多的人民币,来购买国家的外汇?如果没有,他们的投资同样不可能盈利。道理跟中投一样。外汇投资,多么恶毒的事情!我怎么想,我也想不通这个道理。为什么外汇局要这么做?要把老百姓用眼泪、血汗和白骨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直接喂给外国人??

     储备2万亿美元意味着给美国的代理人兑换了15万亿人民币,使得中国的居民储蓄从2004年的7万亿暴涨到2007年的20万亿!通货膨胀三倍,全部挤兑中国民间的实体财富,完全没有进口(国家的外汇储备还在继续增长,没有被花掉,说明后续的出口继续大于进口)。所以物价持续上涨,老百姓成了“朱坚强”。

二、美国认真还债绝无可能

    有一位古印度的棋士,象棋下得很好。有一天跟国王下棋,赢了,国王问他要什么奖赏。他说,陛下,把这个棋盘的第一格放一粒麦子,第二格放两粒,第三格放四粒,以后依次翻倍,一直到放满这个棋盘,我就只要这点麦子。

    国王满口就答应了。这点麦子,没问题!结果呢?这个麦子的量有多少?10的19次方粒!7300亿吨!相当于印度5000年的粮食总产量!做一个高4米,宽5米的仓,要装满这么多麦子,这个仓的长度要绕地球赤道1000个圈!

    国王怎么偿还这么多麦子?让全印度不吃不喝生产5000年的粮食,交给这位棋士?怎么可能呢?国王还债的方法很简单。手抬起,再挥下。OK了。周小川同志,美国人现在已经欠我们2.2万亿美元的实体财富,怎么还?最绝的偿还方法,像那位古印度的国王一样,手起刀落!

三、印钞综合症

    中国出口哪怕一根吊毛,都是靠印钞搜刮。出口,就是印刷钞票,掳走国家的财富,送给外国人。出口不能带来任何福利。对内来说,出口的唯一作用就是通货膨胀,搜刮人民。对外来说,出口的唯一作用,是让西方铁了心肢解我们的国家!内忧外患,这是一条亡国之路!由“免费出口”造成的“印钞综合症”,给中国带来了五重灾难:

    第一,物价持续上涨。2008年6月25日,央行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一份调查问卷,说“居民对高物价的心理承受趋于稳定”,调查显示,“物价过高,难以接受”的居民占45.0%,比上年同期提高15.5个百分点,但比上季下降4.2个百分点,这是自2007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也就是说,去年同期对物价难以承受的居民是29.5%,上季度对物价难以承受的居民是49.2%。这是多么恐怖的数字?这样的数字也被央行拿出了张扬,央行真是连猪都不如啊!

    出口还在继续,印钞还在继续,老百姓的忍耐还在继续。朱坚强是幸运的,它在废墟下憋了36天,最终被解救。但我们的老百姓呢?比朱坚强要悲惨得多!老百姓持续遭受出口的压榨,却看不到被解救的希望!持续的出口,印刷钞票掠夺百姓财富奉献给外人的出口,不能带来任何福利、只能带来通货膨胀与国家灾难的出口,还被周小川等同志,当成“经济恢复”的业绩!

     阿呸!

    第二,股市陷阱。我在2007年7月股市冲击6000点的时候,预言股市必定下跌,而且是跌回2000点。为什么?因为2004年中国的外汇储备4000亿美元,2007年是1.3万亿美元,净增加9000亿美元,相当于7万亿人民币。而2004年中国的居民储蓄总共也不过7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即使中国的居民储蓄全部进入股市,也无法与热钱这个主力相抗衡。热钱高度集中在美国人的代理人手中。他们想炒哪只股票就炒哪只股票,想炒多高就炒多高。股市涨到多少点,完全取决于套牢散户需要多少点!你不进去它就会涨,所有的散户还没有进去之前,它就一定会涨!等所有的散户全部进去了,一家伙全部套住,不涨了。这散户怎么可能与它来抗争?造成股市灾难,让美国人把1000点的纸条条哄抬到6000点全部卖给中国人,这个元凶是谁?是周小川同志。见了美元就给其印钞,让美国人操控中国股市畅通无阻,卷走中国居民的血汗,始作俑者,是周小川同志。

    第三,房市抽血机。热钱进来,哄抬房市,储备大仓。全部是靠印钞来操作的。美国人得到中国的住房,基本是免费的。因为美国人花1万亿美元,兑换成8万亿人民币,用这8万亿人民币购买中国的土地住房。而美国人因此所花出的1万亿美元,又通过“次贷”流回到了美国,并且被瓜分掉。美国人白白得到了8万亿人民币的住房。多少房奴,必须为这8万亿人民币奔波一辈子?美国人卖出这个免费得到的住房,就可以买走中国的资源,保美国人20年的吃喝!

    第四,资源急剧消耗。中国的出口占GDP总量的40%。这40%的出口相当于直接扔进了太平洋!我们得到了很多美元。无法变成实体财富的美元。因为用美元讨还财富,最终的实体财富承担者,只能是美国。而美国的财富在哪里生产?在中国生产!向美国购买财富的美元又回到中国,这个储备又怎么可能变现?

    2万亿美元,还在往上长!当中国资源耗尽的时候,我们会得到2亿亿美元。但这2亿亿美元买不到石油,因为石油已经耗尽了;买不到煤炭,因为煤炭已经枯竭了。用资源换美元,结果是当资源枯竭的时候,美元也没有了购买力!中国的资源相当于白白奉送!

    资源对于财富的创造具有压倒一切的决定性!我知道得太清楚了,美国人一百多万字的《在环境中生存》是我组织翻译的。美国人深深理解“可持续性”的要害,是资源,而且是矿物能源。没有矿物能源,所有工业文明都将崩溃,而矿物能源却是有限的!这个问题我在2004年就提出来了,《停滞才是硬道理》!周小川同志啊,你们的战略出了大问题啊!

    资源枯竭的结果就是拉美化。墨西哥、阿根廷,都是资源枯竭的榜样。没有煤炭、没有钢铁,所以,就没有电力,没有住房,甚至没有下水道!高失业率、高犯罪率,社会动乱。阿根廷一天换三个总统,都没有人愿意干!老百姓将世代与贫困相伴,想不出任何办法!

    第五,政治危机。西藏问题有那么多年了,为什么偏偏在2008年3月闹腾?在闹腾这一个多个月里,中国的股市损失了12万亿的财富!有人在操控?我只要一秒钟就看出来了。我当时听到西藏闹事的消息,抓起电话就跟新华社的朋友说,这是美国人弄的,目的是为了转移媒体视线,掩盖股市暴跌的内幕。新疆暴乱,同样是为了给中国施加威慑,继续给美国效劳。在战略上服从美国人的意志,为美国提供免费的出口。弱智的中央政府,对美国人的圈套亦步亦趋,还说让出口产业“企稳回升”,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措施!怎么就不想一想,所有的出口都是免费的?是印钞掠夺中国的财富在出口?这样的“企稳回升”与自寻死路有什么区别?美国人,进口资源与货物,卖出动乱、汉奸与“经济学家”。弄到你的资源,再搞垮你的国家。美国就是这么个东西!

四、亡国之路

    给出口商印刷钞票,最得利的是美国人。对出口商来说,赚的是苦力钱。但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给一部分人印刷钞票,会导致每个人的货币财富购买力下降,会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引发老百姓对政府的仇视与不满。

    可怜的周永康,到处灭火。邓玉娇事件,杨佳事件,成都公共汽车纵火事件,珠海驾车撞死24人事件,接二连三地矿工被埋事件……我们这个社会有多少人被推向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所有这些事件都有印钞机的影子啊!

    2004年中国的居民储蓄总额,不过7万亿人民币,而2009年前九个月,银行放贷款9万亿人民币!与2008年同比增长5.35万亿,增长260%!注意,不是26%,也不是2.6%,是260%!印钞机完全由外国人控制了!从1949年到2004年,13亿人积累7万亿的存款,花了55年的时间,现在这些杂种在9个月之内就印刷了9万亿人民币!比中国几代人用55年积累起来的总财富还要多出2万亿!

    据最新统计,全国私营企业的员工年收入是1.7万元,按照这个收入计算,9万亿人民币需要一亿民工不吃不喝替美国的在华加工厂劳动5年啊!如果考虑到民工还要生活,每年只有1000元的积蓄,那又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这9万亿人民币需要中国的民工给美国人劳动90年!才能回笼发放给美国代理者的这个货币!

    周小川同志,人民怎么能不崩溃!

五、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我发现问题是在2007年8月,我给贺国强同志写《抵御美国经济侵略》的时候,国家的外汇储备仅仅1.3万亿美元。可是你们没有听懂我的话,错过了挽回危局的最好时机!2年的时间过去,外汇储备增加1万亿美元,实体财富流走1万亿美元,国家经济的控制权包括印钞机,彻底沦陷到外国人的手中。接下来还会有N个一万亿美元的流失!可是现在还有救。我们可以煮死外资,抽他们的筋,扒他们的皮,剥下他们的骨头熬汤喝!

    周小川同志,只要你们几位老大足够强硬。国家可以免于毁灭!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再由央行出面储备美元。美元要找中国来兑换财富,可以,但是央行不接受。让民间接受。民间拿了美元,是铁板钉钉要找美国人换回财富的。汇率,也由民间说了算。美元没有购买力,立马贬值。中国出口换回的美元不值钱,出口商无利可图,就会减少甚至停止出口。所以美国不卖东西,就自动不能进口。美国人通过印钞来掠夺中国财富的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道理如此简单。我两年前在《抵御美国经济侵略》一文中就已经说了。但就是有人听不明白。所以误了大事。我呕心沥血,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力图把道理说得很透很透。篇幅所限,我在这里不再赘述,请周小川同志关注《汇率,让央行滚开》、《汇率民间化,整死外资的最后机会》这两篇文章。汇率问题是最、最重要的问题,天大的篓子就出在汇率上。人家一印刷美元,央行无条件兑换成人民币!这算是个什么事啊!!

    前不久炒得很热的“轮胎特保案”,有人还来问我的看法,我真是好笑!央行这里淌着天大的篓子,你那个“轮胎特保”有什么意义?官司打赢了,出口增加了,但你这个出口不能带来福利呀!你不管出口多少,都变成美元储备,变成美国国债,中国人民得不到一丝毫好处!这样的官司有意义吗?!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所谓的“轮胎特保案”就是美国人玩的花招,转移注意力,让中国忽略根本的汇制改革问题。美国人这些狗崽子,太狡猾了。中国的决策者,太蠢了。比猪还蠢!拿你们跟猪比,那也是对猪的侮辱啊!我反正豁出去了,我想骂就骂。我骂了怎么的?你们做都能做?我骂都骂不得?

关于“炮轰周小川”的几点说明

    一、国家的问题,汇率制度是关键,不可回避的关键。这个问题比任何问题都重要。所以请大家持续关注,不要放松。

    二、汇率民间化,有百利而无一害。反对汇率民间化,必定是恶意混淆是非。如果对此有疑问,请一定阅读《汇率,让央行滚开》、《汇率民间化,整死外资的最后机会》、《周小川的超主权货币很初级》这几篇文章。读了这几篇文章之后,如果还弄不透,可以阅读《驳向松祚,蒙代尔只配来中国提夜壶》、《购买美国国债是危险的》、《以废纸换财富——美元贬值的奥秘》这几篇文章。

    三、我不出卖操守,所以我没有钱推广我的网站,只能靠每一个中国人贡献一份力量。转发,转帖,是对我的最大的“捐助”!如果帖子被删除,可以转发链接,http://www.wuhui01.com/article.asp?id=53  请大家尽力,尽力,尽力而为!

 

 

 


发件人:"red_fog" <red_fog@126.com>  2011-02-09 12:55:32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揭露中国社保体系的盗贪黑幕

中国社会保障的黑幕

红瓦

    最近各种媒体大力宣传,又要打退休金的算盘了,延长退休已成定局。这是早以预料中的事,只是没想到会来的这么快。说是从2006年就有2.5万亿的缺口,我都不敢相信, 大多数年青人都不上这个当, 特别是农民工, 去年我看了很多报道,说农民工都退保了,他们宁可不要了单位交的大头,也要把自己交的那部分要回来,可见农民是真聪明啊!

  原本我还以为朱这一招全民参保,能掩盖个二三十年那,估计连朱自己也没想到仅五六年功夫就要露馅了。现在就对这个问题有必要再一次揭露朱镕基是怎样制造贪盗数十万亿国民保险金和住房款一案,依据清楚的事实和充分的法律依据,揭露他蒙骗国民的谎言。

  三个关建词:

  劳动保障制度——是保险权益人自已花自己交纳的保险,类似于现在的商业保险,是由国家担保的保险,信用度高于商业保险。(这笔数十万亿的钱被朱镕基贪了,已成了空账)

  企业保障制度——无中生有,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有过这样一个制度。企业只负责代扣代缴代报账。

  社会保障制度——是老人花年青人的钱,用年青人交纳的保险,堵窟窿。(事实已证明,被朱镕基贪掉的这数十万亿的窟窿是堵不上的)这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在了解我用清楚的事实,依法揭露朱镕基贪盗案前,请先记下这三个关建词和一条恶规。下面我们就从他为贪盗这笔数十万亿的保险金和住房款,而编造的“与国际接轨”一说的第一个例证,开始分析这一案件。

  中国的劳动保障制度与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区别。

一、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轨

  以西方制度的代表美国为例,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初建模型在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经济大萧条”后,美国总统罗斯福针对当时的经济大危机带来的剧烈社会动荡,制定和颁布了《社会保险法》,美国开始实行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曾经被称赞是美国政府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罗斯福也因此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而较完善却是在西方发生在70年代初的再一次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的劳动保障制度比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提前了30年)。

    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建国140多年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的雏形,180多年后才逐步完善。而从它一开始建立,就给将来留下了难以解决的隐患。当时美国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时候,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转移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而不是也无法彻底解决社会矛盾。因为它是借年轻人的钱,来为老年人服务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是将矛盾向后代转移,总有一天这个矛盾还会集中爆发出来。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50年代,平均每16个工作人口支持1个退休人口,而2004年底估计,每3.3个工作人支付1个退休者,而且20年后,将是每2.3个工作人支付1个退休者。而现在整个西方的社会保障体系,都面临着一个社会老龄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再借年轻人的钱,来为老年人服务的社会保障体系,已无力再用年轻人的钱,支撑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发生在2002-2003年美、英、法、德的民众抗议游行,也正是这一矛盾已无法再转移下去,而最终爆发的前奏。据说,至今西方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严重的社会矛盾。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西方国家根本就没有贪盗国民保险金和住房款这个“轨”。更别说“砸特权”,“不养懒汉”这个轨了。

二、中国的劳动保险制度不存在“老龄化”问题

  中国的劳动保险制度,是在中国建国后仅仅二、三年的时间内,就建立起来的一种互助型的保险体系。与西方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不是建立在用年轻人的钱,而向后转移社会矛盾的社会保障。反而,不但没有用年轻人的钱,且还为年轻人,甚至于为农民积累了社会财富的全社会互助型的保险制度。它与当时的“以农业培养工业,再以工业发展农业”的整体国情是相一致的。毛泽东说:“工人除提供出来的他们的必要劳动之外,剩余劳动所提供的资金,都由国家集中,这是为现在、将来的工人、农民服务的,拿出来为他们服务的。(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620页)。

    这一互助型的劳动保险制度,从它建立启始,历经四十余年,为社会积累起了巨额财富的同时,也为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了有效的保障。所以,他与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是国民从年轻的时候,自己就为自己积累,而不是花后代人的钱,与我们购买的商业保险近似。区别只是比商业保险更具有信用度。因为它是以国家信用担保的保险金,它的信用度又高于一般的商业保险。除非国家这个主体倒闭。所以,他也不会存在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用年轻人的钱,来为老年人承担保障的弊端。更不存在西方那种,年轻人缴纳的保险金,无力支撑老龄化的社会问题。当然,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它建立之初的局限性,它是一百多年后,发生了社会危机后,为了缓解危机,不得已只好将矛盾转移到下一代。而我国的劳动保险制度,正是在吸取了他人教训后,在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每一代人自己互助的,较完善的劳动保险制度。如有结余,还可以为下一代作出积累。

  我们来算一笔账,就在清楚不过了。毛泽东说:“工人工资一个月50元,一年600元,还有7400元上缴国家”。(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635页)。(有条件的朋友还可以查看一下当时的劳动定额,我按北京市劳动定额算,是9000多块钱,这还不包括每天超额的部分,过来的人都应了解那时候的工作量,我算的是9000多,比毛泽东说的多了些,如果这两个数字还不能让被朱洗脑的人相信,下面还有朱时期国家八部委的文件)。按原国企职工每人30年上缴计算,就是22.2万,如果在乘上最少10倍的币值比(通漲率),就是222多万。这个帐一算,大家恐怕比我明白,200多万啊!我们再接着算一算,职工平均60岁退休后,领取养老金(应当是按照平均寿命70岁算的)我们就按平均80岁算。每个职工一年平均领取3万元(一年能领到3万的不多吧),20年也只不过是60万元。还有160多万的结余(恐怕能活到80岁的人也不多吧?我查了一下资料,中国人的平均寿命72岁)。帐算清楚了,结论也就清楚了。中国建立的劳动保险制度,根本就不存在美国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吃子孙饭的弊端。为此,在改革之初,为了国人的劳动保障不被侵害,特在《劳动保险条例》中,增加了第六十条。

  《劳动保险条例》第六十条 凡实行劳动保险的企业,如经转让、改组或合并,其全部劳动保险业务,应由接办者继续办理,所有对工人职员应继续支付的各项劳动保险费用,不得中止付给。

  再说一说老百姓被盗的住房款一案,当时朱镕基打着房改的旗号,蒙骗国民说:将实物分房,改为货币分房,并且还说,这样可以解决腐败问题。乍听起来确实不错,把几十年来老百姓缴的住房款,再分给百姓,买不买房由百姓自己做主。看看说的多好听,并且还颁布了许多文件,最主要的是八大部委联合发的货币分房文件,并说:“货币分配,着眼于补偿性质的,尚未形成体制上的变化,即对于1998年11月30日前参加工作的无房户和住房面积未达标准的“老”职工,按应享受面积给予一次性补贴;”为此,多个头面人物,好有架势的说过,“要尽快的分发到职工手中”。但是,直到这家伙下台,这些文件都成了废纸,还弄出了“发生的民事纠纷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样的恶法通知来。

  对了,还是这个八大部委,当时还出了一个叫做859号文,标题就是《国企加速产权改革 下岗人员有望获得股权补偿》,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朱镕基和美国老布什么说的那个所谓的“股份制”,直到他要下台了,在最后一次所谓的记者告别会上,才说出当年老布什么要他搞私有化,和他搞的“股份制”是一个意思,两种表述。老百姓恐怕到死,也见不到“股权补偿”了。更稀奇的是,他把中国的企业搞趴下后,他却弄了一个外国的企业贡献奖。

  有人说,这笔巨款在“经济崩溃”的年代就没了。非也,事实再一次证明,如果那个时代就没了,邓小平时期也不会在《劳动保险条例》中,增加这个第六十一条。更能说明问题的是,2000年后,八大部委相继出台了许多文件,并且有明确的计算方法。最少财政部最清楚这笔钱到底有没有,如果真的没有了,财政部还会出这些文件吗?他们又是凭据什么得出的计算公式?

三、盗抢者为中国策划的“社保”是为了暂时逃脱法律制裁的权宜之计

  再来看看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它既不同于美国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更不同于中国式的劳动保险制度。美国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存在着吃子孙饭的弊端。但毕竟有它当时建立时期的合理性,为了转移当时的社会矛盾,也算是最优选择了。更何况西方国家都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甚至超过1万美元才进入老年化的,也许他们的富裕程度,是会有办法解决的(好像至今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法国已经暂缓了社保改革)。而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在劳动保险金不翼而飞、被人盗抢的情况下,在全国声讨的压力下,仓促拆东墙,补西墙筹划出来的。眼看拆东墙,补西墙不能奏效,又抛出了拾人牙慧的“老龄化”,来做挡箭牌。这是一种类似保险公司拒付保险,反而却赖你的儿子生得太少,无赖式的所谓“社保”。还美名其曰:与国际接轨。现在连美国人吃子孙饭都要吃不下去了,更何况中国是一个,有人形象地说是,“未富先老”的国家了。又怎么能靠吃子孙饭维持下去哪?更何况这种瞎话连篇的盗抢国民劳动保险金的行为,早已玷污了国家信用职能的可信度。又怎么会能和美国人接上轨?

  摆在我们国人面前的事实,已无需多言。 被温总理视为“新三座大山”的现实,已经明明白白的摆在了国人的面前,盗抢国民保险金者“企保不能保障国民应有的保险权益,企业倒闭了,保险也就没有了”的谎言,正在社会正义与人类良心面前,逐步的揭开。这个所谓的“社保”,不但剥夺了老职工的众多合法权益,同时,也剥夺了国民几代人为子孙后代积累的巨额财富。未来的年轻人,不但不能够依法取得老一辈为他们创造的合法权益,还要用自己缴纳的保险金,来为盗抢者偿还他们对国民欠下的血债。然而,年轻人缴纳的“社保”金,根本就无法堵住国民几代人积攒起来的,数以万亿计的窟窿。据权威人士透露,缺口8000亿。恐怕,这些年轻人缴纳的保险金,某一天会不会再一次成为“特权”,这个账不用算,也会心知肚明。盗抢者筹划出来的这个所谓的“社保”,也只不过是为了暂时逃脱法律制裁的权宜之计而已。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规定出台的背景

  朱镕基制造贪盗国民案后,开始先是骂职工是“懒汉”,企图把企业垮掉的责任推给职工,但这个瞎话很快就被人们识破。接着他又编了一个中国从来没有的“企业保障制度”的谎言。但并没能掩盖住他的贪盗案,劳动保障成了空账。后来又想把责任推给企业管理层,但他的这个损招儿,只奏效了一点,对那些身外人还真以为就是企业管理者把企业搞垮了。但是,只要被他贪盗的下岗工人与企业发生纠纷后,官司打到法院,倒来倒去,根源却都是朱宠鸡,从此下岗工人就再也不许打官司了,那些中外的人权斗士们,从此也就不再打“下岗工人”的人权牌了。朱宠鸡就要求“法院要为改革保架护航”,说白了就是为他的贪盗案保架护航。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就出台了这条“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告诉大家一个中国从来就没有的制度。“企业保障制度”这个制度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过,这是为了施实贪盗这笔数十万亿的保险金和住房款,而编造出来的制度,现在社会保障部的官员,还在重复着这个谎言。这个谎言为什么能够蒙骗很多人,这是因为,当年国人交纳的劳动保险金,实行的是企业代扣代缴,由企业单位直接从工人的劳动所得中扣除了。当国民需要保障时,又直接由企业代行。

  特别强调:三个关建词:劳动保障制度——是保险权益人自已花自己交纳的保险,类似于现在的商业保险,是由国家担保的保险,信用度高于商业保险。(这笔数十万亿的钱被朱镕基贪了,已成了空账)。企业保障制度——无中生有。企业只负责代扣代缴代报账。社会保障制度——是老人花年青人的钱,用年青人交纳的保险,堵窟窿。(事实已证明,被朱镕基贪掉的这数十万亿的窟窿是堵不上的)这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制度。

  “全民参保”中二个最大的欺骗性

  自从国民的“劳动保险金”被盗后,这些年来最让一些人常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这个“全民参保了”。从实际理论上讲,“全民参保”也好,“社会保障”也好,总之,从词面上看,是个好词儿,就是让更多的人生活有保障。但只要你细细琢磨,这里边的花活就大了去了,实际上就是让更多的人来堵窟窿。估计未来多数年青人都会白交这笔钱。一是区域限制, 你在A地区交的保险,到了其它地区不能用,谁也不能说保证自己能在一个地区呆一辈子,一旦离开这个地区,对不起,你交的保险就算做贡献了。二是年限限制,只有你交够了30年才能获得社保,在这漫长的30年中,你保不齐那天就失业了,一旦断交,对不起,你交的钱也算是做贡献了。更何况,你交的钱只不过是为了朱贪盗案堵窟窿了,别看你现在能把你交的钱,老人来花,随着人口变化,交钱的肯定会越来越少,不知若干年后,这帮当年听了朱挑拨,要与老头老太太竞争的年青人,待老后,谁又能为你们堵窟窿。

四、劳保金与社保金的性质和属性

  劳动保险金与社会保障金虽然它们都是以国家信用为国民担保的保险金,但是,他们的性质和属性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劳动保险金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制定的。具有国家信用职能,同时具有国家行政基本法律性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制订前,它是工人互助自救的一个简单的组织方式,起源于工人自发成立的互助组织,,这个组织有多种组织形式。如:互助会、互助组等。这些由工人自发组织起来的互助组织,由于人员少和人员分散,以及人员的组织方式的局限性,工人这种最简单的互助方式,是在缺乏有效的法律信用的基础上的互助,往往连最简单的生活方式都难以进行自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集中全国工人的剩余劳动所的,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政府依据《劳动保险条例》,有效的帮助了那些生活暂时遇到困难的职工,不但解决了职工的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等问题,同时,也为国家和职工的家属,以及共和国的子孙后代积累了数万亿元的劳动保障。

  劳动保险金包含的主要内容:养老费、医疗费、抚恤费、救济费、工负伤、残废死亡待遇、生育补助费、疗养费、父母和配偶及子女医疗费、享受优异劳动保险待遇、托儿费、其他支出 。注:上述内容,职工只有缴够8年以上,才能够全部有权获得。

  8部委有关职工住房基金规定:初、中级技术工人和25年以下工龄的普通工人60平方米,高级技术工人、技师和25年以上工龄的普通工人70平方米,高级技师80平方米。

  《劳动保险条例》从根本上确保了国民互助的法律地位,确保了劳动者的劳动保障,体现了国家法律的严肃性、信用性。这一信用,在国家严格履行了将近五十年多年,从没有人敢于枉法。特别是在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初期,为了确保国家信用,职工的合法权益。阻止有些人假借“改革”的旗号,盗抢国民劳动保险金,于改革开放之初,在《劳动保险条例》中特增加了关键的一条。

   《劳动保险条例》第六十条 凡实行劳动保险的企业,如经转让、改组或合并,其全部劳动保险业务,应由接办者继续办理,所有对工人职员应继续支付的各项劳动保险费用,不得中止付给。然而,这一体现将近五十年国家法律信用的《劳动保险条例》,就连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都严格履行遵守的规定,却在90年代末,被一个自称为“沙皇”的国家总理级的高官,不但违法乱纪,且在“懒汉”、“特权”、“跳楼秀”的破口大骂声中,被这位高官盗抢了。

  劳动保险金在这位高官的盗抢过程中,不但对国民进行谩骂,且瞎话连篇。说什么,“企保不能保障国民应有的保险权益,企业倒闭了,保险也就没有了”。为了将盗抢国民保险金,做得天衣无缝,此公又连出狠招儿,发动了一场将企业变卖的下岗运动。一时间还真的把国民弄懵了,当国人醒过闷儿来的时候,方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企保”那么回事儿,国人一直的保险权益就是以国家信用担保的劳动保险金。所谓的“企业保险”只不过是这位高官,为了盗取国民保险金和职工住房款,使出来的马唬眼。为此多少人拿不到退休金,多少人有病没钱治,多少人为此流落街头。舆论再一次哗然,质问,为什么在新的保障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就废除了国民几辈子积蓄的劳动保障制度。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声讨中,此公又出新招儿,为了将这一惊天大案做得更隐蔽,糊弄国民说:“不会损害老职工的利益,老人老办法、身份置换”,尔后还弄出了一些无法兑现的政策文件,说是要化转(归还)原企业工人这笔保险金,但是,用吴敬琏的说法,有人违反程序了。并说“阴差阳错”,“划转”变成“减持”了,种种原因“束之高阁”了。用官员的话说,就是“缺口”,用老百姓的说法,就是不翼而飞了。眼看事情败露了,赶紧使出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拆东墙,补西墙。建立起来一个用年轻人缴纳的保险金,来偿还被盗抢国民的保险金。偷梁换柱,谓之为“社保”。 致使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的三座大山又重新压在了国民的头上。

  这个所谓的“社保”,不但剥夺了老职工的众多合法权益,同时,也剥夺了国民几代人为子孙后代积累的巨额财富。未来的年轻人,不但不能够依法取得老一辈为他们创造的合法权益,还要用自己缴纳的保险金,来为盗抢者偿还他们对国民欠下的血债。然而,年轻人缴纳的“社保”金,根本就无法堵住国民几代人积攒起来的,数以万亿计的窟窿。据权威人士透露,缺口8000亿。恐怕,,这些年轻人缴纳的保险金,某一天会不会再一次成为“特权”,这个账不用算,也会心知肚明。

  至此,东窗事发,看来真得不好再掩盖了,盗抢者们就真急眼了,赶紧嚷嚷“赦免原罪”。一会儿弄出一个“河北一号文”,一会儿又弄出一个“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一会儿又弄出一个“善意取得”,忙得真是不亦乐乎。但是,还是掩盖不了他们盗抢国民铁的事实。不但一些正义之士,正在把他们欺骗、盗抢国民的事实,一点一点地给抖落出来,就是这个集团的代言人,吴敬琏先生等也要把他们抛出去。称之为“权贵”。并告知国人,有人违反程序,将“划转”变成“减持”了。

  看来“原罪”是不那么好赦免了。现在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就在盗抢者下台前一个月,匆忙的弄出一个“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更不难理解这位盗抢者,为什么要在下台前上演一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清官”闹剧了。

五、经济学家们的证言

  面对上述事实,虽然下岗职工无奈的成为这场非法运动的“受害人”。但是,毕竟大多数中国人的良心还在,还有一大批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中国法制建设大声疾呼的正义之声。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看致力于改革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与政协委员林毅夫是怎样说的。

  部分国资是老职工社保基金

  吴敬琏:返还老职工社保基金。这是个严重问题。积累起来不解决的话,一出问题就是大问题,会牵一发动全身,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的老职工的社会保险,应该看作负债。以前的劳保制度是现收现付的,就是以当年的收入去支付劳保费用。1993年开始我们引入了个人账户制,一部分社保基金由自己往账户里交钱,单位也交一部分到账户里,以后就从账户里拿。老职工个人账户刚建,以前没有积累,积累在哪儿,我个人认为在国家手里。

  当时现收现付,政府是做一个承诺,说你老了以后我养你。这个承诺不能否认,承诺背后的财务支撑是当时的低工资制。其实低工资制没那么低,一部分政府没发给我们,它收去了。因为以后它负责养老、住房、医疗,企业的成本没有打足,表现为“利润”,这“利润”被政府拿去投资。所以我认为现在国有资产里有一部分是过去四十几年老职工交的社保基金。要建个人账户,就要把这一部分退回去。

  另外一个争论是欠老职工欠了多少,(从经济、法律角度甚至从财务上,我们都可以准确地进行计算)我想这笔钱多多少少要还。企业改制时要买断身份,其实就是买断劳保身份。我认为用买断身份的方法还钱是个很不好的方法,因为有钱的企业给很多,差的企业一个钱也拿不出来。当初做贡献时大家是一样的,没分企业,投资没投本企业。(广州日报2003年3月11日摘要)

  它不但是在道德上说应该补偿,而且在法律上它必须补偿。为什么?因为在过去我们有劳保条例,所有的人进入国有部门,政府已经承诺了给他养老保险,给他医疗保险,过去的承诺是用现收现付的,资金流是用低工资制来的,大概所有的人都经历过拿50多块的工资,几十年,其实我们拿的工资不比这个高,因为有一部分没有发给我们,直接扣除了。扣除的部分,国家就用投资建设国有企业,当我们需要拿养老金、医疗费的时候,就从国有企业的收入里面来支付,就形成了现收现付制的一个资金流,资金流才可以转。

  所以从本质来说,原有国有资产的一部分属于老职工。这个帐不能赖,这个帐是有合同规定,……从法律上来说,政府要执行你的合同,你这是以前承诺过。(吴敬琏-新浪财经2003年2月25日)

  在进行这种划拨以前,需要考虑这些国有资产中有哪些部分是由负债形成,将它预留出来,用以偿还国家债务。说到国家债务,最大一笔莫过于国家对国有企业老职工(包括已经退休的“老人”和工作多年、行将退休“中人”)的社会保障隐性负债。负责地偿还这笔债务,是一个关乎数以亿计老职工基本权益和政府的政治信誉的重大问题。实际上,现在国家还拥有近10万亿的国有资产,剔除账面债务后的净资产约有5、6万亿元,用一部分来付还国家对老职工的隐性债务绰绰有余。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建议:在中央政府向各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划拨国有资产之前,首先切出足够的国有资产过户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用以偿还国家对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会保障隐性负债。(林毅夫-2003年3月6日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提案)。

  吴敬琏:应向职工划转国有资产以缩小贫富差距,提出应向职工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吴敬琏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向职工划转国有资产以缩小贫富差距,消弭社会矛盾,同时对股市的批评在他过去的上基础上又升一级。

    向职工划转国有资产

  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是目前我国社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在新的一年里,怎样使政府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更富有成效? 吴敬琏认为,一件眼前能够做、也完全应该做的事情,是划拨部分国有资产来偿还国家对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隐性负债。这件事情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2001年再次提出,但是阴差阳错,“划转”演化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情———“减持”。而“减持”由于违反了程序公正的原则也不可能进行下去,于是偿还政府对职工的隐性负债问题也束之高阁了。 吴敬琏认为,向职工划转国有资产,不仅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消弭社会矛盾。而且有助于解决国有企业国家股一股独大的问题,改善我国大企业的所有制结构。

  疑问:1、为什么眼前能做的事而不做?2、什么“种种原因未能实现”?3、这个阴差阳错指的是什么?4、什么原因使“划转”演化成了“减持”?5、“减持”违反了那些程序公正?

  吴敬琏老先生给我们留下的这五个疑问,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数万亿的国民财产绝不会就此蒸发。可是,令人疑窦的是,为什么吴敬琏谈到此问题时,总是吞吞吐吐,他在顾虑什么?但是,无论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怎样一个“阴差阳错”,在朱镕基执政期间,国民被盗保险金和住房款这个事实,任何人也是无法扺赖的。

  上述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规定,朱镕基作为这一案件的直接责任人,必须依法就这一案件负责举证责任倒置。至今有人还在为我对朱镕基的指控,认为是冤枉了他,他有权公开站出来为自己辩护,如果他们既不抗辩,也不澄清,即不能证明朱镕基无罪,又不能证明这笔数十万亿国民保险金和住房款的去向,且阻挠“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欧美法系,都可以依法推定朱镕基就是这起惊天大案的罪犯。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1-29 07:35:13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转发: 毛派向胡温发难 在野太子党上书促政改

控制人口择高弃低会加剧城市病

北京的人口规模是否超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 “主体功能区人口管理政策研究”课题组组长 贡森

2011年1月24日 新京报

    新京报:人口问题,在2011年北京市两会上炙手可热。调查表明,北京市2009年底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仅1246万人。如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预计将达2500万人,远远超出城市总体规划中“2020年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问题是,北京市应该通过控制人口规模来缓解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吗?国际大都市能给北京带来什么启示?北京又能给国内其它城市带来什么借鉴? 有专家称,“目前北京人口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北京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那么北京市的“承载力”是否达到极限,需要调控人口规模吗?

    贡森:长期以来,对于一个区域的人口承载力是否存在极限,存在一定的争论。因为在研究区域人口承载力时,主要参考指标可以分为经济承载力、自然(资源)承载力和社会承载力等。由于不同研究者的侧重点不同,其评估结果也必然存在不小的差异。

    新京报:自然(资源)承载力和社会承载力比较容易理解,您所谓的“经济承载力”主要指什么?

    贡森:在研究者的视野里,“经济承载力”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一个地区占全国的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之比,以此反映区域经济和人口规模的协调度。理想情况下协调度应该是1,正常情况下协调度在0.75—1.25。一个地区的协调度越偏离1,说明该区域经济集聚和人口分布的协调度越差。结合中国现实看,许多地区的人口分布与经济规模并不协调,在一些一线城市,两者高度失衡。

    新京报:目前北京的协调度是多少?世界其它国家的首都一般是多少?

    贡森:经大致计算,北京的协调度是2.4(2009年北京的GDP占全国的3.5%,人口占全国的1.46%,含外来人口),其它国家的首都协调度一般在1.5左右。比如,日本东京是1.82,西班牙的马德里是1.36,瑞典的斯德格尔摩是1.33。在发达经济体中,唯一的例外是华盛顿,其协调度高达3.1。在16个有完整资料的经合组织国家的323个一级行政区中,80%以上地区的人口分布与经济集聚是较为协调的,即它们的协调度都在 0.75-1.25的区间内。

    新京报:比较这一组数据,华盛顿和北京的数值都是远远偏离理想状态的。您认为这对北京来说意味着什么?

    贡森:有一点需要解释一下,华盛顿和北京的数值虽然都很高,但是别忘了,华盛顿的区域面积是178平方公里,而北京是16800平方公里。华盛顿的地域面积相当于北京四环以内的范围,这个狭窄地区只能集中较高端的公共服务管理人口,所以它的协调度很差。相对而言,在北京市这样的地域范围内,是可以像绝大多数首都地区一样建立高中低产业链条,吸纳更多的外来人口。

    新京报:但是,现实问题是,北京市的“城市病”却无法回避,比如水资源的承载力问题,如果吸纳更多的外来人口,这些“城市病”会不会加剧?

   贡森:先来谈水资源短缺这个具体问题。缺水是一个相对概念,所谓“紧缺”,是假定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产业结构、生活方式、用水习惯以及供水总量固定不变。解决水的问题有很多方法,比如对耗水型产业进行产业调整,比如改进技术,提高水的循环利用水平,比如改变人的生活习惯,尽可能节水,还比如可以调水。当然,减少人的数量也是方法之一。而在所有的方法中,“减人”并不能算是最好的思路。

    新京报:人口增加难道不会加大城市的压力吗?

    贡森:不可否认,外来人口会加剧一些大城市的公共服务压力,但这不是造成诸多问题的根源。 首先,交通拥堵主要是规划不科学造成的。一些特大城市的发展采取“摊大饼”式,而不是组团式、多中心的模式。其次,一些流域和城市的环境恶化问题主要是由于工厂布局分散和污染治理不当导致的。再者,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面临的压力,主要是由于财政投入不足和公共资源空间配置不均衡导致的。另外,大城市水土资源的超载问题主要是经济过于集聚或者社会文化资源过于集中导致的。最后,外来人口低素质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主要是社会偏见和社会排斥的结果。一些外来人口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我们为他们做了些什么?

    新京报:有专家称,低端人口过多会影响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品质,你怎么看?

    贡森:的确,过多的低端人口可能影响一个城市的外在形象。但是,包容性应该是一个现代城市的最重要的魅力之一,这才是内在的美。并且,相对而言,同等数量的高端人口消耗的资源远高于低端人口。低端人口可以乘公交、住地下室,甚至不常洗澡。用高端人口取代低端人口,必然加剧交通、住房和用水用地问题。

    新京报:前一段,一个区县的负责人说,通往京郊的地铁开通了,但是并不希望很多人在市区工作,只是把京郊当做“睡城”。你怎么看?

    贡森:应该说,这是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刚才提及的体制性原因,在这里就表现得很突出,首先来看我国的财税体制。目前没有开征房产税,地方政府无法从居住者那里征税。并且,我国的增值税是在生产环节征收的,不利于吸纳人口,国外很多采取在消费环节征税,这样,人口增加意味着政府财源的增加,对地方政府吸引人口构成正向激励。

 

 

 

发件人:"hxsn" <hxsn@vip.163.com> 2011-02-08 22:45:5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湖南卫视播报湖湘三农论坛新闻发布会实况

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中国改革研究院(海南)院长 迟福林

2011-2-7

    “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发展方式转变与农村改革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转变发展方式,重要的是把13亿人的社会需求释放出来,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础条件。这就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城市成为建设消费大国的主要载体;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把7亿多农民的潜在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十二五”期间,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乡一体化,都绕不过“农民工”这个坎。“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头戏,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

一、“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应当成为“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30年来,这个“特殊群体”在为工业化、城市化做出历史性巨大贡献的同时,却难以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当前,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加快推进的重要时期。无论是从现实需求还是从发展趋势看,都需要在“十二五”中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1. 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一个客观现实。虽然农民工尚未纳入城市保障性住房范畴、尚未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基本公共服务,但这并没有妨碍事实上形成的农村人口不断融入城市的趋势。首先,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主体。2009年农民工总量达2.3亿人。其中在第二产业从业的农民工占57.6%,在加工制造业从业的占68%,在建筑业从业的占80%。第二,农民工是城市新增人口的主要来源。2.3亿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约有1.5亿人。这些年城市新增人口主要靠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十二五”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城市人口将突破7亿,城市化率有望达到52%~55%。

  2.农民工群体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十二五”时期,“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从近几年的情况看,新生代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他们不再是为了生存而进城,而是为了谋求发展而进城。其利益诉求也开始多元化和现实化。

  3.“十二五”全面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不久前,我院组织了“十二五”农村改革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80%的专家认为,“十二五”全面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或初步具备。我的基本看法是,“十二五”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有很强的需求,又有现实条件。

    第一,从需求来看,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扩大社会总需求,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农民工市民化可以将2.3亿大群体的潜在消费变成现实需求。为此,建议把“农民工市民化”纳入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中。第二,从条件来看,今年国家财政收入将突破8万亿,客观上已具备一定的财政能力来推动并最终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第三,从政策展望看,“十一五”时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了明显进展。预计“十二五”时期,无论是在政策创新上,还是在均等化程度提高上,都会有重要突破。这将为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提供重要的基础条件。第四,从实践来看,发达地区有望率先取得突破。长三角、珠三角是农民工最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农民工问题,估计在2~3年内会有一定的突破。

  总的看法是:“十二五”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应当做得到,也有条件做得到。“农民工”三个字应当成为历史。

二、“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应当作为“十二五”城乡一体化的重大突破

  农民工既涉及农村,又联系城市。解决农民工市民化,既是城乡一体化的焦点,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十二五”推进城乡一体化应当把“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作为重要的突破口,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和土地制度。

  1. 以落实农民工就业落户政策为突破口,放开城乡二元的户籍限制。建议“十二五”时期分两步走:第一步,“十二五”的前三年实现中小城镇户籍制度全面放开;第二步,“十二五”的后两年实现大城市户籍制度基本放开。“十二五”末期,把农民工“暂住证”改为“居住证”,实现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统一管理。

  2. 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当前,如何有效保障农民工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是一个突出的问题。2006年农民工享有的基本社会保障水平只有城镇居民的25%。近两年,尽管这一差距的程度有所减小,但是仍然比较悬殊,尤其是制度还未对接。“十二五”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重在推进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的市民化,这样才能为未来10年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重要的基础。

  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跨区域流动越来越频繁,应当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相关政策,保障农民工无论在什么地区就业,都能享受到与该地区户籍居民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当务之急是解决两大问题:第一,全面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建议尽快实行义务教育全国通用的教育券制度。国家为每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发放教育券,农民工子女可以凭教育券在全国任何一个地区就学,国家按照学校提供的教育券进行财政拨款支持。或者按照近年当地义务教育实际入学学生数对地方进行专项财政转移支付。第二,抓紧建立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在内的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在解决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障的同时,探索衔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基本医疗制度的有效途径。现在已经到了出台这样一些政策的时候了。

  3. 以创新农民工土地制度安排为突破口,统筹推进城乡土地一体化。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安排,尤其是农村土地长期承载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是农民工被排斥在诸多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范围之外的深层因素。建议“十二五”创新农民工土地制度安排:

   一是尽快剥离土地社会保障功能。“十二五”的土地政策调整,要把剥离附加在土地上的社会保障功能作为重点之一,使农民工能实际获得与城镇居民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应当叫停诸如“土地换社保”等各种不合理做法。尤其是在农村土地得不到物权保障、不能抵押贷款的情况下,不能硬性要求农民工以放弃土地权利为代价来获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

   二是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收益权。在符合城乡土地规划的前提下,统一建立完善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的相关制度安排。

   三、“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应当作为“十二五”政府转型的约束指标

   “让农民工成为历史”,既关系城市化进程,又关系和谐社会建设,牵动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全局。为此,应当明确把“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作为“十二五”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政府转型的约束性指标。

   1. 把农民工市民化作为政府的公共职责。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分工,建立以中央和省级政府为责任主体、市县政府负责具体实施和管理的分工体系,为“十二五”农民工市民化提供财力保障和组织保障。

   2. 把政府土地收益的一部分用于解决农民工基本住房保障问题。这里的主要建议是:第一,将农民工纳入居住地城镇居民住房保障范围,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第二,规定一定比例的土地收益用于改善农民工住房保障。当前,土地增值收益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土地转换为城市土地的增值收益,理应让农民工参与分享。建议“十二五”时期明确规定50%的土地收益要用于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住房保障。第三,建立符合农民工实际需求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城市职工住房公积金制度范畴,探索符合农民工特点的住房公积金使用办法。

    3.保障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公共就业服务是当前农民工的迫切需求,对其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建议尽快把农民工纳入所在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农民工和所在城市户籍人口统一、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同时,完善由城市户籍人口与农民工共享的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管理制度和机制,确保农民工通过所在城镇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享受自助式公共就业服务。在此基础上,把农民工纳入所在城市就业、失业统计范围,建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力资源及就业状况调查统计登记分析制度。

    “十二五”时期,“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将大大加快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将对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发展方式转变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我们应当为此付出努力!

 

城乡一体化的趋势与挑战

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秘书长  吴克明

2011年2月7

    很多大师对全国的改革提了很多的意见,我只能从安徽省一个地方对于农村改革的研究的角度提出“十二五”农村改革一些初步的考虑,或者有一个题目就叫从安徽发展看“十二五”农村改革。

  大家谈的很多问题,我觉得农村改革确实是任重而道远。大家都知道安徽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之一,正因为有了安徽的农村改革,带来了两件大的变化:第一是农村由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变成家庭联产模式;二是农民由一个集体的统一指挥的劳动变成一个自由的劳动者,所以才有今天的农民工这个概念。

    从安徽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来,这样一种改革大概推动了安徽从几乎进入经济崩溃边缘的地方,有的甚至于出现了饥饿的状态,转变为迅速的、恢复性的发展。但是到了1985年以后就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有时或者较长时间落实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困惑,我至今也不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今天可以把一些话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沟通一下,请各位专家帮我们一道来思考。

  一直到去年,你们知道安徽的人均GDP是多少吗?我不讲数字,我曾经在哈佛大学做访问研究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跟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比较,我非常的遗憾,甚至于震撼,甚至于悲痛,因为安徽的人均GDP在全世界最落后的那些国家差不多的行列。把中国的省跟全世界的国家相比较,大概是2003年,现在比2003年还低,到了2007年到了全国的第27位,基本上和西部几个最贫困的地区差不多,还有和几个人口和农业大省是一样的。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农业的比重大、农民多、农村多。进一步地考虑,我们排除掉政治因素、干部因素所有的因素,有三件事大家基本上是有共识的,在这个会议上也是有共识的。我们在农村改革以后,我们国家改革的重点转向了沿海,出来了一条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道路,并没有在农村改革的原发地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进行城市和社会领域、经济领域的改革,而是把整个转移到沿海地区,出现了沿海三十年辉煌的成就,现在中国明显的分成两大板块。我希望我们的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严格地区别开来。从整个的国力是一回事,中国是个总体概念是一回事,中国下面有两大板块,支撑国力的沿海的GDP,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像安徽这样的人口大省,人均GDP仍然处在非常低的状态,在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府治理方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区别化地对待。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城乡一体化、城乡分割更重要地表现在:以沿海几个省或者是几个大的城市群为代表的大城市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以农村地区为主要特色的地区的分割,不光是一般意义上的城乡分割和二元结构。

  我认为在“十二五”制定规划的时候需要深层次地分析制度安排的原因,把带有一些根本性的制度安排原因作为我们研究的重点,而不能再去摸着石头过河,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改革,这可能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历史的使命。它的根本问题就三件事,大家是一致的。第一件事情是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我们过去称之为剪刀差,至今粮食价格、大众农产品价格,也包括资源性的东西和原材料,电煤去年才放开,这就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事实上剪刀差转移了相当一部分的财富到了国家,到了城市,这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第二,劳动力解放出来以后,农村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和城市对于农民工的有限的需求,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对称的历史罕见的特殊的市场情况,这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候都没有出现的。当然集体意义是在于我们支撑了沿海地区低成本的加工优势,创造了沿海地区开放的辉煌,但是同时造成了今天所讨论的非常难办的问题。第三,现在讲的土地,用国家的法规,现在还遵循了1988年所谓国有土地出让转让条例,也就是说所有的土地当变成商品化之前比较征用为政府的国家的土地,这个土地征用,征用本来是一个战争或者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用的一种特殊的方法,但是我们用了征用把农民的土地拿到手,然后政府才有权出让一级市场,这个地方出现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说了。并不是因为我自己当过市长,当过县长,我现在仍然认为现在有它的合理性,如果没有这个来源,怎么解决城市的供给呢?有它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制度造成了城市或者县以上人民政府和农民不对等的市场。这三次大的利益转移,我们不用“剥夺”这个词,这是制度安排,合法的,这是造成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我们“十二五”的改革,或未来二三十年的改革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制度性的问题。

  第三,我们认为现在研究“十二五”的农村改革问题要从两个层面来考虑。一个农村自身,我们搞农业研究经常这样子,但是这次会议最大的好处是跳出农村从城乡一体的角度来考虑,那可能就带有一些全局性的东西。我上午发言当中讲到,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到农民整体进入全面小康,以及全国包括农村本身的生产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包括绿色低碳的问题、和谐社会、特别是内需以及农民这个最大潜力的消费怎么启动的问题。这几件事情作为我们考虑“十二五”农村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就容易统一思想。

  第四,建议搞一个关于改革的规划。到现在虽然我们讨论“十二五”规划,但是哪儿有规律规划,“十二五”国民经济里面有一部分关于改革,改革就是缺少有序的、长期的谋划。如果做这样的规划,我们要加强改革的协调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形成比较完整的能够保长远的制度安排。在“十二五”改革问题上我认为也要寻找一些突破口,这些突破口不是解决眼前问题的,而是为了解决将来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的问题。我觉得统计也是一个突破口,我也赞成一些地方的试点,我们可能把宅基地和自留地,我是亲身参加农村改革过来的,过去到现在都没有明确过集体所有,这本来就是具有私人属性的,为什么变成了集体所有,农村改革安徽第一步是土地经营,第二步是税费改革,第三步是综合体制改革。我建议土地、金融作为经济领域的改革,我更建议把社会领域的综合改革作为“十二五”规划的重点任务,其中养老保险,安徽正在全面地进行农村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养老保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这种可转移的、可延续的、全国性的、基础性的改革,可以有所突破。我认为户籍制度本身也要改革,我认为我们讨论的问题不是农民工转不转到城市的问题,而是现成的户籍制度本身有没有必要存在,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的问题。我认为要釜底抽薪,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能够带领广大农民进入小康社会的新的农村制度,谢谢大家!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1-02-06 00:29:17 +0800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禹信 文革时的劳务派遣问题

为俞正声和韩正的讲话拍手叫好

朱永嘉

2011-01-20

    在一月十八日《中国青年报》第五版上刊载了上海市委书记就上海市政协发言中的两位政协委员讲到劳务派遣用工问题的发言,作了正面的回应。官员缩小分配差距的问题,公务员缩小差距不是主攻方向,应该控制公务员工资增长的速度。跟公务员相比,社会上,还有很多收入很低的群体,比如退休工人、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最低工资,而这种分配的差距是不可持续的。上海面临最现实、最容易操作的问题除了最低工资的增长之外,就是要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他曾经问过宝钢、问过港务局,他们劳务派遣工的比例是40%以上。俞书记有过担心,劳务派遣工规范了以后,像这种大企业能不能平稳地运转,他表示自己当时的顾虑是不应该的,劳务派遣工按法律规定是临时的,可替代性的和辅助性的岗位,实际上俞看到的在生产第一线上岗的,却都是劳务派遣工,用低廉的工资价格来取得企业的利润,这种企业利润是虚假的!是以扩大社会矛盾为代价的!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群众的合理合法利益为代价,不能以扩大社会矛盾为代价,不能以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

    俞正声同志这样讲,非常好,发展是硬道理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是维护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不能扩大社会的矛盾,不能破坏社会环境,离开了这个前提的发展,那就不属于硬道理,而是歪道理了。

    根据那天《中国青年报》的记载,全国劳务派遣工大约是2700万,使用劳务派遣工最多的是国营的垄断企业,截止2008年底,邮电与电信企业使用劳务派遣工93万人,其中邮政41万人,占职工总数50%;电信5.9万人占职工总数13%;中国移动有30万人,占职工总数72%,中国联通12.8万人,占职工总数36.9%;最近两年使用劳务派遣工最多的行业是制造业,占职工总数43.6%;从所有制看,国营企业比民营企业还高,国有企业职工中,劳务派遣工占47%,个别企业高达90%。国营企业用的劳务派遣工比合同工工资低、福利待遇也低,可以规避用工风险,因为用工单位,派遣单位,劳动者三者之间权责关系不清,一旦发生劳动纠纷,用工单位与劳务派遣单位可以互相推诿,吃亏的是劳动者。除了国营企业外,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也有不少劳务派遣工。在劳务派遣工中,比例高的是农民工,这样做的结果人为地分割职工队伍,用牺牲劳务派遣工的利益来维护体制内员工的利益。所谓临时性,实际上没有时间上的限制,三年、五年都是临时工,那么它自然地成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他们在社会上人们的心目中自然低于正式职工,故在某种意义上,滥用劳务派遣工,实际上也是歧视职工尊严的一种表现。

    这些问题实际上已是积累很久的问题了,在文革时,我就碰到过临时工造反司令部,便是要求改变临时工的待遇和制度问题,我还碰到过下乡工人要求回城的问题。六一年困难时期,我们动员了不少工人回乡,帮助政府克服暂时的困难,以后人家就回不来了,六七年初他们起来造反,要求返城,成立了返乡工人造反司令部,要求落实政策,返城恢复工作,这个要求应该说是合理的,那时我在火线指挥部工作,他们把我带到他们的司令部上海大厦,不让我出门,在外面大造声势,在人民广场开过十万人的大会,张春桥为此着急了,后来还是作为经济主义风被压下去了,谢鹏飞他们带了队伍到上海大厦来救我,我说,我在里面好好的,在做他们头头的思想工作,你们为什么在外面搞得那么紧张。可见,历来上面在政策上对群众合理合法经济上的要求是漠视的。这一次两会上,作为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能那样仗义执言,我是佩服的,我知道,这话好说,真正落到实处可难了,它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那些国营企业的管理层能接受吗?国资委和财税部门会阻扰吗?国营企业有央企与地方企业之分,央企都是通天的,他们愿意吗?从地方讲,各地的利益关系千差万别,这方面的制度挂在墙上,放在嘴上容易,落到实处可难啊,即便人大通过了决议,到下面还会各有对策,真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中央下决心。那要全党动员统一认识,要有一个雷厉风行的大动作才行,不管怎样,作为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能那样讲,并公诸报端,让大家知道,这便是一件大大的好事,所以我要为他的讲话鼓掌、拍手叫好。希望2011年结束的时候能看到实际效果,这个问题仅靠工会的呼吁,媒体的舆论,其作用是有限的,还得靠俞正声能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取得中央和国务院的认可,然后大张旗鼓地宣传,让群众都有法可依,才能贯彻下去。所以这件事还得国务院温家宝下死命令才行,我满怀希望地拭目以待。

    据《中国青年报》一月十九日的报导,韩正市长,在十七日的两会会议上讲:对上海来讲,最大的困惑是住房,目前制度解决不了一大批青年人、新上海人的住房问题;还说,不去解放他们蜗居、房奴的问题,上海就没有未来,这个话说得太好了。据我观察,国务院对房价的宏观调控已快两年了,收效甚微,即使房价不涨,青年人也只能望房兴叹啊!韩正市长提出“以居住为主,以市民为主,以普通商品房为主”的基本方针,这些话都说到我心窝里啦。解决房价过高的问题,最基本的是满足刚性需求。青年中刚性的房屋需求一是集体宿舍,二是婚房;如果廉租房,适用房能优先满足这两个要求,那就好啦。记得我们青年时代,也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婚房都是单位分配租赁的,只要一小间,二十个平方米可以居住便行了,租金只有工资的百分之五。对婚房的廉租,不要根据收入,因为现在即使月收入万元也买不起房。只要刚结婚,或结婚两年以内,就提供一间婚房便可以了。以后根据他们实际的收入状况,由他们自己再逐步改善。孔子在《论语》中说过,“食色性也”,用流行的话说饮食男女是人的本性,这也是人权最基本的,现在饮食的问题不大,青年男女之间的婚配,住房问题成了障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那么繁衍生息才有保障。单身职工只要单位租赁一些房屋作为宿舍就能解决了,如果在短期内能实现这些善事那真是功德无量,否则儿子、孙子结婚,苦了老子和爷爷。我就有两个孙子,一个外孙到婚龄了,不知如何是好。

    无论如何俞书记、韩市长能这样说,还是积了德,说到做到那更是功德无量了。以上意见,供领导参考。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1-02-06 00:29:17 +0800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标题:禹信 文革时的劳务派遣问题

印度和中国的真正差距

----同样是一美元的代工利润

伊斋

10/02/2010

    近日有条新闻,说某些深圳手机出口商的单机利润只有一美元。于是,大家的心目中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所谓的血汗工厂的图景。这个手机的元件进口到中国的成本高达99美元,中国人民累死累活,辛苦忙碌半天,留下了大量的污染,浪费了大量的资源,最后只从中获取1美元。美国人笑呵呵的拿走了99美元。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利润”和“增加值”是两个不同概念,就能明白这个图景具有极大的误导性。下面给出一些分析。

  我们假设这个手机厂老板最终从采购商手里拿到的是600元,可利润只有六元,那么成本一定高达594元。那就进一步分析一下这个成本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说这是外国的“核心的”“高端的”“先进的”电子元件,不否认手机确实需要一些核心元部件,但它们绝不可能占到总成本的99%,实际上最高一般也不过总成本的三到四成,我们姑且假定为一半,即300元付给了元件商,还有294元呢? 这就是所谓的一般成本,老板需要付给工人工资若干元,需要付房租若干元,需要付电费若干元,需要付税收若干元,需要付代理商佣金若干元,需要付物流费用若干元,需要付配件商若干元 …… 这才是构成手机成本的最大部分。

  我们进一步追溯下去,这几百元的成本是不是平白无故消失了呢?很明显不是,它只代表人民币从一些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些人手中。而双方都是中国人。配件商要提供配件,毫无疑问又需要自己的人工管理房租水电物流仓储等等;供电局要供电,就需要电网建设,电站建设,乃至于煤矿开采;物流公司要提供有保证的物流,就需要车辆,需要司机,需要付费给高速路;那么下一步的,还需要筑路,需要钢筋水泥,需要…… 由此可以看到,表面上只是一美元,骨子里需要的是一整个国家的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基础设施,物流网络,配套产业,市场体系的强有力支持。

  有人可能会问,这个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基础设施,物流网络,配套产业,市场体系组合而成的庞大系统,到底有什么意呢??意义是什么,说不上来,我只想说,所有的工业化发达国家,都有这些,而如印度,黑非洲,越南,加勒比海国家群,孟加拉国等等等等都没有这些。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虽然有比中国更廉价的劳动力,却没有变成一个出口大国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说过了中国,再回头看印度。印度拥有一小群的所谓高端产业及高端人群。他们在办公室里编写软件,说英语,受过高等教育,过西式生活。但这个产业是几乎完全不需要配套支持的,换句话说,就如同漂浮于一片蛮荒之上的一个华丽空中楼阁。在这个少数高端的另一面,是一大群赤贫的没有工作的按类原始状态生存的庞大农业人口。他们生活在甘地所倡导的“印度式的农村”里,粮食单产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工业是手工状态,文盲率远高于中国,新生儿死亡率是中国的三倍,寿命比中国低十岁。从纯物理指标衡量,印度和中国的差距甚至大于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最重要的,印度的农村和少数高端产业及高端人群是隔离的,如同毫不相干的两个世界。印度的农民无法去软件公司打工,也没法当司机靠拉软件谋生,也无法做软件配套的小生意。而中国,从最低端到最高端,是整个的融为一体,很多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从打工开始,逐步变成中层技术人员,或者销售人员,然后自己创业。还有企业,从小代理商做起,现在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已经上升到全球第二(比印度全国所有企业加起来还多一倍),年销售额高达数百亿美元。而且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养活了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公司,电力公司,石油公司……

  至少从理智的有学识的印度精英看来,中国的确有太多值得印度羡慕的地方,那么又是什么因素阻止了印度成为中国呢? 很多人是说是种族因素,民族性格因素,气候因素等等。我想说,这种归因是最偷懒省事的,又是最可能肤浅而误导性的。人的本性的差异其实是极小的,只是在不同的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中,会做出不同的反应而已。

  我们假设一下,当初这种低端的工厂进入印度时,它的选票制度和议会制度,会对此做出何等的响应? 我想,一定会有那么一些义愤填膺的政治家,向人民发表演讲,控诉出口工业的罪恶,“它是低端的,罪恶的,掠夺的,殖民的, ………… 污染环境,夺走资源…… 买办,卖国贼,新殖民主义……”,这些话语一定能够激起很多穷人的强烈响应。人们使劲的鼓掌,眼里噙着泪花,高喊口号,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人们说,这才是真正有良知的人,而不是只会歌功颂德的人。最终人民获得了胜利。任何可能让人们心里不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都被赶走了。国家只批准绝对绿色的先进的高端的企业。

     可是事实上,既符合这个标准又要照顾到印度过分落后的事实,这样的产业太难找了。我要说的是,印度人毕竟还是不容易的。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这样一个产业----软件业。可是软件业的规模太小了,印度累死累活也只做到数百亿美元的出口额。之所以一定要出口,是因为印度国内对软件这种高级玩意几乎没有任何需求。这数百亿美元,最多只能养活几千万人。剩下的十亿人,只能继续在赤贫里摸索。印度人并非对穷人不好,印度有德雷莎修女,有穷人的经济学家,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们都在努力的设法对穷人好一点。可是他们的努力,最终只是使穷人们体面的死去(加尔各答的德雷莎每天为流浪汉收尸做祷告),或者养一条奶牛,每天能喝杯牛奶(印度有个“牛奶洪流计划”,让每个印度人有奶喝)。

    当然,印度毕竟还是比黑非洲国家强,他们还是找到了软件业这条路子。那么他们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是不是一样可以变得很强大呢??? 客观的说,软件确实带来了印度一些相关行业,如咨询业,法律,金融,培训业等等。 但印度的所有软件是完全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和自己本国的需求无关。与之对照,中国虽然没有刻意发展软件业,可是软件年销售额已经超过印度。因为中国国内庞大的制造业,产生了自己的内在需求。而且照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软件业做到世界第一,也不是不可期望的。 如果把一整个经济体系,比作一个花篮,那么中国一眼看到了其中最重要的也是不起眼的几个骨架,先把这个骨架编织起来,那么附会于其上的其他成分,会出于市场的内在动力自发的产生出来。而印度,只看到花篮上最美丽的那朵小花,他拿着这朵与篮本身毫无关系的一朵花,希望有天可以凭空的变出一个花篮来。这就是中国和印度的区别,我想。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1-29 06:59:18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FW: 参考文章、明星惊人炫富各出奇招、政界要人趣照.、水上腳踏車

美国部长的邻居

——崔永元眼中的美国社会

《文摘周刊》 2010年10月15日

    一次,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在美国前教育部长威廉·贝特家采访时,发现她的别墅花园洋房很豪华、很气派,他心想,住这么好的房子,这位部长家的那些邻居,一定不是达官就是显贵。

    出于职业的敏感和习惯,崔永元采访完这位部长,就随意地问起她的邻居都是什么人?部长笑着说:“我的邻居,左边住的是一名修下水道的水管工,右边住的是一名超市营业员,他们住的房子和我是一样的。惟一不同的是,左边人家的下水管道从来没有堵塞过,而我家的下水道却常常堵塞;右边人家下班后,可以从超市顺便买些菜回来,在我下班后,却还要到超市去买菜。他们虽然都是蓝领,但收入并不低,与我这个部长收入不分上下,社会地位很高。”

    崔永元疑惑地问:“你家下水管道堵塞了,不能请那个修下水道的邻居到你家来修一修吗?你是一位部长啊!”

    这回轮到这位部长惊讶了,她说:“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他有他的维修单,有他排的顺序和计划,不管你是教育部长还是总统,必须要排队,排到你才是你,而且是有时间约定的。我没有任何特权指令他为我做什么。”部长言犹未尽,继续说道:“他们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啊,比我聪明多了。如果我从部长的位置下来了,还真的不知道能于些什么?”

    崔永元一行从部长家出来时,正好看到部长的水管工邻居驾驶着一辆奔驰小汽车下回家了。他从车上下来,看到部长送客人出门,俩人很亲切、很自然地打着招呼。

    部长与水管工、超市营业员做邻居,不仅没有感到身份降低,反而感到荣幸。因为这些邻居在这位部长的眼里,同样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社会分工的不同,并没有降低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这种平等和尊严,体现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这是刊登在《文摘周刊》2010年10月15日第三版上的一篇文章。作者李良旭。我把它全文抄录了下来。文章不长,但是反映美国社会文化很深入、具体和生动。堪称我们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发人深思。

    我们通过崔永元的这一次采访,不仅看到了,在美国“社会分工的不同,并没有降低他们(普通普通劳动者)在社会上的地位。这种平等和尊严,体现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同时,还向我们透露出这样一些信息。

    一是普通工作人员“他们虽然都是蓝领,但收并不低,与我这个部长收入不分上下,社会地位很高。”这在我们国家是不可以想象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社会在收入分配上差距是很小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差距越拉越大。他们打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旗号,冠冕堂皇向背离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下去。许多单位人为地把人制造成“编内”和“编外”人员,他们让“编外”人员拿“最低工资”。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编内人员”那就是主人;“编外人员”无论怎么理解,也不是平等意义上的人的。没有经济地位,如何谈得上社会地位,政治地位?

    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人与人地位不平等,收入分配差距这么大,不出现教育失衡,公务员过热,蓝领荒的现象,那才叫奇怪呐。

    二是美国官员的觉悟让人感动。部长的下水道堵塞了,这样的问题还算事吗?让管道工邻居来修一下就是,他哪来这个为“领导”效劳的机会呢。然而部长是怎么说的:“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他有他的维修单,有他排的顺序和计划,不管你是教育部长还是总统,必须要排队,排到你才是你,而且是有时间约定的。我没有任何特权指令他为我做什么。”我们的党员,领导,有多少有这样的境界的?或者说,我们的干部制度起到这样的约束效果吗?

    三是美国的一个水道工可以住“很豪华、很气派”的别墅,驾驶着奔驰上班。我们的水道工拿多少钱一个月?同样的工作,国人为什么劳而不富?人要活得有尊严,每个月拿个四五百元的低保工资,连自养的力量都没有,还谈得上尊严吗!既得利益者们,不要自以为扛着曲解了的“一部分人先富论”,拉大旗作虎皮,象是得了充分的依据似的。你那是开历史的倒车。

    再看看人家的官员是多么尊重普通劳动大众的,她说“他们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啊,比我聪明多了。如果我从部长的位置下来了,还真的不知道于些什么?”我们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也是尊重人民的,他就说过同样意思的话,那就是教育了一代国人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看看深圳的那位大贪官,蠢不蠢,敛财敛了20亿,你要那些钱有什么用。

    我看人家美国更象社会主义,美国的官员更象共产党员。这大概就是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形态的演化规律,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发件人:"hxsn" <hxsn@vip.163.com> 2011-02-08 22:45:5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湖南卫视播报湖湘三农论坛新闻发布会实况

网络出版对传统出版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蒋保纬

2011-2-6

    浙江大学蒋保纬编审、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出版对传统出版的挑战及我们的对策》,于2001年立项,2003年11月结项,最终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课题组成员:袁亚春。现将该项目成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摘编如下: 该成果从理念、技术、制度和机制、法制、人才、品牌建设、社会文化和未来发展等八个层面来研究网络出版,多层次全方位解读、诠释网络出版这一新概念,阐明网络出版的定义、性质、功能、特点、内涵、外延及其运作模式和发展规律,比较了网络出版与传统出版的异同,探讨了两者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可能性及方法途径,并辩证论析网络出版给传统出版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网络出版挑战的七项对策建议。

一、挑战

    网络出版是继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之后的又一种出版形态,是一种崭新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它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以计算机网络为载体,是对传统出版形态和样式的全方位变革。从历史上看,活字印刷的出现,引发了出版业的第一次革命;激光照排技术的诞生,让出版业告别了“铅”与“火”,迎来了“光”与“电”,由此带来了出版业的第二次革命;网络技术的兴起和它在出版领域的应用,促使出版业向数字时代转移,从而迎来了出版业的第三次革命。这次革命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深刻和广泛,对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产生无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在日本,目前已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出版社在从事网络出版业务,德国网络出版的营业额正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美国是最早从事网络出版的国家,82%以上的出版社已经拥有自己的网络品牌和网络出版系统。对中国出版业而言,紧跟世界出版业的发展趋势,围绕网络出版,对现有的出版资源进行优化重组,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未来出版模式,乃是加快出版业发展、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举措。网络出版带来的全新技术、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理念,为传统出版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正是网络出版带来的这些全新的变革,成为传统出版业必须应对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已深入到出版业的各个环节,使出版业的产品形态、运作方式、流通渠道发生了深刻变化。(2)“出版”、“出版物”和“版权”的概念发生了改变,“版本”概念也面临解体。(3)出版活动的主体及其传受关系发生变化:出版者的大众化和中介地位的动摇;作者自主权的扩展,中心地位降低;读者的参与性增强,个性自由得到张扬。(4)出版流程发生革命性变化:传统出版流程和出版模式受到冲击;编辑的角色和功能发生转变;电子商务取代传统发行渠道。(5)传统管理体制面临困境,规范化和法制化建设的矛盾日益突出。(6)传统出版队伍已不适应时代要求,新型网络出版人才急需培养。(7)网络出版对社会文化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传统的社会道德、文化观念、文化内容和文化主权受到挑战。

二、对 策

   (一)树立与网络出版相适应的新理念

    人们的行为受思想理念的支配,因而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树立与网络出版相适应的全新理念是正确应对网络出版挑战,发展网络出版事业的前提条件。在此,提出了应当树立的六个新理念:(1)超越传统出版狭隘性的大出版理念;(2)建立以4c模式来代替4p模式的新营销理念;(3)运用网络技术来组织编辑活动的新编辑理念;(4)以读者为中心的受众本位理念;(5)具有高时效性、互动性、小众化、复合性的新媒体传播理念;(6)树立平台整合、产业整合和内容整合的系统整合新理念。通过对上述六个新理念的意义和作用的论述,期望对转变理念有所促进。

   (二)加强网络出版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化

    第一,加快网络平台的建设,运用各种技术,提高网络用户的下载速度和进站率,这是出版社当前面临的一大课题。第二,积极开展在线印刷,这是目前最为成熟、最为实用的一种网络出版技术,是目前网络出版的一个新亮点。第三,开展电子图书业务,充分运用方正电子公司推出的阿帕比 (Apabi)中文电子图书出版整体解决方案,推动我国的电子图书业务的发展。第四,要加强网络出版研究,大力开发高新技术,在编、印、发、供等环节采用高科技手段,提高产品的创新能力和质量。当前要急需解决网络出版的界面形式、软件工具、网络数据库、网络多媒体以及出版物的格式标准、数字加密、资源数据库的检索和收费模式问题,同时要加强磁、光、电等新媒介的研究,在出版手段、出版方式及出版管理上向数字化、网络化转变,力求快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为发展网络出版业夯实基础,努力跻身国际网络出版行列。

    (三)重构网络出版的运作模式

    鉴于网络出版对传统出版的运作方式和基本流程已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为适应新的传播技术,必须重构网络出版的基本流程模式。网络出版的流程与传统出版的流程大不相同,它环节少,没有物流,时效性强,资源节约,与读者交流方便,信息反馈迅速。综观国内外现有的网络出版,大致上有五种运作模式:一是作者自行出版或自助出版;二是网络公司代理出版商制作电子图书,实行付费下载或阅读;三是出版商自行制作电子图书并自行发行销售;四是销售商根据市场急需提供电子图书的即需即印版;五是广告商花钱购买、制作电子图书,免费供读者阅读或下载,但同时必须看广告。上述模式在国外较为流行,实际操作性强,可供借鉴、选择。国内由方正公司研发的以保护数字版权为核心的新产品“阿帕比(Apabi)”可在国内网络出版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要参照现有运作模式,结合我国国情,力求创新,以实现新的突破。业内人士也应及早改变习惯思维定式和工作思路,以适应网络出版的需要。

    (四)加快网络出版业的机制创新

    现行传统出版行业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运作方式与网络出版的性质特点已不相适应,必须改革创新,才能在体制和机制上保证网络出版业的顺利发展。

    (1)认真宣传、贯彻《互联网出版暂行规定》。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信息产业部近期颁发的《互联网出版暂行规定》,是我国在该领域内第一部政策法规,在学习贯彻中须加以检验,以期不断补充、完善、总结和提高。

    (2)深化出版行业管理体制改革。国家有关部门既要切实加强对出版业的宏观管理包括行业准入管理、出版监督管理、业务管理等,也要重视出版业的微观管理,尽可能把工作做深做细。要理顺行政主管与行业总管的关系,做到合理分工,互相配合,及时沟通,防止扯皮。各出版社要深化改革,努力建立、健全与网络出版相适应的新管理体制。要建立和健全编辑责任制度,加强网络出版的流程管理和版权管理。对互联网出版机构的从业人员实行职业资格管理,进行岗前培训,逐步实行持证上岗。为加强出版管理和出版监督,还应当充分发挥各级出版行业协会的作用,使出版行业协会能充分发挥咨询、参谋和助手作用,以利于切实加强对网络出版的领导。

    (3)建立网络出版的运行机制。首先,要对网络出版的内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根据自身的特点、分工范围和要求,充分挖掘内容资源;要充分重视数字出版资源的积累和开发,加大出版资源整合的力度。第二,网络出版作为一种内容产业,必须建立网络出版内容的质量保障机制,注重事前审查以及事中、事后控制。第三,利益分配机制也是运行机制中的重要环节。网络出版的收益主要是靠点击率和下载率来实现的,与传统出版不同,其在线产品的边际成本趋于零,因此收益分配显得比较简单,重点是处理好网络出版者与内容提供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4)建立导向把关和“双效”机制。互联网上海量信息如潮,内容鱼龙混杂,需要准确鉴别。因此,在相对开放、自由度颇高的信息网络环境下,导向把关依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网络出版环境下的导向把关,主要是政治把关。为此,必须建立健全审稿制度,保证我们的出版物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些涉及宗教政策、民族政策和保密问题等重大选题必须专项报批,严格把关。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出版业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理所当然要追求经济效益,但文化产业同时是一个精神产业,具有深远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影响,所以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合理合法地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这反映在网络出版的选题上,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双效”原则,努力满足读者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反映在出版效果的评估上,要求我们将一些经济效益虽好,但社会效益不佳的出版物排除在评估范围之外,加大社会效益在评优过程中的权重,用适当的政策杠杆调控网络出版机构的选题计划,以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目标。

    (五)重视网络出版的品牌建设

    品牌建设是保证网络出版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经营战略。如何搞好品牌建设?我们认为,首先要解决好网络出版品牌的定位问题。网络出版的品牌定位战略旨在改变现有的产品秩序,冲破人们既定的价值观念,重新分配市场份额,从长远的角度实现占领网络出版市场的目标。为此,要对出版市场进行深入分析,对消费群体做出特定的选样,对竞争对手的品牌现状及未来目标有透彻的了解,从而确定产生品牌差异的具体属性,使自己的品牌与市场的同类产品有效隔离,建立与消费者长久的稳定的联系。其次要重视网络出版品牌的维护控制,重点是抓好对网络信息的品质管理、高效服务的品质管理及公共关系的维护,以建立并保持品牌与消费者之间亲和的秩序化的关系。再者要注意品牌的发展与延伸,以延长网络品牌的生命周期。围绕品牌进行多元化经营以达到效益最大化,是传统出版的成功经验。网络出版完全可以借鉴来自传统出版界的这些经验,并结合网络的特色在市场营销中锻造品牌,进一步提升品牌价值,实现品牌的创新,实现品牌的发展与延伸。与适当的竞争对手适时的品牌联盟可以联手制造更大的市场“蛋糕”,稳定并改善产业结构,拓展更广阔的市场利润空间。成功的品牌大多是因为有效地掌控品牌的战略管理,在选择机会和制定转变策略时更注重市场的作用,更关心市场定位;在品牌产品的开发中,重点开发那些以企业核心能力和技术为基础的产品;注重在内部进行广泛而充分的宣传、交流,避免品牌开发与延伸中可能带来的混乱;强调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充分利用网络上来自客户及合约人等智囊团体的集体智慧。

   (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网络出版队伍

    网络出版业是高科技行业之一,对从业人员的科技水平、知识含量要求很高。鉴于我国网络出版专业人才稀缺的现状,尽快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网络出版队伍是当务之急。确立新的人才观念,人才资源视为网络出版的第一战略资源;创新用人机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用人制度;强化激励机制,建立按要素分配的制度;改善用人环境,充分发挥人才的创造潜能;要采取措施,抓好岗前培训,加强继续教育,通过设立人才培训专门基金、建立培训基地、到国外进修和深造等途径培训专门人才,建立起网络出版人才的培育机制;深化编辑出版专业的教育改革,培养网络出版高级专业人才,以适应网络编辑的新要求——具备超链接、数据库化和交互性编辑的特点。为此,建议在高校设立网络出版专业,招收网络出版方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在努力办好现有编辑出版专业的同时,成立专门的网络出版学院和网络出版研究所,以加强对网络出版这一高新技术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力求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以增强我国网络出版业的建设和国际竞争力。同时应创办一些网络出版专业期刊,为网络出版研究提供成果交流的园地,还可多举办一些网络出版研讨会或网络出版论坛,营造网络出版研究的良好氛围,以促进网络出版的更快发展与繁荣。

    (七)营造网络出版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网络出版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利于它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因而应据此作出相应的努力:第一,保护知识产权,加强法制化建设。《著作权法》的新近出台和《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都不能很好地解决网络出版中的许多法律问题,急需制定专门的网络出版法。同时应建立著作权集中管理的机构,切实加强版权贸易和版权管理,加强对著作权的保护,严惩盗版和非法出版行为,纠正目前网络管理上的混乱无序状况。要严格管理互联网的接入服务,安装网络安全监控软件和预防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的技术装置,以保证网络出版的健康运作。第二,加强网络出版的伦理道德建设。要从思想教育入手,引导网民遵守网络法规,维护网络秩序。要建立出版规范,使公众有章可循。要构建网络出版的伦理道德体系。第三,要建构先进的网络出版文化,培植符合网络出版性质特点的价值观念,加强对网络文化的研究和引导,大力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同时要清除网络文化垃圾,净化网络文化环境。还应加大中文网站建设和软件开发的力度,充实丰富互联网上的中文信息,打破互联网上西方英语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能在互联网上占据应有的地位。

三、前景

    在综合分析当前国内外网络出版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比较研究了网络出版与传统出版各自的优势与劣势的基础上,课题组认为,对网络出版的崛起视若无睹,不积极作好应对准备或对网络出版的前景抱悲观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同样,把网络出版与传统出版对立起来,认为两者之间是“一个取代一个”的关系的观点也是片面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网络出版是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出现的新型出版形态和传播方式,它代表了出版业新的发展方向;从传播的角度看,传播符号、传播媒介和传播科技的发展始终呈现叠加状态,当新的传播革命爆发后,人类旧有传播活动中所使用的传播手段不会随之被抛弃,而总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又出现在新的传播活动中,它们的生存和发展更符合互动互助、共演共进的原理;从现实的角度看,网络出版拥有观念优势、技术优势、传播优势和价格优势,传统出版拥有习惯优势、资源优势、品牌优势和人才优势。它们各自具备的优势,是两者合作的基础,而它们各自的劣势,则是两者彼此弥补的前提。可以这样说,走向融合是网络出版与传统出版发展的大趋势。网络出版是传统出版的嬗变发展,它不仅蕴涵着传统出版的基因优势,而且吸纳了互联网技术强劲的生命力,因此,它对传统出版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对传统出版业而言,与互联网的结合将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利用和“嫁接”的过程,而是一个如何开拓新的空间、新的领域以至新的产业的问题。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传统出版依然能保持蓬勃的生机。它和网络出版之间,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合则俱荣,分则两伤,所以说,传统出版与网络传统之间不是彼此取代的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关系。它们不仅能长期共存,而且应该在共存中实现双方资源的互动、整合和繁荣。网络出版给传统出版引领了新的发展方向,为出版业开辟了一条全新而灿烂的道路。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2011-02-09 01:39:39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 <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GLOBAL信息简报149期

高学历的包身工

黄震

2011-02-07

    导师带的博士、硕士就是他的“包身工”:不论项目金额大小,不论项目难易程度,不论是否加班加点,一律是博士生每月不到1000元,硕士生每月500元

    上个月我的表弟博士毕业,找到了工作。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庆贺。席间他语出惊人:我的导师太黑了,这辈子我都不想再见他!大家错愕不已,他的父亲还当众呵斥他: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怎么能这么说自己的老师?但是,听完他的一番解释,满座无言……

  他的导师是国内这一专业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也是这所国内知名大学知名专业的系主任,每年考到名下的博士生多达10多名,硕士生多达30多名。由于导师在这个行业的学术地位,每年他都能揽到很多的横向项目和纵向项目。所谓横向项目,是指行业内的机构或公司委托的商业性的技术研究或开发项目;所谓纵向项目,是指国家下达给各重点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带资金的重大课题项目。

  导师很多年前就已获得博导的资格,现在最重要的,甚至惟一的工作就是揽项目:每年要有2000万元左右的横向项目,挣白花花的银子;还要有1000万元左右的纵向项目,挣金灿灿的名头。平时没有专门的学术课题,揽到的项目就是课题,全部交给系里的年轻教师和自己的博士生、硕士生们去完成,还美其名曰“离开象牙塔,主动参与社会实践”。如果没有按期完成或完成的质量不高,对不起,不能按时毕业。

  导师带的博士、硕士就是他的“包身工”:不论项目金额大小,不论项目难易程度,不论是否加班加点,一律是博士生每月不到1000元,硕士生每月500元。没有奖金,没有额外的补贴。有一次,一家跨国公司请导师派十几个学生做三个月的课题调研,给导师是按博士每月10000元,硕士每月6000元支付的费用,但是导师发给学生的依然是每月不到千元的生活费。所有学生都敢怒不敢言,只想着忍气吞声熬过这几年,赶紧拿到学位,逃离苦海了事。

  据说导师现在已是亿万身家,住别墅,开豪车,名下还有好几家公司。师娘也早就辞了职,不干别的,专作“账房先生”了。据说,这种“高学历的包身工”在各个高校并非个别现象,差异只是在于不同导师的师德,会使得这些博士硕士们的收入有多寡之分。更有一点众所周知的事实:现在学生们都不管导师叫导师,而改叫“老板”了。真是可怕的情形!

  古今中外,高级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国家和社会的正义化身。他们通常享有国家给予的厚禄,社会给予的尊重,还拥有主流的话语权。同时他们也要负责构筑和支撑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道德底线,指导和引领年轻一代的未来发展方向,明确并率先担当不同历史时期所要求的社会责任。但是,当这样一群“民族的良心”,哪怕只是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也在商业化的大潮中在校园之里竟然当起了老板,使唤起了包身工,坏了良心的时候,实非我们民族之幸!

  30年的改革开放,很多人得到了财富,迷失了道德。这一点非单政府之责,更是众多所谓的专家学者之过,更是市场无规则或规则无能之过!当我们需要理性声音的时候,听到的更多是谩骂或喧嚣;当我们需要独立思想的时候,读到的更多是附和或盲从;当我们需要勇敢担当的时候,看到的更多是沉默或猥琐。

  从来道德的破与立,都不是单纯依靠哪一个政党或政府,更多是依赖于这个民族的精英阶层,亦即我们常谓的“专家学者”。但是我们的精英阶层现阶段似乎热衷于“老虎、杠子、鸡”的游戏:官员更像学者,学者更像商人,商人更像官员,由此,在“囚徒困境”中愈陷愈深!

  如果说在现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转折阶段,这种现象还可以理解的话,10年、20年后,现在的这些博士硕士们又将成长为我们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试想,在他们最重要的人生阶段经历了“包身工”的梦魇后,他们还能超越现在这种“囚徒困境”吗?他们那个时候的游戏规则,还能让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走得更高、更远吗?

 

GDP不等于生活质量

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 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清华大学和马来西亚大学兼职教授 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沈联涛

2011-02-07

    我们是否想过这样的问题: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吗?GDP看起来在快速增长,但大多数人觉得生活变成了一场无意义的竞争。

  2008年,正当金融危机深化之时,法国总统萨科齐成立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委员会,由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担任主席。委员会聚集了知名的社会思想家、哲学家和其他专家,如印度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和肯尼斯·阿罗、土耳其经济学家凯末尔·德尔维什、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目的是找出更合理的方法衡量我们的生活质量。

  委员会的报告于2008年底公布,但它强有力的结论和建议因为金融危机而没有受到重视。然而,现在政府和企业正准备复苏,此时思考GDP以外的指标正是时候,即不仅衡量我们生产和消费的数量,而且要衡量其质量。有趣的是法国的总统成立了这样的委员会,而不是英国、美国或日本。法国车没有德国车那种精密的设计,日本车那种完美的技术,但你一眼就能认出法国车,因为它个性十足,设计独特,更重要的是它的舒适。

  看看亚洲如何推动经济全速前进,就知道这可能不是新兴中产阶级(甚至每个人)所关心的。要是某个亚洲资深经济学家提出将美与幸福作为衡量经济愿景的一种指标,我会充满敬意。斯蒂格利茨的委员会的研究前提就是,在经济、环境和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可持续性上,用GDP衡量人们的幸福程度正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因此,一个衡量人类幸福的新指标应包含这些维度:经济和工作保障、健康、教育、个人环境和工作环境、安全感和尊重、与家人朋友的联系、宜人的自然环境,以及人身安全。

  然而,大多数亚洲社会还在为达到收支平衡而努力。亚洲的许多地区还面对着社会基础设施损耗、拥挤过度、环境污染、社会不安的难题。即使在非常富有和成功的亚洲城市,人们也在呼唤社会公平。这个月,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枪击案令人震惊,突然间,我们注意到,除了收入等物质生活标准,个人和人身安全问题是我们极为关心的问题。政府和民间团体能做什么?

  斯蒂格利茨的报告是一个有益的提醒:我们应该从衡量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开始,考虑人们幸福的质量,而不仅仅是增加生产或消费数量。他的报告提醒我们,GDP是一个非常狭义的概念,并不能衡量人们关心的很多质量上的问题。例如,大多数人感到官方数据,如CPI,不能反映自己对通胀的感觉。GDP作为一个概念不能衡量或者说低估了家庭和民间团体的产出。它们必然没有考虑不平等性,因为人均GDP的平均数会掩盖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的感觉。GDP数据无法衡量环境的恶化和我们身边那些实体基础设施的损耗。

  亚洲在人口形态、城市化、社会变迁上正经历着急速的变化,我们所使用的衡量经济成败的指标会过时也不足为奇。这就像我们开车,仪表盘显示我们正在以每小时110公里的高速前进,但并没有告诉我们是否会开到一个很糟糕的地方或者车会不会散架。如果只关注速度,我们会忽略前进的方向。而开快车容易翻车。

  全球化在创造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挑战。政府需要明白,在全球竞争中,人才很容易流动。但如果他们喜欢所居住的城市或乡村,就不会走。我们都需要宜居感——清新的空气,健康的身体,深厚的文化,善良的人民,不用担心人身安全问题。幸福是一种人们互相关心的社群感,一种人人平等、得到同等尊重的感觉。我们不能将一个陌生人视为抢劫犯,或者令人生畏的警察。我们想要良好的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是一个照顾穷人、弱者和底层人民的有关怀的社会。

  正当政府困扰于如何能更好地治理社会时,我们需要从GDP以外的社会幸福指标开始。不幸的是,斯蒂格利茨的报告只是开了个头,指出了GDP指标的缺陷,但未告诉我们如何得到一个更好的指标。现在亚洲已经坐上了主座,一个亚洲的政府或发言人应该承担主持统计学圆桌会议的领导角色,来达成一个更好的幸福衡量指标,而不仅是GDP。

  我们需要斯蒂格利茨的第二份报告,需要对亚洲更多的关注。斯蒂格利茨先生,欢迎你回来。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11-02-01 20:43:55 +0800 收件人: "csrglobal"<csrglobal@googlegroups.com>, 抄送:标题: CSRGLOBAL信息简报148期&兔年快乐!

中国核电产业起飞在即

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 孙晓菲

2011-02-01

    预计未来十年,中国每年核电建设投资规模将超过700亿元,“十二五”规划中核电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成为中国能源行业未来十年发展的新亮点。

    核电大发展推动了核电产业的迅速发展。核电设备制造经过多年的技术引进,国产化率有了很大提升,核电软件自主化也已提上日程。但核电安全性、铀资源紧缺等制约因素不容忽视。预计“市场换技术”战略将为中国核电行业带来跨越式发展。中国应加快制定自己的技术标准,引导和规划核电产业的宏观布局。
中国核电产业即将迎来发展高峰 。

    2009年开始,受低碳政策带动,中国核电得到快速发展。核能发电不排放温室气体,符合节能减排的要求。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2009年批准的核电装机容量接近已有核电总装机,立项核准和建设速度大大超过往年。2009 年共核准850万千瓦核电机组,浙江三门、山东海阳、广东台山等核电站开工建设(截至2009年底,中国大陆核电的总装机容量为908万千瓦,共11台机组)。2009年,中国核电发电量692.6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占全国发电总量的1.9%。目前,中国在建核电机组25台,占世界在建机组总数的40%,在建规模居世界第一。

    未来十年,核电建设将为整个核电产业带来巨大发展空间和投资盛宴。中国正在调整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7000万千瓦以上。2007年国务院《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核电装机达到4000万千瓦。业内机构预计2020年核电装机目标还将调整为8600万千瓦,占总电力供给的5%。若以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7000万千瓦,每千瓦1.2万元计算,未来十年,每年核电建设投资规模将超过700亿元。核电站建造将为核电设备制造企业带来商机,建成后运行期需要设备维修以及核燃料生产和后处理企业的服务。

  国内核电产业及技术情况分析

    核电产业链上游为核电原料,中游为核电设备制造企业,下游为核电站。核电设备是核电投资中最主要的环节,占项目总投资的50%-60%左右,包括核岛设备、常规岛设备和辅助设备三部分。

    核电设备制造行业壁垒和集中度较高,市场结构呈垄断竞争。核岛设备为东方电气、上海电气、哈动力和一重四家大型国有企业占据。其中,东方电气和上海电气共同占据约90%的市场份额。2010年上半年,东方电气核岛设备毛利率达17%,上海电气达16%。常规岛设备为东方电气、上海电气和哈动力三家垄断。其中,东方电气占据约50%的市场份额。辅助设备市场主要为具备较强技术实力的机械制造企业占据。

    中国的核电运营处于垄断控制,核电运营商需要“核电牌照”,即控股核电站的资质。目前,拥有“核电牌照”的仅有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以及中国电力投资集团。2002年电力改革中,中电投拿到了核电资质,成为五大电力公司中唯一有资格经营核电的公司。

    在核电设备制造领域,经过多年的技术引进,国产化率有了很大提升。中国以招标方式引进国外先进的核电机组,消化吸收,目的在于最终可以实现自主设计第三代[1]甚至第四代核电项目。2007年7月,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与美国西屋公司签署AP1000转让及核岛设备合同。2007年11月,中广核集团与法国阿海珐公司签署EPR技术转让及相关设备合同。目前,内陆AP1000核电站已完成总体设计工作。目前中国核电设备平均自主化率已达50%,未来有望上升至75%,但重要核级设备的设计制造依然依赖进口。

    核电软件自主化也已提上日程。核电自主化不仅包括使用设计工具自主设计核电厂、自主制造核电装备等,还包括设计工具的自主化。核电软件用于核电站的设计、运行和维护,是保障核电站安全运行的命脉。长期以来,中国核电厂设计和运行中使用的几乎所有核心软件都从先进核电国家引进,不仅耗费资金,而且受制于他人。为保证在未来十年的核电大发展中拥有更多自主权,中国加快进行自主品牌的核电软件开发。2010年5月21日,国家核电软件技术中心在北京成立,致力于解决中国核电产业发展缺乏自主核心软件的问题。近日,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与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华北电力大学等签署共建“核电软件工作站”协议,计划用5-8年时间开发中国自主核电软件系统。

核电发展的制约因素

    安全性是发展核电的首要考虑因素。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为人类带来巨大灾难,警示了核电的潜在危机。核电事故引发的公众接受问题,已成为世界核电发展的最大障碍。提升安全性成为核电发展的主要趋势。

    中国铀资源紧缺,成为阻碍核电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预计2020年核电发展为7000万千瓦以上,但根据中国目前公布的数字,铀资源只能满足4000万千瓦的核电装机使用。中国铀资源基本靠从澳大利亚和哈萨克斯坦进口。大量进口会抬高原料铀的价格,并且供给受到控制。在加强国内铀资源勘察开发的同时,还要积极与海外铀资源合作,保证铀矿供应。

结论和展望

    核电大发展将首先为沿海地区带来机遇。核电站厂址首选沿海地区,然后逐渐向内陆地区扩展。目前,中国沿海核电厂址可以满足运行4000万千瓦、在建1800万千瓦的装机。湖北、江西等内陆省市也开展了核电厂址前期工作,《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指出,“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的核电厂址,也可在内陆省份厂址中选择。中国核电技术一直采取直排冷却技术,适合在沿海水量较大的地方发展。近几年采取的二次循环冷却塔技术推进核电向内陆发展。

    “市场换技术”战略有望为中国核电行业带来跨越式发展。近年来,技术变革、竞争压力及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重要地位使得各国企业对华技术转让步伐加快。中法两国在航空航天、铁路、汽车和LNG船等领域都有技术合作。中国的核电机遇吸引跨国巨头加大在华投资力度,包括全球最大核电公司法国阿海珐公司,以及西门子、施奈德等企业。法国电力能源70%以上来自核能,核能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市场换技术”的最佳路径为:引进技术,联合设计,中国企业逐步消化吸收,自主完成设计,并能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创新,赶上并超越世界先进水平。中国高速铁路机车制造正是以此路径跨入国际前沿。

    国家应对核电设备制造业进行宏观布局。由于中国核电设备制造业走的是技术引进道路,因此核电站多种堆型并存,多国标准并存,对比、消化后应尽快制定中国自己的技术发展路线和行业标准。政府应规划设备制造业布局,引导各大制造集团分工协作,防止造成设备产能过剩或不足的局面,避免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保障资金,支持企业开展重点攻关,提升中国核电自主化。如为核心设备研制提供专项资金渠道,制定国产设备的税收优惠政策等。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1-02-02 09:59:01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走近神秘的J-20研制团队

走近神秘战机J20的研制团队

是他们让J20水到渠成

边军

2011-2-1

    中国先进战机之父宋文骢,因为保密家人以为他做牙医

    歼-20试飞成功后,欧美媒体纷纷问: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要探寻答案,首先得走近一个神秘的战机研制团队。

    为了让歼-20飞起来,中国人在10年前就开始勾勒第四代战机的图景。2001年8月,中国工程院主办的《中国工程科学》杂志,发表了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4位科研人员共同撰写的文章:《一种小展弦比高升力飞机的气动布局研究》。文章描述了当时科研人员在经过大量实验后对中国新一代战机的设想,并提出了一种“未来战斗机”的设计方案。该文的第一作者,就是被称为“中国先进战斗机之父”的宋文骢。作为歼-10(第三代战机)的总设计师,这位老人的坚持与努力,最终帮助后辈们成功研制出了歼-20。

    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60周年。当歼-10呼啸着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宋文骢潸然泪下。他已经从事了几十年的飞机研制工作,但由于保密等原因,父母和兄弟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有一年,弟弟宋文鸿去探望他,无意间看见书柜里有几本医学类书籍,回去后便对家人说:“哥哥现在可能已改行当牙医了!”我国对歼-10进行适度解密后,一些报纸和杂志开始在公开报道中将宋文骢称为“歼-10之父”。家人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几十年来一直在默默地为国家研制战斗机!

    谈到宋文骢,同事们都说:“宋总什么都好,就是有时候有点倔……”不过,歼-10得以定型,多亏了这位严谨的“倔老头”。

    在一次试飞测试中,歼-10首次完成了超音速飞行。承担试飞任务的同事们都很高兴,唯有宋文骢眉头紧锁。回到办公室后,他立即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结果发现,这次试飞得到的数据,与飞机模型在风洞里接受测试时得到的数据相比存在差异。有人认为:“数据虽有差异,但并不存在安全隐患。”但宋文骢说,绝不能留下任何遗憾,因此一定要进行改进。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与有关部门进行了十几轮研究和协调,最终与所有研制单位统一了认识。就这样,在宋文骢的呵护下,歼-10最终“长大成人”,开始守卫祖国的蓝天。

    总设计师杨伟 外表儒雅的“拼命三郎”

    有了歼-10,研制更先进的战机就具备了扎实的基础。宋文骢把接力棒传给了一位年轻人——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与歼-20锐利霸气的外观不同,今年47岁的杨伟看起来更像一位儒雅的学者。不过,他骨子里却是一位“拼命三郎”。

    数字式电传飞行控制系统,是一架战机由传统战机转变为数字操控战机的关键。杨伟正是我国新一代歼击机电传飞行控制系统的组织者和开拓者。1998年,杨伟受命出任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副所长、副总设计师,兼任飞行控制系统总设计师。从此,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不仅要担任我国新一代外贸型FC—1战机的总设计师,还要负责歼-10战机双座型的研发工作。如今,FC—1战机早已交付巴基斯坦军队,双座型歼-10也已翱翔在保卫祖国领空的第一线。

    歼-20试飞成功后,当人们再次看到杨伟时,发现他与几年前相比,显得有些疲惫和憔悴,但更加稳重和自信了。

    国产发动机研制者甘晓华 治好我国战机的“心脏病”

    在歼-20的研发团队中,发动机研究人员也是必须要提的。航空发动机被视为飞机的“心脏”。在歼-20亮相前,外界最大的疑问就是它会采用什么样的发动机。由于我国此前没有合格的发动机,歼-10被迫使用俄制AL—31FN。

    据分析,此次试飞的歼-20,安装的却是一种从未曝光的新型国产发动机。在现场拍摄视频的网友发现,“歼-20不到200米助跑就飞起来了”,足见其发动机功能之强大。那么,是谁研制出了如此厉害的发动机?

    据透露,它的研制者名叫甘晓华。这位航空动力专家,目前是空军装备研究院的总工程师。靠着研发歼-20航空发动机,今年54岁的他,获得了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等功表彰。

     在此之前,为了“治疗”我国战机的“心脏病”,甘晓华和同事们已奋斗了无数个日夜。对于其中的苦与乐,他曾这样说:“不少从事航空发动机研究的同行说,研发航空发动机不仅时间长,而且很难获得成果,一辈子可能都搞不出一个型号来。不少同行还说,以后打死我也不让我的孩子学发动机。我感到他们的话是发自内心的,是源自对国家的责任心和对发动机的真情,为不能把这样的关键技术搞上去感到痛心疾首。”

    王牌中的王牌 歼-20试飞员

    歼-20首飞试飞员李刚:“感觉太好了,不过瘾!”驾驶歼-20进行首次试飞的是试飞员李刚。成功着地后,他说“感觉太好了,不过瘾!”李刚说得很轻松,但实际上,每一次试飞都是“刀锋上的舞蹈”。

    试飞员黄炳新曾透露,他驾驶我国首架国产FBC-1战机执行首飞任务前,在办公室抽屉里留下了一封遗书。这不是杞人忧天。1994年,我国一架飞机就曾在1.96万米高空试飞时发生空中解体,最终机毁人亡。

    由于培养战机试飞员是一项极端机密和特殊的工作,截至目前,我国的试飞员仍然是一个比较小的群体。1989年之前,我国战机试飞员主要从空军现役飞行员中进行挑选,然后在试飞团靠以老带新的方式进行培养。上世纪90年代初,张景亭、李中华和徐勇凌3人被选中,前往俄罗斯国家试飞学院进行深造。该学院是全球最先进的试飞学院之一。最终,他们成为中国仅有的3名获得国际试飞员证书的顶尖人才。2006年,我国空军遴选出了一批试飞员。当时,通过部队推荐的方式,全军近300名现役飞行员参加选拔,最后只有8人成为正式的试飞员。

     歼-10首席试飞员雷强:“飞机是飞出来的”

    从试验样机到装备部队,一款战机的成熟定型,往往需要10余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其间,研发团队会做什么?试飞员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说:“战机是飞出来的!”而他们,正是让这些战机“飞出来”的人。

    战机飞行员本来就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挑战的职业,因而被誉为空军的“王牌”。而战机试飞员则是“王牌中的王牌”。他们驾驭的都是普通飞行员从未驾驶过的最先进、最前沿机型。

    提起试飞员和飞行员的区别,歼-10首席试飞员雷强曾说:“当我在部队还是一名飞行员的时候,我并不了解飞机的具体结构,我默认飞机是完好的,一旦在空中遇到特殊情况,只需要按照手册的规定进行处理,如果无法处理,只需要弹射跳伞逃生就行。但是,手册上的规定是试飞员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作为一个试飞员,我就需要了解我的飞机在什么位置配备了什么东西,配备的这些东西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不清楚,出现了问题你甚至不知道怎么和地勤人员讲清楚。试飞员要帮助地面的工程师判断飞机的故障。”

    1998年3月,我国首席试飞员雷强成功完成了第三代战机歼-10的首飞。从首次驾驶歼-10起落,到空军部队批量装备,他驾驶歼-10飞了1000多架次,以“零坠毁”的成绩创造了全球第三代战机试飞史上的一个奇迹。相比之下,美国、俄罗斯、法国等国的第三代战机,在试飞阶段都曾发生多次坠机事故。就连F-22的试飞阶段,也有两名美国试飞员丧生。

    中国战机,五十年的艰苦征程

    歼-20试飞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掌握最新战机技术的国家。这背后,除了工程师和试飞员们的付出,我国政府数十年的潜心规划和部署,才是最根本的动力。1951年12月,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会议,决定在3到5年的时间内仿制苏制雅克-18初级教练机和米格-15战机。此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国家航空工业局宣告成立。1956年8月2日,航空工业局局长王西萍下达命令,分别在沈阳飞机厂和沈阳发动机厂建立飞机设计室和发动机设计室。当时,为了组建这两个设计室,航空工业局从全国抽调了近200位航空科技人才。

    1956年7月19日,一架机身前部印有鲜红“中0101”字样的银白色歼击机,在东北某机场腾空而起。这就是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歼-5。1964年,我国首批歼-6战机交付空军使用。该机系苏联米格-19战斗机的国产型号,是中国第一种国产超音速战机。

    与研制第一代战机的过程相比,我国研发第二代战机的步伐艰难了许多。歼-7战机的原型为苏联1961年转让给我国的米格-21F-13。在试制这种战机的过程中,受历史原因的干扰,研发团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航空科技人员通过不懈努力,终于成功仿制出了歼-7战机。1966年1月17日,歼07进行首次飞行,并于当年投入生产。此后,在该机的基础上,我国又发展出了一系列新型战机。可以说,通过研制歼-7,我国在战机制造方面走完了“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开发”的全过程,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此后,我国的战机研制水平开始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1969年7月5日,我国高空高速战斗机歼-8首飞成功。但是,十年动乱的严重干扰,迟滞了该机的研制工作。直到“文革”结束3年后,歼-8才实现设计定型。但这时,它与航空强国的战机相比,已经落后了很多。

     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奋起直追,从1986年起开始正式研制歼-10战机。1998年3月,该机实现首飞。它起初装备的是俄制AL-31FN涡轮风扇发动机,未来将采用国产WS-10太行发动机。此外,这款战机还采用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飞行控制系统。大量的新设计、新技术、新工艺,使歼-10成了我国现役最先进的主力战机。即便在全球范围内,它也称得上是顶尖的第三代战机。

    就这样,经过数十年的艰难探索,在一代又一代研究团队的无私奉献中,研制歼-20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无死角监控太空 中科院研新技术

香港 明报

    中国科学院透露了未来5年的工作重点,其中国家与公共安全体系计划包括了太空实监测技术。据知,该技术可监察别国的太空设备,对太空战略防御和反攻都有重要作用。

    可监察别国太空设备。新华社引述中科院透露,未来5年中,中科院将构建可持续能源与资源、先进材料与绿色智能制造、普惠泛在的信息网络、生态高值农业和生物产业、普及健康保障、生态与环境保育发展、空天海洋能力新拓展、国家与公共安全等八大体系。

    八大体系中,在国家与公共安全体系内,将重点部署空间态势感知(Space Situational Awareness, SSA, 即太空实监测)等战略科技。太空实监测技术,是指掌握地球卫星轨道上运行的所有物体的方位和去向。技术可用于监测太空垃圾、太空气候等人造卫星的潜在威胁,也可以用来监察别国太空设备。

    美国去年9月发射了全球首个专门用于SSA的「天基宇宙监视卫星」(Space Based Space Surveillance),美国军事专家指出,此卫星可监察中俄的「隐形卫星」,巩固美国的太空军事优势。去年11月,美国与澳洲达成空间态势监控的合作协议。 外界普遍认为,这是针对中国日益提高的太空战略科技。

   美澳达协议 被指针对华。美国官方2006年证实,一颗美国间谍卫星曾遭中国激光武器攻击失效。20071月,中国又从地面发射导弹击一颗废弃卫星,再次引起全球震惊。有消息透露,在2007年「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发射成功后,解放军在总装备部领导下,由二炮部队、国防科工局等军方和政府部门合力成立了首支太空部队「空间实验部队」。

 

 

 

 

发件人:"如意人生" <derqq2222@163.com> 2011-01-30 11:44:19 +0800收件人:"董德刚" <zdjun@263.net>抄送:标题:2010年国际天灾研究会年终总结

2010年国际天灾研究会年终总结

国际天灾研究会

尊敬的各位朋友、同仁,您们好:

    首先祝你们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万事如意,合家欢乐。借此机会,向你们简要汇报本会的主要工作及情况。

     汶川地震给国人的心中留下的悲痛还未消失。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县又发生两次地震,最高震级7.1级。造成众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假如今后在我国人口稠密地区近年7级以上大震,如果没有好的预测预报,就可能造成数十万至数百万人伤亡及数万亿至数十万亿经济损失。国务院2010年6月特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工作的意见》,《意见》中对群测群防地震预测做出了重要指示。我们国际天灾研究会全体同仁为落实和贯彻国务院《意见》做了许多相关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这一年中,重点挖掘海城经验及大量宣传海城精神,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我们已在全国(包括台湾)安装了45台土地电设备。

    一、我们在2010年玉树地震发生之后一周内,也就是在4月20日迅速组织和开展了“第二届群测群防天灾经验交流会”,国际天灾研究会编辑部整理和编辑了“第二届群测群防天灾经验交流会资料集”, 受到众多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注和高度评价。我们在5月6日“组织了当前地震预测问题与建议研讨会”,收集和整理了众多专家关于预防当前地震的预测和建议等资料,并送给了相关部门。

    二、为落实防震减灾法群测群防,培养一批具备中国特色的民间群测群防地震工作者及促进中国民间设置地震预测监测台站,为政府相关机构提供有价值信息。杨智敏等在7月3日组织了“首届民间群测群防地震培训班”,本次培训班得到了地震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汪成民、姜成田、王立华、民间地震知名专家杨智敏等各界关注地震群测群防事业的爱心人士大力支持和参与。我们已将各位专家的所讲的地震群测群防内容做成视频上传到网上,便于更多的人学习。

     三、在11月13日组织了第三届群测群防天灾经验交流会。姜成田老专家在海城大地震中避免了十万人死亡而做出了的巨大贡献,而被当选为全国十大孝贤。

    四、近期汪成民、李伯淳等在兰州出席了中国天灾预测开拓者郭增建80岁诞辰及学术会议,同时由国际天灾研究会、张衡学社、中国地震局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等单位联合召开了“张衡地动仪能否监测地震第一次研讨会”。 呼吁通过人大立法保卫中华民族之根。
岁末将至,总结2010年,我们感慨万千,喜悦的是我们推动民间群测群防地震工作的重大进展和突破,可惜的是面对防震的需求,我们做的还不够。

    在2011年到来之际,我们国际天灾研究会一定会坚持不懈地为民间群测群防地震事业的推动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联系人:李伯淳 联系电话:(010)62266096 62260594(传真)
    网 址:http://www.ruyirensheng.com
    Email: ryrs@ sina.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索家坟30号楼1-701 邮编:100082

 

 



发件人:"hxsn" <hxsn@vip.163.com> 2011-02-08 22:45:5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湖南卫视播报湖湘三农论坛新闻发布会实况

也谈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

李继宏

2011-2-5

    2010年12月25日早晨,浙江乐清农民钱云会接到一个电话;接完之后,穿着厚外套和运动鞋的他带着雨伞,向阴沉沉的家门之外走去。钱云会也许没有想到,此去将是他和家人的永别:片刻之后,一辆解放悍威巨型工程车从他肩膀和脖子处碾压而过,令他当场毙命,陈尸于这片他生活了整整五十三年的土地。
  这起貌似交通事故的事件迅速成为岁末年初最大的新闻,在互联网和媒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当地警方在12月29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高调宣布这是一起寻常的交通意外;但有些媒体和网友并不认可这种说法,而怀疑钱云会是死于谋杀。这种怀疑是有原因的:钱云会当过乐清寨桥村的村委会主任,曾因为乐清电厂征用该村耕地引发的纠纷而率领村民上访,先后三次被抓到看守所关起来。

  可以肯定的是,钱云会事件正是当前中国社会日益增多且渐趋尖锐的土地纠纷的缩影。实际上,城市化进程遭遇的土地问题已经严重得引起了政界和学界的高度重视。例如,12月23日,国土资源部在北京召开了深化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专家研讨会。在钱云会惨遭横祸的当天下午,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将土地管理法修改列入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而国土资源部提交的修订草案,更是早在2009年6月便已报送国务院审议。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则主要表现为土地产权制度之争,有些学者认为私有化是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最佳方向,有些则坚称当前的集体所有制是最合理的制度安排,不容更改。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贺雪峰是后一派的中坚,他彻底反对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权利,在其近著《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中,贺教授提出了他的看法和论证。

  《地权的逻辑》旗帜鲜明地对几种支持土地私有化的主要观点做出了有力而成功的驳斥。近年来,鼓吹土地私有化最用力的,大部分是生活在海外(主要是美国)或者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华人经济学家,如张五常、陈志武、文贯中、周其仁和已故的杨小凯之流,他们经常在《南方周末》、《财经》等媒体发表有关言论。由于国内媒体普遍而言对海外人文社科学者有着近乎病态的盲目崇拜,部分编辑记者往往在约稿或采访时对那些长期过着学院生活的教授礼敬甚备,甚至不惜由衷或违心地对其大加吹捧,某些学者于是多少有点在自我膨胀中忘乎所以,习惯性地凭借自身有限的专业知识和对现实一鳞半爪的了解来妄发议论,或作痛心状,或作严肃状,总之是一副能为帝王师、破解社会问题者舍我其谁的派头。

周其仁曾发表题为试办土地交易所

  但他们慷慨激昂的陈词通常与他们的雄心壮志不符,尤其是上述那几位提倡土地私有化的经济学者。例如周其仁曾发表题为“试办‘土地交易所’的构想”的文章,宣称“农民自用的建设用地权一旦经由市场竞价,可能表现为惊人数目的货币财富”。这个观点被贺雪峰讥讽为“站在北京看农民的土地”(《地权的逻辑》,第73页,以下引用本书仅注明页码)。事实也是如此,北京和上海的农村土地每亩也许能卖出上百万元人民币的高价,而在湖北京山,根据贺雪峰的调查,同样面积的土地价格只有区区两千元(第24页)。以中国的幅员之辽阔,农民人数之众多,任何企图用个别来推断总体、用均值来掩盖离散的经济学思维定式在有着多年农村调查经验的贺雪峰面前,都是错漏百出和不堪一击的。贺雪峰在《地权的逻辑》第二章、第六章和第七章集中对这些经济学家进行了畅快淋漓的剖析和批判,反驳了他们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三大理由(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利于构建民主自由的宪政社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贺雪峰教授这部新著最大的学术价值,是对农村、土地和农民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和所有一般名词相同,农村只是一个便于交流的泛化标签;正如苹果有青苹果、红苹果、黄苹果等不同种类,中国的农村也有沿海地区农村、内陆地区农村、平原地区农村、丘陵地区农村等差异。具体到沿海地区农村,富裕的如江阴华西村,贫穷的如乐清寨桥村,它们之间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区别,有时候甚至大于某些中小城市和部分农村的距离。

  农民的情况也是如此。《地权的逻辑》把当前中国的农民细分为四类:纯农户、以农业为主的兼业户、以农业为次的兼业户、外出务工经商不再兼业的农户(第29页)。这几类农民的经济状况、收入来源和现实利益诉求都各有不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再可以用农村、农民和农村土地这样的抽象表述来指称全国所有农村户籍的人,以及他们所在的村庄和土地,而应有具体所指”(第72页)。那些为土地私有化摇旗呐喊的经济学家最大的软肋,就是假定农村是一组没有任何离散度的变量,认为他们从某个观察点总结的经验可以推广到全国。这种经济学假设对高度复杂和分化的中国农村地区来说,当然是毫无意义的。

  实际上,《地权的逻辑》可以被简单地概括为“破”和“立”两部分:“破”前文已经介绍过,是对那些提倡土地私有化的经济学家的反驳,而“立”则是提出作者本人支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看法。很遗憾,尽管丰富的农村调查经验帮助贺雪峰摧枯拉朽般地打倒了周其仁、杨小凯等人的经济学谬论,但在模糊不清的逻辑和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干扰之下,这种社会学优势并没有转化成其立论的牢固。换句话说,贺雪峰对土地私有化的批驳是成功的,但他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辩护则是失败的。

贺雪峰坚决拥护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贺雪峰坚决拥护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普通农民并不想要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只图农业生产方便。《地权的逻辑》反复地强调这个观点,其中一段文字是这样的:“笔者在全国20多个省市农村调查,极少听到农民要土地所有权,倒是笔者的舅舅说土地应该私有化,而我的舅舅恰恰是一个喜欢读书看报的人,他认为土地应当私有化,来自他的读书看报,而非自己意愿的表达。”(第2页)贺教授的舅舅看到这段话会有什么反应,一般读者不得而知,不过这里面的逻辑缺陷,却是一目了然的。许多农民受制于生活环境和教育经历,对土地产权这个政治经济学概念毫无所知,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可是它能成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合理性基础吗?

  我们不妨用鲁迅作品中的例子来寻找答案。《伪自由书·“人话”》写道:“是大热天的正午,一个农妇做事做得正苦,忽而叹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么快活。这时还不是在床上睡午觉,醒过来的时候,就叫道:太监,拿个柿饼来。’”假设贺雪峰教授去问这位农妇要不要选举权,要不要吃蓝罐曲奇,我猜她是不要的,只希望能够睡午觉和吃柿饼。这种层次较低的农民意识其实并不好笑(鲁迅已经指出),反倒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它万万不能成为反对社会制度进化的理由,否则我们现在也许还生活在爱新觉罗氏的统治之下。

  另一个让贺雪峰觉得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很重要的原因,是这种土地制度在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贺雪峰认为,“中国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扩展城市和建设基础设施,从而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奥秘正在于“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第324页);他忧心的是,倘使土地私有化,政府就不能轻易地从征收农民的土地中获得收益,而“国家正是占有了土地收益,才有能力为全国大多数农民提供大规模的转移支付”(自序,第9页)。哪怕单就此处的引文来看,读者也不难发现贺雪峰教授被国家利益至上的意识形态蒙蔽了逻辑的眼睛,从而丧失了看清现实的视力。

  诚然,贺雪峰教授说得没错,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确实建立在对农村资源的剥夺之上。而且这种剥夺是双重的,除了上述的用近乎零成本的代价征用农地来建设道路和城区这较为明显的一重之外,还有一重是相对隐秘的,那就是利用城乡户籍双轨制对农民的劳动进行剥削。比如说,您为自来水、天然气、电力、宽带服务等支付的费用,包括了相关企业员工的退休金、医保金等在内;而农民在销售您日常三餐所吃的大米和肉菜禽蛋时,并没有附加这部分成本。数以千万计在城市的寒风中或烈日下修建道路或房屋、在各种小工厂小作坊挥洒汗水的农民工也从来没有得到这部分应得的劳动报酬。问题在于,这能够成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理由吗?我相信十九世纪美国南方的奴隶主如果地下有知,肯定会将贺雪峰教授引为隔世知音,因为当年他们也曾套用这种逻辑,义愤填膺地说,黑奴的劳动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农产品,林肯的废奴主义若是成为国家制度,奴隶主就得不到那么多好处了。

  至于“为全国大多数农民提供大规模的转移支付”,以近些年的财政收入衡量,国家确实有这个能力,但实施这种能力了吗?当前国家对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主要覆盖低保、医保和义务教育三个方面,就以农村医保为例。2009年度国家财政收入高达68477亿元,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是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累计支出总额为646亿元”,不足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大规模”云云,真是不知从何说起。可以作为对比的是,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两百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在一千五百亿到两千亿元之间。

贺雪峰虽然对周其仁等经济学家深恶痛绝

  贺雪峰虽然对周其仁等经济学家深恶痛绝,但他也在不知不觉间受到经济学的影响。比如《地权的逻辑》提出的第三个支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理由,是集体所有制能够解决农田水利灌溉等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而土地一旦私有化,则由于农民的自私本性,所有需要村民协同处理的事务都不能完成。抛开这种论调背后荒诞的“理性人”假设不谈,贺教授在调查中遇到的此类现象,其实不应该归咎于村社集体分配调整土地权力的弱化,而应责怪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和违法。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维护排灌工程设施,改良土壤,提高地力,防止土地荒漠化、盐渍化、水土流失和污染土地。”

  现代社会是复杂的巨系统,学者在分析社会问题的时候,应当时刻警惕将问题简化的倾向,对待三农问题尤其应该如此。农村土地制度仅仅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灵丹妙药,任何旨在论证改变土地所有制就能化解三农问题的尝试都是徒劳的。认为土地私有化能够一劳永逸地缩短城乡差异的经济学家固然无异于痴人说梦,坚信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最适合中国的贺雪峰教授也未免难以自圆其说。实际上,如果没有一种合理的村民自治制度,没有一个愿意约束自身权力的政府,没有一批能够正确地认识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农民,中国农村的土地无论改道走私有化之路,还是继续集体所有的旅途,都丝毫不能改变当前城乡差距日益加大的现实。

  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地管理法》的修订没有改良的方向。近几年来,国家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狂飙突进,全国各地的交通运输、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已基本完善,这应该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抑制政府继续将农地据为国有的冲动。综合方方面面的因素考虑,当前最理想的农村土地制度也许应该是一种三权分立的制度:地方政府代表国家继续保留确定土地用途和核准土地用途变更的权力,村社集体继续保留区域范围内土地的所有权,农民继续拥有长期不变的固定承包权利,并新增在遭遇政府征地或者村社集体调整耕地时的否决权。这样的制度安排也许没有办法实现土地产出的最大化,但在相对完善的法制环境中,绝对可以避免目下农村地区司空见惯的因征地或拆迁引起的纠纷和悲剧。

 

 

发件人:"hxsn" <hxsn@vip.163.com> 2011-02-08 22:45:57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湖南卫视播报湖湘三农论坛新闻发布会实况

回不去的故乡

李志题

2011-2-6

    2008年,妹妹大学毕业之后没有找到工作,只好参加了省里组织的“三支一扶”支教工作。妹妹得知,早两年参加支教的毕业生,除了考上公务员或者自己找到更好工作的,两年期满之后大都转成了有事业编制的教师。所以,她的想法很简单,两年之后如果能够顺利转正,虽然支教的地方经济都不算发达,但是做一名吃财政饭的中小学教师,对于一名没有多少野心闯天下的女生来说,也算不错的选择。

    到校报到之后,随着誓师大会上的热血激情逐渐消退,妹妹就开始后悔自己的选择了。那是一所四周被农田包围的初级中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离最近的集市也有几公里的黄土路要走。虽然从学校到家只有一百五十公里的路程,可是每次回家都要倒车三次,用时五六个小时,非常不方便。学校是寄宿制,学生到周末才回家呆两天。所以,每到周末,当学生和其他教师都回了家,校园里空落静寂,妹妹都会觉得特别孤独。而学校能提供的生活条件同样令人叫苦不迭。支教大学毕业生的宿舍,是有几十年历史的老房子,夏天闷热潮湿,冬天滴水成冰,洗澡要到镇上的澡堂,厕所是离宿舍数百米远的公共厕所。第一年冬天,妹妹的脚就生了冻疮。

    在适应了支教生活之后,妹妹对接下来近两年的时间做了规划。首先,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因为如果想做一名好老师,就必须有过硬的教学本领。其次,继续学习,争取能考入城镇学校,实在不行就去考公务员。

    如何教好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对于刚刚走出校园没有多少教学经验的妹妹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从第一天上课开始,妹妹就发现,这些学生面对新老师并不配合,而是想方设法挑战老师的权威,变着花样让老师难堪。他们会在老师背对他们的时候做各种只为引全班发笑的小动作,会往老师身上涂抹墨水;他们会在老师板书的时候交头接耳,当老师一回头再装乖孩子,也会在老师训斥他们的时候公然叫板。只要能难倒老师让课堂混乱,他们就有丰富的智力,层出不穷的手段。

    最让妹妹困惑的,是班里的问题学生多。妹妹几乎每次课上都能逮住学生来回传“情书”,且屡教不改。妹妹了解到,班里的学生十之八九是跟着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生活的留守少年,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一年难见一两次面。还有不少学生是来自父母离异的单亲家庭。由于祖辈的过分溺爱又缺少父母的管束,这些孩子就养成了唯我独尊、我行我素的脾性。再加上学校教育质量普遍较差,社会风气不好,学生从小就难以受到良好的教育,也没有形成知识改变命运的学习氛围。对于妹妹来说,她能做的,也只有尽可能了解每名学生的特性,一视同仁,恩威并施,尽可能地维护课堂秩序,把课上好。

    教学之外,妹妹就开始了漫漫的考事业编、考公务员之路。支教第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妹妹就得知,他们这一批参加“三支一扶”的大学毕业生,服务期满自动转正已经没有希望。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参加考试一条路。在接下来的大半年时间里,只要周边县市有招聘考试,不管是基层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妹妹都会报名,然后利用课外和节假日的时间认真备考。招聘考试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即便是最偏远乡镇最冷门的岗位,也是数十数百人来竞争。每一次成绩出来之后,妹妹总是发现自己的成绩和入围分数线微妙地差那么一两分。

    屡屡落榜之后,妹妹从一名在市教育局工作的朋友那里得知,这些招聘考试只是走走过场,如果不托关系走后门,再怎么优秀都很难被录取。可是我的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没走出过本乡本土的农民,他们既没有门路去托关系,也没有钱去送礼,在孩子们的就业上,他们除了担忧,别无它法。妹妹能够依靠的,只有她自己。

    当本地所有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的大门都对妹妹关闭之后,一直想在家乡找一份稳定工作的妹妹,只得放弃了这种单纯的想法。在“三支一扶”结束前的两个月里,妹妹参加了省直机关的招聘考试,还有沿海发达地区一个城市中学的招聘考试。最后,她在一千多名考生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脱颖而出,被省城一家单位录取,同时,在沿海那座城市学校的招聘中,她也成功入围。为前途不知道偷偷哭过多少次的妹妹,终于凭自己的努力找到了自己的未来。

    让妹妹彻底对家乡失望的一件事,发生在2010年5月。那时候妹妹的一名学生,因为父母双双重病丧失劳动能力而面临失学的困境,尤其父亲的病很容易传染给孩子。妹妹想让我通过媒体报道一下,让政府、社会给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

    我在实地采访之后写成报道,经多家网站转载之后,市教育局很快就和学校取得了联系。校长接到电话,勃然大怒,当即把我妹妹叫到办公室一番训斥。他们认为,是妹妹不识好歹招来了媒体给当地政府、教育部门制造了麻烦。而妹妹深知,最怕媒体跟踪报道的还有校长本人。因为这位在学校里一手遮天的中学校长,不但默认多名教师只占编制拿工资却从不在学校上班,更巧立名目乱收费,还有多种与教育政策相违背的行为,如果被媒体曝光,他这校长不但位置不保,还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已经在省城工作的妹妹,回想起两年的支教经历,有辛酸,有无助,有失望,有感激,五味杂陈。多次,她问我,我们的家乡真的就这样腐朽落后下去吗?我不能给他一个肯定的答案,因为我也回不去了。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  2011-01-30 16:13:02 +0800 收件人:  <yunhuaw99@yahoo.com>,抄送:标题: 杨晓陆传文(附件)

评《新京报》及其记者刘铮的转基因崇拜

杨晓陆

2011年1月30日

    2010年8月15日,热衷推进转基因产业化的《新京报》以其整整3个版面(B10、B11、B16)刊登记者刘铮关于转基因棉的三篇文章——《“转基因”挽救中国棉花》、《棉花减产,“转基因”无辜》、《“转基因抗虫棉”调查》,使我们不仅领略了该报及其记者刘铮的转基因偏执狂,而且领教了其颠倒黑白信口雌黄的真功夫。何以见得?请看下文分解:

    1.在《“转基因”挽救中国棉花》中,刘铮写道:“此前,利用苏云金杆菌提取的Bt农药已经用了50多年,被证明低毒高效,也没有让昆虫大规模地产生抗药性。”

    此转基因利益集团之弥天大谎早已被北大免疫学家王月丹教授戳穿,“我国有关的食品管理部门早就知道苏云金杆菌(Bt)对人体是有毒害的,…… 国家官方杂志《食品科学》,早在2007年28卷第3期的357页就已经撰文,揭示出苏云金杆菌其实与人体的致病菌蜡样芽孢杆菌是一种菌,而后者被认为是可以引起致命性呕吐和肠胃炎的病原体,其产生的热稳定性毒素可以在30分钟内引起人体发生呕吐,并曾经导致一名17岁的瑞士男孩由于呕吐引起的肝衰竭和横纹肌溶解而死亡。目前的研究发现,以前的所谓蜡样芽孢杆菌中70%是苏云金杆菌,而且目前商业用的苏云金杆菌菌株(我们的农药菌株)含有呕吐毒素和肠毒素基因。”[注1]

    王月丹还说,之所以会有苏云金杆菌数十年低毒高效之说,不过是因其过去数十年不叫“苏云金杆菌”,而普遍被称为“蜡样芽孢杆菌”,苏云金杆菌的恶名是由蜡样芽孢杆菌在顶着。所以很难查到苏云金杆菌(Bt)有害的记录。[注2] 转基因推手们钻的就是这个空子。

    刘铮之所以在此大谈Bt对人无害,无非是拿与饮食安全关系不大的棉花说事,来为备受非议的转基因粮食掩饰,因为现在的转基因粮食作物大多转的是Bt 。这不是转基因挽救棉花,而是欲以棉花为突破口挽救转基因。

    2.刘铮在《“转基因抗虫棉”调查》中写道:“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棉花产区连续爆发大规模棉铃虫灾害,一些地区甚至因此绝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转基因抗虫棉称得上是中国棉花种植业的‘拯救者’”

    这就奇怪了,棉花和棉铃虫在中国都存在了好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棉花从未有过灭种之危,怎么到了转基因棉要出来时就要绝了?棉花等着转基因来拯救?一等就是几千年?“千年等一回”?我国棉产区之所以上世纪90年代连续爆发大规模棉铃虫灾害,最根本的原因是滥用农药,以致棉铃虫“产生了抗药性,再也不怕农药了。”[注3] 将农药喷洒在作物外面行不通,将农药置于作物基因内部就行得通吗?

    正是用农药毒杀害虫——这种迷信美国破坏生态的农业模式导致了我国棉花生产90年代的危局,不思悔改还要继续以此毒杀方式治虫,所改变者不过是将毒药置于棉花内部。虽能一时缓解虫害危局,但最终还是改变不了违背规律破坏生态而遭自然报复的宿命。现我国推广转基因棉已全面失败,转基因棉花在产量、质量、农药用量、生产成本各方面已全面劣于非转基因棉就是证明。这与英美等国研究报告对玉米、大豆、棉花的转基因品种和天然品种分别在农药用量、生产成本、产出、农民收入、种植面积等多方面长期数据的比较已明确显示出转基因作物在各个方面均逊于天然作物是完全一致的 [注4]。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违背自然规律缺生命力的转基因品种,必然缺乏天然物种的健康活性所带来的生产力和抗病免疫力。转基因作物因其本身的荒谬悖理而无任何优势。

    《新京报》刘铮无视这些无可置疑的事实,以转基因棉一时之效妄言其挽救了中国棉花,并引用温总理的话为其撑腰。温2008年9月30日曾对美国人说:“在10年前没有用转基因抗虫棉的时候,棉铃虫泡在农药里都死不掉。自从我们实施了棉花转基因工程后,棉花不仅抗虫害能力增强,而且产量也提高了。”[注5] 但就在温总理说这话时,我国转基因棉正全面退烧萎缩,2001—2004年转基因棉风光了三年,从2005年以后就走上下坡路,一年不如一年。其产量、质量下降,次生害虫泛滥,棉铃虫也产生抗药性,农药用量不断上升,农民收入不断下降,导致其种植面积不断缩小。[注6] 刘铮自己也在文中承认“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全年棉花产量760万吨,2008年减至750万吨,2009年进一步减至640万吨;从种植面积来看,根据中国棉花协会的数据,2007年至2009年,全国棉花种植面积依次为8889.15万亩、8631.15万亩、7425万亩,3年间减少了1400万亩以上。……来自某NGO的报告《转基因作物的经济代价》称,江苏省盐城市受访的棉农均表示,从2010年开始必定将减少种植转基因棉花的面积,甚至考虑放弃种植转基因棉花。”[注7]显然,被刘铮称之为中国棉花拯救者的转基因棉,已陷入难以为继之困境,需要靠刘铮等生花妙笔来忽悠拯救。

    3.对于转基因棉减产和种植面积的大幅萎缩,刘铮则竭力辩解其与转基因无关。理由是:种棉花费工费力,产量增长幅度远小于粮食,国家对粮食的补贴比棉花补贴多很多,因此刘记者得出结论:“所以,棉花的减产完全是和“转基因”本身无关,而仅与棉花本身的性质有关。”[注8]

    这位刘记者笔头子功夫着实了得,找到些许与转基因无关的棉花减产原因如同捞到救命稻草,似乎就足以证明转基因棉的所有减产原因都与转基因无关。可惜刘铮忘了他还需证明其它一切(而非仅几个)导致转基因棉减产的原因均与转基因不相干,其结论——“棉花的减产完全是和‘转基因’本身无关”在逻辑上才能成立。

     实际上刘铮所举出的与“转基因”无关的棉花减产因素——费工费力,产量增幅小于粮食,国家补贴比粮食少,这三者中只有国家补贴少、费工费力这两点能够完全成立;而棉花产量增幅小于粮食则并非与转基因无关,缺乏生命活力在自然界根本不能遗传后代的转基因劣种,必然缺乏天然物种的健康活性所带来的生产力和抗病免疫力,因此其产量也必定不行。这些年转基因棉产量、质量全面下降就是证明。

    被刘铮“忽略”的转基因棉减产因素有:次生害虫问题,棉铃虫抗药性问题,农药用量增加,棉花产量、质量下降,及所有这些问题导致农民收入下降等等。

    关于转基因棉缺乏生命活力而减产问题,刘铮巧妙地将其归于棉花和粮食的增产比较问题。从而将转基因棉产量下降的转基因原因排除掉。

    对于蒋高明所说“目前发现的新问题有:一是转基因棉的纤维质量不如常规棉;二是转基因棉衣分率(籽棉向皮棉的转化率)下降到34%左右,低于常规棉。”[注9] 刘铮对此导致棉花种植面积下降的质量和出棉率问题虽在其文中引用,却避而不答,他对此显然无法予以正视,因为这会危及其棉花减产与转基因无关的结论!

    对于次生害虫,棉铃虫抗药性,农药用量增加,棉农收入下降等诸问题,刘记者干脆连提都不提,似乎以此掩耳盗铃鸵鸟藏头之术就可将这些棉花减产的转基因因素彻底排除,可见刘铮的低级逻辑错误——以棉花减产的个别非转基因因素否定棉花减产的全部转基因因素,并非幼稚疏忽,而是有意为之。为了拯救神圣的转基因,顾不得逻辑不逻辑了,反正多数读者看报都是一目数行,谁会较那个真?

    总之,刘铮文章证明的不是什么棉花减产与转基因无关,而是他自己根本就没把记者职业道德最起码的客观公正要求当回事。在转基因既得利益面前,职业道德算什么?刘铮这种屁股决定脑袋的精彩表演在关于转基因棉次生害虫问题,抗病抗灾能力弱,棉铃虫抗药性,农药用量增加等问题上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

    4.“印度中央棉花研究所经过5年的研究发现,已经有少量棉铃虫对转基因棉花的毒素产生了抗性。科学家预测,经过10代棉花种植,棉铃虫就必将普遍获得抗性。

   为应对害虫产生的抗性,通用的做法是“生物避难所策略”。在美国,规定转基因棉花种植中必须有20%的区域种植普通非转基因棉花作为棉铃虫避难所,”[注10]

     不仅美国以此“生物避难所策略”对付抗虫转基因作物的害虫抗性问题,我国转基因棉其实也是如此,刘铮在文中就证明了这一点,“一群棉铃虫既吃转基因抗虫棉,也吃周围的非转基因作物。如果吃棉花的虫子产生了抗Bt的基因,它有很大可能和周围吃非转基因作物的虫子交配,这样它自身抗Bt的基因就会被稀释,不容易产生一大批全都具有抗Bt基因的虫子,所以棉铃虫还未对Bt物质大规模产生抗药性。”[注11]

    用非转基因作物喂食害虫以避免其产生抗性而成为超级虫,喂食害虫的作物也就抵消了转基因作物从害虫口中夺食的“增产”效果,这恰恰是美国反思其(第一代)转基因作物失败之处。然而在记者刘铮笔下,这种失败却不仅被说成成功(仅因棉铃虫未成为超级虫而不管其代价),而且当棉铃虫因产生抗性而再次泛滥之时,刘铮居然归咎于转基因种植面积缩小,“棉铃虫因为没有毒棉花可吃,数量猛增,开始威胁其他作物。这足以证明,转基因抗虫棉的产业效应和生态效应是正面的。”[注12]

    这里刘记者颠倒了因果关系,明明是转基因棉失败,棉铃虫再次泛滥,再加上次生害虫猖獗,农药用量及成本增加,及转基因棉质量、产量都下降等,造成转基因棉种植面积萎缩,却被刘铮颠倒为因转基因种植面积减少导致棉铃虫因无毒棉花吃而泛滥。果真是棉铃虫无毒棉花吃吗?若田里转基因棉花被棉铃虫吃光或近乎吃光,此说尚可成立;否则就根本不存在棉铃虫无毒棉花吃这回事。刘铮三篇文章中也并无采访区转基因棉被棉铃虫吃得损失惨重甚至所剩无几的披露,显然,棉铃虫还有足够的毒棉花可吃。这位刘记者又在故意以其低级的逻辑错误为已倒了牌子的转基因棉贴金正名。

    5.对于转基因棉次生害虫盲蝽象爆发问题,刘铮写道“为了防治盲蝽蟓,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河南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等单位以新乡为示范区,制定了防治规范:5月下旬在棉田周围种植(盲蝽象爱吃的)绿豆,7至8月打花除虫。”[注13]

    “记者经过在河南、安徽棉产地的调查发现,其实盲蝽蟓的威胁远没有棉铃虫严重,它的上位和达尔文理论也没有太大关系,只是因为种植抗虫棉之后,一些农民几乎不再使用农药。所以,只要恢复一定的农药使用量,盲蝽蟓很快就被压了下去。”[注14]

    显然,转基因棉田次生害虫盲蝽象的爆发,大大增加了转基因棉的生产成本,因为不仅转基因棉田同样也要打农药,而且如同对付棉铃虫采取“生物避难所策略”,对付盲蝽象也同样要划出土地专门种植盲蝽象爱吃的口粮——绿豆。至于转基因棉因次生害虫增加的成本有多大?新京报记者刘铮的报道却与中美两国科学家对中国481户棉农历时7年的长期联合研究结果截然不同。

     刘铮文中说:“从总体上来说,转基因抗虫棉还是大大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李修立说,以前,一亩地需要100元至200元的农药钱,而现在则只需几块、十几块。而安徽省庐江县农技人员孔德权说,该县所属的巢湖地区在1998年棉铃虫大暴发的时候,每亩需要喷200元至300元的农药,现在防治盲蝽蟓、棉红蜘蛛每亩只要80元。至于喷药需要的人工,也比非抗虫棉省了很多。”

而“据2006年8月4日中国科学院官方网站所发布消息:中美两国科学家进行的一项历时7年的联合研究表明,尽管Bt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控制棉铃虫,但长期种植会导致其他害虫肆虐,这使得中国种植的Bt转基因棉花长期经济性不如预想。

    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合作的这一项目,是世界第一个对转基因棉花种植状况进行长期跟踪和评估的课题。…… 早先的一些小规模研究表明,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提高棉田单产、降低杀虫剂用量,有较好的经济和环保效益,因此已陆续在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多个产棉国推广。

    中美两国科学家对中国481户棉农的长期研究揭示了问题的另一面。研究人员经过历时7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这些农户在种植转基因棉花的第三年经济效益最大,他们的平均杀虫剂用量比种植普通棉花者低70%,而收入要高出36%。但情况从第四年开始发生逆转。转基因棉花尽管抑制了棉铃虫,但它无法杀死盲蝽等其他害虫,导致盲蝽侵害棉田。当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杀虫剂用量上升,投入成本比普通棉花种植户高了3倍,而他们的收入却低了8%。到第七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所使用的杀虫剂,已明显高于普通棉花种植户,加上转基因棉花种子成本也较高,使棉花种植户的收入大幅下降。

    康奈尔大学教授、这一研究的美方负责人平斯特拉普?安德逊说,早先科学家曾认为Bt转基因棉花可能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棉铃虫产生抗药性,但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转基因棉花无法对付的‘次生害虫’会造成更大的危害。”[注15]

    到底该信谁?

    刘铮说:“从总体上来说,转基因抗虫棉还是大大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而中美两国科学家历时七年的联合研究却证明:“当年(指第四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杀虫剂用量上升,投入成本比普通棉花种植户高了3倍,而他们的收入却低了8%。到第七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所使用的杀虫剂,已明显高于普通棉花种植户,加上转基因棉花种子成本也较高,使棉花种植户的收入大幅下降。”

    还应指出的是,中美两国科学家历时七年的联合研究成果与英国ISIS科研机构于2010年1月18日颁布的报告完全一致,该英国科研机构的报告指出,美国农业平均每英亩农药施用量,转基因棉花是:2.72磅;天然棉花是:2.07磅。[注16]

    显然,刘铮一个非科学专业的记者,调查采访范围对象不过有限几处几人,历时也就走马观花几天,其言如何能与中美两国科学家历时七年的大范围联合研究加上英国科研机构报告相比。何况刘记者全然不顾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而屡屡蓄意以其低级逻辑错误为转基因粉饰贴金,早已自毁自弃其客观公正形象,因此谁对谁错?谁真谁谬?是非自有公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刘铮写此三文显然不是为了促进棉花生产,而是把转基因当成最高目的。为了神圣的转基因大业,他甚至不惜身败名裂,采用卑劣手段故意制造低级的逻辑混乱……

    在其文章最后,刘铮也不得不承认“社会普遍信任的缺失也是公众‘谈转基因色变’的重要原因,”而社会公众缘何不信任“转基因”?有刘铮这样谎话连篇颠倒黑白的转基因大忽悠,连最起码的逻辑关系和职业操守都弃之不顾,“转基因”又如何能获得社会信任?当然,说真话“转基因”更不可能被公众信任,因为它本来就是个为大自然所不容的劣种。

    总之,转基因棉花在我国种植十年,事实已证明其完全失败。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生命活力最旺盛的物种,也必然是自然生产力和抗病力最强大,从而最有经济价值的产品。因此,从来的农、林业进步都必然是靠选择最富生命力的良种。)违背自然规律缺生命力的转基因品种,必然缺乏天然物种的健康活性所带来的生产力、优良品质、及抗病免疫力。转基因作物因其本身的荒谬悖理而无任何优势。

    现我国转基因棉各项指标已全面劣于天然棉花,棉纺织厂因其质量不好也不愿用转基因棉。美国、印度等种植转基因棉的国家现也都承认转基因棉花已彻底失败!

    另据报道,印度转基因棉搬运工因经常接触转基因棉而导致皮肤病和过敏。显然,转基因棉花虽不是吃的东西,也并非对健康无害!事实证明,用农药毒杀害虫是一条违反自然规律的死路,不管是将毒药置于作物外部还是置于作物基因中都是行不通的。棉花及整个农业的出路在于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农业、绿色农业,这也是党中央一贯倡导的方针。过去我国就曾有用棉铃虫的天敌金小蜂抑制棉铃虫的成功经验。

    因此,希望国家在种子管理、食品安全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中能明确禁止转基因产业化,不仅对粮食及其它食物不搞转基因产业化,对棉花也应禁止其商业化种植!

注1:《到了向全国人民公开转基因大米真相的时刻了——呼吁两会关注转基因大米的问题》2010-02-24 北大免疫学系王月丹博士 原文:
http://immunohealth.blog.sohu.com/144813623.html
注2:王月丹讲座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8/170377.html
注3:刘铮《“转基因”挽救中国棉花》2010年8月15日《新京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08/15/content_137115.htm?div=-1
注4:《英美新报告:转基因神话走向破灭》2010-02-23
http://sites.google.com/site/zhiyanpage/view/zy0222_gmfood
注5:同注3。
注6:见《在转基因稻米能否商业化生产的问题上,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置身事外》2010-2-8《瞭望》新闻周刊 云杉 陈泽伟
见《转基因棉引发减产之忧》21世纪经济报道 王海平 盐城、南京报道 2009-09-30【21世纪网】http://www.21cbh.com/HTML/2009-9-30/148758.html
注7:刘铮《棉花减产,“转基因”无辜》2010年8月15日《新京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08/15/content_137117.htm?div=-1
注8:同注7。
注9:同注7。
注10:《转基因棉花酿印度农民自杀潮》2010年6月20日《新京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06/20/content_115139.htm)
注11:同注3。
注12:刘铮《“转基因抗虫棉”调查》2010年08月15日《新京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08/15/content_137122.htm?div=-1
注13:同注3。
注14:同注12。
注15:《瞭望》新闻周刊 云杉 陈泽伟2010-2-8《在转基因稻米能否商业化生产的问题上,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置身事外》
注16:同注4。
 

:刘铮2010年8月15日发表于《新京报》的三篇文章

1.刘铮《“转基因”挽救中国棉花》2010年8月15日《新京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08/15/content_137115.htm?div=-1

2.刘铮《棉花减产,“转基因”无辜》2010年8月15日《新京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08/15/content_137117.htm?div=-1

3.刘铮《“转基因抗虫棉”调查》2010年08月15日《新京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08/15/content_137122.htm?div=-1

 

 

 

发件人:"yp c" <cyyppp@gmail.com>2011-02-03 01:27:44 +0800 收件人: <XQWANGWEIDONG@163.com> 抄送:标题: .丛亚平 贸然推动主粮转基因化将是亡国之举 (这篇论文,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生存,也许长了点,但为把此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说透彻,也只好如此了. )

贸然推动主粮转基因化将是亡国之举

丛亚平

2011.1.12

    摘要: 转基因食品具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和健康风险,转基因作物在栽种过程中对环境和生态造成极大的破坏,转基因粮种是自杀种子,必须年年购买,而转基因作物的核心技术却掌握在美国公司手中,而且转基因污染一旦形成将永难恢复,中国13亿人口的吃粮问题不能悬在如此脆弱的一线上。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敢对自己的主粮搞转基因,我国人口众多,底子薄弱,缺乏回旋余地, 更不能轻率地将中华民族引上一条不归路!

    中国是水稻的发源地,是世界最大的产稻国(稻米产量占世界1/3),也是世界最大的稻米消费国,13亿人以此为主粮,每年中国消费大米1.7亿吨,数亿农民以种植水稻为生。因此,保证中国稻米的品质和安全性,是有关国之命脉的大问题。然而,2009年11月,农业部贸然向华中农业大学研制的两种转基因水稻颁发了安全许可证书。由于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存在很大争议,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对自己的主粮实施转基因,更不用说为转基因主粮轻易发放安全许可证了。

    对此,几百名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许多开国元勋的后代以及社会公众发出强烈呼吁,质疑我国主粮的转基因化(转基因大米产业化商业化)。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士质疑我国主粮搞转基因?为什么全世界对转基因作物的反对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以我党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剖析,不难发现,13亿中国人赖以生存的主粮是多么重要,对其进行风险隐患极大的转基因产业化,将会使我党、我国面临重大危机,使我国人民遭受灭顶之灾,使我国的生存和发展走上一条不归路!

    主粮转基因化的主要危害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转基因作物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为打消公众的顾虑,一些转基因专家故意混淆“转基因”与“杂交”的区别, 然而转基因与杂交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分析:“杂交”多发生在同属或同科的物种之间,亲缘关系很近,因而融合后不易发生冲突,如袁隆平的杂交稻是野生稻与水稻的杂交,两者都是稻属植物。天然杂交最远也就发生在同属间,科间就需要人帮助了。而“转基因”是不同的类群之间跨界转换基因(生物类群中的分界有三大类,动物界、植物界、微生物界,界以下分别是门,纲,目,科,属,种),如将深海里的鱼的动物基因转到西红柿这植物上。“杂交”在自然界可以自然发生,而“转基因”则是用基因枪强行介入,把完全不同属不同科甚至跨界的物种强行放在一起。

     转基因食品及作物为什么会是不安全的?这是因为生态系统是一个不断演化、高度复杂,高度稳定的系统,任何动物、植物都是经历了千万年的演化逐渐形成,万物之间有一个互相适应和影响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一种缓慢的进化和适应进程。而转基因是用基因枪快速地将不同物种的基因硬性拼合在一起,而且两者或三者之间跨界甚远,硬放在一起的基因会产业怎样的冲突和演变,谁也无法预料。就像我们人类的器官移植,即使是同种族人,甚至是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之间移植器官,尚且会发生排斥反映。可以想像一个鱼(动物)的基因转移到一个西红柿(植物)上,会产生多么严重的连锁反映和无法预料的异变!而且转基因这种快速融合的方式,并没有给它们彼此之间及与周围环境之间留下相互适应的时间,而这一过程只能在漫长的时间筛选中才能完成。因此转基因这一反自然的操作方法,往往在解决了一个问题的同时制造或引发了更多的问题。

  中科院一位生物学家在网聊时坦承,转基因食品有不可确知的危害,他决不会吃。这位生物学者说:目前大宗粮食作物真正转基因成功的并不多,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基因转完以后很不稳定,转的基因很容易丢失和变化。 因为生物的染色体系统是经过长期进化的结果,在短时间内转入外源基因后很容易造成原生物本体的系统紊乱。生物系统太复杂了,转基因的潜在危险在于:转入的外源基因在生物系统内很容易产生一系列的未知物质或未知化合物,这些新物质与生物体内的各种物质如何反应,最终生成什么,谁也不知道,这确实很危险。人类只能够检测已知的物质,但对于未知的物质,根本就无法检测, 所以所谓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完全是轻率而不负责的结论,是利益使然。

    专家的话也许很多人听不懂,但普通人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质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不是说转基因粮食有抗虫性吗?连虫子都无法下口的食物,人长期吃能有好处吗?孟山都为了让农民年年都要买种子而在种子中加入自杀基因,这样的粮食长期吃对生殖系统能好吗?深奥的规律有时就在浅显的道理中。

     无数例证已证明转基因有害健康和繁衍

  国内外的许多动物实验早已表明了转基因作物具有潜在危险。1998年,转基因研究的顶级专家、英国科学家阿派特.普兹泰教授发表研究证实,用转基因土豆喂养小白鼠110天后,老鼠个头比普通老鼠小很多,老鼠的肝脏、心脏甚至脑部都比正常老鼠小,免疫系统被损坏。普斯陶伊在电视台公开表示自己不会去吃转基因食品,并说“作为35年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科学家,我认为把人类当作小白鼠一样来做实验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尽管孟山都公司和美国总统向英国施压,逼迫研究所辞退普兹泰,但1999年2月来自13个国家的30位顶级科学家联名写公开信支持普兹泰,并在英国的《卫报》上发表,引发了围绕转基因农作物安全性的论战。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再次刊发了他被《自然》撤稿的文章。2005年5月,英国Monsanto公司的研究再次表明,食用了转基因玉米的老鼠肾脏变小,血液的构成发生变化。
第一种大批量进入市场的转基因食品是含有rBGH人工生长激素的牛奶,rBGH激素不仅刺激了奶牛的产奶能力,同时也刺激了另一种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1)的产生。1991年,佛蒙特大学的一位科学家向媒体透露:很多证据证明,注射过rBGH激素的奶牛存在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乳房炎、乳腺增生和胎儿畸形。

     由于转基因玉米因导致部分人皮疹、腹泻或呼吸系统过敏反应,美国只允许转基因玉米用于动物饲料,2000年美国一家公司生产的“星联”食品被检测发现转基因玉米混入,引起全球300多种含玉米产品的回收潮;

     2004年1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检查官员终于宣布他们发现rBGH中含有过量的有毒物质,孟山都最终不得不宣布他们将供应减少含有rBGH中的Posilac产品。

    200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报告说,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食用对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生态环保已经造成危害或具有严重潜在的安全威胁,而目前人类还没有足够科技知识能力预见、防治和弥补那些威胁及危害。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列举了世界各地转基因出现异常的试验报告:食用了转基因玉米的猪,在美国中西部农场出现假孕或不育;食用了转基因玉米饲料的母牛,在德国实验农场非正常死亡;食用转基因饲料的鸡的死亡率比使用自然饲料的死亡率高出两倍;英国市场出现转基因大豆食品后,居民的过敏症上升了50%,巴西出现同样状况……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引起世界反转基因连锁反应,2005年7月,俄罗斯公布了具有世界轰动性的转基因喂养小白鼠的试验报告。俄罗斯科学家叶尔马科娃博士的实验数据表明,在小白鼠交配前及在怀孕期间喂食转基因大豆,一半以上的小白鼠刚出生后就很快死亡,幸存的白鼠40%生长发育也非常迟缓,有些母鼠不再有母性本能。叶尔马科娃提出,只要转基因产品无害性还未被证明,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风险就仍存在,不育症、过敏症、慢性中毒,以及基因突变等疾病随时可能将人类逼向绝境。

    2007年,法国科学家证实:孟山都公司出产的转基因玉米对人体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国际著名的生物安全专家杰克?海勒曼博士介绍:在2007年到2009年末,由法国科学家艾瑞克?索拉里尼带领的科研团队在转基因作物的动物实验中发现了相当确凿的对动物有害的证据,他们的发现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2008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了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小白鼠的免疫系统受到损害,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同年《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同年4月,美国政府主管食品药品的部门FDA宣布撤消它在数年前颁布的CRY9C转基因玉米种植的工业指南,原因就是该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安全有严重威胁。

    印度在哈里亚纳邦的调查也表明,大多数吃了转基因棉籽的水牛有并发症,如早产,流产,不育,并子宫脱垂。许多小牛死亡。在美国,大约24个农民报告说,奶牛和公牛进食了吃了转基因玉米后不能生殖。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所著的《粮食危机》一书中载,一些农民向他提供的照片证明,农民用转基因玉米喂养母牛后产下的幼崽有很多先天性缺陷,很多幼崽死亡;加拿大和奥地利使用转基因大豆喂养的生猪不能生育。奥地利科学家在用老鼠喂食转基因玉米的研究,也发现它们所产的下一代不但数量少,而且体形也小于正常的幼鼠。用基因大豆喂雌性大鼠,大多数婴儿在三个星期内死亡。当给雄性老鼠喂食转基因大豆后,其睾丸从粉红色的正常色转至深蓝色,公鼠的精子被改变,母鼠体内的胚胎基因也被改变。

     而在我国非法种植含有杜邦先锋转基因PH4CV的玉米“先玉335”的许多地方(例如山西和吉林)报告,经过3-6年种植后,当地发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异常现象,最常见的是体型较大的田鼠急剧减少,老鼠竟然绝迹,母猪生育异常,许多饲养母猪的农户反映母猪产崽数大减,仔猪养不大就莫名死亡。粮农专家顾秀林分析,转基因作物仅仅三五年即已表现出对生态系统的强大杀伤力。在5-6年的时间内,老鼠可以传递20代以上;老鼠生命周期最短,因而表现最突出,出现了绝迹;三五年按照猪的自然生命周期可传3代,已显示出生养能力下降和存活率低;而6年不到人的生命周期1/10。人没绝迹只是因为时间周期还不够长。老鼠类耐受逆境的能力超过人类,对老鼠不安全的生态环境,对人更不安全!生态异象已为我们拉响了尖利的警报,我们不能再装聋作哑。如果中国人吃转基因粮食延续3代的话,濒临灭绝的可能并非不存在!然而到那时后悔则为时已晚。

    转基因食物带来的恶果一再被证实。 美国华裔女科学家候美婉是转基因领域的知名专家,曾是美国国家基因学会基金会研究员,还担任过美国社会科学所所长。她多次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就生物科学问题作证,极力反对草率判定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转基因的过程并不精确,它往往对宿主基因造成损害和扰乱,产生不可预知的危害”。

     侯美婉说:“在实验室里,不论何时何地,不管用的是什么转基因作物,也不管这种转基因作物到底转了什么基因,也不管拿转基因作物来饲养的是什么动物,只要独立科学家们进行饲养试验,就会发现更多的死亡、不育、发育迟缓以及一系列的器官功能障碍。”

    早在2000年,侯美婉就主持起草了一封世界科学家致各国政府的公开信,向全球科学家征集签名,有828名科学家在公开信上签名,其中有181位是美国科学家,115位是英国科学家。公开信写道:转基因农作物不论对农民还是消费者都没有任何益处。相反,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转基因作物会减低产量、提高除草剂用量,转基因作物长势不稳定,种转基因作物得不偿失。转基因作物还加强了粮食公司的垄断,结果是农民家庭贫困;转基因技术还阻止了朝向“可持续农业”的转变,而这才是世界各地获得食品安全和健康的保证。

    公开信还揭示,英国和美国政府内部消息源已证明,关于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及动物健康造成的严重危害性已没有任何疑问。“水平方向的基因转移可能性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后果,其中包括抗生素抗性标记基因的传播和蔓延,长此以往将使传染性疾病再也无药可治,随之还会出现新的致病病毒和细菌,并且可能导致有害的癌症突变。”公开信列出了29条要求重新审视转基因的理由,并呼吁科学家们要关注转基因生物对生物多样性、食品安全、人类和动物健康的危害,要求暂停在自然环境中释放基因修饰的植物。

    此后,质疑转基因食品危害的美国政府机构越来越多。2009年5月,美国科学与环境医学会(AAEM)发出的一份文件指出:“一些动物研究显示,食用转基因食品有严重的健康风险。”包括不育,免疫问题,加速老化,胰岛素的调节,和主要脏腑及胃肠系统的改变。他们得出结论:“转基因食品和健康的不利影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科学公认的标准性定义:“转基因食品和疾病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一致性,在多次动物研究中已被证实。”

    AAEM呼吁,“可能的话,医生、医疗界要提供有关转基因食品和健康风险的教育材料,教育病人和市民大众,避免转基因食品。” 文件介绍,越来越多的医生给病人开出的处方是食用非转基因食物。密歇根州的内科专家艾米院长院士说:“我强烈建议病人完全食用非转基因食品。”

    世界著名生物学家普什帕米巴尔加更进一步,他在审查了600多个科学期刊后得出结论:转基因生物(GMOs)是使美国人健康急剧恶化的一大因素。 法国生物技术高等委员会(HCB)2009年12月22日宣称,该机构经过研究认定,种植转基因玉米“弊大于利”,禁止转基因作物在法国种植。

    2010年9月,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用16年的实践事实和统计数据明确说明,长期种植转基因作物会给农业经济带来无法纠正弥补的副作用。

    由于转基因生物的严重危害性,欧盟和日本等国家一直对转基因食品持否定态度,我国出口的米粉中曾因检查出转基因稻米成分而被撤架和招回。作为转基因大国的美国并没有将主粮小麦转基因,世界各国对转基因粮食的态度,说明了对转基因粮食安全的质疑。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反对情绪在英国、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希腊和法国最为强烈。韩国和印度也坚决拒绝转基因作物的进口!印度虽同样是水稻的生产和消费大国,却选择了坚决拒绝转基因水稻。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对自己的主粮敢搞转基因,唯独中国! 是在仅仅做了8天的“小鼠灌胃实验”就轻易下了安全结论,这是对13亿人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国外的转基因作物,基本上是用于工业原料和动物饲料,不是供人食用,即使用作动物饲料也遭到许多社会组织的反对。而中国却要将转基因作为主粮推给全国人民。

    一位医学工作者说:“即使你的转基因食品是绝对安全的,也应该至少在灵长类动物进行试验,然后在一个可控的人群中小规模进行试验,若干年后再进行安全评估,再考虑是否推广。医学上的新药尚且如此,而中国的转基因食品却给耗子吃完立刻大规模推广给人吃,跳过了两个环节直接把13亿老百姓当成了活体实验动物,如此草率蛮横,才是真正的“反科学”!一位专家尖锐的指出:研究细菌是科学,强行用活人做细菌实验就是日本731!研究转基因生物工程是科学,强行用老百姓做转基因食品实验就是当代731!不顾民族基因安全、强行推行“基因不设防”、为外国势力用基因战争灭绝中华民族大开方便之门,则是蓄意反人类的滔天大罪!

    13亿中国人民的主粮关系到13亿人的生命,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不能不慎重,不可不慎重!!!

   核心专利缺失将使我国口粮受控于他国

  “民以食为天”,转基因粮食不仅是对“生物安全”和人体健康有害,而且还存在巨大的“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政权安全”隐患。

   转基因粮食与传统粮食不同,传统农业可以从收成中留种,但转基因种子必须每年都购买新种子。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因为转基因作物不稳定会产生退化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美国孟山都等垄断企业为了防止农民留种,发明了“终结者技术”,这种技术能够自动杀死种子的胚胎使得作物无法留种。美国孟山都等垄断企业为了防止农民留种,发明了“自杀种子”, 这样跨国巨头便可以轻松地保证农民必须每年购买种子,以保证自己巨大的商业利益。将种地留种的权利拱手交给别人,尤其是交给那些认钱不认人的生物技术企业,更何况是始终把遏制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的美国的公司,对中国的粮食主权将构成根本性的动摇。

  而且,转基因粮食的核心技术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这使中国的粮食安全存在巨大隐患!虽然国内的转基因专家一再声称自己掌握了转基因专利,但不能否认的是,转基因的核心技术完全在美国等跨国公司手中。据绿色和平国际组织调查指出:我国正在申请商业化种植及正在研发的8个转基因水稻品系中,没有任何一种拥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相反,上述转基因品系至少涉及了28项国外专利,分别属于美国孟山都、德国拜耳和美国杜邦三家跨国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在转基因粮食方面申请了533项专利技术,几乎覆盖了粮食生产一切环节,这意味着中国一旦大面积推广转基因粮食后,每年要向美国公司支付昂贵的购买粮种费和交专利费。退一步讲,即使中国科学家获得了有完全知识产权的转基因种子,也难以与美国等转基因大国抗衡。西方国家会凭借强大的资本实力,鲸吞国内起步较晚、以跟踪为主的转基因研究成果,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农业生物技术市场的垄断。更何况不能排除中国的转基因科学家与国外的转基因巨头有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从内部便能轻易突破堡垒。

    美国对一些国家在试验阶段使用转基因技术可以不收专利费,甚至为引诱上钩初期会免费赠送,而一旦该国转基因粮食进入产业化、商业化后,就会收取高昂的专利费。除专利外,孟山都还迫使农民必须使用转基因种子专用的除草剂、化肥,农民一旦使用了美国的转基因种子,就必须每年向孟山都等美国种子供应商购买新种子和化肥、农药,从而沦为美国种子公司的新农奴。

    巴西、阿根廷的教训更为惨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在《粮食危机》中披露,上世纪90年代后阿根廷发展到99%的大豆都是美国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孟山都公司通过与阿根廷种子公司签订专利使用权转让协议,对转基因种子收取额外的技术费,使当地农民不得不以比常规种子贵2~4倍价格购买转基因种子,更为严重的是让阿根廷很难再重新走回依靠自己种子种植的道路。

    中科院一位生物学家介绍,非洲等许多国家都很抵制孟山都的种子,孟山都在全世界范围内搜集农作物品种,然后加以专利技术改造,诱惑当地农民违法种植,最后使农家自然品种被污染后丧失活力,不得不买他们的高价种子和化肥。孟山都和杜邦目前在中国正在采用此法违法推动中国的转基因粮食种植。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转基因专家全部是从美国学回来的,大多数是由美国孟山都或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提供的经费培养的,美国大豆协会在介绍美国能用转基因大豆一举歼灭中国的天然大豆时总结的一条经验就是,他们早期用培养中国专家的方式使美国轻易获得了他们在中国的代言人和转基因推动者。然而,美国人也不会把最核心的东西教给中国人。中国在转基因上只能亦步亦趋地跟随美国掌握一点外围技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是,美国人绝对不对自己的主粮小麦搞转基因,因而中国在推出转基因棉花、木瓜、西红柿等一大堆转基因之外却唯独没有转基因小麦的研究,从这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所谓转基因研究对美国专利技术的依赖性。

  对我国贸然推进转基因水稻、玉米的商业化种植,国内著名育种专家李登海表示了他的担忧:“我国率先放开转基因种子商品化,将引起很多不可预计的后果。我国大型作物转基因研究基础很薄弱,拥有的合法基因很少,99%以上的专利被国外控制。除种子专利外,转基因专用除草剂、化肥等也几乎控制在人家手里”

    此外,技术国的“专利陷阱”往往无所不在,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无法预料的。绿色和平组织农业项目组主任方立锋曾评论,即使有关的专利没有在中国获得授权,专利的持有人同样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实现控制。中国的专利保护范围目前虽然不包括植物、种子及后代,但是仍然包括了转基因植物的方法、技术、基因序列和细胞。正是Bt转基因水稻所应用的方法、技术和目的基因等,都在中国专利保护的范围之内,孟山都、杜邦等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行使权利,获取利益。例如孟山都在阿根廷就采用绕开大豆专利,与种子商签署协议等方式收取高额费用。另一风险是:如果一个产品被出口到另外一个专利范围更广泛的国家,则会让专利国收取更多费用。我国是水稻消费大国,同样也出口大量的稻米,如果转基因水稻出口到专利保护更为严格的国家,同样会受到影响。例如,孟山都公司向许多进口阿根廷大豆的欧洲进口商提起法律诉讼,要求支付赔偿金,因为孟山都已在欧盟为其转基因大豆申请了专利。更可悲的是阿根廷在走上转基因之路后已经无法再得到天然的良种了。同样情况也会发生在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若强行推进转基因主粮商业化,必然导致我国的粮食命脉被美国政府及跨国公司扼住咽喉!当13亿人的粮种要向美国高价求购的时候人家不卖怎么办?当美国以此为法码敲诈更多的国家利益时中国怎么办?当人家索要天价时,当价格高到大部分穷困百姓吃不起时怎么办?那时举国动乱便会随时发生。春秋战国争霸时期,越王向吴国提供了一种被煮过的稻种,结果导致吴国第二年颗粒无收,饥民遍地。紧接着越国只用了800越兵,便吞并了吴国。“粮食武器”不仅在现代被霸权国所运用,早在远古就已经显示了它的威力!

    因此,我国农业如果抛弃传统的精耕细作模式(人多是中国的优势),放弃农民的互助合作和生态农业,靠大规模引进转基因生物技术搞所谓集约化生产(这只适合像美国那样的人少地多的国家),并让粮种及整个农作方式依赖于它国,这不啻于抬进了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特洛伊木马”,定会陷入比拉美国家还惨的境地,我国不仅将因此而使大量农民破产,很快将丧失粮食生产的主动权。这样跨国公司将控制中国的粮食生产,中国农民的生产利润将尽数流入外国跨国集团囊中,国家的命脉也将受制于美国,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性更无从谈起,粮食将变成美国控制中国的武器,一旦中美关系紧张,美国完全可以停止向中国提供转基因粮食技术和种子,13亿中国人将陷入饥饿和混乱中,“粮食安全”问题立刻会转变为“政权安危”问题,美国无论需要什么,中国都无法再拒绝,中国将彻底沦为美国的殖民地。

    将要完成的人口普查将显示,中国人口将突破14亿人。人口如此众多的大国,怎么可以在口粮问题上采取具有如此大风险的策略,这如同把巨塔建在沙滩上,后果不堪设想!

  转基因的环境风险:物种灭绝与生态灾难

    转基因作物在种植中会通过花粉授粉等环节,在风力作用下发生基因‘漂移’,污染四周的农作物和植物,还会通过区域内的动物将变种基因携带到四面八方,这将引发更大的生态危机。专家分析,导入转基因作物内的外源基因可以逃逸到同一物种的非转基因作物内,污染当地非转基因品种和众多物种资源。例如转基因玉米的BT毒蛋白,毒素会进入食物链而到达其它植物和农作物中。如果抗虫转基因稻米被批准产业化,也会按这种机制对生态系统造成损害,甚至会对我国养蚕和丝绸业构成毁灭性打击。其它植物通过直接摄入含有毒素的花粉,动物通过间接途径如捕食吃了毒素的昆虫等,也会使基因污染扩散开来,减少自然中帮助控制害虫的益虫益鸟数量,从而危害整个生态系统,危害非靶标生物,灭绝中国的许多自然物种,导致基因资源流失,由于作物育种需要依赖于多样性的遗传资源,因此野生稻种、植物的丢失,将对我国的自然育种业和粮食安全构成极大威胁。随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伴随而来的还有病虫害袭击的增多和自然生态的凋零。

    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将导致中国丰富的水稻基因资源的毁灭。我国曾是全世界大豆的故乡及原产地,是主要的大豆出口国,然而现在,国外转基因大豆已经占领了中国80%的市场,我国天然的非转基因大豆业岌岌可危。我国也是野生稻、天然水稻物种极为丰富的国家,然而我国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和外资势力已在中国做大,加上大型生物技术公司垄断了基因技术专利,在知识产权体制下会加快中国资源流失的速度。

    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基因污染)已在许多地方发生过。据蒋高明介绍,2001年发生的“墨西哥玉米基因污染事件”、2002年的“转基因玉米混进美国大豆事件”、2006年“转基因大马哈鱼逃逸事件”,还有“在中国发生的转基因棉花盲蝽爆发事件”等等,都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以及转基因动物实验过程中,基因污染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典型案例。美国也由于研发的转基因鲑鱼逃逸到野外而造成野生鲑鱼基因污染事件,引发了当地渔民的强烈反对,抗议野生鲑鱼灭绝及对渔业环境的污染。

     尤其是我国由于人多地少,属于插针种植式的小规模农业,根本无法有效执行按任何标准距离规定的隔离种植法,使得基因污染的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百。顾秀林教授指出,因为转基因农作物对非转基因种植者和环境的影响太强烈,基因漂移污染环境太厉害,美国法律规定,在两类农地之间必须有500米宽的隔离带。而在中国人多地少,如何能实行这种隔离种植?500米方圆之内可以有两个村庄,上千人生息。如果改成50米隔离?那就是一个纸糊的栅栏,完全无效!所以,转基因水稻一旦合法化,灭顶之灾就在眼前。

    更加严重的是,转基因危害的风险防控完全要依赖有效严格的管理,然而由于我国的体制原因以及腐败横行、法治不彰,形成执法不严,所有的管控规则在权力和金钱面前完全无效,几乎全成纸面文章,难以落到实处。因而,一旦放开口子推行转基因粮食产业化,管理风险将比其他发达国家大许多倍!很难按法规管理控制住风险,大面积污染必然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

    例如,虽然中国的法律尚未允许转基因粮种商业化种植,虽然农业部表示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种进口到中国境内种植,然而来自美国杜邦先锋公司的转基因玉米“先玉335”借杂交品种之名在中国大规模扩散,国内种植面积已达4000万亩,大面积污染了中国原生植物的基因,并已造成严重生态恶果;而转基因水稻多年来从华中农业大学非法散布至华东华中各地,我国人民的主粮大米事实上已经被转基因污染,许多不想吃转基因食品的民众面临无法选择、无法知情的痛苦。绿色和平组织几年前就揭示我国有大量的转基因大米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流入市场和人们的餐桌的情况。然而至今未见政府对任何责任人和违法机构进行惩罚和制止。相反,当环保部门调查证实“先玉335”确是转基因玉米后,农业部本来应立即采取措施阻断转基因的非常种植,然而做的却是不让此信息被公布。正如顾秀林所言:“限于中国的体制和国情,对转基因最有效而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就是绝对禁止转基因粮食产业化,否则风险将无限扩大,完全不可能被管控住。”

    此外,转基因稻米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还包括,会培植出令人更加头疼的“超级杂草”和“超级害虫”。转基因作物在最初种植的几年,确实在抗虫和抗杂草上显示出优势,然而,生物界各物种是不断变化、适应和抗衡、竞争的,一种杂草被杀灭,自然界会长出更强大的杂草来填补空间;一种害虫被抑制,又会产业许多新的害虫,其进化产生的抗性迫使的农民施用更多的农药。国内外许多地方的农民不得不面对更加难对付的生态灾难。

    印度由于种植孟山都的转基因棉花,几年后新的棉花害虫、抗BT害虫、新疾病带来的生态灾难横行,土壤耗尽营养和有益微生物,收成锐减,农民由于破产没出路而导致自杀潮。

    美国农民也难逃恶运。美国农民抱怨:“过去用一滴农药就能杀死的小草,如今被转基因转成了对所有农药刀枪不入的超级大草”。田纳西州的许多农民现在为长到两米多高的超级杂草长芒苋头疼,这种粗壮的杂草非常结实,收割机都经常被它们绞坏。不下十种的“超级杂草”正在美国22个州至少上百万公顷农田中肆虐。在多年使用孟山都公司的“农达”除草剂后,“滋养”出来的抗除草剂杂草布满了农田,农民被迫喷洒毒性更强的除草剂。遗憾的是所有的除草剂对这种超级杂草都无济于事,孟山都当初承诺的更安全、更优秀、更低成本的美景一项也没有达到,不仅没有减少对农药的使用,反而变成使用再多的农药也无济于事的生态灾难。超级杂草在转基因种植区蔓延,一些耕地被迫荒芜,不少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良田。

    2010年2月,国际科学史权威期刊《ISIS》以《转基因农作物在美国面临崩溃》为题揭露了此事。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用16年的实践事实和统计数据明确说明,长期种植转基因作物会给农业经济带来无法纠正弥补的副作用。一直坚持认为美国农民从种植转基因作物中获益的美国农业部也终于改口,美国农业部的最新统计承认:种植转基因后,农田作业的燃料成本提高了一倍多、农药的用量超过了对天然作物的使用,种植、种子成本也大幅度上升。

    由于事态发展的严重性,美国国会为此召开听证会,对转基因作物造成的杂草横行、巨虫不断等生态灾难进行反思。美国不少科学家认为:转基因作物远没有当初想像的那么美妙,更没有转基因技术公司所承诺的那么神灵。相反,转基因引起的灾难和麻烦要远远大于它所解决的问题。被转基因伤害的群体如此巨大,而惟一得到巨额利益的,是孟山都、杜邦先锋等大生物公司,这是所有转基因产业被大力推动的根源所在。

   转基因主粮产业化将使我走上不归路

  转基因作物对原始野生农作物具有灭绝作用,一旦种植了转基因作物,野生农作物和原有的自然生态将从此消失,这已被多国实践所证明。一旦大规模推广转基因主粮,我国非转基因粮食的种子由于基因漂移污染而不复存在,即使到时发现转基因作物的严重后果想要重要回到传统农业和生态的路上,也由于自然种源的消失和土地的被污染而使我们再也无法恢复!转基因稻米产业化和商业化生产的不可逆性,是各国都不同意贸然在主粮上搞转基因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明白,一旦踏上了此途,就是走上了不归路!!

    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不仅把亿万人民的健康和种族延续置于险境,还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由于目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谨慎和拒绝,我国一旦大面积产业化转基因粮食,转基因作物必然污染周围的许多其他农作物及环境,欧盟、日本等许多国家都会拒绝再进口中国的农产品和食品,大量农民和企业将面临生存困境!不仅民众不满,全世界人民都会质疑中国政府对待人民生命安全的轻率之举。这将影响中国政府在世界的声誉。

    值得关注的是,不管美国政府是出于商业利益还是战略考虑支持转基因作物开发和向外出口,但美国政府始终有个底线:严防转基因作物侵入现有的天然农业生产系统和天然食品供应系统。美国的天然农田面积远远超过转基因农田面积,而且,转基因农田大部分都是远离天然农业和与世隔绝的新开垦田地。美国法规保障美国有足够质量和数量的天然农田作为战略储备,即:一旦造成巨大危害而不得不放弃转基因作物和现用农田时,美国还有足够的天然农田养活全体美国居民,然而“中国却不具有这样的生还条件”!这也决定了中国万万不可踏上这条不归路!

    2010年6月,由于转基因问题的不断暴露,引起世界各地越来越强大的反对浪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已明确提出,第一代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应用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保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如果现在不马上改变思路和做法,转基因技术很可能就此夭折。

  孟山都、杜邦等公司在感受到了美国官方态度的微妙变化和民众的抗拒怀疑后,不得不宣布将改变转基因技术的路径,其子公司将开发“新一代转基因”大豆,其开发思路与第一代转基因截然不同,不再“植入”外来基因,而是“关闭”或抑制某些可能会产生问题的基因,采用基因沉默技术。显然,孟山都、杜邦也意识到像过去那样挑战天然和违背自然的发展思路造成许多问题,将“转”基因调整为有选择的“关”基因,孟山都承诺新一代的转基因作物将真正进入环境友好和保障健康的轨道,然而这次的承诺能实现吗?显然令人怀疑。顾秀林并不看好,她认为,生命是自然演化的过程,不管是“基因插入”还是“基因沉默”,都是干扰生命的微观结构和功能,都违反了真正的生命科学。“转基因这条技术路线从根本上就错了,在一条错误的路线上拐个弯继续走,仍然回不到正途”。

    让人担心的是,中国的转基因研究追随者们该如何办呢?照样采用第一代的“基因插入”式方法培植中国的转基因作物?连鼻祖美国老师们在这条转基因之路上都走不下去了,中国学生们更不会有高于自然的本领,继续走下去将遣害整个中国农业;也学美国采用“基因沉默”的方式搞转基因开发?弯子转的有点急,这样的基因技术是否能被中国学者独立开发出来?从现在看,很难!即使开发出来,又会引发什么新的更大问题呢?确难让人乐观。

    美国的转基因高手们都已经败下阵来,他们制造的转基因作物被实践证明不仅对人对动物不安全,而且对环境对生态也不安全。中国采用已被淘汰的“基因插入法”搞出来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在测评过程不严谨、测评程序不公开、测评人员名单不公布、测评机构缺乏独立性的情况下,仓促地对14亿人吃的主粮颁发了转基因安全许可证书,各界普遍质疑此安全证书发放的不安全!强烈要求取消此安全证书,交由人大重新审查这一关系到每个中国人命运的重大问题。

    一位普通百姓说的好:这不是经济利益之争,而是生死存亡之争!

    亟待建立中国的生物国防

    美国早在2002年就部署了全国的“生物国防”,2010年美国进一步优化生物国防,7月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行政命令,加强和优化“生物国防”的全国计划,恰好是在第一代农用转基因技术被美国宣布为失败之后一个月内。此项涉及15个政府部门(包括美国国务院)的国防计划,由农业部和卫生部担当召集机构!为什么要以农业、卫生部牵头国防?因为当今的生物攻击武器,主要就是有害的转基因生物扩散。当今的战争主要不是发生在战火硝烟的战场,而是打的静悄悄的生物战、金融战。用转基因农作物为武器打的生物战争,其打击行动就是偷偷散布转基因生物,目的就是永久性的毁坏敌方的生态系统和人民健康。

    美国人为什么搞生物国防?因为美国最知道生物武器的厉害,还因为基因污染和生物进攻是难以觉察的, 静悄悄的突进,但危害长远。因此, 美国高度重视生物武器。可是,谁能对美国进行生物进攻呢? 没有哪个国家有这实力!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美国自己的转基因试验和推广失控。连实行法治的美国都害怕自己的转基因试验失控,需要建立和加强生物国防,法治不严明的发展中国家,不是更容易被生物武器所攻击和失控嘛!

    然而,在美国优化生物国防的同时,我国不仅不设防,反而大门洞开。对美国转基因玉米非法在我国播种扩散不加制止,反而帮其掩饰纵容。对13亿人的口粮竟要实施风险极大的转基因,不仅批准安全许可证,还对非法播种转基因大米的行为不予制止,造成转基因污染大面积扩散。市场上大量转基因产品不做任何标识任其流通!最近竟还对“农民养殖种植转基因动植物审批”“农业转基因生物过境转移审批”放开了行政审批;中国还给予孟山都进口转基因大豆无需检测等许多宽松政策......。

    在美国政府已明确提出第一代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应用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保有严重的安全威胁时,我们依然在大力推动转基因作物,将13亿毫无防护能力的中国人民袒露于生态威胁面前,这是对人民的残忍。如果我国再不当机立断,果断制止转基因的扩散,将使中华民族步步走向深渊!人类到目前为止并不掌握清除基因污染的任何一种手段!转基因污染比核污染更危险,而且永远无法消除。更关键的是,生态和土地一旦大范围被伤害,中国不像美国,根本没有后备土地和资源,没有任何缓冲回旋的余地,由此承受的灾害则更甚!

    孟山都公司本身就是制造生化武器的老手。它所生产的“橙剂”曾在美军越战时大面积的投放到越南,使越南数万亩森林变黄土,300万人死于非命!孟山都工厂在生产这些化学产品的过程中排放大量多氯化联苯(PCB) 和二恶英,而且在明知这些物质有毒并致癌物的情况下,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致使工人和附近居民大量患病和死亡,美国法庭曾判决孟山都赔偿当地逾万名感染者7亿美元。但孟山都历来以会做政府攻关出名,两任布什总统和克林顿都对孟山都支持有加。孟山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攻势更加有力,因为这些国家法律和权力制约更弱。

    转基因产业背后有着明显的利益链。中国转基因研究的关键性人物大都是美国资金和机构培养的。中国转基因研究以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等机构为主,这些机构和转基因带头人都与洛克菲勒财团有持久联系,成为孟山都等公司的利益代言人,实际上中国围绕着转基因技术已组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利益集团,甚至中国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里的一些基因专家都在开办推广销售转基因种子的公司兼职。既然成了转基因的专家,当然要无限夸大转基因植物的好处,而对其严重的负作用则完全不提或尽力淡化,完全不顾由此形成的对国家国民的危险。

    正如顾秀林教授所言,杜邦公司的先玉335事件证明,美国对中国的转基因战争早已开始。转基因污染比核污染更危险,会造成生态系统破坏的不可逆转。所以在转基因的生物战争中,谁先发制人,谁就稳操胜券。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国再不反击,必将在高科技的生物战争中惨败,使国家和人民承受巨大的伤亡和损失!转基因伤害无解药。中国输不起一场转基因的生物战争!因为转基因的危害是永恒的。中华民族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巨大灾难!除非国家以行政权力严格禁止,才能阻止这场灾难继续发展下去。

    中国亟待建立自己的“生物国防”,而且刻不容缓!比起美国,我国所遭受到的生物武器威胁要大万倍,然而却处在毫无防备中,甚至一些人在开门揖盗,为一己之私不惜以民族存亡为代价。这样的势态再不制止,国家危矣!“生物国防”再不建立,国家危矣!

    中国有更好的出路----生态农业

    许多农业专家指出,转基因并不能提高粮食产量,却能带来无限大的风险。中国有更好的出路可走。我们不该用打碎自己的金饭碗、付出巨大的代价来换回一个随时会破的泥饭碗。

    美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但其粮食单产反而不如中国,中国粮食单产为278公斤/亩,美国只有125公斤/亩。以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看,转基因作物的方法是为了适合美国那样人少地多、大规模生产、大面积杀虫除草的国情开发出来的,而中国的国情与美国完全不同,人多地少,自然经济,更适合采用生态农业的方法来运作。

   转基因粮食的开发主要是为了抗虫抗草,并不提高产量,即便按照国内转基因专家所称能增产8%,也远低于我国自有的杂交水稻和其它传统农业增产量,我国完全没有必要冒如此巨大的风险去走主粮转基因化这条不归路。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分析,我国现有水稻、玉米、土豆等主粮在自主技术下,至少10-20年内粮食完全够用,而且只要进一步完善生产关系,拿出推广转基因研发十分之一的经费用于改善多年废置的水利设施,中国的粮食产量完全可以再增长一大截,成为粮食的净出口国。他以河北东关县古树于合作社为例,通过平整土地和合作化规模经营,在国家没投一分钱的情况下,使农产品产量提高了30%!这样做,低成本、无风险,粮食命脉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环境和生态的破坏降到最低,根本没必要急于大规模推广风险极大、成本极高的转基因农业。

    中国有8亿农民,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还得依靠中国农民而不能靠美国公司。目前,制约中国粮食生产的主观因素是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因为农药化肥种子成本高而不挣钱),客观因素是地力下降(由于农药化肥的过量施用)。因此,采取优惠措施引导中国农业走“用地养地”模式,引导农民采用恢复地力的措施,走绿色、有机的农业发展之路,才是我国农业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科院研究员蒋高明在山东建立的弘毅生态农场,采用不用化肥、不用农药,生态防虫,通过生态循环的途径,培养和恢复地力,种植出的有机玉米每亩过千斤,走出了一条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新兴之路。他们在农民连续使用化肥种植的中产田上,采用“秸秆养牛-牛粪产沼气-沼渣(液)肥田的农牧沼气复合型生态农业生产模式。停用化肥后的第一年,大田玉米在只用有机肥的情况下达到455.8公斤/亩,小麦407公斤/亩,与当地农民产量相当,甚至略高于农民的产量;若将化肥和有机肥配合施用,即使用1/4的化肥,小麦还增产13.5%;第三年在单纯施用有机肥的情况下,玉米亩产达到547.9公斤。进一步计算发现,以有机肥完全替代化肥于粮食生产,亩均生产的粮食热量可满足2.5~2.8人需求,以18亿亩耕地中1/2为中高产田的比例计算,可满足22~25亿人的食物需求。       

  鉴于种植转基因主粮对我国“种族安全、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等方面的风险和危害,为避免将来的巨大祸患,特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立即取消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推广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批准证书,立即停止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生产,其他转基因食品的生产要严格控制,严格规定标识。拟定中国的“生物国防”计划。重新审查转基因产业政策。  

  第二,通过提供优惠政策,支持农民自发的农业合作社,拨款修复水利设施。研究制定措施使农民能从种粮中得到实惠,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采取措施鼓励低成本又环保的生态农业在中国壮大,让中国的土地状况和生态状况得到彻底改善。

    第三,2008年国家给予转基因作物项目研究资金达200多亿元,相比于此,国家用于支持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农业、绿色农业的资金连百分之一都不到,造成国内许多农业研究人员为了要拿到资金都去搞转基因。这会使国家花了钱反而造成更大隐患。建议国家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支持生态农业研究和绿色农业的产品项目上,打入到接受恢复水利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上。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和长远利益的康庄之路!

    参考文献:

    蒋高明 试论转基因作物的生态风险
    蒋高明 《激辩转基因》
    郎咸平《新帝国主义在中国》
    白益民:发展转基因产品不符合中国国情
    恩道尔 《粮食武器》《毁灭(世界)的种子》
    林 语 国际粮商是如何赚钱的?
    薛达元 转基因生物风险与管理 等
 

    附文:

反 转 檄 文

御 龙 轩

二零一一年二月一日

    自古兴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足见食物口腹之重要,盖其关乎安身立命之本也。圣人亦云:“粮乃生之母,民以食为天”。大千世界,举凡生命之物,上至徙蜢翔鸥,下及奔牛走马,乃至虫鱼花鸟,游蜂舞蝶,概而论之,不喙不馔、不饮不食而犹能葆生存之体、昌续继之道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而饮不辨腥臊、食不忌毒污,无择无节、滥取豪摄而恒能族群繁茂、生生不息者,普天之下,亦未尝闻也。故马不咀莫名之草、燕不啄秽异之粒。饮鸩止渴,痴傻不取;食害充饥,猪狗不为。何也?盖悉肮脏沆瀣之物、疑属未证之品,于生不利、于命有违也。此禽兽犹知之事理,然国之砖家、硕儒、名宦、教授,竟欣然置之、漠然视之,甚而大颂其好、反行其道,贸贸然引入本土以飨苍民、疾疾兮购进国内以餐万众,实不知此等精蝇,随文明之演化,已堕落至人不如兽也,抑或乎兽已越人耶!

    今众议纷纭、莫衷一是之转基因食粮,本美之背景深奥、行为诡谲之孟山都公司,外托增产防虫之名,内匿伤天害理之心,出于唯利是图之罪恶宗旨、不可告人之政经图谋,采用生化科技手段,擅改作物基因结构,裁其自然细胞,载以BT蛋白,而人工合成之荼毒稼穑也。种源乃其垄断,技术为其拥有。惟因世道荒迈、人心不古,金钱充公卿、资本逐利欲,方使其凭低本高效之便、简梳易理之惠,虎踞市场、荼毒众生。所涉已及禾稻、玉米、大豆、花生,皆千年传统之谷梁;所布已覆番茄、木瓜、甜椒、土豆,均四季长倚之蔬果;更兼每炊必用之油、凡餐必佐之酱。哀哉! 我等百姓,生非官宦之子;一应草民,诚非特供之族,谁可逃脱,孰能幸免?!况其毒之剧、其险之彰,虫蛀虫死,鼠啮鼠亡、土植土患、草渐草荒。灾噩弥天,焉容无睹;危殄遍地,已现端详。全球蜂群之大量消逝,八方蚁阵之空前寂凉,晋鲁羊彘呈夭离假产、粤桂学子爆精卵异常。般般失瑞,岂乃偶发之象?!种种不祥,正兆不测之殃!嗟夫,俯首忖思,举目四望!铁证如山,一般嘴脸尚敢滥言诳世,诈称无虞;真凭似海,几具宵小仍欲恣意妄为,强行推广。此情此景, 非惟无耻,亦是极端无赖; 此为此造, 不独暴虐, 更见歹恶荒唐!

    呜呼,中华危矣!望黑云压城,愁雾漫漫;妖氛蔽日,祟影重重。瘴疠滋生、氤氲密布,千山疲惫,万业凋枯。庙堂之上,恶党欺君;殿陛之间,奸佞食禄。倒行乎逆施,飞扬兮跋扈;违纲叛宪,惊心怵目。竟至视断子绝孙若等闲,置亡国灭种于不顾,谋遂一己之私,敢犯天下之怒。利欲熏心,颁亲伍以奢殊;天良丧尽,睨人民如粪土;掩耳盗铃,奴颜婢膝,引狼入室,认贼作父。图变华夏,箪食以迎异族;为邀幸宠,侯门揖让鞑虏,俟其长驱直入,草斩根除,伏尸百万,流血漂橹。似此乱臣贼子,魑魅魍魉,徒生吾人之相,早入夷狄之党,鬼魅情性,蛇蝎心肠,危我宗祀,戕我家邦,本谓人人可得而诛之,今却擅恃宝位,阡陌交通,磨牙吮血,残啖生灵。或凭其朱口红唇、巧言令色、愚蒙百姓以施阴狠;或籍其装聋作哑、不声不响,移花接木而逞酷毒;甚至倚仗权势、胆大妄为、霸王开弓、强推硬搡,逼十多亿众沦为白鼠,兆万亩田辟作天殇。而竟还欺天罔地,信口雌黄;瞒心昧己,狂嘶滥嚷,极言转基因无害,诬称反对者脑僵。试问,苟若如此,何为一向怀柔、唯西方之好是从之政府,素来媚外、视洋人马首是瞻之官方,竟将其拒之于世博大门之外,杜之于奥运场馆之央;亚运期间,不准登堂;特供之列,绝无踪响。何为口口声声盛赞其之农业部,时时处处猛推之之瘴齐发,对转基因食油蔬果,却于其机关食堂严禁流入,于其幼儿园所切忌进场。何也?是其克己利人耶?!抑其高风亮节耶?!若其不然,其如此言行相悖、心口不一、丑态百出、自赧颜面,岂不羞也乎?!岂非怪也欤?!岂尚不足以发人深省乎?!

    我等非敢危言耸听,但鉴之于史,考之于今,察之于时,析之以理,则不难洞觉,今臭名昭著之转基因项目,实乃帝国主义亡我中华、内奸外鬼扼我炎黄之新一轮鸦片战争也。当今世界,资源危机,族群生克,无可回避,细菌战害人波己不易约束,核毁灭玉石俱焚无法打起,唯有粮食之争夺,免疫之控制,可致杀人于无形,抽薪于釜底。西方资本盎格鲁沙克逊势力,为霸地球之垄断,廓一己之拓展,欲谋兵不血刃,不战而胜。乃外设陷阱、内植帮凶,假道伐虢,族我苍灵。我禹域之民若不幡然猛醒,必将惨遭荼靡九死一生。昔吴王受越馈赠之种,吴国终招灭国之痛;后晋跪以匍匐之躯,炎汉遂沦藩属之窘。俄罗斯前车之覆,印第安殷鉴堪铭。存亡之机,岂能大意而失交臂;安危之道,誓当奋勇以挽兴隆。

    悲夫哉!惜朗朗中华,几为禽兽害也!看大厄当前,众多麻痹;国运岌岌,鲜有人思。烽火连天,尚盛世自比;寇敌环伺,犹歌舞靡丽。整日韬光,养成晦气;陷城失地,抗议而已。关乎转基因之病,更是能瞒则瞒,能骗则骗,不行晓谕,罔为告知。莫非转基因果无毒无害、无险无碍乎?答曰:非也!涉乎转基因之害,可谓甚也。多年来殃情可案可稽,国内外研究可资可凭。概而言之,其戕如下:

    伤腑脏,损生殖,其害一也。山西、河南家畜之异,吉林、两广人鼠之患,足为证也。践神元,侵免疫,其害二也。目下各地,疑症之广、杂疴之重、怪病之多,可谓纷至沓来、穷追不舍,果无因乎?!毁生态,污环境,其害三也。植转基因作物之地,草木靡患,虫蚁不生,岂尚不足以惊世骇俗乎?!种物之不可逆,田亩之不可复,其害四也。栽种转基因稼穑之土壤,多年之内复种其它自然作物,将无以存活,或大幅减产,并另将造成国民经济对转基因产品之严重依赖。种苗不存,无以复植,其害五也。有如驴马所产之骡,不能繁衍生育,作物之种苗权完全丧失,图饱口腹,惟有仰洋人鼻息之一途也。似此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之事,实不知置国计民生于何地耶?!未经长期有效之安全试验,利弊不明、险夷未定之际,即行大幅推广,以飨十数亿之众,此其害之六也,亦即害之害者也。苟有不测,国家将何以堪、人民复何以存、种族更何以继乎?!此纵非包藏祸心、丧心病狂之图谋,亦定是大谬不然、弱智脑残之恶举也。

    纵观全球,论推介转基因之热烈疯狂,至今亦未有出我族之右者。美国乃转基因之始作俑者,对此等产品,非但其人不可擅食,纵用作牛畜之饲,亦予严加禁止,盖恐其通过动物之体而嫁祸于人也。绿色和平组织亦不断呼吁对其防范、抵制。欧盟、日本、新韩、加澳等,皆已明令杜绝引入本国消费与种植。即便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非洲至贫之国,宁愿忍饥挨饿,其民亦誓死不食转基因援粮,不种转基因玉米。盖惧其危害之深远与莫明也。可悲可叹者,我泱泱大国,自谓和谐之邦,竟欲强将劳苦百姓之三餐,亿万民众之主粮,施行转基因化,委实不解此帮肉食之辈,究竟中了何邪、着了何魔耶?!

    何须苦思冥想,真相已经大白!中国者,美帝之劲敌也。随国力之日益崛起,与美利坚之全球争夺已渐成水火之势。在一系列肢解、演变、窥探、威胁连遭挫败之后,遂祭起生物战争之无量法器,乔装改扮大打出手,以耀威东海明修栈道,籍基因突袭暗渡陈仓,阴购党羽、私买内奸,妄图毕其功于一役,覆中华于一夕。而一撮狼心狗行之徒、背祖忘宗之辈、偷天换日之流、为非作歹之类,或利令智昏,或慑于清算,乃纷纷投敌叛国、结党营私,为反动势力鼓噪摇旗、鸣锣开道;替侵略行为上蹿下跳、保驾护航。其态也,趋趋乎甘当马前,夹道焚香;其情也,欣欣然为虎作伥、丧尽天良。此等垃圾,诚社稷之虿蠹,国人之公贼也!其心不可问,其行大可诛也!

    噫吁兮,神州危矣!凭栏骋目,落木萧索。上溯五千年历史,横观八万里山河,自古汉奸,以此为最;从来祸国,于此为拙;今民有倒悬之急,国有累卵之痛。讨逆诛奸,锄恶正本,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在此时也!岁寒知松柏,国难见忠臣。值此非常之时,各路英雄、八方义士,安能尚自徜徉、袖手旁观,而不慷慨赴蹈、踊跃而继乎?!

    故今传檄天下,凡我华夏儿女、炎黄子孙、海内外同胞、侨胞,及世界一切贤良正义之人、友爱高尚之士,请紧急行动起来!为健康计、为家国计、为民族大业计、为人类发展计、为子孙后代计,立即抵制转基因产品、铲除转基因种植、揭露转基因危害、批判转基因阴谋、讨伐转基因推手、惩处转基因元凶、打击转基因推广,根除转基因思维。誓让转基因飘洋过海、滚回老家!并将实施转基因计划而潜伏之一切汉奸、买办、砖家、学者等卖国精蝇彻底纠察出来,送与有司论其刑罚,诛其心口、暴其面目、惩其罪孽、饿其体腹,剥其财产、劳其筋骨、坐其子女、鞭其手足、立其跪像、千秋莫赎,令来日之奸有可儆之事、后续之逆怀必毖之尤!

    如檄令!

 

 

 

 


发件人:"Fu-Xian Yi" <yifuxian@gmail.com> 2011-02-04 03:19:45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给仲老师拜年!

就计划生育致湖南省委书记、省长的公开信

易富贤

尊敬的周强书记、徐守盛省长:

    首先给两位湖南的父母官拜年!!

    我是旅美湘籍学者易富贤,近年研究中国人口问题,发现计划生育威胁中国持续发展,完成《大国空巢》,我曾给周强书记邮寄给《大国空巢》。前段时间又给周强书记、徐守盛省长邮寄过幻灯片彩色打印稿和其他资料,不知您们是否收到。

    最近网络上流传一篇文章《湖南省长:决不能让人口计生放松论、放开论泛滥》[1]。某经济刊物的一位资深编辑看到这篇文章后转给我,并说:“这话好像是针对你说的。对你的家乡,你应该很有发言权。”

     我看到这篇文章之后非常惊讶,想不到在人口危机即将全面爆发、人口政策面临方向性调整之时,徐守盛省长还有如此惊人之语。在惊讶之余,让我想起2007年4月的两篇类似报道《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抓计划生育就是抓生产力》[2]、《湖南省省长周强要求公开曝光超生名人富人》[3]。

    张春贤、周强、徐守盛到湖南之前在抓计划生育方面并没有“突出表现”,为什么调任湖南之后都会在计划生育上有惊人之语。是什么原因使得领导人一到湖南就“橘化为枳”?我最近整理了一些资料,找到了湖南“气候异常”的幕后黑手—省计生委主任李万郴。我觉得无论是为了三湘父老乡亲,还是为了湖南省的领导,都有必要向周书记、徐省长汇报此事。因为不知道您们能否收到我的信,我这次改用发公开信,希望有人看到后转给您们。

一、2007年李万郴误导张春贤、周强

    李万郴2004年5月升任湖南省计生委主任,估计在他退休之前,湖南省的人口政策仍将由他掌管。

     根据《2005年湖南省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4],2005年11月1日,全省常住人口为6320 万人,与2000年11月1日人口普查的总人口6440 万人相比,减少了120 万人。全省2005年底常住人口为6326万人。

    就是说湖南省总人口其实是在负增长。2005年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只有5.15%。即便“十一五”期间,育龄妇女增加会导致出生人口有所增加,湖南经济将迈上一个台阶而吸引人口流入,但总人口很难大幅增加的。但是省计生委主任李万郴却在《湖南日报》发文夸张说湖南省“即将迎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期,人口增长压力非常大”,他提出“‘十一五’时期,我们要将全省人口总量控制在7010万以内,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控制在7.5‰以内。”[5]。他的建议被采纳,湖南省“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7.5‰以内”[6]。

    张春贤2005年12月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周强是2006年9月调到湖南,担任代理省长、省长。调任湖南之前,张春贤是交通部部长,周强是团中央第一书记,两人几乎没有“碰过”计划生育,对人口问题自然是外行。如果他们仔细看过《2005年湖南省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的话,肯定不会担心湖南人口过快增长,相反会通过努力发展经济,吸引外地的湘籍人口返湘。

    但湖南省计生委主任李万郴却有着超强的忽悠能力。2010年在南京召开的人口学年会上,我听过李万郴的报告,感觉此人虽然水平很差,但口才不错,声音洪亮,作风强势,如果省领导不懂人口问题,很容易被李万郴吃定。借着2007年4月召开湖南省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之机,李万郴给省领导大力灌输“目前我省已进入第四次生育高峰期,每年出生人口将逐渐增加到“十一五”期末的110万人左右。”张春贤、周强信以为真,“为了实现到2010年全省人口总数控制在7010万以内、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控制在7.5‰的目标”,于是张春贤提出了“抓计划生育就是抓生产力”[2]。周强要求公开曝光超生名人富人[3]。湖南的“人口新政”引起学界一片愕然,网络舆论更是一面倒的反对。

    “严惩富人、名人超生”的观点其实最先是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杨魁孚提出的。因为2003年后网络掀起了呼吁停止计划生育的思潮,计生委为了转移视线和焦点,利用人们的仇富心理,搅浑真正的政策辩论。但计生委的这一企图并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呼应。

    李万郴、张枫(广东省计生委主任)是国家计生委的两员“武将”(翟振武、李建民是两位“军师”)。对人口是外行的张春贤、周强新来乍到,于是李万郴就充分利用他的忽悠天才,通过张春贤、周强新的嘴说出了国家计生委期待已久的观点,并将计生委的理论在湖南率先付诸实践。

    两个月后就根据人大代表戴君惕的“三湘第一议案”开出了“三湘第一罚单”(超生矿长被罚130万)[7]。省计生委趁热打铁,修改了《湖南省人口计划生育条例》,规定:违法多生育一个子女的,按照上年度总收入的二至六倍征收,其中重婚生育或者与配偶之外的人生育的,按照六至八倍征收;每再多生育一个子女的,依次增加三倍征收。

    除了计划生育外,我对张春贤书记、周强省长的印象是相当不错,他们被网友称为黄金搭档(我相信,周强书记、徐守盛省长又将是新一对黄金搭档)。在他们的领导下,湖南进入发展快车道,经济总量跻身全国前十位。张春贤调任新疆书记的时候,红网很多网友留言挽留,让人非常感动。可惜,李万郴给他们抹上了污点。

二、李万郴实行强制堕胎

    马克思当年描述资本家时指出:“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抓计划生育不但给基层计生人员和地方财政带来丰厚的利润,又是“抓生产力”,基层政府能不积极?湖南到处是“你违法生孩子,我依法拆房子”这类反人类的标语,出现了很多极端事件,如:

    长沙浏阳市金刚镇21岁的姑娘刘丹因为怀第一胎没有办准生证(预产期是2009年3月5日),在离预产期只有7天的2月26日,被浏阳市计生委派出两辆车、十多个人,强行抓去强制堕胎。刘丹和家属均拒绝签字,金刚镇计生办主任坚称自己可以代表政府签字。结果母子双亡。

    2009年3月湖南冷水江村民段伟文因拒绝结扎,被计生办关押,摔死。

    这类事件在湖南省是屡见不鲜,并被李万郴作为政绩而公开宣传。李万郴并利用流动人口计生“一盘棋”与广东计生委主任张枫进行很好合作。我2010年在南京召开的人口学年会上亲耳听到李万郴宣传他如何指挥计生干部到广州抓计划外怀孕的孕妇,实行“补救措施”(强制堕胎),我当时是目瞪口呆。2010年李万郴在《转变社会事业发展方式的新路径——对流动人口计生“一盘棋”机制的深层思考》一文里公开炫耀:“去年以来,通过部门“实时通”,发现疑似政策外怀孕对象422名,落实补救措施213例,查处“两非”27例;通过紧密型区域协作,……,广州市仅2009年就落实湘籍流动人口政策外怀孕补救措施3000多例。”

    我对李万郴所说的“补救措施”是深有体会的,我弟媳和表弟媳都曾遭受过这种“补救措施”。我表弟媳怀第一胎没有办准生证,地方政府领导带领十多部车、近百人,辗转三个县,将我表弟媳抓到医院(已经见红、临产)强制堕胎。人民日报旗下的英文日报《The Global times》曾经做了报道[9]。

    一名怀有六个多月身孕的港妇,返湖南乡下给父亲贺寿,也被湖南的计生办指她超生,要强行捉她到医院实行“补救措施”,理由是“香港是中国一部份,一样要受中国政策管。”事主情急之下致电回港求助,幸得港入境处协助,在事发二十四小时后,终将她救离堕胎险境[10]。

    胡锦涛主席访美的时候当面对美国第三号人物(众议长)明确表示中国不允许强制堕胎[12,13]。但李万郴却将强制堕胎作为政绩来炫耀!破坏中国国际形象,让中国政府失信于天下。李万郴这“一颗老鼠屎”会坏了中国外交的“一锅汤”!

三、2011年李万郴误导徐守盛

    从人口政策角度看,李万郴是湖南的地头蛇,喜欢欺生。这次趁着徐守盛省长初来甫到,李万郴又故伎重演,组织召开了全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通过徐省长的嘴说出了“不能让计划生育放松论、放开论泛滥”。

    省领导(尤其是新任的)参加人口专题会议,估计讲话稿是计生委提供的代拟稿。所以湖南省长应该是又当了回冤大头。

    这次李万郴的忽悠其实很拙劣,仍然用1980年代的那套“减少人口提高人均GDP”的理论。据红网的报道:“‘每年出生一个人口大县,净增加一个人口中等县’,不仅抵消了一部分经济增长成效,还给就学、就业、就医等方面带来极大挑战。”

    其实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已经理顺了GDP分子与人口分母的关系: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口是“母”,GDP是“子”,没有“母”就不会有“子”。2010年11月15日李克强也在《人民日报》发表重要讲话:“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内需潜力是促进我国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最大优势”,“应善于站在“巨人”的肩上,....。把人口多的压力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人才资源,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可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14] 。 2011年1月李克强副总访问欧洲,在西班牙《国家报》发表文章说:“用13亿人口做除法固然令人不大满意,但用13亿人口做乘法,却是激动人心的。”[15] 可见国家领导人已经认为人口是优势而不是负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martya Sen也认为降低人口并不能提高人均GDP。

    但李万郴却仍然给徐省长灌输人口是负担的错误理论。湖南省计生委认为湖南2010年出生91万,相当于一个人口大县。难道人口不会老去?其实湖南人口老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全国是6.96%,而湖南是7.29%;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全国是7.69%,而湖南是9.27%。根据联合国的预测[16],到2030年、204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将分别达到2.3亿、3.2亿。湖南今后老年人口将占全国5.2%左右,那么湖南省65岁及以上老人将从目前的600万增加到2030年的1210万(超过古巴的全国人口)、2040年的1650万(相当于智利全国人口)。现在不让“每年出生一个人口大县”的孩子(今后劳动力),将让今后人数超过古巴、智利全国人口的湖南老人老无所养!

    人口不但会老去,也会死亡。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湖南省1962-1975年出生人口平均每年还存活129万(当年每年出生130多万),1982年-1990年出生人口平均每年还存活126万,等到这些人口到了老年,湖南每年将死亡120万左右。现在育龄妇女达到顶峰,但每年出生人口只有91万,其实已经提示了非常严重的人口危机,今后湖南省将面临几十年的人口负增长。

    “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 与“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一样荒谬。伽利略用“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试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的理论。但是湖南省计生委至今理解不了“两个铁球”的原理。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需求,需求决定生产,生产提供就业。我比较了全世界的人口与就业的关系,发生基本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美国3亿人口,1.5亿就业机会;日本1.27亿人口,0.66亿就业机会;巴西1.96亿人口,0.99亿就业机会。就是说,人口与就业机会是比例关系,人口多,消费也多,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多[17]。

    至于省计生委所说湖南人口增长会给就学带来压力,这是天大的笑话!湖南省小学人数在1990年代就开始快速减少。比如根据湖南省统计公报,1999年小学在校学生721.4万[18],2009年小学在校人数只有469.15万[19]。徐省长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不是解决就学难,而是解决下岗教师的就业和上访问题。

    第一人口大省的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认为人口全国第一是河南最大的优势[20],为什么第七人口大省的湖南却要将人口视为负担?

    湖南近年出生人口比2005年有所增加,除了是因为育龄妇女高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口经济学原因—“政通民生”,就是说政治开明,经济发展,就会吸引劳动人口(尤其是育龄年龄人口),育龄人口多也会必然生孩子多。近几年在张春贤、周强的领导下,湖南经济发展不错,遏制了劳动力外流的趋势,而且还吸引了劳动力的流入。从某种角度讲,出生人口增加是张春贤、周强的重要政绩标志;但李万郴却将视为洪水猛兽。庆父不死,鲁难不已。李万郴不退,今后新领导人到湖南后还会有惊人之语。

四、李万郴使得湖南“十一五“人口目标破产

    其实,从公布的资料看,湖南省的“十一五”规划的人口目标已经破产。湖南当初制定 “十一五”规划时,预测每年出生人口将逐渐增加到“十一五”期末的110万人左右,“十一五”的人口目标是7010万,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目标是7.5‰[3,6]。但是在育龄妇女最高峰的2010年,湖南只出生91.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5.97‰[1]。相对于当初规划,每年少生近20万人口,五年累计少生近百万人口!唯楚有才,湖南是人才大省,李万郴在“十一五”期间“额外”减少的近百万三湘儿女很可能包括了一些蔡伦这样的发明家、王夫之这样的哲学家、魏源这样的思想家、谭嗣同这样的忧国忧民之士、左宗棠这样的军事家、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家,……。

    我怀疑湖南省2010年出生91.1万人有水分,实际出生人口可能远没有这么多。湖南基层计生专干曾在红网发了《给省计生委主任的一封信》披露了湖南计生委主任李万郴的流动人口计生“一盘棋”是公然造假人口数据,帖子有数万点击率,众多计生干部留言,但后面被删除。我在电脑硬盘里存下了大部分留言,在博客文章里选录了部分留言[21]。徐守盛省长可能也意识到这一问题,提出,要进一步挤干“统计水分”,深入打造“诚信计生”。

    有人说,湖南省“十一五”规划的目标是“到2010年全省人口总数控制在7010万以内、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控制在7.5‰”,那么湖南2010年人口低于7010万,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目标低于7.5‰,这是计生委主任李万郴的功劳。

   其实不然,因为中央政府的“十一五”规划的人口政策与“九五”规划、“十五”规划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九五”规划提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22], “十五”规划是:“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保持低生育水平”[23],而“十一五”规划则是:“稳定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24]。

   可见,“九五”规划是要求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如果人口总数和人口增长率低于规划,是超额完成任务。“十五”规划虽然提出“保持低生育水平”,但对“低生育水平”并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标准,也没有要求“稳定”。但“十一五”规划是 “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并且给出了“低生育水平”的标准,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在《大国空巢》中认为1.8的生育率还太低,要保持社会和人口持续发展,中国生育率需要维持在2.3以上。就是说,“九五”规划是“单向”减少;而“十一五”规划是“双向”稳定,为了确保这种“稳定”,必要时还可以“完善现行生育政策”。

    湖南不是独立王国,要遵照中央政府的“十一五”规划的要求,不能用“九五”规划的思路来指导“十一五”规划。那么湖南省2010年人口总数必须稳定在7010万左右,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也必须稳定在7.5‰左右。徐守盛也提出,要“千方百计稳定全省低生育水平。”但很显然,湖南省的“十一五”人口目标已经破产,湖南并没有“稳定低生育水平”,而是“降低生育水平”,是“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现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已经结束,湖南省总人口远没有7010万,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也没有稳定在7.5‰左右,湖南省如何向中央政府交差?

    现在湖南又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提出“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湖南人口和计生工作的目标是:年内出生人数控制在105.6万人以内;符合政策生育率稳定在85%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7.6‰以内。”[1]从字面来看(比如用“以内”而不是“稳定”),湖南又在用“九五”规划的思路来指导“十二五”规划。

    我认为湖南的“十二五”的人口目标将再次破产。因为无论是15-49岁总育龄妇女人数、20-45岁育龄妇女人数,还是20-29岁黄金期生育妇女人数都在2010年、2011年达到顶峰,然后就快速下降。育龄妇女高峰的2010年只出生91.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5.97‰,今后育龄妇女不断减少,每年出生人口将不断减少,人口自然增长率还能够稳定在7.6‰?再说,如果让“符合政策生育率稳定在85%以上”,就不可能将“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7.6‰”的,逻辑上是不自洽的。

    农民工王旭、刘刚翻唱的《春天里》让周强书记多次感动得“热泪盈眶”,二度在公开场合推荐[21]。我也看了这段视频,看得我泪流满面。《春天里》其实是人口危机的警世歌,歌词中关于老年化:“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关于性别比失衡:“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没有情人节也没有礼物,没有我那可爱的小公主” ,“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这首歌,由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唱出,更加显得悲怆,唱出了人们内心深处对未来人口危机的担忧,才会引起如此大的共鸣。

    是谁让现在的年轻人今后“有一天我老无所依”、“没有情人节”、“没有她”?是谁让“小公主”们消失在妇产科医生的手术刀下?是计生委!就湖南来说,是计生委主任李万郴。现在的一些政绩,在今后1650万老无所养的三湘父老眼里,在今后两百多万“没有她”的三湘男儿眼里,将显得非常苍白。

    为了湖南的人口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国家的外交形象,为了湖南省领导的声誉,请周强书记、徐守盛省长严惩省计生委主任李万郴!并灵活性地将湖南的人口政策带入“春天里”,让三湘父老今后不会因为“老无所依”而“无人问津”地“悄然离去”,让三湘母亲不再因为被强制堕胎而“眼泪忍不住的流淌”,让三湘“小公主”不再在堕胎器械下无声消失,让三湘男儿能有“情人节的礼物”!

     注释:

1. 湖南省长徐守盛:不能让计划生育放松论、放开论泛滥.人民网(来源:湖南红网). 2011年01月27日13:23 .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13830886.html
2. 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抓计划生育就是抓生产力. 新华网(来源:湖南日报). 2007年04月0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07-04/06/content_5941085.htm
3. 湖南省省长周强要求公开曝光超生名人富人. 人民网(来源:长沙晚报). 2007年04月07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5577912.html
4. 2005年湖南省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dfrkpcgb/t20060407_402315855.htm
5. 十一五时期 湖南要将全省人口控制在7010万以内.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来源:湖南日报). 2006年02月20日.http://www.gov.cn/gzdt/2006-02/20/content_204761.htm
6. 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国网 .2009-11-05. http://discovery.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09dfgl/2009-11/05/content_18835313.htm
7. 湖南开出超生第一罚单 一矿长生5胎被罚130万.人民网 (来源:红网).2007年05月11日. 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062/5716586.html
8. 李万郴:转变社会事业发展方式的新路径——对流动人口计生“一盘棋”机制的深层思考. http://www.jxjsw.gov.cn/Item/Show.asp?m=1&d=13699
9. Li Xiaoshu. Baby steps. Global Times. April 15 2010. http://special.globaltimes.cn/2010-04/522268.html
10. 湖南计生办迫港妇堕胎 港府24小时救人.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730422.shtml
11. 落实计外孕补救措施不惜代价.http://yzz661023.blog.163.com/blog/static/3236657200962352157631/
12. 胡锦涛反对强制堕胎—为胡主席的这一英明表态而欢呼!http://www.blogchina.com/201101231083590.html,http://yi.fuxian.blog.163.com/blog/static/109005802201102312915930/
13. 从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看停止计划生育http://www.blogchina.com/201101271085120.html,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107077989
14. 李克强:深刻理解《建议》主题主线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人民网-《人民日报》.2010年11月15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3209567.html
15. 中国领导人开年首访欧洲 李克强:用13亿做乘法激动人心. 新华网. 2011年01月0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1/05/c_12948070.htm
16.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8 Revision population database. http://esa.un.org/unpp/index.asp?panel=2
17. 易富贤. 独生子女政策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困局.《十一世纪》.2009年4月号.
18. 湖南省统计局关于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hntj.gov.cn/tjgb/hntjgb/200207/t20020723_18.htm
19. 2009年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hntj.gov.cn/tjgb/glgb/201004/t20100406_75489.htm
20. 河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召开 卢展工郭庚茂讲话.新华网(来源:河南日报).2010-12-24.http://www.ha.xinhuanet.com/add/touti/2010-12/24/content_21709930.htm
21. 基层计生干部强烈要求停止计划生育.http://www.chinavalue.net/Blog/372295.aspx, http://blog.ifeng.com/article/5606838.html
22. 周强听民工唱<春天里>热泪盈眶 向大学生村官力荐. 人民网(来源:湖南红网).2010年11月11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13185281.html
23. 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一○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3/15/content_2698807.htm
24.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人民网. 2001年3月18日.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6/20010318/419582.html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文). 新华网. 2006年03月1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6-03/16/content_4309517.htm
26.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简介.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07年01月11日. http://www.gov.cn/gzdt/2007-01/11/content_493721.htm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11-02-08 13:22:40 +0800 收件人: "editor" <editor@qstheory.com>, "dxxuebao" <dxxuebao@126.com>,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过一个节约春节

自我“给力”的中国利益集团

国大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

2011-02-08

  今天中国改革缺乏动力,就是因为既得利益坐大,而中央政府和人民之间又不能互相“给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中国所取得的成果就是政府和人民互相“给力”的结果。在1980年代,当时的执政者“给力”社会和人民,最形象的说法或者政策口号就是“放权让利”。“放权”就是中央政府“给力”于地方政府,政府“给力”于人民;“让利”就是中央政府把利益分给地方政府,政府把利益分给人民。地方和人民被“给力”了,又得到了利益,改革就充满了巨大的动力。如果不“给力”于农民,中国的农村改革就不会取得成功;同样,如果不“给力”于城市居民和工人,城市改革也难以成功。

  中国“给力”于社会的第二波,发生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南巡之后,中国发生了一波更大规模的“分权让利”运动。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抓大放小”改革也是“给力”社会的过程。国家在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给力”自己)的同时,把大量中小型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民营化。尽管在民营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但之后造就了中国中小型企业的大发展。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非国有部门,很快就超越国有部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动力快速衰退,最终发展到目前停滞不前的状态。也就是说,改革不“给力”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也很简单。1990年代后期以来,被“给力”的既不是中央权威,也不是社会,而是既得利益。

  1994年税制改革是为了强化中央政府的财政力量,这很有必要。但94体制是否真的“给力”中央政府?这没有明确的答案,需要具体分析。94体制的确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但是并没有“给力”于中央政府二次分配能力。94体制“给力”于中央,使得中央的财政收入在很多年里,每年以两位数字的速度增加,但同时中国社会的收入分化和财富差异也在以同样的速度增加。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在“给力”自己的同时,没有“给力”于社会。除财政外,其它方方面面的改革也有类似的情形。概括地说,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局面是“集权不让利”。这种局面久而久之,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国富民穷”的结局。

  “集权不让利”在导致“国富民穷”局面的同时,大大“给力”了既得利益集团。1990年代后期以来,既得利益集团力量的壮大之速度是史无前例的。有三个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首先是经济的扩张。不难理解,如果“分权让利”条件下的经济扩张,“给力”的是社会,在“集权不让利”条件的经济扩张,“给力”的自然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在任何社会,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在社会所处的战略地位,其所能分享的经济成果的份额自然也就越大。其次是政府方面缺失有效改革举措。因为既得利益所能分享到的利益份额,本来就要比社会大,为了避免社会和既得利益之间的失衡,政府就要引入有效的改革,来制衡既得利益,把利益导向社会。但政府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其三,更为重要的是两次危机促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更加被“给力”,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这两次危机期间,政府为了有效应付危机,通过把大量的国家资源(财政、金融和其它的)导入既得利益群体(如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较之社会,既得利益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希望通过它们来有效抵御危机。

  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硕大无比。无论是社会还是中央政府,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面前毫无办法,正在导致诸多恶果。

  社会不仅没有被“给力”反而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剥夺的对象。这些年来,中国尽管经历着高速经济的发展,但社会也遭严重破坏。或者说,既得利益集团是通过破坏社会的方式,来追求高速经济增长,而增长的目标仅仅是它们自身更大的利益。医疗、教育和住房等社会领域,无一不是既得利益集团谋取暴利的地方。既得利益一方面把社会成员推入由它们操纵的市场领域,另一方面则破坏着社会成员赖以生存的社会领域。现在,在上述社会领域破坏得所存无几的情况下,既得利益者又转向了社会生存的最后一个领域,即土地。

  其次,既得利益正快速地弱化甚至瓦解着中央政府的权威。这种情况体现在各个过程之中。既得利益可以阻止任何有效的中央政策的出台或者实施,可以绑架中央的政策(例如房地产政策),让中央的政策导向对自己有利的局面,也可以操纵中央政策的制定,赤裸裸地挟持中央追求私利。更为重要的是,既得利益切断了中央和社会的关联,因为它们深知这种关联是对既得利益自身最大的威胁。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既得利益者自己可以装成看不见、听不到,也可以装傻。不仅如此,它们可以尽一切所能,封锁、截留、改变信息,让中央也看不见、听不到。一旦中央有对自身不利的改革声音,它们可以动用一切力量来封杀、曲解,让其很快消失。

    利益集团自我“给力”

  最令人担忧的是既得利益者已经具备了自我“给力”、自我发展的能力。它们凭借着自己巨大的能量,不断开拓着新的财富和权力领域。不管社会怎样抱怨,无论执政者怎样想改革,它们都会是无动于衷。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操纵权力和财富,既得利益已经成为相当独立的力量。尽管它们之间也会有不同的利益,甚至利益纷争,但是在抵制中央和社会要求改革的方面则有惊人的一致性。一句话,它们让改革成为过去式了。

  既得利益集团互相“给力”,追求私利,而不管国家的整体利益,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民的整体利益。而这些整体利益是任何执政者都必须追求的。不管什么原因,一旦执政者不能追求国家、社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其合法性必然衰退,最终产生深刻的执政危机。这已经为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证明为铁律;不然,人们也不会看到上述柳宗元如何克服“大户”阻力的论述了。

  今天国际上所发生的和中国内部越来越甚的社会矛盾表明,必须“给力”于改革。执政者如果不能“给力”于改革,执政危机不可避免;而社会如果不能“给力”于改革,暴力会接踵而来。但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社会,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面前,都无能“给力”自己。不过,从柳宗元的论述,人们也可以看出,“给力”改革是可能的。这里,执政者本身是关键。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政府如果要“给力”改革,就首先必须“给力”于社会;只有“给力”于社会,社会才会“给力”于政府。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社会力量都是关键。但是最终的结局是改革还是革命,则取决于政府“给力于谁?”的选择。

 

 

 


发件人:"Zhongying Pang" <zhongyingpang@gmail.com> 2011-02-05 17:05:54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 <dipstudynk@yahoo.com.cn>, <glongzy@live.cn>, <zhongyingpang@gmail.com>抄送:标题: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陆克文:目前中国国内的高通货膨胀是中国政府变相升值人民币

变革中的中国与世界

目前中国国内的高通货膨胀是中国政府变相升值人民币

澳大利亚前总理 陆克文

2011-2-5

  在上海世博会闭幕式上,我想起1984年第一次去上海。当时见了汪道涵市长。汪市长抱怨,上海比中国其他城市要落后。五年后,我见到当时的市长朱镕基。我们站在外滩看浦东,朱市长跟我说了大规模的发展规划。那时的浦东还是一片农田。这次,我去了世博园。我这个老外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和上海都不再落后。

  我最早是1976年开始学习中文。你们都知道,那一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年年初,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顺便说一下,当时我们学的都是“文革”的文章)。那年年底,中国开始了重大改革的新时期。中国的历史很长,也很丰富,最突出的是几个重要的改革时期。2010年是同治中兴 150 周年。19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了“自强运动”,19世纪90年代又发生了“百日维新”。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对这一代人来说,在建国60年中,最重要的就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1978 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从那之后,改革的进程当然还在继续。

   1984年,我第一次来北京工作。当时,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那时候,这被叫做“经济体制改革”。这几个主要改革时期的共同点是,把政治经济改革加入了国家进程,同时也保持了中国精神,来实现国家富强和改善民生。事实上,不管在中国还是国外,每个重大变革时期,都避免不了动荡和不安。我们也可以像晚清时那样,停滞不前,被历史赶超和淹没。但是新中国没有选择这样的道路。

  更好的增长,更多的选择

  中国正处在另一个转折点。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体现了这一点。中国正有意从过去30年的增长模式中走出来,寻找面向未来的新模式。旧的增长模式使几亿人摆脱了贫困,但是很依赖外需。这个旧模式的特点是,劳动相对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快速加大, 还有大额的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顺差。

  五中全会公报表明,中国领导人将选择新的发展模式,一种渐渐转向依靠内需的发展模式,减少能源密集型增长的模式,注重质量而不是绝对水平的发展模式。公报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为强调这一精神,全会结束当天,国务院发布了新的产业政策,概括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新的发展模式以扩大内需为重点,必将推动更大范围的改革,包括卫生、教育、工资水平、保障体系和保障性住房改革。

  澳大利亚著名经济学家、前驻华大使郜若素(Ross Garnaut)教授最近说,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正从劳动力过剩型经济中走出来。郜若素教授认为,“劳动力过剩,非熟练工人工资水平比较稳定,那样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在那个时代,一直有大量的人口从农业转向工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对实际工资的影响会很快,也体现了中国30年艰难改革的成果。收入不均也会受到实际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开始重视福利改革。

  中国怎样从旧模式转变到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会大大影响中国对全球发展的贡献。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大的经济体,它将对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正如十七届五中全会所指出的,过去五年,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当然,中国全球影响力提升的同时,中国的国际责任也在增加。当然,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不只提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公报还谈到了政治改革。全会强调,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总理和中国其他领导人最近在讲话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早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中国人民的个人选择是联系在一起的。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中国,工作分配、住房、甚至是结婚都要经过“单位”批准。大街上的人全都穿着蓝色和绿色的衣服。媒体只有一个声音。人们怕被看见和老外交谈。今天,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一定会带来更大的开放和更多的选择,这将会影响整个社会,包括政府管理。全世界都十分关注,中国,这个有着特殊国情的国家,会怎样面对这一挑战。

  变革世界中的中国

  我相信,中国知道参与国际体制符合其根本经济利益。几十年来,中国在这样的国际体制下很有收获。全球经济危机加快了全球经济改革,特别是20国集团(G20)成为了全球经济合作最重要的论坛。现在G20的议程很广,包括新的全球发展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全球经济和金融监管,包括全球宏观经济的稳定。和中国一样,澳大利亚也积极参与了G20。在G20中,澳大利亚和中国密切合作,共同推动重要的倡议。在华盛顿、伦敦、匹兹堡和多伦多G20峰会上,我们一起推动全球市场的开放和贸易流动。IMF也认为,我们去年在伦敦峰会上采取的行动很及时,使世界经济没有继续恶化。

  G20财长签订了IMF根本改革协议。18个月来,澳大利亚积极推动这个主张,终于有了结果。澳大利亚和南非一起主持了IMF工作组,讨论IMF配额和治理改革。中国得到了与经济实力相应的更大份额。中国和澳大利亚最紧密的合作(还有其他G20成员)是起草“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在推动全球宏观经济上,这样的协调是几乎从来没有的。框架提出,采取措施,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复苏,收获全球经济开放的成果,是各国的共同责任。为实施该框架,也提出了具体的合作方式。
  为了支持全球增长,中国要刺激国内经济。而在国际上,我们更看重制定预算和可持续增长。怎样找到这两点的平衡,是我们今后一直要面对的挑战。
  中国和美国最近在货币价值上的争论,也体现了这个挑战。澳大利亚认为,制定汇率政策不应该脱离大环境,而要结合更广的结构改革。这是推动各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还要考虑减少全球公共债务和全球预算赤字。所以,我们欢迎G20财长承诺采用由市场决定的汇率体系,来体现基本经济要素,防止各国货币竞争性的贬值。在这个合作框架内,G20是个合适的论坛,可以推动这个议程。

  我还记得央行行长周小川2010年10月在华盛顿的讲话。周小川行长在IMF年会上说,中国将继续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加汇率灵活性,但是将逐步推进。周行长说,西方人喜欢用立竿见影、动作过猛的西医,中国人喜欢用传统的中医,虽然见效慢,却稳健有效。他说,驾驭中国的汇率政策是一项复杂的艺术,需要兼顾国内通胀水平、失业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国际收支等多种因素,进行权衡考虑。

  我是个简单的“老外”,有一些关于中国的经历。我相信,中西医结合有时候是有用的。 中国、美国、欧洲以及其他G20成员怎样处理这个争论,找到一个平衡的对策,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很大影响。我记得全球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温总理说,中国能为世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管理好自己的经济,尽快恢复强劲增长和稳定发展。中国就是这样做的。

  将来,这个经济逻辑也一样清楚。中国经济的好政策,也是全球经济的好政策。只要中国保持高增长和投资率,人民币就有潜在的升值压力。人民币实际或潜在升值有两个方式:通货膨胀,或名义升值。这是中国政府和金融监管者要做的选择。结果对我们都会有影响,但是对中国人的影响最大,因为他们一边要控制通胀,一边要提高收入水平。

  19世纪末,关心国家未来的爱国人士,对中国怎样实现 “国家富强” 进行了辩论。 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富强”。那么中国会怎么用它?中国要在全球起到什么作用?要在地区起到什么作用?在国内,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在国际上,他们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这两点非常一致。建设和谐世界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

  保持稳定的国际体系,中国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这个体系是和平、繁荣、可持续的,也要遵守秩序。在这一点,中国的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包括澳大利亚。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在联合国合作,共同应对少数不负责任、制造麻烦的国家对国际秩序的挑战。我们也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通过国内与国际行动,认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在本地区,澳大利亚欢迎扩大东亚峰会。东亚地区有一些历史遗留的敏感问题,处理这些问题要冷静、耐心。在我们的地区秩序中,需要继续让美国发挥积极、稳定的作用。我们的地区也需要信任建设和安全建设机制,因为其他地区已经这样做了。关于中日关系,还有最近钓鱼岛的争论,我们认为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首先要想到中日两个大国、两种文化共同的利益。澳大利亚知道,中日两国在领土争端上的分歧以后还会存在, 但我们相信,对话有利于稳定局面。

  超越简单的“反华”或“亲华”概念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未来的中国会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澳大利亚相信,我们应当超越简单的“反华”或“亲华”概念。其实,这些“冷战”时的概念,都已经过时了。

  外国人经常被分两种:要么是反对者,要么是讨好者。或者就认为,世界跟中国打交道也只有两种方式:要么冲突,要么“叩头”。中国认识世界,世界认识中国,都需要用一种新的想法。不是零和游戏。而是需要第三种方式。

  我两年前在北京大学就讲过,这种方式需要相互尊重,坦诚相待。朋友之间可以这样坦诚。中国传统里的“诤友”说的就是这种坦诚。我最近在莫理循讲座也讲过。我们需要“后汉学”,因为我们现在和一个新的、复杂的、全球化的中国打交道,现在世界也是一个新的、复杂的、全球化的世界。

  地区需求在变化,我们也在努力建设我们的地区框架,应对要在峰会上处理的全面挑战(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和环境)。我们在本地区和全球外交领域已有重要的影响力,参加了大多数国际委员会,我们已经准备好做优秀的世界公民。我们也认识到,中国正在重新思考将来它在这个地区和全球的角色。所以,我们要做“诤友”。澳大利亚希望和中国合作,一起建设未来的国际秩序,这也是我们共同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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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Pang Zhongying (庞中英) is a Beijing-based scholar and analyst in global and regional affairs. He is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Renmin) and directs a centre on global governance. He can be reached at ZhongyingPang@gmail.com. His office phone is (86 10) 82500701 and mobile phone is (86) 13651375227 or 15201229192. His Chinese blog is at http://blog.sina.com.cn/zhongyingpang.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11-02-08 13:22:40 +0800 收件人: "editor" <editor@qstheory.com>, "dxxuebao" <dxxuebao@126.com>,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过一个节约春节

亚洲已受够了西方的借口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

2011-02-08

  大多数危机都是以它们的起因命名,如1994/5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1997/8的亚洲金融危机。既然没有人会对最近全球危机的始作俑者是谁提出质疑,它也名正言顺地应该被称为:西方金融危机。危机命名上的讳疾忌医,反映了美国和欧洲为避免重蹈覆辙,必须改弦易辙但却无力面对的困境。西方领导人对于外界对其看法的茫然无知令人震惊,尤其使世界其他地方感到担忧,特别是亚洲。

  亚洲决策者在危机前对西方决策者言听计从。我们假设西方对金融和经济最清楚不过。美国和西方犯下巨大错误后,这种遵从被不安取代了。西方没有意识到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亚洲人过于客气了。有时候,必须有像我这样相对比较无礼的亚洲人,来表达亚洲的真正感受。 幸好,其他人也开始直言了。印度储备银行前副行长拉凯什莫汉(Rakesh Mohan)便指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美国”。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大力批评美国银行和监管者,他说:“当我们的导师并不比我们强的时候,我们真的必须为自己考虑”。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提到美国金融改革时说:“人死了,医生才来”。

  这样的观点现在普遍得到整个亚洲的认同。事实上,若泰国和印尼人不是来自天生有礼的社会,他们会对美国和欧洲说:“现在轮到你们吞下曾为我们开的同一帖苦口良药:别再寅吃卯粮了。” 亚洲关心的是,如果美国和欧洲都没有作出根本的调整,世界很快将面对困境。美国缩紧腰带将为世界其他地方带来痛苦,因为它的消费和进口将减少。但无痛的解决方案并不存在:只有在美国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的情况下,亚洲才能期望更可持续的未来。

  相比之下,一个继续犯错,希望以量化宽松来复苏其经济的美国,会给全球制造巨大的不稳定。与此同时,欧洲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夫(Kenneth Rogoff )便写道:“欧元区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很多层面上皆不协调,很难知道要从哪里开始。”

  什么是必要的措施呢?在国内,美国需要削减开支和提高税收,不管政治难度有多大。欧洲必须解决其有缺陷的货币联盟的问题——全面改革其援助基金,和重新架构德国在后马斯特里赫特时代(post-Maastricht)与欧洲外围国家达成的“全盘交易”(grand bargain),是必要的开始。在国际上,亚洲需要美国和欧盟在协调金融监管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近期G20主要经济体会议的失败,显示美欧仍不愿做出牺牲。下一次,它们必须证明它们能够推出力度足够,及在国际上一致的监管改革,来防范全球金融危机的重演,即使这样做会损害它们自身的利益。

  美国和欧洲可以再次帮助塑造世界。但它们不应把注意力放在代罪羔羊,比如中国人民币。是的,人民币需要重新估值。但即便人民币升值20%,也不会改变美欧的命运,只有根本的内部改革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最根本的,是我们必须中止美欧是全球主宰的伪装。它们必须学会分享权力。这意味着具体的改革,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我们还需要西方改变态度,接受亚洲为平等伙伴。只有通过这些改革,多哈回合、气候变化谈判或货币协调才会有成果。让许多亚洲人真正感到担心的,是西方领导人仍不愿告诉他们的人民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世界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国家过去指示其他国家必须作出调整,而它们现在也必须经历调整的痛苦。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11-02-08 13:22:40 +0800 收件人: "editor" <editor@qstheory.com>, "dxxuebao" <dxxuebao@126.com>,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过一个节约春节

虚拟实力的现实

原美国国防部长国际安全政策助理 哈佛大学教授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2011-02-08

    当阿拉伯国家政权在推特和半岛电视台推动的民众示威浪潮中苦苦挣扎,而美国外交官们则尝试理解维基泄密网站的巨大威力之时,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在这个全球信息时代,我们需要更深刻地了解权力是如何在世界政治中运行的。

    本世纪的两种权力变革

   而这也是笔者在新书《权力的未来》(The Future of Power)中想要阐述的观点。21世纪正进行着两种关于权力的变革——一种是权力的转移,另一种则是权力的扩散。前者意味着权力从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转移到另一个,这在历史上早已屡见不鲜了,而后者则是个较新颖的过程。当今所有国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多事情的发生是它们无从掌控的,即使对最强大的国家而言,也是如此。

  在权力转移方面,人们将过多的精力浪费在假想中的美国衰退上,并常常将其与历史上的英国和罗马帝国相比拟。但须知罗马在到达权力巅峰后的三个世纪多还依然保持着统治地位,它也并非陷落于另一个国家的崛起之中,而是在许多野蛮部落的多次侵袭下走向了灭亡。

  事实上,相对于那些预言中国,印度或者巴西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压倒美国的时髦论调,真正的威胁其实来自那些当代的“蛮夷”以及非国家参与者。在这个缺乏网络安全的信息化世界上,“权力扩散”比“权力转移”威胁更大。 那么在这个21世纪的全球信息化时代,权力的运用意味着什么?哪一些资源才能产生权力呢? 对此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答案。在16世纪,西班牙靠着对殖民地以及黄金的控制占了上风;17世纪的荷兰则从贸易和金融中大获其利;18世纪的法国凭借庞大的人口和军队独占鳌头;而19世纪的英国则借助以工业和海军建设为先的手段。

  传统观念认为那些拥有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将夺得优势。但在信息时代,真正的赢家是那些最会讲故事的国家(或非国家组织)。如今早已没有什么可靠手段足以衡量各方实力消长,更谈不上如何制定在这个新世界中确保成功生存的策略了。

    信息时代的权力扩散

    大多数与全球权力均衡转换有关的预测都主要基于一个指标:对各国GDP发展的预测。但此法也忽视了权力的其他方面,比如军事硬实力和述事的软实力,更不用说将这两大因素整合为国家成功战略的政策难度了。

  虽然国家依然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角,但他们会发现这个舞台正变得日渐拥挤并难以控制。前所未有的大量人口将通过信息的传播而获得运用权力的机会。 各国政府从来都对信息的流动和控制忧心不已,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个被信息技术革命强烈震撼的年代了。而新的内容——正如我们目前在中东地区看到的——则是信息沟通的加速以及技术向许多参与者赋予权力的事实。

  目前这个某些人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时代是基于电脑,通信和软件的飞速发展,进而导致创造,处理,发射和搜索所有信息的成本急速下降。而这却意味着国际政治将不再是政府的专利。 随着电脑和通信成本的下降,入门槛也不断降低。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以至恐怖分子在内的个人和私人组织也都因此被赋予了直接参与国际政治的权力。 信息的传播意味着权力将被更为广泛地分配,而非正式网络将削弱传统官僚组织的垄断。互联网的速度意味着所有的政府都将对他们的待办事项的安排拥有更少的控制力。政治领袖们的自由度将减少,且必须在短时间内对各种事务做出回应,还要与越来越多的各类参与者共同争夺群众们的耳朵。

  我们可以从美国政策制定者们忙于应付中东乱局的事件中发现这一点。突尼斯政权的崩溃是有其深刻根源的,但它爆发的时间点则令外界(包括美国政府)措手不及。某些观察家将这场革命的加速爆发归因于推特和维基泄密网站。 因此奥巴马政府在制定埃及和也门政策时陷入了困境。在也门,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的政权在应对附属于卡伊达的恐怖组织威胁方面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协助。在埃及,胡斯尼·穆巴拉克的统治有助于缓和以巴冲突并抗衡伊朗在该地区的势力。布什政府过分简单地推行民主制度在伊拉克和加沙地区都造成了恶果,加沙地区的选举甚至导致了敌对的哈马斯政府上台。

  在信息时代,明智的政策都同时糅合了软硬两种实力。考虑到美国目前所处的地位,奥巴马政府不能忽略对民主,自由和开放的软实力述事。 于是奥巴马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希拉莉)都通过公开及私人管道呼吁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展开变革,同时也要求事件各方克制使用暴力。此外面对埃及政权限制互联网的举动,他们则站在了维护信息自由的立场上。

    中东局势的走向依然是未知之数,但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维护获取信息的自由将成为巧实力(smart power)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11-02-08 12:50:37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抄送:标题: 和平转型的开端。。。

    学渊评:都是意识落后的民族,才有雷同的格局,这是埃及民主化的开端,还不是结局。有这样的起头,还是因为穆巴拉克是有一点人性的人,希望埃及能为阿拉伯世界提供一个和平转型的样板。亚细亚诸党必须开始自身人性化的改革,将来才会有和平的结局。

埃及陆军司令亲赴广场

蔡筱雯

    综合外电报导,埃及反政府示威已演变成示威者与总统穆巴拉克的持久耐力战。双方僵局这两天有些许进展,埃及执政党高层宣布辞职,而埃及最大反对党“穆斯林兄弟会”昨开始和政府对谈,但能否就此化解僵局仍待观察。

    埃及执政党国家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前天宣布集体辞职,包括穆巴拉克次子贾玛尔在内的领导高层全走人,由自由派人士取代,算是对外界要求改革的回应,埃及国营电视台一度报导执政党党魁穆巴拉克也将辞党职,后来证实他将留任,埃及民意对此有不同解读,四十六岁商人莫曼认为政府假惺惺讨好民众,“像脱衣秀”对改革没意义;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伊斯迈尔则认为“政府栋樑已摇摇欲坠”。

   ·穆斯林阵营愿对话

    穆斯林兄弟会昨和副总统苏雷曼会谈。虽然态度软化,但穆斯林兄弟会坚称盼能藉政治对话促使穆巴拉克下台。美国国务卿希拉蕊昨也表态支持苏雷曼和穆斯林兄弟会对谈。昨与会的还有国际原子能总署前署长艾巴拉迪、示威的青年团体代表等。

    另一方面,首都开罗解放广场示威活动持续至昨已第十三天,前天一场小雨让数千示威者狼狈不堪,但丝毫不减热情。二十二岁大学生阿布戴尔说:“如果要我耗费一生来推翻穆巴拉克,我也甘愿。”工程师穆罕默德则说:“也许我们要苦熬一个月,但却可以换来下半生的自由。”

    上周三支持穆巴拉克的群众闯入广场,以棍棒、汽油弹和手无寸铁的反政府群众发生肢体冲突,四十八小时的溷战让一千二百名示威者负伤,即使如此,示威者仍坚持穆巴拉克下台,他们自组救护站为同伴包扎伤口,还有义工不断送茶送菸打气。因示威停业多天的银行昨起重新营业,还没开门门口就大排长龙。埃及中央银行表示,已调用军用货机,紧急运送五亿埃及镑(约二百五十亿元台币)的现金到各地的金融机构。

    ·美盼和平转移政权

    而上周曾与穆巴拉克面谈的美国驻埃及前大使魏斯纳独排众议支持穆巴拉克,他说:“他必须留任以督导改革。”此言一出,华府官员马上指那是魏斯纳意见,非官方看法。美国总统欧巴马前天致电英、德、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国领袖,商讨埃及情势。白宫再度强调,欧巴马希望埃及“现在就开始”有秩序的和平转移政权。而在德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埃及也成各国代表讨论议题,德国总理莫克昨表示,欧盟对于维护埃及人权责无旁贷,但她并不主张催促埃及大选,因为仓卒的选举可能有失公正。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首次受邀与当局协商

苏莱曼与发对党派代表对话

    遭政府取缔的反对党派“穆斯林兄弟会”首次受邀与参加今天与当局展开的对话。副总统苏雷曼二月六日在部长联席会议所在地与埃及各反对党派代表对话,商讨在符合宪法的情况下,如何使九月的总统大选在公开和公平程序下进行。

    被列为非法组织的穆斯林兄弟会也获邀请。据了解,这是双方首次对话。苏雷曼是埃及政府的情报机关头子、穆巴拉克的朋友,反对派团体此前一直拒绝跟他对话,认为穆巴拉克必须首先下台。

    埃及执政党民族民主党领导层执行委员会在连日示威压力下,六名成员包括总统穆巴拉克的儿子贾迈勒,昨天宣布集体辞职,以显示党和政府推行改革的决心和诚意,但穆巴拉克仍然恋栈权位,继续担任党主席,并且立即任命该党成员胡萨姆·巴德拉维出任新的党总书记。

    分析指出,安排巴德拉维出任总书记,对化解当前危机可能有好处,因为巴德拉维被认为是与反对派打交道较合适的人。消息传出后,佔领首都开罗解放广场的示威者并不为所动继续抗争。他们批评执政党执委会集体辞职只是姿态,并无实质意义,坚持要穆巴拉克立即下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也警告说,示威引发的暴力衝突可能会愈来愈激烈,局势会变得更加险恶。早些时候,一度有消息传出,穆巴拉克也将辞去党主席一职,但埃及当局随即作出澄清,否认这项传闻。

    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苏雷曼与反对派团体对话之际,自由派的埃及国民党秘书长诺尔昨天表示他们向苏雷曼提出修宪建议。诺尔说,国民党决定与政府谈判,因为看不出有其他办法能够避免军方接管政权。他说:“我们必须在宪法架构内转移权力。目前我们面对两种可能性:改革宪法或军事政变。我看不到别的出路。”另有消息指出,在埃及政府内部,穆巴拉克与军方还在进行非常强硬的谈判,因为军队无法长久承受街头不断加强的压力。

    此外,随著开罗市内秩序逐步恢复,银行和商业机构今天重开,但股市交易仍然停摆,旅游业大受打击,估计每日经济损失多达三亿美元。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11-02-02 12:25:16 +0800 收件人: "editor" <editor@qstheory.com>, "dxxuebao" <dxxuebao@126.com>,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一百年前过年是“陋俗”

埃及革命何以必然失败?

法国巴黎 宋鲁郑

《联合早报网》,2011-02-02

    在当今世界,革命似乎具有天然的正当性。然而,历史却一再以惨重的代价告诉世人,革命往往是最坏的选择:它在付出代价之后,换来的却是历史的倒退。在西方社会里,最早明白这个道理的是英国,所以人类历史上第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最后以和平、不流血的“光荣革命”收场,并从此告别革命。而最晚明白这个道理的法国。自1789年以来,二百年间,历史如过山车一般,一会登上颠峰,一会又坠入低谷。直到1958年成立第五共和,才总算稳定至今。

  不过,西方的经验和教训似乎并没有被后来者所借鉴。2011年预示和平的中国兔年还没有来到,在阿拉伯世界却以迅猛之势发生了三十年来罕见的革命浪潮:突尼斯二十多年的执政者被推翻、埃及则局势高度紧张,处于大爆炸的前夜。其它阿拉伯国家也同样再现多米诺骨牌效应。然而,从种种效应来看,埃及革命不管以什么结局收场,这场革命已无法避免其注定要失败的命运。

  埃及等国按西方的标准来看,属于温和、世俗的专制政权。它既能镇压极端伊斯兰势力,也能与西方合作,维系中东和平。出于两害取其轻和地缘政治的需要,西方放弃了它们自称的民主普世价值而选择支持这些世俗的专制政权。更何况,西方还有昔日中东发生革命后的惨痛教训:1979年伊朗革命,民众上街要求自由,最后导致极端反西方的伊斯兰势力掌权,社会全面倒退(包括妇女权宜);2005年贝鲁特之春,群众也是上街争取自由,结果是真主党在黎巴嫩执政;2006年巴勒斯坦民主和自由选举,最后哈马斯上台;阿尔及利亚争取民主又如何?选举第一轮极端伊斯兰势力获胜,导致军方政变,选举被废除,随后数万群众在1991年开始的内战中被杀。就是在今天成功革命的突尼斯,局势仍然动荡,犹太教教堂被焚,过去被打击的基地组织和极端伊斯兰势力纷纷复活。革命尚未成功的埃及,大批回教政治犯和哈玛斯囚犯越狱出逃,并来到通过民主上台的哈玛斯控制的加沙地带。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美国目前面临全球道德高压,至今仍没有公开呼吁穆巴拉克下台,仍然是呼吁双方克制,不要采取暴力行动,并声称美国不会在对峙中选边。一场埃及革命正演变成美国的外交危机。所以,今天的埃及革命即使成功推翻穆巴拉克政权,也不过仍然是伊朗等的翻版:在付出不菲代价后,历史不但没有前进,却大幅后退,走向革命的反面。这就是为什么埃及革命必然失败的根本性原因。

  其次,一场革命的失败,除了是由于以过于激烈的手段追求跨越式的历史跃进之外,更重要的在于革命往往事发突然,是长期压抑的结果,所以常常激情压倒理性,甚至成为情绪的发泄。埃及这场革命是由于失业、物价飞涨、政府腐败等原因引发的。民众走向街头后,迅速从要面包转向要民主。到现在则成了要求穆巴拉克及其集团下台。革命的目标越来越高。尽管穆巴拉克在街头示威和西方的压力下同意民主改革,并承诺改善民生,但民众丝毫不为所动,誓言要将穆巴拉克拉下马,不仅如此,要求将之审判和处死的诉求日益高涨。目前,尽管新组成的政府已经提出与反对派对话,但反对派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巴拉迪却声明“对话的前提是穆巴拉克下台”。当穆巴拉克宣布不再参加今年九月的选举时,巴拉迪却指责这是“保持权力的诡计”,反而进一步要求他立即下台。示威民众的反应则是“他的演讲无用,仅仅引发我们的愤怒”。从革命者的一边来说,这场革命的目的早已失焦。从民生到民主再到对穆巴拉克本人的仇恨。双方已经失去以和解、和平的方式、在民众压力下实行自上而下变革的可能性。突尼斯革命也说明了,最高领导人的下台不是危机和动乱的结束,而是新一轮的开始。在胜利鼓舞之下的民众,会提出更多更高的目标:哪怕过渡政府仅仅为六个月,哪怕过渡政府的首脑声明不会参加半年之后的选举并退出选举,哪怕承诺全面的民主改革,都无法满足民众革命的要求。这种极端的革命要求,则迫使执政集团更加团结,以避免树倒猴孙散,都被清算。

  第三,埃及革命的失败,还在于穆巴拉克个人非同一般的强人性质。他是眼睁睁看着前任被刺杀的,在继任总统后,又躲过了十几次政治暗杀。在中东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生存下来,自然要具有过人的能力----甚至演变为本能。埃及发生革命至今,虽然局势日益恶化,但穆巴拉克表现的依然沉稳、冷静和自信----这和突尼斯本.阿里面对革命表现的恐惧、慌乱完全不同。而且其措施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任命三十年以来第一个副总统、军方高层进入新政府、撤换有民怨的内政部长和财政部长、接见军方领导人。同时要求新政府与反对派进行对话,同意进行政治改革,并在百万人大游行之后,首次宣布不再连任。与此同时,大量的军队和装甲车控制了城市主要区域、封锁了对外的主要干道。虽然不与示威者发生冲突,但却含义颇为丰富的声明“民众和平表达意见是合法的”----这被外界解读是军方对示威者的支持,但言外之意,一旦出现暴力行为就是非法的。其它措施还包括切断互联网、手机、火车服务(以为反对派的大规模动员设立障碍)。不仅如此,埃及整个生产体系有一大部分是政府经营,这部分已经冻结,包括许多靠政府补贴、出售平价面包的面包店,都已运转困难,人们预期短期内恐怕埃及就要面对食物、水和燃料短缺的严重问题。这将会对现在的示威运动形成釜底抽薪之势,并迅速令人怀念革命前的生活。

  现在的穆巴拉克,一方面做出和解之态(当他承诺不再连任之时,西方愿意施加的压力也已到了极限),一方面拒绝下台,明确拒绝离开埃及,声明他将死在埃及。同时进行军事部署,以拖待变,静待反对派出错。一旦反对派失去耐心,诉诸暴力,穆巴拉克自然找到镇压的借口。一旦这一幕出现,西方除了演一下谴责的戏之外,很快大量的援助就将峰涌而至,以稳定局势。当然,这个时候,穆巴拉克的改革承诺自然一笔勾消。 现在反对派正策划向总统府进军,双方摊牌在即。

  当从理论上讲,埃及革命也并非绝无成功的可能。这取决于反对派的智慧:把革命诉求从针对穆巴拉克个人重新转向民主和民生。现在穆巴拉克已经承诺民主改革、改善民生和不再参加今年九月份举行的选举,就应与之达成合解。以让他体面和安全的退出历史舞台。毕竟在埃及这种政治上缺乏安全退出机制的国度,失去政权就意味着失去一切。仅仅单纯的指责穆巴拉克独裁,并不符合现实。在实现代价较小的和平过渡之后,新的政权必须有能力应对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挑战,否则仍然功亏一篑。

  在当今世界,鉴于革命的高成本和高风险,改革、改良已成为主流共识。西方率先告别革命后,东方也一个个告别革命。以中国为例,上一世纪一场场浩大的革命席卷中华大地,甚至成为执政党后仍然要“继续革命”,结果革命的大潮退却后,却什么也没有改变,仍然故我。直到进入改革时代,仅仅三十年,中国就脱胎换骨,才第一次从一个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但对于目前的中东来讲,似乎仍处于“前革命”时代,仅就这一点来讲,中东的社会基础与全球的共识依然相差甚远。阿拉伯世界不知在付出多少代价之后,才能明白这个道理。或许到哪个时候,才是伊斯兰文明成功转型并进入现代化的行列。

 




发件人:"zhaomingda" <zhao.ming.da@263.net> 2011-02-03 23:48:38 +0800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抄送:标题:埃及形势

埃及情势急转 开罗流血

看中国记者  李婉君

2011-02-02

    据美联社2月2日(周三)开罗报道,穆巴拉克政权支持者骑着马和骆驼周三飞驰而来,当日在开罗主要广场穆巴拉克支持者和反对者展开交战,旁观的埃及军队没有进行干预。其中一条“战线”是在解放广场边著名的埃及博物馆旁,周围的大楼屋顶上站满了政府支持者,他们朝下面的抗议人群投放砖头和燃烧弹,在此过程中还点燃了博物馆内的一颗树。在这些大楼入口处,便衣警察禁止反穆巴拉克示威者上楼阻止投石行动。

    在进入广场的6个入口处,约1万名反政府示威者试图抵抗已包围了解放广场的3000名穆巴拉克支持者,双方互掷混凝土块和瓶子。一些政府支持者还挥舞大砍刀。反政府示威者指责穆巴拉克政权使用便衣警察和用钱雇来的黑帮来镇压他们9天来的抗议运动。此前一天,82岁的穆巴拉克拒绝走下总统宝座。

    47岁的律师Ahmed Abdullah在广场上对记者表示:“自从我们爆发革命后,他们就派人来这里搅乱我们。他们为什么要我们彼此去掐对方的喉咙?全世界都在看着埃及呢!”另一名男子通过扩音器喊:穆巴拉克已经为这些黑帮打开了大门,让他们来攻击我们。

    示威者请求驻守在广场的士兵保护,遭到士兵拒绝。埃及士兵除了偶尔对天放枪,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这些暴行。现场没有见到穿制服的警察。一些反政府示威者在广场上哭泣和祈祷。周二晚,穆巴拉克发表全国电视讲话称:他会坚持到今年9月任期结束。穆巴拉克发表讲话后数小时,首先在亚力山大市(Alexandria)出现双方冲突。

    穆巴拉克的讲话是事件的转折点。军方一名发言人周三出现在全国电视上,要求示威者散去,让埃及重返正常生活。军队态度出现重大转向,此前数天,军队一直允许示威力量不断壮大。

    穆巴拉克政权周三也开始纠集大量的支持者要求平息这场抗议运动。大约有2万名亲政府示威者举行了和平集会,他们称穆巴拉克已经够让步了,他已经答应今年9月不会参加总统竞选了。这些亲政府示威者要求反政府示威者停止抗议。

    据在现场的美联社记者目击,本次暴力冲突起初是近万名反政府示威者周三早上再次聚集在解放广场,称穆巴拉克在讲话中作的让步太小、太迟,他们重申要求穆巴拉克立即下台。

    当他们在和平集会时,穆巴拉克支持者开始聚集在广场四周。于是反政府示威者组成人墙阻止他们进入广场。下午早些时间,出现了大约3,000名政府支持者,他们冲断了人墙,冲入抗议人群。

    他们撕下谴责穆巴拉克的横幅,出拳殴打示威者,并从示威者手中抢下横幅并撕碎。打那开始,在周边街道上双方均有数百人涌入。 
有一小群穆巴拉克支持者骑着马和骆驼冲入反政府抗议人群,他们挥舞皮鞭和棍子,并对人群进行践踏。其中一些被示威者拽下马,扔在地上狠揍。这些马和骆驼看上去是供开罗周边招徕游客用的。

    “战线”互相博弈达数小时。在广场中心,一些年轻男子在用麦克风鼓舞士气。一个声音说:“年轻人,到入口处”。“快点站起来,援军正在途中。年轻的埃及人,勇敢点”。那些在等待轮班战斗的一群群留着穆斯林胡须的男子,排成一行行在诵经祈祷。有妇女和男子拿回来水、医药棉球和绷带给满脸或身上是血的伤者。

    当夜幕降临,一些反政府示威者出去找食物。看来他们有继续坚持的迹象。此后出现数百名来自Shubra贫民区的人加盟。绝大多数在把守广场的士兵躲在装甲车内或车后。坦克驻守在广场入口处。一些示威者朝士兵高喊“你们干嘛不保护我们?”士兵们回复称,他们没有接到命令要这样做。士兵们让人群回家。

    在抗议人群中,52岁的Emad Nafa称:“军队失职。是他们让那些人进来的”。

 

 

 

发件人:"王 云" <wang9yun@yahoo.com.cn>  2011-02-04 22:19:30 +0800 收件人: <maoysh@mail.ied.ac.cn> 抄送: 标题: 对华摊牌不是精英的闭门造车

对华摊牌不是精英的闭门造车

王 云

     有些人看到美国对华摊牌似乎是美国高层精英统治者的秘密行动,就以为对华摊牌并不是一个有共识的行为,主要决定于高层精英的理想和意志,这是一个十分错误的认识。

    对于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来说,要想主动发起对别国的攻击行动,之前基本上需要一个政治造势阶段,以获取国会和民众的支持。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国进行了充分的战前舆论准备。2002年初,小布什即提出邪恶轴心理论,认为伊拉克、伊朗、朝鲜和国际恐怖势力的联盟组成邪恶轴心,对世界和平造成威胁,主张对可能威胁美国安全的敌人有权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不必等敌人发动进攻时才还手。随后,美国将先发制人打击的对象指向了伊拉克。借助美国人民由“9·11”后形成的强烈反恐意识,美国政府大肆丑化萨达姆政权,指责萨达姆政权秘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支持恐怖活动,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在美国政府的引导下,美国掀起了铺天盖地的倒萨宣传,国内形成强大的倒萨舆论,美国政府顺理成章得到发动战争的必要支持。小布什政府成功实现了造势准备,保证了伊战得以顺利启动。

    但似乎令人奇怪的是,为了消除中国崛起可能对美国的威胁,无论小布什的共和党政府还是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美国政府高层都不约而同选择秘密制造阴谋,要用一个突然而来的对华极端不利的事件迅速得到打击中国的政治口实。美国政府的战略似乎只是高层少数人的决定,他们只想利用阴谋事件进行突发的短期的舆论准备,他们都觉得这样的事件足以形成对华摊牌的舆论和政治支持。这只是一个从表面现象得出的错误结论,事实上,美国对华摊牌战略有长期的造势阶段,美国国内早已存在“中国威胁论”的庞大舆论环境,一颗火星就会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冷战决束后,缺乏敌人的美国很快就燃起“中国威胁论”的思潮。1992—1993年,美国国内就出现“中国威胁论”的高潮,代表者有芒罗的《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和享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两人分别从军事和文明角度论证中国将成为美国的威胁。之后,“中国威胁论”之声不绝于耳,频频掀起反华潮流 。九十年代中期,台海导弹危机引起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伯恩斯坦和芒罗合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又将“中国威胁论”推向新的高潮。1998-1999年,第三波“中国威胁论”汹涌而来,《考克斯报告》、“李文和间谍案”在此期间爆发。2001年,小布什刚上台,即发生“中美撞机案” ,美国国内一片反华之声,就在当年,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发表,又为中美冲突定下了宿命论的论调。

    可以说,美国国内对“中国威胁论”有浓厚的政界、军界和学界背景,从冷战决束后就一直持续至今,美国舆论界已经为中美冲突制造了长期和强大的舆论环境。尽管美国也有强大的希望中美友好的势力,但没有将领导人导入这一方向,高层的倾向决定了中美较量的性质,而且会使本已存在的反华声势在突如其来的恶性事件中激化膨胀。倘若没有这种强大的舆论环境,即便美国领导人视中国为威胁,单独靠几起突发性的阴谋事件,就想要发动对华战争,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美国的对华摊牌不仅仅是共和党精英的战略,也不是民主党精英单独的行动,而是在两党战略高层都获得了共识。美国两党斗争激烈,但在关系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却不约而同选择了集体主义,从小布什到奥巴马,两党在面对“中国威胁”上不但都将中国视为敌人,而且相继发起对华摊牌战略,选举的激烈较量和政党轮替都没有影响此一战略的实施,携手一致炮口对外。

    两党精英在对华摊牌上没有产生严重分歧,得到连贯的执行,没有强大的民间和政界共识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因此,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不是闭门造车,并不是少数精英的单独行为,这是持续多年的“中国威胁论”产生的共识累积,才会有对华摊牌的战略形成。

    美国为发动伊拉克战争持续进行了一年多的舆论造势,才得以顺利发动战争。对华摊牌也绝不是突然的战略袭击,而是有了多年“中国威胁论”的造势结果。如果认为美国对华摊牌只是少数精英的行动,是不正确的观点,“中国威胁论”已经产生了民意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高层才敢于发动对华摊牌战略。从这一点来说,美国的秘密对华摊牌战略并非“秘密” ,而是有公开而长期的造势活动。

    美国两党是团结一致对华摊牌,面对这种险恶的战略环境,中国人作出的选择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中国大陆政府拒不为此进行重大的改革,以消除“中国威胁论”产生的根源,把重点放在外交和军事较量上,力图依靠大陆的国力与美国进行一场硬碰硬的实力对抗。尽管在去年一年内,暂时是侥幸阻止了美国的摊牌阴谋,但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政不改变,单独利用权谋只能得逞于一时,不可能根本改变美国的摊牌计划。大陆当局还继续隐瞒实情,限制对此一问题的讨论,欺骗人民国家仍处于战略机遇期,无异于闭门造车,坚持由极少数人主导中国的未来,必然要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大陆权贵精英机于利益动机,作出这样的决策是不难理解的。但民间精英知识分子的行为实在让人无法理解,迄今为止,对如此复杂和险恶的形势,民间学者竟然不进行深入的讨论,也搞起了闭门造车,不知道究竟是在等待战争还是另有所图?

    美国两党团结一致对华摊牌,对台湾同样是威胁,台湾国民党却不可能与民进党团结起来应对摊牌,而且泛蓝整体也不大可能团结起来,连胜文枪击案和宋楚瑜对国民党的怨气已经埋下分裂的种子。国民党需要新的理念,但也绝对不能闭门造车。如果国民党有了什么新理念,突然抛出来,是不可能实现类似美国的决策效果的,社会一下无法理解接受,就会使国民党先瘫痪掉。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11-02-02 15:56:05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徐剑" <thxj2008@163.com>, "施晓俞" <starkling@163.com> 抄送:标题: 稿件

中国空军上校震惊国人的演讲稿

戴旭

2010-11-17

尊敬的深圳的朋友们,很荣幸第二次来到深圳跟大家见面。
  
  我是1995年在国务院军安办来深圳考察创维老板的时候来过一次,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来过。昨天因为国航的飞机晚点了10个小时,我到深圳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30了,所以已经没有办法再见到深圳的面貌。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深圳还这么年轻,我已经老了。为什么这么说,从1995年之后,虽然我没有来深圳,但是我大量的时间都在中国的周边走,为什么走我们中国的周边?我一会儿就会在我的演讲里讲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深圳在这十几年中一直在平安无事的发展,大家在挣钱,但是在我们的周边,大家也应该能感受到,连续不断地发生很多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我今天就要给大家解开这个谜。

  为什么我们周边会出现这些事情?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进入2009年几乎每个月都有关于中国的消息传来,远的不讲,奥巴马刚刚上台,便和日本密谋关于针对中国的很多事情,我们的很多人都还被蒙在鼓里。5月份是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一块儿提出把南沙群岛并入他们国家最嚣张的一个月,在这个月美国的军舰连续在南海和中国的军舰、渔船发生冲突,到6月份的时候,印度一下子增兵6万,在这6万里面有2个山地步兵师加1个炮兵师。所以在6月份的时候我又去了一趟成都,是因为它这次增兵。到8月份的时候我又去了一趟,7月份的时候日本宣布要在与那国岛驻军,后来日本新政府上台以后,这个消息暂时停下来了,现在是搁置,但是它的国防部长已经宣布要在这个地方驻军。

  就在这个月,新疆发生7.5大屠杀,6月份印度增兵的时候我在成都,我从成都去了新疆,我从新疆回来不到20天,乌鲁木齐发生大屠杀,它屠杀的地方我全都去过。还是在7月份,印度自己制造的核潜艇下水,还要宣布再建4条,然后日本邀请热比娅访问,同时希拉里又跑到印度宣布要和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大规模出售军火,同时又回到泰国,然后台湾又邀请达赖一系列的事件。8月份澳大利亚借力拓案在政治上攻击中国,它发表了一个白皮书,白皮书上公开的宣称要和中国打一仗。到8月的下旬,缅甸果敢就发生了杀中国人的事件,这个事件一会儿我再讲。

  我从新疆回来到北京基本上没有停过,果敢的枪声一响我又过去了,直到听到那边的枪声熄灭我才回来的,我从那边又去了朝鲜半岛。到9月份,就是奥巴马宣布对中国加征关税,这是一个经济事件,就在同一天,中国宣布要对美国的肉鸡和其他的产品进行调查的时候,这时候美国宣布派助手到印度,到达赖的驻地见达赖。就在9月15号,美国情报部门出台报告,公开的把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一起列为危害美国国家利益的假想敌。它的国防部长公开宣布要研制新型的战略轰炸机B—3对付中国,10月份,就我们阅兵过后不久,前几天台湾突然大规模的试射导弹,那不是小数,而且这个导弹不是小导弹,全是大的导弹,有很多导弹可以打到新疆,基本上可以覆盖大陆全境。这些东西集中在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来,我说的还只是一个轮廓,很多的事件全都上网了,只是我们的政府出于其他安定的考虑,没有有意的宣传这些事件。

  昨天我在飞机上看到我在《环球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是批评印度的,印度现在在中印边境上非常的嚣张,它嚣张的举动我能举出10个到20个,但是由于这种事情不是今天的主题,我就不展开。这些事情都围绕中国的周边,连续不断的出现,这是为什么?那就是说我们中国周边的局势已经被包围了,什么形势的包围呢?我把它形容为C字型的包围圈,这是我自己提出的。我们看看这个字母,在冷战的年代,中国被包围就是处在海上被包围,也就是美国50年代发动朝鲜战争的国务卿杜勒斯,当时宣称要对中国实行新月形包围,就是从日本列岛到南海群岛,也就是从海上封堵中国,仅仅是一个新月形,像一个月牙一样。今天这个包围就不是这样的,它是从月牙这个地方又从陆地上延伸到中亚,伸到蒙古,现在我们看一个视频。(凤凰卫视《军情观察室》介绍中国被包围的情况片断播放)

  这是我8月18号发在《环球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当时是跟复旦大学的沈丁力围绕同一个问题,就是未来10年中国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安全形势?他的观点是中国不会面临战争,我的观点是有可能会面临战争,而且不止一场战争,这篇文章发完以后,香港卫视还有台湾的淡江大学、美国的海军学院以及周边的很多国家都引起了重视,因为我只不过是说出了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在我说出不久,一个日本评论家沿着我们国家的周边走了一圈,这个人叫宫崎正弘,他作为局外人用了一年的时间,实际上我用了10年时间,我在国内走,他在国外走,他在国外走完以后得出的结论和我一样,他说: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地缘政治包围的国家,因为它的周边是军事基地、军事联盟、核武、赌场和毒品,还加上恐怖主义,被全面的包围。刚才马鼎盛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吴下阿蒙了,我们已经不允许美国的U—2到我们的天空上随便来了,不像50年代,当然马鼎盛毕竟是一个地方人士,对很多的情况他并不清楚。美国的U—2虽然不来了,但是美国的另外一种飞机还在我们国家的上空飞行,所以在上个月,我在南通的市民大讲堂上说到这个问题以后,当时就有一位老先生心脏病突发,南通人爱打像麻将一样的长牌,男女老少都爱打。我说:就在你们打长牌的时候,美国的B—2轰炸机就在你们头上转了一圈了。所以一个老先生拄着拐杖一下子就摔倒了,我说我感觉到心情很沉重,非常不好意思,我希望今天不要出现这样的场面。美国的B—2战略轰炸机可以挂20吨的核导弹,曾经以2架并列的方式沿我们华南、华东,从我们的上空经过,在上海曾经有市民看到过,当时认为是不明飞行物,这个飞机非常的大,两个翅膀加起来有七八十米,这么大的飞机在空中,我们居然一点都发现不了,因为它在空中显示的雷达反射面积只有乒乓球这么大,也就是像一个麻雀一样飞过天空,很难发现,所以叫隐身战略轰炸机,作战半径是1.2万公里,1999年炸我们大使馆的就是这个飞机,中国人应该非常清楚。它现在还在过,我们拿这个飞机也没有办法。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防空并不像马鼎盛先生说的,已经可以保证我们不受外敌威胁,这就是看我们国家周边是什么样的情况。

  美国对我们国家的包围分两个方面,就是一条线分两段,第一段就是它的海上包围圈,海上包围圈的起点在日本,实际上从冷战以后,日本的国策就已经转向了中国,大概是1991年开始转向,它原来是美日联盟对苏联,并且以中国为它事实上的盟友,后来苏联解体以后,日本就把矛头全部转向中国,在日本现有的三军自卫队里面,它从陆军里拿出一半组建了离岛部队,有5.5万人,加上它的海军和空军,专门用于西南方向,就是钓鱼岛方向。他们叫“有事”,实际上就是将来在台海问题或者在东海问题上发生冲突以后日本的一个常设部队,它不像我们的部队,我们的部队目前不设假想敌,也没有专门对付哪个国家的军队,它就专门成立这样的军队,专门对付中国,专门应付西南方向成立这么一个部队。同时日本现在还向联合国申请一个冲之绳鸟礁,这是一个岛礁,这个岛礁平时在水下,离水面大概有几米。由于是岛礁不能住人,所以不能申请为领土,日本人现在干什么呢?日本的科学家现在正在这个岛礁上养珊瑚,大家可能知道珊瑚在不断的长,长到最后不断的死,死了以后就可以突出水面,突出水面以后就可以向联合国申请为日本的领土。日本一旦把这个地方申请为它的领土,日本就可以增加4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关键是它这个地方连着美国的关岛,关岛是美国在亚洲的领地,也就是说日本一旦把这个地方申请为他们的领土,那么日美这两个国家的国土就连成了一片。连成一片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美国和日本B2岛这块从法律上到行政上就框死了,不仅是军事上的问题。

  它的第二个点就在琉球,日本列岛往前面走还有一个琉球,这个点现在在我们很多中国人的意识中已经把它当成日本的领土了,但是我从学术的角度不断的提出,我说琉球不是日本的国土。在今年的7月份我在《环球时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当时是有一个代表团跟他们谈判这个问题,我怕他们有些人脑子犯糊涂跟他谈地理问题,但是现在跟他们谈,我们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按照联合国的《海洋公约》,看这个东西到底是按大陆架谈,还是按海上分界线谈。我说这些原则都不对,我们国家对外领土领海的谈判,我个人认为应该坚持历史权益优先的原则。什么叫历史权益优先?就是谁拥有这个地方,谁最先发现、最先使用的,那么就是谁的,而不应该看这个地方离谁近。联合国《海洋公约》是1982年才出台的,我们使用这个地方有多长时间呢?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说中日之间没有领海争端,哪有领海争端?我说中日之间还隔了一个国家——琉球国。为什么呢?因为琉球国如果不能算成中国的领土,它也不应该算成日本的领土,因为它原来是我们的附属国,大家都非常清楚,1879年被日本并为他们的领土。琉球人被日本称为华族,什么意思呢?在日本人心里,他们都认为这些是华人。因为琉球的国王是需要被中国皇帝册封的,不是儿子也是外孙的意思。固然我们今天不能把它当成我们的一部分,但是在民国的时候,我们的国民就是把琉球视为中国领土。你们回去可以读一读闻一多的《七子之歌》,他怎么说的?他把琉球当成台湾的腹地,是我们家族的一个兄弟,谁都没有把琉球当外人。但是琉球国就在1879年被日本并了,因为中国当时正处在衰落的阶段,并了就并了,清朝也没有敢吭气,这个事也就算了。但是在1945年的时候中国曾经有两次机会收回琉球,在座的可能也都很清楚,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罗斯福两次向蒋介石提出,把琉球群岛还给你,你能不能派孙立人的远征军到日本来作为占领军。当然美国军队非常害怕日本人,因为他跟日本人一打仗,他发现日本人根本就不是人,全都是野兽,有神风敢死队,包括战败以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跳出来了,他就发现这根本不是人类,这个民族非常凶悍,他就怕美军登陆日本以后,可能对美国的占领军引起很大的麻烦。他认为中国人被日本人欺负了很多年,特别仇恨日本人,让中国人去做占领军,他们就去一些领导人,去一些军事机构,他心里就比较踏实,而且特别点名孙立人的军队去。孙立人的军队就是远征军,前不久我们看的一个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里面的那个部队,就是孙立人的部队。孙立人的部队前面被打的是杜聿明的部队,孙立人的部队就在印度接受了美式装备,换了美国的军装,拿了美国的机关枪、大炮、火焰喷射器,后来把日本人打得够呛。孙立人有一个特点,他每仗打胜以后抓到日本的俘虏,他审问俘虏非常简单,他就问日本军人两句话:你到过中国大陆没有?“到过”。到过的站到一边,没有到过的站到另一边。就这么简单,再也不问了。后来问完以后,凡是到过的一律活埋。当时美国想派孙立人,一个是孙立人比较能打,再一个是孙立人毕业于美国的西点军校。他们也觉得中国人对日本人充满仇恨,作为占领军以后,一定会镇压日本,所以就向蒋介石提出把10万远征军派到日本来,作为占领军,然后把琉球群岛还给他。蒋介石没有答应,第二次又提出,说来五万人就可以了,还是把琉球群岛还给他,蒋介石还是没有答应。

  这个机会就放过去了,放过去之后,今天就成为中日之间一个大的麻烦,因为琉球群岛前面还有一个钓鱼岛,钓鱼岛在琉球群岛和台湾岛之间,它其实是属于台湾,但是是介于台湾与琉球之间,日本既然把琉球视为自己的领土,他也认为钓鱼岛也属于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可是在我们的观点中,它应该属于台湾群岛的一部分,因为它离台湾最近。
  这个机会就放过去了,放过去之后,今天就成为中日之间一个大的麻烦,因为琉球群岛前面还有一个钓鱼岛,钓鱼岛在琉球群岛和台湾岛之间,它其实是属于台湾,但是是介于台湾与琉球之间,日本既然把琉球视为自己的领土,他也认为钓鱼岛也属于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可是在我们的观点中,它应该属于台湾群岛的一部分,因为它离台湾最近。
  双方就围绕这个地方又埋下了一个火种,这是美国有意设计的。由于蒋介石没有接受美国的邀请,美国军队就自己在琉球群岛上驻军了,把它的海军、空军全部驻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非常大的军事基地驻在这里。美国就一直在观察,他观察未来中国和日本谁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朋友,他就把这个地方交给谁。大家也看了《建国大业》,中国的政治生态后来发生了变化,就和美国成为了敌人,双方在朝鲜战场上大打出手,开始成为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状况,美国一看这个情况,显然日本成为它的朋友,后来就把这个地方从法理上移交给日本,但是钓鱼岛没有说是谁的,琉球群岛就移交给日本了,日本人就把它变成冲绳。今年2月份希拉里去就是在和日本签一个协议,就是美国将把驻冲绳的部队迁到关岛。

  这是什么意思?它迁到了关岛,这就是说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再也没有一个劝架的了,也就是说中国和日本基本上处于面对面的状态。所以在2月份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我说:由于美国和日本签署这个协议,日本军队接管冲绳之后,由于和我国处于面对面的状态,日本的态度将变得非常强硬,未来解决东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将变得非常不容易。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7月份日本又宣布将在与那国岛驻军,我们可以看看它的位置,它离台湾只有110公里,距离东京有2112公里,比我们到南沙群岛的距离还要远,也就是说日本要在这个地方驻军,当然后来麻生下来以后,新政府上来要和中国搞好关系,这个主张就暂时放下来了。但是我们不能忘了,这是日本大战略中的一部分,它早晚会在这个地方有动静。

  美国和日本加上印、澳、新等盟国,就在日本到琉球群岛周边,这么多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演习不下几百次,基本上都是针对中国的。在今年的4月份,海军阅兵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印度来了两条比较先进的驱逐舰,当时我们还比较感谢印度,说印度人还挺给我们面子,把他最新的军舰全都派过来了,但是4月23号我们阅兵完毕,4月24号,印度的军舰直接从青岛开到冲绳,和日本、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海上演习,叫“反恐演习”,美国出动了航空母舰、核潜艇,日本出动的有宙斯盾、金刚级的大型驱逐舰一万多吨,加上印度两条比较先进的驱逐舰。所以当时我在国际广播电台做节目时就说:在冲绳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恐怖分子,能够值得美国动用航空母舰和核潜艇呢?有什么样的恐怖分子值得印度从印度洋上跑到这个地方来反恐呢?这就是在日本方向针对中国的情况。

  从日本列岛再往前走,在这个包围圈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台湾。当然由于马英九上台以后,两岸的关系比较和谐,也就是说现在战争冲突的形势看起来不怎么紧张,当然我们不要忘了,台湾问题困扰了大陆多少年?也就是说我们建国多少年,这个问题就困扰了我们多少年。蒋介石的时候一直在反攻大陆,围绕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小仗不断,一直到1958年还发生大规模的炮击金门,我们的空军和国民党的空军还在福建的上空进行过大规模的空战。直到后来,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双方的形势在蒋经国时代有过一阵短暂的和平时期。但到李登辉上台以后,1996年我们又进行了一次特别大规模的演习,就是解放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演习,三军大规模出动。也就是在这次演习中,我们军队枪毙了一个少将,也就是说我们演习的很多重要的底牌被他透露给台湾,当时我们6枚导弹穿过台湾岛,从台湾的上空打过去。结果我们的导弹还没有发射,李登辉就知道我们的导弹上没有弹头,他说是空炮弹。这个情报就是总后的一个将军刘连昆传递出去的,这个人前前后后为台湾做间谍做了9年,是目前唯一一个同时拥有两岸少将军衔的人,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少将,也是中华民国国军的少将。从这点可以看出两岸的形势非常的不平静,从1996年开始,两岸就进入到风急浪高的阶段,一直到陈水扁上来,可以说是非常的嚣张,一直就奉行对大陆的挑衅对策。也就是说仅仅从2008年马英九上台以后,双方才由紧张得对峙转向相对的缓和。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解放军有一句口号,就是要以对台军事斗争做准备,以对台军事斗争拉开我们军队的全面现代化建设。台湾岛这个问题我们还不可以小视,只要它一天不回来,一天就是我们的麻烦。

  在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作战计划中都有为了台湾不惜和中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准备,光是兰德公司为了应对台湾问题,就有三套大的方案,其中一套方案就是未来台湾问题双方发生冲突,将对中国的沿海、北京、上海进行全面的轰炸,包括中国的东北,这还只是局部战争,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个问题。日本说得更明确了,日本有一个防卫次长说过,他说我们日本对大陆两岸的关系是怎么看的呢?他说:大陆和台湾就是一对夫妻,夫妻之间平时吵架我们邻居可以不管,但是当丈夫要拿刀杀老婆的时候,我们邻居就不能不问了。讲得非常明确,这实际上就说明了日本的根本心态,就是你们平时怎么吵架都无所谓,大陆真想要用武力把台湾拿回来的时候,那日本就不能不问了。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台湾问题目前对我们大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另外,两个国家是怎么想的。

  台湾之后,也就是说海上包围圈的终点就在南海。在今年7月份,我跟深圳卫视的22度观察做了一期节目,跟北京的徐光裕将军,就是为了南海问题,我当时就觉得深圳人不仅是爱国,而且非常胆大,他问的很多话题非常的尖锐。后来他问徐光裕将军,他说:徐将军,你认为我们在南沙问题上,我们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徐光裕将军说:我认为会双赢。他后来又问我:戴老师你认为会怎么样?我说:不可能。哪有双赢呢?要么就是他们拿走,我们全输,要么就是我们拿回来,他们什么都没有,哪有什么双赢的结果呢?因为这个地方的情况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领土的问题是不能谈判的,就像邓小平同志当年在香港问题上跟英国人说的是一样的,主权问题不能谈判。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学者还在做着梦,怀着梦想通过外交谈判、外交手段收回这个地方,事实上根本不可能。而且在南海问题上,我也是目前中国人当中,写的文章最多,呼声最强烈的,就是力主民间、军队赶紧有所动作,赶紧进去。为什么?就是因为在南海发现的石油和天然气超过中东,目前已经发现的石油有500多亿吨,不算天然气,已经相当于第二个中东,如果再扩大一下区域,很可能超过中东。这对于我们中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未来。大家看现在有这么多的车辆,可是目前我们国家的石油储备不到一个星期。而我们海上所有的石油通道全在美国手上卡着。如果美国要把我们这些石油管道关了的话,咱们一个星期就没有油用了,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你根本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在这个地方,南海这些国家打了1100口油井,没有一口是我们中国的。今年2月份国家海洋局和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的一些人,召集我们几个要制定一下中国的海洋战略,后来叫我过去了。叫我过去以后,我一听他这个题目我就有点不太高兴,我说:你们怎么现在才制定中国海洋战略呢?中国海洋已经被人家全部拿完了,你怎么才制定海洋战略呢?你们这么多年干什么去了?所以这个数据我是从他那个地方搞到的。我问:现在别人有多少口油气井?他说:别人有1100多口。我说:我们呢?他说:我们一口都没有。我说:为什么没有?他说:因为我们的体制,条块分割,因为中央和地方内部的体制不健全。我说:不对,你在找借口,因为你们贪生怕死,你们怕跟人家搞纠纷。果然我这个主观的推断被我验证了。当时《环球时报》有一个记者,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动机,他去采访中石化的一个领导人。他说:我们中石化为什么不去南海开发石油呢?那个人说:这个地方不能去,这个地方能引起外交纠纷。所以我就在我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猛烈抨击中石化,我说:你自己的地方,人家都不怕发生纠纷,你怕什么呢?你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行为。所以说这种软弱会导致我们将来在很多问题上根本没有地方着手。后来在和徐光裕将军做这个节目中,我还说了一下,我说:我们大众一定要纠正一个观念。很多人到现在认为,包括周边的国家(越南、菲律宾)也在说,他们以联合国《海洋公约》为依据,他们说:南海这个地方离我们的大陆架很近,离我们的领土很近,所以这个地方不是中国的。离我们菲律宾也近,离印尼也近,离中国那么远,怎么能说是中国的呢?你的大陆和那个地方的大陆架也不相连。导致我们谈判的领导人非常被动。后来我在深圳卫视22度观察中说,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为什么这个地方离我们这么远,又不是在我们的大陆架上,它还是中国的。这个东西我们就要看历史了,联合国《海洋公约》是1982年出台的,越南是1975年独立的,那在越南独立之前,这个地方是谁的?我们发现这个地方,是在西汉时期。那个时候中国命名这个地方叫“千里藏沙,万里石塘”。那个时候越南是谁的?越南是我们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越南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直到宋朝,到宋朝的时候变软弱了。这个朝代我后面还要讲到,宋朝这个国家非常有意思,和我们中国现在有一比,很有钱,很富裕,很软弱。所以越南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那个时候就变成可以分割的一部分了,它就变成了附属国。这时候就像琉球一样,因为在宋朝以前,我们在越南设的都是郡,就像我们设一个省、一个地区一样,叫安南郡,这些都是我们给它起的名。

    到宋朝以后,它变成了附属国,之后随着中国朝代的更替,有时候我们中央的军队过去,就把它给灭了,灭了之后它又变成我们的一部分,然后等我们弱的时候,它又独立了,等于说是晃来晃去。到后来清朝衰落了,这个地方就被法国拿去了,大家都非常清楚,大家看一下近代史就知道了。法国拿走以后,又被日本人夺走了,日本人失败以后交给了美国,后来美国人又被日本人打跑了,越南才独立,所以越南1975年才独立。这是全部的历史,所以我后来讲:越南和南沙和我们中国,相当于什么关系呢?我说这相当于儿子跟老子分家。它现在长大了,翅膀硬了,它要独立了,分家了,分家就分家吧,你可以把你的房子拿走,但是你不能把老子鱼塘也拿走。越南是我们中国一部分的时候,这个鱼塘就是我们的一部分,你分家的时候把你的房子拿走了,我们并没有要把鱼塘给你。但是我这段说完以后,咱们深圳卫视放的时候把这一段给拿掉了,白讲了半天。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问题,讲得非常通俗,它是真实的问题,我们应该明确这一点,全世界都应该明白这点,这是老子的鱼塘,你们不能拿走。其实到现在,我就觉得,我们和他们将来的谈判,一定要拿这个例子和他们讲,这是我们的鱼塘,你是不能拿走的,固然你现在把它占住了,那占了是要还的。就像吴镇宇说的: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你不能永远不还,就是这个问题。

  当然今天我们不讲这个问题,我们就讲一下,目前对我们的封堵到这个地方的情况。南海这些国家正在做什么?一个是大力挖我们的石油。所以我就主张我们坚决要过去,我说:你赶紧过去在这里搞一个我们的海军基地,到现在全国所有的地方我都跑遍了,唯独没有到南沙旅游过。为什么呢?并不是我害怕他们,是因为没有交通工具,坐我们海军的小破船要跑好几天,晕船晕得不得了。你要在那边建个机场,我坐飞机不就过去了吗。我说:你赶紧把它建起来。在《环球时报》上,为了南海的文章,我发了四五篇。所以我一直主张我们赶紧过去。你要不过去,那这个地方就是这样。而且我们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我认为我们说话不算数,我们搁置争议,人家在开发,你为什么不跟人家共同开发呢?所以我觉得在这块我们是说话不算数,共同开发你应该赶紧开发去,他开发了你也要开发。我当时在《环球时报》写这篇文章也比较着急,我说:我们应该利用4万亿拉动内需的政策,鼓动全民下南海,给他政策,划一片区域,捕鱼的捕鱼,挖油的挖油,把海军往这儿一放,看着,海军干的就是这个活儿。所以我一直主张,但是到目前还没有看到行动,但是我到目前还在呼吁,我希望赶紧过去,如果过去晚了的话,这个地方会非常麻烦。

  在未来的5到10年,南海各国目前在做的事是什么?他们现在大概在2年到3年,引进的先进潜艇要达到36艘,其中光越南一个国家就有多少潜艇?我们国家才4条,它一下就买的6条。菲律宾从法国买先进潜艇一下就买10条。而且越南还买了远程的战略轰炸机,就是苏联的苏30,这个飞机的作战半径是2500公里,那就不是针对南海的问题,整个海南岛和我们深圳这个地方实际上都在越南的飞机威胁之下。还有它远程的防空导弹,因为越南这个国家像一个黄瓜一样,特别长,它架到北部,它的防空导弹斜刺可以打200公里,可以打到这边。如果俄罗斯再把先进的给它可以打300公里,他们一直在做大工作量的准备,这些东西都是针对中国航空母舰来的。

  美国到现在玩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呢?它基本上在做的就是把太平洋当成一扇门,从日本这个地方一直关到南海,从南海再往西就是印度,现在印度也过来了,我刚才不是讲了吗,阅兵的时候印度的军舰都过来了,但是印度还不仅仅是在阅兵上和美国、日本搞在一起,它在南沙和东盟国家、美国联合搞的演习,以及在印度洋上和欧洲国家搞的演习不计其数。也就是说它现在扮演的也是另外一扇门,也从印度洋上关了南海,这样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实际上是海上两扇门,基本上得逞了,美国就是这个关门人,像东盟这些小国,像越南这些小国家,实际上扮演的就是插门闩的角色,把门闩一插,我们这个门基本上就被关上了,3万公里海上的大门。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说:经过六十年的建设,我们的海军已经建设成为海上钢铁长城。我说这个话讲得真是不中听,不用你建钢铁长城,在你的外面,人家已经为你建起了一道钢铁长城。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一条钢铁长城在这边拦截,所以我们中国海军目前处在一个囚徒困境中。这是我给他们命名的,可能我们某些人听了不舒服,但是现实就是这样的。

  这么多的国家,这么长的区域,围着我们的海上,它的处境像什么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世界历史,它很像德国。德国在大西洋上就被称为囚徒,英国就是它的看守,英国这个看守看着德国海军,只要德国海军一动,英国海军马上把它拿下。所以德国海军两次想要冲破英国海军的看守,两次都被英国海军全部歼灭。但是我们要知道,德国海军面对的看守只有一个国家,可我们面对的看守有多少个?美国、日本、南海一系列的国家,加上印度。可是这些国家里面加起来有多少航空母舰,不说美国的,美国有10条核动力航空母舰。日本今年3月份下水了一条直升机航空母舰,6月份试水了一条,在5年之内日本会拥有4艘航空母舰,可是在10年之内,我能不能看到我们的航空母舰都不好说。而且就算能看到,我刚才也讲了,人家猎杀我们的航空母舰的武器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说我们目前基本上就处于这么一个困境,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中国海军的处境比当年德国海军的处境更加艰难。中国今天是不能失去海洋的,我们深圳人可能更有体会,我们今天这个经济实际上就是海洋经济,是外贸型的国家,我们大量的资源、能源,以及我们的市场全都要借助海洋通道,但是目前我们还不能控制我们的海疆。不能控制海疆,事实上我们的海外利益就没办法保卫。目前,外围我们保卫不了,眼前我们又冲不出去。所以我在不断的给有关部门上书,我说:如何突破海上的围堵,应该成为我们新军事变革的一道思考题,这是海上。

  冷战的时候只有海上的包围圈,那时候的说法叫新月形包围,就像月牙一样,很小的一个包围。但是今天不一样,也就是说海上的包围是到印度为止,从印度开始,陆地的包围又上来了。所以陆地上的包围紧接着海上的包围线展开,从印度一直再往西,再向北,再向东走。我们看新闻都知道,前几天,印度和美国的陆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山地作战演习,这是第一次,以往美国和印度的演习都是进行空军演习,都是印度的空军跑到美国去,跟美国的空军进行格斗演习,当然是针对中国设定的一些项目,问题是它现在陆军也在进行演习。而且希拉里上个月去宣布对印度出售预警机,这是美国海军使用的最先进的ERD,鹰眼预警机,所以印度不仅买了以色列的3架预警机(以色列的几架预警机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当时以色列准备卖给中国的,后来由于美国使坏没有卖,这个飞机就卖给印度了,是费尔康。也是像我们阅兵式的EL76一样,一个大圆盘子。后来这个飞机就卖给了印度),还要买美国的,而且下一步还要买美国一系列的武器,除了美国的隐形飞机和它的战略核导弹以外,几乎美国的军事库全都对印度出售,卖给他大量的军火,双方在军事上也在结成非常紧密的联盟。所以我在昨天的《环球时报》上又说了,当时《环球时报》也让回答几个问题,他说:如果印度要和中国打怎么办?中国会出现一个什么状况?当然我也是为了给中国人提精神,不过实事求是也是这样的,我说:印度和中国打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印度是美国包围中国的一环。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发生和印度的冲突,这地方不可能是单独的中国对印度作战,美国会用它庞大的军事体系给印度提供支持,比如说美国的太空卫星、美国的侦察机和美国源源不断的军火支持,所以这个地方的问题

  美国拉印度的用意也比较深了,它也不光是为了围堵中国,它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但是它拉走以后,的确给我们中国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在昨天的文章中,我讲:我们中国单独对印度占有很多的优势,经济上比印度有优势,主要是双方的军队,因为我一直在去成都军区,那边军方的领导人都是我的好朋友。大概每年6——7次,因为一个是国内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印度问题,那边的问题非常的多,所以说我们对印度这块,大家以后还可以观察,这个地方的问题从现在开始,会无穷无尽的困扰中国,除了印度在边境上对我们进行挑衅以外,印度对达赖原来是隐形的支持,就是让达赖在他的境内进行一些反华活动,到处出访。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不知道,它还在印度给达赖培养特种武装,它有一支专门的正规军1万人,是特种部队,平时就编制在印度的部队以内,穿印度的军装。他们敬礼全都是印度式的军礼,是达赖流亡政府的部队,他们不断的退役,然后再不断的招他的新兵,实际上就是在为达赖培训武装。所以在去年的3.14事件中,有很多都是他们退役的特种兵过来的。大家应该知道,特种兵不是一般的军人,具备很大的破坏力。印度之后就是巴基斯坦。最近巴基斯坦的局势非常的严重,不仅巴基斯坦的军方在跟塔利班进行交战,而且美国在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也基本上超过了阿富汗。这个地方的军事行动,我们很多人认为美国只不过是在反恐,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美国的反恐是非常明确在哪个地方打。它在哪儿打呢?它在巴基斯坦的西南部,靠近印度洋的地方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最多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面向印度洋的出海口,叫瓜德尔港,是我们中国人建的。当时印度有很多人提出要在印度洋上对中国进行拦截,所以我在昨天的文章中也说了,当时有一个人提出:你一定要回答一下,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拦截中国船队怎么办?我说:如果印度敢在印度洋上拦截中国,它除非把它的新德里牵到月球上。因为你在海上拦截,我不一定在海上跟你作战。今天的作战就是全方位作战。我曾经说到这个问题。所以当时我们对它的这个担忧还是有,这个担忧之一,就是我们在巴基斯坦有一个瓜德尔港,我们如果把这个港口建好,那么我们很多的船队、物资就可以在巴基斯坦这个地方登陆,卸货上岸,然后走陆路,过新疆,就过来了。但是美国在巴基斯坦的反恐战争,大量的战争就在这个地方打,直到打得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到处逃跑,所有的投资在这个地方都没办法进行。

所以今年5月9号美国人写了一篇文章,算把这个谜底揭开了。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打?那就是必须尽一切可能迫使建成瓜德尔港、需要伊朗天然气的中国退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要把这个地方打烂,名义上你还不能说他,因为它在反恐,他在打塔利班。所以我认为它是明打塔利班,暗打中国,所以现在这个地方终于把我们的很多企业全部打跑了,我们现在在那个地方的建设工程全部撤走了,现在也没有办法了,美国在这个地方的作战行动基本上就消停下来了,这就是美国在陆地上的行动。
过了巴基斯坦就是阿富汗,大家知道美国已经在阿富汗打了9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结果,所以我也不知道它这个仗要打到什么时候,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继续打,美国绝对赢不了,但是美国也不想赢,因为美国本来就不是真心想在这个地方打仗,它本来就是假的,要以在阿富汗作战为名,进驻中亚。中亚才是美国的核心,为什么要进中亚?两个问题,一是中亚等于第二个中东,因为南海目前还没有被列为公开的世界资源地,目前石油气、天然气最多的就是中亚,所以在中东之后,第二个能源基地就是中亚,美国进到这个地方就是要控制这个地方的石油,第二个就是要与俄罗斯争夺势力范围,所以美国以在阿富汗打塔利班为名,大量的军队进驻中亚,控制这个战略要地,下一步就是针对中国、俄罗斯发力。所以今年的7月5号新疆发生这个事情,我们一直说是热比娅,说是疆独势力,实际上背后还有美国因素,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因为美国一直在对热比娅进行政治上的支持。但是我们不知道,美国还对新疆的叛乱势力进行事实上的支持,美国在阿富汗有一个维语的广播站,每天15个小时的广播,它广播什么内容,显然很清楚,不想也可以知道。所以在整个的事件背后,美国这个因素非常的重要。

从陆地上到海上,美国还部署了一条反导网,我们可以看到,8月份的时候,美国在东欧宣布放弃部署针对俄罗斯的反导系统,但是事实上美国在中国的周边,从朝鲜半岛的韩国,一直准备部署到印度。因为它海上的反导系统包围圈是由美国的宙斯盾军舰,具有反导能力的军舰连起来的,从海上到陆地,实际上就是沿C字型包围圈,美国还部署了这样一条反导系统,这条反导系统实际上就是要拦截中国的导弹,不让中国的导弹从本土上发射,尽管大家都可以看到,阅兵上过了很多的导弹,但是同时他们也在做准备,一条反导的大网络已经建立起来了。

我们下一步就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要包围中国?中国和美国又不是天生有仇,尽管当时美国和中国在朝鲜半岛上打了一仗,针对意识形态问题,双方因为冷战问题打了一仗,但之后就进入到冷战状态,随着冷战的结束,改革开放以后,双方的关系大幅度的改善,那为什么美国现在又开始包围中国,这并不是两个民族之间有太大的矛盾,有像中国和日本之间有解不开的心结,不是这样的。这主要就要从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它为什么这样。美国这个国家在20世纪打败日本、德国和苏联之后,美国的战略家为美国设计了一个新的美国国家目标,就是要建立世界帝国。当时美国有一些学者在1992年的一个会议上曾经说过,他说:历史上曾经建立过的帝国和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帝国事业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包括当时最大的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这些帝国目前都在美国的脚下。美国现在的势力已经基本上覆盖了全球。我们看它的本土,很多人说美国的本土和我们中国的本土差不多,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美国的本土,包括它的陆地,固然和我们差不多,但是美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它不仅有美洲的土地,它还有很多亚洲的土地,夏威夷、关岛、塞班不都是美国领土吗?在它领土的周边如果再划上海洋,那美国的国土是多大呢?那比我们大得多。所以我认为美国本身是一个跨洲际的大国,我们不能用陆地对陆地比,美国在全球还有几百个海空军事基地,美国还事实上控制着全球的海洋天空,太空就不用说了,还有网络。现在全世界的很多国家的路由器全都在美国。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现在全球所有人的手机都要被美国监听,美国有一个过滤,他看你的手机上有没有重要的信息,有重要的信息就自动的进入到美国的情报系统了,因为你都要用美国的通信卫星,既然用它的卫星,当然要被它监听。所以我认为它已经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这些战略家不会像秦国占领六国一样,去占领别国的领土,它在改造别国的政府,让它听命于自己建立一个新型的,一个世界级的帝国,所以美国的驻军也是全球驻军,它的卫星事实上已经把地球牢牢的包围住。为什么美国的军队可以全球作战,1986年美国军队打利比亚,军队飞行5000公里,中间的飞机进行16次空中加油,准确无误的把利比亚卡扎菲的帐篷打掉了,为什么这么准确?那就是因为美国的全球定位。我们现在讲现代战争是精确指导战争,只有美国才能这么说,因为他们有全球定位卫星,有了这个定位卫星,你才能精确定位,我们用过汽车GPS的都知道,你开着GPS的车非常方便,军用的GPS比这个还要方便,它能打到你一个窗户里头去,就这么精确,这就是美国的军事能力。

所以美国在20世纪的基础上打败了三大敌人,打败了日本、德国,后来又在冷战中打败苏联,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世界帝国,建立世界帝国的时候,世界上又有三大对手,就是目前美国需要征服的三大对手,也就是说这三大势力对美国建立世界帝国不满,或者说不同意,一个是伊斯兰世界,然后是俄罗斯、中国。当初美国并没有把伊斯兰世界当回事,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在小布什2001年上台的时候,他当时把中国锁定为主要对手,所以小布什上台以后非常嚣张,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要坚定不移的保卫台湾,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出兵。这是在美国历届总统中,唯一一个明确表示,为了台湾要准备出兵的一个美国领导人,当然这个话说了没多久,突然在9月份被本拉登打了几拳,一下子把美国打倒在地,突然发现身后还有一个敌人,美国发现原来在世界上不仅是两个敌人,还有一个伊斯兰世界,美国一定要夺过去,就把中国放开了,奔着伊斯兰过去了。对伊斯兰的战争一直打到今天,还没有打完,除伊斯兰以外,加上其他两个国家就是美国在21世纪中的三大对手。美国对伊斯兰世界进行的战争很简单,就是武力打击、直接打击。它现在用的名义就是反恐,以反恐为名,进行的这个战争,全是沿着伊斯兰世界打的,包括伊拉克战争,现在的阿富汗战争,以及下一步以核问题为由头对伊朗进行的围困,都是伊斯兰世界,而且用的基本套路就是直接的军事打击,因为他发现伊斯兰世界很多的国家是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加上它的极端势力很多,我们光看到的是本拉登,实际上本拉登只是伊斯兰世界反美势力的总代理。反对美国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本拉登,至少不下几百种力量反对美国,所以他们两股势力之争,实际上是两个文明之争,两个宗教之争,两大势力之争,不是说恐怖分子和美国的较量,是整个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战争,所以这个战争会打的时间特别长,美国采用的战略就是直接的军事打击。

美国打击伊斯兰世界除了拔除俄罗斯战略据点,控制石油这个考虑以外,它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牢牢地控制这个地方的资源。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那就是以色列实际上是整个西方势力的总代表,就是美国和西方楔入伊斯兰世界的一枚钢钉,所以不仅美国支持,英国、法国也支持。要不是西方这些国家支持,10个以色列在这个环境中也活不了,就是美国长远的大布局,就是有以色列在,伊斯兰世界就不可能复兴。所以说为什么美国打败了伊拉克以后,还一定要把萨达姆绞死,并不是说小布什因为萨达姆派人杀他父亲,个人有仇,这个东西太狭隘了,他主要是要给伊斯兰世界做个样子看,谁敢反对美国,萨达姆就是下场,就是要把阿拉伯世界的强人绞死。
所以说在把萨达姆绞死之后,美国又把战略焦点用于对付伊朗,下一步伊朗又成为美国针对伊斯兰战场的一个战略焦点。因为我们主要讲的是针对中国,所以这块就不展开讲。

美国的第二个对手——俄罗斯,它的战略是继续进行冷战,通过北约的东扩,吸纳独联体的国家,不让俄罗斯复活,你不是死了吗,死了以后害怕它活过来,通过加入欧盟、北约,把这些国家全都纳入到美国和欧洲的西方范围内,然后再继续挤压俄罗斯,进一步制约俄罗斯本土。这就是去年8月8号我们开奥运会的时候,突然格鲁吉亚发生战争的原因,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发生战争以后,美国和北约的舰队马上就开过去了,双方就在这个地方进行大范围的战略对抗。为什么俄罗斯在这个地方寸步不让,就是因为俄罗斯已经看到这一点了。就是美国下一步就是要把俄罗斯还剩下的30多个联邦,像肢解苏联一样肢解掉,俄罗斯看得非常清楚,一个是在外部要对西方、美国寸步不让,第二个就是在内部对这些分裂势力坚决打击,毫不留情。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经常说冷战结束了,不要有冷战思维。冷战真的结束了吗?冷战结束的只是第一个阶段,俄罗斯目前还是美国和西方的心腹大患,北约的新任盟军司令10月2号说,北约下一步很可能与俄罗斯在北极发生争夺战,当然目前还处在一个冷战的层次上进行交流,至于说双方什么时候进行军事层面的较量,这个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再就是美国对中国是什么样的战略,这就是综合性的。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占领基本上是经济掏空、地缘包围、军事遏制、政治高压、内外夹击、持续干扰,还要加上一个贸易围堵。美国对中国总的目标:美国已经按照中国的太监模式塑造了日本,现在又准备按照日本富而不强的模式塑造中国。所以如果中国还要坚持你的独立自主,还要维护民族的尊严,那美国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对你进行遏制,包括挑起周边国家对你进行战争,包括直接的军事干涉,直至进行最后的肢解。从1951年中国和美国发生战争以后,美国中情局制定了一个戒令,刚开始还不叫戒令,就是如何通过国家级的行为,通过多种方面,从各个层面、多个角度对中国进行肢解和破坏,写了10条。一直到21世纪初,这个就基本上完备了,从它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中国的很多现象,大家对照一看,基本上就出来了。

    一个是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教育,替他们制造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这一点我们深圳的朋友最清楚)。让他们不以虚荣为耻。第二,要尽一切可能要让他们向往美国的生活方式。第三个是让他们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电影、宗教迷信。然后还要经常制造一些无聊的事情,让他的人民公开讨论,然后在潜意识中就种下分裂的种子。第四,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面找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第五条是丑化领导。第六条是宣扬民主,就是要让他们相信美国。第七条就是尽量鼓励他们的政府花钱,鼓励他们向美国借钱,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摧毁他们的信用。但是目前这一点反过来了,是美国向我们借钱,我们向人民借钱,正好把这个局势反过来了。总而言之,他有一条,我们大家要知道:让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让他们的物价失去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第八就是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所以我们在表面上要非常慈爱的帮助他们,这样他们的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下一步就是毁灭它的价值观,最后一条: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些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那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大的包围圈,他不仅给在包围圈内的所有国家提供武器,他还和他们结成事实上的、公开的和隐形的联盟。

  美国在1951年和苏联这么紧张对峙的情况下,它还没有忘记中国,现在已经把中国列为它的潜在对手的时候,它怎么可能放松对中国的包围呢?所以美国兰德公司在1999年给美国政府提过一个建议,他说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第一个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就是改造一个富而不强,不要和别人对抗。第二步就是在第一个成效不大的时候,进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合围,这就解释了我前面说的包围圈,美国正是按照美国兰德公司提出的这个战略设想在走,第一个还在分化你,第二个还在包围你。下一个我们就看第三步了,如果前两步都不能得逞,不惜与中国一战。当然作战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国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者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鼓励中国周边的内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去年会出现3.14的事件和今年为什么出现7.5事件,下一步还会出现其他的事件。

1985年,美国一个重量级的战略家也为美国设计过一个蓝图,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美国的三大对手、三大敌人。他说美国在全球是三条战线,一个是欧洲战线,刚才我讲了,实际上俄罗斯战线还是欧洲战线的延续。第二个斗争节点就是远东战线,就是集中在日本、中国、朝鲜半岛,关键的区域就是在菲律宾和台湾。第三个就是远西战线,就是伊斯兰世界。这是美国在1985年设想的东西,到目前为止,美国整个国家的设想都是按照布热津斯基和兰德公司两个设计在走。

今天世界的新闻基本上是在伊斯兰世界、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来回转,我们要是看报纸、新闻联播,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实际上基本上都是不利于这三大集团。但是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目前我把它形容为四国演义,这四国演义里面,并不是说俄罗斯跟我们站在一边,都是它的潜在敌人,我们就可能形成天然的盟友,不一定。在今年的9月17号,美国宣布在东欧放弃部署反导系统,北约同时邀请俄罗斯共同建立反导系统,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美国后撤了一步,美国向西方、俄罗斯伸出了橄榄枝。事实上我认为这里面潜伏着一个阴谋,就是美国在中亚这个地方对俄罗斯放松一步,下一步可能针对伊朗。因为俄罗斯这个国家被他们自己的学者称为叛徒国家,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什么朋友都敢出卖。这时候伊朗还把俄罗斯当成他们唯一的朋友,我觉得国际上是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所以我一看到俄罗斯要和西方套近乎,我马上就感觉到伊朗的麻烦可能来了。美国打不打伊朗,在以往我认为美国可能是不会打的,但在目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为什么会打,一会儿再讲。

美国现在对中国除了地缘包围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暗算手段,其中就有经济绑架、美元陷阱。经济绑架这点我要讲一个情况,改革开放30年,我们利用外资8000亿美元,我在新华社内参部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些外资在中国已经控制了我们国家28个重大产业中的21个,还有7个目前处在合资的状态。已经控制了我们的很多产业,这些外资下一步还要控制中国的粮食,一旦控制了中国的粮食和猪肉,这块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我觉得如果把这个领域控制了,中国的大麻烦可能就来了,但是目前正在向这个领域迈进。美元陷阱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已经公开说了,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了绝望的赌徒,中国不断的向我们出口有毒的玩具,我们应该向他出口有毒的债券,这些债券全部被中国人拿在手上了。中国现在已经基本上成为**旁边的赌徒,中国不往里面注钱,美元就要贬值。中国要往里面注钱,不断的注钱,美元只不过是推迟一下,早晚还要贬值,这就是陷阱,所以现在中国也没有办法。我在今年的7月份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新民周刊,我说在金融危机的后面有美国的战略玄机,就是为什么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美元不贬值?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所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货币贬得一塌糊涂,一文不值,贬值几百倍,为什么到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元不贬值呢?它还要升值呢?这就是诱饵,诱使中国和日本

继续买,不断的往里投,直到把你全部的财富都弄进来,然后一下子彻底的贬值到底。后来很多的学者、老百姓也发现了这个问题,金融危机不出来,我们还不知道这么多钱在美国人手上。我都是第一次知道,吓了我一跳,中国到现在有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除了8000亿的国债以外,我们还有几千亿买美国的两房债券,还有其他的金融衍生品,将近1.5——1.6万亿美元在美国的手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现在看,由于美国的诱饵策略也不是太成功,美元到现在已经基本上顶不住了,从4月份到9月份,美元已经贬值了12%,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损失了1000多亿美元,这只是帐面上,还不算其他的,这1000多亿美元,还不算前面损失的几千亿美元,那个都不算了。因为我们开过一个内部的会议,那个数据我也不能透露,那已经损失掉一大笔,现在又损失1000多亿。1000多亿美元相当于什么概念呢?相当于美国现在所有10条大型航空母舰全部的价值,加上他们的飞机。也就是说它一条航空母舰全部配备齐就100亿美元。可是我们现在5个月已经损失了100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我们丢掉了10条大型的航空母舰,下一步怎么走,我还不知道。所以说我们这8000亿美元买的全是美国的债券,人家的8000亿美元控制了我们21个产业,所以我认为经济方面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担心,我认为美国借我们的钱就是以合法的名义侵吞我们中国30年的财富,让我们中国没有钱买技术、买资源,实现工业化,把你的钱全部借光,让你没有钱用,也让你没有钱进行军事现代化。

除了经济上的情况以外,外交上美国现在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在摘走我们周边的三颗小卫星。我们中国周边是比较可怜的,我们在庆祝新中国建国60周年的时候,有人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不信,就买了一个放大镜在世界地图上找,我们的朋友在哪儿呢?找来找去,找到三颗小卫星,这就是围着我们转的三颗小卫星,现在这三颗小卫星基本上都快晃荡得差不多了。首先是朝鲜,朝鲜的情况我们都很清楚了,连续不断的新闻,包括前不久我们的领导人去,但是去完以后没多久,它又放导弹了。所以这个地方阴晴不定,我认为朝鲜的心思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它到底想干什么。所以我连续不断的去了几次,我自己的分析认为他目前的领导人为他下一步政权的延续在考虑,谁能够给他提供保护,它并不是真的想拥有核武器,它要核武器干什么呢?也不能吃,也不能喝,你拥有核武器也不能和其他的国家作战,就算你拥有几颗,打到其他的大国,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别人给你放几颗,你马上就没有了,它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以这个东西作为筹码,就是要求这些大国给它提供持久的保护,如果我们不能提供,它一定会向美国要求。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担心,就是总有一天,朝鲜会倒在美国的怀抱里,它一旦倒在美国的怀抱里,比韩国还会亲美。但是目前因为是我们的好朋友,我就不能说太多的坏话。第二个,美国现在已经控制了巴基斯坦,它在巴基斯坦有很多的驻军和基地,事实上巴基斯坦对我们国家的作用基本上发挥不了。巴基斯坦对我们国家的作用有两个:一个,它是伊斯兰国家,通过巴基斯坦这样一个中间环节,我们中国可以搞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所以美国为什么策划7.5事件呢?就是要让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发生矛盾,美国把这个祸往东引,让中国陷入恐怖分子的袭击中,美国脱身。

但是由于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还比较好,所以美国现在就进驻到巴基斯坦,就是要搞坏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略关系。第二个就是切断中国通过巴基斯坦通向印度洋的通道。目前美国这两大目的基本上都实现了,所以巴基斯坦对于我们的战略作用价值正在下降。

那为什么美国的GDP今年占世界的1/3,美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呢?我说:我给你解释,为什么清朝占世界GDP1/3的时候,你不是强国,为什么美国占世界GDP1/3的时候,人家是强国,这就要看GDP是由什么构成的。不能光看GDP的数量。
今天美国GDP的构成是什么?太空产业、航空产业、船舶制造,人家的航空母舰全是人家自己造的,民航全是他们造的,军机他们自己造的。计算机产业、生物科技、现代农业,所以它占世界第一的军事优势就是这些东西在支撑。日本的GDP是什么呢?汽车工业、电子工业,全是这些。正因为这些工业奠定了日本在世界上第二强国的位置。俄罗斯的GDP现在也是机械制造、航空工业、核工业。所以说尽管俄罗斯的GDP只有我们的一半,但世界上仍然把俄罗斯当成大国,这也是俄罗斯下一步必将复兴的基础。

再看清朝,我们清朝的GDP是什么呢?解释了今天,我再解释过去,清朝的GDP是茶叶、蚕丝、瓷器这些玩意儿,人家是什么?铁甲舰、大炮。人家是这些东西构成的,所以我说战争是双方GDP质量的对撞,不是GDP数量的抵消。那天和我们军工产业的一个老总聊天,他说航空工业的老总提出,航空工业要在近几年内达到万亿的产值,就是我们航空工业的林左鸣,我说这个人真是够左的。达到万亿有什么用呢?这个军工产业的领导跟我说: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单纯追求GDP,那就狗屁都不是。他一句话就提醒我了,我说这个GDP,它不就是“狗的屁”的汉语拼音吗。我说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不仅没有军事常识,也没有历史常识。我们的GDP都是没有国防转换能力的。但是这个“狗的屁”被我们的很多学者、官员用于欺骗我们的人民。我说:你们不能拿这个气泡欺骗我们中国人民,应该把这个真相让我们中国人民理解。你的GDP上来了,你虽然是世界第二,谁会因为你的GDP是世界第二,人家就承认你是世界强国呢?没有人这样认为。只有当你的GDP质量上来以后,大家才会承认你。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的GDP也跟清朝差不多,主要是什么构成的呢?房地产、纺织品。这儿有一句话是薄熙来说的:8亿条裤子换欧美一架飞机”。8亿条裤子想想堆起来有多大,把一个大型的广场都占满了,才能换人家一架飞机。还有烟酒、玩具,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在战争时候都不能转换为国防力量,我们不能拿着玩具去跟人家打仗吧,不能抱着酒瓶子跟人家打吧。所以在战争的时候怎么办?那就“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的长城”。

所以我在前年写过一篇文章,我说房地产支撑不了大国崛起,就在我的《盛世狼烟》那本书里面,我当时有一个观点,我说:我们现在积极的发展房地产,是我们国内的垄断资本和国际资本联合起来打劫中国人民的财富,这是一个大战场。你让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没有钱,让我们中国人民的子子孙孙都没有钱,你把这些钱全都剥夺干净,哪有钱拉动你的工业发展。这也就是我们今年拉动不了内需的主要原因,因为我们没有钱了。我们的钱去干什么了?买砖头去了。所以昨天《环球财经》要我写一篇文章,我还没有来得及写。就谈一个问题,说我们的经济学家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奖,说我们的GDP已经这么大了,为什么还得不到诺贝尔奖呢?为什么美国现在金融危机了,美国反而可以得到这个诺贝尔奖。我要给他回答这个问题,你不是说你的经济发展非常快吗?为什么你得不了?我说:那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家领导摸了30年石头,可是我们的经济学家领导摸了什么呢?摸了一大堆砖头。所以你看我们都是什么东西?这些学者里面,除了说GDP以外,基本上再找不出什么东西了。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去发展高科技,发展房地产。北京的房子,在10年前最贵的公园6号达到6万一平米,今年当然更贵了。我是上个月去上海进行了一场演讲,当时跟我一起演讲的有一个是索罗斯的门徒金岩石博士,这个人很厉害,是经济学家,他给我提供一个信息,他说:下个月上海有一个楼盘就要开盘了,你猜一猜这个楼盘能卖多少钱?我说:那能卖多少钱呢?卖个几千万?他说:你太小看我们上海了。你以为光你们北京有贵房子吗?我说:我猜不出来。他说:我诉你,下个月开的这个楼盘,一栋房子8个亿,37亩的院子。我们就干这个东西。我们所谓的GDP全是这样吹出来的。所以我说,这就是我们的经济学家获不了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环球时报》前几天还发了一篇文章,他说中国的经济学者离诺贝尔奖虽然没有永远那么远,也有十万八千里。我说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经济学家派到美国、日本去,做他们的顾问,取代我们的孔子,不要设孔子学院,让他们鼓动美国和日本搞房地产,让他们搞教育产业化。然后把他们国家搞垮,这样我们再授予他爱国奖,他不授诺贝尔奖,我们授他爱国奖。所以说我们现在提出这些东西,我就说航空工业,你不提出技术指标去造你的波音,你提出一万个亿,你为什么不提你在10年内造出中国的F—22,造出中国的波音呢?你30年能够造出这么一架飞机吗?不要说30年我们让你造一架飞机了,你能不能把一台发动机造出来。我们目前所有的主力战斗机的发动机全是人家的,尽管我们国庆阅兵在外观上看起来非常的漂亮。歼—10飞机用的是俄罗斯的发动机,飞豹飞机是英国的发动机,预警机EL76是人家的原机,我们的很多大型军舰用的也是人家的发动机,你连个发动机都造不出来,你搞1万个亿有什么用呢?

净在那边吹这个东西。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这些官员什么都不懂,就懂GDP。而我们的一些企业家呢?也基本上政客化了,也在那边看GDP,都不看GDP背后的真相。所以我认为GDP这个概念已经毒化了很多人的意识,并且欺骗了很多人。就在无形中把我们变得什么都没有,我们除了拥有一堆砖头之外,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再也不能陶醉于“狗的屁”之中了。你的物质生产能力就是你进行战争的能力。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实际上战争打的全是工业技术和工业实力。所以为什么当年日本以不到百万之兵基本上灭亡了中国。我们14年抗战,日本进到中国来的军队是100多万人,真正打的就是60多万人,但是我们中国死了多少人呢?死伤了3500万。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没有工业。当年日本第一波进攻就把我们沿海全部占领了,当年的工业和今天的工业布局一样,全在沿海,沿海的工业被日本占领了,很多工业来不及往内地迁移,把我们近百年来的工业全部摧毁,导致我们这个国家就从工业刚刚启蒙的国家,又重新回到农业时代。这就是当年日本对我们的破坏,因为你没有能力保卫你的工业,你的工业不能生产出你的装备。我们可以看一个数据,在我们和日本进行作战的时候,日本已经生产了40艘航空母舰,每年生产1万架以上的飞机,坦克就不用说了。中国当时的三大军工厂,一直到民国的军队抵抗日本的时候,我们的三大军工厂只能造质量很差的步枪,连钢盔都不能造,这就是双方的区别。所以在战争还没打的时候,斯大林就说:如果苏联没有军事工业,就会和现在的中国一样,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当时的钢盔全是英国的瓜皮帽,是铁的,根本防不住子弹,但是我们连这个都不能造。由于没有这个工业实力,在二战中,我们的军队基本上没有获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所以我就说,在今天这个情况,就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由于国家的经济形态,实际上也决定了我们目前军队的基本装备和外观形态,所以现在美国的军队基本上就是天上飞的军队。

我上次在《环球时报》也说过这个问题,当然很多人对我的比喻还不满意。我把美国比成老鹰,我说美国像一只鹰一样,飞得高,看得远,打得远。我说俄罗斯虽然飞得不高,但是跑得比较快,像鸵鸟一样,我说我们中国军队就像企鹅一样,很多人听了不舒服,但是现实就是这样。

下一个问题,美国人借我们的8000亿美元国债,我认为它不会还了。我们光知道买美国的国债,我们想没想过美国还?所以我就跟很多人说:你们现在买美国的国债,等于把肉送到美国的狗肚子里去了。现在我们的很多官员还跟美国的领导人说:你要保卫我资产的安全。美国人跟你说了:你放心,你这块肉在我肚子里很安全。那你什么时候拿回来呢?它回不来了。回不来这个问题,我有好几个理由可以支持。还是跟金岩石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他跟索罗斯学习的时候,巴菲特他们有一个会议,当时巴菲特就说:我们美国的经济就是一个借贷的经济,不断的借债,推动我们经济的发展。这里面就有一个13岁的小孩问他:巴菲特爷爷,你不断的借债,你借的债,将来是不是要我们还?巴菲特就跟他说:好好学习,让你的孙子替你还。我就说:我们这8000亿国债要看美国孙子是什么还的。反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次跟我同时演讲的,就是发明G2的门蒂斯,他当时有一个理论。当时底下的人问他,门蒂斯先生,刚才戴先生说了,这8000亿美元,你们肯定不会还我们了,你认为你们美国会怎么还?他说:当初我们欠英国人的债,我们把他们打跑了,后来我们又欠荷兰人的债,我们也把他打跑了。我们当然欠的不过就是8000万美元,这8000万美元和你们的8000亿就是一个数字不同而已,别的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门蒂斯回答的,他欠谁的债,他就把谁打跑。所以说,大家要知道了,现在光想着这个东西,你借钱给人家,他最后还要打你,你不要忘了这一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开始说那个问题,他对我们进行包围。我们给美国的钱最多,美国对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反而在坑害我们,还准备打你,这就是现状。

最后一个,美国带头,世界正在对中国发生暴徒般的贸易攻击。在9月份,奥巴马对我们宣布制裁以后,现在已经有55个国家在几天之内对我们起诉,进行反倾销。这是一个美国人说的,他说:目前世界各国都在拉帮结派,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对中国发起暴徒般的反击。这是美国的教授说的,在这里面,美国起一个带头作用。所以你看用贸易围堵,中间这样包围,里面再掏空,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现状。

讲到这个情况,我又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面临的情况,我们除了内忧外患的问题,中国到最后可能会面临一场战争,为什么是这样?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美国是一个军工综合体的国家,美国有1/3的企业在从事军品生产。为什么呢?是因为军火是暴利产业,它生产这个东西干什么呢?卖出去。怎么能卖出去呢?打仗。不打仗谁要军火呢?所以美国到处打仗、到处制造战争。美国通过战争拉动它的工业发展、拉动它的技术进步。我们今天用的很多东西,实际上都是美国的军工产品。我们的手机是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用的一个战场通信系统,那就是手机的原型。你的电脑是美国当时在核军备竞赛中为了超越苏联发明的。这些都不是民用的,都是把军用的技术转为民用。所以美国这个国家是通过战争、军事拉动它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所以我就说,打仗美国可以要别人的命,不打仗就要美国的命,它一定会打仗。所以现在欧洲还给奥巴马授予一个和平奖,实际上就是怕奥巴马继续打全世界,现在把老虎当一个猫一样的哄。但是我认为奥巴马没有这么傻,傻子也当不上总统。

第二个不能摆脱战争的原因是战争总是跟着财富走,这是世界经济规律,就像食肉动物跟食草动物走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20世纪3次财富大的转移,第一次是欧洲从中国抢完财富以后,欧洲暴富起来了,就是在50年代以前,欧洲成了世界的财富中心,就在这个地方连续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财富转移发生在七八十年代,中东的石油成为西方的命脉,所以从那时候,中东连续打了20多年5场大的战争。现在又是第三次大的财富转移,就转移到了亚太,转移到了中国,世界财富的中心。中国凭什么能逃过战争的劫难呢?

所以我们不能逃过战争劫难的第三个原因是:经济危机一般都导致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英国的经济危机导致的,第二次的世界大战是1929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到1939年一场大的战争结束了,2009年又发生的危机,兰德公司又提出来了,与其用7000亿美元救市,不如用7000美元打一仗。所以美国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在哪儿打、找谁打、打谁的问题。我认为目前中国正在面临被瓜分的危机,现在我们梦想的还是复兴和崛起,但是你在人家的眼里实际上就像一个牛一样,已经长大了,人家考虑的是什么时候开刀,什么时候宰杀你的问题,尤其像我们深圳,大家都这么有钱,有钱要非常关注安全问题。你再有钱,这和国家的安全比起来,也不过是一根毛而已。国家才是一张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我们应该关注国防的安全。甲午战争的时候,我们一仗失败,日本让我们赔了多少钱?相当于日本GDP的7倍,一下子赔给日本,所以你的GDP有什么用呢?全部变成人家的战利品。所以我到处呼吁,不要迷信GDP,一定要建立我们的战略产业。

我认为未来20年,中国可能会面临一场大的灾难。为什么我说20年呢?我们现在不断的在用吹泡泡的方式、发钞票的方式推动我们的经济在发展,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化达到最高峰,正好也是世界走出金融危机,世界新一轮经济革命完成的时候,而且很多国家的军事革命也完成,它的新经济也完成。新经济完成了,里面还有一个规律,基本上就是先进的军队对落后的军队进行屠杀,然后抢劫他的财富,改变世界格局。所以这个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腐败问题也会加速我们外部灾难的到来,现在我认为我们的很多官员已经腐败到极端无耻、无边界的程度,这会导致我们外部的危险加速到来。重庆不是在打黑吗,我要问一个问题:其他城市比重庆白多少?我们现在的国民意识,不仅是很多官员腐败,人民也腐败。为什么胸无大志?对很多问题都比较怯懦,不敢打仗,不敢主持正义,也不敢高声说话。所以说1898年罗斯福总统怎么说的,跟我们今天中国的情况差不多: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的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不干涉内政。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欲望。洗脚、洗头,你看我们洗头中心多少?深圳我不知道,北京这些大的酒店洗头城,基本上把党政军的机关全包围了。可是对外呢?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享乐,这种民族在别的民族进攻面前,它肯定是要衰败的,历史规律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很类似当年统一后的德国,到处弥漫政治市侩主义、投机主义和软乎乎的幸福主义,马克思?韦伯说的真是形象。

如果我们中国先被肢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中国被肢解,会被分裂成7到8个小国,这7到8个小国都会竞相的向美国寻求安全,然后成为美国的盟国,然后进攻俄罗斯,和俄罗斯发生直接的碰撞,然后和俄罗斯进行核大战,同归于尽,这是必然的。如果俄罗斯先被解体呢?那么这些小国也会加入北约,掐断俄罗斯目前对我们所有的输油管线,让中国饿死,让中国屈服,还要成为为他们打工的奴隶。所以我认为我们要想不被肢解,必须要从精神上和体格上同时强壮起来,要像世界上真正的将要崛起的大国一样。当年八国联军在屠杀中国的时候,他们很害怕,他们说我们今天这么欺负中国,万一有一天中国人上来以后,也到欧洲这样对付我们怎么办?他们很害怕。但是我觉得他们今天可以放心了,因为我们今天去的是这个老头(孔子),到处设孔子学院,

孔家店又在我们的思想中恢复重建。在我们设这些东西的时候,遍布中国的全是教堂。而孔子事实上是比较注重文武兼备的,我们现在不讲这个东西了。这也就是我不断的到处演讲,向人民传递一些真实的信息的基本原因,我认为我们不能稀里糊涂的就被人家宰掉了。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有宏观的战略布局,在这个时候,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利用的,把我们内部的事情搞好,把我们国家建设得强大,在外部抓住机会、创造机会,再一个就是进行四个整合,一个政治方面的整合,把我们内部不同的民族都整合起来,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应该团结起来。把版图整合起来,赶紧把外面的地该收的收回来。我始终主张我们的军队一定要走出去,不要老等别人来打,所以我最反对动不动说军队是我们的长城。怎么是我们的长城呢?应该是国家的长剑。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么多的土地,今天我们该收回来的就要收回来,收回来干什么?替我们的祖宗把这个帐追回来,老祖宗丢的东西不能继续丢了。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些战略眼光,不应该一味的避战。一些合理合法的战争该打还是要打。这就是我当时和徐将军不一样的观点,他说南海会有双赢,我说不可能有双赢,除了他们走出去,我们不要他的租金了。其他的哪有什么双赢?所以,我觉得对于争端,我们可以选择外交解决,但是一定要有武力解决的决心和准备,这是替我们的祖宗追帐,没有什么可含糊的。

这里有我在书里写的几个观点,特别是在军事上、经济上,我希望我们的国家从GDP的迷途中醒过来,然后主张我们的军队一定要确立鹰击战略思维,打出去。我来的时候还带了一篇文章,就是给一本杂志写的,我说我们要在8000里外拦截战争。毛主席当时说过,我们最理想的就是把敌人消灭在他的出发地,不要跑到我们国内来打,就像我们深圳一样,这么好的城市,怎么能我们的城市跟别人打仗呢?应该在别人的国土上打仗。最低也要在公海上跟他打,绝不能在我们的本土迎接我们的战争。所以我坚决主张,我们的军队第一个军事能力就是要为我们的沿海提供3000公里到4000公里的防御纵深,因为我们没有盟国,也没有航空母舰,也没有战略支点,怎么办?任务在我们的空军身上。打得远一点,打到4000公里以外,谁想动我们的念头的时候,先把它干掉,全国人民全是鸽子,应该有一些老鹰。所以说,我们三军应该像唐僧的三个徒弟一样,各个都厉害得不得了,但是我们的陆军不能像猪八戒,应该像哪吒一样,空军可以学孙悟空。要提供三层保护,特别是空军,我觉得应该为我们国家提供8000里保护

这次大阅兵大家也看到了,前面讲了这么多外患,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振奋起来,毕竟中国的体格还是比较强大,加上我们的军队是身经百战打出来的。我今天在报纸上说了,印度根本不要和中国比,印度的军队不值一提,为什么呢?它没有战事。新中国是我们人民解放军一刀一枪打出来的,你那个印度是谁给你打出来的?不是印度军队打出来的,印度军队对你国家胜利根本没有任何贡献。而且你这个印度军队从你成立以来,也没有经历过任何一场像样的战争,所以和中国较量,你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上,所以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军队有信心。但是我们还不能自满,在这个基础上还要继续努力。到什么时候中国才算强大?第一把我们现在失去的所有领土、领海全部拿回来。第二,能够为自己的国家生产自己制造的飞机、汽车,你别老组装别人的东西。另外一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各个国家欺负华侨的新闻,什么时候我看不到了,听不到了,我就相信中国真的强大了。特别是最后一条,我曾经听一个人说:美国人的护照上都有一条“美国军队是你强大的后盾”。等有一天,我们中国人出去的时候,护照上也印这么一句话:中国军队是你强大的后盾。什么时候把这句话加上去,中国就真正强大了。所以我们不仅需要装备先进的武器,还要有尚武精神。

在今年的4月份,香港《争鸣》杂志第一条“军中鹰派崛起”,说的就是我。他说戴旭已经取代朱成虎成了中国最大的鹰派,当然是用一种非常警惕的眼光看。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们13亿鸽子不应该有一只老鹰吗?所以有很多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值得我们努力的,我们不能贪图享受,为了肉体享受和简单的一些安宁失去了我们所有的东西,不能穷得只剩下钱,我们应该拥有高尚的目标和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敢于面对一切困难,为我们的子孙创造一个强盛的汉唐式的中国。这个责任我们不能再移交给下一代,就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实现。所以中国不仅需要黄光裕这样的首富,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姓黄的。也就是说新中国为什么到现在昂首走在世界上,那是因为黄继光走在了我们的前头。当时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有过一句话非常振奋人心,叫“中国不亡,有我”!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应该喊出一句话“中国强大,有我”!(掌声……)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1-29 19:36:54 +0800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抄送:标题:Fw:FW:_资料

钱学森之问

----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张绪山

    一、提问者心中早有问题答案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据说这是不久前驾鹤远去的钱学森先生为中国人留下的设问。最近这些日子,这个设问以“钱学森之 问”的名称流传开来,成为许多人试图解答的命题。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颇有点类似古希腊神话中人面狮身女妖提出的“斯芬克斯之谜”:什么动物走路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而腿最多时最无能?其 实提问者心里有着明确而实在的答案,只不过不愿说出而已。据报道,2005年温家宝看望钱老,钱老表达自己的看法,认为现在的大学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造成人才“冒”不出 来。不过,人们不太注意钱老此前还有一段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就凭这个感慨,我 们就可以断言,在钱老心中,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何以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而在随后“形势一派大好”的时期何以日月不光、山岳潜形,是有着清醒意识的,换言之,所谓“钱学森之问”是钱老的自问自答, 胸中早有现成的答案。

    钱老是绝顶聪明的人,以他接受欧美现代教育而成为杰出科学家的教育背景,他不可能不明白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生前对人们一再强调他在加州理工学 院自由探索的经历,说明他对于造就科学大师——更宽泛些,造就大学者、大思想家——所需要的环境条件,了然于胸;更重要的是,他从上个世纪50年代 以后亲眼目睹了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独立意志的知识分子群体从失语到覆亡、再到新一代鹦鹉学舌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过程,而他本人也在“科学为政治 服务”那种咄咄逼人的政治氛围中,有违科学家的基本修养、写下那为后人诟病的“科学帮闲”文章,他不可能不明白,对杰出人才的致命戕害来自何方。以钱老本 人那非同寻常的亲身经历,他不可能不明白,他之所以能够受到当局的一贯重视,成就一世的辉煌,虽历经一次次洪涛巨浪而安然无恙,风采依旧,而没有像他的大 多数同代人那样遭受灭顶之灾,正是因为他所从事的科学事业不仅与政治少有纠葛,更重要的是,他在自然科学上的杰出成就变成了政治家宣扬文治武功的资本。要 知道,直到今天,那些“大救星”的崇拜者还将“两弹一星”与“大革文化命”联系起来,认为是“革文”的伟大成就呢。

    历经沧桑的钱老回眸自己的一生,自然明白,如果他不是以仰望天空为职业的自然科学家,而是以低头求索人间道德律、其思想产品动辄冒犯政治权威的思想家,其 人生轨迹是否还能如此圆满。很显然,集高度智慧和独特经历于一身的钱老,在来日无多的晚年对当局政治大员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过是委婉地提醒权力当局,在改 革开放三十年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前提下,现在是应该解决人才培养问题的时候了。

    二、所谓“钱学森之问”应修正为:我们的社会为何不允许杰出人才“冒”出来?

    时下流传的“钱学森之问”,原来是这样一个问题: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 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本来不是问题,而是事实陈述。作为自然科学家的钱老,他的谈话——“钱学森陈述” ——涉及的是现时大学教育在培养自然科学杰出人才的缺陷,涉及面很狭窄。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不仅没有培养出杰出科学研究人才,同样也没有培养出杰 出的学者和思想家;而大科学家与大学者、大思想家,所赖以涌现的土壤是相同的,这两类杰出人才的出现犹如一对连体婴儿,是相偕而来。一个不能长出杰出科学 家的土壤,同样也不会生长出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反之亦然。也许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人们才将“钱学森陈述”转变为一个设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 出杰出人才”。

    在表达方式的变化中,“钱学森之问”已经扩大了“钱学森陈述”的内涵。不过,即使扩大了内涵,这个提问还是存在严重缺陷:如果仅仅从技术操作层面追问人才 为何不能“冒”出来,担当培育人才的各级学校无疑是难脱干系、难辞其咎,但如果从教育制度所依存的整体社会环境来思考,恐怕不能简单地止步于对大学环境乃 至教育制度的质问,因为学校——从小学到大学——的运行模式乃至整个教育制度,都受国家意 识形态的支配;在国家意识形态决定和支配教育运行方式的前提下,教育部是直接主事者,而学校只是教育部管辖的行政部门之一;在学校从根本上没有自主办学权 的情况下,仅仅追问学校的责任,这就像旧社会的大家族里,对一个没有管家权的小媳妇发问“为何没有管理好家族事务”一样荒谬。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 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所谓“钱学森之问”,更精确地表述应该是:我们的社会何以总是不让杰出人才“冒”出来?

    三、两千余年前亚里士多德已回答此一问题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做了回答。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化思想的创造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天才人物对学问的 真兴趣,二是充分的思想自由,三是充足的闲暇(时间之保障);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一个时代出现这三个因素重合的条件,则将形成人才辈出、群星 灿烂的局面。而历史的怪异逻辑是,这三种因素叠合的情况实在是少之又少。

    从生物学角度,潜在的天才人物在每一个群体和每一个时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真正的学问爱好者从来不乏其人,然而,即使是天才人物,对学问的兴趣也很容易被 引向歧途,偏离学问之境。以中国的历史实际而论,天然存在的庞大人口数量,是天才人物永远存在的基础,但中国社会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文化实用主义决定了 对形上思维的欠缺,而两千余年间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学而优则仕”,更将绝大多数才智之士的兴趣吸引到了官场。唐太宗看到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鱼贯而入,志满 意得地慨叹“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之时,“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天下英雄”实际上已经在体制上和思想上沦落为“食君俸禄,为君分忧”、“人主未命 而唯唯,未使而诺诺”的奴才。儒家所谓“修齐治平”的“治人术”成为士大夫阶级“学问追求”的核心内容,注定了学者的心灵与“非人事”学问的隔膜;“仰望 星空”成为不可能之事。因此,在我族传统思维上,一切不以“升官发财”为依归的智力活动都被视为“不务正业”,一切自然技术研究成果都被贬斥为“奇技淫 巧”。

    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蜚声世界学坛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 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的为题,被称为“李约瑟命题”。“李约瑟命题”在本质上与“钱学森之问”乃是异曲同工,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 陈独秀分析中国社会的传统思维特点时指出:“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 字”,实际上从一个重要方面早已回答了“李约瑟命题”。“黄金屋”、“颜如玉”、“车马多如簇”的官场诱惑力对非功利的纯学问的兴趣的销蚀,从一开始就阻 断了杰出人才走向学术研究与文化思想事业的途径。试看今日官场上的“人民公仆们”如何“潇洒”地挥霍国民财富,再看如今的国人如何聚谈官场现状则为之痛心 疾首、切齿为恨,独处观望则心向往之、垂涎三尺,恨不能那“好事”立刻落到自己头上,我们就可以明白国人的兴趣何在了。在一个读书人看到官场荣华则黯然神 伤、自惭形秽,或情不自禁发出刘邦式的“大丈夫生当如此”慨叹的社会,人们还要指望读书人对学问有真兴趣,提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 才”,不是件很滑稽可笑的事吗?

    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诱惑足以摧毁一切杰出人才对纯学问的真兴趣。最近北京大学兴起自主招生,浙江一位14岁女生由某高中推荐,准备破格进入北大学习,北大和全国人民都希望这位潜在的“杰出人才”成为 未来的学术大师,出乎意料的是,面对记者采访,这个女生坦诚地托出自己的理想竟是想当老板!由此回答,我更加坚信马克思关于“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理:这位女生向 往于做“老板”而非学者或科学家,是因为在当今社会中,较之手握大权的官场官员和手握大把钞票的老板,学者(包括有地位的学者)的寒酸是不言而喻的;在权 力集团趋于封闭的前提下,唯有当老板是相对便捷的途径。

    对于杰出人才的成长,思想自由简直就如同空气与水分对于生命一样重要,然而,思想自由绝非每一个群体和每一个时 代都能提供。在我族两千余年皇权专制社会的历史上,“思想自由”是与“无父无君”一样被视为怪异可怕的名词,只有两个时代是例外,一是春秋战国之际,一是 清末民初。这是两个政治上非常态的时期,但又是真正称得上群星闪耀的时代。这两个时代的相似性在于,数十年时势演变孕育的杰出人才,如灿烂星河的群星一时 间布满天空,但旋即随着思想自由的消失而归于消失。

    钱老慨叹: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再次印证了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的一个现象:“国家不幸诗家幸”, 即统一政权与思想自由的不两存。解决这个难题的唯一途径是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民主制度的根本在于消除权力集团的特权和保障公民的权力。在一个不知“民 主”为何物的社会环境里,实现民主制度谈何容易!

    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群体在随后时期不得善终,相反遭受灭顶之灾的事实,可以使我们明白思想自由对于杰出人才成长的意义。在思想不自由的环境中,不惟新的学 术大师不能出现,就是已经卓然而立的学术大师也不能正常存在。这样的实例俯拾即是。在整个20世纪学术史上,陈寅恪是公认的学术天才,从青年时代就坚持 “读书不为他人忙”的学术宗旨,一生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理想,深知思想自由乃学术研究之根本要素。1953年底,他的学生汪篯南下广 州,劝请他北返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氏提出的条件是不信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随后更以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重申早年所作《王观堂 先生纪念碑铭》表达的主张:“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 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然而,在领袖思想笼括一切真理的新天地中,陈氏 的这种要求无疑是异想天开,与虎谋皮。其结果是,雄心万丈的陈氏,面对雷霆万钧的政治运动,凄凉的晚景中只能徒叹奈何,在心有不甘的绝望中眼睁睁坐视理想 破灭,辜负平生自许的理想与他人寄托的希望。

    汤一介教授面对人们给予他的“哲学家”称号敬谢不敏,认为其父汤用彤一代许多人可以当得起这个称号,但他这一代人不能称为“哲学家”,因为这代人的任务是 解释领袖的思想,只有领袖才能叫哲学家,自己不能创造与领袖不同的思想,所以不是独立思想的创造者。换言之,在领袖思想面前,任何独出心裁的创见都是旁门 左道的“异端”,是不能作为人类正当的思维成果而存在的,其道理正如基督教徒所谓《圣经》之外无真理,必须加以消灭一样。思想的不自由是一切创造性思维活 动必然消歇的根源。正如绚烂的花园要以百花争奇斗艳才能形成一样,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星空,抽取了“思想自由”这个最基本的内容,不可避免地暗淡下来。 没有思想自由的法律保障,幻想大师巨擘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于华夏大地,直犹如缘木而求鱼。

    对学术研究有真兴趣的天才人物,还需要有充足的时间保障其思想自由条件下研究活动的进行。在民国时期接受教育的人物中,钱钟书与季羡林是国人非常熟悉的大 学者,然而,钱钟书有下放“干校”劳动空耗其不世出之才的经历,季羡林有过进牛棚、挨批斗的遭遇,此二人都为“不得闲”而荒废了一生最具创造力的时光,只 是在晚年才重得闲暇而在学术研究上绽放出应有的光彩。任何人,包括那些不世出的天才,设若永远处在“劳动改造”状态,没有自由研究的充足时间,其结果必定 是一事无成。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当我们明白杰出人才成长所需要的环境条件后,我们还会纠缠于所谓“大学为何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这样的问题吗?不客气地讲,这样的问题简直就如同“沙漠里 为何不能建高楼”一样简单,一样地不成其为问题。

    四、对“钱学森之问”的解决不要抱太大希望

    杰出人才每个时代都有,但天才人物成长的环境并非任何时代都具备。恩格斯赞扬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 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强调的是杰出人才顺时而生,是时代的产儿。鲁迅以其深沉的历史感指出:“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 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会因为没 有泥土而要像一碟子绿豆芽”(《未有天才之前》)。换言之,杰出人物的成长,只有得遇社会环境提供充分的条件——充分的思想自由和充足的闲暇——时才有可 能成为现实。任何杰出人才的成长和存在都基于相应的社会土壤。

    中国政治传统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智下愚”是统治者渴求的理想状态。这套治国思路曾丝毫不爽地为再现于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间,“知识 越多越反动”是最高当局的基本认识,所以在发动一次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之后,于1968年还坚持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大学”。可 以想见,此时中国社会中一切以思想创造为目的的思维活动已经无可挽回地全面终结了。以此为标志,以“低头思考人间道德律”为特征的人文学科也迅速走到了尽 头。“政教合一”、“君师合一”的传统再次降临于华夏大地。政治权威成为伟大的“导师”,思想文化成果的权威仲裁者。学者和科学家以领袖思想来指导自己的 科学研究,成为一个时代的特征,国家意识的具体表现。这是一个领袖万能的时代,一个领袖思想万能的时代,一个领袖思想的权威笼罩一切智力活动的时代。

    至此,我们可以仿照恩格斯的思路,来回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这是一个不需要杰出人才——在思维能力、怀疑能力、 批判能力和创造能力方面的杰出人才——的时代,这是一个过去时代产生的杰出人才必须改造或消失,以维护和保证政治领袖绝对权威的时代;这是一个精神独立、 思想自由原则被认为是罪恶,因而必须根除,以保证作为真理化身的领袖思想在各领域畅行无阻的时代,作为必然结果,也是一个旧的杰出人才毁灭,新的杰出人才 不可能产生的时代。

    钱老慨叹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无一可与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提醒我们注意民国时代教育家的办学理念。蔡元培于1917年1月9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 中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918年他在《开学式演说词》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 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919年9月20日又明白告知北大师生:“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 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地研究学问的。为了达到上文所说的目的,所 以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他主持北京大学期间,始终贯彻的办学原则是“囊括大典,网罗 众家”,“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正是这貌似简单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赋予了北 京大学作为现代高等学府的灵魂,使之既包容暮气沉沉、拖辫子登讲坛的辜鸿铭的“旧学”,也优渥意气风发、锋芒毕露的陈独秀、胡适的“新学”,使这所大学从 一个老爷资格养成所脱胎换骨,演变成一所胸襟开放的现代学术殿堂。

    相较之下,当今中国却是另一番模样,官气十足的衙门式的高校里,“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已是见怪不怪的现象,谁还相信“大学者,研究高深 学问者也”?面对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谁还相信学者的活动乃出乎天然的兴趣?此其一;其二,正如所有高校产出的所谓“学术论文”都要八股式地声明“本文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如何如何”一样,有谁敢说“本人研究成果乃自由探索之结晶,非任何教条思想之服膺品”?在政治思想教育课作为必修课强制性地将教条式的结 论反复输灌于中学生、大学生和研究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头脑时,我们能希望这些学生成为具有独立意志、充满挑战思维的创造性人才?其三,教育部门的官员每 时每刻都在挖空心思地想着出政绩,不断催促教师们填写名目繁多的各种表格,以各种项目下的经济诱惑将教师们的头发折腾得由黑变白的时候,还有多少 闲暇用于潜心的研究?既然学者对学问的兴趣被销蚀,学术研究被一些信条束缚而不得自由,独立意志不能自由实现,而学术研究所必须的充足时间,先是被各类政 治学习、现在又被没完美了的表格所耗费——概言之,从事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所需要的最根本元素均不具备——那么,指望杰出人才的出现,岂非痴心妄想?

    自钱老逝世以后,“钱学森之问”似乎成了是整个民族必须直面的大问题,从一向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教育部高官,到虚心谦和、忧心忡忡的教授,再到朝气蓬 勃、天真烂漫的青年学子,都在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地破解这个命题,其不苟言笑、严肃认真的姿态,令我既感动又觉得好笑。我之所以感动, 是因为我从热心的参与者身上看到,这个民族秉持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信念仍有强大活力,许多人仍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国家民族的未来殚精竭虑;而之 所以感觉好笑,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实在非常明显,无需煞费苦力去论证,是一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而且,在我看来,即使有识之士将答案明白无 误地摆在权力集团面前,也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从中国政治传统而言,尽管从孔夫子以下,对“中庸之道”的呼吁两千余年间不曾中辍,但中国的权力集团从来都不讲究“中庸之道”,而是一贯地走极端,不到 “烂透了”的程度不会改弦易辙:历史上历次变法运动毫无例外地失败,说明中国政治不懂得改良之道。同样,中国的教育要实现改变,也同样要等到“烂透了”的 那一天,若谓不然,请看这个事实:面对千疮百孔的教育现状,刚被免职的那位主管教育的大员的自我感觉还甚是良好,大谈中国教育很成功哩!面对同样的利益诱 惑和积重难返的困局,谁敢相信新上任的大员可以开天辟地、扭转乾坤!?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2011-02-09 06:29:5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New civilization

中国应该向何处去?

----答金复新

向东

    金复新是鼓吹使人成为草木式的修炼、恢复帝制、避世、实行愚民政策,没到进取精神,以阿Q精神做人的逻辑混乱者。还是毛泽东讲的对:``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命,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我认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不必刻意追求长寿,人生的意义是活好自已短暂的一生,尽量去做好事,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去使社会尽可能合理。看到社会出现不合理的现象,要思考、要发出声音,要做出行动,使其走向合理。请问金复新,要将人阉割成太监的皇帝制度合理吗?你自己愿意做太监吗?如果不愿意,为什么还要鼓吹这套制度呢?

    其实,讲简单点,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从人压迫人走向人人生而平等的过程。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做到人人生而平等,但不同国家平等意识确实有明显差别。法国大革命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确实曾经极大地改变了这个世界。

    认真观察,我们会发现,那一个国家的平等意识多一点,这个国家就强大一点。为什么?因为它减少了内耗,激发起国民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一个社会,要通过平等协商,才能走上自然的而不是扭曲的发展道路。如何进行平等协商,如何实现平等协商,其实就是如何构建民主制度的问题。欧、美国家的多党代议制民主是走向协商的政治制度,但离平等协商还有很大距离。由于欧、美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私有制上,而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会造成贫富的巨大差距,很难谈得上平等,这个贫富的巨大差距产生了很多社会矛盾,三百年来,由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出来的社会矛盾一直伤透了由多党代议制产生出来的政府的脑筋。这个问题,你要到欧、美国家作为普通老百姓生活上几年才会明白。

    经过三十年改革,中国今天是一种什么制度呢?我不明白,为什么从立党的那一天开始就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压迫,消灭剥削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到了江泽民朱溶基手里却变成了鼓励私有制,放纵压迫和剥削的政党,据说是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我一直讲,这是一种倒行逆施的反动派行为。这种判断,正在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产生共鸣。其实,中国的问题,不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而是由于政治制度不民主产生的,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不适应己经变化了的经济基础的矛盾。毛泽东领导的文化革命试图解决这个矛盾,但因方法不对头而失败。江泽民朱溶基则是判错病、开错药的问题。文化革命过去了35年,今天,我很高兴终于能够看到扬帆从正面实事求是地总结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虽然这个总结还不够系统与深刻。

    中国应该向何处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应该向生产资料公有加递进民主制的方向去,只有走这条路,才可以使中国超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建成更接近平等协商的政治制度。只有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活动,才能停止不惜污染、破坏自然环境的刺激消费的商业疯狂。这是一条震动最小,成本最低的中国人自我拯救之路。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2011-02-09 06:29:5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New civilization

发展还是纵欲?

纪苏

2011-02-08

    《红楼梦》有段写宝玉中邪,一蹦三丈高,把黛玉哭成了泪人,大家正乱作一团,又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菜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犬杀犬,见了人瞪着眼睛也要杀人。继2009年,2010年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呈多发——如果不是爆发——之势,场面与大观园类似。

    中国以往30年发展路线已差不多耗尽其体制和文化能量,大的变革在所难免。其实,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社会原则也混不下去了,人类历史已再次进入未定之天。在未来的地平线上,变数将多于定数,探索将多于接轨。知识分子最需要做的,是不被旗帜挡住视野,不被主义限制思路。

   胡哥又要到美国访问了,笔杆子们给他起草的文稿用得最多的词还是“发展”二字,说什么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正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等等。打着发展的旗号真的可以畅通无阻,骗了洋人骗中国人,忽悠完党员忽悠运运,竟没一个愚民站出来说一句这“发展”是不对的。

    正是因为有了“发展”,人才会老会死,要是没发展了,一直停留在青春期那多好。神佛他们永远都是男的二十来岁的形象,女的十六七的形象。佛家追求不生,道家追求不死。洋洋洒洒的佛经道藏数以亿言,归结起来就是想达到 “长生不老” 这一目的,孜孜不倦追求的就是这个效果,就怕得不到,想永远做一个青涩的苹果挂在树上而不ripe,因为一旦ripe就要从树上掉下来,化为泥土而腐烂。连妖怪尚且懂要抢唐僧肉吃求长生不老,唯独愚民不懂,它们总是和上帝老想不到一块,总觉得还是快点“发展”好,似乎嫌自己老得还不够快,要早点未老先衰老态龙钟,早点进棺材才甘心似的。

    一切都是个生老病死的过程,因为一切都随着现在这个时间场在“发展”。经济也是一样,发展到头,资本扩张到了头,必定没有了扩张的空间,所有的地盘都是自己的了,再扩张就等于自己吃自己,没有了对立面,阴没有阳不能成为阴,阳离开了阴不能称其为阳,结果必定是衰弱和毁灭,就是这么一种辩证的关系。社会制度也是一样,比如说原始社会是儿童状态,就像午夜后的黑暗,奴隶社会就是少年郎,就像朝霞初升的黎明,而封建社会就是青年时代,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进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就是壮年时代,就像正午时分,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半截身子入土,就像日暮的黄昏。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马克思骗大家的社会主义阶段,更没有共产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时期人类就已经给自己当好掘墓人了。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搞成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

    儒家讲中庸,不仅是指人的行为,也指政治制度和生产力,最适合人类的就是封建制度和农业社会。就象我刚才讲的,那是人类的青年时期,最美好的时期,理应保持这个状态不再发展了。先贤们懂得这个道理,而现在的所谓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专家学者”不学无术,不懂这些,只会东施效颦西方的那套邪说邯郸学步,没一个好东西,都是些奸人,除了钻营骗钱出名炒作夸夸其谈外,一无是处。

    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帝制,封建社会的经济水平是农耕文化,都是最适合人类生理心理需要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考虑的是要保持人类生产规模与自然界的阴阳平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阴阳平衡,生活方式与人类生理条件的阴阳平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群魔乱舞的夜生活。

    大家知道,宋朝是封建社会科技发展最高的时期,那时的农业水利灌溉技术和农业生产工具一直使用到解放后,足以应付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我们祖先太笨,人家美国人没费劲就搞出来了联合收割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而我们上千年都发明不出来?恰恰相反,是我们祖先太聪明了才这么做的,他们认为人得务本,什么是务本,耕地读书就是务本,此外,只有小手工业和不大成熟的商业,而没有工业和完整商业体系。但这已足以应付社会正常需求了,不必去打破这种阴阳平衡。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平衡被打破,必然引起整个社会卦象的变动,而且都是从纯阳往纯阴方向变化,都是朝灭亡变化的。一旦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就会有大量人口从农业中解放了出来,致使商业迅猛发展,第三产业繁荣,催生出许许多多寄生虫职业,很多人出去当鸡,觉得这个来钱又快又享受;很多流氓游荡黑社会去当打手赚钱;很多不安分的奸人(如现在的一些喜欢在网上酸溜溜说自己是“屁民”骂别人是“五毛”的专家学者)就写文章散布邪说蛊惑人心。这样的社会对老实本分人来讲一点幸福感都没有。随即产生很多道德方面、精神生活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问题、生产资料的问题,在社会产生复杂的阶层,又促使生产关系发生对应的变化,各阶层为自己的利益关系提出各种诉求,迫使政治制度进行调整甚至革命。所以古人一直让社会保持那样一种封建帝制状态,与其相适应的就是农耕文化和小农经济。

    和中国古代这种博大精深的哲学相比,西方科技这些收割机怎么就不算是奇技淫巧?只是现在的中国人和洋人一样愚昧一样不懂其中的道理罢了。

    就象一个人,本来身体好好的,可是毛片看得太多,老想那事,二十四小时都得手淫,觉得力不从心,应付不了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于是去吃很多壮肾阳的药。这下肾阳倒是壮了,可是和肾阴之间的阴阳平衡却被打破了。使肾水被相火煎熬,出现许多衰老的病症,各个脏器为此都受了影响,加速让自己走进坟墓。同样,拿中 G的话来说,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为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但实际这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并非是健康而必需的,早已超过了正常的标准而显得贪得无厌。

    年轻的时候,无病一身轻,悠闲自在,没有负担。年纪大了要配老花镜,离开它简直没法过,一会儿血压高了,以后就得一天几次吃降压片,这一吃就得永远吃下去了,否则一停血压就要报复性反弹,又检查出糖尿病,以后每天都得自己给肚子里打胰岛素,不久心脏又不舒服了,甘油三酯胆固醇又偏高了,胃炎又犯了,风湿又犯了,这个病那个病都出来了,片剂水剂、中药西药、内服外用,吃的药比饭都还多,不能省里面任何一种,那么就得永远依赖这些才能苟延残喘下去。这样的人,就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越依赖这个社会,就越离不开这个社会。说句笑话,这样的人要是杀了人,警察来抓他,他只好束手就擒。因为他无处可逃,他即使躲山里去,过不了几天,即使不饿死不渴死,没那些药也得死,离开社会哪里去找那些药?

    这仅仅是指肉体方面,还有对这社会精神方面的依赖。精神方面对社会的依赖往往不像肉体那样痛苦,相反是让你得到享受快感而不肯放弃。很多人每天没妞泡就不行了,很多人一天也离不开音乐,很多人吃饭一定得有酒,闲时一定得有烟,很多人离开大鱼大肉咽不下饭,很多人沉醉于电影电视虚幻的现实,一天不看电视简直觉得无聊极了,很多人上网有瘾,离开网络,叫他在网上别发牢骚攻击中共了,别玩游戏了,他绝对办不到,女人离开化妆品,离开奇装异服,没有男的来哄她骗她,没有大把钞票,就活不下去。难以想象现在的人没有这些还活得下去吗?难以想象古人没这些东西是怎么过日子的?

    有句话叫做“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对这些人来讲,是“社会向前进,欲望长一层”。社会一出现新奇玩意,比如网络,他就欲罢不能,他的欲望就越多一样,欲望越多,也就越离不开这个社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叫他们放淡点这些欲望,走回头路,简直不可能。即使他们没病,叫他们去山里躲避搜捕,估计也呆不了几天就受不了了。因为他们已经摆脱不了社会对他们的吸引力和他们对社会的依赖性了,为了适应这个前进的社会而失去了自我。

    这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是要尽量地满足和开发人的各种七情六欲,这就是在纵欲,这就要伤肾,这就会减寿,这就会老得快,这就会百病缠身。人类是随着社会前进而不由自主地跟着前进的,为了赶上社会崇尚“高消费高品位”的脚步,适应社会“性解放性自由”的趋势,享受得到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快感,得想尽一切手段,用尽一切力量去赚钱。明明住筒子楼也能活的,可看见社会上人住新式商品房了,也要赶上社会的脚步去攀比,一辈子就为这个打工还债。福利少了,要为它愤怒,物价贵了,得为它心焦,哪一天,社会要是走向了灭亡,那他们一定就是陪葬品。我看过一文章,采访在终南山洞里修炼的老人,记者看他们这么清苦,可他们却觉得世俗中的人才可怜。我看也真可怜。

    在网上自命不凡的运运们知道不知道誉满全球的中 G秦城监狱是怎么让你们屈服的吗?用不着七十二般刑具伺候。为了免得被你们背后的美国主子抓住把柄,不打你也不骂你。只消把你们往单人间里一扔就行了,没有了嘈杂声,万籁俱静,没有文字,没有信息,没有聊天,更没有电视,不知道白天还是黑夜,几乎就和这社会隔离了。用不了几天,运运们就开始烦躁起来,因为它们太离不开社会了,它们有社会对它们承认的渴望,它们有在社会显摆夸夸其谈的欲望,它们有吃香喝辣男盗女娼的欲望,这会无处发泄,却交织在一起涌上心头,简直难受得抓耳挠腮。每当听见看守送饭来的脚步声,就嚷着要和看守说两句,看守一言不发,隔着门透过小窗扔下饭盒就走。运运气得发疯,平时脑子里不停地像搅拌机一样转动着,原料都是各种各样新鲜的小道消息,让自己评头论足显示与众不同,自己觉得这很有意。
 

 

 


发件人:"thxj2008" <thxj2008@163.com> 2011-02-09 12:50:30 +0800 收件人L_C_mailto:L_C_colon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L_C_cc:标题: 2011新春寄语

马克思主义不能满足帕累托改进

----2011新春寄语

石康

2011-02-03

    我在美国纳什维尔的一家酒店客房,窗外不远是被灯点亮的教堂,这里是一个音乐创意城市,街上无人少车,很安静,气温零下三五度,而此时此刻,正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我心里想着能对我的祖国说点什么,我的收入全部来自那里,完全不花时间想中国问题,令我感到良心不安,然而就坐在电脑前,却弄不清我最想说点什么。当然惯例是一些祝福的话,我要祝福什么呢——希望中国有耐心吧。

   目前中国社会的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令人心忧,人们因分配制度不合理而情绪激烈,希望人们只是抱怨一下,发泄一下,然后继续生活,而不是发展成革命。人类不得不受时间与空间压迫,中国也不例外,古老的中国需要时间与空间去达成自己的发展,中国人不得不更加有耐心。

    革命是旧事物,是组织行为,自下而上的革命,只懂得一种不含同情的效率,那就是破坏、分离、瓦解、毁灭,它完全不可能产生有理性的正义与公平,革命者把这种高效处理问题的方式变成一种技术,若是一个民族凑巧因漫长历史上的多次革命积累成传统,那么这种技术还有机会发展成有关革命的艺术。

    自上而下的革命具有一种改良的性质,但它的本质仍是革命,革命的本质是牺牲一部分的人来满足另一部分人,我们过去总是把牺牲的人叫做坏人,但人生经验告诉我们,他们多半是跟我们差不多的人。

    中国不能再革命了,它已走过太多弯路,我们其实很有机会在三十年前达到目前的生活水平,49年,亚洲四小龙的条件并不比我们好多少,某种程度讲,有的条件比我们还要差,但他们正常发展,而我们用胡来把时间耽误了,尽管中国人不喜欢认错,但现在好不容易大致走上改革开放的正路,推倒重来超出一个努力进入现代生活的社会的承受能力,令社会整体再次付出高昂的机会成本,一片小泥屋可以一脚一脚踹倒,但推倒一座大楼要考虑的很多问题,推倒一个街区,一个城市,一个充满各种复杂文化的社会就需要考虑更多问题,我以为,不革命而改革开放,这一点,是中国考虑问题的底线。

    马克思主义过于简单,已不适合现代日益复杂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实践在中国和俄国都以悲剧收场,现在的老百姓若是再次以它为生活指南,就会认为暴力是他们惟一的出路。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中国与俄国这两个国家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条件。马克思主义不能满足帕累托改进,我不喜欢它的第一个原因,是它一直暗示一种暴力主义才是解决问题的高效办法,这是简单思维的结果。

    (“帕累托改进”,指的是一项政策能够至少有利于一个人,而不会对任何其他人造成损害。这是个任何现代社会都要遵守的行动准则,它要求交换活动要具有互惠性,这种互惠性要求人们在交换时取得一致意见,不然就不使交换发生。)

    马克思主义另一个令我不喜欢的地方在于,它使用的辨证思维,不能发现世界上很多无法满足辨证条件的事物,它的因果率是专横、片断的,它有一种缺乏信息的时代所具有的理想,即认为个人与组织设计的社会政策是可以预见后果的,现代的知识日益证明这种理想的幼稚性。

    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令我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在道德上自诩的优越性,它总是毫无根据而又盲目地代表多数人的立场说话,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觉得自己是在为穷人说话,或是站到弱者一边,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本人,或是一些我们所知的有点名气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自己超越于多数人或是穷人的利益,他们或许为穷人说话,但很多不能令人相信,因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是在为自己做事情。

   (令人可敬的是,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确为了主义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不过在自由主义社会里也有人做着相同的事情)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做不到言行一致,正是这一点,使我这个“被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自我怀疑,直至我不再喜欢这种人格分裂,高高在上的理论。)

    我认为,马克思理论的矛盾在于,政府是人由组成,它的行动不可能在雇主与佣人之间得到两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致命弱点,另一个不致命但长期的弱点在于,马克思主义不强调创新,也就是说,它并不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它老是搞新瓶旧酒,它即使成功,最终也会使社会像古代天堂一样死水一潭,后一个弱点使马克思主义社会的公民生活质量不高,应变能力差,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府不考虑像小行星撞地球这样的危险,那么整个社会就没人考虑,这样危机发生时,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大家抱在一起高呼口号而悲壮地死去。

    好了,在这里祝中国的又一个新春天到来时人们可以产生新希望。
 

 

 

 

发件人:"Gaof" <gaof100@yahoo.cn> 2011-01-29 22:25:56 +0800 收件人: <liymbj9206@126.com>,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无标题>

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创始人尼尔斯·卡莱比及其功能社会主义

高锋

    对于瑞典社民党人来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确实是个令人困惑年代:社民党虽然已经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上台执政,但政府地位非常虚弱,不仅无法实现其党纲中规定的生产资料国有化目标,甚至连对失业保险做些小调整都难做到。这使得该党上下感到非常困惑。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党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1926年该党理论家尼尔斯?卡莱比(Nils Karleby)著书《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对这些根本问题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观点。曾经担任过20多年社民党主席和政府首相的塔盖?埃兰德 说,卡莱比的著作指出了党的理想与现实政策之间的联系,划清了社民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区别,使人们读后思想上顿时产生“解放了”的感觉。

一、 青少年时代 

    卡莱比生于1892年6月18日瑞典南部斯康奈省的一个叫西卡莱比的小村子。他父亲杨松(Jonsson)是个木匠,他本名叫尼尔斯?杨松(Nils Jonsson)。因为他用其故老家村名作笔名多次发表文章,1917年正式改名叫尼尔斯?卡莱比。卡莱比受其母亲影响很大,酷爱读书,以至他后来这样讲叙自己的童年,“他已经与图书融为一体,除了母亲和书籍他一无所爱”。

    190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小学毕业后,在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摩的社民党报《劳动报》干了的一段时间,后转到《斯康奈省社民党人》报学做排字工。1912年学徒生活结束后他来到布隆维克人民高等学校。在这个后来成为社民党党校的学校里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曾经担任过政府首相的社民党活动家桑德勒(R Sandler) 这样描述说,“一见面他给我的印象就不错。进一步接触才认识到卡莱比不仅聪明能干,而且有不多见的革命觉悟和研究者素质。”

    1913年卡莱比来到首都斯德哥尔摩当印刷工人,后来在北欧出版艺术公司作编辑部秘书。期间他目睹了工人阶级的低下地位和痛苦生活,进一步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他视理想重于一切,“一旦理想熄灭了,生命也就会暗淡无光,好比盛夏突然变成了冬天”。他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首先就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有知识、有生活目标的人。为达此目的,他勤奋学习,经常与周围的工人讨论,从他们的经验中吸取营养,不断加深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1916年7月1日卡莱比的生活发生了重要转折。他回到故乡,在斯康奈省社民党机关报做编辑,开始了其社会主义鼓动家的职业生涯。当时报纸的主编是社民党全国议员,经常在外活动。因此卡莱比从一开始就有机会为报纸撰写社论和其它重要文章。他的敏捷思路和锐利文笔很快得了同志们的尊重。1917年他在报社年会上当选为报纸主编。同年瑞典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他又当选其机关报《自由》的主编。

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年轻的卡莱比对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非常崇拜。对于卡莱比来说,马克思的化时代的贡献在于他作为社会学家第一个发现了人的作用,任何社会发展都不是脱离人类活动的外界力量作用的结果。他说,人类自己创造了历史,但不是在自己选择的条件下,而是在现存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人类解放将是个逐步进行的过程。

    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已为工人阶级的实践所证实,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只要这个社会的本质没有变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不会过时。但马克思去世后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因此人们必须发展马克思的思想。他说,其它国家研究人员发现的理论不一定适于瑞典,毫无批判地照搬他人经验肯定会犯错误。因此他强调,瑞典社民党人必须注意研究本国社会的具体条件,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瑞典实际。

    为工人阶级民主权利而斗争。他指出瑞典统治阶级在物质生产部门、公共管理和文化生活中占据着领导、计划等关键性岗位。对他们来说,按等级决定选举权的大小甚至有无是其统治者逻辑的表现。但工人阶级必须从各方面打破统治阶级的这种垄断,并以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式对其进行改革。他说,社会的观点反映了经济发展程度,普选权是这个国家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的成熟标志。争取民主的斗争实质上要在政治生活中用人性原则取代金钱原则,让活着的人来取代没有生命的金钱来做决定,这就是政治民主的实质。右派拒绝普选权实质上就是要逃避这一变革。
    1918年瑞典陷入一次大战后经济危机,工业生产下降了25%,到处都是失业和饥饿的人群。这时他在报纸上高呼:现在是在瑞典实现民主的时候了,那些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名拒绝变革的人只会把社会推向大乱。面对声势高涨的工人运动,他欢呼说,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正在我们面前发生,阶级社会正在被粉碎。
    这一年一次大战结束了。在国内外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社民党与自由党联合政府提出的宪法修正案在议会获得通过,实现了普选权改革,随后又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法案。但他当即指出,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困境并没有因此而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变革必须继续。卡莱比在普选权改革案通过仅一个月后即著文指出,当人民可以管理自己时,社会平等和社会民主就成为新的目标。打破所有阶级特权,使人人获得同等机会,这就是社会民主的核心。他强调说,仅仅政治民主是不够的,必须用经济平等作补充。“如果民主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那么为什么只搞一半?为什么仅仅可以决定工厂八小时工作而不能决定可以生产多少和什么产品?民主要求人民来决定所有关于人民生计的问题。

    当选中央委员 在民主要求空前高涨的形势下1920年2月社民党召开第十一届党代会。由于他对党的卓越贡献,卡莱比作为赫尔辛堡市的代表与党的主要领导人布朗亭(H Branting) 、汉森(P.B.Hansson) 和魏格佛斯(E.Wigforss) 等一起被选入了党代会决议编辑委员会。这是个对大会决议和党的纲领有着关键性影响的五人小组。在这次党代会上卡莱比被当选为党中央委员。
    大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了严厉批判,指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决不会停止,除非社会得到彻底改造,资本主义剥削被彻底消灭,阶级社会被推翻和群众性贫困得到解决”。所有这一切“只有通过废除私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使之处于社会的控制和支配之下,……才能实现”。大会还要求政府立即成立委员会就“社会主义化”和“工业民主”等问题进行调查,以探讨实现党的纲领的具体做法。
    会后不久,社民党和自由党联合政府破裂了。在自由党领袖拒绝单独组阁情况下,社民党作为议会第一大党决定组织首届社民党政府。由于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占有多数,社民党提出的地方税改革法案被议会否决。这使党的领导人对是否对国有化问题进行调查犹豫不决。卡莱比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尖锐指出,有些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政府,因此甚至不敢成立社会主义化和工业民主调查委员会,这是在给党的脸上抹黑!
    在他的推动下,首届社民党政府成立不 久就决定成立 “社会主义化委员会”和“工业民主委员会”。桑德勒、默勒(G M?ller) 和卡莱比等著名的社民党活动家参加了关系党纲主要目标的“社会主义化”委员会,由桑德勒任主席,卡莱比任书记。政府在给该委员会的书面指示中批评了私有制的弊端,要求该委员会研究对交通、能源和运输等重要行业实行国家和地方管理的可能性,要求委员会就在哪些领域开始社会主义化较为实际,以何种形式较为可行等问题进行调查并向议会和政府提出建议。

三、调查与创造

    调查国有化这个工作使卡莱比如鱼得水。他喜欢社会调查。社会主义化是新党纲提出的中心问题,而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也迫切要求社民党提出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的经济政策。“目前社民党政策中确实存在着一个空白,这次调查结束后将使它得到填补。”卡莱比满怀信心地说。

    他全心全意地投身到国有化的调查工作中。1921年他写出了《丹麦的社会主义化问题》。1923年他发表了《对奥地利社会主义化的印象》。为了弥补自己知识上的缺陷,1923年他先后在斯德哥尔摩社会研究所和斯德哥尔摩大学进修历史、经济历史和国家经济,一年就获得了三个学士学位。同时他还对瑞典铁路国有化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和研究。当其它两个社民党调查委员会成员去政府工作后,他独立承担了报告的大部分撰写工作并于1924年春向政府提出了调查报告。
    报告主张成立一个国有公司对铁路进行管理,其主要管理政策由议会通过立法确定,但公司的领导和管理应完全独立于国家的政治组织和行政机构。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管理应该与私有企业有相似的简单明了的方针,即一切是为了获得最佳的纯利润。”在此前提下,要让企业拥有完全的决策自由和资本配置自由。只有这样,它才可能获得高效率。这个报告提出了组建国有企业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策建议,但社民党当时忙于其它问题的争论,而将它搁置了。报告提出的国有企业管理方针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社民党进行国有企事业改革时才真正得到重视和执行。
  调委会书记和《时代》总编辑这两项重要工作,加上疯狂般的进修学习和贫穷的生活等使卡莱比又一次病倒了,他肺结核复发并于1924年上半年住进了瑞士达沃斯一家疗养院。尽管他经常卧床不起,但他还在关心党的发展和调委会工作。这年秋天,《时代》的另外两个编辑也参加了政府,而把编辑部工作全部交给了病中的他,使得卡莱比刚有好转的病情又产生了反复。1925年8月他意识到身体再也没有痊愈的可能,就决定用其宝贵的生命对党面临的迫切理论问题做出最后贡献。

四、创建功能社会主义

    这年圣诞节他开始动手。自1918年担任《时代》杂誌编辑以来,他积累了大量材料。他在调查工作中又获得了许多新鲜知识和经验。经过他日以继夜地加工和提炼,一本长达300多页的充满马克思主义智慧的文献《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诞生了。而他本人在文稿完成后不久就去世了,从而把全部生命贡献给他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民党的目标是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但什么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它与国有化主张有什么关系?卡莱比对这个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提出了革命性的创见:“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意味着工人阶级应该全面参与社会生活,并在社会决策中拥有与其它阶级同等的权利。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废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和与之相伴随的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取消资本阶级对财产和权力的垄断,就成为工人运动的纲领性要求,或者说武器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这并不是党的目的,而仅仅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在其些条件或情况下适当的工具。社民党人始终是财产和生产国有化的有条件的拥护者。每一个具体措施都要看其是否有利于实现党的目标。社民党人理想的社会主义目标是所有人的对社会所有的利益的共同参与。这个全面参与由于各种困难和障碍在短时期内可能很难实现。但它为党的活动指出了方向,社民党人的任务是不断向它迈进。

    (二)对私人财产不必没收

    什么是所有权?卡莱比进而抓住这个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做出了深刻解释。所有权并非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人们“使用或者滥用某个物品的权力”,也就是不管社会需要对自己占有的物品进行支配的绝对权力。马克思把这种权力视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但它不是人们生来俱有的,而是国家通过立法对这个物品支配的形式所做出的规定,因此,国家并不需要对之“进行干预”,而是可以随时而且在不断地对其进行调整。

    对所有权性质的这种社会主义的定义对社民党人具有重要意义。他强调,只要这些变革符合工人阶级的需要,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私人财产和增加社会财产,就意味着所有权关系的重新组合。他说八小时工作制、劳动保护和事故保险不是别的,恰恰是把使用某些生产资料的决策权从所有者手中转移到其它人手中。实际上所有社会改革,无论是出于工人阶级要求的压力或者是在现代生产发展带来的问题逼迫下进行的,只要在财产使用上造成社会决策的增加和个人影响的减少,就是一种社会主义变革,它们与将来可能进行的变革并无大的差别。所不同的只不过是程度而已。

    (三)工人阶级怎样参与社会变革

    什么是国家?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人们必须对每个国家进行具体研究才能正确的结论。“在权威主义统治下的国家意味着压迫。而在民主制度领导下的国家则可能是真正的自由”。工人阶级对社会的参与并不与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与挂钩,它可能以许多方式进行:国家对劳动时间和劳动保护的规定,通过税收立法、改革教育制度、工会行动、合作社工作或者不同形式的国家干预来提高工人阶级在市场上的相对购买力。工人阶级的参与和满足社会需要的生产并不排除自由价格,也不排除国家和工会组织试图影响价格形成条件的各种努力。

    如果一个人想参与对某个物品的支配,他必须购买这个物品的所有权或者部分所有权;而当公众要参与对某个物品的支配时就不同了。他们既可以通过国家购买或者没收它,但也可以通过立法,重新定义对这个物品的所有权。这个立法甚至并不需要直接提及所有权就可以改变它的内容。对国家的精神和物质财产之参与是通过影响其使用的一个综合网而实现的,这不是仅仅靠某一顶或几项法律或者政策规定就能做到的。例如城市规划法、卫生保健法、整个社会立法、社会分配方面的税收法等等,这些不是别的,而是恰恰是一系列根据社会利益要求对所有权进行的限制性规定,或者说是对这些物品使用的非正式的参与权。

    因此,到目前为止所有的通过国家或者工会措施所进行的社会变革,以及今后将要进行的改革都意味着是对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私有制绝对权力和自由竞争制度的一种粉碎和新的社会形式的不断的成长。虽然资本主义形式仍然存在,如同在现制度下仍有些封建主义的残余一样,在未来社会主义生产制度取得统治地位情况下,仍然会有过去曾经占据过统治地位的旧东西存在。决定性的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特点的对社会财产使用和社会发展方向的一个阶级的绝对权力被打破了。

    (四)企业追求利润是正常的。

    为了利润而生产就是不道德的?那为什么工人要求最高的工资或者要最大程度地满足个人需要? 追求利润本身并不是坏事,利润是不可缺少的,这是与劳动分工和交换相联系的。大家都追求最好结果本身就是对个别人追求的制约。如果没有这种追求,就会形成垄断,不论是涉及这个或那个生产要素,都是这样。要生产和投资就会有风险,即使是高利润在许多情况下也仅仅能弥补开支。这与抽彩相似。问题是个人还是公众承担风险?不能奉行这样的政策,只让个人去承担风险,但不让其得到相应的利润,这样只会导致停滞。

    有人认为对利润追求是私人资本主义生产的指导方针,实际上任何生产都不能离开这一经济规律:产品必须由生产带来的利润来支付。不同形式的生产之所以存在并不仅仅取决于其所有者不同,而取决于对它们的活动做出的不同内部规定。在某种情况下誰的利益优先取决于其实际的生产关系。如果排它性的私人利益能够让位于公共利益,它就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只要对其权力和活动做出正确的限制,私人企业和私人财产也可以为公众提供很好的服务。

    卡莱比强调,即使“按公共需要进行的生产”也不能排除自由价格的使用,不能排除社会需要本身产生的对生产资本利润的要求。即使对公共财产,也不能为了满足民众要求而无限制地使用,因为它要受到经济现实――其它形式的社会需要的限制。他指出,社会经济学的价值规律是不能废除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对法律本身打上烙印。

    (五)工人也在为个人工作

     有人说,“工人可以为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而不需要考虑利润”。那么他们对工作和职业选择背后的考虑又是什么呢?没有多少理由可以相信修鞋的或者鞋厂工人为民众做鞋只是为了社会利益和繁荣。他或者他们的兴趣在于可能得到的收入。如果没人支付工资,工人就不会管什么社会需要。所有工薪阶层都是这样。为了社会需要而不是为自己的收入而生产,不管是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这都是空话。在这个含义上,所有工薪者都是“为利润而生产”。因此利润追求实际上是经济上非常重要的品质,就像追求一个好的社会地位一样,这是一般人所共有的思想。

    自然,诗人、发明家和其它一些人的英雄壮举并非完全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这只是人类中的极少数。不能因为这少数人的存在而否定绝大多数民众的正当物质利益。

    (六)资本主义是可以和平改造的

    “这些问题不能在资本主义秩序框架下得到解决”,人们经常在讨论中听到这类说法。仔细考虑一下这种说法也未必经得起推敲。资本主义秩序的框架的本意是说这样一种制度: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唯一决定性的,所有者有着无限的权力并可以随心所欲支配自己的财产,他们不受任何国家和工会的限制,而残酷地剥削工人。在上述情况下这一说法自然是对的。在具体问题上,人们不能超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或者实际力量和条件达不到,这是可以理解的。资本主义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如果说这些问题在产生它们的根源没有清除情况下,它们是不会彻底解决的,那也是对的。但人们应该当心不要过分。

    现在工人阶级通过社会立法已经赢得了对私人财产使用的实际共决权,而企业只能在相对有限的空间内实现自己的愿望。工人通过自己的组织还对工作条件争得了实际影响,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更是没有的。通过国家或者工会组织进行的每一个干预实际上都是对财产绝对主权和自由竞争制度――这正是资本主义秩序的重要基石的一个废除。一旦人们不再听天由命,而去自己动手采取适当措施去解决问题,他就在其措施干预所及范围内,突破了资本主义秩序的框架,废除了资本主义的实际前提。当然,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不会产生,除非工人阶级能够使自己的观点占据社会统治地位。

    (七)和平变革的正确方针

    从整个社会的观点看来,在取得生产结果过程中,除了劳动者的牺牲之外,似乎别无其它开支。但这个牺牲包括着各种人类劳动。卡莱比分析了生产要素的不同作用后指出,工人劳动并非是产品价值的唯一来源,资本利润和地租虽然不尽合理但即使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生产中,也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他主张在社会内部,把资本、土地与劳动一样当作独立的生产要素,把它们都当作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主张社民党采取以下方针进行变革:通过立法对所有权进行限制;尽可能地扩大公共部门和其它形式的集体生产,增加公共资本积累;通过税收和财政政策对地租和资本利润进行再分配;利用社会政策提升工人阶级的地位;通过教育和其它措施增加高级职业机会,减少低级工作岗位,以便实现经济平等。
    上述政策使工人阶级对生产要素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参与和改革,从而也就改造了整个社会。
    他指出,在现代社会里,金钱和选票都是人们施加影响的方式。同等的财力和同等的选票都是人们想往的。平等的选举权虽然并不能给人以同等的影响,但选举权可以成为购买力的补充。通过普选权人们可以赢得进行国家干预的机会,进而影响购买力的分配。

    (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社会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不是为党的工作确定某些教条和原则。其唯一任务是正确地认识实际。判断一个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它是否符合实际。严格地说,只有证明正在进行的社会发展是向着社会主义方向的,这个理论才可以称为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要么是正确的,要么是错误的,没有第三种可能。对同一问题的所做之研究的结果应该相同,不管研究人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封建主义的或者无政府主义的,结论都应一样。因为客观规律是无法改变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映。它是对现实的分析和反映,它是广泛的实际经验的结果,不是独立于具体实践的东西。对事实的正确观察,加上合乎逻辑描述,这就是社会主义理论工作。

五、功能社会主义与世界

    卡莱比对一个朋友说“我必须在死神到来之前写成这本书。” 他在病中完成的这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所提出的功能社会主义理论,为瑞典社民党由结构社会主义走向功能社会主义提供了依据,使该党开始了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理论传统中最彻底、最具革命性的理论转变。这一理论深深地影响了年轻一代社民党人,为1932年瑞典社民党提出反危机纲领、赢得大选并开始其长达44年的连续执政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功能社会主义的指导下,瑞典社民党在其长期执政期间坚持民主宪政,反对一党专制;在承认劳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通过国家干预、劳资谈判和劳动市场规则变革,对私人资本功能进行了改造,使国民收入社会化,劳资分配合理化,在劳资两大派之间实现了权力与利益的平衡,从而成功地“驯服”并改造了资本主义,促进了瑞典由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之和谐发展,维护了瑞典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卡莱比的功能社会主义理论与瑞典和平发展模式也因此传播到世界,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发展。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2-04 07:01:36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Re:走向共和

    刚刚看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感慨良多。强烈建议大家也看一下(可下载),认真回顾中国走向共和的苦难历程。可惜的是,这部连续剧只写到北洋军阀时期,没有写国共内战,更没有写1949年以后和今天。但是,中国走向共和的历史,即使到了今天,难道已经走完了吗?没有!这部历史还在继续写。中国,还需要走向共和。中国,还在走向共和。中国,必将走向共和。

《走向共和》结尾的演讲词

孙中山

    “我知道诸位议员急什么。张勋复辟了,国会又开不成了。可我急的不是这个。我这些日子想的是,咱们本来是共和国啊,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复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共和国是平等之国,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人民仍被奴役着,被压迫着;

    “共和国是自由之国,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人权。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小的自由,人民没有权力、没有自由;

    “共和国是博爱之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人民对当权者恐惧的‘爱’,当权者对人民口头上的虚伪的‘爱’,那种真诚的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

    “共和国是法制之国——立法是国会。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却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肆无忌惮地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逮捕你,甚至暗杀你。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可任意蹂躏的妓女! “行政是大总统和他统领的文官制度。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在行政中,我们看不到透明的程序,看不到监督系统,人民不知道他们如何花掉了人民的血汗钱,人民不知道他们把多少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共和国的行政应该暴露在阳光下,可我们看到的却是暗箱操作,漆黑一团!

  “司法是裁判。它在立法和行政之间,谁犯规,他就亮谁的黄牌、红牌,甚至罚下场去。而裁判的原则是什么?是一部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宪法!可民国六年来,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样一部宪法。就那部不成熟的临时约法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奸,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上。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成立整整六年了,可真正的共和国,她还没有开始!她一次又一次地被各种东西所击败。  

    “有人说,哦,不是一个人,是许多人,他们说,你说的这些个东西,太虚幻,太遥远,可望而不可及,不符合国情,是个气泡,看着很美丽,一飞上天,嘭,破灭了!这还是好听的。难听的说我是‘孙大炮’,就会放空炮,嘭——响声很大,可什么也没有!他们说,共和国其实就是个称号,还是别说她了,我们想要点实际的东西。

    “那我想问问大家,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就要这样一个假共和吗?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真专制;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真复辟;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被奴役!
  “如果共和错了,那自由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那平等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那博爱就是错的;

  “不,共和没有错,我追求共和没有错,你们追求共和也没有错,她只是还不完善。美国的共和制不完善,瑞士的共和制也不完善,咱们中华民国新生的共和制更不完善。我们要做的,是一点一滴地完善她,让她更美丽!

  “我想到的是什么呢?还是民权。我刚才说了,三权分立那是西方的制度,很不完善,他们的立法、司法、行政都是高高在上的权力,很难直接体现民权。所以我想在宪法中规定人民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如何体现呢?

  “一个是考试权。我们中国有考试的传统。可我们把科举废除了,这对大兴新学有好处,是好的;可当官不再考试了,这不好。这叫倒脏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了!这就为任人唯亲、任人唯钱开了一个口子。大家看民国这六年来行政上用的都是什么人?都是袁世凯北洋的人,至今还是如此!所以我们要把考试权还给人民!今后用人行政,凡是我们的公仆都要经过考试。不管是谁,都有机会成为行政官员。
  “还有一个就是监察权,这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就有的。就是皇上有错,御史也可以冒死直谏,风骨凛然。现在,我们应该把这个权力让人民掌管。共和国的人民要人人都是御史,只要发现行政官员有错,就有权力弹劾!对你们国会的某项立法不满,也有权力弹劾。

  所以,过去你们制定的共和国宪法,那是学西洋的,叫‘三权宪法’,我今天发明一个新词,叫做‘五权宪法’,就是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再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大家不要小看这两项权力,如果‘老三权’不过是代议制度下的间接民权的话,那么我所说的这考试权和监察权就是直接民权!所以真正的‘主权在民’不是西方的‘三权宪法’,而是我发明的这个‘五权宪法’!”
“啊”,他一指自己穿的“中山装”,也就是我设计的这件服装,有人就用我的名字来称呼它,叫‘中山装’——

  “大家还不明白,是吧。我告诉你们——这本来是个秘密,连裁缝我都没告诉他——这衣服就是按照我们共和国的理念,按照‘五权宪法’的理念设计出来的。”

  他一指右臂的袖口,“这里,我设计了三个扣子,这是让人们记住,共和国的理念就是‘自由、平等、博爱’。”

  他一指左臂的袖口,“这里也有三个扣子,这是让人们记住,永远不要忘记人民,就是我们的‘民族、民权、民生’——就是三民主义。”
  他拍着衣服的四个口袋,“这些口袋里装的,就是‘五权宪法’,这里装着立法权,这里装着行政权,这里装着司法权,这里装着考试权,哦没了?别急……

  他撩开衣服,露出里面暗兜,监察权在这里装着!这个监察权为什么要藏在里面呢?因为它是人民的杀手锏啊!当权者永远不知道人民什么时候就‘杀’过来弹劾他,所以他要战战兢兢地当官,老老实实地为人民做事!”

  稍加停顿,待掌声平息一些,孙中山继续讲道:“我是个疯子是吧?至少是个政治动物。穿衣吃饭都是政治,走路也是政治,开口就是政治。有点傻是吧?不好玩,一点也不好玩!没错。我不要求你们都跟我一样。更不能要求我们的人民天天过我这样的日子。我只是希望,让我们的共和国不是一个词语,不是一个形式,她要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因为,历史不是巧合,历史是选择,只有信仰坚定才能创造历史。!

 

美外交官评习近平﹕不贪钱不好女色

明报专讯

    德国《明镜》周刊引述泄密网站维基解密陆续公开的美国外交密电,披露美国外交官员对中国国家主席接班人、现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描述和评价。美国外交密电形容习近平是个“好人”,不贪钱、不贪污、不好女色,唯独对政治“野心勃勃”,不惜走“比红更红”的路线攀上权力宝座。密电还指他对民主改革不感兴趣。

    《明镜》驻华记者洛伦茨(Andreas Lorenz)引述美国驻华大使馆对习近平的“起底密电”,指美方掌握习近平大量准确资料。57岁的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勋之子,密电称这种政治世家的后代,“自小就意识到将进入中央领导层”。密电形容,习近平在父亲庇荫下,在北京专为高干而设的社区成长,住豪宅坐豪华轿车,直至毛泽东1960年代发起文革,习仲勋锒铛入狱,年少的习近平亦要上山下乡。即使1970年代初,习近平跟其它高干子弟获准重返北京,习近平却选择留在地区,决意要走“比红更红”(redder than red)的路线力争上游。

    据《福建博士风采》引述习近平的自述,7年下乡生涯对他影响深远。他忆述1969年独自到陕北延川县插队,靠的就是与乡民团结,由此领悟“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较好”。他因此深受村里和公社重用,在单位支持下,得以不受父亲入狱影响成功入党,甚至入读清华大学。离开大学后,习近平加入中央军委办公厅。但报道指他的公职有赖党内关系。他当时获父亲的战友、时任防长兼政治局委员耿飚任用为秘书,复出的习仲勋就让耿飚的女儿在广东省身居要职。

    首段婚姻几乎日夜吵架

    美国密电称,习近平首段婚姻并不愉快。他早年曾娶原驻英大使柯华的女儿柯玲玲,但他们在北京夫家“几乎日夜吵架”,终离婚收场,柯玲玲返英。习近平失婚后更专注仕途,意识到若要更上一层楼,不能单靠父亲与耿飚的关系,因此有需要暂时脱离北京的派系,到地区累积经验。他在河北、福建、浙江的地方政府扶摇直上,因驻福建多年被视为党内“知台派”。报道声称,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迷上佛教的神秘、气功及功夫,并“显然相信超自然力量”。

    2007年,形象廉洁的习近平升任上海市委书记,后来在江泽民系的上海帮支持下,选为政治局常委,继而当上国家副主席。密电指习近平“从一开始就想进中央领导层”,作为务实主义者,他一直小心翼翼,深藏不露,至时机成熟才展示王牌,其靠近基层的路线亦得到回报。

    密电报道称习近平不爱饮酒,与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彭丽媛再婚后没传过婚外情,女人都觉得他太沉闷,与胡锦涛性格近似;他深知党内很多干部贪污,所以厌恶追逐金钱及暴发户,对自由市场尤其恐惧,但他一直避免表露政见,以免不利仕途。他虽是权斗的胜利者,却显然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对民主改革缺乏兴趣,相信太子党才是共产革命的“合法继承人”,只有精英政治才能维持社会稳定,带领中国富强。

 

刘晓波在中国坐牢 领美国的工资

网友曝料

中国新闻网

2010年10月15日

    中新网10月15日电 有网友14日披露,以“贵族犯人”自居的刘晓波,他在中国监狱天天坐着,还有美国人不远万里的给白发工资呢。
一名署名“特区酷哥”的网友当日在新浪论坛发帖说,刘晓波所领年薪是2.3万美元。按当时的汇率1:6.85折算成人民币的是15.7万元。也就是说,刘晓波坐牢的月薪是人民币1.3万元。

    帖中列出截图证据。图1是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资助的《民主中国》杂志2008年10月1日-2009年9月30日财政年度报税表的截图,从图上可以看出,刘晓波的年薪是2.3万美元,其身份是该杂志的主编。而图2则显示说,尽管刘晓波在监狱里面,但是杂志的资助方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仍然同意杂志向刘晓波支付工资。

    网友说,刘晓波坐牢的月薪是人民币1.3万元。照这个数,要说他是“美分”那可真是侮辱了他,因为人家是以万为单位计算报酬的。月薪一万三,即便是放到北上广这种一线城市也算是高薪了。何况这钱来的这么容易,只要动动嘴动动笔,高喊两声口号骂骂政府,就有大把的美元奉上。现在他坐着牢,什么都不写什么都不发表,按说就该没稿酬,也没工资了吧?可是人家美国人真是太“仗义”了,愣是愿意接着付钱。刘晓波就靠着以前给这份美国杂志当过一阵子“打手”的身份,就能一直不干活白拿钱。按照现在的话来讲,刘晓波估计就是这家受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资助的《民主中国》杂志的终身荣誉员工了。

    据悉,美国政府为便于管理向国外组织的捐款资金,于1983年成立全国民主基金会,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其宗旨是“促进及推动全球的民主化”,并向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及团体提供资助。虽是民间机构,但运作资金则大多数是从美国国会拨出。近年来,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颜色革命背后都有此组织的身影。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还频频资助“民运”、“藏独”、“东突”等各种反华势力,直接干涉中国内政。

    这位网友表示,这样一个所谓的非政府组织所资助的《民主中国》杂志,其性质自然是一目了然了。今天看来,美国主子觉得还有点薄待刘“主编”,幕后操纵,再补一点“炸药奖金”就不奇怪了。

 

背后有黑手 谁在蒙古国煽动反华?

中评社2010-12-26

    2010年11月19日,承建中国援蒙项目----蒙古国技术监督局大楼的湖南建工集团最后一批工人,离开了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回国。至此,一场持续了3个多月的中国建筑工人与蒙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冲突,终告结束。这起事件看起来孤立,却是蒙古国近年来发生的反华排华事件中有代表的一个。到底是谁,在幕后操纵着当地部分民众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又是谁,在反华排华上充当着急先锋?

    湖南建工集团工人与蒙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冲突起于一件琐事。今年8月21日,建筑工地上的一根水管被运土车压断了,两名中国工人于是到隔壁超市院内去关闭水的总闸,却被超市保安扣住。他们把这两名工人拖进一辆汽车,一路殴打、要钱。汽车路过工地门口,其他工人闻讯把人抢了回来。

    第二天,4名蒙古人闯入工地抓人,与工人再起冲突。工人紧闭大门,双方隔着围墙互扔砖头。墙外的警车被砸坏,两名警察被砸伤。中国驻蒙古国使馆人员赶到现场协调后,双方散去。8月23日中午,一名警察以处理事务为名敲开工地大门,8名大汉随后手持棍棒闯入,见人就打。工人们惊魂初定后,开始还手。由于工人人数多,对方被击退。两小时后,更多当地民众赶到。工人们也大声呼喊,准备搏斗。寻衅闹事的人发现工人们已有防备,没敢再攻。此时,我使馆人员赶到,局面有所控制,一直在现场观望的警察也自行离去。

     因为工人处在极度惊吓和恐惧中,不可能进行生产,工程叫停。8月24日,工人开始陆续撤回国内。据了解,中国工人多的工地,是当地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最爱去寻衅滋事的地方,双方冲突时有发生。

    其实,近几年蒙古国出现的类似事件并不少。5年前,记者刚来不久,就碰上了一起。那是年底的一天,当地“泛蒙古运动”等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在乌兰巴托自由广场集会,他们散发《告蒙古人书》,声称“从中国进口的蔬菜、水果有毒”。当晚,3家中资企业就遭到40多名“泛蒙古运动”成员的袭击,其中一家宾馆的大堂和客房被砸,1人受伤,3部手机被抢。

    在蒙古国工作的几年中,记者也经常听到来这里出差的国内朋友谈起与当地人发生的不愉快。而长期在这里生活的中国人,更很少敢在公共场合大声说中文,以免被喝醉酒的反华分子听见找麻烦。晚上,许多中国人不敢单独出门,如果有事外出,一定要有当地朋友陪同。记者刚来乌兰巴托时,还经常坐当地的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后来被勒索了一次,就一律开车外出了。

    那是一天晚上,记者去乌兰巴托一家比较大的超市买东西,买完后刚出门,就被七八个自称“泛蒙古运动”的成员围住。这几个年轻人强行向记者出售假项链,被拒绝后,就强词夺理,说东西被弄坏了,要10万图格里克(蒙古国货币,约合500元人民币)。记者纠缠不过他们,最后给了5000图格里克(约合25元人民币)才算了事。

    当地的许多不法分子在抢劫中国人时,都愿意打着“泛蒙古运动”的旗号,因为这个组织一向爱找中国人麻烦。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1-02-02 21:20:28 +0800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抄送: 标题:Re: 刘昶综述

中国现代化的多重历史视角

刘昶

一、宋代至明清的经济社会变化

    宋代的基准线。宋代与汉唐的比较和区别,贵族社会解体和平民社会确立(钱穆),中国的近世(内藤湖南)。Mark Elvin认为,宋代的经济和科技革命,使中国的经济及科技发展达到了一个顶峰,直到十九世纪西方影响大规模进入中国之前,未被超越,“高水平均衡陷阱(??为何没有产生西方式的对外扩张+工业革命??)”(Dwight Perkins也持基本相同的看法)。

    宋至明清的经济社会变化。人口的增长;新作物的引进,耕地的扩大和单产的增长;区域经济的进一步专业化;农民经济的进一步商品化;“棉花革命”与经济内卷(黄宗智)。明至清江南地区纺织业的进一步分工和专业化,如纺与织逐渐分离、男耕女织的确立,江南工业的“超轻结构(??)”(李伯重)。加州学派对明清中国发展水平的估计与评价。

     商业化与城市化。商品交易中粮、布、盐、茶占了全部商品的90%以上,而粮和布两项就占了70%,表明商业主要是产粮和产布小农之间的交换。似乎表明明清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是生存需求而不是商业利润(??原因是完全竞争导致利润率为零??)。商业化促进了城市化,也以江南为典型。在清代江南,根据当代人的估计,90%的地主居住在城镇中。
人口压力和商业化也导致社会阶级差别与区域差别扩大。

二、明清的国家与社会

    国家能力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明清时期官僚机构的规模基本保持不变,意味着同样数量的官员要管理日益增长、甚至数倍于前的人口。政府财政的规模也大大落后于人口增长和商业扩张,政府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日趋下降(明代更符合亚当-斯密小政府的理想?为何朝贡贸易模式输给西方全球化模式?)。如十九世纪末,田赋只占农业产出的2-4%(王业键),大大低于近代西欧和明治日本的水平(??)。

    官府规模和能力滞后人口增长和商业扩张导致士绅阶层的扩张,数量和影响两个方面。国家在许多方面不得不越来越多的依靠士绅来维持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为何未产生西方式的家族政治即中世纪欧洲的“民主化”?)。

三、中西比较视角下的明清中国

    近年来,学术界在比较明清中国与近代早期西欧时,似乎过分关注经济技术和生产力层面,而对制度层面的分析比较薄弱,制度常常被处理成中性的。这在加州学派那里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

    导致西欧工业革命与东西方历史在十八世纪“分流”的原因。虽然Kenneth Pomeranz等加州学派学者认为中国(江南)与西欧(英国)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别,中国甚至比西欧更先进,是煤和北美殖民缓解了英国的生态约束(直线式的因果性?还是不同的链式反应机制?)。但许多学者还是强调了中西之间的差别,如中国和西欧面临的不同的人口压力,又如中国和西欧不同的土地制度。另外,人们也注意到了政治及其制度演进对经济的影响。如西欧多国间的国际竞争导致了多重的积极影响: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构建,税收和财政的扩张,对产权和契约的保护,战争对科技的促进,重商主义政策,海外扩张和殖民地争夺,等等。中国在大一统帝国的统治下,社会内部没有这种国际竞争的压力,也就没有上述这些有利于工业革命发生的积极影响。反过来,也有学者争论说,中国的大一统为经济发展和商业扩张提供了和平的环境,有利于降低各种交易成本 (Bing Wong)。关于宗教、文化对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起源的影响,人们也把新教伦理与儒家意识形态做了比较,大多数人现在同意儒家思想伦理至少对经济发展不构成实质性的阻碍。

四、中国现代化的多重历史视角

    中西比较的许多议题可以而且一定会长期辩论下去,现实的发展则已经超出了某些议题的范围,并从新的角度提出了新的问题。

    1978年代中国经济持续迅速的发展以及其不同于所谓华盛顿共识的中国发展道路正在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如果中国明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跃迁真的只是受制于生态和资源的约束,那么,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一旦帮助中国缓解了这些约束,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就不应该和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有那么显著的差异(好问题!)。显然,除了上述约束之外,历史上的许多其它因素在决定着中国发展的路径走向。

    比如,与西欧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逐步强化中央集权的情况相反,中国在改革开放年代实施了很大力度的地方分权,不少中外学者和观察家进而把中国近30年发展的成功归功于地方分权的制度安排(史正富,张五常,白苏珊等)。表面上看,地方分权的做法甚至与中国数千年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相悖(值得对比西方16-19世纪时民族国家的兴起,与中国统一下的分权竞争,在经济学上的比较),没有任何历史的路径依赖可言。实际上,地方分权把数千年被中央集权帝制压抑的地方发展的巨大潜能一朝释放出来。从长时段历史视角来看,这一改革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这种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再比如,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严格保护私有产权是西方世界在近代得以崛起胜出的一个至关重要原因;而保护私有产权也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核心信条(保护私有产权的建设性前提是初始资源的平均分配,但是社会资源初始分配的不平等+私有产权只能导致持续贫困和社会动乱,可对比北美与拉美的市场经济,中国与俄国的转型,日本与印度的农业政策)。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也实行了一定程度的私有化,但在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特别是土地等重要资源始终没有私有化。而改革30年里,中国农村劳动力低成本大规模转移,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土地等基本资源的国有(陈平等)。

    毫无疑问,从形式上看,公有财产制度是1949年以后确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1949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建立起来的经济制度和形成的意识形态,深刻影响和制约了近30年改革和现代化的路径走向。如果我们进一步放宽和拉长历史的视角,我们会看到,在中国,以保障民众基本生存权利为目标的财产公有和均分的做法和相应的思想意识,并不是现代社会主义的首创,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土壤和渊源的。它们是长期在人口陷阱和贫富分化双重压力下处于生存水平线的社会对财产制度的一种要求和安排。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江南研究:问题与思考

刘昶

    [本文发表在王家范主编的《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339-3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出版社编辑为节省篇幅,发表本文时将引用书目删去了。另外,发表的文本里仍有些错别字和标点错误,这里做了订正。]

    记得马克斯?韦伯曾说过,所有社会科学共同关心并试图回答的问题是近代资本主义起源。同样的,所有东西方历史的比较研究共同关心的问题是为何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起源。中外学术界对江南的国际比较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江南之所以成为国际比较研究中的热点其原因并不难发现:至少自宋代以来江南是中国经济社会最发达的地区,而且几乎所有做中西比较的历史学者都承认,至少在十五世纪以前,江南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许多学者还承认,明清时期的江南离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社会差不多只有一步之遥。为什么曾是世界上最发达地区的江南始终没有自主跨入资本主义近代的门槛?为什么原先落后于中国江南的西欧、特别是英国能后来居上,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人们相信,研究江南,并把江南置于国际比较的视野之下,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和全面地认识和回答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秘密和中国在近代落伍的原因。

    经过上个世纪中外几代学者的努力,江南研究已经蔚为大观,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中的显学,产生了一大批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并对近代以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成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与启蒙时代以来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历史长期停滞的看法相反,江南研究向人们展示的是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在前工业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率要明显高于世界上其他地区,而中国的农业经济始终能保持与人口的同步增长(Perkins),而江南的农业又居于中国的领先地位。到了明清时期,主要由棉纺织业推动的江南地区生气勃勃的商业化和市场扩张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得江南农民家家户户都卷入了商品生产,江南由此成为全国的制造业(特别是轻纺工业)中心(吴承明,黄宗智,李伯重)。不过,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外历史学者大多数都同意,尽管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江南的经济高度发达,中国的经济陷入了一种“高水平均衡陷阱” ,或者如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化” ,使得它无法在质上有重大突破,自主进入近代工业社会。虽然持“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一些中国历史学者会争论说,如果没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打断了中国历史的正常进程,中国也会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但他们也并不否认,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内部(经济社会的、政治的、包括文化的等等)原因,中国在明清时期逐渐落后于西方,而无法率先进入近代工业社会。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外一批历史学者先后发表论著起来挑战中国研究领域中这一长期形成的共识。由于这批学者主要来自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几所大学,他们因此被称为“加州学派” 。加州学派的主要观点(以彭慕兰为代表)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与同时期的西欧相比绝不逊色,特别是中国的江南,直到工业革命发生前夕,在许多方面都优于西欧最发达的英国。如果说,中国经济因为资源和生态的约束而陷入“内卷化”的话,那么,英国和西欧在十八世纪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使英国摆脱生态约束的困境、并率先实现向近代工业社会成功转型的主要原因是海外殖民掠夺和易于开采运输的煤矿。也就是说,使英国和西欧在1800年前后出人意外地超越中国、造成东西方历史大分流的不是其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内部因素,而是由于某种外部的和偶然的原因。彭慕兰说:

    杉原薰认为,早在1500年西欧就走上了一条资本密集的道路,而东亚则走上了一条劳动密集的道路。与他的观点相反,我认为欧洲本来也可能走上一条“东亚式”的劳动密集道路…… 欧洲没有如此是因为原有的道路发生了重要的急剧断裂,这种断裂以矿物原料和新大陆资源的利用为基础,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避免了密集使用土地的必要性。(2003: 11)

    ……欧洲的科学、技术和理念趋势不是唯一合适的解释,所谓的经济制度和要素价格方面的差异似乎更是不相干。… 如果其它某些资源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这一能源突破也可能被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欧洲膨胀的人口吞噬,而那些问题的解决大部分要归功于欧洲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征服。如果不是既有煤又有殖民地,单独哪一项都不会有同样大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它们促成的资源制约的松弛,欧洲其他的革新不会独力创造出一个使其有限的土地不会阻碍的人均持续增长的新环境。”(2003: 63)

    加州学派的观点立刻在历史学界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关于这场仍在继续的东西方历史大分流的辩论,人们已经做了很多学术综述 ,对辩论各方的观点做了很好的梳理,这里没有必要再做重复。本文所要讨论的是这场辩论对进一步推进江南研究,提出了哪些重要问题。

   在大分流辩论中不少论者指出,这场辩论对长期以来主导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范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实关于范式危机,黄宗智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1991)就曾撰文做过讨论。黄宗智根据他本人和其他许多学者的大量研究指出,从西方历史经验抽象提炼出来的、长期以来主导经济史研究的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研究范式无法解释中国经济社会史中发现的许多悖论现象,因此需要用创新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验及其世界历史意义。大分流辩论展开以来,更多的学者提出了学术范式的问题。但仔细检视他们的讨论,可以发现他们对学术范式的理解并不相同,讨论的对象、问题也互相歧异。有的是讨论历史单线论向多线论的转换,或从地区和国别的研究转向对世界经济体系的研究(如龙登高2004);有的则强调研究内容和对象的拓展,如从社会经济扩展到环境生态(如夏明方2005)。对范式危机的歧异理解反映了学术界对我们到底面临什么样的范式危机还缺乏共识。既然这样,我们还不如把范式危机放在一边,来具体分析江南研究的国际比较提出了什么值得我们注意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生产关系可以忽略吗?

    只要稍作涉猎,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大分流辩论中人们关注更多的问题是生产力层面的东西,如人口、技术、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工资、物价、市场波动、消费水平等等,而对于阶级结构、财产关系等生产关系层面的讨论则相当忽略。这种情况和上个世纪西方学者对欧洲经济史的研究状况非常相似。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西方史学界因此发生了一场关于欧洲经济社会史的重大讨论。讨论由当时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的年轻教师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发起,他在1976年2月号的《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前工业时代欧洲的农业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文章开门见山批评了当时西方学术界在欧洲经济史研究中的“唯生产力论”。他说迄今为止,对欧洲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长时段经济变动过程的解释一直是建立在可以称之为‘客观的’经济力量之上的,特别是人口波动和贸易与市场的成长。围绕着这些经济力量构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模式。在这些经济解释模式中,阶级结构通常只是被看作是受这些经济力量型塑、并随其变化的一个变量,其作用或多或少是被否认的。长时段的经济发展被理解为变动着的制度化“平等交换”关系,即契约化个体之间在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下,平等交换不同的、相对稀缺的要素。布伦纳认为这样的经济解释模式是注定行不通的,在他看来,“特定的人口和商业变化影响收入分配和经济成长长期趋势的方式和程度是由阶级关系和阶级权力的结构决定的,而不是相反。”布伦纳说,他强调的阶级结构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直接生产者之间以及他们在直接生产中同生产工具和土地的关系;二是“财产关系”或者说“剩余榨取关系”。不同的阶级结构,特别是财产关系和剩余榨取关系,一旦建立起来,就会对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形成相当严格的制约,和特殊的长时段型塑。因此,长时段经济变动,特别是经济成长,不能仅仅从特定的“相对稀缺要素”的组合来加以分析,除非首先明确该社会的阶级关系。

    布伦纳强调:“总之,要充分理解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长时段的经济发展、成长或倒退,就必须分析特定阶级结构、尤其是特定财产和剩余榨取关系得以建立起来的相对自律的过程,特别是由此产生的阶级冲突。”

    接下来,布伦纳在文章中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对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英国和欧陆、特别是法国的农业阶级结构做了系统的比较,并据此对两者在近代经济发展上差异,以及为何英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做了深入的分析和解释。布伦纳指出,英国与法国及欧陆在农业阶级结构变动上的分岔始于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随着农奴制度在黑死病之后瓦解(此为关键:为何黑死病导致农奴制瓦解?中国13次农民战争人口减半,却没产生新的生产关系?要从国际互动和国际劳动分工的格局理解,不能从封闭经济的内部矛盾理解!),英国农民获得了自由,但在随后的历史过程中却逐步丧失了土地,沦为雇佣劳动者。到十七世纪末,英国近百分之七十五的土地掌握在地主手里,这些土地基本上以资本主义农场的方式在经营,为市场和利润而生产。农业阶级结构从原来的领主-农奴二元结构演变成了地主?-租佃资本家-农业雇工这样的三元结构。布伦纳强调,正是这种三元的阶级结构的出现使得英国农业生产的转型和农业的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因为市场和利润动机驱策着地主和租佃资本家不断对土地投资来扩大经营规模和提高农业生产率(也只有他们有能力这样做)。而农业转型的成功和持续发展是使英国避免新一轮马尔萨斯危机并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

    与英国的情况不同,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特别是当时正在建构中的民族国家对农民和地主间的利益博弈所采取的不同干预和介入方式,黑死病之后直至近代早期,法国与欧陆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得以顽强地保持他们的小块土地所有权不被地主兼并侵夺。这种状况成功地阻止了资本主义经营农业在法国乡村的成长与扩张,从而导致法国农业长期停留在自然经济的水平,并与同时期英国的农业发展拉开了不断扩大的距离。布伦纳说:“不难理解法国的这一阶级结构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它不仅导致法国长时段农业生产力的衰退,而且相应的国内市场也无法成长。结果,出乎意料的是,对农业居民来说完全的自由和产权意味着贫穷和持续的落后。在英国,正是由于缺乏这种自由产权才启动了真正的经济发展”。(法国小农的生命力在法国陆军依靠小农,而英国海军不依靠小农。是国际竞争的战争模式选择国内的阶级关系,希腊罗马的模式正好倒转。规模经济是另一个因素。谁胜谁负没有固定模式)

    布伦纳的文章引起了一场关于欧洲近代经济社会史的大辩论,这场讨论的主要文章最后结集出版,书名就叫《布伦纳辩论》。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布伦纳在三十多年前对欧洲经济史家的批评好像就是针对眼下的大分流辩论的。所以他对当时西方史学界的批评和他对英法两国所做的比较研究对今天的大分流辩论仍然有着非常直接的启示。无论人们是否同意他对英法两国的具体分析,没有人能否认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的财产关系对生产力、对经济活动的制约和影响。有意思的是,布伦纳本人也直接参与到了当前这场大分流辩论中来。2002年他与艾仁民合作在美国的《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 “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岔: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一文,运用同样的思路对中国江南和英国的财产关系和经济发展做了比较,并批评了加州学派在中西比较研究中忽视阶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失误。

    文章认为,在1500-1750年间,两个经济已经出现了明显且日益扩大的分岔,到了十八世纪后期,英格兰已成为一个相当富裕发达的经济体,而江南则日趋贫穷。美洲殖民地和本土的煤对英国经济的贡献虽然很大,但它们不是防止英国经济免于马尔萨斯危机,以及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导致两者分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之间截然不同的农业阶级结构和财产关系。我们刚才已经了解了英国从前近代开始逐步确立的农业阶级结构和财产关系。那么江南的情况如何呢?文章指出,江南的情况和前近代的法国颇为相似。在江南,农民对其所耕作的土地往往拥有部分但确定的产权(田面权或永佃权),拥有土地所有权(田底权)的地主不能随意赶走佃农。文章援引白凯的研究,日益离乡城居的江南地主在顽强好斗的佃农和积极介入业佃纠纷以确保田赋收入的国家面前常常处于守势和劣势,在长期的趋势上日渐衰落(白凯,1992)。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下,江南的小农得以在日益恶化的土地资源条件下通过日益密集的劳动投入来不断再生产自己,但资本主义经营农业却无法在江南发展 。这样,江南在这一时期与英国的经济发展不断拉开差距也就不足为奇了。江南经济走的是一条马尔萨斯式的道路,其基本轨迹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生活水平的长期下降。而英国经济则避免了这样的道路,成为欧洲唯一的在十七世纪前期至1850年的长时段内获得农业生产率与人均GDP的持续上升并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地区。

    布伦纳对阶级结构和财产关系的分析和讨论提醒我们经济社会史中这一维度的重要性,而这正是大分流辩论中比较薄弱、特别是加州学派在讨论中比较忽略的一个方面 。忽略了生产关系,只关注物质和技术层面的生产力因素,要解释江南最终为何落后于英国去强调那些外部的、偶然的因素了就不难理解了。

二、国家的作用体现在哪里?

     说到生产关系、阶级结构、财产制度,就不能不提到国家。正如前面布伦纳在比较英法前近代阶级结构时所揭示的,国家如何干预和介入地主和农民间的冲突和博弈会直接影响阶级结构和财产关系的形成。而白凯的研究也告诉我们,清代国家的干涉主义立场对江南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所施加的重大影响。但是在大分流辩论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忽略的。

    在西方近代历史上,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对各国的经济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少从那时以来,国家不仅作为一个政治军事实体,也作为一个经济实体不断互相竞争;而西方各国不同的制度、法律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快慢迟速也常常发生重大影响。从启蒙时代开始,亚当?斯密等思想家就注意到国家与经济的密切关系,而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发展中产权的强调,再次把国家及相应政治制度推到了经济史研究的中心。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就说:“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个悖论使得对国家的研究成为经济史的中心议题”(1981:20)。诺斯本人通过对西方近代产权制度演变的研究,讨论了西方世界崛起的原因。他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诺斯对国家效率没有评估与测量,只是成败论效率)所谓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指由国家明确界定并有效保护的产权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激励人们把他们的经济努力集中于那些其私利和公益回报相接近的经济活动中去 (1973: 1)。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会自然而然地去建立有效产权保护的制度,一个国家能否建立有效产权保护制度取决于该国原有的财产关系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以及在国际竞争压力下形成的财政经济政策。

    循着新制度经济学的思路,近代西方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对经济发展的多重影响受到了更多的关注。除了对产权制度的保护以外,国家竞争对经济发展其它方面的影响包括,中央集权的强化有助于国内市场的扩张,战争对科技的促进,海外扩张和殖民地争夺对母国经济的贡献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近更有学者强调,推动近代欧洲经济持续增长并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是体现在民族国家这个政治实体中、并促进民族国家兴起的国民意识:民族主义。因此该学者认为,把民族主义称为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甚至可以比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更为恰当(格林菲尔德,2001)。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作为民族主义物质载体的民族国家兴起和成长,就不会有近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在基础设施上的竞争,特别明显)。

    诚然,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对上述大多数观点(格林菲尔德的观点除外)都做了讨论。他认为,这些观点提到的近代欧洲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消极作用,所以国家的作用可以说既重要又不重要,即国家的作用不是造成中西历史分流的因素。近代欧洲国家间竞争唯一有意义的是大大推动了海外扩张(有趣:为何明代日本与中国的竞争导致中国闭关而非扩张?),这对解决欧洲的资源瓶颈问题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见《大分流》第四章)。王国斌也争论说,近代西欧频繁的战乱必然也对经济造成各种干扰和破坏,并把大量的资源浪费在非生产性的活动上。反过来,中国在统一王朝统治下,经济活动不受战争的扰乱破坏,有利于统一的全国市场的形成和成长,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等等 (王国斌,2008)。这样的反驳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或许也应该设想一下,如果在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内部也存在当时欧洲那样的激烈的区域竞争、及由此而来的对经济的压力和动力的话,结果将会是怎样?当然,历史不允许我们做这样的假设。不过,如果考虑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侵略压迫的刺激下所激发出来的巨大的社会能量;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以地方分权为原则和特色的改革所催生和激励的地区竞争对这一时期中国发展所做出的巨大推动 ,让我们不由得不反思,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帝国格局下,国家为维护统一和强化中央集权所采取的种种制度举措有意无意压抑了地方独立发展的自主性,窒息了地方之间类似欧洲近代民族国家间那样的竞争,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以前的区域竞争是同质竞争,中国目前在全球化下的开放型区域竞争是异质竞争或创新竞争,结果完全不同)

三、人口差距为何如此巨大?

    在江南研究的国际比较中,有一个问题是谁也避不开的,那就是人口问题。不论人们对中国和西欧的近代人口史持什么看法,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特别是江南的人口密度在明清时期大大高出同时期的西欧。如黄宗智在回应彭慕兰《大分流》一书的批评时所指出的,江南中心区域的人口在1800年左右达1200万,耕地面积只有1500万亩,折合250万英亩;而英国当时的总人口为866万,农业用地为3560万英亩(黄宗智,2002)。这一基本事实表明,相对于土地资源而言,江南和英国人口密度完全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要比较江南与英国的、或中国与西欧的人口史,首先和最重要的是说明两者的差距为何如此巨大,而不是纠缠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技术分析上,特别是不能在人口差距已然很大的情况下,来比较某个历史横断面上中国和西欧的生育率和死亡率,因为这时两者面临的人口压力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语了(好观察,好问题!)。要讨论人口差距,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和物质层面,而同样要考虑影响人口行为的长时段的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因素。对于人口行为来说,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家庭和婚姻制度,及其相关的财产制度。可惜的是,在大分流辩论中,对制约人口行为的中西家庭和婚姻制度的分析比较却非常有限。

    研究人口史的人都知道英国人口学家John Hajnal于196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欧洲婚姻模式的透视”。在这篇文章中,Hajnal区分了西欧的婚姻模式和西欧以外的婚姻模式,并划出了一条明确的地理界限来区分这两种婚姻模式,这条线大致从俄国的圣彼得堡向南偏西穿过欧洲大陆连接到意大利的里亚斯特 (Trieste), 将西欧和世界其它地区分别开来。这条界线后来被称为 “Hajnal line”。根据Hajnal的发现,这条线以西的西欧,至少从此前两个世纪以来,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是24到26岁,10%以上的成年人从未结婚。他把这种婚姻模式称之为欧洲模式。这条线以东及以南,Hajnal 称之为世界其它地区,妇女初婚的年龄要低得多,17至18岁,并且婚姻是普遍的。从那时以来,人口史家找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Hajnal的这个发现,并把这种区分的历史推到更久远的中世纪晚期。不仅如此,他们还进一步发现,这种不同的婚姻模式是和不同的家庭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在西欧,和普遍晚婚和大量独身相对应的是主干家庭(stem family),即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婚后还留在父母家里。而东欧及东南欧,与普遍早婚和很少独身相对应的则是扩大家庭 (grand family),即两个以上的孩子婚后仍住在父母的家里 (Hanley and Wolf, 1985: 3)。

    造成西欧婚姻家庭这种独特模式的主要原因是西欧的家庭财产继承制度。在西欧,年轻一代必须获得经济上的自立,才有可能娶妻结婚,而只有当他的父母年老退休或过世,他才有可能继承家产获得经济独立,这样年轻人的成婚年龄自然大大推迟。另一方面,在西欧占统治地位的是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者有利保持规模经济,诸子均分制必然导致规模递减和人口密集!),次子基本不能继承家产,因而不能获得经济独立,不能娶妻成家,除非他嫁给因家中无子而继承了家产的女子,否则他只能以独身终老。不仅如此,由于天主教、基督教实行一夫一妻制,社会上也必然会有大约相同比例的女子无法结婚。这就是为什么西欧有相当大比例的独身人口。这样的婚姻家庭模式因此使西欧保持了较低的生育率和较低的人口增长率,及较高的家庭储蓄率,对于经济发展来说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基本的优势。无怪乎Hajnal本人和许多历史学家由此联想到西欧的婚姻家庭模式是否与资本主义率先在欧洲发展起来有关系。

    那么,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又如何呢?1985年美国学者Susan B. Hanley和武雅士 (Arthur P. Wolf)合作编辑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东亚历史上的家庭与人口》,在综合了书中许多学者的研究后,他们指出,中国和日本在婚姻和家庭制度上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比拟东欧和西欧的差别。日本的家庭制度明显地是西欧类型的主干家庭,而中国的家庭制度虽然复杂多样,但只要条件允许,中国家庭本质上倾向于组成大而复杂的扩大家庭。中国和日本之间在婚姻模式的差别虽然没有东欧和西欧之间的那么大,但两者在这方面的差别和在家庭制度上的差别一样是实质性的。中国妇女在清代至近代的平均初婚年龄大约为17岁,而同一时期日本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在22岁以上 (1985: 3-5)。虽然中国和日本的妇女普遍结婚,但在日本,家庭的社会地位和妇女的生育率成反比,即社会地位越高,生育率越低,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总体来说,日本妇女的生育率较低,所以整个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人口增长率保持在一个可以容忍的水平。 无独有偶,在亚洲,日本是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Hanley和武雅士因此追问:西欧和日本相同的婚姻家庭模式是否可以解释它们率先的经济发展?

    我们这里想追问的是:为何东西欧之间和中日之间的家庭婚姻制度会有如此明显且影响重大的差异呢? Hanley和武雅士猜测关键在于父母对成年子女不同的控制权力。在父母能支配所有成年孩子劳动的地方,就会形成早婚和扩大家庭,而在父母只能控制有继承权那一个孩子的地方,就倾向于形成主干家庭。那么,父母对子女的控制权力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根据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的建议,父母的权威取决于统治者的权威,武雅士和Hanley因此进一步猜想,造成父母对子女不同权力的关键性制度可能是西欧的封建庄园和中国的国家 (1985: 11-12)。这一猜想是否可以成为我们探讨中西人口巨大差异的一个有价值的切入点呢?

    当然,江南研究的国际比较提出的问题远不止这些。以上三个问题只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一些的,这些问题反映了在江南研究的国际比较中对物质技术等经济社会的“硬件”强调过多,而对社会关系、制度、文化等社会生活的“软件”关注不够;同时也反映了在江南研究的国际比较中对国家这个维度缺乏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三个问题都牵涉到对国家作用的深入分析和理解,这是江南研究中亟待纠正的一个倾向。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西历史分岔来说,这些“软件”和那些“硬件”相比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至少也是一样重要的。忽视“软件”,只聚焦于“硬件”,最终就很容易求助于外部和偶然的因素来解释近代中西历史的分流。因为在传统的农业时代,各地区、各民族在生产力硬件上的绝对差距不会是不可逾越的,而随着人口的增长,最终都会遭遇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幽灵。单纯从自然法则的角度来看,应该没有哪个民族、社会能逃脱这个宿命,如果有,那只能是例外 。但我们应该记住,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完全和时时刻刻受制于自然法则。人类各民族、国家、社会多彩多姿的历史和千差万别的生存状态表明,在自然法则的“大限”来临之前,人们还是有一定的创造和选择的空间与时间的。在这个创造和选择的机会窗口,不是自然法则,而是社会法则,即不同社会人群为应对他们面临的各种挑战而创造的制度、文化(包括技术)在决定他们当下的历史走向和利用各种历史机会(哪怕是外部的、偶然的)的能力。人类各民族的历史之所以各不相同,正是由于他们在自然法则的“最终审判”之前所做的卑微努力有所不同而已,而国家正是把各民族、各社会人群组织(或者说强制)起来进行集体选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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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苏珊(Susan H. Whiting, 2009 [2000]): 《乡村中国的权力与财富: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郎友兴、方小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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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1-02-02 20:43:37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兔飞猛进”: 不可思议的年代

不可思议的年代

面对新世界必须具备的关键概念

北京共识作者  乔舒亚·雷默

何帆 译

湖南科技出版社2010年

中译本序

    当我第一次走进北京国际机场第三航站楼的时候,我清晰的意识到,我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事物。那时,我已经在北京住了五年。我经常会坐飞机到处旅行。和大家一样,我在旧航站楼有过很多不愉快的经历。我还记得,当我看到闪亮的新航站楼时的心潮起伏。当然,我很庆幸,再也不用老是去旧航站楼了。但最让我难忘的是,新航站楼给我带来的震撼。就连我这样熟悉中国的人,都难以想象北京居然会有这样的建筑。很多人都批评新航站楼,有人说它铺张浪费、有人说它有剽窃香港机场的嫌疑、有人说它硬件很好但软件太差。但不管怎样,三号航站楼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它让我经常想到:不管是好是坏,中国已经成为了不可思议的年代的首都。  

你在这本书中会读到,现代社会中的复杂性事如何改变我们陈旧的思想的。这些变化在中国都能找的到,中国的变化更有活力,更加频繁。从局外人的视角看发生的中国的变化,经常会感到极大的震撼。我的老板基辛格博士在访问中国的时候,经常会对他所看到的一切发表评论。这些变化是中国人民在遇到巨大的挑战时,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我总是会听到基辛格博士感慨:所有的这些变化,都是他当初访问中国的时候难以想象得到的。中国人养成了创造不可思议的事物的习惯,这让中国的改革进程变得有趣而重要。数年之前,我注意到了这种变化,觉得有必要提醒人们关注,于是,我用“北京共识”来形容中国的变化。我仍然坚信,当全球都在经历沧海桑田的变化时,中国的持续改革和开放,是全世界都需要理解并支持的。

    在不可思议的年代中,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必须不断创新,并让思想与时俱进。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革命年代。那些没有保持思想进步的大人物们,很快就被时代抛弃了。所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保持思想的活跃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不要忘了,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从某种角度来看,保持思想的活跃一直就是中国改革的特点,从当年引进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一点。但是如今,中国遇到的挑战,从规模来看,从复杂的程度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改革的本性是会产生出从未见过的新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创新,一种超越“中国特色”的创新。我将其称为“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所谓“后中国特色”,是指中国将不再把国外的东西拿来,然后增加一些“中国特色”,中国创造出来的将是完全崭新、自主的创新。但是,究竟什么才是“自主创新”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审视下什么是创新、什么是进步、什么是现代性。

  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最有趣的创新发生在不同寻常的观念互相融合的时候。比如,如果你把生物学和经济学融合起来,就会对金融市场有更深刻的理解。正是因为我们把新技术和传统的阅读、购物、交际习惯融合在一起,才产生出我们在IT行业看到的重大变革。所有的创新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最有用的创新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整合思想。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开放系统”,我们不是互相隔绝,而是要互相接触,这样才能创造出新的思想。在数十年之前,当我们还能封锁边界的时候,或许还能想象出来与世隔绝的创新。但在今天,这是不可想象的。闭门造车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已经南辕北辙,而且造出来的可能是不合辙的残次品。不管是好是坏,完全的自力更生已是不可能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持续了30年,现在,应该思考下未来30年可能出现的不可思议的变化了。在我看来,中国很可能会从“改革”年代进入“创新和改革”的年代。改革时代的思想和方法,和创新时代会有很大的不同。决定未来中国方向的,就是如何才能转向创新和创造。我亲身感受到,在中国,创新正到处涌现,而且就在我们的身边。很多美国人,喜欢说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己的创新。我觉得,这是一种谬见。中国人正在不断的创新。当然,中国所需要的大规模的创新,必须有各种各样崭新的风格,但是,如果你生活在中国,就会看到在全国范围内,关于社会福利、医疗卫生、外交政策和技术进步的新思想不断涌现,而且中国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探索和试验这些新思想。当然,这也会带来新的挑战。如果“创新”和“改革”、“开放”一样,成为了中国发展的指导纲领,那么,这和“改革开放”时代相比,对中国的改变、对世界的影响会更大。

译者序

  乐观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忧患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忧患之中,找到乐观的理由,才是最难的。

  这是一个外表平静但暗流涌动的时代。危险往往来自于难以想象的方面。攻守之势异矣。恐怖分子花费一百万美元就可以制造9.11袭击,但美国却要花费数十亿美元在机场、港口加强安检。我们怎么会想到,美国南部几个阳光明媚的州房地产泡沫破灭,最终会带来一场席卷全球每一个角落的金融危机呢?为什么许多国家都派出军舰护航,但是索马里海盗依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美国货船呢?我们该如何防范突如其来的传染病?我们也地震的预测都做不到,又该怎么防范呢? 、

  乔舒亚·雷默曾经和弗里德曼一样,是一位新闻记者。他曾是《时代周刊》最年轻的国际部主任。现在,他是基辛格基金会的执行主任。雷默少年老成,但又野心勃勃。他在《不可思议的年代》中,忧心忡忡的告诫读者:“阅读这本书的读者,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恐怕都难以见到我们所渴望见到的‘和平降临地球’”。如果我们变得贫穷,我们会因愤怒而战;如果我们变得富裕,我们会因贪婪而战。很难想象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会做出这么灰暗的预测。但转瞬之间,他又流露出一个少年的“张狂”。在他看来,现在的国际政治理论几乎都是错误的。现实主义者的看法过于陈旧。当年俾斯麦见拿破仑,拿破仑盛怒之下把帽子扔在地板上,以为俾斯麦会帮他捡起来,结果俾斯麦理都没有理。在传统的现实主义者的眼里,想看懂国际政治的力量格局,瞥一眼孤零零的呆在地板上的拿破仑的帽子,心里就能一清二楚了。但在我们这个不可思议的年代,你可能连自己的对手是谁都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力量的格局会如何演化。现实主义者说:“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雷默说:“错,利益也不是永恒的”。理想主义者过于天真。他们以为国际政治就像做蛋糕,而且配方非常简单:民主+资本主义=繁荣和稳定。他们以为,软实力会慢慢发挥作用,输出西方的文化,其他地方的人们就会敞开怀迎接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但为什么在中东、拉美的年轻人,既是麦当娜的歌迷,又极度仇恨美国呢?

  雷默担忧的是美国的安全、美国的地位。他看到美国的领导人、美国的**部门、美国的大战略在应对风险的挑战时,越来越笨拙、越来越困惑。于是,他转向了另外的力量,企图寻找出路。他推崇的都是造反派。充满了创新精神的IT企业家、破除一切成见的风险资本家、和西方智慧背道而驰的东方智慧、甚至包括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真主党。这是一个造反有理、革命必胜的时代。游击队会打赢正规军。小国会击败大国。大卫会战胜歌利亚。如果你把一粒粒沙子堆起来,就会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沙堆。刚开始的时候,再往上面放一粒沙子,其他的沙子都会自动调整,整个沙堆会变得更紧密、更稳定,但一旦超过一个临界状态,整个系统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我们知道最后会有一粒沙子,导致整个沙堆的坍塌,但是我们无法预测,到底是哪一粒会是最后一粒沙子。全球政治秩序也是这样的一个沙堆,每天都会掉下来新的沙粒:“可能是新的病毒、新的NGO、新的发明创造,或是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的印度农民……我们正在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但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就像古老的中东谚语所说的:“朋友们有时来有时去,敌人们总是不断增多”。复杂性会不断增加的。传统的安全策略是无法解决这些新的安全问题的。

  为了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生存,我们必须在不可思议的地方、向不可思议的人们学习不可思议的创新。

  向开发电子游戏的大师、任天堂的宫本茂学习吧。曾经一度占据游戏机市场的是索尼的PS3和微软的Xbox360。这两个企业投入大量的资源,研究和开发图像处理能力最强的技术,因为传统的游戏迷追求的是身临其境的视听感受。但是,宫本茂却在琢磨着另辟蹊径。他发现在汽车上装着一种加速度计,能够感知驾驶员的动作。如果加速度计感测出驾驶员突然急刹车,就会按照既定的程序自动弹出安全气囊。能不能把加速度计和游戏手柄结合在一起呢?任天堂的设计师们研究了四年,开发出来全新的Wii。和传统的游戏不一样,Wii需要你站起来玩游戏,运动起来玩游戏。你挥动手臂,才能玩网球游戏,你拿着两个遥控器前后晃动,就可以玩拳击游戏,你可以射箭,也可以练瑜伽。Wii一问世,便受到人们的热捧,原来从来不玩电子游戏的女性,现在都热衷于用它健身。这就是“混搭”的力量。在一个复杂系统中,所有的事物都会发生普遍联系,而我们要学会的,是把已经存在的不同事物融合、搭配,创造出全新的东西。

  向以色列最出色的情报部门主管法卡什(Farkash)学习吧。传统的情报部门只会关注最直接的目标,比如敌人有多少辆坦克,它们藏在哪里。但法卡什会把他的手下派去,调查贝鲁特的人们上街买什么东西,在大马士革演什么戏。他甚至会故意制造些紧张气氛,比如搞一次没有伤到任何人的爆炸,看看对手如何反应。在一个复杂的体系中,过分的关注直接的目标,会让你忽视更宽广的背景,而背景往往是更重要的。在复杂的系统中,快速的变化可能并不那么重要,变化缓慢的因素才是决定性的,遗憾的是,由于它们变化得太慢,人们往往会忽视这些因素。  向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真主党学习吧。雷默曾经坐着真主党的车子,在黎巴嫩南部转悠。他发现真主党的管理秘诀,并非仅仅是制造路边炸弹。真主党会专门派人,在黎巴嫩南部帮当地人盖房子。以色列炸毁一座房子,他们就盖一座。当然,真主党的盖房速度,远远比不上以色列的轰炸速度。但是,正是通过盖房,使得真主党和当地的人们融为一体。当地的人们在抽水马桶不通、孩子不听话的时候,都会想到向真主党求助。于是,“每一个被破坏的学校都会给真主党提供一个机会,建立起培养未来的战士的宗教学堂。”

  向中国的古代兵家学习吧。西方崇尚的英雄是巴顿将军,在战场上骁勇善战,直接迎击来犯之敌。中国的兵家推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将军是无名将军。他们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们能打胜仗,而是他们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每一次都能避免兵戎相向。  向南非的艾滋病人学习吧。

  雷默把国际政治视为复杂体系。最简单的复杂体系可能就是雷默提到的沙堆:如果你把一粒粒沙子堆起来,就会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沙堆。刚开始的时候,再往上面放一粒沙子,其他的沙子都会自动调整,整个沙堆会变得更紧密、更稳定,但一旦超过一个临界状态,整个系统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我们知道最后会有一粒沙子,导致整个沙堆的坍塌,但是我们无法预测,到底是哪一粒会是最后一粒沙子。全球政治秩序也是这样的一个沙堆,每天都会掉下来新的沙粒:“可能是新的病毒、新的NGO、新的发明创造,或是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的印度农民……我们正在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但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就像古老的中东谚语所说的:“朋友们有时来有时去,敌人们总是不断增多”。复杂性会不断增加的。传统的安全策略是无法解决这些新的安全问题的。

  为了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生存,我们必须在不可思议的地方、向不可思议的人们学习不可思议的创新。

  向开发电子游戏的大师、任天堂的宫本茂学习吧。曾经一度占据游戏机市场的是索尼的PS3和微软的Xbox360。这两个企业投入大量的资源,研究和开发图像处理能力最强的技术,因为传统的游戏迷追求的是身临其境的视听感受。但是,宫本茂却在琢磨着另辟蹊径。他发现在汽车上装着一种加速度计,能够感知驾驶员的动作。如果加速度计感测出驾驶员突然急刹车,就会按照既定的程序自动弹出安全气囊。能不能把加速度计和游戏手柄结合在一起呢?任天堂的设计师们研究了四年,开发出来全新的Wii。和传统的游戏不一样,Wii需要你站起来玩游戏,运动起来玩游戏。你挥动手臂,才能玩网球游戏,你拿着两个遥控器前后晃动,就可以玩拳击游戏,你可以射箭,也可以练瑜伽。Wii一问世,便受到人们的热捧,原来从来不玩电子游戏的女性,现在都热衷于用它健身。这就是“混搭”的力量。在一个复杂系统中,所有的事物都会发生普遍联系,而我们要学会的,是把已经存在的不同事物融合、搭配,创造出全新的东西。

  向以色列最出色的情报部门主管法卡什(Farkash)学习吧。传统的情报部门只会关注最直接的目标,比如敌人有多少辆坦克,它们藏在哪里。但法卡什会把他的手下派去,调查贝鲁特的人们上街买什么东西,在大马士革演什么戏。他甚至会故意制造些紧张气氛,比如搞一次没有伤到任何人的爆炸,看看对手如何反应。在一个复杂的体系中,过分的关注直接的目标,会让你忽视更宽广的背景,而背景往往是更重要的。在复杂的系统中,快速的变化可能并不那么重要,变化缓慢的因素才是决定性的,遗憾的是,由于它们变化得太慢,人们往往会忽视这些因素。

  向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真主党学习吧。雷默曾经坐着真主党的车子,在黎巴嫩南部转悠。他发现真主党的管理秘诀,并非仅仅是制造路边炸弹。真主党会专门派人,在黎巴嫩南部帮当地人盖房子。以色列炸毁一座房子,他们就盖一座。当然,真主党的盖房速度,远远比不上以色列的轰炸速度。但是,正是通过盖房,使得真主党和当地的人们融为一体。当地的人们在抽水马桶不通、孩子不听话的时候,都会想到向真主党求助。于是,“每一个被破坏的学校都会给真主党提供一个机会,建立起培养未来的战士的宗教学堂。”

  向中国的古代兵家学习吧。西方崇尚的英雄是巴顿将军,在战场上骁勇善战,直接迎击来犯之敌。中国的兵家推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将军是无名将军。他们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们能打胜仗,而是他们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每一次都能避免兵戎相向。
  向南非的艾滋病人学习吧。在南非,治疗肺结核的**援助项目已经进行了20多年,耗资巨大,并且培养了数量众多的医师和护士。但是,很多病人却经常中止结核病的治疗。治疗艾滋病的项目没有**的支持,要靠病人自己参与,先参加培训课程,然后自己服药,但大部分艾滋病人都能坚持下去,甚至奇迹般的痊愈。在结核病项目中,病人是完全被动的,吃药的时候都由护士在旁边监督。而在治疗艾滋病的项目中,病人必须主动参与。很多培训课程,不是由医护人员主讲,而是由病人们自己主讲的。如果一群目不识丁、贫困潦倒、濒临死亡的艾滋病人,在意识到能够主动的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时候,能主动管理复杂的医疗程序,我们就会知道,只要赋予人们权力,他们将迸发出难以估量的力量和创新。

  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防范层出不穷的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免疫系统。这是因为,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风险,无论是金融危机也好,还是恐怖主义也好,都非常类似于流行病:它们均从小处爆发、传播的速度极快。最初,它们都蕴藏在一些看起来没有危害的因素之中,直到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发生作用,才突然酿成完美的风暴。应对生化危机的最好办法,或许不是准备各种备用的疫苗,而是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公共卫生体系;预防地震最好的办法,可能不是投入更多的资源去预测地震,而是让靠近震区的社区更加灵活、更加团结。

  一个美国人,关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的反思的书,对我们会有什么用呢?事实上,中国面对的挑战比美国遇到的麻烦更多。美国的政治家可以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讨论如何加强金融监管,但中国的政治家却需要在一天的时间内处理从校园血案、新疆骚乱到汇率改革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中国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我们更需要学会驾驭不可思议的变化。这就是雷默的《不可思议的年代》,能够给我们的启示。

第一部 沙堆效应

 第一章 时代的性质

    1. 各演各的戏

    两个镀金边的小杯子里的浓咖啡已经凉了,咖啡里加的几乎已经发糊的菊苣根粉的苦味依然味道不散。我们两个人坐在一起,几乎一句话不说,各自若有所思,木然的望着近处一台无声的电视。这是2008年的初秋,所有的电视频道都在报道全球金融危机,就连我们正在看的黎巴嫩真主党下属的Al Manar频道上,也是这些新闻。在午后的平静和闲散中,Fouad和我都在享受难得的片刻安宁。随后,我们将各奔东西,回到各自的生活之中。他会回去做他的工作,他是真主党的首席信息技术专家。黎巴嫩真主党一直被视为游击队和恐怖组织。用一位以色列将军的话说,他们是这个行当中“世界上最伟大的”。

     Fouad和我谈了很长时间,我们谈到古兰经,谈到殉道,谈到他说自己“已经死去”的感觉,他说他只是行走在世间,做他应该做的事情,等待着升入天堂的那一刻。那一刻是什么时候,很可能是由特拉维夫军方来决定的。我们也谈到他的童年时光,他的兄弟姐妹。他也问了我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因为我住在中国,而且他非常想了解中国。我来见Fouad,是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在我和真主党打交道的时候,我越来越惊异于他们的创造性和创新意识,哪怕这些都是为了制造耸人听闻的结果。他们在以色列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找到更好的战斗和生存的方法,这让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指示牌,但是我一直搞不明白的是,他们这个指示牌上的标识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当然,这意味着一个挫败以色列军队的辉煌纪录。2006年,大约不到500名真主党战士,让三万名以色列军人的进攻陷入僵局,而且,以色列还出动了中东历史上代价最为昂贵的空中打击。真主党为了显示其能始能终,在战斗的最后一天,发射了和第一天同样多的导弹。

     为了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秩序是如何运作的,又是如何改变的,我知道我必须对Fouad到处传播的理念非常熟悉,即使这些理念看起来似乎令人反感。从某个意义上讲,我感到像Fouad这样的战士身上那种对创新的激情,以及不顾一切的好奇心,让我想起来我的那些经营着庞大的IT公司或是对冲基金的朋友们。他们也和我一样大,大约三四十岁。当初在《时代》周刊做记者的时候,如果我接触到这些人,我一定会觉得他们充满了魅力,后来,在我辞掉了记者的工作,因为我想更好的了解我们这个世界是如何改变的,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记者,从远处观察其变化,作为观众体会怦然心跳的感觉。对变革的向往,渴望掌握力量并颠覆整个世界的冲动,在我们这一代中涌动。这一代人改变了互联网,将之塑造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革命性的世界;这一代人创造了巨大而不受管制的金融机构,榨取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利润,同时也制造了数以百亿美元计的风险。在中国,你时常能感受到这种变化。中国人正在努力建造一个政治经济体制,但是他们面临的问题却是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变化是中国人生活的中心。中国人需要发现各种变化,当变化的速度太慢的时候,他们会加快变化的速度。他们充满自信,因为他们相信历史的潮流是顺应他们的,他们将我们带到最激动人心的地方,不管是全球信息的快速联通还是完全新型的政府体制。他们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旧有的体制一定会分崩离析,这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将真主党份子和Google的创新在道德上相提并论可能是非常不妥当的,但是你可以在他们的工作中发现一个共同的力量:真主党的500名战士可以对抗以色列的三万名士兵,两个大学生在学校宿舍里面捣鼓出来的东西改变了整个互联网。这些创新的热点吸引了这一代人中最聪明的头脑:无数数学天才去了对冲基金,无数电脑高手开始自主创业,当然,也有些聪明的头脑走进了阴暗的角落。Fouad告诉我说:“我的电子邮箱里经常能收到雪片般的简历。当然,有的人会害怕被列入恐怖份子的黑名单中,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其实,我们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目标。”

    我把这些我知道的反叛者和我知道的另外一个世界做比较。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美国军方,在IBM或时代华纳公司,都有优秀的人才为之工作。但是,我已经感觉到,这些保守的机构根本没有办法和反叛的力量竞争。在这些机构里面,无论尊卑,无论长幼,在它们的官僚体系的各个层级,每个人都被落伍的世界观束缚得紧紧的,他们以为过去的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听听格林斯潘的困惑吧。2008年,就在Fouad和我看到的电视报道的数周之后,格林斯潘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充满疑惑的说:“我发现了一个缺陷,但是我不知道它有多么严重,也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但这件事情使我深感苦恼。”国会的人问他:“也就是说,你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你的价值观,都是不对的?你过去的一套不再有用了?”格林斯潘回答说:“完全如此,正是如此。这正是我感到震惊的原因。因为在过去40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都有非常雄辩的证据,证明我过去的做法都会如愿所想,从无失误。”

    格林斯潘的回答能够让你感受到,我们的领导人们如今是多么的困惑。和他一样困惑的领导人大有人在:美国的总统怎么会在一场战争打得越来越惨烈的时候,就宣布战争胜利了呢?为什么俄罗斯的轰炸机会又飞到美国的海岸线呢?中国的人均日收入不过7美元,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积累了将近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呢?为什么美国的财政部长,一个身家近十亿美元的华尔街高手,会在2008年5月份就宣布危机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但到了8月份又不得不如此狼狈的奋力抢救全球金融体系?为什么我们都能马上想到一些紧迫的挑战,比如全球变暖,核武器的扩散,但是当要行动起来的时候,我们却举步不前,甚至还会倒退?

    和Fouad分手之后,我想到了数周之前,我曾经和一位中国朋友见面。他现在在中国的银行体系中承担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告诉我,早在2007年,他就把旗下的一些金融机构关闭了,就是为了避免出现之后全球金融体系爆发的问题。他说,他非常惊讶为什么美国人没有发现这一风险,而且什么都没有做。他凭直觉已经嗅到了金融危机的到来。这让我意识到,真主党、我的中国朋友,以及Google的共同之处并不仅仅是野心勃勃想要改变。2004年当海啸袭击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斯里兰卡的时候,很多小动物早已逃到山顶,但海啸到了之后,25万人因为来不及撤离,葬身海底。小动物们根据直觉能够感受到灾难并赶紧行动,但是我们人类却在安稳的生活中逐渐变得麻木了。就在那个下午,我意识到,他和我曾经交谈过的其他人都发现了这种本能,并且能充分的利用这种本能。当他们每一次敲击键盘的时候,做每一笔投资的时候,甚至在策划每一次人体炸弹袭击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有一个更大的变化,正在朝着我们呼啸而来。

     我和Fouad见面的头一天晚上,真主党的凶狠但却充满魅力的领袖,Hassan Nasrallah沾沾自喜的谈到,美国政府曾经告诉格鲁吉亚的军方,如果想更好的打击俄罗斯军队,就得向真主党学习。白宫会把真主党当作学习范本,介绍给格鲁吉亚?在贝鲁特这个谣言满天飞的地方,我们几乎无从得知这一说法是否正确。或许,这只是真主党自我膨胀的谎言。但是,即使这不是真的,难道真相不应该是这样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从Fouad,Nasrallah和他们的几千名士兵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吗?不管怎么样,2008年的秋天,当我坐在贝鲁特的咖啡馆里,看到电视里面报道着那些原本看起来坚若磐石的数十亿美元的金融机构轰然倒台,看到在另外一个频道里面,Nasrallah正在宣称,美国政府都要对他们刮目相看,我意识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些不可思议的事物,将不可避免的到来。

    2. 时代洪流

    我们现在正开始经历着一个几个世纪以来国际秩序。过去时从1648年为斯特里条约之后欧洲国家变成民族国际之后最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无法抗拒的。这一变化将迅速蔓延。它将传播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改变我们的商业模式,银行账号,商业模式,甚至影响我们的健康。我们正经历的不是一种单一的变化,甚至不仅仅是一场革命。我们正在经历的变化和二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金融危机的爆发类似,是一场无法阻止的变化的突然爆发。这种变化使得过去那些不可撼动的机构变得虚弱和不稳,这种变化使得那些看似弱小的变化最终会变成强大的力量。不管我们是否心甘情愿,这个世界并非变得更加稳定,或是更容易理解。简而言之,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革命的时代。但是,引领我们进入这个时代的领导者,思想观念和组织结构却比现在的时代落后数百年。一方面,这场革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但是,它也带来了新的财富,新的力量,新的希望和崭新的全球秩序。而且,我想在这本书里面着重介绍的是,这场变革将产生新的冠军。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哀叹我们不可避免的衰败。我们将讨论的是,如何才能拯救自我。这本书希望能够解密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性,解读到处都在发生的神秘而危险的魔法。如果我们能够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从八岁的孩子到八十岁的老人,都能够从中找到新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而且也能够更清楚的知道我们在时代的洪流中该如何行动。

    遗憾的是,无论是那些执掌企业的CEO,还是外交部或中央银行的官员,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优秀的人才,似乎都还沉浸在过去的陈旧的思考方式之中。他们不断的做出对这个世界的错误判断。从某个角度来说,批判他们是不公正的。当他们成长起来的时候,那时的全球秩序基本上是能够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认识的。那个时候,只有国家的行为才有意义,而且在你的愿望,和你得到的结果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以预期的稳定关系。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都相信一种传统,即所有的国际危机都有最初的起源,而且最后一定会有确定的结束。他们那一代人都相信,资本主义的传播是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民主和技术将使得这个世界越来越稳定。这一观点是过去的精英们的共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人人相信的常识,从日内瓦的谈判室,到国会走廊,到白宫的作战室,到处都是这样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是经不起科学的检验的:它们既不能解释这个世界,也不能预测这个世界。但我们的领袖们却难以接受这种观念和现实的脱节。他们缺乏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创新精神和造反意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被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尊贵腐化了。我们的未来被交到了这样的一批人手中,但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困惑!

    这些错误的观念产生了一个悲剧性的悖论:那些本来是要让我们这个世界更加安全的政策,结果却使得这个世界更加不稳定。比如说,历史上最大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不仅没有消除恐怖主义,反而带来了更多更危险的恐怖分子。想要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政策,恰恰鼓励了更多的国家加快制造核武器。全球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反而使得贫富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越来越宽。那些本意是想要制止金融危机的政策,最终却触发了危机的爆发。想要保护生物物种的环境保护技术,最后却让很多物种绝种。中东和平计划带来了更少的和平。我们当前面临着一长串类似的问题。我们最好的意图,我们最艰苦的努力,最后只是在顾影自怜。我们的领导人们的信誉正在一点点消逝,我们越来越难以信任他们。他们知道我们正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什么吗?他们会跟我们说实话吗?当他们制定的政策一次次失败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相信他们告诉我们的一切,比如反恐战争,食品安全,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诸多其他关键的问题?

     在当前对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始终没有看到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深刻反思。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希望,有些迹象甚至表明一些重大的政策或许会出现调整,但能够指导这些艰巨工作的观念和理论框架仍然付之阙如。没有一个总体的战略,我们对恐怖主义、全球变暖、破坏性武器、经济混乱的讨论都将会不着边际,但如今我们最缺的恰恰是总体的战略。未来最可能发生的变化可能是最危险的:我们可能只会对当前的政策做些微不足道的调整,对正在破产的制度做些局部的粉饰,然后就是不可避免且茫然失措的承认最终的失败。这种结局可能很快就会出现。我们的领导人们似乎还不了解,事情变化的速度将会非常之快:一家银行破产,五十家银行就会步其后尘;一个国家开发出核武器,就会有十几个其他国家跃跃欲试;一个孩子或一台电脑染上了病毒,传播的速度之快会让我们瞠目结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此严峻,我们可能会遭受的失败如此令人担忧,我们试图以旧有的办法解决新的问题却发现自己束手无策,这些都会迫使我们去反思当代社会中的一些基本价值。我们甚至不得不从头审视政府体制和民主制度的性质。这些讨论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坚定不移的讨论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惊恐不安和犹豫不决就会带来可怕的背叛。假如我们有幸生活在数个世纪之前,当技术革命、市场秩序和民主制度刚刚萌芽,并且扫清了我们生活中的不可知因素,当我们生活中的变化都能够被井然有序的加以预测和计划,那该多好啊。很多政治家、外交官和金融专家依然想让我们相信,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

     但是,我们即将面临的时代和那个过去的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3. 历史片段的鉴赏家

    本书讲述的是新的思考方式。新的思考方式认为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点,基于这个假设,我们试图提出一种思考当代世界的全新的、有用的方法。本书将告诉你,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思议的灾难随时可能爆发,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应对。本书的核心观点非常简单:在一个充满了惊异和创新的革命年代,你应该像一个革命分子那样思考和行动。在革命年代,不能像革命分子那样思考和行动的人就是受害者。我为什么说本书提倡的思考方式是有用的呢?因为这些新思维已经在现实中接受了检验。那些在新的时代里面成功的人们,奉行的正是这一模式,而那些忽视这些规则的人们,遇到的结果是灾难性的:破产、社会动荡、甚至死亡。从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的营地,到硅谷亿万富翁的办公室,到日本京都的间谍首领,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在竭力回避以旧方式认识世界的模式。

    在这个新的模式中,我们能够学习到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变化中得到收获,而且如果我们努力去做,我们就能够更好的认识到,未来的美国应该是什么样子。从某个角度来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尽可能多的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好,无论是尽可能的维护全球安全也好,在今天都变得更加重要。但是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我们能够维护全世界的人权和尊严的唯一希望,就是革命性的新语言和新思维。今天,总体来说,我们既不安全,也没有尊严。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不能再抛弃尊严,追求强权,我们不能再沉湎于冷酷的政治计算,把国家当做齿轮,把人类当做润滑剂。什么是权力,怎样更好的运用国家的权力,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即使是在过去,当那些传统的规律看起来更有说服力的时候,当各国的政治家都在遵循旧有的外交决策模式的时候,一些最伟大,最诚实的政治家已经承认,他们所运用的方法经常难以控制实际形势,并会不断和旧有的观念发生冲突。这些伟人在面对历史的时候,会有不由自主的感到脸红的时候。我们在Metternich,Castlereagh,艾森豪威尔或Bismarck的日记或私人信件中都会感受到这种羞愧。我们在美联储主席的国会证词中也会感受到这样的羞愧。这不仅仅是因为足智多谋的人士会不时感到其才智的局限。不如说,这是这些政治家们对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对全球政治的复杂魔法的本能直觉。这种直觉决定着政治的成败。这是这些政治家们对不断发生的变化的清醒认识,他们勇于也乐于抛弃旧的模式,拥抱新的模式。August Fournier,Metternich的最重要的传记作家,有一次开玩笑的把Metternich称作“历史片段的鉴赏家”(virtuoso of moments)。我想奥地利的王子不会对这一称号感到不快。能够准确的把握瞬息即逝的时机,这可能是每一个政治家梦寐以求的最重要的治国技艺。正如17世纪伟大的政治家 Francois de Callieres 所说的:“从来就没有过完全的外交胜利”。即使你已经成功的解决了问题,但事实上,你不过是开始面对新的麻烦。

    美国外交官,20世纪50年代的战略家Louis Halle,曾经观察到,外交政策的制定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应,而是对政策制定者头脑中对外部世界的想象的反应。Louis Halle写到:“如果对世界的想象是错误的,在事实上和哲学上都是错误的,那么没有哪个外交官,不管多么有经验,能够在这种错误想象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政策。”如今,我们一度依赖的那些领导们对这个世界的想象,也是错误的,在事实上和哲学上都是错误的。应该把过去的错误想象抛弃掉,换成新的正确的想象。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分析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变化的框架,我们需要奠定基础,能够让亿万人民参与的这些变化,能够更加有用,更加持续,更加稳定。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对变革的希望可能很快会消退,变成失望和受挫感,甚至会变成巨大的恐慌。

    4. 窗外的世界

    在物理科学中,突然转变为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观念,是常有的事情。实施上,观念的突变被认为是必须的。每隔一段时期,就会有新的伟大的观念诞生,或是来自一个天才的石破天惊的创见,或是在某一个边缘的研究角落里被人忽视的工作中突然能披沙拣金,这些新的伟大的观念将在一夜之间取代过去陈旧的观念。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詹姆斯 沃森和弗兰克斯 克里描述的DNA双螺旋结构也是一样。如今,改变我们过去对权力的看法,以便更好的认识这个新的世界,同样需要一个巨大的观念转变。我们遇到的问题和20世纪的物理学家们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他们发现牛顿的物理学无法解释物质在原子世界里是如何运作的。物理学家们并没有把牛顿的物理学像脏水一样泼掉,相反,他们引入了一系列新的理论,使得牛顿物理学得到了发扬光大,能够解释更复杂的原子世界。当我们进入原子世界,我们就必须有观念的革命,要有创造性的概念,有的观念可能过于标新立异,以至于其结论和传统的物理学理论会完全相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指出,当物体的速度非常快的时候,牛顿物理学必须要修正。我们的国际体系或许也处在类似的境地。遇到一个变化速度更快、关系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体系,过去的国际政治理论的确需要修正了。

这样一种研究范式的改变诚非易事。物理学里的范式转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正如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 玻尔曾对朋友说的:“如果量子物理学没有让你感到吃惊,你肯定是没有理解它”。本书的目的不是提供简单的标准化答案。任何一个诚实的研究者,都不敢贸然提供答案,因为所有的问题仍然层出不穷,提问的语言都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本书希望探讨思考问题的一个新的角度,并启发新的灵感。你现在读到的一些观点,或是你接着读到昏昏入睡的时候遇到的那些观点,可能会让你感到吃惊:拿到我们不需要签订新的和平协议,就能让中东地区的局势更安宁?难道美国的国务院需要一个彻底的重组?难道我们能放手让几乎是文盲的农民自主管理如此复杂的卫生健康项目?但是,请注意,那些让我们的世界更加危险的力量中,也蕴含着让我们的世界更加安全的因素。在叙利亚的边境城市塔阿法(Tal’Afar)的每一个路边炸弹,每一例死于抗药性结核病病菌的病例,世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每一次故障,都让我们看到一些潜在的力量,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并掌握,就能够把它们带来的危险转化为新的希望。

    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和一百多年前的世界已经大不相同,但是我们目前所接受的关于国家和国际政治的大部分观念都是一百多年前出现的。我们可能认为1900年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但是那个时候,即使是最基本的现代社会的要求都难以得到满足。当时,60%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仍然生活在前工业化社会,仍然在土里刨食,城市化进程才刚刚起步。工厂和流水线还是刚刚萌芽的新事物,尽管给一部分人创造了财富,但也给另外一部分人带来了新的悲剧。这种不安定导致了经济上的分裂,并由此种下了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种子。但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也伴随着越来越快的相互联系、交通通讯和教育。这些力量最终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最近,我们的社会又从工业化社会进化到信息和服务社会。如今,每隔35年,我们的经济规模就能翻一番,这一增长速度是一百年前的四倍。但是,什么也没有我们传递信息的速度增长得快。150年前,靠马背运送的信件,传递信息的能力大约为每秒钟0.003比特(假设一封信的内容平均有10个千字节,当然,那个时候还根本没有这样的计量单位)。到20世纪60年代,这同样的10个千字节的内容,大约能以每秒300比特的速度传输,如今,全球光缆传输信息的速度为每秒钟十亿比特。在过去150年内,信息传输的速度有了上千亿倍的增长。

    这些变化趋势都非常像互联网人士喜欢说的“曲棍球曲线”:开始的时候增长很平缓,但是后来发展得越来越快。尽管我们已经觉得自己处在现代化即将谢幕的时代,但在地球上绝大多数地方,现代化才刚刚开始。如今,世界上最大的五十个城市里,只有十个在欧美国家。在我们的周围,新的因素一个接着一个,流入一个混杂的大池子中。我们过去曾乐观的称之为全球秩序,但是,国家的力量正在削弱,相互依存使得简单的因果关系难以维系,谁能想到住房按揭贷款和油价下跌之间的联系呢,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这个时代看起来最英明的政策最终都一次又一次的事与愿违。

    科学家用“复杂系统”这样的术语描述这种局面,因为复杂系统中内在的关系难以用简单的模式刻画,而且很可能难以精准的预测。复杂系统中的变化,比如生态系统或股票市场上的变化,往往不是缓慢的渐变,而是由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化导致的。显然,这种系统是难以简单的从外部控制或设计的。复杂系统也难倒了旧的物理学,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旧的物理学已经习惯了将世界简化为最基本的模块,并据此组装成世间万物。

    如果你问一个研究复杂系统的科学家:“什么是复杂系统?”他们往往会告诉你:“看看窗外!”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景观,天上的云朵,地上的山川,全部都是复杂而不可预测的相互作用造成的。提出自组织临界(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概念的著名物理学家Per Bak在解释复杂系统之重要性时说:“我们身边的大部分现象都不能用传统的物理学定律解释”。他的意思是说,你打开窗户,看到的大部分现象,都无法用传统物理学中关于能量或运动的定律解释。我们必须借助更复杂的逻辑。Bak喜欢讲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奶农聘请了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帮他想办法如何才能提高奶牛的产量。物理学家到了农场,和奶农谈了谈,然后一走就是好几年。最后,他终于回来了,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找到办法了。办法是这样的,他说:“假设奶牛是一个球体,…‥”。Bak对传统的物理学不满的是,他们在研究现实世界的时候总是要借助这样的简化假设。我们在本书的后面部分还要再谈到复杂系统,但是首先,请记住复杂系统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我们不能再沉湎于过去的观念,认为世界是可以被分解为最基本的模块的,现实世界中的真正变化会舍得所有的预测都难以精准,因此我们必须改弦更张,换个思路。格林斯潘错了,他错就错在,误以为有了过去四十年的经验,就能预测未来的变化。

    Bak曾写道:“复杂系统会出现突然的巨变,因为系统中的一部分会影响到其他部分,这种影响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壳上的裂缝就能带来地震,而且其能量惊人”。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到处都是能带来破坏的裂缝,到处都是隐藏的能量。一个方面的剧烈变化会导致另外一个方面的剧烈变化。你想去寻找简单的相互关系、能够方便的控制的规律吗,它们就像一头球体的奶牛一样难找。但是这正带来变革的传染性的能量正在我们的身边爆炸,但是这种能量是能够被利用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理解并利用这种能量。一方面,我们已经不再能够完全指望国家,公司或军队保护我们的安全,我们每个人自己也要尽可能承担部分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变化也使得我们的生活有了深刻的改善,对未来的地球有着深远的影响。我想,当听到我们的领导对当今的金融体系或安全体制竟然如此缺乏了解的时候,你已经感到隐隐的不安。而且,你可能也会感到一种心痛,为什么人类的最基本的尊严,竟然这样难以获得呢?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之后的讨论中会谈到,如果我们能够用一种全新的,动态的视角来看待权力,那么就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方法,不仅能够更好的应对新的变化,而且能够更好的维护人类的尊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谈论新的模式之前,我想先探讨一下我们这个世界运转的规律。我们将首先回顾一下,关于权力的过去的观念是什么,这些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又将会把我们带向何处。然后,我们将讨论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一个能够更好的分析不断出现的变化和新鲜事物的模式。紧接著,我们将环顾世界,去看看那些突然变得无法避免的危险和新的可能性。不可思议的事物如何才能变得可以被我们理解。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着重介绍理解未来的一种新的角度,我将之称为“深度安全”(deep security)。我们将从革命性力量中学习其最好的观念,以丰富我们的所见,所思和所行,同时,我们还要将这一新的理念与已有的权力赋予我们的需求和责任融合起来。这是革命性年代的革命性方法,其目的是为了确保真正的安全和繁荣。无论是对整个世界,还是我们每一个生命来说,现在需要的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一个全球免疫系统:时刻准备着应对不可预料的变化。我们需要这样的生活方式,以应对一个如此动荡的世界。免疫系统本身无法消除疾病的存在,但是没有免疫系统,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菌,都会给我们带来致命的威胁。深度安全的作用就像免疫系统一样,而且我们这套系统的影响之大是无可比拟的。我们现在束手无策的许多问题,从核武器的扩散,到全球气候变化,到新兴大国和反对者的崛起,从程度和规模上讲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妥善处理,事关亿万人的生死存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乔治·坎南,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地缘政治学家,蛰居在国家军事学院,用了一年的时间思考和教课。坎南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但是他事后回忆,说他经历过的最令人激动的时刻就是在Fort McNair度过的那一年。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望着窗外,思考着全球政治的秩序,慢慢的,一个关于全球政治的图景在他的头脑中越来越清晰。他在那年做的十三场影响深远的报告中曾经谈到:“如今,哪怕为了做到差强人意,我们也必须准备好发挥自己份内的力量,承担自己的责任,犯你自己的错误,并准备承受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的风险。”他说,他感受到了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认识权力,这又着迫切而重大的意义。同样,今天我们又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我们需要大量的崭新的思想。我不是说我们应该赶紧应付差事,制造一堆所谓的新思想和新机构,这样做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的麻烦。但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启动紧迫的,持续的,不停息的改革和创新,只有这样,在五年之后,或十年之后,我们才能有一个以新的思维,新的语言构造出来的关于金融,环境和国家安全的新的革命性的制度框架。这是国际政治领域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究竟是哪些力量,正在急剧的改变全球政治的秩序,也在改变着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区的形态。从今之后的数十年内,我们应对这个世界的方法将变得非常不同,而这一切,都源于当我和Fouad一起喝咖啡的时候感受到的这场海啸的轻微震动。在我们的面前,是鼓舞人心的重大发现和创新。

 

 

 

发件人:"李延明" <liymbj9206@126.com>  2011-01-29 06:59:18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FW: 参考文章、明星惊人炫富各出奇招、政界要人趣照.、水上腳踏車

我的学长胡锦涛

万润南

   胡锦涛是我的学长。四十年前,我们同在清华文艺社团,作为集中队员,我们吃在同一个食堂、住在同一片宿舍、组织生活在同一个支部,有过一段相当亲密的接触。听到他在耶鲁演讲开篇的一段话,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他说:“进入耶鲁大学的校园,看到莘莘学子青春洋溢的脸庞,呼吸着书香与空气,我不禁想起四十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度过的美好时光,学生时代对于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当年,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同学们给我的启发,我至今仍受用不尽。”

    老师们的教诲,首先是蒋南翔校长的教诲。我们刚进学校,在迎新会上,蒋校长就教诲我们:“清华培养的学生,要在二十年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当时我们很不理解,现在我们有点明白了。耶鲁三百多年来培养出了包括五名总统在内的许多英才,清华二十年内培养出了包括胡锦涛在内同时上岗的四名政治局常委,就单位时间的产出而言,清华还更胜一筹。

  蒋校长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主要是在培养学生干部时采用“政治辅导员”制度。当年文艺社团有四名辅导员:印甫盛、胡锦涛、李桂秋、任丽翰。他们当中,印和李冷峻、胡和任温柔。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听话、出活。他们的昵称很有意思:那三位同他们的姓名有关,分别叫老印、李桂、小翰,只有胡锦涛,大家叫他“大帅”。为什么称他“大帅”?我曾请教过老印,他也说不清楚。看来这? “大帅”,到共青团的“大帅”、贵州省的“大帅”、西藏自治区的“大帅”,一直到全国的“大帅”。

  但从当时文艺社团的四位辅导员来看,表面上老印更像“大帅”。他们四人当中,老印是支部书记,一把手;胡是团长,二把手。他们配合得很好。老印这个人很强势,说一不二;胡却谦虚随和、善解人意。开会的时候,定调做总结的,是老印;补充说明、完善细节、思路缜密的,是胡锦涛。

  文革初期,他们四位辅导员联名写了一张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题目是“清华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也是由老印来主导,胡只是在上面签名。后来清华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老印都有所涉及;胡却非常低调,不再参与。老印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壁垒分明;胡却基本上没有反对他的人,谦逊、平和、与人为善,使他广结人缘。论长相,老印黝黑英俊、目光锐利;胡白净端正、温文尔雅。刚者易折,柔能克刚,所以最后胡锦涛一路过关斩将,成就了真正的“大帅”。

  但在当时,做事情,我更愿意跟着老印;业余活动,我更愿意跟着胡。文革期间,写大字报、搞战斗组,我都跟老印在一起;外出串联、游山玩水,我就同胡在一起。我一共串联过两次,一次是独来独往,从北京—广州—海南岛—湛江—南宁—桂林—上海;另一次是同胡锦涛,我们两个人一起从北京—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一路上我们很少谈文革,而是沉迷在沿途的景观:西安的古朴;成都的繁华、重庆的山城、三峡的险峻、大江的辽阔……他在南京下船,应该是回了泰州老家;

  胡锦涛是水利系五字班的,应该在一九六五年毕业。因为当政治辅导员,按规定延后一年毕业。这一延就到了文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八年才离校。记得他是分配到甘肃刘家峡。离京前,他请老印和我吃了顿饭。老印说要敲他一下,点了晋阳饭庄。我是第一次进北京的大饭店。晋阳饭庄的店址原来是纪晓岚的书斋“阅微草堂”。院宇幽静深邃,梁柱雕漆描画,号称正宗山西味, 京都第一家。我很喜欢纪晓岚“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这一别,就是十四年。一九八二年,他从甘肃省建委的任上调中央党校学习,我当时已在中科院,我在 332路黄庄车站等车,他特地下车和我匆匆会了一面。后来他到团中央工作,各方反映和口碑都不错,我也莫名奇妙地觉得与有荣焉。

  再一晃又是五年。一九八七年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在贵阳开会,我创办的四通已小有名气。他正在贵州省当书记,约了时间去拜访他。会客室温馨而简朴,比我那个已经十分简朴的总裁办公室还要简朴。他还是那样谦和谨慎,谈话中能感到他同省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得不错,这是他的强项。省科委的人在边上作陪,聊了一些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企业的事情。临走时,特地让我带走两瓶茅台。我相信,这两瓶一定是真货。

  然后就是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从此我们的人生轨迹趋于两极。但在我内心深处,还是默默地祝福他。先是祝福他能顺利接班,然后是祝福他能有所作为。当有消息说他曾派人去欧洲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情况、一上台组织政治局学宪法、面对SARS的施虐公开出来讲话,力排众议纪念胡耀邦,都让人对他燃起某种希望。然而,关于学古巴、北朝鲜的讲话,又让人极度失望。

  其实希望和失望,都是我自身的问题,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佛家禅宗有言,是心动,而不是旗动。他还是那个在共产党体系里“听话、出活”的胡锦涛。我毕竟还是凡心未泯,最近一连写了三篇文章:《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和《山坳上的共产党》,一是对已逝的长者的悼念,二是对自身思路的梳理,三也是对在朝在野双方的建言。至于别人是否听得进去,那就不是我能关心的问题了。

  今后我大概不会再写此类文章。那么多人在写,并不缺我这一个。我想写点自己想写、也只有我能写的东西:说我自己的故事。

  有人读了我最近的文章,说:“万润南,你大概是不想回去了?”是的,除了我年过八十的老父老母,那边已没有什么是我可牵挂的了。前一段,母亲急性肺炎连续发高烧39.6℃,医院发了病危通知。许多至诚的朋友帮忙安排我回去。我也说得很明白:违心的话,我是不会讲的。这个年龄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了。虽然没有结果,但是朋友的情谊,我是点点滴滴,都在这里心领了。

    (注:万是“四通”一把手,当年红得发紫,与刘少奇女儿成婚。后因定为“六四动乱”后台之一,“流亡”美国,与刘离异,且不被允许自由回国。但此君能量大,在美有自己的实业,参与社会活动频繁,还不时有作品问世,文笔亦颇佳。)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1-01-29 17:22:01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 标题: Fw: 蒯大富口述清华《岁月流沙》

岁月流沙

蒯大富

    蒯大富:1945年9月13日生于江苏省滨海县。1966年,他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3年级读书,6月初因率先发表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被开除团籍并关押,在毛泽东回到北京批评了派工作组的做法后被释放。周恩来曾代表毛泽东亲自到清华了解情况,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相关材料,随后亲自为蒯大富平反。从此,蒯大富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中国造反派的标志性人物,与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并称“五大学生领袖”。 1967年4月,蒯大富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蒯在文革中参与并指挥了众多批斗刘邓和老干部的活动,挑起了清华大学的大规模武斗,并与工人宣传队发生激烈冲突,造成多人死亡的不良后果。1968年7月毛泽东召见并批评了“五大学生领袖”,蒯大富从此基本退出了文革的舞台。

    1968年12月蒯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告一段落被安排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四人帮倒台后,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底,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不久调到山东蓬莱任职。现在深圳的一家电器公司任总经理。(引自电子辞典,此段需修改)

我的家庭、老师和清华梦

    我家祖上在曾祖那辈还是比较殷实富有的,他在海船上当老大,挣了一大笔钱,后来就回家乡买了几十亩地。江苏那地方,几十亩地就很大了,也算比较富了。我爸爸、伯父、姑妈他们小时候都读过书,那时能够把孩子送去读书的话,肯定还是有点实力的。到我祖父一辈就不行了,他有个毛病,好赌博,而且逢赌必输,很快就把家产全输光了。没地也没钱了,他就开始贩盐。盐城出的那个盐,不是海盐,是硝盐,含氯化镁,比较苦。那时贩盐呢,一斤赚一分钱,那几吨盐也能赚百十块,利润也很大。那已经是抗日战争时期了,我祖父从盐城贩盐到上海那边,在路上连人带船被国民党的部队抓了兵。结果,刚当兵就跟新四军打仗,第一仗我祖父就当了俘虏,从此参加了新四军。
    到解放的时候,我们家的地早就被爷爷输光了,所以成份划的是贫农。我爷爷1950年复员的,算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他那个复员证上还是陈毅的签字,有陈毅的大印。我父亲是1944年入党的,我母亲1945年加入共产党。我父亲的党龄比我岁数还大,也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当年盐城是新四军总部所在地,是抗日根据地。我父亲没有到部队当兵,因为识字,就在村里当钱粮员,管钱粮啊,先是给新四军、后是给解放军做事。但是他一辈子没有当过挣工资的干部,他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到城里去,就是因为我家里孩子比较多,他走不开。所以一直呆在乡下,当过大队长、大队会计什么的,后来老了就不干了。正经说起来我父亲资格也比较老,他去年去世的时候86岁,党龄60多年了,全县也没几个这么高党龄的。
    那样一种家庭对我个人的成长的影响,就是从小培养了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这是肯定的。当然我们家没有什么资产,生活完全靠劳动,像我父亲那是一个劳动能手,什么农活都能干。我从小也干农活,我干农活的时候都快人民公社了,当时我们家人口比较多,挣工分比较难,我每次放假回来,都是整个夏天放一头牛,挣好几分。水牛干活的时候你就割草给喂它。牛是比较听使唤的,你让它把头低下来,然后就可以蹬在牛角上骑上去了,牛还是比较乖的。
    我上中学不是在县城,是几个镇联合办的中学,其中一个镇叫八滩镇,所以叫八滩中学。这个中学是1952年成立的,在1957年反右和1959年反右倾之后,就把一批“犯了错误”的老师下放到我们学校来了。我得益于他们得益的太多了,当时教我的6个老师中,4个老师是“犯了错误”下来的,是右派或者右倾,但是这些老师的水平真不一般,水平非常之高。比如我们的化学老师,原来是南京的,不知道怎么就把他下放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来了。跟这种优秀的老师学习起来很轻松。我高考那年,他给我们准备了很多高考复习题,真正高考的试题可以说几乎一题不拉,我等于在考前全部做过一遍。这种老师真是太了不起了。所以我考清华工程化学系,化学考了一百分。从1963年开始,我是第一个。接着连续三年,我们那个中学有4个学生考上清华了,特别是工程化学系,一年考上一个,都是这个老师培养的。

    等我学了化工专业以后,依然觉得这个老师水平绝对是非常高,在全国的中学化学老师里那也是往前排的。一个人中学遇到这么厉害的老师,那真是一大幸事。农村的孩子并不笨,有好老师带就容易成功了。当时我们的语文老师,外语老师也非常非常厉害。不然,像我们那个偏僻农村的中学,怎么可能沾清华的边啊,想都不敢想。后来这些好老师退休了,好老师人家也不去我们那个地方了。以后啊,真就没有人考上清华了。
    当时中学的数理化啊,我考试基本每次都是满分啊。偶尔一次不是满分,会懊恼半天。我在老师的鼓励下,报考清华大学的时候很有信心,而且我当时很狂,第一志愿清华,第二志愿南大,这两个志愿考不上就不去了。考清华还有比较凑巧的一件事,那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因为一个物理现象,和老师争执起来。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两个人抬筐,这个动作是不是杠杆原理,我们认为是,老师说不是,我们坚信自己是对的,老师错了。争执不下,我们就给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写信,让他们评判谁对。物理系就把信交给一个大学同学,这个同学真给回信了,解释得非常详细。看来还是我们对。从这以后我们就认识了,这个同学是南京的,姓苏,后来他就对我特别感兴趣。从初二到高三,我们一直通信,他就鼓励我考清华,还把清华的情况详细介绍了。我也是在他的鼓励下考了清华。其实我考的并不高,那年清华录取线是450分,6门课平均75分,我考了482还是多少,就是稍微过一点。我们班还有考540分的,很厉害的。
    我从来是班里最小的,没怎么打过架,也打不过人家,但是我学习特别好,群众威信应该说相当好了。因为成绩好、学习好,老师宠着,就不让别人欺侮你。考试你考不过,那力气再大那也没用。我从初一到高三,都是全校第一,而且我是全面发展,数理化很棒嘛,文科也很棒,到现在我们中学的作文范文里,还有我的作文。
    我们兄弟几个智商都很高,我是老大,我和五个弟弟,分别叫富、贵、荣、华、万、年。几个弟弟在班上都是最优秀的,因为我上大学,家里负担不起了,两个大弟弟就没能继续读书,干农活了。再小的弟弟连高中都没赶。几个弟弟下棋都很厉害,有个弟弟在我们那个县下棋是前几名,公社那一片没人下得过他,他下盲棋你都下不过他。因为我,几个弟弟后来没怎么好好念书,也是我欠的账啊。后来我又坐牢嘛,父母也都是由他们抚养。我出来后一直想法弥补。
    在中学时,我有点被神话了,一提蒯大富就什么天才,怎么怎么着……。其实我天资嘛,可能比别人好一点点,但主要是靠用功,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一心想考上大学啊,当时考上的和考不上的那前途是天壤之别了。当时我经常都是半夜2点多就起来,用个煤油灯看书,复习化学啊、数学啊,把所有的题整个做一遍。考上清华以后,我回到中学去,同学座谈嘛,当时教导主任说:有人说蒯大富是什么天才,不看书就考一百,那是假的,他看书是非常努力的。他夜里开夜车,我就曾经逮过他多少次。我当时就是怕自己考不上大学嘛,所以很刻苦。一个是条件比较好,另一个肯努力的话,那肯定成绩很好了。
    不过高考考完了,我就觉得肯定能考上。然后放假休息了,我就跑到亲戚家去玩。有一天,我刚从亲戚家回来,我三舅住在邮局附近,所以他先拿到那个通知书,他一路跑过来,说考上啦,考上啦,考上清华了!当时大家都很高兴的。去北京的时候,正赶上华北那年发大水,德州那边全淹了。我坐火车走到济南,往北就不通了,然后转到烟台坐船走渤海过来,走了9天才到北京。上大学之前,我没坐过火车,甚至没见过电灯,那个年代很落后的。这次出门一切都很新鲜。

热衷社会政治

    我小时候有点好打抱不平,同情弱者。看到不平事就想说话,而且很讨厌说假话的人。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对政治上的事情挺感兴趣。1958年我大约十二、三岁,当时宣传什么高产多少多少斤,十几万斤!后来我就算呀算的,算完的结果是:这样一亩地连麦粒都要堆快一尺高,就是光麦粒子堆起来,这样才能亩产十几万斤。我就认为这不可能,当时就给老师提出来。当时这事情闹得挺大,让人感觉我在反对三面红旗,或者说攻击大跃进。对办公共食堂啊,我也提过意见。我说集中起来吃,家家去食堂打饭,我说还不如分开吃好呢。我自己也去打过饭,下雨天路滑,一不小心把饭给打散了,把盆也摔坏了,我说这有什么好处,还不如各家自己做呢,我就提了意见。因为这些事,学校要找我算帐。可是我太小,而且班主任特别喜欢我,就保护我,护着我。最后折衷一下,给我的操行上写了一个评语,说我:“有时问题考虑不全面,乱发言”。
    中学时代对将来干什么没怎么想,不像别人从小立志做科学家、医生、将军什么的,没想过要具体干什么。但是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有比较有信心嘛,想做出一番事业的。高中毕业之前,我加入了共青团。入团就是要求进步的政治表现,那个时候的思想教育是谁靠组织最近、谁靠党团最近,谁就是先进分子啊。
我进清华后是在工程化学系。那时工化系和普通化工根本不沾边,一个专业是搞核放射性的,就是提炼铀235,把铀提纯;一个是高分子;还有一个同位素。这几个专业都算尖端化工。我的专业真正要搞的是原子弹、原子能、核潜艇、原子反应堆这些,算是绝密专业。当时绝密专业对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调查的非常严,政治上要求也严,32个同学,到文革前都是团员,是团员班。而且全班都是男生,因为搞核工业,可能会影响女性的生育。
    到了大学以后,我还是对社会上的事情很热衷。大一的时候我就给中央写过一份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情况。那个信现在XXX那还有,他就特别佩服我,说你当时那么小就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反映问题,很坚决也很深刻。那时,我看见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观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总想发表意见。
    文革前我参加的社会活动也比较多。我当过学校的基干民兵连连长,参加军训,基干民兵还经常可以打枪。另外,我特别喜欢写文章投稿,当时投稿主要是清华的校广播台啊,后来就被他们看中了,把我调到校广播台工作,后来当了广播台的编辑组组长。全校所有交来的稿子都要经过我审,我审完以后拿给一个团委副书记签字,才能广播。程序是这样的,权力还不小。我在学校里各种事情都好出头露面,感觉是能量发挥不完。
    我那时的思想意识还是比较左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经常发表些左的言论。比如清华学生吃饭的饭厅啊,吃完饭后桌子上就落了很多饭。浪费太大了,半个馒头就扔了,米饭剩一口咣矶就倒桌上了。我这从农村来的孩子确实看不惯,后来我就收集那些,每次吃完饭我就收集,每次能收集一大盆啊,白花花的米饭啊。我就把这些剩饭放到食堂门口,贴张大字报,说这浪费多不应该,多少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我们就给扔了,是资产阶级思想。当时学校和党支部的全部支持我,说我做得对。后来也有人贴了大字报支持我,一下子就把浪费的现象杜绝了。
    这件事倒不一定是左了,但再进一步就显得左了。什么事呢,就是吃红薯的时候,我的同学要剥皮,剥得干干净净的才吃。我就看不惯,因为我祖父从小教育我,吃红薯不但不能剥皮,就是皮上坑坑洼洼的地方没洗干净带点泥,也不能扒皮,要整个吃下去。我也这么要求人家这样带皮吃,因此就跟班里同学吵架,后来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会经常批判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显得自己非常革命的样子。
    “九评”出来以后,我写了学习九评的文章,题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觉改造”。文章在《新清华》头版登了一版半吧。《新清华》是清华大学校党委办的周刊,在校内影响很大。文章就是说阶级斗争怎么尖锐,不小心的话就会被阶级敌人腐蚀了。那篇文章也暴露了我很多左的东西,现在看很可笑。但那时就是那么一种思想基础,文革中很自然地就更左了。
    不过我总体还是愿意与人为善的,跟同学的关系处得很好。我们班后来等于就一派,包括反对我的。文革中毕业的时候,好多班因为派性,根本就不能同处一室。而我们班毕业还照了个全班的合影,大家私人关系还是不错的。
    文革前,清华在政治方面就抓得比较紧,有那么一种革命气氛。我比较佩服校长蒋南翔,他在清华一直贯彻培养所谓业务、政治双肩挑的干部,一进学校就给你灌输这些。

投身文革

    文革初始,我对清华党委和蒋南翔是保的,肯定是保的。大概6月3号、4号,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去了,旗帜很鲜明。是保蒋南翔的,题目叫“捍卫清华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那旗帜多鲜明啊。不过我很快就感觉自己不对头了。当时研究解放军报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啊,左一篇右一篇连篇累牍,说资产阶级统治教育领域……,修正主义分子就在我们身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孟家驹和我商量,说我们这种态度对不对啊?万一校党委真有问题怎么办?应该抱着对革命负责任的态度,考验考验清华党委吧。
    我们的立场很快就转化了,写了“也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提了几个问题,肯定是质疑的态度了。当时我在清华广播台工作嘛,在给校党委贴了大字报以后,广播台的台长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参加文化革命吧。把我赶出广播台了。
    很快,工作组就来了,他们一入校就表明是反校党委的。不过蒋南翔对给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认账,毛主席不是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嘛,他就不同意。他说,文化革命前清华大学也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怎么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蒋南翔在清华搞得特别好。比如北大吧,起来反党委的、贴反陆平大字报的聂元梓,就是校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这在清华绝对不可能。工作组进校之前,清华没有一个党支部书记、更不要说总支书记起来造反了。蒋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气的发动机”。那真正是做到了一点气不漏,清华绝对是铁板一块,内部没有反的。后来,工作组进校,大家抵挡不住才垮的。
    工作组开始对我还是挺好的。工作组来了我特得意,就杀回去了,到广播台我临时写了一个稿子,欢迎党派工作组来清华大学。后来,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来”那首歌,非常欢欣鼓舞,非常拥护工作组的。
    6月13号吧,上边来人到清华,宣布由工作组代替清华党委行使职权。但是工作组他们的做法,和我们理解的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就差得比较远了。他们强调领导,强调秩序。工作组的个别干部还发表了一些言论,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说群众运动不能这样搞、不能那样搞,不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当时当上了我们班的文革小组组长,我就认为工作组对群众运动的理解和态度不对。6月16日,我和孟家驹就贴了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往哪里去?”。这张大字报贴出去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在那儿看。正好那天薄一波来清华,走到我那张大字报跟前站住了。当时谁也不认识薄一波,只是看他像个当官的。他问,这张大字报谁写的?有同学多事,就说:蒯大富写的,唉,就是他,就是他。其实我也在旁边。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蒯大富。他说:大富?这个名字不好。我说: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啊?他说: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我说:不对,大富是国家发家致富,是国家富强的意思,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告诉我。我说这就不平等了,我告诉你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啊?他说我走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他说能问问你是什么派吗?我说,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划定?他说,别谦虚吗,你认为你是哪一派嘛?我说,那我认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划着说:这个左派啊,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我们都笑了。
    大约6月21号,我又在其他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后来工作组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说蒯大富想夺权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文革时我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论吃的比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权嘛。政权问题是首要问题,学校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中央有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就这两个思路。这个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思路。

王光美未到会引发的大辩论

    我的大字报引起了工作组的重视。也是6月21号,管我们班的工作组成员曹欣,通知我说,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参加你们班的座谈会,你们准备一下。王光美同志参加我们的会,岂不是天大的事。当时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化名小何,住在清华的甲所。他们本来想创造一个新的“清华经验”,像指导“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一样,来指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王光美在我们心中威望很高,我们对她也很信任。后来我就发动同学赶快把屋子扫干净,准备些水。但是下午会议正式开始的时候,来了一个女的。大家并不认识王光美,她也没介绍,就坐下参加座谈会。因为我们班对工作组意见很大嘛,就提了好多意见。会议结束,她临走的时候说,我是工作组的,我姓崔。什么也没解释,然后就走了。当时同学都很气愤,不是说王光美同志来吗,其实是想骗我们啊,摸情况、摸材料来了。
    我就又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叶林是工作组组长嘛。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轰动了,因为工作组骗人嘛,他就根本没法领导了。到第三天,就是6月24号那天,校革委会就派了几个同学,到处围攻我。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讲,就贴大字报吧。他们不答应,然后好多人围着我,说一定要辩论,不辩就走不了。我说,辩就辩,反正我有理。后来就约晚上开大会辩论。
    6月24号的会在清华文革当中是很重要的事。我这边找了两个同学,孟家驹和鲍长康,那一边也是三个同学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会议的是文革临时筹委会的主任贺鹏飞(清华大学学生,贺龙元帅之子)。当时还是比较讲道理的,我上台讲了工作组通知王光美来、但又没来;我们对此质疑,去工作组要个说法,但工作组态度非常恶劣地对待我们。因此我们不能接受,写了大字报等这么一个过程……。工作组当时就很心虚嘛,他根本不想辩论这个事情,反过来他就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下面的同学们就莫名其妙啦,怎么提意见成了夺工作组的权了?同学们就喝倒采,后来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问的问题,工作组根本答不出来。
    那次辩论的时候,有专线通过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当时能听到我们现场的辩论。因为我一上来念了好多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语录,她听到后说: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所以后来工作组几个副组长杨莉芳、周赤萍分别上台,想把我压住。但他们上来讲那个话,特别没水平。周赤萍好像是个中将,他讲: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等等。我们就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
他们根本压不住台,最后叶林亲自上台。叶林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我们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同学们哄起来,硬把他哄下去了。可以说那场辩论会我们是全面胜利了。
    这时主持大会的贺鹏飞出来和我商量说,蒯大富,快11点了,明天晚上再接着辩论怎么样?后来我也同意了。当时实际上我就应该坚持下去,坚持下去让他们彻底下不了台。后来我还是相信他了。我就宣布:贺鹏飞同志讲,今天晚上比较晚了,到此为止,明天晚上继续辩论。我还天真地认为明天可以再接着来。
    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广播了,今天晚上的辩论因故停止。接着清华就传达了李雪峰的报告,说各大学掀起反工作组的高潮,这是有背景的。这一下子就把我们压下去了。他的讲话,把这个形势稳住了。本来辩论的主题是王光美来不来的问题,是工作组骗人的工作作风的问题?但是转化成工作组说我夺权的问题了。同学当时不能接受这个,觉得你太霸道了嘛。当时清华的知识分子,也没人认识蒯大富是谁,就是对工作组这样的做法不满。结果工作组在全校掀起反蒯运动,叫反蒯斗争。再后来就划“蒯派”,凡是支持蒯大富意见的,或者是同意蒯大富观点的,都是“蒯派”,甚至包括给蒯大富鼓掌的,一共打了800多还是700多个“蒯派”,其实绝大多数根本不认识我。

失去人身自由

    从那次会后,连续好多天,差不多 20天吧,他们一直在清算我。
    6月25号那天他们宣布不再辩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搞阴谋了。我其实不是那种很倔的人,脾气比较好的,思想上也不是比较固执。比如一开始对蒋南翔、对校党委的态度,感觉自己跟中央的部署不一样了,很快就转过来了,时间不长也就一个星期。反过来,我认为正确的东西就会坚持下去。
    我先跑到北京市,后到中共中央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反映问题。人家说,你们学校的情况我们记下来了,会向有关方面汇报。后来我就不想回去了,就到孟家驹家里呆着。大概是第三天,工作组通过孟家驹给我传话,再三向我保证,说你回来,绝对保证你人身安全,绝对保证你自由。我就回去了,刚进校门,蹭,四个人从两边就强行贴上来,你不管到哪里他们都跟着,但是还允许我走动。我就天天贴大字报,从6月28号到7月3号,每天贴一张。
    这时,工作组开始说我是反革命,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后来他们也没说这是怎么决定的,也没有什么书面决定或通知,说给你戴什么帽子,根本没有。叶林虽然是工作组组长,他实际上处在一个可怜的状态。这件事叶林肯定不敢做主,他处处要请示王光美。王光美当时的威信是非常高的,“四清”中的桃园经验,全国到处在学习宣传。现在又在搞什么清华园经验,她绝对是太上皇,没人敢不听她的。但是最后决定这件事的还是刘少奇。后来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刘涛(刘少奇之女)在揭发刘少奇时说:清华的情况由王光美很详细向刘少奇汇报了,刘实际上自始至终地了解清华文化革命情况。刘少奇说:蒯大富不给我们民主,那我们也不给他民主。他讲了这句话后,清华就把我关起来了。
    7月4号,工作组开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出门了。他们开始把我关在宿舍里,新斋862。我本来住在新斋,是清华一个宿舍楼。为抗议关押,我就开始绝食了。同学们知道我住在这,后来老有人来探访。于是就把我挪到一号楼的四楼上,单独看押。他们搞了4个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我绝食了两天。小青年嘛,也是长身体的时候,当时真是饿的不行。后来我感觉工作组根本不怕我饿死,实际饿死你活该。我就想停止绝食,可是面子上又下不来。后来谁救了我一命,是北京市委的副书记马力,他专门跑到清华看我,工作组把我押过去。他见到我就说:蒯大富,你绝什么食啊?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要转到中央的信我们也都转了。不吃饭身体垮了,那你还斗什么?赶快吃饭!我当时以为工作组在封锁情况,不让中央知道。听了这些话也就宽心了许多,就开始吃饭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一方面给我个台阶下,另外我也认为这个没太大用。有的材料说我曾经想卧轨什么的,那是胡说,我是不可能自杀的。不过当时的确很蠢,年轻不懂事。
    这件事一开始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完全没想到。工作组他们就是不讲理,就是神经过敏,或者说心虚,他们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不要说叶林,就是工作组底下的人向我们解释一下,说我们工作组工作没做到家,应该预先向你们说明一下,让你们误会了。其实这就完了,但就是他们就放不下架子,就是一点错误也没有,就是你不能反我。你要反我,我就整你,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
    后来,我实在的说是绝望了。当时我写信跟我的姑妈和舅舅借钱,我说可能出趟远门,希望能借点钱。后来我舅舅真给我寄了钱来。我当时想,1957年右派的阴影又回来了,我估计我肯定又是个右派头子,你无论怎么着,他肯定都要处理你。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这个下场。肯定会被送到那些地方,我当时已经做这个思想准备了。
    那时候我在班里是文革小组长,是多数派。被关押后,班里专门开了一个团支部会议,就是说蒯大富反工作组,反党什么的,不符合共青团员的标准,大家举手同意开除他。在那种条件下谁敢不举手啊。不过也没做什么书面决定,就是团支部开了个会。当时这对我也没有多大影响,我正在全校轮流批斗,比这个打击大多了,那时候谁还考虑团籍呀,根本不考虑了。
    关押期间就是批斗。批斗有班里的、系里的、还有外系的,全校有两次,几乎天天被批斗。批判的内容完全没有理由,很荒唐,就是把你的言论断章取义,胡乱理解,完了把明显的错误强加到你头上,然后进行批判。我当时就想,共产党反右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还要更厉害,根本不讲理。在形式上,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批斗还很文明的,把你拉到台上去还坐着,批斗当中不让发言,让你说话就是回答他的什么问题。文革初期,大家还比较收敛,没有后来批斗会那么野蛮,也还没有形成后来那股打人的风气。很快文化革命就掀起了打人的风气,那时我已经平反了,躲过去了。后来掌权了,还打了别人;到文化革命后期我又挨整的时候,打人的风也过去了。我逃过了这一劫,要不肯定会很惨。

毛泽东救了我

    后来我听王力告诉我,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7月19号讲了那几句话:“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回来,几句话就支持了学生运动。毛主席讲话后,刘少奇慌了,不知道毛主席什么来头,就开始下令放人。清华7月19号就把我放了。一共关起来十八天。我们班的团书记就到我那里,告诉我说:唉,蒯大富,你回到班上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这里了。我说那不关我了?他们说没人要关你,马上就想赖帐。我被放出来以后,当时还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正放我。我故意绕清华的围墙走啊,四面围墙走了半圈,走到西北围墙,我看后面确实没人跟踪,才放心了。
大约21号吧,王力、关锋到清华看我,当时我已经放出来了。他们俩穿着军装,王力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中央文化文革小组,他叫关锋,我叫王力,请你讲讲你对工作组有什么意见?我当时根本没有听说过中央文革这个机构,第一次听说,我也不知道关锋王力是谁,不大信得过他们。我就简单的讲了一下,后来我说对工作组的意见,我写一个材料给你们。完了他们就回去了。
    7月29号,工作组通知我参加了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是王力后来告诉我,毛主席7月28号说,明天召开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校的蒯大富。毛主席点了我名,所以我能参加这个大会。当时大会由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讲了话,后来毛主席出来接见大家。回来我就写了大字报,“我见到了毛主席”!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而我见毛主席了。
    从7月19号被放出来,还是想继续反工作组。当时还没有宣布工作组撤销,但是大家都知道工作组不行了。7月25号左右,清华的王小平和雷蓉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说工作组整群众是不对的,如何如何……。王小平是王任重(湖北省委书记)的女儿,雷蓉是雷英夫(副总参谋长)的女儿,那他们知道毛主席对派工作组的态度了。因为这个大字报是高干子弟贴的嘛,清华哗啦一下子就起来贴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了。
    我出来以后没有找工作组算账去,叶林在8月3号吧,把我、鲍长康、孟家驹请到工作组去了。他说,我们处理不当。好像表示是道歉的意思吧,但我们不同意这样就算了。

与共和国总理长谈

    总理找我谈话,我记得是在7月29号,或者是30号,反正是在建军节之前。这时,中央已经决定撤走工作组,王光美走之前,留下一个班子,贺鹏飞是第一把手。工作组人还没走,但权力实际已经移交了。那天,贺鹏飞通过广播通知我:请蒯大富同学晚饭后到甲所来。甲所是清华接待外宾的地方。天还亮着的时候我就去了,我问:什么事?贺鹏飞说:有人找你谈话,你在甲所等着吧。
    那晚上我等了很长时间,又问贺鹏飞,找我谈话的人在哪呢?他说你就等着吧。这个会客室里有一个三人沙发,有两个单人沙发。开始我还坐着,后来困了,坚持不住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已经很晚了,贺鹏飞过来把我摇醒,说:快点起来,找你谈话的人到了。我赶快起来,就听到外面汽车停下来的声音,又听见车门的声音,接着走进来一个人。我一看就吓了一大跳,周恩来!我噌就站起来,说:总理,您怎么来了?总理招呼我坐下。我当时根本不敢坐,这反差太大了,我一个农村的孩子,而且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全校批斗了也不知道多少次了,还没平反呢。当时总理坐在单人沙发上,中间一个茶几,我在三人沙发这边。总理说:你请坐,请坐。我当时真是有点发抖的样子,根本不敢坐。后来总理的秘书孙岳过来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嘛。后来我才坐下了。
    看我比较紧张,周恩来一开始就和我拉拉家常,问你家在什么地方?我说,我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三读书,老家是江苏的,滨远县,属于盐城地区的。父亲母亲都是农民。周恩来问的很仔细,他说:你们家在江苏啊,我们是老乡啊,我家在淮安。其实我十三岁以后到才搬到浙江去。他又问,父亲母亲干什么的?我说父亲母亲都是农民,政治面目都是中共党员。我父亲是1944年入党的,母亲是1945年的党员。周恩来就说,你们家是革命家庭嘛,盐城是我们新四军总部的所在地。
    周恩来的亲和力你永远得佩服,他没有那个摆架子,确确实实很亲切,没有让你有丝毫的畏惧感,所以我就放松下来了。周恩来接着就说,我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今晚找你谈话。请你把六月一号到今天,正好两个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听到的,原原本本、详详细细的跟我讲来,我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他一开始就这么讲的。我也一开始就保证,说,我向总理报告,我下面所讲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所看到、听到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坐在总理的对面就开始讲了。周恩来自己掏出来一个小本子,也拿了一支笔,他有时也记一点,但记得不多。主要是孙岳同志就在旁边记做记录。有时他也问一两句,或者我没讲清楚的,他想再听一遍的时候,他就让我重复一下。基本过程都是我在讲,他听。
    谈话中间,贺鹏飞两次敲门进来。他进来后,他不叫总理,他叫周伯伯。他说:周伯伯,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谈话。总理说,不行,我今天来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然后,贺就出去了。过来二十来分钟,他又敲门进来了。总理生气了,说:我今天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不要再进来了。后来他不敢再敲门了。我猜测嘛,这很可能是王光美他们知道周恩来找我谈话,那意味着我肯定是要告状了。他们一个是想知道我告什么状,另外一个他们在旁边的话,我就可能有顾忌,讲不了什么了。周恩来当然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根本不让他们进来。
    其他就没什么干扰了,我一直讲到天亮,大约到早上五、六点了,因为是夏天,天已经亮了。总理说,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但是我上午还有会,今天下午派车来接你去,到人民大会堂继续说。还有呢,就是你曾经被关起来二十来天,所以对外面的情况也并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两个或三个没有被关起来的、或者说你信得过的同学,让他们协助你谈,你只要提出来,我都接受。

为毛泽东提供弹药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个同学。一个是刘才堂,一个是刘泉,还有一个是沈台平。他们和我一起去的人民大会堂。晚上七点不到吧,我们就坐清华的车到了人民大会堂,后来知道那是河北厅。我们坐下来有一刻钟吧,周恩来就到了,还带着两个人来。见面后大家握手,周恩来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这位是你们江苏的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我带他们两位来听你说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说,哪敢呢,我向首长们汇报。总理说,你们几位随时可以补充,因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你们在外边知道的就可以补充嘛。
    后来我们四个人,就轮流给总理汇报。我们从七点多讲到十点多,又讲了三个小时。我讲完之后,又向总理保证了我所讲的这些话的真实性。周恩来说,谢谢你啊,我马上向主席报告。然后他站起来,说,我请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带你们吃夜宵,吃完你们再回去。后来一个穿白大褂的服务人员,带我们到旁边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鸡丝汤面,我们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学校了。
    这是七月三十号晚上的事情,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只剩两天了。现在看起来就清楚了,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决定整刘少奇。可能上面感觉材料还不够充分,所以让周恩来到清华,来找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当时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已经开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到北京了,所以当天晚上江渭清和谭启龙也来了。周总理带两位第一书记一起来,我想也许是让他们起个旁证的作用?我呢,主要谈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组怎么整我们,怎么把我们都关起来,然后大会斗、小会斗的情况,等于切切实实地告了一状。那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二次谈话和第一次在清华谈是一样的,基本上光让我讲,他们只是听。总理就问了工作组怎么对待你们的?就是说把你们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跟我们说。这两次谈话当中,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
    跟着没几天,8月5号嘛,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来了,毛泽东说:五十多天的。。,中央少数同志参加的反动资产阶级思想,所以是白色恐怖,镇压革命派,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何其毒也。联系1964年的形左实右,岂不发人深省。(核对)那就是等于公开号召要打倒刘少奇了。我自己体会啊,这些和我前面向周恩来的汇报,关系很直接,其实就是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材料。

创建清华井冈山

    8月4号,在清华大学东大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这实际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个现场会,当时参加中央全会的那些中央委员,除了几个去北大的,其他的都到清华来了。周恩来在那个会上,宣布为我平反。他说:对蒯大富同学,还有刘泉同学,还有刘才堂同学,我是主张平反的。蒯大富最后怎么出那么大名呢,就因为是周恩来宣布平反的,这就出了大名了。
    不过,我当时已经让工作组批得太臭了,平反也不管用。虽然周总理给我平反了,但是那次平反在学校其实并没起到太大作用。即便周总理宣布平反的时候,会场上就有些人公开提问题和喊口号,说蒯大富就是反革命,不应当平反,会场上就那样。后来,很多人就退一步说,蒯大富即使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然,学校里也有不少反工作组的同学,不同意工作组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我平反后,就是这些同学也不太愿意跟我来往。在很长一段时间,没多少人是跟我在一起的。我后来想成立组织、拉队伍非常困难,因为没人敢跟我干,也没多少人敢接近我,我在学校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力。
    所以平反后的一段时间,我和外校的学生来往比较多些,这就要说到“三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了。其实三司不是我成立的,我也不是什么司令。因为一司、二司都已经成立了,后来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就说要成立三司。三司是由朱成昭拉起一帮当时各个大学叫“东方红”的组织,他们联合起来成立的。三司是1966年9月6号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组迫害过的那一派,当时的少数派。三司成立的时候,我们清华井冈山也还没有成立,它也没有中央文革的背景。
    但是很快,中央文革就支持三司了,这和它的主体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组而被迫害的背景有关。中央文革让我专门找三司各参加单位的学生,从9月6号到16号吧,在中宣部小礼堂,就是老北大红楼那儿,接见我们,前后在那儿谈了四天。中央文革是以张春桥为首,还有王力、关锋、刘志坚等几个人。这是三司和中央文革关系密切的开始。
    之后,朱成昭、韩爱晶他们就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 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他们就说,我们支持你。我还是听了他们的鼓动,动员了一些人参加了我的组织。9月23号,我们宣布成立清华“井冈山”。成立大会在清华的礼堂召开的,我们也就几十个人。不过,地质学院来了几百人,从北航也拉来几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来壮声势。
    进入十月以后,形势变了。《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司立刻发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当时开这个誓师大会,并没有中央文革的授意,只是紧跟形势,关键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非常对我的路子。就是批判工作组压迫群众,我们这派都是被工作组压迫的少数派嘛,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鸣。不过我们筹备大会的时候,给中央领导,周恩来、陈伯达、陶铸、江青、康生啊,都发了邀请信。我们的邀请信是油印的,他们都收到了,以总理为首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这个大会,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哪。
    10月6号的大会我参加了,韩爱晶把我推上去念那个大会誓言。这次会上呢,张春桥看见我说:蒯大富,过来过来。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就是蒯大富。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这是第一次见江青,也没说什么话,等于打一个招呼。
     从那以后吧,三司在社会上就名声鹊起,我也成了风头人物。我们清华“井冈山”在学校里面就逐渐抬起头了,好多人参加了,井冈山迅速壮大。在校内,贺鹏飞和我们没形成对立的两派。他们在我们心目中是很神秘的,有高干子弟的背景,而且还是那么高的位置,我们也不大接触他们。他们早期一直掌权,在我们开始成立组织时,还是贺鹏飞在领导清华。10月份陈伯达讲话,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当群众组织的领导,所以他们就自我罢官了。有段时间清华大学就没人管了,处于无政府状态。清华大学没有出现夺权,也没形成正面冲突,等于他们退出清华运动了。
    我们在校内逐渐得势。对于原来的校党委,我们没有过多关注。蒋南翔当时已经被打倒了,在我们那时的眼里,就等于“死狗”啊,他也没什么活动,感觉上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话下,不把他们当回事了。我上台后也没有直接斗蒋南翔,当然,这和我心里对他一直比较佩服也有关系,当时我也曾经当着好多的人面说过这个话。
    三司成立以后,有些人开始介入了批斗老干部。但我当时对这事并不明确,没怎么介入。我和这些老干部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只是和刘少奇和王光美有关系。“百丑图”其实不是我们搞的。百丑图的作者不是清华的,那个作者好像是北京戏曲学校的。但是百丑图在清华的报纸发表的,《新清华》上发表的。大概是投稿投到我们那去了,或者说他是在我们学校参加运动的。那时期也乱,各校学生混在一起。但是我当时还挺欣赏的,觉得他画得挺生动。当时怎么界定的,画谁不画谁,这个我没参与。大概凡是报纸点过名的、打倒的都画进去了。
    11月份,我还到上海去了一次,当时全国不是到处串联嘛,我在北京太忙,还哪都没去过,就想乘中央没有下令停止串联之前出去一趟。后来,我叫了几个同学坐火车到上海去,当时火车挤得要命。大约总共也就十几天。
    当时,全国都闹得很红火,大家也串来串去的,但是我还没有想过要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因为我知道中央反对成立全国性组织。有个什么“全红总”嘛,工会系统的,当时就给中央抓了反革命,遭到严厉批判。这方面,我们没有什么想法。

骗斗王光美

    1966年11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发生了骗斗王光美的事。此前,因为我们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周恩来批评了我。他说,主席指示: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面对面做检查,要背靠背的写检查。我们也不敢再提出这个问题,只能等中央部署了。
    骗斗王光美具体的策划过程,我并不知道。我们学校电机系大二为主的几十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捉鬼队”,为首的叫李振言。他们策划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开始没跟我讲。那次是11月6号行动的,李振言在6号白天才告诉我,说我们想把王光美从中南海揪出来。我当时真认为是一群孩子胡闹呢,根本不相信他们能干成。他们说,老蒯,你给我们几辆车,我们就能把王光美骗出来。我说你做梦呢,刘少奇搞白区工作的,那么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你想骗就骗了?他们就说,你给我车吧。我说给车没问题,因为清华当时在我们手下有几十辆车。他要一个吉普,要一个卡车,要一个小车,我都给他了。他说要试试。我说,那你试吧,我也不指望你试成。结果抓鬼队骗王光美,没想到真骗出来了。

    他们搞这个也是很周密的。你不由得一定会上当的。他们先找师大一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儿刘平平控制下来,不让她回到中南海。还扣留了在师大女附中的二女儿刘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儿子刘源。然后他们先冒充交警,就是西单那个交通中队,给王光美打电话,说你女儿刘平平出车祸受伤了,送到北大医院了。接着又冒充北大医院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在假冒医生和王光美通话的时候,还让刘婷婷出来说了一句话:“妈妈,姐姐受伤了”。这就没法不相信了,先是公安机关,又是医院,还有自己女儿打电话。所以那个简直是不能不相信了。就这样子,他们冒充交警、冒充医院打的电话,全是冒充的。但因为刘婷婷被说服了,站在我们这边了,跟我们一起骗她妈呢,不由得王光美不相信。后来刘婷婷在《鲁豫有约》的节目中谈这个事,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当时刘少奇也去了医院,我们的人都看到了,他们没敢抓。虽然大街上批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很多(这时大字报还没有点刘少奇的名),而刘少奇真到跟前的时候你也不敢抓。谁知道水有多深啊?毛泽东假如不同意,那我们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嘛。但是,他们还是把王光美带回来了。他们回来以后,在化学馆给我打电话说:老蒯,王光美被我们抓回来了。我开始还不相信呢。他们说真的,在化学馆呢。我一听就说,好,告诉广播台,马上通知批斗嘛。
当时很匆忙,也没什么准备。在清华西大操场,体育馆那儿有个台子。就把王光美押到那个主席台上去了。当时外地来清华串联的同学很多,大喇叭一嚎,大操场站得满满的。 11月6号多冷啊,那么多人全部站在那。王光美说冷,意思她很冷嘛,她出门的时候也没穿好衣服,就给她找了一件军大衣。她说脚也冷,有一个女同学就把棉鞋脱给她穿上了。在清华前后也就押了几个小时。
    批斗会还没开始呢,孙岳秘书就来了,他就是周恩来第一次找我谈话时做记录的那个秘书。我认识他嘛。他说,总理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就派他来找我。周恩来把自己的车也派来了。后来我就问孙岳同志,总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说:同意,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我说那行,可以。当时我在会场用大喇叭上宣布了,说总理同意我们斗王光美,但是不能打、不能侮辱。我问王光美:打没打?王光美说没打,我说侮辱你没有?她说没有。但是第三条斗完带走我没有宣布。
    11月6号这次斗王光美有好多周折。因为没准备吗,有些同学问什么问题,王光美也不回答,有的问题或者说回答也就是反驳,根本就斗不下去嘛,所以后来就不斗了。会后就把王光美带到我当时在清华的办公室,逼着王光美写四条保证。第一条内容是承认清华师生揪斗她是革命运动,第二条是保证以后每个星期送一份检查过来,第三条是什么……,反正有一条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揭发刘少奇,要王光美这样写。王光美前几条都接受了,最后一条就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揭发刘少奇她都同意了,但是从生活上揭发刘少奇她不同意,她一直不同意。就僵在那里了。那个时候孙岳秘书就在旁边催着我,说赶快让我们把人带走。
    这过程中间,还发生两个插曲。先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来。周恩来打电话来,字斟句酌地说,你们斗完了没有?我说斗完了。他说:斗完了就让孙岳同志带回来。我说马上就让孙岳同志带回去。。周总理的电话刚放下,时间不长,江青也亲自打电话来了,要找我。江青说,蒯大富啊,听说王光美给你们揪回去了?我说是啊,我说她欠我们清华的账,我们叫她还。江青在电话里嘎嘎直笑,一直在乐。她说,蒯大富,你不准打啊,不准侮辱啊,还有总理不放心,叫我给你打个电话,让你赶快把王光美放回来。我说,我一定执行。我和江青就通过这一次电话。
    我觉得,总理是怕他打电话,我不听。他就让江青再给我打电话。我们的人逼王光美的时候,我没有露面。接完这两个电话,我就进去了。大家发现我进来,就让开一条路。王光美看到我,很陌生的眼光。王光美根本不认识我,她把我斗成那样其实还不认识我。我说,王光美你认识我吗?她说不认识。我说,好啊,你差点没把我斗死,你还不认识我?她说,哦,蒯大富同志。她站起来要和我握手。我没握,说坐下,她就坐下了。我说群众批斗你、让你写保证,你为什么不写!你赶快写,写完回家。让我唬了一下,当时“生活上”三个字也没有划掉,后来她就签字了。我立刻就让王光美走了,她很快就上了总理那个车,是辆苏联产的基斯牌老式防弹汽车,和孙岳秘书一起走了。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接见七机部“九一六”(注:七机部的一派组织)的时候,就批评我。他说,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光明磊落嘛,我们不搞彭罗陆杨的手法。这就指我们把王光美骗出来的方法,是彭罗陆杨的手法。他说,清华的同志把王光美骗斗了一下,如何如何。有些小报说我当时讲过一句话:“为革命造谣是光荣的”,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时我连“怀疑一切”这种话都没说过。什么“怀疑一切万岁”的大字报,是我一个同学叫李康群写的,我从来不同意这个,这在理论上很难站住脚嘛。那时也传说是我的话。

中央文革的马前卒

    总体来讲,中央文革这些人的讲话我们特别爱听。他们的讲话煽动性比较强,比较直白,不像总理讲话是政策性比较强。在这之前,9月26号的时候,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我们三司的头头讲话的时候说,在清华和一些学校,好多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我这个总理还是他任命的嘛。那我们就很清楚意识到,就是不要把矛头指向刘少奇。我笔记本上有很详细的记录,后来都被法院收走了。
    总理对批刘的事一直持保留态度,他不主张批刘,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他一点也不主张批刘。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总理不主张批刘,是因为中央不到时机,还不能公开。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肯定是迟早的事。到了1966年底,中央的报刊也开始暗示,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老是这么个提法。实际大家都清楚是指谁了。清华井冈山批刘少奇,在全市刷大标语,公开点刘的名,是12月份开始的。这主要是受到张春桥的影响,张春桥和我谈话以后呢,我认为时机变了。
    张春桥对我一直还是不错的,他对我特别关心。1966年的9月份,张春桥等在中宣部小礼堂接见了我们四次。接见完以后,他给我们打气,说:现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还很深,还有不少学校的同志仍然受压制......,表示对我们特别同情。后来也是他带我去见的江青嘛。
    12月18号,他通知我到中南海西门。他在西门的传达室单独接见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他跟我讲了一些倾向性很强的话。他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他虽然没有说出“刘少奇”三个字,但是所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肯定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他说,他们能不能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的反动路线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废。我当时很激动嘛,我说,首长对我这么信任,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一定要给中央文革争气。
    后来在审判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不是让我上去揭发张春桥吗?我揭发的这件事确确实实是真事。张春桥找我谈,实际上要我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到社会上去。张春桥对此是很明确的。当年我不能确定,但现在可以确定,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我的。王力在1991年前后,亲口告诉我,张春桥找我谈话是毛泽东的意思,是主席的意思。
    当时为什么张春桥只找我谈这件事,我可以说还没细想过。当时就是觉得他对我特别信任,另外一个就是我毕竟是受到他直接迫害的嘛。从我个人讲,所谓“国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刘少奇我是最坚决的。在对刘少奇的事情上,我们内部也有反对的。清华井冈山总部开会的时候,我们总部的二把手唐伟就提出来,说中央没同意公开呢,你这样上街合适不合适啊?他还是基于总理讲话的精神,就是毛主席不同意大字报上街,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批斗。因为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行动推迟了几天。我当时很坚决,认为打倒刘少奇这肯定不会错的,何况还有张春桥的鼓动。所以到了12月25号,不管有没有不同意见,我一个人就独断专行,拍板决定上街。我们就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当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对我意见比较大,比如唐伟就辞职不干了。
    清华当时组织了5000人上街,事先我们开了动员大会。我说,刘少奇现在很猖狂,不投降。12月北京刮起了所谓的12月黑风,“联动”,也是高干子弟吧,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等等,所以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点名打倒刘少奇。当时动员的口号就是:反击12月黑风复辟!刘少奇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2月25号那天,我们在天安门集合,然后就分五路,到天安门、王府井、大栅栏、西单这些地方游行宣传。那天风很大,天气很冷。我们准备了很多大字报,很多传单,到处散发,到处刷大标语。这次行动呢,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开吧,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来。而从群众角度提出来的,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就铺天盖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兴,我们刚刚见过面没几天,12月30号她又亲自到清华来,表扬我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江青说的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不能断定就是毛主席这次确实让她带话的。反正她经常这样说: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她走了以后,我就说:我们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了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窝里去了。这是他们最想干的事,我们干了。所以江青同志到清华接见我们。12月30号,当时清华井冈山的报纸有篇文章,题目叫“清华园春来早”,专门记载江青接见我们的经过。
    江青那次来,还要见刘涛和贺鹏飞,后来我就广播请通知刘涛和贺鹏飞到清华静斋。静斋是留学生楼,他们一会儿就来了。他们见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们开始谈话的时候,江青让我出来了。她跟刘涛他们讲了什么,我不太清楚。不过过后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老子不革命,儿子还会革命的,不要为难他们”。江青嘱咐关照的这句话,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个掌权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整过他们,没整过贺鹏飞,也没整过刘涛,而且对他们还比较关照。
    在我们点刘少奇名以后,刘涛在全校做了次检查。在此以前我们也没敢那么做,点了名以后,觉得党中央、毛主席这个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我们就找刘涛谈话,在那种情况下做工作。我们处在一种居高临下的状态,实际就是讹着你刘涛,你必须要揭发刘少奇。当时刘涛到我宿舍来,她就老哭。她说: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说:这个你说不管用啊,中央两报一刊的文章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中央那一两个最大的走资派。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这个能是假的吗?按照“十六条”的解释,走资派是敌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产党员,你说你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你爸爸走?她说: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我说:那给你个机会,就是要你表个态,在全校大会发个言。后来刘涛就答应了。我就对外宣布,刘涛同志要做检查。
    后来刘涛在大会上发言表态,还很长。会后,我就把她的发言整成稿子,登在报纸上。最有煽动性的还是刘涛的录音,就是把刘涛的录音复制好多盘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当时,听录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儿亲自揭发情,这个对刘少奇伤害非常大,杀伤力很大。所以,后来举行刘少奇的追悼会,王光美坚持不让刘涛参加,一直到死都没有宽恕她。不过事实上,刘涛当时也是无奈啊。我们给她做工作,提到这样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还是站在毛主席这边? 在那种路线斗争高于阶级斗争、阶级感情高于家庭亲情的政治压力下,刘涛就像被夹在磨盘里,在两扇磨盘的压迫下,除了投降没有办法。贺鹏飞也一样啊,刘涛做了检查,贺鹏飞也做了检查。他们检查后,我上去发言,我说刘涛表现是相当好的,我们欢迎刘涛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这边来。
    除此之外,我们一直没有批斗过刘涛和贺鹏飞。直到现在的各种回忆文章,也没人说我剥夺了他们的权利,事实上肯定也没有。这个也是贯彻江青的指示。
1967年在中南海门口搞的“揪刘火线”,其实和我们没什么关系。那次是轻工业学院两个女将,因为刘少奇也到他们学校去了看大字报。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个“揪刘火线”,要求批斗刘少奇。他们自己内部还不太一致,互相比谁的调子更高。这事其实不是我做的,我们很晚才去。我当时觉得他们是想抢功,要说打倒刘少奇,肯定清华是第一功嘛,所以对他们这个不感兴趣。

天派地派及其它

    天派、派形成很晚了,当时就根本没有自觉地要形成什么派。一直到1967年9月份,一个是中央文革在9月15日接见了一批人,在9月16日接见了另一批人。于是,头一天被接见的叫天派,第二天被接见的叫地派。我们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天派”,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是天派,哦,在接见完了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天派。天派可能是因为其中为首的是北航和清华,航空嘛为天;地派以地质学院和北师大为首,地质嘛为地。关于研究这期间天派、地派的文章啊还没看到,还都说不清楚。在这两次接见以后,其实天派和地派关系也都很好,也没有大分歧。后来,我和韩爱晶曾经想把天派、地派逐步地联合起来,但是没成功。
    地派基本上是三司的,基本包括各个大学的东方红的,以地院王大宾为首,谭厚兰也算地派。聂元梓肯定是天派,不过聂元梓除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写了一个大字报,后来工作组入校整我们的时候,她根本没发言啊,也没保护我们,也没发表反对工作组的意见,这跟我们的经历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她那个造反还是中央授意的,奉旨造反。就那一下子,后来当了大学红代会核心组的组长。那时觉得,我们是自己干出来的,根本瞧不上聂元梓,我们对她根本不以为然。
    我们跟谭厚兰关系不算好,我们和她在政治观点上并没什么对立的,但是挺讨厌她,她个人为人也很糟糕。1967年9月7号,我和韩爱晶策划搞了一个“九七事件”。谭厚兰他们学校有一个北师大革命造反公社,头头也是个女的,姓王,是谭厚兰的对立面。现在我都弄不清楚他们两边有什么政治上的不同见解或者反对谁、保谁。那天,我们就拉来好多人支持北师大革命造反公社,全校都到处都造反,然后就是把谭厚兰的革委会给冲垮了。结果,当天江青、陈伯达就接见我们,把我和韩爱晶臭骂一顿,说我们俩不听话,胡搞,骂的非常厉害。我们吓坏了,从北师大撤出来了。结果,谭厚兰的权威又恢复起来了。
    我在三司主持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那时也成立了三司的中学中专部,谁只要同意我们的观点就可以参加,是很松散的、也就是无政府状态的。当时中学生影响不是很大,而大学影响是全国性的。我们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也叫“老兵”,卜大华、骆小海他们也有过冲突。主要是我们成立井冈山后,附中的刘刚他们也成立了个井冈山。清华附中井冈山都是平民子弟嘛,老兵都是干部子弟,干部子弟和这个平民子弟就有矛盾,他们天生就不是一回事。老兵看不惯刘刚他们,刘刚们也看不惯老兵,所以弄不到一起。我们当然是支持附中井冈山的了。他们也跟着大学的起哄,后来在中学里头属于四三派。
    谈到四三派,就会联想起遇罗克。他写的《出身论》我看过,但我当时也没有太多感觉,看了印象不深,就知道他说的有道理,总体觉得讲得对。但是他影响不大,不占主流地位,《出身论》目的是给出身不好的张目嘛,不过我也没想到遇罗克最后被枪毙了。这个就太过分了。他那么写,跟谭立夫的讲话正好相对了。谭立夫讲话我看了,觉得这个人非常有水平,很好的演说家,但是他的观点我当时就不同意。照他那样子搞,革命队伍纯之又纯,把出身看得太重了。我觉得这个路线会推走很多人,那最后就成孤家寡人路线了。我也算出身好的红五类嘛,但是我在清华根本就不敢推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副对联的观点。反过来说,对联代表的那个思潮对我们也有影响,像我们总部的主要领导人,出身都是很纯洁的,不敢让出身不好的同学做负责人什么的。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曾经在清华也贴出来了。贺鹏飞他们也在
    清华开了大会,宣传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在清华不可能成气候,因为清华出身不好的太多了。当时清华1万1千多学生,学生成份里工农子弟占少数,处级以上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大约1000多人,干部子弟差不多能占百分之十。知识分子子弟占大多数,还有部分出身不好的、就是非劳动家庭的子弟。干部子弟在清华学生比例中不大,推行血统论没有太大市场,但是他们的影响很大。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几次关键时刻都是由他们来决定方向。他们的大字报一出来,所有同学都当回事,大家就以为有中央的背景。
    好比说开始反蒋南翔,是刘涛、贺鹏飞他们,至少有七八个吧,给蒋南翔贴了大字报。那大字报一贴,大家就以为是中央的意思。后来就是反工作组的时候,是王小平和雷蓉的大字报,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影响最大就这两次,这就等于决定了清华运动的方向了。所以,他们一出来表态,清华就很当回事,
    1967年1月份,王洪文到清华去过。王洪文第一次见中央领导人还是我带去的。那是“一月风暴”以后,他到北京找中央汇报情况,住在清华,就住在我那。之前他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之外,中央的领导他都没见过,他也没办法联络。我当时在北京比他名气大,后来我就说,王洪文同志,我经常有机会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我带你去吧。当时北京工人体育场要召开个什么会议,我就让王洪文坐我的车一起去了。我的车可以开到主席台后头,到了体育场的休息室,过了一会总理、江青都来了。我就上去介绍说:总理,这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王洪文同志。总理当时特别的热情,因为当时刚好是一月风暴以后,他要直接了解上海文革的情况。江青在后面,我再给江青介绍。王洪文赶快把上海工人造反团的袖章给总理和江青带上。后来总理把王洪文叫过去谈话。我对这个人也谈不出什么好坏。怎么说呢,从个人能力看,讲的话,很有水平,写文章、组织能力都好。但是和他后来的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还是不相称,太快了太高了。

二次批斗王光美

    到了1967年4月,那时戚本禹的文章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已经发表了,正式点了刘少奇的名。4月3日和4日,中央接见我们。会上我写了个条子递给总理:“总理,清华大学同学强烈要求批斗王光美。”总理把我的条子拿给江青、康生看了看,就对我点头说:行,你们订个计划,我同意你们批斗。这样,我们就定在四月十号再次批斗王光美。
    社会上传言那次给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是江青的授意,这不准确。要是说那次跟江青有什么关系呢,江青确实说过一句:王光美当时去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项链的事她没说。我当时就觉得应当让王光美穿旗袍,这是在接见我们前后的闲扯时候说的,戚本禹在旁边。戴项链是“捉鬼队”的主意。当时由“捉鬼队”到中南海把王光美揪出来的。他们开一个大轿车去,到中南海领人。到了刘少奇家,他们就问:你上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说我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把一把钥匙扔过来了。她家的衣箱特别多,那些同学也挺聪明,很容易就把那个箱子打开,把那身衣服找出来了。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如果里面穿毛衣,再套到身上就非常困难,但是也勉强穿上了。那项链呢,原来就是普通的项链,太小了,下面根本瞅都瞅不见。也不知道谁灵机一动想起来,就用乒乓球拴上一长串,所以就搞了两串乒乓球。那也是“捉鬼队”的同学的恶作剧,那确实带有侮辱人的意思。
    1967年4月10号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刘源不知道去了没有,刘平平和刘婷婷都去了。她们两个我认识,都坐在在第一排,在喊“打倒王光美”的口号时也喊得响着呢。这些,其实我们都需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的。
    因为这些事情,王光美对我非常反感。我刑满后,有一年调到北京工作,当时全家都已经来北京了。据说王光美知道后,给陈希同打电话,说我对老同志有刺激。陈希同就下令,把蒯大富驱逐出北京。
    对于和刘少奇、王光美的关系,这里分几个层次来说:一个从好的方面来说,我和刘少奇、王光美的矛盾是一种双方的误会。但是,他们代表了一种共产党基本的思维定式,就是1957年反右的思维定式。他们认为,派工作组是共产党一直行之有效的手段,这也是中央工作班子集体决定的。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的嘛,土改时这样做,1957年也这么干的嘛,四清就不用说了。我估计刘少奇当时的想法啊,他认为毛泽东肯定会支持他,至少不应当反对。那么,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的,是党派的工作组,你能说反对就反对?挑战党的领导,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嘛!你肯定是目的不纯,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王光美不管当时跳出来的是谁,是你蒯大富跳出来,还是任何其他人跳出来,那样的条件下肯定要打你反革命的。他们不会管你死活的。
    反过来讲呢,我这么理解,我们当时反对的都是有根有据的,充其量也就是给你工作组提提意见。而且我们也都有中央指示和毛泽东讲话为依据的,怎么就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了?从这点上讲也觉得不可理解。你到清华来不分青红皂白,就跟我扣上反革命帽子?那毛主席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你们平白无故把老百姓打成反革命,那你肯定是坏人啊,你可能就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所以双方斗争就是根本没有交流的,互相也没有可理解的地方。但实质上就是由于当时工作组工作作风问题,做工作不细致造成的这种误会。
    从坏的方面讲,换句话讲,不仅是文化革命,从四清开始,王光美就有镇压群众的传统啊。再往远说,就是刘少奇在土改、在延安的时候,他们整反对派和整群众,不仅不择手段,而且下手特别狠。文化革命又是一场新的斗争啊,所以他们这么做呢,也不奇怪。据说刘少奇被中南海造反派批斗的时候,他拿出《宪法》来保护自己,说我是国家主席,有什么什么公民权利。但是你整蒯大富的时候,你怎么不把宪法拿出来呢?但他根本不管的,也就这么回事。说起来,毛泽东是霸道,刘少奇、邓小平同样霸道,共产党这个体制啊就是个霸道体制,你没办法说。所以当时我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准备上新疆,上北大荒的,如果当时毛泽东晚点回来,结果就会是这样的。我不觉得应当对他们说对不起,怎么说呢,如果都作为平等的身份,那么我们都彼此伤害过。文革初期,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后来毛泽东给我平反,我的下场可能会更惨。他们也从未对此表示过任何歉意,所以我没必要给他们道歉。
    有人问过我:你是从农村来的,父亲又是基层干部,你对对毛泽东搞的人民公社、大锅饭等造成的后果应该有个体会啊,三年困难时期应该记事了,当时如果没有刘少奇等提出的“三自一包”,农村当时很难度过难关啊。你对那种情况应当非常了解。所以从道理上讲,朴素的感情首先应当是赞同刘少奇的,怎么你反而反对刘少奇,支持毛泽东这个路线。
    我当时这样觉得,这个问题很难说当时刘少奇反对了毛泽东那一套错误做法,实际上他们很多做法都是一致的。可以这么说,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差不多刘、邓很多人都有份。就说这个“三自一包”啊,其实在分地的时候我还帮助丈量呢。它的效果也确实特别好。但是到后来这件事就完全政治化了,认为虽然它可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肯定会造成贫富分化,就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当时把社会主义理解得很狭隘,就是一大二公。一大二公才是社会主义。刘少奇怎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涉及理论的问题当时就是一股脑儿听毛泽东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套。谁反这个我们就跟谁干,崇拜毛泽东,毛泽东说打倒谁我们就打倒谁。当然,我个人文革初期的遭遇也使我有感情上的作用。所以认为对刘少奇肯定是要打倒的。

团派和四一四的分野

    后来,我们清华的学生就分成了团派和四一四。我认为,这有浅层的原因,也有深层的原因。浅层的原因就是对干部的态度不一样,我们团派对干部的态度是比较左的,主张批倒、批臭,再看干部们亮相怎么样。四一四主张就是教育结合,大面积解放干部。开始就为这事情有分歧。深层次的矛盾呢,就是对文化革命的基本态度。在1968年的时候,我和他们之间私下议论过。四一四的基本立场,是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就是说干部没有那么多坏人,这打击一大片是不是错了?四一四的核心人物或者是他们后面的一些干部,私下议论的时候就更公开地对文化革命不满了,对毛泽东啊,尤其对江青、对林彪表示不满,当时这都是掉脑袋的事啊。
    当时中央公布一个《公安六条》作为文革的执法依据,规定不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准攻击毛主席、林彪等。当时我们就抓住这条,从四一四少数几个人展开,当时就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这是我给定的,你反蒯大富无所谓,你后来再搞的就是反对文革了。周泉缨当时写了一个《4.14思潮必胜》的大字报,跟着他又写了“炮打陈伯达”,然后再写“二次炮打陈伯达”。我就认为,你们的目的就不一样了,就是对着毛泽东来了。这个深层原因,就是说他们反毛泽东,反文化大革命。不过,他们当时肯定也不认账,不承认。反过来,四一四抓住我们的干部政策,说你们太左了,打倒一大片干部。他们也确确实实保护了清华校内的干部。
    这是一个理论分歧。我们专门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对四一四思潮进行大规模批判。也像当年中央反苏修的“九评”一样,陆续发表“一批四一四思潮必胜”,二批……,三批……什么的。毛主席当时这些小报都看的,对我们批判四一四的文章也很欣赏。他也同意我们的意见,对四一四也有过好多批评意见。所以,当时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戚本禹,都说过很多批判四一四的话。中央文革都是公开帮我忙的,因为他们了解主席的态度,主席倾向于井冈山团派嘛。但四一四他们根本不在乎,当耳旁风。最后,在1968年召见我们那一次的会上,毛泽东自己也直接讲了很多批判四一四的话。那次批评得相当厉害了,但后来这部分没传达。
所谓两派斗争呢,当时就是要引导对手犯错误。一般讲,掌权的一方是不希望自己单位乱,我们毕竟是掌权的嘛,打起武斗来肯定要负责的。所以,起初我总的方向是反对武斗的,开始有武斗苗头我就制止了。那时北京,像北大、北师大武斗已经打得很厉害了。谢富治还表扬我们说:好多学校都在武斗,清华不武斗,这就很好。但是后来,我还是没有经得住诱惑。
    文革那时候,怎么说呢,我就是太年轻,而且一切都太顺利了。我们1966年9月成立清华,11月得到中央文革支持以后迅速发展,从几百人一下就到了几千人。接着,周恩来让唐伟他们和我联合,贺鹏飞他们知道后自我罢官而去,清华就成为我们一派的天下了,几乎全校大多数同学都参加了井冈山。那时,整个清华就在我手下了。从我个人能力、资历来讲,或者说与当时同龄人比较,可能比一般同学稍微强一点,但和我处的地位来讲太不相称了。一下子在这么大的清华大学掌权后,我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就是毛泽东后来批评我的“全身浮肿,头脑膨胀”。
    那种自我膨胀,那个时期都难以想象啊。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门上,杨成武把许世友带过来,介绍给我和韩爱晶,他说这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我是第一次看到许世友,黑黑的,有一个金牙,个子矮矮的。而许世友见到我们,一个立正,给我们敬礼啊!我们都感到很震惊啊!我说,许世友司令员,我们知道您。那时作为身经百战、忠于毛主席的老将军,他在我们心目里威望还是很高的。许世友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你们的士兵啊,你们是政府首长……”。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也就有点飘飘然,以为自己不得了了。当时我们所谓五大学生领袖都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常委一共22个吧。北京市革委会经常开常委会,大概每周一次以上吧,北京的大小事情都是这个会上决定的。我们这些常委权利也太大了,但实际上这和我们当时的信息和能力根本不对称,应当说没有参与决策的资格,但实际上却参与了。
    那膨胀的速度简直快得不得了,就导致得意忘形。1967年5月清华大学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5月29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谢富治已经批准,而且已经宣布明天要开成立大会庆祝了。他说,你今天晚上就决定,若清华明天成立革委会,我明天就出席你们的会议。如果四一四有不同意见,我们去说服他。他就一夜没睡觉,跟我们在一起,等我做决定。我也一夜没睡觉,当时我真是矛盾死了。后来就想,说不定缓一下更好一点。谢富治说,如果你这样子考虑的话,说明条件还不太成熟,我们要进一步做四一四的工作。这一下子宣布推迟以后,就完全不可收拾了,两派越闹越僵。我恨懊悔,这个决定是我做的嘛。
    清华的武斗也是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很容易被人家鼓动,一激一怒就起来了,而一旦决定就不可收拾,想回头都回不来了。最早的武斗是我们的责任,一个呢,我们团派当时的力量比四一四强得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想把矛盾激化,争取中央的明确支持。清华武斗之前呢,北大3月29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我们也想学这样做。这之前,虽然毛主席没有公开讲,但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啊,都讲了很多话批评四一四。当时我有这么个心态,认为清华打起来对我更有利,中央领导会发表严厉的讲话,就是让四一四垮台,结束两派纷争的局面。
    清华武斗比较晚了,1968年4月23号开始的。武斗的导火索是四一四那边抓了我们团派保护的一个干部陶X,我们把这个看的很重,认为你太过了。于是我们就去攻数学馆,把四一四的人都赶出来了,这一打就不可收拾了。
    毛主席说了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之后,(何时发表的?)我们就更极端了,把四一四说成是代表国民党的。武斗表面上似乎也就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这样,大家武斗的时候特别勇敢,当时喊冲的时候,同学们真的是不要命,硬往上冲啊。当时我们攻一个楼,是二层的,地面距楼顶有8、9米高。我们用云梯强攻,两个梯子绑起来有十几米长,踩上去就忽悠忽悠的。四一四贴着那个楼顶的边上焊起来铁栏杆,你梯子搭上,一个人往上冲,人家三四个人,你还没爬上去呢就被挑下来了。就这样连续硬被挑下了十几个人,有两个人当场死了,可后面的还继续往上冲!战争期间黄继光堵枪眼啊,董存瑞炸碉堡啊,这些英雄行为我就特别能理解。我指的是英雄的那种心态,就是在悲痛和激情之下,他们同时也为自己的“高尚行为”而自我激励,感觉在为崇高的事业奋斗。我特别不能接受把文革武斗中这些被打死的孩子,说成像疯子一样死得活该。当时留在校内的同学大概一千人吧,没有任何补助,都是自己掏钱吃饭。也没有命令说必须参加,纯粹是自愿的。这些人的绝大多数当时确实是抱着崇高的目的,在共产党的领袖号召下,为那种理想主义战斗。
    武斗死人以后,我很快就懊悔了。我本来是一种投机心理,利用武斗获取中央文革的支持。结果中央根本不表态,我们失算了。所以当时说实在的,我是巴不得停止武斗。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韩爱晶他们也找四一四谈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儿沈荣槐坚决不同意。当时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他们当时是这么说的。我真是骑虎难下,感到非常大的压力,不仅有社会压力,有同学压力,自己也体会到,清华武斗责任呢,肯定要追究到我这儿。我当时很清楚,武斗会死人啊,清华哪怕死一个人,账都会记到我头上的。1968年5月份,我曾提出让解放军把两边隔开,但也没能实施。
    四一四最后的主要据点是科学馆,四周所有的房子全部被我们占领,他们想从角上挖地道通往外边,运吃的东西什么的。后来就像地道战电影里演的一样,我们在周边埋上大缸,就知道他们在挖地道。发现后就弄来炸药,一炸就给他封死了。当时我们把科学馆断电了,但没断水。因为那里面还有我们的人质啊,几个很重要的人。当时不攻其中也有这个顾虑。而且那个楼非常结实,你要攻打的话除非你死很多人,我们下不了这决心。
    这场武斗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七一七事件”才停止。我从不同意武斗到同意武斗,后来这几十年都懊悔不已!清华团派当中主张武斗坚决的,就是总部的任城中,刘杰长,陈继发这几个人。二把手他也不主张武斗。我没能没抵制住诱惑,懊悔的很。清华的武斗我肯定要付很大责任,如果我不打肯定就打不起来了。

武斗逐步升级

    7月17(27?)日那天早上,没有任何与往日不同的征兆。我们总部的一个委员陈济方去沈阳探亲,说那天要回来。我和同学开了个吉普车到北京站接他,但是没接着,就回来了。回到清华大学快十一点了,就看见学校周围那么多人,车子也开不动了,我们就下车徒步走进清华。开始,清华广播台的广播还是热烈欢迎首都工人阶级来清华制止武斗,后来呢就不一样了。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后,很快就把各楼分割包围了。那时我们团派和四一四的武斗已经持续了好长时间了,我们在科学馆把四一四包围得像铁桶似的。工人到了之后把科学馆的包围圈打开了,把里面不到一百人都放出来了。好多同学都着急了,脑子就跟我想法一样,怎么回事啊?
    后来呢,我就跑到总部那个楼里头去看。路上,我看到来清华的工人组织基本都是天派的,他们还打着造反组织的旗子,和我们是一派的。这些“天派”的组织,我以前跟他们打过交道,当时跟他们一起组织筹建北京市革委会的。当时有第二机床厂的鲁文革,他也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他是带队的。我看到他,认为不会有什么事,根本没想到可能会和工人打起来。但是,当时工人来那么多啊,我当时估计有十万人呢,后来毛泽东告诉我有三万多。参加的有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工厂,主要是工人。还有就是八三四一部队(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是负责指挥的,有杨德中、张耀祠,主要是杨德中指挥的。
    结果发现,工人逐渐把我们包围起来了,非常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割包围,这很恐怖啊。后来我们有同学就出去理论,一个同学对工人讲,你们工人不在工厂抓革命促生产,跑到我们学校干吗?还把我们包围起来。工人和你有什么可讲的,不由分说,把他一架往卡车上一扔,就呜的开走了。出去一个逮一个,出去一个逮一个,当时我们看了感觉非常恐怖。当时抓了至少有十几个吧,我看见把我们团派的二把手鲍长安抓走了,还看见我们另一个总部委员高继红也被抓走了。他们都是出去讲理时给抓的。后来听说,工人们执行的命令是这样的,进校把所有的学生包围起来,如果有学生和他们辩论,就几个人一架往车上一扔,拉到平谷县办学习班去了。当时感到不可理解,你这么包围干吗嘛?
    我们当时就打电话问市革委会,工宣队来清华大学到底是不是中央派的?所有各方面都不给回答,就说,你反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下次再报告时,又说这两天休息开会干嘛的,反正不答复你吧。我们也有中央文革办公室的电话,他们的答复就说我们已经知道你们情况,首长正在工作,正在开会,我们把情况响他们汇报。江青等领导人的电话我们没有。其他这些电话我们都打过,但是没有答复。
    我们在被包围起来,看到抓人、打人以后,就很害怕。我当时真是感觉到是灭顶之灾啊!以为北京市的工人宣传队会像王洪文在上海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那样做,当时活活炸死二十来个人呢。那么,结局就是,“上柴联司”(加注:1967年8月4日,王洪文指挥上海工总司的十万工人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武斗历时一天,死亡18人,983人受伤,之后“上柴联司”663人被关押)的下场就是我们的下场了。这时我们手里还有武器,怎么能让人家轻松消灭掉了,那不可能嘛。
    我们商量了一下,后来一致意见就是守住楼,如果工人攻楼的话我们就抵抗反击。后来,下午三点的时候吧,我们有个常委,武斗的副总指挥。他就带人冲出去,反过来把工人包围起来,工人如果不走,他就往楼里拖。反过来抓工人了,抓解放军,我们也抓了好多个工人和解放军。那些工人看你这么抓人,他也害怕,工人就散了。一散了我就出去了,当时正门出不去了,是从西南门翻墙出去的。当时我们学校的小车都在北京体院,我就跑到体院要了一辆车,就直奔市革委会去了。我到了市革委会,强烈要求见谢富治,见吴德。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吴德来了,见面就说,你们学校打死人了。我离开的时候,两边还基本上没开打呢,但是走了以后这段时间说打死人了。我一听打死人了就发毛了。我冲着吴德喊:是谁派的工人?为什么要把我们学校包围起来,就这样抓人?他说工人宣传制止武斗有什么错?我说,你们真要把我们当“上柴联司”抓的话,我们肯定就宁死一拼。吴德说,你这样就把北京几百万工人阶级得罪了,你蒯大富在北京没有立足之地。
    后来他把我带进办公室,他打电话找那个工宣队的指挥。那时开始派出去的不叫工宣队,叫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以解放军为核心。他后来就把八三四一部队的迟群、谢静宜都找到北京市革委会,在会议室开始谈判。他们说制止武斗,撤出工事,什么什么的,我全接受了。后来迟群提出来交出杀人凶手,我说什么杀人凶手?他说你们打死我们人了。我说怎么打死的,谁打死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条我接受不了。
    这样,我们就一起回清华了。迟群这个家伙坏的很,又生枝节,说工人怎么气炸了,非要交出杀人凶手。回到清华后,他又要谈判,清华园门口有个中学,叫清华园中学。当时就找个教室,谈判就在那举行。谈判就为了交不交凶手的问题。我说,凶手肯定没法交,我说今天制止武斗、交出武器、撤出工事,这肯定没有问题,我说我到现场就肯定能解决。后来迟群不坚持了,我们就达成协议。工人宣传队还有几个地方没有攻进去,如清华广播台、化学馆等地方,我就到我们还占据的地方去做工作。
    当时的武斗现场就是互相抓人。工人在外面把我们的人抓了,我们把他们的人抓进里头,然后工人冲进楼里救他们的人。工人进来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就带几个镐什么的,准备拆工事来的,还有女的穿裙子呢,根本不是为了打仗来的嘛。但是后来看气氛不对,好多同学被抓了之后,大家就毛了,当时决定的策略就是谁进来就打谁,进楼我们就坚决抵抗。因为工人是进攻,而且大多空手来的,所以他们肯定吃亏,伤亡多。
    后来我到广播台去,好多头头都在那。我召集会议说,我们闯了天大的祸,工人已经被我们打死了,十万工人已经把我们清华围的像铁桶似的,出不去了。明天我们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会有更多的工人把清华包围起来。我说我们今天晚上把武器全部埋起来,或者扔了,然后人呢,全部撤空。清华我们不要了,跑到外面去,跑到大街上去。当时吵得一锅粥,有的不同意,说拼了,一拼到底。后来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全打死了,你占楼还有什么用?我说赶快跑,跑出去以后,这么大的事,中央不可能不知道。只要我们这些人都活着,中央知道了就肯定会救我们的。
    后来大家就听从了我的意见。这时候工人在正门、南门、西门都有包围,就北边的没有人把守。我们半夜像逃难一样,都从北边、体院啊,夜里一、两点我们全部撤光了。当时清华参加武斗的有一千人吧,加上逍遥派,总共一两千人跑掉了。我也跑掉了。

见了毛泽东格外亲

    我从清华再次跑出来,还是先到体院。到体院我要了一辆车,直奔六部口的电报大楼。和我在一起的有陈育延,是个高干子弟,也是我们总部委员;还有一个是段永基,当时是我秘书。我们到了电报大楼,给中央发了一份加急电报,内容是:毛主席,今天早晨,“杨余傅”黑手派了十万工人包围洗劫清华园!清华井冈山在血泊中向毛主席呼救!向党中央呼救!”电报就这样发出去了。我们花了五十块钱,当时给不同的人,发了好多份。发完电报就四、五点了,也没地方去。转了一圈,我说还是去北航吧。刚到北航,他们的保卫组长告诉我:老蒯,你怎么还不去啊?我说,什么?他说,韩爱晶早去了,中央找你们呢,走人大会堂西门。噢,我到处找中央啊,中央也正在找我呢!
    听说在人大会堂西门,我当时还想了一下,平常去人大会堂接见从来不走西门,一般接见我们都是进东门、南门,北门是宴会厅的地方,西门没有走过。听说在人民大会堂西门,感觉有点特殊,但也不及细想。我就赶快请司机开车,到人民大会堂天已经快亮了。我跑出来时,还要了一把手枪带在身上。这时我把手枪拿出来,放在汽车座的底下。后来我就走上台阶,有两个解放军已经出来,问,你是谁?我说,我是蒯大富。他们问,干什么?我说,中央首长找接见 。他说,你等会儿,我进去通报一下。他就问我带武器没有?我说没有。夏天嘛,就穿一件衣服,而且下雨,裤脚都卷起来,光着脚丫子,穿个塑料鞋,非常狼狈。一会儿,谢富治出来了。我看见谢富治就哭了,当时就像孩子在外面被打得落花流水以后,看见父亲那么一种心情。谢富治说,别哭别哭,跟我走,跟我走。他给我把裤脚放下来。后来我就跟着走,一边走一边抽泣,直流眼泪。
    我们走到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后来知道这是湖南厅,门很宽。进门我一看,一屋子人,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白衬衫,白花花的一片。进门后,韩爱晶就在右手边,他说:老蒯,主席在呢!我这时就看见主席了,平常接见老远打个招呼,再就是见面握握手,没有其他的。这一次是空前绝后。毛泽东看见我就站起来了,我一头扑到毛泽东怀里,嚎啕大哭,就是那个男人发自肺腑的哭声啊!毛泽东也哭了,哗哗直流眼泪啊,江青也哭了,在场的好多人都被这种气氛感染了。我说,主席救我!就说不出话来了。后来江青就说,蒯大富安静点,安静点,别激动。服务员拿来一个痰盂,一把铅笔,还有什么笔记本,还有一沓纸。江青说,你说说怎么回事?
    然后,我就开始汇报情况了,那真正是告御状了。我说: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杨余傅”黑手干的,派了十万工人把我们清华完全包围起来了,进了各楼分割包围,把我们人抓走了好多,又打了。主席就把双手平伸出来,上下翻了一下,说你要抓黑手啊,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当时我见毛泽东就好像孙子见爷爷似的,有那么种感觉,所以我根本不发怵。我说:主席,那不可能!你平时制止武斗的时候就是把双方隔开,是不带枪、不开枪、不打人、不骂人、不动气,“五不”嘛,这我都记得。可他们进学校就分割包围,一包围就抓人,就打人。当时,主席冲着谢富治、温玉成就喊:唉,谁叫你们抓人啦?谁叫你们打人啊?谁被抓走了?我说鲍长安就被抓走了。毛主席说,统统放了,一个都不能留,把鲍长安直接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来,让蒯大富看见。谢富治赶快站起来到旁边去打电话。当会议结束后,鲍长安就在门口了,衣服上全是血,挨打时鼻子打破了,流了很多血。好在没怎么受伤。
    那个会从三点开始的,我去的时候很晚了,大概七点差不多。会一直开到八点半结束,用五个半小时。你想谈了多少话啊,实际上主席有想等我的意思,后来他们已经是在聊天,主席并且两次问我为何还没来。我听谢富治讲,毛泽东开始发了很大的火。他只说主席今天发了大火呀,但是这火是会议开始时对中央领导讲话时发的,冲谁发的我也不知道。聂元梓、韩爱晶他们到的时候,主席已经不发火了。当时中央领导人除了张春桥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姚文元,汪东兴,中央的全体领导人都在。我是七点左右过去的,前头已经谈了四个小时,实际呢等我呢。
    我来以后呢,这个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我:他说你们是头脑膨胀,全身浮肿,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就是搞武斗。搞得北京市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说武斗不能再搞了。完了又让我回去,说打工人无论如何是臭了,要挨门逐户向工人阶级赔礼道歉。主席说,工人气很大,你们要给工人消气。不过也说:“我把你们找来是护着你们的”。看来,毛泽东当时心情也很矛盾,他本来只想把我们从舞台中央赶到旁边去,但是没想到以这么惨烈的方式实现。因为当时我们是跟着他走的,忠心耿耿跟他走的,而且一步一步地去理解他的部署。
    毛泽东离开会场之后,很快又回来了,他对在座的中央领导说:“我不放心,你们不能再整蒯大富啊!”要是没有毛泽东死保啊,我当时可能就完了。
    后来我们所谓五大学生领袖共同整理了一个传达要点,根据谢富治要求把一些称赞我们的话删掉,包括批评四一四的话,然后五个人签字作为文件传达全国。韩爱晶后来整理出一个文件,比较全面真实。
    我当时还没想通呢,怎么我们就都错了?你们外面来了那么多人,也不通知就把我们打个落花流水,为什么?我后来觉得,毛泽东是想在六八年夏天结束文化革命了,尤其要让学生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央。然而,我们不自觉,还想赖在舞台中央,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毛泽东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把我们赶下台,派工人宣传队肯定是他同意的,但没想到这么激化,牺牲这么大。我后来几次批评当时的组织者,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们打招呼啊?那次实际上是杨德中指挥的,吴德、谢富治他们都应该知道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现在分析当时他们为什么封锁消息、没有说出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当时不要说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打起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那怕透露几个字,我也不会抵抗的。他们的目的,是想让我犯个更大的错误,最后消灭掉造反派。这应该不是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自己当时还问呢,怎么不打招呼啊?还下令把所有抓的人都放了。再一个毛泽东当时的表现,我看不出毛泽东有这个阴谋。
    在我没到会之前,很奇怪的是,毛主席问了几次,蒯大富为什么不来啊?韩爱晶的会议记录里记载,谢富治两次回答说,蒯大富他不敢来,或者说他不肯来。毛泽东又问,蒯大富为什么不肯来啊?韩爱晶回答:蒯大富不会不肯来的,他要知道一定会来见主席。谢富治在那个会上还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这根本就不是事实。我也弄不明白,从对我的一贯态度来讲,谢富治应该说对我很好,而这些话又明显对我很不利,很难解释。我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什么,我就感觉他们对我们那么狠,等于逼着我们跟工人武斗。一打以后,我们就完全失去了在北京生存的社会基础。我感觉是迟群他们搞的鬼,包括吴德他们。
    7.28会后,我就到各个工厂挨门逐户地去赔礼道歉,还包括善后处理。事后统计,工人死了5个,有枪打死的,有手榴弹砸死的,有长矛捅死的,一共死了五个,伤了七百多。死了的工人作为烈士处理,善后还包括各个工厂被打伤的、住院的工人。后面的事情我没有参加。学生死了2个,伤了一百多。工人打死学生的,没有再处理。所有打死工人的学生全都找到并抓起来了,没有判死刑,后来都判了十五年。
    后来在判我罪的时候,一个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还有一个是诬陷罪,诬陷罪就是整干部,就是说我整了很多干部。但是武斗这一条没算进来,当时要是以武斗判我罪的话,我还比较服气。确实这样。我对这场武斗非常后悔,这也是无可奈何,在劫难逃。
    毛泽东那次讲话以后,一周之内,形势就有很大的变化。这个讲话基本宣告了学生运动、红卫兵运动整个结束了。学生也散了,年底分配,能走的都走了。我回到学校,办了一段时间学习班,1968年年底分配我去了宁夏。

查无实据整肃“五一六”

    1970年,准备开四届人大的时候,我是当选为北京市选区的人大代表。1970年11月,上面通知我参加北京市的人大会议。北京提名我当四届人大代表时,遭到北京市工人的反对,后来毛主席做工作,谢富治做工作,才通过。王力告诉我,说中央给我保留了一个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位子。当时我去北京的时候,我们厂都以为我去开四届人大的嘛。宁夏很隆重,是送我坐飞机去的,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到机场后,北京市革委会派车接我,并在市革委会吃的晚饭。饭后,清华就来人了,说找我有点事,把我接到清华去了。我到了清华大学工字厅,在党委办公室旁边的一个房间,迟群、谢静宜、刘冰等,大概五六个常委都在等着我。
    迟群开门见山地宣布:蒯大富,你有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待,清华党委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我一下子就被打蒙了。我说,组织上对我审查,我完全服从,我保证积极配合,但是我严正声明,我没有隐瞒任何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待,所有问题我都已经在办学习班的时候全部交待清楚了。
    后来我才知道,抓我是因为所谓的“五一六”问题。其实,真正有组织的“五一六”,就是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他们搞了个小组织,取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是根据中央《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得名,大约有几十个人。他们在1967年5月开始攻击周恩来。同年9月,毛泽东批示:“五一六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此后,全国都开始清查“五一六”,这时一些人在“逼供信”之下,揭发了我。
    文革时,各大专院校红卫兵都在揪这个揪那个,有搞康生的、搞陈伯达的、搞总理的,搞……的各种专案组。那时,我确实反过康生。毛泽东把我们从盒子里放出来造反,他是要把我们放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内,或者说他让你反谁,你反就可以。而我们造反,却就没止境了。我们当时怀疑的范围非常大,只要我怀疑你反毛泽东,我们就敢反你。大约是1967年1月的时候,我们反康生是非常公开的,是以清华井冈山总部名义起草一个公告,叫做“调查康生同志问题联络委员会公报”,由中央高级党校,还有体院、矿院,我们四家联合发表的调查康生问题的报告。后来,陈伯达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把我们臭骂了一通,说你们跟我们不打招呼,这么胡搞,你们会把自己搞垮台的。我们吓得够呛,检查也不知做了多少次,不过最后对我们没再追究。
    1967 年9月,有人反陈伯达的时候,我们当时也准备参与。吸取了反康生事件的教训,然后我们就请示江青。我给江青秘书打电话说,我们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向江青同志汇报。江青知道我们要反陈伯达后一顿臭骂,说我们胡思乱想。后来我们就没有跳出来,如果当时反了,可能会搞得很厉害,因为我们搜集了好多陈伯达的材料。当时,鉴于这些事,我下了一条死命令,凡是在中央工作的这几个人,对谁都不能搞材料。谁要违反纪律搞材料被揪出来,我第一个站上台把你们抓起来。当时主要是害怕出问题,后来清华就真没人敢搞。所以我们和五一六根本不沾边。
    那段时间,我一直关在清华工字厅第一个院子里边靠北边的房子,现在大概是校办的房子。他们没有打人,只是不断施加精神压力。揭发我的都是我们井冈山总部的几个委员,揭发的内容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我给他们发了表,发展他们参加了五一六;还有就是说我们所有干的坏事都是我指挥办的。当时,迟群到我这儿来核对,说揭发我的这些人都是我发展的。我说:你肯定搞错了。别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五一六,更没发展过五一六。而且据我所知,清华也没有五一六。他们也没搞对质,那几个揭发我是五一六的人,实际没人敢跟我对质,因为确实没有的事。怎么对质?
    我当时心里有那么一种倚仗。我对迟群说:文化革命初期,王光美、刘少奇打我反革命的时候,我是清华一个普通学生,申诉无门。当时谁也不知道我,他们想把我打成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都没办法。现在,你迟群想把我蒯大富打成五一六,你没有确凿的证据,你不敢往上报。我不是那个时候的蒯大富了,你不拿出证据来让毛主席、周总理相信,行吗?但你拿不出来!
    后来,迟群他们下了很大决心,施加了多大压力,我最后也没有违心承认,也没有乱说去揭发别人。迟群气得说:“难道那么些人做梦都做到一起去了”?意思是说揭发我的这些人交代的口径都一致。当时迟群给我拍桌子,我也敢使劲对他拍桌子。我说,你还拍什么桌子,你们根本就是逼供信,全胡说八道。
    从那时候起,中央文革和我再没有任何联系,甚至都没过带过话。包括迟群,谢静宜都没有说过什么。但是你说这事江青能不知道吗,包括主席能不知道吗?当时我呼救啊,写信啊,写了很多信,没有反应,迟群他们还是为所欲为。
    迟群当时很想在清华搞出一个很大的五一六集团来表功,也算报“7.17”的一箭之仇,但最后他落空了。“九一三”事件以后,迟群跟我说:有些事他不能说,实际上有些是搞逼供信搞的,就算了,过几天就放你回去。1971年他曾打算放我回去了,但是又没放,一直拖到73年才让我去东炼(东方红炼油厂)劳动改造。
    当时,抓 “五一六”搞得那么大声势,涉及到全国几乎所有的造反派,应该涉及有上千万人。清华也抓了好几百呢,事后证明完全是假的,清华一个“五一六”也没有,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整五一六这件事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背景,也没看到太多证据,但是我自己感觉上应该是周恩来,因为五一六主要是反周恩来嘛。那会儿他是要打掉一拨人,搞了那么大的运动,把造反派就整个打下去了。
    全国整“五一六”整得最狠的是江苏,就是所有造反派都给扫荡了。据说逼死搞死了一万多人,反响太大。江苏后来有个寡妇上告团,就是被逼死人的妻子到北京来告。江苏主要是整得太狠了,所以最后中央有专门一个文件给江苏的五一六平反。但是全国其他地方都没有像江苏那样平反,就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没给个什么说法。那一次,基本上全国所有的造反派头头,一股脑儿的,包括天派、地派都在内,全部都是在五一六这个名义审查挨整的,最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后来看,文化革命中抓五一六,实际上就是清算文革前期的造反派。以我为例,我分配后去了青铜峡,1970年就把我当五一六逮回来了,然后从1970年审查直到1978年。在清华三年,在东炼五年,这八年期间,林彪垮了,江青垮了,负责审查我们的人都走了,我这五一六问题案子还没完。邓小平上台以后,说文化大革命这笔账还要算,这一算就把我算到反革命那边去了。这就不是单位审查了,而把我抓到监狱去了。

林彪江青及其他

     林彪事件时,我正被关起来审查五一六的事。开始审查我的时候,还有关于我们反林彪的什么罪,后来有一段就不问了。大概1971年10月27号,迟群、谢静宜一起来见我,他们才告诉我,林彪死了,是反革命。对林彪事件本身,我感到十分震惊。文革当中,我们认为有两个人是最忠于毛泽东的,一个是江青,一个就是林彪。那时对林彪的信任还是不可动摇的,很崇拜的。当时这对我震动很大,如果说林彪都反毛主席,我感到没什么可信的了,好像简直太不可理解了。不过这时候我被关起来很封闭,另外思想也很封闭。所以还没有能够从文革的大思路等角度深入考虑问题。
    我和林彪接触很少,对他没很深的印象。我记得1967年7.20事件以后,北京召开大会欢迎王力、谢富治回京嘛,林彪出席了那个大会。那次我和林彪近距离接触过一次,当然不是单独见面了。林彪在天安门中间的休息室,坐在沙发上,我们一圈人围着他。林彪就一句一句地说:从前,我们要做文章,可惜没有找到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可以抓住大做文章。这个讲话我都记下来了,这就很容易理解了,就是抓住7.20的事情,抓住军内一小撮反毛主席的事件,大做文章呗。我回学校就传达了,当时别的学校也都提出反对军内一小撮。我就提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就是要解决军队的问题。后来周恩来跟着就接见我们,告诉我们不要搞串联,不能参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后来我就不弄了。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冲击军队的问题,其实也是起源于五一六通知,那时已经提出党内、政府内和军队的走资本主义道理当权派。1967年《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也提到打倒军队走资本主义道理当权派。王力曾跟我谈过,说毛泽东受武汉7.20事件刺激很大,感到很绝望,好像军队已经乱了,对军队也缺乏信任感了。在此之后,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时,一路上走到哪就讲到哪,对各地军政首长不断发表讲话。然后,这些讲话再被传到北京。中央文革这些在北京的人,看到毛泽东的讲话都感到很吃惊,觉得非常之激烈。讲什么要武装左派啊,打倒右派啊等等。因此,中央文革这些人在传达毛泽东讲话时,就绞尽脑汁想办法把毛泽东的话说得不那么激烈,把讲话的棱角磨掉。江青当时讲什么文攻武卫,本质上都是毛泽东那段时间的想法,她说的那些话完全在毛泽东这些讲话的范围之内,所以江青后来不服呢。
    我以前讲过一些对江青的看法,网上反对意见不少。我一点不回避这个问题。我认为,江青22-23岁的年纪,她舍弃上海那个环境去投奔延安,肯定是奔自由民主去的,奔革命去的。她不可能是投机的,因为共产党当时处在最低潮的时候,就剩了两三万人,穷的缺吃少穿,没有弹药。如果不是张学良、杨虎城的话,那共产党很可能就被剿没了,至少七零八落了。那时候你说到那地方去投机?那肯定是追求理想、向往光明嘛,以为共产党是光明的。另外,江青在延安坚持13年,一直跟在毛主席身边,很了不起,她这个行动就表明她真正在追求革命。当时有日本人问我,我说:江青在当时的女同胞中,她的马列水平,她的演说能力,文字能力,指挥能力,都是全国一流的。文革当中甚至可以说是最好的,没人能超过她。江青吃透了毛泽东的理论,而且照章执行。毛泽东当然也欣赏她,直到最后毛泽东也想把江山传给江青,不想传给华国锋,毛泽东最信任的人里头还属江青啊。
    江青在文革当中的问题是她个人性格造成的,她政治上没什么太大的错误,基本上执行的都是毛泽东那些东西。江青自己个人发挥方面有些什么也有可能,但是没有太大的出入,没有什么太多偏离毛泽东的。所以,四人帮的错误基本上就等于是毛泽东的错误,当然不可能说完完全全符合,不过可以说基本上是毛泽东的思想。当然,江青在被审判过程中,其实没有必要那么表现。
    对中央文革其他几个人,就我的接触,我对张春桥印象还是很好的。张春桥当时跟我讲反刘少奇的时候,把我们当成特别信任的御林军看待。我当时特别高兴,等于说中央这么重要的部署,也是主席的决心嘛,让我们来领头落实部署,那是莫大的荣耀。文革后揭发张春桥,也是由于我的私心。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来人,给我讲得很大了,说你揭发嘛,你立功表现好就可以放你回去。我当时在秦城监狱,那个检察长简直是在说,表现好马上就可以回去了那种感觉。我当时立功心切,把揭发材料写完,然后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来导演,让我反复背,背得一个字不差,以及什么时候做什么手势,都给导演了多少次。后来审判张春桥时我上去揭发。这件事的事实也确实是那么回事,我说的也毫无捏造夸张之处,揭发张春桥也可能给我免了点罪责。但是,后来我很懊悔,这事其实大家都知道,用不着去揭发,尤其不必要由我去当面揭发。我觉得很对不起张春桥。他那时对我非常信任,现在让我作为一个敌人和对手去揭发人家,来讨好当局洗刷自己。这种行为很低级的,好像小丑一样,显示你蒯大富很卑鄙。我对这个心里很懊悔。
    张春桥绝对是个人物,他当时听了我的揭发之后,什么表情也没有,眼睛都没抬。我感觉他上来一句话不说,等于说你们很可笑。一个是我认为你们没资格审判我;一个是我蔑视你,不需要和你们说话,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历史永远记得这个场面。顺便说一句,就是审判四人帮的案子,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脚。
    文革中,总理是比较复杂的。我还是非常佩服周恩来,他一直给我的感觉是宏大的气度。他在文化革命中,拼命想追随毛泽东,不管理解的,不理解的,他一直在按毛泽东的想法来执行,维护毛泽东。毛泽东的指示假如错了,或者不理解,他经常会想办法缓解毛泽东指示带来的后果。我们当时都能直接感受到。我们后来私下议论这个,认为总理是一心跟主席的,最不可能反主席的。我说总理就是老保一些老干部,如果总理不想保谁了,那这个人肯定完蛋了。后来对彭德怀,他就保不住了,因为毛泽东的态度太坚决了,太明显了。他就不可能保了。那段时间清华也斗过彭德怀,几十个单位轮流斗,几乎天天斗。
    文革当中,谢富治是一个非常正派严谨的共产党员。他唯一的错误就是紧跟毛泽东,他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毛泽东、总理、江青怎么指示,毛泽东怎么指示,他都坚决执行,没有任何价钱可讲,哪怕不理解的也坚决执行。他很忠诚,从战士一直干到副总理,而且特别廉洁,文化革命中,他工资的大部分都交党费了。那个时候一双布鞋,一身军装,没有任何腐化堕落的各种传闻。今天,这样的干部已经非常难找了。

东炼和服刑

    1973年,我28岁,被下放到东炼劳动改造。不过,去东炼和我的专业毫无关系。在工厂,工人群众和干部对我都很好,有好多我们现在还保持联系呢。工人对我非常宽松,基本没有人迫害我。而且我还能谈恋爱,有时还到山上约会。
    厂里有一个女工,叫刘X,她和我认识后,要和我交朋友。她还是那种女孩子崇拜英雄的情结,她感觉我了不起,把我还看作是“英雄”。而且我当时那套道理还是比较唬人的,后来她就一心想嫁给我。我说我不敢同意,我的头上还悬着反革命的帽子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坐牢呢。当时,我对形势的估计,也觉得确实不大安全。她说,没关系,你要坐牢我给你送饭。当然这也就是小丫头这么一说。最后我们也没成。后来,她到日本去了,在那定居了。前些年,她到深圳来的时候又找到我,我们见了个面。还有韩爱晶等,大概十来个人吧,一起吃饭。她还说呢,我和老蒯有那么一段情,其实我们还有个孩子呢。那是1975年,当时她怀了这个孩子,那孩子要活到现在也30多岁了。这种事情当时算是很严重的事,要让组织上知道那还不把我们斗死。所以,我们也不敢要,就打掉了。
    1976年周恩来去世,接着毛泽东去世。这两个人的死,都让我很伤心,我的感觉是心里的依靠一下就没有了。我当时也估计到是在劫难逃了,不会再有人护着我,也没有人会给我说话了。毛泽东、周恩来有一个在,四人帮就不会被抓起来,我肯定也不会被抓起来。他们都死了,四人帮再一抓,我心里的支柱完全没有了。不久,一辆吉普车来到东炼,把我再度带回到清华,北京市公安局在那里宣布以反革命罪逮捕蒯大富。当时宣布的反革命罪行里,还有反康生这一条。
    再次被抓后,也有领导人讲话提到我。一个是汪东兴,当时他是中央副主席。他讲过,关于清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科学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当时的历史问题。比如讲蒯大富,他就那点名嘛,而且过去十多年了,处理他的问题,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否则我们就不能让人家心服口服。这是在我被抓起来以后,汪东兴讲的,这话本身是正确的,符合中央精神的,但是没有分量。接着审判四人帮以后,又要准备审判我们的时候,胡耀邦有一次对清华的一个同学说起我。他说,对待蒯大富,从前我不赞成把他捧得那么高,现在我也不赞成把他整得这么狠。这些是比较有利于我的,但是没有分量。
    我对我的错误,从什么层面讲呢,就是想想别人的遭遇,想想我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的损失,判我刑并不冤。比起那些老干部,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受的各种各样冤屈,比我要大的多。那么多德高望重的老革命都吃了那么多苦,何况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没什么大错误,而却被迫害、被批斗、挨打。他们更冤!所以说,我吃些苦,判刑坐牢根本就不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蒯大富无冤可喊。从另一个层面讲,我觉得冤枉在哪里呢?我辩论就主要强调这一点,就是我没有犯反革命罪啊。如果当时说我罪在武斗,或者说整了老干部,那我比较服气。我辩护的不是这些,我是说我不是反革命,罪名不对。我当年的言行,包括打倒刘少奇这件事,都是在毛泽东指导下做的。我当时举许多例子,来论证我的行为是完全是符合毛泽东的教导,当时不仅不是错误,而且是正确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我是冤枉的,其他就谈不上了。
    在这件事上是邓小平说了算的,要判多少年,怎么重判,都是他决定的。邓小平这个同志报复性很强,你要整过他,那你就倒霉了。另一方面,邓小平也还算比较宽大,或者说刀下留人了。在1978年否定文革的高潮中,如果他说把蒯大富拉出去杀了,一百个蒯大富也打不住,也没人敢给蒯大富说话。在押期间,我给外边写过不少求救信,已经忘记了给谁写的了。当时对我的第一份起诉书列了六条罪,比江青多一条,比张春桥还多一条。这六条一看都是奔死刑去的,我估计可能要判我死刑了。我很绝望,就想通过一切途径,获得某种支援。初次见审判长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问他:审判长,是不是准备判我死刑了?审判长说,那怎么可能呢,你最多是从犯嘛,江青、王洪文他们都没有判死刑嘛。你案情怎么也比他们轻嘛,怎么会死刑呢?江青1980年底就判了,我是1983年才开始判的,间隔比较长。他把我定性为从犯,我就吃了定心丸了,估计死不了了。
    审判我的时候,也为我请了律师。我的辩护律师就是曾经给江青辩论的傅志人律师。开始,他派了下面一个律师来,那位律师很和善,但根本没有做过法庭辩论。后来我要求他按照我的辩护词进行辩论,他说我请示一下。后来傅志人律师就亲自来了,我和他进行了模拟的法庭辩论。我们辩论了三个小时,他辩不过我。起诉书要定我反革命罪,那我得有反革命动机啊。我说,你怎么证明我有反革命动机呀?我反刘少奇那是反革命动机?我当时听毛主席的指示,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毛主席啊。后来我反问他,我说:1966年的时候,你当时发现毛主席犯错误了嘛?你和我一样没发现。你当时发现林彪、江青是坏人吗?你也不可能发现林彪江青是坏人。你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你也和我一起喊打倒刘少奇。你怎么能说你不是反革命,而我就是反革命呢?
    律师后来说,你的辩论在逻辑上是站得住的,对法律的理解也是正确的。现在我们不谈法律了。蒯大富,你是聪明人……。我说,你什么意思呢?他说,审判你蒯大富主要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判你蒯大富怎么得了,全国至少要放一万人。律师的意思是指1978年后各地的造反派头子被都抓起来了。我要不是反革命,他们会说,北京的蒯大富什么坏事没干过,他要没事,那我们做的就更不算事了。所以说,不但不能放我,而且判刑还必须重判!
    后来,法庭上我也是按照模拟时那么辩护的,法庭上四台摄像机录像。要是能解禁,我很想把法庭的录像档案拿出来看看,挺生动的。当时我父亲和弟弟也去了,法庭休息的时候,他们问那些旁听的政法大学的师生:蒯大富辩护得怎么样?那些人回答:蒯大富每句话都是站得住脚的。我法庭辩护的时候非常认真,也非常有力,审判长就跟检察院商量,说这个起诉是不是太重了?检察院可能也觉得有点过了,就把起诉书收回去了。我高兴死了,还以为不起诉了,可马上又给我发来了第二份起诉书。事来,审判我的审判长,私下里跟我讲,所有四人帮案子的审判中,你的辩护是最有力的。但法庭上,驳倒归驳倒,判还是要判的。因为共产党比法大,制定法律的都违法。最后我被判了17年有期徒刑。我当时已经被关押了十多年了,还是有盼头。我出狱的时候42岁。

尘埃落定看文革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他的根本动因是什么?一个就是刘少奇在文化革命之前,已经把持了毛泽东不能容忍的那么大的权力,他们有时候反对毛泽东的决策主张也是很坚决,也很激烈的。比如彭真说姚文元的文章《海瑞罢官》,北京一个字不许发,那一个字不许发就是不许发。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更主要的在于,当时毛泽东提出来,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理论,以后呢,又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实际认为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或者说是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与老百姓的利益是矛盾的。我们觉得毛泽东当时思想的精华就是这个,所以就死追这个。我大一的时候就给中央写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所以对此深有体会。我自认为对毛泽东的这条吃得很透了,坚决相信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一心想把共产党搞成清正廉洁的政府。
    今天用“全盘否定文革”这一句简单的话来总结文革,这显然是不够科学的。这样一个伟大领袖发动领导的,八亿人口参加的,搞了十年的运动,一句话就全盘否定不符合事实。应该采取一种科学的态度,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扬弃的态度,应该否定的否定,不应该否定的就不能否定。文化革命的目的还是很真诚的,毛泽东的意思是想动员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不腐败。但是这个方式错了,所谓大民主的方式,没有法制的保障,不仅根本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结果要么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暴民。这两个极端,都不能长治久安。但是如果因为害怕暴民,就把“四大”这些大民主的手段全部否定掉,又不建立法制监督,那么人民就失去了监督政府的手段,像现在的情况,那就放任当官的腐败下去。为什么总会有突发性事件,就是人民失去了监督的权利。
    没有力量能把共产党打垮,如果共产党将来垮台那一定是自己内部腐烂透顶,导致自己的灭亡。而当前这种严重的大面积腐败,恰恰就是不科学地全盘否定文化革命的后果,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的反思。如果真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呢,文革中很多东西可以经过科学的改造加以利用,八亿人口,这么大的党,这么伟大的领袖,搞了十年时间,说这里面没有一点好东西,那是不对的。好多人怀念毛泽东,实际是怀念那个时代干部的廉洁,人民有说话的机会。现在几乎完全没有,最后导致邓玉娇把干部捅死了,或者通化钢厂的工人把一个领导打死了,这是很恶性的。由于缺乏渠道,要不就没地方说话,要不就恶性爆发。怎么能搞出一套让人民充分实行当家作主权利的、在法律保障下有序参加的,能监督公仆们让他没有可能腐败,而且让他腐败了以后能受到严厉惩罚,以至于他不敢腐败。这样一套制度的建立,就应当吸取文革正反两方面的东西,那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路。这是总结文革教训需要真正认识到的。
    现在的领导人思维啊,有些不可理解,怎么就让目前这种状况维持下去呢?胡温基本态度就是拖,想把这些问题矛盾往后推,挪到下一届让他们解决。有的东西就是害怕乱,但是真的要害怕乱,就要把乱的根源解决掉。乱的根源没解决掉,那将来还是要乱的。好比简单的,六四平反的问题。有人会操作的话,得分会很高的,而且并不是很困难。但是也不动,这事拖到什么时候,拖多久也得平反,全世界人民面前也说不过去啊。北京人民是记得很牢的,说北洋军阀、蒋介石全部加起来杀的老百姓,什么“3.18”惨案、什么“12.9”啊,整个加起来也没有六四杀的多。你怎么能想象共产党军队向老百姓开枪呢,这没法解释啊。完全用一种实用主义取代了共产党人的理想。
毛泽东是一个有想象力、有魄力的领袖,他为了实现他的理想王国,他不惜打碎自己的家当。他这个人,无论无何,我说他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了不起,不信邪,敢和美国人斗,敢和苏联人斗,敢于硬碰硬。美国之所以和中国平起平坐,或者对中国友好,实际上和两场战争非常有关系,一场是韩战,一场是越战,好多人都讲什么韩战打错了,怎么怎么的,你要脱离当时历史情况就不理解这个。美国人你不把他打得知道疼啊,他就不会买你的帐;在越南战场上你不把美国人打趴下打走了,尼克松不会到中国来的,而且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毕恭毕敬。中国这些年有这样的国际地位,离开毛泽东根本不可能。
    毛泽东另一方面是同情弱者,同情弱势群体,同情草根阶层,所以现在的弱势群体呢,工人呢,农民呢,还怀念毛泽东。那时是强调工人掌权,工农掌权,当然实际上那是不完全真实的,但那个时候工人农民说话还是有机会的,不像现在这样。我非常欣赏毛泽东、崇拜毛泽东,当时坚定地跟着毛泽东,就因为一个看毛泽东确实反腐败,另一个看毛泽东比较能维护弱势群体。
    毛泽东当年就想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一个长期的让政府不腐败的办法,就是能创造这么一种制度。但是,毛泽东理论上陷入了自己的悖论,他想创造这种全民的清正廉明的社会制度,而这种社会却维系在他的领导之下,一旦没有他的领导,这个制度也就不存在了。再有,他这个制度下面是极端的大民主,上层却是极端的集权专制,这两个极端存在于一个共同体当中。在文化革命中,我们有时候也感到迷惘,或者说觉得毛泽东的做法有道理吗?因为毛泽东的理论再往前走,他本人也做不到了。他的理论是一种很不彻底的理论。比如说造反有理,如果是以真理为标准,那谁的反都应该可以造的啊。但我们那时反康生,后来也反陈伯达,他都不答应,更别说反林彪、反他本人了。这就是个悖论,就是对有的人可以造反,对有的人不能造反。他这个划分是以他自己为标准,而不是以客观为标准。结果呢,真理是对别人的,而不是对自己的。当时我也很难理解这一点。
    文革当中群众蜂拥而起,这个发动的深度广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自下而上的。毛泽东这点上又有一大失误。你把群众从基层发动起来攻击政府,攻击党的各级干部,如果不在一个很严密的法制范围来控制的话,那肯定就会出现暴民政治。这实际上就和武斗一样,他搞文化大革命失败的问题也就在这上面。
    再者,毛泽东得罪的人,得罪的太多了。就是在文化革命当时,我们也感到很恐惧。心里也在想,主席怎么打倒这么多干部呀?几乎百分之九十,各省、各县都没什么好人了,简直太厉害了。如果这些人团结起来,向你反扑,你肯定挡不住。我们也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感到迷茫,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顺着他的这个路子走的。几乎毛泽东指到哪,我们就打到哪;我们打到哪,哪就垮了。为此我们曾经也特得意。
    文革中,我们觉得全国这个力量对比,基本上我们这边的人,属于我这个观点和立场的,也就是比较符合文革思想主流的造反派,占三成,所以我们是光荣孤立;保守派能占到四、五成,保守派和我们差不多是五比三的势力对比;另外两成是出身不好的或逍遥派,就基本不参加运动了。当时我们也真感到心虚,有可能会失败。就是觉得我们能真正依靠的人太少了。尽管如此,我当时认为,即使毛主席领导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们也会跟着毛主席一起上山打游击。当时就有心理准备,觉得文革可能失败。当时在我们很猖狂的时候,心里也觉得没底。毛泽东当时依靠和信任的那一部分人,也都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打倒了。像我们这样的,应该说是他比较信任的,最后在其他势力的压迫下,他也不得不抛弃我们。我从1968年开始就这么理解,我们下台虽然是牺牲品,但是在右派压迫下,毛泽东没有办法。包括王力、戚本禹都是一样,毛泽东其实很欣赏他们,但是为了平息右派的愤怒,就把他们拿下了了。回头看自己这一生,是一种什么心境?我不为自己在那个历史环境下曾积极参与了文革这个“试验过程”而后悔,但是也深有忏悔,特别对于由于个人错误导致的损失而内疚不已。

我的忏悔

    对于文革中的暴力和人道主义,要在当时的那个大背景下去看。

    文革中打人,最早起来打人的是高干子弟,包括八一八后的破四旧,这树立一个很坏的榜样。后来在大学生揪斗干部的时候,也动手打人,好像是从第一次在工人体育馆斗彭真那次开始的。那时是所谓革命利益至上,根本不讲什么人道主义,尤其后来毛泽东发表的文化革命思想,认为这场政治大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那么我们这些人的理解就是一场战争的继续,打人、武斗、暴力这个都是很自然的事。在没有法制约束下的大民主,它肯定要变成暴民政治,或者叫什么群众专政。群众没有法律约束,就叫无法无天啊,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毛泽东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专政,那时的群众专政绝对是暴民专政,完全不讲理的。就是什么程序都没有了,抓过来就算。比如说当时清华井冈山下面有个专政组,抓人一般都是我下令的,我下命令抓谁那肯定跑不了。打人的事我也管过,给专政组强调过,不准打人。但是下面也偷着打,后来我们有过三次检查,都被掩盖过去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直到后来出现把罗征启的弟弟打死的事件。
罗征启老师是原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我们这一派曾把他抓起来,整得很厉害。结果他逃跑了,我们怎么也抓不住他。他有个弟弟,是北京仪器厂的普通工人,我们就想通过他弟弟找到他的下落。后来就下令把他弟弟抓起来。抓人的时候,他弟弟就喊,去抓他的三个人就用棉丝塞他的嘴,结果塞得太紧了,他弟弟窒息死了。我知道后就说:打人是不容许的,你们赶快自首去。后来这三个同学立刻去自首了,当场就给关起来了,后来各判了15年。清华大学在文化革命中凡是有人命的人,包括武斗,不管是打死工人,打死学生,或者打死干部的都判刑了,基本都是15年。
    罗老师是一个思想非常深刻、非常正直的人。文革后,胡耀邦总书记曾看中了罗征启,准备提拔他当团中央书记。但是,罗老师这时却提了一个常人看来很不合时宜的意见,他针对当时一位准备提拔到中央的领导人子女提意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容易搞特殊化,还是应当先放到基层锻炼锻炼。他还以为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会支持他的意见,结果反而是他自己没上去。另一件事是六四的时候,他当时是深圳大学的校长。他公开站出来支持学生,并在香港发表声明支持学生运动,反对邓小平垂帘听政。事后整肃的时候,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甚至荒唐到被开除了深圳户口。他对我说:蒯大富,你当时整我的时候,大喇叭一广播就召来几千人参加。而深圳大学决定开除我党籍的时候,要有个支部大会的程序通过,但这个支部大会就是召集不起来,大家都找借口不参加。后来党委开除他党籍只能是违章处理的。我看过他写给中组部的信,那么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因为得罪了中国最有势力的两个人,那么忠于党也没用啊。他党籍被开除了,也没有了收入,他就自己开了一个公司。不过他坚决不离开深圳,深圳的户口后来总算给恢复了。
    现在每年逢年过节,我都要去看望罗老师,真诚地向他表示赔罪和道歉。罗老师等于说是原谅我了,他说你们当时是小孩嘛。我们有些活动也请他参加,他也给面子。我感到罗老师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境界高尚的人,为人楷模。我们把他弟弟整死了,还把他差点整死,他还能宽恕我们这些人。

    我对武斗这个事,对清华武斗中死去的那些人,我再三地忏悔。我们当时很少找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进行比较深入的谈话,去了解他们的想法,以建立共识。当年由于不了解对方,最后就想象他们如何如何,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事后虽有些沟通,但很晚了,后果已经造成了。由于我的错误导致的损失太大了,最严重的是武斗。清华搞武斗,那肯定是我的罪过啊。当时我完全可以控制局势,要是我坚持不打,实际上清华武斗打不起来。因为当时我那派还是比较听我话的。后来因为我变了,就煽动打起来了。后来虽然知道这步走错了,又不愿意认错,就坚持着。再到后来,想停止也停止不下来了。
    因为我的错,有太多的问题,太多的内疚。武斗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和我自己相关的人就死掉十几人吧。我的一个同学,和我不是一个系,他跟我私人关系非常好,叫谢晋澄。他就是武斗期间被汽车轧死的。文化革命初期,工作组把我打成反革命,他当时坚决支持我,在我大字报上写批语:你是好样的!坚决支持!人在困难的时候,有人支持是很难忘的。但是分成两派以后,他参加了四一四。武斗中双方抢粮食,我们这边的汽车过来,他挡在汽车前面不让走。当时汽车上的人就说冲,他不躲,一下撞上就当场轧死了,纯粹就死于非命。那是非常好的同学,我非常难过。

    文化革命期间,我也整过很多人,包括中央高层和清华的干部,或者对立面的群众都有。但我可以说,我没有因任何私利去做这些事,都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造成的,认为他们是毛主席的敌人,是公敌。学校有个饶慰慈老师,她当时教我们党史,她讲毛泽东四渡赤水的故事,讲得非常好。文化革命中,她支持四一四,关键是他们私下议论的时候,议论到江青、林彪啊,就说了些当时被认为很反动的话。她最后被我们团派的专政组抓住了,打得很重,受伤比较厉害,被打残了。前几年,我通过她的朋友向饶老师表示对不起,我想看望她,就是表示认罪的意思。她不想见我,我也理解她不愿再回忆起这段历史的痛苦。
    文革是一种历史的“试错”,它完全脱离了实际。也许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道路,也造成了许多无法挽回的损失。我现在还是特别关心中国政治改革的模式,我就想知道中央领导人关心不关心这个。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你只要让专家、让明白人研究的话,肯定能找出条路来。不要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而既要保证社会平稳的发展,人民过上好日子,又能监督共产党不腐败,或者是不那么腐败。否则文化大革命的学费就白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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