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每期文集内容是我们从众多资料中筛选出的最有价值的一组信息,这期文集最值得关注的当属蔡金水先生的文章,此文提出了遏制青藏高原虹吸效应的新观点,如果上马大西线调水,将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意义。当前世界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气候变坏,环境恶化,人类生存面临困境。但也有一些可笑的观点在这里捣乱,譬如“警惕共济会遏制人口的阴谋”,这些人被仇富仇美闹的甚至连正确和错误都分不清了,因此我们在发表蔡文的同时,将他们的一些观点也一并附上。

    本期第二个关注的重点是政府攫取社会资源的问题,譬如利用土地,从农民手中低价拿来,高价出售。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成了最大的庄家。过去人们对这个问题很少认识,但当一个政府已经变得十分腐败和贪婪时,这种做法就值得讨论了。 但今天出了个重庆模式,事情就难以定论了。如果都像重庆那样为老百姓办事,也许这种土地政策还是可以的。

    第三个重点是对央企的质疑,甚至对整个发展模式的批评。郑永年先生写出了《中国当改革九四年体制》,学者们已经开始从历史变迁考虑问题了。十几年来,中国社会浑浑噩噩,整天高唱着凯歌改革开放,但没想到改出了这么个结局。今天中国的央企已经做大,已经成了左右中国政治的重要力量,政府已经开始对央企无可奈何。这些垄断性的庞然大物,一旦成了精,问题就会接踵而来。因此,今天引起警惕是有所必要的。鉴于此,我们选了些市场派人士的文章,如张维迎等。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李银河女士的观点,这个社会总要有人出来说公道话的,最可怕的是在左右两端煽动仇恨。姚中秋(秋风)在上期文集中认为当前中国两个最危险的敌人是权贵资本主义和毛左派。这话只说出了事情的一面,那些另一端的极右派不是也很危险吗?凡是具有非理性的破坏力量都是危险的。】

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不臣不仕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0年9月15日

目录

孙开泰:应重视儒家的独立人格思想

仲大军: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不臣不仕

《礼记》:儒行

卫战胜:百家争鸣的可贵就在于懂得科学

蔡金水:遏制青藏高原的虹吸效应 尽快上马西线调水工程

方周:警惕共济会遏制人口的阴谋

余永定:评胡晓炼副行长关于汇率制度改革的讨论

徐奇渊: 广场协议后:日本为什么采用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李春顶等:中国出口企业的平均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业

克鲁格曼:评中国增持日本国债

麦肯锡季刊: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经济的失衡和重新平衡

韦黎兵:重庆公租房:开锣,猛进

何清链:中国的一切问题集中到了土地和房产问题

谢国中:中国房地产的实质是政府坐庄

李建:警惕改革成为掠夺的借口

钟伟:中国的好日子到头了

翰啸:中国掀起富人移民潮 世界将再掀向富人征税潮

楚天都市报:中国裸捐富豪第一人陈光标

郑永年:中国应当改革九四年体制

张涛:国企值得我们尊重吗?

陈杰人:警惕国企“抱团垄断”

李荣融垄断有功论引争议

张维迎:打着国家利益旗号的基本上都是私利

李银河:薄熙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常凯:工人集体意识与劳动关系转型

何耐军:《包身工》为何退出课本?----距离现实太近了

王赞成:对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思潮的综述

宣昶玮:中国实行民主化符合既得利益集团的长远利益

余治国:晚清铁路建设的“死锁”现象

余治国 :清末自强运动中的工业化

梁小民:大清帝国的改革挽歌

刘利华:一年一度又此节

何新博克:安阳西高穴确定为曹奂墓 “曹操墓”尴尬收场

远方:重庆的渊源

蒋庆: 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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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skt95" <skt95@163.com> 2010-09-15 21:57:36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Re:儒家文章

应重视儒家的独立人格思想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孙开泰

2010年9月15日

仲大军先生:

    寄来的文章收悉。其中关于《儒行》的阐释、注译都很好,很及时,当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独立人格,于当今十分重要。早期儒家,很重视这一问题。孔子、子思、孟子都是很有独立人格的学者。稷下先生中亦多有此性格。这就是“皇统”与“道统”之分,“道统”高于“皇统”,其基础也即是儒家独立人格思想的体现。

    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很不够,但儒家的独立人格对当前社会现实很有意义。知识分子如何自我觉醒,自觉树立独立人格,可从孔子《儒行》中吸取可贵的养料。

    孙开泰,

 

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不臣不仕

----论《儒行》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0年9月14日 星期二

     作者介绍:仲大军,1952年出生于山东济南,系仲由(字子路)第75代孙,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先后在新华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后为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总裁。

    《礼记》中的“儒行”篇是儒家最核心的经典,而我草书的一段“不臣不仕”更是孔子晚年(临死前)思想的最高境界。

    “儒行”篇是《礼记》中最后的一篇文章,是孔子晚年最后的思想。这个时候的孔子已经七十多岁,思想认识已经达到最高的阶段。在被鲁哀公请教时,孔子敞开心扉洋洋洒洒地向他讲述了儒家的做人之道。这次讲话记录就是后来形成的“儒行”内容。

    在这次讲话中,孔子首次谈到“儒有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魄,后来孟子总结的大丈夫之气就是从这里引发出来的。

    孔子还详细描述了儒家子弟的品格:“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但孔子的思想并没就此而止,当鲁哀公听得振聋发聩之时,孔子说出了更让他震惊的话:“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这句话的核心是不臣不仕!从字面上理解,不臣就是不向君主称臣,不去当臣子,不仕就是不去朝廷做官。这好像不符合孔子一生的作为,孔子整个青年和中年时期都是积极入世的,但为什么孔子在晚年却说出了“不臣不仕”的话呢?主要是孔子的人格在晚年升华到一个新的阶段,孔子已经意识到了做人应当达到的最高境界,那就是在内心深处不臣,不仕!

    不臣不仕并不能被机械地理解为不去朝廷做官,不向君主称臣,而是而要做一个有独立人格、不从属、不附庸的人。即使你在朝廷做官,也是一个有个人意志、尊严和品格的人。这种理念与西方社会的人人天生平等、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平等人格一样,超越了当时的封建等级社会,使春秋社会诞生了一群摆脱了君王精神统治的知识群体,从而诞生了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战国策》中记载的颜见齐宣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从当年匍匐在君王的脚下,到直立起来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孔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此,中国一批具有高尚人格的正人君子站立了起来。这样一种精神意志主宰着中国社会直到宋朝之初。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将“儒行”篇印发给大臣,让官员们都学习“儒行”。在整个宋明之前,中国的自由精神和自由度要比今天大得多。

    但明代之后,皇权泛滥,奴性毕露,“儒行”竟被抽出儒家重要经典之列。到了明清之后,中国社会哪里还有半点儒家精神。整个儒家精神都被扭曲和阉割了。儒学已经沦落成小人儒,奴才儒,官僚儒,御用文人儒。

    今天的中国,竖儒遍地,犬儒遍地,孔子学校遍布海外,都在学习儒学,解释儒学,但真正的儒学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一种驯服品格的培养吗?

    这种状况使近代以来,世人对儒家和儒学多有诟病,就像孔子当年遇到的对儒家非难的情况一样。因此,今天的中国,必须正确认识儒家的精神和本来面目 ,儒教的精神必须以“儒行”为本。一个学说只有存在着正义和高尚的力量,这个学说才能被人看得起,才能被别的文化所接受。

    今天借孔子圣诞之际,特将此段精华用毛笔写出来以昭示于大家,望大家认真学习“儒行”全篇内容。

 

仲大军书法:儒行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
 

    附录:

儒行

选自《礼记》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问儒行.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幷日而食.上荅之.不敢以疑.上不荅.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儒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儒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其任举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

    孔子至舍.哀公馆之.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义.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戏.
 

《儒行》译文

    鲁哀公问于孔子说:“先生穿的衣裳,大概是儒者的服装吧?” 孔子回答说:“我小时候住在鲁国,穿的是腋下肥大的衣服。长大以后住在宋国,戴的是殷时的章甫帽。我听说,君子的学问广博,衣服都要随着乡俗。我不知道什么是儒者的服装。”

    鲁哀公说:“请您讲讲儒者的行为。” 孔子回答说“匆匆忙忙地说,不能把儒者的行为讲完。如果一一地讲,需要很长时间,讲到侍御的人换班,也讲不完。”

    鲁哀公让人设席,孔子陪侍,说:“儒者是席上的珍品以等待别人的聘用,朝夕努力学习以等待别人的请教,心怀忠心以等待别人的举荐,勉力而行以等待别人的录用。儒者的自修立身是这样的。”

    “儒者的穿戴适中,不异于众,不流于俗,行为谨慎,对大事推让不受,好象很傲慢,对小事也推让不受,好象很虚伪。做大事考虑再三,好象心有畏惧。做小事也不放纵,好象心里有愧。他们难于进取,却易于退让,柔弱的样子象是无能,儒者的容貌就是这样。

    “儒者平时的起居严肃而不易做到。坐立恭敬,讲话有信用,行为不偏不倚。在路途上,不争省力而易走的路。冬天夏天,不争冬暖夏凉的地方。爱惜生命以等待时机来临,保养身体准备有所作为。儒者做事预先有所准备,是这样的。

    “儒者不把金玉当作宝贝,却把忠信当作宝贝。不求土地,却把义当作土地,不求财富,而把多学诗书等作财富。儒者难以得到却容易供养,容易供养却难以罗致。不在适当的时候见不到儒者,不是很难罗致吗?不是正义的事情就不会合作,不是很难罗致吗?先效力而后得俸禄,不是很容易奉养吗?儒者就是这样接近人情。

    “把钱财物品送给他,用玩乐爱好浸渍他,儒者不会见利而使义受到损害。用众多的人来威逼他,用武器来恐吓他,儒者不会怕死而改变操守。遇到猛兽与之搏斗,他会竭尽勇力,举重鼎也不惜用尽全身的力量。过去的事情不后悔,未来的事情也不去多考虑,错误的话不说两次,流言终于智者,经常保持威严,不搞阴谋诡计。儒者独特的立身是这样的。

    “儒者可以亲密,却不可利用,可以接近但不可逼迫,可以被杀,但不能被侮辱。居住的地方不奢侈,饮食的味道简单,有过失可以含蓄地示意,但不能当面数落。儒者的刚强坚毅是这样的。

    “儒者用忠信作为盔甲,礼义作为盾牌,尊奉信守仁义去行动处事,即使遇到暴虐的统治,也不改变信奉的仁义。儒者的自立就是这样。

    “儒者居住的草屋很小,房屋周围各有一堵宽,屋顶用蓬草搭成,门用荆竹掩盖,把破瓮嵌在墙上做窗户。换身衣服才能出门,每隔一天才开饭。长官采纳他的意见,他不怀疑自己的能力,长官不理睬,也不巴结谄媚。儒者做官是这样的。

    “儒者和同时代的人一起生活,却时时稽考古人的行为。今世的行为可作为后世的楷模。没有碰上政治清明的时代,上边没人引荐,下边没人推举,谗谄之人结党营私来危害他,虽然身处危险,但志不可夺。虽处危境,仍然伸展自己的志向,关心百姓的疾苦。儒者的忧思是这样的。

    “儒者的学问广博而不穷尽,笃行而不疲倦,独处时不放纵自己,通达于上而不困惑,礼以和谐为贵,以忠信为美。以宽厚为法度,推举贤人而容纳众人,象陶瓦一样方圆有度。儒者的宽容是这样的。儒者举荐人才,对内不避亲,对外不避怨恨的人,根据功劳和事绩让贤能的人达到任用,展现才华,并且不希望他的报答。如果能够让君王实现有利于国家的志向,即使得不到富贵,也积极去做。儒者举贤荐能就是这样的。

    “儒者听到有益的话就告诉别人,见到有益的事也告知别人。有爵位,互相推让,有患难,争相效死。自己将升迁,如有朋友未升,就等待一起升迁。自己得志,朋友在他国不得志,即使路途遥远也要设法召来。儒者的任举就是这样。

    “儒者用道德来沐浴身体,恭敬地呈现自己的意见,心平气和地矫正错误。如果上司没有察觉,就委婉地提意见,加以劝谏,不要急着去做事。得志后不在地位低下的人面前显示自己,不在功绩少的人面前炫耀自己。社会安定时不轻视自己,世道混乱时不灰心丧气。不和见解相同的人结党,也不去毁谤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儒者特立独行的品格就是这样的。

    “儒者上不做天子的臣下,下不做诸侯的官吏。谨慎安静,崇尚宽厚,用坚强刚毅的态度来与人交往,用广博的学习来知道自己该做的事情。接近礼乐法度,在困境中砥砺自己的品格,磨练自己。即使把国家分给他,在他看来也是缁铢小事。不做别人的臣下和官吏。儒者的规矩行为是这样的。

    (不臣不仕,这是孔子晚年的思想!他已经到了这种境界。)

    “儒者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他们用共同的方法研究天道和人道。彼此有建树都感到欢乐,不得志时也不厌恶。久不相见,听到流言蜚语也不相信。他们的行为准则建立在方正、正义的基础上。志向相同就在一起,志向不同就分开。儒者交友方式就是这样。

    “温和善良是仁的根本,恭敬谨慎是仁的质地,宽容是仁的兴起,谦逊亲切是仁的能力,礼节是仁的外表,言谈举止是仁的文章,歌乐是仁的和谐,分散是仁的施舍。儒者有这样几种美德还不敢谈仁。儒者的恭敬谦让是这样的。

    “儒者不因贫贱而困迫失志,不因富贵而骄奢失节,不因君王的玷辱、上司的负累、官吏的刁难而违背道德。这就是儒!现今的众人自称为儒者,未尝有儒者之实,所以人们经常讥刺儒者。”

    孔子来到馆舍,哀公招待他。听了这番话之后,鲁哀公说话更加讲信用,行为更加合理。哀公说:“我这一生,再也不敢拿儒者来开玩笑了。”

 

发件人:孙开泰 "skt95" <skt95@163.com> 2010-09-09 18:01:28 +0800 收件人: "dingguorong2004" <dingguorong2004@163.com>, "hbuzyf" <hbuzyf@163.com>, "qphd2006" <qphd2006@163.com>, "reader" <reader@citicpub.com>, "vicky467" <vicky467@sohu.com>, "zhonglianshe2" <zhonglianshe2@126.com>, "李伯淳" <ryrs67@163.com>, "苗润莲" <miao_rl@163.com>, "xueeve" <xueeve@sina.com>, "高原乐" <qiuqiu_lele@pku.org.cn>, "管芙蓉" <gfr214@163.com>, "郭齐勇" <qyguo@263.net>, "贺学君" <hanabi003@126.com>, "刘 长林" <longw99@126.com>, "廖名春" <liaomc@263.net>, "刘英" <912148416@qq.com>, "吕 华侨" <huaqiao@eyou.com>, "孙承铭" <sunchengming@szrd.gov.cn>, "汤学智" <hanabi@163bj.com>, "于 孔宝" <ykbgzxk@163.com>, "周光华" <zgh202@126.com>, "仲大军" <zdjun@263.net>, "张亚峰" <zgzjxzxh@126.com> 抄送: 标题: 两篇书评,请指正 (价值中国网《百家争鸣的可贵就在于懂得科学》)的回复

百家争鸣的可贵就在于懂得科学

----读孙开泰先生春秋思想一书有感

卫战胜

2010-6-25

    新兴的碎形几何学已经是一门显学。它能够处理不规则、无定形且复杂的图形,诸如树木的分枝、动物的犄角、河流分叉、云的形状等形状,用我们所学的欧几里得几何学,无法说明这些特殊的形状,但是这些外观上极不规则的自然界复杂型态,都能够以碎形几何学来予以解释。碎形几何学,结合计算机正是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利器。

    稷下学宫的创立在某个意含上,当也体现了这种效应,学术集团间的自主开展与非对称的关系(不必然相互承继),事实上造成了我们所看到的诸子百家以及思维的创新,这种创新并非原始开创者的期待,同时也呈现出一种自组织的秩序,春秋战国的动荡与思想的勃兴就是一种以多个奇特因子为中心的秩序,这些学术集团以自我为中心发展出一套对应时代的方式与思维,而后刻意或是非刻意地交流,营造出一个新的政治秩序模式与思想氛围。

    简单地说,我们无法简单地陈述儒家的分裂与质变,事实上可能是其它学术集团刺激的结果,而非内在思路的必然发展。黄老学说的出现其实可能正是这种效应的产物。碎形的自我复制或是类似化说明了混沌的作用与无止尽,同时也说明人与自然的关连性。正是这种碎形自我复制的呈现,万物尽管外在不同却又内在相同的类似,以及蕴含在万物自身内部与物物之间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正是立基在万物的相异以及与外在互动的混沌发展,说明了一种外于一般秩序观之外的秩序。这是一种大宇宙与小宇宙的对应,但不是纯粹的仿效而是复杂的互动反馈的结果。因此,孙先生认为:“百家争鸣的可贵就在于懂得科学”是完全可信的。
 

 


(最近一期香港传真文章)

遏制青藏高原的虹吸效应 尽快上马西线调水工程

阻止地球气候恶化﹑拯救人类的重要途径

蔡金水

2010年9月

http://www.strongwindpress.com/FaxProduct.aspx?n=No%20HK2010-25

    极端灾害天气正在肆虐全球。近日公布的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和美国普渡大学联合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一份研究报告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在三百年内﹐地球的大部分地区可能将变得异常炎热﹐不适宜人类居住。澳洲灭绝学权威芬纳(Frank Fenner)甚至预言﹕人类百年内将灭绝。21世纪全人类必须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就是由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过度排放所导致的全球性气候变化。科学家们对此警告说﹐人类如果不马上采取严厉的措施﹐我们的后代子孙将会遭受一场人类自己制造的大灾难。发展低碳经济已是全世界必由之路。

    截至2008年﹐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大约五吨﹐与人均GDP类似的国家相比要高出许多﹐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世界第一。因此﹐2009年12月7~19日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承受了巨大压力。中国现已做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诺﹐而这就意味着中国要做出很大牺牲﹐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将成为中国不堪承受之重。

    青藏高原的虹吸效应是地球气候恶化的罪魁祸首之一。而中国酝酿中的大西线工程若得以实施﹐将扭转这一危害性效应。因此﹐上马大西线﹐是阻止地球气候恶化﹑拯救人类的重要途径﹐是中国既能减排﹐又能保持发展的双赢之路。

一﹑“拯救地球”刻不容缓

    近年来﹐地震﹑海啸﹑暴雨﹑洪水﹑酷热﹑严寒﹑沙尘暴等一系列的自然灾害接连发生﹐特别是进入2010年﹐全球极端天气大幅度增加﹐冰岛火山爆发的火山灰导致欧洲750年一遇的酸雨﹐飞机停航﹔中国﹑美国等北半球多国最近遭遇历史罕见酷热﹐一些地区的气温更打破多年历史纪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7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6月是全球自1880年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6月﹐很多国家出现了热死人现象。

    而中国的极端天气更是尤其突出﹐年初经历了50年来最冷的冬天﹐往年3月已是春暖花开﹐而2010年惊蛰时节北方还大雪纷纷﹔哈尔滨遭遇了50年来罕见雪灾﹔接着是西南地区百年未遇的大旱﹐致中国广西﹑贵州等多处受灾﹔然后就是持续至今席卷全国的酷热和暴雨洪水﹐7月20日长江三峡迎战了1998年以来最大的洪峰﹑达每秒七万立方米流量﹔全国多处江河溃堤决口﹔黄河﹑海河﹑松花江﹑辽河等北方河流都可能发生大洪水﹐连青海省都遭遇了两千年未有之洪水。科学家说这些都是全球变暖引发的﹐今后这种极端灾害天气还会继续增加。

    六年前﹐英国《观察家报》披露了一份美国五角大楼的“秘密报告”﹐对21世纪因全球变暖引发的全球气候突变进行了分析﹐并对这种突变可能带来的气候灾害及其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作出预测﹕到2020年﹐欧洲沿海城市将被上升的海平面所淹没﹐英国气候将像西伯利亚一样寒冷干燥。核战﹑大旱﹑饥饿和暴乱等问题将困扰全球各国。今后20年内﹐全球气候将发生突变﹐一场全球性灾难就摆在我们面前﹐成千上万的人将在自然灾害中死亡。新华网2010年7月22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北极地区冰面积最小值已由先前的1100万平方公里降至1080万平方公里。照这一速度发展下去﹐北极地区在30~40年时间内夏季可能不再有冰﹐包括北极点。北极地区格陵兰岛和南极洲拥有全球98~99%的淡水冰。如果格陵兰岛冰盖全部融化﹐全球海平面预计将上升七米。根据世界上现有的人口规模及分布状况﹐如果海平面上升一米﹐全球将有大约1.5亿人的家园被海水吞没。上升七米数亿人口将被淹没。气温上升导致更糟糕的结果之一是﹐全世界约四亿人将会面临饥荒之灾﹐因为气候变化会造成全球0.2~4亿吨的谷物减产。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08年11月9日抵达南极洲视察﹐亲眼目睹了气候变化造成的恶果﹕相当于南极洲五分之一面积的整个南极西部冰盖面临消融风险﹐这个冰盖一旦融化﹐世界的海平面将上升六米﹐淹没一些沿海城市﹐包括纽约﹑孟买和上海。而这可能在一个早晨发生。因此﹐潘基文再三发出警告﹕“世界正处于重大灾难的边缘”﹐“时间不多了﹐我确信你们会做出明智的决定”。

    世界顶级气候科学家﹑“地球变暖科学之父”詹姆斯‧汉森指出﹐地球的气候系统已经接近危险的临界点﹐现在是地球最紧迫的时刻。科学家们对此警告说﹐人类如果不马上采取严厉的措施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我们的后代子孙将会遭受一场人类自己制造的大灾难。各国科学家一直用计算机模型预测地球气温在未来一百年里会上升多少﹐一般的估计是上升2.5~10摄氏度﹐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是看人类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美国五角大楼的“秘密报告”中还特别提到了2010年的中国气候状况 — 季风降水可靠性的降低将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南部地区在2010年前后将发生特大干旱﹐而且有可能持续十年之久。此外﹐极端气候现象的发生越来越频繁﹐会引起寒冬延长﹐夏季气温升高。尽管快速的经济增长已经大幅消除了贫困﹐中国依然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从报告里可以看到﹐如果目前的排放模式继续﹐中国三分之二的冰川﹐包括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天山﹐将会在2060年前融化﹐而剩下的那三分之一也会在21世纪结束前消失。

    现在﹐全世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仍在加速度攀升﹐到20世纪末﹐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达到了290ppm﹐[1] 以后到2009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地增加了﹐不到十年﹐达到380ppm。一年等于工业革命前一千年的排放量﹐40年后2050年将达到500ppm﹐全球气温上升四摄氏度﹐海平面上升六米﹐北纬33度线以北旱情严重一倍﹐沙漠扩展两倍﹐沙尘暴增加40倍﹐上海﹑广州﹑香港﹑台北﹑新加坡﹑曼谷﹑仰光﹑雅加达﹑东京﹑伦敦﹑柏林﹑巴黎﹑罗马﹑纽约﹑旧金山﹑悉尼﹑孟买﹑卡拉奇﹑达卡﹑开罗﹑哥本哈根﹑开普敦﹑布宜诺斯艾利斯等世界级城市和有入海河流的下游﹐都将被淹没﹐世界文明45%﹐人口31%灭顶。再40年到2090年﹐达660ppm﹐惨烈加剧一倍﹐甚至两倍﹐真正的世界末日了﹗

    近日公布的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和美国普渡大学联合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一份研究报告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在三百年内﹐地球的大部分地区可能将变得异常炎热﹐不适宜人类居住。[2] 消灭天花的权威﹑澳洲知名微生物学家芬纳(Frank Fenner)甚至预言﹐由于人口暴长﹐天然资源的耗尽﹐控制不了的气候变化﹐人类将在一百年之内灭绝。[3]
这种情况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拯救地球”已经刻不容缓。

二﹑中国面临的困境

    面对这种严峻现实﹐中国政府对发展低碳经济﹑遏制气候恶化也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大力开发低碳技术﹐推广高效节能技术﹐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加强智能电网建设。加快国土绿化进程﹐增加森林碳汇﹐新增造林面积不低于8880万亩。要努力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取得新进展。

    截至2008年﹐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大约五吨﹐虽然比美国低很多﹐但与人均GDP类似的国家相比要高出许多﹐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世界第一。[4] 中国的GDP总额只占世界的3.3%﹐却消耗了世界三分之一的钢材和煤炭﹐二分之一的水泥﹐原因就是中国正处在建设期﹐西方的新建住房不到1%﹐而中国基本上都是这些年建造的房子﹐这样的大规模建设肯定会让中国的碳排放高企。因此﹐2009年12月7~19日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承受了巨大压力。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从会议开始就“死磕”中国﹐美国能源政策助理国务卿戴维‧桑德罗(David Sandalow)表示﹐如果中国不进行变革﹐那么到2050年﹐即使所有其它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80%﹐中国仍将导致全球升温2.7摄氏度。不但美欧发达国家向中国施压﹐力争把“不平等条约”强加在我们头上﹐就连一些深感危机的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施压﹐说什么﹕“中国将吞噬全球能源”﹔“中国破坏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最大障碍”﹔希望中国承担更大义务。

    中国现已做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诺﹐也就是说在保持经济增长8%的情况下﹐到2020年碳总排放量将为114亿吨﹐若在随后的十年(2020~2030年)中﹐碳排放增长量与当前相当﹐百分比略有增长﹐那么至2030年﹐中国排放量约为140~150亿吨。而这就意味着中国要做出更大牺牲﹐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单位GDP碳排放减少40~45%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必定会是一个天文数字﹐研究称中国减排代价巨大﹐完成减排目标每年要支付约780亿美元﹐平均每户家庭需承担1132元。[5] 中国产业结构目前不大合理﹐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只有约40%﹐远低于发达国家。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起步较晚﹐中国能源结构里的“高碳”特点在短期内难以实现根本性转变﹐此外﹐中国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落后产能在一些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仍相当大﹐中国在减排上面临较多困难﹐要提高防灾抗灾能力﹐就得增加粮食和物资的储备﹐建造防灾抗灾的专用设施﹐提高建筑物的抗灾指标﹐将居民和重要设施迁离潜在的灾区﹐新的建设项目避开可能的灾区。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和物资﹐投资往往会成倍甚至成十倍地增加。

    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将成为中国不堪承受之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家卢中原认为﹐低碳经济的成本是很高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很难玩得起。中国政府虽然高度重视气候变化﹐但由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任务还远未完成﹐而且中国人口还在增加﹐预计到2030年﹐我国人口会达到15亿人﹐按现在的需求水平﹐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到2020年为6.03亿吨﹐2033年为6.63亿吨﹐大体需要比现有五亿吨粮食生产能力高出20~30%﹐至2030年﹐因人口增长和粮食产量下降﹐中国将缺粮2.07亿吨﹐等于1994年世界粮食出口量总和﹔如果再加上生活水平提高﹐粮食缺口将高达3.69亿吨﹐为目前世界粮食出口量的两倍﹔到那时﹐即使中国有足够的外汇﹐也没有地方能买到这么多粮食﹔中国的粮荒将冲击世界﹔而不断减少的耕地使维持现有产量都要付出极大努力﹐耕地危机还将进一步恶化﹐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中国现在的粮食基本自给是在每年进口四千多万吨大豆﹑几百万吨棉花﹐以及大量饲料﹑肉类和其它农产品的基础上实现的﹐相当于每年进口八亿亩耕地。而中国要保持可持续发展﹐保证粮食安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必然需要加大经济活动﹐增加耕地﹐产生排碳﹐在人类活动所放出的温室气体中﹐农业生态系统的贡献约占15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仅为了保证15亿人能吃饱肚子﹐增产一亿多吨粮食和其它农牧产品﹐就需要增加十几亿吨碳排放。农业部专家预测﹐中国如果要实现全部农产品自给﹐实际需要28亿亩耕地﹐即比现有18亿亩耕地再增加十亿亩耕地。对于中国﹐发展仍然是当前的第一要务﹐13亿人需要有尊严地生活﹐要履行2020年前单位GDP碳强度下降40~45%这一减排承诺﹐中国需要更多合理的排放空间。[6] 因此﹐中国实现减排目标面临很多两难困境。

    那么﹐有没有一条既能减排又能保持适度发展的双赢道路呢﹗

    有﹗就是大力植树造林﹐把我国西北﹑华北两百多万平方公里沙漠﹑戈壁和荒漠化土地绿化造林﹐搞森林碳汇﹑生物减碳。
森林是陆地生物固碳的主体﹐据专家研究﹐林木每生长一立方米可以吸收二氧化碳1.83吨。每平方公里森林植被一年可吸纳二氧化碳三万吨﹐一万平方公里可吸纳三亿吨。自1981年起到2000年止﹐我国工业碳排放总量达到132亿吨﹐而森林生态系统抵消了同期工业总排放的22.6%﹐在未来50年里﹐如果面积不变﹐仅仅改善林分结构﹐增加密度﹐我国森林还可以增加22亿吨碳汇﹔如果按照林业规划到2050年我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8.4%﹐我国的森林碳库可以再增加30亿吨碳汇。但这还远远不够。

    现在我国从西北﹑华北北部到东北平原的西部﹐分布着沙漠﹑戈壁和荒漠化土地两百多万平方公里﹐[7] 共有12块沙漠和沙地﹐我国的沙漠主要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柴达木沙漠及面积较小的内蒙恩格贝沙漠﹑库姆塔格沙漠和库布齐沙漠﹑宁夏的腾格尔沙漠﹑以及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乌兰布和沙地等﹐总面积约60万平方公里﹐它们绵延成北方万里风沙线。如果能把我国两百多万平方公里沙漠﹑戈壁和荒漠化土地绿化一半或者30%﹐每年就可以减碳200~300亿吨﹐大大超过了现今全国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关键问题是要解决这些地方的缺水问题。

    这些年我国搞了十年西部大开发﹐还搞了规划总面积达406.9万平方公里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启动了防沙治沙工程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都受制于水﹐进展缓慢。由于缺水﹐西部的很多土地资源﹑矿产资源难以有效开发利用﹔“三北”防护林工程成活率只有25%﹐保存率只有13%﹐还多是小老树﹐很难起到生态屏障作用。所以﹐要通过绿化造林﹐搞森林碳汇﹑生物减碳﹐就必须解决我国三北地区缺水问题。

    只要有了水﹐沙漠是可以治理的。以色列三分之二的国土是沙漠﹐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我国的12%﹐但他们发明了滴灌技术﹐并从145公里以外引水到沙漠﹐通过滴灌高效利用水资源﹐在沙漠里建设了世界发达的农业。我国自1974年引进了这种滴灌技术﹐中国的科技人员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在学习外国滴灌技术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再创新﹐形成了中国式的滴灌技术﹐工程造价只有以色列滴灌的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适用于除水稻之外的各种农作物和防沙治沙的生态作物。所以只要引入足够的水﹐我们就可以再造中国﹐我国三北沙化地区都可以成为秀美山川。

    而北方干旱地区常年干旱少雨﹐缺水问题只能靠调入水解决。而调水则只能上马大西线调藏水﹐别处没有能解决北方干旱的充足水源﹐西北当地挖潜﹑节水都根本不行。大西线每年调水两千多亿立方米到北方﹐连续十年可以绿化沙漠十亿亩﹐使降水增加到600毫米﹔再连续十年﹐再绿化沙漠十亿亩﹐降水增加到800毫米﹔再连续十年﹐增加森林十亿亩﹐增加降水达1000毫米﹐干旱尽除﹐沙漠消失﹐年均气温15摄氏度﹐无霜期250天以上﹐能够实现处处稻田﹐村村鱼香﹐北国变江南。

    而更重要的是上马大西线还可以遏制青藏高原的虹吸效应﹐是阻止地球气候恶化﹑拯救人类的重要途径。

三﹑科学家发现﹕青藏高原的虹吸效应是地球气候恶化的罪魁祸首之一

    最近﹐科学家发现﹕全球气象是一个巨大的水和能量循环系统。如果一个系统内部有一个正反馈过程﹐系统就会不稳定甚至自行崩溃。青藏高原的虹吸效应将欧亚大陆中心的水分排到海洋﹐就形成了大气中这样一个正反馈过程﹐这个正反馈过程加剧了欧亚大陆变暖﹐消融了青藏高原的冰川﹐助长了中亚和中国北方的沙漠化过程﹐正是地球气候恶化的罪魁祸首之一。而中国酝酿中的大西线工程若得以实施﹐将扭转这一危害性效应﹐有助于恢复中亚和中国北方生态平衡﹐缓解环球气候变暖过程。因为﹐大西线工程可以把唐古拉山南面的高原雪水调到青藏高原北边﹐将印度洋水系的水﹐跨越太平洋水系﹐调入内陆﹐真正扭转青藏高原虹吸效应﹐完成欧亚大陆生物圈赖以存活的大气水循环﹐中国能为遏制地球变暖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上大西线﹐减轻青藏高原的虹吸效应﹐比减排作用更大。因此﹐遏制青藏高原的虹吸效应﹐上马大西线﹐是阻止地球气候恶化﹑拯救人类的重要途径﹐是中国既能减排﹐又能促进发展的双赢之路。[8]

    研究表明﹕环球气候是一个在地球表面水循环和能量分配的系统。对于一个系统﹐如果任何偏离系统平衡状态的变动会被负反馈机制回复到原本状态﹐则系统是稳定的﹔如果系统状态的涨落变化触发一个受到某种极限制约的正反馈过程﹐就会使得系统在两极端状态中来回振荡﹔如果系统状态的涨落变化触发一个不受制约的正反馈过程﹐使得系统的偏离自发地无限增大﹐系统就会崩溃﹐这种系统是不稳定的。由于地球环境是一个充满各种反馈机制的复杂系统﹐保护地球环境的方法之一就是识别系统中引发环球气候失稳的正反馈机制﹐并设法消除激发这些正反馈的因素。

    很多研究都意识到青藏高原对中国北方沙漠化有极大影响﹐认为青藏高原阻隔了印度洋潮湿空气的进入﹐这就造成夏天印度洋季风吹不进这一地区﹐而冬天则从西北刮来干冷的空气﹐由此产生了欧亚大陆中心与大洋的不对称的水交换﹐风带出去的水比带进来的多。全球季风系统的形成因素之一是南北极与赤道的温差。然而﹐青藏高原是世界第三极﹐其冰川产生的温度效应对其周围气候的影响是如此强烈﹐值得对其进行独立的分析。青藏高原除了以其高度阻隔印度洋潮湿外﹐还以其温度效应将中国北部的水分虹吸到印度洋和太平洋。

    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全球变暖﹐然而其起因不在现代﹐而在古代远古代。具体地说起因就是青藏高原。五千万年前﹐印度板块冲击欧亚大陆﹐崛起青藏高原。青藏高原(泛青藏高原包括喜马拉雅山﹑天山﹑帕米尔高原﹑都库什山等)近三百万平方公里一大块(从北纬26度至46度﹐跨30度纬线﹐东西1500公里﹐从东经71度至101度)崛起﹐不可能不对欧亚大陆气候有所影响。科学考察证明﹕影响是决定性的。首先是把气流格局改变。开始的4800万年﹐青藏高原隆起到两千米﹐影响还不算大﹐严重的问题﹐发生在以后的260万年﹐一下长高了2400米﹐达到4600米。更要命的是最近的六千年﹐更增高800米达5200米。三百万平方公里高度5200米﹐这是空前的凸起。地球历史上没有过这样的高度这么广大面积的凸起﹐彻底打乱了正常的秩序。过去﹐西风环流﹐如季风一样﹐准时把水汽带来洒在北非﹑欧洲﹑西亚中亚和中国的北方﹐使它们成为温润区﹐森林茂盛﹐草原如茵﹐降水900毫米﹐气温15摄氏度上下﹐温暖融融﹐成为人类宜居之地。所以﹐人类能够在这一时期﹐这一地区诞生。

    当青藏高原崛起五千米以上后﹐一切都改变了﹐巨大的高原体逼迫西风环流分成南北两支﹐70%南支﹐30%北支。南支顺喜马拉雅山谷坡向东南~东北﹐遇阻岷山秦岭﹐转西~西南……形成涡流上高原。高原高寒﹐所带水汽全被冻结在高原。北支﹐受帕米尔高原顶托达六千米入高速风道﹐快速沿天山~阴山谷坡向东﹐过三江平原到日本海。北支由于高空高速通过﹐很少形成降水。

    另外由于青藏高原的阻隔﹐印度洋水汽无法到达西中亚和中国西北﹐而又由于虹吸作用﹐中亚和中国西北部存留的水蒸发高原﹐又由于青藏高原西高东低河水东南流﹐这样就形成北旱南涝的局面﹕中亚中国北方干旱缺水﹑沙漠化(260万年前没有沙漠)﹐中国南方东南亚洪水泛滥。

    中国北部的沙漠地带与青藏高原形成一个有强烈对比的温度和海拔高度差别的地貌结构。要维持这一地带的稳定生态系统﹐至少需要一个完整的水循环﹐即北部高温将水蒸发到高空﹐然后在低温的高原或高空凝聚﹐形成降水﹐再由高原经过渗透或地表流动流回北部。这一个水循环之所以不能完成﹐就是因为从北部蒸发上高原的水分﹐无法从高原北沿流回北部﹐反而顺着高原的南坡流入印度洋或向东流入太平洋。这就是虹吸效应。

    青藏高原虹吸效应对全球变暖的影响﹕

    没有完整持续的大气水循环﹐就不可能有持续的陆地生态平衡。然而青藏高原虹吸效应打断了欧亚大陆中心的水循环﹐使得地球最大一块陆地上的生物圈环境逐年恶化。青藏高原虹吸效应是一个自持的正反馈过程﹐它加速度地吸走欧亚大陆中部的水分。中亚水分的减少使得气温上升﹐增加了干旱地区水蒸发速度﹐又反过来强化了虹吸效应。中国北部的沙漠化减少了植被﹐减少了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光合作用﹐强化了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加剧了全球变暖。

    因此﹐青藏高原对亚洲气候有决定性的影响﹐青藏高原不但没有释放足够的水量去平衡中国北方水循环的缺失﹐相反﹐青藏高原以其虹吸效应将这一地区的水分抽出去﹐生成恶性正反馈﹐导致欧亚大陆中心区域附近生态恶化﹐并波及全球大气系统。青藏高原的虹吸效应是引发中亚气温升高的原因。这个虹吸效应将水分从欧亚大陆中心抽到印度洋﹐致使中亚沙漠化扩大﹐并触发冻土和冰川融化两个使全球变暖的正反馈过程。青藏高原虹吸效应由三要素组成﹕高寒吸走并凝聚中亚的水分﹔高原地处北半球使得南坡雪水融化速率高于北坡﹔高原东西走向的山脉结构使高原雪水流入印度洋和太平洋。其总效果是将中亚水分排到海洋。这一虹吸效应是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导致中国北方沙漠化﹐增加环球沙尘暴﹐提高中亚气温﹐触发西伯利亚冻土和北冰洋冰川的融化。也就是说﹐青藏高原虹吸效应是北半球冰川融化的真正原因。

    全球气候变暖威胁着人类生存。人类生活在陆地上﹐世界最大的陆地是欧亚大陆。塔里木盆地就在欧亚大陆中心。由于虹吸效应抽走了中亚的水分﹐中亚气温逐年升高﹐青藏高原虹吸效应威胁全球气候﹐直接损害中国北部生态。

    中国人均可用淡水仅为世界人均可用淡水的四分之一﹐而青藏高原的虹吸效应又造成中国南涝北旱的淡水分配格局。由于淡水的缺乏﹐中国北方的经济发展与沙尘暴齐头并进。中国淡水除了居民饮用之外﹐还要消耗工业用水﹐在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的今天﹐这仅有的一点淡水实际上还要用于生产全球范围内消费的工业品。中国的产业还是高能耗和高水耗的产业﹐因此﹐淡水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战略资源之一。

    然而﹐中国并非完全没有淡水﹐青藏高原上的冰川储存着上兆立方米的淡水﹐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地下冰的总储量达9528立方公里(相当于9.5万亿吨淡水)。[9] 但由于青藏高原的虹吸效应﹐中国无法利用这些淡水。大气变暖冰川融化丝毫没有缓解中国北方缺水的状况。由于青藏高原虹吸效应﹐在过去三万年中﹐冰川的融化伴随的不是河水的升高而是沙漠的扩展。

    逆转虹吸效应可以减缓全球变暖﹕

    虽然青藏高原虹吸效应是中国北部干旱的主要原因﹐但青藏高原也是人类抵御全球变暖的希望。以其寒冷的冰川﹐青藏高原不单凝聚中亚的水汽﹐它也将印度洋潮湿空气中的水汽凝聚下来。只要能将青藏高原凝聚下来的淡水注回中亚﹐则产生一个逆转的虹吸效应﹐使得中亚大气水循环得以完整﹐使得地球最大一块陆地得以冷却﹐使得欧亚大陆生态能够恢复并有持续的保障。恢复欧亚大陆植被可以吸收大气中二氧化碳﹐减少温室效应。实现这一逆转虹吸效应﹐就有如为人类在欧亚大陆建立了一个center空调。青藏高原虹吸效应的实际结果﹐是将高原以北的水分移到了高原以东以南﹐改变了东亚水的分布﹐造成南涝北旱的气象结构。而逆转虹吸效应﹐就是将泻往高原以南以东的水调到高原以北。

    中国酝酿中的大西线工程﹐可以把唐古拉山南面的高原雪水调到青藏高原北边﹐将印度洋水系的水﹐跨越太平洋水系﹐调入内陆﹐真正扭转青藏高原虹吸效应﹐完成欧亚大陆生物圈赖以存活的大气水循环。

    众所周知﹐全球变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而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的重要途径是光合作用﹐光合作用的机制﹐离不开水分由植物而蒸发到大气中。增加欧亚大陆植被既可以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也可以降低地表和大陆温度﹐保护高原冰川和西伯利亚冻土﹐所有这些减缓全球变暖的一系列效果﹐都有待于全球大气水循环延伸到欧亚大陆腹地﹐有待于人工逆转青藏高原的虹吸效应。

    如果是这样的话﹐大西线工程将是人类控制全球变暖的一个最有效的工程﹐它能缓解甚至扭转三个全球变暖的正反馈过程﹕青藏高原虹吸效应﹐西伯利亚冻土融合以及北冰洋冰川融化。

    大西线可以扭转虹吸效应。扭转的虹吸效应以青藏高原的高寒凝聚印度洋潮湿空气中的水汽﹐这些被凝聚的淡水以雪水的形式流入高原河流﹐大西线将其中部分水量导入青藏高原以北地区。总效果是将印度洋水虹吸到中亚。大西线工程调水﹐至少要有一部分的水注入黄河流域以西﹐注入到该内陆地域﹐才能对冲青藏高原虹吸效应。如果对冲的水量足以抵消青藏高原虹吸效应吸出的水﹐才有可能遏止这一地区生态继续恶化﹔如若调入这一地区的水高于青藏高原虹吸效应吸出该地区的水﹐才有可能逐步恢复该地区的地下水位﹐恢复该地区地表河流和湖泊﹐恢复生态﹐消除北方沙尘暴。由于大气环流由西向东以及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势﹐北调的水越往西对北方生态恢复越有效。除了虹吸效应以外﹐水分还会经由蒸发吹出该地区﹐或经河流流入海中。如果引水只到甘肃宁夏﹐经由蒸发和降雨的水分只会往东扩散﹐无法改善青海和新疆的生态。如果引水注入到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则不但能够改善新疆和青海的生态﹐而且其湿度增加了的空气有望增加陕甘宁﹑内蒙等北方地区的降雨量﹐从源头上根治由西向东吹的沙尘暴。

    全球气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如果青藏高原冰川消失﹐则逆转虹吸效应无法形成。因此﹐大西线工程有时间紧迫性。大西线不单解决中国北方用水问题﹐而且解决欧亚大陆生态保护问题﹐也是降低中亚气温﹐保护青藏高原冰川的重要措施﹐是人类努力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一部分。总之﹐青藏高原是最大的淡水资源﹐大西线如果能够成功建成﹐是中国的希望﹐也是人类的希望。

四﹑上马大西线已经是非常紧迫和必要的选择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0年5月17~19日召开了新疆工作座谈会﹔接着﹐7月7日﹐党中央﹑国务院又在京召开了西部大开发工作会﹐会议系统总结了西部大开发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丰富经验﹐全面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西部大开发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研究部署了今后一个时期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各项任务。这些年来﹐西部大开发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缺水。王小强先生说﹕“西北有广袤的平原﹐海拔﹑日照﹑温差样样得天独厚﹐适合人类居住﹑农牧业和资源开发型产业发展﹐惟独缺水。不调水﹐西部现有人口和生产力规模都难以为继﹐广大平原不仅无源开发﹐而且很难扭转生态恶化的颓势。”[10] 而随着气候恶化﹐受青藏高原虹吸效应影响﹐青藏高原冰川大面积消失﹐今后形势将更加严峻。

    目前我国的淡水资源供给已经相当紧张﹐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越来越多地挤占农业用水﹐农业缺水在300~500亿立方米﹔工业用水在正常年份中﹐缺口达60亿立方米﹐加上城市建设运行用水﹑居民生活用水缺口﹐每年至少缺水1000~2000亿立方米﹐经济损失两千亿元以上﹔中国干渴的城市和乡村的地下﹐一场危机在迫近﹐但没有人知道这个危机真正的严重程度。这是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地下水论坛上与会专家提出中国水资源面临的严峻问题。与会专家并发出警告﹕中国一些地区地下水储存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许多地区地下水还遭到严重污染。[11]

     而预计到2040年时﹐中国淡水资源供给对需求缺口将达到2000~3000亿立方米。2040年时﹐按照发达国家中日本节水型社会的消费水平计算﹐中国农业﹑工业﹑生活和生态总的用水需求量为11811亿立方米。水的总供给量根据现有数据预测﹐到2030年﹐全国实际可利用水资源量仅为8000~9000亿立方米﹐水资源开发利用接近极限。即使设想2040年时﹐我们能够再寻找到10%的新的供给水源﹐将水资源供给总量提高到8800~9900亿立方米﹐2040年时水资源的缺口仍然在3011~1911亿立方米之间。因为水资源缺口很难以进口的方式加以平衡﹐往往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硬约束。中国有二分之一的国土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些地区基本都是比较平坦的﹐也可以叫做“西北平原”﹐但由于周边有高山﹐远离海洋﹐因此﹐这里气候干旱﹐降水稀少﹐基本都是沙漠﹑戈壁﹑草原和贫瘠低产的农田。如何能调用这些地区周边和我国南方等其它远距离富水地区的水资源﹐来解决中国半壁江山的干旱缺水问题﹐以开发利用这些地区广袤的国土资源﹐将这些地区改造为农业生产后备区﹐发挥其农业生产潜力﹐成为中国未来工农业和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和战略目标﹐应该及早列入国家的议事日程。

    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实际上已经失败!

     以前很多人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南水北调上﹐但是﹐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实际上已经失败﹐投资五千亿﹐工期50年﹐调水仅一百多亿吨的小西线已被否定﹔由于天津﹑河北等省市坚决拒用东线的高价污水﹐淮河﹑山东治污无法解决﹐将使东线成为供水无市场﹑投资无效益﹑工作人员生活无保障的三无工程﹐必然出现“工程完工﹐搁置无用”﹐已经骑虎难下。而被寄予最大希望的中线﹐2010年刚开始40多万移民﹑40多万亩征地工作﹐但进展极为艰难﹐老百姓吸取了当年三门峡﹑丹江口水库移民的悲惨教训﹐顽强抵制﹐而且水质﹑水量都已无法保证。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的汉江发源地的陕西省﹐本身亦为北方缺水大省﹐为解本省缺水之患﹐在南水北调工程推进的同时﹐陕西省也在力推引汉(汉江)济渭(渭河)工程﹐即从汉江源头调水入黄河最大支流渭河﹐以解陕西全省缺水燃眉之急﹔与此同时﹐陕西省还在汉江上游的干流﹐进行七级梯坝开发。位于汉水下游的湖北省也在启动引江(长江)济汉(汉江)工程﹔同时也将在汉江中下游干流﹐兴建七级梯坝﹐逐次建坝蓄水﹐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汉江水﹐弥补水源的短缺。如今﹐在整个汉江流域﹐数百座大坝已经屹立﹐为数众多的水电站仍在建造。未来的汉江干流﹐从上游黄金峡到下游兴隆共计一千多公里的江段上﹐将被人工分隔成15段﹐不足百公里就有一座大坝。最密集的襄樊境内﹐不足50公里就将建一座坝。这对汉江本身来说﹐无异于被肢解﹐被称为割据汉江﹑江河寸断。[12] 汉江﹐已经是一条被过度开发的河流。原因只有一个﹕缺水。让一个本身就严重缺水的河流和地区再往外调水﹐实在是缺乏正当性和合理性﹐必然受到重重阻挠。因此中线原定2008年通水已经推迟到了2014年﹐现在看来甚至可能已经遥遥无期了﹐而且预计水到北京每吨水价将高达18元。因此严重干渴﹐已经等不及了的北京只好另打主意﹐准备搞海水淡化和大西线﹐但海水淡化耗能多﹑水价高﹐根本出路还在大西线。

    另外﹐最主要的是我们现在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都是在长江上作文章﹐并不能增加我国的水资源总量。科学家预计﹐到2020年﹐长江流域将多年平均缺水14亿立方米﹔75%枯水年缺水九亿立方米﹔95%特殊干旱年缺水一百亿立方米﹐缺水率3.8%。在长江自己2020年后都将成为缺水户的情况下﹐还要从那里调走几百亿方水﹐是拆东墙补西墙。东中西三线总计年调水量448亿立方米﹐对于缺水几千亿立方米的北方地区来说﹐犹如杯水车薪﹐并不能彻底解决北方缺水问题(如北京到2010年以后将年缺水20~30亿立方米﹐而南水北调北京只能分得12亿立方米水)﹐更不用提解决新疆﹑陕甘宁﹑内蒙等三北地区的严重缺水及沙漠化问题﹑彻底改善北方的生态环境了﹐也不能解决黄河断流问题。因此很多专家对南水北调工程并不看好。南水北调正在面临艰难的选择。因此把希望寄托在南水北调上是很危险的。解决我国水资源危机必须另辟更可靠的水源。要彻底解决我国西北﹑华北地区缺水和环境恶化问题﹐必须上大西线。大西线工期5~10年﹐年引水2006~3800亿立方米﹐平均每吨水仅一元多﹐水质优﹑水量丰﹐比起南水北调工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因此﹐要解决我国西部和北方严重缺水问题﹐只有大西线能够提供充足的水源﹐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上马大西线已经是我国非常紧迫而必要的任务。

    另外﹐随着地球气候恶化﹐粮食减产﹐人口增加﹐未来世界粮食供应形势非常严峻。据预测﹐未来“粮食战争”将比“金融战争”﹑“货币战争”更加激烈。粮食和农产品武器化将是常态化战争。现在﹐世界粮食安全已经亮起了三盏红灯﹕一是总量不足。如果世界人口在40年后增加到91亿﹐为养活新增的30亿人口﹐全球粮食产量需要提高70%﹐这将是在目前粮食生产和耕地状况条件下难以企及的目标。二是南北“粮食鸿沟”加深。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后﹐发达国家粮食消费未见明显变化﹐而发展中国家粮价一路攀升﹐亚非拉绝大多数作物产量比原先减少25%。三是连锁反应加剧。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等不啻为粮食问题火上浇油。据预测﹐如果温度升高二摄氏度以上﹐亚非拉低纬度地区的粮食产量跌幅将达到20~40%。粮荒又将带来政治动荡﹑失业剧增等一些并发症﹐2008年粮食危机曾导致海地﹑马达加斯加等爆发骚乱﹐造成流血冲突﹐因粮食问题引发政府下台的事也屡见不鲜。粮食危机犹如一双无形的黑手﹐牢牢扼住发展中国家命运的咽喉。因此﹐粮食安全已经成为一场人类共同面临的“输不起的战争”。

    中国的粮食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前不久﹐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在呼和浩特召开的首届中国生态小康论坛上说﹐全球变暖将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严峻挑战。如果不采取适当措施应对全球变暖﹐到2030年﹐中国种植业产量将减少5~10%。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全球和中国农业生产将出现大幅波动﹐粮食供给的不稳定性会增大。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中国农业气象灾害﹑水资源短缺﹑农业病虫害的发生程度都呈加剧趋势。“在未来20~50年中﹐气候变化将严重影响中国长期的粮食安全。如不采取任何措施﹐在现有的种植制度﹑种植品种和生产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到2030年﹐中国种植业生产能力在总体上可能下降5~10%。”郑国光说﹐预计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为满足新增的两亿人口的需求﹐中国每年必须多生产出一亿吨粮食。他说﹐如果考虑到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减产﹐每年还要再多生产3000~5000万吨粮食才能满足需求。按照目前的生产水平﹐至少需要增加1.5亿亩的粮食播种面积﹐而现实情况是﹐中国的耕地面积在逐年减少。

    据预计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需要粮食6400亿公斤﹐届时缺水1300~2600亿立方米。随着工农业和城镇建设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耕地越来越少﹐18亿亩耕地红线的突破难以避免。粮食和水资源安全将长期成为中国政府的头等大事。而13亿人口的大国指望靠进口粮食来养活是绝不可能的。我们的饭碗也决不能掌握在别人手里。

    2010年7月16日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发表文章分析说﹕2040年时﹐如果亩产不变﹐我国农业仅粮食用耕地缺口至少在七亿亩。从2009年进口的大豆﹑豆油﹑油籽等折算﹐实际上已经净进口了5.78964亿亩种植面积的粮食。2040年时﹐考虑人口饮食消费结构的变化﹐中国城镇人均消费粮油当量为498公斤﹐农村为482公斤﹐按照15.5亿人口并各自90%和10%的城乡比例﹐合计总需求为7470万公斤。技术条件不变﹐在现在粮食种植面积和复种率基础上﹐还至少需要增加七亿亩耕地﹐才能满足。届时总的建设需要5.6366亿亩﹐加上粮食用地缺口﹐各种用地供给对需求的缺口将为12.6366亿亩。[13]

    我国能够提供如此大面积土地资源的地方只有大西北﹐然而﹐不上大西线﹐不解决水的问题﹐那些国土资源是根本无法利用的。另外﹐大西线更是实现我国减碳指标﹑解决气候恶化﹐缓解全球变暖最大功效的工程。

    科学家们论证﹕惟一能制止全球变暖的力量是大西线﹐大西线是缓解全球变暖的最有效控制工程。单纯的减排﹐不能最后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因为所谓减排﹐就是减少现在每年向空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即便到2050年达到零排放﹐到2100年前温室效应还在﹐气温还在上升﹐海平面还在上升。因为1750年工业革命以来的259年超量排放累积至今达380ppm﹐减排并没有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总量﹐还是380ppm或仍在增加﹐还是温室效应。所以要想消除温室效应﹐必须吸纳二氧化碳﹐减少其在空气中的总量。而吸纳二氧化碳主要的是植物(特别是森林)和湿地(特别是水面)。这就是森林方案。

    大西线年调水2006~3800亿立方米到中国北方绿化沙漠一百平方公里﹐可创造或恢复湿地一百万平方公里﹐水浇地40万平方公里。一平方公里绿地(主要是森林)一年可吸纳1~3万吨二氧化碳﹔一平方公里湿地一年可吸纳二氧化碳九万吨﹐水浇地(耕地或稻田)一平方公里﹐一年可吸纳二氧化碳一万吨。这样大西线如果2020年能完成﹐一年即吸纳二氧化碳两千亿吨以上﹐每年削减二氧化碳3ppm﹐60年至2080年﹐减少180ppm减少到1950年水平200ppm。

    大西线年调水2006亿立方米以上到中国北方﹐对缓解全球变暖具有四大功效﹕

    第一﹑大西线水源地3588米﹐受水地低﹐有效落差3250米。每立方米水下流可发电八度﹐年引水达2006亿立方米﹐年发水电1.6万亿度﹐能顶替六亿吨燃煤火电﹐而每吨煤燃烧要排放三吨二氧化碳﹐水电不排放二氧化碳﹐这实际上就减排二氧化碳18亿吨。
第二净煤(净洁的燃煤法)。

     我们中国能源主要是煤﹐而燃烧煤是排放二氧化碳最厉害的。有没有净洁的燃煤法呢﹖有。水是二氧化碳的克星﹐故要解决二氧化碳的问题﹐就要利用二氧化碳能溶于水的特点﹐建煤烟淋雨过滤装置﹐可以达到燃煤二氧化碳零排放。但因用水量太多﹐一吨煤要30立方米水。我国年燃煤20亿吨﹐即需六百亿立方米水。利用煤转化清洁能源煤制气﹑煤制油用水就更多了。我们本来缺水﹐所以没有办法。大西线调水来﹐问题就解决了﹐通过烟过滤﹑煤的气化﹑煤制油﹐每年可以减排二氧化碳60亿吨。两项合计每年减排78亿吨二氧化碳﹐大大超过我国政府减排40~45%的承诺。

    第三﹐大西线年调水2006亿立方米﹐可造湿地至少一百万平方公里﹐使罗布泊﹑居延海﹑喀什湖﹑咸海等千湖万泊﹐恢复其碧波万顷的青春面貌。一平方公里湿地(包括稻田等)每年吸纳二氧化碳九万吨﹐一百万平方公里即九百亿吨。

     第四﹐也是大西线最大功效﹐一平方公里沙漠每年灌水15万立方米﹐连续十年即成绿地。大西线每年调水2006亿立方米﹐连续30年即可绿化沙漠两百万平方公里成森林植被﹑草场﹑耕地。绿地主要是森林﹐每平方公里一年吸纳二氧化碳三万吨(吐氧2.5万吨)﹐两百万平方公里即六百亿吨。

    第五﹐四项合计每年吸纳二氧化碳1500亿吨﹐大大超过全世界每年排放二氧化碳380亿吨﹐进而削减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占有总量3ppm。

    因此﹐无论是要解决我国严峻的水资源危机﹑粮食危机﹑土地资源危机﹐还是减少碳排放﹐解决地球气候危机﹐都应该尽快上马大西线。而且大西线工程有时间紧迫性﹐因为如果等到青藏高原冰川消失﹐则逆转虹吸效应无法形成﹐对遏制地球变暖﹐拯救人类的作用就要大打折扣了。

    大西线方案提出以后﹐特别是1998年以中办国办六号文件转发全国以后﹐引起了巨大轰动﹐举世瞩目。无数关心大西线的志士仁人这些年来一直在前赴后继﹐深入探讨研究﹐对原有方案不断进行完善改进﹐如﹕2007年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民间志愿者组织形式积极开展大西线研究﹐准备做出确凿的一线数据仿真仿真﹐以解决大西线争论多年的问题﹐提供给中央领导同志做决策。

    社科院水资源调配与国土整治课题组崔鹤鸣先生提出﹕可以利用青藏高原东南部风能资源富集区开发廉价风电专用于提水﹐是打开大西线调水诸多难题之锁﹐能够把取水点下探到海拔两千米甚至更低的地方﹐把西藏外流的巨量水资源都变成可利用的国家级战略资源﹐可调水量大幅度增加﹐将彻底改变整个大西线调水的工程格局和效益状况﹐使之更经济可行。

    很多专家学者还通过各种渠道提出了多种大西线优化改进方案。如鏖康先生在新华网发表的〈图解南水北调西线 — 打造藏南“贝加尔湖”﹐成就西北“第二天府”〉方案﹔网友136888的短距离﹑浅层隧道〈大西线优化引水方案〉等等﹐都颇有新意﹐可以借鉴。

    有一位学者还提出﹕可以把大西线分解为多条像输油管那样的直径1~2米的输水管﹐从不同海拔(几百米至四千米)﹑不同地点取水﹐通过输水管把水送到西北﹑华北各地﹐高水高用﹐低水低用。因为现在全世界输油管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每年可建设几千公里。而输水管又不像输油管那样易燃易爆﹐还可以利用高差自流﹐比输油管造价更低更安全﹐施工更容易﹐进度更快﹐并且没有蒸发损失﹐能够抗震。还可以根据需要和可能﹐分步实施﹐条件成熟一条再上马一条。现在提出的大西线所有存在问题就都能解决了。虽然用钢量大一些﹐但是可以大大减少工程难度﹐不用修那么多大坝水库和隧道﹐总的造价会更便宜。多条管线低的取水点可以下探到海拔几百米﹐取水量就可以大大增加﹐每年流出境外的6000~8000亿立方米水都可以充分利用。而海拔几百米低取水点的输水管把水送到华北等低海拔区仍然有很大高差﹐还可以自流。

    这些专家学者的优化方案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就使大西线方案越来越可行﹐更加具备了上马条件。而且﹐现在﹐青藏铁路已经建成﹐并正在南延﹔西藏地区还已经修建了大批战略公路和机场﹐发现了大批矿藏和油气资源﹐为建设大西线创造了物质条件。这些年我国国力不断增强﹐三峡﹑小浪底﹑西气东输等大工程都已竣工﹐已经有力量上马大西线。上马大西线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时不我待﹐希望中央早做决策。

参考文献﹕

    1﹑郭晓明﹕〈青藏高原的虹吸效应对欧亚大陆水循环的影响及逆转措施〉﹐《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2007年第1期﹔
    2﹑邓英淘﹕《再造中国﹐走向未来》﹐香港大风出版社2010年﹔
    3﹑王小强﹕〈这本书﹐这件事﹐这种精神〉﹐《再造中国﹐走向未来(前言)》第1~8页﹔
    4﹑王小强﹕〈重提西部大开发 — 启动内需与产业升级的方略〉﹐《绿叶》2009年第6期﹔
    5﹑〈2010年新疆工作会议 —“治疆”新思路〉﹐中新社北京2010年5月20日电﹔
    6﹑〈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新华社北京2010年5月28日电﹔
    7﹑〈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新华社北京2010年7月7日电﹔
    8﹑周天勇﹕〈不转变模式﹐中国未来发展将无路可走〉﹐《经济参考报》2010年7月16日﹔
    9﹑相关研究报告认为﹐气候变化将导致干旱问题进一步恶化﹐我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受到威胁的“粮仓”(〈旱灾频发恐成我国粮食安全主要威胁〉﹐《经济参考报》2010年7月23日)﹔
    10﹑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成总量尚不足三成﹐推迟决定2008年底已做出(赵媛媛﹕〈南水北调进京为何推迟五年〉﹐《北京青年报》2009年5月15日)﹔
    11﹑崔鹤鸣﹕〈风电对大西线调水的意义〉﹐《香港传真》No.2010~35﹔
    12﹑〈大西线优化引水方案136888版本〉﹐新华网发展论坛(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forum.home.news.cn/detail/68607564/25.html)﹔
    13﹑鏖康﹕〈图解南水北调西线 — 打造藏南“贝加尔湖”﹐成就西北“第二天府”〉﹐新华网发展论坛2009年1月8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forum.home.news.cn/detail/62801187/81.html)﹔
    14﹑郭开﹕〈看中国怎样拯救世界〉﹐凯迪小区网2009年12月26日(http://ci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i&id=3181145&Pagc=1#3181148 )。

注释:

    [1] ppm﹐即Parts per million﹐是对环境大气(空气)中污染物浓度的表示方法之一﹐ppm表示百万分之一。

    [2] 近日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在三百年内﹐地球的大部分地区可能将变得异常炎热﹐不适宜人类居住。该研究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和美国普渡大学联合执行﹐研究报告发表在2010年5月11日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报告称﹐由于人类无节制的生育和持续使用化石燃料﹐如果地球平均温度升高七摄氏度﹐地球上一些地区将开始不再适合人类居住。而如果温度上升10~12摄氏度﹐灼热区将进一步扩大﹐包围目前世界人口稠密的地区。

    负责该项研究的教授舍伍德表示﹐21世纪地表平均温度涨幅七摄氏度的概率并不大。但如果人类持续使用化石燃料﹐到2300年不适宜居住的地表面积会有扩大的风险。他在报告中强调说﹕“长期而言﹐气候上升七摄氏度甚至以上的概率为50%。”据报道﹐该报告所观测的气候变化时期﹐比其它大多数气候报告的观测期要更长久﹐还考虑了“热压力”(由不断上升的温度和湿度综合产生的力量)的因素变化。舍伍德指出﹐针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没有探讨温室效应对全球气候造成的长期后果﹐是“短视”的做法。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曾发表文章指出﹐气候变化在2100年前不会停止。其中一位学者托尼‧麦科尔教授说﹕“到2300年﹐我们也许会承受全球气温升高12摄氏度甚至更高的风险。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我们目前的担心﹐如海平面上升﹑突如其来的热浪以及森林大火﹑生物灭绝﹐以及耕作困难都会变得不重要 — 因为到那时有一半的人类聚居地将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研究报告称地表持续升温〉﹐大洋网~广州日报2010年5月14日﹐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0-05/14/content_963191.htm)

    [3] 消灭天花的权威﹑澳洲知名微生物学家芬纳(Frank Fenner)预言﹐由于人口暴长﹐天然资源的耗尽﹐控制不了的气候变化﹐人类将在一百年之内灭绝。芬纳说﹕“无论我们现在做什么﹐都太晚了。”

    据《澳洲人报》报导﹐芬纳很少接受采访。不过日前他在堪培拉接受《澳洲人报》采访时表示﹐人类很快会灭绝﹐他说﹕“智人也许一百年内就会灭绝吧﹐大量其它动物也如此。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局势﹐来不及了。我尽量不表述自己的观点﹐因为人们还在试图做一些事情﹐以推迟(这个过程)。”

    芬纳说﹐目前已进入工业化革命后的“人类世”(Anthropocene)﹐他说﹕“我们人类对地球的影响﹐不亚于任何冰河时期或彗星撞击。气候变化才刚开始﹐我们却已见到莫大的变化。原住民证明﹐没有科学﹐也不制造二氧化碳和全球暖化﹐他们可以存活四万或五万年之久。然而当今的世人却不行﹐人类很可能和我们所知的许多物种一样﹐从地球上消失。”

    芬纳是一个灭绝(学)的权威﹐现年已95岁﹐是澳洲国立大学微生物学名誉教授﹐他在灭绝天花病毒中起到了领头作用。1950年代初﹐他在粘液瘤病毒方面的研究工作﹐抑制了野兔在澳大利亚南部农场的繁殖。他目前在澳洲国立大学的约翰柯廷医学研究院工作﹐1967~1973年﹐他担任该院院长。1980年﹐芬纳在联合国世界卫生大会上宣布天花绝迹﹐正是他的研究工作帮助扑灭了全球天花病毒﹐而天花也是迄今惟一灭绝的疾病﹐也仍然是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成就之一。芬纳因此多次得奖﹐他一生著作多达22本。

    [4] 法新社报导﹐哥本哈根会议救气候﹐公布全球30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排行榜(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陆第一﹐台湾排名第27。结果显示﹐世界总排放量的276亿吨之中﹐中国为67.2亿吨。

表 1﹕世界各国碳排放量排名

 国家  排放量(a) 占全球百分比 人均量 (b) 国家     排放量(a) 占全球百分比 人均量(b)
1.中国 (72)  7219.2 19.12%  5.5 16.南韩      548.7 1 1.45% 11.4(31)
2.美国  6963.8 18.44%  23.5(7) 17.澳洲   548.6 1.45% 26.9(5)
3.欧盟   5047.7 13.37% 10.3(39) 18.乌克兰   484.7 1.28% 10.3(40)
4.俄罗斯   1960.0 5.19% 13.7(18) 19.西班牙  438.7 1.16%  10.1(41)
5.印度   1852.9 4.91% 1.7(120) 20.南非   422.8 1.12% 9.0(48)
6.日本   1342.7 3.56% 10.5(37) 21.土耳其  393.2  1.04% 5.5(73)
7.巴西   1014.1 2.69% 5.4(74) 22.波兰  374.6 0.99%  9.8(44)
8.德国 977.4 2.59% 11.9(25)  23.沙特  374.3 0.99%  16.2(13)
9.加拿大 731.6  1.94% 22.6(8)   24.泰国  351.3 0.93% 5.6(71)
10.英国 639.8 1.69% 10.6(36)  25.阿根廷   318.3 0.84% 8.2(53)
11.墨西哥 629.9 1.67%  6.1(65) 26.阿尔及利亚 296.6  0.79% 2.1(112)
12.印度尼西亚 594.4 1.57% 2.7(101) 27.台湾  271.2 0.72% 11.8(26)
13.伊朗 566.3 1.50% 8.2(54) 28.委内瑞拉 266.3 0.71%  10.0(43)
14.意大利 565.7  1.50% 9.7(45) 29.巴基斯坦 240.6  0.64% 1.5(128)
15.法国 550.3  1.46% 9.0(47) 30.荷兰 224.4 0.59% 13.8(16)

注﹕右边字段为该国每人平均排放量﹐括号内为人均量全球排名。
数据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WRI)2010年3月17日。

    [5] 中评社北京2009年12月19日电﹕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日前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期间表示﹐2010年及“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将加大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六大节能减排领域的支持力度。数据显示﹐在过去三年中﹐中央财政每年用于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的支出超过一千亿美元﹐这还不包括预算内的基建支出。朱光耀表示﹐“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和支持可再生能源产生的财政支出要远远多于“十一五”期间。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邹骥研究称﹕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要达到这一减排目标﹐中国差不多每年要支付约780亿美元的增量成本﹐大约相当于每户家庭承担成本1132元(166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得花大力气。

    [6]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但由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对于中国﹐发展仍然是当前的第一要务﹐13亿人需要有尊严地生活﹐要履行2020年前单位GDP碳强度下降40~45%这一减排承诺﹐中国需要更多合理的排放空间。(〈发改委﹕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合理排放空间〉﹐中国法律信息网2010年5月10日﹐http://www.law-star.com/cacnew/201005/365056612.htm)

    [7] 监测结果显示﹐沙化土地在我国30个省(区﹑市)均有分布﹐其中新疆74.57万平方公里﹑内蒙古42.08万平方公里﹑西藏21.48万平方公里﹑青海13.42万平方公里﹑甘肃11.13万平方公里﹑河北2.5万平方公里﹑陕西1.45万平方公里﹑宁夏1.2万平方公里﹑四川0.95万平方公里﹑山东0.8万平方公里﹐这十省(区)占全国沙化土地总面积的97%。与1994年第一次沙化土地普查相比﹐沙化土地面积扩大的省(区)主要有内蒙古﹑辽宁﹑黑龙江﹑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山东﹐共扩展2.29万平方公里。

    [8] 郭晓明﹕〈青藏高原的虹吸效应对欧亚大陆水循环的影响及逆转措施〉﹐《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2007年第1期。

    [9] 据新华社电(记者宋常青)﹕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人员在大量观测试验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初步估算出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地下冰的总储量达9528立方公里。

    这个所研究员赵林等进行了此项研究。赵林介绍﹐青藏高原被科学家称为“中华水塔”﹐是亚洲多条重要河流的发源地。这座超级大“水塔”的内部结构独特﹐非常适合储水。“水塔”内部有冰川﹑山脉﹑湿地﹑草原﹑森林﹑湖泊等﹐但在以往对地下冰的调查研究中﹐忽视了多年冻土层地下冰储量及其对区域水资源的重要调节作用﹐以及对生态和水环境的影响。

    赵林等研究人员的研究﹐初步查清了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层地下冰的总储量。分析表明﹐地下冰总储量达9528立方公里。其中﹐多年冻土上限下一米内地下冰总量为665立方公里﹐占总储量的7%﹔上限下1~10米深度段地下冰总量为2650立方公里﹐占27.8%﹔上限下十米以下深度段为6213立方公里﹐占65.2%。(〈青藏高原冻土区地下冰总储量达9528立方公里〉﹐中新网2010年4月22日﹐http://big5.chinanews.com.cn:89/cul/news/2010/04-22/2241456.shtml)

     [10] 王小强﹕〈重提西部大开发 — 启动内需与产业升级的方略〉﹐《绿叶》2009年第6期。

    [11]“中国干渴的城市和乡村的地下﹐一场危机在迫近﹐但没有人知道这个危机真正的严重程度。”这是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地下水论坛上与会专家提出中国水资源面临的严峻问题。与会专家并发出警告﹕中国一些地区地下水储存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许多地区地下水还遭到严重污染。最新一期国际期刊杂志《自然》报导了上周在北京大学召开的2010年国际地下水论坛。来自美国﹑英国﹑香港﹑台湾和大陆的一百余位地下水及水文科学的相关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

    杂志以“China Faces Up to Groundwater Crisis(中国直面地下水危机)”为题﹐报导了中国水资源面临的严峻问题。与会的俄亥俄州立大学水文学家Frank Schwartz说﹕“水危机并不只在中国存在﹐但中国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的问题都更为严峻。”

    中国拥有世界人口总数的20%﹐但其淡水资源只占世界总量的5~7%﹐为此大量抽取地下水资源(而引起地下水危机)。在中国﹐超过40%的农田灌溉用水来自于地下水﹐而华北及西北干旱地区近70%的饮用水来自地下水。据2009年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国土资源部下属的中国地质调查局联合资助的《中国地下水科学的机遇与挑战》一书介绍﹕在过去几十年内﹐为满足不断增加的用水需求﹐中国的地下水开采量以每年25亿立方米的速度递增。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水文地质学家Bridget Scanlon在她的报告中也提到﹐随着地下水开采量的增加﹐1974~2000年间华北平原地下水位以每年一米的速度下降﹐迫使人们凿井数百米才能获取地下淡水。据水利部一项调查显示﹐中国660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存在水资源短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也会不断增长。预计到2030年﹐中国水资源年消耗量将会达到7500亿立方米﹐这一数字约占全国可利用水资源总量的90%。

    此外﹐(水体)污染也加剧了中国的水危机。在经济发达的西南﹑华南地区﹐由重金属和其它污染物所引起的地下水污染严重。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相关专家在这次论坛上提出﹐全国有90%的地下水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由于缺少全国范围内的水资源监测网络﹐人们很难准确把握水危机的严重程度。而且即使存在一些数据信息﹐研究人员也很难获取这些资料。加之由于多年来政府部门之间的内部纠纷﹐没有完全施行对全国范围内的数万眼井井孔进行监测﹐导致水资源的重复计算﹐即水资源在地下流动时算作地下水资源﹐而当它到达地面时又算作为地表水﹐从而高估水资源总量。

    据大陆媒体报导﹐北京市人口增加使水资源压力在该市正逐步逼近极限。为了给北京提供水资源﹐河北省张家口和承德两个市﹐当地的水稻已经全部改种玉米。不过﹐Bridget Scanlon认为﹐中国应该重新思考粮食安全问题﹐因为现在的策略是完全不可持续的。她说﹕“如果我们继续现在的经济发展策略﹐很快就将无路可走。”(〈中国大陆地下水储量快速减少﹐危机近﹐极严峻〉﹐新浪博客2010年7月29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d551690100ku0k.html)

    [12]〈割据汉江〉﹐财新网2010年7月(http://magazine.caing.com/2010/cwcs408/)。

    [13] 周天勇﹕〈不转变模式﹐中国未来发展将无路可走〉﹐《经济参考报》2010年7月16日。
 

 

 

发件人: "yangxiaolu_8"<yangxiaolu_8@yahoo.com.cn>hua 主题:  亿万富翁聚会讨论人口过剩/盖茨宣布捐一百亿美元研发疫苗, 比尔盖茨演讲:减碳需减少人口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日期: 2010年9月10日,新世界秩序

警惕共济会遏制人口的阴谋

比尔盖茨演讲:减碳需减少人口

方周

     2010年2月18日,比尔·盖茨在美国加州长滩市举行的TED2010会议上做关于碳排放的演讲,题目是《创新到零》(Innovating to Zero)。

    在讲话开始后4分30秒的时候,他说道:“如果我们好好地使用新式疫苗,卫生保健及生殖健康服务,我们或许可把人口数字下降10%到15%。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1.3%的增长。”(Now if we do a really great job on new vaccines, health care,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we could lower that by perhaps 10 or 15 percent. But there we see an increase of about 1.3.)

    请问比尔盖茨先生:1、减少世界人口来减碳,先从你家开始吗?2、为什么减少世界人口跟疫苗有关?3、有办法把碳减少到零吗?植物怎么光合作用?4、减碳到零是否意味着需要大量减少人口?5、请问这次WHO指示的猪流感疫苗安全吗?

    请问观众您“这世界”是否有群人想减少世界人口呢?

    请看这联合国的官方网站:http://www.unmultimedia.org/radio/chinese/detail/131938.html

    也请到这国际性的减碳组织,同样写着减少人口来减碳:http://www.popoffsets.com/

    今年2010年初整个欧洲、北美下大雪,气温打破历史新低。真的有暖化吗?观众也请您想一想:您自己可能是他们想拯救地球减碳要消灭的计划之一吗?比尔盖茨从谁得到要救地球得把减碳到零为止?这些资料是从谁来?比尔盖茨怎么可能相信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组织的报告说减碳得减少人口?为什么无预警下爆料H1N1,然后告诉您要施打疫苗?欢迎您花时间思考思考。

亿万富翁聚会讨论人口过剩

富翁认为世界人口必须控制

2009-05-31

     1月29日,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与妻子梅琳达在瑞士达沃斯出席新闻发布会。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他妻子梅琳达.盖茨29日在瑞士达沃斯宣布,以他们夫妻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将在未来十年内提供10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研发和使用疫苗。

  盖茨夫妇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疫苗已经挽救了发展中国家上百万人的生命。通过提高技术和创新,疫苗还能够挽救更多的生命。

  这项为期10年的项目将专注于研发艾滋病、结核病、轮状病毒以及肺炎的疫苗。盖茨夫妇预计,在2010年至2019年间,这一项目可以帮助挽救760万5岁以下儿童的生命。如果疟疾疫苗能够在2014年及时推出,总计挽救儿童生命的数量将增加至870万。

  在此之前,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已经宣布提供45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疫苗研发和使用。

    有诸多亿万富翁参加了这次纽约聚会,其中包括盖茨(Bill Gates)、巴菲特(Warren Buffett)、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布罗德(Eli Broad)、索罗斯(George Soros)、特纳(Ted Turner)、温弗瑞(Oprah Winfrey) 以及布隆博格(Michael Bloomberg)等等。《慈善记事报》(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将这次聚会描绘成一个旨在鼓励慈善的非正式聚会。只是一些亿万富翁在一起聚聚餐,友好地交流一下如何促进慈善捐助罢了。

    《泰晤士报》(Times)的一篇文章说,这个绝密会议讨论的议题包括了医疗、教育,以及迄今最具争议的话题,延缓全球人口增长。文章写道,这些富豪接受了盖茨的观点,认为人口过剩是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文章补充说,这可能会给一些认为避孕和女性教育削弱了传统价值的政治人士带来挑战。

    这个立场或许并不令人意外。盖茨、巴菲特和特纳多年来一直都在暗自担忧马尔萨斯(Malthus)所提出的人口问题。盖茨在2月份曾列出一个粗略的计划,试图将全球人口控制在83亿以内,而全球人口在自然增长条件下的峰值预计是93亿。

    不过,一些右翼团体已经开始攻击这些亿万富翁是在打造一种秘密绝育组织或是资助堕胎的巨型取款机。这种说法加重了大众由来已久的担忧情绪,认为富人正在借助他们的财富以他们想要的形像重塑人类。一些人还祭出了优生学的幽灵。

    笔者并不是主张控制人口。但就笔者个人所掌握的聚会情况,以及《泰晤士报》的进一步揭密来看,控制人口只是这次会议的诸多议题之一,每个慈善家都谈到了他们目前正在从事的慈善项目。(控制人口)并不是召开会议的原因。

     有关召开这次秘密会议主要是为了压缩全球人口的说法听起来不像是真的。据说,几乎所有的与会者在政治上都是自由派。读者们,你们觉得这个慈善家的地下审判团(Star Chamber)是需要担忧还是感激呢?

 

2亿只节能灯的后遗症

袁端端

2010年9月10日

    在中国,节能灯已基本替代了传统的白炽灯。然而袁端端在本文中揭露了节能灯不为人知的汞污染陷阱。节能灯因能效高被视为白炽灯替代品,中国2009年推广1.2亿只。据不完全统计,历年来中国推广节能灯高达2亿只。但中国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虞昊说,节能灯推广战略背后是可怕的污染陷阱。

    虞昊曾参与中国第一个高压氙气灯研发,对照明颇有研究。他介绍,一只普通节能灯含汞量约5毫克,仅够沾满一个圆珠笔尖,但渗入地下可污染1800吨水。汞常温下即可蒸发,节能灯破碎瞬时可使周围空气中的汞浓度超标上百倍。而人体汞超标会破坏中枢神经系统,一次吸入2.5克汞蒸汽即可致死。

    据虞昊统计,2006年中国报废的含汞照明电器,由于处置不当而释放到大气中的汞达70--80吨。但中国缺少回收体系。2008年发布的新修订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把家庭废荧光灯管列入可不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范围类,同属荧光灯的节能灯也得不到无害处理。数以亿计的节能灯废弃后被当作普通生活垃圾处理,成为生态的隐形杀手。

    至今中国尚没有出台任何针对性措施和政策。中国照明协会理事长陈燕生透露,目前中国正在考虑制定《废旧气体发电灯回收处理规范》,但颁布暂时看来还没有眉目。通过调查销售市场,虞昊发现节能灯产品简介里绝口不提或只是轻描淡写汞污染。甚至在政府的推广战略文件里,也见不到含汞可能造成污染的提示。“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节能灯含汞的危害!”他说。

    而在照明行业,节能灯含汞不是秘密。浙江阳光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节能灯生产厂家,该公司一位要求隐去全名的节能灯项目负责人陈先生说,即使是他们这样的大企业,节能灯无汞也做不到。企业只能降低汞含量和将液态汞转化为固态汞,以减少制作过程中的挥发污染。

    “国内没有对荧光灯的污染进行评估。环保部门更加关注食品、家电等的污染,对于照明关注比较少,不太重视。” 北京光电源研究所监测中心化学监测室工程师刘姝说。

    绿色照明工程因此高歌猛进,先后被列为中国“九五”、“十五”以及“十一五”重点项目。政府为鼓励居民购买,出台了优厚的补贴政策,促使节能灯产业日益蓬勃。目前中国登记在册的节能灯生产企业近2000家,年生产节能灯24亿只,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5%以上。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冯新斌一直研究环境中的汞,他说,中国燃煤发电本身也有汞排放,而节能灯节约了电力,因此总体上是减少了汞排放的。 “要知道每个电厂一年就要排放一百吨汞!”(编者注:中国目前主要依靠燃煤发电,使用节能灯的初衷则在减少耗电)

    不过他也强调,尽管每只节能灯含汞量不大,但需解决回收处理问题,因为汞是一个全球性污染物,通过大气传播,流动性非常强。沉降之后进一步转化,以甲基汞的形式在鱼类体内富集,更容易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09-14 10:43:59 +0800 收件人:抄送: 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0.063 评胡晓炼副行长关于汇率制度改革的讨论

评胡晓炼副行长关于汇率制度改革的讨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 余永定

Sep. 14, 2010

yongdingyu@gmail.com

    胡晓炼副行长自7 月15 日以来连续发表的5 篇署名文章引起了国内、外金融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好评。在《财新》的这次专访中,胡晓炼对央行的汇率政策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中央银行直面公众、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详细解释自己在有争议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胡晓炼指出:“汇改的目标不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汇率水平,而是要通过改革形成一种机制,使汇率水平能够基本反映市场供给和需求状况,并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所谓“汇改”是指对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用通用的国际金融语言、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说, “汇改”是指实现从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向有管理的浮动过渡。

    当然,尽管汇改主要是一个汇率制度选择问题,一旦做出选择,还有大量的制度建设工作需要做。为了使新的汇率形成机制有效发挥作用,中央银行在中国外汇市场的制度建设上做出了巨大努力。汇率制度改革(或改变)本来与汇率水平的决定本来是两回事,但在中国的语境下,汇改意味着人民币不再钉住美元,而不再钉住美元,意味着人民币升值。于是乎,汇改目标同达到什么汇率水平的问题被混淆起来。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下,钉住美元(或另一种货币)和自由浮动是汇率制度光谱中的两极。在前者,汇率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而在后者,汇率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一种绝对好或绝对不好的汇率制度。

    一个国家的汇率制度应该同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变迁相适应。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东亚国家普遍实行钉住美元(或事实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这种汇率制度有助于维持东亚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和出口增长。但是,在1990 年代中期前后,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成为导致东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亚国家纷纷放弃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向浮动汇率制度靠拢。中国的做法则相反,在东亚危机期间中国放弃早先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转而采取“钉住美元”。中国当时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为稳定东亚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中国“钉住美元”是一项临时性措施。当危机形势下的贬值压力消失之后,中国本来就应该恢复实行危机前的有管理浮动。

     2005 年7 月21 日的“汇改”只不过是恢复了有管理的浮动。但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又包含不同的形式。2005 年的“汇改”并非简单恢复到危机前的有管理浮动,而是用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代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实行的是“参考”而不是“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我个人认为,如果是“参考”而不是“钉住”一篮子货币,而且还要考虑资本项目等因素,则这种“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与“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应该没有本质区别。这种制度的最主要特点是为央行预留了干预(或不干预)外汇市场巨大空间。换句话说,无论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如何,都不会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相冲突。

    在讨论人民币是否应该对美元升值的问题时,我们一般习惯于以所谓均衡汇率为参照物:首先假定存在一个均衡汇率,如人民币对美元的均衡汇率。然后再拿现实中的人民币汇率对这一所谓的均衡汇率相比较,于是得出人民币是否高估或低估的结论,然后再决定人民币是升值还是贬值。然而,均衡汇率与一般商品的均衡价格非常不同。对于一般商品来说,均衡价格就是市场出清价格—即供应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时的价格。但一种货币相对另一种货币的供求关系与一般商品的供求关系非常不同。

    在外汇市场上,由于资本瞬时流动的冲击,对特定货币的供求关系是十分不稳定的。均衡汇率是一个难以把握的概念。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曾给出均衡汇率的8种不同定义。2007 年科林(William R Cline)和威廉姆森搜集了2000 年以来西方关于人民币均衡汇率的18 项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差异之大使人无法相信其中任何一种结果。例如,其中一项研究认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高估5%,其他研究都认为人民币低估,但低估的程度从3%到55%不等。均衡汇率在理论上肯定是有用的概念,但以此为参照来决定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是十分不靠谱的。胡晓炼提出的,以经常项目平衡状况为主要根据,判断汇率水平是否合理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在目前条件下,经常项目平衡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应该是中央银行决定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的主要依据。

     此外,我以为,对长期资本项目的平衡状况也应该是决定汇率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既然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资产需求旺盛,我们就应该允许人民币升值,从而提高中国资产对于外国投资者的价格。同时,通过人民币的升值,使外国资金的流入转化为外国实际资源的流入。自1991 年以来,中国基本保持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主要根据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汇率的原则,人民币应该升值还是贬值难道还有什么疑义吗?在当前情况下,与其问人民币是否低估,还不如问中央银行是否应该继续干预外汇市场或在何种程度上干预外汇市场。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遏制人民币升值,中央银行就必须干预外汇市场。而干预外汇市场必然导致外汇储备的增加,特别是美国国库持有量的增加。美国的巨额外债和巨额财政赤字,以及
美国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都意味着持有美国国债的潜在风险正在不断上升(更遑论收益极低)。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我们面对的选择是:为了维持出口增长而尽量减少人民币的升值幅度还是为了降低中国外汇资产遭受损失的风险而尽量让人民币汇率由市场供求决定。两者都不是令人愉快的抉择,但我们必须找到两者的某种平衡。

    在2003-2005 年“汇改”之前,一些人士警告中国政府和货币当局,人民币升值3%,中国的大批出口企业就会倒闭,失业就会大量增长,甚至会出现社会不稳。事实如何呢?在经过了实际有效汇率和对美元双边汇率的20%左右的升值之后,正如胡晓炼所指出的,“2006 年-2008 年,我国出口年均增长23.4%,进口年均增长19.7%,是外贸发展的黄金时期。事后看,之前大家对改革的副作用估计得比较严重,对企业的灵活应变能力则估计不足。实际上,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环境洗礼,我国大多数企业已初具适应市场变化而自我调整的机制和能力。”

     以中国出口企业利润率低为理由反对人民币升值是完全错误。如果一个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率真的仅仅是3%(2005 年期间的说法)或1%(最近的说法, “99 度的水,再上升一度就会全部蒸发”),对这些企业早就应该进行整改了。不同行业和同一行业中不同企业的利润率是不同的。如果整个出口部门的平均利润率为1%,就只能说明低效率企业(利润率低于1%甚至亏损)同少数高效率企业并存、把整个出口部门的利润率拖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政策就不是使人民币汇率维持不变,使所有低效率企业都能继续维持生存。相反,人民币的升值(升值速度是另一回事),将迫使低效率企业退出,使资源向高效率企业集中,从而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增进国民福利。

    胡晓炼还谈到了升值和物价上涨的关系。确实,升值和物价上涨之间存在某种替代关系。名义汇率的升值和物价上涨同样能够影响实际汇率从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这种替代关系可能是在不同情况下发生的。一种情况是,存在持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而名义汇率保持不动,物价最终会因为流动性的增加而上涨。而实际汇率的上升最终将会导致国际收支平衡的实现。但是,物价的上涨意味着国内宏观经济稳定(内部均衡)的丧失。因而,从原则上讲,用物价上涨来替代名义汇率的上升,不是实现经常项目平衡(外部均衡)的最佳选择。另一种情况是,如果物价的上涨是由于经济发展中的某些更为根本性的原因造成的。例如,由于人口和政治等原因,形成工资上涨的趋势。如果这种上涨的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必然导致物价上涨。在其他因素给定的情况下,这种上涨又必然导致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和贸易顺差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的必要性或升值空间自然就减少了。但是,我不能同意学界有些同仁的用通货膨胀代替名义汇率升值的主张。因为这种主张的实质是用加剧内部不平衡来减少外部不平衡。

    既然人民币已经同美元脱钩、既然中国依然有大量经常项目顺(虽然已经减少)、既然央行将将主要更加市场供求决定人民币汇率,投资者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就是合理的。在特定条件下,热钱就有可能再次大举流入。我们可以利用参考一篮子汇率制度所提供的人民币双边汇率(主要是对美元的双边汇率)双向变动的可能性遏制热钱的流入。但是,在市场供求决定了汇率变动的基本趋势的前提下,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提供的汇率双向变动的机制会对抑制热钱流入能够发挥多大作用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另一个政策工具--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是不应该忽视的。我完全赞成胡晓炼所说的“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加强对冲的准备,严格控制外债规模,限制外债结汇,加大对非法外汇资金的查处力度。从泰国等国的经验和教训看,私营部门、企业或者其他部门借外债并结汇,是资本流入的一个重要渠道。在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限制资本流入和流出的临时性管理措施,最近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就强化了外汇管理措施。”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0-09-15 08:47:28 +0800收件人: 抄送: 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2010.064 广场协议后:日本为什么采用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广场协议后:日本为什么采用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徐奇渊

Sep. 15, 2010

xuqiyuan@hotmail.com

    1985 年9 月,西方五国达成了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广场协议”。协议规定:日元与马克大幅对美元升值。事实上,从1985 年9 月至1989 年12 月,两者分别对美元升值了46%和42%。同样经历了大幅升值,日本和德国经济的表现却是截然不同。在20 世纪80 年代后期,日本经济热度一直高于德国;而在90 年代初,日本经济经历了泡沫破灭,并开始了“失去的十年”;与此同时,如果不考虑两德统一的冲击,则德国经济始终保持了2%左右的温和增长。两国经济的巨大差异告诉我们:汇率升值并不是泡沫经济的充分条件。而美元汇率自2002 年以来的长期贬值,以及此后信贷泡沫的彻底崩溃更是告诉我们:汇率升值也不是泡沫经济的必要条件。相反,在现代信用纸币条件下,每一次的泡沫经济中,包括日本、美国的泡沫经济,我们都看到了极度扩张货币政策的如影随行——每一次泡沫的形成无一例外。

    关于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在日本泡沫经济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国外学术界早已形成了共识。以日本东京大学的吉川洋教授(Yoshikawa Hiroshi),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Kuroda Haruhiko),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经济顾问伊藤隆敏(Ito Takatoshi)为代表的日本经济学家均认为: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例如快速增长的银行信贷、过低的银行贷款利率,才是当时资产价格泡沫产生的真正原因。而同样面对汇率大幅升值挑战的德国,则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稳健性方面一直享有极高的声誉。正是这种同与不同,让我们看到了日、德两国在广场协议之后的不同表现具有一种合理的解释。余永定研究员、黄益平教授等国内学者,也曾经从这个角度对日本的泡沫经济进行了分析。事实上亦是如此,在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尤其是1987 年卢浮宫协议之后,日、德两国的货币政策宽松程度有明显的分化趋势。在日本,1989年的存款利率仅不到2%,而德国这一数据高达5.5%。而在1987 年以及之后的几年当中,日本的广义货币(M2)增速达到两位数,而德国的广义货币始终维持在个位数增长。

     由于历史的原因,德国央行以独立性、稳健性著称,这也许并不难理解。但是,日本为什么实施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与日本央行的独立性有什么关系?日本央行本身的货币政策目标是否也存在问题?接下来我们将回顾历史背景,尝试讨论这些问题,并且最终提出对中国的启示。

一、日本需要刺激内需来应对日元升值

    汇率大幅升值,会在短期内对外部需求产生重要影响,日本出口数量的减少再所难免——事实亦是如此,1986 年以日元计价的出口贸易金额出现了两位数的降幅。因此,在当时的背景下采取刺激内需的政策,基本成为共识。包括1985 年10 月成立的具有日本央行背景的前川委员会,在随后1986 年4 月发布的《前川报告》中,也认同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向,尽管他们认为当时的做法是有缺陷的。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拒绝对外开放农业、建筑业和金融业,因此同期美国施加的外部压力就转而要求日本扩大内需以减少贸易顺差。以上两方面原因共同促成了日本采取刺激内需的经济政策。

二、在刺激内需的方案中,财政政策存在障碍

     谈及短期中刺激内需的经济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必然需要考虑的。但是,从当时的思维方式来看,日本的财政状况已经不容乐观。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前的1984年,政府债务占GDP 比重已经超过了50%;而且,在之后的几年中还有向60%上攻的趋势。因此,当时日本大藏省对于使用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持否定的意见。如果当时的决策者知道,后来日本经济能够承受像今天这样将近200%的国债-GDP 比例,那么也许会更多的采用财政政策来调节需求。而这仅仅是采用财政政策作为刺激政策的障碍之一,更重要的是当时日本大藏省在政治上的强势地位。

    对于大藏省的上述政策看法,日本央行的《前川报告》曾经力陈其观点,例如:强调财政政策应该为缩小顺差加大支出,而货币政策应指向稳定物价水平的政策目标。但是,由于大藏省对政府债务规模扩大的担忧,以及其在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央行这些不错的想法在实际中并未落实。而且,进一步的,这种形势还使得央行的货币政策成为刺激内需的首选方案。而这正是日本央行缺乏应有独立性的直接原因。最后,强势的大藏省,将刺激内需的重任几乎完全交给了日本央行,通过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内需,并逐渐催生出经济泡沫。参与了日本战后众多经济决策的宫崎勇教授,在《日本经济政策亲历者实录》一书中,也为我们回顾了相关的历史细节。

三、外部压力对货币政策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正如前面提到的,美国对日本施加外部压力,要求日本扩大内需以减少贸易顺差。而由于财政政策方面的障碍,这种外部压力间接地落到了央行的货币政策头上,从而导致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此外,来自美国的外部压力,还直接导致了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当时,美国有赖于通过正向的国际利差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从而获得国际融资并减缓美元过速贬值;但是,由于提高利率扩大利差的方法会引起国内经济萧条,因此,美国不愿意提高国内利率,而倒是更希望日本和德国压低利率来扩大或保持利差。在1986 年初,经过一番斗争,美联储通过了下调利率的决议以提振日益陷入萎靡的宏观经济。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和德国协同降息的压力就更大了。1987 年初卢浮宫协议中关于利率政策的协调安排,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对此,德国的处理方式非常灵活,其在1987 年1 月将贴现率和抵押贷款利率都降低了0.5 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德国央行又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来冲销流动性的膨胀。而且,德国在1987 年和1988 年的广义货币(M2)供给增速甚至还出现了温和的下降。与德国相反,日本央行则完全忠实的履行了“美国指挥官”的货币政策协调措施:在此期间,日本央行对利率水平进行了实质性的下调,并且广义货币(M2)供给增速也从1986 年的8%上升到了1987 年的接近12%,并在此后数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扩张速度。

四、当时日本的物价水平确实较为稳定

    由于日本的生产资料严重依赖于进口渠道,进口产品结构中作为初级产品的国际大宗商品和农产品占到50%左右。在日元大幅升值的背景下,日本的进口价格指数在1986 年出现了接近40%的降幅!与此同时,生产环节的价格水平下降,传导到最终产品,使当时的日本出现了超低的通货膨胀率。其中:1987 年的通胀率几乎为0,而1986年和1988 年的通胀率也明显低于1%。在1987 年到1989 年,虽然日本的货币政策比德国要宽松得多,但是日本的通胀率却一直低于德国!显然,这时候如果日本央行仅仅为了治理资产价格泡沫,而出台一些严厉的、紧缩的货币政策,肯定是难得人心的;相反地,从表面上看,这就为日本央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很好的经济环境,从而将货币政策和日本经济进一步推向了危险的境地。

    实际上,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后的数年中,由于汇率的大幅升值,进口成本大幅下降,生产成本严重依赖于进口价格的日本、德国企业盈利能力大为改善;同时,两国金融机构的价值重估也导致了更多的利好。在这些好消息的推动下,1985 年至1986年间,两国股指出现了相似的强劲上扬,上涨幅度双双超过70%!但是,从1987 年开始,以两国央行对宽松货币政策的不同取向为分水岭,两国的资产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在日本,廉价的资金成本、过度充裕的货币数量,形成了对资产价格的第二波推动力量。而德国,在相对较为紧缩的货币政策下,资产价格则逐渐走向平稳。从1987年到1990 年的最高点,日本股票价格指数再涨幅度接近100%,而德国的股指涨幅仅为30%左右。因此,考虑到资产价格的膨胀速度,日本银行的利率是非常廉价和不合时宜的。但在当时,甚至直到现在,关于资产价格是否应该进入到央行政策目标当中——这仍是有待讨论的一个问题。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在同时面对低物价、高资产价格的状况下,货币政策要保持应有的谨慎。

五、对中国的启示

    从日本人踉跄的足迹中,我们可以学到太多,但是却要避免自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比如,从日本的教训中可以看到,日本经济政策本身缺乏独立性,美国人通过各种方式对日本施压,直接、间接地导致了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进而形成泡沫经济。但是,中国的政策决策从来不缺乏这种独立精神。“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甚至一度成为我们的信条,并成为某一段阶段的时代精神。这种很容易在国内获得市场的非理性精神,却很容易被利用。

    余永定研究员2006 年接受采访时曾指出了这种危险。“美国事业研究所”(AEI)是美国最著名的智库之一,高级研究员斯瓦格尔(PhillipL.Swagel),在2008 年前后,他还曾在前任的布什政府中,出任财政部负责经济政策的副部长。他在2005 年的一篇文章(请注意这里的时间顺序)中分析道:“不要指望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人民币低估确实造成失业,但那是马来西亚、洪都拉斯和其他低成本国家的失业。如果中国的出口减速,美国就要从那些国家进口成衣和玩具。既然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造成短期痛苦,为什么还要逼中国升值呢?决策者当然懂得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他们肯定也知道,大张旗鼓的公开施压只能使中国更难于采取行动。但这会不会恰恰是问题的所在?玩世不恭的人会确信,压中国升值并不是屈服于被误导了的政治压力的结果,而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上,延长美国从中国得到的巨大好处。当然,这一切也可能是无意的。但是,不管动机如何,美国行政当局找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办法,得以使美国的好日子延续下去。”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和日本和教训可能完全不同。我们不需要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为了反对而反对”。相反,我们需要理性的判断标准,用真正独立思考的精神去判断一件事情的利弊,从而决定我们的政策。

    其次,央行要有充分的独立性。这就要求,在摒除外部压力的条件下,还应在制度设计、文化氛围上对央行的独立性有完全充分的保证。像德国那样,要让所有的人都对通货膨胀都刻骨铭心,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共同认识,恐怕来日方长。但是,从制度设计上逐步提高央行的独立性,尽量使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单一化则是可能的。

     最后,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执行者,央行不仅要看物价水平,还要关心资产价格。虽然,关于资产价格是否要纳入到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中仍然存有争议。但是无疑地,由于生产成本下降同时导致的“物价走低,资产价格上升”这种格局,央行要尤其小心谨慎。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至少应维持中性,而绝对不能成为资产价格上升的第二波推手。与此同时,如果面临刺激内需方面的压力,则应果断地使用财政政策,一定要避免借重货币政策作为刺激内需的政策手段。

 

中国出口企业的平均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业

----“出口-生产率悖论”:对中国经验的进一步考察?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李春顶  chundingli@gmail.com
石晓军 sxjstein@gmail.com   邢春冰  xingchunbing@gmail.com

 September 9, 2010

    内容提要:新兴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指出,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应高于只供应国内市场的企业。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的大样本数据,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对上述论断提出了挑战。本文发现,从平均意义上看,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显著低于只供应国内市场的企业,我们称其为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通过细致的分地区、所有制类型、规模以及行业类型的生产率计算和差异性检验分析,本文得出了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的确凿证据,揭示了中国外贸存在“生产率-出口选择”的二元结构。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生产率悖论 政策启示

    一、引言

    当前,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动向是向微观层次深化。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是这个方向上的标志性成果,它试图在微观层次上探索企业的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等国际化路径的选择,以及一体化和外包等全球生产组织决策等问题。该理论的典型特征是引入了企业异质性假设。关于企业的出口贸易行为选择,该理论的基本结论是:企业生产率差异是决定其出口贸易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企业会选择出口;而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企业选择只供应国内市场(Melitz,2003)。这一结论不仅得到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证据支持,同时也得到一些发展中和转型国家,甚至非洲欠发达国家的证据支持。

    然而,李春顶和尹翔硕(2009)在对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进行的分行业研究时却发现,同现有理论及经验研究结果相悖的是,中国出口企业的平均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业,即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这显然是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提出的强有力挑战。鉴于此问题的重要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该问题进行了拓展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在对作为整体的工业企业做进一步实证分析的同时,还考虑到地区、所有制类型、规模和行业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影响,进而得到了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的确凿证据。

    二、文献综述

    与中国经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和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实证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支持“出口企业拥有更高生产率”的理论结果。Bernad and Jensen (2004)是自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里程碑文献Melitz (2003)发表后,最先利用企业微观层次的数据对该理论进行检验的重要文献之一。它利用美国的企业数据不仅验证了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会自选择地选择出口,与此同时,出口还起到了资源配置优化的作用,且这个资源优化的作用很大,能够解释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40%。

    Arnold and Hussinger (2005) 利用德国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表明,在德国,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会自选择地进入外贸市场,但没有证据表明出口对德国外贸企业的生产率提高有显著作用。另外一项对德国的研究(Becker and Egger, 2009),利用企业调查的大型面板数据分析表明,那些重视产品创新和生产流程创新的企业,选择出口的可能性更大,这些企业拥有突出的高生产率。而且,德国出口倾向高的企业更注重产品创新。在亚洲方面,Aw, Roberts and Winston (2007) 从员工培训的独特视角切入,通过对台湾地区电子企业的调查数据的研究,也明确地支持了出口企业拥有更高生产率的结论,而且这些企业在R&D 或员工培训方面的投资更多。Tomiura (2007)通过日本的企业数据验证一个“生产率次序”理论,即从国内企业、外包型出口企业到FDI 或跨国经营企业,生产率依次增高。

    即使是一些来自发展和转型国家的研究,也大都支持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中关于生产率和出口关系的结论。对斯洛文尼亚1990~2000 年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Loecker, 2007)表明,出口能够推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口企业高于国内企业的生产率缺口随着出口的深化而不断扩大,这与中国的情形正好完全相反。即使控制了行业等因素,以上结论对斯洛文尼亚仍然成立。智利的情形得到了出口企业为什么会有更高生产率的一个解释,即,外贸企业相对于国内企业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新的技术,进而拥有更多的机会提高生产率(Kasahara and Rodrigue, 2008)。甚至对非洲一些欠发达国家的研究也支持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会“自我选择”进入出口市场。这些国家出口企业TFP 更高的主要原因是来自规模经济(Biesebroeck, 2005)。

    据可查文献,只有极少的案例反对“高生产率-出口”的扭结关系。瑞典是其中的一个例子(Greenaway, Gullstrand and Kneller, 2005)。但正如该文的作者指出的那样,瑞典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归因于其极高的开放度。这与中国的情形显然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的对外贸易开放度相对并不高。

    在现有的文献中,对中国情形的研究,大多是从省级(如包群等,2003;刘舜佳,2008;尹希果、陈刚,2008)、地区(彭国华,2007;李小平等,2008)或者分行业(薛漫天、赵曙东,2009)的层面分析贸易对于生产率的影响。基本一致的结论是:出口贸易对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有作者指出国际贸易和FDI从长期看会弱化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刘舜佳,2008)。但也有作者敏锐地发现,贸易开放度高的行业并不比贸易开放度低的行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效率(李小平等,2008)。张杰、李勇、刘志彪(2008)是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视角进行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之一,他们使用江苏省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分析了出口与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发现生产率是促进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但出口不能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然而,利用省级和地区的数据进行研究会在很大程度上抹杀省、地区内企业之间的差异性,显然不足以支撑异质性企业外贸理论的检验。正因为此,本文使用覆盖全国的企业层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将更加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

    总结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果:结果 5:在非加工贸易企业中,生产率悖论得到一定的消除。但是在这个群体中,占有较大比例的大中型企业、制造业企业仍然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结果 6:在占据中国外贸半壁江山的加工贸易企业中,存在着显著的生产率悖论现象。

    六、结论及政策启示

    总结全文,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切实存在,尤其表现在沿海、小企业以及制造业和加工贸易的范围内,而大中型、非加工贸易企业的检验结果符合经典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这个二元企业的贸易结构不仅对理论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存在重要现实意义和政策启示。

    理论上看,我们用中国的大样本企业数据检验出一个不符合一般结论的异常结果,对理论提出了新的发展需求,即一个二元型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才能够更好的解释中国现象。同时,我们发现,理论上难以解释但更有趣的结果是,在沿海和加工贸易企业中,生产率低的企业出口更多,而生产率高的企业反而出口较少,这不仅强化了悖论的存在,也需要理论进行解释。

    现实来看,中国出口-生产率的悖论和悖论中的二元结构给我国外贸提出了重要警示和政策启迪。首先,出口企业存在的生产率悖论说明了我国出口贸易的模式不同于一般国家,廉价劳动力密集型的出口、加工贸易、出口促进措施、国内市场的高寻租成本以及内需不足,都是悖论形成的促进因素。存在悖论的这些出口类型企业占到了总出口的一半以上,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不仅出口效益微薄、附加值低,同时也不具有可持续性,难以长期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优势。对这些企业,政策上必须协助和支持其逐步转型,注重贸易的质量与效益。其次,非加工贸易的大中型企业不存在出口悖论,说明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基本结论仍旧成立,生产率确实是决定企业出口选择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所以,出口企业必须更多强调创新、研发和员工培训,提高生产率,国家政策也应该积极引导和鼓励并直接进行研发支持和资金投入,形成企业出口-生产率提高的良性互动。

    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主义泛滥,我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成为发达国家诟病的主要借口,而这其中存在悖论的加工和低层次出口企业大量存在是顺差和储备激增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这些企业从出口中的获益又非常微薄。所以,尽快进行外贸结构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引导这些悖论的企业逐步退出市场,提高贸易质量,不仅仅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抵御和化解当前贸易摩擦及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必须。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9-14 10:17:24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克鲁格曼评中国增持日本国债

中国大幅增持日本国债引担忧 日本希望谈判协商

    9月9日, 日本财务省周三称,7月份,中国净买入价值5,830亿日元(合69.7亿美元)的日本金融资产,高于6月份的4,567亿日元。截至目前中国已经连续7个月净买入日元金融资产。

    与此同时,日元兑换美元的汇率比价本周二也创出了15年新高。分析师们认为,虽然中国购买的日元资产本身还不足以拉动日元大幅上涨,但却可能间接地影响日元价格,因为中国外汇储备规模非常巨大,很多对冲基金及其他投资者都对中国的投资策略非常敏感,他们或许会追随中国大量投资日元。

    日本财务省次官峰崎直树在国会听证会上说,鉴于中国目前还没有允许日本投资者购买人民币金融资产,中国大幅增持日本国债是不适宜的。他说,虽然中国大量购买减轻了日本的债务负担,但是这种行为却可能助长日元升值,从而间接伤害日本经济。

    峰崎直树说:“我很奇怪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大量买进日本国债。”他说:“如果单纯从规避美元贬值的风险考虑中国显然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他补充说:“两国政府在此问题上有探讨的空间。”

    《中国证券报》上周报导,中国政府已经通过增持亚洲邻国的国债分散外汇储备。除了增持日本国债之外,还增持了韩国的债券。《中国证券报》上周报导称,由于日元价格波动频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国继续增持日本国债的可能性不大。

 

克鲁格曼评中国增持日本国债

China, Japan, America

By PAUL KRUGMAN

September 12, 2010

Fred R. Conrad/The New York Times

Last week Japan’s minister of finance declared that he and his colleagues wanted a discussion with China about the latter’s purchases of Japanese bonds, to “examine its intention” — diplomat-speak for “Stop it right now.” The news made me want to bang my head against the wall in frustration.

You see, senior American policy figures have repeatedly balked at doing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urrency manipulation, at least in part out of fear that the Chinese would stop buying our bonds. Yet 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Chinese purchases of our bonds don’t help us — they hurt us. The Japanese understand that. Why don’t we?

Some background: If discussion of Chinese currency policy seems confusing, it’s only because many people don’t want to face up to the stark, simple reality — namely, that China is deliberately keeping its currency artificially weak.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policy are also stark and simple: in effect, China is taxing imports while subsidizing exports, feeding a huge trade surplus. You may see claims that China’s trade surplu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its currency policy; if so, that would be a first in world economic history. An undervalued currency always promotes trade surpluses, and China is no different.

And in a depressed world economy, any country running an artificial trade surplus is depriving other nations of much-needed sales and jobs. Again, anyone who asserts otherwise is claiming that China is somehow exempt from the economic logic that has always applied to everyone else.

So what should we be doing? U.S. officials have tried to reason with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arguing that a stronger currency would be in China’s own interest. They’re right about that: an undervalued currency promotes inflation, erodes the real wages of Chinese workers and squanders Chinese resources. But while currency manipulation is bad for China as a whole, it’s good for politically influential Chinese companies — many of them state-owned. And so the currency manipulation goes on.

Time and again, U.S. officials have announced progress on the currency issue; each time, it turns out that they’ve been had. Back in June, Timothy Geithner, the Treasury secretary, praised China’s announcement that it would move to a more flexible exchange rate. Since then, the renminbi has risen a grand total of 1, that’s right, 1 percent against the dollar — with much of the rise taking place in just the past few days, ahead of planned Congressional hearings on the currency issue. And since the dollar has fallen against other major currencies, China’s artificial cost advantage has actually increased.

Clearly, nothing will happen until or unless the United States shows that it’s willing to do what it normally does when another country subsidizes its exports: impose a temporary tariff that offsets the subsidy. So why has such action never been on the table?

One answer, as I’ve already suggested, is fear of what would happen if the Chinese stopped buying American bonds. But this fear is completely misplaced: in a world awash with excess savings, we don’t need China’s money — especially because the Federal Reserve could and should buy up any bonds the Chinese sell.

It’s true that the dollar would fall if China decided to dump some American holdings. But this would actually help the U.S. economy, making our exports more competitive. Ask the Japanese, who want China to stop buying their bonds because those purchases are driving up the yen.

Aside from unjustified financial fears, there’s a more sinister cause of U.S. passivity: business fear of Chinese retaliation.

Consider a related issue: the clearly illegal subsidies China provides to its clean-energy industry. These subsidies should have led to a formal complaint from American businesses; in fact, the only organization willing to file a complaint was the steelworkers union. Why? As The Times reported,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trade associations in the clean energy business, as in many other industries, have been wary of filing trade cases, fearing Chinese officials’ reputation for retaliating against joint ventures in their country and potentially denying market access to any company that takes sides against China.”

Similar intimidation has surely helped discourage action on the currency front. So this is a good time to remember that what’s good for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s often bad for America, especially its workers.

So here’s the question: Will U.S. policy makers let themselves be spooked by financial phantoms and bullied by business intimidation? Will they continue to do nothing in the face of policies that benefit Chinese special interests at the expense of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 workers? Or will they finally, finally act? Stay tuned.
Ross Douthat is off today.
 

 



发件人:"《麦肯锡季刊》" <editorial@c.mckinseyquarterly.com> 2010-09-10 06:05:45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经济的失衡和重新平衡

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经济的失衡和重新平衡

麦肯锡季刊

2010年9月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正在迅速崛起,其所产生的震荡和冲击如果不是重塑未来的唯一主力,也可能被证明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最为深刻影响的一种力量。未来十年将是全球经济长期性根本性重新平衡的转折点。这次平衡将对传统的西方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的地位进行重新洗牌。

     面对正在塑造商业前景的各种力量,大多数企业管理者也许认为,他们的影响力微不足道。但是,如果他们对这些力量不做出反应,不因势利导,抢占先机,他们将会面临难以承受的风险。

    大规模重新平衡

    随着经济增长的中心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全球企业应致力于创新,以便在低成本、高增长国家取得成功。在近期内,中国看起来似乎不会对许多制造商构成威胁,但是,随着中国企业不断向发达市场进军,那些在本土市场已经具有优势的中国制造商,获取海外市场的稳定份额将并非难事。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才中心在新兴市场崛起,其技能不断深化,新的创新生态系统将会出现。中国已踏上了超过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研发队伍的道路。现在,已经有1,000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运营研发基地,是10年前的5倍。

    提高生产率关键在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

    在发达国家,低出生率和劳动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越为普遍,亚当·斯密的“财富的自然增长”将越难以维系。要想持续不断地创造财富,发达国家必须找到提高生产率的方法,产品和流程创新将成为关键所在。

     * 美国历史上,靠提高生产率拉动的GDP的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会创造出750000个新增的就业机会。

    *未来10年,如果不大幅延长工作时间,劳动人口的壮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不足30%。如果要维持每年2% ~ 3%的 GDP 增长率,就必须提高生产率来弥补另外的70%。

    提高生产率势在必行

    要想持续不断地创造财富,发达国家必须找到提高生产率的方法。产品和流程创新将成为关键所在。

    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正呈现出良性循环的趋势,这得益于其数量更多、更为年轻的劳动人口。与此相反,在发达国家,低出生率和劳动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较为普遍,这将使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说的“财富的自然增长”越发难以维系。

    对这些国家来说,要想维持财富创造的引擎的全力运转,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生产率,用更少的人力创造更多的价值。同时,在整个经济体内很好地提高生产率也是拉动就业率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例如,就美国的历史情况来看,靠生产率提高来拉动的每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会创造出750,000个新增的就业机会。

    从政治层面而言,这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长期来看,全世界的重新平衡需要发展中大国增加消费、降低储蓄,也需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增加储蓄、投资和出口。从政策角度来说,大力扶持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政策,同时废除或修订阻碍生产率发展的政策,将有助于确保平稳的过渡。否则,如果发达国家无法实现至少适度的而且广泛的收入及就业增长,则无疑会增大产生政治阻力反弹的几率,而这种政治阻力会殃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国民。

    全球一张网,人事万物一网打尽?全球经济变得日益相互关联依存,创新型企业正借助这张经济网络的力量。

    *去年,仅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就增加了1.5亿以上,而且在中国,去年有超过1亿人利用该国的新3G 网络上网,导致2009年的全球移动数据使用量比以前增长2.5倍。

    * 危机孕育出新的经济联系,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贸易流的年增长率达到了30%,由此形成了在几年前还几乎不存在的稳健结实的商业网络。

    这个世界不仅将每一个人联系起来,也将万事万物紧密地联系成一体,这样的一个世界为我们呈现了全新的可能性……

    全球网络

    全球经济变得日益相互关联依存,创新型企业正借助这张经济网络的力量。

    过去20年间,全球化和数字技术共同建造了一系列庞大而复杂的网络,将每一项经济和社会活动编织在了一起。如今,大量的货币、商品、数据和人员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境流动。自1990年以来,贸易流的增长速度已达全球 GDP 增长速度的1.5倍,跨境资本流的扩展速度已经达到 GDP 增长速度的3倍,信息流更是在以指数级速度增长。

    这些网络构成了一个全球通信和信息网格,让人们在瞬间即可实现大规模互动。在这种数字架构中,原有的界线开始变得模糊:跨境资本流同时也是信息流;即时供应链同时又是即时信息链。譬如,现如今流通的每10美元中,只有1美元是实际纸币,即可以拿在手里或放入钱包的钞票,其他9美元都是虚拟货币。

    在这种网格中,瞬间即可同时发生数万亿次大大小小的交易。最近这次经济衰退的触目惊心之处不仅在于衰退来得如此之快,还在于众多形态各异的市场同时陷入低谷。截至2008年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中90%以上的经济体贸易额的降幅超过了10%。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全球性贸易下滑的原因在于,产品生产已日益扩大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如今,典型的制造企业通常依赖世界各地超过35家不同的合同制造商为自己的产品提供必需的零部件;对于某些企业,比如汽车和飞机制造企业,它们可能需要数以万计的合同制造商。难怪在过去40年中,半成品的贸易额在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翻了一番。

    矛盾的统一:头号污染国与未来清洁能源领先国?

     资源消耗猛增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必将成为未来十年的关键压力点。

    * 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比中国能够更好地体现这种相互矛盾的动态趋势。

    *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的头号污染国,但是,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的消费者和制造者。而且不久后,在清洁煤和核技术的使用方面,中国将居主导和领先的地位。

    在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唯一明晰的确定性是需要对多种迥然不同的结果尽早做出规划……

    为地球定价

    在许多情况下,明白一家企业对能源和环境风险冲击的脆弱性可以成为企业决定其长期生存能力的一个(如果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资源消耗猛增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肯定将成为未来十年的关键压力点之一。天然资源和大宗商品约占全球GDP的10%,并且支撑着全球经济的每一个领域。在这场争论中,不会有人会袖手旁观。

    三大力量的相互博弈,将决定我们使用何种资源、如何使用它们以及我们为之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需求增长。即便是对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增长最保守的预测也认为,对原油、煤炭、铁矿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需求至少将提高1/3。在增加的部分中,有90%将来自于新兴市场的增长。

    供应受限。由于易于开采的高质储量濒临枯竭,资源供应将来自于难于获得、代价较高、政治更加不稳定的环境。

    监管部门和社会的监督更加严格。在全世界,政治领导人、监管者、科学专家和消费者,倾向于达成一项基于促进环境可持续性的新共识。气候变化可能是最紧张的有形战场,但是,解决其他问题也日益迫在眉睫:水资源短缺、污染、食品安全以及全球渔业资源枯竭等等。对于企业来说,这种新的敏感性将以两种方式显现:更为严格的环保法规和监管以及消费者和雇员愈益增长的要求,要求企业表现出更高的环保责任感。

    为了了解这三大力量碰撞时世界可能发生的变化,让我们首先了解未来十年中资源存储与资源流动之间的区别:前者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而后者将发生巨大变化。

    “引导之手”与“无形之手”博弈:国家占上风

    虽然在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步伐令任何一个西方经济体都望尘莫及。然而,在当下人们却有目共睹,美国为首的自由市场模式频频失灵,而中国模式到目前为止是成功的——中国模式虽以市场为导向,但国家这支“引导之手”仍牢牢掌握住权力的许多杠杆因素。有鉴于此,在世界许多国家,权力的天平向政府一端倾斜的趋势加剧。

    虽然我们预计市场资本主义将继续稳步发展,但国家远未消亡,仍可能在下一个10年里发挥比以往更大的作用。企业领导者必须认识到,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有赖于国家的成功。

    大规模重新平衡

    随着经济增长的中心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全球企业应致力于创新,以便在低成本、高增长国家取得成功。它们在其他国家的生存可能性也系于这种创新努力上。

    新兴市场增长所产生的震荡活力并不是重塑未来十年全球经济的唯一主要破坏力,但它可能被证明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最为深刻影响的一种力量。未来十年将成为全球经济进行长期性根本性重新平衡的转折点,这次重新平衡将可能使传统的西方经济体在2050年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低于它自1700年以来一直占据的水平。

     两个社会经济大变化目前正在酝酿之中。

    抚养负担比率降低。几乎所有主要新兴市场都在经历人口结构的转变,这种转变已经开始史无前例地诱发了富有活力的经济变革:劳动力增长与出生率迅速下降同时出现。简而言之,劳动者将会增加,养家糊口的负担则会减轻,这使得可支配收入增加。

    有史以来最大的城市移民潮。每一周都会有近150万人迁移到城市,这种迁移几乎全部发生在发展中市场,它带来的经济影响是:随着人们离开只能勉强糊口的农村到城市就业,每位劳动者的产出将大幅增加。随着中国和印度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变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大国,那里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比大多数西方国家快5倍有余。同样也是这些因素支撑了西方经济近两个世纪的持续增长。(这些因素极有可能持续到下一个十年,至少可以持续到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完全显现使中国人口开始步入老龄化阶段时为止。)

     在未来十年中,新兴市场经济体将从次要的角色(基本上是对西方富裕国家发起的事件做出反应)迅速发展为凭自身条件就已足够强大的经济主力。它们将卸任低成本商品和服务供应商——世界工厂——的角色,成为大规模供应资本、人才和创新的提供商。(对未来发展的一个提示是:仅在过去的4年中,财富500强中来自金砖四国(BRIC1)的企业数量翻了一番以上。)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9-14 20:52:38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南方周末:重庆公租房:开锣,猛进

重庆公租房:开锣,猛进

南方周末记者 韦黎兵

2010-08-25

    仅凭“大规模开工”的行动力这一点,重庆公租房已站到了舆论聚光灯下。在承担首批公租房建设任务的重庆地产集团和重庆城投公司的“军令状”上,时限承诺是,“使35万低收入群体2011年上半年入住公租房”。
    主城区建设2000万平方米公租房,约需3万亩地,这一部分土地出让金等,就令政府减收500亿元,而公租房土建需投入成本500亿元。这一减一投,已与2009年重庆地方财政收入1165.7亿元基本相当。

    每个聚居区均规划布局一定规模的公租房,这是重庆市规划局6月公布的公租房选址七原则之一。还包括公租房区域有高密度普通公交线路支撑;公租房职住平衡,结合周边产业布局,且产业发展要相对成熟;区域内住房出租需求较大等。 (CFP/图)
    8月17日,在重庆市第一个公租房项目——渝北区“民心佳园”的建设工地,市长黄奇帆陪同天津市政府领导,正被项目甲方重庆地产集团、建设方重庆建工集团等一群人簇拥着,四处参观。
    烈日之下,彩带标语翻飞,几幢高楼已经封顶。马路对面,重庆轨道交通三号线正在建设。2011年,这条轨道交通就将开通,直接服务于“民心佳园”这个公租房区域。
    据重庆官方不完全统计,来参观公租房而取经的各路代表,已超过100批次。全国各大主要媒体,已悉数到场,要深度解读这个庞大的公租房项目。仅凭“大规模开工”的行动力这一点,重庆公租房已站到了舆论聚光灯下。

    1000万人,2000万平方米

    今年2月,重庆公布说未来十年要建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4个月后,这一目标调整为前三年建成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2009年12月,市委书记薄熙来在重庆经济工作会议上,正式公开提出公租房建设计划。虎年元宵节,“民心佳园”即动工。“民心佳园”总建筑面积超100万平方米,拟吸纳1.89万户入住。重庆地产集团董事长周天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到2011年春节前后,该集团可建成40万平方米公租房。

    而在承担首批公租房建设任务的重庆地产集团和重庆城投公司的“军令状”上,则是重庆主城区六大片区、75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建设计划,时限承诺是,“使35万低收入群体2011年上半年入住公租房”。重庆公租房的建设总规模,则在讨论和实施的过程中,经历了千万平方米量级的变化。“一开始,重庆公租房在主城区只规划了四个点,后来扩展到九个点,最后定下来是21个点。”几乎全程参与了重庆公租房方案论证的西南大学教授、原重庆国土房管局副局长邱道持说。

    2010年2月,重庆正式公布的公租房建设方案是:未来10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前三年,主城区和郊县各建成1000万平方米,其余2000万平方米再择机建成。但6月底闭幕的重庆市委三届七中全会,将这个目标调整为,前三年在主城区建成2000万平方米,全市建成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让重庆老百姓能够在中共十八大胜利召开的时候,比全国其他地方更多更快地实际享受到公租房的实惠。“这个目标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今年7月份刚成立的公租房管理局,副局长唐华丽和同事解释,重庆规划到2020年将主城区常住人口增加到1000万,而目前约600万。

     这600万人口中未解决住房的,与未来10年400万新增人口中需要政府解决住房的中低收入人口,到时将占比三分之一。而重庆市政府能为之提供公租房的约33.5万户。按户均60平方米计算得出了主城区2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建设规模。

    公租房“姓公不姓私”

    如由房产商提供公租房,如何供地等难题不少,还可能成为其捂盘惜售的变相隐蔽形式。重庆公租房建设决策期间,负责具体筹划的市长黄奇帆,专门对新加坡和香港的公屋模式进行了考察和研究,最后直接取法香港。比如,重庆公租房保障覆盖范围,也同香港一样划定为占人口三分之一的中低收入群体。

    “我们也吸取了香港模式的一点教训,就是在公租房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公租房房租要定期调整。”唐华丽介绍,香港政府苦于公众游行示威的政治压力,公屋平均月租长期维持在1320港元的低水平,难以随着房租市价动态调整。根据重庆市政府的初步计划,“民心佳园”的租赁价格,控制在市场租金的60%以内。而庞大的建设规模,使重庆公租房最宽松的准入条件成为可能:不论是否重庆人,是否城镇户口,只要年满18岁、在重庆有稳定工作的无房者,都可以申请政府公租房。

    “重庆公租房‘姓公不姓私’。”这是市长黄奇帆的定调之论。

    公租房建设计划公布前后,重庆当地的房地产龙头——龙湖地产,曾主动接触市政府,表示有意参与其中。但重庆市政府在决策中明确拒绝了房地产商的介入。“我们主要考虑房地产商是要赚钱的,而公租房是政府公益项目,商业机构参与进来后如何供地等问题就很难处理。”公租房管理局的一位官员说,房产商提供公租房,还可能成为其捂盘惜售的变相隐蔽形式。担任建设主力的是政府全资持有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重庆地产集团和重庆城投公司。

    “以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不健全,是瘸腿的,缺少政府这条腿,只有房地产开发商。现在搞公租房实际是对市场的完善,长远来说是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的。”重庆最大房地产商之一金科集团副总李战洪评述道。

    由政府向占比三分之一的中低收入人口提供公共租赁房。这一目标如能全部实现,重庆房地产供需格局将根本改变。在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财政”,楼市越调控越“高烧”,越来越多人无力买房的情况下,重庆或将为中国房地产市场以至被房地产“绑架”的宏观政策向前推进,提供新“解药”。

    或正因此,重庆公租房建设一开始就取得了国务院领导的支持,并在基本框架形成几个月后,即被国务院上升为国家政策。

    3万亩地,500亿元资金

    “公租房贷款没有风险,所以商业银行给我们的贷款利率下浮了10%。”三年3000万平方米。重庆公租房要建成,“钱”和“地”两大投入的压力不小。重庆市长黄奇帆对重庆公租房的“大账”如此计算:主城区建设2000万平方米公租房,约需3万亩地,这一部分土地出让金等,就令政府减收500亿元,而公租房土建需投入成本500亿元。这一减一投,已与2009年重庆地方财政收入1165.7亿元基本相当。如此微妙平衡的财政盘子如何操控?如此庞大的建设投入如何筹措?

    首先是土地问题。3万亩,如此大规模的可征地以及相伴的征地费用,对于负责行使城市土地使用权益的地方政府来说,难度不小。山城重庆能拿出这么多公租房用地,胜在及早动手。

     重庆最大的“地主”——重庆地产集团的总经理蒙毅介绍,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红线图”,已划给地产集团的控制性储备土地有近24万亩,现已完成征地拆迁的实际土地储备已达6万多亩。这还不包括市政府“八大投”中其他七大投资集团所储备的土地。“今年开工的六大片区,征地已经完成。公租房规划的21个片区中其余的片区,绝大部分也已经完成了土地储备。”唐华丽说。

    那么,占2009年财政收入近一半的500亿元建筑成本,如何筹措呢?按黄奇帆的“大账”,重庆市每年将把土地出让收益的5%投入公租房建设,即每年约15亿元-20亿元。加上中央政府的专项补助,可以形成约200亿元的投入,其余部分则通过融资解决。

     重庆地产集团的实践,已经部分证明了这个“大账”的合理性。地产集团透露,今年先期需投入公租房的70亿元资金已经解决。5亿元为市政府土地出让收入,5亿元为中央政府补贴,其余60亿元由公积金管理中心和商业银行贷款解决。“其中50亿贷款我们已经签了合同。因为公租房贷款没有风险,所以商业银行给我们的贷款利率下浮了10%。”重庆地产集团董事长周天云说,他们还在与全国社保基金和保险公司接触,争取拿到比银行更低的贷款利率,以降低成本。

    “第三财政”走活

    重庆土地储备主要控制在政府而不是开发商手中。土地随政府基础设施投入改善和人口聚集而不断增值的那部分收益,就尽可能多地拿到了政府手中。

    “重庆1000亿元刚出头的地方财政收入,在全国排名并不靠前,为什么还能支撑三年3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建设?主要是黄奇帆市长提出的‘第三财政’,也就是强大的国资增值,提供了支撑,使政府的公共建设并不依赖税收和一般基金。”正在重庆国资委挂职主任助理的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从模式的层面对重庆财政进行了理论总结。

    崔之元认为,重庆市通过注资、重组,重振搞活了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在市场竞争中全面增值。国资与土地规划、土地储备的有机结合,使得重庆市政府并不依赖于短期的土地财政,突破了一般城市的土地财政模式。

    重庆市政府对国有土地因政府公共投入而产生的增值进行了充分挖掘。“当初我们刚开发(沙坪坝)大学城项目的时候,那里的土地只有5万块钱(每亩)。随着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备,去年我们在大学城的地卖到了160多万元一亩。到今年,那里的地卖到了260多万元一亩。”重庆市地产集团总经理蒙毅举例。

    蒙毅曾任重庆国土局副局长,对重庆土地市场的情况非常了解。“黄奇帆赴任重庆之后,改变了以往的土地储备模式,要求我们把毛地变成净地(熟地)才能出让,尽可能把土地增值收益拿到政府手里。”按重庆市地产集团的经验,毛地变净地之后,土地增值一般至少在30%以上。

    时任国土局副局长的邱道持回忆,以往的土地开发模式,导致重庆也出现了大量闲置土地。“上世纪90年代,香港中渝集团一下子在观音桥拿了2000亩地,现在还有几百亩没开发完;融侨集团也是,本世纪初市里一下子批给他3000亩地,也是到现在还没开发完。”

    2002年,重庆市政府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明确要求国土部门以项目决定供地,没项目不能供地;每次批地的规模,必须控制在300亩以内。“这样,土地储备就主要控制在政府而不是开发商手中,土地随政府基础设施投入改善和人口聚集而不断增值的部分,就尽可能多地拿到了政府手中。”蒙毅说。

    在如此的政府土地盘整思路之下,重庆地产集团2003年成立以来,为政府实现了322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此外还上缴了近30亿元的土地之外经营收益。而2009年,重庆全市的土地出让收入达到了373亿元。此后,重庆进一步规定:房地产开发商一个开发项目,到位的投资不超过总投资的50%时,不能再拿第二块地。这进一步限制了开发商的囤地行为,土地及其收益也进一步向政府手中聚生。
这样的“第三财政”思路,不但为政府公共建设提供了强大资金支持,还让各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活跃起来。
重庆地产集团就是市政府手中兼备土地开发与公共建设双重职能的最主要载体之一。有了这些增值收益后,地产集团主导改造少年宫,迁建医院学校,修建博物馆、科技馆和图书馆,兴建公租房和展览中心,修路架桥,增添绿地,成为改善民生经济的生力军。

    崔之元认为,这也为政府把钱用在提升民生方面,提供了空间。“重庆是全国唯一在教育支出上超过4%的省市。”
    “官不聊生”
    “我们做方案的时候,时间非常紧张,领导又催着要汇报,已经记不起多少天熬到天亮了。”
    在2010年6月的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会话上,公租房位列重庆十大民生工作之首。

    此时的重庆,公租房建设计划提出刚刚半年,“唱红打黑”则刚刚落幕。国土、规划、建设等部门的官场整治和制度完善,变化很大。

    2009年重庆市“两会”期间,针对房地产相关政府部门的巨大腐败空间,政协常委邱道持提交《关于加强制度建设,遏制行业腐败的建议》,得到重庆市委的重视。
    几个月后,重庆市委根据这些建议出台房地产行业相关政府部门“党委书记与局长分立、主要干部任满五年必须换岗”等制度,让这些部门大为震动。“今年两江新区批下来后,国土局很快就自动研究布置做国土规划。这要按以前的工作方式,得等市里开会布置了才会去做。”邱道持感慨,现在官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责任感,不可同日而语。公租房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取得如此大的成果,与国土、规划、国资系统等相关部门官风的转变关系很大。“我们做方案的时候,时间非常紧张,领导又催着要汇报,已经记不起多少天熬到天亮了。大年二十九领导还在听汇报,大年初四我们就提前上班了。”公租房管理局一位工作人员说。
    代表政府国资系统土地开发企业的“八大投”,则分别建立了董事会与监事会、董事长与总经理分立的规范管理模式。


 


发件人:"starkling" <starkling@163.com>  2010-09-12 18:42:08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 标题: 何清链:中国的一切问题集中到了房产问题

中国的一切问题集中到了土地和房产问题

何清链

     从中国政府将投资这驾马车的驾辕马定为房地产以来,一些研究者(包括我在内)一直在观察这驾马车还能跑多远?换个说法,就是政府的土地财政什么时候走到尽头?因为按照理性思维:第一,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可用于开发房地产的城郊土地数量有限。早在2007年,北大教授平新乔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沿海地区的可用土地资源最多能够维持3至5年;第二,政府能够最低限度地保持信用,承认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期限为70年的合同有效。因为这不仅是政府与房地产商的交易,而且关系到千家万户购房者倾尽财力的投入。第三,中国为了自身的粮食安全,需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粮食生产用地。

土地“靓女”被政府强行嫁第二遍

    但中国政府的发展思路永远具有别人想不到的中国特色,同一块土地的使用权在远未到合同期满的70年之前,人多地少的经济发达省份已经想出奇招:无论是住宅用地还是工业用地,只要具有开发价值,由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重新收归国有,目的是为了再卖一遍。让政府再次获得土地增值收益。且看以下事例:

    事例一:8月29日,新华网上登出一条消息,“江苏常熟突令800多名住户拆迁 仅提前15天通知”。这条新闻的梗概如下:2010年春节前,江苏常熟湖苑五区的居民们从《常熟日报》上的一则通告得知,他们拥有的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将在15天内被政府收回,随之而来的就是拆迁。按照全国通例,房地产开发商与当地国土局之间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合同期限应该是70年。可是,这里的房龄还 未满10年,有的住户搬进去只有4年。

    这次拆迁范围涉及34万平方米的土地,800多名住户。政府宣称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是为了实施“琴湖片区综合改造”工程,在这块土地上建成常熟未来的“休闲商务区”,法律依据是“公共利益”。

    居民们发出一连串质疑:购买的房产为什么政府说收回就收回?城市土地规划可以随意修改吗?这种以牟利为目标的“商业开发”能算“公共利益”吗?拆迁补偿合理吗?土地储备中心作为拆迁项目的主体究竟有没有法律依据?为了维权,拆迁户们状告常熟市国土局、发改委、住房建设局、规划局。但目前似乎还未看到胜诉的可能。

    事例二:台商被迫与政府土地置换。据BBC今年9月2日消息,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廉日前率团前往大陆访问,不少台商希望海基会能够帮他们与地方政府交涉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置换的问题。早期到大陆投资台商多以制造业为主,工厂也都设在城市近郊,工业用地的使用权期限一般为30年。但随着长三角一带经济形态的改变,人口密度愈来愈高,以往以工业用途为主的开发区,当地政府已计划变更为住宅或以服务业为主的商业区,如此一来,原来的工厂就势必得往更外围的地方迁移。土地使用权期限虽然未到,台商也都愿意配合政府意愿搬迁,但遇到的问题是政府给的拆迁补偿费,以及政府设置的有关土地投资密度的价格,根本不够台商在新的地方盖新厂房。除此之外,让许多台商与当地政府产生严重纠纷的,则是对于土地增值后的利益分配,政府与台商的计算方式很不一样,政府计算的补偿比台商计算的要少得多。

重庆逼农民拿土地换户口

    重庆则是另外一番风景。在薄督的领导下,重庆推行要农民用“土地换户口”。据介绍,在户籍改革中,重庆进城农民将穿上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件衣服”,同时脱掉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这“三件衣服”。计划两年内让 300万农民进城,十年内让1000万农民进城。由于农民脱掉的这三件衣服核心是“土地”,所以连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都指出这种政策的剥夺性质:“宅基地换房,承包地换社保,两换这个事,你跟城里人跟哪个公民敢讲两换?法律规定承包地和宅基地,农民的住宅是我 的合法的财产权益,而社会保障是应该政府给我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地方,可以跟老百姓讲,你要获得我的公共服务,你就要拿你的财产来换,没 有过这种事情,所以这是在制造新的不平衡。”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在加紧以各种名义回收土地。一份由网易房产和《第一财经日报》联手披露的闲置土地统计名单,其包括1457宗闲置土地。其中因政府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共849宗,因企业原因造成的闲置土地为608宗。回收的理由是指多家知名上市房企、国企、央企涉嫌“坐地升值”。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违规土地被回收后会重新标价再“出让”一次。

建设部为今后大规模的拆迁张目

    如果以为上述政府毁约行为是个别地方政府所为,那就大错特错。因为国家建设部最近已经通过几个管道放出话来:8月6日,在“2010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上,国家住建部城乡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发言语惊四座:1949 年之前的房子,属于小农经济年代的,除了没有历史文物价值的,都属于可以拆除的;1949年到1979年的房子,属于50年代大工业规模年代形成的工人新 村,也是可以拆除的;1979年到1999年的房子,虽然有成套的小区,但由于缺乏规划,也是需要改建拆除的;所以,真正不具备“拆除价值”的只有 1999年以后的房子,即近十年内修建的房子。

    几乎同一时段,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说,中国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但建筑寿命只能维持25-30年。

    住建部两位官员的话一出口,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弹。已经被住房这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倾全家毕生储蓄买的住房所凭藉的70年土地使用权完全是个空头承诺,在“公共利益”与“建筑质量”等无数由政府信手拈来的借口面前不堪一击。凡在1999年以前的房子(常熟的房子房龄是1999年以后)随时可能被拆迁。

    媒体讨论还涉及另一个中国应该考虑的问题:工程质量造成中国的楼房寿命不到英国的四分之一与美国的二分之一(英国的建筑平均寿命为132年,美国的建筑寿命为74年)。中国的建筑业每年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却如此短寿,其结果是每年将产生数以亿吨计的建筑垃圾--建筑垃圾的数量已占到中国城市垃圾总量的30%-40%。据对砖混结构、全现浇结构和框架结构 等建筑的施工材料损耗粗略统计,在每万平方米建筑的施工过程中,仅建筑垃圾就会产生500—600吨;而每万平方米拆除的旧建筑,将产生7000— 12000吨建筑垃圾。

    对已经陷入垃圾围城的中国,在未能解决垃圾处理的情况下,还以如此之快的速度生产建筑垃圾,完全是自毁家园的愚蠢之举。

中国的经济将奔向何方?

    今年工人罢工潮迭起,生态灾害频发,这两者都预示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依靠透支劳工生命福利与掠夺生态资源支撑的经济发展已经走到尽头。最近中日经济比较成了热门。其实,两国经济现在唯一可比的是GDP规模大小。考诸实际,两国经济有一个主要区别:日本从经济起飞开始,其发展是依靠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开创出自主品牌企业,如东芝、日立、三洋、索尼;而中国近30年来一直是依靠土地矿产等资源粗放式发展,以生态为代价谋求经济“增长”。中国企业至今还没有任何品牌产品,中国制造等同于劣质品的代名词。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为什么如此困难?原因就是中国政府放弃了保护知识产权,由此扼杀了本国的创新能力,个人与企业都满足于盗窃技术成果,无法形成技术开发能力。中国政治高层近一年来反覆强调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性,但至今为止,我还未看到中国政府为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提供最基础的条件。如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打击,加大科研开发投入等。相反,中国当局展示给世界的是另一幅图景:出台新的外商投资规定迫使外资企业将业务和技术诀窍转让给中资公司,以换取市场准入;国家住建部与地方政府合谋,将主意打到了百姓的蜗居之上,仿佛铁了心要在用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这条路上狂奔下去,将整个中国无休无止地拆到拆不下去为止,以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

    中国经济增长成也房地产,败也房地产,中国模式与稳定,全系在房产上。为了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8000多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近400万户城市居民失去了住房,中国陷入了垃圾围城的困境。按政府目前透露的发展思路,不少中国人还要二度失去家园。如此“发展”好有一比,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中国房地产的实质是政府坐庄

谢国中

2010-09-14

一个泡沫最终会产生两个结果:一个就是财富的重新分配。就像股市从100点涨到200点再回到100点,这中间什么都没变,起点和终点是一样的,但是从起点走到终点这个过程中,有人买入、有人卖出,所以有的人钱变多了,有的人钱变少了,财富总量没有变,但是重新分配过了。第二,它也是一个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这中间有人投资进去想要获利,结果造成了损失。
  而大陆房地产泡沫的情形就是,这个过程中,财富和资源最后都流向政府了。所以你看政府这几年突然变得非常有钱,财政富余很多。那么问题就是,政府要怎么花这么多钱?效率能有多高?会不会浪费?这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把开发商交的税都算进去,他们真的不赚钱。比如绿地集团这么大的公司,你看它整个公司的价值全部是靠土地升值来的,造房子本身是不赚钱的。它最初买了一块地造房子,卖了房子赚了钱,然后把赚的钱全部投进去,还不够买同样地段的另一块地。就只能再去银行借钱,买地段更差的一块地,再造房子,卖掉以后,再拿出全部的钱,同时还要向银行借钱,再去更差的地段继续造房子。所以你看它越做越小,它一直滚动下去但是其实根本没赚什么钱。

  再来看万科。这么大的房地产公司,分析员发现它公司的资产构成,其中70%都是靠高价发股票赚来的,也就是说,万科的钱大部分是从股市赚来的,靠造房子卖房子并没有赚多少。所以中国的开发商是不赚钱的,即使他们靠造房子赚了钱,做大了,政府也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把钱拿走。

  去年全国卖房子一共卖了4.6万亿,把建筑成本、毛利、土地税都算下来,这4.6万亿里面政府大概赚了75%,也就是3.5万亿多。去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总共才7万亿。

  中国现在有大量的空房子。已建的六千万套和企业造的三、四千万套加起来差不多一亿套,算100亿平方米吧。再加上城市原来100亿平方米的老房子拆迁等等,这些都加下来,就是已建的和在建的城市商用住房大约有200亿平米。

  从量上来看,中国造的房子已经足够住了,不用再造房子了。但问题就在这里--中国房地产的增长和一般老百姓的需求关系不是很大。两亿多人进城工作生活,他们哪里买得起当地的房子?真正需要房子的人买不起,而买得起房子的人,他自己不缺房子住,却在不断地买房子。

  糟糕的就是很多人看不到那些空房子,意识不到空房子都是存货的概念。最后泡沫爆掉,一部分空房子可以折价卖掉,就没有损失,那些卖不出去的空房子,就成为烂尾楼,这是真正的损失。还有,政府在房地产业赚了那么多钱,用来搞形象工程腐化掉了,把钱浪费了,这也是真正的损失。

  空置率本来应该是政府统计的,但是政府没有做这个事情,或者它根本不想把这个数据搞清楚。

  一般国际上来看,比较合理的是,每平米的房价跟一个月工资差不多。如果房价一直涨,那么你的工资也应该差不多同幅度增长。但是你看,上海的平均月工资是四千块,房价平均是每平米二万六,超过五倍了,而且还没有把税算进去。

  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中国社会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灰色收入。中国的灰色收入有多少?几年前我听央行说有三到四万亿,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不清楚他们是怎么定义灰色收入的。因为在中国,灰色收入是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做小买卖的不报税、医生老师拿红包、大卖场里的采购员拿回扣,民间的商业腐败是很大的。

  但是我说的灰色收入不包括这些,我是按照国际上对灰色收入的定义,就是指与腐败有关的收入,中国官方的腐败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刚抓起来的上海浦东新区的副区长,他在一个小区里面拿了20多套房子。

  其实当官的都特别明白这些道理,他知道货币供应量那么大,通货膨胀会很厉害,钱会贬值,而且中国人第一次可以有机会买卖房子,他就拼命买。所以中国有这么多空房子,跟这个有关。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房地产业在回笼灰色收入。以前官员的灰色收入都往国外跑,现在都跑到房地产去了,那么最后还是都回到政府的口袋里去了。

  这就带来两个后果:一个,它成为官员灰色收入躲藏的地方,它带动了房地产业的投机,造成泡沫。昨天我跟一个老板聊天,他问一屋子的人:你买房子亏过么?没有吧。一个一个问下来,他说:看,没有人买房子亏过吧?继续买!另一个,它会带来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一方面空房子那么多,一方面老百姓买不起房子。这是很大的隐患。中国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政府在坐庄。

  在美国你有吃有穿,有房有车,每年还能出去度假一次,就是中产了。中国的中产主要就是因为房价太高,所以觉得生活压力很大。普通老百姓的不安全感让政府的游戏一直维持下去。政府说,你活该嘛,租金不算高,但是你非要买。你看中国历史也从来都是这样,可以做下去,就凑合着做下去,实在做不成了,再推倒重来。

  中国人都有贪小便宜的心理,在房地产、股市不是都这样嘛?看别人赚一点,我也想赚,结果辛辛苦苦攒的钱转眼都没了。中国人好不容易才富了点,我就希望他们能把自己的钱看好,不要被骗走。

  我觉得中国的房地产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中国有一天是要搞革命的,整个社会都会出现大的波动。中国核心的问题是官僚资本主义,是政府本身的问题,它体现和暴露在房地产泡沫和灰色收入上。所以最根本上,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体制,你不能靠泡沫来发展经济。太多的钱集中在政府手里是不好的。

  所以观察中国经济,就要自己辛苦一点去了解真实情况,去地方看,看地方政府和企业。因为中国是政治经济体系,它不是市场经济体系。

  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从来都是为了当官,这个和西方也很不一样。在西方,如果你说你是知识分子,那你的起点就是批评政府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这样。中国人历史上穷怕了,所以整个中国文化都是从饿肚子来的。地主家吃肉都不容易,所以革命就是吃地主的饭,住地主的房,睡地主的老婆,就是这么简单的思维。

  据香港媒体9月6日报道,谢国忠上周接受该媒体访问时预测,内地通胀正升温或导致第四季度便有可能加息;加上中央压抑楼价决心坚定,香港火热的楼市泡沫,最快或在9个月后便爆破,潜在跌幅更可高达五成。

  以香港楼价目前的水平,只要再升两成便可平了1997年楼市爆破前水平。谢国忠表示,触发香港楼市大调整,不一定要等美国加息,其本地市场总想大陆富豪手持大批人民币钞票赴港买豪宅,托起香港楼价,更是痴人说梦。

  谢国忠指出,全球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内地通胀只会持续升温,预期到了第四季度大有机会加息,届时内地资金回笼银行体系,目前已“见顶”的内地楼价将开始下挫,加上中港两地的经济“时间差”,香港楼市最快在明年中,便因内地加息及银行收紧信贷而开始下挫。

  谢国忠分析指出,目前香港房价平均高达6万港元一平方米,而香港人均月入约1.6万港元,按国际标准香港楼价大挫五成至2倍是有可能的,而爆破时间最快是9个月后的2011年中,迟则延至2012年。

  在埃及尼罗河的三角洲地带,有一座小镇叫作Rosetta。两百多年前,拿破仑的部下攻城略地到达这里,在打地基建造防御工程的时候,挖出了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密密麻麻无人能懂的碑文。大石头先是被运往开罗研究所,后来几经辗转,被大英博物馆收藏,穿越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一直留存到今天。

  原来大石头已有千年之久,上面用三种语言记载着一位古老的埃及国王的功绩。曾有埃及、英国、法国的多位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努力读解石碑上的内容而不得。几十年过去,据说最后是一位德国学者破译了全部碑文,让死亡的文字重新复活,让遗失的意义再次浮现。

  这块大石头,以它出土的村庄命名,被叫作Rosetta Stone,中文里通常将它音译为“罗塞塔石碑”。但谢国忠将它意译为一个更动听的名字——玫瑰石。

  “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我觉得它代表着一种跨时代、跨文化、跨语言的对知识的追求,”谢国忠说,所以他以这块石碑为自己的公司命名——玫瑰石顾问公司。

  就像很多人并不知道“玫瑰石”这个名字的来历与意义一样,很多人也并不了解,谢国忠那些耸人听闻的结论背后,有着多么强大的逻辑和证据。

  据说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谢国忠就以三大预言的逐一应验而扬名立万: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回归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以及中国在20世纪末的通货紧缩。

  20世纪的故事已经显得遥远。就我个人而言,真正意识到这个人的声音值得倾听、他的惊人之语并非都是妄言,是2007年到2008年之间:

  2007年8月,华尔街两只对冲基金破产,引起美国金融市场一阵恐慌,当时本报为此做了一个小专题《华尔街的盛夏寒流》。在做这个专题的过程中,我采访了北京、纽约、伦敦的多位经济学家与分析师,询问他们对市场的判断。其中大多数人都没有太拿当时的状况当回事,尤其是北京与伦敦的经济学家,都表示对美国金融业、对华尔街非常有信心。

  只有谢国忠一人,在当时发出了无比尖锐而刺耳的声音:“全球信贷泡沫正在破裂……目前的全球流动性泡沫很可能在2008年终结,并以华尔街衍生品市场的崩溃为开始。”当时谢国忠让我印象深刻的,不只是他骇人的预言,还有他激烈的表达方式,他写到:“是时候了,让华尔街的骗子们破产去吧!”

  2008年9月,雷曼兄弟轰然倒塌,全球经济随之跌入泥潭——当我想起谢国忠一年前的预言时,我觉得他简直是个巫师!他是怎么做到的?那时甚至还没有几个人能说明白,“次级债”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当我终于弄明白,美国房地产市场所谓的次级抵押贷款是怎么回事,我也意识到,谢国忠不是巫师,他就是一个眼光敏锐、大脑清晰,又无所顾忌、敢于直言的经济学家。他之所以敢于预言,他之所以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预言准确,背后自有一套严密而强大的事实和逻辑。只是人们往往被他的结论所吸引并激怒,而没有耐心去听他结论到来之前的路径。

  在联络采访谢国忠先生的过程中,我像他的朋友们一样称呼他为Andy。其实,私下里我叫他“Mr. Bubble”——泡沫先生。翻看他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的文章结集《再危机——泡沫破灭时,我会通知你》,叫他“泡沫先生”并不算偏颇。近十年来贯穿他言说的主题,就是对经济泡沫的剖析和警示:

  “中国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巨大的泡沫。……泡沫总是要破的,没有例外。……最终的杀手就是通货膨胀。……泡沫的发展和破灭,有自己的时间表。当它即将破灭时,我会让你知道。……很有可能,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将在2012年破裂。”

  著名地产商潘石屹说,他不喜欢谢先生那种“上帝般的说话方式”。

  谁会喜欢呢?——当上帝说的是“离开伊甸园吧”,而不是“上去诺亚方舟吧”。激怒人们的,并不是谢国忠说话时那种“上帝般的口吻”,而是他总在叫嚣丧钟已经敲响,悲剧即将上演。在一片狂欢景象中,这样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预言,而像是诅咒。

  但是,当你耐心倾听完他的话,你会发现,这位“泡沫先生”——Mr. Bubble谢国忠,其实比任何人都憎恨泡沫。既是出于“说出心中真相”的本能驱使,也是出于对泡沫破灭后巨大的经济与精神损失的担心,才让谢国忠如此执着地言说泡沫。

  我以为毕业于麻省理工大学经济系的谢国忠博士,一定有着身为经济学家的更伟大的志向,比如让中国人民更富裕、让中国社会更美好什么的。没想到他说,作为经济学家,他只希望中国人辛辛苦苦赚的钱,不要被平白无故地骗走。

  在经济学之外,他的兴趣在历史,他的志向在写小说,因为这个多彩的时代是在很适合写小说,“我一定会写,但可能会先用英文写。”

  谢国忠一向以英文写作,《再危机》这本书呈现出的简洁明快、清晰有力的语言风格,要感谢翻译们的杰出工作。接受《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专访时,谢国忠关于西方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比,也多少解释了他本人何以形成今天的思维方式和表达风格。

  我想,如果将来有人写一部“当代中国经济转型史”的书,没准儿“谢泡沫”的称呼会和“吴市场”一样被留下来。人们会记得,当年有位吴敬琏先生,是多么热爱“市场”;还有一位谢国忠先生,是多么痛恨“泡沫”。

谁吹大了泡沫

  问:我们还是从房地产说起吧,你最近的文章说,“香港所有的不幸都可以归因于对房地产的痴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香港一样,经济重心如此依赖于房地产。”这和我们大陆目前的样子不是很像么?你书中写,上海的小保姆都辞职去炒房了。

  谢:是的。但是大陆和香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大陆房地产业的钱都跑到政府口袋里去了,香港可不是这样的,钱主要是给开发商拿走了。

  一个泡沫最终会产生两个结果:一个就是财富的重新分配。就像股市从100点涨到200点再回到100点,这中间什么都没变,起点和终点是一样的,但是从起点走到终点这个过程中,有人买入、有人卖出,所以有的人钱变多了,有的人钱变少了,财富总量没有变,但是重新分配过了。第二,它也是一个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这中间有人投资进去想要获利,结果造成了损失。

  而大陆房地产泡沫的情形就是,这个过程中,财富和资源最后都流向政府了。所以你看政府这几年突然变得非常有钱,财政富余很多。那么问题就是,政府要怎么花这么多钱?效率能有多高?会不会浪费?这是最大的问题。

  问:在房地产泡沫的问题上,你一直都把板子打在政府屁股上,你觉得房地产商其实在里面并没赚多少钱,不应该为高房价负责?

  谢:如果把他们交的税都算进去,开发商真的不赚钱。

  土地增值税是60%。地方政府财政一有压力,他就去找开发商,说你必须给我交土地增值税。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楼盘卖到最后,开发商都会留一套不卖,留一套房子他就保留着项目公司,跟政府说,我的公司还在,房子没卖完,不交税。于是地方政府就说,那我先预征,我算过了你应该交六个亿的税,现在先交两亿吧。开发商原来都是靠不交税赚到钱的。等到六亿都交给政府,开发商根本没赚多少钱。

  你可以去分析房地产公司的净资产。比如绿地集团这么大的公司,你看它整个公司的价值全部是靠土地升值来的,造房子本身是不赚钱的。它最初买了一块地造房子,卖了房子赚了钱,然后把赚的钱全部投进去,还不够买同样地段的另一块地。就只能再去银行借钱,买地段更差的一块地,再造房子,卖掉以后,再拿出全部的钱,同时还要向银行借钱,再去更差的地段继续造房子。所以你看它越做越小,它一直滚动下去但是其实根本没赚什么钱。

  再来看万科。这么大的房地产公司,分析员发现它公司的资产构成,其中70%都是靠高价发股票赚来的,也就是说,万科的钱大部分是从股市赚来的,靠造房子卖房子并没有赚多少。所以中国的开发商是不赚钱的,即使他们靠造房子赚了钱,做大了,政府也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把钱拿走。

  去年全国卖房子一共卖了4.6万亿,把建筑成本、毛利、土地税都算下来,这4.6万亿里面政府大概赚了75%,也就是3.5万亿多。去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总共才7万亿。

  问:所以房地产泡沫主要是政府卖地造成的?你判断泡沫的标准是什么?高房价?空置率?

  谢: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量,一个是价。

  量,就是空置率,中国现在有大量的空房子。现在城市里的商品房大约有六千万套,空置率是25%到30%。这还不包括企业造的房子,企业自己造的房子大约有三千万到四千万套。我到长沙去,看到湖南广电集团造了很多很多房子,都是给员工的福利房,质量是非常好的,不是宿舍,是完全可以跟商品房竞争的那种房子。

  但是我不知道员工有没有产权,是不是可以到市场上卖房子。我看到有些是员工自己住,也有些是进入市场的。自己造房子的民企国企都有,中粮、三一重工,都造了很多房子给自己员工住。全国各地这些企业造的房子,还有一些小产权房加在一起,空置率差不多也是25%到30%左右。

  问:这个空置率的数字是怎么得出的?

  谢:空置率本来应该是政府统计的,但是政府没有做这个事情,或者它根本不想把这个数据搞清楚。

  我说的这个空置率是观察样本来的。如果你知道一个总数,然后在全国各个城市去随机抽样的话,100个样本下来得出的数据就是比较准的,可以代表整体。我在全国各地,到任何城市去观察,差不多都是这样,25%到30%这个空置率我认为差不多。

  那么,已建的六千万套和企业造的三、四千万套加起来差不多一亿套,算100亿平方米吧。再加上城市原来100亿平方米的老房子拆迁等等,这些都加下来,就是已建的和在建的城市商用住房大约有200亿平米。

  按照每人平均20平米来算的话,就意味着中国现在已建和在建的房子够10亿人住了。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全部完成,城市人口达到最高点,也就是10亿人吧。因为一般城市化到70%就到头了,一些岁数大了的农村人是不愿意进城定居的。

  对比一下其他国家,日本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6平米,欧洲也不过20多平米。所以,从量上来看,中国造的房子已经足够住了,不用再造房子了。但是你看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把土地都准备好了,他还要继续把地都卖出去造房子,我估计还得有30亿平米。到时候那么多房子怎么办?

  再从价格上来看。看房价是不是合理,一个是看房价跟工资的对比,再一个是看房租回报率。

  一般国际上来看,比较合理的是,每平米的房价跟一个月工资差不多。如果房价一直涨,那么你的工资也应该差不多同幅度增长。但是你看,上海的平均月工资是四千块,但是房价平均是每平米二万六,超过五倍了。而且还没有把税算进去,中国人买房子的税是很高的,再把要交的税折算进去,房价就更高了,当然是不合理的。香港现在也是这样,房价差不多是香港人四个月以上的工资。而东京和纽约的房价差不多是当地人一个月出头的工资。

  还有一个指标就是看房租回报率。世界上正常的房租回报率一般是7%,这个是正常的。如果房价一直跌的话,房租回报率就会高,比如日本、德国的房租回报率都在10%以上。而香港在97年泡沫最严重的时候,房租回报率是2%左右。大陆现在的房租回报率是3%左右,按7%的合理水平算下来,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房价高了至少一倍,所以泡沫是很严重的。这是“价”的泡沫,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量”的泡沫。

  房地产“量”的泡沫比“价”的泡沫更糟糕。糟糕的就是很多人看不到那些空房子,意识不到空房子都是存货的概念。最后泡沫爆掉,一部分空房子可以折价卖掉,就没有损失,那些卖不出去的空房子,就成为烂尾楼,这是真正的损失。还有,政府在房地产业赚了那么多钱,用来搞形象工程腐化掉了,把钱浪费了,这也是真正的损失。

  问:但是房地产业的增长,也有真实需求在里面吧?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才刚起步嘛。

  谢:不是的,中国房地产的增长和一般老百姓的需求关系不是很大。两亿多人进城工作生活,他们哪里买得起当地的房子?

  在上海的调查,不住上海的外地人来买房的、还有买二套房、三套房的,这些占到全部买房者的六七成。刚才我们算过了,中国的房子从供应来说是足够的,不能说已经绝对过剩,但是人均有20平米,相当不错了,但问题就在这里——真正需要房子的人买不起,而买得起房子的人,他自己不缺房子住,却在不断地买房子。

  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中国社会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灰色收入。中国的灰色收入有多少?几年前我听央行说有三到四万亿,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不清楚他们是怎么定义灰色收入的。因为在中国,灰色收入是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做小买卖的不报税、医生老师拿红包、大卖场里的采购员拿回扣,民间的商业腐败是很大的。

  但是我说的灰色收入不包括这些,我是按照国际上对灰色收入的定义,就是指与腐败有关的收入,中国官方的腐败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刚抓起来的上海浦东新区的副区长,他在一个小区里面拿了20多套房子。

  其实当官的都特别明白这些道理,他知道货币供应量那么大,通货膨胀会很厉害,钱会贬值,而且中国人第一次可以有机会买卖房子,他就拼命买。所以中国有这么多空房子,跟这个有关。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房地产业在回笼灰色收入。以前官员的灰色收入都往国外跑,现在都跑到房地产去了,那么最后还是都回到政府的口袋里去了。

  这就带来两个后果:一个,它成为官员灰色收入躲藏的地方,它带动了房地产业的投机,造成泡沫。昨天我跟一个老板聊天,他问一屋子的人:你买房子亏过么?没有吧。一个一个问下来,他说:看,没有人买房子亏过吧?继续买!另一个,它会带来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一方面空房子那么多,一方面老百姓买不起房子。这是很大的隐患。中国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政府在坐庄。

  未富先老?

  问:刚才我们说到,农民工进城多年也买不起城里的房子,所以城市化这么多年了,“农民工”这个词没有消失,而是出现了“农二代”和“富二代”这些阶层。但是“中产”,这个保证社会稳定的核心阶层好像始终没有形成?

  谢:中国的中产阶级其实已经开始有了,但是中国现在的“中产”看上去不是“中产”,只是因为房价过高。中国的房子现在比美国还贵!这怎么可能?中国现在每年大学毕业生三四千万,按照国际的定义,他们从技校、本科毕业的收入可以算是中产了,但是因为房价太高,买不起房子,他不会觉得自己是中产。

  问:我看美国电影里说,美国人只要有套房子,房子前面还带块草坪,就觉得自己是中产了。

  谢:在美国你有吃有穿,有房有车,每年还能出去度假一次,就是中产了。中国的中产主要就是因为房价太高,所以觉得生活压力很大。

  问:“富二代”生活没有压力,成天飙车,泡妞。这个阶层到底占有多少财富,有数据吗?

  谢:中国所谓的富豪榜都不可信,很多有钱人的财富都是虚的,背后都是一屁股债。在中国靠做正当生意赚很多钱是很难的,所以说那些富豪、富二代有多少钱都是不可信的。真正的财富都是我们刚才说的灰色收入那一块。

  政府在房地产业的这个游戏能玩下去,也跟中国人的观念有关,他就是要买房子,一定要把几代人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财富,都拿给小孩在城里买房子结婚,这完全是非理性的,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父母这样做,所以让政府一直有的赚。

  问:你的祖籍是上海,海派文化在你身上有痕迹吗?

  谢:上海本身就是一种大城市的文化,它属于江南文化,跟中原文化是很不一样的。江南文化一直就是比较理性的、商业的。所以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它一直是生产力最高、最富裕的地方,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历来都主要来自江南地区。所以,江南文化跟西方文化是比较接近的,相对简单,所以中国最早的现代化也是从江南开始的。它不像北方文化的传统,就是搞好关系,巴结领导,一个人生活的全部起点和中心就是这些。

  问:你是经济学家,我想知道,经济学的本质在你看来是解释世界的,还是解决问题的?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科尔奈很瞧不起那些一心要给政府当智囊的经济学家,他说经济学家应该面向大众去传播知识,解释世界。

  谢:经济学本来应该是解释世界的,但是现在中国哪里是这个样子?经济学全部是用来解决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要不要印钞票、要不要加利息、要不要对碳排放征税。经济学家全部在做这些事情。

  问:那你自己呢?你书里说,中国的经济政策要很好地执行,最需要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谢: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从来都是为了当官,这个和西方也很不一样。在西方,如果你说你是知识分子,那你的起点就是批评政府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这样。

  我自己就是喜欢说,没别的,我只是提供一些想法供大家思维。

  问:那你是说给官员听,还是大众听?

  谢:都有啊,不一样的听众。我十几年前就在凤凰卫视做节目,一些地方官员跟我说,“我的经济学知识都是从你那儿来的,听你在凤凰卫视讲的还挺有道理的,而且我还听得懂。”我觉得也挺好。我给彭博社写文章,我知道它的读者都是基金经理,我给财新那里写,我知道有好多小股民会看,那么我就要写的很具体、逻辑清楚、解释明白。

  但是中国跟美国不一样。在美国,奥巴马会叫人坐成一个圆桌讨论问题,在中国不是,中国人都是形象思维,中国的官员总是讲:你给我举个例子,谁干过,后来怎么样?而且中国官员讲任何事情都是和吃有关,这个好吃,那个难吃,这个我吃不下。中国人历史上穷怕了,所以整个中国文化都是从饿肚子来的。地主家吃肉都不容易,所以革命就是吃地主的饭,住地主的房,睡地主的老婆,就是这么简单的思维。

  问:“玫瑰石顾问公司”是你起的名字?“玫瑰石”这个名字很好听,有出处么?

  谢:对,我起的名字。这是古埃及留下的一块石碑,后人在玫瑰石那个村庄找到的。它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后裔为了记录功绩刻下的一块石碑,上面的碑文有三种语言,但是失传了,没人看得懂,这块石碑就叫做玫瑰石。后来,一个德国人花了20多年破译了碑文,让死亡的语言又复活了。这段历史很有名。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好,它反应了一种对知识的追求,而且是跨时代、跨语言、跨文化的,我非常喜欢。

  问:听说你经济学之外的兴趣是历史,很喜欢《罗马帝国衰亡史》这类书?

  谢:是,对历史非常感兴趣,我出国以前把中国历史都通读完了。

  《罗马帝国衰亡史》,我为什么喜欢它?你看写这本书的吉本是英国人,在他的时代英国已经开始崛起了,他在罗马旅游时,看到那么多古迹废墟,他就想,为什么这么辉煌的帝国就变成废墟了呢?他就去探求背后的原因,然后花了很多年时间写了这本书。

  如果中国人解释这个事情,就会说这是天意,是周期使然。西方人是不相信什么周期的,他就去军事政治这些方面找原因,最后,让罗马垮掉的其实是腐败问题。我比较喜欢这种思维方式,这种去探索背后真正原因的态度。

  问:我们看到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都是大思想家,亚当·斯密、熊彼得、哈耶克等等,他们的工作最后都是为了捍卫人类的自由和幸福。那么你作为经济学家,是为了探索事情背后的因果,追求纯粹的知识上的乐趣么?

  谢:我就希望中国人的钱不要被骗走就好了。中国人都有贪小便宜的心理,在房地产、股市不是都这样嘛?看别人赚一点,我也想赚,结果辛辛苦苦攒的钱转眼都没了。中国人好不容易才富了点,我就希望他们能把自己的钱看好,不要被骗走。

 

房产税:韩国带给中国的启示

金宰贤

2010年06月13日

    在有关如何抑制房价的讨论中,政府是否应当征收房产税成了最大的焦点之一。在这一点上,韩国也许可以给中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经验。韩国楼市在2001至2004年间上涨得很疯狂,尤其是在首尔,核心地段上涨幅度每年达到10%至20%。韩国政府为了打压高房价,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关键的利器就是“综合不动产税”。

    当时韩国已经有财产税。比如一套1亿韩元(现韩元兑人民币汇率约183:1)以上的住房每年要征收0.5%的财产税,不过由于征税的标的房价不到市场价的50%,所以实际税率只有0.2%左右。

    综合不动产税是在财产税之上额外征收,主要面对高端住宅,意在打压高房价、促进财富的再分配。虽然综合不动产税是国税,但韩国政府把税款分配到各个地方政府,帮助缩小地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经过了激烈的讨论后,韩国政府从2005年开始征收综合不动产税。征税对象是6亿韩元以上的住房,税率是1%至3%。但由于征税的标的房价是市场价的60%至70%,实际税率要低很多。在2007年,综合不动产税实际税率达到最高峰的0.87%。再加上普通财产税,负担确实不轻。李明博总统上台后,从2008年开始实行减税政策,调整了综合不动产税,把征税对象上调到价值9亿韩元以上的住房,把税率下调到0.5%至1%。

    目前在中国,反对开征房产税的专家认为,征税未必能压低房价。在韩国推出综合不动产税的时候,讨论的焦点也是它究竟能否降低房价。但我认为中国应当征收房产税,原因有两个。其一,房产税会使得税收资本化。如果买房者预计未来必须缴纳房产税,他们就会要求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房子。当然,市场的供求关系也会影响税收资本化效应。但在一般情况下,税收资本化能够降低资产价格。

    其二,房产税通过增加房子的持有成本抑制炒房者的投机行为。举个例子。张三有两套房子,想把房价为200万元的一套房子出租。每个月房租是4000元的话,一年房租是48000元。如果房产税率是0.8%的话,房主每年缴纳16000元房产税,全年租金纯收益就降到了32000元。回报率下降能减少非自住需求,改变供求关系。

    推出一项新税种并非易事。在2005年,韩国政府面对强烈的抵制综合不动产税的呼声。保守媒体和在野党的反对声非常强烈,韩国舆论分歧也很严重,有些首尔市民甚至集体呼吁“拒绝纳税”。他们的反对理由跟目前中国反对开征房产税的人们的理由相似:解决楼市问题应该从增加供给出发;该税会被转嫁反而增加买房者的负担,等等。实行综合不动产税以来,韩国内部对该税的褒贬不一。有些专家认为,虽然该税抑制了楼市投机,但同时增加了自住房者的负担。但总的来说,我认为综合不动产税的利大于弊。

    实行综合不动产税的第一年,韩国楼市的标准房价出现7年内首次下降。全国楼价平均下降了4.2%,首尔核心地段楼价甚至下降了9%左右。当时,综合不动产税使得房主的持有成本上升,导致投资者抛盘,而买房者持币保持观望,最终引起房价下跌。当年8月,韩国政府为了彻底打压楼市投机行为,还采取了其它一系列措施:扩大综合不动产税的纳税对象、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应以及促进房产交易流程的透明化以减少阴阳合同。这些举措,加上外部环境的变化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帮助韩国楼市进入了缓慢而有控制的调整期。一位楼市专家称:“韩国楼市上涨时,一下子涨得很快,但现在下跌的速度很慢,不像气泡破裂,而像啤酒泡沫消失。”

    韩国政府在开征综合不动产税的同时,把住房交易税率从4%下调到2%。如果中国开征房产税,也必须同时降低交易环节的税收,否则楼市会出现供求扭曲、交易减少。目前中国与房地产相关的税都发生在交易环节,而二手房转让过程中,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和印花税等交易成本过高。在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房产保有税与交易环节的税比都是约9:1。

    只有靠开征房产税像这样的政策工具显然不能解决中国的楼市问题。中国政府还应当增加供应,尤其是保障性住房。目前中国楼市的供给结构中,商品房占了90%。极少的保障性住房供应使得房产商享受几乎垄断的地位。当前韩国楼市的最热门话题是“Bogumjari 住宅”,大概意思就是“安乐窝”。到2018年,韩国政府拟在首尔与其周边建设150万套保障性住房。“Bogumjari 住宅”的房价是一般商品房的70%至80%。虽然很多韩国人不太喜欢李明博政府,但对这项政策都十分拥护。

    中国楼市里正在形成泡沫,但最好把它成为啤酒泡沫,而不是气泡。在这一点上,也许韩国的做法也许能有一定借鉴意义。

 

警惕改革成为掠夺的借口

李建

2010-09-14

    时逢深圳经济特区建区30周年,举国上下对改革开放赞歌不绝,但我们在赞歌之余,也应该警惕有人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

    教育、医疗、住房这新三座大山价格暴涨就是一个典型,它们打着改革的旗号,在维持行业垄断的情况下放开部门的经营自主权,从而使价格迅速上涨。经济学已经告诉我们,垄断的基本作用就是导致价格上涨;反过来也可以说,价格上涨必定是垄断供给(或具有垄断样式的供给)的瓶颈所导致。而这些假改革,实际上是将垄断的作用放大化,因为它在维持行业高准入门槛的情况下,准许部门有自由定价权。

    另外一个'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的事例就是所谓的'国企改革',它借口说国企难以适应市场经济而要改制,但另一方面又没有改革与建立必要的社会公正机制,这样,在改革的借口下,国企公众资产被'内部人'瓜分了。

    利用高垄断掠夺人民。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利用自身处于资源稀缺且具有战略性的领域的条件,在争取本部门利益时又可以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又由于我国的宪政缺陷,行政部门有实际立法权,通过发布一纸部门“意见”就可以将垄断权拿到手。例如,在石油行业中有一个“3 8号文件”,就是一个没有经过立法程序、但赋予中石油和中石化巨大垄断权的“部门意见”。其借口只是中小炼油厂技术差和成本高。

    有了“合法的”垄断地位,垄断企业可以一只手伸向消费者,另一只手伸向国库。据一项研究报告,石油资源国政府占总利润的所得份额,包括矿区使用费、利润油分成和税收,在发达国家(如美国)约为60%~70%,在发展中国家约为75%~85%,个别国家高达9O%。而在我国,尽管利润受到工资福利等成本的大幅挤压,据中石油20O5年财务报表,政府所得仍只占40%;据中石化2005年财务报表,这一比例也仅为54%。

    更为荒唐的是,尽管20O5年中石化赚取了509亿的巨额营业利润,却还从中央政府那里索要了100亿元的补贴。如果按比较保守的70%的标准,中石油2OO5年的总利润中应该有1357亿元归中国政府,中石化则应有318亿元归中国政府,且应取消100亿元补贴。可以发现,只要一个产业存在垄断,全社会,包括国库和消费者,每年就可能有数千亿元的收入被侵夺;十个垄断产业就会转移走数万亿的收入。这相当于我国一年GDP的若干分之一,也相当于每一个中国人收入的不小份额被垄断部门侵夺。

    这部分巨大利益,按照垄断部门的内部规则分配。在垄断部门,如石油部门,可以不问利润是否努力所得,直接将工资与利润水平挂钩。当然也不要以为,在亏损的垄断企业中工资就不会偏高。例如,尽管国有银行创造了数万亿的坏账,也挡不住它的平均工资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7倍(2O04年)。名义工资之外,还有包括以住房为主的非货币的高额福利。更不用说,在工资福利之外,还有所谓“职务消费”,包括出门开豪华公车,出差住五星级酒店;等等。

利用土地和高房价掠夺人民

     以北京为例,目前盖房子所要花的钱只不过三千元左右/平米。近年来,建筑材料、工资,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并没有跟随房价大幅上涨。然而,北京四环附近的商品房价格已达到三至四万元/平米。事实上,房价中土地成本所占比重已高达惊人的九成。换言之,购房者以高房价购买住房,绝大部分买的不是住房而是土地。

    城市土地制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一是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保证了任何一块土地都不能由个人所有,从而只能由政府代为行使所有权;二是将土地使用权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并赋予与所有权大体相同的权利,使得政府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也不改变土地全民所有的公有制。换句话说,城市居民拥有土地所有者的名,却实实在在地丧失了土地。而政府虽然不是土地所有者,却实际上拥有土地所有者的一切权利,自然也包括拿到出让土地的收益。也就说,城市居民,作为土地全民所有制中“全民”的一分子,在购买住房时,要支付昂贵的土地成本后,才能获得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相当于在丧失土地后赎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而且赎回时支付的土地成本已远远超出土地出让金,还包括各种税费和开发商的超额利润。毫无疑问,这当然是一种掠夺。

利用教育医疗等上层建筑部门来掠夺大众

    最后看看高等教育掠夺。我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括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在1万元人民币以上,有的学校仅学费每年就超过1万元。也就是说,从支付能力来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与人均收入之比是世界最高收费国家的3倍以上。中国高等教育何以几乎成为对受教育者的“掠夺之手”?究竟什么因素酿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当今的畸形高收费?大致说来有三:

     其一,它是所谓“教育产业化”结出的一个恶果。走了歪路的“教育产业化”的后果,近年来人们是领教过的。表现之一,是将公立教育机构进行商业化操作。突出的一个例子是,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学城”。表现之二,是对公共教育产品商品化而明码标价。名牌大学比二三流大学收费要高,专业之间收费标准也有级差。不同级别、不同名气教师授课,收费也有不同。录取时,差一分,交一份钱,差两分,交两份的钱。

 

中国的好日子到头了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中心教授 钟伟

2010-09-10

    非常高兴有机会到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给大家讨论房地产的问题。看到上面这个题目,大家就知道我要说什么意思了。很抱歉,在这个盛宴当中,突然天上掉下了一堆鸟粪。这个悲观的观点我要把提出来。会议的主办者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因为我的观点非常的悲观。

  我们来看一下:我虽然知道诸位充满了自负、自信、骄傲、狂妄,但是,我不得不告诉大家,中国经济的好日子看起来已经到头了。我们只需要看一下宏观经济的层面,你想不悲观恐怕都是难事:第一个,关于目前全球经济我就不去谈了。不过,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世界上唯一值得信任的国家就是美国,所有货币中唯一值得信任也就是美元。未来也许会有其他的国家及其货币值得信赖,譬如说澳元、加元也会显得比较重要,但到目前为止,在全球货币竞争中只有美元胜出。因为在次贷危机之后,世界上只有的美国经济复苏步伐才是最为稳健的。

    看看我们中国国内的情况:2009年四个季度的增长分别是6、8、9、 10,全年增长8.7%。今年四个季度最好的一个季度已经过去,包括房地产行业,包括宏观经济,最好的季度就是我们的第一季度,接下来的二、三、四季度3 个季度,如果宏观调控没有明显的放松,宏观经济将逐步滑坡。我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心将逐步缓解,这是我们对经济宏观调控的看法,也就是全年经济增长大约就是 9.3-9.4%,比先前预估要低的多。对于房地产市场行 业的看法,如果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继续加码加料,那么有可能在国庆前后,商品房新房的销售会温和的转暖,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十年后的未来。所以,我们如果 看过去十年跟将来十年,房地产行业目前已经处于巅峰,在未来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它将盛极而衰。不仅如此,包括中国经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中国的社会稳定等多方面我们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而我并不确信,中国政府能够应对这些挑战。首先,我还是看一下对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发展趋势,看一下为我什么有这么多悲观的理由。

    第一点,就是看中国经济增长本身。房地产行业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层面,似乎永远都是依托经济增长而增长的。目前,世界上非常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在未来会 依然延续它的奇迹。因为在过去三十年,它确实就是一个奇迹,所以,人们预期到 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会超过五千美元,到2020年我们将超过一万美元,到2025或2030年中国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然而,对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大家却语焉不详。在此期间,中国会肯定会面临挑战!至于这些挑战的内容,我看大家确实是普遍地以一种大愚如智的心态去面它。下面,我们还是用数据来说话。

    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大概是5万亿美元。这也就是说,当今中国是以20%的地球人口, 耗用了全球30%的资源,才提供了全球10%的商品和服务。这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全球的资源越向中国汇集,全球的经济增长质量就越糟糕。因为在当今世 界所有经济大国中,只有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是最差的。比如,全球目前每年消耗大约110亿吨标准煤,其中,中国消耗了其中的大约36亿吨,而钢材的消耗, 中国目前是年产钢材5亿吨,日本和美国分别是多少呢?日本每年仅生产五千万吨,美国才生产六千万吨。一个惊人的数据是,目前全球开采的铁矿石,大概有 85%被中国消耗掉了,化肥全球总产量1.65亿吨,中国居然每年消耗掉了六千多万吨。这也就是说,中国以全球约7%的耕地,却消耗乐全球35%的化肥。

    如果中国的经济领域依然维持目前这样的增长模式和在既有的速度与轨道上这样照样运行,那么,在2020年前后,当中国经济规模如那些乐观的学者所预计的 那样,真的达到了14万亿美元左右的时候,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届时,全球将把70-75%的自然资源都拱手交给中国人来消耗掉!请问诸位,那些西方 发达国家或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会允许吗?

  因此,我认为中国必须要做出改变。历史给 中国所留下的作出改变的时间,也就在未来的10年之内。撇开其他领域的事情不论,我们中国人仅仅在经济领域里,就必须做到以占世界总量约18%的人口,去 耗用全球36%的资源,来提供全球18%的商品和服务。也就是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全要素生产水平,在目前的水平上必须要至少通过改善而提高一倍!我们能 做到吗?我以为,这是非常困难的。

   第二,关于货币,刚刚金博士介绍了,由于货币现象所引起的房地产的运动,最后的房价,其实也是一个货币的现象。那么为什么两者出现了这么截然不同的判 断?那是因为,金博士认为中国发钞的速度是就可以持续的。而我却坚决不认为中国的发钞速度是可以不受制约地如此延续下去。

   目前,中国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实体经济的规模大约相当于美国的1/3。在这样的经济规模之下,人民币会比美元更可靠吗?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人民银行和美 国联邦储备体系比较的关系:目前广义货币在中国是66万亿人民币,相当于10万亿美元,美联储公布的数字却仅仅只有9.8万亿美元。

   中国处于流通中的现金,一季度大概是4万亿,现在微浮得有点收缩,大概是3.8万亿,而美国流通中的现金才9千零一十三亿美元。中国人民银行的总负债是 24万亿人民币,而美联储总负债才2.3万亿美元;中国人民银行自有资金是221亿人民币,美联储自有资金却达440亿美元;中国人民银行拥有600吨黄 金,而美联储却拥有8000多吨黄金。在比较了上述数字之后,你觉得中国仅仅以1/3的实体经济,目前发钞的总的规模折合成美元就和美国接近,还会认为中 国的这种发钞速度是能够延续的吗?如果能延续,我们再来来看一下到 2020年左右,中国人民银行的总负债规模将超过100万亿,也就是将超过GDP的100%。

  所以,我坚持认为,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认为,中国这种超量的货币发行能够继续下去。中国的货币政策必须作出调整,否则,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态势,就必然导致中国在汇率方面遇到国际收支方面和外汇储备方面的重大挑战。的确,我们已经习惯了在金融抑制的角度下靠廉价的货币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但是,未来不能了。如果真的要坚持这样做,最多不会超过十年。

  第三,说说城市化。有很多人说中国的农村有广袤的人口,在城市就有非常多的新增人口将要出现就业及 其顺带而来的消费。从城市化和人口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介绍,目前关于中国的人口问题,却有多种不同的版本。一种版本认为,2020年中国会出现人口的巅峰, 其他的版本是2030、2033、2050年。有一种最悲观的估计认为,中国人口的峰值将不超过14亿人;最乐观的估计认为,中国人口的峰值会超过 16.5人。目前的官方数字是,大概到2033年人口会达到14.5-14.6亿。请问最有才华的中国人口学家,中国未来的人口增长会怎样?有没有一个靠 谱点的数据?中国究竟到2020年达到人口的巅峰,还是会在2050年达到?未来中国的峰值人口,到底是14亿还是16亿?这些个问题,恐怕神仙也答不出 来。敢夸口回答这些问题的家伙,肯定都是骗子。至于说到中国的城市化率,也是如人口问题一样大同小异,官方的数字是48%,我们一般研究者认为是43%, 但是国外的学者认却为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高达70%乐。虽然我认为这最后一种研究得出的数据有些夸大其辞,但是不管怎样,也许我们早就高估了从农村向城市 可以转移的人口规模,也高估了这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对商品房的承受能力。事实上,即使从人口转移所带来的城市化角度来看,也并不支持房地产行业能产 生像过去十年一样的辉煌。我们只要再看一下房地产行业在过去十年所经历的伟大历史时刻:1998年我们才有商品房的清晰概念,到2007年房地产行业达到 了同比增速最快,土地储备增速也在2007年达到巅峰的10亿平方米土地储备,2009 年有可能商品房和二手房销售也达到巅峰,大概是7.5万亿人民币左右,即使在未来的两年之内,在建面积也有可能达到巅峰,也就是不超过30亿平方米。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经济每向前走一步,中国的投资就走两步,中国的房地产则走三步。考虑到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未来十年就将 面临重大的挑战而难以持续,考虑到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其发钞的速度极其再如此泛滥下去而难以持续,考虑到人口的增长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以及城市化进程、 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财权实权的关系也完全就没有改革的意愿,当我们看到,一个领导着13人口的政府,其兴奋点和关注点却只落在未来几个月的经济数据变化上,却根本就不关心十年或几十年中长期发展战略的时候,这个政府是不是一个真要命的政府?

    综上所述,我不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业在未来的十年还能够获得长足的明显发展,其巅峰亦已经过去。要评论中国经济未来的十年,我的结论是:在年内国庆节候可能 会温和复苏。若仅仅就房地产价格而言,大的都市圈,如金博士所讲可能有比较大的空间,但是作为一个行业,未来2-5年也可能会平稳增长,未来5-10年则 中性或趋悲观,至于说到对于中国经济及其中国房地产业乃至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长达十年以上的观点,我都持绝对悲观的态度。 谢谢大家!

 

发件人:"liujingwen666666" <liujingwen666666@163.com> 2010-09-11 23:34:52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老师您好,

中国大城市掀起了富人移民潮

大逆转:世界将再掀向富人征税潮

翰啸

2010年09月09日

    近期与中国富人有关的大事件有三,首先是中国大城市掀起了富人移民潮,其后是中国有学者公布中国的灰色收入总额高达5.4万亿,再就是这次世界范围内的富豪捐款倡议。这三件事情看似毫无关联,其实都是有着因果关系的。首先中国大量的灰色收入没有被纳入正式的收入统计,导致中国富人纳税率偏低,而富人纳税低则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水平必然很差,社会保障水平差,则民众生活没有安全感,而这又是大部分富人移民海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富人在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并没有尽到相应的责任,那就为国家贡献更多的税收,而中国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并没有建立起专门针对富人的征税体系,因此中国当前的税收制度被民众戏称为“劫贫济富”的逆调节。

    当前面对中国社会保障资金的巨大缺口,中国学者提出了两条道路,其一是放弃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而将资金用于社会保障;另外是通过国有企业股权的转让筹集社保资金,而笔者认为这两种方式都不现实,首先中国的基础设施还处于非常薄弱的状况,根本没有不建设的可能性。而中国的国企也不能一卖了之,因为这样即使是解决了短期的问题,从长期来讲也是无济于事。中国的社会保障资金必须想办法“开源”,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资金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税收,而在世界各国的税收中,富人无疑是纳税的主体。而中国也不可能长期徘徊于国际惯例之外。

    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经济滞涨之后,欧美国家在里根、撒切尔等人的改革表率之下先后掀起了减税及削减社会福利的热潮,而与此同时北欧国家则是加大税收与社会福利。三十多年的社会实践充分证明,北欧模式是成功的,而那些减税的国家在经历过短期的“改革红利繁荣”后,都陷入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及社会危机。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债务危机,其实道理很简单,那就是为富人减税的同时,没有降低穷人的福利,结果出现了巨大的财政缺口,而这些财政缺口是用借债的方式补足的,从而导致了严重债务危机。

    当代世界实际上悄悄的发生着大逆转,这种逆转就是从“为富人减税”向“对富人征税”转变,比如俄罗斯、西班牙、美国等都掀起了加大向富人征税的大潮, 比如美国奥巴马计划将个人所得税的两个最高税率区间将提高到36%和39.6%,此前为33%和35%。收入25万美元及以上的家庭,资本利得和股息税税率将从15%提高到20%,另外美国为了打击富人的逃税行为,甚至动用国家权力去挑战瑞士的银行保密制度等,全世界向富人征税的大潮已经奔涌开来。笔者认为中国目前摸底灰色收入,也是为向富人征税的一个明确信号。

    捐款是富人社会责任,而纳税更是富人的法定义务,两者都不可偏废!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9-13 19:42:40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陈光标:我裸捐是“回馈党”(类比回馈上帝)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光标

2010年09月09日

  我和比尔·盖茨在北京一家酒店会晤,两人交流了两个多小时。那次见面给我的促动很大,在西方富人回馈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在中国只有百分之一的富人选择回报社会,两者的差距让人心寒。当时比尔·盖茨邀请我赴京会面的主要目的就是商量怎样把中国的慈善事业做好。我决定在中国富人圈中率先站出来,以促进更多的富人投身中国慈善事业。

  目前,我在全国十多个城市有600多台大型设备,在北京、上海、香港、南京等地购置有办公楼,再加上其他固定资产和现金一起,大约有50多个亿。这就是我目前的全部家当。近期内,我将在江苏乃至全国找一家最权威的公证处,对财产进行公证,以让全社会监督。目前自己年富力强,未来争取要创造更多的财富,从中国首善变成全国首富,而所有挣回来的钱,死后都将一分不留,全部捐献给社会。

  起初我原本想捐出百分之九十五,给孩子和家人留下百分之五,但最终让我下定决心全捐的还是孩子。我在孩子身上看到了希望,他现在学习成绩不错,德智体各方面素质都很高,我觉得他只要继承我吃苦耐劳的精神,未来的人生路上靠自己肯定没问题。我也不是没给孩子留下点什么,我给他的是精神财富,是榜样的力量,而这种东西是无价的。妻子在家排行老小,自小家境就不错,因此对钱没什么概念,其家人也不缺钱,目前为止,我一共捐出了十多个亿,但两人间没有因此吵过一次。父母对此也很是支持,老人都觉得这样有意义。

  相信中国的有钱人看见这条新闻后会有所思,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可耻。我的家人中不全是有钱人,妹妹陈春华洗碗已经十一年,现在一个月能挣一千五,最开始一个月甚至才七八百块钱;弟弟至今还在做保安,每个月最多也就两千块钱。

陈光标:中国富豪“裸捐”第一人

楚天都市报

     陈光标,42岁,江苏泗洪人,祖籍安徽。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常务理事长、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等300多个职务。连续四年荣获“中华慈善奖”,并曾被授予“全国抗震救灾英雄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

   9月6日,这位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通过公司网站向社会发布了一封“写给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的信”,对外宣布“裸捐”——“死后财产全部捐赠”。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宣布“裸捐”的第一个民间富豪。

  陈光标的高调,在这个转型社会引来复杂的评价。有人赞扬这是富人们为财富寻找高尚归宿的开始,而更多的声音则表现出对富人通常的不信任。是空头支票?是“洗钱阴谋”?是自我炒作?让我们来看看他的财富来源、捐赠理念和对从事慈善的看法。

  17岁的万元户长成亿万富豪

  小学三年级的暑假,陈光标打了井水,到两公里外的镇上去卖,一分一杯,一个中午放学的时间能挣2-3毛钱。1981年,13岁的陈光标在暑假里,每天骑着自行车跑十几里路卖冰棒。后来,他又瞅准机会,做起了贩粮的买卖,从开始的骑自行车贩粮到用拖拉机贩粮,从一天赚5、6元钱到一天能挣到300多元钱。

  1985年,17岁暑假结束的时候,陈光标挣了两万元钱,成了全乡第一个“少年万元户”。同年,他考入南京中医药学院。

  经过5年的专业学习,他获得了医学学士学位。那时,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刚刚发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论述,让陈光标听得热血沸腾。199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光标大胆地用身上仅有的3000元钱,研制成被陈光标命名为“跨世纪家庭CT”的新仪器,不但获得了国家专利,而且一上市就广受好评,也由此掘得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1997年,陈光标成立了南京金威利电子医疗器械公司,并担任董事长。

  掘金建筑垃圾

  2003年,陈光标又瞄准了环保行业,成立了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主要是从事房屋拆迁业务,对拆除后的建筑垃圾进行钢筋剥离等二次处理。”陈光标笑着告诉记者,“处理建筑垃圾,这其实是一个看不到的金矿。”

  据资料,2009年,该公司实现103亿元的产值,净利润4.1亿元,其中捐赠出去3.19亿元,陈光标也获得了中国首善的称号。目前该企业是中国最大的高科技环保拆除公司,也是中国唯一的能把建筑垃圾二次利用的企业。

  他现在全国十多个城市有600多台大型设备,在北京、上海、香港、南京等地购置有办公楼,再加上其他固定资产和现金一起,大约有50多个亿。这就是他目前的全部家当。

  “孩子给我裸捐的决心”

  “起初我原本想捐出百分之九十五,给孩子和家人留下百分之五,但最终让我下定决心全捐的还是孩子。我在孩子身上看到了希望,他现在学习成绩不错,德智体各方面素质都很高。我觉得他只要继承我吃苦耐劳的精神,未来的人生路上靠自己肯定没问题。我也不是没给孩子留下点什么,我给他的是精神财富,是榜样的力量,而这种东西是无价的。”

  陈光标还表示,近期,他将在江苏乃至全国找一家最权威的公证处,对财产进行公证,以让全社会监督。

  弟妹月收入仅千余元

  陈光标发达了,而他的弟弟陈景标在南京一家工厂做保安,妹妹陈春华在江宁一家酒店给人洗碗。“虽然他们工资也就一千多块钱,但他们也都自食其力,经受社会的磨炼,等他们在社会上锻炼到一定程度,我一定会资助他们一人开一间小店做点小生意。”陈光标说,因为当时家境贫穷,上不起学,弟妹文化程度很低,不会因为弟妹是自己的亲人,就把他们都揽在自己的公司里。

  对弟、妹如此,但对弟、妹的孩子,陈光标则慷慨解囊,把弟、妹共6个孩子的学费、杂费、医药费以及平时的零花钱都包揽下来了。陈光标深有感触地说:“我的弟、妹被生活的磨难耽误了前程,他们的孩子,我一定要扶持好,让他们读好书,将来有所作为。”

    慈善的脚印

    1998年,陈光标的公司第一年赚了20万元,他拿出3万元捐助一个患病的孩子。

  1999年赚了60万元,捐出28万元给家乡修了一条长4.7公里的路。

  2003年,赚了2300万元,拿出1200万元买了远红外检测仪捐给江苏抗击非典指挥部……

  2008年赚了4亿多元,捐出去3亿元,因为这一年汶川大地震,他带领公司120个人亲赴灾区救援53天。

  公开资料显示,陈光标仅去年一年就捐了3.13亿元。

  从今年1月到8月,陈光标已经累计为社会捐赠了1.83亿元。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9-14 11:40:19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xcgc (38) 9.14

中国应当改革九四年体制

国大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

2010-09-14

  1994年中国所进行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邓小平南巡之后,激进分权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失控的情况。改革之后,财力迅速向中央政府集中,而此前中央财政高度依赖地方。实行分税制后,尽管中央政府的财政很大一部分需要返回地方,但依赖的方向改变了,地方依赖于中央。尤其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终于首次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的收税机构(国税局)。

  向中央集权并不限于财政领域。1990年代末所进行的金融改革,确立了中央银行制度,中央银行独立于地方政府。这是现代国家最必须的制度,也是现代国家的象征。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各地方差异很大,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而财政金融是最主要的协调机制。可以说,财政和金融制度的确立,有效推进了中国经济层面国家制度的建设。

  财政和金融可以说是政府运作的血液。随着财政和金融的集权,各方面的权力逐渐都往上集中。集中有两个情形,即经济集权和政策集权。一个情形是原来由地方政府所有的权力,被中央政府回收。上述税收和金融权力就是典型的例子。另一个情形是中央政府出台新的政策,而要求地方政府执行,可以把此称之为政策集权。这后一方面在近年来表现得非常明显。随着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中央政府所希望提供的公共服务(至少在理论上说)也迅速增加,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环保等等方面。九四年体制的两个最主要的理由,一是强化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二次收入分配能力,即国家有更多的能力,来改变区域之间和社会之间的收入差异。

  经济集权的确使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大增加。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所取得的高速而平稳的经济发展,同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有很大的关联。但同时也要看到,经济集权在二次分配方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当时所设定的目标,即减少社会收入差异,实现基本社会正义,并没有实现。分税制以后,中央财政能力飞速增加,但国家的收入差异也不断加速扩大。可以看一看,九四年体制之后,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多少倍,而收入差异也增加了多少倍呢?财政收入和基尼系数是同时上升的,并且上升得很快。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很难解释这种情形。中国很多学者假设国家的二次分配能够达到社会公平,因此国家能力越高越好。但所谓的“国家能力”和社会公平之间,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正面的关联,而负面关系是显然的。

  九四年体制导致“国富民穷”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分权的环境下,地方政府大多实行藏富于民、于地方的做法。但随着九四年分税制的实行,这种策略失去效用。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财政大幅度向中央倾斜,中国在过去很多年里,越来越显现出“中央富、地方穷”、“国富民穷”的局面。中央向地方要钱,地方也层层向下级政府要钱。财富很快向中央政府集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制度保障了财富流向中央,很简单,因为各级政府官员是由上一级政府任命的。

  而“中央富、地方穷”的局面必然导致“国富民穷”。地方政府需要生存,需要发展,因此就要向“民”和社会要钱。先是向农村农民收费。各地的农村收费土政策,曾经成为农民集体抗议的主要一个原因。农业税取消掉之后,地方政府就转向了农民的土地。现在土地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财政的重中之重。这已经产生了很多负面的效应。其中之一就是房地产价格的飞涨。在抬高房地产价格方面,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是一致的。地方政府提高土地价格,而开发商自然把土地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另外一个向社会要钱的方法,就是地方政府和企业资方合作。为了让企业发展地方经济,多交利润给地方,地方就拼命向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和廉价的工资。压低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劳工工资,在近年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最近所发生的劳工潮,只不过是前面压低劳动者收入的反弹而已。

  更为严重的是,集权已经造成了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失衡。很容易观察到一些很特别的现象。一方面,尽管集权,但中央的政策越来越难以执行下去,地方通过各种方式来抵制中央的政策,这尤其表现在“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的领域。另一方面,地方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越来越依赖中央。布满京城的驻京办,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情况。(现在要撤消驻京办,但可能会不得要领,因为驻京办完全是地方对中央的制度性依赖的结果。)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所发生的地方企业“央企化”,或者地方求助于央企的情况更是说明了这种趋势。与央企结盟是地方的理性选择,通过这种途径,地方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利益,即政策利益和经济利益。很显然,和央企结盟,地方很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利益。一些本来通不过的项目,一旦央企卷入,就很容易得到批准。同样,和央企结盟也可得到经济利益,这不仅仅是因为央企本身掌握着大量的资金,而且也是因为央企对中央政府的巨大影响力。通过央企,地方很容易融资。

  “央企化”将带来严重恶果

  央企化如果得不到纠正,从长远看,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恶果。随着中国向规制型国家转型,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要受国家的规制。而央企化必然会成为规制型国家的非常有效的阻力。央企化表明,政府的规制越来越具有“左手规制右手”的性质。甚至政治和行政上的冲突也会变得不可避免。很多央企和地方政府是同一行政级别,甚至前者的级别要比后者高。鉴于行政级别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地方政权必然和央企在很多问题上发生冲突。

  更应当指出的是,经济集权并不表明中央有权力。大多中央集权实际上是权力的部门化,是部门集权。国务院同样没有权力。实际上,权力越是部门化,国务院越是没有权力。这种情况也曾经在毛泽东时代发生过。在计划经济下,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中央的部委,造成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地方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这就导致了毛泽东的激进分权,把中央企业统统分解到各地方去。

  种种现象表明,需要对九四体制进行改革。改革并不是简单的分权或者简单的集权。上述很多问题因为集权而产生,但重新分权未必就能解决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在社会政策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环保方面的政策。所有这些方面涉及到社会成员的基本公民权问题。公民权应当是全国范围的。在这些方面需要进一步的集权。现在中央具有政策制定权,但政策实施权在地方。更是因为在这些领域往往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很多政策根本落实不下去。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在财政集权之后,也要把事权(执行政策)的一些方面收归上来。这样做,就可以把“地方公民权”转型成为“国家公民权”。尽管这并不是说,中央政府要担负所有的责任,但必须要担负相当程度的责任,以实现最低限度的公民权。不管怎样说,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中央政府在所有这些社会政策方面,必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在其它一些方面,就必须实行继续分权,主要在具有产业性质的领域。上面已经讨论过央企化的后果会非常严重。央企本来的意义,在于政府在涉及到国家整体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领域,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是,现在央企所从事的很多经济活动,根本不具有战略重要性。要给央企规定一个边界。央企不仅要退出一些不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而且要把这些经济活动下放给地方,进行民营化。中国在经济领域市场化不足,和国有企业受政府的保护是有关系的。要深化市场改革,这一步必须走。

  事权(主要是社会政策方面)的集中,表明地方政府在这些方面财政负担的减轻,而经济活动权的下放,会给地方政府更多的动力来发展地方经济。这一变化会导致另外一个积极的效果,那就是减少地方政府向“民”和社会掠夺财富的动机。

  只有这样,中央、地方和社会才会进入一个良性关系。现在的中央、地方和社会三者关系中,呈现出一种学界称之为“掠夺”关系。“中央富、地方穷”和“国富民穷”的局面,最终会导致各级政府税基的收缩。改革九四体制就是要改变现在的局面,达成民富、社会富的目标。只有民富和社会富之后,各级政府才会拥有丰厚的税基;而丰厚的税基,又为各级政府服务于民和社会提供经济条件。这种改革能够为执政党所带来的合法性资源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中央政府在所有这些社会政策方面,必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国企值得我们尊重吗?

张涛

2010-03-16

    上周在两会上,某些国企领导放言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参阅《华尔街日报》对此事的报道,显然这些代表的激动和气愤主要集中在待遇和权力方面,更有甚者对国企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表示了公开的不满。正好这几周我在肯尼迪学院上一门课,叫《中国转型的政治经济》,重点讨论的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所以有感而发,希望就国企是否值得国人尊重的话题抛砖引玉,和大家共同思考。

    首先,国企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并且是个过去时的问题,这里不想多说。国企能否得到国人尊重,则多少有些将来时的意味,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是应该更多地体现在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层面,这也是我们在课堂上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不过,这种社会责任既指企业本身的财务业绩,也包括通过公司运营帮助国家在转型期间维护社会稳定和探索可持续性发展模式的责任。在中国经济远未完成完美转身的前提下,支柱产业的大型国企依然生存在国家政策的庇护下,掌握着各种有形无形的行业垄断资源,享受着来自国有金融系统的偏向性支持,循理自然就应当承载起经济模式转型、就业和社保等相应的社会职责。从这个角度看,几位国企领导在两会上关于尊重的发言显然有些跑偏。

    在较早一篇博文里,我引用过肯尼迪学院教授领导力的海菲兹关于“野心”(ambition)和“抱负”(aspiration)的比较。在他的字典里,“野心”是个人所想得到的东西,比如金钱、权力和别人的尊重,而“抱负”则更多是指贡献给他人和社会的东西,诸如改变国家命运、促进社会进步以及慈善等行为。每个人无一例外都是“野心”和“抱负”的组合体,至于孰多孰少则取决于个人的职业选择、社会角色等因素。令人哑然的是,在本应反映民意的两会上,国企领导们集体性地昭示了太多个人“野心”。

    针对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的批评,其中一位国企领导单挑联想的杨元庆,声称杨的年收入国企领导们遥不可及,这在我看来颇有偷换概念和转移注意力的嫌疑。首先,联想属于私企,而且理论上讲是否为中国企业尚有争议,根据MIT斯隆商学院黄亚生教授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里的说法,联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注册在境外的外资企业;其次,就职业角色而言,杨元庆也不是政府任命或首肯的官用高管,而是身价可以随行就市的职业经理人。

    据报道,另一位国企领导在会上声称,企业最关注的应该是效率,说如果把公司管理得有效和公平,就足够了 。这话单看面儿上在理,但放在中国的语境里,其根本问题还是忘了自身作为国企的身份和责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结合他关于限制国企投资房地产政策的怨言,可以推断出其关于效率的潜台词很可能就是单纯对利润的追逐。至于这位领导对国企承担社会责任的不满,报道没有详说,虽然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听话听音,不会感觉很爽,但笔者这里不好多加评论。

    近几年,大型国企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可以说是大出风头,在海外上市和并购的声势也招来了众多国际投行、律所等专业公司的追逐。表面上看这些“唯利是图”的老外对国企很是卑服,但私下里这些人对不少国企领导的做派其实颇多微词。一位曾服务过数家国企的美国人来哈佛开讲座,其间特意谈到他经历过的一件事:某国企准备在海外上市,老总与国际投行和法律顾问产生争执,其间觉得两位下属使其难堪,于是半夜在下榻的酒店房间命令俩人下跪磕头,请求他的宽恕。

    当然,关于国企的正面例子也并非凡善可陈。我的一个同学曾经是某地方国企的少壮派老总,上任时接了个烂摊子,属于非垄断性行业,企业资不抵债,很多员工面临下岗。在他最难的时候,不但在公司里被少数员工围堵,家人也不时受到骚扰,一度去意萌生。那段时间,他经常夜里很晚还呆在办公室里办公,我们长途电话上也是无话不谈,我也借此了解到国企艰难的一面。尽管初始阶段很辛苦,他后来的坚持和努力最终使企业走上了正轨,在行业内重新站稳了脚。

    相信在外企做过的人都有过甲方乙方的体验,从国企客户那里亦都接受过国外公司不谙中国国情的训诲。反之,在尊重的问题上,如果国企领导们突然想起向西方看齐,而忽视了中国国情,忘记了来自政府的支持和期许,已经是在自扫尊严。只要企业还顶着国字头,尊重的意义依旧包含着一种超越小我的力量和精神。对于国家有关管理部门而言,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国企选才的标准或许应该更注重“抱负”,多警惕“野心”吧。

    资料:

国企对媒体越来越不客气

华尔街日报 Andrew Browne

 2010-05-17

    在国有企业无情扩张的过程中,中国的民营企业不是唯一的输家,中国的媒体也遭受着冲击。

    《商务周刊》是最新一家受到这种冲击的媒体。其网站发布的公告说,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周刊本月将停业整顿。这是它跟国家电网公司较劲受到的处罚。国家电网公司是中国国有企业的龙头老大,在2009年《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中排名第15。

   《商务周刊》曾发表一篇名为《国网帝国》的封面文章,文章用25,000字的篇幅报道说,国家电网公司正谋求将它在中国电网领域近乎垄断的地位扩大到电网设备生产领域。

    国家电网为什么希望朝着这个方向行进,其实不难想象。去年,中国向电力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了840亿美元。但《商务周刊》的文章说,国家电网的计划受到了政府支持的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反对;文章还引用了联合会的一份内部文件来支持这一论断。文章直言不讳地把矛头指向了国家电网公司的高层领导,并把该公司称作“弗兰肯斯坦式巨人”。

    《商务周刊》网站上的公告说,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认为该刊“违反宣传纪律”,“将内参内容公开化”,并且“多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公告没有讲明《商务周刊》究竟哪些内容出现了所谓与事实严重不符的情况。

    这不是中国媒体第一次因为报道文章涉及能源行业而陷入麻烦。三年前,《财经》杂志曾被迫撤掉一篇同样和国家电网有关的文章。这段时间中国国有企业与包括外媒在内的媒体打交道时,显示出了一种新的霸气。长期以来,国有企业都坚持要在文章发表前进行审查,这样才同意跟记者合作。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外媒极少引用国企官员的言论。

    而在最近,国企的态度已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几周前,《华尔街日报》接到一家知名国企公关部门打来的电话,谈到我们一篇有关该公司海外投资的报道。这位公关人员一开始就说,你们非法曝光了我们公司的商业机密;我们要求你们立即从你们网站删除这篇文章,并说明你们的消息来源。这位公关人士接着又说,如果不服从,我们将对你们采取法律行动。当然,我们没动这篇文章,并拒绝了对方的这些要求。

    《商务周刊》做得比较乖,它在公告中说:“这个结果,我们接受它。”《商务周刊》将在下个月复刊,但中国商业新闻中的“揭发黑幕”行动已经遭到又一次重创。中国出版物下次要经过三思之后才会去挑战国家电网或任何其他国企──而在当前,公众对这些行业巨头的仔细关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资料:

民企500强净利总和不敌两家央企

东方网

2010-08-30

    中国营业收入最高的500家民营企业中,有221家企业有意在未来三年投资于房地产行业,比例达44%。全国工商联昨天在京发布的《2010中国民营企业500家分析报告》(下称《报告》)显示上述数据。

    当天,“2010中国民营企业500家”榜单发布,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以1463.13亿元营收成绩单,连续第二年稳坐头把交椅,苏宁电器(002024.SZ)和联想控股(联想集团:00992.HK)分列二、三位。

    与去年相比,今年民企500家入围门槛由2008年的营业收入29.7亿元提高到36.6亿元。虽然民企发展势头强劲,但与“财大气粗”的央企相比还略嫌“寒酸”。

    去年,中国移动(00941.HK)净利1151.66亿元,中国石油(601857.SH,00857.HK)净利1033.87亿元,两者相加已经超过这500家民企的净利总和(2179.52亿元)。而民企500家中,“最赚钱的民企”为杭州娃哈哈集团,2009年实现税后净利87.8亿元。

    黄孟复:尽早培育民营跨国公司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2010民营企业500家”发布会上表示,中国要为大型民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尽早培育有较强国际竞争能力的民营跨国公司。作为民企“娘家人”的全国工商联,今年已经是连续第12次发布“中国民营企业500家”。负责此次调研的全国工商联经济部人士透露,2010年的年度调研是针对2009年企业营收情况进行的,共调研了3600多家营业收入在3亿元以上的民企。

    制造业占多数,民企谋求转型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经济部部长欧阳晓明表示,受益于2009年的房地产刺激政策,房地产行业从2008年的16家提升为26家。尽管如此,制造业成为未来三年民企最为炙手可热的投资方向。

    “中国民营企业500家”的入围企业仍以制造业为主,共有308家。黄孟复在会后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大型民企正积极转型,越来越多涉及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开发经营中。调研数据显示,民企500家中,有36家企业涉及生物医药产品的开发利用,有26家企业涉及太阳能、风电、新型电池等新能源相关产业。

    在昨天的《报告》发布会上,黄孟复表示,要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需要集政府、企业和工商联之力,培育和锻炼一大批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的民营跨国公司,这对推动我国产业升级,提高国际话语权,维护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全国工商联强调,进行民企年度调研和发布民企500家,旨在了解大中型民企的经营状况、行业特征及企业管理等情况,并非作秀。

     附:去年民企总收入前10位 

企业               行业         区域    营业收入总额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江苏     1463亿余元

苏宁电器集团        批发和零售业         江苏    1170亿余元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      通信设备、计算机       北京    1063亿余元

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建筑业            浙江    508亿余元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农、林、牧、渔业       四川     460亿余元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             海南     456亿余元

江苏雨润食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食品加工与食品、饮料制造业 江苏     451亿余元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食品加工与食品、饮料制造业  浙江    432亿余元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批发和零售业     新疆     424亿余元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广东      397亿余元

 

警惕国企“抱团垄断”

陈杰人

2010-09-10

    这几天,中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风头正健。先是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据显示,中国民企500强的2009年的净利总和,还不及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两家央企。及至最近,“2010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在安徽合肥市发布,中石化连续六年居首,前十位的全部是中央直属企业,在全部“500强”中,营业收入在1000亿元以上的共有60家,其中只有5家民企,而营业收人超过1万亿元的只有中石化、国家电网和中石油三家。

    对于那些高居榜单前的巨无霸们来说,这些数据也许是值得炫耀和自豪的资本,但对于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和体制外经济成分而言,这无疑是一场“国进民退”的持续性灾难。很难说在国企超级垄断的强力挤压下,绝大多数民企的未来将会有多宽广。

    如果说上述宏观数据还只是一个有关中国国企的粗略印象,那么最近被舆论广泛关注的一件具体事,则是一个活脱的证据。

    据报道,由中石化投资建设的国内第二条天然气长输管线“川气东送”工程8月31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后,管线途经的四川、重庆、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8省市天然气价格相继上调。人们原本指望通过中石化新建输气线路打破之前中石油的独家垄断,从而获得实惠,未料两家“共和国长子”却成功实施了共同“致富”,一项耗费国家巨额资产的重点基础设施,最终还是沦为两家企业市场化“垄断”的工具。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石油与中石化的上述之举,属于“双寡头垄断”,它是市场经济社会需要防范的不良现象。一般而言,如果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同行业企业超过三家,就能有效打破垄断,实现公平竞争。但这个规则一到中国,似乎就不灵验。最典型的,就是银行、通信、石油、民航和铁路的垄断。以银行业为例,虽然中国有众多商业银行,但真正居于垄断地位的,依然是四家国有银行。至于民营航空公司在国有企业面前的不堪一击、三家电信运营商对通讯市场的绝对垄断,就更不在话下了。

    依照市场经济规律本可破除寡头垄断的企业体系结构,在中国竟然完全失灵,有人将超级国企这种数目无论多少都可以形成有效垄断的态势,称为中国特有的“抱团垄断”。只要是有超级国企参与的领域,无论有多少个企业参与竞争,都可以成功地实施“抱团垄断”。

    “抱团垄断”的危害,比普通的垄断更甚:除了形成对市场的极大伤害和对消费者利益的极大掠夺之外,它能够有效阻碍其他性质的企业进入相关领域,从而阻碍该领域在技术、人才、经营管理等多方面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种“抱团垄断”让一种诡异的市场规则,游离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之外。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国有企业的“抱团垄断”,实则是中国远离市场经济、国企小团体利益与民众公共利益严重对抗的缩影。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刚刚退职的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的一句话中读出深意,他针对坊间就其任职期间的批评表示,他担任国资委主任时至少“是一个忠臣”。“忠臣”固然是一个褒义的肯定,但关键要看他忠于谁。

    在有些企业家看来,那些被称为“共和国长子”们的超级垄断地位在可预期的未来尚无法破解,可是在笔者看来,即便每一家国企都是强大的“怪兽”,每一个民营企业家和公民也都有必要以自己的行动,利用现有制度的工具作用,一点点发起对“长子们”的挑战,以动摇他们的超级垄断地位。

    对于各种经营主体来说,完全可以依照《反垄断法》的规定,此起彼伏地提起对超级国企的反垄断调查申请,也许提10个甚至100个申请都还无法真正奏效,但这种申请本身,不仅意味着一种反抗情绪,更意味着无数经营者不懈抗争的精神,民营企业家们要意识到,国有企业能够抱团垄断,为什么大家不能抱团抗争呢?

    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多以自己的消费行动,选择支持民营企业而抵制垄断者。也许某一个人用脚所投之票,并不能撼动垄断者的根基,但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意识,都认识到反垄断其实就是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久而久之,也会以“全民战争”方式奏效。

    对于社会而言,尽量有更多的声音批评垄断,揭露垄断,并以公民名义依据《宪法》和《反垄断法》的规定不时发起对垄断者的一次次冲锋,天长时久,我们也会看到一定的成效。

    从公权角逐的角度而言,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和体制外人士担任各级人大代表特别是省级和全国人大代表,这些代表,是未来反垄断战线最具战斗力的生力军。而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当上代表的企业家,在行使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多倾向于关注本人和本企业的利益,有的甚至把它当作通向政治殿堂的投机平台。假如有更多的人大代表能够通过质询、批评、动议、立法等多种途径,同垄断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也是破解垄断态势的有力方式。

 

李荣融垄断有功论引争议

2010年09月15日

    无官一身轻。刚刚卸任国资委主任一职的李荣融,说起话来更加爽快。

    在昨日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荣融表示,由于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某些行业出现垄断是正常的,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他以石油行业举例,称若没有“三大油”,中国经济早乱了。“在2008年油价高涨时,‘三大油’为此承担了高达1680亿元的巨额亏损。”言下之意,没有“三大油”的仗义死节,国内很多行业都将遭受严重冲击,比如其所提到的出租车业。

    自评是忠臣,称垄断为功臣,李荣融对央企的感情没话说,但感情不能代替常识。“三大油”即使亏损了,又不用自己掏腰包。上有财政补贴,下有消费者没得选择的支票本,再多亏损也能找补过来,而且我们也没见那个时候“三大油”节衣缩食,价值数百万元的吊灯不照样也挂起来了嘛。李荣融横比了一下,“因为油价成本太高,香港已经没有捕鱼业了,但国内不可能没有出租车业”。可是,这个对比实在无厘头,怎么不提,油价再高,香港也有出租车呢。垄断是不争的事实,垄断导致的怨气也是不争的事实,民企500强的全部利润抵不过中石油和中移动的利润总和,这也是事实。

    记得2005年,李荣融曾表示,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不存在垄断,已经形成一个基本竞争格局。此话一出,口水如潮。老百姓都看在眼里,一个行业有两至三家寡头不假,但价格竞争少,价格联盟多。5年过去了,李荣融的立场向前一步走,承认垄断,但强调垄断有功。垄断的理由无非是为了更好地与国际跨国公司竞争,竞争结果怎样不好说,我们只知道,稍早前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发布报告称,我国的宽带资费水平相当于韩国的124倍。这当然是垄断的功劳。

    对于央企,李荣融同时有着期许,认为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在7-10年的时间内,将会在经营绩效上赶上世界500强优秀企业。

    2010年,有30家央企跻身《财富》世界500强。没有人怀疑,无论是市值还是销售收入,世界500强中将有越来越多的央企,而且名次也将愈发靠前。收入可以靠规模带动,规模可以靠垄断斩获,因此央企做大很容易,或者进一步说,央企在国内做大很容易,但央企未来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庞然大物,还是伟大公司?虽然央企眼睛瞄着伟大公司,脚却不由自主地奔向庞然大物。大未必强,道理谁都懂得。成就一个伟大公司,不仅仅看重规模、资产和国内的控制力,更要看重品牌、管理、创新以及在国际上的控制力。

    根据此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WIND发布的报告,2009年A股上市国企的薪资是民营上市公司(包括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近两倍。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上市国企经营效率却不如上市民企,其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仅为后者的37.3%,约占1/3强。其实,央企的眼光不需要放那么长远,言必称“世界500强”,先在经营效率上超过自己身边的民营企业再说。

 

打着国家利益旗号的基本上都是私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教授 张维迎

2010-09-08

    市场的逻辑是,如果你想活得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这就是市场与政府行为的根本差异,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跟个人和企业完全不一样,它是靠税收,税收有法定的强制性。

    现代社会只有一个机构,不需要别人幸福它自己就能很幸福,它就是政府。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跟个人和企业完全不一样,它是靠税收,税收有法定的强制性。当我要卖给你一瓶矿泉水的时候,你有选择的自由,你觉得值才会买。但是你给政府缴税的时候,没有什么值不值的问题,你被强迫交。

    自金融危机后,全世界都流行对市场加强监管,并用政府力量刺激经济。怎么看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市场本身是一种力量,个人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你是企业,你要给客户创造价值;老板要让员工幸福。员工是自由人,只有他觉得在你这里干的好,才会留下来。奴隶制下不是这样,领主不需要奴隶幸福自己就能幸福。

    尽管政府本身的存在有其理由,比如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秩序和产权,但政府一旦获得这些功能之后,就会异化。政府创造的价值是否超过其成本,你也不知道。因为没有私权和它竞争、比赛,它是垄断、强制性的。它是现代社会唯一可以使用暴力获取收入的机构。

    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家出于某种理念、利益,政府会不断侵占私人领域,而且还能获得民众支持。比如当政府在你家附近建个大公园的时候,你当然很开心。但真正出钱的人很遥远,他没有办法真正约束它。政府天然有一种内在自我扩张的倾向,尤其当我们遇到危机、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一个机构--政府保护我们。政府官员如果预算越多,他当然可以做更多事情,比如修高铁、高速公路的时候,地方政府官员为什么有积极性?因为有很多人从中得到好处,很多人可以从修这条路中间养活自己。换个角度也是有些人在“掠夺”别人的财富,当然不是说一定是这样,但很有可能是这样。这样的情况就算在欧美民主社会里也一样,欧美唯一的好处是,预算更加透明一点。美国几千亿美元救市,有一个很长的国会讨论过程,而中国几万亿元经济刺激就这么很快通过了,资源的浪费可能是很严重的。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每个人都想要免费午餐,政府提供的机制就是,个人好处别人买单。最后的结果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只是每个人都觉得,我不去争取这个资源就会被别人争了,就吃亏了,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但我们看到的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在全市界范围内政府的监管力量越来越强大,而且是得到相当部分民众支持的,就算在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政策也是获得相当大赞许,您怎么看这样一种大政府的趋势?

    政府权力几乎都是通过危机来扩张的,每次经济危机都能创造机会给政府提供理由去扩张自己的权力。政府的权力一旦上去就下不来,因为政府权力背后就有既得利益,既得利益一旦获得,没人愿意放弃,总有人去游说维护自己的权力。打着国家利益旗号的背后,基本上都是私利。比如每个人花一元钱,中国十三亿人就要花掉十三亿。有一个人花十个亿去游说政府,那他最后还能赚三亿。好多资源都是这样通过政府或者准政府的机构浪费的,但大家很无能为力。又比如,大家买房都要付一个维修基金,你房子真要维修的时候你拿不到这个钱,因为你拿这个钱程序非常复杂,最后你会觉得,“算了,不去拿这个钱修房子。”最后所有人都没有动力去用这笔钱修房子,这样其实是少数人拥有了这笔钱,没人能管的到。政府很类似这种机构,形成不对称机制,获利的是少数人,付出成本的是大量普通人,而这些人被损害的利益其实很小很小,可能就是一块钱,所以受损的人没有办法联合起来去争取利益,而受益的人总能联合起来得到好处。

     金融危机中也是这样,美国花了那么多美元救助华尔街。可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救助呢?当然口号是拯救华尔街拯救美国经济,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遇到危机的时候,政府是最容易束缚别人。很多市场的矛盾是忽悠出来的,是吃药吃出来的。我们的宏观调控也是这样,不断给市场吃药。在中国,你不允许自由办学,而且门槛很高,造成私立学校学费非常高。政府反而跑出来说,我要管管你们乱收费。其实根源是没有竞争,有竞争就有最合理的定价。当年反垄断法出来之后,反垄断法反而成为一些机构谋私利的工具。

     所以我并不支持政府在危机时刻做更多干预。表面上四万亿经济刺激是为保持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我们都没有看到其将来的后果。政府的刺激手段很多是拖延、掩盖问题,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政府对危机的承受能力当然大于私人,但承受能力越强的机构,问题爆发后,其毁灭性的结果就越大。政府的坏账比私人坏账,持续的时间更长,后果也更严重。政府当然还可以印货币,但最后对货币体系的破坏将更严重。

    此外,企业家也有责任。企业家有一种错觉,我的东西卖不出去就是需求不足,就说服政府增加需求。其实你卖不出去,是你产品结构有问题。但他们想的是让政府帮忙。危机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政府多出钱,但后果真的无法预测。其实,危机时候恰恰是很多人用公共资源获取个人利益。

    政府干预和刺激很多情况下不是单纯的政府行为?当然不是单纯政府行为。企业都希望政府多花钱,最好还是定向的。都想利用别人资源肥自己,但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可能带来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在两年前我就曾担心过中国存在的反市场冲动,举一个例子,市场上有假冒伪劣产品,有人就会说,你看企业不行吧,需要政府去监管。当一个企业没有动力去塑造好的声誉的时候,它当然愿意去假冒伪劣。那为什么中国企业没有积极性呢?恰恰是因为政府过多的干预,让你对未来有不确定性,企业真不知道明天还能干什么,先捞一把再说。解决假冒伪劣最好的办法还是市场,让每个生产者和企业未来有一个安全感,有长远的大算,有一个长久的预期。

     “反市场”从政治家角度讲,有机会主义的因素,我们更需要有长远眼光的政治家。但现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难有这样的政治家,民主国家也会为选举而短视。比如英国每次大选期间,一定会通货膨胀失业减少,那是为了选票;一旦选举结束,政府马上就会去控制通货膨胀,失业也立刻上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政治周期。一个负责的领导不会随便允诺,而一个不负责的领导会开出好多支票,透支未来。

    在中国,反市场最典型的表征就是国企越来越强大,甚至进入一般性市场竞争领域,与民企争利。好多国有企业其实是强榨资源,强制民营企业。比如国电网,从上游到下游垄断,你不听话不给你电,不采购你的设备。国有企业利用自己强大的强买强卖能力,参与经济活动。在这一强大力量面前,好多民营企业心中没底,所以它们就投怀送抱,因为这样还有些安全感。从长远看,这是麻烦事。此外,国企还频频跨界进入私营企业领域,开始越过边界胡来。俗话说,“穷生贼富生淫”,很多国有企业就是这样的“富人”,侵犯到很多领域。私人企业除非跟政府勾结,否则做不到国企那种极致。

怎么看国企这样一种实力?

    从表面上看,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还能参与到国际竞争,怎么看国企这样一种实力?打着国有企业名号的企业,常常会被人误解,以为这些企业就是每个人的,赚钱后是每个人的利益。这是完全错误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最本质的差别在于私营企业要获得一个地位就要创造财富,国有企业可以不创造财富也能享受;私营企业出了问题要自己承担后果,国有企业出问题,没有人真正承担。国有企业赚很多钱的时候,发很多员工福利,要是亏钱了,会有政府补贴。所以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是不承担损失的责任。

    事实上很多国有企业是没有经济利润的,而且给消费者的剩余还很少,那如何看国企的强大呢?在很多地方,地方国有企业赚钱,其实赚的是财政转移,项目都是指定给国有企业做。所以表面上国有企业赚了钱,如果这些项目给私营企业成本更低,那么能说国有企业赚钱吗?这就是经济学上的会计利润和经济利润差别,经济利润意味着剔除所有机会成本,比如优惠的土地、资源等。很多国有企业有很高的会计利润,但没有很高的经济利润。对于很多国有企业来说,资源都是不值钱的,比如电信,频道都是免费给他们的,执照不用花钱,而在国外这些都要高价购买,所以你当然能赚很多。现实是,国有企业你创造的总价值一百,你的实际成本却是一百二,可很多资源你不用出钱,所以账面上你的成本是八十,这样一算你赚了,其实你是亏了二十。政府就是这样一种饭馆,米肉菜这些都不用花钱,怎么经营都不亏,或者要亏也挺难的。对于国有企业,那么多资源都不用花钱或者花很少钱,那怎么计算他们的经济利润? 我们很多国有企业很大,但它们是被卷到天上,现在问题是它们着地。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点。

    所以,中国经济改革的长期目标还是建立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我们永远不可能充分竞争,那是一个理想,但我们只有努力才有可能更加市场化。重启“国退民进”还是需要等待时机,在一个人头脑发热的时候来对他说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很多时机不成熟,说了也没用。事物包括经济都有规律,物极必反,总会有代价要付出。在目前的市场改革中也是如此。可问题是我们会吃一堑长一智吗?更多情况下是,我们总是犯同样的错。刚刚改革有了些成就,就忘了那些问题。看我们的成就,那就要分析我们这些财富怎么来的,包括我们的财政收入增长那么快,又是怎么得到的?这都要分析,哪些是合理的,哪些不合理的,哪些是长期的,哪些是短期的,我们常常不分析,只觉得财政收入增长快就是好事情。一个国家存在的目的不是增加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收入只是一个手段,但我们不怎么分析,都觉得是好消息。我刚刚也说过,只要是公共项目,上去了永远也下不来,将来我们还有能力支持这些公共项目吗?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过了眼前的日子再说。

    但不能否认,市场自己也有缺陷。市场的缺陷其实就是人的缺陷,但不能因为市场的缺陷而丢弃市场,这不解决问题。不存在一个理想制度,市场经济也是如此,我们只能在可行的制度中做出选择。麻烦的是,你没有机会证明它,任何充分证明都需要足够的耐心。计划经济不行,我们已经给他足够的时间;但中国的真正市场经济只有10多年时间,应该给它足够的时间。市场的不完善,都是人性的不完善,不能因为人的问题而否定市场。

     对市场经济改革有怎样的预期?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理念,我们对市场要真正理解和信心。如果没有信心,你就会提前终止它;有信心之后,既得利益施展不了自己的力量。在我看来,在人类所有经济制度中,市场经济是对既得利益限制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一个企业因为政府获得垄断,你只要允许其他企业加入竞争,这个既得利益就不会得到垄断。

    我们的市场基础很脆弱,产权和个人自由没有真正制度化。所以对于后三十年经济改革,最紧迫的还是产权保护和个人自由,这也是市场的基础。这也就是政治制度改革。目前政府还是随时可以抢占别人资源,最典型的还是山西煤矿问题,政府签的约你都不算数,你让老百姓怎么相信你。但这种行为却容易得到普通百姓的赞同,因为百姓对煤老板的印象都是负面的。但这是两码事情。而且名义上有补偿,但补偿标准又都是政府自己定的,这很糟糕。政府在商业行为中和其他人一样,都应该是一个平等民事主体。山西煤矿问题是非常严重问题,改革三十年建立的很多观念都在其中经受摧毁。

    前三十年市场经济改革,有了基本的市场经济框架,但是地基很脆弱,现在要加固地基。市场经济改革到了这一步,只有加强个人自由和产权保护,市场经济才有真正制度保障。

 

 


发件人:"Cui Zhiyuan" <cui-zy@mail.tsinghua.edu.cn> 2010-09-13 19:30:49 +0800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 标题: 李银河:薄熙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薄熙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李银河

2010-09-13

  在重庆成功扫黑之后,薄熙来又开始发动反腐,采取奖励实名举报的办法,相信利用利益推动的办法,重庆的吏治将会更加清明起来。

    在我看来,薄熙来的作为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当年,我们的父辈参加革命都是怀抱着一种改造中国的理想,一个黑社会欺压百姓、官员贪污腐化的社会绝对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

  记得在80年代,人们还都不习惯把各级领导叫作“官”,人们心中的干部应当是人民的勤务员,刘少奇和掏粪工时传祥握手并说“我们只是分工不同”的事情深入人心。干部根本不是旧社会的“官”。曾几何时,所有人都自然到不能再自然地把当干部叫作当官。资本主义社会的官都能公布收入,共产党的官却做不到;资本主义的香港都能做到基本上廉政,共产党的中国却做不到,这怎么说得过去?好像有一股难以控制的力量(人的贪欲)把中国向“无官不贪”“三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的深渊拖去。

  如果有一批薄熙来这样的人,共产党就还有希望。否则中国只能被一种可怕的无比强大的惯性拖回到几千年吏治的老路上去。所有的规则都是那么熟悉,所有的逻辑都是那么难以破解。如果不是历史正在和已经变成现实,吴思的“潜规则”也不会那么畅销,那么引起共鸣。

  尽管有一大批薄熙来这样的抱着最初共产党人理想主义的人在力挽狂澜,恐怕要真正走出历史循环,还要靠制度的改革。近来,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在讲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的信号。在我看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开党禁,搞大选。这是全世界政治体制改良的大势所趋。尽管这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过成功的先例,但是台湾政治改革的成功已经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范例,台湾与我们同文同种,它至少证明,中国人也能适应这种制度。

  这一改革也许会对共产党不利,但是并不违反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的初衷。因为我们相信,有薄熙来这样的共产党人,共产党被选为执政党的几率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坚信,共产党的执政绝对不是历史上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翻版,我们共产党人的理想不是做强加于人的执政党,而是做由人民选择的执政党。共产党从用枪杆子取得执政资格到用选举取得执政资格的过渡阶段正在到来,它的启动信号已经由胡锦涛和温家宝发出了。

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

  写了一篇关于薄熙来的博客,朋友提醒我他这个人很危险。树全国最高毛像,唱红歌,践踏法制,如果他上台,将离宪政越来越远。恐怕是这样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治得了黑社会,为什么?就是因为不用法治手段才能治得了他们。当初听说薄回到了法治之前的状态(李庄律师案),但是又听薄说:我手里还有五十几条人命呢。心里又倒向了他这边。一个社会总不能由着黑社会为非作歹吧。

  活幸福为目的,用专制手段先达到这个目的也无不可,只是慢慢地稳健地在我们的手段中增加民主的因素,现在不是已经有了村民选举了吗?政协会议上不是已经开始有争论而不是一致举手通过了吗?这样一点一点地改进就好了,也不一定要照搬西方民主制的所有形式(因为就连它们各国之间也不尽相同,有些国家还保留皇室呢),能推进到台湾的民主水平就差不多了,台湾跟咱们同文同种,弄起来比较有把握,不会搞得天下大乱。有些人太浪漫,老想把现有的一切秩序推翻重来,先搞民主制,其他再说,只怕是旧的推翻了,新的又没建立起来,把中国搞得跟非洲一样,那才悔之晚矣。

  有时常常感到,是非并不像理论那么黑白分明,有些社会进步也不是按理论上的途径完成的。理论只能指出大致的方向,而具体的事态并不一定是那么戏剧性的。比如说,共产党搞专制,但是它并不是跟皇上一模一样的专制,共产党的政治资源也并不完全是专制的资源,还有社会主义的资源,救济穷人的理论资源。就连胡平都说过:共产党就是只让自己做好事,不让别人做好事。他承认共产党还是做好事的,并不是营一党之私的(薄熙来反腐就是明证)。只不过是不愿意与其他人分权。

  薄熙来现在就是用很夸张的方式(唱红歌,树毛像)炫耀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资源,利用这个资源办好事(扫黑,反腐)。他的问题是,由于没有民主意识,一旦他开始做坏事(比如说搞文革),人们很难制止他,但是到目前为止,他是在利用历史遗留下来的专制手段做好事。估计扫黑反腐之后,他会做的应该是限制资本,为穷人从富人那里多争工资,降低贫富分化程度了。这也是一件好事,而且是共产党按照自己的宗旨、意识形态资源和权力资源最该做的一件事。问题是要掌握一个度,不要把资本都吓跑了。

  民主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如果说它只是一个手段,那么假定有其他手段比它还有效,就不妨一试。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比较悬。用专制的手段做好事的时候,有效率,快刀斩乱麻,如扫荡黑社会;用专制手段做坏事的时候,比如反右文革,所有人都对它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十年浩劫。

  如果说民主是目的,那我们就是一心争取宪政,拼命挖掘共产党的民主资源(比如“团结就是力量”那首歌里有一句歌词: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共产党曾经是从国民党手里争民主的,也是五四运动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意识形态传人。民主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从来都是有正面价值的,虽然不能说是意识形态主流。现在国民党已经从专制独裁改变为民主制了,共产党怎么能不如他们呢。

  在反复思考之后,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应当是人民的生活水平。非洲一些小国搞了民主之后,结果是种族屠杀,民不聊生。所以我们还是应当以中国强大人民生活幸福为目的,用专制手段先达到这个目的也无不可,只是慢慢地稳健地在我们的手段中增加民主的因素,现在不是已经有了村民选举了吗?政协会议上不是已经开始有争论而不是一致举手通过了吗?这样一点一点地改进就好了,也不一定要照搬西方民主制的所有形式(因为就连它们各国之间也不尽相同,有些国家还保留皇室呢),能推进到台湾的民主水平就差不多了,台湾跟咱们同文同种,弄起来比较有把握,不会搞得天下大乱。有些人太浪漫,老想把现有的一切秩序推翻重来,先搞民主制,其他再说,只怕是旧的推翻了,新的又没建立起来,把中国搞得跟非洲一样,那才悔之晚矣。

 

 

工人集体意识与劳动关系转型

常凯

    茅于轼:

    今天是天则所第412次学术报告会,我们请到了常凯教授为我们作报告。中国原来也有工会,但工会并不代表工人的利益。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原因是劳动力供给减少,中国已经出现了农民荒的现象。另外,现在的打工一族已经不是30年前吃不饱的农民了。那时农民进城打工要求很低,只要吃饱,有点零花钱,就非常满意了。现在则很不同,打工的那些30多岁的人,没有挨过斗,教育程度比较高,知道维权。我们现在面对的新形势就是,工人的觉悟在提高。所以,今天讲的“工人集体意识与劳动关系转型”是非常切合实际的。下面有请常凯教授。

    常凯:

    很高兴今天能来天则所,就备受关心的劳资问题、劳工问题和罢工相关问题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天则所声名远扬,聚集了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这里讨论的问题都是中国的前沿问题,讨论的深度也是其它会议不能比的。

    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想结合五、六月份中国爆发的罢工潮来谈一谈。大家都注意到了,五、六月份,中国各地发生了罢工。对此媒体的评论很多,但经济学家的声音很少。我是学法律的,以前在日本教书。日本有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对话活动。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式不太一样,关注的焦点也有所区别,但社会现象或者社会经济现象存在共性,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只有看问题角度的差异。全世界的媒体、学界都在关注这次罢工潮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可经济学家却没有声音。陈志武教授和薛兆丰曾经就罢工问题发表过言论,但除此之外,我几乎没有看到大牌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所以,之后我也想请教一下各位的看法。

    这次工潮事件有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一个是富士康事件,一个是南海本田职工罢工事件。其中,富士康事件以12个员工跳楼为标志,南海本田事件以近20天的罢工为标志。两件事反映了中国经济和劳资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哪些特点,对中国劳资关系今后的发展有哪些影响,都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富士康事件后,政府、工会和学界更关注的是对工人的心理疏导,认为这是当务之急。其理由是80后、90后心理脆弱,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如前一辈,受不了挫折。如果是个人事件,这个理由或许是成立的,但用来解释群体事件,解释富士康12个员工接连不断的跳楼,似乎难以令人信服。另外,如果用这个理由解释富士康90后的跳楼,哪又如何解释本田同样是90后,却选择了集体罢工呢?这次罢工的发起、组织、进行和结束都有条不紊。难道这些90后就能吃苦耐劳,心理承受能力就高吗?

    政府机关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人的意识是和社会存在相关的。尤其是工人这个社会阶层,他们必须考虑自己在社会经济生活和生产场所中的地位,对自己的认识,和对自己今后发展的诉求。富士康和本田的工人同样是80后和90后,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我觉得需要研究这些工人所处的经济环境,特别是他们在生产场所中的地位和权利。

    富士康和本田虽然都是现代产业,但在管理方式、企业文化和工人生存状态上存在很大差异。富士康在经济上是个非常成功的企业,这种成功与郭台铭的管理理念、市场敏感度和在适应全球化方面做出的创新分不开。企业要成功,必须有严格的控制力。富士康是半军事化、半封闭的管理,那里的社区基本是割断的。应该说,富士康的劳动条件总体上是不错的,不能被简单称作血汗工厂。当然,如果从人的自由发展层面来说,富士康可能是有血汗工厂的意味。但在劳动者的待遇方面,它是属于中等偏上的:按时发工资,给加班费,福利待遇不错。但是,在富士康加班特别多,每天加三、四个小时是正常的。企业文化方面,郭台铭的文化就是全体富士康人的文化,随处可见郭台铭语录,这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工人在富士康并不是独立的主体,由于长时间的加班和严格的管理,他们已经异化为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零件,一个机器的组成部分。

    富士康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原子化和碎片化管理。老乡同学进去后都被打散,统统分开。最后出现了一个人跳楼,同宿舍的其他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他们曾经做过一个游戏,谁能把同宿舍另外7个人的名字说出来,就能获得2000块钱的奖励。结果,这个奖居然没人能拿走。其实,这是雇主管理工人的一种常见办法,即不让工人结成力量,防止工人拉帮结派。但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获得平衡的基本前提是雇主靠资本控制,劳工靠团结。郭台铭对此非常清楚,所以他不让工人团结起来。在富士康,谁都不认识谁,组织罢工就非常困难。但这样也有问题,工人缺乏依靠,没有组织。虽然有几十万人,但却是一盘散沙。如果工人想不开,或者遇到困难,没有其他组织可以提供帮助。消极、绝望的情绪在这种环境中更容易传染,难以抑制。这就是富士康不断出现跳楼事件给我们的启示。

    工人的权利不仅仅是干8个小时的活,收8个小时的工资,他们还有精神权利。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精神权利,特别是主体的精神权利。有位记者说,几十万人高密度聚集在三四平方公里的富士康,他去了之后都觉得自己不存在了,时间长了他都想跳楼。另外,在富士康,想晋升非常艰难。他们分员级,即操作员,和师级,即工程师两大类。往往十几年只能涨几百块工资。虽然富士康相比其他企业总体是好的,但其流动量非常大,流动率非常高。因为工人一步步走下去,却看不到希望在哪里。工人已经成为创造价值的工具,而他们独立的人格和价值则无法实现。本田和富士康就不太一样。本田的工人加班比较少,待遇也相对比较高。南海本田的工人住处和生产场所是分开的,而富士康的是放在一起,这样工人就很难形成自己的精神空间。南海本田工人的联络比较紧密,因为很多人从技校到实习到留在工厂,有密切的地缘的和工作上的联系。另外,因为加班比较少,工人就有比较多的自由空间进行讨论、接触。这种情况下,工人容易形成共同的意识。

    南海本田的工人也是80后和90后,这次罢工的代表叫李晓娟,名字和电话都上了网,她才19岁,写了一封公开信。我和她接触后觉得很震惊,因为这些人有典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的意识。首先,他们和计划经济下的工人,比如国企工人,不一样。他们还没有发展到要求“主人翁”权利的地步。国企和非国企工人的意识不一样,非国企工人追求作为雇佣劳动者的权利,比如起码工资或者说劳动价格应该要公正。这些人和老一辈的农民工也不一样,老农民工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所以,叫这些人“新生代农民工”并不准确,他们和农民几乎没有联系,仅有的联系是他们有农村户口。他们中很多人是在城乡结合部长大的,很早就出来了,根本没有干过农活,从来不想当农民,他们的目标就是在城市中生活,在现代产业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他们和老一辈不一样,他们文化水平比较高,掌握信息比较多,对社会、法律、经济问题都有所了解。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人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是老一辈不能比的。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争论和实施过程更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劳动合同法虽然规定了工人有各种权利,但实际中,工人并不能完全享受到,这就加打大了工人心理期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在现代产业过程中,现实让他们自然而然产生出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即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所以,与其说他们是“新生代农民工”,不如说他们是“新生代产业工人”。我们必须正视这些人,研究这些人,对他们有准确的把握和定位,继续用农民工概括他们是很不准确的。

    作为新生代产业工人,富士康是特例,南海本田工人发起罢工有普遍意义,新生代产业工人经过二三十年社会变化后,进入现代产业关系中,对自己的地位身份有比较准确的定位。阶级形成最重要的标志是有共同的阶级意识,把个人对工资的追求和整体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比如南海本田的罢工,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工资不满意,但大家意识到,这次集体活动的发起和今后的发展直接相关。另一个案例是阿兹米特,也是本田系列的。开始是一线工人罢工,雇主很强硬,要解雇所有罢工的人,这样使得办公室人员和管理人员也加入到罢工中来。工人和管理层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在劳资关系中,中高级管理人员和工人有共同的地方,他们追求社会正义。他们觉得雇主太过分了,工人提的要求是可以谈判,不应该采取开除工人这种极端的手段。可见,我们要关注工人的构成,工人群体的变化。新生代的产业工人,市场化的产业工人已经形成,并正在走向成熟。

    下面我谈一下工资增长机制和劳工三权的问题。最近这些工潮的起因基本都是工人为了增加工资。就性质而言,都是经济性质的,没有政治方面的诉求。工资问题是劳资关系中的核心。经济学界有相当一批学者主张工资完全由市场调节,政府不要干预。以张五常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最低工资一直持反对态度。理论上讲,最低工资有不小的负面作用的。但即使在最市场化的美国,最低工资也是实施了上百年的制度。之所以接受这种制度,是因为市场化下的劳资关系无法完全靠市场进行调节。劳资关系本身是不对等的,有人认为市场化后,契约自由,来去自由,市场自己就可以进行调节。但市场化的平等是形式化的平等,其实际上是不平等的。由于资本的稀缺性,劳动者一直处于从属地位,这种从属不仅表现在工作上,还表现在社会地位上,相互关系上,甚至人身上。工人只能听从指挥,工作期间没有自由,因为工人把劳动力使用权让渡给了雇主,雇主给他们工资。

    要平衡劳资力量。一是政府公权力介入,保护弱者,比如最低工资。计划经济下,我们控制工资总额,不让超过;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对最低标准的把握,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政府的最低工资仅仅是个生存线,并没有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要解决社会公平问题,需要靠劳资双方的力量博弈。在对劳动合同法的争论中,有人质疑劳动合同法保护工人权利,平衡劳资关系的作用。我认为,劳动合同法做不到,但劳动合同法是个机制,是个起点,下一步是集体劳动关系的调整。劳动合同法调整的是个别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认可、确认劳动关系,要提高和改善这种关系,劳动合同法做不到。劳资力量的平衡除了靠政府介入外,还靠工人形成集体的力量和雇主进行抗衡。历史发展经验很明显,劳动者必须享有自己特定的权利——劳动者集体权利。这在国外叫劳动三权:团结权,比如成立工会,集体谈判权,和集体行动权。这些权利是劳资双方获得相对平衡力量的基本手段。

    学界现在都在讨论罢工的问题,到底工人应不应该罢工,罢工有什么作用?薛兆丰把罢工叫集体敲诈。其实,罢工不仅仅是经济学问题,还涉及到社会学,工人组织的法学权利,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罢工是集体敲诈的看法比较极端。陈志武教授做了很多论述,大家在网上都能看到。还有句话很有意思,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里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劳动不仅是生产的中心要素,还是一种特殊商品,说到底,组织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福利。书中还说到,和普通的印象相反,罢工的方式其实很少使用,罢工损失的时间只占劳动时间的百分之一,因为伤风感冒损失的劳动日远远高于因为劳资纠纷损失的劳动日。这些话的意义在于,如果仅仅把劳动者当成要素来看,或者从雇主角度看,把它当成成本使劲往下压,那就忽略了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的特点。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为了发展经济,为了效率,什么都看不到,连大师都说,最终目的就是提高人民的福利。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是以牺牲劳动力为代价的。国有企业工人是国企改革的牺牲者,农民工在中国出口经济的整个生产过程占到了一半以上,但他们连最基本的待遇都享受不到。中国现在的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已经使整个社会的冲突变得非常激化。我看网上说,河北一个铲车司机因为劳资纠纷开着铲车拍了好多车,死了十几个人。这种恶性事件表明,中国劳资关系和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了。如果还按照原来的模式发展经济,靠牺牲劳工来追求GDP和效益,那将来的社会成本、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都会非常大。

    罢工权利我们认可也好,不认可也罢,是国际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调整的基本规则。说罢工是集体敲诈,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罢工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威慑,罢工对企业是一种损失,否则对企业不会有压力。对于中国的工人,罢工的风险和成本更高。在国外,罢工最主要的是经济成本,如果罢工失败,工人要承担相关费用。而在中国,工人罢工的成本主要是风险,工人可能会被开除,可能被说成是制造社会动乱或者扰乱社会秩序,追究刑事责任。所以,一旦工人罢工,肯定是迫不得已,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否则谁也没有本事挑动几百个人罢工。中国的罢工大多是自发的,权利不是很明确,这样风险就更大了。有学者说,这是要挟,是工人在选最恰当的时机进行敲诈。这种分析非常主观。工人罢工都是有理由的。在国外,罢工非常严格,是和谈判是联系在一起的,不经过谈判就罢工是违法的,只有在谈判破裂,雇主不谈判或者不实施时才能罢工,而且罢工也是为了逼迫雇主回到谈判桌上。中国工人罢工就更不存在挑时机的问题了。五、六月份,中国上百家企业罢工。从罢工规模上看,去年通钢工人罢工有2万多人参加。从持续时间上看,南海本田罢工持续了20多天。另外,过去的罢工是零散的,现在开始产业化和同盟化,比如汽车行业、出租行业和服装行业,一边罢工,另一边同时相应罢工。

    国际上把劳资争议分成两大类。一种是权利争议,前几年更多是权利被侵害,比如不发工资,不给加班费。而这一轮罢工既有权利争议的性质,又有利益争议的性质。企业往往并没有侵害工人的权利,没有不给工人发加班费,没有不上保险等等,但工人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企业盈利,工人工资却仍然很低。南海本田的例子中,并没有出现工人工资低于最低水平或者不给加班费的情况,但工人感觉不公平,因为企业效益很好,而工人却没有分享到成果。本田2009年纯盈利1671亿日元,增长将近92%,但工资却没有动。工人现在都能得到这些信息,他们觉得不公正,希望得到更公正的待遇。金融风暴时,大家风险共担,下岗的、裁员的,可经济上去了,为什么工人还不能同时分享发展的成果呢?另外,虽然2009年我们遭遇了金融危机,但GDP增速仍然有9.3%。可工人的最低工资被冻结着,大批工人被解雇,在岗工人的待遇即便没有下降,也只是持平。那么,增长的9.3%去哪儿了?当然政府税收是一方面,这里不涉及。所以,罢工并不是工人找合适的时机敲竹杠,而是因为权利得不到保障。今年罢工的利益争议性质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这是工人集体意识增强的表现。

    今年的罢工有几个特点。第一,劳资纠纷基本都是经济性质的,比较简单,大量发生在非公企业。同时,国有企业的罢工比较复杂,往往和国企改制直接相关,有政策和历史的因素,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和官商勾结,处理起来比较复杂。而非公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则比较简单。这种劳资纠纷就是未来纠纷的主要方向,因此,市场化下企业的劳资纠纷更加典型。第二,罢工具有自发性。中国的罢工不是工会组织的,是工人自发的。如果工会有策略,有斗争目标,那可能在劳资关系中还有一些主动性,而工人自发组织往往就是被逼无奈的最后选择。国际上,常常是谈判不成罢工,然后再回到谈判桌上。而在中国,虽然有集体谈判,但更多是形式主义,现实中往往先罢工,再回到谈判桌上。

    南海本田的罢工具有典型意义,因为他们把劳工三权都提了出来,这样群体意识就体现了出来。他们不仅要增加工资,还要求有自己的组织,即团结的权利。他们提出整改工会,因为工会不代表他们。另外,雇主如果不答应涨工资,那就只能靠工人停止工作。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劳工三权的立法不健全或者不实施,劳资关系就很难调整,老板只能实行原子化和碎片化,防止职工团结起来。这可能能让企业的短期发展达到效益最高,但从长期来看,特别是从社会稳定和劳资关系平衡的角度看,这种方法肯定不能长久。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一条基本的规则。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的保护比我们更甚,为什么还给工人权利呢?相当意义上,他们并不是为工人着想,而是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着想。上海一位非常有影响的律师马建军认为,应该给工人罢工的权利,但是要规范。否则,目前情况下,只能从低层次上调整劳资关系,解决不了基本问题。他站在雇主的角度,但比雇主看得更远。而经济学家现在往往就理论谈理论,脱离中国的实际。中国工人现在什么状况,中国劳资关系如何,工人为什么罢工,有没有理由,理由在哪,如何处理,有哪些影响?不回答这些问题,那只能是纸上谈兵。

    中国的集体谈判权已经比较明确,至于团结权,在中国,只能有一个工会,工人不能在体制外自由成立其他工会。这是个更加复杂的问题,这里就不详谈了。我要说的是,工人的行动应该在法律框架内,不管我们怎么评价这个框架。但即使是在这个框架内,中国工人的权利也没能实现,因为现在的工会不能代表工人。广东省总工会主席邓维龙说,企业工会基本都是雇主控制的工会,一旦出现劳资冲突的时候,工会都站在雇主一方。这次南海工人提出整改工会并不是要成立自由工会,而是整改现有工会体制里的工会代表。外国媒体和研究者总希望工人按照西方模式提出自由工会,实行工会多元化。但是,目前在中国让工人搞自由工会不切合实际,是对工人的不负责任。当然,如果工人愿意,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作为学者,还是应该支持和宣传在法律框架内完善团结权、完善工会制度、改善现有工会。关于罢工权的争论很大,很多人认为在中国罢工违法,其实这种认识很不准确。从宪法来看,对罢工权的规定四部宪法中1954年的没有,1982年的没有,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都是有的。1982年的宪法删掉了对罢工权的规定,理由是工人不能罢自己国家的工,因为当时还没有自由化改革。那么,是不是宪法没有规定,中国工人就没有罢工的权利呢?恐怕不是的。中国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工人有罢工权,但是也没有禁止罢工。法无禁止即可行。所以,罢工在中国起码不违法,不能以罢工罪来惩罚罢工者。更进一步说,中国承认罢工权。中国政府签署人大批准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第八条规定,工人有权罢工。中国批准公约时对这一条没有做任何说明和保留,这就证明中国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承认罢工自由这一基本权利。不过在国际法转变成国内法这方面,我们还需要继续做工作。

    宪法以外的法律中,工会法第27条对罢工的处理做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在企业、事业单位出现停工怠工事件时,一,工会应当代表工人同有关方面协商,提出解决办法,二,企业应当解决工人的合理要求,三,工会应当协助企业尽快恢复工作生产秩序。这里虽然用“停工”没用“罢工”,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英文版中用的是罢工的英文,strike。其实,罢工和停工的关系就是失业和待业的关系。法律的规定很明确,解决工人罢工的前提是解决工人的合理要求。如果罢工不合法,法律不会说解决合理要求,而是说追究参加罢工的有关领导的责任。所以,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中国罢工存在法律上的障碍。政府对这个问题上的处置也基本持宽容态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南海本田罢工。我被工人邀请作为劳方的法律顾问参与罢工解决,地方政府对此非常高兴,广本的老总曾庆洪也非常高兴。政府的态度比较明确,不介入劳资纠纷,由劳资双方自行谈判。当时,日方有5个人,总经理,财务科长,管理科长,技术负责人和总部的法律顾问和代表,而工人这边都是十八九岁的小男孩小女孩。罢工是罢起来了,但怎么收尾,怎么谈判,工人没有经验。他们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遇到很多法律问题,雇方说他们违法,他们觉得不违法,但又说不清楚,所以向我寻求帮助。我觉得我有责任给他们提供法律上帮助,至于谈判的最高目标和底线,内部怎么决策等,我也比较熟悉。

     罢工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的态度。刚才提到的马建军律师就有很多客户跟他说,他们来投资,上税,政府应该保护他们,工人罢工时政府应该强力介入。国企出现这种集体行动时,政府往往强力介入,私企出现这种情况时,前几年政府为了维持稳定、保护投资,也采取这种办法,但现在政府清醒了,这种办法和市场经济的规则不相符,而且后患非常严重。对于罢工问题的解决,政府应该处于中立的地位,不应该强制老板必须涨钱,也不应该强制工人必须复工。政府如果冲在前面,特别是动用警力或者国家机器强迫工人复工,那么政府其实就在替老板买单。我在行政学院讲课时,问省部级官员和市长,私企发生劳资纠纷时,他们为什么要冲在前面动用国家机器呢?这叫公器私用。而且,这本来是劳资双方的问题,政府介入就把经济纠纷变成了政治事件,变成了劳动者和政府之间的冲突。这样,工人会把对资方的怨恨转移到政府身上。因此,政府介入是非常愚蠢的事。南海本田事件的处理中,地方政府和中央都非常冷静。广东地方政府对工人的这种行为表示理解,但是不要扩大,政府不强力介入,而是促进谈判。最终,事情处理得还是比较令各方满意的。虽然工人要求工资提高800元,但是老板不能一口价,工人也不能一口价。罢工时,只是宣称工资不提高800元就不复工,但真到谈判时,双方都要妥协。最后涨了500块钱,30%,可以了。最重要的不是涨了30%,还是40%,而是工人开始介入工资决定。罢工仅仅是一种手段和压力。

     中国的劳资关系20年来也在进行市场化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是滞后的。现实中,我们已经市场化了,但非常不规范。过去,劳资是一体的,但现在劳资有差别,既矛盾冲突,又能合作,这种市场化的关系需要劳资平衡,工人有工人的权利,雇主有雇主的权利。社会结构和劳资关系结构决定必须有人当工人,有人当老板。有人鼓吹回到计划经济,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现在的情况是,工人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利没了,市场经济时期的权利也没有。在工人的就业、工资、休息、职业安全等个人权利方面,我们的差距还很大,而工人的集体权利、团结权利、谈判权利和罢工权利,这些理念甚至在社会上都还没有。中国劳资关系的发展正在从个体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可能靠个体劳动关系调整,只能靠集体关系调整。这次罢工潮把这种转变的趋势清晰地凸现了出来。三四年前,我们做过一个国家社科重点课题,即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特点和趋向,当时就提出了这样的判断。2009年,我们做的年度劳动关系报告中也指出这种转变越来越清晰,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那么,中国的劳工政策如何适应这种转变呢?对政府来说,这个问题非常直接,而对企业,很多经济学家仅仅就经济谈经济,忽略了企业是社会权利、法律和经济的结合。中国的企业,尤其是非公企业,这20多年来高速发展。但是,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促进经济靠的是牺牲劳工利益。中国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从来没遇到过对峙。劳工根本不是对手,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就是一种成本。对此,前几年劳工还没意识到,或者能接受,或者意识到了但没有办法,但现在不是了,国有企业和非公企业的工人对自己的身份和权利认识得越来越清楚,所以企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在深圳跟一个老板说,我们应该体谅政府的良苦用心。政府并不希望工人形成集体的力量,或者靠政府的强制力,而是希望通过更加平和的手段,让大家主动处理好劳资关系。企业应该对劳工有更多的人文关怀,不仅发展企业,同时也让劳工得到发展。劳动合同法就是希望稳定这种关系。并不是成本越低,对企业发展越有利。有适当的成本,企业才能发展,最低成本的发展很可能最终会翻车。或者给企业以选择的权力,或者通过平和的方法,商量解决劳资问题,共同发展,或者通过激化矛盾,让工人罢工、抗争来发展。没有工人的压力,企业就想不到这一点。富士康事件中,郭台铭一句涨30%,不用讨论,工资就涨上去了。南海本田,通过谈判涨了34%,而罢工前,企业连涨10%都不同意。30%对于富士康意味着,今年纯利润减少将近10%,但仍然有钱可赚,而对于南海本田,纯利润只减少将近5%。增加的工资虽然只占利润的很小一部分,但想让企业让出这些钱来,工人必须团结。如果企业有远见,能采用工资增长机制,人力资源管理和员工发展计划等,当然最好。但中国有很多初期阶段没有越过去,还处于日本五六十年代的状况。所以,劳资关系转型后的规范化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重点。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茅于轼:

    非常感谢常凯教授给我们做的报告。他分析了富士康和南海本田罢工的不同,新生代产业工人的情况和政府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他特别提到了企业现在已经不是和个人谈判,而是和一个阶层谈判了。下面我们首先有请吴庆教授发表评议。

    吴庆:

    非常荣幸今天能参加天则的双周论坛,对常凯教授的发言做出评论。常教授今天演讲的内容是对中国经济有重大影响的非经济问题。下面,我先以我的视角归纳一下常教授的演讲内容。常教授回答了三个问题,涉及到了第四个问题。

     首先,常教授提出了现在雇佣市场上的一个既成事实,即80后和90后的工人是新生代产业工人,与以前的工人不一样。这里其实可以做一些更详细、更全面的对比。比如,旧国有企业工人在年轻力年轻力壮盛地工作时,得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承诺,而现在很多工人都没有得到这种承诺。另外,过去农民工到城里打工的时候没有身份要求,甘当二等公民,而现在的新生代工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二等公民,他们要求与普通市民享有同样的权利。南海本田罢工就是工人在要求自己的权利。我认为,这只是他们要求权利的第一步。

     第二,常教授回答了上述新情况发生后,未来会怎么样的问题。其实就是劳资博弈的过程和结局。常教授观察到个体博弈可能出现的两种结果。一种是富士康案例中,“原子化”和“碎片化”的工人弱小无力,无力实现权利诉求,最终选择了自杀。事实上,如果他们选择杀人,对社会危害更大。另一种博弈是本田工人有了集体意识,团结起来,作为强大的群体追求权利。常教授认为后者是成功的。两组案例相比,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工人团结与否,其次是政府的作用。

    第三个问题是怎么改进未来。常教授认为:一,碎片化和原子化的管理是不好的,工人还是必须组织起来。工会站在工人的立场上,代表工人集体的利益。二,政府应该在劳资博弈中保持中立。如果政府深入其中,偏袒任何一方,都可能导致不好的结果,至少有一方不满意,甚至两方都不满意。

    常教授回答了以上三个问题,还涉及到了第四个问题,即劳资博弈的制度基础。例如,自由工会在中国有没有可能,工会有没有可能完全站在工人的立场上。这是非常重要、也不可回避的问题。解决劳资纠纷的办法如果不是制度性的,那么即使成功,也只是偶然侥幸。

    下面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很少发言。常教授讨论的问题本身和经济密切相关,但不是一个经济问题。经济学家的关注焦点是市场。至于市场上的企业,典型的经济理论把它视为黑箱。把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放进企业,企业就生产出产品。至于企业内部发生了什么,经济学家并不关心。

    在经济学家看来,工人这个群体起来要求权利和市场供求有很大关系。当门外有劳动力大军等待就业时,门里的工人是没有什么资本去谈条件的。现在,计划生育发挥了作用,对外开放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劳动力已经不那么过剩了,“刘易斯拐点”到了。供求发生变化后,稀缺的一方就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这是本田案例的经济背景。

     我个人在企业工作过三年,其中两年多是在基层的管理岗位,对劳资关系深有感触。我想说的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博弈有很多影响因素,可能出现很多种结果。薛兆丰说的敲诈情形,我当车间主任的时候就遇到过。但是,薛兆丰用敲诈评价本田案例就不合适了,因为敲诈有个前提,必须是一锤子买卖。如果双方重复博弈,这种敲诈就对自己没有好处了。南海本田案例中,工人要求的是长期合同。

    其实,新生代产业工人遇到的困难,其他群体也会遇到。一名大一学生今年夏天参加军训时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叔叔,我很愤怒,但又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军训教官体罚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学生被送去了医院,体罚的结果。教官还说,我拽我有理,你拽弄死你。”他问我应该怎么办。这就是过度军事化管理的结果,不仅农民工无法接受,年轻一代都很难接受。早期的企业军事化管理事出有因。最早的大企业没有管理经验,也无榜样可循,只好从西点军校拷贝。西点军校有名并不是因为打仗,而是因为培养了很多管理人才。当代的企业搞军事化管理,只能说明管理水平很初级。

    最后,我对常教授的主张提出一点疑虑。常教授的文章很强调集体意识和团队讨价还价的能力。我想问的是,企业中那些无法加入团队的人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可能是办公室女性,有可能是秘书。他们无法加入同类人的团队,他们的利益怎么保护。甚至有些CEO的权利也会被剥削,比如褚时健。我的看法是,法律直接保护个人的权利比依靠集体维护个人的权利更加基本,更加重要。

曹可安: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天则所的论坛。我和常老师认识很久了,他在劳动关系方面的研究非常深,他一直提倡劳动三权,在这个方面也是我们国家的权威。常老师的报告可以说对政府的政策制定和管理提出了三大挑战。

     首先,由于新生代劳动者与以往劳动者相比有不同的特点,如权利保护意识强、视野宽、参与意识强等,按照常老师的提法,是“新生代产业工人”。我们应该如何在劳动关系上进行规划,应对劳动关系出现的这个新的特点,这是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政府原来把劳动者划分为不同的身份,这种方式我认为是不可能延续下去的。第二个挑战是,政府、工会和劳动者三方在新的劳动关系中如何定位。这不仅是对政府的挑战,更是对工会的挑战。工会如何转变,真正代表工人利益,而不是作为资方和劳方的调解人。否则,工会的边缘化将不可避免。第三个挑战是,政府、工会和劳动者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找好自己的定位,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是常教授提出的一个大课题。不管法律怎样,我们都要司法依法,法律再不好,也不能违反,这是一个基本理念。我国法律虽然在很多方面有缺陷,但从其制定过程和本身来讲,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劳动者的利益的。所以,我们面对的挑战就是,如何在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维护工人权利,如何使三方机制更加有代表性。现在,工商联等雇主组织都强烈要求加入三方机制,以使三方机制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我们国家,三方机制的实体化和常态化都是我们应该踏踏实实做的事。让企业家找到更能代表他们说话的组织,让工人也能找到代表他们说话的组织,政府在其中起组织协调作用。我从常教授的报告里读出的更多是挑战,其解决过程会很漫长,我们需要常教授这种有远见的专家来参与,让政府在劳资矛盾的解决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政府对劳资关系的处理还是有比较清晰的看法的。现在的劳资矛盾是所有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比如初次分配不合理,贪污、税收带来的其他社会问题等,解决起来难度大。可以说,光靠劳动行政部门一家来解决是不可能的。

    今年劳资矛盾集中爆发,连锁性比较强。上半年发生了五六十起百人以上的罢工,蔓延到了14个省份,从沿海到内地。应急机制常态化是我们处理此类事件的方向。目前,解决劳资矛盾的方式通常都是加薪。我们认为,加薪时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第一是促进就业发展和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关系,第二是增加工资和扩大就业的关系,第三是处理好工人的维权和整个经济发展和职工长远利益的关系。总之,加薪是一定要加的,但要掌握好加薪的节奏和力度。谢谢大家!

    秋风:

    我谈三点看法。首先,我补充一些事实。过去60年里,中国的劳工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1957年,中国有一波很宏大的工人运动,大概和东欧的工人运动相呼应。80年代工人运动和地下民主运动混合在一起。近期就我观察到的和有所研究的工人运动有三波,第一波是90年代初期,国有企业改革引起的工人大规模运动。这波运动一直持续到现在,比如通钢工人的罢工。第二波是新世纪初期的农民工维权运动,第三波就是这次。每次运动工人都有不同的诉求和表达方式,政府的应对态度和策略也有很大不同。这次地方政府,尤其是广东地方政府,表现得还是比较理性和克制的。这对我们的体制而言是一个突破,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向来是镇压工人运动的,视工人运动为对其的冲击。而这次广东政府容忍了工人运动,不再认为工人运动是对政府基础的冲击。这种变化是一种良性的变化,非常值得我们称赞。

    我再从经济学角度对劳工三权进行一下论证。薛兆丰和铅笔社都号称自己是奥地利学派的,我也是研究奥地利学派的。其实,从奥地利学派的立场出发,我们不会反对工人通过某种方式主张自己的权利。奥地利学派认为,价格并不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在真实的市场过程中,价格是由谈判决定的。就像我们去菜市场买菜,他说要2块钱,我说1块钱吧,最后1块5我们成交了。也就是说,在交易的当下,没有人知道供给和需求。所以,说价格由供需决定是事后的解释。供需不是当事人行动的依据,当事人的依据是他的想法和观念。比如,他认为自己的劳动力值这么多钱,或者看到本田的利润增长了150%,他就产生了自己工资要涨20%的期待,这些观念会驱动他们采取行动,行动最后决定价格。这种价格有效率吗?按照布坎南的理论,必须推定这种工资是有效率的,不涨工资反而是没有效率的。只要双方各自表达了自己的意愿,通过平等谈判,确定了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就必然是有效率的,公平和正义的。薛兆丰试图用比较肤浅的经济学常识解释这个复杂的现实问题,虽然他不断声称自己讨论的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但其实他谈的是教科书的经济学。

     最后,我想谈一下讨论劳工三权时必须考虑的一个维度。世界上的劳工运动是影响经济的非经济因素。那么,我们看劳工权利的时候,也需要一个超出经济的角度。罢工权不仅是工人主张的利益,也是对公民政治主体性的确认。中国的政体号称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不管有没有做到这一点,但从政治上,我们认为工人阶级是主人翁。过去30年我们看到的是,富人的政治地位在迅速提高,而工人的政治地位基本消失了。企业家或者富裕人群的政治地位提高没有错,他们应该获得公民的权利,但同时刻意压制工人的权利则不能被接受。要人人平等,就应该把低的拉上来,而不是把一部分拉下去。人大和政协里,根本看不到社会底层的代表,也没有人替社会底层人民发言。中国的精英阶层的自利倾向非常强,很多企业家会利用自己人大代表的身份,把企业的诉求提出来。这就导致从体制上,工人、农民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被系统地忽视。工人运动是底层民众改变其政治上被奴役状态的努力,所以意义非常大,就像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维权,甚至比它们更大,因为工人更自觉地联合起来采取行动。他们是在声张自己的经济利益,但他们更是在要求社会承认他们是政治上的主体,而不是客体。这次运动宣告着,随便安顿工人,想给他们多少钱就给多少钱的时代结束了。其实,中国应该有更大规模的劳工运动促进社会向更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

    王建勋:

    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没有时间展开来谈了,我就讲三点。首先,罢工不是一项权利,把罢工当成权利是对权利的误用和滥用。从法律意义上讲,一项权利一定有对应的义务。比如,我对这瓶水有财产权意味着任何人不能把这瓶水拿走,否则他们就侵犯了我的财产权。罢工不是一项权利,但罢工是可以的。罢工是一种违约行为,工人可以罢工,雇主也可以解除合同,解雇工人。我们有各种权利,生存权,发展权等等,这在我看来都很荒谬,根本经不住逻辑和理论上的考量。罢工权就属于这样一种权利。但我同时支持罢工的行为,因为罢工本身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大家有违约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支持南海工人罢工,不论是为了工资还是改善其它条件。但同时,如果雇主说要解雇工人,那也没有问题,这是合乎正义的。我们不能以同情取代理性,不能看到车间条件很差,就支持工人所做的一切。当我们没有血汗工厂的准确定义时,每个地方都可以被叫做血汗工厂。我在政法大学上课,教室没有空调,特别热,那也是血汗工厂。很多人说外国有罢工权,这是不准确的。罢工权第一次被写进宪法是1937年墨西哥的,后来陆续被写进其他国家的法律。但在法治国家,所谓的罢工权其实受到很多限制,或者说这些国家并不承认有罢工这样一种权利,虽然他们允许罢工。美国很多州规定有些行业决不能罢工,比如公务员。我们设想一下,一旦火警罢工,或者邮局的工作人员罢工,或者公立学校的教师罢工,那会是什么情况。所以,罢工的适用范围非常有限,并且有很多限制。今天没有时间详说了,这涉及到美国和欧洲劳工法的发展。

     很多的罢工都是为了提高工资,但是存在客观的工资吗?多高的工资才算高,多低的工资才算低?我在学校教书,一个月给我三千块钱,我觉得太低了,应该给我三万或者三十万,这才是合乎正义的。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工资没有客观的准则,完全是双方博弈的产物。市场上,不还价可能要2块钱,还价可能5毛钱就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最低工资是不合理的,是不应该有的。美国的最低工资基本没有意义,因为太低了,每小时5美元,几乎所有的人每小时都能挣10-20美元,所以规定5美元没有意义,尽管现在涨到了7美元。即便很多国家规定了最低工资,这个制度同样不合理,因为这种安排从理论上说不过去,没有人知道什么样的工资标准是最低的。没有人能保证给工人一个可以让他吃大鱼大肉,穿名牌的工资,但是,如果市场是开放的,工人对工资不满可以走人。有人会说,走人的成本很高,或者企业给的工资已经很高,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那么对不起,如果还是认为工人工资很低,就自己开工厂,给工人更高的工资。要求雇主涨工资听起来非常美好,我也希望我的工资天天都涨,但这是乌托邦的想法。现实生活中的工资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约束和限制,某种产品卖不出去,可能工资一下就下来了。没有人能保证富士康的产品永远都卖高价。对最低工资的鼓吹在我看来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无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讲,还是从正义的角度讲。我反对最低工资,进而反对劳动合同法。在我看来,劳动合同法非常糟糕。我写了三篇文章批评劳动合同法,我认为它不仅会毁了工人,还会毁了中国的未来。

    第三点,现在发生的劳动纠纷的根源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首先要判断这个问题,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如果判断错了,药肯定也会下错。很多人把现在的劳工关系归结为劳资纠纷,是劳动者和雇主/资方之间的纠纷,或者说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纠纷。这种理念现在应该抛弃,现在谁是资本家?在座的有房有资本,都是资本家。所以,现在讨论资本家,资本主义没有意义。劳动纠纷的核心不是劳资纠纷,是官民纠纷,是官民纠纷在劳动领域的体现。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各个领域的纠纷,各种集体事件、维权事件,包括新疆西藏问题,不仅在劳动领域,每个领域都有问题。今天就事论事讨论劳资纠纷没有太大意义,这是宪政问题,我们应该回到根本上去解决问题。仅仅局限于劳资纠纷就会陷入这个圈子,而且转移了真正的矛盾。现在工人和外资企业对着干,政府很高兴。大家刚才说欣赏广东地方政府,但如果这次资方是国企,政府绝对不会扮演中间人的角色。现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民族主义情绪极为严重,是外资企业就罢工,中国企业就老老实实干,不仅政府如此,老百姓也是这种心态。在我看来,这是很糟糕的心态,对企业也是不公平的。

     我认为,要真正解决中国的劳资纠纷,首先要确保工人能结社。我反对罢工作为一项权利,但工人可以结社,工人完全应该结成自由工会,打破现在的工会制度。第二,要确保公正独立的司法,这点非常关键。独立的司法可以解决劳资领域大部分的纠纷,比如欠薪、黑煤窑、限制工人人身自由等。现在很多法律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只是司法部门不能做到独立和公正,于是矛盾就转化成了个人和企业的矛盾。其实这是政府有问题,政府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最后,要确保工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财产权等。这些都得到保护后,我相信工人的状况会得到彻底的改变。而如果继续限制这些权利和自由,工人的改善不会走得太远,最多是涨点工资,要想实现工人成为主体,那是不可能的。其实,我们这些不是工人的也没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所以,我们在座的也都还是客体,和工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张曙光:

    今天常凯教授谈的问题很重要。我觉得,工人能进行罢工,并且取得成功,这是个好事。而且,政府的态度比较宽容,这也是个进步。在当前中国的大环境下,维权的最好方式就是采取非暴力运动。结社自由是根本的,罢工可以作为实现结社自由的手段,所以,二者可以联系起来讨论。工人运动既涉及宪政问题,也涉及实际的劳动关系问题,两者要分开来看。实际上,在劳动关系方面,企业也有安排不当的地方,完全可以处理得更好。虽然工资的高低政府决定不了,但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政府是可以给企业施加压力的。比如黑煤窑等违背法律的情况,政府应该要进行管理。至于工资,那是劳资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政府既应该支持工人,但也不能把老板都看成万恶的资本家。

    对于富士康的分析似乎有些欠缺,其实还应该想想我们建工厂,进行城市化到底是为什么。富士康的内部设施是不错的,但它是个独立的王国,纯粹是为了生产,这样就把人变成了机器,城市搞成这样是很荒唐的。像我们现在的一些资源性城市,一切都围绕某种资源,资源没了,城市也就完了。什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完全不予考虑。这是个问题,而且不光中国有,外国也有。所以,富士康的事件折射出了现实中更深层次的问题:今后的城市应该如何建设,工厂应该如何发展。

    听众:

    我有一个困惑,现行法律框架之下的工资比较尴尬。我从一个工厂的高级管理人员那儿得到的信息是,成立工会后,如果工人加入,每月有一定的比例工资要作为工会费上缴,而工会费交到工会后,大家都不知道怎么使用的。这就造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与其成立工会还不如不成立。不知道常教授怎么看这个问题。

茅于轼:

    经济学往往追求财富最大化,平等等其他问题就都不考虑了,但我不这么看。市场的前提就是平等自由,没有特权,财产得到保护,人们有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所以,经济学家赞成财富最大化的背后前提是平等和自由。在这个前提下,解决劳资纠纷的方法就是公开竞争、自由进出。至于工资,其实是个零和游戏,工人拿的多,老板就拿的少。就目前的情况看,我觉得工人应该多拿一点,哪怕为此牺牲一点效率。因为我们除了财富最大化,还有一个目标是财富的合理分配。多拿多少很难讲,因为工资涨的太多市场就不平衡了。目前,美国的两大劳工组织已经完全把工会变成垄断组织了,把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好几倍。结果工会外的进不来,工会里的出不去,导致流动性较差。虽然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使其有力量和资方谈判,但谈判的结果不一定是好的。所以,最后问题的解决还是需要各方力量的参与。美国现在的工会已经不像50、60年代那么强了。至于自由工会,工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工会,那么,现有的工会不好,工人自己成立一个也是可以的,虽然这一步可能还稍显远一点。不管怎么说,我们希望现存的工会能进行整改,不再代表资方的利益,转而代表工人的利益,实现良性循环。其实,中国流行的马克思的剥削理论非常有害。按其逻辑,凡是雇佣关系,就是不合理的,就是剥削。但目前全世界怎么能避免雇佣呢?如果工人用这种理论武装起来,那是很可怕的。最后,我们要注意避免双输的局面。为什么很多人反对最低工资呢?就是因为最低工资会导致双输:本来是想保护工人,结果害了工人。工资太高,工人不能流动,失业的人很难找到工作。如果能安排双赢,那是最好,如果不行,一赢一输也是可以接受的。

    常凯:

    谢谢大家,各位的评论让我很有启发。由于发言时间比较短,我今天就限定在一个话题上,如果展开来谈,还会涉及经济、法律和社会各个领域。概括一下,我想说的就是,劳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学者能不能站在中立的第三方分析一下工人为什么这么做,下回怎么办,工人这么做的依据在哪等等,我的结论是,对劳资关系进行集体化的调整是未来的趋势,而要想进行集体化调整,必须实现劳动三权。

    王建勋关于官民纠纷、自由结社、独立司法的看法我很同意,但是,劳资问题不能取代所有的社会关系。劳动和资本之间有没有剥削,现在的关系是不是合适,如何平衡,完全可以单独去谈。至于罢工是不是一种权利,作为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但在现实中,常态的劳工三权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承认的,除非在极端专制的国家。中国的专制问题虽然还没有解决,但对外是认可罢工权的。另外,个别权利和集体权利有区别。比如谈判,是存在个人谈判,但市场上工人不可能个人谈判,谈判权只能是集体的。劳工三权是分不开的,王建勋特别主张自由结社权,我很赞同。狭义是结社,广义的叫团结权,包括结社、谈判、罢工等。我不支持工人自由结社,成立自由工会。我理解他们,他们做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不鼓励他们这样,因为在中国成立自由工会会承担各种政治上和刑事上的责任。成立自由工会是理想主义,我不能让工人去牺牲。但如果他们愿意,我佩服他们。作为一个法律学者,我努力解决现有法律框架下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样在起码在政治上是安全的。另外,罢工不能随便罢,我主张规范罢工。90年代末我就写了一篇论中国罢工权利法的文章,罢工应该有规则,有的地方是不能罢工的,罢工需要程序。但是我们现在回避这些问题,所以罢工多是自发的,没规则的。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至于最低工资,相当一批经济学者都认为最低工资不是个好制度。最低工资可以取消,但前提是工人有力量。在工人没有力量的时候,公权力介入还是必要的。这又涉及到公权力的可信度的问题了。但是,我们不能设定公权力不公正的前提,而要假定公权力有效,这样才能继续谈。如果没有最低工资,老板会把工资提上去吗?现实中,如果没有最低工资,工人可能连地板工资都拿不到。所以在现实中,最低工资对调节劳动力市场还是有作用的,特别在雇主并不成熟的情况下。而且,中国的雇主在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没有遇到过对手,我们一直宠着他们。而很多经济学家出的主意又急功近利,没有从长久考虑。媒体对我的评论很有意思,有的说我主张劳动合同法,是劳动者的代表,有的说我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因为我不主张私有工会。我的想法是,作为劳动法的学者,要尽可能保持公正的态度。那么,为什么我总讲劳工权利呢?劳工权利受侵害是现实,这个问题不解决劳资关系不可能平衡。

    中国的劳资关系关键是工会问题。中国的工会和西方的不一样,有些经济学者用基于西方现实状况得出的理论来套中国的工会。美国的工会有不讲理的地方,比如全员入会制、工会垄断等。美国1935年的劳动关系法给了工会罢工的权利,但到了1947年,又对工会进行限制,因为工会滥用权力。中国的工会从来没有真正代表过工人,工会基本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是党的工具。所以,用外国的理论分析中国工会就差得太远了。至于会费,对工人来说倒不是一个问题。工会最大的经费来源是工资总额的2%,不管你加不加入工会,只要有工会,就按这个比例来拨钱。这才是个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至于0.5%的会费,基本留在企业用于组织工人看电影、春游等了。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工人交了钱,工会能不能代表工人,或者2%的工资拨过去了,工会是不是作为劳动者的代表在谈判,工会不能跟着老板一起对付工人。中国前一段出现了工人集体告工会的案例,工人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因为工会不代表工人的利益,反而为老板提供证据,工人要求工会把会费退回来。而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中,工会和罢工工人冲突,并且打了工人。将来能不能有真正代表工人的工会,是劳资关系能否得到调整、规范的重要因素。

    官商勾结、官商合流、官商一体是现在很普遍的现象,而谈劳资问题,和公权力是分不开的。目前,政府在处理非公企业的时候,态度比较明确,这已经是个进步。另外,私企和外企的罢工处理也不一样。私企遇到罢工,老板有时候就贿赂官员去了,但外企不会。而涉及国有企业时,因为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利益相关,所以比较麻烦。有些案例由于影响特别大,政府会比较谨慎。比如通钢事件,就没有对工人动用国家机器。最大的问题不在外企。舆论上经常讲民族情绪,但就我了解,这次南海本田的工人没有民族情绪,没有说小日本怎么怎么样,整体还是比较和谐的。这次工人的理性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罢工并不等于暴力,罢工也不是过激行为。过激行为指的是罢工过程中发生的打人、砸机器、烧东西等。如果工人只是在工作场所停止工作,那么这不是暴力行为,也不是过激行为。这次南海本田的工人就做到了这点,非常平和。5月28号的《人民日报》就承认了这一点,说这次停工是在和平状态下进行的,没有出现过激行为。所以,罢工可以是和平的。那么,政府下一步怎么办?这是我比较忧虑的。我主张,罢工问题应该理智对待,法制解决。那么,在劳资冲突和罢工的时候,政府的劳动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把罢工当做维稳事件,那就政治化了。我的想法是,劳资冲突去政治化,劳资冲突就是劳资冲突。当然,学者作分析的时候,肯定要提到里面的政治原因和政治意义。从工人运动的角度看,里面当然有工人的政治诉求,但具体处理的时候,我建议还是就事论事,否则会比较麻烦。

    茅老师和张老师都是我非常尊敬的经济学家,但是我感觉,中国目前的经济学家是不是都把注意力集中到财富最大化上了,以其为唯一目标。为什么最近出了这么多事,而经济学界几乎集体失声,就是因为原来的理论没法解释这个问题。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对罢工和劳资博弈都有非常客观、平和的分析,认为这些是合理的。但很多经济学家不研究这个问题,包括张五常,都是在评价值理念发表观点。他没有找过工人,不知道工人工资和企业利润之间的空间。工人希望工资越高越好,企业希望工资越低越好,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平衡点。在这个问题上,很多经济学家忽略了劳动者是人,他们把劳动者当要素了,忽略了劳动者的能动性。我们现在都是受到限制的主体,但是,工人作为权利主体独立出来,是我们考虑问题的重要出发点。我们还要考虑劳工运动史、工人的生活状态和工人的理念追求,但这些现在是被忽略的。




发件人:"henaijun2004" <henaijun2004@163.com> 2010-09-10 09:45:02 +0800 收件人: "大军经济" <zdjun@263.net>, "甘肃老乡" <teddy-wang@163.com> 抄送:标题: 袁剑大裂变来了

《包身工》为何退出课本?

----距离现实太近了

何耐军

2006年09月12日

    历史的选择总是残酷而无情的,随着岁月的流逝,上一世纪的文艺家们,有的已逐渐被历史所遗忘,而有的却从历史的长河里跳了出来,以自己的卓越贡献和成就证明他的价值,并且越来越发出艺术的金闪闪的光亮。夏衍就是属于后者,这也是我们如今纪念他的原因。

    尽管纪念夏衍先生诞辰百年的活动在浙江举行了不少,但是在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却稍显平静,夏公那篇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品《包身工》已经退出了最新版的中学课本。

    《包身工》为什么在今年成了自选阅读篇目?据人民教育出版社介绍,现在高一中学生在用三套不同的课本,有的课本《包身工》还有这篇文章,但其中应用较广的一套就是上面提到的。本来《包身工》过去一直是教学规定的基本篇目,就是作为考试范围的课文,但是这一次的调整不是文章本身的原因,是考虑到新旧课文的比例问题才做出的临时性调整。根据以往一些老师的反映,《包身工》这篇课文的教学效果还是不错的,学生们也比较感兴趣,他们正在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再恢复这篇课文。看来,虽然这篇课文的时代性离普通的中学生稍微远了一些,但它还是有自己的生命力。
再请大家看现在的包身工的遭遇:

    君不见“南方”楼堂馆所、舞场酒宴里的杯箸交晃、歌舞升平,不见城市中林立的高楼大厦,不见权贵的豪华住宅,不见随处可见的“形象工程”,不见遍地的进口小轿车?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怎么能有什么悲惨的工人?怎么能有乞讨的乞丐?怎么能有遍地的盲流?怎么能有因为下岗(中国的语言可真是丰富)靠小买卖艰难度日的失业者?

     凑巧的是,去年我曾在本省内的7家知名私有制企业(包括台资、港资、日资企业以及所谓民营企业)作过调查,算是对“自由”与“效率”有了感性认识。这些企业作为未来中国自由的基石,工人人身自由无疑是有保证的,但入厂时必须交出身份证(或是交纳上千元押金),为防小偷,工厂大门必须紧锁,出入必须有出厂证,还要接受搜身检查。狼狗、保安之类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但只要你老老实实(何谓老实你是没有发言权的),这些四条腿和两条腿的狗当然不会胡乱咬人。不过要告诉大家,宽大不能无边,恩威必须并施,不老实的话,那自然严惩不待,揍一顿是轻的,罚跪之类也是家常便饭,只要打点清楚当地大员,打死、烧死人又算什么?老子连人狗同笼都干得出来,其他还不是小儿科!

     什么?你们要组织工会?老子是来投资的,不是来受摆布的,不建!不过,如果选我老婆当工会主席的话,倒是可以考虑。你们要罢工、上访?这是领导下的社会国家,工人是当家作主的主人,哪有主人自己聚众闹事的?肯定是暴民,抓起来(1995年,在××特区劳动监察大队《关于企业职工不得组织、煽动、参与罢工、怠工等非法行为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对“闹事”工人的严厉处罚,最轻的是取消《××市外来人员就业证》,最重的“依法(注:不知依什么法?)追究刑事责任”)。

    私有制企业是改革的动力,应当受到严格的保护,只有这样改革才能得到推进。改革以前,是国家在养活工人,现在不同了,工人要学会自己养活自己(连佛里德曼这样极端的自由者,都强调资本与劳务各有其贡献,我们的改革者却在弹着什么“养活工人”的陈词滥调,真有点讽刺意味。)。因此,日工作10-16小时,每月0-2个休息日的“满负荷”劳动是必须的。什么?你想要休息,至少要支付“延时工资”?做梦!倘若那样企业怎么生存?没有企业,工人哪里有饭吃(这决不是资本家的一厢情愿,其背后更有着各级官员的鼎力支持??我曾经亲耳听到某新兴开放城市的劳动局长说过这样的话:“马克思都可以发展嘛,《劳动法》规定的每周44小时工作制怎么不能突破?”该市人制委主任更是语出惊人:“《劳动法》没有规定可以适用于私有制企业,它应当仅适用于国有企业,那儿是国家养的,私营企业是自负盈亏的,不应当受到约束。”)?

     “培训”期间是没有工资的,老子出钱、出地盘、出材料还负责培训,没有收学费就不错了,你还想要钱?企业纪律必须要有保证,不然怎么正常经营??每年请假(包括法定节假日在内)时间不得超过3天,否则视为矿工;每天上厕所不得超过3次,每次不得超过5分钟,事先必须报告,否则视为旷工;不得迟到,累计迟到3次视为一次旷工,一次超过15分钟视为旷工(迟到、请假、旷工当然不是温情脉脉地挂在口边,这些资本家比“经济决定论”者更为谙熟经济基础的作用)……童工也是必要的,贫穷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谁让他们的家长没本事(在一家全国驰名商标企业,我就发现了20多名入厂时未满16周岁的童工??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0%,其中最小的年仅11岁)?

     现在也是机灵的、身强力壮的、吃苦耐劳的才出来打工的,留下老弱病残在家务农。揭露万恶旧社会的文章离现实到底是远还是近?

 

对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思潮的综述

王赞成

2010-09-14

  要对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潮作一番评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除了众说纷纭,还由于形势发展的日新月异,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观察,总觉得进行一些梳理是必要的,也是对自己认识的提高和深化,并可就此请教于诸位网友。基本上属于随笔,只述不评,或略加评论。

  一、最激进的是辛子陵(因体制外激进派的主张已超出政治体制改革范畴,本笔记放在文末“附录”中简述)

  辛子陵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共产党员,他从反思中共的暴力革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最终原理开始,到主张对毛泽东倒三七开,进而要求对中共执政以来的重大政治事件进行重新评价,特别是认为1989年以来运行的政治体制实质上是为权贵集团的形成保了驾、护了航,因此没有任何的进步意义,必须及早进行彻底的平反和改革。他的主张反映了1949年前后加入中共的一批老共产党人对自身革命理想和人生经历多棱镜的反思,喊出了包括底层民众在内的社会要求公平和正义的呼声,因此很受欢迎。但是也有人认为按照这种“翻箱倒柜”、“彻底变革”的思路去做,会带来剧烈的社会震动,可能引领中共党和国家走向俄罗斯第二的道路。而极右派则觉得还“不过瘾”,戏称他为“老年救党队员”。

  二、最被诟病的是光明日报

  今年八月下旬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考察深圳,发表了有关政改的讲话,正当“一石激起千层浪”之际,北京《光明日报》九月四日发表了一篇署名徐振华的短文章《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内容是评析深圳开展的“行政三分制”改革,认为深圳的做法为全国政治改革只是“积累了点滴经验”。

    这篇1200多字的短文章其实本意只是为深圳的行政改革“正名”,但发表后从网上言论看却是一边倒的指责,甚至认为是“矛头直指温家宝”。

  三、最得关注的是南方日报

  九月六日,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题发表社论纪念特区三十周年,提到今后“深圳应对政治体制改革做引领式贡献”。在该报同一天的“观点”栏目中则有一篇文章用一小段文字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解放思想,突破所谓姓‘资’姓‘社’的新束缚”。这篇短文中说道:“关键和牛鼻子,就是选举,就是看你的长官是不是由全体选民选举产生”,“不闯选举关,将难以推进”。

    九月六日的《南方日报》除了纪念特区三十周年的三十个版特刊外,开辟了一整版名为“政治体制改革:未来特区新使命”的系列评论,四篇署名文章,标题分别为:《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市场化和民主化方向》、《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带动其它各项改革》、《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特区未来改革发展开局的突破口》、《要在实现公平正义上走在前列》。

    有评论把这些文章和1991年上海《解放日报》的皇甫平文章相提并论,认为与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类似,这一次改革之争已经演变为民主姓资姓社之争,改革和反改革的力量正处于激烈博弈之中,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但究竟是否这样,还有待观察。


  四、对渐进式改革已成共识

     包括一些理性的自由主义者,也认为所谓的革命或运动式的做法可能导致中国社会的崩溃,他们的队伍出现分化,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仍然坚持“推翻”和对抗式的斗争方式。

  五、对不改革“死路一条”的认识加深

  六、对改革的阻力各有见解

  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究竟来自何方?一种说法认为来自利益集团。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与三十年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大不相同,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受到利益集团的裹挟,因此阻力重重;一种说法认为来自社会本身。主要是指所谓“知识分子的分裂”和公民意识的不完备,造成改革的无法互动;第三种是认为来自意识形态,就是所谓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还有一种认为是来自对不可预测风险的恐惧,由此形成对改革措施出台的阻力。

     不可否认这些分析都有道理。但这几种阻力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官方的阻力,

  七、关于改革的目标和目的

  八、言论空间有很大变化

  大家认为,近些年来言论的空间似乎在扩大,这主要得益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达,网络的全国化和全球化,以非常快的速度壮大了公共舆论的力量,当然,政府的管理也有所调整,比如允许波兰的米奇尼克来华访问和台湾龙应台在北大讲演等,这在二十多年前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可以不像极左时代那样“集体噤声”,丧失独立人格和对道统的担当,他们可以愤世嫉俗,敢怒敢言,批评时政直言不讳,早就突破了“禁区”,而且他们的人数比前辈多出不知多少,因此形成当前思想界相当活跃的局面。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空间基本上“供需平衡”,再多的空间实际上也没有利用价值,因为现在主要不是有没有声音的问题,而是听不听得进、听进多少的问题。

    传统意义上的报禁实际上已经不存在,民众非理性的情绪宣泄在网络上并不少见,极端言论受到控制是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需要,并非坏事,因言治罪虽然还时有所闻,甚至胡作非为,但已不像极左时代那样人人都无法表达思想,现今中国,更多的人还是处在对政治体制改革不关心和关心也没有用的状态,究其原因是执政党没有拿出“干货”。整个社会的共同理想和核心价值观没有形成,原教旨的理论不能完全科学地解释世界,加上八股成灾,官方媒体发表的主旋律文章往往饱受奚落,不分青红皂白的被认为是“假大空套,不知所云”,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解读也应运而生。

    这种局面并非完全的福音,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急需造出可以沟通各方思想的总钥匙,使言论空间成为一个良性互动、既可以开花更可以结果的现代社会组成部分,当然,无论对谁,行动都应该是更好的宣言书,建立相互的信任、了解、理解、谅解和支持,至关重要。

  九、对改革突破口未成共识

  “突破口”一词在网络上出现的频度越来越密,这一方面反映了“要求突破”的呼声高涨,即对行动太慢的不满;另一方面反映了“只能突破”的理性成长,即不可能全面推进的共识。尽管很多关于突破口的研究还是停留在“论”的阶段,但是“策”和“行”也有所见,笔者归纳有以下几种(名字是笔者起的):

  1、党内民主带动论。2、基层民主推进论。3、行政效率论。4、时间进程论。5、监督式民主论。6、司法独立先行论。7、县级试点起步论。8、人大民主抓纲论。

  以上每一论(或称“策”、“行”)都可以写出洋洋几万字以致几十万字的大部头著作。这里需要简要指出的有两点:一是这些论并不互相排斥,大多是可以兼容的;二是这些论最终都要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十、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改革开放伊始,就有“党政分开”的一系列实际运作,如:1979年开始恢复由人大审议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规定县以上各级人大设立常务委员会;将地方各级党政合一的“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新通过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中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等等。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章程第一次作出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为实行党政分开提供了基本依据。1982年,新宪法规定:在中央以及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在国家机构中设置中央军事委员会。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对“党政分开”做了专题阐述,指出:“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同时规定: 各级党委不再设立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撤消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党委部门;撤消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等。

    十三大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都制定了“工作规划”,国务院则制定了“工作规则”,为中央级的党政职能分开进行了初步规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领导机构,也按照党政职能分开的要求相继制定了各自的工作规划和规则,同时还在具体的组织形式及工作方式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十三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被放弃,“党政分开”的改革也被叫停。“党的领导”逐渐形成了新的共识: 不能只提政治领导。党管干部、管意识形态的原则要坚持。政权机关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任何削弱、淡化党的领导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来实现的。凡属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委讨论,然后分头执行。党政关系的前提是党对国家政权实行统一领导。在统一领导下,国家政权各施其职,其中包括充分重视和发挥人大的作用。

    这些就是被人们称为“后邓”时代的“党国体制”,它对于党和国家渡过政治难关,集中力量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但是,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弊端。有文章认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站上新的历史高点,实现新的历史跨越,但如何跨越?似乎是终点又回到了起点,成了一个怪圈。

  附录:体制外的极端思潮

  体制外思潮在本笔记是指全盘否定现行政治制度的思潮,它已经不是体制改革而是制度革命,所以作为“附录”。其中,极左派认为中国处于“资本主义总危机”之中,需要进行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彻底整顿共产党,重新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极右派则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完全没有前途,需要引进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和制度,才能救国家与人民于苦难之中。他们的共同点是都看到了社会存在的问题,都有满腔的“革命”热情,都要推翻共产党,但是分析问题的理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完全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不是没有任何的群众基础,他们的某些观点也不是没有任何的可取之处。(2010.9.13)

 

 


发件人:"子肃" <rita618@126.com> 2010-09-12 12:40:35 +0800 收件人: "宣昶玮" <x-ch-w@hotmail.com> 抄送:"仲 大军" <zdjun@263.net>,  标题: Re:宣昶玮:中国实行民主化,符合既得利益集团的长远利益

中国实行民主化符合既得利益集团的长远利益

宣昶玮

    引言:中国未来的三条道路

    中国由于改革开放了三十年,使内部面貌彻底改变,现实的各种状况,已经到了逼迫中国当局决定是继续前进,还是选择其他道路的历史时刻了。经过分析研究,摆在当局面前的道路有三条:

    一是走极端主义的道路:让极左势力或者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上台,对外使用武力;对内实行全面彻底的打击贪官污吏,均贫富;全国动员,全民武装;对一切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说不”,等等。

    二是走民主化的道路,在现有的基础上逐步开始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走和人民、知识分子的分权的道路,走真正的全民政治协商的民主道路。

     三是保持现状不变,继续走当前的威权政治的道路,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切都是老样子,群众访民闹就让他们闹;国内外舆论他们爱指责就让他们指责:“任凭风吹浪打,我自闲厅信步”。

    以上三条道路,就是中国将来的三种演进可能,至少是理论分析上的一种可能性。

    中国将来究竟会采用什么样的道路,和应该采用什么样的道路,下面我们将给予仔细的分析,指出什么样的道路是最可能的,和最符合中国既得利益集团长远利益、也符合人民利益的道路。

    一,保持当前的政治现状不变,即选择继续走当前的政治道路是不可能的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愿望,就是想保持目前的政治格局不变。因为他们经过各种比较后得出,目前的格局对于他们是最为有利的。然而,这种愿望只能是他们的一相情愿而已,事实是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在《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两难处境》一文中我们分析到:“当今中国已经处于十字路口,试图保持现状是不可能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整个社会也在经济发展的刺激下,社会内部的一切机制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再也不是原来的铁板一块的僵化状态了;中国社会也因为经济的刺激,分化出了诸多的各种完全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一些是掌握着国家政治机器的集团;另外一些是资本集团;还有的,则是出卖体力和劳动换取生活所需的劳动者利益集团,等等。

    。。。。。。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捞足了大量的金钱财富,和各种各样的特权和政治利益之后,突然发现现在中国这样的状态,其实对他们来讲是最佳的体制:“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持现状,既不左,也不右,既不前进,也不后退,现在这样恰到好处,直到永远。”由于清楚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便耍尽花招来试图维持现状,于是便有了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反对普世价值的运动;也有了逮捕《08宪章》发起人的出格的动作;更有了“还是社会主义好。中国当今的政治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我们绝不搞西方民主和三权分立那一套”云云。

    。。。。。。可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愿望终究只是愿望,而且并不能和现实契合:因为中国社会当今聚集的矛盾太多,原因当然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把持下的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公,以及他们的独往独来的一切倒行逆施造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心想保持现状永远不变,如果大家都无意见当然会是这样的;但可惜的是大家都不满意现在这个样子,于是中国近年来就连续成立了许多的政党,其中有两个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政党,也就是这两个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政党,被当局默认了;其他的一概封杀了事。

    另外的大事情,是中国的网络上风起云涌的兴起了网络民主与网络政治启蒙运动,这种由各界人士踊跃参加的网络政治运动是最令当今既得利益集团头疼的。因为各种各样的论坛千千万万,五花八门的名目,涉及生活和学习,以及社会的各个层面,根本无法禁止的东西。而千千万万的网络民众,正是利用网络的这一特点,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人民大众的民主启蒙与社会参与的民众政治浪潮,人们在网络上呼吁民主、呼吁政治透明、指责人大代表和政协会议的不问国事、要求政府公开开支与财政支出清单。于是有人精辟的指出:中国的网民是中国当今社会的第一大政治在野党派。中国人民的要求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在各个层面上的政治参与,已经由于网络的普及而变成了既成事实,这是既得利益集团最头疼却也无可奈何的事情。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既得利益集团的企图使中国永远保持现状一万年也不变的愿望,是无论如何也根本就无法实现的了。

    民众的这种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由于网络提供的便利而事实上已经开始,并一步一步的更加深入的进行着。这种自发的人民政治参与的趋势几乎不可阻挡,是什么样的政治力量也不可扭转的。
。。。。。。由于这一切因素的综合结果,使得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企图使中国永远保持现状一万年也不变的愿望,几乎成了水中的月亮,根本就是幻想一般的东西。

     因此我们说:当今中国已经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一些人的试图保持现状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按照他们历来的口头禅就是:“历史的前进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社会人心,即人们价值观念的巨大推动作用,对此我们有专门的研究,参见《宣昶玮:思想的威力——中国的道路是必然走向民主》一文。因此既得利益集团的保持现状不变的愿望是一回事,而要做到则是根本不可能的:保持现状不变左派不答应;民主派也不答应;工农不答应;知识分子也不答应;连资本家阶级也不答应:因此除了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以外,几乎没有人答应。

    社会的演进是有其自己的规律与逻辑的,不会是统治阶级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而经过研究我们得出:从历史的和当今的社会实际状况的分析我们都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无法保持当今的政治格局不变,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角度都做不到。
二,选择走极端主义的道路不符合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也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可是目前权力集团的所作所为却正是向这个方向推进

    这可以从以下几条分析看出:第一, 极端势力的得势,都是由于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所造成的;或者是由于社会积累的严重的、无法宣泄的矛盾所造成的;或者是由于主张极端的野心家的煽动与鼓惑所造成的奋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情况所造成的。而当今的中国上述的各种条件都已经充分具有而且还长期存在;并且这些情况也大都是中国既得利益集团自己所亲手造就的。

    第二,极端势力的得势一定会采取极端的主张与极端的措施,而且还会迎合社会上那些最不满群众的胃口,因为只有这样野心家才能获得大量的支持。而这些极端的措施肯定包括镇压所有贪官,并均贫富等等。那些野心家肯定会如此的做,看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各个大政治家的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措施就可略知一二。

    第三,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极端势力得势,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这个集团是中国群众一切不满的根源,大家都知道的;二是中国人民也要受害:因为历史的经验已经屡次证明了的,包括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和日本的军国主义等等,无不证明了极端主义对人民的危害。

    第四,目前中国社会的不满和尖锐矛盾是既得利益集团一手造成的,而且随着时间还在继续的大量的制造。因此,是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努力的促进中国的极端势力的快速崛起。事情越来越恶化。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中国选择走极端主义道路很不符合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当然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三,实行民主化才符合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也符合人民的利益

    由于选择极端主义上台的道路既不符合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而选择“以不变应万变”,即选择走现行的政治格局之道路又实现不了,因此中国就剩下了最后一种可能,当然也是理性的选择:
走民主化的道路。

    有一句话说过:“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在用在当下的中国,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不选择极端主义道路的话,那么就必然应去主动的选择走民主的道路,否则等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连作出这样选择的机会也没有了。

    选择民主的道路,当然既得利益集团要大大让出被他们霸占的各种权力和利益,但却赢得了带领中国实现民主的功勋,所以清算过失与清算犯罪的情况会大大好转,甚至在强大的民主与理性力量的掌握与控制下,使这个问题得到妥善的处理,而获得各方都接受的解决。因为毕竟既得利益集团在最后关头选择了民主,这是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天大的贡献:比台湾的蒋经国对台湾民主的贡献还要大。而台湾在民主化以后,也并没有选择对先前的蒋政权的独裁罪恶进行清算,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

四,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途径

    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途径总结起来大致有三种。分别是:第一, 通过动乱与颜色革命的方式实现民主化。这种方式在前苏联和罗马尼亚等都发生过。第二, 由当今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主导下,有计划、有协商、有步骤的在征求有代表性的民间人士意见的情况下进行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在改革中当今的政治体制必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不再保留特权阶级的政治特权,同时让人民和知识分子获得相当的民主权利,消除封建的基础因素,实现中国的政治民主化。

    第三, 通过内战的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最后在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中国实现了民主化。这种方式是由于在中国国内形成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社会政治与军事势力,并且无法通过协商达成一致的意见,而又互不相让,最后发生武装冲突而至。

    在上述三种民主化过程中,第一和第三种民主化,在完成之后极有可能要发生全面的政治经济清算,主要是清算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中的成员的政治经济责任;而第二种民主化则不太容易发生上述的清算,并且即使有清算也会非常的理性与宽容,清算的残酷性几乎无法和另外两种相比。

    如果中国发生由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主导的,在充分吸收民间意见的情况下的全面民主化,那么几乎可以预见的是:中国既得利益集团成员已经到手的经济利益肯定会获得大部分的保留;而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成员的政治利益则要大部分被迫让出,交由全体人民来享受了。

    总体来看,在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主导下的民主化,最后应该是各个方面的一种妥协的、折中的方案,当然不可能使各个方面全部满意:但却是实际上对各个方面最有价值的一种方案。而如果发生内战,最终的结局最大的可能还是民主化。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当今全球国际环境是民主势力占据绝对的优势;而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则台湾的地位和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因为这是中国的一片国土,而且又有成熟的政府与军队,后面还有强大的国际民主势力的支持;如果中国国内发生内战,则国际社会必定不会坐视不管,于是支持由台湾政府接管大陆,是无论如何来讲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使中国国内的各派也提不出任何有分量的反对理由;而且大陆人民也不会支持内战的;因此人民肯定会全力支持台湾政府(顺带说明一下:其实大陆人民大多数现在就可能已经非常的支持台湾的制度):于是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春天就来到了。

    综合起来看,在三种民主化的方式中只有第二中最符合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当然也最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可是现在的中国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全体腐朽,这个集团自己内部已经非常的无能为力了。另外还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极左派的掣肘;因为这个派别打着意识形态正统的大旗,又有众多的,需要以此“正统”为借口继续维持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的官僚的需要作为后盾,并想趁着既得利益集团腐朽无能之际夺取国家最高领导权,于是事情变得错综复杂化了。

    在如此的状况下他们应该怎么办呢?例如他们还想主导中国社会的民主化。笔者给他们的建议是:高举政治改革的大旗帜,凝聚广大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心,把主动权重新夺回来,并吸取民间知识分子的智慧和意见来进行主导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否则他们会没有什么大作为的。如果野心家或者极左派上台,那么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末日可能来得更快。野心家的思维方式和欲望会超出人们的想象,不是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们所能把握的:历史上这类事情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

    历史的经验证明:对于野心家你根本就不能听他如何的信誓旦旦;甚至也不能看他的过去;更无法琢磨他的未来。对于把希望寄托在野心家身上的人,十有八九是要吃大亏的。野心家为了野心,什么规则都可以不遵守,何况是几句诺言呢?现在,中国既得利益集团自己豢养的御用理论家们实际已经思想僵化,脑髓干枯,再也无法有大的作为了。因此要想把中国的事情做好,只有吸收民间知识分子的智慧了。民间知识分子的智慧和思路远不是他们那些御用者们所能比拟的。

    实际上就目前看来,在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主导下,充分的吸收民间意见,在全面协商的情况下开展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中国既得利益集团在中国社会崩溃之前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他们抓不住这一机会,那么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就不会再有什么希望了。等待他们的只有末日。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 <yuweiyuwei4@hotmail.com> 2010-09-10 17:54:50 +0800 收件人: "仲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清末自强运动中的工业化

晚清铁路建设的“死锁”现象

余治国

2010年9月

    在力学中有一种“死锁”现象。比如像三角形这样的结构非常稳固,除非将其彻底进行毁灭性破坏,否则难以发生改变。晚清铁路建设就是这种“死锁”现象的历史演绎。1904年,清廷颁布《重订铁路章程》,支持民间资本参与铁路建设,要求地方政府对于华商集股创办铁路公司活动“均应一体保护”,“不得干预公司办事之权”。

    在大清中央政策的鼓励下, 1904-1907年,全国成立了18家铁路公司,其中13家商办、4家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1家官办。所谓商办,看似民营,其实资金主要是依靠“被集资”,即穷困潦倒的民众“被自愿”地成为铁路公司的股东。

    规则之外总有特例。1904年,广东台山人、爱国愤青兼海龟陈宜禧由美回乡建设新宁铁路就是自愿的特例。以“不收洋股,不借洋款,不雇洋工”为口号,陈宜禧在海外爱国华侨中集资275万元成立新宁铁路筹备处。然而,本着以民为本与坚决不买非先进生产力代表的账之精神,1905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对陈宜禧提出掷地有声的两条要求:“无碍田园庐墓始得筑路”;“应由领有外洋毕业文凭之人妥为办理”。陈宜禧倒也深刻理解西方技术与大清国情相结合的特色道路,于是“捐”了一个正三品盐运使。最后官司打到西太后那儿。还是西太后伟大、光荣、正确,在她发出“依议,钦此”的最高指示后,新宁铁路这才名正言顺地于1906年开工。历经14年的艰险,新宁铁路最终于1920年顺利通车。

    与安徽比较,广东是幸运的。1905年6月,安徽京官吕佩芬等呈请商部开办全省铁路,推荐李鸿章之子李经方督办路务,成立商办安徽全省铁路有限公司,拟定先建芜湖至广德这条皖浙两省间要道的铁路,长160公里。但是,大肆宣传的安徽全省铁路 有限公司1905-1911年的7年中,四易总协理,耗资200余万两,史载“成土方十里”,仅建成25公里的路基和桥涵,铁轨还在爪哇国。时人评曰:“按照这种速度,首期由芜湖至广德的470里铁路要到2950年才能通车。”

    芜广铁路并非特例。所谓民营铁路公司大多由卸任的或现任的官僚及其亲属创办。这些官商将衙门的“优良传统”移入企业。企业名义上是民营,但当事者往往假公济私,借办路为己渔利,实际与衙门并无二致,正如清末知名财经时评人汪康年所指出的:“各省筹款之难,不能动工……坐耗薪水如故也。筹款易者,则争角剧烈,靡费尤甚。于是七、八年之久,筹款一二千万,仅成路一二百里有之;筹款数百万,仅成路数十里有之;而用人之冗乱,采办之侵蚀,与官办无异。”

    此外,这些铁路企业都规定不招洋股,不借外债。然而,当时清廷赔款甚巨,财政十分困难,只好大肆搜刮民间财富。因此,民间亦孱弱不堪,无力融集巨额资金。比如,粤汉、川汉铁路共需款3600万元,而实际仅收212万元,“按此集资速度,需九十至一百年时间才成”。湘路公司预收2000万元,实际只筹得652万元。当时的舆论以犀利的言辞剖析这种现象:“如此下去,后路未修,前路已坏,前款不敷逐年路工之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之用,款尽路绝,民穷财困。”

    无奈之下,忍无可忍的清廷终于在1911年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政策:“干路均为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

    清廷政策一宣布,大清的爱国愤青们是群情激昂,他们认为清廷是“夺商办铁路供之外人”,“假国有之名,行卖路之实”。对此,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有过深入的分析:“清廷宣布铁路国有的计划……困难在资本的缺乏……诸省的人民乃组织民营铁路公司,想集民股筑路。其实民间的资本不够,公司的领袖人物也有借公济私的,所以成绩不好,进行很慢。邮传大臣盛宣怀乃奏请借外债修路,把粤汉、川汉两路都收归国有……不过盛宣怀的官声不好,满清已丧失人心,就是行好政策,人民都不信任,何况民营公司的股东又要损失大利源呢?”大儒梁启超亦指出:“苟吾无实力,以盾其后……所谓实力者何,则资本是也。一言以蔽之,则维内资为能抵制外资,无内资之整备,而徒以口舌笔墨反对外资者,皆无责任之言也。”

    梁启超与蒋廷黻两位先生都认为,洋人建铁路是优于官办或商办的次优选择。然而,友邦“支援”的铁路又给大清带来了什么呢?

    在友邦修建的铁路中,“差别运费率”和“特别运费率”的做法屡见不鲜。比如,法国在其所修建的滇越铁路中,仗着对云南锡矿的运输垄断,频频大幅度地提高运价。1906年当滇越铁路修至蒙自,不过3年,锡的运价即由每吨16元提高到45元。英国资本控制下的京奉铁路,日本资本控制下的胶济铁路,在运费方面,都对中国民营煤矿产品采取了歧视性政策。最为赤裸裸的一个例子是英国投资的道清铁路。道清铁路为配合英资煤矿对大清民营煤矿的打压,在1913年竟干脆拒运中国民营煤矿的产品。

    由于一向以“公平”、“公正”和“契约精神”为生命的洋人控制了绝大部分的铁路(1911年,在大清9618公里铁路中,由洋人借钱或直接经营的铁路占93%,民族资本约占6.9%,其中民营铁路仅占0.4%),终于,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用上了近代化交通工具的大清货物,由内地运至通商口岸不过几十、数百公里的物流费用,竟高于跨越重洋的成本。比如,1吨小麦从蚌埠运到上海,1箱纸烟从济南运到青岛,其所耗费用,往往比从美国运到中国还要高昂。这让疲弱的大清民族经济更是雪上加霜。看来,无论官办和商办,或举借外 债和FDI(外国直接投资),大清铁路始终都改变不了“死锁”的状态。

 

清末自强运动中的工业化

——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

余治国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有云:“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尽管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廷吃尽苦头,但却依然没有认识到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巨大的科学与技术差距,仍旧以老大天朝上国自居。直到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饱尝西洋人坚船利炮之苦的满清朝廷终于认识到雕虫小技的逐末之道——近代化工业技术,尤其是军事工业技术的重要性。于是乎,以机械化为核心的自强运动应运而生。与此同时,日本也在美国“黑船来日”之后开始了日本特色的自强运动——明治维新。 所谓“黑船来日”是指1853年,时任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的培理将军率四艘军舰来日叩关,向日本幕府递交国书,促使日本放弃锁国政策。遗憾地是,其结果众人皆知,对中日两国自强运动的期终大考——甲午战争以浓重的一笔大而宣告了晚清工业化的失败。

    诚如曾国藩所言“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在近代商业与炮舰俱进的时代,巩固国防之本在于引进近代化技术的洋枪洋炮,要引进洋枪洋炮,兵器制造的国产化则必不可少。要引进近代化机床、钢材等设备材料,就会因为入超引发财政困难。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发展产业技术,生产出能够赚取外汇的国内产品。为此,就需要在国内生产出用于加工产品的机床和钢铁。李鸿章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严峻的事实,他曾上奏清廷说:“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

     见识气度胜于李鸿章者,正是中国“海龟”之父耶鲁大学博士阶级出身为农民工的容闳,其祖上三代贫农兼营渔业,农闲时节也去外地打打工。容闳1863 年向曾国藩的谏言极为高明——“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

    以李鸿章、张之洞为核心的满清官僚与以容闳为技术支持的海归们忠实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不争论原则,以更为解放一些的思想,更快一些的改革步子,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设大清近代化工业。从1865-1894年,共创办了19个官办的兵工厂和造船厂, 75个制造业工厂和33个煤矿、金属矿,其中最大的为上海机器制造总局亦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汉阳兵工厂、开平煤矿、湖北织布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

    江南制造局的大部分机器设备都是容闳从美国购入的工作母机。在当时,江南制造局已成为东亚最先进最齐全的机械化工厂。然而,张之洞曾上书朝廷说,全国最大的江南制造局一个月只生产100只枪,一年只生产1-2门炮。根据统计,江南制造局在1865-1875年仅造了7 艘船,1876-1904年竟然只造了1艘。区区几艘船却均为仿制,吨位很小。至于金陵机器局,其规模生产设备非常先进,但产品却不尽如人意。英国人贝斯福1898年对金陵制造局的情况评论是:“机器设备很好,主要购自英国,间或也有德国和瑞士的? ;魇窍执摹⑼返鹊模美粗圃旃钡奈抻玫木栉锲罚钦诖罅康刂圃煲恢中∨冢荒芊派湟话踔氐呐诘4蟛糠值幕饔美粗圃焯埂!?/SPAN>

    官办工厂的产品不仅数量不够,品质也十分逊色。山东机器制造局是自强运动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省办中型机器局。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办厂方针是:“所有一切建厂造屋及备办机器,并将来制造各项,均须自为创造,不准雇募外洋工匠一人,庶日后操纵由我,外人无从居奇,乃于国家有利。”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山东机器的所有厂房和机器全系在中国人监督下装配起来的,没有雇用一个外国人。李鸿章本人对山东机器制造局所产枪枝的评价是:“(丁宝桢)据称仅用人工及手机器制成,自命为无敌利器。迨饬营员演试,机簧不灵,弹子不一,准头不远,较英国所制大逊。”如此劣质的产品却被熟谙“变劣迹为政绩”手段的山东巡抚丁宝桢吹嘘成,不仅成本低于国外同类产品,而且质量是“灵巧捷便,毫无异致……其及远与马氏呢(一种后膛枪)等,出声之响,入靶之劲似有过之。

    晚清工厂产品之小批量、少品种、低品质的原因“并不是资本的绝对短缺”(《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一章第三节)。在中国实地考察过的日本大阪工厂主作山专吉在杂志《工业之大日本》1907年第10期上说:“清朝人对待机械是非常粗暴的,他们不仅不重视对机械进行修理,而且,还把机械一直使用到不能使用为止,与其他国家相比,他们使用和保存机械的周期是非常短的。这是因为,他们操作、对到机械的观念是极其幼稚的 。我在武昌纺织厂考察的时候,对堆积在工厂仓库里的据说是不能使用的织布机进行了调查。结果,我意外地发现,这里有许多如果稍修理就能够使用的织布机,我为他们的粗心和浪费而感到惊讶。”

    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并不在于作山专吉所说的“清朝人不理解机械的效益,他们的确幼稚”云云。马克思曾说过:“官僚机构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信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303页)与市场机制不同,政府是官僚组成的,政府决策是由那些理性自利的官僚做出的,仅仅依靠官僚自身个 人品德是不可靠的。往往官僚会打着公众、国家或社会的幌子,使政府决策实质上服从于其他的政治目的和某些利益集团的私利。晚清时的中国社会正是这样一种官僚体系的社会。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中古以来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封建主义,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士绅阶层与官僚体系联合控制的一种独特制度。中国传统政治架构中的基层政权一般只延伸到县级。士绅阶层则是地方上的豪强大族,是县级以下政治与经济权力的真正掌控者。晚清的官僚们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尽管有儒家伦理思想的约束,但随着任职时间的推移,他们会逐渐贪污腐败。同时,由于晚清的中央集权体制,职务的升迁主要是需要得到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的欢心,因此,对于官僚来说,揣摩与逢迎上级与中央的意图,其收益要远远高于对地方政治、经济与人民的关心与服务。

    在官僚与士绅控制的社会中,官商一体的政治经济结构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官商一体的结构给晚清资本主义成分涂抹上浓厚的官僚色彩。因此,晚清中国无法形成机械工业的市场,从而无法形成企业家阶层与熟练掌握各种近代工业技术的熟练技术工人。在人人想当公务员,个个要为人民服务的轻视技术与劳动的氛围中,技术人员也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地位与尊重。两江总督宝泉在1896年曾上奏朝廷描述过这种情况——留学西方大学与军校的海归们由于没有参考科举考试而下岗待业,处于半饥饿的状态。在日本则截然相反,技术人员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与政治、经济上的地位。究其原因则在于:日本进行了彻底的政治改革,? 诰

    殊途而不同归,1894年黄海上硝烟标志着李鸿章“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覆。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的初衷终为黄粱一梦。而硝烟过后,渐渐清晰的不过是北洋那些孔武有力的赳赳武夫与盛宣怀、袁大化、张翼、杨宗瀚、郑藻如、李金镛、吴炽昌、蔡锡勇那样一批亦官亦商的先富之群体。当然,那些清廷送往海外的留学生最后大多成为满清王朝的掘墓人,这应该是晚清自强运动与工业化的一个正面作用。

 

 

巴菲特是美国新能源策略马前卒

余治国

  巴菲特去年底斥资263亿美元收购全美第二大铁路企业北伯林顿铁路公司。这笔生意是巴菲特一生中最大的交易,他称这是“对美国经济下的赌注”。按理讲,铁路行业已经是夕阳产业,巴菲特居然会投资于铁路这种夕阳产业。实际上,熟谙市场操纵技巧的巴菲特从不打无把握之仗。此举乃是对美国新能源策略的回应。

  2001年,石油价格开始上涨,布什总统上台。他所主张的美国能源政策是开发新能源、加强能源储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大勘探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的力度,加强核能技术和水力发电。2009年5月,奥巴马制定了严格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要求美国汽车必须在2016年前达到油耗不超过百公里7升的行业新标准。2010年,美国即将通过《气候法案》,法案一旦通过就会对一切碳排放较高的企业进行限制。

  可以看到,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石油与碳排放之间有极为重要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摇摇欲坠。于是,美国插手中东事务,控制石油源头,使全球的石油交易只能用美元结算。美元变成石油本位制,依靠石油来支撑美元的价值。随着美 国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双双增加到天文数字,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美元以石油为靠山来保持国际货币地位的方法越来越失去效果。

  可取代石油的是碳排放量,也就是说,可以把二氧化碳排放量当成一种商品来买卖,甚至能以此为基础进行期货期权及各种衍生品的交易。在碳交易计价和结算货币的问题上,欧元已经领先美元。欧盟排放贸易体系以欧元标价,2008年交易额达96亿欧元,占全球碳交易额的70%。以美元计价的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纽约商业交易所的交易规模完全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美国在碳排放量方面的政策转变是奥巴马上台后的2009年。布什与奥巴马的能源政策貌似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实质上两人的政策一脉相承。布什生物能源政策使得美元迅速贬值,用美元这种毫无价值的纸张从其他国家吸收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并通过粮食来控制一些缺少粮食的发展中国家。当美元贬值到华尔街心目中的最低线时,恰好是布什下台,奥巴马上台之际。

  这些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早在2005年,当亨利·保尔森还是高盛总裁时,他就亲自起草了美国碳排放文件。碳排放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首次被高盛提出。所谓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就是一个国家在? 欢ㄊ逼

  一旦碳排放配额能成为像股票、债券一样的可交易金融品,并可以在银行抵押贷款,它就能代替石油成为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保证。因此,美国故意策划出欧洲债务危机来打击欧元。与此同时,在高盛的推动下,美国即将颁布限制碳排放量的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华尔街掌控的美国摇身一变成为环境保护的领导者,美元也逐渐从石油本位制转变到碳排放本位制。

  全球运输业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3%,而美国铁路运输了全美40%的货物,但仅占与运输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2%。巴菲特收购北伯林顿铁路主要是为未来的碳排放交易作准备。2007年,美国尚未承认人为的二氧化碳排放是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而巴菲特已经从高盛与美国政府获取内部信息,于是他大胆购入铁路股份。到了2009年,高盛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下,换而言之,美国碳排放交易也在他的掌控之下,于是他尽可能地控制更多的铁路股份。如果华尔街碳排放阴谋得逞,那么巴菲特通过? 寂欧沤

 

 

发件人:<zffz010098@sina.com> 2010-09-10 14:00:22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xcgc (36--2) 9.10

大清帝国的改革挽歌

梁小民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清帝国外困内忧,连统治者也有了强烈的危机感,改革成为共识。尽管镇压了康梁的激进式改革,但慈禧还是要改革的,并积极筹划以宪政为中心的政治改革。

    不幸的是,这种改革尚未有实质性的动作,大清的名义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和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先后在1909年去世。上台的宣统仅仅是个三岁孩童,权力在摄政王载沣手中。载沣是当年的“八〇后”(出生于1883年),有年轻人的雄心和锐气。他领导了中国封建社会--如果按传统习惯把清朝作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最后一次改革。不过这场改革以失败告终,清王朝灭亡了。澳大利亚籍华人雪珥的《国运1909》描写了这场改革的经历。我们所关心的是,这样一场为中外许多人寄予厚望的改革,为什么会失败?它对我们今天的改革有什么启示?

    鸦片战争前的大清帝国尽管已经矛盾重重,但上下都处于自我陶醉的状态,完全没有危机感。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这种状态,以后又经历了太平天国动乱、二次鸦片战争,统治者这才有了变革的念头。最早的改革应该从洋务运动算起,但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以后又有自下而上的戊戌变法,仍以失败告终。慈禧虽镇压了戊戌变法,也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她主要还是停留在口头上。载沣的改革是这一系列改革的继续,但即使没有辛亥革命,这场改革也很难成功。其原因何在?

     改革和革命都是要改变一种制度,而不是改善旧制度。它们的区别在于,改革是用渐进的、改良的方式,革命则是用激烈的、流血的方式。英国的改革和法国的革命都是要摧毁旧的封建制度,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方法不同,一种是改良的,一种是流血的。改革和革命可以同样实现社会进步,但改革付出的社会代价低于革命。所以,历史地看,选择改革的方式更为合适。不过改革要能成功,出发点一定要是从根本上摧毁旧制度,而不是完善旧制度。所以,改革的成功要从对旧制度的彻底批判开始。离开了这样的思想革命,改革就不能成功,革命也只是用一种形式的旧制度取代另一种形式的旧制度,付出了鲜血,最后却无非是新的统治者取代了旧的统治者,制度的本质并没有变。改革或革命采取的方式同不同并不重要,关键是对旧制度的态度,没有对旧制度的否定,任何改革或革命都不能成功。欧洲许多国家用改革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制度转型,关键就在于启蒙运动对旧制度的彻底批判。

    晚清以来的改革,从洋务运动开始,到载沣的改革为止,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这一系列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明了这些改革的目的是要维护封建专制体系的“中学”,而学习西学的船坚炮利或宪政,都是为了维护这个体制。因此,没有一场批判这种体制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认识这种体制的根本弊病。应该说,中国从未出现过一场彻底的启蒙运动,即使有五四运动对封建体制的批判,也是感情的发泄远远重于理论的批判。所以,尽管清王朝灭亡后有许多次改革或革命,但封建制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甚至变本加厉。清王朝灭亡一百年了,但思想解放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回到载沣的改革。载沣改革的目的当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而是要改善这种制度。这种制度从根上就是烂的,改善是不可能的,要做做不到的事,哪会成功?对旧制度不是彻底摧毁而是修修补补,这样的改革失败是迟早的事。载沣所实行的宪政改革,实质上应该是用共和制取代君主制,无非是采取“虚君共和”的缓和方式。但载沣绝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权力,这时宪政就徒有其表了,用宪政的假民主来掩盖封建的真专制。这样的宪政,古今中外有成功的案例吗?

    任何一次不流血而又成功的改革都是由上而下的,不可能采用推翻现有权威的手段。这就要求最高统治者有见解,有胆识,有魄力。清末这一次改革的失败,正在于当时领导改革的实际执政者载沣缺乏这种人格。作者把载沣的软弱解释为宽容,我不这样认为。汪精卫暗杀载沣放在哪一个时代都应该杀头,但载沣予以了宽大处理。这既破坏了法制,又表明了当权者的虚弱。我觉得载沣的胞弟载涛对乃兄的评价--“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绝难胜任”--是恰如其分的,绝非作者断言的“如不是谬见,就是违心之论”。由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主持改革,不难想象改革的结果会是什么。在改革之初,还是需要权威来推动改革的,没有权威的改革不可能成功。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的成功,正在于有邓小平这样一个权威。伟大人物的作用,就在于在历史转折的时候拨正历史前进的方向。载沣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魄力。

    在中央失去权威的情况下,清末的宪政改革先从建立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开始。改革不从经济入手首先解决民生问题,而从政治入手建立西方式议会,这在顺序上就有点急进了。而且,清末中央已无法控制地方政府,地方宪政的改革使地方议会与督抚联手向中央索要更大的地方自主权。这样,议会没能成为民主政治的载体,反变成各色人等捞取政治资本和实现个人及小集团利益的工具。民主走了样,改革就无法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超前的伪宪政改革实际上成为清朝灭亡后地方独立、军阀混战的起点。

    清末宪政改革的结果是,政治体制并没有实现民主化,只是把中央的“大专制”变为地方的“小专制”:权力切开了,而专制的本质没变。其结果已如作者所言,“一方面,政治上不断地分权、放权,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在财政、组织人事等方面的调控手段,很多好的设想难以推行,或推行后果严重走样;另一方面,在日益激进且不需要考虑全局行政问题的地方立宪人士看来,改革的胆子依然不够大,步子依然不够快。”可是,这种方向错误的改革,胆子越大,步子越快,岂不是问题更多?

    李泽厚先生认为,改革的顺序应该是:发展经济,保护人权,社会正义和政治民主。没有经济的发展,其他政治诉求都是空想,而在政治改革中人权与社会正义应该先行。相对其他而言,民主是奢侈品。清末宪政改革的根本弊病,正在于把一些与民生关系更密切的问题束之高阁,奢谈宪政民主。这样的改革必然很难推行下去。我想,载沣这个“八〇后”毕竟太嫩了一点,他生长于富贵之家,很难知道老百姓的需要是什么。由这样的人领导改革来挽救大清,当然是缘木求鱼,问道于盲。历来的改革,一靠政策,二靠执行力。正确的决策来自决策者,而执行力则来自各级官员。没有一大批有能力有改革精神的官员,即使政策正确,也不一定能得到好结果。专制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官员,尤其是清王朝这样停滞腐败的专制制度下熏陶出来的官员,有私心,有心计,却缺乏能力。作者认为,“大清国‘官场如赌场’,大家都在试身手,鱼龙混杂。敷衍了事的人,雄心勃勃的人,或钩心斗角,或与世无争,或逆流而上,或就坡下驴,唱高调,唱反调,荒腔跑调的比比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这些国之栋梁、人中之龙忙着拨弄自己的小算盘,而他们掌管着的是大清国‘上令下达’与‘下情上传’的要道,一旦堵塞,颟顸无为,后果可想而知……”。官员队伍素质差,执行力差,是大清末年改革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当年高层的人物中,袁世凯还是有能力、有权威的,也属于改革派,但在载沣时代已被放逐了。张之洞也曾是改革中坚,这时已年老力衰,被作为“图腾”供奉起来,很快便去世了。有实权的庆亲王奕劻则是“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高调地成为大清国的‘首富’之一”。这样看来,由载沣领导的这个中央领导集体没有领导改革的能力就不足为奇了。在省一级的官员中,陕甘总督兼陕西巡抚允升尽管锐意改革,但由于“大跃进”式的做法而激起民愤,“被辞职”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端方曾出国考察各国宪政,也是旗人中坚定地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官员,却由于严重违纪(慈禧葬礼上大不敬)而被“双开”,以后又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带兵入川,为哗变士兵所杀。更多在位的官员贪污腐败成风,至于基层,则是官员“流氓化”。这样的干部队伍,即使再正确的政策也会遭到歪曲或失效,何况“大和尚”念的经本身就歪了。

    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中央权威的弱化,地方分权的加剧,使清末的这场改革像是一出闹剧。在这种形势下,经济改革、干部培养的无力,社会矛盾的加剧,还有对外政策的失误,终于把大清帝国推向了灭亡的边缘,即使没有辛亥革命,大清帝国也难以为继了。

    给大清帝国致命一击的,还是经济。政府的指导思想还是要国强的,然而从民办铁路来看,“民营资本不仅先天疲软,而且其腐败与内讧因比国有企业缺少监督和制约而变本加厉。”所以就由政府亲自办铁路。但政府没钱,只好举债,既借外债,又发行债券借内债。爱国公债变为误国公债,股市的投机又给混乱的金融市场火上浇油,开滦煤矿被英国人实际控制,国有的招商局成为“豆腐渣工程”,民营企业家走官商结合之路,纷纷捐官,官办的经济特区、国有企业成为“腐烂的根基”。这一切与其说是经济改革,不如说是“经济折腾”,其结果是使经济更为混乱和恶化。当一个社会经济混乱到这种程度时,就连上帝也无能为力了。

    大清末期的改革是师法日本的,于是赴日留学成为时尚。不过一旦把留日和当官联系在一起,留日也成了一场闹剧。中国不少青年人到日本不是要学习日本的经验,而是要换一个回国可以当官的文凭。这样,日本就出现一大批专为中国留学生服务的“克莱登大学”或“西太平洋大学”,中国去的留学生,只求一张真假不论的文凭。当然,这些留学生中也不乏鲁迅这样的优秀分子,但我们比较一下去西方和日本的留学生就不难发现,留日的学生倾向革命,而留学西方的学生倾向改革。留日的学生成了辛亥革命的主力,推行这样的留学政策,大清帝国岂不是为自己培养掘墓人?

    这种混乱的改革,无论最高当权者的愿望有多善良,最后总是被大大小小的官员变为扰民和敛财的工具。改革的进展与民怨同比例上升,改革越深化,群体事件越多。仅根据官方的《大清历朝实录》记载,1901年至1910年间,群体事件达到几百起,如果加上各地瞒报的,则高达一千三百多起,而且更多地集中在1909年至1911年间。清政府缺乏权威,也没有财力,对各种改革只能“给政策、开口子”,允许各地自筹自支,这就把改革的成本化为各种苛捐杂税,而各级官员趁机层层加码,群众不堪重负,只好起来闹事。办警政,办教育,人口普查,本来都是好事,但当这些好事要人民出钱办时,人民就不干了。《国运》中举了江西宜春办教育引发的一场动乱,还有鱼米之乡浙江嘉兴因受灾引发的群体事件。当时,类似的事件比比皆是。列宁曾经说过,当上层感到统治不下去,下层也感到生活不下去时,革命就要爆发了。清末正是这样的局面。

    给这头即将倒下的“骆驼”加上最后一根“稻草”的是外交。一国外交的成败,不在口舌而在实力。面对日本、俄罗斯和英美等列强在中国瓜分利益的欲望,大清王朝已无可奈何,对内软,对外也硬不起来。国家主权的丧失加剧了政权的垮台。到了这时,正如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所说的:“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清朝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和性质。”

    从洋务运动以来,一场以挽救大清帝国为目的的改革终于失败了。总结这场改革,对我们的意义不仅仅是回顾历史。《国运》一书总结的是这场改革最后三年的历史,作者雪珥先生用的是报告文学的写法,尽管不是十分严肃,但读起来更有趣,也更轻松。不过轻松笔调背后的历史决不轻松。让我感到沉重的,并不是大清的灭亡,而是封建专制制度的顽固。从形式上看,大清灭亡,封建专制也就结束了,但实质上封建制度的亡灵仍然阴魂不散。这是我们在未来的改革中要彻底解决的问题。

 

 

发件人:"LIU Lihua" <llihua2003@vip.163.com> 2010-09-11 08:55:16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Re: 回复:教师节快乐!

一年一度又此节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 刘利华

    我用ADSL方式上网,每月包了20小时的上网时数,大约需付费25元左右?每月和电话费一起扣。由于有这20小时的松软限制,我就渐渐地养成了很“圣贤”也就是很“小气”的上网习惯:用outlook收信;长篇大论都是拷贝下来,下了网再慢慢地阅读;除了在淘宝网上买东西,从来不在网上与人聊天;经营的自己的这片小菜园子――我的网易博客――如果不是要在这儿贴自己的小博文,差不多一天用不到一分钟,从外面看看有几个访客来过,连自己掌管着钥匙的家门都不进,登录都不登,扭头就离开了。

    明天是9月10日,我只记得这是本学期我第一次上课的日子,听课的小朋友是104位徐悲鸿艺术学院09级的学生。刚刚又来视察我的菜园子,发现一条“不知有汉”祝贺教师节的留言,还是一首诗:《瑞鹧鸪——庚寅贺教师节》(内容见文末)。在感动、感激的同时,我意识到明天竟是教师节。

    最近因为非常想把唐君毅先生的《哲学概论》从头到尾地读一遍,所以前些时集中地提前完成本学期备课的任务这个计划,在备出第一讲后,已被自己中途改成了边读这本书边备课的安排。

    这本书本是我写作《和谐哲学铁三角架构》之前的必读书之一。读之,有得遇明师和知音的感觉。唐先生他是在认真地研究透了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基础上,在深刻地把握了整个哲学史的历史脉络的前提下,写出这本《哲学概论》的。而他的立脚点非常难得地是自觉地站在“中道”上。这个“中道”即中庸之道,执两用中,不走极端,高端俯瞰,明善指偏。

    这本书我2008年从学院资料室借了来,差不多两年了吧?因为学院借书无有还书的期限,故两年间已经读过几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已经写出几篇自认为比较有份量的理论性的文字,却一直还未能把这本可提升自己哲学学养水平的好书读上一遍。16开900多页,读了两年,刚刚读了其中的100多页。聊以自慰的是,脑子、眼睛和敲键盘的手一直未曾闲置。

    我此时其实正在阅读过程中。现在猛然意识到明天是教师节,还想到,来我的小菜园子访问的访客,每天最少时总会有三、两人。也不知道是有固定的三、两个关注我的朋友每天来呢?还是碰巧是从不重复来的朋友偶尔来呢?我的脑子一直就是不够用的状态。面对这种有多种可能性的事情,再怎么想也是想不出所以然的,索性就让它停留于“谜”的状态,反倒有趣。

     可是万一有朋友经常来的话,如果他们连续几天每次来,都看不到一点新东西,我这个菜园子渐渐地访客就越来越少,或者说就越来越没有观赏价值了。所以我就借明天又到教师节这个由头,只在此处发布一点个人信息吧。

    (一)背诵《老子》的进展。前37章,即习惯上归之为“道篇”的,我现在已经都背诵过了。属于“德篇”的54章,以现在的进度,到今年年底未必能全部背完,大概要延续到明年了。但是,那句话,大家不要小瞧:“有志者,事竟成”。我理解,这里的这个“竟”,意思是“竟然”,“事竟成”含有一种出乎意外是属偶然的意思,不可与“竞相”的“竞”混用了。照我的理解,“有志者,事竟成”,不是说,只要有志,一定可以达到目的。是说,志是达到目的、取得成就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如果无志,肯定不会有成就;但是有志,未必就能有成就。有志,是前提,配合许多机缘或幸运的因素,竟成了,是惊喜。是这个意思。如果写成“事竞成”,那就变成了必然而然――一个成就接着另一个成就都跟在志后涌现的意思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生活中因为有偶然性的存在,所以才存在让人“大喜过望”的可能。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记忆力是低下到属残障水平的,可以我53岁的年龄,现在竟然把《老子》的前37章全部背诵下来。我不知道,再往下背,我是不是还能背过,但是因为背过与背不过的可能性都存在,所以这恰恰构成对我的能力自我建构的一种挑战。可见,生活中这种乐趣的独特性就在“有志者,事竟成”中哦?

    (二)把自己的生活搞定。我历来极其不喜欢家务劳动,生活中能简就简,能懒就懒,能凑合就凑合。我记不起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好像从上大学时,就潜在地受这个原则支配:生活中以节省时间为第一原则。但是我最近忽然发现,“节省时间”作为生活的原则之一是对的,而作为生活的第一原则,却绝对是误导的,是错误的。生活的第一原则应当是身心健康而有意义充实于其中。身体健康是需要付出时间的,要保证维持健康和工作能量的营养,要有适当的身体锻炼的时间,也要有适当的娱乐和良性的人际交往时间。这样,才算是“不失其所”,才能“久”。这个原则理性地认识到了,就一定可以落实在生活中。我现在非常明确地目标:先把自己的生活搞定,才能把自己的研究、教学工作做好。我已经在这么做了,身体必然地会达到我这个年龄段更加的良性平衡,咽炎我期待随着体质的改善也会得到控制。写到这儿,我得坦白,我现在每晚都会看新版50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两集连播。最近这段时间,我谢绝了几次朋友聚会的邀请。我认为我的朋友们知道了这件事,不应当为此批评我对朋友过于冷漠。友情其实也是快乐之最重要的源泉之一,而快乐对于健康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也很想享受友情带来的快乐,但是我时间实在是紧张。我平时能自己支配的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时间几乎都用来阅读了,几乎从不能聚精会神地看电视剧。好不容易遇到了电视里播放自己最喜欢的娱乐内容,歪在自家的沙发上,足不出户不用买票就能得到这种精神享受,实在是太有效益太值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选择把有限的时间,先用在观赏《红楼梦》上。我非常喜欢《红楼梦》,《红楼梦》中最喜欢的人物是林黛玉。将来若有时间我可能会写出一篇“《红楼梦》――普世价值的动人故事”。我现在是每天减少两个小时的阅读,而享用两个小时的《红楼梦》。

    (三)随心所欲我行我素而不逾矩,应当是我人格修养的追求。最近刘长林老师寄来了一个日本动画片的链接:http://blog.myspace.cn/e/407755333.htm,内容是“灵界的世界—爱尔康大灵的世界观”。无法下载,只能联着网看,我也看过了。看过后很受鼓舞,也得到一些不错的思路。一是更加确信失去正信的世界――包括中国――中的种种人存在的危机的基本性和深刻性;二是意识到自己的境界还有提高的潜力,即意识到自己的心性还远不完美,或还有余地把自己的精神世界打造得更善更美;三是更自信自己所做的和谐哲学的研究工作是非常有价值也非常前沿性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是孔子在其生时达到了的境界。达到这个境界,其实就是能自然而然地做到与道合一。《老子》第八章中说的:“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就是这种境界。这七善,我在一遍一遍地在游泳池中背诵的过程中,得到的理解是,七善是人唯道是从的存在状态,揭示出一个人生活中作价值选择的整体框架。它们教导我们:处世像水那样甘愿居下,心胸像深渊那样有涵养、能接纳、能承受、能包涵,施予都出于仁爱之心,所言都诚实可信,治政管理能做到正直不偏,所做之事必能担当责任,采取行动必当其时。达成这七善,以认识道之真谛为基,以向善的价值选择为依,以想到说到做到为算数。追求七善这种“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是一个随着生命存在的动态过程,其间永远会有新的挑战需要我们面对、认识、选择、超越,可以说生命不死,这个过程就不会停止。

    最后我以一首拙诗和 “不知有汉”留言给我的 《瑞鹧鸪——庚寅贺教师节》吧。

《瑞鹧鸪——庚寅贺教师节》
不知有汉

满园桃李正金秋,
学子成才谁白头?
先生辛勤栋梁育,
蜡炬成灰泪仍流。

晓镜何愁云鬓改,
三尺讲台拔头筹。
桃李铭记恩深重,
师德高尚传千秋!

2010教师节得“不知有汉”之贺有感
利华 

开荒垫路冬到秋,
读读写写忘白头。
莫言栋梁辛勤育,
聊慰心血不枉流。
 
对镜仍喜马尾辫,
讲台得意逆俗谬。
唯期学子豁然朗,
中华演出新千秋。

    2010年9月9日

    利华博客::http://liulihua021103.blog.163.com/

 

 

安阳西高穴确定为曹奂墓 “曹操墓”尴尬收场

何新的博克

2010-09-12

    自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安阳考古队在京高调宣布安阳西高穴大墓墓主为魏武帝曹操以来,争议不断。昨天,专家据墓中出土的惟一一枚印章推翻了墓主为曹操的说法,确定墓主为魏末废帝曹奂,安阳西高穴因而认定为曹宇、曹奂父子王原陵,曹操高陵的说法随之不攻自破。

  确定西高穴大墓墓主身份的关键证据是一枚桥钮并刻有“章鱼”形图案的“符印”。有关专家考察了这枚印章之后,指出所谓符印其实是一个篆书的“奂”字,墓主随即指向了魏元帝曹奂。在考古发现中,印章是确定墓主身份最为直接和有效的证据,西高穴出土的符印之谜被破解,墓主身份也随之揭开。

  这枚印章的信息来自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安阳县文化馆在最新一期《考古》杂志上发表的《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一文,实际上也就是西高穴考古的发掘简报。但是,考古队和《考古》杂志并没有认出这是一枚名章,而是将其作为“符印”发表。更为荒唐的是,在发表时,印章的位置放反了,成了头朝下的状态。专家是纠正了位置错误之后才破解古印之迷。

 

 

 

发件人: "远方"<565414741@qq.com>;发送时间: 2010年2月10日(星期三) 下午4:15收件人: "njhuang2"<njhuang2@126.com>; "l李成瑞"<li_chengruicr@sina.com>; "巩献田"<gongxt@263.net.cn>; "项观奇"<xiangguanqi@yahoo.com.cn>; "马克思主义评论网"<marxistreviewer@gmail.com>; "乌有之乡"<wyzxsx@163.com>; "公行"<1940cn@163.com>; "施晓喻"<starkling@163.com>; "小马"<robbet@vip.sina.com>; "张宏良"<tianyang001@sina.com>; "当年明月的邮箱"<dangnianmingyue@vip.sohu.com>; "刘永佶邮箱"<pinggu.org@gmail.com>; "王长友"<sjgczy@163.com>; "王宏斌"<wanghongbin@nanjiecun.cn>;主题: 重庆渊源

重庆的渊源

远方

2010-02-10

    端午节是最有意义的民俗节,是爱国主义、个人操守、驱邪传统的集中体现,也能揭示我们重庆人的起源。

    屈原曾记载过夏朝末年山东有泯氏(夏代与王室联姻的大部族)由于不堪忍受桀的暴政,举族向西南方向迁徙的故事,在商代江西形成发达的虎方国,在江浙和两湖形成强大的荆人部落联盟,在重庆形成强大的庸国,他们成为南方土生汉族的先祖,屈原就是庸国贵族的后代,“帝高阳之苗裔兮”,黄帝的亲孙子颛顼氏继承了黄帝集团、炎帝集团、东夷集团(孔子、舜帝、朝鲜日本都属东夷)的统一领导权,为以后的大汉族崛起奠定了基础,而屈原、楚王、秦始皇和很多王侯的先祖都是这个颛顼氏,后来庸国分裂成巴国、楚国、蜀国。

    来自湖北清江流域的荆人部落联盟首领廪君在商末周初从巴东、巫峡、涪陵到重庆一路征伐(包括杀死心爱的盐水女神),在江北城定都建立巴国。

    蜀国与巴、苴二国交战,苴侯向秦求救。秦惠文王遂于周慎靓王五年派张仪、司马错和都尉墨率兵经石牛道入蜀,蜀王率兵到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迎击秦军。秦大败蜀军,杀死蜀王,灭掉蜀国。张仪、司马错乘胜进兵,又攻灭巴国和苴国,俘虏巴王。廪君的一部分后人远遁山岭,未并入秦人,形成现代土家族,据考证土家族起源于中原汉族,他们称楚人庄子是知音,因为只有庄子会玩上鼓下盆的土家传统乐器,土家族能歌善舞(如宋祖英)。

    被秦灭掉的古蜀国共有五个王朝,前四代是当地蜀人建立,第五代开明王朝就是巴楚一族建立的。

    据古文献和考古研究证实,早在夏代以前,古羌族人蚕丛就在今岷江上游河谷之中的蚕陵(四川茂县较场乡,又称叠溪)建立了部落式国家,至今较场乡还有《蚕丛故里碑》。传说中国养蚕发明人、黄帝的元妃嫘祖就是蚕丛氏之女。《华阳国志 蜀志》说:“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即岷江流域的岷山地区)氏女昌濮为妻,生子高阳,是为颛顼;颛顼称帝后封其后代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三代”。

    据记载,楚地鳖灵部族一个叫开明的人善治水,率族人沿江而上,定居南安(四川乐山),传说今乐山离堆(乐山乌尤山)即为开明氏所开。杜宇末世,蜀地水灾为患,杜宇不能治理,请开明为相治理水患。于是开明凿金堂峡(金堂县淮口镇境),决玉垒山(湔山),成功地治理了水患,得到了蜀民的拥戴。不久,开明氏推翻了杜宇王朝,取而代之,建立了开明王朝。开明王朝的综合实力大大超过了杜宇王朝,因此,从开明二世卢帝起,蜀军就南征北战,东攻西讨,并曾“攻秦至雍”,进入战国,蜀国已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强大国家,其北界已达陕南,汉中地区则全被蜀国占有;东界已过嘉陵江进入长江,势力远达鄂西清江流域。

    来自东北的商朝长期与南方土生汉族关系紧张,把南方巴楚一族和西部的秦族先祖称为少数民族,而秦以武力证明了自己在大汉族中的正统地位,巴楚一族建立了强大的汉朝,使古华夏族更名为大汉民族,同样证明了自己的正统地位。

    汶川是大禹的故乡,当年某位羌族女子生下了黄帝的后代,其中出了治水的大禹,他建立了夏朝,他是南方土生汉族集团与北方中原汉族集团第一个国家领袖!大禹之妻重庆女涂山氏成为中国第一代国母!

 




发件人:"Confucius Global" <info@confuciusglobal.com> 2010-09-13 20:58:50 +0800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FW: 孔夫子聖誕2561週年特刊(三)

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

蒋庆

一、儒家、儒学与儒教

    儒家是一个学派,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未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即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未形成国家“礼制”“文制”以安顿人心、社会与政治的时代。儒家一词的对应者是其它学术流派,如汉以前儒家的对应者是法家、墨家、道家等中国的学术流派,一九一一年后儒家的对应者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西方的学术流派。“儒家”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衰世之词,是边缘化于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被放逐者的称号。儒学则是儒家的学理系统,其价值渊源是儒经。

    儒教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自性的自足的文明体,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即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形成国家“礼制”“文制”以安顿人心、社会与政治的时代。儒教一词的对应者是其它的文明体,如“三代”时的“蛮夷”,隋唐时的佛教、景教,现在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它文明体。儒学是儒教的教义系统与思想体系,其价值渊源则是儒经。儒学与儒教的关系相当于基督教神学教义系统与思想体系与基督教的关系,故儒学只是儒教的一个具体学理内容。“儒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盛世之词,是中国古圣人之道占据中国文化权力中心时的称号。儒教的历史长于儒家,夏、商、周“三代”即有儒教,严格说来伏羲时代已有儒教,因儒教是一文明体,伏羲画卦即开创了中国文明。此外,“圣王合一”、“政教合一”、“道统政统合一”是儒教的本质特征,也是儒教的追求目标,伏羲时代即具备了这些特征,故伏羲时代即有了儒教。春秋、战国、秦汉之际儒教退出中国文化权力中心边缘化为儒家,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又回到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位置上升为儒教,一直到一九一一年儒教因帝制的崩溃而崩溃,失去了“王官学”的地位,故儒教又退出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位置下降为儒家。

    因此,面对今天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从而才能为中国的崛起奠定深厚的文化根基。正是基于此一理由,当今中国儒家学派的创立、儒学体系的建构、儒家文化的回归都是为了复兴中国独特的儒教文明,都是为了延续中国尧舜周孔之教的圣王道统,即都是为了重建近代崩溃了的中国儒教。是故,如果离开儒教的重建来谈儒家与儒学的重建,将是放弃复兴中华文明的努力,把中华文明降到思想学派的位置与西方文明对话,这无疑是中国文化的自我贬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复兴儒教就是复兴中国文化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

二、儒教的历史形态与治世功能

    儒教的“教”,既有中国文化中“礼乐教化”的“德教”之义,又有西方文化中“神人交通”的“宗教”之义;既有信奉“昊天上帝”“天道性理”的超越信仰之义,又有实现“神道设教”“事神致福”的治世功能之义。如果不拘泥于西方的宗教概念,儒教肯定是一种宗教,只不过是一种与西方宗教不尽相同的独特的中国宗教。宗教是文明的最集中体现,故古代儒者在面对其它宗教如佛教时,往往自称所信者为儒教(儒教作为一个宗教性的名词产生于佛教盛行之晋代即是明证),而其它文明中的人接受中国文化时也往往称所接受者为儒教而非儒家、儒学,如韩国和日本。儒教具有人类宗教的某些共同特征,如具有某种程度的人格神信仰、经典的教义系统、以超越神圣的价值转化世俗世界等,但儒教也有自己的独特特征,如信奉万物有灵论、多神教、没有国家之外的独立教会组织等。但这并不影响儒教是一种独特的宗教,不能因为儒教与西方宗教不完全相同就否认儒教是宗教。

    在中国“三代”以来的历史中,除儒教降为儒家的少数时代外,儒教一直是中国的国教。国教的特征是“政教合一”,国家担负着实现宗教信仰与道德教化的职责,是实现儒教超越神圣价值的工具或载体。儒教作为国教的根本标志是将儒教经典所体现的圣人义理之学上升为“王官学”,即上升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这就是今天所说的“宪法性原则”,此原则是中国一切政治礼法制度的价值基础。此外,儒教作为中国国教解决了中国国家的文明属性问题,确立了中国国家的文化自性,形成了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共识与精神信仰。

    儒教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四大功能:一、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为政治权力确立超越神圣的价值基础与历史文化的价值基础;二、解决社会的行为规范问题,以圣人教化所体现的道德确立国人的日常生活轨则;三、解决国人的生命信仰问题,以昊天上帝天道性理安顿国人的精神生命;四、解决国人的情志慰藉问题,以冠婚丧祭吊恤等礼制化解人生的焦虑与痛苦。儒教的这四大功能在今天仍未过时,今天重建儒教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儒教来解决中国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社会规范问题、生命信仰问题与情志慰藉问题。

三、重建儒教的两条路线

    在中国“二帝三王”时代,儒教是自上而下地通过圣王创制天然形成,无须士大夫的参与,故无所谓重建儒教的路线问题。而在中国“二帝三王”之后的时代,儒教是自下而上地在历史中长期自发地形成。在“三代”后儒教形成的历史中,儒家士大夫们通过其学术努力与政治实践,使儒教经典中的义理价值进入到政治权力中心,改变了政治权力的性质,即儒教上升为国家的“王官学”后儒教与政权合一,政治权力成为儒教价值的载体,然后儒教价值再从上到下影响到社会形成礼乐教化的“礼制”“文制”,通过“礼制”“文制”起到规范社会与安顿人心的作用。这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中长期自发形成的“上行路线”,故“上行路线”又可称为“传统路线”。在今天,儒教崩溃,复兴中华文明需要重建儒教,故首先必须走儒教形成的“上行路线”,因为“上行路线”是儒教形成的正途。具体来说,走“上行路线”就是要“儒化”当今中国的政治秩序,此“儒化”是董仲舒“复古更化”的现代形态,此处之“复古”即是在当今中国恢复中国古圣王之教,“更化”就是用古圣王之教即儒教转化当今中国的政治秩序。

    在这里,“儒化”当今中国的政治秩序有两个要点:一、通过当代儒者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实践,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恢复儒教古代“王官学”的地位,把儒教的义理价值尊奉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建立中国式的“儒教宪政制度”,即建立具有现代宪政功能的“太学监国制”与“议会三院制”,以儒教的宗教义理与文化传统规范约束中国国家权力的运作和行使,从而解决中国政治权力百年来在超验价值与历史文化上的“合法性缺位”问题,为中国的国家政权奠定完整周全的合法性基础。二、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即国家成立各级政治考试中心,有志从政者必须通过《四书》《五经》的考试才能获得从政资格,就如同做法官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一样;另外,用儒教的经典取代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过时的意识形态经典,把儒教经典作为各级党政干部思想品德教育与历史文化教养教育的主要内容。除党政教育系统外,在国民教育系统中,恢复小学中学“读经科”,将《四书》《五经》教育作为基础课与语、数、英同列;大学则恢复“经学科”,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基础课程。

    如果上述“上行路线”成功,儒教就可以在中国复兴,中国就可以恢复其“儒教中国”的文化自性或者说文明属性。但是,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不同,现代中国已经“以夷变夏”,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灵已经西化,对儒教复兴的“上行路线”有很大的抵触,光靠“上行路线”重建儒教很困难。所以,重建儒教除走政治上传统的“上行路线”外,还必须辅之以非政治的“下行路线”,因应时代开辟出另外一条民间社会重建儒教的道路,故“下行路线”是一条根据“时为大”的原则因应时代变化采取的“变通路线”。所谓“下行路线”,就是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宗教性的儒教社团法人,成立类似于中国的基督教会或佛教协会的“中国儒教会”,以“儒教会”的组织化形式来从事儒教重建与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事业。“中国儒教会”同中国的其它宗教教会和宗教协会一样,是一在现代法治框架下按照法律建立的高度组织化、制度化、社会化的宗教社团组织,“中国儒教会”既是承担儒教重建任务的宗教组织形式,又是作为组织化宗教的民间儒教本身。“中国儒教会”虽然是一民间的宗教社团法人,但与其它的宗教组织的关系并不是平面的平等关系,“中国儒教会”因为儒教是中国历史中长期形成的中华文明的主体,所以拥有其它宗教组织没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方面的特权。

      由于儒教过去是中国的国教,将来也必须重新复位再次成为中国的国教,所以“中国儒教会”在中国诸宗教中的地位相类于英国圣公会在英国诸宗教中的地位。“中国儒教会”不仅有参与政治的特权,有获得国家土地、实物馈赠与财政拨款的特权,还有设计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与基础教育制度的特权,有设计国家重大礼仪的特权,有代表国家举行重大祭典仪式的特权,以及有其它种种特权。“中国儒教会”既不像一般宗教团体完全脱离政治是一纯民间社团组织,又不像沙皇时代的东正教完全与政治合一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是一存在于民间又拥有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特权的在国家宗教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社团。(按:圣公会是英国不成文法确立的国教而享有特权,信义宗是北欧诸国宪法(瑞典除外)确立的国教而享有特权,东正教是希腊宪法确立的国教而享有特权,但这些国家仍然是所谓自由民主国家,不存在对其它宗教的迫害与打压,故儒教在中国作为国教享有特权,并不意味着儒教的精神思想专制,只意味着中国精神思想的共识与一统,对此国人不必过虑。)

四、通过“中国儒教会”完成中国儒教的全面复兴

    中国儒教的全面复兴是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涉及到很多方面,单靠个人分散的力量难以完成,必须通过“中国儒教会”组织化、制度化、社会化所形成的巨大力量才能完成。具体说来,中国儒教的复兴在当下涉及到以下十个方面的内容:

    (一)、儒教的政治形态——仁政、王道政治与大同希望。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儒教的诉求是:必须在政治上落实仁政,并努力追求王道政治的理想,而不放弃对未来大同的希望。(按:仁政是儒教政治的基本形态,王道政治是儒教政治的理想形态,大同希望是儒教政治的最高形态。以公羊学术语言之,仁政是据乱世治法,王道是升平世治法,大同是太平世治法,而每一世治法中又有三世治法存焉。)

    (二)、儒教的社会形态——礼乐教化(制礼作乐)、乡村自治(礼俗乡约)、社区文化(寓教于乐)、企业文化(培育儒商)、全民健身(实现《书经•洪范》“五福”中之“康宁寿考”)以及协助治安、预防青少年犯罪、反对黄赌毒、社区乡里民事纠纷调解、各种冠婚丧祭等从生至死的礼制安排(中国人之生老病死,终其一生,全在儒教礼制安顿之中,故儒教礼制可化解中国人生老病死之生命焦虑)、制定并主持各种国家祭祀礼仪与民间祭祀礼仪以及其它各种宗教礼仪与社会礼仪、开展全民性的“中国道德振兴运动”等。

    (三)、儒教的生命形态——昊天上帝信仰、天道天理信仰、日月星辰信仰、风伯雨师信仰、山河大地信仰、国社后稷信仰、祖宗鬼神信仰、圣王圣贤信仰、良知心性信仰、以及符合儒教义理的民间信仰,如关帝信仰、文昌信仰、城隍信仰、马祖信仰等。由于儒教的生命形态很复杂,问题繁多,有必要详论,然限于篇幅,现仅对其中五个重要问题进行简要论述。

    ⑴、关于“天地君亲师”牌位问题:宋以后,儒教礼仪下到民间庶人,庶人得在家中堂屋内设“天地君亲师”牌位,打破了帝王对祭祀昊天上帝的垄断,庶人遂可以个体身份直接祭拜儒教之至上神——昊天上帝。考之经史,“天地君亲师”牌位之宗教含义来源甚古,始于《尚书.尧典》所载“有能典朕三礼”中之“三礼”,郑玄注“三礼”为“天事、地事、人事之礼”,即祭天、祭地、祭人之礼。而《周礼》亦载此“三礼”为天神、地示、人鬼之三重信仰祭祀体系。故祭天神,即祭昊天上帝之至上神与日月星辰诸神;祭地示,即祭山河大地与国社后稷诸神;祭人鬼,即祭祖宗鬼神与圣王圣贤诸神。后荀子依此“三礼”礼意概括出“礼三本”思想。荀子谓:“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据此,在“天地君亲师”牌位中,“天地”,即“三礼”中之天神、地示,荀子所谓“生之本”者;“亲”,即“三礼”中之人鬼,荀子所谓“类之本”者;“君师”,亦“三礼”中之人鬼,荀子所谓“治之本”者。故知“天地君亲师”牌位乃依“三礼”礼意设立。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如果完全按“三礼”礼意,该牌位应为“天地亲君师”,而不应为“天地君亲师”,不知何故该牌位竟将“君师”分拆开而在二者中间加入“亲”字,变为“君亲师”,此甚不合“三礼”礼意,因按“三礼”礼意,“君师”是一名词,指作为“治之本”历代圣王圣贤,而不是指作为统治者的“君”与作为教育者的“师”,“亲君师”即荀子前文所说的“尊先祖而隆君师”。如此改动,也许是因为君主专制时代过分尊君,竟然违背儒教义理而篡改“三礼”礼意。至于民国后之儒者在此改动的基础上又纷纷改为“天地国亲师”或“天地圣亲师”,更是以讹转讹,不伦不类,离礼意更远。因此,在今天儒教的生命形态上,应完全按“三礼”礼意恢复“天地亲君师”的牌位,置于儒教信奉者家中厅堂和祠堂、讲堂、会所等儒教信奉者聚会之公共礼拜场所,起到儒教信奉者信奉天神、地示、人鬼的三重信仰作用,在“三礼”的祭祀中舒发国人“报本返始”的“三报”宗教情感。

    ⑵、关于昊天上帝信仰问题:按儒教的传统解释,昊天以至上神之体言,谓至上神之体无形无象广大无边;上帝以至上神之德言,谓至上神之德创始万物主宰宇宙。故儒教之至上神虽有某种人格神特征,如创造、主宰、意志、性情、愿望、知善恶并下祥瑞赏善降灾异罚恶以及倾听祷告接受飨祭等,但这一至上神的人格神特征与其它宗教相比,如与基督教相比,显得不甚充分,如无人的具体形象与计划安排。然而,这种不充分的人格神特征不是儒教至上神作为宗教信仰的缺点,恰恰是其特点,甚至是其优点。因为宗教毕竟不同于神话,宗教的至上神不能完全以人的形象与人的意志去具体比拟,也不能以人的有限理智去推理窥知,否则就会被费尔巴哈言中——神是人的属性的集中与外化,神就是人本身,故根本不存在所谓神。因此,中世纪犹太神学家以及伊斯兰教法学家都不认为完全拟人的人格神是宗教信仰的优点,而认为至上神之无形无象与超越人意志理智之摸拟才是宗教信仰的优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教至上神的人格神特征不充分正是儒教信仰的优点,而不像某些基督教传教士所说是儒教信仰的缺点。是故,儒教至上神信仰所指称的“昊天上帝”一词,最能体现儒教至上神信仰的这一特点。

    ⑶、关于一神与多神统一的问题:儒教有唯一之至上神——昊天上帝,但儒教之唯一至上神昊天上帝并不排斥其它各种神灵,而是同其它各种神灵立体地和谐共存于一个统一的祭祀系统中,比如,在郊祀昊天上帝时,或以祖宗神配祀,或以五方帝配祀,或以日月星辰山川风雨之神配祀从祀,按《后汉书•祭祀志•上》记载,在洛阳郊祭昊天上帝时配祀从祀之各种神灵就有1514种。如果按照西方宗教学的解释,儒教明显有万物有灵论与多神论的倾向。然而,在儒教的信仰体系中,一神信仰与多神信仰以及万物有灵信仰是和谐而不冲突的,是立体有秩地存在于一个统一的信仰系统中的。这在以一神信仰排斥其它多神信仰的宗教看来,确实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这种不可思议的儒教确实又是现实中存在的。另外,按照西方宗教学的观点,宗教的进步体现在由万物有灵论向多神论发展,然后又由多神论向一神论发展,故一神论是人类宗教发展的最高阶段与最完美阶段,是所谓高级宗教,而万物有灵论和多神论则是落后的低级宗教。这种直线发展的宗教观甚不应理,我们没有理由从时间存在的远近上来判断一神论宗教比万物有灵论宗教与多神论宗教更完善更进步从而更可欲。相反,以生态保护为例,万物有灵论宗教与多神论宗教因信奉敬畏宇宙万物之神灵,故更能在信仰的禁忌下不敢以人类自我为中心而破坏毁灭宇宙万物,从而在信仰的虔诚敬畏中而不是在理性的利害计算中保护了生态自然。是故,我们可以说最完美最进步的宗教(如果进步不是指时间上的直线发展而是指品质上的优胜的话)应该是一种一神论与万物有灵论及多神论和谐并存相互调适的宗教,亦即是一种一多无碍保合太和又各正性命以实现不用信仰功能的宗教,而儒教就是这样一种宗教。

    ⑷、关于国社的国家神信仰问题:在儒教的祭祀系统中,有所谓“社”的信仰,“社”最先是土地神,后来发展为国家神。古代天子祭“太社”,诸侯祭“国社”,现在中国被卷入了世界民族国家的行列,故在“社”的信仰上暂且用“国社”一词。在儒教“国社”的祭祀中,其宗教意义在于把国家当作永恒的有机精神生命体来敬奉,表示国家万世一系(非帝王与朝代万世一系),国家具有不可割断的历史连续性与精神不变性,即今日之国乃古代之国亦将来之国。具体来说,不管历史中如何易姓兴亡而改朝换代,“国社”信仰认为中国永永远远是中国,中国因其永恒的精神性不会在历史中断灭。可见,这种崇拜“国社”的国家神信仰是一种“政治宗教”,是儒教区别于其它宗教的一大特色,更是儒教政治信仰区别于西方社会契约论关于国家起源的理性学说的一大特色。

    ⑸、关于良知心性信仰的宗教仪式崇拜问题:关于良知心性信仰的宗教性,有静中体认工夫、循礼复性工夫与事上磨练工夫等不同表现形式,这已是学界的一般看法。但就儒教的宗教特色而言,关于良知心性信仰的宗教性还有一种将良知心性对象化进行仪式崇拜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最能体现儒教在良知心性信仰上的宗教性特色。这种对良知心性进行仪式崇拜的表现形式主要表现在阳明与甘泉弟子唐枢把良知心性称作“神物”,名为“太一元神”,并绘“太一元神像”“朝夕奉礼”,以“提省周旋,藉以发明”。(见氏着《礼元剩语》)这种将良知心性对象化进行仪式崇拜的表现形式在儒教的宗教性上比静中体认工夫、循礼复性工夫与事上磨练工夫等表现形式的宗教性强多了,然而,这种形式一直未被过分精英化的传统士大夫化重视。是故,在今天走“下行路线”重建中国儒教之际,应充分发挥这一对良知心性进行仪式崇拜的形式,这样不仅可以增强“心性儒学”的宗教性,还可以适应当今大众化了的民间社会,建立起儒教的草根性基础,因为民间社会中的大众毕竟不是崇尚学理与内省的士大夫精英,故宗教崇拜仪式比义理内省证悟更能引导他们归向儒教,或者说归向“心性儒学”的“致良知教”。

    (四)、儒教的教育形态——由儒教出资在全国兴办由儒教管理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目的在培养一代具有“内圣外王”人格的“儒魂洋材”型人才,即培养一代信奉儒教精神价值的儒师、儒官、儒将、儒商、儒医等,通过其实践活动将儒教的精神价值灌注到当代中国历史的创造中。此外,在非儒教兴办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中推广儒教经典诵读,在社会中开展成人读经讲经、书院讲学传道,在国家任官制度中建立通过《四书》《五经》考试获得从政资格的“新科举制”,对军人进行儒教精神道德的忠义爱国教育,开展“全民读经”运动等。

    (五)、儒教的慈善形态——济贫、救灾、助学、孤儿院、敬老院、残障院、医院、免费医疗、心理辅导、意义治疗、临终关怀、殡仪丧葬服务、儒家文化墓园、吊灾恤灾、举行慰灵祭仪式抚慰灾中亡灵与生人、无家者收容中心、监狱人心改造、服刑者家庭援助、戒毒中心、生态环境保护与文化艺术保护等。

    (六)、儒教的财产形态——历代书院建筑与学田祭田等地产,文庙建筑与学田祭田等地产,孔庙建筑与学田祭田等地产均归儒教所有;(按:“中国儒教会”成立“儒教财产清查委员会”,将中国历史上属于儒教的财产特别是各种书院文庙建筑与学田祭田等不动产清查登记在册,提交国家请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归还儒教,而损毁堙灭或被占用无法归还者,则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给予相应的财产补偿。另外,曲阜孔庙由国家负责维修保护,由“中国儒教会”进行管理,孔府与孔陵则归还孔子后人并由孔子后人管理,管理费用则由国家拨给。)历代圣贤儒士之祠庙、地产、故居、坟茔、遗稿、遗物,历代圣贤儒士过化之文化古迹与各种文物,历代古圣王陵墓、陵寝、陵园,历代帝王之祠庙与忠烈祠、关帝庙、文昌阁、城隍庙以及各种儒教宗教遗迹如北京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与历代帝王庙等均归“中国儒教会”所有、管理与经营;儒教接受国家土地与实物等馈赠及定期财政拨款以维持儒教日常运作;另成立“中国儒教复兴基金会”接受儒教信众与社会人士广泛捐款为复兴儒教提供经费支持;国家代儒教开征“儒教遗产使用税”:凡以各种方式出版的赢利性的儒教古籍、使用具有儒教内容与人物形象的商标、广告、公司企业名称、经贸旅游活动、以招商为目的的节庆活动、以儒教内容为题材的赢利性的文艺作品与影视作品,均须通过国家代理征税的方式向儒教交税。

    (按:任何人类正统的大宗教都具有其特定的财产形式,都必须依靠财产的支持才能存在并运作,儒教当然也不能例外。儒教在很大程度上是礼教,礼教的落实就更需要财产的支持。这是常识,世界上没有无财产的宗教,儒教具有其特定的财产形式不值得国人惊奇。儒教在历史上曾拥有很多财产,只是古代没有采取法律的形式。在今天的法治社会里,儒教必须具有法律的形式,即必须具有宗教社团法人的法定身份,才能独立地行使民事权利拥有自己的财产权并支配自己的财产用于儒教文化事业。这一具有宗教社团法人法定身份的形式就是“中国儒教会”,“中国儒教会”是儒教财产的合法所有者与支配者,历史上儒教的所有财产都必须由“中国儒教会”接收、所有与支配。前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收了俄罗斯东正教的所有财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当局以法律的形式归还了俄罗斯东正教的所有财产,并从国库中补偿了不能归还俄罗斯东正教财产造成的损失。由此观之,中国归还儒教的财产只是时间问题。此外,国家代儒教开征“儒教遗产使用税”也不值得惊奇,因为现代的德国就是国家代基督教征税的。)

    (七)、儒教的教义形态——建立国家级的“中国儒教大学”(即古之太学)与地方各级儒学院,系统研究并弘扬儒教的经学、史学、子学、理学与心学,培养各种儒学教育与研究人才,因应时代重建中国儒教的经学系统与解释系统

    (八)、儒教的传播形态——成立儒教出版社、儒教报刊杂志、儒教网站论坛、儒教广播电视台以及儒教国际学术交流中心、海外传教中心等,目的在广泛传播儒教

    (九)、儒教的聚会形态——建立全国各级“讲经堂”或“孔圣堂”,亦可以假各地文庙作为全国各级“讲经堂”或“孔圣堂”,以之为儒教公共宗教活动的场所,其功能有五:一、供奉祭拜“天地亲君师”牌位,即报天地生化养育万物之恩、报祖宗赐予国族生命与个体生命之恩、报历代圣王圣贤教化文明与建立合理秩序之恩;二、定期讲经宣道,即讲《四书》《五经》、宣尧舜孔孟之道;三、解答儒教信众关于儒教信仰的疑惑与日常生活中焦虑的问题;四、儒教信众举行公共祈祷、相互交流信仰心得与相互印证信教体会,类似基督教的团契;五、举行各种儒教礼仪活动,如举行出生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归宗礼并聚听“雅乐”及合唱《雅》《颂》圣诗等。

    (十)、儒教的组织形态——“中国儒教会”统摄、管理、指导省、市、县各级儒教会的工作,各级儒教会是“中国儒教会”派出的分支机构,其工作对“中国儒教会”和本地儒教信众负责

    以上十个方面的儒教事业,起于儒教既衰之后,任重而道远,事繁而艰难,必须通过“中国儒教会”以组织化制度化社会化的力量来承担运作才能完成,完成了这十个方面的儒教事业可以说儒教在中国社会的层面就得到了复兴。如果儒教在“上行路线”与“下行路线”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复兴,就恢复了“儒教中国”的历史文化自性,使中国又再度成为一个具有自我文明属性的“文明国家”,而不是一个一味摹仿西方的亨廷顿所说的“无所适从且自我撕裂”的“现代民族国家”。

五、结 语

    古圣云:礼之用,时为大。又云:礼可义起。当今中国的现实较古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故儒教重建的形式除走传统的“上行路线”外,还必须走另外一条建立民间宗教社团法人的“下行路线”,此“下行路线”是一条组织化制度化社会化法律化的路线,需要吸取世界各大宗教的长处依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儒教传统对儒教进行新的创造,即创造出一个有别于古代儒教的不依靠国家政权而独立存在于社会中的宗教社团法人性质的儒教。如果不建立此种宗教社团法人性质的儒教,不仅儒教的生命会因社会政治的动荡变迁不能长久延续而中断,如一九一一年以后的儒教,并且会在今天各种外来宗教的冲击下,难以完成中国复兴儒教重建中华文明的重任。因此,中国复兴儒教重建中华文明的问题就归结为在中国建立宗教社团法人性质的儒教的问题,具体归结为在中国建立“中国儒教会”的问题。此是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

    当今中国,基督教凭借着西方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媒体、教会的力量向中国人传教,据有关人士统计,现在中国的基督徒已近一亿人!如果对这一趋势不加阻止,任其发展,致使今后中国的基督徒超过中国人口的一半,中国就可能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文明就会取代中华文明入主中国,此时再谈复兴儒教重建中华文明已经来不及。现在非洲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成为基督徒,非洲原生态的许多文明已经被基督教文明取代,非洲要回到自己的传统文明已经不可能,故中国不能步非洲的后尘。此外,现在西方超级霸权国家看到不能通过军事威胁、经济制裁、政治演变改变中国,开始谋划通过“宗教颜色革命”改变中国,美国布什总统在白宫公开高调接见中国大陆地下教会人士就是明证。如果中国真的成了第二个波兰,那中国文化的复兴与中华文明的重建亦将不复可能。因此,只有复兴儒教,才能抗拒基督教在中国的扩张性传播,才能保住中国的文明自性,才能使中国永远是体现中华文明的“儒教中国”。(基督教传教的宗旨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中华归主”,即“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中国人都归了基督,那中国也就归了基督,也就实现了基督教传教的理想——“中华归主”。“中华归主”果真实现,肯定就没有中华文明与儒教生存的空间了,更谈不上儒教的文化地位了!)

    此外,在今天的中国,信仰空虚,道德崩溃,传统正统文化式微,价值虚无主义盛行,这就为各种邪教的产生提供了温床。然而,凭借国家权力打击邪教只能表面上奏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国家权力只能解除邪教的组织,而不能解决邪教赖以产生的信仰、道德、文化、精神、价值诸问题。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邪教问题,就必须复兴正教。在中国正教就是儒教,儒教就是中国各种邪教的天敌。在中国复兴儒教邪教自然就会消亡,费不着动用全部国家机器去对付邪教。所以,儒教复兴,邪教消亡,在当今中国反邪教是传统儒教反淫祀的继续。

    儒教就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载体,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与生命信仰的集中体现,儒教与中华民族、中国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儒教兴则华族兴中国兴,儒教衰则华族衰中国衰。今天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伴随着中国儒教的伟大复兴,不可能中国儒教文明式微衰落而中华民族复兴强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标志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国儒教的伟大复兴。因此,只有在中国全面复兴了儒教,我们才能说中华文明得到了复兴。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今天的中国重建儒教,是每一个热爱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中国人的责任。

    乙酉夏盘山叟于龙场阳明精舍俟圣园之立命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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