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这是仲大军先生2007年1月14日下午在北京乌有之乡周末讲座上的讲话记录,后又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内容十分重要,可以看做是民间智库给中国社会和中央政府的一个意见参考。

中国的第三次政治选择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7年1月21日

内容提要

      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共和政体几经辗转终于又回归到传统的王权专制政体模式。辛亥革命推翻皇权之后,中国一直徘徊在强人政治和领袖政治之中,从袁世凯到孙中山,从蒋介石到毛泽东,终归没有走向现代民主的多党共和制度。1949年,经过半个世纪的争夺,中国重新建立起单一式的一党领袖政治,实际上这仍然是传统政治的翻版。国共两党势不两立的争夺和内战,是中国近代推翻帝制后政治改革和政治选择的最大败笔。

    回顾我国近代历史,可以看到任何一派政治力量过分强大,都会出现走极端的倾向,特别是会导致权力出现严重的腐败。今天,我国社会的腐败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这不能说不与一党执政的单一制政体有关。因此,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必须引进制约力量和牵制力量,但要坚决摈弃极左和极右,壮大中左和中右的力量,走中间路线。

    目前,摆在中国面前的是历史性的第三次政治改革的选择,如果说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以来的第一次政治选择,那么国共斗争可算做是第二次政治选择,时间演进到今天,中国已经面临着第三次政治改革的选择。历史是螺旋型演进的,既有进,也有退,但总归是要前进的。我国只有通过第三次政治选择,才能初步建立起现代民主共和政治制度。这就是对中国未来政体和政治模式的展望,但中国必须要有理性的民间力量和理性的政府,中国的政治进步既取决于理性的政府,更取决于理性的民间力量配合,两者缺一不可。

一、从传播领域看政治体制的弊端

    今天我的发言题目是《中国政治与道路选择》。为什么想讲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感觉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模式有很大的关系,往往是有什么样的政治模式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式,所以希望能从这两者关系之间做一些研究。

    我们国家现在实际上有很多非常好的讲座,但是这些讲座都不能上电视,大众传媒也没法传播,乌有之乡一些讲座内容也非常好,但这些讲座一般都不能放到电视上,而电视上现在有不少大讲堂大课堂和论坛之类的节目,为什么民间的一些好的讲座没法获得更大的传播,仅仅在这样小房间里聚集了一百多个人在这听课?这就是政治问题。按理说一些非常好的思想,可以通过媒体传媒渠道来传播,但是我们恰恰一些好的东西传播不出去,为什么没有一个电视台来播放我们的讲课内容,乌有之乡为什么不能和哪个电视台合作,把讲座办成凤凰卫视的“大讲堂”之类的很火的节目?

    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就不得了,一个学者借着这个讲坛一讲就成名,如厦门大学的某教授,现在已经被捧为社会名流了,是那些人特别有水平吗?也不是。仅仅是依托了垄断媒体,所以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模式----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成为社会的名流,谁就可以获得各种社会物质利益。但为什么有一些人可以获得,另一些人不能获得?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探讨的。

    一个改革的年代,需要的是政治制度的保障才能使这个国家发展得更合理、更均衡,而不是只使少数人发展,我们就要探讨这样的机制,怎样能使广大人民大众都能平等的发展和公平的发展,而不是使经济发展成果仅仅限于少数人分享。探讨这个问题就要考虑这种制度,比如说我们还是从言论这个角度来讲,从这个制度入手就可以发现,我们的媒体基本上还是一个政府垄断的领域,不像企业一样,有大量民营企业的涌现,大家都可以经商办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媒体就不行了,基本上还是被政府部门控制。

    改革到今天,政府垄断和控制的几大行业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前几天国家发改委也公布了七大国家垄断领域,石油、能源、电力、交通等等,当然也包括媒体,媒体和电力能源不一样,这方面如果处在垄断过程中,很可能使一部分社会声音发表不出来,或者只能使社会上出现一种声音,成为一种主流的声音,或者只出现一种官方的声音。但是一些主流声音往往不能真实反映实际问题,一些主流观点也不一定正确,真正反映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声音往往不是主流声音。

    我们要考虑如何能真实反映社会意见,如何让社会的各种声音充分发表出来,通过各种渠道能传播出去。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这个传播渠道并不通畅。为什么不通畅我们来追究一下,可能与我们思维方式和传统习惯有关系。因为我们传统习惯是不愿意有不同意见的发表。

    比如说大上个月北京举办一个WTO年会,本来提前两个月就跟我打好招呼,让我到会上演讲,我很认真地写了一篇文章和发言提纲传给他们,可等到马上就要开会了,也就离开会还有两天了,迟迟不给我发来开会地点和会议日程,我说哪有这样开会的。后来我的秘书急了,赶紧打电话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时候会务组说了,他们说很抱歉,你的发言不太符合我们的观点,我们不邀请您了。这是经贸大学主办的。这就是当前我国的办事方式----坚决排斥不同意见的发表,不能允许不同意见在同一个会场出现。这种思维方法和行为习惯主要是与我国几千年的非民主、非宽容和非包容传统有关,说到底是与专制习惯有关,总爱当孤家寡人,听不的不同意见和声音。

    但你们不邀请也可以,要早一点告诉我,因为我的活动也很多,为了那个活动我把另外一个活动都推掉了,但你们又中途变卦,那不是影响我的活动吗? 所以不民主思维在行为上也不光明磊落,萎萎缩缩的,隐晦曲折。

    从这件事儿可以看出来,我们国家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总是不喜欢有不同意见在同一个场合发表,总是喜欢就一种观点,一个声音。所以说这反映了我们国家的民族性和国民性。这个问题也不能怪那些教授,包括我们在座各位也都有这种倾向和爱好,这种倾向就是不愿意听取不同意见,排斥不同意见,甚至压制不同意见,很少有大家都坐在一起举手表决的习惯,尽管你意见不同,你谈你的,我谈我,能达成一致就达成,不达成一致各自保持自己的意见,但要按多数票的意见办事,这样做不会打得头破血流,或不让人家讲话。我们中国人没有这种习惯,我们需要和各国文化进行交流和比较。

二、寻找交流、沟通和制衡的政治模式

    我们国家的经济再发展下去,如果没有养成一些真正好的科学民主的方式方法,再发展下去也存在着非常多危险倾向。比如大家可以看到当前社会上分歧比较大,各派意见观点分歧争论很大,从2004年之后异常激烈,改革大争论,争到今天反而是各个阵营、各个派别更加尖锐、更加对立。我们要承认这种现实和矛盾。这种现实是存在的,但如何解决这种现实,要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把矛盾用高压手段都压抑起来。因为客观现实存在矛盾,不讨论、不沟通、不交流,一派人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在搞,另一派人就急得不得了。最后结果就是对立和矛盾冲突。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要寻找解决机制。

    对于我国的社会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一种沟通的方法。让各种不同的意见能在一起交流,然后达成一致,只有通过沟通之后互相谈判互相协商,才能使这种利益冲突均衡化,不至于严重倾斜于某一个方面,损害了另一个方面。

    大家看看《周易》上的泰卦和否卦,什么是泰?泰就是阴阳交流,天地交流,正负两极交流,通过交流达到勾通,这就是泰。也就是说,只有社会上的反对派意见得到了沟通,社会才会达到和谐,天下才会太平。而否卦是什么呢?就是阴阳两极阻塞,不交流,不能沟通,结果气血不通,循环不畅,出现否的现象。我们的古人在四五千年以前就深刻地意识到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性,就认识在阴阳平衡和男女沟通的重要性。但我们今天却把这种方式方法忘到了脑后。

    你看看那些不结婚的大男那女,那些没有性生活的孤男寡女,都是属于否卦范围的对象,所以一个正常的男女必须要结婚,必须要有性生活。一个正常的社会必须要有左派和右派的协商和沟通,如果没有,那么这个社会便是一个冲突与堵塞的社会。

    我们国家出台的各种政策都有益和损两方面的作用,都是双刃剑。一个政策的出台对一伙人有好处,对另一伙人有坏处。如何减少这样局面,必须要有让大家坐在一起商讨的对话机制。这样一种机制怎么建立呢?我想还需要大家来想办法。

    最近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提出一个建议,建议分拆中央电视台,成立中央二台或国家电视台,打破独家垄断,我觉得非常好,我把它放到网站上向国务院建议,我们双手支持,现在光是一个声音和独家垄断,看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现在都牛到什么程度了,都火到什么程度了,都在自我包装,利用这些特权位置,为个人捞好处。前几天网站上报道过某主持人的豪宅情况,照这种态势发展下去,这些主持人都成了我国特权阶层。

    所以要想办法打破特权核垄断,想办法找到一个能坐下来平静地对话这样一个机制,这是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否则一放开高压就炸起来了,现在的中国政治就象一手压着一个蚂蚱,左手压着左派,右手压着右派,都不敢松,一松就蹦起来了。没办法,我们这个民族天生没有协商和妥协的这种机制,我们是两三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从来没有让对手存活的时候,大家看一下中国的历史,从来都是要把对手彻底消灭光为止,才能确立起最后一个权威。三千多年间,我们按照这种生活方式走过来,今天怎么能轻易改变这种方式呢?怎么能允许不同意见者在一起商讨呢?没有这个习惯,没有这个心里承受能力。不光是政府,包括老百姓都是一样。这一点我们非常需要学习英国,看一看英国的历史,人家就能坐下来,就能进行分权,进行谈判,能允许不同几派达成共同协议。

三、权利不平等造成的经济发展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会使中国的发展会出现极大的不平衡。改革开放快三十年了,经济高速增长这么多年,仍有非常多人的生活水平没有改善,一部分人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另外一部分人仍停留在贫困状况、紧张状况。这是什么原因?讲几个数字,进行国际间的比较大家就可以知道,日本战后高速发展不过二十年的时间,在这时期日本整个社会工资水平每年增长水平超过美国70%,20年之后工资水平赶上美国。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时间不过20年,也就15年。韩国很快人均GDP两万多美元。还有亚洲四小龙其他几个都是这样。

    我们国家的经济高增长没有哪个国家比得上,我们以10%以上的增速发展了近30年了,这个经济发展是惊人的。但是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富裕起来,整个国家在变化,一部分沿海大城市、发达地区发展起来,还有很大地区和很多人口处于落后贫困状态。是不是中国人口太多,底子太薄,发展的时间比小国要格外得长?有这原因,但也另外一些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原因。

    比如最近我看到几个数字,四大国有企业四年以来一共向国外投资者分红1000多亿美元,一年平均250亿美元,而这四家国有企业在外国融了多少资呢?,以中石油为例,它在外国股票上市融资融了29亿美元,可是中石油到现在四年间向海外分红119亿,整整是它的四倍。拿了人家的30亿美元进来,然后给人家120亿美元,以后还要不断地分红。请问:照这么个搞法,那不把国内资源都给送光了吗?中国人民辛辛苦苦搞建设的成果不都去送给别人了?!

    所以,这个发展模式要好好想一想。现在很多老百姓不明白真相,不了解数字,因为我们是不透明的社会,不透明的财政,国家一年财政收入多少钱,花掉多少都不透明,通通是保密。连国有企业这个帐目也是好不容易搞出来,现在大型国有企业继续向海外上市,这些大垄断企业在海外上市后,然后把垄断利润不断地向外国股东分红,我们国家的发展成果都送给别人了,很危险。一千亿美元相当于八千亿人民币,搞个奥运会还花不了八千亿人民币,奥运会也就三四千亿拿下来。

    前几天新浪财经约我写专栏文章,我写了篇“经济高增长财富大漏斗”的文章,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不能光看经济高增长,还要看成果哪去了?我国需要一种机制和制度,来保证我们的经济发展不是一种漏斗式的发展。

    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二三十年就可以发展起来,我国太穷,也许需要四五十年才能发展起来,但是如果按照不正确的模式发展,恐怕四五十年也富不起来,因为财富都漏走了。发展中国家有一个特点,即财富总是向发达国家流淌。现在中国只要是有钱的人,总要把孩子送出去留学,要么到外面搞个投资移民,然后把财富转移走,凡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这种共同特点,所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永远是外流的,这是规律性的。所以不要拿着发达国家的模式搬到中国来,不要以为按着发达国家的模式办中国也能发达起来,这不可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座的老百姓都有这个意识,有了钱就到发达国家去当移民,要当外国公民。还有那些贪污腐败资金,每年都在大量地往外流。

    最近上海公安局破获了一个洗钱机构,就那么几个人一年洗钱五十多亿,就是把黑钱往国外洗,都汇到国外去了。所以说中国的发展一面高速增长,大量消耗我们的资源,如土地、水、环境、空气,污染我们的江河湖泊,并使大片的国土沙漠化,一边把创造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山清水秀,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文明,发展中国家留下来都的是污染、垃圾和没本事低素质的人。这就是全球化的另一种前景。我们要利用全球化的资源配置,避免坏的全球化结果。

    这种发展模式要反思,是谁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从主流媒体上来看,报道的都是正面的、好的消息,都是乐观的,存在的问题往往不能全面平衡。还是刚才我所说的那种方式,搞报道谈论问题永远谈论好的方面,把坏的方面掩盖起来。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下去会给我们非常多的错误信息,导致我们产生很多错误判断。所以说还需要真实地反映现实。我们不能祖祖辈辈都延续这种不好的、不透明的、不平衡的生活模式。

四、中国要借鉴外国反思自己的历史

    前两天看电视,有一个翻译家草婴,他翻译了整个托尔斯泰的著作,采访到最后,他说了一个感触,他说我之所以要翻译这么多外国著作,就是想让我们借鉴一下国外的文化,纵观整个世界,很少有一个国家像我们国家这样,在封建专制的体制下生活了两千多年,我们非常需要外来文化对照和参考。

    我也感觉到改革开放不仅要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要借鉴一下好的政治文明和方式方法。中国最需要借鉴的就是力量平衡的思想,我们先不说民主,平衡是什么?我国的古代文化里早就有这个理念,那就是中庸,干什么事情不偏不倚,不要走极端,孔子的论语里早就讲过,“攻其异端,斯害也已”,这个人光钻牛角尖有很多坏处,不要走极端,孔子感慨说,人世间最难做到是中庸,能既照顾到左边也能照顾到右边,既考虑到左边也能考虑到右边,这样一种方式方法,最难做到。

    我们国家尽管是孔孟国度,但近代以来我们完全扬弃了中庸思想。这或许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之下,中国在近代出现了极端主义的思维方法,崇尚一端,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理想主义,结果犯了许多错误。

    中国的历史永远都是帝王争夺,帝王争夺史非常残酷,历来都要消亡群雄之后,一个大帝王大帝国才会出现,这或许是形成我们这样大国所需要特有的一种机制。但是这种机制给我们带来代价也非常沉重,我们现在先了解历史然后再做一些比较,那就是维持这样一种制度和一个大国要付出什么代价,我们今后还有什么选择。

    大家知道,到了战国时期,只剩下七个国家,关东六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非常文明的一个君主政治状态。中国的古代文化是仁义文化,这个文化源远流长,大家从《周易》中可以看到,里面大量讲的都是君子文化,就是讲一个政治家或者普通老百姓应该怎么做,怎么样修身,怎么样公正、勤俭,怎样准时、守信、与他人交流。实际上到春秋战国的时代,关东六国的政治已经具有民主化色彩,比如山东我的家乡齐国,有一个稷下学术论坛非常鼎盛,就像乌有之乡,有时候学者云集上千人。

    君子文化的特点讲究道德仁义和修身,按照这些信条标准来管理社会。但这个时候中国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文化就是法文化,或说丛林文化,法家这个流派注重军功,注重本事,从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采取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一种竞争非常强的文化,不管什么仁和义,只要打仗的时候砍的人头多赏钱就多,升官升得也快。秦国就是靠着这种文化战胜了关东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丛林文化在中国的胜利,是丛林法则在中国的胜利。这种文化给社会带来的破化和负作用也是相当大的。

    秦朝大帝国的统一付出的代价相当大,由此建立起高度的集权政治制度,影响了以后2000多年的历史,从此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高度集权的制度之下。汉朝刘邦之后做了一下分权,但是到了汉武帝之后又进行了集权,又把权力收回到中央,从此以后我们国家都在分和合之间在这演变。这样一种模式延续到今天,一直影响着我们国家的基本政体。

    这种政体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呢?,好处是维持一个大的国家统一完整,坏处是缺少地方的自由和权利。中国这种政治特点已经和当前整个世界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形成巨大的差异,这也是今天中国和西方国家政治分歧最主要的焦点所在。

五、中国政体选择的困境

    上个星期天我们在北大开了两天会,由北大和耶鲁大学法学界联合召开,美国学者介绍他们的司法制度、政治制度,我们的学者介绍我们的习惯和制度,这两个制度在集权和分权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当时我在会上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中国现在仍然需要保持单一制,仍然需要保持中央集权。尽管中央集权单一制的国家有很多弊端,但是中国现在还要保持单一制这样的体制。

    这是因为什么?我讲了几种观点,一个是从国家安全角度,一个是从经济角度。从政治角度看,一旦我们国家放弃了单一制这样一种制度体制,很可能我们国家的地方势力会不可遏制地发展起来,地方割据和分裂很容易形成,大国的统一便存在着危险。综合利弊之后,我感觉到中国现在的这种模式和政体还要保留。从经济方面来讲,单一制也有它的好处,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发展得已经非常不平衡,东部非常发达,很富裕,西部中部仍然很贫困。假如现在搞地方分权,地方自治之后,那资源要素很难在东西中来回流动,地方的权利增大以后,发达地区各守一摊,穷的穷,富的富。只有在单一制这样状态下中央才能调配资源,才能平衡各个地方发展。所以从安全方面角度和经济角度讲,我认为这种单一制有它很大作用。

    我有一个感叹:解铃仍须系铃人。这个感叹就是说,当前我们中国实际上这种巨大的地区差异和发展不平衡,也恰恰是这种单一制度造成的。东部沿海还有沿海大城市如此发达,城市如此发达,农村如此落后也是这种单一制体制造成的。造成了这种局面,但是要想改变这种局面,仍然解铃仍须系铃人,如果换一种制度根本没法解决,还要靠它的力量去调整。这是从经济角度来讲。

    从政治角度来讲,大家已经看到苏联的情况,现在俄国搞得很被动,最近又和白俄罗斯争执打起来,为输油管道打得不可开交,当年的联邦大国在一夜之间瓦解,瓦解之后整个一个苏联大国消失。中国的历史也是这样,历来是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以中国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有非常多的矛盾,有很多不利的地方。比如我刚才讲话语权的问题,只有中央一个声音,没有其他的声音,这种机制体制恰恰是为了维护单一制才造成的,要打破和改变这种局面可能是另外一个局面,出现了另外一种局面很可能还不如现在这种局面。所以说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总是要反复地综合来考虑利弊得失,非常矛盾。

    正是这样的难题,导致我国的民主政治迟迟难以实行。如果实行地方选举,如果地方长官来自与地方民选,那么他便要向地方利益负责,便要与中央发生冲突和对抗。如果这种地区性的摩擦和冲突太大,便会影响到国家安全、国家统一和经济资源的配置和流动。

    我感到现在每考虑一些问题都非常矛盾。但是我们还要矫正不是左就是右的思维方法,大家知道现在社会分几大派,几派之间都互相矛盾分歧,比如乌有之乡属于左派阵地,代表了左派的声音,还有北大那些精英,属于右派,左右派矛盾很大。怎么能使这几派大家都能坐到一起,现在的问题是坐不到一起,话说不到一起,我非常清楚这一点。这些年来专家学者已经分化得相当厉害,开会已经开不到一起了,左派右派打得你死我活,开会开不到一块去,这个现象非常不好,这就是中国特有的国情。如果一个国家存在这种状况,这是非常危险的状况。我们要总结经验为什么中国是这样一个国民性,是水火不相容,没有宽容、没有民主、没有忍让、没有妥协、没有达成协议的这样一个习惯。今天我讲课的话题是中国政治与道路选择,我们要好好总结这样一种模式,如果改变这样一种模式对于整个中国今后命运都有极大好处。假如改变不了这种模式,今后迎接中国仍然很可能还是混乱和灾难。我们中国总是盛世追随着乱世。我们要总结历史经验。

六、联合政府:中国错过的机会

    我们国家必须建立起力量平衡的政治学理论和思维方法。前几天我和美国朋友交谈,我说你们美国犯了大错误,这个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希望的一次各党派合作,被美国破坏了。我指的是什么意思?在抗日战争之后,当时中国共产党这个左派力量还不是很强大,并不占主导地位,毛泽东已经写出《论联合政府》的文章,已经准备要搞新民主主义,与国民党各党派一起搞共和,搞民主政治,但是重庆谈判没取得结果,最后导致内战爆发。这时候美国扮演了什么角色?完全站到了国民党一方,站到了右派一方,美国这时候起的作用是非常坏的,假如美国当时利用它的力量制止中国两派内战,完全可以制约国民党不发动内战,但是美国没有这样做,美国彻底地站到国民党那一边,要完全消灭共产党。最后不但没消灭共产党,反而使共产党发展壮大,反而把国民党赶到台湾。

    从此,中国出现了一党执政的政治体系。一党执政的政体应当说有很多弊端,甚至现在讨论这种政体大家还心有余悸,不敢讨论。其实政治学是一门科学,特别是与一个国家命运悠关的科学。由于中国至今没有走出两千多年的传统政体,多党制政治始终不能上升到科学的高度来认识。

    其实摆在中国面前的机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那就是抗日战争期间,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想在中国实行美国式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并且对蒋介石很不满意,曾经下令在华的美国将军史迪威除掉蒋介石,史迪威等想制造飞机失事事件,但由于蒋介石临时取消了对印度的访问,这次除蒋行动未能实现。后来罗斯福权衡利弊,听了赫尔利的话,撤回了驻华将军史迪威,加上不久罗斯福的病逝,杜鲁门副总统继任后,就使力量的天平彻底倒向了蒋介石。美国完全站到了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上,史迪威那些亲共倾向共产党的一派受到迫害。从此中国走上了彻底的一党专制的道路。

    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共和政体终于又回归到传统的王权专制政体模式。辛亥革命推翻皇权之后,中国一直徘徊在强人政治和领袖政治之中,从袁世凯到孙中山,从蒋介石到毛泽东,终归没有走向现代民主的多党共和制度。1949年,经过半个世纪的争夺,中国重新建立起皇权专制式的强人政治。国共两党势不两立的争夺和内战,是中国近代推翻清王朝后政治改革和政治选择的最大败笔。

    那么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这个国家出现了一个什么状态呢?政治天平完全失衡,左派和右派的力量完全失衡,当左派力量没有右派力量进行制约的时候就会肆无忌惮,向极左方向发展。建国之后我们走了很多弯路,经济上的弯路和政治上的弯路,犯了很多极左的错误。例如,最初的土地改革是将土地分给农民,但不久就通过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把土地收归集体。50年代中期开始消灭私营企业,先是搞公私合营,后来统统归国家所有,这是经济上的极左表现。

    而在政治上,严厉打击不同意见,1957年搞反右扩大化,整肃民主党人和社会不同意见者的声音,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走上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改革开放以后认识到这些问题,又开始矫正,可是在矫正过程中,又一下子走向极右,打压劳动群体,削弱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崇尚金钱权利和特权,弱化对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的追求,总之,不是极左就是极右,来回翘翘板。这种现象都是因为政治力量失衡导致的,总是在左右两端极度摇摆。当年文化大革命时无产阶级至上,贫下中农至高无上,我们年轻的时候上山下乡,接受工农兵改造,向贫下中农学习。可是改革开放二十年以后,贫下中农无产阶级又沦为社会下层平民百姓,其政治地位一落千丈。

    现在我国劳动群体的权利极不完善,1982年修改宪法把罢工权取消了,并且禁止大鸣大放大字报,从此劳动群体和普通民众失去了合法保护自身利益的政治权利,劳动群体和左派力量遭到了严厉的打压。这样一种社会翘翘板来回翘,导致各个社会利益翻来倒去。改革后的状况是出现了精英集团的急速发展,改革的好处大部分被少数精英群体享受了,造成改革发展不均衡,造成社会现在各种矛盾非常尖锐。

    所以说现在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改变这样一种力量失衡的机制和制度,要建立一个政治力量平衡的机制,要照顾社会上各个利益群体,要让社会上各个利益群体有博弈和表达意见的机会,这就需要有代表性的团体和组织,如果你不允许新的政党产生,那么让工会发挥点作用行不行?总之事情是明摆着的:仅靠一个执政党搞三个代表是难以完成这个任务的。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派政治力量过分强大,都会出现走极端的倾向。摆在中国面前的是第三次政治改革的选择,如果说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以来的第一次政治选择,那么国共争夺是第二次政治选择,时间演进到今天,中国已经面临着第三次政治改革的选择。历史是螺旋型演进的,既有进,也有退,但总归是要前进的。我认为我国只有通过这三次政治选择,才能初步建立期现代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这就是我对中国未来政体和政治模式的展望。

七、极权政治下的畸形经济与社会发展

    为什么要进行第三次政治选择。这是因为在一党制和单一制的政治模式下,总是存在着政治倾向的极度摇摆。在过去的极左时代就是消灭和改造阶级异己分子,搞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为的是建立一个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但靠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往往带有血腥味和残酷性。而今天又在搞另一种专政,精英专政,金钱和资本专政,精英至上,金钱至上,赢者全得。今天的社会竞争非常残酷,你在这个领域竞争失败,就只能沦为社会底层。如果你没有特权没有社会关系又没有本事,那么你就会落到失业待业状态,一文不值,不仅生活和经济上一无所有,精神也会被剥夺到极点。

    如何改变这样一种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我认为到了今天我们应该在一些薄弱方面做工作。比如说劳动权利方面,这些年来我国最薄弱的领域就是劳动权利。大家看看,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各家电视台整天播放的全是企业高峰论坛、财富论坛、财智人物,杂志一天到晚评比中国富豪榜、风云人物、明星,媒体整天宣扬的就是影视圈的大款、大腕、大片,很少有普通的工人农民的节目,也没有谈普通人感受的节目,社会追踪的全是与金钱权势有关的人物,好象人活着就是为了这些。没有平民大众的论坛,普通老百姓在镜头里很少有话语权和露面的机会。

    文化大革命的那个时候,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因此媒体报道的多是工农兵,各个战线上的优秀分子,今天,工农兵不见影了。要宣传就宣传精英,谁考上什么大学,得了博士,谁拿什么称号,获什么奖,谁获国际体育大奖,都成为社会羡慕的对象,当然还包括演小品也能演出名流,整个社会是一个追星的社会,追星一族也是相当得多。象张艺谋这些著名导演,发展到现在干什么去了?张艺谋去年十月份跑到美国纽约大都会去演歌剧秦始皇了,和谭盾一起搞了一部歌颂秦始皇的歌剧。这种现象表明,影视名流和成功人物当成名之后便会走到人民的反面。看看张艺谋所拍的什么《黄金甲》、《英雄》,这样一个个大片,都宣扬了一些什么?歌颂了什么? 

    事情发展到极端就要转变,物极必反,这是自然规律。张艺谋来自于农民,但是走到现在他已远远地走出了黄土地,走到与人民对立的那一面,走到要把秦始皇当作一个英雄来歌颂的地步。秦始皇有什么好歌颂的,秦始皇是中国最无耻的帝王,动用天下才力消耗民脂民膏修建皇陵大墓和阿房宫,把天下的金银铜铁聚集起来,打做金人。为寻找长生不老药,兴师动众,以打造自己家族的万世基业。这是一个极端自私的帝王。秦王朝的建立耗费了极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秦王朝的统一是以整个人口损失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代价换来的,国力消耗相当巨大,亏空相当严重。秦始皇把天下的财宝都运到秦国去,大家可以读一下贾谊的《过秦论》,秦国一旦占领一个国家,便把金银财宝都用大车小车拉往西安,沿途掉在地上金银财宝都当泥土一样不值钱,扔的一路也不当回事儿。这样一个封建帝王我们的大导演还在讴歌,好像我们的国家要归功与这样一个封建帝王。

    目前,整个文艺文化圈已经走到人民的反面,看不到人民,只有恶心的帝王将相,宫廷内幕,勾心斗角,骄奢淫逸。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人民的力量太弱小了,平民大众已被压到角落里了。电视媒体还有人民的镜头吗?所以这样一种精英社会的状况,成了我们时代的主旋律,精英加特权成为时代的主要特征。当然,评论精英我们还不能说他们是完全靠特权,有很多精英是靠本事打出来的。比如说弹钢琴的朗朗,打台球的那个小伙子,都是经过艰苦奋斗拼搏出来的,我们不能说现在的影星、体育明星是靠混混出来的,他们也是靠真才实学摸爬滚打才能出来。但这个社会又把他们过度地捧到了天上。

    所以,今天的社会最大的特点是科举考试式的竞争加精英和特权,学生就是一级一级地考,只要高分考上去就进了龙门了,另外再加上关系,而关系就没数了,经商要关系,当官要靠关系,搞教育都要关系,权利无所不在。在关系和权力至上的情况下,就是缺少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里面即使有,也没法落实。

    这种制度必然造成全社会的趋炎附势,极度的势利眼。整个社会都失去了自我,自尊自重的基本人格荡然无存,再也没有了儒家文化的传统:独立的人格和基本的人格。孔子曾经表扬仲由子路说:“衣敝緼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 孔子还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但是今天的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传统再也难以寻觅,一切都是向钱看,向权势看,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充斥社会。

八、人民的牺牲、贡献和承受力是巨大的

    劳动群体缺乏博弈的权利,便会出现低工资、低福利的状况,经济发展的利润便要更多地流向政府财政和企业资本。这种状况可以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得非常快,当然也存在很多危险。目前,可以说各个国家都没有中国这么大的经济增长和投资能力。2005年和2006年我国的投资率大约是48%,或者46%,即我们一年生产出这么多国民财富,拿出46%又投到生产建设里面去。按理说一年生产出的GDP还要消费掉很多,还要花掉很多。但是我们现在消费得非常少,消费比例比六十年代生产救灾时还要低。六十年代的最低消费率也没有降到43%以下,现在的消费率大约是41%,整个国民消费率非常低,很多钱都用在投资上。

    这次我到江西考察,发现江西省的投资率竟然高达61.7%,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30.8%!2006年江西省国内生产总值4610亿元,而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845亿元,消费只有1420亿元。这种发展模式简直达到了世界历史的极致!整个江西人民节衣缩食把一年创造的GDP大部分用到投资建设上。以南昌市为例,城市已经扩大到赣江北岸,北岸和西岸展现出一条条宽阔笔直的柏油马路和高速公路,一片片高楼拔地而起,广场和人文景观比比皆是,但这些新区人烟稀少,晚上黑灯瞎火,无人居住。

    我们这种体制特别具有国际竞争力,你看全国上下,到处都是大楼,到处是工地,我们非常自豪,水立方,奥运体育场,各个大城市都在热火朝天,地铁、高速铁路都在上马,我们国家的投资实力非常强,也令世界非常震撼。各个国家现在都在以一种惊讶的眼光不得不佩服的眼光看着中国,看着中国如此庞大建设力量,全球60%的吊车在中国的工地上。到2006年底,我国整个在建项目规模是32万亿,32万亿那是多么庞大啊,折合四五万亿美元。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绝无仅有,任何国家的人到中国来看看都感到吓人,这个建设规模和速度太大太快了。

    这种现象也好也不好,好是可以使国家增添经济实力。北京2020年之后北京要准备地下铁路里程达到500公里,超过美国纽约,这非常好,我们谁都希望北京地下铁路交通四通八达,纽约地铁里程400多公里,我们国家准备在2020年达到500公里,那就是世界最长的,我们都很高兴。京沪高速铁路也宣布要上马了,北京到上海五个小时就过去了。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投入这么多,消费很少,消费很少意味着我们收入很少,消费不起。非常多的工薪者拿了工资之后也就维持基本生存而已。他的储蓄能力不允许大手大脚花消。现在问题就出来了,人们没钱,不消费,工厂怎么办?

    如果大多数国民没有消费能力,我们上的这些大项目最后会怎么办,会过剩,过剩就会出现过去所说的资本主义经济过剩,过剩之后导致大萧条等等。我们中国发展的危险就在于投资过剩和生产过剩。从2002年和2003年开始的这一拨经济过热,将延续到2008年之后。当这么一大批项目工程上马建成投产之后,是否能顺利地买出去,这是个大问题。假如我们国内的消费力低,消费不起,产品买不出去,可能会导致投资过剩,生产过剩,所以2008或2009年、2010年之后会出现经济波动周期。

    这里边我们要找一些原因,我们这种高投资低消费的发展合不合理,应不应该,为什么?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在于我们收入分配太低。我们国家的特点是什么?是资本收入大于劳动收入,请大家注意这个概念。我给新浪网写文章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看不懂,他说中国怎么能连西方国家都比不上,西方国家都没有出现国劳动收入低于资本收入,只有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现在是资本收入远远大于劳动收入。具体讲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企业每年拿走的利润要远远高于职工拿走的利润。这种状态连英国、美国和在马克思资本主义最残酷的年代在西方国家里也没有出现过。可见我们中国劳动收入低到什么水平,如此低工资状态,收入分配这种状态,怎么能导致有消费能力。

    我再举几个数字,1996年的时候,我们国家企业存款只占GDP13%,到了2005年达到20%,不到十年间,企业储蓄存款上升了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居民储蓄从当年占GDP的20%降到16%。居民储蓄往下降,企业储蓄往上涨,这两条曲线说明大量国民收入被企业拿走,被资本拿走了。这是我们国家七八年来非常重要的特点。企业拿走后,企业就有投资能力,它就有钱可以投资上项目。看看中国企业的财大气粗,中国企业效益这几年不断上升。

九、权利缺失下的国家资本主义高奏凯歌

    去年发生了一场争论,世界银行说中国企业的效益正在好转,企业收益率在提高,而国内有学者反对,说中国企业效益差得一塌糊涂,根本没有像世界银行说得那么好。实际上中国企业效益的确有极大改善。我作为一个宏观经济观察者,有这样几个论据足以证明。第一,在最近八九年期间,国有企业砍掉了五千多万冗员,通过减员增效把五千多万冗员推向社会,企业效益怎么能不好转?这是第一大因素。第二个因素,中国的企业也是特权利益集团,企业是一个组织起来的团伙,只要组织起来就比单个人有力量。所以说企业总是想方设法来赚钱的,什么因素使中国企业还可以取得高效益,就是投资软约束。这是什么概念?比如很多企业现在投资,就像北京的房地产,北京房地产冒出多少房地产大亨?多少人空着手到北京来,过了几年就成为亿万富翁。是什么原因使他们都成为大亨,就是投资软约束。他手无分文居然能搞出一个楼盘,拿一个项目,从银行贷出一大笔款,然后把房子盖起来最后卖出去,这就是投资软约束。

    前几天我从电视上看到一个犯有商业贿赂罪的房地产商,评论员说,负责办手续的六个政府部门哪一个部门多少把把关,他都不可能办成,但是道道关都被他攻破,通过行贿等等手段,廉价弄到地,廉价从银行贷到款,然后把事搞起来了。所以说中国有些企业不是微利,那是暴利。这些老板都知道,投进一个亿至少拿回两个亿三个亿。

    我再举一个例子,去年江苏投资上马一个钢铁厂,投资者仅仅是一个拥有三亿资金的小钢铁厂,他居然投资一个八十多亿元的大项目,这个项目叫中央给叫停了,假如不叫停不得了,投资上马以后,他的投资回报收益率就不是百分之百,而是百分之一千都有了。谁说中国企业效益不好,谁说中国投资回报率不高?他们圈了六千多亩地花了多少钱?一亩地几千块钱,如此廉价从农民手里剥夺,这就是我们的企业。中国的企业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中国什么地方最没有效益?那就是不会说话的自然资源和无权无势的平民老百姓。地下的煤可以被乱挖乱采,反正不会说话就只有逆来顺受。还有失地农民也没办法。

    这几年我们失地的农民达到四五千万,十年来大约有四五亿亩农田划为工业用地和城建用地,巨大的土地资源都是廉价从农民那里拿走的。成本要素的低价格,导致中国企业高效益。在华的外资企业也一样,都是在廉价使用中国的资源要素。大家可以看出这种发展模式----透支本国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的短期高速发展模式!或者说以透支我国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为代价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企业高效益。
你有权利是抗议吗?房地产商要开发一片房子就被拆掉了,钉子户不拆就硬把他们赶走。我中心的信箱里收到好多社会来信,前几天收到一个济南发过来的,说他们一家子被强行赶走,房子被推平。所以中国的发展模式具有和其他国家绝无仅有的优势。前几天我开个会,会上湖南三一重工的老总向文波发言,他说我们中国这种国家具有无比的发展优势,他到印度去一看,印度哪有一个像样的经济开发区,农民的地不能随便占,开发区的边界就绕着农民的地走,所以开发区没有四四方方的,都是拐拐弯弯的。好多农民不出让土地,在印度农民还是有这个权利的,中国的农民有吗?中国的开发区要想征地,政府把图纸一划就行,那就都整整齐齐的。

    那个企业家说,我们国家的制度对发展经济太有利了,我们没那么多讲究,法律保护和人权保障,在缺少法律保护的情况下,有时是可以获得高速发展。但是往往是损害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这种发展看起来很辉煌,代价也很残酷。我们从经济领域来减少我们政治模式。我是把经济和政治各方面联系在一起看问题,我先不谈基本权利,抽象讲一个什么,我们讲要综合起来,人首先要生存、要说话、要公平办事、要获得尊重、要有自尊,还要公平,要有正义,要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人也不是仅仅吃口饭这样的动物,我们需要发展过程中不但要吃上饭穿上衣服,还要获得公平和正义,还要获得公正的对待。可是现在我们发展均衡吗?农民工一年一两个亿流动,到城市里边来,如果按照公平工资去给他们发工资,每年至少要补给他们一两万亿。可是由于他们是外来劳工区别对待,这一两万工资利润就流到城市里去,就流给城市利益集团。谈到我们国家当前状况我们还要把视野伸到城乡结构,这个范围来看问题。

    我们发展往往是以牺牲一批人的利益为代价来促进另一批人的发展。我们国家巨大城乡差别到现在仍然不能打破,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使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城乡分割如此牢牢地延续着。说城市化,哪那么容易!现在农民只有在城市打工的权利,没有在城市享受自由迁徙、社会福利、养老保障的权利。建国之后搞的户籍制度,把中国人民分割成两种人,两个世界,到现在不能打破。现在城市利益集团已经牢固形成,所有制定政策的人都是城市利益集团的人,所以才使这种制度如此牢固地延续着。

    前几天我在北大开法学会的时候,在会上大家讲,为什么户籍制度牢牢存在,说到底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太强大,要维护既得利益,不能轻易损害既得利益。并且那些法学家自己都知道,他们都是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法学家都站出来呼吁打破户籍分割,取消不合理的户籍分割,中国的事情会好得多,但没人这样做,大家都心知肚明,但就是没人出来办事。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国家的精英从认知方面非常清楚,但是从行动实践上没人去做,因为涉及到自身的利益。

    那么这种格局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我们不能光看北京这么多豪华高楼大厦建起来,一边是农民工仍然像候鸟似的飞来飞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种现象。一两亿人口一到过年过节就把交通道路塞得满满的。如此巨大的人口流动这正常吗?人性化吗?人道吗?好像我们都习以为常,已经承认了这种现实,甚至认为存在是合理的。但我们没有从根本上去思考: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工作权利、劳动权利、迁徙权利、生存权利都是平等的。包括接受福利、社会救济的权利都是平等的。

    我记得美国总理罗斯福在1947年时说了一句话:“人人都有免除饥饿的自由。”这是西方国家人性化发展的一个高度,由此产生了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由于我们国家是一个封建等级历史悠久的国家,我们的国民冷漠性非常厉害,这种国民冷漠性,社会不平等性非常厉害,非常多的人心安理得,处之泰然地在不平等状态中生活生存和工作。包括在企业里社会上,都可以以非常坦然的态度来看着种种不平等的现象,这是我们国民素质问题,从大的政治体制到每一个国民素质都有关系,都有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一些非常悲惨的事儿是不稀奇的。有些事情的发生并不是社会制度原因,有非常多是个人因素。哪怕有一个人援一把手都不会出现悲惨现象。

    江西一个公路边上有一个受伤者躺在路边无人管,五天后悲惨地死去,没人管没人问,居然有如此的冷漠。我那时候正好在广州出差,在宾馆里房间看电视,看江西电视台的报道,那个农村村民也知道这个受伤者,村民打电话也告诉过派出所的公安人员,派出所的人开个车来没找着,就没人管了。该村诊所的医生去看了一眼,记下伤者家的电话,打了几次没打通就再也不打了。最后,五天五夜后,一个小伙子,因为腿部被撞伤了,撞他的车扬长而去,他就死在路边和村头。

十、中国要抑制政府的权利,加强平民的权利

    所以我们国家发展不仅仅是物质的发展,还要有人性的发展,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假如是一个缺乏文明的发展,发展起来之后,也很残酷。现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中国存有戒心,担心中国的威胁性,担心中国崛起之后会对世界带来不好的影响。实际上中国这个国家从历史上看,其文明非常缺少攻击性。但一个大国仅仅没有攻击性还不够,还要有人文性、道德性、民主性和公正性。中国不能昭示给世界一种不平等性、等级性和特权性。

    我曾经以竞争强度为标准对世界文明进行过划分,世界上有三大竞争力不同的文明,一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文化,提倡竞争,这种精神来自何处还不清楚,叫做基督教文化也好,还是现代科学文明达尔文主义也好,反正它现代主宰着市场经济,它的竞争性非常强。第二个文明是中国的儒家文化,竞争力比较弱,也讲究积极入世,但又讲究仁义道德,亲情伦理。第三个文明完全没有竞争力,就是佛教和道教,主张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史,就是在这三种文明选择之下进行的。古希腊的斯巴达就是竞争精神最强的文明,佛教就是放弃容忍,不争,中国的老子和道教就是无争。

    我前几天针对一个学者的讲话写了一篇文章,谈道家的问题,文章的题目叫做“老子是被历史证明的无用理论”。我说这句话可能对老子非常不尊敬,老子是被中国人非常尊崇的古代学者,怎么能说老子是被历史证明的无用理论?正是因为老子“无争”的理论主张,虽然从哲学上讲,无争之中是有争,但社会如按老子的方法去做,大家都放弃,大家都不争,都忍让,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利益和权利都被最能争的人拿去,所以中国历史出现这么多恶霸强豪和封建帝王。

    中国的封建专制为什么如此强大?就在于有老子这样的退让和无争思想,教导人民不去争,佛教也是这种思想,教导人民放弃自己的权利,放弃维护权利的方式方法。在这样的状态下,只能使专制者和封建帝王的权力达到极致。这是我们中国的政治文明为什么非常专制的原因,也是我们非常值得反省的地方。

    我们国家从历史上看个人权利非常薄弱,主要是古代文明对个人权利阐述得少,研究得少。但为什么这么少呢?恐怕真实的历史并不这样,在2000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代,各种思想都出现过,但到了后代很多被筛选掉,被埋没。封建帝王为了维护统治可能逐渐淘汰和删除了不利于自己统治的思想文化。从独尊儒术以后,其他对帝王专制不利的文化就遭到了屏蔽,最早的人权思想和平等思想都逐渐被屏蔽掉了,但是墨子还是被保留下来。

    墨子是真正的平民文化,平等文化。现在我们国家动不动就要搞国学,搞儒学复兴,那些不了解传统的人认为国学复兴就是恢复孔孟之道。但我建议大家还是好好读一下墨子,墨子是一部真正的抑制王权的平民大众的理论,可是这样的学说封建统治者是不喜欢的,必然被打入冷宫,而不能成为热学。统治者喜欢的只能是有利于维护统治的学说,所以儒学被尊崇。

    当今的中国社会为什么这么腐败?主要是把墨学给丢了。大家打开墨子看一下就知道,墨子里面从头到尾全是遏制帝王权利、维护平民百姓利益的主张。墨学要求帝王节俭去奢,要求帝王不能娶那么多小老婆,帝王死后坟墓不能搞那么大。打开墨子看看,大家就知道其实中国历史上各种观点都存在过,好多学问和学者都是非主流,都被淹没了,而那些显学、那些被大肆宣扬的主流反而是糟粕的东西。今天的社会也一样,我们要认清是非,辨别出什么是真正好的东西,什么是错的。

    我今天讲话的主题是中国政治的基本方法问题,即必须综合地思维,综合地看问题,综合地来考虑各个社会阶层利益集团的利益,不能仅倾向于某一个集团,某一种声音。作为政府来讲,不能成为某一个少数利益集团代言人,政府不能被某个利益集团所绑架和俘获。 

十一、中国必须引进民主的方式

    由于影响中国社会的多是被古代封建统治者筛选了的文化,所以民权主义和平等主义十分薄弱,特权思想和不平等精神却特别严重,以至于演变到今天,中国社会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政治腐败。如果没有强大的新生力量进行遏制,这一波政治腐败不知将进行到何时。

    由于到处都是腐败,人民大众内心积蓄的愤懑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由于没有抒发的合法渠道,一些暴力的和恶性的事件在这些年里不断发生。因此,今天的中国,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必须尽快找出正确的积极的合理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作为人民群众应该积极通过自己各种方法来伸张自己的权利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最后建立起力量和利益平衡机制。假如允许你今天在中国自由办报,自由地建立电视台,建台之后这些媒体是否能和平共处这也是问题,如果给你这样一种自由发言的权利,你是否不至于把社会搞得一团糟,是否打得不可开交,或打得头破血流?这是摆在中国面前最现实问题。有人私下发牢骚,今天这不能说,那不能说,政府宣传部门这么管制那么管制,但没想到这种管制原因何在。我国家现在存在一大批反对派,海外反对派一天到晚声嘶力竭。如果现在都放开,让大家自由发表意见,就不知会出现什么局面,甚至搞得大家不知所措,谁是谁非搞不清楚。所以说摆在我们面前是非常艰难的选择。我们的人民还没有民主共和的理性习惯。

    到底怎样从人性上开始做起,今天我们在座都是一个个的个体,既然是个体,如果要讲国民教育修养,首先从个人做起,我们怎么做?前几天我参加一个会,开着开着会,一个学者便拍案而起,指着另一个学者的鼻子大吵大嚷,我认为这种学者的风格是非常不可取的,你再有理也不能对人家那样。我们要互相尊重,这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时候说把谁打倒就打倒,说批斗就批斗,说拉出去游街就游街。你要尊重人家,其实我们中国现在非常多的人,仍然沿袭着文革时的做法,有的人说别人独断专横,其实自己也很专制。这是个人修养问题和民性习惯问题,三句话说不来就吵起来。

    有些学者很少有尊重别人的意识,走到哪总是惟我独尊,充满表现欲望。有些学者一参会他一去就没有别人说话的机会,全都听他一个人讲,这都是一些缺乏他人意识的毛病,不良的国民习惯。要从学者开始做起,从平民大众每一个人开始做起,我们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平和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善于和别人商讨,中国如果不从国民性进行根本改造,就不能做到英国那样的和平革命。

    英国的文明很值得我们学习,他就是攻击对方,也用非常婉转和优雅的词汇,要讽刺别人要说得非常委婉,骂人要骂得很绅士。这倒不一定是文化水平比我们高的原因,而是一种民性,一种交流方式。我们国家现在需要学习这样的方式方法,否则没法交流。

    我们既要认识到自身的权利,又要意识到他人的权利。我感觉到中国下一步真正的社会进步不仅是GDP增加多少,经济增长多少,真正标志一个社会进步应该是这个社会的政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进步。

    一个社会的进步的动力其实总是来自社会内部,甚至是底层社会。中国历史表明,每一次社会改革社会变迁,改革的动力无不来自民间。中国很少有过彼得大帝式的改革,既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国近代以来总是发生自下而上的改革。当然80年代以来的这一波改革属于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必须有下面社会力量的配合。

    下一阶段改革的目标要放在社会文明领域,要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政治管理、政治文明变得更科学,更文明,要使人们的交往方式变得更和气,更协商。我们既然要有个人权利意识,又要有分权和尊重他人权利的意识,既要有互相制约的方式方法,又要有共和共存的目标。坚决扬弃“非我即你”的排斥模式,中国传统最坏的模式就是非我即你,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民主社会要坚决摈弃这样一种办事方法。我们国家历来就达不成这种共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联合政府没有建立起来,就是传统的政治模式发挥的作用。

    今天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还在说起六四的时候,假如当时激进派不那么激进,不带着学生跑到广场闹事,中国政治发展会比今天好得多,就是有那么一批激进分子,好像他是最先进的,结果导致流血事件。这些问题都是基本的思想方法问题。

十二、警惕强权专制下的奴性主义复活

    有一个学者杨小凯先生,他虽然是经济教授,但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来研究政治,他临死之前写了一篇文章,是他最好的一篇文章,他就介绍英国的经验,就是各派人士都能坐到一起协商,最后达成一个协议,达到一个共和。我们国家恰恰没有这样一种文化和思维,总是不是我为王,就是你为寇,没有尊重别人的思想,没有尊重对方的权利的习惯。

现在比如说劳资矛盾,有人当了老板以后,就要无限地剥削雇工,现在看一些企业剥削得非常厉害,进来的打工仔都是廉价的,老板只要能从职工身上捞取,就拼命掠夺剩余利润。这种现象在中国大量发生着,必然会引起劳资矛盾。可惜我们劳动者的权利被剥夺,没法罢工权利,没有工会,没法表达,一表达就被抓起来,这些年里最惨就是代表工人利益出来说话的人。这种现象完全不正常,最不正常就是这种现象。我们国家不能仅仅是精英表演的国家,劳动大众要有共同发展的权利。

我们现在不能光要求政府怎么做,而是从每个国民做起,哪怕培养自己的孩子,从说话办事和与周围人打交道,都要培养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培养平等、公平的意识,打破传统封建特权遗留给我们社会遗产,中国社会最坏的东西就是封建特权。仗着老子或权力的权势为所欲为,横行霸道,这样的东西现在社会里大量泛滥。由于缺少民主制衡,中国现在某些领域实际上是在倒退。这种倒退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内部关系正在逐渐奴才化、附属化,不是原来同志关系,也不是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而是依附化和奴才化。这是当前社会政治发展的一种结果。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大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环境使然。在政府里面,谁要不听领导的,谁要是和领导有三心二意,那就不换脑子就换位子,没你的好果子吃,所有进这个门的人都要按照这个规则办,这都成了潜规则。在企业里也是,员工依附老板,人格、尊严、平等、地位都没有了。所以没有政治发展,没有工会的力量作用,仅仅有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是一种畸形的发展,从政治到经济都出现畸形状态。

    我们中心网站上曾经登出一个学者的文章,题目是《中国是一个奴隶制传统深厚的国度》,世界上很少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是一个出奴才的国家,到了清代还有大量的奴隶存在。研究清史就会发现,奴隶制从三千年前一直延续到二百年前。如何打破这些东西,扔掉这些东西呢?真正的人类文明发展就是要取消掉这种东西。奴隶制这种遗产非常厉害。现在整个社会风气,哪还有什么敢于批评,哪还有敢说真话,很少,大家都说好话,假话。我们的社会很难容忍批评,我们的文明习惯就不允许批评,不喜欢批评,领导就喜欢听顺应的话,谁要是说不同意见那是很难受的,这是我们的习惯传统。可是美国的政客们是怎么说呢?批评是保障美国民主制度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如果失去批评这个国家政治就会出问题,民主的制度就没法保障。可是我们恰恰害怕批评。这些问题都需要从文明和制度传统中可以找到。所以,我们现在的舆论都是一言堂,观点都是一种观点,这样非常容易造成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非常容易走极端,使社会利益产生倾斜。

十三、中国正在拉开第三次政治选择的序幕,

中国要有理性的民间力量,中国要走出暴民与暴政的历史怪圈

    所以为什么胡主席上任之后一再提出和谐社会,中央政府也意识到这些问题,也意识到我们国家存在着的内部矛盾和冲突,但是仅提出目标不行,还要寻找解决方法。我们的方法是什么,途径是什么,就是要改变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样一种政治文明,说到底是专制文明,要允许人们能表达意见,要互相尊重、互相平等,以平等眼光平等心态来相互对待。由于封建专制历史悠久,社会上的不平等意识特别严重。

    我也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近代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旧势力如此势不两立,为什么要和旧世界彻底决裂?也有它的客观原因,那就是深厚的封建传统太庞大,必须要有一个坚决与旧势力进行割裂的新文化来冲击它。所以说共产党的文化在近代史上是功不可没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涤荡了封建专制的污泥浊水,打破了专制传统,推行平等、自由民主文化,唤醒了平民大众,使劳动人民得到翻身解放,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肯定。

    但是我们党内又犯了许多错误,特别是成为执政党后,其性质逐渐发生演变,从人民大众的党正在向精英权贵的党演变,封建的传统在这种状况下又在回归,由此产生了中国政治最大的难题,那就是越固守传统政治模式,来自社会的对抗越大,但如果放松管制,便可能带来致命的动荡。

    现在的中国政治就像一个高压锅,就这样压着,不敢撒气,一旦撒气就可能天下大乱,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使高压锅压力慢慢释放,在开盖之前就把压力释放掉。使高压锅不发生爆炸,社会不发生动荡,这是下一步中国政治的大问题。中国的社会改革不可能永远都是经济改革,经济制度建立以后政治制度的建设要跟上去,现在要做准备,怎么做,从什么时候入手,大家心里要清楚。那就是以上我说过,中庸平和,包容,自制,不过激。如果按照这种模式行事,如果中国人民有了这种国民性,中国才会有希望,否则中国会永远处在“暴民与暴政”的矛盾之中。任何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良政取决于良民,暴政取决于暴民。明白了这个道理,大家就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总之,我们的社会要解决政治力量平衡问题,当前最大不平衡是劳动权利被极大地削弱,中国最需要解决是劳动权利的问题,只有提高劳动权利才能解决国内消费不足的问题,提高国内收入,就可以使中国内需增长,内需增长之后就可以避免中国的资源廉价外流,就可以极大改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但是要想达到这个目标,仅仅靠经济改革的手段无济于事,必须诉求于政治手段,即解铃仍须系铃人,就像马克思过去说过一句话,理论的问题还需要理论的武器来解决,政治问题依然需要政治问题解决。只有改善低工资、低收入这样大的状况,提高这个群体的工资收入,才能改变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这就像一个杠杆,撬动这个支点,就能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像中医看病一样找出病根,然后才能真正产生效应。

     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共和政体几经展转终于又回归到传统的王权专制政体模式。辛亥革命推翻皇权之后,中国一直徘徊在强人政治和领袖政治之中,从袁世凯到孙中山,从蒋介石到毛泽东,终归没有走向现代民主的多党共和制度。1949年,经过半个世纪的争夺,中国重新建立起单一式的一党领袖政治,实际上这仍然是传统政治的翻版。国共两党势不两立的争夺和内战,是中国近代推翻帝制后政治改革和政治选择的最大败笔。

    回顾我国近代历史,可以看到任何一派政治力量过分强大,都会出现走极端的倾向,特别是会导致权力出现严重的腐败。今天,我国社会的腐败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这不能说不与一党执政的单一制政体有关。因此,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必须引进制约力量和牵制力量,但要坚决摈弃极左和极右,壮大中左和中右的力量,走中间路线。

    目前,摆在中国面前的是历史性的第三次政治改革的选择,如果说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以来的第一次政治选择,那么国共斗争可算做是第二次政治选择,时间演进到今天,中国已经面临着第三次政治改革的选择。历史是螺旋型演进的,既有进,也有退,但总归是要前进的。我国只有通过第三次政治选择,才能初步建立起现代民主共和政治制度。这就是对中国未来政体和政治模式的展望,但中国必须要有理性的民间力量和理性的政府,中国的政治进步既取决于理性的政府,更取决于理性的民间力量配合,两者缺一不可。

    中国正在进行第三次政治选择,然后第三次政治选择必须具备和创造条件。从多党合作的角度看,中国已经具备了政治协商的民主机制,但还缺乏竞争机制。中国共产党与台湾的国民党已实现了第二次握手,再也没有政治协商的障碍了,剩下的问题是民间力量的合作和新的民间力量的兴起,以及新的政治竞争问题。

    在这一历史时刻,中国必须要有理性的民间力量,譬如象我们观察中心一样的民间智库。中国的政治进步取决于一个理性的中央政府,更取决于一个理性的民间力量配合,两者缺一不可。这就是我最后要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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