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现发出仲大军先生根据在最近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内容而整理出来的一篇文章。内容十分丰富和精彩。当今的中国,很少有人这样说话,这样看问题了。社会偏激已久,僵固已久,应当有更多象仲先生一样的人来活跃一下思想界。中国要走出一条新路,没有大量的融贯中西的学问和自主研究是不可能的。]

自由与专制的关系

----在“中国新文化建设论坛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时间:2008年3月1日

地点:北京湖北大厦会议室

    唐逸先生是真正博学多识的学者。我昨天晚上在读唐老师的《自由价值论》,第一部分“制度价值决定社会的性质”写得非常好,但唐老师今天谈的都是纯哲学性的东西,具体的东西都没时间谈。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光停留在哲学层面,应该进到历史、政治的层面。如果仅仅停在哲学和思想的层面,中国的文化建设将很难实际操作。另外,我也想谈点唐老师可能还没想到的思想,这就是:自由永远只是为强者所有。供大家参考。

自由从来没成为中国历史追求的目标

    我今天发言首先想说的一点是:在工业革命和欧洲启蒙运动之前,自由从来没成为人类追求的主要目标。即使在今天的时代谈自由,也要考虑到诸多国际竞争的因素。首先我要讲,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自由,而是中国的自由从来都是少数人的自由,即帝王和统治者的自由。越往下层,社会中的自由越少。

    尽管春秋战国时候,诸子百家谈了不少个性自由,如杨朱、庄子,张扬了很多追求自由的精神,但保留下来的很少,有一些史料可能被文化专制剿灭了,这一时期也很短暂。魏晋时期也出现过短暂的一段时间和少数人物,如嵇康,竹林七贤,但这种追求自由的精神不过是发生在少数文人群体中间,基本上没有形成社会潮流和文化潮流。

    今天,唐逸老师谈了很多对自由客观性的论证,我理解唐老师的用意,那就是证明自由的合法性,天赋性。但不管唐老师如何用现代的观念来证明,综观中国的历史,自由的理念在历史长河中仍然是苍白无力的。

专制往往是竞争的结果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专制也有它产生的原因。专制往往是竞争的结果。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历史,为什么出现了秦始皇,为什么战国时期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自由时代最后归于一个严酷的专制独裁统治之下?说到底是国与国竞争的结果。象韩非和李斯这样的后法家,为了使秦国在竞争中取胜,极大地发展了中国的极权专制学。

    另外,专制与氏族社会是一脉相承的。尽管我国有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但即使是尧舜禹,不管他们如何爱民、勤劳、简朴苦干,也都是相当专制的。

     人类的历史一开始是家族史、氏族史,然后是民族史和国家史。当一个氏族与另一个氏族、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进行竞争的时候,必须依靠高度的组织纪律和高度的专制独裁才能取胜。

    我们年轻时都当过兵,都知道一个部队组织纪律的重要性。凡是纪律松弛、自由散漫的军队都要打败仗,凡是纪律严明、令行禁止的部队,往往都是具有战斗力的。所以,一进入部队,每个人就要放弃个人自由。

     通过军队这一组织,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会有专制与独裁,为什么会有对自由的剥夺。如果在一个军队里,每个士兵的自由多了,那么这个军队便难以指挥和打仗。因此,在某种情况下,自由越少的组织,往往是战斗力强的部队。

     自由与专制看来是一对相生相克的患难兄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自由多点,专制就少点;专制多点,自由就少的。法国哲学家罗素早就参透了人类社会的这种现象,因此在他那本名著《西方哲学史》中,他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政治的实质不过是给人民自由多点还是少点而已。

     因此,今天我国的学者,不能漫无边际地侈谈自由,要相对地和历史地看待这一问题。很多学了西方自由民主知识的人往往很幼稚,所以中国总是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老师总是打学生。

    从我国的历史上看,为什么自由的空间总是又少又短暂?说到底,还是竞争的结果,甚至是为了维持一个大国的代价。为了维持一个大国,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强烈的中央集权专制。在这种状况下,小国割据总是时间不长,春秋战国多国并存的格局维持了八百年,魏晋南北朝维持了三百年,唐末的五代十国仅五十多年。

帝国专制与教化的作用

     乍一听起来,专制是个很坏的字眼。但世界各国的人类历史都走了一段专制的道路。其原因何在?深遭人们痛恨的专制制度为什么存在了几千年?其原因是因为专制是维持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

      管子是春秋早期的人物,在他那个时代,专制的程度并不强,但管子已经看出了专制或说管制的必要作用。《管子·法禁》中这样说:“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志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其不能以为安也。君失其道,则大臣比权重以相举于国,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举国土以为已党,行公道以为私惠,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广其居,聚徒成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乱国之道也,故国之危也。”

     管子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乱臣贼子的危害,一旦君王控制减弱,马上会出现结党营私、贪污腐败的国家乱局。个人大多只顾图谋私利,将国家社稷扔在脑后。更有一些权欲熏心的野心家,总是寻找机会争权夺利,篡国夺位。所以,凡是“弱君”出现,国家便危险了。

    就是平民百姓,也同样存在着需要管束和教化的问题。民众的文化教育是中国政治的重要内容,两千多年来,孔孟之道承担起教化的作用。如果没有儒家伦理的教化,社会也会出现无序和动荡不安。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决不是一味的专制,封建统治者从来都是把专制与教化结合起来,两手使用的。即既有行动上的专制,又有精神和思想上的专制。中国的专制特点是分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的。一方面让人苛守严刑竣法,一方面让人循规蹈矩。这就是中国专制政治的特点。

      看一下历史便知道,凡是权威低、专制和管制弱的国家,国家的历史就短。凡是专制控致力强大的帝国,其存活期就长。汉武帝建立起新的中央集权专制大帝国之后,使汉朝前后延续了近400年。中央集权专制越强的朝代其时间越长。唐、宋、明、清都属于这一类。而那些专制强度相对弱的朝代,时间都相对较短。象唐末的五代十国,每个朝廷的更替只有10年左右。而在长达285年的春秋期间,司马迁算了一下,一共有52个国家灭亡了,被杀的国君有36个。这就是《史记》中所说的“轼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

      因此,专制是政权稳定的必要条件。越是完备的集权专制,其国家持续的时间越长。中国到了宋明之后,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已经发展成熟,如果这些朝代没有外族的入侵和颠覆,很难说它们维持不上800年。宋朝是在蒙古族入侵的情况下灭亡的,明朝是在满族入侵的情况下灭亡的。而大清朝是在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衰微的。如果没有外来因素,这些专制的大帝国不知会维持多长的时间。

     说到底,专制的作用,在一个家庭里就是不让兄弟姐妹们相互打仗,在一个国家里就是不让权贵诸侯相互打仗。帝国专制避免了在一个较大地域内国与国之间连年的战争。中国如果没有秦汉的统一,那么我国的战国时代将不知维持多久。

专制与氏族社会的关系

    中国到了秦汉之后已经定型了。我认为要进一步分析形成这种历史的原因。中国历史的特性与氏族社会和农业社会关系较大。我国先秦的历史都可归结为氏族史和种姓史。先是黄帝部落战胜炎帝、蚩尤部落,再是周部落战胜商殷部落。到了战国时期,家族、氏族和民族形态上升为国家,秦国又战胜了关东六国。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国家中的核心权力主要掌握在家族手中,家族和种姓的血缘关系主宰着社会的权力。应当说,专制是家族制的产物,家长制的产物。凡是未摆脱掉家族社会和氏族社会特征的国家,凡是未进入商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国家政治,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专制色彩,都不可能以自由作为它的社会主旨。

    在工业化和民主政治之前,自由的原则不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原则。一个民族、家族、氏族要生存,必须要和各个民族之间进行争夺。你看秦国,它是最专制、最王权的,但它取得了胜利。而相对自由民主的齐国,统统都被专制力量战胜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忽视历史,无视于历史。从我国的历史上看,自由的价值真是难以寻觅。

    在一种严酷的国与国、族与族相互竞争的情况下,你的自由来自于何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墨家、道家都是讲自由、讲人性的,但法家是非自由主义、非仁义主义者。法家走上层路线,依靠王权,拼命打造王权,使帝王的权力无限扩张,使中国走上了帝制和帝国之路。帝国的好处是遏制诸侯相争,保证一个大国的和平。但帝制的更大特色,是臣民缺少自由。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比自由更重要的是人性

    其实,我认为比自由更重要的是人性,就是人类如何对待自己的同胞。唐先生的文章中叙述了唐代安禄山之乱时发生的一个故事,张巡率部坚守睢阳,“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总共有六万人的一座孤城,吃掉了三万口。通过这样的事情,反映出中国文化一个什么特征?即缺少人性。

    在战争中吃人,这种现象也算是正义的、合理的吗?而这种现象,追溯起来应当是一个民族的慈善性问题。如何对待人,把人当人还是当做牲畜。

    人性问题起自历史的早期,自黄帝部族战胜其他部族时候起,失败的部族成员便沦为了奴隶,便落到了非人的待遇境地。人类间的残忍一般起自战争。战争胜负导致的身份差别,产生了最早的非人性。如陪葬的人往往是奴隶身份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胜利的民族、氏族和家族才有自由,他们的自由是剥夺了他人的自由,他们的人性是建立在奴役失败民族的基础之上。所以,思考自由和人性问题,不能不考虑人类竞争的和战争的历史。

非人性来自专制统治的需求

    除了战争战俘原因,我们还不能排除人类自身的残忍性。例如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将刘邦的宠妾戚姬的手脚都砍掉,放到一个大缸里,作成人彘。史记记载说:“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辉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

    而武则天对待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做法是,将她们的手脚砍掉,把手接在脚上,把脚接在手上。这种残忍的表现一直在中国流行。是什么原因使人类产生了非人性(连野兽也没有这样)?追究起来也是权力争夺的原因。

    我们的确不能太理想主义。战国时期,在那个多国激烈竞争的时代,凡是提倡人性文化和仁义文化的,都败在军功文化和尚利文化之下。凡是提倡狠毒、残酷、狡诈的,往往都是胜利者。法家实行军功文化,谁砍的人头多,谁的封赏就多。其实,环顾今天的世界,主宰国际社会的不仍然是这一文化吗?

    秦国的统治为后来历朝历代草菅人命的专制统治开了先河,明代皇帝朱元璋因元宵节一些市民议论皇后的脚大,便大开杀戒,杀了几千人。小民百姓命值几何,谁人关心和过问!不要说民权,就连民权的意识也消灭的无踪无影。

      由此可见,中国所有残暴、残忍和野蛮的传统来自封建专制,所有残忍和残酷的实践来自帝王的统治,如汉武帝和武则天时期的酷吏,便是中国非人性实践的始作俑者。

    孟德斯鸠给专制政府做过一个最凝练的特征描述:那就是恐怖。只有极其残忍的恐怖,才能使臣民畏惧。中国是一个历史上被专制的残忍压服了的民族。在专制制度下,无论朝廷还是民间,都时时透露出一种野蛮性。

野蛮性的遗传

    人与动物的区别主要在于人性。对于这一点我们要好好反思。譬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什么批斗、殴打人成风?为什么中国缺少对人格、尊严的尊重?为什么缺少对生命的珍重?说高了,是人权意识缺乏,说通俗了,是缺乏人性。

    如果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缺乏人性,那么就会出现今天山西黑窑主奴役黑奴工的现象。这些窑主根本不知道尊重人,根本不拿工人当人对待。这个问题比自由价值问题更重要。

    中国古代社会的残酷和残忍问题通过很多史料可以见证。首先是用活人殉葬,其次是大规模的屠杀问题。在夏商时期和西周时期,是个用活人殉葬的历史时期。君王、奴隶主或部落头领死亡后,殉葬者多则几十,少则数人。

    春秋之后,殉葬之风仍然发生,但毕竟少多了。这种现象说明中国的社会文明有了很大的进步。例如儒家学者孔子就痛斥过殉葬之风,甚至连“始作俑者”(用假的木头人殉葬),孔子也深恶痛绝。

    但在儒家的仁义文化之外,另一种残忍的法家文化却在战国时期盛行。这就是以秦国为首的屠掠文化。继长平一战,秦军活埋和屠杀40万赵兵之后,秦军在攻克赵国国都邯郸之后,将坚守不降的全城几十万人统统杀死。

    中国的专制制度就是建立在杀人如麻的法家文化基础之上。反抗就是被消灭,只有顺从才能生存。也就是在秦军大肆屠杀的淫威之下,赵国的其他城池彻底放弃了抵抗。

    而关东所剩下的最后一个国家----齐国,在公元前221年,秦国大兵到来之后,这个当时拥有七十座城池、上千里土地的东方大国,在齐王田建的率领下,竟会开门揖盗,不战而降。

自由缺失后的奴性

    如此来看,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如果所付出的代价是生命,那么,权衡利弊之后,人们选择了宁肯不自由,即顺从。

    这就是中国人在经过战争厮杀之后总结出的经验。秦汉之后,中国人的智慧基本上成熟了。中国成了一个不抵抗的民族,任人统治和奴役的民族。这种现象突出表现在北宋、元、明之时。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换了谁来当皇帝都行,我当我的顺民,不管你是蒙古人还是满族人。抗日战争是个例外,由于中国获得了美国和苏联这样国际上的援助,才没有重蹈亡国的覆辙。

    总起来看,缺少人性的根源还在于封建统治的需要。愈演愈烈的皇权统治,不仅把中国原来历史上的自由空间剿灭了,连人性和基本人权也统统剿灭了。 我们今天不从历史传统上进行反思,是看不清今天的社会现象的。(王占阳插话:实际上那两千年,不光咱这样,世界上都这样。从一万年前开始出现农业文明,这个文明注定要有几千年才能过去。)

    在明末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批判型的知识分子。但明代的中国没出现西方的文艺复兴。(王占阳插话:文艺复兴是人类全球运动的产物。)大一统的专制形态已经牢牢地形成,帝制变得僵固而且难以更改。

自由的进程和任务

    欧洲首先出现了贵族制约王权、争取贵族自由的进程,先从贵族干掉国王开始,英国和法国都砍了国王的头,欧洲的王权专制遭到了彻底的摧毁。从十九世纪之后,欧洲又开始了工人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运动,也就是平民大众对抗权贵的运动。其结果就是英国的宪章运动,工人获得了结社权、罢工权等权利。欧洲的进步是一步一步的,先是贵族革国王的命,后是平民革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命。欧洲的人权运动先是落实到贵族,后来发展到平民老百姓。

    中国恰恰缺少这个阶段和过程。我认为中国历史在先秦以前,和古希腊都是相同的,整个人类发展都是同步的。中国的区别仅仅是在于到明代以后,没有产生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没有出现一个贵族和资产阶级革命,就直接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

    这种缺少人权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不暴露出许多弊病。所以,我们在谈自由价值观的时候,要清醒地看到自身的历史演变,以及中国在整个国际竞争中的命运。

    总之,中国今天的任务是摆脱几千年来形成的巨大的非自由的历史传统,逐步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而自由必须建立在基本人权的基础之上。如果以重要性来排序,应当是:人权、自由和民主。所以落实世界各国普遍实施的基本人权,仍然是中国重要的任务。

自由的野蛮性

国家的自由建基于力量之上

自由不能永远为强者所拥有!

     如果中国要想崛起成为一个有独立意志的国家,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国家,那么摆在中国面前的有两种可能,一是中国很可能是相对专制的,再一个可能是中国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文明,后来居上,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但后者也有可能把中国变成一个乱局,画虎不成反成狗。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现实。因为专制从来就是竞争的产物。国际关系融洽的时候,国内会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国内自由空间会缩小。

    另外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自由从来都是属于强国和强人的,如秦国吞灭六国,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美国攻打伊拉克、跨国公司并购他国小公司、金融大鳄操控股市、中国富人到国外旅游……

    一句话,一部分人的自由会导致另一部分人的不自由。自由不仅是制度的,也是建立在力量和实力基础之上的。弱国是从来没有资格谈论自由的。譬如,今天中国的下岗工人,有出国旅游的自由、有进五星宾馆消费的自由吗?普通农民有享受高尔夫球娱乐的自由吗?

     我们不能不从这一角度看问题。自由决不是盲目空想能追求到的。只有成为强者之后才会获得更多的自由。所以,要想获得自由首先需要成为强者。而要成为强者,有时需要人们暂时放弃一些自由。这就是某些国家的一个阶段时期的策略。

     总之,要建立了一个好的制度,即让弱者也能自由的制度。譬如工人农民可以罢工,可以参加选举,可以投票,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摆脱历史上只有少数人自由的状况。否则,在今天这样一个制度下大谈自由就没有什么意义。只有赋予广大人民基本的政治权利,这个社会才能成为全体人民都获得一样多的自由的社会。

    在制度之外,仍有一些因素会影响人民的自由,除非今天世界上的规则已经改变。坦率地说,唐老师的文章中可能缺少了这一视角。我冒昧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望大家批评指正。

 

小资料:行政命令不能替代法律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指出:正义的真实意义主要在平等。因为公民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而把权力寄托给任何一个个人,万事以一人的命令为依归则不合正义。亚里士多德强调,命令永远不能成为通则。任何真实的政体都必须以法律为基础。法律应在任何方面都受到尊重而保持其无上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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