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今收到山东杨光京先生寄来的书和传来的文章,此书名为《人类文明的二元结构形式及其对立统一》,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2011年11月第一次印刷。本网站发表前面一部分,为了便于理解,将题目做了改动。特说明。此书很有新意,从血型上对历史上的一些部族和人物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历史上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各民族的特点。引申到具体生活中,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身边的人物。作者今年不到五十岁,对历史深有研究,又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视角,从血型角度来解释历史也算是一次尝试,有不妥之处,也在所难免。姑且看之,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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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与历史

山东 杨光京

2012年8月

 

第一章 人类文明的二元结构形式及其对立统一

     引言:

    张载:“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汤因比:“现在,人类已经有力量终结人类历史甚至全部生命。走到悬崖边的人类必须迅速觉醒,调整方向,才不致跌入万丈深渊。”

    1、什么是文明?

    海德格尔讲:从词根上找哲学。现在,我们就从词根上看“文明”是什么。“文明”和“文化”是两个词义相近的概念。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的cultura,本指“耕作,居住,教育,尊重”的意思。文明-civicization一词来自拉丁文civivs,原是“城市国家的,公民的,国家的”意思。
    从词根上可以看出,文化主要指人的生活,文明则是针对人的“社会性”而言的。梁漱溟先生讲,所谓文化,“不过是人们生活的样法罢了”一语可谓切中要害。较之“文化”一词,“文明”一词的内涵要少,“文化”一词涵盖了“文明”一词的内容。
    人是社会化才能生存的动物,而“文明”则是对人的“社会性”的描述。关于“文化”、“文明”的定义多种多样,仅“文化”一词,正式出版物中,定义就有160种之多,其间不免存在歧义。在本文里,我们是从词根上理解“文化”与“文明”一词的,关于“文化”我们作梁漱溟先的理解,而“文明”,在我看来,则是对人的“社会性”的描述。
    仔细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他们的社会形态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可视为“文明”的不同。美国学者亨廷顿在他《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了“文明冲突”的观点,并言“文明”的核心是宗教,不知亨廷顿先生是有意在模糊问题,还是真的出于无知,总之,他在给他的“一半正确”的理论找一个错误的理由,亨廷顿只看到了文明的对立,而没有看到文明的统一。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中,我们更多看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子。
    我们认为,人类文明的不同,源于人类自身的不同,是出于人类自身的生物学原因。其实,不仅人类有社会性,一些动物也有社会性。德国哲学家巴霍芬说;“事物的起源决定着事物的继续发展,也明确了事物的特征和直接目的” 从动物的身上,也可看到我们人类早期的影子,这对理解我们人类自己非常重要。
    如虎和狮是一对血缘相近的动物,它们可以混血产生后代“狮虎兽”,可见虎和狮具有同源性。同样,驴和马可以混血产生后代“骡”,狗和狼可以混血产生后代“狼狗”。虎与狮的社会性是不同的,虎喜欢独处,狮喜欢群居,同样,驴喜欢独处,马喜欢群居;狗喜欢独处,狼喜欢群居。“独与群”就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行为。我们可以说“一群狮子”、“一群狼”、“一群马”,但不可以说“一群老虎”、“一群狗”、“一群驴”。“狮、马、狼”作为一组,“虎、驴、狗”作为一组,可以看到二者有明显的气质差异,风格明显不同。

     同样,人类之间,个体间也有气质的差异。
    《正字通.犬部》:“独,猨类。似猿而稍大。猨性群,独性特。”
    评:“独”,其实是一种猨类动物,因其喜欢独居,故“独”有独意。其实,“群”的反义词是“特”,所谓“独特”、“特行独立”皆是也。相近的物种,有的“性群”,有的“性独”,这一点,古人早有深刻的观察。

    2、何谓“对立统一”?

    《易》曰“一阴一阳谓之道”、“否极泰来”、“穷则变”,就是说客观世界存在一个二元的结构,这个二元结构相互作用的形式是“对立统一”,这也是辩证法的核心,是最基本的自然哲学原理。中国的先哲对此有深刻的体认,请看他们一些具体的论述。
    张载:“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程颐说:“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
    又说:“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一不独立,二则为文。非知道者,熟能识之?”
    朱熹说:“天下之物,未尝无对,有阴便有阳,有仁便有义,有善便有恶,有动便有静”。又说:“盖所谓对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后、或以多寡,或以类而对,或以反而对。反复推之,天地之间,其无一物无对而孤立者。”
    又说:“阳中又自有个阴阳,阴中又自有个阴阳。”“以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
    又说: “天地之化,包括无外,运行无穷,然其所以为实,不越乎一阴一阳两端而已,其动静,屈伸、往来、阖辟、升降、浮沉无性,虽未尝一日不相反,规亦不可一日不相无也。” “凡物无不相反以相成”。
    “凡物无不相反以相成”,这就是“对立统一”规律,用现在白话亦可表述为“物或因相异而相吸,亦或因相同而相吸;物或因相异而相斥,亦或因相同而相斥,物极必反,或谓‘穷则变’。”

    3. 人类二元文明的生物学原因。

    以肤色等外在标识来划分,我们人类划分为三大种群。即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尽管种族不同,但我们人类之间可以混血。单从可以混血这一点看,即可说明我们人类是同源的。我们人类是一个整体,研究人类的文化、文明应从这个整体来把握。
    生命的基本意义有四。一曰“生存”,二曰“延续”,三曰“提高”,四曰“永恒”。所谓“生存”,就是每个个体生命都有维护他生命的本能。当然,要“生存”,必须获得一定的物质支持,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生命是不能存活的。马克思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足见经济基础的重要。所谓“延续”就是生命繁延的能力,此与“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故弗洛伊德视“性”为文化的主要动力。所谓“提高”,就是泛指人类的艺术活动。艺术活动是生命提升的重要手段。艺术审美有二。一是创作本身,二是欣赏。艺术化的创作本身与人的生命机体有一种契合感,从而使人产生美感。一切出乎其类,拔乎其粹的东西都具有欣赏的价值,人们之所以欣赏,是满足了人们“提高”的欲望,从而产生一种美感。在此,我们所言的艺术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单指给画,音乐、舞蹈等狭义艺术本身,其它如比赛、冒险、英雄崇拜等等,都属于艺术审美的范围。我们从事一项活动,这项活动与我们生命机体有一种契合感,使我们感到美,即可视为艺术审美。凡是他人强之我们的东西,我们对此欣赏,赞叹,崇拜也是一种艺术审美。美国是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在人们的“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人们更多地是追求“成功”。所以,在美国,亿万富翁并不是人们的偶象,人们更多地是追求个人的成功,人们更崇拜英雄,这事实上是一种艺术审美。
    人类是万物之灵,我们之所以进化成一种高级的动物,是我们人类自身有一套促进生命进化的机制。我们为什么反对“克隆”人,因为“克隆”是违反生命伦理的。所谓“克隆”,只是生命的机械重复。而两性繁殖是通过两性基因的重新排列组合,这种排列组合是多种多样的,从而使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有他的独特性,生命就是在这种多样性的选择中实现了他的提高。
    人类作为一种高级的生命形式,他不仅慈幼,而且敬老。而动物仅有慈幼的一面,敬老是生命的高级阶段。人类作为一种高级生命,他还有永生的欲望。这就是宗教产生的原因。宗教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基本要素,因为只有人类这样一种高级生命形式,他才有永生的欲望,而宗教则能给人类提供这样一种终极关怀。
    人类文化(文明)的二元结构形式是基于人类自身的生物学原因。人类也和动物一样,有“性独”“性群”两个不同的群体,这两个群体的人在性格,气质也是不同的。而人的性格,气质的不同又导致了人的价值观,审美观,行为方式的不同,而这些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基础,进一步又导致了文化(文明)的不同。
    大量的归纳研究表明,人的性格、气质与“血型”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就是说,人的性格、气质的不同可以归结为“血型”的不同。这主要是日本学者大量归纳研究的结果。
    人类的“血型”可分为四种,A、B、O、AB。其中A、B两种血型是基本血型。有了这两种血型,即可生成四种基本血型。而大量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基本规律,就是A血型和B血型刚好是两种性格相反的人,A血型人“性独”,B血型人“性群”,从而使人类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文明)路向。
    B型文化:感性的、形象的、情绪化的、动感审美。始创性强,善于尝试新生物,是文化的始创者。其社会性(“文明”)方面,追求大一统,暴力原则,兼爱。个人能力偏重于治“物”。
    A型文化:理性的、逻辑的、抽象的、情思审美。善于吸纳,累积,是文化的成型者。其社会性(“文明”)方面,宗血,契约观念,仁爱。个人能力偏重于治“事”。
    孔子讲“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亦可作为两种血型在性格上的大致分野。“智者”代表了B型人,“仁者”代表了A型人。

    为了进一步说明血型与社会行为的关系,我们再来看看人类的近亲类人猿的情况,类人猿也和人类一样,是ABO血型。长臂猿的血型是:A、B、AB。猩猩的血型是:A、B、AB。黑猩猩的血型是:O、A。大猩猩的血型是:A、B。A型大猩猩多见于高山密林地带,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大猩猩则多是B型,(也是A型乐山,B型乐水)。从类人猿血型看,以A、B型为主,乏O型,可见O型是晚出血型。《易》曰“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A、B型是基本的两仪,O、AB型则属于四象范畴。
    有一本书值得一读《黑猩猩的政治》,作者弗朗斯?德瓦尔是荷兰著名的心理学家、动物学家和生态学家,美国艾默里大学灵长类动物行为学教授。他的主要著作还有:《类人猿与寿司大师》、《灵长类动物如何谋求和平》以及《人类的猿性》》等。
    黑猩猩是以A血型为主体的群体,而大猩猩中则有较多的B血型,两者放在一起比较,可以明显感觉到气质的差异。
    我们先来看对大猩猩社会性的一些描述

    在一个大猩猩的社会里,首领拥有这个集团所有年轻漂亮的雌猩猩,其他年迈的雌猩猩以及地位低下的雄猩猩是不能对此有任何不满的,倘若有,那么被暴打一顿是轻的。但是,那些首领最终要被更年轻更强壮的雄猩猩赶走,拖着老迈的身体独自在丛林中忍饥挨饿。曾经的首领一旦被赶下首领宝座,就不可能再在任何群体里混。而那些他曾经占有过的雌猩猩,对他也丝毫没有同情,他就像马路边的乞丐一样,独自生活在群体之外,直到死。
    大猩猩有三个种类:东部低地种、西部低地种和高山种。高山大猩猩生活在非洲中部很小的一块地区内-----维龙加山脉。它们有长而厚的毛发可以保暖。
    大猩猩过着群居的生活,每群由一个被称为“银背”的成年雄性大猩猩领导。每一群里都有好几只雌猩猩和它们的孩子,“银背”带领大家寻找食物,并找地方让大家晚上休息,它们折弯树枝来搭窝睡觉。”银背”用喊叫用捶胸这样的吓唬方式赶走其他雄性大猩猩。

    大猩猩结群而居,每群16-30只。每群由一只雄性领导,有自己的活动范围,通常占地约40平方公里。不同群体相遇进也可以友好地在一起觅食,甚至非常友善。大猩猩以树叶、嫩芽、蕨类、块根植物和纤维性树皮为食,有时也吃野果。它们大多时间在地面上活动,年轻一些的或雌性大猩猩有时在树上休息。低地大猩猩的窝一般筑在树上,山区大猩猩则建在地上,都是用树枝做成的垫子样,有些做得非常草率,但它们每晚都做新窝。幼猩猩通常与母亲同睡。大猩猩很恋窝,早晨往往在窝里假睡上一、两个小时才起。大猩猩母子关系很亲密,幼年大猩猩一直要到母亲再次生育才开始自立。大猩猩其实是一种非常安静的动物,它们的智力也非常发达,大约相当人类3、4岁的孩童。

    我们再来看对黑猩猩社会性的一些描述:

    黑猩猩通常住在丛林里,过著社会性的生活,较大猩猩更近于树栖,能用略弯曲的下肢在地面行走。有一定的活动范围,面积26~78平方公里,觅食区域往往是它们集中的地点。群与群间有往来,长久保持母子关系,分群后还常回群探母。(重血亲关系)

    黑猩猩群落间可爆发战争。死去的敌方黑猩猩可被吃掉。黑猩猩的ABO血型以A为主,有少量O型,但没有B型。M血型和N血型也有发现。据说有一次深圳动物园的黑猩猩受伤了需要输血,但是又找不到A型的猩猩血,于是医生输了一些人的A型血液给黑猩猩,救了它一命。
    倭黑猩猩(黑猩猩的一个亚种)住在丛林里,和黑猩猩一样,过著社会性的生活,他们许多方面与黑猩猩相似,但是比起黑猩猩,他们较为爱好和平,且他们的性生活较黑猩猩活跃频繁 。

    4. 何为人类文明的二元结构形式。

    首先从“奴隶制”说起。人类的“文明”(有组织的社会性)起源于“奴隶制”。人类文化的发展亦得益于“奴隶制”。对此,恩格斯、尼采都有过阐述。恩格斯:“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反杜林论》),同时,尼采也认为“任何真正的文明都需要奴隶制”。
    奴隶制体现了“暴力原则”,是B型文化的产物。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都是奴隶制文明。
    古埃及、巴比伦的奴隶制文明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希腊文明(文化)正是在古埃及、巴比伦的基础上孕育形成的。
    我们知道,现在的发达国家是西欧(包括北美)和日本。而日尔曼民族、大和民族恰恰是没有创立过奴隶制文明的人,他们今日的文化恰恰是吸收他人文化的结果,无非是更善于吸纳、累积、成型罢了,这是一种典型的A型文化。面对这样的文化优势、盛气凌人,唯我独尊,是浅浮的,短见的。须知,人类文化是一种二元结构,离开了这种二元结构,文化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须知没有奴隶制文明,也许日尔曼人仍处于蛮族状态,他们的开化,曾得益于这种专制。

    5、血型与社会性的一些关联性描述(一些资料源于网上)


    如果说民族性、国民性是由血型分布的不同决定的,恐怕有些言过其实,因为气候风土、历史传统以及和周围国家的关系等,无疑对它们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但是,在社会组织的结构方式等方面,似乎的确可以看到由于血型分布不同而表现出来的特征。
  先从极端的例子说起。世界上只有O型血型的民族,是北美印第安人和南美印第安人。
  虽然由于近年来的通婚混血,美洲印第安人已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O型民族,但是据美国人类学家施奈特报告,纯印第安人有92.3%是O型。还有不少人类学者认为,在白人侵入以前,印第安人可能全都是O型。南美的印加帝国,就是O型单一的国家。 无论是北美印第安人还是南美印第安人,都是有高度集团性的民族。但是这种集团规模很小,难以真正扩张。美洲印第安人虽然在美洲大陆居住了1万年以上,但最终也未建立统一的国家,至今仍分为许多小部族。

    黑人中O型人占60%。海地也是黑人为主体的国家,海地地震后,政府瘫痪,社会无序,看来人口中O型人比例太大,不能形成一个国家,有点类似印第安人。

    为了使小集团走向有组织的大社会,A型是必不可少的。

    与印第安人境遇相似的是新西兰的毛利人,同样受到殖民侵略,被打规模屠杀,但二者的命运却完全相反,毛利人的人数已由当初剩余的2万余人逐渐增加到现在的30万人左右,并成功融入新西兰主流社会。毛利人是A型和O型民族。

   古代欧洲人似乎也是A型和O型民族。

  被称为“古代的幸存者”、居住在比利牛斯深山中的巴斯克人,基本都是A型和O型。这种巴斯克人社会建立了严格的家族单位制,长幼之序也十分严格。 缺乏灵活性,导致技术文明发展的迟缓,这是A型+O型社会的特征。同样,瑞士也是一个A型人占比例很高的国家(同巴斯克人一样,喜欢住在山区,体现了A型乐山的特点),瑞士的国家虽然不大,但国际影响力却很大,也很有特点,体现了A型文明的精神。A型人有“独”的特点,所以,他们喜欢居于山区、海岛、极地等边缘地带,北极的拉普人,青藏高原的吐蕃人也是A型占比例较高的人群。相反,B型人有“群”的特点,他们更喜欢居于文明的中央。如法国的罗姆人(吉普赛人)问题,也间接折射出B型人中心居向的特点。(吉普赛人是B型人为主的民族)。

  在澳大利亚居住达两万多年的土著人,直到300年前被英国人发现时,还完全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 欧洲社会也不曾独自创造人类文明。欧洲文明是在吸收中东和北非以及B型居多的伊斯兰国家文明的基础上开花结果的。O型长于学习,A型长于应用改良,因此,A型+O型社会一旦接触到其他文明,就会焕然一新。 欧洲社会至今仍然是A型+O型社会,与日本相比,O型的比例要高一些。美国O型占46%,A型占40%;英国O型占47%,A型占42%。美国人崇尚自我意志、竞争和坦率等等,多与这种O型气质有关。 日本是A型为主的国家,但它又与欧美不同,B型和AB型占有相当比例,给A型中心社会以影响。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中是罕见的。如果A型掌握主导权,那么即使在同样的A型+O型的社会中,也会表现为强烈的集团归属感、重视原则、抑制个性、尊重规律、富于牺牲精神和坚持不懈等A型品质。

  欧美以A型居多的国家是德国,A型占45%,O型占41%的德国人,其踏实、精细和周密的国民性与日本人的确非常相近。完美主义和对集团规范一丝不苟的A型社会,极易产生独裁者,为了所属集团的利益,甚至不惜采取残暴的行为。A型的特性如果向良性发展,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又是最有利的。日本和德国之所以能迅速上升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实力国家,大概与此不无关系。 美国人不应对日本的崛起一味皱眉,也应该稍微学习一点A型气质。日本人也有必要作出努力以便理解和习惯于直接了当的O型气质。

  亚洲的特征是B型为主。印度、中亚、蒙古、中国北部、东北部和北朝鲜等,B型均占30―40%,有的地方甚至超过50%。 西方与东方的差别与B型的多少是有关系的,可以说是A型+O型社会和B型+O型社会的差别。 亚洲有不少民族缺乏善恶标准。相对于重视逻辑、言行规范的西方文化,亚洲的思想给人一种暧昧感,可以做多种解释。西方往往是以基督教的戒律来规范社会和日常生活的,而东方却大多是信仰多种神教。 亚洲还有不少民族非常散漫,对时间看得很轻。那些被派往阿拉伯和印度的日本人,对不知何时到来的公共汽车和滞缓冗长的谈判简直受不了。以印度为发源地、 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吉普赛人是B型民族,正如从吉普赛人和蒙古民族身上所看到的,B型民族活动范围广大,喜欢四处漂泊迁徙,这同强调安定的A型+O型民族恰 成鲜明对照。之所以没有单一的B型国家或B型+O型国家,可能就是因为B型天性善于四处闯荡,并一视同仁地和其他种族混血(体现了兼爱原则。而西方国家事实上存在种族歧视现象,体现了爱有等差的原则)。B型为主体的民族善于创造新的 文明,却不善于发展这些文明,缺乏团结一致的行动、自以为是、我行我素,是阻碍亚洲成为最发达地区的原因之一。 日本被认为是半东方半西方,在血型上也得到明显的证明。日本是A型+O型主体,与欧美相似;但B型比例又高于欧美。这种特殊位置,有它的正面和负面。 从负面说,日本的眼光常常倾向欧美,因此往往会过分抑制B型而力求向A型+O型社会靠拢,慢慢会导致整个社会缺乏灵活性。从正面来说,日本可以成为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因为它既比较理解欧美社会,又比较理解B型社会。

    评:狗、驴、虎这些动物具有A型气质,狼、马、狮这些动物具有B型气质。亚洲地区的国家B型人居多,用“狗、驴”喻人多为贬义。比如说某人“驴脾气”,简直就是骂人,其实,所谓“驴脾气”无非就是有些原则罢了。当然,时下的“驴友俱乐部”就有些自嘲的褒义了,有些与国际接轨的意思了。欧美地区A型人居多,用“狗、驴”喻人多为褒义。在美国,以狗喻人是赞人忠诚,甚至连狗肉都不曾吃得,可见爱狗有加。民主党更是“奉驴为徽”,号称“驴党”,颇有些褒义。通过这些比喻,折射出人类的深层心理,颇有些“同性相惺”的味道。
    血型还可以改变派系的色彩,过去和现在都有这种倾向。田中角荣内阁向三木武夫内阁交替时,田中派的血型特点是以B型人为核心,O型人聚集在周围,A型人极少;而三木派则是以A型人为核心,O型人聚集在周围,B型人很少。两派的特点形成鲜明对照,前者是开放、发展的进攻型集团,后者则是保守、团结的防守型集团。

    这种 显著性 意味着什么呢?许多政治评论家和政界记者一致认为,O型人多为派系人物,AB型人中有派系人物也有政策性人物,A型人和B型人则一般是政策性人物。
    田中内阁以后,经过三木首相的当选和下台,以派系为核心的权力之争完全激化。主要活跃人物,如福田赳夫、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河本敏夫等派系领导人和椎名悦三郎、船田中、田园直、田中六助等政治家,都是O型人(最近十年,日本十年九相,想也与此有关)。其中也有一部分AB型政治家在调整派系关系方面发挥了作用。

    1980年7月,以铃木善幸为首相的新内阁成立。令人吃惊的是,新内阁成员几乎全部是O型人和AB型人,A型人和B型人都成了陪衬。
    如果说得难听一些,铃木内阁的血型分布无疑是对派系活动进行论功行赏的集中产物,同时又意味着政策性人物从内阁消失。
    据说,发达国家基本都是AO血型或者OA血型为主,AO血型就是说A型血比O型血的比例还大,OA血型则相反,AO血型的国家,首先是德国,日本,此外北欧三国,奥地利,匈牙利,北部意大利等欧洲不少国家都是AO血型,显然这些国家都是发达国家,OA国家有美国,加拿大,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南部意大利等也都是发达国家,而且更关键的是,全世界找不出发达国家血型不是AO血型或OA血型为主的,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没一个是以AO血型或OA血型为主的,但有一点要注意,凡是发达国家里面A型血的比例不能少于35%,但不能高于50%,O型不能少于30%,同样不能高于50%,没这两点也不能成为发达国家。比如说黑非洲就是以O型为主,但他的O型太多了,达到60%以上,而A型只有不到30%甚至更低,黑非洲人民热情奔放,很有原始人的野性,崇拜暴力,人民非常有个性,作为个人这样没错,但做为国家,这样并没有好处,不利于发展和建设,国家中必须要有一部分人妥协才能更好发展(黑人中乏B型人,故整体缺少原创性的东西;A型人比例偏小,使得学习性又差,故发展较慢)。再说阿拉伯民族,历史上曾经建立过大帝国,但时间不常,很快就分裂了,这与B型为主的阿拉伯民族是分不开的,B型血散漫,喜欢到处游牧,历史上游牧民族几乎都是B型血为主。

    6、台湾社会分析

    台湾社会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理解了台湾,也就理解了中国,理解了中国,可以说也就理解了世界,甚至更进一步说,也就理解了人类的未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人口涵盖了所有血型,并且呈一种等比例状态分布,即大体上A型占30%,B型占30%,O型占30%,AB型占10%左右,正是这种等比例的“黄金存在”,使中国社会始终充满活力(强也罢,弱也罢),也许这就是中华文明延续5000年的原因,正是这种等比例存在,使我们自动形成一种纠偏机制,真正体现了文明的“对立统一”性。

    台湾有两大政党,国民党和民进党,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两党风格的差异,显然,国民党以A型人为主导,民进党以B型人为主导。马英九拘谨保守的个性,体现了A型人的一些特点;蔡英文“暴力小英”的雅号,则体现了B型人的一些特点。国民党旗帜上要“统”,骨子里却是要“独”(东晋、南宋那个皇帝不是满足于偏安?)民进党旗帜上要“独”(为了反对而反对),骨子里却是要“统”。在此,真诚希望大家不要为了一己之私,只强调对立,不强调统一,中华民族是一家,全人类也是一家,每一种存在都有他的天然合理性,全人类只有团结起来,共同面对地球面临的问题,我们人类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不要象亨廷顿先生那样,只看到文明的对立性,而没有看到文明的统一性,须知,缺一不可的,“无用之大用”只能从古老的东方文化的智慧里去寻找。当然,歌德在《浮士德》一书中对此也有类似论述,他指出:人类有惰性,喜欢几乎绝对的安宁,因此,需要魔鬼来捣乱,使得人类不至于消沉。或曰“与成就一粒珍珠,必先有一粒沙子”。人类的整个文明,就像一部汽车,B型文明就像汽车的发动机,尽量使汽车跑得快;A型文明就像刹车制导系统,尽量使汽车平稳运行。这看似是一个矛盾,其实,这是一个高度的统一。汽车越高级,刹车制导系统就越重要,但是,只要是汽车,就需要一个发动机。

    文章至此,有空上网一查马英九、蔡英文的血型,发现两人都是O型,显然,说血型与性格有关,未免有些牵强。其实,说血型与性格有关,就像说“男人比女人高”一样,是一个很不严谨的话题,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妻子比丈夫高,但是,极端的情况是符合的,并且,可以找到生物学上的原因。

    其实,血型本身也是很复杂的,绝不是简单的“A、B、O、AB”划分,相同血型间也存在差异,除了孪生兄弟,很难找到两个血型完全相同的人。《易》曰“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叠生64卦”。就是说一个二元的结构可以生出无数的象,就像计算机的“二进制”一样。现在,流行一个词“八卦”,的确,很多东西都可以“八卦”一下,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道理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八卦”的魅力。

    7、人类文明二元结构的源头:古埃及文明

    人类是同源的,古人类起源于非洲,也是学界比较普遍的共识,我也赞成这种观点。人类有着对未知世界的渴望,正是这一点使人类逐渐散居到全球。(A型人的社会性倾向于“独”和“隔”,所以,他们散居到了世界的边缘地带,如海岛、高原、海边、严寒地带等;B型人的社会性倾向于“群”和“融”,所以,他们大多居于发达的中央位置)。种种迹象表明,在文明孕育、发展的时代,人类有多次散居世界的过程,这也就是现代人类文明或多或少都与古文明相联系的原因,各民族的古神话母题大致相近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反过来,这也说明人类的同源性。“隔”字加一个“耳”旁,“融”加一个“虫”旁,这些都有词根意义,在汉字里面可以找到很多这样信息,所以,“从词根上找哲学”是很有道理的。

    公元前4千年左右,古埃及形成了北部和南部两个独立的王国——上埃及王国(尼罗河河谷)和下埃及王国(尼罗河三角洲)。上、下埃及的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

    上埃及——崇尚白色,国王头戴白冠,国库称白屋。崇拜秃鹰神Nekhbet 纳贝克,莲花为象征。
    下埃及——崇尚红色,国王头戴红冠,国库称红屋。崇拜眼镜蛇神Wadjet,纸草为象征。

    古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有着惊人的相似,秃鹰象征着凤凰,荷鲁斯的形象与尧相近,是A型文明;眼镜蛇象征着龙,赛特的形象与共工相近,是B型文明。有些迹象表明中国文明是西来的,中国人的图腾崇拜与古埃及人的图腾崇拜有着惊人的相似,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吧。古埃及人神秘的失踪了(现在的埃及人与古埃及人较少关联),因为他们走向了世界。

    西方人崇拜鹰图腾,我们知道,古埃及文化,希伯来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和承袭性,同古埃及人一样,西方人也崇拜鹰神荷鲁斯。 

    其实,在古埃及人那里,最初,并非是鹰神与蛇神的对立,而是甲虫神科荷普拉与蛇神的对立。 (南非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的甲虫表演,肯定有他的历史渊源),甲虫神和太阳神是相联系的,太阳神每天由甲虫神推着经过天空。太阳神有甲虫的形象上升为鹰的形象,这是很重要的一次升华,这次升华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后来的文明,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千年中,即上埃及王国和下埃及王国形成的时候,因为上埃及王国是第一个以鹰为图腾的国家。

    8、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国际共济会的百年抗争

    (引自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共济会:

    “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面对着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页)

    马克思在这里极其深刻清晰地指出:共济会团体是资本家的一个共同体联盟。( 此外。《马恩全集》里有关涉及“共济会”的语句有数十处。)
    实际上,正是由于国际资产阶级有一个神秘的统一领导组织共济会(自由建筑者同盟)的存在,导致马克思、恩格斯决意组织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统一领导组织,这个组织曾经叫:正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工人协会;后来演变为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共产党。
    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和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与全球资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共济会运动,恰恰是互相对抗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初组织是正义者同盟,于19世纪30年代成立。前身是一个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模仿“自由石匠公会”)。1847年初,正义者同盟派J.莫尔邀请K.马克思、F.恩格斯加入,并决定按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改组同盟。
    1847年6月在伦敦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提议将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拟定章程。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
    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审查并批准《共产党宣言》,同盟的目标是:推翻国际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建立无阶级、无私有制的新世界。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口号,代替共济会“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口号。

    1864年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主张,用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组织去对抗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组织(这一组织的实体正是“共济会”)。但由于经费和政治原因,第一国际于1876年在美国费城解散。

    马克思死后,在恩格斯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运动。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来自22个国家的393名代表参加,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瓦扬、拉法格等27人组成大会主席团。

    巴黎大会主要讨论国际劳工立法和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斗争任务,通过了以每年五月一日作为国际劳动者节日的决议。第二国际运动的主要政治产物是当今欧洲各国政治中仍然活跃和活动着的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人党(如英国工党)。

    欧洲的福利资本主义改良运动就是第二国际政党执政后,在英国法国德国等主要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推动起来的。

    1920年在瑞士伯尔尼大会上,第二国际更名为工党及社会党国际。这个运动直到今天仍存在着。截至2007年6月,社会党国际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约161个,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政党组织。此外,活动于欧盟议会的欧洲社会党,也是社会党国际联盟的组织之一。

    1919年3月,列宁在苏联创建第三国际。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三国际于1942年解散。

    回顾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与国际共济会运动进行了约150年的对抗而后宣告失败。现在国际共运和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垮了,而国际资产阶级的总同盟组织共济会仍存在,甚至更加强大。

    第二国际演变的工党社会党国际运动在欧洲仍较强大。目前,在是否继续维持全民福利和私有化问题上继续与欧洲右翼政党的核心组织共济会抗争着。

    美国的两党政治是一种假象,共和党、民主党的背后都是美国共济会在控制。

    美国虽然没有总统世袭制度,但是控制着美国金融体系和大财团的是共济会的世袭核心家族———罗斯切尔德、摩根、洛克菲勒等。美国经济和政治实际是共济会的一统天下。

    评:共济会是一个不分种族,不分宗教的国际性组织,他的共性就是与鹰图腾的关联性,共济会自述自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这个时期恰恰是鹰图腾形成的时期。共济会和共产国际都与犹太民族相联系,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时候意识形态高于民族认同,这正是我们研究“文明”问题的意义所在。(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也不同意把民族国家作为文明研究的基本单元,说出了相同的意思)

    中国的人文始祖神伏羲女娲的汉代画像中,两人手里拿着规和矩。相同的是,共济会的会徽也是规和矩。这种巧合和相同,只能说明他们有着相同的渊源。随着英语在中国的普及,好多人发现英语和汉语之间具有极强的关联性,这也是东西两大文化具有相同渊源的有一证明。

第二章:夷人(A)与夏人(B) 、 凤崇拜(A)与龙崇拜(B)

    我们中华民族有多种称谓,如“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为什么这样称谓呢?根据资料和个人的理解试作解释如下。为什么要根据个人的理解?因为夏商周以前这段中国历史,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少,很多东西尚无定论,学术界对一些问题争论得也很激烈,故只好根据个人的理解,从心态史学的角度加以解释。
    先讲“中华”的“中”字。先秦没有“中华”的称谓。“中华”的概念是汉代以后逐渐形成的。当时,在我们华人居住地(以今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东方住着夷人,西方住着戎人,南方住着蛮人,北人住着狄人,华人居于中央,故称“中华”,“中国”。

    再谈“华”字。“华”字通“花”,它的意思是形容植物繁盛的样子。如“春华秋实”,“华”字就是此义。上古时期,以今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带,土地肥沃,地势平坦,加之气候温和,雨量充足,故森林茂密,植物繁盛。特别是春天来临,满山遍野盛开着野花,这个现象给古人以强烈的印象,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华”。因此之故,这个地方也就称之为“华”了。“华”是地名,后来泛指以中原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一带,再后来泛指中国了。
    “华”的概念源于东方的夷人,夷人是中原一带最早的居民,故夷民族亦称“华族”。
    “夏”是族名,作为族名,“夏”含有“大”的意思。

    评:“华”的概念源于东方的夷人。夷民族是以A型人为主的民族,他们抽象出“华”的概念,从“华”字的意义,亦可透出他们的审美观。“夏”含有“大”的意思,夏民族是以B型人为主的民族,透过“夏”字的含义,亦可看出B型人好大张扬的个性。这同他们奉行的“强者生存”的哲学是一致的。比较而言,A型为主的民族更关注生命的审美和意义,他们的生存哲学中则透出“以柔克刚”的精神。后世之道家“贵柔”,儒家道“中庸”都体现出了这种“以柔克刚”的精神。后世之墨家言“利”,法家言“力”则反映出“强者生存”这一基本原则。

    “夏族”的内涵指什么?史学界对此是有争论的。本文赞同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即夏民族是居住在西方的民族。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都属于夏民族。居住在东方的是夷民族,也称华族。“华夏”就是华民族和夏民族的合称,他们基本代表了中国人的全部。
    “炎黄”是炎帝和黄帝的并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从黄帝和炎帝开始的。
    黄帝部落,兴起于姬水(渭水支流)故姬姓,号轩辕氏。
    炎部部落,兴起于姜水(渭水支流)故姜姓。亦说炎帝即神农氏。
    相传,五千余年以前,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由西部向东发展,进入中原地区。他们联合打败了东方九黎族首领蚩尤,占据了中原,取得优势地位,并开始和当地民族融合,由此开始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缘于此,我们中华民族又称“炎黄子孙”。
    后来,炎帝和黄帝又发生争夺,结果,黄帝打败了炎帝,炎帝部落迁向南方,到了今两湖地区,即古楚文化的范围内。炎帝墓在今湖南株洲,黄帝墓在今陕西黄陵县,大致反映出了炎、黄部落的居住方向。也许因此原因,中华民族在多数情况下是以黄帝为始祖,为正统的。
    中华民族又称“龙的传人”。为什么称“龙的传人”?我们先从“龙”的起源谈起。关于龙的起源的问题是目前学术界争论最激烈的问题。龙的起源说法不下十几种。比如综合说、蛇说、鱼说、恐龙说、鳄鱼说、闪电说、云说等等。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一文说:“龙的形象是在蛇的基础上,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蛇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综合形成的。这是综合说有代表性的一种。我赞同闻一多先生的观点。

    人异于动物的是人的聪明才智。但是,人的一些身体机能往往又远不及一些动物,于是古人对一些动物的身体机能很羡慕。所谓“行不及马,力不若牛”。
    上古时代,由于地广人稀,应当是有很多大蛇的。大蛇行走时矫健的身姿,古人是羡慕的。同样,鱼儿在水中自由地游来游去,并且能跃出水面,鱼儿跃出水面的姿态也是很矫健的,这是古人所羡慕的。但是,蛇、鱼古人又可以把它们杀死,食用,故具体的蛇、鱼古人又是不崇拜的。
    鱼儿跃出水面的身姿和大蛇疾走时的身姿,有相象之处,并且,这种身姿与人的形象有某种契合之处。古人由鱼联想到了蛇,由蛇联想到了鱼,这些意象的叠加,逐渐就形成了龙这样一种形象。当然,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但龙的形象大致就是沿着这样一条心理思维路线逐渐形成的。

    龙崇拜的实质在哪里?龙崇拜说到底是一种能力崇拜,是一种对力量(力量+敏捷)的崇拜。
    上古之人,生活在野外,较之今人窜蹦跳跃的本领是要强的。窜蹦跳跃本领强的人,往往也会成为部落的首领。因为他的本领大,别人打不过他。“力气大的是哥哥”,这是最原始的规则。这种人的形象又和龙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因为二者的形象有某种契合之处。人是具体的,中国人似乎对具体的东西不崇拜。中国有一句话叫“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就反映出了这种心理结构。因为对远来的和尚不了解,也就是说不具体,这种模糊性就容易产生崇拜心理。于是,就慢慢地把对具体的人的崇拜转移到对模糊的龙的崇拜上。并且,不断地把部落首领,帝王龙化,形成源远不绝的龙崇拜心理。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和炎帝都被后人“龙”化了,因此,我们也自称为“龙的传人”。

    龙是夏民族(炎黄部落)的图腾。与崇拜龙的夏民族相对应,在东方还有一个崇拜凤的民族,这就是夷人。夷民族的图腾是凤凰。《说文》讲:“凤,神鸟也......出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安宁。”我国古代有“凤凰为瑞鸟,有圣王出则凤凰见”的说法。舜是东方夷人的首领。史载,舜即位后,乐工用五彩羽毛为饰,扮成各种美丽的飞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呈现出“百鸟朝凤”的宏大场面,这实际上就是东夷先民对图腾凤凰的崇拜,也是对舜崇拜的具体写照。

    在这里,大家要建立这样一个概念,即在黄帝时代,居住在古中国大陆有两大人群。即居住在西方以炎黄部落为主的夏人,和居住在东方以伏羲氏(亦说太皞氏)为首的夷人。在炎黄二帝末东进前,两大人群可以说还没有交流,他们彼此独立地生活着。他们的相互交流、融合是由炎黄东进开始的。这也是中华文明史的开始。这种观点即所谓“夷夏东西说”。

    “夷夏东西说”不是本文考证的范围,有的学者持这样一种观点。1934年,著名学者傅斯年教授撰《夷夏东西说》一文,他指出:“现在以考察地理为研究古史的这一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发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本文从心态史学的角度来研究上古这段中国历史,也得出了“夷夏东西”这样一种观点。这种不谋而合,至少又一次说明了“夷夏东西说”的合理性。
    从有限的资料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夏人更具有B型人的一些特点,夷人更具有A型人的一些特点。
    夏人是崇拜龙的民族,龙崇拜归根到底是一种力量崇拜,也可以说是对人的身体能力(力量+敏捷)的一种崇拜。B型人是尚动的人,龙腾挪奔扑,狂虐恣肆的形象反映出了B型人行动主义者的面貌。
    夷人是崇拜凤的民族。凤是美丽的,温顺的,安静的。A型人是尚静的人。凤崇拜反映了A型人情感主义的一面。
    相传炎帝由其母感龙而生,生下来却是“人面鱼身”亦说“人身牛首”。

    评:说炎帝由其母感龙而生,无非是说炎帝是龙种。这是后人的附绘,也是原始崇拜的一种自然说法。说炎帝“人面鱼身”,古时,鱼,龙是混用的,即说炎帝象龙一样。B型人是乐水的,他们在水中潇洒的形象和鱼一样,这也是鱼和龙能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原因。说炎帝“人身牛首”,是将炎帝形容成牛,比喻他象牛一样有力气。
    在后世,龙成了封建皇权的象征,成了人们敬畏的对象,有时,又将“龙虎”并称,用以形容人的能力高强。但在民间,龙又可耍、可戏、可舞。龙从至高无上的尊位,又变成了民间游乐的道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B型人随便、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种能力崇拜,虎威严凝重,孤独高傲的形象,则折射出了A型人的一些性格特征。

    <<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在互人之国,人面鱼身。炎帝之孙名曰灵契,灵契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
    评:互人是炎帝的重孙。在他的国家(部落)里,许多人生得“人面鱼身”,即象龙一样。“是能上下于天”是指窜蹦跳跃灵敏有力。这些情况,反映出了B型人的一些特征。

    炎帝的部族形成了后来的楚文化圈,楚文化有明显的B型人色彩,这些后面还要介绍。
    关于黄帝的传说,能够反映黄帝是B型人的色彩少。因为中国社会历来被认为是儒家为正统的社会,而黄帝又被奉为中国人的始祖。因此,关于黄帝的传说,倒是A型人的色彩较重一些。如传说黄帝有“四面”(四张脸),儒者注曰:黄帝四面,即黄帝派人去四方询问情况,以便下情上达。如果将黄帝视作B型人,“黄帝四面”亦可解释为黄帝在同人打仗时,前后左右都能顾到,形容其机敏。

    总之,由于时代久远,史料缺乏,后人附绘多,一些东西确实是很难定论的。
    伏羲氏(亦说太皞氏)凤姓,即以凤为图腾,是东夷人的祖先。有的书上记载曰:“东夷仁”,《汉书.地理志》说朝鲜(东夷的一部分)“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这些记载基本上反映出了A型人的一些特征。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鲁人问郯子(郯国在今山东诸城,日照一带)少氏以鸟命官的道理。郯子说:“我高祖少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鸟和凤在古时是相通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东夷人是崇拜凤的民族。
    殷商民族是东夷人的后代。<<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殷人传说,自己的祖先叫契,《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狄,有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些传说都说明了商民族是以凤为图腾的民族。
    《论语•微子》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孔子去楚国,楚国有个狂者叫接舆,从孔子坐的车旁经过,冲着孔子说:“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此话是什么意思呢?儒家有一个信条: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当时,正值春秋乱世,属于“无道”的年代,而孔子却在为实现自己的主张而积极奔走。接舆在此以凤喻孔子,说孔子在当今“德衰”的乱世,你为什么不隐去呢?“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是说过去的就过去了,从现在隐去也不迟啊!

    评:有意思地是,接舆以凤喻孔子。作为儒者的孔子是典型的A型人。此处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春秋时代,人们仍然能根据人的家族背景,思想行为以“龙”或“凤”喻人,并且这是当时人们的一种共识。接舆以“凤”喻孔子再恰当不过了。一则孔子是儒者;二则孔子的先祖是宋国贵族,而宋国则是殷商后人建立的国家。宋人总体上是东方夷人的后代,是凤民族的后代。
    日本华裔作家陈舜臣先生写了一本书《日本人与中国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一版),书的封面有四种图案组成。在中国人一方是长城和龙,在日本人一方是富士山和凤。的确,和中国人相比,日本民族的凤性格色彩要浓重一些。日本是一个以A型人为主的民族,日本民族和中国东夷族在种族上有没有关系?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他们在地缘上是相近的,并且都是凤性格色彩的种族。在书中,陈先生有一段关于“龙”、“凤”的论述,不妨引录以下: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被暗杀的名叫闻一多的诗人,也是一位古代史学家。他的一篇论文说的大意是:在中国古代,龙的部族和凤的部族曾轮流执政。......

    “龙是大家熟悉的想象中的怪兽;凤也是想象中的鸟,可形状并不那么奇怪。凤假使混进鸟类图鉴里,无意中会不留神就看过去的。可是,在动物图鉴里如果有龙的形象,小学生也会立即指出:这样的怪兽在动物园里没有哇!
    “奇怪的‘龙’的部族是可怕的,与现实的鸟没有太大差别的‘凤’的部族是温顺的,果真是这样吗?
    “不,其实正相反。”

    “龙和凤原先都是部族的象征符号,即民俗学上所说的图腾吧。至今,在未开化的社会仍有这样的例子:相信自己是狗的子孙或马的子孙,而把它的图形看作是神圣的象征。
    “部族之间发生战争,如果狗的部族战胜了马的部族,后者就失去了自己的象征,而在狗的旗帜下当奴隶之类。但是,如果两者冲突并不那么激烈,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妥协的话,就会采用好象狗和马混种一样的另一种动物作为象征,以求得彼此共存。
“仔细看看龙的图形,头是马头,头上长出的角是鹿角,身体是蛇身,爪好象是狗爪,全身的鳞片是鱼鳞。也就是说,马、鹿、蛇、狗、鱼等各种部族,战争没有打到消灭对方的象征那么激烈就讲和了。其结果就制成联合的旗帜,旗帜的图形不是别的,而是龙。因为是和平联合的象征,所以决不是可怕的。
    “和这相比,凤可以说是和现实的鸟一样简洁。简洁的姿态,不正是排除妥协,向敌人勇往直前突出的结果吗?一旦征服了狗的部族,就把狗的痕迹消灭殆尽;一旦打败蛇的部族,就把蛇样的东西摧毁掉。因此,自己本来的姿态--鸟,就保存了下来,这不正是可怕的吗?
    “‘龙凤’并列,在中国成了皇帝的象征,皇帝的脸谓之‘龙颜’;皇帝的乘坐物称为‘凤辇’。据闻一多的说法,夏王朝是龙族,殷王朝是凤族,也可以说农耕民族是龙,游牧民族是凤吧。

    “在地理上这可能也有不同看法,随便地说,南方是龙,北方是凤。要求严格遵守儒教礼仪的孔子是凤,尊重人们自由的老子是龙。确实,孔子遇见老子之后,曾说见到了龙。而《论语》的《微子》篇里也有这样的记载,楚国的狂者接舆从孔子身旁经过里,对孔子说“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还有一般的说法,作为中国的性格,现在表现在面上的主要是由于妥协而形成奇形怪状的‘龙’的性格,但是,不能忽视,还潜藏着不知妥协的‘凤’的性格。”
    评:关于“龙凤”的起源问题,陈先生的观点和本文不一致。陈先生关于“龙凤”起源的论述也是一种较流行的观点。使我感兴趣地是陈先生对“龙凤”性格的描述,我赞成陈先生的观点。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单纯称“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是不全面的。是否应该改称为“羲黄子孙”(伏羲和黄帝的子孙),“龙凤传人”更为恰当一些。

第三章、虞舜(A)夏禹(B)殷商(A)姬周(AB)

    引言: “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治制度,民族的伦理,民族的法制,民族的风俗以及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技能,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黑格尔:《历史哲学》

虞、夏、商、周是先秦中国历史发展的四个朝代。虞指尧舜时期,主要指舜执政的时期。虞是姓,即“有虞氏”,舜是该部族的首领,所以常将“虞舜”并称。

    夏是禹的儿子启建立的王朝,其奠基者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治水英雄大禹。所以往往又将“夏禹”并称。
    商是东夷部族首领成汤推翻夏王朝建立的。商由于都城设在殷,所以又称“殷商”。
    周是西方的周民族在周文王、周武王领导下推翻商王朝建立的。周民族属于黄帝一族的后裔,故姬姓,所以周王朝又称“姬周”。

    据傅斯年、闻一多、杨向奎诸先生的考证,虞商属于东夷集团,夏周属于华夏集团。由此可以看出,先秦时期,西方的夏族和东方的夷族是轮流执政的。
    自炎黄二帝东进以后,西方的夏民族和东方的夷民族就开始相互融合。到尧帝执政时,虽然还没有进入国家时代,但天下事已经开始有组织地进行了。

    《史记•帝王本纪》载:“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
    评:鲧即大禹的父亲。鲧治水,九年不成。从上文可以看出,尧与四岳就天下事共同商议,说明当时天下已经有了一定组织形式。四岳,即四方各部族的首领。但是,有理由认为,当时,部族还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部族的血缘关系相对来说也是稳定的。人是群居才能生存的动物,每个个人都属于某一个部族,每个部族也都有一个首领。尧所在的部族较大,具有支配地位。

    《尧典》载舜帮尧放逐“四凶”曰:“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天下咸服。”
    评:共工,欢兜,三苗,鲧皆部族或部族首领名。舜是东夷人部族的首领。所谓“四凶”也许是夏人的部族(共工,鲧皆夏族),由于夷夏两大部族存在差异,不能共处,故尧舜放逐“四凶”。“鲧负命毁族”,夏启时又有“以武犯众”之说,所以,名之曰“凶”。
《史记•五帝本纪》载:“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逃避;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懈。......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

    评:舜以孝闻名,崇尚孝道是A型人的特征。此间接证明舜是东夷人。

    最近,庄春波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华夏东西说》(《新华文摘》97年1期摘自《赵俪生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庄先生的观点,基本上同傅斯年先生《夷夏东西说》的观点,即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来源于两大部族,西方的夏人和东方的夷人。不同的是,庄先生在文中对“华”字作了详细的考证,庄先生认为“华”字来源于“虞舜”。虞舜一族亦称“华族”,与西方的“夏族”相对应。如此,“华夏”并称就是很合理的事了。

    庄先生在文中写道:“舜之氏族原属于东夷的‘太昊’部落。文献记载的喾、太嗥、太皓、太浩、大诰与太昊原本是同一名称的讹变,王国维、郭沫若、童书业诸先生均有论证。
    “虞舜母族太昊部落称‘华胥’,故舜称‘重华’。而根据‘因生以赐姓,因以为族’的氏族惯例,太昊之族其后裔称华族。居地也称‘华’,最初在山东。”

    评:“华”来源于虞舜,“夏”来源于夏禹,“华夏”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儿女”作为中国人的称谓,还是很恰当的。

    《礼记•表记》载:“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替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

    评:这段话是盛赞舜帝之仁德的。行仁政是A型人的政治主张。文中“顺”、“静”、“宽”等描述,亦反映出了A型人的特征。孟子言必称尧舜,为什么?因为尧舜是以仁德称著的帝王。孟子的政治主张中核心内容是“行仁政”,故其言必称尧舜,以示对尧舜崇慕之情。同时,孟子也明确指出舜是东夷人。“舜生诸冯,迁于负夏,卒于呜条,东夷之人也。”(《孟子.离娄》)
舜所在的“有虞氏”部族有尊养孤老之风,据史书记载:“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效。”
    评:《礼记•明堂位》释:“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庠是粮仓,有虞氏部族把老人安置在粮仓附近供养,以保证供给,是尊老的表现。尊老现象反映出了A型人宗血(血缘崇拜)的一面。由此证明舜所在的“有虞氏”部族是A型人为主的人群。
    尧因舜之德而禅让,舜因禹之功而禅让。禹死,其子启继位,建立了夏王朝。

    启建立了夏王朝,首先起来反对的是东夷部族首领伯益。伯益和启展开争夺,最后,启把伯益杀了,巩固了夏政权。启死,子太康继位,此时东夷部族首领后羿(射日的英雄)打败了太康,取得了统治地位,此为历史上记载的“太康失国”。太康失国以后,到第四代少康,夏王朝才又取得支配地位,史称“少康中兴”。

    评:由夏初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夏立国初期,夷夏两大部族并没有从内部融合,彼此仍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所以才会反复争夺。这种争夺是在夷夏两大部族之间展开的。

    在夏初这段时间,社会经济已经有较大发展,剩余劳动产品大量出现。私有制产生了。依靠武力(暴力)获得生活资料成为可能。于是最初的国家形式出现了。当时,生活资料的来源主要靠人的体力劳动获得,于是占有奴隶就成了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途径。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奴隶的来源很重要地是通过战争掠夺部族的人口,这样,部族之间开始从内部融合,传统牢固的血缘关系被逐渐打破了。

    尽管如此,部族的血缘关系仍有相当大的稳定性,至少,部族的统治者保持了血缘的稳定。

    禹的父亲曰“鲧”,《说文》:“鲧,鱼也”,《玉篇》:“大鱼也”。

    评:禹的父亲名鲧,鲧从鱼旁,含义指鱼。古时,鱼、蛇、龙是不分的,龙的形象产生得益于鱼、蛇崇拜。由此可知鲧属于龙崇拜的部族,即炎黄族。有人考证鲧即传说中的共工(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鲧与共工》,《古史辨》第七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共工出身炎帝一族,以崇拜鱼蛇为主要特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句龙即勾状卷曲之龙。《归藏•启筮篇》载:“共工,人面蛇身,朱发。”且不论鲧与共工究竟是否是一人,此说明鲧与出身炎帝一族的共工有相同之处。此也间接证明了鲧是崇拜龙的炎黄族人,是B型人。

    《史记.夏本纪》载:“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

    评:民间传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缘何?有人讲,禹不愿回家,是嫌妻丑。这样讲是没有道理的。禹是B型人。B型人是自然主义者。他们重行动,在行动中实现生命的意义(或者说是快乐)其情感的一面少。对B型人来讲,禹在治水的奔忙中,回家不回家是无所谓的事,所以不回家,是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过家门不回家,对B型人来说,在情感上没有任何包袱,是自然的事。这也是“兼爱”的特点。相反,对A型人而言,作为情感主义者的A型人,如果过家门而不入,感情上就会受不了,会有负疚感。

    当然,大禹治水,过家门而不入,也反映了B型人的牺牲精神。B型人是开放性的人,遇事不斤斤计较,你我意识淡薄。相反,保守型的A型人容易斤斤计较,你我意识比较清楚,讲爱有等差。

    孔子评价大禹时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服冕,卑室而尽力乎沟渠。”“恶衣菲食”一词大概出于此。作为自然主义者的B型人对穿衣,饮食不讲究,这也是B型人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情况在大禹身上表现为著。

    商民族的祖先曰契,契和禹是同时代人,都是舜帝的大臣。《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谓四岳曰:有能奋庸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维是勉哉。......舜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驯,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

    评:司空、司徒皆官职名。司空掌管工程建设。司徒掌管土地,人口,负有教化之责。禹为司空,反映了B型人长于治物的特长。因为B型人是自然人,善于同自然界打交道。契为司徒,负责教化百姓,反映了A型人社会人的一面。A型人社会责任感强,没有A型人的参与,很难想象会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

    注:五品:指五种伦理关系: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即关于五品的教育训导。

    禹为司空,偏重于“治物”;契为司徒,偏重于“治事”。由此也可以看出A、B人的分野。

    《史记•殷本纪》载:“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候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

    评:汤即商汤,商王朝的缔造者。商汤外出,看到有人用四面网捕鸟,就说:“这样不是把鸟都打尽了。”于是去掉三面网,只用一面网。即“网开三面”。后来演化成一个成语叫“网开三面”,即缘于此。
    类似商汤的观点,孔子也有。《论语•述而》载:“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什么意思呢?是说孔子只钓鱼,而不用网捕鱼,因为用网容易一网打尽,孔子射飞鸟,不射已经宿巢的鸟。

    孟子也有类似的观点。《孟子•梁惠王上》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违农时,及时耕种,粮食就会吃不完;不用绝户网(数罟)捕鱼,鱼就会吃不完;不砍伐幼树,木材就会用不完。

    评:中国传统哲学一个核心内容是讲“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讲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从商汤、孔子、孟子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也和现在的“环保”主张相同,主张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对于当下更有现实意义。

    A型人处事讲求一个“度”字,什么是“度”?就是做事不要做绝,要适度,留有余地。商汤、孔子、孟子的做法也都体现了“度”是这一思想。由此观之,我们可知商汤是A型人。

    周灭商,迁殷商裔民建立宋国。宋是殷人后裔建立的国家,所以保留了许多A型人的特征,最典型的当属提倡“仁义”的宋襄公了。
宋襄公是春秋时继齐桓公以后的第二位霸主,但由于其在战争中提倡“仁义”,屡打败仗,是一位名不符实的霸主。

    《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载:“宋公与楚子期以乘车之会。公子目夷谏曰:‘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之会往。’宋公曰:‘不可,吾与之约以乘车之会,自我为之,自我堕之,曰不可。’终以乘车之会往。楚人果伏兵车,执宋公以伐宋。”

    评:宋襄公与楚国会盟,商定都不带兵。宋襄公信守诺言,没有带兵。楚人不守信用,带兵前往,囚宋襄公。并执宋襄公讨伐宋国。讲信用是A型人的特点。在此宋襄公却因讲信用,而做了俘虏。缺少诡变之心,直线思维是A型人的特点。

    楚人执宋襄公伐宋,由于宋国另立新君,宋襄公作为筹码已无作用。故楚人放还宋襄公。宋襄公得以继续执政,但他仍不吸取教训,由于讲究“仁义”之战,又打了一次大败仗。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冬十一月已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评:宋襄公和楚军战于泓水。宋军已排好队伍,准备战斗。而楚军正在渡河。宋襄公手下的司马劝宋襄公趁敌人渡河混乱时发起攻击,宋襄公不准。楚军渡过河,队伍尚未排列好,司马又劝宋襄公趁此时机发起攻击,宋襄公又不准。楚军排好队伍,宋襄公率军发起攻击,结果,大败而回,自己也被敌人射中大腿。宋军大败,宋国人都埋怨宋襄公。宋襄公解释说:“君子打仗,对已经受伤的人就不去再伤害他,对于年老的人就不去俘虏他,敌人未排成列,就不去冲击他,照此打仗,虽亡国亦不惜。”
    一味讲仁义,缺少机变之心,是A型人的特点,宋襄公表现最著。 老百姓常讲某人太“憨”,“憨”者大多是A型人。“宋人献曝”、“守株待兔”、“揠苗助长”等这些成语出自宋国,也可以看出A型人“憨愚”的一面。

    宋襄公因讲仁义而战败,也有人因讲仁义而亡国。徐偃王就是一例。徐国是东夷人建立的国家。这一点,傅斯年先生已有考证(见《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1935年)

    《淮南子•人间训》载:“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王孙厉谓楚庄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楚王曰:善。乃举兵而伐徐,遂灭之。知仁义而不知世变者也。”《后汉书•东夷传》载:“徐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有朝者三十六国。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

    评:徐偃王行仁义,诸候都去朝拜之。甚得人心。楚是大国,不去朝拜,这样做似乎不妥,故直接出兵灭之。徐偃王仁厚,不善权变,不组织国人抵抗同,怕国人有所牺牲,国遂灭。A型人仁厚,权力欲望小,不善弄权。本身懦弱,不喜欢也不善长激烈的对抗,故遇到激烈对抗时,往往主动屈服(非暴力主张)。徐偃王即是一例。但是,A型人人格、气节意识又特别强烈,具有“士可杀不可辱”的气概,又是最难征服的一类人,这些,后面我们还要讲到。这是A型人的两重性。同样,B型人也有两重性。只是双方因面对的事情层次不同而表现各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要很好的把握。

    周是崛起于西方的民族,姬姓,属黄帝一族,夏人。周人的祖先曰“弃”,尧舜时担任农师,所以又称后稷(农官名)。到殷商未年,周部族的首领叫古公父。古公父率族人迁居到岐山之南的周原(今陕西岐山、扶风之间)定居。古公父的儿子叫季历,季历做首领时和商结成了联盟,周从属于商。季历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文王的父亲,那么,周文王的母亲是谁呢?文王的母亲、季历的妻子叫太任,娶自殷商<<诗大雅大明>>记载了这件事。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
来嫁于周,曰嫔曰京。
乃及王季,维德之行。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评:诗的大意是:挚国(挚国是与商王室有关系密切的诸候)的二小姐(仲,排行第二)任,从殷商来嫁给周王季历。大任怀孕,生周文王。由此可知,周文王是夏人与夷人混血的后代,但从周文王的行为来看,周文王更多地继承了夷人的血统,周文王是A型人,这些,后面我们还要论述。

    文王继承王位以后,也从殷商娶了妻子,生周武王。《诗大雅大明》也记载了这件事。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
文王初载,天作之合,
在洽之阳,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伣天之妹。
文定厥祥,亲迎于渭,
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于周于京,缵女维莘,
长子维行,笃生武王。
保有命尔,燮伐大商。

    评:从诗的大意看,文王先后娶子两位来自殷商的妻子。“天之妹”此句说明娶了一位王室女子。后又娶了一位莘国女子,莘国女子乃是周武王的母亲。莘国是商的开国功臣伊尹的封国。

    相传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八卦为六十四卦。其中第五十四卦曰 “归妹”,归妹六五曰:“帝之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归”过去同“嫁”,“帝乙归妹”,即“帝乙嫁妹”。帝乙是商王朝倒数第二个国君,即最后一个国君殷纣王的父亲。此处说明了一个什么意思呢?据顾颉刚、高亨诸先生考证:帝乙把妹妹嫁给了周文王,后来,又因故把妹妹召回。至于原因,从卦辞上看,是因为王妹的衣服(袂,衣袖,此处作衣服讲)不如陪嫁的侍女衣服漂亮。但这样讲没有道理,试想王妹的衣服怎么会不如侍女的衣服漂亮呢?周文王是A型人,作为情感主义者的A型人在情爱生活上很注重女性的修饰打扮。此处是不是讲了这样一个问题,王妹不如侍女会修饰打扮自己,侍女争宠,故王妹要回去。当然,这都是附绘,随读者怎样理解好了。《周易》古经文字艰涩,一些问题确实是很难搞懂的。

    由《诗经》和《周易古经》结合起来看,都证明了文王娶了殷商女子为妻,第一个是王室女子,第二位是莘国女子,这位也是周武王的母亲。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亦有理由认为是莘国女子所生。因为武王与周公旦的关系最密切。周公旦是典型的的A型人,也是儒学的奠基人,先秦称儒学为“周孔”之学,“周孔”即周公和孔子的简称。
    《史记•周本纪》载:“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

    评:此文的大意是:周文王的名字叫西伯姬昌,他继承王位以后,敬老爱幼,礼贤下士,深得人心。尊老,礼贤下士,善用人。这些都是A型人的特征,也是A型人为政成功的共同特点。A型人个人能力往往较差,但其仁厚,得民心;又能善于听取他人意见,会用人,这是A型人的长处。

    周王朝的建立,除周文王、周武王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周公旦。有一首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诗:“周公吐哺流言白,王莽谦恭下士时。若是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周公吐哺”讲得是这样一件事:周武王卒,其子成王继位。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周公勤于政务,礼贤下士。有时正在吃饭,见有客人来,马上把饭吐出来(吐哺:指吐出嘴里的饭)去接待客人。当时,就有人流言,说周公礼贤下士是收买人心,是要取代成王。

    伯禽是周公的儿子,周公一篇家训很有名叫《诫伯禽》“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评:此篇大意是告诫伯禽,不要因为有诸候的地位而瞧不起人,要礼贤下士。这是A型人的行事作风。

    周公摄政七年,成王长大,即还政成王,周公继续辅佐成王,向成王称臣。《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竆竆qiong如畏然。”

    评:竆竆,指拘谨,恭敬的样子。周公还政成王,向成王称臣。见到成王非常恭敬,很拘谨,象是害怕的样子。此处说明周公虽然当过摄政王,但一点不自傲,并且态度谦和。这是A型人的特征。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诞生于西周。《诗经》是怎样形成的呢?《国语•周语》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汉书•艺文志》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此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评:周天子当政,叫大臣们作诗,并配曲,并派人敲着木铎巡行民间,收集诗稿,献给太师,配上音律,演唱给天子听。将这些诗系统地记录下来,就是<<诗经>>一书。
    常言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诗经》的形成与周天子好之是分不开的。那么《诗经》一书的内容如何呢?

    《诗经》一共有305篇作品,分风、雅、颂三大类。风:就是乐曲的意思。一般指诸候国的作品,称国风。雅,含有“正”的意思,“雅乐”即“正乐”,指王室的作品。颂:祭祀时用的乐曲。

    “风雅”一词即流源于此。“风雅”即“风流儒雅”。其义大家都知,说某人很风雅,一般是形容A型人。“风雅”一词所以有此含义,与周天子是分不开的。此亦可说明周天子是A型人。

    《诗经》中有很多作品是描写爱情生活的,这反映出了A型人情感主义者的一面。《诗经》的第一篇就是描写一个男子追求一个女子时的相思之情,这也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部作品,名曰《关睢》,在此,不妨引录一下。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周民族为夏人,是B型人为主的民族。但由于和A型人的商民族通婚,使其统治者周天子具有了A型人的血统。但周民族仍保留了B型人的特征。其开国第一功臣姜太公即是B型人的代表。姜太公导源形成的齐文化和周公导源形成的鲁文化(儒家文化)是两种风格各异的文化。齐文化可以说是B型人缔造的文化,鲁文化可以说是A型人缔造的文化。
    《史记•鲁国公世家》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也。’”

    评:西周初年,周公封于鲁,由于辅佐成王,没有就国,其子伯禽代周公在鲁行政。伯禽去鲁三年,才向周公报政。周公问为什么这么慢?伯禽答:改变当地人的风俗,使其接收周朝礼仪,所以迟了。姜太公封于齐,五个月即向周公报政,周公问:怎么这么快呢?姜太公答:我简化君臣之间的礼仪,尊重当地人的风俗,所以很快。
    做事一迟一疾,反映出A、B两种人不同的行事作风。直线思维的A型人伯禽老老实实贯彻周朝的礼仪制度,不知达变,反映出A型人保守的一面。曲线思维的B型人因俗就事,善于机变,反映出B型人开放善于包容的一面。
    《吕氏春秋•长见》载: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曰:“亲亲上恩。”

    评:“尊贤上功”反映出B型人尚力的一面,“亲亲上恩”反映出A型人尚仁的一面。

第四章 儒(A)、道(A)、法(B)、墨(B)

   公元前770年,经过一场王室内乱,周平王继承了王位,此时,周王室衰微,周平王遂迁都于东方的洛邑。由此西周结束,东周开始。东周这段时期在历史上又称“春秋战国”。“春秋”因鲁史《春秋》一书而得名,时间大体指公元前770年-前476年。战国的起始有几种说法,一般指三家分晋至秦统一这段时间,约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战国”一名源于西汉刘向著《战国策》一书。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对诸侯失去约束力,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诸侯之间遂相互攻掠兼并,大国开始称霸。强者存,弱者亡。诸侯国都面临一种生存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治世或救世为目的的各种思想流派应运而生了。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第一个学术思想繁荣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计有儒、道、法、墨、黄老、名、阴阳、纵横、兵、农等家,但主要的还是儒、道、法、墨四家。

    这几种思想的大致分野,费师逊先生在《简论“内向文化”与中国文化史的三次大融合》一文中有一个论述,不妨引录一下:
    “墨子之学源于《连山》,老子之学本于《归藏》,孔子之学在于《周易》。《连山》为神农(炎帝又称神农氏)之学;《归藏》为黄帝之学;《周易》为周孔之学。周孔之学在于广明人德,用于治世,这是儒家的宗旨;《归藏》之学用于治身,而《连山》神农之学则与夏禹一脉相承,又为墨家所承继,颇偏重于治物。”当然,这是概而言之。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相同的社会现实,为什么会产生各种不同的主张呢?

    前面,我们讲过,“哲学的核心是人”,所以会有不同的主张,在于“人”的不同。儒、道是A型人的思想,其着眼点在人。儒家关注的是其他人,道家关心的是自身,这是儒道的分野。更进一步,可以看到儒道思想的核心在于生命的欣赏,对人性的肯定和张扬,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

    法、墨是B型人的思想,其着眼点在事功,相对而言,墨家偏重于治物,善于同自然界打交道,反映B型人动手能力强的特点。法家则偏重于治事,这是法、墨的大致分野。更进一步,可以看到,法、墨思想的核心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生存意识。墨家言“利”,法家言“力”,都反映出了强者生存的原则。 现在,我们全面分析一下这几种思想。

    一、儒家

    儒,辞海是这样解释的:古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专为贵族人家相礼的一批知识分子。

    评:这样讲是很笼统的。巫、史、祝、卜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类型。祝:指祭祀时司告鬼神的人。卜:负责占筮的人。巫:指萌发于原始巫术和宗教的一种原生的文化形态。史:指我们祖先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趋向。巫与史之间有明显地分野。其分野在什么地方呢?陈伯海先生在《中国文化精神之建构观》(载《中国社会科学》88年4期)一文中明确指出了巫、史文化的分野。他在文中写道:“然则,史、巫文化的对立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论语》中‘子不语怪力乱神’一语,不妨借用来给两种文化大致分野。崇信‘怪力乱神’可以作为巫官文化的标记,而不语‘怪力乱神’,便构成了史官文化的精髓。”由此观之,儒家应当是出自史文化传统的。

    “儒”字还有二义:一作“柔顺”。《素问•皮部论》:“少阴之阳,名曰枢儒。”王冰注:“儒,顺也”。二通“懦”,指懦弱。

    评:《周易》讲:“一阴一阳之谓道。”A、B两类人构成了一对阴阳关系,A型人偏阴,B型人偏阳。儒是A型人,A型人相对于B型人在性格上有柔顺,懦弱的一面,因此,“儒”字也就有了柔顺,懦弱的意思。
    《礼记•儒行》有“儒有澡身而浴德”句,《论语•宪问》有:“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句,由此看,儒有洗沐的习惯。儒,甲骨文里写作“”,象形为人洗澡冲水之状。后引伸为“需”字。

    评:A型人一个最大特点是酷爱整洁。儒是A型人,故常洗澡以保持清洁。儒者有常洗澡的习惯,故儒字象形写作“”。周公有“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的话。“一沐三捉发”指沐浴时握住头发。由此看,周公亦常洗浴,否则,客人来时怎常见他在洗头发呢?周公是儒家的开山祖。

    《易经》里有“需”卦。上坎下乾。坎八卦取象为水,乾八卦取象为天,为父,为男子。上面为水,下面为一男子,亦洗澡之状。金文“需”字写作“”上面为雨,下面象形“人”,亦象形为人洗澡冲水之状。

    评:章太炎、胡适诸先生考证“需”字就是古时“儒”字。(见胡适《说儒》一文,载《中央研究院集刊》四卷之三)郭沫若先生反对此说。郭沫若先生的观点是认为《易经》是战国初年的作品(见郭沫若《论儒家的发生》一文)此时儒家学派已经很鼎盛了,故“需”卦不是在言“儒”。郭沫若先生认为《易经》是战国初年作品,理由似欠周祥,今从章、胡二先生,即认为《易经》产生于殷末周初,“需”卦乃言“儒”之卦。并且认为儒在殷代就有了。儒家在整体上表现了A型人的特征,殷为东夷后裔,是以A型人为主体的群体,因此,儒产生于殷人。
    现在,我们来谈谈儒家的思想。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 “仁”,什么是“仁”?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一书中将《论语》中孔子言仁的句子系统地摘录出来,现在我们不妨引录一下:

一.“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
二.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日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三.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四.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五.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为之难,言之得无乎?”(同上)
六.刚毅木讷近仁。(《子路》)
七,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又见《阳货》 )
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舍身以成仁。(《卫灵公》)
九.仁者先难而后获(《雍也》)

    评:什么是“仁”?仁,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爱人”,爱他人。“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巧言令色”都是对人的外在性格的描述。A型人是尚静的人,静极也就近于木讷。B型人是尚动的人,“巧言令色”是对动者的描述。孔子有三千弟子,并且周游列国,同形形色色的人打过交道,可以说孔子对人是有研究的。孔子有一句话:“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近之则不恭,远之则怨。”有人讲,孔子这句话有轻视妇女之嫌,这恐有失客观。不能说孔子每句话都对,但也不能认为孔子会随便讲些什么,毕竟是圣人啊。
    现代人现在也逐渐观察到一个事实:女人是感性的,女人的心理年龄永远不会超过40岁。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就是说女人永远不会不“不惑”。所以,常见一些人无原则的吹捧一些女同胞,以换得芳心。因此,也造成了很多鲜花插到了牛粪上。应了那句老话,好汉无好妻,赖汉摊花枝。“女人要哄”,这是现代人的经验之谈,看来,两千年前的孔子不谙此道,所以发出了“女子难养”的慨叹。

    所以,孔子接着说:“近之则不恭,远之则怨”。法国人则说:“女人你追她,她就会跑,你不追了,她就停下了。”说的是一回事。

    至于“小人”,大家都知道“小人得志便猖狂”,老百姓又叫“人来疯”,东北人又谓之“得瑟”,都有些“近之不恭”的味道。

    有人讲“势利小人”,孔子没有讲这个话。《中庸》讲: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利其利,而乐其乐。这里“小人”一词并无贬义。现在人讲“伪君子”,孔子也没有这样讲,孔子道是说过:乡愿,德之贼也。

    儒家思想第二个核心是“礼”。什么是“礼”?辞海讲:“泛指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贵族等级制度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礼”说到底是指一套社会规范,以便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法治”相对于“礼治”而言,二者的分野,“礼治”强调个人自觉遵守社会规范;“法治”则采用强制手段让人们依法行事。孔子讲“克已复礼”就是指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礼治”的规范相对舒缓一些,“法治”则强调严历。这是二者的大致不同,也是儒家与法家的分野之一。

    儒家思想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讲“义”。什么是“义”?《礼记.中庸》:“义者宜也。”韩愈《原道》:“行而宜之谓义。”

    何者又为“宜”呢?其实,义,很重要的一点是指“舍己利人。”儒家讲“仁”,但有两件事都为仁事,而你只能做其中一件,如何选择呢?如忠、如孝。忠孝不能两全,大丈夫移孝作忠,以身报国,此就为义。

    孔子去齐国,向齐景公讲了一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国道理。当时,齐相为晏婴,齐景公征询晏婴对儒者的看法,晏婴是反对儒家的,他从反面为儒者画了一副像:“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祥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史记•孔子世家》)

    评:晏婴虽然站在反对立场上说儒,但他的话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儒者的情况。“倨傲自顺”一句,A型人平等意识强烈,又有强烈的人格,自尊意识,故从上往下看,A型人不会成为好的下级,因为平等自顺。但是,A型人为上,对下也不会盛气凌人,因为其有强烈的平等意识。《中庸》讲“在下位,不援上;在上位,不凌下;正己而不求诸人”。《易•系辞》讲“下交不渎,上交不谄”。孟子说:“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仁者指A型人,A型人为上,可以善待下。即A型人平等意识之体现。

    古人称某人为“狂狷之士”,此多指A型人。狂:狂放;狷,拘谨。穷时为狂,达时作狷,此亦A型人的两面性。

    “游说乞贷”一句。A型人是人文主义者,是生命的礼赞者,但不善事功,故较少取得权力或拥有大量钱财。但其又有忧国忧民之心,故每每向统治者兜售自己的主张。孔子、孟子都是这样的行为。孙中山先生亦然。孙氏亦A型人。孙先生年青时曾致书李鸿章,阐发自己治国方略,可惜不被见用。革命后。每每又作联合一个军阀去打倒另一个军阀之事,屡遭失败后,始考虑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此先生已步入晚年,始建黄埔军校。先生为A型人,不善事功,故视从零开始建立一支武装为困难之事。

    孔子先人为宋国贵族。宋人为殷人后裔,殷人为东夷人后裔,A型人也。孔子为A型人,恐非偶然,因为其先祖为贵族,更容易保持血统的纯正,况且,A型人有宗血的一面。

    孔子在宋国的先人叫正考父,曾作过宰相一类的高官,有《正考父鼎铭》曰:“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澶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史记•孔子世家》)

    评:“命”,指国王对臣下的任命或表扬。正考父第一次受到表扬,低下头走路,第二次受到表扬屈下腰走路,第三次受到表扬低着头、屈下腰沿墙根走路。他这样谦虚,也没有人瞧不起他。他用国王赐给他的鼎煮粥吃,一点也不珍惜。鼎:古人用以烹调高贵食品的器皿,“钟鸣鼎食”即是此义。正考父用国王赐给他的鼎煮粥喝,说明正考父淡于名誉。就象奖牌不是挂在胸前,而是随便放在墙角一样。
此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是讲正考父这个人很谦虚,受到任命、表扬不好意思,低着头走路。这是A型人的特征,一表扬,就脸红。

  孔子亦是这样的人。<<史记•孔子世家>>载:“其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辨辨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傧,色勃如也。君命臣,不俟驾行矣。”

    评:此处亦说孔子是一个谦恭、拘谨的人。A型人心理活动复杂,对周围环境敏感,行为易受环境影响。如孔子,与上大夫说话,态度和悦(如也:和悦貌)。与下大夫讲话,则侃侃而谈。入公门(去见国王)则态度谦恭,小心谨慎,甚至有点害怕的样子,这些都是A型人的特征。B型人则不然,无论处于何种情况,都是一幅满不在乎的样子,极少有怕羞心理。A型人则有较强的怕羞心理。这也是A、B型人的重要区别之一。

    较之B型人,A型人短于事功。孔子去卫国,卫灵公问阵,孔子答:“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评:孔子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卫灵公以为孔子有能力,便向他请教军事上的事,有意让他带兵。一接触具体问题,孔子就不敢接受了。事后,孔子立刻赶着车子离开卫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对儒者有个评价:“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即懂得多,精得少;费力大,而成绩少。此虽是一个直观评价,但也比较恰当地反映出儒者的面貌。

    作为情感主义者的A型人,非常注重精神享受。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苏东坡亦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诗句,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和B型人相比,用时下的话来讲,A型人偏重于精神文明,B型人偏重于物质文明。 但是,A型人亦有追求物质享受的一面。孔子就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话。如晏婴批评儒者“盛容饰、繁登降”。

    但孔子也有“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话。A型人看重的是生理的闲适与心境的恬谈。因为他们欣赏生命。A型人追求物质享受,但很讲究度,没有炫耀的心理,而是寓一种情调在里面。
    《史记•孔子世家》载:“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评:有一个人刚刚失去亲人,孔子和他同桌吃饭,孔子没有吃饱,为什么呢?因为在孔子看来,在那种场合下大吃大喝,是对有丧者的不尊重。这也许是孔子“仁”的一种吧!是A型人的心理。
    又如,儒者提倡三年之丧,宰予反对,孔子回答:“于汝安乎,汝安则为之。”

    评:宰予反对守三年之丧,孔子回答说这不要紧,如果你心理安然,不守三年也无妨。由此观之,儒家重视的不是形式而是心理。这是儒家的人生态度,比较偏向于情感方面。

    同样,孟子也有类似的心理。孟子有一句话“是以君子远庖厨也”,什么意思呢?孟子的基本倾向是不主张杀生(天人合一思想)但又不放弃吃肉,怎么办呢?就只好远离厨房,不去看宰杀的情况。这看起来有点自欺欺人,其实非然,这有一个“度”在里面。不索取就不能生存。但索取是有“度”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把握了这个“度”,也就是通常说的中庸之道。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对人的关注,特别是对他人的关注,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是“仁”的本质。孔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一则孔子向子夏借伞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孔子家语•致思》载:“孔子将行,雨无盖。门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为人也,甚吝于财。吾闻与人交,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

    评:孔子出门遇雨,门人告诉他,这里离子夏(商)家很近,可去借把伞。孔子不同意,他说:子夏这个人很小气,不愿出借东西。如果去借,他会很为难。借吧,舍不得,不借,对方是自己的老师,又不好推却。为了不使他为难,还是不去借吧。儒家总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是“仁”的理念最重要的一点。

    二、道家

   道家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一,道家不同于道教;其二,庄子不同于老子;其三,现在意义上的道家又不同于先秦时期的道家。

    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都对道家有一个概述,不妨引录以下: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巧,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者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史记•太史公自序》)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评:司马迁和班固基本上道出了先秦(包括汉初)道家的基本情况。此时的道家是以入世为主旨的,也就是“黄老之学”。其策略是通过无为而达到无不为。班固明确指出:“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治国之道)

    道家的鼻祖是老子,老子的《道德经》一书是道家的经典。生逢在春秋乱世,老子思想的主旨也是要救世的,只是方法不同。儒家救世的方法是劝统治者行“仁政”、“得民心”、然后“王天下”。道家不同,老子的观点是“绝圣弃智”、“绝巧弃利”,实行“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田园式的理想,对一个想出世的人来说倒是合适的。但对一个国家,让天下人都这么做,无疑是在开历史倒车,是行不通的。

    评:老子的理想,无疑反映出了A型人尚静,恬谈,不善争斗的一面。

    老子为后人所称道,并不在于其政治主张,而是他为我们道出了一种策略思想,这就是“以柔克刚”的思想。这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对这一思想,老子在<<道德经>>一书中有很多表述,不妨引录一下: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以无事而取天下。”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

    老子以后,道分两途,一途发展为“黄老思想”,这是入世的思想,其主旨是提倡君主“无为”、“与民生息”,从而达到“无为而治天下”。实践证明,西汉初年这一思想是成功的。 “文景之治”与这一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另一途发展为出世的思想,在先秦其代表人物是庄子。严格讲,老子和庄子之间并没有承继关系。庄子的思想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后人将“老庄”并称,是因为二者有相通的地方,因为毕竟都是A型人的思想。

    关于庄子的情况,史载比较明详,不妨简述一下:

    庄子名周(约公元前370-290)战国时期宋国人,终生不仕。经常以钓鱼,编草鞋维持生计。楚威王听他的名气,派人携带千金去请他做官。他以嘲弄的口气对使者说:你们不见那喂养的猪吗?只是为国王宰割后祭祀用,一点也不能享受自由的快乐。做官和喂养的猪有什么区别呢?

    《淮南子.齐俗训》载:“惠子从车百乘而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余鱼。”惠子是庄子的朋友,担任魏国的宰相。惠子路过孟诸,随从有一百辆车子,庄子看到了他这种炫耀的气派,很不以为然,为了表示蔑视,庄子把钓起的鱼又扔回水里,表示对富贵看得很淡。

    有一则故事叫“庄周妻死,鼓盆而歌”。讲得是这样一件事。庄子的妻子死了了,他的朋友惠子来看他,见庄子盘着腿,敲着瓦盆在那里唱歌。惠子说:你的妻子死了你不哭也就罢了,怎么还唱歌呢?庄子回答:我的妻子在没有出生以前,本无形体,无气质,无生命,只是在若有若无的恍恍惚惚之中,才变出生命来。现在她又变回去了,就象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这是自然之理。我何必要哭呢?如果我哭,反而是我不懂道理了。

    评: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这是A型人的两面性,也是儒、道的分野。庄子可以说是“不得志,独行其道”的代表。庄子说:“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庄子生于战国诸侯争战的年代,用庄子的话说“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即“保住命就行了。”

    庄子所代表的道家就是现在我们通常意义所称的道家。道家的特点一言一蔽之:“人性本也”。A型人尊重生命,强烈的自由精神,以及恬谈、通脱的生活态度,在庄子身上典型的表现出来。可以说庄子是道家的直接导源者,魏晋玄学鼎盛与庄子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庄子的另一个特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天分特别高,富有才情。用后世一些人的话来说,就是“性灵”吧。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所谓“性灵”的文人,多有道家倾向,这些人对中国的文化多有贡献,也影响着人们对道家的观点,如:阮籍、嵇康、陶渊明、邵尧夫、苏东坡、袁枚、郑板桥等。

    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其中意味大家不难体会出来,同时,对道家也会有一个全面了解。

    1、严君平,西汉未年隐士,蜀郡成都人,以卜筮为业。他认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常设摊于成都街市,每日看数人,得钱够自养,就闭肆下帘讲授《老子》。他博览群书,广学多识,根据老、庄之旨著《老子指归》一书。严君平喜好清静,崇尚自然,教人以忠孝礼义,归本于无为。主张“信顺柔弱,躬耕而食,常止于足,归乎无名”。认为“益我货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因此,谢绝邀聘,终身不仕,享九十余岁,终于其业。

    2、陶渊明,名潜,字渊明,又号五柳先生,东晋“田园诗派”诗人,出身没落官僚家庭。二十九岁外出做官,先后任江州祭酒,参军,彭泽令。因不满官场腐败,四十一岁时辞官归隐,一直过着安贫乐道的躬耕生活。
陶渊明为诗人,由诗及人,我们录其几首诗,不难窥见其人。

    杂诗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翻思远翥。

    拟言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咏荆轲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赢。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已,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
    评:这些诗为陶渊明年青时所作,何等豪迈,充分表达了作者“达则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

    归园田居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岁。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上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饮酒

    序: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虽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评:这是陶渊明归隐之后写的诗。恬淡,闲适,“独善其身”的心境跃然纸上。“顾影独饮”也是A型人的特点。
  3、袁枚(1716-1791)字子长,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浙江杭州人。清乾隆四年进士,做过漂水、沐阳、江宁等地知县,三十三岁辞官,在江宁(今南京)城西的小仓山修筑一所随园,过了五十多年论文赋诗,悠闲自在的生活。倡“性灵”说,著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等。
  4、郑板桥(1693-1775)名燮,字克柔,号板桥。乾隆时中进士,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后因天灾为百姓请求救济,得罪上司,辞职归家。善诗、画、书,为扬州八怪之一,其“难得糊涂”的名言行于后世,被许多人奉为座右铭,实则多不解其义也。

    今有郑板桥家书一封,可见郑板桥之情致所在。此家书是写给其弟的,引录以下:
   “吾弟所买宅,严紧密栗,处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见天不大。愚兄心思旷远,不乐居耳,是宅北至鹦鹉桥不过百步,鹦鹉桥至杏花楼不过三十步,其左右颇多隙地。幼时饮酒其旁,见一片荒城,半堤衰柳,断桥流水,破居丛花,心窃乐之。若得制钱五十千,便可买地一大段,他日结茅有在矣。吾意欲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草花,用碎砖铺曲径一条,以达二门。其内茅屋二间,一间坐客,一间作房,贮图书史籍笔墨砚瓦酒董茶具其中,为良朋友后生小子论文赋诗场所。其后住家主屋三间,厨房二间,奴子屋一间,共八间。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示出,望东海一片红霞,薄暮斜阳满树。立院中高处,便见烟水平桥。家中宴客,墙外人亦望见灯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东至小园仅一水,实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适,只是怕盗贼。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什么便拿什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吾弟当留心此地,为狂兄娱老之资,不知可能遂愿否?”

    三、墨家

    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以A型人居多,由此形成了以儒道为主导的文化传统。很容易使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儒道传统强烈的国家。其实,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因为中国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为B型人,他们是自然主义者,人文色彩淡薄,对中国的现实作一点认真地观察,就会发现这一点。拿中国和日本相比较也会发现这一点。
  对于A型人的审美观,归根到一点,人们逐渐抽象出一个词叫“情”来形容。A型人是色彩强烈的情感主义者。儒道思想强调以人为中心,与此是密切相连的。

    B型人是自然主义者,对于他们的审美观,还没有一个恰当的字来形容。这个词的词义应该是这样:在动中求得欢乐。B型人的特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动”一个是“乐”。他们与人谈话、打闹、开玩笑,不断地动手做一些事情,总之是个闲不住的人。他们乐观、自信、无忧无虑;凡事总抱着积极的态度。他们总是把困难看得很轻,把问题看得简单。有时候,他们也会遭到失败,但从不悲观气馁。他们有着坚强的毅力,在他们身上渗透着一种强烈的生存意识。

    现在,港台的电影基本上为两大类,一曰“言情片”,二曰“武打片”。简言之,“言情片”代表了A型人的审美倾向;“武打片”代表了B型人的审美倾向。武侠小说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读者群,但也有人对此不屑一顾。同样,琼瑶的小说在一些人中也颇受欢迎,但也有人指责琼瑶的小说肤浅,而自已却一本也没有读过,如柏杨先生。由此可以看出A、B两类人不同的审美倾向。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墨、法并显于世,其主旨都是要救世,这一点,他们是相通的。但由于价值观、审美观、着眼点不同,使他们在政治上又相互对立。儒与墨的对立即缘于此。

    这种分歧反映在为政上,儒家强调“人民本位”,墨家则强调“国家(或曰君主)本位”。对于这一点,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有一个论述,引录以下:

    墨子后起,他是反对孔子的。在现存的《墨子》书里面有《非儒篇》,那里面有几段关于孔子的故事,我觉得有研究的价值。

    第一个故事:
    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
    晏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
    景公曰:“以孔丘语寡人者众矣,俱以为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

    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弥上下之怨。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矻。君身几灭而白公僇。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于下必利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得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虑周谋以奉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之类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丘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

    景公曰:“呜乎,见寡人者众矣,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丘与白公同也。”

    这个故事,在年代上有些大漏洞。楚白公之乱见《左传》哀公十六年。这一年的四月孔子死。七月白公胜发难。齐景公呢?已死去十二年了。晏婴比景公死得还要早。因此以前的人便说这是墨子的“诬罔之辞”,那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诬罔吧,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墨子是赞成“人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弥其上下之怨”的,孔子呢,则和这相反,“劝下乱上,教臣杀君。”更说质实一点吧,便是墨子是反对乱党,而孔子有帮助乱党的嫌疑的。这是极有趣味的一个对照。

    第二个故事: “孔丘为鲁司冠,舍公家而奉季孙。季孙相鲁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决植。“

    这故事颇残缺,“决植”两字当有夺文,不过意思是可领会的。决假为抉,植是户旁柱,相传“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决植”大约就是当季孙逃走时,城门掩上了,逃不出,而孔子替他把城门打开了。这位千斤大力士,照墨子看来是心术不正,所以他的弟子们也就跟着他学,到处捣乱。以下是这两个故事的总批评:

    “孔丘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丘。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以中牟叛,漆雕刑残,X莫大焉。夫为弟子后生(于)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智弗及而后已。今孔丘这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我们真应该感谢墨子或其后学,有他们这样充满敌忾的叙述和批评,不仅表明了孔子的真相,而且也坦露了墨子的心迹。一句话归总:孔子是袒护乱党,而墨子是反对乱党的人!这不是把两人的根本立场和所对立的原故,表示得非常明白吗? (《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郭沫若,1943年第一次出版)

    评: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这,君最轻。”这是儒家为政的核心。始终把对人(人民)的关注放在第一位。国君腐败了,大夫起来造反,推翻他,儒家赞同这样做。因为大夫多是能够代表民意的进步力量。墨家反对这样做,因为墨家的着眼点在国家,在君王,这是儒、墨的不同。

    墨子的思想比较系统全面,《墨子》一书详细记述了墨子的思想。墨家的主张有这样几个方面: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

    墨学后起,是作为儒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儒家贵“仁”,墨家贵“兼”。“兼爱”表达了一个什么意思呢?墨家的主旨也是要救世的。《墨子》对当时混乱的社会有一个描述,引录以下:

    “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身,故贼人身以利其身;此何故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墨子•兼爱上》)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该怎么办呢?墨子提出了其“兼爱”主张。下面是《墨子》对兼爱的解释:“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忠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人相爱则不相贼;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墨子.兼爱中》)

    评:儒家讲“仁”,仁的核心是爱人。当然,“仁”也包含了这样一种观念,就是“爱有等差”,“仁”是一种等差之爱,一个人爱自己的父亲要胜过爱陌生人的父亲。什么是“兼”呢?“兼爱”就是平等之爱,爱自己的父亲和爱陌生人的父亲一样,当然,这是语言上的表述。实际的情况,兼爱的表现往往是视自己的父亲和陌生人一样,这样,倒不失为“兼”,但缺少了爱,故孟子说“墨家兼爱,是无父无君也”。
  儒家的观点是先得民心,而后王天下,认为“人和”是主要的,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兴亡。所以儒家提倡“仁爱”,意在得民心。这是儒家的着眼点,也是儒家为政的策略。墨家不同于儒家,墨家的着眼点在“利”,认为有“利”才会拥有一切。着眼点在“利”,这是墨家为政的策略。这一点在《墨子》一书中多有论述,不妨引录以下:
   “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死。”
   “君子不强听治,即行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
   “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禀府库。”
  为了增加收入,对待百姓“一切器用足以奉给民用则止。”
  为了增加人口,提倡早婚“丈夫年二十,母敢不处家(结婚成家);女子年十五,母不敢事人(出嫁)”

   评:儒家提倡守“三年之丧”,墨家坚决反对,因为“败男女之交多矣”,就是说这样不利于人口的增加。 而古代,一个国家财富的多寡就在于人口的多少。现在,我们讲“生产”,其实,“生产”二字的古义就是指妇女生育小孩。
  墨家言“利”同法家“富国强兵”道理是一样的。墨、法是一家,强调“事本位”。这一点和儒家的“人本位”思想是相反的。
  墨家为政的主张是“尚贤”、“尚同”。
   “尚贤”很好理解,就是用贤人,用能人。具体怎么做呢?“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尚贤》)
  评:不管你的出身如何,只要有能力就任用。任用的办法是: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这里可以间接看出墨家强力疾作的行事作风。这和儒家温文尔雅的行事作风形成明显的对照。
  “尚贤”是“尚同”是基础。“尚同”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独裁”。既然尚贤,就要听贤人的话,严格按贤人的意见办。即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这样天下就大治了。下面是《墨子》对“尚同”的论述:
   “是故里长者,里之仁人也。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皆是之,乡长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则乡何说以乱哉?察乡之所以治者何也,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是以乡治也。”
   “乡长发政乡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国君;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则国何说以乱哉?察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国君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
(《墨子.尚同上》)
  既然搞“独裁”,《墨子》赞同连坐告密之法。“见淫僻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僻者”(《墨子•尚同下》)“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傈,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墨子•尚同中》)(淫僻、淫暴;过激的言语和行动。)实行连坐告密之法,天下人都因害怕而小心谨慎,不敢有过激的言语和行为,这样天下就大治了。
  这就是墨子的治国之道,其着眼点在国君,这同儒家的民本思想正是相反的两个方面。
  墨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个人生活勤俭、简朴。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太讲究”。这一点明显区别于儒家(A型人)。“生活讲究”(即“小资”情调)是A型人的特点,他们研究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从中找到生活的乐趣。孔子明确讲“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就是生活要讲究一点。
  《庄子•天下》记载: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堙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藁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跋,肼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以衣,以跖跷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
  《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评:墨者对大禹风里来、雨里去不顾辛苦的实干精神非常赞赏。实干精神强是B型人的长处。禹是B型人,墨也是B型人,故有相通之处,不仅生活作风相同,政治主张也相近,周的统治者是A型人,夏的统治者是B型人,故墨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同儒家一心恢复“周礼”正好相反。
  孟子有一句关于墨者的话:“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评:“摩顶放踵”反映了墨者的生活形象,即光着头,赤着脚。此处孟子用以形容墨者个人生活简朴。现在,在我国仍然会看到许多袒胸露背、高挽裤管、脚跻拖鞋的形象。这是B型人的生活作风,即穿着随便,并且喜欢裸露皮肤以自适(据言B型人喜欢裸睡)。此反映了B型人自然主义的一面。以A型人居多的日本社会就少有这种情况。据说,日本男子夏天在公共场合不穿凉鞋,(不知女人是不是也不穿袜子?)因为凉鞋暴露。A型社会保守、拘谨的一面可见一斑。
  墨家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主张是“非乐”。这一点,明显区别于儒家。
  墨子主张“非乐”,着眼点还是在“利”。他说:
  “今淮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士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禀府库,是故仓禀府库不实;
 “今淮毋在乎农夫说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栗,是故叔栗不足。”

    评:“乐”狭义地讲是指音乐。《乐》乃六经之一,是儒家的经典,是礼乐教化的重要载体,可见儒家非常重视音乐。墨家非乐是针对儒家而言的。
  “乐”广义地讲是指“文化艺术”,凡指“精神产品”。儒家A型人,是情感主义者,注重精神享受,所以儒家推崇“乐”。
墨家B型人,是自然主义者,自然主义者的特点是在不断地行动中实现着生命的快乐。其心理活动较简单,情感的一面少,故对文化艺术一类精神产品不看中(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趣”)。这是墨家“非乐”的深层次原因。审美观不同,主张自然也就相异了。

    毛泽东与墨家思想有相通之处,他曾称赞墨家: “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爰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

    四、法家

  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墨、法等思想流派都是以治世为目的的。最终的结果,是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法家取得了最后胜利。以法家为官方思想的秦始皇当政时,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结束了几百年诸侯争战的局面。
  需要言明的是,法家之“法”与当今法制之“法”有相同的地方,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其相同点,即都是由国家强力保证以实行。这是一切法律的共同点。其不同点,法家之法更多含有“办法”(“法”与“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色彩,与当今法制思想所体现的“民主政治”精神是根本不同的。
  法家始祖当推李俚,魏文侯时的大臣。《韩非•内储说上》载:“李俚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乃下令以射之能中与否讼狱,于是乎上地之人都习射。”后来便因此打败了秦人。 

    评:李俚为魏国上地郡守,遇有人打官司,让双方比赛射箭,射中者为赢家。这样一提倡。当地百姓都练习射箭,因此,战斗力大大增强。当秦国来进攻时,便打败了秦国。由此看,李俚之“法”,就是一个“办法”,与当今的法制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李俚的学生商鞅,在秦国历行法治。由此奠定了秦国后来强大的基础,商鞅之法的主要内容有那些呢?商鞅策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治”、“富”、“强”、“王”。即首先使国家大治,这样国家才会富,富就会强,强才能称霸天下。“治”是第一位的,如何得以“治”呢?就是实行严格的“法治”。
  商鞅帮秦孝公颁布的第一项法令的《垦草令》,其主要内容如下:
   1、加强吏治,使“邪官不及私立于民”,或使“官无邪人”,保证农民的利益不为官吏所侵犯。
   2、整顿税收,“益栗而税”,公平合理地征收农业税,减轻农民的租税负担。
   3、禁止农民迁徙,禁止农民接触艺术,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使他们愚昧无知,才能使他们安于农业生产。
   4、“重刑而连其罪”,使农民不敢私斗,不敢争讼,不敢四处游荡,不敢浪费钱财,不敢欺诈他人。
   5、禁止商人经营粮食,禁止开设旅馆,提高酒肉的价格和税率,加倍征收商品税,依据户口征集商业人员出徭役,使商人无利可图,强制商人改从农业。
   6、提高贵族减免徭役的条件,除嫡长子以外都要征集他们服徭役,按户口征集贵族家族中一切从属人口和依附贵族的工匠转而务农。
   7、大臣和大夫也不得追求“博闻、辩慧、游居之事”,更不得把这些东西带到农村去,免得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秦律通论》P25-26 栗劲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一版)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对商鞅之法有一个概括:“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栗帛多者复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评:法家的着眼点在“富国强兵”,何以能富国强兵呢?就是奖励“耕战”。“耕”就是重视农业,“战”就是重视军事,这是称霸的基础。商鞅之法就是“耕战”的政策,其着眼点在国家,在君王。这与儒家的“民本位”思想的相对立的。
  法家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因为这有碍于农业生产,这同墨家“非乐”思想是一致的。同儒家的“人本位”思想是对立的。
  法家不徇情,严厉急峻的行事作风反映B型人的行事特点,同温情柔顺的A型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先秦“法治”思想的核心是“富国强兵”,是为富国强兵提供的方法策略。现在的“法制”思想是一种政治体制,意在体现出民主、自由、平等的原则。二者是不能同语的。

    法家还有两个支流,即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何为“术”?何为“势”?说穿了就是“权术”、“势利”,是讲统治的,其着眼点也是在君王。“法”、“术”、“势”在内涵上是有区别的,为什么统称为“法家”呢?因为他们之间有相通的地方,都是B型人的主张。宋以后。儒释道三教合流,为什么呢?因为都是A型人的主张。“法术势”合一,与“儒释道”合一,根本原因是一致的,根源在“人”。

    关于商鞅,有一个徙木立信的故事。说的是商鞅颁布变法令之前,在秦国国都的市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以“十金”为赏,募人把它扛到市北门。但是,众多的围观者面对如此重赏,觉得不可思议,没有人敢上前。商鞅于是下令,把赏金提高到“五十金”。终于有人站出来把那根木头扛到了市北门,商鞅则当场兑现赏金。因是举国轰动,大家都认为商鞅是信守承诺的人!

    评:常言“善欲人见,不是真善”,像有人高调行善,就有多方见疑。同样,“信欲人见,恐非真信”。商鞅“徙木立信”是“术”,而非“信”。还有一则故事则说明商鞅是一个背信弃义,卖友求荣的人。商鞅亲自带兵去攻打魏国时,利用自己与魏国将军公子昂的旧情欺骗公子昂,说不忍心与朋友相见于战场,希望双方媾和,使秦魏两国得以相安。骗得公子昂前来商鞅军中签署和约,结果成了俘虏,全无防备的军队被秦军偷袭全歼。经此一役,魏国不堪再战,只好把整个河西的土地都割让给了秦国。靠着这样得来的战功,商鞅连升四级,一举获得了最高爵位(彻侯),并得到商、於之地的十五个邑的封赏。奖励军功是商鞅之法的重要内容,爵位田地的封赏主要是据军功授予。可见,对于商鞅来说,“信”只是手段,是“术”,是否信守承诺完全由利弊决定。

  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集法,术,势于一身。韩非是韩国的公子。秦始皇读了韩非的书,非常赞赏,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始皇是法家最大的实践者,难怪对韩非如此欣赏,可见二者之相通。

  当秦始皇得知韩非在韩国,立即下令军队进攻韩国,目的只有一个,要韩国交出韩非。秦始皇如愿以偿,韩非来到秦国。当时,在秦的李斯、姚贾嫉妒韩非的才能,怕韩非威胁到自己的升迁,乘隙陷害韩非,韩非失去秦始皇的信任。韩非在老同学李斯(两人同为荀况的学生)的逼迫下,饮药自杀。
  凑巧的是,法家人物多不能善终。这有偶然因素,想必也有必然因素。
  商鞅作法自毙。商鞅行法不避亲贵。当时,太子违法,照样追究。不便惩罚太子,便惩罚了当时太子的老师。(在太子老师的脸上刺字。太子违法,惩罚其师,而不惩罚其父,也不惩罚本人,却道也有些意思)。后来,太子继位,报复商鞅,诬告商鞅造反,商鞅逃走。逃至一家客店要求藏匿,店主不答应,说:“商君之法。不能收留身份不明的人,收留了,要连坐。”由于没有人敢留他。结果被抓,车裂而死。 
  吴起在楚国,厉行法治。其中之一就是让住在国都的贵族去边远地区开垦荒地,就象现在让住在城市的人流向农村,因此,得罪了很多人。楚悼王一死,吴起便被人乱箭射死。
   陷害韩非的李斯,亦遭赵高陷害,被满门抄斩。
   韩非非常重视“力”,《韩非》一书中言“力”的地方很多,如:
   “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八说》)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囊》)
   “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显学》)

    评:韩非言“力”与墨家言“利”道理是一样的,体现了“强者生存”的原则。法家的政治主张就是“任其力不任其德”(商鞅语),这与儒家“明明德”的为政思想是相对立的。
  韩非言“术”,其坦白的程度令人吃惊,请看他是怎样讲的:
  “官袭节进,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节持之:曰质、曰镇、曰固。亲戚妻子,质也;爵禄厚而必,镇也;参伍责怒,固也。贤者止于质,贪食化于镇,奸邪穷于固。忍不制责上下,小不除则大。诛而名实当,则诛之。生害事,死伤名,则行饮食,不然而与其蹴。此谓除阴奸也。”(《八经.起乱》)

    评:这是韩非讲君王怎样统治臣下。对有才能的人做了高官,怎样驾驶他呢?所谓三节:质、镇、固。质,指扣留人质;镇,指增减俸禄;固,指严厉批评。对不同的人分别对待,谁还敢不听呢?官做到顶点,不能升迁了,三节不能起作用,干脆就杀。可以明杀,明杀影响声誉,就暗杀、毒杀、或假手于人。
  其实,韩非只是言于后,他人早就行于前了。此人就是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

    评:由此看勾践乃是夏人的后裔,B型人也。

   又,“勾践已平吴,.......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评:范蠡、文种同为越王的大臣,为越王打败吴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勾践平吴以后,明智的范蠡便携美人西施悄悄溜走了,并写信劝文种也离开,文种不听,终被越王勾践赐死。
  勾践之所行,韩非之所言,道理是一样的。
  儒家在为政上,表现了强烈的“人本位”色彩,法家则表现了强烈的“法本位”色彩。有时近于不通情理,如:
  秦昭王时,秦国大饥荒,应候范睢为民请命,要求昭王开放君主打猎的“五苑 ”。让百姓进去采集野果、野菜,以便充饥。昭王不同意,说:“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无功俱赏也。夫使民有功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韩非•外储说右下》)

    评:秦王打猎的猎场,内有很多野菜蔬果,秦国饥荒,有人要求开放猎场,让百姓进去采集野菜蔬果充饥。秦王不同意,说老百姓没有立功,怎么能受赏呢?若儒者必反之,定会开放猎场,让百姓采食,民心同时得矣。
  又,吴起率军出战,有士卒克制不住杀敌的情绪,尚未击鼓,就冲入敌阵,杀敌二人而归。吴起命令将这名士卒斩首。众人都说这名士卒作战很勇敢。吴起说:我也认为他很勇敢,但他没有按我的命令去杀敌,就应该杀掉啊。

    评:若A型人必反之,会乘机利用士兵饱满的杀敌热情,鼓舞斗志,冲杀敌人,同样会取得胜利。目的就是为了打胜仗吗? 但在吴起看来,“命令”是重要的,胜败倒是在其次。
  历史上最大的法家人物当推秦始皇。秦始皇曾做了一件很著名的事,这就是“焚书坑儒”,“焚书坑儒”其实是两件事,“焚书”在前,是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的,其目的是要人民远离精神生活,安心生产,是愚民政策。“坑儒”在后,秦始皇好仙术,意欲长生不老。有候生、卢生等骗秦始皇说能搞到长生不老药,秦始皇信以为真。后来,候生、卢生怕事情败露,便逃走了。逃走时对人讲:“秦始皇为人,天性刚毖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 ...

   “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大怒,乘机把平时有不满言论的儒生四百六十余人坑杀。

    评:候生等评判秦始皇贪于权势,大小事皆亲自处理,每天批阅大量公文。白天批不完,晚上不休息,继续批阅,直至完成。此也反映B 型人精力充沛的实干精神。
  尉缭初见秦始皇,对秦始皇有个评价:“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史记•秦始皇本纪》)

    评:尉缭之谓秦始皇“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与范蠡言勾践何其似也。
  先秦法家的最后一位大师是李斯,李斯将法家的精神推向了极端,其上秦二世的《行督责书》突出代表了这一点。何为“督责”?“督促责备”是也。指严厉的管理。其文很长。我们不妨简要引述一点。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 ...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 ...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口之说,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营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督责必,督责必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书奏,二世悦。(《史记•李斯列传》)

    评:李斯之《行督责书》主要讲了这样一个意思:就是提倡君王搞独裁。对下严厉督责,小罪重罚,使人人自危,即所谓“群臣百姓救过不给”,这样天下就大治了。做皇上的就可以无所顾虑的行乐了。即所谓“是故主独治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也。”法家自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韩非至李斯,李斯的观点无疑代表了法家的一种基本精神,其着眼点在君王,难怪后世一些皇帝对法家精神乐此不疲。

    五、儒、法为政得失谈

  春秋战国,儒、道、墨、法几家都以治世为出发点,最终的结果是法家取得了最后胜利。秦统一中国即表明了法家的胜利。汉以后,墨家失传,其实,墨已归于法。法、墨是B型人的思想,是龙的精神的体现。汉以后,儒又取得正统地位,儒是入世的思想,道的出世是思想。儒、道是A型人的思想,是凤的精神的体现。
    儒与法为政,互有利弊,对此,古人多有议论。我们不妨转述一下:
  太公封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速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伯禽至鲁,三年而报政。周公曰:“何迟也?”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周公曰:“后世其北面事齐乎?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曰:“尊贤而赏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曰:“尊贤而尚亲。”太公曰:“后寝弱矣!”
  冯梦龙评曰:二公能断齐、鲁之敝于数百年之后,而不能预为之维;非不预维也,治道可以者止此耳。虽帝王之法,固未有久而不敝者也。敝而更之,矣俟乎后之人而已,故孔子有“变齐”、“变鲁”之说。陆葵曰:“使夫子之志行,则姬、吕之言不验”。夫使孔子果行其志,亦不过变今之齐、鲁。为昔之齐、鲁,未必有加于二公也。二公之孙子,苟能日儆惧二公之言,又岂俟孔子出而始议变乎?
(《智囊•知微卷王•周公•太公》)明•冯梦龙著)

    评:周公,周文王的儿子,名姬旦。太公。即辅佐周文王打天下的太公望。亦称姜太公。
  姜太公为B型人,其为政尚“功”。太公尚“功”与墨家尚“利”、法家尚“力”道理的相通的。周公为A型人,其为政尚“仁”,周公尚“亲”与儒家人本思想是相通的。
  周公对太公为政的评价是“后世必有篡弑之臣!”果然,田氏代齐。
  太公对周公为政的评价是“后寝弱矣!”果然。鲁在春秋争战中慢慢地湮灭了。
  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者。若刘景升父子岁岁敕宿,何益于治乎?及费炜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冯梦龙评曰:子产谓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生,合之,得政之和矣。(《智囊•上智部•见大卷——诸葛亮》明•冯梦龙著)
    评:为政曰两途,曰宽、曰猛。A型人尚宽,B型人尚猛。宽则民慢,猛则民残,互有利弊。孔子的主张,宽猛结合,实行中道思想。诸葛亮惜赦。即宽猛结合一例也,所以蜀治。费炜后继,尚宽,凡事姑息迁就,故蜀国慢慢地衰弱了。
  邹鲁(国民党元老)曾对孙中山先生说过一段话,总结周、秦之得失:他说:“过去商鞅治秦,其法之密,和苏联一样,以商鞅的聪明,还逃不了作法自毙,这就是重法不重情。最后,秦虽吞并六国,但一夫揭竿,天下瓦解。于姬周向礼重情相比较,东周虽弱,还可以靠诸侯尊王,延数百年之祚。”

    评:周与秦,一个尚“情”,一个尚“法”。尚“情”者国弱。但立国时间长;尚“法”者国强。但立国时间短。儒、法之利弊可见一斑。

 

第五篇:秦汉人物评

    一、吕不韦(A)

  秦国还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我们未曾提及,这就是做过秦相,秦始皇称之为仲父的吕不韦。《吕氏春秋》一书是吕氏门人所作,但无疑代表了吕氏的观点。

  秦始皇称吕不韦为仲父,足见吕氏地位之高。说来其中还有一段故事。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异人早年曾作为人质居于赵国,秦孝文王有儿子二十几个,异人居中,其母亦不见宠,本无希望继承王位。吕不韦与异人交好,设计并出钱为异人取得王位。异人在赵时,一次与吕不韦饮酒,吕的侍妾出来劝酒,异人很喜欢,吕不韦便将该侍妾让于异人。据称,当时该侍妾已与吕不韦在一起怀孕,后来,生下一男,此人不是别人,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秦始皇。此事见于《史记》,故事说来好听,但后人考证此不可信。

    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篇“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郭老将两人的异同点画了一张表,我们不妨转录一下:

世界观   吕不韦   秦始皇

      无神    有神
      变化    不变
      有命    无命
      适欲    纵欲
      重理智   重迷信
      平等    阶级

政治主张

      官天下   家天下
      民本的   君本的
      哲人政治  狱吏政治
      讴歌禅让  万世一系
      君主任贤  君主极权
      裂土分封  分设郡县

一般倾向

      反对秘密  极端秘密
      重儒道   轻儒道
      轻法墨   重法墨
      急学尊师  焚书坑儒
      隆礼正乐  恣威淫乐
      重农    重商

    评:由上表可以看出,吕不韦的思想倾向于儒道,反映出了A型人的一些特点。秦始皇则是典型的B型人、法家。两人政见不和,故秦始皇渐渐对吕不韦不满,后来,逼迫吕氏迁蜀,吕氏无奈自杀。

    二、项羽(B)

  楚汉相争,刘邦取得最后胜利。刘邦宴请群臣,总结彼此之得失。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悔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史记.高祖本纪》)

    又,刘邦拜韩信为大将,韩信向刘邦进言品评项羽:“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羽之为人也。项王喑口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持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注:呕呕,和悦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剜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史记.淮阴侯列传》)

    评:韩信论项羽“匹夫之勇,妇人之仁”。高起.王陵亦言项羽“仁而爱人”。何谓项羽之“仁”?韩信言:“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即说项羽平时待人接物平易近人,并且很热情,乐于助人。他人生病,他也很同情,陪着流泪,并把他的食物分送给病人。

   项羽和吴起同为B型人,项羽之“仁”亦即吴起之“仁”。我们举吴起一个例子。吴起为魏将,率军进攻中山国,有一个士卒生了毒疮,吴起发现后,用嘴替这个士卒把脓血吮吸出来。这个士卒的母亲听说此事,不禁痛哭起来,别人问她为什么哭,她回答:“从前,我的丈夫生了毒疮,也是吴将军替他吮吸。后来,我的丈夫就英勇地战死了。现在,吴将军又替我儿子吮疮,我儿子必以死相报。我的儿子将不知战死在什么地方。一想到这些,禁不住就哭起来。”

    吴起吮疮、项羽“涕泣分食饮”,其“仁”是一致的,此也就是“兼爱”。B型人充满生命活力,积极热情,遇事主动向前,不惜力。这是  B型人的长处。比如一个旅行团,突然有一个病倒,那么跑前跑后,积极救护的必是B型人,一则B型人遇事积极主动;二是随机应变能力强,遇问题有办法。相反,A型人遇到此类情况,则会显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办才好。

  吴起在鲁,齐国进攻鲁国。鲁国欲起用吴起为将,但吴妻为齐人,鲁王对此有所迟疑,担心吴起与齐国串通。吴起便把妻子杀了,从而消除了鲁王的疑虑,得以拜将。这就是吴起“杀妻求将”的故事。为了做官,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子,其“仁”乎?

  项羽亦已杀人多称著:

  “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

  “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万人于新安城南。”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

   (《史记.项羽本纪》)

   有人说,项羽推倒秦朝是以暴易暴,然也。能言项羽其“仁”乎?

  《史记.项羽本纪》载:人或说项王曰:“关中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已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

评:关中地方土地肥沃,易守难攻,是建立霸业的理想基地,有人劝项羽依据关中称霸,项王不听,并讲了一番“衣绣夜行”的道理。劝他的人说楚人(项羽乃楚人)沐猴而冠,加以讥讽。项羽听说后,便把那人杀了。

   何谓“沐猴而冠”?翻译成白话,就是猴子戴帽子,其意指人没有头脑。的确,B型人个人能力突出,但往往在一些看似简单的地方失误,项羽放弃关中即是一例。

   楚汉相争,项羽一开始占尽优势,但项羽恰恰是在一些明显的地方失误,导致了自己的最后失败。如鸿门宴,项羽若依范增,刘邦早就被杀了。

   又,项羽“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

评:章邯袭杀项梁(项羽的叔父,与项羽情同父子),乃项羽之仇人。后来,章邯投降项羽不但不治罪,反而封其等三人为王。墨家讲“兼爱”,项羽此举亦可作为“兼爱”的另一种注释吧。章邯,司马欣,董翳原为秦将,秦国百姓对其恨之入骨。项羽尽坑秦降卒二十余万,而独封其三人为王。无疑又大拂民意,大失人心。

  《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战,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 ...项王乃驰,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评:项羽明知死不能免,仍乐于攻击。此反映了B型人的审美倾向。B型人的审美观是在不断地行动中实现生命的意义和快乐,做事缺乏承继性,不会顾虑过去和未来,只着眼于当时。项羽临死前的所做所为可见其一斑。若A型人处于此类情况必反之,若知自己死不能免,首先想到的是跟随自己的将士怎么办?

    三、刘邦(A)

  刘邦此人于文于武都无甚过人之处,其起兵时年已四十七岁,乃一介小吏,缘何几年功夫,竟得了天下?刘邦自己的解释是会用人。的确如此。刘邦曾言:“夫运筹策帏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注:张良字子房);镇国家、扶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

    评:察人,识人,用人是A型领导人的领导特色,刘邦于此最显著。其实会用人只是其一。刘邦此人亦有雄才,问题看得比较准,虽屡有小败,但没有大失误,关键几步都走对了。刘邦此类人,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是属于称为思想家的一类人,大事不糊涂。其实帝王之道亦不过如此。个人能力突出的人宜为将才,难称帅才。

  刘、项二人都曾见过秦始皇出巡时那豪华隆重的场面,但反映却不一样。刘邦的反应是:“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的反应则是:“彼可取而代之也。”

  (《史记.高祖本纪.项羽本纪》)

    评:A型人是情感主义者,刘邦“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反映了其内心一种慨叹之情,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B型人是行动主义者,项羽“彼可取而代之”,即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也可以弄来干干。具有强烈的行动色彩。

  《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

  《汉书》记载与此略有不同:“宽仁爱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

    评:《汉书》在许多地方照抄《史记》但对刘邦的评价却小有不同。《史记》说刘邦“喜施”,《汉书 》则无此说。刘邦此人确有小气的一面。A型人心胸狭窄,有隙必报,斤斤计较,这些在刘邦身上亦有反应。刘邦年轻时,不务正业,常去大嫂家混饭吃。有一次又领了一帮人去吃饭,大嫂很生气,故意用勺子猛刮锅底,表示已没有饭了。刘邦等人很扫兴,就离开了。刘邦多了一个心眼,又返回来,看见锅里还有饭,于是对大嫂很不满。等坐了皇帝,本家子侄都封王封侯,独不封大嫂的儿子。老太爷(刘邦的父亲)看不下去了。责向刘邦,刘邦道出实情:“某非敢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也。”对大嫂始终耿耿于怀,并且殃及儿子。后来,不得不封,也给取了一个很刻薄的名字叫“羹颉侯”。此谓之“爱有等差” 。

   又,刘邦年轻时,由于“不务家人生产作业”,其父对此曾批评他。等他做了皇帝,对此仍记忆心间。一次举行宴会,刘邦乘机对其父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翻译成白话:“你不是说我不正干吗?不如我哥哥。怎么样?我现在的家业比哥哥多吧!”对乃父尚且如此,其报复的心理可见一斑。

   《史记》言项羽“仁而爱人”,《汉书》言刘邦“宽仁爱人”。同是言“仁”,实有区别。单就“仁”而言,是上对下、强对弱的爱护行为,此项羽之“仁”也。刘邦不但“仁”而且“宽”。何为“宽”?下求上,弱求强获得通过意为宽。B型人这一点做得不太好。但是,当有人向A型人求助时,A型人则很乐意通融帮忙,此谓之“宽仁”。这也是A、B型人的一个小区别。

   《史记》言刘邦“好酒及色”,的确,“酒色文化”是A型人明显的一个审美倾向。有言“文人无行”,其实就是指好酒好色罢了。中国历史上的文人的以A 型人居多的。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郦食其求见刘邦,见“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

    评:刘邦此人恐有爱洗脚的习惯,否则,他人求见,往往见他正在洗脚呢?又,英布初投刘邦“到了大厅,尚不见汉王形影,再曲曲折折的行入内室,始见汉王踞坐榻上,令人洗足。(《前汉演义》上册,蔡东藩著)

   在此,我想顺便谈谈蔡东藩先生《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丛书。以历史为题材的演义书有两类,一类以《三国演义》为代表,“七分真实,三分虚构”,属小说类。一类以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为代表,认为文史殊途,坚决反对于史无据的虚构,严格做到“无一事无来历”。蔡先生的书属于后者。蔡先生在书中的序言中也明确指出“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闻为纬,不尚虚诬。”因此,蔡先生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丛书中的事件是可据的。今后,我们还将从此书中多有引据,请读者相信其真实性。顺便说一句,蔡先生的书和司马迁的《史记》在写作态度、取材角度、着眼点方面多有类似,这无疑代表了中国史学的一种风格。 学习中国历史,读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不失为一条捷径。

   言归正传,A型人有洁癖,故常洗脚以求整洁、舒适。刘邦为A型人,故有洗脚的习惯。近代还有一位爱洗脚的名人,就是《中国人》一书的作者林语堂先生。据说林先生每次散步回来都要洗洗脚。林先生亦典型的A型人也。

  刘邦有杀功臣的嫌疑,的确如此。最典型的当属韩信。楚汉相争,韩信带兵打仗,功劳最大。功高震主,但韩信又不知趣退,不若张良,一俟功成,便悄然隐去。

  一次,刘邦和韩信品评诸将才具,刘邦问韩信:“如我可领多少兵马?”韩信答:“陛下不过能领十万人。”刘邦又问:“君自问能领若干?”韩信答:“多多益善”。刘邦笑道:“君既多多益善,如何为我所擒?”韩信答:“陛下不善统兵,却善将将,韩信所以为陛下所擒。”作为君主,第一位的大事是巩固政权。但韩信不知收敛,锋芒毕露,始终是与刘邦是平起平坐的态度,难怪刘邦疑忌,对他不放心。韩信先封齐王,后封楚王,因被告谋反,被降封淮阴侯。但韩信仍不吸取教训,又与叛将陈唏串通,终被吕后擅杀在前,刘邦默许在后,这也是事实。

  总的来讲,刘邦还是能够善待帮他打天下的将士,其中一百四十五人得到了侯爵和食邑,多数士兵世世免除徭役。项羽自刎而死,刘邦亲自为其发丧,并且善待项羽一族,封项伯等四人为侯,并赐刘姓,刘邦此举虽有些“英雄欺人”的味道,但A型人知恩必报,要知推翻秦朝项羽出力最大,刘邦曾与并肩作战,于此,刘邦是不会忘的,因此,刘邦哭项羽也是出于真情。

  《史记》言刘邦“意豁大度”,对儒者很藐视,有时竟拿儒者的儒冠撒尿,颇有些B型人色彩。其实非然。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儒家温文尔雅的作风就为当时社会风气所不取,故时人多养成了豁达的作风,刘邦亦不能免。刘邦的骨子里是尊儒的。在先秦,孔子虽然很有名声,但并没有上升到圣人的 高位,也就是一位历史名人而已,是刘邦作为一个封建帝王,第一个去孔子的故乡,祭祀孔子,刘邦此举,无疑奠定了汉以后的传统。

  又,叔孙通向刘邦讲了一番“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的道理后,刘邦立即重用叔孙通,令其制定朝仪,从而使乱糟糟的朝廷走向秩序。A型人是非常喜欢秩序的。

  刘邦这个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智商比较高,人很聪明,故做事不拘泥,有通脱之风,亦常有惊人之举,后世之曹操与刘邦是一类人。

  A型人虽然拘谨、保守,但其保密性却很差,因为A型人诚信,喜欢实话实说,而不知机变。如叔孙通制定好朝仪以后,众人依礼向刘邦朝贺,刘邦非常高兴,脱口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惊喜之情,溢于言表。相反,喜欢夸夸其谈的B型人,保密性却很好。

  刘邦还有一点,就是爱骂人,此史书多有记载。A型人以讲礼仪称著,却爱骂人?近代也有一位喜欢骂人的人,此人就是蒋介石。蒋介石是典型的A型人,但却经常骂部下,一句“娘希屁”几乎为其专用。

  走笔至此,我渐渐感到单纯用语言来表达A、B型人的不同是困难的。人是有社会属性的动物,他既有利人的一面,也有利己的一面。A、B型人的不同在于因面对事情的层次不同而表现各异。而这个事情层次又是难以界定的。如A型人遇小事紧张,遇大事却淡定。我们尽量多举例子,其中意思只能意会,难以言传。

    四、汉文帝刘恒(A)

  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吕后死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平定诸吕,欲迎立封代王的刘恒为帝,当使人将此事报与代王后,代王迟疑不决,其手下意见也不统一。于是“代王报太后计之,犹豫未定。卜之龟,卦兆得打横。占曰:打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绛侯,绛侯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还报曰:信矣,毋可疑者。”(《史记.孝文本纪》)

    评:遇事犹豫不决、多疑、不果断,反映了A 型人的特点。代王乃A型人也。让代王做皇帝,这是天大的好事,但他不怎么高兴,总在疑虑,等到确实搞准了,却有此事,才放下心来。这是A 型人的办事作风。

  《史记.孝文本纪》载:“上从代来,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抚,诸侯四夷皆洽欢,乃循从代来功臣。”

    评:此什么意思呢?是汉文帝即位以后,施仁政,四方无事,天下安宁,国家已经安定下来。然后“乃循从代来功臣”。就是封赏原来代国的故人。先安天下,后抚亲信,以示公道,这就是A型人的行事作风。

    有一则“缇萦救父”的故事,此事就是汉文帝时事,缇萦是个小姑娘,她的父亲因故获罪,要被处肉刑(肉刑有三种:一、黥,即脸上刺字。二、劓,即割去鼻子。三、断左右趾)。缇萦上书汉文帝陈言肉刑之弊,汉文帝接书后,深有感触,遂下诏取掉肉刑。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往薄而教不以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恺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往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史记.孝文本纪》)

    评:A型人为政尚宽,汉文帝废除肉刑,既是一例。同时,A型人善于纳谏,缇萦是个小女孩,上书文帝,文帝准所请,足见文帝之平易,这是A型人的作风。

  文帝临终,对其丧事有个安排,其诏曰:“其令天下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祭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经带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史记.孝文本纪》)

    评:A型人思维周密,做事着眼于细。文帝告戒送葬的人不要赤脚(践:赤脚)可见其叮咛之细。同时,A型人做事总是站在对方立场上,多替对方着想。文帝告戒,不要因为我死了,举行国丧,而禁止百姓嫁娶或饮酒吃肉。送丧时,不要赤脚,一切从简。看来,古人送丧时有赤脚的风俗,自残以示哀痛,文帝告戒百姓不要赤脚,是怕有人因此受伤。

    文帝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宝,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 ...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遣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仪。”

    评:文帝尝作一露台,但一计算需要百金,是十户十等人家的财产,文帝遂罢。文帝执政时,是西汉初年,经过秦末大动乱,社会尚未恢复过来,文帝本黄老无为思想,与民生息,遂成“文景之治”。文帝不筑露台,可见其为政一点。

  匈奴违约,侵入边境,文帝只令守备不去进攻,为什么?因为“恶烦苦百姓”,这同徐偃王“不忍斗其民”如出一辙。这是A型人的主张。

  文帝在代时的故臣张武受贿,文帝知道了,反而又赐张武金钱,使张武惭愧,意在以情感人。这恐也是A型人的作风。

   五、光武皇帝刘秀(A)

  刘秀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东汉定都洛阳,洛阳在长安以东,故称东汉。两汉虽同称汉朝,事实上是两个截然分立的朝代。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建立新朝,执政十几年。刘秀虽是西汉皇室后裔,但到刘秀一辈时,已没有爵位,和普通百姓无异,史称刘秀“好稼穑”,即喜欢种庄稼。可见其当时的社会地位已很一般。刘秀能重掌汉室江山,其为皇室后裔起了一定的号召作用,但更主要的还是其杰出的才能。

  刘秀做了皇帝,衣锦还乡,设宴款待族人。“酒到半酣,诸母相与絮语道:“文叔(刘秀字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交际,无甚款曲,不过柔顺有容,素无争杵,谁料今日尊容至此!”光武帝凑巧听见,不由的接口道:“我御天下,亦欲以柔道为治,并不致先后矛盾哩!”说着,鼓掌大笑。 (《后汉演义.二十回》)

    评:“诸母”即刘秀婶娘等人,由诸母评论可知,刘秀小时是个腼腆、拘谨、不善言语的孩子。这是A型人的个性特征。

   刘秀起兵后,打得最有名的一仗是“昆阳大捷”。当时,刘秀等据守昆阳,城中不足万人。当时,王莽的军队十几万人将昆阳层层包围。面对这种情况,刘秀自告奋勇外出搬兵。刘秀冲出重围,搬来救兵。但救兵亦不过万人,刘秀自率几千人为前锋,向敌人杀来。当时,敌我悬殊非常大。敌军首领:“王邑在营中遥望,见来兵寥寥无几,不值一扫,因只遣数千人出兵。秀弭兵猛进,斩首数十级,竟把敌兵吓退,诸将不禁喜悦道:‘刘将军生平,见小敌尚有惧容,今遇大敌,反觉勇气百倍,真是奇迹,我等愿前助刘将军。’”(《后汉演义.第五回》)于是,将士齐心,奋勇杀敌,终于大获全胜。着就是有名的“昆阳大捷 ”。王莽的新朝经此一战。遂一蹶不振。刘秀亦赖此成名。

    评:A型人易因小事而烦恼,但真正遇到大事,却又异常冷静、理智。刘秀见小敌怯,见大敌反而勇亦同此。A、B型人的不同在于因面对的事情层次不同而表现各异。

   刘秀有兄刘延,两人一同起兵。由于刘氏兄弟能力突出,功劳又大,于是遭人忌刻。刘延被李铁等谋害而死。后来,李铁失势,欲投降刘秀,于是修书一封与刘秀。刘秀记着兄仇,但又不便回绝,于是故意将信示于众人,将此事泄密。由此引起李铁等内部内杠,李铁因内杠而死。

    评:章邯杀项梁,后又降项羽,项羽封其为王。李铁欲降刘秀,刘秀巧杀李铁。A型人复仇心理强,由此可见一点。

   刘秀有一大将叫贾复,此人作战异常勇敢,战必先登,不顾身家。有一次贾复又连打胜仗,但自己亦身受重伤,几不能起。刘秀知道后,大惊道:“贾复勇敢绝伦,我尝不令他自统一军,正恐他轻敌致伤,今果至此,岂不是失我名将?我闻他妻室有孕,如若生女,将来即为我妇,幸得生男,我女即嫁彼为媳,不使他忧及妻子呢!”(《后汉演义.第九回》)贾复闻知,格外感激,静心调养,竟得渐痊。

   又:“功臣稍有过失,帝(刘秀)必曲为优容,所有远方进贡珍甘。亦尝先赐列侯,不少悭吝,故功臣怀德畏威,不生怨望,安上全下,比那高祖时代,迥然不同。”(《后汉演义.二十回》)

    评:有一个谚语: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观刘秀以上种种颇有此嫌。如果作如是想,人未免太狭隘了。试想,人做好事,我们就指责他图名,人作坏事,我们就指责他图利,人总不能不干事吧?不要把人总往坏处想,A型人知恩图报,有功必赏,善待属下,刘秀种种就反映了此点。这是A型人的行事作风。

   刘秀有一姐姐封湖阳公主,她年轻丧夫,方在守寡。刘秀做了皇帝,对这个姐姐很关心,“特与语及大臣优劣,微窥姊意。公主说道:‘我看朝上大臣,莫如大司徒宋公,威容德器,非群臣所可及!’光武帝点首道:‘我知道了’。待至宋弘进见。乃令公主在屏后,自出语弘道:‘俗语有言:贵易交,富易妻。这也是常有的人情,卿可知此否?’弘正色道;‘臣闻贫贱交,不可忘;糟糠妻,不下堂!’光武帝不待说毕,便回顾公主道:‘事不谐了!’公主怏怏返入,弘亦徐徐引退,一场婚议从此打消。”(《.后汉演义.十一回》)

    评:A型人关心他人,爱成人之美,刘秀为其姐姐选夫亦反映了此点。

   还是这个宋弘:“一夕入宫偈,见御座旁所列屏风,尽绘列女。光武帝屡次顾及,弘即从旁进规道:‘未见好德如好色,圣训果不谬呢!’光武帝听着,即命将屏风撤去,向弘微笑道:‘闻善即改,卿以为何如?’弘答道:‘陛下德业日新,臣不胜喜庆呢!’”(《后汉演义.十一回》)

    评:A型人为情感主义者,比较注重情爱生活。刘秀尽绘列女图,即反映了此种审美倾向。前一时期,市场上出现了不少美女画,美女挂历,一般来讲,A型人比较欣赏这些东西,亦曾见过汪精卫的一张照片,手捧美女画册在欣赏,据言,汪精卫是A型人。当然,这些也不是绝对的。

   刘秀年轻时,曾自明志愿,留有二语云:“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后来,果娶阴氏为妻,后又娶郭氏。阴氏出身较贫寒,郭氏为皇后,阴丽华为贵人。但刘秀终是眷属阴氏,故最后还是将郭氏废去,复立阴氏为后。当时,郭氏子刘强已立为太子,其母被废,强亦自请去太子地位。遂立阴后子刘庄为太子,即后来的汉明帝。

   值得介绍的是:一、刘强虽是被废太子,但得善终。历史上为争夺皇位,骨肉相残的事屡见不鲜,以被废太子得善终的恐仅刘强一人而已。由此可见刘秀、刘庄父子比较宽和的一面。

   二、郭后虽被废,但刘秀始终善待郭后一族。“惟郭后母子,虽皆被废,光武帝顾念郭氏亲属,恩尚未衰。郭况为故后亲弟,受封绵蛮侯:郭竟为故后从兄,尝官骑都尉,从征有功,受封新凄侯;竟弟匡亦得封发于侯;郭梁为故后从父,早死无子。有婿陈茂,且因外戚殆恩,封南绵侯,况谦恭下士,颇得声誉,光武帝亦格外恩宠,更徙封况为阳安侯,食邑比前加倍。至建武二十年间,徙封中山王埔为沛王,即令中山太后郭氏为沛太后(沛太后即郭皇后),又进况为大鸿胪,车驾屡至况第,会集公卿列侯,一同宴饮,赏赐况金银缣帛,不可胜计。京师称况家为金穴。况母刘氏,素号郭主,至病疫时,由光武帝临丧送葬,百官大会,并迎况父郭昌遗柩,由真定至洛阳,与郭主合葬。追赠昌为阳安侯,予溢日思。这也算是光武帝不忘旧情,所以有此恩遇呢!”(《后汉演义.二十一回》)

    评:A型人为人行事讲求“恩惠”,受人恩惠,必然图报。这是A型人一贯的行事作风。刘秀善待郭后一族,亦属此类情况。有一个情况值得一提,不能说所有A型人都是“好女婿”,但所谓“好女婿”多是A型人倒也是事实。刘秀废郭后于心有愧,善待郭后一族亦算一种补偿。A型人不忘恩,这在刘秀身上较典型的表现出来。东汉曾有“西汉故人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之说。南阳乃刘秀故乡。随刘秀打天下的功臣多是南阳人,这些人皆得善终。刘秀善待功臣,倒也是事实。

   六、袁盎(A)和晁错(B)

    袁盎和晁错都是文景二帝时的大臣。晁错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以主张削藩著名,是历史上有名的法家,对袁盎则比较陌生。其实二人是一对生死冤家。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载:“盎素不好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

    评:盎、错二人不仅政见不同,而且个性截然不同,所以两人互相讨厌对方,竟至两人从不说话。

   从袁盎的一些事迹看,盎是A型人。

  《史记》载: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目送之。袁盎进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诸吕用事,刘氏不绝如带。是时绛侯为太尉,住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共畔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不取也。”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

    评:侯即丞相周勃。周勃拥立文帝有功,非常得意。文帝待之亦很尊敬,周勃下朝,文帝常站起来,目送他离去。文帝亦A型人。虽贵为皇帝,但对老臣尊重,礼貌周到。袁盎亦A型人,A型人的行事特点是是非分明,你我意识强烈,有强烈的上下尊卑观念。袁盎谏文帝之语就是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A型人重视礼,尊卑有序的个性可见一斑。

   又:孝文帝出,赵同参乘,袁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余人载!”于是上笑,下赵同。赵同泣下车。

   又: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从。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紧中。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哉!适所以失尊卑矣。且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陛下独不见‘人彘’乎?”于是上乃说,召语慎夫人,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

    评:赵同是个宦官,坐在文帝的车子上。文帝不介意,但袁盎看不惯,力谏使赵同下车。

   慎夫人是文帝宠爱的妃子。一次,文帝、皇后、慎夫人一同出游。慎夫人与皇后并坐在一起。袁盎上前,引慎夫人下坐。慎夫人不高兴,文帝也觉扫兴。袁盎谏曰:应该尊卑有序。况且这样坐也是为了慎夫人好呢。陛下不见“人彘”吗?(人彘:刘邦死后,其所宠爱的戚夫人被吕后砍去手足,称“人彘”。在此喻文帝死后,慎夫人无援,恐被皇后陷害。)慎夫人明白过来,赐袁盎金五十斤。

   从此两例看,亦是袁盎尚礼,主张尊卑有序。也可以看出袁盎此人确实是有些见识的。

   吴王刘濞等七国以请君侧诛晁错为名(因为晁错力主削潘),发动叛乱。袁盎乘隙向景帝进言:请诛晁错,使七国失去口实。景帝纳袁盎言,于是,晁错被杀。袁盎请诛晁错在后,晁错诬告袁盎与吴王串通在前这也是事实。两人真是一对生死冤家。因为袁盎曾为吴相,接受过吴王的一些馈赠。于是晁错便诬告袁盎与吴王串通谋反,亦欲杀盎。

   晁错被诛,景帝派袁盎前去与吴王议和。吴王早有反意,岂肯罢兵,遂劝袁盎一同造反,袁盎不从,吴王有意杀盎。幸好袁盎在吴时一故吏相救,方得逃生。该吏为什么要冒死救袁盎?说来还有一段故事。原来该吏当初与袁盎侍儿通奸,此事被袁盎发现,该吏吓得逃跑了,袁盎追上该吏,不但没有给该吏治罪,反而将侍儿送与该吏,成就了一段好姻缘。该吏知恩图报,遂冒死救出袁盎。

    评:A型人有好色的一面。但在性是问题上相对比较开通,袁盎赠侍儿即是一例。A型人爱成人之美,喜欢为媒,倒也是事实。刘邦亦然,审食其与吕后长期私通,刘邦想必非不知晓,但由己及人,故不加干涉,反而封审食其为侯。《浮生六记》一书可以说反映了A型人的审美倾向。书中女主人云娘看到丈夫喜欢一个姑娘,就想法劝那个姑娘嫁给丈夫。云娘想必也是A型人,要不然,A型人的文人对她津津乐道。

   景帝有同母弟封梁王,梁王在平定七国叛乱中立有大功。太后窦氏宠爱幼子梁王,建议景帝立梁王为储君,景帝不可置否,袁盎等力谏不可,梁王终未如愿,由此饮恨袁盎,遂派刺客刺杀袁盎,刺客去袁盎家乡,向人打听袁盎都说袁盎是个大好人,刺客不忍杀袁盎,遂向袁盎泄密,并提醒袁盎留意,但梁王杀盎意决,复派刺客将袁盎杀死。

    评:晁错、袁盎虽然政见不同,但都不失为忠臣,然皆不得善终,悲乎!

   《史记》言:“错为人峭直深刻”。景帝为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待景帝即位,晁错更是得宠,“超拜内史,屡参谋议,每有献纳,景帝无不听从。朝廷一切法令,无不变更,九卿中多半侧目。”(《前汉演义.五十三回》)

    评:B型人善言,不墨守成规,喜欢变动,这些在晁错身上都有表现。

   晁错有两件事在A型人看来是很不应该的。

   第一件:晁错的内史署舍(办公地点)前面是刘邦之父太公庙,出入须绕行,很不方便,晁错便擅自拆除太公庙围墙,使署舍大门直通大街。当时,丞相为申屠嘉,申屠嘉本来对晁错的一些做法不满,得悉此事,立即上书弹劾晁错,说他蔑视太上皇,应该加诛。景帝袒护晁错,说只是穿过太公庙外墙,与庙无损,不足为罪。申屠嘉碰了钉子,气急上身,竟得病而亡。

评:古代社会崇祖尚礼,晁错擅拆太公庙围墙,无疑是要遭到非议的。B型人做事轻易,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件:七国发动叛乱,景帝问计晁错。晁错力言景帝亲征,方可平反。景帝复问:我去亲征,何人守城?晁错回答:我来守城。景帝心下未免不满,心想:七国叛乱乃汝力主藩激成,待叛乱起,汝不积极想法平反,反欲我亲征,汝守城,是何居心?于是,景帝由此怀疑晁错,待袁盎进言杀错以谢七国,景帝果准其言,于是晁错被杀。景帝怀疑在前,袁盎进言在后,两件事促成晁错被杀。

    评:B型人做事缺乏周密思维。晁错主张景帝亲征,自己守城,未必有他心。但由于没有站在对方立场上想一想,把危险让给别人,于是,造成了景帝对自己的疑忌。

   西汉初年,匈奴为患,屡屡侵入边境掠夺便民。西汉对匈奴的办法不外有二:一、军备;二、和亲。

   但是,西汉立国之初,经过秦未动乱,尚未恢复,国家尚没有大的军力,财力与匈奴抗衡,因此,自刘邦开始,到文景二帝时,都与匈奴和亲,以求暂时安定。晁错为著名法家,他当然是不赞成和亲的。但他有他的办法,即变军备为民备,大量徙民戍边。晁错向当时的文帝上书道:“今胡人数转牧,行猎于塞下,以侯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具方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宝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暂;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母下千家。先为宝屋,具田器,奈募民。免罪,拜爵,复其家,予冬夏衣,禀食,能自给而止。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驰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下,则邑里相救助,赵胡不避死。非以往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吞成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无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资治通鉴.汉纪七》)

    评:法家为政的要点是强调“君主本位”和“国家本位”。儒家反之,儒家为政表现了强烈的“民本位”色彩。

  晁错建言徙民戍边,则体现了强烈的“国家本位”色彩。但是,边境地区一则环境恶劣,不利农耕;二则匈奴为患,又不安全,人情都是趋利远弊,一般来讲,百姓是不愿戍边的。

  应该看到,晁错建言固好,但缺乏全面考虑,并不能解决问题,边境环境恶劣,不利农耕,大量徙民,则民不能自给,乃须国家才力支持,与军备同。少量徙民,则又不足以抵御匈奴。因此,终汉一朝。未见以民戍边之成效。

   对匈奴的政策,班固在《汉书》中有一个概括,他说,对匈奴的政策不外有两种:“缙绅之儒,则守亲和;介胃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始终也。”

    评:“缙绅之儒,”可以说是A型人的代表,这部分人普遍的主张是“和亲”。这是一个普遍情况,所以班固才有“缙绅之儒,则守亲和;介胃之士,则言征伐。”之概括。

   七、汲黯(A)与张汤(B)

   汲黯与张汤同为汉武帝时的大臣。汲黯此人,太史公虽在《史记》中为其列传,但一般人对他还是比较陌生的。相对而言,张汤我们要熟悉一些。太史公作《史记.酷吏列传》。张汤是其中之一。“文革”期间,“四人帮”搞“评法批儒”运动,晁错、张汤、桑弘羊作为法家常被提及。故对张汤一些人要熟悉一些。

  汲黯和张汤虽同为汉武帝的大臣,但两人由于政见不合,虽没有像袁盎与晁错闹到不说话的地步,但两人之间的敌视情绪明显的,大家熟知的“刀笔吏不可作公卿”一语就是汲黯针对张汤而发的。

  《史记.汲郑列传》载:张汤方以更定律令为廷尉,黯数质责汤于上前,曰:“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二者无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公以此无种矣。”

   黯时汤论议,汤辩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厉守高不能屈,忿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

    评:由上可以明显看出,两人因政见不同而存在明显的敌对情绪。汲黯甚至说出了很极端的话“公以此无种矣”,即言“你这样做是要绝后的。”

    两人经常辩论,“汤辩常在文深小苛”。“文深小苛”怎样解?大家可以望文生义,有些“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的味道。古人有“利口”一说“世之利口者,能屈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 B型人善言,多“利口”。

   “黯伉厉守不能屈”,即在辩论中虽然居下风,但始终抱定原则不放,心里不服气。

  《史记.汲郑列传》载: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符焉。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洁,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常慕搏柏、袁盎之为人也。

  又:黯学老黄之言,治害利民,好清净,择丞相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

    评: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汲黯有明显A型人倾向,汲黯慕袁盎之为人,想必是通其类也。

  应该说汲黯此人是很有才的,但此人亦很孤傲。很多有才的A型人犯此病。同时,A型人疾恶如仇、爱憎分明的个性在汲黯身上亦有表现 。如今人之梁漱溟,与汲黯相类,梁亦典型的A型人,世人称为最后一个大儒。

  又:河内失火,延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栗以赈贫民。臣请归节伏制止之罪。”

  评:此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河内失火烧了很多房子,皇上派汲黯前去慰问。汲黯行至河南,看到百姓因旱涝灾害,生活极端困难,就把救急的粮食发给了河南贫民,常言:救急不救贫,但汲黯却是违反朝廷的命令,救贫不救急。概汲黯有他的想法和判断,河内失火,无非烧了一些房子。房子烧了。可以新盖,况且房主也许是些有钱人,不至于到“父子相食”的地步,河南大灾,百姓生活无着,“父子相食”,当然,救灾更重要了。A型人为政有强烈的“民本位”思想,汲黯此举亦可见一点,同时A型人有主见,自己想做的事,一定要去做。要知在封建王朝,违背朝命,擅作主张,是要杀头的,这是A型人的固执。晏婴谓儒者不可使为下,就是因为不听话,爱擅作主张,观汲黯此举可知矣。

  又: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

    评:东越部族之间内战,皇上派汲黯前去看看情况。汲黯到吴地就返了回来,报告皇上说:越人相互内战,自有其原因,我们何必管别人那么多闲事呢?又是一次违反朝命,擅作主张。儒家主张爱有等差。越人在当时是汉朝的少数民族。汲黯对他们之间相互斗争,采取了不管闲事的态度,充分暴露了A型人“爱有等差”的观点。

  又: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汉发车两万乘,县官无钱,从民使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黯曰:“长安令无罪,请独斩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弊中国而以事夷耿之人乎!”上黯然。

    评:此讲了这样一件事:匈奴诨邪王向汉投降,武帝很高兴,拟派两万辆车子去接。但是,政府又没有钱向老百姓赁马,只好强征百姓马匹,老百姓都把马藏了起来,此事没有办好,武帝很生气,要惩办负责此事的人,汲黯谏武帝曰:何必难为自己的百姓去善待外国的降者呢?A型人你我意识强烈。爱有等差,汲黯此谏可见其一点。

  又:太后弟武安侯为丞相,中两千石来拜偈,蚡不为礼,然黯见蚡未尝拜,常揖之。

  又:大将军青即益尊,姊为皇后,然黯与亢礼。人或说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重益贵,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容,反不重邪?”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遇黯过于平生。

    评:武安侯田蚡,大将军卫青既是外戚,又位居高位,别人见了他俩都很客气,独汲黯与之亢礼,从来不拜。黯虽与卫青亢礼,但卫青从不为怪,反愈加尊重汲黯,遇有疑问之事多次请教汲黯。卫青居功不傲,亦A型人也。A型人傲上,特别是有才的A型人更是如此,故此类人难做高官。如汲黯早已位列九卿,而当时公孙弘、张汤等才为小吏,但至后来,公孙弘位列丞相,张汤为御史大夫,皆超过汲黯。

   A型人喜欢严格按规定办事,喜爱秩序,此点汲黯表现最著,对此,连皇上都有点害怕,蔡东潘先生,在《前汉演义.六十八回》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最可怪的是好刚任性的武帝,也是见黯生畏,平时未整衣冠,不敢使近。一日御坐武帐,适黯入奏事。为武帝所见,自思冠尚未戴,不便见黯,慌忙避入帏中,使人出接奏折,不待呈阅,便传旨准奏,俟黯退出,才就原坐,这乃是特别的待遇。此外无论何人,统皆随便接见,就是丞相公孙弘进揭,亦往往夫曾戴冠,至如卫青是第一贵戚,第一勋臣,武帝往往锯床相对,衣冠更不暇顾及,可见得大臣出仕,总教正色立朝,就是遇着雄主,亦且起敬,自尊自重人尊重,俗语原有来历呢。

   张汤审鼠的故事流传较广,我们不妨再重复一下:

   汤系杜陵人氏,童年敏悟,性即刚强,乃父尝为长安丞,有事外出,嘱汤守舍。汤尚好嬉戏,未免疏忽。至乃父回来,见厨中所藏食肉,被鼠吃尽,不禁动怒。把汤苔责数下。汤为鼠糟蹋,很不甘心。遂熏穴寻鼠。果有一鼠跃出,被汤用铁网罩住,竟捕获。穴中尚有余肉剩着,也即取出,戏作一篇献鼠文,将肉作证,处他死刑,桀毙堂下。父见他献鼠文辞,竟与老狱吏相似,暗暗惊奇,当即使习刑名。抄写案牍,久久练习,养成一个法律家。

    评:张汤乃是一个孩子,却有办法逮住老鼠,恐怕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做到的。就是一些成年人,也未必见得能够逮住老鼠。B型人善于同自然事物打交道,张汤逮鼠可见其一点。走笔至此,不妨顺便远扯几句。B型人动手能力强。有闯劲,相反,A型人拘谨保守,循规蹈矩,缺少一种尝试精神。据言,在日本,电视机坏了,丈夫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打电话找维修工。相反,同样的问题,中国丈夫第一时间是动手自己修。

   又:张汤手下有一爱吏叫鲁揭居。一次鲁揭居生病,张汤因有急事“慌忙亲去探问,见揭居病不能兴,但在塌上呻吟。说是两足奇痛。汤启锦看明,果然两足红肿,不由的替他抚摩。一介小吏,乃得主这般优待,真是闻所未闻。”(《前汉演义.七十一回》)不料此事为赵王侦知,赵王因张汤搞铁器专买,与张汤有隙,于是赵王上书劾汤“内称张汤身为大臣,竟替府吏鲁揭居,亲为摩足,若非与为大奸,何至如此狎呢,应从速严究云云。”(《前汉演义.七十一回》)

    评:B型人喜欢动手,张汤为下属摩足,既是一例,此同“吴起吮疮”,非有什么大奸谋。这也许就是 “兼爱”吧。赵王以此劾汤,在常理看来似乎有据,此皆不了解B型人性格使然。例如一位B型的厂长下车间,看见工人正在修理机器,一时又找不出毛病,围得团团转,这位厂长见了。一定上前,接过扳手,亲自动手摆弄一番,如果以此说这位厂长有实干精神,恐也不当。B型人爱动手,性格使然。

  张汤此人随机应变,有时免不了用言语欺骗武帝,日子一久,引起武帝怀疑。当然,武帝也拿到了证据,张汤因此失宠武帝,被逼自杀。据《史记》载:汤死家产不过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后来蔡东潘先生写《前汉演义》引用此说。但蔡先生很怀疑,象张汤这样的酷吏,怎么才有这点家产?于是蔡先生自评道:“史传原有是说,但复阅前文,恐是说亦未必信。(《前汉演义.七十一回》)

    评:B型人是自然主义者,不太注意物质享受。B型人的审美观是在不断的行动中实现生命的意义和快乐。其为政重自己的理念,是政策性人物,而非集团性人物。以为酷吏就贪腐,循吏就清廉,只是想当然之见。酷吏、循吏皆是政策性人物,都是忠臣,只是为政理念相左罢了。所以说张汤身后无余财是可信的。

  八、霍光(A)与桑弘羊(B)

  霍光与桑弘羊生活的年代较汲黯与张汤稍后。两人亦同为汉武帝的大臣。武帝死后,两人又同为顾命大臣。《盐铁论》一书大家都比较熟悉,事实上,盐铁会议之争论就是霍光与桑弘羊之间的政见之争。

  据《汉书》载: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近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

  又:光为人沉静祥审,长材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须髯。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

    评:由此可以看出,霍光此人,小心谨慎,循规蹈矩,每日进出殿门,脚印位置都“不失尺寸”。这是A型人的形象。

    武帝死后,昭帝继位,当时昭帝只有八岁,不能亲政。霍光为顾命大臣领袖,因此政事多有霍光主持,为了便于处理政事,霍光便日夕住在殿中。哪知过了数夕,夜半有人入报,说是殿中有怪,光和衣睡着,闻报即起,出召符玉郎,向他取玉,光意以御玉最关重要,所以索取,偏尚符玉郎亦视玉如命,不肯交付,光不暇与说,见他手中执着御玉,便欲夺得,那郎官竟按住佩剑道:“臣头可得,御玉却不可得呢!”光始爽然道:“汝能守住御玉,尚有何说!我不过恐汝轻落人手,何曾要硬取御玉。”(《前汉演义.七十七回》)           

    评:A型人多疑,托人做事,总不放心,总爱千叮咛,万嘱咐。惟恐有什么遗漏,霍光向郎官要御玉即属此种情况,但见郎官态度坚决,忠于职守,光始放心。

    昭帝年幼,母亲钩戈夫人又为武帝赐死,无人照料,昭帝有一个姐姐封盖长公主,当时正在寡居,霍光便叫盖长公主进宫照料昭帝。谁知盖长公主当时正与一丁外人相好,因此总是托词每每离宫,有时深夜不归,总不安心照料昭帝。此事被霍光知悉,光便成人之美,干脆准丁外人进宫与公主同处,从而使公主安心照顾昭帝。

    评:A型人爱成人之美,前有袁盎,今有霍光。不同的是,袁盎因此死里逃生,霍光却因此险遭谋算。

  桑弘羊由于后来参与谋反,事泄被杀,因此缘故,故《汉书》不曾为其立传。但他的事迹我们还是间接知道一些。

  史称桑弘羊是一个商人的儿子,精于计算。汉武帝由于好大喜功,连年对外用兵,故财政匮乏,面对这种情况,汉武帝便起用一些“能言利,析秋毫”的兴利之臣,这样,桑弘羊就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当上了搜栗都尉,也就是在桑弘羊主管财政时,国家实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如告缗政策,盐铁专卖等,为国家财政增加了大量收入。

  汉武帝晚年,深感连年用兵,对百姓造成很大负担,故下诏要天下休养生息。史称“轮台悔诏”,此事亦与桑弘羊有关。

  “轮台”是地名。是西域地方。桑弘羊上书武帝言“轮台东偏,有水田五千余顷,可遣卒屯台,设置都尉;再募健民垦荒,分筑亭障,借资战守,免致西域生心。”《前汉演义.七十七回》

 “武帝却不愿相从,又下诏悔过,略云: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今又遣卒田轮台;轮台在车师千余里,前击车师,虽降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益西乎!乃者贰师败没,军士死亡,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障,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朕不忍闻!当令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同上)

    评:桑弘羊上书言屯轮台是以国家为本的。武帝下诏不同意,乃是不愿烦苦百姓,忧劳天下,是一种民本位思想。

  桑弘羊由于与霍光政见不合,对霍光非常不满,便参与了上官桀,燕王旦,盖长公主等的谋反活动。于是,上官桀与桑弘羊便以燕王旦的名义上书昭帝,言霍光过失,并诬霍光有谋反之心。

  昭帝接书“看了又看。想了多时,竟将来书搁置,并不颁发出来。上官桀等侯半日,毫无动静,不得不入宫探问。昭帝但微笑不答。翌日霍光进去,闻知燕王旦有书纠弹,不免恐惧,乃往殿西画宝中坐待消息,画宝悬着周公负展图,光诣宝坐着,也有深意。少顷昭帝临朝,左右旁顾单单不见霍光,便问大将军何在?上官桀应声道:大将军被燕王旦弹劾,故不敢入。昭帝亟命左右召入霍光,光止帝座前跪伏,免冠谢罪,但闻昭帝面谕道:将军尽可戴冠,朕知将军无罪!光且喜且惊,抬头问道:陛下如何知臣无罪?昭帝道:将军至广明校阅,往返不到十日,燕王旦远居疱地,怎能知晓?且将军如有异谋,何必需用校尉,这明是有人谋害将军,伪作此书。朕遂年少,何至受愚若此!霍光听说,不禁佩服。此外一班文武百官,都不料如此幼主,独能察出个中情弊。虽未知何人作伪,也觉得原书可疑,惟上官桀与桑弘羊,怀着鬼胎,尤为惊慌。”

    评:昭帝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却能看出桑弘羊上书的破绽,非昭帝有过人之处,乃桑弘羊思虑不周所致。试想,就算昭帝年幼,看不出破绽,难道霍光等诸大臣看不出其中破绽吗?霍光一为自己辩白,破绽即露,桑弘羊却不曾考虑到此点,B型人随机应变能力强,但缺乏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往往思虑不周。B型人诡异,但不长于谋略。 “阴谋”是“阴谋”,“诡计”是“诡计”,是两个风格不同的东西。

  桑弘羊与霍光政见冲突集中在“盐铁会议”上反映出来,桓宽后来著《盐铁论》一书详细记载了这件事。

  为什么叫“盐铁会议”呢?在汉武帝时,由于国家频频对外用兵,财用不足。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国家实行了一系列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盐铁专卖”政策。即盐铁由国家统一经营,禁止私人经营。由于盐、铁为百姓生活、生产的必需品,故盐铁专营后,为国家增加了大量收入。除盐铁专营外,还有平准法、均输法、酒类专卖等措施。

  盐铁专卖为国家带来大量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存在许多弊端,比如负责办事的官员不负责任,以权谋私,有乘机敲诈,刁难民众的行为。有的铁器质量不好,但不许挑选,有的盐有苦味,百姓只好少吃盐,因此,民间反映要求罢除盐铁专卖等政策。

  霍光主政后,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他下令向民间征求意见,问“民间疾苦”。各地纷纷反映要求罢除盐铁专卖等政策,于是,在霍光的主持下,从各地选派了六十余名“贤良”(已经取得功名,但还没有作官的儒生)“文学”(尚未取得功名的儒生),在丞相田千秋的主持下(霍光本人没有参加)与桑弘羊展开辩论,这就是“盐铁会议”。

  会议以后,在霍光主持下,废除了酒类专卖制度,部分地区停止了盐铁专卖,双方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妥协。

   桓宽根据“盐铁会议”的内容整理成《盐铁论》一书,该书共六十篇。“四人帮”搞评法批儒运动,看中了《盐铁论》。认为是反映儒法斗争的好材料,为此,写了不少文章,如:《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载《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四期,作者:康立;《读〈盐铁论〉--西汉中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载《红旗》1974年第五期,作者:梁孝。

   对《盐铁论》一书,在此不想过多评论,我们不妨引述几篇,其中意思大家不难体会出。

           本议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桑弘羊)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

   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仕之原,广道往之端,抑未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来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未盛则本亏。未修则民淫,本修则民壳。民壳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抑未,广利农业,便也。

  大夫(指桑弘羊)曰: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虐所系获也,故修障塞,伤烽燧,屯成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番货长财,以辅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檐之?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畜仁义以风之,广往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旋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

  大夫曰:匈奴桀黯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饽逆不轨,宜诛伐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瞻,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纵无被坚执锐者北面复匈奴之志,又欲罢盐、均输。用损武略,无忧边之心,于其议未便也。

    文学曰:古者贵以往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往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往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成以备之,暴兵露师以支长久,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故以罢之为便也。... ...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职,韩之荣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攫,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

    评:观桑弘羊以上所言,使我想到了一个现实问题,这就是“传销”,“传销”是也?非也?姑且不论。主张“强本抑末”的A型人搞传销一定有一种不踏实感,主张“富在术数,利在势居”的B型人对传销则会津津乐道。

   文学曰:荆阳、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伐木而树毂,番菜而播栗,伙耕而水耨,地广而饶财;然后鹚窳偷生。好衣甘食。虽白屋草庐,歌讴鼓琴,日给月弹,朝歌暮戚,商贾错与路,诸侯交于道。然民淫好来,侈糜而不务本。田畴不修,男女矜饰。家无斗萧,鸣琴在宝。是以楚赵之民均贫而寡富。宋、卫、韩、梁好本稼樯编户齐民,无家衍人给。故利在自惜。不在势居街攫;富在俭力趋时,不在岁司羽鸠也。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伤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绛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善,蓄积有余,是以征帝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瞻。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重,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百姓何苦尔,而文学何忧也?

    文学曰: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见利之所利也,而见其害也。且利不从无来。不从地出,一取之民间,谓之百倍,此计之失者也。无异于愚人反裘而负薪,爱其毛,不知其皮尽也。夫李梅实多者,来年为之衰,新谷熟,旧谷为之亏。自天地不能两盈,而况于人事乎?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犹阴阳之不并翟,昼夜之代长短也。商鞅削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吴起长兵攻取,楚人骚动,相与泣悼王,其后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愿积,地广而祸构,恶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册任于内,吴起之兵用于外,行者勤于路,居者匮于宝。老母号泣,怨女叹息。文学虽然欲无忧,其可得也?

    评:文学主张“人民本位”,大夫主张“国家本位”。但外有匈奴边患,内有民不聊生,面对这样的实际问题,总须二者兼顾才是,最后,双方妥协,也是事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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