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下面摘要发出《选择周刊》130期的几篇文章,所反映的一些问题都是发生在中国这样高度集权专制的国家,实际上一些社会现象只是国家政治制度的表象,社会福利也好,高等教育也好,等等问题都与根本制度有关。这种扭曲是中国社会的特色,尽管人们不喜欢这种特色,但也担心失去这些特色后,会另外出现一些更令人担心的现象。]

高度集权下的中国社会现象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辑

2007年4月24日

目录

李辉:《没有民权支撑的民生只是政府的恩赐作者》

笑蜀:《新伦敦案当如何解读?——与江平教授商榷》

郑永年:《中国教育体制的官僚化及其后果》

佚名:《形形色色的问题“红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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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民权支撑的民生只是政府的恩赐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李辉

2007年4月

   深圳率先在国内提出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不过,如果说这是如某些学者所言的“一次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政府行为模式转变”,似乎尚为时过早──如果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和民众权力的支撑,这一改革只能说是本届深圳政府一时的所谓“仁政”或“德政”,此届政府换届以后,施政方针未必就不会跟着改变,民生净福利是否能继续得到保障或还能保障多久,那就是个未知数了。甚至,这一届政府能否将他所承诺的民生净福利落实到位,也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就算承诺件件都得到落实了,民众也完全用不着感恩戴德,因为这实在只是政府在偿还欠了民众多年的旧债──享受民生净福利绝不是政府的恩赐,而是作为纳税人的公民应该得到的权利。

    其实,中国政治历来就有民本的理念,施政的“民生取向”早就不是什么新举措。由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民”对任何东西,包括自己的生命都没有所有权,于是,所谓的“民本”或“民生”从来就是高高在上的执政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而采用的“统治术”──其实质是将属于“王”的东西随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或一时的心血来潮恩赐给小老百姓,无异于一种对他们的施舍行为,并不表示政府的行为模式就真的转变了。历朝历代的英明统治者之所以把“民”抬得那么高,无非就是想使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国家这只大舟不“覆”,而自己和自己的子孙也就能一世二世甚至万万世地以全天下的人为“臣”了。可古代的老百姓并没有现代中国人从西方学来的权利的观念,往往认为自己的无权而处于受人宰割的地位是上天注定的,如果“天子”一时心血来潮赐给他点什么,他就不禁要欢欣鼓舞,“谢主隆恩”,连呼“皇恩浩荡”了。

    因此,鲁迅在《灯下漫笔》一文里说,中国历史所谓的“一治一乱”无非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中国的老百姓心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碰上“明君”、“贤臣”和“清官”,这样一来,他们也就“做稳了奴隶”,民生问题就得了保障;可这种好日子却往往不长久,因为“人在政在,人去政息”,而且即使人还在,也保不定哪一天他可能会改变主意,老百姓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他们从来不会想到“民生”根本用不着依靠“救世主”式的英雄的恩赐,而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既然没想到,自然也就更不用说去争取了。

    在目前中国的社会政治语境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生净福利是否能得到保障和不断的改善取决于民众力量与政府权力的博弈。民众必须完成自身的角色转变,即由传统的“王”或“臣”转变为具有民主意识的现代公民,才能促进政府的角色与行为模式的转型。俗话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开”。广大民众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为自己争取权利,并抵制一切侵犯自身合法权利的行为以保卫自己的权利,而不管这种侵犯的力量来自何方,才能形成对具有无限扩张趋势的政府权力的有效约束,才能使自己的权利诉求通过政府行为而制度化,并得到切实落实。只有这样,一个对民众而言的“更美好的社会”才会如期到来。

中国教育体制的官僚化及其后果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郑永年

2007年4月

    很多经验现象表明,中国教育体制的官僚化或者说行政化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如果不能引入深刻的变革,体制内部的冲突不可避免地会浮上台面。

    近年来,各类冲突已经相当显然。有大学教授因体制问题而辞职,有教授因体制问题而拒绝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有教授受行政部门的压力而不得不少说话,也有系主任被行政方面撤职,各种现象,不一而足。

    大学内部行政和学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非中国所特有,在西方各国也会偶尔发生。例如前些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因为不适当的言论,而同教员发生冲突,校长因此被迫辞职。但中国教育体制内部的冲突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又折射出现存体制的内在矛盾及其改革的重要性。  

    在诸多特殊性中,有两个互为相关的特点尤为显著。

    首先就是教育以权力为本,以经济利益为本。以权力来追求经济利益,以经济利益来追求权力。权力和经济利益是教育界行政部门针对教员使用得最得心应手的手段。人本教育也因此成为权力教育和利益教育。不管行政部门的主观目标如何,教育的目标实际上已经不是培养人才,而是为了权力和利益。这一点,笔者已经在本栏论述过。

教育部门非一般行政组织

    其次,在行政和教员之间的冲突中,教员必定是失败的一方。像哈佛大学校长辞职的事件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现象不仅说明了中国的教育体制是行政主导型的,从更深一层看,这也说明了教育界专业和职业空间的日渐缩小。而这后一方面对教育事业的影响是致命的。

    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部门是一种组织。但应当认识到,教育部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行政组织,也非一般意义上的工业经济组织。行政组织的目标是政策实施的效率。工业组织的目标也是效率,最大量地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为了达到效率这个目标,组织往往呈现等级化,上下级之间的服从和协调等特征。权力和利益在这些组织中也因此扮演关键的角色。权力(和与之相关的物质利益)是行政部门的主要动力机制,而利益(和与之相关的权力职位)是工业部门的主要动力机制。

    但教育组织显然不是这样。很简单,教育部门的唯一目标就是培养人才,教育组织内部所涉及到的权力和利益是次要的,仅仅是为了维持教育组织的运作的可持续性。培养人才与生产服装、鞋帽和电子产品之间的不同不言自明。简单地说,任何工业产品都是可以通过简单到复杂的各种机械装置可以生产出来的,而人才则不能。如果说教育部门的目标是培养人才,那么就不能用管理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和工厂工人的方法来管理培养人才的人(即教员)。

    不过,很显然,中国教育主管部门已经很“科学”地把管理行政部门和工厂管理的方法应用到了教育组织。这些年来,教育部门盛行所谓的“投入-产出”的量化管理方法,对“量”已经到了崇拜的地步。这不仅表现在对学生的大量扩招上,表现在对经济利益(赚多少钱)的追求上,也表现在对教员的业绩评介上。

    由经济利益而驱动的学生扩招已经成为中国一大社会病。从幼儿园到大学甚至是博士生教育,教育机构俨然已经成了一个现代工厂的大规模生产线。重量不重质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工业生产的特征。不幸的是,这也发生在教育界。不错,教育部门经常自豪地宣称培养了多少人才,但可惜很多人才就连就业的机会都甚微。教育部门或许是培养了人才,但可能是培养了错误的或者不适用的人才。

行政主管看“量”不看结果  

    对“量”的崇拜也导致了教育目标的短期化。就大学来说,不仅有年度教学评审,学术成果评审,而且也有经费申请评审。一个研究员或者教授一生当中,如果有数篇有影响的研究论文已经不错了。可是中国的行政主管要求教员每年都生产出“有影响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有人算过,如果把现在世界上具有影响的杂志都让给中国学者来发表文章,都不足以达到中国教育主管官僚的目标。对教员来说呢?每年生产这样的论文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生产是必须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职位、职业和生存问题。结果就是粗制滥造,抄袭成风。

    对研究经费的申请上也是这样。行政主管只看“量”,不看结果。只要你能够申请到钱,你就是人才。申请不到钱,你做出最好的研究,也很难被领导看重。到处找钱,到处乞讨成了多数教员的一大负担。但非常荒唐的是,好像没有人来关心这些钱所产生的研究结果。无论是找钱的过程还是成果评审过程,其中所包含的腐败人人皆知,但教育主管部门无动于衷,因为这已经变成教育界的一大“潜规则”了。

    对“量”的追求也导致了可以称之为“假人本教育”的现象。商业界说“顾客是上帝”,教育界说“学生是上帝”。既然学生是上帝,教员则成了服务员,传统的“师道尊严”这个概念现在已经鲜为人知。

    实际上,“讨好学生”也是教育界的“潜规则”。能够讨好学生的教师的教学评审肯定要比那些不能讨好学生的要好。表面上,这好像就是“人本教育”,但实质上则不然。

    传统教育强调灌输,强调教师的人格影响。这当然有很大的缺陷,使得中国学生贫于独立思考,穷于研究方法。但现在中国学生质量又怎样了呢?只是一味地迁就学生,学生到底从教员那里学到了什么?大概没有人可以十分确定地说现在的教育较之教育产业化之前提高了许多。实际上,对很多学校行政领导来说,讨好学生是为了学生的钱袋,为了经济利益。人本教育在这里是没有任何影子的。行政领导要求教员对学生有“以人为本”的精神,尽最大的力为学生服务,但另一方面,学校行政领导本身并不是为教员服务的。

错学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西方,学校行政系统是为教员服务的,但在中国,行政则是领导,是对教员发号施令的。教员夹在中间,受行政和学生的双重压力。谁都知道,教育的主体就是教员,但如今教员的教育和研究环境越来越差。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钻到行政为他们所设计的各种“笼子”里面,有的教员成了学校盈利的工具,有的则是职位寻租,利用教职为自己谋取利益,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当然更多的教员感到的只是无能为力,逐流于教育产业化浪潮中间。

    教育的行政化也使得中国的教育界错学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了赶上西方国家,教育学西方是必然的趋势。自1990年代以来,学西方实际上没少学。国家每年派出大量的人出国考察,各大学也在这方面变本加厉。但可惜的是,大多出国考察的是领导和行政人员。不能说,他们在西方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但也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多数只学到了西方的一些外壳,没有学到西方的教育精神。

    举一个科研的例子,就足够说明这个问题了。在西方,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科研精神,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中国的教育官僚则没有学到这种独立的科学精神。相反,他们学到的是一套表面的科学“八股”。中国早就废除了自己传统学术“八股”,但现在又学来了一套西方“八股”。

    这种新“八股”已经开始毒害中国的教者和学生。对很多中国学者和学生来说,科学就是对洋“八股”进行填充,找些资料和数据往定式的“八股”一填,就算科学研究了。做学问必须有一定形式的“八股”。在西方,谁都知道,这种“八股”只是表达思想和科学发现的一种形式罢了。但在中国,“八股”就成为了科学研究本身。所以,尽管中国学者的研究似乎和国际接了轨,很多学术文章也能见于国际学术期刊上,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学者真正有了新的思想和发明。用时下流行的术语说就是没有自主创新。可以说,在没有学到真正的科学研究精神之前,各种进口的洋“八股”研究是培养不出大师级学者来的,更不用说是建设中国本身的研究体系了。

权力被错误使用

    中国要培养人才,尤其是大师级人才,教育必须要改革。但教改必须首先确定一个正确的方向。方向错了,教育越改革,问题就会越多,对培养人才就越不利。从表面上看,人本教育已经成了教育界各级领导所接受。但实际上可能只是口号而已。如果不能在体制上对教育作根本的改革,那么人本教育永远只会是一个口号,只能行人本之名,图权力和利益之实。但是如何把人本教育表达为体制?这个问题教育界没有人能够回答。

    方向确定后就是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这里又涉及到一个似乎敏感的权力和学术的问题。很多人痛恨权力干预学术,简单地把中国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归结为权力问题。实际上,权力和学术的问题很复杂。把权力全都下放给研究者和教员手上,也并不见得能解决问题。在后发展中国家(包括早期的德国和日本),要赶上先进国家,权力介入教改不可避免。不是所有的权力都是负面的,权力即可以成事,也可败事。要改革就需要权力。问题是谁来行使权力?

    在中国,问题并不在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使用,而是权力的错误使用。权力没有被用来改善培养人才的环境,而是被用来追求更多的权力或者经济利益。很显然,权力的错误使用一方面和现存教育体制有关,另一方面与使用权力的官员有关。很多教育界官员尽管有专业背景,但“屁股指挥脑袋”,一旦走上官场,就俨然成为官僚。而让官僚来管理教育必然导致教育体制官僚化。

    体制要有人来改革,但人经常被体制同化。这似乎变成了“鸡”和“蛋”的关系,给人们一幅悲观的图景。但从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经验来说,要跳出教育改革“鸡”与“蛋”的恶性循环状态,首先要有一群能够超越于权力和利益之上的教育改革家。中国并不是缺乏这样一个群体。但这个群体是否能主导教育改革则显然超越了教改范畴,而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新伦敦案当如何解读?

——与江平教授商榷

笑蜀

2007年4月

  最近江平老师几度接受媒体专访,强烈批评“将私人产权绝对化”,并反复例举美国新伦敦案,以佐证其观点。以江平老师在法学界的崇高地位,他的观点不可能不对理论和现实操作产生巨大影响。那么新伦敦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就很有厘清的必要了。 

新伦敦案不可效法

  新伦敦案原告是美国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市一位叫做苏赛特.凯龙的老太太,被告是当地市政府。市政府为振兴经济,决定征用河边住宅区,改建为辉瑞制药公司的研发基地,老太太的小屋恰在征地范围,但她死活不肯搬家。官司闹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决:征地源于发展城市经济,符合“公共利益”,因此市政府动用“国家征用权”合法。 

  看起来江平老师说的似乎没错——即便为了商业开发,私人房产也难逃强拆厄运,可见美国对私人产权的保障确实不如我们通常说的那么严格,美国的私人产权同样要为“发展权”让路。但稍加推敲不难发现,事件的本来逻辑其实并非如此简单,而要复杂的多。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新伦敦案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案例。当地经济一直靠军事基地拉动,1996年军事基地关闭,该市经济一蹶不振,两年后失业率即猛增为州平均失业率的两倍。最高法院之所以判决辉瑞项目符合公共利益需要,主要就基于这个因素。但最高法院同时也注意到了新伦敦案的独特性,因此特别声明,其判决并不适用于其它因公征地的情况。可见新伦敦案只是一个例外,不具有普遍意义,不可能从新伦敦案本身演绎出什么普遍适用的原则,用以解释或者指导当下实践。江平老师以新伦敦案为例,应属举例不当。 

  其次,新伦敦案在联邦最高法院一直争议激烈。判决不过以一票之差而获通过,就结果而言未必公正,虽然在程序上无懈可击。美国社会之所以接受这个判决,并非因为它多么英明伟大,而仅仅是因为美国司法有尊严,即便是人们认为可能是错误的判决,只要经过了公正的程序,人们也愿意接受它。但接受并不妨碍反思,并不妨碍以实际行动修补制度上可能的漏洞,把错误判决的负面影响减至最低。美国社会对新伦敦案的反应正是沿着这样的路线展开。判决必须执行,但对判决的检讨乃至抨击也一直不见减弱。原告苏赛特.凯龙则因对抗政府征收征用而成了英雄式的人物,到处演讲,甚至被请到美国国会作证,声讨新伦敦案的种种弊端。 

  然而,新伦敦案的独特性,以及美国公众对新伦敦案的检讨和抨击,江平老师并无提及。可见江平老师推荐的新伦敦案,其完整性,准确性是值得考问的。新伦敦案不过是美国法制进化史上的一个戏剧性细节。通过这个戏剧性细节,美国公众切实体验到,政府征用土地的权力如果限制不力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多达34个州为此修改法律乃至修改宪法,限制公用征收。这里反映的显然不是限制私人产权绝对化的所谓新动向,而恰恰是在“发展主义至上”时代,给私人产权进一步扎紧篱笆,使新伦敦案难于重演,使私人产权有力量抵御“发展权”可能的侵犯。

  新伦敦案的是非对错还可以争论下去,但新伦敦案不可效法则是没有疑义的。所以新伦敦案非但不能印证江平老师的观点,效果倒可能适得其反。

公用征收的制度前提未可忽视

  当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发达国家,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产权是绝对化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但姑且不论人家仍然主要是限制国家所有权。纵然是对私人产权一定程度的限制,人家也是有严格的制度前提的。只讲对私人物业的征收征用,不讲人家征收征用的制度前提,这恐怕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 

  征收征用的头一个制度前提,是有限政府。所谓有限政府,就是一个受到严格制约的政府,权力边界清晰的政府。这种体制之下,政府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产业,不可能是一个赢利性政府,它只能用经过纳税人同意的固定的税额来支付其运营成本,此外不得向社会或公民个人多拿哪怕是一分钱。“清水衙门”这个本质属性,保证了政府对私人物业的征收征用,不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驱动。具体到新伦敦案而言,辉瑞征收苏赛特.凯龙的私宅,天价征地款跟当地政府就没有干系——政府不是地主,没有资格出卖不属于它的产业。天价征地款只能归苏赛特.凯龙个人所有。 

  切断了政府征收征用的利益纽带,政府不仅从征收征用中一无所得,反而可能招致巨大的争议和冲突。如此利弊权衡,注定了政府对征收征用不可能不抱持消极立场,尽量不捅马蜂窝。从而杜绝了征收征用滥用的可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私人产权的安全。 

  偶然的征收征用,在美国往往是不得已,至少主观上确实出于公益目的。即便如此,也还要经受公共程序的层层过滤。即如新伦敦案,征收苏赛特.凯龙的私宅到底是不是不得已,到底属不属于公益,这个最关紧要的问题,当事双方说了不算,任何单边说了不算,只有真正中立的第三方,即独立的司法说了才算。要到独立的法院一级级的激烈辩论,一级级的反复博弈,直到联邦最高法院终审裁决,才算尘埃落地。没有严格的公共程序就没有公共利益,没有基于严格的公共程序的公开博弈就没有公共利益。必须是多元的利益主体通过公共程序最大限度地参与博弈,才能找出真正的公共利益,才能保证公共利益的纯粹性,对私人物业的征收征用才会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有限政府,独立司法而外,征收征用的最后一个制度前提,是公平补偿。这里的公平补偿,当然包括按市场价格进行补偿,但并不限于市场价格。即如新伦敦案而论,苏赛特.凯龙所获补偿就高达160万美金;即便如此,她的粉红色小屋也并没有被拆除,而要按照她的愿望保存下来,原封不动地迁移到位置更好的地区。160万美金无疑远远超出市场价格,而超出的部分,以及将小屋迁到位置更好的地区,其实都属于精神补偿。换言之,征收征用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产权置换过程。但这里置换的不是纯粹物质化的产权。住久了,草木都有情,况乎房子。所以,征收征用私宅,除了物质补偿而外,还有一个精神补偿的问题。如果补偿总价高于市场价格,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也惟有这么做,才体现对人的尊重,才是真正的公平补偿。 

  无论是江平老师推崇的新伦敦案,还是美国限制私产的别的什么案例,无一例外都具备以上三要素。这就注定了它们纵令失当,但不可能超出最低限度的公正,不可能挑战社会的底线共识,因而能够为美国社会所容忍。纵令失当,其于美国社会非但不能构成大患,反而有如种痘,而使整个机体增强免疫力,使同样的错误难于重复发生。但是,如果把很可能失当的特殊个案当作具有普遍意义的范例,在一个自我纠错能力尚付阙如的社会推而广之,在限制私产的制度前提基本不具备的情况下急于限制私产,在论证公共利益的公共程序基本不存在的情况下强调公共利益优先,这就无异于把天花当奇葩。倘若哪天天花真正流行开来,最初的传播者无论有意无意,恐怕都难辞其咎吧。 

基本权利才是最大的公共利益

  江平老师强烈批评将私人产权绝对化。什么叫“私人产权绝对化”?概括他的意思大致是,不同意公共利益优先,不愿意为公共利益让路的私人产权,就是绝对化的私人产权。但是,私人产权绝对化当真是中国的主要问题吗?其实即便如重庆“孤岛”事件中的吴苹夫妇,也反复声明,城市要发展不可能没有拆迁。他们反对的不是拆迁本身,而只是反对将赢利性的商业开发定义为公共利益,只是反对不公平的拆迁补偿。只要真的出于公共利益需要,政府可以征收征用私人物业,这个逻辑在中国一直都是公认的。江平老师忧虑的私人产权绝对化的趋势,应该说并不存在,而更多地属于一种个人想象。 

  中国的主要问题,始终不是什么私人产权绝对化的问题,不是什么私人产权保障过头的问题,而始终只是私人产权缺乏保障的问题。而对私人产权的最大威胁,则始终主要来自不当的公权力。不当的公权力往往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侵犯合法的私有财产,先化私为公,再经由种种幕后交易化公为私。实质上是一部分私权通过绑架、挟持公权力,洗劫另一部分私权。被不当的公权力所假借的“公共利益”,则是洗劫最好的盾牌,给洗劫赋予了法理基础,使洗劫占据道德高地,从而把洗劫变得正当化,合法化,乃至高尚化。 

  如此“公共利益”之痛,在一般平民来说早已是刻骨铭心。这种情况下,吴苹夫妇质疑单方面宣称的、未经公共程序论证的所谓“公共利益”,实在是人情之常,本不应该引致江平老师的反唇之讥,不应该引致江平老师产生“将私人产权绝对化”的无端联想。 

  当然,对“公共利益”的任何盗用,都并不构成对真正的公共利益的否定。真正的公共利益无疑是需要维护的。但问题在于,到底是什么“公共利益”?虽然江平老师自己也无法确切定义,但显而易见,他所理解的公共利益,跟人们通常理解的公共利益,不免大异其趣。在他看来,不仅非赢利的公用项目属于公共利益,甚至那些商业项目,因其有利城市形象,有利就业,有利财政增收,也可归于其中。江平老师例举新伦敦案,就是试图说明,即便是商业项目,只要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私人物业也必须为之让路。 

  如果这么宽泛地理解,我倒要问江平老师了,还有什么商业项目不可归于公共利益?几乎所有商业项目都能增加财政收入,都能增进就业,那么区别商业利益跟公共利益还有什么意义呢?根据江平老师的理论,但凡跟所谓公共利益沾点边,商业项目就有权赶走原住民,不走就强制拆迁,那么原住民还有选择机会吗?还是平等的交易主体吗?除了服从的义务,原住民的权利该到哪里去找呢?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一年多以前江平老师对新京报的一篇讲话。江平老师那时大声疾呼:要警惕公共利益的滥用。“世界各国也都规定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时可以征收,但国外是区分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和商业需要的。现在往往将商业需要也理解为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只要城市发展、城市需要,哪怕搞超市、搞各种娱乐经营场所,也被认为是公共利益。这是不对的。”意犹未足,江平老师接着强调—— 

  在社会生活中,属于“公共利益”的情形是无法列举的,但是可以从反面来说,凡是属于商业开发的,决不属于社会公共利益。商业开发是以营利为目的,所以完全可以把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区分开来。搞商业开发要用土地房屋,这就成了平等主体之间的事情,那可以谈判。不能把任何商业开发的利益都叫做社会公共利益。 

  昨日今日,奈何如此悬若天壤?白纸黑字犹在,读来真令人感慨万千。 

  当然,江平老师今日的判断,也并非全错。任何商业项目,确实都程度不同地含有公共利益。但部分地包涵公共利益的商业项目,跟真正的公用项目,其间还是泾渭分明的。部分包涵公共利益,不应该成为商业项目享有公用项目权益、可以出而征用原住民的私人物业的理由。只有公用项目才可以征用原住民的私人物业,商业项目与原住民的关系,如江平老师一年多以前主张的,只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存在征用问题,只有产权交易问题。交易的前提是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交易。将强制拆迁适用于商业项目,则是从根本上取消交易,构成对公民基本民事权利的剥夺。 

  任何商业项目无疑程度不同地都含有公共利益,但同时必须指出,任何商业项目所含的公共利益都只是次一级的公共利益。多元社会中存在不同位阶的公共利益。而在所有不同位阶的公共利益当中,只有公民的基本权利才是最大的公共利益,只有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社会规则体系才是最大的公共利益,只有建立在这种规则体系之上的整个文明形态才是最大的公共利益,所有其他位阶的公共利益,都必须服务于、服从于这些最高层次的公共利益。出于商业需要而强制拆除原住民的私人物业,这种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粗暴侵犯,本质上是对公共利益的致命威胁。以任何其他位阶的公共利益来为之开脱,都是徒劳的。对此居然连江平老师都缺乏应有认识,说明依法治国、以人为本,在我们实在是任重道远。 

  对于中国当代的法治进程,江平老师的贡献有目共睹。在我眼里,江平老师始终是泰山北斗。但重庆“孤岛”应否强制拆迁,这个问题操作上虽已妥当解决,思想上却仍极为含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事关根本原则,不敢不为之一辩。倘有不敬之处,尚祈江平老师鉴谅。

   (本文的删节版曾经刊登于《南都周刊》。此为全文)

形形色色的问题“红头文件”

佚名

  投资5000万开车违法不罚。为了吸引投资,河南沁阳市3年出台了5个“红头文件”,其中规定,投资5000万以上或符合其他条件的外地客商可享受一系列优厚待遇。例如他们在本地开车违法不罚款、娱乐场所消费不受查、子女就学不审核等12项优厚待遇。当地百姓习惯称这些规定为“超国民待遇”。2006年底,国务院法制办对此事进行调查,当地对这一做法进行了纠正。

  小学报名要持父母编制证。“为了响应上级严格控制班容量的要求”,2005年河北东光县文教局下发“红头文件”,要求该县办学条件最好的实验小学,将今年的招生对象确定为“县城内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干部职工子女”,报名时必须出示父母一方的编制证原件及复印件、所在单位有局长核实签字的证明书,不符该条件者一律拒收。河北省教育厅对此问题进行了查处,有关责任人受到了处理。

  文件规定喝什么酒。湖北汉川市政府办公室2006年发出了一纸“红头文件”,为酒促销,要求以后全市的公务招待都用小糊涂仙(神)系列酒。该市一名乡镇干部算了笔账,要完成市政府办公室下达的两万多元“喝酒任务”,一年下来,除去法定休息日,镇政府平均每天要喝3瓶酒。这个“红头文件”还规定完成任务的单位按10%奖励,未完成的则将遭通报批评。此文件后来被宣布废止。

  教师岗位“明码标价”。“本科2万,专科起点本科4万,专科5万,中师7万。”河北平乡县2006年出台了一份名为“关于公开招录中小学教师的实施方案”的文件。文件明确提出,被录取教师需要在规定时间内,本着自愿原则,交纳2万至7万元不等的师资培训进修费,过期未办理交费手续者按自动放弃对待。据有关领导解释,该县是省级贫困县,县里决定本着“自愿”的原则,对这次招录的教师借款,收取师资培训进修费。后该县所属的邢台市纪检、监察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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