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仲大军先生为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第五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撰写的文章,篇幅不长,但探讨了一个当前我国重要的问题。希望大家共同关注。]

再论中国新闻报道的范围和权利

----在第五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上的发言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5年12月13日

一、信息传播模式与政治模式的关系

今年春天,浙江新昌和东阳两地发生了上万名农民抗议环境污染的事件,在河北定县也发生了当地农民与政府的激烈冲突,但这些恶性事件国内新闻媒体很少报道,包括今年发生在广州番禺太石村的村民冲突,也一直是被封锁消息,社会上大量流传着各种小道消息,但实际内情和真相却并不被人了解。还有两三年间一直发生在陕西的民营油田主与当地政府的纠纷,也一直属于禁止公开报到的范围。

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新闻业的一个基本特征:信息传播的有限性,这也是建国以来我国新闻传播业的基本做法。当然,从国家政治的宏观层面看,政府宣传部门对新闻事件设禁区有一定的理由,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这种新闻设限的传统做法,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的质疑和反对。

我国新闻媒体的报道权限决定了我国的政治特征,如果信息传播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那么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便是秘密政治,而不是公开政治和公共政治。在一个利益矛盾尖锐冲突的市场经济社会,秘密政治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和社会的要求,因为它很难平衡各社会利益集团的要求,并且将给国家带来严重的隐性危险。如何从新闻业入手逐渐摆脱传统的政治模式,已是我国下一步改革的头等任务。

二、新闻限制的利弊分析

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对新闻设限的利弊来进行分析。赞成派的观点和根据是:减少恶性事件信息的传播,可以稳定社会民众的心态和情绪,保障国家和社会的安全。恶性信息往往都带有诱发性,最好的办法是杜绝这种信息传播。这种观点带有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但是,将一些社会冲突封锁起来,不利于增强社会对此类事件的抵抗力。就象将一些病毒被在局部地区封锁起来,结果使社会的整体仍然缺乏免疫力,并且可能导致此类病毒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这里存在着一个局部性和全体性的问题,任何事件都存在着利弊两个方面,正确的处理这些事件,可以避免其他地方再发生类似事件。封锁一个地区的消息,往往影响其他地区的健康发展。

特别是,封锁新闻的做法,不仅影响了公众的知情权,更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的制定。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有广泛的公众参与,当公众无法参与意见,公共政策的制定便缺乏了它应有的依据。

人民群众既是冲突事件的制造者,也是恶性事件的制止者。我国目前之所以屡屡发生一些地区性的官民冲突恶性事件,根本原因是行政法规和公共政策的不完善,而要想使这些法规得到健全和完善,必须结合大量新发生的问题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然而,如果将新发生的一些矛盾冲突严密封锁起来,有关的公共政策研究者和行政领导者便无法从中吸取教训,便不可能制定适应形势的合理的政策法规。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适应新形势的变化。

应当说发生在浙江新昌、东阳和河北定县的事件,都是值得各省地方政府深省和反思的重要案例。将这些事件及时和公开地报到出来,既可以暴露出当前地方政府存在着的各种问题,又可以供政策和理论研究者、各级政府官员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对策,避免在其他地区再发生此类事件。

这些恶性事件的发生,处理得好,可以将坏事变好事,可以极大地促进地方政府应对民众事件的能力,提高我国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政府威信。可以这么说,充分的信息披露,既可以使政策研究者和政府行政决策者获得更多参考佐证,又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舆论参与的机会,通过舆论参与,提高公众参与的能力。

因此,在今天的新形势下,被动地封锁消息,已经是弊大于利。既不利于人民大众了解事实真相,又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威信和在公众中的信任程度。看看当前的中国,一旦发生的恶性事件,最活跃的是国外媒体人员,外国记者的身影活跃在第一线,不管是陕北民营石油企业问题,还是吉化车间爆炸导致水污染影响哈尔滨停水事件,都是外部报道多于国内的报道。这种国外报道比国内热的现象,使事件的报道往往出现一面之词,既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不利于国内外社会了解事实的客观真相。

因此,要发挥主流媒体的正面报道作用,正确引导舆论方向,帮助政府解决问题。

三、开放的政府取决于开放的新闻,

开放的新闻是公众参与和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条件

2005年发生于浙江省东阳市与新昌县两起农民暴力抗议环境污染之事件,不仅挑战了以GDP为核心的发展观,反映了地方政府、企业与农民在价值和利益的冲突,而且凸现出中国新闻舆论功能和公共政策之缺失。

从理论上说,随着国家的职能越来越复杂和政治内容越来越庞大,我国传统的政治管理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的挑战。例如,如何让公民积极参与政治,通过对话取得共识,如何平衡各社会利益集团的要求,如何有效地设计与执行公共政策,保证所有的公民都能享受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这一切都要求传统的民主政治进行深化。

但是,民主决策的基本条件是信息的公开和透明,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只有保证公民和管理者生活在同样的信息环境之下,社会才能有效地制定出各项合理的政策决定。当我们无法参与浙江农民事件的讨论,当人民大众被排斥在信息之外,公共政治便失去了公共的意义,现代民主和公共参与便无从可谈。剩下的只是一个封闭的全能和全责政府。

坦率地说,这样的的政府是责任无限大的政府,因而也是政治风险非常大的政府。因此,如何发挥好新闻业的政治参与作用,已经是我国公共政治研究的重要课题。

从政治权利上讲,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和新闻媒体的报道权是国家宪法赋予人民所拥有的基本权利,中国政府敢不敢将这一权利逐渐给予社会,这既是一个政治管理策略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问题。总起来说,在我国,这是一场政府与社会的博弈:政府如何在履行自身责任的同时,完善民众所应有的基本权利?

四、新闻报道范围设限减弱了新闻监督的作用,

而失去监督的政府是容易滥用权力和蛮横专制的,

当一个国家的新闻业受到过多的限制,新闻监督和新闻舆论的作用便大打折扣,本来可以通过社会自身解决的问题最后都推到了政府身上。这种做法的客观结果是大大压缩了社会自我调整的空间。当然,新闻媒体也具有两面性,既可以起好作用,也可以起坏作用。要想使新闻工具发挥更多的良性作用,除了需要在新闻立法上下工夫,还需要给新闻界一个学习和实践的时间。

总之,如何发挥新闻业的作用,新闻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多大权利?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社会可能会对新闻界的功能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新闻界自身也会对自己的权利提出更多的要求。

特别是我们要认识到,当社会部门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作用消失后,政府会便得专横,甚至无法无天。最近传来的消息便是证明。据海内外各种信息来源,126日,广东省汕尾市政府出动武装警察镇压东洲村依法维权的村民,在镇压过程中竟然开枪射击,导致数名村民死亡。这是几年诸多起农民维权事件中最严重的一次暴力冲突。

据说,2002年,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试验区在当地兴建大型发电厂,强行征用村民的大片山地、耕作田地和白沙湖。致使东洲大约40000多村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由于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和安置,自2004年开始,村民们走上了自发的维权之路,通过多种方式向当地政府和上级部门申诉,却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后来矛盾冲突越来越大,导致当地政府动用种种手段阻挠村民上访和拘押村民代表,封锁消息、禁止媒体报道。为村民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也因受到司法局的警告而无法接受委托。村民们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采取轮流驻守汕尾发电厂门外的和平请愿的方式,敦促政府尽快妥善解决村民们的合法补偿和安置问题。但这种矛盾终于在今年10月份恶性爆发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新闻舆论始终没发挥任何作用,事情的发展一直被包着捂着,直到发生流血事件。广东汕尾的流血事件已经给中国政府敲响了警钟。从政府到新闻媒体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近几年里,由于城市土地开发和工业建设引发的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安置问题,已经导致一系列大规模的、激烈的官民冲突。如2004731日,河南省郑州市师家河村流血事件,200410月陕西省榆林市三岔湾村流血事件,200411月的四川汉源事件,2005年春天的河北定县事件,浙江东阳和新昌事件,以及7月-10月广东番禺区太石村罢免村官的冲突等。这么多重大的社会矛盾,都没有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作用,都用一种简单的办法进行处理,其结果只能产生越来越多的冲突事件。

我认为,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已经到了。群体维权事件导致恶性的官民冲突,根本原因是二十多年的单向改革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政府的执政理念和危机处理方式仍然沿袭传统的高压模式。在一个利益争夺的市场经济情况下,这种政府管理方法已经严重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如果不启用新的政治手法,不扩大民主政治的空间,中国社会难以应对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利益冲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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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2005年浙江两件农民抗议环境污染事件

(节选于浙江大学法学院 郎友兴教授的文章:

《商议性民主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以浙江农民抗议环境污染事件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经济成就,然而代价是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尽管在2002年6月,浙江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建设“绿色浙江”被省委确定为浙江省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战略目标,但是,三年来浙江却发生了多起因环境污染而造成当地农民与军警冲突事件。而2005年对于浙江省的环保包括经济发展本身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因为民众不满的情绪瞬时被激荡出来,汇集成勃兴的社会力量,开始争取被发展为本所剥夺的环境权利,发生了多起因环境污染而造成当地农民与军警冲突事件。其中东阳市画水镇农民集体抗议与新昌县农民集体抗议最引人注目。

(一)、“歌山画水”变成“山不再青,水不再美”:东阳画水镇农民环境的抗争

“还我土地,我要生存;还我土地,我要健康;还我土地,我要子孙;还我土地,我要吃饭;还我土地,我要环境。”这是浙江省东阳市画水镇农民面对当地化工企业所造成的极其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不得已打出的标语。

    画水镇有5.3万人口。原来这里依山傍水,素有“歌山画水”的美誉,现在却“山不再青,水不再美,农田不可以耕种,庄稼无法良好生长。”因为自2001年起,原画溪镇政府以租赁土地的形式,开始建设竹溪工业园区,目前园区占地约千亩,共有13家化工、印染和塑料企业,其中化工企业有8家。据当地村民反映,“化工厂、农药厂常常排出大量的废气、废水,发出难闻的气味,刺鼻又刺眼。特别在闷热天气,化学气体驱之不散,在严重的时候刺得孩子们睁不开眼睛。”

    2001年,东农化工公司和当时的画溪镇政府及画溪五村达成土地租用协议时,时任五村党支部书记的王伟并没有去签字。当年9月,王伟来到金华市某药业公司,咨询了东农的情况之后,写了一份名为“给东农公司画像”的公开信。东农公司的前身是东农农药厂,原坐落于吴宁镇卢宅村东面,其生产的氟乐灵,三环唑、代森猛锌及中间体,在生产过程中都产生大量废水废渣,因此被当地村民驱赶。“画像”称,后东农欲搬至李宅蔡卢村,但被当地村民阻止;后又搬至魏山镇白塔村,因遭当地村民反对,将废水拉到旧厂址偷偷排放,后经当地媒体曝光,当时的浙江省长柴岳松批字,予以停产。王伟和其他村民复印了150份“画像”,从金华寄到画溪镇五村和附近村庄。之后有600多名村民对此进行了签名呼吁;而王永飞等村民又复印了1000份。当年10月,当地派出所着手调查“画像”来源,并通知知情人王某某前去谈话;王同其他村民约定,若一小时内不返回,大家就敲铜锣去解救他。结果一小时后村民前去“解救”时,半路遭遇正返回的王,大家索性前去镇政府陈情。后在一家饭店看到正在吃饭的镇里领导许某,村民把许拉出去要求解释。在将许拉往竹溪化工园区的路上,村民冲散前来为许解围的民警,并和许发生肢体冲突,致使许受轻伤。到了园区,村民强行将化工厂员工赶出宿舍,并毁坏了机器设备等设施,造成损失11万多元。之后,王伟等12人被捕。据《凤凰周刊》得到的一份东阳法院刑事判决书:2002年,王伟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刑3年,王永飞等其他村民以同一罪名判1年或几个月不等刑期,两个缓刑。

村民称,2005年3月15日是东阳市政府市长接待日,当地村民前去反映污染问题时,未被有关领导接待。3月20日起,村民开始在化工园区邻近各村的出路口搭建了十多个毛竹棚,并由村中老人驻守,堵塞路口,强烈要求化工厂、农药厂搬迁。村民说:“3月28日,百多名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放火烧掉了大棚。而邻村村民募捐给我们的6000多元钱,也不知是给烧掉了还是给没收了,没有下落。”之后,村民再次搭起毛竹棚。期间,邻市的一些义乌商人支持村民,免费供应面包、方便面。  4月1日,东阳市政府出台“四条意见”,下发文件,决定对画水镇竹溪工业功能区内的13家工业企业,从2005年4月2日起实施停产整治。

4月5日,画水镇团委、妇联、老龄委、残联发出一份倡议书,称要“坚决与少数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不法分子作斗争,并积极劝说少数盲目跟风的人及时回头。”4月6日,画水镇委和镇政府“致全镇人民公开信”:严正警告“那些极少数不法分子悬崖勒马,积极主动地配合政府做好工作,否则,对策划、参与、继续制造事端、扰乱社会秩序者一律从重从快予以严惩。”4月6日,东阳市公安局发出通告:“限令滞留在画水镇竹溪工业功能区路口的群众尽快撤离现场,所设置的路障(毛竹棚、石头等)尽快拆除清理,立即停止一切违法行为。否则政府公安机关将采取措施予以强行带离现场、强制拆除清理。妨碍执行公务的,将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4月9日晚间,当地镇政府派出10多名执法人员来到画溪村出路口,说夜里要刮风下雨,劝村里老人离开毛竹棚,但老人们没有听从。之后,地方政府采取了清理行动:4点多时,包括警车和公交公司的大巴车共有100多辆运送执法人员到达。据村民说,当时执法人员封锁了毛竹棚所在地,一排警察手持盾牌,组成方阵,阻止大量赶来的村民进入拆除现场,执法者设立了现场指挥部,市主要领导在现场指挥。多名目击村民称:“执法人员包括公安、城管及保安人员,另有花钱请的附近乡镇机关的人员,约计3500人。”

地方政府对事件已有相当的心理准备,但事后来看,他们对形势的估计仍显不足。村民越聚越多,后来有两三万人,声势浩大。警方发现对峙下去可能会造成大规模冲突,开始主动撤离。但此时,外围的村民坐在路上阻止官方撤离,造成混乱。情绪激动的村民开始追打身穿警服或政府配给雨衣的执法人员,一些执法人员纷纷扔下警棍、橡皮棍、盾牌、砍刀,并脱去钢盔和制服,撤离现场。

这就是东阳市画水镇农民集体抗议环境污染事件之梗概。

(二)、“宁愿被打死也不愿被熏死”:新昌逾万名农民抗议药厂污染环境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浙江省新昌县青山工业区,是一家国家药品GMP认证、ISO14001环境认证企业,拥有博士后工作站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京新药业前身为浙江京新制药厂,始建于1990年。京新药业的半成品生产厂,位于浙江中部新昌县和嵊州市交界处,工厂后方即是受污染的新昌江。嵊州市境内的黄泥桥村距该厂最近处仅有几十米。

据一位村民反映,化工厂成立已10年,建厂生产3个月之后,当地村民发现井中的地下水已经不能饮用。后来的几年里,村民们陆续发现河里的鱼、虾、田螺、甚至连青蛙都绝迹了,田里的庄稼开始大幅度减产,化工厂所排放出的气体让村民有一种“宁愿被打死也不愿被熏死”的感觉。村里的小伙子已经有好几年不能应征入伍了,原因是肝功能不达标。据反应,该村35至40岁的村民患肝病的人超过50%,而40至45岁以上的患肝病者高达60%。 2005年6月22日,京新厂发生爆炸,1死4伤。事故触动了村民心中由来已久的恐慌和不满。7月4日,黄泥桥村大约50名村民到京新药厂反映污染问题,并要求厂家为村民进行体检并赔偿“营养费”。由于厂方领导一再推迟见面时间,村民情绪开始激动,并将接待室的玻璃门砸坏,由此引发村民与厂家的第一次冲突。

事件引起新昌县和嵊州市两地官员的重视,7月5日,在政府劝说沟通之后,化工厂于当晚紧急停产,村民们也返回家中。但是这一事件又引发新昌江下游同样遭污染侵害的嵊州村民的关注。化学厂紧急停产后,400多个反应炉中还存有1000吨化学物品,有关专家认为这些原料如不经及时处理,容易引发燃烧和爆炸。于是政府同意工厂在7月15日8点开始用7天时间处理该批危险化学品。误会厂方复工 四方农民围厂。政府公告发出之后,村民却以为是化工厂借口开工。7月15上午,数百名黄泥桥村的村民聚集在化工厂门前要求工厂立即停止生产,并与保安以及前来维护治安的警察发生冲突。据称,当天加上从四面涌来的围观群众,化工厂门前大约有数千人。当晚,在当地官员劝说下,黄泥桥村的村民返回家中等待消息。不料,新昌江下游的村民们在得知7月15日发生的事情之后,决定声援黄泥桥村。「事情越大越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引起政府重视。」这是当时村民们普遍的心态。 16日晚,由于当地大范围停电,「无事可做」的村民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警察在104国道和新昌高速公路口设置关卡,仍然无法阻止村民的脚步。警方在化工厂门前安放巨型水泥管道充当隔离墙,防止村民冲进厂区造成意外。双方处于对峙状态,村民投掷石块,但警方为防事态扩大没有还击。后来台风袭来,暴雨驱散了人群,缓解了危机。接下来的几天里,化工厂附近村民有过几次小规模聚集,没有造成冲突。至21日上午7点,化工厂完成处理危险化学品之后,厂外已经没有村民聚集,警察也已撤离。据官方提供的材料称,整个事件中,警方表现克制,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这就是新昌逾万名农民抗议药厂污染环境之梗概。

三、价值、利益与环境污染事件:一种社会自力救济的集体抗议

如何解读浙江新昌、东阳两地上万名农民抗议环境污染事件?笔者以为这是两起以“不得已的暴力”进行抗议的社会自力救济,而酿成暴力抗议的根源在于价值、利益之冲突,而公众又没有参与事关自己生存权的环境决策之机会。

(一)、以“不得已的暴力”进行抗议的一种社会自力救济

台湾学者萧新煌教授曾经将环保运动分为两种类型:污染驱动型与世界观模式,前者是与环境恶化及被害者生存有着密切的关系,为特定的事件所激发,后者是由对地球的健康和平衡的考虑而触发的。转型社会中的环境保护运动大多属于污染驱动型,因为快速的工业化尤其化工行业的发展经常导致环境污染事件并且危害受害者的健康与生存。尤其在发展初期,生存与减少贫穷要比环境保护更为重要,而且认为造成环境污染与恶化被认为一种必然的代价。“老百姓对于财富的渴求比对清洁环境的要求要强得多。不过,当环境污染影响到个人生计的时候,受到影响的人们会采取行动来要求解决问题”。根据萧新煌教授的分类,发生于浙江东阳与新昌两地的农村的集体抗议行动均属于污染驱动型。之所以会发生新昌事件,实际上与当地农民的健康与生存面临严重的威胁有着直接的关联。黄泥桥村年年没有合格兵员,该村35至40岁的村民患肝病的人超过50%,而40至45岁以上的患肝病者高达60%;空气水源无一幸免;再加上2005年6月22日京新厂发生1死4伤的爆炸事件,触动了村民心中由来已久的恐慌和不满。而素有“歌山画水”的美誉东阳画水镇“山不再青,水不再美,农田不可以耕种,庄稼无法良好生长”,生存状况极其恶化。

这种污染驱动型的暴力抗议是一种社会自力救济。中国各地农村的集体性暴力抗议时有发生,这些抗议大多是一种社会自力救济的行动,并且多数的“暴力”是“作为善良民众不得已的出路”。他们之所以采取激烈的方式抗争,是因为“先透过反映、陈情、请愿等合法手段,无奈中央与地方环保公权力不彰,使受害居民必须靠‘私力’救济的举动来达到权利救济的目的。”正是在健康与生存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发生了暴力抗议环境污染事件。东阳画水镇村民反映:“化工厂搬来后,我们多次到东阳市、金华市、浙江省的环保部门上访,省环保局曾明确回答我们,其中几家化工厂是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因为化工厂一直没有停止生产,我们还几次去北京,向国家环保总局投诉,找北京的记者,但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 “由于环境保护保护问题已经成为政治正确的标签,老百姓也懂得运用环境作为保护自己利益的理由和藉口”。这恐怕是老百姓普遍的心态,正如新昌事件中黄尼村的村民所说,“事情越大越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引起政府重视。”

东阳、新昌农民暴力抗议环境污染事件都属于社会自力救济,但还不能算是社会运动。自力救济是基于自己或自己的群体或社区的权利或利益受到侵害,个人或结合其它受害者进行示威、游行等抗议的活动。“环境纠纷的自力解决,是指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受害者,在不能或无法通过正常的公力手段解决与加害人的环境纠纷时,为了保护其合法的环境权益,而自行对加害人及其设施造成适当损害的行为”,该行为通常称为“环境保护自卫权”。与社会运动不同的在于,自力救济之动力不是来自于公正、社会正义,而是维护自我权益之需要。目前中国多数的环境抗争事件还没有发展到出于公正或社会正义之理念之地步,仍囿于自我权益维护之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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