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这是仲大军先生在6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早早地指出了中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问题,并特意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召集学者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但在当时根本得不到学界和政府的响应。直到今天当中国经济发展受到重大损失的时候,才会有人想起仲先生早已提出警告了。请大家再看看这篇文章,早在6年前,仲先生就把问题讲清楚了。]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经 济 与 社 会 观 察

第一期,2003年1月15日

[编者按:2003年1月10日,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在北京远洋大厦召开“中国发展战略新思路”研讨会,这是中心主任仲大军先生给会议提交的主题报告。此文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进出口贸易以及人民币汇率提出了全新的看法。]

[2003:中国发展战略新思路研讨会文章]

中国应深刻反思重商主义

----对调整我国发展战略的一点思考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3年1月6日

、中国应通过提高环境成本来调整产业结构,摈弃短视的发展战略,

    20多年来,我国传统的外向型重商主义发展模式 和不计成本的创汇战略存在着重大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廉价地输出了国内宝贵的资源,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在这场进出口贸易交换过程中,中国的经济资本大量增加,但自然资本损失惨重。目前全国已形成几大块生态危区,南水北调便是一例,华北地区水资源的匮乏已成定局,我国不得不通过花费上千亿元的水利工程来调整资源配置。东北三省的黑土地是经过几亿年植被腐化形成的一层地表黑土,在世界上也只有乌克兰和美国的中部各有一块。但经过近几十年里毁灭性的开发,我国的黑土地水土流失严重。如果不加大这一地区的生态保护成本,一味追求廉价的粮食生产和出口,几十年后这片黑土地便将岩石裸露。我国的羊毛羊绒产品生产对西北地区的沙漠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北地区的生态恶化正在越来越严重。

   至于说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更是巨大,每年一两千亿元的治理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的成果。总起来看,将环境代价计入成本核算,中国的贸易成本是巨大的。从比较优势来讲,我国许多出口产品都是在一种比较劣势下生产的。为了更廉价地出口,不惜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

   提高中国的环境成本已经迫在眉睫,国家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保护措施,例如,对于某些产品不实行出口退税,通过税收政策降低这些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增加这一类产品的环境成本。目前,我国要认真检查一些出口行业的真实成本,譬如丝绸、皮革、农产品等,把漏掉的环境成本找回来。通过关税调节,来合理利用国际资源。通过比较优势来淘汰中国那些不具竞争力的产品,剔除那些赔本赚吆喝的出口产品,最后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的目的,这样做,从表面和时间上看,可能影响到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利益,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久生存与发展。

   总起来看,我国目前还未摆脱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特征,即靠资源来换取技术和服务产品。这种贸易的特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移山添海式的出口,目前我国的大理石、水泥、生铁等出口已经位列世界前茅。这种贸易的另一种特点是:初级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存在着价格的不平等,初级产品国家要以更多的劳动和资源换回所需的产品。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及时扭转这种贸易结构,最后的结果便资源枯竭,贸易后继无力。目前,这种资源型的出口已经使非洲一些国家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我国近些年来工业产品的出口比例不断上升,加工贸易比例已经较大,但还要注意环境和资源方面的代价。

二、古今重商主义的比较----正视外汇追求的代价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国家的重商主义其本质是节衣缩食,其目的是富国强兵,但君主们眼中所盯住的主要目标是黄金。通过出口,赚得国外的黄金。有了黄金,便可以招募和雇佣士兵,进行战争。不过,一味猎取黄金,即使在重金属货币时期,重商主义也具有极大风险。因为当黄金多了的时候,金价也会贬值。当西班牙把拉美的黄金大量输入欧洲时,黄金便大幅贬值。

    如果一个经济体在从事出口贸易的同时,相应地进口必需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出口对于任何经济体都是有益的。但如果出口仅仅是为了积储黄金或美元,那么这种追求就极其危险。

    今天我国的重商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以美元为目标的重商主义。在80年代,创汇还是为了进口,但到了90年代下半期,创汇更多地是为了抵御风险。西方金融“大鳄”制造的金融危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为了防范和抵御西方的金融狙击,发展中国家要额外地积储外汇,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本国资源的输出和浪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大国的“进贡经济”做了贡献。

    如此来看,古今重商主义存在的风险是一致的,那就是目标货币---黄金或美元的贬值。美元在今天是明显被高估的。一旦贬值,发展中国家所储存的美元财富部分将化为乌有。特别是今天的世界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和重金属货币的使用,在这样一个汇率浮动的货币体系下实施重商主义,危险较大。所以传统重商主义的目标必须改变,那就是从紧盯黄金和美元变为重视实物进口,尽可能掌握实物财富,而非货币财富。重视进口的实质是有效利用外部资源,加快国内的经济建设,但这必须增加国内的需求,也必须有人民币升值的配合。

    加大国内需求的途径除了大上国债项目、增大投资外,还有提高低收入人口的消费能力,通过减税和增大货币供给等手段,迅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使国内消费适当提高几个百分点。2003年以后,中国的国债投资内容应当向人力资源转移,即加大公共教育的投入,提高中国的“软力量”。要适当纠正过去见物不见人的投资思想。没有国内需求的启动,中国就难以改变历时已久的外向型经济。但是要想真正启动国内的需求,没有发展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是难以完成的。因此今天我们要在认识上进行一场彻底的反思。

    中国极待均衡发展,中国极待对内发展。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越来越难以靠出口来拉动经济。中国必须通过对内发展来拉动内需。为此,中央应认真考虑对农业税的减免,考虑对农民的补偿。借助外部资源发展内部是中国今后的唯一出路。

    特别是要尽可能地避免分割发展,反对奢侈经济。市场经济的竞争结果将是贫富分化和两极分化,贫富分化的结果将出现奢侈消费。中国极待重新审视自己的外部需求,哪些外部需求是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两极分化和新的贫富分化导致的?如何通过国内调整收入分配来调整对国外的进口需求。

    清朝洋务运动时期,清廷为了进口一艘德国的铁甲舰,不惜花费几十万农民的劳动,付出堆积如山的农产品,去换回一条军舰。按当时的物价计算,几百个德国造船工人的劳动相当于中国10万多农民的劳动。这种贸易是以大量资源输出为代价的。但由于买舰是国防需要,尽管代价极其高昂,清政府也要购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有许多这种进口需求。我们把这一类进口需求归结于发展或国防需求。这种需求尽管代价极大,有时也必须付出。

    但今天我们要避免另一种需求,那就是奢侈需求。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便要消耗西方的高档产品。为了进口这些高代价的奢侈品而付出通过大量资源和劳动输出换回的外汇,这种行为对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作为城乡二元结构比较严重的中国,尤其要警惕这种贸易目标和外部需求。

    总起来说,任何贸易战略都是由这个国家的发展目标决定的。如果其发展目标是扩军备战,那么,所有的资源最后必然向军备方面聚集。如果目标是高科技、某些工业部门或沿海大城市,那么资源必然向这一领域聚集。如果是以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减少城乡差别、破除二元结构为目标,资源的配置又是一个样。中国今天要深刻检查自己的追求目标。

三、认识“进贡经济”的事实----中国应当平衡进出口贸易

    当前,人们把美国的消费当作是对世界经济的一种贡献,我国出口的增加要感谢美国人的大量消费。但我们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美国利用美元和强势美元,廉价地赚取世界资源和劳动。

    国外有研究表明,自1974年以来,美国生产率增长了70%,但是如果除去进口效应,很多部门生产率增长仅在0.1%之间。这也就是说,除去进口国的贡献,美国生产率增长并不大。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美国没有任何突出的生产力繁荣,但却有一种进口繁荣。这种繁荣不是由美国经济的惊人增长所推动,而是由生产这些财富的低收入国家借给美国的债务所推动。

    在重商主义和金本位制下,不断积累贸易剩余的国家积累大量的黄金,从而可以用来支付未来的进口。然而,在现在的国际贸易体系下,外贸盈余积累的是美元这种未来具有不确定价值的不可兑换货币。而且,这些美元标价的贸易盈余不能转换为出口国自己的通货,因为它们需要储备起来以防止全球金融市场上对该出口国通货的投机性攻击。

    当出口国将经常项目盈余投资于美元金融资产时,由于出口的货物多于进口,该国经济从出口中得不到好处。该国将真正的财富拿去换取的是一堆货币符号。除非该国进口等量的货物来平衡贸易,这笔外汇储备才有价值。如果出口国不能平衡贸易,就必须把贸易盈余投资到美国的债券上。如今,我国的外汇储备大约有1000多亿美元投资在美国国债上,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和世界经济的一荣共荣。

    90年代,美联储巧妙地利用强势美元和高利率来吸引国外资金,回笼大量美元。美元霸权可以使美国通过印刷美元钞票来反通货膨胀,但却导致了美元债务的泡沫化。目前,随着局势的变化,美元泡沫正在破灭,美元贬值的趋势已经显现。中国必须早做防范,及早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

    由于贸易不平衡是由过高估价的进口国货币和过低估价的出口国货币所推动的,因此,这种不平衡的单向流动贸易可能由于两种结果而结束,一种是出口国耗尽了它的资源,难以继续,另一种是进口国的贸易赤字水平已经达到过高的程度,出口国不愿意再接受进口国的债务。如果持续实行这种不平衡贸易,那么,出口国便要承担环境污染、低工资、低福利以及日益增长的贫困这些恶果。

    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元铸币收入的事实。目前,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占到60%以上。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1998年,美国发行的现钞有2/3在境外流通,在新增发的美元中,大约3/4被外国人所持有,有7个国家的美元存款占货币供应量的比例超过50%,有12个国家这一比例超过30%-50%。至于说比例在15-20%之间的国家更多。目前中国的美元存款已达1300多亿,约占总货币量的10%。

    美元作为载体货币的事实,使美国获得了可观的造币收入,即纸币的面值与印制成本之间的差额。据估计,美国每年获得的铸币收入能占到其GDP的2.5%,那就是两三千亿美元。美国在获得铸币收入的同时,还得到了其他国家为了获得美元而出口的廉价商品。

    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进口的急剧增长。新兴经济体不断使自己货币贬值以补贴和扩大出口,从而偿还以美元标记的外债,这样就使美元债务相对于当地货币来说更昂贵了。美国廉价地进口商品缓和了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尽管美国的货币总量在不断扩大。在这一活动的背后,是美国人以较少的劳动成本换回了较多的商品货物。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巴西前所未有的300亿美元货款,其实质是为了挽救持有巴西债务的美国跨国银行。这将迫使巴西在货币贬值40%的情况下,出口更多的财富以偿还300亿美元的债务及其利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当年都发生过这种事情。发展中国家每一次货币大幅贬值,都是一次国内资源的巨大流失。

    目前,西方学界有一种观点值得注意,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几十年来全球贸易是将财富从穷国向富国转移,然而这种不平等的贸易转移是不可持续的,目前,这种财富转移正在出现危机,近两年全球贸易萎缩便是例证。这种贸易萎缩将导致世界性的经济增长放缓。那些依赖出口维持增长的经济体要清楚地知道,近年来的出口下滑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周期现象,它很可能是多年不平衡和不平等贸易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出口成为国内发展的补充而不是破坏的国家,才可以不受大环境的影响。针对这种形势,中国要特别注意不要将财富转移出本地区,应该停止追求掠夺性的竞争优势,转而向平衡贸易发展。

四、中国要从贷方转变为借方----人民币应当适当升值

    中国正在成为借贷国家,大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存在,其实质是向国外输出资源。这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到今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将达到近3000亿美元。明后年照此形势发展,外汇储备可以迅速达到4000亿美元。今天中国的重商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呼应了西方大国的“进贡经济”。

    但是,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外汇储备的风险日益显现。中国外汇储备的积累,其实质是中国向世界大量出售本国产品和资产,外汇的获得是以出售人民币资产或劳动为代价的。外汇储备的增加,意味著本国资产比例的减少和他国资产比例的增加,意味着GDP内国外经济成分的增加。在外汇储备高增长和外国直接投资大量进入的时候,仍然低估人民币,是本国资产流失的表现。

    特别是外汇储备是资产和财富的货币形式,在当今世界各国货币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掌握大量的货币财富具有极大的风险。2002年一年的时间,美元对欧元已经贬值18%。因此,货币财富必须尽量转化为物质财富。肉只有烂在锅里才是肉。

    重商主义必然导致人民币升值,因此,人民币升值不可逆转。我在1995年就明确提出“人民币进入升值时代。本币升值是中国这一类国家的必然规律。1994年汇率并轨时人民币被严重低估,因此,尽管经受了19941995年国内高通货膨胀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人民币依然没有贬值,而且逆势升值。今天,强势人民币的时代已经到来。强势人民币和人民币升值的实质是更多地利用国际资源,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中国在这一发展阶段急需外部资源来整合国内资源。这一战略调整的核心是谁来借贷的问题。从发展阶段来看,发展中国家最好是借债国家,至少不应该过早地成为债权国。

    在外来投资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中国已经具备了利用资本项目帐下的顺差来弥补经常项目帐下的逆差的条件。中国应适时收敛历时已久的“创汇”战略,应当尽快改变其资产、产品和劳动在国际上的低廉状况。中国的资产和劳动应当适当升值。以贫穷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竞争力不值得提倡。

五、中国的资产应当升值

    由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多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更多本国资产被外国资本购买。近几年里,中国的直接投资不断增加,这正是西方资本购买中国资产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自己的资产卖个好价,如何使本国的资产不在人民币被低估的情况下被购买,这是当前中国极其注意的事情。

    中国的劳动和资产的低廉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也必然在一定历史阶段得以调整。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其无形资产及有形资产都在不断升值。但由于多年来我国坚持弱势人民币政策和低估人民币政策,这使外资在产权交易过程中有可能低价收购我国的资产。因此,中国在调整进出口贸易政策的同时,必须调整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

    中国的资产升值应通过货币手段和资本市场来调整。货币手段的内容包括:适当的国内通货膨胀,适当的汇率调整即本币升值。但由于我国的货币政策近几年来囿于传统观念,因而在需求方面显得相对保守。近年来国内出现的通货紧缩,除了内需不足等原因外,货币政策上的保守也有一定影响。

    由于中国经济的不断商品化和货币化,中国货币量的增长完全不能按传统的手段去平衡。特别是在有了股票等资本市场之后,货币量与实物经济更是拉开了距离和想象空间。股市和虚拟经济的出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货币政策。

    人类社会在股票市场之前,一直生活在实物经济里,货币量与实物量基本上保持着平衡,当平衡被打破时,便有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发生。在这一时期,货币量与实物保持着密切的对应关系。钱多了,物价就涨,钱少了,物价就下跌。但自从有了股票市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与实物的对应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一时期,由于剩余货币聚集资本市场,使世界经济暂时避免了通货紧缩。股市和债市无形中成了一个储存剩余货币的储水池,特别是当世界进入一个生产过剩的年代,产品供应的过剩使物价根本没有上涨的空间,并且还在不断地下跌,剩余货币只有在资本市场上大肆炒作。这就是欧美日股市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狂涨的原因。不过日本和美国都由于没有经验而陷入了泡沫经济的泥坑。泡沫经济最大的危害便是透支消费和过度投资,过早和过度消耗了经济实力,造成经济浪费,最后使经济发展后继无力。

    股票市场的出现,使各国的货币供给出现了难以把握的现象。钞票发行多了也不发生通货膨胀。股票资产的买卖与实物商品的买卖不同,它是一种抽象的资产价值符号和虚拟的价格。因此,它可以有较大的升降空间。

    中国目前正行进在虚拟经济的初期阶段,而日本和美国已经处于虚拟经济的末期。中国不能因为日本和美国陷入泡沫经济的泥潭而止步不前。事实上中国可以更好地借鉴日本和美国的经验,趋利避害,消除目前的货币瓶颈。中国目前没有通胀之虞,并且适当通胀有利无害。中国仍然有大量的实物资产有待于货币化和商品化。因此,中国的货币供给政策不应当保守。

    以购买力平价衡量,我国的有形和无形资产都相对廉价于发达国家。也就是这种廉价,使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随着国力强盛,发展中国家应扭转这种不对等的交易。

六、本币升值的利弊分析----日本和阿根廷的教训

    本币升值是节衣缩食的重商主义发展中国家的规律。那么,本币升值对一个国家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可以从美国、日本和阿根廷等国家的经历中得出结论。

    80年代初,里根政府实行美元坚挺政策,使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从1978年的1175上升到1985年的1250。日元疲软导致日本的往来帐户上出现了巨大的盈余,而美国却是赤字累累。19859月,美、德、法、英等7国财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开会,联手干预日元。日元至此开始了升值之旅,到了1988年,日元已从250兑换1美元上升至120兑换1美元。由于担心强势日元会引起经济衰退,日本政府不断降低银行存款利率。低利率使日本的资金变得便宜,于是日本企业便大肆借债和发行股票。在头脑过热的同时,股市和债市上也激发出一片投机热潮。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资金也来凑热闹,大批的投机资金涌入日本,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一浪高过一浪,股市指数在4年之间上涨了三倍。1989年,当投机热潮达到顶峰时,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开始回落,国外资金开始大批撤退。自此,日本开始了长达10几年的泡沫消化整理时间。

    现在回顾日本的经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是第一个被国际游资重重狙击的国家。现在有许多人把日本的灾难看成是本币升值导致的,这是错误的认识。日本的教训主要在于资本市场的过度投机和资产高度泡沫化,导致日本人在资金过剩的情况下显示出过分自负和盲目的海外投资,1989年日本的海外投资就达到1700亿美元,8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海外投资达到4000多亿美元,海外净资产一度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后来的结果证明,日本的海外投资大多是不成功的,正是这些投资浪费,使日本深陷债务泥潭。

    最近有报道说,日本内阁府一分报告透露,日本的国家财富已经连续4年下降,现已降为2906万亿日元。仅2001年日本的国家财富就比前一年下降了52.6万亿日元。造成日本国家财富连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土地价格骤降,日本今年的土地价格比一年前又缩水了88万亿日元,为1455万亿日元。要是与1990年底日本土地价格最高峰时的2454万亿日元相比,日本的土地资产缩水了40%,也就是说1000多万亿日元化为乌有。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当年的资产升值和泡沫经济是多么严重。

    中国今天如果吸收和借鉴了前人的经验,完全可以避免本币升值的负面影响。中国与日本最大的不同是有着广大的腹地和内需,本币升值可以给国家引进更多的资源,加大国内的建设,而不是将资源输出国外。但是,中国要有准备应对人民币升值后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一是日本当年的那种情况,即资源外流,海外投资。二是引发国内消费过热或投资过热。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节俭型文化的国家,很可能不会象拉美国家那样因消费而出问题。而是可能因为投资错误出现问题,不管是在国内或国外。特别是在产权多元化的情况下,中国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还值得研究。

    我们再来看阿根廷的经验教训。阿根廷奉行的是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鼓励人们消费,因此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对外资依赖很大。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阿根廷的经济结构水平比较低,但社会福利水平却比较高。1998年为例,阿根廷的储蓄率为17. 4%,不仅低于拉美19%的平均水平,而且还低于巴西的18. 6%、墨西哥的22.4%和智利的25%,更是低于韩国的33. 8%。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只得靠外部资金来扩大再生产。

    1989年梅内姆上台时,阿根廷的通货膨胀很厉害。于是,1991年出任经济部长的卡瓦略制订了著名的“兑换计划”,使汇率固定在1万奥斯特拉尔=1美元的水平上,19921月,奥斯特拉尔被比索取代(1比索=1万奥斯特拉尔),比索与美元的汇率定为11,外汇的买卖不受限制。事实证明,这种特殊的固定汇率制在降低通货膨胀率方面是十分成功的。1994年,阿根廷的消费物价仅上涨了3. 9%90年代末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在这一期间,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阿根廷,1991200010年间,阿根廷共吸引了8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还有大量的外国银行贷款。这种情况使阿根廷在90年代取得了较快的发展,1991年和1992年的增长率分别高达10. 6%9. 6%,在19911998年的8年间,平均增长率达到5. 8%,高于拉美3.5%的平均水平。

    但这一期间,由于美元的不断坚挺和高利率,使与美元挂钩的比索不断升值,特别是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大批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后,比索的币值被明显高估。这导致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当巴西货币雷亚尔贬值后,阿根廷对巴西的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由于阿根廷庞大的财政赤字和沉重的外部债务负担以及外来投资减少,1999年起,阿根廷经济陷入了困境,财政收入每年减少20%,失业率高达18%。到了2002年,金融危机最终出现。

    通过阿根廷的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货币升值和不及时调整汇率带来的危害,但阿根廷是另一种本币升值的例子,与日本还有很大不同。阿根廷主要是国内政府财政债务过高,外债太多,国民储蓄率太低,出口竞争力不强。日本是虚拟经济太过分,未能及时平衡贸易,未能将日元升值后获得的好处注入国内建设。

    总结这两个国家的经验,中国完全可以扬长避短,中国人民币升值的优势在于存在着大批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广大的国内市场以及较高的国民储蓄率。综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奉行节俭文化和借鉴了他国经验的中国,在人民币币值适当升值后,基本上不会影响外资的进入和出口的竞争力,更不会重蹈日本和阿根廷的覆辙,相反,人民币的适当升值可以使中国获得更多的国际资源,或者说可以将更多的资源留在国内发展。只要中国将人民币升值后获得的好处返回国际市场,增加对外部市场他国产品的需求,这样就会既拉动了他国经济,也给自己国家谋了福利。实际上人民币升值加中国内需拉动对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双赢。

    在当前一片升值论、贬值论和稳定论的争论当中,我们的头脑要清醒。要有自己认识问题的主线和角度,思想不要被一些利益集团的声音干扰或混淆。

    作者简介:仲大军,1952年出生于山东济南,1968年初中毕业,先后在济南456厂、中国人民解放军9637部队、青岛市邮电局工作,1978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1982年毕业分配至新华通讯社,一直从事国内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创建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现为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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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会议名单:

“中国发展战略新思路研讨会”发言记录

时间:2003年1月10日上午9--12.30点,

地点:北京远洋大厦1218会议室

举办: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中国远洋》杂志社

 

    2003年1月10日上午9-12.30时,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与中国远洋杂志社在北京远洋大厦1218会议室召开了“中国发展战略新思路”研讨会。[照片1, 照片2,]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有: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照片]

国家计委研究院副院长 刘福垣 [照片]

国家体改研究会秘书长 石小敏 [照片]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会秘书长 王建 [照片]

《中国改革》杂志总编辑 温铁军 [照片]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王小鲁 [照片]

亚洲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汤敏 [照片]

社科院人口所所长 蔡昉 [照片]

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 李培林 [照片]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侯若石 [照片]

社科院拉美所副所长 江时学 [照片]

国家体改研究会研究员 高梁 [照片]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左大培 [照片]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杨帆 [照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勇 [照片]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袁钢明 [照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 顾海兵 [照片]

新华社高级记者 杨继绳 [照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研究员 胡江云 [照片]

国家计委研究所外经部副研究员 林大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姚永玲 [照片]

新华社参编部高级翻译 尹宏毅 [照片]

中国远洋杂志社副总编 张彤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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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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