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理性、和谐、公平

——被枞阳县国税局“清退”汪硕等21名协税员同志在京举行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时间:2006年5月28日

地点:北京友谊宾馆友谊宫

    2006年5月28日(星期天)下午2点半在首都北京中关村南大街1号友谊宾馆举行了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是围绕“枞阳县国税局‘清退’汪硕等21名协税员同志”这个事件,探讨和谐社会的理性维权之路,这是21名安徽农民在京举办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会议持续达四个小时,各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始终在理性、建设性、负责任的氛围中进行,会议由京鼎律师事务所顾问杜兆勇、原新华社《了望东方》杂志资深记者胡奎共同召集并主持。与会著名专家学者有:

原《农民日报》总编辑、《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作者张广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晓亮、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中央党校副教授刘素华、

北京联合大学博士生导师吴勤学教授、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问题学创始人胡星斗、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刘海波博士、

    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劳工问题青年学者吴文芳博士、北京青年学人陈永苗、李智英、赵国君、欧阳君山、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在峰、金玉奂;与会中央新闻单位记者有:新华社《了望东方》杂志记者涂释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章剑锋、李晓晔、司法部《法律与生活》杂志记者黄开堂,《南风窗》杂志记者杨军、《今日关注》执行总编王学会、《今日中华》杂志总编辑陈小平、《华夏时报》摄影记者史静、中央电视台资深编导闫绍纲、《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牛晓波;安徽省枞阳县驻京办主任王松柏、山东省寿光市法院院长 、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姚正昭等。另有《中国财政报》记者张飞雪、《中外管理》杂志记者因在外地出差未能及时赶回参会;著名经济学家天则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曙光教授、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湛中乐、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副研究员冯兴元、青年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秋风或因出差或因或因公务或因在台湾参加学术活动或因在外地调研或因临时有事未能出席,但都通过电子邮件作了说明,并对会议表示关切或良好祝愿。

   中央党校杜光教授因身体状况未能出席,抱病寄来了书面发言,言真意切,兹全文照录于下:

    兆勇,我今天上午还有点头昏,下午的会不能参加了,刚才给你打电话没有打通,我便给胡奎打了电话,请他转达:为我不能参加会议表示抱歉,同时向与会的维权人士致敬,特别是法律界的各位律师,如张星水\高智晟,他们是维权的先锋,我十分敬佩他们的勇气和精神.胡奎让我写个几百字的短文表个态.我同意.下面就算是迟到的书面发言吧. 我非常赞成京鼎律师事务所召开这样的以探讨和谐社会的理性维权之路为主题的会议,把汪硕等人的维权斗争,纳入法律和理性的轨道.维权运动应当以法律和理性为基础,不能感情用事.当然,感情也是维权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但起指导作用的却只能是法律和理性.

    正因为如此,在当前我国的维权运动中,法律界人士发挥了先锋的作用.我国的法律比较复杂,其中既有维护公民权利的规定,也有为巩固专制制度而设的条文.如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权利,但在序言里又表示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为一党专政);既要实行市场经济,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实为坚持国家垄断).在其它法律法规里,也不难找到这样的例子.法律法规的这种两面性和复杂性,使得我们在依法维权的斗争中困难重重.只有熟悉法律知识的人士,才能更好地掌握分寸.当然,光有法律知识也不行,还需要不畏艰险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这方面,张星水\高智晟等几位律师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令人敬佩。

    京鼎律师事务所为汪硕等主持公道,虽然只是一个个案,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近几年来,冤假错案层出不穷,每年民众维权的群发性事件数以万计,在多数事件里,感情浓于理性,不善于应用法律武器.当然,法律界人士不可能件件都介入,但能够抓住一件两件典型,作出依靠法律和理性维权的榜样,就能对整个维权运动起一个引导推动的作用;把感情用事的斗争,引上依法维权的道路,这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也是一个贡献。我因近期头晕,不能参加会议,为这次维权运动摇旗呐喊,很感遗憾,也很抱歉.在这里,我衷心祝愿维权胜利,祝与会人士身体健康.杜光.

    会议首先由被枞阳县国税局“清退”的汪硕等21名协税员同志委托的,直接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并且实地来枞阳县调查研究过的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在峰及其助理金玉奂简明扼要介绍了汪硕等21名协税员依法维权进展情况,两位律师还提供对于解决此案的法律意见。21名协税员的代表金花等又作了实事求是的情况说明,与会专家学者对他们在税务机关服务二十年,落到今天被一纸文件清退的遭遇非常同情,纷纷发问,进一步核实金花等发言中的细节问题。在确信挤干了水分,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专家们开始踊跃举手发言,会场气氛热烈。

    第一个发言的是著名经济学家仲大军先生,他主要观点如下:“枞阳县国税局‘清退’汪硕等21名协税员同志,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大量使用临时工、打工仔是个普遍现象,值得很好探讨一下,所以这个会议很有意义。下一步行政体制改革肯定还要精简机构,全国临时人员加总起来不会是一个小数目,他们面临怎样的命运,他们的权益怎样保障?用公务员法还是劳动法规制他们?应该用劳动法按劳动关系处理。就本案来说,还要考虑我国税收的成本是相当高的现实问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金花他们走村串户收取农业税的时候,工作非常难开展,要认真对待他们的问题,就要考虑到这些历史因素,不能忘记过去。是否采取分流、分期分批、分几步走来妥善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如果行政机关现在也像过去国企采取减员增效的办法裁减公务员,就会影响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显然不能对金华他们采取现在完全清退的办法。

    中央党校副教授刘素华在发言中指出,行政体制改革制约经济发展,行政体制改革涉及人员调整,行政成本支出过高等问题,是现在改革首当其冲的问题,但是现在依然没有改变行政职能的现状,这实质上是改革何种选择优先的问题。在宪政框架下,人权,人的生命权、人格权、自由权、生存权显然是应当优先考虑的,改革牺牲普通公民的生存权,按照国际指标来计算已经大大超过安全系数。枞阳县国税局有钱投入1000多万元来装修办公楼,和企业因为倒闭遣散员工完全是两个问题,并不是没有钱来安置被清退人员?他们是有足够的能力解决问题的。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刘海波的发言是,“枞阳县国税局‘清退’汪硕等21名协税员同志”,是地方部门在执行上级给的指示、政策。这个指示、政策是有一个“天花板”的,也就是无论目标多么伟大,就是不能违法。地方部门要提高效率是对的,但要用正当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在法律的范围内想办法,没有任何违法的理由,这是要性质呢干部们反反复复牢记的。汪硕等21名协税员同志可以进行劳动仲裁后起诉,也可以向国家税务总局反映情况,改革的目标不能是贫富分化。

   北京青年学人李智英发表了个人观点,他说,过去无论干什么工作,档案里都写着参加革命工作,不分贵贱都是为人民服务。这些年有不少地方发生了类似“枞阳县国税局‘清退’汪硕等21名协税员同志”的事情,有的被辞退的同志打了县委书记一顿,个人问题就解决了。我当然不主张暴力解决,主张采取法律诉讼行动,动员当事人、法律界、学术界、舆论界等各种社会力量,让有条件的人先民主起来。当事人要坚强起来,尤其历史上中国是个上层专制主义和下层奴隶主义相结合的国家,对此要特别注意。现在什么正式职工、常年工等等名目,非常混乱。再仔细看,这一切来源于我们的法律就是混乱的。现在对内提出和谐社会,对外提出和谐世界的说法,什么是和谐?和谐如果是和平或民主或自由,就明说是和平或民主或自由,不要又把问题搞混!和谐就是按照人类文明的尺度办事!

    中国人民大学劳工问题青年学者吴文芳博士在发言中强调,公务员体系有一套明确的录用、奖惩、考评、福利保障程序,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本人拒绝合理安排后始能辞退;现在枞阳县国税局与汪硕等21名协税员同志虽然没有劳动合同,但双方应该是一个劳动关系。劳动法规定,客观情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用人单位要辞退劳工,需提前一个月告知。现在枞阳县国税局提前三天下通知就把他们一脚踢开,违反了劳动法。除要按工作多少年就发放多少个月工资外,还要及时足额交纳各种社保费用,另外还要支付25%的赔偿费用等等。现在枞阳县国税局‘清退’汪硕等21名协税员同志,如果采取法律救济,恐怕已经过了仲裁时效。但这个事件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十一五”计划已经从强调发展转到强调公平,改革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形式。通过这个事件,可以看到政府作为雇主比资本家好不到哪里去,对劳动法是没有认识的。举个例子,一名退伍军人专业到公安机关当司机,干了很多年,一天公安局让他去跟保安公司签合同,以后和公安局就没有关系了。政府一方面要维护社会稳定,一方面不断把人往外推,产生了不稳定因素,还是政府的责任。人事制度改革不能以牺牲普通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要考虑大家的承受能力。政府作用人单位,要保障解雇的合法性。

    《今日中华》杂志总编辑陈小平在发言中指出,枞阳县国税局“清退”汪硕等21名协税员同志的文件中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没有告诉他们如果不认同文件是采取仲裁还是起诉等办法来维护权益。和谐社会需要走理性维权之路,汪硕等21名协税员同志就存在名誉权被侵犯的事实,什么是“清退”?清退是指对违法违规的人员清理驱逐,而汪硕等21名协税员同志并没有犯错。汪硕等21名协税员同志在这个事件中名誉、利益、身份都受到了伤害,要走合法、合理、有效的维权道路。同时呼吁处理接待维权的人要有理性,不要有非理性行为,最少按常情常理处理,就不能是现在这个态度。

    青年学人陈永苗认为,现在被枞阳县国税局“清退”汪硕等21名协税员同志没有劳动合同,可以先签定劳动合同,签完再打官司,诉讼时效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从大的政治背景来分析,过去是走的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正在上演一场离心运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教育界的清退代课老师,现在各大银行上市甩包袱辞退员工等一系列问题,根本上来说就是劳动者没有了话语权。这次汪硕等21名协税员同志的维权活动的成效如何,就在于地方的维权积极分子和北京知识精英的结合程度。

    青年学人赵国君的谈话要点是,我在税务机关干了十年,对此深有感触。还是仲大军老师说得好,要重视临时人员、临时机构这个问题,什么“协警”、“协计”、“协管”等等,作个“中国人民共和国临时机构考”,改革要重视这个特殊群体的利益。我过去服务的税务所就是所长、副所长、会计和我这个税务员加另外加上四个协税员,我是吃财政饭的,他们协税员实际是吃提成的。现在对他们动手了,就是因为触动了县国税局小集团的利益。对于这个事件我想强调,公民和国家对比起来,公民对国家没有特别的牺牲义务,只有平等的牺牲义务。可以说您们的命运已经定了,现在就是要求补偿——适当的补偿。法律来源于民意,政策来自党。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是法律反映民意,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关注这一点。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章剑锋在讲话中指出,需要全社会来关注国家治理结构和法治进程,媒体现在有点麻木。理性维权之路是否行得通?现在行政非常糟糕,是比较保守的人治,把人群分了阶级、阶层、等级,就不可能有平等、公平、和谐,人与人之间不过是使用被使用、利用被利用的关系,汪硕等21名协税员同志使用过期,被清退了,我很悲观看待这个事情。粗放行政,简单改革,一纸指示就决定了若干人的命运。在北直隶,极端的作法是卧轨,问题得到了解决,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让人感到悲伤。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问题学创始人胡星斗在发言中讲到,在劳教、信访、上访群体,我听到了无数血泪故事。作为被冷面对待的知识分子,我有点麻木不仁了。现在我们搞的是“官僚市场经济”,地方政府办公大楼越来越豪华,去年行政开支占财政支出的30%左右,反垄断法试图回避反行政垄断,电信、银行、铁路等垄断行业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李荣融还说这是公有制,没有垄断。我认为早期资本主义有一些弊病,但后来发展出了“人道制度”、“人道市场经济”,北欧、美国现在更像是社会主义,个人权利得到保障,很难开除一个工人。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晓亮在讲话中说,要把枞阳县国税局的违法之处一条条指陈出来,先给税务部门协商解决,不行就上法院。可以肯定税务部门不要您们了,补偿要再高一点。枞阳县国税局“清退”汪硕等21名协税员同志是个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被“清退”的同志有的妻子或丈夫现在是税务局正式人员,为了保住一方的工作,另一方被迫在清退协议上签了字。枞阳县国税局给了一万多元的补偿就不管了,这个补偿太低了。

    中央党校副教授刘素华插话说,被强迫签了协议。这类“清退”问题引发2004年很厉害的上访,都被压下去了,目前税务总局可以说大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就是这些个小问题了。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枞阳县国税局政策不对人民负责,没有权利来自于人民的意识。湖南“嘉和征地拆迁案”和东北“刘涌案”的解决,都是民意显示了的强大力量之后促成的。

    原《农民日报》总编辑、《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作者张广友在讲话中说,我来参会,是因为这个事件发生在安徽,我对安徽是有感情的。中国启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前,我和万里同志一起驻安徽两年,当时我是新华社记者。万里发动农村改革,当时斗争相当激烈,达到说这个事是革命和反革命分水岭的地步。我在安徽做记者最高兴的就是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呼声,一直为正义而斗争,讲真话,相信人民,相信群众,一连写了8篇内参,推动安徽农村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安徽启动,这是安徽农民抗争的结果。现在东北爆发的一些事件比“枞阳县国税局‘清退’汪硕等21名协税员同志”还要厉害,上级领导不是不了解,可能是缺少好的解决方案,又最怕乱。过急行动肯定会被压下去,还是要把问题反映上去。汪硕等21名协税员同志也是农民工,比较特别,中央已经出台了对打工者的政策,这个问题还是能够解决一些的。

    北京联合大学博士生导师吴勤学教授在发言中指出,现在社会维权的成本太高,社会发生动乱是很偶然的事情。现在社会保障问题很多,不公平的问题越来越多,一下子解决也很难,说明马克思有他欠缺的地方,中国需要一场像欧洲文艺复兴一样的思想解放运动,把人从旧观念体系下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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