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4月12日下午,“重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仲大军先生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下面是他发言的整理稿。更多的内容见价值中国网。 另外附上草根论坛发来的两篇批评于丹的文章,供大家一并思考历史问题。]

第二篇文章:陶东风:《于丹的鸵鸟哲学》

第三篇文章:闵良臣:《不是心灵鸡汤,而是心灵麻药——读于丹く论语〉心得感言》

 

春秋战国时代对我国今天的启示

----在“重建中国文化论坛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8年4月12日

仲大军的主题发言:

    谢谢大家。先讲讲为什么要恢复中国国学真面目。去年有人提出中国要进行文艺复兴。当时人们对这个提法有很多的置疑,说中国有必要复兴吗?有家底进行复兴吗?我们要复兴什么?

    我认为中国的确需要有一些文化复兴,因为东西方的历史是非常相似的。中国的先秦时期和西方古希腊的历史时期非常相似。西方国家到了中世纪之后,开始发掘古希腊的文化,实现了文艺复兴,可是中国没有,原因是我们的封建制度被西方工业文明打断了,搞得中国没有时间进行反思,文艺复兴始终没有进行。但今天的时间到了,各种条件都具备了。我们该进行回顾了。

    中国历史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宝藏。我国有着巨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把它发掘出来,不仅是无形的财富,也可以变成有形的财富,甚至可以给中国的下一阶段发展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我们今天讨论的不仅是文化,也有产业意义。但我这里所说的发掘历史文化,并不是指明清晚古史,而是要上溯到先秦。

    先秦的历史文化,很像我国的青年时代。人类有个从青年到到成人的历史过程。先秦的历史就是中国的青年时期,这个时期是最蓬勃旺盛、最丰富多彩的。但是它繁荣了几百年,自由发展了一个时期以后,又被关闭了起来。我们排斥了自由发展的道路,走上了秦汉之后的封建专制道路。

    现在的时代完全不同了,我们现在完全有条件进行自由地思想,充分发掘我们的历史文化。但今天我国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独尊传统。各派之间,山头林立,互相排斥,打仗仍然存在。并且学者的治学方法,往往非常片面。你治儒学就治儒学,治法学就治法学,各家仍然争执不休。这样的状况,非常不利于我们的新文化建设。

    前几天我被腾讯网请去做国学节目,同去的还有秦晖和陈明,他俩一开场就互相掐,争得一塌糊涂。这就是我们文化传统,总是互不包容、互不沟通,总是真理在我手里,我要高过你,我是正确的。

    今天我们开这个会,邀请了新法家的代表,新墨家的代表,新儒家的代表。各家有时说不到一起,互相的排斥,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我是不赞成的,所以开场白就说这点。

    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文化排斥和围剿是非常厉害的。你看现在墨子的著作只保留了五十三篇。在当时不是这样的,儒墨是显学,人们张口谈论的不是儒就是墨。墨子的著作至少也有几车。还有慎子,他属于法家学派的,据说著有四十二篇著作,但今天只残存下六篇。实际上慎到这个人观点非常好,对法的阐述特别精辟。至今我忘不了他说的一句话:法就是民众约定俗成的规矩。

    中国历史的思想文化围剿非常厉害。李大钊曾说过,中国文字之烈,烈于秦火。从战国末期开始,中国的文化排斥便开始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人是荀子。

    这样一种状态,中国再也不能延续了,我们要百花齐放,要有一个多视角的探讨,有一个宽容、包容的文化氛围,这样才有利于一个大国今后在世界上有立足之地。

    荀子有一篇题为“非十二子”的文章,就是对十二个学者的批判,荀子就是没有批判孔子和老子,诸子百家他统统都批。荀子之前,中国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状态,到了荀子,中国文化开始出现收缩。

    中国文化从周开始,还比较简单,然后开始迸发,到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的时候,民间思想开始大发展。其实周文化一开始是一个刑德并用的文化,既以德治国,以礼治国,也以法治国,以刑治国。周初文化是刑德不分家。

    在周朝的800年里,中国文化来了一个大发展和大分家,各派从一个源流出发,发展出各自完整的体系。譬如尚礼尚义的派系演变成儒家的仁义文化,尚法尚刑尚利的文化演变成法家文化。象后来韩非子、李斯,完全都是分化成一个极端,儒法墨道、各家都偏向一方。也就是说周文化被细化了。

    汉代以后,又来了个重新整合。各派都归为一家,以儒家为代表。回顾这八百年的分化史,最早可以看到的是管子。管子应该是最综合的一个思想,管子在后代被打入冷宫,但是管学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是刑德并包的,是一个原形文化。它之所以不能成为管家主流文化可能主要是因为里面有大量的反独裁反“独王”的观点。

公权文化在春秋时期的表现

    应当说在春秋政治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譬如鲁国的大夫阳虎出逃到赵国后,赵王问他:“吾问子善树人。” 阳虎对曰:“臣居鲁,树三人,及虎抵罪,皆索与虎。臣居齐,荐三人,及臣得罪,皆背虎。” 这段话说明,阳虎为国君推荐人才都是出以公心,没有起用亲信、结党营私的内容。秉公执法,是阳虎的所作所为。

    在那个时候,一些出以公心、廉洁奉公的官员大量存在。譬如管子,在被从鲁国押解回齐国的途中,一个边境小吏尽心伺候了他,然后问管子,回国做了大官之后如何报答他。管子对曰:“能之使,劳之论。” 这就是管子的为官之道和用人之道。你有多大本事,我就给你多大官,有多大功劳就给你多大的奖赏。

    另外, 《 管子》一书中表现出的管子思想,不偏重于刑法,而是很注重仁义道德,既尚功、尚利,也尚礼、尚德、尚义。管子提出了“礼义廉耻”这“四维”,维护社会秩序的四根柱子。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还是比较综合的,既有礼治,也有法治。可是到了后面,儒、墨、法、道各山头林立,互相打仗。这已是战国时期了,法家在乱军中靠暴力取胜,打造出了一个大秦王朝,终于使尚法、尚力、尚功、尚利的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极端。

    天平倾斜了,就要纠正。汉代又恢复到中和的状态,从纯粹尚功、尚利、尚法的文化恢复到尚德、尚仁、尚义的文化。我们把这段历史时期好好发掘一下,看看独尊是怎么形成的,缺乏包容的状态是怎样形成的。

    秦汉形成了中央集权,君权再度高于民权,皇权高高在上,如此巨大,中国的民间力量和空间再次缩小。我研究先秦的兴趣主要是寻找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巨大的民间空间,和一度较大的民众权利。我给这次会议提供的文章题目原来叫《回到民权高于王权的时代》,徐景安先生把文章名字改了,我核心的思想是探讨民权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这个会就是一个民间的会议,我们的会有非常大的意义,就是重新恢复民间的思想文化,扩大民间力量的空间。这是我们应当重视的问题。中国的中央集权一直十分牢固,直到改革30年后的今天,政府的权力更加强大,民权日益缩小,就连毛泽东时代所有的民权也荡然无存。政府不仅拥有庞大的经济资源,也拥有强大的政治资源,这种模式是否能够继续走下去?这是摆在当前我们国家面前最大的问题。

    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历史,看看我们国家年轻的时代。中国现在已经像个老头子了,体制已经僵化了,思想也都结块了。回到年轻的时代看看,看看我们年轻时候是怎么样的,这就是东周时期,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君权相对薄弱的时候,大量的事例可以证明。比如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到,在春秋这一短短280多年的时间,轼君36,灭国52,就是说被杀掉的国君有36个,灭掉的国家有52个,这说明当时国君的地位并不是很牢固。这个历史时期的王权是很薄弱的。

    譬如,晋平公与群臣饮,喟然叹曰:“莫若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在一旁听后生气了,“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坏与壁”。师旷是晋国的太师,可能是最受尊重的大夫了。晋平公说一些狂妄自大的话,他就拿琴顶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的君臣关系,君王根本没有后来的至高无上的尊严。即使太师拿琴撞了晋平公,平公也没敢发怒,而是连赔不是。后来韩非子认为这是“平公失君道,师旷失臣礼”。

法家文化的特点

    晋国应当说是个典型的法治国家,晋国最早把刑法铸在铜鼎上,法治这一传统也使晋国后来出现了“三家分晋”的局面。晋国的君权十分薄弱,最后终于导致三家大夫瓜分晋国。

    在这一时期,家族、亲情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权力的约束。很多王公大臣都能做到铁面无私,秉公执法。譬如楚庄王时期的国相孙叔敖,就是被后人每每称道的贤相良臣。韩非子一书中记载:“孙相楚,栈车牝马,粝饭菜羹,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饥色,其俭偪下。” 一个国相过着如此简朴的生活,让那些下级官员都无地自容。

    晋国的大夫赵宣子向晋灵公推荐了韩献子(韩厥)任司马,推荐之后又怕韩献子徇私情,于是派自己的车夫去冲撞韩献子率领的队伍,韩献子把车夫抓起来就杀掉了。赵宣子由此才对自己推荐的官员放了心。

    一些带有法家色彩的人物,往往都具有这一特点。且不说后来的商鞅,就说早一点的吴起,就是个典型的法家人物,公私分明。鲁国对齐国作战,吴起杀妻以效鲁。吴起率魏军与中山国作战,军人有病疽者,吴起跪而吮其脓。

    这一时期不仅法家文化在发展,儒家文化也在诞生。儒家文化的特点是主张以礼治国和以德治国。儒家反对严刑峻法,主张实行道德仁义,忠厚仁爱。特别是儒家讲究亲情,重视孝悌,这一文化后来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导致中国后来成为一个血缘文化的国家,家庭与社会不分,公与私也不分,家天下盛行,裙带文化盛行。

    春秋战国这个时期,公私是非常分明的。为什么说今天的新法家有他们复兴的必要性?主要是新法家强调法的作用。你看今天的中国社会,走后门,拉关系,七大姑,八大姨,全是亲情文化的影响。所以中国今天恢复历史上的法家传统是很有必要的。

    尽管像李斯、韩非这样的后法家走向了崇尚王权和权术的极端,走向了以术治国的道路,这是后法家的弊端,但是我们要学习前法家的优点,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科技和民主政治时代,前法家的精神对今天的中国是十分宝贵的。

    法家应当说是平民阶级的代表,他们反对封建等级,反对贵族特权,反对血缘文化。这一势力的兴起,对中国当时的社会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在这一时期,中国向着两条线甚至几条线发展。在鲁国,由于它是周朝文化传统、周礼文化保存最好的国家,所以出现了儒家文化。

    墨家文化与儒文化有很大的相同之处,这就是尚仁重义。但墨文化又有很大的科技性。墨子是腾国人,在今天山东的南部,这个地方是古代车辆发明家奚仲的家乡,可能也是造弓者后羿的家乡。从现在看,山东南部这个地区在我国古代是个科技最发达的地方,出了很多能工巧匠。譬如鲁班可能是这个地方的人,墨子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们都具有高超的木匠工艺。并且,到了春秋末期,我国的商业社会出现了,贸易发展了,某些地区出现了城邦文化、商业文化和百工文化。

    百工的出现最能说明问题,百工是城市里的手工艺生产者,百工的力量有多大?最能说明百工力量的是周天子被驱赶。天子所在地的都城里,百工造反了,把周天子都赶跑了。墨家可能就是这一社会群体的代表。对于这一群体来说,传统的家族文化和氏族文化已经不适应了,于是出现了墨子的“兼爱”思想,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要一视同仁,家族血缘关系开始淡化,兼爱、尚同文化开始出现。

    墨家的基本思想是“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你有能耐和本事,就可以做官和发财。从墨子到商鞅,到范雎,到韩非和李斯,这种思想一以贯之。但是,自商鞅以后,这一法家思想走上极端。在墨子的时候,他的思想还是儒法并包的,墨子是极其崇尚仁义的。但到了商鞅、韩非,仁义已经被排斥在外,秦国走上了一条完全崇尚力量、武力的道路。

    这种状况与当时战国的大环境有关。当诸侯国的一个共同权威周王朝衰微没落之后,韩非说了一句非常野蛮的话:“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战国后期,七国之间的竞争就只剩下武力和经济实力。国与国之间就是弱肉强食,没有道理可讲。今天的世界也是这样,美国攻打伊拉克就是这样。秦国这时走上了一条完全尚武、尚力的道路。韩非说得非常清楚,谁有能力,把别国打败,把财富抢过来,把权力夺过来,谁就是统治者。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法家的问题,它已经走了尚力和尚利的极端。与此同时,树立起一个绝对的不可一世的王权,后法家为中国的帝王中央集权专制立下了汗马功劳。韩非把以前的诸子批了一个遍。比如批管子,相权大于君权。后法家打造出一个至高无上的帝王权威。之后出现了焚书坑儒,文化大剿灭。从此中国就走上了君权至高无上的帝王专制道路。

    但话说回来,如果中国没有一个最大的统治权威,中国会长期陷入战国状态。中国出现中央集权的帝制皇权之后,就出现了以300年为轴心的王朝循环。每当一个大帝国建立之后,在中国版图之内的地域可以保证大约300年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

    看一下《左传》,就知道当时诸侯之间的征战多么频繁,就以左传前十年为例,十年间打了十一场仗。因此,我们是不是有理由这样思考:帝国模式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必然选择。我们的祖先在这方面也是经过了艰难的选择和摸索,最后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当然从今天的眼光看,这种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也是带来相当大的弊端的。

    今天发展到二十一世纪,怎么恢复当年一些好的东西?王权和专制现在来看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我们已进入公民社会的时代。中国今天应该怎样建设公民社会文化?怎样利用早期的诸子百家文化?

荀子的思想特点

    最后我还要讲一下荀子。荀子是在战国末期出现的一个思想家,荀子的思想里儒法都有。从阶级属性来说,他是典型的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代表。荀子有着和墨子一样的亲士尚贤思想,譬如他说:“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

    但他对封建等级制度的维护十分坚决,并且有着坚实的理论根据。在王制篇里,荀子这样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两贵不能相事,两贱不能相使,是天数也。”

    应当说中国学者对封建等级制论述最清楚的就是荀子。荀子从理论层面上为等级制奠定了哲学基础。荀子认为:“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尚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

    从以上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荀子是拼命维护封建贵族等级制的,他是坚决反对墨家思想的。他说:“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能以使下谓之君,君者,善群也。”

    人群分出等级制后,还要有维护等件等级制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礼和君。社会必须要有礼治,而礼是什么呢?荀子进行具体解释:“礼者治辩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所以得天下也,所以陨社稷也。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

    有了礼,没有君,没有高明的领导人也不行。所以天下必须要有君王,“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辩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

    荀子到此为止,为极权专制阐明了理论基础。中国的王权政治到此已极尽完善。荀子对墨子称道的尧舜禅让制嗤之以鼻。在“正论篇”中,荀子说:“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的一场思想大辩论是十分激烈的,而这场辩论的结果就是以封建王权贵族制的胜利而告终。

    荀子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也是功不可没的。荀子在战国末期的出现,说明了这样一种潮流,即周文化经过700年的分化之后,又开始进行综合,但这种综合都是向封建极权专制方向进行的。

    这样一种状况说明了什么?为什么在战国时期没有出现陈胜吴广式的人民大起义,为什么各国没出现颠覆王权的平民起义?战国时期,楚国有庄蹻起义,为什么没有颠覆楚王统治?种种现象说明这一历史时期政治模式的局限性,超不出君权统治的范畴。到了秦汉以后,平民的权利更是匍匐到王权的脚下。

    为什么王权这么强大?我认为是国与国之间竞争的结果。凡是存在国家竞争,这个国家就需要坚强的王权,就需要王权专制。今天的世界,如果国与国之间竞争加剧,各国就必然出现强权政治。中美之间的竞争如果日趋激烈,中国的政治就会始终专制与强权。

    竞争时期不需要任何仁义道德,这就是秦国抛弃东方仁义的原因。西方的王权文化最后终于打败了东方的仁义文化,尚功、尚力文化终于战胜了尚礼、尚义文化。战国时期的齐国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思想最发达的地区,当时中国思想文化最开放、最自由的地方就是齐国。但遭遇秦兵的一场围剿,道德文化暂时熄灭了。

    荀子认为最能打仗的军队是仁义之兵,是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军队。但后来的历史证明,秦军是最能打仗的。历史并没有按照荀子想象的理论来进行。尚武尚力的丛林法则战胜了尚仁尚义的道德法则。

    当然, 秦汉以后又恢复了仁义文化。但仁义文化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即这样的国家无法抵挡外来的侵略。中国人在西方丛林法则面前,显得太文明了。这样一种文化体系,值得我们反思。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引进了西方的竞争文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文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文明。但这种斗争文明也给今天的社会带来许多弊端,并且导致我国自身的仁义文明濒临丧失。

    我国今后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文化?如何才能做到既不失仁义,又能打仗?既有道德,又有竞争能力?我们需要建立这样的文化。

仲大军的回应发言:

    谢谢大家!我们所有的研究最重要的要素应当是史实,如果你对真实的历史不清楚,那么你所进行的评判可能都是不正确的。比如对孔子,孔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汉代以后,把孔子的有些东西都走样了。孔子本人的确不是像后代遵奉的那样,孔子有句话,“贤者避世,其次必地,其次闭色,其次闭言”。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是极其污浊不堪的,正人君子根本难以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孔子不愿同这种社会同流合污。他是真正的民间学者,是中国社会独立不依的思想家,不是被当时统治者、官府拿来运用的文人。实际上孔子非常多的东西是独立意识,独立人格。所以,后人谈思想首先要把历史真相搞清楚。

    董仲舒把先秦的文化进行了删减和综合,用到汉代的和平时期。我们的文化,在西周、春秋战国八百年间进行了大分化之后,到了汉代被董仲舒重新综合起来了,它是各家的综合,当然对诸子百家进行了取舍,删减了约束王权的内容,更多采用了有利于维护王权的内容,淡化了法家思想,强化了儒家思想,淘汰了墨家思想。汉初的文化就是这样的特点。

    黎鸣先生是搞理工出身的,他非常注重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没有认识论、方法论就没法讲道理,思辨没法展开。但我要补充一点,我已经在一家电视台讲了二十集的墨子,我对墨子也做过很多研究,刚才由于时间的原因我没有展开。墨学理论不光是逻辑问题,还有他的实验精神和分析方法。你看墨子的科技水平,他和鲁班一样,都是能工巧匠,是中国最高明的工程师、建筑师。所以墨家主张生产和科技创造,如果沿着墨家的方法演进,中国传统的认识论会发生改变,伏羲、周易式的认识方法会转向实验分析,中国也会诞生物理学、化学等现代自然科学。但是这一文化精神和源流被战乱中断了。

    上次开会有人说墨子是印度人,外来人,我说完全不对,墨子出生是在山东滕县,当时的腾县地区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现在山东的南部地区,是中国古代科技最发达的地区,工艺最发达的地区,墨子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墨子不仅重理论,也重实践,中国的科技精神更多地来源于墨家,可惜这一源流被打断了。墨家学说和传统的流失,导致后来中国科技落后的问题。我们今天要恢复墨家文化的渊源,有人说日本传承了很多墨家的思想,所以日本今天有着这样的工业发达。

    关于刘利华教授和丁东先生所谈的个人主义、原子论和人权思想,我在研究先秦史时曾苦苦发掘我国早期的人权思想在什么地方?但是找不着,只能在孔孟、老庄里面找出一些个人自由主义,君子思想,非常符合现代人权精神的著述很少。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当年没有这样的思想和思想家吗?有个学者给我写文章说,亚里士多德比中国的先秦诸子高一千倍。我想,难道中国的学者就没有古希腊学者思想那么丰富吗?我认为是不对的。通过荀子对十二子的批判这一事例就知道当时的社会有多少思想。大家可以看一下,荀子批了十二个学者,在荀子看来,它嚣、魏牟、陈仲、史鰌、慎到、惠施、墨翟、田并、子思、孟子等都是“闻见杂博,欺惑愚众”、“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的狂徒和孤僻之人。那些搞自由主义、搞宗教、搞法家、搞名家的,在荀子来看都是荒诞不经的。当时的中国被称为诸子百家,也就是说至少有上百个思想家,为什么这么多思想者的思想今天没有留下来呢?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被后来的封建专制文化给枪毙了。

    我感觉中国现在的确要补充一下我们损失掉的原子文化,不能完全淹没在整体文化里面。源泉的问题要落实!

    魏汝久先生所提的问题也非常重要,他毕竟是一个法律工作者,所以更多地是从法律的角度看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的法制落后这个问题?我认为要更上一层楼。人类的历史,一种是法文化的模式,一种是义文化或者德文化的模式。我认为中国人聪明在哪?中国人没走法文化的道路,因为中国的先秦诸子看到,什么事儿都要靠法律、靠律师解决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堕落了,是没法挽救的。一个社会关键是看人心好不好,如果一个社会人心都坏了的话,你完全靠法律,也是解决不了层出不穷的恶的。

    中国走了一条“取法乎上”的道路,那就是强调道德品质。你必须首先做一个好人,善良的人,哪怕你是个奴才,但你必须做善事。有了这样一群人,还用法官干什么?这样就省去了非常多的麻烦。我之所以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思考中国今后向哪里走?我们完全照搬西方的法文化,行不行?我们有传统的道德文化和仁义文化,这种道义文化在今后还能不能行得通?是义文化、仁文化还是法文化、利文化?

    毛泽东时候的文化,带有很多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的特点,大家都学雷锋,批判自私自利,杀人放火的都没有了,法官和律师也用不着了。我们中国还能不能走这样一种文化?我觉得这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思考。也许很多人认为这是不行的,在现代走不通。但是我觉得中国完全走西方的道路,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最后,关于李延明先生讲的,中国的王权政治其实也有民主的问题。的确,王权政治中决不是没有民主,关键是在于帝王。传统的封建集权专制文化是不是没有民主?照样有民主。中国传统的这种王权政治需要分析。这是因为我国现在仍然处在权威政治的历史阶段,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其实我研究古代历史最主要是为今天服务的,都是为今后改革走向来提供思考和服务的。

    中国今后的权威主义,如果打掉权威主义,实行原子文化,实行人权,实行西方式的民主之后,会把中国搞成什么样?是不是会像苏联一样被解体?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把民主引进来以后,是否能保证国家整体的完整?这是关键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大的模式进行转变的时候,我们大家怎么做?刚才杜光教授讲的,我非常赞成。我们必须要抛弃传统的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阶级斗争文化。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文化引进以后,导致中国社会的分裂和矛盾,激化得很厉害。现在要搞缓和,搞统一的和谐文化了,下一步怎么搞?就需要我们大家思考。

   谢谢大家。
 

 

发件人:"Richard Xu" <richardx@telus.net>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8-04-08 13:23:0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New civilization

于丹的鸵鸟哲学

陶东风

2008年4月

    于丹反复推销她的快乐哲学,她说:“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会遭遇到的各种困境和问题,把它说出来,在《论语》中找到一种朴素的化解方式,让人们的生活更自信,提升大家的幸福感,这就是我讲《心得》的目的。”在《庄子心得》里他更是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说明都像电光石火一样转瞬即逝。在这么有限的生命里面,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贵,不论你度过什么样的人生,最不应该扔掉的就是快乐。”

    于丹断言:“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增强把握幸福的能力,正是学习的终极目的。”怎么把握快乐、幸福呢?于丹开出的药方是:“适应日常秩序”。在不合理的现实面前不要不满,不要反抗,把一切痛苦都用“内功”自己化解掉。这就是于丹的快乐哲学。这个快乐哲学的精髓是回避现实和麻痹自己:

    我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在提高,但是许多人却越来越不满了,因为他看到周围总还有乍富的阶层,总还有让自己不平衡的事物。其实,一个人的视力本来有两种功能,一个是向外去,无限宽广地拓展世界,另一个是向内来,无限深刻地去发现内心。我们的眼睛,总是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
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就是如何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

    好一个快乐秘诀!原来就是阿Q精神!即使你生活在最黑暗的时代,即使你看到社会的严重不公,邪恶压倒正义,即使基本的公民权利还没有得到保障,这一切都没有关系,你不必去实践现实的改革,不必去消灭实际存在的社会不平等,不必去改造制度。你所需要的只是发挥你神奇的“内视力”看看你的内心,因为那才是快乐之源: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和内心相连。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这种思想传承下来,对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文士诗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客气的说,这只能是“食利者”的快乐哲学,是权贵阶层的快乐哲学。一个饥寒交迫的人是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快乐哲学的。而如果一个人自己享受着不合理的现实提供的美味佳肴、锦绣貂皮,却劝告草根阶层不要嫉妒、不要不满,不要牢骚满腹,那简直就是不厚道啦。如果这种快乐哲学被接受了,那么,不仅大量贫困阶层,而且我们的国家,都会在这种快乐哲学的催眠下可悲地“快乐”至死。

    追求快乐不错,问题是通过什么方式。于丹追求快乐的方式就是运用一个人的“内力”加以化解。于丹教导我们:“当一个不幸降临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尽快过去,这样你才会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你才会活得更有效率、更有好心情。”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让不幸过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幸?如果一个人遭受了天灾或者在天灾中失去了亲人,他的确不应该被这个灾难长久纠缠,应该尽快站起来,但是如果是由于人为的原因──比如制度的原因──而蒙受冤屈、不幸,那么如果他不去改造造成冤屈和不幸的社会,而是动用“内功”铲除苦难记忆,这不是明摆着等待灾难的再次降临么?不错,这就是于丹给我们开的药方,她说:假如一个人莫名其妙地遭了一顿毒打,他不应该对此屈辱念念不忘,因为这样就意味着“失去过去之后,你每天还在继续挨打。”也不是去报案,查清打人凶手并绳之以法,而是应该立即把它忘得干干净净!

    其实这也不是于丹的发明,阿Q在被人打以后就是这样化解痛苦、永远快乐的。她认为精通这套法术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不要抱怨“社会不公”,也不要“抱怨处世艰难”,在“精神胜利法”面前一切迎刃而解!

    于丹快乐哲学的可怕之处在于她总是回避导致痛苦或快乐的客观社会原因,把痛苦和幸福完全看作是自己内心的事务,这客观上是为不合理的现实辩护。在讲解“不怨天,不尤人”的时候她说:“一个人内心的完善,合乎大道的追求,比你要求这个社会应该如何如何,要求别人应该怎样怎样,都要重要得多。”改造社会、建设制度等“外在”的东西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练内功,大约正因为这样,我们中国人一直不注意制度建设,直至今天出了那么多的贪官污吏还在讲练内功(思想教育)。可惜的是,我们的内功练了几千年还还没有练好,练出了一身的权术和机心!而注意制度建设的外国人在练好外功的同时内功也练好了。

    总之一句话:现实是改变不开了的,“我们无法左右外在的世界,只有让内心的选择能力更强。”问题是选择什么?于丹告诉我们选择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一个人心中有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什么。”说得好!一个人心中有“自由”,生活在警察国家也觉得无比“自由”,一个人心中有山珍海味,饥肠辘辘也不会饿!

    这是多么美妙的食利者的快乐哲学! 难怪讲完了《论语》紧接着就讲《庄子》。因为庄子就是阿Q的祖先,深得“乘物以游心”的秘诀,也就是练内功的本领,这个本领首先变现为对自己的贫困一点不在乎。按照于丹的说法是幸福不幸福都在你心里。比方说:“我们今天,一个只拥有十块钱的人,他的快乐未必不如一个拥有亿万身价的人。手中有多少金钱,并不能决定它在你心里的分量。”(4)说的真实动听啊,但是我想,一个真的只有十元钱的人一定听了会大骂──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会大喜──那他就是被“精神胜利法”彻底降服了。

    于丹还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她一个先做媒体后作房地产的朋友,发了很大的财,因为每天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国内被绑架而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而且妻子跟着去自己在国内,很痛苦。于丹于是反问:“利,真的是越大越好么?”(4)很奇怪的是于丹为什么换一个思路:消除国内不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中国的孩子还能够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大家都采用这样的办法──或者送孩子出国,或者为了安全而“安贫乐道”、“蔑视金钱”,我们的社会能够进步么?

    于丹对于自由的妙解是:“人心为什么可以有自由?因为人可以不在乎。人的一生只能被你真正在乎的事情拘束住,如果你不在乎,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束缚你?”我的天啊!自由原来就是不在乎!是啊,如果你生活在专制的国家,只要你对于剥夺你公民权利的种种限制不在乎,你就一样自由,专制制度又怎么能束缚你?!

     这是什么哲学?是犬儒主义哲学,鸵鸟哲学。
 

 

不是心灵鸡汤,而是心灵麻药

——读《于丹く论语〉心得》感言

闵良臣 编

2008年4月

  马克思当年曾经说过:“人类要清洗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8页)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极贫积弱的历史事实说明,当下揭露儒家学说所滋养的皇权专制给中华民族进步所造成的伤害远比提倡尊孔读经更有急迫性和现实意义。——题记

  或曰:于丹教授在解读《论语》过程中,引用道家来比较,引用寓言来延伸,引用文人来佐证,引用故事来调节,把古代孔子的《论语》的“内涵”,“转化”成当代人“心灵”所急需的“鸡汤”,淡雅可口,意味深长,可谓独树一帜,他人无及。听后心动,于是便到当地书店买一本来品尝。然而,读后却感到非常失望。上述评价不仅有失偏颇,且名不副实。于丹教授用“语录十故事十议论”的独出心裁的烹调手艺,“燉”出来的哪里是什么“心灵鸡汤”,分明是货真价实的“心灵麻药”。

  尽管于丹教授用华丽的现代词藻把孔子思想打扮的五彩缤纷,花枝招展,光彩照人,但只要静心品味就不难发现,于丹教授不过是打着圣人招牌,贴上“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的标签,贩卖奴才哲学,愚弄麻痹国人,让大家循规蹈矩,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心甘情愿作集权体制的顺民而已。

  于丹教授在“天地人之道”这一集的开篇便説:“《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它就是这样一本语录。”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否。

  其实,《论语》的“真谛”并非如于丹教授所云,而是让大多数“治于人者”如何“明哲保身”和极少数“治人者”如何“行仁政”这“两个项目”。正如当年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第一是保护自己》中所言:“一个项目是教小民如何地藏头缩尾,国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维护自己的身家财产;用两句成语,那就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方向走。另一个项目则是求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垂怜小民无依无靠,用御脚乱踩的时候,稍微轻一点;其成语曰‘行仁政’。”

  柏杨先生接下去说:“孔丘先生有一段话,是躲祸消灾的最高准则,其话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翻译成白话,就更明白啦: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天下如果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国家大治,而你却没有弄个官,丢人;国家大乱,你却弄了个官,也同样丢人。

  这段‘圣人教训’充满了聪明伶俐和见风转舵,人人变成了滑不溜丢的琉璃蛋。别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当官,等需要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他却脚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个人占尽啦;把儿子女儿送到美国‘传种’的老头老太婆,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统,可当孔孟学会理事矣。

  在势利眼里,只有努力适应,努力使自己安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识分子连可能有瓦片掉下来的地方都不敢去,则对政治的腐败、小民的疾苦,事不干己,看见了就假装没看见。盖看见难免生气,生气难免要嚷嚷,嚷嚷难免有祸事。”

  对此,柏杨先生不仅感慨万分,叹息道:“呜呼,儒家的全部教训中,很少激发灵性,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满志。啥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

  所以孔丘先生谁都不赞成,只把穷得丁丁当当的颜回先生,当成活宝,努力赞扬他的安贫气质,却不敢进一步研究研究使这位二级圣人穷成这个样子的社会责任,更没有想到应如何去改造这个群体的社会,而只是瞎着眼教人‘穷也要快乐呀’。一旦每个中国人都这么快乐,国家民族就堕落成原始社会。”而于丹所烹调的所谓“心灵鸡汤”难道不正是“瞎着眼教人‘穷也要快乐’”吗?!

   在《于丹〈论语〉心得》“心灵之道”这一集中,于丹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人首先要能够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憾,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下来。不要纠缠在里面,一遍一遍地问天问地,这样只能加重你的苦恼。”于丹教授的这段“心灵鸡汤”,完全是为当下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服务的,她希望所有民众喝了她的“心灵鸡汤”都持有这种心态。

  然而,广大芸芸众生一旦拥有了这种心态,当然就不会去“纠缠”,也就没有了“苦恼”了。但笔者不禁要问:在于丹的词典里,所谓“正确”的标准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于丹教授为什么却故意不说呢?

  在“天地人之道”这一集开始不久,于丹教授又提出了“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的观点,这种居高临下的宏伟议论仿佛是为了“国家利益”,实则是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严重不公打马虎眼。

  面对大量下岗职工及失地农民生计艰辛的现实,面对贪污腐化无处不在的现实,面对大量百姓上访求告无门的现实,面对大面积全方位的的假冒伪劣的现实……于丹教授居然提出“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什么“信仰”?说白了不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吗?!不就是让弱势群体被强者骑着脖梗拉屎也不要说三道四吗?!

  在“处世之道”这一集,于丹教授竟公然提出:“‘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宪问》)也就是说,你在什位置上,就要做好本分,不要越俎代庖,跳过你的职位去做不该你做的事。这是当代社会特别应该提倡的一种职业化的工作态度。”她接下去又说:“孔子提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前提,就是‘在其位要谋其政’,先把自己那个岗位做好,先不要操别人的心。那么,在其位,怎么谋其政呢?首先是做事的原则。”

  那么,“做事的原则”是什么呢?于丹教授在引用孔子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后解释说:“什么叫做‘义之与比’?就是用‘义’作为比照,作为法则。孔子的意思是说,君子对天下事,不刻意强求,不无故反对,没有薄没有厚,没有远没有近,沒有亲沒有疏,一切按道义行事。道义,这是行事的原则和标准。”

  在这里,于丹的意思很明确,广大芸芸众生应当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上,不可越俎代庖参与公共事务。国家大事那是执政者们的事情,与你们无关。于丹教授还藉孔子之口警告人们说:“孔子提出‘慎言’,就是说话要小心,不要说自己做不到的事。用老百姓的话说叫‘祸从口出’,没那么严重的话,起码也叫‘言多语失’”。

  在这里,于丹教授不仅要人们恪尽职守,不要越位,而且还不要随便乱说乱动。否则就会“祸从口出”和“言多语失”。但却不好意思祭出孔子的“非礼无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和“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论语•为政》)的禁律来说教,可见她心里并不糊涂。

  其实,自秦以降,正是“祸从口出”和“言多语失”这两个东东,紧紧地缠住了中华民族的喉咙,不断地在阉割和凌迟中国人勇于揭发内部“丑闻、弊端及疏失”的“勇”字气魄和“敢”字精神。

  在皇权专制统治下,当权者的思想就是整个民族的意志,他们的价值观就是老百姓生活的准则,老百姓生存的哲学就是逆来顺受。

  除了“以非凡勇气去批评揭露至高无上强权的谬误,并勇敢与之抗争”的张志新、林昭等少数人外,对大多数人来说,其“灵性”中揭露“丑闻、弊端及疏失”的“勇”字气魄和“敢”字精神,就像时间河流里的石块,被狼狈地冲着滚动,最终被磨去棱角沉陷在默默无言的泥沙里,连最后的幻影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仅仅是对各种“丑闻、弊端及疏失”的习以为常和修饰袒护的劣根性罢了。

  而这种劣根性宛如罂粟一样,正在嬗变成一种毒害人们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阿芙蓉”。由此所造成的普遍的麻木不仁和漠视沉默正在纵容种种“丑闻、弊端及疏失”肆无忌惮地糟踏正义、挥霍良知和透支未來。

  对此,于丹教授不仅不痛心疾首,还嫌损失不够,再次将“攻乎异端,斯害已也”熬成所谓的“心灵鸡汤”让人们饮用,企图用女性独有的“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人一旦知道做错的时候,一切皆成定局,无法挽回”的惓惓“温柔语言”和“一个人如果在说话里面少了指责、抱怨,在行为中少了很多让自己后悔的经验,这个人出去做官做事,就成功了”的谆谆“妩媚教诲”,将张志新、林昭等思想先贤的面对强权说“不”的“勇”字气魄和“敢”字精神消灭于“萌芽状态”中,为集权专制服务,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

  然而,人类历史证明,“勇”字气魄和“敢”字精神,这是人类为求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丹东(丹东即乔治•雅克•丹东,法国十八世纪革命初期领导人物之一)在1792年号召法国人民消灭国内外敌人时说:“拿出胆量來,继续拿出胆量來,不断地拿出胆量來。”

  雨果在《悲惨世界》一书中对丹东所说的“拿出胆量来”的评价是:“‘拿出胆量来’,那一吼声是一切成功之母。为了使人类前进,就必须从高峰上不断地发出鼓舞人的勇气、使人意志高昂的教导。大无畏精神照耀着史册,并且是人类的奇光异彩之一。旭日东升的时候,它是敢于冲破黑暗的。试探,挺进,忍耐,坚持,忠贞不渝,和命运拼搏,以泰然自若的神态使苦难惊奇,时而冒犯不义的暴力,时而唾骂疯狂的胜利,站稳脚,昂着头;这是人民所需要的典范,也是感召他们的光辉。那种惊心怵目的闪电曾经从普罗米修斯的火炬移到康白鸾的烟斗。”(注:“康白鸾的烟斗 ”系指康白鸾在滑铁卢战场上临死时对英国军队的辱骂)而于丹教授的“心灵鸡汤”不管主观目的如何,在客观上确实起着麻醉和消融人们的“勇”字气魄和“敢”字当头精神的作用。

  于丹教授在“处事之道”这集快要结尾时说:“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如果我们真的做到把握分寸,谨言慎行,礼行天下,修身养性,我们会少很多烦恼,就自然会懂得为人处事之道。”

  在缺乏社会公正的当下中国,于丹却鼓吹广大芸芸众生要“反躬自省”,不要奋起抗争。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在当下,到底是“反躬自省”重要还是奋起抗争重要?对此,难道于丹教授就真的不知道吗?幸好,在“于丹现象”大红的时候,重庆最牛的“钉子户”对此做出了最“牛”的回答。

  更应该说的是,于丹教授不仅把《论语》打扮得花枝招展,而且把孔子的人格也打扮得花枝招展,分外嫽娆。他说:“孔夫子是圣人,圣人就是在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最有行动能力,最有人格魅力的人。”那么,二千四百年前的孔子的人格,真的如于丹教授所说的这样“最有人格魅力”吗?在笔者看来,答案是否定的。这有历史事实为证。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孔子说这话时尚未当官。然而,当他当了大官以后,就反其道而行之。

  公元前496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政卯。”(《史记•孔子世家》,下同)而在这前四年,即公元前492年的夏天,齐景公邀鲁定公在夹谷地方会见,孔子作为鲁定公的随从人员参加。齐国准备了戏剧在会见时演出。

  当“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有营惑,诸候者当诛!’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由此可见,孔子嘴上提倡“德政”,夸夸其谈“为政以德”,实际行动则是另一回事了。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他的言词似乎证明他是很讲信用了。可是,有一次,孔子领一群学生经过蒲这个地方,正赶上卫国的公叔氏在蒲组织部队,准备抗击卫国,蒲人担心孔子把这边的情况泄露给卫国,就把孔子一行抓起来扣下。尔后,孔子与蒲人谈判,蒲人提出如果孔子一行不去卫国可以放行。孔子答应了这个条件后被蒲人随即放行。

  可是孔子一行,刚一出蒲的东门,孔子就下令到卫国去。子贡觉得老师说话如此不算数,就质问孔子:“盟可负邪?”孔子回答说:“要盟也,神不听。”孔子嘴上讲做人如果不讲信用,是不行的。可是实际做起来却如此背信弃义。

  孔子不仅在政治上不按他所倡导的“君子之道”去做,而且在日常生活上,有时也是说一套,做则另一套。凡是读过《论语》的人都知道,孔子的最得意的门生当属颜渊了。所以,颜渊死了后,孔子悲痛不已,连声哭喊道:“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下同)颜渊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为了安葬儿子,因为穷没有钱买外椁,就请求孔子卖掉他的车子步行来替颜渊买外椁。但却遭到孔子的拒绝。

  孔子说:“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行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孔子口口声声说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于丹对此则大加发挥,说孔子在这里所说的“义”,其实“就是‘宜’,也就是说,君子走的始终是一条适宜的路。而小人则一心看私利,在一己私利下很容易走上邪路。”

  又说:“《论语》告诉我们的,不仅遇事要拿得起放得下,还应该尽自已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谓‘予人玫瑰,手有余香’,给予比获取更能使我们心中充满幸福感。”但不知,于丹教授面对她所歌颂的孔子,在他最得意门生死了后,却舍不得卖掉他的车子以助颜路安葬他的儿子的历史亊实面前,感不感到汗颜?

  孔子这种说的(好话)不做,做的(坏事)不说的两面性人格和他编《春秋》的“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的“三讳”原则,非但不是滋养千古的贡献,而是贻害无穷的造孽。

  直到今天,有些国人特别是在政界官场里的国人,讲假话心不跳脸不红。正如当年李贽在斥责耿司寇时所说:“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讲为孔圣之训可乎?”《焚书卷一•答耿司寇》当下中国耿司寇之类的人物何其多也!以致让人们见怪不怪而习以为常了。

  但在一个充斥着耿司寇之类人物的社会里,必然导致理论失去灵魂,制度失去优越性,“喉舌”失去信誉,公仆失去威信,社会失去道义,群众失去信念和信心;并造成口号的感召力在下降,榜样的影响力在下降,理论文章的说服力在下降,法规的威慑力在下降,干群的亲和力在下降。而在这样的社会里,老百姓还能享受到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吗?

  诚然 ,孔子的《论语》中也有一些在今天看来仍有积极意义的理性言论。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说同说)乎!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次如,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又如,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论语•子路)再如,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有。”;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等。(可惜,身为北师大十佳教师、中央电视台多个栏目总策划的于丹教授在“燉”心灵鸡汤时,似乎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以致连提一下都惜墨如金)。

  但综观《论语》全文,其宗旨主要是为专制者服务的,是鼓励国人“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的当好“奴才之道”。(鲁迅:《灯下漫笔》)。

  其实,孔子思想所贩卖 的“这个奴才之道,最大受惠者就是皇帝,这也是历代皇帝们尊孔崇儒的原因。在中国,一个皇帝位登九五之后,首先要做的就两件事,第一件是用铁刀子将一些男人的阉割掉,使他们成为太监去管理自己的小家--庞大的后宫;第二件就是用儒教软刀子将全国男人的‘精神 ’阉割掉,让他们成为精神太监去管理自己的大家--江山社稷。”(方舟网文:《儒教是民主的天敌(下)》)

  自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许多国人已经明白,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文明国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千余年,“全国男人的‘精神’”庶几全被孔子思想给“阉割掉”了。

  而于丹教授对此不仅视而不见,在“君子之道”这集中却告诉人们:“孔子告诉我们做人的标准,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是把有限的时间、精力,用来‘苛责’內心。”进而“做到‘不怨天,不尤人’”,这样“一个人內心没有了‘忧’、‘惑’、‘惧’,自然就减少了对外界的抱怨和指责,也也就增强了把握幸福的能力。而增强把握幸福的能力,正是学习的终极目的。”

  基于这种逻辑,于丹在她的“心得”结尾处说:“让那种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的规则下圆润地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建立起来有效率、有价值的人生,大概这就是《论语》给予我们的终极意义。”

  很显然,在于丹教授看来,只有孔子思想与现代制度相结合,才是适合国人所需要的心灵鸡汤。然而,孔子思想,虽被帝制社会的文人墨客已经“燉”了两千多年,但却始终没有“燉”成“心灵鸡汤”,而是“熬”成了“心灵麻药”。

  当然,于丹教授这次也不会例外。而于丹教授的所谓“《论语》给予我们的终极意义”,说穿了只不过是再次鼓吹让老百姓“知足心常乐,能忍身自安”和当年希特勒所说的“民众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气”的陈词滥调而已。

  正如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卡莱尔的思想局限时所说:“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而“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7页)接下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浮夸的言谈在这里如何变为自己相反的东西,高贵的有学问的聪明人实际上怎样变为庸俗的愚昧无知的蠢人,关于这点卡莱尔本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同上书,第308页)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记起毛泽东和列宁的有关论断,那么不妨就以此论断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毛泽东指出:“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8页,下同)而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这类文化”,当然是指“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

  而当年列宁也曾说过:“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7页)

  今天重温这些论断,对于我们分清于丹教授所解读的孔子思想,究竟是心灵鸡汤,还是心灵麻药,进而认清让“死人缠住活人的头脑,死人牵着活人走”的奴才哲学吃人的真面目,揭去披在它身上虚伪诱人的面纱,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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