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本网不断收到大量社会来稿,本着节约目录资源的原因,我们把它们汇成一集,集中发表,请大家理解。

政治经济问题文章汇编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辑

2007515

目录

杨鹏:《谈“特权市场经济” 》

陈志武:《农村土地私有化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

陆声俊:《论政治同经济的变易关系》

刘伟:《当务之急:学好中文》

William Easterly《保罗·沃尔福威茨:别指望他了解世界的贫穷》

叶继涛《自主创新呼唤“战略集成”》

新华网:《北大教授厉以宁有望获得诺贝尔》

李文采:《社会主义才是个好东西》

江迅:《透视中国:“乐活”当下最时尚》

徐斌 :《中国进入通胀时代 房地产、股市投资者成大赢家 》

包向宇:《五四感想》

张晓中:《长江源头已近枯竭》

胡星斗:《轻微通货膨胀并非坏事》(但也不是好事)

胡星斗:《中国成了“专利奴”》

中国实际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31%

丁望:《经济高速增长 弱势群体受困》

张昊:《我的梦想已经消失》

霍宪森:《我对党政职能分开改革问题的思考》

何必:《别说建设世界先进水平制造业基地了吧》

深圳码头工人追讨加班费罢工抗议

何必:《广州日报盛赞广州是日本人眼中的底特律》

章东生:《中国的首都应该定在杭州而不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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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特权市场经济”

杨鹏

如何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什么特征?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我们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经验去形成判断。一想到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情况,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官僚的特权,这些特权既表现在法律之中,也表现在政策之中,更表现在官僚的个人意志之中。官僚的这些有形无形的特权,在极大地影响整个中国市场的运行状态。形成这样的判断,不是出于什么理论观念,而是出于正常的经验观察和体会。这样的经验事实,赤裸裸地摆在我们每个人前面,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概念去准确描述呢?吴敬琏先生曾将这种状态定义为“权贵资本主义”,意思就是官僚权力支配下的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所指的大意是清楚的,说我们虽然有了资本的力量,但官僚权力对资本运行有很大的影响。但细想起来,选用的概念还不算太准确。为什么呢?“资本主义”,就是以“资本为本的主义”,这在中国还没有实现,中国还谈不上真正进入了“资本主义”。“权贵”这个概念中,“权”指有权力的官僚,但“贵”指什么呢?在过去,“贵”指的是贵族,有爵位的,血缘贵族或军功贵族。在西方,“贵族”这个概念,不仅指其地位高,似乎还有一些传统、文化或气质的特点。而贵族作为一个有血缘、军功或文化的历史传承的群体,在中国似乎并不存在。中国没有贵族,那些官僚,似乎难以与“贵族”这个概念统一起来。所以,“权贵资本主义”的提法,我认同吴老想说的意思,但还是觉得这个概念的抽取还不算太准确。吴思老师是概念抽取的高手,他抽取过“潜规则”和“血酬”等重要概念。

最近他在不同场合谈“官家主义”,他认为中国过去和现在,都是官说了算的“官家主义”。如果用“官家主义”来概括今天中国的现实,似乎也不是很妥当,毕竟中国还是有了资本,有了自由交换的市场,有了全球化的开放经济,官权仍然很厉害,但也并不能为所欲为,受市场力量和规则的很大制约。看来,“权贵资本主义”也好,“官家主义”也好,在选用概念上都有一些不十分贴切的地方。什么提法才更好呢?我也没有想得太好。总之,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传统的政治特权与正在兴起的市场经济纠结在一起,权力的坏东西和市场的坏东西合在一起,互相促进共同坠落,权力的好的方面和市场的好的方面被压制了,共同难过。我们用什么更妥当的提法来描述这种状态呢?这就是“政治特权扭曲下的市场经济”,恐怕叫“特权市场经济”更妥当一些,病根就在“特权”两个字上。当然,我还是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更准确的提法。 

我姑且先用“特权市场经济”这个提法。要理解“特权市场经济”这种状态,我们就得有一个参照系,我先把“特权市场经济”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来查看,看看到底是不是人类历史,或者说中国历史上特殊的现象。将“特权市场经济”放在人类或中国历史的参照系上,我发现它一点不特殊,并不是今天中国才有的特殊现象,而是古已有之的传统。外国不说,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它也一样是古已有之,而且还是中国二千多年历史上的常态现象。 

死人抓住活人 

中国自秦朝建立以来,就进入了一个君主官僚的市场社会。君主官僚政治权力高度一元化,同时在经济领域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土地私有化并自由买卖,多数商品自由贸易流通。但在这个市场经济中,朝廷通过支持官营工商业,垄断了最有利润的经济行业或者经济行业中最有利润的环节。汉朝“文景之治”,是君主制下高度开放和竞争的市场经济。大家只要读读《史记》中的“贷殖列传”,可看出当时的工商业是多么的开放和自由竞争,而且私有财产并不受官僚随意侵夺。汉武帝上台后,转变了“文景之治”的“清静守法,无为而治”的国策,积极有为,开始兴办官营工商业,以行政暴力打压私营工商业,官商就垄断了盐铁等高利润行业。政治特权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政治一元化特权垄断,二是有利润行业的官商特权垄断。这么看来,今天中国社会的状态新鲜吗?一点不新鲜,与汉武帝时候有多大差别呢?我看不出来。如果说全球化与世界贸易,那时候也一样是开放的贸易。读读史书,我看到无论在政治结构还是经济结构上,我们今天与汉武帝时候没有多少差别。黑格尔说中国是一个“无历史的社会”,并不是没有道理,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都没有多少根本性的历史变化,所以真是“无历史”。 

大家再想想,国民党当年提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这是很新的概念,但在国民党治下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跟今天中国的差别似乎也不大。追求“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和追求“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打得你死我活,但最后哥俩却殊途同归,回到了政治一元化下的特权市场经济这条路上来。当然,要说中国“没有历史”也不完全对,毛泽东算是创造出了历史。或者说,中国二千多年历史上出现的最大的变革是在毛泽东时代,他硬搞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跟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在经济结构上完全不同,如同中国历史忽然发病一样,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了,最后中国又回到秦制。毛泽东自己都说,“百代都行秦政制”。但放远一点看,毛泽东的历史创造也是有先例可循的。毛泽东搞的这一套结构,我怎么看都与周朝的经济制度没有多大区别。毛泽东一生骂儒家,最后又落到儒家的理想陷阱里去了。中国古人们留下的历史的模式,不管穿上什么新衣服,用什么新的称呼,里子仍然如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死人总是悄悄伸手牢牢抓住我们的心,有点恐怖吧!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最大的不满当然不是对市场经济本身的不满,而是对政治特权的不满。这个政治特权超越了市场自然秩序和规则,随时用暴力来划分市场格局,来强制分配资源,法律和政策,只是政治特权之手玩弄扭曲市场自然秩序的工具。这就是中国今天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也是二千年来中国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大家无论从那个角度的不满,其实都是对覆盖在市场之上的政治特权的不满。竞争不公平,司法不独立,没有工会,没有足够的转移支付来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所有这些毛病,归根到底就在“政治特权”这四个字上。从中国历史来看,“市场经济”自古就有,“政治特权”也是自古就有,“权贵资本主义”自古就有,“官家主义”自古就有,“政治特权扭曲下的市场经济”自古就有。有人说,中国过去没有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与私有财产保护,与宪政民主,与司法独立,与新闻监督等等因素是相联的,其实这是今天的人心中的理想的市场经济。私有财产保护、宪政民主、司法独立、新闻监督,这些东西,针对的对象就是政治特权。大家想要的是一个没有政治特权的市场经济。今天的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的市场经济”,其实,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政治特权的问题。 

有时候我感到很困惑,历史的精神就这么有力量?看到历史传统对百年来革命者们的无形的支配,我们要小心起来。我们今后要解决的,恐怕不仅仅换一个宪法的文本这么简单,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宪法文本的改变,也需要支撑新文本的新的文化精神传统的建设。 

曾锦春:特权市场经济的活标本 

我今天带了一个报道,报道的是中共湖南郴州市原副书记及市纪委曾锦春凭手中的“双规”权力敛财的故事。曾锦春受贿3000万元,不明财产5000万元。他赚钱的办法是:1、他给企业发“私营企业重点保护单位”的铜牌,一个铜牌40万,你不交钱就“双规”你。2、控制矿山。借矿山安全整顿,把矿山抢到自己人手中,把不是自己人的“双规”或赶走。3、控制法院。决定经济案件的裁决,吃了原告吃被告。法官不听话,就把法官“双规”起来。4、控制行政:交通局、税务局、烟草局等行政机关的领导,不听话就“双规”起来。5、控制公共工程:市里的公共工程项目,他千方百计弄到自己人手上来干。 

我还注意到,他把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共40多个人安排在政府各个要害部门,把政府办成了他们家族的私人合法暴力特权公司了。中国法家讲“尊尊”,是说要忠于皇帝。中国儒家讲“亲亲”,要照顾亲人。看来曾锦春是只讲“亲亲”不讲“尊尊”的。曾锦春直接用政治暴力和特权来抢夺市场和资源,把政治家族化,也把经济家族化了。这个最近才发生在湖南的故事,是否能多少说明一点我们今天的“特权市场经济”的特点呢? 

在中国的古代皇权社会,政治权力是属于皇家的,政治所有权很清楚,政治权力是私有财产,家国一体。官僚不过是皇帝的经理人,代理人,官僚腐败,是在损害皇家的家国大业,皇家岂能容你?皇家当然要看好自己的私有政治权力。今天的制度下,公共权力是谁的?是主权在民吗?人民从来没有选举过自己的政治领导。官员都说自己是给党打工的,党是谁?只能说谁在台上那天,他就是党,不在台上,就不是党,党就是这个台了,这个台很抽象,没有人格化。谁会为这个台努力自觉地监督官僚们呢?动力严重不够。比起过去的皇权社会来说,维护政权整体的长远的利益的动力机制严重不健全。过去的皇权制约死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约还没生出来,我们处在传统与未来之间的昏暗之中。 

“特权市场经济”继续往下走,大家都会很清楚结局是什么样子。结局就是大大小小的曾锦春凭借政治特权,垄断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成为中国人民的黑暗主宰。乌有之乡左派们约我去辩论,我讲了“乌有之乡谈乌有之罪”,风格完全是泼妇骂大街,其实没有多大意思,我们真正要关注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改革的前期好而改革的后期有问题?前期是对社会的放权让利,多数人得到福利。后期的改革就是曾锦春这一类特权官僚,他们借改革之名,以合法暴力之手,大规模介入到市场财富的掠夺和控制上来,在政治和经济上形成特权垄断的家族力量。老百姓对近年来的改革的不满就是从这儿来的。老百姓不是恨市场经济,是恨扭曲市场经济的政治特权,是恨特权垄断与腐败。 

职业平等的历史变革 

前面说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政治特权的问题。我们如果要想无历史的中国成为有历史的中国,我们要改变的就是政治特权对中国人的控制和压迫。我们有一个理想中的市场经济,一个自由开放、公平竞争、宪政民主、司法独立、保护私有产权、拥有社会保障的市场经济。这是多数人共同的愿望,这样愿望的实现,遇到的阻碍就是政治特权。而且,现在这个政治特权,不仅仅是政治领域的事,庞大的特权经济依靠在政治特权之上,特权政治与特权经济的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政治-经济特权利益集团,形形色色的曾锦春与他们在权力部门的亲属及其经济上的各式代理人。政治特权生出经济特权,形成特权市场经济,特权市场经济生出特权利益集团,特权利益集团维护特权市场经济和特权政治权力,这就是中国的病根。面对这个无处不在的强大的特权利益集团,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谁能给我答案? 

我有一个体会,中国今后的改革所面对的,是确定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合适范围。二千年以来,政治权力在中国至高无上,无所不覆盖,在毛老人家身上也是如此。一个社会,为什么会给吃政治饭的人那么大的权力和财富呢?政治只是一种职业,而且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既不搞科研,也不搞生产,不创造知识,也不生产财富,完全靠生产者和纳税人的贡献在生活。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要给政治工作者如此高的地位,让他们占有如此大比例的资源呢?纳税人供养他们,只是让他们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他们只是纳税人的公共事务代理人员而已。过去儒家说,政治工作者是天命所归,是上天派来当我们的君主和老师的,是我们天生的主子,现在我们知道这是骗人的话。虽然我们知道政治工作者其实是没有生产性的,但我们还是给这些不生产的人好大的权力和财富,让他们不断把公共权力家族化,让他们不断把公共财富家族化。为什么?原因就是一条,我们是神经病,我们心智不正常。 

市场经济自古皆有,东西方都一样。东西方不同的地方,在于西方近现代解决了政治特权这个问题。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不在于有没有市场经济,就在于是否有政治特权这个标准上。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就是压缩了政治工作者的权力范围,清除了政治工作者的特权。什么叫言论自由?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管别人怎么说话。什么叫宗教自由?就是政治工作者无权管宗教人士。什么叫出版自由?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管作家艺术家。什么叫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抢私人的财产。什么叫司法独立,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管法律工作者。什么叫经济自由?就是政治工作者不能干涉经济工作者。什么叫政治改革,就是不吃政治饭的各种职业的人,不再受吃政治饭的人的气,不再由吃政治饭的人统治。所以,近现代的政治变革,本质上是一场职业地位的变革,是职业平等的变革,是从事生产性职业的人争来了与不从事生产者职业者的平等的权利。 

职业平等运动,这么简单的概念,这可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政治权力从高空跌落,吃政治白饭的人从高空跌落,跌到人与人平等的地位,跌到职业平等的地位,吃政治白饭的人从主人变成公务员,政治权力从全面统治社会收缩到只能从事公共服务上来。 

自由派与社民派 

从长期看,未来中国的政治理论之争,只会在自由派与社民派之间。今天会上的朋友们是有分类的,一部分是社民派,一部分是自由派。现在面对“特权市场经济”,我们都被叫成了“右派”或“自由主义者”,其实我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今后民主政治转型任务完成后,社民派和自由派的分歧也就出现了,这是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底线上的左右翼,我们之间的竞争互动是建设性的。自由派无非更强调自由竞争与产出效率,社民派无非更强调公平分配与社会保障,双方的差别最后主要表现在税收的高低差异上。前者代表竞争力强的人挣钱多的人,后者代表竞争力弱的挣钱少的人。两者的差别,是自由派对权力是警觉的,认为权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社民派对权力则多一些迷恋和信任。自由派与社民派,两者都有社会基础,因为社会就会有竞争力不同的人,竞争中有成有败,有成就大的与成就小的,总会分为不同的阶层,弱者要的是保障,强者要的是自由。 

今天大家还在争吵经济学家的功与过,有人甚至从抨击一些经济学家到干脆抨击经济学科,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经济学领域内的不同学者,差别很大,观点和风格并不一样,不笼统地看成一体的。经济学承担意识形态功能的时代已结束,现在法学开始承担这个功能。其实,无论那个学科扮演意识形态的至高角色,都是社会不正常的表现。各学科是互补的,今后各学科平等了,不同学科的从业者平等了,这个社会才正常。职业平等,就是人格平等,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平等是历史发展的总方向,也许这是神确定的方向。今天政治职业高于一切,成了特权职业,所以政治家与其他职业的人不平等,这就是我们政治改革着眼的方向,这就是我们的真正任务。 

(这是杨鹏先生2007415日在北京“中国的市场经济研讨会”上发言的整理稿)

 

农村土地私有化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

陈志武

20075

  目前关于土地制度的讨论,是先画了几个不可碰的“圈圈”:政治组织对农村的绝对领导、土地公有制、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不能合一,并且土地不可兼并转让。如果这四个圈圈不可碰,那么不要说找农村发展专家,即使叫上帝来给中国三农问题出主意,他也可能无能为力。 

现在讨论农村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时,大家都喜欢以“如果这样做,会不会出问题?”来判断方案的可不可取,所以,也总拿不存在的“十全十美”的方案作为参照的对象。 

土地私有后会不会有问题?当然会有,但是不是比现在的局面更糟糕?各国的私有制经验证明——不会。现在的事实是,在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制度下,土地照样在转为非农用途,在此过程中权力和资本获益最多。 

相比之下,如果土地私有,在转让过程中拥有地权的农民至少还有点发言权,是交易的主体方,在许多情况下农民的所得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少。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收益是,农民会更富有了;其制度成本是,那些掌权者少了捞钱、捞权的基础。 

我自己家还在湖南农村,有哥哥弟弟在那里务农。我们不能再拿农民去试验什么“第三条道路”,而应该在世界各国已经试验过的“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选择一种。看看今天成功的国家里,有哪个是以公有制成功的呢?答案不言自明。 

有些“圈圈”应该碰目前关于土地制度的讨论,是先画了几个不可碰的“圈圈”:政治组织对农村的绝对领导、土地公有制、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不能合一,并且土地不可兼并转让。 

如果这四个圈圈不可碰,那么不要说找农村发展专家,即使叫上帝来给中国三农问题出主意,他也可能无能为力。这就好像去找最好的救命医生,同时又先规定这些医生不能用哪些能救命的药方与药品。甚至说,“他们大多数不是专家,只是十足的白痴!”我们反倒应该问问自己:是真的要解决农民的问题,还是只为了自己以及权贵的政治前途,借农民的话题为既得利益说说而已? 

联产承包制度的建立以及其成功恰恰说明一点:应该让农民个人的责任感尽量地发挥。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制度设计都要围绕这样的基本原则:农民自己比官员更会对自己负责,农民自己比官员更知道什么、以及怎样做,对自己、对后代更好。 

照这一理念继续走下去,下一步只能是把土地产权分回到家庭个人,这才可彻底发挥出农民最自然的责任感。也可以让农民自愿、自发地形成以家族、宗族为基础的经济自助体,也可让他们自发“计划生育”等等。如果没有土地产权私有,这些自发的行为都很难。相反地,以生育为例,现在的制度反倒变相鼓励多生。我所了解的农民,谁都比官僚们更负责任、更为自己的后代着想。如果不通过土地私有等改革尽最大可能发挥农民自然的责任感,让个人的空间尽可能达到最大,那么农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事事靠国家,也只能事事怪国家。 

与此同时,农民只是官方指令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只能听命于官的安排,也任由官的摆布。一方面我们说官员的权力太大、太不受约束,另一方面又把对农民最要命的东西——土地权控制在官的手中,这让农民的腰怎么能挺得直?解决官员权力过大的最起码的办法,是减少他们手中能控制的资源,把土地权还给农民。 十全十美、让每个农民都好的方案是等不到的。不能因为几个不负责任的农民,就要求所有负责任的农民都付出代价。 

制度问题严重有人说,上面的“几个圈圈都不存在‘不可碰’的假设,实际上这几个问题在80年代就开始碰了”,这可能是我与他们理解的重要差别之一,我讲的核心是对行政权力、对官员权力的实质性制约。而他们讲的“土地私有公有在学界有争论,但全国农村的实践没有什么争论”,“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统一,在80年代在很多县市就开始了”,以及“土地的兼并和转让在贵州进行了20年了”,这些都是一些“换汤不换药”的尝试。 

在政治组织对村、对基层的绝对领导没有改变之前,如果在这些尝试中问题不出现,那反倒奇怪了。 这些实验都没有形成气候一点不令人吃惊。那么,为什么没有进一步在那“几个圈圈”上做文章呢?只要行政权力(官权)、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不受到实质性制约,那些“换汤不换药”的尝试,起初对改善农民收入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举例说,前些年在农村试验过的农村信用社,当时允许他们完全按照市场规则去运作,政府放手不干预,这听起来不错。可是,当掌握大权的村长、乡长、村支部书记、乡支部书记开始写条子,要这些乡村信用社为其关系户提供贷款时,这些乡村信用社就不好办了。如果遵命就意味着不良贷款、信用社未来可能要垮;如果不遵命,信用社今后的存在资格可能要泡汤。 

这些权力当然还掌控着许多其他。只要这种权力结构还在,产权保护、合约权益保护、农民的致富空间都会非常有限。什么做起来都是四不象。 阻碍农民致富、阻碍农民享受公民待遇的障碍之一是现存的权力结构,而土地公有不仅没削弱官权,反而加强了,使官权掌握了更多的物质基础。如果是这样,减弱官权的答案之一,不就是把土地权还给农民自己吗? 

如果有些农民选择把地卖掉然后进城生活,这又有什么错呢?如果我们真的在为他们的权益与福利而努力的话,那么看到他们境况的改进理所当然是令人高兴的。有人可能会说这对留在农村的人不公。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一方面留在农村的人可以有更高的人均耕地面积,他们的生产力可以提高,有利于其生产效率的改进;另一方面这些农民也有权选择把地卖掉进城。要知道,改变中国农民收入的必然出路只能是让相当多的农民进城,改为非农。 

道理很简单,人们对食物的需求是不会因农业的增长而增长,但非农需求却无止境,新的技术创造新需求。因此,如果农民选择把地卖掉进城生活,我们应该恭喜他们,那才是我们为他们做了一件好事。因此,不能再保留维护行政权力、维护城乡和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维护城乡和地区间发展机会不平等的公有产权基础了,“还产于民”才对。 

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却是“乡村社会的官权过剩,民间权力衰落”。导致这种局面又是由于两方面原因: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所有财产(包括土地)公有。 有一点是显然的:在腐败盛行的社会里,规避腐败的首要方法是把腐败所能碰到的资源减到最小。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社会腐败盛行,同时你又把所有的资源和土地交给他们控制,那么没办法在世界上找到比这更糟糕的组合了。 

在中国农村,现在掌握在官权手里的资源有两大块:第一,公有的土地;第二,他们不受约束的行政摊派、各类名目的税费权力以及行政审批权。只要这两块还不变,农民的鼻子只能被官权牵着走,“还权于民”和“以民为本”都不可能。 

上面讲的第一块资源——公有土地——如果能通过土地私有,那么那些官权就少了牵着农民鼻子走的最重要物质基础了。而土地又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就只能求着官权,就不会有“还权于民”。有了“还产于民”才会有“还权于民”。但如果像在一些地方试验的那样,只有名义上的“私有产权”而同时行政权力不受制约的话,那么真正的“私有产权”会很难,因为行政权力可随时侵犯你的产权。 

因此,官权是问题中的最关键之处。这一点就涉及到政治与组织行政架构这个最关键之处。实际上,只要官员的权力结构不改变,任何意在制约官权的努力都难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尝试最终都难以成功的原因。因此,我个人认为,行政的领导权首先要退回到县这一级(就像中国历代皇权都到县一级为止一样),让乡村权力真正由农民选举的人担任。实现“乡镇自治”。 

   (选自《选择周刊》第13220070502日出版)

发件人:"声俊 陆" <shengjunlu1@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5-15 18:30:07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致函 

论政治同经济的变易关系

武汉 陆声俊

2007515

    为弘扬我们悠久的传统文明,也为了切实构建和谐社会,这里写一篇思辨议论文。所谓的政治同经济的“变易”关系,其实,也就是今天大家所称的两者间的辩证法,它是我传统文明的认知论。这种认知论,实际上它比黑格尔发现所谓的辩证逻辑,即今天大家所称的辩证法至少要早几千年。这里谈“变易法”,而不谈辩证法,目的就是要廓清每个人头脑中崇洋媚外的误区。免得大家老是以为祖宗的文明不及西洋人,都是外国的月亮圆。

    我们的远古祖先对自然哲理的认知、对社会哲理的认知,传统的中国文明,远比西洋人的祖先科学和高明。先哲们总结对待事物发展的认知:一是认知事物的“简易”,即可感知的朴实之理;二是认知事物的“不易”;三是认知事物的“变易”。

    什么是“简易”?肚子饿了要吃饭,这道理与生俱来,出生不久的婴孩哇哇哭叫,吃奶以后就不闹了,就这么简单;什么是“不易”?1+1=2,这是不易之理,如果1+1=3,那就错了;什么是“变易”?物极必反是变易,过犹不及是变易,相对变化是变易。即凡事要从整体看,先看“简易”之理,再看“不易“之理,然后,发现“变易”之理。

    变易就是事物之理的相互转换过程,懂得了这个转化的道理,我们就知道了怎么促成其转化或者制止其转化。现代哲学称之为辩证法,解释为事物矛盾的飞跃,即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实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

    今天的大人、小孩都会说的唯物辩证法、唯心辩证法,似乎就是我在这里论述的“变易”。可我们的祖先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他是西方文明割裂事物的二分法,但辩证法,即或“变易”的道理,它是始终的客观存在。

    通部《周易》,就是一部辩证法的经典,但古人为什么叫“变易”而不叫辩证法,这得要从这个“易”字说起。当年仓颉造字,“易”是表示我们今天说的蜥蜴,因为蜥蜴体表的颜色经常发生变化,所以后来这个“易”字就代表了“变”的意思。

    关于变易的认知,一般需要经验和智慧,我们不好简单的形象比方。因为认知事物之理的转换,往往比较复杂,它要注意到各种转换的条件。所以,想给变易或者说辩证法下定义,至今没有找到方法。至于说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就是辩证法,那是黑格尔的一家之言,割裂世界的辩证逻辑,我们姑且不予评价。

    事实上,我们的先哲们在研究《周易》的各种变易关系时,往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对同样一个卦象,往往给出不同的结论,最终检验结果,必有一个是正确的,或者几个都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比如说,物极必反是变易,那么,过犹不及和中庸之道同样也是事物的变易之理。而且,还是社会人生必须遵循的更重要的变易之理。而所有变易之理的特点,就在于掌握认知的相对方法。这往往要看人的悟性,而我们的悟性始终建立在每个人不同经验和智慧的基础上,所以,百家争鸣就因这个原因产生。

    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每家的学说都有他们闪光的变易逻辑,这就是人们无法给变易定义的困难所在。因此,让黑格尔捡了便宜,把他开出的并不准确的定义放到中国“全面推销”,使得中国的执政党制定政策不左就右,不右就左,经常出错。

    《周易》乾卦说,“乾,元亨、利、贞”,坤卦说,“坤之亨,利牝马之贞”,“象辞上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都是讲的人守住自然关系的变易法。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彼出于是,是亦因彼”“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这是讲的观察事物的相对统一之变易;提醒我们的认知,容易被自我障蔽之“变易”。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这段话里讲了五层为人处世的“变易”关系,即社会人性的辩证法。

    本人行文动笔,从不敢对子孙后代胡说八道,凡事都先理清概念,然后选词造句,下笔行文,唯恐不慎贻害后人。下面导入正题。

    前不久,就事论事,针对于丹和鞠曦,写了一篇《文化的终极目的-----政治》,如果谁对政治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甚了了,今天的信息科学十分发达,只要上网点我这篇文章,立马可以查来读读,就知道了“政治”一词不是大家今天的泛泛而谈,即头脑中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对于好多人来说,请不要以为您早就“混”了一个专家和教授的头衔,就以为什么都清楚明白,其实,据我所知,好多人不是那么回事,除非你是一个老实的学问家。否则,武昌火车站警察永远打不掉的东南亚证件公司的“游击队”,每个旅客随时都可碰到,只要肯花150元人民币,哪个级别的专家本本,他都可以帮你“搞定”。

    大凡老实的学者,从来不把红本本看得很真,完全只注重自身的修养和修炼,因为,他们均能自觉的以“孔孟”二圣为楷模,不把“脸盆”当“脚盆”。可总有那么一些所谓的学者,尤其今天这个社会,比比皆是,不把“孔孟”二圣当楷模,总喜欢以一个跪倒在沙漠里的侏儒,去拼命的向山上的巨人吐唾沫,但怎么吐,最终还是落到自己的脸上。这就是今天子孙不肖的现实。再说,政治和经济的“变易”关系,它们之间的自然之理是怎么回事?

    我把二者形象的比方,如果说“政治”是每一个社会之所以存在的稳定之纲,那么,“经济”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就是目。因为,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是我们每个人生存的条件,它以具体的实物及其链条来计算,而政治则是对这个“条件”,即实物和链条进行合理配置的手段和方法。

    因此,“经济”对社会来说,它是一个“具体”的概念,而“政治”对社会来说,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什么是抽象和具体?比如,树这个概念是抽象,它是对诸如楝树,柳树和杨树……这些具体概念的总概括。今天的学者不学逻辑,好多人连这些基本的常识都不懂。所以,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写文章,根本不知道“经济”和“政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居然大量的杜撰经济性的理论文章,甚至经常把国家的政治领偏。

    比如,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政治完全不按社会的人性规律办事,阶级斗争天天讲,弄得人人自危,物质严重的匮乏,购买火柴和香烟都要凭票,上天赋给人民的基本人权也因此丧失殆尽;今天的市场经济,人权虽然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可政治上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既谈市场经济,可又不全按市场规律准入,使得官僚垄断资本(包括舆论话语权的垄断),凌驾于市场之上,由此滋生出大量的腐败,弄得社会的和谐,始终存在着巨大的隐患。

    这些都是“经济理论”缺乏“变易”思考造成的结果。一旦问题暴露,要想政治体制改革,即便一个国家的最高首脑,想变都无法改变,因此,“政治”的线条始终不牢,岌岌可危。计划经济早已死亡,但它阴魂不散,治国的政治理论,始终漏洞百出,自相矛盾,不但无法顺应经济的发展,而且严重的阻碍了民族产业有效的提升。

    愚昧的老百姓只要稍稍的动荡,现成的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就可把本来脆弱的“政治”局面逼向灾难。

    大家只要看看新浪网的“贴吧”,那些农民工和低收入者的愤怒,就应当知道,该怎么拨乱反正,绝不可让我中华民族的内乱重演。不然,要不是“内斗”老是恶性循环的产生,我泱泱中华民族怎么会落后现今的美国和日本。

    前面,我用了“愚昧的老百姓”这个词组,也许会让很多读者读后感到气愤,这里,我要告诉你,请你从善意方面去理解,因为,我也是老百姓的其中一员。所谓“兔死狐悲”,同情你的遭遇,但十分反对你认知道理的愚昧。这里,我以同样浅显的道理,来说服“贴吧”的愤怒语言。我说你是愚氓,也许真话不好听,但良药苦口利于病。孔子曾经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五四倒孔”和“文革批孔”,大家都对这段语言恨之入骨。其实,我却认为它是真理。这意思是说,他教了三千弟子,只有72个可以及格,大多数的人,始终无法教会他进入独立认知的境界,这只是圣人的一种哀叹。可不喜欢他的人,非要篡改他的意思,把它翻译成:老百姓可以让他跟着你走,但不要告诉他是为了干什么。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么当年孔子“有教无类”,从不嫌弃穷困的学生,这又怎么解释?

    请你认真的思考,千万不要见怪。不要以为很多人都是大学和高中毕业,甚至是所谓的学者,你就以为你不是愚氓。请你自己权衡一下,国家本来脆弱的政治链条,一旦因你破坏,首先遭殃的肯定是你和你的家庭。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更能收拾你,拿着鸡蛋碰石头,惟有你最笨。我说你是愚氓一点都不过,你还以为你是“精英”。我和你虽然“同类”,但我非常讨厌你这种“精英”。

    本人不是共产党员,但一心只想维护他的领导,有什么问题可以帮助它改良。因为,国家的安定来之不易,人民的福祉,老百姓的安全,完全倚仗社会的安定。想当年闹学潮,社会的地痞流氓乘机兴风作浪,推波助澜,工人农民没有一个支持。方勉之这种祸国殃民的野心家,不知害了多少学生,也不知毁坏了多少劳动人民为社会积攒的财产。当年的社会稳定,差点葬送在他手,国家民族也差点再次陷入恶性循环的动乱深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每个劳动人民逐渐开始学会当自己的家,人生的自由得到了初步的改善,经济的发展从当年买包火柴凭票,干任何工作都要看成份说话,到如今鸡鸭鱼肉普通市民厌食,凭天赋劳动能力到哪里都能赚钱,除非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可没人愿作这样的对比,最起码的感恩心、戴德心都到哪里去了?

    而发了财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私下里他们专门骂共产党,而且好多人一骂就不堪入耳。但在公众场所,他们又换一副嘴脸,人前人后不一样,这算怎么回事?这岂但光因“小贪”骂“大贪”,“小贪”没本领,因此恨“大贪”,恐怕也不尽然。

    还有一种情况,干脆粉墨登场,比如有个叫杨连旭的,经常在网上发表文章,一看就知是当年的李煜在哀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躲在阴暗的角落,连地址都不敢公开。长期捡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话来唬弄没有社会阅历的年青人,公然号召人们起来斗争修正主义。俨然把自己扮成毛泽东,拉大旗做虎皮,唯恐天下不乱。有阅历的人一眼就能洞穿,其野心跟方勉之异曲同工,这又是怎么回事?

    针对这些问题,我总喜欢思索国家民族的“政治”所在,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必须找出“病灶”的根因。后来终于想明白,原来斗争哲学没有灵魂的价值观,乃是始作俑者,用在战争年代夺取政权可以,可怎么也不应该把它照搬照抄到和平时代的“政治”中来。

    问题的总根就出在育人的教育理论体系,老不“转轨”出了大问题。搞经济必须承认“君子爱财”,平均主义是祸国殃民的大敌。要“政治”又必须“取之有道”,“仁者爱人”,这是社会人性必须遵守的规矩。这规矩就是“政治”对“经济”的抽象。

    难怪指挥战争从不打败仗的林彪,后来治国他也发现了问题,背着毛泽东高喊“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显然,此人如果不搞阴谋,顺理继位,兴许就是难得的共产党天才。

    然而,今天那些“贴吧”中的愤怒语言,解救你的办法不是没有,可你不尊重祖先,则永远也想不出来。这个办法就是社会人伦的真理,社会人性的真理。因为,只有这两个旗号,他才能够解救你我,也能够拯救整个国家民族和子孙后代。

    这个真理在哪里?它就在“孔孟之道”的揭示中,它告诉当权者,“乐民之乐,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民亦忧其忧”。倘每个人都把这条社会规律烂熟于胸,这个社会就能得到彻底的和谐。假如你明白这条规律,假如51%的人都呼唤这条社会规律不能违背,即便这个当权的官僚阶层再“憨”,它也会主动的去按这条规律施政,去管理,去办事。如果能这样,你说你的愤怒情绪还怎么会产生?

    可是你愚昧透顶,不愿这样去想去做,而要拼命的去喊“革命,”去喊“斗争”,你内心所想的都是妄图颠覆现有的政权,我想退一步跟你说话,就算你能心想事成,成了统治阶级的一员,甚至是一国元首,你能保证你比现在的国家领导人强?只有比你更愚昧的人才会相信,反正我不相信。因为,只有构建和谐社会,才是老百姓多少代人心底几近流血的呼唤,这我比你清楚。

    你说你是工人,是农民,是无产阶级,这我相信。你说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只有起来革命,推翻现有的统治阶级,就能当家作主,过好日子。那是马克思,恩格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这些思想家告诉你的方法。可据我所知,他们都不是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更不是今天老百姓心中盼望的政治家。况且,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他们想出来的一些新鲜词。为的是编“成份”,排等级,好管理,过去的“家皇帝”也这么做,其实真实的总概念都是劳动人民。因为,他们太聪明,当年操纵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目的是为了让劳动人民帮他们夺取政权。政权一旦到手,其政治的方法和手段,却是用帮他们打江山的人去斗帮他们打江山的人。然后,再用劳动人民去斗劳动人民,斗来斗去,斗的天怒人怨,人心惶惶。

    今天的孩子们太聪明了,这方法可蒙蒙我们祖父辈,蒙现在的孩子们,恐怕没门。

    那些高喊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人,保管都是野心家,他是工人和农民吗?他能比现在的政府更好的代表工人和农民吗?只有愚氓听他骗。不信,你让今天的孩子们来投票,鬼才相信他。

    我说当年的朱元璋比谁都“无产阶级”,到后来做了皇帝,子孙后代全变了。是人都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迁,这就是社会人性的“不易”之理。你看,我们祖先告诉的辩证法,是不是比洋人高明的多?

    或许有人会问:你这样说话,究竟是什么出身?那我要告诉你,本人12岁至26岁是农民种田,而且是幼年时期的“阶级敌人”---地富子弟。其实,也就跟西方人书上记载的奴隶斯巴达克思差不多。12岁文化革命爆发,小学校长被斗死,学生不上课,天天斗老师。于是辍学务农,但也嗜书如命。读“娃娃书”当年比现在的电视剧还丰富,增长知识后读小说,继而又读四大名著,成年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青年时代,俨然百分之百一布尔什维克。到74年后,批林批孔,开始涉猎《论语》、《孟子》,所以,从小在生产队这个小天地间成了“高级知识分子”,被人当成“臭老九”。后找由头说你“打着红旗反红旗”,其实就是写了文章批评张春桥,姚文元。当时根本搞不清楚他们是后来的“四人帮”,于是被打成“反革命”,只到79年才得以平反。因此,26岁前的日子不堪回首。

    是邓小平挽救了中国,也挽救了咱们每个普通百姓。26岁至31岁,边种地,边学北大函授,32岁函授毕业,然后转入工厂当工人,后又当业务员,40岁任工厂销售公司老总,99年下海自办企业。这就是个人的坎坷经历,但一辈子嗜书如命的习惯不改。你说我的出生是不是比你更无产阶级?更劳动人民?

    所以,认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也要通过三个层次,首先看它的简易,再看它的不易,然后观察它的变易。不信,以你这种愚氓的冲动,让你掌权会比今天强,只有鬼才相信。毛泽东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于是,斗来斗去,他杀了几千万人,你以为他是为人民?既然为人民,干嘛杀人民?所以只有你这种愚氓最好骗。

    孔子也杀少正卯,他那才叫为人民。因为当年他在鲁国当司寇,为了鲁国当时的“政治”,他必须这样去做,因为“政治”就是“和谐”,它绝不允许挑动社会的内斗,致使千千万万的人民遭殃,可你不知道它是为什么,竟然声称“孔孟之道”专为统治阶级服务,是这样吗?

    不要以为,当年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并以儒治国,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这些历史都是真正的认定了“孔孟之道”。请你把历史跟“孔孟之道”的原文对照,你就会发现,这中间多少朝代,对“孔孟之道”都只有其表,甚至好多时代,全是“挂羊头,卖狗肉”。因为,不挂这个“羊头”,“狗肉”老百姓不买。可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是“羊肉”,而不是“狗肉”。满清政府的腐败,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典型写照。你敢说不是只有“孔孟”二圣的道德文章,才是老百姓的生存之道。

    因为,只有“孔孟之道”的全部学问,才是孜孜不倦地追求一条社会和谐,即“政治”的真理。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谁告诉你贾府的焦大不能爱林黛玉?只要“变易”的条件允许,没有什么不能。要做到这一点,凡人都要有“仁”心,因此,是“仁者”就要“爱人”。一个人不能极端自私,只管自己,心中不装着他人或社会。这就是“孔孟之道”,揭示的社会人性的真理,社会和谐的真理,老百姓过好日子的真理,国家和民族能够得到永久“政治”的真理。

    这种真理,又有哪个拉“孔孟之道”做“虎皮”的时代,其统治阶级认真执行过?倒是现在的“美国佬”,在他们的国家这么做。他们的总统倒是真正的“民为贵,君为轻”,不能随便滥杀人,否则,他也会有牢狱之灾,甚至可能抵命,这就是大家所谓的民主。可“孔孟之道”于2500多年前就一直想这么去做,后来打它旗号的朝代,有谁这样真正的去做过吗?

    今天的国家主席,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倘你换位去想,他不希望把国家治好才怪。站在他的角度,既要保证国家的绝对稳定,经济的高速发展,又要想方设法把“一碗水”端平,让天下的老百姓过好日子,这才是最基本的事实。倘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只要尊重历史和现实,你就要凭天地良心去想事,去说话,去为人,去维护他。

    然而,当一个国家的领袖人物,只要有这份仁慈心就够了,其他的事,都靠早已形成的这个官僚集团去办理,相信他也更希望,每个老百姓都能理性的思维,从而把这种理性形成合力,逼这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去构建和谐社会。

    因为,这才是最好的“政治”规则。你以为,这么庞大的官僚集团,会对已然取得的既得利益轻易放手,全按他国家主席的意愿去办,你以为当了国家主席就可以像毛泽东那样任意妄为,想杀谁,一句话下去就可杀谁,如果你一直以这种观点去主张,那么,我说你就是当年的少正卯,惟恐天下不乱,即便是圣人孔子在世,也不得不对你下手。因为他要保证更多人不受蛊惑,达到“政治”的平稳。

所以,从这种换位的“变易”角度思考问题,你就不会一味的怨天尤人,死钻牛角尖。你就会以善意为出发点,把所有的不合理,实事求是摊到桌面。公道自在人心,大家自会评论,促成这个社会改良。

也只有大家都从善意中把问题不断提出,我们才能从“变易”中冷静的思考,再从“变易”中去达到认知的成熟。回过头再用“变易”考察经济同政治的关系,大家就不难发现,原来:政治的思想是集“小私”而成“大私”,此种“大私”被称之为“公”;而经济的思想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总想分“大私”而成“小私”。也就是说,政治的目的是“大同和谐”,经济的目的是“具体受益”。因此,一个社会要和谐 ,一个社会要发展,这种“大私”和“小私”我们必须要兼顾。这就是社会人心的规律,社会人性的规律。孔子当年也许是带着同样的问题思考,因此得出结论,要人们遵守“中庸之道”,因为,他知道“攻乎异端斯害矣。”

显然,如果大家都能够这样看待问题,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政治”属人心的“道德范畴”,人性的“道德范畴”;”经济”则属人心的”法理范畴”,人性的”法理范畴”。想要得到社会真正的和谐,二者互为关系,一点都不能偏废。这就是我们的祖宗认知的“太极”之理。它是这个世界的整体,我们无法把他割裂开来。可今天这个社会,人们都只知道津津乐道于谈法,而不知道如何去谈德,殊不知,法立的再多再好,依然制裁不了贪污和腐败。因为,法永远都是人为的被动行为,只有德才是人为的主动行为。因此,“孔孟之道”特别注重。 

如果我把它形象的比方,那么,政治在“太极”中属“阳”,经济在“太极”中属“阴”。同样的道理,我们的祖先把“男人”放在“太极”的“阳位”,把“女人”放在“太极”的“阴位”。生孩子是女人的事,但没有男人绝不行。“经济”是维系社会发展的命脉,但社会没有“政治”绝对不行。

你看,我们的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一个认知世界的文化,5000年前就已经十分科学,可他今天的后裔子孙,竟然不屑一顾,在认知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时,专找洋人的“垃圾”当科学。

于是形成了今天的社会,人们只注重经济,根本不关心政治。因为政治的代名词就是道德。要知道,我把上面的道理已经跟大家理顺,剩下来就很好得出最后的结论,那就是,政治寻求社会的人伦秩序,经济排斥社会的人伦秩序。今天这个时代,倘不认清这个事实,大家都只关心经济而不关心政治,就势必会把本来脆弱的社会“政治”体系从新引向灾难。因为,只要违反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反过来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会让你恶受恶报、善受善报。

所以,孟子告诉我们,“诚者,天之道也。”也就是说,要知道这些规律非常诚信,从不骗人。“道”就是“规律”的意思。那么,“思诚者,人之道也。”也就是说,思考这些规律的“变易”关系,那是我们人的认知规律,我们只有掌握了这种认知规律,才能找到主观应对客观的办法,从而修正各种不合理。

这就是“政治”同“经济”的“变易”关系。现实生活中,大家也许会漠视我所说的话,因为我是老百姓中的普通学者,相信子孙后代会把我这篇文章流传千万年。也因为,对各种规律的探寻认知,本人一贯遵循老实原则,从没有信口开河的习惯。(2007524)

当务之急:学好中文

深圳福田区农园路深圳高级中学科研处 刘伟

2007517

    在中国呼吁学好中文,似乎有些荒唐和滑稽,但当今中国的现实让人不得不发出这个呼吁。朋友朱经理拿来一篇某位硕士写的文章,痛心疾首地对笔者说:“你看看,这居然是硕士写的文章,文理不通,用词不当,读完了弄不清他想说什么,中文水平竟然这么差!可他却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其实,这种现象已经很普遍。复旦大学曾经举办过一次中文写作比赛,最后夺冠的,竟然是一位外国留学生。相映成趣的是,北大研究生英语考试,一位美国留学生竟然没及格,前几名全是中国学生。大连曾经举办过一个“拯救汉语”的论坛,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汉语已经面临危机,中国许多学生只愿意在英语上下大功夫,却不愿在汉语上花力气。因为他们觉得,英语好像更有“用”。我国企事业单位招聘时,都强调应聘者的英语水平,从来没有谁强调过汉语水平。大学里有英语四六级考试,却没有汉语水平考试,在这种社会导向下,中国学生的中文水平急剧下降就毫不奇怪了。

笔者就看到过一位计算机硕士不会写会议记要,甚至连简单的会议通知都写不好。最近报纸上报道,连续两年,广东大学生就业率排第一的专业竟然是文学,我想这是社会在惩罚我们的中文教育——社会上中文好的大学生实在太少了,而应用最多最广泛的,正是中文,我们的大学生们却最不重视中文。谁知,物以稀为贵,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却成了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现在教育部规定大学必须把大学语文列为必修课,实在是社会惩罚的滞后反应。

中国学生的英语好,其实也是一种假象。中文水平不高,英语水平绝不会高到哪里去。他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说的内容不可能有多少内涵。语言的深层是文化,高水平的语言能力要靠深厚的文化底蕴来支撑。能说流利的日常英语,并不算什么大本事,把小孩子送到国外,半年后都能说一口流利英语。新东方三巨头之一的王强,毕业于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他到美国后,发现自己的英语水平在美国很不“专业”,不过相当于美国清洁工的水平,而且清洁工说的许多俏皮话,他还听不懂。我国年年举办翻译比赛,但连续几年一等奖都空缺。评委说,主要原因在于参赛者中文水平普遍不高,翻译作品都达不到“信、达、雅”的要求。像傅雷那样中外文俱佳的大翻译家,已经找不到了。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用得最多、最广泛、对人影响最大的,正是中文。中文是其他所有专业的基础,远比英语有用而且重要得多。原复旦大学教授、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就曾经主张:如果容许复旦单独招生,那么先考中文,如果中文不及格,别的都不用考了。如果中文都学不好,别的学科不可能学好。

更为重要的是,每个民族经典的文、史、哲名著,尤其是诗歌,是最难翻译的,即使能翻译,也少了不少味儿道。语言文字有许多微妙传神的地方,只有母语才能表达出本民族智慧的精髓,因此必须读母语写成的原著才能充分理解一个民族的特性,才能品味到这个民族独特的魅力。中国诗歌尤其讲究意境,而好文章都有某种诗意,甚至好画都要求“画中有诗”,音乐中的极品也是“交响诗”,连最理想的生活方式也是“诗意地栖居”。诗是文学中的文学,是民族文化的结晶。诗最凝练,但文化含量最丰富,诗无达诂,歧义最多,当然也最难翻译。能翻译诗的人,必须中外两种文化修养都很深厚才有可能,这是极高的要求——谁敢说自己已经精通五千年的中国文化?李商隐的《无题》诗“锦瑟无端五十年”的含义,中国文学界就争论了几十年,一首诗都难以精通,更别说精通包罗万象的文化了。你要提升自己的品位,就必须读文、史、哲经典原著,更必须读诗,这样你才可能吸收本民族的文化精华。要做到这些,你怎么能离开中文?

龙应台曾经说过:全球化就是用别人能理解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同。别人能理解的方式主要是外语,表达自己的不同则要靠中文了。只有用自己的母语,才能最传神地表达出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当今全世界都公认中国是发展最快、机会最多的国家,许多老外都在拼命学中文,以便到中国来找机会,所以,中文在全球化过程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奇怪的是,中文在全世界大热的时候,在中国却最受冷遇,中国大学生最看不起自己的文字,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何止是大学生,中文在中学生中早就失去了魅力。

我曾问过一位学习成绩很好的高中生,她最不喜欢什么课,她说她最不喜欢语文课。

这真让我震惊!中国五千年的文化,该有多少精美绝伦的诗词、歌赋、散文、戏剧、小说啊,韵味无穷简洁优美的中文迷倒过多少文人墨客,连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史记》都因为文笔生动而被称为“无韵的离骚”,其中该有多少精华可以作为语文教材啊,学语文难道不是美的熏陶和最大的享受么?学生怎么会不喜欢呢?

如果去看看当今中小学是怎样教语文的,就会明白,学生为什么会讨厌语文。当今大多数语文老师的教法是:采用西方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把一篇诗文条分缕析,就像把一个有生命的人放在手术台上进行解剖。什么作者介绍、时代背景、生字生词、主谓宾定状补、句子分析、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等等。把诗文解剖完了,那诗文也“死”了。老师不但解剖,还要求学生做练习册上的古怪练习题,这些练习题就是将尸体碎片再解剖一遍,考试也考那些碎片。影响巨大的高考,考试模式多年不变,使语文课改革完全落了空。这样教出来的学生,语文水平普遍很差。更可怕的是,这种大卸八块的教法整个败坏了中国文化的趣味儿。整天和尸体碎片打交道,还不把老师和学生都弄得恶心不已?只能使师生终生讨厌中文。怪不得前些年羊城晚报曾在头版发表文章《误尽苍生是语文》,语文课能使师生都讨厌中文,真乃教育奇迹!

学中文就应当大量阅读名著,而且不求甚解、粗通文意即可,重点应从整体上去感受诗文的生命律动。积累应当永远重于理解。人们应当明白: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甚解的诗文,“诗无达诂”,文也无达诂。越是好文章,越喜欢“留不尽之意于言外”,启发读者去驰骋想象,因而越无达诂。每个人读同一篇诗文,因年龄、心境、生活环境、时代等等的不同,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只有他自己才能体味儿出来,不应当统一到标准的解释上来。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两人都喜欢博览而不求甚解,但最终却成了最有甚解的大诗人。

杨振宁教授曾经提出“渗透性”学习法,即对自己不懂的东西,经常去接触,如听讲座、讨论、交谈、聊天等等,可能突然有一天自己就懂了。因为你经常沉浸在一个“信息场”中,相关信息不知不觉慢慢渗入了你的潜意识,时间一长,这些信息会自动融汇贯通,某天你就突然“懂”了,就“甚解”了。杨振宁认为这是信息社会越来越重要的学习方法。其实,这与我国古代文人的读书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越是大家,越是喜欢采用这种读书法。

诗意地栖居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诗意地、不求甚解地读书,更是最理想的读书法。这种渗透性的读书法增人灵性,能把人读活,而不会读成书呆子。《红楼梦》中,林黛玉教香菱作诗,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她让香菱先读一百首王维的诗,再分别读一百首杜牧和杜甫的诗,以这三位诗人为底子,再泛览其他各代知名诗人的作品,自己再试着写写,就不愁做个诗翁了。林黛玉到适合当一名中学语文特级教师,还可以派到国外,当个孔子学院的导师。

学中文还应重视吟诵。中国诗文讲究跌宕起伏、回环往复的音乐节奏,刻意营造情景交融的意境,而且追求“诗中有画”的画面感。读者只有感情投入、充满激情地吟诵,才能体会到文章的韵味儿、作者的心境、文章蕴涵的人文精神,才能把自己引入诗文营造的氛围中去,从感情上打动自己。读者应把诗文看成立体的、有温度的、有色彩的、有乐感的、有活力的、有呼吸的生命体。无文不可诵读,要善于把干巴巴的文章读活。把诗文读活,才能使自己学活。深情吟诵远远胜过教师天花乱坠、面面俱到的分析讲述,应让学生直接与诗文进行感情层面的交流。诗文妙处不必多说,深情吟诵中自然可以体验到。有些妙处有时也无法说出来,“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也只有到了“忘言”即不知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那妙处时,读者才真正与诗文意境融为一体了,这样才能使诗文的精髓渗入读者的生命。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这样的长期吟诵才能使人潜移默化气质优雅。中国古代文人读书很讲究“吟”、“诵”、“啸”,甚至“仰天长啸”,就是这个道理。黄山谷曾说: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如果像当今语文课上那样读书,师生的面目都必然可憎,最后殃及语文课本身也可憎了。

清华大学附中的韩军博士曾提出吟诵诗文要注意如下九个方面:1、正己意:精神饱满、感情专注;2、准其音:发音要准;3、放其声:放开声音朗诵,可从集体朗诵过渡到个人朗诵;4、理其层:品味出诗文的层次;5、揣其意:揣测出作者的意图;6、摹其情:模仿作者的感情;7、想其景:一切景语皆情语,善于从景中体味情;8、演其形:略有些表演动作,特别是眼神的运用很重要;9、熟其文:不但要诵,更要背。先难后易,每天背二三百字的经典诗文。养成习惯后,越背越喜欢背。一次背两三篇不一样的材料,如一篇白话文与一首古诗一块儿背,不求甚解地大量背。背时,两头易,中间难,要善于抓关键词。这种背的功夫,就是“读书破万卷”中的“破”。久而久之,腹中存货日多,必然下笔如有神,人也会变得高雅脱俗,“文化美容”此之谓也。这样形远而实近,考试成绩反而会更好。只要背大约100篇古文、200篇现代文、300首古诗词,语文课就不必上了。

韩博士指出教师辅导学生读书应当做到:研讨两三点(不求甚解,直奔语言);美读吟诵;背诵二三百字,持续严格检查。不讲作者背景,不讲写作方法,让学生自己在吟诵中体会。教师主要指导学生学会比较、判断、品味儿大家作品中的语言文字魅力。语文课应当是读书课、诵书课、抄书课、背书课,而不是听书课、做题课。这就是多快好省的学中文的方法,表面上看起来好象很笨,其实最聪明。电影《阿甘正传》中,阿甘就用傻傻的长跑,征服了多少聪明人跟着他跑。往往最笨的方法,能取得最辉煌的成果。表面上最远的路,往往才是捷径。多少聪明人想走捷径,最后都绕得最远。

林语堂先生曾经指出:每个读书人都应当在古今中外无数作家中找到几位自己最中意的“情人”,只有在和情人谈恋爱的状态下,读书效果才最好。在信息海啸呼啸而来的今天,这种忠告更有指导意义。林语堂还说,文章写得好的人,都是上课偷看课外书的结果,那么为什么不把课外书直接拿来当教材?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劲儿编什么统编教材?还要进行莫名其妙的考试,活活把书生考成了考生,多少学生的灵气就是这样泯灭的!

总之,学好中文的方法是:找到“情人”;好读书,不求甚解;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更关键的是:你要有学好中文的强烈冲动,态度决定一切!那是国家的当务之急,更是你自己的当务之急。

联系地址:深圳福田区农园路深圳高级中学科研处 刘伟,电话:0755-83945954 13682672051,邮编:518040,电邮:liuky_szb@yahoo.com.cn

 

保罗·沃尔福威茨:别指望他了解世界的贫穷

William Easterly

    可怜的保罗·沃尔福威茨:每次他尝试制度变革,就要引发一场动乱。

    世界银行总裁沃尔福威茨可能为其女友增加了6万美元的薪水。此事披露后,世界银行员工和西方援助领导者发起了最近一次逼宫。沃尔福威茨在其坎坷的任期中,进行了一场反腐败的改革运动。那些一直讨厌为伊拉克战争出谋划策的员工,如今竭力要求他辞职。沃尔福威茨只能在世界银行的走廊里徘徊,以寻找一个可以藏身的绿色地带。

    他在世行失败的根本原因和在伊拉克败北的原因非常相似:高层自作聪明,看不起底层杂乱的现实。他以为很容易就能清除海外援助的病症,就像他原来以为很容易就能在中东创造民主一样。

    沃尔福威茨来到世行,立下决心反腐败。或许,也是为了伊拉克战争为自己赎罪:为世界上的穷人提供富于同情心、保守型的帮助。但沃尔福威茨的计划从未真正实现。腐败通常会侵蚀海外援助,策力反腐当然很高尚。但令世行员工愤怒的是,一些腐败制度似乎给沃尔福威茨带来的麻烦比其他人还多。更糟糕的是,他的主要目标——把坏政府变成好政府——完全不能实行。

    沃尔福威茨刚愎自用,以为世行能改革世界上穷国一贯肮脏的政治,这种观念很多银行职员都耳熟能详。他的前任詹姆斯·沃尔芬森同样偏好乌托邦的理想。所有这些过头的地方都使世行陷入困境,在减轻世界上穷人的痛苦方面,甚至连最简单的资源(医药、水、食物)都比以前更无力提供。挫败、怀疑和怨恨的情绪在蔓延,该是员工逼宫的时刻了。

    我们就从腐败开始。公平来说,沃尔福威茨主动中断了贪污成风政府的银行贷款(似乎不需思考)之所以遭遇抵制,是由于几个很糟糕的原因。像世行这样的援助机构,第一原则是“你应该花掉你所有的援助预算”。因此,世行官僚主义者的自然反应是,年复一年地把钱仍给腐败的政权,直到其他所有人都觉得,资助显然永远不会到达穷人的手里了。

    沃尔福威茨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土上画了一条线,中断了对其暴君伊斯兰·卡里莫夫的贷款。沃尔福威茨认为,卡里莫夫偷窃了他那些已经贫苦不堪的公众的财产,并屠杀市民示威者。中伤沃尔福威茨的人抱怨道,中断贷款的真正原因是,卡里莫夫在20057月做出决定拒绝布什政府在乌兹别克斯坦使用军事基地。但这又如何?或许做正确的事是因为错误的理由。还很难同情卡里莫夫,正如Borat哪里算搞新闻,他根本就没有丝毫民主可言。

    然而,除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其他一些值得称道的贷款中断,沃尔福威茨计划是有选择性的折中。根据世行自己的估计,其他54个国家和乌兹别克斯坦一样腐败,或者更腐败。世行是不是应该中断所有这54个国家的贷款呢(我要问,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沃尔福威茨还不想走那么远。唉,这让所有人对他真正的准则困惑不已。巴基斯坦还继续拿着世行大把大把的钱。因为巴基斯坦是美国反基地组织战争的关键,尽管在廉洁和民主方面并不比乌兹别克斯坦好多少。反腐败的随意性还使沃尔福威茨臭名昭著的密友罗宾•克利夫兰和凯文•凯勒姆斯(两个不得人心的前布什政府助手)威胁说,要给那些反对的员工扣上“纵容腐败”的帽子(听上去很熟悉吧?)

    但相对于沃尔福威茨拙劣的反腐败,他管理世行的问题甚至更大。他还接受并扩展了他前任沃尔芬森的乌托邦目标。

    比如,虽然沃尔福威茨自认为对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坏政府”越来越强硬,但世行同时又坚持发展计划是“国家所有权”——官僚主义者辩解,贷款接受方政府负责自身计划。但是,你如何对行为不端政府强硬,而同时又坚持是他们自己在管理项目?

    这些讽刺剧只是更深层次智力危机的一个症状。这个危机是世行是否有实现其宏伟目标哪怕一丁点的机会。沃尔福威茨2005年刚来到世行时,世行出了一个报告“20世纪90年代的教训”。教训是世行不知道该吸取哪条教训。报告表明,忽视银行教条的国家(中国、越南、印度)正在兴起,而那些银行监护下的国家(俄罗斯、阿根廷、赞比亚)却乏善可陈。

    沃尔福威茨还延续沃尔芬森开始的损失惨重的潮流。沃尔芬森认为每个银行未达到目标的解决办法是增加三个新的目标。除银行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初目标外,他们还补充了其他一系列目标:从保障儿童权利到促进世界和平。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牺牲了方向的透明性,主张可笑而不切实际的像“授权给穷人”和“达到千年发展目标” (包括人类苦难的每一个点滴)这些友好的宣传口号。

    所有这一切使世行变得臃肿不堪。最好最聪明的员工士气低落,一直以一个稳定的速度离开。穷国如今在放弃世行,寻找私有资本市场贷款,或者来自像中国的捐赠援助。中国现在是第一捐助国。同时,新的私人基金会(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google基金会等)正在接管传统银行的领域,如健康和农业领域。除沃尔福威茨的桃色交易外,你面临的是一个在其六十年历史中处于最严重危机的银行。

    世行还有救吗?或者应不应该救?回答是肯定的,但应该有真实的改变。摈弃世界上最大的发展知识和经验宝藏是可耻的一件事。

    虽然世行的问题还谈不上简单,但如果世行不是努力改造整个国家,而是仅仅在其工具箱中找出那些能真正有助于穷人帮助他们自己的工具,问题可以更简单。我们应该把握好世行的责任,即过分管制的解除、解决温饱、为干旱地区提供净水和治疗疾病。世行在这些领域都已经有真正的进展;而且,如果世行很多才华横溢的员工能从他们当前的官僚主义中解脱出来,并允许做他们最擅长的事,世行还可以做出更多的进展。

    悲哀的是,这些明显的原则还没有被接受。只有希望那些改革家(他们唯一的政治资产就是他们对穷人的怜悯),在挽救世行的关键时刻很好地证明自己,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世界上最脆弱人们的利益着想。这是我们都能接受的一个制度变革。

   William Easterly:作为经济学家在世行工作了16年,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白人负担:为何西方援助其他国家的努力事倍功半》作者。选择周刊编译)

 

发件人:"叶继涛" <yjt66@163.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5-14 10:31:2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投稿:自主创新需要战略集成 

自主创新呼唤“战略集成”

叶继涛

2007-05-14

2007418日,全国铁路开始第六次大提速,提速在京哈、京沪、京广、京九、陇海、浙赣、兰新、广深、胶济等干线展开。时速达200公里线路,部分区段时速将达到250公里,确实让国人感受到了高速列车带来的快感。同时,2007429日,铁道部召开了“铁路自主创新新闻发布会”,与会的记者非常关心铁路运输装备的自主创新问题,提了很多问题,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本次推出CRHChina Railway High-speed,意为‘中国高速铁路’)到底是不是自主创新产品,有多少自主创新的成分。根据与会的新闻发言人和相关企业负责人介绍,本次提速列车的技术主要引进法国阿尔斯通、日本川崎重工、加拿大庞巴迪、德国西门子、美国GEEMD等公司的技术,国产化率在70%-80%之间。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是失败的,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引进不进来的,花钱买不来现代化,自主创新才是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唯一途径。因此,人们不禁要问,铁道部为什幺要逆历史的潮流而不顾,为什幺不用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而是重金引进,而且这些引进的技术我们将来能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还是一个大问号。如果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恐怕我们的铁路装备产业很难提高国际竞争力,因为一旦我们铁路装备产业做大做强后,出口就会受到别国的知识产权限制,国内的VCD产业已是前车之鉴。

事实上,在高速铁路装备领域,我国并不缺乏自主的核心技术,可以说我国自主研制的高速铁路机车技术已基本成熟,然而可实现产业化的高速列车和机车不能实现产业化投入正常运营。我国自1993年就开始了高速列车的研究,立足于自主研制,同时部分系统、部件开展国际合作。19992003年,先后成功研制出“蓝箭”、“先锋”、“中华之星”、“长白山”型号的高速列车;“奥星”、“天梭”高速电力机车;“西部之光”、DF8CJ内燃机车,共四种高速列车、两种高速电力机车和两种内燃机车,为我国的高速铁路和重载铁路提供了急需的运载工具。其中“中华之星”高速动车组在通过了全面型式试验和秦沉客运专线上50多万公里的运行考核,而其前身——“奥星”已于2004年出口到哈萨克斯坦,至今已经运行了100多万公里,这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畸形自主创新之路,不能不引起决策部门的反思。

追根溯源,我国的自主创新技术被铁道部门遗弃,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一是部门的政绩观在作怪,等不及自主创新成果;二是部门缺乏自主创新的创新合力。因为一些铁路高速运输装备的自主创新立项主要是发改委、科技部或铁道部的前任领导批准的,而这些创新成果的使用却是铁道部及下属的铁路运输集团。这些原因的背后就是我国目前缺乏自主创新的战略集成机制,表现在各部门的各自为政、重复立项,战略不连续,决策因人而随意改变。更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本次提出列车被命名为“和谐号”,其实在所谓“和谐”背后隐藏着的部门决策和利益是多幺的不和谐呀!

自主创新是指在开放的条件下,通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以我为主的核心技术成果,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新产品的价值的过程。自主创新的成果,一般体现为新的科学发现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品牌等。自主创新不适闭门造车,也不是邯郸学步,更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它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三者相辅相成,原始创新是根基,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基础,集成创新是目的。

自主创新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决不是单单仅是科技、教育部门的事,而是要成为政府各部门、各级政府、各行各业和亿万中华儿女自觉行动的指南,因此必须加强战略集成。大凡战略问题,都涉及“战略集成”。换句话说,战略分为总体战略和系统战略,系统战略的有效集成是总体战略的实施和实现关键所在。当然,战略集成不等于高度集权,而是各个部门的协同管理战略。而对于自主创新的理论体系、支撑体系以及实施路径等许多问题,我们仍然尚未有系统的研究和整理,许多东西仍停留在感性认识层面。所以,非常有必要加强相关研究和实践,加强宣传,以利于全社会形成一种自主创新的良好氛围。这就有必要将科技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开放引进战略等诸多系统战略,有效集成到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高度,以形成最大合力。同时必须加强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防止自主创新成果得不到及时应用,而造成国家战略资源严重浪费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运十”大飞机的下马,很多人把其归结于管理上的问题,因为民航部门不愿采用“运十”飞机,这样就无端造成了几十年的科研成果白白浪费。其实,说白了,管理就是战略集成,就是要大家齐心协力,做到“众人一般心,铁杵磨成针”。

自主创新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不断的进行研发创新积累和人才培养与锻炼,更需要决策的连续性来支撑,不能因为换了部门负责人,就把以前的自主创新项目随意搁浅或打入“冷宫”。诚然,从经济发展的短期角度来看,引进国外技术的确省时又省力,又能短期内见到明显经济效益。但是,“运十”大飞机项目在这方面的教训也是惨重的。当时的情况与今天的铁路情况非常相似,国内的民用大飞机制造技术不能满足迅速发展的航空运输业,于是“运十”飞机上马。经过我国科技人员近10年的艰苦攻关,“运十”飞机开始了试飞,并相当成功,但因得不到民航部门的认可而胎死腹中。之后,国内航空运输部门大量采购国外大飞机,国内的飞机制造业开始走上合资的畸形道路,结果这条道路白白耽搁我国民用大飞机自主创新技术的发展,今天大飞机项目的重新上马再次有力证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产业走合资道路是行不通的。其实,当时民航部门不认可“运十”飞机的原因,也是因为等不及自主创新成果,担心采用自主研发的大飞机可能至少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就可能使国内航空业丧失发展的机遇,而实践证明是恰恰相反。希望“运十”的教训能引起铁路部门的反思,避免走同样的道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装备,国之器”。在开放和国际科技合作交流成为重要趋势的时代背景下,重要大装备的自主创新,需要加强战略集成决策,尤其需要加强在自主创新立项、产品应用上的协同管理,更需要加强政府采购对自主创新产品的支持,尤其是产业应用部门。事实上,只有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搞上去了,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了,从国外获得额外的净福利(而现在是我们把非常便宜的产品出口到美国,让美国获得了额外的福利),我们的产业从业人员才能获得较好的工资收入,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和谐。(完)

通讯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152511.邮编 200235
email:yjt66@163.com

 

 

 

 -----Original Message----- 发件人: hehuili2008 <hehuili2008@163.com> 日期: Sat, 12 May 2007 17:26:01 +0800 (CST) 收件人: zdjun <zdjun@163bj.com>,主题: 厉以宁有望获诺贝尔奖,若如此,老先生为国争光矣!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争气了!

著名经济学家卡特斯:

北大教授厉以宁有望获得诺贝尔

信源:新华网|编辑:2007-05-11| 网址:http://www.popyard.org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最近提出的新基尼系数理论在国际经济学界引起极大震动。 

厉以宁教授的理论是,按中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的情况来分析,先算出两个基尼系数:一个是城市的基尼系数,另一个是农村的基尼系数,然后再加权平均,算出一个总基尼系数。这个总基尼系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的贫富分化状况。 

这种基尼系数计算方法的经济学基础是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体系,这种体系是历史形成的。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消费方式、社会心理都有极大的差别,因而必须将二者分开计算。如果将二者混合计算,将夸大中国的贫富分化状况。 

当然,这种城乡二元的基尼系数计算方法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中国的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别实际上类似于城乡二元体系。如果换个角度,不是从城乡,而是从地域角度,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应该是计算一个东部地区的基尼系数,再计算一个西部地区的基尼系数,然后再将二者加权平均,算出一个总基尼系数。 

依此类推,中国不同省份的发展状况是历史形成的,应各省分别计算基尼系数,再加权平均算出全国的总基尼系数。同一省份应分别计算下属各县市的基尼系数,再加权平均,算出该省的总基尼系数。同一县市的不同乡镇也应如此计算。 

厉以宁教授的新基尼系数理论指出,以中国这幺大的国家,这幺复杂的社会发展状况,较好的计算方法是先计算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元――家庭的基尼系数,然后再由下向上,逐级加权平均,算出总基尼系数。只有这样的计算方法才能正确评估中国的贫富分化状况。 

根据这种计算方法,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将是一个低于0.2的数值。厉以宁教授表示,虽然有点匪夷所思,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中国不存在贫富分化问题。中国目前的问题恰恰是贫富分化太小,这表明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必须彻底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拉大贫富差距,中国人才有勤奋工作的压力和动力,GDP才能上去,中国才能进步。 

 厉以宁教授表示,虽然他本人提出的这一理论是基于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但是该理论也同样适用于评估国际社会及其它国家的贫富分化问题。 

 基尼系数是一个衡量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最初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二十世纪初提出。该系数可在零和1之间取任何值。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那幺基尼系数也越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称赞厉教授的新基尼系数理论是自该指标问世以来,对该指标最伟大的理论创新。他称赞厉以宁教授提出了一整套极为出色的评估中国的贫富分化指标的方法――众所周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情况极为复杂,经济学界对中国贫富分化状况并无一致看法,也没有成熟的评估方法。多名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表示,鉴于厉以宁教授在研究中国乃至全球贫困方面的贡献,必将获推荐为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之一。 

著名经济学家卡特斯表示,厉以宁教授极有可能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说:"我们期待这一时刻的来临。"

发件人:"文采 李" <xiaoliwencai1966@yahoo.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5-12 21:53:50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社会主义才是个好东西 

社会主义才是个好东西 

李文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认识人类社会的基本原理。我们要搞清楚什幺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必须通过这个原理。

  首先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他的经济基础就是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至于股份制和其它各种类型的合作制,都可以看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初级形态。

  其次是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体制。社会主义的基本的经济制度确立以后,接下来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体制问题。包括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的经济体制和民主的政治体制。光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而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体制,就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谢韬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其实这句话就其本身来说并没有问题。如果是社会主义,那幺它一定是民主的。不存在暴政的社会主义。如果是暴政的,那幺就一定不是社会主义。事实也的确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是谢韬这句话的背后隐藏着一些别的东西罢了。我只知道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没给苏联百姓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人道",反而导致亡党亡国。我不知道谢韬的这个加引号的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究竟能给中国带来什幺?

  至于俞可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无非是间接地告诉社会,我们尚没有实行民主。物以稀为贵幺。如果民主在社会上已经蔚然成风,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也就不会因为俞可平说的一句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引起社会上这幺大的反响了。

  俞可平只是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其实,他似乎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更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只有在这个制度下,才可以确保人民实现最大限度的充分民主。这是任何其它制度所不能比拟的。

  不错,我们国家存在太多的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但是,那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没有落实好社会主义制度,滑到官僚主义的旋涡里面去了。所以,我们要改革。改革的? 康木褪歉谋湮ケ成缁嶂饕寰竦墓芾硖逯疲

  那幺如何落实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体制呢?

  可以说,世界上所有标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他们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我的答案就是依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模式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实行与现代国家制度相配套的现代地区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详细情况参见我的《中国现时社会各阶级之分析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关于现代国家制度和创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问答》。其中,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必须是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绝对不可以是政府。

  第三、社会主义的法律和社会主义的道德。在社会主义的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体制下,人类最高尚的道德成为全社会的自觉遵从。它必将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道德文明和精神文明。

  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体制、社会主义的法律和社会主义的道德,这就是我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透视中国:“乐活”当下最时尚

江迅 

“乐活族”透过消费,透过生活,支持环保,多做好事,身心健康,充满活力,自我感觉好。不过,在当下的北京,也可以看到另一番景象,或许可以说,那是5000年来未有的奢靡,天价夜店,餐厅斗艳,灯红酒绿,夜夜笙歌。 

49日辽宁省沈阳崇山东路街头,更见到一幕奇景:一个由几十辆世界名牌车组成的迎亲车队,浩浩荡荡行驶在街头。 

车队最前方是一红一蓝两辆敞篷保时捷并肩前行开道,紧随其后是一黄一红两辆悍马,与前方保时捷对齐。再随后,一辆黑色宾利车率20辆加长林肯、4辆凯迪拉克、4辆奔驰、4辆靠马、4辆奥迪等车,车辆保持双排道蜿蜒而行,车队足有200米长。如此显摆,令人咋舌,据行家说,租用这些车最少也得15万元人民币。 

在中国大陆,时常能目睹令人心惊的奢靡消费,那是非理性繁华的社会现象。前不久传媒报道了一个极端的事例,南京一个大学生9年换了500部手机。 

人们的豪华消费行为,并非因为人们不知道节约是美德,而是因为这种消费行为,具有满足某种心理需要的功能。只要这种“需要”没被其它替代的方式所满足,奢侈浪费就不可能被遏止。 

炫耀和攀比 

这种“需要”就是炫耀的需要。有人一再提出对他们要加强教育。其实,仅仅靠教育不可能根本解决,出路是让“炫耀”的方式多元化,人们不再单靠物质消费获得“观众”,而是靠精神完善,知识丰富,品德高尚而获得社会赞赏。 

应该说,这种炫耀也让消费者活得很累。炫耀离不开攀比。“人比人,活不成”的古训充满哲理。生活中,自己的满足可能就是别人的不足,自己的缺憾也往往是看到了别人的拥有。 

20074 

发件人:<capitel@sina.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5-11 05:25:45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中国进入通胀时代 

中国进入通胀时代 房地产、股市投资者成大赢家 

徐斌 

20070510

    提要:这是一场巨大的搏斗, 远比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文革的搏斗更剧烈, 结局可能是双方(既得利益集团和弱势群体)斗争的矛盾同一体----国家的解体。 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 预测历史的 发展是可能的。

  如果将所有商品,包括消费品、工业品以及住房、劳动力等等,统统打捆列成一个指数进行统计的话,结果肯定显示,近年来商品物价整体是上涨的,而且涨幅不小 >>>推荐专题:上证综指突破4000点 中国房事变局 

  不久前,一项由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内13家顶级研究机构共同推出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第二季度CPI将达到3.1%的新高,央行应该“顺理成章”地再次加息。 

关于通胀问题,媒体各界对此目前开始热议,基本共识是目前只是温和通胀。确实如此,比起上世纪19801990年代CPI动辄10%20%左右涨幅,如果不是存款利率才2.79%3%的涨幅简直不值一提。这样说来,似乎通胀好象只是压力,忧则忧矣,未必变成实际。 

  其实不然。这要看看通胀的定义是什幺。通货膨胀最初指因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的实际需要量而引起的货币贬值现象。目前在宏观经济学中,通货膨胀主要是指价格和工资的普遍上涨。如果我们把劳动力也看作商品的话,可以一句话概括通胀为商品价格的全面上涨。现在普遍用来测量通胀的指标是消费者物价指数CPICPI在近年来,除了2004年几个月内偶尔处于高位之外,其它时候基本都处于4%以下。这样,低通胀的说法好象也说得过去。 

  但事实上自2003年开始,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指数、工业品出厂指数、房地产价格指数都是年年攀升,涨幅惊人。而股市从2005年中期开始也是大幅飙升,至今涨幅将近350%。如果将所有商品,包括消费品、工业品以及住房、劳动力等等,统统打捆列成一个指数进行统计的话,结果肯定显示,近年来商品物价整体是上涨的,而且涨幅必定不小。 

  但涨幅各有不同,基本特征是劳动生产率越低的涨幅越大,而生产率越高的涨幅越小。有色金属、燃料等矿藏有限,不是靠技术挖潜之后,产量说上就上去的,而房屋建设周期长,土地管制严厉,因此房屋供给也不是随便想上来就上来的,而劳动力的供给最难,从婴儿落地到工厂上班最少要16年,所以工资一涨,短期想下来几乎不可能。而工业产成品则不同,技术挖潜或者产业转移,加强内部管理苦练内功,生产率的提高相对就容易得多。这样2003年以来,各种商品涨幅依次排开:原材料、能源、劳动力、房屋价格涨幅最猛,工业制成品涨幅最低。结果让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大呼:中国呈通胀和通缩两重天。 

  当粮价涨起来的时候,再拿CPI说通胀只是一个压力问题,好象很勉强了,这时官员、学者纷纷出来打圆场,再剥离粮价出CPI,搞出一个核心CPI来,这样,通胀还是一个压力问题。按这个逻辑,价格可以涨个不停,而通胀一直只会是个压力而已,因为“核心”CPI可以一直“核心”到矿泉水为止。 

  其实粮价上涨,就在于货币如水,过剩的货币总是追逐生产率最低的商品。有炒楼、炒股、炒黄金的,可有谁听说过炒矿泉水的?手机、汽车生产效率通过技术更新、生产线迁徙、加强管理,一年内增长100%并不是什幺稀奇事,但平均亩产提高20%简直就是放卫星了。在目前中国农业普遍是小农户经营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更是慢于国际水平,加上全球粮食价格进入上涨周期,无法通过国际贸易平抑农产品价格,CPI走高自然是情理中事。这时说通胀只是一个压力问题,就露馅了。 

  通胀其实是一次财富大转移的过程,是借贷者剥夺债权人的过程,那些早期介入房地产、股市或者向银行借款做生意的,将是这场通胀过程的大赢家,而那些银行储蓄户乃至未来依靠养老金度日的人将是最终输家——而这些基本都是普罗大众。 

  所谓流动性过剩就是通胀的另一个说法而已,这个精巧的解释长时期掩饰了国内货币过多供给的事实,而CPI的上涨其实就是预示中国全面通胀时代来临。原来的解释不足以掩饰这个事实,这个趋势目前还是以较为温情脉脉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但在汇率政策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未来它必然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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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商炮轰银行: 他们心更黑! 大房产商不满央行预警房价下跌,称央行不负责任 

  “最近央行的报告预测未来的房价要下跌,我认为这个预测是不负责任的,对于未来的房价,我的看法很明确的:未来的房价和我们国家的长期房价走势将是上升。”今天下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2006中国房地产市场与房地产政策论坛上,我国最大的房地产国企掌门人——中国房地产集团总裁孟晓苏"炮轰"央行,并作出房价将持续上涨的预测。

  他认为房价会持续上升的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增长快,加上通货膨胀,低利息率的现实,你在20年前,在银行存款1万块钱,到20年后,它的本息货币只相当于当年的21%,也就是说20年里缩掉了79%”,在此背景下,房屋的保值增值功能体现,刺激商品房的销售。他还以“过去的18年,中国的城市商品房价格持续上升,没有一年下跌,它的增幅平均每年是12%。”为例支持自己的观点。

  就在这个月,央行发布《2006年金融稳定报告》阐述国内金融业现状及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在长达169页的长篇报告中,央行首次以专栏形式对房价下跌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作出预警。

  房地产商 这点说的很对, 银行以及其后台的心更黑. 首先 ,他们有发钞权, 也就是“印钞机一响, 黄金万两”. 其次,他们有让货币贬值的权力, 也就是强盗, 不过,人家不需要进你的门, 你家的财产就变到他们手里去了. 还有,他们还有收税和资源垄断的权力

  最重要的是, 现在银行的官员是最腐败的, 每年是几万亿的洗钱, 几万亿的资金外逃, 几万亿的银行贷款收不回来(坏帐), 以及后来的政府的补漏洞(今年农行的8000亿,光大300亿,以及以前的工行等的几千亿), 这个是最狠的 

  中国今年的房地产价格的暴涨(80%左右), 股市的暴涨(130%), 还有物价的暴涨(50%), 其实质是通货膨胀, 可能2007,通货膨胀更严重. 2010年左右, 中国的通货膨胀可能达到2位数, 这点和南美比较象. 南美也是经过了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然后是通货膨胀经济危机.也就是说, 房价的飞涨和货币的贬值是同步发生的, 但前几年是房价的飞涨快一些, 将来可能是货币贬值的快一些, 最后, 房价可能是相对贬值. 也可能是狂跌. 几袋米 一平方房子的价格是有可能在2013年左右的时候出现。这点要去看8年前的南美. 不过由于南美的人均占有资源远比中国丰富, 所以,可能中国更严厉.

   中国的房价现在已经和美国的房价一样高,这种荒谬的现实说明了社会的巨大扭曲, 国家管理能力的衰落, 断裂必然会在可见的将来发生. 最近不断的灭门案,仅仅是干涸大地上的一个小裂缝而已.

  这是一场巨大的搏斗, 远比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文革的搏斗更剧烈,结局可能是双方(既得利益集团和弱势群体)斗争的矛盾同一体----国家的解体。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 预测历史的发展是可能的。

发件人:"包律师" <bxy4966@163.com>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5-10 23:52:03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一篇文章 

五四感想

包向宇

2007-05-10

    今年是“五四”运动88周年,“88”多幺吉利的数字,会为心生绝望的人带来一些希望。想象一下88年前那些北京大学的师生吗,是如何走上这条“五四大街”的,他们的追求和梦想,现今是不是实现了一些?

88年的血雨腥风之后,这里还能有当年的勇气和热情?在这条大街上,你看不到热血沸腾的中国学生,更引人注目的是“八国联军”的子孙们,他们悠闲地东张西望,他们今天已不需要用枪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了。他们兜里的美元,已经让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中国人学好忘记那些先辈们的恩怨。走到北大红楼,简介中说这里是李大钊和毛泽东曾经工作和学习的地方,还有民主广场。一提“民主”这有着百年高龄的神圣的文字就让人热血沸腾,忍不住要进去看一看。到了门口,有保安看门,对不起,看这北大红楼和民主广场需要5元钱人民币。真让人不知所措,不知道当年的李大钊和毛泽东是不是每天也要花5块大洋在此学习民主。我没有必要掏出5元钱去学习民主,这样的民主让民主黯然失色,还有什幺比这收费的民主更让民主蒙羞的吗?这些管理民主的人们,他们站在高高的、神圣的红楼上面在俯视着五四大街上的行人,他们在给自己的私生女减肥之后,还在精确计算着自己那不可告人的灰色收入的增长率。有一天,他们会把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圈起来收费的。在民不聊生的年代里,民主是当政者能够贩卖的最后的东西。

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是如此的神圣的称谓,虽然被定义为“东西”,但仍不减少人们的期待。如果民主是东西,那它当然是可以交易的,也可以被赠予和被剥夺的,那幺被赐予的民主还是民主吗?如果赐予是合法的合理的,那幺剥夺也会具有同样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我不需要这样被赐予的民主,我不会出钱买任何民主或打着民主招牌的东西,包括好的和坏的。我选择不买,就是我自己做主了,我自己做出的决定,这是一种形式的民主。因为这种民主是可以购买的,我选择了不参与这种游戏,我退出这种游戏。但我没有权利表达我的不满,我没有机会去让掌权的人和其它有可能参与游戏的人听到我的声音,我无权和他们联合起来改变这种收费的民主模式,因为现有的社会规则规定,这种行为是违法的,进而使其缺少道义上的支持。出生在这片土地上人,自然要接受这样的结果和游戏规则。

对于红楼的管理者,我是一名游客,我似乎只能接受这样的规则。看着保安那警棍和那威严的表情,在考验着每个人的耐心,我不尽问自己,如果我执意要去红楼看一看,他能是障碍吗?我想他不是障碍,他的作用不如一只狗,我对警棍的恐惧不如对一只大狗的恐惧。他,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在面临危险的时候,他会比我这个执意破坏秩序的人跑的更快。但没必要费这种力气,我只要给他3-4元钱就可以达成协议,我不用费力所用拳脚相加这瘦弱身材和软弱灵魂,只要比公布的门票少,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同样会同意我的解决方式,因为他站在这儿,抓住像我这样违反规则的人,不会增加他的工资,我即使把他打倒在地,他也不会得到奖励,也许他的钱包里还没有鼓到可以去医院治疗。同样他很显然也是来京打工的,攒了一年的钱,也不见得凑够回家往返的路费,过完节回来,这个站岗的位子也可能没有了,那是更悲惨的境地。他参与这个规则中也没有更多的自主权。我和这守门人,同样都对现有的规则没有选择权,还好我可以选择离开,也可以按规则交5元钱,我没必要让这个纯朴农民的后代的良心有愧。

不对,民主也有好与坏之分,民主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民主,我要是能买到的民主,均不能被定义为真正的民主。在具有起码的民主机制之前,讨论民主的好与坏没有任何意义。相对于红楼,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如果收费的话,可能是最有创富的意义,即使它收取50元的门票也会有大批的人毫不犹豫的掏出来,因为人民对他老人家的敬意, 50元、500元、5000元钱不能构成障碍。我的年龄让我没有机会亲身体会到他活着的时代人民的热烈,但从老人们在公园里那情真意切的“他为人民谋幸福”歌声中能够体会到普通人、一个还有一颗人心的人,那种由内心发出的真诚。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天安门广场的已经不在是中国人的精神的家园,14亿中国人以好奇的眼光打量着灰暗的水泥建筑。那些民族英雄的英灵似乎已不屑于光顾这为他们在天之灵建立起来的圣殿。这个唐宗宋祖、康干盛世曾经光顾过的土地,现在需要的是那些坐在开着空调的办公室里的“人民公仆”们计算着年GDP的增长率和超万亿的外汇储备及人均1000美元来证明自己的兴盛。这种对“利”的精确的计算,本身就是对中国历史的否定,对民族精神的无知、也是对战胜天灾人祸的、深沉、博大、纯朴的民族的一种鄙视。以上的数字即使翻上两番,也不会给这个民族带来些许的自豪感,也不会为民族的历史增添上一个记号,因为这个以淡薄名利的民族前进的动力不是百分比的数字,也不需要储备巨额的外国废纸,这个民族需要的是文明的兴盛,而兴盛的文明不是用数字来论证的,而是现实的每个中国人和自认为是中国人的人的切身感受到的兴盛。每一个中国人不是被证明是自豪的,而是需要其它国度、肤色的人民的尊敬。在全球化的时代,即使回到唐朝,兴盛的贞观年代也是得到其它国度的人的认同的兴盛。可没有了民族精神的传承(注意是“传承”不是模仿),文明即失去了意义。

病入膏肓的狮子

看到了留言本,我真想问一问这些先烈们,88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他们当年想要的中国?!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些事情并没有变化,“民主和科学”这必须以其它国家的国情为参照物的指标,并没有改变,当年的列强依然很强,我们所追求的民主和科学好象还离不开列强们的同意,我们的英雄们当年把他们赶出去,现在却要把他们请回来,而且我们非常严重地信赖他们的资金、技术和赌场,我们由对鸦片的信赖,演化成对外资的信赖。

现实就是现实,无需反驳和论证。

我们学会了和列强们和平共处。

单民族的国家被证明是实现不了。

中国妇女的确解放了,而且解放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一个理性的人的想象力。她们已经超越了三从四德的羁绊,而且还在实现自我的超越,现在已不甘心做为一个中国式的妻子和母亲了,有很多人已经学会为有权有势的人做起“二奶”、“三奶”甚至一百零几奶,还有的母女一起做情妇。她们在国际上的地位使中国男人在智力、体力上暗淡无光。让中国男人庆幸的是,88年的历史还没有让她们进化到可以单性繁殖的程度,如果真的有那幺一天,中国男人将没有生存下去的理由。

劳工还是劳工,劳工并没有神圣,也许现在法国的中国劳工的地位要比中国本地的劳工的地位和待遇好的多。当今的世界也没有蔡校长的期望变为劳工的世界,但依然是劳工建设世界。

掌权者利用权力、智力、信息的优势通过特定社会建制的安排为自己捞取好处。他们没有偷盗、抢劫的外在形式,他们不需要枪炮和炸药去赤裸裸的实现暴富的梦想,他们是通过社会法制的形式将人民的财富分流进了自己的腰包,腐败分子床垫子里的美元就是合法化的证明。所以,更不能把他们从人群中区分出来。

“只要家庭不被破坏,中国人就不可能变成欧洲人一样的鼠豕。”看来辜老先生还是有远见的,他所预设的条件却被现实无情地满足了,家庭的结构、观念被彻底摧毁,中国人变成了鼠豕,还不如欧洲人的一些鼠豕。

人民没有必然成为公民,法律没有带来法治,宪法没有带来宪政,执法者和人民均对法律没有遵行的意愿,法律和宪法本身比没有它们更尴尬。

中国人需要的民主的第一步就是要如何管好自己的“独生子”,让它有民族精神的传承。

在红楼里有一位知名画家的一幅《睡狮》的简笔画,画中的狮子虽然在睡觉,但依然雄健。88年过去之后,这只雄狮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当然的崛起,它的身体要比看起来瘦弱,不,应该是虚弱。它并不是一只老年的狮子,因为它没有老年的睿智和冷静,它也不是一只青年的狮子,它没有青年激情和好奇,它是一只有着致命疾病的狮子,现在的狮子虚弱的不仅是机体上的毒瘤在日益膨胀而带来身体的贫乏,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虚弱。躁动的世界让它无法安眠,虽然它不在睡觉,但仍然装作睡觉,它似乎不想崛起,它需要的是有更多的时间来回忆自己曾经的辉煌。

人民的独生子

中国的政治体制上还是实行“独生子”的政策,只许有一个掌权者。掌权者从来就是娇生惯养长大的,所以他更多的时候是无知和无良的。中国的民众也一直保持着这种心态,只能盼望自己能遇到一个孝子,有自律精神的执政者,中国社会就表现出了盛世的迹象。

中国任何朝代的兴盛均是建立于有限政府的基础上,均是由于自我约束的皇帝的节制而带来的经济的空前发展。人们心中的盛唐情节,某个病态的、缺乏健全心智的电视台每天在播放唐朝的电视剧,现在活着的人似乎都在怀念着,不是羡慕、嫉妒着唐人的兴盛和国际上的地位,包括把“孔子学院”开到世界各地的人,努力以孔子做为当代中国的代言人。而这些能像世人表明的不是当今中国人的成就,只是在提醒着人们,我们的祖先也有过光辉的历史,也为人类做过贡献,你们应该尊敬他们的后人。

“盛唐”是李世民建立的还是唐朝的子民建立的,虽然唐朝是李世民的唐朝,但唐朝的财富是李世民一个人创造的吗?虽然在名义上,是李世民一人所有,包括子民的生命及财产。但他并不是一个掠夺者,他更像是一个守护者。在老百姓的生活中,他------一朝天子,负有道德教化的责任,他的责任是传播人和人之间的仁爱、对祖先的敬畏,对父母的孝道,对街坊邻居的爱护,对大自然的珍惜、政治决策的制约和冷静。这个封建社会的皇帝,不能因为他实行私有制而被公然指责其自私,他的自私并没有当然地带来灾难,他的自私带来的是兴盛。而对于唐朝的子民来说,除自己所有的财产以外,就是皇帝的财产,名义上是谁的财产不重要,李世民也只需住到长安城即可,他派到各地的官吏们,他的私人财产的管理者,那些管理者有责任传播皇帝的恩德,和自己对皇帝的忠诚,也同样负有道德教化的责任。他们并不是用GDP的数额来考核,国家的发展必没有以外汇储备证明,人民的生活的水平提高,不是公务员在办公室里按人均GDP来推算。盛唐的真诚的诗人,以诗句证明了一切,他们不需要用秦汉的文章来验证自己的正统。

唐朝的那些贪污的人只是对皇帝的不忠,他只是在偷皇帝的钱。而今天的贪污犯不仅仅是对领导的不忠,他们更是不孝。因为今天的公有财产不是某个人的财产,而是公有财产。“反腐”是最能博得人们赞成的一件事,的确学者为执政者抓腐败的行为叫好,而且认为这些以抓“老鼠”为生的猫尽到了天职,他们应该被认为是民族英雄,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逻辑。

如果这这些不幸被猫抓到的老鼠,天生是老鼠的话,这只能说是养猫人的无知。被猫抓到的这些老鼠,实际上并不是老鼠,他们曾经是“猫”,所以他才能在这个社会上爬上官位,才能有机会成为巨贪,所以我们的巨贪是:巨贪的猫而不是巨贪的鼠。而我们的人民,这些即要把猫养好,又要把鼠喂肥的人民,他们被执政者定义为天生的“素质低”没有识别能力。他们的确不认识哪只是猫,哪只是披着猫皮的鼠,哪只是在猫窝里成长起来的鼠,哪只是被猫培养起来的鼠。我们养猫的目的是什幺?是抓老鼠,还是驱赶老鼠。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猫与老鼠不共戴天,有猫就不能有鼠,有鼠的地方没有猫。有猫就不应该有大量的老鼠。我们需要的是没有老鼠,而不是消灭老鼠,更不需要那些每年抓几只老鼠交差就可以领赏的猫。这才是养猫的理由。

当人民的血汗在以反腐败的名义从一个腐败份子的腰包转向另一个腐败份子的腰包的时候,这些反腐的斗士更有理由让人民支付的更多,因为反腐败也同样需要成本。我们的人大代表们建立的社会制度是纵容一部分人腐败,然后在要动用几百人去反腐败,在我们的国家没能实现政党轮替的时候,却实现了腐败分子之间的轮替,在腐败分子之间实现了公正。而且现在有了把反腐行为开展到国外的现实需要。在我们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掌权者是代表人民管理人民的事务,这里有这样的前提:掌权者不会做伤害人民利益的事情,所以人民应该是完全的信任他们的行为,承担他们的行为的后果,承受他们对人民的侵害是理所当然的。

惩罚他们的贪腐,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一个人根据另一个人的授权做出任何事情时,在这一桩事情上不可能对授权者构成侵害。我们这些“低素质”的人民没有搞成西方式的多党轮流执政,而搞成了腐败分子的轮流执政。那些“人民的好儿子”们,在容忍着这些“素质低下”的“父母”们,他们是在怜悯父母们的无知、无能,更需要“父母”们对他的怜悯做出感恩戴德的表示。而中国的人民对待执政者的心情就像是对待着自己娇生惯养的独生子一样,承受着“独生子”的无知、无耻、无德、无良,还要容忍他、收留他、感谢他。这就是中国的宿命,在政治体制实行几千年的是实实在在的独生子的政策,还是不能改变。

公有制!公有制?

从这幺多年公有制的经验来看,所谓的“公有制”就是管理者所有,公有财产的法律地位等同于无主财产,谁拿到就是谁依法所有。因为我们执法的人,也要经常在与犯罪分子合作还是与弱者合作之间选择,在这个道德已经荡然无存的时代,有什幺理由相信执法者有良知!这些贪污犯们,他们相信人民是没有权利也没有胆量没有机会去惩罚他们,他们更有理由相信执法者也不会追究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同谋,只有共犯才不会追究同伙,“盗亦有道”,这是最起码的强盗法则指导着他们的犯罪行径。最近发生的,银行的职员挪用了5100万元的存款去买彩票的鲜活范例。那些自称是“管理不严”的掌权者的含义,并不是说对那些拿钱的职员们管理不严,倒是对那些将这些事情暴光的人管理不严,如果这事不这幺快被曝光,他们还会拿走几个5100万元。那些急于将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上的树砍光的人也是一样,管理者有权决定砍树,因为他的签字在法律上是生效的,即使是一个擅自做出的、对自己有利的决定也是合法的,所以他们在喝完酒、数完钱之后将村子里最长寿的树砍掉,将村子里最肥沃的土地卖掉,这就是我们的法制,这就是对我们公有财产的管理。那肥沃的土地、那几百年的树木,即使在战争年代也没有被破坏到如此程度,恰恰断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的管理者的手里。那些没有土地,也没有机会到银行金库里拿钱的人只好去盗墓,去到古人的尸骨边上去寻找可以变卖的东西,那些寻找不到东西的人,已经开始偷盗、抢劫、杀人越货。

民主:梦想还是幻想

我们的社会管理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但户籍并不限制你去打工也不限制你去劳动,而是限制你的工资、你的医疗、住房、教育,那些执政者欢迎你来劳动出力,不希望你来受益,你终身不会有机会改变自己的身份和户籍,这已经演化成了人身依附制度,你依附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某群人。你是农民,你的儿子还会是农民;你是执政者,你的儿子是当然的执政者,虽然官位不会继承,但身份却会世代相传。在这一群人希望合法的剥削农民、榨取农民的时候,户籍竟成了最好的、统一的借口。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封建社会并没有必然地带来落后,社会主义这条经过反复论证的的定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我们这个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的国度,这个试着建设共产主义的国家,到今天才知道自己的位置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不会由奴隶社会必然到封建社会然后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的发展也是可以退化的,而退化也不会逐级次退化,也可能跳跃某些阶段,比如我们的社会远没有从社会主义退回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幺乐观,当我们用社会主义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思维管理公有财产和人民的时候,我们的社会竟然具有了某些奴隶社会高级阶段的特征。

“民主”曾经的梦想仍然是梦想,只能希望它不要太过遥远。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发送时间:2007-05-08 10:21:36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转发: 长江源头已近枯竭 

长江源头已近枯竭

联合早报  张晓中(重庆特派记者)

 30-04-2007 

长江源头的冰川退化,沙漠扩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将对已经脆弱的长江源头生物带来毁灭性灾难,甚至威胁长江中下游的安全。

中国长江源头已经枯竭到可怜的程度,冰山雪线退缩,沙漠化严重,生态环境脆弱。如果中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等于是给日益恶化的长江资源雪上加霜。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是从长江上游调水至黄河。即在长江上游通天河、长江支流雅砻江和大渡河上游筑坝建库,坝址海拔高程2900米至4000米,采用引水隧洞穿过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巴颜喀拉山调水入黄河。
中国著名环保人士杨勇,去年夏天到今年春天,对长江源头及流域进行历时180天的考察,总行程2万公里。20年前,他也是长江漂流探险队主力队员。他在北京接受本报电话专访时说,与20年前他所见到的长江源头相比,今天长江源头自然条件恶化的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杨勇住在成都,这次到北京就是要将这次长江源头考察发现的最新情况汇报给中央有关负责人。他表示,目前类似他这种独立人士与政府沟通的渠道不通畅,即使表达了意见,由于触及一些利益和政策,往往也被忽略。即使这样,他还是要为保护长江奔走呼号。

他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地质系,职业探险家,环境地质高级工程师,在青藏高原进行江河探险二十年,自称为体制外科学家,不少户外著作都将他列为中国探险第一人。20年后,从新回到长江源头,他发现了什幺呢? 

他用沉重的语气告诉记者:“长江源头已经枯萎到可怜的程度。在夏季,庞大的河床中,只有一小股细细的水流,周围已经被大片的沙漠包抄过来,很多地方的水永远断流,形成一些死湖。死湖慢慢变成咸水,这个地方就随之慢慢死去。”

“这个源头地区,一些城镇因为缺水已经搬走,沿江已经有一些死城。而新城也面临缺水的困难。就在这样可怜的长江源头上,还将有七座水电站落成。其实,很多修好的电站因为没水已经成了死电站。长江源头的冰川退化,沙漠扩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将对已经脆弱的长江源头生物带来毁灭性灾难,甚至威胁长江中下游的安全。”

20年前,他和长江漂流探险队在长江源头立了一块纪念碑。去年,当他旧地重游时,发现纪念碑离现在的源头有300米距离。在长江上游的通天河,他们有两天没有见到水。挖来的积雪融化后有一半是黄沙。他说:“万源之流的长江恶化成这个样子,现在令人难以想象。”他说,自然规律是不能违背的,否则就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长江源头地质背景复杂,属于地震带,南水北调这幺大的工程肯定会给已经脆弱的自然环境带来很大影响,风险极大,必须谨慎。他认为,长江中下游集群式地建设水电站,本身就是一种无序强度开发。如果在上游再展开南水北调工程,无疑是给长江水利资源和周围的环境雪上加霜,给水资源调配造成更大的矛盾。

另外,在长江上游有许多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和中国国家自然保护区,如果进行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就势必破坏这些自然遗产保护区。“这与中国的法律是相违背的,它使得中国法律和国际公约显得尴尬。”

 

发件人:"huxingdou" <huxingdou@huxingdou.com.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5-07 11:39:23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Fw: 中国“专利奴”的地位何以翻身 

轻微通货膨胀并非坏事(但也不是好事)

胡星斗

最近,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是否应当采取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引起了经济界的讨论。的确,目前中国正经受着通货膨胀的压力,房地产、资本市场过热,粮食、资源价格上升,第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加了27%,上证指数上涨了19.01%,深证成指上涨了28.61%,食品价格上升了6%,工业用电量增长了16.86%,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增长了20.6%;另外,信贷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大量的外国资本流入,资产价格攀升,产能过剩,国际市场上钢材、铁矿石、铜、铝等的价格上升,燃油价格上涨,第一季度12个省级电网出现电力紧张或者拉闸限电的情况,以及环境压力加大,环保成本逐渐提高,这些事实都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加大,可能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的因素在增加。

不过,我认为只要调控得当,目前中国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过热,只会出现轻微通货膨胀,宏观经济形势基本上是健康的。判断经济过热与否,关键看企业利润是否增加,资源供应是否紧张。而今年第一季度,12个主要工业行业中除电子行业利润低于去年同期外,其它行业利润增幅都在20%以上,有的行业利润增长超过40%,在岗职工工资增加14.4%。原煤产量同比增长14.8%,市场供应比较宽松;发电量增长15.5%,同比加快4.4个百分点。同时,国民经济出现了另外一些利好的迹象——货币供应量增幅下降1.5%,固定资产增速回落4个百分点,文化娱乐品价格下降,西部投资增长快于东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加快,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正在向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转变。

如此的轻微通货膨胀并非坏事,它对资本形成、利润增加、政府收入的增长是有利的,能够促进生产、增加就业、改善国民收入分配。因此,目前宏观调控的措施必须适度,主要采取市场化手段进行微调和结构性调整,贷款不宜控制过严,国债应当更多地投入到有利润的地方;还应积极发挥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公开市场业务的调节作用,特别是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防范房地产和金融风险。

(胡星斗,E-mailhuxingdou@huxingdou.com.cn。“胡星斗中国问题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中国“专利奴”的地位何以翻身

胡星斗

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问题引发了讨论。发达国家涉嫌利用知识产权和专利的过度保护来遏制中国的发展,我们该怎幺办?

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专利奴”。比如中国的高科技专利中7080%是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在中国申请的;在中国人的专利申请中只有19.9%是发明专利,超过80%属于外观设计、包装、商标之类的专利,而在美国,86.6%的专利属于发明专利。可见目前中国的专利技术水平非常低。而且中国人的专利大部分是个人发明专利,属于那种小打小闹、零打碎敲的专利,而美国的大部分专利是属于团体合作公关的成果,其专利的技术水平比较高。

目前世界发明专利的97%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中国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99%的企业没有专利。在这种情况下,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是保护了发达国家的利益。

比如微软的WIN98当初在美国卖50美金,相当于美国人一两个小时的工资,在中国卖6999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时中国工人一年的工资。微软每年在中国通过打击盗版获益20多亿元,超过中国软件产业前十大公司的收入总和。再比如英特尔公司每年在中国收取57亿元的专利费,超过了中国电脑硬件行业前十大企业的年利润总和。

众所周知,中国生产DVD,每台交了专利费约10美元,而厂家的利润只有1美元。现在中国的电视机业又重蹈覆辙,美国规定从今年31日开始销往美国的电视机必须是数字电视,而且必须符合美国标准,购买美国专利,这样就使得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电视机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因为数字电视机专利费每台要交20多美元,而目前中国销到美国的电视机每台的利润只有10美元。

据报道,2006年中国生产的手机3.8亿部,占全球的一半,但中国制造商每部手机仅能获利30美分,是国外专利品牌商利润的三十分之一。

可见过于严格保护的专利制度可能起到了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作用。发达国家“上屋抽梯”,他们自身发达了,就以超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让发展中国家很难发展、很难翻身。而当初日本、韩国之所以能够翻身是因为那个时候知识产权的保护非常宽松,但是现在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发展中国家只能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与发达国家对等谈判,改变专利奴的状况。

我认为,在知识产权方面还要通过制度变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否则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贸易制度的挤压之下中国几乎没有翻身的可能,只会永远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打工仔。

第一,知识产权不能过度保护。知识产权不是保护得越严越好。可以说,任何人的知识成果都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取得的,几乎没有百分之百的个人发明。因此对于发明要分门别类地进行保护,对于简易获得的、没有多少成本投入的专利和知识产权,比如一些歌曲之类的,还有对他人、社会、行业发展影响过大的知识产权要限制其权利。也就是说,这些拥有知识产权的个人和企业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而置公众利益于不顾,或者说商业利益与公众利益必须兼顾。我认为,在国际上应当推动缩短知识产权保护期的活动,比如将平均保护期限的17年、20年,改为只保护五年,甚至三年。

第二,在国际上宣传“知识产权人道主义”,在保护知识产权和保护“知识人权”之间达到平衡。或者说,知识产权要服务于普罗大众,关怀弱势群体,体现人道主义精神,有利于改善人权。可是,现在的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着很大的缺失,缺乏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只是一味的商业利益。比如,曾经有很多的美国医药企业联合起诉南非政府,指控南非盗用了很多的美国诊治艾滋病的专利,难道说南非爱滋病患者的生命就没有美国企业的商业利益重要?所以,为了人道主义的理由,我们既要宣扬知识产权,又要宣扬知识人权,让知识普惠于大众,帮助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权利。

第三,通过合作改变发展中国家的“专利奴”、“知识产权奴”的状况。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加强合作,以资源换知识,对等高价。因为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资源,发达国家出口知识,我们以资源换知识,如同OPEC组织,合作起来,提高资源价值,对等协商,交换发达国家的知识。

第四,以中国庞大的市场、人力资源交换知识产权,在中外合资时合同中要引入知识产权低门槛的条款,对于外国人以知识产权限制中国出口的行为,比如限制中国彩电的出口,中国人应当以牙换牙,限制进口。
第五,尽快通过反垄断法,在国内法中加入“反知识垄断”的条款。我认为,即使微软、英特尔等企业在美国不违反反垄断法,但是到中国来,仍然可以以中国的反垄断法对他们进行起诉,因为你到中国来造成了垄断。美国可能有企业与他们竞争,但是中国没有。所以,中国必须利用国内的反垄断法对于滥用知识产权保护、实行超级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进行遏制。

第六,运用WTO中的TRITS条款,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来反对不适当的知识产权垄断。比如在炭疽热的时候,美国曾经运用了TRITS强迫拜尔公司开放了药品的使用权利。中国也应该增强自信,利用WTO的条款对发达国家可能损害公众利益的专利在WTO框架之内提起诉讼。

最后,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制定关于知识产权发展的国家战略,加强专利预警,出台中国的技术标准和规范,把中国专利上升成为中国标准,鼓励一流的企业做标准,以中国标准对付外国标准,这样才可能应对国际上对知识产权过度保护的趋势。

2007-5-4

(胡星斗,E-mailhuxingdou@huxingdou.com.cn。“胡星斗中国问题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中国成了“专利奴”

----在“知识产权过度保护与中国互联网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胡星斗

20075

    在座的很多是IT专家,我不懂IT,因此仅针对前一个话题——知识产权过渡保护的问题发表点看法。我第一提供一些数据,第二讲一些对策。

我认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专利奴”,现在有“房奴”之类的说法,我提出一个“专利奴”,不知道是否合适。中国几乎成了专利奴,比如中国高科技专利7080%是发达国家在中国申请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申请的。在中国人的专利申请中只有19%多一点、不到20%是发明专利,中国人的专利80%都是属于外观设计、包装、商标之类专利,只有19%点多是发明专利,而在美国、发达国家专利中,86%属于发明专利,可见中国人目前专利水平非常低。而且中国人的专利大部分都是属于个人发明专利,那种小打小闹、零打碎敲的专利,大概6070%是个人发明专利,而美国大部分专利是属于团体合作公关的专利,专利的技术水平非常高。中国基本上是个人非职务发明的专利,美国基本上是职务发明的专利。

而且,中国目前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99%的企业没有专利。目前世界上发明专利的97%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在这种情况下,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只能是保护了发达国家的利益。

比如微软,WIN98在美国卖50美金,在中国卖6999元人民币,在美国卖50美金相当于美国人一两个小时的工资,在中国卖6999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时中国人一年的工资,是一般工人一年的工资。微软每年在中国通过打击盗版获益20多亿元,超过中国软件公司前十大公司的收入总额。再比如英特尔公司每年在中国收取57亿元的专利费,超过了中国电脑硬件行业前十大企业的年利润总和。

再比如大家熟悉的DVD,我们国家每年也是交大量专利费,每台DVD的专利费是十个美金,而我们厂家的利润只有一个美金。现在中国的电视业又重蹈覆辙,美国规定从今年31号开始销往美国的电视机必须是数字电视,这个数字电视必须符合美国标准,购买美国专利,这样就使得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电视机恐怕要全军覆没,因为数字电视机专利费每台要交20多美金,而目前中国销到美国的电视机每台的利润只有十美金,但是现在要交20美金的专利费。可见这种过于严格保护的专利制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在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因此我想,在知识产权方面还要通过制度改革、制度变革达到不要让发达国家妨碍中国发展的目的。

当然有人说,中国通过加强研发的投入,中国总有一天也拥有大量的知识产权,然后向别人收取专利费。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就像农民工在目前的户籍制度重重挤压之下可能成为城市白领吗?可能性没有几乎。据报道,整个南京市前几年上百万农民工只有45个人拿到了南京户口,几率只有百万分之一,农民工几乎永远不可能成为白领。同样,在目前国际上严格的专利制度挤压之下中国也几乎没有翻身的可能,只会永远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打工仔。下面,我想说对策:

第一,知识产权不能过度保护。知识产权不是保护得越严越好。可以说,任何人的知识成果都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取得的,几乎没有百分之百的个人发明。因此对于发明要分门别类地进行保护,对于简易获得的、没有多少成本投入的专利和知识产权,比如包括一些歌曲之类的东西,成本不是太高的,这种知识产权,还有,对别人影响过大的知识产权,像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案件,对别人、社会、行业发展影响过大的知识产权要限制其权利。就是说,这些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和个人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而置公众利益于不顾,或者说商业利益与公众利益必须达到平衡。我主张在国际上推动缩短知识产权保护期的活动,比如将平均保护期限的17年、20年,改为只保护五年,甚至三年。

第二,我认为在国际上要宣传“知识产权人道主义”,要在保护知识产权和保护“知识人权”之间达到平衡。“知识产权人道主义”、“知识人权”是我一时想到的杜撰的词,就是说,知识产权要服务于普罗大众,关怀弱势群体,体现人道主义精神,有利于改善人权。比如,曾经很多的美国医药企业联合起诉南非政府,指控南非诊治艾滋病盗用了很多的美国的专利,难道说南非爱滋病患者的生命就没有美国企业的商业利益重要?所以,为了人道主义的理由,这种盗用知识产权的做法或许是合理的,现在的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着很大的缺失,缺乏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只是一味的商业利益。因此,我们要宣扬知识产权与知识人权的平衡,知识应该改善人权,普惠于大众,两者之间必须达到平衡。

第三,要改变发展中国家成为“专利奴”、“知识产权奴”的状况。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加强合作,以资源换知识,对等高价。因为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资源,发达国家出口知识,我们以资源换知识,合作起来如同OPEC,提高资源价值,对等协商、交换发达国家的知识。

现在,要改变发达国家企图利用知识产权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状况,发达国家“上楼抽梯”,以超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让发展中国家很难发展、很难翻身。而当初日本、韩国之所以能够翻身是因为那个时候知识产权的保护是非常宽松的,但是这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发展中国家要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与发达国家对等谈判,改变专利奴的状况。

第四,要以中国庞大的市场、人力资源交换知识产权,在中外合资时合同中要引入知识产权低门槛的条款,对于外国人以知识产权限制中国出口的行为,比如限制中国彩电的出口,中国人应当以牙换牙,限制进口。

第五,尽快通过反垄断法,以国内法中加入“反知识垄断”的条款。我认为,即使这个企业,比如微软、英特尔在美国不违反反垄断法,但是到中国来,我可以以中国的反垄断法对他们进行起诉,因为你到中国来造成了垄断,因为中国没有这幺大企业,没有任何企业可以与你竞争。美国可能有企业与之竞争,但是中国没有。所以,中国必须通过国内的反垄断法对于滥用知识产权保护、实行超级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进行遏制。 第六,要运用WTO中的TRITS条款,关于贸易中知识产权的条款,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来反对不适当的知识产权垄断。比如美国曾经运用了TRITS,在炭疽热那个时候,美国强迫拜尔公司开放了药品的使用权利。中国也应该增强自信,利用WTO这些条款对发达国家可能损害公众利益的专利提起诉讼,在WTO框架之内提起诉讼。最后,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制定关于知识产权发展的国家战略,加强专利预警,制定中国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把中国专利上升成为中国标准,所谓一流的企业做标准,以中国的标准对付外国的标准,这样才可能应对国际上对知识产权过度保护的趋势。谢谢大家。 

中国实际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31%

今年2月,国家税务总局统计司公布的我国2006年宏观税负(税收收入与经济总量的比值)为18%,比2005年小涨0.5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发展中国家3个百分点左右,比发达国家低约12个百分点。但是,对这一数据,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表示异议,他认为中国实际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31%,并正对刺激消费产生消极影响。周天勇教授的依据是:2006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近3.9万亿元,但是,除此之外,还有1万多亿的土地收入、约1万多亿的各种收费、以及社会保障约9000亿的收入等等,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那幺,我们真实的税负已经达到31%32%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基本在21%左右,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普遍在30%左右,部分高福利的发达国家宏观税负超过40%。如果以31%32%的实际税负和相对应的公共服务缺位来看,我们的税负的确太高了。20055月,《福布斯》发布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称中国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高,就是考虑了“预算外”因素的结果。“预算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公民所承担的实际税负,这样容易导致几个问题。首先就是容易造成巨大浪费。一方面,大量预算外收入增加了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预算外”收入的绝大部分游离于监督之外,既为政府铺张浪费创造了条件,又对铺张浪费行为起到了掩盖作用。其次,“预算外”因素加重了民众的负担,而又得不到相对应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和公共福利。税负如果过重将减少居民的实际收入,抑制居民的消费,因“预算外”因素导致的税负增加同样会抑制消费,我国内需不振与此因素密切相关。

去年1123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表示,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均达历史最低水平。实际上,由“预算外”因素导致的居民实际税收增加比因单纯的税收因素导致的实际税负增加副作用更大,因为,从理论上来看,税收的增加至少与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和公共福利相对应,可以减少居民在这方面的开支,而“预算外”收入更多的被政府自身所消化。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达87倍就是“预算外”因素导致的结果。从周天勇教授计算的结果来看,我国预算外收入已经接近财政收入的水平,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为了抑制政府浪费、拉动内需,必须最大限度地压缩政府的预算外收入,使居民的实际税负降低。

去年1218日《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有研究指出,基层政府正式的财权上收了许多,但实际上以实际权力为支撑的谋财渠道却大量存在,基本可称“权责对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平新桥教授于今年10月拿出一份报告指出,2004年,地方政府卖地和行政收费两项预算外收入据测算分别高达6150亿元、4323亿元。因此,除确有不少地区财政状态窘迫外,地方政府总体说来没有哭穷的理由。……平新桥指出的另一层反差在于,地方政府该收的钱没收,不该有的财政收入却发展起来了;该花的钱没花,而不该花的钱却太“大方”。……比如,他的报告显示,2004年全国地方政府预算外财政收入据测算有4699.18亿元,其中的3133.8亿元作为“行政事业支出”花掉。……这类行政事业支出,包括公车消费、公务接待、豪华办公楼办公室、种种超前消费……等等。

2007032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30北京时间 18:30发表 转寄朋友 打印文稿 

学者点评

经济高速增长 弱势群体受困

香港资深媒体人士 丁望 

今年两会的特点 

刚发表的2006年经济统计公报,凸显中国大陆社会经济发展亮丽的一面: 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越二十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增长10.7%,远超出原预定的8%;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一万七千亿美元,增长超过23%,顺差接近一千八百亿美元;外汇储备突破一万亿美元。 

差距仍很大 

本届温家宝内阁的任期,是20033月至20083月。在过去4年中,GDP年均增长10.3%,居全球前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年均上升2.1%,去年为1.5%,距4%的警戒线尚远;增长率与CPI升幅之间的“漂移缺口”较大,显现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景观。这虽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相背,却折射温内阁控制通胀得力。 

中国大陆的经济规模(GDP)超过二万六千亿美元,仅次于美、日、德,列第四位;进出口贸易额居第三,外汇储备列首位。 

尽管经济持续高增长,但国际之间、国内地区之间的差距仍甚大。去年的人均GDP,中国大陆约二千美元,与香港的二万五千、台湾的一万六千美元,悬殊甚大。其它的比较数据,也显现中国大陆的国际竞争力有待提升,如联合国2006年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国大陆在177个国家和地 区中居81位,而香港的排名却高居22位。 

更不能忽略的国际差距,是中国大陆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导致资源利用率远STRING_ENCODING=BIG5> <\STRING_ENCODING>于先进工业国家。GDP的高增长,依赖煤、石油、电力、金属材料和水的高消耗;许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重复、低效益,加剧资源的浪费、生态环境的恶化。 

在国内,东西部、城乡、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高增长下的利益和财富转移,向权势阶层、富人阶层极度倾斜;贪官大肆敛财,富有阶层奢靡和炫耀财富,弱势群体贫困化,成为社会的一大特点。 

去年,领取救济金的城镇赤贫居民,达二千二百多万,比上年增六百万;按照官方低标准的贫困线,未得温饱和温饱不稳定的农民,超过五千七百万,如按联合国每天人均一美元的标准,贫困农民达一亿五千万之谱。三亿三千万农民的饮水不安全,重金属污染的威胁大。 

利益大倾斜 

在新建的住宅楼区附近找工做的贫困民工 

利益的大倾斜、各种差距的扩大,关乎制度弊端如城乡二元结构,也与“前朝”的政策偏失息息相关。 
1995-2002
的社会经济政策,有类似1958-1960毛泽东“大跃进”的错失:好大喜功,竞相攀比GDP和“政绩工程”,漠视民众疾苦、意愿、利益而劳民伤财,如《贞观政要》言:“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 
城镇化衍生的圈地运动,既使农民承受大量摊派,又有六千万人失去耕种的土地;以地生财的官吏和商人,则一夜暴富。 

一些所谓改革,如许多国企的股份化,实际是由国企高管变相瓜分国有资产,导致大量职工失业,沦为社会边缘化的族群。城市“医改”的不少项目,“变味”为医疗和药品价格狂升、草菅人命的敛财。 

郑筱萸与药管系统的贪腐大案和各地的矿难弊案,暴露贪官恶吏奸商合流的狼群现象;在人性泯灭、狼性嚣张之下,民众的健康、利益乃至生命受到威胁。 

经济持续高增长背后的脱序、乱序,也使弱势群体深受困扰。教育界滥收费用,药品、医疗、殡葬价格高昂,地方官与开发商哄抬房价,地方官府行政收费和罚款无度,食物和药品安全程度偏低,交通事故频仍,官方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太少,尤使他们感到无奈。 

民本主义 

民本主义政治家孔子强调“为政以德”,他说:“敬事而信,节用爱人。”以现代政治学的视角解读,执政为民就是要在认真为民办实事中建立诚信,取信于民,节用经费和民力,情系民众。 
上述的官场腐败和狼群现象,却显现许多官府和官员的公信力危机,贪污浪费侵害民众利益。经济的持续增长,如严重损害社会公平、道德和人的生命价值,必会积聚民怨。 

胡锦涛和温家宝提出和谐社会论,无疑是正视经济高增长背后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公平,试图透过符合民众利益的改革和行政措施,缓和官民关系,但举步维艰。 

发件人:"张昊" <zhmx2@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5-05 15:16:35 +0800 优先级:紧急 标题:一个关心国事的大学生 

   尊敬的仲大军先生,您好:作为一名关心国事的大学生,这是我第二次向贵中心网站投稿,叙述了我在结束求职经历即将毕业之际的一点感想。希望能够获得仲先生的指点,不胜感激。 

我的梦想已经消失

张昊

200755

精忠报国

狼烟起 江山北望
龙起卷 马长嘶 剑气如霜
心似黄河水茫茫
二十年 纵横间 谁能相抗
恨欲狂 长刀所向
多少手足忠魂埋骨它乡
何惜百死报家国
忍叹惜 更无语 血泪满眶

马蹄南去 人北望
人北望 草青黄 尘飞扬
我愿守土复开疆
堂堂中国要让四方
来贺

选择这样一段歌词作为文章的起始,是由于心中那个几乎已经消失的梦想—— “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贺”。作为一个即将走出校门步入工作岗位的青年学生,这个梦想曾经在我心中隐藏多年。可当我将要开始社会生活,真正为国家贡献力量之时,我发现自己心中的这个梦想却已几近消失……

今天的中国社会究竟处于何种状态?这个问题实在过于模糊,我只提出两个相关问题:

1. 中国现在的发展情况究竟是“繁荣盛世”还是“盛世”表象下的“危机四伏”?

2. 中国的目前的发展之路能否一直平稳顺利的延续下去?或者说这种发展状态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作为一个自认为尚算关注国家发展的普通学生,我从包括大军中心、乌有之乡、凤凰周刊、凯迪社区等网站在内的很多媒体上获得了很多关于以上两个问题的信息。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对很多问题难以深入剖析,下面的文章只表达个人对现状的一些理解,希望能够得到仲先生的指点,不胜感激。限于作者水平,本文讨论内容主要针对就业问题展开也兼有一些杂论,重点叙述对象为目前中国青年——主要指大学生。

在对当前的社会状态进行的观察中,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目前的状态如同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已经无法找到一副有效的药方来治疗。我这幺说并非是由于主观上的悲观,实际上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强盛,世俗一点说我希望中国能够拥有如同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可是现在看来这些希望根本都是在白日做梦。中国社会目前的情况是——凡涉及国家长远的、可持续的、对后代负责任的发展模式、思想行为、乃至各种产业统统受到排斥;近乎疯狂的追求短期效益和眼前利益而根本不顾及带来的后果。有人会对此举出很多反例,但我要说的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国家,若是在这些方面连一点良性作为都没有的话这个国家还能维持吗?我所说的这些是总体状况和趋势,不是个例。

就目前大学生就业的惨状,可以说将中国经济结构上的畸形和国家财富的黑洞暴露无遗。经历了数年的大扩招之后,应该承认中国目前大学生的整体素质有所下降,这一点我坦然承认。在80后群体逐渐成为社会主干力量的趋势下,80后人群所普遍带有的一些如独立性较差,吃苦耐劳、勤俭节约意识不足之类缺点也开始暴露,但这些并不算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进入社会的磨练过程得以客服。相比于西方社会中孩子的成长历程,我们国家的大学生在初入社会时有这些缺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更何况现在的大学生岂能如不良媒体所报道的那般不堪。绝大多数大学生至少在渴望独立和孝敬父母这两方面是合格的,他们并不愿意也清楚不可能永远受到父母的庇护,这从社会上招聘会的惨烈场景中就可以得到印证。

中国的GDP数字的连续高速增长已经被誉为奇迹,但发达国家送给我们的这碗迷魂汤居然被如此多的国人所相信尤其是政府拿来大肆宣扬,实在令人费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完全建立在廉价出卖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基础之上,是一种绝对无法长期延续的发展模式,30年弹指一挥间,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盛世,有哪个的延续时间短于30年光景??在古代那种封闭环境下跌倒了还可以爬起来,而如今地球村的历史时期,多少豺狼虎视眈眈,生存空间的争夺残酷无情,中国再趴下了还能有机会站起来吗?更不用说以如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已经是古代时期根本无法比拟的沉重,即令没有外敌,自身调整恢复也已经是非常艰难。

中国经济结构的粗笨化造成大学生就业难,早有专家详细论述,这中间政府的责任无可推卸。就笔者自身经历,目前中国的工程师性质工作岗位,除了寥寥几个专业领域堪称热点外,其它多数情况惨淡。教育部网站公布的工学一级学科有32个,其中相关工程师工作岗位较充裕的学科我敢说最多不足一半,在与生产力接触最为紧密,或者说最能满足急功近利需求的工学专业都是如此行情,基础科学、人文科学专业的惨状已经无需累述了。举个自身最了解的例子,目前国家已经决定实行两税合一,但为高新技术企业保留 “豁免权”,可以继续享受优惠税率。就此政策的期望上讲,说到底无非还是希望以优惠政策和广阔市场换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市场换技术的思路是否正确可行,可以是见仁见智,但就眼下的执行情况来看,效果不佳是无可质疑的,这中间有外国奸商的狡诈因素,但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自身体制加官员腐败而造成。

多退几步讲,纵使外国一时肯向提供我们先进的技术,但实际上自己在研发技术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毅力、氛围、传统这些无形财富才是最可宝贵的,也是无法转让的。再说,哪个外国企业为我们带来了真正的先进技术??Intel在大连、成都建立的工厂,所进行的作业流程位于整个生产环节的末端不说,实际采用的工艺也严格控制在比本国落后至少两代的水平。目前全国一片红火的搞所谓高科技产业园,吸引来的基本都是固定投资不大的软件开发公司,本质上说与生产玩具、手表等的加工厂没有区别,从业的同学自己戏称自己是“软件民工”。这些外资企业打着高科技的招牌,廉价利用了中国的资源,贡献了华而不实的GDP数字,满足了政府官员升官发财的愿望。它们真正为中国做出的贡献仅仅是提供了有限而又暂时的就业岗位,带给整个中华民族的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这些外资企业对中国有感情吗?当然没有,它们只对中国能带给它们的利益有兴趣。改革开放近30年,FDI超过5000亿美元,那幺这些外国投资从中国带走的利益是多少呢?这个具体数字可能难于统计,但有人相信比投资数小吗?这些投资到中国是扶贫来了还是赚钱来了?这个问题傻子都能回答。万一中国发生了意外,如外敌侵略或者内部危机爆发,这些早已经赚得盆满钵满的外国公司会毫不犹豫的溜之大吉。这些外国公司对中国没有感情不仅仅体现在它们的对投入的风险控制上,也体现在对中国劳动者的态度上。2006年出现的流向珠三角地区的民工量降低而涌向长三角地区的民工量大增的趋势,除了两地经济发展动力的区别外,另有重要原因是长三角地区基本还算是“中国人自己的地盘”,也就是说属于中国自己的经济成分在长三角地区尚居优势,起码在企业组成上是如此,而在珠三角地区情况却已是“鹊巢鸩占”。一般说来,国人对待国人的态度怎幺也比外人要和善一些,至少在政府监管上都会严格一些。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官怕洋人”传统,使得大量的外国公司有恃无恐,对中国员工肆意剥削,这些情况在珠三角地区可谓无人不知,但政府却不闻不问,反而说出“我这里人有的是,投资却有限,因此当然保护投资”这种无耻已极的言语。善良又无奈的百姓除了另投他乡寻活路,还能有什幺选择?

在我看来,中国目前低级的产业水平固然是无法创造知识型就业岗位的重要原因,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的影响更加严重,那就是仲先生曾撰文指出的中国目前的“财富大漏斗”现状,中国每年创造出的财富以惊人的数量向国外流失,其造成的危害远不止于对就业环境的影响,已经对国家的根基造成的严重伤害,但由于眼下经济指数上的高速发展还在维持,暂时未受到广泛关注。

为什幺这幺说呢?先说说我国财富向国外的流失情况。每年中国流失到国外的财富有多数,这个数字大概也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但可以从事例中窥探出一二:美国西海岸地区出现中国二奶村,高档别墅中居住人群基本都是被中国大陆富豪包养的年轻女子;中国大陆富豪在国外一掷千金令老外咂舌,使得很多发达国家纷纷调整政策吸引中国游客;中国大陆海外留学生群体数量持续高速增加,且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国民众的出国倾向愈发强烈,凡有条件者几乎都有移民计划,即使本人暂未考虑,却基本都先将亲属子女等移往海外……这些现象的背后,意味着多少中国的财富流向海外?如此一副“胜利大逃亡”的景象,与目前官方的“盛世中国”宣传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反差与讽刺啊!叶落归根本是中华民族的历来传统,“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海外游子心系祖国的感人故事曾经不胜枚举,可如今呢……

上面说了这幺多,其实都未言及要害,这倒不是我见识短浅,其实真正令人恐惧的财富流失信道眼下已经是路人皆知:腐败的政府经济行为+外资企业转移利润,这两条真正的绞索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帮敌人套在我们脖子上的。如果说外资企业伪造帐目转移利润的做法算是还有点歪理的话,自己政府腐败的经济行为则让人无法理解。政府采购上公开的歧视本国产品、惊人的官员出国考察费用,更无需论及摇摇欲坠的金融体系……我知道,这些问题的根本在于政体。比如说我很清楚目前中国企业中用工最苛刻的并非外资公司,多数正规外企员工至少在实际收入和劳动强度上的境况都好于民营企业。看看垄断国企占有着全国人民的资源在用工时却划分三六九等的现实,外企对员工平等性这一条上做的绝对比任何国内企业都要到位,尽管只是在大陆员工群体内实现的平等,但起码也算是平等啊!

目前的外企工作环境普遍好于国内企业更是事实,否则调查显示的大学生最向往企业中外企就不会如此风光。但赢得尊重和善待毕竟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外企一时的优待在于本国企业文化的移植,而逐利的资本天性在一块恶性的土壤里爆发是早晚的事。最了解大陆情况的台湾资本的表现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苹果公司等眼下会责令富士康改善员工待遇,而我们自己的社会大环境不改,它们迟早会同流合污。要改良我们的社会环境,最要紧在于重塑民族精神和政治体制改革。前者非一日之功,后者亦是困难重重,但眼下我认为后者更加紧迫。记得在一位专家的文章中曾看到中国政体改革的最佳时机已经失去的观点。那篇文章对此虽未详加论述,但我想大概是指邓小平先生逝世而言的。东方文明的传统,注定了大的社会转折需要一个拥有足够权威的人物来主持。时势造英雄,现在的中国如果不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已经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人物了。

有点扯远了,言归正传。财富的流失为何对就业环境造成了危害呢?非常简单,就业机会的创造需要资源的投入,财富的流失意味着资源的流失,就业机会随之丧失。举个简单例子,2005年上海车展,一辆价值近千万元的“全球特别纪念版”劳斯莱斯在开展不到4小时内,就被某地产公司董事长收入麾下。假设这位董事长只投资200万买进一辆奥迪A8的话,节省下来的近800万元能是几个白领职员一辈子的收入呢?至于和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平均收入相比,我实在是不想再多说。仅以豪华车交易向国外输送财富的情况就足以令人触目惊心了,这样的财富流失程度,哪里还有资源来创造就业岗位??细水长流的花这1000万,即使按眼下这样的生活成本,大概也足以支付至少3户小康之家一生的费用;大老板潇洒的挥挥手,若干个大学生梦寐以求的就业机会便消失了。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现在仍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青年的成长直接关系国家民族的前途,实在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目前的情况只是从表面上做了些工作,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限于认识水平和个人能力,只能随性论述一下个人目前遇到的困惑和问题。我真的时常再想,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到底在哪里?世间无论何种事物,将其保持于一个良态都是很困难的,要想把它弄糟则简单之极,而若是想把一个被弄糟的事物挽救回来,其难度之大更远甚于维持良态的付出,且有可能已经无法挽回。成语中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之类的说法很多,创业不易,守成更难的警句也比比皆是,中国的政府官员不会不明白这些大道理,但是否真正愿意做工作则值得怀疑。

张宏良先生曾高度评价大军网站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个既超越左右派媒体又兼有双方优点的网站。学界不会忘记你们,人民不会忘记你们,历史不会忘记你们。”很多大军网站的文章作者也都对仲大军先生表示了高度敬意。在下一篇乱文,恳切希望能受到仲先生的点评,更希望抛砖引玉,使得更多的专家关注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一位关心国事的大学生

2007.5.5

发件人:"*" <huoxiansen@mail.china.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5-06 22:00:0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我对党政分开改革问题的思考 

仲先生:你好,感谢你对我的帮助、支持和指导。现再向贵网投一稿,请多提宝贵意见。此文已发于国家发改委《经济管理文摘》杂志2006年第18期政府治理栏目。见全文如下:

我对党政职能分开改革问题的思考

霍宪森

(一)

按照邓小平的理论观点和党的十三大人们已经形成的共识,我们知道,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同级党委权力过分集中并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是我国政治体制的一个主要弊端和“总病根”。因此,通过进一步转变和完善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同级党委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理顺党政关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同时,实行党政职能分开又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因此,1987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实行党政分开的重大改革探索措施,以期理顺党政关系,切实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同级党委过分集权的问题。这是对我国原有政治体制的一次攻坚。

但是,由于人们对党政分开这个概念的涵义及其实现形式的认识的偏颇和局限,加之受苏东剧变和国内政治风波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这次攻坚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这样,对党政职能分开改革问题的探索,就走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这就是,党政不分不行,但党政分开似乎也不行。并因此导致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来,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及领导人发表的正式讲话中,都一直对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关键环节的党政分开一词实际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同时也使以党政分开为主攻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陷于进退维谷和停滞不前的局面,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原有的攻坚战转向了外围战。

我认为,要继续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只是对党政分开一词实行一味回避的态度是不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问题的。比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对党政分开的含义及其实现形式再次进行重新理解和认识,同时对原有实行党政分开的一些具体思路、办法和措施再次进行重新梳理和分析,并力求从中找出一些合乎规律性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使人们在对党政分开的科学含义及其实现形式问题上,进一步深化认识,进一步调整思路,进一步统一思想,进一步明确前进方向,进一步打好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才能使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尽快摆脱其前几年因党政分开攻坚失利所导致出现的尴尬困难局面,使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尽快取得实质性突破性的进展,尽快进入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的境地。

(二)

通过回顾反思过去人们对党政分开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应该说,从总体上看,我们党和国家的多数同志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还是比较清晰,能够体现和反映出其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的内在要求和客观实际的。如关于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的观点;关于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主要特征和弊端及其根源的观点;关于党的领导即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的观点;关于实行党政分开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观点等。但是,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确有不少同志,在对党政分开的含义及其实现形式等问题的理解上,至今还仍然实际存在着许多比较模糊,不够清楚的认识问题和一些重大理论上的认识误区。这些认识误区主要体现于以下四个方面的错误理论。 

一是抓大放小论。这里所说抓大放小论,是指有不少人认为,我国原有政治体制中实际存在着的,因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对同级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集于一身而导致的由同级党委高度集权的那样一种已经与我国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了的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传统领导体制是天经地义的,是一种最能确保实现党的领导的绝好形式。所以,他们根据党的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的所谓党委大权独揽,其它小权分散的用来处理党政关系的那样一种集权性的领导经验和领导方式,认为要实行党政分开,就是必须要在继续保持原有那种传统集权领导体制的前提下实行党政分开。其具体做法是,在立法权上,主张由同级党委抓立法大权,管立法大事,由同级立法机关抓立法小权、管立法小事。在行政权和司法权上,同样是主张由同级党委抓行政和司法大权、管行政和司法大事。同时由同级行政和司法机关分别抓行政和司法小权、管行政和司法小事。可见,如果真正按照这种抓大放小论者关于党委大权独揽、其它小权分散的党政分开改革思路进行改革,其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使改革搞形式、跑过场,走弯路,最终仍然是名分而实不分。

二是全面分开论。这里所说全面分开论,是指有些人根据西方学者关于政党职能和政府职能不同的理论,认为政党职能的作用对象应该是主要影响政党自身内部的的全体成员,即只应有权管理下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而政府机关(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职能的作用对象则应该是涉及管理全体国民和全体社会成员。所以,他们认为,我们国家要实行党政分开,就是要根据这种政党和政府机关各自应有职能的不同特点,将我国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各级党委与同级政权机关(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党组之间的现有隶属关系全部彻底分开或分离,从而使党只单纯管党自身内部的所有人和事,同时使政府机关也能够独立自主地全权管理国家和社会内部的所有人和事。可见,如果真正按照这种全面分开论者关于党委全部退出同级国家立法权机关、行政权机关和司法权机关的党政分开改革思路进行改革,其导致的结果只能是使改革既背离了政党是以夺取、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为目标而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政治组织的本质属性和规律的内在要求,同时也必然会使党失去原有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其危害性是可想而知的。

三是行政权先分论。这里所说行政权先分论,是指自从提出党政分开以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都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这样一种模糊认识和糊涂观念,认为实行党政分开,其中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使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各级党委与其同级政府即行政组织二者之间实现彻底分离或分开。并在这种错误理论和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各级已经先后组织进行了包括在公有制企事业单位内部,农村基层行政村一级内部,以及乡镇以上的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等多种多样的关于党政分开改革的试验和探索。虽然这些改革试验和探索措施,在促进理顺党政关系,精简机构等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种党政分开的思路和做法从总体上严重背离了我们党作为一个执政党所应遵循的关于执政即是行政,执政党即是行政党的这个一般执政党的科学执政规律,所以,这些违背政党执政规律的以使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与其同级行政组织之间职能分开为主旨的党政分开改革的探索活动,其最终结果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都不可避免的由此引发出了诸如党政一把手之间闹矛盾的普遍内耗、严重影响党的执政效率、加大党的执政成本等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许多不同程度的负面效应。

可见,如果真正按照这种行政权先分论者关于首先使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与其同级行政组织之间职能分开的党政分开改革思路进行改革,其结果必然会是因这种党政分开的思路和做法从总体上严重背离了我们党作为一个执政党所应遵循的关于执政即是行政,执政党即是行政党的的这个一般执政党的科学执政规律,而最终导致或者由此引发出如党政一把手之间闹矛盾的普遍内耗、严重影响党的执政效率、加大党的执政成本等诸多矛盾和问题,或者由此导致使党完全失去原有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给党和人民造成不应有的危害。

四是间接执政论。这里所说间接执政论,是指我国一些学者,根据对西方国家执政党特别是西方议会制国家执政党的执政方式的研究,发现西方国家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西方国家的执政党都是采取以党员个人的形式而不是以党的领导集体的形式来直接代表党执政的。一个是西方议会制国家的执政党在其执政过程中都是采取以首先由党来直接控制那个名曰议会的国家立法权力机关,然后再由那个名曰议会的国家立法权力机关去直接控制那个名曰首相或总理的同级国家政府行政机关的程序和方式来确保实现其党的执政职能的。同时,他们把西方国家执政党的上述那两种不同形式的执政方式,都认作是执政党的间接执政方式。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我们国家要实行党政分开,中国共产党要真正转变、改进和完善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各级党委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也应该学习借鉴西方国家执政党在其执政过程中所采取的上述那两种不同形式的执政方式。也应该在其执政过程中采取西方国家执政党那样的间接执政方式。我认为,由于上述那两种间接执政方式,其一是采取以党员个人的形式而不是以党的领导集体的形式来直接代表党执政的那种间接执政方式,只是适合于以个人主义为其社会?br> 壑倒鄣奈鞣阶时局饕骞业闹凑车谋局室螅床环弦约逯饕逦渖缁峒壑倒鄣纳缁嶂饕骞业闹凑车谋局室蟆F涠峭ü

上述四个方面的对党政分开含义及其实现形式上的重大认识误区和错误理论,也是直接制约和干扰我国党政职能分开改革工作无法顺利进展,并导致使前几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党政分开攻坚战严重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据我个人的理解,邓小平同志和党的十三大文件中所说的党政分开概念,应该是直接针对我国原有政治体制中实际存在着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同级党委凌驾于同级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种权力之上,并集三种国家权力于一身,而导致造成其权力过分集中并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那样一种所谓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传统领导体制的主要弊端和“总病根”所提出的一个唯一有效的根本解决办法和解决措施。因此,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对党政分开概念的涵义及其实现形式加以科学理解的话,我认为,这种党政职能分开的改革,比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使其必须同时符合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一是这种党政分开的改革思路,必须确保符合有利于根治和能够有效克服我国原有政治体制中实际存在着的,因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对同级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集于一身而导致的由同级党委高度集权并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那样一种已经与我国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了的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传统领导体制的主要弊端和“总病根”问题的根本要求。

二是这种党政分开的改革思路,必须确保符合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一般政党所应实际具有着的,关于政党是以夺取、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为目标而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政治组织的本质属性和规律的内在要求。

三是这种党政分开的改革思路,必须确保符合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一般执政党从事执政活动中所应该必须遵循的关于执政即是行政,执政党即是行政党的一般执政党的科学执政规律的内在要求。
四是这种党政分开的改革思路,必须确保符合有利于使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的根本原则和要求。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如果要给党政分开这个概念下个比较科学的定义的话,那幺,所谓党政分开,就是指对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各级党委组织的传统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一种转变、改进和完善,并通过这种转变、改进和完善,从而确保使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都能由原来对其同级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这三种国家权力,实行集于一身抓全权的那样一种所谓议行合一权力结构形式的全面执政方式和人治执政方式,逐步过渡和真正实现向由其对同级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这三种国家权力中的某一部分权力抓重点,即只是由其重点直接掌握和控制同级国家政权中的某一部分权力,特别是其中那一部分国家行政权力的那样一种所谓议行分立权力结构形式的有限执政方式和法治执政方式的转变。

因此,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给党政分开这个概念下个比较直接和科学的定义的话,那幺,所谓党政分开,就是指使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各级党委组织与其同级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这三种国家权力机关中的某一部分国家权力机关,特别是其中那一部分国家立法权力机关即同级人大常委会机关的职能和职权及其党组隶属关系之间的分开。通过这种党政职能的分开,从而确保在各级国家政权系统内部的公共权力结构形式的配置上,创造建立起一种在上一级党委和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使各级党委和同级人大常委会及其党组双方并列、相互独立、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并由各级党委和同级人大常委会及其党组分别作为各级国家政权系统内部常设最高行政(决策)领导机关和常设最高立法(监督)机关的,以国家政权系统内部的常设最高行政(决策)领导权和常设最高立法(监督)权两权分立为其本质特征的当代中国国家政权系统内部的所谓议行分立权力结构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和公共权力结构形式及常设权力配置方式。

只有从上述这种新的思路和新的视角来对党政职能分开的科学含义及其实现形式进行重新理解和深刻认识,才能有利于准确把握我国党政职能分开改革问题的内在规律,才能确保有效克服和根治我国原有政治体制中实际存在着的,因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对同级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集于一身而导致的由同级党委高度集权并使其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那样一种已经与我国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了的所谓议行合一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传统领导体制的主要弊端和“总病根”问题,才能确保切实按照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一般执政党从事执政活动中所应该遵循的关于执政即是行政,执政党即是行政党的一般执政党的科学执政规律的内在要求,使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和结合起来,才能确保使党政职能分开的改革工作继续向前顺利推进,从而确保尽快完成邓小平同志和党的十三大所提出的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任务。

   20068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省直分校,通讯地址:济南市经十东路279号,邮 编:250014,电 话:0531—88316850,电子信箱:huoxiansen@mail.china.com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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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重大理论认识问题》,霍宪森,发表于068月学说连线。
2
、《我对党的执政方式改革的思考》,霍宪森,发表于20063月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3
、《论创立中国特色的两权分立的公共权力结构形式一》,霍宪森,发表于光明网。
4
、《论建立中国特色的横向权力监督体制》,霍宪森, 发表于2003124日人民网。
5
、《三驾马车分权制衡管公务:政治改革的首选模式》,霍宪森,发表于200510月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学人文集。 
6
、《党委立宪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霍宪森,发表于20052月光明网。
7
、《民主政治建设关键是要在创新民主监督机构和监督制度上下功夫》,霍宪森,发表于2005926日光明网。
8
、《论中国特色的民主授权和民主选举》,霍宪森,发于062月中国学术论坛。
9
、 《关于三驾马车领导体制中的权力授受关系一一答海文先生质疑>,霍宪森,发表于20051129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学人文集.
10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方法要尽快从书斋走向现实一一对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方法转型问题的思考》,霍宪森,发表于20051月光明观察。
12
、《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高新民、农华西着,广西人民社20033月版。
13
、《十六大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11月版。
14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924日人民日报。
15
、《时代的声音一一三个代表与党的建设》,王长江着,青岛出版社20026月版。
16
、《邓小平政治学说研究》,郭伟、张星伟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5月版。
17
、《江泽民执政党建设思想读本》,江金权编着,人民出版社20052月版。
18
、《西方国家权力制约论》,叶皓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0月版
19
、《西方政治学说史》,浦兴祖、洪涛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0
、(英)《政府论》,洛克着,商务印书馆1982版。
21
()《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着,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22
、《我的政治改革观》,霍宪森,发表于20052月光明网光明观察学术观点。 

 

发件人:"大侠" <panyi@vip.sohu.net>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relay.mail.sohu.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5-07 11:02:32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潘祎的稿子 

别说建设世界先进水平制造业基地了吧

何必

国务委员陈至立近日在无锡市考察教育工作时希望无锡市围绕建设区域性职教中心的目标,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建设世界先进制造业基地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陪同考察的领导有:省委书记李源潮,省长梁保华,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副省长何权等。(200757《新华日报》) 

看着这些个头头脑脑大过节的也不闲着,到处溜达,而且车水马龙前呼后拥,到处都是兴师动众,就知道,这节日对官员们来说形同虚设,于是,对全国来说也必然如此。
昨天我的文字里也提及了这个内容。原本应该单独拿出来成为议题。可实在懒得再多制造垃圾骚扰列位,权且当作捎带说一句的玩意儿吧。

大过节的,头头脑脑们还在喋喋不休着要建设世界先进制造业基地,让咱能够在国际民工的地位上乐不思蜀。其实,这种思路的成型并非一日之寒。去年629日出版《每日工业快讯》报道,28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目标:到2010年,发展一批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装备制造企业集团,增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重大技术装备的制造能力,基本满足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及国防建设的需要。

其中,还是透露出太多以强凌弱的气息,对大型企业的津津乐道,意味着当前的委府早就放弃毛泽东时代走群众路线的基本方针,更是在重复前苏联对大型企业情有独钟致使产业集中度居高不下,最终导致戈尔巴乔夫改革彻底失败的路径。

而所谓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的建立,更近乎痴人说梦。企业主体地位的现状,无论在法律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实在让人啼笑皆非。于是乎,这不过是官方又一次巧立名目而已。

不信?在国务院发布了如许意见之后没几天,当时还是陈良宇当政的上海就立即有了反应。去年714日快讯,虽然空客A320落户天津让上海方面有些遗憾,但这并未影响到上海在装备制造业方面的野心。上海抢占装备制造业制高点的既定战略,正在南汇区临港新城产业园区加速推进。按照临港新城管委会高层官员的话说,他们正在筑巢引凤,上海电气、上汽集团、沪东重机等大型企业的入驻,让这个总规划达60多平方公里的重装备产业园,变得活跃起来。虽然德国大众压缩了在华投资,但其合资方上汽集团对临港产业园的投资热情不减。建立大众五厂的计划依然如期推进,只是工厂原计划的合资生产线,由上汽自主研发的品牌生产线取代。

和上汽集团步伐一致的还有沪东重机、中集装备、上海电气集团和卡尔玛港机,他们在重装备产业区内的设备生产基地都已陆续开工建设。其中,北欧最大的工业集团库尼集团下属的卡尔玛工业集团已为临港新城内的集装箱机械组装厂投资1000万美元,成立了全新公司卡尔玛工业(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则成立了临港重工业装备部。上海电气的建设时间表显示,目前上海电气船用曲轴二期厂房已经竣工;到9月底,能生产百万吨级发电设备的主厂房也将竣工,厂房里的大型吊装设备将安装到位。而中船临港船用柴油机大型生产车间也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土建,预计2007年四季度产出首台柴油机。临港产业园区被认为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继浦东开发后独具辅城作用的一个战略重点发展区域。未来,将形成整车及零部件、特大重型超限装备、船用关键件、物流装备、航空设备及光仪电设备等为主的六大设备产业基地。

就此编辑部点评道:上海选择在这一时机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一是看重洋山深水港的建成带来的装备制造业的物流发展优势,二是由于目前我国工业化开始整体进入中后期,新机器装备的开发制造成为工业中后期成长的关键。同时,作为原来上海经济支撑的钢铁、石化、汽车业由于发展环境发生变化,整体不景气,而上海经济需要新的增长点,需要有替代产业,装备制造业成为其中最主要的一环。7月初,《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的出台,也让一直拥有良好工业体系的上海获得了发展装备制造业的最佳时机。

有趣的是,在陈良宇下马后,人们发现,与我还在央视做节目时以上海人独有的自命不凡气度亲口对我说起全中国除了他之外没有人懂得就业的时任上海市社保局局座的祝均一在挪用社保资金阴谋中沆瀣一气里应外合的,上述企业中比如上海电气就是涉案大户。

而这种全国性一拥而上的风潮,迅速蔓延到了各个领域。人们也看到,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也有着耐人寻味的反响。去年330日快讯,路向迥异、各自都曾辉煌一时的“苏州”和“温州”两种区域发展模式近来出现了明显的趋同现象。其中,“苏州模式”以政府主导和外资带动为主要特征;而“温州模式”主要体现为市场特征明显的民营资本繁荣。近来一系列数据表明,苏州模式正由外资拉动向内外并举转化。

2000年初,苏州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不到500户。5年时间,苏州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的数量翻了三番,达3465户,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占比过半。而在民营企业占工业产值的95%以上的温州,情况却在发生相反的变化。2005年,温州新批外商投资企业224家,同比增长42.7%,合同外资89069万美元,同比增长76.0%,实际外资35708万美元,同比增长70.7%,总投资、合同外资、实际外资金额均创历史新高。究其原因,苏州、温州的转型源于两个城市面临的困境。苏州模式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以政府主导发展乡镇企业为重要特征的“苏南模式“。

在“苏南模式”遭遇困境后,苏州利用毗邻上海的优势,迅速转向引进外资和产权改革的道路。20002005年,苏州地区平均每天就有2家外资企业开业,外资的强劲推动使得苏州无论在GDP的增速、还是GDP总量方面都位居全国先列。但以外向型经济实现经济二次腾飞的苏州付出了三大代价:(1)民族工业日渐衰微,一些曾经辉煌的品牌消亡;(2)技术外来、资本外来、生产的产品主要外销,经济对外依赖性非常强,发展前景具有不确定性;(3)虽然人均GDP在长三角地区处于前列,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并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准。苏州人生活并不富裕。与此同时,温州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温州目前有30万家企业,但绝大部分却是低、散、小,称得上规模企业的只有六七家。产业结构基本上还是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这就导致产业发展难以为继;要素难以为继;环境承载难以为继。其本质是产业结构演进缓慢,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在此影响下,温州经济增速趋缓,综合经济指标相对滑坡,GDP增速出现连续几年省内排名靠后的状况。正是基于同样的反思, 苏州模式已从外源性经济向内外源并举发展,而温州模式则试图通过内、外源经济的嫁接、融合激活内源经济的活力。这也带动了新的发展模式在长三角逐渐兴起。如在嘉兴等浙江北部的城市,政府们宣称,我们的发展模式就是温州模式与苏州模式的结合体。

对此编辑部点评认为:“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作为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两个典型范本,都曾经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苏州模式靠的是政府强力有效的规划引导和外资的拉动,温州模式对外资的依赖度小,形成了许多产业集群,有自主品牌,但单一的政府企业家创新和单一的市场企业家创新都会遭遇边际效率递减的制约,现在两种模式都面临困境,温州的产业空心化和苏州经济的“外资依赖症”都大大困扰着两地。两种模式的融合将是一种互相借鉴下的新模式,“苏州模式”向“温州模式”转变的关键是推动民营企业家的出现,打造民营企业;“温州模式”向“苏州模式”转变的关键则是塑造强势政府、加强规划、战略引导以及主动招商引资。

这种乐观主义的评价让我实在不敢认同。被四川人讥笑为光剩下骨头没有肉的苏南模式,在卖国求荣的路上走到了极致,与现在已经荣升到了副省长高位的靠贱卖公立医院而闻名全国的仇和成名之地的宿迁形成了江苏境内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之态;而连一向被当作是中国民间经济发展模式范本的温州,也由于习近平在浙江主政时期曾经任萧山市委书记的王建满到任温州市委书记并拉开招商引资加大重化工业占比,而使得中国这唯一的一块政府干预方面的净土行将就木被彻底送进历史。

这种风靡全国的疯狂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什幺呢?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增长本来就是畸形的,高储蓄率低消费水平的基础和前提下,只能依靠投资和对外贸易。去年823日快讯,《华尔街日报》:中国贸易顺差今年将加剧。中国7月份的贸易顺差再创历史新高,这使人们愈发担心在降低贸易不平衡方面是否已无计可施。如果不出意外,中国2006年的贸易顺差将达到前所未有的1500亿美元左右。中国的贸易顺差状况已成为国际上忧心中国崛起之人的关注焦点,美国和欧盟声称,他们已无法承受自己的对华贸易存在如此巨大的逆差。贸易顺差也使中国国内担心经济失控的恐慌情绪进一步加重,因为贸易顺差导致银行体系积累的现金不断增加并刺激了投资行为,而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努力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

汇丰银行的经济学家屈宏斌说:“中国的贸易顺差更多的是全球制造业持续向中国转移的反映,而不是某种政策有意造成的结果。”他说,虽然外商投资中国的高峰期已过,但除非这类投资出现大幅下降,否则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都会持续维持贸易顺差局面,要通过政府政策来影响这一进程是十分困难的。许多美国政客和经济学家声称,使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幅升值将增加中国的出口成 本,从而可以起到减少出口、降低贸易顺差的作用。

不过,人民币大幅升值所起的效果可能并非那幺容易预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独特性导致的。中国的大部分出口实际上来自外商投资企业。既然已决定在中国从事生产业务,这些企业可能不会对短期内的政策转变做出迅速回应。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人民币对外币的购买力将比过去增大。鉴于中国的许多出口产品大体上都是用进口原材料制成或是用进口零部件组装而成,人民币升值实际上反而会起到降低出口商生产成本的作用。在中国政府看来,是一系列更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失衡导致了中国的贸易顺差,不能将关注点仅放在人民币汇率上。而从近期的经济趋势看,中国的贸易顺差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增长。例如,中国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减缓银行贷款的增长并遏制在基础设施和新建工厂方面的投资。如果这些措施能像一些经济学家预料的那样取得成功,资本设备和原材料的进口就有可能下降,从而进一步增加贸易顺差。 

这种状况到了今年并没有得到缓解,贸易顺差增幅还在保持着狂热的势头,让习惯于增收节支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对资本和经常项下双顺差的加速度及其所导致的全世界对中国众口一词的指责和不约而同的抵制忧心忡忡。

   王未名从美国给我发来BBC的相关文字。20070103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8:28北京时间 16:28发表 转寄朋友 打印文稿 

“中国仍面临严重贸易摩擦”

中国近年来贸易增长迅速 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预测,2007年中国仍会面临严重贸易摩擦,而若干年内中国仍将是贸易摩擦的一个高发区。 研究项目负责人汪寿阳指出,中国的出口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会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势头。

 中科院发表《2007年我国进出口形势分析与预测》,提出从长期看摩擦将呈现下降趋势,但是未来若干年内,中国仍面临严重贸易摩擦。 报告指出,彩电、服装、鞋帽等中国传统优势行业仍会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发生贸易摩擦的关键领域。 报告也预测,由于发达国家对涉及钢铁、汽车、通信设备、化工产品等行业在贸易争端中更容易采取保护手段,这些行业将会成为中国与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新热点。

 同时报告也认为,中国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结构上缺少互补性,所以可能会面对其它一些以制造业为主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挑战。

 贸易顺差过大 中欧贸易近年有迅速增长,中国目前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2005年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1060亿欧元,是欧盟最大的双边贸易逆差。 去年3月,欧盟决定对中国鞋类产品采取新的进口税,对进口中国鞋的税率最高达19.4%,调查人员此前认定这两国的皮鞋以不合法的低价在欧盟市场销售。 贸易不平衡也一直是困扰中国和美国关系的主要问题。

 根据美方数字,2005年中美贸易逆差达到创记录的2010亿美元。 中国官员们承认,中国近年贸易顺差过大引发贸易磨擦,并宣布将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

这种将出口创汇增收节支的农耕方式不得已在全世界的压力下被迫向国际收支平衡的转变,在周恩来外事无小事这种崇洋媚外精神原则的作用下,就演变为国内要素和资源价格的严重失真,而为此付出旷日持久代价的,则是13亿中国人。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对制造业的不计代价的追逐,更是引发了巨大的危险。

温铁军给我发来的高梁、墨翟合作“2005年中国民族产业大事记”中介绍,170亿营业收入的中国制造业龙头企业徐州重工被凯雷投资公司收购,中国装备工业面临高度危机。整个工程机械国内136个产品,徐工占了一半以上,有二十个产品市场占有率在前三名。如今把徐工85%的股份让给外资,这相当于把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主导权拱手让给了外资,这势必酿成外资垄断中国正待发展壮大的工程机械行业的局面。

其实,当年发生如此情况的并非因为被国际四大私募基金的凯雷收购案而大名鼎鼎的徐工。当年1227日快讯,我国最大的专业齿轮箱生产企业——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是一个具有很强技术实力及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不久前在与一家跨国公司洽谈合资过程中,险些被竞争对手以“合资合作”为名端掉大本营。位于杭州市萧山区的这家齿轮箱公司,是我国机械传动装置行业龙头企业,该公司船用齿轮箱的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80%,在东南亚的市场占有率达75%,由萧山区政府控股。据中方公司有关负责人透露,与其洽谈合资事宜的是世界传动行业的巨头西方某国ZF集团,该公司尽管在汽车变速箱等领域拥有领先技术,但在船用齿轮箱方面,不见得能和中方公司相比。但是通过合资,他们可以轻松地达到在市场竞争中达不到的目的,获得原本千方百计都打不进去的市场。

实际上,两年多来,“杭齿轮箱”与ZF集团一直在进行部分项目合资谈判,中方公司对外合作思路原先是引进外方公司的技术和资金,并由中方公司控股,解决国有企业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但今年初,外方公司停止了前期单个合资项目的谈判,由总部统一与“杭齿轮箱”进行整体合资的各项准备,而且提出必须由他们控股。“杭齿轮箱”当然不愿接受。可是,中方公司领导层随即感受到来自有关方面的压力。据悉,ZF集团之所以提出控股要求,是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萧山区政府一定要谈成这一合资项目的态度和可以让外方公司控股的底牌。最终,200531日,双方签署了全面合资意向书,于7月形成合资公司基本框架,ZF集团占70%股份。此项合资的要点包括:“杭齿轮箱”将不再开发、生产、销售与船用齿轮箱、工程机械变速箱、载重汽车变速箱等相关的产品,也不能使用这些产品的商标;在如此“合资合作”中,“杭齿轮箱”经过45年积淀而形成的品牌价值尽管在国内外市场有很高的知名度,但都“分文不值”;合资公司将由4ZF集团高管人员和两位“杭齿轮箱”高管人员组成董事会,董事长和总经理均由外方公司出任。如此合资,中方公司不仅新技术、新产品将会无偿落到外国公司手中,而且会永远失去自主经营权和自主创新的能力,几十年积淀的市场、品牌、技术优势也会丧失殆尽,高素质的技术骨干队伍将被打散,中国机械传动工业最前沿的技术储备将受制于人,而跨国公司将主宰我国传动装置产品的市场和发展。这方面我们在其它行业已有过不少教训。所幸的是,日前,这家公司与“杭齿轮箱”的合资事宜,由于新闻媒体的反映已被有关部门叫停。

对此编辑部点评认为:从大连电机、徐工、无锡威孚、西北轴承等等,再到现在的杭州齿轮,我们不得不警惕,民族装备工业危在旦夕!装备制造业是一国工业的核心和基础,综合国力的根基。在国家退出竞争性行业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纷纷“靓女先嫁”,跨国公司凭借“500强”的优势和公关能力,乘机加紧并购各地方的行业排头兵企业,廉价收购骨干企业的优质资产、独有品牌、核心技术和制造能力,最终达到消除潜在竞争对手、垄断我国市场、压制我国技术进步的目的。这个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有任免权,所以企业领导人最终是不敢违抗政府命令的,被迫接受苛刻的合资条件。如此下去,我国工业的核心和关键部分被外资控制,国家将失去对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主导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如何实现。

到了去年,情况变的更为微妙。74日快讯,《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6月末刚刚发布,三一集团竞购徐工机械就进入了操作阶段。目前三一集团已经委托国信证券作为财务顾问就竞购徐工机械股权开展前期工作,为正式递交法律文书做好准备。徐工集团副总经理王岩松3日强调,无论三一集团有何举动,徐工集团的态度都不会变化,将严格遵守徐工机械改制的相关承诺,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批过程中,不与任何其它投资者就徐工机械改制事宜进行任何谈判或协商。

媒体透露,凯雷对徐工的觊觎采取了曲线方式,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善罢甘休。崔之元给我发来的内容看过后更加让人触目惊心。

 

发件人: Shaoguang Wang发送时间: 2007-04-04 01:45:21收件人: 抄送: 主题: 触目惊心的“合资”——松下无锡亏损十年调查触目惊心的“合资”——松下无锡亏损十年调查杨瑞法 

松下无锡亏损十年调查

王跃  200744

    环球视野编者按:无锡小天鹅与日本松下电器11年的合资历程,给人们又一次敲响了警钟:要十分警惕国外垄断企业设计的合资陷阱。 我们应当感谢这位记者的这份调查,它把这个“陷阱”的全部阴谋和恶果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而擦亮了人们的眼睛! 天下竟然有如此怪事:无锡小天鹅合资的两个工厂连年增产(由10万台冰箱—20万台—30万台—50万台),销路通畅,而工厂却连年亏损;中方资不抵债,赔尽了投资,变得两手空空,而日方企业则肥肥地赚了3个多亿(技术提成费);中方工人月工资仅区区800元,而日方4名管理人员工资高达591万,占到全部人员费用的12.46%,是普通工人工资收入的1300多倍。如此振聋发聩的“故事”,何止无锡小天鹅这一家!这样下去,如何得了,怎幺向人民交待?!古人云,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现在的确到了进行“补牢”、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了。

    无锡小天鹅与日本松下电器走过了11年的合资历程。最能品味个中滋味的恐怕要数小天鹅集团董事长王锡林了——跟许多中方员工一样,他对松下的两个合资企业多年来的经营迷局由不解到不满。1 年来产量、销量节节攀升,可利润却连年亏损。如今无锡冷机资产殆尽,无锡冷压早在2005年就已资不抵债。”2007316日,王锡林神色凝重地告诉记者:“这种状况很不正常,我们已要求松下把亏损的原因解释清楚。”记者就此致电松下中国公司。该公司321日回函称:“正在与无锡小天鹅公司协商中,松下公司不能单方面公开信息。” 

亏损之谜 

让中方更不能接受的是松下方面诸种反应。“松下原来说合资企业产销10万台冰箱不会赚钱,到20万台就可以赚;但到了20万台又说‘20万台也不行,要30万台才能赚’,现在冰箱的产销量已接近50万台,合资企业还是不赚钱。”曾在无锡冷压和无锡冷机工作过的一位中方人士说。事实上,松下在每年年初都会给合资企业描绘一幅美好图景,不过从未兑现过。松下还频频更换其派驻的总经理——合资公司实际掌门人。

据曾任无锡冷压董事的张志正介绍,无锡冷机在10年中换了4任总经理,无锡冷压10年换了6任总经理。“松下一换合资企业总经理就推翻公司前面的业绩。说以前的账做错了,要调整。”张志正表示,松下有故意把合资企业做成亏损之嫌。 尽管小天鹅在无锡冷机和无锡冷压中的投资几乎全部打了水漂,但它的合资伙伴松下却每年从合资公司获取稳定的收益,收取技术提成费就是松下最重要的收益来源之一。记者从工商部门获得的资料显示。从1996年到2006年的11年间,松下共从无锡冷机收取技术提成费(工商登记资料中为“技术转让费”)1.6591亿元;从1997年到2006年的10年间,松下共从无锡冷压收取技术提成费1.4396亿元。11年来,尽管两个合资企业亏损累累,但松下从那里获取的技术提成费却高达3.0986亿元。“高额技术转让费大大增加了经营成本,是合资公司产生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李石生说,“这不符合双方建立合资企业的初衷。” 

然而,早在1995年合资企业筹建立初,在《合资合同》的《技术转让合同》9.1款中,松下就已埋下了伏笔:无锡冷机“同意向松下支付按本合同制造并且在中国国内外销售的所有‘合同产品’的‘销售价格’乘以3.5%的技术提成费”;无锡冷压则需按压缩机销售价格的5%向松下支付技术提成费。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合资企业的亏损额如滚雪球般扩大,但由于无锡冷机和无锡冷压的产品产量、销售额不断攀升,松下获得的技术提成费却水涨船高。 “有关联交易之嫌” 在无锡冷机和无锡冷压,松下不仅完全控制着技术和生产的命脉,而且掌握着产品销售和原材料采购大权。记者调查发现、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无锡冷机竟把企业的销售大权拱手让给了松下电器(中国),它生产的冰箱全部由后者包销。无锡冷机仅仅是松下在无锡的一个生产车间。这与松下电器(中国)大力提倡的本地化综合经营大相径庭。 “松下与它在无锡的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交易之嫌。”

小天鹅一位高管说。嫌疑之一是无锡冷机的冰箱贱卖。据知情者介绍,无锡冷机卖给松下的冰箱平均按31%的扣率结算,并且由无锡冷机承担运输费用。无锡冷压则存在向控股公司输送利益之嫌。据知情者介绍,它生产的压缩机38%外销,由松下负责;其余62%在中国内销,其中的一半也委托松下销售。“凡是松下销售的产品,它都要向无锡冷压收取3%5%的销售提成费。” 

尽管合资亏损累累,但数名日方高管的工资却高得离谱。2006年,无锡冷机共有员工1491名,其中日方常驻人员4名,合资公司为这4个人支付的工资、所得税等费用591万元,占到了全部人员费用的12.49%;而这两个企业的中方员工平均月收入,扣除必须缴纳的社保费后不足800元。“西门子与小天鹅的合资企业如今只有一个外方管理人员。如果松下真心实行本地化管理,它应该精简日方高管,以大幅降低管理成本。老员工李振皓呼吁。

 合资前途 现在人们关注的是,无锡冷机和无锡冷压将何去何从?面对中方的批评和质疑,松下是否会选择从无锡撤退或独资单干?松下(中国)顾问张仲文向记者明确表示,松下“不会”从无锡撤退,因为前不久松下已决定把冰箱的研发基地建在与无锡毗邻的苏州工业园内。但他同时坦承,跨国公司经营发展到一定阶段,会有独资的倾向。“独资不是一件坏事。它能提高效率。” 然而,松下反守为攻的一招却是增资扩股。据了解,今年3月初,松下方面已正式向小天鹅提出,为了在两个合资企业实行商品改革和生产体制改革,两家合资公司各增资500万美金。这无疑给小天鹅出了一道难题。如果小天鹅同意增资,它就必须忍受合资企业继续缓损。尤其要面对的是,它还不得不继续忍受大股东松下从合资企业提取技术转让费。据知情者透露。近日松下方面已向小天鹅高层表表示:“技术转让合同是合资公司达成的重要条件只要合资存在,技术转让合同就应该维持下去。”如果小天鹅不同意增资,将很可能把两个合资企业变成独资。对此,王锡林称:“我们不可能让它这样做。” (《环球视野》摘自2007326日《大家文摘报》)
怎幺样?怎幺样!

列位是否注意到,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恰恰是开篇陈至立过节期间不闲着去考察并号召要为建设世界先进水平制造业基地的无锡?

去年,国务院研究室白津夫在其《外资并购:重在消除我行业排头兵》一文中分析,当前外商并购投资集中在我国关键领域的重点企业,其意图已不完全是商业性的,而是具有明确的战略指向。具有明显的产业垄断倾向(我国制造业中的一批排头兵企业已经或正在被并购重组。如工程机械制造行业,以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为代表;轴承行业,以全国轴承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西北轴承骨粉有限公司为代表;化工机械行业,以行业优势企业“锦西化机”为代表;油嘴油泵行业,以行业的排头兵企业——江苏武戏威孚有限公司为代表;电机行业,以大连电机为代表;齿轮行业,以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为代表;以及常州变压器厂、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等,在其哦嘎制造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企业,几乎无一幸免)。

着力消灭新的竞争点。着力提高控制力。与外商并购投资战略意图相适应,外商并购投资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并购的条件越来越苛刻(必须控股、对方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未来收益必须超过高15%)。整体布局、全行业通吃。重点选择行业排头兵企业。在华并购成为跨国公司的“联合行动”。采取分布到位策略。……目前,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中,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发的比重明显下降,外商独资经营比重大幅上升,从1985年的0.66%、1990年的不足20%,上升到1999年的38.5%。从今年110月份利用外资的情况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实际利用外资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11.76%和42.83%,而外商独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同比增加4.27%和43.63%。说明跨国公司已经完成了在中国投资的试水期。后果:严重弱化我国产业竞争力,造成多重利益流失,固化了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严重弱化了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国家安全的风险加剧。 

这些说辞,实在让人胆战心惊不是?在如此走势当中,凸显中国有增长没发展,有开放没改革,有经济没社会,有增产没增收,有效率没公平,有繁荣没富裕,有肉体没灵魂,有物质没精神的真实景况。

一不留神,俺老潘也弄出这幺个八有八无来,比起周孝正的八无来,也算是自主创新了吧。

发件人:"clwvolunteer" <clwvolunteer@yahoo.com> 收件人: <chinalaborwatch@yahoogroups.com> 抄送:发送时间:2007-05-03 04:59:14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chinalaborwatch] 深圳码头工人追讨加班费罢工抗议 

深圳码头工人追讨加班费罢工抗议

深圳赤湾港集装箱码头数百人在五一劳动节罢工,抗议资方拖欠加班费。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在51日凌晨,近200名吊车司机要求资方按劳动法发放加班费,并罢工抗议。 

赤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港资背景的公司,为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码头之一。 约200多名工人在码头公司总部门口静坐。受罢工影响,装运工作基本停滞下来。警方派遣20多辆警车以及大批警力前往现场,但未发生任何冲突。 

事发后,深圳市政府派一名副市长进行协调,并抽调其它港口工人协助。港区于当天上午10点左右开始部分运作。 

又据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报道,罢工人数约400多人。一名参与罢工的工人对该报说:"我们很多人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和业余时间为公司工作,我们每个月的休息日只有一、二天。公司这样对待我们是说不过去的。

罢工的工人说,他们的工作是按量计算的,经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底薪却按照非加班工时计算。 工人们要求资方遵守劳动法,把四年来未按劳动法支付的工资一齐清算。 

赤湾港码头工人的月收入约4000元。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中国城市人口的平均月收入是980元。 上月月初,深圳盐田港也发生了数百吊车司机的罢工事件。 

BBC中文网报道,http://news.bbc.co.uk/go/pr/fr/-/chinese/simp/hi/newsid_6610000/newsid_6614800/6614847.stm

 

发件人:"大侠" <panyi@vip.sohu.net>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relay.mail.sohu.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5-03 11:17:13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潘祎的稿子 

广州日报盛赞广州是日本人眼中的底特律

何必

珠江三角洲有世界一流的电子和电器企业,同时又拥有世界一流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如此密集的产业群,在世界上都很难找到。日本人经常将广州比喻为中国或亚洲的底特律,因为现在的汽车制造,已经从原来的机械式进化至越来越偏重于电子零部件的使用,因此,珠江三角洲发达的电子产业对广州的汽车制造业起了很好的支持作用。(200753日《广州日报》)

网上流传着“老公有外遇之后”中国内地不同地方的老婆会如何对待的文字:

(三)老婆一夜没睡。第二天,老婆打扮得花枝招展,给初恋情人打了一个电话:喂,还记得我吗?我很寂寞,我今天晚上有空……于是老公在外面继续潇洒,老婆在家里私会情人,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这是个广东老婆。

这则报道的标题是“广州:日本人眼中的底特律”,很是扎眼吧。日本人如何评价广州,成为了广州市委机关报赫然巨大的标题, 

现如今,中国经济发展到了全世界都快联合起来围剿的地步。广交会也从单一的出口商品交易会改变了模样,设立了进口商品的专区。虽然坊间指认,这不过是委府的作秀之举,但还是被国内媒体恬不知耻地大唱赞歌。

其实,广州、广东乃至珠三角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岂止是日本人可以评价得了的,又何止是一个底特律可以囊括的?王未名从美国给我发来BBC的相关文字。

20061028 3:53从“老人头""向日葵”BBC中文网记者 高毅: 广东布吉大芬村是名画复制基地曾经令人神往的珠江三角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工场。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一带密集的皮鞋厂贴牌生产的“老人头”皮鞋,风靡全国,正所谓“全球十双鞋,广东有其三”。 今天,如果你在巴黎的一家普通餐馆,或者伦敦的一家旅店看到一幅“蒙娜丽莎”或者“向日葵”等名画,很可能这些作品出自万里之遥的一个很不起眼的村子——大芬村。

地处深圳北部郊区的大芬村被称为“中国油画第一村”,这里云集中国各地画家、画工超过5000人,全球60%的廉价油画都来自这个面积只有0.4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 37岁的张女士在大芬村中心的画廊卖画,卖的都是丈夫陈向军的作品,包括“蒙娜丽莎”等人物肖像作品。张女士说,丈夫三、四天就可完成一幅36/48英寸的大幅“蒙娜丽莎”临摹品,开价1500元。她说,画“蒙娜丽莎”的人太多了,很多人不识货,所以也没有必要画得非常好,否则时间花了也挣不到钱。张女士店面不大,挂着大约十几幅画,她说最好的一幅画是总理温家宝的人物肖像油画,丈夫花了15天完成,开价高达八万人民币。张女士每天就守着这个小画廊,丈夫则在街对面的楼上工作室画画,夫妻俩“前店后厂”,她说,一个月也就卖几幅,大约挣几千块钱。

27岁的刘长征从山东菏泽来到这里,他正在画一幅埃及法老的装饰画。刘长征不是个体户,他和其它很多年轻人为一家油画厂工作。他说,订单多时,他一天可画十多幅,这时他觉得画画就像麦当劳的“快餐”,如果订单少,他就慢慢画,可以体会体会艺术创作。刘长征并没有什幺崇拜的画家大师,他说“师傅挺厉害的”,他希望几年后能够画得更好,开个画廊卖自己的画。站在他身旁的一个女孩,面前并列摆放着五幅油画,我吃惊地看到她正在同时临摹着凡高的名画“向日葵”! 从东莞厚街的“鞋都”、顺德的“家电之都”、虎门的“女装名镇”到今天的“油画村”,从昔日的“老人头”到今天的“向日葵”,不难发现,广东沿海的规模生产已从传统的日用品转移到文化产业上来。大芬村所在的布吉街道工作委员会委员任晓峰说,当初大芬村人也在质疑大规模生产油画是不是艺术,但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定先做起来再说,结果一发不可收拾,油画远销欧美。 广东人的“实用主义”创造了经济奇迹,尽管这也让“老人头”和“向日葵”走了样,但广东人确实富裕了起来。至于艺术和高雅、质量与品牌,那是以后的事,这倒也说得通。 

看到了吧,现如今,一直甩不掉“文化沙漠”称谓的广东,也像模像样地有了文化品味。从老人头皮鞋像向日葵临摹画的转变,凸显出曾经被广州师范学院教师认为粤语不是汉语、广东不属于中国的广东,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路飘飘欲仙,也完成了皮鞋向绘画的惊险一跳。

52日的《北京日报》转载了329日《南方周末》一篇署名“石岩”的文章,莫名其妙地再度提起往事,并且再一次捎带上了我。这个“石岩”,我从来没打过交道,也从来没接受过什幺采访,可却在其稿子里开头和结尾都连带有关我的内容。我实在不明白,那幺个陈芝麻烂谷子,不当不正地在这个当口又被死乞白赖地说是为什幺;如果是采访当事人,按照起码的新闻要求,也应该对采访进程作个负责任的交待;如果说当事人其中的某个人有话要说,那就不要提及另外的人;最基本的,不要对我的状态说三道四,因为很可能会影响到我现实已经非常艰难的生存。所以,从这点上看,广东的文化大概也就是这幺个档次。)

如此情状之下,占改革开放先机并在经济发展领域率风气之先却被国内外一直指摘为只能在三来一补的加工业处于末端而在所谓“微笑曲线”中被搁置在最低端赚取血汗钱而引领全中国沦为国际民工的广东,就不得不面临着人们耳熟能详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命数。去年711日快讯,在国家特定的产业规划背景下,装备制造业成为广东、福建、浙江等地产业转型的重要选择。不过,广东省东莞市试图打造“装备工业基地”的计划遭遇了小小的挫折。

6月下旬在上海举行的“拓展华南和东南亚市场投资研讨会”上,首次到上海招商的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把电子信息、生物制药和装备制造作为其“科技招商”的重点,以推动其产业升级,解决产业转型过程中劳动力、土地资源短缺的问题。但它的竞争对手很多,不但包括传统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也包括东部的很多地方。东莞没有优势,所以至今为止,还没有一家装备制造企业到东莞落户。东莞近年把引进对象锁定为企业的“大脑”,如企业总部、研究院和工厂带研发型企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

同样的情况,在东部各地的制造业重镇也已发生。在国家特定的产业规划背景下,装备制造业成为广东、福建、浙江等地产业转型的重要选择。据佛山经贸局的梁宏津介绍,近年来,本地技术落后、能耗高、高污染的企业,尤其是陶瓷企业,迫于成本压力,向广东两翼和山区迁移的动作比较明显。据佛山最近进行的装备制造业发展调研显示,2005年装备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956.06亿元,已占规模以上工业的20.2%,该市轻重工业比例由2000年的10.7调整为2005年的10.98。而福建泉州提出的产业升级目标中,石油化工、船舶修造、汽车及配件制造、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成为“十一五”重点培植对象。以福州、厦门、泉州为基本构架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将借助吸引台湾的产业转移来发展本地的装备制造业。

在此基础上,产业集群初步形成:据刚刚出炉的《浙江省块状经济发展报告》显示,过去3年中,宁波电气机械、宁波金属制品、宁波通用设备等块状经济的产业规模已达300亿元以上,超过此前占据榜首的温州鞋革、温州服装、绍兴织造等增长潜力减小的经济块,初步形成几个装备制造业的集群。而在珠三角,在陈村陶瓷机械基地、伦教木工机械基地等专业镇的基础上,由一个核心企业与一群服务于该企业而又各司其职的中小企业组成的“中卫协作体系“开始形成。广州的汽车制造、佛山的汽配、深圳的汽车电子,相互间的协作开始突出。

就此编辑部点评道:在装备制造方面,广东、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省份由于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发展起大型项目,基础不好,因此,重大装备的生产还应由东北、上海、西部各大国企通过整合内部资源来完成。但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市场经济发达,轻工业快速发展,高科技性的轻型装备制造的崛起将是大势所趋。

而广东经济在完成自身基本形态变化上,也走上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条全中国概莫能外之途。去年75日快讯,三年前,当广东重工业化争议四起之时,BP在珠海的PTA(纺织品主要原料)一期项目投产。两年后的20066月,BP珠海PTA二期项目开工,90万吨的生产能力使其成为全球这一领域最大的单体装置。如今,珠海石化基地附近,已有近百家中外化工企业为BP公司的PTA项目提供配套,产业链初步显现。不过,以此检验广东的重化工业转型成效似乎还略微显早,这种转型中的空间布局还远远没有完成。广东“十一五”规划称,拟建重化工重大项目13项,总投资约3580亿元,“十一五”期间投资约2480亿元,目标是实现广东工业“适度”重型化。

目前广东重工业空间布局将重工业主要分布在东西两翼的沿海带,而不是珠三角核心区。最典型的就是石化工业的空间布局,广东石化工业主要分布在茂名、广州、佛山、珠海、江门、东莞、汕头等城市,从西到东计有茂湛沿海重化产业带、崖门口沿岸重化产业带(珠海西区、江门新会东区)、广州石化基地、惠州大亚湾石化区、汕潮揭沿海化工基地。其中,茂名、广州依托中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广州石化的炼油加工一体化大型装置形成了两大石化基地,珠海正在成为石化下游深加工和基本有机原料生产基地,汕头则是我国聚苯乙烯主要产地。在空间布局的基础上,外向型选择路径成为主导。

以珠海为例,200011月,英国BP公司进驻珠海成为发展“大工业”思路的转折点。BP公司一期投资4亿美元的年产35万吨PTA项目2003年投产。按照BP的计划,珠海PTA项目拟建4套生产装置,生产能力将达到250万吨以上,届时珠海临港工业区将成为世界最大的PTA生产基地之一。在BP示范下,50多家下游企业落户临港工业区。同时,中石油、中海油、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等都与珠海临港工业区建立起战略合作关系,“大港口、大工业”的格局初步形成。而惠州中海壳牌项目引进路径也与之相似。中海壳牌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中外合资石化项目,在其带动下,在惠州27.8平方公里的石化工业区内,目前已有4个国家级项目。大亚湾一批石化中下游产品项目正在洽谈,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商也纷至沓来。

对此编辑部点评作:结构偏轻,一直是广东产业发展的软肋。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加工制造业面临可能衰落的困局和产业转移的潮流,在这一背景下,广东开始实施重化工业战略。其间,中国产业趋势也进入第二次重化工时代。2001年、2002年、2003年重工业比轻工业的增速分别快5.21.74.0个百分点,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56%上升到2003年的64%。如今,广东省的石化、钢铁、汽车、造船、装备制造等重化产业集群已经发挥了强大的经济拉动作用,广东经济已进入以适度重型化为主导的增长周期。

于是,全国性的对于重化工业的疯狂追逐之中,广东省也一马当先,迅速地完成着将经济结构重型化的进程。去年329日快讯,据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近日公布的数字,2005年,全球机械制造业销售额增长7.5%,达1.15万亿欧元。由于企业不懈努力以及海外对华投资不断增长,中国销售额猛增22%,达1100亿欧元,继续保持世界第四大机械设备制造国地位,与排名第五的意大利差距进一步拉大(680亿欧元)。位居前三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2500亿欧元)、日本(1779亿欧元)和德国(1650亿欧元)。亚洲各国总产值3750亿欧元,占全球总产值的1/3。而去年615日快讯,国家统计局614日发布报告说,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同比增长17.9%。报告显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国有企业和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5月份完成增加值7060亿元,增速比上月和去年同月都加快了1.3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97.75%,同比提高0.22个百分点;出口交货值4755亿元,增长23%15月份累计,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31748亿元,同比增长17%,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7个百分点。从主要行业看,5月份,纺织业增长15.8%,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18.9%,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27.7%,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2.9%,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1.1%

这种态势到了今年愈演愈烈。众所周知,这种重型化必然产生对资源的掠夺和对环境日趋严重的污染,同时,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对就业的贡献也呈现下降的趋势。更由于中国对各种资源性原材料以及生产要素采取着通过行政干预方式人为压低价格,导致了国内廉价资源和要素与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异完全被国际上所吸收,形成了中国为全世界打工并维持国际上低通涨的局面。

而从广东的经济成分上看,对外资的依赖也很是明显。去年713日出版《每日工业快讯》报道,商务部713日公布了2005年中国进出口额最大的500家企业、2005年出口额最大的200家企业排名。这次排名中外商投资企业占主导地位。2005年进出口额最大的500家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占60.8%,国有企业占28.2%,其它企业占11.0%;在出口额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占62.5%,国有企业占28.5%,其它企业占9%。入围企业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是这次排名的另一特点。2005年东部沿海地区入围进出口最大500家企业482家,入围出口额最大200家企业196家,所占比重分别为96.4%98%;中西部地区入围进出口额最大500家企业18家,入围出口额最大200家企业4家,比重分别只占3.6%2%。能源和机电及高新技术产品企业排名领先。2005年进出口额最大500家企业排名前10位的全部为经营能源和机电及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其中中国石化国际事业公司以343.26亿美元排列首位;出口额最大200家企业排名前10位的则全部为经营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继续以144.74亿美元排名第一。这次公布的进出口额最大的500家企业合计金额为6047.5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2.6%,比上年提高了0.4个百分点;出口额最大的200家企业合计金额2368.9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31.1%,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据悉,商务部今天还公布了2005年中国进出口额最大的100家民营企业和出口额最大的100家民营企业排名名单,广东省东莞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在这两项排名中位居第一。

不仅如此,广东在出口拉动型经济中也是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同样是去年713日快讯,12日,商务部向国内纺织品出口企业发出通报,严禁企业利用第三国或地区的产地证明和标签向对中国纺织品出口设限的美国和欧盟进行非法转口贸易。根据中美、中欧纺织品谅解备忘录关于非法转口活动的处理规定,经双方核查和磋商后,非法转口一旦确定,将对当年或下一年度的全国协议总量做等量扣减,这意味着企业违规将直接导致行业受罚。商务部要求各地有关部门充分认识非法转口活动的危害性,迅速对本地区的纺织品非法转口活动进行自纠自查,加强对相关企业的督促指导,坚决杜绝本地区非法转口现象的发生,并表示将依法对涉案企业进行处罚。据透露,06年以来,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和欧盟纺织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已经引起美欧相关部门的关注。美国将于近期派稽查小组赴泰国、越南等国就非法转口展开调查,而欧盟部分成员国海关已开始怀疑中国香港和澳门签发的原产地证书存在舞弊行为,理由是从两地进入欧盟的纺织品同比分别出现234%150%的“过快增长”。

虽然尚未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纺织品对美欧出口的总体情况,但海关统计显示,今年15月,包括广东、河北、浙江在内的很多省份均出现了对美欧纺织品出口增速下降,而出口市场向缅甸、越南、泰国、韩国、俄罗斯、巴基斯坦等非设限国家和地区转移的现象。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部主任赵玉敏指出,非法转口是一种规避贸易限制的行为,它的直接诱因在于“中国是全球惟一遭受美欧纺织品设限的国家。”非法转口问题浮出水面表明了在倡导自由贸易的环境下执行贸易限制协议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协议双方必须有足够的资源和手段来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

缘此,广州市委机关报对日本人将广州称作底特律的现象弹冠相庆,表现出广州、广东乃至珠三角经济、政治、社会的真实现状。而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淞沪会战中由蔡廷锴、蒋光鼐所率领的由广东子弟组成的19路军拼死血战让日本人闻风胆寒的景象和风骨一去不复返了;更由于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富士通劳工事件的发源地,因而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成果典型的微缩景观。

 

发件人:<zhangdong19721010@126.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5-10 21:41:11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中国的首都应该定在杭州而不是北京 

中国的首都应该定在杭州而不是北京

章东生 

Zhdngdong19721010@126.com

汉,唐的定都

中国历史上曾建立过七大王朝,秦,汉,隋,唐,元,明,清和半个王朝宋朝。秦,汉,唐三个王朝建都现今西安地区,元,明,清建都现今北京地区。

最让中国人不能忘怀的是汉;唐。复兴汉,唐盛世的盛况是中国人不息的愿望,两个朝代不仅立国时间长(都超过400年)更重要的是有灿烂的文化,人性的蓬勃发展,制度建设的合理,和国际交往的开拓等各个方面足以让后世景仰。

反观元,明,清三代什么制度也没有建成只是皇权专制越来越重,文化上实行高压政策,元把中国人分成四等,明实行恐怖的警察制度(东厂,西厂),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一直到当代把所有三个朝代最恶劣的手法(人分几等,农民人口,城市人口,警察专制,文化压制控制)一起拿来实行。

为什么定都西安使终能产生灿烂的文化和国民精神的大解放而定都北京只会是专制越来越严厉和国民精神越来越颓废。强大的蒙古帝国被一群乌合之众所击溃,十万清兵搅乱大明帝国更好笑的是几千英国人让大清百万军队投降,三个朝代被后者迅速替换,实在是他们的统治搞的天怨人怒国民希望他们早早倒台,就象当今一样,人人等着看中央的笑话。而汉,唐的衰落都经历一个大分裂在经过群雄并起的长期的磨合过程中才统一在一起。

秦,汉,唐定都于西安地区,此种定都对国家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好处。

第一;从经济上说,八百里秦川本身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另他南可取四川盆地之资。东可取黄淮海平原之源,北可利用游牧民族之兵革。

第二;从军事战略上来说;春秋战国时代有两个历时时间最长,最强大的霸主秦,楚。两国相隔秦岭而对峙。秦岭实际上是中原地区的中心,谁控制秦岭一线谁就能控制中原。楚先占有秦岭楚成为最强大的霸主,后来秦占有四川占了楚国的头部楚就衰亡了。西安地区控制了四川地区,中原长江流域和华北平原三大地区的命脉,从西北面出河西走廊又可控制两大游牧民族蒙古和青藏地区的命脉是以西安地区是中国古代的头脑。

第三;与世界交往来说,当时主要与罗马,阿拉伯国家和印度地区国家交往,定都于此是离他们最近的地方从河西走廊经西城就到了。

第四;从国家的威胁来说,汉,唐初年主要威胁都在北方,定都于此时时刻刻养兵蓄锐,汉武帝,唐太宗消灭了匈奴消除了国家的外患定顶了几百年的基业。

第五;西安的军事地理有三重防守线,1;八水绕长安(西安)本身很难进攻。2;东面南面的潼关,汉中天险离此不过100 多公里,中枢可直接控制近而控制中原地区,西北面的黄土高原离此也只有150公里出黄土高原就是汉与少数民族杂居地,这是西安的第二道防线。3;远一点河西走廊又是狭长地带防守也不困难,翻过阴山就是大草原这是第三道防线。

一国的首都是一国的头脑,头脑不仅要控制身体其他部分且要面对威胁不能以鸵鸟心态去面对威胁假装没看见天下太平。另外头脑要对外界有敏锐的感触时时跟上世界潮流和引倒世界潮流,还有一点头上要戴盔甲不能让对手伤到。

用学术上的语言就是1;要控制本国经济资源,2;在地理上要遏制住对手,3;要近距离与世界交往是国家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商业要道上,4;首都要有几道防守线,进可攻退可守。

一个自身有信心的人对别人对世界都是成开放的心态和积极进取精神。同样的道理一国有自信心的政权对其统治的人民和世界也是成开放的心态和积极进取精神,政权的好坏强大首先在于其首都是否安全和能控制住其所统治的人民,一个不能控制住其国家的首都立于此的政权首先考虑的是政权的稳定,皮之不存,毛将附蔫,(意识形态其实是可以有多种解释,这话肯定让一些教条主义不高兴,但是你看看毛泽东他的意识形态不知变了多少次)。对于这样的政权唯一的统治办法就是压制除此别无他法。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背靠燕山,翻越燕山就是蒙古大草原,西过太行山是平坦的山西高原(从此地可威胁西安地区),往东北走狭长的辽东走廊就是东三省,南面是黄淮海大平原,东面是渤海。

北京是蒙古大草原,东三省,华北地区,山西高原四大军事区的交会点,北京西北两面是山,东面对海唯一的在南面是开阔的华北地区可构筑完整的军事要塞。北京在中国战略地位相当重要,立都于此基本上能控制中国北方。中原地区立都于此最早的是燕国燕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但是北京只有一道防守线,只要翻过燕山或跨过山海关,北京就无险可守只能做以得毙,清军入关李自成不战而败。

北京的军事战略地位虽然重要但他在中原农耕社会的最北方。不在农耕社会的中心是以对发展农耕社会谈不是兴趣。北京地处北方不在中国跟世界的交往的中心要道上是以北京更没有兴趣于世界交往。北京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结合部除非去控制游牧民族不然不会立都于此,汉族唯一的大王朝明朝立都于此就是为了防背游牧民族。北京只有一道防守线就与游牧民族相对,明地理军事学家顾祖禹说立都于此等于天子守边游牧民族稍微风吹草动,明朝就受震动,有明一朝就有一个皇帝被抓五个皇帝在位时京城被困,这样的王朝哪还有心事治国,整个国家被军事压力压跨为了形成战斗力国家被严严控死谁也不能对中央有说词。政治上实行警察统治,经济上实行海禁政策,文化上实行意识形态控死,全国变成军营国民精力用在修万里长城上面了。明朝是中国王朝最差劲的王朝,宋朝虽然弱小但他文化政策文化繁荣经济富裕方面让后世景仰。明朝就没有什么可书写。

北京对中原王朝来说一无是处但对游牧民族来说就是天生的宝地。游牧民族有一个安稳的大后方立都于此就可控制半个中原,运气好的话就能统一中国。辽,金建都于此,宋朝称臣,元,清定都于此统一了中国。

我在上面说过,定都于北京的政权一不能发展农业(经济),二不能与世界同步更无法去引领世界潮流。元时中国面积最大但其统治方式是最原始的方法全国人民分为四个等级退回到奴隶社会。清建立赫赫武功在北面的国土虽没有追上汉唐但其南面国土可补这一缺憾,东面到流球群岛,南到泰国,西到尼泊尔。问题不在于他的武功而在于他建立这些地区有什么意义对国家有什么意义对后世有什么影响,我看除了能类比于前代王朝让汉族臣服外其他的就没有什么意义其对世界更是懵懂无知。

北京 守成性榨取性首都

定都北京唯一的原因就是少数民族控制中原,问题在于现代以来中国以经不是天下的中心而是世界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从陆上(俄罗斯)海上(日本,西方国家),中国还死死地守着这个观念不放于是一次次挨打最后全民哀叹把气全部出在孔子身上,孔子何罪之有,子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的事就是他的事,孔子一心一意要平治天下做“世界的警察”后辈子孙无能反把气出在他身上,孔子地下有知当用拐杖敲破这些无能后辈子孙的头颅。

从经济上说汉唐立都于长安,长安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交通要道上,而北京地处西北边陲,陕西,四川,和中国的南部所有的地区与世界的交往都不会经过北京,一个例外东三省受他影响但东三省与世界的交往跟本不须经过北京是以立都北京的统治者看不到与世界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在宋朝达到了空前的活跃,到元朝立都北京后700年间中国与世界开始脱接再也不能影响世界了,明下西洋,清的朝贡仅仅是宣扬天朝的威望跟发展经济造福人民完全不相干。经济是最活跃的力量世界人民活动,国家的强大都是围绕经济争夺财富而展开离开了这里社会就无法发展,中国历史在这里经过拐点一路往下走什么科技,文化创造呀统统停滞不前。

北京可以说是中国从海上离世界最远的地方,最近的强国日本首都离上海比到北京近500公里更何况从西方而来,西方从马六甲海峡到广东比北京近4000公里,如此远的距离地处北京的帝王对世界当然没有威胁感。

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象钳子一样守着北京让帝王非常有安全感,问题在于这两地也不是经济中心也无法感受外面世界的风吹草动,如此死气沉沉的三角怎能有所作为。八国连军轻意通过这里,日本牛刀小试大清就举首投降再也站不起来。

我们说现代是海洋时代,谁离海洋中心远谁就无法感受海洋对国家的重要也就不会与世界交往于是就被别人占了先机,控制了海洋要道进而控制了国家发展的命脉,为了自保就抱残守缺,混日子。苏联从圣彼得堡迁到莫斯科就是感到世界对自身的威胁,回到老家作茧自缚完全不能与世界同步发展最后崩溃。

袁世凯死守北京幻想着帝王梦83天皇帝梦醒了,中国从此落入灾难深渊。

毛泽东定顶北京就与世界脱节还幻想着自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

60年没有迁都,小小台湾挺立不倒让大陆如梗在喉,吞也不是,吐也不是,台湾挺立了60年清醒的人都知道按如今形式发展再挺立60年不在话下。

北京周边没有资源,人口稀少又不是商业要道上,定都于此必然不能带动周边经济发展更何况全国经济发展了,但其庞大的行政人口和政治中心地位必然形成对全国的经济榨取。元明清三代靠江南资源养活,但在军事地理上北京又无法控制这个地区怎么办只有加强行政控制和思想控制,一直到当代北京对全国资源的榨取和控制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700年来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命运实在是北京这个地理因素决定的。

中国的地形 两张弓

中国的地形面海背山,西面是青藏高原与世界无法交往,北面是蒙古草原极地地区人烟稀少与此交往同样不是与世界交往,唯一的一条道路河西走廊出新疆到南亚,西亚,欧洲国家但此路山高路远其交通价值在现代大打折扣。而海洋能通行百万吨级轮船,至宋朝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就移到长江流域和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

中国东面是黄海,东海和南海,内陆地区成一弧形与海相连,从鸭绿江口到钦州湾5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就象一张拉满的弓弦。在这个弓的中部是从西到东5000多公里长的长江,长江是中国射向世界的箭,其箭头就是上海。上海不仅位于中国的中心而且背后是长江180万平方公里广大地区的出海口。以这样优越的地理条件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

中国的第二张弓就是杭州湾。杭州湾的北面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南面是中国最大的深水港码头宁波港可停泊百万吨位轮船,宁波不仅有优良的港口,外围还有保护此地区的军事群岛舟山群岛,宁波未来肯定是中国第一军港。

上海,宁波是弓弦的两个弓柄,钱塘江就是箭,那么箭的作力点在哪里,就是杭州。从杭州到上海到宁波两地路程都差不多120公里。我们知道,箭的力量在于发力点,发力点大箭就射的远。

上海与杭州比较

上海位于中国的中部,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和金融中心,为什么不把首都定地上海。

第一;中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上海经济量再大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是以中国要有好几个经济中心。上海从水资源到城市管理资源3000万人口是其上限。钱塘江水量丰富,交通优越周边资源富饶发展个3000万人口的城市,问题不大。别外再加上宁波,相当于1亿人口,此三城加上长三角地区,这就成为中国的根本地区。

第二;上海控制不了宁波。从上海到宁波不经过杭州就要渡100公里宽的杭州湾。现在修了跨海大桥但桥的弱点相当明显,只要一截断了修补起来很麻烦。

第三,从军事上说,上海对于外界过于浅露,上海外围没有防守的军事要塞,近代每次与外国战争上海都被攻破。而杭州有左右护法(上海和宁波)即使此地攻破海军也无法到达杭州,而南京就可顺江而上。近代以来中外战争除中日战争杭州破城外杭州没有失手过。

杭州与上海相比其弱点是上海顺江而上背后是广大的内陆腹地,但是杭州的陆上交通以经克服了此弱点。杭州有四大铁路线1;经沿海到广东的沿海线,2;往内陆的浙赣线,3;宣杭线经芜湖又可顺江而上只达四川,4;或在芜湖渡江经合肥到西安到新疆。

杭州水路自古就有京杭运河,如果再修一条经太湖到芜湖的运河此运河对接巢湖可直达合肥,那么杭州交通的优越性就超过上海了。杭州合肥有水陆两条通道可直接带动合肥发展。

选首都跟建经济中心不同。经济中心只须发展经济就可以了,而首都还要考虑军事安全,要在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道上而且能控制经济中心,这样的首都不仅有军事安全又有经济资源当可百年无优。

杭州 地理战略

“南船北马”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历史上南北两大军事特性和两个势均力敌的军事地区。北方以黄淮海大平原为经济中心南方就以长江三角洲为经济中心。长三角湖叉纵横交错又有两江之险(长江,钱塘江)且山峙环绕(皖南山区和天目山)真乃得天独厚之地。

春秋战国时吴,越立国于此成为一霸,孙权成为三国之一;后来不能在北方立国的朝庭就转而经营此地保住半壁江山(东晋和南宋)。明兴起于此建立一个王朝,太平天国;国民党差一点建立永久王朝。

六个大朝代有五个朝代建都于南京孙权,东晋,大明早期,太平天国,国民党。

南京南可控制长三角经济北有长江之险从芜湖和扬州出水路可直达北方,在中原来说也是一进攻形地理。但是南京军事防守就差强人意,敌人从上游可顺江而下淮河一破又可顺水而下,几千公里长的长江上游和一千公里宽的淮河及长江下游实在很难防守不是顾此失彼就是力不从心是以建都于此的政权主要精力用在军事上又由于立都于此的政权不是败完之余(北方立不下)就是草创之时实在是难有大的作为更何况文教科技的发展。

在长三角之地最有军事价值之地是杭州,及使淮河破了还有长江,钱塘江两江之险中间在隔一个太湖。江南水乡的河湖不是北方的快马能轻意解决顺江而下的大船也失去作用。金兀朱太湖一战就再也不能统一中国,假如南宋立都在南京不是灭亡了吗?陆上的天目山皖南山区可依险而守。南宋建都于此150年没有大的战争。“旌旗罗布,钱塘自古繁华”南宋是中国经济最繁荣和对世界交往最繁忙之时,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纸币开始出现)如果不是成吉思汗打断了历史进程中国历史要从新改写。只不过当时政权的威胁在北方而对于北方来说此地就太保守太安全了“无内忧外患者国扼亡”

杭州地处长三角和宁绍平原的结合部位是天然的经济中心,自近代中国与世界交往以来中国就出现三大经济圈珠三角洲经济圈,长三角包括宁绍平原经济圈。渤海经济圈,珠三角是中国开放的先锋而其资源少人口义少地处中国南陲无法带动整过中国但其与世界最近是东亚和南亚的商业来往中心是以珠三角以贸易见长。长三角处于中国中部背后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长江流域是中部的出海口,牵一发而动全身长三角历来就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古时以农业今天以工商业见长。渤海是拱卫京师之地700年来就是政治中心但其资源少,人口少与世隔绝是中国最小也是最难发展壮大的经济圈。

杭州 内控外引形首都

古代军事以马背上居长(马的机动性快)杭州以水乡见长是以在军事是不占优势,军事上不占优势也就很难统一中国,立足于杭州的政权从没有统一中国。如果我们说的是古代我就没有写这篇文章的必要,现代所有国家80%人口都移民到沿海和沿江地区,水路是各国的生命线,是财富来源的大动脉,至近代以来在一国之内谁控制了水上通道谁就能统一和强大,谁控制了世界水上通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

日本的首都控制了本州岛日本不仅控制了国家并引倒国家走上了现代化之路。美国的首都在五大湖区。英国的首都在泰芜士河口。

法国的首都在巴黎盆地的塞奈河边,苏联的首都勾通了全国五大河流。

从这几个现代强国建都我们也可发现他们有两个规律第一,英,美,日建都在国家的出海口上,背后是国家的经济精华地区,美国虽没有建都在纽约但他在五大湖区当中控制。这样的首都不仅能控制国内并且引倒国家向外开拓,因为这样的首都就是贸易形首都,伦敦不仅能控制英国同样能控制西欧和北欧国家的出海口,英国遂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并成长为“日不落帝国”,美国的华盛顿控制了五大湖和加拿大也就是控制了北美。日本控制了中国向太平洋发展的水路一但日本连带着控制台湾就把中国困死在黄海东海海边,甲午战争日本完成了对中国的包围圈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就是一个衰弱的国家。

第二,法国,苏联建都于内陆这样的首都本身就是控制一个国家的首都,他的首要目的就是控制一国人民而不是向外开拓,法国几个世纪以来国家政策就是挣扎在向外发展(海军)还是向内发展(陆军),国家最终选择向内发展,拿破仑扫荡欧洲其实就是控制形发展战略为的是控制欧洲国家,苏联的历任领导人也没有逃脱这个命运,而英国就是走商业上共同发展之路,英,美两国没有实行赤裸裸的控制政策而带一点共同发展政策使大多数国家都认可了他们的统治或领导。

所有强大的国家首都都能控制国家的经济精华部分,区别在于谁的首都能把国家引导向外开拓还是在于专是控制一国。是内控外引形首都其一国人民不仅能迅速掘起且长久过上富裕祥和的生活,而专是控制的首都其一国人民总是在革命的旋涡中挣扎(法,俄,中)。

杭州地处长三角经济圈。长三角两大港口上海,宁波是长江流域和浙江省的出海口,控制了这两个地区就是控制了中国内陆同时引导国家向外开拓,杭州的四大铁路和两大运河更是控制内地和引导内地的大动脉。杭州在陆上虽不控制北方但控制了北方与世界交往的通道上也就是控制了北方,杭州翻过天目出就是江西,江西与湖南,湖北,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相邻他本身就是一个战略通道,建都于杭州重要的军事工业肯定建于此地,这就不仅能直接带动江西和湖南省湖北并从陆上控制了广东。

打蛇要打七寸,在东亚还有三个国家,朝鲜,韩国,日本与东南亚交往都要经过东海,杭州可顺势控制他们,而建都于北京反背他们控制。

军事上钱塘江是杭州的第一道防线,上海,宁波是他的第二道防线,那第三道防线就是台湾列岛。既然中国以贸易立国必须控制海上生命线,台湾列岛就是杭州的生命线,而两地相距800公里,宁波到此不过600公里控制台湾不是难事。立足于北京的政府他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大陆,要不要台湾无所谓,清康熙就准备放弃,清末终于放弃了,共产党也不需要不然60年从来不去真心统一。北京建成了京广,京九线即使外国控制了北中国海我们还有香港这个出海口吗?广东更不需要台湾,台湾又不能控制他的生命线,反而广东还可以将他一军。4;硫球群岛是他的第四道防线,如果运气好的话,中国控制了这个地方中国就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霸。

杭州与北京的比较

到过杭州的人都知道,杭州山清水秀雨量丰富,钱塘江三江口上游的水之清简直让人陶醉的忘呼所以,而北京的海河快要干涸了。现代都市生活第一资源就是水资源,北京要到100多米深的地下取水,而杭州两米深就有水。北京以今从长江调水来解决危机。

北京养活1500万人口以经非常吃力,动不动就听北京要管制人口。殊不知这样管制就是政权自动抛弃国民。而杭州最起码能养活3000万人口。虽说3000万人口不能解决中国人面向政权的吸引力但北京周边地区资源疲乏,人口稀少出了北京城就是人烟稀少的古代农业社会而出了杭州还是富裕的工商社会,上海杭州宁波和苏州的一小时经济圈让居于此地的人民都感受到政权的温暖,杭州经济圈可容奈2 亿人口,还不此这两亿人口,杭州经济圈是长江流域的出海口,所有居于长江流域的人口都直接感受到政权的力量,而北京不能代动任一地区发展。北京的繁华是压榨全国精力和民气而人为堆积的地方。

军事战略上前面说和很多 我不再从复。北京相对于杭州是能源比较丰富但今天东海油气的开发,杭州周边的能源也不逊色于北京了。一国的首都就是一国人民思维的座标。什么样的首都就有国民什么样的思维。

前面总结出世界两种类型的首都1;内控外引形首都,这样的首都处在国家与外界交往的战略通道上。其本身能轻而意举的控制国家其主要目标就是引导国家向外发展,运气好的话就能控制世界。2;控制形首都,这种首都位于国家的中部就象一个彰鱼一样其重多的交通动脉就是控制国家的神经。但是这种首都是位于国家的内陆精华之地,有能力养活其人民有一定的实力是以这种首都的国家人民总是处于是向内还是向外的冲突中。

北京一不处于国家的精华之地不能养育其人民其自身利益就是剥夺全国人民利益,二不在国家与世界交往的交通要道上能感受到世界和自身的变化。这样的首都是最顽固的首都。他不能随着外界的变化而调整自身,元朝不能改变视政策70年就完了。清朝也无法改变剥夺汉人政治的局面(清宪改成为剥夺汉人政治的政改),失败是不可避免。奇怪的是明朝历代皇上总是受到危胁但1;尽然不迁都,他的政权发始是南京。2;也不全力对付危胁,有明一朝做了两件况古绝今的事一是修万里长城,二是实行海禁把中国从陆上到海上全面禁固。明眼人都知道当今是什么样子,在所有类型的首都中,北京的地位是最差劲的,人家往前走他确往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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