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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民币升级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现实根据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5年9月18日

目录

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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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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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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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大漢魂<281076244@qq.com>收件人:我<zdjun@263.net>时 间:2015年11月26日 22:01 (星期四)附 件:1个 (论人民币提升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现实根据.doc ) 查看附件

论人民币升级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现实根据

董威于

2015年11月

     摘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在六年前发表的《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想》一文中,提出以超主权储备货币替代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改革主张。本质地看,周小川先生提出的这一改革主张,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因为,它既符合全球对现行国际币制进行根本变革的迫切要求,更符合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实现全面发展国际自由贸易的宏伟目标。

    超主权货币是一种货币与各种商品紧密挂钩的币制模式。人民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则下没有资格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在现实霸权规则支配下也没有资格成为国际货币。但是,人民币在与商品紧密挂钩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体制规则下可能是最有资格成为国际货币。

    关键词: 周小川 凯恩斯 哈耶克 国际货币 主权信用货币 超主权储备货币

    Abstract

    Mr Zhou xiaochuan, governor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 has offered his proposal in the ideas about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ix years ago. He advocated a super-sovereign reserve currency instead of sovereign credit currencies as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 Essentially, this reform propositions has 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Because it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global urgent request of fundamental change o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but also under the condi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 achieve the grand goal of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free trade.

    Super-sovereign currency is a currency monetary model that is closely linked with all sorts of goods. Under the rules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and the real world hegemony rules, China Yuan can’t becom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However, China Yuan may be the most qualified to become th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for it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product of super-sovereign reserve currency system rules.

     key words: Zhou Xiaochuan John Maynard Keynes Hayek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overeign credit currency super-sovereign reserve currency

引 言

    周小川先生六年前发表的《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想》一文中,提出的核心观点与核心主张,就是要“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并且,周小川先生把上述主张明确地设定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理想目标。

     周小川先生提出的以超主权储备货币替代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改革主张,本质上与上世纪四十年代凯恩斯曾提出“采用30种具有代表性商品作为定值基准建立国际货币单位的设想”是相同的、一致的。并且,还与哈耶克在一九四三年发表的《商品储备货币》一文中所肯定和赞同的由纽约大学学者本亚明•格拉海姆所提出的商品储备货币的主张也是具有一致性。如果人民币的定值和发行以中国人民生产的各种商品作为现实根据,那将成为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强大助力,并将使周小川先生的改革主张取得实质性的成功!

    如果在未来若干年内,中国的人民币能够转化为(或转型为)周小川先生主张的与主权国家脱钩的超主权储备货币,那么,人民币不仅具备了哈耶克意义上的商品储备货币自由与开放的品格,而且,更体现了七十多年前凯恩斯提出的“采用30种具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制基准建立国际货币单位①”的设想与方案在当今世界现实的条件下,并在中国主导下获得了成功的实践,从而使人民币具备了行使国际储备货币的资格。这是因为,人民币在商品本位制基础上牢固地确立了人民币与商品紧密挂钩的制度依据,这使人民币成功地实现了“与主权国家脱钩”的改革目标。事实上,人民币并不是周小川先生的改革主张所针对的对象。但是,中国主张的是把作为主权信用货币的人民币成功地提升(或转型)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将会更有利于使人民币成功地提升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系列中的主要货币的资格与地位。人民币由主权信用货币成功转型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这实质上就是人民币(货币)与主权国家紧密挂钩的这一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通行的币制模式成功转型为货币与各种商品紧密挂钩的币制模式。

    再次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就是因为这一与主权国家紧密挂钩的币制模式,直接地导致了货币性质与货币功能的严重变异,并且成为自由市场严重异化和变质的根本原因。然而,这一币制模式上的成功转型,有可能使每一个货币单位不必再以信贷负债的关系中产生和取得。因为商品储备本位制下的每一个货币单位与现实的商品紧密相连而存在,而不是与债权债务紧密相连而存在。这一币制模式使得每一个货币单位从根本上获得了独立自由的地位与品格。因为货币不再需要从信贷负债的关系中产生和取得,也不再需要依附于债权债务之关系而存在。

    因此,在中国主导下率先改革现行国际货币制成为可能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自由市场的伟大复兴事业将在未来数百年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并行展开并实现其双重的伟大目标。并且在现实世界体系的基础上,在全面而广泛融合中西方文化和中西方文明的基本要素的前提下,将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和谐的世界体系和一个与之相对应的世界新秩序,并且,使货币和自由市场返璞归真。

    建立在银本位制和金本位制基础上的英镑制度,曾经历了三百七十余年的漫长岁月。对此,伟大的历史学家布鲁代尓为之惊叹不已,因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是,笔者坚信:如果人民币在未来若干年内能够成功地转型为周小川先生所主张的超主权储备货币,那么,中国就有可能凭借其建立在商品储备本位制基础上的人民币将有可能比当年的大英帝国凭借其建立在金本位制和银本位制基础上的英镑制度曾经创造出的伟大而辉煌的历史成就或许来得更加伟大而辉煌!

     一

    由十三亿中国人民所组成的商品生产系统及各大产业和各大行业所构成的各大商品生产链,并由这一规模空前庞大的商品生产系统以及相关的各大产业、各大行业所构成的商业生产链所体现的商品生产能力及可能达致的生产效率,乃是中国可能现实地成为商品生产超级大国和商品贸易超级大国——即是中国可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现实基石。也是中国的人民币可能有效地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主权信用货币的性质和功能的牢固基础。成为周小川先生意义上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并且,从而使中国的人民币可能有效地转化为哈耶克意义上的商品储备货币,而且,在中国具备了全球最强大的商品生产力的前提下,中国的人民币更有条件和可能提升成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实力最为强大的货币种类之根据。

    在此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哈耶克意义上的商品储备货币,本质上与周小川先生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想》一文中所主张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是同一性质的。事实上,作为商品储备货币在本质上还与凯恩斯“采用30种具有代表性商品作为定值基准建立国际货币单位”的设想的币制模式也是十分相同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不论是历史上的银本位制或金本位制,或者是怀特方案基础上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不论是哈耶克意义上的商品储备货币,或者是凯恩斯提出的“采用30种具有代表性商品作为定值基准建立国际货币单位”,均是作为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自由流通的世界货币而存在的。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的金属性质规定了货币本身的商品性质,这一前提决定了作为商品属性的货币之本质就是自由与开放的,但是,作为主权信用货币的国家主权之特质则规定了其自由与开放的程度上是十分有限的,而且,这种自由与开放的性质也是人为的,而不是自发的。因此主权信用货币的主权本质与商品储备货币的自由与开放的本质是大相近庭的,也是根本不同的。

    然而,作为商品储备货币,是以商品储备为根据而发行的货币(纸币),作为商品储备货币这一概念是哈耶克于一九四三年发表的《商品储备货币》一文中提出的。哈耶克在此以商品本位制的方式来修正金本位制和替代金本位制,在币制的革新的层面上是具有正面的意义的。因此,这一修正与替代方案是正确的。而三十三年后的一九七六年哈耶克竟主张以债务本位制(实质上的主权信用货币制度)来替代金本位制是十分错误的,因此是不可取的。

    事实上,作为商品储备本位制的货币制度的建立,其实际意义是非同寻常的。这是因为,在作为商品储备本位制下所构成的货币体系,从本质上看,则完全不同于在债务本位制下所构成的货币那样——仅仅是一个有纯粹符号性质的债务单位所构成的。作为商品储备本位制下所构成的货币体系,则是全社会的商品生产者所产生的各种商品储备为基础而发行所构成的。商品储备本位制的建立,商品生产者成了事实上的货币生产者,随着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在实践层面上的成功实施,政府将失去发行作为债务本位制下的主权信用货币(纸币)的垄断权。事实上,在商品储备本位制有效实施的前提下,作为服务型的政府才有可能产生和存在。因此,笔者认为:从坚持自由市场经济这一基本原则出发,哈耶克对这一课题的思考与讨论时是颇有学术与理论意义的,甚至具有实践层面上的重大意义,而且,在更为广阔空间和范围内将会产生更为深远也更为重大的意义。因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几种主要货币,几乎都是主权信用货币所构成,所谓的主权信用货币,实质上就是债务本位货币。而且,最为典型的是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货币——美元,也同样地以债务本位制为基础而无限制发行的。如果中国近期若干年内有可能成功地建立起哈耶克意义上的商品储备货币本位制的货币制度,那势必会使人民币的发行以十三亿中国人民所生产的各种商品储备为现实根据,而不再以中国政府的行政权力和行政意志为依据而发行人民币。在超主权储备货币条件下,中国政府只需做一些服务型或监管性质的工作,从而也能相应地迫使美国政府放弃以美国的国家行政权力垄断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发行权,真正实现周小川先生六年前提出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伟大目标,从实质上使主权信用货币向超主权储备货币成功转型的具有伟大的革命性意义的进化与飞跃。

    二

    笔者在此再次强调指出:中国如果在近期若干年内能够把作为债务本位制下的主权信用货币性质的人民币成功地转型为(或提升为)哈耶克意义上的商品储备货币或者是周小川先生意义上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之性质的人民币,这对人民币本身而言,无疑是一次本质性变革。从国际关系层面考量,作为商品储备货币和作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人民币将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直接撼动作为主权信用货币的美元强行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霸权地位。从而使中国可能成功地成为建构世界新秩序和制定国际新规则的积极而主动的参与者,从而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以往只能作为世界秩序和国际规则被动的遵守者和接受者的地位,将会更有效地承担国际责任和履行国际义务。而从中国国家层面的意义考量:作为商品储备本位制或者超主权储备货币制度的成功建立,它必将成为正以举中国之全力推动的“一带一路”和创建亚太自贸区及亚投行、金砖银行等一系列伟大的经济战略,从而为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奠定了坚实而牢固的基础。并且,人民币成功转型成为周小川先生意义上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和哈耶克意义上的商品储备货币,这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质条件的取得,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性质是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仍将长期存在是相适应、相对称及相一致的,而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运作更是相匹配的。

    人民币成功地转型为本质意义上的商品储备货币,或成为周小川先生意义上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在这一基础上,人民币就有可能转型为(或升级为)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货币。事实上,不论是哈耶克还是凯恩斯,都认为以商品储备货币为根据而发行的货币将优于主权信用货币,因为从长期衡量:其货币的价值必将更加稳定。而这一至关重要的前提性条件的取得,使得中国已不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只具备或只享有特别提款权的资格和权利。当然,如果中国人民币在取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赋予的特别提款权(SDR)这一前提下再进行根本性的币制改革,或许会令全球主要大国可以避免感到太唐突。因而也可能比较容易接受中国币制改革的实质性实施,从而将可能大大减轻各种国际关系中的层层阻力。因为在这一前提下,从中国现实商品生产力全球居于首位这一确定地位出发,中国将是现行国际储备货币的主要发行者之一。事实上,这一革命性变革的结果,它标志着中国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基本模式是温和的经济革命取得成功的典范,同样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和平崛起的方式成功地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典范与表率。

    以商品储备为本位基础的货币制度的成功建立与有效运作,在能够充分体现金本位制所具有的优点而同时避免它所具有的缺陷②。按照哈耶克的观点作进一步的推论:商品本位制条件下运作的市场体系的整体效应将比在金本位制下运作的市场效应更加平稳而有效。因为,正如哈耶克所言:商品储备本位制下能够恰如在金本位制下那样使国家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自动调节的状态之中。而且,其货币的供给机制从总体上讲,乃是循着正确的方向变化的(参见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译本,第303页——304页,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二○○三年版)。由于商品本位制下的货币基础的来源极为广泛也更为丰富。因此,可以有效地避免在金本位制下急需黄金供给时而无法及时增加黄金供给而直接酿成经济危机的这一致命缺陷。

    在金本位制条件下,黄金储备是货币发行的唯一根据。增加货币供给必须首先增加黄金的供给和储备为根据。然而,黄金并非随时都有可能增加的。事实上,从黄金生产到黄金供给总会存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差,因此,总是不可能及时增加黄金的供给量。但是,在商品储备本位制下或超主权储备货币条件下,各主要国家(尤其是当下的中国)对各种主要商品都可以及时地大批量地增加生产。因此,货币在供应量上暂时增加都不会有问题。而且,商品储备本位制下不仅能够及时有效地供给货币,更具有意义的是还能有效地控制货币的发行量。因为,在商品本位制下或在超主权储备货币条件下,能够有效地避免在债务本位制(即主权信用本位制)下可能会发生无限创造和无限发行以债务本位为基础的主权信用货币这一致命缺陷。因为,债务本位制条件下对于货币数量的控制在技术上是根本无效的,哈耶克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在商品储备本位制或超主权信用货币条件下,商品生产、商品供给和商品储备乃是货币创造、货币发行并且也是也是货币供给和货币储备的唯一根据,所以,不论商品总量有多大,其实际数量总是有限度的。在此前提下,将在技术上可能有效地控制货币的发行量,从而也能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率,也将有效地避免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可以有效地防止类似于上世纪末土耳其发行一千万土耳其里拉面额的钞票这样严重的后果发生。据报导,1999年土耳其里拉与美元的汇率比1950年贬值48.8万倍,1950年可以购买70公斤黄金的土耳其里拉的货币量在1999年仅能买到3份报纸。但是,在商品储备本位制或超主权储备货币条件下,大概绝对不会发生类似于2008年冬季津巴布韦政府发行面额为100万亿津元钞票这样的极端事例,尽管,上述列举的两个例证仅是当代世界中的特例。

    三

    虽然,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主要大国(除俄罗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外)几乎都未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但是,人类对通货膨胀——尤其是对恶性通货膨胀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必须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这一灾难是人类自己给自己制造的灾难。当今之世,全球主要大国近年来都在竞相实施所谓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更绝不可放松警惕!并且,要着手建立相应制度和行之有效的措施,来防止乃至阻止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加速恶化。三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与全力发展,中国在经济层面上——即在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层面上已经取得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因为,目前中国在商品生产能力上早已成为事实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在人民币的总量增速的调控上,本质上还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虽然,中国广义货币M2在近几年的增速已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但与GDP的增速的比差依然过大。2014年7月中旬,中国公布的广义货币M2的总量为120.9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目相当于1978年底的中国广义货币M2的1159亿元人民币的1040倍左右。仅三十五年半时间,中国的广义货币M2在1159亿元人民币这个基数上翻了十番以上,因为在1159亿元之上翻上十番也才增加1024倍。但是,仅三十五年半时间,中国现实中的货币量已是三十五年前之总数的1040倍。笔者要追问的是:三十五之后,中国的广义货币M2将会是多少?

     虽然,笔者深知,我们绝不可以用以往三十五年的增速来推算。但是,早几天,笔者从视频媒体上听到几位专家在抱怨当下中国广义货币M2的增幅率太低而叫屈,因为5月份中国广义货币M2的增幅为10.8%,专家们一致认为10.8%的增幅实在太低了。显然,专家们对10.8%的广义货币增长率作出了太低的判断,明显的是与以往三十五年的增长率相比较而得出的。但是,要知道,如果中国的广义货币M2的年增长率在今后若干年内(或三、四十年内)仍然保持过去三十五年的增长率,那将会发生一个什么性质的后果?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政府、中国人民银行以及中国学术界必须引起十分的关注和认真的思考。因为,中国目前的广义货币M2的数目已经达到13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如果从今往后的三、四十年内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年增长率仍保持过去三十五年的增长率的话,那就会发生在130万亿元人民币这个属于今天的数目之上再净增加1000倍以上的货币量。笔者在此用一道算术题来表示:130万亿元×1000=?但是,笔者通过简单的计算,计算出上述这道题的等值,即等于数,但是很难流利的读出这道通过计算而得到的这个数目。

    笔者无奈之下,把本县图书馆前馆长陈惠民先生请来,笔者把上述这道算术题读给他听,笔者请他计算下,陈惠民先生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因此在各方面都颇具修养。他静静地听了这道题之后,思考了片刻,对我说:“三十五年后,中国的人民币的数目有可能达到十四亿亿元这么一个天文数字”。听了陈惠民先生报出的数目,笔者心中踏实了。我笑着对他说:“我计算出的数字是:三、四十年后,中国以广义货币M2所体现的人民币将可能达到十四万万亿元”。这是因为,如果在现有的130万亿元作为广义货币M2的人民币这个现实基数之上再增加1000倍的话,就是13万万亿元的作为广义货币M2的人民币。如果在130万亿元的广义货币M2这个基数之上再翻十番的话,那就是在130万亿元之上再增加1024倍。这就是在1000倍之上再外加24倍的货币量,即外加0.312万万亿的广义货币量。这就是说,三十五年之后,中国的广义货币如果每年按20%的增长率的增长,那么,那么平均三年半就会在总量上翻一番,在从今往后的三十五年时间里,中国的广义货币就会在现有的130万亿元人民币的基础翻十番,即在130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目之上增加1024倍。因此,三十五年之后,中国的人民币(以广义货币M2所体现的人民币)的总数,有可能达到13312万亿元这么一个天文数字。如果在130万亿元之上增加1100倍的话,那么,三十五年后,中国的广义货币M2所体现的人民币数量,就有可能达到14.30万万亿元。这已超出了14万万亿元人民币这么一个大概性质的整数。如果,中国人口是十四亿的话,那么,每个中国人将拥有超过1亿元以广义货币所体现的人民币,这无论如何是没有现实根据的。

    事实上,如果从今往后的三十五年中,中国广义货币M2的年均增长率真实有效地下降至百分之十的话,那么,时隔七年就会翻一番,三十五年就会翻五番,这可以用五道算术题来表示:

第一个七年:130万亿元+130万亿元=260万亿元
第二个七年:260万亿元+260万亿元=520万亿元
第三个七年:520万亿元+520万亿元=1040万亿元
第四个七年:1040万亿元+1040万亿元=2080万亿元
第五个七年:2080万亿元+2080万亿元=4160万亿元

    按4160万亿元人民币之数,十四亿中国总人口计算,人均拥有的广义货币所体现的人民币约为300万元。在中国社会生产力全面发展和生产效率全面进一步提高的前提下,三十五年后,人均拥有300万元人民币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这是有其现实根据的。但是,在这三十五年中,要有效地实现中国广义货币M2年均增长率严格限定在百分之十这一确定目标,恐怕只有在人民币真正转型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否则是不可能的。

    笔者通过十多年的思考发现:商品本位制的货币制度在保证币值长期稳定的前提下,能够及时地增加货币供给量,实现全社会的充分就业,而且,货币的供给以商品的供给和储备为条件,这也将有效地限制了货币发行量的无限增长的可能性,从而也将有效地防止恶性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性。

   

    笔者与邓正来先生之间非常密切地神交了六年之后,于二○○四年六月五日专程去北京拜访邓正来先生,虽然邓正来先生并不是研究货币学的,但是,记得一九九九年夏天我第一次在电话里跟邓正来先生讲起银本位制和金本位制与自由市场之关系的时候,他的反应既十分严肃又非常激动。他在电话里激动地对我说:“你的这一思考非常有意义,希望你继续思考下去做出成果来③”。

    在拜访邓正来先生的几天里,与邓正来先生探讨了与货币制度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一次他对我说:“按照你的观点可概括为:银本位制和金本位制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必要条件,也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的充分条件,你的这一重要观点能够成立”。我表示同意他的表述。那天邓正来先生拿出二十几本新书给我,其中一本是他新版的译著。这本书是哈耶克的著作《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先生签上名后把书递给我并对我说:“这本书中的第十章原本是一篇单独的论文,题目叫《商品储备货币》,哈耶克认为:商品储备本位制是除了银本位制、金本位制之外可能是最好的货币制度。你要去认真阅读这第十章中的全部内容,理解其中的意义,把握其中的逻辑脉络”。

    银本位制与金本位制之下的货币的自由性与开放性之依据,乃在于其货币本身的商品性质及其品质和价值的恒定性质,所到之处,无人不要。因此金属(贵金属)货币能够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自然因素决定了作为贵金属金银的稀少性及取得它的不易性,刚性的规定了贵金属价值的高贵性。以贵金属金银为主体的金属本位货币的商品性质是奠定了货币与商品交易的自由性与开放性。而货币与商品的同质性以及货币与商品交换的自由性和开放性的这一基础,从而也确定了市场经济的自由与开放的性质。在银本位制、金本位制一旦失去其存在和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的前提下,在保证货币主体的商品性、自由性及开放性这些最基本元素的得以保障的要求下,以商品储备本位制的货币制度确如哈耶克所言:“仍不失为最好选择”。这是因为,按笔者的理解:商品储备本位制下的货币的商品性质不仅能够保证货币价值的长期稳定,更重要的是还能够有效地防止政府垄断货币的发行权。而在国际层面上,也将有效地防止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企图以世界政府的强权地位来谋求和扩大霸权并且永久性垄断世界货币的发行权。但是,在商品储备本位制下,货币发行的垄断权便会自然的丧失。美国政府借以其主权信用货币——美元的垄断发行权来为世界构建秩序和为国际市场制定规则的权力也将丧失。在这一条件下,美国只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平等地看待和平等地对待其他的一切主权国家。

    以贵金属为主体(金银为主体)的金属本位制货币的商品性质奠定了货币与商品交换的自由性与开放性。货币与商品的同质性及货币与商品交易的自由性与开放性这一基础,确定了市场经济的自由与开放的性质。而主权信用货币,显然其基本性质是非商品性质。就此而论,非商品性质的主权信用货币的非自由与非开放的这一性质,本质上是与自由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相悖的。

    五

    2015年5月6日,«参考消息»第1版的大标题是“中国农民工时代走向终结”,文中转载英国«金融时报»5月5日的报道,认为:“中国的劳动力队伍正在萎缩,驱动工业腾飞的‘农民工奇迹’几近结束,这使中国失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上述判断,只是证明了文章作者看到了一些浅层次的表面现象,远未看到深层次的内在本质。事实上,中国目前现有的劳动力从整体上衡量其产出潜力,就是说,中国劳动力在人均的产生潜力上尚有巨大的空间。据2014年春季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中国农民公总数为2.69亿,而80后和90后的青年农民工为70%左右,那么大约有1.9亿至2亿数量是80后和90后的青年农民工队伍。仅这近2亿的青年农民工如果在专业技术方面能够进行必要的培训,在中国未来的十五年至二十年中,这2亿左右的青年农民工将成为中国某些产业、某些行业的中流砥柱,甚至有可能成为中国某些制造业的中流砥柱,他们当中可能会涌现出成百上千各“大国工匠”级别的专业人才。他们将组成一亿个左右的家庭,十五年至二十年后,形成的总人口将达到五、六亿这个庞大的数字,如果人口政策进一步放松,甚至会更多,而此时,他们所能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也许将会达到二、三个日本的GDP。或许能达到美国一国的GDP。笔者认为,这完全是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因为,目前世界上,除印度外,没有一个国家具备2亿的青年劳动力。今年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用十年时间使中国由制造大国升级为制造强国的这一重大目标,中国在制造业上的成功升级乃是人民币成功升级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基础及后盾。

    近年来,国内外的媒体上有许多人都在讨论人民币何时成为国际储备这一问题。但是据笔者的理解:周小川先生«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的精神,就是主张用超主权储备货币来替代以美元为主体的主权信用货币作为现行的国际储备货币。这就是说,我们中国必须首先把人民币成功地成为名符其实的商品储备货币的前提下,人民币才有资格提升为现行的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成功地成为事实上的商品储备货币,这一伟大举措,使中国向世界表明:中国是当代世界体系的维护者而不是破坏者,同样的也是世界新秩序的建构者;并且,中国是作为国际旧规则的遵循者的同时将会成为国际新规则坚定的制定者。中国根本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当代世界体系、世界秩序与国际规则的毁坏者。因为,由十三亿人民所构成的商品生产力是以体现中国的力量,中国的自信。

    货币制度以商品储备为基础,商品生产和商品制造能力的强弱决定货币制度的强弱。如果当年美国未按照怀特方案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而采纳凯恩斯方案“采用30种具有代表性商品作为定值基准建立国际货币单位”或按照哈耶克恳切提议的建立商品储备本位制的货币制度,那么,美元的基础就是3亿美国人民生产的各种商品作为其价值的根据。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怎么会动摇呢?也更不会如此快速地衰落。对此,作为现代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沃勒斯坦曾明确地把美国的衰落、美元的衰落与美国作为世界工厂地位的衰落作为因果关系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和进行讨论,其观点的精准与深刻实在令人信服④。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由于贵金属材料金银的稀缺,中国以强大的商品生产力开创了辉煌上千年的丝绸之路。而且,正是由于金银的稀缺这一纯天然因素,使古代的中国人直接用丝织品代为充当并行使作为世界货币的各项职能⑤。上述的例证,周小川先生主张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我们的祖先在开创丝绸之路的伟大创举的过程中已经成功地实践过,这充分地体现了我们祖先的诚实与智慧。今天的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和六十多年的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加速进程,使中国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世界工厂,这一前提性条件的实质性取得就是人民币成功升级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现实根据。

    附录:美国主导下的自由市场经济事实上早已变质

    大约五、六年前,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终结》的新书,书中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自由市场经济终结的根本原因。但是,从货币学的角度来说,中国既没有开创自由市场经济,也没有权力终结自由市场经济的根据。事实上,从货币学角度看:自由市场经济终结者首先是英国,然后才是美国。因为,一九三一年英国率先废除了金本位制这一举措实质上宣告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终结,而一九三三年美国也正式宣布废除金本位制这一举措从根本上终结了自由市场经济的时代。一九七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这那一时刻开始,自由市场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一个重要时代事实上已经完全结束了,接下来的是美国企图以一国的主权信用货币充当白银、黄金一统天下的“单级时代”。新自由主义者把美国装扮成一个合法的世界政府,并且,把美国的意志充当成国际法,把美国的偏好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来颂扬。其实,对于成为世界统治者的野心美国早已有之,以货币作为工具和基本裁体来统治全世界的政治欲望和政治意志在罗斯福时代已经开始孕育和形成。请看看当代的另一位世界体系论的作者杰奥瓦尼•阿瑞基在经典著作——《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是怎样告诉我们的:

    “在这方面,还必须强调指出,在布雷顿森林建立的世界货币体系还不只是一套旨在稳定几种主要货币对等的地位,通过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汇率将这种对等地位的总体效果与生产成本捆在一起的技术性安排。如果说这就是全部,那么新的货币体系只会恢复19世纪来和20世纪初的国际金本位制,由美元和联邦储备系统替代英镑和英格兰银行的角色。但是,那还不是全部。在这种陈旧的技术外表下,在世界货币的生产机构和模式方面发生了一场大革命”。

    如果说,在世界货币的生产机构和模式方面没有发生这样一场“大革命”的话,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品格就能够保障其有效承续,因为金本位制依然会存在。但是,世界货币的生产机构与生产模式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一场“大革命”。而这一场体现在世界的生产机构和生产模式方面的“大革命”使得自由市场经济彻底变质了,也就是说自由市场经济从根本上变异了。然而这种变异,从历史的观点看,丝毫不具有进化与发展的作用。因此,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上述关于体现在世界货币的生产机构和生产模式方面的“大革命”,这一场“大革命”同样地不具有丝毫的正面意义。因为,从严守自由市场经济的货币规则出发,是绝不可以发生这种大革命的,这样的大革命可能毁掉一个旧世界,但也不可能创造出或产生出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世界的。因为这场大革命使美国政府取得生产和发行世界货币的垄断权,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的货币规则,各国政府都不应具有发行货币的垄断权的,但是,美国一方面强调自己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另一方面在国际关系层面上则又主张自己作为世界政府在国际货币发行方面具有垄断权。但是,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早期阶段,也就是在金属本位制时期,货币材料的开采性生产与一般商品生产具有同质性的,因为都是自发性和私人性生产的。哈耶克一再强调和肯定的“自生自发”的“自由秩序”实际上就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自发逐渐而形成的,而在主权信用货币条件下可能形成的秩序,只能是邓正来先生意义上的“人造秩序”,而非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由秩序”。但是,世界货币的生产机构和生产模式早已发生过一场“大革命”的现实前提下,货币的性质已然没有丝毫的商品性质,货币完全脱离了商品物质性的特质。货币的生产方式(模式)由铸币机器的运作转变为印刷机、打字机甚至是签字笔的运作来生产货币,也就是以印刷机、打字机以及签字笔来生产货币。本来要以高昂的代价从地下矿藏中挖掘出来的白银和黄金来充当和所体现的世界货币和货币资本的,现在完全可以用印刷机、打字机甚至是签字笔生产出来的不可兑现的纸币以及支票取代了(电子货币暂且不论),而且,由于这种货币是熊彼特意义上的从“乌有之乡“创造出来的“作为购买力”或“信用支付手段”,或者是哈耶克意义上的债务本位制下的符号货币。然而要知道:银本位制是货币与白银挂钩而发行的,金本位制是货币与黄金挂钩而发行的,商品本位制是货币与商品挂钩而发行的,而债务本位制下则是货币与债务挂钩而发行的。因此,德国著名民法学家克尼佩尔在其法学名著《法律与历史》中指出:“货币与债务同时存在”⑥。债务本位制下货币已无法取得独立的资格。从这一关系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债务本位制的实施使货币本身发生了令人难以预料的异化。这就是世界货币的生产机构与生产模式方面发生一场“大革命”的直接后果。

    杰奥瓦民•阿瑞基紧接着还指出:

    “在以前的世界货币体系中——包括英国在内,巨额融资的渠道和网络一直掌握在私人银行和金融家的手里,他们以赢利为目的进行组织和管理。世界货币因此也只是赢利活动的副产品,相反,在布雷顿森林建立的世界货币体系里,世界货币的生产被一个主要考虑福利、安全和权力为动机的政府组织所接管——原则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际上是与美国最紧密和最重要的盟国的中央银行储备系统。摩根索在1995年说:新的世界秩序的安全机构与货币机构,就像剪刀的两片刀刃那样相互补充⑦。

    以上引述的文字,本质上告诉我们两点:一、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前的数百年中,是金属本位制时代。世界货币体系是以私人财产的金银为根据而建立的,但是,常为人们所忽视的是,货币材料的金银的生产首先是一种私人性和自发性的行为。因此,货币材料的来源上也首先来自于私人所有的以金银为主体的私人财产。所谓的私人银行家和金融家就是以作为私人财产的金银为基础成长起来的。

    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世界货币的生产机构本质上是一个特殊权力机构,货币完全脱离金银而以纸币的形式存在。美元与黄金挂钩在任何时期都只是外在形式而已,美元纸币实际上就是一种适用于全世界的公共产品,因为美国要用美元来履行各种公共职能。在这里,世界货币的生产在原则上应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但是,实际上是与美国最紧密和最重要的盟国的中央银行储备系统所控制、所垄断,世界货币的生产权和发行权及信贷权完全地被美国及其盟国所控制所垄断。这些国家成为事实上的世界社会里的特殊利益集团,而在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又体现为特殊权力集团。

    杰奥瓦民•阿瑞基在其书第401页—402页上进一步提出质疑:

    “罗斯福政府已经在倡议建立预示着这样一种秩序的国际组织。结果,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会议,还是20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建立的联合国组织,实际上都没有权力来行使罗斯福想象中的战后世界秩序中行使应该行使的那种世界政府的职能。不过,由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非凡的世界权力,美国政府能够行使那种职能达大约20年之久。

    在整个这段时期,关于自我调节的市场观念在原则上和实际上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捐弃⑧。

    美国政府以其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来操纵和垄断国际组织的权力运作,把自己看作世界政府的代理人,或者作为世界政府权力的实际运用者。事实上,美国政府把自己作为世界政府的实际代理人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对国际政治权力的僭越行为,因此是违反国际法的。美国在本质上早已堕落成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僭主。尽管它一直自我标榜为自由民主——人类普世价值的代言人,由于美国对自己的行为性质毫不检点,也毫不反思,更毫不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并且,对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等观念的解释仅凭借自己的偏好为所欲为地自由解释。使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再也无法分清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民主。笔者深信,周小川先生于六年前提出的以超主权储备货币来替代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一伟大主张将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这一主张的历史意义将不亚于伊丽莎白一世稳定银本位制以及牛顿建立金本位制所体现的伟大的历史意义那样的重要。

    结语:在中国主导下可实现自由市场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双重目标。

    中国以商品储备本位制为根据而建立货币制度一旦成为事实,这一事实证明了周小川先生六年前提出的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理论主张取得了成功的实践,使人民币从根本上具备超越主权信用货币的原有性质,从而使人民币具备了哈耶克意义上的商品储备货币的自由与开放的品格。人民币一旦具备了商品储备货币的自由与开放的品格,就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使已经十分严重异化的自由市场经济返璞归真。在人民币具备了商品的自由与开放的品格的前提下,中国可能在全球相当大范围内以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亚太自贸区及亚投行、金砖银行和欧亚经济联盟这一宏大框架作为一个平台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一场能够历时上百年甚至更长久的自由市场复兴运动,并且以此相应地在中国主导下开创一个能持续数百年的伟大自由市场复兴时期。由此,中华民族和自由市场的双重复兴必将会成功。自由市场经济虽然并非起源于中国本土,更非发展于中国本土,但是,笔者认为:这根本不会影响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主导下获得真正的复兴。这正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及之后欧洲诸国蓬勃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其间力图复兴的人文艺术、自由的学术思想、科学的探索精神等显然地属于古代希腊,而不是意大利和其他欧洲诸国的。但是,这同样地也丝毫不会影响意大利和欧洲诸国在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艺术、自由的学术活动和在科学领域所体现的探索精神等诸方面取得辉煌而伟大的成就。因此,在使作为人民币的货币具备了商品的自由与开放的品格的基础上,超主权储备货币主导下运作的经济模式才有可能恢复原本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品格,这是因为,货币制度之基础的商品性质,规定了货币本身的商品性质。商品性质的货币与商品相交换所构成的市场主体不论在何时何地都将完全是自由的。在笔者看来,在未来的数百年历史进程中,超主权储备货币将会有力地和同样有效地主导世界市场体系的运作,当然,其间也会遇到困难和危机……

    2015年4月6日—2015年7月6日

    作者的电子邮箱:281076244@qq.com

    注释:

    1. 笔者的个人理解以为:周小川先生六年前提出的以超主权储备货币来代替主权信用货币作为现行国际储备货币这一意义重大的改革主张的实质就是,要创造一种与各种有代表性的商品紧密挂钩(与主权国家脱钩)的货币来替代现行的与主权国家紧密挂钩的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而凯恩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经提出过“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准建立国际货币单位”的设想与方案,周小川先生在此重提凯恩斯当年的设想与方案。笔者以为:周小川先生提出的超主权储备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参照了凯恩斯当年提出的设想与方案。笔者在此顺便强调一句,凯恩斯作为一个政府干预主义者,从他的设想与方案的内在实质考量,更加充分地体现了凯恩斯的可贵之处。因为,从这其间,可以看到凯恩斯对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的信任是十分有限的,这也是凯恩斯的理智。
    2. 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中译本,第109页,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出版。
    3. 笔者现在写出的这篇文章,事实上还不能作为我个人思考探索已作出的成果来对待,虽然,十六年前邓正来先生已经希望我的思考与探索能做出成果。但是,笔者十分清楚地明白,这篇约一万五千余文字的文章,只能作为笔者个人思考与探索的阶段性结果。
    4. 参见《参考消息》二〇〇八年七月十八日第3版沃勒斯坦文章《世界两大领域将发生剧烈动荡》。
    5. 任洪生《霸权之间:世界体系与亚欧大陆腹地的发展》第9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第一版,第2次印刷。
    6. 罗尔夫.克尼佩尔著《法律与历史》中译本,第287页,法律出版社朱岩译,二〇〇三年五月第一版。
    7. 杰奥瓦尼.阿瑞基著《漫长的20世纪》,中译本,第342页。姚乃强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二次印刷。
    8. 杰奥瓦尼.阿瑞基著《漫长的20世纪》中译本,第401页—40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参考文献:

1.《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周小川著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2.《经济发展理论》 熊彼特著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3.《黄金与美元危机》 特里芬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
4.《漫长的20世纪》 杰奥瓦民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哈耶克著•三联书店2003年版
6.《货币制度理论》劳伦斯•H•怀特•2004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霸权之间:世界体系与欧亚大陆腹地的发展》任洪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年版




 

 

 

 



发件人:HGS3<tiancen00@163.com> +(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时 间:2015年09月30日 20:06 (星期三)

美国人民为什么万人空巷欢迎教皇方济格?

张宏良

2015-09-30

    是因为教皇从踏上美国土地那一刻起,直到最后踏上飞机悬梯离开的那一刻为止,一直在批判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是对人民大众的“公开谋杀”。

  与习总同时访问美国的罗马教皇方济格,在美国受到了万人空巷的盛大欢迎(见文后所附《教皇方济格在全球刮起的左翼旋风》),连在美国的汉奸学者都承认,那种成千上万群众欢呼的盛大场面,只有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时才出现过。这种美国历史上罕见的盛况几乎吸引了美国所有媒体,以至于报道习总访美的媒体不过一两家。看到这里,几乎所有人都会询问,为什么美国民众如同发疯一样地欢呼教皇方济格?

  答案会让你感到吃惊,更让中国8600万共产党员感到羞愧!美国民众之所以疯狂地欢呼教皇方济格,是因为教皇从踏上美国土地那一刻起,直到最后踏上飞机悬梯离开的那一刻为止,一直在批判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是对人民大众的“公开谋杀”。教皇方济格不仅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严词与马克思完全相同,甚至与马克思同样地宣布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新的专制”。“资本主义专制”将导致更广泛的社会动荡;由这个体制造成的不平等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崩溃和死亡。

  这就是美国老百姓万人空巷欢呼教皇方济格的原因,也是这位教皇在美国上层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的原因。教皇方济格对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如果放在民族复兴网上不署名的话,大家肯定会认为这是被称为“极左分子”张宏良的言论。教皇方济格指出:市场经济“这种具备排斥性和不平等性的经济体制就是在杀人。”并且愤怒地责问:“为什么无家可归的老人冻死街头无人关注,但股市大盘才跌了两点就成了新闻?这就是穷人被排斥在外的例子。”教皇方济格的批判引起了美国的万众欢呼,可以说,如果这种批判放在中国,中国民众的欢呼声将会超过美国。

  在强大舆论的影响下,连资本集团的喉舌《华尔街日报》也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罪恶的制度。《华尔街日报》26日报道,以美国为例,2012年美国处于“金字塔尖1%的富人”年收入占据了全国总收入的19.3%;2009年到2012年间,“最富有的1%”平均收入增长了31.4%,而其余99%的民众收入仅增长0.4%。《华尔街日报》称,美国的收入差距仍将持续存在,而且将越来越明显。

  教皇方济格批判资本主义的红色宣言,已经到了让人弄不清楚谁才是共产党领袖的地步,请看他的这段话:“一旦资本成为偶像并主导人们的选择,一旦对金钱的贪婪主宰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它将败坏这个社会,谴责并奴役所有男人女人,摧毁人类的博爱精神,让人彼此对抗彼此。我们能清楚看到,它威胁者我们共同的家园。”这段话本来应该写在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稿里,然而遗憾的是却是出自于同时访问美国的罗马教皇之口。

  教皇方济格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没有歌颂华盛顿、林肯,而是把一位以同情共产党反对资本主义而著称的美国左翼分子、激进的天主教工人女活动家Dorothy Day,抬到了与林肯相提并论的高度。而这种事情本来应该是我们共产党去做的。然而我们眼里却只有林肯而没有美国工人活动家。由此可见,美国老百姓万人空巷欢呼教皇方济格,完全是由方济革的阶级立场决定的。

  大家可以想想,如果教皇方济格到中国来做这番演讲,会发生什么情况?今年刚刚见过这位教皇的古巴共产党领导人卡斯特罗十分惊人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教皇继续讲下去,我迟早有一天会重新开始祷告,回到天主教堂——我这样说完全是认真的。”

  其实美国今年发生过两次疯狂欢呼,一次是两天前欢呼教皇方济格,另一次是不久前欢呼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当时美国观众如同疯了一样,几乎掀掉屋顶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演员连续7次谢幕,台上台下激动的泪水汇合在一起,那种成功远远超过好莱坞在中国的成功,可是,就是这样一件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事情,却被以央视为代表的中国媒体全面封杀。
  这两件事情弄糊涂了所有人:究竟谁才相信和代表共产主义?


 

 

 

 

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

李慎之

  一样是威武雄壮的阅兵,一样是欢呼万岁的群众,一样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团团员,一样是声震大地的礼炮,一样是五彩缤纷的焰火……,一切都那么相似。但是,五十年前我是在观礼台上亲眼目睹,而五十年后我已只能从电视机的屏幕上感受盛况。作为一个年近大耄的老人,而且身有废疾,虽说还能站能走,但要走那么长的路、站那么长的时间去观礼,已经是无能为力了。不过,感觉最明显的,其实还是自己的心情和脑子里的思想与五十年前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
  
  1949年9月30日下午,26岁的我临时受命去迎接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据说这是斯大林亲自派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的,是当时唯一的外国贺客。我在天津迎到了贵宾,10月1日上午乘专车到达北京,在前门车站迎接的居然有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最高级别的领导人。到贵宾下榻的北京饭店参加欢迎宴会后,我本应回机关去,不料当时街道已戒严,我只得随代表团到天安门观礼。代表团团长上了天安门城楼,其余成员就由我们陪着在临时搭的西观礼台就坐。从下午3点一直呆到晚上10点,虽然几乎长达一整天,却并无倦意,整整7个小时都是在极端兴奋中度过的。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阅兵式,也未见过这样的礼花、这样几十万热情的人群。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了”的声音,甚至他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名单中若干委员名字时的声音。
  
  那时,我不断回忆自小从启蒙到觉悟、继而参加革命、以后从延安一路走到北京的经历;想到不久前政协会议通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铭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不禁热泪盈眶;再想到毛主席11天前在政协开幕辞里讲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语,更是惊叹他的话总是那么简洁、有力、响亮。百感交集之际,竭力想把种种感受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但想来想去竟是“万感填胸艰一字”,只能在脑子里不断重复着:“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到了晚9点多钟,当从匈牙利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回来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在天安门广场上带领着北京各大学的学生涌向金水桥、向城楼上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我心中的上述感受达到了顶点。以前我曾长期不能理解“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口号,但在此刻似乎已理解了、接受了,而且自己也想跟着喊了。

  不过,还是有人把我自觉绝然无法用文字表达的那种感情表达出来了,他就是胡风。“十一”后约一个多月,《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连载了他歌颂人民共和国的长诗,虽然现在我已完全记不得那诗的内容,但仍能清楚地记得它的题目“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毛笔手书的这五个字的模样。“时间开始了!”我怎么就想不出这样的文字来呢?“时间开始了!”我完全了解胡风那时的思想和心理。而且决不止胡风和我两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人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从此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愚昧……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自由、平等、博爱的路,新民主主义的路;不仅如此,后面还有更神圣的事业,我们将建设社会主义,还要建设毛主席所说的“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世界上只有苏联走了这条道路,有苏联作样板,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一定可以不久就赶上苏联、与它并驾齐驱,然后再把全世界──什么美国、欧洲、印度、非洲……都带上由社会主义而达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去。我历来是不怎么赞赏胡风的才气的,但“时间开始了”这一句真是神来之笔,怎么偏偏是他,能想得出这样的绝妙好词来!
  
  我绝对想象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风自己也绝对想像不到的是,六年后他竟被毛主席御笔钦点为“国民党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从此锒铛入狱,沉冤莫白者垂四分之一世纪,直到胡风去世三年后的1988年,这个案子才最后昭雪平反。我当时绝对想象不到的还有,建国八年后,从来没有成份问题、也与历史问题无缘、且一贯被评为“模范”的我自己,竟被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照毛主席的说法,“右派分子实际上就是反革命分子”,称右派分子不过稍示客气而已。“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然而在那个年代,这类事件还仅仅是开始。
  
  除了1949年的开国大典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89年的国庆。“十年大庆”、“二十年大庆”时,我都在劳改中。“三十年大庆”,我记得并未举行。1989年的“十一”是四十周年大庆,那时距“六、四”不过四个月,5月19日下的戒严令还未解除,北京的外国人几乎走光了、旅馆的空房率达80-90%。国庆那天,白天是不敢有什么活动了,晚上我则以因反对“六四”镇压而犯严重错误之身、被邀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联欢晚会。凡出席的人都要先到机关集中、然后再坐小巴去会场,一路上要穿过许多大街小巷。我已久不出门,那天晚上才发现,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灯火黯然,而且行人绝迹;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小堆人坐着打扑克,别人告诉我,这都是“公安”的便衣。只有进入劳动人民文化宫、转到天/安/门/广场后,才能看到耀眼的灯光和盛装的男男女女。在观礼台上倒是见到了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大家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只是默默地观赏焰火,广场上的歌舞实际上是看不清的。四十年来,真是风狂雨暴、苍黄反复,却不知有几人于四十年前曾预见到。

  现在,又是十年过去了,国家似乎又繁荣起来了。就为准备这次大庆,据说花掉了上千亿的钱,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华。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见,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但它国小民穷,绝达不到北京的规模。因此,这两天报上所登的外国对“五十年大庆”的反应,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国庆盛典、世界第一”。观看庆典的群众肯定是高兴的,这样的大场面,人生那得几回逢?就是练队练了几个月、到正日子时还要从凌晨一直站到中午的学生,也一定是高兴的。小孩子、青年人最可贵的就是永远不败的兴头,不管多苦、多累、等得多久、多单调,只要一踏上天安门,就是一辈子的幸福了。

  庆典的标语和彩车所展示的、电视和报纸上所宣传的都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五十年,整个历史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然而,许多重要的事情却被掩盖了、埋葬了。
  
  五十年前,为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国建立后的大政方针,毛泽东写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很重要的一段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最初读到的时候,心头不免一震;但马上就想,这不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气魄表达马列主义的一条原理而已。一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我才看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以后若干年中,常回想起自己当年在西柏坡时所上级所传达的毛主席指示,“要敢于胜利”、“要打到北平去,打扫龙庭坐天下”;又过若干年,听到毛主席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才恍悟到,原来其中有一个贯通的东西、一个规律,即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败”。那是我在开国之时不但理解不了、而且也想象不到的。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毛泽东明确宣告,不能“施仁政”、而要“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此后的几年里,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从土改、镇反到三反、五反、肃反……,几乎没有间歇过。按马列主义理论来讲,这些运动还算是针对阶级敌人的、是未完成的革命之继续。但1955年4月的潘汉年案和5月的胡风案(还不提至今没见人说得清楚的同年2月的高饶案),就已经反到自己的营垒里来了。偏偏就在1956年上半年发生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的事件,随之发生了柏林事件、波兹南事件,冲击波扩大,在下半年又发生了波兰、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觉得大势不好,于是运筹帷幄、定计设局、“引蛇出洞”。虽然他在1957年2月刚公开宣布过,“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却又匆忙在六月间发动了反右派运动,无端端地从人民内部“挖”出了55万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右派分子。

  然后,乘“反右”胜利的东风,他又在1958年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以及“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因此可以说,到1976年为止,共和国近三十年的历史都是腥风血雨的历史。毛主席一生的转折点就是胜利、建国,是他那作为新中国建国大纲和方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纪了。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寒意之世纪末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也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这会不会像五十年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仍归于空幻的梦想呢?

  (1999年10月9日完稿)


 

 

 

 

 

 


发件人:李延明<13051506082@163.com> (由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5年09月24日 08:07 (星期四)

大道治国 路在脚下

翁永曦

2015-08-17

  (翁永曦,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现为企业家,兼任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研究员。上世纪八十年代,翁永曦与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一起被称为“改革四君子”。)

  蔡晓鹏是三十多年的朋友,有从庙堂登高到江湖沉浮的共同境遇。《大变革——走向有产者公民社会》这本书中,有他多年经商的切肤之痛,也有他对全面深化改革的中肯建议,约我写序。

  长夜抚卷,思绪万千,竟不知从何下笔。迁延数日,找到门径:把读这本书的感悟写出来。由此成文。

  当反右、大跃进和文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0版的探索走到尽头时,社会的上层、中层和下层形成了寻求改变的共识。但是,走出来有共识,往哪去却茫然。
  共和国的创立者们、知识分子们、黎民百姓们的多数还只是要求不折腾了,搞建设、过日子,对制度和结构调整的方向并不明确。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发生的两件不大不小的事件,使中国开启了新的纪元,这就是广东农民的逃港潮和安徽农民的包产到户。对外开放和农村责任制的应然而生,不管是否是中南海的英明决策,还是事实上的情势倒逼,改革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版的探索开始了。
  经济领域中的活跃使共和国的经济关系悄然改变,直接导致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和城市单位人身依附制度的解体。在许多地区,来自私营企业(民营、外资)的税收和就业已居于主导地位;而社会领域的渐进式开放,也深刻地不可逆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打开国门的人也许并不清楚开放是专制的坟墓。
  当时,决定国家事务的管理者们并未意识到,对应原公有制的上层建筑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一些人曾经动过这个念头,但原教旨主义信奉者的洪水浇灭了最初的火星。
  于是,原公有制下权力对人和物的支配关系,在市场经济浪潮中无可避免地被替代为权力对钱的主导关系,蔓延迄今,权力与货币的结合,产生出大大小小的权贵集团和寻租组合,不仅出现了官僚队伍的塌方式腐败,而且几乎在一切领域(教师、医生、记者、律师),都发生了社会肌体的深度溃烂。
  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触及到了“现代化”的本质,似乎开启了新一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0版的探索。
  当国者都有维护秩序和寻求发展的基本职责。秩序和发展是一对矛盾,当现实变化速度超出原有结构的调节能力,就有危险。怎么办?不准变化,遏制发展是自杀行为,出路是只能对制度和结构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这个世界上的事,不在于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不在于想要怎么干,而在于只能怎么干。
  如果一个国家,创造物质财富的企业家用脚投票,创造精神财富的知识分子无所适从,从事社会管理的官员怠懈行政,这种状况,说明政策出了问题,出了大问题。
  当国者要取得成功,一要把握准潮流,二要守得住常识。这个世界上,不同文明是有共同追求的,“自由、民主、宪政、法治”是世界潮流,“保护私权,限制公权”是基本常识,任何“特色”的自诩也绕不过去这道坎儿。开车要看方向,拉磨则不需要方向。十四亿人关心的是载着他们的船驶往哪个方向。
  无数次看到中国特色被强调,这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道无形的高压线。其实中国特色就是党的领导。
  推翻、破坏党的领导的人或势力,境内外都有,但做不成。党的领导的存在并不虚幻地来自于三个自信,从表层看,眼下无人能取代共产党;从深层看,农民居多数的社会是共产党存在的基石。这才是自信所在!但是信用不可透支,不能滥用。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党的错误政策催生了党的对立面和反对派。当前的危险不在国外而在国内;不在党外而在党内;不在下层而在上层。所谓“境外敌对势力”不排除有,但不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要害不在于是共产党当政,还是实行多党制,而在于该依据什么样的制度来治理这个国家。如果没有好的制度,今天哪个党上来也不见得比共产党干得更好,可能更差。即便把体制外老百姓最敬仰的人推上去,他也会因先天不足的软肋:没有执政经历的磨砺,没有社会治理的经验,可能搞得一团糟。
  中国步入了市场经济时代,也同时步入了移动互联时代。当国者好像愿意接受不触动党国体制前提下的所有改变,但必然面临不改变现行体制就解决不了本源性、体制性弊病和问题的困境。“特色”论有道理,理论上确实存在一个“中国模式”,但走到“特殊”论就十分危险,因为会将中国的进步有别于或者说自外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结晶。
  在新时代,党也必须与时俱进地作出改变。党的历史上的许多深刻教训,可以汇集成一个“天问”:每一代领导人都要求党员绝对与中央保持思想一致和行动一致,要求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要求媒体、舆论绝对成为党的喉舌,要求老百姓只能知道党允许他们知道的事情。但是,如果党犯了全局性错误怎么办?!
  新领导人能担当、敢作为且有定力,给人们以希望。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新领导人这一代只能做他能做的事,如果他捅破了窗户纸会成就更多的事,即使捅不破,后人早晚会捅破,中国肯定会进步,这层窗户纸不难捅破。
  《大变革——走向有产者公民社会》的锐角,就是力图捅破这层窗户纸:一边是无产者专政社会,另一边则是有产者公民社会。如何选边?这是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中枢,正面临的最艰难历史方向选择。
  2015年8月11日夜北京

 



发件人:五柳先生<cljixiang@126.com> (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五柳先生<cljixiang@126.com> 保存所有收件人 时 间:2015年09月14日 09:23 (星期一)附 件:1个 (李嘉诚跑路标志中国开始“再中国化”.docx ) 查看附件

李嘉诚跑路标志着中国开始再中国化

蔡历

2015年9月

    2007年之前,格林斯潘在绝大多数人眼中简直就是神,说他已经驯服了美国的经济周期,是他创造美国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经济”奇迹。

  2007年,尤其是2008年之后,次债危机的爆发让格林斯潘神话轰然倒塌。现在回头看,滑稽之至。这也足以说明美国“精英们”,和全球“精英们”的经济智商。

  李嘉诚显然只是一个精明的小商人,仅此而已,缺乏足够的胸怀和真正的智慧。不出三年,就可以看出,李嘉诚的彻底撤资大陆绝对是愚蠢的行为。此举也让其用一生积累起来的商业名声灰飞烟灭。

  你可以小瞧中国政府,但是你不能小瞧中国人民。显然,此举证实,李嘉诚是一个严重小瞧中国人民的人。小瞧中国人民的人,一定是个蠢货。

  对今后的全球经济而言,将是“得中国者,得世界”。不能真正理解中国,琢磨不透中国,你就很难在全球混。显然,李嘉诚根本没弄明白中国经济是怎么回事,中国是怎么回事。

    中国只会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变得更强,而非更弱。

    我甚至认为,中国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主动制造一些危机。就像前阶段,央行主动贬值人民币一样。

    中学曾经有一篇毛主席写的课文,叫《别了,司徒雷登》。摘录最后一段: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发现李嘉诚的问题更严重。李嘉诚处境,其实和当初的司徒雷登类似:时局逆转了,不得不走。

    李嘉诚不过一个投机钻营的炒家,而且以华侨身份,挟洋自重,带有无比的优越感,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中国。我现在倒以为,李嘉诚的离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挟洋自重,挟洋钻营的时代结束了。他那一套现在吃不开了。

    李嘉诚的离开,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阶段,一个去“崇洋化”的新阶段,一个“再中国化”的新阶段。

    逼走司徒雷登的是解放军的力量,逼走李嘉诚的,又是什么力量?

    就是本届政府回归传统,反抗“去中国化”的决心和力度,和打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

    李嘉诚的跑路,与之前那些玩不转就跑的企业主没有两样。唯一不同的是,那些企业是到彻底玩不转,欠了一屁股债后才跑。李嘉诚是看到彻底玩不转的势头,趁彻底玩不转没到来之前,还没欠一屁股债之前就跑。

  这类企业主,都是不务正业,或者压根就没有正业,投机取巧,浅薄无德之徒。

  很多人居然,拿李嘉诚的跑路,作为中国经济要完蛋的风向标,简直胡说八道。

  这是中国经济在清理门户,清理这些不良奸商。

  这是说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更独立、更清醒、更自信的新阶段。

(微信:新心性主义)

 

 

 




名剑风流 发送至 zdjun ;08-26 19:51普通附件 (1个,打包下载)美联储在等待什么

美联储在等待什么?

李泱

    自美联储退出QE之后,美国的两大经济盟友欧盟和日本却加大了QE的力度。他们并非是在向美国送钱,而是根本无惧会发生大规模资金外流现象。与美国相同欧盟与日本的经济支柱都是高科技制造业,无论希腊拖累所导致的欧债危机,还是日本的持续经济不振,推行QE既能打开内部市场,也能迅速打开国际市场,欧元与日元的中长期贬值将会令欧盟与日本的高科技产品更具国际竞争力。但这也并没有对美国的经济复苏和增长构成威胁,美元不断升值本身就是一个将全世界财富回拢到美国本土的过程,这是在为美国所引领的开启人类数字时代智能制造业所提供的财富支撑,因而美联储自然要考虑欧盟与日本这两大盟友的现实困境而不会过早加息。

    开创数字时代智能制造业无异于一场新的工业革命,这必然需要空前的资金支持。美联储逐步退出QE并最终加息就是在为美国开创新的工业革命聚拢资金,退出QE是一个相对平稳的过程,而一旦加息却将是一场暴风骤雨。美联储何时加息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一个经济和金融问题,但经济和金融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政治意图。美国、欧盟、日本是全球经济的三大主干,其余的诸多国家无非是为这三大主干提供廉价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以及出口市场,完全是经济附属关系。别看俄罗斯对欧美很是强硬,但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和第一财政收入来源就是对外原油出口,欧美的制裁令俄财政收入锐减,卢布汇率暴跌,只能艰难求生。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全靠对外出卖廉价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这就是中俄在没有硝烟的经济、金融战场上对美国、欧盟的进攻毫无还手之力的根本原因所在。

    罗斯柴尔德银行中国分行行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上急切要将人民币纳入到该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当中,从而奠定人民币的国际化基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绑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助中国金融逃过美联储加息的劫难。难得罗斯柴尔德银行中国分行行长的一片“好心”,但将人民币纳入到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当中是需要具备相应条件的,SDR篮子五年才进行一次重新评估,今年恰值评估年,错过了此次机会就要再等五年。面对内部的经济、金融危机和外部美联储为时不远的加息,中国已无资本更无时间与IMF讲价,只能全盘接受IMF所提出的任何条件。

    首先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对外全面开放金融市场,以及放开资金的进出境限制和跨境资本项目的可直接兑换。这些条件对于经济强国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中国这样没有任何具备足够国际竞争力的实体经济,唯有靠滥发货币刺激泡沫经济过今日不管明日的国家,这些条件无异于致命的绞索。只要中国接受了这些条件,就等于完全敞开了中国的金融大门,已是清晰明了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经济、金融危机只能促使各种金融资本本能的疯狂逃往国外避险,这将极速抽空中国的金融血液。IMF所谓的特别提款权(SDR)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SDR篮子中的货币目前只有四种,美元的权重为41.9%,欧元为37.4%,英镑为11.3%,日元为9.4%,最新的一份SDR价格约等于1.4美元。即使人民币能够加入该篮子当中,所占的份额也微乎其微,它国央行也不会蠢到弃美元而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况且IMF金融储备资产终究有限,至多在会员国发生内外收支失衡而陷入困境之时启动普通提款权或特别提款权用于暂时性的救急,面对金融风暴则完全无能为力。若人民币指数发生暴跌,用所持有的SDR份额从IMF兑换美元救急纯粹是杯水车薪,IMF将人民币从SDR篮子中迅速剔除也毫不意外,妄图用人民币所谓的国际化绑架世界金融纯粹是痴心妄想,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还必将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用举国财富换来的竟是套在本国颈上的致命绞索,难怪周某人如此急切的为中国“着想”。

    即将到期的中国天价地方政府债务是没有人能还得起的,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罗斯柴尔德银行中国分行正在酝酿推出中国版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极有可能是银行长期限逆回购将要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券,把即将爆发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向后推迟。可已被房地产泡沫所绑架的银行业怎会有钱去逆回购天价地方政府债券,唯一的办法就是接着大规模无锚印钞。既然中国的金融泡沫已经无可挽回,那就唯有一条绝路走到底。

    在国际贸易领域,日美所主导建立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美欧所主导建立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将世贸组织架空,且皆将中、俄排除在外,这对于依赖能源出口的俄罗斯和依赖出口低端廉价商品的中国纯粹就是釜底抽薪。五月初国际原油价格回升美元走低与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态势很是不符,这一反常自有其幕后意图。国际原油价格回升是要稳住依赖原油出口吃财政的俄罗斯莫要对正在布局的国际体系妄加干涉,否则欧美动用经济杠杆加大制裁力度,俄罗斯将会跌入更为严酷的经济寒冬之中。而美元走低则意在消除中国当局对财富外流的恐惧,欺骗他们对外敞开中国的金融市场,这是为中国力推人民币国际化和力图将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储备货币量身定做的顺势欺诈阴谋。当这一策略奏效之后,美国可以随时启动经济杠杆重新打压国际油价,随时启动金融杠杆令美元指数回升走高。

    待美国的两大经济盟友欧盟和日本的QE促使自身经济复苏而达到相对稳定状态,《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相继生效而使美国、欧盟、日本主导下的将中、俄排除在外的国际经济贸易新秩序重新建立,以及美国国内的经济回暖上升到一定程度,就达到了美联储加息所必须的相应条件。一旦美联储加息并进入长期全球资本回拢状态,即为美国的新兴制造业聚集研发和运营资金的相应持续长期加息,全球美元流动性将会迅速枯竭,作为唯一国际货币的美元从全球回流美国本土将横扫一切金融泡沫和摧毁一切泡沫经济。已经暴跌的俄罗斯卢布将会彻底崩盘,中国若是为了人民币能够纳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当中而接受IMF开出的价码,中国的金融资本将会如决堤的洪流一般势不可挡的极速冲进美国,中国的金融血液将会被抽干断流,人民币汇率也将随之断崖式崩溃,以房地产为首的泡沫经济将会被彻底扫空,本就微不足道的实体经济只能作为这场灾难的陪葬品。即使中国没有接受IMF开出的价码,中国的泡沫经济也必将崩溃,举国财富要么极速逃亡它国保命,要么就只能在本土直接蒸发而被内鬼和外鬼合谋掠夺。中国版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若已经施行,银行业无锚印钞逆回购天价地方政府到期债券,只能是在加剧金融资本流向美国的速度和力度,没有人会贡献出自己的财富去为他人偿还赌债。中国银行业将会在内外金融危机的共同夹击之下进入破产潮,事已至此就绝无回天之机,建立在经济金融泡沫之上的政权是何后果可想而知。

    共济会通过运作这场金融风暴既可将低等傀儡国的财富转移至高等傀儡国手中为其开创新的科技殖民时代,又可藉此更换作为牺牲品傀儡国之中的无用代理人,重新布局国际体系,这俨然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同样的世界大战在上个世纪就已经打过一次,八十年代美联储持续加息,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多国经济崩溃,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对外自甘为任人宰割的肥羊才得以在上次大战中自保,但今日这只心甘情愿自割其肉送入狼口的肥羊已经只剩下了骨架,但却形单影只的伫立在了上次金融世界大战中作为众矢之的的苏联境地,是何结局不言而喻。

 

 

 

 

 





发件人:卢映西<x8b8x8@163.com> (由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5年09月23日 14:29 (星期三)

国企改革搞错了方向

卢映西

2015年9月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到1949年建国,这一历尽艰难终见辉煌的过程,用了28年。如今,新一代负责顶层设计的“顶层精英”们,可能摊上了更大的事情。这个事情叫做“国企改革”,已经搞了30多年。在此期间,“减员增效”让几千万为国家作过巨大贡献的国企职工下岗“从头再来”, “郎顾之争”揭开国有资产流失的惊天黑幕,“通钢事件”以血的代价让人们见识了新中国工人根深蒂固的“国企情结”。然而直到今天,国企改革仍然是只经风雨不见彩虹。难道这国企改革真的是比前辈们打江山更大、更难的事情?在最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出台之际,我们有必要一探究竟。

    有道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就拿《指导意见》里再次重申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来说,现在的表述是:“积极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推动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里面有问题吗?可能有人会说,这是经过无数专家学者用各种高大上的理论反复论证的,怎么可能有问题!然而,只要用常识推敲一下,我们面前就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从市场经济的常识来看,如果混合所有制对企业有好处,政府只要表态“允许”就够了,企业自会积极地把好处抓到自己手里。需要政府积极促进和推动的,肯定是“顶层精英”拍脑袋想出来的东西,自以为很高明,但下面的企业不买账,所以才需要自上而下的积极促进和推动。实际上,所谓“混合所有制”,只有闭门造车的秀才们才会想得头头是道。但凡有点常识,就会知道不同所有制资本混在一起,发生摩擦、内耗的概率远大于所谓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指望混合所有制能引领国企改革走向成功,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常识性错误。这些“顶层精英”到底是真糊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鉴于“顶层精英”对常识性问题都傻傻分不清,让人不得不怀疑国企改革是否从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比如,凭什么改革总是盯着国企不放,难道国企有原罪?事实上,有些“精英”确实一直认为国企有原罪,其根据是,国企的盈利总体上常常不如民企,人家有数据为证。根据高盛(Goldman Sachs)的数据,国有企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五分之二,雇用中国十分之一的劳动力。不过,无论是资本或是工人的生产率都不是特别高。依赖国家支持和人为廉价资本的国企,股本回报率往往比民营企业低得多。麦格理(Macquarie)指出,剔除银行后,国有企业在过去5年里几乎毫无盈利增长。同期民营部门的利润增长达到两位数。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数据显示,2014年国有企业的平均资产回报率为4.6%,而民营企业达到9.1%。

    英国前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有句名言:“有三种谎言:谎言、糟糕透顶的谎言和统计资料。”现在我们就来验证一下这话是否称得上是经验之谈。在这里,我们不去挑战上述数据的真实性,只把它们放在常识的基础上去分析。常识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中,商场如战场,同样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想比较直观地感受一下,在百度上随便一搜,民营企业“战死商场”的新闻就会冒出一大堆:

    9月6日,拥有6家分公司的温州市庄吉集团正式宣告破产。据庄吉一位高层透露,该事件或致银行产生300多亿坏账。目前,集团5000名员工正在静静地等待破产处理结果。

    8月22日,曾经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总资产超20亿的浙江红剑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停产。1000多名员工上街讨要被拖欠三个月的工资。

    8月19日,拥有400名员工的广东省惠州市的福绩(惠州)纺织综合厂老板跑路,员工聚集于工厂门口,希望能拿到自己的血汗钱。

    7月31日,华东纺织大厂宝利嘉老板跑路,5000名员工突然失去赖以谋生的工作。

    ……

    众多已经倒闭的民营企业,企业和员工的经济损失、银行坏账损失以及工人失业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在民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的统计中完全得不到反映。这种统计反映的,实际上是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幸存下来的“将军”们的回报率。在国有企业方面,由于政策的限制,是不能随便破产的。而这样的政策,正是吸收了过去几千万国企工人下岗的教训制定的。所以,民企与国企比平均资产回报率,相当于把民企全体“将军”的平均水平与国企全体“将士”的平均水平相比,实际上只是个“田忌赛马”式的障眼法,根本说明不了孰优孰劣,也完全反映不出国企在稳定就业方面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国企就像诺亚方舟,舟里的人好歹能吃上几口安稳饭,舟外的人只能一边呛水一边挣扎。从这个角度看,国企的作用是无法以金钱衡量的!

    但是,这种以统计资料的形式出现的低级谎言,竟然让“顶层精英”们都上了当,从而把“低效率”的帽子牢牢扣在国企头上,硬要背着社会效益重负的国企秀出与民企同样的舞姿!所以我们还得再次回到老问题:这些“顶层精英”到底是真糊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所有制方面。人类过去的经济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是一对完美搭档,私有制与市场经济也是一对完美搭档,但计划经济容易僵化,资本主义避免不了危机。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成功的标志应当是:探索出一条前无古人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方式,使得新经济体制既能永保活力,又能避免危机。所以我们要判断一项改革措施是否有成功的希望,只需看它是不是前无古人的实质性创新。如果只是挂羊头卖狗肉式的伪创新,那就只能用来自己骗自己。

    我们过去的国企改革,只是简单地要求国企跟民企一样,一律以盈利多少定优劣。这算得上创新吗?所有企业都以盈利为目的,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游戏规则。这个规则一旦照搬过来,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马上就被架空了。所以,谙熟资本主义的国外学者和媒体早就一眼看穿,我们现行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没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招牌骗不了他们。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笼罩在愁云惨雾中,英国《金融时报》投资编辑约翰·奥瑟兹撰文论证资本主义没有崩溃,虽然他也承认“这个论点目前并不流行”。有趣的是,他居然把“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几十年来创造了7.5%以上的年增长率”作为支撑其论点的有力论据。中国搞的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早已成了地球人都知道的常识,只有我们自己死活不认这个账。

    应该承认,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连续多年的高增长,确实引来了西方世界艳羡的目光。他们想搞清楚,中国的“顶层精英”到底有什么超能力让市场经济持续增长。但是最近我们的“顶层精英”让观众失望了。首先是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拿不出有效的化解方法,其次是股灾发生后的救市动作笨拙得让人大跌眼镜,再次是毫无必要地在汇市引爆新的震源,让全世界都跟着心惊肉跳。围观中国的西方精英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中国人就这水平啊,然后一哄而散,连我们搞阅兵他们都懒得捧场了。

    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病根实际上就是生产过剩。过剩的生产能力作用于有限的消费市场,反映在企业财务上就是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早在经济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候就被许多学者注意到了。亚当·斯密就认为,随着资本的积累,利润率会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而趋于下降。 斯密这样说的时候,还有点漫不经心,但李嘉图就显得有些忧心忡忡了。李嘉图说:“利润的自然趋势是下降的”。按笔者的理解,利润下降的趋势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就如衰老对于生命一样,是一种自然规律。这一趋势发展的最后结果,李嘉图没说,但马克思说了:“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欺诈、危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看到,欺诈早已无所不在,甚至进入到婴儿奶粉的产销领域。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验证马克思的论断。

    所以,搞资本主义,其规律就是先甜后苦,中外皆然。可为何面对姓“资”姓“社”之类的常识性判断,却中外迥然?还是那个老问题:中国的“顶层精英”到底是真糊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不断在常识性问题上犯糊涂,结局当然不可能美妙。不过,这次的《指导意见》出现了一个新的亮点,似乎为国企改革转向正确方向带来了希望。中央的新精神是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公益类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对企业绩效的考核,重点放在成本控制、产品服务质量、营运效率和保障能力方面。换句话说,在经济效益上,公益类国企只需做到成本最小化,而不必像民企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这说明“顶层精英”已经开始认识到,不能一刀切地以经济效益衡量所有国企和民企,要重视国企在社会效益方面的贡献。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所以这一认识的确是向正确方向跃进了一大步。就是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探索,在走过很多弯路之后,我们的“顶层精英”终于找到了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这么说来,此后的改革前景肯定是一片光明。

    但是,且慢高兴!让我们再次回到常识的基础上分析一下吧。常识告诉我们,装糊涂的人是绝不会做出正确抉择的,真糊涂的人反倒有可能像瞎猫碰上死耗子似的偶尔蒙对一回。也就是说,我们在前面一再提出的问题,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原来我们的“顶层精英”是真……!

    有这样的“顶层精英”替人民做主,国企改革的前途只能听天由命了。
 

 

 

 

 

 



冼岩: xianyan9738 发送至 姚中秋 ; 大军 ; 董德刚 今天 12:14普通附件 (1个,打包下载)不理解为什么说混合所有制优越于公有制?

    大军网编者按:国企私有化一般出现在效益不好的时候,需要外部资金拯救和注入,这次恐怕也是这个原因。正如此文作者最后一段说的:“当然,如果说此次改革非关体制,其实只是通过抛出国有资产,来吸引社会资金的参入,以制造新的投资增量,形成新的投资驱动机制,那么,这倒不失为一种别开生面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新方式。”

不理解为什么说混合所有制优越于公有制?

冼岩

    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公布;9月15日,中央深改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鼓励和规范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的指导意见》。这两件事的标志意义是,国企改革方案已定,其主旨是引入“私人战略投资者”,将原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企,改造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从海内外媒体的反应看,对此称赞很多,但上述方案正当性的前提,是混合所有制必须优越于公有制。而令笔者百思不解的,正在于此。

    有人说,这种改革有利于提高效率,但理由却语焉不详,大约是说私有制形式更适用于市场经济环境。然而问题在于,混合所有制并不等于私有制。而且,在国企内部,现在的个人激励并不少,对市场信号也已经能够作出敏感反应,剩下的差别,可能只在决策与管理。但商场如战场,凭什么认为,一群利益不同、三心二意的决策者,能够强于目标明确的单一决策者?从实践经验看,中国和世界上都有运行良好的国企和私企,也有运行良好的国企和私企在引入其他战略投资者后还能保持良好运行的例证,但罕见有运行不好的国企在引入私人战略投资者后变不成功为成功的经验。反面经验倒是有,例如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改革,将国企私有化后效益昙花一现,随后不得不重新国有化。股份制的问世,其初衷一是集中分散的资金,二是摊薄经营失败的风险,但现在大陆国企的问题显然不在这里。那么,为什么有人认为混合所有制的药方能够破解国企效益的难题呢?

    另一种共识更广泛的观点是,实行混合所有制有助于减少国企腐败。这种声音很大,显得颇为理直气壮:据说国企因为只有一个婆婆(国资管理部门),管理者只需要搞定一方,就可高枕无忧;而这一方由于资本并非其私有,所以责任心有限,容易搞定。但引入私人股东后,由一个婆婆变成几个婆婆,更难搞定;而且新进来的婆婆由于资本为其个人所有,所以无法通过输送企业利益的方式将其收买,因为企业的利益就是他个人的利益,且输送必有损耗。于是,新的股东就可成功扮演“腐败监督者”的角色。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化监管机制”。

    但是,这种说法其实似是而非。混合所有制下管理者固然不能通过输送企业整体利益的方式来收买私人股东,但他们可以通过输送公有股份利益的方式来收买呵!如此一来,交易将更方便,更隐蔽,形式也可更多样。原来搞腐败,还需要自己寻找或制造交易对象,现在交易对象现成就有了。新引进的股东不但不会成为腐败的制衡和障碍,反而可成为贪渎国有利益的同谋,操作起来成功率更高,风险也更小。这几十年来,管理者损国有利益肥私人股东的事情,难道还少吗?从招商局贱卖平安股份,到安邦私有股东蛇吞象,他们一直就是这么干的。在混合所有制下,这种操作将更方便,等于为腐败开辟了一条“緑色通道”。

    不能断言实行混合所有制就一定会导致腐败泛滥,但毫无疑问,较之原来的国企体制,混合所有制下,以损公肥私为特征的腐败,操作将更易,监管将更难。

    还有观点认为,国企因享受政策优惠,破坏了市场公平——如果这种倾斜确实存在,那么,需要做出改变的也是政策的制定,而非国企。而且在现实中,绝非所有国企都享受到了政策优惠。反之,很多国企都是多项政策,尤其是改革政策的受损方。而且,政策优惠也并非只针对国企,君不见早已通过“混合所有制”完成私有化进程的安邦,它的几乎每一次扩张,都伴随着有关部门为其量身定做的“政策优惠”?

    当然,如果说此次改革非关体制,其实只是通过抛出国有资产,来吸引社会资金的参入,以制造新的投资增量,形成新的投资驱动机制,那么,这倒不失为一种别开生面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新方式。
 

 

 

 

 

引入融资融券业务是一场误会

原深圳证监局局长 张云东

2015-09-20

  本文是原深圳证监局局长张云东5月底发布的一篇文章,读来振聋发聩,颇多启发。文中张云东提到,我国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大大高于直接融资在宏观上影响金融安全,在微观上增加了企业财务成本,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以融资融券为例,名义上融资融券业务可以增强市场流动性,促使市场双边交易,稳定市场。但市场实践却完全不同,结果往往加剧市场波动,“助涨助跌”。我们太需要牛市支持下的一级市场为实体经济提供大量的股权资金了。我们不难看出,这一轮牛市的疯狂上涨与融资融券业务给股市提供杠杆不无关系。融资融券给原本就急功近利的中国股市文化又提供了激素。

  理性告诉我们,疯牛不是我们要的牛市。首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疯牛往往难以为继,疯狂过后必然是漫漫长夜。其次,过热的股市对实体经济也是弊大于利。虽然可借牛市东风促进股票发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但是什么事物都不能过度,过了度就会走向反面,利就会变成弊,积极就会变成消极。过热的股市会吸引沉淀大量的资金,同样分流实体经济所需资金,特别是会影响社会资金投资实体产业意愿,腐蚀实业投资精神。

  政策的作用力方向与国家战略

  长期以来,我们对政策的作用力方向不够关注。可政策的作用力无论我们关心与否都在发生,或正向或反向地作用于我们的国家战略。“中国制造2025”这一战略规划事关中国制造业升级,事关国力、国运、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局。我们的政策何去何从?能否支持、保障“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现已十分关键,成败与否将系于政策一身。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政策清醒,时时关心其作用力方向,排除各种干扰,把政策导入服务中国制造之轨道。

  经济的金融化正在使金融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在反作用于中国经济,我们应该高度警惕这一趋向,深刻反省问题何在。毫无疑义,我们的国家战略是基于对经济现状的客观判断和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清醒认识而作出的,是非常正确的。问题是我们有些政策特别是金融政策却与国家战略不搭界。出现政策漂移的主要原因:一是缺乏哲学的自主与自觉;二是缺乏坚定的战略贯彻意志和清晰的贯彻路径把握,制订政策时没有注重对其作用力方向的评估,执行政策时对其作用力方向不敏锐,调整纠正不坚决。

  国家战略系国家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之所在,关系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国家安全,亦是关系全体人民福祉安危的国之根本。然而,国家战略的实现必须依靠方向正确、合理有效的政策来贯彻落实,要靠正确的政策来组织、动员、调动、引导全社会资源服务国家战略,确保国家战略目标顺利实现。因此,国家战略能否顺利实现,政策的选择是否正确就成了关键!政策选择正确,可以引导我们实现国家战略;政策选择错误,政策的作用力方向轻则就会发生漂移而偏离国家战略,重则还会与国家战略相左。

  当今我国在经济领域的国家战略已成共识,即发展实体经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增效。毫无疑问,发展实体经济等不仅已成共识,而且也成为制订各种经济、金融政策的“出发点”。但是,遗憾的是在政策层面鲜有对政策的作用力方向和传导路径、环节、过程进行评估反思;在市场层面往往出现高举为实体经济服务大旗,我行我素,自我服务的情形。眼见得政策与实践和国家战略渐行渐远,不仅国家战略难以落实,而且还会出现与国家战略相悖,危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状况。因此,我们必须清醒、理性地关注政策特别是金融政策与国家战略的关系,冷静评估政策的作用力方向,及时调整政策方向,坚决使其为实现国家战略服务。

  另轨循环的金融市场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资金规模畸高,银行存款高达120万亿元,相当于GDP总量的两倍。这种状况不仅属于全世界的最高水平,而且货币资产和实体经济总量的差距倍数还在继续扩大,已经到了影响人民币市场信心和金融市场稳定的境地。尽管如此,从事实体经济的企业还面临融资难、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奇怪现象。究其何故?虽然这里有金融市场存在机制扭曲、功能缺陷等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金融的认识和定位的问题。如今,我们已经把金融抬高到一个本不该有的高度。

  一、金融在“创新”风险

  金融是什么?金融是服务业,是为实体经济的借贷双方和买卖双方提供信用交易中介服务,为客户提供理财服务的代理人,其职责是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提供服务的,在整个经济循环系统之中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是实体经济的仆人。离开实体经济之后,它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脱离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轨道,它就会失速、翻车!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脱离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轨道的恶果。

  对欧美充满兴趣的国人特别是业内同仁对于这场危机技术层面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应该说是耳熟能详,但是这场他山的金融风暴过后我国金融市场的走向却让人瞠目结舌。

  在高高举起的但没有插在中国大地之上的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旗帜之下,2008年之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迅猛,一方面快速扩张,规模剧增;另一方面对美国金融危机教训视而不见的金融“创新”纷纷亮相登场。

  一是直接导致美国金融海啸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加速发展,2014年底已达到3300亿元,在政策的推动下今年将突破5000亿元。

  二是种类繁杂、五花八门的高息理财产品空前繁荣。

  三是融资融券(主要是融资)业务开展得如火如荼,证券商赚得盆盈钵满。

  四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受到鼓励,股指期货、股票期权交易不断推出。

  五是业内衍生品交易热情不断高涨,风险偏好不断提高。例如,在发展衍生品市场的风险评估这一问题上,原来业内很多人认为美国之所以爆发风险,主要原因就是场外交易,场内交易风险相对较小,我国应该搞场内衍生品交易。

  现如今,随着“衍生品热”的发展,场外衍生品交易也将不再被视为禁忌,期货界正在热议通过子公司规避监管开展场外期权交易,也有个别证券公司在尝试场外衍生品交易。事实将证明,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是捂不住的,有场内就一定会有场外,在逐利恶魔冲击下,不要指望理性,不要指望量的控制和度的把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以上种种金融“创新”的理由从表面来看都十分充分。一是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市场体系建设。一些人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太简单,太原始,还是一个缺乏杠杆的现货市场,因此应该向西方看齐,使其复杂化。二是完善风险管理工具,对冲投资风险,减少市场波动。

  事实上这些理由都是无法成立的。如前所述,金融是经济体系中的服务中介,是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代理人,最重要的是为经济活动提供简单便捷、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而不是舍简求繁,把金融市场复杂化。复杂并不是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标志,简捷倒应是金融市场的哲学。美国华尔街的实践表明,金融复杂化的赢家是自我服务的金融业,输家是实体经济。当然,这种畸形发展的金融不会有最后的赢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人们一般都认为金融衍生品是风险管理的工具,其实并非如此。

  一是市场实践中从来都鲜见谁使用衍生品工具对冲了风险而躲过灾难,倒是不断有西方金融百年老店要么因衍生品交易被断送要么被重创的噩耗传来。

  二是自上世纪80年代衍生工具不断涌现、不断复杂化以来,尽管随着科技和服务等非周期性行业在经济结构中权重的增加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改善,使得来自实体经济的风险越来越小,但金融危机却屡屡爆发,而且频率和烈度越来越高。

  究其原因,这些危机爆发无一例外都可以在衍生品交易和金融市场本身日益复杂的结构中找到根源。我们今天十分热衷的金融“创新”,正如一位长期在华尔街从事金融衍生品开发和交易模型设计的理查德·布克斯塔伯所说:“风险的源头正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新。”

  事实上,金融衍生工具从来都不是用来避险的,而是用来制造市场波动投机套利的。市场人士最爱价格波动,没有波动就没有金融的高额利润,衍生品正是他们在波动中谋求高额利润的对赌工具而不是对冲风险的工具。因此,我们希望业内同仁,特别是监管当局和政策制订者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透过现象洞察本质,拒绝复杂市场结构、抵制时髦而我们却不明就里、不知深浅、不晓利害的衍生品的诱惑,让金融回归本原,远离金融风险,为实体经济服务。

  近年来,我已在多篇文章中反复详细论述了所谓金融“创新”和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安全、经济安全,特别是国家安全造成的巨大危害。因此,我不打算在这里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换个角度,试图分析一下我们当下轰轰烈烈的金融无序发展与创新和实体经济有关吗?对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有益还是有害?

  二、金融在妨害实体经济

  金融是近代以来经济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中介,也是实体经济须臾不可离开的供血系统。但是真理和谬误就一步之差,越雷池一步,天使就会变成恶魔。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需要适度的规模,要讲究规模经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选择适当的业务方式,要坚守代理人职责,坚持为客户提供信用交易中介服务,坚持卖方业务价值观。否则,夸张的规模、炫目的衍生品、贪婪的自营和杠杆交易就一定导致金融异化,背叛其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原,成为经济系统中的吸血乌贼。

  步美国之后尘,我国金融业的夸张发展已经本末倒置、喧宾夺主,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危害。以2014年为例,金融机构贡献的所得税竟然和制造业所得税相当。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表明了我国经济结构已经出现严重扭曲,金融投资收益与实业投资收益倒挂,颠覆了实业净资产收益率两、三倍于金融投资收益率的基本规律,这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亟待纠正的严重问题。

  毫无疑义,实体经济是国之根本,对于大国来说更是如此。因此,首先应该将资源优化配置给实体经济,保证其占有的资源与其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相匹配。金融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配角,其利益来源包括金融投资收益都主要来之于实体经济收益。这种来源关系就决定了金融不能在经济体系中占有过多资源和享有高于实体经济的不当收益。

  遗憾的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因为过高的息差收入、花样百出的业务模式和自营套利等原因占有了大量的金融资源并使其业绩和利润不断增高。金融的自我膨胀严重地挤占了实体企业的发展空间和盈利可能。

  一方面,经济的金融化吞噬挤占了实体经济急需的资金资源,妨害了实体产业发展。2012年1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吸取美国金融危机教训,提出了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毫无疑问,这是非常正确的价值导向。但遗憾的是,没有与之对接的实施政策,导致三年过后金融在自我服务的路上越走越远,另轨自我循环,吸占巨额资金,空转牟取暴利。

  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4中国企业500强报告显示,17家银行企业的净利润总额为1.23万亿元,占500强企业净利润的51%。与此同时,500强中的260家制造企业的净利润总额占比却仅为19.5%,远远低于银行业。以净资产收益率来看,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仅为8.8%,银行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却高达18.6%。这些数据已经说明制造业的空心化尤为严重。

  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虽然经济增速逐步下降,但是利息水平却不断提高,很多行业的资金成本竟高过了净资产收益率。正是金融资本对实业资本的剥夺,加大了生产企业的财务成本。这些数据也显示,金融机构的高利润是在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整体近乎微利的情况下实现的,这难道不能说明畸形发展的中国金融业在侵蚀实体经济的利润,妨害实体经济的发展甚至生存。

  另一方面,金融业的超高利润示范效应,阉割了实体产业的创业冲动。如前所述,实体经济因研发投资的不确定性风险、投资回报周期长、资产流动性差等原因,且属于整个经济产业系统的本源动力,理应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唯此,经济活动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遗憾的是,我国正常的产业收益分布格局已被打破,金融投资收益和实体投资收益严重倒挂,金融投资收益超高。超高的金融利润不仅侵害了现今实体经济的利益,危害最大的则是超高利润示范必将侵蚀国人实体产业投资欲望,动摇我国制造业发展乃至整体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使我国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近十多年来我国不正常、非理性的房地产业高回报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实体产业的投资动力(挤占浪费了资源,误导了投资者,推高了生产、生活成本,影响了消费需求),破坏了原本应该更合理、健康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给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房地产已经给我们造成了贻害,我们不能让金融再旧剧重演了。如果我们放任经济金融化,放任金融无序发展,放任金融高利润,人们哪有心思投资风险大、周期长的实体产业,必然急功近利,趋之若鹜般扑向金融投资,以钱炒钱。目前这一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如不及时纠正,中国经济的前景堪忧。

  三、实体经济与衍生品无关且此消彼长

  目前,几乎所有的金融“创新”都冠之于“为实体经济服务”,但其实大多数与实体经济毫无关系。金融衍生品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满足对冲基金、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和市场上职业炒家的投机套利交易需求,非金融机构参与者不多。衍生品交易的获益者主要是这些参与者、交易所等交易组织者和中介机构。除少数外贸企业试图通过外汇衍生品交易对冲外汇风险之外(全球外汇市场每天超过5万亿美元的交易量中的98%和实体经济中的外汇需求即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2%的实际需求需要98%的投机交易来帮助发现价格),衍生品交易与实体经济几乎无关。

  金融衍生品不仅和实体经济无关,还会如前文所述制造金融风险,祸害实体经济。此外,金融衍生品交易也是金融另轨空转循环的重要方式。衍生品发行和交易不同于金融现货市场证券的发行和交易,不给实体经济提供融资帮助,是独立于融资服务之外的另一系统,纯属经济体外另轨循环。并且和实体经济,和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融资市场成负相关,此消彼长。衍生品交易越活跃吸引资金越多,实体经济失血会越多。

  经济的金融化正在使金融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在反作用于中国经济,我们应该高度警惕这一趋向,深刻反省问题何在。毫无疑义,我们的国家战略是基于对经济现状的客观判断和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清醒认识而作出的,是非常正确的。问题是我们有些政策特别是金融政策却与国家战略不搭界,个别政策甚至与国家战略相悖。出现政策漂移的主要原因:一是缺乏哲学的自主与自觉;二是缺乏坚定的战略贯彻意志和清晰的贯彻路径把握,制订政策时没有注重对其作用力方向的评估,执行政策时对其作用力方向不敏锐,调整纠正不坚决。

  哲学的自觉与政策选择

  中国金融的浪漫、无序发展,其动力源(600405,股吧)自于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冲动和“人有我有”赶时髦的心态,但却选错了样板,依葫芦画瓢地照搬美国的金融制度与衍生产品,罔顾中国的战略需求,忽略了发展资金融通渠道、提高资金融通效率、降低资金融融通成本等最基本的金融正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盲目现象?主要原因是我们缺乏哲学的自觉与定力,不知不觉地被新自由主义所误导。

  一个优秀的民族,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这样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哲学思辨传统的伟大民族,应该具有深刻的内在的哲学反思批判精神。没有对社会现实的超越性、前瞻性批判,没有深刻的检讨自省精神,没有理想之光、理性之灯引领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能够不偏离正确的轨道。

  一个社会的精英,要希望能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正能量,最重要也是最简单实用的思想方法一是方向感,二是把握“度”。我们应该时刻反省自问,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选择正确的政策方向。

  一、新自由主义不应该是我们的价值观

  很久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我国影响广泛,相当一部分知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奉新自由主义为圭臬。但我认为新自由主义不适合我们的国情,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相悖。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在制订政策时自觉与之划清界限,以免被误导贻害。

  新自由主义大力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除鼓吹私有制并破坏我国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外,在经济和金融领域里主张自由放任发展,推崇“万能”的市场机制作用,强调国家对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的调控与干预越少越好,要求一切顺从自由市场的利润最大化原则。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业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地改变其业务模式,从“产业服务模式”转变为“金融交易模式”。金融已经背离了早期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产业资本的结合与服务模式,从服务代理人摇身一变成为自我服务的委托人,仆人异化为主人,而且仆人的规模远远大于主人,本末倒置。这种变化被美国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被奥巴马任命的美国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沃尔克规则》的主要制订者保罗·沃尔克称之为过去40年来金融业最大的变化,也是最不幸的变化。而这种最不幸的变化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的鼓励与纵容之下实现的。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华尔街可以按照所谓的市场需求即自己的利益需求做任何事情,开展任何业务。哪怕它会损害公众的利益,损害市场秩序,破坏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市场功能,都是合理的,都不能干预,必须任其发展。在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引领之下,华尔街为了一己私利,为所欲为,创造出了无数千奇百怪的金融业务模式和衍生品工具,在全球范围内巧取豪夺,短短几十年里就积累起无数财富,建立起一个庞大无比的金融帝国。

  但另一方面,它把金融市场引向异化的歧途,导致了更大的贫富悬殊,抽空了实体经济,制造一次次金融危机并殃及全世界。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他们有为了自己的自由剥夺别人自由的自由,他们有利用衍生工具欺骗诈取别人利益的自由,他们有为了私利破坏经济秩序制造灾难的自由。当然,他们也有为了疯狂逐利而自我毁灭的自由,但不幸的是整个世界却得为他们缴陪葬税。

  毫无疑问,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自由观不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这种巧取豪夺的市场不是我们憧憬的市场。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中,我们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尊重每一个市场参与主体的自由,尊重人们追逐利润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的前提是不能妨害别人的自由,不能侵害别人的利益,不能弱肉强食,不能把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市场变成为少数人剥夺多数人,为其聚敛财富服务的市场。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人是有社会性的,人的社会性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是有依存关系的。依存就是互相尊重,尊重就是要严守彼此利益边界,就要处理好个人和公众、局部和整体、当今和长远的利益关系。有了利益关系就得受约束,有约束人们才能相安无事,相向和睦,相得益彰。这样人们才能享受精神、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因此,每一个市场的参与者都必须接受法律法规约束,接受市场秩序约束,接受公平、正义的市场道德约束。

  我们中国的金融市场与新自由主义的西方金融市场的最大不同还是价值观的不同。他们放任私欲泛滥,承认存在合理,哪怕这种存在加剧贫困与社会不公,扭曲资源配置,制造经济危机。我们的市场承认和保护个人利益,但反对个人利益至上;鼓励和保护市场自由,但反对自由泛滥。我们的价值取向是所有的市场参与者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我们的政策选择着眼点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市场秩序、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我们坚决反对打着提高流动效率、对冲管理风险幌子的金融自我服务。

  这就是我们与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下的美国金融市场的根本不同。希望我们的政策层面和市场同仁保持清醒,新自由主义是人家的旗帜,美国的金融市场不是我们的榜样,“人有我有”的想法不可取。想提升中国金融市场水平,完善市场结构,优化市场服务,要向其他方向发力,向服务实体经济发力。而不要朝着错误的方向跟着美国搞金融“创新”,把资本市场复杂化。说到底,我们这些年盲目跟风,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美国为样板“完善”我们的市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哲学方面不够清醒与自觉,混淆了我们与异化后的美国金融市场的本质不同、服务对象不同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今天,我们应该停步思考,把望并确定方向后再继续前行。

  二、新自由主义对中国股市的误导

  回想多年来我们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引进效仿了一些我们自己并没有想明白的东西。以融资融券为例,名义上融资融券业务可以增强市场流动性,促使市场双边交易,稳定市场。但市场实践却完全不同,结果往往加剧市场波动,“助涨助跌”。尽管如此,它在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下是合理的,是有需求的,因为它有助于投机炒作、买空卖空,可以给投机者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我们为什么要搞融资融券?虽然一级市场的融资能力需要二级市场良好的流动性支持,而交易活跃的二级市场不仅需要投资者也需要投机者的参与,融资融券的基本理由正是投机。

  但问题是我们的资本市场是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场所,市场客观需要投机但不能过度,更不应该使用杠杆刺激投机把市场变为赌场。大家知道,我国的股市从来都不缺投机者,但投机者是否入市和投资者一样是要看大市氛围的,市场冷清时你鼓励也没用,可当市场热闹时恐怕问题又变成了如何抑制投机,而不是刺激投机了。融资融券是否适合中国股市,这轮疯狂上涨的股市已说明了问题。

  我国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大大高于直接融资在宏观上影响金融安全,在微观上增加了企业财务成本,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客观上就需要一个长期牛市来支持股权融资,使融资结构逐渐趋于健康。2007年10月之后,经过了将近7年的漫漫熊市,终于迎来了我们期盼已久的新一轮牛市。这轮牛市对于中国经济,特别是对于近年来被信贷资本剥夺,饱受融资难、融资贵之苦的实体经济更是久旱逢甘霖,弥足珍贵。我们太需要牛市支持下的一级市场为实体经济提供大量的股权资金了。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能重蹈中国股市熊长牛短的覆辙,让疯牛迅速透支了我们的牛市红利。我们需要小心呵护一个流动性充裕、交投畅顺、节奏平稳的慢牛来给实体经济不断哺乳,支持我们完成调结构、保增长这一头等要务。

  遗憾的是,我们又遇到了一头疯牛,而且是空前的疯,在短短的几个月股指从2000多点迅速上涨到4000多点。老百姓(603883,股吧)蜂拥开户,客户保证金余额倍增,我们的融资融券也开始扮演起一个重要角色,余额从2013年初的1000亿元左右迅猛增加到2015年5月的2万亿元(几乎全是融资),沪深两市单日交易最高金额已经超过2万亿元,中国股市单日成交金额已经是美国单日最高成交纪录的3.3倍多。我们不难看出,这一轮牛市的疯狂上涨与融资融券业务给股市提供杠杆不无关系。融资融券给原本就急功近利的中国股市文化又提供了激素。

  理性告诉我们,疯牛不是我们要的牛市。首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疯牛往往难以为继,疯狂过后必然是漫漫长夜。其次,过热的股市对实体经济也是弊大于利。虽然可借牛市东风促进股票发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但是什么事物都不能过度,过了度就会走向反面,利就会变成弊,积极就会变成消极。过热的股市会吸引沉淀大量的资金,同样分流实体经济所需资金,特别是会影响社会资金投资实体产业意愿,腐蚀实业投资精神。有一位资深的公募基金负责人忧虑地说:真不知道如此火爆的股市能给实体经济带来什么好处,谁还有心思耐得住寂寞做实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恐怕很难出现。

  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融资融券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刺激股市狂涨制造疯牛,当股市反转下行时,融资融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相当恐怖。一是融入资金的投资者可能被平仓而血本无归;二是融出资金的证券商如出现恐慌性集体平仓行动,那将势必出现集体无路可逃,坐以待毙的可怕景象;三是融资者可能会反方向融券,融券卖空将加速股市下跌;四是若有人在股指期货跨市做空,那将更是雪上加霜。另外,需要我们特别警惕的是融资杠杆炒股,一旦市场反转,如前所说融资者就可能倾家荡产,以往相对平静的熊市可能不会再现,引发社会动荡的风险不容忽视。

  因此,无论从价值观还是从市场实践来分析,引入融资融券业务都是一场误会。

  相对于金融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来说,融资融券业务还算简单。而与我们价值观冲突的金融衍生工具一旦泛滥(不会如某些人意愿可控,市场一旦误入错误的方向,不要指望节制和度的把握,也不要指望监管,贪婪会冲垮所有的堤坝),那将会造成颠覆性的灾难。

  学习、引进,但请不要忘记我们的哲学。

 

   政策制订的思路与方法(略)

 

   中国制造是政策的归宿方向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这是我国实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十分重要。

  然而,作为行动纲领的《中国制造2025》的落实,需要一系列相关政策来动员、组织、调动、引导全社会资源投入这一伟大工程之中。一方面我们应该动员金融等服务业资源服务中国制造;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澄清一些干扰建立制造业强国战略的错误观念。

  一、制造业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原动力

  实体经济是国之根本,但根本之根本是什么?即在实体经济中制造业和服务业孰轻孰重的认识还相当模糊。如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国家主流观点认为“去工业化”是一种合理的变化一样,我们国家有些人看到西方国家包括一些经济落后于我们的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我们,就提出了建立服务业大国的错误观点。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盲目跟风。

  首先,服务业比重的增加是由于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提高导致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以及比较成本引致的国际分工等原因形成的,它是因经济进步、社会生活变化而出现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变化,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能揠苗助长。

  其次,服务业比重的增加有可能降低劳动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水平。虽然服务业的占比随着经济的发展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但是,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化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目标。我们应该深入分析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内在逻辑,扬利抑弊,找到我们政策的着眼点。

  服务业分为传统的生活性服务业和现代的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主要是和居民生活相关的餐饮业、住宿业、家政服务业、维修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邮政快递等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它的主要功能是为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提供服务产品,包括物流、研发、信息、营销、中介、售后服务、金融保险及贸易相关服务等。有人注意到,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过程中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现象,而且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生活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较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低而形成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指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是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从而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库兹涅茨所指出的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资源配置优化的趋向,是我们调整产业结构时应该自觉追求的最佳目标。如果我们把这种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优化的递进称作“库兹涅茨化”,那么,服务业结构非优化的发展,就可能出现社科院蔡昉所说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的“逆库兹涅茨化”。这是我们应该避免的,防止出现因产业结构调整资源从生产率高的部门向生产率更低的部门转移的“逆库兹涅茨化”,拖低我国的经济增长水平。

  第三,美国等西方国家近三十年来在“去工业化”错误理论的影响下,盲目发展服务业,制造业GDP占比不断降低,导致产业失衡,不仅严重影响了整体经济体系正常循环,而且也使得失去了高技术制造业支持的高技术服务业难以为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陷入结构性困境的美国开始反省“去工业化”的错误,重振制造业已经成为白宫和国会的共识。因此,在处理制造业和服务业关系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要再犯连美国的错误也要学习的老毛病,重蹈他人覆辙。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不仅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反对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复杂化,坚决纠正金融自我服务、空转循环、抢夺实体经济资源的扭曲现象。同时,我们也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均衡发展的关系,防止产业结构调整中产业结构过度软化、产业空心化和生产率低效化。

  我们应该明白,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地理、人文、政治和安全环境都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相对完善、自成体系、健康均衡的经济系统,而这个系统的基础动力和根本就是制造业。

  制造业的重要地位无论在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还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都是不可动摇的。中国和世界的历史,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之后的世界现状都告诉我们,一国的制造业规模和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几乎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运。

  这场危机之后,在西方世界一枝独秀的德国就主要得益于德国制造。不仅制造业决定了国力、国运和国家安全,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制造业也处于一个最基本和关键的位置。制造业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源泉,与其他行业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依存关系,没有制造业的支持,任何行业将难以为继。所有虚拟经济、所有服务业的基础都是制造业,包括今天风头正劲的互联网经济也概莫能外。

  什么是“互联网+”?“互联网+”就是:制造业是1,互联网是0,0只有依附于1才有生命价值。互联网只有服务“中国制造2025”才是正途,才功德无量。当然,这种服务可以是直接服务,也可以是间接服务。我们应该改变互联网主要在贸易流通领域发力的不均衡、难持续的状态,我们应该防止炒作互联网概念,制造互联网泡沫的现象,把互联网结结实实地加在中国制造之上。

  是时候以举国之力支持中国制造了,是时候把政策的作用力导向中国制造了,不要迷茫,不要犹豫,不要彷徨,不要左顾右盼,坚定信心,全力以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二、支持中国制造的政策取向

  (一)作为国家战略的“中国制造2025”应当是中国经济的主题、主旋律,其他产业和行业都应该像古典音乐变奏曲式中的各个段落那样,无论怎样变调、装饰,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都紧紧围绕主题。中国经济只能有一个主题,不能各念各的词,各唱各的调,不能有杂音、不和谐音。要真正实现“中国制造2025”这一战略计划,避免再出现像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等并无多少实效的现象,最重要的就是排除干扰,集中资源支持制造业发展。如果我国经济不能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继续诱使社会资源向房地产业和金融领域集中,那么制造业强国之梦将无望实现。

  当务之急,一是应该重新检讨把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政策定位,制订差别化的行业信贷政策,限制给房地产贷款,遏制房地产吸占资金。二是应该限制已过度发展的金融业,要像壮士断臂一样痛下决心,倾筐倒篋,全面清理金融自我服务业务,制止制造风险,危害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限制金融机构自营交易,禁止金融机构自营衍生品交易。

  (二)制定切实可行,有操作性的金融、财政、税收政策支持制造业。重点是提供资金,降低成本,资助研究开发。德国政府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对制造业的支持,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战略,在去年正式发布了利用物联信息系统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最后达到快速、有效、个人化的产品供应的“工业4.0”战略规划。

  他们对制造业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对工业发展战略的前瞻性把握上,最难能可贵的是能以清醒的政策排除干扰,心无旁骛地支持制造业。无论是在给工业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支持,资助企业产品研究开发,为制造业税收减负,还是组织、协调工业企业与研究机构合作创新等方面都卓有成效。

  我们的政策应该认真学习、吸取德国的经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学习德国重点不在比对分析“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的异同,而要像德国人那样把功夫下在对制造业的支持政策上去。我们应该严肃对待如何制定落实“中国制造2025”的配套政策这一问题,不能说归说,做归做。

  我们的政策性银行应该把支持制造业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我们应该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切出一定比例的信贷资金专项支持制造业;在同等条件下资本市场应该优先支持制造业的股权、债券融资需求。我们的财政政策也应该向推动中国制造倾斜,提供制造业研发专项资助基金,对单个中小企业的研发项目及中小企业与研发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进行资助;为中小型工业企业提供利息补贴;对具有国家战略价值的高端制造业进行税收补贴,为制造业减负增效。

  (三)动员引导社会资源加大研发投入。要建立制造业强国,核心是科技创新。因此,不仅国家应该加大科研投入,还应调动制造企业和全社会的研究开发积极性。目前我国研发投入占GDP之比为2.1%,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与发达国家3%-4%左右(以色列最高为4.4%,芬兰为3.9%,韩国为3.7%,瑞典为3.4%,日本为3.3%,美国为2.8%)的水平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

  可喜的是,我国深圳2014年研发投入占GDP已达4%,其水平已比肩发达国家。而且,在深圳的研发投入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投入占94%(北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投入占所有研发投入的百分之十几,主要的研发经费是由研究机构投入的,与深圳的市场化创新基础不同)。这也就是深圳能成为中国最具竞争力城市第一名的秘诀。

  更让人欣喜的是,拥有7万名研发专业人员的深圳华为研发投入多年来持续增长,2014年研发投入高达408亿元,占营业收入的14.2%,属全球同业的最高水平。华为之所以能够成为驰骋全球的电讯器材制造商之翘楚,与任正非锲而不舍的研发投入精神是分不开的。中国制造要的就是这种精神!我们应该创新一些政策杠杆,来撬动中国企业的研究投入热情,来整合官产学研的研发合作,加快制造业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和应用,为中国制造升级嬗变创造条件。

  很多年来我国最富裕的中产阶层一般都是金融从业者,被称作首富的人士大多出自于房地产行业,这反映出我国经济的热点和资源分配的倾斜状况。我有一个梦想:有朝一日,中国最富裕的中产阶层是制造业从业者,中国的首富出现在制造业。我想,到那时,中国制造将一定是高品质的代名词,中国的经济将更加健康,祖国将更加繁荣富强。

  (四)为中国制造培养应用人才。遍布全球的中国产品目前还只能处于低廉、低档的市场位置中,这既有产业转移的阶段惯性等问题,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缺乏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队伍,而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我们的教育结构失衡。

  一方面是大学生过剩,只有77%的就业率;另一方面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短缺率高达50%。所幸教育部门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在积极采取措施扭转局面。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们应该重新制定制造业的人才政策,为中国制造业培养大批优秀的技术工人,用他们的双手重建中国品质。

  德国制造是我们的榜样,德国的职业教育也值得我们学习。德国之所以能够生产出广受欢迎的质量高、价格贵的产品,除了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和德国工程师对完美的追求之外,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德国拥有一套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出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技术工人队伍。在德国,只有25%的中学毕业生上大学,65%的中学毕业生都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了不同的职业学校接受专业技能培训,为做一个合格的技术工人做准备。

  在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德国的职业教育属于国家的免费教育范畴。还有一个需要我们中国职业教育高度重视、认真学习之处:为使职业教育内容能够及时跟上社会需要,德国设有专门的职业调查和研究机构,负责跟踪各个行业的发展动态与趋势,以便学校及时调整、更新专业教育内容。德国职业教育中的双轨制教育,即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相结合,学生一边在学校学习理论,一边以学徒身份到企业学习的教育方式亦值得我们借鉴。

  职业教育事关中国制造质量,事关中国经济升级转型大局,我们应高度重视,把它作为一项长期战略、重点工程,全力逐步、稳步推进。

  (五)为了保护、鼓励中小企业的创新热情和研发投入,应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德国的制造企业以中小型为主,但这些中小型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却很高,从不急功近利,注重研发投入,其产品大多“又精又专”。为什么德国的中小企业能有这种定力,重视研发投入?一是为保持竞争优势;二是有严格的法律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无被人盗用之忧。

  反观我国却是另一番景象,在中小企业中“山寨”成风,几无知识产权概念,人人急功近利,哪有人有心思作长期打算,肯用功投入研发?这就是我国大多中小企业产品质量低劣,短平快低层次竞争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此以往下去,中小企业将难成气候,产品质量也无从谈起。中国制造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军将长期沦为游击兵团,无法承担为中国制造攻城拔寨的攻坚重任。

  今天,中国制造已经跨越了低层次加工、代工、仿制的初始阶段,开始向“智造”迈进。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遏制疯狂无序的竞争,保护中小企业的创新激情和研发动力。唯此,中小企业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动力,中国质量才有望提高。我们应该明白: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的战略利益。

  长期以来,我们对政策的作用力方向不够关注。可政策的作用力无论我们关心与否都在发生,或正向或反向地作用于我们的国家战略。“中国制造2025”这一战略规划事关中国制造业升级,事关国力、国运、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局。我们的政策何去何从?能否支持、保障“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现已十分关键,成败与否将系于政策一身。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政策清醒,时时关心其作用力方向,排除各种干扰,把政策导入服务中国制造之轨道。

 

 

 

 

 


李延明 发送至 仲大军 ;08-22 07:58 普通附件 (1个,打包下载)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此文原名为《我们为什么缺少思想大家》,问这种问题毫无意义,现在的世界就是小家的时代,大家时代已经过去,大文豪、大思想家、伟大领袖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臭皮匠时代,一堆臭皮匠顶几个诸葛亮。】

我们连社会民主党、社会党以及工党都不如

叶廷芳

2015年8月

  苏联、东欧究竟在哪里摔了跤

  1989年至1991年的苏联、东欧事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非常事件,执政了那么多年的共产党一下子就跨了!很想得到一个真实的答案。正好1991年我获得一次为期半年的赴德访学的机会,于是我顺便做了点调查。为此特地住到波茨坦一位熟识的教授家里。他叫汉斯•马奈特,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派到北大教我们德语的老师,两德统一前担任波茨坦大学教授兼党委委员。柏林墙垮掉后,他那个党支部23名党员有20名自动退了党。他是3位没有退党的党员之一。我们每天一起吃早饭至少两个小时,都是谈政治。他为他的党的失败深感痛心,曾先后两次眼泪哗哗。但是痛定思痛,他和剩下来的党员也做了郑重而深刻的反思。下面这些话是我牢牢记住的。他说:“我们党在1989年事件(指柏林墙垮掉)中得到的最大教训是:社会主义如果不跟民主相联系是不能顺利的!因此我们的‘统一社会党’现已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为什么不把‘社会主义’放在前面呢?”我马上插问。“我刚才说了:‘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顺利’——民主是前提啊!”马奈特教授接着说:“一个社会有许多利益不同的群体,每个群体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表在国家发言,维护自己群体的权益。所以我们党现在也赞成多党制。在多党制情况下我们党重新努力,争取民众的多数,重新执政,那我们党就真的是好样儿的了!”听了他的话,我对他的民主社会主义党肃然起敬!觉得德意志民族不愧是个以严肃认真、善于思考也勇于认错著称的民族!在我看来,向真理投降比发现真理更伟大:它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体现了真正“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的这个党虽然在野了,但该党的精神却大大升华了,而且与恩格斯的“更新”接上轨了!总有一天会重新执政,我相信!

  我当时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苏联、东欧这些共产党政权的迅速解体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群众享受的自由过甚,以致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抑或相反,造成积怨?为此我去德国著名大学城图平根,造访原民主德国最有名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汉斯•马耶尔,他是1963年因不满东德当局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而越境前往西德任教并定居的。想不到我推门进去还没等我开口,这位老教授的第一句话竟是:“我今天依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愣了一会儿,然后委婉地说:“那您当年为什么要主动离开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国家呢?”他理直气壮地说:“那还用说!乌布利希(当时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搞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那不是马克思主义嘛!我们知识分子总是有些观点想表达出来。但你写文章要受批判,在课堂上讲也要受批判!我还能干什么呢?谁受得了!”显然,思想控制太严,引起了知识分子反弹。我在德国历史文化名城魏玛逗留期间,请德国古典文学纪念馆的秘书洛特先生谈谈两德统一前与统一后的感受。他大为感慨地说:“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以前说话若涉及政治总是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可现在,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还与不少原东德居民交谈过,多数人对两德统一后的现实是满意的。

  我认为,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名的改变,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历史性的总结。这批不甘失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付出了几十年的惨痛的代价,终于痛苦地承认了一条真理,而这条真理恰好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晚年的遗训相吻合,即:必须在民主道路上走向社会主义!我国已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谢韬经过多年研究于2007年在《炎黄春秋》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精神与这一结论不谋而合。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创新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谢韬的这篇长文是根据恩格斯晚年被许多人忽视了的重要论断、根据原社会主义阵营十来个国家半个多世纪的丰富实践写出来的,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和贡献。如果党的最高领导层能以此为契机,组织一批精干的理论力量,深入各有关国家,对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分裂成的两个大派别所奉行的不同路线,即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现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所遵循的“议会道路”和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道路”,结合具体实践,进行详细的考察、调研和总结,这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名的改变是一种总结,但那毕竟是欧洲人的视角。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一次总结,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它是不全面和不彻底的。

  我强调的是,我们应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条路线,即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和平民主路线进行补课性的调查和研究。由于我们这些非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长期以来不知道恩格斯晚年根据实践的发展对他和马克思以前的某些重要理论做了修改,对遵循恩格斯新观点的伯恩斯坦向来斥之为“修正主义”;对他的活跃在欧洲各国政坛上的“徒子徒孙”即社会民主党、社会党以及工党嗤之以鼻,认为他们在与资产阶级搞阶级投降、阶级调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才有机会走出去,陆续看到一些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纲领和执政现实,逐步改变了上述片面看法。现在看,他们还是站在劳动阶层的立场上,把社会主义因素打入到资本主义机制中去,尽量把资本利润通过税收制度越来越多地“扣”下来,用来提高社会福利。在执政期间,各项政策向中下层劳动者倾斜。

  从建立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起,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丰富实践,而且有了两种社会模式,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比较一下吗?

 

 

 

 



发件人:HGS<fabu@vip.163.com> +(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时 间:2015年09月26日 15:49 (星期六)附 件:1个 (走出三权分立的误区.doc ) 查看附件

    今夏,我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六大卷认真“看全”了,“看全”后发现,陋作《我谈宪政》中关于“三权分立”的论述并没有吃透孟德斯鸠的原意,发现了这一点,我将《联邦党人文集》又从头读了一遍,两部政治学名著的再读和因此引出的再思考,使我受益匪浅,我对《我谈宪政》做了重大改动,总标题也改为《直面宪政》。现在,作为您传播的信息的受益者,我将其中的一章《走出三权分立的误区》呈您,也呈因您传播信息而自然形成的信箱群。 王炼利 敬上

 

走出“三权分立”的误区

王鍊利

目录

1.洛克“三权理论”:立法权独大,其他权力不能独立于它!

2.是“光荣革命”,就不可能“三权分立”

3.麦迪逊归结的“孟德斯鸠原理”≠“孟德斯鸠精神”

a.“三权分立”是麦迪逊归结的“孟德斯鸠原理”
b.麦迪逊为“孟德斯鸠原理”站台丢了逻辑
c.原版的“孟德斯鸠精神”是哪些?

4.“三权分立”在联邦美国“入宪”的真正原因——要赋美国政府以强大的行政权力

5.真正的宪政国家最须制衡的是议会权力

 

    中国一些热衷于宪政的人士一谈宪政就必谈“三权分立”,似乎宪政就是“三权分立”。这是错误的。宪政是一种“限权”,这没有问题,但“三权分立”是否能有效限权,恰是迄今为止最缺乏证明的。事实上,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限权”都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并且,真正有效的权力制约方法都是只做不说的。

    在“三权分立”的理论归结上,中国热衷于宪政的人士归结得错误多多。因此,对三权理论先来一番正本清源,是十分必要的。

    洛克“三权理论”:立法权独大,其他权力不能独立于它!

    洛克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立法权和执行权都是属于“社会内部”的权力,对外权则专门处理社会内部成员与“社会以外”的人之关系和事宜。这里的“社会内部”、“社会以外”中所指的“社会”,洛克有个特定的词来表达,即“commonwealth” ,专用来指“任何独立的社会”。 在“commonwealth”以内,立法权与执行权是对应着出现的——只要立法机构制订的法律,“执行”便是,如未制订,也就无所谓“执行”。不过洛克认为,“在一切场合,只要政府存在,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 “立法权就必须是最高的权力,社会的任何成员或社会的任何部分所有的其他一切权力,都是从它获得和隶属于它的。”执行权和对外权则必须受立法权的统领,执行权和对外权只不过是“同时辅助和隶属于立法机关”。这就不是三权分立,而是立法权一权独大、执行权和对外权辅佐的格局。

     应该指出,洛克主张立法权必须凌驾于其他一切权力之上,是非常符合当时英国政治现实的。

    1688年的光荣革命使英国结束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开创了“君主立宪”的新纪元。这时的英国最需要什么?最需要限制王权,巩固光荣革命“立宪”成果。要达到这个目的,在英国这样的有着深厚法律文化渊源和法治传统的国家,为限制王权立“议会法律”,让立法权后面站的“议会”制约行政权后面站的“国王”,就是压倒一切的工作。洛克为什么主张立法权独大?一是立议会新法的需要,二是洛克就是要故意制造出权力间的不平衡,他让执行权和对外权位于立法权之下,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让立法权能制约行政执行的权力——如果三权旗鼓相当,那才哪个权都制约不了哪个权!这种“权力不平等”符合自然法(洛克将自然法作为《政府论》的立论基础)。 “立法权独大”的理论被洛克阐述得理直气壮,他说立法者是受人民委托立法,是立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之法,而将立法权置于统摄其他权力的地位,正表示了是人民的意志统率一切。

    洛克“制造出权力间的不平衡”的用意经受住了君主立宪后“立法”实践的考验。

    光荣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统治,赶跑了詹姆斯二世,请来了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和本就是荷兰执政的女婿威廉到英国共同执政。这是议会请来的国君,当然要先谈好条件议会才让即位。于是议会拟了《权利宣言》,这才有了威廉三世的誓词:“我以我自己以及我妻子的名义宣布,我们将衷心接受这个宣言……我们将以英国议会制定的法律作为治理这个国家的准则……”。这说明,光荣革命所产生的政府是经过人民授权的代表(议会)同意才能执政的政府,而这正是洛克的主张:政府的权力应来自于人民的同意。从此,英国开创了“议会权力至上”的时代。

    议会权力至上,就是立法权至上。要巩固光荣革命成果,首先要将新君答应的“以英国议会制定的法律作为治理这个国家的准则”形成一种法律存在,再制定一系列制约王权的“议会法律”,成为治理国家的准则。

    光荣革命后第一年,议会首先立的法是 《权利法案》(1689),其中第一条国王无权废止法律的规定,既保证议会的立法权又严格限制了王权;《年金法案》(1689)是限定宫廷费用的法律规定,直接限制了王室的经济权;《三年法案》(1689年提出,1694实行)是保障议会正常召开、不让国王权臣的亲信在议会形成势力的法律文件;《王位继承法》(1701)规定了议会可以议立新君、国家的一切法律和条例非经议会通过均属无效,此法律进一步实质性地限制和削减了王权;《任职法案》(1692年提出,1707实行)则规定议员不得接受王室任命,不得从王室领取薪水,让国王无法在议员中培植亲信。在光荣革命后的短短十几年中,“立法权至上”就这样与“议会至上”同步,为削减王权扩大议会权力奠下法律基础。这是由洛克整理成文的辉格党宪法原则的伟大胜利。

    英国光荣革命是有其本身理论准备的。洛克《政府论》在光荣革命发生时出版,一出版就被当作光荣革命的理论根据,这并非偶然。洛克从十七世纪六十年代末起,与图谋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的艾希里勋爵(即以后的沙夫茨伯里伯爵)私谊深厚,并成为英国高层政坛的顾问。据《西方政治思想史》作者约翰•麦克里兰介绍,洛克也是辉格党领袖索默斯的朋友兼顾问,与辉格党革命活动有深涉 。虽然洛克在光荣革命前五年就逃到荷兰,到光荣革命后方返回英国,但他的政治论著《政府论》的确是为光荣革命服务、为辉格党服务,从他自己写于1689年的“序”也可看出这一点。而无论《政府论》是洛克对光荣革命的总结,还是对光荣革命的指导,光就光荣革命是一场推翻詹姆斯二世统治的革命而言,就不可能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分立”——除了发动光荣革命的人存心要与自己过不去。

    是“光荣革命”,就不可能“三权分立”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第十一章第六节是个极其有名的章节,章节名为“英格兰政制”。 在这个章节中,孟德斯鸠这样介绍“英格兰基本政制”:

    “这就是英格兰的基本政制:立法机关由两部分组成、通过彼此间行使否决权而彼此箝制、两者都受行政权的制约,行政权又受到立法权的制约。三种权力理应天然构成一种不活跃和安静的状态。然而,由于人间诸事务都是在运动的,这三种权力也就不可能安稳,于是这三种权力就同步作调整了。” ——Here then is 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 of the government we are treating of. The legislative body being composed of two parts, they check one another by the mutual privilege of rejecting. They are both restrained by the executive power, as the executive is by the legislative. These three powers should naturally form a state of repose or inaction. But as there is a necessity for movement in the course of human affairs, they are forced to move, but still in concert.

     笔者将孟德斯鸠描述的“英格兰基本政制”制成如下表格:

    十八世纪上半叶英国立法权分配及立法机构对立法权的参与方式

    立法权分配 议案创制权 议案辩论权 行使议案否决权 不批准议案权 审查法律实施权

    议会 贵族院(上院) √ √ √ × ×

    平民院(下院) √ √ √ × √

    行政机关(国王为代表) × × √ √ ×

    注:1.√即“有”, ×即“无”
      2.财政和税收议案只能由下院提出,上院有辩论权和否决权
      3.上下两院的否决权在各自否定对方议案时使用
      4.此表由笔者根据史料整理,若有错责在笔者

    请注意,孟德斯鸠在这里说的“三种权力”不是指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而是指上院立法权、下院立法权和行政权,上院、下院的立法权力的彼此制约是通过行使否决权;行政权对立法权进行制约是通过行使否决权和不批准议案权;而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是让立法权来规定不让行政权持有议案创制权和议案辩论权。

    现在,大家肯定在关心“司法权”到哪里去了?

    这个问题,孟德斯鸠就在本章节中告诉读者,在他描写的英格兰政制中:“司法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存在的。所余的只有二权了。。。。。。” 。为什么司法权“不存在”,孟德斯鸠并没有明确地、合乎逻辑地告诉我们。而笔者认为,这个原因应该到洛克的《政府论》中去找,而不是到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去找——孟德斯鸠描述的“英格兰政制”本来就是指光荣革命后建立的英国君主立宪政权,这个政权产生的理论依据就是洛克的《政府论》。如此,何必舍近求远到一个甲子后的《论法的精神》中找答案?到《政府论》中去找英格兰政制中“司法权”为什么不存在的答案,答案立马就出现:《政府论》中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 “执行权”是针对所有的执法机构权力而言,而主“司法”的法院在洛克看来也就是一个执行立法机构制订法律的机构。

    执意要从“英格兰政制”即光荣革命后的政体中找“司法权”,实在是胶柱鼓瑟。要知道,“英格兰政制”本是与孟德斯鸠同年同月诞生(都诞生于1689年1月),所以是不可能受孟德斯鸠有关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权”论述影响的,如此,“英格兰政制”中不见“司法权”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而光荣革命作为从国王手中“分权”的政治活动,如果真搞什么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三权分立”,对那场革命而言肯定是灾难。因为第一,如要“三权分立”,就不可能让立法权独大,议会权力就受到很大限制,制订议会法律就会困难重重,从国王手中“分权”就最终成为梦想;第二,如要“三权分立”,司法权立马会压倒立法权:光荣革命发生在十七世纪最后十一、二年,而英国著名大法官柯克的最后活跃期是在十七世纪前三十几年,他对“王权至上”的挑战在当时英国人所皆知,他对“议会至上”倾向亦有高度警惕,他是“司法至上”的主张者,他的影响力要到光荣革命六十年后(十八世纪中叶)才被布莱克斯通所替代,如果英格兰政制“三权分立”,正中柯克拥戴者的下怀,这样他们将有足够的理由和足够的力量来对付辉格党和议会。第三, 如要“三权分立”,被光荣革命赶下台的詹姆士二世再上台也就不难:就在光荣革命前三年即1686年,英国法院通过了这样的裁决:认可国王有不遵守议会法律的权力,并承认“英格兰国王是绝对的至尊,英格兰的法律即国王的法律,英格兰国王对个案可不受干涉地以特别理由行使法律义务免除权” ;皇家民事法庭首席法官因拒绝作出这样的法律判决而被詹姆士二世免职。英国法院屈服于王权的事例就发生在眼前,因此,虽然光荣革命赶跑了詹姆士二世,但詹姆士二世在法院的势力、在司法权方面的势力不可能一下肃清。司法权一旦给予准其“分立”的地位,普通法即王室法就立马会挑战议会法,影响深远的普通法要压倒议会法律就没有什么不可能,让詹姆士二世再复王位就没有什么不可能!而事实上,1701年詹姆士二世去世,流亡在法国的詹姆士二世的独子、13岁的弗朗西斯就在路易十四扶持下宣布为英国国王,称“詹姆士三世”。由“詹姆士分子”组成的流亡政府与国内复辟势力里应外合一直活跃了十几年,并于1715年公开发动叛乱。因此,洛克坚持“立法权至上”,正是辉格党人的政治远见体现,是辉格党人在政治上成熟的体现!

    关于“全部的国家权力”在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到底是如何分配的,1732年出生于伦敦、一生在伦敦与牛津之间活动的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发言权肯定比孟德斯鸠更大。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轰动英国和美洲大陆。那时,孟德斯鸠已经去世了十年。

    在《英国法释义》第一卷中,布莱克斯通说:“在英国,这种最高统治者的权力被分成两个分支:其一为立法机关,即议会,由国王、上议院及下议院组成;另一支则为行政机关,只包括国王一人。”

    我们看到,英国“最高统治者的权力”虽然分为两支,实际还是立法机关独大,因为光荣革命后制定的一系列法律已经决定了英国是议会权力大于王权,即使是最高统治者的行政权力也不能越过立法权力。因此,英国的最高权力其实就只剩一种:立法权。这真正体现了洛克所说:“只要政府存在,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

    布莱克斯通认为,国王已经将全部司法权力授予法院的法官们,这些法院是王国基本法律的受托人,拥有固定的司法权。 但布莱克斯通并没有将法院也列入“最高统治者权力”的分支之中。这意味着一百多年前柯克的“司法至上”愿望没有在英国得以实现。

    但民法学家、普通法学家布莱克斯通为什么不愿意“司法至上”?这不是有悖于常理吗?这是因为布莱克斯通真的不能如此做!英国的司法权本来就是很显赫的权力。司法权归议会中的上议院——持有立法权的上议院议长就是掌握司法权的最高法院院长,英国的最高法院就设在英国的上议院。因此,不用谈“司法至上”,只要其他两权平起平坐(即三权分立),也立马会影响到立法权的权威!英国政制马上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法官拒不执行议会法律怎么办?法官如果用普通法即体现了王室权威的王室法反对议会法律怎么办?议会法律——即《权利法案》、《任职法案》、《年金法案》、《三年法案》、《王位继承法》等法律若被反对掉,“英格兰政制”不就完了?布莱克斯通对此心如明镜。就在《英国法释义》第一卷出版的这一年,即1765年,布莱克斯通的同代人埃德蒙•伯克进入英国议会,当上了下议院议员。几乎在同时,伯克又成为在1766年组织辉格党内阁的罗金厄姆侯爵的私人秘书,伯克就此步入高层政坛。这位在二十年多后以批判法国大革命著名的“老辉格党人”,他对于英国的司法权如何看呢?上世纪四十年代,德鲁克曾这样评述伯克:“他所赞成的是有一个普通法能压倒议会法令的司法体制——一种法院能宣布议会法令不符合宪法的体制。(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议会已经成了最高的立法机构。” 原来,一直到十八世纪下半叶,英国还的确面临着议会法律的权威受司法权挑战、受普通法挑战的威胁。如此看来,司法权算不算“国家权力”,这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能不能保住光荣革命成果的根本问题。

    所以,英国只要不想让詹姆斯二世卷土重来,就决无可能“三权分立”!

    并且,英国人习惯上似乎也反对分权。譬如洛克认为除了立法权必须与其他一切权力区分开、以便于明晰“统领地位”外,其他权力不宜脱离立法权而分开行使,分开的话“这就会使公共的力量处在不同的支配之下,迟早总会导致纷乱和灾祸” 。与洛克同时代的英国经济官吏同时也是下院议员、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达维南特在光荣革命十年后出版的《论英国的公共收入与贸易》中说,“实行分权虽说是为了维护混合统治,但除非能避免分裂,否则这种分权也是毁灭性的,分裂是一切政治制度的致命伤。”

    看来,反对“分权”是十七世纪末期即光荣革命前后英国政界的流行看法,而英国事实上也从未“三权分立”过。

    的确,“三权分立”—— Separation of Powers——真的从未发生在英格兰政制中。而孟德斯鸠也从未说过英格兰政制就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分立——他既然认为英格兰司法权在某种意义上“不存在”,不存在也就无所谓“立”。他又说:‘虽然一般说来司法权不应该同立法权的任何部分结合” ,但有几种例外。其中的一种例外,就是“贵族不应该被传唤到国家的普通法院,而应该被传唤到立法机关由贵族组成的那部分去受审” ,这个例外其实就是英格兰政制的现实,英格兰最高终审司法机构就一直设立在上议院。一直到2009年英国最高法院成立为止。但是,恰恰是这个“例外”,就使得孟德斯鸠关于司法权与立法权“分立”的理论大大打了折扣。

    麦迪逊归结的“孟德斯鸠原理”≠“孟德斯鸠精神”

    “三权分立”是麦迪逊归结的“孟德斯鸠原理”

     众所周知,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的分立写入了美国宪法。
麦迪逊视“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应该分立”为“政治原则” ,他评价孟德斯鸠“如果说他不是政治学上这个宝贵箴言的首创人,他的功劳至少也是最有效地揭示了并且引起了人们对这个箴言的注意。”这说明麦迪逊并未确凿认为孟德斯鸠是“三权分立”这个箴言的始创人。

    在“联邦宪法之父”麦迪逊的引导下,世人谈起《论法的精神》和孟德斯鸠,能联想到的只有“三权分立”。这是一种被误导后造成的误会。孟德斯鸠认为,政体的原则是法律的泉源。不同国家的法律是由不同国家的政体来决定的。所以,当孟德斯鸠来“论法的精神”,他先将各种法律的泉源——各种政体和各种政体的原则都来梳理一番。这就是煌煌六卷《论法的精神》第一卷全部篇幅都在谈“政体”和“政体的原则”、一直到第二卷才开始谈“法”的原因。而“国家权力”即“每一个国家有三种权力”的分配,孟德斯鸠认为那都是由不同政体下的法律决定的。

    1726年,孟德斯鸠卖掉波尔多高等法院刑庭庭长的职务得到一笔巨款。有巨款支持,孟德斯鸠考察欧洲各国政制。《论法的精神》是他考察后的思考成果之一。

    1748年,《论法的精神》出版,在“序”中,孟德斯鸠这样说:“我有一个请求。”“请求读者对一本二十年的著作不要读一会儿就进行论断;要对整本书,而不是对几句话,加以赞许和非议。如果人们想寻找著者的意图的话,他们只有在著作的意图里才能很好地发现它。” 可惜,谈论《论法的精神》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根本就不知道孟德斯鸠说过这段话。

     “整个欧洲都读了我的书,而且所有人都承认,他们无法看出我到底是站在共和政体还是君主政体一边。” (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黄华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p8这是孟德斯鸠在他于1755年逝世前说的。他不会知道,当整个世界都在谈论他的书时,其中大半人是并没有读过他的书的,读过的,也只拣需要的章节读。煌煌六卷本《论法的精神》共有三十一章六百零四节,“需要的章节”只占六百零四分之一。那就是第十一章第六节“英格兰政制”。

    “英格兰政制”的第一段,就是两句话:介绍每个国家存在三种权力:一种是立法权力、一种是执行对外法律的执法权力、一种是执行对内法律的执法权力;第二段,将两种执行权力又分为司法执行权和行政执行权。下面是笔者根据纳琴特法译英版本对第二段的中文翻译:

    依据第一种国家权力(立法权),君主或行政官有权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依据第二种国家权力(对外执法权,包括对国际公法的遵循和执行权力), 君主或行政官有权宣战或媾和,有权派遣本国使节或会见外国使节,有权维护公共安全和防御侵略。依据第三种国家权力(对内执法权),君主或行政官有权惩罚犯罪或裁决私人讼争。

    我们将宣战或媾和、派遣本国使节或会见外国使节、维护公共安全和防御侵略等权力,简称为国家的行政权,将惩罚犯罪或裁决私人讼争的权力,称为司法权。

    (法文原版《论法的精神》此段叙述如下(见维基文库):

    Par la premiere, le prince ou le magistrat fait des loix pour un temps ou pour toujours, corrige ou abroge celles qui sont faites. Par la seconde, il fait la paix ou la guerre, envoie ou reçoit des ambassades, établit, la sûreté, prévient les invasions. Par la troisieme, il punit les crimes, ou juge les différends des particuliers. On appellera cette derniere la puissance de juger ; l’autre, simplement la puissance exécutrice de l’état.
1752年,纳琴特法译英再版本根据上述法文翻译成英文:

   By virtue of the first, the prince or magistrate enacts temporary or perpetual laws, and amends or abrogates those that have been already enacted. By the second, he makes peace or war, sends or receives embassies, establishes the public security, and provides against invasions. By the third, he punishes criminals, or determines the disputes that arise between individuals. The latter we shall call the judiciary power, and the other simply the executive power of the state.)

    但读懂“英格兰政制”章节的关键并不是在第一段和第二段,读懂“英格兰政制”章节的钥匙在第三段。

    第三段整段就是这么几句话:“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心境的平安状态。这种心境的平安是从人人都认为他本身是安全的这个看法产生的。要享有这种自由,就必须建立一种政府,在它的统治下一个公民不惧怕另一个公民。”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 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p155~156

    为什么紧接着“谈三权”后面就谈公民的政治自由了呢?因为在孟德斯鸠看来,“政治自由的出现取决于三种权力的某种分配”(第十二章第一节)——that in the former case it arises from a certain distribution of the three power。孟德斯鸠要谈权力分配,就先要介绍是哪几种权力的分配,再告诉大家,如果这几种权力分配不当,自由就没有了。

    孟德斯鸠将三种“国家权力”作了介绍后,就告诉大家,这三种权力的分配会引起公民的心境变化。如果心境平安,就说明公民在享受国家权力分配带来的好处——政治自由。如果这三种权力分配出了问题,自由就不存在或者已有的自由将丧失。

    从第四段开始,孟德斯鸠化了很长的、也比较杂乱的篇幅来告诉我们,当国家权力分配出了哪些问题时,“自由不存在了”;还提出了些他所能想到的补救措施以及他认为不可以采取的措施。而世人耳熟能详的“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 “如果司法权不同行政权和立法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等等,就是孟德斯鸠在举例,一旦国家权力分配中出现这些问题,自由就不存在了!

    总而言之,孟德斯鸠对“在什么情况下自由不存在”的“举例说明”,被后人归纳为“三权分立”的理由了!只要是认真读了“英格兰政制”这一章节,发现这点并不难。

    在《论法的精神》出版四十年时,“联邦宪法之父”麦迪逊将孟德斯鸠的“举例”升华了。

    麦迪逊将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门理应清楚地区分开——that the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judiciary departments ought to be separate and distinct,认为是政治原则 ——the political maxim,他将这个政治原则,称为“孟德斯鸠的原理” ——the doctrine of Montesquieu或his maxim。而哪些权放在一起“自由就没有了”之类的举例,称为“孟德斯鸠的原理所依据的理论” ——the reasons on which Montesquieu grounds his maxim.

    孟德斯鸠一直到他逝世两个半世纪后还时常被提起,主要是因为“孟德斯鸠的原理”写入了美国的宪法,也因为是麦迪逊归结了“孟德斯鸠的原理”——这与孟德斯鸠到今天还享有全球性的声誉有很大关系。但也因为麦迪逊的此举,《论法的精神》中更主要的“孟德斯鸠精神”被湮没了——不知道孟德斯鸠该感谢麦迪逊还是该埋怨麦迪逊。

    麦迪逊为“孟德斯鸠原理”站台丢了逻辑

   “三权分立”真的是宣传需要。而麦迪逊对“三权分立”是持矛盾心态的。一方面,他正确地看出:“最粗略地看看英国宪法,我们必然看出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决不是彼此完全分立的。” 另一方面,他要面对“认为宪法违反了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应该分立这一政治原则”的“一些较有名望的宪法反对者” 的质疑——作为宪政实干家麦迪逊。知道不能照搬他称为“孟德斯鸠原理”中的“均匀对称”的“人为结构”,必须对此“作些改变” 。这一“改变”,遭到一些人强烈反对。于是麦迪逊告诉反对者:制宪者们做的,就是最符合孟德斯鸠真谛的。

    接下来麦迪逊试图证明“孟德斯鸠原理”还是解释得通英国政制的、试图证明正待各州批准的美国宪法也是能用“孟德斯鸠原理”解释得通的。这一解释,将他自己陷入了尴尬和强词夺理的境地。

    他是如何解释如何证明的呢?

    他是这样解释的:“当他(指孟德斯鸠)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构之手’,或者说‘司法权如果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就不存在了。’他说这些话时,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部门不应部分参与或支配彼此的行动。他的意思就象他所说的那样,尤其像用他心目中的事例作出更明确的说明那样,只能是在一个部门的全部权力由掌握另一部门的全部权力的同一些人行使的地方,自由宪法的基本原则就会遭到破坏。如果执掌全部行政权的国王,也握有全部立法权,或最高司法权;或者说如果整个立法机关拥有最高司法权或最高行政权,则他所研究的宪法(指英国宪法,引者注)就是这种情形。”
但是,这种解释并不符合“孟德斯鸠逻辑”。

    “孟德斯鸠原理”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掌握立法权力的人中有ABCD,那么,掌握行政权力的人中只要有A、B、C、D中的一位,自由就不存在。要有自由,掌握立法权力的ABCD任何一人都不能出现在掌握行政权的人中。在逻辑学上,这叫“否定式假言直言推理”。

    而麦迪逊的逻辑是这样的:只有当掌握全部立法权力的ABCD同时掌握全部行政权力,或者掌握全部立法权力的A同时掌握全部行政权力(除了国王,其他人难以办到),自由才不存在。要有自由,掌握全部立法权力的ABCD不能同时掌握全部行政权力,或者说掌握有全部立法权力的A不能同时掌握全部行政权力。根据这推理,掌握立法权力的任何人或任何人的组合只要是掌握部分行政权而不是全部行政权,自由照样存在。由此可见,麦迪逊的逻辑与孟德斯鸠的逻辑根本不是一回事。

    麦迪逊还要证明英国宪法是符合“孟德斯鸠原理”的!但他一连串的“though”(虽然),已经能说明“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决不是彼此完全分立的”:英国国王“虽然他能否决每一条法律,但是自己不能制定法律;也不能亲自管理司法,虽然他能任命司法管理人(光荣革命后一段时期英国大法官由国王任命,引着注)” ,英国法官“不能行使行政权,虽然他们是行政系统的分支(这也是孟德斯鸠说“司法权是不存在”的原因之一,因为司法是行政系统的“分支”,引着注);也不能执行任何立法职务,虽然立法会议可以同他们进行商量”;英国“整个立法机关不能执行司法法令,虽然通过两院的联合法案,可以将法官撤职,虽然某一院作为最后一着拥有司法权(指议会上院设有司法法庭,引者注)”;英国“整个立法机关不能行使行政权,虽然某一院(下院)能任命最高行政长官,另一院(上院)在弹劾第三者时能审判行政部门的一切部属,并给他们定罪。”

    是麦迪逊硬要将“英格兰政制”挪入他所命名的“孟德斯鸠原理”,这是联邦党人的政治需要!而恰恰是英国著名宪政学家和英国的法官们告诉我们,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分立”的“英格兰政制”是不存在的。十九世纪著名英国宪政学家白芝浩说:“英国宪法的有效秘密可以说是在于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紧密联合,一种几乎完全的融合” 、1806年时的英国首席大法官说:“我们不是从孟德斯鸠与布莱克斯通的理论,而是从先例中汲取英国宪法的原则,讨论权力分立是无稽之谈。” 当代英国人、上诉法院法官布鲁克勋爵说“不管孟德斯鸠与布莱克斯通曾经说了什么,这个国家事实上从来没有司法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严格划分。”

    原版的“孟德斯鸠精神”是哪些?

    到此,我们读到的“孟德斯鸠原理”都是麦迪逊归结的。

    那么,从《论法的精神》中能读出哪些原版的“孟德斯鸠精神”?

    第一,孟德斯鸠心目中最心仪的政体,是欧洲大陆上的等级君主制,但他反对以路易十四时代为代表的绝对专制君主制。孟德斯鸠将政体是否“宽和”“温和”作为评定理想政制的主要标准。认为等级君主制最符合这个标准。理由是贵族能在等级君主制政体中起到了良性的中和作用,能调和社会最上层和社会最下层之间的矛盾冲突,这就决定了等级君主制政体的“宽和”“温和”。因此在等级制君主政体中,贵族成为有地位、有权力、有特权和有经济实力的社会阶层,是应该的,必须的;而等级制君主政体中产生的法律,必须能有效保障贵族的地位、权力、特权和经济实力。由于君主政体本身就是要让贵族发挥积极作用的政体,保障贵族的地位、权力、特权和经济实力不用刻意在政体安排上另作雕琢。

    第二,《论法的精神》全书都在与英国人叫板,特别体现在第十九章第二十七节即“法律如何有助于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性格的形成”这一章节中(尾注中介绍,这一章节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整个章节,充满了对英国人的批评、嘲笑、讽刺、挖苦和贬抑,如果熟悉英国历史和法国历史,将更能心领神会。主要原因是孟德斯鸠对所有侵犯、不利于君主政制的行为深恶痛绝。孟德斯鸠这样评价光荣革命的介入者:“一个自由的国家可能得到一个救主;一个被奴役的国家就只能再来一个压迫者。因为谁有足够力量,能够把一个国家的专制君主驱逐掉,也就有足够的力量使自己成为专制君主。” 他诅咒以立法权来制约王权的英国:“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一个终结,我们所谈的国家(指英国)也终于有朝一日会失去自由,也会陷于灭亡。罗马、拉西代孟和迦太基都已灭亡得干干净净了。当立法权比行政权更腐败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要灭亡。”

    第三,孟德斯鸠有条件地赞赏“英格兰政制”的关键所在,除了这个政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权力制约,主要在于这个政制“善待贵族”。这个政制让平民有平民的立法权,贵族有贵族的立法权,平民阶层利益和贵族阶层的利益都能彰显(孟德斯鸠极忌惧平民侵犯贵族利益);二是这个政制在上议院设审判贵族的法院,给了贵族应有的体面。这两点都与孟德斯鸠的“贵族情结”合拍。这两个重要原因他都写进了“英格兰政制”章节中。

    第四,孟德斯鸠是深爱他的祖国法兰西的。《论法的精神》六卷本中,孟德斯鸠将四分之一的篇章献给了他的祖国。这四分之一的篇章集中在最后一卷,即“法国民法的起源和变革”章(共四十五节)、“法兰克人的封建法律理论和君主国的建立” 章(共二十五节)、“法兰克人的封建法律理论对他们的君主国的革命的关系”章(共三十四节)。这是孟德斯鸠对法兰西封建史最暧昧时期的研究,无疑,他希望能因此给波旁王朝提供借鉴、给路易十五提供借鉴。这是孟德斯鸠献给法兰西的赤子之心。

    他爱法兰西,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他那相当浓重的“日耳曼情结”(法兰克人来自日耳曼部落)。在《论法的精神》第六卷中,有标题为“我们祖宗的想法”章节,借着日耳曼“祖宗”之口,孟德斯鸠说出他自己想说的话:“日耳曼人,从未被人征服过,所以享有极端独立自主的生活。” 他不承认英国的撒克逊人也是日耳曼人的后裔,将罗马人和撒克逊人并列看作被日耳曼民族所征服的“被征服民族” 。在法国人的血统问题上,他基本认同一个法国贵族的看法:法国人中只有法国贵族才是法兰克人的后裔,其余的人是高卢——罗马人的后裔 。

    以上,是笔者读完了《论法的精神》后,认为这些才是孟德斯鸠需要通过这部著作表达的比较完整的思考、情感和意图。

    当然,不叫“孟德斯鸠精神”也可以,换个叫法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读《论法的精神》不能被美国制宪者麦迪逊牵着鼻子走。

    笔者也不否认孟德斯鸠谈国家权力的分配时真的考虑到了“权力制衡”,孟德斯鸠是学者,对理论的完美匀称和面面俱到的追求,是学者的本性。但孟德斯鸠不是洛克,洛克是辉格党革命理论的创建者和总结者,也是辉格党革命活动的实践者;而诞生于法国波尔多贵族世家、当过多年波尔多高等法院刑庭庭长的孟德斯鸠,一生生活在波旁王朝统治之下,半生都在钻研“政制”学问,但却对“改制”持有极为保守的态度:“只有那些十分幸福地生来就有天才洞察一个国家的整个政制的人们,才配建议改制。” “我们看到旧时的弊病,并想要如何加以改正,但也要注意改正的本身的弊病。对邪恶,我们不去动它,如果怕改糟了的话。对良善,我们也不去动它,如果对改善有所怀疑的话。”

    若要问,《论法的精神》的总精神是什么?笔者认为,以上“作者自序”中的这两段话,就是《论法的精神》的总精神。

 

 

“三权分立”在联邦美国“入宪”的真正原因

——要赋美国政府以强大的行政权力

    与洛克时代强调“立法权独大”不同,在美国制宪者们的时代是要强调“三权均衡”了。这里的潜台词是,美国已经进入了强调政府权力的“新时代”。

    美国制宪前,各邦(州)已经都有“邦(州)宪”,这些邦(州)宪法有的接受洛克影响仍然强调立法权至上,有的则将 “三权分立”写入了州宪法,其中弗吉尼亚宪法在“1776美国独立年”制订,作为贡献了华盛顿、杰弗逊、麦迪逊的弗吉尼亚,早早接受“三权分立”理论不足为怪;但马萨诸塞在1780年将“三权分立”写入邦(州)宪法,就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是在吸取了一些邦(州)的立法权独大带来弊端的教训后,马萨诸塞州宪法让行政权从被立法权统辖下独立出来,赋以州政府以强大的行政权力,马萨诸塞宪法也就因此成为几年后联邦宪法的滥觞。

    洛克主张立法权至上,是因为光荣革命不是要从国王手中夺取政权,而是要从国王这里合法地分得一部分权力,要“合法”,这“法”很多还有待建立起来;立法权至上,既有利于建立限制王权的法律,同时也削减了国王的行政权力。但独立后的美国各邦(州)不能这样搞。独立后的美国各邦(州)是新政权,如新政权也强调“立法权至上”,削减行政权力,新政权立马变成“弱政权”,就象邦联政府一样不被当回事情。事实上,美国那些奉行立法权至上的州,几年“宪政”下来也已经尝到不利执政、不便执政、邦(州)政府无权威的苦果。但是,要冲破“立法权至上”的洛克理论也没有那么容易!由于议会是代表了“人民”利益,人民利益理应高于一切,用人民利益制约持有行政权的政府利益,从洛克自由主义理论角度看,天经地义。因此,独立以后的新政权迫切需要能支持行政权力独立的理论。而“三权分立”的理论主张三权平分,这就能将行政权和司法权从立法权的从属地位中独立出来,行政权力就能得到扩张。于是马萨诸塞州就在宪法中放入了“三权分立”原则,让行政权的独立性由宪法来赋权,让行政权与立法权平起平坐。这既不违背人民利益至上,又阻止了议会霸道地行使立法权。当被立法权压抑的行政权解除了束缚,新政权的执政就能得心应手。

    在联邦美国制宪前,马萨诸塞州的立宪运动成就最为突出、意义最为深远。特别有意义的是,马塞诸塞州的州长是“人民”选举的,而不是议会选举的。因此,在马州的宪法上就规定了马塞诸塞州的政府官员就是人民的代表;这样一来,议会就不是唯一的“人民代表”了!这是对议会的直接冲击。

    马塞诸塞州的议会可不是等闲之辈组成。马萨诸塞1630年开始殖民,根据特许状, 1634年,村镇选举出来的自由民代表进入大议会, 1644年,马塞诸塞州议会正式划分为上下两院,实行了比其他殖民地以县为选举单位更彻底的以村镇为选举单位的地方代表制度。 这样的议会怎么就丧失了象其他邦州一样的选举行政官员的权利了呢?了解这一点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美国民间的“公民教育中心”(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有个“美国公民60秒”课程,这个向全世界播放的公民教育节目告诉我们,1780年(比美国制宪早七年)的马塞诸塞州为了更有力保护财产多的公民的利益,“马萨诸塞州把选民按照财富分为不同的选民团,他们希望政府能够与选举出他们的利益团体更准确地对接。只有拥有大量财富的人才能投票选举州长和立法官员,拥有略少财富者可以选举上下议院的立法官员,只有少量财富者仅可以选举下议院官员。”

    (译者ID: cgyl713。原文:The Massachusetts constitution also divided the people into voting groups based on their wealth. They expected that government would more accurately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the groups that elected them. Only people with a large amount of property could vote for both the governor and the legislature. People with slightly less property could vote for both the upper and lower houses of the legislature. People with the minimum amount of property could only vote for the lower house of the legislature.)

    “把选民按照财富分为不同的选民团”,以往都没有听说过,然而,马塞诸塞州就是这么干的。这也体现了美国的自由?是的。马塞诸塞州认为“由于立法通常同时涉及人身和财产,因而有必要同时得到多数成员和掌握多数财产者的同意;如果仅得到一方的同意,就会损害另一方的利益。”“立法权必须由议会两院分开掌握,一院代表‘人身’,另一院代表‘财产’。”

    能够将这样的“认为”付诸实现,有一个条件是必须具备的。那就是“掌握多数财产者”的财产已经能在一定层面左右着社会。果不其然,据历史学家梅因估计,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最富有的10%的居民所占有造册财产的比例,马萨诸塞约为50%,超出北部殖民地该平均值5%。

    马塞诸塞州的最高政府官员既然就是马萨诸塞最有钱人选出来的“人民代表”, 马塞诸塞州议会权力旁落、立法权权力旁落就铁板钉钉了!

    马萨诸塞宪法既然规定州长由人民直接选举,不是通过议会选举,那么,州长行使行政权力本身就是代表了人民意志(我们已经知道,马塞诸塞的“人民意志”就是拥有多的财产权利人的意志)。在1780年宪法制订后的马塞诸塞州,非但议会的立法权管辖不了行政权、干扰不了行政权,相反,马塞诸塞宪法还规定了立法机关不得干扰州长权力的几个要点:1.州长薪资固定,立法机关不能变更。2. 州长有权一票否决立法机关指定的法律,3.立法机关的三分之二以上成员的投票表决才能推翻州长的否决权。4.州长可以任命行政官员和司法官员。

    马萨诸塞宪法就这样让行政权从立法权中“独立”出来,赋州政府以强大的行政权力。

    马萨诸塞的宪法是美国首任副总统约翰•亚当斯起草的,并且是作为“国家宪法”起草的。马萨诸塞宪法与弗吉尼亚宪法一起,成为几年后美国宪法的蓝本,不仅是由于马塞诸塞的宪法经受住了宪政实践的考验,更由于马塞诸塞让政府力量强大的动机与美国制宪者的动机高度一致。所以,美国宪法与马塞诸塞州宪法在所有的关键条款上也是高度一致的:马萨诸塞州宪法与弗吉尼亚宪法都规定“三权分立”,美国宪法也“三权分立”;马萨诸塞州宪法规定州长“民选”,美国宪法也规定总统“民选”; 马萨诸塞州宪法规定立法机关实行二院制,美国宪法也规定立法机关实行二院制;马萨诸塞州长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美国总统也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马塞诸塞用宪法来规定的立法机关不得干扰行政权力的几个要点,美国宪法都全盘继承下来,这充分体现了美国宪法的务实性。美国的发展,正是在一代代美国总统能得心应手行使强大的总统权力的前提下才取得的。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出,美国制宪者适时地请出了孟德斯鸠这尊神和“孟德斯鸠原理”,就是为了替代洛克、替代“立法权至上”理论。让一直信奉“立法权至上”的各个邦(州)能心悦诚服接受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独立,从而让总统权力发挥空前的作用。联邦党人看得很准,“三权分立”的宣传成功了——1788年9月,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第十一个州获得通过,“三权分立”成了美国的政制原则。

    只有孟德斯鸠的学者权威才具备与洛克抗衡的资格——孟德斯鸠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柏林皇家科学院院士;而孟德斯鸠关于权力分配弊病的举例,只要制成“理论”,就能与“立法权至上”抗衡。这才是联邦党人需要孟德斯鸠这尊神的奥秘所在,联邦党人就取这一瓢饮了!有了这“一瓢”,总统就可以扩张行政执行权力,就可以彻底摆脱邦联的“弱政府”时代,迎来一个政府力量强大的新时代——这不正是“制宪”所迫切要见到的成效吗!

    真正的宪政国家最须制衡的是议会权力

    英国在十七世纪末光荣革命后的一百多年里,“英格兰政制”是推出了,限制国王权力的法律也立了,但在整个十八世纪,汉诺威王朝的三代“乔治国王”离“虚君”都远着。“受限制的政府”主要也就体现在光荣革命后十几年中制订的一系列议会法律,其他乏善可陈。德鲁克甚至认为在十八世纪三代乔治国王的统治中,“受限制的政府不但几乎在实践中完全没有使用过,连在理论上都几乎已经放弃。而且到了1770年,它都已被认为是‘不科学’的,‘违背天性’的,与‘哲学和逻辑’相抵触的。”

    情况发生变化要等到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真正的“虚君”时代到来。很多人赞赏维多利亚甘当“虚君”,才迎来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空前繁荣兴旺。其实,为“虚君”时代奠基的工作,是在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那就是两党制、文官制度和首相领导下的内阁制——这些真正的针对议会的“限权”措施。没有这些措施,君“虚”必然国倒。

    1760年乔治三世即位。他干预政治,致力于恢复王权,排斥已在政制中确立了半个世纪优势的辉格党人,组织起“国王之友”的派系政府,并直接导致了与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冲突,最终是在他手里丢了北美殖民地。1780年,议会通过辉格党议员约翰•唐宁(John Dunning)决议案,提出应该要削弱国王权力了!此年2月,伯克向议会提交了一个经济改革计划,就此计划,伯克发表了关于经济改革的长篇演说。全名为“关于向下院提交确保议会独立性和民事以及其他机构经济改革计划的演说”,指出必须改革王室支出,淘汰冗官闲职,以此来制止国王和王室运用权力和影响介入英国的政党政治。伯克的经济计划经过大量修改后于1782年获得通过,伯克在当时是辉格党罗金厄姆第二届政府的主计长。这个计划与他十年前作为实质上的辉格党政治纲领发表的《对当前不满原因的若干思考》在政治上一脉相承 。在《对当前不满原因的若干思考》中,针对乔治三世王党散布的“政党罪恶论”,伯克为所有的党派正名。他说“恶人勾结在一块时,好人就必须联合起来。” “人们终将认识到正直的人们联合起来的必要性。” “这个体制一直力图分裂这个国家里的一切纯洁、高尚和有益的政治团体” “政党是人们联合组织的团体,旨在根据某种每个成员都同意的特定的原则,通过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利益。”

    伯克以上两篇文稿的地位,正如德鲁克评价的那样,与伯克的保守派立场成为反讽,“事实上十九世纪中英国自由的真正捍卫措施——两党制、文官制度和首相领导下的内阁负责制——统统要追根溯源到伯克,是他创立了前两项制度,并且也催生了第三项制度。然而,他却从来没有看到其基本的重要意义。”

    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交界时,因为美洲殖民地的独立给乔治三世带来的负面影响,辉格党人曾经极短暂地执政。就是在这极短暂的执政时期,包括伯克在内的辉格党人导入了两党制、各部大臣向议会负责制度和内阁制度,为现代党派制度和文官制度奠基。

    那么。两党制、文官制度和首相领导下的内阁负责制是如何实现“限权”、特别是针对议会的限权的?

    “两党制”:在英国是指在议会中产生的两个派别,一个是辉格党,一个是托利党。这两个派别在十九世纪时发展为两党,既英国的自由党和保守党。自从议会形成固定的两党派,自从这两党派总归有一方“在朝”另一方“在野”,反对党就成为政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议会对于国家来说,就不再总是一种挑刺的力量,而是具有了建设性——无论是想保住组阁党地位的一方和还是想取而代之的一方,都想做好事讨好人民。国家就不怕议会来颠覆政府——如殖民地议会曾干过的那样。

    “文官制”:是指在十九世纪中叶文官制形成初期,非议会创设和控制、既独立于议会又独立于内阁的高级文职公务员制度。然而,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辉格党短暂执政时期,已经将任命文官的权力从国王和大贵族手中转到政府部门负责官员的手中。高级文职公务员的日常工作就是不受任何政党影响但要为更替的政党准备供取舍的政策,两个供取舍的方案在原则上不会有分歧。文官制度不需要文官具备想像力和原创性,只须保证两个政党的想像力和原创性要有可行性,只须保证无论谁在台上,政府运作必须保持连续性。由于两个党都在议会,其中一方就是组阁党,文官根据工作性质就能对议会和内阁实行两方面的控制和制约;而议会和内阁也同样控制和制约文官制度——议会通过预算拨款权、内阁通过为文官所供职的每一个部门定下大政治框架的权力。

    “首相领导下的内阁负责制”:首相是由下议院多数党领袖担任,多数党还是少数党,则由英国人在投票选议会议员中,看哪个党的议员占半数以上决定。因此,首相的权力并不是来自议会,而是来自人民。首相是被国王直接授权负责政府的行政部门的,政府由首相组阁,而首相的权力是不分权的,这决定内阁政府的权力必定大于议会,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议会大部分行政决策的权力和功能,“议会至上”只是个名声了。而首相也还是要受到议会限制的,表现在一是首相必须是议会所信任的,二是首相是否再予授权必须由每五年的议会大选决定。英国的首相权力事实上大于美国总统,正是“不分权” 的首相权力和首相组阁权严格限制了议会权力,这些“分权秘笈”,无论成文法还是不成文法中都找不到,宪法法律的教科书中也找不到。可是自打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由辉格党人短暂执政时奠下基础后,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就成为英国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权力制衡制度。

    无疑,英国将立宪后的限制权力重点指向了议会,说明真正的立宪国家既反对少数专制,更提防多数专制。而真正行之有效的权力制约,是实实在在地做着的,或者是心领神会地做着的,而不是高调唱着的。因此,在英国,看不到“三权分立”不奇怪。

    说美国宪法制订“三权分立”条文是为了“权力制衡”,这其实是宣传用语——能直白说出真实目的就是为了扩大行政权力吗!然而,美国的确有权力制衡的需要,主要是为了制衡议会权力和“希望社会福利的分配更为公平” 的“终身劳苦艰辛的人”。不信?那就请看《联邦党人文集》中“联邦党人”的自白!

    1788年2月1日,麦迪逊在《纽约邮报》上继续“致纽约州人民”。这一天,他谴责“立法部门到处扩充其活动范围,把所有权力拖入它的猛烈的旋涡中。” “在各种重要的事例中,宪法受到立法机关的明目张胆的违犯。” 他埋怨“我们共和国的创立人”,“他们似乎从未想到来自立法上的篡夺危险,所有权力集中在同一些人手中,必然会造成象在行政篡夺威胁下的同样暴政。” 他指出,立法部门“在我们政府中获得优越地位。其法定权力比较广泛,同时又不易受到明确的限制,因此立法部门更容易用复杂而间接的措施掩盖它对同等部门的侵犯。” 他揭露“因为立法部门单独有机会接近人民的钱袋”,“对于在其他部门任职者的金钱酬报有全部决定权,。。。。。。,这就为立法部门对它们的侵犯提供更大的便利。” “立法机关违犯了宪法上规定的陪审官审讯制,并且执掌了宪法未曾授予的权力。行政权力被篡夺。”“属于司法部门的案件,却经常由立法部门审理和判决。” 他呼吁“人民应该沉溺提防和竭力戒备的,正是这个部门(指议会)的冒险野心。” ,“政府的力量软弱部门必须要有某种更恰当的防备来对付力量更强的部门” 。

    麦迪逊愤怒声讨立法部门越权恶行,他据此“得出的结论”:“仅只在书面上划分各部门的法定范围,不足以防止导致政府所有权力残暴地集中在同一些人手中的那些侵犯。” 这等于变相承认“仅只在书面上划分各部门的法定范围”的“三权分立”的无效。
麦迪逊认为所有权力已经向议会集中,因此必须有办法来对付这种权力集中。有一个办法他早在制宪时就提出了,并已经写入了新制定的联邦宪法,那就是让没有贵族的美国也在议会(国会)中设立两院制,即参议院与众议院。麦迪逊看到 “人口的增加,势必会增加终身劳苦艰辛的人的比例”,随着时间推移,“根据选举权平等的法则,权力将会滑落到这些暗自叹息贫困者的手中”,为了防备这些人“压迫少数”,麦迪逊认为应当设立一个其成员能受到足够尊重的参议院,“遇到这类紧急局面,能出来帮忙,发挥正义的优势,使天平保持平衡。”

    第二个办法是撇开议会,直接求助于“人民的同意”。 这就如同汉密尔顿在1787年12月14日“致纽约州人民”中所说:“必须把我们的全国政府的基础奠立得比只由委托权力机关批准奠立的基础要更加牢固。美利坚帝国的建筑物应该奠立在人民的同意的牢固基础上。”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在于,总统必须民选,而不是议会选,这样,行政权就是来源于选民,行政权只需对选民负责,而不用对议会的这些刺头们负责。而那个时代的“选民”,必须具备相当的财产资格。依靠了具备相当财产资格的选民,行政权就有底气“不将议会当回事”。

    第三个办法,是直接向全体人民宣布,一个政府应该拥有符合其应负责任所需要的各种权力,满足联邦未来需要的权力是不加限制的。

    会有人疑惑,那些制宪者都是主张限制政府权力的,他们可能这么宣布吗?

    那就请再看在1787年末和1788年初,汉密尔顿在《纽约邮报》上发表的连续好几篇的“致纽约州人民”。

    “联邦的未来需要是无法估计或限制的;根据不止一次地谈到的原则,当这种需要出现时,满足这种需要的权力也应当不加限制。”

    “一个政府应该拥有全面完成交给它管理的事情和全面执行它应负责任所需要的各种权力,除了关心公益和人民的意见以外,不受其他控制。”

    “理论和实践同时证明,获得税收的权力在对各州集体行使时是无效的,所以联邦政府必须授予用寻常方法征税的无限权力。”

    汉密尔顿说话是不带拐弯的。他所说的权力“不加限制”、“不受其他控制”和联邦政府须授予征税的“无限权力”,都是有针对性的,都是在与议会较劲,都是反对议会对行政权力的设限。从殖民地到独立,美国“立国”的本身,就意味着是殖民地各州议会下院的胜利;在相当的意义上而言,美国得以立国的决定性因素就在议会下院。殖民地时期各议会下院不仅与各州总督争权,更与抑制议会权力扩张的英国政府强硬抵抗。在美国立国后,各州议会既是与原宗主国较量了多年的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组织,又是能熟练操纵掌控各州经济财政大权的经济组织,只要还是“议会至上”,只要还是“立法权独大”,美利坚合众国就无法建立起行政权的权威。联邦党人自己虽然差不多全都是殖民地时期的各州议会下院的议员,但当他们成为了新建政府的主政者,他们必须要将“议会不卖政府账”这个“天”翻过来,他们必须要对议会“限权”。设立参议院、总统对选民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论证联邦政府需要一个强大的行政权力的必要性,这些都是要对议会权力设限。一直“限”到二十世纪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权力权倾全国。《西方政治思想史》作者麦克里兰就指出,20世纪美国总统是“皇帝式”总统,只要据上此位,与其他所有机构抗争,都立于不败 。

    于是就出来了这样一个问题:宪政政府不是要避免让总统成为皇帝的吗?为什么避免不了呢?

    我们其实已经发现,“限政”原来是根据当政者的政治需要来“限”的。当马塞诸塞州议会下院在独立前的1771年响亮喊出“一种权力如果不受制约,就会颠覆所有的自由”,他们希望制约的权力只是指英国政府指派的殖民地总督权力,而绝不会希望议会下院的权力也受到制约。同理,美国独立以后,虽然一些州将“三权分立”写入了宪法,但只要议会势力足够强大,是不可能有实质性的“三权分立”的。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这些政治上的行家里手看穿了这一点,麦迪逊直白:“如果我们查看某些州的宪法,我们会发现,尽管这个原理使用的是强调的、有时甚至是绝对的字句,但是这几个权力部门却没有一个绝对分立的实例。” 麦迪逊们虽然需要利用“三权分立”,但他们绝不会被孟德斯鸠所说的“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 “如果司法权不同行政权和立法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等迷了眼。老到的麦迪逊正确地指出“经验教导我们,在政治学中还没有什么技巧能充分肯定地辨别和解释其三大领域——立法,行政和司法,甚至不同立法部门的特权和权力。在实践中每天发生一些问题,这就证明在这些问题上还存在着含糊之处,并且使最伟大的政治学家深感为难。” 他认为孟德斯鸠关于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要区分开的提法是“一个天才的理论家”在“关起门来的幻想”基础上,将见解抽象化,再赋予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以一个“均匀对称”的“人为结构”,是缺乏操作性的 。

    不过,麦迪逊还是将“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门理应清楚地区分开”认为是政治原则;将这个政治原则,称为“孟德斯鸠的原理”。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政治”。

    宪政,当然是“政治”。所以,三权是否分立、怎样分立,都属于“政治问题”。
 

 

 

 

 

 

论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胡说八道

龚鹏程

2011-05-17

   
    【作者简介:龚鹏程,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职。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2004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去年底,去福建厦门筼筜书院演讲,本来想讲一题,叫做“论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胡说八道”。主事者或许以为不妥,仍要我讲生活的儒学。其实我们社会上充斥着这些对中国文化的胡说八道久矣,不揭其老底、明斥其误谬,国学如何推展?

  本月十二日,中科院研究生院任定成院长命我为该院学生演讲。我想想,仍讲此题吧,便大体评述了十个胡说。

  胡说也者,非胡适之说,乃胡人夷狄之说也。

  胡人夷狄,当然是开玩笑的说法,此处用以泛指外邦人。外邦人对中国不太了解,渐渐经由交流而对中国有所评说、有所认识,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其认识有偏差、有不太准确处,也是很自然的。无奈近代中国人对自己的社会、传统、文化不了解,竟转持外邦人之说以讥诋弹斥中国社会与文化。不仅是拾人牙慧,抑且颇有昔年北齐“汉人学得胡儿语,高踞城头骂汉人”之概,令人哭笑不得。

  而此等言说,数十年来,已成主流论述,盘根错节,相与纠缭于学堂教材、学会组织、政策制度、舆论气氛间,几于积重难返。我不敢奢望即能拨乱反正,各位权当讲故事听吧!

  这里贴的是第一则,用的都是极平常的资料,讲的都是常识,只是这些常识或许尚不被大众所知罢了。将来如有机会,再把其余讲稿陆续整理出来。

  1、中国:China(支那)

  欧洲各地对中国的称呼,基本上都是China(英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荷兰语等),或为China之同源词,如法语的Chine、义大利语的Cina,捷克语、斯洛伐克语的?ína等。北欧及某些东南欧语言因字母组合ch的发音倾向读成k音,所以将中国一词写为Kina(丹麦、瑞典、挪威)。这仍可以算是“支那”的同源词。同样的例子还有希腊语的Κ?να匈牙利语的Kína,克罗埃西亚语的Kina等。

  这些词的语源均与印度梵语的Shina或Cina相同,发音亦均与梵文的“支那”相近。英语因开音节的i读成ai音,造成不读“支那”而读“拆拿”,算是特例。

  一般相信此种称呼来自梵文。梵文经典以chin(china,chinam,chinah,chinas)称呼中国。故包括马来语受梵文影响,自古亦称中国为Cina;称中国人、华人为Orang Cina。

  由于印度与中国交流甚早,故中国人亦久已习用支那之称,如唐玄宗〈题梵书〉诗说:“鹤立蛇行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宋史?天竺国传》亦云:“天竺表来,译云伏愿支那皇帝福寿圆满”。中国的另一代称“震旦”是即“支那地(Cina Sthana)”之省称。此称在中国也通行已久。

  对于印度人为何称中国为支那,历来有许多揣测。如《华严经音义》说:“支那,此翻为思维,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制作,故以为名,即今汉国是也。”如此解释,或有往自己脸上贴金之嫌。

  也有人认为支那纯是声音上的缘故,与意义无关,是“秦”发音的转变,也可能来自“晋”(chin)。因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都曾提到过这个远在北方的支那。两大史诗起源极早,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2世纪间,但其中地理部份成书较晚,不早于两汉,因此支那指秦或晋的译音,也都是有可能的。

  另一种说法认为支那一名来源于蚕丝。证据是胝厘耶的《政事论》。胝厘耶据说曾任月护大王(公元前320——前312年)的侍臣,《政事论》中有中国丝卷(Kauseyam Cinapattasca Cinabhumi jah)。Cinapatta原意是“中国所出用带子捆扎的丝”。patta在南疆发现的驴唇体文书中写作pata,也就是“绢”。古代世界,只有中国人懂得缫丝制衣、以丝为绢,故以蚕丝之国称呼中国也不无可能。支那与蚕丝,声音也很接近。

  还有一说,谓支那之名未必本于印度,因为波斯也如此称呼中国。大约公元前5世纪,波斯的古文献即记载了它东边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名称,在费尔瓦丁神的颂辞中称中国为支尼(Cini,Saini)。古代波斯文对中国有Cin、Cinistan、Cinastan等称呼,都和粟特语中的Cyn相近。因此这个名字大约是从东伊朗语传去的。

  古希腊则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这个字的发音或说是“丝”,或说是“蚕”。汉代收唇音尚未消失,说是“丝”,略嫌牵强,这个字或许也出自“绮”。最早提到赛里斯这个“绮”国的,是在西元前416年到西元前398年间担任波斯宫廷医生的希腊人泰西阿斯(Ktesias)。其后,西元ㄧ世纪,罗马作家普林尼《博物志》写道:“赛里斯国以树林中出产细丝著名,灰色的丝生在枝上,他们用水浸湿后,由妇女加以梳理,再织成文绮,由那里运销世界各地”。同一时期,希腊航海家除了知道在印度北方有个赛里斯国外,从海上也可到产丝之国。《厄立特里海环航记》指出:“过克利斯国(马来半岛)时入支国(Thin)海便到了终点。有都城叫支那(Thinae),尚在内地,远处北方。”赛里斯或支国,都是一个地方,不过通往的道路和方向不同罢了。

  古希腊灭亡以后,纵横欧亚大陆,作为东亚世界桥梁的是印度人和波斯人,因此赛里斯之名不传,通用的乃是支尼或支那了。

  不管支那或赛里斯,似乎都与蚕丝有关。但近代另有一说,以为支那之名不源于蚕丝,而源于瓷器。因为宋元以后,中国瓷器风靡世界,瓷器的主要生产地景德镇,位于南昌附近。故支那也者,昌南是也,China 即昌南的译音。

  到底支那一名是源于中国人善思维善制作、源于丝、源于瓷(或另一说源于茶叶),恐怕谁也说不清答案。

  若依我看,则支那或许原本不是专指中国。据《西域地名》说:“支那者,梵文边鄙之称,原为雪山以北诸种之名,后以为中国之号”,可见本系泛指,后来才成为专称。大概印度边区以中国最大,故渐渐独占了这个称号。印度旁边的中南半岛,后来一直称为印度支那,就仍保存了这个印度边区的古义。

  但这样看就太没意思了,不如说它源于蚕丝、茶叶或瓷器。支那一名不管源于上述哪一原因,中国人都会引以自豪,觉得是嘉名,充满荣耀感。

  可是,近代史上情况却与此迥异,中国人并不喜欢被外邦人称为支那或支那人,认为此词深具贬义。所以1919年五四运动之际,一些爱国志士才会上书政府,要求日本不得使用“支那”或“支那共和国”。后来于右任先生更主张将“印度支那”改称“中南半岛”。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沉沦》中也将他对“支那人”一词给他的侮辱感进行了深切的描述。

   日本古代并不称中国为支那,都称朝代,如唐国、清国之类。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才效法西方称中国为支那。那是新时代时髦的称呼,本来亦无贬义,故维新志士高杉晋作的汉诗说:“单身尝到支那邦,火舰飞走大东洋。交语汉鞑与英佛,欲舍我短学彼长”,文中支那非但不含贬义,反有钦慕之情。

  当时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成为“大清国”或“大清帝国”,比如把甲午战争成为“日清战争”。在一般的民间报刊,则多把中国成为“支那”,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支战争”。

  中国当时的留学生,尤其是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家,也习惯以支那标志出身国。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由于军阀割据,中国没有完全统一,故 1913年日本政府规定:今后不论中国的国号如何变化,日本均以“支那”称呼中国。

  由于日本长期不承认中华民国,而双方国力又消长日甚,日本恃强凌弱,侵略我国日剧,因此支那这个词在民国以后就渐渐便由美称变成了中性词,继而又具有了贬义,在国人心目中深感屈辱。

  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日方把七七事变叫做“支那事变”。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官方也把中国叫做支那,以示对抵抗中的国民政府不承认。战时如英属马来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之华人,也统统被日本人称为支那人。

  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向全国发出<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谓之事宜>的通告,此后“支那”这个词才完全从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书、报刊杂志中消失。只有右翼人士口中还偶尔可以听到这一词,有些甚至会恶意地骂:支那猪!

  中国人当然不会喜欢支那猪这个称呼。

  然而,近代中国人对日本人称中国人为支那人、支那猪虽然不满,日本支那猪的论述,其实却又深深影响着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这是包括反对日本人用支那一词来称中国者都没有认识到的。

  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五四运动以来,鲁迅等人强烈的批判国民性、改造国民性言论,理论的源头与内容都在日本人的“支那猪论”中。

  国民性一词,本来就是晚清由梁启超等人有日本引入的词汇。具体说中国人之国民性,亦即支那国民性如何,则是甲午战后在日本逐渐形成的风潮。把支那人描述为保守、顽固、愚昧、野蛮、肮脏、贪婪、奢侈、好色、懒惰、虚伪、残忍、变态、不团结、势利、排外、妄自尊大、奴性、无国家观念等。

  此等老而怠废之民族,与日本人形成了野蛮落后跟先进文明之对比,上承福泽谕吉“脱亚入欧”论,下启侵华以造大东亚共荣圈之说,达成了日本侵华的理论前导。

  早期,白鸟库吉在1908年发表的《关于清韩人的国民性》中,总结了中国的五条国民性特征。认为中国人是“民主的”而不是“贵族的和阶级的”,是保守的而不是进步的,是和平的而不是侵略的,是实际的而不是空想的,是自尊的、唯我独尊主义的。

  但其后就开始放大中国国民性中的负面因素。如桑原骘藏《支那人发辫的历史》(1913)、《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1919)、《支那人的文弱与保守》(1917)、《支那人的妥协性和猜忌心》(1921)、《支那的宦官》(1924)等一系列文章就是。在《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一文中,列举历代文献,说明中国人“从上古时代就有吃人肉的风习”,而且还“决不是稀有偶然的事件,在历代的正史中,随处都有记载”。并提醒日本“为了很好地领会支那人,一定要从表里两面进行观察”,不能光看到他们的诗文中表现出的优点,还要看到相反的一面。

  接着,1926安冈秀夫《从小说所见支那国民性》,从《金瓶梅》《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作品归纳支那国民性。该书共十篇,除第一篇是“总说”外,以下各篇为:过度重视体面仪容安于命运,遇事容易丧气断念;有耐性,善于忍耐;缺乏同情心,富于残忍性;个人主义、事大主义;过度的节俭和不正当的金钱欲;拘泥于虚礼,流于虚文;迷信很重;耽于享乐,淫风炽盛。只有“善于忍耐”勉强不算是缺点,其他不是野蛮愚昧,就是虚伪好色,中国人在他的笔下显然是丑陋的。

  再下来就是赤裸裸为侵华张目的“研究”了。大盛于 30~40年代,如原惣兵卫《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加藤虎之亮《支那的民族性》、山崎百治《这就是支那——对支那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大谷孝次郎《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等。

  原惣兵卫《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发表于1932年,伪满洲国刚成立。全书充满了对中国人的厌恶之情,首先指出所谓支那与日本“同文同种”,是“错误的对支观念”。在他看来,日本人与支那人既不同文也不同种,因此也就没有“亲善”的基础:“不研究支那人的民族性而与之讲什么亲善,就像和手里拿着针的人握手一样,是自讨苦吃”。接着,他分章全论述了一些支那民族性,如天命观、服大性、利己主义、侥幸心理、和平主义、非科学性、法律意识的缺乏、残虐性、猜疑性、变态心理、国家观念的缺乏、形式主义、保守性、面子、排外性等等。谈中国人的残虐性时,举出的例子是:中国人从小愿意看宰杀家畜,爱看杀人的场面,刑场上往往围满了观众。

  1938杉山平助《支那、支那人与日本》更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军人用刀剑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在这种心态下,他认为中国的古典文化虽然伟大,但几经亡国,早已没落,“他们在性格中的某些地方含有高贵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却是怪癖的、变态的、阴暗的、受虐的”“从总体上看,他们不过是一个老废的民族而已”。

  哈哈哈,怎么样,你很眼熟吧?没错,鲁迅说中国人的阿Q精神、中国吃人的文化、中国人爱看杀人、中国人迷信等等,都与日本这些论调有惊人的相似性。

  鲁迅留日的背景,使他曾到受到多少日本支那人论之影响,自鲁迅被神化以后,几乎就不曾有过真正的研究。但撇开动机不谈,至少可看出他所开展的改造国民性运动,事实上即与日本这种支那国民性研究一脉相承,内容也差不多。鲁迅以后,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李敖《传统下的独白》等,对中国人性格之讨论,仍不脱日本支那人论之范围。中国人,学着外国人骂中国的口吻骂中国,此其一例耳。

  二、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专制

  (一)东方

  人的自我意识,都是跟别人相区别时才能发展起来的。没有“别人”,也就没有“我”。民族也是如此。我族之族群意识,必须依靠着和异族区别才能建立。这种自我意识或我族意识,对“我”当然也都必须具有正面肯定之意义,否则“我”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而亦因为如此,故异于我的“他”,就只好作为负面的角色,种种与我之不同均具劣义。

  每个民族的自我意识都是这样造就的。如中国人喜说“夷夏之辨”,最早也来自等态度。把人群分为夏(我)和夷(他人)两类,我文明,他人愚昧、落后。故只能以夏变夷,不能以夷变夏。夷夏之辨,后来当然复杂化、深刻化了,不只有这样的意义,但起源只是如此。

  近人对此夷夏之辨,颇致讥谤,其实西方人也有他们的夷夏之辨,他们称为东西之分。自居西方,把东方他者化。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推想世界是圆的,划分成温带、热带等区域,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过着不同的生活。其《政治学》首先为西方人勾勒出东方社会的形象,那就是“专制”和“奴性”。

  中世纪学者大艾伯塔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地理思想。在《区域的性质》一书中把占星术和环境结合起来,认为地球的可居住性由纬度决定,不同的可居住性,就影响着人类各地区的社会性。

  这种论调,被称为早期东方专制论。但这一说法并未立刻流行起来,原因是中古欧洲主要是基督宗教之内部发展问题,与东方交涉尚少。主要交涉之东方亦仅限于埃及、波斯、阿拉伯世界,其所谓东方,基本上指的即是这些地方。

  中古以后,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透过阿拉伯世界保留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来建立新的欧洲文明。重新认识希腊罗马作为欧洲文化源头的地位和价值。

  接着是启蒙运动。启蒙的含义,是利用人自己的理性能力来完善人的世界,而非如以往那般仰赖神的恩典和救赎。

  (二)文明东方

  这时,用来挣脱中古神学,打开新视野的资源是什么呢?一是希腊那些古代文化,二就是欧洲以外的文明。

  对欧洲以外的世界,欧洲人这时已有更多的认识了。

  原因一方面是欧亚商贸规模愈形扩大,中国茶、瓷器、丝及其他日常用品源源不断流进欧洲人的生活中。中国传说也愈来愈多、愈来愈真实。

  一方面是蒙古铁骑横扫欧亚,令欧洲人震栗,具体感受到欧洲之外另有一个强大的力量、伟大的国度。马可波罗等人的游记,也强化了欧洲人这种印象。

  再则是中国的文字、道德、政治体制、文学艺术等在欧洲乃时髦之新鲜物事,颇令改革社会者乐于取资。

  因此17、18世纪间的欧洲弥漫着中国风。仅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欧洲各国的中国瓷器,自1602年至1682年便达一千六百万件以上。路易十四、五时代,中国式家具、壁纸、丝织品、摺扇、服饰、化妆……也都成为欧洲的时尚,中国绘画与建筑园林更被群起模仿。杜亚尔德(J.B du Halde)《中华帝国志》,1734年出版后,1736年立刻出现英译本,1747年出现德译本,1774年又有了俄译本,可见其风行。伏尔泰因读其书,见其中有赵氏孤儿故事,乃“根据孔子的教导,改编成五幕剧”,并认为此一故事“是个巨大的明证,体现了理性和才智最终必然凌驾于愚昧和野蛮”。歌德也因读到此书而感叹:“中国人有千万部好小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哩!”“在他们那儿,一切都比我们显得更明理、纯洁和道德。”

  (三)黑暗东方

  但风气随时推移,物极则反,进入十八世纪,热烈崇拜中国的舆论气氛毕竟开始有了些变化,已逐渐酝酿发酵贬抑中国的风气了。

  这种风气,是对“中国热”的反弹。许多人对于“中国如此炫耀的优势”开始怀疑、开始批评了。对于因越来越高的远东热潮而被忽略的古希腊光辉,也觉得不平。

  像费奈龙就把孔子理解为一位只是替社会提供了几条美德格言的人,远不如苏格拉底能追溯形上之本原;又说整个中国“民族的道德准则就是撒谎,就是谎言以自夸”。认为中国“尽管文明”,却仍陷于“最粗俗、最可笑的迷信之中”。

  有一本著名的小说《鲁宾逊漂流记续集》也是明显的例子。此书描写鲁宾逊漂流到中国,书中对中国字、中国学术、中国建筑、食品、文化及中国人的仪态,都有严厉的批评。为何该书作者选择用批判的态度写小说?其实与市场需求有极大的关系。自1715年起,英国的出版商判断反中国的基调会是畅销书,同时,法国也出现反中国的历史小说。

  而造成西方社会对中国社会产生负面印象的原因是:英法当时积极推动和中国的商贸,但是一直打不开中国门户,外交官及商人倍感挫折。

  更关键性的因素,是罗马教廷的态度。欧洲的中国热,主要得力于耶稣会教士的报导,这些报导塑造了欧洲人的中国观。但由于“礼仪之争”,耶稣会主张宽容中国敬天祭祖等礼仪的立场受到攻击。教廷竟于1773年裁决取缔耶稣会,致使耶稣会所代表的中国观一落千丈。中国人的宗教态度、社会状况,从足以与欧洲相对,甚或是更胜一筹的非基督教文明,转而成为一黑暗帝国,有待上帝拯救。

  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被认为遭到羞辱,欧洲对中国印象更为恶劣。接着就是鸦片战争,以及一连串不平等条约。中国几乎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欧洲人对中国还会有什么敬意?

  放在这个历史脉络中看,就不难发现出版于1748年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为什么恰好会成为欧洲中国观的一个转折点,成为18世纪后欧洲人对中国论述的典范了。

  孟德斯鸠对于自己作为一位欧洲人深感荣耀。他活在大殖民时代,认为:“欧洲的权势已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它消费浩大、事业显赫、经常维持着庞大额部队,甚至维持那些仅供炫耀而无实际用途的军队。人们只要看看这些情况,就可了解欧洲的权势已是历史上无可伦比的了”(四卷,廿一章,廿一节)。

  这种站在历史高峰、活在世界权势之中心的感觉,使他生出了无比的优越感。对于那个曾被仰慕、推崇、赞美的古老中华帝国之声望,异常地不服气。将之贬为专制主义,视为异类,正是出自于这种特殊的心里状态。

  (三)专制东方

  他的讲法,基本上沿袭亚里士多德之区分,分为“自由的欧洲(西方)”和“专制的东方”,东方包含印度、中国等,但主要指中国。

  他把政体分成共和、君主、专制三种,各有其原则与动力。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

  所谓共和政体,是指全体人民或部份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整体,例如民主或贵族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君主一人在执政,但一切依法律规定办理。专制政体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君主依其个人意志与反覆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

  共和及君主制均有自由可说,专制政体则无自由。欧洲各国中,英格兰的情况最好,意大利等国就差了。但纵使是意大利等国,也只是“企图实行专制”,与“东方专制”仍是不同的(二卷,十一章,六节)。

  在东方专制政体中,其实无所谓法律,因为土地都属于君主,所以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民事法规。因为君主有继承一切财产的权利,所以也没有关于遗产的民事法规。人们又通常和女奴结婚,所以也没有关于奁产或关于妻子利益的民事法规。

  在专制政体中,亦无所谓道德。他对当时称扬中国人道德高尚之风气很不满。认为欧洲人道德高于中国,不仅中国人最会骗人,更因中国人所服膺的“东方道德原则”乃是建立在恐惧与服从上的。

  中国人的礼教,也是为专制服务的。而且,“礼教里面没有什么精神性的东西,只是一些通常实行的规则而已。”(三卷,十九章,十七节)

  为什么中国会如此专制呢?孟德斯鸠从气候、地理、人口、人种等因素说:“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十八章第六节)“器官的纤弱使东方的人民从外界接受最为强烈的印象。身体的懒惰自然地产生精神上的懒惰。身体的懒惰使精神不能有任何行动、任何努力、任何斗争。”(三卷,十四章,四节)……等。

  这样对专制政体之形成与性质的解释,有命定论的色彩,专制国家之所以为专制,系因其地理条件、人口因素、气候、幅员等而不得不然。既如是,在这些条件未能改变之前,专制政体事实上并不能改变。而这些条件,基本上也不太能改变,故专制政体即不得不成为一凝固之物。

  欧洲可以越变越好,中国则不需要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所以他认为,中国人民既已生活在专制政体中,那就继续过着“亚洲的奴役”吧。只要我们欧洲人能享受着“欧洲的自由”(这两个专门术语,见三卷,十七章,六节)就好了。

  孟德斯鸠这套专制中国论,在当时颇有反对者。例如伏尔泰就认为专制政治与中国政治并不相同。专制政治是君主不守法律,任意剥夺人民生命财产的政治,中国则因以下四个原因,不能称为专制政治:(一)人民将君主或官吏看做家长一般,为之尽力。(二)政府注意人民福祉,经常修桥造路、保护学术与科学之研究,人民也自觉地表示敬意,养成顺从的美德。而这种顺从却并非由于专制。(三)中国行政组织完善,官吏均经严格考试甄拔,皇帝虽高居上位,却不能擅行专制。加上中国有谏议制度,故不能以专制国家称之。(四)中国的法律,充满着仁爱的精神,而且已存在四千年。

  另一位重农学派的魁奈(Fran?ois Quesnay, 1694-1774)则认为中国固然属于专制政体,但却是一种“合法专制”(legal despotism)。他着有《中国专制政治论》(Despotisme de la Chine),专论中国之政治。这是一本与《论法的精神》足相对比的书,明确反对孟氏。他认为despot一语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依于国法行使主权的合法专制,一种是非法的压制人民;前者可以中国为例子,后者则与专制君主同义。中国的文化制度,均以自然法为依据,即皇帝自身,必须严守此确乎不动之大义,所以中国之专制,绝非压制政治。中国人的最高信仰,是所谓“上帝”,所谓“天”。上帝创造万物,同时即为万物之父母。皇帝只是上帝在地上之代理人。以统治国家言,叫做君主;以教化人民言,尊称师表;以祭祀上帝言,则不过司祭而已。因此,形式上中国皇帝虽为专制君主,事实上皇帝亦须受天理的支配与束缚。这就是所谓“合法的专制政治”(despotisme legal),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形式。

  (四)停滞东方

  但因大时代因素,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孟德斯鸠这套讲法渐渐取得舆论优势。继之而起的黑格尔更是发扬孟氏东方专制论不遗余力。

  亚洲缺乏自由,在孟德斯鸠,主要是从外部解释;黑格尔则从“精神”上说,认为中国人民因缺乏自我意识,所以只能服从官员的规定,故其道德,便只能成为奴役的道德。而这种情况,在政治形态上就显示为专制独裁:

  中国人的帝国及蒙古人的帝国俱属于“神权式的专制政治”。那居于领导地位的人是个独裁者(Despot)。他领导着一个庞大官僚层,故其下属成员,就算是宗教上的事情及家庭上的事也要通通由朝廷来规定,个体在道德上并无自我可言。

  黑格尔认为人最初是自然生命,其后则逐步发展其精神生命。故人在儿童时期,仍处在自然状态中,自我意识尚未独立出来,人也只被隶属于其家长。要到青年时期,人才能与自然分离(Trennung),逐渐成为其自己,而也因此才有了自由。再到了成年以后,个体生命已彻底自由,主观客观精神乃再度调和统一,达到圆熟之境。此乃人生“正、反、合”三阶段辩证发展之历程,亦即精神上升之历程、自由得以实现之历程。

  把人生这三阶段,类比于民族,也同样适用。但,不是每个民族都能经历这三个阶段,像东方民族就只停留在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是历史的儿童期,个体尚未醒觉(这里再细分为两类,一是远东的中国与印度,属于神权专制政治,是束缚最深、最幼稚的时期。二是中东的波斯,属于神权式的君主政治,可做为东方到西方的过度,略等于人的青少年时期)。希腊的城邦政治,则属于青年期,个体性冒出,自由意志业已发轫。罗马帝国,又代表历史的成年期,以法律来安顿个体性。而基督教所带来的真正主体性,则让欧洲步上了历史的成熟期,正反已合、矛盾获得调解,遂成为世界史之高峰。

  再从法律看,他区分出三种宪法形式,是“世界精神”在人类历史所发展出来的不同阶段。第一种形式是东方世界的君主专制,国家以一个“全体”的姿态包揽一切,而由君主来做全权的主宰,个体在这里全无独立性可言。第二种形式可包括希腊人的城邦制和罗马人的共和制度,其成员有着较大的自由度。第三种形式当然就是近代欧洲日耳曼民族的政治体制,精神法则在它们身上基本已得到充分的体现,是个体及群体基本上已共同得到自由的政治体制。

  以上,黑格尔对中国属于东方专制政治的判定、以欧洲为世界的巅峰、讥讽耶稣会教士对中国道德的宣传,三种法律形式的区分,都类似于孟德斯鸠。不只如此,孟德斯鸠把中国视为凝固体的观点,更对黑格尔深具启发。所以他说:中国乃是一个持久而有韧力的国度,因此他不能凭藉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自己。这就是远东的形式,特别是以中国为典型:“这样的历史本身仍然是毫无历史性的,因为它不过是同样一个伟大没落之重复。”

  所谓中国历史无历史性,是说中国之历史不具有进展之意义,只有空间的连续性(spatial continuity),而无真正的历史性。此即社会停滞之谓。这当然是对孟德斯鸠认定中国无变化的哲学式解说,也可用以说明为何东方民族一直不能进入青年期。

  (五)东方笑谈

  这个小标题,是模仿“天方夜谈”的。

  孟德斯鸠和黑格尔这类“东方专制主义”的评说和“亚洲社会停止论”,当然甚为可笑。孟德斯鸠把东方专制归因于气候与人种等,已然荒谬;又说中国女多于男、中国之官吏及家中仆人均是太监、中国无私生子、中国河川不宽且在汇集前或后便已流失或蒸发、中国人几乎只吃鱼过日子等,更都是笑话。

  而更严重的,是他整个论述是“立理以限事”的,亦即先立三种政体之分,再分别寻摭史事例证以填塞之。严复虽翻译其书,但同样批评他:“其为说也,每有先成乎心之说,而犯名学内籀术妄概之严禁。……往往乍闻其说,惊人可喜,而于历史事实,不尽相合”(九卷四章),实是一点也没错。看起来煞有介事,其实是找理由来替自己的偏见填证据,射了箭再画靶子。

  黑格尔呢?同样是用这种办法,依正反合之精神史(也就是他的独断哲学),塞上各民族,坐实自己的民族优越感罢了。

  除方法乖谬之外,其具体指控中国是专制国家之事况,也全都经不起检证。例如《论法之精神》一卷六章讨论各政体中民、刑法之简繁及判决之形式。说专制国家中因为所有土地与财产都属于君王,所以几乎没有关于土地所有权、遗产的民事法规,也“完全没有发生纠纷和诉讼的机会”。可是汉律中的《户律》便是谈婚姻、家庭、财产继承、所有权、钱债等等的。唐律《户律》,以迄清朝《户部则例》也都对此有所规范。

  又如该书一卷五章结尾说:“专制政府不应该有监察官是显而易见的。”但以唐制言之,号称独裁专制,权力集于一身,可以不必依法行使的帝王,其诰命不但须经中书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的给事中、尚书省的尚书丞更都有权封驳,退换制诰。此制,宋明以降皆沿用之,《宋史·职宫志一》说给事中“若政令有失当、除授非其人,则论奏而驳正之”,即指此事。这对王权之制衡,比现在台湾的总统制还大得多,更不要说大陆了。

  此外,唐代制度,中书省又设右散骑常侍,掌规讽皇帝之过失;右谏议大夫,掌谏谕皇帝之得失;右补阙、右拾遗,则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门下省也设有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补阙、左拾遗,功能相同,都是专门职司监督纠正天子过失的制度性设计。它们与监察机关职司监督百官者不同,对制衡君王,有比孟德斯鸠所说的欧洲监察制度更强、更直接的作用。

  事实上,意大利神父金尼阁早就讲过:“中国政府形式上虽然是君主制,但一定程度上属于贵族政体”。因为“虽然所有由大臣制拟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摺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如果一个平民偶然有事呈奏皇帝,如果皇帝愿意亲自考虑这个请求,他就在奏摺上作如下批示:着该部详核此项请求,并呈覆最好的措施。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加对任何人的赐钱,或增大其权利,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这样做”。

  到近代,法国科学院院士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年~)《中国人的智慧》一书也明确指出:“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是专制的政府,‘那里无法无天,个人独断独行’。但这个定义不如用于我们古代的君主制,而不宜用于康熙的帝国。事实上,众所周知,中国帝王的权力受到官吏即‘曼达林’维护传统礼法的制约。”(何高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3页)

  只是这类论述,均不被对中国心怀偏见的孟德斯鸠们采纳罢了。

  而历史的不幸,往往就在于真话没人听,妄说却常因缘际会,大为风行。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已无法对抗西方之船坚炮利,故孟德斯鸠、黑格尔这类东方专制主义越来越盛。黑格尔说:“欧罗巴洲一般来说,是世界的中央和极限,绝对是西方。亚细亚洲却绝对是东方。”几乎也就是后来欧洲中心论者共同的看法。认为亚洲虽为文明创始之地,起步较早,但长期停滞不进,仍居专制之域,西方则渐渐发展到了极致。后来讲东方社会,喜欢说它已长期停滞,并热烈讨论为何停滞、如何才能打破停滞如欧洲一般发展,其渊源亦正起于此。

  另外,黑格尔对东方专制社会的分析,超越了地理气候等因素,由精神的角度立论,开启了无数法门。后来无论是从国民性、绝对精神、人民主体性等各种方式来阐明东西文化社会不同者,大抵皆可溯源于此。

  英人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曾这样概括十九世纪以后西方人之自我意识和东方观:

  欧洲人按照想像,迫使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西方和东方。在这一新的观念中,虚构的贬低东方的观念,被作为理想的西方的对立面。西方被想像成天然具有独一无二的美德:理性、勤勉、高效、节俭、具有牺牲精神、自由、民主、诚实、成熟、先进、富有独创性、积极向上、独立自主、进步和充满活力。然后,东方就成为与西方相对的“他者”:非理性、武断、懒惰、低效、放纵、糜乱、专制、腐败、不成熟、落后、缺乏独创性、消极、具有依赖性和停滞不变。也就是说,西方被赋予的一系列先进的特性,在东方则缺乏此类优点。

  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想像确定了西方一直是优越的(这种设想被推源到了古希腊)。因为据称从一开始西方就充满了发展的活力,拥有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以及合理的制度。这必然也会产生理性的个体,资本主义近代性野因此才能能实现。通过类比,东方被盖上永久不变的低等烙印。东方被说成是容忍专制观念和不合理的制度,活在黑暗的深渊中,理性个体一产生就会遭到集体主义的扼杀,故经济停滞和奴役成为其永恒的命运。这种观点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和东方彼得·潘(Peter Pan)理论的基础,制造出一种“充满活力的西方”与“停滞不变的东方”的永久印象。

  西方人此种虚构的东方观,其实还有一个该书作者没想到的作用:自十九世纪末期开始,中国人也鹦鹉学舌起来,用这套东方观在看中国了,说中国长期停滞啦;是帝王专制国家啦;人民缺乏理性,停留在感性直觉层面啦;中国只有人治没有法治啦;中国缺乏人民主体啦;中国也必须脱亚入欧,才能获得自由与民主啦……等,好不热闹。

  假如我现在说:人有两种,一种正常,一种不正常。我是正常的,因此另一人某甲,虽然我还搞不清楚他是男是女、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但他必是神经病。你恐怕会认为我这样才是神经病吧!孟德斯鸠黑格尔等那一大堆东方专制论,其实就属此等。可是跟着他们发狂而自诩进步的中国人,百年来却还真不少。

  这类人,人数之多、声音之大,至今仍甚聒耳。像孟德斯鸠以及后来论证中国为何长期专制停滞之各种说法,在黄仁宇《大历史》系列都还看得到哩!谁说笑话只是笑话呢?对此笑话,我人往往为之哭笑不得啊!

  三、中国是什么样的社会:封建

  黑格尔之后,最重要的东方论者,就是马克思。

  他又超越了前人,从土地所有制、社会经济结构、国家政权形式等方面做考察。于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首次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并在该书中着意撰写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节。

  依马克思之见,欧洲是一种发展的历史,而这在东方是不存在的,东方没有(发展的)历史。中国只是一种“陈腐的准文明……生活单调而乏味”。

  中国的社会,他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来描述。在这种社会中,私有财产和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即历史进步的发展动力)基本不存在。他在《资本论》中说,在亚洲:“直接生产者……直接从属于一个作为其地主监督他们的国家……(因此)并不存在土地私有权”。并且用于再投资的剩余价值被消耗掉了,没有用于生产,这“为解开亚细亚社会停滞不变的奥秘提供了钥匙”。

  简言之,私有财产和阶级斗争没法出现,因为生产力归专制国家所有。这样,这种土地公有制就被赋予了停滞的特性,因为地租是“由残酷的专制政府,常常通过残暴的手段,从生产者身上以税收的形式榨取而来”。

  这一状况与欧洲有根本差异。在欧洲,国家不是高居社会之上,而是根植于占支配地位的经济阶层,并与之合作。相应地,由于不能通过高税收来榨取剩余价值,国家就允许出现一定的空间,资本家能够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积累剩余价值(如利润)用于再投资。因此,经济发展被理解为西方的专利。

  欧洲中心的线性或内在的发展史,一直可延伸到封建和欧洲资本主义时期,然后是到共产主义终点之前的社会主义时期。这样,西方人自始就没有经历“原始的集体主义”,在经过四个发展的历史阶段后,最终将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使自己和亚洲人都获得解放。

  为何要解放亚洲呢?因中国获得发展、解放或拯救的唯一希望,在于资本主义的入侵。这将“打开落后的”中国国门,为其注入资本主义世界贸易的活力。同样,印度也被如此描述过。这类言辞在《共产党宣言》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宣言写道:

  西方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也就是说:西方侵略东方,对东方是一大恩惠,解救了东方。看来东方还应该感谢这种强奸犯的逻辑。

  其后,此一论述还续有进展。其一,是主张东方社会乃由经济以外的因素所形成,如考茨基谓东方国家的产生是由于“用暴力把被征服部落统一在一个大公社中”,这样使得“内部才出现了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魏特夫(Karl A.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则云东方社会由于组织水利灌溉等公共工程的需要,才出现了专制主义的国家机构。

  另一类说法,侧重由“独特的生产方式”这一面来描述东方社会的起源。如苏联的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中主张: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东西方在原始社会解体后,分别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西方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再发展到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而东方则进入了一个“亚细亚的社会”。

  20世纪70年代,义大利学者梅洛蒂出版了《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该书发挥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认为,东方自原始社会解体后就进入了“亚细亚的社会”。苏联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和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都是这种“亚细亚社会”。

  凡此“东洋社会论”或“独特的亚细亚社会论”,都把东方社会历史的发展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之例外。这也是符合马克斯本意的。

  可是历史发展之妙就妙在这儿!马克思根本不把中国纳入其历史中,中国却非要挤进去不可!

  自民国十七年的社会史论战以来,中国史学界即陷在“马克思焦虑”中,一直想解决两个问题:(a)当时的中国是什么社会,(b)中国社会之发展阶段如何。

  关于当时中国是什么社会,共产国际钦定的说法是封建,后来则又改为半封建半殖民。学界则有资产社会、封建之残余……等认定和争辩。至于中国社会之发展阶段,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1)中国是否曾有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时代?(2)中国是否有奴隶社会?(3)中国的封建社会起于何时?

  以上这两大主题,直到现在,还是马派学争论的焦点。一九五六年,中共召开师范学校中国古代史与中世史教学大纲讨论会,暂定:以郭沫若“春秋之际为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分界”说为依据。但仍有异议:有些人认为西周已经进入封建,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主张殷代就是奴隶社会末期,周初进入封建;有些则认为殷初至西汉末,都应属于奴隶社会,魏晋以后才进入封建;童书业则坚持到东汉末或魏晋还是奴隶社会;侯外庐则主张封建起于秦汉之际……

  讨论此类问题的学者,也大都认为:自周或汉或魏晋至鸦片战争,中国历史与西欧相比,乃是长期的停滞。但这个长期停滞的社会,到底又是何种社会呢?

  前已说过:亚洲社会停滞,是孟德斯鸠首先提出的观念,其后黑格尔、马克思、魏特夫、赖世和(E.O.Reischaur)等人陆续发挥之。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长期停滞的时期,王礼锡才会说“秦至鸦片战争以前这数千年,是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的一段谜的时代”“为什么会有二三千年的不变社会,这是一个迷惑人的问题。多少中外的历史研究的学者,迷惘在这历史的泥坑”。

  其实这没什么可困惑的!原因非常简单:一、自己先接受了亚洲社会停滞论,“发现”亚洲社会是停滞的,再来找答案,当然越找越困惑;二、马克思谈的历史几阶段论,根本不涉及中国,自己却偏要把中国史塞进人家的框框中,怎么塞得合呢?能不越塞越困惑吗?

  无奈深陷于马氏迷狂中的史学界对此简单道理却老是想不通,于是争来辩去,竟把这两三千年不变的“谜的时代”逐渐定性为:封建社会!

  于是中国史就变成由周或秦汉以来,直到鸦片战争,都长期处在封建社会中;鸦片战争以后,才受西方洗礼,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也就成为“资产阶级革命”了。

  大陆现今无数近代史研究机构、学会、刊物、博硕士点,都依这一观点而设;无数人靠这个观点而设的岗位吃饭。故鸦片战争以前之史事,均可一言以蔽之,曰:封建余孽!中国人对自家社会的封建描述,也可说已到了张口即来的地步,例如说到传统宗教,就说是封建迷信;讲到传统伦理,就说是封建思想等等,封建社会,已成了古代社会的代名词。

  同样受西方冲击的日本,则一种亦如我们之新派人士,恨不得尽褪旧衣,换上新装,稽首接受西方,如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提出“脱亚论”,呼吁亚洲人民应该迅速清除东方文化的陈腐,脱出儒教文化圈,挤入西方先进文明的行列,努力西化。第二种态度则更要进一步学西方那样“拯救”东方,如秋泽修二在其《东洋哲学史》和《中国社会经济构成》二书中,指称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就是停滞、循环和倒退。因此,只有依赖“皇军的武力”,才能彻底打破这种局面,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唯独对马克思的封建社会论,日本人却不如中国史家这般青睐有加、热情拥抱。一来很少日本史家对号入座,自认日本社会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更不认为日本长期停滞,须靠西方“帮助”才能进入近代。二者,日本学者论东洋史,对中国封建时期的看法比较谨慎。如1910年代以来,京都学派基本上就只以宋以前为封建,谓宋以后即已进入近世。中国之封建停滞,他们也不像中国学者所以为的那么长。

  那么,你或许会问:咱们中国学者为何非要紧抱着封建社会这个名头不放呢?哈哈,没什么,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罢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要万千人头落地的,区区扭曲扭曲中国史,算得了什么?

  四、中国有什么样的家庭:父权

  自孟德斯鸠以来,中国的君主专制就被跟家庭结合起来看,因为孟氏说:“对妇女的奴役是极符合专制政体之特质的。专制政体所喜欢的就是滥用一切权力。因此,在亚洲,无论什么时代,我们都看到家庭的奴役和专制的统治总是相辅而行。如果一个政体,它的首要要求就是安宁,又把绝对的服从叫做‘太平’的话,那么就应该把妇女都幽闭起来。”

  他又说:“尊敬父亲就必然和尊敬一切可以视同父亲的人物,如老人、师傅、官吏、皇帝等联系着。对父亲的这种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其子女。由此推论,老人也要以爱还报青年人;官吏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皇帝要以爱还报其子民。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礼教,而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般精神。”

  黑格尔由此得到启发,也接着大谈中国的家长制,判定中国属于专制政治,且以家长制为其基础。

  据黑格尔的看法,家庭中父亲的独裁,与国家中皇帝的独裁,在中国具有同一性。因为东方世界的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家长式的。个体没有自己明确的主张,只能信赖和服从国家的意志,国君就是国家意志之代表,听命于国君就等如听命于国家。个体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可以有着自己的发言权,而且也应该去争取自己的发言权,以致大家都沉醉于一个“直接的实体性精神世界”里,令大家被束缚在一个君主专制的状况中。

  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说中国古代政治是专制,纯属胡说八道,我已做了说明。然则其谓中国古代幽闭妇女、奴役妇女、家庭中父权独裁云云,是否也是胡说?

  近代中国之社会改革者、政治改革者,乃至女权主义者当然都说:“才不呢!他们讲得对,中国就是男尊女卑,压抑妇女!你看古代男女授受不亲、男女有别,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与男子不能自由交往。在职业工作上、知识学习上也都不平等,还要逼女人缠小脚。女人根本没有社会地位,所以近代才要进行妇女解放,追求两性平等!……”

  好,好,此类话我们已听了一百多年,听之烂熟,可以不必再讲啦!要搞清楚:诸君说的,主要是社会层面的男女不平等,例如社会地位、法律保障、工作权、政治社会领域之权利义务等。这些地方,确有男女不平等之处,西方尤甚。近代女权运动之兴,要非无故。但我现在谈的,是家庭内部的家长制问题,两者性质与范畴不同,请莫再胡搅蛮缠。

  孟德斯鸠、黑格尔所理解的中国妇女处境,一是被幽闭于家中,二是在家中也受到家长制父权的专制统治。

  第一点,十分容易反驳,只要举出中国妇女经常出门交友、采桑、卖布、做生意、打渔、开店铺、游春、上香、看灯……等任何一桩事例就可以驳倒他们了。幽闭妇女,开什么玩笑?

  中国妇女被幽闭,欧洲妇女社交自由,两相对比,是孟德斯鸠的预设框架。但中国妇女怎么被幽闭呢?男女如何被隔离呢?

  《诗经》第一首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包括《诗经》所描述者在内,有些时代或地区又甚至到达“淫奔者不禁”的地步。汉代以后,妇女或采桑或参与农劳,如乐府诗所云: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怎能都关在家里?男女交往,则有秦罗敷之类故事,岂能说已隔离?如张籍诗所谓:“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男女赠答,已婚了尚多来往,未婚又怎么会隔离不通交际?如男女隔绝不通,六朝的吴歌、西曲,岂不都别唱了?

  对于男女如此自由交往而生之种种流弊,古人确实有过许多反省、提出过许多“严男女之防”的改善主张,着书告诫之。欧洲传教士陆续介绍翻译过不少这类文献,孟德斯鸠没读过什么中国诗歌,更没读过什么才子佳人、鬼狐仙怪、世情、艳情小说以及传奇、说唱,遂因此而据以建构其欧亚不同论,殊不知其大谬不然。

  打魏晋南北朝开始,女性就自己结社,称为“女人社”,自己去玩了,何况尔后?女人讲礼法,可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也只限于名门贵族千金大小姐,以此为婚姻增价。一般女人想如此还不可能呢!诸如此类历史实况,均非“立理以限事”如孟德斯鸠者所能知!

  何况,依罗马之法律,小孩与妇女是要受到男人“监护”的,其禁制、歧视妇女,远甚于汉魏南北朝。孟德斯鸠推崇罗马法,对此却无一语讥议其非,反而责中国禁锢奴役妇女,真是奇哉怪哉也(更奇怪的是后来中国人自己也如此糊眼瞎说,大约同样不读诗词小说吧)。

  这里还可略作一些补充:古代女子有时还得服兵役。可看墨子备城门篇、商君书去强篇;史记项羽本纪、陈丞相世家;汉书严助传等。幽閟女子于家中,真泰西野语也。

  关于第二点,辩起来同样毫不费事。

  如孟德斯鸠谈到一些妇女在家中无财产权的事,以此证明妇女受到专制统治。例如《论法的精神》一卷七章十五节,论不同政制下妆奁和婚姻的财产利益。谓君主国,妆奁应多;共和国,妆奁适中;“在专制国里,应该差不多没有妆奁,因为那里的妇女差不多是奴隶”。君主国家采夫妻财产共有制,“在专制国家,这种制度就是荒谬的,因为在这种国家里,妇女本身就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分。”

  可是,事实上,被他称为专制政制的中国,历来妇女都有妆奁,也都实施夫妻财产共有制。且早在汉律中即已规定:妻子离异时妆奁资产可以全部带走。家庭分财产时,妻家之财也不在分限。所以妇女在婚后除夫妻共同财产之外,其实还有部分私有财产,这是比西方罗马法以来更进步、更优待妇女的法律。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孟德斯鸠那套虚立一理以妄概事例之办法,在此是完全说不通的。

  那么,妇女在家中是否受到父权专制之压迫呢?

  其实孟德斯鸠并没有谈到父权制,黑格尔也只讲家长制。父权制,要迟到1861年才由亨利·梅因(Henry Maine)在《古代法》中提出,后来渐渐普及,并与专制家长制等概念结合。研究者用这个术语及概念去分析古代社会,大体认为希腊、罗马、以色列等处均具有父权制的特征。

  那么,父权制的内涵如何呢?一、这是一种父系宗族的权威关系。二、这种父系宗族系谱必须与财富及土地联结,因为父亲的权威之一就是分配财产。贫无立锥之地者,事实上既无法建立这种宗族,只能依附为贵族之“客”。三、家族中的家户长同时又是与神联结的,因为要由他代表宗族主祭祀。他也因与神联结而具有“克里斯玛”奇魅的领袖地位及权威能力。四、父亲对财产、土地、奴隶,均有其处分权力;也可指定继承顺序;可收养子女,离弃妻子;命令家族成员。家庭成员则须顺从他。五、在法律上,只有他能拥有市民权;家族成员若有不法行为,也只有他可以处罚,甚至有权杀掉儿女或奴隶。

  这种体制,中国有没有呢?早期的研究认为是有的,不但有,而且跟罗马一样,非常典型。但近期的研究则觉得中国情况不同,宜另做分析。

  怎么说呢?一、罗马法允许被认养者纳入父系团体中,给予被收养人跟血亲相同的权利,中国则否。二、中国没有“家父长”(Patria Potestas)这个概念,勉强说,只有“孝”与它类似。但孝是伦理概念;家父长一词,却意味权力关系。罗马法强调父亲对儿子的所有权。三、西方历史的发展,是国家权力逐渐取代宗族、地主权力,故父权制逐渐脱离世袭制而削弱而改变。中国很难如此模拟。例如希腊早期,父亲有权杀其子女,后来就不可以。古罗马时也可以,后来国家法律便不允许如此了。中国则不然。四、中国的国家力量之介入,又规范了父亲许多权力。父亲在家庭中丧失了世袭制权威,以及随意处分其财产、婚姻、继承关系的权力,比西方社会中的父亲更不具有父权制的支配地位。五、中国根本没有“市民权”这个奇怪的概念,妇女和小孩从来就当人看,不像西方不当人看。

  而更重要的是,“父亲”这个角色,在中国常是由母亲扮演的,也就是父系而母权。家族绵延、继承及代表者,是父系的男性这一方;母亲则实际上主持家计、管教子女、分配财产、指挥佣仆、命令家族成员。

  因此中国的家庭权力运作之实况,并不能从父权去理解。我们看《醒世姻缘传》或同样写于康熙乾隆年间的《红楼梦》,就都可以发现那些家庭中发号施令的权威支配者,都不是老爷而是奶奶,如贾母、王熙凤、探春等。

  阿瑟·科尔曼《父亲:神话与角色的转变》(刘文成译,东方出版社,1998)一书曾分析父亲与小孩的关系,在其第二章〈贯穿生命周期的天父意象〉中说早期父子关系趋于理想化,成年时期变得疏远和情感矛盾,最后才形成和解。

  这样的西方父子关系,也不发生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因为父亲只以理想型存在于儿子心中。儿子成长后并不需要挣脱父亲的笼罩、抛弃儿童时期的父亲意象,才能成就自我。在他成长期间,父亲基本上也都是不在场的(出外挣钱、打工、应试、任官等等),养之教之者,乃是母亲而非父亲。

  反之,媳妇与婆婆的关系才比较接近西方意义的父子关系。媳妇是“父亲对独生子的恐惧的继承人”,故“父亲必须处理好自己压服或毁掉孩子的强烈欲望,必须接受儿子将要取代他的必然性”;媳妇则仿佛有弑父情结的俄狄浦斯。两者在家中形成难以避免的紧张关系。因为两者是掌权者的关系,犹如储君与皇帝、皇帝与太上皇之间那样紧张微妙。

  中国这种父系而母权的情况,过去的研究者老是视而不见。只晓得拿西方家长制、父权等几个概念和西方的状况去硬套,弄不清“系”与“权”的区别,更未真正理解中国家庭内部的权力运作,故皆谬以千里。请看《聊斋》中一则故事:

  ……女竟登北堂,王使婢为设坐南向,王先拜,女亦答拜;下而长幼卑贱,以次伏叩。女庄容坐受,惟妾至则挽之。自夫人卧病,婢惰奴偷,家道衰替。众参已,肃肃列待。女曰:“我感夫人诚意,羁留人间,又以人事相委,汝辈宜各洗心,为主效力。从前愆尤,悉不计较。不然,莫谓室无人也。”共视座上,真如悬观音图像,时被微风吹动。闻言悚惕,哄然并诺。女乃排拨事务,一切井井,由是大小无敢懈者。女终日经纪内外,王将有作,亦禀白而行。……以此百废俱举。数年中田地连阡,仓禀万石矣。(卷十一《小梅》)

  这一则讲“女主”升座,全家长幼卑贱依序叩伏,由其全权管理的情况。家中男主人同样也在叩伏之列,也受其管理,故他若准备干什么事也得向女主人“禀白而行”。

  这位女主之统治显然甚为成功,故底下人望之如见观世音。下面这一则就恐怖了,在此专制统治下,老公与下人皆视女主如夜叉矣:

  妇尤骄倨,常佣奴其夫。自享馐馔,生至,则脱粟瓢饮,折稊为匕,置其前。王悉隐忍之。年十九,往应童科,被黜。自郡中归,妇适不在室,釜中烹羊胛熟,就啖之。妇入不语,移釜去。生大惭,抵箸地上,曰:“所遭如此,不如死!”妇恚,问死期,即授索为自经之具。(《卷十二·锦瑟》)

  此类夜叉,据《聊斋》作者蒲松龄之见,远比观世音普遍得多。所以他甚至在卷五《夜叉国》故事末尾,以异史氏名义大发议论说:“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 !卷十〈马介甫〉条又感叹道:“惧内者,天下之通病也!”

  政治史上,本来即是圣主明君少而暴君多,故他发此感叹也是不奇怪的。今人若欲做中国古代家庭权力运作与政治之类比,当于此求之,莫再学西人牙口,扯什么老掉牙的父权制、家长制了。

  五、中国人有什么伦理态度:忠孝

  依十九世纪以来西方人之见,在专制政治、父权家庭中长大的中国人,自然养成了一种奴化的道德,强调恭顺,其伦理要求即是忠与孝。

  古代人把忠孝当做好词,称人忠孝节义、忠臣孝子,那可是最高最高的荣誉啦。但忠孝是西方人没有的伦理德目,所以西方人常把它乱理解一通,甚至如前述孟德斯鸠黑格尔之类,尽朝恶劣的方向去解释。

  晚清以降,批判传统、鼓吹现代者也把这套话语学得烂熟,鲁迅啦、巴金啦、曹禺啦、茅盾啦,动辄把忠孝妖魔化,痛诟传统伦理是专制性的父权体系。认为中国人在家庭里,是以父亲的权威来压制、指导儿女,儿女则需顺从、孝敬父母。这种“权威教化——恭敬孝顺”的伦理结构,推而广之,用在社会上,也同样要求人们恭敬顺从君上。君上则行使权威,教化百姓。此“君父伦理”,构成了中国的传统,使中国变成了一个以宗法社会、专制王权、威权宰制性家庭相互联结的体系,而导致中国的落后。

  这类话,听之亦多矣。难以辩驳吗?不,一点也不,只要翻翻书就明白了。

  批评中国传统的人主要是没读书。就像顾颉刚,入北大后与胡适鲁迅共倡新文化、不喜宋明理学,家有二程集而根本就不想观。迨抗战兵兴,避难西陲,没书可读,不得已才翻看程伊川集,聊以度日。看了才大吃一惊,发现程子原来并不迂腐,许多道理讲得挺好(见《浪口村随笔》卷五)。近人把儒学、礼教、宋明理学妖魔化,使人什么也不懂、什么也没看,就已知道它是“吃人的”了。

  礼教吃了人,或它准备吃人吗?让我带大家读点书,看看在近代被污名化最严重的“三纲五常”到底是在讲些什么:

  三纲之说,见于《白虎通义》。这是东汉章帝时会集群儒在白虎观讨论经学家之歧见后,予以综合整理而成的,可以代表儒家的基本观点。它对于人伦关系,提出三纲六纪之说:“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

  这指几种人际关系。三纲指三种基本关系:夫妇为情义关系、父子是血缘关系、君臣为政治关系。由此基本关系,可以衍生“六纪”那些社会关系。所以它又说:“六纪者,为三纲之纪者也。师长,君臣之纪也,以其皆成己也。诸父、兄弟,父子之纪也,以其有亲恩连也。诸舅、朋友,夫妇之纪也,以其皆有同志为己助也。”

  夫妇,明言其与朋友一样,清陈立《白虎通疏证》云:“《礼记》曰:同志为友。夫妇亦同志相助,故亦为之纪也。”解释十分正确。据儒家的看法,“夫妇之道,有义则合”“夫妻一体,荣耻共之”,所以夫妇不是权力关系,也不只是性关系,而是道义相扶持相协助的同志,所以把朋友一伦归属在夫妻伦底下。

  王弼注《易》曾说:“妇者,配己而成德者也”,《说文解字》解妻字也说:“妻者,妇与夫齐者也”,《诗·小雅·十月之交》孔疏同样说:“妻之言齐,齐于夫也。虽天子之尊,其妻亦与夫敌也”。这类注解也都表明了儒家对夫妇伦理的基本认定就是平等的。

  所以要稍微读点书,才不致误会纲纪的意义,把三纲看成什么刚硬僵化可怕且对人有宰制性的东西。

  反传统的朋友或许要说:“好罢,三纲纵如你所言,只是表明三种基本人际伦理关系。可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仍是宰制性压迫性的?”

  哈哈,当然不!刚才不是已讲了妻与夫齐吗?夫为妻纲,就是妻与夫齐,平等。为什么?因纲纪即如阴阳,指两者相配合的关系,而非领导关系。《白虎通》说:“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者何?一阴一阳之谓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纲。”这表明了人伦是在两两相待中才能形成关系,而此种关系又皆如阴阳之相需相配,缺一不可,两者间决不是宰制与被宰制、隶属与被隶属的关系。

  在阴阳格局里,阳尊阴卑、夫尊妇卑云云,均是对两者互动状态的描述,尊卑非上下压制之谓,否则岂非有阳无阴、尊天卑地?这是凡略通中国哲学ABC的人都该知道的。

  所以即使是最容易形成压迫与宰制的君臣关系,儒家仍指它是相对相需,而非上下隶属,所以说“君臣以义合”。《白虎通》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天子,爵称也。”谓君臣只是职务上的分工,并非地位上的尊卑,顾炎武云:“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就是这个道理。后代皇帝常想推行一种“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愚忠,儒家可从来没有这套胡扯的道德,都是讲“君视臣如草芥,则民视君如寇雠”的。

  父子乃天生而成的关系,又与君臣不同,儒家对此,更不可能讲父子地位是隶属主从的。所以《白虎通》特别强调子谏父之义。

  劝谏,与教化不同。教化,代表由上而下的,君与父是意义的来源、人格的典范、价值的指标。劝谏则不然,倒过来,臣、子才是知识智慧的提供者,针对父亲或君王的行为与思想,“是非相间,革更其行”。当然,它也并不否认君或父应作为子与臣之仪型。但应然并非实然,在一般状况下,君或父应可教导或领导臣与子,但若君或父实际作为并不恰当,子与臣便须提出谏诤,以导入正途。

  正因为如此,所以《礼记·曲礼》注云:“子从父之令,不可谓孝也。”凡误以为儒家讲孝顺,就是要一切都顺从父母,“从父之令”,且父子伦理只是“权威教化——恭敬顺从”之关系,都可说是对儒家学说毫无了解的。

  其次,君臣父子、阴阳尊卑云云也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依据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阳兼于月,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春秋繁露·基义篇》)夫妻父子等关系既是相待而成的,在真实人生之中,夫妻之间、父子之际,哪有那么僵固稳定的关系?夫原则上是刚的,但在许多时候也会卑下阴柔;妻原则上是柔的,可是在许多地方却显为刚,是一家之主,发号施令。父子也是如此,父兼于子,子兼于父。犹如太极图形,阴阳分判,而其中却有相涵相融之处。男性有女性之特质,女人也不乏某些男性的特质。这才是真实的人生,才是人伦关系的实况。

  由此即可知传统儒家所讲的亲子伦理,绝非今人所描述的那种上下压制、森严僵化状况;更不会教人盲目地孝敬服从父母,或主张父亲可以其威权主导宰制其子女的思想行为。传统的亲子伦理,是一种有基本原则却又讲究调节原理的关系。

  亲子伦理的基本原则,是“父子有亲”,是血缘亲情的联属,由此而生出仁爱。父以其仁爱待子,又教之以义,如后来《三字经》所云:“养不教,父之过。”教子则须“有义方”。但为人父者,未必只因他是父亲就有能力教其子有义方,父亲也是需要教养,也是需要学习的,向谁学习呢?师长。

  《白虎通疏证》卷八引宋均《礼纬注》:“师者,所以教人为君者也,长者所以教人为长者也。”儒家向来强调道尊于势,故做国君的,须向师长学习作国君的道理;同理,在家中,做父亲的,也得向师长学习父亲的方法,教其子以正道。若不能,则交给老师去教。同理,儿女也基于仁爱,劝勉其父母以义方,《孝经·谏诤章》:“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即是这个缘故。

  谏诤本身就是一种调节原则;“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则是另一种调节方式。

  整个中国传统当然是极其复杂的,亲子伦理在历代亦各有不同,但上述这套儒家的伦理观,无疑仍可视为传统中非常基本的样态。依此原理,不难形成父子有仁有义的伦理关系,而且更没有什么“父子君臣化”“夫妻君臣化”之类问题。

  你也许会说:儒家的伦理固然如此,可是历史上人伦悲剧也很多,君宰制臣、父宰割子、夫殴打妻,均屡见不鲜。

  是的,伦理是教人应该怎么做。例如,教人要诚信,并不是说世上就因此没有说谎的人了。正因说谎骗人者累世不绝,所以我们更要强调诚信(所以,不是礼教吃人,而是因为社会上人吃人,才须提倡礼教以减少吃人)。哪有人像近代学者这样说:“你看,说谎的人那么多,因此儒家讲诚信是要不得的,应打倒!”这不是发神经吗?

  六、中国社会根据什么产业:农耕

  现在一般人对中国的印象其实仍是个大农村。农地占国土绝大部份,十三亿人口中仍有八亿农民。

  现在尚且如此,古代更是。因此一说文化,就说西方是商业文明,而中国是个农业文明。产业不同,精神便异,所以中国人乡土观念浓厚、不轻易离乡,而且家族关系深厚,尊重家族中长幼伦理,家长族老的权威比较大……等等。

  有此想法的人很多,把中国和西方对比为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人也很多,即使唐君毅、钱穆都曾如此说过。一九八零年代末期大热闹过一阵子的《河殇》,也是将中国形容为黄土农业的保守文明,希望能奔向“蔚蓝色”的西方海洋文明,可见此种对比框架之流行。

  这其中,费孝通先生的讲法最有理趣也最系统。他1945年写《乡土中国》,1948年又出版《乡土重建》。据他的研究,中国农村与西洋社会形态不同。中国农村是一种并无具体目的、仅因大家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可成为“有机的团结”,所以是一种“礼俗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民很少迁移移动,世代住在一块土地上,附近全是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熟人与亲戚,因此一切靠的不是法律,而是熟习所形成的礼俗。西洋社会则不然,它主要是一种为了完成某任务而结合的社会,故须要契约、须要法律,属于“机械的团结”,可称为法理社会。

  顺着这种对比区分,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农村社会是靠着礼俗来构成秩序的长老统治形态。强调人治,重视血缘与地缘关系,由血缘地缘之亲疏远近来构成人与人的亲疏判断。因此中国农村基本上是种“差序格局”,以自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反之,西洋社会是法理社会,人群以某些任务而结合,形成一个个团体。团体即社会之单位,团体中人与团体外的人,分的很清楚,故为一种“团体格局”。

  他依此对比,把中国农村界定为一种“历世不移”也“不变”的凝固型社会。因为农村人是扎着土地的,安土重迁。西方人就不会像中国这样依乡恋土。

  费先生乃近代社会学宗师,其说法影响深远,但,你以为他有什么神妙吗?唉,不过挪用西方的论述模型而已。

  你看他的讲法就知道:中国是凝固型社会、礼俗而非法律统治、长老人治等,均由孟德斯鸠、黑格尔来,只是被他结合到“有机/机械”“礼俗、契约”“差序格局/团体格局”“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工商业”等对比中区分罢了。

  而这个对比架构又从何而来呢?

  十九世纪西方的产业革命,造成了工业革命、新工业阶级和新的劳工运动、机械运输革命、新国民经济政策及国家工商管理革命、民族扩张与新殖民时代之世界竞争等等巨大变动。而除了经济转型这一显着转变之外,社会与文化也在变。这种变,所形成的社会,有许多描述语辞予以界定,一般普遍使用的,则是“现代”一辞。

  对于所谓的现代社会,研究者或采列举法,将现代社会中一般主要的结构及文化特色,视为“现代的”。例如说现代即是指工业化、都市化、普遍参与、高度的功能分化、高度的普遍的成就取向……等等。或采用理范研究法(Ideal-type Approach),以现代社会之典型结构、属性和取向,作一社会形态分析。

  然而,特征之列举,究竟有哪些特征属于偶然因素而非本质特性,虽然不易辨明,但特征项之提出,却必须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对比观察上的。理范之建立,更是意含了有一个与现代社会对立的传统社会存在。由此,遂无可避免地会形成一两极性的理论样式。

  这种两极理论,基本上是思考欧洲从封建农业转变到资本工业秩序这一问题,依“前与后”的模型,赋予前后两期社会不同的价值尺度和诠释说明。例如Toennies说的“社区”与“社会”、Durkheim说的“机械”与“有机”、Cooley说的“初级”与“次级”、Maine说的“地位”与“契约”、Redfield说的“乡土”与“城市”、Becker说的“神圣的”与“世俗的”……等。“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之类对比,亦常为论者使用。

  这类经过化约的双元观念(Dualistic Concepe),当然有很大的问题。因此后期的发展,便是在两极之间,以“模式变项”或“转型期”予以解释,使传统与现代不是二元静态对立的,而是动态的连续体。但这种论述较晚才出现,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兴起,早期都是两极对比,费先生学到的就是这套方法。

  依两极对比,农业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是社区型的,着重礼俗、身份、地位,属于有机的结合;新工业社会则是社会型的,着重法律、契约、能力、成就,属于机械的结合。

  费先生把人家这一套用来描述西方古今社会变迁的框架,掉转了一个方向,变成中西的。于是本来用以形容西方古代的情形就都成了中国的特征。而读者无知,读之拍案惊奇,皆曰:“讲得太对了、太好了,中国就是这样!”费先生乃群尊之为大师焉!

  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讲法类似。亦谓以礼俗不以法、不重团体而重家、社会凝固或盘旋不变等等为中国之特征,且就此等特征推论了种种原因。读者亦推尊为大师焉。

  但读者也不想想:西方古代不农耕吗?中国古人不经商吗?殷商民族就以商人为名,贸易南海之珠贝、西山之玉石,服牛乘马、力致犀象。此后唐之广州、宋之泉州,亦皆为世界第一大港。中国人之远洋经贸,岂西人在十九世纪以前所能望其项背?把中国界定为农业文明,以与西方海洋文明相对比,不是笑煞人吗?

  航海与商业,霍布森曾描述道:“中国最引人瞩目的是船舶的发展,这包括它们的规模和数量。直到1588年,最大的英国船排水量仅为400吨,与早得多的载重量超过3000吨的中国帆船相比,就相形见绌。而且,这种大型的中国平底帆船,具有很多创造性的特点——包括方形船体、船尾方向舵、纵帆和防水隔舱——所有这些后来都被欧洲人所吸收。船的数量不仅是中国航海革命的证明,而且也是中国商业经济特征的证明。在8世纪时,大约就有2000条船只在长江上航行”“或许可以确切地说,中国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者,因为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他们拥有远比世界其他地区先进的船只和航海技术。比较的结果是让人窘迫的:当西方最终赶上他们的时候,也仅仅是以一种或另外的方式改良了他们的发明。历史上大部份时期,在能想像到的每个方面,欧洲人使用的船只与中国相比都相形见绌,甚至晚至1800年”(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第三章)。

  中国古代农业之所以令西方人印象深刻,是因为技术好(中国在公元6世纪就差不多拥有了英国在18、19世纪农业革命相关的所有成就)。但并不能因而就误以为中国只有农业,工商业不发达;更不能忽略中国在海上的活动。

  像宋代的商业就不仅高度发达,而且国家的税收收入主要已来自商业部门。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也证实了明代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时并不太受政府的约束。

  高度商业化另一有力证明,就是城镇和大城市的崛起。由于资料不均衡,所以对城市人口规模的估计十分困难。估计宋代鄞县的城市人口比例约为13%,涉县是7%,丹徒县高达37%。即使如此,城市化在中国不仅比欧洲更明显,而且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几个最大的城市。例如,杭州的人口就约在150万至500万之间,远非欧洲所能及。

  以上这些,应该都是常识与事实,可为什么近代中国人就偏偏抹杀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与常识,要费尽气力,迂曲地挪用西方人解释西方社会变迁的模型,来论证中国社会的落后性呢?我从不反对批评中国社会与文化,但连批评的话也抄别人的,岂不丧气?至于费先生说中国社会是乡土型不迁不变的,我《游的精神文化史论》辨之已详,就不讲了。

  七、中国要什么样的文化:多元

  早在孟德斯鸠那时,战争对抗、分崩离析的欧洲,与统一的中华大帝国就是个鲜明的对比。强调欧洲高于、胜于中国者,要如何解释此一现象呢?

  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论调,谓欧洲之所以自由、进步,即由于这种内部的对抗、制衡、竞争;中国因缺乏此种内部多元竞争,以致统一、僵化,缺乏自由。

  这种笑死人的多元制衡说,渐渐由政治性解释,又延伸到了文化领域。谓中国文化在先秦,因百家争鸣、多元竞争,所以才形成为思想上的黄金时代。秦汉以后,大一统王朝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环境,思想文化就衰了。

  晚清国学运动所吸收的就是这个观点。

  依他们看,中国自秦汉以降,都只是君学,国学已亡,故国亦不国。黄节说:“秦皇汉武之立学也,吾以见专制之剧焉。专制之统一,而不国、而不学,殆数千年”(《国粹学报?国学真论》,1907年第2期),即是这种主张。

  故其所谓国学,内涵也就不是经学。经学是儒家一家之学,且是汉代帝王独尊儒术以后才有了那么崇高的地位。革命党人要推翻君主专制,自亦不再宗经;其所欲取法者,乃是秦汉专制王权尚未建立以前,九流十家争鸣的那种学问。

  此即称为复兴古学。邓实〈古学复兴论〉说:“吾国周秦之际,实为学术极盛之时代,百家诸子争以学术鸣。”道光咸同以后诸子学渐盛之风气,在他看,就反映了国人已由君学回归国学且与西学逐渐合流的趋向:“诸子学而与西来之学,其相因缘而并兴。”

  古学的内涵,便因此是指诸子学,儒家则只是诸子学中之一支。

  复兴古学之另一意涵,则是把这种风气或趋向比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如邓实把周秦诸子比拟为希腊七哲、把秦始皇焚书比为土耳其焚毁罗马图籍、把汉武帝罢黜百家比为欧洲封建神学之束缚,而说:“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同上)。欧洲文艺复兴时,不但由学说上追踪古希腊罗马,也收集整理流散亡佚之古籍。邓实他们也在“国学保存会”底下设有藏书楼,广搜丛残,然后刊刻出版,因此影响宏远。

  国学,在其语脉中又名国粹、古学。具体内容则是具批判精神、反封建君主专制的诸子学。革命党人以此振兴民气、激扬国魂,最终战胜了朝廷,启建民国。

  革命救世者的用心当然很可钦佩,但这种文化观却并不准确。

  因为道理非常简单:政治上不统一的时代,未必思想文化上就真能比大一统时更活泼、更有创造力。先秦的情况等下再说,且看五代十国,真能上胜于唐,下胜于宋?魏晋南北朝,又能上胜于汉,下胜于唐?

  历史事实面如此,再说理论层面的问题:持多元文化论者,前提是认定了专制政治会对文化发展产生压制,故认为一旦专制、统一思想,文化创造力就丧失了。这个前提当然有道理,但中国之统一朝代是否即是专制,大可商榷;文化之发展,除政治力之外,又有许多其他因素,故亦不能仅由这个角度看。王纲解纽之时代,未必思想文化就一定较发达。

 同理,某些思想文化之所以兴或衰,也未必由于政治力。儒家之盛,大家都说它是帝王提倡;但杨朱之学衰,跟政治就未必有关系,或许只因孟子批评了的缘故;某些时代皇帝或许更喜欢佛教道教,而佛道也未必就盛过儒学。

  而且,这个评价,和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发展的评价系统恰好相悖。且看《庄子?天下篇》,在感叹道术分裂之后,它叙述了以下几家,其叙述方式是: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循。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

  庄子的评介,是以“源”和“流”的关系来说明古道术与诸子的关系。诸家之学,均是古代道术中已有某一倾向或元素,而诸子继承发展之,所以都是“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闻其风而悦之”。继承发展之后,显然又与古道术不尽相同,因此庄子对诸子学之总体评价乃是负面的、悲观的。他认为诸子皆一曲之士,虽然“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但不遍不赅,不能见天地之纯与古人之大体。如此不断分化下去,“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将来也绝对无法再统合了。

  庄子是最具自由精神的,而其言如此。可见今人以多元竞争、王权降低控制为文化发达之主因,未必即属确论。把先秦神圣化,认为诸子百家争鸣即是学术文化的黄金时代,用来“托古改制”、讽喻当今是可以的,用来描述中国学术史便大谬不然。

  八、中国要什么样的文明:外来

  这个论题与上一节息息相关。

  因认为中国文化自秦汉大一统后就衰了,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文明之输入,就具有输血治疗之作用。中国因接受了外来文化之养分,故才能开创“第二帝国”,形成第二春:唐宋盛世。

  宋以后,中国又僵化了,又衰了。西方传教士这时适时传来了西方文明,本来很可以替中国带来如印度文明那般的救命功效;不料中国人愚蠢,闭关自守,拖了几百年。直到西方用轮船大炮,打醒了我们,我们才从蒙昧中觉悟,开始努力向西方学习,迎接西方文明。

  对西方文明的态度,这时就又比南北朝面对印度更积极了。主流是主张尽捐故我,改从西辙,才能步上“文明”道路,形成“第三春: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过去的文化只是野蛮。修正者态度略缓,主张如当年学印度那样输血治疗即可,主体应该还是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但应与西方文明做一融合之创造。前者从陈序经、胡适到黄仁宇,军容壮盛。后者亦有陈寅恪等人,态度虽说是中国本位,思想的底子仍不脱文化多元论,觉得文化杂交是创造文化盛世之机遇。

  我对此类意见均不以为然,此处仅辨两事:一、印度文化对中国固有添益之功,却非补血治疗。把中国设想为文化衰敝之邦,须待外来文化拯救之,甚可笑。二、西方传教士东来,传播教义,辅以天文历法水法等所谓科学,亦不具文化救衰起敝之义。

  先谈第一点。

  佛教传入中国时,信佛教的人,确实多称印度为“中国”,而以中国为“东土”。意思是印度才是意义的来源,居天地之中。中国僧俗西行取经、求法,以求解脱的行动及故事,便体现着这个意义。

  但脱离传教、护教的框架看,此说即显得偏狭,因为结果非常明显:

  一、佛教根本已在印度灭亡或若存若亡。

  二、印度文化,佛教之外的东西传入或影响中土者甚少。物质,主要是蔗糖制作和饟;技艺,主要是歌舞琵琶。其余思想、文学、伦理态度……等,皆若有似无,难予谛指。

  三、佛教入中土,不是影响了中国,而是被中国吃了。史学上称为“佛教中国化”,还是客气的。高名大德如玄奘,虽欲宏原汁原味之印度佛教唯识法相宗,亦仅二代而绝,可见一斑。

  四、持外来文明论者,多夸大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喜欢说宋明理学是阳儒阴释,吸收佛教而成。实则佛教中如天台、华严、禅宗皆国人自创,禅宗尤与佛教传统大异,自称“教外别传”(或如近代日本批判佛教所云:禅宗非佛教),早已尽泄天机,乃是中国思想浸润影响佛教之产物。此等物,宋明理学家尚且认为它毕竟染于佛教,严予辨斥,则说宋明理学阳儒阴释,岂非冤杀古人?整个中印文化交流史,绝不能想像为印度救济中国文化史。

  接着看第二点。西方文明进入中国之问题。

  当时西方传教士来中国的目的,是“拯救”中国人,宣扬福音。他们带来的科学,至今也被视为福音,足以拯救中国。

  在此情况下,目前一切史述均强调他们如何带来了先进的科学,中国则顽固保守拒斥之。结果经历了明末清初长期斗争,终于证明传教士的西洋科学较为正确,中国皇朝乃改聘洋人为钦天监等职。本来中国自此可以走上西方科学之坦途了,无奈乾隆以后,又闭关自守,丧失了机会,遂造成落后。

  这样的福音传播史,现在让我来揭揭底:

  首先当知:中国科学长期领先西方,而且领先不是一星半点,动辄领先几百年上千年。

  现在这一点不用再说,科学界心知肚明,只是一般人文学者和社会人士还搞不清状况,还老以为中国人从来就缺乏科学精神。

  学界则虽已知中国科学长期领先西方,但仍老大不情愿,所以又有一论调曰:“中国古代只是科技,并不是科学;古代科技虽发达,近代西方那种科学及工业革命终究没发生” 什么没发生呢?大家遂又分头去找原因,各凭本事、各出奇说,到一间黑屋子里抓一只不存在的黑猫,“李约瑟难题”即属此中之一。

  我不想再答李约瑟难题,因为根本问题问错了。西方工业革命的科学条件,中国比西方约早六七百年前就具备啦!

  以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钢铁生产和应用来说,中国人制铁可以追溯到西元前600年,第一块铸铁实物始于西元前513年;到西元前2世纪,钢的生产就开始了(从铸铁发展而来),而欧洲要到了近代才生产钢。

  以生产量来说,中国在西元806年生产了1.35万吨的铁,到1064年时生产了约9.04万吨,1078年差不多有12.5万吨。欧洲约到1700年时才开始大量生产铁,到1788年时,英国的铁产量还只有7.6万吨。1080年宋朝四川铁的价格,按铁与稻米的价格比来计算是177:100,陕西是135:100,说明铁的价格非常低。要到七百年后,1700年,英国才达到了类似的160:100比率,这可能比11世纪中国东北部铁的价格还高出约1/3。

  铁制品方面,我们用铸铁锻造铲子和犁铧大炮,用熟铁制造刀剑。欧洲人在中世纪大抵只会使用熟铁。冶炼铁所需的风箱,中国在元前4世纪已使用了,并早在西元31年就使用水力驱动。

  欧洲的水车先是用来碾制谷物,1025年才在德国用于铁的生产,而在中国情况则恰恰相反,老早就用水车来推动风箱。在水力风箱中活塞杆和传动带的使用,也与蒸汽机的原理极为相似。其他方面,如大概早在元前4世纪中国人就已经开采了石油和天然气,应用于燃料、烹饪和照明等就不详说了。

  诸如此类事例,乃是西方及日本许多学者坚持中国之现代化(或近代化,指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早已发生于宋代的缘故。我不主张套用西洋史的框架,故我并不会这么说。但此类事例有力地反驳了中国没有西方所谓近代科学工业,一直要等到明代中晚期或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才送来福音的观点。

  看至此,你大约会深感疑惑,因为明代传教士带来了科学,且胜于中土旧天文历法等,乃是明显的事实。

  是的,所谓明显的事实,正须考察考察。

  明清之际,奉教人士在教义的影响下多拒斥中国传统的星占、地理、选择之术。如康熙八年,南怀仁将杨光先排挤出钦天监,担任治理历法一职后,短短数日内,即一口气写就《妄推吉凶辩》《妄占辩》《妄择辩》三书,用“科学的态度”痛批中国人以术数占断吉凶休咎之法。

  一般人看这类史事,自然会以为这代表了科学与迷信之争,其实呢?是传教士另有一套迷信。他们除了信上帝之外,许多人还信占星术呢。

  顺治九年,薛凤祚协助耶稣会士穆尼阁(Jean Nicolas Smogolenski,1611——1656)译撰《天步真理》时,即在<人命>下卷列出十五个西方人物出生时的天宫图,并详加推演说明。

  康熙时,南怀仁照汤若望先前所译的《天文实用》一书,预推每年于春、夏、秋、冬四正节及四立节,以及交食等日的天象,凡说 “各季所主天气、人物之变动效验,如空际天气□冷热、乾湿、阴云、风雨、霜雪等项有验与否,下土有旱涝,五谷百果有收成与否,人身之血气调和、不调和,疾病多寡,用药治理以何日顺天、何日不顺天”等项,均是西洋占星术。

  又,今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二百余件康熙朝钦天监题本中亦可清楚见到西方星占术的内容,如:“自立夏至夏至,土星为天象之主,立夏、小满二节,土星、太阳及金、水二星,久在相会之限,主空际多蒙气,阴云,天气仍凉。立夏初旬,土、火二星在夏至左右两宫相近,主人身气血不和,多痨病、吐血,遍体疼痛之疾,于五月初二、初三、初四、初九、初十、十一日调理服药,方合于天象……”。

  题本中更屡见西方星占学家所用天宫图的形式。可见当时历法之争,实为文化冲突,并非科学与迷信之争(另详黄一农〈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占星术的态度〉)。

  另外,当时来华传教士基于信仰,普遍认为崇拜偶像的中国人文化低劣,自认为能以较先进的历法推算和交食预测取得官方信任,就力图用贬低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的作法,诱使中国人崇尚西方科学文明,进而接受他们的信仰。

  如明末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就说中国人对两个天极一无所知,认为中国在耶稣会士到来之前不知道交食真相,还说“关于天象,他们没有得出任何规律”。南怀仁也在1687年写的介绍中国天文学的书中,对中国古代天文仪表示轻蔑,说是“笨拙的缪斯”。

  只有少数人,例如耶稣会的巴多明1740年9月20日写自北京的信中提出非议,说:“相当长时期内,学者认为在传教士把天文学知识授给中国人之前,中国人不懂得天文学。我对这些人该说些什么呢?只是近几年通过观测记录,人们才开始睁开眼睛,开始想到他们中间也可能有值得重视的知识。”

  另外,利玛窦发现中国人记载的星数比欧洲人记载的多四百个,星象记录比欧洲人完整,因此他说:“他们计算日、月食的时间非常清楚而准确,所用方法却与我们不同。这些人从来没有和欧洲人交往过,完全由自己的经验获得和我们相似的成就,真是一件可以惊奇的事。”他在南京考察过北极阁天文台,盛赞其仪器:“规模和设计的精美远远超过曾在欧洲所看到的和知道的任何这类东西。虽经受了近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气变化的考验,却丝毫无损于它原有的光彩”。

  但整体来看,贬抑中国天文学以争取在华传教,乃其生存策,。因此展开与中国天文历法之斗争也就在所难免。斗争之结果,传教士们赢了,是否就证明了他们果然较为高明?

  对此,李约瑟倒是说对了,他说:“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图式是托勒密、亚里士多德的封闭的地心说,认为宇宙是由许多以地球为圆心的固体水晶构成的”,又说:“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传教士们硬要把一种基本错误的图式(固体水晶球说)强加给一种基本正确的图式(这种图式来自古代的宣夜说)”。(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二分册)

  水晶球说源于古希腊天文学家攸多克萨斯(元前408——前355)的宇宙同心球组说,认为每个球绕着固定在外的一个球层里的一根轴而转动。亚里士多德把他假想的球层变成球体,认为诸球层皆由不生不灭、完全透明、硬不可入的物质构成。该说曾被教廷视为异端,后来神学家阿奎那将其与神学结合,教廷才钦定为教条。利玛窦《乾坤体义》卷上、阳玛诺则在《天问略》中介绍给中国的,就是这个说法。

  水晶球说之后,在西方天文学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托勒密(90——168年)行星系说。主张地球居宇宙中心不动,日、月、行星和恒星都环绕地球运行,这即是天文学史上有名的地心说。在华传教士对托勒密学说的介绍主要见于《崇祯历书》。

  《崇祯历书》还介绍了当时刚在欧洲出现不多久的第谷说。

  第谷体系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月亮、太阳和恒星在不同的层次绕着地球转,而五大星则绕着太阳转。见《崇祯历书》的《五纬历指》卷一。

  直至1722年编《历象考成全书》时,被传教士奉为圭臬的,仍是第谷体系。该体系在中国占主流地位一百多年。

  至于哥白尼体系,是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在1760年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时才首次在中国公开介绍的。

  换言之,明末至康熙年间,传教士与中华天文历法学的斗争,所采用的,乃是水晶球说和托勒密、第谷体系,本来就不正确,亦未必比中国旧法高明。

  反之,李约瑟还考证:利氏所说的天球即《元史·天文志》指浑天象,是郭守敬在1276年对宋代科学家韩公廉、苏颂制作的在当时领先世界的“水运仪象台”的调整修配品。基本保留了1090年韩、苏所制浑仪的原制,但观测精度更高。特点是能使仪器随天球运动而转动,这一先进的作法直到1685年才体现在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利用时钟装置推动望远镜随天球旋转的设计中,但这是中国人发明这项技术六百年后了。

  另外,郭守敬所制简仪是将先前的黄赤道转换仪的黄道部件去掉,只保留赤道部份。对于现代望远镜广泛使用的赤道装置来说,李约瑟认为郭守敬是这种做法的先驱。欧洲到了16世纪,第谷放弃了欧洲人和阿拉伯人一贯使用的黄道坐标和黄道浑仪,采用中国人的赤道坐标,也比中国落后了三百年。

  然则,为何在晚明清初中西方天文历法之较量中,中国天文学者竟不敌西方传教士,推步测量失准,以致清廷改聘教士掌理天事?

  这当然是个谜。或许清以异族入关,本联蒙藏以制汉,在天学等事上也欲假西洋传教士以抑扼汉文化之威。或许当时中土讲天学的,如杨光先等恰属庸才。或许时代舆论气候如此……

  历史上的事,本来如是。例如贤人不出头而庸才蠢货大行其道;例如五四文化运动,理论多幼稚可哂而风动一时,余烈至今。此乃历史之无奈处。得势者未必合理,合理者未必得势,正是历史规律之一。犹如有德者未必有福、坏人反而常常占尽便宜,福德不一致。

  但吾人读史,当观理而非附势。如附势,尽可无恶不做以致王侯,又何必读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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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东、鲁西一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区

蔡历

2015年9月

伏羲被称为中国文化的始祖,最重要的就是“伏羲画卦”。相传他出生在山东菏泽,定都在河南周口。他老家是鲁西的,后来工作在豫东。

黄帝是华夏始祖,关于他的出生地,目前有四个说法,但其中之一,是山东曲阜。

孔子是中国的圣人,孟子后来被封亚圣。孔子祖籍河南商丘,后来因太爷爷,即爷爷的爸爸,得罪宋国国君而逃到山东曲阜。《礼记》记载,有人问孔子,说你们儒生是否有“统一制服”。孔子回答,说儒生没有“统一制服”,都是入乡随俗,乱穿的,他自己的着装,既有鲁的风格,又有宋的风格。

而孟子则是纯正的鲁西人,他的出生地是山东济宁。

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那些才华横溢,功泽后世的诸子百家们,除孔孟之外,其余的也绝大部分来自豫东、鲁西一带。庄子是河南商丘人,老子是河南周口人,墨子是河南商丘人。

秦始皇把中央集权的大政府引入中国,他也成了中国第一代皇帝。有人说,中国从此进入了专制时代。错,中国从此进入的不是专制时代,而是反专制时代。中国的反专制在文武两条线上展开,文的线是“儒法之争”,武的线是农民起义。

文线的开创者是孔孟,他们都是豫东鲁西人,那么武线的领导者们,他们又都是哪儿人?令人吃惊的是,从秦末到清末,期间的农民起义领袖也绝大多数来自豫东、鲁西一带。

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是秦末农民起义的四巨头。陈胜、吴广都是河南周口人,刘邦、项羽都是来自江苏北部,与豫东、鲁西交界。

西汉末,赤眉起义首领樊崇是山东诸城人,起义发生地是莒县,属于鲁东,但是,起义后,苏北、鲁西南、豫东是其主要活动区域。

东汉末的黄巾起义,其首领张角是河北邢台人,属于冀南,紧邻豫东、鲁西。

隋末的瓦岗寨,在河南安阳东部。

唐末黄巢起义的首领黄巢是山东菏泽人。

北宋梁山好汉们的聚义地水泊梁山,在山东济宁。

元末刘福通起义,刘福通是安徽阜阳人,是朱元璋的先行者,而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两者均属皖北,紧邻豫东、鲁西。

清末捻军起义,也发生在豫鲁苏皖交界地带。

《诗经》有风、雅、颂三部分组成。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风,因为它对当时各国的历史状况进行了描述。风就是“讽”、“刺”,含有对“蛮夷”文化,“落后”文化的揭露、批判之意。所以,凡是被“风”记载的邦国,一定都在文化上有相对“蛮夷”、“落后”之处。但是,除了“周”之外,宋国和鲁国也没有风。显然,在《诗经》看来宋和鲁是文化上的“高级”国家,无需去“风”。

政府是专制的主体,反专制就是反政府。所以,自从政府,尤其是秦以后中央集权政府在中国出现以来,中央政府都不敢设在这一区域,唯一的例外是北宋。而且恰恰是北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文治的,最重视文化的时代。宋明理学就在这时诞生,王安石他们都是直接要求北宋的皇帝要绕过秦皇汉武们,去学习尧舜,而尧舜时代的中国尚无政府。

所以,综合来看,豫东、鲁西一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区域。中国文化发端起源于这个狭小区域,并且逐渐向四周传播和辐射,教化蛮夷,最终导致整体中国文化的形成。

同时,当中国遭遇外来影响,企图来破坏这种文化,企图在中国搞专制时,站出来反抗,包围中华文化血脉的,也是这一区域。

目前中国正在遭遇另一种专制文化的侵袭,包括资本专制、工业专制、科学专制、技术专制,想必再次站出来反抗的,依然是这一区域。

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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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的起源与现代文明的本质

蔡历

2015年9月

太监是历史著作和影视作品中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忠烈勇武者如郑和,奸诈狠毒者如魏忠贤,滑稽可怜者如李莲英。但无论如何,一想到他们失去生殖器,我们总是会觉得这实在难以理解,会报以同情怜悯,会对这种“愚昧”的“蔑视人权”行为感到遗憾和愤怒,甚至恶心。

太监起源于何时,何地,史籍并没有明确记载。目前对此也有一些解释,但是都是出于推测、猜测,甚至想当然地附会杜撰。但无论哪种解释,都是基于这么一个假设,认为太监肯定是中国历史、文化自身的产物,而从未考虑外传的可能。

在中国的典籍文献中,关于太监的最早记载出自《春秋左传•僖公二年》,里边提及一个叫“寺人貂”的人,他是齐桓公的宠臣。郑玄注解,“寺人”就是“侍人”、阉人,“貂”是其称呼。

郑玄的注解是有所本的,后来的《韩非子》、《吕氏春秋》和《史记》均有对此人的记载,信息也增加的很多,不过名字换成了“竖刁”或“竖刀”。根据这些记载,竖刁是一个阉人,而且是个自宫的阉人。为啥要自宫,就是为了取悦齐桓公,获得权势。后来此人也的确得宠,不过做尽了坏事,败坏了朝政,甚至活活俄死了齐桓公,最后被杀头。

这些更详细的记载有可信的地方,也有后来人杜撰的地方。可信的地方有二,一是中国的太监起源于齐桓公时代的齐国;二是,太监的出现,他们的阉割行为是自发自愿的,而非被强迫的。是先有了太监,先有了自宫的人,然后齐桓公一看很合胃口,而不是齐桓公依靠自己的权势,去强制性都阉割别人,强迫别人去做阉人。明白和记住这个先后顺序很重要。不可信的是,对太监起源的功利主义解释,将太监的自宫行为,完全归因于功利的考虑,说是为了邀宠国君而获取权势和财富。这太不划算,也太难以让人相信。

据《韩非子•十过》记载,管仲老病,齐桓公就去问他,哪些人可用。问到竖刁时,管子的回答是:“不可。夫人之情莫不爱其身,公妒而好内,竖刁自獖(自宫)以为治内,其身不爱,又安能爱君?”管子的回答,指出了一对矛盾。一方面,每个人从本性来说都会爱惜自己的身体。另一方面,竖刁为邀宠,居然严重损坏自己的身体,搞自宫。管子的结论是,一个连自己身体都不爱的人,又怎么能去爱惜齐桓公你呢。也就是说,阉人的自宫有违人之常情,管仲是绝对反对和排斥的。

这样一来,如果第一个自宫的人,的确是出于功利的考虑,那么他将面临双重损失。一方面他本人承受巨大直接损失,失去身体和人生最要的东西之一。即便他后来的确可以获得权势和财富,但这个失去的东西,却可以让一切权势和财富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不能享受男女之乐,不能享受父子的天伦之乐,家庭之乐。另一方面,即便自宫的代价如此高昂,但是自宫后的你,很可能不被社会接受,遭到歧视和排斥,让你得宠的概率变得很低很低。事实上,管子的对阉人的态度代表当时中国社会的一般态度。甚至说,当时社会对阉人的排斥程度比管子更甚。

《三国演义》有个故事。夏侯惇在一次战斗中被箭射中了眼睛,急忙拔箭,不想却把眼珠带出。随后,夏侯惇做了一个现在看来怪异但又悲壮的举动,一把抓住眼珠,吞吃了。吃前,他还说了一句话,算是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他说:“父精母血,不可弃也”。

夏侯惇的话也是有所本的。《孝经•开宗明义》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同是在《三国演义》,曹操一次下令说,破坏农民庄稼者斩。不料,话音未落,曹操的马不知何故惊了,跑到农田把禾苗踏坏了一大片。曹操接下来的反应被称为奸雄表现的经典案例。曹操说,军令如山,我违规了,也必须斩首,但是,我要“割发代首”。现在人们一般把这理解为曹操耍滑头,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为何“割发代首”在当时能被他的军队如此信服?现在哪个国家领导犯了事,他说要“割发代首”,这有丝毫的可行性、可信性吗?“割发代首”透露给我们的更多信息不是曹操有多么奸猾,而是三国时代的人们,至少是中原一代的人们,普遍对头发有多么重视,重视地把头发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

夏侯渊的生吞眼珠,曹操的割发代首,以及《孝经》要爱惜身体发肤的谆谆教导,共同指向一个我们早已遗忘的事实:在早期的中国,存在一种高度重视和爱惜自己身体的人生理念,这种理念甚至说是一种宗教性的崇拜。

身体是受之父母的,来自父母的就是一种天生就有的状态,天然、自然的状态。早期中国这种对身体的崇拜情节,根源于对“自然”的重视和崇拜。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和现代意义上“自然”有本质不同。中国传统意义上“自然”是自然而然的意思,它对立面是“人为”、“干预”。所以自然也可以解释成非人为,不干预,就是“无为”,“自然”和“无为”是一体两面。而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指的是人之外的物理世界,其特质是物质的、机械的,它的对立面是人。人对自然的态度不是崇拜,而是利用和歧视,这需要积极地干预,不是无为,而是有为。这种理念的文献起源是犹太教、基督教《圣经》,但真实起源更古老,来自古西亚文明。

对中国自然崇拜的最好总结和体现来自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甚至也可叫“自然学”、“无为学”。不妨引用一些句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为无为,则无不治”;“爱国治民,能无为乎?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由于普遍存在重视、爱惜,甚至崇拜个人身体的思维理念,由于存在“自然”崇拜、“无为”崇拜,太监起源的功利主义解释绝不可信,太监也绝不能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内部产生。那么自宫行为究竟出于何种目的,它又是出现在哪里?

关于阉人最古老的传说和记载,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古西亚和古埃及。

一开始阉人不是来自世俗领域,而是来自宗教领域,他们是祭司,是在神庙中,服务于神的。只是随着王室的出现、祭司才从神庙,走进王室,由服务于神,而服务于国王、君主。事实上,在古西亚和古埃及,乃至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文明,甚至现代已很世俗化的美国,国君、政府都和神、和宗教有剪不断的关系。在古埃及,法老本身就是神。在古两河,国君不是神,但是神在人间的代理人。所以,在古西亚和古埃及,祭司由服务于神到服务于君王,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那么在古两河和古埃及,作为阉人的祭司是起源于何时,又是出于什么目的才阉割生殖器的呢?

很遗憾,对这些问题,没有任何直接的历史记载,而且目前也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事实上,古埃及和古两河文明本身也在公元前4世纪,随着亚历山大的入侵而迅速消失。他们的语言、文字、祭祀仪式,早已被人遗忘,目前这两个区域都被伊斯兰教文明覆盖。只是到了19世纪,随着考古发掘的兴起,人们从这两个地方的地下和古墓中,发掘出大量的古代实物和文字材料,并且很快破译了发掘出来的古两河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被埋在地下两千余年的古文明才得以重建天日,为世人所知。

不过,也不必太遗憾。因为仔细研究这些考古资料,就可以梳理古两河、古埃及文明的历史沿革,进而可以理解他们的精神和思维,尤其是在与同期中国文明相比较的情况下。在这个基础之上,是可以找出我们所需要的答案的。

阉人祭司由两个要素组成:祭司和去除生殖器。所以,研究阉人祭司的起源,就分解为两个问题,一个是祭司的起源,另一个是和生殖器有关的祭祀行为,它的起源。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合起来,可能就是我们所要找的答案。当然,这两个问题本身并不是真的绝对分离的两个问题,而是存在紧密联系的,是一体的,只是从思考逻辑上这么分。

研究祭司的起源,必先从研究神的起源,以及祭祀的起源开始,因为祭司是服务于神的,是祭祀仪式的制定和主持者。

一提到神,现代人的印象是,他是全知、全能的,世界的创造和主宰者。对于神,人只能无限服从和祈求。事实上,这样一个形象的神是后来才有的,准确地说,是公元前1500年,“一神教”出现以后才有的。最典型和成功的一神教是犹太教,但是,除此之外,大致同一时期,印度教也具备一神教的核心特征,古埃及也出现了一神教化的宗教改革,但不久失败。

一神教出现之前的神,或者说古两河、古埃及的神,不是一个全能神,而是一个能力有限的神,甚至说无能的神。人对神不是无限的服从、崇拜和祈求,而更多地是为其提供帮助,人要帮助神去做事,去增强神的能力、能量。

古两河-埃及的神,都是一些自然神,生态神,这些神都和自然循环,生态循环有关,进而和食物的收获有关。主要有三类,太阳神、植物神、生殖器神。

事实上,古两河-埃及人,所关注的并不是太阳本身、植物本身和生殖器本身,而是一种更内在的力量,支撑植物每年都正常发芽成长的力量,不妨叫它“生态力”。为什么要关注这种“生态力”,原因很简单,在于这种生态力直接和食物的有无和欠丰相关。一旦这种生态力消失,或变弱,作为植物的小麦将不能正常生长,古西亚人将不能收获足够的小麦,要饿肚子,甚至整个社会面临生存危机。

在古西亚人看来,生存依赖于食物,食物依赖于“生态力”,太阳、植物、生殖器都和生态力有关。那么崇拜太阳神、植物神、生殖器神,其本意并不在这些神本身,而是在蕴含其中的生态力;甚至崇拜生态力的本意也不在生态力,而是在食物,能够维持他们自己基本生存的食物。

由于植物的生长周期与太阳的南北移动,在时间上是同步的。太阳的南北移动制造了四季的变换,植物也随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古西亚人就依据这种同时性,在生态力和太阳之间建立了联系。然后,他们构造了太阳神,并且认为通过祭祀仪式,去增强太阳的力量,就可以增强生态力的力量,进而促进植物的正常生长,保障小麦的收成,最终保障食品的供给。

在植物本身与生态力之间建立联系比较好理解,因为植物就是直接在生态力的支撑下而发芽、成长的。西亚人也构造了植物神,并且开发了相应的祭祀仪式,通过这些仪式去帮助植物神进行正常的生长循环。

如果在太阳、植物与生态力之间,进而与食物之间建立联系还是比较好理解的,那么在生殖器与生态力和食物之间建立联系就很难理解了。于是,后人,尤其是当代人对生殖器崇拜产生了诸多误解。一个典型的误解,就是把它和性、性功能联系在一起,说成是性崇拜。或者不再那么色情,而解读成一种生育崇拜,为了想多生孩子。这种解读的始作俑者是弗洛伊德。

其实生殖器崇拜和太阳神崇拜、植物神崇拜是一样的,依然是一种生态力崇拜,是食物崇拜。现代人看到生殖器神的生殖器形象,想到是性、色情,或者生孩子,而古西亚人看到生殖器神,他们想到的是保障食物供给的生态力。

在生殖器和生态力之间建立联系,依据的是一种相似原理。孩子的孕育、出生和成长,和植物的结果、发芽、成长类似。于是,古西亚人认为,人类的生殖器和生态力之间存在关联,并构造了生殖器神,开发了相应的祭祀仪式。他们认为通过这些祭祀,就可增强生殖器的力量,增强蕴含其中的生态力的力量,进而促进植物的生长,最终保障食物的丰盛。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能猜到阉割生殖器是怎么一回事了。没错,阉割生殖器,是一种祭祀行为,把自己的生殖器阉割掉,献给生殖器神,就可增强生殖器神的力量,进而增强生态力的力量,然后保障植物的正常生长,从而保障社会的食物供给。

至此,我们揭晓了阉人祭祀为何要阉割生殖器这一问题的答案。那么阉人祭祀又起源何时呢?

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却有可靠的间接证据。通过这些证据,我们可以推测祭祀和神出现的时间,推测职业化祭司出现的时间。这一切都要感谢考古学。

考古学有个分支叫“聚落考古”,就是发掘早期人类群体性的居住地遗址,通过研究房屋和墓地,来推测当时的文明状态,精神思维状态。通过这样的考古,可以发现,在公元前9500年左右,也就是距今11500年之前,一种现在被称作“祭室”的房间在古西亚出现。“祭室”就是专门用来举行祭祀仪式的地方,是后来的神庙的前身,当然也是一切专门宗教建筑和场所的前身,包括现在的基督教教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以及中国的少林寺,它的方丈目前正在遭遇举报。

有了专门举行祭祀仪式的“祭室”,就说明这时已经有了神。是不是也有了生殖器神呢?也有。在大致同期,发现了一个泥塑的男人雕像,这个雕像是裸体的,而且突出了其生殖器。很可能,这就是早期生殖器神的形象。再后来,生殖器神的形象只有生殖器了。这样的生殖器神,以及祭祀仪式,目前在很过国家依然存在,印度有,甚至日本也有。

到了公元前4500年左右,古两河文明进入一个“欧贝德文化”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比祭室规模更大,结构跟复杂的宗教建筑,这就是神庙。这种神庙有专门住人的房间,住在房间里的人就是职业的祭司。所以,职业祭司的出现时间是公元前4500年左右,即距今6500年左右。

生殖器神的出现时间是在11500年前,职业祭司的出现是6500年前,那么阉人祭司的出现应该在时候?要确定这一点,必须确定阉割生殖器这种祭祀行为是什么时间被开发出来的。一个合理的推测,应该和生殖器神一起出现。不过可能很少使用,而只是在遭遇严重威胁时才使用。到了职业祭司群体出现以后,某些祭司为显示自己的虔诚和奉献精神,可能会自愿将自己的生殖器献给神。这样阉割生殖器的祭祀行为就成为常规性的东西。

所以,有理由推测,自愿阉割生殖器的行为,即自宫出现的时间最早可以上溯到11500年前。而自宫成为一个制度性、常规性的事情,可能发生在65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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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紫荆关

张星水

2015年9月

    紫荆关下,易水河畔,狂放不羁的一代旷世江湖游侠荆轲先生,两千多年之前的一个寒风凛冽的深秋清晨,曾经在此与燕太子丹、高渐离以及诸多江湖好友粉丝抱拳诀别,在萧瑟秋风中满怀沧浪地吟诵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千古绝唱,随即带着燕国武士秦武阳仗剑西行踏上了经由紫荆关、函谷关、潼关前往秦地的不归之路。唐初诗人洛宾王有诗赞道: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荆轲既好读书,又擅击剑,显然是一个文武双全的游侠,虽然外表儒雅俊逸,内心却具虎贲之狠,他不仅是能够吟诗唱和的风流才子之柳三变,他更是能手持利刃上马杀贼的铁血之辛弃疾,这就是“上马杀的贼,下马讲得学”的心学大师王阳明所恪守和倡导的“知行合一”的实战精神。曾几何时,我十分崇拜历史上这些云游四海、浪迹天涯,而尤以天下为己任的江湖侠客和世外高人,他们身上有着一般读书人所不具备的刚毅品格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可以做到士为知己者死的义薄云天,甚至为了追寻理想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儒家最高精神境界。

    上月笔者因为往返河北涞源办案,再次驱车路经此地,故地重游,抚今追昔,寻幽探古,喟然长叹。第一,感慨命运多舛,颠沛流离;第二,感叹人生无常,四海漂泊。屈指算来,这已经是我第三次途径紫荆关了,记得上次路径紫荆关,也是在匆匆之间如同白驹过隙,走马观花,稍作停留,留下足迹。这次停车驻足,滞留停歇,举目远望,古代关隘的地面建筑早已经荡然无存,连残垣断壁都所剩无几。一股幽思惆怅不禁油然而生,人生匆匆,忙忙碌碌,饱经沧桑,疲于奔命,究竟何为?为了什么目的才这样苟活于世间,即使仕途之路前途黯淡,也还是不离不弃于工作,苟延残喘于是世间。

    生活如此乏味、痛苦与无聊,有的时候甚至像猪狗一般龌龊、慵懒,却还始终不忍放弃,不愿出局,依旧如此卖力,尚且惜命,于百无聊赖的滚滚红尘之中苦苦挣扎,而不能像荆轲那样看淡生死,行侠仗义,血溅七步,杀身成仁。历史上的仁人志士无不向往荆轲的人生与抉择,虽然他只是一个刺杀未遂的失败者,但是他面对虎狼之心的暴秦却能够大义凛然,从容就义,故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刺客列传》彪炳史册,流芳千古。成为了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英雄,后来清末戊戌变法的谭嗣同也是这样赴汤蹈火的悲剧英雄。前者为了诛灭暴秦死在了秦王侍卫的刀斧之下,后者为了维新变法死在了菜市口清廷刽子手的铡刀之下,二人同为为了实现自己所信仰的政治理念而悲壮赴死的烈士。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儒家信义精神是我等和平年代的凡夫俗子所无法企达的崇高境界。毕竟,芸芸众生多数是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都要为五斗米折腰。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替天行道、视死如归的刺客荆轲,也只有一个无畏布施、大呼快哉的浏阳谭嗣同。

    当然,还有一个世人皆醉我独酌的屈原,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吟诵着自己创作的楚辞《离骚》与《天问》,满怀悲愤的投入浪花滔滔的汨罗江,以死明志,用投江自戕的悲壮方式告别这个污浊的世界与庸俗的世人,这也是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贵文人特立独行的崇高境界,宁死不屈的骨鲠士大夫之倔强,这样公而忘私、大义凛然的古人还有文天祥、陆秀夫与史可法,面对侵略者屠刀的凶残杀伐与铁蹄的野蛮践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些做了朝廷命官的儒家读书人面对天崩地陷、风雨如晦的天下危局的时候凭一己之力苦撑危局,宵衣旰食,殚精竭虑,直到以身殉职,真乃顶天立地的大英雄,绝非痴迷于世俗平庸生活的普通常人所能及,在“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悲摧动荡时代里,他们发出了呐喊并付诸于抗争,而没有像芸芸众生那样选择苟且偷安的生活,这是一种玉石俱焚的决断力和金刚心,绽放出了璀璨血腥的刚烈之花。

    傍晚时分,残阳如血,踯躅在古代关隘瓦解之后形成的粗燥沙砾上,仍旧能够感觉到太阳白天照射所留下的余热。我用脚步仔细丈量着这座已经荡然无存的古代雄关,《吕氏春秋》曾经将其称之为:五阮关。《隋唐演义》里它又被称为白璧关。古时的紫荆关,层峦叠嶂,犹如屏蔽,阻挡着西北边塞入关的道路,在它之外建有著名的边关重镇大同府与宣化府,使得地处咽喉要地的紫荆关成为著名的九塞之一,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享有畿南第一雄关的美誉。历史岁月的沧桑无情地湮没了她的壮丽尊容,从来红颜最易老!但是她的古韵风骨犹存,在风沙呼啸之中偶尔能够听到她的千年呜咽之声回荡在耳畔,尤其在夜空之中格外清晰入耳。

    夜晚,一轮明月升起在天际,呼啸的西北风呼啦啦地迎面吹来,衣身单薄的我不禁打了一个趔趄,举目四望,不远处巍峨耸峙的狼牙山,山峰起伏,峰峦如聚,参差不齐,犬牙交错,天空瓦蓝无涯,大地漆黑茫茫,于无声处,这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夏季夜晚,四周荒芜人烟,惟有璀璨的星辰与皎洁的月亮在这山峦起伏的荒郊野外与我为伴,此时的我,真有一种“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的真切感受。我背负着沉甸甸的行囊,步履蹒跚地走到了易水河畔的乱石滩,随身取出打火机升起一堆篝火取暖,由于随身没有携带咖啡提神,加之旅途奔波劳顿,又雇不起专职司机开车,而这几日研究案情用脑过度,又加之白天刚刚在涞源县法院开了一整天的刑庭,在法庭之上替一名性格刚烈的优秀民营企业家做了艰难的无罪辩护,身心俱疲,我感到了一阵头晕目眩,站立不稳,竟险些栽倒在地,慌忙就着已经干涸的河道之上的零乱的河卵石坐下,放松深呼吸,喘了一口气,随即支起了仅够我一人遮风避雨的简易帐篷,从背囊里取出睡袋,席地而卧,一丝困倦之意顿时袭来,头脑发胀,不免昏昏沉沉,恍惚之间进入梦乡,冥冥之中似有圣贤下凡,神仙托梦于我,我又照例做了一夜离奇荒诞的诡异怪梦。

    梦境之中,浑浑噩噩,光怪陆离,其中不乏怪力乱神,也不乏仙女下凡,蹉跎岁月阅历坎坷,人生之旅蜿蜒曲折,仿佛这紫荆关附近的山路坎坷崎岖,沟壑纵横,坑洼不平。徜徉在空旷荒原之中,我仰天长啸,漫无目标的逡巡发呆,拔剑四顾心茫然,天生我材必有用。但是自古英雄多寂寞!四周无人应对,惟有山谷之中传来了隐约的空荡回声。回首这些年来,我的讼师刀笔吏生涯:无丝竹之悦耳,有案牍之劳形。曾经为多少弱者仗义,曾经为多少冤者直言!又有多少辛酸、悲凉与无奈!呜呼,俱往矣!莫论公事与公干,检讨一下私生活,亦是何等的疲惫不堪!经年累月,至今的我,落拓不羁,孑然一身,混迹江湖,浪迹天涯,真可谓:烟蓑雨笠卷单行,芒鞋破钵随缘化。在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之中,苦苦寻觅,竟然找不到一个真正的知音。对于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而言,空虚、寂寞与颓废,悲哀、无奈与麻木,似乎都成了家常便饭,抑或注定就是一场凄凉无果的生命轮回。

    我无聊地闭上了眼睛,栖身于黑夜里的荒滩之上,在荒郊野外安眠于大地,感受着大自然粗狂的风沙与冰凉刺骨的温度,身心也变得麻木起来。这些年来,我一个人云游四海,浪迹江湖,习惯了古道西风烈马,断肠人在天涯的流浪生活,故已经习惯于孤独一人度过漫漫长夜,而且我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在舒适安逸的卧室里反而睡不踏实觉。故我厌倦城市的灯红酒绿,亲近自然的山川江河,偶尔来到大自然,在天籁苍穹的夜空笼罩之下睡眠,以天为盖,以地为庐,反倒无忧无虑,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人生最坏的结局也不过就是在默默无闻中慢慢的死去而已,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就像佛教高僧大德的涅磐圆寂……在这些胡思乱想之中我终于在荒芜空寂的野外滩涂迷迷糊糊地渐渐地进入了梦乡,这是一个远离大城市喧嚣的异乡的静谧夜晚,我在梦境中竟然见到了久违的古龙《天涯明月刀》中的刀圣傅红雪公子,我喜欢与这样有残缺性格与缺陷躯体的江湖英雄对话,符合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的真实世界的人物形象,而不是那种“高大尚”的虚假“道德”完人,与之谈天说地,纵论天涯,观赏明月,品味江湖,刀光剑影,爱恨情仇,癫狂人生,忍痛割爱,悲怆苍凉,仰天长啸,大呼快哉。

    清晨,一缕阳光照射在了我夜晚宿营的河滩之上,刺痛了我的眼睛,我从睡梦中猛然醒来,钻出睡袋,用双手揉了揉睡眼惺忪的双眼,站起身来,打了一个哈欠,伸了一个懒腰,看看四周,仍旧是空寂无物,没有人烟,古龙与傅红雪也早已不见了踪影。经年累月,在这样的荒山野岭露宿已经是我的江湖流浪生活的一部分,早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我看了看昨晚点燃的篝火,早已经熄灭了。我收拾好简单的行囊,重新振作精神,来到不远处的座驾旁边,打开车门,发动马达,驶离荒滩,沿途坑坑洼洼地留下了一痕深浅不一的车辙之印。一路之上,我迎着旭日的朝霞,驱车穿越易水、涞水、拒马河,踏上了新的征途,虽然前途未卜,生活无聊,工作琐碎,一日三餐,吃喝拉撒,循规蹈矩,周而复始,样样乏趣,恶性循环,无聊透顶。但作为凡夫俗子,我们始终摆脱不了地球引力,也无法克服自身的饥饿感,更无法像苍鹰那样长出双翼展翅翱翔于蓝天白云之巅,我们也无法像鱼鳖那样鱼翔浅底,藏匿海底,不见天日,深不可测。我们就是没有翅膀没有鱼腮用脚走路的灵长类动物,依旧需要脚踏实地,呼吸空气,即使世界再晦涩,生活再乏味,工作再沉闷,夜晚再孤寂,我们仍旧需要坚忍不拔地执著前进,因为我们天生就具有强烈的求知欲,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希望探索神秘莫测的新世界,我们总是不停地向着遥远的茫然未知的新的地理坐标行进,惟有如此人类文明才能够延续下去,传承有序地演绎下去,并最终走向遥远的茫茫宇宙。江湖散客张星水追记草书于2015年仲秋北京海淀紫竹院陋室。

 

 

 

 

 

 

大军网编者按:宗教战争的惨烈在中国近代也发生过,但被人为地掩饰了。一百五十多年过后,让我们清晰地认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以防止再发生这样的惨剧。中东今天陷入惨烈的宗教斗争之中,中国也要警惕。】

陕甘回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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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词条

    陕甘回民起义,又称同治陕甘回变,是发生在中国19世纪清朝同治年间的一场战争和动乱。这是一个由回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在1862年和1877年之间发起的一场与汉族之间的仇杀,它维持了十年多,波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等地区,最后被多隆阿部队和以汉人湘军为主的清朝军队镇压。战乱对西北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损失人口2000多万。

    中文名   陕甘回民起义

    别 名    回民起义,同治回乱 陕甘回乱 回回乱

    发生地点  中国西北地区陕甘宁青新

    参战兵力  各次作战人数不等,详见相关书籍

    结 果    起义被镇压,陕甘地区人口锐减

    外文名   Shan Gan Hui Uprising

    发生时间  1862年-1873年(清代同治年间)

    主要参战双方 清军,团练、回民起义军、捻军

    双方主要指挥 左宗棠 多隆阿,马化龙 白彦虎

    战乱损失人口 汉族约1500万,回民约500万

    1 背景

  18世纪,清朝西北地区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清朝为了维护统治,清政府采取以汉制回政策,“凡争论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族”,回族性桀骜,亿万同心,顾回汉矛盾日益加深。但陕西回民起义领导者自觉不自觉地让造反的战车驶向了民族仇杀的错误方向,其策略失误和没适当地把握度,不但殃及了无辜的汉族百姓,也给自己的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当汉族依靠满族朝廷反扑时,局面已经无法控制。

  在18世纪,一些甘肃研究著名的穆斯林神职人员从麦加和也门根据苏菲派,在中国西北回族创立虎夫耶和哲合忍耶派新教。老教和新教信徒之间的分歧,以及认为清朝官员管理不善,腐败和镇压造成回族和撒拉族穆斯林在1781年和1783年暴动,但他们及时镇压。

  稍前的1856年,在云南省也发生了杜文秀领导的大规模回变。由于太平天国和捻军反抗清朝,中国境内的诸多回族也爆发了大面积的起义。

    2 过程

  1862年,由于对清廷不满,汉回之间的民族冲突,加上官府的腐败和欺压,在陕西的回民趁太平天国和捻军在陕西的影响发动叛乱。其初期的主要领导人有赫明堂、马生彦、马振和、白彦虎等。同时在宁夏也爆发了大面积的回民民变,其主要领导人有马兆元和马化龙。

  在陕西的回军一开始可以趁清军忙以对付太平天国的机会在陕西中部立足,迅速弥漫到整个陕西,于1862年6月底围攻西安。直到1863年秋天多隆阿进军陕西情况才得以改变,从1864年开始就被清军逼迫退守陕甘边区。但1864年4月1日,多隆阿攻占周至,进城时遭流弹击中,延至5月18日伤重不治。陕西回军在甘肃东部成立了“十八大营”,反击陕西。

  太平天国被消灭后,左宗棠率领湘军开始对陕西山西一带用兵。左宗棠首先进攻捻军,在捻军被击破后再进攻位于陕西的回军,1866年回军退守甘肃。1869年左宗棠派刘松山进攻宁夏的金积堡,马化龙接受安抚后见清军屠城,迫于压力再次发难,兵败后被杀。

  1871年左宗棠进驻甘肃,当地回军领袖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1872年以白彦虎为首的回军被迫退出青海。1873年退到新疆,最后逃往俄罗斯得脱。陕甘回变由此告终。

    3 影响

  同治年间的动乱,应是冷兵器时代最后以此超大规模的种族屠杀。这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陕甘两省的民族分布。在战争中,回汉两族在陕西、甘肃两省互相仇杀,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回民起事前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此时的甘肃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地区)人口为1945.9万人,战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达1455.5万人,比例达74.5%。。

  陕西人口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有1394万,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五年(1879年)的17年间锐减至772余万,人口损失总数高达622万,大约占战前人口总数的44.6%。17年中,因战争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约有520.8万,在全部损失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达83.7%,而灾荒期间损失的人口不过101.2余万,占全部损失人口的比例仅有16.3%。

  西北回民对汉人的屠杀,以及汉族对回民的报复式屠杀,可见甘肃各县的县志。甘肃镇原县志记载:“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入城避难。是月初九日……,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据《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统计,回民屠城前镇原县人口26.9万,战争损失23.4万,损失比例为87%。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记载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军队“陷平凉城府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十数万。”《中国人口史》记载,甘肃泾州四县,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时有人口92.8万,战争中人口逃亡和死亡82.2万,损失88.6%。据该书推算,同治年间平凉府(包括华亭,隆德,平远,海城,固原)人口逃亡和死亡249.1万,占战前人口的88.6%。左宗棠入甘肃时,形容“远近城邑寨堡,惨遭杀掠,民靡孑遗。平、庆、泾、固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

  西北回汉之间民族冲突引发的大规模屠杀,是左宗棠及其湘军在平定回变后对西北回民展开报复性屠杀的重要原因。战前陕西省有回民170万人,在该省人口中占有相当比重,而且绝大部分分布在关中地区。1880年陕西回民人口谷底数不会超过15万,战乱中损失的回民在160万口左右,人口损失率高达91.4%。战后只有西安城内未参加作乱的3万回民得以幸存,少部分逃亡,其余人均已死亡。甘肃省回民在战争中的死亡率也相当高,但仍在该省居民中占有一定比例。一部分回民为逃避报复,随白彦虎逃至俄国,成为今天的东干族。

  历史学者马长寿曾经评价说:“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对西北回民历史来说,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大变动。在此变动发生以前,陕西各县,特别是渭、泾、洛三河流域,是我国回民的一个主要集中区或杂居地,但自这一运动发生以后,清代统治者把陕西各地原有的回民,除了西安城内的回民以外,整个驱逐出境或屠杀了。这一空前未有的大变动,改变了历史上陕西人民民族成份的原有面貌。”

    4 关于宗教和民族矛盾的描述

  同治三年十月初三日(1864年11月1日),河州被围十一个月后,马占鳌指挥起义军一举攻克了河州城。城破以后,马占鳌下令没有杀清朝的文武官员,除“千总魏智勇、崔永禄等开城逃遁”外,其余文武官员均被马占鳌派人“护送出城”[丁焕章主编;《甘肃近现代史》第67页]。马占鳌为了使汉民在战乱中不被滥杀,命令凡愿投诚随为回民的挂出白旗,头戴白号冒,一律免杀。这样大多数汉民为了自保,头戴白号冒,随了回民,称为“随教”。

    另有记载说:冬十月“贼陷河州城,自赵必达[知县]失利,河州援绝粮尽,人相食,至是城陷,众犹力战,死者逾万,官吏将弁俱殉难,惟总兵丁希凤、知州喻祥、都司马映宗逸去。”[《甘肃通志稿》纪事六]关于城破后“死者逾万”的事,吴万善先生研究说:“有的记载说马占鳌攻破河州后,大肆屠杀,死者一万余人。这无疑是夸大其词。在河州一带,盲目仇杀的现象是存在的,起义首领往往难以约束。但更多的汉民,在当时的情况下或出于得到保护,‘随教’者很多。马占鳌采取这种办法保护了一些汉民,应当说是事实。”[《清代西北回民起义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101页]河州攻克后,因一些人不听军令,擅自杀害北塬汉民,马占鳌曾一度辞去大帅之职返家。民间传言马占鳌曾在同治六年烟囱山一役中屠杀随教汉民,迄今找不到任何历史证据。

    5 战后清廷对回民的安置

  首先是对回民强制迁徙。马化龙被杀后,左宗棠把一万多陕西老弱回民,强行安置在平凉与华亭交界的化平川、圣女川等地,稍后又把三千多甘肃回民押解到这一带的荒凉之地;迁徙的回族或因饥饿困累于途中,或因疾病死于旁。如迁徙金积堡老弱妇女于平凉、隆德、海原等偏远山区途中,时值隆冬,天寒地冻,许多妇女由于缠脚,步履艰难、冻饿交加,途中1500余名老弱小孩冻饿而死。马占鳌降清后,左宗棠分两次将三万多陕西回民从关中迁移到平凉、清水、秦安、安定等偏远地区;肃州破城之后,城内回民被悉数迁走。所有被强制迁离家园的回族群众,家资田产全部充公,八百余清真寺俱焚于火。结果造成河西“自是甘、凉、安、肃一带无回族聚处”的布局大调整,但这种整合出来的民族关系,只会在强权下保持暂时的平静,被强压下去的民族情绪和宗教情绪,仍会寻找合适的时机爆发。

    其次,在“善后”过程中,还牵涉到在回民大起义中流离失所的汉族群众的安置问题, 同样是安插,左宗棠却采取了不同的标准。汉民可以在近城、近路等生活方便之地安家,回民则“近城驿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 必须要分散安置,以达到“涣其群”、“孤其势”、“散其党”、“收其权”的久远之图。但凡回民居住地基本上都是自然条件较差的荒僻、偏远地区,这些地方多半属于甘肃中部干旱地区,甚至是干旱地区中条件最恶劣的半山半川区,气候干燥,土地贫瘠,水源匮乏。已经一贫如洗的回族群众来到这里,只能在山坡上挖窑洞栖身。左宗棠的“善后”措施,直接造成了善于经营著称的西北回民,近百年来在经济文化上得不到发展,而他们传统的手工业和传统的在丝绸之路上的经商特点几乎被扼杀,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境地,这也是西北回民至今对这位在洋务运动中独领风骚的“中兴名臣”耿耿于怀的原因。

    最后,左宗棠的“善后”还包括在西北寻找清王朝的代理人,即“简彼族良善者,使自相什伍”目标的达成。从左宗棠给马占鳌下的“能明大义,才堪选用”的八字评语看,马占鳌就是他这次用兵西北过程中慧眼识珠发现的人才。自从马占鳌接受朝廷招抚后,不仅协助左宗棠扑灭了西宁、肃州两处的回民义军,而且在左宗棠离甘后,忠实地站在清政府一边,履行代理人的责任,利用军权夺取了河州各门宦的教权,从事变前一个年轻的阿訇,摇身一变成为集军权、教权于一身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6 负面评价

  1862年,回民任武曾参加咸丰七年至八年云南回民起义后回陕西,藏匿于渭南仓渡镇清真寺,秘密发动群众,制造军机旗帜,同治元年(1862)三月发动武装起义。同年五月,张芾受陕西巡抚瑛棨之命出面安抚回军,五月初七晚上的谈判中,回军方面提出条件:立即解散各地团练,保障回民生命财产安全。张拒绝回军的要求,勒令交出回军首领任武。回军随后又说在张的轿内发现镇压起义的传帖(事实上当时清廷疲于应付太平天国运动,全国军队多参与围剿太平天国,国库空虚,财政困窘,根本无力在中原腹地陕西再起战事)。五月十三日,张芾被杀。回民起义对于反抗清廷压迫以及地方政府处理汉回事物过于偏袒汉族一方具有一定正义性,但是回民起义军在起义后错误的把矛头指向一般汉族,满族等百姓,占领城池后采取屠城的粗暴方式,回军迅速丧失民心,导致各地汉民抵死反抗。逐渐演变成一场祸及西北诸省的战乱。

    1862年7月初起义军攻克了六村堡,回民军挥师猛攻西安,陕西提督孔广顺等部约7000人死守。1863年1月中旬,多隆阿部开始与陕西回民起义军作战。

    1866年,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深知回民军和捻军联合后更加难以对付,因此,他向清廷进陈方略说:“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又说:“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一意进剿,可免牵掣之虞。”这个方略的核心是“先捻后回”、“先秦后陇”,关键则是“不令捻回合势”。10月至11月间,西捻军和回民军取得了连克陕西安塞(今安塞南)、延川、绥德等城的胜利。左宗棠智穷力竭,不得不上奏“自请严议”。可是,由于民族和宗教信仰不同等原因,回民起义军和西捻军的联合没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一直处于“时离时合”的松散状态,既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集中领导,也没有共同作战的长远计划。回民起义军的领导权掌握在上层分子手里,个别回民军首领利用一部分群众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有意挑起回民军与西捻军之间的互相攻杀事件,严重地破坏了这两支起义队伍的联合,致使左宗棠“不令捻回合势”的方略得以逐步实现。同年12月中旬,西捻军为救援东捻军,由宜川东面的壶口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回民起义军在陕西处于孤军作战的不利地位。虽然这时左宗棠率清军主力入晋追击西捻军,陕西清军大大减少,但由于回民军股数众多,互不统属,未能对清军实行有效的打击。在清军节节进逼下,起义军转取守势,十分被动,以致鄜州、宜君、三水、绥德等地相继失陷。1868年11月,左宗棠参加镇压西捻军以后回到西安。陕西大局已定。 1871年左宗棠进驻甘肃,当地回军领袖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1872年以白彦虎为首的回军被迫退出青海。1873年退到新疆,最后逃往俄罗斯得脱。陕甘回变由此告终。

    回民军的某些做法,如强迫汉民随教,也影响了回汉民族关系。在民族矛盾紧张而又长期化的情况下,改随伊斯兰教确实使相当的汉族群众免遭杀害。在宁夏、灵州、河州等地,许多材料说明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但这毕竟不是出于自愿,因而严重地伤害了汉族群众的民族感情。而且,对于随教的汉族群众而言,有时也会飞来横祸。史学家马培清曾在《马占鳌的反清和降清》一书中提,引同治六年(1867)陕回杨文治、马士彦等从董志原败退河州。马占鳌令分驻四乡,叫随教汉人供给粮食。陕回因无家可归, 起了夺取随教汉人产业的思想。那年冬天,马悟真的弟弟人称三师父的,到北原上开会,表面 上说要陕回和随教汉人和平共处,却暗令陕回杀死了数十名汉人,夺取了财产。四乡随教的 汉人听到消息,相率逃亡,结集到烟囱山,准备逃向藏区。马占鳌得悉这种情形,纠集回军四万多人,围困烟囱山,把数万随教汉人完全杀尽。

    [马培清,马占鳌的反清和降清,(全国)文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2]


 

 

 

 

 

一场被遗忘的伊斯兰圣战

同治回乱

2015-09-20

    背景

    19世纪中叶的满清民族关系,回民列在汉民之前,所谓"满、蒙、回、汉",汉民最受歧视。回民常习武,手狠心齐,不抽大烟、多做小买卖,比汉民富裕。回汉之间经常有械斗,多数是汉民吃亏。1851年起,陆续爆发太平军、捻军、云南回民起义,清朝军队调往南方,以至关中防务成了真空。

    暴行

    同治元年(1862)的陕西,一些回民首领乘机报仇,发动了"传帖杀人",然后想要杀光陕西汉人,在黄河以西建立一个纯粹的穆斯林国家。起事前,他们秘请铁匠打制刀具,杀掉铁匠以防泄秘,然后尽购街上的竹竿以充刀杆。惊奇的官府称为"买竹"事件。临潼县的一个回民教师接到杀人传帖后的第二天,紧急报告县长。然后回家,知道回民不会饶他,杀了自己的老母和妻子儿女,自杀后人为之立祠。临潼知县通报情况后,紧急关城才保住了一些人。而渭河两岸的全县村庄,30万汉人全被杀光。

    当时西安城里的陕西巡抚提出的政策是安抚回民,对城里回民未杀一人;紧闭城门以防城外回民进城杀人,也阻城内回民出城杀人。再派陕西团练使张芾前去安抚。

    想不到,回民起事的大首领任武,杀了张芾,再杀自己全家的老母、妻子和孩子,以示自己已没有任何顾忌,血战到底。

    白彦虎

    另一位首领白彦虎杀人最凶,立志掘掉黄帝陵。穆斯林民兵30万人号称"陕回十八营",几个月内在关中平原杀人五百万,80%的汉人。一年时间关中26个县长被回民杀害。只有一些县城内和逃入骊山的人口幸免。

    1863 年甘肃回民受到动员开始起事,不过觉得难以下手痛杀汉人乡邻。于是,不抵清军进攻的陕西回民,转入甘肃一路走一路杀,一次10万以上汉人的大屠杀有很多次,许多县的汉人被杀光,共约600万,全省人口减少70%。一年之内,陕甘两省共有 上千万汉人被杀。时称"同治回乱"。

    影响

    1875年左宗棠在甘肃兰州

    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陕西遭受如此浩劫。根据当时的经济军事情况来看,回民的动机既不是反抗压迫的"自卫",也不是"反清"。他们不为谋财,不为占地,没有计划侵入西安或者北京,就是在当地进攻县城,围猎村庄,对汉民不分男女老幼,挨村挨户,全部用刀砍死,用火烧死,单纯为杀人而杀人,种族灭绝。当时甘肃的靖远民谣: "同治五年三月间,杀气弥漫天。十余万人一朝尽,问谁不心酸。桃含愁兮柳带烟,万里黄流寒。阖邑子弟泪潸潸,染成红杜鹃。清歌一曲信史传,千秋寿名山。碧血洒地白骨撑天,哭声达乌兰。"

    1864年,已从地方武警上升为人民解放军的湘军,左宗棠率部追剿捻匪进入陕甘。左公对于回民剿抚兼用,下令"所有白彦虎部回逆,拒纳降,斩立绝。"

    驻扎在甘肃的湘军军营

    1862-1873年间,回民起事遍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直至白彦虎退到新疆投靠阿古博,最后逃往俄罗斯才告平息,史称"同治回乱"。这是世界近代史上一场最残暴的种族灭绝大屠杀。

    据《中国人口史》的统计,战前(1861)咸丰十一年的甘肃人口1946 万,战后(1880)光绪六年仅存496万,人口损失比例为75%。穆斯林针对"异教徒"屠杀,遍及时空,不足为奇。肃州府在1872年陕甘回变中几乎被夷。

    奇怪的是,中国史书,把屠杀汉人的白彦虎说成民族英雄,把拯救汉人的左宗棠说成刽子手,却把纯粹屠杀上千万汉人同胞的浩劫称作"大起义",义在何处?

    今天要重新思考这段历史。


 

 

 

 

发件人:名剑风流<2413718904@qq.com> +(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 收件人: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5年09月21日 20:46 (星期一)附 件:1个 (普世价值.doc ) 查看附件

德国政府接纳难民的后果是什么?

----“普世价值”的选择性“普世”

李泱

2015年9月21日

    每当分裂一个种族、一个国家时,“普世价值”就会粉墨登场,所谓的自决权就会喊得震天响。

    而毁灭一个种族、一个国家时,“普世价值”就会把被毁灭的种族和国家排除在外,全民公投的自决权也被完全剥夺。

    以默克尔为首的德国政府不经过全体德意志人的同意就把德国的土地和财富毫无保留地献于异族的所谓难民,这不是独裁什么是独裁,这不是叛族什么是叛族,这不是卖国什么是卖国!难道这就是纳粹德国灭亡之后,经过彻底的改造而在普世价值主导下的新德国选举出的代表全体德意志人的民选政府的所作所为?

    对于被侵夺家园和财富的全体德意志人,普世价值到哪里去了,全民公投是否接受难民的正当权力因何被剥夺!

    通过避难的手段向不同的国家大量输入异族同样是瓦解本土种族的一种手段,扶植一国内部的少数族裔打压主体种族也是相同的目的,如在中国用胡虏夷狄打压汉人,在美国用黑人、拉美人打压白人,让一个种族、一个国家内部多元并存,相互钳制而不能形成统一强大的集权力量。

    现在有人疯狂吹捧默克尔慷全德国之慨几乎无限制的接受异族所谓的难民,无非是在给汉人民众进一步灌输所谓的普世价值病毒,让吃着转基因和用计划生育自我灭绝的汉人将来心甘情愿毫无保留的敞开国门接收异族所谓的难民,最终亡国灭种。

    汉人不要忘记,经过三国战乱汉人人口锐减,魏晋时代中国却大量接收胡虏“难民”,结果胡人经过繁衍人口急剧膨胀,在对汉人形成足够优势时,胡人反客为主造反行孽,五胡乱华几致汉人灭种。唐代依然任由胡人占据战略要地,而丧失战略要地的汉人如同当今中国一样是在国家内部任由胡人侵蚀,南北两宋的灭亡和汉人的再一次几被屠戮殆尽实则为五胡乱华的翻版。明末不吸取历史的惨痛教训,仍然做东郭先生,好心收留通古斯满鞑“难民”,结果被满清屠杀上亿人,再一次几近亡族。












发件人:张化<zhanghua_zi@126.com> (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5年09月25日 23:15 (星期五)附 件:1个 (从司徒雷登看传教士和传教运动.doc ) 查看附件

从关注意识形态分歧到注重社会功能发挥

----建国以来宗教政策的微调和宗教工作的渐进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 张化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教观分析中国宗教的情况,不断加深对宗教问题的认识,制定和调整宗教政策,指导宗教工作实践,为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完成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 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由来,建国初的宗教国情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调整宗教政策,这成为建国初宗教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建党前后,对主张有神论的宗教展开猛烈批判。土地革命中,剥夺教会控制的土地,禁止不耕地之宗教家:神父、牧师、僧、道、尼、巫等“加入农民协会”。 建立苏维埃政权后,作为执政者,一方面“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 另一方面,规定“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时,才能许其存在。” 抗战期间,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将保证全体国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纳入自己的政治纲领,提倡:“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的完全自由。” 对“宗教土地(基督教、佛教、回教、道教及其他教派的土地)均不变动”。 随着解放区的扩大,为配合土地改革,宗教政策再次调整:“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

至1949年,中国宗教依附于殖民势力和封建势力。天主教、基督教主要由外国势力控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主要由封建势力控制。天主教有教徒325万人, 教堂约1.5万座,143个教区或监牧区,其中中国籍主教仅29人 。基督教有教徒94.1万人,教堂和布道所约2万座,分属122个外国差会, 70多个教派 。汉传佛教有寺院26万余座,僧尼70多万,加上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佛寺达56万多座,僧尼达395万多。 道教日趋衰落,估计有道观(十方丛林和著名子孙道观)1万座,职业道士5万人。 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人口约800多万, 清真寺数目不详。

二、 制定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让宗教成为中国信教群众自己办的宗教事业

1949年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这表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已用根本大法的形式被确定为基本国策。

建国初,中国共产党为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宗教政策。对教会土地,“征收祠堂、庙宇、寺院、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 分配土地时,“农村中的僧、尼、道士、教士及阿訇,有劳动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无其他职业维持生活者,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但在西北地区,为增进民族团结,因地制宜开展土改:“清真寺所有的土地,在当地回民同意下,得酌予保留。” 对城市教会的房地产,“可让出其足够传教用之房屋”。 “土地一律收归国有。房屋的产权,不论转给中国教会的手续是否完备,均可确认为中国教会所有。” 对传教活动,“可不加干涉。” 对宗教习惯,给予充分尊重:伊斯兰教三大节日食用的牛羊,免征屠宰税,对穆斯林的饮食、丧葬等习惯均予以照顾。

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比较注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强调宗教与马列主义的对立,谴责反动势力对宗教的利用,同时,十分重视团结信教群众。把列宁“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断作为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的理论基础。1950年,中共中央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无神论者,认为宗教有害于人民的觉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性的宗教问题从来是当作一种有历史必然性的社会问题和群众问题来处理的,从来是反对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简单急躁办法的。” “中国的基督教问题,一方面是群众宗教信仰问题,另一方面在长时期又被帝国主义用为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工具,其一部分组织又被帝国主义用为间谍活动的工具。” 1951年,中共中央重申了上述方针,指出:佛教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又为世界性宗教之一。佛教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对政治和文化发生过很大影响,并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剥削人民的工具。至今在一部分汉族群众中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必须正确对待,开展相应的工作。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中国共产党逐步加深对宗教问题的认识,提升对社会主义社会宗教工作规律性的把握。195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的文件。首次归纳出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具有长期性、民族性、国际性的特点。1958年,完整表述了中国宗教具有“五性”的特点,即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正是基于对宗教“五性”的认识和把握,特别是对群众性和长期性的认识,出于对信教群众的争取,毛泽东主席强调:“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民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

为保证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有组织地开展宗教工作,从中央到地方逐级设立了宗教工作部门。1961年,全国宗教局系统约有干部560人。 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建立健全宗教界参政议政的体制、机制。1949年9月,宗教界7位代表、1位候补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讨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及基本政策,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定。1954年9月,宗教界14位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参与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5个重要法律,选举了国家领导工作人员。藏传佛教领袖达赖•丹增嘉措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吴耀宗当选为常委;同年,藏传佛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59年,班禅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帕巴拉•格列朗杰活佛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各教的代表性人士在各级人大、政协、政府某些部门和部分群众组织中任职,参加国家管理,反映宗教界的诉求。

2、在宗教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鼓励宗教界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建国之初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各教积极动员和组织信教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学习,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开展生产建设。

3、割断宗教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联系,使之成为中国信教群众自己办的宗教事业。建国初,国内外敌对势力仍在利用宗教反对新政权。195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团结宗教界最大多数,组织、发展和巩固全国宗教界的反帝统一战线”,在政治上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实现“自治”、“自传”、“自养”的教会体制。 根据这一精神,各级宗教工作部门支持基督教界开展三自爱国运动,支持天主教界开展反帝爱国运动。随着外国传教士的离境,清除了外国势力及其影响,政府接办了两教所办的学校、医院及救济机关,教徒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两教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在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中开展了宗教制度的改革,废除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宗教压迫剥削制度,清除了隐藏在这些宗教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坏人。各教先后建立了爱国宗教组织:1953年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1954年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57年成立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和中国道教协会。

4、鼓励宗教界开展国际交流,促进保卫世界和平运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中国宗教界积极参与世界人民和平会议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中国佛教界积极开展与东南亚佛教界的友好往来。这些交流活动有利于新中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促进世界和平事业。

5、促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1949年的西藏地区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人民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因此,在和平解放西藏过程中,特别重视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1年,标志西藏和平解放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规定:“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特别指出:“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 1952年,西藏发生反对和平协议的伪人民会议事件。班禅敦促达赖妥善处理了这一事件。可以说,没有宗教界人士的支持和配合,就没有西藏的和平解放。1959年,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西藏发动了武装叛乱,多数寺庙参加了叛乱,有些寺庙还是叛乱中心。中央政府及时平叛,同时进行民主改革,彻底摧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在宗教制度方面,废除寺庙私设法庭、监狱和刑罚,干涉民事诉讼,委派官员,管理市政,私藏武器,强迫群众当喇嘛,干涉婚姻自由,压迫、歧视妇女以及干涉文化教育事业等封建特权,建立了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是西藏社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稳妥的宗教制度改革保障了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

三、 极左思潮影响宗教政策,宗教工作遭到一场浩劫

1957年6月,开展反右派斗争;1958年,掀起“大跃进”高潮。在此背景下,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深受影响:混淆了宗教信仰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对宗教问题采取了限制、削弱、促进消亡的工作方针。

1957年,在汉族宗教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宗教职业者;教育的形式是推动各教召开代表会议。规定:对少数散布右派言论的人,可以进行批斗。 所以,尽管没有在宗教界提过搞反右派运动,在实际工作中却搞了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中,城市宗教职业者被组织起来参加生产劳动,年轻的宗教职业者转业或还俗;动员宗教界人士“献出”宗教活动场所和铜、铁;正常的宗教活动被迫停止。这些做法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伤害了一批宗教界人士,给宗教工作带来很大损失。

1960年,中共中央对国民经济建设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终止了“大跃进”运动。宗教工作迅速转到贯彻政策、调整关系的轨道上来:退还了一大批被占用的宗教活动场所,对在“共产风”中平调教会和宗教界人士的财物,进行清理和退赔,支持宗教界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继续办好宗教院校和出版经典,开展宗教史研究。1960年底至1962年初,各教召开代表会议,本着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原则,和风细雨地讨论问题、总结经验、提出新任务。宗教界人士心情舒畅,称之为“神仙”会。

1962年9月,左的路线再次抬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刚进行不久的纠正左倾变成了反右倾运动。宗教工作也把阶级斗争作为指导思想,开始在宗教界开展以反帝、爱国、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阶级教育(简称“三个主义”教育),又伤害了一批宗教界人士。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宗教职业者普遍受歧视,宗教活动受限制,不少宗教界人士受到批判和斗争。

“文化大革命”中,正常的宗教活动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人们的信仰问题。“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地利用这种‘左’的错误,肆意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理论,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根本取消了党对宗教的工作。他们强行禁止信教群众过正常宗教生活,把宗教界爱国人士以至一般信教群众当作‘专政对象’,在宗教界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他们还把某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视为宗教迷信,强行禁止,个别地方甚至镇压信教群众,破坏民族团结。” 宗教工作部门停止工作。对宗教冲击是空前的:1966年10月,据对全国25个大中城市和一个专区的调查,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822座场所中,754座受到破坏,6151位宗教职业者中,1516人遭到批斗。
由于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干部群众对极左错误的抵制,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对宗教工作的破坏。保护了一批寺庙教堂和宗教领袖;开放了少量宗教活动场所让在华外国友人过宗教生活;1970年代,恢复了一些佛教寺庙,以开展与日本佛教界的友好交往。
四、 完善、贯彻落实宗教政策,宗教工作领域拨乱反正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全面拨乱反正。宗教工作拨乱反正的纲领性文件就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19号文件)。

1977至1981年,邓小平先后7次就宗教问题发表意见。这些意见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宗教政策的指导性原则,集中反映在19号文件中。 1980年,中央统战部发出《关于总结宗教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统战部门从9个方面总结建国30年来的宗教工作,尤其要就“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界人士的阶级属性等问题进行研究,发表见解。此后,中央有关部门“用二三年的时间” 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形成了19号文件。19号文件将宗教定位为“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详细分析了中国宗教的“五性”特点,特别是用“长期性”来解释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因而宽容其存在;驳斥了“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认真分析了解放以后“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推导出“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信仰上的差异是比较次要的。在阶级属性上,“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用“群众性”来强调宗教问题的普遍性和重要性,确定处理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 19号文件从头至尾未提“鸦片”一词,中央此后发布的文件也不再引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

为恢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界的合法权益,恢复工作的各级宗教工作部门着力于落实宗教政策。包括:纠正和平反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对教会和个人进行经济补偿,落实宗教房产政策,恢复和建立爱国宗教团体,协助教会开放宗教活动场所、恢复宗教院校,使宗教活动渐趋正常。这一阶段的工作成效非常明显。到1989年底,全国开放寺观庙堂4万多处,恢复或新建了47所宗教院校,毕业的职业宗教人员有2000多人,恢复或创办了10多种宗教刊物,有教职人员约20万人,其中当选各级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近9000人。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发展了友好关系,多次派代表团出席国际宗教会议和宗教学术会议,参加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伊斯兰事务最高理事会、世界宗教和平会议、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等世界性宗教组织。1955年到1990年赴麦加朝觐的穆斯林有1.1万人,是建国前朝觐总数的几十倍。 1990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曾作过总结:“前几年我们在落实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应该说,目前落实宗教政策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五、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990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引导爱国宗教团体和人士把爱国与爱教结合起来,把宗教活动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同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 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的若干问题的通知》(6号文件),指出:要“动员全党、各级政府和社会各方面进一步重视、关心和做好宗教工作,使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993年,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正面阐述了“相适应”命题。他指出:“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好,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也好,目的都是要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这标志着“相适应”理论已经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成为制定宗教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宗教工作的目标。在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江泽民运用唯物辩证法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相适应”的内涵、引导途径和方式。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是要求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放弃宗教信仰,而是要求他们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要求他们从事的宗教活动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支持他们努力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支持他们与各族人民一道反对一切利用宗教进行危害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利益的非法活动,为民族团结、社会发展和祖国统一多作贡献。” 他还指出,宗教的社会作用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由于宗教具有群众性的特点,“往往构成一种非常强大的社会力量,处理得好,可以对社会发展和稳定产生积极作用;处理得不好,就会产生消极作用,甚至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关键看能否有效地管理和引导宗教,减少宗教中的消极因素,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 他肯定了宗教界开展的公益、慈善活动,肯定了宗教文化中有“可以研究和发掘”的精华,肯定了宗教道德中弃恶扬善等内容的积极作用,肯定了宗教对信教群众的心理慰藉,对稳定信教群众情绪的积极作用。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他第一次提出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是我们党维护人民利益、尊重和保护人权的重要体现。”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这样辩证地分析宗教问题,不再简单地视宗教为消极力量,而是肯定了宗教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础,可以通过管理和引导,激活其积极因素,抑制其消极因素,达到“相适应”的良好状态。
这一阶段,宗教工作部门主要抓了三件事:讲政策、抓管理、促适应。

在讲政策方面,继续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障公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1997年,中国有各种宗教活动场所8.5万余座,宗教教职人员约30万人,办有宗教院校74所。其中,天主教有教徒约400多万,教职人员约4000人,教堂、会所约4600余座。1958年后,共自选自圣主教126人。基督教有教徒约1000万人,教牧人员1.8万余人,教堂1.2万多座,聚会点2.5万余处。佛教有寺院1.3万余座,僧尼约20万人。道教有宫观1500余座,乾道、坤道2.5万余人。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少数民族总人口约1800万,有清真寺3万余座,伊玛目、阿訇4万余人。 1995年,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经过金瓶掣签,报国务院批准,完成了十世班禅转世灵童寻访、认定以及第十一世班禅的册立和坐床。宗教界人士在政治上享有平等权利,1983年起,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暨中国基督教协会名誉会长丁光训主教;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西藏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帕巴拉•格列朗杰活佛,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主席傅铁山主教。1998年时,全国当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有17000余人。

在抓管理方面,一是推进宗教立法。1991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民政部联合印发了《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1994年,发布实行国务院第144号令。该国务院令包括两个行政法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和《关于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为保护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合法权益,保护宗教教职人员履行正常教务职责的权利,为保护和规范在华外国人参加宗教活动作了一系列明确规定。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制定了宗教事务方面的地方法规。普法执法的力度有所加强,宗教活动和宗教管理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二是协助宗教界建章立制,加强自身管理。三是建立健全了抵御境外各种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工作机制。

在促适应方面,鼓励宗教界带领信教群众参与现代化建设。重点是支持宗教界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支持基督教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倡导建设“伦理型、服务性宗教”;伊斯兰教开展“解经”活动,强调“两世吉庆”、“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佛教界倡导人间佛教,发扬“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优良传统;天主教界开展民主办教,强调“爱国是天主的戒命”;道教倡导“慈爱有同,济世渡人”。这些阐释潜移默化地、内在地影响了新老两代信教群众。

六、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200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强调:“处理好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的关系,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 他强调,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是我国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些重大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保持和促进这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和谐,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事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事关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 他肯定,信教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提出要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开展对外交往和对外宣传,“使我国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理解和支持。” 2006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重申了促进五大关系和谐的重要性,将做好宗教工作的“四句话”概括为一句话,即“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腾出篇幅写了另一句话:“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同年底,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根本要求。 两个文件有两种提法,简而言之,一是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另一是发挥信教者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宗教和信教者都可以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第一次肯定宗教和信教者可以在国家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是对发挥宗教积极社会功能的最新认识。

受宗教政策变化的影响,宗教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宗教工作找到了新的着力点。

1、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贯彻得最好的时期,也成为中国宗教的黄金时期。中国宗教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一是信教人数持续增长。目前,有天主教徒550万人、基督教徒1600万人; 印刷基督教《圣经》5000万册。 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人口约2100万人。佛、道教信徒人数没有统计, 但进庙观人数明显增多,僧尼约34万人。 二是信徒结构明显变化。原来信徒文化低,老人、妇女、病人多,主要分布在农村和少数民族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现在信徒中的知识分子、高收入者、城市居民和中青年比例增加,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宗教增长也较快。三是宗教分布状况发生变化。随着人才和劳动力的空前流动,各教信徒大量迁徙,基督徒从东向西、从城市向农村流动,穆斯林和藏传佛教信徒从西向东,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呈现各教交织并存的现象和发展趋势。

2、宗教法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2005年,施行《宗教事务条例》。条例以:“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 为目的,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仰宗教的公民在举行宗教活动、开办宗教院校、出版宗教书刊、管理宗教财产、开展对外交往活动等方面诸多权利,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并按照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规范了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宗教事务的综合性行政法规,标志着中国对宗教事务的管理走向法制化、规范化。

3、支持和鼓励宗教界在慈善乐助、维护稳定、宽慰人心、缓和情绪、化解矛盾、增强诚信、造福社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各教努力挖掘各自教义中的和谐因素,推动宗教慈善理念和实践的健康发展。2008年发生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后,海内外宗教界积极救助,仅佛教界对汶川地震的捐助就有近4亿元。2009年,超强台风“莫拉克”重创台湾中南部,造成50年来最严重的风灾和水灾。两岸三地佛教界、道教界均联手开展赈灾,在帮助台湾灾民的同时,促进了两岸人民的文化和感情交流。

4、鼓励宗教界主动开展对外友好交往,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增强软实力、与国际社会开展人权对话、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2002年,组织佛指舍利赴台湾供奉,台湾2300万人中有400万人参加朝拜。2006年和2009年,举办了2届世界佛教论坛,海内外高僧大德、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积极参会,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出席在台北的第二届论坛闭幕式并讲话。佛教成为推动两岸交流、共建和谐的桥梁。2006年和2008年,中国基督教会在美国和德国先后举办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主动把中国教会的发展状况和中国公民的宗教自由状况展示给世界。2007年,在西安和香港举办国际《道德经》论坛,提出了“和谐世界,以道相通”的口号,表达了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与坚持和平发展的诚意。

    结语

从总体上看,建国初,中国共产党用国家大法的形式,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固定下来,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和反帝爱国运动使宗教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控制利用,使宗教成为中国信教群众自己办的宗教事业,对巩固政权、发展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1950年代后期起,受左的路线影响,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更多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宗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用斗争哲学处理宗教问题,把宗教看作政治上的异己力量。“文化大革命”中,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粗暴践踏,宗教受到严重摧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重新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观察宗教问题的着眼点和处理宗教问题的侧重点逐渐从意识形态转向社会功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而希望宗教在国家总体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越来越务实,越来越符合宗教本身的变化规律,也才越来越能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

 

 

 

 


从司徒雷登看传教士和传教运动

张 化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6.24~1962.9.19)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士的典型人物。他出生杭州,青少年时期回美国完成学业,受“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的影响,作为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的传教士,携妻子回到中国。此后,在华长达55年。

一、 毁誉参半的一生

司徒雷登一生做了两件对中国社会有影响的大事,一是办教育,尤其是成功创办燕京大学,获得中美各界赞誉;二是当美国驻华大使,以失败告终。终其一身,可谓毁誉参半。但是,毁也罢,誉也罢,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外国人像他那样,长期、全面而深入地参与中国的政治、教育、宗教等领域,而且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

1、成功的教育家。

司徒雷登曾在美国、杭州和南京的金陵神学院教学,1919年出任燕京大学校长。他白手起家,筚路蓝缕,10次回美国筹款,又向中国各界人士募捐。不到10年,就把燕京办成了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一流大学。到1949年,燕大共培养了近万名毕业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燕大学生和所聘教授中,有56人当选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学部委员。1979年,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美国,21个正式成员中,竟有7个燕大毕业生。

司徒雷登办学成功的重要原因,是他的办学方针契合时代潮流:更中国化,更国际化。在中国化方面,一是起用和善待中国教师。中国教授与外籍教授在薪金、住房、休假、医疗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一样参与校务。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大量中国知名教授、学者进入燕京。1929年,燕大校董中,中国人占2/3。1934年,111名正副教授中,中国籍有67人。到1920年代后期,院系领导基本上都由华人担任,校长也由中国基督徒中唯一的进士吴雷川担任,司徒雷登改任校务长。 二是课程设置中国化。燕大课程既符合中国学生的特点,又能满足中国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在国际化方面。一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爱国主义升华的世界公民。”二是与世界名牌大学互派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先后与美国、英国、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的著名大学建立长期友好交流关系。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为中美两国分别培养出一批高素质人才,帮助哈佛大学奠定了世界东方学研究中心的基础。追考燕大办学方针的实质,就是在不失基督教内核的基础上逐渐中国化。这就类似燕大的校舍:中式的外部结构和西式的内装修。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司徒雷登这些办学成绩是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取得的。他创办燕京大学正好与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包括收回教育权运动)和美国基要派的兴盛同步。因此,他同时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他在夹缝里巧妙地选择了一条可行路径。为应对非基运动,他调整策略:“使燕大继续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和影响,而同时又使它不致成为(哪怕看起来是)宣传运动的一部分。” 1922年,废除了学生必须参加宗教仪式的规定,次年又取消了必修的宗教课。师生、工友中,基督徒只占1/10。1926年,燕大向中国政府申请立案,成为第一所立案的教会大学。他把办学目的从培养教会领袖改为经基督教精神熏陶的自由知识分子。他通过组建基督教团契等方式,在校园里倡导、渲染和实践基督教的、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但是,差会历来认为传教士的责任第一是布道,第二是布道,第三还是布道。把传教视为办学的唯一目的。1921年,美国以《普林斯顿神学评论》杂志社为代表的基要派,指责燕大是“远东反福音宣传的典范”,是东方非基督教运动的根源,质疑司徒雷登的信仰属于异端。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把他作为现代派在中国的代表大加抨击。南长老会中国委员会主席沃尔特﹒劳瑞(Walter Lowrie)甚至建议取消对燕大的资助,撤走在燕大的传教士。司徒雷登不得不到他原属的东汉诺威长老会,向宗教评议会申述自己的基本神学观点,回答质疑。经评议,才肯定了他对教会的忠诚和信仰的真诚。后来,他们又派人专程到中国进行调查。直到1926年,由于美国基要派的衰弱以及人员的更替,差会才坚定地继续支持燕大。

2、失败的外交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从战后全球反苏战略出发,希望中国成为美国在远东遏制苏联的盟友,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划入苏联阵营。1945年底,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到中国调停内战,意在组建以蒋介石为领袖的亲美联合政府。国民党了解了美国反苏反共的全球战略,加上在军事力量对比上的明显优势,无所顾忌地、再三以武力威逼共产党,使马歇尔的调停陷入僵局。就在中国内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1946年7月,司徒雷登经马歇尔推荐,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走上政治舞台。开始不知疲倦地进行国共调停,不厌其烦地向国共双方介绍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他希望国民党能推行民主,容纳共产党,用立宪、议会等政治要素建立一个“真正共和式的政府”; 希望共产党能以国家大局为重,委曲求全,与民盟一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为反对党存在,分享部分政治权利,与国民党一起组建多党制民主国家。但是,他既软化不了在国民党中占主导地位的极右翼要一举消灭共产党的立场,更不能说服共产党人放下自卫的武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一场内战还是爆发了。在此过程中,他从不自觉到自觉地背离了自己上任时希望在国共双方保持中立的初衷,提出了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得到了马歇尔的认同。 1948年,美国政府修正对华政策,不再促成建立有共产党参与的联合政府,坚决扶蒋反共。他一方面积极为蒋介石争取巨额军事和经济援助,另一方面敦促国民政府实施改革,建立理想国家。当战场局势无法逆转时,他一度幻想以国民党内的开明人士取代蒋介石,维持统治。但在解放军渡江前夕,他审时度势,拒绝了国民政府要他随迁广州的要求,留在南京,并影响北大西洋集团所有外交官留在南京。试图利用自己长期任燕京大学校长,在共产党内也有大量学生,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高层领导是朋友的特殊身份,与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共产党建立联系。他一再向美国国务院申诉,争取与共产党政权建立关系。共产党也有与美国建交的考虑。 由于美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麦卡锡主义的抬头,他不得不遵照美国政府的强制性命令,放弃努力,按时回美。
之所以说司徒雷登是个失败的外交官,一是调停失败。二是政治理想未能在中国付诸实践,在自己任大使期间,美国还“失去”了中国。三是几面不讨好。中国内战期间,他竭力争取并落实了超过20亿美元的援助。但美援在国共双方均不讨好:国民党抱怨来得太少、太晚,共产党认为阻碍了和平。他回美后,首先受到中共的嘲讽。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指出:“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 而他是美国政府的代表,也就成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这篇文章被编入新中国的教科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家喻户晓。事隔几十年,他的骨灰拟落葬燕园而未成,重要原因就是:他是毛主席点名批判过的人。事实上,他是在为美国政府承担骂名。因为,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的2个月,当毛泽东得知他打算到北京探讨新时期中美关系时,还说,他将“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 美国国内对他也不满。他久病长卧床榻时,麦卡锡也没有放过他,竟派了2个人来找他,准备问他是否共产党。因其秘书的机智、勇敢,才婉转化解。连与他有深厚情谊的蒋介石也抛弃了他。由于他最后对蒋介石失望而与共产党暗通款曲,蒋介石一直无法原谅他,发表公开声明不欢迎他去台湾。

二、特点和梦想

司徒雷登有特点,有梦想。这些特点和梦想是个人的,也具有现代传教士的群体共性。

1、 爱中国,更爱美国。

司徒雷登一生在中国比在美国的时间长得多,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他自称:我爱中国,不亚于中国人。他晚年回美国4个月后就病倒了。他的事业、生活、朋友、喜怒哀乐全都在中国。他在美国没有家,晚年长期病卧在中国学生兼终身私人秘书傅泾波家里;他的父母、妻子等至亲都永远留在了中国。他也留下遗言,要归葬燕园。历经46年的曲折和等待,终于在2008年11月17日安葬在他出生的城市。他反对西方对中国实行殖民统治,极力主张尊重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取消不平等条约。他办燕京,要努力“与西方国家同中国签订的条约或任何别的外部因素都没有关系,仅享有中国人自己享有的,或他们愿意同我们共同分享的权利。我相信帝国主义和传教事业是能够,而且也是应当划分开的。” 他晚年总结说:“那些屈辱性的对外条约和那些外国侨民,包括传教士们,在中国享受的不公道的特权早就激起了我对中国的同情。由于我体谅到中国人民正当的民族愿望,我唤醒了潜伏于我心中的对于民主、个人自由和通过实施科学达到社会进步的信念。对于中国人民的疾苦和奢望,我几乎是不知不觉地达到这样一种了解,我的感情在这些方面实际上已和他们完全一致了,以至于主导我的生活,影响了我的态度并且支配着我的活动。” 对日本侵华,他和美国政府立场一致,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即使身陷囹圄也在所不辞。

司徒雷登的基本政治立场是美国的,特别是出任大使后,更是以美国官方利益和在华利益为准则。他坦承:“一个国家制定政策,无须说,首先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基础的。我们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使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统一、进步的国家,让它有一个为其人民所接受的、对我们友好并能稳定太平洋地区局势的政府,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价值观更是美国式的。他具有内在的民族优越感,虽有传教士式的谦卑,但时常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居高临下的同情、体恤和慈爱。

2、 一个宗教理想主义者。

司徒雷登的宗教理想、或者说梦想是:以基督教精神改造中国。他认为美国是按基督教精神立国的样板:美国“属于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我们的国家是基督教国家。一般说来,我们总是按照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法律、礼仪和实用的观念来安排我们个人和集体、局部和全民族的生活的。” 他将这些归纳为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他梦想中国人都渐渐接受这种“生活方式”,使中国“成为一个安定、团结、进步的国家,在技术上接受美国的指导,在财政上得到美国拨款和贷款的帮助。” 而接受这种“生活方式”的路径首先是信奉基督教。他说:“信奉基督教的人越多,他们的生活方式越接近耶稣,世界就会变得越好,人的命运、各民族和全人类的命运也就越幸福。” 他沮丧地离开中国后,仍未放弃这一梦想。他说:“尽管我的梦想落空了,但我仍然认为,我的梦想是对的,可以实现的,因为我对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历史有所了解,知道他们有着坚贞不屈的美好品德,同时,也是由于我对自由社会所实行的民主制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司徒雷登在中国办教育、出任大使,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创办燕京大学的任务有四,首要的是传播基督教。他出任大使后未辞燕大之职,只是“告假离职”。燕京的校训脱胎于《圣经》:“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这一校训经多年着意演绎,成为燕园文化,成为大多数燕京人的生活哲理。他出任大使前,从未想过会当大使。但面对任命,几乎毫不犹豫就接受了。因为他的梦想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一致,以为可以借用政治力量实现仅通过宗教路径无法快速实现的梦想。他对基督徒蒋介石的评价之高,寄希望之大,完全不同于马歇尔和其它外交官。他从蒋介石身上看到了使中国基督教化的希望。在其他外交官眼中,他不是个合格的外交官。他甚至对蒋介石说:“我要按我们长期的友谊,而不以我新担任的美国官员的身份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 他坚决扶蒋反共,也是希望“使一场武装冲突尽快结束”,“让更好的制度取得胜利。”

3、 一个典型的传教士。

司徒雷登表白,他的苏格兰祖先代代相传遗留给他的基督教信仰是崇高而不可动摇的,是一项巨大的精神财富,对政治自由和经济繁荣有着不言而喻的影响。 而他和所有传教士的使命就是使社会认识到基督教的存在和力量,并以整个世界的社会进步来体现这种力量;而非仅仅使人成为基督徒,在形式上崇拜上帝。他终身追求这无上的价值,献身这高尚的事业,努力践行基督的精神。在终身追随他的傅泾波眼中,他就是基督的化身;北大校长蒋梦麟称他“真正代表了耶稣精神” 。他把一生奉献给了传教事业,将几乎全部收入捐给了燕大,终身没有积蓄。他除当了几年大使,没有为美国社会服务过。所以,晚年无法领取养老金,生活一度陷入窘境。后来,美国的亚洲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发给他退休金,才使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司徒雷登和绝大多数传教士一样,本能地反对主张唯物主义的共产党。1954年,他说:“共产党政权力图破坏人类自由的原则和实践,它们向宗教开战,使用一切可以想象并得到的劝诱和强制手段,巩固发展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制度并企图强加给全世界。对共产主义有利的行动无不损害自由世界的利益。鉴于这些结论和事实,我诚恳地希望美国基于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考虑,为自身及全人类的福利,继续拒绝承认中国的‘人民政府’,继续反对在联合国中让那个政府占据中国的席位……坚持不懈地执行反对与共产党中国贸易的政策。” 他极力主张扶蒋反共,是因为“那是对付共产主义威胁的唯一办法”。 他认为,“只有在老百姓相信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价值,要不惜代价地去维护它时,才能防止共产党人进行阴险的渗透。”

4、 努力融合中西文化。

司徒雷登认为,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虽属两源,但可以互相包容。他曾在耶路撒冷的国际传教大会上请人代为宣读论文《基督教与儒家》,指出:批评孔子无助于基督教的事业,西方在中国应该利用基督福音去补充,而不是去摧毁孔子学说的精髓,并且利用孔子学说补救西方文明本身的偏敝。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人更广泛更全面地理解我们的宗教。他十分赞赏王阳明和王阳明的“天人合一”思想;特别认同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教育的最高理想就是“使学者为圣人”,这正是他努力做的;他称赞王阳明是“集施政者、教师和具有罕见洞察力的思想家于一身” 的人物,这样的人生正是他践行的。简而言之,他主张“儒耶互补”。这让我们想起300多年前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他在徐光启等人的帮助下,采取了宣称“补儒”,实质“附儒”、“借儒”的传教策略。 他们寻找并借用儒家的概念,翻译和解释天主教教义,使天主教教义与先儒学说相吻合,甚至相似,便于中国人理解和接受。只是他们高度肯定宋明之前的先儒,坚决排斥王阳明和他的“天人合一”思想。
司徒雷登主张中国基督教走“本色化”之路。他认为,基督教必须发展成中国的宗教,才能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他为实现“本色化”设计了路径:一是传教士要研习中国文化,洞识中国国情。二是要培养中国的宗教领袖。他“最大的梦想是在燕大建立一所宗教学院。在这里,越来越多的既谙熟本国崇高的文化遗产,又受过西方最好的神学院教育的中国籍教师向本国人民讲授真正的基督教。这种基督教根植于他们自己的宗教体验之上,与20世纪的知识和谐一致,符合中华民族的精神,清除了所有按西方历史环境所做的无用的解释。” 事实上,他很快就把这一梦想变成了现实。

三、从司徒雷登看传教士和传教运动

从司徒雷登的身上,我们可以抽象出一些传教士和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关系。

1、 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是列强对外扩张的组成部分,而传教士往往是出于宗教热情参与其中。

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同步发生和发展。前国际福音派联盟的Ronald﹒J﹒Sider博士坦言:“在以往两千年的时间里头传教活动与殖民化进程一直联系在一起。不管我们怎样去解释这两者背后的联系,显而易见的是西方政治势力的扩张与教会的扩张总是在同一时间、发生在同一地点。” 在中国,基督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受不平等条约保护才大规模传入的。1983年5月12日,美国基督教会联合会通过《关于中国的政策声明》,认识到“西方的传教运动,从消极方面来看,中国政府官员和许多中国人包括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督徒,认为西方的基督教传教运动是西方为统治中国及其社会,全面施加影响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传教士以及在某种情况下,他们在中国所属的教会,都是在西方列强的旗帜保护之下的。这使得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许多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是和西方世界强权的权力与力量结合在一起。” 美国官员对传教士的贡献也作过充分肯定。曾13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田贝(Denby,Charles)说:“近一百年来,男女传教士曾努力将我们的威望、语言和商业带进中国。如果把他们除掉,我们国家的声誉将会黯淡无光。无疑的,没有他们,我们的商业将受到重大损失,我们的外交将失去它主要的支柱。” 正如宣教学家David Bosch 所指出:从16世纪开始,“差传”的概念已经与殖民主义等同。无论传教士本人是不是这样知觉,他们充当了殖民扩展先遣者的角色。

但是,考察传教士的心路历程,绝大部分传教士是抱着宗教热情来传教的。即使像司徒雷登这么深地卷入中国政治的传教士,也是本着以基督教精神改造中国的目的而来,并以终生精力以他认为有效的方式付诸实践。他从政,也是为了尽快建立体现基督教精神的理想之国。他反对殖民统治,却被毛泽东指为“美国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战争”的关键人物。近代不少传教士也是这样,他们身处列强扩张殖民地时期,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对殖民地国家的侵略。他们对所在国国情的调查,本意是为差会制定传教政策和鼓励教徒捐款之用,事实上,往往成为军、政、商界决策者最早利用的、最准确、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比如,1922年出版的大型调查报告《中华归主》,由在华传教士历时十年完成,有中英两种版本。该报告第一部分详细记述了中国各省的地理、气象、语言、人口、经济、社会、宗教和文化情况,不仅供教会使用,西方国家政府都曾加以利用。由于传教士对中国国情的深度了解,以及语言等优势,一些早期传教士或参与了不平等条约的制定或起草,或作为随军教职人员参战,帮助审讯俘虏,直接参与侵略。司徒雷登也先后多次被威尔逊、罗斯福等美国总统叫进白宫咨询。他在任大使期间,向美国政府写了不计其数的情况调查和分析报告,直接为政府服务。他晚年回顾自己人生经历时说:“在我个人生涯中,许许多多有重要意义的选择都是在受到外部束缚并与个人心愿相违背的情况下作出的。有一股并非属于我自身的力量,一再驱使我去经受磨炼和从事一些我不曾企求或预见到的冒险事业。”

由于传教士熟悉所在国国情,会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提议,但往往不被采纳。之所以不被采纳,或者是有损所属国实际利益,或者不见容于国内主流政治势力。比如,传教士早就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却遭到军、政、商界嘲笑。司徒雷登在中国内战后期,主张承认即将建立的新政权。由前所述可见,这一建议是他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立场上提出的,并非作为一个传教士的本意。在时隔60年的今天看来,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结果是:不但建议未被采纳,他还被疑为亲共。

今天,世界格局和信徒分布已经发生了巨变。殖民体系已经崩溃,原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我们正处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全世界已经进入相互依存的时代……信任和合作是新时期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唯一可行途径。” 世界基督教(广义)的布局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南半球信徒人数超过了北半球。基督教福音派甚至提出“向西方传教”的口号。1996年,韩国有4400多个传教士在世界138个国家及地区传教。可以预见,依附于殖民体系的“差传”模式已成历史,取而代之的只能是相互交流和合作。传教士不可能再靠所属国的保护和特权来传教,必须学会以平等的态度与当地人交往,与当地政府协调,尊重当地文化。

2、 传教士主观上是传教,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传教士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早期来华的外国人主要有军政人员、商人和传教士。在文化传播方面,前两类人基本未涉足,传教士是主力军。进入20世纪,来华人员增加,分工逐步明确,各类专业人士增多,但传教士仍是重要媒介。即使是1919年才创办的燕京大学,学校的骨干力量毫无疑问仍是传教士和中国教会人士。

传教士促进了西学东渐。传教士的主要使命是传教。在教会内,教育、卫生、体育、出版、社会服务都只是传教手段,是教会事工的组成部分。在很长时期内,司徒雷登作为一个传教士的使命就是办燕京大学;或者说,美国差会派他办燕京大学就是传教。差会几次威胁司徒雷登:除非为了传教,否则不给钱。但是,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在现代科技和文化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教会的这部分事工客观上传播了西方先进文化。再者,为了取得更好的传教效果,一些传教士在西方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专门培训,带来了各种新的文化形式、先进的仪器设备和技艺。而这些往往成为近代中国开风气之先之举,对中国知识界具有启蒙意义,给无缘涉足西方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观察的窗口以及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教会大学在办学理念、组织架构、管理方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各方面成为新式大学的范式。

传教士也促进了中学西传。不少传教士为了让所属国理解他们的工作,给予更多支援,往往不厌其烦地对其国内介绍中国。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化逐步传入西方。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在中国学者王韬的帮助下,用了25年时间,将中国重要典籍一一译成英文,介绍给了西方。这批译著至今仍为英文标准译本。美国传教士卫三畏184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被美国各大学用作中国史课本长达一个世纪。传教士创办的刊物数量多、跨时长,发回本国的信件和报告真实可信、数量众多。 这些资料不仅在当时有助于西方了解中国,今天仍是研究中国的珍贵材料。燕京哈佛学社的宗旨就是传播和保存中国文化。成立后在近20年的时间里,先后编纂出版了64种、81本中国古籍引得,内容涉及经、史、子等传统经典,也包括佛、道教经典,诗、传记和小说。这些引得至今仍是世界汉学研究者的重要工具书。由燕京哈佛学社资助到中国学习或从事研究工作的,包括费正清在内的美国学者,撰写了大量研究中国的著作,又将一些中文书籍翻译成英文。他们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自己也成为有影响的汉学家和中国通,组建了美国汉学研究的基本队伍,任职岗位几乎遍布美国所有的著名大学。

司徒雷登的毁和誉,功与过,荣耀和苦涩,是基督教传教士在近、现代中国的缩影,是基督教传教运动在中国的必然结局,也恰恰是历史的深长意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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