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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5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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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军网编者按: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本网刊出这篇来稿。

烽火胶东铁血家庭

------ 献给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吴文斌

    山东省文登县二马村办公室宣传栏上,在二马村中共党组织领导历任书记一栏中,首行写着:“吴庆德,1940年4月任职”。这是二马村首位中共地下党书记。在抗日烽火燃遍胶东大地的岁月,吴庆德带领家人浴血抗战。

抗 战 做 榜 样

    吴庆德,1899年生。父亲吴进秀原籍本县北马村人。清末在烟台打工时结识二马一吴姓朋友,在其建议下,遂举家迁二马。打工挣的钱买了一栋土草房,后翻盖石草房。恶霸刘五甲子说影响他家风水就给霸占了,给了一个场铺子,场是晒粮食的空地, 铺是在这空地上为看护粮食而用木、草搭建的供休息的临时棚子。全家除租地种外,吴庆德还要赶马车、拉货脚。

    日军侵占胶东后,吴庆德从烟台赶车回家路过牟平县城。遇到汉奸刘振年,被逼问做什么的,回答说拉脚。刘不信关押了一宿,连续毒打三次,遍体鳞伤,血水浸透衣服。在家休养一月多才能下地干活。

    一场大雨房屋垮塌,秋收后剩下不到一水桶包米,一日三餐就吃地瓜稀粥。近年关,他在外未归。两名邵姓地主几次去吴家逼债,在他回村时,还对他大打出手后,将车、马分了。这一年是胶东沦为敌占区后的1937年,他由本村的共产党员刘仁田介绍,秘密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4月,中共二马村地下党支部成立,他任书记。二马村三百多户人家,是仅次于周边宋村、侯家等乡镇的大村庄。村子里,几户大地主,三教九流,村情复杂:官僚地主、日伪情报人员,国民党潜伏人员......

    战乱时代,村长这一角色要应酬各方,无人愿当。所以继上任村长后,村民们推举他当了村长。在许多村,村长是两面村长,而吴庆德是只为共产党、八路军做事的抗日村长。

    1940年5月,距二马村北七里路的回龙山日伪据点的伪军强征一批军粮,准备在二马村存放了一夜再运回据点。二马地下党及时报信八路军,使二十多匹骡马所托着的玉米、小麦被八路军成功截获。日伪失去军粮,恼羞成怒。三天后汉奸李书堂率一个中队伪军在拂晓时突然包围二马村,要抓捕吴庆德等共产党。当时吴庆德刚离开家向村西走去,与李书堂走个碰头。因李不认识吴,俩人擦肩而过。在吴家没抓到吴庆德的李书堂,在村里乱搜起来。村中一个坏人向李告密:和你走碰头那个扛铁锨的人就是吴庆德。气急败坏的李书堂又返回吴家,伪军翻箱倒柜,逼迫吴庆德长媳、抱着一岁长孙的王炳凤,站在一进家门的石磨盘上。他们在磨盘周围,在住房周围堆上了柴草,要烧房子。突然集合号响,伪军们匆忙跑掉。而吴庆德走脱后,翻过路南边一面石墙,又躲藏在南北走向的碎石墙内荒草丛中。这次偷袭 ,使探家的八路军战士王曾、妇救会长、青妇会长和三位抗日军属被抓捕。

    躲过一劫,又来一劫。一天,吴庆德正挖自家的猪圈粪。忽听西北面的石棚(地面是凸起的岩石,村民们常聚集的地方)方向熙熙攘攘,有很多人。他听到有人喊:“鬼子来抓村长,快跑。”吴庆德四周一看,南北两面路上有人,西面有人,急忙回家打个招呼后,从家房东的过道,翻过东墙头。吴家在村子的最东面,翻过墙就是东山,吴得以走脱。

    吴庆德跑掉后,伪军逼着邵姓地主的一个伙计带路,来到吴家。见不到吴,就先后逼着吴庆德妻子丛孺兹、吴的女儿、儿媳去找吴,吴的妻女去了支持抗战的大泽头村徐春家,儿媳则去了东敖村姥姥家。伪军们折腾了一阵子就走了。

    吴庆德不仅要躲避敌人的抓捕,还要提防埋伏和各种可能的意外。平时,他怀揣手榴弹,以备不测。一天回家后,妻子丛孺兹告诉他,区里来人通知他明天上午到汤村店子大庙(张氏家族家庙)开会。丛对吴说,自己在自家路边石块上坐着与邻居索姐聊天,村里还有一些人在场。那个扮成货郎模样的区里的人,对自己说:“告诉吴老凯(吴庆德小名叫吴凯)明天头午到汤村店子大庙(张氏家庙)开会。”说这事时,丛孺兹疑心重重地说:“他应悄悄地和我说,那么多人都在场。他是不是故意让别人都听到?你得当心些。”

    妻子的提醒,让吴庆德一宿没睡好。次日,他早早赶到大庙,这时,已来了部分人,他紧忙讲了情况。按以前约定,做出预警信号,大家立即散去。后来的人见预警后也不前往大庙。当吴庆德离开大庙百余米,回头望去,成群结队地日伪军已包围了大庙。吴庆德的及时报信,使全区的共产党骨干幸免于难。

    形势险恶,吴庆德为首的二马地下党,在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下,还是在村里组织全村百姓成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职工抗日救国会等抗战组织。二马地下党,多次组织群众为八路军送军粮、做军鞋、做棉衣、慰问八路军伤病员;号召群众给八路军送鸡蛋时,丛孺兹说:“八路军,这都是咱们自己的孩子,有鸡蛋就都拿上。”说着,拿出家里仅有的两只蛋。丛孺兹这样说,不仅仅是因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是八路军,而是对八路军有深厚感情。在当时环境险恶、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吴家成了八路军过往人员暂隹点、伤员养伤点等。丛孺兹虽是普同通农家妇女,因深明大义,直接或间接参加抗战。

    在许多村,村长是两面村长,而吴庆德是只为共产党、八路军做事的抗日村长。解放战争时期,区里、县里多次调他到区、县工作,但他总感到,二马村情太复杂,他走了,二马能不能失控,所以都婉拒了。

    土改时,他做为作为二马主要领导,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地掌握政策,全村没有处决一个人。而临近靠海的有些村庄,对地主家男女老少,一律往海里驱赶。有两名二马村的妇女,嫁到外村,都抱着孩子逃回二马,婆家所在村民兵们追来抓捕,吴庆德带民兵拦阻,使其逃过一劫。在后来的土改复查、整党中,反腐败非常严肃。一些对革命有过贡献的老党员因腐败被开除党籍;二马村党支部委员中,仅吴庆德一人保留党内。

    1958年,他去东北小儿子处养老之前,一直担任二马村主要领导。至今村中老人们谈到他时,还敬重地称其“老村长”,而不呼其名。吴庆德1985年去世,享年86岁。

兄弟拿起枪

    吴庆德长子吴学瑜,1921年生,性厚重、沉稳。其父深为赏识。早在1936年,因家贫穷勉强高小毕业的吴学瑜,被父送到烟台志信商行学徒。因在小学念书时,老师是村里革命青年潘复生(曾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政委),深受其革命思想教育。1937年被分到商行分号文登张家埠信玉商行。故吴学瑜参加了1937年初吴学瑜在文登1937年底爆发的胶东天福山起义,成为共产党组建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一员。起义后,共产党不断向胶东各地派员筹款、发展力量。吴学瑜结合工作又到商行的大水泊的一家分支店当店员。

    筹款非常不易。无法,吴学瑜只好与八路军农民纵队五支队的战友们合演苦肉计。一天,商行来了几个杀气腾腾的人,扬言找掌柜的。见此店员们无人答话。吴学瑜沉稳地说,我是掌柜的,有什么事。来人说,和我们走一趟,就将他带走。数日后,名为王兴仁绑匪的人捎话:拿钱若干,否则撕票 。掌柜认为是为自己遭绑架,拿钱赎了他。掌柜的后知实情辞退了他。

    1939年正月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吴学瑜奉命为八路军筹款,回到二马村设一小店做掩护。他不间断的在宋村、侯家、汤村等地赶集,每次骑着自行车买进卖出,这种情况到了年底,他又被组织调回改编后的八路军胶东军区,在12团后勤工作。

    1942年八路军攻打荣成县石岛前几天,吴学瑜长袍、礼帽,一身老板打扮,一人拎着箱子送他回家后就离去。当晚,他从箱里拿出炸药、雷管放进房后用石头垒成的石墙的西北角里。叮嘱家人不要声张。他第二天,悄悄地取出炸药、雷管回部队参加攻打石岛战斗。

    战后,吴学瑜随部队行军夜晚路过二马村宿营。父子相见后,吴庆德马上派人到宋村找到吴学瑜的妻子王炳凤,王带一周岁儿子吴文海,星夜赶回二马与丈夫见面。这是吴学瑜与妻儿老小最后一面,也是和儿子唯一的一面。

    1946年5月,他所在部队已随吴克华去东北。他做为八路军海阳留守处干部,负责处理部队善后事宜。接着,他与战友渡海到了东北,先在东北民主联军四纵,后被调到辽东军区6旅任协理员。此时,他给吴庆德写了一封家信,只是说做机关工作。这封信因战争,在路上走了三个月。吴学瑜自给家中捎此信后,再无音信。

    战争年代,战斗频繁、人员变动频繁、部队番号变动也频繁。除相互认识的上下级外,只能从军人胸前的胸标后面看到军人本人的姓名、职务、部队番号。若战斗中自己和上下级同时牺牲或意外,那么失踪原因谁也不会知道。吴学瑜从参加革命起,一直做后勤、财务性工作,因在社会上需要与各界人士打交道,屡用化名。若牺牲或出意外,更是难有下落。

    建国后,吴学瑜父、弟、妹以各种方式、多年查询,均无果。1960年国家为吴学瑜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吴学瑜的儿子吴文海,是中共党员、在哈尔滨 煤田机械厂退休;吴学瑜的三个孙子,都是大学毕业,两个是中共党员。

    吴庆德的小儿子,1927年6月生,原名吴学陟。1949年华东军区第五医院开组织介绍信时误写成吴兴,以后沿用。二马村在1940年经历日伪那次偷袭后,形势日趋险恶。吴庆德不宜公开露面,地下党员开会,给区委送信等,由地下党员刘仁田布置吴兴完成。他当了一段时间儿童团长,也与父亲一样成了日伪抓捕对象,有七、八个月时间不能在家住,只好在堡垒户家轮流住宿。

    1940年5月14日,因吴兴处境太险恶,党组织为保存实力,八路军也正扩军,区委交通员老张持组织介绍信护送年仅13岁、刚上高小几天的吴兴,来到位于牟海县(现牟平、海阳结合部,中共为游击战争设的县)小于家村,参加八路军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独立团,在一营当通讯员。1942年7月,吴兴首次参加战斗,那是东海独立团与胶东其他部队在乳山腾家庄围困国民党投降派秦玉堂、丁福亭部40余天,用6小时全歼敌人6000人。

    战后,部队稍做修整,就以连为单位打击小股敌人。吴这时在一营三连,9月一天三连在牟平八里坡击溃一股抢粮的日伪军。交火前,吴兴与战友仅比敌人提前20米抢占山头制高点。吴兴第一次与日寇作战,很兴奋,第一颗手榴弹没拉弦就扔入敌群。这次作战,虽仅俘虏伪军一人,将敌人赶回牟平县城,但对吴兴和第一次与鬼子作战的三连都是难得的锻炼。

     1942年10月,吴兴参加了著名的胶东“反扫荡”。当时,日寇纠集了三万多正规军,南至青岛,北到烟台,以拉大网形式,拉了三道极其密集地人网封锁线。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胶东抗日根据地实行空前残酷地大扫荡。八路军以连为单位开展游击战。三连白天封锁消息、休息,夜晚掩护群众突围。三连连续两个夜晚掩护数千群众突破日寇三道封锁线。突围后,他随部队参加攻打文登囗子荣家、荣城木积岛、牟平高粱等战斗。

    1943年7月,吴兴在文登东古场村加入共产党,并任三排政治战士,时年16岁。三个月后的一天晚饭刚过,三连紧急集合,边小跑边传达任务:消灭荣成沙窝岛敌人。原来日寇一艘载有数百日军的兵舰从青岛驶往荣成县石岛,因不了解地理,在涨潮时误入距沙窝岛海岸数百米处、当地人称为“凤凰尾”的岩石尾部,被岩石夹住。日寇为掩护军舰,部分鬼子上岸后抢百姓木材、门板、炕席、烧草等构筑工事。这群兽军,烧、杀、掠、奸,无恶不作。时值秋季,数里内庄稼无人收割,死尸随处可见。部队强行军140余里,拂晓时到达距沙窝岛30里的一村庄休息,并做战斗准备。对由南至北的三个敌土堡,主攻的三连,一、三排主攻,分别炸掉南、北两土堡;二排为预备队。

    三排突击队以吴兴为组长的突击一组由七人组成。离攻击时间还有二、三分钟,三排距敌堡还有三、四十米。而三排前面十余米处有凸显的高坡,上有一米高、约两平米的石垒土地庙。4个鬼子在游荡。排长刘国明感到等连里攻击信号必误战机,命突击二组摸掉哨兵,掩护吴兴等,同时命吴兴等炸堡。这时,一排有人不慎弄响水壶,鬼子4名哨兵向一排方向喝问、开枪,一排被迫还击,战斗提前打响。吴兴率突击一组,飞奔北端土堡。他冲在最前面,抱紧捆在一起的12颗手榴弹,从右侧绕过土地庙,直奔西南方向的敌堡。吴兴冲至距敌堡五、六米时,鬼子发觉三排意图,用机枪死死封住三排方向,突击组除吴兴外都被机枪压住。吴兴左手将集束手榴弹弦拉开,右手拼命将冒着浓烟的手榴弹捆从射击孔向里推。

    手榴弹捆落入敌堡内,“轰”地一声巨响,敌堡被炸,火光冲天。据后来战事情报,日军死伤十几人。就在吴兴拼命将这捆手榴弹推入敌堡时,机枪射出的子弹打在他右肩膀上,当时就倒在敌堡前。他朦胧感到仰脸躺在地瓜地垅沟里,没被炸死的鬼子喊叫着从他身边跑过,与三排激战。吴兴稍一清醒就向西北滚动,否则有可能当俘虏。三连此时正与南、中敌堡及北敌堡残敌激战。吴兴感到右胳膊没感觉,左手一摸,右手竟夹在手榴弹袋中。他翻滚中身不由已的沿约两米的湿坡落到海滩上,失去知觉。海潮对他拍打、浸泡,使他苏醒,环顾四周,仅他一人。原来,战前我军侦察对手是伪军。开战后,才发现是装备精良的鬼子正规军,实力相差太悬殊,战斗无法进行,只好撤出战斗。为不被敌人发现,吴兴勉强爬到一块一米高的礁石旁隐蔽,因伤势太重、失血过多,又昏迷过去。近拂晓,他被唤醒。这是部队撤走后,指导员李志强不见完成任务后的吴兴,急带通讯员刘治民,由当地渔民划船找来。他被抬上船,船向北划,鬼子军舰发现后,用机枪扫射,用八八式掷弹筒投弹,一颗炮弹在船左侧爆炸,另颗炮弹飞来时,船已划出鬼子射程。

    吴兴被送到驻文登五章村的分区卫生二所。当时医疗条件极其恶劣,没有麻药。手术时,由护士们按着他,直接开刀、清除碎骨、清洗伤囗。他强忍巨痛,所盖被单近头部被他咬的稀烂,衣服湿透,如水中泡过。术后他被安置在本村肖姓人家养伤,化名肖学模。因医疗条件差,伤囗多次化脓、生蛆,近一年才愈合。

     1944年5月,吴兴携带一支马枪去张家埠为部队卫生所买饭锅,离那约五里时,百姓们惶恐的跑来,说鬼子到张家埠了,不要去了。说话间,望见张家埠已有几间民房被鬼子点燃,烟火冲天。吴兴没多想,朝万家庄飞跑,在那找到原是同排战友,现为一连长的王玉堂。王连长听吴兴讲敌情后,紧急集合。先头部队约20分钟后与鬼子交火,全连陆续到达。战斗用上了新缴获的九二式重机枪、战防炮,部分日伪军被击毙,其它日伪军被击溃。这次战斗使百姓避免了一场大灾难。战后,吴兴留一连任二班长,当晚随部队西行。
吴兴与鬼子最后一次作战,是1945年8月1日的威海长坊战斗。长坊据点的核心工事是三层水泥结构圆形炮楼,四周是数米厚的砖墙,四角是人称“土鳖子”的方形小土堡。当晚22点,一连消灭了外围和东南角敌人。一连乘势冲入围墙,直逼主炮楼。鬼子以密集火力疯狂抵抗,一连爆破手已牺牲三人,连长张经武命副排长吴兴去爆破。在火力掩护下,吴兴夹起炸药包冲至炮楼根,脚还没站稳,更没来的急拉炸药包的弦,狡猾的鬼子扔下“赖瓜”手榴弹。它在吴兴左肩外上部爆炸,他被炸成重伤,当即昏死过去。张连长立即命八班长王吉福在火力掩护下,冒死救回吴兴,急送包扎所……

    吴兴养好伤回到所在部队。部队已改编为华东野战军九纵二十五师,他在教导营任排长。1947年8月他在七十五团三营八连任指导员。 他先后参加了解放战争中的孟良崮、南麻、临朐(立二等功)三湖山(山东昌邑、此战负伤)和新莱、准海等战役、战斗。1949年过长江、打南京,因患“黑热病”和战伤复发不能随军南下。被迫留在华东军区第五医院养病、伤,病愈回山东省荣军管理局任警卫连指导员。他战争中七次负伤,在革命残废军人评伤残等级待遇时,他做为警卫连指导员应党组织要求,带头降自己等级,仅定为二等乙级。1950年,他与在1942年任共产党领导的文登西海庄村青妇会长、后在八路军北海银行工作,入城后在山东省人民银行任科长的于青娥结婚。他1951年转业。1954年被中共山东分局调至东北。

    党给吴兴的数十枚纪念战役、战斗的奖章,都被孩子们小时玩耍弄丢;而文革中,原八路军胶东军区给吴兴的写有“战斗英雄”的奖状,因奖状正中上方印有国民党国徽,群众不懂历史,多有异议,为不惹麻烦,他妻子就将其毁掉。

    吴兴1987年离休,2010年逝世,享年84岁。吴兴的四个儿子,都是中共党员、大学毕业,三人当过兵。

姐妹着戎装

    吴树中为吴庆德长女,1917年生,嫁到城东村。因丈夫王贵茂在大连当了日本鬼子的翻译,她坚决与王离婚,回到娘家。

    1943年底,吴兴探家。在吴兴的开导和吴庆德的支持下,去了吴兴正养伤的东海军分区卫生二所当了八路军医疗护理员。1944年吴树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5月,吴树中随军南下参加淮海战役。因多次为伤员献血,工作过于劳累,身体受损过度,不能坚持工作。部队给她小米若干斤,携组织关系,安排担架将其运送回二马村调养。
    后来,吴树中与复员军人齐玉瑞结婚,随其回河南老家。因人生波折大,吴树中的档案被街道办事处弄丢。当年八道江区委组织部的电脑中,难得有一条记载:“吴树中1943年参军,1944年入党。”

    她离开部队后,一直过着平民生活。她每月0.05元的党费,由儿子代交。直到后来,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每月国家补助100元。后来,逐渐增加到每月四、五百元。2011年吴树中在文登县城次子处逝世,享年91岁。吴树中的四个儿子,三个是中共党员。

    吴树香为吴庆德小女儿。1930年生。在她七岁时,想上学,母亲不同意。后来父亲说“得念书,将来不能光靠婆家生活。”就这样,约1939年在本村读书。她三年级时,大姐吴树中从婆家回娘家后,就一起念书。那时,兵荒马乱,只是在1944年时完整地读了五年级。

    1944年夏,吴树香当了本村的儿童团长,主要任务是送信、检查过往行人、开展抗战宣传、协助成年人做与抗战相关的事宜。
1945年春天以后,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很快,胶东地区已成为老解放区。文登县很多小学教师都当八路军了。七月份,上级决定在各村小学六年级选拔、调出一些学生补充师资。吴树香被调出、分配到侯家区小台村小学。因年仅15岁,除教小学外,还要办黑板报、办成人识字班、妇女识字班,开会时读文件、读报纸,协助村干部做工作等。

    1947年1月,年仅17岁的吴树香参加县政府在高村组织的教师培训班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文登县小学教师按村干部管理。

    1947年粮食欠收,文登教育停办。为使孩子们不失学,政府动员已回村的教师,在本村做义务教师,同时协助村干部做日常工作。吴树香是1947年暑假时,回二马村,继续做教师。

    1948年7月,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解放区的扩大,极需干部。华东工商干部学校在文登县高村招生。第一批有四人报考。考上的有吴树香和本村的另一人。学校总部设在山东维纺。

    入学后,上的第一课是《中国的革命问题》。两个月后,学业务。这时,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已结束,地方干部随作战部队南下,称“南进部队后梯队”。华东工商干部学校约一千人,吴树香原为第二大队第五队,后因是共产党员,从政治角度又被编为第一大队二分队。在离开学校时,二马村又有五名女学员去了二分队。

   后梯队一路南下,边走边留干部,参加建立政权。

    1949年7月,南进部队后梯队进入上海后,吴树香被留在上海。分配到华东贸易部所属的石油公司人事科工作。后到华东贸易部干部学校组织科做人事工作。华东区撤销后,她所在部门与上海工商局合并,分三个局。吴树香到一局所辖的干部学校任组织科长。她与1944年参加革命的仲志群结婚后,随夫调北京,在《教育报》做组织工作,后调北京大学,任图书馆馆长,1985年在北京大学离休,现居北京大学院内朗润园宿舍。

    在伟大而惨烈地抗日战争中,吴庆德一家人,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不顾自己安危,前赴后继的跟着中国共产党参加全民族抗战。这是个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敢于挺身而出的铁血家庭;其精神是值得子孙后代骄傲、自豪和发扬光大的家庭。

    (作者:吉林省白山市检察院退休干部)
 

 

 

 

 

 


发件人:<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收件人:<zdjun@263.net> 保存所有收件人时 间:2015年06月28日 12:13 (星期日)附 件:7个 (长沙晚报专访 201506 湘江新区生态文明建设漫谈.docx 等... ) 查看附件

湘江新区生态文明建设漫谈

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 彭培根 教授

长沙晚报记者 袁云才

2015年5月

    话题背景:作为国务院批复设立的第12个国家级新区,湖南湘江新区于5月24日正式挂牌。湘江新区位于长沙市湘江西岸,覆盖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3个国家级园区,面积490平方公里。那么,湘江新区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该如何发力?生态文明与城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两者之间有没有矛盾?把湘江新区建设好,最关键的是把握什么?

    日前,清华大学资深教授彭培根应湖南省海外联谊会、长沙市海外联谊会之邀,来长沙进行学术交流,举办了题为《生态文明与中国城镇化矛盾与和谐的辩证》的讲座,记者就上述热点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生态文明与城镇化有矛盾也有和谐

  记者:作为中部第一个国家级新区,湘江新区的挂牌成立,让所有长沙人都感到高兴。彭教授对此有何感受?您认为应该怎样定义生态文明与城镇化?城镇化的基础是什么?

  彭培根:我1943年出生于安徽阜阳,祖籍湖南长沙,因此也可说是长沙人。1982年我听从先父彭鸿文将军的教导,由加拿大回到祖国工作和定居。先父曾是抗战第十战区——徐西军区司令,也在1983年回到祖国定居,放弃加拿大国籍恢复了中国国籍。我本人在清华大学已经教学了32年,目前虽然已经72岁,但是我还在教一门精品课《理性建筑》,是用英语开课的。去年,我在家乡长沙,还被远大科技集团聘请为“首席生态建筑师”,此次回长,恰逢湘江新区正式挂牌,作为长沙人,自然特别高兴。

  生态文明是一种国际通用的、从二十世纪末开始的文明形式。它是人类因为工业文明的物极必反的被动性,而形成以自觉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核心,以可持续发展文明为目标的文明形态。

  中国大陆城镇化的定义,是指中国大陆农村人口根据社会和经济的变化,逐步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体现城镇化成果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城镇化率”,即一个行政区划内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百分比例。城镇化的进程和核算的比例,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会经历的改革和历史的进程。在2012年,全世界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0%以上。

   发展城镇化的必要硬件之一就是一定要有经济的改革和载体。以中国大陆来说,必须要有现代的和传统的农业产业,作为城镇化的基础。城镇化并不是将人口聚集在城镇就达到目的了,更重要的是为了让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因为有了城镇的硬件而更有效率。

    以下这一段已经通过哦了发改委的审稿。不知为何长沙晚报又删掉了?中共的十八大之后,有些专家、学者或院士,发表或演讲过生态文明与中国城镇化的矛盾。我是第一个敢于在城市建设中讲矛盾与和谐辩证关系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大地建筑事务所湖南公司的文杰规划大师设计并建成了(湘江与浏阳河之间的)201公顷的新河三角洲。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生态综合体的城市建设,在湖南和住建部都荣获了一等奖或优秀设计奖。按老子的辩证哲学,有矛盾就一定有和谐,文杰用实践证明了这个哲理。

比赛建摩天大楼是暴发户心态

  记者:去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强调,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这对城市建设有何指导意义?

  彭培根:习总书记的批评,是对中国过去20年城市建设的拨乱反正的核心指导思想。其实西方国家过去50年来城市建设的主流思想,一直是以上世纪50年代起的“现代建筑运动”的核心思想为主流,那就是“形式服从功能”。但极少数外国“建筑大师”在中国通过各种手段,成为一些重大公共建筑物的设计方,并在设计上一味追求形式上的怪诞,设计出一些妖魔鬼怪般的建筑。

  周总理在上世纪50年代对中国的城市建设有句大智慧的讲话,后来一直被中共中央定为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那就是“中国的城市建设应当是:实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再注重美观”。后来一些地方政府有了钱,又想突出政绩,就慢慢地把“在可能的情况下注重美观”这句话给抛到脑后了。但是当今中央的文件对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按前后顺序还是“实用、经济、美观”,习主席提出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和当年周总理提出的中国城市建设指导思想一脉相承,我们应当奉为圭臬。

  记者:从专业的眼光来看,建筑师评论某件建筑好坏的标准是什么?您认为建筑物的理想高度是多少?

  彭培根:建筑物的外形具有强烈的审美符号特征,它往往是民族总体审美心理的寄托与映射。它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大众的观照领域。我们建筑师评论其他建筑师的作品时,不能说它好看不好看,或说它与现有环境协调还是不协调。因为建筑是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综合科技,它不是用1加1等于2能说清的。我们只能客观地用这些标准:一是用国际通用的原则和规范来评论,这也是我在清华大学开设精品课《理性建筑》的基本理念。例如: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建筑物每平方米用钢量的标准,大型公共建筑安全疏散的规范;二是运用国际建协过去20年所发的五次大会宣言中的要求;三是各个国家的基本国策在建筑设计上的应用。

  2013年我去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会议,再次沉思:为什么巴黎整个城市的建筑大多是在5层到9层之间,12层的建筑都比较少见?可巴黎的城市总容积率,比到处乱建一些30层到50层的“标志性建筑”大好多倍!节省建材和能源更不用说了,其实越高的楼越危险,也越浪费能源,而12层以下中高密度的建筑完全能够满足人类的需求,因而应该尽量少建高楼。一些地方出现比建摩天大厦的现象,这其实是暴发户的心态。

从历史文化中找规划设计灵感

  记者:作为建筑大师,又是湖南人,您认为,要把湘江新区建设好,最关键的是把握什么?

  彭培根:我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提到:“建筑是反映当代文明成果的,创造未来更好的科学、哲学与艺术的综合结晶”。基于此,要想把湘江新区建设好,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要把中国的湖南的古今结合的文化底蕴,作为城市建设的原动力之“水”,水涨船才会高;从事湘江新区建设的各部门领导和负责人,还有从事实际规划工作的核心人才,都要从中国尤其是湖南的历史文化中去丰富文化内涵和找寻灵感。

  过去十多年,我在全国各地都不断宣讲“老子和孔子对当今世界的伟大影响力”。西方媒体都在说《老子》的出版量(不包括中国)虽然比不上《圣经》,但它的影响力已超过了《圣经》。德国人平均每两个家庭就有一本德文的老子《道德经》。1988年75位自然和社会的科学家在巴黎开会时,瑞士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奖人汉斯·阿尔文提出:“人类如果要想更好地生存下去,应当到2500年前孔子的思想里去寻找智慧”,这被通过为大会会议纪要。密特朗总统也参加了这个大会的闭幕式。因此湖南人要敢为人先,我们有能力将古今结合的文化,当作湘江新区城市建设规划的哲学基础。再加上牢记十八大之前20年的城市建设的惨痛教训,把周总理和习主席有关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踏踏实实地执行,回归根本,我们就能后来居上,打造出国内甚至国际上一流的新城。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梅溪湖的新城建设已经超过了国内其他城市以前的水平。这就是我们湖南人,无论是干部还是规划设计人才,都可以做到国内一流水平。因此我们更应该有信心把湘江新区做得更好。

  记者:具体说来,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您对未来的湘江新区有何建议?

  彭培根:湘江新区相比于全国其他新区,起步较晚,但从辩证角度来看,这是50年难逢的好机会。湘江新区面积有490平方公里,比北京的海淀区还要大60平方公里。我认为,未来湘江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文章。

  一、做到分区组团。每一个组团里,工业、科技、办公、住宅、商业、银行、医院、学校都有,是一个完整的配套小城镇,干什么都不需要开着小汽车来回跑。很多人都跟着国务院说要“城乡一体化”,但很少人研究过如何才能做到一体化。我们提出的一个一个像细胞的城镇组团,就是生态文明的城镇建设与城乡一体真正能落实的实践方法。

  二、不必将高新科技园区单独分开,这也是“生态综合体”的基本原则之一。它们应该与人的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以人为本”的实际规划理念的根本。这与“形象工程”“标志性建筑”和“抓眼球”等好大喜功和暴发户心态的意识形态是势不两立的。前者是国际国内的和谐社会的基本守则,后者是重蹈过去20年一味贪大求高、标新立异的城市建设老路。

  三、组团与组团之间,都是公园和花园。纽约的中央公园南北长6公里、东西宽1公里,面积达600公顷,还有柏林市中心的蒂尔加滕公园面积为210公顷,与长沙的新河三角洲差不多大。湘江新区组团与组团之间的公园,面积最好也要有这么大。总之,要把钱用在刀刃上,把青山绿水留出来或设计出来,这样的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人物名片

  彭培根,加拿大籍华人,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资深教授;精品课教师、著名建筑大师和建筑评论家。自1982年在清华执教以来,他积极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学术交流,并致力于把中国民族特色、文化传统和时代气息体现在自己的设计创作之中,2009年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城乡交流协会评为“建国六十周年对城乡建设有贡献人物”之一。

 

 

 

 

 

 

    关注中国股市国际热钱的身影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5年8月5日

 

    孙子兵法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继之又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

    当代股市,是财富更替之要地,成千上万亿的资产在这里换手,国与国之间的巨额财富在这里瞬间转移。所以,股市已成为当今国家的死生之地,其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然而,当今的中国股市似乎忘记了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警言。

    这次股市暴跌是谁在推波助澜?有人说是政府清理场外资金导致的,有人看到国际炒家的身影。截至今日,沪深交易所对涉嫌影响证券交易价格的34个账户采取了限制交易措施,其中有一个账户为上海司度贸易有限公司的账户,这是一家与国际对冲基金巨头 CITADELGLOBALTRADINGS.AR.L 有关系的公司,伯克南还是这家公司的顾问。

    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纽约时报马上就报道了中国限制外资公司账户的消息,紧接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做出了停止中国获得特别提款权的决定。消息一传出,8月6日,外汇市场出现抛售人民币的现象,一天之间抛售了约2500亿人民币,约有400多亿美元被换汇 出境。

    中国的股市波动马上就连接上了人民币汇率波动。那么,这次中国股市的暴跌有没有外资参与?我认为肯定有大量的外资参与了对冲炒作,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当中国政府出售干预之时,外国机构如IMF也毫不犹豫地插手干预了。

  这是一场真刀实枪的国际经济战争,毫无疑问,战幕已经拉开。

     一、中国股市已经是一个国际化了的市场

    中国股市在6月至7月间经历了一波剧烈的跌宕起伏,股指从5170点直泻3500点,十几天的时间股指跌幅30%,20多万亿的市值化为乌有,成千上万的散户股民被打得蒙头转向,如果不是政府在紧要关头鼎力托市,沪深股市将会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十几万亿涌入股市的资金将被套牢,我国货币的流动性将会大受影响,国民心理和实体经济也将遭受沉重打击。由此牵连的将有人民币汇率、进出口贸易、中国国际形象等一系列问题。

    这无异于一场宰杀!这也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遇到的危急局面。政府高层紧急行动起来,为抗击股灾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至少动用了上万亿的救市资金。目前虽说盘面已趋稳定,但导致这场大波动大恐慌的原因需要深入探究,惨痛的经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国股市再也不能是一座不设防的股市了。中国人终于有了防做空的意识。

    在这之前,中国的决策者和投资者一直未能搞清这个强大的做空对手是谁,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股市实际上已经国际化,已经成为外国资本获利的重要市场。

    中国是个大量引进外资的国家,外国在华资本少说也有几万亿美元,其中一小部分涌入沪深股市,就足可以兴风作浪。那么,涌入中国的国际热钱到底有多少?一个基本的计算方法是:

    国际热钱 = 外汇储备—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资本项目合法净流入。

    按此方法计算,十几年来,国际热钱在中国的本金及利润可能有近2万亿美元,约占到中国外汇储备的50%。这些热钱有些是长期金融投资,比如投资楼市房地产,有些是股市上的投机资金。涌入这波股市的投机资金规模至少在几万亿人民币之上,其实力十分雄厚和强大。

    这样一个强大的博弈对手,国内监管层和市场界却全无意识,毫无戒备。大家的心目里只有一个意识,那就是中国资本市场未对外资开放,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的数量很少。在这种认识下,为了吸引更多的外部资金,甚至又开放了沪港通、深港通,允许外资通过香港进入中国股市。

    其实,外部资金早在八年前便参与了那一波股市的涨跌。从2006年10月30日到2007年1月4日,当时被称为A股第一大盘股的工行A股股价从3.25元被疯狂拉升到6.79元,上涨109%,到2月6日又大跌到4.57元,大跌32.7%。如此强劲的操作绝非刚从股市长期低迷中恢复元气的中资所为。

    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 A股上证指数从6124点跌至2000点左右,一年跌去72%。中国股市遭到了一次惨烈的做空。

    做空者在当时股指期货等做空工具尚未推出的情况下,其仅仅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的TOPVIEW工具,在很少亏损的情况下,将指数硬是做掉了近3/4,其跌速之深之快在全球金融史上罕见,中国百姓数万亿元计的财富就此换手,多数成为这个外部野狼群的美餐,其操盘技术之高之精准,国人罕见。

    这些外部操盘手大都传承了西方金融市场二百多年的操作经验,形成了看着指数曲线和交易量即可形成一致行动力的默契。由于美国金融市场从一开始就有做空,他们很擅长做空,最喜欢股指期货等做空工具,他们最推崇的理论是市场自由,最擅长在金融危机的巨浪中,像冲浪高手一样穿梭,轻易掠夺他人的财富。

    然而,我国的决策者和投资者对此毫无察觉和戒备,甚至在这次股市大跌中,人们仍未对此加以注意。有人把主要原因归咎到证监会清理场外资金上,把原因归咎到一个HOMS软件上,但《经济参考报》7月14日一篇报道说,经证监会核查,恒生电子周一发布公告称,HOMS只是一个为私募基金开发的技术工具,从6月15日到7月10日,沪深两市单边交易总量约为288649亿元,而同一时期HOMS总平仓金额仅为301亿元,占两市单边总交易比重为0.104%,HOMS被称作引发股市震荡主力的说法并不客观,也是非理性的。

    那么做空的股灾罪魁祸首到底是谁?7月13日传出消息:公安部查办线索曝光,做空者多是外企!

    7月9日晚,证监会、公安部执法人员已进场对8日涉嫌恶意做空大盘蓝筹股的十余家机构和个人开展核查取证工作。据新华网7月12日报道,7月10日上午,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率跨部门工作组抵达上海,工作组已发现个别贸易公司涉嫌操纵证券期货交易等犯罪的线索,其中重点调查的有苹果电脑贸易、捷豹路虎贸易、保乐力加贸易、保时捷贸易等,放眼望去,都是牛逼的外企,也是外资空头资金进入中国的主渠道。

    7月15日,证券时报网发文称:A股大跌的源头可能在日本,日元套利资本快速撤离。一家亚洲地区对冲基金经理告诉证券时报记者说,6月中旬以来A股的那波急跌,除了杠杆率过高以及非理性泡沫加重之外,日元套利资本的快速撤离,也是被市场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些年里,日元利率极低,大量日元通过各种途径辗转进入中国,不少资金进入了股市。记者与专家查看相关数据后惊奇地发现——作为避险货币与套利货币的日元,其与美元汇率的走势图竟与A股指数(上证综指)相当吻合,尤其是在2008年下跌以及2014年以来的上涨区间,这一吻合度更高。在沪指2007年10月见顶以及随后连续下跌过程中,美元对日元汇率的指数K线图简直一模一样!
由于日元也是一种与美元类似的避险货币,当日本以外的金融市场出现风险动荡苗头时,这些日元资产又会敏锐地逃回日本,并推高日元汇率。这就是为什么美元对日元汇率下跌往往与股票市场走势一致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2007年末日元与美元汇率的走势图与上证综指相当吻合,那么,今年6月的这一轮“股灾”,A股指数与美元对日元汇率图之间的相似度,几乎到了“亦步亦趋”的地步。

    种种迹象显示,外部资金已经在华大肆炒作中国股市,甚至通过恶意做空来谋取暴利,进而做空中国经济,其手法和当年索罗斯做空香港股市的手法如出一辙,其方法是结合外汇市场、期货市场以及股票市场三方力量,联系了世界的几大基金公司,利用对冲的方法实行做空。

    正如一篇文章所分析的那样:“从盘口上看,很明显,本轮做空资金经验丰富、实力强大且准备充分。相对于第一次经历杠杆牛市的A股来说,这些资金显然更加熟悉如何利用杠杆在每个阶段的爆仓效应,同时更加熟悉利用股指期货、ETF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组合做空,且面对政府的强力反击毫不手软,这显然会让人立刻和量子基金为代表的国际专业做空资金手法联系到一起。如此恶意做空,不仅可以让做空者挣得盆满钵满,也会影响到居民的消费能力,更让股市重归熊途,使直接融资快速萎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资本市场环境受到极大影响。”

    以前中国人的眼光多集中在像索罗斯这样的国际大鳄上,对潜伏在国内的野狼群未加注意,甚至还一直把这些野狼奉为座上宾。直到这次股灾,人们终于恍然大悟。

     二、政府该不该护盘

    面对股市大跌危急形势,有人竟然指责政府不该入市护盘。这种情形挺像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有中国学者问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美联储直接印钞购买金融机构股权,直接停掉卖空机制,是否是政府干预违背市场规律?

    鲍尔森回答说,你们中国人真的是好学生,国家金融体系都要崩溃的,还管那么多教条!

    政府该不该入市护盘,政府资金该不该入场干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像一个人要死了,该不该吃药救治一样明了。政府如果不干预,股市就是一地鸡毛,就会出现1929年的欧洲股灾,导致世界经济一片大萧条。

    1989年,日本股市炒到39000点,出现股崩,日本政府没有经验,没有干预,结果使股市一路下泻到16000点,使日本的国民财富大缩水,股票市值从600万亿日元缩水到200多万亿,房市价值从2300万亿日元缩水到1500万亿日元,跌得日本十几年一蹶不振。
1997年的泰国,在金融危机中一败涂地,国民财富大贬值。只有香港,在遭遇国际炒家炒作时,政府动员资金2000亿港币,与空方展开一场激烈搏杀,最后遏制了股市下跌。

    今天的中国,如果政府不出手干预,股市可能会跌到2000点,投入的几万亿元资金会全部套牢,中小散户会损失惨重,伤痕累累,连带到各家银行,中国经济将遭受沉重打击。重要的是国民心理,不知会产生何种阴影。

    情形很明显,政府必须出手,但在市场一片恐慌之时,股市最大的问题出现了:管理部门居然连防范做空的意识和准备都没有!危机来临,手忙脚乱,幸亏遇上了两个星期天,给了人们一点喘气的机会,为证金公司调集了2000亿资金,入市护盘,后来又调入了2000亿元,才顶住了做空方强大的抛压。

    但是,政府手忙脚乱的护盘,选择的时机和点位是否正确?依本人看,时机有点早。就像打防御战,阵地选在哪里,哪个地方是最有利的防守位置?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显然考虑不周。在沪指跌到3600点时就贸然进入了。在这个点位上护盘,所消耗的资金大约需要三四万亿元,要想把股指推到4000点以上,非四五万亿资金不可。这是一笔巨大的财政开支和政府债务!并且,在这个点位护盘,使做空方仍然可以吐出获利不菲的筹码。

    如果在3000点以下护盘,政府所动用的资金较少,但空方可以在股票指数上赚钱。总之,这是个时机和点位的问题,政府所选择的位置有点骑虎难下的味道。

    这是一场战争!硝烟弥漫的金融战争。但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对资本市场的危险性麻木到何种程度,对国际野狼群的认识薄弱到什么程度,对西方的自由市场理论迷信到何种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股市能不脆弱!

    由于中国股市的规模较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大,多少年来,管理层对大风险、大危机毫无意识,唯一想做的就是让股市上涨,也没意识到杠杆资金、场外配资的危害,也没有从战略上排兵布阵,让本国的大资金早早地抄底,积攒筹码,做实底部后再放外资进来。

    可以说我们的管理部门全然没有战略意识。为了上涨,他们绞尽脑汁打开沪港通通道,甚至还要放开资本项下的管制,想借外力来推动中国股市。

    总之,人们好像忘记了狼吃羊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在众人一片头脑冬烘的情况下,中国股市经过七八年的底部徘徊,早已经成为一个绝妙的炒作对象,已经完全具备了抄底炒作然后做空的条件。

     三、惨痛的教训

    2015年,时机到了,在做实底部之后,各路资金呼风唤雨,相互造势,拉升阶段开始。

    看到了股市启动,散户股民一起跟风,光是今年前5个月新开户就有两三千万。加上有了借钱炒股的场外配资,沪深股市像长了翅膀的野马,一路奔腾,几万亿资金砸入股市,股指直冲4000点,5000多点。

    然而,仅仅冲到5170点,股市就掉头向下了,并且是剧烈的大幅跳水,两个多星期就跌去1500点。如此大幅的下挫,实在匪夷所思。

    正常的投机者,会维持上涨的局面,悄悄的派发,涨得越高,获利越多。如果股市涨到6000点或7000点,要比在5000点抛售赚得更多。但这次的做空者行为实在怪异。

    中国股市的确存在问题,如场外配置问题,杠杆资金问题,散户多的问题,上市公司不分红的问题,但是,只要股市在上涨,证监会清理场外资金还不至于使股市出现不正常的暴跌。特别是沪指仅仅是上涨到5000多点,形势一片大好,即使证监会遏制杠杆资金,也不至于使股市停止上涨的步伐。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股市兵败如山倒?谁在刻意打压股市?谁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我们只能从激烈的多空双方大战来进行判断。

    7月6日下午,多空双方围绕中国平安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空头为了维护住跌势,打击救市,不惜重金砸盘中国平安这支大盘指标股,中国平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抛盘,空方甚至压低2元价格大笔抛售,砸出了10万手、七八个亿的超级大单!
但空方凶猛的攻势最终被多方瓦解。于是,空头转战另一个目标,猛烈砸盘中石油,将大盘砸得跳水,将中石油硬生生地砸下去,再次造成了股民的恐慌。

    这种凶狠,如果不是政府入市护盘,股市早就砸趴下了。这种做空的迹象令人感到来者不善,使人隐约想起香港回归后那场血腥的股市肉搏战。

    谁在与中国股市这样过不去?是在搞股指期货对冲吗?很明显,有人在恶意做空股市。他们在卖了股票,赚指数,两头收钱。中国股市已经给人家设计好了做空机制。

    中国股市惊魂,表面上看疑窦重重,实际上已经真相大白。日本股市曾被国际游资做空过,今天的中国股市也在被做空,不管是做空力量来自国内,还是来自潜入国内的国外野狼群。

    这次股市波动,仅仅是一次小试牛刀,但打得管理层措手不及,千百万股民心惊胆寒。至少几万亿的国民财富易手了。对于中国来说,这仅仅是一次小小的海啸,一次警告。如果这次股灾没有发生,如果按以前的设想继续下去,如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等到国门大开之后,中国的灾难不知将有多大!

    这次股灾也告诉那些头脑简单而发热股民,要注意内鬼!对手不在海外,而是在内部。

    城门洞开的股市很容易被人剪羊毛。关起门来炒股危害还不大,肉都是烂在锅里。打开门来,肉就不知烂到哪里去了。这次股灾给中国人上了一课,但可能是以几万亿国民财富的流失换来的。这次损失至少导致一年的GDP增长没有了!等于中国人辛辛苦苦白干了一年。

    中国人就是这样花钱买教训吗?中国人意识到资本市场的险恶了吗?

    目前,搏杀仍在进行。随着调查的深入,中国人终会看清真相。资本是有国别和属性的。这次教训,砸醒了中国,砸醒了股民。人们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兵者,诡道也”!

    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未来还不知有多少挑战。今天仅仅是一场预警战,它付出了代价,也让国人脑洞大开。只有善良的人们走出幼稚,中国才有希望。

     四、最新消息

    到本文截稿时传来最新消息:负责救市任务的证金公司获商业银行授信约2万亿元人民币,已到位资金近1.3万亿。

   笔者估计,推动这波股市上涨需10万亿资金,而这次托市所动用的资金不能少于三四万亿。由此可以看出,这次国家救市的投入有多大,被外人洗劫的国民财富有多少。

    公安部方面也传来消息,上海马甲贸易公司涉嫌恶意做空。一些注册资本仅有数万至十几万元的贸易公司,有时却放出巨额资金通过证券账户和期货账户一直不停地打压股指。一位资深投资人分析称,几乎可以肯定有境外资金参与做空A股牟利。

    并且,通过做空期指可以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但也要拿出巨量的资金,即使以十倍杠杆来测算,这股做空势力的资金也要达到几千亿的级别。

  知情人士透露,这些贸易公司的账户早已开好,等待的只是机会,以一家外贸公司为例,其平时参与期指交易量很小,但在某一段时间内却突然资金量暴增,连续出空单打压期指,使现货市场指数承受巨大压力。

    总之,热钱涌进国内决不会以QFII、RQFII等形式,八九千亿的资金不可能在A股市场兴风作浪,但热钱却可以通过虚假贸易进入中国,并且让A股出现史无前例的暴跌。

 

 

 

 




发件人:李延明<13051506082@163.com> (由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5年08月06日 18:18 (星期四)黄人天:证据揭露外资做空中国黑手

证据揭露外资做空中国黑手

黄人天

香港《亚洲财经》杂志8月号

    近段时间以来,中国股市灾难和救市战斗成为全球焦点。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救市措施,但也远非一蹴而就。中国的敌人到底是谁?他们到底想怎样?

    6月29日,笔者曾经在门户网站首页发表《保卫A股保卫中国经济的金融战争已经打响》,呼吁击退国际金融大鳄的进攻,当时很多人质疑外资做空中国的可能性,认为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阴谋论。

    笔者也一再批评牛市基础不牢、监管机制缺失、监管能力薄弱等内部问题,但是也坚持认为应该全面看待股灾原因,不应刻意否认外部力量翻云覆雨的可能性。

    其实,大国竞争从来都是存在的,根本就是阳谋,任何鸵鸟式的闭目塞听都是毫无意义的。

    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外交的积极强势、一系列战略规划对现行国际秩序的空前冲击等等,难以不让既得利益的西方大国寝食难安。太平洋很大,但实际上却容不下中美两个主导者,因为国际秩序规则的决定者只能有一个,就是拳头最大的那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的确立皆如此,否则哪有美元霸权,所谓“共治”说不过是一厢情愿或外交辞令而已。双方都在寻觅对方的弱点,期待对方犯错误。

    不仅仅是国际领导权的竞争,还存在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以陆家嘴替代华尔街,想必是中国上下的不二梦想,但是问过华尔街金融大鳄们的意见吗?如果陆家嘴成为全球货币、大宗商品、黄金乃至全球创业创新成果估值的中心,那置华尔街于何地?“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因此,中国人必须放弃幻想,正视现实。无论是美国官方还是金融产业,都不可能坐视中国按自己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崛起,他们的利益诉求是一致的,做空中国不仅动机成立而且执行意愿强烈!

    还有很多经济达人说,中国资本账户尚未开放,外资没有大量进出中国的可能性。好的,下面就分析外资做空中国的执行路径。

    很多生活在阳春白雪正能量环境之中的中国人轻视地下钱庄系统的力量,交流之中发现不少中国学者乃至一些金融人士对地下钱庄系统非常陌生,甚至以为是黑帮专用。

   实际上,在东南亚国家,很多当地住宅楼里不起眼的地下钱庄,每天的货币交易量都数以亿计。任何普通人,只需要给地下钱庄外币,你国内账户就会收到人民币汇款,速度快信誉好。这些地下钱庄很多都是华人经营,可与大陆人用中文顺畅沟通。

    最近天涯网友爆料,今年年初开始大量美元进入中国,在黑市寻求兑换人民币。

    有些专业人士肯定会说天涯的帖子能信吗?那么好,黄人天可以找专业数据与之对照分析研究。目前几乎所有专家学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股市上,很少有人注意到今年以来的一系列基本经济数据出现了重大异常,而这正是股灾的真正线索。

    如果确实有大量外汇从地下钱庄系统进入中国,那么这几个月来,肯定有国内企业或居民从银行取出人民币,以有利的汇率兑换了这些外汇,比如官方外汇牌价是1美元兑换6.2人民币,他们可能是1美元兑换6人民币。外方不在乎这点汇兑损失,因为他们是为牛市暴利或其他战略目的而来。

    外汇从地下黑市渠道进入中国后,与从正规渠道进入中国后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由于这些外汇来路不正,通常不会进入银行,而是在黑市上寻求高利润率的出路,比如提供给需要把境内人民币财富通过非正规渠道汇到境外变成外汇财富的某些人,通常这又需要地下钱庄系统提供中介服务。

    境内单位或个人取出存款兑换这些黑市外汇,而外方得到人民币之后会通过直接转账、间接配资等渠道进入证券资金账户,总之不会放在银行普通存款账户上,而且这些牟取稳定汇兑利益的资金与那些从银行存款搬家到股市追求翻倍暴利的散户资金并不重合,这就相当于中国金融系统由于黑市外汇入侵而被硬生生抽取了一部分人民币存款。

    银行系统的人民币存款是具有派生扩张性的,即可以通过贷款、再存款、再贷款的循环产生数倍的派生存款货币。如果被硬生生抽取了一部分人民币存款,就必然降低中国的货币乘数,这将导致中国广义货币发行量M2(M2=M1+定期存款、储蓄存款以及各种短期信用流通工具)增长速度下降。

    数据显示恰好如此,在连续降准降息的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竟然出现了“违反”经济规律的现象,今年1月中国M2增速比上月突然大跌1.4个百分点,而且1-6月比去年同期连续下降了0.5-3.1个百分点左右,完全无视政府宽松货币政策,而同期M1(即流通中现金和支票存款以及转账信用卡存款)并没有异常表现。股灾开始的6月,境外做空资金应已大部分到位,对中国存款的抽取作用降低,因此M2增速回升1个百分点至11.8%,但比2014年6月仍然降低2.9个百分点。

    以往数据显示,每次降准降息(如2008、2012年)之后M2增长速度都会上升,反之升准升息之后M2增长速度都会下降,这也是基本的经济规律,而今年明显不正常,只有巨额的外资非法入华才有可能导致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完全失灵,并且让数据反向发展。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自2014年11月以来中国三次降准四次降息,经济竟然如此低迷,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系统已经被钻了一个不停漏水的大窟窿。

    如此巨额的外汇资金潜入,其最可能的交易对手是谁?由于地下钱庄系统本身非法,需要特别隐蔽,交易迅速,同时交易对手必须有大量外汇需求。最符合这些要求的应该是外贸进口行业的企业和个人,因为他们长期与外汇打交道,熟悉地下钱庄系统,且手中随时有大笔现金。关键是,地下钱庄开出的汇率肯定大幅优于国家牌价,而且没有数量限制。

    进一步,做进口贸易也是为了盈利,而且近年来竞争激烈,利润率日薄,而地下钱庄用外币以优惠利率兑换人民币,让进口贸易商们突然有了“转型升级”到金融业的机会,轻轻松松就可以从国家和黑市汇率差之中获利,何乐而不为?

    由于进口商批量转型金融业,短期之内没有足够市场力量填补空白,必然导致中国进口额突然大幅下降,数据显示恰好如此。正是从今年初开始,中国进口额突然暴跌,并持续多月,与广义货币发行量暴跌高度一致。

    2014年12月进口同比增长率为-2.40%,而今年1月陡然暴跌为-19.90%,其后2-5月分别是-20.50%、-12.70%、—16.20%、-17.60%,同比减少金额每月达200-400亿美元之间。2008年1月以来,类似的连续大幅暴跌仅在2008年10月金融危机之后出现过,但那时候是进口出口同时连续暴跌,而2015年1-5月出口并没有连续大幅暴跌。而股灾开始的6月,做空资金应该已经大部分到位,贸易商必然减少汇兑支出,因此进口同比增长率以较大幅度回升至-6.10%,但仍然低于2014年6月约100亿美元。

    有人会说,会不会是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引发的?事实上,原油和铜等主要大宗商品在2014年大幅下跌,但中国进口额并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好几个月都是上涨的。而进入2015年之后,原油和铜的价格处于回暖趋势,但进口额却从1月份开始精确连续暴跌,难道是新年新气象?

    更为吊诡的是,2、4、5月每月同比减少的进口额为285、279、284亿美元,几乎完全相同,难道中国市场的进口需求减少会这么均匀、这么凑巧吗?这个数额更像是按月从国际金融大鳄的账户上有规律转移出来的,更像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财务行为。

    从中国进口额非正常暴跌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大概计算出从地下钱庄系统进入中国的外汇做空资金约为1400亿美元,约合8500-9000亿人民币。如此庞大规模的做空资金,再加上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可高达1:9的杠杆,就是几万亿的做空力量,所以之前政府和市场对做空力量的估计是远远不足的,所以才会出现国家救市也一度节节败退的惨状。

   

 

 

 



我们该庆幸股市暴跌发生在现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余永定

2015年8月3日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如果有人问:中国最容易在什么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过早地资本项目全面开放。中国应该庆幸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1997年7月而不是在一两年之后。中国也应该庆幸股市暴跌发生在2015年6月-7月,而不是在一两年之后。

    资本项目自由化被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奉为圭臬。其实,与贸易自由化不同,资本项目自由化从来就不是经济学界的共识。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和经济学界纷纷反思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理念和实践。资本项目自由化也被请下了经济学神坛。

    为什么一个国家必须要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积极推动者康德苏的回答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促进资源实现效率最大化地使用,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

    康德苏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开放可以带来较多的投资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对于投资者来说,可以带来较高的回报和较多的资产分散化机会;对于那些同时开放金融部门以引入外国竞争的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开放可以带来更高效、更复杂的国内金融市场;对于全球经济来说,资本项目开放为全球可持续增长提供了新的经济动力。

    事实上,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证明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带来康德苏所说的这种种好处。即便可以证明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改善资源配置,这也不意味这种改善是帕累托最优。历史经验表明,在资本跨境流动不受约束情况下,受益者一般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融脆弱的中小国家,则可能因没有资本管制的屏障而成为国际投机资本攻击的牺牲品。

    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呼声日渐式微。IMF也偃旗息鼓,并逐渐把注意力放在如何防范风险上。IMF所强调的不再是资本项目自由化,而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渐进性和时序性。IMF的官方立场变更为:资本管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必要的。

    资本项目自由化导致资源配置优化的理论基础是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选择理论。然而,这些理论却遭到它们最直接的受益者的痛批。最近索罗斯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些所谓的科学基础只不过是一些“拙劣的构想……不受监管的金融市场天生就是不稳定的:它们造成的不是确保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一般均衡,而是金融危机”。

    绝大部分经验研究并未能发现资本项目自由化支持经济增长的确凿证据。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对经验证据进行了评估。其结论是:“尽管大量跨国研究致力于分析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效应,但是,似乎只有有限的证据支持资本账户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而包括罗德里克和巴格瓦蒂在内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则指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根本就不存在。着名经济学家简尼、萨布拉马尼恩和威廉姆森专门对资本项目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做了全面研究。他们也未发现两者之间有何确定的关系。他们指出:国际社会不应该试图促进-甚至在长期-资产的完全自由的交换,因为资本的自由流动看来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几乎没有什么好处。须知,这位威廉姆森就是 “华盛顿共识”概念的始作俑者。

    当今国际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没有理由一定要把资本项目自由化当作经济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之一;是否应该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和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资本项目自由化并非历史潮流,没有站得住脚的经济理论可以证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主张今天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念。

    1993年中国政府首提“实现人民币可兑换”。1994年中国对外汇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自1996年12月1日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第二、三、四款的义务,实现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中国政府希望在此后五年左右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但中国政府还未来得及给出资本项目可兑换时间表,亚洲金融危机就爆发了。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货币可兑换计划被搁置。

    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重新提出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指出应该:“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政策意向。

    应该说,在实践中,中国对待资本项目自由化是相当谨慎的,一直坚持渐进的方针。但在理念上,中国不仅把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作为改革的目标,而且是念兹在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金融改革的相当一部分文字是有关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其中的关键两个字是“加快”。对于“加快”一词应做何种解读?

    坊间一直有传言,中国将在2015年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度实际上已经不低,根据外管局资料,在七大类40项资本交易项目中,在中国只有10项不可兑换,除个人直接跨境投资、衍生品交易外,主要跨境资本交易都有正规渠道。中国的资本管制主要是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即通过QDII和QFII等限额体系对短期跨境资本的投资主体和投资额度进行控制。如果“加快”意味着在2015年或2020年以前中国将取消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入的管制,我们就不得不表示忧虑了。

    2015年6月15日以来中国股市的暴跌充分显示中国金融市场还远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我们的金融管理当局也并非像想象中的那样“无所不能”。中国应该庆幸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1997年7月而不是在一两年之后。中国也应该庆幸股市暴跌发生在2015年6月-7月,而不是在一两年之后。

    我们应该好好问问自己:如果中国此时已经完全开放了资本项目,国内、外资金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A股市场,我们将会面对一种什么样的局面?中国的股灾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果我们能及时调整资本项目自由化政策,善莫大焉。

    中国是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人民币终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或主要储备货币之一,或主要储备货币的主要构成部分)。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是人民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因而,中国终有一天会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

    基于这种逻辑,我支持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逐步开放资本项目、逐步实现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但我同时确信,中国没有理由为了一些想象中的——充其量是高度不确定的好处,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忙开放资本项目,甘冒与之如影随行的种种巨大风险。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如果有人问:中国最容易在什么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过早地资本项目全面开放。

    中国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不能通过资本项目自由化来解决,或通过该举措的所谓“倒逼机制”来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着稳增长、调结构,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提高对外开放质量的种种挑战,不应该过分强调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

    人民币国际化应有助于改善中国对外资产与负债的币种结构、增进中国储备资产的安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受制于中国经济发展和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不能急于求成。在坚持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渐进方针的同时,中国必须加速国内的各项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

 

 

 

 

外国对冲基金露出马脚 认中国账户被限制

第一财经日报

2015-08-03

  截至7月31日,沪深交易所对涉嫌影响证券交易价格的24个账户采取了限制交易措施

  对于本轮A股巨震,近来国内有声音质疑国际资本的做空势力难辞其咎。此次,即7月31日沪深交易所对频繁申报或频繁撤销申报,对涉嫌影响证券交易价格的24个账户(目前已扩至34个)采取了限制交易措施,其中有一个账户为司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司度贸易”)的账户,通过背景资料,外界找到其与国际对冲基金巨头CITADELGLOBALTRADINGS.AR.L(下称“CITADEL”)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中信证券也被“关联”。

  CITADEL是否确定存在“大举做空A股”的行为,它又是什么来头?这引发市场参与各方的广泛关注。

  首家QDLP

  对于外界的聚焦,CITADEL于8月2日发出声明,确认账户被限制,并称“在华投资已有15年之久。无论是以往,还是近期在中国股市震荡期间,我们自始至终与中国相关监管部门保持积极和有益的沟通。我们在此确认国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司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账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限制交易。目前,本公司各办公室的其他运营正常。我们将一如既往遵守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继续合法开展各项经营。”

  “CITADEL是世界上第二大多策略对冲基金,主要从事高频量化交易,在亚洲业务也较多,是QDLP之一。不过其部分高频量化做法在国内并不允许,蓄意做空A股可能被夸大。”一位国际对冲基金投研总监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所谓QDLP,即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制度。例如,上海QDLP项目于2012年成功推出,该项目批准境外大型基金公司在上海设立管理企业,以私募方式向合格境内投资者募集资金,发起设立人民币私募基金,间接投资境外二级市场。

  《第一财经日报》查阅相关资料显示,CITADELLLC为国内首家QDLP公司,落户上海市静安区恒隆广场。

  肯阳资本(CanyonCapital)中国区总裁李向辉此前告诉记者:QDLP项目有助于国内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客户加强全球化产品配置,从而能更好地体现资产配置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同时获得良好的回报。”

  不过,QDLP项目为国内募集人民币资金投资海外市场,但此次被采取限制交易的账户投资的是境内市场,业内人士称,其境内投资行为应该与QDLP并无关联。而目前有关方面也未披露限制该账户交易的具体原因。

  截至7月31日,沪深交易所对涉嫌影响证券交易价格的24个账户采取了限制交易措施。这份名单中,量化对冲产品占了大部分,另外有5个是自然人账户,还有一个账户便是司度贸易。

  资料显示,司度贸易为境外法人独资,唯一一家股东为CITADEL。此外,在2014年11月份投资人变更前,其实司度贸易有两位股东,另一位是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资料显示,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9月,注册资本为7000万元,其中金石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6445.1117万元,为该公司最大股东;而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其实又是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专业直接投资子公司。

  8月2日,中信证券给出回应称,中信联创于2010年出资100万美元投资司度贸易,占20%股权。该股权已转让,并于2014年11月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目前中信联创并未持有司度贸易股权;现已退出的该笔投资属于财务投资,且规模小,投资期间中信联创并未参与司度贸易的日常运营及管理。

  伯南克再获聚焦?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CITADEL的高级顾问一职再次引发了外界关注——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BenBernanke)。作为“大萧条”研究的专家,伯南克启动了三轮量化宽松(QE),带领美国经济走出了2007~2008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早在今年4月,《纽约时报》报道称,伯南克已同意出任对冲基金CITADEL投资集团的高级顾问,为CITADEL的投资委员会分析全球经济和金融问题。

  伯南克并未向媒体透露CITADEL提供的报酬水平,但他强调之前有不少银行向他抛出绣球,都被他一一拒绝。他表示,他不会加入那些受联储监管的银行,之所以选择CITADEL,是因为该公司不在其列。

  伯南克表示:“我希望避免造成利益冲突的印象。”

  资料显示,CITADEL是一家注册于欧洲卢森堡的国际贸易公司,该公司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公司主要的对冲基金在2014年获得了将近18%的收益,管理资产约240亿美元。该公司获得了美国机构投资者杂志评选的2015年度最佳股票型对冲基金管理者和年度最佳机构对冲基金管理者。其由KennethGriffin创建,他被誉为传奇对冲基金经理,2015年福布斯将他评为仅次于史蒂夫·科恩、雷·达里奥和索罗斯之后的第四大对冲基金经理。

 

 

 

 

A股大跌的源头在日本?日元套利资本快速撤离

证券时报网

2015/07/16

图一

证券时报网07月15日讯 刚离职不久的一家亚洲地区对冲基金经理告诉证券时报记者,6月中旬以来A股的那波急跌,除了杠杆率过高以及非理性泡沫加重之外,日元套利资本的快速撤离,也是被市场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日元利率极低,通过各种途径借入的日元,辗转进入国内市场。虽然不一定是本人用其参与A股,但肯定是有不少资金间接去了股市!”他说。

这一说法,得到了招商银行金融市场部外汇交易主管、期权专家张治青的认同。不过,张治青表示自己对股票市场具体规则不是很了解,但仅从外汇市场来看上述操作并不难,但“入市”的具体规模却很难统计。

随后,记者查看相关数据后惊奇地发现——作为避险货币与套利货币的日元,其与美元汇率的走势图竟与A股指数(上证综指)相当吻合,尤其是在2008年下跌以及2014年以来的上涨区间,这一吻合度更高。如图1所示。

再把沪指在2007年10月见顶以及随后连续下跌过程中,美元对日元汇率指数图贴出来一看,我相信不少人都会大跌眼镜。这两条K线图简直太相似了!特别是2007年10月攀顶后一直到次年3月那段区间,几乎可以说是完全复制的一样。而且值得重视的是,日元在当年6、7月间已提前触底回升(即美元对日元的攀顶回落),而沪指在10月下旬才真正攀顶,该汇率走势对A股有3个月左右的预判作用。如图2所示。

图二

为什么会这样呢?招行专家张治青对证券时报记者说,这是因为日元属于一种低息货币,投资者如果在日本进行日元贷款,然后跨境进入其他经济体市场后,转换成当地货币或资产,就能获取十分可观的利差。同时,由于日元也是一种与美元类似的避险货币,当日本以外的金融市场出现风险动荡苗头时,这些日元资产又会敏锐地逃回日本,并推高日元汇率。这就是为什么美元对日元汇率下跌往往与股票市场走势一致的原因所在。

记者从东财Choice金融终端抓取了日本的利率统计数据,原来日元的利率已经低到了这种地步!近10多年来,日本央行的官方贴现率均在0.75%以下,今年以来均在0.30%水平;而伦敦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LIBOR)1年期日元利率,最近3年来都在0.5%左右或以下徘徊。下图中异常突起的那几根线,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走势,可以暂时忽略,但最高峰值也就是8%不到。如图3所示。

图三

中国的基准1年期存款利率现在是2%,基本上是近数年来的最低值了。我们的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在4.85%的水平。但2013年6月钱荒的时候,隔夜利率最多到过30%,比日本的强得多。

美元对日元汇率图,实际上与全球市场的股票指数都有正相关性,也即所谓的股市下跌与日元出逃。张治青说,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股票市场,都可以看作是一个“风险的发动机”或者说“风险的源头”。记者发现,这个汇率对比与美国道琼斯(18066.58, 13.00, 0.07%)工业平均指数和日本日经225指数之间的对应关系,的确多数时候也是对应的。

如果你说2007年末那时候的走势对比非常类似,那我要告诉你,今年6月的这一轮“股灾”,A股指数与美元对日元汇率图之间的相似度,几乎到了“亦步亦趋”的地步。与2007年时类似,日元触底的时机比沪指攀顶约提早了3周多时间。如图4所示。

图四
对此,招行外汇期权专家张治青对证券时报记者解释道,借入日元并以虚假途径进入国内金融市场,也属于一种杠杆融资操作。从某些官方数据去看,外资在权益类市场中的占比一般在5%以下,但这都是指那些以公开正当手段进入的资金。这些体现在我国短期外债中的日元借款,更多是参与债券市场,套取汇差与利差。“但股市火爆异常,不排除会有资金转道投资于A股。由于具体形式非常繁多和隐蔽,很难统计。”张治青表示。

还是根据图4,我们又发现,在7月14日与15日A股下跌的过程中,上述美日汇率却并未掉头向下。如果历史经验中透露出来的“预判性”依旧有效,那么这或许意味着对于这两日的股市下跌,这部分日元套利资金的判断是“继续坚守”。至少从指数上看,这些日元套利资金并未出逃。

某券商两融管理部门人士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场外配资的资金来源,目前我们并不清楚。虽然其国内源头可能是正规的商业银行或证券公司等,但出于巨大利差的诱惑,海外市场过来的资金也应该是很高的数量级。这一点,还需要有关部门加强监管或调研,防止A股市场的大起大落。
 

 





 

    中华元智库简介:中国首创的独立第三方国际金融智库,以帮助中国避免金融危机,帮助中国投资者赢在国际市场为目标。创办人张庭宾和智库十年来洞察天下大势:2004年11月预测石油危机;2005年7月预测黄金大牛市;2005年12月预测美国金融危机;2007年10月判断A股牛市接近尾声;2010年初预测主权债务危机;2011年11月预测日元贬值;2013年3月预测澳元贬值;2014年6月预测欧元贬值……  电话:010-88556989 邮箱:cny@cnyuan.net

“股灾”早袭是中国万幸 美元对华金融战或陷艰苦攻坚

中华元智库 张庭宾

2015-07-13

    公元前206年初,秦昭王密令白起为帅,尽起秦军精锐对赵国进行灭国大战,白起令大将王龁领先锋军,嘱咐他务必秘密行军,悄然掩进至上党地区攻赵所有要地,等待统一进攻命令。结果王龁抵达前沿见赵军毫无防备,将士们难忍此前两次被赵军所败之辱,猛攻一轮占据了赵军第一道防线。白起领主力到后,感叹一声:原本可以一鼓作气,现在警醒了赵国。此大战将陷攻坚苦战,且必为举国大战,三年能胜利就算幸运了。此后,赵王令善守的廉颇为帅,秦国由20万增兵至60万人,赵国增兵至50余万,秦国苦攻三年难以得手。最后,还是因为赵王中了秦国的离间计,以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廉颇,秦军才得以惨胜。此为中国历史上、也是战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役,为秦统一六国迈出关键一步。

    在庭宾看来,这场发生在中国战国史上著名战争的前半段,似乎正在当今世界战国大博弈的尖峰时刻重演。此次A股“股灾”暴露了美元势力的战略意图,如果中国就此警醒,以坚壁清野的固守防御策略,完全可以将未来金融危机的损失降到可承受的水平。如果我们下半场不再中对手的离间之计,虽然难免付出巨大代价,但中国人由此经过痛苦洗礼,深刻反思,凤凰涅槃,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最后一块关键地基。

为什么持金融开放和自由化论者感到沮丧?

    自6月15日以来,一场完全在感知之外的“超级股灾”尖锐刺痛了执政者的神经,使其在一直不断加温的“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温水中“跳”了起来,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唤醒了其捍卫自身执政地位、金融安全和国民财富积累的警觉性和行动力,虽然其行动显得慌乱和鲁莽,但仍然是中国的万幸!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假如次轮股灾晚来2-6个月,上证指数涨到了8000点,中国已经履行了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的承诺,实施了汇率市场化、开放了资本项目、不受或很少受到(行业和股权比例)收购限制的中美投资协议签署了。国际上美联储同时加息;地缘政治危机引发石油价格大涨;厄尔尼诺推动国际粮价暴涨……如果这些内忧外患一起袭来,股市、债市、汇市和楼市同时被做空引爆,就如同一栋已经隐患处处房屋的几根支柱同时被爆破,同时外面狂风肆虐暴雨如注,其破坏威力何止现在股灾十倍、百倍。届时方才警觉过来,就会发现自己的手脚已经被完全捆住了,而且处处危机,根本救无可救,只剩下束手就擒,坐以待毙的命运了——唯一可以自嘲的是:喝了一口自己的“青蛙汤”。

    现在则不同了,这场在短短三周中消灭了21万亿财富,上周前三天(7月6-8日)政府若干道救市金牌,数千亿救市资金救市如“泥牛入海”,彰显了庭宾自2006年以来就一直反对的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巨大威力(注释1),反映了做空中国的主力利用做空工具放大恐惧的能力。基于中华元智库(微信公共号:cnyuan_qzytx)的系统研究,庭宾于去年12月3日发表《股市加杠杆能走多远?》(注释2)警告“融资一旦转为融券,股市下跌将前所未有地猛烈”;在今年年初还警告《2015年A股很可能发生A股踩踏事件》(注释3),4月16号预警《一人20户:比2008年大N倍的A股坑》(注释4)。其它不乏社会有识之士也担心鼓励做空投机的政策引发金融危机,但显然没有引起主流的重视,此次“股灾”作为未来更大挑战的前奏和预演,比杜鹃啼血千万次更有效。最近在中华元智库微信公共号(cnyuan_qzytx)上首发的《中国绝不能退的两条金融底线》(注释5)的阅读量超过百万人次,可见主流社会开始真正重视金融开放和自由化的巨大隐患了。

    对此,基于国家人民立场的有识之士终于看到希望之时,某些人却相当沮丧,十分遗憾。7月9日,某国际投行发表报告称:当前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篮子(SDR)的概率已从此前预估的70%下降至50%以下,因当前中国政府主要聚焦于股市方面,可能在推动改革和市场自由化上有所分心;还有人称:人民币国际化正成为A股救市的一个潜在牺牲品。一副替中国政府十分遗憾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情怀!

    此刻,虽然救市猛招迭出,A股连续两天反攻,但对于本次股灾爆发的原因和性质认识依然不一;对于是否美元势力主导此次做空战役仍然观点对立;对A股市场的后续博弈和发展趋势;对于这场中美金融大战的后续全盘演进,社会上仍有很多的争议和疑惑,庭宾试图尽可能冷静客观地进行沙盘推演,作为一家之言供社会公众参考。

到底谁是这场股市做空大战的导演和主力

    在执政者仓促应战之后,到底谁是次轮做空的导演和主力,人们仍然争论不休,包括庭宾在内的很多人士指称这是“美元势力”所为,当然,我理解的美元势力是一个混合体,包括国际热钱(国内市场主力)、与国际热钱利益共谋的某些权贵资本(帮助获取做空所需的政策),以及受西方金融游戏规则驯化的国内投机者作为一致行动人,其后台是美元金融寡头;但不少人士仍然坚决批评这是“阴谋论”,事实只是一次市场自发形成的踩踏行为,没有恶意做空者,并辩称中国资本项目还没有开放,外资不可能成为做空主力。也有人将责任推卸到江浙游资身上。

    与此相呼应的是,在中国政府雷霆救市后,一些国际投机家紧急自辩未参与做空。比如,“债券之王”格罗斯,据彭博社6月4日报道,他当时宣称已经看到了做空中国股市的新机会,而且这是一生难遇的做空良机。此前,曾引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金融大鳄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宣布将向格罗斯管理的账户注资数亿美元,交由格罗斯打理。美国财政部副助理部长罗伯特•多纳也辩称:“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股市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小的,从这个角度说,抛售中国股票的人在中国国内”。此外,原本看空A股的高盛、汇丰、花旗和瑞银等国际投行在上周也突然转向,齐声唱多A股。

    坦率地说,庭宾并不认为,此次做空主力是索罗斯、格罗斯这些美元势力的机构投资者——正规军。因为这些正规的国际机构基金,它们需要合法地进入中国,并需要得到中国的承诺,赚钱后能够安全地离开,现在他们离这个目标尚差最后一步,即中方正式出台开放资本项目的规则。为此,已年逾80的索罗斯,在5月19日在世界银行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表示担忧称,如果中国经济的健康状况不佳,走向封闭和排外,与俄罗斯联手对抗美国,可能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此,他呼吁美国“让步”,允许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作为回报,中国也应该作出类似的重大让步,比如接受“法治”,允许人民币在市场上自由兑换将会为这两大经济系统创建“一个有力的链接”,这样的协议很难达成,但其它选项又很糟糕。

    假如索罗斯是美元势力核心领袖集团的前台代言人的话,即假如他们是“白起”的话,在他们的时间表上,对中国发动一次性(首战即是最后决战)的全面做空战役(包括股市、债市、汇市和楼市等)可能还要晚2-6个月。参照6月23-24日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中方承诺,在今年年底以前,美元势力应该可以获得开放资本项目的政策。但问题是美元势力的先头部队“王龁”(也是外围部队)失控了,提早发动了战役,而原因很搞笑——是因为中国股民加杠杆的疯狂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面对如此诱惑的暴利,他们很可能如“王龁”一样未能经受住诱惑,先猛赚一把再说。

    国内某些一贯奉美国市场自由为圭臬、屡屡把“阴谋论”作为挡箭牌的人试图将做空祸水向江浙资本和国内私募身上引,这显然是嫁祸。江浙资本与私募关系密切,此轮股灾前他们大多数强烈看多做多并获利丰厚,基本都盈利,年内利润率在100%以上的屡见不鲜,最高的倚天投资收益率高达456.8%。但在此轮股灾中遭受沉重打击,截止7月3日,在统计的7619只中,亏损的达到了89%,收益率超过40%的仅有14只(注释6)。一般而言,做股票出生(大多是坐庄操纵做多出生)的对股指期货不太喜欢,商品期货出生的对股指期货也不太熟悉,因此一般都不敢也不会重仓空单。业内众所周知的某国内顶级操盘手、上海某期货大佬曾经在做空日元上盈利超过2亿美元,此次也因为做多股指蒙受损失,市场传言其损失90亿元人民币,实际应该没那么多,但20-30亿可能有的。

    如果把操盘水平最高的国内私募排除了,合法的QFII基金也没有如此实力,其行为基本透明也可以排除。那么,如此巨大动能的一致行动人只有国际热钱的“野狼群”了。即他们是通过地下钱庄、隐藏在贸易项和FDI项下进入中国的金融投机资本,它们非常灵活机动,扑捉战机的行动力很强,下手也狠。他们从2005年人民币升值时即开始不断潜入中国,是2006-2008年中国A股“超级过山车”的主力推手,是炒作和推动中国楼市上涨的重要力量,也是本轮做多的主力之一,是做空的主导力量。只有他们资金充足,经验丰富,准备充分,战法老道联手作战,非常熟悉公募和私募的融资杠杆资金配置量化分析,在不同阶段利用投资人爆仓的叠加效应层层推进,扩大战果,尤其是以利用中证500股指期货、ETF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组合做空的手法看,非他们莫属。

国际热钱野狼最需要做空工具和“一人20户”

    这个国际金融投机“野狼群”已经在中国兴风作浪多年了。

    早在2008年2月15日,庭宾就在《第一财经日报》上发表了《热钱疯炒工行 预演2008对华“货币战争”》一文指出:从2006年10月30日到2007年1月4日,工行(当时A股第一大盘)A股股价从3.25元被疯狂拉升到6.79元,上涨108.92%,至2月6日低点的4.57元,又大跌32.7%。如此狂妄的操作绝非是刚刚从股市长期低迷中恢复元气的中资所为,只有国际热钱借助将要推出股指期货的概念猛炒试手。而在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A股上证指数一年跌去72.8%,在当时股指期货等做空工具尚未推出的情况下,其仅仅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的TOPVIEW工具,在很少亏损的情况下,将指数硬是做掉了近3/4,其跌速之深之快在全球金融史上罕见,中国百姓十万亿元计的财富就此换手,多数成为这个野狼群的美餐,其操盘技术之高之精准,确实令人不能不佩服。

    2008年8月,庭宾更出版了《反热钱战争》(注释7)一书,专门分析了他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特别指出了他们共奉的宗师是《股票作手回忆录》的作者利沃摩尔,传承了西方金融市场2百多年操作的经验和教训,形成了看着指数曲线和交易量即可形成一致行动力的默契,由于美国金融市场从一开始就有做空,他们很擅长做空,最喜欢股指期货等做空工具,他们最推崇的理论是市场自由,最擅长在金融危机的巨浪中,像冲浪高手一样穿梭,乘着一般人被巨浪吓傻和卷走,从而轻易剥夺他人的财富。

    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决策者和投资者并未对此深究,特别某些主流市场自由派精英以“阴谋论”封堵舆论,后来伤疤未好都忘了痛,以至于时至今日都弄不清楚到底对手是谁。

    那么,他们的实力有多雄厚呢?在对国际热钱数额的研究方法中,学者们都认可一个基本方法,即“国际热钱=外汇储备-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资本项目合法净流入”,这样算出来的钱肯定是热钱。但分歧在于,热钱往往藏身在贸易顺差和FDI中流入国内,这个很难估算。

    为解决贸易顺差和FDI中的国际热钱遗漏项问题,庭宾在《反热钱战争》中提出了新测算方法:考虑到2003年以前国际热钱基本没有流入中国,取1995-2002年外汇储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9.55%,按此增长速度推算2003年-2008年4月的外汇储备的“合理规模”应为1.15万亿美元左右,而2008年4月末的实际外汇储备余额为2.1144万亿美元。它减去合理规模的1.15万亿美元,再减去期间合法资本项目净流入余额,得出的结果大约是9500亿美元。由于1995-2002年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高峰期,2003年以后的外汇储备增长速度也很难超过29.55%的高速。因此这个估测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

    诚然,这约9500亿美元的国际热钱,是截止2008年4月的热钱本金,不包括国际热钱流入中国的第二个高峰期——美国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实施Q1-3的大规模量化宽松而流入中国的热钱(估计不少于5000亿美元),也不包括国际热钱在中国的投资收益,如果按其平均50%的投资收益计算,则国际热钱在中国的本金利润应不下于2万亿美元,约占到中国外汇储备最高余额时的50%。这些热钱中有些是长期金融投资,比如投资楼市的,从2011年以后开始陆续撤离,但那些擅长做空的投机资金的实力仍然十分强大和雄厚。

    与2008年不同的是,当年能够帮助他们做空股市的唯一工具就是TOPVIEW软件——可以精准掌握每天国内基金、保险公司和散户的仓位,如今他们已经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成套做空工具——股指期货、融券和转融券。转融券在今年4月更是被证监会扩大到1100只股票;股指期货在此前沪深300外,新增了上证50和中证500指数,使得大、中、小盘股指期货三类可以同时交错操作。特别是像中国股指期货、融券和转融券政策都是“裸卖空”,即你自己没有股票,也可以借来卖出,这几乎给了他们无限做空的特权。这个权力比美国证券市场都多!

    最令他们感到贴心的政策是:证监会在4月 13日放开了一人一户的限制,竟然一人可以开20户!要知道,这个政策对于普通投资者和机构毫无意义。而这些热钱野狼向来不是以机构(公司)的身份开户的,而是在大户(500万资金以上)和中户(100万资金以上)中开户,在2007-2008年,他们就靠收罗大量的别人身份证来开户,但是这毕竟有所有权隐患,如果一人可以开拖拉机户,那么力量将多倍放大,也大大降低账户资本的法律风险。在得到这个“小棉袄”般的政策之后,我感觉他们都高兴的要去亲吻证监会的脸!

    可以想象,当他们拿到了这些超级做空工具后,他们会有多么兴奋!更何况,中国股民被引爆的贪婪是如此快速而疯狂的膨胀,在楼市陷入低迷之后,中国人已经久违了快速赚钱的快感,而微信等工具极大加速了牛市氛围的渲染,甚至连《人民日报》都声称:4000点只是牛市的新起点。与此同时,融资杠杆的急速放大,至5月份已经达到了极限——按照中华元智库估算,场内场外融资额占到全社会融资总额约7-8成,这使得股市涨得太快。与此同时,权贵内部人在疯狂减持,2015年截止6月17日,上市公司股东和高管减持了4771亿元,这使得股市难以支撑的拐点比美元势力统帅部预期的提前到来,而投机热钱当然不会蠢到用真金白银去接最后一棒,去挺最后一段时间的。

    庭宾估计,原本国际金融寡头主力和国内权贵代理人可能有一个默契——以注册制、上交所新兴战略版正式推出为时间节点,同步实现开放资本项目和落实中美投资协定,这样呢,国内权贵资本可以最后通过IPO赚一把,而美元势力则在此后发动对中国的全面系统攻击。但是,由于股市涨得太快,权贵资本跑的太快,热钱狼群一看不能错失如此难得获取暴利的机会,也同时发力,就形成了此次股市猛烈暴跌!

    “王龁”的此次提前行动,显然是“白起”所不愿看到的,但是做空中国A股的野狼群与美元金融寡头之间,并没有上下级军令关系,只有利益关系。何况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本质而言,此次股灾过早袭来,是因为中国人太想暴富,股民投机性太强,牛市来的太快,让“野狼群”经受不住诱惑,提前出击了,
    阴差阳错之下,给了中国决策者和中国人民最后一个遏制金融危机最大化的机会。原本美元势力不该出现的“破绽”被放大到最大化了,可见老天爷没有完全抛弃中国人。

股灾早袭击可以引发美元势力对华全面攻坚战

    此轮空前暴跌的股灾,给广大股民造成了空前的精神冲击,也给当局从此前改革牛、一路一带、互联网+等繁荣幻象中泼了一盆冰水,从7月9日后,终于全面反击,甚至祭出了公安部调查恶意做空的绝招,连续两天股市大幅反弹。

    对于此次股市的种种救市措施,庭宾不想一一评价,对于种种非议,我觉得以2008年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的回答挺合适。当时有中国学者问,美联储直接印钞购买金融机构股权,直接停掉卖空机制,是否是政府干预违背市场规律,据说鲍尔森先生的回答是:你们中国人真的是好学生,国家金融体系都要崩溃的,那还要那么多教条!

    即便如此,在做空机制仍在,基本游戏规则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国家队想要打赢这一仗并不容易,因为野狼兵团非常灵活,会顺势而为。目前的A股博弈已经进行了三个回合,野狼兵团每一阶段都是赢家,获得了更多的弹药:第一回合:前三周,通过强力做空引发踩踏,野狼兵团盈利上万亿元人民币,应该不亚于2006-2008年A股牛市的收益!第二回合:国家队狂拉中石油等大盘股,他们也跟着拉,同时做空中证500,也赚了钱;而国家队转而拉涨中证500,他们再做空上证50,又赚了钱;第三回合:7月9-10日,国家队全面拉涨,他们也转而拉涨,不亏反而又赚了。

    其实野狼兵团一点也不怕你跟他们按照现行规则打仗,你打阵地战,他跟你打游击战,不断消耗救市兵团的弹药;你打运动战,他跟你打消耗战,很像当年毛泽东领导红军对付四次围剿的策略。他不怕按照它喜欢的规则打仗,因为它的弹药会越打越多,他们可能会“围点打援”——上周策略有点像,围住了老股民,吸引救市资金来援,一口一口地吃掉;当你弹药后续不上,他们可能群起全面猛攻。对于野狼兵团来说,他们最不喜欢看到的是停止股指期货、融券和转融券等工具,同时停掉沪港通,这会使他们辗转腾挪放大威力的魔法大打折扣,同时禁止再推TOPVIEW,这样他们要继续做空中国股市,只能掏出真金白银来一起和中国股民同损失——这种事他们是不会干的,因为统帅部又不会直接给他们补贴。

    不过,野狼幽灵可能终于遇上了“钟馗”。根据最新消息,公安部两位副部长主抓恶意做空,赴上海的工作组已发现个别贸易公司涉嫌操纵证券期货交易等犯罪的线索,正在依法开展调查。而昨晚(7月12日)证监会发布了《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强调中国公民不得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有可能是公安部根据初步调查与证监会会商的举措,这可谓是打到了国际热钱野狼群的“七寸”上了,这个做空幽灵现形应当不远了。这终于初步印证了庭宾多年的推测——国际热钱大多是藏在贸易项或FDI潜入中国,隐身在个人大户或中户中,通过拖拉机账户进行市场操纵。

    对于索罗斯及其背后的美元势力统帅部来说,现在他们仍然抱有些许幻想,即如果再把股市拉起来,让中国执政者放松警惕,再继续推动开放资本项目和中美投资协定,从而实施最完美的同步全面做空的计划。但是,按照庭宾判断,他们如愿以偿的可能性并不大,经过这次“冰桶”游戏,当局更大概率是从热水中跳出来,虽然不至于立刻取消做空机制,中止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中美投资协定,但也至少会放缓节奏。

    如果美元势力能够明确中国决策者不再开放资本项目,不再推进中美投资协定,那么美元势力将很可能像“白起”一样选择全面强攻。即利用中国央行同时印钞对政府债务进行拯救(债务置换)和股市拯救(提供平准资金弹药),在做空股市之后,开始做空债市;在此次股灾之后,更多热钱加速外流,中国外汇储备减少的情况下,做空人民币。在外部,美联储宣布加息。美元势力强攻最有威力的是——通过地缘政治危机引爆石油和粮食危机,推高中国的输入性通胀,对中国楼市、债市、汇市和股市等一起釜底抽薪。
美元势力做出这个抉择的标志是——美联储何时加息!换言之,我对美元势力发动对中国的全面金融战的判断,由原来的中国开放资本项目为标志(注释8),修订为美联储第一次加息为标志。

    7月10日,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她预计美联储仍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加息,并重申,后续加息步伐将是渐进的。这或许暗示着美元势力目前已经倾向于全面强攻。

    即中国未来将面临的更大规模金融会战还在后面!

   (作者为中华元国际金融智库创办人,仅供参考,投资者决策风险自负微信公共号:cnyuan_qzytx。)


 

 

 


 



发件人:吕超 jxjmlc<jxjmlc@126.com> (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5年05月13日 09:14 (星期三)附 件:1个 (东夷文化概要.doc ) 查看附件

东 夷 文 化 概 要

山东省莒县东夷文化研究院院长 吕超

2015年5月

    【内容摘要】东夷族系是东方史前文化的创始者,海岱地区是东夷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海岱地区的东夷文化和黄河中游的夏族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泰沂山区东部的沂沭河流域,具有南北贯通的特殊地理环境和非常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东夷文化的发祥地。以太昊、少昊、伯益氏族联盟为主体的东夷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开辟了中华民族文明先河。

    【关键词】东夷 文化

    著名的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指出:“按地区及文化遗物来推测,新石器时代的人,就是后来构成中华民族各族的祖先”。其实人类的智力开化在细石器就已经开始。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盛冰期普遍干旱的自然环境迫使人们向河湖地带急剧聚集,从而促进了人们的交流,使人类的智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严酷的自然环境也迫使人类不断的改进生产工具和生活方式也促使人类社会向更高一阶段发展。

    在末次冰期,由于陆地冰川形成,致使海平面下降。从7.2万年前海平面陡然降至一60米以下,(其中3万年前又降至一100米以下,2.5万年前继续下降至一140米以下;1.7万年前海面上升,至一100米左右。)至1.2万年前复升至一60米左右,到0.9万年左右海平面升值一40米,到距今0.8万年海平面回到今天的水平。在海平面下降到一60米以下的六万多年的时间里,渤海黄海成为陆地,现在的我国大陆与朝鲜半岛连在一起,与日本也有路桥连接。(注:渤海现在平均深度18米,黄海现在平均深度44米,北黄海平均深度38米。)

    在末次冰期大批沿江河追逐猎物的东北亚各地的原始人类,随着江河的汇流而集中到渤海黄海海底平原的湖泊边缘。 形成了第四纪冰河时期大东亚原始人类聚居区。

    渤海黄海海底平原是东北亚众多河流的汇集地水资源相对丰富,盆地面向东南开口背风向阳,再加上东部靠海空气相对湿润。这在漫长的冰河时期应该是最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

    在六七万年的时间里,原始文化在这片广袤的土地应该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有独特风俗的地域文化是完全可能的。在寒冷的末次冰期,人们依赖太阳,想办法保存自然火种以备生火取暖和烧烤食物。特别是在没有山地洞穴和岩棚保护,靠地穴或半地穴房屋居住的海底居民,火种的保存应该更加困难。能够随时取火应该是当时最大的事情,钻木取火方法很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明出来。

    当距今九千年左右到距今八千年海水逐步淹没渤海黄海海底平原的时候,海底原始人类为了逃避海侵被迫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迁移,这一迁移对东北亚的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为环渤海和黄海文化圈奠定了基础。而这个年代和我国历史上伏羲氏女娲大洪水时代大体相符。作为中国东部沂沭河流域和其背后的环渤海黄海细石器文化圈(包括日本朝鲜半岛)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形成的。除了细石器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现象以外,中国古东夷地区和日本及朝鲜半岛对太阳的崇拜的统一性也反映了在这一地区的中心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文化区域。在莒地凌阳河附近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二十个图像文字中,仅太阳和火组成的图像文字就有有六个。在沿渤海和黄海地区的诸城前寨和安徽尉迟寺也出现了部分相同的符号。这不是巧合,这是悠久的远古文化的积淀。东方的太阳和火崇拜,从燧明国到华胥氏,到太昊少昊及商朝的祖先阏伯一脉相承。太阳和火的崇拜作为东夷民族图腾崇拜永远镌刻在东夷民族发展史的长卷上。东夷人对太阳的崇拜也直接影响着上古天文事业的发展,在商朝催生出中国最早的历法。

    在东夷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中,唯太昊文化,少昊文化,(皋陶)伯益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影响巨大。其次是颛顼(帝)、(帝)喾、舜(帝)。其支系为商、秦、徐等。

    太昊被称为人文初祖,风姓,地望在向国(现在的莒南境内)。到周朝还保留着颛臾(平邑)、任(济宁)、须句(东平)、宿(东平)等风姓古国。这些古国清楚的勾画出在末次冰期海侵时东夷部族退出渤海黄海海底平原沿泰山山脉南麓迁徙的路线。同时这些古国的布局,也大体勾画出太昊时期东夷部族所能到达的势力范围。太昊是中华民族实现局部统一的第一人。皇甫谧(mi)《帝王世纪》所记载太昊部族“共十七主,历一千二百六十年。”三皇五帝之中的三皇,有两名是东夷部族领袖——燧人氏、伏羲氏。

    《竹书纪年.夏纪》中多次提到夏王朝征伐东夷,或接见东夷来宾,其中单独提到风夷。我认为《竹书纪年》所指的风夷,当是太昊之后。如《竹书纪年.夏纪》载:“(帝相)二年,征风夷及黄夷。”《竹书纪年》又载:“帝辛(纣王)三十一年(公元前1123年)西伯(文王)治兵于毕,得吕尚为师。翌(yi)年,武王兴师伐纣克之。继命姜太公吕望东征。伐奄国五十,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逐莱人地入于齐。非鹰扬元勋,不足以弹压东方,故特封之营丘。”飞廉是风姓后裔,秦莒之先祖,在这里我认为飞廉是专门指代东夷的。这里把奄、飞廉、莱并重,可见到周初时风姓部族还有强大的力量。

    《纬》卷十一载“燧人之世,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补史记》《三皇本纪》云:“太昊庖羲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众多的资料说明,燧人氏、华胥氏、伏羲氏同为一个部族。《尚书大传》云:“遂人为遂皇,伏羲为戏皇,神农为农皇也。遂人以火纪,火,太阳也。阳尊,故托遂皇于天。”这一句话深刻的揭示了燧明国太阳崇拜的文化特征,也突出了燧明国所具有的鲜明的东夷部族的文化特征。我认为古书上所说的燧明国,华胥之国,就是末次冰期渤海黄海海底之国,除此之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顺理成章的解释以后发生的事情。也只有海底之国的相对昌盛,才留下万年传诵的遂明国的故事。

    上古有两个己姓国,一个是夷鼓之国,地在采,现在在北京通州;另一个就是少昊之国。但只有少昊之国属于东夷部族。少昊古国发祥于莒地,最后扩展到整个泰沂山区和其周边的山前平原。

    《山海经.大荒东经》第一句就明确指出“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ru)帝顓頊于此,棄其琴瑟。”东海之外最大的河谷就是沂沭河河谷,它地处纵贯中国东部的郯庐断裂带中断。解放前,未经治理的沂沭河谷沟堑纵横,渊潭众多,有明显的地震断裂塌陷地貌。在少昊时代可能河谷更宽更深,被称为大壑当名副其实。沂沭河谷地带多冲积平原,是进入农耕时代的原始人类生养繁衍理想之地。沂沭河流域是少昊之国的发祥地当无可置疑。周初分封诸侯,除对本族和有功的大臣进行封赏外,还分封了一些上古先贤的后人,以教化孑遗。周武王封少昊后代兹舆期于莒就属于这种情况。《通志·氏族略》谓莒“嬴姓,少昊之后也,周武王封兹舆其于莒,今密州莒县是也。”虞舜时期伯益被封为嬴姓,嬴姓是少昊之后,也就是说嬴姓是己姓的后代。《世本》记载,莒自纪公以下为己姓,故《左传》莒女称戴己、声己。这也充分证明莒地为少昊之国。

    少昊之国南到郯城。《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鲁叔孙昭子问郯子,少昊(皞)氏以鸟名官之故,郯子说:“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由此证之。

    西到曲阜。《帝王世纪》云:“少昊邑于穷桑,以(穷桑)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可依此说为据。

    北到营丘(齐)。《太平寰宇记》载:“昌乐东南五十里营丘,本夏邑,商以前故国。当少昊时,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则(li);汤时有逄伯陵,周以封太公于营丘。”爽鸠氏是少昊的司寇,少昊时代营丘是爽鸠氏的封地,属于少昊氏族联盟,但不是少昊之国的中心地带。

    少昊是和炎帝部族第八代君主姜榆罔以及黄帝同时代的人物。炎帝部族从渭河流域向东发展,最早进入华北平原。开始时沿大平原的西部边缘向南迁移,后又向东向北发展。但当炎帝部族第八代君主姜榆罔从中原地区南下东扩时遭到南方苗蛮系蚩尤和东夷少昊系的顽强抵抗,以至于走向衰微。黄帝部族和炎帝部族一样也发祥于渭河流域,黄帝势力从西部到达河南后向北方的山西、河北发展。黄帝在炎帝部族衰微时兼并了炎帝部族。蚩尤在涿鹿之战中败给了炎黄联军而被杀害,其余部从此退出了逐鹿中原的舞台,跨上了漫长的南下逃亡路程。涿鹿之战后,炎帝姜榆罔被封于伊川,然终因耻居人下而退居荆湘之地——会同,作连山易。炎帝部族在环黄河以南的大平原的边缘地带发展时(当时人类还没有抵御大平原中心区域不断发生的大洪水的能力),传播了农业文化,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炎帝姜榆罔也在南征北战和大起大落的人生中感悟到世事的蹉跎而成为一代哲人。大战之后华北大地一片凋敝,接下来是暂时的休养生息。黄帝并没有像后来所说的那样成为天下共主。他的都城依然在涿鹿,他死后所葬地桥山也在河北境内。通过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图我们也能看出这一点,早期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和仰韶文化遗址之间相隔着一个很大的新石器遗址文化空白区(或者说稀薄区)。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也有比较明显的分布界线。这是由于从渤海莱州湾到鲁西南有一个面积很大的环泰沂山区盐碱、古湖、内涝分布区,这些恶劣的自然环境在没有进行很好的改造之前是不适于以粟为主的农业生产的。作为当时中华大地上一个重要的氏族联盟少昊部族,对这场战争并没有过多的参与,在炎黄和蚩尤双方的阵营中并没有见到他的多少影子。当时的部族战争,以南北战争为主,到了颛顼和共工时代,东夷部族才真正大举挺进中原,东西夷夏之争的大幕才全面揭开。

    泰沂山区特有的地形形成了东夷部族以渔猎和农耕并重的多种经营的经济模式。崇山峻岭保护了东夷部族的人民,同时长期从事渔猎活动也造就了东夷部族的尚武精神,使其在那个时候的混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中原大战结束后短暂的平静中,少昊部族乘虚而入,进入中原(当然也是处于大平原边缘地带),建都曲阜。但到这个时候,少昊时代也即将结束,颛顼作为东夷部族又一个有影响的的君王真正开始了在中原大地上的纵横决荡。《春秋命历序》说少昊传八世,五百年。《易纬稽ji览图》说是四百年。总之,少昊部族在莒地为中心的东夷地区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在少昊之后,东夷部族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枝独秀的局面,颛顼、帝喾相继称帝,东部部族的实力无可匹敌。只不过这个时候东夷部族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向鲁西南和河南一带。东夷文化的扩展直接奠定了商文化的基础。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云:“帝颛顼生子曰穷禅。颛顼崩,而玄嚣(少昊)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史记.殷本纪》又云:“殷契qi,母曰简狄,有娀(song)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史记》这两段文字很明确的指出了殷商和东夷之间的关系。虞舜部族是东夷集团向西北发展的一支。虞舜部族与莒地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舜的祖上虞幕,穷禅发迹在属于莒地的姑幕国,舜生在莒地北部诸冯,但大舜政治中心在山西、河北一带,舜的都城蒲阪在山西永济,因此不再赘述。

    在东夷地区还有一个影响比较深远的人物那就是伯益。他和他的父亲皋陶都是东夷部族的首领。皋陶为东夷族首领,传为少昊之后,生于尧帝之时,卒于夏禹之前,历尧舜禹三世,与尧舜禹并称为“上古四圣”。《春秋.元命里》载:“尧得皋陶,聘为大理,舜时为士师。”禹继舜位后按禅chan让制举荐皋陶为他的继承人,“且授政”(即叫他处理政务),但皋陶先于禹而亡故,未能继位。伯益是虞夏时期东夷部落著名的首领。舜时为“虞”,即掌管山林的官,佐禹为辅平水土,因功受舜赐姓嬴氏,授土嬴国(在现在的莱芜),古嬴国跨虞舜夏商最后为周所灭。伯益“妻之姚姓(舜)之玉女”,为秦、赵等姓始祖。禹立而“举益,任之政”,禹崩时“以天下授益”。伯益执政三年,都益都(现在的青州)。三年后位被启所夺(或言被杀),此后夏启把伯益的儿子若木封于徐(在现在的郯城以北,后逐步南迁)。夏启和伯益之争后,伯益部族逐步分散到青徐一代.据史料记载伯益的嬴姓势力范围主要在现在的莱芜、莒县、郯城一代。这也可以使我们比较准确的倒推出少昊之国的核心位置——在莒县郯城一代。伯益和夏启之争后,夏朝的政治中心重新移向河洛地区。作为东夷少昊文化的传承者,皋陶伯益对东夷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著名的嬴姓十四氏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tu qiu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一直传承至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徐国的力量发展到曾与周王朝相抗衡,秦则完成了统一的中国大业。

    太昊文化、少昊文化、伯益文化在一个中轴线上,向南(商)北(虞舜)两翼发展,辐射整个中华民族,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谱写了世界文明史上最壮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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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人普遍没文化,没能力制定民法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教授 秋风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初七日己亥,耶稣2015年7月22日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法学界立刻积极行动起来。近些时日,有名法学家发布了自己起草的民法典草案。还有更多学者和机构埋头起草民法典全部或局部之草案。

    我想对这些法学家和立法者说:现在制定民法典,我反对。我当然人微言轻,但不能不表达这个立场。可以分解为两句话:

    第一句话,我反对于当下这个时代制定民法典。

    以后,中国或许应当制定民法典——其实也未必,英国、美国都没有民法典,所以,有没有民法典,跟法治程度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即便中国要民法典,现在也不是合适的时机,因为,中国尚处在大变动过程中,民法典基本上没有多大意义。

    举例来说,土地产权恐怕是相当重要的权利,但谁能保证未来在这方面不会有较大变化?如果你堂皇地颁布了一部民法典,但没过几年,关于土地的若干重要权利发生重大变化,这部伟大的法典该怎么办?如果你不修改,最后还不是政策比法律重要?

    第二句话,即便你认为,中国的社会秩序目前已相对稳定,客观情势允许制定民法典,我要说,以我有限的观察,当下中国之法学,根本没有能力制定民法典。

    相比较而言,民法典跟宪法性法律有很大不同。宪法之主体是政府组织法,说实在话,政府,你想怎么组织都是可以的。

    民法典与此不同,它规范国民的生活方式。不,与其说民法典规范国民的生活方式,不如说,它只是表达国民的生活方式。制定民法典的法学家,其工作性质类似于科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不是发明物体运动的规律(law),而是发现其中的规律。法学家的工作,也是发现国民生活中之法律(law),而以相对规范、连贯的法律语言表达。

    在此过程中,法学家之法律理性当然发挥重要作用。但,法律理性是在给定的生活之基础上发挥作用的,它只是一台显微镜而已,法学家借助这件工具,体认、理解、探究国民之生活,也即特定情境中的人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蕴含着各人之权利、义务。最多,它是一把修剪刀,仿佛园艺工之于园林:花草树木自有其生命,园艺工只是让它们看起来更加优美而已。

    而国民之生活方式绝不是平面铺开的,不是奇迹般降临的。内涵着法律规则的国民生活方式是历史地形成的,且呈现为立体结构,而各种关系又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如何理解内嵌于这一结构-网络中的个体之权利、义务?回到塑造它的本源,或许是最为简单的办法。

    换言之,制定民法典的法学家必须对塑造国民之文化,包括对于旨在表达这文化的义理,有深切理解,同情的理解,即便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而这恰恰是今天的法学界、法律界严重匮乏的。

    首先,当代中国法学家、法律人群体普遍没有文化。这不能怪法学家,这是时代的悲剧:今日主流法学家,全部受教育于全盘破坏中国文化之文化大革命期间,或反传统思想甚嚣尘上之八十年代,因而完全没有接受过关于中国文化的基础教育,相反,反传统的政治和文化运动长期包围着他们。由此,他们的心智,最好的情况,是对儒家、对中国文化无知,并在情感上冷漠;更普遍而糟糕得多的情况是,对儒家、对中国人几千年创造、累积的文明,不加反思地持有全判否定态度。

    由此我们看到了奇异的景象:很多法学家在积极推动法治时,总不忘激烈抨击中国文化一番,他们相信,中国文化是法治的重大障碍;很多法学家之所以热衷于制定民法典,仅仅因为他们相信,通过民法典,可以改造国民性。

    当然,并非法学家如此,整个知识界、差不多所有精英,都是如此。但这种状况,在法学领域的负面影响比较显著而严重。我不能不说,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学家群体,对自身文化传统,对自己国家源远流长的观念、知识和制度,如今日中国法学那样隔膜、无知、冷漠,而充满怨恨之情。

    最奇异的,即便是那些研究英美普通法的法学家,其对中国文化之态度,也没有一点点保守主义情怀。知识与情感的这种背离,着实令人震骇。

    纵向对比一下,即便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法学家,也不是这样的:毕竟,他们从小在家里接受过中国文化之教养。

    我的疑问是:总体上对中国文化持有负面看法的法学家,以及受他们影响、或者与他们同流得立法者,能制定出好的民法典吗?我的回答是:绝无可能,没有一丝一毫的可能。

    对自身文化无知,则无以把握国民之生活方式;对自身文化怨恨,则必以法律为改造国民生活方式之利器。这些年来,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法学家的文化无知、冷漠、怨恨,让他们在诸多法律中,完全无视国民之生活方式,而以他们自以为先进、进步、现代的观念,凭空构造法律,强加于十几亿国民。

    如是,堂堂国家之法律,不再是维护公共秩序之公器,而成为某些人强制推行一己之观念的私器。这样的法学家不是在谦卑地法律国民的生活秩序,而是以国民的改造者、解放者自居,且洋洋得意——费孝通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过这个问题,不幸,今天仍然严重存在。

    法学家群体主流心智如此,照我看,还不如不制定民法典。没有民法典,国民尚可生活下去;有了民法典,国民反而要从头学习生活,中国人之间形成秩序的难度反而增大,社会治理成本反而更高。

    极端而言,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之所以有一轮经济繁荣,社会也还有一些生机、秩序,很有可能正是因为,法律还不完善,因而民众在生活中尚可按照日用而不知的习俗和本乎人心之自然正义行事。而每当严格执法之时,经常是民众遭到普遍而严重的伤害。

    我绝无意于贬低法律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建立,与民更始,必定颁布成套法律,且可行之数百年。本人也研究过七八年法学,尤其是英格兰普通法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英格兰现代秩序生成过程中之作用,由此我深知:法治至关重要。

    正是这一研究,引领我思考一系列先设问题:谁来制定法律?凭什么制定法律?以什么心态制定法律?我的看法是:颁布良好法律的前提是,法学足够谦卑,法律顺承国民之生活,仅予以美化、提升。反观今日之中国法学,不够谦卑,兼以无知,故不足以制定好的民法典。

    或许,未来会有新一代法学家成长起来,他们对中国文化有所体认,肯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法学家群体或有能力承担为中国人制定民法典之责任。在年轻法学家中,已可看到变化的明显迹象,但还不足够。

    所以,今天占据着权威地位的法学大家们,与其忙着东拼西凑民法典草案,还不如运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全面改造中国的法学教育。核心环节是,把中国文化带入法学教育中,训练法学研习者尊重、体认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今天中国之法学教育,完全没有文化的维度;由此也就完全没有伦理的维度。其结果是,学生只是法律的工程师,十分类似于秦制下的刑名吏。如此法学教育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没有文化的法律人,真可怕。

    假定到了制定民法典的合适时机,恐怕还需要再做一个基础性工作:展开大规模的民事行为习惯调查。晚清制定民法,还做了相当大规模的民事行为习惯调查。主张做调查,当然不是说,把调查所得之各地习惯直接变成法律,但至少法学家、立法者应当了解,各地国民是如何生活的,这对于法律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更一般地说,民事习惯调查可以让法律起草者们对国民的生活有直观把握,掌握民情、民风、民气。这些或许用语言难以清晰表达的东西,但弥漫于法律构思之全过程,而对法条有导范作用。

    同时,调查展开的过程,也是国民对自身生活方式自觉、反思的过程,这未尝不是一场很好的法律教育活动。经过这样的过程,国民对于法律会有亲和之感。

    令人失望的是,今天,立法机关好像有只争朝夕的心态,法学家们忙着做草案,而没人提出,做一次哪怕是小范围的民事习惯调查。由这一严重缺失,可见今日法学家与立法者之心态:制定民法典,仅关乎知识和权力,国民无与焉。

    好吧,你够任性。但是,如此制定出来的民法典,你凭什么要求国民遵守、乃至于信仰呢?经常有法学家痛心疾首地说,中国人不尊重法律,问题是:你在起草法律草案的时候,正眼看过国民的生活么?如果你根本没有敬畏国民生活之心,为什么要国民敬畏你的所谓法律?据说,制定民法典是一件盛事。可今天,有几个法学圈以外的人知道此事、且感兴趣?国民对民法典的冷淡,难道不值得法学界和立法者深思么?

    法学脱离自家文明,法律凌驾国民生活之上,吾不知其可也。

 

 

 

 

 

 

最急着灭亡中国的是中国的“普世公知”

黎阳

2015年8月

  一.今天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他们制造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又害怕承担责任,因此需要灭亡中国。二.挑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客观规律、硬充“领导阶级”的必然结果。三.文人吃香,中国遭殃,千古如此。四.“普世价值”是“灭亡中国”、“灭绝中华民族”的代名词。五.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一.今天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

  他们制造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又害怕承担责任,因此需要灭亡中国。

  如今最急着灭亡中国的是谁?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的“普世公知”。道理很简单:谁不赶快灭亡中国谁就混不下去,谁就必然最急着灭亡中国。美国想灭亡中国不假,但美国到了不马上灭亡中国就混不下去的地步了吗?美国至少有相当一部份人在靠中国发财吃饭,就凭这,美国内部就不可能一致,就不那么容易下决心马上灭亡中国。

  中国的“普世公知”不同。他们心中有数:不赶紧灭亡中国,自己就要灭亡。由他们“顶层设计”、一手包办了几十年的世纪性大骗局已经山穷水尽,“到了崩溃的边缘”,再也无法照老样继续往下混了。一旦骗局彻底破产,一切见不得人的东西必将大白于天下,他们必将被要求对自己几十年来的一切决策言行全面负责、彻底负责,必将面对全面的清算、彻底的清算,必将面对人民的审判、历史的审判。在这种情况下,你以为他们会傻不楞登老老实实坐以待毙?不先下手为强、赶在末日审判到来之前抢先灭亡中国才怪——只有中国灭亡了,自己才可能逃避掉历史的清算。狗急了忍不住要跳墙,弥天大谎即将破产的大骗子忍不住要孤注一掷杀人灭口——逻辑关系利害关系就是这么简单。

  有中国这帮“普世公知”自觉自愿全力以赴自发免费当内应,美国即使没想灭亡中国也不由得不动心了;即使没打算马上灭亡中国也忍不住跃跃欲试了——“苍蝇不抱没缝的蛋”、“没有家鬼,引不来外鬼”、“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

  如此结论根据何在?就在眼前的实事中。

  如今不管中国哪派,还有多少人继续坚持否认中国如今贫富悬殊、社会矛盾空前激化、道德体系分崩离析、社会问题堆积如山等事实?但承认问题是一回事,解决问题又是一回事——承认问题是认识世界,解决问题是改造世界。认识世界是单向的主观行为,可以符合实际,也可以不符合实际;改造世界是主客观双向的互动行为,必须符合实际——画老虎可以随心所欲,跟老虎打交道不能随心所欲。任何中国人,只要真心想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不得不实事求是;而只要实事求是,即使一开始政治上超越左右、不设立场,一旦着手认真调查研究试图解决哪怕一两个实际问题,就必然发现没有一个社会问题不是“普世公知”们“顶层设计”出来的,要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得不跟“普世公知”们的这条那条“顶层设计”迎头相撞、直接对抗:

  ——贫富悬殊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厉以宁);“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樊纲)——根据这些“顶层设计”,制造贫富分化、激化社会矛盾是改革的需要,社会根本就不应该平等,而应该拉大贫富差距,谁反对谁就是反改革。

  ——“不平等”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吴敬琏说:“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厉以宁说:“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弘扬一种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公平观念。好比一个大家庭,家长指定老二上大学,老大去打工做苦力供养老二,但由于他们对大家庭有‘群体认同感’,就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公平!”“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吴敬琏说:“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能力不同、机遇不同,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我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根据这些“顶层设计”,机会不平等、贫富悬殊天然合理,谁不满意谁就是“对大家庭没有群体认同感”。总之贫富分化没关系,什么事都不必做,只要让不满的人“调整心态”就行。

  ——根据厉以宁的定义,“贫富悬殊”仅仅是统计方法不同造成的现象差异:“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根据这条“顶层设计”,“贫富悬殊”不是现实问题,而不过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观测角度问题。既然换个角度看就不是问题,那就不需要做什么事,只需要让所有的人都换个角度看就行了。

  ——穷人受穷是厉以宁的“顶层设计”:“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根据这条“顶层设计”,把“贫富”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是“仇富”、挑拨离间、破坏社会和谐。

  ——根据“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贫富悬殊”问题——厉以宁说,中国没有穷人,只有“待富人”(用当年被鲁迅痛斥的梁实秋的话说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既然根本没有穷人,那当然根本就没有什么贫富悬殊、贫富对立。刘吉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无懈可击。”易纲说:中国不存在贫富悬殊问题,只存在“贫富差别暴露”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关注贫富悬殊,全怪一些傻瓜经济学家大惊小怪、无聊媒体没事找事,一群笨蛋搅臭了一锅汤:“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要唤起民众对贫富不平等的抱怨,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换句话说,要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有什么难的?封锁消息让大家都不知道就行了。既然根本不存在贫富悬殊,那还有什么社会矛盾激化问题?既然没有社会矛盾激化问题,那“解决社会矛盾激化问题”就纯属“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根据这些“顶层设计”,“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贫富悬殊问题根本不存在,纯粹因为有人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所以吴敬琏说:“现在我们社会有两种,一种叫精英,一种叫草根,或者叫大众,我对这种分析表示担忧”——把“贫富悬殊”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是对抗“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破坏改革开放、岂有此理、罪大恶极。

  ——根据萧灼基的“顶层设计”,贫富悬殊没什么了不起——“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根据这条“顶层设计”,对贫富悬殊问题置之不理就完了,哪用得着大惊小怪兴师动众解决?

  ——使中国老百姓保持贫困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厉以宁);“学界要谨防在关注低收入者状况的同时唤起平均主义的诉求”、“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现在的所谓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听上去好像有道理,其实是在蛊惑人心,中国要解决医疗保障问题,国家肯定要破产”(李剑阁);“春运票价不上浮不符市场规律”、“春运价格的浮动是必要的”、“反对春运火车票不涨价”(吴敬琏);“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没有好处”(张维迎);“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低”、“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我也主张电价要涨”(茅于轼);“共同富裕观是代表落后的,反动的”、“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劳动合同法》。这个《劳动合同法》不仅要改,而且要赶快改,再改迟了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刘吉);“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郑必坚)——根据这些“顶层设计”,谁想解决贫富不均谁就是蓄意破坏改革。

  ——社会性大规模腐败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创造价值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建议设立试点”、“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张维迎);“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腐败和贿赂行为不仅有正负两种功能,而且有收敛和发散两种趋向和两种结果”、“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实行大赦和豁免,惩治后,不咎既往,才能使官员解除顾忧,公布财产一事才能启动和实行”(张曙光);“1985年,中国的腐败开始盛行,但我感到的是宽慰而不是担忧。……中国必然要遇到调控和腐败增加问题,出现得这么快并不是什么坏事”(张五常);“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茅于轼)——根据这些“顶层设计”,腐败是个好东西,社会性大规模腐败是好事,大好事,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标志,不但不该消灭,而且应该保护。

  ——制造“利益集团”、大规模以权谋私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个好事情”、“不要一提到利益集团就觉得是贬义。其实利益多元化、利益独立化,才能出现一个多元的社会”、“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张曙光);“以权力创造市场”(杨帆);“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张五常);“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张维迎);“中国的前途命运是由强势集团决定的,谁违背了强势集团的利益,谁就必然下台”(刘吉)——这些“顶层设计”是“一盘很大的棋”:只有大批制造出“利益集团”、让以权谋私泛滥成灾,才能证明共产党“天生邪恶”、必须推翻、必须消灭。

  ——根据“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腐败不可恶,反腐败才可恶——朱学勤说:“宁要腐败不要毛泽东”;张维迎说:“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樊刚“证明”过去现在都是一样的腐败,用不着大惊小怪:“什么叫腐败呢?腐败的基本定义是利用公权谋私利。我们传统体制的特点是什么呢?一切都变成了公权。以前连个售货员卖猪肉都是公权,给谁肥肉、瘦肉都有腐败。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把大量的公权取消,变成私权”——既然“售货员卖猪肉都是公权,给谁肥肉、瘦肉都有腐败”,那么“卖肉挑肥拣瘦的腐败”跟“从国库盗窃个几千亿的腐败”就没什么两样。既然没什么两样,要监督公权反腐败就得一视同仁,怎么监督盗窃国库上千亿就得怎么监督卖猪肉。既然“监督是有成本的”,这么多的监督成本无论如何也赔不起,唯一的可行之道就是一个都别监督了,干脆公权“民营化”、市场化:卖肉的公权“民营化”,政府的公权如军队警察法院国库管制土地管理等等也“民营化”——根据这些“顶层设计”,要么别反腐败,要么国家政权私有化。

  ——根据张维迎的“顶层设计”,根本就用不着为中国社会的任何问题伤脑筋:“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张五常宣布:“三十年来的中国经过摸索,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根据这些“顶层设计”,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都不干,等着天上掉馅饼就行——“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社会性道德沦丧是“普世公知”们的“顶层设计”——市场经济不讲道德,经济学家道德沦丧理直气壮,坑蒙拐骗、“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骗出一个体制来”振振有词——“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这使得市场经济存在着一种危险,就是它有可能导致一个很坏的情形:诱使人们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完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市场经济光靠自身永远也不可能完善,因为它只能叫人不偷懒,而不能叫人不撒谎及害人”(赵晓);“作为经济学家,谈道德却是‘不务正业’”、“我们不妨就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不讲道德’”、“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骗子太多,我们治理不过来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骗子还不够的问题,我93年就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说骗子出现的程度,跟市场经济的程度成正比,他不骗你,你的制度怎么完善,怎么知道怎么防范?”(樊纲);“市场制度最道德”(张维迎);“资本没有道德,不要对资本家进行道德审判”(钟伟)——根据这些“顶层设计”,中国社会性道德沦丧是市场经济成功的标志,是大好事,谁反对谁就是破坏市场经济、破坏改革。

  ——环境污染、豆腐渣工程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厉以宁);“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刘伟);“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张维迎)——根据这些“顶层设计”,环境污染、天灾人祸都是好事,是“市场经济”成功的标志,不但不该大惊小怪,而且应该拍手叫好。

  ——房价飞涨、强制拆迁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城镇化”(国务院文件)、“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厉以宁);“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李扬)“物权法专家组组长江平支持强拆重庆钉子户”——根据这些“顶层设计”,房价飞涨、强制拆迁是获得“改革红利”的不二法门,谁妨碍谁就是跟改革过不去。

  ——“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在全球化的体系中,中美经济相互联系已非常紧密,美国经济发展不好,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利,中国经济发展好,对美国也有好处”、“如果美元大量贬值或美元利息大幅上涨,对美国经济没有好处,对世界经济没有好处,对中国也不好”、“我们必须从大局来看问题,如果中国减持美国国债,美元的压力会很大。我认为我们应该再买一点美国国债,直接帮助美国,间接帮助自己,是一个双赢。”(林毅夫)“现在已经全球化了,没有必要再提什么民族经济民族产业了,义和团思想才是中国真正的大敌”(龙永图)——根据这些“顶层设计”,“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帮欧洲就是帮自己”、“融入世界”、“中美国”……

  ——“以改革的名义掠夺”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厉以宁);“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盛洪);“对没有合法权利来源的私有财产,物权法也照样应该予以保护”、“即使是抢来的财产,也不能被随便抢走”(江平);“最大程度宽容民企不规范”(汪洋);“企业家不依法纳税的现象不是犯法,而是犯错误”、“中国企业家就像人在黑夜里走路光着身子没事,但这时突然有人将灯打开了,这时多么无奈多么尴尬”(张维迎);“很多的民营企业有一定的原罪……刑法规范只是最后的、最严厉的手段。一般不能轻易动用”、“刑罚入罪标准要提高”、“不能将正常企业中涉及的犯罪行为逐年进行累加”、“即使在手段上有瑕疵,也并不属于诈骗”、“《刑法》要重新法典编撰制订,很多罪名要合并,不能说什么罪名都可以搞企业家”(陈有西);“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劳动不创造财富”(茅于轼)、“‘恶意欠薪’属于劳资纠纷”、“解决劳资纠纷并不需要上升到刑法层面”、“劳资双方应通过协调、谈判、调解等方式解决,尽量避免刑法的介入”、恶意欠薪入刑会“从外部刺激劳资对立”(贺卫方)——根据这些“顶层设计”,抢劫国家财富合法,抢劫穷人血汗合法;白拿富人的物质性商品不给钱是抢劫,算犯罪;用“恶意欠薪”白拿穷人的劳力性商品不给钱不是抢劫,而不过是“劳资纠纷”,不算犯罪。名为改革,实为掠夺,谁反对谁就是“反改革”。

  (又:中国老百姓的储蓄率向来高,而老百姓的存款是正数;毛泽东时代中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是正数。吴敬琏突然宣布:“之前国有银行,我们搞了许多年,资本金变成了零,甚至负数”,然后闹着要把国有银行全部卖掉,还不准人说“国有银行被贱卖”,因为“这也许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历有关,所以在涉及这个问题上很容易煽动起民族情绪”、“这是要不得的,对鼓噪‘贱卖论’的人,要警惕”——这边国有银行钱不见了,那边同步冒出来一批没有任何正当发财手段的暴发户,其发财速度令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们都望尘莫及,而且个个跟国有银行某管理人员有某种关系。不等国有银行的主人翁有机会查帐,“普世精英”们就急急忙忙要把国有银行都卖掉销赃灭迹,叫人永远都没法再查帐追究。个中奥妙不言而喻。)

  ——“言论自由只属于‘普世公知’、不属于老百姓”是“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张维迎);“对改革的问题不能‘捣糨糊’”、“改革开放反对派的这种宣传鼓动,已经造成相当大的思想混乱,其阻挡改革脚步、破坏社会和谐的消极后果正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主流媒体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中国人容易有民族情结,很容易情绪化,容易出问题”、“政府应当发挥其在经济转轨中的正面作用: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吴敬琏)——根据这些“顶层设计”,“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应当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严厉镇压、“对待刁民不能手软”、“你们这些人算个屁”……

  “普世公知”们几十年来“顶层设计”的实际内容和真正后果:

  ——勾结国际垄断资本消灭中国民族工业、伙同世界银行合谋对付中国国有企业、把中国的国家主权拱手相让、里应外合帮助外资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消灭中国的一切骨干民族工业,肆无忌惮向外资全面开放中国的工业、农业、金融、水利、新闻、森林、草原、土地、房地产、矿业、航空、能源、通讯、铁路、医院,甚至军工企业、公共供水系统等要害领域都对外资开放,任凭外资控制中国城市水务(美国的自来水公司归国防部直接领导,连美国私营公司都禁止进入),导致中国28个战略产业有21个被外资控制……

  ——让国际垄断资本家肆意掠夺压榨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资源、操纵中国经济的定价权、迫使中国人始终处于“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贱”的极端屈辱、极端受害的境地、中国的战略资源稀土卖得比面粉还便宜还宣布“我们绝不对各国封锁稀土原料的出口”、中国煤炭被贱卖得让日本拿了去填海、中国60%的食用油依赖进口、石油储备仅够维持几周、任凭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产业被外国财团控……

  ——让外资低价圈占中国大型金矿、控制黄金产业、放宽黄金出口、严控黄金进口、把中国的黄金储备运往美国、把中国的金融命脉拱手让人、向外资贱卖国有银行股份、把十几亿中国人民用受尽盘剥之后残余的微薄收入积累而成的天文数字的万亿血汗财富换成美元白条、让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贬值全部侵吞(仅“两房”债券就使中国损失4500亿美元,超过甲午战争年中国损失的120倍。如今美日更进一步肆无忌惮以本币贬值代换人民币升值洗劫中国:去年以来日圆大幅度贬值,G20峰会却对日圆贬值只字不提,实际为各国货币贬值开绿灯,美国却咬住中国不放,继续逼迫人民币升值,同时狂印钞票、自贬本币币值。可以预见中国对美元、日元的货币兑换损失恐怕将达上万亿,其最终后果必将是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继续飞腾,直到达到天文数字,中国的亿万外汇储备将迅速变成一堆废纸);甚至在美国政要公开宣布决不会还债、美国通过法令宣布“抛售美国国债视为对美国的战争行为”之后仍然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而且强行关闭左派网站,彻底封锁中国人民了解购买美国国债的一切渠道,使中国人民无从了解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实际情况……

  ——制造出“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中国人储蓄、美国人花钱”的“中美国”——美国不必生产、只印刷美元欠条就买下中国的工厂、拿走工厂的产品和利润、甚至在中国的工厂生产的商品上只要贴上美国商品标签转手在中国市场售出便获得几倍的利润,如苹果手机、耐克鞋、名牌服装等。使中国以不到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生产了世界一半的工业消费品和基础工业产品,人均生产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四倍以上,人均消费却不到世界平均水平,占人口一半的农民从总体上还属于世界银行规定的贫困人口。(据中科院的报告,2011年中国被美国免费拿走的财富达3.66万亿美元,超过中国当年总产值一半。一年的损失就超过旧中国一百多年的损失,使中国实际上成了美国的经济殖民地,使中国建成的高效生产能力成为为美国服务的工具、对外奉送财富的工具)……

  ——不顾中国地震、冰灾、雪灾、旱灾、泥石流等灾难频发、不顾中国失学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教育费用高昂、中国九亿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社会保障等现实,在全世界到处撒钱“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帮欧洲就是帮自己”、“全球化”、“负责任大国”、买美国国债、买欧洲债券、买希腊国债、救美国、救欧洲、到处免除外国债务、仅2009年一次就宣布免除50个国家256亿元人民币的债务、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908亿元);在日本右翼政客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坚持否认南京大屠杀、坚持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的情况下鼓吹“把东海变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跑到日本宣称“决不延续仇恨”、大张旗鼓把日本核污染食品进口到中国毒害中国人民……

  ——使中国社会贫富极端分化、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社会公德全面崩溃、社会治安空前恶化、到处是冷酷无情、到处是尔虞我诈、到处是荒淫无耻、假冒伪劣泛滥成灾、环境污染登峰造极、贪污腐败穷凶极恶、无官不贪、官员个个富可敌国、中国的“三公”消费占的国家预算比例世界第一……如今中国人民处于世界上最低最贱最掺的境地、工作时间最长、工资最低、工作环境最恶劣、饭碗福利最没有保证、前途最渺茫、不准讨薪、不准罢工、不准组织工会、不准上访、不准请愿、“不准恶意自杀”、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没人替他们说话,还要忍受拖欠工资、物价飞涨、假冒伪劣商品毒害、养不起老、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饱受封建把头黑社会欺凌等无孔不入的敲骨吸髓的层层压榨,最基本的生存都没有任何保障……

  ——对中国老百姓穷凶极恶:开口闭口“民智未开”、“民粹”、“愚民”、“屁民”、“刁民”、“暴民”、“劣根性”……三聚氰胺害了那么多儿童,只抓了几个养奶牛的;央视大火烧掉10几亿,只抓了几个运烟火的;上海静安大火烧死53人,只抓了4个电焊工……“菜刀实名制”、“微博实名制”、“维稳高于一切”、“维稳预算超过国防预算”、“全力维稳防群体性事件”、“严禁上访”、封杀全部左派网站、“只需轻点鼠标就能破坏稳定”、强迫拆迁、暴力劫访、满街警察红袖标,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警车、摩托、装甲车林立、藏猫猫死、俯卧撑死、鞋带上吊死、洗脸死、发疯死、激动死、喝水死、睡觉姿势不对死、自行从高处坠落而死、做鬼也幸福、被自杀、被涨薪、被幸福、被就业、被中产、被增长、被车祸、被代表、被自愿、被和谐……

  ——对外来侵略百般逢迎:严禁反映抗美援朝的文艺作品、对中国渔民船员被杀害默不作声、对韩国海警打中国人听之任之、对一个外国间谍之死大动干戈、对利比亚丢掉400亿无动于衷、特意邀请公然支持疆独闹事的土耳其总理到乌鲁木齐维族聚集区表演“亲民”扩大影响、对外资公司制造的渤海海湾漏油大污染装聋做哑、东海油气田谈判丧权辱国、南海诸岛任凭外国抢占、在中国南海的三十多个钻井平台全是外国的情况下高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慷慨解囊向侵占中国领土的国家菲律宾、越南等国提供巨额贷款甚至无偿援助、帮助侵略者用中国的钱买先进武器抢中国资源杀中国人,还振振有词:“韬光养晦”、“顾全大局”、“负责任大国”……

  ——遵照西方国家精英关于“世界人口的80%都属于‘垃圾人口’、必须用高技术清除”的1995年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决议,不动声色地、灭绝人性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中华民族实行全面的隐形大屠杀——无限制地毁灭可耕地(连“确保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都不提了)、荒废水利设施、打击农民务农积极性、全面摧毁中国农业,蓄意把中国人都饿死;无限制地挥霍破坏中国的水源,蓄意把中国人都渴死;无限制地制造环境污染(黄浦江变“猪江”、首都成“首堵”、北京变“雾都”,雾霾蔽日,伸手不见五指……)一步步把整个中国都变成巨大的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毒气室,蓄意把中国人都熏死;无限制地包庇保护假冒伪劣,放纵有毒有害食品药品泛滥成灾,蓄意把中国人都毒死;无限制地制造豆腐渣工程,蓄意把中国人都砸死;无限制地摧毁医疗保健体系和养老福利制度,使中国老百姓看不起病、养不起老,蓄意让中国人都病死;无限制地挥霍破坏中国的能源、矿产等要害战略资源,剥夺未来的中国人的生存必需,蓄意把中国人都困死;无限制地强制推广能毁灭生殖能力的转基因主粮,蓄意消灭中国人的后代,让中华民族断子绝孙……

  ——公然美化汉奸卖国贼、鼓吹卖国有理、卖国有功、分裂有理、亡国有理、“国家分裂好”、“军阀割据好”、“军阀混战好”、“天下大乱好”——“三百年殖民地”、“带路党”、“国际接轨”、中国要“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中美国”、“迎外以安内”、“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战略伙伴关系”、“消气外交”、“中国的改革成果将与世界分享”、“秦桧站起来”、“岳飞不是民族英雄”、“李鸿章忧国忧民”、“汪精卫忍辱负重”、“义和团式爱国”、“爱国贼”……袁世凯、蒋介石、北洋军阀皆被美化,毛泽东、共产党皆被抹黑,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毛岸英、雷锋等革命烈士全部否定,连王二小、刘胡兰等孩子也不放过,却为日本开拓团立碑,为外国侵略喝彩叫好:“先进文明征服野蛮文明”、“八国联军代表先进文明”、“普世价值”、“中国人的劣根性”、“文化劣等”、“中国人都被秦始皇洗脑洗坏了,老是追求大一统”、“大一统使得国家内部失去前进变革的动力,趋于腐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民族自决”、“区域自治”、“七块论”、“台湾独立”、“西藏独立”、“新疆独立”、“内蒙独立”、“香港独立”、“广东共和国”、“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出卖人民才是严重的错误”、“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没有政府比有政府好”、“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

  看看这些事实:《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报道“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50万,因癌症死亡约250万”、“纽约时报称120万中国人因空气污染提前死亡”、“中国拿5亿生命换经济发展:美国研究报告称,由于燃煤造成飞污染使中国北方5亿居民折寿5年。美媒9日刊文称,这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付出的昂贵代价,经济发展对于能源的需求正在逐步扼杀着中国民众”、“通宵上班13天打工妹猝死”、“吉林大火死120人门反锁防女工上厕所”、“28天9起特大事故死亡261人”、“贵州五名流浪儿童在垃圾箱里被活活冻死”、“重庆下岗女工饿死被发现时只剩白骨”、“饿死床上五年多,变成一具白骨。最后的日记日期是2002年8月8日,最后一页日记没有日期,上面写着:一个月没吃肉了,好想吃回锅肉、烧白……这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日子”、“长得十分漂亮,曾是该厂的厂花”、“在九十年代末期,由于针织厂倒闭,被迫下岗,当时只领到下岗补贴四千元钱”、“厂里有的女工沦落为妓女,靠卖淫为生。张苏玉由于没有找到工作,也不愿与她们为伍,无奈之下省吃减用”、“成都青白江区妇女李桂芳由于长年吸毒因偷盗被抓,后被送去强制戒毒,派出所和戒毒所的冷漠无情和相互推诿让只有三岁的其女李思怡只能被独自锁在家中,直到17天后的2003年6月21日被发现活活饿死”、“南京两幼女饿死震惊全国”、“孩子整夜拍着门喊妈妈”、“饿得趴在马桶里吃粪便”、“一次次绝望地拍着窗户”、”“抱出来的时候都已经已经风干了”、“孩子的父亲因吸毒坐牢,爷爷奶奶已去世,母亲吸毒”、“暴露的不仅是孩子母亲绝望的无情冷酷,更是折射出社会生存的无情残酷”……

  “饿死三千万”是“普世公知”的凭空捏造,“下岗三千万”、“8亿农民变改革代价”、“每年因癌症死亡约250万”、“120万中国人因空气污染提前死亡”、“吉林大火死120人”、“28天9起特大事故死亡261人”、“重庆下岗女工被饿死”、“成都三岁女孩李思怡被饿死”、“南京两幼女被饿死”……等等可是活生生的现实。“普世公知”控诉共产党毛泽东,翻箱倒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编造拼凑出林昭、张志新、王实味等几颗炮弹滥竽充数;而一旦清算“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改革代价”站出来说话,轻轻松松就能有近上千万——“下岗三千万”、“8亿农民”、“每年死于癌症250万”、“因空气污染提前死亡120万”、工伤事故受害的、病死饿死的……想想近上千万受害者及其家属满腔悲愤怒不可遏扑上来字字血声声泪控诉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们摧残自己的情景,能不让“普世公知”们不寒而栗肝胆俱裂吓得满裤裆拉稀吗?能不让他们发狂般不顾一切要避免这种前景吗?而要彻底避免这种前景,就必须灭亡中国——只要中国存在,就不免有人想把中国搞好;只要有人想把中国搞好,一旦有机会就不可避免要当真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只要当真着手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不可避免要否定“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只要否定“普世公知”的“顶层设计”,就不可避免追究“顶层设计”者的责任——这是一环扣一环的连环套,最基础的一环是“中国存在”。因此“普世公知”只要想彻底逃避自己“顶层设计”的责任,就必须先下手为强,灭亡中国、消灭一切苦大仇深的受害者,“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利害关系就是这样简单明确,没有任何动摇的余地。不管他们如今如何东拉西扯上推下卸找借口编理由,核心只有一个——胡搅蛮缠,推卸责任,逃避惩罚,其他全是废话。

  二.挑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客观规律、硬充“领导阶级”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早就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没有独立性,必须依附于其它阶级才能生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这撮“毛”要么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吃饭,要么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吃饭:“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基础了,他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他在那个梁上飞,他要回去,那边空了,那几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老家没有了,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毛泽东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谓点准死穴,一语中的:一个“附”字,彻底道破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全部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柱,把他们的行为特征、气质本性剖析得淋漓尽致——经济上不独立,不仰人鼻息不能生存,那又何来思想上人格上的“独立”?再清高自傲臭架子十足也是装的。依附于人还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瞧不起工农大众,怎么可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即便有多党制,能想像文人知识分子凝聚起一个不是由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而是能吸引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政党吗?——就凭“文人相轻”,别说“吸引广大工农群众”,连“容纳广大工农群众”都不可能。)这样的群体政治上怎么可能不极端孤立?又怎么可能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再鼓吹“政治独立”也是不自量力的吹牛皮。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必须依附于统治阶级才能生存”是个客观规律,并非毛泽东的编造。不论古今中外,任何社会的根本体制从来都是统治阶级说了算,知识分子只有跟着听吆喝的份,根本方向大主意从来轮不到他们拿。比如中国自汉朝以来不论哪朝哪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从来都是统治者规定好了再让文人知识分子照着执行,决轮不到文人知识分子来说三道四决定取舍。凡“有为之君”其实都心中有数:文人主要的现实作用是制约武将、平衡权力,只能当狗用,不能挑大梁——乾隆皇帝公开宣布,文人“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国家的根本体制、根本决策决容不得他们说三道四。中国如此,美国其实也一样。据2000年统计,美国的传媒娱乐业几乎被五大财团垄断,五大财团中有三家是犹太老板。美国虽然号称“言论自由”,媒体无数,但所有的媒体言论都不能违背这五家大老板的意志,一切不利于犹太人、宣扬公有制的言论都休想自由发表,谁不老实谁丢饭碗,甚至蹲监狱——“2013年6月27日讯,2012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40岁的美国人杰夫.奥尔森在人行道上用水性笔涂写了反大银行的标语,他现在因此面临13年监禁。法院已经拒绝了其律师援引美国宪法关于自由言论的条款进行辩护的要求,裁定律师不准以‘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来辩护”。可见中国外国、古代现代的知识分子其实都一样,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都必须附在统治阶级的“皮”上吃饭,根本没有什么“独立性”。

  不承认洋枪洋炮能打死人、一口咬定用猪粪狗血喝符念咒等等就能实现“刀枪不入”是用主观的一厢情愿挑战客观规律;不承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口咬定用“知识分子就是国家的思考者”、“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有独立性”、“和政府保持距离”等等就能实现“知识分子是‘皮’不是‘毛’”同样是用主观的一厢情愿挑战客观规律。当代中国这撮自命为“皮”的“独立毛”(或曰“炸刺屌毛”)们另有一个名字,叫“普世公知”。

  当年靠猪粪狗血喝符念咒对抗“刀枪不入”之所以能风靡一时,是因为有“太后老佛爷”的鼓励撑腰;如今靠“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有独立性”否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所以蔚然成风,是因为有“胡乱邦”的煽动保护——西太后为了打倒政敌保住权力,需要利用义和团;胡耀邦为了打倒毛泽东篡夺权力,需要利用“普世公知”。为此他干了以下几大件:

  1.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名义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从表面上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不错,但实际上搞的却是一场权术阴谋。客观实际的规律是:一时的具体的实践可能否定真理体系的个别具体结论,但不可能否定整个真理体系,因为整个真理体系已经过经过长期、全面、普遍实践检验过了。用一时的、局部的、特定条件下的“实践”结果去推翻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实践结果是一种卑劣的权术诡计——说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只收集一时的、局部的、特定条件下的、专门有利于否定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实践”。等达到了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目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立刻就变成了“不争论”、“不要讨论姓‘社’还是姓‘资’”、“摸着石头过河”,再也不“誓死捍卫真理”了,更绝对不允许别人对自己的一切主张搞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是“解放思想”,实际只许否定毛泽东思想,不许怀疑自己的思想。否定了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权威实际也随即破产,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权威从此荡然无存,再闹“四个坚持”也无济于事。从此思想意识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就完全被“普世公知”所控制。

  2.凡毛泽东肯定的一律否定,凡毛泽东否定的一律翻案,刻意制造出“知识分子从不错,出错唯有毛泽东”的气氛。

  3.在1982年版宪法中删除了“惩办一切卖国贼”,实际取消了卖国罪,为“解放思想没有禁区”提供了法律保障。

  4.把拥护毛泽东的干部全部清除,一扫而光——反对自己的,以“清理三种人”的名义清洗掉;没有反对自己的,老干部以“年轻化”的名义清洗掉,工农干部以“知识化”的名义清洗掉,一个都不放过,一个都别想跑掉。

  5.独创性地发明了个“第三梯队”,明确规定选拔的标准是“年轻、学历较高和有才能”,硬性规定出各级领导班子年龄下降、学历上升的指标,后来干脆明文规定干部必须有学历文凭,不是知识分子休想当官,工农干部彻底扫地出门;与此同时公开大肆宣扬选拔“第三梯队”应该“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是假的,凡得罪自己的人全都按“处理三种人”干掉了,而且“除恶务尽”,一个都不留。因此实际上只有“内举不避亲”才是真的。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把“任人唯亲”合法化公开化,从此大规模提拔亲属的官场腐败泛滥成灾,一发而不可收拾。

  6.于1984年把干部管理体制由过去的“下管两级”改为“下管一级”,名曰“扩大下级单位的人事自主权”。从此“天高皇帝远”,一把手只要笼住顶头上司就可以想提拔谁就提拔谁、想收拾谁就收拾谁,别人谁也管不了,“一把手”变“一霸手”。

  胡耀邦虽然垮台了,但“恶魔的遗产”——“不要工农要‘公知’”、“知识分子是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领导一切”、“知识分子全面专政”不但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而且不断自我繁殖发扬光大变本加厉登峰造极,全面劫持了中国上层建筑的各要害领域——不创造财富、专靠主观夸张制造“真理”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包括学理工出身但改行搞文科的知识分子)即“普世公知”们垄断了话语权,个个眼睛比眉毛还高,不但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嗤之以鼻,而且当真把自己当成了活上帝,趾高气扬重新安排整个中国,于是就有了上述那么多的“顶层设计”。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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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的现代重建与孔圣堂模式

深圳孔圣堂主事 周北辰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初三日乙未

耶稣2015年7月18日

一、儒教的毁灭性灾难

    自1840年西方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儒教中国的大门,从此开启了儒教文明与西方基督教现代文明的全面遭遇。这一过程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事暴力殖民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技术、资本与政治殖民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宗教文化殖民阶段。后两个阶段又合称为“和平演变”阶段。

    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强盗的军事入侵和武装掠夺,在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情下,中国进入了一个“师夷制夷”的历史逻辑之中,开启了全盘西化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迫的,是外来文明输入的,它不是中国文化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结果。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集现代化、西化、殖民化为一体的过程,这是一个“以夷变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儒教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遭受了空前绝后的大毁灭。

    近代“以夷变夏”历经器物工具层面,到政治法律制度层面,再到国民性改造,再到文化大革命,儒教被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深渊。中国的文化本位立场逐步丧失,国民信仰逐步解体,中国文化传统与精神价值最终彻底崩毁。以下是中国近代“以夷变夏”的几个标志性事件:

    1905年,取消科举考试,废除科举制度——儒教丧失王官学地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延续两千年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解体——儒教从此失去了载体和组织形态而成为“游魂”。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新的国家政权废除祭天和祭孔仪式——儒教从此失去了国教地位和道统资格。

    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这就结束了儒教数千年来对于国人身心性命安顿的历史,颠覆了儒教作为中国人个体生命信仰的可能。

    1915年,自《新青年》杂志创办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到孔家店”的口号,开始全面反对和抨击传统文化,全面拥抱西方文化。

    中西文化的遭遇,其实就是儒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遭遇。由于历史的吊诡,中国传统国家解体后,新的国家元首——中华民国总统由基督教徒担任,孙中山、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相当大一部分军政要员都是基督教徒。这就注定中华民国从本质上而言已经逐步开始向一个基督教国家演变。在一个基督教徒主导和统治的中华民国,儒教的命运可想而知,中国文化的命运可想而知!

    由于两千年来,儒教跟中国的社会政治高度同构,因此清廷的退位,满清的灭亡标志着儒教国家的解体,同时也标志着儒教的王官失守和组织形态的解体。而中小学废除读经,则标志着儒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被从民族集体记忆中清除。这两件事说明中华民国用国家权力毁灭儒教,废除了国民信仰体系,瓦解了传统价值体系以及延续数千年的礼法典章制度。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一场由文化精英发起的摧毁传统,自断文化根脉,自毁精神家园的非理性文化自虐运动,祸国殃民,流毒深远。

    基督教数百年来最大的愿望就是实现“中华归主”,中华民国的成立及其对儒教的毁灭,让基督教这一愿望即将得以实现。但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使得西方世界与中国基督教徒们的愿望破灭了。国际共运在中国的实践,成功阻止了中国基督教化的进程。

    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是致命的,但这种破坏缺乏对宗教与文明的“取代品”,政治乌托邦信仰与对政治家的个人崇拜不足以长期取代宗教信仰,马列观念体系也不可能长期取代华夏文明体系。而基督教化则是一种对宗教和文明的“取代过程”,是华夏文明湮灭的一条不归之路。所以对中国而言,“赤化”是比“基督教化”更好的选择和结果。“赤化”以后中国还可以“复夏”,即恢复华夏文明。而一旦基督教化,国家虽然可以保留,但华夏文明将万古湮灭,不复存在。“保国、保种、保教”三位一体,没有了教,国非其国,种也将成为变种。

    “夷夏大防”的最终失守,给儒教文明及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灭顶之灾,儒教延续两千年的大一统形态也正式宣布消亡。从此,儒教成为没有载体,没有组织形式的“游魂”。

二、儒教“现代形态”的早期探索

    《易经》曰:“游魂为变”,儒教失去了传统载体和组织形态以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在现代工商业文明情势下,儒教应该有新的组织形式和载体。儒教的“现代形态”及其组织形式就成为历史巨变后儒者们焦虑、思想和践行的目标所在。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百余年来儒教先贤们始终在寻觅着应对之策,为儒教在西化、殖民化、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寻找自身的定位并尝试着进行儒教的“现代形态”及其组织形式建构。

    1、“中体西用”的儒教主张

    在西方殖民扩张初期,我们首先切身体会到的是“落后就要挨打”。因此首先想到的也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武器及与此相关的制造业。于是兴起了学习西方军事、科学、技术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自强,抵抗侵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办军工厂,造船厂;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加强与列强的外交活动;设同文馆,培养西学人才。

    在洋务运动时期,“所有坚决主张学习西学的人,不论他们所说的西学含义如何,是仅仅指其科学技术,还是要开设议院,都没有忘记儒教这个‘体’”(李申《中国儒教史》第1013页)。这期间,张之洞提出了“中体西用”的观念,认为中国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秦汉以来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文化危机。张之洞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主张。张之洞认为:“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治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张之洞《劝学篇》序言)。

    在张之洞看来,保国、保教、保种是一体的,他所说的教,就是儒教。他认为儒教是中国文化的“体”,是中国人的信仰,是安身立命之本,这个“体”是不能丢的,而西学只能为“用”。

     然而,体用不二,体用是不能绝然二分的,所谓“牛体不能马用”。事实证明,中体西用的思想并不能解决中西文化的定位与儒教的现代存在问题。历史的演变,也并不以张之洞的意志为转移。在西方基督教现代文明的扩张下,“夷夏大防”逐步失守,儒教这个“体”也随之消亡。中国从此步入“以夷变夏”的历史逻辑中,儒教和中国文化一同被本民族集体遗弃,中国人也从此丧失了精神家园和文化身份 。

    2、康有为的儒教改革思想

    1894年,甲午战争使得中国洋务运动的理想破灭。当时的时代精英们认识到,光有洋务运动还不能自强,必须要诉诸变法,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康有为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康有为的吁请下,光绪帝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司法等领域推行新政。康有为看来,学习西方不仅应该体现在政治、军事、司法、教育等层面,还应该体现在宗教层面。康有为在组织戊戍变法的同时,多次上书提出了自己的宗教改革思想,并著《孔子改制考》一书加以阐释。

    首先,康有为主张改儒教为“孔教”,奉孔子为教主。他认为孔子是受命改制,孔子创立儒教,是儒教教主。“孔子为教主,为神明圣王,配天地,育万物”。

    其次,建议以孔教为国教,独祀孔子,教化民众,树立良好民风民俗。

    第三,设立“道学科”,征召任用民间儒者,授国子、学政之官,令在民间宣教,国家给予财政支持。

    第四,学习基督教,广建庙宇,培养人才,广宣教义。

    第五,主张“扶圣教而塞异端”,用孔教来抵御基督教等异教的入侵。

    第六,废除皇帝祀天特权,允许人人祭天;准许妇女进入孔庙祀孔。

    第七,国家鼓励民间孔教组织在各地甚至在海外传教,并给予财政支持。

    但是康有为的宗教改革思想,并没有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在戊戍变法的诏书中,没有关于宗教改革的政策和方案。这说明宗教改革比社会政治改革要困难,但康有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宗教改革的努力。

    3、儒教现代形态的雏形——孔教会

    1912年10月,康有为支持学生陈焕章等在上海成立孔教会,创办《孔教会杂志》。孔教会是康有为改教思想的具体实践,是儒教学习基督教,以现代教会组织形式重建儒教“现代形态”的第一次努力和尝试。1912年10月7日,孔教总会在上海成立,并在各地设立分会。1913年9月27,在山东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孔教大会,并举行隆重的祭孔仪式,11月,康有为任会长,陈焕章任总干事,随即将总部迁至北京。

    孔教会成立以后,在海内外广设分支机构,大量吸收孔教信徒,创办传教刊物,筹办孔教大学,策动了多次大规模的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活动。孔教会得到了政府和民间的广泛支持和响应,曾一度掀起了宗教改革的热潮。据《孔教会》杂志统计,自1914年起分支机构已达140余个,遍布国内各大城市,以及港澳、南洋、东京、纽约等地,拥有大量会众和信徒。

    但由于政局变化及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泛滥,孔教会在民国政府及社会的各方压力下,逐渐衰落,最终被民国政府强制更名为“孔学会”,从此孔教会由宗教组织转变为普通社团组织。被剥夺了合法宗教身份的孔教会在大陆难以为继,被迫迁往香港,并更名为“香港孔教学院”。1933年10月,首任院长陈焕章在香港病逝,后继者难有作为,孔教会名存实亡,薪火失传。

    孔教会的命运,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儒教第一次宗教改革的失败。儒教近代宗教改革之所以未能像欧洲和日本的宗教改革那样取得成功,而以失败告终,究其根源,有着如下原因:

    第一、孔教会的宗教改革所依托的对象是当时具有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士大夫阶层,过于精英化,只在士大夫及小部分政治人物的狭小圈子里传播。

    第二、未能深入民间社会,深入到农工商各领域,宗教改革与广大民众无关,没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和深厚的民间社会基础。

    第三、与现实政治结合过分紧密,从而受到政治局势的波及和影响。让孔教与当时的政治甚至政治人物关联在一起,使得孔教的命运随着政治派别和政治人物的命运一起沉浮。

    第四、缺乏因应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系统的组织模式与制度建设。

    第五、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泛滥及其对国民的洗脑。

    第六、渐进改良的失败与社会政治革命的成功,使得儒教的宗教改革失去了社会政治环境和存在条件。

    第七、国民政府的强制性干预和打压。

    4、“儒教非教论”的流毒

    近代以来,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等相继推出“儒教非教”的观念,他们否定儒教是宗教。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文化领域的一个伪命题,是西化派发起的一场旨在摧毁儒教与中国传统的指鹿为马的学术阴谋。其目的是消解孔子与中国文化的神圣性,把孔子从神坛上推下来,还原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名之曰教育家,思想家。反对把孔子之道,把儒教的精神价值作为国民安身立命之本。他们操持话语霸权,对儒教数千年来厚重的宗教资源,对儒教的宗教形态与宗教特征视而不见,指鹿为马,毁天谤圣,其目的就是要否定孔子及中国文化的神圣性与超越性,从而为他们全面反传统和全盘西化扫清障碍。

    经过“儒教非教论”的洗脑,中国人集体默认民族传统文化没有神圣性,缺乏超越性,是形而下的文化;承认中国历史是没有宗教的历史,中华民族是没有信仰的民族。“儒教非教论”近百年来,流毒广播,为祸深远。

    蔡元培提出以美学代替宗教,陈独秀提出以科学民主代替宗教,凡此种种,可谓荒诞不经。中国经过这一番洗脑以后,儒教在国人心中丧失了宗教资格,对于“天地、祖先、圣人”的崇拜成为了封建迷信,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信仰——民主科学拜物教。后来,随着社会政治革命的历史演进,政治领袖也成为新的崇拜对象,这种对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

    当政治乌托邦信仰和对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狂热退去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时期。中国人自放弃宗教信仰以后,又放弃了政治信仰,转而形成一个新的信仰——金钱拜物教。从此,金钱成为中国人的神圣价值,全社会腐败蔓延,道德崩毁,良知泯灭。中国人的灵魂,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拜金主义的泥潭当中彻底堕落和沦丧。追根溯源,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难辞其咎,“儒教非教论”难辞其咎。

    三、重建儒教的构想

    当代大陆著名儒教学者蒋庆先生2005年正式发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于儒教被毁百年后正式提出重建儒教的主张。蒋先生首先肯定了传统儒教的国教地位,继而概述了儒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功能:第一、解决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第二、解决社会的行为规范问题;第三、解决国人的生命信仰问题;第四、解决国人的情志慰藉问题。在此基础上,蒋先生提出重建儒教的两条路线:即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

    上行路线就是儒化政治秩序的路线,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立国之本,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建立儒教宪政制度,建立新的科举制度和经典教育制度。下行路线就是在民间社会建立宗教性的儒教社团法人,成立类似基督教会或佛教会的中国儒教会。在文中,蒋先生还进一步描绘了未来中国儒教全面重建和复兴的具体形态:即儒教的政治形态、社会形态、生命形态、教育形态、慈善形态、财产形态、教义形态、传播形态、聚会形态以及组织形态。蒋先生认为,重建儒教,才能恢复中国的历史文化自性,使中国再度成为一个具有自我文明属性的“文明国家”。

    笔者也始终在思考和践行着儒教的重建事业,2008年发表《儒教现代改制的构想》一文,针对蒋先生提出的重建儒教的下行路线,进一步阐述了儒教现代改制的具体构想。笔者认为,儒教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总是能够与时代的强音共鸣,每逢大历史的转折时期总有先圣先贤应时而出,因时改制。这种与时偕行的担当精神和气魄,是儒教数千年长盛不衰慧命不绝的原因。

    笔者在文章中强调,在中国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要进行一场国民宗教的改革,具体来说就是儒教的改革。文章认为,宗教改革是社会变革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成功的国民宗教改革,就不可能有民族国家成功的现代化。儒教的现代改制,儒教“现代形态”的创建是国民宗教改革的具体内容。儒教不仅可以在传统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下落实为政教合一的“大一统形态”,也可以在现代社会落实为宗教社团法人意义上的“教团组织形态”。

    文章还进而提出了儒教现代改制的具体制度构想,要建构宗教社团法人意义上的的儒教组织,就必须对儒教的“现代形态”进行返本开新的创造性建构,并建立儒教的现代制度,如:教会制度、教阶制度、教籍制度、庙祀制度、礼乐制度、告拜制度、圣训制度、儒戒制度、天罚制度、书院制度等。文章通过儒教现代改制的构想,对蒋庆先生重建儒教的下行路线进行了具体的落实,为儒教“现代形态”的建构提供了制度模式和实现途径。

    四、深圳孔圣堂——儒教“现代形态”的模式建构

    为了完成儒教在现代社会的重建工作,沿着下行路线创建儒教现代教团组织形态,2009年本人来到深圳,在儒商企业家张华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参与下,在蒋庆先生等儒门师友的共同关心支持下,创建了当今中国第一个儒教道场——深圳孔圣堂。

经过五年的努力,孔圣堂初步完成了儒教“现代形态”的模式建构。其中包括儒教的组织模式、宣教模式、礼乐模式、道场模式、教育模式、企业模式、经济模式等。“深圳孔圣堂模式”的建成,标志着儒教现代改制与儒教重建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儒教重建事业未来的任务就是将“深圳孔圣堂模式”复制推广到全国乃至世界。

    1、 组织模式

    儒教是政教合一,治教一体的宗教。在传统儒教形态中,无论是上古儒教形态,还是封建形态,抑或大一统形态,儒教都没有自己独立的教团组织。儒教组织跟政治组织、社会组织、家庭组织高度同构,国家组织就是儒教组织,社会组织和家庭组织也是儒教组织。

    近代以来,随着大一统君主制国家的解体,儒教失去了它的“国家组织形式”。民国时期对于祭天制度、祭孔制度、书院制度、读经教育制度等儒教礼法制度的废除,又使儒教丧失了“社会组织形式”。儒教曾一度沦为民间小传统,由百姓以民间风俗的形式保留着儒教残留的外在形式。在反封建、破四旧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儒教及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了灭顶之灾。

    所以,在“现代形态”意义上重建儒教,首先要根据现代社会的基本情状,以现代宗教社团法人的形式建构儒教的组织形态。让儒教在现代社会,首先于民间以宗教社团组织的模式重建,这就是蒋庆先生所谓儒教重建的下行路线。然后以教团组织和儒教庙堂实体相结合的形式获得与其他宗教平等的地位与生存发展权利,合法地在民间传播和发展。并由此逐步深入到现代社会生活当中,对社会进行儒化,对城市社区、乡村、企业、学校乃至家庭进行复古更化,从而慢慢地转变世风,美化风俗。

    深圳孔圣堂自创办以来,非常重视组织建设工作,并在自身的组织建设工作基础上,逐步探寻儒教的现代组织化模式。

    (1)理事会

    孔圣堂成立了理事会,理事会由常务理事和理事构成。孔圣堂理事会注重吸收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其中包括政府退休领导、企业家及社会各界人士。孔圣堂理事会理事长由前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先生担任。通过理事会的组织形式,整合社会各界资源,让各界有儒家文化情怀的社会人士都能积极主动参与到儒家文化复兴事业当中来,从而形成强大的合力。

    (2)执行机构

    在理事会下面设立了孔圣堂常务执行机构。其中有教义部、礼乐部、修学部、宣教部、人事部、社工部等部门,形成了完备系统的常务执行组织。孔圣堂目前拥有专职人员7人,兼职人员20余人,学员弟子及义工数百人。

    (3)教籍和教阶

    孔圣堂创办以来,逐步在内部实施了教籍制度。孔圣堂五年来,每年都有不同数量的学员行儒教归宗礼,正式归宗儒门成为儒教弟子和信徒。凡归宗儒门的弟子,孔圣堂都建立了相应的教籍档案。每一个行归宗礼的孔圣堂弟子都具有儒教教籍,是正式的儒教信徒,都奉行圣人之道,以圣人之道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孔圣堂还制定了儒教“教阶制度”,儒教教阶由低到高分为五个级别:儒众、儒士、儒师、大儒师、儒宗。

    儒众,系指普通会员和信众,儒众经过一定阶段的学习、修身,经本会组织评选和考核,可升为儒士。

    儒士,是在基层孔圣堂从事宣教传道的专业人士。

    儒师,是在分会、支会的中心教堂从事宣教传道的专业人士。要求对儒家经典,对儒学有相对专业化、系统化的训练,对儒家经典义理及学理有比较正确的把握,

    大儒师,是儒教组织中有相当学术造诣的专业儒教学者。

    儒宗,是现代儒教最高的思想和精神权威,是儒教道统的代表和精神领袖。

    (4)注册登记

    孔圣堂全称“深圳市孔圣堂儒家文化交流中心”,在深圳市民政局注册登记,是合法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主管部门为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在现代社会重建儒教只能以民间社团及非盈利组织的方式获得合法身份,孔圣堂创办伊始就很注重在现代社会的非盈利性民间组织身份的确立。在相关人士和师友的帮助下孔圣堂得以正式注册登记,成为合法的民间组织。儒教重建事业是崇高而光明的事业,必须通过公开的、合法的、公益的、正当的渠道和方式来进行。

    要建立现代教团组织形态,最终还要成立全国性的“中国儒教协会”,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儒教作为独立宗教社团法人进行注册登记,让儒教取得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几大宗教组织平等的法权地位。争取中国人信仰儒教的自由和权力。

    要由中国儒教协会来有效地组织儒教的重建、宣教及发展工作。与儒教教会组织相关联,建立儒教的相关制度,如:教阶制度、教籍制度、庙祀制度、告拜制度等等。同时,要与行政区划相一致,设立儒教的省、市、县、乡各级教区和分支机构,把儒教的组织深入到社区、乡村、学校、企业和家庭。

    在横向组织上,要成立儒教的青年组织、妇女组织、学生组织、企业组织。经过这样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的教团组织建构,儒教才能在现代社会以“实体”的形式合法存在,从而完成儒教“现代形态”的组织模式建构。

    2、宣教模式

    在传统儒教中国,儒教是国教,是王官学,是国家统治思想。中国就是儒教国家,中国社会就是儒教社会,中国人都是儒教信徒,人人都知道儒教,人人都在按照儒教的礼法典章制度及伦理道德规范来做人做事。儒教不需要现代意义上的所谓“宣教”工作。但是,在当今中国,由于近百年来儒教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儒教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与精神价值已经衰落和消亡,中国人已经没有了文化身份,没有了精神信仰,已经陌生于自己的传统,根本不知道儒教为何物。

    儒教和中国文化已经被从中国人的记忆中删除,加之在全面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影响下,在现代“儒教非教论”的流毒影响下,在“五四”传统的洗脑后,儒教的教义被刻意地曲解、泼污和贬损,人们对儒教及其教义和精神价值诸多误会,甚至认为儒教根本就不是宗教。儒教已经彻底全面地退出了中国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公共生活、家庭生活和个人生命。

    有鉴于此,要复兴儒教,在现代社会重建儒教,就必须进行深入全面的弘道和宣教工作。要让中国人,让全世界都知道儒教的存在,了解儒教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孔圣堂在重建儒教“现代形态”的实践中,突出强调儒教的宣教工作和宣教模式的建构。

    (1)孔圣堂坚持每周“来复日”(即周日)的儒教经典讲学活动,其目的是讲明正学,正本清源,澄清误解。把孔子的真思想,儒教的真精神真价值,在对儒教经典的解读过程中弘扬和传播出来。同时,摸索出了一套针对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受众的深入浅出的现代宣教模式。

    (2)孔圣堂发起了儒教“三化”运动。“三化”就是儒教的生命化,生活化和社会化。

    儒教的“生命化”就是让儒教走向每一个个体生命,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用儒教来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大根大本,作为自己的精神和生命信仰。

    儒教的“生活化”就是让儒教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在儒教的宗教生活、礼乐生活中去陶冶改变自己;在儒教的圣洁生活、修学生活中提升自己的生命人格,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性;用儒教的伦理道德观,去指导自己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

    儒教的“社会化”就是指要用儒教文化精神传统和伦理道德规范去从事社会建构,如:儒教的社区文化建构、企业文化建构、家庭文化建构、商业伦理建构、校园文化建构等等。最终通过儒教的礼乐教化和复古更化,让社会形成和睦、和谐、安宁的社会秩序。

    (3)孔圣堂发起了儒教“四进”运动。“四进”就是指儒教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儒教的“四进”运动是儒教社会化的具体实践。

    进学校,就是让儒家文化的精神价值及伦理道德规范进入学校,影响学生;改变学校应试教育和工具理性教育的现状;加强人格教育、德性教育;用儒教诗书礼乐的教育模式及经典教育模式对学生施加影响,从而改变中国教育的现状。

进企业,就是用儒教的精神价值为企业铸魂,从事企业文化建设,让企业能够用儒教的伦理道德规范指导自己的经营行为。通过一系列的企业文化制度和企业行为规范的建构,让企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儒商企业。并从根本上改变当今中国企业不守诚信、制假贩假的状况。培育中国的儒商企业家人格,建构中国的商业精神和商业伦理规范。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商业文明模式的建构。

进社区,就是让儒教走进城市社区,从事社区文化建设。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居住模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城市社区没有文化底蕴,没有良好的民风民俗,邻里之间冷漠无情。有鉴于此,孔圣堂用儒教的基本义理、文化精神及伦理道德规范从事社区文化建设,为社区提供礼乐文化及少儿经典教育等服务。建设和谐社区,和谐家庭,用儒教精神价值重建现代社区文化。

进乡村,就是让儒教走进乡村,从事乡村文化建设。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乡村经济文化逐步衰落的过程,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大幅度向城市倾斜。乡村在国家治理结构中被渐渐弱化甚至淡忘。由于青壮劳动力纷纷离开土地,奔向城市,乡村剩下的大都是老人、孩子和病残等弱势群体。加之传统乡绅阶层的消亡,中国的乡村成为文化的荒漠。故此,基督教趁虚而入,在中国农村尤其是北方农村大肆传播,让中国乡村社会沦为基督教的社会,让中国人大量沦为基督教徒。据相关统计,基督教在大陆已经拥有一亿几千万教徒,就是说十个中国人中有一个基督教徒,已经有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信奉基督教。长此以往,中国人都会变成基督教徒,中国会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

宗教是文明的主要载体和形式,也是一个文明体系的核心内容,宗教的消亡必将导致这个文明的消亡。文明的入侵,文化的扩张,首先从宗教的扩张和传播开始。最根本的殖民就是文化的殖民,最有效的殖民就是宗教殖民。让儒教进乡村,从事乡村文化建设,是制约基督教对中国乡村进行扩张式传播的最有效手段。重建乡村家族制度,重建家族祠堂,建设乡村互助关爱组织,让乡村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文化底蕴,形成良好的民风民俗。

除了“三化”“四进”的宣教活动之外,孔圣堂还编印了大量的宣教资料;设计制作了孔圣堂画册;出版了《儒教要义》《儒教知识问答》《儒商管理学》等书籍,进行广泛的赠阅;还和新闻媒体进行的合作,开辟儒家文化的专版专栏;创建了孔圣堂的官方网站,进行网络布道宣教;每年还举办大型的宣教和纪念活动。

孔圣堂与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及三合国际集团每年举办深圳孔子文化节,其中有祭孔大典、儒家智慧高峰论坛、艺术品公益拍卖晚会、名人艺术文化沙龙等形式。通过这些大型系列活动,邀请海内外政界、商界、学界、媒界及社会各界精英人士聚会深圳,起到了良好的广泛而深入的宣教传播效果。另外,孔圣堂还以举办各种传统节日纪念活动、儒门会讲、修身营、学习小组、朝圣之旅等儒教团契生活的方式进行宣教。

总之,孔圣堂在五年来的儒教重建实践中已经建立了一整套从城市到乡村,从社区到学校,形式多样的,系统完备的宣教模式。

3、 道场模式

道场,是传教布道,举行各种礼乐活动及宗教仪式的专门场所。儒教现代道场的创建是儒教“现代形态”建构的首要内容。儒教现代道场模式的建构就是要确立儒教在现代社会道场建设的规范和制度。其中,包括神灵谱系的确立、庙祀制度的厘定、道场类别的整合、道场建筑外观及内饰布局、神像神位的确定、礼器礼具的规定、道场等级设置和功能定位等等。

儒教是一个多神教,有庞大的神灵谱系。传统儒教祭祀礼仪制度繁复,等级森严,道场类别繁多,且历朝历代不尽相同。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儒教的道场模式已经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要建构儒教的“现代形态”,就必须在重新整合传统儒教神灵谱系,损益传统庙祀制度与道场制度的基础上,建构儒教的现代道场制度和规范。

传统儒教道场有天坛、太庙、孔庙、书院、祠堂,还有诸物百神之庙,如:妈祖庙、关帝庙、土地庙、城隍庙、山神庙等等。在传统社会,只有天子能够祭天,只有士大夫能够祭孔,妇女不能入祀孔庙。儒教在传统社会有着明确的等级制度和复杂的礼仪规范,因而其道场的组织模式也是与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相应的,等级森严,纷繁复杂,不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因此儒教在现代社会的重建,必须因应现代社会的特点,对儒教传统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建立适合于现代社会的庙祀制度和道场模式。

要以儒教“礼三本”的基本教义,整合神灵谱系及庙祀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现代道场模式。荀子曰: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

治之本。故礼,上祀天,下祀地,尊先祖而隆君师。”

昊天上帝是儒教的至上神,是百神之主。圣王与祖先神为配天大神。根据儒教“礼三本”的基本教义,因应现代社会及民族国家特点,深圳孔圣堂在多年的儒教现代改制实践中,确立了儒教现代道场建设的规范和制度,从而形成了儒教的现代道场模式。儒教现代道场有如下基本形式:

(1) 孔圣堂

“孔圣堂”是儒教的社区道场。现代儒教组织将在城市社区、乡镇社区以及企业、学校等社会公共组织设“孔圣堂”作为儒教基层公共道场。孔圣堂供奉“天地祖先圣人神位”,悬挂孔子及历代圣人和民族先祖画像。孔圣堂作为儒教基层道场,是儒教儒师及儒教士讲经传道,实施教化的场所,是儒教信徒举行各种礼乐活动和修学活动的专门场所,也是基层会众团契生活的场所,其功能相当于基督教的教堂。孔圣堂广泛设立在城市社区、乡镇和企业,是儒教在现代社会的基层组织和道场。

(2) 家庭神位

传统中国每一个家庭都有堂屋,堂屋供奉“天地祖先圣人神位”,堂屋就是家庭道场,是家庭成员祭祀神灵,告拜天地祖先圣人的专门场所。现代社会应重新恢复家庭道场的儒教形态,有条件的家庭都要留出专门的房间作为家庭道场,供奉“天地祖先圣人神位”。有了家庭道场,家就不仅仅是世俗的物质的家园,也是精神的家园。不仅能够安身,也能立命。家庭道场的设立对于增加家庭文化底蕴,营建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对于子孙后代的教育和成长都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3)华夏儒庙

根据儒教教义及传统儒教道场形态,在蒋庆先生等儒教学者的指导下,孔圣堂对儒教现代道场进行了基于传统的因时改制并作了模式定位,再经由专业设计师作了详细的规划设计。“华夏儒庙”是未来中国儒教会各大教区的中心道场,按行政区划,各省、市教区都必须建一座“华夏儒庙”。“华夏儒庙”的具体性质、结构、功能和布局如下:

忠烈祠

数千年来,每当我们民族面临外来侵略及种种危机的时候,总有无数的民族英雄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为家国天下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如:岳飞、文天祥、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英勇将士等等,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华夏“忠烈祠”供奉民族英雄与忠烈之士,以弘扬他们的人格、精神与丰功伟绩。历代民族英雄将入祀华夏“忠烈祠”,把华夏民族英雄当作神灵奉上祭坛,永享国家祭祀,这是现代儒教道场的一大特征。这一道场制度与庙祀制度是根据现代民族国家性质与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精神,因时改制的结果,与现代民族国家及国际政治现状相适应,有利于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

圣母堂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有很多伟大崇高的女性,他们以自己的厚德、智慧及忠贞为我们民族,为中华文明,为家国天下做出来巨大贡献,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儒教“圣母堂”将对华夏文明史上数千年来的伟大女性之德行、人格与事功,用物化的形式再现出来。并将她们奉上神坛,作为神灵,永享祭祀。中国的圣母,如:黄帝的夫人,舜帝的夫人,孔子的母亲,孔子的夫人,孟子的母亲,岳飞的母亲等等。圣母堂供奉华夏圣母、贤母,并以历代忠烈贞洁女性作为配享,展示中国女性的厚德、伟大与崇高。以为女性之典范和楷模,供后人瞻仰,缅怀和效法。

先祖庙

儒教是一个尊祖敬宗之教,华夏先祖是我们民族之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都有共同的祖先,有共同的根。先祖庙将供奉伏羲、黄帝、炎帝、尧帝、舜帝等华夏先祖。展示我们祖先开族创宗、治教天下的丰功伟绩,以供后世子孙瞻仰,缅怀,寻根。

大成殿

儒教文明史上,涌现出了无数的圣贤人物,他们或立德,或立言,或立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孔子、周公、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康有为等儒教先圣先贤。大成殿供奉孔子,并以历代圣贤配享,以供后世瞻仰,缅怀,学习。

社稷坛

社稷坛又称“地坛”或“方泽坛”。社是土神,稷是谷神;社稷神代表国家,是国家神。祭祀社稷神,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华夏社稷祭祀已经有四千多年历史。社稷坛建筑规制可参照现北京地坛,坛平面呈方形,以象征“天圆地方”之说。中心坛台分上下两层,周有泽渠、外有坛壝两重,四面各有棂星门。每年由国家和儒教会按儒教礼制规定举行社稷祭祀大典。

天坛

天坛是儒教祭祀皇天,祈求五谷丰登之场所。现代儒教天坛建筑规制可参照现北京天坛进行损益,保留圜丘坛、祈年殿等主要建筑设施。圜丘坛是祭天场所,祈年殿供奉“昊天上帝”牌位。国家及儒教会每年都将在这里举行祭天仪式,祈求上天辅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现代社会,人人皆可祭天。祭天仪式分大祀、中祀、群祀三等,由国家及儒教总会主持。

每逢儒教重大节日及民族传统文化节日,都将按儒教礼制规定在“华夏儒庙”举行大规模的祭英烈、祭圣母、祭祖、祭孔、祭社稷、祭天等大型祭祀活动,以及其他礼乐文化活动。“华夏儒庙”将成为儒教及华夏文明物化展示场所;成为中外人士了解儒教及中国文化的场所;成为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炎黄子孙寻根朝圣,慎终追远的精神家园。

有了华夏儒庙、孔圣堂、家庭神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集教区中心道场、社区道场、企业道场、乡村道场和家庭道场为一体的,由大到小,由上至下的,系统完善的儒教现代道场模式。

4、 礼乐模式

礼乐是儒教的重要内容和形式,是儒教特有的宗教仪式和事神方式,是儒教徒的宗教生活方式,同时也是儒教教化万民治理天下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儒教的宗教目标与治世目标都要通过“礼乐”这一形式来完成。所以,“制礼作乐”数千年来就是儒教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不论是周公的宗教改革,孔子的宗教改革还是汉代的宗教改革,因时应势,制礼作乐都是其重要内容。重建儒教的“现代形态”也离不开制礼作乐。儒教“现代形态”的重建,很大意义上就是在现代社会政治及经济文化背景下的“制礼作乐”。

孔圣堂创办五年来,始终致力于儒教现代礼乐模式的建构。根据“礼之用,时为大”、“礼可义起”的教义精神,孔圣堂在整合传统礼乐资源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的具体情况,制订了一系列儒教礼乐规范和制度,以及礼仪程序和仪式。其中包括祭祀礼、告拜礼、归宗礼、冠礼、开笔礼、婚礼、丧礼、立社礼、庆典礼、就职礼、相见礼等儒教礼乐仪式及规范。

孔圣堂成立了以著名儒教学者蒋庆先生为代表的“儒教礼乐研究制订学术委员会”,专门从事儒教礼乐的学术研讨和现代儒教礼乐规范的制订工作。同时,还成立了专门的礼乐机构——孔圣堂儒教圣乐团和孔圣堂儒教礼仪队。孔圣堂儒教圣乐团现有专职儒教乐师20余人,每周进行儒教音乐的排练演习。儒教礼仪队有专职的儒教司仪和执事及其他执礼人员若干,定期演习儒教礼乐。孔圣堂还制作了各类儒教礼具、礼器、礼服。

每年,孔圣堂定期举行祭孔大典、归宗礼、开笔礼,冠礼、婚礼等儒家礼仪活动。同时,还为其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民间组织承办各种相关的立社礼、庆典礼、就职礼等现代儒教礼乐活动。为儒商企业制订企业礼乐制度和规范,协助儒商企业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每周儒教来复日(即星期日)举行儒教的“告拜礼讲经会”,传道讲学。孔圣堂来复日“告拜礼讲经会”每周举行,已经整整坚持了五年,影响了成千上万的受众,有的已经行儒教归宗礼,正式归宗儒门。

孔圣堂经过五年的努力实践,已经建构出系统完备的儒教现代礼乐模式。

5、 教育模式

儒教非常重视教育,从本质上讲,儒教就是教育之教,教化之教。儒教六经无不具有教育教化功能,儒教历代圣贤都是著名的教育家。尤其是至圣先师孔子,在春秋乱世兴私学之风,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以六艺授徒,用儒家特有的诗书礼乐的教育教化方式立教。

近代以来,传统被抛弃,儒教式微,儒家经典教育在民国时期即被从中小学教育中剔除,数千年来儒教特有的教育教化内容和方法被抛弃。中国的教育彻底西化,不注重人格的培养和心性的养成,不关心综合素质的培育。当今中国的教育危机重重,中小学以应试教育为目标,高等教育以职业化、工具化为诉求。教育的西化以及对传统的背离,导致了中国百年来教育的灾难性的后果。今天中国腐败蔓延、拜金主义、道德崩溃、良知泯灭的现状,追根溯源就是中国现代教育直接导致的结果。有鉴于此,重建儒教的“现代形态,就离不开重建儒教的现代教育模式。

近十多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及孔子文化热潮的掀起,在民间,少儿读经班、读经学校以及各种传统文化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高等院校也纷纷成立国学院、孔子研究院、儒学院等机构。但是,通观全局,深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关于儒家经典和儒家文化的教育,都存在着种种问题。

民间读经教育机构为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增强声音的响亮度,为扩大生源,不惜采取偏激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推出所谓“八小时读经”甚至“二十四小时读经”的理念;只读经,不讲经,不解经;有的读经学校及培训机构,甚至沿用佛教的宗教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从小把孩子当作僧侣来培养。而高等院校的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则本着工具理性的教育理念,把儒学当作知识之学来进行所谓客观、冷静、理性的分析研究,不注重圣人之学、圣人之道对人的身心性命安立和人格教化作用。市场化的国学培训则更是花样百出,几天的国学课程可以卖出几万乃至几十万的天价。传统文化及儒学教育的乱象充分表明,我们对儒家的教育模式,对孔子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已经陌生,不明就里。

有鉴于此,孔圣堂创办五年来,始终致力于儒家教育研究与实践,探索在现代社会及现行教育体制之下,如何建立儒家的教育模式,以期对现行教育的弊端进行疗补。五年来,孔圣堂坚持举办每年一届的“公益少儿儒学班”,以孔子“诗书礼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来办学。孔圣堂自行选编了相关的教材,拟定了相关的教育课程体系,逐步摸索出了一套儒教的现代教育模式。

孔圣堂少儿儒学班每届近60人,实现亲子双修,招收6-11岁学童,利用周末时间开课学习。每期学制一年,配备了经典导读、诗文导读以及礼仪、古筝、古琴、笛子、书法、武术等课程。通过五年的少儿儒学教育实践,孔圣堂形成了以诗书礼乐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和教学内容为特征的的“儒家少儿教育模式”。

其次,孔圣堂五年来坚持每周一度的儒家经典公益讲座,主要对象为社会各界人士。五年来,公益讲座讲了儒教的很多经典,如《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形成了孔圣堂独特的“社会公共教育模式”。受众群体包括公务人员、企业家、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教师、中小学生、社区民众等。

另外,孔圣堂五年来还致力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员工教育教化的相关社会实践,在大中型企业推广儒家传统,弘扬儒商文化,为企业提供文化建设服务及员工教育教化服务,为企业制定基于儒教文化精神的企业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在企业教育教化方面,形成了独特系统的“儒商企业教育模式”。2014年,本人出版了《儒商管理学》一书,在总结孔圣堂多年来从事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教育教化的基础上,从儒教的基本教义和精神价值出发,系统阐明了儒商精神与儒商王道管理模式对于中国现代商业文明建构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儒教文明从传统农耕形态向现代工商业文明形态正式转型的开启。

6、 企业模式

现代社会是工商业社会,工商业社会与传统农耕社会相比较,其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儒教,无论是封建形态还是大一统形态,都是儒教的农耕文明形态。在现代工商业社会,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成为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单元和最重要的社会公共组织。其社会职能相当于封建时代的“家”和大一统君主制时期的“家族”。

在传统社会,“家”和“家族”是儒教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儒教的基本教义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要建构儒教的现代形态,就离不开对儒教企业模式的建构,儒教的企业模式就是儒商企业的模式,是儒教的商业文明模式。在现代工商业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儒商企业就是以儒家价值为企业的的灵魂,以“修齐治平”为企业的社会理想,以儒教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企业的行为规范和经营活动的指导原则。这样的儒商企业,就是儒教在现代工商业社会的重要基层组织。所以,儒教现代形态建构的下行路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建构儒教的现代基层组织——儒商企业。

   多年来,孔圣堂在儒商企业建设方面作了长期的实践和探索。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蒋庆先生就曾撰文阐述儒商企业家的生命人格及行为规范。2014年,本人出版《儒商管理学》一书,贯通儒家文化精神价值与西方管理学,从学理层面对儒商管理学进行了理论建构。该书从儒商企业的信仰体系、核心价值体系、儒商企业家理想人格、儒商伦理道德规范诸方面对儒商精神进行创造性阐释,并指出,儒商精神就是中国的现代商业精神。同时,在儒商精神的基础上,发用出儒商企业王道管理模式。

    这一模式在多家企业进行了实践和落地,如今,这些儒商企业都形成了自己的儒商企业文化体系,建构了儒商企业的行为规范体系,以及相应的管理模式。有的企业还设立了儒家的企业祠堂,凡企业的重大节庆、重大事件、重大决策都要举行儒教的告拜礼仪式。同时还在企业建立了儒教的“企业家族”组织。儒商企业作为现代儒教的基层组织,是儒教“现代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化现代企业的成功与否,是儒教“现代形态”得以建构的基础。儒化企业,用《大学》的话说,就是“齐家”。儒教在现代社会要能治国平天下,首先就要能齐家。儒教企业模式的建构,从本质上讲就是儒教商业文明模式的建构,是儒教“现代形态”建构的关键,是儒教在现代社会上升为王官学,从事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

    7、 经济模式

    经济问题是儒教现代重建的最大瓶颈。近百年来,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及“文化大革命”的一再破坏,儒教几近毁灭和消亡。至今为止,儒教什么都没有。用蒋先生的话说,儒教就是“穷光蛋”,是“流浪汉”,是“阶下囚”。如今阶下囚的境况算是结束了,但儒教仍处于无人、无钱、无道场、无身份的“四无”状态。儒教要重建和复兴,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事务要处理。要培养自己的专门人才,要建书院,建学校,建自己的组织,建自己的道场,这些都需要钱。没有钱,寸步难行 。

    今天,面对儒教的“四无”状态,最大的瓶颈和首要的问题就是经费的问题。儒教自身没有教产,没有信徒,没有信徒自然就没有捐赠,同时也没有政府财政资助。由此可见,儒教没有任何资金来源。这就注定在现代社会重建儒教,必将面临白手起家的困境。多年来,儒教的传教工作都在资金和经费面前止步。

在儒教重建的初级阶段,鉴于全社会对于儒教的忘却、陌生和误解,政府财政资助、信徒捐赠、庙产收入这三条基本的经费渠道都不能指望。只能通过儒教传道者的努力去感化社会,从而得到社会的资助。但儒教不崇尚宗教恐吓,不从事神人交易,也不靠江湖术士的把戏蒙人。只能靠义理资源、学识智慧及人格魅力博得他人与社会的认可,从而的到资助。在传统儒教消亡,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今天,经费问题是困扰儒教重建事业最大的障碍。

孔圣堂作为当今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现代儒教道场和准儒教组织,它的诞生,凝聚着现代儒教重建实践者的艰辛。孔圣堂的创办在经济上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孔圣堂创办后也一直致力于儒教经济模式探寻。本人来到深圳伊始,身无分文,寄人篱下,后来借钱租房百余平米作简易道场,在社区传教。同时进行商业性讲学挣钱,维持传教所需经费。后在讲学传教过程中得到三和国际集团董事长张华先生的高度认同,随即在张华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参与下创办了儒教道场——深圳孔圣堂。

2013年,又在三和国际集团的支持下,成立了三和仁爱基金会。基金会成立之初,张华先生为基金会捐款一千万元。三和仁爱基金会定位为儒家文化重建和复兴基金,主要资助对象为儒家文化复兴及儒教重建事业。三和仁爱基金会是今天第一个民间儒教专门基金会。孔圣堂日常维持费用与开支,深圳孔子文化节举办的相关费用,都由三和仁爱基金会提供。2014年,三和仁爱基金会还出资在广东河源万绿湖畔兴建孔子书院,作为孔圣堂儒教文化复兴事业的人才培养基地。有了基金会的支撑,孔圣堂才真正走出了经济困局的第一步。

儒教重建事业的关键就在于因时应势创建儒教现代经济模式,儒教现代重建事业的经济模式由儒教公益经济模式和儒教产业经济模式两方面构成。

(1)公益经济模式

儒教公益经济模式以儒教公益基金会为核心,拓展社会捐赠渠道,以基金会的模式募集更多的资金用于儒教重建事业。

(2)产业经济模式

儒教产业经济模式是依托儒教文化及儒教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所规划的产业,如:儒教教育产业项目、儒教文化旅游项目、儒教礼乐服务项目、儒商企业文化建设项目等。由这些经营性产业项目构成儒教特有的产业经济模式。

儒教的公益经济模式和产业经济模式相辅相成,以公益带动产业发展,以产业促进公益事业。只有同时建立和完善儒教公益经济模式和产业经济模式,才能突破瓶颈,以足够的财力保证儒教重建事业的顺利推进。

孔圣堂自2009年创办以来,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儒教“现代形态”的模式建构。经过五年多的努力,由孔圣堂、书院、基金会构成儒家文化复兴及现代儒教重建的铁三角,加上即将成立的全球性儒家组织“中华孔圣会”,形成儒教重建的所谓“1+3”模式,以此为基础搭建起儒家文化复兴及儒教重建的基本平台,从而为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奠定了基础。此后,儒教现代重建的具体工作将落实为把“深圳孔圣堂模式”复制推广到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未来的五到十年,儒教的现代重建工作将随着“中华孔圣会“的成立开启一个崭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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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读博轶事

陆 宗 骐

2015年7月

    毫无疑问,马克思在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就是到如今在我们国家他的思想还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全世界各种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中都有人在研究他,收集与他有关的史料。到目前为止已有三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收集了尽可能详细的资料。正如美国史学家乔纳森•斯珀伯在他的传记《卡尔•马克思》中所说的:

    在这些新的史料来源中,没有一篇确凿的文章可以完全颠覆对马克思的固有看法;但它确实公开了数百个小细节,让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产生了微小的改变。[J-XI]

    陌生使人感到疏远、神秘,具体使人感到亲切、真实。生动的历史细节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马克思的新形象。本文打算介绍一些从不同传记与资料中收集到的马克思申请博士学位期间发生的趣闻轶事。

    在学生时代,由于自己非常崇拜科学家与各方面的名人,也就喜欢阅读他们的成长故事、回忆文章以及关于他们的传记。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阅读梅林的《马克思传》时就得知,马克思是柏林大学法律系的学生,获得的是耶拿大学的博士,以及他的哲学知识是自学得来的 … 等等。然而,马克思学生时代的资料实在太少,只留有他到柏林的第二年给父母写的那封著名的家信。正如梅林所说:

    关于马克思在这一年中的生活情况,我们所掌握到的材料,在某些方面要比以前或以后的任何一年更为准确和详细。这些材料是1837年11月10日马克思给父母的一封长信提供给我们的,他写这封信是为了让父母“在过去的一年结束之际,对他如何在这里度过这一年”有一个了解。[F17]

    同时,梅林在他的那本传记中的下列说法,使我产生了疑惑与不解:

    1836年10月22日,卡尔•马克思进入柏林大学。但是他对那里的课程似乎并不十分感兴趣。在九个学期当中,他只不过修了十二门课程,主要是法学必修课,而且就是这十二门课程,他大概也很少去听讲。在正式的教师当中,只有爱德华•甘斯一人对卡尔•马克思的精神发展有过一些影响。…

    不过,据马克思自己说,他在大学修法学课程只是次要的;他认为历史和哲学才是主要的课程,但就是这两门课程他也很少去听讲,而仅仅选修了加勒尔所开的必修课逻辑学。… 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就已经独立地工作了。他在两个学期中所获得的大量知识,如果按照学院式的喂养方法在讲堂上点点滴滴地灌输的话,就是二十个学期也是学不完的。[F17、18]

    我并不相信梅林的那套夸张说辞,故马克思的成材之路对我来说一直是个待解之谜。因此,在遍读马克思传记时也十分留意补充这方面的材料。最近有两件事使我有了可能来解开这一迷团。一来我终于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中找到了马克思的有关家信,以及他的几份毕业证书;二来在最近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史学家乔纳森•斯珀伯撰写《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中发现了与其他传记略显不同的新奇说法。本文讨论就先从马克思为什么要到耶拿大学去申请学位开始吧。

马克思在耶拿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的原因

    关于马克思不是在自己就读的柏林大学申请博士学位而到耶拿大学去申请的原因在马克思的传记中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即“导师刁难、有损尊严说”、“程序复杂、费钱说”与“朋友帮忙、容易通过说”。

    在博士类型的认定中,五位作者认为马克思获得的是哲学博士,仅梅林一人没有明说是在哪个系申请的,获得的是什么博士,见表一。

表一、马克思在耶拿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的原因

 

原因类型

导师刁难、有损尊严

程序复杂、费钱

朋友帮忙、容易通过

传记作者

梅林

科尔钮、格姆科夫

费多谢耶夫

麦克莱伦、阿塔利

博士类型认定

博士

哲学博士

 

    一、导师刁难、有损尊严

    梅林认为,新任文教大臣艾希霍恩已经原形毕露,为了彻底打垮那些已经衰朽僵化了的黑格尔分子,竟然把相信启示的哲学家谢林请来柏林大学讲学。具有青年黑格尔派观点的马克思就完全放弃了在柏林大学通过考试的念头。他不愿意让一个对艾希霍恩惟命是从的帮手来作弄他。因此,决定在一所较小的大学接受博士文凭,同时发表自己的博士论文。

    科尔钮认为,马克思所尊敬的甘斯教授去世以后接任的是反动的法学家施塔尔,马克思估计难以在他的手下通过考试。因此,认为把考试转移到另一所大学即耶拿大学去进行是合适的。

    格姆科夫则认为,由于为反动势力服务的御用思想意识这时已充塞整个柏林大学并占据了统治地位,马克思认为把论文呈交这所大学进行答辩有损于自己的荣誉,就把博士论文送往耶拿大学。

    二、程序复杂、费钱

    费多谢耶夫认为,当时在柏林大学,博士论文的答辩程序相当复杂并且需要花不少钱。因此,马克思把他的论文送到耶拿大学申请博士学位。

    三、朋友帮忙、容易通过

    戴维•麦克莱伦认为,“耶拿大学非常容易获得博士头衔”。这是那里的文学教授沃尔弗告诉马克思的,沃尔弗是亨利希•海涅的朋友,与马克思相熟。

    雅克•阿塔利说,1841年3月30日,卡尔获得了柏林大学颁发的毕业证书。4月6日,在经过了多次协商以后,他将自己的博士论文寄给了耶拿大学,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所学校的学生能够较容易地获得博士学位。… 4月15日学院正式向他颁发了博士学位。

乔纳森•斯珀伯传记中的有关说法

    最新出版的乔纳森•斯珀伯的《卡尔•马克思》中与之相关的说法有如下三段:

    在柏林大学求学的全部时光里,他的正式身份仍然是法律系的学生。[J36]

    但在马克思前往波恩加入鲍威尔之前,他必须先完成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他的论文主题——按照今日的学科分类,应属哲学史——是比较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作品中有关自然的理论。[J44]

    在马克思完成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时,他已经不再是柏林大学的学生了,因为他已经超出了规定的4年时间上限,而且他也没有申请延期,所以被从肄业申请的名单中划了出去。马克思将论文提交至耶拿大学,那是德国唯一一所既不要求住校也不需要个人到场做正式答辩就可以接收并通过论文的大学。也正因为此,它授予博士学位的费用也最低。[J46]

    以上三段摘录明确表达了下列四层意思:

1、马克思是柏林大学法律系的学生;
2、马克思写的论文属于哲学史范围;
3、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限已满,已被剥夺再在该校申请学位的权利;
4、马克思不得已才到耶拿大学申请博士学位。

    何以见得?请看下列紧凑的申请日程,真是一环紧扣一环:

表二、马克思在耶拿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的过程

步骤

柏林大学毕业

提出申请

教授签署推荐书

批准授予学位

日期

1841年3月30日

1841年4月6日

1841年4月13日

1841年4月15日


 

    在人们的心目中马克思一直是一位睿智的智者,有战略眼光,做事应该有条有理的,其实并不尽然。按照传记作家马克斯•比尔的说法,在日常生活中马克思“生活随性”,做事任性、缺乏规划,有时还会是稀里糊涂的。比如借了人家的钱常会忘记,临到归还的日子造成手忙脚乱。这里则是竟然不知在大学读书是有期限的,家里供他外出念大学已有五年半时间了,但他自己还没有打住的念头。如果不是家人催逼,“无轨电车”也许还会一直开下去。正如科尔钮在他的《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一卷)中所描述的:

    但是尽管鲍威尔反复地召请,博士论文的写作还是一直拖延着没有结束。在长时间的准备工作以后,最初的计划被更改了,进行了越来越深入的研究,而工作的结束不断耽搁下去。直到1841年初,马克思在鲍威尔的大力敦促下,在和家庭发生争执的威胁下(他的家庭拒绝在今后给他物质资助),以及由于希望对自己的未婚妻表示关心,才不得不结束了他的学业,完成了自己的著作,把它作为博士论文提出来。[KI-215]

    然而,还是晚了。柏林大学在1841年初新的学期开始前清理学籍给他签发了毕业证书,下了逐客令。这张所谓的毕业证书实际上是一张肄业证书、学业证明,并不是学位证书。这对马克思而言无疑是个突然袭击,完全不在意料之中。亏得鲍威尔和家人的催促,此时论文已经完成。因此,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启动了“危机处理”程序。“在经过了多次协商以后,他将自己的博士论文寄给了耶拿大学”,由于该校“非常容易获得博士头衔”,真的很快在“德国唯一一所既不要求住校也不需要个人到场做正式答辩就可以接收并通过论文的大学”中获得了所需的博士学位。整个过程只有短短的半个月时间,正是“突遇危机、仓促申请、圆满完成”。实在是太顺利了,难怪会有“恶意的评论者 … 称,马克思的博士学位出自野鸡大学”。乔纳森•斯珀伯在书中如是说,但随后立即进行缓颊并作了辩解为之开脱:

    恶意的评论者有时会称,马克思的博士学位出自野鸡大学,但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耶拿是一所有声望的正规大学,并不是一家文凭工厂。能在该校通过的博士论文,都是内容丰富、学术性强的作品,作者也都怀有从事学术职业的强烈愿望的人。耶拿大学于1841年4月15日正式授予马克思博士学位。[J46]

耶拿大学是野鸡大学吗?

    若是当真要来判别耶拿大学是否野鸡大学倒还十分困难,因为这需要对耶拿大学的历史状况与推荐人及评审者的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与考察,实有难度,极为不易。然而,如果我们从程序上来进行分析的话,应该不难找出真相与程序瑕疵,这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笔者曾当过硕士导师,评审过一些硕士论文,印象中论文评审大体可分为资格审查与水平认定两大部分。资格审查就是申请者是否修够了学分,水平认定是确定申请者的论文是否达到所定标准。还有一个涉及论文质量而容易忽略的因素,就是评审委员本身是否合格的问题。因此,下面不妨从“资格审查”、“水平认定”与“审查资格”这三个方面着手。

    一、资格审查

    为了申请博士学位,马克思按照要求向耶拿大学提供了四个方面的材料,这可由耶拿大学法律系系主任巴赫曼教授为马克思所写的推荐书(刊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40卷)中看出来。这四份材料为:

    1、博士学位申请书;
    2、波恩和柏林两大学签发的学业证明;
    3、拉丁文申请书、自传和博士论文抄本;
    4、十二个弗里德里希斯多尔(费用)。

    显然,这些材料中关键的是第二、第三项。前者事关“资格审查”,后者事关“水平认定”。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中不难找到所需的“波恩和柏林两大学签发的学业证明”。为了容易阅读,并清楚明了起见,特制成表格,见后面表三。

    表格中列出了学校、学期、课程、教师、课程类别与教师评语六栏。其中课程类别又分为法律、艺术、哲学与神学,及自然科学四类;教师评语则分为极其勤勉、十分勤勉、勤勉,及仅听课未给评语四类。

    从此表格中不难看出马克思在校学习的大致状况。

    首先,马克思主修的是法律课程,这是他父亲为他选择的专业,指望他以后能开业当律师的。但是马克思本人则更喜欢艺术类课程,因此这两类课程在所选课程中占了大部分。

    其次,马克思并没有把精力全部用在学业上,除了在波恩大学的第一学期还比较用功外,以后基本上就是在混学分。五年半时间总共才选修了23门课程,其中只有4门课的评语是“极其勤勉”,其他多为“勤勉”或不给评语。在柏林大学的四年半时间里有4个学期只选修一门课,更有两个学期没有选课。据说在1839年甘斯死后,他实际上同柏林大学断绝了联系:

    在(1838 ~ 1839年)冬季始业的学期中,马克思只听了鲁道夫的继承法;…。这是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所听的最后一门法学课程。在1839年夏季始业的学期里,他听了自己的朋友布鲁诺•鲍威尔讲授《以赛亚书》,而在(1840 ~ )1841年冬季始业的学期里又听了格累尔特讲授欧里庇得的作品。1839年甘斯死后,他实际上同柏林大学断绝了联系;这时他的精神活动的中心是“博士俱乐部”,在那里,和落后的庸俗的柏林社会不同,盛行着一种生动活泼的自由的精神生活。[KI-145、146]
 

表三、马克思大学所修课程、教师、类型与评语

 

学校

 

学期

 

  

 

教 师

课程类型

教师评语

法律

艺术

哲学与神学

自然科学

极为勤勉

十分勤勉

勤勉

评语

 

 

 

 

第一学期

法学全书

普盖(注1)

 

 

 

 

 

 

法学纲要

伯金

 

 

 

 

 

 

罗马法史

瓦尔特

 

 

 

 

 

 

希腊罗马神话

韦尔凯尔

 

 

 

 

 

 

荷马研究诸问题

冯•施勒格尔

 

 

 

 

 

 

现代艺术史

道尔顿

 

 

 

 

 

 

第二学期

德意志法学史

瓦尔特

 

 

 

 

 

 

普罗佩尔提乌斯的哀歌

冯•施勒格尔

 

 

 

 

 

 

欧洲国际法

普盖

 

 

 

 

 

 

注2

和自然法

普盖

 

 

 

 

 

 

注2

 

 

 

 

 

 

《罗马法全书》

冯•萨维尼

 

 

 

 

 

 

刑法

甘斯

 

 

 

 

 

 

人类学

斯特芬斯

 

 

 

 

 

 

 

教会法

赫弗特尔

 

 

 

 

 

 

德国普通民事诉讼

赫弗特尔

 

 

 

 

 

 

普鲁士民事诉讼

赫弗特尔

 

 

 

 

 

 

刑事诉讼

赫弗特尔

 

 

 

 

 

 

 

逻辑学

加布勒

 

 

 

 

 

 

普通地理学

李特尔

 

 

 

 

 

 

普鲁士法

甘斯

 

 

 

 

 

 

遗产法

鲁多夫

 

 

 

 

 

 

《以赛亚书》

鲍威尔博士

 

 

 

 

 

 

- 未选课 -

 

 

 

 

 

 

 

 

 

- 未选课 -

 

 

 

 

 

 

 

 

 

欧里庇得斯

格佩特博士

 

 

 

 

 

 

 

    注1:教师名后未加职称或学位者为教授,注明博士者为讲师。

    注2:波恩大学普盖教授讲授的欧洲国际法和自然法这两门课程,因该教授突然逝世而未加评语。

    马克思在柏林上大学时,真可谓人不在学校在社会,心不在学业在“事业”。

    由此可见,这两份学业证明虽然并不亮丽,但是不可或缺。虽然它们并不能代表马克思的真实水平,若没有它们马克思根本无法去申请学位,它们还真是必不可少的“敲门砖”呢。后来,人们发现了马克思在那段时间摘录的大量哲学笔记(被称为“柏林笔记”),但它们毕竟只是学习、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无法用来作为申请学位的凭据。

    另一方面,从耶拿大学法律系的老师认可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的学业证明可以看出,耶拿大学的档次不会高于波恩大学。

    由这两份学业证明还可看出前面的“导师刁难、有损尊严说”不能成立。根据柏林大学的学业证明,法律系的老师完全可以根据他的学习情况与所写的是哲学论文拒绝授予马克思法学博士学位;同样,哲学系的老师也可以马克思哲学课程学分太少拒绝授予他哲学博士学位。即使没有学分的问题,因为马克思惯于“单枪匹马、闭门造车”,撰写论文期间没有与学校老师有任何沟通,学校老师多半不会认同马克思的激进观点,答辩难以过关。故并不需要任何政治理由。

    二、水平认定

     推荐人耶拿大学法律系系主任巴赫曼教授在接到马克思的申请一周之后作出决定,评语非常简单,就一句话:“该博士论文证明该候选人才智高超、见解透彻、学识渊博,本人认为该候选人实应授予学衔。”两天后即由评审委员会审查通过,这有历史档案为证。显然,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只有巴赫曼教授一人,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有时间审读论文。马克思这匹“千里马”全赖这位“伯乐”提携。

    三、审查资格

    在这里唯一引人起疑的是,怎么会让耶拿大学法律系的教授来评审马克思的哲学论文的。说白了,就是存在巴赫曼教授是否具备“审查资格”的问题。后来的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也注意到了这个棘手的疑问,在格姆科夫的《马克思传》第24页的附注中干脆直接将巴赫曼教授改写成哲学系系主任了事,免得人家“闲话”:

    注3:耶拿大学哲学系系主任C•F•巴赫曼教授致该系的推荐书。1841年4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柏林)1927年德文版,第一部分,第1卷,第二分册,第254页。[H24]

    修改者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1927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时的编辑,另一种可能是民主德国传记作者格姆科夫,他在编写传记时便宜行事直接作了修改。不过,不管是谁修改的,修改者必定感觉到了其中的不妥,生怕这一细节有损于马克思的光辉形象。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是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出版的,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进行篡改。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0卷中刊载的这份推荐书上恢复了原貌,写明巴赫曼教授是耶拿大学法律系的系主任。

博士学位的作用

    马克思撰写博士论文的首要目的是能在大学里任职,麦克莱伦在传记中写道:

    1839年初,马克思出于取得大学哲学讲师职位的考虑,决定着手写作博士论文。他倾向于在波恩写作,鲍威尔由于他激进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出于教育部的压力已被迫转到波恩。整个1839年和1840年初,马克思一直忙于为博士论文而阅读和作摘录。[D37]

    正像马克思的许多美好愿望无法实现一样,在大学中求职的目的最终也没能达到。“政治正确”永远是第一位的,古今中外一概如此。“在19世纪中期的德国大学里,没有无神论或民主人士的容身之地,没有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成员能够获得大学职位。”

    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实际出版,但使马克思与恩格斯清理了自己的思想一样,博士论文的写作还是起到了提高马克思哲学水平的作用。

    另外,这个学位还是很有用处的,它提升了马克思的自信性,同时提高了他在同伴中的声誉。在后来的论战中又能借此在论敌面前“倚老卖老”。这里不妨再举几个例子:

    这个学位提升了马克思在同伴中的地位,如莫泽斯•赫斯与马克思见过面后即大为夸奖马克思:

    但是对他印象最深的是莫泽斯•赫斯。赫斯在1841年9月2日第一次和他见面后就写信给朋友奥艾尔巴赫说:“你将会乐意结识这里的一个人,他现在也是我们的一个朋友,虽然他也住在波恩,不久就要在那里任教 … 虽说我也同他活动在一个舞台上,但是这次会面却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简言之,你应该准备着去会见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虽然刚刚初露头角(在报刊上或在讲坛上),但很快就会把德国的眼光吸引到自己身上。他无论在思想上或在哲学的、精神的发展上都不但超过了施特劳斯,而且超过了费尔巴哈,而他的这种哲学的、精神的发展是有很大意义的 …

    马克思博士,这个我所崇拜的人,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人(至多不过二十四岁左右);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致命的打击。他既有深思熟虑、冷静、严肃的态度,又有最辛辣的机智;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为一个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末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KI-289、290]

    马克思后来一直自称哲学博士,如在布鲁塞尔作居留申请时,写道:

    陛下,呈请人查理•马克思,哲学博士,年26岁,普鲁士王国特利尔人,今愿携妻子定居贵国,谨此奉呈,祈予允准,无任感荷。申请人查理•马克思签字,参阅路克•佐莫豪森:《卡尔•马克思的动人的人道主义》,第75页。[KIII-140]

    马克思也经常以自己的哲学家身份嘲笑论敌,如在《哲学的贫困》的序言中写道:

    “蒲鲁东先生不幸在欧洲异常不为人了解。在法国,人家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经济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卓越的德国哲学家著称。在德国,人家却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哲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最杰出的法国经济学家著称。我们是德国人同时又是经济学家,我们要反对这一双重错误。”

    马克思也曾承诺自己的仰慕者专门写一部关于辩证法的著作:

    马克思曾想过写一部关于辩证法的著作。… 马克思在1868年写信给他的一名仰慕者,一位名叫约瑟夫•狄慈根的手工业者,说当自己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就会开始写这部著作。然而,前者永远没能完成,这样一来这本哲学著作也就没能起笔,而且在这个方面,马克思从来就没有清楚地表达过成熟的观点。[J254]

    参考文献:

[J] 乔纳森•斯珀伯(美):《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
邓峰译 2014年12月 中信出版社
[F] 弗兰茨•梅林(德):《马克思传》
樊集译,持平校 1965年7月 人民出版社
原德文版1919年出版,1960年民主德国再版
本书根据1957年俄文版翻译
[KI] 奥古斯特•科尔钮(法):《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一卷)
刘磊、王以铸、杨静远译,持平校 1963年6月 三联书店,
根据苏联外国书籍出版社1959年俄文版译出,
参考了柏林建设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德文原文版。
[H] 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德):《马克思传》
易廷镇、侯焕良译 2000年7月 人民出版社
根据1967年民主德国版翻译
[B] 彼•费多谢耶夫等(苏):《卡尔•马克思》(内部发行)
孙家衡、胡永钦等译 1980年7月 三联书店出版社
根据1973年俄文第二版翻译
[D] 戴维•麦克莱伦(英):《马克思传》
王珍译 2010年10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英文版1973,1995,1996,2006年,按第4版翻译
[Y] 雅克•阿塔利(法):《卡尔•马克思》
刘成富、陈钥、陈蕊译 2010年12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根据2005年法文版翻译
[KIII] 奥古斯特•科尔钮(法):《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三卷)
管士滨译 1980年6月 三联书店,
根据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70年法文版译出。

 

 

 

 

 

发件人:冯胜平<shengpingfeng@yahoo.com>收件人:yitangz@cisunix.unh.edu<yitangz@cisunix.unh.edu> +时 间:2015年07月25日 20:27 (星期六)附 件:2个 (革命使人堕落: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docx 等... ) 查看附件

走出革命情结

----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 冯胜平

2015年7月

    以下文字是笔者对革命的反思。反对革命者,不必对号入座;如中国已告别革命,根本没有革命的土壤,本文讨论的就是一个伪命题,不值一读。

    文章批判革命,质疑民主,政治上肯定不正确,逻辑上却未必站不住。笔者相信,政治正确是思想自由的敌人;政治上最有害的,就是追求正确。

    1,革命逻辑——取而代之

    满清专制,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建议改革;满清改革,君主立宪,孙中山组织同盟会,鼓吹革命。为什么君主立宪了反而要革命?理由是,晚了,假的!

    毛泽东无法无天,精英高呼万岁,齐唱东方红;习近平依法治国,党主立宪,精英群起反对。理由亦是:晚了,假的!

    什么是真的?取而代之是真的。只要台上的人不是我,无论昔日的君主立宪,还是今天的党主立宪,都是假的,都是旁门左道:正道必须是我主立宪!

    曾跟一位民运精英开玩笑:“共产党权力餐桌上没你的位置,所以你的当务之急就是掀桌子,掀了之后,下一桌摆上来,说不定有你;如果没有,继续革命,接着再掀。”这就是革命的逻辑。对这种逻辑,我不欣赏,但充分理解。

    世上有两种革命:改变制度的革命和改朝换代的革命。英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属于前者,中国历史上的造反属于后者,故谭嗣同有“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之说,毛泽东亦称“百代皆行秦政法”。本文讨论的革命,是改朝换代的革命。用毛泽东的话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中国革命,无论是毛泽东推崇的暴力革命,还是公知精英热衷的颜色革命,目的都是取而代之。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英国人与国王争斗474年,终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然而,英国人与国王斗,原则是自己活,也让国王活(查理一世除外),共享一片青天;中国人与国王斗,讲的是天无二日,人无二主,不共戴天。

    政治在中国是一场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规则是不择手段、你死我活。旗上的大字可以是苍生百姓,也可以是民主自由,政客内心深处的信念永远是:大丈夫当如是也!或用列宁的话说: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

    孙中山感叹:中国政治之难,难在太多的人想当皇帝,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职业革命家的无奈和心声。

    2,革命是嗜血的动物

    革命是嗜血的动物:它先吞噬敌人,然后吞噬朋友,最后吞噬自己的儿女。近代史上三次大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皆是例证。法国革命先杀路易十六,再杀温和派丹东,最后把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俄国革命先杀尼古拉二世,然后清除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最后把托洛斯基、布哈林送进地狱;中国革命先镇压国民党反动派,后迫害右派,再清除刘少奇、林彪,完成革命的三部曲。

    大革命后出生的雨果盛赞法国革命,说:“革命是风暴。风暴之后,人类受到呵斥,历史却前进了。”这是文学的抒情,不是历史的真实。不同意雨果的浪漫,无名氏在罗伯斯庇尔的墓碑上写道:“我,罗伯斯庇尔长眠于此。过往的行人啊,请你们不要忧伤,如果我活着,你们谁也别想活。”

    革命的真正悲剧,不是它会吞噬自己的儿女,而是它会吞噬自己的理想。 在血腥的1793年,代表革命理想的“人权宣言”被锁进木箱,数万公民被作为“国家公敌”处死,巴黎成了世界上最没有人权的城市。同样,在俄国和中国,以解放全人类、人人平等为宗旨的共产革命,没有解放一个人,却夺走数千万条生命,建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特权等级社会。

    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关头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正是这个道理。人们常说,改革与革命赛跑,似乎两者是替代关系。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改革与革命是因果关系:改革是革命的孵化器,革命是改革的私生子。

    文革结束,人们厌恶革命,纷纷写文章告别。但好景不长,刚告别共产革命,精英又迷上了天鹅绒、颜色革命。据说这类革命很温和,可以改朝换代,却不打碎一扇玻璃。革命之后,会有波兰式的圆桌会议,然后就是民主共和。的确,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解体,东欧八个共产党政权下台,除南斯拉夫外,都没发生战乱。问题在于,苏东共产党政权,几乎都建于一夜之间;一夜之间消失,自在情理之中。相比之下,中共政权是几百万颗人头换来的,历经二十八年的腥风血雨。来之不易,去之必难,潘朵拉魔盒一旦打开,恐怕谁也关不上。

    退一步说,就算天鹅绒革命成功,中共和平下台,圆桌会议召开,精英仍负有收拾残局的责任。毕竟,圆桌容量有限,只能坐十几个人,而精英中想当皇帝的,何止万千?谁能保证,那些革命后没挤上圆桌的,不发动二次革命?而有幸上桌的,亦不妨读点历史,看看辛亥当年各省的督军,1949年还有几人跻身在天安门城楼上?批评者说:“你长期不回国,根本不了解国内情况;这是最后一次革命,国际社会也不会允许中国长期动乱。”面对精英的自信,我承认自己无知——中国从来就是一个迷,那里发生的事经常颠覆人类常识。然而,假如我是对的呢?(What if I am right?)

    3,革命土壤——上诈下愚

    个人崇拜和民主崇拜是一对孪生兄弟,区别只在于崇拜别人还是崇拜自己。个人崇拜是崇拜别人,民主崇拜是崇拜自己。
崇拜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缺乏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中国的问题始终是:上诈而下愚。(陈寅恪)

    “人民万岁”是上诈,政客在忽悠民众;“民主万岁”是下愚,民众在欺骗自己。

    上诈的问题是缺乏底线,骗死人不偿命;下愚的问题是缺乏智商,被卖还帮人数钱。前者邪恶,后者愚昧。两者结合,是天下最无解的毒药,也是中国革命的土壤和根源。

    恶人不乏理性,他们损人利己,至少还按牌理出牌;蠢人则不然,他们不按牌理出牌,专做损人又不利己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愚蠢比邪恶更可怕。愚民打土豪,打得村村冒烟(土改);愚民搞共产,搞得处处起火(大跃进);愚民闹文革,闹得乌烟瘴气;愚民争民主,争得你死我活。

    自汤武以降,中国经历无数革命,哪一次不是骗子忽悠,傻子卖命?哪一次又曾推动历史半步?国朝二十四史,二十四次改朝换代,我们赶走多少皇帝,就迎来多少皇帝,从未想过不要皇帝,换一种活法。有皇帝骂皇帝,没皇帝想皇帝,三日无君而惶惶然。天子不坐龙庭,人民心里不踏实。

    相比之下,西方历史上没有那么多革命。中国革命是为了江山、社稷、天下;西方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目的是宪政、自由、独立。不同的目标,显示了不同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美国革命的口号是:不自由,毋宁死;中国革命是打天下,坐天下。中国人造反,从来不是为了自由。无论是楚怀王的宠臣屈原,还是贾宝玉的丫鬟晴雯,即使反抗,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也是:不奴役,毋宁死——不让我做奴才,我死给你看!

    除了自由精神,国人更缺乏的是独立人格。之所以缺乏,是因为中国人很少有机会做人。如鲁迅所说:中国只有两种时代:做稳了奴才的时代和想做奴才而不能的时代。前者称为治世,后者称为乱世;处治世是奴,居乱世为犬。既然从未做过人,又谈何独立,遑论人格!

    什么人搞政治,就会搞出什么样的政治。在西方,政治再脏也有底线;在中国,政治超越人类一切底线。美国朋友问:中国政治的底线在哪?答:底线之下。(How low could Chinese politics go? Lower.)

    中国政治缺乏底线,从左右之争可见一斑。表面上看,左右两派泾渭分明:左派主张公平,右派强调自由;左派拥毛,右派反毛;左派抓汉奸,右派抓特务。在一切问题上似乎都阵线分明,势不两立。然而一涉及政治底线,两派又是那样的相像:当局判刘晓波,左派拍手叫好;有司封乌有之乡,右派欢欣鼓舞;左派的公平世界里容不下汉奸,右派的民主天堂里不接受五毛。无论是毛左还是民斗,都不想结束专制,而更想结束自己的政敌。在政治伦理上,中国的左派和右派没有区别。

    在专制制度下,所有人都是奴才;政治不分左右,只有上下——上面的永远是老佛爷,下面的永远是义和团。(资中筠)

    4,革命使人堕落

    从华尔街的角度看,中国政治颇像一个没有退出机制的风险基金,政客则像一群永不收手的赌徒。一方面,是打江山,坐江山;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牌要做大,事要做绝;四个坚持,五个绝不。另一方面,是将相王侯,宁有种乎;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台名为改朝换代的连续剧在中国上演了几千年,目前仍在维稳和维权的外衣下继续。

    权力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堕落。如果权力腐化当权者,革命则使那些追求权力者堕落。心理学研究表明,政治迫害对被迫害者心灵的摧残远大于对迫害者的影响:它变牺牲者为暴君,从而使暴政延续。长期被践踏的人本能地会想要践踏别人。对这种心态,米兰·昆德拉曾做过生动的描述:“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曾十分崇拜那些从政治犯监狱归来的人。后来我才发现,大多数的压迫者曾经都被压迫过···,被迫害往往是培养迫害者的最好学校。”

    谈到革命使人堕落,反对者一定能举出许多革命使人升华的例子。其实,艾克顿说权力使人腐败,是洞见,也是概括。若苟言苟辩,掌权者不腐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任何人都可以把艾克顿驳得体无完肤。权力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堕落,代表了铜钱的两面,强调的都是人性的弱点。一方站得住,另一方必站得住。区别只是前者政治正确,人们乐于接受,频繁引用;后者立场暧昧,人们羞于启齿,不敢认同。

    朋友告诉我,国内异议人士同海外民运分子不同,他们只是维权,并不想推翻政权。后来看到他们陆续流亡美国,一个比一个极端。

    与热衷于办杂志启蒙的老流亡者不同,新一代流亡者志向远大,动辄组党、建国。他们坚决反共,主张新刁民运动,组织“唯恐天下不乱党”,希望中日、中美开战,甚至幻想游说CIA训练民运突击队,空降中南海实施斩首。毛泽东一代革命家亲力亲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既不怕自己掉头,也不吝砍别人的头;今天的民主革命家则不然,他们把流血建立在别人的动脉上,把牺牲寄托在别人的头颅上。热衷运动群众,盼望天下大乱。他们革命,赌上不是自己的身家,而是别人的性命。

    这些人不蠢,但缺乏底线。如果说毛左的问题是智商,民斗的问题就是人品。他们自命“口炮党”,宣称:“在专制制度下,人民有造谣的权力;”“谣言不仅可以杀人,还可以灭国;”“民运无权无枪,唯有互联网,必须利用互联网造谣,争取破局;”“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中共搞乱,让它一夕三惊。”被问及他们自己为什么不效法汪精卫,回国刺杀摄政王?经典的回答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民主是大家的事业,我已为民主坐过牢,轮也该轮到别人了。”(郭XX)

    中国自由的真正敌人,是体制外的死磕派和和体制内的通吃派。前者借维权沽名钓誉,造谣惑众,死磕当局;后者借维稳升官发财,欺下瞒上,里外通吃。一个撕裂社会的机体,另一个腐蚀社会的灵魂,且相互寄生,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两类人的共同特点是:超越人类底线作战(超限战)。

    《历史的先声》记载了共产党七十年前的承诺:打倒国民党,解放全中国;只要我上台,一定搞民主。把国民党三个字换成共产党,就是死磕派的承诺。问题是,他们也许不比别人更坏,凭什么就会比共产党更好?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上台前都张扬过民主,而后都自食其言,为什么他们就会不一样?况且,就算死磕派信守诺言,上台真搞民主,其命运也是被“更民主”的人取代。没有忠诚反对派,坚持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民主政治在中国的最终走向,只能是新一轮的暴民政治。

    善良的自由主义者断言,人渴望自由,专制存在的唯一基础是强制。 这并不正确。事实上,正如波兰民主之父亚当·麦克尼所说:“长期的专制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文化及相应的行为准则,它使人们不再爱好自由和真理,完全丧失人类的尊严并毫无自治能力”。 在这种制度下,真正的反叛者是极少数,而就在这极少数人中,大多数还是潜在的暴君。他们反抗暴政不是为了结束暴政,而是为了取而代之。

    铁,百炼成钢;人,百炼成渣。现实生活中的人渣,多是恶劣环境的产物。

    5,刁民、枭雄与革命

    互联网放大了反对的声音。从网上看,中国民不聊生,似乎明天就会革命;从菜场看,国人丰衣足食,早已告别了革命。辨别哪一个是真实的中国,不需要太高的智商。稍微留意就能发现:无论谈及乐清还是庆安,无论作客VOA还是法广,活跃的,永远是那几张面孔。说他们代表中国,恐怕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

    这些面孔代表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刁民。王朝初年肃反杀人,末年都搞和谐社会。刁民是和谐社会的必然产物,也是目前国内维权和海外民运的主力。一位维权领袖声称:“共产党是流氓政府;对付流氓必须刁民,老子就是刁民领袖!”此处刁民一词并非贬义,它只是对一种状态的描述。准确地说,刁民是专制制度下顺民向公民转变的必经阶段:刁民向上走一步就是公民,向下迈一步则为暴民。遗憾的是,中国人努力了三千年,几十次改朝换代,始终没能迈出这向上的一步。

    难以接受刁民概念,朋友常指责我以偏概全,贬低人民。其实,三民——顺民、刁民、暴民——之说源于林语堂中国人朝儒,野道,临终归佛的比喻。若挑剔,世人可以找出无数在朝不言儒,下野不归道,临死不信佛的例子。“难道我也是刁民?” 面对此类诘问,我无意也无法回答。我只是希望,当我说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时,你不要拿黄继光、董存瑞的故事来反驳我。

    刁民是人治的产物。官不以法治国,民自然审时度势,与官斗法:你霸道,他为顺民;你宽松,他成刁民;你失控,他变暴民。刁民的缠斗会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增加治理成本,使社会朝痞子化方向发展。一旦在博弈中胜出,刁民会迅速转变为暴民,社会遂进入无序状态。在无序状态下,中国政治变成一场流氓比赛。最后胜出的,多半是一个集厚黑于一身的超级流氓。这个超级流氓收拾暴民、一统江山,成为新的暴君。在他的淫威下,一切回到原点,中国人又重新开始做顺民。

    与顺民、刁民、暴民相对应的,是清官、贪官、庸官。自古清官多酷吏,酷吏之下,人民自然驯顺;贪官善解人意,执政宽松,是培养刁民的土壤;庸官无能,纵使天下大乱,暴民丛生。走出三民主义官民博弈的唯一途径是宪政。只有在法治的阳光下,刁民才会转化为公民,从而结束中国三千年的治乱循环。

    引导刁民造反的是枭雄。枭雄这种动物是中国特产,出自乱世,藏于民间。一切革命中,最具破坏性的是枭雄领导的暴民革命。暴民之所以可怕,就在于长期是顺民。能量守恒:当了太久的孙子,积攒了太多的负能量,一但乾坤倾覆,释放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毛泽东说:造反有理!

    6,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

    丘吉尔说: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 只要懂英语,就不难理解这段措辞巧妙的文句中饱含的无奈——民主万恶,但别无选择。丘吉尔懂得:民主是时代的潮流,人民是政客的上帝。

    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人可以反对潮流,无视上帝。小孩要吃糖,有什么错?人民要民主,有什么错?

    随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幻灭,中国精英告别马克思,集体改信了哈耶克。民主代替革命,成为新时代的上帝,鬼使神差,历史绕了一圈又回到五·四。如果说革命年代最大的罪恶是反革命,民主时代最不正确的事就是反民主。至于为什么革命就那么神圣,民主就那么正确?没人能够回答。

    在民主问题上,左右两派不乏共识。看到民主是道德/政治制高点,双方都想争夺这面大旗。问题在于,两派当中有太多的民粹分子,他们除了民主,不认识第三个字。民粹对民主的热衷,不亚于当年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崇拜。这种热衷,决定了未来中国民主的成色。

    法国革命曾见证“革命的之后挂路灯”的悲惨场景——六万巴黎人被送上断头台。今天中国还没有民主,“民主之后杀你全家”的威胁已不绝于耳,对此笔者亦有所领教。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独立学者端木赐香说:“现在不民主不自由,我还勉强在中国住着,觉得还可以。但是一旦民主了,···我要饭也得逃亡国外去。胡适的那种冬江水冷鸭先知,我也是有的。我可不是储安平,你们民主自由了,我跟着你们走,走着走着我就没有了,消失了。”

    民主再好,也是人治。君主是一个人的人治,寡头是少数人的人治,民主是多数人的人治。沿着民主的路,走不出专制的怪圈,正如沿着革命的路走不出王朝循环一样。事实上,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民主,是立规;它的问题不是缺乏民主,是缺乏规则。民主的前提是尊重生命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由的前提是政治自治,经济自立,道德自律。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前,民主自由不仅是空话,而且是毒药。

    中国传统文化中,党不是一个好词,但党现在领导一切,不容挑战;西方传统文化中,民主不是一个好词,但民主是选民的上帝,无可置疑。亚里士多德视人民为暴民,英国贵族迟迟不肯实行普选,美国国父以宪法来约束民主(宪政民主),皆反映了对民主的恐惧。谈到民主的局限,柏拉图一语中的:“如果你生了病,是到广场上找公民呢,还是找医生?”

    民主需要人民素质相配合。它放在欧美是好的,放在埃及是毒药,放在阿拉伯是诅咒,放在中国会大乱。换句话说,民主并不是不好,它只是没有政客们说的那么好,那么普世。古典政治学说民主是坏东西,因为它认为民主是一群坏人(暴民)在选举;现代政治学说民主是好东西,因为它假设民主是一群好人(公民)在投票。其实,好人还是坏人,公民还是暴民,取决于教育,更取决于社会的法治程度。

    五·四火烧赵家楼引进“德先生”(民主),是中国一大灾难。如果当时引进的是法治,中國或许现在已经民主。在中国政客手里,民主与革命一样,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如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正途,为什么还有1949 年的共产革命?如果五·四的路走得通,为什么还会有六·四?

    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民主。国人在专制下是顺民,自由中是刁民, 动乱时是暴民。此乃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不建立法治社会,没有公民,革命解决不了的问题,民主照样解决不了!

    人民并不神圣,民主未必万能。把信仰/主义推到极致,只会把中国再次引入地狱——对此国人并不陌生。地狱有很多入口,我们刚经过的那个叫共产主义,精英正热衷的是民主主义,此外还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一些其它的主义。

    在暴君已逝暴民未致的今天,国人最需警惕的,是主义。

    7,民间与庙堂的博弈

    刘晓波说:“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因为他置身民间;俞正声说:“未来取决于党本身”,因为他身处庙堂。其实,中国的未来既不在民间,也不在庙堂;它在民间与庙堂的博弈之间。

    与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决斗不同,博弈要求一定的智商和底线。智商悬殊,难免赢者通吃;底线太低,游戏无法继续。(一方下三滥,动辄掀桌子,另一方肯定也得下三滥。)假设智商相当底线合格,博弈双方的最佳选择是:上层不杀人,下层不革命;政府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人民完成从刁民到公民的转变。

    受村上春树启示,人们常把弱小的民间比作“蛋”,强大的政府比作“墙”。站在“蛋”一边,不仅政治正确,道德上更是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墙有墙的毛病,蛋有蛋的问题:以“墙”“蛋”作为判别政治是非的标准,中国只会永陷轮回。

    辛亥之前,满清曾是墙,革命党是蛋。在孙中山领导下,蛋推翻了墙,结果是百年动乱,几千万人死于非命。

    本朝之前,地主曾是墙,农民曾是蛋。在共产党领导下,蛋打倒了墙,其结果怎样,蛋最清楚。(土改消灭数百万地主,十年后大饥荒饿死数千万农民。两造之间,难道没有因果?其间的恩怨是非,谁又说得清楚?)

    在墙的眼里,蛋是刁民,必须镇压;在蛋的心中,墙是暴政,必须推翻。墙击碎了蛋,人肉宴席继续;蛋推翻了墙,主客易位,宴席照旧。

    几千年来,墙镇压了一批批刁民,结果是更多的刁民;蛋推翻了一座座高墙,结果是更高的高墙。试看哪朝哪代的刁民,有今天维权律师专业?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墙相比,历代王朝的城墙,不过是一道土坎。

    就这样,中国人斗了三千年,几致血流漂杵,人口减半,始终不悟不悔。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方励之说:“民主不是赐予的”;强调的都是一个“争”字。坚信对手邪恶,不屑与虎谋皮,无论毛泽东还是方励之,都没有“忠诚反对派”的概念,更不想做宋襄公式的“蠢人”。

    那种认为刁民只能镇压,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说法,自然不可取。那种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不可能放弃自身利益,民主只能靠底层倒逼的说法,也是自相矛盾。因为它无异于是说,民主永无可能。既然任何在台上的人,都不会放弃自身利益,凭什么说你就会例外?你若不能例外,打倒台上的人,又有什么意义?

    事实上,恰恰是既得利益集团主动让步,使人类社会得以缓慢而稳定的进步。毛泽东说,反对派不打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结果是,扫帚不仅扫走了灰尘,也扫走了文明。革命创造的问题,几乎总是超过它试图解决的问题。
华盛顿遗孀解放黑奴,不是因为黑奴倒逼,是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文革后大学招生、留学生出国,不是因为学生倒逼,是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数千年农业税废除,不是因为农民倒逼,是政府衡量得失的结果;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也不是因为精英倒逼,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权利,有些是争出来的,如印度独立和黑人人权;但更多则源于自然的生长,是顺应潮流、潜移默化的结果。争出来的权利写在纸上,长出来的权利印在心里。

    8,灵魂的自由堕落

    王朔调侃:“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今天人们不再掩饰,直言金钱就是一切。

    这是一个失去底线的的国家,这是一个不信鬼神的民族。巨大的财富引起巨大的贪欲,在利益诱惑下,社会道德全面坍塌。人人反贪,无人不贪;灵魂工程师出卖灵魂;白衣天使变索命无常;律师带头造假作伪;记者玩有偿/无偿新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社会上早已无人痛恨腐败;如果有,也只是痛恨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习近平、王岐山反腐,触动了众人的奶酪,成为千夫所指。然而谁都明白,不反腐,任社会这样烂下去,终究也不是一个办法。于是,在理智和利益之间徘徊,大多数人选择观望:既希望反腐成功,又不希望涉及自己。他们给习王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点时间。

    精英羞于启齿的是,他们也是腐败大潮的受益者。蒋经国打虎,民国精英一致支持,因为他们不在其中;习近平反贪,党国精英群起反对,因为自己也不干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贪官和精英有了共识。

    相比之下,他们的海外同道更彻底。不久前参加纽约一个会,主题之一是讨论如何应对中共的猎狐行动。会上几位民运精英发言,大意是:外逃贪官也有人权,如果改邪归正,愿意拿出钱来支持民运,民运应该帮助他们对付猎人。讲的人义正词严,听的人一本正经,不像是在开玩笑。无耻要修炼到这个程 度,真的很不容易。

    从表面上看,精英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是政见主义之争:你禁言、封网、抓人,我当然反对你。深究则不尽然。中国今天相当数量的精英,与他们的民国同道不同,早已告别良知,投身腐败大潮。如果我的理解不错,孙立平所说的溃败,实际上指的就是精英——教师、医生、律师和记者——的腐败。

    如果一个社会只是官吏腐败,事情还有救;但当社会的良心也开始利用职权寻租的时候,国家真的就危险了。中国精英的腐败,与贪官不同,是灵魂的自由堕落。

    政权崩溃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崩溃。更可怕的,是这些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干的人,却狂热地相信民主。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又失去了魔鬼的管束,能闹出什么动静,恐怕连上帝都不知道。

    文革之后,再无理想;改革之后,再无信仰;民主之后,???

    9,毛泽东情结

    今天人们评论毛泽东,说法各异。刘小枫说毛是“国父”,王康说毛是“国贼”。争论没有标准,自然也无答案。其实,共产党的命运决定毛的历史地位:共产党兴,毛就是“国父”;共产党亡,毛就是“国贼”。“国父”还是“国贼”,取决于共产党能不能带领中国走出王朝循环。

    那些认为毛泽东是圣人的人,必须面对几千万亡灵;那些认为毛泽东是魔鬼的人,自己多半已经走火入魔。其实,毛离我们不远;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刘宾雁)

    愚蠢的人,站在人道角度,谴责毛泽东独裁。问题在于,在那个时代,谁不独裁?相比之下,北洋军阀不那么独裁,结果是被更独裁的蒋介石打倒。与毛相比,蒋多了一份仁慈,重庆谈判时蒋效法楚霸王,说:不服,回延安去,带兵来打。毛回到延安,四年之后,夺了蒋的江山。当年听余英时先生论史,说蒋一生流氓,从暗杀陶成章到软禁张学良,没少背信弃义,怎么最后就没有再流氓一次?

    今天的人们,缺乏信仰,蜗居在“小时代”中,计算着彼此的含金量,很难理解毛泽东、蒋介石那一代人的故事。那是一个主义高于利益的“大时代”,属于狮子和老虎。故事的主人翁在丛林中厮杀,相信枪杆子里面的逻辑。1949年,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直言不讳: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蒋介石亡国,因为他亡了军。

    毛泽东最具破坏性的遗产,是他的斗争哲学。毛一生好斗:与天奋斗,搞大跃进;与地奋斗,搞人民公社;与人奋斗,搞阶级斗争;直斗得抬头无亲,举目无敌。最后,搞文革,与上帝斗——“欲与天公试比高”——要创造一代共产主义新人。

    文革是毛泽东的滑铁卢。毛没有败于政敌——他们要么被送进监狱,要么送进地狱——却败于人性。去掉权力斗争的泡沫,文革是毛泽东理想主义的最高表现:挑战上帝,向人性宣战。结果是人性胜利,毛泽东失败。一生致力于改造人,毛连自己都没有改变,直到去世为止,他的七情六欲,不比任何人少。“人所具有,我所具有”(Nothing in human is alien to me),这句马克思喜欢的格言,也完全适用于毛泽东。

    毕福剑事件显示,毛泽东是中国的不了之劫。爱毛的人,爱得走火入魔;恨毛的人,恨得咬牙切齿。且各有充分的理由,互不相让,随时准备拼死一战。爱憎如此分明, 社会一旦解体,后果不堪设想。不需族群分裂,不必军阀混战,仅就毛泽东功罪评价和纪念堂去留引发的冲突,就足以再上演一次文革,让亿万生灵涂炭。

    10,党主立宪是出路

    避免悲剧的唯一途径是宪政。这里讲的宪政不是美国宪政,是中国自己的宪政。正如美国立宪没有照搬英国《大宪章》,中国立宪也不必照搬美国宪法。世界上有君主立宪(英国),有民主立宪(美国),甚至军主立宪(南美)。今日之中国,若要立宪,只能是党主立宪。无论谁立宪,实质都是立规,以法治代替人治。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不立足于中国现实搞自己的宪政,学美国三权分立,中国学不起。一定要学,只能是天下大乱,三国演义!

    宪政的核心是限制公权力(Power),保护私权利(Rights)。但是,限制公权力必须以不瘫痪政府为标准,保护私权利必须以不破坏社会稳定为限度。无论是民不聊生还是官不聊生,都是宪政的失败。

    宪政学者刘军宁说:宪政就是限制政府,把权力关进笼子。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动物不是都在笼子里。宪政不仅要防止权力的任性,也要警惕野心的冲动。民国初年宪政失败,袁世凯霸道固然是原因,孙中山掀桌子也有责任。从一个立志改造中国的热血青年,到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冷血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百年动乱的先河。

    对处于弱势的反对派来说,最危险的,就是在强者退让时得寸进尺。毛泽东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宣布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如果民主党派不对之以“党天下”、“轮流坐庄”,中国也许已经进了一步。同样,六·四前夕,新闻立法,党政分家,政治改革刚提上日程,广场上却喊出了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国人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宽容。但宽容只是不跟异议者一般见识,不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人。多元则是承认异议者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讲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宪政是高智商者之间的博弈,它的灵魂是妥协。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往往是进一步山穷水尽,退一步海阔天空。这里的进退,不仅对庙堂,对民间也同样适用。宪政是权力和野心的自我约束,是强者与弱者的共和。

    结束语:民运是中共党史的最后一章

    据网络和官方媒体证实,中国大批维权律师近来被警方拘留。事件引起国际关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议员、人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7月10号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逮捕的这些维权律师是中国人当中最有智慧、最勇敢的一批人。”第二天,7月11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刊文《公安部揭开“维权”事件黑幕》,指责死磕律师是中国许多群体事件的幕后黑手。

    死磕律师到底是什么人——勇士还是黑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群体,死磕派的终极目标是人权还是政权?若是前者,事件是当局之过——误判形势,过度反应;若是后者,求仁得仁,无人之过——只要共产党还不想下台,今天不抓人,明天就得杀人。

    2003 年“公盟”成立,以维权律师为首的自由派开始有组织维权,倒逼政府,结果不但没有扩展公民社会,反而事与愿违。民间施压压到今天,自由空间越压越小,把自己都压到监狱、海外去了。的确,维权律师曾是律师界最优秀、最富同情心的一批人,但他们无法摆脱革命的引力。在与邪恶的斗争中,部分维权律师堕落为死磕律师,从法庭走向街头,推墙沉船,寻衅滋事,把敏感事件炒成政治事件,把自己变为社会运动领袖。

    信奉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与当局死磕,是维权运动的不归路。其实,自由派不折腾,中国只会更自由。在专制制度下,民主越争越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道理很简单:执政党没有自信,杯弓蛇影,动辄使用国家暴力;反对派缺乏自制,不搞政治则罢,搞则必想取而代之。一方的逻辑是:你迫害我,我当然反对你;另一方的逻辑是:你要我死,我自然不会让你好活。谁的逻辑更正确,我不知道。但我肯定知道的是,如果反对派真能动员一百万访民上街,人们一定会再看到坦克。

    人是会变的,抗争者亦不例外。刘晓波没有敌人,他的传人余杰出国后指责王康有三个父亲(薄熙来、温家宝、蒋介石),骂刘再复,批方励之,写《中国教父习近平》,满眼皆是敌人。许志永相信阳光宪政,倡导绝对非暴力;他流亡海外的同道滕彪却一反初衷,宣称革命是中国的出路。梁启超说,满清政府是制造革命的大工场。了解余杰、滕彪在茉莉花革命后遭遇的人,不难理解他们立场的转变。平心而论,今天中国许多革命者是被维稳“维”出来的。他们开始并不极端,也曾与革命告别;只是因为长期受不公正对待,最后才重新拥抱革命,变成了自己曾反对的人。

    我们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早已习惯了狼的思维。毛泽东改造人性,要创造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我们成了试验品(白老鼠)。试验失败,新人没有变成,旧人又回不去了。我们嘲笑王秋赦,其实自己也是运动员。中共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运动文化,建国以来搞了无数次政治运动。对这些运动,我们参与过、热衷过,但终于厌倦。想结束这种生活,于是我们搞起了民主运动。做为这一运动的早期参与者,我曾认为通过民主运动,死磕当局,中国就会民主。事实证明这是一条错误的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民主是运动不出来的。以共产党的方式去运动民主,我们只会越运动离民主越远,越折腾离共产党越近。

    作为共运的反动,民运是中共党史的最后一章。换句话说,作为共产党政治文化的衍生物,不是民运结束了中共的运动史,是中共的运动史结束于民运。

    (2015年7月23日于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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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建设同国家政权建设结合初探

熊自干

2015年8月

    [提要] 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是总结实践中僵化和自由化两种错误倾向都有导致颠覆性错误的经验教训成果。灵魂是其中三个要素的有机统一。实践中就要求党的建设同国家政权建设相结合。习总书记发动的从严治党取得了巨大成功,又提出了依法治国路线图。关键要创新、落实人民制约公权力授予、使用和监督的制度。艰巨的任务是探索中国特色的选举制度

    [关键词] 中国政治发展道路 辩证思维 人民制约公权力 选举制度

    习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实践中,在政治发展道路上一直存存在着“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一个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过分集中的僵化体制,一个是崇拜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自由化。邓小平指出“左”和右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前者正是导致我国犯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制度原因,更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右是“左”的影子。自由化则是趁纠“左”之机发动1989年天安门事件企图颠覆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武器。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是克服和防止这两种错误倾向;重要的课题是探索创新人民制约公权力的授予、使用和监督制度。

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三个要素之间在实践中必须保持有机统一

    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正是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实践中的经验教训,针对克服和防止“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其中的三个要素之间是辩证统一关系,要求在实践中保持有机统一。

    党的领导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目的,依法治国是治国方略,是前两者实现的途径。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任何一个缺失,哪怕只是误读、走样或歪曲,都会发生“左”的或右的倾向,任其蔓延都会导致颠覆性错误。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总结经验教训,对此已提出许多指导方针、原则以至措施。例如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指出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更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一系列原则。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遵循习总书记指出的坚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顶层设计同摸石头过河相结合。指导方针原则确定后,更重要、更艰巨的是在实践中探索如何保证实现。既要一项项创新实现的途径和形式,并形成制度切实落实,又要顾及其它方面,防止形而上学、片面性。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是同西方政治发展道路的根本区别,更是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党的建设在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中极为重要。这就要求首先搞好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为领导改革和建设的坚强核心。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继承历代中央探索成果,遵循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根据形势要求发动的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密切了干群关系,极大改善了党群关系,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加强了对改革建设事业的领导,推动了改革建设事业。这同时也给当代政党政治提供了独特的经验。接着又结合从严治党,改革、创新领导方式,把中国整个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纳入整体的法治轨道,提出了构建法治中国的路线图,正逐步实施。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最终目的,是理论上实现三要素有机统一逻辑的核心。

    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治党的重要内容是从严治吏,使领导干部贯彻群众路线,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获得权益。检验的标准是人民满意、拥护。所以人民当家作主也是检验治党成效的主要标准。

    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中共产党执政是依法治国,也属于现代政党政治。主要是通过党管干部,培养、选拔党内优秀人才,推荐给公众,接受人民选择,但必须依法执政。党推荐的国家权力机关候选人,必须通过国家政权机关的合法程序进入国家权力机关合法执政,依法行政,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法治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途径。人民当家作主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

    保持三要素有机统一,实践中就要把党的建设同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结合,党的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法制建设协同并举。
    关键是探索创新人民制约公权力的授予、使用和监督的制度。

    没有制约的权力绝对腐败。

    共产党执政,领导干部的权力及其运用,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关键。但在阶级还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领导干部也有其独立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随时都受到剥削阶级思想腐蚀,到处都有物质利益诱惑,领导干部的权力很容易用于谋私利,以致违背党的理念和宗旨、背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侵犯人民权益。

    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要求,是权为民所用。那么,是否达到了这个要求,是否能持续动态地正确处理权益关系,应该有个客观评价标准,那就是人民从根本上制约公权力的授予、使用和监督。

    依法治国就是规范权力,它连接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其主要内容就是人民制约公权力的授予、使用和监督。

    建设和健全由人民制约公权力的授予、使用和监督的民主政治制度,既是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力的核心和保证;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与保证;因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心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运转起着决定性作用,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习总书记发动的暴风雨般的反腐,是当前形势迫切需要,特点是见效快,的确取得了重大战果。但成果是否能长期巩固持续经受检验,还待今后实践。况且中央也认为以权谋私还并未从根本上遏制。习总书记和王歧山同志都讲,当前的反腐是为治本创造条件,要从根本上防治腐败还是要靠制度,要探索创新让官员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愿腐的制度。

    腐败,特别是大面积、长时期的腐败,根本制度原因就是公权不受制约,所以要持续保持党的先进性,反腐成果持续经受检验的最终标准,就是要建立人民群众制约公权力的授予、使用和监督的制度。

    当前由中央发动的高压反腐取得重大成果,同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总书记的素质有关。而领导人终究不是神,也有个人利益问题,利益的诱惑力是很大的。此外影响领导决策的因素还很多,即便是英明领导,少数人视野也有限,况且还受阶层利益局限。我们这大的国家,一方面需要必要的集中,另一方面因为信息难以全面掌握,全国、全省甚至全县的事仅靠少数人甚至领导者个人,难以保证都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党革命时期的不说,即便建国后,林彪凭赫赫战功,被毛泽东同志钦定为接班人,四人帮也曾权倾一时、叱咤中华。正是他们靠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差点颠覆了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后,反腐中揭发的蜕化变质分子,也有包括身居关系党和国家命运要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副主席在内的四个副国级领导;甚至身影不离两任总书记的笔杆子,都曾被认为“忠于党”被重用;更有整个领导班子烂掉的。再说既便林彪、四人帮事件刚过,小平同志亲自挑选的两位总书记也犯了足以导致颠覆性的错误。难道这些还不足以为戒吗。

    建国以来参加了所有中央党和国家领导集体领导的邓小平,在他晚年威望和贡献达到颠峰的时候,对当时中央领导同志讲:“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为保证千秋万代长治久安,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最终必须按照他在开启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提出的,探索创新“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制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0—311页,第二卷第146页,人民出版社,第2版,1994年)这种制度就是人民群众制约公权力的授予、使用和监督的制度。

民主选举对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都具重要作用

    当前有一种误解,因为由中央自上而下发动的反腐的成就,又形而上学地片面夸大集中体制的作用。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就总结前三十年经验教训指出,新时期的重点是发展民主。邓小平也讲一个是发展民主,一个是发展经济,他还把民主放在前面。而人民群众制约公权力的授予、使用和监督,是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证。

    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是为了保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习近平同志发动的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密切了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人民获得了更大权益,就党的建设讲取得的成果已经充分显现。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证是人民从根本上制约公权力的授予、使用和监督。治党治吏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长期任务。为保证达到这个目的,为检验这个目的是否达到,为持续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都必须有可靠的途径和形式。这是社会主义运动中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检视人类文明发展历史,民主选举还是实践中较好的手段。

    权力授受作为权力运作的开端,是整个权力构成模式有效运行的基础,这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和头道关口。通过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制度建立科学的权力授受机制,对于理顺中国权力制衡结构,对于破解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中的权力制约难题,都具有重要作用。

    党的建设,主要是建设对推荐的领导干部候选人进行思想教育、领导能力培养和正确地选拔,以及履职中的跟踪监督。至于党推荐的人选能否被人民认可,在当前来说,通过民主选举检验也还是理论上可供选择的途径。保证党对领导干部要求实现的途径,人类文明迄今为止的认识,除思想教育,从制度讲,一个是加强法制监督,一个是民主选举。我国幅源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宗教多样,阶层、利益和价值观都多样,又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不可能仅靠革命时期的思想教育,也不可能只靠照搬新加坡或香港那样小的政治体主要通过监督的经验。相对讲民主选举也是可供选择的主要途径。

坚持唯物辩证思维,借鉴西方选举制度教训

    习近平同志可能也会成为历史上难得的英明领袖。唯物辩证思维是他素质中的重要品格。“左”和右的共同方法论错误都是形而上学、片面性,是分别僵化看待党的领导和西方民主而陷入错误。同样的,既不能因为高压反腐的成效就把集中体制神化,也不能因为西方民主失败就否定其中积极因素。习近平同志在肯定以铁的纪律反腐经验的同时,就提出要进一步探索使领导干部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愿腐的制度。

    西方的资产阶级选举民主虽然被证明是失败的,但除了最根本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失败的关键原因正是在被政客私利绑架而背离其初衷。其实失败的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选举制度,并不能被说成是一般意义上选举。从一般意义讲,抛开民主的阶级属性,选举本身就其创立时的本义,原是公平选择统治阶级的代表为全体统治阶级服务,实现公众权益。马克思主义原本就是总结、批判继承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基础上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须如此。这就要求在总结汲取资产阶级民主经验教训基础上创新。一方面抛弃其糟粕,克服其弊端,另一方面取其精华,汲取其选举形式,特别是研究导致其弊端的原因,借鉴其教训,创新中国特色的选举制度。

   把党的建设同国家政权建设相结合,正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克服西方选举中的弊端,创新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选举形式的科学途径。这在实践中以党的建设保证推荐的干部符合要求,而通过国家政权建设的选举和法治保证选出的干部及其履职中的行政符合要求,通过两领域、三方面的建设,保证党执政的合法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样,既可以防止否定党的领导的自由化,又可以防止僵化看待党的领导,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忽视政权和其它群体的功能,特别是防止把党组织同领导干部个人划等号,导致决策失误,甚至以权谋私,使党蜕化变质。

坚韧不拔,探索创新中国特色的选举制度

    习总书记发动的从严治党在培养、选拔和监督领导干部方面已创造了重要经验,取得了重要成果。下面实践中的课题就是创新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民主选举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开拓性的事业,创新中国特色的选举制度是不可回避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改革开放以来已进行了大量探索试验。但由于实践中影响因素众多,要达到理想目标,的确存在很大困难。虽然不见成熟的经验报道,但积累了大量十分珍贵的实践经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方面,还邀请了美国前总统的卡特基金会参与的村委会直接选举失败,权力被恶势力控制,证明了西方选举民主不适用于我国。另一方面,基层党委的公推直选试验却取得了一些有益经验。其运作正是党的建设同国家政权建设结合。当然,试验中因为党的建设和法治还没到位不会取得理想效果。但之所以达不到理想效果的原因正是本文探讨要解决的问题,并非中央指导方针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要害正在那些“歪嘴和尚”,是存在于运作环节中,例如打着党的招牌以权谋私。

    毛泽东曾说过,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认真是习总书记的另一个品质,一切都动真格。如果能贯彻这个精神,变这些试验的形似为神似,党的建设和法治都动真格,只要坚韧不拔,在保持其民主选举本义本质要求前提下,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一定能够逐渐接近理想目标。

    实践证明,仅靠党的建设、选举或法治,都存在难免的缺陷,难以达到理想状态。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实现的要求,继续探索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把党的建设同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结合,坚持习总书记的认真精神,从严治党与创新中国特色民主选举制度、严格法治并举,在实践中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形成合力,并相互制约,相互检验,双重监督,彼此弥补缺陷,必能实现人民制约公权力的授予、使用和监的目标。

    两个建设同时进行,可说开辟了民主政治新路,进一步增强共产党执政地位合法性。

    在境外研究中国的华人学者郑永年,把我国正在探索创新逐步形成的政治体制,称为一党主导下的开放性政党制度,是党内民主选拔基础上的选举制。说党内精英的选拔更为重要,是先党内选拔,后党外选举,弥补了当代大众民主所存在的缺陷。其核心是开放、竞争和参与。这既是对中国文化环境中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性总结,更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实践的总结;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精神,也符合现代政治的开放精神。(参2014年6月12日中国改革论坛《实践逻辑中的中国政治模式》,2014年2月25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民主政治有没有非西方的选择?》)这可说是对党的建设同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结合这个路径的肯定。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对中央委员们讲,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创新社会主义选举形式和由人民制约公权的授予、使用和监督制度,是有待理论实践结合探索攻坚的大文章。

    [作者简介] 熊自干,男,汉族,1931年生于湖南,中共党员,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人才资源开发中心离休科学社会主义副教授。在白区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建国后从事水利勘测工作20年、干部政治理论教育8 年,1980年开始到党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学和研究,先后在湖北省委党校、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教师进修班进修共二年半,担任过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理事。至今仍继续研究。

    [通讯处] 邮编 430019 汉口后九万方三村32号附8号401,
    手机:13647221066 座机: 027-82639740 E·mail xiongzg@sina.com


 

 

 

 

习近平治党治吏思想理论与实践创新及其意义

熊自干

    [提要]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说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极重要地位和意义。中国道路在持续探索中结合各历史阶段实际,发展了党建理论。习近平在继承基础上深化了理论与实践,理论更彻底,态度更坚决,坚持理论实践统一,顶层设计摸石头过河结合,取得显著成效,恢复了党群鱼水关系。但另一方面,阶级斗争理论和揭露的事实也说明从严治党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必须进一步探索创新永葆先进的长效根本制度。

    [关键词] 中国道路 从严治党 从严治吏 执政地位

    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中具有极重要地位。中国道路在理论与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习近平在继承基础上,强调从严治党特别是从严治吏,其创新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以唯物史观指导考察研究历史发展规律,以欧洲发达资本主义为典型,揭示了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后,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到阶级消亡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受剥削压迫最深、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才是实现这个过渡的社会力量,只有他们的先进分子组成的、以先进理论武装的政党才能担当领导这个历史任务实现的使命。

    历史的发展,中国这样不发达国家却跨越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而继承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成果,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人们把这称为中国道路。但中国的国情却与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创立这个理论时预设的前提不同。我们党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实践相结合,进行了重大创新。

    首先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主要出身自农民,而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产业工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党的建设列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首位,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创造了一系列途径和形式,例如着重思想建党,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创立了群众路线,实行民主集中制,严格组织生活,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创造了整风形式,把党建设成为了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园满完成了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任务。

    党执政以后,历史任务由领导革命向领导建设转变,又碰到了新情况。党领导建设主要是通过各级干部。他们的出身也大多不是产业工人,容易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和平建设时期许多经受不住剥削阶级思想腐蚀,产生了特权思想甚至以权谋私,影响了党群关系。毛泽东同志为把这样的党建设成为担当领导社会主义建设重任的工人阶级先进政党进行了艰苦探索,尤其是花了很大精力反对和防止腐败,建立各种制度,密切干群关系,虽取得相当成效,但却未能找到根本遏制以权谋私的有效途径。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转入市场经济以后,干部出身随着社会阶层多元化而更复杂,随着利益和价值观多样化更容易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暂时的缺陷又带来了权力寻租机会,出现权钱交易新情况。中央历代领导集体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领导和建设重要性认识,把党的领导列为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内容的头一条,把党的建设作为新的伟大工程,强调从严治党,进行了艰苦且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在转向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受到物质利益极大诱惑,腐败持续蔓延扩大,党群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受到了极大考验。届时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历届中央探索成果,总结经验教训,对党的领导和建设理论实践进行了重大创新。理论上从战略层面把党的领导提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高度,在顶层设计上把党的建设提高到治国理政之纲的地位,进一步强调了从严治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实践中,重点放在从严治吏上,抓关键少数,把这看作是核心、关键。创新了许多治党治吏途径与形式,建立和加强权力监督制度,例如巡视制度,各级纪委由上级委派、监督同级党委等。重点抓县委书记。

    这些创新谁首先提出无关紧要,都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早在全国执政以前,毛泽东就思考执政后防治腐败的根本之路:“民主新路”和两个“务必”。执政以后的历届中央都强调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要求几百个中央委员掌握马克思主义,就曾召开全国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的“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强调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方式。江泽民就提出执政为民,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胡锦涛发出了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警告。这两届中央领导了多次整风,在领导方式上也进行了一些改革。

    宏观上指导思想把治党治吏提高到纲的地位,与微观上创新、落实治理措施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关系。习近平强调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石头过河有机结合,只有充分认识从严治党关系党的生命和社会主义前途,把它摆在首要地位,才能坚定微观上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决心与手段创新动力;只有在实践中创新微观治党途径,不折不扣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党的纪律规矩,才能达到实现把党建设成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目的。

    理论固然重要,但必须落到实处,理论实践统一。习近平在党建中的特点更表现在,科学解读党建理论和经验,旗帜鲜明,彻底纠正歪曲和误读,拔乱反正;着重实践,破立并举。一方面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上至中央下至基层的各级领导干部绝不姑息,全方位、所有领域大扫除式的揭露腐败,不留空白,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另一方面坚决彻底治理,深入扎实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教育,对领导干部的培养、选拔和推荐制度也进行了有益探索。

只有从严治党、从严治吏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我们党执政也属政党政治,主要是输送党的领导干部到权力机关,宣传党的理念,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组织和领导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党的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执政党的领导干部在政权中居于关键地位,起着关键作用,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举足轻重。保证领导广大群众实现党的崇高理想,首先就要从严治党才能保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才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其中的关键是从严治吏。通过从严治党、从严治吏,首先以科学理论武装干部,通过他们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贯彻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理论化为千百万人们的行动,为崇高理念实现而奋斗。这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群众路线的目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而领导干部在贯彻群众路线中处于枢纽地位。崇高的理想,科学理论的指导,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同其它政党的主要区别。而这些的保证则是从严治党、从严治吏。

    领导干部的功能主要依靠权力的运用。权力的运用关键在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的关系。而权力有两重性。要看到干部对其权力运用的两种可能。

    共产党执政中的权力是为人民服务和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群众拥护党,主要是因为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功能是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美好生活。人们拥护党执政,最直接的就是支持领导干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干部的权力用在这里,就会密切党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公平、平等和富裕幸福生活是人们最朴素、最普遍的追求,人们最崇敬的是言行一致。这也是共产党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起码必须具备的品格。人们最鄙视的是言行不一。共产党就提倡理论实践统一。习总书记要求干部把好总开关和勇于担当就是讲的这个问题。

    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阶层、利益和价值观都多样。领导干部也存在个人利益问题。他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特别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容易受剥削阶级思想影响,随时随地都受到物质利益诱惑,如果价值观、利益观和权力观爱到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就会背离党的理念,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至利用领导地位和支配资源的权力谋取私利,侵犯在他们领导下的群众或经济体的权益;甚至同资本结盟权钱交易侵蚀全民财产。由于他们处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运转的关键地位,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成为利益关系的焦点,据中央组织部调查,改革开放以来干群矛盾已成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课题组《2000—2001中国调查报告——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研究》第8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如果任其泛滥,不仅直接破坏党群关系危害改革和建设事业,更重要的是党的肌体就会不断受到侵蚀,由量变到质变,以致蜕化变质,遭到人民唾弃,党的执政地位就会被葬送。

    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只有从严治党、从严治吏,才能保证党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才能保证党的奋斗目标得以实现。习近平用通俗的话讲抓关键少数,就是从严治党中重点抓领导干部。习总书记着力抓的从严治吏,就是针对这个实际,抓的这个关系党的生命线的枢纽和薄弱环节。

    由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认识清醒,态度坚决,工作细致,许多长期影响党群关系的老大难问题,尤其是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特别是干群矛盾尖锐紧张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称赞。人们欢呼延安精神又回来了。社会主义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人的因素是第一生产力。通过从严治吏恢复和密切了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就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从严治吏最得人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最可靠的保证。

吏治是长期而艰巨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告诉我们,正是因为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才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正因为长期存在剥削阶级思想腐蚀才有党的建设问题,也才有从严治吏问题。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始终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腐败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同无产阶级专政一样,党的建设、吏治是贯穿阶级消亡、共产主义实现以前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的。

    我们党的领导体制,也是近现代政党政治。政党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精英政治。党的领导干部就属于精英阶层,他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这也是必须从严治吏的原因。

    资产阶级民主历史上也有过进步意义,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标榜自由民主的制度却被政客的私利绑架而陷入死胡同。我国的国民党情况也类似。其创始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有其历史价值,但腐败也是孙中山最头痛的事,以后正是在精英权势斗争中沉沦的。党的领导、从严治党、从严治吏虽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独特优势,这也是同西方政治道路的根本区别。但政党政治也是两者的共性,这个经验从一定意义讲也是政党政治的经验。因此这其实也能说明,所谓“普世价值”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被精英操控。说明加强执政党建设这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出的独创性重要经验,也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具有世界意义。

    从严治吏也是我国古代的政治智慧。开明的统治者也认识到吏治对维护统治地位的重要性,所谓吏治兴天下安、郡县治天下安。尽管有此经验,但封建政权却长期陷于精英权势斗争,直到把中华民族沦为半殖民地,任人宰割的悲惨地步。

    至于苏共亡党亡国更是鲜活反面教材。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原因固然复杂,但其中最根本起决定作用的是领导干部蜕化变质。很多领导干部在苏共垮台前就向往资本主义,以便把凭特权掠夺的财产合法化。由于他们控制着大量资源,把持着党政大权,最终搞垮共产党、葬送苏联,都出自他们之手。我们的国情、社情和党情许多与之类似,建党时是“以俄为师”起步,体制受它们影响也很多,西方政客就曾指望我们步其后尘。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从严治党、从严治吏,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外,也是受到这些历史经验的启示,接受了这些教训。

    再说,腐败从根本内因讲有其社会根源。社会的根本改造需要长期的过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存在滋生的土壤。它与权力相伴随。我们党的腐败现象也是伴随执政之日就产生了。那时虽没有现在严重,但以权谋私的性质却相同。由于没有找到遏制的根本方法而蔓延到今天的程度。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临终时的最大遗憾。

    习近平治党治吏理论与实践创新,一方面找到了治党治国的关键。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中央认识清醒,态度坚决,揭露彻底,纵向上至中央常委下至村官,横向党政军、学工商领域的陈年积弊都见了阳光,揭露出来的腐败也惊心动魄,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关系党的生命和社会主义命运,同时揭示了斗争的严重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最为宝贵的是中央没有陶醉于成就,认识到腐败并未从根本上遏制,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没有休止符。我们必须保持政治定力,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思感、顽强的意志品质持续抓下去。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存在剥削阶级思想腐蚀。腐败是剥削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87页)要充分认识个人利益对行为的强大支配能量。权力同利益相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始终存在物质利益诱惑,权力更容易用于牟取私利。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从严治党、从严治吏是永恒的课题。

    当前旋风式的高压反腐成果固然史无前例,也是当前迫切需要,但习总书记和王岐山同志都说是为治本赢得时间。

    最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探索动态保持党的政治本色的制度和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对中央委员们讲,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中央再次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现在建立的制度还主要只是治标,中央提出了要创新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长治久安的治本制度。我以为这样的根本制度,只能是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发展道路框架内,继续探索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创新由人民制约权力授与、使用和监督的根本政治制度,才能破解治党治吏这个历史的难题。但必须头脑清醒,实践中正确处理权益关系十分复杂、十分艰难,弄不好会犯颠覆性错误,必须谨慎行事,还有待在实践中创新,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一个无比艰巨的历史课题。

    [作者简介] 熊自干,男,汉族,1931年生于湖南,中共党员,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人才资源开发中心离休科学社会主义副教授。在白区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建国后从事水利勘测工作20年、干部政治理论教育8 年,1980年开始到党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学和研究,先后在湖北省委党校、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教师进修班进修共二年半,担任过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理事。至今仍继续研究。

    [通讯处] 邮编 430019 汉口后九万方三村32号附8号401,手机:13647221066, 座机: 027-82639740 E·mail xiongzg@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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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生死抉择期的机遇、法宝和任务

(简略稿)

张勤德

前些日子,本人连发《如何看待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形势》、《应不应当把这三者作为“新三大法宝”》、《可不可以把这八项工作作为我们现阶段的任务》 三篇拙作,请求大家在百忙之中挤点时间提出不同或补充意见。

后来,多位同志提出应在用新的根据讲清发生大危机可能性的同时,分析其主要成因;不少老同志认为不提“新三大法宝”为宜;一些战友说应强调增加对最高领导人的理解、支持、期望。许多战友希望进一步讲清当前对这位领导人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这和认为“救党保国是改良主义”及坚持“只有某某某才能救社会主义”、“拥某是最大的政治”观点的同志,在对形势、目标、任务、群众组织自身定位上到底有什么不同;怎样切实促进左翼的团结联合,特别是如何对“24字方针”进行修改使之更切合实际等问题。

遵照这些意见本人进行了重大修改的第二稿,一个月前又在网上分成15个小题目发表了。之后,我听取一些战友的意见,又进行了不少修改,算是第三稿。现将此稿呈上,并向大家重申:“请提出应增加什么、删掉什么、改正什么。当然,各种评论意见,都可以作为文章在网上发表。因为,这样才有利于引发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共同把问题搞清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多的共识,团结起来争取新的胜利。此意切切,渴望理解;大局所需,拜请相助!”

近期我们很可能有一次重大历史机遇

前年十月我在《当前为什么特别需要提出“促进科学改革”?》的拙文中,曾谈到近几年“发生30多年来最大危机的可能性”。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是增加的趋势。

(一)当前经济形势发展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当前经济形势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发生大危机的可能性在增大。主要根据是:

(1)房地产泡沫破灭的风险在增大。

(2)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在增大。

(3)银行大破产的风险在增大。

(4)过度市场化的风险在增大。

(5)经济主权被西方国家进一步控制的风险在增大。

 (6)经济下滑和生产过剩的风险在增大。

(7)资源环境发生危机的风險在增大。

(8)城镇化运动带来的风险在增大。

(9)“三农”问题的风险在增大。

(二)如 何 认 识 当 前 的 政 治 形 势 ?

作为一家之言,本人认为认清当前的政治形势,要注意以下几点:

(1)特色派内部各集团的矛盾在进一步激化。

(2)特色派和左转派的斗争在进一步激化。

(3)西化派和特色派、左转派的矛盾在进一步激化。

(4)资改派和马列毛派、革命群众的矛盾在进一步激化。

(5)中国同一些国家发生战争的风险在进一步增大。

(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有哪些新动向?

这方面的新动向主要表现在:

文化建设服务于资本的现象在继续滋长。

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化在继续推进。

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和主张在公开媒体上继续传播。

各类歪风邪气在继续作恶。

道德滑坡现象在继续蔓延。

西方文化的渗透在继续增强。

崇洋媚外的霉菌在继续发酵。

大批“五反分子”在继续放毒。

(四)近几年可能发生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近几年最多十年之所以可能发生大危机,主要在于以下三点:

首先,这是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发件人:Brookings (由 bounces+660208-9e65 .brookings.edu 代发 , 帮助) 收件人:我<zdjun@263.net>时 间:2015年07月30日 01:04 (星期四)

    大军网编者按:中国的秘书政治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政治学问题,反映了中国的政治模式和政治特点。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先生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也可供国内理论界参考。

中国的秘书政治

习近平的内部圈子

Xi Jinping’s Inner Circle

(Part 5: The Mishu Cluster II)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李成 Cheng Li
 

Mentor-protégé t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lite formation in virtually all kinds of political systems. But arguably no country gives more prominent advantage in terms of later political career promotions to those who have previously served as personal assistants to senior leaders than China. This phenomenon of having a large number of leaders with such experience in Chinese officialdom has led to the romanization of the Chinese term mishu (秘书) to refer to this group. At present, more than three-quarters of cabinet ministers and provincial governors have served as mishu.1

Of the current 25 members of the Politburo, 16 (64 percent) have served in such roles, and on the seven-member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five (71 percent) members have mishu backgrounds.

Xi Jinping himself served as a mishu for the minister of defense for three years in his late 20s, and this experience helped him tremendously later as he advanced his career, especially by enhancing his credentials in military affairs. Xi’s personal assistants, both previous and current, have constituted a major cluster of his inner circle. Because of their very close working relationships with Xi, they are often among his most trusted confidants. This final installment in the series first shows the continuing large representation of mishu in the current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leadership and then reveals the strong bonds between Xi and his mishu as well as their diversity. It concludes with a brief assessment of Xi’s consolidation of power in the middle of his first term and his new strategy for elite recruitment for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Numerous China experts have said it before, and they will say it again: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Chinese elite politics is to have a profound grasp of the Chinese term guanxi (关系). Guanxi (pronounced gwan-shee) means relationship or network. If a politician wants to advance his or her career, he or she should have guanxi in high places. Intelligence and diligence help in life, but connections are what really count. As the popular saying goes, “It’s not what you know; it’s who you know.”

A top leader’s consolidation of power is, therefore, achieved primarily by using guanxi to promote as many of his protégés as possible to important positions. Effective networks in China are formed in various ways, for example, through having the same birthplace, identical family backgrounds, shared formative experiences, personal ties based on regional and bureaucratic associations, and through attending the same schools. The previous four installments in this series on Xi Jinping’s inner circle show that ever since becoming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CP in November 2012, the new boss in Li, China Leadership Moni Zhongnanhai has significantly benefited from various strong political connections built during his early life and career. They include individuals from the “Shaanxi Gang”; Communist offspring, especially those who grew up in the same military residential “big yards” or “cadre compounds” in Beijing; fellow sent-down youths in Yan’an; alumni from the schools Xi attended, particularly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the mentor-protégé relationships he cultivated as a leader in Hebei, Fujian, Zhejiang, and Shanghai. This final installment explores the strong political bonds between Xi and his personal assistants and advisors and how these protégés with mishu backgrounds are well positioned to consolidate Xi’s power both at present and in particular during the next leadership turnover in 2017.

Recent Promotions of Leaders from Xi’s Broad Political Networks Since March 2014, when the first installment of this series was published, Xi has continued to promote his protégés from the aforementioned important powerbases that he established.2

Several members of the Shaanxi Gang, for example, were promoted to higher positions. They include the newly appointed Liaoning Party Secretary Li Xi and Anhui Governor Li Jinbin. Both leaders advanced their careers from Shaanxi Provin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Zhao Leji (Xi’s confidant who served as party secretary of Shaanxi from 2007 to 2012 and currently serves as director of the CCP Central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Deputy party secretary of Tianjin Wang Dongfeng (who is the designated mayor of Tianjin) was born in Xi’an, Shaanxi, and spent the first 46 years of his life in the province. In addition, Yao Yinliang, a native of Shaanxi who has lived and worked exclusively in the province, was promoted from party secretary of Yan’an City to executive vice governor of Shaanxi Province in June 2015. Jing Junhai, former director of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Shaanxi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and a member of the Shaanxi Gang), left Shaanxi in June 2015, and is widely believed to be the designate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CP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Jiang Zelin, newly appointed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State Council, also previously served as
executive vice governor of Shaanxi under Zhao Leji.

Just as Xi’s confidant Zhao Leji has recently appointed a number of the members of the Shaanxi Gang to key positions, another confidant of Xi,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CP Central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Chen Xi, who previously served as party secretary of Tsinghua University for many years, has also lately promoted a few of his close associates at Tsinghua to critically important leadership posts. The most noticeable examples are: Chen Jining, former preside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who was appointed minister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January 2015; and Hu Heping, former director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Zhejiang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and before that, party secretary of Tsinghua University), who was appointed deputy party secretary of Shaanxi Province in April 2015. Similar to the previous Jiang Zemin and Hu Jintao administrations, the powerful Central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CP, now led by Xi’s confidants Zhao Leji and Chen Xi, has forcefully promoted members of Xi’s political networks to important positions. This seems to echo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saying: “To appoint people on their merits without omitting relatives or friends” (举贤不避亲).

In addition to the Shaanxi Gang and Tsinghua connection, a number of leaders in Xi’s other networks have also received promotions in the past year. Liu Cigui, new governor of Hainan Province, advanced his career in Fujian Province and developed close ties with Xi when the latter served in the top provincial leadership.3 Ying Yong,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Zhejiang Provincial Court when Xi was in charge of the province, was appointed deputy party secretary of Shanghai in July 2014.

The three new appointees in the area of public security all served as Xi’s colleagues during his years in Fujian or Zhejiang. Wang Xiaohong served as deputy director of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of Fuzhou City from 1993 to 1998 when Xi was the municipal party secretary, and was appointed as Henan vice governor in December 2014. Three months later, in March 2015, Wang was further promoted to vice mayor of Beijing and director of the Public Bureau of Beijing. Meng Qingfeng, who worked under Xi Jinping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vice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Security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was promoted to vice minister in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in June 2015. Wang Ning, former deputy chief of staff of the PLA General Staff Department, previously developed strong political ties with Xi in Zhejiang and Shanghai, and was appointed as commander of the People’s Armed Police in December 2014.

Xi’s protégés were also appointed to key positions handling propaganda. For example, Shen Haixiong was appointed vice president of Xinhua News Agency in July 2014. Shen was often called by some critics the “imperial reporter” (御用记者). As a Xinhua reporter based in Zhejiang and Shanghai, he wrote extensively to promote Xi’s popular image when the latter was in charge of those two places.4 Xu Lin, former director of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worked closely with then Shanghai Party Secretary Xi in 2007, and was appointed executive vice director of the State Internet Information Office in June 2015.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Jing Junhai, Chen Jining, Hu Heping, Shen Haixiong, and Xu Lin were all born in the 1960s, and are now considered to be rising stars i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One can also reasonably expect that Li Jinbin, Wang Dongfeng, Yao Yinliang, Jing Junhai, Chen Jining, Liu Cigui, Ying Yong, Wang Xiaohong, Meng Qingfeng, and Xu Lin will likely become first-time members of the next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in 2017. Jiang Zelin can return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as a full member (he was an alternate member of the 17th Central Committee).

Among these aforementioned new appointees, Li Xi probably has the best chance of entering the next Politburo. His recent successive promotions have largely been due to his strong ties with Xi Jinping. Li was born in Liangdang County, Gansu Province, in 1956. He worked as a sent-down youth in his native county in 1975–76, and served as a clerk in both the Education and Culture Bureau and the office of the county party committee from 1976 to 1978. He attended Northwestern Normal University in Lanzhou, Gansu, from1978 to 1982, majoring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fter graduation, Li developed his career largely as a mishu, first in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Gansu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from 1982 to 1985, then in the office of Gansu Party Secretary Chen Guangyi 1985–1986, and finally in the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 of the Gansu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from 1986 to 1995. Over the following decade, Li served as a party official at the prefecture, municipality, and province levels of leadership—all in Gansu Province. In 2004, he was transferred to Shaanxi Province where he served as secretary-general (chief of staff) of the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from 2004 to 2006. He served concurrently as party secretary of Yan’an Prefecture and a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Shaanxi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2006–2011, during which he attended a part-time graduate program in economic management at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received an MBA degree.

In 2011, Li was transferred to Shanghai, where he served first as director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2011–2013) and then as deputy party secretary (2013–2014). He was appointed Liaoning governor in 2014. Li served only one year as governor before being promoted to party secretary of the province. According to an overseas Chinese media source, Li Xi’s native county was where Xi Jinping’s father Xi Zhongxun led the revolutionary uprising in 1932—the only military uprising led by the CCP in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of the country during the first civil war.5 As a reporter observed, “Li Xi did an impressive job in highlightin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uprising in the Communist red revolution.”6 Furthermore, when Li Xi was party secretary of Yan’an, he made the village where Xi worked as a sent-down youth into a “model village” of the province.7 Apparently, Li Xi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fidant to Xi.

Probably the most significant promotions of Xi’s protégés over the past year are of his current or former mishu. Examples include Huang Kunming, Shu Guozeng, and Song Tao. Each of them now serves as office director or deputy director in powerful central leading groups for various functional areas. Huang Kunming, who was previously a junior colleague of Xi in both Fujian and Zhejiang where Xi served as a top leader, was promoted to serve concurrently as office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Steering Committee and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CCP in December 2014. He is well positioned to be a candidate for the next Politburo. Shu Guozeng was known as Xi’s “facile writer” (笔杆子) in Zhejiang, where he served first as a mishu to Xi and was then promoted to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the Zhejiang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in 2004 when Xi was provincial party secretary.8

In November 2014, Shu was promoted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Zhejia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to deputy office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Financial Leading Group. Song Tao was born in Fujian and advanced throughout his early career in his native province. He served as vice president of Fujian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 from 1997 to 2000 when Xi was deputy party secretary and later governor of the province. Song was appointed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Foreign Affairs Office in December 2014.

It is also worth noting that Xi’s chief bodyguard for the past seven years, Major General Wang Shaojun, was promoted from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Bodyguard Bureau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to the position of director in March 2015. Wang is now in charge of all security affairs of Zhongnanhai. Before elaborating on the role of the mishu cluster in Xi’s inner circle, it is helpful to review the continuing ubiquitous presence of mishu in the current Chinese leadership.

The Pervasive Presence of Mishu in the Current CCP Leadership Despite the Chinese public’s recognition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ervasive role of mishu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rampancy of official corruption (as illustrated in the previous installment of this series), the current CCP leadership has continued to have a very strong representation of leaders with mishu background. Table 1 shows the percentage of leaders with mishu experience in several of the most important leadership positions in 2014. In addition to the aforementioned high percentages of leaders with mishu backgrounds in both the Politburo (64 percent) and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71.4 percent), 238 members (including both full members and alternate members)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have had experience as mishu (63.3 percent). An even higher proportion of ministerial and provincial leaders have experience as mishu: 77.4 percent among provincial governors and 76 percent among ministers in the State Council. At the provincial leadership level in March 2015, 10 governors (32 percent) of China’s 31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ons had previously served as secretary-general (mishuzhang, 秘书长) or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either in the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or provincial government.9


Table 1:Percentage of Leaders in Important Leadership Positions with Mishu Experience (2014)

Leadership position       Leaders with mishu experience  Total number of leaders  Percentag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5              7         71.4
Politburo member                16              25         64.0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            238             376         63.3
Provincial governor               24              31        77.4
State Council minister             19              25         76.0
 

SOURCE: Cheng Li’s database


Some of these prominent leaders have advanced their careers primarily or even exclusively through mishu work. Table 2 (page 7) presents 16 full members of the current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whose careers have been comprised primarily of service as mishu and/or secretaries-general. They include two Politburo members––Vice Chairman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Li Jianguo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Policy Research Office Wang Huning. Li Jianguo has spent most of his adult life (31 years, to be exact) as a mishu and secretary-general mainly in Tianjin. Born in Shandong in 1946, Li attended Shandong University as a Chinese major between 1964 and 1969. He began his career as a clerk in both the cultural-educational department and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at the county level of leadership in Tianjin in 1972. In 1978, he started to work as a mishu for the office of the Tianjin party committee. Three years later, at the age of 35, Li met his most important mentor, Li Ruihuan, then a rising political star who had just been appointed Tianjin’s top leader.

In the following decade, Li Jianguo primarily served as Li Ruihuan’s mishu, holding
posts such as deputy office director and then office director of the Tianjin party
committee, followed by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and then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Tianjin party committee. After Li Ruihuan became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in 1989, Li Jianguo was promoted to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and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Tianjin party committee. In 1997, Li Jianguo was transferred to
Shaanxi Province where he served as party secretary for 10 years, during which time he
formed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Xi Jinping family, which has its roots in the
province. After working briefly as party secretary of Shandong, from 2007 to 2008, Li
served concurrently as vice chairman and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NPC from 2008 to
2013. Currently he serves as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of the NPC.

Unlike Li Jianguo, who began his career as a mishu, Wang Huning began his career as an
academic, only serving later in his career as a mishu or an advisor. Wang was born in
1955 in Shanghai (his ancestral home is usually cited as Laizhou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He studied French in the cadre training class at th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from 1972 to 1977 and attended the graduate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Fudan University from 1978 to 1981, where he also received a master’s degree in law
in 1981. Wang was a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University of Iowa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from 1988 to 1989. He worked as a cadre in the Publication
Bureau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from 1977 to 1978. After receiving his
master’s degree, he remained at Fudan University where he worked as an instru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professor during the following decade, and served as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1989 to 1994, and dean of the law school
1994–95. Wang developed guanxi with Jiang Zemin and Zeng Qinghong, two top leaders
in Shanghai in the late 1980s.

In 1995, at the request of both Jiang and Zeng, who then served respectively as general
secretary and director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Wang moved
to Beijing. He consecutively served as head of the Political Affairs Division of the
Central Policy Research Office (CPRO)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from 1995 to
1998,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PRO from 1998 to 2002, and director from 2002 to the
present. CPRO is primarily a government think tank and Wang acts largely as a personal
assistant or chief strategist for the top leaders, first Jiang, then Hu, and now Xi. It is
believed that Wang was a principal contributor to the development of Jiang’s so-called
theory of the three represent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10 Wang has played that critically
important role of mishu to the party boss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text continues on p. 8)

Ling Jihua, who was recently purged on corruption charges, had a total of 27 years of
experience working as a mishu, which included many years of serving as Hu Jintao’s
chief of staff. Xu Shaoshi, minister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previously served as mishu for Wen Jiabao, first at the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from 1980 to 1993 when Wen served as vice
minister (1983–85) and then as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at the State Council from 2000
to 2007 when Wen was first vice premier and then premier. Several other mishu-turned–
senior leaders (see table 2) previously served as mishu for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They include Minister of Finance Lou Jiwei and Director of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Li Wei, who were previously both mishu to Premier
Zhu Rongji for many years; Fujian Party Secretary You Quan, who served as mishu to
Huang Ju, former executive vice premier; and Gansu governor Liu Weiping, who served
as mishu to Wu Guanzheng, former Jiangxi governor and party secretary and later
secretary of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CCDI).

The longest serving mishu/secretary-general in the current Central Committee is Sun
Huaishan,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Sun began to work at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CCYL) as a mishu in 1978 and served as deputy division head, division
head, deputy office director, and office director in the general office over the following
16 years. In 1994, he continued his mishu/secretary-general work at the CPPCC, where
he served as deputy bureau head in the general office and currently serves as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Up until now, he has worked as a mishu/secretary-general for a total of
37 years.

Of the 238 members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with mishu experience, 148 (62.2
percent) have worked at th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levels of leadership (see chart 1, page
10). This further illustrates how important political networking is for mishu to access
high offices. Table 3 (page 10) presents the mishu/secretary-general experiences of 16
members of the current Politburo or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Among them, two
leaders––Director of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Liu Qibao and the
aforementioned Li Jianguo––have served as both mishu and secretary-general; 11 served
as secretary-general,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r office directors (exclusively at th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levels); and three served only as mishu.

Military officers occupy 66 seats in the 376-member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Among them, 22 officers have mishu experience, accounting for one-third of this elite
group.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military elites usually have less mishu work experience
than civilian leaders. This is largely because military elites tend to advance step by step in
their careers via two distinct tracks: 1) military operation in the posts of commander or
chief of staff; and 2) political affairs in the posts of commissar or director of the political
department.11 Yet, in fact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senior military generals have mishu
backgrounds.

Table 4 lists 16 senior military leaders in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with mishu
experience. They include two members of the powerful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CMC): State Councilor and Minister of Defense Chang Wanquan, who served as mishu
to General Han Xianchu (then Commander of Lanzhou Military Region) 1978–1980, and
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 Fang Fenghui, who served as mishu to the party committee of
the No. 21 Group Army in the 1980s. All of these military leaders have the ranks of
general or lieutenant general. Several of them served as personal assistants or bodyguards
to top leaders. For example, former Navy Political Commissar Liu Xiaojiang served as a
personal assistant to Liu Huaqing (then deputy chief of staff of the PLA and later vice
chairman of the CMC); Deputy Director of the Political Department Jia Ting’an served as
a personal assistant to Jiang Zemin for 22 years; Commander of the Nanjing Military
Region Cai Yingting served as a personal assistant to Zhang Wannian (vice chairman of
the CMC) for seven years; Deputy Chief of Staff of General Staff Headquarters Wang
Quanzhong was a personal assistant to Yang Shangkun (then president of the PRC); and
Deputy Commander of the Beijing Military Region Cao Qing was a mishu and
bodyguard to Ye Jianying (then vice chairman of the CMC) from 1972 to 1981. Most of
these mishu turned military officers advanced their careers through the political affairs
track in the PLA.

Some recently promoted senior military officers do not serve on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but previously served as personal assistants to top military leaders.12 They
include Deputy Political Commissar of the PLA Navy Wang Dengping, who was a mishu
to former Political Commissar of the General Logistics Department Zhou Keyu; Deputy
Political Commissar of the PLA Navy Ding Haichun, who served as a mishu to former
Deputy Commander of the PLA Navy Deng Zhaoxiang; Deputy Political Commissar of
the PLA Air Force Fang Jianguo, who was a mishu to former Vice Chairman of the CMC
Chi Haotian; Deputy Commissar of the Second Artillery Corps Deng Tiansheng, who
was a mishu to former Vice Chairman of CMC Zhang Zhen;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Military Academy of Sciences Ren Haiquan, who was a mishu to former Director of the
PLA General Political Department Li Desheng.13

The strong representation of mishu in both civilian and military leadership in present-day
China, even in the wake of the public recognition of the prevalent role of mishu in
rampant official corruption and the resulting large scale purges, is remarkable. This
observation suggests that mentor-protégé ties based on mishu work will be an enduring
phenomenon in Chinese elite politics in the years to come.

The Status and Growing Power of Xi’s Mishu Cluster

It should not be a surprise that the mishu cluster has constituted a major part of Xi
Jinping’s inner circle. This is largely due to two situational factors. First, Xi has worked
in various leadership posts and in a number of geographical regions during his political
career. While Jiang Zemin worked in only two cities other than Beijing, namely
Changchun and Shanghai, and Hu Jintao worked as a leader in three places, Lanzhou,
Guiyang, and Lhasa, Xi served a leadership role in six counties and cities: Zhengding in
Hebei; Xiamen, Ningde, and Fuzhou in Fujian; Hangzhou in Zhejiang; and Shanghai.
With this case in point, the more rotations in position and localities that a leader has, the
greater the number of mishu that will serve the leader.

Second, since he became the top leader in November 2012, Xi has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 and several new central leading groups of which he himself
serves as the head. This means that Xi has to rely substantially on office directors and
secretaries-general for these new leadership bodies. These office directors and
secretaries-general in turn have become trusted confidants (and influential figures) in
Xi’s inner circle.

Table 5 presents the 19 most important mishu for Xi Jinping, both current and former. All
of them began serving in their current leadership positions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nine of
them actually obtained their current posts in the past year, reflecting Xi’s recent
aggressiveness in appointing his protégés to high offices. Eight of them serve on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including one Politburo member (Li Zhanshu), three full members
(Liu He, He Yiting, and Chen Baosheng), and four alternate members (Ding Xuexiang,
Huang Kunming, He Lifeng, and Li Qiang). In addition, Li Shulei currently serves as a
member of the CCDI. All of the 19 leaders were born after 1950, and they are therefore
qualified to remain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 for another term after 2017, and some may have even more important leadership roles to play. Six were born in the 1960s or 1970s;
and some, especially Ding Xuexiang and Li Shulei, can be viewed as rising stars. Their
current memberships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 or the CCDI are largely owed to their
close personal ties with Xi.

Several individuals work very closely with Xi on a daily basis, and constitute the core of
his inner circle. They include Xi’s chief of staff, Director of the CCP General Office Li
Zhanshu; Xi’s deputy chief of staff, Deputy Director of CCP General Office and
concurrent Director of the President’s Office Ding Xuexiang; Xi’s mishu for military
affairs, Deputy Director of President’s Office Zhong Shaojun; Xi’s mishu for foreign
affairs, Zhu Guofeng; and Xi’s chief bodyguard, Director of the Bodyguard Bureau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Wang Shaojun. These individuals mainly
established guanxi with Xi early in their careers. In the case of Li Zhanshu, the friendship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 tracks back to the mid-1980s (as discussed in the first installment
of this series).

Some members of Xi’s mishu cluster currently serve as office directors or deputy
directors in various functional and very important leading groups, for example, Office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Financial Leading Group Liu 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the Central Financial Leading Group Shu Guozeng, Office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Steering Committee Huang Kunming,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 Cai Qi,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the Central Leading Group for Comprehensive Reforms Mu Hong,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Central Foreign Affairs Song Tao, and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He Yiting. They are in fact chief advisors and aides
to Xi in the crucial areas of finance, economic reforms, foreign affairs, national security,
and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All of these individuals also had close ties with Xi earlier
in their careers.

Seven leaders listed in Table 5 are former mishu to Xi while the latter served as a
provincial leader or president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While Sun Wenyou and Chen
Jiayuan may retire in the next few years, the other five are well positioned for further
promotion. He Lifeng, for example, is one of Xi’s most trusted confidants, and their
mentor-protégé ties can be traced to the mid-1980s when both He and Xi worked in
Xiamen. He Lifeng was then a mishu for Xi and served as deputy office director of the
Xiamen Municipal Government while Xi was vice mayor of the city, as described in the
third installment of the series.

He Lifeng was born in Yongding County, Fujian Province (his ancestral home is usually
cited as Xingning County, Guangdong Province). He completed both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programs in finance at Xiamen University, receiving his bachelor’s degree in
1982, his master’s through full-time study in 1984, and his doctorate through part-time
studies in 1998. Early in his career, He gained substantial leadership experience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serving as deputy director and director of the Bureau of Finance, director
of the Municipal Economic and Trade Commission, and director of the Xiangyu Free Trade Zone Management Committee, all of which were in Xiamen. He also served as
director of the Tianjin Binghai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from 2009 to 2013.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He Lifeng’s career advancement has often followed Xi’s. He
assisted Xi on financial affairs in Fujian earlier in his career, and was promoted to
Fuzhou party secretary and standing member of the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when Xi
served as provincial deputy party secretary and governor of Fujian. About a year and a
half after Xi became vice president of the PRC and a PSC member, He was appointed to
be deputy party secretary of Tianjin. One year after Xi became president, He Lifeng was
appointed vice minister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Most importantly, He Lifeng is now in charge of implementing Xi’s new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known as “One Belt, One Road.”14 This important
assignment will give He Lifeng the opportunity to show his capacity i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matters at the national level of leadership.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most of Xi’s protégés i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ffairs have
been seen as pro-market economic technocrats. This is understandable because many of
them previously worked (along with their boss Xi Jinping) in the frontier of China’s
economic and financial reforms in regions such as Fujian, Zhejiang, and Shanghai. As
some Chinese analysts have observed, when Xi was party secretary of Zhejiang, his
protégés outlined and promoted an economic policy that benefited small and mediumsized
private firms.15 As discussed in the third installment of this series, Fang Xinghai, a
Stanford-educated financial technocrat who served as deputy office director and director
of financial affairs in the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under Xi, now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draft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new economic blueprint for the Xi administration.
Fang’s boss, Liu He, a Harvard graduate and an internationally well-respected liberal
economic thinker, is the main drafter of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plan on deepening market reforms and the principal designer of the “economic new
normal” for China.16 Also, as detailed in the second installment of this series, Liu has
been Xi’s chief economic advisor and trusted confidant.

By contrast, Xi’s confidants in charge of propaganda and ideological work––namely
Huang Kunming, He Yiting, and Li Shulei––are noticeably very conservative. All three
have developed mentor-protégé relations with Xi over many years. Huang Kunming
began to work under Xi when the latter was a municipal leader in Fujian in the 1980s. He
Yiting and Li Shulei are also members of the Shaanxi Gang. He Yiting was born in
Shaanxi, and like Xi was a sent-down youth in the province. Li Shulei served as deputy
party secretary of Xi’an from 2004 to 2006. The three have often been identified by the
Chinese media as Xi Jinping’s “brain trust” (文胆).

Huang Kunming is believed to have substantially assisted Xi with the latter’s column in
Zhejiang Daily called “New thought in Zhejiang” (之江新语) between 2003 and 2007
when Xi was Zhejiang party secretary.17 Xi and Huang frequently exchanged ideas and
views during these years and Xi later appointed Huang as director of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Zhejiang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in 2007.18 Similarly, it was
reported that He Yiting drafted the eight regulations on anti-corruption measures in the
Li,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47

first year of Xi’s leadership, and Li Shulei drafted Xi’s speech at the famous cultural and
art work forum held in October 2014, in which Xi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party
control of cultural affairs.19

All three attended college in the late 1970s after China resumed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and studied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ang was enrolled in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program at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rom 1978 to 1982 and later
took a part-time graduate program in politics at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from 1985 to
1988. Like Li Xi, Huang Kunming also attended the graduate program at Tsinghua
University on a part-time basis, from 2005 to 2008, and received his doctoral degree in
management. He Yiting attended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for both his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degree in history, from 1979 to 1985. Throughout his career, He has worked
exclusively in the functional areas of mishu, mainly responsible for party-building and
ideological work. He Yiting worked first as a clerk at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after graduation, then advanced his career as an official at the Central
Policy Research Office and served as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from 2009 to
2013, where he primarily worked for then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He currently serves
as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Like Huang and He, Li Shulei received his formal education in China, although he did
spend a few months attending a short-term program for senior executives at the Harvard
Kennedy School in the spring of 1999.20 In contrast to Huang and He, who began their
college education in their 20s due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i Shulei attended Peking
University at the age of 14, where he earned the nickname “Peking University prodigy”
(北大神童).21 Also unlike Huang and He, who attended part-time graduate programs, Li
studied Chinese literature on a full-time basis, attending Peking University for his
master’s from 1982 to 1984, and his doctorate from 1986 to 1989. Li took a teaching
posi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from
1984 to 1986 and then returned to the same department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fter
receiving his Ph.D. degree in 1989.

Li served consecutively as associate professor from 1991 to 1993, director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Division from 1993 to 1996 (during which he was promoted to full professor in
1995), director of the Socialist Culture Division in 1996, deputy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from 1996 to 1999, director of the same department
from 1999 to 2002, and dean of the Training Institute from 2002 to 2008. It is unclear
when Li first met Xi Jinping, but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Xi played a direct role in
promoting Li to provost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in 2008 during
Xi’s tenure as president of the school, which lasted from 2007 to 2012. In 2014, Li was
transferred to Fujian Province, where he has served as director of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His appointment was often seen as an
effort to broaden Li’s leadership experience for further promotion in the future.

Li Shulei has broad academic interests in history, literature (both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poetry, literary criticism, psychology,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 example, he wrote an article discussing the lessons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ased on Robert Kennedy’s Thirteen Days: A Memoir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22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Li has published nine books with a total of 1.5 million words, and over 200 essays and commentaries. His main professional work focuses on reassessing Confucianism in present-day China,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oft power.23 These topics and ideas are very much in line with Xi Jinping’s notions of the “Chinese dream”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24 For Xi, China’s rise to prominence on the world stage should not lie solely in the economic domain, but ought also to be reflected in the Chinese public’s confidence in their cultural values and social ethics.25

In his short article entitled “How to Construct an Idol,” published in 2011, Li Shulei discussed how Confucius––or more precisely Confucianism––was treated and reassessed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eventually regained its status as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doctrine of the time.26 Like Huang Kunming and He Yiting, Li Shulei also has been engaged heavily in advocating Xi’s ideas of governance,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in promoting the personality cult of the party boss.

In April 2014, soon after Li moved to Fujian and served as director of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the front page of the official newspaper Fujian Daily published Li’s article
on rereading Xi Jinping’s poem in memory of Jiao Yulu, a communist hero who was
known for his hard work, devotion, and sacrifice to the party.27 In the article, Li praised
Xi’s contributions to Fujian in his more than 17 years of work there. Li wrote, “Comrade
Xi Jinping has not only left Fujian a wealth of ideas and a strategy for development, but
also he has left a treasure of work ethics and spirit.”28 Li also initiated the reprint of the
book Out of Poverty, which Xi wrote during his tenure as a local leader in Fujian.29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individual who has contributed to the promotion of Xi’s
ideological work is He Yiting. In 2014, He compiled the Study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es, which included major speeches by Xi following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in 2012. The book has become a must-read for all levels of Chinese
officials. As the leader in charge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He Yiting
was instrumental in hosting seven classes for ministerial and provincial leaders and two
classes for senior officials in political and legal affairs to study Xi’s speeches from
November 2013 to April 2014.30 He also played a key role in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other books featuring Xi’s thoughts on governance, including Xi Jinping’s Nineteen
Lectures at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According to He, a main task for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is to “do a good job translating Xi’s work” (翻译好).31 In another article widely
circulated in China, He asserts that “the more frequently one studie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speeches, the more refreshing they become; the more regularly one applies
them, the more innovative they turn out” (常学常新常用常新).32

As some Chinese analysts have observed, in contrast to Wang Huning, another chief aide
for top leaders who is known for his expertise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science, He Yiting
is particularly good at “party building and official public image making.” 33 He Yiting is
also famous for his strong views on upholding Marxism as an official ideology, the party
leadership, and the socialist road. For example, He stated bluntly th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ould be the stronghold of Marxism.34 In his view, all officials “should respect absolutely the authorit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l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respond in an unambiguously positive manner to
what the Central Committee expresses, firmly implement the Central Committee’s
resolutions, and strictly prohibit what the Central Committee bans.”35 Under He Yiting’s
direct instruction, the journal Seek the Truth, the official organ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published an editorial calling for a strong rejection of five fallacious trends,
namely “universal values,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historical Nihilism, neoliberalism,
and the cynicism of reform and opening.”36 The editorial argued that the notion of
universal values, with its strong religious component, has always been the “ideological
source for Western expansionism and the tool for global domination.”37

Based on this analysis, Xi Jinping’s mishu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ropaganda front
(Huang Kunming, He Yiting, and Li Shulei) differ profoundly from his aides fo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matters (Liu He, He Lifeng, and Fang Xinghai). This observation
reflects the diversity of Xi’s inner circle in terms of background, expertise, and
worldview. Perhaps even more revealingly, this may explain why Xi’s strategy of
governance over the past two and half years has often been characterized as economically
liberal and politically conservative.38 Under Xi’s leadership, market reform has
accelerated, especially in terms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service sector dynamics,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private firms. But at the same time,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public intellectuals have been dismayed by orders instructing
them not to speak about seven sensitive issues: universal values, freedom of the press,
civil society, civil rights, past mistakes of the CCP, crony capitalism, and judicial
independence. Media censorship has tightened, and participants in human rights activities
have encountered increasing political harassment and even arrest.

This contrast is certainly not new in Chinese elite politics. Xi Jinping is not the only
Chinese leader in recent decades to have entered office facing high expectations in the
realm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His predecessors Deng Xiaoping, Jiang Zemin,
and Hu Jintao all discovered that economic reforms were easier to pursue than political
reforms. Nor is this situation unique to China, as bureaucratic politics elsewhere
encounter the same phenomenon that “where policy-makers stand largely depends on
where they sit.” To a great extent, the diversity of Xi’s mishu cluster broadens his
powerbases and gives him more options from which to choose––not only for an effective
team but also a diverse policy agenda––for his second term.

Final Thoughts

The most intriguing question for analysts in Chinese elite studies––and for CCP leaders including Xi Jinping himself as well––is not how to interpret Xi’s past performance, but how to assess his political capital, especially the further consolidation of power for his second term. What will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CP leadership look like during Xi’s second term? Who will be on the next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and in the Politburo? Will Xi have enough protégés in the most important positions to carry out his
policies, on bot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ronts? Or even enough protégés to change the rules, regulations, and norms of collective leadership that have developed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Should Xi be concerned ab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his drastic move to promote his protégés and his bold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over the past two and half years may have created many false friends and real enemies? And thus will Xi likely encounter a political backlash?

In addition to appointing his protégés to important positions in preparation for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Xi Jinping recently made two other important moves. First, during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s Work Conference on united front work held in May 2015, Xi
Jinping called for recruiting and promoting three elite groups: 1) foreign-educated
returnees; 2) representatives of new social media; and 3) businesspeople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especially young entrepreneurs.39 Apparently, Xi is interested in broadening the
channel for elite recruitment. Second, in late June 2015, Xi convened a Politburo meeting
to issue new regulations about elite turnover. Based on these new regulations, those
leaders who have not reached retirement age or term limits may still lose their leadership
positions if they are not qualified for other reasons.40

Both measures will likely make the upcoming leadership turnover at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more dynamic, more substantial, and less predictable. One can expect that
many current leaders will retire or be removed. As it has been widely noted, all but two
(Xi Jinping and Li Keqiang) of the seven current members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are expected to retire. Based on the current norm in retirement age, 14 of the
25 current Politburo members can remain for another five-year term, but due to the new
regulations adopted in June, some of these 14 candidates may be disqualified.

This five-part series examining Xi’s inner circle indicates that some of Xi’s confidants
will likely be leading candidates for the next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namely, Li
Zhanshu, Zhao Leji, and Han Zheng) and the next Politburo (Chen Xi, Huang Kunming,
Liu He, He Lifeng, Zhang Youxia, Cai Yingting, Ding Xuexiang, Li Xi and He Yiting).
But it is highly debatable whether Xi’s trusted protégés can truly dominate these two
most crucial leadership bodies; and even if they do, what potential political risk and
opposition will Xi and his team face? As some Chinese analysts insightfully point out,
the top leader often realizes that the candidate pool is too small from which to choose
when one needs to do so (人到用时方恨少).41

In a broader perspective, given the ongoing tension between Xi’s amassing of personal
power and the many possible constraints on it (especially the collective leadership that
was initiated in the Deng era and which endured under Jiang and Hu), China analysts
must deter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Xi’s leadership and its future trajectory. This task is
all the more urgent as China now has more influence o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regional
security than at any other time in modern history. My upcoming book,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Xi Jinping Era: Reassessing Collective Leadership, will provide an empirically wellgrounded
assessment of this unfolding drama.42



Notes
The author thanks Yinsheng Li, Ryan McElveen, Lucy Xu, and Yuxin Zhang for their research assistance and helpful comments on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1 James Miles, “The gatekeepers: A string of arrests sparks debate about the role of leaders’ all-powerful assistants,” Economist, May 10, 2014, based on Cheng Li’s database. Also see its online version, http://www.economist.com/news/china/21601870-string-arrests-sparks-debate-about-role-leaders-all-powerful-assistants-gatekeepers.

2 Sun Lan 孙澜,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Xi’s ‘Shaanxi Gang’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sudden emergence of the four dark horses” (政坛“陕军”随习而兴,四大黑马异军突起), Duowei Newsnet, June 12, 2015, 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5-06-12/59660181.html.

3 Ji Beiqun 季北群 , “Year-end reshuffling did not go beyond the stereotype, and Xi seems to be stretched in personnel appointments” (年末洗牌未脱窠臼 习近平用人捉襟见肘), Duowei Newsnet, January 1, 2015, 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5-01-01/59627340.html.
4 “Xi Jinping’s ‘imperial reporter’ Shen Haixiong appointed the youngest vice president of Xinhua” (习近平御用记者慎海雄履新 升任新华社最年轻副社长), Literature City Network, July 14, 2014,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7/14/3430045.html.

5 Chu Wen 楚文, “The political rise of the ‘Shaanxi Gang’: Four heavyweight leaders have entered the core power circ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政坛“陕军”崛起 四大悍将步入中共核心圈), Duowei Newsnet, July 3, 2015,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5-07-03/59664886.html.

6 Ibid.
7 Ibid.
8 Wang Ya 王雅, “‘Princeling’ promotes his protégés: The rise of the Zhejiang Gang” (“天子”用旧部 政坛浙江帮集体上位幕后), Duowei Newsnet, December 22, 2014, 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4-12-22/59625495.html.
9 Cheng Li’s database.
10 In contrast to the Marxist notion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should be the “vanguard of the working class,” Jiang’s theory claims that the CCP should represent the “developmental needs of the advanced forces of production,” the “forward direction of
advanced culture,” an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11 Cheng Li and Lynn White, “The Army in the Succession to Deng Xiaoping: Familiar Fealties and Technocratic Trends,” Asian Survey, vol. 33, no. 8 (August 1993): 757–786; and Cheng Li and Scott Harold, “China’s New Military Elite,” China Security, vol. 3, no.
4 (Autumn 2007): 62–89.

12 “Come to the limelight from behind the scenes: Meeting the generals who previously served as mishu” (从幕后走上台前 盘点那些当过大秘的将军), Duowei Net, http://china.dwnews.com/photo/2014-07-24/59498370.html.
13 Ibid.

14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designates its deputy director He Lifeng to be in charge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work” (发改委明确副主任何立峰主管“一带一路”工作), Beijing Newsnet, January 4,2015, http://www.bjnews.com/finacial/fin/2015/0104/262454.html. Li,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47

15 Ma Haoliang 马浩亮, “The new elite cohort of Zhejiang moves to the center stage of CCP politics” (“之江新军”走向中共政治舞台中心), Dagong Network, December 30, 2014, 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4-1230/59626834.html.

16 Wang Ya, 王雅, “Where are Xi Jinping’s aides now?” (习近平幕僚今何在), Duowei, January 27, 2015.

17 The articles that appeared in the column were later published as a book. See Xi Jinping, New thought in Zhejiang (之江新语). Hangzhou: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2007.

18 Ye Maozhi 叶茂之 and Liu Ziwei 刘子威, “Xi Jinping promoted confidants, quietly but aggressively” (习近平悄悄大举提拔心腹), Mirror Newsnet, May 10, 2014,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4/05/10/3257474_print.html.

19 “Hong Kong media reveal seven top advisors in Xi’s inner circle” (香港媒体曝习总身边的七位重要智囊), Sina Newsnet, February 3, 2015, http://club.mil.news.sina.com.cn/thread-701804-1-1.html.

20 Shi Bielou 石别楼, “From literature and art to politics: Rereading Li Shulei” (从文艺到政治: 重读李书磊), Shanghai Observer Newsnet, September 24, 2014, http://web.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346.
21 Ibid.

22 Li Shulei 李书磊, On Robert Kennedy’s Thirteen Days: A Memoir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解读 罗伯特.肯尼迪《古巴导弹危机及其教训》),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战略与管理), no. 5 (2001).

23 For example, see Li Shulei 李书磊,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国际竞争中的文化建设), 21st Century Business Herald (21世纪经济报道), October 31, 2007.

24 Xi Jinping 习近平, Excerpts 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 Beijing: Centr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3.

25 For more discussion of Xi Jinping’s effort to promote Confucian values, see Evan Osnos, “Confucius Comes Home,” New Yorker, January 13, 2014.

26 Li Shulei 李书磊, “How to Construct an idol” (偶像如何构建), Oriental Outlook Weekly (瞭望东方周刊), June 21, 2011; also see Confucius Studies website, July 18, 2011, 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4160/.

27 Li Shulei 李书磊, “Dedication and courage: Reread Comrade Xi Jinping’s poem in the memory of Jiao Yulu” (肝胆长如洗——再读习近平同志〈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Fujian Daily (福建日报), April 15, 2014, p. 1.
28 Ibid.

29 Xiu Yangfeng 修仰峰, “Li Shulei: Reprinting [Xi Jinping’s book] Out of Pover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ujian” (李书磊: 重印发行《摆脱贫困》对福建发展有重大指导意义), Renmin website, August 19, 2014, http://fj.people.com.cn/n/2014/0819/c181466-22028755.html.

30 He Yiting 何毅亭, “Effectiveness of the mass line” (群众路线一用就灵),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website, January 22, 2015, http://qzlx.hunnu.edu.cn/info/1008/1707.htm.
31 Ibid.

32 He Yiting 何毅亭, “The more frequently one studie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speeches, the more refreshing they become; the more regularly one applies them, the more innovative they turn out”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常学常新常用常新), Study Times
Li,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47 (学习时报), January 20, 2014; also see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120/c40531-
24167530.html.

33 Yu Feng 郁风, “He Yiting: Xi Jinping’s ‘brain trust’” (“何毅亭:习近平‘文胆’”), China Focus Newsnet, January 8, 2014, http://www.cbfau.com/news_detail.aspx?strnew=14102.

34 He Yiting 何毅亭,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will have thematic seminars on the study of Xi’s speeches” (将在党校各主体班次开设习近平讲话专题课),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Net, November 1, 2013, http://news.takungpao.com.hk/mainland/focus/2013-11/2007973.html.
35 He Yiting 何毅亭, “To be the ‘officials with four possessions’ requir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做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四有”干部), Study Times (学习时报), January 19, 2015; also see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119/c40531-26410993.html.

36 Qiu Shi 秋石, “Consolidate the common ideological basis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Seek the Truth (求是), October 16, 2013, also see http://www.qstheory.cn/zxdk/2013/201320/201310/t20131012_278250.htm.
37 Ibid.
38 Cheng Li and Ryan McElveen, “Can Xi’s Governing Strategy Succeed?” Current History, vol. 112, no. 755 (September 2013): 203–209.
39 “Xi urges strengthening of united front,” China Daily, May 21, 2015; also see its online version,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5-05/21/content_20785494.htm.
40 Yang Ting 杨婷, “Xi Jinping presided over the Politburo meeting: Promoting both upward and downward mobility of cadres” (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6/26/c_1115737599.htm.
41 “Year-end reshuffling did not go beyond stereotypes” (see endnote 3).
42 Cheng Li,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Xi Jinping Era: Reassessing Collective Leadership.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forthcoming.











发件人:地平线<horizonanthony@163.com> +收件人:(无)时 间:2015年07月30日 08:52 (星期四)附 件:1个 (向国资委举报.doc ) 查看附件

国资委属下的国企利益集团是如何剥削下属企业的

地平线

    1、控股集团涉嫌操控股价,用强制手段阻挠属下被划拨企业的正常经营,通过左手转给右手的游戏,用行政权力强卖强买被划拨企业的项目到其控股的上市公司名下,导致其股价飙升、利用内幕交易谋取利益!

    2、以资产重组为名将各个企业的优质资产、优质物业“整合”到利益集团、或者上市公司名下,无偿剥夺被整合企业的优质资产,导致其职工面临减薪、留守、分流、下岗、甚至破产危险之中,或者被重组到劣质企业的危险之中,如此的整合实质上是损人利己的掠夺!

    3、强行抽调被划拨企业的资金,“支援”利益集团或其控股公司的项目;或者,以行政手段迫使上述“借款”变成“投资”、“参股”等等,难以回收。

    4、强迫将被划拨企业的优质业务委托给利益集团以及关联机构,排挤被划拨企业。导致被划拨企业职工面临减薪、留守、分流、下岗、甚至破产危险之中,或者被重组到劣质企业的危险之中。
5、强迫下属企业为利益集团“担保”、“抵押”,出事后由下属企业为其承担责任;强迫被划拨企业向利益集团、或其所属的上市公司“投资”、“消费”,获取利益。

    6、利益集团集中辖内不劳而获的优质资产,强制注资到被划拨的优质企业,取得控制权后分拆被划拨的优质企业,遣散职工。
7、利益集团强行将旗下的劣质资产注入被划拨的优质企业,加大被划拨企业的成本。

    8、以所谓工作需要、业务整合为名,调动(或撤职、降级)被划拨企业的负责人,以利于利益集团的控制。或者派出党、政、工等负责人到被整合的企业担任领导职务,使得被划拨企业无法维权。

    9、以规范管理为名,成立所谓“财务结算中心”,控制现金流,无条件地以政府名义、无偿抽调被整合企业的资金到利益集团(利息被利益集团无偿侵占)。或者强制性以上级管理者名义征收各项管理费,又或者向下属企业分摊、报销利益集团的各项费用。而被整合的企业无法按照市场经济的商业原则享受“平等、合法、应得”的利益分配,广大职工多年创造的积累被随意掠夺,利益集团实际上以国家名义抢钱!给党和政府抹黑!

    10、完全不顾被重组企业的利益,违反商业原则居高临下自卖自买被整合企业的优质资产,或者强行将企业的优质资产变现、抽调资金供其利益集团挥霍;又或者强行转制(控股),遣散职工,最终掠夺资源,实现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

    11、粗暴干涉下属企业的自主权,不尊重下属企业意见,强行指定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甚至指定律师、指定消费场所强迫消费等等。发生问题又百般推卸责任。

    12、为了排挤原企业的骨干,掠夺下属企业的资源,利益集团不惜百般诋毁下属企业的工作、抹黑下属企业的负责人,故意设置障碍,制造矛盾,在工作上吹毛求疵,“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目的想取而代之,通过夺取领导岗位最终控制资产。
等等等等,几乎无一例外……

    这些国企利益集团卑鄙无耻程度,甚至不如黑社会的嫖客,黑社会的嫖客信奉江湖道义、完事后支付小费,可是,现在的利益集团,把你强奸了还骂你不好,还要强迫你为其强奸说好话,不仅掠夺你的资产、把你赶走、用你的庙来供奉他的皇亲国戚,甚至拆你的庙......

    真是荒诞、邪恶、卑鄙、无耻之极!

    中央政府提出“政企分开”目的在于打破垄断,但在实践中,如此的行政划拨、无偿兼并实际上加速垄断,而且带来一系列法律问题:

    1、根据中央和国务院2002年6月颁布的“公开条例”规定,未经职工大会同意的决定可视为无效决定。所以,政府未经被划拨企业的职工大会同意便强制“拉郎配”,将企业划拨给利益集团、无偿兼并,是否属于侵权?

    2、根据“行政许可法”第24条、第83条的原则:政府的公有权利,无论如何委托、行政划拨,其接受委托、划拨的单位都必须是政府行政单位,但在“政企分开”之后、被委托、划拨的过程中,这些接受委托、划拨的企业集团都不是政府单位,仅是市场经济中的博奕者,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必然会利用非法获取的行政权力,为自身利益打压其它被划拨的企业、或转嫁危机到被整合的企业身上,那么,对于被委托、划拨的企业来说,其上级主管充当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角色,比以前政府管理,更加荒唐!更加不公平!

    如此的政企分开、资产划拨实际上导致利益集团更加高度垄断!更加弱肉强食!更加欺行霸市!

    鉴于这种以行政划拨的方式处置国有资产在我国十分普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以,我们请求纠正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政府行政划拨问题(或者进行违宪审查),并对后续问题给予关注。

    利益集团欺行霸市,最终都是凭借摄取的公有权力,以代表政府管理的名义,大规模安排自己的皇亲国戚到被整合企业的核心部门,控制话语权,随意解释政策,以改革为借口,遣散职工,掠夺资源到利益集团、或上市公司圈钱谋取利益,加剧社会矛盾!

   这几年绝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改革,将原来的职工视作改革对象扫地出门,几十年的辛勤工作、默默奉献竟然全部打水漂,视而不见,很多为企业奉献几十年的企业干部无可奈何地感叹:“工作岗位就是稀缺资源,即使你有再好的业绩、再好的群众基础都是白搭!你把企业经营好后,利益集团一定要把你撤掉,让他们的皇亲国戚来捞一把!如果你干不好,更要换你。相反,利益集团的皇亲国戚如何亏损也无所谓,反正捞一把就走”,话语权掌握在利益集团手上,无论干好干坏都要撵你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年“招聘”进来、担任要职的都是权贵利益集团的皇亲国戚!

    更为荒唐的是:为了推进这些所谓的“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竟然出台《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最后法律保障的途径都被剥夺,我们企业的地位、职工的权益如何体现?!

    不容置疑,国企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总结改革的失误,并不是否定甚至反对改革,但改革没有统筹规划,更没有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相应配套的法律法规,监督制约保障改革。而是行政命令性的几年内消灭中小国企,不仅没有体现和尊重民意,反而对国企职工的前途命运与生存保障,缺乏制度设计,没有任何预案准备。客观上牺牲了国企工人的合法利益,甚至是生存权利,草率地把为国家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国企职工,完全抛向市场,简单粗暴的强令买断工龄,任其被残酷淘汰、自生自灭,加上住房市场化、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改革,直接导致底层民众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新的三座大山压向没有财富积蓄的国企职工,把他们逼入绝境,从而加深了社会矛盾!

 

 

 

 

 









发件人:李延明<13051506082@163.com> (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5年07月21日 12:28 (星期二)

七千人大会毛泽东憋了16口气

----文革刘少奇被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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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共7,118人出席,史称“七千人大会”,目的是总结1958年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来,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统一思想。文史作者胡鹏池在其个人博客撰文指出,会上刘少奇足足让毛泽东憋了十六口气,“‘七千人大会’几乎将毛泽东在大跃进前后搞的所有名堂全部给否定了。有的遭到批判性的否定;有的遭到总结性的否定;有的遭到礼貌性的否定;有的遭到‘冻结性’的否定——即使如同亲儿子、命根子般的‘三面红旗’也已名存实亡,所有的实质性的内容如什么‘一大二公’,什么‘政企合一’,什么‘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全都被抽空了,只剩下一具政治僵尸供在那里,喊着‘万岁’,散发着臭气并吓唬人。”1967年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就表示“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此时文革已经如火如荼,“毛泽东早就大撒气了”。以下是胡鹏池原文,略有删减。

1966年10月1日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

七千人大会是在1962年1月召开的,其时江青早已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而且作为毛泽东首席秘书的田家英已经日渐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而在毛泽东晚年生活中出现的通房大丫头的张玉凤此时还不知道在哪儿呆着呢,所以说在1962年初这个时间段,毛泽东憋气不憋气的问题,江青是最有发言权的。

江青的“憋气论”提供了一把钥匙,解析“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分歧”正可以从“憋气”这个角度入手。“憋了一口气”只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笼统的说法,现实生活中它可能代表着“一口气”或“几口气”、甚至是“几十口气”。我们今天在对“毛刘分歧”详加罗列、排查、剖析之时,应当详细分析毛泽东究竟是憋了多少口气?究竟是憋了哪些“气”?

毛泽东自己曾在七千人大会上无限风趣地说了一段顺口溜:“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当时即赢得与会人众满堂喝彩,热烈响应,大家都心满意足的享用着困难时期难得的“四菜一汤”的同时,纷纷心情舒畅“出着气”,却不知他老人家自己却独自在那里暗中“憋气”呢?大家全都太粗心了,大家全都没在意。也许只有一、两个人注意到这一点,林彪就是其中之一。

再说了,他老人家既然憋了“气”,为什么不当时就立即放出来呢?是他老人家自己不想放呢,还是想放而放不出来?还是居然有人暗中使坏,堵住了不让他往外放呢?

第一口气: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

对形势的判断,永远是毛泽东最为重视的事,却永远是老一套的“形势大好”。我们这一代人全都领教过毛泽东关于形势的论述,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伟大领袖说过什么“形势不好”,“形势不老好啊”之类的话,最多也就是说:“形势大好,问题不小”。据说对形势的看法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水岭,所以毛泽东这样的“真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形势大好”的,谁要是对“形势大好”有怀疑,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文革都全面武斗了,毛仍然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既然,1967年底的“全面内战”、到处武斗也能成为文革“形势大好”的标志,那么1961年的“全面饥饿”、到处死人,自然也不可能成为毛泽东判断“形势大好”的阻碍。

对于61年底的形势,毛泽东早在1961年9月的庐山会议上就已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现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也就是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此后,毛泽东就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也正是在这种看法支配下,毛泽东心情大好,诗兴勃发,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前几天,他老人家有心情连续写诗送诗。

1961年12月27日,毛泽东向参加工作会议的同志推荐了他的新作《卜算子·咏梅》。12月29日,毛泽东又向出席中央小型工作会议推荐了民主人士吴研因、钱昌照的几首诗,全都是民主人士投其所好写的拍马诗。

毛泽东写诗,送诗的目的当然是要为即将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定调子。但是,这一回刘少奇却不同意这种看法,刘少奇下乡回来的时间还不久,家乡的父老乡亲、山山水水给了他精神气,何况他在家乡父老面前发了“两年不改变面貌,你们扒我的祖坟”的毒誓,在事关“祖坟”的大问题面前,他在毛泽东面前挺直了腰杆子。

刘少奇在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中,对毛泽东的话,对毛泽东自己的诗,对毛泽东送来的那些拍马屁的诗一概置之不理,权当根本没有这回事,没有把毛泽东的“定调子”的话写进去。

毛泽东看了初稿不满意,对报告初稿不予认可。刘少奇这才意识到完全不写是不行的,这才在“修改稿”中加进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毛泽东的判语。但是,毛泽东已经看出了刘少奇的不听话,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意也就产生了。而且,后来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也没有强调毛泽东的判语,没有按毛调子粉饰太平,仍然大讲困难。

刘少奇说: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

我们今天看刘少奇的这一段讲话,觉得刘少奇说得太平淡了,并没有任何敏感、过激的用词,但毕竟与毛泽东老一套的“形势大好”说法是完全不同。毛泽东由此憋了第一口“气”。

第二口气:产生困难的原因:第一个“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既然工业、农业都减产,减产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作为报告人的刘少奇回避不了。原因无非是两个:一是天灾,二是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对于后者,刘用了“人祸”这个词。至于第三个原因即所谓的“苏修逼债”,这个纯粹为了糊弄老百姓的原因那时似乎还没有发明出来,或者已经发明出来了,但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刘少奇的报告中没有提这件事。

这两个原因中哪一个是主要原因呢?刘少奇也回避不了。自从下乡回来后,刘少奇的心中已经早有结论,那就是“人祸”为主。刘少奇下乡回来的这半年中在其它的会议上已经多次表达过。

刘少奇当然仍要考虑毛的面子、毛的感受与承受能力,所以他在大会上的说法仍然是能委婉则尽量委婉一点。刘少奇说:“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但是,话锋一转,刘少奇却仍然熬不过去,仍然引用了湖南农民的话:“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话说到这种份儿上,就相当严重了。什么叫做“你不承认”?在毛泽东听来,这是在说我毛泽东不承认;什么叫“人家就不服”?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想,那就是你刘少奇不服。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的这番说法与“点名道姓”已没什么区别。而且“人祸”的这种说法本身就已经让毛很不快。但是“人祸”这种说法并不是刘少奇的发明,也不是湖南农民的发明,发明人恰恰是毛泽东自己。毛自己早先说过有关“人祸”的话,甚至也说过不止一次,但都是在小范围内说的,且都是说别人的“人祸”,那能说到自己的“人祸”。而刘少奇却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当着七千干部的面,用这样尖锐的提法,箭指何人?不言而喻。这又使毛泽东憋了一口“气”。

第三口气:成绩与错误:第二个“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与错误

刘少奇虽当了国家主席,人家也叫“刘主席”了,在毛泽东看来,那是我让给你当的,我要是不让,你就当不上。你即使当上了,那也是国主席,哪能比得了我这个党主席,党比国大,天经地义的“真理”。即便你是国主席了,也仍然在我手心里攒着。

所以,党天下仍然是“毛天下”,国天下也仍然是“毛天下”。毛喜欢人家歌颂“伟光正”,党的“伟光正”其实都是他的“伟光正”。毛喜欢唱“六亿神州尽舜尧”,因为“舜尧”就是鄙人毛泽东。如果把错误说得太大了,那还怎么“舜尧”?就是“桀纣”了。

但眼下发生了大灾荒,尤其是饿死了几千万人,所以毛指望刘对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维持其“尧舜”之地位。刘虽然也肯定了,但在毛看来,肯定的既不充分,又不理直气壮,甚至给人一种是“漆黑一团”的感觉。因为肯定得不充分,所以这些不充分的“肯定”,在多疑的毛看来简直就是别有用心了。

你看,刘少奇在报告初稿中讲成绩和错误方面,是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一起混着讲了,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不仅没有突出讲、甚至也没有单独讲。相反,报告中所讲的缺点错误几乎全都是“大跃进”以来的。

后来经过修改的稿子,开始突出“大跃进”以来的成绩,一共讲了12条,缺点错误才讲了4条。刘少奇已经在迎合毛泽东方面也是下了工夫了。

刘少奇说:“总的来说,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

其实那几年饿死了几千万人,工农业都减产,那来的七分成绩?三分成绩也站不住。刘少奇也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瞎话虽然说了,但说瞎话时又不理直气壮,而且仍然令毛不满意。

那么究竟毛泽东要刘少奇怎么讲才满意呢?毛有一句口头禅“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毛的期望值就是“一九开”,九分是成绩,只有一分缺点与错误。而刘少奇讲“七分成绩”,太少了;“三分缺点与错误”,太多了!但刘少奇最终也没有能满足毛泽东的期望值,毛泽东又憋了一口气。

第四口气:刘少奇直接否定“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说法

中国人都知道,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来比喻缺点、错误与成绩之间的关系,这是毛泽东最得意的“专利”。这个“专利”放之四海而皆准,放之四时而不变。毛泽东拥有这个专利,但他自己并不笼断,不但到处推销,而且要普及。他自己固然常常讲,处处讲,也要别人跟着讲,尤其是当出现失误遇到困难时,即使是严重的失误严重的困难,他也绝不突破这个框框。偶尔突破也是在评估地方工作及指责他人工作时。

对于毛的这种常用语,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只要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你不用他的这句套话那是不行的,谁还有胆当面否定它。但刘少奇却在七千人大会的口头报告中居然明目张胆地对此否定了。

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

刘少奇胆子太大了,在《七千人大会之前的刘少奇》一文中,笔者曾给了刘少奇这样一段赞美:他带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带着“两年内不改变,你们就扒我的祖坟”的毒誓,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山水。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过。但是,故乡的山水已经将他的灵魂漂洗过了。

看来,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刘少奇的灵魂仍然是相当洁净的。灵魂洁净的人是有力量的。即使在毛这样刁蛮可怕的人面前,刘也再三冒犯了。后来在1964年前后,刘少奇曾经说:“现在用毛主席过去那种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情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

这两次冒犯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当着毛的面否定毛最得意的话及最得意的方法。刘给毛带来的伤害太大了。毛当然又大大地憋了一口气。岂止是“憋气”,简直就是“蝇屎”。

第五口气:“人祸”是如何发生的

刘少奇负责起草的“书面报告”一再被否,刘也是憋足了一口气。但刘仍然在口头报告时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抛了出去,后人称这一举动有“非凡的勇气”,而当时全体与会人员就为了这句话,竟给了他长达5至10分钟的热烈掌声。接着刘总结“人祸”的原因,归结为三点:

1、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

2、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3、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

对于第1点,这是毛刘共同的。刘这样说也并不完全是为了迎合毛。他也是大跃进的促进派,毛是第一号,刘是第二号,刘也要解释他犯错误的原因,当然也是“没经验”。两人不同之处,在刘是其一,在毛是唯一。毛基本上只认同这一点,对其它的原因不是否认就是淡化。

对于第2点,你刘少奇这是说谁呢?当然是说毛。如果不是说毛,那么他应该先说“我们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可他没有加这个前提,所以他就是在说毛,说毛不谦虚谨慎,说毛骄傲自满,说毛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说毛不尊重党内民主集中制,说毛让别人不敢讲话。

这样一点小把戏,毛怎么会看不出来呢。所以毛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于第3点,在党内和群众中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更是说的毛,具体指1957年的“反‘反冒进’”以及1959年的“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如果没有57年至58年毛泽东一再的声色俱厉的“反‘反冒进’”,大跃进很可能就被“反冒进派”扼杀于萌芽之中了;如果没有59年“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大跃进也可能在行进到中途就夭折了。

“反‘反冒进’”;是大跃进的起步器,“庐山会议”是大跃进的加速器。“反‘反冒进’”是毛泽东于苏联回国后采取的非常政治举措。在此之前,毛在具体经济工作中一般采取相对沉默、超然的态度,但他从苏联回来后就大不一样了。狗日的苏修赫鲁晓夫,他让我们的伟大领袖中了邪,随机在苏联夸下了“十五年赶超英国”海口。

唉!要是那年毛泽东不去苏联就好了,也许就没有大跃进了。可毛泽东怎么可能不去苏联的呢?斯大林已经死了,他要去瞅瞅这个赫鲁晓夫究竟有没有本事当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要是赫鲁晓夫没有本事呢?这个老大的位置就轮到我毛泽东了。

所以这个一向不喜欢出国的毛泽东还是去了一趟苏联,结果发现这个赫鲁晓夫还真没有什么熊本事。再转念想想自己呢?自己是什么都行,资格老、本事大、文武全才,斯大林一死,当今之世就舍我其谁了。自己到是行,可是中国不行,一穷二白。毛泽东自忖“手里没有一把米,喊鸡也不灵”,所以他才要发动大跃进。

为了落实并争取超额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计划,毛泽东又自说自话的回到经济工作的第一线了。一回国就集中力量针对周恩来、陈云在合作化后出现的问题所采取的调整措施提出严厉的批评,将它称之为“反冒进”,又将“反冒进”上纲为“促退委员会”,将1956年经过调整后的出现的短暂有序经济局面称做“马鞍形”,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反‘反冒进’”。

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指名道姓地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他蛮横无理地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把“反冒进”和“右派进攻”等同起来,威胁周恩来等“离右派只有50米”了。这些蛮横无理且又气壮山河的指责,让一切“反冒进”的人,都吓得屁滚尿流。劳苦功高的周恩来竟然连续作了十三次检查。

得,活样板放在这儿呢?谁想当右派呀!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一切听你的还不行吗!从此,一切怀疑、反对的声音彻底息菜。

面对“错误”,大家都在总结经验教训,但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却是千差万别的,有时甚至“牛头不对马嘴”。比如文革结束后,周扬与胡乔木总结的文革教训就完全不同。面对大灾荒,刘与毛总结的经验教训也是不一样的,毛文过饰非,抓住机会还要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刘则是浅尝辄止。浅尝辄止固然不好,文过饰非更坏。但对于文过饰非的毛而言,刘的浅尝辄止也是让他憋了一口气。

第六口气:彭真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

综观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刘少奇是认真而执着的,但他仍然不是最勇敢的人。最勇敢的人是彭真。

在“起草委员会”讨论错误责任时,彭真说了一段让他在历史永远载誉的话:“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彭真这一段既委婉又慷慨的陈词,成了会议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彭真是七千人大会上唯一指名道姓地指陈毛泽东犯了“超越阶段”,“办公共食堂”的两项错误的人。当然毛的错误远不止此,彭真也只不过是挑了基本上已成为共识的两项错误。彭真也是唯一在大会上指名道姓要毛泽东做检讨的人。

彭真讲后,邓小平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邓小平的话就委婉了,但意思仍然是清楚的,即毛泽东也是有错误的,他自己都说圣人是没有的,既然有缺点错误那么也是可以批评的。邓小平用这种方式委婉地表示了对彭真的支持。

刘少奇的说法就更委婉了。刘说:像河南、甘肃。西北有些县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中央应首先负责,第二是省级,再是他们。我看,这个话许多人心里有,只是没有讲,现在他们讲出来,就是提高了。

无疑,他同意彭真的讲话。

会上,同意彭意见的人有很多,但用这样明确的语言讲出来的也只有彭真一个人。

周恩来是聪明人,他闻见了火药味。他很快发言: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我们这些人真笨。不一心一德,集中统一,就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这一点思想不通,辩论三天三夜也可以。

中央那些高官们的思想与态度随时都在变化。刘少奇原本也是与周恩来一起“反冒进”的,后来经过了毛泽东的批评后,转过弯来“大跃进”,又经过了下乡,其实又转变成反对大跃进了。而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中受的批评大,差点这个总理的职务也干不成了。经过了“反‘反冒进’”,周恩来的态度变得园滑了。

老实说,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起的作用并不好。

比起周恩来来,陈伯达的态度还要更鲜明。陈说,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是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我编辑主席的语录有很大收获。他告诉我们,如何管理中国。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

陈伯达虽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但在维护毛泽东方面是从来不含糊的。他将彭真的话歪曲成彭要检查毛泽东的工作。彭真在党内的地位高于陈伯达,但陈伯达的发挥让彭真感到害怕。彭赶紧解释说: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经过这样一个回合的较量,陈伯达,周恩来的观点就占了上风,彭真偃旗息鼓,大会上就再也没有人敢说毛泽东也有错误,也要做检查了。除非毛自己说。

可见当时,毛泽东的地位还是非常稳固。“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彭真、还有一个刘澜涛,态度比较接近;柯庆施、陈伯达的态度比较相同;周恩来中间偏毛,邓小平、陈云则中间偏刘。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

“七千人大会”上最复杂的还是围绕“三面红旗”的问题,也是毛泽东憋气最多的一个问题。一方面:“一切的错误”以及由这“一切的错误”所引起的“一切的灾难”,可以说全都都是“三面红旗”引起的。什么“五风”,那怕是“十风”、“一百个风”,它们也全都来自于一个“风源”——“三面红旗风”。

另一方面,不否定“三面红旗”,一切的“纠错”也都是“隔靴搔痒”,不解决根本问题。虽然当年的高层几乎所有人的认识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但认为“三面红旗”有问题,“三面红旗”的副作用太大则是相当普遍的认识。

刘澜涛说:有些同志讲“三面红旗”,像念经的一样,宣传上形式主义很厉害。也有人说:总路线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这几年如此严重的减产,还能是“大跃进”吗?说它是“大跃退”还差不多!所以将“大跃进”这面旗帜砍掉,或是悄悄的不再提起,这成为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共识。可是不提“大跃进”,“三面红旗”成了“两面红旗”,这又像什么话呢?

最最重要的还是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态度,他是坚持到底,“铁了心“的。如果否定了“三面红旗”,他这张老脸往哪儿放呢?于是,刘少奇就出来说话了:“‘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还是要提跃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报告对“大跃进”就作了这样自欺欺人的解释:

1、从长时期来看,可以说是跃进。速度是波浪式的。

2、同资本主义国家比,同苏联比,就一个时期说,还是跃进。

3、跃进不能总是以“钢”作标准,要全面的看,无数小的跃进,可以组成大的跃进。今后几年产量下来了,品种、质量上去,也是跃进。

也就是说品种齐全了,质量提高了,也是跃进。今后几年内,我们要在品种、质量、技术方面来个跃进。邓小平对此总结道:十年任务中可以写:“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

修改后的报告稿,其完整的表述则是:“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接近现代工业大国的水平。”堂堂中央文件,最后就是靠这样的文字自圆而不得其说,糊弄人但没有人能信服。“三面红旗”,最初曾被称为“光荣旗帜”,然后又被称为“三大万岁”,“三大法宝”。再后来觉得“三大法宝”的提法有点高,就不用了,最后确定为“三面红旗”,但“万岁”还是要的,就变成了“三面红旗万岁,万万岁!”

“三大万岁”来源于林彪在1959年国庆节的发言当中。那年国庆时,林彪刚刚接替彭德怀当上国防部长没几天,林彪当然很清楚,彭德怀正是因为在庐山上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而被打倒的,所以他以“反彭之道而行之”,在讲话的最后高呼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当然,林彪的这个讲话稿也不一定是他亲自起草的,所以“三面红旗万万岁”的发明权是否就能归于林彪,这也很难说。

从此,这一提法就被各级领导效仿,每次会后都要三呼“三面红旗万万岁”。“三面红旗”中最早被完整总结出来的是“总路线”。“总路线”就是一句话:“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当然它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但从头到尾都是毛泽东的亲自发明,并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由毛泽东完整的提出来的。

其实,这是一句很扯淡的话,但从字面上理解,它的错误并不很大。如同民间所说的:“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常识告诉我们,世上并没有这样的好事。此外,将“多快”放在“好省”的前面,片面强调了高速度。如果是“好省多快”,片面性就会相对小得多了。

“大跃进”的萌芽,实际比“总路线”还要更早一些。始于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赶上并超过美国。

美国是资本主义阵营的老大哥,领头羊,英国是老二;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领头羊,中国是老二。老大赶超对方的老大,老二就赶超对方的老二。根据这样的简单思维,毛泽东随即提出作为苏联的小弟弟,中国也要在十五年之内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小弟弟英国。而超过的主要标志就是钢产量。所以毛泽东在回国之后就将钢产量的指标翻了一翻,发动了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

毛泽东充分发挥了他年轻时看章回小说的想像,一口气封了三个元帅:钢铁、粮食、还有一个机械,又封了两个先行官:铁路与电力。三元帅升帐,两先锋得令;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左龙骧,右虎贲;三声礼炮,十里旌旗。就像戏文里的“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穆桂英挂帅”一般儿戏,但也一般有趣。

“大跃进”就这样隆重开场了。

第八口气:“三不提”之一:关于“15年赶超英国”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除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特别有名外,其次有名的就是“三不提”。

第一个不提就是“15年赶超英国”。“15年赶超英国”是毛泽东于1957年在莫斯科会议上提的,是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承诺,是中国共产党人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二当家的向资本主义阵营的一个挑战。

这么大的事怎么能说“不提”就不提了呢?所以在会议的一开始,惯性作用,仍然是提的。因为从57年到62年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年,但还有十年,还有时间与余地可以糊弄糊弄。

在为大会所准备的“书面报告”第一稿中,仍以这句口号开头:“这次会议,是一个为实现再经过10年左右时间在主要工业品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伟大号召而奋斗的会议。”“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11月提出了15年左右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任务,就是说,从1949年起,我们要在20多年的时间内完成或接近完成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一百几十年中做过的事。这个要求是我们经过努力可能实现的。”

可见,直到大会开始,毛泽东,甚至刘少奇、邓小平也都没有放弃这个口号。至于毛泽东在后来不断加码、不断变化的“五年、三年、甚至两年赶超英国”的口号牛皮太大了,谁也没脸皮再提了。

直到21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再次讨论修改书面报告时,经过算帐才知道即使是15年,这个目标也根本不可能实现。至今为止,根据所披露的资料,我们知道“起草委员会”曾经有过算账这回事,但具体的是怎样算的账?当时没有公布资料,至今也没有。于是,刘少奇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这个口号在书面报告里不提了。刘少奇给足了毛泽东的面子,既没有说这个口号的来历,也没有说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更没有分析这个口号带来的危害,只故作轻松地说不提了,但也不取消。

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在1月27日的口头报告中是这样说的:“15年赶上英国、超过英国,这个报告上没有讲。我们起草委员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头一次是写上去了,第二次说还是不写好。15年赶上英国,原来是这样提的: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现在这个口号用不着去改,用不着取消,我们做的好,到15年的时候赶上了,就赶上了,没有赶上,也没有那么不得了。提个口号,为什么不得了呢?更多一点时间,多几年就是了。”

毛泽东在一旁插话说:少一些时间是不行的,多一些时间是可以的。看来毛泽东也已经知道了算账的结果,也同意了刘少奇的这种说法,对这个口号不得不放弃了。牛皮曾经吹得震天响,现在自己不得不放弃了。对于毛泽东而言,情何以堪?那能不憋气?一个忽悠了四年多,地球人都知道的口号,就这么不明不白地不提了。

第九口气:“三不提”之二:农业发展纲要40条

刘少奇口头报告中说:在书面报告中,《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没有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特别是四、五、八,照现在这样算起来,到1967年达不到四十条那样的标准。四、五、八,恐怕原来提出的时候调查研究也不是那么充分,所有的土地都达到400斤、500斤、800斤,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去进行调查研究。《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我们现在不提,但是不取消。12年做不到,加几年就是了。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曾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情。毛泽东在建国后所发动的政治、经济运动是一条连续的曲线,从来没有间断期,而且是一浪更比一浪高。文革前是四清,四清是文革的预演,四清为文革铺了路。

农村在大跃进前是“纲要”,“纲要”是大跃进的预演,“纲要”为大跃进铺了路,纲要40条的地位相当于四清时的前十条,没有前十条,就没有23条;没有四清的23条,就不会有文革的16条。

没有纲要40条,就没有三面红旗。“纲要”本身就是最早的纸上的卫星,是毛泽东放的卫星,是披着科学的面孔的卫星,是大跃进中一切卫星的“预放”。

“纲要”是1955年11月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如果说,“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是毛在莫斯科一时兴起信口开河吹的“喇叭花”,缺乏调查研究,也缺少必要的时间推敲的话,那么纲要40条则是毛是花了很多心血,甚至经过了长达4年的时间反复求证,反复讨论的经典之作。

自从“纲要”出世之后就一直就被视作发展中国农业的纲领性文件,农民的指路明灯。当年曾有一首诗,特别好玩好笑,全文录此。

树上喜鹊喳喳地叫,

老汉咧嘴忍不住的笑。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好比四十颗太阳当头照。

太阳也比不上它温暖,

处处地方它都照到。

放近耳朵听一听,

莫不是毛主席的说话声?

回头胸上贴一贴,

句句话它暖人心,

没闭住嘴巴笑出了声,

咱社员有了指路的大明灯。

“纲要”是在1955年才开始制定的,那时已经发烧,但只是低烧,还没有发“高烧”;“纲要”又是在1960年定的稿,那时“高烧”已经开始退潮了,退烧只退到“低烧”的程度。尝听有经验的医生讲,有时候“高烧”还好办,“低烧”却不好治。

而且当1960年4月,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最终讨论通过,并以正式文件向全国公布之时,主持此项工作的谭震林向大会作报告还说《纲要》是留有了余地的,并提出要动员一切力量提前实现的。尽管如此,“纲要”仍然是一个极左的文件,所提出的各项指标也根本不可能完成。对于这样一个由毛泽东历经四年之久精心炮制、反复修改,并“留有余地”可以“提前实现”的“纲要”在正式通过了一年多后就被宣判了死刑,对于毛泽东而言,当然是又憋了一口气。

笔者曾一再感叹毛泽东这样一个师范生,在学校里学习时只有语文、作文成绩好,数学常常不及格,然而他在领导岗位上却特别喜欢运用数学的工具制定各种各样的指标。解放战争年代,他制定的指标今年要消灭多少国民党兵?明年又要消灭多少?并将指标分配给各野战军,大差不差都能完成。可是在经济工作中所制定的各种指标,却没有一项能完成的。

第十口气:“三不提”之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

“人民公社好”是毛泽东的原话,“一大二公”也是毛泽东的原话。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为刚刚出生的“人民公社”定性: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便于综合经营。农林牧副渔,是农业合作社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逐步搞掉。

过去我们许多善良的人,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在谈到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许农民有自留地,不许农民养家禽与牲口,总认为这不是毛泽东的政策,是手下人执行过程中的偏差。现在我们列举了这么多的资料,这才知道当年的所有极左的、可笑的政策,几乎没有一项不是毛泽东提倡的。

说实在话,大凡与毛泽东的思想一个路子的人,都会由衷地佩服他对事物的总结能力。他总能将事物最左的、破坏力最大的特点拎出来,当作最好的东西摆在大家面前,强迫大家承认并执行。

到了八届六中全会作决议时,又加了一个整人的理由:“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这句话就是与极左政策配套的组织措施。

公社化运动前,全国有7万多农业合作社,哗啦啦一阵风,变成了2万多公社;1961年前后,毛在整顿人民公社时,又是哗啦啦一阵风,2万多又变回个6万个。没人能估算出这变过去又变回来的成本有多少?经济核算单位由公社而大队,由大队而小队。“大”也不大了,“公”也成了“共产风”,属于调整、整顿的范围,即便如此,毛还铁嘴钢牙,在谈到“一大二公”时说:将来定个比例,“一大二公”,公就表现在社队有点积累。

对于“一大二公”这样一个毛死不认错的问题,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个报告里头也没有讲。有的同志提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到底如何呀?现在基本核算单位搞到小队去了。又“一大二公”,基本核算单位越来越小,这个现象似矛盾。现在情况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现在还解释不清楚,但是等到将来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还是“一大二公”。所以,这个口号也不取消,但是也不着重讲。

不提“15年赶超英国”,不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提“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刘少奇的这“三不提”,让毛憋足了三口气。不过,有些人的态度比刘少奇暧昧些。如周恩来主张有关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要多说几句。

又如邓小平说:人民公社如果经过试点更好。既然早产了就应当好好爱护他,对早产的孩子有四种态度,一是不要,这是右派;二是对付对付,不认真;三是拔苗助长多给猪肉吃,多运动。这三种态度都不对。主席的态度是重视他爱护他,想办法解决问题。四种态度跟哪一种走?当然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

周恩来的态度,邓小平的话,算是让毛稍稍缓了几口气。不过毕竟不解决根本问题,根本上仍然是憋气。

如何理解周恩来、邓小平的态度?这是另外的问题。不能简单的认为他们是在为毛开脱,其实也是在为毛缓颊。毛的面子丢得太多了,兔子急了还要咬人呢?何况是老虎。

第十一口气:关于城市人民公社

据1958年9月统计,全国农村原有74万个高级社发展为23284个人民公社。按毛泽东的计划,下一步就要城市公社化。按毛泽东的脾气,再下一步,全国变成一个大公社------到时候,保不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也得改了。

毛泽东这一生,除了喜欢搞“翻一番”这类数字游戏,喜欢搞“十五年”、“七年”、“三年”这类数字预测,更特别嗜好于玩弄“改名字”、“改名称”,“换木头疙瘩”、“换橡皮图章”的游戏。美其名曰改变生产关系,其实就是破坏生产关系,生产力也就随之大破坏了。

他常常将“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扣在政敌的头上,但他从来也没有将“唯生产关系论”作为向政敌进攻的武器,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唯生产关系论”者。

频繁地不断的变更生产关系后果:

第一、改名称、换木头疙瘩,挂木头牌子,搞成立大会的成本,放鞭炮、摆酒席,并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数字。

第二、每换一次牌子,又在原有的干部队伍的基础上,大量增加了新的干部队伍,全都是“吃百姓粮、办公家事”,干部队伍的不断膨胀的后果就是领饷的人多了,办事的人少了,扯皮的事情多了,干部与干部之间的矛盾多了。

第三、旧的生产关系破坏了,依托于旧的生产关系的生产力同时遭到破坏,而新的生产关系迟迟建立不起来。

1960年3月8日,毛泽东批示“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普遍推广”。

农村人民公社化一哄而起,并没有试点,为什么在城市人民公社化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要搞试点呢?

毛泽东后来解释道:“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刮‘共产风’要挡一挡,城市暂时压一压。‘试办’实际上是观望,不是不办,而是看准时机,等到形势好了,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原来思想不通的人也通了,再大量兴办起来”。

毛泽东真是个急脾气,自己又往往对自己的金口玉言不当一回事,关于“试点”的谈话刚说半个月左右,却又换了主意。到3月24日,毛泽东又忽然就改变了态度,要求城市“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

此后,各大中城市里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人民公社化运动了。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公社化的过程。据有关统计,至1960年5月10日,在全国180多个大中城市的6900万人口中,建立了1039个人民公社,公社人口达3900万,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55.6%。

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恶果尽显,城市人民公社化毕竟没有轰轰烈烈,放屁一阵风,最终无疾而终了。但是毕竟曾有过这么一回事。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报告里对毛泽东这一伟大创举竟然只字未提,似乎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城市人民公社化”这回事似的。

第十二口气:关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曾经风靡一时。与此口号同时的还有“没有办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口号的原始发明者并不是毛泽东,但毛泽东支持并维护了这个口号,并为此与他的老朋友李达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李达当时责问毛:“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不通?”

毛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李达说:“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钦定这个口号是不是?”

毛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

李达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条件。------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大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

毛说:“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七千人大会”有一项内容“清理口号”。刘少奇当着毛泽东的面特别举例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刘少奇说:“这一口号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要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说明白。

第十三口气:关于“左比右好”

“左比右好”,这不是口号,而是党内长期形成的一种观念。我们学习党史,都知道在土地革命时期,我党曾经发生过一次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右倾的错误是陈独秀犯的,叫“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左倾的错误分别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与博古。也就是说在长期中国革命阶段,曾经有左也有右的错误,而且左的错误统治的时间长,危害大。毛泽东的所谓“英明伟大”在于他既反左也反右,所以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为什么到了建国后,只有右没有左了呢?反右运动中,执政者更公开的将人划分为右派及左派;庐山会议后又有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后来又发明了“形左实右”的新名词。长期以来,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态度问题,成为党内及社会上的共识。凡当了“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家破人亡,当了“左派”的升官发财。严酷的现实对比朝朝夕夕的摆在全国人民面前,所以“宁左勿右”成为当年中国的“普世价值”。

只有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说:“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第十四口气:两个尖锐的问题之一:错误的性质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中对一些比较尖锐与比较重要的问题也做了一些回答。比如,大跃进的错误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刘少奇根据中央高层讨论后的统一口径回答道:“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

刘少奇还说:“我们现在是来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但是,就在同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犯错误的原因时却说:“你违反了它(经济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社会主义谁也没干过……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

将毛刘两者的讲话比较:毛泽东强调的是缺乏经验。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缺乏认识,所以犯错误不仅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谁来干谁也会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虽然毛泽东也说中央的错误我也有份,毕竟也没有勇气直接说我毛泽东没有什么的责任,但谁都能听出他是在为大跃进的错误轻描淡写。

刘少奇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刘少奇说得很明白,错误虽然很严重,但“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刘少奇的这种说法是给毛泽东留了面子,也是给刘少奇自己留了面子,也是给犯了这么大的错的党留了面子。3600万人饿死了,仍然要面子。面子真的很重要。但是,刘少奇的话有没有对毛泽东威胁之意呢?刘少奇有没有这样的意思呢?你毛泽东犯了这么大的错,但我们仍然没有上纲为路线错误,那是大家对你的客气,你如若再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仔细考察刘少奇的原话及语境,这样的意思似有非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个人认为刘少奇没有这样的意思,第一他没有这样的觉悟;第二他没有这样的地位与威信;第三他也没有这样的胆量。但我认为没有,与会者中的大多数也不认为有,并不等于毛泽东也没有。

从事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恨之入骨,必欲致其于死地而后快的后果来看,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就有这样的意思。其实对于大跃进错误的性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认识并无本质的区别,是50步与100步的关系。大跃进的错误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不需要详细考察其动机,仅从所产生的恶果来分析,它的性质严重到不管是怎样的定性与评价都不过分的程度。它不仅仅是错误,更是犯罪。最起码的评价:这是一条我党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对我们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对我们国家与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

历史上,我党犯类似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也并不是没有,比如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就是一例,但是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左倾路线错误都不能与这一次相比。李立三的错误路线统治全党的时间不过只有四十天,而毛泽东的的左倾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即使从57年算起也已经四年多了。

第十五口气:两个尖锐的问题之二:关于彭德怀问题

会上有人提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信上所讲的,不正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吗?

对此,刘少奇回答说:从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彭德怀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刘不但没有为彭德怀平反,还给他留下一个里通外国的罪名。

刘这样讲,当然不可能是他的个人意见,很可能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也不排除当时的中央经过了某种形式的讨论程序。以牺牲一个彭德怀维持毛的威信,维护虚假的、脆弱的党内团结。可怜的彭元帅啊,你又当了一回无谓的牺牲品。而代表毛泽东及中央讲这个话的人,还曾是当年的红五军团的政治委员。

历史已经证明,刘少奇的这一段话是很无耻的。

从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至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这两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大地从大跃进的高潮走向大饥荒的深渊,这残酷的两年现实,已经证明了彭德怀的庐山之谏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当初接受了彭的建议,及时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就不可能饿死几千万人。正是因为在庐山会议上错批了彭的意见,大跃进获得了加速器与充电器,向着罪恶滔天的方向疾驶而去。

七千人大会既然是总结经验教训,那么为彭德怀翻案则成为必然,这是唯一的正确的选项,也是当时的党心、民心所向。但是刘少奇即没有这样做。

即便如此,刘少奇也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好感。虽然他无耻了,但是他没有无耻到家。按照刘少奇的解释,当年彭德怀对“三面红旗”的意见就不是“反党”了,这仍然是与毛泽东的步调不一致的。

第十六口气:两次掌声

七千人大会其实自1962年1月11日已经开始,这次大会开得相当的怪异,居然连一个开幕式也没有,将全国县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七千多人召到北京来,开头半个月就是学习文件与分组讨论。直到1月27日,也就是刘少奇作口头报告的那一天,才算是大会的第一次全体大会。

下午2时,大会开始。当毛、刘、朱、周、陈、林、邓七巨头鱼贯入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大会响起极其热烈的掌声,时间长达15分钟。当然,这一次长达15分钟的掌声主要是给他们足足等了半个月的党中央与毛主席的。

第二次长时间的掌声出现在当天刘少奇的讲话中间。当刘说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一句话时,会场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反应。起先,大家一下子仿佛怔住了,接着便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掌声大约持续了五分钟,也有人说是十分钟,连在后台的服务员也全都跑进场里来了,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无疑,这一次长达5—10分钟的掌声是给刘少奇的,尤其是给说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刘少奇的。

这么多年来,听惯了假话、空话、大话的各级领导们好不容易听到了一句真话,怎能不激动呢!

对于第一次掌声,毛泽东可能并不太以为然,他听惯了,习以为常了,不以为喜了。

可是对于这第二次掌声,他震动了,他惊愕了。他惊愕于刘少奇的威信居然已经有这么高了,当然也听出了这些干部居然当着他的面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鼓的掌,这掌声毫无疑问是冲着他的“三面红旗”恶政的。

刘的这场充满激情、生动有力的口头讲话,整整进行了三个小时,于下午5时结束。

毛在主席台上听他的副手做这样的报告,他会是怎样的心情?

表面平静大度,内心翻滚不息,憋足了气,却无法评论,更无法发作。

在会议结束时,作为会议主持人的毛泽东居然没有按照惯例对刘少奇的报告说一句好话,照官场的习惯他应该说:刚才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我完全赞成,希望大家回去后认真学习,深入理会。然而毛泽东一反常态,对刘的报告只字未评,只是讲了讲以后几天的安排,然后说:“好,同志们,今天就结束,散会。”

刘少奇的话讲完了,会也散了,但很多同志的心还在激动着,反响非常强烈。

有人说:刘的讲话“把不少共产党员的心拨热了!”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杨献珍说:刘的报告“把问题讲透了!”

结束语

以上笔者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的“16口气”。其实又何止16口。如果仔细清算,令毛泽东不满意的地方甚至还有几十处。比如还有什么“分散主义”,还有“公共食堂”、“供给制”、“资产阶级法权”、“兴修水利”、“几个大办”------

“七千人大会”几乎将毛泽东在大跃进前后搞的所有名堂精全部给否定了。有的遭到批判性的否定;有的遭到总结性的否定;有的遭到礼貌性的否定;有的遭到“冻结性”的否定------即使如同亲儿子、命根子般的“三面红旗”也已名存实亡,所有的实质性的内容如什么“一大二公”,什么“政企合一”,什么“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全都被抽空了,只剩下一具政治僵尸供在那里,喊着“万岁”,散发着臭气并吓唬人。

客观的看待刘少奇,在这次大会上他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反毛言论,更没有明显的反毛举措。刘在主观上既想纠正错误,解决问题,在这个前提下他也是尽量给毛留足了面子。几十年在党内的生存经验,他也不敢不给毛留面子。但是客观上他做得并不好,但他也不可能做得更好了。

其原因有二:1、刘这个人的性格远不如周那样圆滑,又不如林那样城府,也不如陈、邓那样沉得住气。刘的位置处于第一线,许多事情别人可以不说不管,但不能不说不管,而刘的性格特点是说话做事是往往容易“走火”的,尤其是当他情绪激动,责任心强的时候,他常有忘乎所以的表现。

2、半年前的那次下乡,洗涤了他的灵魂,当年参加革命的初衷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归。他不仅滋生了“救世情怀”,而且还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情绪。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他往往就话到嘴边,顾不了许多,这就更容易“走火”了。

在毛一方面找原因:1、多疑,是毛的一种主要性格特点。处于顺境之时,他的肚量也许能稍大一点,得意之时还可能忽略一些细节;尤其是当他处于逆境之时,失败、失落之时,他的情绪虽然低落,神经却高度紧张,越发疑神疑鬼,满眼都是“偷斧子的人”。

2、“七千人大会”前,毛虽已经觉察出刘与他有许多不一致,但是他没有想到有那么多,那么系统,那么严重,他并没有估计到刘会主动的摆脱他的约束走得那么远。刘在会上大讲缺点错误,大讲“人祸”,将过去几年工作讲得“漆黑一团”,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话中有话,话中带剌。在毛看来就已经远不是“不和他保持一致”那么简单,而是在一边对他全面施压,一边在乘机树立自己的威信。据说,毛在听了刘的报告后回到寓所,对身边的人说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3、大会上给刘的掌声,以及彭真、刘澜波、杨献珍等刘系人马的唱和,让毛感到刘已成了一股“尾大不掉”的政治势力。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有将近半年的休息时间,表面上,他是当徐霞客去游山玩水,其实他一刻也没有放弃朝中之事。而刘少奇却将“一时得逞”,误以为“得逞”,说话做事,更是放肆。

半年多后,又一次的北戴河会议召开了。毛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三面红旗”的法宝不灵了,也不用了,他用上了新法宝,这就是威力无比的“阶级斗争”。由此,中国这艘斑驳陆离,千疮百孔的破船又有了新的引擎,隆隆地向文革的“冰山”开去。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1960年下半年,1961年、1962年上半年,都讲黑暗,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这不是在压我?压了我两年,难道讲一点光明都不行?”。

5年后,1967年2月,毛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1967年4月12日,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那时,文革已经如火如荼,毛泽东早就大撒气了。




 

 

 

 

 

 



发件人:HGS3<tiancen00@163.com> +(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时 间:2015年07月31日 07:04 (星期五)(共识网)

    大军网编者按:这是一篇典型的狗屁文章。自2008年以来,由耶鲁大学中文教授苏炜作词和杰出企业家霍东龄作曲的中国知青组歌《岁月甘泉》在广州和北京上演之后,已在美国及澳大利亚等世界各地巡演多场。既然有人歌颂和喜欢,上山下乡就是伟业。你怎么能仅凭你的感觉认为是罪恶?当然,你认为罪恶那是你的事,不要去干扰别人的感觉。请尊重别人的感受。只能这样说,上山下乡是你的罪恶,别人的伟业。

上山下乡运动是罪恶还是伟业?

唐燕

2015-07-20

    一个民族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是这个民族成熟与否的标志,同样,知青一代的价值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上过山下过乡只表明我们粉墨登场过,洗尽铅华才称得上真正历练过,知青的价值不在于当时的经历,而在于其后的觉醒和现在的反思。
  一
  最近歌颂赞美知青上山下乡的各种展览、活动不少。
  7月1日“由国家、省级层层审批”、“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亲自把关”的北京鸟巢“知青博物馆”正式开馆,该馆所展示的有着“强烈的文革歌德派倾向,知青以及十年浩劫的苦难一点都不提,罪恶全变成了伟业”(贺卫方)。
  7月11日《环球时报》上《知青一代的积极回忆值得尊重》一文承认该博物馆“对上山下乡的记述是经过了选择性的记忆”,直言上山下乡运动“和文革显然不能划等号”。
  早在201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就发表过《上山下乡不容否定,兼议腐败根源》一文,对祸国殃民的上山下乡运动作了充分肯定。
  自2008年以来,由耶鲁大学中文教授苏炜作词和杰出企业家霍东龄作曲的中国知青组歌《岁月甘泉》在广州和北京上演之后,已在美国及澳大利亚等世界各地巡演多场。
  《岁月甘泉》的演员多是目前在美国定居的当年知青,他们说那段人生很苦、很累、很穷,但很少有怨恨;演员中也有“对红卫兵和知青哥哥姐姐们景仰和崇拜”的后学们,他们觉得“那才是轰轰烈烈的人生,充满豪情和英雄主义气概。”
  《岁月甘泉》的宣传材料说:“全曲以八段、九首曲目组成,演唱长度四十五分钟,是一个含独唱、重唱、领唱的大型叙事合唱套曲,重现了当年知识青年挥别亲人,在乡村垦荒、劳作、思亲、爱恋、迷茫、牺牲等等的历练和场景。”“自1968年以来,人数高达两千万的中学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奔赴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在穷乡僻壤度过了自己青春宝贵的岁月,改变了中国整整一代人的人生轨迹,《岁月甘泉》反映的就是知青时代那一段充满浪漫、悲壮、迷茫和欢笑的特殊生命里程。”
  《岁月甘泉》引发了海内外知青的尖锐批判:
  “这部从主题、基调到语言、形式都像极了文革时期《红卫兵组歌》的作品,把祸国殃民的上山下乡运动比作‘甘泉’,高唱‘青春无悔’,讴歌知青时代的那场噩梦,是对绝大多数知青感情的粗暴践踏。”
  “作为广东知青,苏炜不会不知道当时规模浩大、情状惨烈、影响深远的知青逃港潮,《岁月甘泉》最对不起那些被驱离城市又在农村无法生存,不得不以生命为代价反抗上山下乡运动的死难知青!”
  “到美国20多年,在这里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公平公正普世观的熏陶下,还没有学会说真话!还要粉饰文革,歌唱邪恶!我为他们羞愧!”
  苏炜却振振有词:
  “这部作品是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一代人对这一段刻骨铭心的青春经历难以忘怀,而寻求群体性认同的一种集体记忆和集体情感”。
  “知青情结确实是一种怀旧的产物,但怀旧却是一种因岁月流逝而自然产生的‘人之常情’,它不能以政治正确的政治化理由,予以嘲笑和蔑视.。”
  “作为有血有肉的知青一代的青春,不仅值得缅怀,更值得投注情感,诉诸歌唱和咏叹。”
  “对待苦难有两种模式:一是祥林嫂模式,沈溺苦难、悲悲切切、唠唠叨叨、永难自拔;二是苏东坡模式,历经苦难、洒脱依然、大气磅礴、乐观向上。”
  “非黑即白的绝对主义思维,把一切话题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正是所谓‘文革遗毒’的最突出特征。当有人断言‘苦井里绝对只有苦水,绝对掘不出甘泉’之时,其实有意无意地把自己陷于文革思维之中。”
  苏炜这是在强词夺理,显然,他在“缅怀”、“歌唱和咏叹”“岁月甘泉”时,带着浓烈的文革文化印记,却把文革的罪恶和苦难全都删除了。
  《岁月甘泉》不尊重正视历史,用怀旧的情感代替对历史真相的呈现和反思,把知青的苦难演绎成对国家的救赎,企图以一代人的牺牲为知青赚取光荣,并幻化成那个时代的光荣。它极力讴歌以青春为代价的所谓“磅礴”,将上山下乡运动涂抹上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以“悲壮、崇高”叙事并定位,把幻灭的理想主义投射到失败的历史上,这是对当年众多非正常死亡知青的亵渎,是对那些先为毛革命又为邓改革付出双重代价的弱势知青的漠视,是对无数被强奸迫害的女知青的再一次情感践踏,是对李庆霖告“御状”后毛“国内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否定,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洗白。《岁月甘泉》掩盖了历史,对罪恶的历史表达了感激之情,它轻而易举地与历史和解了。
  以上种种表明:在上山下乡运动已经结束近四十年的今天,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国内还是国外,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仍存在着尖锐对立;一直执掌着话语权的歌德派们为上山下乡运动大唱赞歌有愈演愈烈之势;很多年轻人因为不明真相,已经被成功地蛊惑了;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连不少深受其害的知青其视野和思维都仍被局限在当局的意志之下,对上山下乡运动缺乏独立、正确的判断而人云亦云。
  显然,从理论上彻底清算文革及其上山下乡运动的罪恶仍任重道远。
  二
  当年知青们无论是单打独斗地用尽各种手段先后逃离农村,还是通过集体抗争从各自所在的农场“胜利大逃亡”,都无可争辩地表明:对上山下乡运动最有力的否定恰恰是其本身。
  早在1978年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纪要》就作出了这样的表述: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否定了文革,逻辑上即是对文革衍生的上山下乡运动在政治上宣判了死刑。事实上,上山下乡运动是专制体制的必然产物,在个人崇拜甚嚣尘上和无法无天的文革期间发生实属顺理成章。
  可是吊诡的是,很多知青对上山下乡早已用脚投了票在事实上彻底否定了,却在思想上、行动上、话语上不肯否定。
  试问那些歌德者们:如果文革不曾结束或者像毛说的每七、八年就搞一次,如果上山下乡运动持续至今,年年届届千千万万的中学毕业生都不得不上山下乡,我国的城市和乡村会是什么情景?越来越多的新老知青及其子孙们会是怎样的生活状态?你们还有底气甚至有机会说“青春无悔”吗?
  一直以来,由于“不争论”和“宜粗不宜细”,文革从未得到彻底清算,因而我们对文革及其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和反思受到了很大的制约,知青研究及其著述的出版受到严格限制,有关纪念上山下乡活动的宣传、报道都被限定在“青春无悔”、“感谢苦难”、“劫后辉煌”和“牺牲精神”等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内。真实反映上山下乡运动的文学作品也一直被压制,我们可以看到被广大知青诟病的梁晓声的《知青》在央视一台黄金时段播放,看到《岁月甘泉》不仅被允许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还被授予了“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却看不到被广泛赞誉的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以及老鬼的《血色黄昏》那样真实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顺利出版、被拍成影视剧。
  结果,许多知青对卷入其中的这场运动并非识得“庐山真面目”,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造成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种种危害的上山下乡运动真相缺乏整体、全面、深入的了解,更没有深刻的反思。
  一个民族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是这个民族成熟与否的标志,同样,知青一代的价值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上过山下过乡只表明我们粉墨登场过,洗尽铅华才称得上真正历练过,知青的价值不在于当时的经历,而在于其后的觉醒和现在的反思。
  对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应该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做出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揭示和思考,只有把它放到中国历史的坐标上,我们才能获得一种历史的眼光,才能认清它的反动本质,才“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此,我们的反思必须突破我们自身命运的局限和官方的限制,否则,我们留下的就只能是对过去经历的迷茫、对蹉跎岁月被肯定的渴望和对有悔无悔的争执,最终以“罪恶成了伟业”作结。
  三
  上山下乡不自文革始,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从上世纪50年代就被倡导,60年代被广泛展开,当时主要针对的是回乡知青和出身不好的城市初高中毕业生。1968年12月毛“接受再教育”指示的发出并以运动的方式强制执行使上山下乡形成高潮且持续十年。事实上,即使没有文革,我国的计划经济模式也无法解决批判马寅初后人口膨胀所引发的青年人升学就业危机,如果不大力发展经济,不控制人口,上山下乡运动根本无法避免,若没有改革开放,知青下乡至今都不得不成为常态,其恶果实在无法想象。
  上山下乡不独中国有,例如苏联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曾一改过去用移民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垦荒运动,两年中动员了27万城市知青下乡。再比如上世纪60年代法国也曾有过上山下乡,一些城市青年不满于生活现状,去法国中央山地南部的拉尔扎克高原放羊,幻想过与农民相结合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但正如法国知青研究学者潘鸣潇先生所说,当时他们"都是自愿的,他们一直都有自由选择生活道路的权利。即使如此,过了几年后,他们大部分都放弃了‘与工农相结合’的目标,因为他们认为没法实现原来的理想。”
  凡文明社会都应给每个人提供自由、充分的发展空间,即人人都有平等的生存权、迁徙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上山下乡运动的首恶是剥夺了广大知青自由谋生、自由择业、自由迁徙的天赋人权。
  诚然,当年我们中有少数人是自愿下乡的,但绝大多数是或被洗脑或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被裹挟到那场运动中去的。虽然当时暂缓了城市就业的压力,还借此达到了结束红卫兵运动的目的,但毛为了实现他的乌托邦幻想,不按经济规律治国,无视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不顾无数家庭被拆散,不惜违背广大人民的意愿、宁可牺牲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前途,如同大办合作社、大办人民公社、大办粮食、全民大炼钢铁那样大轰大嗡地强制知青上山下乡。
  下乡后我们才认识到,知青并非是唯一被剥夺自由者,广大农民被紧紧地束缚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土地上,终日拼命劳作却极度贫穷、不得温饱,不仅不能自由谋生、自由择业,自由迁徙,连外出逃荒都属非法,都会以“逃窜犯”被抓。中国农民是早就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贱民,难怪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清查出的“坏分子”除了坐监就是被贬到农村当农民。
  正如易中天先生说,“他最大的错误不是晚年搞文革,文革明显的危害性掩盖了另一场空前浩劫:文革爆发前十年的‘全民枷锁制’,先用‘全盘公有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谋生权;再用‘城乡户籍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迁徙权。”
  文革加剧了“全民枷锁制”,有的知青却认识不到反人类、反文明的上山下乡运动是独裁的结果,是制度之恶;认识不到正是专制体制造成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失误”,这些“失误”又导致了牺牲一代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所有的生命都是等价的,任何人的生命都不能被蔑视而应得到尊重和保护,任何人无权以任何所谓崇高的名义把自己或他人当作“祭品”去“牺牲”。有知青至今错误地以为我们当年上山下乡是为国分忧,是为共和国作了无私奉献,具有光荣的牺牲精神。
  对知青的“牺牲”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诠释,在文革乃至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们是被罪恶的制造者抛弃、当作牺牲品的。这种为专制体制的牺牲是强加于我们的,不是以我们当时的能力可以认清和抵制的,是我们觉醒后通过拼死抗争才得以避免更大更多牺牲的。更何况上山下乡期间,我们对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并没起到什么推进作用,我们的思想没有变得成熟,客观上也没消灭多少三大差别。因而我们不是什么奉献、什么牺牲精神,不值得夸耀,更谈不上光荣。那些歌德者们大肆讴歌知青的“牺牲精神”是回避了制度之恶,是对专制独裁感恩戴德,是用知青一代的牺牲为独裁的恶果买单,是“被卖了还替人数钱”。
  四
  上山下乡运动的另一个罪恶是剥夺了我们继续受教育的权力。受教育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由国家宪法保障实施的基本人权,是关乎每个人生存、发展、完成社会化的关键。
  文革前,我们中一些出身不好的就被剥夺了或升中学或考大学的权力,即使我们有幸所受到的那点可怜的教育,也是被扭曲的。教育应以人为本,让每个受教育者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只有每个人自由发展了,才能最终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才是教育的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西方人的教育理念是“孩子只属于他們自己,教育让政治走开。”我们却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以制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为目的,个人的价值从不被认可,人人都只是没有性别、没有特点、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意志的标准件。结果教育成了愚民的手段,我们这些受教育者成了没有独立意识、愚昧无知、任人摆布的棋子。
  翻开我们那时的日记、书信、决心书、大批判稿、“给毛主席的致敬信”,那极左的语言、傻冒的心态多么可笑、可卑、可怜、令今天的我们汗颜!文革初,我们对校长狠斗猛批、对老师揭发批判、对同学咄咄逼人、与父母划清界限、以破坏文物为能事、以把经典名著投入火堆为快;下乡后,我们批斗地富分子、割资本主义尾巴……,所有这一切统统是我们这一代的群体行为,是集体无意识导致的集体犯罪。
  当然,我们只是参与者而绝非制造者,我们更多的角色是苦难的承受者。
  “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只是对少数成功者而言;从历史的角度,苦难只能是教训、是前车之鉴。对绝大多数人的苦难我们不能漠视,对他们的苦情不可践踏。我们必须对苦难追根溯源,并对苦难的制造者追究责任,以避免再受苦难,而不是把苦难合理化,更不是赞美、炫耀苦难。对苦难的审视应该立足于知青整体,立足于整个国家和民族。实际上,那并非仅是我们个人的苦难,而是一代人的苦难、是全民族共同的苦难。须知,那些少数的成功者是以大多数人的苦难为代价为陪衬的。
  我们的苦难既源于罪恶的体制,也源于我们参与了罪恶,面对那段历史我们不能毫无罪恶感和愧疚感。
  固然,上山下乡时我们曾付出过真诚,曾把城市文明多多少少带到了农村。我们教过农村娃娃们学文化,我们用微薄的知识和顽强的自学给缺医少药的农民送医送药。。。,然而,我们不是也曾把阶级斗争带到重家族讲亲情的农耕社会,用丧失道德的偷鸡摸狗把对社会的不满发泄到我们与之争食、却接纳了我们的农民身上吗?我们那点有限的贡献实在难抵上山下乡运动给广大农村带来的危害,更不要说这种传播城市文明的方式与后来的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历史性巨变多么不可同日而语。
  固然,我们下乡时确曾怀着革命理想,可是那时的所谓理想不过是被忽悠出来的想入非非的群体意志;如果今天我们还用那虚幻的“理想”为自己辩护,那么面对社会不公时,我们依旧会从文革这个负资产中寻找思想资源,以专制的思维和造反的方式重蹈覆辙。
  既然我们亲历了城市的和乡村的、上层的和底层的、反修防修的和拨乱反正的、闭关锁国的和改革开放的、破坏的和建设的、文明的和反文明的,乃至希望的和绝望的、宠儿的和弃儿的等等截然不同的体验;既然我们已经有了思想解放、与世界接轨、更广阔的视野、对比和参照;有了较为独立的人格;那么今天回首上山下乡时,我们真的“青春无悔”吗?
  二战后,许多西方人无法原谅自己,用整个后半生忏悔赎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均特格拉斯说:“我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万人的屠杀。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儿世人习惯称之为‘共同负责’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
  面对这样高尚的道德良知和道德勇气,我们是否也该反省一下我们的“干系”?既然我们自认为曾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并至今为之骄傲,既然我们自诩是有着崇高使命感责任感的一代,那么是不是也该“留下一点儿世人习惯称之为‘共同负责’的东西”?
  可是,对文革、对上山下乡、对历史我们知青至今没有拿出什么像样的“共同负责”的东西,却喜欢以知青的名义抱团取暖,过分热衷于各种单纯怀旧、缺少反思、甚至打着红色旗号的知青活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曾是蚁群式的,没有个人的独立意识和权力意识,人人都不过是完全依附于群体的一份子,所以我们总是崇尚、依赖于知青群体而没有自我。我们一直不自觉地陷于集体无意识当中,这个劣根性是知青的突出特点之一,至今仍广泛存在于我们当中。
  最典型的莫过于“天下知青是一家”。每当提到知青,我们或许有超越性别、年龄、地域、职业的某种亲切感,但我们很难突破出身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而彼此认同。事实上,过去、现在和将来由于出身、经历和政见大相径庭,天下知青从来就不是一家,“这个社会有多复杂,它也同样有多复杂,这个社会有多少利益冲突,它的内部也有多少利益冲突”(胡发云)。
  我们这代人曾深受泯灭个体意识的集体主义教育,我们的个体权利总是被整体利益取代。被孤立被抛弃的恐惧使我们有着强烈的集体归属感,很多知青直到老年仍渴望在知青的群体里找到依靠,仍企图通过高唱“理想主义”和坚持“青春无悔”得到慰藉。
  法国著名群体心理学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说:“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苏炜的“寻求群体性认同的一种集体记忆和集体情感”正反映了我们在罪恶环境中极易导致“集体犯罪”的“集体无意识”。他宏观叙事时敢于用错误的偏狭的个人感受代表对知青的整体评价也正是利用了我们的集体无意识。
  在有关评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是大非面前,我们知青难道不该进一步找回自我,重新认真审视我们的青春时代?我们不妨扪心自问:
  在以愚昧盲从为主要特征的青年时代,我们的青春到底能有什么价值?
  在失去自我意识和自我权利的集体迷幻中,“青春无悔”的依据究竟何在?
  根本的问题是:上山下乡运动是罪恶还是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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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说厓山之后再无中国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 乙未年 五月廿六日戊子

耶稣2015年7月11日

摘要:从秦朝至清朝,无论是膺天命还是应人心,统一还是分裂,入主中原还是开拓境外,起义还是叛乱,禅让还是篡夺,一部《二十四史》已经全覆盖。总之,无论厓山前后,都是中国。

(一)

公元1279年3月19日(宋帝昺祥兴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二月癸未),宋元在厓山(今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南海中)海上决战,宋军溃败,主将张世杰退守中军。日暮,海面风雨大作,浓雾迷漫,张世杰派船来接宋帝出逃。丞相陆秀夫估计已无法脱身,先令妻子投海,然后对9岁的小皇帝赵昺说:“国事如此,陛下当为国死。”背着他跳海殉国。

七天后,海面浮起十万余尸体,有人发现一具穿着黄色衣服、系着玉玺的幼尸,元将张弘范据此宣布了赵昺的死讯。消息传出,完全绝望的杨太后投海自杀。张世杰被地方豪强劫持回广东,停泊在海陵山(今广东阳江市海陵岛),陆续有些溃散的部众驾船来会合,与张世杰商议返回广东。此时风暴又起,将士劝张世杰弃舟登岸,他说:“无能为力了。”张世杰登上舵楼,焚香祈求:“我为赵家已尽了全力,一位君主死了,又立了一位,如今又死了。我之所以不死,是想万一敌兵退了另立一位赵氏后裔继承香火。现在又刮那么大的风,难道是天意吗?”风浪越来越大,张世杰落水身亡。

至此,南宋的残余势力已经全部灭于元朝。

(二)

一年后的元至元十七年,被俘的宋将张钰在安西以弓弦自缢而死。此前张钰曾为宋朝固守合州,元将给他送去劝降书:“君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州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你不过是宋朝的臣子,不比皇室的子孙更亲;合州不过是一个州,不比宋朝的江山更重要。)但张钰不为所动,直到部将叛变降元,自己力竭被俘。

另一位宋朝的忠臣文天祥,于宋祥兴元年(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十二月被元兵所俘。他坚贞不屈,以各种方法自杀,或有意激怒元方求死。被押抵大都(今北京)之初,文天祥仍求速死,但言辞中已不否认元朝的既成地位,在自称“南朝宰相”、“亡国之人”时,称元朝平章阿合马为“北朝宰相”。此后,文天祥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宋史·文天祥传》,在答复王积翁传达元世祖的谕旨时,他说:“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如果说《宋史》系元朝官修而不足信,王积翁有可能故意淡化文天祥的对抗态度,那么邓光荐所作《文丞相传》的说法应该更可信,《传》中文天祥的回复是:“数十年于兹,一死自分,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但除了没有让他当道士及今后备顾问二事外,承认元朝已经取代宋朝的态度是一致的。

而且,在文天祥被俘前,他的弟弟文璧已在惠州降元,以后出任临江路总管。据说文天祥在写给三弟的信中说:“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明确了三兄弟的分工。实际上,文氏家族的确是靠文璧赡养,文天祥被杀后,欧阳夫人由文璧供养的,承继文天祥香火的也是文璧之子。这更说明,根据文天祥的价值观念,他是宋朝的臣子,并出任过宋朝的丞相,宋朝亡了就应该殉难,至少不能投降元朝当它的官。但他承认元朝取代宋朝的事实,包括他的家人、弟弟、妻子在内的其他人可以当元朝的顺民,甚至出仕。也就是说,在文天祥心目中,这是一场改朝换代,北朝战胜南朝,新朝取代前朝。

(三)

另外一位宋朝的孤忠的基本态度与文天祥相同。

曾经担任宋江西招谕使的谢枋得,曾五次拒绝元朝征召。在答复那些奉命征召的官员时,谢枋得说得很明白:“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九十三岁之母在堂耳。”“世之人有呼我为宋逋臣者亦可,呼我为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为宋顽民者亦可,呼我为皇帝逸民者亦可。”“且问诸公,容一谢某,听其为大元闲民,于大元治道何损?杀一谢某,成其为大宋死节,于大元何益?”也就是说,他承认宋朝已亡,元朝已立,只要元朝不逼他出来做官,愿意当一名顺民,不会有什么反抗的举动。但元福建参知政事魏天祐逼他北行,他最终只能在大都绝食而死。

态度最坚决的是郑思肖,在宋亡后他依然使用德祐的年号,表明他不承认元朝,希望能等到宋朝的“中兴”。但到“德祐九年”,即文天祥死后次年,他也不再用具体的年份记录,证明他对复国已完全绝望,实际已不得不接受元朝存在的事实。不过,像郑思肖这样的人在宋遗民中亦属绝无仅有。

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元朝已经拥有宋朝全境,除非逃亡越南或海外,宋朝遗民只能接受既成事实,即使他们心中不承认元朝。另一方面,宋朝从一开始就没有能统一传统的中国范围,早已习惯了与“北朝”相处,并且实际上已经将它们看成中国的一部分。宋朝与辽、金的关系,如果从名义上说,宋朝往往居于次位,如不得不称金朝皇帝为“大金叔皇帝”,而自称“大宋侄皇帝”。宣和二年(1120年)宋朝与金朝结盟灭辽,绍定五年(1232年)与蒙古联合灭金,都已将对方视为盟国或敌国。所以,在宋朝的忠臣和遗民的心目中,只会是厓山以后无宋朝,却不会是厓山以后无中国。

(四)

那么,厓山以后的元朝和元朝以降的各朝是否还是中国呢?首先我们得确定中国的定义。

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国”两字的证据是见于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从铭文的内容和上下文可以断定,这里的“中国”是指周武王灭商前的商朝都城,即商王所居。自然,在周灭商后,周朝首都就成了新的“中国”。显然,那时的中国,是指在众多的国中居于中心、中央的国,地位最高、最重要的国,当然非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所居都城莫属。

但从东周开始,随着周天子及其权威的不断丧失以至名存实亡,随着诸侯国数量的减少和疆域的扩大,到战国后期,各诸侯国已无不以中国自居。到秦始皇灭六国,建秦朝,中国就成了秦朝的代名词,并且为以后各朝所继承,直到清朝。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成了国号的简称和国家的名称。在分裂时期,凡是以正统自居的或以统一为目标的政权,包括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政权,或占有部分中原地区的政权,都自称中国,而称其他政权为岛夷、索虏、戎狄、僣伪。但在统一恢复后,所有原来的政权中被统一的范围都会被当作中国。如唐朝同时修《北史》、《南史》,元朝《宋史》、《辽史》、《金史》并修,以后都已列入正史。

蒙古政权刚与金朝对峙时,自然不会被金朝承认为中国,它自己也未必以中国自许。到与南宋对峙时,蒙古已经灭了金朝,占有传统的中原和中国的大部分。特别是以“大哉乾元”得名建立元朝后,蒙古统治者已经以中国皇帝自居,以本朝为中国。就是南宋,也已视元朝为北朝,承认它为中国的北方部分。到元朝灭南宋,成了传统的中国范围里的唯一政权,无疑是中国的延续。就是文天祥、谢枋得等至死忠于宋朝的人,也是将元朝视为当初最终灭了南朝的北朝,而不是否定它的中国地位。

所以,就疆域而言,元朝是从安史之乱以后,第一次大致恢复了唐朝的疆域,尽管今新疆的大部分还在察合台汗国的统治之下,西界没有到达唐朝极盛时一度控制的阿姆河流域和锡尔河流域,但北方和东北都超过唐朝的疆界,对吐蕃的征服也使西藏从此归入中国,元朝疆域达到了中国史上空前的辽阔,远超出了以往的中国范围。在此范围内已经没有第二个政权,要说元朝不是中国,那天下还有中国吗?明朝的中国法统从哪里来?

如果将中国视为民族概念和文化概念,的确主要是指自西周以降就聚居在中原地区的诸夏、华夏,以后的汉族及其文化,而周边的非华夏、非汉族(少数民族)被视为夷狄,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它们的文化自然不属中国文化。华夏坚持“夷夏之辨”,“夷夏大防”是重要的原则,并一再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是随着华夏人口的不断扩展,非华夏人口的持续内迁,华夏或汉族的概念早已不是纯粹的血统标准,而成了对地域或文化的承认,即凡是定居在中国范围或者被扩大到中国范围内的人,无论以什么方式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人,都属于中国。

当成吉思汗及其部族还活动于蒙古高原时,当蒙古军队在华北攻城略地后又退回蒙古高原时,他们在中原的汉、女真、契丹、党项等的心目中自然不属中国,他们也没有将自己当作中国。但当忽必烈家族与他的蒙古部族成了中原的主人,并且基本在传统的中国定居后,蒙古人在元朝拥有比其他民族更高的地位或更大的特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不得不接受他们为中国。而当蒙古人最终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时,连他们自己也以成为中国人为荣了。尽管这一过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即使自觉坚持蒙古文化的人,只要在元朝覆灭后还留在明朝境内,他们的后人也不得不接受主流文化,最终被“中国”化。

东汉以后,大批匈奴、羌、氐、鲜卑等族人南下或内迁,广泛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各地,还形成了他们的聚居区。三国期间,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内蒙古南部已经成了“羌胡”的聚居区,东汉与曹魏已经放弃对那里的统治,撤销了行政机构。西晋初年,关中的“羌胡”已超过当地总人口的一半,匈奴已成为山西北部的主要人口,辽东成了鲜卑的基地。此后的“十六国”中,由非华夏(汉)族所建占14个,在战乱中产生数百万非华夏流动人口。但在总人口中,非华夏各族始终处于少数,并且随着他们不断融入华夏,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日益降低。

从十六国中第一个政权建立起,“五胡”各族的首领无不以本族与华夏的共主自居,几乎完全模仿以往的中原政权,移植或引进华夏的传统制度。有的政权虽然实行“一国两制”,在称王登基的同时还保留着部族制度,但随着政权的持续和统治区的扩大,特别是当它们的主体脱离了原来的部族聚居区后,部族制度不可避免地趋于解体。到北魏孝文帝主动南迁洛阳,实施全面汉化后,尽管出现过多次局部的反复,鲜卑等族的“中国化”已成定局。

东晋与南朝前期,南方政权与民众都将北方视为异域,称北方的非华夏人为“索虏”。但北方政权逐渐以中国自居,反将南方人称之为“岛夷”。随着交往的增加,双方有识之士都已承认对方为同类,有时还会作出很高的评价。如北魏永安二年(529年),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元颢归洛阳,失败后陈庆之只身逃归南方。尽管当时北魏国力大衰,洛阳远非全盛时可比,还是出乎陈庆之意外,在南归后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知登泰山卑培土娄(造字合并),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

经过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期间的迁徙、争斗和融合,到隋朝重新统一时,定居于隋朝范围内的各族,基本都已自认和被认为华夏(汉)一族,尽管其中一部分人的“胡人”渊源或特征还很明显,他们自己也不隐讳。在唐朝,突厥、沙陀、高丽、昭武九姓、回鹘、吐蕃、靺鞨、契丹等族人口不断迁入,其中的部族首领和杰出人物还被委以重任,授予高位,或者赐以李姓。血统的界限早已破除,相貌的差异也不再成为障碍。唐太宗确定《北史》、《南史》并修,就已肯定北朝、南朝都属中国。皇甫湜在《东晋元魏正闰论》中更从理论上明确:“所以为中国者,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陈黯在《华心》中说得更明白:“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乎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

从蒙古改国号大元到元顺帝逃离大都凡98年,蒙古人进入华夏文化区的时间也不过一百多年,还来不及完全接受中国礼义,也不是都具有“华心”。但已经发生变化,并越来越向礼义和“华心”接近,却是不争的事实。如元初的皇帝还自觉地同时保持蒙古大汗的身份,但以后就逐渐以皇帝为主了。元朝皇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明朝谥为顺帝)逃往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后,已经失去了对全国范围特别是汉族地区的统治权,照理最多只能称蒙古大汗了,但他还是要当元朝皇帝,继续使用至正年号,死后被谥为惠宗。此后又传了两代,才不得不放弃大元国号、年号这套“礼义”,重新当蒙古部族首领。

如果将中国作为一个制度概念,那么从蒙古入主中原开始就基本接受和继承了以往各朝的制度。到了元朝,在原金、宋统治区和汉人地区实行的制度并无实质性的变化,但更趋于专制集权,权力更集中于蒙古人、色目人,从宋朝的文治、吏治倒退,并影响到此后的明朝、清朝。另一方面,从治理一个疆域辽阔、合农牧为一体的大国需要出发,元朝的制度也有创新,如行省制度,以后为明、清、民国所沿用,直到今天。

从中国这一名称出现至今3100余年间,它所代表的疆域逐渐扩大和稳定,也有过分裂、缩小和局部的丧失;它所容纳的民族与文化(就总体而言,略同于文明)越来越多样和丰富,总的趋势是共存和融合,也有过冲突和变异;它所形成的制度日渐系统完善,也受到过破坏,出现过倒退;但无论如何,中国是始终延续的,从未中断。从秦朝至清朝,无论是膺天命还是应人心,统一还是分裂,入主中原还是开拓境外,起义还是叛乱,禅让还是篡夺,一部《二十四史》已经全覆盖。总之,无论厓山前后,都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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