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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理论与政治方法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5年2月15日

目录

政治

仲大军:中国的政治方法

王希哲:中国各方意见人士曼谷国事座谈会纪要

寒竹:中共同西方政党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探讨会记录

黄佶:用“党-民-敌”三元结构理解中国

萧功秦:拒绝激进也拒绝浪漫----我的新权威主义执念

陈有西:极左极右是中国改革的最大威胁

熊自干:阶级分析、阶级斗争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是中国世纪,美国应放弃遏制中国

科什别里雅科维奇:苏联解体后的苏军惨状

历史 文化

陈独秀:自愿的贫困胜于不定的浮华

冯友兰:人生的四境界

项飚:中国人像蜂鸟,振动翅膀悬在空中

经济

全球局势战略纵横:中国十大逆天装备震撼全球,西方惊叹“太厉害!

罗天昊:中国劳动人口高估1亿,危机严重

刘浩锋:马克思必须向周敦颐学习——兼论从“国有资产”到“国有资本”的可怕嬗变

冼岩:当下经济问题的根本症结与出路

冼岩: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是“公有制+市场机制”

卢麒元:市场化与私有化——对厉以宁和吴敬琏的深刻批判

陈申申:会计改革是中国推行宪政的关键

黄佶:如何破除高校马克思经济学教学中的三大障碍

比尔•盖茨:《21世纪资本论》存在一些重要缺陷

赵跃:应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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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2015年1月21日至23日,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香港等地的左右翼学者在泰国曼谷举行了一个意见人士座谈会,仲大军先生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中国的政治方法

----在曼谷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5年1月21日

    1,宪政、人政和廉政

    现代治理需要三大要素:一是政府,二是法治,三是民众问责监督。政府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合格的领导人,二是好的行政能力,这就是人政与廉政。在政府、法治和民主监督三者之中,政府的作用最重要,领导人的作用很重要,对权力进行约束也很重要。

    美国现在处于政治衰败中,原因是权力受到强大的约束,出现了强法治、强民主、弱政府这种局面,使美国无法推进急需的改革。中国恰好相反,改革三十年来,权力过于强大,以至于出现许多政府腐败。

    宪政、人政(廉政)和民政是政治的三条腿,缺一不可。没有好的法律不行,没有民众舆论监督不行,没有好的政府领导人,宪政如同一纸空文。没有民主,人政可能变成专政。一个国家过分强调法治,便会出现弱政府的现象。中国一旦出现弱政府,便有社会动乱和大国崩溃的危险。

    今天的中国,不仅要强调宪政和法治,还要注意人政和廉治。中国人之所以历来有清官情结和圣人情结,中国古人早就看清了人在政治中的重要性。没有清官和圣上,就没有好的政治。所以人政和廉政与宪政同样重要。

    宪政在于立什么样的宪法,立法不合理,宪政也不完美。譬如现今的中国宪法中缺失罢工的权利,这是公民权利的缺失。这是宪政的弊端。所以,不能空谈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必须完善立法。任何法治都是靠人实施的,只讲法不讲人的政治是阉割政治。法治也要重视人的重要性。

    中国在这个历史阶段中需要强政府,强领导人,但又要对权力进行强力约束。改革开放之后,一度被革命政治抑制了的官僚特权腐败再度抬头,不平等的特权政治再度出现,政府和社会出现大面积的高度腐败,官僚集团高度攫取社会财富。因此,廉政和廉治成为当前中国政治的首要任务。

    各派现阶段最可能取得共识的是反腐、廉政和廉治,但在宪政与人政的基本常识方面也要取得共识。

    2,权威主义是历史的必然,是维新道路的需要

    中国今天走的是一条渐进的维新的改革之路。改革路途中充满了激烈的社会冲突,应对这种冲突的办法之一是管制。社会越自由,信息越发达,社会管理就越严格。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越自由,管制越强烈。自由与约束是成正比的。有多少自由就有多少管制。自由过了头,社会会紊乱,会出现无序和失控,国家就会发生灾难。因此,必须理解中国社会这些年来越来越厉害的高压态势,必须理解“维稳”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之后,各种思潮涌进中国,中国面临着强大的理想冲突。维稳是维新改革的手段。维新是不同于革命的改革方法,是低成本的政治治理手段。维稳和维新在减少社会破坏方面有积极的作用。维稳类似于专制,但必须是一种“开明的专制”。

    当今的中国,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因此出现了利益截然对立的社会群体。所谓左与右,就是这种利益冲突的反映。维稳的同时,必须解决社会的悬差,以达到维新的目的。这就是开明的专制。

    3,支持共产党的领导

    支持共产党的领导,支持政治协商的模式。在现历史阶段,共产党的领导至关重要,这个党在努力地摸索治国之道,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创造治国模式。我们要帮助共产党完成历史赋予的任务,使中国走出峡谷,使中国人民走向幸福。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已经不同于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个革命党,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代表社会各个利益群体的党,它又不极左,又不极右,它居中调和,是社会的稳定器。离开了这个稳定器,社会会出现剧烈的左右偏斜。随着历史的推移,中国共产党会成为一个中性的国家党。

    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塑造期。中国正在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走出一条自己的大国新路。目前,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替代它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4,权力自上而下模式

    权力自上而下模式维持着大一统的国家。

    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是一元政治,权力自上而下,西方是多元政治,权力自下而上。这是由长期历史形成的不同政治方式。要轻易改变一个大国长期形成的政治模式并不容易。

    现代权力自下而上的西方政治理论和政体模式给中国带来了国土分裂,意见分歧。外蒙古分离出去了,台湾搞台独了。按着西方的现代政治理论继续走下去,中国很可能四分五裂。

    因此,要提高全民族的政治文明,维护国家共同体的安全,要探索适合中国的政治模式,实现从传统的王治、帝制政治到现代的党治、多党治政治的转变,实现权力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权力自下而上,从传统的王治、帝制政治过渡到现代的党治以及西方意义的宪政民主政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当代中国政治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国传统模式是否可以轻易改变?需要时间来决定。任何机械照搬和模仿都会对国家带来灾难。

    5,高扬公平、正义、公德之社会主义旗帜,走出初级社会主义理论阶段。

    改革需要正确的政治理论指导,需要合理的意识形态。

    三十年一以贯之的“初级社会主义”已该寿终正寝。“初级社会主义”唯一的崇尚目标是GDP,将追求财富变成社会发展的主题。三十年间,政府的所有目标都是向钱看,这导致“初级社会主义”几乎变成了“野蛮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今天的中国人更像19世纪的欧洲人,眼里充满了贪婪和欲望,攀附权力,相信弱肉强食。

    在“初级”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政治出现了历史性的大倒退,个人意识和个人私欲极度膨胀,以至于腐败在很大程度上与“初级社会主义”的改革理念有关。过分强调“初级”, 过分唯钱是瞻,过分强调放任自流,过分提倡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以及过分倚重法治和忽视道德,导致社会全面腐败,道德伦理全面溃败。周永康和徐才厚就是典型的例子。

    要建立不过分自私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从精神和灵魂上遏制官员群体的贪污和腐败。

    三十年来,出现一批过分强调自我意识的“占中”式人物。如果中国人都变成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国民,那么这个大国将混乱不堪。

    毛时代的利他主义应适当回归。

    6, 政治力量对比与呼吁力量均衡

    一个社会有许多政治利益群体,而最主要的政治利益群体对峙发生在权力集团与民众之间,资本集团与劳工之间。

    改革三十年来,权力和资本利益集团十分强大,劳动群体力量相对薄弱,因此国民财富和物质利益极度向权力和资本倾斜。

    如果左右几派的力量处于均衡状态,国家就是平静的。只要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国家就要混乱,就会走向极端。因此,调节社会各派力量将是维持和平的手段,而立法是调节各阶层利益的重要砝码。

    目前的中国最需要调整的是官与民的力量平衡,抑制权力与资本的特权,增强平民的话语权与表达权,这一切需要通过新的立法来表现。

    各派人士要在一个房檐下生活,如果内斗使房子倒塌,两败俱伤,这种民主自由就要被制约,这种个人诉求就要适可而止。因此,各派的政治诉求都要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表现。寻求对话方式来解决各阶层的政治分歧。
培养和平对话协商的素养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中国需要很长时间来形成这种公民素质。

    7,将矛盾分歧停留在语言上、网络上而不是街头上

    左中右的意见表达停留在纸面上,网络中,没有诉诸街头行动。如果让左派右派都上了街,尽管可以显示各派真实的实力,但容易造成物理上的冲突。搞不好会对社会形成破坏。所以,意见表达暂时停留在书面上和网络上,是中国暂缓之计。这是中国特色,可持续一阶段。

    中国游行示威抗议的时间表:2025年,实现民众可以上街表达愿望。而罢工需要尽快实施。

    8,有序控制下的对话与交流

    中国社会层面和知识社会层面始终存在着左右两大政治派别,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政治力量的延伸。从目前情况看,两派分歧依然太大,无法展开面对面的交锋。

    要逐渐提高国民的政治文明程度,提倡彼此尊重和妥协、协商,克服传统的封建文化恶习。

    政府日益呈现为中性,稳定器,高压阀。中国目前的这种分离状态是近现代革命的遗毒,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消化。因此,在现阶段不能指望中国有宽松的民主政治和政治和解。高压、专制以至独裁已经成为常态。改变这种常态给中国带来的可能是更大的苦难和分裂、崩溃。

    中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消化一代人和传统的习惯方式。

    9,国家统一与安全

    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维护国家整体安全,应是各派共同认可的目标。警惕削弱国家治理能力之后带来的国家崩溃等负面效应。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前车之鉴值得借鉴。
适当的批评与监督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内容之一。过度的批评甚至是恶意的毁损使国家陷入混乱,甚至幻想取而代之,这是野心家们的行为。
各派的博弈都要以不破坏国家完整、保持社会稳定为准则。
改朝换代的人大有人在,但这些政客要识时务为俊杰,不能把私利高于国家利益和群体利益。

    10,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

    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是消解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和西方一神论思维对中国带来的损害。当今世界需要中国式思维来解决纷争。

    西方文化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宗教的影响,带有强烈的一神教思维特点。这种思维的特点是绝对主义,追求唯一的真理。因为造成世界上出现势不两立的残酷斗争。

    中国近代以来受这种西方文化影响,导致国内发生了残酷的内战,社会分裂成两大派别。这种历史创伤必须由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来治愈。

    中国人不盲目信仰,中国无宗教的文化是中国古人避免绝对主义的表现。中国古人早就聪明的看到了绝对主义的危害,看到了迷信的危害,所以中国没有出现一神论的宗教。中国人的信仰是崇拜天地、祖宗,是怀疑绝对。这种态度可以避免冲突和厮杀。

    当今的世界危机需要中国文化发挥作用。

    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成为各派人士的分水岭。社会本位的革命文化排斥个人本位的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极左和极右派都排斥中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文革时斗私批修,批判个人主义。改革开放后,个人本位的自我意识主宰社会,古时候的修身自律传统被扬弃,公德淡漠,私欲上升,法治意识薄弱,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因此,中国要向社会本位的文化回归。

    传统的个人本位文化可与现代的社会本位文化相结合,以治愈近代革命产生的社会创伤。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近代革命文化的消解药,传统文化拯救中国,一味的去中国化给中国带来的可能是灾难。

    11,共富的经济政策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是以个人致富为主调的改革,富人的社会关怀极其薄弱,因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很大。

    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极大地影响着国民收入与福利,影响着社会贫富差距,因此,制定什么样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以及税收政策,如何建立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需要中国各派达成一致。譬如,尽快推出房地产、遗产税、奢侈品税,提高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统一养老金待遇等。但这些措施在目前的中国也很难形成共识。

    12,集体遗忘内战历史

    想以“扒粪”的方式扳倒对手,拙劣的手段必然带来拙劣的后果。中国社会之所以不能进步,与思维方式、思想方法、特别是政治智慧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从清末以来,走了一条惨烈的革命之路,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分裂,至今领土分离,骨肉反目。对这种革命的正义性至今很少有人反省,而各派人物更是热衷于停留在对历史“真相”的澄清与争论上,非要找出个钉是钉、卯是卯来。今天很多的中国人不是生活在当代,而是生活在历史中,使阶级斗争心态长期持续,阶级斗争一演再演。这种状态加重了国家和民族的危险。

    鉴于此,我提倡当下的中国,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佛家和道家的智慧,放下阶级斗争时期制造的仇恨。国共两党要淡化历史,不追究历史,忘记历史。只有实行集体遗忘,这个国家和民族才能轻装上阵。

    西班牙曾经有过佛朗哥执政时期专制的历史,二战之后这段历史几乎被西班牙人遗忘。中国人只有象西班牙人那样集体忘记丑陋的记忆,这个民族才会升华。

    瑞典一位国王战死后,北欧国家从此放弃战争,永不和平。这种智慧的反思应对中国有所启示。

    不再去揭露历史丑陋的页面,这是治史者的常识。什么是春秋笔法?春秋笔法就是隐恶扬善,不光明的就让它消失,让下一代生活在单纯、善良之中。而今天的中国,很多人沉浸在历史中,拨弄是非,制造新仇旧恨,撕裂社会,陷中国永远于内乱之中。

    如果国共两党的后人以及左派和右派今天还在互相扒粪,那么历史伤痕永远不会愈合。中国要警惕这种冒似这种有文化的学者!

    没有佛道精神,中国难以解脱仇视的魔咒!而中国当前的知识分子很少上升到这个高度。境界不高的人,心中只能只是私怨。
 

 

附会议纪要:

中国各方意见人士曼谷国事座谈会纪要

王希哲 执笔

2015年1月25日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上上下下政治协商起来的讲话精神,中国政治协商论坛倡议海内外左中右各方意见人士来到曼谷召开一个民间政治协商的座谈会。我们希望以此开端为国家的各派协商民主,开一个新生面。自我们发出了这个座谈会的倡议后,得到许多社会著名意见领袖的响应並表示参加。但遗憾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最终未能成行。他们是:范景刚、焦国标、萧功秦、楊帆、戴晴、刘仰、吴法天、卢麒元、黄纪苏、罗小朋、王军学、李伟东、陈弘莘、王小宁、王军涛、欧阳君山、石应宽、程远、戚本禹等先生。

    很高兴,能夠到会的有:北京大军智库主任仲大军,德国海得堡大学教授项观奇,德国国防大学孙西教授,北京左翼政论家张保华(秋石客),国内某民族问题研究所温可迪,文革“全红总”负责人方圆,德国维也纳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魏格林教授助理崔金珂,哈佛大学研究员楊建利,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馮胜平,澳州自由学者张鹤慈(原政协著名民主人士张东荪之孙),经济评论家草庵居士,香港哲学博士黄钟,自由评论家王希哲等。

    理论家王小宁,律师刘路向座谈会发来了书面发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杨建利先生明确表示,他出席座谈会不是为了响应习近平的任何讲话精神而是为了探寻民间政治协商的机会,与中国民间各派共建中国的民间政治。这一观点他已经在他的题为“民间政治协商--共建通向宪政民主的民间政治”的发言中阐明(http://www.yibaochina.com/FileView.aspx?FileIdq=6095)。

    经过对目前中国面临的各类政治问题三天开诚布公的对话、讨论、辩论和协商,座谈会达成了一个共识,公告如下:

    保障公民权利是中国人民共同的渴望,是解决中国众多政治难题的钥匙。为此,中国左中右各方应共同努力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人民权利法案的真正落实。

    讨论中,仲大军先生指出,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能不能走向富强、幸福与繁荣,能不能实现和平的崛起,就在今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为此对时局和国家政治方略提出了下面看法。这些看法,楊建利先生当即表示不能完全赞同,有了激烈争论,王希哲表示大体赞成,有所保留。但与会其他来宾大都表示了赞同,认为“非常好”,没有反对意见,要求会议载入纪要,特别是在巳出现了伪造的“新闻公报”的情况下,以利校正外界对会议的错误印象。故记录如下,但必须强调,这只是座谈会多数意见,不是共识:

    一、确立社会主义全民共富、共享的发展目标

    正确诠释社会主义的内涵和概念,高扬公平、正义的旗帜。

    改革需要正确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三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初级社会主义”已该寿终正寝。“初级社会主义”唯一的崇尚目标是GDP,将追求财富、向钱看变成社会发展的主题。这导致“初级社会主义”几乎变成了“野蛮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人们眼里充满了贪婪欲望,攀附权力,弱肉强食,贪腐遍地,利已主义盛行,民主被压制,社会道德伦理全面溃败。因此,中国需要新的思想和理论。

    二、确立宪法法律权威和遵法习惯

    中国历来是一个人比法大的国家,这种政冶模式既可出现清官政治,也可出现腐败昏庸政治和官员胡作非为,所以权力必须约束。尽管领导人的作用在现阶段显得犹为重要,但要稳步向法治国家过度。中国必须建立制约权力的法制。宪法法院,必须设立,以利人民对各级政府违宪施政的诉讼。

    三、加强民主监督机制

    尊重人民法定的政治权利。中国已走在改良和维新道路上,但保驾护航的手段不能只有“高压维稳”一条,还需新的理论和政策,特别是需要新的沟通手段,需要民间协商与官民协商的机制,需要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调动海内外一切积极因素。

    四、遏制权贵与资本,实现政治力量均衡,改变权力和资本过于强大、劳动与公民权力过于弱小、国民财富过于被强势集团攫取的局面。

    只要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国家就要混乱,社会就不稳定。因此,调节社会各派力量平衡是维稳的重要手段,而立法是调节各阶层利益的重要砝码。 目前的中国最需要调整的是官与民的力量平衡,抑制权力与资本的特权,增强平民的话语权与表达权,这一切需要通过新的立法来表现。 譬如,工人罢工权利,应该重新入宪。这是今天工人群众的强烈要求。(受阻拦未能与会的王军学先生,本来就是计划代表工人在座谈会上提出罢工权利重新入宪的要求的。)

    五、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维护国家整体安全

    警惕削弱国家治理能力之后带来的国家崩溃等负面效应。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前车之鉴值得借鉴。 正确的批评与监督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内容之一。过度的批评甚至是恶意的毁损使国家陷入混乱。各派博弈要以不破坏国家完整、保持社会稳定为准则。

    六、重视传统文化的作用

    中国文化不完全是专制文化,更有着大量的和合文化。传统文化可以消解西方文化的弊端。当今世界需要中国思维来解决纷争。

    西方文化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宗教的影响,带有强烈的一神教思维特点。这种思维的特点是绝对主义,排斥异己,追求唯一的真理。因而容易出现势不两立的残酷斗争。 中国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影响,国内发生残酷的内战,社会分裂成几大派别。这种历史创伤须由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来治愈。

    中国无宗教的文化是中国古人避免绝对主义的表现。中国古人早就聪明的看到了绝对主义的危害,看到了迷信的危害,所以中国没有出现一神论的宗教,没有绝对主义。这种态度可以避免冲突和厮杀。 当今的世界危机需要中国文化发挥作用。

    七、重视民生,呼唤共富经济政策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是以个人致富为主调的改革,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中国应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经济政策以及税收规定,譬如,尽快推出房地产税、遗产税、奢侈品税,提高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统一养老金待遇等。改革的红利必须惠及全民。

    以上是仲大军先生的意见。

    座谈会还着重讨论了:“你主张怎样的宪政?”,“在社会敌对状态下,能够实现民主宪政吗?”,“你主张中国政治协商制度应该怎样改革?”,“如何估计反贪的形势及你是否主张贪官大赦?”,“对国内工人运动和维权运动,你的看法?”,“习近平十年执政后将面临的形势及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估计”等。

    这部分讨论发言,争论更多。为求准确表达,座谈会不代行发布。由发言者自己回去以后根据自已的录音和回忆,整理修饰完善后,自行发布,自已负责。最后由会议汇集出版。

    会议也曾发生过一些激烈的争论,例如,当某些右翼人士对毛泽东发出若干冒犯言论时,秋石客先生和项观奇先生都立即给予了呛声的反驳,坚守了左翼的立场。

    楊建利先生也随时坚持和表达了宪政民主派的立场。如此等等。

    王希哲提出,万隆会议上,反共声浪很高。周恩来说:“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我们是来寻求共同点的。”我们可以向周恩来学习。

    座谈会始终顺利。

    我们也非常感谢孙西博士对座谈会公道的主持。

    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次国是座谈会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为寻求民意的最大公约数提供了民间政治协商新的模式,千难万难在第一步。与会各方殷切期待更多的民间意见人士加入进来,一起致力于民间政治协商的健康稳步发展,促进中国的民主进步。

    2015年1月25日

    泰国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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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同西方政党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2014年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探讨”南京会议记录

寒竹、杨光斌、曹锦清 王建华、刘晨光

2015-02-08

    观察中国,不要眼睛直盯着那几个发达国家,还要了解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要知道,世界上有70%的人口生活在代议制民主政治之中,过的好的不过就是32个国家-地区,人口不到10%,而其余的60%呢? 2014年秋天,中共中央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四中全会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这两个会议从政治理论和组织构架上进一步明确了两个重要关系:共产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共产党与军队的关系。中国在深改元年的政治发展给中国的政党理论提出了新的任务: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为什么中共可以长期执政并得到人民的高度认同(根据中外的一些民调统计数据)?一党执政的合法性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多党制中的政党上有何异同?中共在现代建国与国家制宪的过程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政治性”或“政治化”的概念在中西方语境中有什么不同? 今天的中共究竟是中华民族派生出来的的“执政精英团队”,还是像西方政党一样代表某个社会群体的某个“党派”? 中共对政府施政、司法运转和军队建设的核心领导作用应当以什么具体形式体现出来? “党政分开”、“党政分工”或“以党统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哪一种形式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 在现实中更具有操作性? 为了从理论上进一步厘清这些基本问题,位于南京的中国力研究中心于2015年1月11日在南京举行了一场具有探索性的研讨会,各位学者在会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下面是与会者寒竹、曹锦清、杨光斌、王建华和刘晨光五位学者的发言摘要。

  寒竹(中国力研究中心主任,会议主持者):2014年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深改元年”,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政治领域,“深改元年”有两个最重要的会议,一个是四中全会,一个是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而这两个会议都是在加强党在中国的核心领导地位。

  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一些人把它理解为宣传和推行法制建设的一个会。我觉得这样理解并不是很全面。中共讲依法治国,实际上已经讲了3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曾经提到依法治国,十八大的依法治国意义何在呢? 是重复了过去的表述?还是具有新的历史意义呢?

  需要强调的是,四中全会是执政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政治会议,而非政府的法律工作会议,这个中央全会是要给中国的政治构架,主要是党与国家、党与法治的关系做出更清楚明确的界定。所以,四中全会确实是以“依法治国”为主题,但对这次会议理解必须要从国家政治层面来理解,而不是仅仅从法律层面来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十八届四中全会讲依法治国比前30年讲的依法治国有更深远的意义,因为这次会议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起着规定未来发展方向的作用。依法治国在中国已经讲了三十几年,但在这个说法的背后其实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把依法治国理解为执政党依照宪法、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政府和社会,在现实中做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另一种对依法治国的理解是把党的领导与法治看成是二元对立,此消彼长,认为讲依法治国就是要解决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解决司法独立和宪法司法化的问题。

  由于在四中全会前,社会舆论,包括党内存在着对依法治国的这些不准确理解,四中全会需要正本清源,需要进一步阐明了党和国家的关系,党与法的关系。按照中国的政治构架,党居于国家的领导核心位置。党领导社会各界的先进代表制宪、修宪,保证各级政府做到依宪治国、依法治国;而中国的宪法和各种具体法律则体现出党的政治领导和国家的基本性质。党的领导是建立法治中国的根本保障。所以在中国,党的领导与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2014年举行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则是要进一步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会议地址选在古田显示出深刻的政治意义,因为1929年的“古田会议”确立了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2014年的“新古田会议”高度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而铸牢军魂是中国军队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会议要求军队各级党委把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作为第一位责任,把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制度贯彻到部队建设各领域和完成任务全过程,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彻底落实。

  由此看来,深改元年中国的政治实践给中国的政党理论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按照西方经典政治学理论,政党制度就等同于多党制度,多元性才构成政党,每一个政党都是多中之一。而整体性的党则意味着独裁,甚至意味着政党制度的消失。马克斯·韦伯说,没有竞争性轮替的话,这样的组织就不能叫做党。阿尔蒙德、萨托利等人也有类似的观点,这是西方政党理论的主流。按照这种理论,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党,就丧失了政党政治本来的意义。中国的知识界和舆论界也有很接近的表述,自由派自不待言,轮流执政的多党制度一直是他们的一个政治愿景和理想追求。另一方面,左翼学者如汪晖则认为,共产党1949年以后发生了变化,开始去政治化,79年后去政治化就更明显了,不讲阶级性。党变成一种中性的政党机构。按照中国新左派一些学者的理解,如果政党不再是一个派别,不再是多中之一,而是一个涵盖了所有多的一,也就不叫做党了,至少不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党,而演变为国家性的党。新左派的一些人把政治性理解为阶级性和阶级斗争是否符合西方政党政治的现实?是否符合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是否需要重新回到把政治阶级斗争化的老路?上述两种政党理论给中国的政党政治研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首先,中共和西方政党有什么差异?本质上有无不同?中共这个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的现实基础在哪里?中共究竟是多中之一?还是涵盖诸多的一?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探讨党和国家在时间和逻辑上的关系。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通常是:社会精英集团先完成建国,构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先确立政治制度、制定宪法,然后为了选举而逐步形成了政党,西方的政党在本质上就是选举党。西方各国的发展大同小异,脉络非常清楚。

  而中国的党与国家关系和西方的党与国家关系是不一样的。晚清时期出现的兴中会、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选举党,而是革命党和建国党。而最终完成现代建国的中共与国家的关系更为清楚。1921年先有12个人在浙江嘉兴开会建立共产党,这个党在1927年建军,1949年建国,然后领导社会各界精英制宪和修宪,成为治理中国最核心的力量。现代中国的党、军、国在时间和逻辑上的顺序和西方大不同。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党的代表性问题。按照西方的政党理论,党是一个派别。中共一开始也是一个派别,中共的建党方式在一开始是是列宁式的,即作为一种阶级的代表的党,而且有明确的革命对象,中华民族内部在革命时期有5%和95%的差别。现在,党的阶级性并没有变,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代表性有没有与时俱进而发生变化?如果有,阶级性与代表性的差异性在哪里?十八大的党章讲中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如何同时体现这两个先锋队?

  第三,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党的功能是什么?西方政党功能就是为了选举,每年召开民主党、共和党代表大会都是为了选举动员。在中国,政党的功能主要是治国,治理国家,领导社会大众进行经济建设。这就使得中共的性质和西方的党有了根本性的区分。中国的党和西方的党都是叫做党,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是现实功能上有根本差别,这给我们的政治学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关于自己国家的政党理论。

  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刚才寒竹老师都把问题提出来了,都很尖锐。十八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这个问题,为何要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中国政治的重心?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共产党这次聪明。因为它内涵了一个前提就是党的执政地位不容讨论。但面对新的形式,党的执政方式又容有大规模讨论和创新的余地。

    二十几年来政治学都围绕着第一个问题:党的执政地位在哪里?把所有转型过程当中、治理当中出现的问题,无论是经济、社会、环境的等都归结为政体问题,归结为政治体制改革后要对所有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承担全部责任。所以政体改革之后,那是1998年左右的时候,我记得和吴敬琏有一次会议。他的两个命题后来广为传播。其中第一个命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所有问题的总根源。政体不改革,腐败问题就无法解决,而且他把社会分化问题也归结为制度的问题。这个政体必然造成经济寡头,他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认为市场是好的,市场是天然的平等主义。他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逾越到政治层面来考虑问题。97、98年躲在经济领域里面的自由主义叙事完全变为了政治叙事,并浮出水面。那么只要在政体和政治里面讨论问题,所有的话语都来源于西方。这样如果讨论党与国的关系、党与法的关系,在西方政治话语里讨论,我们没有赢的任何可能。就好比带着他的脚镣来跳舞,怎么跳也是不行的。所以,我当时觉得在转型过程中,如何进行治理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在空间移动,又面临着“五化”同时并行,即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五大革命同时并举。

    我们研究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转轨,只讲到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所有的主流社会学家基本在“三化”中讨论问题。例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都是从“三化”中讨论这个社会是如何型的。例如马克思认为市场化之后、原来小生产到大生产、从乡村到都市以后,这个转型带来什么问题?他认为是资本主义化。还有学者认为是工业都市化、理性化等,有不同的表述。而我们13亿人口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主要按照内生资源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型,还能在总体上保证稳定,经济高速发展,这是前无古人的事情。我们大规模征地运动、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等相比于转型期的法国、美国等,出现的问题要少的多。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党在这里引领。

  所以,我觉得共产党这次把问题放在治理上就是找对了。中国转型确实是一个治理问题。那么多的精力集中在政体和政治讨论上,就是如果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都是集中在西方提供的框架中讨论,我们怎么也逃不出来。围绕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来讨论,避免了讨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第二,讨论政治问题不能再用政体形式合法性,而应该讨论这个国家当下的总的政治认识。邓小平他就明确政体应服从政治内容,什么样的叫做好政治?答案是三个有利于。不管形式上是什么样的政体,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就是好政治。这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健全的常识理性。近代学习的西方的那些所谓的学科,违背了我们民族的常识理性。这种常识理性并非一种自我标榜,我是通过印度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得出的。其中专门有一章讨论印度思维和中国思维:从孔子开始中国就有健全的常识理性,而不偏好宗教、神学等方面。而印度过分偏好宗教,以至于把印度的整个生活世界搞的一塌糊涂。尼赫鲁认为,如果印度有中国式的常识理性,那该多好啊!

  从我们来看,健全的常识理性就是实践理性。就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和毛泽东晚期相比,他的优点是具有巨大的常识理性。“不争论”、“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等观点被具有健全尝试理性的中国人所接受。因此,讨论政治的时候,要讨论这个民族当下需要什么。我将邓小平这些实践启示概括为三条:第一,维持政治版图的统一。政治版图的统一强调现有的所有民族认同一个中华民族。当前这些还没有解决,例如新疆7.15、西藏的3.14事件等;第二,社会的相对稳定。在转型时期保持稳定,又不能动用政治镇压来保持稳定,像89这样的动用军队来镇压的事件,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这就和治理的能力和体系有关系了;第三,经济要可持续发展,在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既要保持稳定,又要保证发展,要解决物价、就业等相对稳定问题,这是难中之难的事情。这三大任务,即现有的政治在多大情况下满足了这些?要从政治内容看政体优劣来评价。

  这里我再补充一点。关于政体之谜,最早是利玛窦提出的问题,我称之为利玛窦之谜。作为一个中国通,利玛窦判断当时中国政体是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政体。他向欧洲报告时称之为“君主政体”。但皇帝是在深宫之中的,具体由士大夫执行,因此他判断中国也是一种贵族政体。在与友人的通信当中,他指出这些士大夫是通过科举选拨上来的,他又判断毫无疑问中国政体是一个民主政体。当时他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分类的(当时还没有孟德斯鸠)。最后,别人问他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政体,他的回答是不知道。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丁韪良在《汉学精华》中将中国政体和美国政体相比较。他认为,美国的政体是票箱民主政体,中国的政体是科举民主政体。孟德斯鸠重新改变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方式是心怀叵测的,他主要是对路易十四、十五等贵族的不满,指桑骂槐。他将专制主义套在了中国,拿掉这顶帽子成为一个必要的工作。这是第二点,即讨论政治要从现实出发,不能从西方的理念出发。

  最后,近代以来所有的讨论都是在西强中弱的背景下,是中国要向西方学习的背景下展开的。回顾一下,在没有发现西方比我们强的时代,从1500到1750年,不要忘记他们大量的人是仰视我们的。启蒙学者当中有崇华派,也有贬华派。但确实来说这几百年传到欧洲的都是正面的东西,因为他们仰视中国。在这个仰视阶段,他们输入了中国文化。当时他们要到中国来寻找普世性,为他们的启蒙叙事奠定理论基础。这里边的核心人物有沃尔夫、伏尔泰等。当时也有贬华派,如典型人物孟德斯鸠。那个时候中国的肤色由白转黄的争论也在1750年前后。在1750年之前,他们大多认为中国的肤色是白色的,以相同的肤色来抬高他们自身。随之,西方的种族概念起来了,白人、黄人等。到了十九世纪晚期,种族主义起来了。他们确实对中国重新评价了。所以,1800年到现在为止,当然是我们必须向人家学习。学习过程当中,西方又成为了一个知识的生产源,我们是消费源。而现在,就像习大大说的,我们已经迎头赶上了,这要求民族自信心的恢复,我们重新找到自己的话语的要求开始起来了。

    现在我们挨饿和挨打的问题解决了,挨骂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要解决挨骂的问题,用西方的语言来解释问题,这总是带着镣铐来跳舞,只有招架之功已经是力不从心了,还手能力更是没有。所以我们期待中华民族进一步的崛起和发展,实现战略赶超任务的完成。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自己不做这个工作,老外会帮我们做。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行呢?这里边肯定有近代史、现代史叙事、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叙事。整个政治叙事要重新加以回应。我相信这个时代会到来的。我们是为下一代做铺垫工作,我从来没有认为自由主义的观点错,而是认为他们落伍了,而且延续五四的那种叙事,而不知道我们已经长大将近成人了。我们要寻找自己的源头,寻找自己的经验。我们的经验并不是西方概念的被解释者和被改造者。我们要率先肯定自身的常识理性,仅把西方的概念作为我们的一种参考。如果这个观念不颠倒过来,讨论无法进行。现在我们讨论党和国、党和法几个关系,结论已经明了。国肯定比党大,法肯定比权大。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我认为有学习的必要,但我们落下了一种崇洋媚外病。我们要重新评估新文化运动以来那些对我们民族历史的自尊叙事,要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评估,要对整个百年向西方学习过程当中正面、负面的东西进行重新评估。这三个重新评估的逐渐推进,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过程。

  共产党其实就是个儒家党。按照党的三要义,精神领袖、经典著作、信徒,儒家当然是个党。中国这套悠久的历史治理方式,在近代以来,被自由主义、马列主义同时诋毁为封建专制主义这个概念加以否定。这其实是我们传统的优秀文化,这些文化一直推着我们前行,但实际上我们的观念是对其否定的。反对传统的人都认为传统活在当下;喜欢传统的人都认为传统死了。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杨光斌(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目前的理论现状大致有两类。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做对了。但是在很多精英阶级看来,中国做错了,原因是不符合自己所熟悉的一套观念;另外一派认为中国是对的,需要解释但理论上又无力解释。这同样是因为我们观念和话语的短板和欠缺。因此,当前社会科学范式重建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几个关键词比如自由、民主、政党和社会主义在中国需要重述和重建,这几个词对中国来说很重要,需要重新建构。

  就政党问题而言,首先涉及政党理论。中国做对了,谁做对了?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做对了,但是流行的政党理论都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第一个是西方政治学当中的政党。政党是国家权力的下位概念,是一个社会利益集团。阿尔蒙德、萨托利等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解释政党。第二个是革命政党概念。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个革命党,但是它已经转型。因此,无论用西方的政党概念还是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概念解释中国共产党都无能为力。这两种概念体系既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更不能解释中国共产党的现状。这是从狭义的政党理论来讲的。

  第二要阐述的是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我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为中心的社会中心主义;另一类是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中心主义。在两套话语体系中,社会中心主义基本上是英、美国经验的产物。个人和社会权利的核心是商业集团。英国建国当中有两个因素:战争和贸易,其中海外贸易是一个最重要的作用。美国从最早的十三州到西进运动,离不开实业家集团的力量。所以,英美等国家形成过程中,商业集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美国,当他们认为需要政府的时候,这些实业家集团加入联邦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医院、学校、教会等先建立起来,最后才是建立政府。因此,英美的经验突出了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至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第二套是国家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比如法国、德国依靠国家组织自上而下的推动,是“战争制造的国家”。法国、德国和日本是一套组织体系,这些国家官僚制非常发达。其实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是有契合点的,比如合法性的概念,合法性强调了个人对国家权力的认同。这是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一个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推动,一个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推动。

  我们主要的问题是政党在哪里?现代化是分批次的,第一波是英国和美国;第二波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日本、俄国等。这些国家都有标志性的事件,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农奴制改革、德国的统一战争等等。如果说第一波现代化国家是靠社会来主导,第二波是靠官僚制为中心的国家来主导,那么这些后发国家,比如中国,谁来组织这个国家?这种组织既不是商业集团,也不是官僚制(当时国家的官僚制体系已经崩溃了)。俄国在1917年二月革命的时候,国家组织瘫痪了,而国家又需要组织起来,国家组织者就是政党——布尔什维克。从此,政党组织国家就成了第三波现代化国家的一个基本路径。在整个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当中,只有第一波和第二波现代化的经验,没有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话语经验。换句话说,第三波现代化国家,即后发国家需要基于第一波、第二波现代化国家的话语和理论来解释我们自身。毫无疑问,文不对题,无论怎么解释,发展中国家都是错的。

  因此,我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的概念。政党中心主义是个历史范畴和客观存在,不能因为其过去的问题而否认其价值。正如国家中心主义,也不能因为出现过法西斯而否认它的历史价值。通过历史的比较,我们进行反思而得出的问题意识比较清楚,但是要进行建构是非常困难的。不同于西方,中国形成一个体系可能要上千年,比如儒学的形成。因此,相对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的内核是什么? 逻辑是如何构成的? 这些都不是简单提出问题就可以的。通过梳理以党建国的历史,孙中山、蒋介石都没有实现其理想中的以党建国,但是共产党做到了。毛泽东在古田会议提出了中国红军是一个具有政治使命的武装集团,这在当时是其它军阀和武装集团所没有的政治目标。现实上,中国是一种党国体制,在西方政治学当中是一个带有负面意义的概念,因为它不符合宪政主义逻辑。党国体制下,共产党是国家的组织者,而不是一般利益集团的表达者。党国体制有两大根本法,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其中,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党委制、党组制、党管干部等是理解中国政治最核心的概念。因此,我们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理解共产党,首先可以从共产党宣言当中找到自己的理论资源。马克思讲到,其他所有政党都是代表特定的阶级并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只有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就是为解放全人类。

  西方概念的流行并不是因为它好,而是因为强。我们对普世价值一定要有反思。从摩根索到亨廷顿,他们是坚决反对普世价值之说的。因此,我们提出政党中心主义等新概念,旨在跟进国家的实力,等国家真正强大起来,这些理论才能够真正立得起来。所谓观念是物质实力的副产品。

  最后,我们来看政党中心主义的比较优势。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国家是12个,其中有三个是早工业化国家——美国、日本和俄罗斯。这三个国家靠掠夺和战争才得以发展,比如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掠夺,日本和俄罗斯就更不用说了,而其他9个是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墨西哥、巴西、尼日利亚。在这9个国家当中,除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之外,其他8个国家都是代议制民主。这9个国家有相同的地方,即曾经都是西方国家分而治之的殖民地。当殖民者撤出之后,这些地方的社会力量比较强大,国家力量较弱。而实行代议制民主更加地去国家化。所有的后发国家是需要组织化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把整个国家有效地组织和统一起来。结果如何呢?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其他8个国家在治理上能和中国相提并论吗?

  学者中存在很多“观念战士”,他们习惯使用书本概念比照现实的对与错。所谓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有知识的,但是很多学者只知道来自西方经验的书本知识,而对于中国更有可比性的发展中国家视而不见,或者根本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什么话都敢说。放眼广大发展中国家,应该看到,很多国家有了经过党争民主而获得的授权及所谓的合法性,但是国家治理的如何? 有的甚至因选举而使得国家分裂和社会分裂。很多国家有了所谓的公民社会,但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不同于美国的公民社会,因为社会结构所造就的“民情”不一样,看看埃及的穆兄会、印度的碎片化社会、菲律宾的封建制、尼日利亚的部族政治、巴基斯坦的大地主制等,就知道所谓的公民社会与民主是什么关系了。很多国家也有了宪法法院,但是有宪政主义吗? 很多国家的宪法法院不但不能维护民主,反而是反民主的,甚至是动乱之源。因此,观察中国,不要眼睛直盯着那几个发达国家,还要了解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要知道,世界上有70%的人口生活在代议制民主政治之中,过的好的不过就是32个国家-地区,人口不到10%,而其余的60%呢?中国社会科学过去几十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美国化的问题,很多人的问题意识都是假的,中国社会科学需要转型升级,需要自主性。我觉得当大部分人跳出了美国化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之时,理论转型就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他们的观念囚徒。

  王建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如果说现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存在两套对立的话语体系的话,那最为明显的就体现在政党研究方面。两套话语体系是格格不入的:一套是从列宁主义出发,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战线理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内容的话语体系。还有一套是以萨托利的观点为典型代表。他把政党分为作为整体的政党和部分的政党,而作为整体的政党,又被称为党国体制。我们要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实现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但社会科学不能离开交流。如果我们仅局限于自己的话语体系,无法和西方的话语进行交流,那么这套话语体系的生命力也是有限的。我们如何在自主性基础上建构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 同时,实现这套本土话语体系的全球化,即不能只强调本土的,还要注重本土的全球化,共建一个话语交流的平台。我之前写了一篇《从代表性到代表力:政党研究的可能路径》,提出了代表性和代表力的概念。深入分析这组概念,会发现中西方政党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同时,也引申出很多值得反省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西方理论有没有存在解释的误区,或者说西方理论的解释力到底够不够?西方话语制度中最具霸权的是竞争性政党的理论。从霍夫斯塔特开始,他在总结美国政党发生和发展的运作逻辑基础上提出“合法反对”的概念,包括对反对认同、有组织的反对及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权更替的自由等。我们很多学者只要进入这一套理论和概念之中,便甘拜下风。很少检讨他的理论本身到底有没有问题?比如萨托利所说的两个异质连续统的提法就是有问题的。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墨西哥,它从国家行动党一党制过渡到现在三党鼎立。戴蒙德等也在反思西方的这套政党理论。他认为西方政党理论最初都是源于某一个地区和一些国家的,没有抓住其他国家政党的特征。然而,戴蒙德的分析还是没有点出问题的本质。基于此,我考虑能否从西方概念内部出发寻找其漏洞。

  西方过多地把政党和选举联系在一起,在国家层面上谈问题而失去社会的维度。政党原本是什么?萨托利认为政党是多元主义的产物,社会多元主义不同于宪政多元主义。他又认为政党有三个功能:沟通、引导和表达。其中萨托利在谈表达功能的时候,还是基于权力中心论。从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出发,我试图将政党分为三种类型:生产型政党、替代型政党和消费型政党。生产型政党是指在一个国家政治生活当中,居于主导性地位的政党;替代型政党往往是一种极端型政党,包括一些原教旨主义的共产主义政党。消费型政党主要表达两层意思,一层是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组织政党并不是像过去为了权力,而是一种制度消费,像前苏联刚成立的时候有2000多个政党,现在台湾还有100多个政党。这样的政党和现代意义的政党完全不同;另外一个层面,在民主国家比如美国,共产党早期发展很好,规模也有几万人。但美国对共产党进行了规训,如麦卡锡主义等。最后美国的共党也就逐渐式微。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就成了作为制度消费型的政党。我提出这些概念主要是回应各位老师的发言,即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

  基于多年的研究,我对中国的政党制度产生、发展、逻辑与变革谈一谈个人的浅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为什么中共可以长期执政并获得人民的高度认同?在西方,政党最初的产生是一种恶。当西方政党传入中国的时候,所有人都欢呼雀跃。但议会政党只在中国生存三个月后,党争亡国便成了舆论共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翻天覆地的转变?

  我把现代国家建设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民族国家建设,一个是民主国家建设。民族国家建设是一个集权的过程,而民主国家建设是一个分权的过程。很显然,西方的多党制是一种竞争性的多党制度,是非集权的,是民主国家建设的工具。我们用民主国家建设的工具来进行民族国家建设,显然出现了制度选择的错位,带来的是政权的动荡,比如民国第一个内阁——唐绍仪内阁很快就倒台了。内阁倒台后,当时的政治精英就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即政党到底是恶还是善?之后,党争亡国就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我的解释:民初我们选择多党制是制度选择的一种错位。多党制不适合民族国家建设,只能作为民主国家建设的工具。这直接影响到后续中国政党的发展。所以,孙中山的理论也在随着中国政治的发展不断变动,调试自己的认知。他最初是一个多党制的积极倡导者,而到二次革命后,他认为中国只能搞一党建国。这也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国共合作,为什么共产党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不允许其他政党的存在。

  然而,当时一党建国理论面临一个问题:它无法应对自由民主的挑战。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抓住了当时的问题所在,提倡自由和民主,通过群众路线、嵌入式的社会动员把民众组织起来,最终完成了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

  民族国家建设完成后,共产党还在按照这种逻辑来进行民主国家建设,结果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症结在于中共完成民族国家建设以后,未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换。当前,我们党还在进行着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换。西方国家社会科学的发展是社会进步推动国家的发展,而我们是国家的进步推动学术的进步。当前学者们进行的左与右的争论实际上落后于国家的发展,这就是最简单的革命逻辑在作怪。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不能再进行左派、右派、保守主义这样的划分,这样的学术争论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最后,我们如何建立政党中心主义的学术研究框架?我认为我们不能走西方政党国家的道路,即认为政党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与工具。“政党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与工具”这个命题在中国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中国是个政党型社会,整个社会是镶嵌在政党这个机器当中的。这种情况下,政党在国家层面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中共与社会沟通的方式在新的时期面临着变革,这个变革需要我们转换思维。

  刘晨光(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央党校政治哲学专业教员):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全球格局变迁中一个最大的事件。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中国的崛起? 我明显感觉到解释西方和中国传统,如果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进行,都还比较容易。但是解释当代中国,特别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可能很难。因为这是古今中西的一个汇集。

  近几年中国的话语自觉、文明自觉,相比以前有所改善。知识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复制西方自由主义的话语。现在的声音开始走向多元化,但防御性、抵制性的话语仍比较多,即“破”比“立”多。比如关于选举民主、宪政,我们有很多反思,但是往往又沦为另一个极端。我们一说到民主就强调中国式民主,但中国式民主到底是什么?宪政被定位为资产阶级所属,而我们却没有新的理论生产出来。基于此,我提出一些相关点来思考。这种理论创造需要三个方面的重新解释,分别是中国社会主义、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共本身。这些都是一些宏观和基础性的概念。

  第一,重新理解中国社会主义。从我们党自身解释中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源泉,也有传统文明的源泉。这包括把中国社会主义放在几千年的、一百年的、六十年的、三十年的等不同时期中来理解。

  其实,回到最初立国的时候来看,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当然有必然性。首先是因为前面各种方案、试验、力量都失败了。总的来讲,中国近现代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国家遭遇西方,必须进行大的转型。这种转型背后是文明再造这样一个大问题。选择社会主义主要还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选择社会主义主要有三个功能:一是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的独立自由。它能够经过社会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来调动社会整体性的力量。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来就是对西方批判式的超越,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所以,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就是不要步西方资本主义之后尘。三是我们传统的天下观。选择社会主义和这个也有密切关系。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同时既有民族复兴的东西,也有普遍人类担当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我们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理解。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后来还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这几个概念是我们创造性的成果,已经和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概念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的发展不是非此即彼,不再好走极端,而是一种比较注重协调、中道、和谐的发展。然而,这也面临着一个问题:这种发展中仍然内在的矛盾如何真正走向均衡,相关的新的解释和理论是不是能够固定下来?

  总的来讲,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选择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可能还是要放在传统的中道文明里来看。我们大概需要像历史上吸收佛学、佛经一样,通过中国传统文明来“化”马克思主义,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二,重新理解中国政治制度。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有自己的价值基础。我们过去讲道统、政统、法统,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道统的话,那么我们的政统、法统如何解释?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其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和政协成立65周年两个大会的讲话中,都说到这个。讲话中包含了一些可以正面立论的政治哲学,比如政治制度模式的选择问题,值得认真思考。众所周知,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是三位一体,即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讨论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发展,基本上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下来进行。我们现在需要对这个框架进行更为扎实的解释,包括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法治的关系等等,都要给出学理分析。

  虽然马克思主义讲到,要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国家,但当世界主要的单位还是国家,还是政治共同体的时候,那么一个国家的主权是非常重要的。在国家主权之下,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其实质是主权者和宪制结构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只要一个共同体存在,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真可谓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里讲到的宪制或宪政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就是一个国家基本的政治权力结构框架。

  其实,美国最初成立也是为了集权,也面临着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即反帝反封建。反帝是从英国独立,反封建是把分裂割据、各行其是的十三个邦组成一个拥有统一主权的联邦。只要是政治共同体还存在,就需要某种集权来处理一些共同的问题。美国建国进行制度选择的时候也面临一些重大争论,比如一部分人主张采用英国的君主制,但最后实行了共和制。美国最终选择了总统制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其中既有共和因素,又嫁接了君主制的因素。美国宪政发展史,总统权的问题一直是重点。比如,林肯、罗斯福都在一定条件下打破了既有的框架。当一个国家面临大的政治危机的时候,需要最高权力的集中,甚至克里斯玛型领袖的出现。

  而中国共产党也应该放在主权—宪政结构中进行理解。现代国家可以说是人民主权的国家。从规范意义上来讲,国家主权都应该由人民来掌握,但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最终都要面临谁来代表人民行使这个最高权力的问题。代议制中的代表只是代表部分利益,甚至是某些地方、某些州的利益。那么谁来代表整体的利益?

  对于中国,共产党正如葛兰西所说的“现代君主”,由它来代表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共同利益。不过,共产党这种新的“君主”,其政治领袖不是世袭的,而是经过严格的锻炼和考验产生出来、党内比较认可、非常卓越的职业政治家。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如果党内出现各种派系和纷争,乃至“党中有党”,发生分裂,甚至无法产生自己的领袖,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发生了西方理论所说的宪政危机。所谓宪政危机就是既有的政治秩序出现问题,内部发生紊乱。从这个角度来看,争议较多的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答案不是非此即彼的。在党的领导和法治秩序之间,内部是存在张力的。总之,在现代人民主权状况下,谁代表人民来行使主权才是一个真正核心的问题。

  第三,如何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本身。总的一个判断是:要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中国传统文明中来看,包括我们选择中共这样一个团体来担当国家再造和文明再造的过程,都要有大历史的理解。中共不同于西方的选举型政党。它是一种发展型的、使命型的政党。近几年,我们更多强调了民族复兴的任务,其实中共从一开始就具有这种使命感。而共产党在根本上不同于一般的群众性政党,这主要体现在其先进性上。这种先进性和这种使命感是相应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使命型的政党,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许多世俗化的变化,原来的意识形态本身式微,不再能深入人心。在中共发生大的变化,即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先进性?我觉得还是要抓住党的建设本身这个老问题。最关键的是,如何能够真正选出贤能的干部为人民所用?官员的选拔、教育、考核、监察,是传统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作用的关系问题。中共建立新中国,不同于传统的王朝政治,因为共产党本身有人民性。党不是一个精英寡头。为人民服务,既延续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也是一种人民性的体现。人民不同于过去的臣民,也不同于公民,它是一个第一位的政治性概念。即便是在西方经典的政治学理论,比如卢梭的理论中,离开“人民”也无法理解“公民”。不是不能讲建设公民社会,但在社会主义中国,这个公民不是由经济性的小市民概念衍生出来,而是源于构成政治共同体的人民概念。那么问题在于,怎么再造人民?

  从现实来看,中共面临着很强的利益问题,甚至派系问题。这都需要制度建设方面有相应的体制机制来解决。从理想上来讲,希望中共能保持良好的人民性。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能够保持稳定和发展,需要执政团体的团结、中共内部的统一。共产党现在要保持长期执政地位,并把中国的事情办得越来越好,首先要实现党内的团结。从这个意义来讲,党内制度建设,包括如何发挥好党内民主集中制,怎么保持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关于政体,从最实际的角度出发,不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讲的无非两种——贵族或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即有钱的少数人统治,还是没钱的多数人统治。共和最根本的是多数人和少数人怎么取得妥协,即少数在保持内部团结的情况下,能够取得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即便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建设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怎么能够赢得最广大民众的认可?这些年我们虽然强调保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但仍然做得不够。我们讲人民民主道路不同于西方,甚至我们提到中国民主是“两条腿”走路,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都要走。我们没有否定选举民主,但是我们更强调的是协商民主。在这个方面如何扩大民众的参与?中国政治的良性发展,不仅需要中共通过党内监督和反腐败进行自我完善,还要有更多民众更好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间。这些都需要我们思考如何进行制度创新,让既有的体制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让党的政治生活更具有创造性,更能够为国家发展贡献正能量。

 

 

    两篇反对派的批评文章:

较力

----推荐、点评一篇会议纪要

共识网人士

    请注意这篇会议记录,看看力图为现行政体提供学理合法性的人们,打算在哪些方向上“开拓、创新”。

    首先,他们也是一些直面现实的人,毫不避讳地说:中国就是“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以党统政”,“是一种党国体制,……不符合宪政主义逻辑。党国体制有两大根本法,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其中,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党委制、党组制、党管干部等是理解中国政治最核心的概念。中国是个政党型社会,整个社会是镶嵌在政党这个机器当中的。”

    同时,他们坦率承认:“认为中国是对的,需要解释但理论上又无力解释”。“在西方政治话语里讨论党与国的关系、党与法的关系,我们没有赢的任何可能。”“西方概念的流行并不是因为它好,而是因为强。”“现在我们挨饿和挨打的问题解决了,挨骂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要解决挨骂的问题。”“自己不做这个工作,老外会帮我们做。”“提出政党中心主义等新概念,旨在跟进国家的实力,等国家真正强大起来,这些理论才能够真正立得起来。所谓观念是物质实力的副产品。

    最后,他们认为出路在于“寻找自己的源头,寻找自己的经验”,运用“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的健全的常识理性、实践理性”。西方“将专制主义套在了中国,拿掉这顶帽子成为一个必要的工作”。“我们的经验并不是西方概念的被解释者和被改造者。共产党其实就是个儒家党。中国这套悠久的历史治理方式,在近代以来,被自由主义、马列主义同时诋毁为封建专制主义这个概念加以否定。这其实是我们传统的优秀文化,这些文化一直推着我们前行。几个关键词比如自由、民主、政党和社会主义在中国需要重述和重建。”……

    看了这篇会议记录,就知道除了当局简单粗暴的宣示和蛮横无理的批判,也有人明白自己真正“理短”的症结和“心虚”的软肋在哪里,于是结伍成群、集思广益,以求从根本学理上救党补天。

    他们也在提倡科学范式、思维模式的重建,而且把“马列主义”也作为了纠错对象,可见要为东方的党国体制辩护,来自西方的马克思已碍手碍脚了(这从反面表明“西马”对现体制确有很大杀伤力)。

    我们在这里讨论如何洗涤“东亚”传统文明的遗毒,他们在那里讨论如何光大“中国”天朝政统的神功,双方的较力正在进行。知己知彼,有助于找到交手的着力点。在较力中不断相互“学习”(对手是最好的老师)、自我调整,是此中应有之义。最终的“输赢”关乎头脑的“蒙蔽”与“启蒙”,中国的“沉沦”与“重生”。

 

 

用“党-民-敌”三元结构理解中国

――读“2014年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探讨会议记录”有感

黄佶

  兼听则明,听一下西方话语之外的观点也是有价值的。由于历史路径的不同,各个国家及其政党存在差异,这是毫无疑问的。寒竹(中国力研究中心主任,会议主持者)从历史形成角度说明中国和中共与西方国家及其政党的区别,区别“选举党”和“建国党”的差别。杨光斌(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指出不同国家现代化过程具有不同的特点。第一波现代化国家英国和美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导型的,第二波国家德国、日本、俄国是国家主导型的,第三波苏联和中国等,是政党主导型的。
  
  在讨论中国和中共如何改革进步时,不能不考虑这些基本的现实因素。但与会者在考虑中国未来的治理时,眼光只放在“党”一个要素上面了,这无法使中共摆脱今天的理论和实践困境。
  
  中共的发展壮大实际上离不开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1,“民”,没有民众的支持,没有来自党外的力量补充,中共不会取得胜利;2,“敌”,没有强大的外部敌人,中共不会励精图治,也不会获得全国政权。
  
  今天中共之所以陷于被动,首先是因为它成为了一个利益集团,或利益集团的集合体,脱离了人民群众,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它在理论方面的被动原因也在此,因为现有理论和制度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当然会寻找新的理论和制度模式,于是自然而然地选择西方的话语体系。就和民国时人们发现复制西方国家的道路走不通时,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
  
  所以,即使认为中共一党执政是中国目前最现实、最有利的选择,也必须建立中共和民众交流的渠道、落实民众约束中共的制度,这种渠道和约束必须是制度化的,常态化的,低门槛的,而不是新任最高领导“新官上任三把火”式的“走群众路线”,十年才来一次。
  
  中共要想了解民意,除了主动调查,更要让民众发声,而不能一听见批评就生气,就禁止。这个话题后面还要谈到。
  
  民众对中共的制约,必须有制度化的安排,既为了能够实现常态化,也是为了避免失控,导致社会动荡。人大机制是现成的机制,中共应该充分利用,而不能将其视为“不可以去除的威胁”,花大钱养着,却拼命提防着、控制住。
  
  民众本来也是中共活力的重要来源,既是兵源,也是党员和干部的来源,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
  
  中国现在最危险的一个事情是:民间的政治智慧和政治人才缺乏上传和上升的通道。古代有科举制度,中国现在没有类似的渠道,政治人才的上升只能靠上级官员一级一级提拔,这扼杀了大量有个性、有独立精神、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政治人才的上升机会,党外和体制外的政治人才则完全没有上升通道,这使中共和国家失去了大量潜在的活力资源。更不用说在官场腐败严重时,官员提拔制度实际上在逆淘汰:奉承拍马和跑官买官的无能者、品德恶劣者反而能够升上去。
  
  中共打天下时,人才上升的通道很多: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给你一些兵,或者你自己拉一些人当兵,出去打,有本事活着回来的就官升一级,再给你更多的兵出去打,如此循环反复,最后不仅消灭了敌人,还发现了一大批人才,最后剩下来的都是能人。林彪二十几岁做军长,就是这样脱颖而出的。但是现在大量政治人才根本没有机会。
  
  优秀政治人才散落民间,既是浪费,更是危险。应该把人大作为汇聚、识别、锻炼、选择优秀政治人才的另外一条主要通道。应该允许和鼓励党内外有志从政、却在现有选拔机制中没机会或不得志的人去参加基层人大代表选举,能够为选民服务、获得选民支持的人,在人大这个平台上被发现,进而获得上升的机会。这样中共既能够不断获得新鲜血液,也能够把和民众的联系交流制度化。
  
  中共现在腐败严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了外敌。1949年消灭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1950年代初消灭了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地主资本家,1950年代末消灭了党外敢于提意见的知识分子,1960年代消灭了党内不同观点的人,于是中共不再有任何“成建制”的敌人。至今也在不断消灭零星出现的批评者,严控民间的一般性批评,在思想领域也不断加强控制。
  
  没有了外敌,于是党员干部肆意妄为,于是老虎苍蝇盛行,严重丧失民心。
  
  “鲶鱼效应”人人皆知,中共高官也知道,但最后还是把自己的鲶鱼全部消灭了,走上了衰败的道路。因此,一党专政如果想长期健康存在,就必须允许甚至鼓励党内外敌人长期存在。敌人可以使中共党员干部有所顾忌,不得不约束自己,不得不努力做好工作。
  
  各种批评意见,包括对党员干部个人品行的批评,对官员工作方式的批评,对中共路线和政策的批评,都应该允许存在。甚至对中共指导思想的批评,也应该允许存在。因为过去先进的思想,未必永远先进;高层领导认为先进的思想,未必真的先进;中共不应该把自己选择的指导思想规定为先进思想,而应该寻找和选择先进思想,然后将其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先进思想一开始一点也不像先进思想,甚至像错误的思想。马克思的思想在当时是异端,凯恩斯的思想也是,马寅初的也是,刘少奇邓小平的思想也都曾经是错误的思想。
  
  因此对看上去不先进、不正确、甚至错误的思想,也要允许其存在,允许研究,允许讨论,允许相互竞争。一个国家只有思想保持先进,政治、文化、经济和科技才可能保持先进,国家才不会落后。
  
  中央巡视组是不可能从根源上解决腐败问题的,成本也太高,基层无数苍蝇更是无法用巡视组消灭。但只要允许存在敌人,这些免费的鲶鱼将使苍蝇无法生存,进而也抽掉了出现新老虎的基础。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的衰败。消极防守是防不住的。自身健康强大了,再厉害的敌人也不可怕。
  
  敌人也曾是中共的力量来源之一。国共内战时,中共把大量国民党军的俘虏转变成了自己的士兵,补充了兵源,是中共能够取得内战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和平时期,如果发现反对者中有能力强者,也完全可以吸收入党,为我所用。只要能把自己的工作搞好,提高民众对中共的好感,何乐不为,管他原来是什么身份?很多能人也需要有合适的平台、需要有强大的后援力量,因此一拍即合的可能性很大。企业经常出去挖人,中共看到好的政治人才,当然也可以主动吸收。当然,很多人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不肯加入,也不必勉强。
  
  总之,即使西方多党轮替制度不适合中国的现实,但西方民主政治的制约权力思想也应该吸收。“党-民-敌”三足鼎立,才能长治久安。实际上中国的宪法已经为这个结构的存在提供了法律依据,例如人大制度和言论自由等,具体实践也有很多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和经验,互联网技术更是为党民交流提供了方便,为敌人发表批评言论提供了平台。
  
  党民敌三元结构如何得以形成并稳固存在?不能仅靠党的自觉,也难以靠宪法和其它法律,因为法律不过是一张纸,随时可以被强者否定或曲解。真正起作用的是观念和压力。观念使当事人主动行为,压力使当事人被迫行动。转变中共的观念很重要,但保持批评压力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
  
  有利于党民敌三元结构形成的原因有:
  
  1,境外敌人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压力迫使中共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
  
  2,国内经济和信任危机迫使中共整肃自己的队伍;
  
  3,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不满的压力。如果中共能够意识到不可能靠强力压制消灭这些不满情绪,认识到能够而且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批评压力;
  
  4,中共第一代创始人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共最高领导人不再拥有党内外绝对权威,难以靠一人之力左右全党和全国,只能靠平衡各方力量来维持执政地位。
  
  不利于党民敌三元结构形成和长期存在的因素有:
  
  1,境外敌人的存在使中共将国内敌人视为前者在国内的代言人,因此更要坚决消灭之;
  
  2,国内经济和信任危机使中共更加不允许国内出现和存在敌人;
  
  3,民众对中共彻底失去信心,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中共改善自己,而是为了颠覆它;
  
  4,中共最高领导人认为消灭敌人能够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地位。
  
  5,中共情况改善、变好之后,再次骄傲自满起来。
  
  最后会怎么样,不知道。我的信念是:“该说不说是书生的错,听或不听是官员的事”。因为我说的未必对,万一听了我的话误国误民,我也担当不起。
    
    黄佶,2015-2-15

 

 

 

 

 

拒绝激进 也拒绝浪漫

----我的新权威主义执念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萧功秦

2015-01-28

    多元性本身具有两重性,社会组织当中有一部分对现存时期不满的人可以利用其来挑战现在的政府权威,对社会造成一种不稳定,甚至产生连锁反应,这是必须要防止的。

   编者按:学生时代,萧功秦是一个继承五四精神的激进反传统主义者。多年以后,他转身成为中国新权威主义的学界代言人。在他的表述里,新权威主义能够很好的诠释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模式”。然而,他的这种论调被一部分人贴上“迷信威权”的标签,在学术阵营中塑造出一个孤独的新权威主义者形象。萧功秦对此并不介意,他反感极端思潮,无论左右,用他自己的话说:拒绝激进,也拒绝浪漫。
   “大跃进时开始读小学,初中是在三年大灾难中渡过的,高中是在高唱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渡过的。接下来,整个文化革命,我在工厂当了12年的工人。文革以后,我考上南京大学的研究生,迎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1946年出生的萧功秦,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青壮年是在历次运动的洪流中度过的。在外国的学者友人看来,与共和国同呼吸、共成长的经历是他理解这个时代最宝贵的资源。这或许给他日后学术研究中旗帜鲜明的反激进倾向埋下种子,使他对浪漫主义心存警惕。
  文革时期,他进入上海郊区一家机械厂工作,作为工人阶级的“领导”,避开了运动的风头,反而更能沉下心来专研学术,12年间他记下了近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在单位以“萧克思”闻名。1978年,他被破格录取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专业研究生。
  在南京读硕的时候,他是一个继承五四精神的激进反传统主义者。然而短短数年,他的学术立场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与美籍学者林毓生的交往,使他对以现实关怀为基础的思想史产生真正的兴趣,开始走上独立治学的道路。在与凯迪网络的对话中,他也提到,青年时期受益于柏克的思想,特别欣赏其对激进主义的批判。
  1980年代后期,新一轮的民主浪潮席卷全球,毗邻的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腾飞后纷纷变革体制,经济困难与社会矛盾的加剧也令东欧政权先后变色,引得国内的思潮涌动,民心思变。
  基于现实关怀,他提出了一个令学界感到陌生的概念:“新权威主义”。他声称,这是一种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现代化理论。在激流汹涌的1980年代末,这样的观点引人疑惑甚至反感。
  所谓新权威主义,简而言之,有三个观点:一是坚持威权政府的领导;二是坚信市场经济的力量;三是尊重社会、文化与经济多元性的发展。
  在他看来,新权威主义很好的诠释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模式”:结合集权的组织动员和市场的自由竞争两种优势,实现物质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又能将政治参与的需求降至一定的范围,维持社会管治的稳定并发展经济。
  不出意料,他的观点一出,便遭到毁誉参半的反响。赞同者认为,新权威主义基本对应官方所表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建设性的理论。反对的人则表示,其理论带有一种经验主义的独断,太过于迷信威权的力量。
  “政府不能推卸责任又扩张权力”、“威权如何解决激励机制”、“高度集权的改革动力在哪里”......直到2013年,一场以“激辩新权威主义”为题的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们仍普遍对其理论发出不同程度的质疑与否认。
  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仍坚持认同“新权威主义”对中国模式的阐述。
  在年初一篇总结的文章中,他提到,三十六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已经走上了新权威主义道路。在当今中国,挑战新权威主义的左的与右的、激进与保守的各种政治势力,已经不足以根本上撼动与影响这一历史性选择。
  “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要尊重强政府,珍惜强政府”,对话过程中,他不止一次这样表态。
  有凯迪网友曾评价萧功秦:在当下我国的政治理论领域,如若划分左右派,你很难对其定位。你说他是左派,但是他反毛,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他至少不激烈反对;你说他右,他却像左派一样支持威权政治体制。
  数年前某杂志的报道,将萧功秦称之为“新权威主义的孤独代言人”。他认为没必要拘泥于标签,只想做好学者本分:根据历史经验,努力描绘出来一条理想的理论曲线。“至于与现实有多大程度上的符合,这是另外的一件事情。”

  对话萧功秦:无论左右,反对一切激进主义

  西方价值不是想穿就能穿的“雨衣”

  凯迪网络:从当初的德先生赛先生,到马列主义,再到如今西方所宣扬的“自由主义”。十九世纪末以来,为何中国的知识分子会深困于西方价值之中。究竟应该全盘拒绝?全盘吸收?还是有选择的接受?

  萧功秦:西方这一套的制度系统,和它的文化价值,本身是历史文化的一个经验的产物。但我们中国人在阅读或者理解,解读西方那些价值和制度的时候,往往把它变成一个平面的东西。因为这就是一套制度上的东西,制度和文化、价值。而往往忽视的和这种制度、文化和价值的基础的社会性的东西。那些东西是社会演进出来的。

  比方说自由、民主。这自由与民主价值的背后是经济的发展,是市民社会,是社会多元化所形成的具有契约性的人际关系,以及为了整合契约型的人际关系所建立起来的法制系统。由于有法制系统,有市民阶级,有相当的文化水准和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多元化,这些因素支配着这些价值这些自由。

  中国在理解它的时候,往往是把它拿来主义,只是把这个表面的制度和它的价值拿过来。然后就直接地放到我们这里,移植到这里来。但同时我们又缺乏支持这些价值,支持这些制度背后的一些社会条件。而这些社会条件不具备的话,那些价值和制度本身它不能产生西方那种同样的效力。不但那个效果不能产生,甚至产生一种把旧的价值取消,把原来中国经验当中产生的价值把它取消掉。但新的价值也无法建立起来。形成“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伥伥无归”的局面,就是一个脱序的局面。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看待西方的时候呢,就把西方的一套价值和他制度看作一件好的雨衣,穿在西方身上能够避雨,然后把这套雨衣放在我们自己身上同样能避雨。这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我称为制度决定,只要有种制度,把制度拿出来就可以解决问题。我记得我在讲孙中山那次事件上面,孙中山觉得西方的民主是一个新发明的火车头。我们造好铁轨以后,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把新的火车拿来,买来用就就可以了,这个思维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可以说是中国人常有的思维方式。

  事实上证明,辛亥革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缺乏支持这个制度体系的社会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产生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反思很多年了。现在继续要反思这么一个问题,只有反思以后,我们才能真正找到适合于中国的套路。也就是我特别强调经验试错,在经验和试错当中找到一个适合现阶段中国的办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中国有可能一步一步走向一个中国新的文明,在这个过程当中,西方的好的东西是和中国人的那种对美好生活的价值有相当大的重叠性。

  我曾经说过有一句话,要做一个有方向感的经验主义者。所谓有方向感的经验主义者,方向就代表着吸收了一些美好的价值,这些价值和西方的一些美好价值实际上是同步的。对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公正,这些都是美好的价值。但是同时也要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尊重中国的特别情况。在尝试当中逐步走向一个目标,而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

  凯迪网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您便以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的研究而为大众所熟知。不过,网上有一些质疑称,这些年您对“新权威主义”的论述有较大的变化与差异。为何会有此变化?

  萧功秦:应该说我这个变化不是最近产生的。在7、8年以前我写的一篇文章就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路径选择》。我特别强调一点,这篇文章收录到我的那本书叫做《中国的大转型》,在其中这篇文章我特别提到一个观点。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本身也具有中国的特色。中国不是通过对一个旧极权体制的彻底的颠覆,完全重建了一个新社会。相反,我们是在一个什么呢?在原来的传统体制下面通过维新的方式,通过改良的方式,一步步走过来的。这个道路的选择本身就决定着中国民主发展的过程也有其特殊性。

  这个特殊性首先我提出几个基本原则,首先,它是具有可操作性。至少这个民主制度在现阶段对社会治理是有利的。其次是对社会稳定有利的,就是当政者是有安全感的。第三个就是它在现行体制能够嫁接,和现行体制有着它的一种什么呢,有着一种相融通之处的,而不是完全毫无要排斥性的。第四方面他具有合法性等等。所有这些因素聚集实际上表达了一个意思:我们的改良模式的路径、特点或者我们维新,维新模式这个特点就决定了我们道路选择的方式具有它的特殊性。既然道路选择方式特殊就决定了中国民主的特点具有它的特别性,也具有它中国特色的民主、民主特点。

  在早期的新权威主义研究过程中,我更多的是看到了韩国、台湾、日本以及新加坡,这么一个威权体制走向民主的经验。他们的经验特点是通过议会民主政治的失败,然后进入强人政治,就是军事强人政治。通过军事强人政治来发展经济以后,然后进入多党制的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呢?20多年来,中国历史道路的选择,和台湾、韩国、日本等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中国不是通过采取旧体制的崩溃形式产生强人政治,而是通过我们元老派革命家,通过改革,通过维新,逐渐地摆脱了旧体制。同时又运用原体制某些合理的要素来增加威权。然后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

  中国目前空前自由 但需防止薄壳效应

  凯迪网络: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曾说过,未来中国的成功转型,需要一个开放而自由的思想市场。新权威主义也强调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但在2014年,尤其是下半年,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现实的变化。您怎么看这些微妙的变化?

  萧功秦:我充分理解我们现在的执政中心,它现在采取的加强意识形态的管理权、话语权和领导权,它在功能上的意义:是要防止现在政治参与的爆炸和井喷,而这种爆炸和井喷的概率是极高的,是因为社会有大量的问题,维稳其实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有一种宽松的预期,伴随这种宽松预期,一定会出现特别强烈的社会政治参与的诉求。这个诉求会连成一片,提出现阶段体制、经济发展难以满足的超前要求,这时候如果不满足的话那就产生爆炸的后果。在谈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一点:传统极权体制的国家进入现代化就会出现一个薄壳效应。地壳最薄的地方最容易出现火山爆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有它的合理性,有它功能上的意义。作为新权威主义来说的话,我觉得完全充分理解政府的做法。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考虑到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能牺牲社会的多元,单方面地实现政府的强控制方式。这种情况是要加以注意的。因为社会的多元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经济的多元、文化的多元、社会的多元,这些东西实际是社会创新力的存在。可以说,人类历史进步的常态现象就是社会多元。历史上的一元,在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的完全一元化,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和我们在文革时期出现的那种特殊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小的阶段。但是多元性它本身具有两重性,社会组织当中有一部分对现存时期不满的人可以利用其来挑战现在的政府权威,对社会造成一种不稳定,甚至产生连锁反应,这必须要防止的。

  但是不能够因为这一点我们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去了,把所有的社会组织、文化多元当作洪水猛兽。这个也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在总体上来说,现在看我们社会进步到现在这状态,社会多元和那个文化多元、经济多元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政治生态起到非常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我们生活在空前的自由的状态。从49年以后到现在,中国的自由度应该比过去要大得多。同时我们在稳定和社会多元之间一定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只要找到了这个平衡点我们既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的民主生活,同时也能够保持这个稳定。但是这个自由点这个平衡点的边界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中国人需要发挥我们自己的智慧,不但是决策者要有智慧,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都应该为这个边界,一个好的边界的实现创造有力的条件。

  凯迪网络:社科院2014法治蓝皮书称,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百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从2000年的1到2起,上升到2012年的209起。这与新权威主义尊重多元的描述有所偏差,如何看待这种社会失序?

  萧功秦:我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在前几年温州的钱云会事件。钱是一个村官,他后来突然死掉了。社会上就认为是当地政府把他抹杀掉了。当地政府说的任何话大家都不相信。反而是一些大V去调解以后发现,这个地方不是谋杀钱云会的理想现场。然后大家觉得还是大V说得对。这样的状态,其实可以看到是政治参与已经走向爆炸的前期阶段。如果这个局势一旦失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由于强烈的社会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等所造成的不满情绪,一旦找到发泄口,突发井喷的话,社会稳定就消失了。从社会稳定进入不稳定的时间非常快,但要从不稳定重新恢复稳定,那可能要花上好几代人的时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就是说社会组织的发展一方面是社会多元化和社会进步的标志,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又是集体行动的平台。集体行动尤其自主性的集体行动,往往与激进主义思潮有接近的可能性。在特殊时期的激进主义思潮与自主的集体行动结合起来,利用社会组织进行活动的话,会形成政治参与的爆炸和井喷状态。那就是一个前革命的状态。我想那种革命所产生的后果,它的危害性,它对社会巨大的破坏性,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深有所知的。

  适度地进行低度的政治参与是可以的,但是高度的政治参与要特别防止这个现象。中国如何进入一个更加稳定的更多的,层次更丰富的,更广泛的参与呢?我认为,这是有一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包括什么呢。通过我们现在治理整顿,通过群众路线的教育。使得党员或者干部能够形成自我约束的机制,能够遵守规矩,通过打击腐败形成威慑性的力量,使犯罪者感到成本极高,风险极大,然后通过法制的建设,包括依宪治国的方式,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以后,我想社会当中那种愤懑的民气就逐渐会化解掉。民气理顺了,那么极端派对社会组织的干扰,极端的激进主义利用社会思潮形成对现存秩序的挑战将会被逐渐边缘化。

  当左右两种极端主义思潮被边缘化以后,相信中间道路的人就越来越多,中道理性就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流。即使存在一些比较边缘的声音也无碍大局。在这种情况下面,那么政府也有比较大的安全感,社会的稳定又能得到保证。我想,中国更加开放的时期就会到来。我觉得中国已经经历了两千年的历史时代,那么追随民主道路那也不是一天两天的。若干年后,只要社会能走向平稳发展得话,那么社会参与的幅度会更大,自由度也会更大。当然这要和法治建设的水平相匹配,能够获得一种平衡。

  中国的后列宁主义威权是历史的产物

  凯迪网络:谈到权威主义,不得不提的便是新加坡。《南方周末》最新一期的报道里,将新加坡归入右派权威或者自由权威的范畴。在您观察中,中新两国国家治理体制的最大差异在哪里?对中国来讲,新加坡模式的最大借鉴意义在哪里?

  萧功秦:新加坡最大的特点有三:

  第一,他首先是强势政府,李光耀的政府是非常强大的;第二,我觉得李光耀是个明白人,他看问题看得很清楚。不受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的干扰,能够从成本效益利润风险收益,进行客观的评估找出最佳的选择。这是需要;第三,他尊重社会多元,社会多元是新加坡的威权体制下面的常态现象。

  具有这个三种特点的体制,这种新加坡模式就能够在稳定的情况实现社会进步。

  虽然新加坡的体制,我们就可以将其称之为选举式威权体制。他是通过选举的形式,形成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体制。人民行动党在国会占有绝对的多数,而人民行动党的精英又成为总理,总理和国会之间没有那么大的矛盾,不像其他西方国家具有那么大的矛盾。他们能够比较协同地、用“明白人”的方式进行决策。这都是我所认为新加坡模式的优势。

  但跟新加坡比较,中国算是后列宁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最早是从列宁主义,通过演变、维新的形式一步步走过来。他的威权体制、他的强政府的实现,是需要两样东西的配合。

  一是利用执政党本身的组织资源,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是意识形态的整合资源与动员能力,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但这个意识形态、组织资源,不是像过去一样,而是把它用于巩固社会基本秩序,发挥基本的功能。他不是利用这种组织或意识形态,将中国引向乌托邦。中国运用他来作为强政府的支援,所以后列宁主义型的威权体制,和新加坡的选举型威权体制,当然有非常大的区别,因为历史道路就不同。  两个民族

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导致的差异。而且新加坡的威权体制是极小型国家,这么小型的国家,现有的资源包括:他的选举威权体制、从殖民地时期演变过来的公务员体制等等,他已经够用了。中国那么大,要把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整合起来形成现代化的动员,保持稳定。光靠新加坡的制度资源是不够的。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运用原有的传统的革命资源,来丰富现有的威权体制的政治资源。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出中国威权体制的特点:很大程度上是后列宁主义型。

  但特别要注意的是,与此同时,不要让那些过时的意识形态被重新激活。因为我们一些有效因素被激活的同时,一些改革所抛弃掉的不合理的也可能从假死状态苏醒、被激活过来,比方说有人说要继续搞阶级斗争、把《归来》这部反思文革的电影说成反党电影。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极左思潮抬头的萌芽状态。

  所以,正因为我们这个体制有如此多的优势,同时也要看到我们体制中旧的消极性的意识形态因素,可能被同时激活。我们特别要警惕这一点。

  拒绝一切激进与浪漫

  凯迪网络:据人民论坛最新的民调报告,2014年度十大思潮中,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主义位列前三。您是如何评价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对未来走向的预估会是怎样?

  萧功秦:从长远来说,从社会多元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新左派、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有他存在的合理性,都有其存在的空间,他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我觉得是完全合理的。但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它有两大基本命题:一是拿来主义,把西方的那套现成的价值体系搬到中国来,或者说把现成那套的制度组织搬到中国来。这种新自由主义似乎认为拿来就能把所有问题解决,这肯定是一种乌托邦。

  从这种意义来说,他如果用这种乌托邦来进行社会动员,他又具有很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一般来说,要客服拿来主义,需要很长的时间。

  极端的左的思潮同样也会面临这个问题:把文革时代浪漫化美化,由于对现实的不满,还主张文革式的运动,想通过鼓动民粹的方式进行社会大动员,对社会现存的秩序造成巨大的冲击。那也是很危险的很错的。

  健康的温和的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应该是有其积极的意义,是社会多元化过程当中,难以避免的。但是激进的自由主义和激进的新左派,他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很大。

  至于民族主义,是两面刃,一方面它能够在缺乏意识形态的条件下,具有强大的、将不同人群整合在一起,形成一致对外的目标。这是后发展国家的政治精英非常珍惜的政治资源。但是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会形成亢奋状态,这种亢奋状态对于一个落后的大国,尤其是在历史上备受屈辱,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蹂躏,导致强烈的社会悲情。经济突然又发展起来了,然后就觉得有报复的资本,同时经济又产生滑坡,产生社会萧条问题很多,民族主义就有可能被一些机会主义者利用。转移社会矛盾,通过向对外转移社会矛盾。这时候的民族主义就是洪水猛兽。

  从这层面上看,无论是现在的新左派朋友,还是自由主义朋友,都应该警惕这种思想激进化的后果。我曾经在很多年以前写了一篇文章,叫《给新左派朋友的一封信》,现在在网上流传甚广。我在这封信里面已经提到,左和右的两种思潮都是浪漫主义,我们要抛弃浪漫主义、超越浪漫主义,真正地脚踏实地走向未来,需要务实、理性、做明白人、尊重多元。要尊重强政府、珍惜强政府,然后这样经历十年、二十年,中国才能变成一个成熟的国家。随着法治建设,中国未来民主程度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民主变革的时代才会到来。

  凯迪网络:你曾回忆与林毓生的交往,称其保守自由主义的倾向对你有很大启发。在反激进的层面,新权威主义与保守主义貌似有许多相近之处。假如说,柏克的保守主义是在保守自由,那您的新权威主义是在保守什么?

  萧功秦:我觉得柏克的保守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反对建构理性主义,反对激进主义。我特别欣赏保守主义的这点,就是对激进主义的批判。他指出激进主义背后那一套是浪漫主义,而论证浪漫主义的背后是建构理性主义。用一种自圆其说的理论,把浪漫主义说成是合理,这就是激进主义,要需要全盘地把现成的秩序消灭。

  激进主义的英文是radicalism,是从根本上否定现成制度。在现成制度的废墟上面,重建一个完全新的制度,那就是激进主义,批判这种思潮批判得最深刻的就是柏克。从这一点上,我在青年时代就是受到柏克思想的很大影响,我是受益于他。我对柏克的注意、重视,也是受到林毓生先生的影响。

  新权威主义只是一种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现代化理论。但是中国的保守主义与西方的最大区别在于,英国的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充分发育发展、社会自主性特别发达的时代。这种自主的市民社会本身就会孕育出多元的健康的合理性。保守保到后来就是自由主义的发展,因为他的基础就是这个东西。

  中国是一个有极权传统的专制国家,从康熙到现在,基本属于传统极权体制的国家。在传统极权的国家,如果简单地提,我们要保守,那么我们意识形态的保守,我们专制的保守,社会的多元化就很难产生,完全没有保守的基础。这个社会的多元化,经济的多元化,都不是保守的基础。我们经济没有保守的东西。至于文化的保守,那原来是完全大一统,舆论一律莫谈国事。社会的多元化也没有,既没有社会组织也没有公民社会,什么都没有,你说保守什么?保到江青四人帮那里去了。

  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要保守传统的制度。传统制度是要演变的,我们要保的还是邓小平奠定下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换一句政治学的语言,就是中国的新权威主义。简单来说,第一,共产党的领导不容挑战,谁挑战谁就是自由化。第二,经济要充分发展,要爱护市场经济,要鼓励尊重市场经济,让市场经济的活力带动社会的活力,让社会的活力形成文化的多元化。社会多元、文化多元以及经济多元,与一个开明的强政府结合起来。至少现阶段,新权威主义不但没有过时,我觉得,现在是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只有经过这个阶段,中国才有可能走向未来。

  集权的方式一下子击破利益集团

  凯迪网络:互联网因其相对宽松、自由的言论氛围,更适于表达不同意见,成为思潮表达和争鸣的重要平台。在互联网时代,去中心化的趋势尤为突出,新权威主义该如何适应这个时代?

  萧功秦:新权威主义(New authoritarianism)跟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在英文上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新权威主义是在保持强政府的前提下尊重多元,极权主义是牺牲社会多元来强化政府的大一统力量。从这个意义来说,网络的多元化,是常态,是新常态。这个常态要尊重,虽然这导致很噪杂的声音,甚至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但是无论如何,他确实激活了中国人文化创造的活力。如果在正常状态下,网络的发展不但要尊重还要鼓励,让他们承载越来越多文化多元化的功能。很难想象一个文化单一的民族,在强政府的下面,能够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文明。

  凯迪网络:《独裁者手册》的作者提出一种观点:独裁与民主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持统治而不是统治得当。只不过民主政治需要讨好大部分的人,从而得到公允的公共政策。如果通过集权的方式进行改革,致胜联盟的问题如何解决?

  萧功秦:一般而言,我们中国现在的体制从结构上说,以纵向的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的体制,是一种集权体制。极权体制会有利益集团,民主体制也会有利益集团。他要调动利益集团的积极性来支持自己,从而形成统治的安全感,实现统治的顺利。在我看来,可以把这种集团称之为致胜联盟。
  但是两种体制对付或者笼络利益集团的方式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人类历史上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现象,但是如何防止利益集团与当政者之间形成某种联盟,这可能是所有体制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曾经有很多人悲观地认为,现在利益集团太复杂,要完全根治是很困难的。但是恰恰在这方面,我觉得集权体制有其特殊的优势。通过垂直管理的方式,他至少能够把利益集团的横行联系打散打开来。这种情况下,利益集团想要共同联合起来对抗中央或者政府,那成功的概率是很低的。

  相反,在一个多元的民主制度下,利益集团利用法律的保护,形成他存在的合理性,民主政府想要把他破除的难度反而更大了。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要考虑到中国体制目前的优势。像周永康这种巨大的、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尤其是进入地方豪强模式的利益团体,很难想象能在民主体制下,能够治理地如此顺畅。这恰好是我们体制目前的一种优势。

  但是我们这个体制也有他的弱点,社会对体制的制约能力相对较弱。在目前相对较弱的状态,是可以容忍、可以理解的。这种状态下,政府才有非常强大的、一竿子到底的治理问题的能力。但是从长远来说,社会制约与强政府之间要形成一种平衡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形成,有需要社会组织的发育,和多元文化的发展。这会是一个比较漫长而且需要我们不断催促的过程。
 

 

 

 

 

 

极左极右是中国改革的最大威胁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京衡律师事务所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教授 陈有西

2015-02-12

    摘要:我觉得对改革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极左势力,他们反对一切改革,甚至主张回到文革。对改革的第二大威胁,来自于激进的极右派,他们不是在推船,而是在拆船,不是在补船,而是希望船早点沉掉。

    受访嘉宾:陈有西,采访者:蒋保信,共识网采访部主任。

     左右都在阉割宪法,各取所需

    蒋保信:四中全会过去好几个月了,您怎么评价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法治走向?

    陈有西:……宪法是人类的共同遗产,西方可用,东方也可用。中国从古代一直到晚清,都没有宪法,所谓法随君出,意思是皇帝说出的话就是法律,你去执行就叫执法。一个命案报上来,皇帝认为不应该杀,那就不杀,随意性很大。但宪法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法是固定的,不由皇帝一人决定的,而是由全民通过代议的人大会议,讨论制定的。法律一旦制定,没有经过全民的讨论,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它是不能够被一两个人推翻的,这就是法治和人治的区别。

    人治是“法随君出,言出法随”。而法治中的“法”,是全体人民的意志,是理性的意志,不能够因人废法,不能够因事废法,也不能够因为形势的需要,而废除原来的法。

    目前有两种观点在撕裂着宪法。一种是极右派的观点,一种是极左派的观点。极右派特别强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特别夸大这一块,忽略了妥协,和对个人的无节制的自由的约束,否定现在宪法里明确写着的中共的领导。

    相反,极左派却坚决地以反宪政、反西方的名义,根本上否定全部宪法。在他们看来,宪法里确定了党的领导,就是说党可以不遵守规则,不遵守宪法,随心所欲地治国。党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左派和右派,其实都在阉割宪法。右派阉割宪法,把党的领导、整个国家宪法框架完全忽略不计,只强调宪法第三十五条,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游行自由。左派恰恰相反,只强调党的领导,不讲其他的公民权利和自由。

    所以,左派和右派对于宪法的理解,都是各取所需,都没有把宪法理解为一个共同合意的产物。

    宪法是什么?宪法是全民意志的体现。以前我们讲,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现在我们讲,法是全民的法,而不是统治者的法。掌握政权的阶级,通过枪杆子夺得了政权,然后把执政意志,变成了法律意志,这就是统治阶级立法,这样的法就是统治阶级的法。在法理学上,这叫统治意志论。但现在,法律已经变成全民意志的体现了,任何一个法的修改,都要经过全民讨论,立法更要征求、归纳全体人民的意志。所以,宪法是根据左、中、右、激进、保守等各派的合意写成的,谁也不能各取所需。

    左派理解宪法,不能只讲宪法的总纲、毛泽东的思想、共产党的领导等;右派也不能阉割宪法,只讲宪法第三十五条,而不讲总纲里要坚持党的领导的规定。左右两派就都要在现有宪法的框架内活动。

    很多人说我中庸,说我是骑墙派,说我左右的观点都容纳。如果是骑墙,那我是既要讨好左,也要讨好右。但我既反对左,也反对右,两边都得罪了,怎么能说我骑墙呢?我的观点,跟法律原理是相一致的。法是全民意志,也是左右的合意,我们要尊重已经形成的法律。至于不合理的法律,我们可以慢慢修改,但在没有修改之前,我们仍然要执行它。

    无论左右,都只能在宪法框架内活动

    蒋保信:只要在宪法框架内,左右两派即便各取所需,也无可厚非吧?比如右派强调言论自由,并不违宪。

    陈有西:是的。我既要讲言论自由,但也得讲“共产党的领导”,可是有人一定要说,这两者是势不两立的,相互之间是对抗的,这就不对了。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共产党所给予的言论自由,像现在大家享有的言论自由,还是很大的。我们还在讲话,讲很刺耳的话,但共产党并没有把我们都抓起来。它可能抓了两百个人,那你可以搬出宪法的第三十五条来批评它,不让它这么抓人。

    但你也不能明确提出反党,不能这样说。因为现在宪法没修改,党的领导有宪法地位保障,所以不能推翻它。除非将来宪法把这一点修改掉。在当下这种立法力量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法律还是共产党主导的,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了法律,共产党自己也在法律框架内行动,从邓小平到彭真、乔石,一直到现在,这个说法一直没有变,那就行了。

    在现有的框架内,有法院独立完成审判的原则,也有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原则,这些道理都在。这就是司法独立的基本精神。一些左派阉割这一点,说司法独立不能提,以为是西方的。这是真正的不学无术、偷换概念。他们根本不懂这是中国的宪法原则。

    我承认共产党在思想上的抽象领导,共产党领导是对的,但它不能去直接干预司法。就是党自己也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按照宪法,我们不是就可以制约它了吗?这种讲法并不是矛盾的。因为法律本身就是各种思想的合意,你不能阉割掉它,否则就没法用了。

    虽然有些人认为我中庸,但一直以来也有很多人认为我比较公允、比较中立,为什么?因为我始终保持着独立性,绝对不站队,不会站到左的一边,也不会站到右的一边。共产党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我照样批评。我是党员,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权利,党章里就有批评和建议的明确规定。

    一些极左分子批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说是党员还说党的不好,吃里扒外。就是将党视作一言堂,不知道党内民主和批评建议的权利。共产党也有很多做得好的地方,我们照样要肯定它。而不是一说党好,就是保皇党,就是左倾分子。

     我们法律人要讲法,左右两派不能把宪法阉割得支离破碎,双方无法达成共识。无论左右,都只能在宪法框架内活动。你不能一方面高喊着宪政,一方面又在阉割宪法。现在社会分裂这么严重,跟左右两派阉割宪法,有直接关系。

    对改革最大的威胁,来自极左和极右派

    蒋保信:那您对我们的法治前景,是悲观还是乐观?

    陈有西:不管我内心悲观还是乐观,现实都不允许我们悲观。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了,我们在国际社会上的政治话语权、国防、外交等等方方面面,都不允许中国往后走。所以,总体来说,中国的未来是可以期待的。这个期待不是建立在对现任领导人是否开明和有没有能力上,而是建立在一个大趋势分析上。

中国这个国家,是任何人都压不住的,中国的民主与法治要有大的进步,要融入世界大家庭,这个潮流是任何人都挡不住的,谁想阻挡,谁就会被淘汰。中国共产党只有顺应这个潮流,才会有生命力,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够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乐观的。

    蒋保信:但您是不是很担心有些人会堵塞中国改革的道路?

    陈有西:我觉得对改革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极左势力,他们反对一切改革,甚至主张回到文革。对改革的第二大威胁,来自于激进的极右派,他们不是在推船,而是在拆船,不是在补船,而是希望船早点沉掉。

    如果左右一天到晚都在互斗,会把中华民族毁灭的

    蒋保信:您有什么想对这两股力量说的吗?

    陈有西:我希望他们互相听得懂对方的语言,我一直在讲,要换位思考,互相理解。极左派要想一想,主张改革开放的人到底是为了私利还是为国家?极右派也要想一想,极左派为什么会这么反感改革开放?

    因为在文革以后,自改革开放以来,极左派他们就是一群失落的人,他们是时代的落伍者,所以他们会非常抵制邓小平路线。他们将社会不公,社会腐败,全部归咎于改革开放,把社会搞糟了。

    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现在所有问题,不是改革开放搞过了,而是由于改革开放不彻底,政治体制改革三十年没有同步启动,跛脚鸭改革导致了社会管理错位和思想混乱,人民的民主监督权力和舆论的公开化没有实现,一些权贵才能利用权力进行疯狂的巧取豪夺,产生了严重的腐败。这些问题要用加快和深化改革去消除和纠正,而不是走回头路。

    极左派想要均贫富,想要实现天下大同,这个理想是没有错的,我也是一直支持这种理想的。极左派还痛恨贪官,其实右派也痛恨贪官,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有共识的。左派认为毛泽东时代很好,非常廉洁,官员贪污两万块钱就被枪毙了,文革时也没有现在这么多腐败。

    他们认为还是公有制好,计划经济好,大家都没有钱可贪。但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路线把国有企业卖了,资源的重新分配,被权力关系扭曲了。所以才会产生现在这么严重的贫富差距。

    从这个角度来讲,左派的观点也有它对的一面。改革确实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不能否定改革方向的正确性。中国不改革,物质高度匮乏,这个执政地位也许早就不在了。是改革开放救了执政党,也只有进一步改革开放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另一方面,左派也要明白为什么右派会极力反对左的路线。实际上,绝对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套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原教旨社会主义,经过中国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被抛弃了。就连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苏联自己,都把它们抛弃了,苏东事变已经二十五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那些空想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极端的共产主义,是没有出路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大阵营斗争了近一个世纪,最后国际阵营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我们吸收人类先进的科学文化,同时也要吸收先进的国家管理模式,要扬弃那些被实践证明走不通的路。当然,这并不需要我们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宗旨,我们还是要追求天下大同,还是要坚持人民共同富裕,还是要实现社会公平。

    我们走的道路是坚持改革开放,而不能再退回到文革。如果回到文革,大家都在河里扑腾,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准一个人先上船,最后都会被淹死。所以应该让一些有能力的人先上船,然后这个在船上的人,再拿竹竿把其他人救上来。

    邓小平的路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让一部分人先上船,再把在河里扑腾的人救上来,这叫梯级发展、差异化发展。东部战略,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就是这样的一种基本理论。可是在极左势力看来,任何人都不能先富起来,要均贫富,要分蛋糕,不能做蛋糕。这怎么行呢?

    十个指头伸出来,都还有长有短,不可能完全一样的。这个人很勤劳,那个人很懒,你一天干十个小时,他一天干两个小时,你创造的财富和他创造的财富当然不一样。凭什么要他无偿瓜分给懒汉?十年二十年下来,你可能成了村里的富翁,造了房子,他可能连老婆都没娶到,成了流浪汉。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要求你把一半的财产分给他吧?那样的话,将来谁会勤劳苦干呢?社会有差别,是必然的,不能因此就搞绝对的平均主义,极左的可笑和幼稚就在这儿。

    左和右在宗旨和理念上,有一致的地方,没有必要为了路线之争而争得你死我活,要达成共识,尊重财富,尊重才能,崇拜勤劳致富。一个村里有十个人先富起来了,并不能把他们杀掉,然后瓜分他们的财产,打土豪分田地。而是要向他们学习,跟着他们一块致富,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康的社会。现在极左主张就是把人往后拉,而改革开放却是为了把大家往前推,区别就在这。

    所以,左和右不是没有共识的,是能够达成共识的。希望左和右都不要制造社会分裂,不要制造社会仇恨,如果一天到晚就是“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斗到最后就闹革命了,民生凋蔽,社会大倒退,这是很可悲的,也会把中华民族毁掉的。

    理直气壮地提共产党的领导,理直气壮地提违宪审查

    蒋保信:您还说“应该理直气壮地提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也要理直气壮地提违宪审查”,这是您希望我们社会达成的共识吧?

    陈有西:对。很多人觉得我这句话是矛盾的,你们刚才听我讲了的这些,应该知道它们其实不矛盾。

    蒋保信:我估计这个访谈出来后,会有更多人理解您。但肯定也会有一部分人坚持反对这个说法。

    陈有西:实际上很简单,党的领导目前是中国宪法的原则,必须理直气壮地提。如果把现行宪法彻底推翻,这个国家就乱了。因为国务院是根据宪法成立的,全国人大是根据这个宪法成立的,全国法院是根据宪法成立的,中央军委是根据宪法成立的,如果把现在的宪法都否定掉,那么这个政权就全部是违法的,那你还改革什么?这个国家就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

    反宪派的荒谬和无知,就在这里。所以必须理直气壮地强调现行宪法的权威性,理直气壮地讲党的领导。

    但另一方面,也要理直气壮地承认现行宪法是不完善的,我们要不断地改进它。这两个理直气壮是完全讲得通的,绝对不是诡辩,这是一个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如果这点都不承认,就没有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一个国家只有稳定下来,才能把零部件逐一修好。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官方的理论界没有足够优秀的人才,不能拿出完备的理论理直气壮地为党中央行为辩解的理论。现在一些官方理论界的人,思想非常保守落后,完全跟不上形势。你根本无法理解这些人在说些什么,脑子里都是怎么想的。

一个国家还是要搞精英政治,一个政权有没有希望,要看它能不能把社会精英吸引到自己身边,做到野无遗贤,天下归心。而不是让知识分子的心都凉掉,甚至逼着大批知识分子逃到国外去。

    现在很多知识分子都被禁言了,上不了大学课堂,发表不了文章,出不了书,这是非常糟糕的,这是将社会拉向愚昧和无知。扼杀思想,万马齐喑。这种现象必须尽快得到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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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分析、阶级斗争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熊自干

    [提要]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方法论,通过剖析关于阶级斗争和张灵甫问题的争论,试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阶级分析、阶级斗争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 阶级斗争 社会矛盾

    最近网上发生了两个争论。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发表了重提阶级斗争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意见,而有人因此担心重搞“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是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有媒体发表了关于原国民党抗日名将,而解放战争中成为顽敌,死在孟良崮的张灵甫的事迹,其中披露了周总理文革中把他的遗孀从美国请来接见时夸其谓优秀将才的文章。有人斥这为挑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这两件事都涉及阶级分析、阶级斗争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关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关系到对形势的认识和党的方针政策问题。习总书记号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及方法论。谨以此进行粗浅分析。

    所谓阶级,就是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彼此权益存在矛盾的群体。它们之间的矛盾是与生俱来,客观存在的。这就是阶级矛盾。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87页)这个论断揭示了一切社会现象的根源。有矛盾就有斗争。这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因此只要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还存在不平等,换句话说就是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阶级和阶级斗争都是必然存在的。

    但是,阶级斗争的存在有隐性和显性两种不同形式。所谓隐性的,就是可以通过既有制度的调节以和平手段解决,一般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而显性的,则是矛盾激化到成为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不可能在现在制度内以和平方式调节,被迫必须通过你死我活的零和斗争方式解决。它的最高形式就是通过武装斗争消灭对方。

    与之相应的社会发展,最根本动因当然是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受生产关系影响甚至制约,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又有着反作用。所以,社会发展是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的。而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作为人们之间矛盾最普遍表现的阶级斗争就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

    但是,社会发展在常态下,阶级斗争呈隐性状态,是通过一定制度以和平方式,调节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就是我们当前改革的功能。当前的改革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构建和谐社会。从一定意义讲,改革中也暗含着阶级斗争,不过只是隐性的。所以构建和谐社会并不否定阶级矛盾的存在,相反,其命题本身就暗含存在矛盾的前提。

    只有在矛盾发展到不能在既有制度下调节,历史上变反动的统治阶级对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剥削压迫,到被统治阶级不能照常生活下去了,无路可走,只有被迫起来作殊死斗争,推翻旧制度,这就是革命。显然,革命的形式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属于特殊的、非常态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近代社会发展中的社会基本矛盾不能通过既有制度调节的非常时期应运而生的。这个背景决定了,它最初担负的历史任务是领导中华民族进行革命。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处于激化的显性状态,矛盾双方处于你死我活的零和斗争严峻形势下,非用解决敌我矛盾的对抗方式不可。

    但是,在革命取得胜利,旧的社会矛盾基本解决以后,党变成执政党,这时主要矛盾根本改变,党的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通过建立和完善新制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调节矛盾,构建和谐社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而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有特定历史内涵的命题。如前所述,一方面,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虽然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但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矛盾是隐性的了,一般讲属于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调节。但是,毛泽东同志,虽然正确地认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如不自觉地进行调节,任其发展还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所以很重视解决干群矛盾,很重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政权变质。但却违背了他自己创立的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党的状况,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片面地错误估计,把阶级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又忽视法制,以同样具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错误地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而在当时个人崇拜的氛围中,受极左思潮的裹挟,所谓的“红卫兵”运动甚至沿用革命暴风雨中的残酷斗争方式,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搞“武斗”,一些地方还发展为“内战”,带来了一场浩劫。这是中央以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庄严形式否定了的。只要不出现外敌入侵的非常状态,是决不会重犯这个错误的。

    至于阶级分析,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不可混为一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决不会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为指导,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的行为都是受利益支配的。有人说改革是人们之间利益的调整。阶级分析方法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观点,并运用辩证的方法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中各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方法。阶级关系实质就是生产关系。所谓阶级分析就是分析相关人、相关政策和措施对生产关系的客观影响。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最终结果必须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是为巩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通过简单理论实践地梳理可见,重提阶级斗争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决不是提倡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问题请参看2014年11月9日人民网强国论坛拙作:《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阶级斗争问题》),主要的是总结改革中曾经忽视阶级分析方法,形成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自由化干扰,造成严重社会问题,二是有人以极“左”掩护阻碍某些方面(例如政府和国有企事业)的改革。这在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战略思维指导下,在改革实践中已见显著成效。前者如更大胆地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增强政协职能,扩大统一战线等。后者如“趟深水”、肯“硬骨头”,打破既得利益藩篱,雷厉风行反腐,落实依法治国,动真格进行分配制度和国有企事业改革等。

    通过简单理论实践地梳理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对张灵甫,一方面作为顽固国民党反动派是坚决消灭,决不容许“翻案”。另一方面,对其在民族危亡关头的战功充分肯定,又厚葬他,特别是周总理对他的遗孀王玉龄夸为优秀将才,统战部还邀请王回国参加抗战胜利纪念活动。党的辩证科学态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王对党的宽广胸襟、高瞻远瞩和实事求是以及领导人胆魄、真诚和善意以极高的赞誉,在孟良崮战役60周年时王到张灵甫战死的地方悼念时写下了“和平统一”四个大字。要认识当前形势与那时迥然不同,一个是战争与革命时期,一个是和平与发展时期。前者党是革命党,后者成了执政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应该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样作,不但不会构成对党执政地位的威胁,而且会增强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

    通过简单理论实践地梳理,更加使我们认识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必须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方法论。

    作者简介:熊自干,男,汉族,1931年生于湖南,中共党员,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人才资源开发中心离休科学社会主义副教授。在白区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建国后从事水利勘测工作20年、干部政治理论教育8 年,1980年开始到党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学和研究,先后在湖北省委党校、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教师进修班进修共二年半,担任过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理事。至今仍继续研究。

    通讯处 邮编 430019 汉口后九万方三村32号附8号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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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世纪,美国应放弃遏制中国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2014-12-09

    【编者按】: 据国外媒体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从经济规模来看,中国现在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近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名利场》(Vanity Fair)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世纪》(Chinese Century)的文章,引来许多关注与争议。斯蒂格利茨在文中认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开始承担全球责任时,遭到了来自美国为首的“旧俱乐部”的斜眼旁观,但是既然中美经济利益已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美国应当正视这一事实,放弃以遏制为中心的对华外交政策,一道合作创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斯蒂格利茨(1943年-)曾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师,他是新兴凯因斯经济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26岁即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并于2001年因在信息经济学上的重大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下为《中国的世纪》全文翻译。

   当人们书写2014年的历史时,一个很少被人关注但很重要的事实是:2014年是美国能够宣称自己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最后一年。中国以第一的姿势进入了2015年,看起来还将保持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不是永远的话。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回到了那个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占有的位置。

   比较不同经济体的GDP是困难的。技术委员会尽可能做出好的判断,试图估计所谓的“购买力平价”,这使得比较不同国家的收入成为可能。这些数字尽管不大可能精准,但它们提供了不同经济体的相对规模,这是一个好的基础。在2014年初,执行这一国际评估的“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World Bank’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给出了新的数字。(任务的复杂性在于20年间只有三分报告。)最新的评估发布于上个春天,与以往的评估相比,这份评估在某些方面更富有争议性,也更重要。新的数字显示,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且速度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快,在2014年年底之前就步入了轨道。

    争议的根源会使很多美国人惊讶,这一根源显示了中国和美国的不同,把我们的某些态度投射在中国人身上是有危险的。美国人非常想当第一,我们享受这一地位。相反,中国就没那么热切。根据一些报道,中国参与者甚至威胁要离开技术讨论。中国不想当出头鸟,因为当第一随之而来会有损失。这意味着要花更多钱去支持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要在气候变化这样的议题上担任更多的领导角色,这会是很大的压力。还会促使普通的中国人想知道是否更多的国家财富花在了民生上面。中国还有一个很大的担忧是:从心理上,它完全理解美国对当第一的先入之见,并深深地担忧美国失去这一地位后的行为。

    当然在很多方面——比如出口和居民储蓄——中国早就超过了美国。中国的储蓄和投资占到GDP的近50%,中国人担心储蓄的部分过多了,就像美国人担心太少了。在其他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过去的几年间就赶上了美国。在专利授予方面,中国还落后于美国,但差距也正在缩小。

    美国有竞争力的领域都是我们不想注意到的那些领域。两国有相当的不平等程度。(我们的不平等程度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中国死刑的人数上超过了美国,但是在囚犯占总人口的比例上,美国遥遥领先(每10万人中就有700人在监狱)。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国,这是从总量来计算的,摊到每个人头上,我们依然是世界领先。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力量,花在军事武装上的钱,比后面的前十名国家加起来都多(尽管我们对军事力量的运用不总是那么明智)。但是美国力量的根基更多是“软实力”(其中大部分是经济影响力),而不是军事力量。这是我们应当铭记的关键一点。

    全球经济实力的结构性转变从前显然也发生过,因此我们的结果也略知一二。就在两百年前,拿破仑战争之后,大不列颠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大英帝国覆盖四分之一个地球;它的货币——英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就像黄金一样坚挺可靠。英国还时常会和盟友协同一致,强行施加它自己的贸易规则。例如,英国会排斥进口印度的纺织物,而强迫印度购买英国的织物。大英帝国及其盟友还会强制中国为其鸦片放开市场,特别地,当中国了解了鸦片的毁灭性后果,想要关闭边境口岸时,联军还两次发动战争以确保鸦片的自由贸易。

    英国的主宰地位持续了近一百年,即使19世纪70年代在经济上其实已经被美国超越之后,还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其间总会有个时间差(美国和中国之间也会有)。转折性的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在美国的帮助下才赢了德国。一战后,英国自愿放弃了自己的主导地位,美国不情愿地承担起了它潜在的新责任。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尽其所能建立了一个战后世界,以减少引发另一场世界级冲突的可能,然而偏安国内的孤立主义使得美国从未加入国际联盟(1920-1946年,联合国成立前的国际组织)。在经济领域,美国也是我行我素——它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s),结束了全球贸易繁荣的一个时代。大不列颠依然保持着帝国的模样,但英镑渐渐让位给了美元:最后,经济现实起了决定性作用。众多美国公司成了全球化的企业,而美国文化明显占据了优势地位。

   二战是接下来的决定性事件。大不列颠在战争中收到重创,几乎失去了所有殖民地。这一次,美国主动承担起了领导职责。它在创建联合国和设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过程中都是扮演核心角色,为全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奠定了基础。然而过程并不平坦。美国并未创制一种原本可以大大有益于世界经济稳定的全球储备货币,而是优先考虑了短期的自我利益,愚蠢地认为把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就能有利可图。美元的地位是件好坏掺半的事:在别国需要美元放入储备时,它让美国可以以低利率借贷,与此同时,美元可以(高于应有价值的)增值,制造或加剧了贸易逆差,并使经济疲软。

   二战之后的四十五年里,全球政治被美国和苏联两大超级强权主宰,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愿景——如何组织管理经济和社会,以及政治和经济权利的相对重要性。最后,苏联体制失败了,部分是因为内部的腐败,像其他事物一样未经民主程序的检阅。苏联的军事力量曾强大得令人害怕,而它的软实力却越来越成为笑话。于是,世界就这样被单一超级大国主宰,而这个强势国家还在持续不断大举投资军事。也就是说,美国不仅是个军事强国,也是经济强国。

   美国犯了两个关键的错误,一是,它断定自己的胜利代表着所有人的胜利。但对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贫困、以及以及左翼长时间以来所争取的经济权利依旧是首要问题。二是,从柏林墙倒塌到雷曼兄弟破产这段时期内,美国利用其单边统治追求自己狭隘的经济利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跨国公司和大银行的经济利益,而不是去建立一个新的、更稳定的世界秩序。美国在1994年推进了世贸组织这一贸易制度,此制度是如此的不公平,以至于五年之后建立另一个贸易协定的时候,其前景导致了西雅图的一场骚乱。说到自由与公平贸易,在为其富裕农场主坚持农业补贴的利益时,又显示出美国的伪善和自私。

   美国政府从来都没有全面认识到这些短视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本意是要强化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势地位,但长期来看却适得其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东亚危机期间,亚洲多个经济体陷入衰退和萧条,日本启动宫泽计划,慷慨豪掷千亿美金助力亚洲经济发展,而美国财长却尽力削弱宫泽计划带来的影响。当时,美国对亚洲各国采取财政紧缩和高利率的财政政策,未给困境中的各亚洲银行提供任何纾困贷款,这样的财政政策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美国自身的财政政策完全相反。如今,东亚危机已经过去了15年,但提起东亚危机时候美国的做法,亚洲各政府仍是一片指责之声。

    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体,为什么我们需要担心?在某种层面上,其实并不必担忧。世界经济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这种博弈中,中国增长的同时是我们自己的损耗。事实上,中国的增长与我们是互补的。中国快速增长,将会买更多的我们的商品,带来繁荣。只询问那些因为中国而失去制造业工作的工人,就不断宣扬,这其中多少有些夸张。而这一现实跟我们自己的国内经济政策有关,就像在其他国家那样。

    在另一层面上,中国成为最顶尖经济体确实是件大事,我们确需注意其影响。

   首先,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美国真正的优势在于软实力,包括美国向其他国家做出的表率及其经济政治观念的影响。中国崛起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其政治和经济的杰出模式以及独特的软实力形式因此备受关注。同时,中国的崛起也让全世界再次严苛地打量美国模式。美国模式很大程度上都并非由美国人传递给世界的。如果将通货膨胀计算在内,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并不如25年前,贫困人口的比例也有所上升。虽然在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也非常显著,但中国的大多数人都能或多或少地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在美国的中产阶级收入不再增长的这个时期,中国帮助五亿人脱贫。如果美国的经济模式无法使大多数的美国人获益,那这样的经济模式也无法获得他国效仿。美国应该将中国的崛起当作警示的信号,以此为契机开始推进自身的改革。

    其次,如果我们在世界经济就是零和博弈这一意识形态下看待中国的崛起并采取行动,益己而损人,这将会进一步伤害我们自己的软实力。这绝对是一种错误的警醒。如果我们将中国的所得看做美国的花费,那我们就将争取遏制政策,采取遏制中国影响的计划。这些行动最终将被证明是无效的,并且会破坏美国在领导者位置上的自信心。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在不断地掉入这一陷阱。想想所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一个意在连接美国、日美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却排除了中国——的自由贸易协议。它被很多人看作是以损伤中美关系为代价,来加强美国与某些亚洲国家关系的一条道路。亚洲供应链是大规模且动态的,在不同的制造层级上,货物流转于不同国家之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似乎就是想要把中国从这条供应链上切割出去。

   又如:美国斜眼打量中国在某些领域开始承担全球责任的努力。在现有的国际机构中,中国想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实际上,美国国会说,旧俱乐部的成员不喜欢活跃的新人:他们可以继续坐在后座,但不能有与他们在国际经济中相称的投票权。当其他G20国家赞同国际经济组织的领导地位应该由贡献而非国籍决定时,美国坚持认为旧有的秩序已经够好了,比如,世界银行应该继续由美国人当头。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在联合国大会主席任命的国际专家委员会(我在其中担任主席)的支持下,中国、法国与其他国家一道,呼吁创建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以完成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所开始的工作,美国则封锁了这种努力。

    最后一个例子:通过新建的多边机构,中国致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援助,在这些机构中,中国将会有一个更大的,也许是占主导地位的角色,而美国试图阻止这种努力。人们广泛地认识到,投资基础设施需求数万亿美元,这已经远远超出世界银行和现有的多边机构的能力。对于世界银行,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更为包容的管理机制,同时也需要更多的资本。而在这两方面,美国国会已经说不。同时,中国试图创立亚洲基础建设基金(Asian Infrastructure Fund),同亚洲地区其他多个国家一道建设。美国则摆弄武力,因而那些国家不愿参加。

    美国正面临着真正的外交政策挑战,它们非常棘手:好战的伊斯兰分子;巴勒斯坦的冲突,到今天已经70年;气势汹汹的俄罗斯,坚持要求至少对其领居主张权力;核扩散的持续威胁。我们需要中国的合作,以解决——如果不是全部——这些困难。

   当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时,我们要珍视这一时刻,将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心转移出来,远离遏制。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利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出现一个稳定的、运行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对两方都有好处。鉴于历史的记忆和她本身的尊严,中国无法接受现有的全球体系,因为它的规则是被西方所设定,由西方国家及企业受益,并反映西方的观点。不管我们是否喜欢,都必须合作,而我们应该希望能达成合作。同时,能保持美国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解决其自身的体系之弊,亦即,经济和政治实践的衰败,坦率地说,它们过于倾向权贵。

    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正在形成,这是新经济现实的结果。我们不能改变这些经济现实。但是,如果我们以错误的方式作出回应,就会有反弹的风险,其后果是不正常的全球体系或全球秩序,这明显不是我们想要的。

 

 

 

 

苏联解体后的苏军惨状

----前苏联军官的泣血诉说

前苏联上尉军官 科什别里雅科维奇

2015-02-16

  我目前定居在法国,之所以来到这个国家,我要看看在那个“春色”年代,我并没有去曾经向往的“圣殿”。但是,我究竟看到了什么?美国人在那个时代主办了一个叫做:“莫斯科之春”的俄语电台,在驻军营房中,我经常半夜起身,来收听。在收听中,我知道了原来所谓的苏维埃,是一个民族主义极端政党。他在把世界与我们拖入战争的深渊。而美国仅有美国是一个唯一可以阻止他的圣洁的国度。 

  TG政权在88-89年几乎在同一年内,在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内,“灰飞烟灭”。当时的我认为,这是我们开始走向新的进步的前奏。随后,伟大的苏联,在一位伟人新的号召下,解体了。我们再也不需要面对“潜在敌人”了。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我们的敌人。美国人是我们的救世主。我当时,也是这样的考虑与思索。但是,紧随其后,我们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人承诺的127亿美元的援助,没有到来,到来的是我的5200卢布月薪买不到1公斤面包。 

  我的部队是原隶属于太平洋舰队的海军部队,在苏联时代,它是最令美国人恼火的舰队,我们在亚洲日本湾附近,频频出现,日本人紧张的要命,美国海军只能看,却不敢做什么!我们拥有的基洛夫级的导弹巡洋舰,经常游弋到包括东京湾附近,监控与示威。我们的直升机巡洋部队,在日本北州四岛上空,可以自由盘旋。 

    我的弟弟达夫索在东德苏军装甲部队,他们那里刚刚开始更换新型坦克,却到了撤回国内的命令。庞大的,无敌的,令西方与美国人惧怕的11000辆装甲战车,1400架直升机,2100架战斗机。连同45万苏联军队,一同撤回老家。 

  他们的部队回国就遭到遣散。每个人发给了不足5000卢布。不足1美元。我们没有看到,先前民主学家们,超前思维的青年斗士们,他们给予我们的“蓝图”。看到的却是一种可怜的,凄惨的溃败!这是伟大的苏联红军,从来没有的溃败。基洛夫级被搁置了,大批的常年隐蔽在深海甚至美国西海的战略导弹核动力潜艇,被要求付出水面,他们身上沾满的厚实的青苔与寄生物。这足以说明他们隐藏的隐蔽与可靠。 

  美国代表团在乌克兰走访,要求他们断绝与那个还在维持的国家断绝关系。乌克兰马上同意了。我们在那里的基地被关闭了。大批军队由于溃逃的敌军那样,失落的回来了。 

  我的一个同学彼利杨科,他在北德文斯克,他那里的消息也十分难过。美国经济援助委员会,在那里监督他们在肢解自己的核动力潜艇,航母舰队。大批的核潜艇,甚至包括那些刚刚服役3年左右的,都被以”废铁“形式出卖,按照每吨2000美元价格,象一头被宰杀的海象那样,凄惨的,悲哀的在那里哀号。 

  坦克命运比海军更加悲惨,T64,T72,T80(早期型号)。总数约有11000辆。T55至少30000。被当作拖拉机,拆卸炮管,2万美元一辆卖给美国国家农业代表合作团。作为美国农民开荒的机械。我们是一支曾经以装甲洪水著称的红军部队,仅仅因为我们内部很多的时尚一代,包括我,崇拜西方,信仰美国。就这样把这些武器自动缴械。悲哀?此刻已经不能代表我的内心了。我看到的是更加多的无助与呻吟。看吧!伟大的前苏联红军,我们荣耀与光荣,被简单的民主与人权,顷刻见化为泡影。150万装甲集群,就这样成为了废铁,拖拉机。农机具。这是多么伟大的改革呀!多么宏伟的民主蓝图呀! 

  直升机很多是没有到达淘汰期限,但是,按照美国人的意见,叶利钦必须大规模消减。还有战斗机SU24,MIG29,25。按照美国的要求,都是废铁,需要大批报废,在那时进一个莫斯科空军军区,就统辖有12个航空师。 

  我们的人民说:只要解决了TG问题,我们就可以过上富裕的美好生活,这个我那个时代,也是十分信任的,但是,物价接连不断上涨,就业机会与失业成正比例,下降与上升。以前那些依靠走私,以及外籍关系,立刻富裕的人们,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保护下,肆意夺取我们这些一夜见沦为破产者的任何一切东西。一位曾经的老实邻居,他的小儿子从美国回来了,那个曾经是叛逃的可耻的,败类家伙,回来了。但是,他现在不但没有受到警方与军方通缉,相反获得了”海外投资商“的美誉。依靠神圣的美国绿卡,他给了他的母亲10000美元,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我们的上万倍。 

    后期,他开始进入了所谓区议会,至少需要花费20000美元。一个以前的逃兵可以在新的民主时代,当上国家区议员,这对于一支正规化的军队来说,简直就是毁灭的。但是,你要记住,它是为了信奉美国民主而逃跑的。而且美国人说他这也是一种热爱自己祖国行为!天呀!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这些苏联红军,以及在抗击法西斯纳粹德国中阵亡的伟大的红军士兵们,不就是一群”亡命匪徒“吗?叶利钦建立的就是这样的民主国家吗? 

  今后的俄罗斯在也不可能有前苏联辉煌的时代了,他被美国利用美妙的闽住与任泉”阉割“了,肢解了。作战能力仅有原来地1/100在高唱所谓:建立先进化军队的同时,却要按照美国人的意愿来消弱,这就是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一个在没有未来与希望的俄罗斯,民主与人权,现在看来能做到什么?其实我们需要的不过是能够在一个空间了,自由地发几句牢骚,大骂几个领导者,仅此而已。我并不需要这样的。民主。他毁了我们曾经强大无比的前苏联。我应该认为我依旧是苏联人,而不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加盟共和国人。

   现在看来,什么才是真的极端民族主义?车臣难道不是吗?但是,那时我太爱美国了。美国人的一切在我的眼中,都是无可攀比的正确与伟大的。但是,现在留给我的只有悔恨。 

  在法国听到美国进兵中亚的消息,我感到痛心,在我还是士兵的那个强盛年代,苏联军队绝对不会叫美国人靠近这个被自己看做庭院的”腹地“地区。而现在,他们来了。我们却只能坐在这里看着,丝毫没有任何办法。改革?民主?人权?就是不能建立强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前苏联如此,目前正在崛起的中国也是如此。 

  一旦你建立了,那么美国人就会把你看作是洪水猛兽,依靠他们宣传的美化能力,把你的一切的光辉,贬低的毫无能力。之后,你就会开始坐下来,按照他的思维引导,去思索,理解。然后,震动,主动把他自己的身体每一块肌肉,毫无保留的奉献给美国,请求他以他的上帝名义来主宰你。 

  我们被我们自己的·眼睛与耳朵所欺骗。我们在痛苦中明白了,美国1991年的国家安全报告中说:美国终于完成了打垮前苏联的重大的战略任务,因此,为美国人民创建了一个只有美国利益的世界环境。今后与21世纪的世界利益是属于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 

  现在,看来,中国在崛起了,他阻碍美国,而中国国内目前比我们那个时代,拥有更加多的”民主斗士“他们在试图一次一次开始分化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格局。04年以前,他们几乎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中国那时已经到了最低潮的时代,他们实际上那个时代比我们还要穷困,除了没有了威信,更加致命的是,他们连军费都被节约了。 

  但是,如今中国人真的崛起了。势力来的那么凶猛,美国人目前的姿态,显然已经完全挫败在他们手里,只能被动的作着抵抗式的还击。但是,效果十分微弱。根本不可能阻挡中国这个新型势力的崛起与逼近。但是,美国人聪明在于嘴上,而中国人聪明却放在肚子里。因此,美国在开始依靠自己的漂亮的嘴巴,说服这个具有几千年的古老民族,臣服与他们的民主之下。 

  不少中国人接受了这种”真实的谎言“。与我们一样的开始所谓深度反思,并且把辱没自己的光荣看作是一种更先进的文化。这样的中国绝对不可能是美国的敌手,他们也会在今年后将来的日子里,与我们一样,走到落败与被肢解的局面。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目前的俄罗斯盟友,还是在坚持着,除了不`修正自我错误,而且还在不断坚强起来。希望我们可以作为一面照亮中国人的灰色忄球的镜子,把他们从美国美丽的泡沫中警醒,他们应该可以承担我们那个时代被毁灭的功绩。来为世界的真的公平与和谐,寻求光辉道路。 

 

 

 

 

 

陈独秀:自愿的贫困胜于不定的浮华

风藁

2014-12-11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蛰居武昌。在中共“八七”会议上,他被撤消了总书记职务。陈独秀被撤职之后,回到上海,隐姓埋名,在熙华德路一座贫民窟石库门房子的前楼居住下来,结识了小自己29岁的单身邻居、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

     虎落平阳,分外凄凉。当时的潘兰珍不知道眼前的老先生就是赫赫有名的陈独秀,只知道他是个卖字为生的孤苦老人而已。

    那是陈独秀最为孤寂的时期。正逢大革命失败,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相继壮烈就义,陈独秀又犯下右倾错误,受到了党内批判,同时还遭到国民党的通缉捉拿,无奈地东躲西藏。婚姻生活两度离合,年过半百孑然一身。

     张宝明和刘云飞在《飞扬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代悲情》一书中记载说:“在潘兰珍的悉心照料护理下,陈独秀的生活也逐渐地条理化。在吃上可口应时的热菜、热饭之后,他的身体与精神均有了很大的改观。他换上西服,打上了领带,染上秋霜的头发也梳得油光闪亮。颏下的胡须也刮得精光。”

    “在外人眼中,他们是父女,在二人心中,他们是师生,但是这种纯朴的师生关系在时间酵母的催化中也渐渐地发生转变。年龄已不足以成二人结合的障碍。”

    “经过一场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潘兰珍终于定下了心,在寒冷的冬季向陈独秀表达了火热的爱慕之情。”

    经邻居许大姐出面作媒,这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老夫少妻终于在1930年正式结婚了,后来还领养了一个女儿,随潘兰珍姓,叫潘凤仙。

    1932年10月15日晚,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被上海国民党当局逮捕,后送往南京老虎山模范监狱关押。经庭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报纸登出后,潘兰珍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潘兰珍当即辞去了工作,把女儿送往南通娘家,来到南京,在老虎山附近租了一间民房,靠做点女红零活维持生计,照顾陈独秀的牢狱生活。1937年8月,陈独秀坐了5年监狱提前释放,潘兰珍为丈夫整整送了五年牢饭。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是牛人在哪里都一样的牛叉。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各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同时,共产党也发表消息,指责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红色中华》发表标题为“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的文章,《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

    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相映成趣,后人评价这也许是三十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

    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给蒋介石拍电报,称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蒋却无动于衷,说:“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被捕后不久,陈独秀与彭述之一起被解送南京,途中,在泥泞道路上陈独秀依然酣然入睡。令彭述之十分羡慕。陈独秀说:“吾已半老,别无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为。万望勿作他想。”

    1933 年4月14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审判进行了三天,旁听席上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章士钊主动为陈独秀辩护,十分卖力,陈独秀却不领情,说:“律师所云惟其本人观点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张,以吾本人之辩护状为准。”法庭上一片惊叹:“革命家!”陈独秀慷慨答问,“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其《辩护状》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均选为法学系教材。

    审判后,55岁的“老青年”陈独秀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判刑13年;后上诉,减刑为8年。即被押解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俗称老虎桥监狱。

     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东方不败。

     陈独秀将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他甚至与给自己送饭的老婆潘兰珍在狱中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成为千古彪悍之事,也被后人誉为真性情男人。

    在监狱中,陈独秀写下了《独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亲自为这个在押犯人写序。令国民党大员们唏嘘不已。《独秀文存》被评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

    陈独秀被关押期间,宋美龄等显要都曾前来探望,只有胡适路过南京而未至。陈独秀怒斥之:“吾知适之是大忙人,此际正与达官贵人拜会饮酒,宁有暇访我哉。不过一旧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适闻言急忙赶来,但两人一见面即争吵不已,陈独秀托胡适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适认真操作,经常写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而本无深交的蒋梦麟特地前来探望,并携来几部章回小说,被陈独秀视为知音。

    八一三淞沪战役后,日本战机轰炸南京,老虎桥监狱被炸。陈独秀幸卧桌下,没有受伤。金女大中文系主任陈中凡(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商请胡适等联名保释他。政府当局表示,本人写悔过书,立即可办。陈独秀大怒:“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
何等凛然正气!

    1937年南京沦陷前,陈独秀被提前释放。胡适、张伯苓、周佛海、傅斯年等名流为其接风洗尘。席上,周佛海请陈独秀到国防参议会挂个名,可保后半生衣食无忧,静下心来研究学问,陈独秀的北大学生、时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骅也禀承蒋介石的旨意,动员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胡适让他去美国写自传的邀请,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均遭陈独秀严词拒绝。

    同时也拒绝去延安。在武汉时,董必武曾去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唯一的要求是他写个书面检讨。生性狂傲的陈独秀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几经辗转,陈独秀带着潘兰珍到来重庆偏僻的江津县五举乡石墙村隐居,生活清贫凄苦、穷困潦倒。期间叶青送的200元、朱家骅赠送的5000元、蒋介石等从银行汇的钱他都一一拒绝,说“无功不受禄。”

    战国初魏国丞相向魏文候说识人五法:1、居视其所亲:看一个人平常都与谁在一起;2、富视其所与:看一个人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3、达视其所举:一个人处于显赫之时,就要看他如何选拔部属;4、窘其所不为:当一个人处于困境时,就要看其操守如何;5、贫视其所不取:人在贫困潦倒之际是否不取不义之财。

    送钱者是出于对陈独秀的敬仰,而陈独秀的拒收给人留下的是更多敬仰!此等性格和人品,历史上有几人能做到?

    晚年的陈独秀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训蒙的专著《小学识字教本》,但稿件送审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书名不妥,要陈独秀改书名。陈独秀坚决不同意,并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8000稿费也退回去了。

    直至陈独秀因病谢世,《小学识字教本》仍未出版,成了他晚年未了的一大憾事。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贫病交加,在四川江津去世,消息绝少见于报端,中共的机关报更是毫无登载。有报纸评论道:“如此一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实有不胜寂寞之感。”

    陈独秀弥留前给潘兰珍留下的惟有一句遗言:“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

    话说当年,肯尼迪总统在白宫宴请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包括梦露在内的演艺界名流。当时,正在自己的农庄里锄草的意识流小说大师福克纳,给总统回信说:“为了吃顿饭去白宫实在太远了。我年迈体衰,不能长途跋涉去和陌生人一起吃饭。”

    名士总是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堪称打不死、炖不烂的铜豌豆。

    历史奈我何?

 

 

 

 

人生的四境界

北京大学哲学教授 冯友兰

2015-02-16

    发现更大的世界,成为更好的人。

    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这里更清楚地解释一下这个话的意思,似乎是恰当的。

    我在《新原人》一书中曾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地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事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构成各人的人生境界,这是我的说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各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从最低的说起,它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做他所做的事,然而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

    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已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

    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

    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

    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它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解;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

    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学境界,因为只有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某些了解,才能达到天地境界。但是道德境界,也是哲学的产物。道德认为,并不单纯是遵循道德律的行为;有道德的人也不单纯是养成某些道德习惯的人。他行动和生活,都必须觉解其中的道德原理,哲学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觉解。

    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哲学教人以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我在第一章中指出,成为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这是哲学的崇高任务。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说,哲学家必须从感觉世界的"洞穴"上升到理智世界。哲学家到了理智世界,也就是到了天地境界。可是天地境界的人,其最高成就,是自己与宇宙同一,而在这个同一中,他也就超越了理智。

    中国哲学总是倾向于强调,为了成为圣人,并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他不可能表演奇迹,也不需要表演奇迹。他做的都只是平常人所做的事,但是由于有高度的觉解,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有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他是在觉悟状态做他所做的事,别人是在无明状态做他们所做的事。禅宗有人说,觉字乃万妙之源。由觉产生的意义,构成了他的最高的人生境界。

    所以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随着未来的科学进步,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

    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

 

 

 

 



中国人像蜂鸟,振动翅膀悬在空中

项飚

2014年12月17日

    【郭玉洁按】: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正惯于利益代言与挑边站队这两个标准动作,为此项飚显得像个特例。他勤奋敏学,敢于发出理性的声音,正气且充满洞见。他的博士论文,描述了“猎身”这一印度独有的现象,获得了人类学界的重要奖项,安东尼·利兹奖。它被视为全球民族志的新典范。

    早在北京大学念书时,项飚就是一个传奇。1992年,读大二的他偶然听到温州人在北京南郊大红门聚居,人称“浙江村”。在一个早晨,他六点出发,倒了六趟车,到达南苑乡政府,开始了第一次田野调查。这一研究持续了四年,最后形成他的硕士论文《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成为了中国社会学界的经典作品。在这部著作里,项飙描述了这个充满活力、不停变动的社区,他说,他们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那时他才26岁。

    随后,项飚被牛津大学人类学系录取。在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学系,项飙成了一个谜。由于出国前忙于研究,他无心学习英语,曾去过新东方,但他感觉像进了气功班或其他神秘活动的讲演课,落荒而逃。因此到牛津之初,他连基本的对话都无法维持,也不敢去听课和各种讨论会,同学们觉得这个来自中国的男生神秘莫测。

    项飚的迷惘不仅是来自语言、知识面,更是中国学人的普遍困境。现代学术来自西方,学术标准、理论话语,都离不开西方的影响。去欧美留学,项飚看作是去西天取经。但是西方理论立基于西方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问题,它和中国的现实有什么关系?同时,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国问题又绝不可能退回封闭的系统。项飚带着这种迷惘、野心,穿行在知识生产的世界体系,更穿行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世界体系。

    他极其勤奋地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以下简称《猎身》)。在这项研究里,他描述了“猎身”这一印度独有的现象,即印度人在世界各地开办“劳力行”(body shop),从印度招收IT工人,然后根据客户企业的项目需要,把这些劳动力提供给客户。围绕这一现象,项飚想要分析的是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印度为全球IT产业贡献最有价值的资产——劳动力,美国在全世界吸收现成的、高质量的人才。硅谷的辉煌,离不开印度农村里低种性的妇女儿童,离不开印度的嫁妆制度。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们原本是连在一起的,而这是基于一个不平等的关系,并生产着新的不平等。

    这部著作获得了人类学界的重要奖项,安东尼·利兹奖,也被视为全球民族志的新典范。对于中国新一代学人来说,重要的不是进入西方学术体系,而是创造着自己的世界观。

    项飚留在了牛津人类学系,他的下一个研究对象是中国东北在全世界的移民。他仍在苦苦思索,想要通过这一研究,写出对于中国社会变化的创见。而一个好的学者,正是在思考世界的新角度,揭示别人没有发现的奥秘,由此,他帮助人们看待世界。

    访谈:柏林墙倒塌之后,出现的不是全球化,是同一化,那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缺乏了实际生活的源泉和参照。

    界面:我们从你最早对“浙江村”的研究谈起吧。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听说过这个研究,当时印象很深刻,很好奇你为什么选择“浙江村”这样的地方,好像有点脏乱差,一般人都不太去的。这次读《跨越边界的社区》,回忆起当时的疑问,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我们自己,读书、求学也是一种流动,但是很显然,流动有阶层、文化身份的区别,“浙江村”和“中关村”似乎就有高下之分。你为什么会选择“浙江村”,当时在1990年代就有这种敏感吗,会选择比较边缘的群体、阶层?

    项飚:是有对边缘敏感,但不是从阶层的角度。我觉得对我个人也好,对中国国内的知识界、公众也好,阶层这个视角 是2000年以后出现的。我当时对浙江村这么边缘的个案感兴趣,是因为中国改革从80年代以后,主导的思想就是要搞现代化,所谓中国落后了、要追赶,包括要发展市场经济,要有理性精神。这在当时是笼罩性的话语。在这样的话语下,“浙江村”被当作一个问题,他们是“低素质的人口”,和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格格不入,是一个负担。

    因此,我对“浙江村”的兴趣,主要是为了对当时的主流话语进行反思和批判,想从这个边缘群体里面,看它内在的合理性。尽管用正式的教育标准衡量,他们素质很低,但是它有一套自己的计算方法,有内在的经济理性。

    所以我当时的想法里有一个悖论,一方面,我想通过处在边缘的主体批判现代化主义、精英主义的模式,但是另一方面,我没有全面地对现代化话语的根基进行批判。由于这种批判的不彻底性,导致了我的一些盲点。盲点之一就是,对“浙江村”内部的阶层化不敏感。我们把“浙江村”想像成一个整体,这完全是通过户口体制,从北京主流的城市生活来看的。但是你用今天的阶层角度分析,就很难讲了,“浙江村”内部很多人显然比北京平均生活水平高很多,但同时也有很多来自江西、湖南的打工仔,情况相当不好。阶层之间并没有什么令人毛骨悚然的虐待,但经济差异是很大的。我当时没有批判这一点,主要是我着急批判精英主义和户籍政策等。

    界面:你一直在批评这种经济学主导的发展观忽略了人本身。但是这种发展观几乎笼罩一切,你觉得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项飚:我觉得很难精确概括,只能说就一般的观察,这让大家有一种普遍的失落、恐惧。市场力量笼罩一切,生活完全市场化。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反抗,包括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都可以认为是对市场化潮流的批判。但是这些批判一般停留在人文情怀啊,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啊,我们没有真正在理论上把问题讲清楚,没有把市场作为经济的组织方式、我们生活的组织方式,作一个系统的严肃的分析。

    什么意思呢,今天要是出了什么问题,大部分人觉得还是要靠市场的继续发展来解决。几年前,有官员对待老百姓的抗议,说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人民币解决。这个话,在国内的语境下听起来,是比较务实的看法,不要去打压,不要去抓人。因为人民群众要争的虽然有实际利益,但也要争一个理,争一口气,这个是原则问题。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按实际利益摆平。只要能摆平,只要你不去北京上访,我就给你钱。你这么做了之后,老百姓就顺着这么来了。所有社会冲突,都化约为实际利益。所以就有“刁民”,只要有空隙,即使没有理由,也要来围攻、上访,拿实际利益。

    人活着,总是要讲公平、正义,总是要说“道理”的吧,这些是超越市场经济、本来就是要对市场进行制约,但是现在连这一块都物质化了,用市场思维解决了,这肯定是越做越糟了。

    从另一个角度,现在城市里的小资,有一种个人情感、生活方式方面的抗议,但根本上还是很弱。我们还是需要建立起一套超越了唯经济利益的公共生活的规则。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蜗居》这个电视剧有一个有意思的含意,就是说因为房子、基本的生活资料被完全市场化之后,真正纯洁的爱情,只能属于开发商,只有他们有经济条件去感受这种所谓的浪漫。

    这方面我有点左派倾向。我觉得靠城市阶层的生活方式、人文情怀去抗拒市场,是非常表面的。因为你要搞这些情调,不是都要靠花钱去实现的吗?一定要跟工农结合,跟底层的生活方式、生活诉求结合起来,要做大的考虑,把整个中国的运行方式、结构想清楚。中国现在的情况,你要看底层,要看农民工,他们其实是非常市场化的,意识形态、生活追求上完全受物质利益驱动。他们没有办法,来城里打工,是最受剥削的劳动力。但是你问他的未来,也都是市场化的想象,比如说:“只要自己努力,就能成功。”

    我的意思是,不能浪漫地认为,底层的生活方式会提供一个新的未来。要把他们的生活方式想透。是怎么样的情况把他们变成了这样一种思想方式、行为方式?有没有别的办法,使这样的工农群体有别的方式组织他们的生活?如果他们不转变,你只靠城市市民阶层的人文情怀,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工农群众哪一天也觉得,不用那么赚钱,自己有比较舒适满意的生活,这个就是今后的理想目标。

    这个可能是欧洲和我们的最大的差别之一。他们的工人阶级,对幸福的追求确实是比较多元的,也有很强的自主性,不像中国,生活的意义完全是单一的,没有钱就是没有一切。

    界面:但是欧洲工人阶级的现状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也经历了漫长的工人运动?

    项飚:这个比较复杂,但是有一点:它意识形态上的多样化,是值得关注的。比方说英国,它的宗教势力,有非常黑暗、非常压迫性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有反市场的因素在里头,所以宗教势力防止了市场力量完全一体化。

    第二,也许对我们国内读者更有意思的,其实是“冷战”时期,东西方的竞争,对促进欧洲的社会进步很重要。当时欧洲资本主义要证明自己不比共产主义差,很多欧洲知识分子又不断引用社会主义的各种实验来批判自己的社会,社会主义思潮是比较深入人心的,这样就形成了对市场和国家权力、对资本主义模式的批判。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福利制度。像伦敦,为什么艺术那么发达?就是因为六、七十年代之后,很多人靠着国家福利,不用去工作了。我有很多大学同事,现在年纪很大了,就是当时那种yuppie,反社会的,写小说啊,搞萨特啊,他们的物质基础全部来自国家福利制度。现在福利制度削减,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像英国他们积累很多,历史的根基还在,思想的创造性还有,不过会不会出现像七、八十年代那种现代艺术大的发展,这个很难讲。

    当时八十年代像BBC,Channel 4(第四频道),发展得很好,主要的原因第一是非商业性的,完全没有广告,操作上又是独立的;第二就是知识分子不断用东方的思想批判自己社会的生活方式。也有一批人批判苏联,对社会主义进行反思,再加上宗教的影响,当时社会心态上、思想上,一直是多元化,不使某一种力量太强大。

     今天的情况,欧洲也很令人关注。我一直有个观点,“冷战”时期,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的世界想像,都很全球化,有全球视野,但是“冷战”结束之后,柏林墙倒塌之后,出现的不是全球化,是同一化,那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缺乏了实际生活的源泉和参照。

    最后讲到中国,为什么变成了今天这么一个格局,最重要的原因是可能没有多元化。任何一种思想意识,都是在跟别的形态的交锋之中,不断丰富,对新的现实情况做出应对。否则的话,没有一个对立面,没有参照系,那你就僵化了。现在欧美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僵化,也是因为这样,它也没有参照系了。中国也是这样,缺乏讨论,缺乏多样意识形态的交锋,导致了思想空虚和精神空虚,然后才会出现最近引起不少关注的新一代网络“红人”。新“红人”新在三个地方。一是年轻,80后;二是真诚,语言活泼生动,和老式的照本宣科的宣传很不一 样;三是极端,有的选择了几乎是法西斯化的政治话语。这些都不矛盾。人在全面思想空虚之后,需要一种宗教式的皈依。绝对化的权力就可以满足这样的需要。他们的真诚是确实的,正因为真诚,所以特别值得讨论。

    所以你可以看出我的颜色。第一在核心价值上,比较社会主义;第二在务实的层面,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在这方面我比较自由主义。我觉得一定要让社会主义跟别的主义竞争,在竞争中发展,不能仅仅靠推动。

    界面:所以你认为学者、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是增加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和思考。

    项飚:对的,所谓独立思考,当然在中国语境下有特定的含义,是有价值的。但是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独立思考,独立性也不一定重要,重要的是要了解别人各种想法和实践的合理性。我觉得人类学的精神很重要,人类学就是不断地提醒我们:人类历史很长,人类的活法很多,你要去了解不同的活法,不要认为你自己的活法最好。最重要的是了解不同的活法、想法,理解它,然后你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

    中国整个社会,很多人都在悬浮着。悬浮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哲学意义上,不对当下做深刻的思考。一切现在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未来的某一个目标。

    界面:你做完浙江村,好像还去了珠三角,当时有什么观察?

    项飚:1994年我去东莞,因为浙江村是个体商户形成社区,珠三角就是打工的,工厂里的年轻人为主。我观察到很多现象,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我所谓的 “悬浮群体”。什么意思呢?两个层面,从体制上讲,他们基本上没有下过地,在经济生活上、人际关系上,都不可能回农村了,但是因为户口制度,在城里待不下来,所以来回迁徙。在制度意义上,是被悬浮的。第二个层面,是从工作经历和生活体验上来看。我们当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们以极高的频率换工作,两、三个月就跳槽。因为第一个月工资通常不发,经常跳槽会损失很多钱,老板也经常说工人不好管,用各种严厉的手段管制。

    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老跳槽?因为工厂里的各种矛盾,包括跟管理层的,跟其他工人的矛盾,没有任何解决方式,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离开,跳槽。因此跳槽成为在城市里工作的一个主线,这样的状态我叫做“悬浮”。他们的生活永远没有在群体里、在社会场域、甚至在物理空间里面沉淀下来、嵌入进去,而总是在跳跃中维持。就像蜂鸟,一种很小的鸟,必须高频度的振荡翅膀,把自己浮在空中。“悬浮”状况,我觉得这对后来的富士康事件,和工厂的其他问题,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人的状况一直没有沉淀下来,就靠高频度的换工作来维持,是很脆弱的。

    往大了讲,中国整个社会,很多人都在悬浮着。悬浮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哲学意义上,不对当下做深刻的思考。一切现在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未来的某一个目标。你要努力去做,不做,未来的目标就达不到;但是未来是什么,能不能达到,完全不知道。一切现在做的都是为了超越现在。现在去做工, “工”是没有乐趣的,是为了明天更好;小孩被逼着学钢琴、画画,就为了后来加分、成名。在进行的事情本身没有意义,都是手段。但目的又完全是不确定的。它的本质不是对未来的追求,而是对现在的否定。这个就是我说的,悬浮。把自己拔起来,悬在空中。

    界面:我觉得你这个讲得非常好,我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极度焦虑,又极度茫然。

    项飚:对,这个状况我觉得是中国比较典型的现象,包括很多地方政府的行为,都是悬浮的,他搞很多工程,你问他,这个工程究竟有什么意义,他说不清楚,但是就要搞,不搞捞不到钱,一系列工具性的考虑,事情本身的意义是不重要的。

    界面:你觉得这种心态是我们高度变动又互相竞争的社会现实的结果吗?还是一样,是因为除了市场经济以外,没有别的意识形态让大家内心有个依靠?

    项飚:对啊,多方面的原因,在中国,确实是因为我们唯发展论。发展是硬道理,在八十年代,这个“硬”是有精神饱满的一面,有说服力的一面,但是到了九十年代,这个“硬”,就是硬说了,不让你说别的,就讲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

    但我也不是特别悲观,我觉得这种情况跟福利制度有关。你看民工的悬浮状态特别明显,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福利,在这个城市里面,每一口要吃的饭,都要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不可能有条件沉淀下来、对生活做更长远的考虑。但是2003年以后,社会福利的扩大,三险一金的扩大,可能会有一点改变。但是还得假以时日。

    再一个,还有代际的问题,现在年轻一代出来,可能会对多样性有新的想法。现在四十岁,我们这一代,基本上被唯发展论俘虏了,我们很难想像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你像欧洲人那样,物质条件很一般,生活很乐呵,我们是很难理解的。

    其实婚姻可以成为有意思的再分配机制,有钱的跟有才的人结婚,没才的学点才,没钱的也拿到点钱,现在这个不允许了。拒绝再分配,这是中国一个重要的社会心态。

    界面:你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温州的婚姻商品化和印度的嫁妆有共通之处,这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具体讲讲?

    项飚:印度嫁妆制度,作为一种风俗,历史是比较长的。但是原来这种风俗是象征性的,就是女儿出嫁的时候,带点首饰,日常用品什么的。一百多年前,嫁妆出现了质的变化,一方面是要大宗的财物,第二是,贫穷的家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你先把我女儿娶走,嫁妆分期付款,男方如果一定时间内没有收到嫁妆,就有可能虐待妻子,甚至逼迫妻子自杀,这个经常有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化?是跟殖民主义有直接联系的。英国殖民之后,极大地扭曲了印度的经济生活体系。印度受过高等教育、能讲英文的男子可以进入英国在印度的军队和政府,收入与地位和当地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因为它代表了外 来的高于本地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有钱的女方家长,通过嫁妆制度,把女儿嫁给有特权的男子。所以现代嫁妆的根源在于社会分层的性别化,也就是说出现了一群特权男性。传统的地主等特权阶层就要通过嫁妆,把女儿嫁给新的特权男子,和新的特权阶层发生联系。当时嫁妆的变化,是有历史资料证明的。学过英国法律的大学生,嫁妆最高。这是和婚姻的市场化联系在一起的。

    温州的情况,也是在90年代以后出现变化。一个是婚姻的货币化,这个可能全国都一样;再一个就是婚姻的工具化,有些人很早,18岁,父母就把女儿登记在婚姻介绍所,开始寻找。婚姻不是在生活中邂逅,自然相爱形成结果,而是一个工程、项目。这样的项目化,就跟印度相似了,要通过很多人去找人,然后要谈判。

    这个一方面你可以说非常现代化。所谓现代化就是一切东西都要理性化,生活不能随便来,要理性地控制,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最后是非常可怕的,完全把生活、生命都理性化操作,当然是加大了社会的不公平。我原来对温州这个情况可能不太注意,但是看到了印度这个婚姻制度的历史演变,对异文化的观察,促进了对本文化的反思。

    界面:但是婚姻的变化,也有很多人认为是回到传统,比如父母对经济的考量,很多人认为传统社会就有。你怎么认为?

    项飚:你问的很有意思,我不是专家,对婚姻制度的情况不太熟悉。我认为有相似的地方,但是现在和传统的婚姻,至少有两个很大的不一样。第一,原来传统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整个婚姻的功能是持续家族的延续,中心不是个体,是整个家族。所以父母之间的谈判,也会谈田产啊,生辰八字,但往往会首先考虑家族关系。现在父母要看男方的房子,女方的条件,不是为了家族的延续,中心还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但是把个体幸福做了特殊的理解,就是个体幸福必须建立在对物资的占有上,婚姻必须促进财富积累,不能下嫁,否则就白白损失了。

    第二个转变是,在宗族延续的思维下,没有最大化的考虑,就是说门当户对,主要是要合适,要延续现在的格局。现在是要最大化,越有钱越好,千万不能损失财物。《婚姻法》解释三,就体现了这个要求。婚前财产证明啊,婚姻完全变成了契约。

    现在的婚姻,倒得出一个有意思的悖论,它是以个体幸福为中心,但又是在父母家庭强烈干预下的理性计算。这个有点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不平等。父母对婚姻的项目性计算,就是为了维持不平等的再生产,获得的东西千万不能失去,没有获得的东西一定要去争取。绝对不能让婚姻成为一个再分配机制。其实婚姻可以成为有意思的再分配机制,有钱的跟有才的人结婚,没才的学点才,没钱的也拿到点钱,现在这个不允许了。拒绝再分配,这是中国一个重要的社会心态。

    界面:在你看过印度的例子之后,对家乡经验的反思,还有什么例子吗?

    项飚: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对不平等的关注。再一个,回过头来,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也有更好的认识。中国革命确立了个体的主体性。像民工、农民尽管生活状况不好,但是他对自己的自信,对平等的追求,觉得人应该平等,凭什么不如别人,这一方面当然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但另一方面,这种冲动,是跟社会主义革命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主体性,作为革命的结果,是中国很大的一个潜在动力。在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发展也是非常快的,跟这个自下而上的调动起来的积极性是分不开的。不要讲王铁人啊那些劳动模范,就是在各个农村,修水渠、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都要通过个体农民。

    传统和现代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传统的基础是高度等级化的体制,是抽取底层的价值,服务少数;现代化建设很重要的特征是大众动员、全面建设。在这方面,印度的大面积动员就很难。他们有另外一面,低种姓在的党派政治上势力很大,但是它的动员都是在投票行为,选举人给很多福利上的承诺,变成了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不能有效地转化成经济、公共生活上的动员。

    但是现在个体主体性,完全被市场神话、市场逻辑俘虏了。怎么样把这种个体主体性和另外的社会想像结合起来,是新的问题。因为你的个体主体性,总是要和一种对更大的公共生活的想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那个想像,社会主义是无法实现的。

    总的来讲,我对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丰富性、复杂性,有了更多的思考。

    界面:有海外经验,对国内很多事情的理解,似乎和一直待在国内的人不太一样。

    项飚:但是也有这种情况,出国之后反而把中国的情况简单化,这里很重要的就是要观察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你只拿美国作为参照系统,就容易把中国简单化,比方说对中国革命传统,就认识不到它内在的丰富性。

    界面:你在“浙江村”的研究中说,这些在北京的浙江人,并没有断了和故乡的联系,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公共事务还是有人在投入,虽然地已经包给外地人去种了,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把农村掏空了,农村在凋蔽。

    项飚:这个我必须得说明,我的研究是在90年代后期,现在肯定有很大变化。我后来跟踪浙江村的朋友,也是回去的越来越少,农村的凋蔽,的确是一个大趋势。当时浙江村的情况,我想是过渡时期,因为在北京的情况还是很不明了,还是要被赶。现在很重要的是住房商品化之后,很多人买了房子,有钱的人融入城市社会,跟农村基本上是断了联系。

    那么多人想要超越现在,愿意付很多钱,打那个赌,要一个想像的未来。他们的出国费用非常高,就觉得这是一个改变命运、改变人生的魔幻式的点,有点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逻辑在里面。好像生命不是由每一天的日常活动构成的。

    界面:在《印度猎身》(以下简称《猎身》)之后,你就是在做东北移民的研究?

    项飚:基本上《猎身》之后一个大的项目,就是关于东北移民。我2004年开始做这个项目,十年了,还是没有做完。我完全没有想到写这本书会花这么长时间。

    界面:为什么会花这么长时间?

    项飚:实事求是地讲,第一,我选择这个题目,当时并没有很强烈的问题意识。《猎身》是我的博士论文,是做得比较好的,当时全时间地挣扎,我看到了问题,并且写出来。博士毕业之后开始工作,等于进入了西方主流的学术生产体系。主流的学术生产体系主要有两个力量来支配你,第一就是发表论文的要求,第二个是资金投入,项目经费的要求。在那样的情况下,我选择东北移民输出,也不完全是自己的意愿,一定意义上是迎合了西方学术生产体系的期望。

    东北移民当时在欧洲引起了很多关注,因为中国人在欧洲的,本来主要是浙江、福建人,1990年代之后,欧洲突然出现了很多东北人,引起了很多关注,人们想要了解是怎么回事。这个题目应对了这个焦虑,但是这个焦虑是欧洲人的。这个题目对中国社会本身、对全球变化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一直不清楚,思想进度就比较慢。没有明确的问题也有好处,实际调查中拿到的素材就更多,也更散,我了解了很多情况,但是没有一个灵魂。对我来讲,学术工作的灵魂,就是政治上的问题,如果你没有一个问题在胸膛燃烧,写出来的东西四平八稳,没有什么乐趣,也写得很慢。

    第二个原因,我也处在一个转型中,总希望思考上能更深化,更概念性地提出一些问题。《猎身》主要还是对现象的直接分析和描述,没有就这个现象、对整个印度社会的变化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没有看到别人还没有看到的东西。我现在就想通过东北移民,对中国社会变化提出一些说法,这个就很难了,要不断地想,不断地读。再一个,也不断有别的事情,像香港问题,也牵扯了很多精力。

    界面:你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党和国家的关系,指出之所以有“一国两制”这样的方案,正是因为党具有超越性的力量,党对领导权高度自信,这个很新鲜,在现在的知识分子当中,很少有你那样的视角。

    项飚:我觉得我们要面对历史和现实,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它是历史形成的。所以要先在历史里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怎么会到了今天,而且这个历史形成的过程里面一定是有合理因素的。

    最大的问题还是我之前说的,1989年之后,我们经历的不是全球化,而是单一化。什么意思呢,我们失去了从自己的历史里面思考问题的能力,我们一讲中国的问题,就是批判中国不民主、一党制,这个很难讲是对还是错,但是这整个说法是按照抽象的标准判定中国,没有把历史说清楚。从解决方案来讲,如果你总是从外在的标准批判,那么解决方案就非常极端,全盘西化,也无法操作,究竟从哪里开始做呢?如果你一定要把自己和一个抽象的标准去比,怎么样达到那个目的呢?这个讲不清楚的。

    我们必须从手里有的东西开始,要回到历史,看手里有的潜在的合理因素在哪里,把这些因素调动起来,才能往前走。否则的话,总是用外在标准来评判,我们就丧失了思考能力,更丧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争论就变得一方面很激烈,另一方面没有建设性。一方就说你就是维护极权的,另一方就说,你都是跟美国的,搞国际阴谋的。这个意义就不大了。

    界面:回到你关于东北移民的研究,之前你好像写到两种,一个是劳工移植,一个是后备移民。

    项飚:劳工移植是提出了一种关系,就是点对点的跨国关系,这个是说全球化过程中国家的角色。原来人们想像全世界 变成了一体,就会有各种跨越了国界的社会关系,但这个至少在亚洲没有发生。我们出现的不是一个像水银落地、洪水决堤一样的全球覆盖式的全球联系,而是点对点的、在政府严密管制下的联系,至少在劳工、人的流动是这样,跟金融、物品流通不一样。

    亚太地区,一方面经济是最开放的,跨国性和全球化是动力最强的,像APEC,讲的就是自由贸易。但另一方面,亚洲的国家是非常强大的,中国、南韩、日本、新加坡……这个跨国的冲动和主权国家的力量,是怎么样结合的,东北劳工在亚洲的移民,体现了这个问题。

    我在一篇英文文章还提出一个说法,叫“太平洋悖论”。意思是,在太平洋地区,经济上一体化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政治上军事上对立情绪越来越强。就出现了经济一体化,地域政治离心化的趋势,这是冷战后的格局。比如十一月在北京的APEC峰会上提出的“区域全面合作伙伴”,跟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合作关系)在经济理念上是一致的,但是政治上是针锋相对的。

    引申一下,冷战时期,对立的出发点不是地缘政治,而首先是意识形态,是经济模式上的不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不是民族主义,主要是道路选择的问题。今天太平洋悖论,经济上一体化、政治上分裂,就可能导致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

    东北的后备移民,总体意思是每个人都是后备移民,真正走出去的是很少部分,但是作为社会可能的目标模式,很多人在那里谈出国,很多人都想像自己是后备移民。这跟我们讲的悬浮是有关的,那么多人想要超越现在,愿意付很多钱,打那个赌,要一个想像的未来。他们的出国费用非常高,就觉得这是一个改变命运、改变人生的魔幻式的点,觉得出去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有点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逻辑在里面。好像生命不是由每一天的日常活动构成的。

    界面:为什么东北有这么多移民?

    项飚:东北的这个变化,当然是跟下岗有关。从1994年,国有企业私有化开始。下岗没有工作,出国就是一个选择。但是有一点别人很少提到,东北下岗做得还是比较好的,下岗之后,有一个再就业中心,发三年基本工资,让你去找工作。如果找不到,就介绍到社区,接受低保。同时,下岗工人没有生活资料的威胁,企业原来有住房。当然下岗的情况很惨,但是有生活资料、买断又有一定的现金,解释了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钱能出国。

    这个又回到了社会主义的遗产。不是下岗导致出国,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积累下的下岗,才导致出国。其实是把在公有制条件下的积累,做一个非常激进的赌博,投到市场上去。这也是我们市场经济转型很重要的特征,把当年积累起来的东西投到市场上去。对这个过程的研究课题可能要做一百年: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谁得益,原来形成的价值,谁评估,产生的社会后果是什么,这个要经过很多经济学的计算,但是也要通过很多哲学伦理上的反思去理解。当时很多价值,是不能用货币去衡量的。如果用货币衡量了,投到市场上,形成的收益和失败,怎么样去评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么大的转型,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历史事实,也是有利于丰富对道路选择的思考的资源。如果积累价值有不同的方式,我们就要考虑,不同的方式是什么,一种方式的价值转移到另一种方式,过程是怎么样的。把这些问题想透,把自己提到更高的视野去思考问题,是有好处的。东北移民把这个问题明显化了。

    界面:如果不单指移民的话,东北人现在各地都有,也是因为下岗的原因吗?

    项飚:另外一方面,出现一种社会无组织化,东北黑社会化到什么程度,我不敢讲,但是下岗后,立刻出现社会无组织化,比方说,街道、村委会形同虚设,每个人都在奔走自己的前途,这种情况下,流动化也会增强。

    界面:他们没有像浙江村那样的家族吗?

    项飚:东北是高度城市化的社会,是五十年代重工业化之后形成的,单位制非常发达,家族联系是相对弱的。所以单位解体后,社会关系网络就很弱了。

    界面:你如何看待中产阶层的移民,为了空气、孩子的移民?

    项飚: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移民的“崛起”》,写的就是第三次移民浪潮,有钱人排队出国,投资移民,小孩的出国教育越来越年轻化。后来这篇文章标题被改成了《中国向外移民的新趋势》,将由在华盛顿的一个思想库“移民政策研究所”出版。中国的崛起是借用流行的说法,是打引号的,中国移民的崛起,也打引号,它的意思不是规模上的大量增加,而是说有向上集中的趋势:有钱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层以上成为移民主力。是“上升化”。这是中国社会分化的加剧,加上各种对环境、稳定的考虑,形成的向上的集中化。这些移民不是真的要去国外生活,最重要的动机,还是要保护自己的财产,一是保护既定财产,二是保护未来财产。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这个财产就不仅是钱的问题,还有声望啊、再生产不平等的欲望,所以它是一种维系不平等的一种跨国手段,当然又被中国的环境问题激化了一下。最重要的,我强调的是资本转移,不仅仅是空间转移——把中国的钱转到美国澳大利亚,还有把金钱资本转成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在教育里很明显,把孩子送出去,把这一代的金钱资本转换成下一代的文化资本,下一代的文化资本倒过来,又会维护现在的金钱资本。一个是空间上的跨国性,再一个就是不同资本之前的转移。

    界面:所以这还是在维系和加剧不平等的状况?

    项飚: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线索。现在没有准确的数据,到底有多少人去了国外生活,我觉得没有很多啊。很多人不一定真的到国外生活,不得已买个房子,有点投资,但是赚钱还不是得靠在中国,中国生活打麻将方便,很多人没有把生活的重点转到国外,在国外只不过是把资本运作跨国化一下。

    界面:你之前提到,“公民社会”这个词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是什么意思?

    项飚:这个概念主要从欧洲,哈贝马斯那里出来,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社会工业化之后一个很重要的变化。1980年代后期,“冷战”末期,东欧用这个词比较多,被认为是结束东欧社会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冷战”结束之后,很多人也会考虑怎么培养东欧的公民社会,当时的团结工会啊,等等,都被理解为公民社会。

    基本的意思,公民社会,是政治上自由的个人之间的制度化的结合,从而形成和国家的一种制衡力量。

    在中国,由于长期的历史,以及短期的革命历史,党和国家在整个社会生活里无处不在的。也有很多人研究,清朝晚期,出现了很多商会,形式上看,像早期的公民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出现了自主结社,但是他们跟地方政府都非常紧密。今天在中国,你要形成自主性的空间,作为中国下一步改变的渠道,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没有基础。

    你要问老百姓,“社会”怎么样,他认为社会是一个坏的词儿,年轻人走向社会要小心,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有一种很模糊的国家崇拜。如果我们的政治思考不反应老百姓的实际诉求,那就不会有持续的生命力,可能“热”了一阵,就变得茫然、犬儒。

    我的意思是,一方面,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词在中国不能精确地描述历史经验,也不能精确地描述变化态势,另一方面,从策略上讲,中国的政治变化,我个人觉得,不是在党和国家之外,再建立一个公民社会,而是加入到党和国家改革的斗争里面去。

    ————————————————————

    项飚:1972年出生于温州市区一个教师家庭。1990年从温州中学毕业保送北京大学。1998年获北大硕士学位,当年受邀免考牛津大学博士,2002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牛津大学人类学院研究员。

 

 

 

 

 

 

中国十大逆天装备震撼全球,西方惊叹“太厉害!

全球局势战略纵横

2015-02-17

    近几年来,中国重型机械制造水平有了长足进步,在世界各地都有中国重型装备的身影。美国媒体报道称,中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如今他们早已摆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高端重型装备制造领域,并且在这一领域独领风骚,已经超越了欧美国家。

  全球顶级制造企业大手笔接纳中国机器的时代已经开启。当中国的机器制造能力越来越扎实、越来越稳健地向高端攀升,创新的能力也开始大规模出现。这里将展现产业升级带来的创新动力,这里将展示创新驱动如何助力中国企业一步步走向世界高端制造领域。

  下面是美国媒体眼里中国十大重型装备的典型代表:

第一:振华港机重型吊机参与建造美国海军DDG1000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DDG1000驱逐舰是美国海军新一代驱逐舰舰,又称“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体长183米,排水量为14500吨,拥有80个发射装置,可发射“战斧”式对陆攻击巡航导弹及其他类型的导弹。

    图为美国DDG1000驱逐舰的建造现场,其所用的吊机上印有“SPMC”的字样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公开新一代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DDG1000的建造情况时,吊装战舰上层建筑的吊机上也有“SPMC”的字样。“SPMC”是原上海港机股份有限公司的英文名称,目前已被振华港机收购。

第二:中国龙门吊吊装英国海军新一代大型航空母舰

  在英国海军隆重庄严的命名仪式上,“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所在船坞组装用的重型龙门吊车,却赫然印着“上海振华”的汉字字样。

  早前就曾有媒体报道,英国建造伊丽莎白级航母所使用的桥吊,正是由中国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造提供。

   “女王”号航母所在船坞组装用的重型龙门吊车,却赫然印着“上海振华”的汉字字样。

  英国“女王”号航母采用的是分段模块化建造方法,先由单个船厂建造航母分段或大型部件,最后再运输到船坞进行组装。在整个航母的建造过程中,中国桥吊担负起了吊装航母的中流砥柱的作用,舰岛、球鼻艏、滑跃甲板这些大型部件的吊装工作,均是使用这门中国桥吊完成,可谓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三:中国大型矿用自卸车远销欧美

  怎样的汽车才算酷?布嘉迪威航——大众W18缸发动机、8.0L的排量、469.8kW的最大马力怎么样?抱歉,跟我们今天的主角差距有些太大了,16缸18缸发动机只是“标配”,排量动辄60L、70L,最大功率可达3000kW左右,这样的车子够拉风吗?什么?这个根本不是汽车!也对!

  严格地说它们应该算是工程机械,也有人称它们是“巨车”、“超级卡车”,它们就是汽车中的巨无霸——大型矿用自卸车。

     DE400大型矿用自卸车

  徐工集团生产的采矿自卸汽车DE400是世界上最大采矿自卸汽车,也就是地球上最大的汽车。

  徐州工程机械研究院研制生产,是目前全球载重量最大的矿用卡车,载重量可达400公吨,最高速度50km/h,举升时间24s。采用先进的交流电传动系统,原装进口环保电控高性能柴油发动机,动力强劲。箱形截面结构车架,由高强度优质合金钢板和铸钢件制造。智能制动技术,防止误操作。

  符合人机工程学的驾驶室舒适安全。整车配备自动称重系统、集中灭火系统、快速注油系统、自动润滑系统及各种安全设备,保证整车运行安全高效。

第四:中国造世界最大集装箱船“中海环球”号

  英国媒体1月7日报道,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船“中海环球”号当日抵达英格兰东南部萨福克郡的费利克斯托港。这艘体型巨大的货轮一经抵达就引来无数人围观。
  “中海环球”货轮长400米,宽54米,约10层楼高,船体超过4个标准足球场,可装载19100个集装箱。相当于两艘辽宁舰的排水量。此次航行是“中海环球”的首航,它从中国上海出发,前往欧洲四国。

  推动船舶进一步大型化、超大型化,是当前全球经济与航运市场“新常态”下国际班轮业出现的新趋势,也是中国海运集团落实“促进我国海运业健康发展”战略、优化船队结构、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老外看傻了眼。美国网友评论:
  It arrives with full containers and leaveswith empty ones, such is the state of the British economy.
  抵达时满载着整装货柜,而离开时集装箱里都是空的,这就是英国经济的现状。

  不要购买中国制造? 可结果是英国到处都是便宜的中国产品,人们还疯狂的抢购和讨价还价,悲哀。今天早上我查看了自己的一个圣诞节礼物,这是一款英国的花园玫瑰沐浴露和护手霜。说是英国制造,但是在其中的一个标签上写道:袋子和产品是中国制造,英国只负责包装。所以并非完全英国制造!但是闻起来很香就是了。

第五:中国制造的全球首座第四代高温气冷堆核电站

  2012年12月9日,中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座具有第四代核电特征的高温气冷堆核电站在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山东省荣成市的华能石岛湾核电厂重新开工建设。

  石岛湾核电站由华能集团、清华大学和中核建设集团合资建设,是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座高温气冷堆示范电站,也是世界上第一座具有第四代核能系统安全特性模块式高温气冷堆商用规模示范电站;计划投资40亿元建设一台20万千瓦高温气冷堆核电机组,预计2017年底前投产发电。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开建现场

  一直以来,中国核电技术依赖从国外进口,石岛湾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却是由清华大学自主研发,而且设备国产化率不低于75%。正如华能石岛湾核电公司总经理贺云生所言,虽然一期工程仅是示范项目,发电能力只有20万千瓦,但它与大飞机、探月工程一样,是国家16个科技重大专项之一。作为全球首座开工建设的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核电站,它也是世界上第一座安全性更高、具备第四代核电技术特征的核电站。该项目的建成,对促进我国核能利用技术进步和占领世界未来核电技术制高点有着重要意义。

第六:全球首创星地激光通信——空间高速信息传输

  马晶、谭立英团队用20余年的坚守与执着,实现了星地激光链路快速捕获、稳定跟踪和高质量通信,为我国建立空间激光高速实时信息网络奠定了工程和技术基础。

    星地激光通信

  1月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举行。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马晶走上领奖台,从李总理手中接过了大红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获奖证书。

  马晶、谭立英团队成功进行了“星地激光链路通信试验”,是我国卫星通信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在空间高速信息传输这一航天高技术尖端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实现星地激光通信到底有多难?想象一下,在时速高达2.8万公里高速运动的卫星与地面站之间,在近2000公里的距离下实现微弧度量级精确双向极窄光束相互对准。

  所谓卫星激光通信,就是用“激光光束”把卫星与卫星、卫星与地面链接起来,通过激光进行高速信息传递。卫星激光通信的信息传输能力远大于微波卫星通信,能够有效解决现代卫星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数据传输瓶颈,可以形成空间激光高速实时信息网络,使卫星具有前所未有的极大信息传输能力。

第七:中国建成2400米世界最深地下实验室 用于暗物质研究

  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将扩建成世界最大的地下实验室之一。

  位于四川省凉山州的“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垂直岩石覆盖厚度达2400米,是目前世界埋深最深的地下实验室。

    世界最深地下实验室在中国投入使用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千人计划”入选者张双南发表《空间时代的天文学研究--从空间天文观测到诺贝尔物理学奖》显示,宇宙中的普通物质、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分别占宇宙总的物质-能量的比例为4%、23%和73%,但目前物理学中即使是最成功的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也只能接受宇宙中的普通物质,也就是说我们对90%以上的宇宙成分几乎一无所知。

  暗物质不发光,也不发射电磁辐射,肉眼看不见,甚至到现在为止,人类用仪器都还没检测到,但科学家通过引力产生的效应,意识到暗物质的存在。

  全世界的粒子物理学家都在通过实验探测暗物质,找寻其存在的直接证据。

第八:京沪高铁试验时速486.1公里 刷新世界高铁最高速

  在京沪高铁枣庄至蚌埠间的220公里先导段联调联试和综合试验中,国产“和谐号”新一代高速动车组跑出了最高运行时速486.1公里。这是继今年9月28日沪杭高铁试运行创下时速416.6公里之后,中国高铁再次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

    京沪高铁超高速运行试验

  担当本次试验运行任务的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国产“和谐号”新一代高速动车组CRH380A,16节长大编组的动车跑起来如同飞行。遥想中国第一条小铁路——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沿着护城河修建了一条一里长“展览铁路”德小铁路,这是中国出现最早的一条铁路。那时的我们何曾想过如今的中国?中国现在建成了世界规模质量效能都堪称第一的高铁网络,中国高铁已经成为高铁的代名词。

第九:中国造世界最大水轮发电机组

  2011年11月12日,世界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1号机组转子顺利吊装就位,进入总装环节。图为工作人员在1号机组做吊装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这是中国三峡集团金沙江流域水电开发项目中的首台投产发电的机组,该电站1号机组转子直径达18.97米,整体起吊重量超过2100吨,单机容量达8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

第十:中国造21世纪地球唯一的载人空间站

  中国载人空间站,简称中国空间站,是一个在轨组装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实验室系统,具体是指中国于2010年10月正式启动的载人航天工程最后一步(第三步)要实施的载人空间站,是规模较大、长期有人参与的国家级太空实验室。该计划实施时间大概在2020年前后。因此,该项庞大的载人航天工程又被称为中国载人空间站工程。

    中国载人空间站效果图:该工程计划实施过程可分为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两个阶段。

  2016年前,研制并发射空间实验室,突破和掌握航天员中期驻留等空间站关键技术,开展一定规模的空间应用;2020年前后,研制并发射核心舱和实验舱,在轨组装成载人空间站,突破和掌握近地空间站组合体的建造和运营技术、近地空间长期载人飞行技术,并开展较大规模的空间应用。

  国际空间站将于2020年退役,届时中国载人空间站将成为人类在太空的唯一一个载人空间站。


 

 

 

 

 


中国劳动人口高估1亿 危机严重

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 智石经济研究院副秘书长、中国城市战略中心执行主任 罗天昊

2015-02-09

  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16-59周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总数为91583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0%,比去年减少了371万,这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第三年绝对数量下降。而且,未来数十年内可能都难以再改变这一趋势。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意味着未来中国的抚养比将下降,养老压力沉重,青年劳动力不足。而笔者认为,事实上,中国的劳动力危机比想象的更严重。

  虽然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仍超过9亿,但2014年,中国的就业人口仅有77253万人,加上失业人口,减去少数超过劳动年龄返聘的人口,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大约在8亿。劳动力人口比劳动年龄人口少了1亿左右,这1亿左右的人都去哪了?

  事实上,在劳动年龄人口系列中、但没有成为劳动力人口的,有几个主要群体:一是16岁以上的学生,一是没有到法定退休年龄而内退的人口,尤其是我们所熟悉的“广场舞大妈”,其中就有很多是退出社会劳动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去这两个群体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真实的劳动力状况更为严峻。

  虽然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以16岁为起点,但中国的社会时势近年来发生了巨大改变。改革初期,中国多数青年初中毕业就走向了社会,成为劳动力。而时至2014年,随着中国大学的迅猛扩招,中国的大学升学率都达到了80%,导致16岁至22岁左右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普遍成为非经济活动人口,没有参与就业。

  这个群体的人数比较容易估算。16岁正好是高中或者中专以及其它职业教育的入学年龄,所以,高中在校生,加上中专在校生、大学在校生,以及研究生在校生,即是这个群体的总数。

  2014年,中国普通高中生在校生人数为2435.9万,似蓝翔这类中专学校、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人数也接近2000万。而普通全日制高校,在校生人数为2468万,研究生人数大约在179万。总计起来,16岁至20多岁关在校门内的学生大约为6000万。

  另外一个以“广场舞大妈”为代表的群体,虽在劳动年龄人口内,但却不参加劳动。这个群体,以中老年女性为主体,中老年男性也有部分。预计55岁以下的女性及60岁以下的男性,内退和实际上没有就业意愿的人数,至少有几千万。

  从劳动年龄人口到劳动力人口中间的这1亿,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含金量不足,而这种状况,将使本来就严重偏低的劳动抚养比更加雪上加霜,未来中国的养老压力更为沉重。

  更为严峻的是,劳动人口是一个动态数据。根据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在2020年之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年均减少155万人;2020-2030年将年均减少790万人,2030-2050年将年均减少835万人。总计到205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5亿,按照劳动参与率推算,中国未来减少的劳动力人口,将在2亿左右。

  当下,中国经济已经连续几年增幅下滑,跌破8%,而经济增幅下滑,正好与劳动年龄人口下滑的趋势一致,需要引起相当警觉。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停滞的时代”,正与其人口的萎缩相伴。未来,随着全国最深重的老龄化时代到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迅猛飙升。

  而青年人口的萎缩,亦将重创民族活力。我们所寄望的依靠创新实现转型的战略目标,或将因为青年人的缺少、人口活力的丧失而大打折扣。虽然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有9亿,但如果再细分的话会发现,在16至34岁这个人类最富有创造力、体力也最好的年龄段,人口只有4亿左右。35至60岁的中老年人,则有5亿左右。而十年之后,青年劳动年龄人口还将下降1亿左右,而中老年劳动力年龄人口,将增加5000万至1亿左右。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仍然可观,但真正的精锐劳动年龄人口却比较少,十年后将不足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算劳动力人口,这3亿多人口还要再减去几千万不参与劳动的半大学生娃,中国最精锐劳动力人口将更是远少于3亿。

  缓解中国人口危机的出路在于两头,一头是青少年,通过开放生育,应对未来严峻挑战。这是上策。一头在于延迟退休,这是下策。当下很多“内退”人员,纵使仍保留劳动,其劳动效率也相对青年劳动力相差太远。广场舞大妈大叔跳舞行,干活还是比不上青壮年小伙。而且延迟退休,会使官僚阶层借机变相实现职位终身制,贪占过多社会财富和资源。

  开放生育其实并非容易的事情。纵使既得利益阶层愿意开放,大众的生育意愿也被沉重的生活负担所压抑,同时,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生育率下降也是一个普遍规律。未来需要出台系列奖励生育的政策,推动生育率回升。

  法国骚乱,给移民国家敲响了警钟。但不幸的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生育,青年人口的不足,尚未完成产业升级的中国,未来将不得不依靠本国之外的青年劳动力。因为人口的生产不同于商品,不是一出生就成为劳动力,而是要等20年左右。在此期间,中国可能将被迫开放移民。当下,广东等地,来自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的移民,以及非洲的移民,渐成气候。而浙江也有不少来自中亚的“绿色人口”,上海的保姆市场,也出现越来越多的菲佣面孔,纵使是北京街头,亚非青年也随处可见。笔者认为,鉴于文化和人种的因素,中国未来应重点开放东南亚移民,这些国家与中国文化接近,曾是东亚朝贡体系的成员,容易从文化上同化,可减少潜在的文化冲突。

 

  相关阅读:近日有媒体报道指出,东三省人口危机越发严重。多年的人口净流出以及明显的老龄化,让东三省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然而事实上面临同样窘境的不仅东北三省,全国近半数省份正在失去活力。
 

 

 

 

 



发件人:刘浩锋<xksh2006@126.com> +(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时 间:2015年02月15日 22:02 (星期日)

解决中国危机的根本出路:马克思必须向周敦颐学习

——兼论从“国有资产”到“国有资本”的可怕嬗变

刘浩锋

2015年2月15日

    摘要:我的祖国,前途在哪?马克思必须向周敦颐陆象山王阳明佛陀学习。马克思还必须向毛泽东的早期中国文化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解决心物圆融的辩证统一问题,用辩证法来指导心物关系。重建社会心灵秩序,提升人的德行与灵魂质量。事实上,早年毛泽东在《心之力》一文开篇中,明确提出“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论断。中国要彻底解决意识形态危机问题,提升人的道德,除了毛泽东向马克思学习,马克思也必须向毛泽东学习中国文化要义与核心密码。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圆满完成它的中国化。

    最近,财经新闻的热点就是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再次改革,更名为“国有资本监督管理委员会”。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资产包括资本与产业。而资本则不包括代表国有属性的产业形式,纯粹沦为一个虚拟的国有资产的货币符号。

    与这种虚拟的金融化的货币系统而言,某些内外勾结的高官,一定会依据市场法则“投资有风险”,不断的将已经非产业化的虚拟的国资推向被市场收购蚕食的地步。这是温水煮青蛙式的和平演变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属性的手段,从经济上掏空它的基础。

    或者,一旦投资风险亏巨的时候,一定会有所谓经济学砖家出来贼喊做贼,与其让这帮无能的人把国有资本一亏再亏,不如按在人头,每个人中国人分一点。于是,前苏联每人获得一万卢布的覆辙就出现了。

    国资委有官员说:“一个职能强大、几乎对央企无所不管的国资委,将被拆分成三块功能差异明显的国有资本管理体系,从管资产到管资本,再坚持一个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淡马锡模式已不合时宜。”这段话的语义蕴含深刻的价值判断。首先为何一个政企不分、政资部分的模式不合时宜?因为,他深信人是追求私利的动物,这种模式只会导致塌方式腐败。这是中国的现实国情。有关高层的逻辑就是,正因为不可遏制的腐败与难以拯治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信仰的丢失,所以,要解决国资委与国企的腐败,必须对自身进行进一步改革剥离权力。

    但一个表面高喊“为人民服务”,实质“全力为人民币服务”的追求私利至上的社会价值舆论系统与官僚系统,权力的剥离,资产嬗变为资本的过程中,同时会迅速进一步掏空国有资本,甚至彻底弱化,为非国有资本或外资进一步控制收购以“投资风险”、“投资失误”为由提供便利。

    穷庙富和尚的格局,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心照不宣走的。尽管习大大一再强调巩固发展壮大国有企业,一再跑古田与延安,要求马克主义必须中国化,但理论瓶颈就是被学官把握的死死的。马克思必须向周敦颐学习符合太极图原理的心物圆融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修成正果,才能避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崩盘的厄运。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重温理学精髓,正确完整理解为何陆象山悟道而言“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重建符合宇宙之道的心灵法则。否则,中国人在西方市场功利价值的熏陶下,为了追求局部效益至上而道德沦丧无以挽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难以深入民心、官心,不能有力维持。

    马克思主义解决不了心灵秩序与灵魂出路的根本性大问题,就不能摆脱改开以来西方精英灌输给中国人的失衡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与私恶为基础的价值判断,就不能突破西方财团给中国的顶层设计布下的天罗地网。

    事实上,早年毛泽东在《心之力》一文开篇中,明确提出“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论断。中国要彻底解决意识形态危机问题,提升人的道德,除了毛泽东向马克思学习,马克思也必须向毛泽东学习中国文化要义与核心密码。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圆满完成它的中国化。而缺失这从最基础最根本处的反省与思维价值认知重建,我们的改革开放只会导致进一步颠覆自身的合法性基础,进一步背叛人民利益、党国利益,乃至不可避免的退出历史舞台。

    从这个角度而言,极左派坚持僵硬不变的毛泽东思想与唯物主义挂帅是戕害党国前途,还没有看到中国危机的最根本真相。而极右派坚持走西方自由主义道路,更是方向性错误,只会重蹈前苏联覆辙,中国被肢解成由大小资本权贵寡头控制的无数小国,沦为西方附庸。

    我的祖国,前途在哪?

    马克思必须向周敦颐陆象山王阳明佛陀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解决心物圆融的辩证统一问题,用辩证法来指导心物关系。重建社会心灵秩序,提升人的德行与灵魂质量。

    周敦颐也必须向马克思学习,构建一个符合太极图蕴含的普遍数学真理“周长面积相等圆面积球容积最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驾驭资本主义、计划经济驾驭市场经济、德政驾驭宪政、圣贤集权驾驭民主、一党领导驾驭多党合作的劳资共享共赢、官民互敬互爱的圆满的科学共产主义。
而这,需要我们时代掀起一场坚持真理去除谬论的东方文艺复兴运动乃至升级为世界文艺复兴运动,传播中国文化关于宇宙奥秘的核心密码“为何要天人合一”?!觉醒个体灵魂,重建凛然的合乎天理的道德秩序。

 

 

 

 

 


发件人:冼岩<xianyan9738@vip.sina.com> (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 大军<zdjun@263.net> 所有抄送人 时 间:2015年02月10日 16:09 (星期二)附 件:1个 (当下经济问题的根本症结与出路.doc ) 查看附件

当下经济问题的根本症结与出路

冼岩

   在生产力相对发达的今天,所有已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的国家,经济的根本问题都是需求的问题,而非其他问题。

    计划经济国家的问题是脱节,即供给与需求的脱节。供给与需求被掌握在不同的决策者手中,需求由个人决定,供给却由国家的计划决定,二者之间缺少了市场的价格信号这样一个中介环节,所以不能以需求引导供给,而是完全由计划者的主观决定左右着供给。这种脱节,导致生产者并不真正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也往往导致生产的东西没人要(过多),有人要的东西没人生产(过少)。所谓计划经济的短缺特征,不是因生产能力导致的,而是因需求信号被遮蔽导致的。

    而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则是截流。在缺少国家强力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自然走向是贫富高度分化,且长期而言愈演愈烈。目前,美欧诸国正在上演这一过程。由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著、最近名声大噪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详细叙述了这方面的情况;其他经济学家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也论述了这一过程:20世纪50年代,美国最富有阶层与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是30:1;到21世纪初,这个差距已扩大到1000:1。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2005年,美国总收入流向占人口0.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增加了2倍多,从3.2%增加到10.9%;流向占人口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翻了一翻,从10.2%到21.8%。到2007年,美国社会最上层0.1%家庭所平均拥有的年收入,是90%社会中底层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可以说,美欧各国当下发生的主要问题、多种矛盾,都与收入分配的这种状况密切相关。

    而现在的中国,贫富分化正在赶超美欧,至少与之相比已毫不逊色: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明显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而美国密歇根大学2014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则称,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美国,基尼系数高达0.55,位居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列。胡润研究院2011年9月17日公布的2011胡润百富榜介绍,“1000名上榜企业家,平均财富59亿元,相比两年前上涨51%。”2011年4月12日,胡润研究院和群邑智库联合发布的《群邑智库•2011胡润财富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十亿富豪大约有4000人,全国百亿富豪大约有200人。”据马钟成推算,中国4千富豪一年的收入,等于10亿农民加1.4亿城市在岗职工的总收入之和。

    在市场机制发育的初期,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规模效应,赢得竞争,需要一个资本集中的原始过程。但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尤其是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出现,已经彻底终结了经济发展对于资本集中度的需要。今天,在各主要国家发生的财富集中,已经与经济发展的要求毫不相干,反倒是背道而驰。由于收入的很大部分被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而这极少数人手中财富的相当大部分又不会再进入生产过程,既不会产生消费,也不会用于实业投资,因此不能有益于有效需求的增加。这样一来,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很大一部分资源就被截流走了。消费越少,实体经济的收益率越低,有钱人就越不愿意投资于实业,而只愿投机于金融;而虚拟经济越膨胀,实体经济就越衰弱。当每一轮社会再生产循环所创造的财富都被截去很大一部分时,经济增长的源泉就越来越枯竭,而只能依靠出口竞争、金融泡沫或者是由政府支撑的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但是,这三者都是不能长久持续的,所以经济危机必然周而复始,并且随着经济规模的增长,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事实、是现象,在马克思时代即已存在,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对于这一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和寻找原因。马克思找到了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所以他开出了公有制的激进药方,同时却也留下了“公有制经济如何以需求引导供给?”的难题,单纯的计划经济,已经被实践所证明存在缺陷。而从经济本身的角度看,危机的周期性是由于再生产过程被周期性地截流,有效需求不断枯萎所致——症结在于分配,即1%人口占有90%财富的市场分配机制。

    因此也可以说,市场经济的根本症结在分配,其他都只是枝节。分配问题不解决,经济的下行症候与危机的周而复始不可能真正治愈,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甚至走向愈演愈烈;而分配问题如果解决好了,每一轮生产过程所创造的财富,都将成为下一轮再生产增长的源泉。在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只要对实体经济的需求充足,经济的增长根本不是问题。如此一来,经济体有了“源头活水”,将可以实现真正可以持续的、没有危机和障碍的增长。

    反之,分配问题如果不解决,以其他方式增进需求,不管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经济体制进一步市场化的改革,哪怕是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只能见效于一时,最好结果,也无非是将危机转嫁给其他经济体,自己苟延残喘而已。该来的,终究还是会再来。资本主义体制能够从马克思时代延续到今天,甚至还显得越来越繁荣,不是它已经找到了根治危机的方法,而是市场机制从欧洲中心地带向着全球的秩序扩展,为消化危机提供了广阔空间。当市场机制扩展到全球主要经济体之日,就是周期性危机不可遏制之时。显然,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走到了这个临界点。

    因此,一定要将解决分配问题、让全体国民共享发展成果,放到决定经济兴衰、国家安危的至高位置。相比于这个问题而言,其他问题都只是次枝末节,其他手段也都只是隔靴搔痒。不触及症结的根本,只在细枝末节上下工夫,不可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那样一来,即使花费重大代价看似解决了问题,结果矛盾可能很快又以其他方式卷土重来——很少有国家能够不被这种周而复始的反复折腾所拖垮。

 

 

 

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是“公有制+市场机制”

冼岩

    当下重提公有制,其意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各种提法完全不同,仅仅是为了化解市场经济国家在调节分配过程中所必然衍生的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

    在《当下经济问题的根本症结与出路》一文中,笔者提到,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分配问题。解决分配问题无非是“削峰填谷”,市场经济国家常用的“削峰”手段是利用税收工具,无论是财产税、遗产税,还是高起点、高累积的所得税,都可以有效调节分配,但同时又必然带来巨大的问题,那就是资金外逃。

    如果中国成为高财富人群的税收高地,资金的外逃是不可避免的。比资金外逃更可怕的,是企业外逃:既然在这个地方税后收入低,在别的地方收入高,为什么不将企业搬到别的地方去呢?企业家和股东辛苦经营企业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高回报、高收益吗?如果赚钱的企业纷纷往外跑了,一个国家的经济也就垮了;走向公平的努力,将导向“共同贫困”。可以说,全球化如同金融杠杆一样,无限放大了资本一方的力量和权力,使得资本的意志无法抗拒,哪怕是各国政府——如果让资本不满意了,它们随时可以跑掉。自十八世纪俾斯麦以来,社会福利制度对资本主义所做的修补,已经完全被全球化、金融化所冲垮。这就是为什么斯蒂格利茨、皮凯蒂等经济学家会同时发现,近几十年来在各主要国家贫富分化纷纷加速的原因。在全球化条件下,除非各国联手,似乎没有能够限制资本的有效手段。以税收遏制资本,调节收入,也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此前法国政府打算提高个人所得税,富豪们闻讯纷纷往外跑,结果导致法国政府不得不“违诺”,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可见,在全球化背景下,调节收入已经不能主要依靠税收。于是,公有制的选项又重新进入视野。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真正以公有制(国有和集体所有)为主体,“削峰”问题就不存在了;即使存在,调节起来也无须再担心资本和企业外逃。剩下的问题仅仅是:公有制企业能不能有效率,会不会导致“共同贫困”?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经完满回答了这个问题。无论是那些在竞争性行业风生水起的大型国企,还是南街村、华西村等令人惊艳的集体企业,都证明了公有制企业在市场机制条件下的生存能力,它们既创造了高效率,又保障了相对公平。但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近年来,国内对国企的指责很多,其中唯一相对站得住脚的,就是对国企腐败的批评,因为国企较多腐败确实是事实。但事实不等于规律,近些年中国国企的腐败多发,与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多发是一致的,原因也是相同的:不是因为现行制度导致了腐败不可避免,而是因为人为因素导致了腐败蔓延。正是由于此前的管理涣散、执法不严,导致腐败在多个领域全面膨胀。而本届执政党中央严打腐败、导致腐败分子“不敢贪”的现实,说明了在现行体制下,腐败问题是完全可以“管好”的。既然执政党有能力管好官僚系统的腐败,那么它就必然有能力管好公有制企业的腐败;如果确定执政党和政府管不住公有制企业的腐败问题,那它也必然管不了官僚体系的腐败问题。如此一来,就已经不是“要不要公有制”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改变政权”的问题了。实事求是地说,近两年中国反腐的力度和效果,超越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这说明中国现行体制是完全有能力遏制腐败的,关键是必须像王歧山讲的“不信邪”——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做到,当然就会混日子,挨过一天算一天,先捞足好处再说,随时准备“下船”。

    实不实行公有制,是愿不愿意真正解决好分配问题、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如何防治公有制腐败,则是具体的治理问题。二者是不同层面的问题,不可同日而语。其实,腐败并非公有制企业独有,非公有制企业同样存在道德风险,例如美国此前的安然丑闻,近些年的华尔街丑闻。不同的所有制形式,都同样面临腐败治理的难题。国企腐败并非不可治理,也不是否定公有制的“杀手锏”。

    既然公有制企业可以有效率,又能够保障分配调节的顺利进行,其腐败问题也非不可治理,那么,中国就没有理由不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目前的改革方向,不应该是缩小公有制成分,而应该是在市场环境下尽可能扩大公有制成分。在“公有制+市场机制”解决方案中,如果说“公有制”对应的是公平(分配),“市场机制”对应的就是效率,公有制必须搭配市场机制的目的,如拙文《当下经济问题的根本症结与出路》所述,是为了避免计划经济中供给与需求脱节、二者之间缺少市场价格信号这样一个中介环节、不能以需求引导供给的困境。只有将“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才能既得公平,又得效率;少了任何一方,最终结果都是既失公平,又失效率。

    在中国的具体情境下,为了保持市场机制的活力,没必要全部采用公有制经济,可以保留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只要真正做到以公有制为主,即可起到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作用。当然,在此同时必须加强对公有制企业的监管,强化国民参与分配,防止“内部人”或内外勾结侵吞公企利益。就目前的所有制分布形势而言,需要大力发展而非是限制、打压公有制经济,这是无疑的。尤其是可大力发展由公有制经济控股的股份制企业,这应该才是在中国发展混合制经济的正确方向。

 

 

 

 

 

 

 

 

 

 


 

市场化与私有化

——对厉以宁和吴敬琏的深刻批判

卢麒元

2015-02-15

  没有足够的哲学功底,就不要妄言经济学逻辑。妄言经济学逻辑,不仅仅会犯教条主义错误,还有可能导致人民的苦难和国家的灾难。

  吴敬琏先生和厉以宁先生,被捧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山北斗,且为历届中国政府所倚重,他们的经济学逻辑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然而,单纯就经济学水平而言,此二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哲学讲究辩证,经济学判断从来都是相对的,或者说经济学没有绝对是非标准。再深入一步,经济学研究的着眼点是度的问题,也就是所谓边际效用问题。任何事情都存在局限性,正所谓过犹不及。

  吴先生和厉先生走极端了。

  吴敬琏先生推崇市场化。笔者阅读过吴先生的大部分经济学著作。老实说,吴先生的学问尚欠周严。吴先生的研究欠缺两样东西:第一,市场化效能的外部约束条件;第二,市场化效能的边际确定与控制。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第一,越是好的市场,越需要有效的行政干预;第二,市场是一个有限概念,过度市场化一定酿成灾难,必须确定市场化的绝对边界和效用边际,必须通过制度和政策实施有效地控制。换句话说,建立市场的同时,必须完善实施管理控制的制度和手段。否则,真理向前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吴先生及其弟子门生对推动中国市场化有贡献。但是,那种近乎宗教信仰的市场化理论,严重误导了中国政府对改革方向的认知。他们对于中国畸形的市场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要建立真正的市场,而不应该是建立“赌场”,更不应该是建立“屠宰场”。

  厉以宁先生推崇私有化。笔者阅读过厉先生的大部分经济学著作。老实说,厉先生的学问不仅仅欠缺周严,还存在严重的道德缺失。厉先生对股份制情有独钟。很遗憾,厉先生却没有搞清楚公有制、股份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关系。厉先生戮力推行的其实不是真正的股份制,而是狭义私有制。严格意义上的股份制,本质上是公有制的一种模式。厉先生所倡导的畸形股份制改革,是将国有资产通过违宪和违法的方式转变成为私有财产。这是打着股份制招牌,违宪违法地推行私有制。管理层违宪和违法的情况非常严重,旧股东(人民)未能行使股东权力,管理层私自将股东资产转移(侵吞)了,这是极端严重的犯罪行为。稍具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主体性缺失源于代理权越位。解决国有资产管理问题在于抑制代理权越位现象,落实实名股东(从人大代表中抽签选择即可)的股东权力。笔者很惊讶,厉先生及其子弟门生却不想落实国有股权的实名股东参与方案,他们玩了狸猫换太子的游戏,他们促成管理层违宪和违法地将国有变成了私有。将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私有化后,我国人民丧失了本就拥有的财产权,成为了一无所有的打工者。没有底线的私有化,无异于封建社会的土地兼并,本质上是对自由人进行奴化。老实说,古今中外都罕见如此无知兼无耻的“经济学大师”。

  市场化和私有化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但是,这种逻辑关系不是必然的和绝对的。恰恰相反,这种逻辑关系是或然的和相对的。市场化和私有化都存在绝对边界和效用边际。政府存在的价值在于寻找、控制、坚守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绝对边界和效用边际。笔者再重申一遍:过度市场化和过度私有化,将促成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自由,这是奴化自由公民的伪经济学逻辑,这种理论将导致人类文明的倒退。对“吴市场”和“厉股份”的荒谬经济学逻辑,我们早就应该进行彻底批判了。

  哲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讲究高水平的对立统一。一切自由都是相对的。绝对自由是以绝对不自由为代价的。没有红绿灯和斑马线,汽车的自由将让行人付出血的代价。我国主流经济学家,爲了让利益集团获得绝对自由,已经让全体国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国当前和今后的主要工作是完善对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管理、监督和控制机制,必须使市场化和私有化受到有效的制约和控制。在中国,绝对不能继续推进无底线的市场化和私有化了。这是对人民的犯罪。所谓“杀出血路”,不然“就是死路”,这哪里是在讨论问题?这种疯狂的态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这是在鼓动造反,这是在挑起革命。

  本文最后,笔者想点评一下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该报告的核心仍然是两化:市场化和私有化。值得警觉的是,该报告的落脚点其实是在人民币上。请注意:

  第一、人民币的币值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备兑支付能力,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可支配的财产和收入的总额。政府可支配的财产和收入的总额是共和国的财政实力,这是人民币发行数量的依据,也是人民币信用的物质基础。无论是减持国有资产、降低国家税收、增加政府负债等等建议,其意图均在于肢解国家财政职能,弱化中国政府的备兑支付能力。也就是为掏空人民币币值做前期准备工作。其终极目的是要瓦解中国国家信用。

  我们必须集合并强化中央财政的职能,我们要准备打一场人民币保卫战。

  第二、世行所谓的金融改革,无论是利率市场化还是汇率市场化,其意图都是打破中国政府对资本流动的管理,为国际金融资本“屠城”暗开城门。所谓央行独立性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私有化,不过是为国际金融资本提供“屠城”的工具而已。

  我们必须将金融主权牢牢掌握在党中央和全国人大手中,绝对不允许违宪和违法的行为肆意发生。我们必须牢牢控制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进程,绝对不能允许中国的金融市场失控。

  第三、再分配问题超越了一般市场功能,必须通过政府强势介入来解决。其中,财政转移支付和金融转移支付是两种主要方式。财政转移支付和金融转移支付均为国家经济管理主权,此问题严禁任何境外机构介入。协助境外敌对势力侵犯国家经济管理主权,已经构成叛国罪,国家安全机构对相关人士应保持高度警觉。此份世界银行报告涉嫌侵犯我国经济管理主权,我国政府应向其发出严厉的警告。

  我们必须加强税收杠杆和社会保障的综合运用,强化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和效能。同时,我们更迫切的要解决实质负利率和实质负汇率的严重问题,我们再也不能向资本特权者进行金融转移支付了。

  笔者申明,笔者一向支持有序建立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长效机制,笔者甚至建议加快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进程。但是,笔者一再强调,一定要明确市场化的边界,一定要确定市场化的效用边际,并据此建立完善的管理控制手段。没有能力管控,就不要轻言松绑。老实说,笔者对有关部门的认识水平和管控能力始终存有疑虑。

  笔者希望,有关方面多学一点哲学。最低限度,要做到两明:自知之明和兼听则明。在特定时期,在特定条件下,市场化和私有化存在着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辩证,要认识事务的相对性,不要搞绝对,不要走极端,要努力实现高水平的对立统一。

  就请吴先生和厉先生去颐养天年吧。就请佐利克先生回美国去忽悠吧。中国还是有一些爱国的、独立的、高素质的优秀经济学家的。关于市场化和私有化问题,中国人一定会给出系统解决方案的。
 

 

 

 

 




发件人:陈申申<chensssh@gmail.com> (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时 间:2015年02月16日 00:54 (星期一)附 件:1个 (会计改革是中国推行宪政的关键.doc ) 查看附件

会计改革是中国推行宪政的关键

陈申申

只有会计技术才能让制度化的监督和管理成为可能

    技术进步改变世界。

    会计技术的应用,会计制度的确立,将是中国推行宪政的关键。为什么?因为宪政就是通过建立制度来治理国家。而只有运用会计技术,才能让通过制度来进行监督和管理变为可能,才能把宪法和法律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实现全面的制度化管理。会计技术最初在西方应用于企业管理。公司做生意,怎样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确立投资者对于经理团队无所不在的监督和管理,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西方人从当年开发殖民地开始,到今天的跨国公司,企业的董事会通过运用会计技术和建立会计制度,实现了对于远在千万里之外的经理团队的有效的制度化的管理。建立起了有效的制度来实行监督和管理,西方的公司就可以大胆的唯才是举选用能人,广泛采纳新技术,果断的改变旧传统,而不用担心经理们利用行政权力在公司里作威作福贪污浪费,更不用担心他们会建立起个人的小王国,突然把公司窃为己有。

    实现了制度化的监督和管理,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就都会受到欢迎。因为有了这些不同的意见,才能时时刻刻从不同的角度验证经理团队的所作所为。各种议论纷纷,包括尖锐的,甚至不怀好意的指责,就都有了正面的意义。西方在企业管理中获得的经验,又成为国家治理的依据。会计技术和会计制度,不仅是政府税收的保证,更是社会各界通过建立和完善制度来监督和管理政府的前提条件。

    当西方的企业在运用会计技术来实现制度化的监督和管理,社会制度也随之变革的时候,中国旧王朝的历代皇帝和文人都在为无法监督和管理政府官员大伤脑筋。不论是企业的管理,还是国家的治理,中国的传统都仅仅寄希望于道德说教和严刑峻法。政府官员,不是无可挑剔的道德完人,就是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离开了科学管理,在道德说教和严刑峻法之间的巨大空间中,日常的监督和管理一片空白,只在那里眼巴巴的看着大小官员一批又一批的走上贪污腐败的犯罪道路。要说这也叫管理,还不如说是放纵。

    想一想,为了维持交通秩序,都要有交通规则,还要有警察。维持交通秩序都不可能仅仅依靠道德说教。依靠道德说教,怎么可能阻止在巨大利益诱惑下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传统的治国方式几乎丝毫不变的一直传承到今天。至今为止,在中国依靠制度来管理,还只是一种愿望。在没有找到扎扎实实的技术手段以前,什么都不会改变,也无从去改变。

    不能依靠制度来实现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法治就不可能推行,人治就无可替代。任用“自己人”就变成了唯一的选择。在以道德说教来维系社会秩序的气氛下,所任用的“自己人”都一定会被描绘成道德楷模。对他们的任何批评,即使是善意的规劝,都天生的就有了用心不良的嫌疑。

    现在一个人在中国做了官,不仅会变成官方认定的道德楷模,还会自然的就有巨大的利益诱惑让他去做坏事,又有政治靠山壮胆让他敢于做坏事,有众多的别有用心者向他表示忠诚帮助他做坏事,有无处不在的关系网掩护他做坏事,更有歌功颂德的媒体为他鼓吹,把坏事说成是好事。让人变坏的条件那么充分,气氛又那么浓烈,足以让任何出自善意的最小声的提醒都显得不合时宜。中国现在的体制简直就是一台永无休止的把好人变成坏人,把战友变成敌人的机器。

    都在用“自己人”,贪官污吏就一定会发展成政府中的黑社会,给政权带来直接的威胁。不惩罚他们,就会大权旁落。惩罚他们,又会破坏政府官员的道德楷模的形象,让政权的合法性受到社会的质疑。

    在这样的体制下,虽然也会有经济的繁荣,但是政治动荡和社会全面衰退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这样的体制不断的产生腐败。为了维护体制,又不能不去反对腐败。周期性的腐败狂潮,以及紧随其后而来的反腐肃贪就成了一场接着一场的自己和自己拼命的战争。最后的惨败是注定了的。实行宪政,需要很多条件。条件成熟了,水到渠成,宪政自然会实现。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经济基础,朝野共识,都是建立宪政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在中国都早就已经具备。可是,为什么还是不能实行宪政?就是因为缺少会计技术和会计制度的支持,缺少必须的管理技术条件。

    中国的会计技术落后。企业不能够通过制度来实现对经理团队的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社会就不可能从基层获得制度化管理的经验。在这样的基础上想要通过制度来有效的治理国家,真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了。缺少什么,什么就是关键。会计改革就变成了中国推行宪政的关键。通过会计改革来推行宪政,是中国特有的课题。西方在推行宪政之前,早就有了完备的会计制度。可是中国的传统中只有唯命是从的帐房先生,却从来没有会计技术和会计制度。所以,中国的宪法产生了一百多年,还是难以贯彻实行。要讨论中国在废除帝制实行共和以后的一百多年里的经验和教训,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

会计原理是科学原理

    会计原理是一个极为简单的恒等式:资产=负债+盈亏

    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用全部资产,减去全部负债,就等于盈亏。象自然科学的原理一样,这是一种对事实的简单陈述。复杂的经济生活对应在会计原理上,简化成了三个数字:资产,负债,和它们的差额,即盈亏。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因为有资本金,这个公式略有不同,变为资产=负债+股东权益。股东权益的内容就是资本金加上盈亏。这是一个恒等式。找到了恒等式,就找到了科学原理。有了会计的科学原理,就可以建立起用于实际操作的会计工作的技术规范了。

    会计原理直接引出了复式簿记的记账方法,即每一笔收支都在会计账目中做两次记录,让恒等式的两边永远保持相等。于是,会计记账时出现的任何重复或者遗漏,以及任何个人的有意和无意的错误,都会立刻被发现并得到改正。发现和纠正错误变得非常容易,意味着做假帐和犯罪变得非常困难。这样的记账方法很快就被西方的企业和政府广泛采纳,并且形成了相应的会计工作制度。从此,西方国家的制度设计和法律实施就都有了无可替代的技术保证。

    科学的原理,没有国家,民族,信仰,党派之分。会计学的原理,就是这样的科学的原理。科学原理是客观存在的。谁能发现科学原理,谁能应用科学原理,谁就能从中得益。反之,就会失败。

会计报表不是“编制”出来的

    讲科学,一要讲事实,二要讲逻辑。中国的会计在政府行政部门的强力干预之下,既不讲事实,也毫无逻辑可言。中国的会计制度从记账开始就不尊重事实。政府的工商税收部门强制企业使用它们印制的账单。这些账单中常常不记录实际交易的内容。用会计规范来评判,这样的账单就是假账单。而且只要是政府印制的账单,就都可以入账。谁也不在乎交易是否真的发生,账单是不是得到了交易双方的认可。这就导致了制作假账单在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办理假凭证的广告遍布城乡。

    还有,按照政府的规定,中国会计都采用记帐凭证的入账方法,常常把不同的人的支出放在同一份记帐凭证中入账,而不是有一笔记一笔。这样记账,会计记录和实际发生的收支就不可能一一对应起来,会让日后电脑的查询无法在会计账目中跟踪到原始的收支状况,更会在会计账目中留下大量的去向不明的资金。这些资金就是贪污腐败的资金来源。

    政府用规章制度来强迫会计做假帐,除了中国,全世界恐怕很难找到第二家。使用不反映实际交易内容的假账单,不采用原始的收支凭证,而是另外制作记帐凭证来入账,都是违反会计工作规范的行为。西方国家记账,有一笔记一笔。不论金额大小,收支双方的真实名称都记录在案,任何时候都能查到。中国的现行制度导致会计从入账开始,数据就不正确,就远离事实。如果数据都错了,即使有了正确的数学公式,计算结果也不会正确。同样的道理,虽然中国也用复式簿记的记账方法,可是,方法再好,数据不可靠,而且知错不改,那就只能做假账了。

    人说一句谎话,就要用一百句谎话来圆谎。中国的会计从入账开始就做假,以后的会计报表就只能不断的做假。真账只要做一本就足够了。假账的版本一定有很多。天天领会各个领导的意图,疲于奔命的做出各种假帐,即使有以一当十的本事也不够用。中国的会计人员真是太辛苦了。

    中国会计的逻辑混乱也是世界少见的。会计工作最后要落实在报表上。中国的教科书和政府的法规都说要“编制”会计报表。这是完全错误的。在实际工作中,只有反映政府和企业的主观愿望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是需要编制的。会计报表要反映的不是主观愿望,而是客观现实。任何客观现实都不可能是按照什么人的意志编制出来的。

    “编制”会计报表的理由是只有通过精心编制,才能保证资产负债表的两边相等。这显然是没有科学常识的狡辩。会计原理是一个关于资产和负债的恒等式。什么叫做恒等式?那就是不可能出现不等于的情况。恒等式的两边永远相等是自然天成的。这就像我们在几何作业中从来不用担心画出来的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和会不等于180度,也从不用担心力学中会出现作用力不等于反作用力的情况。只要严格遵循会计的工作规范,无需“编制”,资产负债表的两边就一定是相等的。特别是在有了电脑之后,会计报表完全由电脑来完成。每一笔收支在入账以后,资产负债表和所有相关的会计报表的内容都会自动更新。

    资产负债表是会计学原理的直接体现。其余的所有报表,都是从这张表格派生出来的。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是自然天成的。比如说,最常用的盈亏表就是从资产负债表中派生出来的。在一个严格实行预算管理的单位里,各个预算项目的盈亏的总和,一定等于总的盈亏。一个时期的盈亏总额一定等于期初期末资产负债表中盈亏数量的差额。其中的逻辑关系,一望而知。即使没有会计专业知识,也能很容易通过逻辑关系来判断会计报表内容的真伪。这就像现在一个普通人无需电脑的专业知识就会使用在技术上和电脑一样复杂的手机。手机不能正常工作,他就知道手机坏了。这种逻辑判断极其简单。不逻辑的会计报表就是会计工作发生了错误的证明。

    现在中国的政府和企业“编制”出来的会计报表几乎都不能通过最简单的逻辑验证,甚至根本就没有人想到应该去做逻辑验证。各级党政官员用这样的会计报表来论功行赏,就像一个人抱着坏掉的手机讲话,他听到的都是自己的声音。自夸自大都被想当然的认为是来自社会的赞扬。

    在中国现在的会计工作中,已经完全没有科学精神,看到的只有制度性的腐败。官员的贪污腐败,企业的弄虚作假,都是这种制度的产物。漫天谎言,遍地假账,动摇人心,动摇国本。面对现状的熟视无睹和习以为常,让党政官员的道德说教都变成了虚伪造作,更让严刑峻法沦为权力争夺的工具。现在偶然揭露出来的丑恶,给善良的人们带来的只是短暂的安慰。不去填平粪坑,只围着粪坑打苍蝇,即使战果辉煌,又能当真吗?在这种制度下,无处不在感受到的都是愚昧无知和蛮横无理。不改变这样的无知和野蛮,还有什么科学和文明可言?

  没有纪律就没有法治

    一项新的科技成果的应用,需要全新的工程规范,才可能做出新的产品。同样的道理,运用会计技术,做出可信的会计报表,需要建立会计的工作规范。这种会计的工作规范,就是会计制度。会计制度不是法律。会计师不是律师,更不是警察。会计制度是财经纪律。

    军队管理需要军队纪律。现代工商社会的管理需要财经纪律。纪律不是法律。但是,没有纪律,法律的约束就不会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纪律,军队就会溃不成军。军队有法律,可是那是最后手段。真正受到军法制裁的能有几个人?涉及到几件事?冗长的司法过程,完全不可能用来维持军队的日常管理。每时每刻都在约束着每一个指战员的是纪律,而不是法律。没有纪律,法律就不可能落实。如果没有纪律,等不到上战场,军队就会消失在自相残杀中。军队都不存在了,还谈得上什么法律?

    会计制度是财经纪律。有了财经纪律,才能把经过立法程序确定的预算落实到政府日常工作中的每件事,每个人,每分钟,每分钱。没有财经纪律,贪污腐败之风甚行,不愿意同流合污的人就会成为“另类”,遭受排挤,即使不被赶走,也很难得到重用。现在的官场上到处乌烟瘴气,就连能够执行法律的人都难以找到,还谈得上什么法治?

    中国传统中的道德说教和严刑峻法都是管理中需要的。但是还必须有能够用于日常管理的制度。这就需要科学技术,需要会计制度。科学技术的力量就在于真实。会计制度要维护的就是会计数据的真实。只要有真实的数据摆在那里,就是对坏人坏事的威慑,就是在维护法制。制度化的管理也就开始起步了。

    实际上,只要入账的数据是真实的,就很难做出虚假的会计报告。想要做假的动机全世界都有。在西方国家做假帐很难,原因就在西方的会计制度和法律都在尽力的保证会计数据的真实性。在西方国家,制作假文件是刑事犯罪行为,是公诉罪,一点不宽容。不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都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中国的行政法规却在强迫会计做假帐。对于作假行为,已经不仅是宽容,而是放纵到了完全听之任之的程度。

    假账一定鼓励犯罪。现成的好处已经送到了手中,又无账可查,不会被发现,为什么不要?假账和贪污腐败总是同时泛滥成灾的。

    中国现在的会计制度完全没有能力阻止官员贪污腐败的犯罪行为,已经成为定论。可是实际情形还要严重得多。这种会计制度,不仅是没有能力阻止犯罪,而是制度本身就在犯罪。每一个贪污腐败的政府官员背后,都能看到这个制度在为他们提升犯罪动机,协助犯罪行为,掩盖犯罪证据。
美国的几个最大的会计事务所都已经在中国展开业务。可是,他们都已经无一例外的因为为中国公司做假帐被美国司法部告上法庭。制度害人,可见一斑。

    是要科学,还是要继续犯罪,这已经是中国的会计制度面临的选择。

    其实,建立和推行现代会计制度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这就像城市生活必须有交通规则一样,红灯停,绿灯行,有什么难的?在政府和企业的日常工作中总是要记账的。会计改革只是要求老老实实的在电脑里记账,有一笔就记一笔,然后自动做出常人能够理解的报表来。这一点不会比遵守交通规则更困难。

    重新建立会计制度,一定会和现行的制度发生冲突。但是,也一定会支持现在正在推行的各项改革。正在推进的改革中要建立预算制度,要改革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制度,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金制度,等等,都需要现代会计制度的支持。

    近几年,中国的反腐肃贪正在以空前的规模展开。领导人的决心已经通过不怕家丑外扬的行动展现在社会面前。可是,在巨大的声势背后,却透着壮士断腕前途未卜的悲情。这次反腐肃贪的结果是就此建立起新的管理制度,改变国家的治理方式?还是会变成又一场政治运动,让中国仍然走在旧王朝兴衰的老路上?很显然,这将取决于会计改革的成败。

会计改革要做的三件事

    科学无国界。如果用一句话来说会计改革需要做的事情,那就是老老实实一丝不苟的学习西方的会计技术和会计制度。

    目前,会计改革要做好三件事,那就是实名入账,全面监督,以及建立以资产负债表为主干的会计报表体系。

    首先,实名入账。要想如实记账,就必须实行实名入账。实名入账就是在所有的收支中都要记录收支方的名称。有一笔记一笔,让会计帐目中的记录和实际发生的收支完全一一对应,以此来保证在日后的查询中能找到所有的相关信息。有了实名入账,才可能建立起管理所必须的数据基础。
其次,全面监督。会计监督着社会,会计本身也应该接受监督。

    接受全面监督,并不意味着会计记录全面公开。会计记录是机密,是不能随便公开的。会计的全面监督,说的是会计记录应该在有关的交易双方之间完全公开,应该对财产的所有者完全公开,应该对预算项目的负责人完全公开。公开就是监督。发现错误及时改正,就是管理。

    账单是交易的原始记录。所以,会计审核首先要保证的就是账单的准确。政府制作的假账单是不能作为会计审核的依据的。什么是真的账单?那就是交易双方都承认的如实记载了交易内容的账单。在西方国家,出具账单的一方就有了收入,有了收入就要交税。这样的账单很难做假。

    全面监督还意味着会计账目要接受一切直接和间接的证据的检验。除了账单以外,银行对账单中的收支记录,货运记录,员工的工资单,为接受劳动报酬的人出具的收入证明,等等,都应该是会计审核中的依据。

    特别是现金账和银行的对账单中的每一笔记录,都必须在会计账目中得到合理的和详尽的解释。

    这样的全面监督是借助工作联系自然形成的。不需要多花一分钱,不需要多增加一个人就能实现。只有这样接受过检验的会计数据,才是可采信的。用这样的数据做出来的会计报表才是可信赖的。

    实名入账和全面监督是相辅相成的。有了实名入账,才可能实现全面监督。有了全面监督,才可能验证原始数据的可靠性。

    这两项改革都是为了建立可靠的数据。有了可靠的数据,以后的事情就容易了。

    最后,必须建立起以资产负债表为主干的简单易懂的会计报表体系,以改变现在会计报表内容艰涩难懂逻辑混乱的现状。会计用语要贴近生活。会计技术不会比电脑技术更复杂,要做到让非专业人员学会读懂会计报表不比学会使用手机更为困难。要通过会计报表实时跟踪每一项预算的执行状况,随时发现资金的异常动向,并且自动向有关方面报告。除此之外,培育会计师专业队伍,培训会计工作人员,普及会计知识等工作也都应该放到议事日程上来。

    科学的力量来自事实和逻辑。现在,只要能让真实的数据记录在案,就足以震撼整个社会。这是会计改革必须首先完成的任务。再加上逻辑上无懈可击的会计报表反映出来的完整的事实经过,就会让每一个正直的人时时刻刻都感受到支持和鼓舞。人人都参与到与自己相关的数据的审核中来,就会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自身的经验建立起对于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制度的信念。社会的正气就会抬头。这样的改革会给每个人都带来新的生活体验和新的生活选择。那些依靠低三下四换来的政治权力的靠山,那些用小恩小惠搭建起来的关系网,那些因自夸自大和相互吹捧而造成的浮躁的社会气氛,都会因此而自行冰消瓦解。

    会计改革,而且必须通过会计改革,才能为建立新的管理制度,为更深入的改革,提供必需的生长点和成长空间。会计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将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技术进步引领当今世界

    技术进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推行宪政,提高宪政水平,都要依靠科学技术。三十多年的经济成长已经把中国社会改造成了有产者的社会。在今天的中国,保护财产权利,就是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宪法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保护财产权利。推行宪政已经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共识。会计的天然功能就是把财产权利体现在日常生活中。

    政府,企业,党团和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上对所有的资产和负债都有明确的记载。财产权利只属于财产的所有人。国家的资产不是政府的资产。政府的资产不是党的资产。各级政府都应该有独立的收入来源和社会责任。在会计改革的推动下,政府资产和企业资产将会分开,党库和国库将会分开。资产负债表中内容的变化过程都会记录在会计账目中,反映在会计报表上,来龙去脉都清晰可见。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将会因此而诞生。

    会计改革,意味着学校的教科书要改变,会计软件要改变,政府的财政税收制度和企业的日常运行方式都要改变,社会风气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也将会因此而改变。会计改革会让中国很快进入用数据来管理的高效率低成本的文明时代。

    科学技术永远需要广泛深入的实事求是的探讨和争论。科学没有禁区。真理越辩越明。科学技术引领的时代将是一个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新时代。这就是当今中国的大形势。

    形势比人强。中国将从此脱离旧王朝兴衰的老路,迈向全新的现代文明。

    2014年2月15日

 

 

 

 

 


发件人: 黄佶 Huang Ji ECNU 发送时间: 2015-02-17 06:17 收件人: HGS 主题: 如何破除高校马克思经济学教学中的三大障碍。Re:友人83Re:友人75:马克思话语的东方命运

如何破除高校马克思经济学教学中的三大障碍

黄佶

  近期围绕高校思想教育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论。笔者认为,高校马克思经济学的教学过程存在三大障碍。只有破除了这些障碍,教师才能讲好这门课,学生才会爱听这门课。

  第一,劳动价值论本身是一项未完工的工程。
  

  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但是普通人都知道,“时间”只是一个容器,同一段时间里的劳动可以是很勤奋、很艰苦或很复杂的,也可以是很懒散、很轻松或很简单的。因此劳动时间一个因素不可能决定商品的价值。
  
  虽然马克思提出了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概念,但是他没有解决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的换算比例问题,只是说这个比例由一个“社会过程”决定,“似乎是由习惯决定的”。后来他又为了省去“简化的麻烦”,干脆不考虑这个比例了,“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详见马克思的《资本论》)。
  
  连马克思经济学家们都知道这样做是不行的。全世界的马克思经济学家花费了巨大的精力,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俗称“还原问题”,即如何把复杂劳动还原成简单劳动)。苏联和中国两大社会主义国家还动用国家力量,组织大批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这个问题。但是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详见朱钟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等书)。
   
  因此,劳动价值论本身就是一个未完工的理论,这是学生疑惑、教师却无法解惑、最终导致学生对这门课敬而远之、为考试而勉强被动学习的根本原因。
  
  破除这个障碍的办法很简单:教师向学生说明:即使马克思经济学作为一个科学理论尚存在问题,但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是完全正确的,在当年是很先进的,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马克思呼唤公平和正义,呼吁保护劳动者、消灭剥削现象,为人类和谐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马克思还呼吁人们警惕两极分化造成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危机,至今仍然是警世良言。
  
  至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尚存的问题,可以允许和鼓励师生自由讨论,各抒己见,深入研究,这不仅会使师生们兴趣盎然,也能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获得新的发展动力。显然,这种做法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

  第二,马克思说的是“存在剥削”还是“资本利润只能来自剥削”?
  

  一讲到剩余价值理论,教师们就会概括为“存在剥削”。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并非仅仅论证存在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现象,他论证的是资本家的利润只能来自剥削、完全来自剥削、必然来自剥削。

  否则马克思只需要指出劳动者的实际劳动时间长于维持他们生活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超出的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足以说明存在剥削现象了。
  
  但马克思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继续论证交换不能创造价值、机器不能创造价值、资本不能创造价值等等。总之,他排除了劳动之外的所有可能的价值来源。中国的马克思经济学家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坚定捍卫“只有劳动能够创造价值”这一原则,即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
  
  如果马克思仅仅要证明存在剥削现象,他完全没有必要费心去排除其它价值来源。即使资本家的一百万利润中有九十九万是机器创造的,但只要有一万元来自剥削,例如克扣工人的加班费,那也是存在剥削呀!
  
  正因为马克思经济学把资本家的所有利润都归因于剥削所得,于是引起了学生的疑惑:资本家冒着市场风险投资建厂(马克思也说商品变现是“惊险的一跳”),辛苦管理企业,难道对价值创造就没有丝毫贡献吗?他们的所有利润真的全部都来自剥削?如果资本家只会剥削劳动者,那中国为什么还要大力招商引资,甚至减免税收,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吸引他们来呢?

  对此疑问,很多中国经济学家解释说中国为了发展经济,只能暂时允许存在剥削。但学生们仍然很疑惑:为什么剥削会有助于经济发展和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
  
  要破除这个障碍也很简单。实际上马克思在论证生产资料不能创造价值等观点时存在失误,例如他用企业计算设备折旧的方法证明生产资料转移到产品中的价值量不会超过它们自身的原有价值量(详见马克思《资本论》一书)。这一证明过程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因此,马克思没能做到完全排除其它可能的价值来源,剥削劳动者不是资本家获取利润的唯一方法。
  
  但是,这不意味着不存在剥削。实际上无人能够否认存在剥削现象,全球各地的血汗工厂就是活生生的证据。因此,只要重新梳理马克思的一些论证过程,承认其不足,承认资本家对价值创造有贡献,但同时也指出在一定条件下不仅存在剥削,而且还会有严重的剥削现象,就能使老师讲课时理直气壮,学生学习时口服心服。
  
  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探讨剥削的起因以及减少或消除剥削的方法,把学习和思考引向深入。
  
  例如产生剥削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时候,资本家利用有利于自己的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大力压低劳动力价格,使劳动者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甚至只能维持生存,而资本家自己独占企业创造的绝大部分价值。
  
  知道了剥削的起因之后,就能够有的放矢地去减少和消除剥削:国家或地方政府制定政策,大力鼓励投资和创业,鼓励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大幅度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逆转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制定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大力发展教育,把普通劳动者培养为高级劳动者,提高劳动者的身价,等等等等。
  
  在校大学生中的部分人以后会成为社会精英,或各级政府的负责人,让他们对此重要问题有深入的思考,树立正确的观念,得出正确的结论,显然非常有利于中国社会未来的健康发展。

  第三,机器和高科技到底能不能创造价值?
  

  按照现有理论,只有劳动者亲自进行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而机器和各种高新技术,哪怕是全自动的工厂也不能创造价值。这和学生们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完全相反。他们使用着各种高新科技产品,很多产品或其重要部件是自动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他们心甘情愿地支付高昂的价格购买这些现代化产品(电脑和手机等)或其服务(网络和航空等)。而且众所周知,科学技术对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强国防、避免落后挨打,都非常重要。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频频指示要加强科技创新,邓小平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习近平提出“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但老师却无法解释这些事情和理论之间的冲突。

  然而只要认识到马克思对“生产资料不能创造价值”的论证过程存在问题,就可以克服这个障碍。实际上人类的体力劳动没有什么神秘性和特殊性,不过是按照需要移动物品的空间位置、改变原材料的几何形状而已,这些事情机器和受过训练并由人指挥控制的动物(牛马等)都能很好地、以更高的效率去完成。因此它们完全能够代替人类进行劳动,并且创造出比人类劳动多得多的价值(详见黄佶《资本异论》一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如此,我们仅仅根据小麦的味道,也不知道它是农民使用简单农具还是利用了畜力或大型农用机器种出来的,我们会按照市场价格支付同样数量的货币去购买。
  
  超越上述三大障碍之后,马克思经济学也摆脱了缠身多年的沉疴,能够在高校的课堂里重新焕发活力。由于没有否定也无法否定、不必否定、不应否定世界上还存在剥削现象,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的政党和进行的革命,也不可能被否定。
  
  承认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存在缺陷,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坚定的科学态度,我们要有“吾爱马师,但吾更爱真理”的精神,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只有正视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的不足,才能真正地去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如果硬要把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创建的理论原封不动地搬到二十一世纪的课堂上去,他老人家知道以后是肯定要批评我们的。

 

 

 

 

 

《21世纪资本论》存在一些重要缺陷

比尔•盖茨

2014-12-18

    不同于皮凯蒂提高资本税赋的观点,我认为应该对消费实行累进税制。

    用一个夏天的时间来阅读一本七百页从法语翻译过来的经济学专著并不轻松,即便是对于一个公认的智商极高的人来说也不容易。但是今年七月,在朋友那听到一些评论之后,我觉得很有必要读一读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

    我很庆幸我做到了。我也鼓励你们读一读,或者至少看一下来自《经济学人》的概要。上个月,皮凯蒂用Skype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和我讨论了他的工作。我告诉他,对于文章中最重要的结论我非常认同,也希望他的工作能够吸引更多聪明的人加入到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中,毕竟我们对于原因和解决方法了解越多越好。不过,当时我也说了,对于他的分析方法,我持保留意见,关于这点我将在下面做分享。

    我非常同意皮凯蒂的这些观点:

·高度的不平等是一个问题——这将扰乱经济的发展,让民主偏向于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并削弱所有人对于平等的追求。

·资本主义不会自我纠正以走向更大程度的平等——也就是说,超额财富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会集中起来并发挥滚雪球的效应,使不平等更加严重。

·如果政府选择这么做的话,政府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来减轻财富不平等扩大化的倾向。

    需要明确的是,当我提到高度不平等是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并不认为社会正在变得更糟糕。事实上,由于中国、墨西哥、哥伦比亚、巴西和泰国的中产阶级崛起,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更加平等。而且,这种积极的全球性趋势很可能持续下去。

    但是,极端的不平等不应该被忽视——它可能更糟糕,幸好我们有一个高效能的经济和健康的社会。毫无疑问,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之上的。就像皮凯蒂讨论的,这是系统内生的。但问题在于,什么程度的不平等是可以被接受的?什么时候不平等的效应开始出现弊大于利?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政治问题,值得庆幸的是皮凯蒂以这种非常严肃的方式推进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然而,皮凯蒂的书存在一些重要的缺陷,我希望经济学家在未来能够对此加以解决。

    皮凯蒂用于历史趋势分析的所有数据,并没有全面阐述财富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减少的。这本书的核心是一个简单的公式:r>g,r代表平均资本回报率,g代表经济增长率。这意味着,当资本回报超过劳动回报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持有大量资本的这部分人与依靠劳动力生活的这部分的财富差距将扩大。这个公式对于皮凯蒂的论点来说非常重要,他说这代表了“最根本的分歧”,“概括了我的结论的整体逻辑”。

    其他经济学家收集了大量历史数据来质疑该公式对理解不平等扩大或缩小的意义。我不是这个问题的专家,但我所知道的是,该公式并没有对不同资产和不同社会效用充分区别。

     假设有三种类型的财富持有者:第一个人将他的资本投入到生意中;第二个人是一个女性,她将大部分财富捐给慈善机构;第三个人是消费型的,他把大部分财富花在购买游艇和飞机上。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三个人的财富都加剧了不平等。但我认为与第三个人相比,前两个人对社会贡献了更多的价值。但愿皮凯蒂已经做了这种区分,因为这种区分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导向。对此,我将在下面逐步展开。

    更重要的是,我相信皮凯蒂的这个公式(“r>g”)没有考虑对财富积累从一代传到下一代起到抵消作用的力量。我完全同意我们不能生活在一个贵族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富裕的家庭只需依靠声誉就可以等变得更加富裕,皮凯蒂把它称为“租金收益”(rentier income)——这个意思是,这些人通过让其他人使用他们的资金、土地或者其他私有财产来获得回报。但我不认为这适用于美国。

    看看那些在福布斯400排行榜上最富有的美国人。这些人当中大约一半是企业家,而且公司经营的非常好(感谢这些辛劳工作的人,也感谢好运)。与皮凯蒂食利者假设(rentier hypothesis)相反的是,我没有看到在这个名单上的任何一个人的祖先在1780年的时候有大片土地,然后通过获得租金收入积累家族财富至今。在美国,经过动荡、通货膨胀、税收、慈善和支出之后,过去那些财富早已不复存在。

    通过产业的兴衰,你可以看到一个财富变化的动态过程。20世纪初,亨利·福特和其他一些企业家在自动化产业领先。他们拥有大量汽车公司的股份,这些公司实现了规模优势和高额盈利。这些企业家是位于金字塔尖的成功人士。对于更多的人,包括很多食利者在内,这些将他们的家族财富投资于自动化产业的,可以看到他们的投资从1910年到1940年之间发生了缩水,这个时候美国的自动化产业发生了收缩,厂商数量从224个减少为21个。因此,你通常会看到,财富不在转向那些食利者和其他消极投资者。我已经看到同样的现象出现在科技和其他领域了。

    的确有因素会导致财富发生滚雪球效应(比如说,富人家的孩子可以通过网络来帮助他们获得实习和工作,等等),皮凯蒂在这点上是对的。不过,也有因素会导致财富发生缩水,而在这点上,皮凯蒂的书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对于皮凯蒂高度集中于财富和收入数据而忽视了消费的研究,我也感到遗憾。消费的数据代表了人们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包括食物、衣着、住房、教育、健康,这能够增加我们对人应该如何生活的理解。

    有很多原因会导致收入数据被误解。比如说,在官方统计概率上,一个没有收入并依靠助学贷款的医学院学生会看起来处境不好,但在未来却很可能收入丰厚。再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一些非常富有的人不是很积极的工作,如果不通过卖股票或者接受其他形式的收入的话,很可能在几年之后收入处于贫困线以下。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忽略财富和收入数据。但是消费数据对于了解人类福祉而言将会更加重要。至少,它描绘了一种不同于皮凯蒂所描述的图景(通常是更乐观)。理想情况下,我会希望看到把财富、收入和消费数据都考虑到的研究。即使在今天,我们没有一个完美的图景,但我们足够确信我们可以通过采取行动来面对这些挑战。

     皮凯蒂倾向的解决办法是对资本而非收入进行渐进式地征税。他认为这种税收“会避免出现不平等无休止的螺旋式上升”,同时保留原始积累的竞争和激励。

    我同意停止对劳动力征收繁重的税赋。在美国,对劳动力征收如此繁重的税赋(相比资本而已)是没有意义的。在未来,这将更加没有意义,因为机器人将会执行现在人类正在做的工作。但是,不同于皮凯蒂提高资本税赋的观点,我认为应该对消费实行累进税制。回想一下,我刚才描述的那三个人:一个投资于公司,一个用于慈善,一个挥霍于奢侈的生活。最后这个家伙虽然没做错什么,但我认为相对于其他人,他应该缴纳更多的税收。正如皮凯蒂指出的,衡量消费很难(例如,政治献金算不算?)。事实上,几乎每一种税收系统,包括财富税,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就像皮凯蒂一样,我也是房产税的支持者。让继承者仅仅依据出生来消费或者分配资源的资本并非明智和公平。正如巴菲特所说,这就像“选择2000年奥运会的金牌获得者的儿子来组建2020年奥运会代表团”。我相信我们应该保留房产税,并将所得款项投资于教育和研究,这是增加我们国家未来竞争优势的最好办法。

    慈善也是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很遗憾,皮凯蒂在这方面有所欠缺。一个多世纪以前,安德鲁·卡内基鼓励他的富有同伴将他们大部分财富回馈社会,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孤独的声音。但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富有者致力于这一点。慈善做得好不仅仅会产生直接的社会效应,还会减少动态的财富。梅琳达和我都强烈坚信动态财富对于社会和孩子来说是不利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将会由他们自己来创造生活和事业。

    对财富和不平等的争论,已经产生了很多有失偏颇的关注。我无法提供一个解决它的神奇方法,但我相信:即使它本身存在缺陷,但皮凯蒂的贡献至少能起到启发作用。现在,我非常渴望看到能对这个重要议题带来更多启发的研究。
 

 

 

 

 

 

 

发件人:赵跃<1034445794@qq.com> +(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5年02月03日 20:17 (星期二)附 件:1个 (应对四大危机.doc ) 查看附件

应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研究

赵跃

    党的十八大指出我党目前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机”的严重问题。所谓四大考验,就是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所谓四大危险,就是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事出有因,既然我党提出了“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问题,那么也就说明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已经对党的执政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危害。如果不能即使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处理,那么将影响到我党的前途和命运。

应对“四大考验”

    一、执政考验

    我党目前之所以面临执政考验的问题,就说明党的执政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我党的执政能力为什么会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如何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这是应对执政考验的所必须了解和解决的关键问题。我党的执政能力的下降主要是从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开始的。为什么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是造成我党执政能力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因为国有资产是我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即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国有资产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物质基础。国有资产的快速递增,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源泉保障。但进入90年代以来,国有资产流失也呈快速递增态势,据有关部门统计,每年至少流失800―1000亿元。国有资产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流失,已经成了困扰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在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党的十五大以后,股份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普遍推广,但由于一些企业在操作中的不规范,造成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据国家体改委与财政部估计,仅1997年国家应得的收益流失约3亿元以上。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提供的资料表明,仅1992年全国与外商合资合作的8550家国有企业中,有5000多家的675亿元帐面资产没有经过评估,按45.2%的升值率(有关部门计算的)计算,一年中就流失掉305亿元。财政性蚕食形成的国有资产流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财政赤字向银行透支。这部分早在历年财政预算中支出的资金,财政不可能、也无法归还金融部门,实际上是财政侵食了金融资产;二是银行垫付款项认购国债。自1981年到1998年全国发行国库券累计511.3亿元,银行认购167.4亿元占32.7%;三是财政应补企业亏损未补款项。这部分资金实际上是让银行信贷资金垫付了。这三项合计,财政蚕食金融性国有资产达1100亿元(《资本经营论》114页)。

    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国企、集体企业的大量倒闭,使大量的劳动者脱离了党的领导,因此以就使党的劳动能力大幅度下降。财权决定政权,国企稳定民心。可以说丢国企就等于丢民心。我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属于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政党,是代表公有制的政党。我党利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为广大劳动人民提供工作岗位生活保障,将他们紧密团结在自己的身边,同时我党也就拥有了广大劳动人民这一强大的政治力量。这种党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就是我党强大执政能力的基础和保障。如果失去这一基础和保障,那么我党的执政能力将不复存在,政权将旁落他人之手。因此,我党只有保护好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为广大劳动人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才能将广大劳动人们紧密地聚集在自己的身边,才能保持自己强大的执政能力。

    我党在建国初期将大部分私有资本收归国有,建立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体系,同时通过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直接联系和领导形成强大的执政能力。从目前情况看,私有资本快速膨胀,占据国家总资本的大量份额,于是党的执政能力就出现问题了。在市场中资本控制一切,包括政治和政党,美国的政党就是被本国的各大资本集团所控制的。私有资本控制私有企业,控制广大劳动者。在这种状态下,党就会被完全排除在执政权利之外。私有资本和私有企业切断了我党与广大劳动人民的这种紧密联系,使党丢失了领导广大劳动人民的权利。从历年我国劳动者在国企的人员数量变化可以充分说明这一问题。我党是靠搞公有制起家的,搞私有化可以说是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次大“革命”。其实,搞私有化其实就是在削弱党的执政基础,在瓦解党的生存根本。有些别有用心之人,采用釜底抽薪的阴险计策,将我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逐渐削弱,以最终达到推翻我党并取而代之的罪恶目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我国在经济基础方面已经向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转化,那么在政治上长期维持我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地位也是不现实的。我国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一旦发生根本性的动摇,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的我党的领导地位必然受到极大的威胁。如不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整,那么其后果只能是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在我国也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阶层,但是在党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这一阶层的存在并不具备合法性,它始终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约束和威胁。因此,要在中国稳定资产阶级的单位和权利,那么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在政治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改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同时,国内资产阶级与国外资产阶级相互勾结,将我国的资产和利益向国外大量转移,给我国造成无法估量的巨大经济损失,同时也从根本上瓦解了支持我党执政地位的经济基础。而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也为这种行为的实施创造了机会。

    保持党的执政能力的有效办法有二:一是改变党的基本性质,放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使其适应私有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二是加强公有制建设,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使其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扬光大。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严峻的形势和挑战面前更加清醒,也说明必须把党的自身建设问题摆在首要的和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吸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二、改革开放考验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并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是对形势发展、事业开拓、人民期待的积极回应。我们要立足于世情、国情、党情、市情的新变化,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新考验,认真研读十八大文件,学习好报告和党章,在学深学透、弄通弄懂上下功夫,真正做到入脑入心,深入深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

    “改革”是褒义词,所谓改革,就是用好的事物来替代坏的事物。从目前看,就是消除现在存的各种社会弊端,建立良好社会秩序和高效经济运行体系,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价值观。改革的前提是以好代坏,否则不可以说成是改革。改革不是改变,改变不等于改革。如果把社会中美好的事物消灭掉,并以阴暗腐败的事物取而代之,这种改变只能说是倒退,而绝对不是改革。就是说,目前我国贪污腐败泛滥、黄赌毒盛行、道德水平下降、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等这些诸多不良现象的存在并不是改革的结果,而是改变或倒退的结果。

    改革是正确,但是如何进行改革?对什么不良现象进行改革?如何实现改革的基本目标?这就是一个科学性较强的问题了。如果在改革过程中出现大量弊端,那么就说明改革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而是对改革的一种背叛。不能说把任何事情加上改革二字就决定了它的正确性。

     人类由原始社会步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社会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都是在改善过去社会制度缺欠的基础上逐渐完成的。过去人类的历史大部分是私有制的历史,公有制也曾经有过昙花一现的经历。自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之后,公有制才保持了长期的存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是不到百年的事情,即使在这不到百年的时里,也出现了大范围和多次的反复。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呢?首先,人类搞公有制没有成功的模式可以进行参考。其次,搞公有制与个人私利和欲望有一定的冲突。在几千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已经形成依赖家庭和个人私有财产进行生活的风俗习惯,而改变这种风俗习惯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革命。在公有制社会中,人们应该养成依赖社会公共财产进行生活和努力为社会创造公共财富的风俗习惯,这样才能使公有制保持长久和充分发挥其在各个方面的优越性。

     建立公有制社会制度是一种革命性的改革,在这一改革过程这消除了大量的社会不良现象,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公有制企业成立之后,广大劳动人们做了公共资本的主人,摆脱了私有资本的奴役,不再受私有资本的剥削。同时,公有制的建立还将社会零散的劳动力、生产资料、物质资源组织起来,进行有计划地统一调动使用,充分发挥出生产行业的规模效益。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力方面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优越性也是极其突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创造了人类由史以来的改革奇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是真正意义的改革,而私有化的恢复或复辟是与改革相背离的,甚至可以说是反改革或反革命。

    我党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之后,社会各个方面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点是已经得到历史验证的。我党虽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但是对公有制社会的管理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进行效仿,建立公有制之后不是就等于是什么社会问题都一同全部解决了,因此必须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前进。首先意识形态的改变需就要一个过程,人们公共道德思想的培养也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在进行发展,只需要在具体工作中逐渐摸索出更好的解决方法。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改革应该是逐渐完善公有制管理方法的改革,而不是逐渐废除公有制的反方向改革。如果改革的对象发生错误,将好的制度改变为已经被验证过的不良制度,那么改革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正面作用。由此可见,确定改革对象非常重要。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改革对象是私有制,而目前的改革对象是公有制。似乎只有将公有制全部废除才大快人心,才最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公有制已经成为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一伟大真理,我党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了这一伟大真理,私有制的弊端在公有制社会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控制。而后来我国针对公有制的所谓“改革”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在解决公有制社会建设和发展过程的各种问题的时候,首先我党必须将自身改造成专业的改革和社会管理的知识性团队,之后才能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的伟大成果,并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否则我党将不具备领导公有制条件下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能力,并被其他政治势力乘虚而入,替代我党的执政地位。

    在对外开放方面,必须进行必要的控制,并非凡事开放就好。比如国家重要部门不能对外开放,否则容易被外国势力进行控制;国家重要资源不能对外开放,否则国民经济命脉将被外国势力进行控制;国家利益不能对外开放,否则将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开放是与外界进行交往,但不是公开秘密,更不是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如果把自己的秘密都开放了,把国家和人民利益都出卖给外国,这种开放就等于是严重的犯罪。

    “开放”与“封闭”是两个褒贬相对的反义词。“开放”是褒义词,“封闭”是贬义词。但是开放也是有限度和有条件的,不是什么事物都可以进行开放,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随便进行开放。家庭开放就不太现实,谁会让自己的家任凭别人随便出入呢?还有,人的身体有服装包裹,不能对外随便开放,另外任何国家的法律也不允许。封闭意味着独立。只有封闭,才存在独立。如果什么都对外进行开放,那么我国的独立性就会逐渐消失,从目前世界的现实情况看,开放与封闭是并存的,那个国家也不允许你随便进出,——这就是封闭。政府、政党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的机关和组织,它对外界的开放是有很大限度的。外人进入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不是任何人随便就可以进出的。开放不是放弃对不良事物的防范,对外国的不良事物一定要将其拒之门外。开放不是问题,问题是开放什么?限制什么?开放的目的是吸收外国好的事物,将外国好的事物引进我国,使其起到促进我国社会全面发展的作用。

    三、市场经济考验

    市场经济的考验就是掌握和利用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考验。具体讲,就是对我党解决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问题能力的考验。对于通货膨胀,我国民众有深刻的体会,尤其是在战争年代的民国时期,还有近30多年的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此问题都表现的非常突出。对于生产过剩我国民众就不曾有所了解了,因为我国生产力历来发展缓慢,没有多少剩余物资。资本主义国家深刻体验过生产过剩的苦头,因此在发展生产方面小心翼翼。而我国则不然,一味拼命发展生产,似乎生产出来的东西越多越好。目前我国生产过剩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尤其在钢材、煤炭、房地产、汽车、家用电器、服装等一系列工业产品的生产方面表现的更为严重。

    通货膨胀的危害对象主要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广大劳动人民的财富被大量洗劫到商品生产者手里,对广大劳动人民造成极大的危害。通货膨胀不是经济规律的体现,而是经济犯罪的体现。生产过剩的危害对象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是造成企业产品大量积压,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停止,严重的将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另一方面是大量劳动者在企业压缩生产或停产的情况下大量失业,使大量劳动者失去生活来源。对于广大劳动人民而言,生产过剩的危害要大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对广大劳动者的伤害表现在程度方面,而生产过剩对失业劳动者的伤害是致命的。

    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通货膨胀与生产过剩往往同时出现,这就使政府难以采用同一方法来解决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不同问题。比如,在通货膨胀与生产过剩同时出现的情况下,扩大市场购买力可以缓解生产过剩,但同时将造成更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压缩市场购买力将减轻通货膨胀,但同时将加重生产过剩。为什么通货膨胀与生产过剩会同时出现,或有同时出现的可能性?于是它们彼此之间并非是一种矛盾的两个对立方面,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矛盾。通货膨胀指的是物价上涨,与其相对的是物价下跌;生产过剩指的是商品供给过多,与其相对的是商品供给不足。通货膨胀与生产过剩之间的关系只是程度上的相互影响,而并非是相互否定的存在关系。比如,在严重的生产过剩状态下,通货膨胀现象才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而在一般生产过剩情况下,通货膨胀将保持一定的幅度。

    其实,通货膨胀的起点是商品生产成本,而并非是市场中现有是商品价格。比如,一辆汽车的生产成本是10万元,市场原来的销售价格是12万元,涨价之后的销售价格是13万元,那么实际通货膨胀数量是3万元(13万元-10万元),而是1万元(13万元-12万元)。以商品生产成本为起点的通货膨胀,可以叫做“绝对通货膨胀”;以商品市场销售价格为起点的通货膨胀,可以叫做“相对通货膨胀”。我们目前所说的通货膨胀指的是相对通货膨胀。为什么要提出“绝对通货膨胀”这一概念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性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什么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什么是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解答这两个问题都需要求助于以下一个极其普通的会计公式:

    产值-成本=利润 ①

    这么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又可以说明什么问题呢?不然,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全部奥妙都包含在这一简单普通的计算公式之中。该公式中的“产值”代表市场商品供给,“成本”代表市场商品需求,“利润”代表市场上的商品供求差额。在“利润”为正值的时候,市场上表现为供大与求,即生产过剩。用公式表示为:

    商品供给(产值)-商品需求(成本)=生产过剩(+利润) ②

    从公式②中可以看出,在利润为正值的情况下市场形成供大于求(生产过剩)状态,在利润为负值的情况下市场形成供小于求的状态,只有在利润为零的情况下市场才会形成供求平衡状态。虽然在利润为零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供求平衡,但是市场经济将不能得到以扩大发展,这就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矛盾之所在。商品经济的运行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有了利润市场经济才能得以发展,因此生产过剩也就变成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有多少利润就有多少生产过剩,这就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之一。

    在严重的生产过剩状态下,企业的产品产量和销售量大幅度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减少,因此出现劳动力过剩现象。劳动力过剩必然导致劳动者失业,使一部分劳动者失去生活来源。因为劳动者不占有资本,难以从事能够维持良好生活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所以劳动者一旦失业,将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消费支出,使生活进入困境。劳动者在难以通过正常就业途径获得生活来源的情况下,他们为求生存,必然通过一些非正常途径,甚至是非法途径寻求生活来源,这样必然导致大量违法乱纪行为的出现。如果情况严重,将导致大规模政治事件的发生。另外,由于劳动力是一种可再生的环保性智慧能源,是人类社会中最宝贵的财富,因此不能对其进行充分利用将是人类社会的一项重大损失。

    在生产过剩状态下,市场上的商品大量积压,商品销售时间大幅度延长。由于很多商品都具有一定保质期,不能在市场上积压过长时间,因此过长的市场停留时间必然使很多商品失去使用价值。这就造成商品在销售过程中的大量损耗。过去在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生产过剩危机的过程中,就曾经有过多次将大量牛奶倒入大海的例子。任何商品的生产都要消耗掉大量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商品的大量损失也是资源和劳动力的巨大浪费。这对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是极其有害的。

    利润公式的另外一层含义是价值、价格与通货膨胀(+利润)之间的相互关系(见公式)。在该公式中,“产值”代表商品价格,“成本”代表商品价值,“+利润”代表通货膨胀(这是一种新的定义概念,不能以现有理论和概念对其进行判断和解释)。比如,一辆汽车的生产成本是10万元,这10万元中包括劳动者的工资支出3万元,原材料、能源、设备损耗等其它支出7万元,而这7万元中同样有其他生产行业的劳动力工资支出,最终算起来这10万元全部是劳动力的工资支出(完全符合马克思理论中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和定义),因此说商品生产成本也就是商品的价值。由于企业生产效率各不相同,因此商品价值有“单个价值”和“品种价值”之分,还有一个国家的价值与世界平均价值之分。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很难保证相等公平的价值往来。至于商品价格的定义就没有什么可疑问的了。商品价值是一个定量,价格和利润是变量。在商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价格越高利润越高,“绝对通货膨胀”也就越高。商品一旦生产出来,它的价值(劳动量)就被固定在上面了,但是价格和利润是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的。虽然劳动力价格会发生变化,但是劳动量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消耗是不会发生变化的。目前是以货币作为成本的统计单位,而没有将劳动量作为成本的统计单位,因此在计算过程中加入劳动力价格的变化因素就可以对商品价值进行准确的计算了。

    价格(产值)-价值(成本)=通货膨胀(+利润) ③

    一般认为,通货膨胀的起点是市场原有的商品价格,其实通货膨胀的起点是商品的生产成本,而不是市场原有商品的价格。由于商品生产成本是由劳动力和生产过程中的商品消耗所构成的,因此在产值大于成本和劳动力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商品价格就被提高了。这就形成了隐蔽的通货膨胀,即“价值通货膨胀”。“价值通货膨胀”(绝对通货膨胀)有两种产生原因:一是商品价格上涨,即“价格通货膨胀”;二是商品成本下降,即“价值通货膨胀”。“价值通货膨胀”包括“价格通货膨胀”,大于“价格通货膨胀”;“价格通货膨胀”小于“价值通货膨胀”,不包括“价值通货膨胀”。我们一般所讲的通货膨胀单指商品价格上涨,而不包括成本的降低。比如,提高商品价格和降低劳动者工资都可以使利润增加,但同时都将使劳动者购买商品的数量相应下降,都会使劳动者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这就是通货膨胀的本质属性。

    商品交换体现为商品与货币的交换。对于劳动者而言,货币是劳动量付出的证明,是兑换商品的信用凭证。在通货膨胀状态下,货币信用部分丢失,使劳动者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通货膨胀具有洗劫劳动者财富的属性,也是资本占有者暴富的基本手段。如果利润属于社会公共财富(公有制状态),那么它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积累部分是完全合理的。如果利润被个人占有(私有制状态),那么就侵犯劳动者利益,变成了一种经济犯罪行为。社会财富是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但是通过不合理的“按资分配”制度将大部分分配给了个人资本占有者(资本家)。在私有制状态下,个人占有资本并获得利润,对劳动者进行残酷剥削,进而使其变的越来越富有,使劳动者越来越贫穷。有些人认为,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资本的拥有者就应该获得全部的企业利润,劳动者只能获得勉强维持生活的微薄收入。其实,资本家的资本并不是由资本家所创造的,而是由于不合理的分配方式使资本家占有了大量的资本,并利用这些资本进一步剥削劳动者,使其获得更多的不合理收入。其实资本家只是占有了资本,而并没有创造资本。资本完全是由劳动者所创造的。劳动者创造了资本,并利用资本和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商品交换的背后是劳动量的交换。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我给你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少,你给我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力多,那么我就获得了利润,就多占了你的劳动量,就侵占了你的财产,就是经济犯罪。不单纯是在没有经过你同意的情况下我拿了你的东西是犯罪,比如,偷、盗、贪污等,而且在你我之间认可的商品交易过程中我占了你的便宜同样是一种经济犯罪行为。可以说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经济犯罪现象的存在。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双方认可的交易行为不等于是双方满意和双方都不受侵害的交易行为。公平交易在市场经济中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可以说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滋生和充满犯罪的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理论认为,物价自由波动可以平衡市场供求关系,可以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可以使物价趋于稳定,可以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其实并非如此。物价自由波动不但没有使市场供求关系达到平衡,而且还导致了物价的持续上涨,导致了严重通货膨胀的产生。为什么现实中的物价波动趋势与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呢?因为物价的波动目的是获得更高的利润,而并非是保持市场上的商品供求平衡。涨价可以扩大利润,降价必然减少利润,甚至造成亏损。即使涨价会延长商品的销售时间,但是在损失一些销售时间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利润将是经营者的最好选择。商品卖的再快再多,不能获得一定的利润就不会有人去做。在物价自由波动的状态下,其波动幅度与商品供求之间的比例并非等量关系,既在供大于求50%的情况下,物价不一定会下降50%;在供小于求50%的情况下,物价也不一定只上涨50%。这就是物价波动的基本规律。我国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之所以长期处于通货膨胀状态,其原因就试图通过放开物价来平衡市场商品供求关系。从实际情况看,这种政策是完全失败的。在放开物价的情况下,市场供求关系不但没有得以平衡,反而是越来越失去了平衡。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这两个问题一个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既然现有的市场经济运行方式本身不能解决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这种双重危机的问题,那么就应该考虑通过改变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和运行方式办法来解决问题。具体方法如下:

    1、通过法律稳定物价

    既然通货膨胀是经济犯罪的一种表现,那么就应该通过法律来对其进行控制。虽然国家设立保护个人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但是对通货膨胀这种侵犯个人财产的行为并没有进行控制。这也是个人财产保护法的一种严重缺陷。建立物价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弥补它的这种严重缺陷。物价法应规定:1、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有国家物价部门进行统一制定,任何企业或个人都无权制定商品价格;2、一旦价格确定,将作为商品的法定价格,没有特殊情况不再对其进行更改;3、所有私自制定和更改商品价格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并根据消费者的损失情况给以相应的法律制裁。如果制定了物价法,那么商品价格就可以长期保持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水平,广大劳动者的财产就可以得到最好的保护。

    2、发行企业专用货币

    货币是一种信用凭证,它的信用对象是商品,它是到市场上领取商品的合同书。从理论上讲,有多少货币市场上就应该有多少商品与其对应存在。当然,现实中市场商品的供应是相对实际购买力而定量的。这种潜在的风险暂且不谈,要说的是利润公式所制造的生产过剩问题。见公式④、⑤

    商品产值-货币成本=计划利润(商品效益) ④
    货币收入-货币支出=实际利润(货币效益) ⑤

    在公式④、⑤中提到“商品效益”和“货币效益”这两个新概念。所谓商品效益,就是企业的商品产值与货币成本之间的差额;所谓货币效益,就是企业的货币收入与货币支出之间的差额。提出这两个概念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对公式④进行分析,企业生产的结果是商品,消耗的是货币,只有在商品销售出去之后才会变成货币收入。单个企业如此,全国企业的总合仍然如此。如果把一个企业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循环体,那么在利润为正值的情况下,它的货币支出只能将自己的部分商品转化为货币,剩余利润的部分以商品形式存在。这就是所说的商品效益。其次,对于公式⑤来讲也是同样的道理。由于企业只能创造商品效益,不能创造货币效益(企业没有货币发行权),因此它自身的货币收入≤货币支出(部分变成个人储蓄)。

    社会经济效益是通过两个途径来进行实现的:一是创造商品效益,即创造大于商品消耗的商品产出;二是创造货币效益,即扩大的货币投放量。创造商品效益是企业的职能,企业只负责生产商品,不负责发行货币;创造货币效益确是政府的职能,政府只负责发行货币,不负责生产商品。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企业和政府在创造经济的过程中进行紧密的配合,否则将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如果商品效益大于货币效益,那么就会引起生产过剩。如果商品效益小于货币效益,那么就会引起通货膨胀。只有在商品效益等于货币效益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供求平衡。这就说明,经济效益的增长取决于商品效益和货币效益的双向增长。否则将形成企业货币资金的缺口,导致企业资金短缺。

    目前解决企业资金短缺问题的办法是发放银行贷款、发行股票,但是这些都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另外还增加了银行和证券机构的业务量和经营成本,造成社会财富和劳动力的巨大浪费。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银行的货币发行,创造与企业商品效益相等的货币效益,即创造出新的货币资产。但是小面值货币发行过多不利于企业之间的大额资金往来,因此应该发行一种大面值的企业专用货币(可以考虑发行1万元~100万元面值的企业专用货币)。通过该种货币的发行,一方面解决将商品效益转化为货币效益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用来偿还银行贷款和企业之间的欠款,进而缓解已经形成是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

    3、政府储备商品

    在生产过剩状态下,政府通过大面值货币发行,将国民经济发展中一些必须进行大量筹备的商品购买下来,同时以国家商品筹备的形式重新投放到市场。这样一方面企业的商品效益转化为货币效益,企业可以将收入的货币资金重新投入生产,另一方面市场上的商品数量不断增加,市场经济不断繁荣发展。一旦政府筹备了大量的商品,那么它的货币信用也就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通货膨胀风险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不仅如此,而且政府收购企业商品还有以下各种好处:

第一,政府收购企业商品可以解决企业商品销售难的问题,将生产企业从烦琐的销售工作中解脱出来,全力进行商品生产,提高企业生产能力。
第二,企业还可以节省大量的广告宣传费用、商品销售费用和借贷费用,大幅度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第三,企业产品产量的增加将使其对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增加,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四,企业效益的增加还将使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大幅度增加,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
第五,企业商品产量和经济效益的普遍增加必然使社会经济得到大幅度的增长,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六,政府通过对企业产品的定向定量收购来控制企业商品生产的种类、数量和质量,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有力的控制,可以把握市场经济的总体发展方向。
第七,在企业资金周转畅通的情况下,它偿还银行贷款的能力将大幅度增强,金融风险就得到有效的控制。
第八、政府定向定量收购企业产品,将商品积压变为商品筹备,这样既解决了企业产品积压的问题,又弥补了市场经济缺少积累环节的缺陷,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物质保障。

   四、外部环境考验

    我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考验,主要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地位的外部世界与我国社会主义政党为敌,对我国社会发展处处设置障碍的考验。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垒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两者之间显示一种较为平衡的世界政治格局。自从社会主义苏联改制解体和世界上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后,我国就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唯一一个主要的敌对大国,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一方的势力明显增大,社会一方的力量不断减弱。与此同时,我国也进行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将公有制计划经济向私有化市经济进行全面转化,并将这种“政左经右”的制度模式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虽然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将社会经济制度进行了大幅度向西方私化市场经济进行靠拢,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并没有向西方进行靠拢和效仿,仍然保持着一党制的政治制度。西方资产阶级和国内资产阶级势力一直要求我党进行所谓的政治改革,但是始终都遭到我党的强烈反对,这就引起西方强大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不满。我国虽然在经济方面似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了,但是对世界资源的消耗也是极其巨大的。世界养不起如此贪吃的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西方资本主义更是千方百计地要将中国分裂瓦解。西方资本主义灭亡我党和我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是:首先让中国体验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的甜头,同时让中国变成一个资源消耗大国;之后再通过西方的专利的“经济制裁”手段,断其外界的资源输入,使我国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混乱瓦解。我党面对外部环境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走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继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最终在全世界范围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二是放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部接轨。这两条道路中间没有另外的一条所谓的“特色”之路可走。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选择和扭转发展方向,那么其后果必然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我国设计的路线——亡党亡国之路。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代表无产阶级的基本利益,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互为敌对的关系,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头号敌人。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是共产党革命的对象,而不是共产党扶持和交朋友的对象。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一直以共产党为敌,从来就没有把共产党作为朋友来进行看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相互敌对的两种不同制度。自从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制度建立以来,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将我国视为敌国。世界上的政治斗争也是共产党与其他代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是恨之入骨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宗旨是消灭剥削,消灭资本家,而资本主义社会是由资本家集团所构成的,它必然与社会主义势不两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现实中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如果我们不能看清这一点,以为共产党可以与资产阶级成为朋友和盟友,放松了对资产阶级这一阴险强大敌人的警惕,那么共产党的政权将随时旁落他人之手,作为无产阶级的广大劳动人民将永远被资产阶级踩在脚下,永世不得翻身。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对这个问题我党目前似乎已经很麻木了。但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与共产党为敌的政治态度,他们始终以消灭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为自己的斗争目标。资产阶级的阴险目的是在全世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消灭社会主义思想、消灭共产党。在目前的世界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只是我党放松了这方面的认识和警惕而已。由于我国外部强大资产阶级的存在和围攻,以及联手国内资产阶级颠覆党的政权,因此才出现如今所遇到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机”的严重问题。

    虽然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经济上与外部资产阶级建立了似乎平等的往来关系,但是我国的很多利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立。国际资本主义在舆论上制造“中国危险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各种谬论,在国际上严重破坏中国形象。这也反映了中国以及我党所面临的严峻的外部挑战。其实,目前国际之乱是由于资本主义“丛林法则”所造成的,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具体表现,而并非是我国发展对世界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好与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对我党的一项严重考验。如果能够处理好与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处理国际事物方面就可以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否则将被世界各国所孤立,难以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处理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实现要做到洁身自好,否则将被他人所耻笑,失去与人交往的基础和自尊。与人为善、促进世界和平一直是我党处理对外事物的基本原则。促进世界和平,做维护人类生存利益的世界典范,这样才能在世界上保持良好形象,才能赢得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赞扬。如果你自己本国都搞的很糟糕、很乱、很暴力,那么别人又如何与你达成一致,向你学习,与你进行团结和共同维护世界秩序?社会主义与人相处的基本原则是以强扶弱、互惠互利,这就是我们与外界进行交往的最大优势。资本主义崇尚竞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掠夺世界资源,这就是它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最大劣势。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就可以在世界上争取到大量的朋友,就可以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就可以对世界形成足够的影响力。

    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办法:1、加强国内国有资产管理,做大做强公有制企业,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建设,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2、以社会主义制度极大的优越性来影响和帮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将其紧密团结在中国的身边。3、帮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建立或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建立社会主义联盟。将世界统一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管理之下,这才是人类社会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

防范“四大危险”

    一、精神懈怠的危险

    战争年代,为了将广大劳动人民从水深火热的苦难中解放出来,党领导广大劳动人民与国内外敌人进行坚苦卓绝的斗争,体现出一片“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精神状态,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全国解放后,在一个经过多年战乱的贫困大地上,党又领导广大劳动人民战天斗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同样体现出朝气蓬勃、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并取得了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通过60多年的经济建设,在各个方面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因此党的精神状态也就有了一定程度的放松。首先,我国的所有官方宣传媒体全部是形势一片大好的声音,这也对党的精神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麻痹作用。其次,我国自从搞市场经济以来,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但同时也诱惑我党的一大批党员痴迷于个人的发家致富,丢弃了为人民服务和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目前在我国“为人民服务”已经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学习雷峰无私奉献精神已经变成了一种形式,变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最后,也是更主要的一点,就是我党在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只考虑如何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忘记了自己的远大理想和目标,将共产主义束之高阁,蒙上神话的色彩,将自己彻底解放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改变为发展国民经济,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伟大事业向无限遥远的未来进行推托。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用来对抗资本主义和消灭私有制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空谈和宗教迷信。一旦失去这一武器,将无法对抗和战胜资本主义。当今社会,共产主义似乎成了共产党人所极力躲避的话题,共产党人的思想中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已经完全丢掉。丢掉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就丢掉了自己的灵魂,精神懈怠不可避免。

    广大劳动人民跟着党闹革命,打天下,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唯一的理想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公有制制度,彻底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即推翻世界上所有的剥削阶级统治。但是从目前看,他们的这种理想和愿望似乎永远都难以进行实现。物资短缺的时候,党告诉广大劳动人民要努力做好生产工作,这样才能达到“物质极大丰富”这一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目前物质丰富了,党又告诉广大劳动人民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先富”可以带动“后富”,这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而实际情况是,一部分人的确先富起来了,但是他们组织了新生的资产阶级,不但没有带动广大劳动人民后富起来,反而通过自己的私有资本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在他们的头上又压上了新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我党在打江山的时候,对广大劳动人民曾经郑重承诺,要给他们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世界。但如今看来,党不但没有带领广大劳动人民进入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反而又将他们拖入资产阶级压迫的无边苦海。

    什么是共产主义?为什么要实现共产主义?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在人类社会中到底能不能实现共产主义?党目前是否还需要以实现共产主义子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如果不能解答这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那么所谓的实现共产主义就是一句空谈,就是党对广大劳动人民所开出的一张永远都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

    所谓共产,就是大家的共同财产——公共财产。所谓共产主义,就是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理论和主张。所谓共产主义原理,就是证明公有制优越性的社会管理学理论。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既无私有财产和私人劳动,又无商品交易、货币、商店和银行的绝对公有制计划经济社会。列宁曾经说过:“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说:土地和工厂一概是公共的;公共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 我党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列宁,以及中国革命时期一直在以建立公有制社会和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但是目前我国共产党人都躲避和害怕谈论共产主义,这是一个极其危险和不可思议的奇怪现象。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是公有制,而不是社会中的财富数量。共产主义改变的是社会财富所有权的归属在状态,而不是改变社会财富的增减数量。当然,公有制社会建立之后社会生产力会得到大幅度提高,这是共产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共产主义建立公有制,公有制创造财富,这是基本的逻辑循序。有人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其实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制度,不是财富。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再多,也不能说它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财富再少,也不能说它远离了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已经在实现共产主义?当然是!而且可以说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可以说已经实现了90%以上的共产主义。以往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偏差就是,以物质丰富和品德高尚作为判断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标准,而不是以公有制作为鉴别和衡量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准。为什么目前官方的大部分共产党人只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色社会主义,而逃避谈论共产主义?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共产党人已经将共产主义作为当作一种神话、迷信和宗教来看待。就是说,他们普遍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只是遥远未来的海市蜃楼,与目前现实中的我们并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目前我党对共产主义认识存在很大的偏差,这也是导致我党“精神懈怠”的一个根本原因。

    共产主义社会是包括一切美好梦想的完美社会。 但是,这种完美社会如何才能建成?在什么制度下建成?这才是将梦想变为现实的关键。其实,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在我国30多年前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已经有很多体现,比如劳动者充分就业、按需分配(其中包括:福利普及教育、福利医疗、福利养老、福利扶贫)、“黄、赌、毒”得到全面控制、犯罪率大幅度下降、人们的道德思想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得到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计划经济体制、避免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风险、集中人力物力建立大型国有企业、生产力快速发展等等。其实,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过程本身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将地主的土地、资本家的工厂变为国家公共财产,这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我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相当于已经实现了90%以上程度的共产主义。只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机构再进行适当的一些调整,那么100%的共产主义社会就展现给人类世界了。共产主义社会是通过福利来满足人们所有生活需求的单一形式的福利制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福利已经包含了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交通、部分日用品等多个方面,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其实共产主义社会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她就在我们的身边,只是我们还没有对她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她的切实存在而已。

    实现共产主义不单纯是简单的经济发展问题,它还涉及到复杂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果改造等诸多科学性较强的问题。建立社会财富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对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1、消灭剥削

    剥削是市场经济允许和纵容的一种“合法”性经济犯罪行为。在马克思理论中,剥削指的是资本所有者(资本家)对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所谓剩余价值,具体讲就是利润。在利润为正值的情况下,剥削就产生了。见公式

    价格(产值)-价值(成本)=剩余价值(利润) ⑥

    劳动量收入(产值)-劳动量支出(成本)=剩余劳动(利润) ⑦

    剥削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劳动者付出一定数量的劳动并没有得到相对的劳动量回报(工资形式),比如劳动者付出100个单位劳动量,但是他所得到的却是80的单位劳动量的工资收入(货币代表劳动量),作为剩余价值的20个单位劳动量被资本家侵占了,因此对劳动者形成剥削。另一方面是通过提高市场商品价格的方式侵占劳动者的劳动量,比如原来某个商品的价格是100元,涨价后变成105元,劳动者在购买这个商品的时候就要多付出5元钱,这5元钱就构成了对劳动者的再次剥削。

    劳动量、货币、商品三者之间的交换是否公平,这是决定剥削是否存在的根本原因。商品交换的背后是劳动量交换,而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是定量,它所换回的劳动量和货币量是变量,这就是利润和剥削产生的根本原因。货币代表一定数量的劳动量和一定数量的商品,劳动量代表一定数量的货币和商品,商品代表一定数量的货币和劳动量。如果这种数量关系发生变化,那么三方持有者就会出现利益得失和剥削与被剥削的现象。由于商品交换的决定权掌握在企业手中,因此劳动者在交易过程中只能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这也是市场经济不公平的一个具体表现。其实市场中本来就很少存在公平交易,并且越是发达的市场公平交易现象就越为罕见。在商品、货币、劳动量三者的交换过程中,作为商品持有者的企业拥有决定工资发放数量和制定商品价格的权利,而劳动者却只能被动承受,无力反抗,因此企业可以普遍获得赢利,普遍侵占广大劳动者的劳动量,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对劳动者形成剥削。

    目前都是以货币作为商品价值和价格的度量单位,实际应该以劳动量作为商品价值的度量单位,而不应该以货币的面值作为商品价值的度量单位。当然,如果货币面值能够与劳动量之间能够保持定量关系,那么以可以用货币面值来度量商品价值。但实际情况是货币信用难以得到保证,因此最准确的商品价值度量单位还是劳动量。“元”是货币单位,劳动量单位过去曾经用“工时”来进行表示,下面用大写的英文字母“G”来代替。如果某个电话机在生产过程中消耗了一个单位劳动量,100元等于一个单位劳动量,那么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就确定下来了。如果有另外一个商品或几个与这部电话的内含劳动量相等,比如两个台灯,那么这两个商品之间通过100元货币所进行的交换就是公平交换。否则将形成侵占和剥削。

    因为:1 G =100元=1部电话
    又因:1 G =100元=2个台灯
    所以:1部电话=2个台灯

    企业之所以有利润的形成,首先它用小于100元的货币,比如90元,来与劳动者的1 G劳动量进行交换,侵占了0.1G或价值10元的劳动量,之后又在市场上提高电话和台灯这两个商品的价格,比如电话机价格提高至120元,台灯的价格提高到60元,那么在劳动量与货币和货币与商品这两个交易过程中,劳动者被侵占和剥削的财产为:

    劳动量与货币交换的损失:0.1G 劳动量=10元货币=0.1个电话=0.2个台灯
    货币与商品交换的损失:0.2G 劳动量=20元货币=0.2个电话=0.4个台灯
    两次交易的合计损失:0.3G 劳动量=30元货币=0.3个电话=0.6个台灯

    我国解放前,有些地主曾经用“大斗进,小斗出”的方式来获取利润和剥削农民,这种剥削方式比较直观,容易理解。但是在工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内容比较复杂,并且加入货币和劳动量的因素,因此对剥削的确定也相对复杂,难于理解。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资产阶级才从中浑水摸鱼、混淆是非,提出“资本创造财富”和“按资分配”的谬论,并以此作为合法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比较庸俗、土气,属于卤莽型犯罪,一下子就被人看穿了。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属于技术型犯罪,它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因此难以被一般人一下子就看透和揭穿。但是,无论什么形式的剥削,它的实质都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财产侵占,都属于是一种经济犯罪行为。对这种大规模的侵占他人财产的犯罪行为,国家都应该通过法律来进行控制和制裁。这样才能保护个人财产不受他人所侵犯。实质上,资本主义“按资分配”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纵容和维护经济犯罪行为的黑暗制度。有了这种黑暗制度的保护,资本家才可以为所欲为,大肆侵占广大劳动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才可以制造出巨大的贫富差别,使社会两级分化。

    资产阶级认为是资本创造了财富,不承认剥削的存在,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对企业所获得的经营利润采用 “按资分配” 的分配方式,即全部归资本家所有。无产阶级认为劳动创造财富,资本是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手段,因此无产阶级认为应该建立按劳分配制度。无产阶级认为是他们养活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认为他们养活了无产阶级。这就是两个不同阶级所持有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值是劳动量在商品上的凝结,劳动量消耗在商品上,同时赋予了商品的价值。资本是商品,它的构成包括货币(商品兑换凭证)、厂房设备、能源等等。这些以资本形式存在的商品,在它们被生产出来之后其价值就已经被凝结在上面了,本身不会再发生价值的增减变化。商品的价值只能在商品的使用和消耗过程中不断减少,而不能自然增加。当然,商品的价格是会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而不但发生变化的。任何商品价值的变化都必须有新劳动量的加入,并对其商品进行加工改造,否则商品的价值将不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见,是劳动创造了价值和财富,而并非是资本创造价值和财富。

    资本主义社会的“按资分配”制度是造成剥削和贫富差别的根本原因,它使少数人不劳而获,不劳而富,不劳而暴富。因此消灭剥削首先要消灭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消灭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之后,企业利润属社会公共所有,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财产,因此资本家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就被彻底消灭掉了。

    2、消灭失业现象

    在商品经济的运行过程中,生产过剩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整体上的生产过剩,还是局部或某种个别商品的生产过剩,它都将同时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劳动力过剩。生产企业为降低成本,减少亏损,自然要将大量的劳动者进行辞退。这就必然导致大量的劳动者失业。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就是自己的劳动力,并且靠工资收入来维持家庭生活。如果失去劳动岗位,那么也就是失去了唯一的生活来源,失去了在社会中继续生存的基本条件。劳动力是智慧和力量结合体,是一种具备高度智慧的可再生能源,是人类社会中最宝贵的特殊财富。如果能够对它进行充分利用,那么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劳动力,将造成劳动力的巨大浪费,是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

    有人认为,失业之后可以去自谋职业,其实自谋职业并不能解决失业的问题。想想看,大量的失业者谁不想自谋职业?如果自谋职业可以解决失业问题,那么大量的失业现象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再想想,以政府和企业有如此之大的权利和财力都不能为劳动者提供基本的就业机会,那么一个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什么都没有的普通劳动者怎么能自己解决就业问题呢?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讲,劳动岗位是由企业和政府提供,劳动者所能提供的只有劳动力,而不能提供劳动岗位。因此说,大量失业现象的存在是政府和企业的责任,而不是劳动者的责任。

    有人认为,社会中不是没有工作,而是有些工作比较艰苦,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实际情况是虽然工作艰苦,但是收入微薄,难以维持一个正常人的一般生活支出,因此很多劳动者都不愿意去做这种工作。为什么辛苦的工作反而工资收入较低呢?其原因就是市场竞争机制对普通劳动者工资收入的极限压制。众所周知,在同等商品质量的情况下,市场竞争基本表现为商品价格的竞争。因为获得利润是企业经营的基本目的,所以在利润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市场竞争也就主要表现为降低成本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虽然存在一些自由职业,但是这些职业所能够提供的报酬很难维持劳动者的正常生活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同样难以生存。

    在共产主义社会福利制度下,劳动力的满足对象不是有限的市场需求,而是无限的社会消费和积累需求,因此劳动力的过剩和失业现象就不存在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工作机会,而且在生活上会得到社会福利的全面照顾。

    3、消灭贫富差别

    消灭贫富差别是我党的主要奋斗目标之一。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在农村带领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缩小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在城市没收资本家资本,建立了国有企业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缩小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但是,自从我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在一些领域实行按资分配之后,这种贫富差距又重新快速扩大了。据了解,个别富人的财产已经达到千亿,甚至已经达到万亿之多,而穷人的财产有些甚至是负数量。这种巨大贫富差距的出现,除贪污腐败等犯罪因素之外,主要是由于“按资分配”这一违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不合理分配方式所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对社会发展有很多不利影响,比如市场购买力不足、加重生产过剩风险、扩大失业率等等,并且贫富差距过大还是引起社会动乱和犯罪率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实,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之后贫富差距已经不十分明显。生产资料是公共的,房屋是公共的,个人财产不过就是工资花费之后的一些节余而已,而且个人银行存款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仍然存在的贫富差距不过是由于城、乡、山区、草原、沿海等不同区域的经济条件的区别和不同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区别所造成的一些较小的差别而已。按照按劳分配原则,劳动能力强的应该多得些生活用品的分配,否则许多法相反。有些劳动者之间的这种差距表现的更为突出,因此按劳分配仍然会造成一定程度贫富差距。当然这种差距与按资分配制度相比已经是微不足道的了。即使是这较小的差距,政府也通过差别税收和扩大社会福利的方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平衡。只要继续坚持完善和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那么我国目前存在的巨大的贫富差距就可以得到好好的控制。

    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经济制度。所谓“各尽所能”,就是劳动者尽自己的能力为社会无偿付出劳动。所谓“按需分配”,就是根据劳动者的生活需要和社会现有经济条件来公平分配生活用品。比如,学生需要学习,就分配他必须的学习用品;那么根据现有的经济条件就可以平等分配他一定数量学习用品;老年人需要保健,就分配他一定数量保健用品;妇女需要特殊的卫生保护,就分配她一定数量的卫生用品;病人需要治疗,就分配他一定数量的药品等等。有人认为“按需分配”就是需随心所欲地向社会公共管理机构索取个人生活用品,其实并非如此。想想看,以目前地球的资源条件,满足60多亿人口吃龙虾、熊掌、燕窝、鱼翅等各种稀缺食品和住高级别墅,驾驶豪华汽车、轮船、飞机、宇宙飞船等高级消费需求是根本不可能的。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但地球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人类社会发展到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对人们的欲望进行全部的满足。如果以满足人类的全部欲望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志,那么共产主义在人类社会中将永远不能得以实现。由此可见,共产主义社会的“按需分配”不可能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完美”。共产主义只是个100%的福利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大约90%的福利社会)而已,并非是一个什么都有和什么需求都能够满足的神仙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采用“差别劳动”和“无差别分配”的经济制度,因此无论个人劳动能力有多大的区别,在生活用品分配的数量上都是相互平等的。由于人们的生活全部依靠公共财产进行承担,任何人都不占有任何数量的私有财产,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不存在贫富差别现象。

    实际上,巨大的贫富差别是由于“按资分配”这种不公平是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所以造成的。因此,改变分配方式之后,这种巨大的差别自然就不存在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能力越强的人对社会的贡献越大,但是在分配上与劳动能力较弱的人是完全平等的。年老体弱的劳动者得到很好的照顾,身强力壮的劳动者充分发挥他们的劳动能力,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劳动关系。当然,个人的劳动能力在一生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身强力壮的劳动者变成年老体弱的劳动者,他们同样会享受按需分配的福利待遇。当然,建立“各尽所能”的劳动制度首先需要劳动者具有自觉劳动和无私奉献的道德境界,因为只有这样“各尽所能”的劳动行为才有可能发生,“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才能成为实现。过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造就了雷锋、焦裕禄、钱学森等等大量具有高尚品德的优秀人物,他们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却生活简朴,个人财产数量极少。在回报方面他们满足于得到是荣誉,而不是得到财富。这种价值观的改变充分证明制度对品德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他们大公无私的善良行为,为建立共产主义全福利社会的可能性做出了最好的验证。建立以大公无私品德为精神主导的善良社会,废除是以自私自利竞争恶念为精神主导的邪恶社会,这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一项基本任务。

    4、降低犯罪率

    在福利较少的私有制社会中,人们大部分生活支出都要由个人或家庭的私有财产来进行承担。个人或家庭财产越多,人们的生活条件就越好,防范生存风险的能力就越强。因此,要拥有很好的生活条件和提高防范生存风险的能力,就必须努力积累个人私有财产。因为个人私有财产不仅可以通过工资收入、办企业等等合法途径进行积累,而且也可以通过偷盗、诈骗、抢劫、贪污、腐败等等犯罪途径来进行侵占,又因通过工资收入、办企业等等合法途径积累私有财产比较困难,而通过犯罪途径可以更轻松、更大量地占有财产,所以在私有制社会中才有很多人冒险通过犯罪途径来发家致富。

    在共产主义全福利社会中,个人全部的生活支出都由社会公共财产进行承担,因此不需要个人占有任何数量的私有财产。社会公共财产越多,人们的消费条件就越好,防范生存风险的能力就越强,因此积累社会公共财富就成为人们努力工作的基本目标。由于社会公共财富只能通过生产去进行创造,不能通过偷盗、诈骗、抢劫、贪污、腐败等等犯罪途径进行扩充,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侵占他人财产的犯罪行为就失去了产生动机和存在意义。这样,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犯罪率将大幅度降低。

    犯罪现象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它一方面给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危害,另一方面对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由于大量犯罪现象的存在,社会就不得不建立庞大的公安、司法机构,这就大大增加了社会的非生产性消费。在法律机构和罪犯的对抗中,一方面是犯罪者劳动力的巨大消耗,另一方面是法律机构的劳动力和财富的巨大消耗,他们在彼此之间的斗争中两败俱伤,而且没有为社会创造出任何数量的财富。还有,大量法律部门的存在需要社会为其培养大量的专用人才,这就增加了社会的管理内容和难度,增加了社会的教育科目,因此又在法律部门之外形成了巨大的非生产性消费,增加了社会的总体经济运行成本。由此可见,降低犯罪率也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良好举措。

    5、提高人民道德素质

    所谓道德素质,就是对无私奉献价值观的认识和掌握程度。这种道德价值观最早是在家庭中形成的,它也是家庭关系的一种体现。儿童成年步入社会之后,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这种价值观也将发生一定的变化。如果家庭关系和谐,那么其成员之间就相互爱戴,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因此就培养出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如果家庭关系敌对,那么家庭成员之间就相互猜疑、相互争斗、相互侵犯、相互伤害,因此就培养出损人利己、自私自利、惟我独尊的不良品德。如果社会环境和谐,那么社会成员之间互爱戴、尊重和帮助,这样就会培养出较高的道德素质。

    在低福利的私有制社会中,由于人们长期依赖私有财产进行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是彼此独立和对立(在社会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某人财产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另一个或一些人财产数量的减少),因此就逐渐形成了以富裕为荣,一切为金钱而牺牲的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我国取消大部分社会福利之后,这种价值观也就抢占了意识形态的主阵地,而大公无私的道德精神逐渐减弱和消失。在这种社会中,由于品质败坏的人都能够熟练掌握溜须拍马的技能,因此大部分都能够升官发财,都能过上贪污腐败的奢侈生活。而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只知道埋头工作,只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财富和收取报酬,因此他们都过着平常人的朴素生活。在以占有金钱多少为人生成功标准的社会,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价值观自然成为最现实的唯一选择。在金钱的诱惑下,使得大部分本来道德素质就不很高的人抛弃全部良心,违心地走上贪污腐败的犯罪道路上去了。在这场利益与道德的较量中,利益战胜了道德,并形成了一股普遍性和惟利是图的不良社会风气。大部分人对品德败坏者不但不给以藐视和唾弃,反而对其百般羡慕和尊重,——因为他们是财富、能力和成功的象征。只要你有了钱,其它一切缺德行为也就都随之大放光彩了,一切缺德记录自然也就全部一笔勾销了。比如,医院为扩大赢利对患者疾病进行过度治疗,商品生产企业为扩大赢利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学校为扩大赢利对学生进行乱收费,房屋开发商为扩大赢利不断抬高房价等等。

    在共产主义全福利社会中,由于人们依靠同一公共财产进行消费,劳动目标是创造共同的社会公共财产,在劳动过程中大家是互相帮助的一致的利益关系,因此在长期为公的劳动过程中就会逐渐形成大公无私的高尚道德品质。这种一致的利益关系具体表现为:个人是大家的财富,大家也是个人的财富;个人是社会的财富,社会也是个人的财富。在这种一致的利益关系下,个人的一切消费品都来自大家的无偿供给,个人的劳动也是社会的公共劳动。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就是社会公共利益,并且劳动者本身就是社会公共财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个人利益的损失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失。在这种制度下,由于争夺私有财产的行为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争夺私有财产的不良行为和败坏的道德风气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将是大公无私、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的良好的道德风尚。

    6、提高劳动积极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奴役和被奴役的敌对关系他们的经济利益是彼此对立的,因此劳动者不可能心甘情愿地为资本家做事,劳动积极性将无从谈起。举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当初日本人在侵略中国的时候,抓了大量的中国人为他们做苦工,在这种敌对的劳动关系下劳动积极性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劳动者在资本家的企业中工作同样如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本身就是敌对的两个阶级,因此他们的劳动关系也自然是相互敌对的。而在这种敌对关系下,劳动者只有消极怠工的“积极性”,而没有主动工作的积极性。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与工作单位之间是互助关系,他们的经济利益彼此一致,即为公共的工作单位付出劳动就等于是在为自己劳动,因此在这种制度下劳动积极性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当劳动者被生产资料奴役的时候,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将被严重压制。

    当劳动者是生产资料主人的时候,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就会全部释放。

    另外,改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相互关系本身也是对解放生产力的一种解放。

    7、科学管理人民生活

    在私有制社会中,个人日常生活的开销大部分从自己的私有财产中进行支出,因此社会管理部门对个人生活无权进行管理和干涉。由于大部分人都不掌握能够保证健康生活状态的科学知识,不能对自己的生活进行科学管理和控制,因此养成吸烟、饮酒、偏食、缺少运动、无规律起居等各种不良嗜好,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破坏。我国目前因不良生活嗜好而患上各种疾病人数量极其庞大,这一方面给医疗机构造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也人们的家庭生活造成极大负担和痛苦。

    虽然一些家庭在生活方面的财务支出很大,但是却没有得到良好的生活质量,有些甚至因为消费过度而破坏了身体健康。其实消费数量和消费效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过度的消费并不等于是高质量的消费,节约的消费也并不等于就是低质量的消费。消费质量以人们的身心健康程度和达到这一程度所消费的财富数量为基本衡量标准的。财富消费的数量并不代表财富消费的效果,并不代表较高的身心健康程度。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支出由社会公共财产进行承担,社会机构有管理和分配个人消费品的权利,可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全面具体的科学化管理,因此节约消费和健康消费必然是分配生活消费品的数量和种类的基本依据。这样就避免了不良消费和过度消费对人身健康所造成严重伤害。共产主义社会只满足有利于健康消费需求,并且严格禁止任何有害于健康的消费品生产和使用。比如充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须的吃饭、穿衣、住房以及其他日用品的消费需求,严格禁止吸烟、吸毒等有害于健康的消费品生产和使用。另外,科学管理人们的日常生活还将使大量烦琐的家务劳动由社会专业服务部门进行承担。比如抚养子女、照顾老人、买菜做饭等等大量繁重的家务劳动由幼儿园、学校、敬老院、公共食堂来进行承担。这样,成年劳动者这一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力量就可以从繁重的家务琐事中解放出来,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并且有充分的业余时间进行学习、娱乐和休息。。

    8、解放生产力

    在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中,由于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之间互为商品交易关系,因此形成购买力与生产力之间的相互矛盾。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扩大是靠购买力需求来进行拉动的,不是根据社会实际消费需求来进行的,而购买力需求来源于社会经济运行总成本,小于总产值,这就对生产力发展形成极大的阻碍。见公式⑧、⑨

    社会总产值-社会总成本=社会总效益 ⑧
    社会购买力总需求-社会购买力总供给=社会购买力总差额 ⑨

    该公式中的“社会总成本”就是社会购买力总供给,“社会总产值”就是社会购买力总需求,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社会购买力的实际差额。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利润来进行实现,而在利润为正值的情况下,社会购买力总供给小于社会购买力总需求,即成本不能将产值(商品资金)全部转化为货币资金,这就对商品产值的进一步扩大造成极大的阻碍。扩大市场需求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手段,但是它大部分是通过向未来借用购买力的方式来进行实现的,这就对未来市场造成更大的购买力不足压力。

     在市场经济中没有积累环节的存在。商品生产出来之后是要进行销售的,否则企业将资金运转将难以继续进行,生产将难以继续维持。跳出市场经济运行的圈子之后,才会发现还有另一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存在。见公式⑩

    社会生产总值-社会消费总值=社会积累总值 ⑩

    在公式⑩中就不存在用购买力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在该公式中,产值是根据消费和积累来决定的,而人类社会的消费和积累量是一个无限大的数值,不存在对产值的任何约束,因此生产力在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中将具有无限大的发展空间。

    9、增强经济运行动力

    商品经济的发展动力是市场购买力,而市场购买力又来源于经济运行成本,小于经济运行的产值,小于社会生产力,因此以市场购买力作为经济发展动力对生产力发展有极大的阻碍作用。商品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市场购买力需求,有了市场购买力需求,生产出来的商品才能销售出去,企业才能获得赢利。但是,由于购买力大部分掌握在少数富人手中,而且他们大部分的购买力都处于闲置状态,因此导致实际的市场购买力严重萎缩,对生产力发展造成更大的阻碍。另外,由于社会中的大部分购买力只代表富人需求,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需求,因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出现了巨大的偏差。为满足富人的购买力需求,企业拼命生产奢侈品,形成庞大的奢侈品生产力,而在广大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用品方面形成的生产力却非常薄弱,难以满足人们的实际消费需求。

    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动力是全体人民的消费需求,这种需求从理论角度讲它具有无限大的属性,因此生产力也就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过剩问题,因此失业、奢侈浪费、金融危机等等弊端也就不复存在。我国过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已经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它仍旧使用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方式,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经济运行仍然受商品经济规律的控制,因此公有制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很好体现。只有彻底更换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公有制社会的优越性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才能步入正轨,人民生活的实际消费需求才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才能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

    10、简化社会结构

    商品经济的社会结构比较复杂,它是由生产、销售、消费三个环节所构成的。由于有商品销售环节的存在,因此增加了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消耗,给社会经济运行造成极大的负担。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指出:“……现在让我们来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现代的商业。请你们想一想,每一个产品必须经过多少人的手,才能到达真正的消费者的手里!诸位先生,请你们想一想,现在有多少的投机倒把的中间人插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中间人,既投机商、代理人、出口商、经纪人、转运商、批发商和零售商都没有参加商品的生产,但是他们全都要生活,全都想在上面取得利润,而且通常也的确都得到了利润,否则他们就无法生存下去。诸位先生,难道除了这条必须经过十来次出卖、上百次装卸、上百次地从一个仓库运到另一个仓库的漫长的道路之外,就没有更简单更便宜的道路把棉花从美洲运到德国、把棉纺织品送到真正的消费者的手里吗?……他们现在干的是对其余的人有害的事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些多余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取得了足够的生活资料,而在很多场合下,他们还甚至大发其财;因此,他们现在是在直接损害公共利益,而将来他们的双手就会解放出来参加有益的活动;他们一定能够找到一种职业,这种职业能使他们不是作为表面上的、假的社会成员而出现,而是作为人类社会的真正的成员、人类社会的共同活动的参加者而出现。” 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中也可看出,减化以至取消商业将大幅度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和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

    共产主义社会采用计划经济运行模式,节省了销售环节,因此这种社会的经济运行将是非常顺畅和迅速的。所谓共产主义公有制,就是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和劳动力公有制,而并非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所谓计划经济,它是与商品经济相对存在的另外一种独立的经济体制,而不是宏观上高度集中的经济计划。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在宏观上具有高度集中的经济计划,但这并不代表它已经取消了商品交易,不代表它已经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不代表它已经具备了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不代表它已经具备了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条件。其实建立共产主义公有制的目的是以计划经济来取代商品经济,而建立单纯的生产资料政府所有制并不能取消劳动产品与劳动力之间的商品交易关系,因此也就不能取消商品交易。既然存在商品交易,那么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就不能得到发挥,人们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发生极大的误解。

    11、快速形成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的生产效率要大大高出零散经济。资本主义社会在各个方面经济规模的扩大耗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主要是由于私人小资本在相互吞并和组成股份公司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渐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将个人小资本聚集为国有大资本,组建了大量的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全面快速地提高了我国的生产能力。

    恩格斯说:“……人类社会拥有极其丰富的生产力,这些生产力只要合理地组织起来,妥善地加以调配,就可以给一切人带来最大的利益。……但是共产主义的组织因利用目前被浪费掉的劳动力而表现出的优越性还不是最重要的。把个别的力量联合成社会的整体力量,以从前彼此对立的力量的这种集中为基础来安排一切,才是劳动力的最大的节省。”由此可见,建立共产主义公有制的目的之一就是快速形成规模经济。

    12、节约能源

    在私有制社会中,由于商业的存在,产品生产出来之后首先要将其运送到商业部门,之后消费者再从商业部门购买并运送到自己的使用地点,这就增加了一个中间的运输环节。由于这一环节的存在,不仅增加了交通流量,而且浪费了一次运输和装卸,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资源的损失。另外,由于政府没有权利对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销售和消费进行统一管理,诸多大小不等的私有者们各自独立行动,这就需要在很大的范围运输大量的人员和物资。因此在有限的道路上也就自然地形成了巨大的交通流量,导致严重的交通拥堵。巨大的交通流量一方面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另一方面还要建立庞大的交通工具生产、销售、维修企业和大量的交通管理机构,消耗大量的其它资源来保证交通工具的供给,而且在此过程中又要产生新的巨大的交通流量。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资源消耗和交通压力。另外,大量的汽车废气将严重污染空气,给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巨大的交通流量还将增加大量的交通事故,给社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损失,给受害者和其家人造成极大的痛苦。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取消了商业环节,因此劳动产品可以从生产部门直接运输到消费者手中,因此大量能源就被节省下来了。政府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对整个社会的生产、消费和积累进行统一的节约化管理,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企业合并为一个大型企业,这样企业的管理人员、业务内容和数量将大幅度减少,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需要的运输量也将相应地大幅度减少。因此,大量的交通费用就节省下来了,巨大的交通压力也就得到了缓解。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是统一进行管理的,从节约角度讲,将劳动者的居住地安排在工作岗位的附近也可以减轻交通压力和节省能源的作用。同时,由于交通流量的大幅度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将大幅度降低,人们的生存环境也将得到很好的保护。

    13、改善商品生产过程中混乱状态

    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是根据市场购买力需求来进行确定的,即有购买力需求就进行生产,否则停止生产。凡商品生产都是为获得赢利而进行的,有赢利就进行生产,无赢利就停止生产。由于商品生产权掌握在独立经营的企业手中,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由企业自己进行决定,政府无权进行干预和管理,因此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就出现了极其混乱的局面。当某一商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获利较高的时候,大量的生产企业就就会蜂拥而上,向这一产品或行业进行大量投资,大量生产这种商品,导致这一具有良好市场销售状态的高利润畅销商品很快变成了低利润的滞销商品,使企业的巨额投资遭到严重损失。商品生产领域的无政府状态是导致商品生产过程中种种乱像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目前我国企业有很多企业和行业就处于这种产能严重过剩、品种五花八门、假冒伪劣商品和有害商品大量供应市场的混乱状态。

    对于独立经营的私企来讲,它生产的商品是供应未来市场的,而它的生产计划却是根据目前市场需求状况来进行制定的。即企业使对未来市场是供求情况有所判断,但是这种判断并不具有很大的可靠性,因此可以断定,私企是在盲目状态下进行生产的。由于生产企业不了解在它投资这一项目的同时还有多少其他企业也在投资这一项目,不知道在它投资项目完成之后市场的供求状况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很多私企盲目投资之后都出现产品销售不畅的问题,严重的投资无法收回,甚至倒闭破产。我国目前就存在大量私企破产现象,这一事实充分说明,盲目生产的危害是极其巨大的。

    在共产主义社会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生产是根据全体人民的实际幸福需求来进行安排的,是有直接针对性的生产,而不是盲目估计有多少需求的生产,比如根据国家人口数量计算和生产一定数量的粮食、蔬菜、服装、房屋,根据生产需要生产一定数量的机器设备等等。因为整个生产过程都是按计划进行的,因此就改善了市场经济生产过程中的混乱状态。在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中,一切生产计划都由政府来负责统一制定,其下属的各个生产单位只负责执行政府的下达的生产计划,这样就避免了盲目生产现象的发生,同时将大量因重复生产所浪费掉的物质财富全部节省下来了。

    14、普及应用科学技术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先进科学技术掌握在发明者手中,是发明者的私有财产,并且大部分都申请了专利保护。在这种制度下,如果生产企业需要利用新的科学技术,那么就必须向技术所有者进行购买。由于先进科学技术的销售价格较高,大部分企业难以承受,即使有的企业购买了先进技术,它也要对其进行严格保密,因此在“专利”的保护下,大量的先进技术都得不到及时推广和普及应用。另外,科学技术的主要作用是提高生产力,而在长期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这种能力受到严重的压制。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的发明成果属于社会公共财产,不是个人私有财产,因此不存在技术专利和技术买卖问题。一旦先进的科学技术发明出来,马上在整个社会的范围进行推广应用。这样社会的生产效率将得到快速和大幅度的提高。另外,由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在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企业中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而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部财产集中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有,它完全具备组建大规模生产企业的能力,因此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将不会受到企业规模的限制。

    15、促进世界和平统一

    在“国家私有制”的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分别被各国政府所私自占有着。各国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权和维护本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利益,它们都建立了强大的军队。这些独立的军事力量在维护国家利益的过程中经常发生武装冲突,使世界一些地区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给人类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两次大规模的世界大战,就曾经给人类造成毁灭性的灾难。军队可以用来保护国家,也可以用来侵略其他国家。而世界上的一些军事强国,就是利用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断对弱小国家进行侵略,掠夺弱小国家的财富和屠杀他们的人民。

    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极其巨大的,它甚至超过很多严重的自然灾害。战争双方不仅在人员方面造成大量的牺牲,而且在经济方面也造成巨大的损失。从人员损失方面讲,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大部分是青年人,他们都是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庭劳动的骨干力量,他们的大量牺牲必然给社会和家庭造成极大的损失和痛苦。从经济角度讲,它一方面造成武器弹药的大量消耗,另一方面破坏大量的房屋、产物,这就给人类社会造成双重的经济损失,并且对生产力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和破坏作用。另外,战争还将导致各个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和大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产出,这对人类的生命安全将构成极大的威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武器的破坏力也越来越大,因此人类未来所面临更加严重的生存危机。

    其实各国之间的战争也就是各国政府之间的战争,是政府维护自己权利的战争,是政府官员维护自己权利和地位的战争。有些道德败坏的政府官员,不惜以牺牲本国和它国人民生命财产为代价来发动战争,来满足自己的私人欲望,进而给人类造成难以承受的巨大损失。当然了,发动战争的政府官员只有到战争的最后时刻才可能有生命危险,在战争中首先牺牲的都是平民百姓。另外,人类世界未来的高技术和高破坏力的现代化战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将是毁灭和灭绝性的。如果不能及时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战争对人类生存威胁的问题,那么各个国家之间难免会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彻底毁灭,人类将有可能走上灭绝之路。到那时,资本家再有钱也买不到可以供他生存的一小块地球净土,人类如今所创造的全部财富和文明都将随之灰飞烟灭。与地球上其他种类的动物灭绝所不同的是,其他种类的动物是被大自然灭绝的,而人类是被自己制造的高科技杀人武器所灭绝的。

    在“国家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目前存在的各个独立政府将组成统一的联合政府,因此独立的政府和独立国家就不存在了,独立的政府军队将逐渐减少和最终取消。目前各国对立的政治经济利益的统一,将全部化解独立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这样战争根源就被彻底铲除了。一旦人类社会的战争危险得以解除,那么大量的大规模毁灭性杀伤武器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到那时,世界上的各个地区只要保留一定数量的社会治安人员,就可以了维护世界和平了。其实全世界人民都是非常善良和爱护和平的,只是有些暴力政府把世界安全局势搞的危机重重而已。只要各国政府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人类社会,那么战争危险自然就消失了。一旦解除战争威胁,那么人类就可以将制造毁灭性武器生产方面的人力、物力全部投入生活和生产所需要的民用产品方面,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得到大幅度提高。

    通过以上多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社会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制度创新的成果,经济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不能创造出共产主义社会。我党要将人类带入共产主义社会,那么就必须在制度上对私有制进行彻底的改革。我党只有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将此作为在现实工作中最基本的任务和目标,那么才能振奋精神,才能彻底解除精神懈怠的危险。

    二、能力不足的危险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党员的人数只有57人,并且在人力、物力、军力、权利、财力得等方面几乎处于一无所有的状态。但是通过28年的艰苦奋斗,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党党员人数增加到448万人,是“一大”时期的7万倍,军队人数达到400万人,军种包括海路空三个方面,并且掌握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大权。可见当初我党的能力是何等的强大。

    中国共产党经过91年的奋斗和发展,到2012年末我党党员人数已经达到8512.7万人,是建国初期的21倍,是“一大”时期党员人数的150万倍,并且在人力、物力、权利、军力、财力、科技等各个方面都已经达到非常强大是水平,在人才类型方面包括政治、经济、科研等所有领域。由此可见,这绝对不能说我党的力量有所减弱。但是为什么又会出现“能力不足”的问题呢?这里所说的能力不足,应该理解为党对国家各个方面的控制能力有所减弱。由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党对国家各个方面的控制权利被大幅度削弱,因此党在处理国家大事方面才有了力不从心的失落感觉。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将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进行转变,打破了原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单一的经济形式,并将这种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混搭的经济形式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30多年的生产资料私有化改革,目前我国一多半生产资料已经掌握在私人手中,形成了新生的资产阶级阶层。据《福布斯》最新发布了2014年全球亿万富豪榜,中国内地上榜富豪达到152名,创历史新高!王健林成为中国内地首富。见表
 

    2014年中国内地富豪榜排名表

国内排名

全球排名

姓 名

性别

年龄

资产(亿美元)

财富来源

创富渠道

1

64

王健林

59

151

房地产

白手起家

2

80

马化腾

42

134

网络媒体

白手起家

3

91

李彦宏

45

121

互联网搜索

白手起家

4

94

宗庆后

68

116

饮料

白手起家

5

117

李河君

46

103

可再生能源

白手起家

6

122

马云

49

100

电子商务

白手起家

7

190

何享健

71

71

家电

白手起家

8

196

魏建军

50

69

汽车

白手起家

9

196

杨惠妍

32

69

房地产

继承

10

234

陈丽华

73

60

房地产

白手起家

11

244

许家印

55

57

房地产

白手起家

12

256

刘永行

65

55

农业综合企业

白手起家

13

305

张志东

42

48

网络媒体

白手起家

14

345

郭广昌

47

43

多元化经营

白手起家

15

345

梁稳根

57

43

制造业

白手起家

16

345

王传福

48

43

电池、汽车

白手起家

17

354

丁  

42

42

网络游戏

白手起家

18

354

王文银

46

42

金属

白手起家

19

375

雷  

44

40

智能手机

白手起家

20

375

王  

40

传送服务

白手起家

21

408

姜  

47

37

电子产品

白手起家

22

408

吴亚军

50

37

房地产

白手起家

23

408

张近东

50

37

零售

白手起家

24

408

张  

48

37

房地产

白手起家

25

430

张士平

66

36

金属

白手起家

26

446

鲁冠球

69

35

多元化经营

白手起家

27

466

孙广信

51

34

多元化经营

白手起家

28

483

傅利泉

46

33

电子产品

白手起家

29

506

刘永好

62

32

农业综合企业

白手起家

30

506

吕向阳

51

32

汽车

白手起家

31

520

史玉柱

51

31

多元化经营

白手起家

32

551

卢志强

61

30

多元化经营

白手起家

33

551

王玉锁

49

30

能源

白手起家

34

609

黄如论

62

28

房地产

白手起家

35

609

杨  

56

28

乳制品

白手起家

36

642

刘强东

39

27

电子商务

白手起家

37

642

邱光和

62

27

零售

白手起家

38

642

童锦泉

59

27

房地产

白手起家

39

663

许连捷

61

26

卫生用品

白手起家

40

663

潘政民

44

26

电子产品

白手起家

41

663

施文博

64

26

卫生用品

白手起家

42

687

庞  

58

25

调味品

白手起家

43

731

梁允超

45

24

营养品

白手起家

44

731

马建荣

50

24

纺织品

白手起家

45

764

蔡  

51

23

房地产

白手起家

46

764

陈发树

53

23

多元化经营

白手起家

47

764

贾跃亭

41

23

娱乐

白手起家

48

764

王长田

48

23

娱乐

白手起家

49

764

徐镜人

69

23

医药

白手起家

50

764

薛向东

55

23

软件

白手起家

51

796

蒋仁生

60

22

医药

白手起家

52

828

刘忠田/

50

21

铝材

白手起家

53

828

张  

61

21

房地产

白手起家

54

828

周鸿祎

43

21

互联网

白手起家

55

828

朱共山

56

21

太阳能电池板

白手起家

56

869

蔡东青

44

20

动画

白手起家

57

869

严  

60

20

饮料

白手起家

58

869

沈国军

51

20

零售

白手起家

59

869

孙伟杰

50

20

制造业

白手起家

60

869

王文学

46

20

房地产

白手起家

61

925

吴以岭

64

19.5

医药

白手起家

62

931

傅梅城

56

19

娱乐

白手起家

63

931

莫天全

50

19

互联网信息商

白手起家

64

931

宋作文

66

19   

多元化经营

白手起家

65

973

李书福

50

18.5

汽车

白手起家

66

973

李仲初

50

18.5

信息技术

白手起家

67

973

孙飘扬

55

18.5 

医药

白手起家

68

988

车冯升

51

18

医药

白手起家

69

988

陈金霞

45

18

投资

继承

70

988

刘宝林

60

18

药品经销

白手起家

71

988

吴光明

52

18

医疗设备

白手起家

72

988

朱兴良

54

18  

建筑施工

白手起家

73

1046

黄  

50

17

电气设备

白手起家

74

1046

黄  

54

17

房地产

白手起家

75

1046

林秀成

58

17

电子产品

白手起家

76

1046

邵根伙

48

17

农业综合企业

白手起家

77

1046

王俊民

45

17

医药

白手起家

78

1046

张宏伟

59

17  

多元化经营

白手起家

79

1092

曹克坚

51

16

制造业

白手起家

80

1092

高德康

62

16

服装

白手起家

81

1092

顾  

49

16

制造业

白手起家

82

1092

黄绍武

43

16

零售

白手起家

83

1092

梁信军

46

16

多元化经营

白手起家

84

1092

文剑平

52

16

污水处理

白手起家

85

1092

黄联禧

52

16

管道制造

白手起家

86

1092

周成建

48

16  

零售

白手起家

87

1143

黄光裕

44

15.5

零售

白手起家

88

1154

陈天桥

41

15

网络游戏

白手起家

89

1154

何巧女

48

15

景观建筑

白手起家

90

1154

林  

49

15

医药

白手起家

91

1154

文一波

48

15

制造业

白手起家

92

1154

祝义才

49

15  

多元化经营

白手起家

93

1203

张长虹

55

14.5

金融信息服务

白手起家

94

1210

陈建华

43

14

化工

白手起家

95

1210

雷菊芳

61

14

医药

白手起家

96

1210

王  

41

14

电信

白手起家

97

1210

王坤晓

44

14 

油田设备

白手起家

98

1270

林  

50

13.5

投资

白手起家

99

1284

陈  

48

13

医院

白手起家

100

1284

朱孟依

54

13

房地产

白手起家

合计

 

 

 

 

3172.5

 

 

 

    从该表可以看出,全部富豪都是靠搞企业发财的,没有一个是靠工资收入致富的,而且大部分富豪都是“白手起家”,就是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制时代他们是什么都没有的。这100名富豪的资产合计已经达到3172.5亿美元,按15年1月份人民币与美元6.2比价进行,折合人民币19669.5亿人民币。在这100名富豪之外还有更多的中小富豪,这些占有生产资料的富豪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的资产阶级阶层。目前这一新生的资产阶级有一个新的称呼,叫做“利益集团”。这一集团目前在我国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并且渗透到党政军及公检法各个领域。还有,在大国企很难在短期内以转化私企的情况下,又对其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将国有资产零卖给股民,让股民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人,成为新生的股份资本家。另外,从这些养育了富豪的各个行业的目前状况看,房地产严重过剩、药品生产过剩、医院过度治疗、娱乐业黄堵毒泛滥、食品污染、环境污染,没有一个行业体现出欣欣向荣、秩序井然的局面。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听说有谁是“万元户”就会羡慕的不得了,可见在当时“万元户”是一种稀缺资源。现如今,拥有十亿、百亿、千亿的富豪已经不希奇了。据说今年参加“两会”的亿万富翁就有28个。还听说有家保险公司老总年收入6000多万元,有些银行的支行行长年收入100多万元。但是同时又听说目前我国所规定的贫困线是年收入2000元以下,可见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该有多么的巨大。按道理说,本应该是创造财富者获得财富,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创造财富者极其贫困,而掠夺财富者极其富有。不仅如此,而且国内资本家还联合国际资本家共同对我国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大肆剥削。比如,在商业方面有“家乐福”、“乐购”“新玛特”等,在饮料方面:“可乐”“雪碧”等,在汽车制造方面,“丰田”、“本田”、“日产”、“现代”、“起亚”“大众”、“通用”等,在餐饮方面有“肯德基”、“麦当劳”等。在电器制造方面有“索尼”、“东芝”、“松下”、“夏普”、“富士康”等。这些外国资本占领了中国的生产和销售大部分领域,对我国广大劳动人民形成新的国际性剥削体系。

    什么是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层就是资产阶级。资本家不占有生产资料就不能形成资产阶级,就不能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什么是资本家?私企老板就是资本家。西方资产阶级是通过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逐渐形成的,而我国新生资产阶级在短短的30几年的过程中就形成了庞大的新生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迅速形成和壮大,其根本原因就是我国30多年的生产资料私有化改革给新生资产阶级的产生提供了肥沃土壤。正是由于这种所谓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新生资产阶级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范围大量复活繁殖,并迅速侵占了大部分国有资产。在这片土壤上茁壮生长出来的大批富豪资本家,再加上贪污腐败的各级政府官员,形成了庞大的新生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新的剥削机制,使广大劳动人民又回到被资本和资本家所奴役的地位。

    什么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分为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两个方面,政治方面体现为争夺政权的斗争,经济方面体现为争夺生产资料的斗争。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从我国目前阶级斗争情况看,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极力推行多党制,要取代我党的领导地位。在经济方面资产阶级继续推行生产资料私有化改革,要霸占国家全部生产资料。无产阶级要保卫代表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要保护自己通过辛辛苦苦斗争所得到的生产资料,保卫国企,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双方斗争结果是,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没有任何进展,我党仍然牢固地掌握政权,但是在经济方面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将国家大部分生产资料据为己有,无产阶级一败涂地。最后的国有资产是否能够保得住,还要看我党是否继续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是否继续进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改革。

    1949年10月1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此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在我国全面快速地展开了。通过改革,在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全部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在城市没收了资本家的企业,成立了国营和集体企业。至此,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在我国真正地建立起来了。这样,资产阶级的躯体就被彻底消灭了,进而无产阶级从资本(生产资料)的奴隶变成了资本的主人。这时,我国距离共产主义社会公有制也就仅有一步之遥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将资产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逐渐收归国家所。资产阶级失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这样它的躯体就自然被消灭掉了。虽然如此,但是资产阶级的灵魂并没有被彻底根除,它一直徘徊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上空,时时刻刻等待着转世投胎的机会,时时刻刻梦想着有朝一日夺回自己失去的资本,梦想着在社会主义中国重新复活,重新骑在无产阶级头上作威作福,重新享受花天酒地和奢侈浪费的腐朽生活。一旦有了可乘之机,资产阶级灵魂就会恶性肿瘤一样侵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健康肌体,利用一些思想意识动摇之人的迷恋奢侈物质生活的自私欲望,迅速进行恶性繁殖和转移,直到完全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健康组织,最终完全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虽然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是也没能将资产阶级灵魂在中国的大地上彻底铲除。

    建国后30年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这些意志坚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逝世,资产阶级终于等到了重新复活的时机。改革春风吹满地,一个“春天的故事”给资产阶级带来了起死回生的救命稻草。借此机会,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进行全面大反攻,并且在短短的30几年时间内夺取了公有制中国的大半个江山。

    党为什么会有能力不足的感觉?首先是党脱离了企业和生产资料,脱离了自己的无产阶级队伍,把对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管理权利转让给了资产阶级。其次是实行党政分离的管理方式,由政府机构管理国民经济,党的机构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闲职。战争年代,我党坚持“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使军队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国际反动势力等各种极其强大的敌人。和平年代,“党指挥资本”,领导劳动人民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功伟绩。但是在近30多年时间,我党大搞生产资料私有化“改革”,逐渐放弃了对资本(生产资料)的控制。改革开放初期,一直推行“政企脱钩”政策。“政”是什么?是政府,是政党,是共产党。“政企脱钩”就是要将企业和生产资料脱离政府和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的控制,脱离广大劳动人民的控制,将企业和生产资料交给资本家和资产阶级进行占有、管理和控制。“政企脱钩”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向党和无产阶级篡夺经济领导权的一种政治阴谋。市场经济是由私人资本、资本家和资产阶级进行操纵和控制的经济体系,党没有控制市场经济的实质性权利。因此,党在对市场经济的管理方面自然会感觉力不从心。其实并非力不从心,而是根本就没有权利去管理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对这种经济运行进行管理本身就不符合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

    共产党是以废除私有制为奋斗目标的,而重新建立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党的目标完全背离。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产阶级用来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犯罪工具,恢复建立这种罪恶制度,就等于是给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提供了这种犯罪工具,在阶级斗争中站在了资产阶级一边。目前我国的阶级斗争主要体现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夺生产资料的经济斗争。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党并没有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反而是站在了资产阶级一边,对无产阶级进行打压和“维稳”。这样必然在斗争中失去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失去斗争的最大优势。党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如鱼得水,自然能力极其强大,脱离了无产阶级队伍就等于是鱼儿离开了水,自然会感觉力不从心和难以生存。在目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下,要么改变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基本性质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信念,与资产阶级从形式和名义上彻底保持一致,要么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重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在这两者之间绝对没有第三条“特色”之路可以选择。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我党大多数党员都来自无产阶级,来自广大劳动人民。战争年代,我党在军事斗争中逐渐掌握了大量的军事知识,成为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专家。但是,党和无产阶级没当过地主,没有管理大规模农业生产的经验;没当过资本家,没有管理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经验;大多数无产者都不是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没有搞科研的能力和经验。因此,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尤其是前所未有的公有制国民经济管理方面能力显得十分欠缺。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实行9年义务教育,成立了工农兵大学,使无产阶级大幅度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对公有制经济的管理能力。只要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那么我党管理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的能力将会得到更高的提升。在学习中,党和无产阶级不仅要学习和掌握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而且还要掌握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管理理论,不但要学会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领,而且要学会当好公司经理,当工厂厂长,当农场主,当医院的院长等各种社会机构领导人的本领,这样才能将国家的管理权牢牢地掌握在党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手中,才能使党具备对国家的强大领导能力。

三、脱离群众的危险

    我党的领导和执政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我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是人民群众的坚实靠山和利益代表,广大劳动人民是党的政治基础和坚强后盾,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缺一不可。我党党员来源于民众,经过长期浴血奋战、九死一生的共产党人,无不视人民群众为父母,将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依靠群众看得同生命一样重要。我党同人民群众几十年生死与共,建立了血肉联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我党的生命之根、力量之源在人民群众,党的兴衰成败取决于人民群众,党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人民群众。脱离了群众,党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对“最大危险”丧失警觉,如果不进行全力克服,党的生机活力将逐渐消失殆尽,党就丧失了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脱离群众这一“最大危险”,会于很多人尚未察其弊、尚不觉其害之际,在切断党的血脉、掏空党的根基。脱离了群众,无异于自绝于历史、自绝于人民。面对脱离群众这一“最大危险”,党一定要及时加以警觉!

    战争年代,党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与国内外敌人进行艰苦斗争,同时与人民群众一起打土豪,分田地,彼此紧密团结在一起。建国之后,党又通过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领导广大群众搞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民经济建设, 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但是,自从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化“改革”之后,人民公社被取消,大部分企业和群众被私人资本家所控制。国家公有制企业是党和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它建立了党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相互关怀、相互照顾的大公无私的互惠互利关系。如果没有国家公有制企业作为桥梁,那么党的工作不不能直接触及到群众的工作和生活,就不能深入到群众之中为其排忧解难。对国家公有制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就等于是斩断了联接党群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党和群众之间自然就失去了联系。
在生产资料私有化市场经济体制中,党把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切都交给了资本和市场,对他们的生活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与人民群众离心离德。私有资本隔段了党群关系,市场变成了党与群众联系的最大障碍。市场代替了党的职能,群众由靠党改成了靠市场。既然党抛弃了群众,把群众推向了市场,那么群众自然就会抛弃党,转而依赖于自由市场。同时,生产资料私有化导致商品和劳动力私有化,并由此而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在商品私有化的市场,物价飞涨,有毒有害商品遍布市场,广大人民群众的财富被大量洗劫,身体健康受到严重伤害,使群众对党产生很大的怨恨;在劳动力私有化市场,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力像商品一样被资本家低价买卖和剥削,使群众对党产生很大的怨恨;在医疗私有化的市场,广大人民群众看不起病,大量财富被医院掠夺,使群众对党产生很大的怨恨;在教育私有化的市场,广大人民群众交不起学费,艰难地供养自己贫穷的子女上学,使群众对党产生很大的怨恨;在房地产私有化市场,广大人民群众买不起房,住不起房,子女婚姻受阻,使群众对党产生很大的怨恨;在汽车私有化的市场,大量汽车进入个人家庭,导致30年时间我国的汽车数量增加1.3亿辆,从一个石油出口国变成进口国,严重消耗资源和能源,严重污染环境,使群众对党产生很大的怨恨。

    我党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始终秉持人民创造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理念。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就能得到群众的信赖、拥护和支持,就能够将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我党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进行执政,能够同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正因为她能够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始终将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从来没有也从不追求任何特殊私利。近些年来,在市场经济物欲横流的情况下,有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模糊了、动摇了,甚至认为用不着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的宗旨可以变了、应该变了,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全心全意为个人和小圈子服务,这就从根本上脱离了群众。明确坚持并在执政活动中、在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上全面体现和落实党的理想信念和根本宗旨,才能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

    要解决党脱离群众危险的问题,就要与目前仍然在继续进行的生产资料私有化“改革”采取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尽快恢复生产资料公有制建设,恢复共产主义信念,恢复党为人民服务的基本职能,使广大人民群众重新回到党的身边,与党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创造社会主义中国的光辉未来。

四、消极腐败的危险

    我党对消极腐败的严重性和危险性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始终旗帜鲜明、一以贯之地反对消极腐败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消极腐败尚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消极腐败危险仍然严重威胁着党。共产党人必须行动起来,坚决遏制消极腐败,根除党面临的这一巨大危险。充满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的中国共产党发生消极腐败危险,有诸多方面原因,首因是思想上的迷惘和错乱。由此入手,就找到了消极腐败滋生蔓延的根子。

    导致消极工作态度的原因主要是党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目标的淡化。如果加强共产主义的基本信念,有了明确的工作目标,那么这种消极的工作态度就得到改进。目前我党以发展经济作为基本国策,忽略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基本制度的建设,以为经济高度发展之后自然会实现共产主义。按此说法,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会比我国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当然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情。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掌握在少数极其富裕的资产阶级手中,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军队都控制在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财富再多,它也不可能让无产阶级在自己的统治下建立共产主义公有制社会制度。由此可见,财富不能代表共产主义,扩大财富数量不代表实现共产主义。如果我党能够及时纠正这一概念,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基本国策,那么在这一伟大事业的激励下,必将调动起全体党员的工作积极性,充分焕发全体党员的工作热情。

    在治理腐败方面,我产党执政后很长一段时间,消极腐败一露苗头立刻被压下去,没有滋生蔓延的空间。如今,从严治党的制度措施频出却不能将消极腐败根治铲除,甚至出现“前腐后继”现象,症结在于滋生腐败的土壤并没有被铲除。什么是导致腐败产生的土壤?生产资料私有化的“特色社会制度”就是导致腐败产生的土壤,就是导致大量腐败现象产生的根基。我国在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化改革之后,形成了生产资料半公半私的混合型经济体系,即所谓的“特色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官商(私商、私企)勾结一同侵占国有资产和国家资源,私企通过行贿手段获得生产和经营优势,对国家和人民的公共利益进行快速蚕食,养肥了私企,搞垮了国企。“改革”之后,公有制国企为什么会出现萎靡不振的现象?其原因就在于,国企在与私企进行市场竞争的时候拿不出足够的“回扣”资金,不能对掌握市场资源的官员进行丰厚的“回报”。而这却正是私企的最大优势。私企可以将自己的大部分甚至是全部利润都拿出来对国家官员进行行贿,而国企领导人就没有这个权利。另外国企还要负担员工的大量福利,这些负担私企业几乎没有。在这种非公平的市场竞争的状态下,国企数量和规模逐渐减少和萎缩,私企不断壮大发展。私企不断壮大发展的背后,自然隐藏着大量权钱交易。这一事实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的普遍存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千古不变的基本真理。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这决定了党同任何消极腐败水火不容。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克制消极腐败的根本。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改革开放,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但党的性质和宗旨没有任何改变。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打天下,不是为自己打天下;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是统治人民;是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不是弄权滥权、以权谋私。而有些党员干部经不起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考验,精神垮了、立场变了,对党的性质和宗旨怀疑动摇,不认同党的根本价值取向,看轻看淡甚至完全抛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世界观大肆敛财致富,痴迷于享受资产阶级奢侈糜烂的生活。

    另外,一些人别有用心地大肆宣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为腐败寻找合理性理论根据和为其开脱罪责。近些年盛行的人本性自私、人性恶之类西方“学术思想”,却堂而皇之论证消极腐败“符合人性”、“不可避免”、“人人有份”。各种消极腐败“理论”粉墨登场、振振有词,专事抹黑和否定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奋斗历史和传统作风,抹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抹黑和否定中华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于是,贬损雷锋、嘲讽崇高居然变成“时尚”,“腐败是小节”、“不搞腐败吃亏”、“反腐败不利于发展经济”居然喊得出口,羡腐、捧腐、护腐居然成为常态心理,表明问题的严重性。

    消极腐败是党和国家机体恶性病变的巨大危险。党的强大生机活力来自争取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社会和谐的伟大奋斗,来自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的伟大奋斗。如果消极腐败得逞,党的肌体就会腐烂变质,所有生机活力都将丧失殆尽。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并非与生俱来,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与克制消极腐败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侧面,先进性和纯洁性增一分,则消极腐败减一分;消极腐败增一分,则先进性和纯洁性减一分。如果消极腐败得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将荡然无存,党就不再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要出问题最大的可能是出在党内。消极腐败严重败坏党的形象,严重损害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严重削弱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还给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破坏活动提供口实。不根本解决消极腐败问题,党很难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消极腐败得逞,党就会在内外交困中走向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就会失去坚强领导。

    如果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这种腐败现象就不可能发生,因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个人动用和占有企业资金或物质属于犯罪行为,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并且个人也没有权利和条件侵占大量的国家财产。企业之间的资金往来通过银行转帐完成,对企业现金的使用有严格的数量控制,想贪污大量财产都无处下手。党在长期反腐倡廉建设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腐倡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方针、工作格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及政策制度体系,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反腐倡廉道路。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党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对一批“大老虎”进行了彻底的查处,为国家和人民挽回了大量的财富损失。我党要坚定不移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以对消极腐败“零容忍”的坚决态度和更加有力的举措形成对消极腐败的围剿之势,最终取得根治消极腐败的更大胜利! 

    赵跃

    1034445794@qq.com
    电话:13079202008
    2015年1月28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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