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现发出谭其骧、楼宇烈、秋风、萧功秦、王绍光、朱光潜等人文章,这些文章都是认识极其深刻的文章,需要细读。特向大家推荐。

世界不安宁的根源是一神教思维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5年1月16日

目录

文化

秋风:走出一神教 欧洲才安宁

伊拉克宗派旗帜林立 国家观念分崩离析

楼宇烈:再筑国魂,开创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汤恩比博士的中国观——写给二十一世纪的人类

朱光潜: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伦理观

 高书生:文化发展繁荣的新坐标和新任务

政治

萧功秦:新权威主义是中国走向民主的必由之路

冼岩:论舆论管控有理

王绍光:你是在选举,还是在选主?

郑永年:亚洲思潮变化及其大趋势

历史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萧功秦:两次中日战争的历史启示

不看欧洲史不知道什么是无耻

任正非:我的父亲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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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一神教 欧洲才安宁

秋风

2015-01-15

     摘要:对和平的最大威胁,向来是宗教之间的对立。而中国智慧,能为欧洲危机开出一剂良药。

    《查理》周刊遭到极端分子袭击,全球数十国政要与法国上百万民众上街游行,游行队伍中最多的标语是“我也是查理”。看起来,这场规模空前的游行旨在表达保卫言论自由之决心,这被视为法兰西之根本。但不妨想象一下:看到这个场面,穆斯林作何感想?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袭击事件会不会刺激民众心态与国家政策、揭开并扩大法国、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不同宗教、族群之间的嫌隙?若果如此,法兰西人珍爱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将会如何?反过来,如果法兰西的自由遭到侵蚀,穆斯林的日子会好过吗?

    坦率地说,我对欧洲的前景均深怀忧惧,对在欧洲的穆斯林之生存前景,也深为担心。怎么走出困境?从儒家中国的经验看,双方恐怕都需要走出一神教思维。

欧洲难题:一神教的激情

    对和平的最大威胁,向来是宗教之间的对立,宗教的内核是神灵信仰,人们会把自己奉献给神,为此而有最为强烈的激情,可让人无私地奉献,也可让人同样无私地仇恨。利益的对立,可通过谈判,以利益的再分配解决,而宗教间的冲突通常无法如此轻易解决。故对共同体的和平而言,宗教所守护的价值通常是有用的,但控制宗教激情也是保障和平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

    最初,西方人以一神教实现和平。一神教之前是多神教。一神教之出现,从功能角度看,以单一神替代多个神,各信其神、相互分裂、敌视的人们,统合为单一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相比于多神教,一神教是高级宗教。但用“和而不同”范式分析,这一解决方案是“同”,同质化。一神教思维之根本特征是,存在真理,人的义务就是认识、肯定、服从真理。且真理只有一个,故良好秩序只能形成于“同”。

    一神教下的和平秩序由统一教会维持。只是,这个教会也会腐败。腐败的统一教会权威遭到怀疑,新教兴起,且宗派林立,从而引发广泛而严重的冲突。每个宗派都声称自己是正统,掌握唯一真理,其他宗派是异端。于是,旧教、新教之间、新教各宗派之间冲突不断,欧洲早期现代的战争基本上是宗教战争。

     为了和平,欧洲人被迫发明一条原则:政教分离。政府与教会分离,宗教退居私人生活领域,政府不予干涉。由此,政府摆脱一种宗教的支配,而居于各种宗教之上,致力于培养国民之国家认同。

    不过,在此过程中,西方人又构造出一套具有宗教性质的伦理和政治教条,这就如同霍布斯虽然主张自然法,但其思想结构仍然是神学的。现代法国人信奉的自由、平等、博爱三个价值,都从此前法国人信奉的一神教中转生而出,尤其是,人们是以一神教心智对待它们的。《查理》周刊就是典型:它信仰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神圣的,因为它是真理,因此不应受到任何约束。上百万法国人上街,正是在捍卫自己对言论自由的信仰。

    西方人心目中的现代价值成为准宗教教条。在欧洲,一神教信仰尽管在衰落,但一神教心智彰彰可见,美国人的一神教思维更为坚定、明确。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评论巴黎袭击事件时,就使用了文明-野蛮话语,这是欧洲人在十八世纪发明的,其背后正是真理思维、一神教心智:我们信奉的价值、我们的生活方式是真理,接受我们价值、生活方式,就是文明;凡是尚未或者拒绝接受我们价值的人,就是野蛮人。传统的一神教体制下教徒与异教徒之分,被顺畅地转换为文明与野蛮之别。当亨廷顿谈论文明冲突时,作为冲突一方的西方,固然包含基督教,但在相当程度上也由一神教化的西方价值构成。

    亨廷顿设想,基督教文明必定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发生冲突。不过,过去二十多年来,与宗教化的西方现代价值发生冲突的主体,似乎主要来自伊斯兰教文明。911事件、伊朗、伊拉克、基地组织、巴黎袭击事件等等,全部都是。而中国,尽管在西方世界,“中国威胁论”时时泛起,在中国,总有人忧心忡忡地谈论民族主义,但中国与西方,并没有爆发可见的冲突。

    (德国近30个城市爆发反伊斯兰化运动,图片来源:CFP)

    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事实。道理也许是这样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同出一源,都是一神教,自然都有一神教心智。西方人曾侮辱过孔子,以启蒙为志业的现代知识分子也曾持续侮辱过孔子,然后,什么也没发生。一神教对一神教,一神教对准一神教,真理对真理,则很容易擦枪走火。伊斯兰信徒绝不能容忍《查理》周刊们侮辱自己的先知,他们以信仰的名义发动反击。面对这种极端行为,西方似乎也以信仰的名义予以回击,以保卫自己的现代价值。美国于冷战后发动战争似乎都受准宗教激情驱动,其论证战争正当性的每句话都具有强烈宗教色彩。

中国智慧:文教与和平

    那么,如何走出这一冲突困局?此刻,我们应当认真思考,为什么中国没有如亨廷顿所预计的那样,与基督教的西方陷入严重冲突之中?拜中国智慧之所赐,这智慧就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理论上的说明,说来话长,读者可参考拙作《一个文教,多种宗教》(《天府新论》,2014年第1期)。

    塑造犹太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的最重要力量是一神教,塑造中国文明的最重要力量是文教。中国文明之凝聚,系通过文教,而非一神教。孔子之前,文是礼乐,文教就是礼乐之教化;孔子将此文转化为六经之文,故孔子之后,文教就是儒家守护的中国经典之教育。除了私学,最重要的是,汉武帝时代起,中国政府兴建了一套完整的公立学校体系。这套文教体系,塑造了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政治,也塑造了中国人之开明、开放、宽和心智。

    这绝不意味着,中国人不信神。晚近以来,无数自以为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感叹中国人没有信仰,不少学者也说,中国文明是世俗化的。错。普通中国人有丰富的神灵信仰,而且,相当虔诚。只是,中国确实不存在一个统一所有人精神世界的一神教。中国人认为,在信仰和政治的世界,不存在唯一的绝对真理,所以,没有必要所有人信奉一个神。人们各信其神,相安无事。宗教宽容在中国一向就是事实。

    当然,文教也教给多种神教以和平相处之道,这就是孔子发明之仁教。为仁之方两条:消极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强加于人,不要伤害别人;积极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积极协助别人。因为这样的教导,中国人向来没有一神教心智。

    中国人对待外部世界,处理国家间关系,也没有一神教思维。中国人当然认为自己的生命之道、治国之道是高明的,但“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中国人从来不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当成神圣的,也没有什么热情传教。这样的中国是随和的,内敛的。这与一神教的扩展心智,形成鲜明对比。

    我相信,中国智慧有助于欧洲思考避免更大危险的出路。但欧洲人愿意吗?据朱谦之先生的研究,正因为看到传教士转述之儒家思想,法国思想者才在神学之外,发现一个新的知识天地,找到新的思考方向,而有人文主义、理性主义、自然神论、启蒙之勃发。今天的欧洲人愿意认真对待中国智慧吗?

    随他们去。但站在中国立场,欧洲是一个教训:中国自身面临相当严重的宗教问题,边疆宗教问题,内地新兴宗教问题。欧洲、美国给中国的教训是:不可幻想用某个一神教或准一神教体系“同”之,只能用文教“和”之。回到传统智慧,兴起文教,培植仁义,化解宗教激情,这是人各信其神而相安无事的唯一出路。

    现代中国的一大危险是,知识分子和精英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一神教心智。有两种相当流行的说法:第一种,中国要变好,就必须全盘接受从西方传入的所谓现代价值,这是现代社会的真理。第二种,中国要变好,就需要国民有信仰。而真正的信仰就是基督教,这是宗教真理。

    中国人可以接受所谓现代价值,也可以信奉一神教,但是,一神教思维必然带来灾难。全盘西化的准一神教主张,已给中国带来史无前例的文化灾难。而多种宗教并存、文明之维系主要靠文教,这是中国文明生机所在,任何一神教都可在中国自由传播,但须放弃一神教心智,自居于多种宗教中之一种。唯有如此,中国才能保有其和平。否则,中国文明就会严重退化。
 

 

 

 

 

伊拉克宗派旗帜林立 国家观念分崩离析

TIM ARANGO

2014年12月23日

    什叶派人士本月在穆斯林传统的阿巴因节里展出了一面巨大的伊拉克国旗。阿巴因节是为了纪念伊玛目侯赛因。

    巴格达——在巴格达各处的检查站,士兵们对总理近日下达的一项命令置若罔闻,没有撤下什叶派宗教旗帜代之以伊拉克国旗。在北部城市基尔库克的学校里,学生们升起库尔德旗帜。在南部港口城市巴士拉,愤怒的市民们设计了自己的旗帜,旗帜的中心元素是一滴油。当然还有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的黑旗,这个极端组织目前控制了伊拉克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

    自将近一个世纪前奥斯曼帝国的三个省——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合并成为现代伊拉克以来,伊拉克作为统一国家的理念,也许从未像今天这样备受挑战。

    伊拉克库尔德战士们在埃尔比勒展示库尔德斯坦的旗帜。

    新政府在手忙脚乱地打击又称ISIS或ISIL的伊斯兰国,但它面临的潜在挑战甚至还要更严峻:它要树立一种全新的国家身份认同感,即便无法超越逊尼派和什叶派、阿拉伯和库尔德的差异,至少要让他们作为一国之民能够共处。

    一些官员呼吁恢复强制兵役,认为这样可以让各个社群团聚拢在一起。还有人建议以现金奖励的形式,鼓励逊尼派和什叶派通婚。不过也有人认为应该大力宣传前伊斯兰时代的伊拉克,强调其作为人类文明摇篮的过去,这样也许能让伊拉克人建立起某种程度的民族团结。

    国家电视台也在加班加点地宣传造势,描写战场胜利的故事片中时不时升起伊拉克国旗——现实中的战场正相反,各武装组织的旗帜表明国家政权的影响范围在被蚕食。

    “身份问题——建立一个全体伊拉克人都能认同的身份,从而保持国家统一——是个大问题,”知名的现代伊拉克历史学家菲比·马尔(Phebe Marr)说。

    她还说,“这是一场重新构想伊拉克的斗争。”

    随着社区间越来越彼此隔绝,这场斗争很大程度上和这里的现实生活是相冲突的。伊拉克北部,今年九月在一次与伊斯兰国的作战中,库尔德敢死队在坦克上挂起了库尔德斯坦的旗帜。

    伊拉克著名诗人伊哈布·阿勒马利基(Ehab al-Maliki)将自己的才能用在了这个国家计划中,他会出现在国家电视台上,朗诵爱国的诗歌,有时还会身着军装,手拿一把枪。

    他说他的目标是利用自己的诗“促进国家的团结以及共识的达成,呼吁和平共处,各群体间不再发生暴力。”他因此接到了许多死亡威胁。其中一次是一条手机短信,说:“你是只什叶派的狗,杂种,向神灵起誓,我们会把你的肚肠掏出来喂狗。你不配活着,我们会干掉你。”

     总理海德尔·阿巴迪(Haider al-Abadi)近日发布的一项命令要求武装部队不能悬挂什叶派宗教旗帜和民兵旗帜。多年来,这些旗帜一直让逊尼派人士愤恨不已,作为少数族裔的逊尼派在美国入侵前是伊拉克的统治者。在纽约的一个讲话中,联合国驻伊拉克特使称赞阿巴迪此举为“一场在伊拉克社区中间重塑信心的全面行动”迈出了第一步。然而问题在于,什叶派旗帜没有降下来,也不太可能降下来。

    本月于巴格达,一名朝圣者带着伊玛目侯赛因的旗帜,侯赛因被尊为什叶派的殉道者。近日在巴格拉的政府特区“绿区”(Green Zone)的一个重要检查站,一名士兵说有关旗帜的命令下达时,人们选择将他们的信仰放在首位,三军统帅的命令是其次。检查站没有伊拉克旗帜,只有纪念受敬仰的什叶派殉道者伊玛目侯赛因的黑绿色旗帜。

    “第二身份——文化、宗教和我们的族裔——占了上风,”伊拉克前国家安全顾问莫瓦夫法克·阿勒鲁比(Mowaffak al-Rubaie)说。“我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小角落。在过去10年中,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身份。”

     国家身份认同的斗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现代伊拉克建国起就一直存在,从君主到独裁者到占领者,该国所有的统治者都要面临这个挑战。

    马尔在1957年第一次来到伊拉克进行她的研究生论文研究。此后她一直在探访和研究这个国家,并于1982年出版了备受推崇的著作《伊拉克近代史》(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首版,该书记载了伊拉克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的动荡,包括六次政变,君主的罢黜,以及多场战争。她说这些事件对国家统一的威胁,都不及当前这场危机来得严重。

    “当初写书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过伊拉克的统一会是一个问题,”马尔说,目前她正在准备该书的一个新版。

    没有几个人相信这个国家很快会正式解体。但关于这种解体的可能性的讨论突然多了起来——这在西方的研究机构中早已是个课题,但如今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伊拉克百姓的咖啡馆和起居室,出现在权势人物的沙龙和办公室。

    “我们感觉不到有个国家在那里捍卫我们,保护我们,爱我们,”28岁的阿尔坎·侯赛因(Arkan Hussain)说,这个逊尼派男人住在提克里特附近,那里基本上是在伊斯兰国的控制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开始想着自己的部落和宗派。”

    在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女子瓦法·穆罕默德(Wafa Muhammad)也有类似的看法,“要说国家身份,谁也不会为伊拉克流泪。大家都是为自己的宗派或信仰哭泣的,你很少能见到有人为伊拉克哭泣。”
 

 

 

 



再筑国魂,开创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楼宇烈

2015-01-13

    我觉得这么些年来,我们的国魂或者说是民族魂在被瓦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有一次我在一个企业家讲坛上问了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产品是完全独立自主又是可以跟世界第一流的名牌齐名的?好象没有人能够回答。我们为什么创造不出有独立品牌、有自己特色的世界一流的产品呢?其实,问题就在于我们国魂或者民族魂的丢失。我们只能跟着别人的名牌走,甚至沦为世界名牌的打工仔。

    有一位做手表的香港企业家来找我,他说我这个厂都是给瑞士的那些名表做零件,我们很不甘心,为什么不能做自己的品牌的表呢?他做那个表,在欧洲、东南亚、美国市场都受到了欢迎,在香港也能被认同,就是到大陆得不到认同,因为大陆人都希望能得到西方名表,所以他很悲哀。这就是因为国魂的丢失。国魂不是一天、两天铸就,它是千百年来文化的积累,形成的民族的灵魂、中国人的精神。这就涉及到传统和现代的问题。

要有国民的骨气

    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上有一个文化的讨论。因为那时候世界出现了经济全球化,所以接着文化上怎么办呢?文化上是不是也趋同?还是应该保持多元、保持民族的特性?当时有一个说法叫,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意义。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似乎理解得不够。我们觉得现代化或者世界化,就是要和世界一样,而把自己的理念和人本的精神抛在一边,把传统和现代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认为要走向现代化就要抛弃传统。其实传统和现代是分不开、割不断的。

    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割断传统。要了解今天的现状,要展望未来的前景,必须以史为鉴。这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传统。无古不成今,没有古,哪有今。现在我们很多人藐视祖先,认为祖先蠢得很,我们今天聪明,能创造这个创造那个。我们不要忘了,没有他们的经历和创造,就没有今天的辉煌。所以,我觉得必须要把我们的文化根植到传统的土壤中去,只有继承才可以有创新,离开了继承的创新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有一种骨气,国民的骨气,国民的品格的塑造。一名英国学者在100年前写过一本书——《品格的力量》,他讲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在于国库里有多少钱、有多少美丽的建筑、有多少学校和文化人,最重要的是国民的品格。国民的品格是一个国家强大最重要的标志,所以,品格的塑造在国家的发展中是最根本的。品格跟一个国家根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而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是长期的文化积累所铸就的。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品格、西方人有西方人的品格,品格与品格之间不能以优劣、是非来评论,而是由各自的文化传统所筑成。

找回民族的魂

    我们这么多年来有一个大问题,什么都以西方作为唯一的标准进行判断。上世纪,我们用西方的近现代的学科分类评判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所有。中国当年的近代史,在社会上展开了很多热烈的讨论,其中一个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宗教。用西方宗教的概念、特征界定来检验中国传统文化,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就没有宗教的文化现象,所以在当年中国人中是没有信仰的。这个问题延续了一百多年,直到现在,大部分国人认为我们的文化中是没有宗教的,西方人也是这么看我们。我们不知道宗教是有各种表现形态的。比如说康有为讲,中国人有宗教——孔教,所以他经常以孔教为中国人的宗教。他说,中国人的宗教和西方人的宗教有不一样的地方,西方的宗教是以神为本的神教宗教,中国人的宗教是以人为本的人教的宗教。他指出了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特点。

    我们现在进入了有神论的信仰、无神论的信仰,有神论的信仰就算宗教,无神论的信仰就不算宗教。参加辛亥革命的元老章太炎先生讲中国人的信仰是佛教,因为佛教是一个无神论的宗教。这样我们一听恐怕要吓一跳,可是章太炎所说完全符合佛教创立的特征——佛教的创立就是在反对有神论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后来的发展也受到了影响。所以我们研究宗教,完全是用西方的宗教学理论来研究的,一说就是神圣性跟世俗化。在西方宗教里确实是神圣性和世俗化的对立,世俗化是老百姓的生活,神圣性是上帝神的世界。以这样的观念来研究中国的宗教,结论就是中国没有宗教,或者说中国宗教没有神圣性。

    我说,不是,因为中国宗教里所讲的神和西方所讲的是不一样的。中国宗教里的神都是人的提升、超越,是人成为圣。儒家是道德的典范,就是圣。孔子为什么称为圣人呢?因为他德谋天地,他就是圣。圣和人不是分开的,而是人自我的提升和超越,成为道德的楷模、智慧的楷模,所以人们就称他为圣人。佛是哪儿来的呢?也是觉悟来的。他觉悟了人生,所以成为佛。道家信神仙,神仙也是人做的。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的宗教,一定要从人、圣来研究。人离不开生活化,所以人和生活化是相统一的。这与西方的宗教学把神圣和世俗对立起来完全不同。我们有没有信仰?有。信仰什么?“天地君亲师”。世界上的一切生命都是天地所生,我们每一类的生命都是祖先生命的延续,我们作为人要懂得做人的道理,必须要接受国家和老师的教育,所以我们才能够懂得怎样才算是一个人,这就是君子得失。

    我们不能忘本,不能忘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来的,不能忘掉做人的道理,所以我们要敬畏天地君亲师。作为一个人,要仰不辜负天、俯不辜负地、中间还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它所要强调的是自觉和自律,与西方文化强调救赎和他律是不一样的。我们丢掉了自觉自律,又不可能把西方救赎和自律的思想拿过来,我们就信仰天神;我们不去敬畏天地君亲师,不去敬畏自己的良心,不去敬畏我们的祖先,不去敬畏我们的子孙,我们又不能完全去信仰上帝,那么我们的魂到哪儿去?所以必须要找回这样的魂。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中国的自律通过哪些环节来达成?儒家的自律最为典型,它通过三个环节:法、礼、仁。礼治,就是让每个人都有一个社会的角色。礼就是规定以你的名号、身份应该做什么,一言一行应遵守什么样的规矩。你担上父母的名号,你就要尽父母的职责——养育子女、教育子女;你的名号是子女,你就要孝敬父母、赡养父母,要给父母争光。所以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一个身份、名号,我们就要按这样的身份、名号做该尽的职责。这是给我们的一个规范。

    怎么遵守这个礼呢?就是靠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所谓的克己就是管住自己,使自己的视听言动都合乎礼,这就是仁。仁就是道德的自觉和自律。但是有的人没有那么高的自觉自律的精神,怎么办呢?那就要靠外部的法来强制他、规范他。所以这就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管理自己、管理社会、管理他人的体系。而我们强调的不是外在的法为主,而是礼为主。所以《论语》里有一段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用行政命令来治理国家,制定刑法,人们虽想免于刑罚,但不能从心理上想到犯罪是可耻的;换另外一个办法,“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道德教育的方法,用礼作为一个标准去衡量他的行为,这达到的结果是什么?有耻,大家会有羞耻心,不仅不会去做违法的事情,甚至于做了违法的事情也可以悔过、改正。格就表示我们的行为是规规矩矩,正正当当的。
法、礼、仁,如果拿企业来讲,法相当于各部门的规章制度,礼相当于岗位的责任,仁就是每个人应该怎么做,要去自觉地定自己岗位的职责。如果人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规章制度就不需要动用了。所以中国文化的魂要自觉、自律,和西方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

    刚才叶小文院长也提到,马克思·韦伯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用基督新教的伦理观念来诠释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最基本的道德理念,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可以用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理念,特别是人的自觉自律来规范我们社会的道德违反呢?现在之所以贪污腐败现象这样泛滥,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自觉自律的灵魂的缺失。如果道德自觉,是不是能使我们的社会干干净净?


 

 

 

 

汤恩比博士的中国观

——写给二十一世纪的人类

致中和

2014-12-29

  汤恩比博士曾经说过:中国比西方更成功的解决了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数百年来,中国国内在和平而有规律,相对较安定的环境中,成功的维系了数百万人的团结一致。再者,中国成功的融合了一个外来的思想文化—佛教,佛教丰富了中国本土文明。

  在历史上,中国曾有超过五百年的分裂时期(春秋战国的五百年中,中国分裂成许多小诸侯国),但是在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整个国家在政治上大一统了。之后,中国的政治始终是统一的局面,再没有长期分裂过,且在文化上,从未丧失它的整体性。在这种成就的力量上,中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有希望,带领人类政治进入大一统的世界。

  阿罗德.约瑟.汤恩比(1889-1975)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毕业于牛津大学,任伦敦大学的希腊语和历史学教授。曾代表英国政府,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会议。他发表过约三千篇论文著作,主要学术贡献是十二册的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从社会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历史。他认为,社会文明的衰落源于无法胜任道德与宗教的挑战,而非物质与环境的挑战。

  在汤氏过世后的一九七八年,《汤恩比博士的中国观》一书出版。编者是日本学者山本新、秀村欣二,此书的核心思想是:“全世界的未来在中国,唯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能救全世界”。这部书能够增长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和国家民族的自信心,引领人类社会走向幸福和谐的新世纪。

  一、拯救人类之宗教

  当今时代世界危机重重,一九四五年美国向日本投放第一颗原子弹——宣布核时代黎明的到来。核武器的出现,使人类的集体自杀更具现实可能性。《汤恩比博士的中国观》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汤恩比冥思苦想的问题是,现代文明的危机和世界的未来。“道德危机正是需要当今人类倾注全部智慧和力量来解决的首要问题”。如何解决此问题?汤恩比博士指出了宗教的重要性。只有恢复宗教教育,才能够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道德危机。

  众所周知,“宗教”二字的含义非常深刻。在中国文字之中,“宗”的意思是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教”是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二字合而言之,就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值得尊崇的教化。多年来多个宗教的精神领袖都在极力倡导宗教团结,提倡“世界宗教是一家”,这些有着深厚爱心、高度睿智的领袖们呼吁不同的宗教和教派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赞叹、互相学习、互助合作;接着这个理念又传到了澳洲、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地区。这些宗教领袖们告诉我们:“爱”是一切宗教的核心。佛家提倡“慈悲”,伊斯兰教说“真主确实是仁慈的”,《新旧约》说“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因此,仁慈博爱是世间所有宗教的共同点。因此,只有宗教团结才能帮助社会化解冲突,为世界带来永久的安定和平,此乃世间一切有识之士的共同理念。

  汤恩比博士认为,宗教是拯救世界的最大希望。他说:“一些较为文明的宗教和哲学的创始人认为,神性的本质并非权威,而是爱、仁慈与人道。”汤恩比博士认为只有宗教和哲学能够帮助世界走向和平:“佛菩萨和基督并非权威施行者的象征,而是代表克己奉献和自我牺牲;儒家与神道教代表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助合作;道教则以自然为导归,不为人类粗鲁笨拙的行为所扰乱。诚然,在这些格外睿智而温和的宗教及哲学传统基础上所建立的世界观,才是现前拯救全人类最大的希望。”(《污染的起源》,刊载于《地平线》杂志)

  一九五六年,汤恩比在《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中说:“各高级宗教的使命不是相互竞争,而是要相互补充。我们虽然信奉自己的宗教,但是没有必要认为自己的宗教是真理的唯一宝库。”因此各个宗教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助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汤氏的真知灼见正是源于他对于世界人类仁慈博爱的胸怀,以及对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的终极关怀。

  二、世界国家的核心

  汤恩比博士竭力主张,为把人类文明从毁灭边缘拯救出来,有必要建立“世界国家”。这是他对世界及中国的文化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所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从中国历史而言,(秦灭亡后)统一大势还是贯通了二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并延续至今。中国的“大同思想”是长期形成统一国家的根本动力。这种大同思想体现在《礼记》经文之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人对于“天下”的观念,彰显出此民族宽广博大的胸怀。在《汤恩比博士的中国观》中说:“中国直到封建末期始知还另有世界存在为止,一直称本国政权所及范围为天下,即认为自己就是世界。在当时的中国人来看,统一天下就是统一了全世界。对他们来说,由历代王朝建立的帝国就是纯粹的世界国家。”

  汤恩比博士曾说:“中国历史不断的周而复始的改朝换代。然而,中国比西方更成功的解决了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数百年来,中国国内在和平而有规律,相对较安定的环境中,成功的维系了数百万人的团结一致”。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希望国家能够和平安定、长治久安,而中国人做到了这一点。“再者,中国成功的融合了一个外来的思想文化—佛教,佛教丰富了中国本土文明。”中国人的心量大,能够包容不同的文化,使之与自己的本土文化融合成一体,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汤恩比博士说:“在历史上,中国曾有超过五百年的分裂时期(春秋战国的五百年中,中国分裂成许多小诸侯国),但是在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整个国家在政治上大一统了。之后,中国的政治始终是统一的局面,再没有长期分裂过,且在文化上从未丧失它的整体性。”从政治而言,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至今,虽经历改朝换代,但始终维持大一统的局面,而没有分裂。从文化而言,儒释道三家是一体,三教九流是一体,这是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对此汤氏对中国无比的景仰、尊重,赞叹它在全世界独一无二。

  众所周知,这种统一的能力,不是靠政治、经济或军事武力,而是靠伦理、道德、因果、宗教教育。从汉朝董仲舒提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教育就成为中国伦理道德教育之主流;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承担中国社会因果教育之权责;而大乘佛法则是宗教教育之集大成者。儒释道三种教育水乳交融,代代相传,使中国维持着大一统的太平盛世。

  当今时代,大唐治国宝典《群书治要》横空出世,为世界和平带来希望。诚如汤恩比博士所言,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群书治要》大放光芒的世纪!

  在《地球的继承人》一文中,汤恩比博士总结说:“中国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就及历史经验,令其当之无愧的成为统一世界的人选,而这些成就与经验,正是西方国家所缺乏的。有鉴于此,中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有机会统合人类,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因此,全世界若要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如此则和谐世界、和睦社会、和乐人生、和平共存的美好愿景,一定能够实现。

  三、东亚的卫星文化

  对于世界的未来,汤氏有其独到的见解。他特别指出,东方文化是以中国为核心,还有三个卫星文化——韩国、日本和越南。在《汤恩比博士的中国观》中说:“当我们把视野扩大到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东亚时,不能忽视日本、越南、朝鲜的历史贡献。”汉字文化圈、东亚文化圈是指历史上受中华文化影响,曾使用汉字、文言文做为书面语,受中华法系影响的东亚国家。汉字文化圈除使用汉字外,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信仰佛教者众多。

  晚年的汤恩比对中国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不久的将来,当各先进工业国因超工业化的袭扰而陷于大混乱的时候,中国有可能会创出保持农工业平衡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与日本、朝鲜、越南一起完成以东亚为基轴的世界性政治统合。这种业绩和政治能力在未来的世界中是会发挥作用的。”当今时代,中日关系为世人所关注。历史已经证明,中日两国本是兄弟之邦,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就开始往来,而日美关系不过百余年。历史记载,从春秋末年、战国初年开始,一直到隋唐,日本不断派使者到中国来留学。直至今天,每年依然有许多日本文人游客,专程赴西安(汉朝、唐朝的长安城),在那里文化寻根,长思怀古。因此中日兄弟之邦,理应团结友爱。汤恩比博士指出:“当美国出现不稳定状况时,中日关系必将决定日本的命运。今后,决定七十年代后国际政治归向的重要因素是中国,这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应该做贤明的选择。”

  汤恩比博士的中国观,使世界重新恢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诚如汤氏所言:“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早在五十年前,思想家罗素就已经以其对中国人实际生活的所见所闻,意识到中国人身上所具有的千余年历史培育出来的良好资质,从而预测中国将成为文明的核心。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汤恩比博士已经感到中国传统文化将不久大兴于世:“现在中国的形势已经有所稳定,不久的将来,中国人经过二千余年培植起来的生活智慧,也将对新社会的形成起重要作用。因此,当将来,那个与我们描绘的未来世界政府概念最为接近的世界国家,终于得以建立起来成为全球性的统一体。此时,中国将成为这个统一体的核心”。

  专家点评:今天的新中国确实向这个方向在迈进,我们能够看得到,二、三年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会传遍全世界。所以往后统一世界不是军事、不是武力,也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经济贸易,而是伦理、道德、因果、宗教的教育,这样才真正的给全世界带来太平盛世。这一次的盛世不是局部的,是全球的。汤恩比说得很好,他的预测当中,中国人心胸阔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世界上所有的古文明都能够复兴,中国人有这个雅量,而且互相学习,提升每一个族群的古文明,他们不至于被历史淘汰,不至于被消灭。我们看了汤恩比这些文字,我们对他有信心,他所看到的不是一个理想、愿望,是事实真相。

 

 

 

 

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伦理观

复旦大学已故教授 朱光潜

2014-12-08

    内容提要:社会由个人集合而成,而个人亦必生存于社会。由前一点说,个人是主体,社会是扩充;由后一点说,社会是主体,个人是附庸。粗略地说,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偏重前一个看法,西方传统的伦理思想偏重后一个看法。

     社会由个人集合而成,而个人亦必生存于社会。由前一点说,个人是主体,社会是扩充;由后一点说,社会是主体,个人是附庸。粗略地说,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偏重前一个看法,西方传统的伦理思想偏重后一个看法。

    中国思想界最占势力的是道家与儒家。道家思想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极端的自然主义,一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惟其偏重自然主义,所以蔑视制度文为。一切都应任其自然,无为而治,凡是制度文为都是不必要的纷扰,我们必须把它们丢开,回到“自然状态”中的浑朴真纯,才能达到太平安乐景象。惟其侧重个人主义,所以蔑视社会。虽说“大患在于有身”,而身究竟贵于天下一切,尊生贵己,长生久视,是道家极重视的一套功夫。“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自然说不到个人转移社会,更说不到社会影响个人。

    老子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其实并非有所作为,不过人人各安其所,把文化与生活需要降到极低限度,互不侵犯,“共存共荣”而已。道家反对社会,所以反对适用于社会的一切美德如仁义礼智之类,他们的理想是“遗世独立”,“超然物表”。儒家与道家彻底不同的地方在淑世心切,极重有为,要把世界由“自然状态”提升到“文化状态”。但是儒家虽不倡个人主义,而论道德,说仁义,却全从个人本位出发。修身诚意,克己复礼,是基本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是修身以后的效用。

    政治只是一种教育,而教育又只是人格感化。季康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达固可兼善天下,穷仍可独善其身。儒家所提倡的美德大半含有社会性,但是他们所着重的却不在它的社会性而在它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 比如说仁与敬是儒家所极重视的,仁必有对象,敬亦必有对象,但儒家并不着重仁与敬对于人(社会)的效用,而着重它们在个人内心是美德。儒家颇鄙视功利主义,很有“为道德而道德”的精神。

    西方思想界最占势力的是希腊人所传下来的哲学系统和从希伯来所吸收过来的基督教。哲学支流虽多,谈伦理大半从社会本位出发。最显著的是柏拉图和黑格尔,他们都以为国家高于一切,个人幸福应以社会幸福为本。卢梭本是菲薄社会者,也说民约既成,个人意志即须受制于公众意志。近代西方人所提倡的自由似稍替个人主义助声势,但是他们的理想的自由,如穆勒所标榜的,是“最多数人的最大量的幸福”,仍不脱社会本位的看法。

    至于基督教本是被压迫民族所酝酿成的一种宗教,在欧洲社会开始崩溃时流传到西方,其要义为平等博爱,实针对当时欧洲社会的病象,含有很浓厚的社会革命意味。耶稣被认为救世主,他的受刑是为全人类赎罪。耶稣教徒的理想是天国的实现而不是个人的享乐。耶稣教所以深入人心的原因,除着提出与现实黑暗世界相对照的一个光明灿烂的天国以外,还有同教门中的极强烈的“弟兄感”。

    总之,耶稣教之成功,正因其是从社会本位出发的宗教。哲学与宗教在西方所以走到侧重社会的方向,原因大概在西方国小,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易于感觉到,“道德”(morality)一词在西文原义本为“习俗”。近代西方伦理学家以为道德起于人与人的关系,离开社会便无道德可言,甚至有人以为行为之为善为恶,就看他对于社会有益或有害;社会学家以为道德只是社会习俗所逐渐演成的,变其所已然为其所当然,所以伦理学应由规范科学变为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家以为人的好坏大半由于社会环境,说到究竟,个人的道德责任应由社会担负起,要改善个人,先要改善社会。

    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形成中西文化思想的两种不同的类型,中国人侧重个人本位,所以道德的观念特别浓厚,政治法律思想多从伦理思想出发,伦理学与政治学法律学有一个一贯的条理。西方人侧重社会本位,所以法的观念特别浓厚,伦理思想常为政治法律思想所左右,在大哲学家的系统中,政治法律伦理虽亦彼此呼应,而普通伦理学所讲的是一回事,政治学和法律学所讲的又另是一回事,彼此很少关联。

    人是社会的动物,他是一个人,也是社会一分子,我们的基本问题有两个:一、离开社会一分子的地位,一个人在人的地位有无道德修养可言呢?二、一个人在社会一分子的地位所表现的道德修养,是否要根据他在人的地位所表现的道德修养呢?中国传统思想对于这两个问题向来予以很肯定的答复。西方思想或是忽略这两个思想,或是根本否认它们有何意义。这两种思想类型各有其环境背景,我们不必武断地加以评价;而且说到类型,都不免普泛粗略,中国人也未尝不偶有从社会本位出发,西方人也未尝不偶有从个人本位出发。

    不过就大体说,中国人以为一个人须先是自己是一个好人,对社会才会是好人,个人好,社会才能好;西方人以为一个人对于社会是好人,才算得是好人,社会好,个人就容易好。他们同以人好与社会好为理想,不过着重点不同,我们可以借用物理学的术语说,中国人的伦理观是“离心的”,由内而外的;西方人的伦理观是“向心的”,由外而内的。

    这两种看法也可以说不只是中西的分别,而是新旧的分别。很显然地,在西方偏重社会本位的看法到现代更加彰明较著,中国人近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也逐渐倾向社会本位的看法,这也是自然的趋势。文化愈前进,社会组织愈繁复而严密,社会的势力日渐大,个人的力量也就日渐小,在现代情况之下,以个人转移社会较难,以社会转移个人则甚易。我们的问题是:在现代情况之下,假如一个社会坏到不易收拾的地步,有什么原动力可以收拾它,改善它呢?

    依中国传统的看法,人存则政举,转移风化必赖贤哲,在一个坏的社会中,如果有少数个人敦品励行,标出一个好榜样,使多数人逐渐受感化,造成一个新风气,然后那个社会自然会变好。

    依一部分西方学者的看法,社会自身本其固有的力量逐渐转变,它所潜藏的弱点就是它向另一方向转变的萌芽,正反相成,新陈代谢,否极自然泰来。比如封建社会到走不通时,自然会转变到近代国家社会;农业社会到走不通时,自然会转变到工业社会;私产社会走不通时,自然会转变到企业公营社会。每阶段的社会有它的特殊理想和道德观念。照这个看法,社会是能以自力更生的有机体,所谓“自力”就是物质条件,物质条件的大势所趋有如排山倒海,人力(至少是个人的力量)是无可如之何的。

    总之,社会转变不出两种方式,或由自变,或由人变。这两种方式也并不必彼此冲突。我们承认社会本身有一个常趋转变的大势,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少数人的努力也往往可以促成、延滞,或移转这个大势。“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这句老话究竟不错。极端的唯物史观不能使我们满意,就因为它多少是一种定命论,它剥夺了人的意志自由,也就取消了人的道德责任和努力的价值。我们必须承认人力可以改造社会,然后我们遇着环境的困难才不会绝望,而我们的努力也才有意义与价值,我们也才能够说:把这世界安排得较合理想一点,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我特别提出这个问题来谈,用意是在解答目前一般人所最焦虑的一个问题:中国社会如何可以变好呢?多数青年着眼到社会的黑暗一方面,在这问题前面彷徨、苦闷,以至于绝望。在他们看,这社会积弊太深,积重难返,对于每个人是一种推不翻的重压,纵然有少数人的努力也是独木难支大厦,这种心理是必须彻底消除的。

    我从前曾写过一段话,现在还觉得不错:“社会愈恶愈需要有少数特立独行的人们去转移风气。一个学校里学生纵然十人有九人奢侈,一个俭朴的学生至少可以显出奢侈与俭朴的分别;一个机关的官吏纵然十人有九人贪污,一个清严的官吏至少可以显出贪污与清严的分别。好坏是非都由相形之下见出。

    一个社会到了腐败的时候,大家都跟旁人向坏处走,没有一个人反抗潮流,势必走到一般人完全失去是非好坏分别的意识,而世间便无所谓羞耻事了。所以全社会都坏时,如果有一个好人存在,他的意义与价值是不可测量的。”世间事有因就必有果,种下善因,迟早必得善果。物理的力不灭,精神的力更不灭,它能够由一人而感发十人百人以至无数人。所谓“风气”就是这样培养成的。

    要复兴中国民族,我们必须在青年心理中养成对于个人努力的信任。道理原来很简单,分子不健全,团体决不会健全,我们的环境日渐其难,不努力决不能侥幸成功。现在许多人仍妄存侥幸的心理,以为我们在竞存的世界中,纵然没有能力,还可以卖老招牌,充空心大老倌,或是以为我们自己纵然无能,旁人也许会慷慨好施,助我们立国。这种心理最荒唐也最危险。将来我们的生存权必寄托于全民族每个分子的努力,这是确无疑义的天经地义。借自己的努力,艰苦卓绝地奋斗到底,以求征服一切环境困难,达到我们所追求的理想,这是我们所应崇奉的英雄主义。

    依照这种英雄主义,我们必须尊敬而且维护社会上一切环境困难而能挺身奋斗者,必须鄙弃而且消灭社会上一切侥幸苟安者夤缘幸进者和颓废因循者。社会像生物一样,寄生虫愈多,也就愈易枯朽。无功受禄者与不才而在高位者都是社会的寄生虫,他们日蛀蚀,夜蛀蚀,终久会将社会蛀蚀成枯壳。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政教当局须特别注意,为着自树声势而多引用或扶助一个无品学的青年,便是多奖励一分苟且侥幸的心理,多打消一分艰苦奋斗的精神。这种办法可危及国家命脉,我们当知警惕。

    我个人深切地感觉到中国社会所以腐浊,实由我们人的质料太差,学问、品格、才力,件件都经不起衡量。要把中国社会变好,第一须先把人的质料变好。我并不敢菲薄现代青年,我总觉得现代青年大半仍在鼓里过日子,没有明白自己的责任,更不肯出死力去尽自己的责任,多数人徒以学校为进身干禄之阶,品格固不砥砺,学问也止于浅尝肤受。这种风气必须改变过,中国才真正有希望。改变风气是教育的事,但是教育却不仅是学校的事。学问固然应该多给青年们以良好的影响,而学校以外的政教当局与整个社会也应该少给青年们以不良的影响。在过去,学校与社会都显然没有充分地尽他们的责任,应该自惭的地方甚多,彼此都需要严厉的自省与自责。

    我近来读了两部基督教会史,心里颇多感触。耶稣和他的十二门徒与早期神父,除着圣保罗以外,大半出身下层社会,没有什么学问。他们处境又非常困难,内受犹太同胞的倾轧,外受罗马政权的凌虐。然而在三四百年间,他们的势力遍于全欧,五六百年间,他们的传教士远达于中国长安,使耶稣教成为世界文化中一个主要的因素,没有一个更好的实例可以使我们明白少数人的努力能造成弥漫一世的风气。可是我们也要记着早期基督教的神父的努力是如何坚苦卓绝!为着传布他们的信仰,他们赴汤蹈火,居隧道,饱猛兽,前仆后起,以牺牲性命为光荣。无论我们是否相信基督教,他们的精神确可令人闻风兴起。

    我们不必需要宗教,但必须有宗教家布道的精神。十几个犹太平民居然调动了全世界,难道十几个有为有守的中国人就不能把中国社会改善么?我们需要救世主,这救世主必定是少数人而不是全社会,而少数人却必有替人类担荷罪孽不惜牺牲身家性命的决心。亚门!

    文章来源:朱光潜《谈修养》

 

 

 

 

文化发展繁荣的新坐标和新任务

中央文资办副主任 高书生

2014-07-08

    作者简介:高书生,1961年12月生,中宣部改革办副主任兼财政部文资办副主任,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在国家体改委、国务院体改办工作,参与国家若干改革方案的制定。2003年以来,主持和参与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文件和配套政策、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政策、文化产业支撑技术等制定工作,主持《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起草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论断和新思想,确立了文化发展繁荣的新坐标和新任务。深刻领会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过去讲文化的时候,都是把文化与教育、科技、卫生联系在一起,简称“教科文卫”。党的十六大以后,文化的地位有一个跃升,升到哪儿了?就是把文化从“教科文卫”里面拿出来,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相并列,叫做“四位一体”(后来加上生态文明建设,就变成了“五位一体”),标志就是党的十六大报告当中文化第一次独立成章。党的十八大之后,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文化的地位又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概括起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传统是国家治理体系形成的要素。习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

    第二,文化兴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撑。习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第三,文化软实力是国家强盛的外在标志。习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

    第四,文化开放是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根源。习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融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对文化的作用进行了深刻的阐发,而且对下一步文化发展繁荣指明了方向,涉及到了整个文化生产及再生产的方方面面:

    一是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去年12月底,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总书记讲了一句很形象的话,就是要把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典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是给宣传文化系统一件光荣而神圣的使命,怎么让中华优秀文化成果走出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让它们活起来。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提出九大工程,专门有一项就叫做“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其中包括文化资源数字化。

    现在的文化生产方式已经到了需要从根本上变革的时候。现在两个问题比较突出,首先是现在的80后、90后、00后,他们获取文化、获取知识的渠道跟过去不同,主要通过计算机、互联网,文化消费已经数字化、网络化,可是我们现在文化产品跟不上。再有就是现在的文化产品当中,特别是面向青少年的文化产品,普遍感觉缺文化的元素。比如说动画片,看上去很好看,但是看完之后,不知道它想说明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做动画片的大多数都是技术出身,技术很娴熟,但是人文素养还需要提高。

    习总书记提出来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可以说是文化发展繁荣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如果这个工程做不好的话,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一句空话。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加快建设“中华文化素材库”》,就是要萃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在数字化的基础上碎片化、标签化,成为文化生产要素,进入文化创作生产。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世界美术电影发展史上是有地位的,比较著名的就是万氏兄弟的《大闹天宫》,里面孙悟空的原形是根据敦煌壁画里的形象改造的。如果我们要把敦煌的壁画全部数字化,把这些要素提取出来,完全可以进入到文化创作生产过程。下一步要结合文化产业发展,把深藏在公共文化机构和文化生产部门的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梳理。

    二是要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和阐发,实现一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个任务是给谁提的呢?我觉得是指创作。原创能力不足,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很大制约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比资金短缺的制约性更大。如果说资金的问题,我们通过一些手段,在短期内比如说三五年内得以解决,让大家觉得在文化产业发展中融资不再是一个难题。但是原创的问题,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很难在两年三年甚至十年八年解决。

    大家普遍有感觉,就是现在有些大牌的电影导演这几年没有出好的作品,不是缺好演员,而是缺好本子。好本子是什么?就是创作。在创作过程中怎么能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植入进去?而且跟各种艺术表现形式融为一体?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在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里,专门讲要设立一个国家文化发展基金,其实就是想解决原创性的问题。这个基金没做起来,现在文化部做了一个国家艺术基金,其实就是这个文化发展基金最早的想法。

    三是要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文化基因和现实结合在一起,跟世界的发展相协调,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能够广泛参与的形式推广开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起来,这说得是文化生产问题。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依然是相对落后的文化生产力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一是总量上供需缺口较大,二是结构上供求失衡。无论传统文化产业,还是新兴文化产业,都存在产销不对路问题。文化产品滞销引起库存规模扩大,娱乐功能过度造成文化低端产品过剩,加剧了总量短缺状况。在供给和需求这对矛盾中,有效供给不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加快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应当是文化生产的主攻方向。

    四是要把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广泛传播出去。我理解这里面的传播是两个方面:一是国内的传播,二是国际的传播,特别是在国际上的传播,应该说任务还非常艰巨。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中,不仅专设“传播体系建设”篇章,而且引入“文化传播渠道”范畴,统筹建设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大力发展出版物发行、广电传输网络、电影和演出院线等多条文化传播渠道,推进“三网融合”,发挥各类信息网络设施的文化传播作用。

 

 

 

 


新权威主义是中国走向民主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新政两周年的回顾与展望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萧功秦

2015-01-09

    导读:中国政治学者终于意识到专制和权威的重要性,认识到强势领导人的重要性。在政治中,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除了宪法,就是人。没有人,再好的宪法也无法实现。新权威主义已经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现实。它是人类现代化历史的产物,也是执政党的历史经验与中国人的智慧相结合的产物,可以说,当今中国的现实与改革的历史,只有从新权威主义的角度,才能得到最清晰的、最有说服力的解读。

  习近平新政特点:铁腕改革,收放结合,紧的更紧,放的更放

  问题1 习近平总书记执政2年,透过反腐集权,无疑已掌控权力。您个人如何评价他两年的执政?其新政有哪些特点?

  萧功秦: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六年,与十八大以前时期相比较,二年来的习近平新政,可以总体上概括为十六个字:“铁腕改革,收放结合,紧的更紧,放的更放”。大体上,我们可以把二年来的新政内容,归纳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充分发挥中纪委的组织优势,空前规模地进行高强度的反腐败。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腐败治理是个难题,许多国家由于缺乏相应的治理能力,退化为朋党式的权力私产化的“苏丹化”国家。中国作为一党执政体制的国家,由一党体制内的中纪委发挥反腐败的中枢作用,这种一党体制优势的发挥,可以自上而下地对官僚既得利益垄断集团进行各个击破。一般说来,在后发展国家,直接运用大民主方式进行的反腐败,只会引发街头式的政治参与爆炸与民粹主义井喷,既得利益集团反而可以利用乱局混水摸鱼。当然,要从治本意义上反腐败,还要从法治与社会监督方面进行制度探索与建设。

  二,用“群众路线教育”、“新八项注意”来强化党内自我约束,起到了整饬纲纪,综核名实、缓解官民矛盾,理顺民气的作用。“群众路线”,“八项注意”原来是革命时期用来动员民众革命的文化元素,运用革命时代话语的权威资源,来整饬执政党各级权力部门的纲纪,可以起到动员、警示与威慑作用。这可以说是一种“旧瓶装新酒”式的创新。

  三,改变了三十年来社会上约定俗成的“党政分开”的固有思维,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财经领导小组”等党政合一体制下的高度中央集权,实现权责合一,来提高中央权力运作的效率,避免以往“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的“九常委分管制”所造成的权力分散与低效率。此前政法系统周永康的严重贪腐与尾大不掉,以及某些地区的权力系统的朋党化、山头化、贪腐化、地方豪强化均与此类弊端有关。

  四,习近平新政通过加强意识形态的管控,强化三权,即意识形态领域与网络空间的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以防止在社会矛盾积累阶段,出现街头式的激进政治参与。从长远来看,习近平并不是要回到传统专制,而是要保持转型期的政治稳定。通过这种政治稳定,来进一步排除左右干扰,深化改革。

  五,经济上的进一步开放搞活。通过改革六十条,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把此前已经形成的“半开放的官僚市场经济”,向全面的成熟的市场经济软着陆。上海启动的自由贸易区在广东、福建、天津等全国多地区的进一步扩容,正是这一作用的体现。

  六,强调“以宪治国”,以“党定立宪”的方式,规定地方党政不得干预司法活动,与历史上开明专制主义的“钦定立宪”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开创了以“开明专制主义”模式为基础的法治化的新路径。这一路径选择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

  特别要指出的是,自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新政与筹备立宪时期以来,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上就习惯于认为,英美式的由第三等级自下而上的对集权体制进行“限权式立宪”,才是宪政的正途,然而,从人类历史上看,德国式的大陆国家的开明专制式的法治化路径,却更适合于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国情与实际,而且也更能取得实效。运用强政府或君主的中央权威,在法治上对社会与地方行政进行“规制”,是强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中的一种重要功能,德国的威廉二世的司法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的“钦定立宪”,提供了这一路径成功的先例。

  “开明专制”的法治路径的特点,一是“钦定立宪”,而不是“民定立宪”执政中心是立法主体,其领导地位不容挑战与动摇。这是大原则,二是启动法治的动因,是从改善国家治理能力入手。只有建立在这个功能基础上的法治,政府才具有持续推进法治的积极性,在现实中也才有可行性,地方上也能响应与支持。三是“经验——试错”路径,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的移植,而是从改善治理的现实需要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评估成本、效益与风险。从经验实践中去寻找最合适的办法。四,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推进法治,最终的结果是要形成社会上的法治习惯与文化共识,由法治作为社会行为规则。

  这一路径成功的关键是,中央政府必须具有良好的权威合法性基础,1905年启动的清末的“钦定立宪”,虽然从一开始走的也是这条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路,但由于清朝统治者当时已经陷入权威危机,所以清末的“钦定立宪”没有成功,中共现在具有相当高的权威合法性,这一路径的可行性就大为增强。

  七,文化上强调传统文化是民族的命脉,放弃了用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一统来控制国民的精神生活,让传统文化成为新的多元文化中的一部分。通过发扬传统文化,从中汲取民族凝聚力的新的精神资源,丰富国人的精神生活,同时,对长期以来社会上的“西方中心论”起抑制与对冲作用,可以起一举数得之效。

  八,国际关系上,通过一张一弛、刚柔相济的办法,保护本国民族利益的同时,避免挑战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通过APEC会议强调中国的和平崛起。但如何在一张一弛中找到处理国际关系的行动边界,目前正处于尝试与探索过程中。

  以上这些做法,从第一点到四点,即:中纪委为主轴的高强度反腐败、“群众路线教育”形成党内自我约束机制、以党政合一,责权合一的中央集权来统筹全局、加强意识形态与网络领域的三权管控,可以归纳为铁腕式的“收”与“紧”。

  另一方面,从第五到第七点,即“改革六十条”、“以宪治国”、以发扬传统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多元化,大体上可以归纳为改革开放的“放”与“松’,通过放与松的办法来激发社会的活力。第八点,在国际交往上,是收中有放,放收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新政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铁腕改革,收放结合,紧的更紧,放的更放”。

  习近平新政可以概括为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2.0版本

  一年以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六十条公布以后,我对海内外媒体曾发表了三句话的提法。

  第一句话是,“如果邓小平模式是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那么习近平新政就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习近平新政可以说是邓小平模式的加强版。

  第二句话是,“通过新权威主义来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中道理性之路”。只要假以时日,社会矛盾将有可能逐步缓和,在实现有效治理过程中,左右两极的政治势力将会被逐步边缘化。事实上,海内外左右两极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中都有向中间靠近的趋势。在中国的条件下,新权威主义道路,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中道理性之路。

  第三句话是,“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这句话的基本内涵是,三十六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已经走上了新权威主义道路,在当今中国,挑战新权威主义的左的与右的、激进与保守的各种政治势力,已经不足以根本上撼动与影响这一历史性选择。更具体地说,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模式已经趋向于稳定与成熟,中国还将在这条路径上持续发展相当一个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法治与民性诸多方面条件的成熟,中国才有可能向更高程度的民主政治参与的下一阶段过渡。

  我一年前发表的《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的再出发》一文中曾阐述过这三句话,我现在认为仍然有效。与一年前相比,习近平新政的思路已经在诸多政策举措中体现得更为清晰明确。

  新权威主义认为:中国要防止民粹主义革命,防止左右激进主义,必须对意识形态适度管控

  问题2 海外有人认为,习近平新政严控意识形态,这在海外一些知识人中比较受争议。您对此有什么评价,认为他为何要这么做?

  萧功秦:从总体上而言,新权威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管制,是现代化功能所要求的,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传统集权国家在走向改革开放时,都会面临我说所的“薄壳效应”的挑战。众所周知,地壳最薄处是最易发生火山喷发的,我们可以用这一自然现象来比喻传统集权体制一旦进行改革开放后,就可能发生的“政治参与爆炸”现象,如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清末新政后的辛亥革命,都是这传统集权国家在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是没有成功地应对“薄壳效应”的挑战而陷入革命危机的典型实例。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封闭集权体制往往在矛盾积重难返时才想到要进行变革,为了变革,就会有政策宽松,此前,在传统集权制封闭条件下,社会已经积累巨大的矛盾与问题,进入改革开放,人们在宽松预期的支配下,激发起强烈的街头式的政治参与的诉求,这种不同的诉求就会在短期内板结起来,对执政中心构成挑战压力,此种情况下,根本上挑战现存秩序的激进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将会取得广场上的话语霸权,并凝聚广场不同人群的反体制的“革命”共识,其冲击力之大将是史无前例的。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政府将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激进主义革命的连锁反应的概率就会大为增加。

  此外,在一个集权国家的转型进入中期阶段后,左右激进主义势力,将因利益分配不均问题、社会不公正问题的不断积聚,而对政府执政地位形成挑战。特别要指出的是,与新加坡这样的前殖民地国家相比,百年中国是一个具有革命民粹主义传统的民族,民粹政治参与的燃点很低,处理不当,也会引发政治参与的井喷与爆炸。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适度管控,防止左右激进主义对改革大方向的干扰,有助于强化政府的执行力与维持政治稳定。为深化改革赢得宝贵时间。我把这种功能称之为“延时效应”,即用改革政治家的铁腕维持相对低度的政治参与,在有效维持稳定的时间段内,籍助于强势政府的经济改革政策,来解决长期遗留的矛盾与问题。从而化解自下而上的、街头式的政治参与的井喷与压力。

  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种制度优势。正是在这一铁腕改革条件下,从1978年到现在的三十六年里,中国从人均350美元到现在的人均7000美元。经济总量每年以9.8%的速度提升,可以说是世界传统集权体制变革史上成功的先例。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传统集权国家通过避免“薄壳效应”的方式而走向经济繁荣与现代化文明的先例。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实践表明,我们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旧体制的维新与改良,通过防止薄壳效应,避免“改革——革命”的恶性循环,向富强与民主的更高目标软着陆。

  必须指出的是,意识形态管控必须是适度的,如果分寸把握有了问题,也有可能激活一些僵而不死的左的东西,从“假死状态”中复活过来。如果我们官员对多元文明化过程中的某种正常现象反应过度,把社会上健康的富有生机的文化与社会多元化,误视为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必欲砍除而后快,这就有可能形成误区,形成不自觉的向左的方向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甚至干扰改革开放大方向,破坏了社会多元化的健康生态发展,扼杀社会宝贵的文化生机,这是必须予以防止与警惕的。

  习近平是“用毛的办法走邓的路子”

  问题3 您曾经评价习近平新政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经过一年的观察,有没有什么调整或补充?前不久有人重新提出“阶级斗争为纲论”,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萧功秦:与两年前的改革模式相比,习近平新政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更充分地发挥执政党体制的动员、组织与统筹功能,二是更大力度地从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中,从改革开放以前的执政资源中,汲取某些有效因素,通过创造性的转化,来加强政府的管控能力与执行能力。邓小平已经在这方面有了成功的经验,习近平作为政治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一办法运用得更为圆熟。

  从新权威主义角度来看,应该指出的是,后发展国家保持强大的政府权威资源,对于改革动员,整合资源、形成转型杠杆,维持稳定都极为重要,多数后发展国家在应对转型期中产生的复杂问题与矛盾时,往往既有政府的能力与权威资源不足。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后发展国家,在进入转型阶段后,就面临权威资源缺乏的困境。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外部敌对势力的精心策划的阴谋,不如说是政治精英们因噎废食,选错了改革路径,没有把苏共传统资源(包括苏共党的组织资源与意识形态的凝聚力资源)用来作为推进改革的杠杆,使之发挥新的功能作用,而是自坏长城,采取了抛弃已有革命传统的激进休克疗法,从而失去了稳定社会、整合社会的执行能力。戈尔巴乔夫几年前在接见记者时,其本人就赞扬了中国的执政党在改革成功中的关键作用,并反思了自己历史选择上的失误。邓小平的中国改革,与戈尔巴乔夫的前苏联的改革,其成败关键,是路径选择的根本不同。

  中国执政精英保持强政府能力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从改革前的传统意识形态中汲取一些有效元素,用来充实政府能力。习近平在这方面的力度很大,例如,“新群众路线教育”,“新八项注意”,通过对“古田会议”精神的强调,来加强执政党对军队的管控,清理党内、政府内与军队中权高位重的腐败分子,以及地方上那些豪强恶势力帮派。这些都是习近平运用革命意识形态的符号资源,强化了政府的治理权威后才得以实现的。让革命体制与文化资源发挥新的功能,用民间的生动语言来通俗地表达,习近平做的就是“用毛的办法走邓的路子”。

  用毛的办法不是要复活“阶级斗争为纲”,泛阶级斗争损害改革的权威合法性

  然而,从发展政治学与历史学的角度来进一步考察,我们会注意到,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即前三十年的传统革命话语中,仍然存在着文革发动前的17年(1949-1966)与文革发动后的13年(1966-1978)之分,众所周知,后十三年的极左意识形态中,存在着大量的消极的,被改革开放所抛弃的、明显地具有破坏性,反常理性,反改革性的东西。 “阶级斗争为纲论”近来被某些人重新启用。又例如,数月前,有人在某权威网刊上发文,把《归来》这部反思文革的电影,说成是“反党毒草”,这种复旧式的提法,过去二十多年来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些极左的残存东西,正是利用了现在这个机会,从“假死状态”中重新复活起来,以发扬“革命文化”的名义,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阶级斗争为纲论”的重新亮相,它使企业家群体上产生心理上的疑虑与不安定感,有位企业家就告诉我,他们担心自己会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对象,他们很多人比过去更积极地考虑移民海外。他们有的人甚至担心,阶级斗争论的重新提出,是中国将再来一次文革运动的“新信号”。事实上,阶级斗争为纲论还会影响到企业界投资的积极性。

  其次,在“阶级斗争为纲论”的话语系统中,其中的“阶级”这一概念,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前三十年的传统中,其界限与定义从来都是模糊的,不同的思想都可以被冠之以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帽子。甚至可以被具有解释权的人作任意解释的。这样的棍子伤害力极大。

  第三,“阶级斗争为纲论”的重新复活,使原先已经被边缘化的左的新文革思潮,以及右的茉莉花思潮,在社会重新活跃起来。左的势力想利用“阶级斗争”来打击自己的“对手”,来挑战执政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把改革开放说成是“走资派还在走”。广大受益于改革开放的温和的中间派,也会对党的大政方针产生疑虑,担心执政党的改革方针是否发生逆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阶级斗争为纲论”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的“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既定方针的干扰,原本安定团结的社会内部将会形成的新的对立与撕裂。

  可能有人尝试用“阶级斗争”这把“刀子”来“强化”政府的“执行力”与“威慑力”。但从效果上看,这把刀子却是两面刃,刀的正面似乎很锋利,足以威慑“右派”,但这把刃的另一面更加锋利,它会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反对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撕裂社会。结果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众所周知,执政党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历史基础上的,“阶级斗争为纲论”会极大地损害这种权威合法性,这无疑是帮了倒忙,是画蛇添足之举。

  当然,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人们也不必对此作过度的解读。历史总是在曲折中进步的,这些左的东西,并没有进入主流意识形态,更没有成为当政者的意识形态既定政策。从长远来说,改革的话语创新不能建立在“泛阶级斗争论”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中道理性上。

  从八九风波到九二南方讲话,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形态形成

  问题4 新权威主义体制最终要过渡到民主,但外界也担心会蜕变为“专制集权”。您对此有何看法?

  萧功秦:新权威主义在各国可以有不用的特点,但总的共同特点是运用改革者的铁腕,稳定秩序,然后推进新的改革,最后在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成熟时,实现本国的民主。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民主形态,具有世界民主文明的共同特点之外,肯定有自己的特点,中国通过非革命的方式,即通过维新的方式走出旧体制,本身就决定了中国走向民主的特点。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探索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已经有三十六年的历史,从八九风波到九二南方讲话,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形态的形成,至今也有了二十多年。

  我个人相信,如果社会持续稳定,长期积累的官民矛盾与社会不公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在政治安全感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执政党出于对新常态社会治理的需要,会进行民主化的制度创新。同时社会大众对民主文明的意愿,也会成为一种推动民主化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社会矛盾减少,尊重现存秩序的、超越左右极端主义的、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中间派,在社会上将成为绝对多数,政府的安全感将得到保证,在这种情况下,走向更高治理水平所需要的民主化,就会在一步一步到来。

  习总书记说过,“改革是由倒逼引起的,改革在解决问题中不断深化,改革永无止境。改革只有进行时,改革没有完成时。”这一思想十分精辟,给人印象十分深刻。可以说,多元社会进行有效整合的需要,对社会群体进行有效治理的需要,与政府的安全感的需要,彼此之间势必形成的这种合力会不断强大,这种合力能推动中国走向民主。

  习近平运用传统革命文化中的有效因素并不是要走毛左们的路

  正是基于这一设想,我想,在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内会有一些扩大民主政治参与的新政出台,公民自由度会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扩展。虽然这些都会具有官方所说的中国特色,即在协商式的中国民主的框架下体现。真正有效的民主,必须在自治的社会组织,法治文化等条件成熟时才能得到实现。

  当然,不能排除某些左派人士试图把中国引向后退,退到改革以前的旧体制上去,他们错误地以为,习近平新政对传统革命文化中的有效因素的运用,会在逻辑上引向毛左们心目中的“理想体制”。他们的算盘肯定是打错了,中国三十六年的改革已经充分表明,历史已经退不回去了。

  新权威主义不同于旧权威主义在于尊重社会多元

  问题5 中国怎样从新权威主义体制走向未来民主?

  萧功秦:新权威主义,可以俗称为有现代化化导向的强人政治,它有良性的,也有劣质的,从人类历史上看,有的新权威主义退化为苏丹式的家长制政权(Sultanistic Regime)(如南亚),有的退化为个人的专制集权(如拉美),有的在本国经济文化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经由所谓的“茉莉花革命”而直接过渡到西方多党民主,变成无政府化的“失败国家”(如中东与非洲)。新权威主义走向民主的成功的条件是苛刻的,从世界范围来看,新权威主义成功的概率并不高。但又是后发展国家走向民主的必由之路,是充满曲折与艰难的不可避免的“卡夫丁峡谷”。

  在我看来,要超越充满艰难险阻的转型期“卡夫丁峡谷”,良性的新权威主义,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一是强势政府,即政府要有强大的执政资源与治理能力。

  二是常识理性,或世俗理性,就是邓小平所说的“要做明白人”。也就是摆脱了意识形态与教义信仰对我们判断事物的干扰,用务实的理性判断问题并做出决定。

  三是对健康多元的尊重与宽容,应该意识到,一个社会只要走向开放与市场经济,就会形成社会利益多元化与文化多元化,我们执政中心的意识形态是一元的,但面对的社会现象与治理对象是多元的。要充分肯定、接受并尊重社会多元化的客观现实。

  应该看到,社会经济与文化多元化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多元性的积极成果是社会创新活力的源泉。现在社会公众都已经认识到,“创新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这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宝贵现实经验,并为政治精英所认同,只有在多元自治的环境中,创新才有了温床,只有尊重多元自主,才能为创新发展提供条件。马克斯•韦伯有一个鲜明的观点,他认为,“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就要看它对多元化的尊重与容受的程度。”这也是对世界现代化的经验总结。

  体制内有些人有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可以用一元化国家集权,来全面取代社会多元,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心应手地来增加政府的执政能力,用绝对的一元来取代社会多元,这样的选择,虽然表面上会让独大的政府有着似乎很强的行动能力(例如我们某一个邻国现在就是如此),但这决不是人类生活的常态。用牺牲社会活力来强化政府一统到底的权威,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我们这个国家也是有着惨痛的历史教训的。只有国家与社会保持着有机平衡的体制,才是健康的新常态。新权威主义与旧权威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社会、文化与经济生活的健康多元。

  强势政府,常识理性,多元尊重(包括对市场经济多元、社会文化多元与思想多元的尊重)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动力,这三大条件也是良性新权威主义的关键条件.为什么这些条件对于新权威主义体制走向民主特别重要?

  我对此的解释是,只要具有了以上这三个条件,就会在新权威主义体制内,形成一种良性发展的趋势:首先,强势政府始终保持着对社会转型过程的可控制能力。可以在避免前面所说的“薄壳效应”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繁荣,其次,持续稳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一定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发育生长出健康的社会多元,会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会对治理者提出更高的制度改良的要求。第三,当政者用常识理性,而不是用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来对这种社会多元进行判断时,就会采取积极地向前看的态度,从成本、效益、风险与民众福祉,政治稳定与执政安全等方面综合考量,并做出走向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新选择。新权威主义是培育民主之花的园丁,而不是百花园中的除草机。

  这样的体制,就是有弹性的、对变化了的环境具有充分调适能力的、能通过良性的“倒逼”与应对压力挑战,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的、并在这种更新中不断发展的生气勃勃的体制。

  其实,强大的政府能力,常识理性,尊重多元,这三者结合起来,这就是改革者的中道理性,如果这三点能成为国人的认识的基础,政治精英,社会大众,企业精英,文化精英就会找到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这样的社会,就会有真正的凝聚力。我们民族的未来就有了更坚实的共同精神基础。

  新权威主义是中国走向民主的必由之路

  新权威主义已经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现实。它是人类现代化历史的产物,也是执政党的历史经验与中国人的智慧相结合的产物,可以说,当今中国的现实与改革的历史,只有从新权威主义的角度,才能得到最清晰的、最有说服力的解读。无论是新左派,自由主义右派都无法取得这样的解释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主流意识形态也将从新权威主义思想中获得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启示。

  最后,我要说的是,世上没有完美的事物,中国追求现代化,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到今天已经有一百七十年历史,当今中国,既然我们选择了维新路径,而不是革命路径,来告别旧体制,我们享受到这种路径的诸多优势,例如社会稳定,转型成本低,破坏与创伤较小,经济持续繁荣,等等,与此同时,我们知识分子也要对这种路径的不足之处,具有应有的承受心理,政治精英们也要防止从维新路径回到老路上去,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获得社会公众的发自内心的拥护与敬重。

  在这里,我们要在激进的浪漫主义、因不切实际的政治幻觉而产生的悲观主义,以及对左的思维定势的执着而形成守旧主义之外,寻找出新的道路,这就是“中道理性”之路。可以说,中道理性可以把中国绝大多数公民凝聚起来,民主的条件就会在中道理性的基础上成熟起来。

  既然中国由特定历史路径形成的现实,制约着我们对未来的历史选择,那么,我们只有从这一现实条件出发,才能达到美好的彼岸。

 

 

 

 

 

论舆论管控有理

冼岩

2015年1月

    知识界历来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思想的问题只能通过思想争论来解决,不能诉诸政治等强制权力。这话,对于知识界内部而言成立,但不能延伸到政府的管理部门。

    原因很简单,再合理的理论,也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反之,再极端、偏激的理论,也会有自己的信奉者,例如邪教、恐怖主义。哪怕只有极少数人信奉,一些理论的传播,也可能在现实中造成严重损害。所以,政府方面哪怕再有“理论自信”,也不能放弃思想管制的手段。这一点,古今中外皆然,唯宽严有别而已。

    那么,为什么一些在西方能够容忍的声音,在东方却遭管制呢?除了管理者因多种原因可能滥权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东西方政治结构的差异。不同的政治制度,有着不同的适应性。西方政治结构的特征是向下开放,所以容忍不同声音对它而言,是容易的、无害的;而中国政治结构的特征却是向上集中,所以容忍与主旋律“对着干”的声音,对它来说是困难的、有害的。反之,权力的集中对于中国是有益的,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效率,具体可见习近平等新一届中国领导人的作为;而这对于西方来说,则可能相当于毒药,例如出现希特勒式的人物。所以说,中、西方两种政治结构,各有其优劣。

    因此,不能以西方的标准作为中国言论容忍的尺度。这两种政治结构各有短长,如西方的决策效率较差,而中国则易于产生言路堵塞等问题。好在现在是信息社会,又有互联网的存在,中国体制的短处,已相当程度上被技术进步所弥补。在今日中国,意见的上达已不是问题,问题只是一些言论的传播遭到管制,不能进行公开的舆论动员,因而不能形成可参与政治博弈的社会力量,而只能被动地等待上位者的选择。但这种状况本来就是中国这种政治结构下的权力运转方式,而思想通过舆论完成社会动员,进而参与政治博弈,则是西方的方式。

    抽象说,西方的结构似乎更合理、更易实现长效化;中国的方式则易出现人亡政息现象。但具体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阶段,有着不同的优劣,这种差别并非绝对。政治结构以外的其他因素,可能起的作用更大。而政治结构的转变本身,就是更大的问题,成功转型需要多种条件;条件不具备时,往往得不偿失。对中国而言,相对于引发颜色革命、社会动荡等风险,保持现有结构无疑是更好选择。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结构迄今为止具有西方体制难以企及的发展效率。

    而在政治结构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其他方面就只能遵循这种结构下的适应性。如果明明坐的是船,而不是汽车,却偏要到高速公路上去飙高速,结果只会是更慢、更糟糕。自由派经常忽悠人(也可能是他们自己被人忽悠)的一种观点是:中国如果完全放开言论,结局会比现在更好,对执政党也更有利。实际上,由于政治结构的差异,西方的良药到中国很可能变成毒药,所谓淮橘成枳。中国如果像西方那样放开言论和结社,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苏联的1991。

    当然,作为“向上集中”结构下的执政集团,仅有对舆论的管控是不够的,关键还必须致力于建构真正具有理性说服力和现实解释力的思想理论。在这方面,官方至今乏善可阵。所有官方的言说,都没有摆脱一个致命的缺陷:回避自身利益,尤其是回避自身与其他阶层的利益差异,于是只能停留在“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上。这种回避利益、回避人性、回避根本矛盾的理论建构,不管包装得再怎么美仑美奂,都不可能照进现实、照进人心。

    反之,近些年来,民间的思想理论原创却硕果累累。不妨试举其中的皎皎者:黄纪苏先生的比较意识与比较性竞争理论,揭示了人性自私及社会不平等的奥秘:人性之所以自私,不仅是出于物资稀缺的客观需要,更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相互比较、竞争、力图胜出的主观需要。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否证了马克思的终极设想:通过发展生产力,实现物质极大丰富,从而通过“存在决定意识”,使人类摆脱自私,走向高尚。黄纪苏的发现证明了,不管物质如何丰富,人与人之间的比较性竞争不会终止,人性之自私不会完结,社会的不平等也因此不会消失。但就是在这种不平等“永恒不灭”的源头中,却孕育了人类不断走向平等的动力和希望——同样是因为比较意识:占人类大多数的比较中落后者,无法忍受被抛下的结局,他们所诉求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平等”。

    潘维先生则提出了“创新社会主义理论”最合理、最切实可行的思路,其设想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他的思路是:通过“脱马”、“脱制”两个步骤,将社会主义泛化为一种精神,而不再局限于传统理论所描述的社会制度。这样,在保住社会主义这杆大旗、以及执政党历史合法性的前提下,却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所造成的思想束缚、行动包袱和历史欠账;在此新的结构下,中国就能够放手吸纳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精神元素,同时又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了相对于西方的独立性。这是一种很精巧的构想,就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而言,这也是一种最具可行性、很适于当下中国的理路。估计未来中国官方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改造,最终还是要沿着这个方向开拓。一步到位不可能,分步走则很有可能。

    署名“学而思”的学者,对于构建当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作了迄今为止最系统、最全面,同时也最贴近现实、最具说服力的论证。他的理论,为新时期真正言之成理、行之有效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作出了很好铺垫。更重要的或许是,他的论证表明,一种基于中国国情的、独立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是可行的,而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人的理论自信,也是真正可期的。

 

 

 

 

 

你是在选举,还是在选主?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王绍光

2014-12-11

    (王绍光主编,欧树军译:《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版。)

    民主的原意当然是指人民当家作主。但说起民主的实现形式,现在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在多党之间进行的自由的竞争性选举。如果说直到二十世纪初对民主的实现形式还存在不同看法的话,自从熊彼特1942年发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以后,这种对民主实现形式的理解就几乎变成了唯一的理解。一方面,一个国家,哪怕刚举办了一次多党之间进行的自由的竞争性选举,即便其它方面没有任何实质变化,就会有人欢呼它走上了民主的道路,比如最近的缅甸。另一方面,哪怕一个国家内部政治资源的分布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要没有出现多党之间进行的自由的竞争性选举,就会有人断言,这个国家从未进行过政治改革,比如中国。久而久之,当提到民主时,人们马上想到的是多党之间进行的自由的竞争性选举。民主的含义因而就从人民当家作主变成了多党之间进行的自由的竞争性选举。历史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已经终结了:民主变成选主。任何人只要质疑选主的民主潜质,就可能会被扣上要么“反民主”的帽子、要么“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帽子。

    然而,在其原产地,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选主体制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即使像弗朗西斯·福山、汤姆斯·弗里德曼这样的坚定辩护者也不时显得忧心忡忡,抱怨连连。更严肃的思考者则开始试图跳出选主的框框,重新审视一些在他人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民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选主到底是不是一种适当的、实现民主的方式?实现民主还有哪些更有效、更可行的方式?

    本书的十二篇文章是从大量文献中筛选出来的,它们未必是反思选主体制文献中最有代表性的论文,但都发表于过去十年以内,且都是由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撰写。作者们对真民主的关切远远超过那些披挂上阵的“民主十军”斗士。在乌烟瘴气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遮蔽下,它们是一股若隐若现的清流。但愿它们的发表可以启迪国内学子的思考,为中国民主的发展另辟蹊径。

    比如,第一篇文章的作者,通过梳理希腊政体类型词汇的两类词根组,即kratos与arche,经过细致巧妙的分析得出结论:民主的原初含义是指公众确保在公共领域出现美梦成真的好事情的集体能力,而“多数决”恰恰是希腊那些民主的批判者刻意用来表达对民主蔑视的简称。第三篇论文也承认,在十八世纪前,“代表”与“民主”处于水火不相容的两极。在用“代议”对“民主”进行转基因改造以前,“西方政治思想的经典在拒绝民主方面几乎是完全一致的。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启蒙运动者都不曾直接、正面地谈论过民主”。按照这篇论文中的分析,最早将“代表”纳入对民主的构想之中的,是法国大革命的两位核心人物:托马斯•潘恩和马克西米伦•罗伯斯庇尔。第四篇论文的作者对第三篇文章的作者的乐观态度却不愿苟同,其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荣休教授、政治理论家汉娜•费尼切尔•皮特金。皮特金于1967年出版的《代表的概念》一书今天依然被看作该领域最富盛名的经典。第五篇论文的作者拉尼•吉尼尔认为民主是可以获得拯救的,其途径简而言之就是超越选主。第六篇论文的作者谢尔登•沃林年已九旬,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荣休教授。他在六位作者中最年长的,一大批美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都是他的门生,包括第四篇文章的作者皮特金。他也认为民主是可以拯救的,但在宪政、在政府形式上做花拳绣腿的文章,是徒劳的、靠不住的缘木求鱼。甚至只会适得其反。宪政之所以靠不住,是因为宪法的作用与其说是为了保护民主,不如说是为民主设定界限,其设定的界限一定与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权力群体合拍,并使之正当化。偏重政府形式之所以是缘木求鱼,是因为民主一旦开始专门化、例行化和行政化,我们就会看到领导开始出现;等级制开始形成;各色人等的专家环绕在决策中心;命令、程序和先例取代更自生自发的政治。因此,制度化只不过是民主衰减的标志。在作者看来,民主的关键是千千万万普通公民把民主理念内化于心,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敢于发挥自己的首创精神。用作者的话说,民主“复兴的可能性取决于一个简单的事实:普通个体有能力在任何时刻创造共同性的新文化模式。个体齐心协力建造低收入住房、工厂工人所有制、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保服务、更安全的饮用水、污水排放控制以及关系日常生活的上千其他共同关切,这就是在经历一个民主时刻,就是在为发现、关怀和照料共同关注的共同性做贡献”。很多人初读这段话,也许会感到它令人费解。但如果把这篇文章细读几遍,并结合其它几篇文章一起思考,定能体会到个中奥妙。

    而在第七篇文章的作者汉森看来,三权分立是一种过时的理论;它已千疮百孔,拿它来理解欧美代议民主,无异于盲人瞎马,必须抛弃。那么,在21世纪什么理论才能帮助人们更清晰地理解当代代议民主呢?汉森的答案是历史比三权分立理论长得多的混合宪制理论。在这位渊博的老者看来,所有的现代代议民主制度(包括他的祖国丹麦)都不是纯粹的民主,而是某种包含者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成分的混合宪制,而其中君主制的成分比以前更为突出了。既然都是混合制,它们自我标榜“民主”就是自欺欺人;它们拿着“不民主”的大棒四处乱砸,就形同泼皮。其实,不仅现代代议民主制度是混合宪制,几乎所有现代政治制度都是混合宪制,只不过有些制度的民主成分比其它制度多一些而已。撕下“民主”、“不民主”的标签,把各个制度由里朝外翻开来看,这样的世界图景注定大不一样。

    第十篇论文有两位作者,拉塞尔•多尔顿是著述颇丰的资深政治学家,已出版了二十多部专著以及150多篇学术论文;斯蒂芬•韦尔登是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曾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跟随多尔顿读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是《政党及其成员》。政党也是多尔顿长期关注的话题,他于2000年编辑出版的《没有党徒的政党:发达工业民主国家的政治变迁》和2002年出版的《公民政治:发达工业民主国家的公共舆论与政党》正是他被人引证最多的两部著作。这篇论文讨论了西方当代代议民主中存在的一个悖论:一方面,代议民主离开了政党就难以运作;另一方面,代议民主制度下的老百姓对政党信任度很低,在欧洲晴雨表调查评估的13类机构中,政党的信任度最低,远远落后于工会和大公司。人们为什么不信任政党呢?因为尽管政党在争取选票和支持时可以信口许诺、天花乱坠,但最终人们看到的是,政党根本不把老百姓的关切放在心上。对政党的信任度持续走低显然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数据分析证明,对政党的不信任降低了投票率,导致了政党体系碎片化,为新出现的反体制政党提供了社会根基,并使得更多的人对政府、对代议民主制度采取犬儒主义态度。文章的结论有点模糊,只是说,这个趋势正在改变代议民主的性质。但它会如何改变,作者们语焉不详,似乎他们自己也还没看清楚。
 

 

 

 

 

亚洲思潮变化及其大趋势

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 郑永年

2014年12月30日

    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也在变化。思想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变化,另一方面,变化了的思想,又会对现实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旦人们接受了新的思想,就会影响到个人行为,无论是把思想作为目标来追求,还是作为行为方式来跟随。在这个意义上说,通过观察近年来亚洲的思潮变化,人们可以预知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新动向。

    近年来,亚洲地区出现的最重要的思潮变化,概括地说,表现为三大方面,包括政治化和政治激进化、宗教思潮极端化和对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反思。

    首先是政治化和政治激进化思潮。这里其实包括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政治化的过程,而第二个过程则是激进化的过程。就政治化来说,尽管很多问题实质反映的是宗教、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差异、社会分化、经济发展困境、就业不足、环境恶化等,但很多人希望通过政治化的途径来解决。一旦遇到这些问题,社会的压力一般上都是导向政府的。

    再者,一旦政治化,则往往导致激进化。泰国、柬埔寨、缅甸、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接连出现的政治激进化问题,都有此类情况。但实际上,这类问题用政治化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的。通过激进政治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幻想。例如,在全球化时代,问题的实质更多的是资本而非政府。经济发展需要资本,而资本需要好的生存环境。如果一个社会单纯强调分配,资本就很容易跑掉;但如果只强调资本的利益,百姓就会很不满意,政府因此必须在“亲商”和“亲民”之间达成平衡。很可惜的是,本区域所有的社会运动,无一不是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无一不是针对政府的,希望通过政治的民主化来实现社会所希望的公正和正义。但针对政府的社会运动无一不是在弱化政府。一旦政府被弱化,就越没有能力来达到资本和社会之间的平衡。

    更为严重的是,本区域的政治激进化的表现形式与西方也很不一样。近年来,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也出现了政治激进化运动,有些运动甚至也很暴力,但是大多社会运动的表现是有限度、有妥协的。而亚洲没有妥协传统,社会运动一般都坚持不懈,会持续很长时间。泰国很典型。并且,一旦发生社会运动,法治就失去了踪影,因为社会运动往往以道德自居,任意破坏法律。一些地方以民主名义推展政治激进化,实际上是反民主的。在亚洲,社会运动非要自己赢了才算数,才算民主。把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与最近香港的占中运动作一个对比,就会很清楚。政府和社会运动之间的这种恶性互动,最终导致政治的不进步,甚至倒退。例如,泰国的政治民主运动最后以军人政变收场;走了一个轮回,毫无进步。今天香港的情况也是这样。

    其次是宗教激进化思潮的继续崛起。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新疆,都出现了持续多年的宗教思想激进化。今天,宗教思想的激进化已经变成非常具挑战性的全球问题。在中东,激进宗教思潮已导致无穷的政治冲突。失败国家的形成或者政府越来越没有治理能力,为极端宗教的崛起提供了机会。没有人会相信中东的情况会很快好转。随着中东宗教激进思潮的崛起,这种局势有可能延伸到本区域,尤其是那些治理能力不高的国家和地区。较之于其他地区,本区域的宗教本来具有温和性质,但因为各种内外部因素,例如全球化、社交媒体、社会分化和收入差异巨大,很多年来宗教呈现出激进化的倾向。内部因素和外部影响的结合,有可能使得激进宗教运动变得难以控制。

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弊端

    其三是经济新自由主义的传播和对这一思潮的反思。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过去一直深受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影响。日本过去被认为是亚洲模式的领导者,“四小龙”随后。1980年代之后,日本按西方经济模式来改革,但很不成功。今天,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安倍经济学也已快走到尽头了。其他一些经济体,如香港和台湾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导致和恶化了“马太效应”,即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经济体的政府就面临无穷的压力。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可以流动,但政府不可流动,社会运动的压力自然指向政府,而非资本。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 谭其骧

1981年5月

    (这是作者在1981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本人做了一些修改。)

翁独健同志要我在这次会议期间在大会上讲一通。我说,我不是民族史专家,有什么好说的?"他说:不要你讲别的,只要你讲一讲你们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是怎样划定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的;也就是说,对历史上同时存在的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你们是如何区别中外的?哪些算中国,哪些不算,标准是什么?"

    他既然提了这样具体的要求,我作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编,就不便推辞了。所以今天下午我在此向诸位汇报一下我们在这套图集里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就把这个讲话命名为《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吧!诸位听了如果认为我们的处理办法有不合理、不妥当之处,欢迎在明天小组会上提出来大家展开讨论。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开始于1955年春。开始只要求把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予以"重编改绘",范围准备一仍杨图之旧,那时还没有接触到历史上中国的范围这个问题。杨图各时代都只画中原王朝的直辖版图,除前汉一册附有一幅西域图外,其余各册连王朝的羁縻地区都不画,更不要说与中原王朝同时并立的各边区民族政权的疆域了。所以杨守敬所谓《历代舆地图》,起春秋讫明代,基本上都只画清代所谓内地18省范围以内的建置,不包括新疆、青、藏、吉、黑、内蒙古等边区。编绘工作开始没多久,我们就感觉到以杨图范围为我们的图的范围这种想法是不行的。新中国的历史学者,不能再学杨守敬的样儿仅仅以中原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我们需要画出全中国即整个中国历史的地图来,不应只画秦、汉、隋、唐、宋、元、明等中原王朝。随后我们就作出决定:图名改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范围要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全中国。怎样确定各个时期的全中国范围,从此便成为我们不得不反复慎重考虑的一个首要问题。

    我们是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这个问题呢?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简单的回答就是这样。超出了这个范围,那就不是中国的民族了,也不是中国的政权了。

    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们的理由是这样:

    首先,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我们知道,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国,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不是这个范围?不是的。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不是唐朝人,不是宋朝人,我们不能以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所以我们要拿这个范围作为中国。

    这还要从"中国"两个字的意义讲起。"中国"这两个字的含义,本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且不提《诗经》等古籍中的"中国"是什么意思,简单说起来,拿"中国"两个字表示我们国家的主权所达到的范围,这个观念是鸦片战争之后才形成的。在这以前的"中国"二字,在各种场合有各种样子的用法。远的我们不讲,鸦片战争以后的初期,这个观念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举一个例子,魏源写《圣武记》所用的"中国",有时候是符合现在的概念的,譬如他讲到蒙古,把蒙古算中国,俄国算外国;讲到西藏,把西藏算中国,印度算外国。

    但有的时候,他还采用一种老观念,把18省同新疆、西藏、蒙古对立起来,只把18省叫中国。有的明清著作中,甚而至于因为作者本人跑到西南的贵州、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他作笔记就把贵州、广西这一带的少数民族地区不看作中国,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内地看作中国。"中国"两个字,按照现在的用法,形成是很晚的。鸦片战争以后的初期还没有完全形成,基本上到晚清时候才形成。讲到"中国"就是表示我们国家的主权所达到的范围,这是鸦片战争后经过了几十年才逐渐形成的。

    我们再回头来讲,我们是现代人,我们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这不是说我们学习了马列主义才这样的。而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后一时期就不能拿前一个时期的"中国"为中国。举几个例子:春秋时候,黄河中下游的周王朝、晋、郑、齐、鲁、宋、卫等,这些国家他们自认为是中国,他们把秦、楚、吴、越看成夷狄,不是中国。这就是春秋时期的所谓"中国"。但是这个概念到秦汉时候就推翻了,秦汉时候人所谓"中国",不再是这样,他们是把秦楚之地也看作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是后一个时期推翻了前一个时期的看法。到了晋室南渡,东晋人把十六国看作夷狄,看成外国。到了南北朝,南朝把北朝骂成索虏,北朝把南朝骂成岛夷,双方都以中国自居。这都是事实。但唐朝人已经不是这样了,唐朝人把他们看成南北朝,李延寿修南北史,一视同仁,双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样,在宋朝也把辽、金、夏都看成是外国,看成夷狄。但是元朝人已经不这样了,已经把辽、金、夏跟宋朝一样看成"中国"。元朝人已经不用宋朝的看法了,难道我们还要作宋朝人?所以我们说现代人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后一代的人把前一代的人的概念否定,不采用前一代人的概念,这是由来已久,自古而然的,没有什么奇怪。我们现在当然不应该再以东晋人自居,再以宋代人自居。总而言之,我们是现代人,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

    第二个问题。我们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至于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个范围了,而是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了我们的部分领土的结果,所以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了。为什么说清朝的版图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呢?而不是说清帝国扩张侵略的结果?因为历史事实的确是这样,清朝的版图的确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我们跟沙俄不同,沙俄在16世纪以前,和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中亚细亚没有什么关系,16世纪以后向东侵略、扩张,才形成现在这么大的版图。但是清朝以前,我们中原地区跟各个边疆地区关系长期以来就很密切了,不但经济、文化方面很密切,并且在政治上曾经几度和中原地区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东北地区在唐朝时候已经建立了若干羁縻都督府、羁縻州。到辽、金时代版图已东至日本海,北至外兴安岭,经过元朝直到明朝的奴尔干都司,都是如此。北方也是如此,蒙古高原上的匈奴在西汉时跟汉朝打得很热闹,最后匈奴还是投降了汉朝,甚而至于到东汉初年还入居汉王朝的版图之内。

    唐朝,从唐太宗灭了突厥颉利可汗、灭了薛延陀、灭了车鼻可汗之后,一度统治整个蒙古高原,远达西伯利亚南部,几十年之后突厥才复国。元前的时候,蒙古高原是元朝的岭北行省。在西北方面也是如此,西汉设西域都护府,唐设安西、北庭都护府,元曾经置阿力麻里、别失八里行中书省、宣慰司等等。虽然一般都不是连续的,但断断续续好几次,都跟中原地区在政治上属于一个政权。至于经济、文化关系,那就更紧密。这个长期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关系,逐渐发展下来,越来越密切。我们很赞成前几天翁独健同志讲的一段话,我们历史上中原王朝跟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主流是什么?是和平共处?还是打仗?我们看不必去深究它,确实有的时期是很好的,和平共处,有的时期是打仗,有的时期打仗还打得很凶。但是,总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我看这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边区各族和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光是经济文化的交流关系不够了,光是每一个边区和中原的合并也不够了,到了17世纪、18世纪,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把中原地区和各个边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而清朝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这个统一任务。

    17世纪、18世纪清朝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大的范围之内完成统一,这决不是单纯的由于那时的清朝在军事上很强,在军事上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所能够做到的。单纯的、一时军事上的胜利和军事征服要是没有社会、经济基础来维持的话,统一是不能持久的。但是清朝在完成统一之后,巩固下来了,稳定下来了,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遭遇帝国主义从东南西北各方面入侵,给他们侵占了一部分土地去了,但基本上还是维持下来了。这是为什么?主要的原因是中原需要边区,边区更需要中原,需要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这对中原人民有利,对边区人民更有利。我们知道,清朝的统一,实际上是先统一了满族的地区,即广义的满洲;再统一汉族的地区,即明王朝的故土;再统一蒙族地区和蒙族所统治的维藏等族地区。主要是满、蒙、汉三区的统一。

    汉族地区指原来的明朝的地方,除汉族外也包括许多南方的少数民族,蒙族地区在内外蒙古以外,还包括青海、西藏以及南疆的维吾尔地区。这些地区本来都在厄鲁特蒙古统治之下,都在准噶尔统治之下。当时的准噶尔疆域,不仅是天山北路的准噶尔本部,还包括南路的维吾尔地区,青海、西藏、套西厄鲁特,都是在准噶尔统治之下。噶尔丹还进一步侵占了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只有内蒙古在清朝入关之前早已纳入清朝版图。后来准噶尔又进一步要从外蒙古入侵内蒙古,这就爆发了清朝和准噶尔之间的战争。双方经过康熙、雍正、乾隆70年的斗争,清朝终于取得了胜利。清朝不仅把准噶尔本部收入版图,也把原来在准噶尔统治之下的青海、西藏、"回疆",即天山南路,也纳入了版图。所以清朝统一基本上就是统一满、汉、蒙三区。蒙区实际上包括维吾尔地区及藏区。这三区统一完成之时是在乾隆中叶,即18世纪50年代。而由满,蒙、汉三族人民组成这个王朝,实际上还远远在清朝入关以前。1636年皇太极即皇帝位,把国号大金改为大清,臣下所进呈的劝进表就是由满、蒙、汉三种文字写成的,充分表明这个王朝是由满、蒙、汉三种人组成的。据我来看,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因为到了16世纪、17世纪时,汉满蒙等中国各民族已经迫切需要统一。

    这一点,我们从明朝与女真部族即后来的后金打的交道,明朝跟蒙古打的交道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中原的明朝和东北的满洲、北方的蒙古,时而打仗,兵戎相见;时而通过和谈规定明朝岁赠女真、蒙古多少物资,并进行互市。打也好,和也好,目的无非是女真人要拿人参、貂皮来换中原地区的缎布、粮食和农具,蒙古人要拿他们的马来换中原布帛、粟豆和茶叶。岁赠互市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时,就打进来掠夺。一边进行掠夺,一边要挟举行新的和议,增加岁赠。这说明边区发展到16世纪、17世纪时迫切需要中原地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当然,中原地区也需要边区的人参、貂皮、马匹等等。但是比较起来说,边区更需要中原的物资。所以说,通过互市,通过战争,最后需要统一。因为统一之后,只要中原能用布匹、粮食等物资满足边区的需要,就可以平安无事,统一就可以巩固下来。所以我说清朝之所以能造成大统一的局面并且巩固下来,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是历史的发展自然形成的。有人说,清朝这样大的版图完全是内外扩张的结果,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清朝对于蒙古用兵不能算是穷兵黩武,就象汉武帝对匈奴用兵不能算穷共黩武一样。汉武帝对付朝鲜、东越、南越,可以责备他是侵略,对付匈奴就不能算是侵略。他不对付匈奴,匈奴要打进来。唐太宗对付突厥也不能算穷兵黩武。同样清朝对付准噶尔也是不得不然。在那时候,准噶尔气势汹汹,占领了整个新疆、青海、西藏、外蒙,矛头指向清帝国统治下的内蒙,如果不把噶尔丹打败的话那还得了?那就可能再次出现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即厄鲁特入主中原,再来一次改朝换代。要改朝换代可不是容易的。从当时情况看起来清朝还是比准噶尔进步点,让清朝统治中原地区比让准噶尔统治中原还是要有利一点吧。所以说清朝打败准噶尔,不能说他是穷兵黩武。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清朝把准噶尔统治的地区一一收入版图,这是为了彻底打垮准噶尔而必须要采取的措施,不是存心要去征服这些地方。清朝那时候并不是扩张主义者。我们知道,清朝打败准噶尔之后,阿富汗、浩罕、巴达克山等中亚的一些小国,曾经一度要加入清朝,但清朝拒绝了,仅仅把这些国家列为藩属,以当时清朝的兵势、兵威所加,要进一步向中亚扩展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清朝并没有这样做。可见清朝之所以有这样的版图,决不能说他是扩张主义者,这是顺应历史潮流。所以说清朝在18世纪时形成的这个版图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拿这个版图来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应该是恰当的。

    有人主张拿今天的国土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我们认为那是不恰当、不应该的。要是那样的话,岂不等于承认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割让的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的地方,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地方吗?事实上在清朝以前,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已有几百年是在中原王朝直接统治之下的。再如大漠以北的蒙古高原,现在属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是不是历史自然发展形成的呢?不是。1911年、1921年两次蒙古独立,都是后面有第三者插手的,要是没有第三者插手的活,它不会脱离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是蒙古地区不论漠南漠北部应该和中原地区联系在一起的。

    到了20世纪,到了1911年、1921年,由于第三者的插手,结果分裂出去了。这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这是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说历史上的中国只包括漠南的内蒙古而不包括漠北的外蒙古,尽管我们现在是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所有的北方民族,匈奴也好,鲜卑也好,柔然也好,突厥也好,回纥也好,全都是同时分布在漠南和漠北的。要是我们以今国界为依据处理历史上的民族,那该怎么办?同一个政权统治之下的一个民族,漠北的不算中国,漠南的才算中国,这就没法办了。但我们要是采用1840年以前的清朝版图为历史上中国范围就好办。出现在漠南漠北的蒙古以及历史上所有的民族,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不能因为今天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之内就不算历史上中国的民族。当然,我们讲中国史的时候应当把这些民族作为中国史上的民族。但我们也不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写它的历史的时候把这些古代民族写成它的先民。

    有一点要补充一下,就是1840年以前有些跨国界的政权或民族或部族怎么办?这个问题最明显的事例就是高丽。我们现在是这样办的:我们认为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的中朝国界,这是历史自然形成发展的结果,没有什么帝国主义插手。历史上的高丽最早全在鸭绿江以北,有相当长一个时期是在鸭绿江、图们江南北的,后来又发展为全在鸭绿江以南。当它在鸭绿江以北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作为中国境内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的,这就是始建于西汉末年,到东汉时强盛起来的高句丽,等于我们看待匈奴、突厥、南诏、大理、渤海一样。当它建都鸭绿江北岸今天的集安县境内,疆域跨有鸭绿江两岸时,我们把它的全境都作为当时中国的疆域处理。但是等到5世纪时它把首都搬到了平壤以后,就不能再把它看作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了,就得把它作为邻国处理。不仅它鸭绿江以南的领土,就是它的鸭绿江以北辽水以东的领土,也得作为邻国的领土。

    我们处理历史上的中国的标准就这一条,并没有第二条。当初我们讨论的时候,正如昨天小组会上好几位同志的意见一样,有些同志总觉得只有这么一条不够,总想找到第二条、第三条,想要加一两条跟中原王朝的关系,总觉得应该跟中原王朝有一点什么关系,如果没有关系,怎么能说是历史上的中国?什么关系呢?最好有过郡县。但是有的边区从来没设过郡县,那么羁縻州县也算郡县。这也是过去学术界不实事求是之风造成的。那时历史学界讳言"羁縻州","羁縻"两个字不许提,硬要把"羁縻"都督府、羁縻州的"羁縻"两个字去掉,变成某某州,要把它看成正式的地方行政区划一样。我们知道,府、州的长官是流官,是中央政府可以随时调动的。府、州秉承中央政府的政令进行统治,向中央缴赋税,服徭役。但羁縻府、州只是给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一个都督或刺史的名义,实际上是当地基本上自主的统治者,他的地位是世袭的。王朝动不了它,它只是归附而已,你要动他他就会举兵叛乱。羁縻府州和正式府州完全是两回事。因为正式的找不出来,所以硬要把羁縻府州算正式府州。这在实际上是违反历史事实的。有些地区连羁縻府州也没有设置过,这些同志就去找称臣纳贡的关系,只要称过臣、纳过贡,就算是归入中原正朝的版图了。或者是曾经接受过中原王朝封赠的爵位,中原王朝曾经封过这一部族的首领什么王,什么侯,或者是曾经授予一点什么官衔,那就把它说成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纳入中国的版图了。搞来搞去无非就是要跟中原王朝拉上一点关系,好象只有跟中原正朝扯上关系以后才能算中国,否则就不能算中国。这是讲不通的。我们知道,朝鲜、越南是历代向中原正朝称臣纳贡,接受中原王朝的封爵的,但我们能把朝鲜、越南算作中国的一部分吗?不行。它们跟明朝和清朝的关系只是小国与大国的关系、藩属国和宗主国的关系,它们不是明朝的地方、清朝的地方。尤其明显的是日本有一颗被奉为国宝的印,叫做汉倭奴国王印,按照这些同志的说法,日本已接受了中国给他的这颗印,岂不是日本也要算中国的了吗?可见把有没有封爵纳贡这种关系看作在不在历史上的中国范围以内这种说法,是绝对讲不通的。

    尤其突出的是,一定要把跟中原王朝拉上一点关系才算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处理台湾问题就难了。台湾在明朝以前,既没有设过羁縻府州,也没有设过羁縻卫所,岛上的部落首领没有向大陆王朝进过贡、称过巨,中原王朝更没有在台湾岛上设官置守。过去我们历史学界也受了"左"的影响,把"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曲解了。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点没有错的,但是你不能把这句话解释为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这是完全违反历史事实,明以前历代中原王朝都管不到台湾。有人要把台湾纳入中国从三国时算起,理由是三国时候孙权曾经派军队到过台湾,但历史事实是"军士万人征夷州(即台湾),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只俘虏了几千人回来,"得不偿失"。

    我们根据这条史料,就说台湾从三国时候起就是大陆王朝的领土,不是笑话吗?派了一支军队去,俘虏了几千人回来,这块土地就是孙吴的了?孙吴之后西晋南朝隋唐五代两宋都继承了所有权?有人也感到这样实在说不过去,于是又提出了所谓台澎一体论,这也是绝对讲不通的。我们知道,南宋时澎湖在福建泉州同安县辖境之内,元朝在岛上设立了巡检司,这是大陆王朝在澎湖岛上设立政权之始,这是靠得住的。有些同志主张"台澎一体"论,说是既然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可见元朝已管到了台湾,这怎么说得通?在那么小的澎湖列岛上设了巡检司,就会管到那么大的台湾?宋元明清时,一个县可以设立几个巡检司,这等于现在的公安分局或者是派出所。设在澎湖岛上的巡检司,它就能管辖整个台湾了?有什么根据呢?相反,我们有好多证据证明是管不到的。因此,你假如说一定要与中原正朝发生联系才算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明朝以前台湾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行吗?不行。台湾当然是中国的,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为什么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因为历史演变的结果,到了清朝台湾是清帝国疆域的一部分。所以台湾岛上的土著民族--高山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对台湾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在明朝以前,台湾岛是由我们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高山族居住着的,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中原王朝管不到。到了明朝后期,才有大陆上的汉人跑到台湾岛的西海岸建立了汉人的政权,这就是颜恩齐、郑芝龙一伙人。后来荷兰侵略者把汉人政权赶走了,再后来郑成功又从荷兰侵略者手里收复了。但是,我们知道,郑成功于1661年收复台湾,那时大陆上已经是清朝了,而郑成功则奉明朝正朔,用永历年号,清朝还管不到台湾。一直到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平定台湾,台湾才开始同大陆属于一个政权,所以一定要说某一地区同中原正朝属于同一政权,中原王朝管到了才算是中国的话,那末,台湾就只能从1683年算起,1683年前不算中国,这行吗?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为什么是中国的?因为高山族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台湾自古以来是高山族的地方,不是日本的地方,也不是菲律宾的地方,更不是美国的地方、苏联的地方,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地方。

    但不是属于中原王朝,是属于高山族的,到1683年以后中原王朝才管到,这样我们觉得就可以讲通了。一定要找出边疆地区同中原王朝的关系来,好象同中原王朝没有关系就不能算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很对不起,还是大汉族主义。这个思想一定要坚决打破。

    我们自己思想中如果认为一定跟汉族王朝有关系才算中国,那就不好办了。国外有人说,中国的西界到甘肃为止,新疆从来不是中国的。这个论点大家都知道是胡说。但是,为什么是胡说呢?

    很多人就会这样讲了:因为新疆在汉朝就统治到了,唐朝也统治到了。汉朝设过西域都护府,唐朝设过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但是我们的历史很长,西汉对西域统治多少时间?也不过50年吧。东汉的统治更差。唐朝比较长一点,也不过7世纪到8世纪100多年吧。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除了唐汉一二百年统治了新疆之外,其他的时代怎么样?有些人只愿意谈汉唐,不愿意谈其他时代,因为一想到除汉朝、唐朝、清朝之外,中原王朝的确管不到新疆。那怎么办呢?好象理亏似的,于是有的同志就去找其他的关系。说是虽然不能直接管到,但在宋朝、明朝新疆的地方政权向中原王朝进过贡。朝鲜、越南都不算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新疆地区的政权向中原王朝进过贡,就算是中国的一部分呢?这是讲不通的。宋朝和明朝,新疆地区政权同中原王朝的关系实在是很可怜的,西州回鹘、于田、黑汗王朝跟宋朝怎么说得上有什么臣属、隶属关系?怎么能说是向宋朝称臣纳贡呢?不过是来往一二次而已,不用说不在宋朝的版图内,连藩属也谈不上。到明朝更可怜了,明朝中叶以后,嘉峪关打不开了,嘉峪关之外都是一些与明朝没有什么关系的政权。所以一定要与中原王朝有关系才算中国的一部分的话,那末新疆在宋朝、明朝根本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这样讲,不能说一定要与中原王朝有关系才算中国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汉族是汉族,中国是中国,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这是不同的概念。在1840年以前,中国版图之内的所有民族,在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这么一条,没有其他标准。新疆在宋朝的时候,是西州回鹘、于田、黑汗等等。在明朝的时候,在察合台后王封建割据之下,分成好多政权,这是不是就不是中国了?是中国,不过它与中原王朝分裂了。

    分裂与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经常出现的,每一次由分而合,一般说来是扩大一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是在秦汉时期,秦统一时北至秦长城,西边只到黄河,根本没有挨上青藏高原。汉朝的统一,西边到了玉门关,到了青藏高原的湟水流域。比秦有所扩大。隋唐的统一又扩大一步,但是都赶不上清朝的统一。一次一次统一,一次一次的扩大,到清朝的统一,版图最大。而这个范围并不反映清朝用兵的结果,而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几千年来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政治各方面密切关系所自然形成的。不过,我们说,经济文化的密切关系,还需要政治统一来加以巩固的。所以讲到这点,我们不得不特别强调一下,我们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这一句话并不是泛泛而谈的,少数民族对我们的贡献确实是很大的,除了经济文化方面我们暂且不谈之外,就是我们形成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族、满族对我们的贡献太大了。我们设想一下,在12世纪我们这个中国分成七八块,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是南宋,东北和黄河流域是金,宁夏、甘肃的河西和鄂尔多斯这一带是西夏,云南是大理,新疆是西辽,西藏是吐蕃,分裂成许多部落的蒙古高原上是蒙古各部、突厥各部,整个中国分成七八块,每一块中间还不统一。由于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祖孙三代的经营,才出现了一个大统一的局面,这个大统一的局面多么珍贵啊!譬如云南,虽然汉晋时代是中原王朝统治所及,但是南朝后期就脱离了中原王朝。到了隋唐时候,是中原王朝的羁縻地区,不是直辖地区。这个羁縻局面也不能维持很久,到了8世纪中叶以后,南诏依附吐蕃反唐,根本就脱离了唐王朝。

    南诏之后是大理。总的来说,从6世纪脱离中原王朝,经过了差不多700年,到13世纪才由元朝征服大理,云南地区又成为中原王朝统治所及。又如新疆地区,从8世纪后期起就脱离了唐王朝,唐朝人被吐蕃又赶出来了,后来吐蕃人也站不住了,维吾尔人进入新疆建立了几个政权。总而言之,经过了400多年,才由蒙古族征服西辽使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又同属于一个政权。元朝的统治使中国各地区之间长期分裂又合在一起。没有蒙古的话,怎么能形成这样大的统一?这样分裂局面继续下去的话,那就不可想象。同样,在明朝时候,中国又进入一个分裂时代。明朝对东北辽东边墙以外,对青藏高原的统治是很薄弱的,只是一种羁縻关系而已,真正的统治是谈不上的。我们要说老实话,现在把明朝对西藏关系来比之于元朝对西藏的关系,清朝对西藏的关系,这是不行的,是远远赶不上的。明朝对东北边墙以外女真各部的关系也不能和元朝清朝相提并论。长城以外的鞑靼、瓦剌,长期处于敌对状态。所以明朝的时候中国又分成好几块了。没有清朝起来,这个分裂局面不知又要延续到什么时候。明朝对新疆的关系更谈不上,根本管不上,连新疆发生什么变化都不晓得。要是没有清朝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这6代二百多年的经营,就不会出现18世纪的大统一局面。所以我们说中国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我们今天还能够继承下来这么大的一个中国(虽然被帝国主义宰割了一部分,侵占去了好多地方),包括这么多的少数民族在内,不能不归功于清朝。所以我们绝不能把中国看成汉族的中国,我们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的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对我们中国历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没有元朝,没有清朝,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们怎么能把中国看成汉族一家的?王朝跟中国不能等同起来,应该分开,整个历史时期只有清朝等于全中国,清朝以外没有别的中国政权。清朝以前任何历史时期,中国都包括两个以上的政权,我们绝不能说这个政权是中国的,那个政权不是中国的,不能这样分,要分也分不清。

    历史上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中国政权时,那就得承认事实上当时几个国家并峙,谁也管不到谁,不能硬说中原王朝管到了边区民族政权。有些同志要把吐蕃说成是唐朝的一部分,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唐和吐蕃敌对战争时多,和亲通好时少。就是在和亲通好时,唐朝也完全管不了吐蕃。汉朝和匈奴,唐朝和突厥、回纥的关系,基本上也是如此。我们只能认为吐蕃、匈奴、突厥、回纥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但不能说它们是汉唐王朝的一部分。

    历史上的中国政权有时管到了历史上中国范围以外的地方,我们也得承认这些地方虽然不在历史上的中国范围之内,但确在几个中国王朝版图之内。例如,汉晋间曾在朝鲜西北部设置过乐浪、带方等郡,汉唐间曾在越南北部设置过交趾、九真、日南等郡,这些设郡县的地方,当然是汉晋唐等王朝疆域的一部分。所以朝鲜、越南虽然不在历史上的中国范围之内,但历史上的乐浪、交趾等郡,则为汉、唐等王朝的领土,那是无可讳言的。以郭老名义出版的《中国史稿》第一版(后来的版本改动过没有,我不知道),把汉朝同交趾、九真、日南的关系说成是对外关系,我看是很难讲得通的。这三郡明明在汉王朝的统治之下、版图之内,汉朝其他地区对这三郡的关系只能说是内地或中原对边区的关系,怎么能说成是对外关系呢?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我们对内提倡民族团结,对外提倡尊重邻国,特别是比较弱小的邻国,这是对的。但不应该,也不需要为了要尊重邻国,就抹杀或歪曲历史事实。交趾、九真、日南等郡确在汉唐王朝疆域之内,不能因为在今天是越南的国土,便硬说汉唐跟这几郡的关系是"对外"。五代以后越南脱离中国独立建国,那我们就该尊重其独立,不能因为它曾经向宋、元、明、清等朝称过臣、纳过贡,而不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邻国看待。

    在我们的图上,我们没有把秦朝的象郡按我国的传统说法划在越南境内。有些同志认为我们在画秦图时是在与越南友好的时候,所以就不敢把象郡画在越南。我们是把象郡画在广西、贵州一带的。他们说,我们现在要修订这套图,应该可以把象郡画到越南去了。实际把历史上的郡县画在哪儿,这是不能以对某个邻国友好与不友好来决定的。我们当初没有把象郡画到越南去,我们是根据史料认真地作了分析,觉得还是不把象郡画到越南去更妥当一些。我们也知道把象郡放到越南去也有一定的史料根据,《汉书•地理志》、《水经注》都说秦朝的象郡在越南。但是我们没有采用这种说法而主张象郡是在广西、贵州,我们觉得这种主张的根据更坚强一些。因为《汉书•地理志》赶不上《汉书•本纪》可靠,而《汉书•本纪》的材料证明象郡应该在广西。《水经注》的材料虽然可贵,但《山海经》的材料比《水经注》更早一点。《山海经》的材料说明象郡应该在贵州。因此,我们是老老实实根据历史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以后才下结论的。我们决不能今天与这个国家友好了,就这样画,不友好了,就那样画。

    有的同志说如果我们把历史边疆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看成是历史上的中国,那是不是就没有民族英雄,就没有汉奸、卖国贼了。是不是宋辽之间、宋金之间的战争都是内战了?这显然也是不对的。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是应该站在今天中国的立场上的,但讲历史上中国境内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宋朝就是宋朝,金朝就是金朝,宋金之间的斗争当然还是国与国之间的斗争,那末,当然应该有民族英雄,有卖国贼,岳飞当然是民族英雄,秦桧当然是卖国贼,这怎么推翻得了呢?任何人都应该忠于自己的祖国,怎么可以说把宋朝出卖给金朝而不是卖国贼?宋朝方面有汉族的民族英雄,金朝方面当然也会有女真族的民族英雄。我看完颜阿骨打起兵抗辽,就应该是女真族的民族英雄。所以岳飞还是应该颂扬的,秦桧还是应该谴责的。不过今天汉人与满人都已经是一家人了,写历史的时候虽然应该按历史事实写,但在今天已没有必要把这段历史大事宣扬,不需要宣扬并不等于否定,不等于否定民族英雄。我们要宣扬爱国主义的话,应该宣扬近一百几十年来在抗英、抗法、抗俄、抗日斗争中间的民族英雄,岂不是更好吗?何必过分宣扬历史上的?同样,我们肯定元朝、清朝对中国历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不等于说要否定文天祥、陆秀夫,不承认他们是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也不等于说洪承畴、吴三桂不是卖国贼,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我们不能拿后来的关系看当时的关系。假如认为后来已成为一家,当时何必抵抗呢?那么从秦汉以后秦、楚也都是一家,在屈原的时代,岂不是他也无需站在楚国的立场上,抵抗秦朝的侵略了?假如说后来已成为一家,当时就可以不抵抗的话,那么将来世界总有一天要进入共产主义的,国家总是要消灭的,那么将来讲起历史来岂不就得认为历史时期被侵略者、反抗侵略都是无聊的?要这样讲起来,那我们的抗日战争岂不也是多余的?

    所以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全国各个民族是在一个大家庭里,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抗击外来的侵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今天我们写中国史,当然应该把各族人民的历史都当成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因为这个中国是我们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而不是汉族一家的中国。我们今天的命运是相同的,兴旺就是大家的兴旺,衰落就是大家的衰落,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斗争。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两次中日战争的历史启示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萧功秦

2015-01-15

   甲午战争与抗日战争这两次中日战争,对于中国人来说,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然而,正如人类历史上的悲剧总能比喜剧提供更丰富的人生哲学的启示一样,二次中日战争的历史,是我们民族集体经验中的富矿,只要我们客观地、冷静并理性地考察它,分析它,就能从中发掘出有益于我们应对未来挑战的经验与警示的资源。

甲午战败:中国陷入“墨菲效应”陷阱的开始

  首先要介绍一下日本人的国民性格。在近代以前,日本属于地球文明中的偏远地区,而且人口稠密,可耕土地狭小,自然灾难频发,资源贫乏,这个民族的生存环境要比中国严峻得多。此外,由于地理位置处于远离欧亚大陆的孤岛状态,作为岛国民族,日本对外部世界的变化特别敏感。有一种高度的不安全感。

  然而,正是这种民族性格中的不安全感与对外部世界的高度敏感,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恰恰变成巨大的优势。它对于西方文明充满兴趣与新鲜感,对中国的变化也观察得特别仔细,鸦片战争后,还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魏源介绍西方的著作《海国图志》时,这本木刻版的书籍已翻译成日文,并在日本国内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中国和日本几乎在同一个时期,也就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了仿效西洋的现代化过程,中国进行的是洋务自强运动,在防卫领域向西方学习;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明治维新,两个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似乎是并驾齐驱。

  从这时开始,日本人中形成产生两种对华观念,一种观念认为,日本和中国都是东方的黄种人,同文且同种,且都受到白种人威胁,所以要团结起来,共同抗御西方侵略,共存共荣,这就是所谓的日本亚细亚主义,日本在侵华过程中出现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从这种“泛亚细亚主义”中畸变过来的。

  第二种对华观就是对华扩张主义,这种思潮认为,如果中国不能对抗西方侵略,日本也要不失时机地通过获取中国的财富、土地、资源来让自己富强起来,甚至参与到瓜分中国的过程中来,单独应对西方的挑战。这种扩张观念是日本侵华的思想理论基础,所谓《田中奏折》的内容大意就是,日本要征服世界,就必须先征服亚洲,要征服亚洲,就必须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就要先征服满洲,要先征服满洲,必须要先征服朝鲜。虽然现在大家都知道,《田中奏折》是伪造的,没有史料证明田中本人给天皇上过这样的“奏折”,但这份所谓的“奏折”中表现出的对外扩张主义的逻辑,是日本进入近代以来两种对华观中的一种。不幸的是,历史上的种种因缘,让这种主张后来竟然成为了现实。

  在亚细亚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潮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最终取决于中国洋务运动改革的深度和有效性。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洋务运动是一次失败的现代化运动,官僚体制的惰性,清朝统治者的缺乏远见,多数中国人的麻木不仁,使得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无法竞争,明治维新蒸蒸日上,整个日本民族发生重大改变,而中国则远远落后,中日逐渐走向战争。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更使得中日两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进入了所谓马太效应(编者注——指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一种两极分化现象)。中国赔了2亿3千万两白银,在当时相当于40亿美金,是日本几年国库收入的总数,这笔钱被日本人用来发展海军与陆军,发展重工业与货币改革,日本借助这一巨额赔款迅速成为东亚强国。与此同时,中国从此也就更加积贫积弱,同时,台湾也被割让了出去。中国的近邻与属国朝鲜则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并成为后来日本侵华的跳板,日本人放弃了“联华抗洋”的立场,主张对华友好的亚细亚主义逐渐淡出,而扩张主义在日本人中变得更为强势。

  一个保守而拒绝开放与变革的民族,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是注定陷入“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的,这就是第一次中日战争给我们的历史警示。

  西方人有一个说法,叫做“墨菲效应”,你走错了第一步,就会不自觉也会再走错第二步,倒霉的事情总是接踵而至,祸不单行。历史选择一旦错误,就会产生连锁效应。甲午战争的失败,恰恰是中国“墨菲效应”的开始。甲午战争失败的后果影响了中国将近百年,此战产生的亡国危险,也使中国的变法精英陷入焦虑感和激进心态之中,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极端保守的满清权贵进入政治中心,并引发了攻打使馆的“庚子事变”与八国联军入侵,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短短七年时间,中国对外赔款高达七亿两白银,从此陷入了民族危机的深渊。

  甲午战争造成的第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清朝统治者引狼入室,统治者与士绅精英均误以为帮助中国人把辽东半岛从日本的虎口夺了回来的俄国人,是中国的患难之交。为了抵制日本人在朝鲜的势力扩张,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把俄国势力引入东北,让俄国人在东北造横贯东北的中东铁路,从此以后,俄国的势力在中国越来越扩张,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若干年中,东北俨然成为俄国人在远东的新殖民地,据说哈尔滨后来都盛行起俄语,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与俄国发生利益冲突,1904年日本就与俄国在中国东北打了一仗,那就是日俄战争。虽然日本取得惨胜,但也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仅战死就高达10万日本人,耗用军费达20亿日元。死伤数加起来几十万人。然而在美国的干预下,根据当时的华盛顿公约,日本从东北撤军后,只获得俄国中东铁路南半段25年的租借权,美国认为,打仗是日俄自己的事,土地是中国的,日本不能染指,土地应该还给中国,日本不得不答应了。他们心里极度不平衡。参加朴茨茅斯条约签订的日本外交官回到国内,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连家里的房子都被人烧了。按照原来日本的意图,东北原来已经是俄国的,现在日本胜利了,就应该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日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1915年的1月,日本大隈内阁要求袁世凯解决日俄战争的“历史悬案”来补偿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损失,那就是“二十一条”,其中要求与中国共同开办工厂,“帮助”中国培养警察、军队,共同开矿,共同发展教育等。其条件之苛刻,连袁世凯读了文件后都大呼“直把中国当战败国了”。日本认为中国很软弱,没有能力进行现代化,所以强迫中国进行“中日合作”,“帮助”中国现代化,从而实现“共存共荣”。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很大程度是用这样的一个幌子,如果中国政府不同意,日本威胁将就马上派兵。就这样,日本通过把二十一条强加中国,使原来的“泛亚细亚主义”的精神和民族沙文主义与扩张主义巧妙地结合起来。

  袁世凯在日本压力下,不得不接受了其中的十六条,此事才算了结。在“二十一条”没有颁布以前,中国人的排日情绪并没有那么强烈。“二十一条”把日本的扩张野心暴露无遗,中国人深深地被激怒了,反日的民族主义浪潮从此迅速发展起来。

  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条”以后又后悔了,由于日本野心过于膨胀,激起中国人的公愤与抗拒,日本人也觉得如此硬逼,得不偿失,会形成中国与西方联合起来对自己的压力,于是开始逐渐走向温和,到1920年代,日本的温和派文官政府一反过去的扩张主义政策,回到大亚细亚主义上来,开始向中国示好,包括向中国提供西原贷款,希望通过不附加政治条件的低息贷款,挽回中国人对日本的信任。然而,段琪瑞时期的中国已经陷入南北分裂与对抗,日本文官政府对段政府的贷款并不能缓和矛盾,反而如同火上加油,让南方更加反日。这也成为后来日本强硬派攻击日本温和派“无能”的理由。

当民族主义高涨的速度高于国力发展速度

  在五卅运动时期(1925年),恰恰是比较温和的日本文官政府主政的时候,日本文官政府主张融入国际社会,接受国际公约,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迅猛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北伐过程中,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革命民众动员相结合起来,变成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五卅运动后中国反日情绪非常强烈。北伐让中国民族主义有了一种新的动力。

  北伐时期的国民政府具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趋向,国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扬民族主义旗帜,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日本的沙文主义之间发生了越来越强烈的碰撞。1927年3月北伐时发生的“南京事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该事件中,南京城内突然爆发大规模的抢劫外国人的排外风潮,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洗劫。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和震旦大学预科意大利校长遇害,此外英日法侨民死亡多人。这就让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找到了以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来干预中国政治,并进而侵略中国的理由。就这样,日本不断膨胀的民族沙文主义、军国主义,与中国国内亢奋、虚骄高调的民族主义之间,就发生日益强烈的互动与恶性循环,中国民族主义越亢奋高调,日本民间就越依附右翼势力,日本的军国主义也越膨胀,中日之间两种民族主义相互不断水涨船高。

  此前,日本本来希望通过张作霖实现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但张作霖本人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张作霖曾对英国记者说过,“我老张没有其他什么本事,但是为中国看好北大门,不让那些狗钻进来,这点本事老张还是有的。”据暗杀张作霖的河本大作回忆,他从日本到东北后,发现东北充满对日本人的排斥情绪,好不容易从日俄战争中获得的那些权益,就等于血白流了。他认为,日本侨民在东北缺乏安全感,在华人的汪洋大海中处于恐惧之中,所以只有炸死张作霖,让东北大乱,而后才有机会占领东北。但是他没有想到,张作霖死后,中国并没有乱,张学良完整继承了乃父的东北王的权力。

  1928年,张学良把整个东北加入了中华民国,这就是“东北易帜”,这是他对中华民族的大贡献,但另一方面,张学良选择更加激烈的民族主义立场,不断为日本军国主义膨胀提供了刺激。张学良当时只有28岁,以其政治经验最多是个连营级水平,然而却成为主宰东北命运的统治者,他在国力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以前,一味对日本强硬,他完全没有足够的经验应对如此错综复杂的中日关系,而且他个性非常彪悍、刚烈,杀了杨宇霆这样一些他父亲的重要智囊之后,更是独断独行。三千多件有关日侨民的申诉案件一律不予处理,陈案越积越多,矛盾也越积越深,自己则在北京吃喝玩乐,这也让日本民族沙文主义者大加利用以争取国内支持。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于1928年统一中国以后,提出不成熟的“革命外交”,高调地宣布要在短时期内,单方面地,无条件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就让日本一般国民认为,他们用十万人生命换来的南满铁路24年的租借权,也将很快付诸东流,当时中国的情况是,高调的、虚骄的民族主义情绪发展的速度,远高于实际国力发展的速度。两者的发展不成比例。一方面,经历屈辱而刚统一的中国人,国力还很弱,而民族主义的情绪却日益刚愤强烈,而支撑这种民族主义诉求的国力与政府组织能力却没有相应跟上。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外的各种矛盾,日本民族沙文主义正在向极端军国主义发酵,两者之间形成变本加厉的互动。

  到“九·一八”前夕,关东军图谋在东北独立行动的情报已经为日本文官政府高层所知,当时日本的文官政府人士向中国方面的宋子文提出一个要求,中国必须在“革命外交”的基础上作出某些让步,说如果再这么下去,日本文官政府就要倒台,只要军人上台,中日之间的矛盾解决起来会非常困难,很可能要诉诸武力。当宋子文恍然大悟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即前往北京与张学良协商,然而已经为时过晚。九一八事变恰在此时发生。

  “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的一些激进派分子发动的自主行动,并不是政府行为,少不更事的张学良却没有对侵略者以任何反抗与压力,后来九十多岁时的张学良接待记者时,称当时他这样做是自己的主意,与蒋介石无关,他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居然是“我不知道日本人这么坏!”

  少数关东军激进派分子所发动的这么一场事变,居然一下子把比日本国土大三倍的整个东北拿下来,成本如此之低,收益如此之大,风险如此之小,连日本人自己也想不到,这又大大鼓励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的恶性膨胀,侵略者反而在国内被日本大众视为“民族英雄”加以欢迎。关东军就趁势进一步得寸进尺,再次刺激中国民族主义走向高潮。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几年,关东军里就出现两派力量,一派是“扩大派”,一派是“不扩大派”。“扩大派”认为日本得到中国东北,仍是不够的,必须要在东北与华北之间形成一个“军事缓冲区”,主权可以属于中国,但中央军不可驻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日本强占下的东北的腹背安全,他们的计划就是是把热河甚至永定河以东的地方,都变成“非军事区”。另一派所谓的“不扩大派”,以日本石原莞尔为代表,此人本来是“九一八”事变的急先锋,后来也变成“不扩大派”,属于日本关东军中的“温和派”。他们认为,拿到那么大一块满洲应该满足了,继续扩大战果会引起中国人越来越强的仇恨心理,一旦日本将来和苏联开战,中国人就会帮助苏联人,日本将面临两面夹攻,所以应该对中国采取怀柔态度。 这两派势力不断碰撞,而扩大派在国内民意的鼓动下,最终获得优势,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而中国国民政府则由于实力不足以与日本直接对抗,只能采取“内敛的国防政策”,以退让以求稳定,避免战争,并秘密发展国防力量。

  这种“内敛的国防政策”是不对外宣布的,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35年,“内敛式国防政策”开始取得若干效果,当时的德国和国民政府形成军事合作关系,德国同意每年为中国训练并装备20个机械化师。如果1935年的这个办法能够延续五年,那么中国到1940年时,中国就有100个现代化的机械化部队,那时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恐怕没那么容易,这一点连日本侵华军司令在松井石根后来也不得不承认。然而,国民政府想争取时间的计划却受到挫折,由于日本的扩大派不断加大扩张力度,使中国大众的忍耐力达到极限,最后出现了西安事变。

没有最低限度的准备,第二次中日战争却打起来了

  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全国的势不可当的民族主义压力面前,再也没有退让的空间,发生于卢沟桥的“七七事变”本来是一场双方擦枪走火的小事件,日本扩大派想利用这一小事件“解决绥远战争悬案”,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再从中国捞取些好处”,即派兵前来京津,迫使中国让出永定河以东地区作为中日之间的“非军事区”,根据后来日本参谋本部的军官在战后的的回忆,包括日本军部的参谋和长官,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会是一场八年战争的开始。日本要在“三个月里灭亡中国”只是中国抗战的宣传口号,从现在的资料可以证明,当时日本并没有全面进攻中国的计划。这一点与希特勒全面进攻苏联的战争并不相同,希特勒是要彻底把整个苏联灭掉。

  在国内抗战情绪高涨的压力下,国民政府的忍耐力已经达到极限,中国国民要为丧失的国土抗争的正义愿望也非常强烈,但中国军队其实并没有做好最低限度的作战准备。虽然蒋介石决定打一下,其内心也并不是想打一场全面战争,他有一种机会主义心理,希望开打以后,国际上能出面干预,最后达到一种平衡状态,然后让日本撤军。当时胡适等人,都觉得我们尚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打起来一败涂地是毫无疑问的。军事专家徐永昌也坚持反对立即开战,他说即使按照最低限度的标准,至少要半年后才能达到把炮位调整到位的最初步的准备。然而,蒋介石当时认为,如果再不和日本人打,不但全国老百姓不答应,共产党不答应,而且军队也不会答应,所以在根本没有做好任何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准备的情况下,于是决定在上海主动开战。胡适事后写道,“中国是一个弱国,弱得连选择不打的权利都没有了。这是一个弱国的悲哀。”

  上海当时并不是日本人的战略目标,当时在上海的日本驻军只有几千人。一旦中国决定在上海打一仗,大量军队集结到上海,日本几千人的海军陆战队怎么打得过中国最精锐的德式装备88师、87师,日本人很快就吃不消了,但又要面子,虽然不想在上海打仗,但是真的打起来,为了面子又不能撤退,于是就把大量日本军队从国内调到上海,最后日本军队达到30万人,中国军队也达到7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军队多次想提出妥协。都被蒋介石拒绝。

  江海平原的上海吴淞地形很快让日本海军、陆军、空军联合作战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凭借中国当时的军事实力,与日本军队在平原开阔地带进行硬拼,当然也处于弱势,中国军队损失越来越大,一个师投入到前线,如同放水饺一样,投下去就两三天就没了。更严重的是,日本派军队从杭州湾金山口偷袭成功,金山与吴淞的南北两路日本军队就对上海形成钳型攻势,如果70万中国军队被包围在上海地区,一旦日本的军队包围成型,中国军队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现代版的“长平之战”就在眼前。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蒋介石又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战略错误之一,他认为应该等待比利时布鲁塞尔正在召开的国联会议,希望国联能发布一个谴责日本侵略中国的声明,他太看重这个声明,严令中国军队必须再坚持三五天,然而,正是在这三五天里,中国军心大乱,等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全军撤退的时候,中国军队在从南翔通往嘉定的一条公路上被日本飞机发现,日本空军不断对这条路进行轮番轰炸,一路上血流成河,三分之一的中国军队就在此路上牺牲,损失非常大,胡宗南这样的高级军官都是从河里泅水游着逃出来的,从此以后八年战争中再也没有恢复元气。应该说,蒋介石的军事指挥水平是极低的,低得出乎人们的想象。

  日本人既然已经把上海拿下来了,于是干脆把南京也打下来,因为中国军队完全没有了士气,在南京战役中兵败如山。这样,这场战争也就不可能再是局部战争,而是成为全国性战争,日本人由于得到首都南京因此提出更高的要价,不但要中国割让东北,建立所谓的“满洲国”,而且要中国赔偿巨额军费。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办法再谈下去,哪个政府也不会更不敢做这样的事。于是,日本所占土地越多,要价就会越高,而中国就越不能同意。战争就越打越大。日本陷入了“蛇吞牛效应”,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永远吞不完。

  日本人一直打到武汉,自己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因为它的兵力已经被稀释到没办法继续攻打中国,于是进入持久战时期。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就陪着美国一起打日本,到1944年,即抗战前一年,国民政府的军队已经筋疲力尽到极点,只能把贵州山区的农民拉来当兵,那些农民营养不良,走路都困难,骨瘦如柴,从陈诚档案中可以得知,当时好不容易从山区抓来每一百个壮丁,送到部队时只剩下十个人,其余九十个要么逃走,要么在送押路上当逃兵被处死,要么在路上生痢疾病死。

  日本军队在1944年年底已经打到了贵州的独山,离贵州与重庆已经不远了,而且此处中国军队防守空虚,如果打到重庆,中国就有可能亡国。由于在此关键的时刻,太平洋战争取得重大胜利,日本军部考虑到盟军有可能在日本本土登陆,于是拒绝了 “远水不救近火”的冈村宁次攻打重庆的计划。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在战后回忆说,“中国差一点被打败了,却突然胜利了”。
  通过从甲午战争到中日抗战基本历史过程的概述,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有几点值得思考。北伐统一后,中国出现一种新型民族主义,我把它称之为弱国的高调民族主义,在国力远没有强大以前,长期的屈辱与挫折而形成的亢奋民族主义,在民国统一以后提前早熟。中国作为传统帝国本来就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多次战争屈辱挨打,又形成国民内心强烈的悲情,一旦统一,就容易产生虚假的大国感。以为“每个人吐一口水就可以把日本人淹死”,这样的落后大国很容易滋生一种高调的民族主义,而国家实力远没有成熟。
  另一方面,正好碰到日本国内在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萧条,社会上劳资与城乡贫富两极分化,形成广泛存在的社会不公正,广大底层群众对资本主义不满,对腐败官僚不满,日本国内这种反资本主义的左翼情绪,却很容易与对外扩张的右翼民族沙文主义与军国主义契合起来。把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看作是国外美英帝国主义的同盟。众所周知,军国主义的精神领袖北一辉就曾经是个激进的左翼社会主义者。
  就这样,日本国内发酵的军国主义,与中国北伐统一后虚骄高调的民族主义之间,形成不断强化的互动作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是借助于这种互动形成的局势,来取得国内民众的支持,从而导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此后,日本军国主义又借机不断扩张,发生“七七事变”。事实上,日本参谋本部参谋堀场一雄在战后的回忆录中写道,当七七事变后,日本为了捞好处而从国内派军队出发时,当时日本参谋本部中的人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是八年中日战争的开始。
  要特别强调的是,人类的理性在判断事物时,经常容易犯错误。人的理性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有时很难面对问题的复杂性,比如日本在七七事变后,其实并不准备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中国方面也没有为战争做好最低价限度的准备,然而,由于日本扩大派军人再次想捞占“油水”而得寸进尺,想进一步再把永定河以东变成中国的“非军事区”。

  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与陈诚却误判了日本人,以为日本军队即将从华北直下武汉,于是决定去主动开辟所谓的“上海战场”,想当然地以为,这样就可以以吸引日本军队从所谓的“由北向南”的进攻路径变为“由东向西”,没有想到上海战场却由于中国军队实力太弱,战略指挥能力实在太差,竟败得如此之惨,反而让日本人借机向南京进攻。从而形成全面战争。
  陈诚档案中披露,陈诚为了鼓动蒋介石立即在上海与华北与日本人同时开打,竟然对蒋介石说,“日本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华北战场上消灭他几个师,它就老实了”。然而,当时华北二十九军的实际战斗力却是,北京连一天也没有守住,就兵败如山了。这就是当时决定中国命运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认知水平。
  关于抗日战争,我们的历史书中记述的,大多是中国军人英勇杀敌,最后夺取胜利的过程,然而,事实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英勇战士们,穿着草鞋,带着油布雨伞,枪膛里只有几发子弹,步行几个月来到上海,投入战火中后,对面对敌人的现代武装,血流成河,从此一去不复返。真的是用自己的血肉来筑起新的长城。其中有着崇高与悲壮,也给我们子孙们留下了凝重的感伤。
  从大量史料来看,由于日本在七七事变后并没有全面进攻中国的打算,中国当时还是有其他选择余地的,从军事理性角度来看,假如五年后,等中国有了100个德式装备与训练的精锐师,并为应对战争有了更充份的准备,日本也不敢轻易冒险去得寸进尺,历史就要重写了。

从历史的前车之鉴中汲取智慧与警示

  二战以后,日本已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日本清除了军国主义的毒瘤,军部被清除了,日本战后的土地改革,解决了城市与农村贫富不均的问题,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已经瓦解。其次,日本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发展,温和理性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主流。全球化使得日本可以通过国际经济贸易和高科技,满足本国各方面的需要,日本是个法治国家,和平宪法相当牢固,日本民族的性格在二战后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日本人是对战争痛苦理解最深的民族之一,根据民意测验,当今日本只有16%的日本人表示在国家受到威胁时,愿意上前线打仗。现在的日本已经变成老龄化的民族,到2030年左右,日本必须从外部引入560万劳动力才能维持现在的生产水平,这样的民族,极端右翼分子要想搞军国主义也并不那么容易。日本民族性格变化之大,人类世界上只有十三世纪蒙古民族接受黄教后所发生的变化可以与之相比。(众所周知,13世纪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族是多么彪悍,而现在的蒙古族是我国性格最温和的少数民族之一。)

  当然,最根本的一点还在于,除了日本人本身的变化外,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国也己足够强大,不再是过去那样的软弱可欺,日本侵略中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日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希望建立足够的武装力量,保卫国家安全,这是很正常的,可以理解,邓小平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指出,“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我们是反对的,但我们也理解日本应该有足够的自卫力量。”(《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737页)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的努力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一个国家应有的权利,这和军国主义不是一回事。日本的主流是和平,是反战的。

  当然,日本应该对过去的侵略历史进行认真的反省,对否认历史错误进行反思,取得全世界人民的理解。才有利于实现成为正常国家的理性目标。在这一点上,日本的极端右翼势力实在是日本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平友好事业的阻碍与负资产。

  这些年来,中日关系日益复杂紧张,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日本一些极端右翼人士担忧他们越来越在日本青年人中得不到支持,他们内心充满失落与焦虑感,于是狗急跳墙,总想借机会生事。另一方面,多年以来,中国人对日本有非常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承认日本在现代文明道路上的进步,然而,我们不少国民在潜意识中又是“惊弓之鸟”。日本发动了两次对华战争,两次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中华民族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和痛苦,对于极少数右翼分子兴风作浪的事,中国国民也高度敏感,对日本有一种出自本能的不信任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正是固化的思维定势与不信任感,使中国人对于日本主流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的重大变化往往不太注意,我们有些人往往还是停留在过去时代形成的刻板印象的框架中来看待日本。由于怒气未消,我们许多人也不愿意正视这一变化了的现实。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人们都说日本人在其历史教科书中否定南京大屠杀,不承认侵略中国,日本国内确实有这样的右翼教科书,因为教科书由民间自由编撰的,大家都可以写,至于采用何种教科书作为教材,那是日本各学校自己的选择。那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中学教科书,在日本中学的采用率是多少?实际上不到千分之七,一般的中学拒绝采用这种极右翼的教科书。在日本许多中学教科书中,明明白白叙述了南京大屠杀的过程,有的其中还有许多血淋淋的照片,不同的是他们不叫南京大屠杀,叫“南京大虐杀”。

  中日关系的紧张,日本右翼有重大责任,但如果认为日本动不动就要搞军国主义,这种想法也不利于两个国家或两个民族之间信任与沟通。两年多以前,如果说中日要开战,谁都不相信,钓鱼岛事件出来后,双方高度不信任,从擦枪走火,升级为两国战争,甚至美国也加入到日本一边与中国对仗,好像变成了很自然的事,有人说,“中国与日本之间,什么都不缺,就缺流血了。”一旦流血,百年旧仇加新恨,不知要那年那月才能消解。

  如果发生第三次中日战争,对中国人与日本人,对全世界都不是好事情,我们追求民族富强,从鸦片战争算起,追求了一百七十年,现在好容易盼来了大发展的最好时机,发生战争,就无异于让让我们这个怀孕八个月的孕妇与两个村霸打架,一个是老村霸,一个是现在的村霸,这决非智者所为。其实,让大胖儿子生出来,让他受到良好和文明教育,长到十八岁,那时,两个村霸也老得差不多了。

  有人说,中国可以在“半小时里把日本给灭掉”,在日本,也有人说,他们的核废料也足以造二千枚核弹头。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这样的“硬硬互动”,使擦枪走火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让人们不由得回忆起历史上双方互动的历史阴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除了上面提到的因素,也有一些具体原因,比如朝鲜对日本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这也是事实。1998年,朝鲜的大浦洞导弹,就横穿日本领空,现在又发展起核武器,这对日本人的安全确实构成强大的冲击,充满不安全感的日本人要因此而加强自卫力量。但是,我们一些人往往把日本人出于对朝鲜的不安全感而形成的加强自卫的意愿,解读为“军国主义的复活”,因此也造成日本普通民众,对中国产生越来越强的疑虑与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情绪则进一步被日本右翼所利用。于是日本右翼极端势力与民粹之间的新联合再次出现,根据《参考消息》报道,去年日本东京都选举,极右翼只有三十万票,今年猛增到六十万票。多年无法通过的“集权自卫权法案”,在右翼挟持的民意的支持下被顺利通过了。极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成为这两年中日关系恶化的最大受益者,他暗中真的高兴起来了。
  从历史上看,日本右翼一旦有了民粹基础,在与中国民族主义的互动过程中,就会产生越来越强的张力,第二次中日战争就是在日本国内右翼的沙文主义、军国主义与中国的弱国高调民族主义之间的不断强化的互动过程中,走向战争的,现在日本的右翼分子正想利用中日之间的这一互动特点,来破坏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扩大彼此之间的裂痕,石原慎太郎正是抓住一个大好机会,也就是钓鱼岛事件。
  中国作为维持亚洲与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使日本右翼势力决不敢轻举妄动,日本广大国民也不会答应。但是,从历史教训来看,两国之间非理性的“硬硬互动”的不断强化,决非理性的选择。众所周知,在核大战的情况下,是没有胜利者的。即使没有发生核战争与常规战争,彼此之间为备战而进行的恶性军备竞赛也非良策,众所周知,当年苏联正是被冷战时代的军备竞赛拖垮的,我们不应该重蹈覆辙。我们应该从二次中日战争的深刻的历史警示中学到一些东西。

  我们不怕日本右翼分子兴风作浪,但也不必杯弓蛇影,有人说日本正在复活军国主义,这样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在国际上,军国主义是有特别的定义,即在外交,教育,媒体等方面以战争目标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制度体制。在日本东京,军车在街道上会向民用车辆让路先行,这样的体制很难想像可以与军国主义体制联系在一起。有人说日本的军费开支很大,以此作为日本搞军国主义图谋的例证,但有关统计指出,日本军费虽然现在是世界老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但军费的45%是人头费,购买新武器的费用只占军费的19%,而且主要是买自己国家造的武器。这些武器成本高,价格昂贵。我们不必做惊弓之鸟。
  我们这个民族处于经济发展最迅猛的时期,正如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发育迅速的大孩子,国民心智上有待于进一步成熟,作为一个大国,要完全成熟,可能还需要30年。
  从人类历史经验上来看,一个原先经济落后,有过受人欺侮的屈辱经历,后来经济上又突然强大起来的国家,一旦经济出现滑坡,国内矛盾就会突显出来,一旦发生国际上的冲突,就很难避免经由历史悲情而激发起来的高调虚骄的民族主义的膨胀,德国就是例子。
  自有鸦片战争一百七十多年来,我们民族国运多灾多难,发展中仍然充满社会不稳定因素,正因为有历史的前车之览,我们希望的是,就是30年内我们不要犯颠覆性的错误。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说过的一句话: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德国就陷入过修昔底德陷阱,日本也陷入了,包括苏联也陷入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理性地反思历史,在要坚定保护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处理好中日关系。要从历史中获得智慧。
  如果不能从历史中获得警示,人类注定要重犯历史的错误。

    作者:萧功秦《同舟共进》2014年第12期

 

 

 

 



不看欧洲史不知道什么是无耻

财经内参

2015-01-07

  很多年前,大概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本书和一部电视剧在当时比较流行,书的名字叫《丑陋的中国人》,作者是台湾的柏杨,电视剧叫做,剧本是苏小康写的。所宣扬的思想大同小异,总的来说,是把中国传统文化比做污秽的"酱缸",把中国一百余年落后的原因归咎于祖先创造的文化——特别是儒教。

  书中列举了一些中国文化的糟粕,比如:八股文,小脚,廷杖,太监。盲目膜拜偶像,愚忠愚孝,对思想的禁锢,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也提到了一些中国人的愚昧和残暴的行为:比如在饥荒年见易子而食,焚烧阿房宫,焚书坑儒,耍弄权术,相互倾轧,内斗不止等等。于是得出结论,中国的落后在于传统文化的低劣,应该放弃传统文化,接受西方文明(实际上是全盘西化)。看了这两部作品,有一种深刻的感觉,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近乎一文不值,西方的文明确是灿烂辉煌,而且这两部作品举出的一些例证,让人看来,他们仿佛说的都是铁的现实---中国文化代表野蛮,而西方文化代表进步!看的久了,竟然产生了一种西方殖民者在当年求之不得的思想:就是中国人和现今落后的民族是天生的劣等人种,而欧罗巴人——特别是日尔曼人,是绝对优秀的民族。中国要想进步,就必须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文字结构和各个方面向西方人靠拢,或许还可以有点生机。

  那时候看了这些作品,我很赞同。说心里话,我同意!

  因为那时候还有很多事我不懂…… 我才上高中,对中国的历史一知半解,在我模糊的印象中,仿佛柏杨的话都是对的,中国确实存在着很多黑暗的东西。而且中国历史中的保守,腐败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是西方有爱因斯坦,伽利略,爱迪生那么多的科学家,有雨果,普希金,莎士比亚那么多的文学家,有著名的艺术大师达芬奇和梵高,更重要的是西方有民主,自由和科学。

  那时候我曾经说:我们自诩为有5000年的文明,可是放眼看看,现在我们使用的东西,几乎无一不是西方人发明的。我曾经赞同里的一句话“不要自己再骗自己!”是的,我们不要总用文明古国地大物博来麻醉自己,要承认自己的不足,勇而知耻。要抛弃传统文化,抛弃民族的劣根性,中国才有希望。柏杨曾希望外国朋友,特别美国朋友帮助中国人去掉劣根,我赞同。因为那时候在我眼里,美国是自由发达的象征,是文明的标志。

  我当时确相信这样的观点,不过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事我不懂……

  我忘记了一件事,在我从内心崇尚西方文明的时候,我居然连世界历史都没有好好看过一眼。高中以后,我看了圣经,论语,庄子,粗略的读了一些佛经的故事。后来,我开始仔细的翻看。工作以后,我读了世界历史。

  在读中国历史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同意柏杨等人的观点的,只是产生了一些疑问,比如:里曾经说过:万里长城是中国锁闭国门的象征,这样说符合事历史实么?说中国人歧视,压迫妇女,可圣经里也明明指出:女人是男人的依附品,要听从男人的摆布。柏杨说中国在儒教建立统治地位以后,就没有出现过有新思想的哲学家,可范缜,顾炎武,戴震明明都是有独立见解的思想家啊…… 但是,我对他们的思想还是基本赞同的。只是觉得,有的所谓“劣根性”他们不是说的很准确而已。

  在看世界历史的时候,起初,说真的没什么深刻的感受,只是觉得西方人国家多,民族多,人的名字也很难记清楚。

  另外还有一种感觉,就是隐约觉得欧洲的战争特别多,宗教纠纷也比较频繁…… 但在这个时候,仍对西方文化没有产生什么太坏的印象。不过我的疑问却增多了:柏杨反复嘲讽中国人有太监制度,可是罗马,土耳其传统上也存在太监,并且欧洲国家还存在阉割艺人的现象。莫非太监制不是中国的专利?再有,柏杨反复嘲笑中国的廷杖是“脱了裤子打屁股”,可是罗马帝国也有用棍棒打死大臣的传统啊,而且还割下脑袋——(即闻名世界的法西斯酷刑),再仔细的看下去,我不禁茫然…… 文明民族,优秀民族。这些本在我脑海里对欧洲人做出的定论不禁一个个的动摇了!

  看到上古文明的时候,我在憎恨欧洲人破坏文化,焚烧城市的同时,还对希腊,罗马的灿烂文化有所欣赏,而在看中世纪历史,一直延续到英国议会战争以前那段历史的时候,说真的,我不忍再看,因为我觉得难过:人类历史上居然有这样卑劣的尔虞我诈,居然有这样丧心病狂的对文明的摧毁,居然有这样在东方连最野蛮混乱的暴君所做不出的兽行和丑闻!!我曾经说“中国人破坏文化,例如项羽焚毁阿房宫,董卓破坏长安和洛阳,外国没有这种行为!”但是我错了。

  在古代,西罗马灭亡的时候,哥特人,即日尔曼人的一支,在罗马大肆焚烧建筑,民房被毁坏了45000座,而宫殿居然有1800座被焚烧净尽,珍宝被抢走,所有的金银财宝和战俘都成了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的陪葬品,书籍和文物则被砸烂销毁。就算100座宫殿抵的上一个阿房宫,哥特人的破坏量,也是18座阿房宫,

  这是一个令人嗔目的天文数字!

  而欧洲人因破坏而形成的天文数字远远不止这些……

  1618年,仍然是德国人,这个血管里流着蒙古人的血,却被一些人称为天生优秀的,纯种的民族(其实是希特勒自诩为纯种),竟然无耻的向自己的文化和人民举起了屠刀。为了宗教纠纷,30年间,德国人把丹麦人请来,把瑞典人请来,后来还喊来了西班牙人和俄国人,叫来了几乎所有的临近国家,打开自己的国门,做什么呢?通商吗?传播文化吗?不!是破坏!30年内,德国人口死亡三分之一,建筑竟然毁坏了六分之五,德意志近2000年的的古文明几乎成为绝学---正是这些优秀的德国人,在300多年后又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破坏在延续,并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恶劣,丧失人性!

  不仅仅是德国人,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对文化破坏的兴趣也是很浓,并且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令人叹服!荷兰人痛恨西班牙统治者,于是拿文化出气,教会是昏暗的,但是教堂作为一种建筑,一种文化,似乎罪责不大。就算破坏一些教堂是对的,是冲击反动统治者巢穴的革命行为,可总该有个节制吧。伟大的荷兰人拿出他们以后破坏印尼文明的手段,一口气烧毁,砸烂了5500多座教堂,其中300多座是在罗马初期那个时代建立的,有近千年的历史。而西班牙的阿尔法公爵也不示弱,拿出他们老祖宗以前灭绝印加文化的手段,把西欧文明的集中地,荷兰最大的城市安特卫普夷为平地。安特卫普当时属于西班牙殖民地的一部分,其财政收入站整个西班牙国库的一半。欧洲人这样毁坏自己的经济命脉,说好听点是歇斯底里,说难听点则是精神分裂——原来我以为,欧洲人只是殖民者破坏其他地区的文化,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连自己的文化也不肯放过:1687年,威尼斯人用大炮猛轰被喻为“希腊之宝”的巴特农神殿,18世纪以后,来自西欧的列强也纷纷来抢劫,如同焚烧抢夺圆明园一样!好一个破坏文明的文明民族,真是一个文明民族里挑选出来的野蛮民族!令人费解的是,当罗马人吞并伽太基以后,明明把伽太基划归为他的一个行省,使之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还要在那里纵火六天六夜。把伽太基的文化破坏怠尽,实在是难以理喻…… 更可怕的是,原先知道中国人在饥荒的年代易子而食,感觉很是野蛮,后来才知道,俄国人在东征的时候,统帅波雅可夫[此人是个文官]借口军粮不足而率领部下大吃人肉,活人也吃,尸体也吃,从莫斯科一直吃到黑龙江边,吃的昏天黑地白骨成山…… 说到这里,我觉得很累。因为欧洲人破坏文化,摧残人类的事例仍然只谈了一小部分。

  欧洲历史上,很少看到他们破坏一座宫殿——这倒不是夸他们。因为欧洲人毁坏文化,小规模的一般是彻底破坏一座城市,大规模的则是消灭一个民族的文明!

  好好的一座罗马城,高卢人来了,焚烧,迦太基人来了,焚烧,哥特人来了,焚烧,罗马人自己治理,仍然是焚烧!印加,玛雅文明的毁灭,十字军东征带来的灾难,胡格诺战争的内乱和破坏,胡斯战争的血腥杀戮,法国西班牙在意大利的暴行…… 如果你想全面了解柏杨等人所称颂的西方文明人的文化业绩,那么你自己慢慢看吧,有可能看三天三夜,也看不完。

  我以前认为中国人汉奸多,秦桧,汪精卫,袁世凯,哪个不卖国,而且还唆使昏君杀害岳飞,袁崇焕这些民族英雄,所以中国人素质太差,传统文化有问题,难怪被人欺负,被人统治。但是我错了。

  不看欧洲的历史,你便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卖国

  倘若我刚才提到的所谓优秀的德国人打开国门,让外国人入侵自己,还属于为了宗教纠纷的原因,姑且情由可原的话,那么英国国王叫来意大利和德国的雇佣兵到英伦三岛镇压凯特的农民起义,那简直是禽兽不如式的奇思怪想。慈禧太后联合驻扎在中国的英法士兵,镇压太平军起义,虽是卖国,但还不至于千里迢迢的去“请”,相对之下,慈禧和英王这对卖国的活宝“兄妹”中,似乎英王更加没有廉耻和人格。

  阿拉里克侵略罗马,罗马的民族英雄斯底里哥英勇抵抗,被罗马昏君(兼智残人士)霍诺留杀害。贞德在保卫法国的时候,竟被自己所保卫的国王和贵族们用4万法郎卖给了英国人——这是流氓下三烂的手段。而且令人作呕!法国人把自己的民族英雄当商品出卖吗?!捷克将军华伦斯坦为德皇抗击丹麦人的入侵,结局是被骗到皇宫用毒箭射杀——同样是流氓手法。岳飞被害,还有莫须有的罪名,华伦斯坦之死,真是死的相当的窝囊!汉尼拔在被他保卫的国王处死的时候感叹:“一个多么让罗马人害怕的人就要死去了!”布匿战争延续百年,伽太基人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刻毒杀自己的民族卫士,他们的文明真是可见一斑。

  至于更可笑的,是罗马和波斯的战争,起先3次,无论胜负,骄傲的罗马人都“大方”的向波斯帝国支付大量的黄金,拜占庭帝国看来是太富足了以至无聊,于是先后将21000磅黄金拱手让出,连查士丁尼也不例外。拿破仑殷勤,令人肉麻,而他的子孙也延续了他留下的传统——二战前夜,法国代表在慕尼黑出卖了捷克,以为获得和平的法国人竟然在使馆面前跳起了欢快的集体舞。二战初期,在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盟友波兰士兵用长矛冲击纳粹坦克,最后纷纷坠马身亡的时候,法国人却躲在防空洞里,看电影般的欣赏。兵临巴黎城下,又是这些自我感觉很优秀的法兰西人,推选了贝当和赖伐尔两个卖国贼,彻底出卖了自己。而后,法国获得和平了吗?不!他们的国人被法西斯武装起来,充当二鬼子,侵略苏联,化做炮灰…… 以上这些就是欧洲历代卖国贼的丑恶嘴脸!但仅仅是一部分而已。

  以前我认为中国人善使酷刑,杀人的刑罚五花八门。但是我错了。

  中国最可怕的刑法莫过于“凌迟”,就是用小刀在人的身体上一点点的削割皮肉,然后在人的心脏上补上一刀。而在“文明”的欧洲罗马教廷对人施以剐刑不是用刀,而是用钝器---牡蛎壳。在行刑以前先砍去手脚,而在行刑以后他们是不会在心脏上补一刀的,人会自己慢慢的挣扎死去。(一个希腊女几何学家曾受此刑)而在法国,是用融化的铅水一点一滴的淋在人的身体上,然后用钳子一块一块的把皮肉夹下来。当然,在施刑之前,人的身体还要撒上一层生石灰。至于挖眼睛,割耳朵,五马分尸,点天灯等酷刑,在欧洲历史上,特别是在德国土瓦本农民起义被镇压的的时候,更是屡见不鲜。

  更让我哭笑不得的是,三十年战争期间,欧洲人发明了一种“痒刑”,即在罪犯的脚心上涂抹蜂蜜和食盐,让羊来舔食,以致于罪犯活活笑死,真是“聪明”绝顶的创造!许云峰曾在渣滓洞被亲美的国民党军官威胁:“你能抗的过美国人发明的上百种刑罚吗?”看来欧洲人都酷刑的研究,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仍是孜孜不倦。

  以前,我以为中国人禁锢思想,摧残文化,比如八股文的盛行,文字狱的出现。现在我知道,中国在禁锢思想方面和欧洲人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公元五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天主教为国教。此后至十七世纪前后,1200年间,欧洲不允许印刷(这等于掐断了文化的根源),不允许进行“异端”的科学研究,不许进行宗教上的辩论,更不允许在文化,艺术上有“异端”的创作。在西班牙,争论圣经的人,男的活埋,女的活活烧死。在德国加上一条:异端被处决后,财产归告密者所有。而在法国,所谓文明的法国,17世纪初期,如果你胆敢手持一张有印刷字体的纸张,就会被判处死刑。德意志的反异端法和宗教裁判所闻名欧洲,列国也纷纷效法。好容易到了马丁。路德实施宗教改革,而日内瓦新教皇加尔文仍不允许唱歌,跳舞,做游戏,穿漂亮的衣服,仍旧禁止音乐,并且残酷的镇压再洗礼派。祖祖辈辈信奉天主教的欧洲人民却不能看圣经,这是一个极端奇怪的现象,因为圣经只能用希伯莱和古希腊两种文字抄写成书,即使看也看不懂,直到宗教改革,欧洲的老百姓才第一次看到用自己民族文字书写的圣经,这样禁锢思想破坏文化的的民族,难怪面对黑死病的流行而束手无策,难怪文盲遍地,以至于创立医学仅有200多年的历史。

  中国有焚书坑儒,欧洲可谓无书可焚,无儒可坑。在中国,我想法家和儒家是不会发生械斗的,而陆王与程朱两派理学的斗争,也仅限于辩论的范围而已,最多纠集点儒生狠狠吵一架。虽然中国多宗教,多信仰,但是宗教战争是没有的,中国什么样的宗教,也不至于动辄以教义为依据,对人民横加死刑。

  死刑!死刑!死刑!欧洲莫名其妙的设立了很多死刑的名目。

  胡斯和哲罗姆因反对教会的盘剥被处以死刑,布鲁诺因赞成哥白尼的学说被处以死刑,托马斯。莫尔因拒绝承认英王为宗教领袖被处以死刑(内脏被掏出烤熟后喂给畜生),而塞尔维特因为在血液循环上有一点新的发现,居然被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活活烤死。

  康帕内拉因为撰写一部被监禁了27年,有功于国,在战争中献出一条手臂的的塞万提斯因得罪教会,被剥夺教籍,失去工作的权利,最后悲惨的死在贫民窟!

  至于拉伯雷,他是侥幸从暴徒手中逃脱的,协助他发行的好友却死于乱棍之下!连米开朗哲罗都因为在中有了“异端”的创造倾向,而险些被教会起诉…… 上古的时候,欧洲人就杀害了柏拉图,苏格拉底和伊索,中世纪的时候更是变本加厉的残害文明精英。欧洲文明,你有为你撒播种子的农夫,但是你有土壤吗?若说是生长壮大,也是在几百年以后。而在这之前,你要经受过多少次的焚烧,毁坏和灭绝啊!

  中国的八股文,设立的时间最多只有600年,而欧洲的宗教极端统治是1200年,若说和他们比较摧残文明,禁锢思想的能耐,这一点我们东方人只好服输。因为倘若李时珍,徐光启,曹雪芹,祖冲之,李白,杜甫,马均,孙思邈这样的人在欧洲,恐怕已经死了几百次了,更不要说的作者施耐庵!

  中国曾经出现了一些百年不遇的混蛋统治者。隋炀帝,明武宗,秦二世,桀,纣,桓灵二帝…… 但是,请你相信我,这样的暴徒和禽兽型的统治者,在中国若是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那么在欧洲,他们可以找到很多的同类,而且荒唐之极,凶暴之深,都远远超过中国的这些恶棍!

  罗马皇帝尼禄,这个舅舅与外甥女结婚生下的怪物,幼年时看到他母亲杀死他的父亲,大受启发,成年后嗜血成性,为了夺取权利,先将他母亲的坐船凿沉,因其未死,更派遣武士追杀。对怀孕的妻子干脆一剑刺死。除了挥霍和滥杀以外,竟突发奇想的忽然焚烧了整个罗马,大火连日不绝,百姓死亡无数,他却站在阳台上哈哈大笑,至于纵火的原因,至今没有准确的说法。大概只能归结为“精神不太正常”了事。东方也有过因战争引起的大破坏,但是这样莫名其妙的破坏行为,恐怕连世界历史里也难找到地二个。

  格拉克拉,这个罗马尼亚的大公,做出的事情更是荒谬绝伦。因见中亚商人不行脱帽礼,便残忍的将中亚商人的帽子钉在脑袋上。为了显示尊严,在宫殿门口插上几十个高大的铁签子,将活人象穿烤肉一样穿起来,并且日日更换新人,名为伸张正义。实际上只能显示他是个心理不正常的人,而女王玛格里特三世居然拥有一个用12岁以下少女的鲜血灌成的游泳池,最后吓的凡家里有少女的文武大臣都纷纷逃亡。我不知道他们的残暴是否能比的上中国的纣王,但是我知道,纣王拥有的是酒池肉林,这是他奢侈的表现,依仗镇压反抗的是炮烙和虿盆,这是他残暴的象征。格拉克拉的人肉林和玛格里特的人血池,只让我感到残暴和奢侈都远远超过纣---尤其是他们丧失人性的“想象力”!

  以前看中国历史,当我看到唐中宗的女儿将他毒死后,我觉得实在是没有人性,但当我看到罗马皇帝塞维被他女儿女婿活活打死,马上将尸体扔到大街上示众,并且悍然用马车倾轧以后,我不禁惊叹:好一个文明的民族!中国即使有杀父弑君的恶行,也没有这样疯狂,无耻,没有天良和明目张胆的事例啊!伊凡雷帝虽然伟大,但是他也难以改掉欧洲人传统的野性,最终将他的皇太子亲手用权杖砸死,而恺撒,他是被自己的私生子白鲁德刺了致命的一刀…… 当我看到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弱智皇帝司马衷的时候,我觉得可笑且可耻。但了解了不到一半欧洲历史的时候,居然发现了一群弱智皇帝或国王,除了前面提到的格拉克拉以外,法国的查理六世是精神病,俄国的费多尔沙皇是胎里带的傻子,罗马君主克劳狄小儿麻痹兼白痴,另一个罗马皇帝霍诺留虽然智残,但相对稍微清醒一点,因为他还没有忘记杀害保卫罗马的民族英雄斯底里哥,并且大肆株连!

  以前听说隋炀帝强奸自己亲妹妹的时候,觉得令人发指。回过头在看欧洲人的作为,不禁哑然失笑。希腊人有亲姐弟通婚的伟大传统(埃及艳后的丈夫就是他的亲弟弟),而在罗马,舅舅可以娶亲外甥女,同父异母的兄妹可以结婚。至于希腊传说里所讲的,一个王子杀自己的父亲,娶自己的母亲,并且和自己母亲生了四个孩子的文明事迹,更能揭示欧洲乱伦文化的根深蒂固…… 这样的乱伦习惯似乎已成悠久传统,希特勒的第一个情人吉莉就是他的外甥女,我不知道是否是罗马文明在现代社会的一种延续?!以前看到过一个对皇帝的评论,说:明武宗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混蛋皇帝,理由是他和大臣的妻子通奸。而在欧洲,由于皇帝不允许纳妾,于是在各个国家的宫殿里,普遍的出现了国王和大臣的妻子有染的性丑剧,说欧洲的宫廷是性俱乐部也许并不很过分。乃至于上行下效,终于在公元10世纪,形成了一种男女混居的民间“文化”。若真以混蛋的标准来衡量明武宗,那么欧洲的君主则纷纷成为混蛋,其传统当然也因该叫做:混蛋传统。伊丽莎白一世就是这种传统的产物。伟大的拿破仑绿帽缤纷,优秀的彼德雪王的皇后在后宫大量饲养男宠,强悍的伊凡雷帝强奸儿媳。痴情的马利女王为情夫报仇谋害亲夫……如此鸡飞狗跳的高贵宫廷,想必也是因这种悠远的文化影响而至。如果恺撒在出使小亚细亚的时候,不和国王尼科美斯发生不正当的关系,他还是值得我佩服的。因为恺撒有很多头衔,终身独裁官,国家元首等等…… 但是从小亚细亚回来以后,他又多了个称谓:王后的情敌。请看看这首讽刺恺撒同性恋的歌词:恺撒征服了高卢啊,尼科美斯征服了他。恺撒英勇凯旋了啊,因为他征服了罗马。尼科美斯没有凯旋,可是征服了恺撒!

  有的人说:欧洲人光明磊落,原因是产生矛盾以后,不勾心斗角,而是采用决斗的方式。我不知道中国的流氓相互抽死签(形式和决斗很相似)是否也属于光明磊落的一种,我想让这样的人看看,欧洲人是怎样的“光明磊落”。亚历山大,希腊和马其顿的统治者,对触犯他的人毫不留情,先杀自己恩师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后奋起一枪,亲手刺死自己的救命恩人(欧洲人总是喜欢自己动手),杀功臣的本领绝不在朱元璋之下。尤其可耻的是,他杀害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时,竟装疯卖傻,伪装喝下“神水”后神智不清,杀害自己父亲的老部下时,手段居然是派刺客暗害---这是朱元璋所做不到的一种诡计。亚历山大号称宇宙四方之王和埃及的法老,但是倘或说他是“光明磊落”,那我实在不敢苟同。

  教皇,在欧洲是被列国尊重的角色,欧洲的君主和国王都用亲切的口语称之为“爸爸”。就是这些欧洲人的好爸爸们,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伪造了一份的圣旨,欺骗欧洲各国定期或不定期的向他出让土地,诈骗延续了700多年,才被那不勒斯的历史学家瓦拉揭穿。堂堂教皇,做劳改犯的勾当,而且诈骗时间之长,诈骗财富之多,真是空前绝后。劳改队里有句俗话,叫:宁交十个王八蛋,不交一个诈骗犯。教皇啊,欧洲各个国王的父亲,让我怎么评价你呢?!

  更可耻的诈骗还不只是这件事

  欧洲在16,17世纪的时候,教会大量向民间出售“免罪符”,即购买免罪符的人,灵魂可以直升天堂。欺骗民众也罢了,还把他们尊崇的圣人不当人看:随便拿一块破毯子,胡说是基督用过的,随便找一块破头巾,说是圣母玛利亚戴过的,最无耻的是用猪,羊等畜生的骨头冒充圣彼德的遗骨,5个金币出售一块。倘若这个第一教皇在天有灵的话,怕是要在天堂里失声痛哭了。至于用一堆鸡毛冒充天使的羽毛出售,他们就更不难做出。

  在德国,40余年以内,出现过4次农民起义,鞋会起义(鞋是代表贫苦农民的标志),领主和爵士们欺骗农民,假装签定和约,然后瓦解农民军,最后进行血腥镇压。土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农民先后两次爆发起义,德国统治者都不厌其烦的反复使用这样的手段:签定和约——解散义军——屠杀农民,中国人尚且知道君无戏言,欧洲的君主们无耻已经到了极点。

  同样,在英国和法国,也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方式变了变,是诱骗农民军的领袖去谈判,然后马上拘捕,杀害,他们对待扎克雷起义领袖卡勒如此,对待英国农民领袖泰勒亦如此。海地独立领袖杜桑。卢维杜尔,也是被拿破仑用诱骗的方式抓捕的——欧洲人的光明磊落?体现在哪里?难道是体现在丹特士先光明磊落的偷普希金的老婆,再在决斗中杀害普希金吗?

  最让人吃惊的是,俄国出现过假沙皇。在俄罗斯,皇叔叔伊斯基为了谋取权利,居然从立陶宛找来一个英俊高大,潇洒倜傥的流氓来冒充去世多年的皇子季米特里,而且假沙皇在俄国先后出现了两次,真是世界宫廷史上的一幕超级滑稽剧,也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奇迹”!这样的例子在文明的欧洲不胜枚举……

  伊凡雷帝上杀国舅,皇叔,下诛太子,其母为家族权臣谋害,其子被波里斯暗杀,而波里斯也死的糊里糊涂,一个时代的宫廷,就杀的如此昏天黑地。

  1000年来,有20个教皇死于非命,10个教皇死因至今不明,这就是欧洲的光明磊落。

  空前绝后的,难以想象的诈骗,丑闻,残酷,荒谬和滑稽剧,在欧洲不知出现过多少次。想看比中国历史黑暗,恐怖,恶心,愚昧数倍的历史吗?那么我向你推荐欧洲。

  其实欧洲人并不笨拙。腓尼基人所称道的世界7大奇迹中,除了埃及的金字塔和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以外,其余5个都出现在欧洲。但是,金字塔屹立了几千年,空中花园也在本世纪后期被考古学家发现了,而欧洲的5大奇迹呢?我们看看他们的结局。

  宙斯神像:这个高15米的大型雕像由于是用宝石,象牙和黄金装饰的,在树立了200年左右,就被希腊老百姓和一些走私犯推倒瓜分,连制成身体部分的乌木都被贪婪的分割——希腊人对待他们崇奉的神灵的态度,和罗马教皇区别不大,前者是生拆了卖钱,后者是用牲口的骨头冒充圣骨骗钱。

  阿泰密斯神庙,公元前356年由于战争毁灭于大火,重建后,于公元262年再次被焚烧。

  罗德港太阳神巨像:由于建立的位置接近地震带,在竣工半个世纪以后即崩塌。

  摩索拉斯陵墓:光建造的时间就耗费了40多年,但仍然由于当时对地理情况的无知,导致在15世纪的大地震中毁灭,陪葬的财宝去向不明。

  亚历山大灯塔:这个高达120多米的建筑幸运的存在了一千多年,仍因为年久失修和地震而毁灭了。

  欧洲文明怎么了?!

  倘若君王陵墓和太阳神像的毁灭是因为天灾,亚历山大灯塔倒塌的缘故,一半可归咎于天灾,一半应归咎于人们对古典文化保护的忽略,那么神庙和宙斯像则纯粹是毁在欧洲人自己的手里!非洲的金字塔,亚洲居鲁士陵墓,秦始皇陵,万里长城,空中花园,吴哥窟,泰姬陵,故宫,孔林,甚至已经消失的美洲玛雅人的金字塔都保存了下来,欧洲人怎么了?是头脑有问题,是运气不好,还是其他希奇古怪的原因,导致了5大奇迹的毁灭?!

  有人说:“德国人维修,保护旧建筑所消耗的钱,几乎可以盖高楼大厦了,因为德国人有一种传统的爱心!”言语之间充满崇拜之情。我想告诉这种人:德国要是再不保护点旧的建筑,怕是什么古迹也找不到了!前面提到过的焚毁罗马和二次大战(德国传统爱心的激烈表现)姑且不论,30年战争中德国的建筑毁灭了六分之五,德国人不仅自己烧,还邀请别的国家的军队来协助破坏——30年战争爆发于1618年。倘若能在德国看到一幢五六百年前的大型文化建筑,我想那真是很难得了。

  说到这里,我不想在多谈西方的历史。我只希望那些信奉柏杨,或者里宣扬的思想的人们,动点脑子,好好看点书,看些世界历史,或者东西方关于宗教,哲学的著作。倘若觉得难读,那么看陈必祥先生编写的少儿读物也可以。看关于欧洲古典文化的幼儿读物也可以。总之,希望不要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混混噩噩,自充渊博,乱做评论,乱发牢骚,还把自己当做是思想进步且很有个性的明白人,以至于说出“朝鲜人是劣等民族,韩国人是优秀民族”的荒唐话来。

  另外,有的中国人有这样的言论,比如:中国人就是生孩子的能耐大,什么也不行。还有:中国人人种本来就不好。甚至于:法国人管中国人叫婊子(说话时语气平稳安详,充满肯定的态度)。我想和这样的人说:“你母亲也是中国人,是不是……”

  至于还有人说:“蒙古人能统治中国,所以说中国的文化有问题。”则是逻辑昏乱的傻话。中国被蒙古统治了89年而俄罗斯被统治了两个半世纪,东罗马帝国就是被曾受蒙古统治过的土耳其人灭掉的,依照这样的说法,岂不是西方文化的问题更加严重?!

  偏激的歧视自己是没有必要的

  希腊曾受过异族的千年统治,不知道自卑者们是否有兴趣借此贬低西方文化?

  五胡乱华的时代,也正是西罗马灭亡的时期,匈奴人不仅攻破了长安,同样也打进了拉文那。对于自卑狂们来讲,他们只会强调中国蒙受的耻辱,然后再发表文化劣根性的言论,至于西方,似乎罗马城的焚烧都能代表西方的一片光明。——他们绝不会说只言片语的不好,因为他们多数根本不了解西方,也懒得了解。[注:伦巴第,阿拉伯亦侵略过东罗马]东西方历史都有过黑暗和屈辱,文化上都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中国和罗马都多次经历过外邦的入侵,都尝受过割地,赔款的滋味。我们的一些同胞,何必苦苦自辱,煞费苦心的证实自己是劣等民族呢……在海外,中国人素质底,被人看不起,是因为缺乏教育,说句直白的话:我们的教育经费都被八国联军抢光了——他们有抢来的钱兴办教育,然后在辱骂我们是劣等民族,我们的文化是劣等文化。洋狗自然摇尾响应,。正常人则应该痛恨他们的祖辈,而不会憎恨自己的种族!如果我在欧洲或者美国,我看到华人随地吐痰,大声喧哗,超速行车,夹个买东西,打架…… 我不会歧视我的同胞,我会憎恨那些夺走我们财富的欧洲人——是他们造成我们今天的贫穷。造成我们今天的落后,造成国民素质的低下。我宁可迁怒于他们的这一代,也绝不会怯懦的迁怒于我的祖辈。

  欧洲人从非洲学来制造面包和火腿,啤酒和咖啡,学会使用太阳历,然后痛骂非洲人劣等。欧洲人从非洲掠夺黄金和象牙,掠夺各种原材料,用这些财富振兴自己国家的经济,然后斥责非洲人为黑鬼。欧洲人手捧亚洲传来的圣经,跪拜着基督。耶稣,然后歧视有色人种!他们把黑人赶进贫民窟,不让他们接受应有的教育,然后再辱骂他们人种低劣。这就是所谓优秀民族的道理,也是洋狗们的道理。

  素质的提高靠教育推动。通过挖掘劣根性来提高中国人的素质吗?如果把《丑陋的中国人》印刷成13亿册,发给每一个中国人,甚至发给那些偏远地区的文盲,有助于国人素质的提高吗?有此看来,柏杨的智商,还不如一个帮助农民脱盲的乡村教师。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是靠什么发觉劣根性来完成的

  信奉基督教的英国人,信仰天主教的德国人,崇奉神道的日本人和信东正教的俄国人,他们的文化传统,民性,风俗和种族截然不同!他们之所以能够走向强盛,并没有组织一个挖掘劣根性的“骂祖宗团”去日本神庙或者圣彼德大教堂前骂不绝口,更不是靠改变基因注射药物,让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优秀人种。而是依靠改变落后的政治体制,以带动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他们靠产业革命,靠统一祖国,靠明治维新。华盛顿,加福尔,丹东是这样做的,孙中山先生也是走同样的道路!资本主义革命,使欧洲摆脱了愚昧和落后,使教会逐步废弃了反异端法和宗教裁判所。使欧洲的人民能够创造财富,发挥出聪明智慧。资本主义革命,让那里原本无知无学的人懂得尊重科学,创造崭新的文明。使原本昏昏噩噩的人恢复理智,并发扬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凝聚力。

  国王被推翻了,极端宗教统治结束了,封建制度垮台了。欧洲依然是信仰天主教的欧洲,但是让我们看看--革命前后欧洲的命运,是大不一样了!这如同在整个欧洲历史上划出一道闪亮耀眼的鸿沟。完善国家体制,发展生产力才是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道路,克伦威尔等革命家都是在为建立新的国家制度而奋斗,而没有一个人成天抱头苦思: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在哪呢…… 当年破坏孔林的红卫兵领袖潭厚英都知道反省,企图通过挖掘“劣根性”来救国的中国人,就不可以反思一下吗?

   砸烂文化以求救国,那是匪夷所想

  伏尔泰告诉法国人:我们不必为中国取得的成就而感到吃惊,以至于认为其体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善的——伏尔泰强调的是:体制。

  卢梭,他提出三权分立的原则,也是谈及体制,而非高喊:彻底砸烂天主教!可是曾经有人高喊:彻底砸烂孔家店,这样做,真的能救中国吗,让我们回头看看…… 能吗?

  邓小平同志让中国走向强盛,不是搞批林批孔批宋江,他所做的的是改革体制,发展生产力——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我们应该有所体会。

  拯救中国,靠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靠顺应时代的改革者,不靠柏杨,更不可能依靠聂元梓,蒯大富之流。辛亥革命被认可,而文化大革命则被否认。一切用偏激的手段破坏文化以求进步的运动,只能在历史中暴露出自身的劣根性,甚至残忍和愚蠢。纳粹党和塔利班,以及一些激进分子妄图用彻底焚毁一类文化的手段,来换取。

  所谓的成就,即使没有战争,这种人也必然失败。

  不要迁怒于古人,那不叫本事。

  中国在世界领先了2000年,传到我们手里,落后了。返躬自省,勇而知耻是必要的,是对的,但是勇而知耻不代表迁怒于强盛的祖先,而是应该在落后的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就好比接力赛跑,跑在前面的人本来是领先的,然后接力棒传到后来者的手中却落后了,如果后来者挖空心思的去埋怨领先的人,而不去找自己落后的原因,那么我觉得这不仅是怯懦,甚至是无耻。

  我绝对不相信自卑狂和以侮辱自己民族为乐的人能振兴任何国家,但我知道欠缺基本历史知识{他们多数居然连戴里克先和罗穆路斯都不知道),却又大言不惭的发表谬论。肆意诋毁东方文明,证实自己是劣等民族的人已经在中国有了市场。在他们的眼里,自尊是愚蠢而保守的,自强是无望的,自己是事实求是的,而自渎是最快乐的!他们的理论依据,不过是片面和无知两大法宝,我深信这些人多数拥有一颗卖国无门的热切之心。

  取长补短,应该是一个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爱德华·吉本认为,拜占廷生存100O年的历史,"始终是一个衰弱、悲惨的故事"。可是我们民族的一些败类,无知者和糊涂虫,却如此盲目的崇拜西方的所有“文明”。对西方的一切东西统统吞噬在灵魂里,不分好坏,不知好歹,不识香臭,不区别精粹和腐朽。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谁都会说,但是有谁真的去做了呢。难道我们的妇女废弃缠足,就是为了去隆胸吗?难道我们协助外国人挖苦自己随地吐痰,就是为了学习他们的同性恋和传播爱滋病的本事吗?

  譬如我们羡慕一个发达的国家,对于我们来说,要学习的是他先进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人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人权和法律意识。至于他的缺点:散漫,荒唐,怯懦,颓废则不必学,更不应该去效仿他们的“劣根性”,以至于导致了大城市爆发同性恋大游行。还有的人,高喊:不养狗就是没有爱心的表现。抱着疼着爱着哈巴狗,却把自己的父母抛在养老院,几个月不看望一次。这种人属于取其糟粕,弃其菁华。崇拜西方到了颠三倒四的境界,终于养狗也不养父母。

  一个人除了生命,还有民族。

  欧洲人及其他们的后裔有天主教,基督教,阿拉伯人,印尼人和伊朗人有伊斯兰教,印度人有印度教…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就偏偏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地位?!倘或传统文化中因包含一些缺陷和过时的东西,而就一定要被定性为"封建社会"的象征,那么,把欧洲带入黑暗的罗马天主教会又该当何罪?!如果传统文化注定要压迫妇女,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天主教注定要禁止离婚和永远反对异端?!马丁路德能改革"神"设立的天主教,我们就不能改进先人设立的思想和文明吗……任何民族都没有权利丧失自信,或妄自菲薄。没有自信和自尊的人本没有出路,何况是民族!1609年,荷兰的资产阶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共和国,比法国领先了将近200年,但是法国人还是从很多方面超过了他们!

  中国在明朝中期的发明是当时世界的百分之70[我们这一代人恐怕连百分之7都没有),当时向来落后于中国的欧洲人既然能超过我们,我们决不可以失去超过他们的信心和希望。

  去年秋天,我来到北京。站在十三陵面前,我肃然起敬,又不禁深感惭愧……

  那几代人,统治着整个东亚和东南亚,让遥远的俄罗斯和波斯,强大的印度俯首屈膝,那几代人,驱赶了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并让他们付出土地的代价,占领了吐蕃和新疆,打败了自命不凡的日本人和强悍的荷兰人,把持着几乎所有周遍国家的命运,并且让航线一直通向非洲,给他们带来友谊,文明和文化的交流,而绝不是西方式的杀戮和破坏。数百年来无敌于天下。而我们,我在想:相比之下,我辈真是卑劣的罪人!……是的,黄河再渊远流长也要汇入大海,但是蔚蓝色的大海不是由一条多瑙河的水汇集而成的。

  勇而知耻!!不错的。

  清醒的中国人从自我做起吧。
 

 

 

 

 


我的父亲母亲

深圳华为集团董事长 任正非

2014-10-15

  我不止一次含着泪读这篇文章。不错,它是一位企业家灵魂的自我表白,它是一位孝子如泣如诉的祭文;更为主要的是,它是中国一代商业领袖艰辛成长史的写照!——编者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如果8日上午我真给母亲打了电话,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她就躲过了这场灾难……

  上世纪末最后一天,我总算良心发现,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买好机票后,我没有给她电话,我知道一打电话她一下午都会忙碌,不管多晚到达,都会给我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直到飞机起飞,我才告诉她,让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来接,我自己坐出租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她。前几年我每年也去看看妈妈,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与父母匆匆一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盼唠唠家常,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他们总是说你工作重要,先工作,先工作。

  由于我3日要赶回北京,随胡锦涛副主席访问伊朗,在昆明我只能呆一天。这次在昆明给妈妈说了去年11月份我随吴邦国副总理访问非洲时,吴邦国副总理在科威特与我谈了半小时话的内容。首长说了这次我随访是他亲自点的名,目的有三个:1、鼓励和肯定华为,并让随行的各部部长也正面地认识和了解华为;2、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机制,看看对别的企业有无帮助;3、看看政府对华为开拓国际市场是否能给予一些帮助。妈妈听了十分高兴,说“政府信任就好,只要企业干得好,其他都会随时间的证实而过去的。”

  最近这两年,网上、媒体中对华为有一些内容,也是毁誉参半,妈妈是经过“文革”痛苦煎熬过的,对荣誉不感兴趣,对一些不了解我们真实情况的文章却十分忧心。我说了,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示社会,主要是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我们去年交税20亿多,2001年要交40多亿的税。各级政府对我们都信任。我们不能在媒体上去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责任。他们主要是不了解,我们也没有介绍,了解就好了。妈妈舒了一口气,理解了我的沉默。这次我还与母亲约好,今年春节我不工作,哪儿也不去,与几个弟妹陪她到海南过春节,好好聊一聊,痛痛快快聊一聊。以前,我节假日多为出国,因中国过节,外国这时不过节,正好多一些时间工作,这次我是彻底想明白了,要陪陪妈妈,我这一生还没有好好陪过她。没想到终成泡影。

  8号那天,圆满结束对伊朗的访问,我们刚把胡副主席送上飞机,就接到纪平的电话,说我母亲上午10时左右,从菜市场出来,提着两小包菜,被汽车撞成重伤,孙总已前往昆明组织抢救。由于相隔千万里,伊朗的通信太差,真使人心急火燎。飞机要多次中转才能回来,在巴林转机要呆6.5个小时,真是心如煎熬,又遇巴林雷雨,飞机又延误两个小时,到曼谷时又再晚了十分钟,没有及时赶上回昆明的飞机,直到深夜才赶到昆明。

  回到昆明,就知道妈妈不行了,她的头部全部给撞坏了,当时的心跳、呼吸全是靠药物和机器维持,之所以在电话上不告诉我,是怕我在旅途中出事。我看见妈妈一声不响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不用操劳、烦心,好像她一生也没有这么休息过。

  我真后悔没有在伊朗给母亲一个电话。7日胡副主席接见我们8个随行的企业负责人,我汇报了两、三分钟,说到我是华为公司的时候,胡副主席伸出4个指头,说四个公司之一。我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说中央首长还知道我们华为。但我没打,因为以前不管我在国内、国外给我母亲打电话时,她都唠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呢”,“非非你走路还不如我呢,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病”,“非非,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坏得更快呢,你的心脏又不好”。我想伊朗条件这么差,我一打电话,妈妈又唠叨,反正过不了几天就见面了,就没有打。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由于时差,我只能在中国时间8日上午一早打,告诉她这个喜讯,如果我真打了,拖延她一、两分钟出门,也许妈妈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这种悔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我看了妈妈最后一眼后,妈妈溘然去世。1995年我父亲也是因为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喝后,拉肚子,一直到全身衰竭去世。

  爸爸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爸爸是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他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有些还是中央院校的校级领导,而父亲还是那么位卑言微。

  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爸爸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爸爸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时日,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由于战争的逼近,工厂又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在广西融水期间,爸爸与几个朋友在业余时间,开了一个生活书店,卖革命书籍,又组织一个“七·七”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中有几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线,有相当多的人解放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融水重写党史时,还把爸爸邀请过去。

  爸爸这段历史,是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你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文革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爸爸受尽了百般的折磨。

  妈妈其实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成为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要和煤球为伍,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她的学生中,不少是省、地级干部及优秀的技术专家,他们都对母亲的教学责任心印象深刻。妈妈这么低的文化水平,自学成才,个中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去帮助复印父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父亲终在1958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当时向党交心,不像今天这样信息发达,那时,反对个别党员,有可能被说成反党。我们亲眼看到父母的谨小慎微、忘我地拼其全力工作,无暇顾及我们,就如我拼死工作,无暇孝敬他们一样。他们对党和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我今天要忏悔的,是我没有抽时间陪陪他们,送送他们。

  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而是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上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我主持华为工作后,我们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了我宽容的品格。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

  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就更大。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住了。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渡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父母的不自私,那时的处境可以明鉴。我那时14-15岁,是老大,其他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他们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粮食,可他们谁也没有这么做。爸爸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生活。而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我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被爸爸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后三个月,妈妈经常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1997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华为集团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

  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从不乱发言而埋头在学问中,可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他还是被揪出来,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历史有问题的人……万劫难逃。他最早被关进牛棚。

  1967年重庆武斗激烈时,我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还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打,我说我补票也不行,硬把我推下火车。也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回家还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车,而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车,步行十几里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见我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我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我的前途。爸爸脱下他的一双旧皮鞋给我,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临走,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背负着这种重托,我在重庆枪林弹雨的环境下,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终因我不是语言天才,加之在军队服务时用不上,20多年荒废,完全忘光了。我当年穿走爸爸的皮鞋,没念及爸爸那时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湿,他更需要鞋子。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太自私了。

  “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到河里挖砂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修铁路时冒着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险……挣来的。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宝贵财富。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但我始终不是红卫兵,这也是一个奇观。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后来我入伍后,也是因为父亲问题,一直没有通过入党申请,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个个儿,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入了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自豪。

  我父亲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校长。“文革”前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只认为有了一种工作机会,全身心地投进去了,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他直到1984年75岁才退休。他说,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一点事。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好好干。至此,我们就各忙各的,互相关心不了了。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行自豪,他们从牛棚中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

  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有机会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我那时年轻,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意。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她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带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才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母亲的心有多纯。)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

  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您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逝者已经逝去,活着的还要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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