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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依附式发展的利与弊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4年9月24日

目录

特稿

仲大军:中国依附式发展的利与弊

乔胜利:1980-1995,蛇口改革往事

经济

岳健勇:全球化导致了中国崛起吗?

梅新育:警惕失控的民粹主义毁掉中国经济的前途----应加快推进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揭秘入主中石化的25家投资者基本信息

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全球竞争力排名升至第28位

任正非:华为要的是全世界

林毅夫: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张庭宾:钢铁业崩溃是楼市崩盘的前兆

余云辉 :是谁把“阿里巴巴们”逼成洋买办?

何新:警惕日资控股的阿里巴巴垄断中国市场命脉

何新:揭开看阿里巴巴公司诡异的治理结构

《华尔街日报》:美国剥开马云的内裤

高路:阿里巴巴上市闹剧与华尔街的贪婪

中创联盟:马云都害怕的事终于出现了

张宇燕:全球新格局下的中国战略发展之路

郭重庆:互联网正颠覆各行业命脉

政治

吴稼祥:中国为轴 世界为轮——重构全球体系的“新天下”国际战略

包刚升:民主为何会崩溃?

郭于华:为什么社会充满戾气?

文史

习近平: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儒风:习近平超常规出席纪念孔子会议寓意深刻

莫小米:给生命最后的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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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依附式发展的利与弊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4108

最近有人说中国的发展是一种无技术的工业化,有增长无发展,即无法赶超,目前中国已陷入依附发展的陷阱。陷阱,是指被一种窠臼所束缚。模式和路径一旦形成,就可能成为窠臼。

这种说法有些夸大其词,但说中国发展模式是一种依附性的发展,这一点我是同意的。依附或模仿,从本质上道出了我国这些年的行为方式,也隐含了中国古老的哲学思想。当你本身实力不够,没有足够的资金自己研发技术,就只能依附他人,委曲求全。

依附发展的关键词可找出如下词汇:依附,依附性,依附式,技术依附,资金依附,管理依附,知识依附,思想依附,政治依附,路径依赖等等。中国的依附式发展可以与全球化的浪潮联系起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被深深地卷裹近来,并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中国式道路和中国式发展。

在以上诸词汇中,技术依附最重要,依附式发展的最突出表现也集中在技术方面。依附式发展会不会导致无技术的工业化?会不会阻断中国赶超式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需要进行理论总结的时候。

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与GDP增长率的正相关,技术进步通过出口结构变化可以看出来。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的曲线与GDP增长率移动平衡趋势线,在长期趋势上存在某种确定的关系,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与GDP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

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线与GDP增长曲线,在1998年以前,运动方向相反,以后才出现了相同的运动趋势。这与我国研发投入较小、引进较大有关。我国研发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2000年以前RD经费占GDP的比例不到1%,世界发达国家平均在2.5%以上。直到2012年,我国R&D经费支出达到10240亿元,占GDP1.97%,这一比例才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发展中国家要摆脱经济落后,最快捷的办法是技术引进和技术进步。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里,中国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进步迅速摆脱了贫困落后的面貌,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但三十年过后,我们发现技术是分层次的,发达国家不断淘汰低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技术,发展中国家始终处在追赶的阶段,始终攀不上高技术的顶峰。这些国家即使再搭车,再依附,再开放市场,也仍然处在技术的低端。这种固化的格局已经越来越清晰。中国要摆脱这种国际分工需要另辟蹊径。

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始终模糊不清的问题。以前有过北京共识等说法,但所有的阐释都没给出一个清晰的轮廓。本人认为,中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主要走了一条依附性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更多的是一种依附式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可以在贫困落后的状态下快速地、大量地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知识,使经济出现快速增长,招商引资成了中国一大特色。缺点是收益大量落入外资之手,资源被外部廉价利用,行业和产业受制于他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国人长期被定格在打工仔的地位。依附性发展更严重的问题是,依附式国家的创新能力被抑制、被窒息,这些国家将长久被定位在附庸的加工生产者地位。

依附型发展的优势

     现在让我们具体地分析这种发展模式的利弊。先说优点。应当说依附这个词不完全是个贬义词,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个褒义词。对于文革之后的中国来说,生产技术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一大截,物质资源更是贫乏匮乏,在这个时候如果还是靠独立自主的模式去赶超,差距可能还会拉大。

    因此,最聪明的办法是走依附式的发展道路,利用发达国家,最大可能地利用外部资源与技术。在这时,依附是一种技巧,一种韬略,是一种拿来主义。像卧薪尝胆一样,依附是一种智慧和谋略。就像老子的道家思想一样,人必须能屈能伸,国家也要能屈能伸。曲则全,枉则直,只有放下架子学习他人,自己才能快速进步,才能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放弃阳刚、采取阴柔的做法。用阴阳五行之说来描述,如果说改开之前,中国过于阳刚,那么太阳之后必有太阴。邓小平路线就是一种阴柔之术。在这种阴柔之术的指引下,中国在物质面貌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六十多岁的这一代人都会感到这种巨大的变化。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中国像一片干涸的土地,改开之后,这片干旱的土地迎来了一场倾盆大雨。伴着全球化的浪潮,外部的资金、技术、知识像潮水一样涌来,中国大地出现了万物蓬勃生长之态。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年出现百分之十以上的高增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可以说在依附式发展的第一阶段,东西方各国互相利用,各取所需,相得益彰,中国迅速地完成了初级工业化,开始迈进发达国家的门槛。在这一阶段,中国引进的外部资金直接和间接的大约有五六万亿美元,技术和知识无法用资金衡量,中国的GDP迅速地跃升至全球第二的位置。如果没有这巨大的外力推动,中国不可能在经济上达到今天这种程度。

回过头来看,中国的依附式发展,中国的阴柔之术,的确对中国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方法论上讲,依附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动力。没有卧薪尝胆,哪来越国的崛起,哪里勾践的雪耻!然而,到现在为止,依附式发展模式的优点正在逐渐消失,而缺点在日益显现。

日益明显的弊端

    经济上的依附,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依附、外交上的附庸、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依附。然而,完全投降式的依附是不能被一个东方大国从文化和精神以及传统上完全接受的。如果这种依附是一种拔根式的依附,换种式的依附,脱胎换骨式的依附,那么这种彻底西化式的依附终会受到抵抗。

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有两种抉择,一种人拥护换种式的、拔根式的依附,彻底改头换面,从经济技术到文化全面依附和西化。这种人在全球化大潮的簇拥下不在少数。

另一种人的观点是:依附之中不失自我本色,依附是暂时的学习,是阶段性的方法和策略,一个大国总有大国桀骜不驯的个性,总有独立不羁的意志,总要有自己创新的高科技。

    从经济效益核算方面来看,依附式发展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由于过分注重国际分工理论,中国逐渐被定位于生产制造的角色和资源消耗型的角色,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资源大量廉价流失,技术研发被抑制,创新动力被窒息,生产利润大量外流。

目前,无论是国企部门和私企部门,都有依附性发展模式。而私企部门的外部依附性更强烈。某些私企甚至直接演变成外企,成了外资在中国赚钱的机器。阿里巴巴、腾讯、新浪、网易等IT企业就是些值得研究的案例。这些企业的股权大多掌握在外资手中,这种状况造成中国经济所得部分外流,优质股权尽落外人之手。中国成为大而不强的国家。

1,技术依附的后果

中国一度想用市场换技术,但几十年下来,市场丧失了,技术仍受制于人。譬如,2013年,中国的手机产量占了全世界的81%,装备工业产出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但手机的核心部件全部需要进口。我国汽车产量已经占到全球的40%,但大多数是外国品牌和外国技术,与其说是“中国制造”,不如说是“中国装配”。

利润极其微薄的国内制造业无力投入巨资进行研究与开发(R&D),以推动产业升级。面对外资的强势进攻,我国自己的制造业实力有些在不断萎缩。在制造业核心的装备制造上,虽然中国的发电设备、机床与汽车产品数量在全球居于前列,但仍有85%IC制造设备、70%强的高档数控机床、100%的光电子制造设备需要依靠进口。在信息产业、精密仪器、生物科技等方面,国内只能负责一个包装和组装工序,大约90%的产业价值都产生在国外。

  产业能力的薄弱也体现在出口上,中国出口的是中低端产品,即使少数高新技术产品也是劳动密集型的或者是来料加工型,而进口是高新技术产品。从2001年起,外资企业牢牢控制了中国半数以上的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总体控制力有增无减。2005年,外资企业进出口占到中国进出口总额的近60%,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比接近90%2006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报告称,“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在出口方面,国企的实际表现是“大而不强”,缺乏国际竞争力。2003年以来,全国对外贸易连年出现顺差,国企却出现巨额逆差,且逆差额逐年大幅上升。与此同时,国企高技术出口占中国全部企业高技术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其占比从2002年的15.1%,下降至2012年的5.7%

  外资在中国高技术领域始终处于压倒性优势。2005年以来,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保持在30%上下,高于包括美国、日本和德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但中国高技术出口的主体是外资,尤其是外资独资企业,外资所占份额平均在80%以上。20141-6月,上海市外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311亿美元,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2.5%,国有和私营企业的占比则分别只有4.6%2.7%

这些数字暴露出我国工业化水平的低下和自有经济技术的虚弱。到2009年,外资已控制了中国制造业市场的30%2004年以后,电子信息产业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度均在80%以上,外资在该领域发明专利控制度平均达到36%。另外,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决定性因素,高技术产业总体外资控制度近几年已经达到近70%的水平。总而言之,外资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已突破了中国工业安全的警戒线。

摆在中国面前的选择是,尽量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尽快摆脱依附性发展模式,尽量缩短依附发展期,尽量利用本国资本,将打工变为创新。在这一点上,首先是国家要拿出全新的政策和方法。但遗憾的是,目前从理论圈到政府部门,没有多少人看清楚依附型发展道路的问题。

阿里巴巴国外注册、国外上市,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对新兴产业和民营企业的漠视和歧视。是谁将“阿里巴巴们”逼上了洋买办的道路?

2,资金依附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个缺乏资金和资本的国家,百废待兴,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资金。于是吸引外资成了中国头等重要的任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制定了种种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中国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从几百亿美元迅速上升到一万多亿美元,间接利用外资总额也要几万亿美元。

由于中国是个高储蓄、低消费的国家,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实际上已变成了资金富裕和资本过剩的国家。但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招商引资政策仍然没有变化,外资仍然汹涌地投入中国。直到今天,我国各地政府仍然有大量建设项目向外资开放。这些项目包括很多公营事业,长期投资。如自来水、煤气管道、高速公路、市政建设、石油开发等等。

一些外国基金整天在中国寻找这些可以长期获利的行业项目进行投资,而国内的很多资金却在闲置着睡大觉。更有一些国内资金静悄悄地转移到国外。中国一边向国外招商引资,一边让国内资金大量外流。

中国的民间资本形成不了强大的投资力量,有影响的、有规模的民间投资基金没见有几家,而富人资金外流的现象却很严重。挣了钱就跑,贪了钱就跑,成为中国特色。

所以,中国至今没有摆脱掉资金依附的特性。尽管中国已经成为金融大国,已经成为美国国债第一大买主,在政府层面已经成为国际债权人,但民间的资金依赖和依附仍然是严重的。阿里巴巴等公司美国上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是个经济问题,又是个政治问题。

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

三十年来,对外资企业放开的领域,在技术领域基本上是沦陷区。譬如汽车行业,对外资完全放开,任人宰割,结果八国联军瓜分中国汽车业,汽车业的利润尽落外人之手,造车技术基本上全掌握在外资之手。从上汽到一汽,全成为外国汽车的组装车间。

这种发展既丢了市场,又没了技术。中国汽车业的发展道路是典型的依附式道路,有增长无技术的道路。中国的汽车生产越多,外资拿走的利润越丰厚。德国大众三十年来从中国赚走的利润不知高于投资的多少倍。

与放开领域完全不同的是那些未放开的部门。如铁道,铁路产业始终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经过消化技术,创新和研发,终于打造出自己的高速铁路,并且领先于世界。航天部门的经历更不要说了。

汽车和铁路、航天是两个明显的例子,两种决然不同的结局。一种是依附式发展道路,一种是独立自主式发展道路。模式不同,结果也不同。航空部门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终于开始研制大飞机,但错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时间,使现在的国产飞机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在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上,我国科技工作者不断加强原始创新,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在空间技术、高能物理、生物科学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例如,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铁基超导、八光子纠缠态、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大型飞机、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研究装置、上海光源等都拥有了自己的高新技术。

为了抢占未来国际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我国已攻克一批具有全局性、带动性的关键技术,实施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目前已取得了重要进展,高质量地建成了一批大科学装置,显著提高了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在基础研究与应用方面取得一系列的重要成果。

目前最令人鼓舞的技术进步都在国家层面上。神舟九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顺利实现首次空间交会对接,北斗二号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区域组网并正式提供运行服务。“蛟龙”号载人深潜器海试成功突破7000米。与风竞速,我国高铁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提升“中国速度”。

较为薄弱的是民营企业。2012年,国家安排了1701项科技支撑计划课题,1165项“863”计划课题,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0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28个,累计建设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149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180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达到887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达到8137家。

与此同时,为实施新兴产业创投计划,累计支持设立了102家创业投资企业,资金总规模近290亿元,投资了创业企业238家。对比1万多亿元的研发资金,区区三百亿对民营创新企业支持,数额是太少了。其实民间有很大的创造力,许多民间个体发明家都在发明具有巨大社会价值的产品,但他们往往囿于资金的匮乏而举步维艰,甚至半途而废。

我认识的广州的一位民营企业家,针对目前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发明和研制了一款空气清洗器,性能良好,具有巨大的市场价值,研发资金已花掉三百多万,要投入市场还需要大量的资金。在这个时候没有政府的支持是不行的。

前些年里,把商业性的研发和生产制造完全推给市场,是极其错误的做法。现在必须扭转科研资金只在国家部门转的现象。浙江吉安一家小企业通过十年摸索探试,生产出了一款踏板式电梯,填补了电梯领域的空白,为老旧公寓楼的居户带来福音。事实证明,小发明也能做出大文章,小产品也有大作为。

IT企业大部分落入外资之手,已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中国政府从今天开始必须重视民营企业,扶持科技型民营企业,特别是在新兴领域。

 

 

 

 



发件人:陆一<yilu@sse.com.cn> +(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陆一<yilu@sse.com.cn> +时 间:2014年11月27日 16:47 (星期四) 深圳口述史 开荒牛的春天:乔胜利口述蛇口改革细节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1986年,仲大军先生到蛇口采访过乔胜利,但乔胜利之后不久就下海经商去了,放弃了仕途,最后也没在商界成功,成了一个遗憾的人。借鉴乔胜利的经验,特发出这篇文章。

1980-1995 蛇口改革往事

----蛇口“试验田”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先河

乔胜利

    口述时间:2014年11月3日下午、12日下午

    口述地点:蛇口招商局广场17楼会议室

深圳晚报编辑: 陈琳君

2014-11-24

    乔胜利:1947年生于河南新野,1980年初调到深圳。曾任深圳市委常委、蛇口工业区党委副书记。1987年,在蛇口工业区改制后,出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第一任总经理。

     深圳晚报:曾出任工业区有限公司第一任总经理的乔胜利与袁庚曾被称为蛇口的“一老一少”,是蛇口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经由他口述回忆蛇口改革的种种细节,如今看来仍然百转千回,充满戏剧张力。我们从乔胜利的描述中,可深深感受到第一代特区“开荒牛”对深圳的历史贡献。毕竟这是他们用一生的奋斗突破实现的。我们不仅不能遗忘这些“开荒牛”们,更要向改革的先驱们致敬。

    1979年底,我从南海舰队转业后,被分配到了交通部所属的广州远洋公司。上班刚3个月,恰逢交通部要在内部选调一批干部派往蛇口工业区工作。我有幸被选上了,心里十分高兴。

    因为当时我太太在香港新华社外事部工作,1979年,时任港督麦理浩带着他的高级政治顾问卫奕信(后来也成为港督),在香港新华社官员的陪同下,造访了蛇口。我太太作为随行队伍中的一员,她不仅拍了许多照片,而且还亲耳聆听了袁庚同志对蛇口工业区发展远景的介绍。

    后来,她把记录了蛇口最原始状态的照片和她在蛇口的所见所闻与我分享,引起了我对蛇口的浓厚兴趣。现在我有了去蛇口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特别兴奋,就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服从组织的调动,到蛇口去工作。

忘掉旧的思想方法

1980年1月,我到了蛇口,映入眼帘的到处是荒地,有的地方杂草比人还高,草丛里蚊子不仅多,个头还大。有一次我抓了一只蚊子,连腿加翅膀有1.5厘米那么长,把它关在一个瓶子里面,饿了3个月居然还活着。

我到蛇口后,被安排主管工业区的人事工作。记得我到蛇口的第7天,蛇口工业区创始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同志找人把我叫过去谈话,那是我第一次见袁庚。见面后,袁庚问:“你就是小乔?”我点头:“对,我就是小乔。”他说:“我是袁庚。”我说:“首长好!”袁庚示意我坐下,当时在场的还有其他几个人。我没想到,袁庚对着我,一口气做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

    照片:早期的蛇口有六湾,湾湾相连,后被裁弯取直,图为3湾至6湾原貌。

一开始,他说:“小乔,你从大陆的那一边走到这一边,你要把那一边东西统统忘掉。”我当时听得一头雾水,不解地问:“袁董,我听不懂你讲什么。”袁庚耐心地跟我解释,他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开始讲起,讲为什么要在蛇口办一个开发区。他说香港的地价已经是寸土寸金,招商局在香港有很多实业,需要一个生产成本低的地方。经过一年的考察,招商局选中了蛇口,打算把招商局的造船业、服务业都搬到这边来,把这里建成与香港同等生活水平的地方。

袁庚眼带笑意地看着我,说:“小乔现在你来了,就要参与这项工作。我了解过你的个人情况,你在南海舰队当过干部。你要把你过去做干部工作的那一套思想、方法通通都搁到‘博物馆’去。到这来以后,要有一套新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这里不搞论资排辈,要发展,才能把蛇口干起来。”

与袁庚同志谈话的情景,我至今仍铭刻在心。从那一刻起,我就决心按袁庚同志的前瞻性要求,探索如何用一套新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来促进蛇口的发展。期间,虽曾遭遇过不少困难、困惑和压力,但我的初衷始终不改,坚定不移地一直走到了今天。

先行探索社保改革

蛇口工业区创建之后,引进了很多三资企业,这些三资企业的员工是由工业区代为招聘的。虽然当时他们大多数都很年轻,但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们:这些员工老了以后怎么办?

当时,我们的国情为:无论是党政机关、国企还是集体企业,职工的退休金一律都是由原工作单位来承担。但如果工业区内的三资企业也要照这样做的话,来投资的老板们肯定会被吓跑的。

带着这个问题,1981年我们派人到新加坡和香港进行了专题考察,回来后又与工业区内三资企业的老板们协商。经过多次沟通,最后商定:企业员工每工作一个月,所在企业就必须提供一个月的退休保障金。除此之外,企业还要从员工个人的工资收入里面提取一部分,作为退休保障金的一部分。

自此,蛇口工业区的每位员工都有一个永久性的社保账号,员工在工业区内的企业之间流动时,可以连续计算。

社会保障金开始积累后,我们又考虑如何将这笔资金用活起来,不能让它躺在银行里面睡觉。我们工业区的研究机构绞尽脑汁,研究讨论如何让钱既能保值又能增值,将来为员工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积累。有一次工商银行深圳分行行长来蛇口公干,我们谈到了此事,彼此都有兴趣,于是一拍即合,商定蛇口工业区占51%股份、工行占49%股份,于1988年合作成立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公司——平安保险。由此,蛇口工业区不仅在国内社保领域进行了先行探索,同时在中国商业保险领域开创了先河。

住房商品化改革原点

如果要给中国的住房商品化改革定一个原点,我可以肯定地说:1982年,蛇口。

在此之前,我们国家的住房制度基本上是以单位分配的方式。而当时随着蛇口工业区的建设发展,工业区内的人口数量增长很快,对住房的需求量日益加大。如果所有的住房都由蛇口工业区来分配解决,无疑压力巨大,而且不现实。

当时我们就在想,如果把分配住房改为卖房的形式,把单纯的投资建房变为投资回收后滚动建房,不失为一种解决建房资金困难的方案。根据当时工业区员工的人均收入情况,我们考虑要让大家不仅愿意买房,还要买得起房。我们一方面是宣传住房改革的意义和好处;另一方面集思广益,探索制定了职工住房买卖的相关制度。

大体上说,蛇口工业区的住房商品化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房价低于造价,而且土地不做价。我们建起的第一个住宅小区是水湾头小区。因为要鼓励职工买房,所以首先我们要求工业区的干部带头,水湾头小区又被蛇口人称为“中南海”。当时建了8栋共计一百多套房子,建筑成本大约要每平方米700多块钱,这里没有包含土地价钱。但是房子卖出去时每平方米还不到700块钱。

第二阶段是按照房屋造价作为售房价格,土地仍然不做价。

第三阶段是房屋造价加上一部分的土地成本,作为售房价格。

第四阶段才是土地的成本加上房屋造价再加上微量的利润。这时候已经将近90年代了,不再有补贴的因素,房地产也有了造血机能。蛇口工业区的职工住房制度改革,是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经济的最早雏形。

大胆创新干部制度

1983年,蛇口在全国率先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最令人瞩目的是取消了干部的等级制度。无论是局级、处级还是科级干部,从内地到了蛇口以后,行政级别都被“冷冻”到个人档案里去了。这里不管年龄和资历,评判的标准是能力和业绩。

蛇口工业区的做法当时在全国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有不少人强烈反对:“人家在内地好不容易升到了局级,到你蛇口后说取消就取消了。”因此有一些人不敢来了。但还是有很多人来到蛇口,他们认为蛇口这个地方不看级别,不论资排辈,讲究的是能者多劳,是实现自我理想之地。

当时尽管想来蛇口的人很踊跃,但在那个年代,每一个人都是有组织的,想随意调动单位并不是容易的事。

我最初做人事工作时,想调动干部必须跑到北京去,通过中央组织部,用商调的方式,才在交通部的内部系统调用了一批工业区急需的专业干部。

蛇口作为一个开放的工业区,材料、电子、轻纺、服装等各行各业都有,仅靠从交通部内部调动干部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为了开拓干部招聘渠道,我多次去中组部汇报情况,恳求支持,终于引起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领导亲自接见我时承诺:第一,蛇口需要的干部,一定会帮忙解决;第二,蛇口最初提出的在全国登报招聘的办法暂时不可行,这样做恐怕会把干部队伍搞乱。

后来,中组部想了个办法,给蛇口工业区开了11封介绍信,除了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和云南这些经济相对不发达、人才本来就短缺的边境省份外,同意我们到其他经济较为发达的内陆城市去进行干部招聘。凭着这11封介绍信,我们的足迹遍及了上海、天津、湖北、四川、辽宁等11个省市。等第一批招聘的人才到岗后,他们就像种子一样,再推荐他们的亲朋、好友、同学来到深圳,壮大了蛇口的建设队伍。

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全面放开干部招聘的限制,但我们提前了将近10年就开始了干部招聘的尝试,为蛇口工业区的建设培养、储备了一大批专业人才。

开创民主选举干部先河

1983年起,蛇口工业区党委做了一个当时在国内绝无仅有的大胆举措——对工业区最高管理层的任用,不再由上级党组织委派,而是由工业区的干部、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为了避免有的基层员工不了解情况,对候选人的提名出现过于分散、盲目的情况,我们先设定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多从对工业区高层运作情况较为熟悉的、工业区直属单位的经理助理或技术员以上的干部中产生。候选人同时要符合“大专以上学历,并在蛇口工业区工作满一年”这两个条件。此外,还要求有10个人联名推荐。

推荐出的候选人名单,通过《蛇口通讯报》进行公示,再由工业区各单位的干部、职工人手一票对准候选人进行选举。名列前11名的才能成为正式候选人。

这11名正式候选人要就工业区的建设发展,公开在群众集会上发表30~35分钟的施政演讲。这种集会,无论有无投票权,只要对此感兴趣的群众都可以前来旁听。候选人发言之后,还得有20分钟留给群众提意见,接受质询。就算没有人提问,候选人也得在台上坐够20分钟。

我有一位助手,当时主管工业区的城建和土地,十分能干。已经成了正式候选人后,我知道他性子急,在上台前,我特意嘱咐他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回答群众的问题,无论多尖锐也要耐住性子。他表现出信心满满:“放心吧,我准备得很充分了,一定会被选为正式的班子成员。”

在第一轮演讲结束后,群众都为他鼓掌。但在最后20分钟的环节,有一个小伙子请他回答是否有以权谋私给自己的弟弟做工业区的工程。结果他一听,“啪”一下子站了起来,说:“我的老母亲哭着让我给弟弟干这个工程,我没有利用我的职权来谋私,可是为什么别人可以到工业区来做工程,而我的弟弟就不行?”听他这样一讲,我知道完了,选票没了。

最高管理层的民主选举,让选出来的高层管理人员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工作作风、敬业精神和认真程度也是没得说的。除此之外,每年都还有一次小“地震”——这些人要向全体员工和领导进行述职,如果有一半员工否定你这个班子,这个班子就要集体下台;如果有一半人否定某一个人,这个人就要下台。因此,监督蛇口工业区高层管理人员的不完全是纪检部门和上级党委,更重要的是几万双雪亮的群众的眼睛。

让蛇口子弟接受最好的教育

蛇口工业区从1981开始办小学,1983开始筹办中学。

1993年,教育部一位80多岁的老专家到蛇口来,当时是我陪同他看了蛇口的幼儿园和中小学。当时育才中学升学率为99%,而学生每年只需交几块到十几块钱不等的学费,老师的工资和学校其他开销都是工业区每年拿出一定额度的资金来托底。为了鼓励老师安心教育工作,老师的工资还比工业区员工还要高10%~15%。

他惊奇地问我:“作为一个企业家,既然不为赚钱,那你为什么要办学校?还要把学校办得那么好?”我笑着说:“我做这件事其实是占大便宜了。”

我讲起我刚主管人事工作时,有些干部、员工告诉我:“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被耽误了,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子女的教育问题。”他们希望工业区尽快把学校办起来,让蛇口好不容易聚集起的高级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真正安心留下来。

我说,我要为在蛇口出生的子弟办最好的幼儿园,让他们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因为工资高,我们吸引到了大量优质师资,例如当时甘肃丝路花雨剧团一位女舞蹈演员和她先生都是当地著名的文艺工作者,但愿意调到蛇口来当幼师。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因待遇好,自己安居乐业,同时还能使我们的子弟从小就能接受到最好的教育。

我说,小学、初中、高中都是我们自己办的,但大学是国家办的,让我们的子弟从小热爱蛇口,接受完高等教育之后又回到蛇口,那我们的劳动力不是最棒的吗?我不仅没有吃亏,还沾了国家高等教育给我培养人才的光了。

顺势创办招商银行

我在蛇口一直干到1995年,才从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下来。期间,我还参与了蛇口的另外一件大事——筹建招商银行。在早期,蛇口工业区成立了一个内部结算中心,在调整资金的运作、使用和分配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内部结算中心的局限性比较大,因而我们在此基础上,专门成立了一个财务公司。两年多后,我们发现财务公司也适应不了工业区的快速发展。

由于蛇口工业区有大量资金需要周转、筹措和流通,当时就思考最好有一个银行来配合。但企业办银行在国内还没有先例,经过大量政策研究与多番争取,加上时任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等领导的支持,1987年,招商银行正式成立。在运转的初期,招商银行又得到了交通部的大力支持,逐渐发展壮大。如今招商银行已经从蛇口一隅走向了世界,成为一家有较高知名度的国际性商业银行。

希望特区开荒牛不被遗忘

30多年前,袁庚同志与我被人并称为蛇口的“一老一少”。如今他已接近百岁高寿,我也白发苍苍,我们被历史潮流推到了改革舞台的最前端,但在我们身后,还有无数的“开荒牛”。

这些当年的特区的“开荒牛”们,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奉献了青春,挥洒了汗水、泪水甚至是鲜血。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开荒牛”们因为知识结构、年龄和身体以及传统的工作方法适应不了社会发展的需求等,逐渐被边缘化了,甚至有不少“开荒牛”还生活在社会底层,晚景凄凉。

我呼吁社会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关心,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至少要让这些“开荒牛”感到,他们为之付出一切的城市没有遗忘他们;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仍然铭记着他们的努力。没有这些“开荒牛”,就没有后来的蛇口,也没有今天的深圳。中国一幅幅激动人心的改革事业长卷中,永远不会抹灭当年特区“开荒牛”的身影。

    (本期采写:深圳晚报记者 赖丽思 实习生 易萍萍 刘姝媚 前期统筹:越众文化 后期统筹:赖丽思)

 

 

揭秘邓小平在1984年到特区时的蛇口之行细节

小平定调蛇口为改革的窗口

    照片: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与袁庚(左三)、乔胜利(左二)等亲切交谈。招商局档案馆供图

    1984年,蛇口工业区经过了一个艰苦的过程,已初具雏形。与此同时,国内理论界关于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大争论,对我们造成了较大压力。蛇口工业区作为特区中的特区,自然成了这场大争论的焦点,我们这些工业区的建设者感到了阵阵寒意。袁庚同志一再鼓励我们,要憋着一股劲,我们都知道特区只能做好不能做差,只能做成不能做败。我们没有退路。

    就在这个“寒冬”,1984年1月,小平同志来了。

亲自向小平同志汇报

    那时,小平同志是带着家人来深圳休假的,随行的还有杨尚昆和王震等领导同志和家人。当时省里、深圳市都高度重视此事。1月25日当天,市委常委给小平同志汇报工作,当晚,时任市委书记梁湘给我打电话询问准确情况。紧接着,我试探道:“今天常委汇报的怎么样?”他说:“今天给老人家汇报了一整天,汇报得身上发冷。”经他这样一说,我也不由紧张起来。梁湘接着说:“老人家听一整天汇报,既不点头也不摇头,既不问话也不插话。”我听后心里一沉,明白第二天小平同志到蛇口,对深圳,对蛇口的意义是何等重要。我一再跟梁湘书记打包票:“您放心,蛇口的汇报一定会很完善。”实际上,我没有准备稿子,因为准备汇报的内容都是我在蛇口亲历亲为的,早已深深刻在脑海里了。

第二天,小平同志到蛇口后,我们没有马上安排汇报,而是陪着小平同志、尚昆同志和王震同志三家人,由省里、市里的领导陪同,去看工业区的工厂、码头港口,最后我们登上了蛇口微波通讯站的山顶远眺,蛇口全景尽收眼底。

蛇口码头边有一栋办公大楼,是叶剑英题的词: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我们在8楼会议室里进行了汇报,里面挤了300多人,大部分都是站着听汇报。

袁庚同志先汇报了约40分钟,然后他指着我说:“小平同志,这是我们蛇口工业区年轻的党委书记。”(其实他才是党委书记,我只是副书记,我猜他这样讲是为了引起小平同志的重视,毕竟我那时才37岁。)“下面的工作就由他向您汇报。”他把话茬转给了我。

我胸有成竹,把蛇口这几年的发展情况概括地汇报了后,小平同志问我:“你那个资金从哪儿来的?”我就老实地回答:“主席啊(小平同志为时任军委主席),香港招商局作为我们的老子,从香港调了6000万人民币外汇。这5年时间,从1979年到1984年,我们没有向国家、广东省、深圳市财政要过一分钱的建设资金。”

小平同志说:“你这个地方建成这个样子,6000万元怎么够啊?其他资金从哪儿来的?”我就告诉他说:“其他资金是我们引进的外资。” 小平同志立即高瞻远瞩说:“你这个地方是个引进外资的窗口。”这话等于给蛇口定了性。

小平同志又问:“蛇口工业区目前的工业产品,都是外销还是内销?”我报告说:“80%外销,20%内销。” “国内那么大市场,你为什么不内销而要外销?”我向他解释:“外资企业进来投资,购买设备和原材料用的都是外汇,如果他的产品都卖到国内,他得到的是人民币,那他们在国际市场上付出去的外汇就无法平衡了。”

我又进一步向小平同志汇报:“我们要求工业区内的外资企业向我们支付土地和厂房的租金以及员工工资都是用外汇,我们发到员工手上的时候是人民币和少量的外汇,中间的外汇额度就交给国家了,等于在给国家创汇。”

小平同志听到这里很兴奋,紧接着又问:“外资企业在你这里办,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我说:“这个好处太大了。一方面解决了员工就业;另一方面,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如董事长、总经理是外方派来的,副董事长和副总经理是我方派去的,我们的人可以向人家学习怎么在国际上做生意,这样等于给我们培养管理人才。而且,外方的设备搬进来后,不可能再搬走,同时新技术也进来了。”

听到这里,小平同志立即又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你这里是一个引进国际先进管理和先进技术的窗口。”

后来大家熟悉的小平同志关于特区的四个窗口作用的论述,最早就是小平同志在蛇口听我们汇报后高度概括出来的。

被小平点名上北大

我一边汇报一边注意观察小平同志的神态,看到他脸上的兴奋,我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虽然我汇报的声音比较洪亮,但老人家听力不太好,基本上是我讲一句他女儿重复一句,这样听了一阵之后,小平同志觉得不舒服,于是示意我坐在他旁边汇报。

当天汇报过程中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到最后问到了我的个人情况,包括过去的工作经历和到蛇口后的工资收入。最后问到:“你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跟他开玩笑说:“主席啊,‘文革’期间,您被打倒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没书读了。”事后梁湘书记还批评我说:“你怎么能说他被打倒了呢。”
但我说的是实话,当时小平同志管教育,他被打倒后,全国高校不招生了,我高中毕业之后正遇上征兵,就到海军来了。我如实地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小平同志,还说我在参加香港那边的工商管理函授课程。他一听,说:“好。这个课程你一定要把它完成。你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到北京去补上这一课。”我心里很清楚,他说的这一课是指高等教育。

他这一说不打紧,大约半个多月之后,我突然接到中组部的通知,让我到北大读书。我在北大经济学院读了4年的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后来得知我是唯一一个被小平同志点名成为北大学子的人,这份厚爱我至今铭记于心。

在北大的学习经历对我日后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我在读书,工作也没丢下,每逢大的会议还会从北京赶回蛇口参加。毕业后,恰逢蛇口工业区改制,我出任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第一任总经理。

其实汇报那天,袁庚同志还趁机提出:“我们蛇口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引起全国的争论,您认为这个提法对不对?”当时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表态。等他回到北京召开中央全会时,他提到:“蛇口提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从加强时间观念,提高工作效益,从经济效益这个角度强调的。”从侧面肯定了蛇口,争论才至此平息。

汇报结束后,小平同志一行还到工业区利用邮轮“明华”号改造的旅游景点“海上世界”参观休息,并为其题词。据了解,这是小平同志唯一一次为一个企业题词。然后才在南海舰队的护送下去了珠海。可以说,小平同志那一次到蛇口视察,决定了特区的命运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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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导致了中国崛起吗?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 岳健勇

2014-09-22

    强国家既可能通过市场激励机制追求发展目标,也可能以牺牲消费者利益、垄断好的就业机会以及国家的发展为代价以求自肥。Amsden则明确指出,如果强国家利用权力以自肥,这样的强国家在(促进发展方面)与软国家是同样无能的。

  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刺激中国出口导向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阻碍中国的赶超。赶超是发展的最本质内涵。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家促进赶超的功能受到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规则的极大削弱,导致“发展空间”严重萎缩,而在此前后,中国的“强国家”自身也发生了软化,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推动国家的自主振兴。因此,虽然全球化造就了增长意义上的“中国奇迹”,但它没有使中国成长为战后德国或日本那样的新兴工业强国,也未必能给世界带来持久和平。

  笔者曾撰写专文,阐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动机,指出,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不惜代价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政治。与主流看法不同的是,笔者认为,1990年代末中国政府决意实施更大规模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并非1990年代经济改革和工业化成功的自然结果,恰恰相反,中国漠视社会公正的经济改革和牺牲自主发展(放弃进口替代)的片面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造成了内需的相对萎缩和工业化徘徊不前,以至于到1990年代末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然而,出于对政权合法性的深刻忧虑,中国的决策者非但没有反思既往改革方针和发展战略的不当,反而坚信,只有更大规模地开放国内市场,才能换取出口和外资的大量增加,从而恢复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

对“中国奇迹”的两种解释

  不计代价加入全球化标志着中国外部整合发展战略的极端化,这是中国领导人基于政治理性做出的重大决定。出乎许多人预料的是,中国领导人似乎赢得了这场风险极高的经济赌博,自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07年和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按汇率计算)连续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4月29日,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震动世界的报告,称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有望在年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伴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大,中国企业也变得“更大更强”。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大约从2005年起,中国崛起以及所谓的“中国模式”之说日益风靡全球,“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成为了国际社会和中国精英阶层的高度共识。

  海外学界对所谓的“中国奇迹”有两种全然不同的解释。市场自由派认为,“经济自由化”和“融入全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成功的必要前提;在其看来,中国模式本身并无多少新奇之处,不过是遵循了全球化的逻辑,19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起飞的奥秘也在于此。市场怀疑派则认为,中国的成功恰恰是对自由主义全球化——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主张放任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加以抵制的结果,中国通过积极的国家干预(产业政策)以及有节制地参与全球经济,有效化解了全球化对本国产业的冲击。

  上述两大主流观点的缺陷显而易见。前者试图以中印等极少数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绩效来彰显全球化促进发展的功效,却不解释为什么同样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其他诸多发展中及转型经济体陷入了严重困境,这样的样本选择明显有失精准。如果说全球化只是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美德日等后发国家通过保护主义政策取得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成功则提供了强有力的反证。可见,全球化既非发展的充分条件,也非发展的必要条件。即便把中国看作是全球化促进发展的成功例外,全球化事实上也并未完全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诚然,全球化与中国出口导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但经济增长从来不是衡量经济成功的唯一指标,因为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发展既意味着减贫,更意味着赶超;经济增长会带动减贫,却不一定能自动导致赶超。赶超是指后发国家通过取得技术的自立缩小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技术自立是工业化成功的标志,赶超的首要目标就是实现工业化,这是国家崛起的真实基础,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区别所在。中国虽然历经了30年经济高速增长,但贫困人口的数量依然庞大,贫富分化极其严重,产业升级迄今仍困难重重。中国当局坦承,既有的发展模式是一条“国际竞争力难以提升的低端之路”,经济转型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既然如此,谈何全球化导致了中国的经济成功?

  市场怀疑派的观点属于典型的左翼“国家中心论”,这一派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化的冲击中胜出,是因为中国政府通过国家力量推行经济民族主义,在干预经济的同时逐步有序地开放国内市场,也就是“有节制地参与全球经济”。这种将中国的“成功”之道归结为“对内国家主义”(国家干预主义)与“对外浅度全球化”两厢结合的理论化概述,既未弄清中国威权国家的实质,更无视中国已然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客观事实。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十分强势,可这是个何种意义上的“强国家”?事实上,在与经济转型、自主发展密切相关的诸多制度领域,如保障民权、促进社会公正、遏制腐败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中国政府恰恰表现得不似一个强国家,而与一个失败国家无异,此其一。其二,(经济)国家主义未必就是经济民族主义的代名词,它同样可以和经济自由主义共存,作为“强国家”的英美就是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通过强大的政府力量推行新自由主义。中国在入世后不但强力实施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还继续推动对中小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这些都是中国以国家主义方式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明证。不可否认,中国没有采纳华盛顿共识的全部政策主张,如在入世后不但没有解除对经济的管制,反而加强了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包括在局部领域支持大型国企的扩张,即所谓的“国进民退”。问题是,这种干预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促进赶超抑或其他?在深度全球化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中国又何以实现以自主发展为取向的经济民族主义目标?

  究竟如何评估中国入世以来的发展绩效?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鉴于赶超是发展的最本质内涵,本文将通过对国内产业创新能力的考察,来探究全球化给中国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装配”——低端制造的世界中心

  1.全球化对发展构成的巨大挑战

  冷战结束后,第二世界的苏联集团国家被整体纳入了西方体系;随着苏联解体以及它所代表的发展模式的终结,不少拉美和非洲国家在经历了战后发展的挫折后,在美国的诱压下也不同程度地转向新自由主义;中国加入世贸,意味着作为共产主义最后堡垒暨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被最终纳入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至此,全球化真正成为了名符其实的全球性自由主义经济浪潮,这是西方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重大胜利。

  美国和欧盟是经济全球化的始作俑者,也是政治推动者。发轫于美国的信息技术革命大大加快了全球化进程,并极大地提高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系统集成能力。在经历了规模空前的跨国并购之后,世界产业竞争进入了寡头垄断时代,西方跨国公司凭借其全球市场、全球品牌和全球采购系统,获得了极大的竞争优势。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在关贸总协定于1995年被世贸组织正式取代后,“发展空间”急剧萎缩,东亚发展型国家在冷战后期(1960年代~1980年代中期)以进口替代和赶超为目标所成功实施的大部分产业政策,在WTO规则框架内已然非法。中国是一个从1970年代末才开始经济起飞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初即面临日趋不利的发展环境,随着冷战后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兴起,后发国家全面赶超西方已变得极度困难和不现实。尽管如此,中国依然有可能凭借其政治上的大国地位和庞大的市场规模,通过内部整合实现工业化。

  在世界经济史上,工业化从来都是先于经济自由化。换言之,经济自由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而非原因。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Ha Joon-Chang)指出,“几乎所有的当今发达国家在其赶超阶段都实行了干预性的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以扶持本国的幼稚工业”。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即大规模开放国内市场,难道中国可以成为通过自由主义全球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工业化的成功例外吗?

  全球化首先是生产的全球化,全球性的国际分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制造和创新分离开来。鉴于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中国加入WTO标志着全球供应链(global supply chain,亦称全球价值链)最终形成。空前的市场开放加之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使中国成为了跨国公司最理想的生产场所。为追求全球利润的最大化,跨国公司纷纷把其“核心经济活动”——制造部分迁移到中国,中国由此而成为了“世界工厂”。然而,作为所谓世界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却无法与19世纪通过发明创造引领工业革命的英国相提并论,不过是全球供应链延伸出的“世界组装车间”。

  前文提到,发展的本质就是通过工业化彻底消除贫困,实现技术自立是工业化成功的标志。国际经验恰恰证明,“工业化的发生几乎全部是依托于本国企业而非外资企业”。由此可见,后发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必须立足于自主发展,也就是通过国家产业政策指引,扶助本国企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形成强大的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强调自主发展不等于主张闭关锁国,处在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保护本国的市场和幼稚产业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这不因各国的制度选择而异。通过自主发展实现产业升级是工业化的必经之途。所谓产业升级,指的是本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实现由低附加值制造向高附加值制造的转型。由于工业化体现为整个产业链的现代化,本国上下游产业部门以及生产过程中的价值链前后环节之间建立起密切关联(即内部整合),就构成了国家自主发展的基础。换言之,自主发展代表着基于内部整合的工业化过程,它意味着在工业化过程中,国内产业而非外资产业始终牢牢控制着国内市场;市场控制的前提是产业控制,也就是控制产业链中高附加值中间品(关键零部件和装备)制造以及终端集成。本国企业能否在这两大环节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管理技巧,是决定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成败的关键。

  2001年12月中国入世后,工业发展面临两大严峻挑战:外资的优势以及国家政权的“软化”。与东亚发展型国家坚持本国产业自主振兴、严防外资控制本国经济的做法不同的是,中国政府自1992年以来,为推动经济增长不计代价引进外资。其结果是,外资仅用了6年左右的时间(到中国入世前的1998年)就基本完成了对国内市场的控制,取得先动优势。可是,中国的决策者为刺激经济增长,不惜更大规模地开放国内市场,以换取外资大量进入中国。

  中国在入世协定中承诺,一旦加入WTO,即开始实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TRIPs)。这两大协议是投资自由化的基石,目的是令产业政策有名无实,从而根本否定进口替代。大规模投资自由化意味着,除了在极少数未开放的领域外,中国政府很难再通过对外资施加“当地含量”(即国产化)、出口比例、外汇平衡以及技术转让等产业政策要求,来促进国内产业的前后整合,推动整个产业链的现代化。这对中国建立独立自主的强大技术工业基础构成了制度性障碍。然而,投资自由化对中国内部整合的削弱却极有利于拥有“3G”优势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全球采购及其控制下的全球市场达到全球规模经济,进一步加强其全球竞争力,并迫使国内企业在已成为“全球公平竞技平台”的本国市场与之“平等竞争”。这正是英国发展经济学家魏德(Robert Wade)所担心的“更多的外部整合不会自动产生更多的内部整合,反而会导致内部整合恶化”的情形。

  2.中国强国家的软化

  内部整合是自主发展的基础,全球化对外资既有优势的极大强化显然不利于中国的自主发展,这是国家的产业政策功能被全球化规则所削弱的结果。可是,发展恰恰离不开强国家,这已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所证明。中国的问题在于,全球化所引起的国家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自主性下降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政权自身也发生了软化,而这又矛盾地伴随着其对内的国家能力全面提升的过程。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权力急剧扩张,中国的国家之“强”最典型地体现在其强大无比的财政汲取能力以及控制社会的能力上,这也是多数国家所没有的“体制优势”。但与此同时,政权的软化特征也日益明显:政令不畅、猖獗的腐败以及严重的社会不公等,令表面上看起来固若金汤的党国权威体制千疮百孔。

  国家政权既强也软,这对发展意味着什么?有关研究指出,强国家因追求的目标不同会产生出不同的发展结果。“强国家既可能通过市场激励机制追求发展目标,也可能以牺牲消费者利益、垄断好的就业机会以及国家的发展为代价以求自肥”。Amsden则明确指出,如果强国家利用权力以自肥,这样的强国家“在(促进发展方面)与‘软国家’是同样无能的”。强国家之所以可能兼有软国家之特征或发生软化,从根本上可追溯到学术界长期以来争执不休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国家本身是不是具有腐败或掠夺的天然倾向。从经验上看,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需要,对国民财富进行某种程度的榨取其实相当普遍,这就是为什么多数成功的后起工业化国家(在赶超阶段)不是民主政体的原因(美国是唯一的例外)。东亚发展型国家就曾严厉压制劳工运动,以此降低成本和稳定秩序,但此种“国家掠夺”的本质是为了实现赶超的经济民族主义目标而令国民做出的牺牲,也正因为如此,国家对腐败的打击也是相当严厉和有效的。相比之下,拉美国家1960年代~1970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失败,恰恰与国家政权的软弱无力以及动辄为民粹主义所裹挟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中国超强国家能力的背后是国家权力的无度扩张,这是中国威权政府在经历了1989年全球事变后的一种本能反应。出于政权自救的目的而动用国家力量强力推动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意味着中国列宁主义政权的“国家掠夺”性要远甚于任何其他类型的威权政体。然而,中国的国家目标却发生了极大的扭曲。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官僚集团逐步蜕变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政治集团”,这令国家完全沦为了官僚集团的工具,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大肆攫取首先是为了满足官僚集团的贪腐需求,故中国的官场腐败程度比之东亚发展型国家要严重得多,而其发展意志却无法与后者相提并论。如果说1990年代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多少还表明中国政府试图变相实施进口替代,那么,为加入WTO而接受异常苛刻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条件、尤其是放弃对外资施加“当地含量”(国产化)和“技术转让”等要求,则表明中国当局已完全丧失赶超的意志和信念。

  既然中国当局无力约束腐败,更欠缺发展意志,那么,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事实上,“谋求自肥”和“追求发展目标”这两方面特征在中国的国家角色上都有所体现。一方面,官僚集团不懈地追求“发展目标”,这是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使然,只不过官僚精英们所理解的“发展”是增长而非赶超,他们将二者混为一谈,是源于对现代化的真实内涵不甚了了,因而天真地以为经济增长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工业化。对其而言,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通过全球化来实现出口导向的高增长——即他们所理解的“发展”(工业化)——既符合“改革开放”的政治正确,也合乎其高度机会主义的实用主义本能。另一方面,面对自上而下“强制增长”的政治高压,官僚集团正是在“自肥”的机制驱动下,以“追求发展”为名,通过寻租(包括制定对外资有利的政策法规)、对国民财富的巧取豪夺以及对已濒临枯竭的本国资源的掠夺式开发,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是在这种服务于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国家目标”的指引下,中国的发展才有了极大的动力。

  无论如何,发展意志的欠缺以及国家目标的扭曲都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中国的“强国家”无意于自主振兴,已然从发展理念上抛弃了经济民族主义。这部分与外力的诱压有关,但更主要的是1989年以后中国政治自我演变的结果。中国特定的政权体制也对自主发展构成了强大排斥。自主发展有赖于内部整合,内部整合意味着经济发展将由内需主导而非依赖出口。有鉴于此,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相对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建立内需主导的自主发展模式的基本前提。这就要求执政当局适时实行开明的政治改革,建立一个强国家与强社会共存的现代法治国家。这显然不是中国威权政府期望实现之愿景。既然国家不再以服务多数国民的利益为宗旨,则难免为包括官僚集团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在内的权贵集团所挟持,但权贵集团(主要是官僚集团)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无数“条”和“块”的利益子集团所组成的混合体,故而国家利益的“部门化”和“地方化”在所难免。中央政府在国家行政治理上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决定了国家利益的“地方化”对中国发展造成的不利后果较之“部门化”要严重得多,这是因为内部整合首先要求实现国内市场的统一,这是本国产业取得较大的规模经济所必需的,而市场的统一恰恰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自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政令不出中南海”便成为一种政治常态,其实质是中央权威的衰落,这是行政分权与国家利益虚空化(国家被利益集团俘获)共同作用的产物。1980年代实行权力下放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这种行政分权的制度安排尽管无政治联邦制之实,却形成了对中国现代化十分不利的制度结构,那就是它与1990年代以来的GDP决定官员升迁的考核机制相互作用、彼此加强,造成了严重的市场分割(“经济巴尔干化”)和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1994年实行的旨在加强中央财政集权的分税制改革也未能根本改变这一格局。政令不畅的结果就是中央政府无力推动内部整合(假设它有此意愿的话)。多年来,许多人主张中国应实行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政治联邦制。问题是,在现代化尚未完成之际,联邦制是否适合现阶段的中国大可值得怀疑,因为在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没有通过宪政构架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的情况下,进一步下放权力势必造成“政治藩镇”的局面,这不但会危及国家的政治统一,也会令国家在市场统一的基础上实施产业振兴的目标落空。

  既然经济联邦制的格局已然成型,那么,有无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形,即直接掌控本地资源的地方当局自我演变为一个地方发展型政府,来推动本地产业的自主振兴? 萨恩(Thun)认为,中国唯一够资格称得上地方发展型政府的地区就是上海。但笔者以为,所谓“地方发展型政府”基本上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原因有二:其一,在自由主义全球化已成为唯一“政治正确”的发展选择的情况下,上海地方当局同样没有发展意志,其“国家主义”仅仅体现在更高效率地推行经济自由化方针上,这可以从上海经济对外资和海外市场高度依赖的实际后果上得到验证。其二,由于上海的发展必需依托广大的腹地,如果上海推行某些东亚发展型国家那样的重商主义产业政策,不但会激起其他省市的报复性政策反弹,也会招致受到国际压力的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

  由上述分析可知,强国家“强而不软”是实现自主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强国家的关键在于强中央,即有一个具有坚定发展意志、能够确保国家自主性不受利益集团侵蚀的强大的中央政府。“强中央”不但有责任推动国内市场统一,还须制定出富有远见的产业政策,以促进本国产业的自主振兴。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验可知,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均必须集权于中央,地方政府不能作为国家产业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否则很容易导致政策变形,以至于造成资源的浪费,甚至令产业政策归于无效。中央政府统一实施产业振兴,就是要基于各地的比较优势,通过扭曲资源配置来推动本国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以此提高赶超的效率和成效。这涉及到两个方面:其一,国家需要通过奖惩机制促进市场竞争;其二,为避免过度竞争或盲目竞争造成企业普遍微利或无利可图,国家还须对市场竞争加以约束,以保证必要的市场集中度,这样才有可能使得真正的竞争性企业脱颖而出。

  那么,如何确保“强中央”制定的产业政策深谋远虑呢?这首先有赖于政治家的睿智,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制度上确保有一支高度专业化的、稳定高效的官僚精英队伍。东亚发展型国家的中央经济企划部门被誉为“经济参谋部”,道理就在于此。中国体制迥异于东亚威权国家,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体现在,中国的党国体制不允许公务员录用制度“非政治化”。自1980年代以来,虽然国家行政体制屡经改革,且邓小平也一再强调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和“年轻化”,但党的组织部门始终是以政治标准(即所谓的“党管干部”)而非专业标准为第一准则来“选贤任能”,这势必将大批有真才实学却无官场关系的青年才俊排除在国家体制之外;而1990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引起的制度性腐败则又进一步强化了“逆向淘汰”的官僚精英选拔任用机制,其直接后果就是,整体素质欠佳的中国官僚精英在制定政策时目光短浅。

  1994年分税制改革实施后,国家能力得到很大提高,中国政府本可以借助“强国家”之势,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全面提高劳工素质以改进中国的比较优势,为日后的产业升级奠定基础。明治时期的日本和朴正熙时代的韩国在此方面都提供了极佳的范例。然而,急功近利追求高增长的中国政府对此毫无远虑,对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极度漠视,而这又与中国政府在社会政策上忽视产业工人构成的显著变化密切相关。随着1990年代中期以来国企改革的深入,城市产业工人日益被农民工所取代,但国家体制对农民工的户籍歧视以及城市福利上的排斥,造成了农民工的高流动性,这样的“企业工人”完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人阶级,企业也普遍不愿意为雇佣关系不稳定的农民工提供在岗技能培训。缺乏庞大的、相对稳定且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队伍,决定了中国企业工艺水平和产业层次的低下,这意味着多数中国企业生产不出工艺精湛的高附加值产品或部件,因而无以适应市场竞争和产业升级的需要。

  3.中国制造业的衰败

  面对外资的巨大竞争优势以及国内体制对内部整合的强力排斥,国内企业的进口替代能力明显下降,不得不依靠从发达国家进口“设计、关键部件和制造装备”。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制造”遂逐渐被“中国装配”所取代。“中国制造”的内涵变化意义深远,表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已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关系从传统的最终产品的交换,日益转向产品制造过程中的跨国垂直分工所产生的附加值的交换。

  这一现象并非中国所特有,而是一种全球性的大趋势。随着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深入,全球性的国际分工使得附加值的交换日益成为了国际贸易的主导形式,国际贸易统计中所长期沿用的“原产地”规则已无法准确反映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的真实面貌尤其是相关国家在相对得益上的利益分配。这种基于附加值交换的新型国际贸易是对发达国家极其有利的国际分工,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中国产业大多只能从事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低价格、低利润、低附加值”的简单代工制造。因而,虽然按照传统统计口径中国获得了巨额贸易顺差,但得到的实际利益却最少,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则又造成了中国在经济技术上迅速赶超西方的假象。

   沉迷于“比较优势”神话的全球化的鼓吹者们对于中国入世后产业衰败的现实视而不见,并对“民族工业”的概念不屑一顾,一厢情愿地幻想中国顺其自然地实现产业升级。事实上,利润极其微薄的国内制造业根本无力投入巨资进行研究与开发(R&D)以推动产业升级。官方机构承认,面对“外资的强势进攻,我国自己的制造业实力正在不断萎缩”。在制造业核心的装备制造上,虽然中国的“发电设备、机床与汽车产品数量在全球居于前列,但仍有85%的IC制造设备、70%强的高档数控机床、100%的光电子制造设备需要依靠进口。在信息产业、精密仪器、生物科技等方面,国内只能负责一个包装和组装工序,其他大约90%的产业价值都产生在国外”。

  国内产业能力的薄弱明确无误地体现在出口实绩上,中国“出口的是中低端产品,即使少数高新技术产品也是劳动密集型的或者是来料加工型,而进口是高新技术产品”。从2001年起,外资牢牢控制了中国半数以上的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总体控制力有增无减。截至2005年底,外资企业进出口已占到中国进出口总额的近60%,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比更接近90%(表一)。2006年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报告(以下简称“国发研报告”)称,“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自主创新:新重商主义的神话

  面对国内制造业的困境,一些官员和学者对1990年代以来实施的“市场换技术”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指其一厢情愿。不过,这类批评大多只拘泥于该政策本身,而不涉及敏感的全球化问题。经过激烈的内部辩论,中国领导人于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

  “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概念是所谓“自主创新”,这被认为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途径”。科技部为此于2006年初专门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中长期规划》),提出要增加研发支出(全国研发经费从占GDP 的1.35%增加至2.5%)、支持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以及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等内容,目标是把中国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度从当时的50%,降低至2020年的30%,从而把中国从一个制造大国转变为一个创造大国。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摈弃自由主义全球化发展方略,转而推行经济民族主义(或新重商主义)?自主创新的“自主”又是何意涵?首先,全球化的“政治正确”在中国入世前后经过集权体制的反复强化,已成为不容挑战的神话。中国领导者不但没有因本国制造业的衰败而对全球化产生丝毫怀疑,反而坚信加入全球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抉择,“9?11事件”的发生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领导者对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战略机遇期”的认识;其次,所谓自主创新并非独立创新,而是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种情形,其真正的重心是“再创新”,也就是提高本国企业的“吸收能力”,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途径依然是技术引进。

  问题在于,在WTO已大大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传统仿制之路已然行不通的情况下,获取先进技术只有靠出让国内市场一途。由此可见,所谓的自主创新不过是一种改进型的“市场换技术”战略,也就是对以往只重视技术引进而不重视消化吸收的做法进行某种修正。这表明,中国政府并不打算改变既定的全球化发展路径。既然如此,在WTO的规则框架内究竟还有多大空间来推行产业政策?这种产业政策的性质又是什么?

  中国政府在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后不久,遂着手在一些新兴领域对外资企业施加“当地含量”要求,这一措施与2002年颁布的《政府采购法》以及2008年颁布的《反垄断法》,共同构成了中国用以促进本国企业自主创新的产业政策(以下简称“产业政策”)。西方跨国公司对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反应强烈,认为这是中国转向新重商主义或技术民族主义的信号,他们将《中长期规划》比喻为“规模空前的技术偷盗蓝图”,为此,他们呼吁美国和欧盟在外交上协调立场,共同向中国施加压力。这显然是一种过激反应。正如《中长期规划》所阐明的,自主创新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如果中国最终未能建立起比西方更加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要想在长期的创新竞争中战胜西方是很难做到的,即便中国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工业间谍手段在内)从发达国家取得尖端技术。前苏联不正是如此吗?

  其实,中国的产业政策从未游离于WTO的规则框架之外。首先,对外资施加“当地含量”要求仅仅适用于极少数尚未开放的产业领域,如高端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如风能发电),这并没有违反中国的投资自由化承诺(TRIMs),中国充其量只是利用了WTO法律中的一些灰色地带而已;这一做法本身也丝毫没有影响外资在多数中国已开放的产业领域已经取得的主导性地位。但即便如此,中国还是在2009年10月28~29日与美国举行的中美商贸联委会(China-US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 JCCT)上做出让步,允诺不在风力涡轮机上实施“当地含量”的规定。此外,针对西方政府和舆论有关中国强制外资转让技术的指责,中国官员在2010年公开澄清并承诺,“不会将技术转让作为外企市场准入条件”。中国官员进一步解释道,中国其实早在入世之初就已全面清理国内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取消了强制要求外资转让技术的要求,外资是否转让技术取决于企业双方的自主决定。这清楚地说明,至少从2010年起,中国政府已明确将强制技术转让排除在产业政策以及所有的产业领域之外。

  其次,装备制造的全面振兴是自主创新成功的关键所在。可是直到2009年,中国政府才决定在装备制造业实行进口替代。2009年12月,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和国资委联合发布了《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创新指导目录》(以下简称《目录》),赋予将被认定为生产“自主创新产品”的国内企业一系列政策优惠。目录中列明的许多类别的装备是需要进口或由在华外资企业提供的,该指导目录在若干处明确载明要实行进口替代。然而,仅仅时隔一年,中国代表就在中美商贸联委会上同意于2011年对《目录》做出重大修改。中国官员还表示,修改后的目录将不用于进口替代、提供出口补贴,或对外国企业实行歧视。

  第三,2002年颁布的《政府采购法》没有违反中国的入世承诺。众所周知,政府采购是任何国家都极为重视的产业政策工具。中国政府在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时,曾表示将尽快启动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GPA)的谈判,但中国没有承诺加入该协议的具体时间表。迄今,GPA成员国仍以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主,发展中国家中鲜有加入者。这意味着,只要中国一天未加入GPA,便始终拥有优先采购本国“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合法权利。鉴于中国入世后“发展空间”严重萎缩,政府采购几乎称得上是中国政府能够自主掌握的最后的产业政策手段,它对于中国发展之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然而,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崇洋媚外以及追求奢侈等原因,政府采购中“歧视国货”的现象比比皆是,不少地方政府在制定采购标准时甚至明目张胆地歧视本国企业,对外资企业则大开绿灯,有些采购标准明显是为外资企业量身定制。中央政府在2008年时一度加以干预,但成效不彰。虽然如此,中国政府仍迫于美国的压力,承诺将自主创新政策与政府采购脱钩。2011年6月23日,中国财政部正式颁发了“关于停止执行《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办法》等三个文件的通知”,“决定自2011年7月1日起停止执行《财政部关于印发〈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07]29号)、《财政部关于印发〈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评审办法〉的通知》(财库[2007]30号)和《财政部关于印发〈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合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07]31号)三个文件”。

  由上可见,中国的产业政策完全是WTO 规则所允许存在的合法的“发展空间”,可就是这些已然极度有限的“发展空间”也依然受到了美国的严厉挤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被迫放弃大部分产业政策恰恰发生在世人普遍认为中美之间已发生权力转移的背景之下。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随着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再度加剧,中国则由于“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实施,率先走出了经济衰退,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亮点。2009年,中国国企500强的税后利润首度超过美国的500强企业。于是乎,所谓“中国模式”、“中国崛起”以及“中国拯救世界”等说辞不胫而走;中国外交也一改1989年事件后的“低姿态”,转趋强硬。可是,中国实力的显著上升并没有转化为其对外经济谈判的有力筹码。“2009年至2011年,中美举行了三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逼迫中国在自主创新以及金融自由化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让步”。中国除了承诺“尽快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自主创新政策与政府采购脱钩,政府采购不对外资企业实行歧视”之外,还承诺“开放高端制造业,开放股指期货,增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额度等,以换取美国不过分纠缠人民币汇率问题”。

  面对日益“衰落”的美国,世人眼中的“新霸权国”——中国竟然连所剩无几的合法的“发展空间”都无力捍卫,足以令人对所谓中国“大国崛起”的内涵产生怀疑。退一步讲,就算以片面的经济增长作为衡量标准的所谓中国“正在崛起”是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崛起”本身也显然不是中国推行新重商主义或技术民族主义的结果。事实上,中国不但忠实履行了入世承诺,还在入世后不久便开始实施更加激进的外资政策。从2003年起,“鼓励外资参与国企改革”即允许外资并购国内企业成为了中国引进外资的新形式。这一政策最终于2006年8月成型。是月,中央六部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即“10号文”),允许并鼓励外资并购国内产业。该规定与自主创新的本意完全相悖。“这部被称为迄今中国关于外资并购的最重要的法律,正是由两年后被‘双规’的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主持起草的。但是,鼓励外资并购的政策却并未因郭案的发生以及公众对外资接连收购中国骨干企业的强烈反应而有丝毫改变”。无独有偶,早在1994年已开始起草、2004年才开始制定的《反垄断法》,在外资利益集团等的阻挠下,直至2008年才正式颁布施行;而旨在取消外资在税收政策上“超国民待遇”的内外资企业税制的统一,更拖至2010年12月1日才得以实现。

新型依附:“有增长无发展”的中国模式

  1.中国模式的实质: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

  那么,自2006年自主创新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的产业发展情况究竟如何?中国政府在决定推动自主创新时,正确地将企业确定为自主创新的主体。问题是,中国政府明知私营企业的活力要强于国企,却依然把扶持的对象锁定于后者。这与2004年前后出现的“国进民退”不无关联。私营企业在中国入世前的1990年代后期一度受到过鼓励。1999年3月,中国政府修改宪法,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修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7月1日,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发表讲话,允许资本家入党。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在政治上笼络资本家,促使其增加投资和就业,以缓解国企大规模裁员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压力。然而,在中国入世后不久,私营企业的处境开始恶化,“国进民退”以及继续优惠外资的政策极大地限制了私营企业的发展。说到底,私人资本家阶级的崛起是中国政府在政治上所不能容忍的;相比之下,外国资本家在政治上对现政权的威胁则不那么大,因为他们对金钱的兴趣要超过政治;而在帮助游说本国当局将贸易与政治脱钩方面,他们恰恰是中国政府的盟友。

  “国进民退”与国企改革的“成功”在时间上是高度吻合的。至2005年左右,中国政府对中小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造基本完成,在大型国有企业则普遍建立起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2003年3月,温家宝入主内阁后,在一度被废弃的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基础上成立了国资委,推动国企“做大”。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市场化出现根本逆转的重要信号。不过,将“国进”说成纯粹是胡温时代(2003~2013)的“新政”并不准确,“做大”国企历来是中国当局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不仅是因为国企是执政党的经济生命线,还因为“做大”本身也带有提高国家竞争力之意。朱基时代(1991~2003)于1995年开始推行的“抓大放小”以及1998~2000年大型国企“三年扭亏”政策,从根本上奠定了胡温时代“国进”的基础。所不同的是,此时的大型国企由于规模急剧膨胀,已演变为具有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特殊利益集团”。

  现代企业制度的一大特点是“追求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社会,企业取得超常利润亦即利润最大化的关键是创新。而在中国的集权体制下,既然垄断可以轻而易举带来巨额利润,那些官员和经理人身份混同的大型国企管理者自然没有兴趣将巨额留存利润用于费时费力且前途莫测的技术创新。他们真正的兴趣是经营官场,并通过分肥来构建内部利益共同体,以形成足以与行政当局相抗衡的强大博弈能力,以此巩固其市场垄断地位,同时实现个人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垄断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是1990年初开始主持经济改革的朱基所始料不及的,也是其继任领导者难以改变的。既然国家不惜代价要保持它在战略产业尤其是能源和原材料等上游基础产业部门的“绝对控制权”,而这些部门又必须通过国企来控制,那么,国家干预经济的目标就很容易发生偏转——保护或迁就大型国企对市场的垄断往往优先于培养竞争性的企业。换言之,国家的优先目标是帮助国企“做大”,而不是“做强”。

  自2006年自主创新政策实施以来,极少数大型国企拜举国体制之赐,在部分高技术领域(如高铁和风能发电)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技术跃进,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取得了所谓“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官方宣传用语)。但是,外资并未转让最关键的技术,国企的技术缺陷依然明显,仍需要依靠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提供核心部件。除此之外,多数国企的自主创新成效不彰,虽然国企规模持续膨胀,利润总额节节攀升,但“高新技术企业很少、新能源企业很少、产品形成国际品牌的很少、真正意义上的跨国集团很少”。

  国企总体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可从其专利申请的质量以及出口实绩上得到更准确的反映。2011年,中国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一,但原创发明的数量很少,多数为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类,即所谓的“垃圾专利”,大型国企65%的专利属于此类。在出口方面,自2003年以来,国企在全国对外贸易连年顺差的情况下却出现巨额逆差,且逆差额逐年大幅上升(表二[a]);与此同时,国企高技术出口占中国全部企业高技术出口的比重则逐年下降,其占比从2002年的15.1%,下降至2012年的5.7%(表二[b])。国企国际竞争力之低下由此可见一斑。

  相对于国企的“大而不强”,外资在中国高技术领域则始终处于压倒性优势。自2005年以来,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保持在30%上下(表三),高于包括美国、日本和德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表四),但中国高技术出口的主体是外资(尤其是独资企业)而非本国企业,外资所占份额平均在80%以上,国内企业所占份额则平均不足20%(表二[b])。而且,越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外资的优势就愈加明显。例如,2014年1~6月,上海市外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311.26亿美元,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2.5%,国有和私营企业的占比则分别只有4.6%和2.7%

    这种巨大的反差充分暴露出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低下和经济的极度虚弱。一份权威的官方报告承认,2009年,外资已控制了中国制造业市场的30%,“电子信息产业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度2004年以后均在80%以上,外资在该领域发明专利控制度平均达到36%。另外,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决定性因素,高技术产业总体外资控制度近几年已经达到近70%的水平”。总而言之,外资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已突破了中国工业安全的警戒线。

  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是,从2007年起,私营企业迅速取代国企成为了中国非外资高技术出口的主体(上表二[b]),其出口占比从2002年的5.7%上升至2012年的16.9%,与国企占比的变化趋势恰好相反。这是否意味着处在“国进民退”逆境中的私营企业在技术能力上已超越了国企,在高技术领域异军突起呢?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学者斯坦菲尔德(Edward Steinfeld)的实证研究指出,在中国的非外国企业中,除了台资企业顺利实现了产业升级外,本土企业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推论:以私营企业为主的本土企业高技术出口的迅猛增长并非或主要不是来自其自身技术进步的驱动,而是源于先进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的大量进口。事实正是如此! 有关数据显示,中国从先进国家高附加值中间品的进口已上升至其出口额的40-50%,在高端制造业的占比则更高。

  很显然,中国私营制造业企业并无力抗拒“国进民退”的体制压力以及外资巨大的市场力量而实现创新上的突破。事实上,在中国入世后,经过公司化改造、但创新能力及国际竞争力依旧低下的大型国企很快与西方跨国公司形成了互不冲突的“共处”关系:国企垄断资本控制着中等技术的上游资源和能源部门,外资则控制着下游的高技术制造部门,两者分别通过准入壁垒和技术壁垒,对中国市场实行联合垄断。经济和政治地位极度孱弱的私营企业别无选择,只能从事中低技术的制造或装配,其唯一的生存手段就是通过增大产能来降低生产成本,最终以低价将产品向国际市场倾销。这种“两强一弱”的产业格局正是私营企业贸易顺差大幅增长的重要根源,它的形成标志着以大型国企为代表的国有垄断资本与外国资本已结成某种“非神圣同盟”,将私营企业牢牢压制在了产业链的低端 。由此又进一步形成了与国内产业低端制造(装配)相适应的抑制消费、创新和就业的投资-出口依赖型的畸形经济结构。这种畸形的产业格局和经济结构对中国的现代化极其不利,而这恰恰是中国扭曲的国家资本主义亦即“中国模式”的特色!

  2.“中国奇迹”的背后:新型依附

  没有产业升级的成功,赶超便无从谈起。中国入世后,国家促进赶超的功能严重弱化,国内“体制”对发展的重要性已退居其次。在“发展空间”剧烈萎缩的情况下,产业升级的失败表明全球化对中国的赶超已构成首要的也是根本性的阻碍。既然如此,中国入世后出口导向的经济高速增长必然不是(如19世纪西欧国家那样)来自快速工业化的推动,而是来自于全球化带来的外需的扩大。但全球化并非中国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中国政府于2002年下半年开始执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从供给方面为中国粗放的工业扩张以及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开发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奇迹”的出现正是两者结合的产物。

  这种以增长绩效为主题叙事的“中国奇迹”显然不能代表中国全球化发展模式的成功。相反,增长与赶超(发展)的脱节表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它刺激了中国出口导向高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赶超。这种“有增长无发展(狭义指赶超)”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无技术的工业化”,或曰“依附发展”。这是一种有别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不发展”的新型依附。这种建立在“无技术工业化”基础上的经济“成功”本身即孕育着内生性的经济危机。主要体现在:中国的经济“成功”所倚赖的“低人权”的比较优势因日趋激烈的社会反抗而难以持久;与此同时,面对信贷过度扩张、海外资源巨量进口以及工资成本上升等带来的通胀压力,既无技术优势、也无产品定价权的中国企业无法通过向低工资国家转移部分产业,亦即主动的“产业空心化”的形式来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对已濒临枯竭的本国资源的消耗。在此情势下,维持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只能依靠持续的货币超常供应以及能源和原材料的大量进口。这最终在2007年底酿成了虚拟经济的严重泡沫和全面通胀的局面。

  通胀的产生以及贸易条件的恶化,表明全球化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已基本耗尽。2007年底,中国爆发实体经济危机,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制造业企业因无法消化人民币持续升值以及不断上升的生产成本大批倒闭。2008年,大约20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被迫返乡。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并非引发中国经济危机之源,不过是加剧了中国的危机而已,因为美国直到2008年12月才进入经济衰退。中国的实体经济危机说到底是全球化带来的产业发展的危机。正因为全球化阻碍了中国赶超,导致本国企业产业升级失败,中国始终无法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型发展模式。面对发达国家进口需求的大幅萎缩,2008年底,中国当局在通胀威胁尚未消除的情况下,便匆忙推出了“四万亿”的庞大财政刺激计划,试图通过债务融资,大举投资基础设施来拉动经济增长,为此不惜放弃反通胀目标和进一步加大产能过剩。这种对凯恩斯主义的误用埋下了未来经济发生滞胀以及债务危机的巨大隐患。

  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以及产业升级的巨大困难意味着中国不可能是世界经济“新的中心”,一个“无技术工业化”的中国无法像战后初期的美国那样,凭借强大的工业实力和货币霸权为世界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帮助世界经济复苏。相反,权贵资本主义造成的严重两极分化以及产业升级的失败极大地抑制了内需,迫使全球危机中的中国再度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以稳定出口。问题是,中国的经济规模过于庞大,且出口依存度偏高,巨量廉价商品的出口不但造成了发达国家的巨额贸易逆差,也冲击了许多同样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以及海外市场。这不仅加剧了全球失衡,更令中国树敌于全世界,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此起彼伏。受困于产业升级滞缓的中国政府无法在人民币汇率上做出更多的让步,为维持国内的生产和就业,中国政府提出“进出口并重”,强调“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冀望以此纾解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

  3.摆脱依附之途:更大程度的全球化?

  国内企业对“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的持久性依赖充分彰显出中国并无工业化之实。面对内外危机的重重压力,中国决策者终于认识到,目前的发展道路是一条致国内产业被压制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制造环节、勉强维持低水平国际竞争力的“低端之路”,这样的“发展”不可能导向真正的经济现代化;改变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现代化最后的机会。于是,产业升级被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

  2010年10月,中国政府做出决定,“加快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是使中国在2020年跻身于创新型国家的行列,技术对外依存度降低至20%以下。

  问题在于,无论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都不涉及对全球化的深刻反思,因而也就不可能意味着在此基础上国家发展方针的根本性调整,而不过是中国在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规则框架内实施自主创新政策的延续。在全球金融危机高峰期间,中国官员和领导人在多个国际场合不厌其烦地鼓吹自由贸易,其调门之高,态度之真诚,甚至比之发达国家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当然不是中国工业化成功带给他们的“理论自信”,而是因为“如果离开多边自由贸易,高度全球化的中国制造业势将难以生存”。

  中国决策者对国家依附发展的现实了然于胸,然而,他们对全球化的热衷却绝非出自权宜之计。毕竟,全球化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满足了中国当局机会主义的政治合法性诉求;与此同时,“无技术工业化”的依附发展所催生的政治心理也支配了他们的政治潜意识,使其不但不愿意相信全球化是造成中国经济转型困难的重要根源,相反,却继续视全球化为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唯一坦途。2011年1月,中国经济领导人在访问德国时,首次提出了中国计划在2020年完成工业化的时间表;为此,他表示,中国将扩大对外资的开放,“引进先进技术、管理技巧以及高技能工人和资本”。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仍无雄厚的技术实力,依然要靠外资甚至外国技术工人的帮助来实现现代化,这足以证明中国已深陷依附发展的陷阱

  无独有偶,中国在2013年7月10~11日与美国举行的第五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所做出的实施更大规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承诺,则进一步暴露出中国当局已丧失自主发展的意志。中国同意与美国谈判缔结一个“高水准”的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内容涉及美国在华投资的各个阶段以及中国全部的经济领域,包括更大程度的市场准入、撤除投资壁垒、确保中方不强加技术转让要求以及更大的透明度。“这是中国首次与一个外国政府谈判如此高度自由化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国还承诺向美国公司开放服务业,包括电子商务和商业保理业务;同意尽快向世贸组织提交覆盖面更广泛的GPA,等等。

  无疑,上述自由化承诺一旦实施,将导致中国残存的发展空间丧失殆尽。然而,伴随这一前景的却是中国“强国家”的持续甚至进一步的软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巨额科研投入被制度性腐败所吞噬 ,其二,中央政府角色不当,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混乱不堪。2012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1.97%,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大量的科研经费被贪污或挪用,科研腐败极其严重。在产业振兴方面,中央政府虽然提出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却仍没有吸取以往“软中央”致产业政策无效的历史教训,没有通过授权单独部门或部委就统一实施产业振兴进行集中的规划布局和政策协调,依旧把产业政策的实施权力交予地方当局,从而导致产业发展极度混乱和资源的严重浪费。

  以光伏产业为例。在2008年以来短短几年时间里,全国光伏企业遍地开花,总数量竟多达500多家(仅江苏一省就有58家),多数不符合工信部的《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这些企业技术水平普遍低下,靠引进先进设备和关键部件完成低端组装,这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被舆论讥讽为“一个毫无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或“披着高科技外衣的制造业”。虽然如此,大批光伏企业制造出的产品却因中央部委之间政策协调不力无法并入国家电网,不得不竞相以低价向国际市场倾销,发达国家的反倾销以及巨大的银行偿债压力最终导致许多国内的光伏企业倒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无锡尚德集团。

  更大规模的经济自由化与“软国家”并存,预示着中国试图在已近荡然无存的“发展空间”内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努力很难取得成功。2013年1月,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对中国五大企业华为、尚德、联想、上汽集团以及南车集团的竞争力做了细致的个案研究后发现,除了华为的创新能力相对较强外,其他企业在“重大创新”方面均无建树。例如,作为汽车业龙头的上汽集团“基本上没有技术,更谈不上自己的技术”。

    同年10月,国际权威商业数据提供商汤森路透公司根据“专利数量、成功度、全球应用以及影响力”四项标准遴选出全球100强创新企业,中国除台湾一家半导体-电子元件企业(台积电,TSMC)于2013年进入百强外,大陆及香港企业无一家跻身其中,而美国的世界顶级创新企业多达45家,日本企业有28家,欧洲企业有22家(表五)。

  惊人的创新差距正是中国“无技术工业化”的真实写照,这与中国官方对本国产业技术状况的总体认知也基本吻合。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经济蓝皮书》指出,中国“很多行业的高端环节大量依赖进口,例如,芯片90%依赖于进口,每年进口额超过石油。类似情况还存在于其他行业。发动机、液压、传动和控制技术等关键零部件上中国核心技术不足,严重依赖于进口;高端医疗器械70%至80%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或外资品牌”。

  事实上,即使是在中国最尖端的也是自身技术积累最成功的航空航天领域,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十分有限,同样依赖技术引进(表六[a & b])。以航空工业为例。2007年,中国政府重新启动了“大飞机项目”,为此专门于2008年5月成立了以国资委为其最大出资方的大型国企——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中商飞”),承接已于2002年开始起步的ARJ21支线飞机和C919干线飞机的研制和生产。不出所料的是,这两大飞机项目的系统供应商全部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表七),中商飞只负责将各种部件组装在一起。尽管如此,中商飞在系统集成和项目管理等方面仍遭遇到一系列困难,不得不将两大飞机的交付时间一再延后。

    与此相比,日本三菱重工的支线飞机项目(MRJ)虽然起步较晚(2008年),但交付时间却可能要领先于中商飞(2014年)。在其全球30家(多数为美国公司)系统供应商中,有2家日本企业名列其中,分别负责飞行控制系统和起落架的生产。日本以其雄厚的工业技术实力,要想在世界飞机制造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尚且不易,由此可见中国与西方技术差距之巨大。上述事实充分证明,全球化没有使中国崛起为德国或日本那样的一流工业强国。虽然中国经济结构早已实现从农矿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生产和出口为主的“现代化”转型,但中国始终未能实现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制造转变的产业升级,而这才是当今时代工业化的真实内涵。迄今,中国依然是“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国而非输出国技术对外依存度仍高居50%以上(远高于日本和美国的5%以下),不但没有较2006年时有明显下降,反而有进一步升高之势。这表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没有改变,官方对此也毫不隐晦。这样的国家纵然有极其庞大的经济规模,也难以称得上是一个“经济超级大国”。

结论

  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远非成功,国内产业对西方先进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持久性依赖,从根本上粉碎了中国依托自由主义全球化实现崛起的神话。

  中国全球化发展模式的实质是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这一扭曲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当的国家干预)与全球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相结合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中国的依附发展和对全球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深度依赖,这从根本上偏离了以自主发展为特征的现代化正途,因而也无法构成将所谓的“中国模式”向世界推广的软实力。

  工业化是个现实问题,它绝非如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所坚信的——是个能够自我实现的预言,也绝非只是个时间问题——能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自然而然地实现。没有一批“管理专业的本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工业化将毫无希望。中国的依附发展表明,中国企业已被全球化的自由化规则牢牢锁定在了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主宰中国市场的是外资而非中国产业,中国产业所从事的少量高技术活动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名不副实的。这充分证实了Amsden的著名论断:“后起国家(若片面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专注于低技术产业,未必能够实现工业化”。因此,仅仅经济增长一项指标在任何意义上都构不成中国崛起的有力证据;全球化没有导致中国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强国,中国赶超西方的前景依然渺茫。

  时至今日,中国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全球化的“现代化陷阱”已在思想和体制上形成强大的路径依赖,导致中国难以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改弦更张,转向“内需主导与浅度全球化”相结合的自主发展的新模式,这从所谓的“上海自贸区”的提出和实施就可见端倪。美国也绝不允许中国走上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外的另类发展道路,以摆脱对全球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依附。但问题是,全球化所导致的中国依附发展是一种制度性无出路,这不仅是因为作为全球经济“最大亮点”的中国经济增长本身因环境和资源瓶颈的掣肘而越来越难以为继,还因为“中国崛起”造成的幻象极可能导致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在远东重演。

  这一前景对于试图通过自由主义全球化将中国改造为和平伙伴的西方世界来说不啻于莫大的讽刺。而对于中国而言,无论出现上述哪种经济和政治后果,都可能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打断。当然,更直接和现实的危险还是来自中国自身。经济的泡沫化和纠正全球失衡的刚性压力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触发中国虚拟经济“泡沫崩溃”以及实体经济“去工业化”的双重危机;后一情形更值得忧虑,因为无论是本国制造业的萎缩还是外资撤出中国(即“去工业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目前仍主要依靠工业部门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其经济和社会后果都是极其危险的,也是比日本泡沫崩溃后的“经济停滞”更为可怕的经济灾难。

  表一:2005年1-12月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按企业性质分类统计(金额单位:亿美元)

  
(相关简介:岳健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先后任教于伦敦国王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警惕失控的民粹主义毁掉中国经济的前途

----应加快推进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育

2014-09-27

  改革开放35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曾经单纯的“赶超”开始被“继续赶超”与“防范被赶超”所取代,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也让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拥有了世界级的生产能力与市场规模,下一步中国经济怎么走,在转型中需要坚持什么,警惕什么?

  近日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的转型要从大的格局去考虑。社会对投资、出口、内需的关系存在误读,“三驾马车”成就了中国经济,未来依然要保持活力,如果人为降低投资和出口,将会使中国失去优势,被赶超。

  梅新育认为,中国巨大的产能需要输出,国家已经有能力通过稳定贸易伙伴宏观经济来稳定贸易伙伴的市场需求,鉴于综合经济优势正在凸显,中国应该加快推进中国版“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外贸实际情况好于统计数据

    《中国经营报》:今年前4个月中国外贸出现了进出口、进口“双降”局面,但前8个月的总数据又向好,你怎么看待中国外贸的发展状态?

  梅新育:根据我们的调研,今年的外贸实际状况要好于统计数据,尤其是前4个月的“双降”很大程度与去年末的基数有关。前8个月的数据反映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复苏强劲,说明这些产业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强。

  最近几年,随着东南亚、南美、东欧、非洲等新兴经济体的兴起,中国劳动力成本、生产要素成本等不断攀升,很多人认为中国制造的优势已经消失。但我认为外向型制造业的竞争力除了成本因素外,还要考虑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稳定性差,通货膨胀率会比较高,也意味着工资水平膨胀会比较快,同时工潮频繁损害效率,成本优势会很快消失。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三来一补”贸易在珠三角全面铺开,如果假设广东是一个单独的国家,迅速增长的出口,很快就会导致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方面的成本上升,导致通货膨胀,制造业的竞争力很快就会被削减。广东的成功就在于它是中国的一个省,全国数以亿计的劳动力“蓄水池”存在或流入,能让广东维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这个比较长的时间里,广东和全国的配套产业体系培育和成长赢得了足够的空间和时间。

  就珠三角和全国的上述客观条件而言,其他绝大多数后发国家都不具备,比如像越南、柬埔寨、非洲国家、南美国家。以巴西为例,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中国铁矿石的主要来源国之一,过去10年初级产品的牛市已经对它的制造业和出口商品构成形成了“去工业化”的影响。

  我认为,中国制造2008年以来的转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虽然出口的产品可能还是传统的产品,但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品牌、设计,有的还进入了流通环节。比如说,假设一个行业原来做贴牌主要是给国外企业做,现在主要是给内资企业做,这就是进步,说明中国的产品地位提高了。

  转型不能搞的太极端,不是说所有企业都要去做自有品牌,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由品牌、渠道企业和加工企业组合而成,这样的产业体系才是有弹性的,如果所有企业都去做品牌和渠道,那这个体系必将是没有效率的。整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和转型有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和关系,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太依赖出口”“投资率过高”等说法站不住脚

    《中国经营报》:投资、出口、内需被视为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国一直被国内外经济界人士诟病投资率过高,对出口依赖过高,而内需不足,你怎么看待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

  梅新育:从我们整个经济的转型升级来看,比较多的意见是,我们太依赖出口,投资率过高,但我认为这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就出口方面,中国是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我们的很多产业不是一开始就面向全球市场来建立,那么我们的经济潜能就不能得到激发,巨大的产能也得不到充分的利用。

  比如中国的玩具曾经占到全世界7成,纺织服装2013年占全球市场的36%,在技术含量高的领域,2013年,中国手机产量占了全世界81%,装备工业产出占全世界三分之一,这样的规模天然要求面向全球市场,而且我们的企业规模做到这么大,必然要求市场全球化,来平抑收入可能存在的波动。

  现在,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两位数增长率的时间已经告一段落了。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的产业如果不能在增长率较高的市场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就意味着我们的产业在全球产业中的“江湖地位”下降。

  以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很单纯,就是“赶超”,现在我们是第一工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第二经济大国,虽然还有继续赶超的任务,但另一个任务日益突出,那就是“防范被赶超”。

  中国这么快就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民勤奋,政府明智、坚强有力,经济发展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但还有一点,是我们的竞争对手采取了一些我认为是自废武功的做法。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美国就流行制造业是夕阳产业之类的理论,片面主张大力发展服务业,不少国家采纳了这一观点,主动去工业化,这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的发展。

  现在中国会不会重蹈上述自废武功的做法呢,我认为是可能的。现在社会对外贸出口的认识,对投资的认识,以及对某些新兴产业的认识存在偏差,还有对福利的要求,对外援的非议等也都形成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舆论氛围。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在我们是更上层楼,还是被赶超,选择权在我们自己手中。占领市场是艰难的,但要丢掉却很容易,需要警惕失控的民粹主义毁掉中国经济的前途。
 

 

 

 

     (大军网编者按:中国像一片干旱的大地,等待雨水滋润。中国经济也像一块干旱的荒原,期待更多的资金注入。目前全球的投资资本仍在积极投入中国。一旦有机会,这些资本会蜂拥而至。)

揭秘入主中石化的25家投资者基本信息

石化板报

2014-09-14

    1、 北京隆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隆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徽投资”),一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法律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地和主要办公地点均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27号院盘古大观写字楼28层,法定代表人为张一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隆徽投资的唯一股东为三洲隆徽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储小晗。三洲隆徽实业有限公司2013年度资产总额约人民币57亿元,净资产约人民币28亿元,2013年度营业收入约人民币32亿元,净利润约人民币4.67亿元。

    2、 渤海华美(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渤海华美(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渤海华美基金”),一家专为本次增资之目的根据中国法律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注册地位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办公地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9号华贸中心写字楼2座31层3101室,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

    渤海华美(上海)股权投资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华美管理公司”)是渤海华美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渤海华美管理公司是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管理公司”)下设并控制的专注于并购及国企改革投资的公司。截至2013年底,渤海管理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2.63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36亿元,其管理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是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设立的人民币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人民币200亿元。渤海华美基金的主要投资人包括渤海华美(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鼎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嘉豪投资企业等。根据渤海华美基金的说明,渤海华美基金后续将根据本次增资的实际情况增加其他投资人。

    3、 CICC Evergreen Fund, L.P.

    CICCEvergreen Fund, L.P.(以下简称“CEF”),一家专为本次增资之目的根据开曼群岛法律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其注册地和主要办公地点均位于94Solaris Avenue,CamanaBay, P.O. Box 1348,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

    CEF的普通合伙人为CICCInvestment Group Company Limited控制的CICC Evergreen Fund GP, Ltd。截至2013年底,CICC Investment GroupCompany Limited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总资产为64,550,718美元,净资产为38,885,111美元,2013年度营业收入为17,541,879美元,净利润为11,347,339美元。

    除CICC Evergreen FundGP, Ltd外,CEF的投资人还包括ChinaRenaissance Capital Investment Inc控制的Graceful Field Worldwide Limited、Richard Merkin控制的Star MeasuresInvestments, LLC、LegacyHarmony GP, L.P.控制的LegacyHarmony Investment Partnership, L.P.、Legacy Capital GP, L.P.控制的Legacy Capital, L.P.、Legacy Capital GroupLLC控制的LCIII, LLC,以及HuFa Kuang / Hu Young Sai Cheung / Hu Shao Ming, Herman / Hu Liang Ming, Raymond共同控制的SpotOn Services Limited。

    4、 信达汉石国际能源有限公司(Cinda Sino-Rock International Energy CompanyLimited )

    信达汉石国际能源有限公司(CindaSino-Rock International Energy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信达汉石能源”),一家专为本次增资之目的根据BVI法律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位于英属维尔京群岛,主要办公地点位于P.O.Box 957,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Islands,法定代表人为章凯,注册资本为50,000美元,主营业务为投资。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控制的信达汉石投资(开曼)有限合伙企业(CindaSino-Rock Investment (Cayman) Limited Partnership,以下简称“信达汉石投资”)全资持有信达汉石能源。中国信达控制的信达汉石投资(开曼)有限公司(CindaSino-Rock Investment (Cayman) Limited)和Innotek Resources Limited分别为信达汉石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截至2014年6月30日,中国信达的总资产约为人民币4,822亿元,净资产约为人民币908亿元;2014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约为人民币258亿元,净利润约为人民币54亿元。

    5、 Concerto Company Ltd

    Concerto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Concerto”),一家专为本次增资之目的根据开曼群岛法律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办公地点位于Intertrust Corporate Services (Cayman) Limited, 190 Elgin Avenue,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9005, Cayman Islands,注册资本为5万美元,主营投资业务。

    Concerto由HOPU Fund Holding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厚朴投资”)实际控制的HOPU SPM Special Fund L.P全资拥有。Concerto的实际控制人厚朴投资是中国领先的私募股权基金,目前管理资产总规模30亿美元。厚朴投资的三位普通合伙人为方风雷先生、毕明建先生、刘德贤先生。除厚朴投资外,HOPU SPM Special Fund L.P的投资人还包括由厚朴投资实际控制的HOPU USDMaster Fund II, L.P.、Ontario Teachers' Pension Plan、由中银国际实际控制的BOCI Financial Products Ltd(中银国际金融产品有限公司)以及由中银国际基建基金实际控制的Unique Glory Investment Ltd。

    6、 Foreland Agents Limited

    ForelandAgents Limited(以下简称“FAL”),一家专为本次增资之目的根据BVI法律设立的有限公司,注册地位于P.O.Box 957,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Islands,主要办公地点位于香港皇后大道中99号中环中心35楼,法定代表人为李华刚,注册资本为5万美元,主营业务为投资。

    FAL的实际控制人和唯一股东为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截至2013年底,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218.81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80.58亿元;2013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622.63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0.90亿元。

    7、 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国法律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奎照路443号底层,主要办公地点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17号北京银行大厦7层,法定代表人为库三七,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主营业务为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及证监会允许的其他业务。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2013年末管理资产规模接近人民币400亿元,截止目前管理资产规模超过人民币1,300亿元。

    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3年末,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42只公募基金和逾160个年金、专户组合,管理资产总规模逾人民币2,300亿元,总资产人民币13.42亿元,净资产人民币10.11亿元,年度净利润人民币3.18亿元。

    8、 Huaxia Solar Development Limited

    HuaxiaSolar Development Limited,一家根据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律设立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美元,法定代表人为崔强,实际控制人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基金”)。华夏基金间接持有HuaxiaSolar Development Limited 100%的股权。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华夏基金资产管理规模达人民币3,333.74亿元,其中公募基金44支。华夏基金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总资产为人民币43.3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34.3亿元,2013年度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30.5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9.7亿元。

    9、 HuaXia SSF1 Investors Limited

    HuaXia SSF1 Investors Limited,一家根据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律设立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美元,法定代表人为崔强,实际控制人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基金”)。华夏基金间接持有HuaXiaSSF1 Investors Limited 100%的股权。华夏基金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见上述关于HuaxiaSolar Development Limited基本情况的介绍。

    10、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嘉实元和直投封闭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认购销售公司本次增资。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拥有证券投资基金募集与管理、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企业年金投资管理人、基金公司境外证券投资管理业务和基金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截至2014年6月30日,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超过人民币3,600亿元。

    11、嘉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嘉实元和资产管理计划1号、嘉实元和资产管理计划2号、嘉实元和资产管理计划3号等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认购销售公司本次增资。嘉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是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12、Kingsbridge Asset Holding Ltd

    KingsbridgeAsset Holding Ltd(以下简称“Kingsbridge”),一家根据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律注册的有限公司,为RRJCapital Master Fund II(以下简称“RRJFund II”)私募基金旗下的全资子公司。RRJCapital专注于泛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地区的投资机会,目前管理的基金总规模为59亿美元,其中第二期基金(即RRJFund II)为36亿美元。RRJ Capital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OngTiong Sin(“RichardOng")和OngTiong Boon("CharlesOng")。

    RRJFund II在2013年度净利润(包括实现及未实现的投资利润)为2.127亿美元,截至2013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11.2亿美元,净资产为8.96亿美元。

    13、New Promise Enterprises Limited

    NewPromise Enterprises Limited(以下简称“NPEL”),一家根据BVI法律设立的有限公司,注册地位于P.O.Box957,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主要办公地点位于香港中环康乐广场一号怡和大厦四楼409室,法定代表人为路博,注册资本为5万美元,主营业务为投资。

    NPEL的股份分为有投票权股份和无投票权股份,其中有投票权股份均由海峡汇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基金”)间接持有,无投票股份均由海尔集团公司间接持有。海峡基金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下属的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享有NPEL管理控制权的海峡基金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设立的专业化投资公司,主要开展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业务,截止2014年7月31日共设立基金14只,管理资产总规模实到金额为人民币164亿元。

    14、Pingtao (Hong Kong) Limited

    Pingtao(Hong Kong) Limited(以下简称“Pingtao”),一家专为本次增资之目的根据香港公司条例设立的有限公司,注册地和主要办公地点均位于Level54, Hopewell Centre, 183 Queen’s Road East, Hong Kong,授权代表为公司董事QinXuetang(秦学棠),注册资本为港币1元,主营业务为投资控股。

    Pingtao实际控制人是复星国际有限公司(FosunInternational Limited,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截至2013年底,复星国际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831.24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613.00亿元;2013年收入为人民币510.17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78.53亿元。除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外,Pingtao的投资人还包括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控制的瀚高有限公司(HAN GAO Limited)、Hamilton Lane Co-Investment GP III LLC控制的Hamilton LaneCo-Investment Fund III Holdings LP、HL NPS Co-Investment GP LLC控制的HL NPS Co-InvestmentFund LP、HamiltonLane Investors GP LLC控制的HamiltonLane Investors LP, solely in respect of its Series VR-P、HL InternationalInvestors GP LLC控制的HLInternational Investors LP, solely on behalf of Series J、HLInternational Investors LP , solely on behalf of Series K和HL International InvestorsLP, solely on behalf of Series L,以及郑俊豪先生控制的中国裕福支付集团有限公司(ChinaYu Fu Payment Group Company Limited)。

    15、青岛金石智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青岛金石智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石智信”),一家专为本次增资之目的根据中国法律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注册地位于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2001,主要办公地均位于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第20层,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徐忆婕,目前的认缴出资规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1亿元,主营业务为投资咨询、投资管理、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金石智信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青岛金石润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截至2013年12月31日,青岛金石润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7,505.85万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2,741.26万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4,190.41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731.28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青岛金石润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石智信的投资人还包括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金石投资有限公司。根据金石智信的说明,金石智信拟为本次增资之目的新增其他投资人,拟加入的投资人包括自然人郭曼控制的航美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自然人夏曙东控制的北京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昊德嘉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制的浙江海宁嘉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自然人陶灵萍控制的西藏山南天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自然人吴红心。

    16、Qianhai Golden Bridge Fund I LP

    Qianhai Golden Bridge Fund I LP(以下简称“Qianhai”),一家专为本次增资之目的根据开曼群岛法律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主要办公地点位于4th floor, Harbour Place, 103 South Church Street, PO Box 10240,Grand Cayman KY1-1002,Cayman Islands,主营业务为开曼群岛法律允许的所有非公开业务。Qianhai的普通合伙人为中金前海发展(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控制的QIAN HAI GOLDEN BRIDGE MANAGEMENT LTD。中金前海发展(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设立于深圳前海特区的独立决策运营的基金管理公司,其股东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Qianhai的实际控制人中金前海发展(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主营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等业务,目前的资产管理规模超过人民币100亿元。

    17、深圳市人保腾讯麦盛能源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人保腾讯麦盛能源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人保腾讯麦盛能源基金”),一家根据中国法律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注册地位于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主要办公地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绿景纪元大厦53层53A、53C单元,执行事务合伙人之委派代表为李向鸿先生。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投资顾问,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人保腾讯麦盛能源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为深圳市保腾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目前由深圳市麦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00%持有。除深圳市保腾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外,人保腾讯麦盛能源基金的投资人还包括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由腾讯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控制的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及由李向鸿控制的深圳市麦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已与深圳市麦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从深圳市麦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让深圳市保腾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4.5%的股权,目前正在进行工商变更登记。

    深圳市麦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在册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实际控制人为李向鸿先生。截止2013年底,深圳市麦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3,331.42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466.01万元,总收入为人民币839.26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97.58万元。

    18、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命人寿”),一家根据中国法律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办公地点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A栋32层,法定代表人为方力,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17.52亿元,经营范围包括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寿险、个人年金保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险、团体终身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团体长期健康保险等产品及服务以及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人身保险业务。生命人寿的最终控制人为张峻、张逢源、陈小兵、张仲耀和王向阳。

    生命人寿目前共拥有35家分公司,1,000多个分支机构和服务网点。截至2013年底,生命人寿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959亿元,2013年度总保费收入约为人民币710亿元,净利润约为人民币54亿元。

    19、天津佳兴商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天津佳兴商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佳兴”),一家专为本次增资之目的根据中国法律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注册地和主要办公地点均位于天津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55号皇冠广场3号楼科技大厦一层102-9室,主营业务为对商业零售业进行投资、投资咨询服务。

    天津佳兴的普通合伙人为中金佳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佳成”)实际控制的中金佳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截至2013年底,中金佳成经审计后的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6.01亿元,净资产总额为人民币5.29亿元,2013年度合并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83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8,493.93万元,中金佳成及其关联公司管理资产规模达82.69亿人民币和10.95亿美元。


除中金佳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外,天津佳兴的投资人还包括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控制的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余海军控制的宝利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金佳成控制的天津佳泓商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自然人赵海月控制的青岛密莎投资创业有限公司以及自然人李东声控制的天地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新奥能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新奥能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ENN Energy China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新奥能源”),一家根据香港公司条例设立的有限公司,其主要办公地点位于香港金钟道89号力宝中心一座31楼3101–04室,已发行股本为港币1.00元,目前暂无实际经营业务。

    新奥能源的控股股东为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控股”),一家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新奥控股的最大股东为其主席王玉锁先生及其夫人赵宝菊女士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ENNGroup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该公司持有新奥控股约30.11%的股份。根据新奥控股截至2014年6月30日的未经审核合并财务报表,新奥控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365.8亿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126.76亿元;根据新奥控股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经审核合并财务报表,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的财政年度,新奥控股的营业额为人民币229.66亿元,除税前盈利为人民币27.6亿元。

    21、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养老”),一家根据中国法律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和主要办公地均位于上海市浦东南路588号7楼A区、B区,法定代表人为马力,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87,609,889元,主营业务为从事养老金受托、账户管理及投资管理服务。截至2014年6月30日,养老金受托管理资产规模达人民币446.85亿元(其中企业年金规模人民币395.11亿元),养老金委托投资管理资产规模达人民币490.01亿元(其中企业年金规模人民币417.92亿元),总管理资金规模达人民币936.86亿元。

    长江养老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13年底,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7,235.3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为人民币989.68亿元;2013年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931.37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92.61亿元。

    长江养老目前共有12家股东,包括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国务院国资委控制的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网公司控制的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国资委控制的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和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控制的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22、中国德源资本(香港)有限公司

    中国德源资本(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德源”),一家根据香港公司条例设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办公地点位于香港皇后大道中15号置地广场公爵大厦33层,最终实益控制人和独任董事为朱新礼先生。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香港德源的已发行股份数目为1股,总金额为港币1元。

    香港德源及其母公司汇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源控股”)的主要业务均为投资控股,而汇源控股间接持有上市公司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源”)超过50%的股权。截至2013年12月31日汇源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72.1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07.2亿元,2013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45.0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3亿元。

    23、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一家根据中国法律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的注册地和主要办公地点均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6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82.65亿元,主营业务为提供寿险、健康险、意外险等相关服务和相关政策允许的参控股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等其他业务。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作为中国人寿的控股股东,持有中国人寿68.37%的股份。

    截至2013年底,中国人寿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9,729.41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225.85亿元;2013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4,236.13亿元,净利润人民币250.08亿元。

    24、中国双维投资公司

    中国双维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双维投资”),一家根据中国法律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其注册地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9号,主要办公地点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5号鑫茂大厦北楼5层,法定代表人为郝和国,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亿元,主营业务为新能源、节能、环保项目投资与资产管理;煤炭项目投资;煤化工项目投资、产品研发;铁路、公路、港口物流项目投资与经营;电厂项目投资与经营;烟用材料项目投资与经营;资本运营等。双维投资的唯一股东为中国烟草总公司。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双维投资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322亿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319.2亿元。2013年度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4.52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3.89亿元。

    25、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邮保险”),一家根据中国法律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甲3号金鼎大厦B座6层,法定代表人为刘明光,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5亿元,经营范围为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2014年6月底,中邮人寿总资产近人民币650亿元。截至2013年底,中邮保险的总资产为人民币510.67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30.87亿元;2013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40.66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67亿元。中邮保险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中国全球竞争力排名升至第28位

----全球竞争力报告

2014-09-10

    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2014~2015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瑞士连续六年拔得头筹,新加坡紧随其后,美国连升两位,排名第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新排名升至第28位,大幅领先“金砖五国”其他成员。

    根据该报告的全球竞争力指数 (GCI),中国、日本和东南亚最大的五个经济体取得了积极进步。亚洲有三个经济体跻身前十,分别是新加坡(第2位)、日本(上升3位到第6位)和中国香港(第7位)。报告主要从两方面着眼:其一,以结构性改革促进长期经济发展,但目前仍进展不足;其二,创新、人才开发和制度保障决定各国的竞争力。

    近年来,创新不断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命脉。报告指出,中国创新实力持续改善,但仍非创新强国(innovation powerhouse),不能骄傲自满。世界经济论坛中国区执行董事施力伟(Olivier Schwab)在接受《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称:“中国目前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站在同一创新的‘起跑线’上。在技术创新的新形势下,对于长期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中国而言,自动化、加强供应链效率等至关重要。”

    强者之鉴

    结合历年排行便不难发现,瑞士、新加坡、美国、芬兰、德国、日本、中国香港、荷兰、英国和瑞典等国家和地区已至少连续3年占据全球竞争力排名前十。

    相关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称:“这些发达经济体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善于开发、吸引并利用现有人才,并且大力投资研发和技术创新,因此得以持久保持创新活力。”

    “状元”瑞士已盘踞榜首六年之久,这主要归因于其透明高效的制度、运转良好的市场及强大的创新力,以及世界一流的教育水平和科研机构。

    新加坡高居第二,这主要受益于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 发展及基础设施方面的良好表现。

    对于位居第七的香港,其强有力的竞争优势在于高效的市场,特别是高效配置人力资源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

    《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竞争力排名依据是“全球竞争力指数”(GCI),该指数由世界经济论坛在2004 年推出,从12个方面衡量一国(地区)综合竞争力状况,即采用12个衡量指标,分别为制度、创新、宏观经济环境、医疗卫生和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技术就绪度、市场规模、商业成熟度及创新。

    “金砖之冠”中国的喜与忧

    在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今年的竞争力排名上升一位至28位,巩固了作为最具竞争力的“金砖国家”地位——俄罗斯(第53位)、南非(第56位)、巴西(第57位)、印度(第71位)。

     报告中,中国的硬件优势和软件劣势“跃然纸上”。庞大的市场是中国的长期优势,竞争力排名高达第二位;相较之下,位列第83和第65的技术就绪度和高等教育构成了中国软件条件的主要短板。

    此外,报告列举了对中国商业环境影响最大的五个因素——融资困难、腐败、税收规则、基础设施和繁琐复杂的审批和手续。

    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说,市场规模越大,市场效率越高。然而,中国似乎没有利用好市场规模的优势。报告指出,银行业的脆弱性、市场准入方面的种种限制措施和壁垒、投资规则等也极大限制了中国的竞争力。可见,要提高中国竞争力,改革是绕不过的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核心便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此外,从源头上遏制腐败也是改革的关键。

    不过,中国的积极面也不容忽视。报告指出,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情况依然喜人(第10位):通胀小于3%,预算赤字有所下降,公共债务占GDP比例为22.4%,处于全球最低水平区间。不过,中国储蓄率仍高达50%,考虑到中国经济从投资转向消费的再平衡需要,储蓄率可能仍旧太高。

    报告特别提出,中国目前总体趋势良好,创新实力持续改善,但仍非创新强国,不能骄傲自满。目前,中国已逐渐不再享有廉价劳动力,必须创造高附加值工作,以迎合不断改善的生活水平。

    “铜牌得主”美国的挑战

    美国连续两年提升了竞争力排名,一举超越芬兰和德国,斩获铜牌。“高处不胜寒”,美国的高位攀升确实不可小觑,然而其并非高枕无忧。

    报告显示,美国的“晋升”归功于其在制度体系和创新力等领域得分较高,且在金融市场等方面有所改善。此外,卓越的大学系统鼓励科研商业化,也进一步激发了企业的创造力。今后,随着美国不断步入复苏轨道、失业率亦大幅下降,它可进一步发挥结构性优势,扩大生产力。然而,美国仍前路漫漫。“对于美国而言,迎接未来的最大挑战便是突破两大难题:改善制度,扩大基建、教育等投资以弥补技能缺口。”世界经济论坛高级经济学家 Margareta Drzeniek表示。

    她指出,目前美国对于基建的投资仅占GDP的0.6%,这低于任何一个OECD成员国。此外,美国教育质量亦存隐患:健康和初等教育质量位列36位,数学科学教育质量仅为51位。这对任何一个创新大国而言都是极大的隐患。然而报告显示,上述两大难题的解决或面临阻碍。制度方面,美国在浪费性政府支出、政府官员徇私和公众信任度等指标上仍呈弱势;宏观经济环境(第113位)方面,情况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回旋的空间:预算平衡(第130位)和政府债务(第134位)的恶化挤压了基建和教育等投资的空间。

    除美国之外,欧洲国家的竞争力呈现出新面貌——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与未实施改革的国家之间出现了分化。西班牙(第35名)、葡萄牙(第36 名)和希腊(第81名)等几个受到经济危机重创的国家在市场运作方式和生产性资源分配方面有明显进步。相较之下,由于对结构性改革迟疑不定,法国(第23名)和意大利(第49名)的经济“久病不愈”。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近日强调,结构性改革需要严肃对待,没有重大的结构性改革,财政和货币政策不会有显著效果,改革包括产品和劳动力市场改革、改善商业环境。

 

 

 

 

 

华为要的是全世界

深圳华为公司总裁 任正非

2014-09-12

(本文是9月5日任正非在无线业务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一、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要敢于打破自己的优势形成新的优势

    网络将变得越来越扁平,越来越简单,宽带很宽,接入网络会像接自来水管一样简便,Bit成本将大幅降低。未来面临的是超宽带后还有没有什么带,竞争到底是从室内走向室外,还是从室外走向室内,这条技术路线没有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不会甘于输掉,美国执意WiFi全频率开放的目的还是为了从内往外攻。漫游问题一旦解决,华为的优势就不一定存在了,这是我对未来的看法。

    爱立信是一面旗帜,它要维护旗帜的威望只能从外往内攻。华为不是旗帜,不管是左手举旗(从内往外攻),还是右手举旗(从外往内攻),都是很灵活的,最后不管哪一头胜利,总会有华为的位置。也许将来是内、外方式融合。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力量非常强大,我们要重视它对未来标准的认识。如果美国不用TDD,它就不可能成为国际标准;如果美国推动WiFi,WiFi就能进攻这个世界。美国还是一个创新力井喷的地方。美国为什么能形成创新的土壤?第一,美国保护创新,FaceBook如果是在中国早就被抄袭千百遍了; 第二个,美国人不怕富,人不怕张扬,否则哪有乔布斯?美国对乔布斯很宽容,乔布斯如果是换个地方他的早期是不被认同的,没有早期哪来晚期。

    我们要学习美国的创新精神、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要打破自己的优势,形成新的优势。我们不主动打破自己的优势,别人早晚也会来打破。我们在学术会议上要多和爱立信、阿朗、诺西……交流,并在标准和产业政策上与它们形成战略伙伴,就能应对快速变化的世界。

    华为过去市场走的是从下往上攻的路线,除了质优价低,没有别的方法,这把西方公司搞死了,自己也苦得不得了。美国从来是从上往下攻,Google和Facebook都是站在战略高度创新,从上往下攻。WiFi作为和LTE竞争的技术,你不能说美国不会玩出什么花招来,我们要以招还招。不要以为我们一定有招能防住它,我们公司的战略全都公开了,防是防不住的。我们要坚持开放性,只有在开放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成功。

    我特别支持无线产品线成立蓝军组织。要想升官,先到蓝军去,不把红军打败就不要升司令。红军的司令如果没有蓝军经历,也不要再提拔了。你都不知道如何打败华为,说明你已到天花板了。两军互攻最终会有一个井喷,井喷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一个机会点。 我不管无线在蓝军上投资多少,但一定要像董事们《炮轰华为》一样,架着大炮轰,他们发表的文章是按进入我的邮箱的排序排序的。一定要把华为公司的优势去掉,去掉优势就是更优势。终端的数据卡很赚钱,很赚钱就留给别人一个很大的空间,别人钻进来就把我们的地盘蚕食了,因此把数据卡合理盈利就是更大的优势,因为我们会赚更多长远的钱。

    我们在华为内部要创造一种保护机制,一定要让蓝军有地位。蓝军可能胡说八道,有一些疯子,敢想敢说敢干,博弈之后要给他们一些宽容,你怎么知道他们不能走出一条路来呢?

    世界上有两个防线是失败的,一个就是法国的马其诺防线,法国建立了马其诺防线来防德军,但德国不直接进攻法国,而是从比利时绕到马其诺防线后面,这条防线就失败了。还有日本防止苏联进攻中国满州的时候,在东北建立了十七个要塞,他们赌苏联是以坦克战为基础,不会翻大兴安岭过来,但百万苏联红军是翻大兴安岭过来的,日本的防线就失败了。所以我认为防不胜防,一定要以攻为主。攻就要重视蓝军的作用,蓝军想尽办法来否定红军,就算否不掉,蓝军也是动了脑筋的。三峡大坝的成功要肯定反对者的作用,虽然没有承认反对者,但设计上都按反对意见做了修改。我们要肯定反对者的价值和作用,要允许反对者的存在。

二、要舍得打炮弹,用现代化的方法做现代化的东西,抢占制高点

    我们现在打仗要重视武器,要用武器打仗。以前因为穷,所以我们强调自力更生,强调一次投片成功,强调自己开发测试工具,现在看来都是落后的方法。我们要用最先进的工具做最先进的产品,要敢于投入。把天下打下来,就可以赚更多的钱。

    全世界的石油买卖都是用美金结算的,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把一桶原油从三十多美金打到120美金,就需要印钞票来支撑石油交易,美国光印纸就赚了许许多多的钱,美国用的就是现金武器。我们一定要在观念上转过来,用先进的测试仪器、用先进的工具,用科学的方法来开发、服务和制造。 我们现在还需要投大量人力做测试设备吗?是不是都需要自己开发工具,从这支队伍里划拨一部分人去抢占战略制高点,可以增加多少力量呀,再拨一部分人参与交付、质量管理,华为该变得多厉害呀?工具要改革,要习惯使用先进工具。保留小团队定制一些工具没有问题,买仪器也要有懂仪器的人,不然就是盲目的买,但不要什么都自己做。当然测试也需要大量战略专家的,但他们是建构的,操作要交给机器。

    我们要舍得打炮弹,把山头打下来,下面的矿藏都是你的了。在功放上要敢于用陶瓷芯片,要敢于投资,为未来做准备。我们公司的优势是数理逻辑,在物理领域没有优势,因此不要去研究材料。我们要积极的合作应用超前技术,但不要超前太多。 我们要用现代化的方法做现代化的东西,敢于抢占制高点。

    有的公司怎么节约还是亏损,我们怎么投入还是赚钱,这就是作战方法不一样。

三、找到价值规律,实现商业成功

    日本手机的特点是短小精薄,Nokia的手机非常可靠,能做到20年不坏,为什么它们在终端上都失败了?苹果手机是最不可靠的,为什么它能大量销售?是因为它能快速地提供海量的软件。日本厂家在平台上太严格,太僵化,跟不上快速变化,日本的手机厂商就破产了。

    我们要坚定不移从战略上拿出一部分钱和优秀的人从事微基站的研究。微基站可不可以在超市中买,像手机一样用户可以自己开通。450LTE基站要不要研究?450终端会高成本,你的基站有什么用。为什么不去抢大数据流量、长线的产品。 我认为,对设备厂家来说最终要把基站做成一体化的,任何频谱都可以通过技术上的转换变得方便使用。从里往外攻,或从外往里攻,攻到一定阶段可能会出来两个东西,但再往前走一步,可能就是一个东西。 你们要思考基站怎么能支撑我们在世界上,高价值的活下来?

    不要太崇拜技术了,成功不一定是技术。无线为公司赚了很多钱,谢谢大家。无线未来还是要继续多赚点钱,才能养活这一大家子。

 四、优质资源要向优质客户倾斜

    优质资源要向优质客户倾斜。什么是优质客户?给我们钱多的就是优质客户。让我们赚到钱的客户,我们就派少将连长过去,就把服务成本给提高了,少将带个连去服务肯定好过中尉连长的服务。

    我们要以客户为中心,在技术上不应该持有狭隘的立场,我们不知道世界未来怎么演变,也不知未来谁胜谁负。

五、高级干部与专家要改变

    高级干部要少干点活儿,多喝点咖啡。视野是很重要的,不能老像中国农民一样,关在家里埋头苦干。美国是很开放的,这是我们不如美国的地方。

    最近胡厚崑写了篇文章《数字社会的下一波浪潮》,就专门讲“过去拥有的知识已经没有意义了”,知识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掌握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和视野。

    我做过一个测试,让服务员制作榴弹炮,他们之前对榴弹炮完全没有概念,通过上网搜索原理和图纸,之前完全不懂榴弹炮的人瞬间就进入了这个领域。高级干部与专家要多参加国际会议,多“喝咖啡”,与人碰撞,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擦出火花,回来写个心得,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但也许就点燃了熊熊大火让别人成功了,只要我们这个群体里有人成功了就是你的贡献。公司有这么多务虚会就是为了找到正确的战略定位。这就叫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

六、学会给盟友分蛋糕,用开阔的心胸看世界,世界慢慢都是你的

    近期一些运营商的整合对华为是有利的,Nokia和微软的合并对华为也是有利的。Nokia将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设备制造商,很有可能就从后进走向先进了。微软最大的错误是只收购了终端而没有整体并购Nokia,光靠终端来支撑网络是不可能成功的,一个孤立的终端公司生存是很困难的,所以三星才会拼命反击,从终端走向系统。Verizon以1300亿美金收购Vodafone在Verizon无线的股权,GOOGLE以120亿美金买了MOTO的知识产权,这都不是小事情,意味着美国在未来的3-5年将掀起一场知识产权的大战。美国一旦翻身以后,它的战略手段是很厉害的。Vodafone把Verizon Wireless的股权卖掉了就有钱了,就不会马上把欧洲的业务卖掉了,华为在欧洲就有生存下来的可能。华为要帮助自己的客户成功,否则没有了支撑点,我们是很危险的。

    未来的流量不全是流在运营商的管道里面,我们要重新认识管道,站在客户的角度考虑问题。什么是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客户不仅仅包括运营商,老百姓也是我们的客户。

    我们要走向开放,华为很快就是世界第一,如果只想独霸世界而不能学会给盟友分蛋糕,我们就是成吉思汗,就是希特勒,就将以自己的灭亡为下场。不舍得拿出地盘来的人不是战略家,你们要去看看《南征北战》这部电影,不要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我们要的是整个世界。

    总有一天我们会反攻进入美国的,什么叫潇洒走一回?光荣去走进美国。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林毅夫

2014-09-25

    我们国家的新常态是什么呢?我想从增长率、失业率来分析。

    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率会往下调。但是调到多少呢,调到7%、6%,还是多少?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到现在,连续18个季度不断下滑,而且可能继续下滑,这个底可能是6%可能是5%。有一种中国经济崩溃论,现在在国外非常盛行。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的新常态,我们的经济增长的底在哪里?

    必须首先了解,从2010年一季度以后,经济增长率下滑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中国内部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还是其他因素造成的?

    首先,我们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肯定有结构问题,这点我们不能忽视。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从2010年一季度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主要不是我们内部结构性的原因,主要是外部跟国际转型,这个应该并不难判断。因为从大家知道2010年我们经济增速是10.4%,2011年是9.3%,2012年是7.7%,2013年也是7.7%,确实是不断下滑。我们今年第一季度是7.4%,今年第二季度是7.5%,第三季度肯定在下滑。确实是下滑。

    跟我们同样的发展中国家相比,2011年平均增速10.1%,2012年5.3%,2013年4.9%,和我们一样是下滑的,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大。总不能说,我们中国的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原因造成中国经济下滑,而且把它们拉下去。可以看巴西,巴西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7.5%,2011年只剩下2.7%,2012年只剩下0.9%,2013年只有2.2%。跟中国一样是一路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大,并不能说中国的内部结构造成中国下滑,把巴西也拉下滑。

    不仅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我们也可以看一些所谓的高增长的国家。韩国2010年增长速度是6.3%,2013年只有2.8%。大家看新加坡,2010年是14.8%,2011年只剩下5%,2012年只剩下1.3%,2013年3.7%。所以它们的表现情形跟我们一样不济。这些国家这些地区在同一个时间,它们经济增长的总态势是一样的,只能说一定有外部原因,共同的外部原因。

    分析一个国家的短期增长,主要看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从中国来讲,因为现在占世界经济50%的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它现在趋于常态当中,经济增长非常的疲软,它消费增长非常慢。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当然就不像过去那么旺盛了,所以第一驾马车就跑得慢。

    第二驾马车投资,2008年发生经济危机以后,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去搞一些投资项目。这些投资项目现在经过5年6年,不是建成就是即将建成,如果没有新的项目投资,增长率就下滑,第二驾马车就下滑。

    整个经济就靠第三驾马车,就是消费。我们国内消费是比较旺盛的,去年消费增长率是9%,那种情况下我们才有办法维持7%的增长。所以这样分析的话,我们的增长下滑并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是我们的内部体制机制的原因,主要是国际外部的格局。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有没有办法达到今年年初所提出的7.5%左右的增长呢?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国家和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当它在危机之后,经济非常疲软。但我们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代表什么?

    首先,即使你现在的产业过时,你还可以产业升级,还可以投资。然后还可以投基础设施。我们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建得很多,但是城市内部的地下管网还有投资的机会。

    第二,城市化,我们目前城市化的比例只有50%,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在80%到90%。在我们这个国家好的投资机会还是非常大,这是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的产业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它要是过剩的话,这些投资机会在那边找不到。它们的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它的环境也好,它的城市化比较好,在判断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差异时一定要考虑。

    我们政府的负债积累下来占GDP比重约50%,发达国家普遍超过100%,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一些必要的微刺激,资源是非常多的。不仅政府有钱,老百姓,我们的储蓄率高达50%。所以用政府的钱来启动民间的资金。

    第三,要投资就要进口先进的设备。判断中国的情形,要先判断其它发展中国家。他们要么财政上已经负债累累,或者是民间的储蓄非常低,所以想投资也没钱投资。这种状况下,我认为中国有能力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靠启动内需来维持7.5%左右的经济增长。

    从比较长期的增长来讲,7.5%当然比9.8%已经下调了2%点多的增长速度。长期来看,那些高增长的国家,他们一般是20年的8%到9%的增长,再降到7%降到6%。从历史增长来看,我们已经35年了,那肯定要下滑。

    第二种说法是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经济,当它的收入,按照1990年的国际购买力的评价计算,人均收入达到1100美元它的经济增长率就下滑,这里面包括德国、日本、韩国等等。我们按照1991年的国际购买力的评价,那也很快就会达到1100美元的点。所以从历史来看今天,我们也可能一定会降到7%左右。

    我们必须了解一个经济体快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附加价值不断提高,对发达国家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

    发达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靠技术化产业升级维持的增长率是3%。那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在一个时期内可以达到7%、8%、9%甚至更高呢?最主要的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一点不同,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其技术、产业都在增长。

    我们知道发明需要的投资会增大。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我们有很多机会,这种情况下,风险和成本就小得多。这就是经济学所讲的后发优势,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维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判断一国高速增长的前提是,判断这个国家的消费、后发优势。我觉得比较好的衡量指标是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人均GDP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考察这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因为平均劳动生产率反应的是这个国家的平均的劳动力和技术。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当前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01年、新加坡在1967年、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

    这几大经济体利用跟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技术产业差距的后发优势,日本实现了20年年均9.2%,新加坡20年年均8.6%,中国台湾20年年均8.3%,韩国20年年均8.6%的增长。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后发优势的潜力,从2008年开始,应该还有20年8%的增长潜力。这个潜力要发挥出来,条件就是按照比较优势去用后发优势进行投资。这些条件都满足的话,8%的潜力就会被变成真实的8%的增长率。但是我们知道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国内的新常态,这种增长之下,我们的增长率可能会比8%的增长率低。

   我认为国内投很多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因此靠投资创造的内需、就业机会、消费就会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应该距离8%也不会太远。从明年的增长来看,我个人认为应该这个目标从可实现的条件来看可以在7%到7.5%之间。

    我提出这样的目标的设想,一方面是技术的潜力,第二方面可以从我们可以动员的资源来看,同时也是从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两个翻一番这样的增长目标来看。两个翻一番,其中一个是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大家知道平均应该7.3%。

    我们因为前面几年增长比较快,所以从2014年到2020年,如果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6.8%,那么国内生产总值就能翻一番。但是还有第二个增长的目标翻一番,是什么?就是城乡人均收入翻一番。我们现在人口增长率0.5%,如果把0.5%加上去的话,6.8%再加上0.5%是7.3%。那么从2014年到2020年平均增长率应该达到7.3%,十八大提出的第二个翻一番才能实现。

    当然了,增长率7.3%的话,如果从外部环境来考虑,因为发达国家经济也不稳定,因此定在7.7%到7.5%比较接近。如果维持在7%以上的增长率,金融风险就很大。我们的新常态跟发达国家的金融新常态差别非常大。我们的金融风险应该是低的。

    在未来5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在7%到7.5%的增长当中,给我们企业家什么机会?一个是海外并购的机会,一个是中国企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链转移到海外的必要性。

    海外并购的机会为什么是重要的?因为如果说我们要维持每年7%到7.5%的增长,前提是技术不断的创新、产业不断的升级。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是研发、互联网、基因工程、纳米、新能源,给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弯道超车的机会。包括阿里巴巴要在美国上市是美国有史以来大的上市,这些都是机会。

    在传统的制造业上面也有非常多的机会。为什么?我们现在人均收入6800美元,德国4万5美元,日本3万8,韩国3万6,这代表我们整个制造业平均水平跟它们还有差距,有差距就代表着我们生存空间大。

    我们每年出口非常多,进口也非常多。进口除了原材料之外,很多的都是技术水平、资本含量比我们高的这些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在国内研发或到国外去嫁接都很有前景。

    第二,我们现在被称为“世界工厂”是因为有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目前我们的工资水平是一个月500美金的平均水平。

    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人均收入翻一番,我相信到2020年工资水平至少翻一番,也就是说现在这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每个月现在是500到600美元,到2020年是1000到1200美元。

     那种情况下,我们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必然要失去竞争优势。失去竞争优势是怎么样的呢?留在国内,必然死在国内。所以这种情况下应该像日本在1960年代。亚洲市场在1980年代,少数加工出口的服装的、玩具的制鞋的企业,可以留下少数企业,留下两端,去做品牌做营销做研发,大量的加工的这一部分必须到海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利用当地工资水平低的优势创造优势。

    这实际上是从工业革命以来,从英国、美国、欧洲国家,日本,亚洲四小龙,真正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国家。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转移到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呢,大家直接想到的是越南、柬埔寨,还有印度尼西亚,再远一点孟加拉。但是我觉得可能看得更远一点。哪里承接?就是非洲。非洲现在有10亿人口,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劳动力。跟我们在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当时我们是10亿劳动力大部分在农村,而且是年轻劳动力。

    非洲目前的工资水平在全世界是最低的,而且只有非洲有办法承接中国这么大的劳动力。并且如果哪一天非洲的工资上涨了,全世界就没有再低工资的地方了,密集型的产品只要有人在用,这个地方就是最后一站。现在的情形是这样的,到非洲去,可能是面临这样的情形。

    我们来看看1980年代台湾、香港跟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说制鞋业。当时香港是大企业,它到目前也是大企业。大企业来的在台湾已经消失了,小企业来了以后利用国内的机会变成超级大企业。

    韩国当时有一些企业是因为大企业没来,比如说在1980年代全世界制鞋业最大的在韩国是叫韩国的国际鞋业。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机会是这样的,如果你掌握了这个企业,大企业去继续是大企业,小企业去很可能变成大企业,如果你不愿意去可能你就没有了。但是到非洲去,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

 

 

 

 

一个比房地产更大的经济泡沫

孟令海

2014-08-13

    毋庸置疑,房地产是个很大的泡沫。但在今天的中国还有一个比这大得多的大泡泡———那就是遍布各地大大小小的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请看看下面事实:

    一、全中国共有34个省级行政区、333个地级行政区划单位、2856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40906个镇乡级行政区划单位,你们仔细查查找找看这10年几个地方没有热火朝天的搞“经济开发区或者工业园区”!一般几万亩、大的几十上百万亩、小的也有好几千亩。全国加起来那是啥子概念啊!?

    二、但你走遍全国实地考察后,定会是痛心疾首:到处是蒿草丛生、到处是鸦飞不过的鬼业园区,真实的闲置率、空置率远远超过了你们的预期。

    三、很多企业是老的厂房生产都还没有饱和,就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或高瞻远属到开发区或工业区圈上一大片地建产能是以前5-10倍规模的新厂区。

    四、结果呢:生意远远不是开初预期的那样理想,要不一直闲着,要不就干脆空置着连围墙都懒得建,就那样更政府和银行耗着。

    五、那他们为何要那样做呢:1、地方政府要政绩GDP,2、地方官吏贪污腐败,好吃回扣,3、企业资金困难、好借此机会向银行贷款,4、银行相关管理者为了吃回扣和冲业绩。

    六、现实状况呢:1、企业业绩远不如预期,盈利不升反降;2、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利息保护、同时被回扣、佣金、各种费用和税收压得喘不过气;3、企业只好以难为难,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待清算将各种固定资产抵押给银行脱身或者干脆将资金挪用去炒房或见效快的娱乐行业。

七、实地考察例证

    1、成都郊县一个大镇大概总计有8-9万人,该镇此前已经有了一个工业园区大概3万亩,借力2008年地震后的东风又开始搞了一个10万亩的开发区。快6年了,对外宣称有170多家企业入驻投产产值60个亿。而我实地了解的真实状况却是:修了围墙挂了牌牌的企业也就96家,真正里面在生产有员工(超过30人的)才17家,而实际的产值呢不太准确,但可以肯定就按他们自己报的也绝对不会超过5个亿。

    整个园区是10万亩地啊,空荡荡的连鬼都害怕!好多企业只是领导来检查或银行来考察时偶尔象征性的生产热闹一会。企业老板的心态就是把假账做到位、尽量多贷款,大不了破产打包还给银行和政府。

    2、资阳的一个县也是在2009年搞了个15万亩的工业园区,去年上报园区产值30多个亿而实际有的说3个亿、有的说8000万,反正就是加起来也没有4个亿。我所看到的场景就是到处是杂草和空地、好点的修了围墙、优秀的建了厂房(但从窗户看里面没有打水泥地坪)、若哪家有工人在生产那可就是“国宝熊猫”了。至于贷款呢,早就拿去买房、其它或土豪掉了。归还贷款想都没有想过,给点利息就是上帝了。用一位老板的话说,银行想咋就咋吧!

    八、这样的状况太多太多了,这就是全国几万个开发区、工业区大多数生存状况的缩影。企业、银行、地方政府相互绑架,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拖、赖、混,熬一天是一天。只要不在我的任期出问题就好。 这是很恐怖的造假:一般浮夸都是10-20倍啊!你说我们统计局的数据水分会有多高。

    九、比如有个我熟知的企业,拿地约200亩实际花了2000万、各种关系费用花费400万,银行贷款8000多万、后来又高息借了近2000万。每年利息支付大概就要1200万、关系打点及其它支出保守算也要300多万,可这个企业进园区都4年多了年营业额还没有突破4000万毛利还不到400万。你说他咋办?老板的出路就是等待和耍赖,反正他也没有办法了。他还有一个幻想就是:包装上市圈钱或等待转化为商业用地(推到盖房子卖)。

    十、全国几万个工业园区和开发区,我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基本上是大同小异。你们说这样巨大的闲置、这样的鬼业园区、这样的巨额贷款、这样的产能过剩、这样的相互绑架。他们的出路在哪里?伴随而来的却是欧美制造业回暖、我国劳动力和资源竞争优势逐步丧失。我国经济的希望在哪里?看不见、真的看不见!看到的只是比房地产大得多多的,巨大气球!

    各级政府、行业甚至大企业都在建设各种产业园区,但是真正把园区做活,做成功的却少之又少,不仅不能帮助园内企业,而且造成极大资源浪费,生产巨大的经济泡沬。希望各级政府严格审批,各营运单位精心运营,不贪大求全,不好高骛远,不好大喜功,从实际出发把园区实体产业做起来,为入园企业助力,为政府和减少负担!

 

 

 

钢铁业崩溃是楼市崩盘的前兆

中国经济开始残酷淘汰期

张庭宾

2014-09-24

    曾经风光一时的中国钢铁业开始进入最残酷的淘汰期。

    昨天,中国钢铁业发生了两件标志性大事:一件是央企中钢集团被报道数百亿贷款逾期违约,牵涉工行和交行。中钢集团新闻处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该消息不属实,但称“公司有个别资金难以按期到账。”二是螺纹钢10月合约价格收盘2485元/吨,跌破了2500元,比螺纹指数最高时的5185元,跌去了52%。

    这真是令人唏嘘的一幕。2010年10月,正值钢铁业最风光无限的时候,中钢集团在北京举办了一次钢铁论坛,参会者都是国内钢铁行业的企业家,本人受邀发表演讲,题目是《中国经济探大底与钢铁业对策》,强烈警告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将探大底,这个底比2008年深,比1997年深,中国钢铁业将首当其冲,最低谷时钢铁业将最少去产能30-40%。对此,民营企业家应当赶快卖掉钢厂,有实力的国有钢企应当向巴西、墨西哥等地搬迁工厂。2011年4月,在焦炭期货上市之际,由大连商品交易所和中钢集团联合在唐山举办的论坛上,本人发表演讲更进一步强烈预警,在中国经济探大底的最痛苦调整期,螺纹钢期货的价格将跌破2500元,钢铁厂家和贸易商必须学会做空螺纹钢和焦炭以规避产业下行风险,否则将被淘汰。

    在这两次会议上,本人的“盛世危言”都曾引起一度波澜,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危言耸听,哗众取宠,很快一笑付之。唯一听进心里去而且立刻行动的只有一位唐山企业家,他2010年10月在北京听到本人预警后,立刻行动,2011年初就将他在唐山的两座钢厂卖掉了,在钢铁业的最高峰从容身退。后来即便这些预测因2012年8月的上海钢贸担保链崩溃,中国大多数的钢铁企业仍然心存侥幸,直到今天深陷泥潭,已经无法自拔。

    时至今日,正像本人过去三年反复警告的,中国钢铁业已经开始了最残酷的去产能期。按照历史上美国、英国等国的经验。在钢铁业最顶峰后的回调期,钢铁产能大约要去掉30-40%。而中国的此轮钢铁业泡沫要比美国等要大得多。美国最高峰的1973年,钢铁业产量约1.4亿吨,而2013年中国钢铁产量7.83亿吨,产能更是接近了惊人的10亿吨。因此,在未来三年钢铁业最低谷,中国钢铁业产量将至少减去40%,至少2/3钢铁企业将破产倒闭或被兼并重组,在调整完成后中国钢企幸存者最多一二十家。由此产生的银行呆坏账将不少于2万亿元(目前钢铁业总负债已达3万亿元)。

    中国钢铁业出现如此巨大的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四万亿救市”难持其咎。中国钢铁业规模在过去30年的持续膨胀,其基本面是中国城市化所推动的。而城市化的最主要动力是房地产市场化、世界工厂和人民币升值。本来2008年中国经济休克和美国金融危机已经给中国经济泡沫和钢铁业产能过剩敲响了警钟,提供了一次调整的机遇,但是其后疯狂的“四万亿救市”,又掀起了两轮巨大的房地产基建泡沫,它不仅透支了中国城市居民未来一二十年的预期收入,对消费涸泽而渔;也造成了钢铁等行业极其严重的产能过剩。

    钢铁业存在大量国有企业也使得去产能极其艰难。各地政府为保GDP保就业,对国有钢企不可能主动退出,非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非要穷尽地方财政信贷资源到山穷水尽的情况下,才会放弃。这必然意味着在其中消耗浪费更多的资源,全社会付出更大代价。同时,国有钢厂基本都被禁止使用期货套保来对冲风险,这使得国有钢厂在寒冬到来的时候,没有“套保棉袄”可以御寒,最后只能被冻僵冻死。因此,在这一轮钢铁业惨烈的淘汰赛之后,国有钢厂将基本全军覆灭,除非国家力保的特种钢厂。

    钢铁业是中国经济探大底,乃至金融危机的最早体验者,也仅是冰山一角。过去二三十年来,特别是2008年以来,为了虚幻的GDP增长和经济繁荣,为了在任的政绩需要,乃至不排除有人主观为了创造权力寻租的机会,中国制造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和产能过剩,严重透支国力民财、环境资源,这绝不是中国乃至地球能够承受的。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还债——有人要还经济债财富债,有人要还政治债良心债的时候了。

    如今在钢铁业,几乎所有人对反转继续繁荣的幻想都已经幻灭,在3年前被业界看成“危言耸听”的螺纹钢2500元的底,如今已经成为业界期盼的螺纹钢价格的底——其实它即将成为螺纹钢价格的新顶。3年前对2500元预测的嘲笑如今已经变成了哀叹。而在其他行业,比如房地产,仍有不少人心存幻想,希望昔日繁华赚钱如流水仍将重现。而不能放下幻想,不愿面对现实的人,他们将付出最大的财富和最沮丧的精神代价。简言之,房地产将会重蹈中国钢铁业覆辙,房价像螺纹钢这样跌去50%以上不是笑话。而钢铁业崩溃恰恰是楼市崩盘的前兆。

    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探大底,乃至一场不亚于1990年日本式的金融危机,不仅是现实演绎的结果,也是某种历史的必然,这对中国和中华民族未必是一件坏事。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中,中国人的物质享乐消耗不断提高,但精神道德水平不断下滑,以至于今天各种物质制造的产能严重过剩,而黄赌毒同性恋泛滥成灾——这是一种人类文明堕落的典型症状。如果来一场大危机,中国人物质供给严重匮乏,势必出现物质享乐崩溃的危机,中国人如不想身心崩溃被淘汰,则必须主动调整(比如吃素),提高精神道德境界(信奉宗教),由此获得人与自然的新平衡,人的灵魂的自我救赎。

 

 

 

 


是谁把“阿里巴巴们”逼成洋买办?

余云辉

2014-09-22

    继京东商城之后又一个互联网公司即阿里巴巴成为了美国上市公司。中国又丢失了一个“钓鱼岛”,一个经济版图上的“钓鱼岛”。随着美国纽交所敲响阿里巴巴股票上市的钟声,美元资本再一次成功夺得中国经济领域的又一处战略高地。

一、美元在攻城略地

    经过十多年的开疆拓土,阿里巴巴和京东商城等电子商务公司已经成为扎根于中国市场的龙头企业。随着来自于美国和日本的美元资本的先后注入,阿里巴巴和京东商城的业务网络伸向了中国版图的每一个角落,夺走了一大批国内传统业态下的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的利润,后者的业务和利润在萎缩,甚至导致一部分企业的倒闭。比如类似义乌小商品城等的商家开始从繁荣走向了萧条。真可谓大树底下不长草。中国经济转型正在沦为以美元资本主导的企业战胜以人民币资本主导的企业的转型过程。

    正是中国市场以及那些传统业态企业被虹吸而去的利润支撑着京东商城首日上市的297亿美元的市值和阿里巴巴1676亿美元总市值(以IPO价格计算)。日本软银投资于阿里巴巴的2000万美元已经升值到580亿美元以上。在阿里巴巴和京东商城的总市值中,马云仅拥有阿里巴巴总市值的7.8%,刘强东仅占京东商城的20%,其它股份大部分由海外资本拥有。(当然,如果马云和刘强东移民美国的话,那么阿里巴巴和京东商城的市值财富都属于外国投资者)。中国政府是不能对阿里巴巴之类的外国投资者征收资本利得税和财产税的,如果以美国20%的资本利得税和50%的财产税计算,那么中国政府仅仅在阿里巴巴和京东商城这两个企业上面损失的潜在税收将超过6000亿人民币。

    代表中国经济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主流企业基本都在海外上市了。仅百度和腾讯的市值之和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如果加上京东和阿里巴巴,这四家企业即所谓BATJ在美国的市值将超过4000亿美元,相当于将近2.5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流失海外。这些财富来源于中国,但财富的最终归属已经与中国无关,与中国投资者、中国政府和中国税收无关。美元资本控制之下的中国海外上市公司其实是一根根吸管,每时每刻不停地从中国经济体的血管中抽取着财富。

     在货币、证券、法律规则与互联网之间相互交融并形成整体的新经济阶段,哪一种战争形态可以几乎不付代价地席卷一国数以万亿计的财富?唯有“互联网+金融”的战争,即“互联网金融战争”。

    石油是几亿年前形成的资源,而互联网则创造着中国未来的财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借助国际投行的合同文本体系,轻松地穿越中国的国境线,成为美元资本持有者的永久财富。这就是美元资本主导中国产业资产进行货币化、证券化、虚拟化最终实现中国财富向美国转移的投行魔法。

    中国买办型企业已经大量存在,买办化的经济金融环境已经形成。以百度、腾讯、京东商城、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众多海外上市公司就是典型的买办型企业。他们扎根于中国市场却背靠海外资本、服务于海外势力、归属于美元版图。他们是现代“互联网金融战”或“互联网经济战”过程中海外经济政治势力布局在中国的经济堡垒、政治堡垒和舆论堡垒,在他们的背后不仅站着国际金融巨头,还站着美国及其盟国的政府、国会和军队。如果不信,你动他们试试?

    中国经济金融界的各级官员和专家学者,他们的多数人短视得只会认得绿色的美钞,热衷于招商引资,根本看不到绿色美钞背后的屠刀和血色。以至于,在美元资本布局和洗劫中国财富的最近三十年里,中国经济金融界的专家学者和各级官员往往站在国家经济国防前线为强盗们看门放风或制造噪音,主动或被动地配合着列强的行动。一旦打劫成功,主流经济媒体便是一派节日狂欢。日本软银切走了中国互联网领域580亿美元蛋糕,中国媒体比日本媒体还激动,鲜有冷静的思考和反思的声音。

二、促使中国企业买办化的央行货币政策

    中国本土企业大量变异为买办化企业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币的美元化。任何主权国家的货币都是凌驾产业和企业之上的统治手段。货币主宰金融,金融统治产业。如果中国的人民币发行权和汇率定价权被美国和美元所控制,那么,中国的人民币事实上就成为美元的代用券,中国产业和企业必然被纳入美元版图。这是中国产业和企业大量买办化的金融土壤。

    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资产定价权及其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主权国家的“顶层经济权力”。人民币美元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2005年7月中国央行启动的汇率改革。“汇改”之后,主导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主导力量不是中国企业的生存状况和经济利益,而是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态度和压力。美国夺得了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主导着人民币的持续升值。每年人民币升值的收益加上人民币利息收益(或投资收益)远远高于美元的资金成本,收益与成本之比高达5-10倍甚至更高。由此引发了美元涌入中国的狂潮,外汇储备由2004年底的6099亿美元飙升到目前的4万多亿美元,美元流入量完全主宰了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量。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量之间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甚至出现了外汇占款略大与基础货币发行量的状况。这表明: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不是基于国内生产和流通的需要,而是完全基于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需要。流入中国的美元供应量决定着人民币基础货币的供应量。人民币彻底美元化了。

    人民币的美元化通过央行的公开市场操纵形成了一个货币悖论:美元流入越多,国内利率反而越高,实体经济更加困难。

    美元的流入导致中国央行增加了基础货币供应量,形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为此,央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等手段收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以期达到全社会货币供应量在数量上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的本质是:央行把国内企业的流动资金转给了美元持有者作为资本金,社会资金的供给结构被扭曲了。由此导致美元流入越多,央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越高,央行回笼的商业银行流动资金数量越大,商业银行和民间资金的实际利率就越高;利率的上升又反过来进一步吸引美元热钱流入中国,美元的流入又导致央行进一步紧缩流动性,进而导致利率进一步上升。于是乎,形成了中国金融恶性互动的黑色旋涡,把中国实体经济卷进了地狱的边缘。

    当马云通过阿里巴巴IPO拿到250亿美元海外资金返回国内兑换成1500亿元人民币资本金的时候,也许央行又要考虑发行央票收走国内商业银行向国内中小企业提供的1500亿元流动资金,以便维持货币供应的数量平衡。这种货币数量平衡是建立在货币供应结构失衡的基础之上。货币供应量的结构性失衡必然导致了国内外经济成分的结构性失衡:海外资本金主动进入,国内流动资金被动紧缩,在此过程中,海外资本挤占了内资企业的资金空间和市场空间。在此经济金融环境下,国内新兴企业只有两种选择:或者被国内的高利率、紧货币勒死;或者向美元资本投降,投入美元版图的怀抱,成为买办企业。

    海外资本不仅主导着中国的货币供应量,而且主导着中国的货币供应结构,进而决定着中国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空间。当美元资本穿上人民币的外衣彻底掌控了中国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空间的时候,中国一群买办化的官厅经济学家们不失时机地推出“市场决定论”。在中国目前这一特定阶段,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本质是“让美元资本主导的市场来决定中国的资源配置”,其后果可想而知。由此可见,这些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导师的买办官厅经济学家们用心是何等缜密,可谓无缝对接、滴水不漏。这种买办理论为什么在中国可以卖得好价钱,成为国务院的政策?这是因为大卖家们不懂现代金融背后的机关和秘密。

三、制度错乱的资本市场

    正常情况下,如果贷款额度不足或贷款利率过高,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来解决资金困难。但是,问题就出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基本制度设计是错乱荒唐的。

    国内资本市场的问题很多,但是主要问题是:

    问题之一: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错误地套用了商业银行贷款融资的判断标准,导致社会资金资源的配置过度关注企业经营的历史业绩,而不关注企业经营的未来成长,从此,中国资本市场丧失了面向未来的开拓性和冒险性。这导致一大批代表着中国经济未来的互联网企业和高科技企业被迫出走海外,而把钢筋、水泥、化工、房地产等传统产业留住了国内市场。

    问题之二:在中国资本市场里,企业和投资者都没有“资本自主权”。拟上市企业无法根据企业发展的资金需要自主地选择投资机构、募集资金数量、发行价格、发行与上市的时间;上市公司不能自主地决定再融资的规模、对象、价格和时间;也不能以股票作为支付手段自主地开展并购重组;更不能自主地根据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设计灵活的富有竞争力的股权激励制度(只有这一点目前正在试图改变)。

     注册制的核心精神是把“资本自主权”从证监会的监管权之中剥离出来,把“资本自主权”归还给企业,归还给投资者,尤其是国内的机构投资者。如果离开了归还企业和投资者“资本自主权”这一核心,那么,注册制的改革就无法抓住要点,也无法解决国内资本市场的根本问题。其实,企业没有“资本自主权”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营自主权”。

    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关键环节是资产定价,是证券发行人与证券投资人之间的定价谈判。当证监会迫于舆论压力而把定价谈判权交给散户投资者的时候,这个市场就被扭曲了。由于散户没有资产定价知识和定价能力,最终资产定价权和定价责任还是以保护投资者的名义落到证监会手中,形成非市场化的行政定价。

    中国资本市场推行注册制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机构投资者能否取代散户投资者成为IPO的主要投资人、能否拥有证券定价主导权、能否代替证监会成为定价风险的主要承担者。

    问题之三:没有以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战略来指导资本市场建设。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偏离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题。中国仍然属于远未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实体经济和高科技企业需要大量补充资本金。这是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但是,证监会不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企业的投融资效率之上,而是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指数期货、融券做空等衍生产品之上,从而,把大量资金分流到衍生品的投机上。那些促使指数下跌、企业融资功能丧失、投资者损失的做空操作不仅不受处罚,而且可以挣钱盈利,成为一种受鼓励的行为。自从推出股指期货和融券卖空机制之后,证监会希望指数上涨、维持投资者情绪稳定、新股可以正常发行等一系列良好愿望,都被他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做空制度和做空资本“对冲”了。这进一步导致企业IPO的节奏和融资上市门槛被纳入行政管制之中,企业和投资者的“资本自主权”被进一步剥夺。

    如果把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和中国证监会的资本市场政策联系起来看,二者如同两根绞索,央行卡住了国内企业补充流动资金的脖子,证监会卡住了企业补充资本金的脖子,从而导致国内实体经济和高科技企业既面临着流动资金贷款高利率、缺额度的困境,又面临着股权融资高门槛、高成本、不确定、低效率的困境。

    当央行和证监会把中国实体经济和高科技企业逼向绝境的同时,美联储不失时机地放开美元供给,美国证监会降低门槛并放行了VIE上市模式。中国央行和证监会联手把国内优秀的创新型企业,连同这些企业所占有的国内市场份额、财产税的税源一起推到了美元的版图。中国央行和证监会与美联储和SEC之间的“默契与配合”,共同完成了对中国本土成长型高科技企业的买办化改造,从此,“阿里巴巴和京东们”成为背靠国际美元资本、代表外资利益的买办企业。

    美国通过发行缺乏信用保障的美元纸币(其实只是电子货币)就完成了中国国内优秀的成长性企业股权占有和收割。换个角度看,中国出口了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等企业的股权,央行进口了一堆美元符号。这种“以实易虚”的金融交易不断出卖着国家长远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

四、关于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几点建议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主体和主力是企业而不是政府。政府经济金融政策的主导思想应该是:为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低息且宽松的信贷资金来源;提供高效快速的资本金补充机制,同时坚决抵制海外资本对国内市场和高新产业的渗透、侵蚀和控制。资本市场是政府与企业互动的结合部和关键环节。完善和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出路在于:

    (1)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改变长期以来被动跟随美元流入或流出而进行基础货币投放的做法,要由被动跟随变成主动作为,要根据资本市场投融资的需要进行基础货币投放。央行政策要积极服务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要积极配合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需要,要密切关注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指数,而不能仅盯居民消费指数。

    (2)央行应该针对资本市场的资金需要,实施“定向宽松政策”。具体做法是:央行可以向国开行和其它大型商业银行提供再贷款;国开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向国内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旗下资产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投资机构提供定向低息贷款;这类投资机构将这部分低息贷款用于PE投资、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二级市场投资以及企业并购融资。

    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投放应该为中国人民服务,为国内投资者服务、为国内资本市场发展壮大服务、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服务,而不应该仅仅为美元持有者服务。有了数万亿基础货币的定向投放,国内投资机构应该可以把出走海外的“阿里巴巴和京东们”重新买回来了。

    (3)明确指出VIE模式属于违法行为,对所有以VIE模式在境外上市的企业进行全面清理。在法律层面上明确指出VIE模式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违法行为,限期取缔VIE模式控制下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和其它各类企业的经营许可。如果美国高盛公司设计的VIE模式可以如此轻松地跨越中国的法律法规红线,中国的法律法规谈何权威和尊严?

    在VIE模式控制下的中国公司实属恶意逃避中国法律法规的限制和监管。这类企业的所有业务必须在限定的期限之内卖给国内企业或上市公司,否则,坚决给予取缔。这一点应该向美国学习。在美国,如果外国投资者通过二级市场隐蔽地控制纽交所或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美国FBI官员会以美国财政部官员的身份出现在投资者面前,以威胁国家安全的名义要求极短的时间内把全部股份卖出,否则全部股份将被财政部没收。这方面,中国人并非没有教训。

    美国政府动辄指责中国不讲法律。现在,中国政府应该从取缔VIE模式控制中国企业开始,在世界上树立法制的市场经济之国家形象。全国人大和中国商务部再也不能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和不作为了。

    (4)证监会发行与上市制度的改革必须紧紧围绕着下放“资本自主权”展开。没有“资本自主权”就没有真正的经营自主权。向企业和投资者下放“资本自主权”是发行与上市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

    在此,要重点发挥国内机构在资本市场中的主导性作用。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谈判主要是企业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谈判,而不是企业与散户之间的谈判。这是全球资本市场的惯例。机构投资者是股票定价的主导者,也是发行股票的主要购买者,剩余的小部分股票才能通过抽签的方式配售给散户投资者。散户可以通过购买信托基金成为机构投资者的组成部分而享受更好的投资机会。一句话,企业需要向未来布局,机构投资者拥有把握未来趋势的判断能力,散户投资者不具备专业的投资能力,只能作为搭便车者参与少量配售。

    (5)在新股发行与上市之间设置12个月的“上市观察期”。“上市观察期”是台湾等地资本市场的成熟制度。设置“上市观察期”制度有利于暴露企业改制和发行过程中隐瞒的风险;有利于抑制“炒新”资金的投机;有利于抑制新股的高价认购;有利于机构投资者对新股的理性认购;有利于减轻新股发行对二级市场形成的指数压力;有利于迅速提高新股发行效率,消除新股“堰塞湖”。

    可以说,如果不设置“上市观察期”制度,证监会有关一切市场化改革的企图都将成为空话。证监会酝酿2年多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意见为什么仅仅发布了20天就匆忙刹车?所有问题就在于缺乏“上市观察期”这一前置程序。

五、结束语

    当中国经济制度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央行和证监会事实上已经共同取代了发改委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必须承担起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的主要责任。央行的工作重点应该是降低全社会间接融资成本,打造中国工业化的资金成本优势,而不是紧盯猪肉价格;证监会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提高资本市场的投融资效率和产业重组效率,而不是只盯基金经理的老鼠仓。

    只有当存款准备金率和企业贷款利率可以降低到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水平,只有当资本市场的投融资效率可以达到甚至超过美国的水平,一句话,只有当社会间接融资成本和社会直接融资效率达到工业化国家的正常水平,中国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工业化,才能真正完成经济领域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也才能避免其它类似于阿里巴巴一样的新兴企业进一步变成洋买办。

 

 

 



警惕日资控股的阿里巴巴垄断中国市场命脉

何新

2014-09-21

    9月19日晚间消息:阿里巴巴北京时间今晚23:53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股票交易代码为“BABA”,发行价为每股美国存托股(ADS)68美元,以此计算阿里巴巴市值将达到1748.28亿美元。阿里巴巴今晚开盘价报92.7美元,较发行价上涨36.3%,市值达到2383.32亿美元,超越Facebook成为仅次于谷歌的第二大互联网公司。

    马云实际只是中国网络市场的代理人。阿里上市后赚得最多的还是来自外部的投资者。目前阿里两大股东占股,软银34.1%,雅虎22.4%。

    软银这部分股权来自2000年2000万美元、2004年6000万美元,以及2005年增持1.5亿美元。2007年阿里B2B业务上市,软银的投资回报率近70倍,当时已经非常惊人。不过软银当时并未套现走人,而是继续持股到现在,这一策略创造了世界投资史上的奇迹,按阿里1748亿美金的上市估值计算,软银股份价值596亿美元,暴赚593.8亿美元,投资回报率高达258倍。马云因阿里上市成为中国首富,而软银孙正义借此有望超越李嘉诚成为亚洲首富。

    另一大投资者雅虎也赚得盆满钵满。目前,雅虎持有阿里巴巴的股权市值为395亿美元,加上之前套现的76亿美元,共计471亿美元,暴赚434亿美元,投资回报率高达43倍。

    日资阿里巴巴余额宝规模近6000亿,正挑战中国银行业。

    阿里巴巴股权结构:马云也不是支付宝的真正主人。据悉马云在支付宝的股份不超过7.3%。按照30倍的市盈率计算,支付宝目前的市值为200亿美元。

    阿里巴巴纽约上市的幕后秘密:阿里打造全球最大的采购批发平台,日资控股的阿里巴巴将垄断中国市场命脉。

阿里巴巴实际控股人孙正义(韩裔日本人)现为日本首富

    在阿里巴巴(93.89, 25.89, 38.07%)上市现场,孙正义在纽交所接受了新浪科技的独家采访。孙正义表示,自己非常高兴可以来到纽约,见证阿里巴巴的这个历史时刻。

  孙正义称,从十多年前首次接触开始,他就对马云和阿里的梦想深信不疑。这是他最值得骄傲的投资,马云也是他的挚友。谈到阿里的未来股价走势和海外市场前景,孙正义表示,上市只是阿里辉煌的开始,阿里的海外之路也才刚起步,他相信阿里和马云还有更多的神奇。
孙正义特别向新浪科技重复了一次,“辉煌才刚刚开始,我对他们充满信心。”

  在此次阿里上市中,孙正义没有抛售所持的阿里股份。他对新浪科技表示,我们不会出售阿里股份,这次不卖,以后也是,无论股价是否有变化,软银都会是阿里最坚定支持者。14年前孙正义的软银向阿里巴巴投资了2000万美元,如今这笔投资的价值已经变成了500多亿,持有阿里34%的股份。因为软银所持阿里的股份,孙正义已经成为了日本首富。

    孙正义(1957年8月11日-),韩裔日本商人,出生于日本九州佐贺县鸟栖市。现今软件银行的创办人兼社长。据福布斯杂志报道,他在2011年拥有81亿美元净资产,从而名列日本富豪榜第二位。 孙正义曾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的雅虎估价最高时,超过比尔·盖茨成为一天时间世界首富。依靠软银数次对阿里集团的控股与投资回报,现为亚洲首富。

 

 

 

 

 

揭开看阿里巴巴公司诡异的治理结构

何新

2014-09-22

    现在上市的阿里巴巴并不是设立在中国的阿里本体公司,而是一家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壳公司,此公司属于目前中国政府多数管理人和普通经济学界根本不懂的一种诡异的〝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VIEs)。

    外资(日本软银、雅虎和高盛代表蔡系)控股的跨国公司阿里巴巴是披有很多诡异外衣的。近日在纽约上市的阿里巴巴注册在离岸港(开曼群岛),通过VlE模式控制阿里巴巴的中国国內公司。该公司日本软银等国际之股权十数倍于马云,并且股权永久持有,实际当然是财务及利益主体为日本的跨国公司。只是在国內被VIE控制的阿里巴巴本体是中国公司,由马云控制,但这二者不是一个公司并非一个概念,有人就是在利用中国人对于国际金融游戏的整体无知故意混淆。

    所谓〝可变利益实体〞,简单地说,就是一家大陆公司在美国上市时,美国投资者买的其实不是这家大陆实体公司的股票,而是设在开曼群岛上的空壳公司的股票。

    这个空壳公司通过一系列运作,在香港设立公司,再由香港的公司在大陆设立全资子公司,并由这个全资子公司与大陆的实体公司签订一个或多个协议,达到享有大陆实体公司利益的目的,同时可以规避多种经济责任。

     注: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VIEs),即“VIE结构”,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U.S.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使用的术语,也称为“协议控制”。可变利益实体,是指投资者对某一实体有绝对控股权,决策方面不需要依据大多数投票权,同特别目的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概念密切相关。

    可变利益实体为企业所拥有的实际或潜在的经济来源,但是企业本身对此利益实体并无完全的控制权,此利益实体系指合法经营的公司、企业或投资。

    VIE结构实质是国际共济会金融家近年为规避主权国家公司管制而发明的一种诡异跨国公司形式。VIE结构在中国是根据所谓“法不禁止即合法”这样的模糊合法性支持的,而同样也有国际私法原则就是规避一国强制性法律规范的行为无效。[注:所谓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 Entity)是美国标准会计准则FIN46(FASB Interpretion No. 46,关于企业合并)中关于(被投资)实体的一个术语,是指投资企业持有具有控制性的利益,但该利益并非来自于多数表决权。可变利益实体的概念与特殊目的实体(Special Purpose Entity)的概念相近。之所以要确认可变利益实体是由于投资企业需要将这类利益实体纳入其并表报表的范围。

    建立这样的公司的目的就是完成某些具体的短期任务,比如规避金融风险、避税或其他监管风险。

    VIE是2001年安然丑闻之后产生的新概念。安然事件之前,一家公司对另一家公司拥有多数投票权才会要求合并报表。安然事件之后,只要这个实体符合VIE的标准,就需要合并报表 。安然事件之后,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紧急出台了FIN46。由于时间紧迫,甚至没有来得及制定相关会计准则,而是做为一条解释性条款列在ARB 51(关于合并报表的规定)之下。]

    公司股权日本公司为主,而且上市前是管理团队提名的董事并不绝对控制,依国际私法日本有司法管辖权!而在美国上市,美国也有管辖权!而这个公司适用中国法律的依据是没有理由的。如果是依据中国法律,阿里巴巴公司的同股不同权本身就是违反中国《公司法》的事情,可以依法无效。

    司法权是一个国家对这个企业的关键权利,有了司法权可要求注册地国家配合,公司注册地可要求查你所有密秘后给对方,还有司法执行,其它与日本有法律相关协议的国家也会执行,也就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均认其是日本公司。就如中国规定中国人注册的特殊目的公司是中国公司一样!而中国的司法对美国上市的阿里巴巴是没有司法权的,对在中国被VIE的阿里巴巴才有司法权,你没有司法权,凭什么说这个公司是中国的?

    很多人都说是阿里巴巴有董事会的控制权,其团队要提名11名董事当中的六名。但对董事会外国可以揭开公司面纱的,经常有股东诉讼董事会的事情,你控制的董事会被诉讼会在哪里诉讼?会依据哪里的法律呢?

    要知道期权和赠股是股东会决定的事情!因此每一个合伙人要取得自己的期权,都要大股东的同意,这样的结果就是他们与大股东的雇员无异!尤其是现在这些富有的、IPO发大财的合伙人纷纷养老去了以后,公司的新合伙人是急需有期权奖励等等支持来脱贫的,这里公司的薪金与期权带来的希望是无法比的,大股东是期权的决定者,这与老板是无异的,钱是大股东决定的!

    同时再有境外诉讼公司董事会的这个威慑,也就是胡萝卜和大棒都有了,日本不是你的老板是啥?这些合伙人都会听从大老板日本公司的,如果是这样,合伙人团体能够提名多少董事都是无用的,他们可以按照大股东的意思提名董事,同时还可以以此左右董事的决策!并且董事的提名和董事会的决策,大股东要是不满意,还可以打回去让他们重新提名。这里合伙人制度只不过是一个面纱或者白手套,控制公司的还是最大股东。

  这样的政策巧妙在于大股东表面上没有决定董事会的权利,因此不用在上市公司承担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责任,却有实际控制人的权利,还回避了中国人的民族情绪,让日本控制的公司可以非常容易的进入中国和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比如就在阿里巴巴上市的当口,中国出台了小微企业月收入三万以下的免征税的规定,等于是实际上承认了网店不纳税的合法性,阿里巴巴的优势就是税收优势,而这个纳税问题也是对其重大的指责,虽然是市场上拉平了传统商业与网络不纳税网店的政策差别。

    但对阿里巴巴而言,模式的任何合法性支持,都是最重要的利好!我们看到以前大股东侵害其他股东利益、操纵股价等行为还可以通过诉讼来救济,而这一次孙正义作为大股东却不会被诉讼了,等于戴上了白手套!因此这个合伙人制度与其说是为了马云的控制权,还不如说是给孙正义白手套,还不如说是把一个日本公司很好的包装了。

  对阿里巴巴的合伙人,也是各种势力都渗透的,蔡崇信的投身加入,为阿里巴巴带来了高盛牵头的50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此人高盛背景,在30合伙人中与马云权力一致,都是终身的。而孙正义的投资也是在高盛投资后的跟投!要知道天使投资与风险投资是不同的,天使投资是不看项目主要看人的,此人与高盛的关系是不一般的,合伙人里面有多少人是高盛的马仔呢?此人是从来不接受采访的。马云现在更多是一个公司的形象,是一个发言人。

    这里的同股不同权与当年的福特汽车是不同的,人家是一个家族的控制权,现在可不是马云和创业者,是一大群人的特权,人数多了就好操纵了。只是这些势力都渗透了,马云的合伙制才能够通过,这个合伙制且不考虑其背后的因素,就其制度而言,西方的公司治理制度的侧重是限制公司管理层特权的,这是与世界主流相悖的!绝对的权利产生绝对的腐败!管理层如果能够控制董事会不受限制,谁限制管理层的腐败?靠管理层自纠吗?这里我们总叫这句话的公知呢?公司可不是管理层的,合伙人们也只占公司股份的很小部分!这里责权利不统一,腐败的空间很大。对于类似的情况,美国二战后的发展是在公司股权分散大股东难以监控管理层的时候,以大量的独立董事控制董事会限制管理层,美国的公司让独立董事占据三分之二的公司是很多的。让合伙人成为经营层的特权贵族不受限制,限制只来自其内部的自纠,这与美国的普世价值也是不同的。参透了这个,你就会明白很多。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上市的阿里巴巴的本来面目,合伙人制度看起来很美,但如果你了解其中的博弈本质,经过博弈以后控制权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博弈运筹学当中常见的,我们应当更多的以博弈后的结果来看待问题而不是只看问题的表面。阿里巴巴的上市,马云得到的是公司上市个人财富的实现,而软银则得到更好的以白手套控制公司,他们是共赢的,但对中国怎么样,则还在继续博弈中……

    对VIE治理结构中国至少应当考虑采用对等原则。例如美国是否可让我国企业通过VIE方式控制,而要求美国允许目前美国限制中国投资的企业进入美国市场?例如:华为是否可以用VIE方式无限制地控制某些美国公司?如美不准,我国也应当对等地不准美国对中国这样做!

 

 

 

 

美国剥开马云的内裤

《华尔街日报》

2014-09-18

    注:照理说,美国不该脱马云的内裤,毕竟马云是去美国给美国股民送钱。也许世界上最严格的美国股市对未来还是有疑惑,有洁癖!容不得欺骗。

    随便查查你就知道,阿里巴巴注册在(英属)开曼群岛,公司属地是开曼!办公地在中国。本质上这公司是个英国公司!根本不是中国公司!对比美国著名公司,美国没有一个著名公司是注册在开曼之类的离岸金融地!这就是区别!理由是另外一码事!反正他不是中国公司!

    不是中国公司,日本等国家控股着阿里巴巴。而他却赚着中国人的钱,然后再去美国上市,向美国输送财富。最后,弄得连美国人都看不下去了。

    令人瞩目的阿里巴巴集团IPO现被舆论称为将是大陆公司规模最大的一次融资,外界预计这次IPO可能融资金额高达200亿美元,阿里巴巴公司市值可能超过2000亿美金。但马云并没有公布所有股东的信息,也没有说明少数股东复杂而深厚的政治背景。

阿里巴巴未公布所有股东资料

    按照纽约股票交易所IPO的常规流程,阿里巴巴公司在其备案文件中公布了70%的股份持有者身份,除董事会主席马云和副主席蔡崇信等公司高层外,包括美国雅虎、日本软银(Softbank)等外国知名跨国公司。但其它股东的详细信息可谓少之又少,尤其是有关中国大陆的主权基金、博裕资本、中信资本、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资机构国开金融(CDB Capital)和新天域资本(New Horizon Capital)等相关信息。美奇金(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Beijing firm J Capital Research)联合创始人杨思安(Anne Stevenson-Yang)表示,在众多的国家部门中,阿里巴巴拥有许多方面的利益盟友。

四名股东背景深厚

    在上述四家大陆企业中,有20多名高官的子孙担任这些公司的高层,显示高层与金融界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博裕资本,通过其子公司Athena China Limited持有阿里巴巴股份。其投入的4亿美金,得到的回报已超过10亿美元。国家开发银行也是如此。中信集团投资中信21世纪医药数据公司(Citic 21CN),而马云在今年1月通过自己成立的一家投资基金公司,与阿里巴巴一起收购了该医药数据公司的多数股份。

阿里巴巴所有权结构错综复杂

    2011年成立的Legacy Capital,在2013年底已拥有博裕资本基金I(Boyu Capital Fund I)、新天域资本IV(New Horizon Capital IV)和Athena China等离岸公司股份,而这些公司都是阿里巴巴的股东。

    其中博裕资本是通过注册地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Athena China Limited持有阿里巴巴的股份,而Athena China Limited却是由一家离岸公司Prosperous Wintersweet BVI所控股,Prosperous Wintersweet BVI的所有人则是开曼群岛的博裕资本基金I。

    如此层层通过加勒比海的离岸空壳公司持有股份,都是为了避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的追查。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CEO就因涉嫌雇傭高官子女谋取经济利益,触犯《反海外腐败法》而辞职。

    虽然这些公司所持有的股份不大,但其深厚政治背景的影响力却很大,令人不禁质疑阿里巴巴的运营透明度。外界分析人士预计,这次IPO可能让阿里巴巴的市值超过2000亿美金。如此以来,持有1%的股份都价值20亿美元。目前,阿里巴巴、中信资本、国开金融、博裕资本和Legacy Capital都拒绝对股权关系发表任何评论。

    中国电子商务巨鳄阿里巴巴,赴美上市后,又被外媒爆出争议事件,华尔街日报今天指出,创办人马云的投资行为模糊了个人和企业利益的界线,可能对阿里巴巴股东带来不利影响。

    〝阿里巴巴创办人近期交易引发外界警觉〞(Alibaba Founder's Recent Deals Raise Flags)!斗大的标题,华尔街日报今天指出。马云与合伙人谢世煌、史玉柱在4月以人民币65.4亿元,约新台币313.92亿元,入股有线及网路电视业者华数传媒(CN-000156),当时阿里巴巴将入股所需大部分资金,借给公司高层谢世煌投资。

    报导指,马云同时持有阿里巴巴和华数传媒股权,造成潜在利益冲突。由于阿里巴巴不直接持股,若马云或其他合伙人牺牲阿里巴巴,以华数传媒的利益优先,股东基本上束手无策。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邱俊荣:〝它的确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监理制度,他的公司治理是有问题的,这样子,没有规范的资金挪移,对其他的合伙人,或是其他小股东来讲,当然都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对于一个想要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当然理论上应该要受到更严格的监督〞。

    专家警告,这类投资,模糊个人和企业利益的界限,其实,阿里巴巴和马云成立的私募股权基金〝云峰基金〞,持续联手投资其他公司,包括今年1月及4月分别宣布收购中信21世纪和优酷土豆。

 

 

 

 

发件人:陆一<yilu@sse.com.cn> +(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陆一<yilu@sse.com.cn> +时 间:2014年09月18日 13:23 (星期四)附 件:1个 (~WRD000.jpg ) 查看附件

阿里巴巴上市闹剧与华尔街的贪婪

高路

    阿里巴巴2007年曾在香港上市。资本的贪婪本性难移,资本的自私本性更加难移,阿里巴巴的上市闹剧,让华尔街金融大颚们又当众表演了一次孔雀开屏背后的丑陋。

    阿里巴巴就要上市了,尽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没有最后批准阿里巴巴的上市申请,但据路透社、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八月三十日的报道,阿里巴巴初始股很可能于九月中旬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预计集资两百亿美元,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初始股交易。

    阿里巴巴的上市,用四个字可以概括之:"一场闹剧"。

港人对阿里巴巴的"旧恨新愁"

    "闹剧"之一是早在2007年阿里巴巴就曾在香港上市,到了2012年又主动从香港股市退出,改回私人公司;但不到一年又提出要在香港重新上市,引起舆论大哗,结果被香港金融监管机构拒绝,碰了一鼻子的灰。当时有评论家指出,港人之所以拒绝阿里巴巴的再上市请求,是因为有"旧恨新愁"情结。

    所谓旧恨,指的是当年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时,发行价为十三点五港元,到了退市时,阿里巴巴的出价还是十三点五港元,五年中投资阿里巴巴的人没有赚到一分钱;期间阿里巴巴只发过两次红利,合计每股零点四二港元,也就是说投资者借钱给阿里巴巴用了五年,每年只得到百分之零点六的回报。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的话,投资者虽然拿回了本金,但还是亏了钱。而在这五年中,阿里巴巴利用在香港上市筹集的资金,不断实施兼并,加上中国政府对国内互联网企业的单方面保护政策,一步步坐大,成为网购界的龙头,得尽好处,这一笔账精明的港人如何会算不清?马云以为港人健忘,其实是小看了港人。

    而"新愁"则是指阿里巴巴在二零一三重新申请上市时,其合伙人制度引发港人担忧。所谓"合伙人制度",是指的以马云为首的二十七名合伙人虽然只持有公司的少数股份(約百分之十五),但却有权决定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任命,也就是说拥有公司管理的最终决定权。这种既要控制公司管理权,但却不愿持有公司多数股份的"合伙人制度",与香港现有体制不合,引起港人高度疑虑。尽管有诸如港交所总裁李小加等人公开为"合伙人特权"背书(四年前笔者曾有专文谈李小加的大陆背景及如何为大陆公司到香港圈钱开路,参见"香港證券交易所自我作踐引狼入室"一文),但最终还是被港人拒绝,阿里巴巴计划在港重新上市也就成为一场笑话。

不光彩的历史与公司结构太复杂

    "闹剧"之二是阿里巴巴在港重新上市虽然成为笑话,但很快却在华尔街投行的协助下,准备强行在美国上市。根据现在所知的公开资料,负责阿里巴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承包商共有六家大型投资银行,包括瑞士信贷集团、德意志银行、高盛集团、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以及花旗集团。按惯例,多数IPO交易都只有一、两家顶级大型投行参与,而阿里巴巴的上市集中了全球最大六家投行的参与,实属罕见,不可谓不"热闹"。正因为有这六家顶级投行的保驾护航,阿里巴巴的业绩、公司管理结构、股权结构虽然不断遭到质疑,但还是被鼓捣成全球最大的IPO交易之一,並且以相對超快速度完成IPO過程,闹得实在过分。

    阿里巴巴最初放出在美国上市的风声时,绝大部分投资者根本不相信会是真的,原因有二,第一,阿里巴巴有着不光彩的历史,前面提到的在香港上市退市再上市的闹剧,仅是其中一例。马云在2011年曾经绕开董事会,擅自将支付宝从阿里巴巴集团剥离出来,让大股东雅虎怒不可遏,差点被告上法庭,名声很坏。第二,阿里巴巴的公司结构太复杂,不但合伙人制度与大部分股份公司管理体制不合,而且最让投资者担忧的是所谓的"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 Entity,大陆通称"控股协议结构"),"可变利益实体"虽说目前是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上市所采用的基本模式,但这个模式存在很大的法律及政治风险,今年六月份美国国会美中关系安全委员会曾发布报告,指出阿里巴巴的"可变利益实体"结构有重大风险,可能会损害投资者利益。

    所谓的"可变利益实体",简单地说,就是一家大陆公司在美国上市时,美国投资者买的其实不是这家大陆实体公司的股票,而是设在开曼群岛上的空壳公司的股票,这个空壳公司通过一系列运作,在香港设立公司,再由香港的公司在大陆设立全资子公司,并由这个全资子公司与大陆的实体公司签订一个或多个协议,达到享有大陆实体公司利益的目的。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样的公司结构在政治凌驾法律之上、法制徒有其名的大陆存在的危险性,因为直到目前,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认可"可变利益实体"的法律地位,只不过采取眼开眼闭、不加过问的态度,而这种态度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只要一个小小的政策改变,就能将"可变利益实体"致于死地,切断在美国上市空壳公司与大陆实体公司之间的联系,让上市公司股票一钱不值。

华尔街金融大颚的贪婪本性

    阿里巴巴虽然有着不光彩的历史、复杂的公司结构,加之旗下最赚钱的淘宝网假货、水货泛滥,让阿里巴巴在美国市场的口碑大打折扣,但却在最近几个月逆水行舟,摇身一变,成为全球投资界令人嘱目的明星,其中的奥妙,完全应该归功于华尔街投资银行,也让人们从中看到这些金融大颚的贪婪本性。以高盛、大摩为代表的华尔街投行,不会不知道阿里巴巴的底细,也不会不知道将这样的公司推荐给美国投资者很可能会使小股民陷入圈套,但他们为了一己私立,为了在阿里巴巴上市中获得丰厚的收入,不惜全力为阿里巴巴摇旗呐喊。两年前脸书(Facebook)上市时,负责脸书IPO的投行从中获得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手续费,大捞了一笔。从目前的情况看,阿里巴巴上市规模比脸书更大,以此类推,投行得到的好处一定更优厚。

    二零零七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华尔街金融大颚的贪婪有着脱不掉的关系,因此才有民众愤怒"占领华尔街"运动。可惜资本的贪婪本性难移,资本的自私本性更加难移,阿里巴巴的上市闹剧,让华尔街金融大颚们又当众表演了一次孔雀开屏背后的丑陋。

 

 


 

 

马云都害怕的事终于出现了

中国辣妈创业联盟

2014-05-30

    马云都害怕的事终于出现了,这商业模式要重创中国实体店和网店。

    前天上午,杭州城西银泰城附近的小区旁新开了一家“便利店”,名叫“嘿客”。在店里转上一圈,就会发现没有满货柜的饮料零食,取而代之的是两台超大寸的选购下单屏幕,以及一排可供手机扫码下单的虚拟商品,食品、服饰、母婴、数码、家电统统都在其中。

    没错,这就是做快递的顺丰开出的首批社区便利店。昨天,杭州同时有8家“嘿客”试运营,顺丰杭州地区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预计本月底还将有33家门店陆续开业。

    顺丰开便利店,手机扫码线下网购提货

    顺丰要开便利店的消息由来已久,此前被传店名为“嘿店”,如今幸好字差一个。“嘿客的名字很拟人化,朗朗上口也容易记。看下logo(图标)就能发现‘嘿’字左边的口偏旁很小,乍一看还真以为是黑客。”顺丰杭州相关负责人解释,在互联网思维,有趣与幽默感不能少,况且黑客都是业内精英,这下能体现顺丰对社区服务的强力整合。如果将之定义为传统社区小店,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昨天,家住昆仑橡树园的秦女士一进店就蒙了,仿佛来到了一家可触网络商店,“如果要买来自新疆的兵团天山鸡,在看了详细视频介绍,可到店中央的电子屏幕处点击下单,可网络支付也可付现金。”在店员进行一对一讲解后,秦女士总算有些明白了,这就类似英国最大的O2O电商Argos,在店内的海报、二维码墙上放置虚拟商品,再通过手机扫码,或者店内网络下单购买,之后顾客可以选择门店自提,也可选择送货上门。

    不过,稍有不同的是,“嘿客”除了试穿试用的样品外,店内不设库存,甩掉了困扰零售行业多年的库存包袱。杭州预计还将陆续开张33家,未来还能订机票、缴水电费。

    昨天,顺丰在全国范围内共首开518家“嘿客”。其中杭州试运营8家,顺丰业务负责人表示,现在还属于“试运营”系统,并非为最终版本,门店功能还将进一步完善,也就是说,平台化的建店态势一经揭幕,顺丰会沿着“客制化”的思想持续优化产品设计,不断开设新的“嘿客”店。预计本月底,杭州还将又开出33家门店。

    “在这些店内,顾客可以代寄、代收快递,费用更加便宜;再比如女生网购了一双凉鞋,到货后,可以先到嘿客店内进行试穿,感觉大小不合适或者款式不喜欢,可直接取消购买,不用承担任何费用,省去了以往后续交涉、退款、退货的复杂手续。”顺丰方面表示,其实对消费者而言,如今网上售卖的商品千奇百怪,但很多都需要用户进行实际体验,最典型的就是家电、3C、生鲜、服装衣帽等,当电商通过技术手段解决视觉和听觉问题后,却面临触觉、味觉和嗅觉等阻碍,而门店提供的预售、试穿等服务恰好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除了快递物流业务、虚拟购物外,“嘿客”还具备ATM、冷链物流、团购\预售、试衣间、洗衣、家电维修等多项业务,实为社区网购便民生活平台。昨天,已有居民到店询问相关便民服务,如话费充值、机票预订、水电缴费等,其负责人透露,只要等完成电脑系统连接,就能很快实现。

    “跨界”,这个词儿在眼下的快递和电商界并不陌生。一夜之间,“嘿客”518家门店全面上线,显示出顺丰这家行业大佬进军O2O模式的大手笔。是电商界的“搅局者”,还是另有深意?

 

 

 

 

 

全球新格局下的中国战略发展之路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 张宇燕 等

2014-09-23

    前言:前不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的“鸿儒论道”论坛就“全球新格局下,中国如何实现战略发展”邀请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做主旨演讲。张宇燕提出,在西方制定规定的背景下,中国怎样在非中性的规则下异军突起非常重要,值得深入研究。张宇燕主张,中国需要深度分享全球的规则制订权。之后,与会的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张昕、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宋国友、上海国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刘海影与张宇燕所长就人民币国际化、全球规则制定、全球化的未来、国际金融秩序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以下为讨论实录:

  中国崛起对世界有何冲击

  张宇燕:首先是实体经济方面的。有些国家并不认同中国的发展,尼日利亚央行行长在FT网站指出,“中国拿走我们的初级产品,把制成品卖给我们,这也属于殖民主义性质”。另外,中国对世界的冲击还包括了中国货币经济的扩张、参与国际制度的制订和价值观念与发展道路等。

  现在我们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习主席提出不冲突、不对抗,但美国也有它的想法,一个美国学者眼中的新型大国关系挺有意思的——美国应该通过多轨道途径处理对华关系:第一个是红灯,警告中国不要使用武力改变现状,这个是红线,不能越过;第二个是黄灯,允许中国增强在区域的影响力;第三个是绿灯,美国要认可中国在全世界去获得所需要的能源资源的努力。

  在这么一个格局下,我们要把握三个特点:第一个要和平,大战打不起来,但是边缘化、代理人的冲突会不断,整体来讲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第二个相互依存度,中国对外的依赖是非常高的,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来保障我们的发展利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在国际格局上,中国的实力在迅速的提升,这个进程还会维持。据估计,未来8年到10年,中国的GDP跟美国应该是平衡的。在这三个大背景下,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国际规则的制订上,我想中华民族的复兴一个是民富国强、中国梦的实现,还有祖国统一,为此,中国需要深度分享全球的规则制订权,另外,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也是可以约束美国美元的霸权,给世界提供更好的货币金融环境,最后还是要发挥价值感召力和道德感召力。

  中美关系去向何方

  张宇燕:中美关系讨论得比较多,说得最多的是“修希底德效应”,就是雅典的兴盛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慌,随着雅典越来越强大,斯巴达恐慌加剧就打起来了,强大指的是物质军事实力的强大,恐慌是心理感觉,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出问题。

  中美之间会不会是这样?现在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今年年初社科院开了一个内部的会,也邀请了美方的相关专家,美方代表团的团长是国家利益委员会的新主席,他指出“很多人把今天的世界比做100年前的世界,100年前是1914世界大战爆发前,当时主要是德国和英国。今天有人把中国和美国比做德国和英国。不过,100年前,像今天这种来增进两国理解、加强互信、增信释疑的会议是很少的,我们今天在这开会说明和100年前不一样”。

  再讲一个学者的判断,戴维·兰普顿认为未来的世界很可能取决中美之间的赌局。这场赌局美国下注了,赌中国崛起之后不会挑战美国的利益,并且帮助它分担一些国际责任。中国赌在崛起的过程中,美国不会以非和平的方式打断中国的崛起,这是它的想法。当然有赌局就有输赢,这个事它还是有很多担忧,这要取决于两国政治家和公民的努力和智慧。

  全球规则制定:历史是否高于国际法的正义?

  张昕:现有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则确实对中国这样的国家非常不利,比较历史权利的分配,现在的国际规则对某一些政治体来说是高度不对称、不公平的。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比如在论述南海一些海洋领域的主权诉求的时候,经常强调历史高于国际法的正义性。

  这里面正好给我一点启发,我的研究领域中心之一是俄罗斯的政治和外交,大家如果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可能看到近期俄罗斯和克里米亚问题上,俄罗斯政治精英在论述自己的行为时,用的是和中国非常相似的逻辑,指出现在的国家边界甚至可以推到上一个时期,乌克兰政治实体的存在和俄罗斯边界的划分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说,对俄罗斯是高度不公正的,所以俄方有完全的历史正当性,把这块土地纳入到俄罗斯中去。这就是历史正义性高于现有的国际法的体系。

  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这样的逻辑在今后进一步深度分享全球规则制订权过程中,会不断遭遇到跟现在这个法系上各种层面的冲突,这方面希望张老师能进一步展开,判断下这个前景,并指出下中国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会采用什么原则和方法。

  张宇燕: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历史的正当性和现实正当性的问题。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随着实力、格局、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之后,现行的国际规则的改变和规则背后有多少利益?用历史的正当性来否定现行规则的执法,实际上在拓展自己的利益,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我想在大规模战争不会爆发的大前提下,各国会在规则的确立过程中各自博弈,每个博弈者都要算成本和收益,最后有可能达到均衡状态,也有可能能够得出好的结果,这个大家慢慢再去谈,我想这个是很自然的。像小平同志在谈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上来就讲以前签的条约我们认账,这个是两国交流的基础,然后马上要说这个是不平等条约,再补充一句说后人比我们聪明,相信它们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所以你看伟人的讲话,每一句话不多,但每句话有很深刻的意义在里面。历史和现实的协调性,实际上是综合力量博弈的一个结果,如果把握得好的话,实际上是可以不断调整的。

  全球化格局对于全球金融体系或者金融风险的影响是什么?

  刘海影:全球化格局对于全球金融体系或者金融风险的影响是个很专业的话题,在我看来,当我们在全球化的经济格局里面,全球金融安全已经成了一种公共体,有人做过研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的30多年时间里面,全球各国没有出现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全球严重的金融危机发生了13次,这个13次跟1933年全球各国放弃金本位之前的金融动荡情况依然无法相比,之前是更加波动,像1929年的金融动荡,1907年的金融动荡,1893年的金融动荡导致的经济下滑幅度是我们看到的是无法相比的。以前是7%、8%,10%左右,20%左右的经济下滑,但是这次2008年的金融危机只导致了百分之几的下滑,我的意思是说,之前金融更加动荡,但是我们放弃了金本位之后金融有所好转,但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再次出现了全球层面恶化的金融动荡,而且重要的特点是所有的金融动荡都不是国内因素主导的,而是国际因素。

  换言之,某一个国家是否遭遇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的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金融风险作为一项必备的要素是全球层面上的公共体而不是个体。因此,全球各国需要合理的金融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要点在于可能出现金融动荡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机制来提供所谓的国际最后流动性。当中央银行这个制度发明之后,在金融危机可能诞生的时候,央行可以透过贷款来终止危机。为什么国际金融危机没有办法被终止?是因为国际层面我们缺乏一种制度来提供国际的流动性,这也是我目前正在做的一项研究,我们认为现在各国正在实践的中央银行货币互换网络可能是针对国际流动性的一种蛮有潜力的制度安排——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来为全球各国提供最好的流动性,而不是像现在我们各国都是被迫性地去储备,从而导致了很多不合理的现象。

  总结下,在全球化的格局之下,金融安全已经是一个全球公共体,需要由全球化的治理机构来予以提供流动性。

  张宇燕:关于国际金融稳定,我也同意通过各国间的央行建立货币互换网络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因为金融稳定是全球问题,解决全球问题就要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规则就是全球共同体,但是我想这个谈判很困难,因为涉及到谈判的重心,涉及到国家力量大小不一样,现在西方六大央行之间已经建立了无限量的货币互换网络,西方是不是有一个想法要体系化?对中国和其它经济实体来说,其实很多事情进去没问题,关键是条件,要接受西方已经制定的规则。所以,我觉得想法都很好,但是要考虑一下难度。

  全球化的未来是什么?

  宋国友:全球化可能不是一个无限化到底的过程,可能到了一定的界限就会出现均衡的过程,全球化的边界可能在什么地方?同样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美国由原来全球化的鼓吹手到目前全球化的阻碍者,这个说法可能有一些偏颇,但是我们可以从很多指标去衡量,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或者一个现象就是美国国内在进行调查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人表示全球化对美国来讲不是一个好事情。从全球化来讲,可能需要另外一个动力源,很可能就是中国。中国的对外贸易投资等等发生在中国和世界的经济行为,需要中国不断拓展经济领域,这样不断拓展的过程恰恰是未来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由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零和博弈,中国所推进的全球化,恰恰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包括美国带来一些经济的损失,这样就带来推进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的过程。

  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全球化可能是一个顶峰时期,美国觉得自己的利益与全球化是一致的,但是在2020年可能中国就是全球化的推手,美国可能出现不是说孤立主义、就是稍微反全球化的浪潮。

  刘海影:全球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市场化导致全球遵循一个统一的规则、在统一的市场里面进行经济活动,但与此同时,我们生活在主权国家,统一的市场与分裂的主权国家治理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个我认为是全球化发生各种困难的根本性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上曾经出过很多的尝试而且是不成功的尝试。

  全球化的阶段,我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西方主宰的全球化,另外一个是全球参与的全球化。“西方主宰的全球化”进一步细分,包括了“地理大发现”、“殖民地殖民活动的全盛期”、“二战和冷战”,本质上还是在丛林规则之下,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阶段下,能够向西方主导的规则提出挑战的仍然是西方内部的一些因素,包括意识形态,包括纳粹主义,包括苏美冷战的时候意识形态的斗争。到柏林墙倒闭之后,西方内部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的矛盾应该说告一段落,所以才有了历史的终结。

  能够向西方体系提出挑战的西方内部的势力已经消解,现在全球政治和文化方面向西方提出的挑战都是非西方的因素,甚至所谓文化的冲突,恰好在这个时候,我们进入了全球参与的新阶段,以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崛起为标志。在此情况下,由于不可能发生像以前那样的大规模战争,各个主权国家很大程度上必然会处于一个长期而反复博弈的过程,这个博弈每个国家所依据的政治文化的准则是不一样的,一定会发生冲突。比较乐观的是,战争方式来解决彼此间的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现在对这种全面性战争的约束因素是比以前强了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彼此之间的斗争很可能是基于长期的拉锯战,你势力强一点的时候,你规则占便宜多一点点,但是最重要的,是透过在统一市场原则约束之下的博弈,取得大家彼此规则的认同。这个是我对全球化比较有信心的地方。

  宋国友:中国的力量很强大,块头在增加,那些衣服变得越来越小,不仅越来越小,而且是美国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后发国家定做的,定做是打引号的,就是已经做好的,不断变大中国的块头,怎么样去穿上已经不能适合中国体格的衣服呢?这个衣服就是规则问题,中国怎么样去推动规则的发展?中国和全球规则的关系大致上有两个选择:第一,反对规则,中国可以说不;另外是加入规则。

  中国以往的做法是融入规则,加入世贸组织,大体配合的态度加入国际规则,国际规则是美国及其盟友所指定的,这个时候存在一个问题,美国以后邀请中国加入国际规则,让中国变得更像美国,规则让中国变得更文明,思维会跟着美国走,但是中国5000年的文明基因存在,使得中国虽然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但是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此顽强,美国没有改变中国,相反中国利用美国所创造的国际规则体系来实现更好的发展,这个时候美国不干了,它试图在现有的规则之上或者之外,打造一个新的规则体系,这个就是TPP新的规则。中国不干了,美国不是一个很公平的玩家,我按照你的规定经过谈判加入了你的体系,我玩得很好结果你不干了,要去弄一个新的体系,中国怎么办?是继续追随美国不断拔高的规则,还是要想办法去制定自己的规则?但是要说的是中国制定自己的规则,绝对不是在现有的规则之外,完全制定出一套不同的规则。中国做法很简单,在现有规则允许范围之内,根据中国自己的需要制定出很多规则出来,这个是规则竞争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一个很聪明的玩法,你玩TPP,我们重新做起来,你控制IMF,中国曾经花了很多气力试图改造IMF,增加自己的发言权,结果美国国会不同意,一直没有批准,那怎么办?对不起我只能打造自己的金融机制,就是现在我们讲的金砖开发银行和未来要打造亚投行。

  所以中国采取的方式是规则竞争,但是在全球化的体系之内,不是像冷战的时候通过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划分和美国竞争,而在统一的规则体系之内,打造出中国自己的规则,这是很聪明的玩法。

  美国怎么应对中国的竞争也考验美国决策者的实力或者判断力。但是一个问题是美国现在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现在奥巴马玩不动了,美国现在确实进入到一个制度的僵局,以前美国的民主制度可能是发挥着美国竞争的优势,现在美国的制度包括民主制度,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美国的精英没有足够的政治决断力去打破这样的僵局,美国原来引以为豪的制度优势可能会变为制约发展的劣势,中国的制度不管喜欢与否可能成为支撑中国未来发展,并且赢得和美国竞争性合作,或者合作性竞争的胜利。

  张宇燕:关于全球化和未来的发展,我想它是一个再全球化的进程,含义是西方利用新的规则来规范和整合那些处于边缘或者没有进入中心圈的国家,脱离世界主渠道不可能,完全受制于人不可接受。拿TPP来说,我的看法是美国迟早要接纳中国的,几年以后中国可能就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了,我们现在出口已经世界第一了,所以一旦把中国排斥在外,TPP体系就不完整了;更何况逼急了之后,金砖国家可以成立一个平行的体系,这也是很多西方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比如基辛格,和一些研究所的研究报告都谈到的,TPP最大的风险就是逼得中国和其它金砖国家另搞平行体系。

  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宋国友:我非常同意张老师的观点,国家的竞争最后标志性的形态就是货币问题——人民币能否超过美元。那个时候可能是2040年或者2050年。一个国家的GDP已经超越另外一个国家很多,但是这个国家的货币居然不是全球货币,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历史先例,没有。确实我们看到英国的英镑虽然在英国的霸权消除之后还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是毕竟也只维持了一段时间而已,但是目前中国的GDP在2020年或者2050某一个时间段超过美国的时候,在2040年或者2050年,或者2080年的时候,人民币会不会超过美元,如果是的话我们该做什么,我觉得张老师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迎接中国GDP在未来会超过美国GDP一个关键时刻,去设计出人民币国际化这样的图景。我的问题就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有哪些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张宇燕:说到全球化对规则的改变,特别是货币问题,最后归结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首先说一点,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词在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领导讲话也从来没有一次,一般就讲讲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没有专门讲到国际化,这个是学者在讨论的。

  在我看来,现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条件主要还是在我们综合实力在提升,提升以后,中国通过贸易、投资等方式对别人产生影响,他们就会开始使用人民币,在我们的一些周边国家,我听说特别是蒙古,人民币基本上都是可以使用的。

  还有一个有利条件,这个机会来自于市场,也就是美元本身的问题。美国进入一个顶峰平台期,达到了顶峰状态,你要让它再往上走就走不动了,下坡可能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也有可能走到一段遇到一个比较陡的坡就下去了,这个要看条件,都是博弈——美国走到什么时候,现在取决于欧洲、俄罗斯还有中国,是多个变量之间博弈的结果。总体来看,我觉得美国在走下坡路,特别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大家发现把世界经济绑在美元身上恐怕有问题的。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影响这么大,就是因为发生在美国,如果出现日本,我觉得影响也不会那么大。我们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可能是人类寻求一个相对稳定国际货币基金体系的解决方案,这也是当年胡锦涛出席G20峰会提出的四点主张之一,而且这一点也在多次G20峰会上得到各方认可。

  最近美国不断制裁欧洲的银行,一罚款就罚几十亿上百亿美元,这种被制裁的可能性和严重后果让发达国家内部开始有一些警惕,包括美国国内一些为规避税收而将利润或财产外移的企业或高收入者在内,于是,去美元化趋势逐渐显现。

  日本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央行的顾问曾到中国,与中方探讨在亚洲建立一个自己独立的结算体系,因为日方意识到,这样的结算体系美国有、欧洲有,但亚洲却没有。由于亚洲所有国家讨价还价非常困难,所以日方提出要在中日之间建立一个共同货币。当然,现在中日之间的政治环境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共同货币的构想也不可能成行了。

  不光是发达国家内部,其它国家也有一个去美元化的趋势。现在,美国正在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在这之前美国制裁伊朗从技术上是很成功的,因为金融制裁有一个体系,你跟伊朗做生意的所有金融机构将来可能要罚款,其它国家不跟你发生关系之后,被制裁过马上就受影响了,见效快而且效果好。但美国制裁之后,其它国家会开始警惕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会给人民币发展腾出一些空间来。

  当然,不利的因素也是存在的,比如随着海外人民币规模的飙升,像资本项目开放这个事情确实是有一系列的问题,大家争论很大,国内有些学者认为这一进程要加快,有些则持反对意见,认为资本项目进一步放开风险极大,而且在金融服务领域发达国家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我们跟美国一些官员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问人民币国际化会否损害美国的美元霸权,对方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就必须要资本开放,随着金融服务业开放之后,我们美国得到的好处要大于人民币国际化对我们的损害。

  另外,还有一些其它的问题,比如一旦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对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的要求就更高了,并且,一旦出现了大规模的资金大进大出,或者金融危机传导,国内经济就要做好应对。以韩国为例,韩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是1997年,开放没多久就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于是,它的汇率一下贬到一半以上,股市市值一半没了,大量的外国资本进来,进来以后换成钱收购企业,几年以后全恢复了,汇率上去了,股市也上去了,看上去就业没有什么变化,经济还在增长,但是事实上,很多企业的控股方已经不是本土的了,三星公司是国际公司,70%左右的股权是欧美的了,只是管理层是韩国人,前几大银行的外资控股率也达到了80%以上,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有所考虑。一旦全面放开,我们要斟酌,不是说止步不前,但是我们要考虑、要分析,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复杂,专业性很强,总量要考虑,微观也要注意。

    (“鸿儒论道”是由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发起,并由长安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支持,双周定期举行。论坛关注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中的各种问题,致力于为学者、监管者和业界专家搭建跨界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提供专业意见。)

 

 

 

 


互联网正颠覆各行业命脉

中国工程院院士 郭重庆(81岁)

2014-09-22

    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工程设计大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郭重庆指出,互联网目前正在颠覆各个行业的命脉,社交网络及微信变成了新媒体,新闻业的围墙正在坍塌,维基百科成为了群众自修自编的可信的另类百科全书,无人驾驶的汽车、飞机、无人操作的工程机械,智能电网都已经出现。

    同济大学教授郭重庆在9月21日苏州的“2014东沙湖论坛中国管理百人报告会”上指出,互联网目前正在颠覆各个行业的命脉,社交网络及微信变成了新媒体,新闻业的围墙正在坍塌,维基百科成为了群众自修自编的可信的另类百科全书,原来书也是可以这样编的。“大中小学的教育都要改变,翻转课堂将改变传统的教育学模式。商业银行像恐龙一样消失,实现金融的普惠脱媒时代,网上七嘴八舌地‘合成生物学’开启了新药的开发的一个里程碑。”

    他说,“今后世界上任何物体,汽车、各类机械、桥梁、道路都可以互联起来。可感知、可度量、可以通讯,使操控更加得心应手。”在郭重庆看来,目前信息技术正在彻头彻尾地变化着,而且是看不见的无止境的变化,其规模之宏大发展之迅速,令人应接不暇。信息革命的影响远超过工业革命,各行各业唯有变革,融入信息技术的变革,才能适应时代而生存,制造业越发显得跟不上潮流。而人工智能终将超越人的智能,科学杂志编辑部认为,计算神经科学已经是成熟的领域,按OECD预测,信息分析与模拟仿真技术和人脑工程将是未来最前沿的技术。

    郭重庆说,前沿是什么?现在看起来就是数据的处理,计算模拟仿真,和人脑工程。有人断言,无人驾驶的飞机,无人驾驶的车辆,无人驾驶的潜水艇将决定未来战争的方式,我们不要做落伍者。他认为,互联网的特征应该是开放,公正,参与。“过去我们说外包,现在是众包,或者众筹,共创,普惠,脱媒,平台型整合,甚至加一个平等。这个就是互联网的一种特征,互联网是技术,经济、社会相互促进的结果,”郭重庆说,“我觉得真正的互联网发展的过程,是市场化的产物,是一种自发秩序,不是人设计的结果。”

    郭重庆认为,至今中国工业界尚未充分利用这一信息化的资源,仍处于启蒙状态。“唯有颠覆者而不是跟随者后来居上,中国制造业必从产能规模扩张的发展思路中反思,中国的制造业的辉煌还能持续多久,下一步如何走?可以预见的是互联网将重新定义制造业,产品和服务的融合是大势所趋。”中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长驱直入的全球市场将一去不复返,中国增长的动力在哪儿?他认为,“我们中国的改革就取决于邓小平那几个新观点,新方法,新思维。在今天的条件下,我觉得我们需要新方法,新思维。新方法是什么?体制的包容性,教育的去行政化,创新的开放性。”以下是他的演讲全文(小标题为记者添加)。

    互联网正在颠覆各行业命脉

    各位早上好,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互联网将重新定义管理。20世纪初泰勒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量化、精细化的科学管理时代。二次大战中,美军的一些量化管理精英,我们现在叫“蓝血十杰”,将运筹学引入后勤军需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二次大战以后呢,福特公司将蓝血十杰纳入他们的麾下,并且在工商管理上做出了非常出色的成效。

    管理科学后来相继引入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理论体系日益完整,使管理科学更科学化,精细化,但是问题数据的匮乏,工具的缺失以及封闭的同行评议,大家对同行评议现在非议很大。

    评估体系日益形成一个论文导向的学术价值偏好,沉溺于模型,但又缺乏数据支持,偏离实践、实证和实验,结果缺乏验证,造成工具理性猖獗,老是用工具理性猖獗,说得太重了一点,价值理性迷失的自娱自乐的困境,这个是不是说得过头一点。所以管理科学界陷入两难的选择,到底是追求学术价值还是满足国家的需求,是学术第一还是学术思想第一?这是最近清华的钱宇提出来的,要么做学术家还是做思想家,趋炎附势,循规蹈矩,还是批判性的思维,学界面临艰难的选择。

    我们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变革是主旋律,新的科技革命正如“山雨欲来风满楼”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互联网正颠覆性地冲击着各行各业的生存命脉,产业变革在所难免。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也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有人提到转型是陷阱,还是转机?也说不好。按照唯物史观,我们说时势造英雄。这是历史赋予中国的一个机会。

    对管理学界来看,也是历史难得的机遇,大数据是最接近映射真实世界的手段,云计算是社会化配置的计算服务工具,以及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并开启了管理科学研究的新的范式,是管理科学发展史上最接近现代科学的一次相遇,抓住了,管理科学的研究会涅磐重生,抓不住将会继续沉沦。这个是不是太过头一点?管理学界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担当。

    管理学界是准备好了吗?我最近老是提“你准备好了吗”?人类正处于一个经济、社会与技术大变革的时代,“近百年世界发生的技术变革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辉煌”。

    研究世界经济史的Clark教授说,人类历史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十九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人类聚集的财富和物质文明达到了一个巅峰,而公元1800年以前的两三千年间世界人均GDP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就是600多美金。就是说很有意思的,它是用这个量化的力学的方法研究这个经济发展的规律。100多年的经济变革,超出了很多最有远见的科学家的语言,一些重大的技术的变革正在突破临界点,20世纪才真正出现了技术位置的重大转移,技术由社会边缘走向中心,雕虫小技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源泉。

    本世纪初,一年间,纳斯达克指数从5100跌到1100点,市值跌去5万亿美金,近美国当时的GDP的一半,IT业一场浩劫,2003年英特尔的前CEO,就是那个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格鲁夫说,IT业面临着死亡之谷,当时他自己对IT的前景也茫然不知所措,他说了一句史诗般的话:“互联网将重新定义IT”。

    他的话说得没有错,互联网的确重新定义IT,一个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开启了IT十年的变革,逆转了IT产业发展的停滞颓势,一切IT的变化,凤凰涅磐的根源,都绕不开互联网的发展,这十年互联网的发展的确重新推动了IT发展,互联网服务催生了很新的行业。

    今天,我们必须面对这么一个现实,就是人类社会,计算机,物理世界,三元融合,使信息服务进入了普惠计算机时代。那么,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怎么高估,都不为过的。前几年人们还在算计着什么时候能够进入到普惠的计算时代,不经意间,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及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乔布斯一下子把人们带进了普惠计算的时代,手握着一个智能终端,随时随地可以获得一个所想要的解决方案。

    互联网与商业的对接演化成为新的商业模式,电子商务,方兴未艾,野蛮增长,一个马云十五年间造就一个近2万亿规模的电子商务王国,今天我们的快递就有90亿件,超过美国。

    社交网络及微信变成了新媒体,新闻业的围墙正在坍塌,几个年轻人马化腾及ZUCHERBERG改变了十几亿人的社交生态,匪夷所思。维基百科成为了群众自修自编的可信的另类百科全书,原来书也是可以这样编的。面临着IT无与伦比的存储、收缩能力,中小学教育还能照旧教下去吗?我看,可以大大改变知识灌输的方式,“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译自“Flipped Classroom”或“Inverted Classroom”,是指重新调整课堂内外的时间,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成为世界上很响的口号,改变传统的教育学模式,让孩子们学会自己去淘知识,体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魅力,所以墨客而将实现教育公平的普惠教育理想,互联网金融如比尔盖茨讲的,商业银行像恐龙一样消失,实现金融的普惠脱媒时代,网上七嘴八舌地“合成生物学”开启了新药的开发的一个里程碑,你还在写纸质的信吗?我已经好久不去邮局了。

互联网将掀开服务业和新的工业革命的大幕

    今后的服务将会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互联网将掀开服务业和新的工业革命的大幕。

    得益于计算机的强大的存储、收缩和互联能力,人类近年所积累的数据呈爆发式,指数级的增长,几乎就等于人类过去所拥有的数据的总和,并根据新的摩尔定律,全球数据量每两年翻一番,匪夷所思。大数据的特征,大家都说它是海量,是多元的,是异构,非结构化,连续性的,实时性,网络结构,精准映射等,加什么赞美词都不为过,简直就像一个记载人类行为和物理世界特征的数字写真,大数据无限接近真实世界。

    再强调这一句话,大数据无限接近真实世界。

    面对如此景象,一些学者敏锐地发现了一个人类再认识的宝藏,早在2008年三位学者发表了《大数据计算:商务、科学和社会领域的革命性突破》,就把大数据和革命性突破联系在一起,大数据被认为是继实验研究、理论分析和计算机模拟仿真之后的第四种科学范式,已经提高到科学范式的高度,将取代还原论及传统的复杂性科学,数据处理能力被认为是一个国际竞争力的标志,数据决定成败,大数据的热潮就此开场了。

    与大数据相伴而生的云计算,可以说是信息技术发展上两大技术突破的一个重大不期交汇:我引的EMC的一句话“云计算相遇大数据”,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再加上互联网简直是绝配,这三项事情是绝配,云计算加大数据再加互联网,将深深改变世界,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IBM的CEO彭明盛在金融危机之后对奥巴马说,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实现数字化、互联化、还有什么信息不能被挖掘、分析、优化、决策到提供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这是后来的智慧地球智慧城市的的出发点起点,所以一切都开始智慧化了。

    消费者就像用水电一样方便,随时随地可以获得所想要的信息,解决方案,世上任何物体,我老是说,今后世界上任何物体,汽车、各类机械、桥梁、道路都可以互联起来。可感知、可度量、可以通讯,使操控更加得心应手。

    作为这个时代的引领性技术,信息技术正在彻头彻尾地变化着,而且是看不见的无止境的变化,其规模之宏大发展之迅速,令人应接不暇。信息革命的影响远超过工业革命,各行各业唯有变革,融入信息技术的变革,才能适应时代而生存,制造业越发显得跟不上潮流。

    海尔的张瑞敏,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企业家,传统制造业在信息化大潮的冲击下,也逐渐回过神,谁能把用户带入网络时代,载体是什么,并不重要。就连那个与互联网无缘的汽车,最后也变成智能汽车,这就是大势所趋,就像佛德曼在《世界是平的》里所描绘的压路机那样,将碾平一切前进的障碍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谁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谁就是下一个柯达。

    作为制造业应该反思的是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在数字化、智能化和互联网化上远跟不上信息技术发展。我们的拖拉机是把农耕时代的牛换成一个柴油机,仅此而已,一个没有脑的工具,人工智能在几度沉浮后又兴起,人的大脑有30亿个神经元,而连接后有300亿个,按照摩尔定律,2018年芯片即可达到这个水平,届时人工神经网络将超过人脑。人工智能终将超越人的智能,科学杂志编辑部认为,计算神经科学已经是成熟的领域,按OECD预测,信息分析与模拟仿真技术和人脑工程将是未来最前沿的技术。

    前沿是什么?现在看起来就是数据的处理,计算模拟仿真,和人脑工程。无人驾驶的汽车、飞机、无人操作的工程机械,智能电网都已经出现,有人断言,无人驾驶的飞机,无人驾驶的车辆,无人驾驶的潜水艇将决定未来战争的方式,我们不要做落伍者。

    在这个逐步演进的过程中,充满了机遇与挑战,哪个行业都会被淘汰,百货公司、书店、纸媒体,邮局甚至大学,那究竟是什么力量带来这一切,又将带向何处?哪些行业将会获益,中国又可能在哪些领域里获得突破,这是值得未雨绸缪的大事。

互联网将重新定义制造业

    第二个部分要讲的是互联网将重新定义制造业,制造业对中国的意义非同小可。

    制造业,我觉得应该由一种危机意识,加快与互联网的技术的融合是当务之急。我甚至斗胆对机器进行新的定义,机器是一个具有智能化,能自我调整并有通讯功能的工具,可以感知,度量、通讯也可以操控的拓扑结构,今后的机器应该就是这么一个智能化的东西。

    制造业产品的发展方向,在未来数字化、智能化、互联化,这是必然的。制造业的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包括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必须再定义,新产品、新潮流和新服务必须基于互联网技术再造。

    产品与服务的融合是本次信息化大潮的一个特征。愈来愈多的产品的核心价值已经不是产品本身而是服务,比如手机,电视,它已经不是本身的制造业的核心,很多制造业被边缘化是源于对产品和服务的理解不一样。我们的制造业企业对产品和服务的理解,或者互联网的服务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谷歌和苹果开发的电视、汽车和传统的制造商不一样,我老是产生一个想法,谁将主宰制造业的发展。今后的汽车是由汽车厂商主宰还是互联网主宰。的确是新的问题。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百年从事影象产品的柯达公司申请破产,被一个只有13个年轻人的同样是从事图象储存的IT公司,INSTAGRAM被FACEBOOK以10亿美元收购,给人发出的信号是传统制造商适应不了信息化和服务化的潮流。我调出那13个小伙子的图象,都是清一色的格子衫,都是30岁左右的。

    那么技术的核心主导产品的模式已经过时了,不知道这么说合适不合适,英特尔INSIDE似乎不重要,系统决定成败,整合者得天下。我老是宣传,现在谁有本事整合,整合者得天下。核心技术不是成败的决定因素,这似乎给我们一向迷信核心技术的中国人一个机会。我老是说,4G手机有核心技术,假如你今天有一个好的介质,你可以造一个新的核心的网,你是一个整合者。把自己的手脚和思想释放出来。

    在此背景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更多依赖三点。

    第一点,社会化的价值创造,互联网背景下,一定要记得,价值创造是社会化的价值创造,大家老在讲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是什么?雷军说,是关注,是快。这不是他没有真正的自己的互联网思维,我认为互联网思维应该是开源,开放,共享。这是真正的互联网思维。作为企业来讲,一定要理解,一定要领会到什么是互联网思维,互联网的精神,互联网的特征,网络化的生态存在。

    第二点,网络化的生态存在,是这么三个存在。一是纵向供应链整合,到横向价值链整合。现在演化到网络生态链整合。竞争合作、协同共生。中国制造业企业大多还处在纵向供应链整合阶段。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中国的企业现在领先的这种发展模式来讲,恐怕还很早,恐怕还处在原始的状态。

    第三个实时化市场洞察,精准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我讲用这三条衡量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是否存在,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已经处在找不到感觉的状态,海尔去年减少1万6千人,今年减1万人还是找不到感觉。

    传统制造业企业面临的就是自身的人力资本与知识的结构和信息化大潮的要求不相符的,要在企业的组织架构上进行改造,我觉得就是这么几条:垂直化、扁平化、分散网络化、社会化、国际化。

    你资源的配置一定要在你的围墙之外寻求,社会化、国际化的寻求配置,一定是一个社会化的价值创造,不是你自己单独创造价值。这是最根本的思想。现在我们很多企业没有真正理解社会化的价值创造,封闭性到开放性。制造商,供应商及生产型服务商,客户是在一个平台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外部的生态创新系统。现在今天的产品叫小米,或者苹果,谷歌这些,基本上是处于一种生态的链的这么一个存在中。第三个就是单干型到整合型,从传统企业向轻公司的转变,不要什么都做。做你最擅长的那一块。那么互联网企业加平台型企业,将成为未来制造业企业发展的一个范式,那么这个就是,IT与制造业的混血儿,那么技术创新加商业模式的创新,制造业进入泛制造业时代。

    要提到,制造业必须要摒弃以生产者自我为中心,以产品为中心,以技术为中心的制造文化情结。要对商业模式进行深度变革。这是适应今天的互联网文化。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产品生产与价值的创造日益走向社会化与公众参与化,企业与客户间的关系趋向平等,互动和相互影响,制造业应该摒弃闭门造车的传统,我们中国的制造业基本上处于围墙内闭门造车。制造业的突破在业外,我老是强调这个,制造业的突破在业外,在企业围墙之外,打破围墙思维,寻求社会化和国际化资源整合是当务之急。

    3D打印的热潮,其意义不在3D打印技术本身,我十几年前就花60万购置了一台RP、LOM模型,至今我也没有产生兴奋感,到现在为止,我并不对3D打印感觉到怎么样,3D打印的意义在于在互联网的支持下,产品制造和社会广泛公众参与,它可能开了一个头。也就是说社会公众参与了这个生产的过程。

    制造业愿景:工业互联网

    第三部分我要讲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抓手可能是工业互联网。现在我们中国的制造业找不到这个感觉了。是那么我就觉得这个产业升级的话,我就觉得抓手很可能是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创造条件,就是工业互联网。

    网络时代在消费领域互联网已经风起云涌,天翻地覆,消费者为王,在线分享,体验狂欢。在互联网上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虚拟图书馆,学校、商店、媒体、影院和社区,但是人类尚处于消费互联网的适应期,一个更大的发展还在后面,不知道哪儿是头,现在看不清哪儿是头。相比之下,工业领域依然死气沉沉,是制造者本身处于一个封闭的网络环境。

    工业互联网是在低成本小型化传感技术取得突破的基础上,广泛在的制造信息与互联网及物联网技术交汇将促使生产制造过程智能化、互联化,将人和机器,机器与机器联合起来,将为制造者和客户带来前所未有的数据、信息和解决方案。

    我觉得这一段的表述,就是工业互联网的表述。是取决着我们对传感器,小型传感器技术突破的基础,有可能造成一个人和人,物和物,物和人之间的一种新的联系。

    那么通用电气的CEO,伊梅尔特和美国IT业的精神领袖《连线》主编安德森似乎已经预感觉到了什么,伊梅尔特说:这可能是下一个生产力革命的焦点,工业互联网放大了云的作用,将带有内置传感器和软件的机器和互联网连接起来,生产者和客户能从中提取数据,并进行分析,找出背后的意义。这是他们俩的预感。

    德国人将其称为工业4.0。习近平到德国去以后,看到4.0,就提4.0,所以这个4.0比工业互联网提法要热。物理世界与虚拟网络融合将导致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工业4.0,我自己认为,太过技术的描绘,更像一个升级版的带通讯功能的自动化工厂,或升级版的CIMS,而自动化工厂和CIMS事实上并为未取得人们的共识。中国的制造业愿景到底是什么?是工业4.0,这个自动化的工厂还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互联网的特征,我自己认为,互联网的特征应该是开放,公正,参与。

    过去我们说外包,现在是众包,或者众筹,共创,普惠,脱媒,平台型整合,甚至加一个平等。这个就是互联网的一种特征,互联网是技术,经济、社会相互促进的结果,工业4.0更多的是带有德国政府,或者企业界,不是一个且技术界的愿景,我觉得真正的互联网发展的过程,是市场化的产物,是一种自发秩序,不是人设计的结果。但至今中国工业界尚未充分利用这一信息化的资源,仍处于启蒙状态。

    中国的消费者互联网企业基本上是复制美国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背靠中国的巨大市场和网络规模而获得成功,中国的工业互联网完全可以跨越美国而抢先一步。因为我们有偌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和消费市场,今天我们制造业的绝对值,已经大大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的大国。

    今天讲,互联网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依靠社会力量创造了绝好的平台和机遇,我再加一个,社会公众的参与,就是依靠社会力量,来提升制造业的这个层级,这个时间和空间也恰到好处,过去没有这个机遇。

    今天来讲,工业互联网能够提升中国制造业的能级,是时间和空间恰到好处,小米手机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在当下我们缺乏像马云,马化腾,李彦宏这样的年轻的创业创新型号领袖型人物,我们再次呼吁谁来承接中国工业互联网的历史的担当。

    我们中国也有可能承担这么一个历史机遇,谁也没想到15年前的马云今天也有可能会承担中国互联网的历史担当。技术创新关键成败关键在于商业化、靠价值驱动,中国制造业的涅磐新生呼唤新一代企业家的参与。最后云计算替代了网格计算,就是智能化的导向。

    唯有颠覆者才可后来居上

    考虑到科技资源的配置已经全球化,一个企业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其内生的科技资源,且同时取决于其整合社会化和国际化资源的能力,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很难在一个产品的整个价值链上都占优势,逼得它只得守住增值最大的一块,能够孤立地开发产品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这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一个常态。

    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对新技术的整合和应用,不论其通过国内、还是来自国外,且未必都要成为创新的源头。特别是这个创新,有一定的文化的背景,中国还缺乏创新文化的背景,知识及技术外延性范畴扩大,而企业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性,使创新的外部优越性得以显现,从内生、封闭的自主创新到联盟式、合作式的协同创新,再到无边界、平台型的开放式创新是一个技术发展的规律。因此开放型的创新将是一个主要选择。

    整合者得天下,单打独斗式的创新不符合科技发展的潮流。当今国家间、企业间应保持一种竞合关系(CHARLES M.VEST MIT原校长,美国工程院原校长说),有意思的是他用中国古代阴阳对立统一的太极图来表述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观点。太极图这种观念是符合潮流的,竞争合作是相互共生的。

    自主创新和国际合作是相辅相成的,唯有创新才有国际合作的基础,有国际合作才能提升自主创新的水平,应该警惕民族主义的泛化。“从15世纪开始,中国选择了内向,实施海禁,离开世界,衰落从此开始,过去的20年,中国选择了开放,中国改变了自己,同时也改变了世界”这是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说的话。

    制造业能回流到美国去吗?

    有人担心美国的制造业能不能回到美国去,美国奥巴马的国情咨文及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都对此做了乐观的预测,甚至有两位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把美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归咎于产业转型和国际分工。这里面我们说,萨缪尔森说美国“无就业复苏”的受害者及占领华尔街的急先锋们都是国际分工的受害者。赫伯特·斯宾塞说,过去20年美国的贸易部门没有创造任何新增岗位,产业外迁摧垮了美国经济,其实他们在和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掐架,经济学家有时是很偏执的。我们管理学家稍微好一点。

   美国部分制造业回流是有可能的,原因是:

    1、美国廉价的能源,页岩气的成功开发。

    2、弱势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必然下场。作为国际货币,不看大周期它肯定是弱势的。

    3、制造业薪酬的低迷。

    但制造业价值链的解构、产业转移,这是由不得人的经济发展规律,历史上任何一次产业转移都没有回流过,如19世纪从英国到美国产业转移也没有回流过,凭什么这次就能回流。

    回顾八十年代中期美国制造业的霸主地位受到日本的挑战,当时钢铁、汽车、家电、存储芯片、江河日下,当时我记得美国人耿耿于怀,发誓要“夺回失去的优势”,这种思潮是以麻省理工为首,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美国制造》,结论是:“一个国家只有生产好,生活才能好。”

    20年以后,美国工程院长VEST发问:这个结论还成立吗?只有生产好,才能生活好,他也没有正面回答,但答案会非常另类:没有生产,日子过得不也很好?20年过去了,美国夺回了失去的优势吗?没有。

    美国当时另一种思潮的代表就是NSF(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大挑战”课题组,提出“面对外国竞争”的对策。

    1、技术只要不是独占的,成本竞争就是永恒的,产业转移的目的地一定是劳动力成本的洼地。

    美国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旧秩序已经被改变,每年工科毕业生只占4.5%,每年不足7万人,入学只有10万人,美国学生不愿意去。中国大约是120万人,奥巴马希望乔布斯把生产线搬回来,乔布斯回应:“回不来了”,除非您能满足3万个合格的工程师。今年在美国找3万个合格的工程师是很难的。1970年密歇根州三大汽车商从事汽车业人数超过43万人,现在不到10万人,历史能倒流吗?

   这里我引用了一个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的一张表,这张表蛮有意思的,它就是说,把各个国家的制造业小时成本及制造业占GDP的百分比弄出来。

    这个表蛮有意思的,他这个最左边是中国,“中国制造”小时成本大概3块美金,制造业的比率大概占GDP的30%以上,32.33%,美国是这个圈子里面,他是小时成本是33块美金,是我们的11倍,他占GDP的比重的11%到12%。所以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说,中国人工成本只占苹果手机499美元售价中的8美元,只占1.6%,“中国制造”小时费用为3美元/时,即发生了8/3=2.7工时,美国制造业小时费为33美元/时,如果苹果手机组装工序搬回美国,将发生2.7×33=88美元,占销售价的17.6%,苹果能搬回美国吗?

    别人老是跟我争,美国是制造业大国,实际上不是搞制造业的。那个苹果5、苹果6,这么小的体积上,机器人怎么下手?郭台铭为了苹果6的生产,新增了10万人的工人去组装这个生产线。因此,这个有一些工序不可能是由机器人去代替这个工序,因此来讲,假如说你把富士康这些工序搬到美国去,不是8块美金,可能要88块美金。

    我们不能只是追随战略,NSF课题组高明在战略性的另辟蹊径:发展信息技术,美国人成功了。这也验证了一个规律,唯有颠覆者而不是跟随者后来居上,现实的案例是革英特尔命的为什么是ARM而不是AMD,这正如人们所说的,这的确是一个创新的魔咒,唯有变革性的创新才是赢家。

    中国颠覆性创新产生的关键:体制的包容性、教育的去行政化

    中国大规模工业化是否已近尾声,制造业还有上升空间吗?现在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大家都在研究,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到了什么状态,到现在为止,没有尾声。中国的工业化处在什么阶段?有人说中期,有人说中后期,我曾经做过这个研究,按照国际上的工业化阶段划分的实验研究,根据三项指标,人均GDP,就业结构以及产业结构,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

    后工业化社会,即服务经济的到来,中国官员、学界和企业界似乎没有什么准备。制造业是人类登峰造极的工业化的核心,它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存条件,但是它又带来一个失衡的,不可持续发展的难题。特别是今天,我国一次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均居世界首位,且人均一次能源消耗及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时,这是非常快的。工程院有一个院长,他在说我们研究我们一次能源消耗,当时人均一个标准煤,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到这个水平,所以中国国家利益和世界责任间的冲突是一个长期的现实存在,找到一个平衡定是当前的正确选择。

    中国制造业必须从产能规模扩张的发展思路中反思,中国的制造业的辉煌还能持续多久,下一步如何走?可以预见的是互联网将重新定义制造业,产品和服务的融合是大势所趋。中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长驱直入的全球市场将一去不复返,中国增长的动力在哪儿?这是大家都普遍关心的问题。

    最近习近平主席讲,中国正处于新的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中国经济转型的交汇点上,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这里我引用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的话,在改革初期的时候,我们也很迷茫,我们就像曾经的走在我们先一步的东欧的国家去问路,我觉得布鲁斯,他说的这个话给我启示很大“伟大的创新的根源从来不只是技术本身,而常在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它们需要更多的看待问题的新方法”,我们中国的改革就取决于邓小平那几个新观点,新方法,新思维。在今天的条件下,我觉得我们需要新方法,新思维。新方法是什么?体制的包容性,教育的去行政化,创新的开放性。

    谢谢大家。

 

 

 

 

中国为轴 世界为轮

——重构全球体系的“新天下”国际战略

吴稼祥

在鲁信集团投资论坛上的发言)

2014-09-26

    两年来的中国外交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习近平第一出访,从超级大国俄国启程,第二次出访美国,却从豌豆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开始;送上门来的斯诺登,被当做“礼物”送给了俄国,曾经的“兄弟”朝鲜被搁置一旁,既不去访问,也不请来做客,却单独访问它的“宿敌”韩国,而且,两年内两去中亚……这些中国外交上的“细节”,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深谋远虑。伴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中国外交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宏图和战略。

一、世界权力东移对习李的严重挑战

    1、世界权力东移

    IMF统计,2013年,GDP,欧盟17.3万亿(美元),美国16.8万亿,中国9.2万亿,日本4.9万亿,名列世界4强。俄罗斯退出榜首之争,只有2.11万亿,排名第9,羞列印度之后。如果按地区算,北美(美加墨)为19.87万亿,东亚(中日韩台港澳):16万亿。按这个排序:

    1,北美(3国),19.87万亿,2,欧盟(28国),17.3万亿,3,东亚(3国+3地区),16万亿。虽然东亚仍然排名第三,2015年就可能超过欧盟排第二,超过北美,也就是5年左右的事,因为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不同,东亚明显高于其它两个地区。
世界权力中心东移至远东,已经是难以逆转的趋势,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次复归。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世界的权力中心在东方,尤其在中华帝国。工业革命让工业化的海洋帝国,第一次超过了大陆农业帝国,开始主宰世界长达460年【假如以葡萄牙占据澳门为时间(1553年)起点】,东西方权力开始抗衡的转折点,可以被定在公元2000年,1997年7月香港回归,1999年12月澳门回归。这不仅仅是两块领土的回归,也是世界权力开始回归。

    2、第七次世界权力转移战争?

    世界历史表明,世界权力结构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中心时,一般会发生霸权战争。霸权战争,是在任霸主,与挑战者之间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洲际战争。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可以看成是第一次东西方争霸世界的霸权战争,是东方农牧业帝国波斯,向新兴的西方海洋商业国家联盟希腊的挑战。终结这场东西方霸权战争的,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西方获胜,但他没有来得及遭遇华夏帝国。

    由于中国在世界历史上,一直置身于世界权力之外,忙碌于抵抗世界三大蛮族(匈奴、突厥、蒙古)的飓风,以及对付内部蛮族(鲜卑、契丹、女真等)和流民的烈火,自顾不暇,从未将自己的力量投送到亚洲以外地区,即使亚洲,也只满足于东亚和南亚,而且在大多数时期,都闭关锁国,限制海外贸易。

    因此,近代以前的华夏帝国,在统一和稳定的汉唐时期,虽然在经济实力上,可算得上世界头号强国,但不参与世界权力争夺,它击溃了两大世界蛮族——匈奴和突厥,但被第三大世界蛮族蒙古所征服。不算蛮族入侵之战,因世界权力转移而发生的世界大战(洲际)迄今大约有6次:

    ——第一次,希波战争(2次,公元前490—前449),亚洲、欧洲,波斯输给希腊,但东方权力没有崩溃。

    ——第二次,马其顿东征(公元前334—前325),欧洲、亚洲,马其顿主导的希腊化世界征服东方世界。

    ——第三次,布匿战争(3次,公元前264—前146),欧洲、非洲,是两个海洋帝国(罗马与迦太基)之间争夺地中海霸权,迦太基失败,从此确定罗马世界帝国地位。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8次,公元1095—1254),欧洲、亚洲,西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国家集团(奥斯曼突厥),以及东正教拜占庭帝国三方战争,争夺对欧亚部分大陆和地中海控制权,以欧洲为核心的西方基督教国家开始称霸世界。

    ——第五次,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公元1914—1918),德意志民族向东挑战法国、俄罗斯大陆霸权,向西挑战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海上霸权的战争,以德奥为轴心的同盟国——中部帝国(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和以英法俄为轴心的协约国(塞尔维亚、俄国、法国、英国、比利时以及叛变后的意大利)对垒,战火遍及欧洲,蔓延到亚洲(中国和日本)和非洲,北美的美国也参了战。战争导致欧洲衰落,世界权力中心向北美的美利坚和亚洲的日本转移。

   ——第六次,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德意志民族卷土重来,与日本、意大利联手,组成轴心国,挑战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霸权,和俄罗斯陆上霸权,战争导致两极世界,一极是以莫斯科为轴心的东方红色阵营,另一极是以华盛顿为轴心的西方蓝色阵营(大西洋)。

    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是世界历史性事件,35年后,全球权力格局发生类似大陆板块漂移的变化:两极世界(北约—华约),变成三极世界(北美—欧盟—东亚)。作为东亚一极的核心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在领跑全球。世界权力的这种漂移,会引发第七次世界权力争霸战吗?

    3、中国的二重性和战争“嫌疑犯”

    习近平—李克强政权于2012年底就职时,中国面对的就是这个无可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还因中国特殊的国家性格,而更加尖锐。

    什么特殊性格?双重二重性格。

    第一重二重性格是,中国既是一个反霸国家,也是一个“被反霸”的国家。对于美国,中国是一个反霸国家,对于中国周边国家,则是“被反霸”国家,因为,按照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的看法,“任何大国的最终目标,都是支配其所在的区域,确保世界的另一地区不会有大国成为霸权国”。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第二重二重性格是,中国既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也还是一个非民主的意识形态国家,且这种仍然被奉行的意识形态,在当代世界,可以被识别的国家只有中国、朝鲜、古巴、越南等少数几个。

    西方“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不会对其他民主国家发动战争。中国是反霸国家,又是被反霸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很容易被看成是战争“嫌疑犯”,只要与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动武,责任都在中国一边。

二、不战而登世界之巅是否可能

    因此,摆在习李政权面前的最重大国际战略课题,就是能否在保持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民主化尚未全面启动,美国因力量开始衰落而更具进攻性的条件下,不发生霸权战争而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可能性存在于华夏文明的基因中。

    1、“非攻”:忧大救小,远交近亲

    “非攻”思想,是华夏文明的基因之一,由墨子阐述。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把中华民族列入世界四大轴心民族之一,轴心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标志性事件是出现一批精神大师,墨子是其中之一。他是其生活年代的和平主义者,有如后来的德国哲学家康德。

    墨子反战,有三个理由:好战者不义、不智、不良。偷窃抢劫获利,是犯罪,侵略进攻别的国家获利,是更大的犯罪,这是“不义”。其次,以为发动侵略扩大领土有利,其实有害:耽误农时,饥寒而死的百姓不可胜数,耗费军事物资不可胜数,战死的青壮年不可胜数,而得到的土地,无人耕种,得不偿失,这是“不智”。第三,周武王大封天下时,封国过万,经过“攻战”,存活下来的“侯国”四五个。一万个“病人”,经过“战争医院”医治,死了9999个,这是“不良”。

    按照墨子的看法,要以“立义求德”代替攻取战伐。具体做法是,忧大救小,远交近亲。忧大救小,是墨子自己说的,意思是对好战的大国,与所有小国同忧,然后想办法帮助小国完善它们的防备,救济它们的百姓;远交近亲,是我帮助墨子推理的,既然“非攻”,要和平,就不能奉行霸权主义的法家“远交近攻”的国际战略,保持“远交”,改“近攻”为“近亲”。

    这是没有领土野心的世界和平理念。

    2、“不战”:强到不被攻

    如果说,墨子的“非战”思想,还有点理想主义,“不战”思想,则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它是华夏文明伟大军事思想的精髓,孙子表达了它,但其基因源远流长,植根于文明细胞——文字中。比如“武”这个字,从“止”,从“戈”,显然,这并不是好斗的意思,而是“停火”的意思。“武”就是“止戈”,就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就是化干戈为玉帛。

    因此,“尚武”精神,就是通过追求国家实力最大化,以实现和平。这听起来,好像有点装B,有点自相矛盾,其实,真正读懂《孙子兵法》的人,就知道,这不是虚言,而是最伟大的战争与和平智慧。孙子最光辉的思想,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一个国家,只有在它的整体实力强大到让其对手失去战斗意志时,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孙子兵法》第一章“计篇”所谈论的内容,追求“道天地将法”五位一体的整体优势。一个国家如果获得这种绝对优势,任何对手都不敢轻易地对它发动一场战争。在战场上“屈人之兵”是强大的,在和平状态下让对手失去变民为兵、征物从军的兴趣和能力,则更强大。

    因此,不战,不是求和,而是饱和,国家实力强大到饱和状态。

    3、“无敌”:魅力型国家力量

    “无敌”思想,是华夏文明更重要的基因。“无敌”,不是打败一切敌人的意思,而是,没有敌人的意思。他是华夏文明的总基因“道”和它的表现形式——“太极”的自我规定性。太极虽然有阴阳两极,但不是其中任何一极,“不落端”,是太极思想的基本要求,不落任何一端,当然不会以任何东西为敌。这种思想体现在华夏民族的国家构建上,就是中国从来不推崇“民族国家”,而推崇“天下国家”;从来不推崇“国家武力”,而推崇“文明魅力”。权力是排他的,有对手,有敌人;魅力是感召的,像阳光一样,是辐射的。这就是为什么唐高祖迷恋武力,与突厥的战打得越多,突厥越强大,唐太宗释放文明魅力,突厥不攻自降。

    因此,淡化中国崛起的国家行为,强化其文明行为,是消除世界敌意的明智之举。美国思想家主要看重两种形态的国家力量:硬实力与软实力,其实,还有第三种国家力量:魅力。国家魅力,指的是“文明”而非“国家”的力量。当今世界上,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文明,文明与国家同构的,还没有第二个。因此,中国最有条件释放“无敌”的文明魅力。

    无敌魅力,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流派里表现形式不同,效果一样。

    在儒家那里,国际交往的无敌魅力表现在“亲和力”上,讲仁义,讲诚信,讲互惠,讲锄强扶弱,自然有亲和力。

    在道家那里,国际交往的无敌魅力,表现为“低姿态”。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山峰高,溪谷低,但水从山峰流向溪谷,再流向江河,最后流向海洋,所以说“海纳百川”,“海乃百川之王”。为什么?就是因为海是世界上最低的地方。地低成海,人低成王,国低成雄。低不是高的敌人,是高的归属。

    在佛家那里,国际交往的无敌魅力,就是“不贪欲”。不贪,不嗔,不痴。不贪图别人的便宜,不对别人声色俱厉,颐指气使,不拘泥于陈规旧套和蝇头小利,这样不仅有魅力自,还会有定力。

    4、“勿用”:不称霸

    “勿用”思想,来自华夏民族思想的总基因库——《周易》,而且是第一卦(乾卦)第一爻爻辞,可以说是第一基因。第一卦辞是“乾。元亨利贞。”第一爻辞是“初九,潜龙,勿用。”所谓“勿用”,就是不要轻举妄动的意思,在国际关系上,就是不逞强,不当头,不称霸。整个乾卦,是一个行动主体从崛起,到全盛,再到共赢的过程: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龙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故第七爻辞说“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群龙无首,就是共享,是更高境界的“勿用”。故此,彖辞、象词和文言对这种境界的“勿用”,都给于极高评价。彖辞:“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文言:“‘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可见,群龙无首,是一种自治状态,所有人、所有国家各逞其能,和谐共生,这是“天下治”的理想状态,叫“天德”,或“天则”。很显然,这种状态的国际关系,不是等级化的世界格局,没有霸权国家,而是平等的多级化世界。这是一种“新天下”全球体系。

    如果中国的国际战略能够做好以上四个方面,有可能避免世界权力转移战争。那么,习近平、李克强团队两年来做得怎么样呢?

三、四大外交重构“新天下”

    我认为做得很出色。先看看习近平、李克强都进行了哪些访问。

    2013年,习近平出国访问4次:

    3.22——30,首次出访,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出席金砖五国会议,建千亿美元应急基金,中国出410亿;决定筹建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筹备外汇储备库。

    5.31——6.6,出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美国。

    9.3——13,出访中亚四国,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并出席G20峰会(圣彼得堡)、上合组织峰会(比什凯克),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

    10.2——8,访问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六大经济走廊”,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海上丝绸之路。

    李克强出国访问3次:

    5.19——27,出访印度、巴基斯坦、瑞士、德国,解决光伏争端,推销铁路,建设孟中印缅走廊,印度洋出海口。中巴经济走廊。

    10.9——15,出席在文莱斯里巴加湾举行的“中国-东盟10+1”会议,并对文莱、泰国、越南正是访问,向泰国总理英拉推销高铁。

    11.25——29,访问罗马尼亚,参加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与16个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一一会晤,推销布—布高铁;乌兹别克斯坦,出席上合组织总理会议。

    2014年,习近平已出国访问5次,正在进行第6次访问:

    2.6——8,访问俄罗斯,参加索契冬奥会开幕式。

    3.22——4.1,访问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欧盟总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出席海牙核安全会议。

    7.3——7.4,访问韩国。

    7.15——23,出访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出席金砖国家第6次会晤,和中国—拉美、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决定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首任总裁来自印度。

    8.21——22,访问蒙古。

    9.11——19,访问塔吉克斯坦,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会议,并访问南亚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和印度三国。

    李克强出国访问2次:

    5.4——11,访问非洲四国:埃塞俄比亚、尼日尼亚、安哥拉、肯尼亚。拿下东非铁路大单,推销中国制造,访问非盟总部。

    6.16——21,访问英国、希腊,文明外交。

    纵观以上15次访问,给人以如下深刻印象:

    1、轴心化“辐辏外交”:以中国为轴,世界为轮,交往国为辐点,多边国际框架为辐条。

    习近平就任国家元首首次访问,交往国是4个(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车轮”是亚洲、欧洲与非洲,“辐条”是金砖5国会议,轴心化工具是金融,建千亿美元应急基金,中国出410亿;决定筹建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筹备外汇储备库。

    习李两年来15次出访,“车轮”圈及东亚、东北亚、南亚及东南亚、中亚、非洲、加勒比与北美洲、拉丁美洲、东欧、中欧、西欧和南欧,以及太平洋、印度洋岛国,缺口很小,只有大洋洲和中东地区。“辐点”40个(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美国、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瑞士、德国、文莱、泰国、越南、罗马尼亚、荷兰、法国、比利时、韩国、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蒙古、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尼日尼亚、安哥拉、肯尼亚、英国、希腊等),“辐条”14条之多(金砖五国会议、G20峰会、上合组织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中东欧首脑会晤、欧盟、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海牙核安全会议、中国—拉美、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非盟、6大经济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等等)。

    2、太极两翼“纵横外交”:以大陆为阳鱼,海洋为阴鱼,太空为鱼池

    美国和日本为了围堵中国,试图在太平洋上构建自由之弧,把中国限制在太平洋第一岛链之内;俄罗斯为了防备中国,把中亚视为自己的禁脔,不让别人染指;美国更是把加勒比、拉丁美洲看成自己的后院,不让别人擅越雷池。

    针对美国重返亚太的进攻性战略,以及俄国重温沙皇梦的扩张意图,中国主动出击,以太极招法,东横西纵,西取世界心脏地带——中亚5国,与俄美周旋;东进太平洋西岸,突破太平洋岛链,直捣美国后庭。“心脏地带”理论是英国国际战略家麦金德最早提出来的,他认为,谁控制欧亚大陆岛,谁就控制全世界,谁控制中亚腹地,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岛。从那以后,中亚地区成为世界帝国的必争之地,中国开始经略中亚,显露的是大陆帝国雄心。

    这是大陆一翼。海洋一翼,除了突破太平洋岛链,进取西太平洋外,还在印度洋(缅甸)和大西洋(荷兰鹿特丹和德国杜伊夫斯堡)有了出海口,习近平访德期间,默克尔送给他一个珍贵礼物:在杜伊夫斯堡为一列来自中国重庆的列车剪彩。这显露的,是海洋帝国雄心。

    东横之策,还包括地区一体化构想。今年习近平单独对韩国、蒙古的访问,对于中国,是“横策”,推动地区一体化;对于美俄,是“纵策”,瓦解美日韩、俄蒙同盟。

    阴阳、陆海两翼外交之所以能成功,得益于太极招法:刚柔相济,软硬兼施,特别得益于两条“丝绸”:东横用的是“海上丝绸之路”,西进用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渗透其中的,是远交近亲的“非攻”理念。

    从国家层面看,中国新领导层的“中国梦”,是大陆—海洋—太空三位一体的世界第一强国梦,这确实是华夏民族有史以来从未做过的梦,历史上的中华王朝,都是自保的王朝。

    3、新三国“捭阖外交”:把俄罗斯祸水引向西方

    本文第一部分提到,当代世界权力三足鼎立:北美、欧盟、东亚。这是扩大版的新三国演义。俄罗斯虽然大大落伍,但它并没有放弃争夺世界霸权的打算,从未放弃让前苏联版图破镜重圆的战略企图。这就从两个方面给中国“新天下”外交提供机会:第一,前苏联版图里的中亚五国有了被俄国再次吞并的担忧,中国可以对其进行“忧大救小”和“远交近亲”外交;第二,把俄国的扩张冲动引向西方,为中国周边留下相对宽松的空间。这就要在俄国寻求不危害中国的利益时,给予必要的协助,这叫“捭”,但又不能超出美国和欧盟可以承受的底线,这叫“阖”。

    至少有3个重大外交事件成为中国“捭阖外交”的成功案例:——斯诺登事件。斯诺登逃到香港,显然是想避难,但中国从他那里得到想要的东西后,并未给与其避难许可,但也没有将其遣送美国,而允许他向其他国家申请避难,最后选择的是南美厄瓜多尔,但从香港飞厄瓜多尔的航班必须经过俄国。中国知道只要这架飞机的大雁飞过俄国,斯诺登的毛肯定被拔下,结果,俄国真这么做了。无论中俄之间事先是否有默契,美俄因此交恶已成定局。

    ——叙利亚事件。阿拉伯之春让中东独裁政权相继灰飞烟灭,但叙利亚的巴萨尔却一直在撑着。其实,美国和俄国都不真愿意让巴萨尔倒台,于是在是否军事介入叙利亚问题上唱起双簧。美国说要派兵打巴萨尔,俄国说你打我也打,你打政府军,我打反对派。中国说,还是谈判好。于是,美俄牵头谈,中国请叙利亚反对派领袖访问中国。结果,美俄主导的谈判结果,连他们自己都不满意。

    ——乌克兰事件。乌克兰有如中国古代的莒国,在东西方巨型政治体之间被碾磨,国家被撕裂。在克里米亚独立和东部分裂战争问题上,中国既没有像西方希望地那样,进行谴责和制裁;也没有像俄国希望的那样,给予支持和承认,而是对乌克兰的不幸表示同情。结果,乌克兰成了一块在欧盟美国与俄国之间难以痊愈的溃疡。

    此外,中国还成功地利用斯诺登事件、金融杠杆等,在美欧之间捭阖。

    4、文明魅力“辐射外交”:善用四顶“教宗”桂冠

    美国国际战略学家亨廷顿是善打文明牌的高手,他《文明的冲突》一书,把中国推到了文明的孤境:中国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世界之外的孤儿,甚至把日本单列为新的文明体,连佛教、儒学也被撕破了。

    其实,东亚和东南亚,自古就在中华文明的辐射之下,儒家、道教和禅宗,在东亚和东南亚广泛传播,而丝绸之路商业文明,东西两路,像绸带一样,环绕整个地球,它们各自都构成了“辐射圈”。唤醒这些文明符号,对于把中国崛起的国家行为,柔化为文明行为,意义很大。于是,习近平和李克强到韩国谈太极的刚柔并济,到中亚和印度尼西亚谈丝绸之路,到蒙古谈儒家“亲诚惠容”……不容置疑,中国是儒家、道家和丝绸商业文明的“教宗”,也是禅宗的“教宗”。作为中国国家元首,习李在过去两年的国事活动中所体现的“亲和力”、“低姿态”和“不贪欲”,展现了华夏文明的魅力。

    当然还有马克思主义,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国家,而是改革开放和民主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也是这种改革的“社会主义”的领头羊。中国邀请越南、缅甸领导人来访,前去古巴、委内瑞拉访问,而漠视家门口的朝鲜,表明了中国的价值取向,不与流氓国家为伍,同时,意在敦促朝鲜变革。

    “新天下”外交还在开局,效果如何还有待评估,本文提供的只是一个观察角度,只是继续深入研究的一个导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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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为何会崩溃?

包刚升

2014-09-17

    很多国家的经验是,在非民主政体下社会看起来比较平稳,国民之间关系比较平和,集体暴力相对较少,但是一旦启动转型,社会的政治冲突和暴力事件反而会快速增加。这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采访嘉宾:包刚升,执教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2年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著有《民主崩溃的政治学》。

  民主崩溃研究有唱衰民主之嫌?

  廖书宇:您的研究领域之一是“民主政体的崩溃”,最近还出版了一部新书《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6月)。对于这项研究,我知道网上有些不同的声音,认为您的研究有唱衰民主和为非民主政体辩护的嫌疑,能否借此机会作个回应?
  包刚升:之所以会出现你说到的这些误解,主要原因是很多人有一个习惯——先做价值判断。塞缪尔·亨廷顿曾经说,他1968年写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时,认为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是个好东西,但1991年写作《第三波》时则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著名学者、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还有一本书的题目叫做《民主是个好东西》。因为这些关系,民主是个好东西成为一种流行的价值判断。在我看来,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大家习惯于做价值判断,如今学术界出现了一部题为《民主崩溃的政治学》的著作——把民主和崩溃联系在一起,这就会让人怀疑作者是不是在用一套新的说辞来否定民主。

  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产生这种误解的人通常都没有读过我这部作品。现在国内舆论界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标题党太多,内容党太少;标签党太多,逻辑党太少。为什么要研究民主崩溃? 我在书中讲的很清楚,旨在解读民主政体崩溃的因果机制,并在政策上为防止新兴民主政体崩溃提供政策建议。《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最后一章标题即为“如何避免新兴民主政体的失败?”所以,研究民主失败,不是为了论证民主注定会失败,更不是为了否定民主。

  一个容易理解的类比是,2012年开始西方学界有一部畅销书,题为《Why Nations Fail》,中文可以翻译为《国家何以失败?》或《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失败?》。与书名相反,这本书的主题是探讨国家的繁荣和成功之道。《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如果意译成英语,也可以取名叫《Why democracies fail》。之所以研究民主政体的崩溃,目的是为了探索新兴民主政体避免崩溃和寻求稳定之道。当然,作为一部严肃的社会科学作品,重点是回答why(为什么),而非how(怎么办)。

  所以,关于民主崩溃的研究,实际上属于民主转型研究这一领域。在这个领域,一类研究关注的是民主转型为什么能成功,大量关于“民主转型”、“民主巩固”的著作都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类研究关注的是民主政体为什么失败,“民主崩溃”的作品就与此有关。像已故的著名转型研究学者、美国耶鲁大学胡安?林茨教授就是既研究民主成功,又研究民主失败。前者比如他在国内已经出版的《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1996年英文版),后者包括他尚未在国内出版的《民主政体的崩溃》(1978年英文版)和《总统制民主的失败》(1994年英文版)。

  廖书宇:这是不是也与国内舆论更多地从哲学思辨而非经验层面来理解民主有关?

  包刚升:过去国内对民主的研究比较强调政治哲学,经验研究则相对薄弱些。当然,政治哲学非常重要,从柏拉图、到托克维尔、再到罗尔斯,这些人的著作引导着国内学界去关注一些基本的政治命题,比如自由的问题,民主的问题,正义的问题,自由与民主的关系,自由与秩序的关系等等。然而,如果只是把民主作为政治哲学来研究,可能容易让我们忽视民主发展过程中的经验问题。从20世纪的世界历史来看,民主的核心问题是“转型”,所以关于转型的经验研究应该还有很大的空间。

  比如,从一战到二战之间的20年中,很多欧洲国家都面临着政体危机。意大利墨索里尼的上台,德国希特勒的上台,还有中欧、东欧部分国家的民主政体崩溃,并非个别现象。亨廷顿教授将这一现象称为“民主化的第一次回潮”。西方学界曾就这一时期的政治史出版过不少著作,讨论欧洲民主不稳定的成因。二战之后,一批原先的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后,模仿自己的宗主国建立起一套新的政治制度。但是,除了个别国家,这些国家的新兴民主政体运转都遇到了困难,比如绝大部分的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都经历了转型的困难或民主的崩溃。

  1974年第三波民主化启动后,至今已有40年时间。特别是最近几年,民主崩溃问题再度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2006年以来,泰国已发生了两次军事政变;2013年以来,东欧转型国家乌克兰一直处于政治动荡之中;伊拉克、埃及、利比亚等国的转型遭遇巨大的困难或已经挫败。其中有些国家不仅面临着民主政体的困境,而且还面临国家分裂和国内武装冲突的危机。从“阿拉伯之春”来看,尽管最初不少人抱有很高的期待,但实际上这些国家的新政体建设几乎都要经历一个复杂、艰难、曲折的过程。

  如果我们仅仅抱着对民主价值的美好期待,第三波民主化的回潮无疑会令人失望。但从经验研究的视角看,民主化浪潮之后出现回潮乃是正常现象。从过去两波民主化浪潮看,民主化浪潮都要比民主化回潮大得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趋势。如果用数据说话,就会发现,从1974年到2014年,全球民主政体增长的数量和比例都是非常可观的。当然,特别是从2006年开始,全球民主转型的势头似乎遇到一些障碍,出现了暂时的停滞。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听到的坏消息相对多一点。

  关于如何理解这个问题,我今年还写过两篇小文章,一篇是《被误解的民主》(刊发于《东方早报》),一篇是《民主转型僵局》(刊发于《南风窗》),共识网应该都有收录。一个总的体会是:民主更应该被视为转型问题,更需要从经验层面加以思考和研究。

  “西式民主衰落论”因何而起?

  廖书宇:现在媒体讨论中有一个观点是西式民主正在走向衰落,依据是西方成熟民主国家的体制出现很多问题,以及很多新兴民主国家的政体运转遇到了困难。对此,您有何看法?

  包刚升:这个问题的确要分两类国家区别对待:一类是老牌发达民主国家,一类是经济比较落后、国内族群和宗教问题复杂的新兴民主国家。

  对于第一类国家,国内有种论调强调这些国家陷入了困境,甚至称其为民主的困境或民主的衰落,我认为这种表述略显夸张。拿经合组织(OECD)国家来说,它们不是没问题,但主要是财政和公债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政体已经陷入困境或已经走向衰落。

  对于西方老牌民主国家的弊病,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第一,西方国家——以欧洲和北美为主——的文明体系一直有自我反思的传统。早在1918年,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就出版了《西方的没落》一书。当时欧洲经历了血腥的一战,西方文明内部呈现撕裂的状态,很多人担心西方文明就此衰落了。半个世纪之后,到了1970年,亨廷顿等人主编了一部书,题目就叫《民主的危机》,反省当时西方民主国家的诸种政治社会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更多人又开始去反思西方文明的种种问题,美国著名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前几年还出版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系统检讨美国社会的经济与政治问题。

  所以,在西方社会体系内,反思作为一种知识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他的名言是:“未经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在反思过程中,有人为了表述的便利,甚至为了引起关注,还经常使用“没落”、“困境”、“危机”、“终结”等引人瞩目的字眼。这样,国内就有人以此为依据说:“连西方人自己都说他们不行了。”如果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开始算,西方人自己已经喊了几乎一个世纪了。但是,它们真的衰落了吗? 所以,用一些夺人眼球的词汇和书名来论证西方民主的衰落,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国家、社会、制度、文明传统总是持有一种反思的态度,长远来说这样的文明是更具有竞争力的。

  第二,从2008年左右开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财政问题日益严重,主要表现为公共债务的危机。这个问题的确跟民主制度有关。那么,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债危机到底有多严重呢?看数据,还是蛮惊人的。比如,现在日本的公债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240%左右,美国是110%左右,欧洲一些国家也已经高达120%-160%。所以,西方国家公债危机的确比较严重。

  尽管如此,在我看来,公债问题既不是民主政体的牛皮癣,又不是民主政体的癌症。前者的意思是说公债问题无关紧要,后者的意思是说民主制度会由于财政困境而最终陷于整体性危机或面临解体的可能。

  该如何理解公债危机和民主制度的关系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曾指出:在民主政体下,一方面,政治家为了当选,他愿意承诺更好的福利;另一方面,选民不愿意背负过重的税负。又要高福利,又不能无限增加税收,只能靠政府发行公债,但这样下去,国家财政是难以为继的。这是公债问题与民主政体两者关系的基本逻辑。

  但是,这并非铁律。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中,有两个地区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得当。一个是北欧,北欧是高福利的典型代表,但主要北欧国家公债占GDP比例却控制在50-60%的范围内;另一个地区是大洋洲,特别是澳大利亚。该国过去遭遇过严重的债务危机,后来由于吸取教训和经过调整,如今公债占GDP的比例在OECD国家中属于最低的之一。

  从已有经验来看,在民主政体下应对财政困境有两点很关键。一是财政规则的重建。很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已意识到这种不受限制的福利扩张政策带来的弊端,那么,通过新的财政规则来限制债务规模就成为当务之急。二是宪法条款的修订。美国就曾经讨论并试图通过关于限制财政赤字的宪法修正案,这个问题很有可能会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提上议事日程。在多元主义自由民主政体下,国家通常被视为一个舞台,各种党派和利益集团在上面竞争和博弈,都希望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并为自己的利益代言。但问题是,谁来保卫这个舞台?现在西方发达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大家都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反对对自己不利的政策,结果就导致税收和福利扩张的不成比例,国家陷入公债危机。所以,需要建立一套规则——既应该是财政规则层面的,又应该是宪法条款层面的,来让这个舞台成为一个健康的舞台。

  第三,很多人对西方世界的评估只看新闻报道和个别故事,不看整体数据。经常有人说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非常严重,那么到底有多严重呢? 如果看今天的数据,不少这样判断的人会大吃一惊。比如,从股票市场指数来看,2007年美国道琼斯指数是14000多点,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其跌至6000多点,但现在已经突破17000点。道琼斯指数不仅恢复到了2007年金融危机前的最高峰水平,而且还上涨了20%左右。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主要股票市场指数也基本超过也金融危机前的数字。再比如,从长期经济增长率来看,二战以后到今天,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是东亚,其次就要排西欧和北美地区。这意味着,在过去70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欧和北美地区的国家与拉美、非洲、东欧以及东亚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的相对差距还进一步扩大了。换句话说,从全球范围内看,西方主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仍然是非常可观的,可以排到全球第二左右。当然,更不用说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了。工业革命以来,迄今为止的全球主要科学成果和技术成果仍然是由这些国家产生的。

  所以,我们对西方世界还是要有比较客观的评估。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成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这种成就无疑是值得肯定和骄傲的。但是,有人说“中国崛起了,西方衰落了”这种论调却缺乏依据。事实上,中国和西方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对于第二类国家,我称之为新兴民主国家,大致有几种不同的情形。第一种是成功转型的新兴民主国家。比如,韩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韩国先实现经济起飞,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亚洲四小龙之一,80年代后期开始启动政治转型,到今天为止,韩国各方面的政治指标排名都比较靠前。另外,对拉美的智利、乌拉圭和墨西哥等国,东欧的捷克、波兰和匈牙利等国来说,民主转型总体上也比较成功。这些国家目前的政体稳定性也比较高,自由指数和法治程度也比较高。这些国家都算民主转型的“好学生”。

  第二种是转型不充分的国家,西方学界将这类并未实现充分转型的政体称为hybrid regime,我把它翻译成“两不像政体”,丰田公司混合动力型轿车普锐斯上就写着hybrid,它可以在汽油和电力之间切换。实际上,第三波以来的重要现象是出现了大量的两不像政体。这一现象国外已经有较多研究——比如斯坦福大学的拉里?戴蒙德就写过《思考两不像政体》这样的论文,最近几年流行的则是《竞争性威权主义:冷战后的两不像政体》这样的专著,但国内学界对此的研究和介绍都比较少。两不像政体顾名思义,就是既非标准的威权政体,亦非标准的民主政体,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两不像政体的常见特征是:主要行政长官和议员通常由定期选举产生,普通选民的投票能发挥实际作用,选举过程中存在不同力量的政治竞争;但是,这些国家的选举过程并没有做到自由和公正,通常存在不同程度的选举舞弊和欺诈,当选的执政者则常常利用行政资源压制反对派和媒体,进行各种政治操纵,甚至为一己之私而推动修宪。正因为这些特征,国际学界通常把两不像政体视为威权色彩浓厚的政体类型。这类政体的出现,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对这类国家,你说它是威权国家,它有正式的政治竞争;你说它是民主政体,它在很多方面又没达到民主的标准。今天的俄罗斯、尼日利亚等国,都被视为两不像政体的典型。所以,这些国家虽然过去已经启动转型,但至今尚未达到民主政体的标准,是转型不充分的国家。

    中东转型的失败

  第三种是转型失败的国家。一些国家曾经启动民主转型,但最终却失败了。比如,过去三年中,埃及的民主转型基本已经遭遇挫败,估计北非另一个大国利比亚的转型也很可能遭遇挫败。 (伊拉克和叙利亚更是灾难式的转型。)这两个国家都发生了旧体制的瓦解,都召开过制宪会议,都经历过首次民主选举,但它们的政治很快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或者是由于严重的教派冲突,或者是政府干脆就运转不起来,中央政府对地方也没有控制力。结果都是相似的,那就是失败的民主转型。实际上,这类国家在试图转型为民主政体的过程中,就遇到了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些国家只能算民主转型的“坏学生”。

  另一种转型失败的国家就是遭遇民主政体崩溃的国家。在这些国家,民主政体曾经运行了一段时间——比如至少完成过从选举到执政的一个完整的政治周期,或者经历过至少一次和平的政党轮替,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崩溃掉了。泰国就是这样一种类型,该国过去几十年一直在民主政体和军事政变之间循环往复。从他信上台到执政,泰国的政治都是以选举为基础的,不同党派进行国会议席和总理职位的角逐,应该说泰国的民主程度一度还是不错的。后来,泰国的政治冲突程度不断加剧,一旦某派上台,另一派就开始搞街头运动,致使日常政治逐渐陷于瘫痪。而当日常政治瘫痪后,军人就容易出场,政变就发生了,随后再重新启动新的民主转型。最近10多年的泰国,就处于这样政治周期中。

  基于发展中世界民主转型道路的多样性,我们完全有必要摒弃过去关于民主转型的一种过于简单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把民主转型视为“三部曲”:威权崩溃、启动转型和民主巩固,实际上,民主转型的过程要比这个三部曲复杂很多。民主转型通常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过程。对不少国家而言,这个过程充满了艰难和曲折。

  当然,总的来说,对于发展中世界民主转型的形势判断没有必要过分悲观。尽管坏消息不少,但好消息则更多。一次政治危机总要比一次平稳的选举更能吸引眼球。所以,这也是看上去坏消息很多的原因。刚才我也说过,从1974年到2014年的40年中,好消息要远远多过坏消息。而作为政治学者,我们需要从经验研究层面把民主转型的逻辑与因果机制解释清楚——为什么转型有的成功、有的失败? 这才是政治学对一个大国的重要价值所在。

  有效的国家能力是发展民主的前提吗?

  廖书宇:有学者认为,之所以出现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困境或政体崩溃,主要是因为它们转型所走的顺序不对。在国家基础能力尚未建设好的情况下,就去搞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容易出问题。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包刚升: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政治学界兴起了一波国家理论研究的热潮,英语学界包括查尔斯·蒂利、西达·斯考切波等人,中文学界包括王绍光等人。他们论述的议题,都跟你所说的问题有关。比如,蒂利教授把所有国家根据民主与否和国家能力高低分为四种类型,而高(国家)能力的民主政体才是比较理想的类型。王绍光教授是著名学者,他曾经专门撰文讨论有效政府是民主的条件。这也可以被视为:有效国家是民主的条件。当然,在民主研究中关注国家问题可以追溯到更早,比如丹科沃特·拉斯托1970年的论文就认为,国家统一是民主转型的前提条件。罗伯特·达尔在其名著《多头政体》则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分裂为两个或几个互相敌对的政治集团,或者存在严重的亚文化冲突,那么多头政体或竞争性政体通常就无法维系。

    (文化统一,思想统一,是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自由化带来的多元化如果发展到文化冲突和对立,这种自由便是国家解体的溶解剂。所以,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都是拼命统一思想,宗教,文化,消灭异己。)

  这些讨论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认识那些国家构建容易出问题或者国家能力低下的转型案例?在这一议题之下,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两类国家:第一类是国家传统薄弱的地区,比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欧洲殖民者进入之前,这一地区的很多地方都是部落社会,那里的人们当时基本上没有国家意识。可以想象,要在这种地方建立现代国家,本身就是一项很困难的任务。第二类是国内存在严重的族群和宗教分裂的国家。为什么韩国20世纪80、90年代的转型相对顺利? 其中一个有利条件就是韩国国内的族群和语言比较一致,宗教问题也不突出。但是,如果换一个国内族群、宗教和语言分裂很严重的国家,比如苏丹——现在已经分裂成南、北苏丹了,民主转型可能就会变得困难重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构建,或者国家在政治上基本整合,的确是民主转型的前提条件。

  基于马克斯? 韦伯对国家的定义,这种国家构建可以从三个层面去考察:一是在武力层面,国家实现对暴力的垄断,二是在制度层面,国家军队、官僚系统和税收体系的基本建设,三是在心理层面,国民的国家认同感的塑造。如果没有这些,民主转型的压力的确是巨大的。这样的国家即便拥有民主政体,估计也不会是很像样的民主政体。

  尽管如此,对“先有好的国家建设才会有好的民主建设”——或者说“好国家才有好民主”——的观点,我有两个主要的疑问。第一,上述观点隐含的见解是,先通过非民主方式推进国家建设,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启动民主转型,这里就有一个逻辑问题:非民主政体是否能更好地进行国家建设?现在利比亚的转型危机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反例。今天利比亚的转型已经遇到了严重的国家危机。国际学界比较主流的看法是,今天利比亚转型的国家危机,实际上源自卡扎菲时期国家制度建设上的无所作为。过去,卡扎菲在利比亚的统治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甚至有人说“卡扎菲就是制度本身”。结果是,卡扎菲的统治终结以后,国家建设的不足和制度建设的匮乏就难以支撑起有效的政体转型。这个例子也说明,至少在部分非民主国家,政权无法或无力进行有效的国家建设。

  第二,上述观点隐含的另一见解是,国家建设和民主建设必然存在着逻辑上的先后次序关系,但很可能的情形是,民主转型启动后,民主建设和国家建设的过程是合一的。不少学者认为有效的国家是民主转型的条件,我的新发现是:民主政体的制度构建本身会影响乃至决定国家能力的高低。这也是《民主崩溃的政治学》的主要逻辑之一。此前研究将国家能力建设和民主建设看成两个互相独立、互相分离的政治过程,这是有问题的。对于那些存在“国家问题”的社会来说,一旦启动民主转型,往往同时面临着双重的政治任务,即国家建设和政体转型。一种成功的转型意指,既实现相对顺畅的政体建设,又实现国家建设的有效推进。在这一过程中,有效的国家建设很可能需要靠有效的政体建设和民主制度建设来推动。我在《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中强调,当民主的制度构建出现问题时,国家构建或国家能力建设以及政体转型两者可能都会陷入困境。

  所以,总体上我不是很赞同你提到的那个说法。

  我们应该寻求怎样的共识?

  廖书宇:您提到过,新兴民主政体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选民高度的政治分裂。有学者提出,之所以出现政治分裂是因为共识的缺乏,而共识的缺乏又跟一个国家的公民文化缺失有关。您怎么看待文化因素对民主发展的影响?

  包刚升: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第一,现在国内知识界喜欢讨论“共识”,我们的网站叫共识网,共识当然很重要,但需要对共识作一个区分。共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体政策的共识,一类是基本规则的共识。

  先说具体政策的共识。如果要求一个国家内部的主要社会集团就具体政策达成共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每个社会天然就被区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集团,这些不同的集团很难在某一公共政策问题上实现真正的意见一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任何国家都要收税,但关于税率的高低从来就不存在一致的看法。有些群体主张税收越少越好,少到仅够维持一个政府的基本开支。有些群体则认为应该适当增加税收,从而让政府有能力和资源来提供较多的社会福利。所以,这里并没有什么共识。

  那么,通常情况下如何解决这种分歧呢?这就需要在游戏规则相对比较明确的条件下,依靠政治竞争和政治妥协以实现政策的达成。尽管不同的社会集团关于具体政策有很大分歧,但可以通过某种妥协和折中,得到一个多数社会成员比较能接受的政策方案。最近,国内网络上关于左右之争的讨论非常热,不少人似乎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立场。但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大型国家或社会中,左派或右派都不可能完全消灭对方。相反,社会的稳定和政策的达成高度依赖于左—右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政治妥协,让各方都有一个既有所得、又有所舍的结果。所以,具体政策并没有什么共识而言。

  再说基本规则的共识。在今天的发达民主国家,很难说会有具体政策的共识,但基本规则的共识是存在的。我把这一基本规则的共识归纳为一句话:“遵守民主宪法,不以武力解决问题。”比如,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和共和党候选小布什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数量很接近,最后是借助司法途径解决谁当选美国总统的,无论谁胜出,这一政治纷争是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的,没有哪一方试图动用武力——或者动员具有武力胁迫性质的大规模的街头政治——去解决问题。

  但是,对新兴民主国家而言,上述基本规则共识的塑造通常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从经验来看,在不少国家,那些能够通过投票方式占据优势的政治集团才更愿意接受基本规则;否则,它们就倾向于寻求改变基本规则,乃至推翻基本规则。在一个新兴民主政体中,一旦有一方首先违反民主宪法,试图用武力解决问题,其他各方就会陷入尴尬境地——如果它们不采用武力作为回应,基本就等于是束手就擒;如果它们采用武力作为回应,民主政体就即刻处于容易崩坏的危机当中。所以,对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来说,国内各派主要政治力量,能否达成基本规则的共识,对于该国民主转型的前景至关重要。

  第二,与基本规则共识有关的则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问题。实际上,全球有各式各样的民主,从西欧、北美到拉美、东亚、东欧,没有哪个特定的文化传统是注定无法建立民主政体。但是,在那些民主制度成功运转的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点:对基本规则的共识——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遵守民主宪法,不以武力解决问题”。很多国家的民主转型困难重重,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缺乏这种共识。那该怎么办呢?这里主要由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传承中塑造的,每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文化传统都有显著的差异。因此,有人主张首先要改变国民的政治文化,随后该国的政治转型才有希望。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政治文化是在政治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尤其是政治文化很有可能是特定政治制度的产物。一旦新的政治规则能够建立并得以稳固后,政治文化也会随之而改变。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经验证据的支持。举例来说,今天中东北非地区政治转型的困难,国际学界通常认为当地的宗教文化对民主建设有所妨碍。而相反的例子则是,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在联邦德国(当时的西德)做过两次公民文化调查。结果显示:在50年代,刚刚摆脱希特勒第三帝国统治不久的德国国民的政治文化非常不利于民主建设;但在70年代,政治学家发现,那里国民的政治文化迅速改变了。为什么?因为民主制度在联邦德国已运转了20年时间,由此国民的政治观念随之发生变迁。

  因此,制度与文化,孰为因孰为果,还难有定论。

  新兴民主政体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廖书宇:您研究的民主崩溃跟选民的政治分裂和国家能力的不足有关,而这两大隐患在很多威权国家都存在。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国家很难实现民主转型呢?因为这些国家一旦启动转型,无论是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还是国家能力低下,都会使其难以完成成功的转型。

  包刚升:对今天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你提到的两个问题都是巨大的挑战。我关于民主崩溃的研究,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和离心型民主政体的制度安排——两者的结合倾向于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一方面,高度的选民分裂容易引发激烈的政治冲突;另一方面,若政治制度的安排不合理——我将其称为离心型民主政体,就会大大削弱国家能力。这样,国家最终将无力控制政治冲突,民主政体就很有可能趋于瓦解。

  我们先来看看选民的政治分裂。以乌克兰为例,乌克兰国内的东部和西部存在着明显的族群、宗教和语言分裂,结果是一边严重亲欧,一边严重亲俄。泰国是另一个民主政体不稳定的例子,泰国内部的选民政治分裂主要贫富阶级的分裂,当然贫富分裂也跟地区因素有关——曼谷及其周边跟其他偏远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差距很大。在埃及,宗教派别构成主要分裂因素,有的派别主张建立宗教国家,另一些派别主张建立世俗国家。除了刚才讲到的选民政治分裂类型,20世纪的历史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分裂维度——这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期间比较显著——即对民主或威权政体偏好维度上的政治分裂。一派认为威权体制更适合德国,另一派认为民主政体更好,但在民主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又遇到很多困难。这样,国内社会中关于政体偏好的选民分裂就非常严重。综合来看,选民的阶级分裂、族群分裂、宗教分裂、地区分裂和政体维度的分裂在过去的民主崩溃案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样,这些政治分裂对今天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仍然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在威权政体下,不同国民之间的政治分裂因素通常是被压制的。由于没有实质性的或充分的政治参和政治竞争,整个社会看起来并没有多少冲突。其实是因为国家的政治高压,导致这些潜在的冲突因素处于被抑制的状态。但是,政治控制一旦放开,政治参与急剧扩大,政治竞争快速提高,这些社会结构中的分裂因素就会迅速政治化,政治分裂会快速显现。所以,很多国家的经验是,在非民主政体下社会看起来比较平稳,国民之间关系比较平和,集体暴力相对较少,但是一旦启动转型,社会的政治冲突和暴力事件反而会快速增加。这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那么,如何降低新兴民主政体中的选民政治分裂呢?遗憾的是,目前尚未发现一剂万灵药。但是,大致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考虑这个问题:

  第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长期当中会降低选民的政治分裂,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则可能提高选民政治分裂的程度。因此,长期当中发展经济和加速现代化程度是重要的政策,短期当中则需正视现代化可能带来的政治压力;

  第二,降低不平等程度是降低选民政治分裂的重要政策,这包括降低两个方面的不平等:一是降低公民个体意义上的不平等,二是降低不同类型的选民群体获取政治权力、经济资源和社会价值上的“种类不平等”;
  第三,在巩固国家统一和强调民族整合的同时,尊重不同族群、宗教、语言和地域选民群体在文化上的差异性,包容其多样性;
  第四,在高度分裂的社会中,快速扩大政治参与和过度强化政治竞争会给民主政体的稳定性带来很大的风险,而在政治上平衡好政治精英和大众参与的关系则对民主稳定性较为有利。

  上述四个方面也是我在《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中给新兴民主国家提出的四项降低选民政治分裂的政治原则与政策建议。

  再来看看民主政体下的制度模式与国家能力问题。胡安?林茨认为,民主国家缺乏有效的国家能力,是民主政体最终崩溃整个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但是,现有的主流观点较为忽视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制度安排对国家能力的影响。对于一个特定的民主国家而言,国家构建的国内与国际环境固然会影响构成了该国国家能力的背景条件,但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制度安排对国家能力的影响则更为直接。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民主模式的多样性问题。

  那么,哪些政治制度安排最能影响国家能力或政府能力的高低呢?主要是三个层次的政治制度安排:第一,央地关系的制度模式差异,最简单的区分是联邦制和单一制的差异,但中央和地方之间实际的政治权力配置更为重要;第二,选举制度的不同,特别是多数决定制与比例代表制的差异,选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了政党体系;第三,政府形式的不同,议会制、总统制和半总统制对政府能力高低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对上述不同层次政治制度的分析,我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民主政体类型:离心型民主政体与向心型民主政体。

  简单地说,凡是强化中央政府权力、强化大型主导政党和政党体制、强化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合作的民主政治制度,称为向心型民主政体;凡是弱化中央权力、弱化政党和政党体制、弱化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合作的民主政治制度,称为离心型民主政体。民主制度安排上的离心型特征会妨碍国家能力与政府效能,因而更容易导致民主政体的不稳定。

  从制度组合的角度,容易引发民主崩溃的“理想类型”的离心型民主政体可能会导致三种政治效应:第一,高度分权的地区主义安排,会导致国家性问题上的离心激励,鼓励族群与地区认同,弱化国家认同 ;强化族群与地区权力,弱化中央权力;第二、选举制度上的比例代表制及类似制度,会导致社会-政府关系上的离心激励,通常会鼓励极化多党制,削弱政党体制,结果是政府更不稳定;第三、政府形式上的总统制及半总统制,会导致政府内部关系上的离心激励,鼓励行政权与立法权对抗,弱化行政部门的能力,容易导致行政—立法之间的政治僵局。

  那么,如何避免离心型民主政体呢? 我在《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中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给新兴民主国家提出了五条主要的政策建议:

  第一,民主的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要充分兼顾到分权和集权的平衡、参与和效能的平衡,不能塑造有效国家能力的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通常都缺乏维持民主政体自身所需的手段;

  第二,成功的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并非空中楼阁,而必须考虑并适应本国的社会结构和选民政治分裂的类型与真实情形,宪法和制度必须在真实的世界里能够运转;

  第三,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要注意适度强化中央集权。特别是对于那些存在地区和族群分裂的国家,更要强化中央政府维持国家统一的政府能力和政治权力,要尽量避免高度分权的地区主义安排;

  第四,在选举制度上,多数决定制和具有多数决定制特征的混合选举制度往往是更优的选择,要尽量避免纯粹的比例代表制;

  第五,在政府形式上,议会制往往是更优的选择,要防止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出现严重的政治对抗,要谨慎对待总统制和半总统制。

  总而言之,这项研究的主要对策建议是:新兴民主国家应该设法降低选民政治分裂程度,同时应该尽可能构建向心型民主政体。这样,就有望提高发展中世界国家民主转型的成功率。

 

 

 

 

 

为什么社会充满戾气?

清华大学 郭于华

2014-09-22

    我们正身处一个高风险、不安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充满暴戾之气的社会之中。人们不难意识到,在各级政府大力推行“维稳”举措的情况下,社会是不稳定的;在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社会是不够和谐的。种种突发的暴力性事件——无论是杨佳暴力袭警、邓玉娇手刃色狼,还是发生在不同派出所、看守所的各种离奇死亡,当然还有爆发于各地的带有暴力性质群体性事件,乃至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能引发的流血冲突,都让人们对此社会戾气感同身受;而多起发生在学校幼儿园的袭童案更使暴戾为人感知的程度达到极致。这一系列充满血腥味道的“社会事实”,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这个社会出了问题,有了疾患而且是致命的。

  是什么造成了绝望

  暂且抛开不同的生命意识和生命价值观不谈,如果一个人不惜孤注一掷、以命相搏,或者决定了断他人和自己的生命,必定是出于深深的绝望。在找寻不到解决问题或麻烦的任何办法,也看不到任何可能的出路之时,暴力方式就成为非常可能的选择。绝望的人多了,社会戾气的增加也就不足为怪。问题在于,个别人的绝望可以归咎于个体心理障碍、人格缺陷、遭遇奇特甚至运气不好;而若许多人绝望则一定是社会有了毛病,无法归因于心理问题。

  行政与司法腐败,权力不作为或胡作为是引发暴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当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由利益分化造成的各种矛盾冲突本属正常现象,人们的种种利益诉求和表达既是争取或保护自身的权益,也同时表现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而面对利益诉求和公正要求权力部门和执法部门如若不能合法、正当地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必然造成严重后果。在这一过程中,上述部门的不作为和胡作为都是权力行使的失当。

  对于弱势者来说,行政与司法失当无异于雪上加霜。进而,以极端的方式应对不公正的待遇和巨大的伤害,有时是弱者仅有的选择。以邓玉娇事件为例,不难理解这类“手刃”的冲动。如果理性的、非暴力的、法律的道路能够走得通,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以“手刃”的方式解决。但现实中,事实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人们展示通过合法途径保护自己的绝境,致使“手刃”的冲动不断积聚。这种积聚其实早就开始了:从湖南的黄静案,湖北的高莺莺案,还有一次次超出人们想象能力的“俯卧撑”,“躲猫猫”,“洗澡澡”,“做梦梦”,“七十码”……,哪一次彻底还了受害者一个公道?给了公众一个明确的说法?若论办得清楚利索的恐怕就数“杨佳案”了,的确达到“斩立决”之功效。但凡事得讲个前因后果,杨佳案的后果是清楚的,前因却十分模糊,究竟是什么深仇大恨导致他手刃数人?其精神状态是否属于正常?

  近日发生在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港口镇的大规模群体事件,似乎又是权力不当作为所致。据报道,7月5日,港口镇洞下村村民因不满当地政府强行搬迁而集体到北京上访,当地公安出动数十辆警车将村民拦截回镇政府。因被截访回来的女村民被当地公安殴打昏迷不醒,数千愤怒围观群众将镇政府围的水泄不通,用石头、砖块砸毁镇政府办公室所有玻璃窗,数十辆警车被民众推翻、砸烂玻璃,当时马路上和镇政府一片狼藉。[1]这类以暴抗暴的悲剧在各地不断上演,公众似乎对此已经失去了敏感。

  因绝望而诉诸暴力还缘于怨气无处发泄,怒气无从释放。在利益冲突加剧、社会不公明显的情况下采取的高压“维稳”;常常导致愤怒和绝望迅速升级。如同我们在《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一文中指出的:基层政府经常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来阻止和压制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信访还是报刊,无论是网络还是社会组织,都难以成为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有效渠道。实际上,当我们以稳定为由不允许农民工组织起来集体追讨被拖欠的工资,不允许被拆迁户就拆迁补偿进行讨价还价之时,维稳实际上已经变成维护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不法企业和承包商利益的工具,成为维护开发商掠夺被拆迁户利益的工具。而当维稳工作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对社会矛盾和社会不稳定的局势估计得过于严重,那些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利益冲突、造成一定社会波动、但从长远看能有利于理顺社会中利益关系的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搁置,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因此错失出台时机,导致不均衡的利益格局迟迟得不到有效调整,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坐大,甚至社会对其失去应有的制约。

  高压维稳会形成一种“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越是要强调社会稳定、强化维稳工作,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就越是不能容忍民众的利益表达;民众越是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社会中的利益格局就越是倾斜,尤其是底层群体受到的损害也就越大;利益格局越是倾斜,利益矛盾和冲突也就越尖锐,不满情绪也就越强烈;由于正当的利益要求受到压制,一些群体或个人就只能采用体制外的方式、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方式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于是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2]当整个社会被维成一个高压锅的时候,暴力的突发几乎难以避免。

  公信力丧失,是戾气的产生与传导机制。在一个充满戾气的病态社会中,人们首先发现的是社会信任不复存在,特别是公信力丧失,而且越是来自官方的、专家的、权威的消息和说法公众就越是不相信。正如有人调侃式总结的:不仅身边的男人靠不住,女人靠不住,兄弟靠不住,公司靠不住,而且领导也靠不住,组织更靠不住。信任结构崩塌带来的明显后果首先是社会交易成本激增,社会交换和社会生活无法正常进行。这样的市场环境、社会生态会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堪其累,因为即使最普通的需求的满足也会让人感觉艰涩不堪,而且是处处是陷阱、防不胜防。没有足够的“精明”,只能自认倒霉。此外,就整个社会而言,没有合理而有效的制度保证契约信用关系和规范的市场,人们只好诉诸暴力,以暴力维持秩序,或者依靠暴力组织得到保护,而这必然带来社会生活的“西西里化”或“那不勒斯化”。

    正如孙立平所分析的,在这两个以意大利黑手党活动猖獗而著称的地区,人们普遍地缺乏相互信任,在这种自私和缺乏信任的社会中,由于不存在最基本的公认规则和信任、缺少正常的社会交往方式,人们若想在交换和竞争中获取利益或处于有利位置,只能仰仗暴力和暴力组织。“他们在争夺中最现实的目标不是战胜对手,而是伤害对手。人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那里寻找特权,向跟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强行要求特权,并把最小的一部份分给地位低的群体”。而黑手党的组织和行动方式无疑是最适应这种环境的。黑手党的成功“不仅在于它能够防御性地应对信任的缺乏,而且也能使用残忍的、必要的暴力手段,通过不断地排外,把不信任变成有利的行动。它最重要的行为就是在尽可能大的领域内垄断尽可能多的资源”。黑手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造就了当地畸形的社会规则与秩序,“一种以强化不信任为机制、以暴力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3]

  公信力丧失与信息垄断造成的信息不透明、不对称有直接关系。群体性的暴力事件经常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为,但人们为什么“不明真相”?在多起群体性事件过程中,不难看到,一方面是官方的失语和权威信息的匮乏,另一方面则是与之成鲜明对照的网络上各种传言“巨浪滔天”。在信息控制和封锁之下公众又如何明真相、辨是非?事实证明,信息公开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有利于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有畅通的信息渠道才能实现公民的知情权——了解真相的权利;有真相才有信任。近年来发生的“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群体性事件几乎都与信息的发布、传递、接受的方式有关。公众经常宁愿去相信各种“来路不明”的消息,却不相信来自正式渠道的信息。公信力的丧失是信息垄断甚至虚假信息的必然结果。当说假话、空话已经成为一种惯习时,还能指望人们相信偶然有之的真实消息吗?而对言论自由的压制,甚至再兴“文字狱”,无疑只会更加失去公众的信任。就此而言,开放信息、公开真相实在是消除戾气的良善之举,而且也是明智之举。

  权力不受约束必然成为暴力并引发更多的暴戾

  上述造成绝望和导致暴力的几个方面原因都与权力不受约束有关,或者说都源自不受规制的权力。权力不受约束必然成为暴力;而且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暴戾。

  中国当下所处的可称之为后总体性社会的阶段,具有权力独大、权贵结合、权比法大的特点。具体而言,政府的体量和控制能力空前强大,市场亦受到权力的支配和影响,而社会这一本应是自组织的空间受到权力与市场的合力挤压而十分狭小、力量薄弱甚至缺失。在此情境下正常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组织必然十分稀缺和弱小,国家、市场、社会的三维均衡态势无从形成。这些社会结构性特点正是暴力酝酿和爆发的土壤与条件。

  权力不受制约的表现之一是官民关系极为失衡:官员能做的事和百姓能做的事有如天壤之别。例如,百姓不宜嫖娼,官员宜包二奶;百姓不宜集体上访或越级上访,官员可以有法不依和腐败渎职;百姓不宜自私自利见利忘义,官员适宜以权谋私受贿索贿;农民工即使在长期夫妻分离的情形下也不宜采取不良方式(包括观看A片和色情表演)解决一下生理需求问题,而同时大大小小的贪官却创下性消费和性占有方面的多项“吉尼斯纪录”。……不难理解,如此失衡的官民关系会导致剧烈的官民冲突,甚至见官即仇、逢官必反的恶性事件。

  就现实而言,在缺少自主的市场和自主性社会的情境下,权力非但解决不了经济和社会的问题,甚至连它自己的行为也无法控制。权力一旦失控,即“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时,作恶和枉法就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的状态。如此上无约束,下无监督,左右无制衡的不可控权力,必将导致权力合法性的丧失,各种潜规则支配着社会的实际运作,对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理念造成严重侵蚀;与此同时,公众的信任感和社会认同也会急剧丧失;进而越来越多的人“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权力部门,在遭遇侵害时诉诸暴力。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带来自身的腐败,而且导致整个社会的溃败。在几年前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发生时,我曾经分析过失控的权力会带来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谋利型权力的实作逻辑是,有利则逐利、争利、夺利;无利则放任和放弃。21世纪的奴隶制黑砖窑现象是基层政权以黑社会方式丧心病狂地逐利、同时上级部门因无利而放任和渎职所造成的。被权力和治理放任和抛弃的社会底层,其生态无疑会迅速恶化,暴力成为社会运作的主要机制,无疑就是底层丛林社会的形成。具体来看,那些被曝光和落网的黑窑主、包工头和打手们的光景多少出乎人们的想象,这些今天已经多少被遗忘的恶人并不是脑满肠肥、衣着光鲜的权势者形象,而是与普通农民、农民工相去不远。事件当事人中最大的官是窑主王兵兵的父亲,不过是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县人大代表;恶包工头衡庭汉也是打工出身;而致人死命的打手赵延兵,原本就是砖厂工人,自己就曾被衡庭汉用气筒打破了头,后来被发展成打手,……。这些人本来也属社会下层,虽然这并不能为他们的罪大恶极辩护,更不能成为他们逃脱法律制裁的借口。但我们需要警醒和思考的问题是,同属社会下层的人们为何变得如此暴虐?黑窑昭示了怎样的社会底层生态?

  黑砖窑一类的事件告诉人们,一个丛林社会正在底层形成:底层欺负底层!底层蹂躏底层!底层虐杀底层!这样的底层生态中是丛林规则在起支配作用,暴力横生,弱肉强食。底层生态的恶化意味着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意味着文明的沉沦。我们不知道这种沉沦是何时开始的,一次又一次的人权危机事件,一次比一次令人瞠目的暴力升级,不断撞击着我们的心灵,折磨我们的神经,底线一次次被突破,罪恶一次次超乎想象,无法预想下一次将会是什么。我们在“审恶”中“疲劳”,我们在无望中麻木。这种文明的陷落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如若整个社会变成一个黑砖窑,没有人可以幸免。这就是我们真实的处境。我们知道的是,如果没有权力的黑恶化,人性不会变得如此邪恶,人心不会如此麻木,资本之恶也不至发挥到如此淋漓尽致。制度、文化、人性恶性互动,共同在“黑窑”中沦陷。这是权力腐败导致底层生态的丛林化和整个社会生态恶化的典型个案。

  这里所说的社会生态恶化即孙立平概括的“社会溃败”。所谓社会溃败是指社会系统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如同人体的免疫系统疾病,功能丧失、内生性腐败,堪称社会癌症。社会溃败的重要表征首先是,由于权力失控,腐败也必然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应当看到,腐败是失控的权力的必然结果,没有对权力的有效约束,任何反腐败措施都是不可能奏效的。其次,权力失控导致社会的公信力丧失,包括政府的公信力丧失,司法的公信力丧失,媒体的公信力丧失。在一些地方,越是官方的、权威的说法公众越是不相信,甚至只有政府说这是白的,人们才能相信这是黑的。公信力的丧失意味着社会治理能力的根本性瓦解。第三,权力失控和腐败必然导致巨大的社会不公正,缺少正义的社会难免是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冲突频发,上下交相恶,以邻为壑,规则不存,乱相环生;这种景象我们已经从连续数起的校园袭童案和近期的富士康频发跳楼自杀事件中领略到了;而丛林社会环境中的民众会丧失基本的价值理念和是非观念,精神世界的沦陷和底线不保对一个民族而言将是灭顶之灾。

  消除暴戾需要大悲悯大智慧

  化解社会暴戾首先需要制约权力,而制约权力必须从社会建设入手。这是一项理性的、温和的、持久的、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的重要任务。

  波兰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亚当·米奇尼克明确地提出在建设公民社会过程中非暴力的主张。这位出身于波兰的一个革命家庭、并曾担任“团结工会”顾问和在瓦文萨执政期间出任国会议员的知名异见人士,将妥协和改良作为走向民主和成功进行社会转型的起点和主要途径。米奇尼克认为,“民主是灰色的,而妥协是金色的”;他面对前苏联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波兰社会,“相信通过革命来推翻专制,既不现实又很危险。那些运用暴力攻占巴士底狱的人,很容易建造一个更加悲惨的巴士底狱。”“极权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革命暴力的运用。……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暴力。”而“争取自由的斗争曾经聚焦在权力层面而不是创造公民社会。因此它最终导向集中营”。“暴力折断了社会的联结,并且,当社会如此原子化,其内部政治崩溃,它就变成自动导向极权主义……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沿着团结的合作尝试的道路改变社会的权力系统,使得极权主义成为不可能。”在米奇尼克看来,“所有的政府,实际上各种人类利益、每一种善和每一种富有成果的行动,都是建立在妥协和交易的基础之上。”[4]

  米奇尼克向人们证明了暴力和血腥决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出路,他也由此而成为“在权力、意识形态之外,面对公众发言,推进独立的社会运动,告诉公民应该如何做,而不是告诉当局如何做”的社会进步的启蒙者。“在他身上,真正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普世精神。”[5]

  化解社会暴戾需要悲天悯人的情怀,需要大慈悲,这不仅是对自己人、对同道,对社会下层的普通人,也应该包括对待自己的对立面、持不同意见者,或者可以说要把对方当作对手而不是敌人。有此情怀才有可能开始对话、博弈与合解,而博弈同时也需要大智慧,这也是需要在实践过程中学习和积累的智慧。道理确乎很简单:livingandletliving(自己活也让他人活),世界本来应该是多元多样性的存在。不同的或者对立的双方在博弈过程中不免有对抗性的争执、互不信任甚至激烈的冲突;但是双方都不应把对方逼入死角,全是一方的利或全是一方的理,事情就没办法解决,如同市场中的交易和社会交换一样。博弈也是让步甚至妥协的过程,需要沟通、商量、讨价还价。双方都有退,双方才能都有进,而社会正是在这有进有退中获得改善和进步的。

  悲悯和智慧的获得都离不开正常的社会生活,人毕竟是社会性动物。从理论上说,一个正常、健全的社会应该是权力、市场、社会三种力量鼎足而立、相互制衡。在市场和社会发育程度低而权力独大的情况下,发生权力的滥用、失控和腐败是不可避免的,而暴力抗争、以暴易暴几乎也是不可避免的。试想一下,如果那些杀孩子的人有正常的亲情、友情,可以进行表达并得到一定的社会支持,会形成那么极端的反社会人格吗?会以极度扭曲、黑暗的心理去实施疯狂、血腥的暴力吗?如果那些跳楼富士康的员工有正常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对未来有所期待,会选择轻易地放弃生命吗?

  化解社会暴戾必须使权力得到控制,而约束权力,驾驭资本,唯有靠社会建设。作为公民,应该通过社会参与和积极行动保证自己的合法权利同时推动公民社会的建设。而对权力而言其实也很简单:放松紧绷的神经,放开紧握的拳头,向社会开放合法性空间,让公民社会正常发育。

  公民权利的获得与社会的建设路途尚且遥远,努力推动正未有穷期。让我们坚持。

 

 

 

 

 

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4年9月24日

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嘉宾和专家学者齐聚北京,举行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这次会议是国际儒学界和国际学术界的一次盛会。首先,我谨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朋友们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

    这次会议以“儒学: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体现了关注世界前途、人类命运的人文情怀,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题目。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事关各国人民幸福安康的两大问题。世界各国人民都希望生活在祥和的氛围之中,期盼战争、暴力远离人类。世界各国人民也都希望生活在安康的环境之中,期盼饥饿、贫困远离人类。然而,现实世界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么美好,局部战争依然此起彼伏,贫困饥饿依然广泛发生,连绵战火、极度贫困依然在威胁着众多人们的生命和生存,特别是许多妇女儿童依然在战争和贫困的阴影下苦苦挣扎。想到这些不幸的人们,我们心中充满了同情和责任。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努力,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只有这样,和平才有希望,发展才有希望。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需要多管齐下、多方共济,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从思想上确立和平发展的理念。今年3月,我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其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文字镌刻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句话是:“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我认为,在人们心中牢固树立爱好和平的思想,这对实现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很深的渊源。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遭受了世所罕见的外族入侵和内部动荡,中国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一度到了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仅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就付出了3500万人伤亡的沉重代价。近代以后经历了长期苦难的中国人民最懂得和平的宝贵,最懂得发展的重要。中国人民深知,和平对人类就像阳光和空气一样重要,没有阳光和空气,万物就不能生存生长。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需要和平、爱好和平,也愿意尽最大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真诚帮助仍然遭受战争和贫困煎熬的人们。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也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大家一起把和平发展的理念落实到自己的政策和行动之中。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今年是孔子诞辰2565周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从这绵延2000多年之久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二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三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今世界,人类文明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是古代世界完全不能想象的。同时,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

    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希望中国和各国学者相互交流、相互切磋,把这个课题研究好,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世界是在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

    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我认为,应该注重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

    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不要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

    第二,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本国本民族要珍惜和维护自己的思想文化,也要承认和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思想文化。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

    强调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

    第三,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中华文明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营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丝绸之路的开辟,遣隋遣唐使大批来华,法显、玄奘西行取经,郑和七下远洋,等等,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事例。儒学本是中国的学问,但也早已走向世界,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进行文明相互学习借鉴,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但兼收并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第四,科学对待文化传统。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

    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道家、墨家、农家、兵家等各个思想流派相互切磋、相互激荡,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观,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虽然后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取得了主导地位,但中国思想文化依然是多向多元发展的。这些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

    总之,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温故而知新。知识有前人传承的知识,也有今人创造的知识。前人传承的知识积累了人们历史上对处理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的重要认知和经验,今人创造的知识形成了人们应对时代问题的智慧和探索。这两方面的知识对人类继往开来都十分重要。

    在21世纪的今天,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知识依然是人类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我们才能更好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

    预祝会议取得成功!谢谢大家!

    儒学国学孔子儒家传统文化经典

 

 

 

 

 

习近平超常规出席纪念孔子会议寓意深刻

儒风聚焦

2014-09-25

    9月24日,孔子2565年诞辰前夕,人民大会堂。不少研究儒家的学者风尘仆仆赶来,找位置,落座,相互交流……他们是来参加纪念孔子诞辰256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的。直到主持人宣布议程,人们才惊奇地发现,大会还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国家主席习近平。

    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讲话,尚属首次。不久前,课本中拿掉古诗词,习近平批评为“去中国化”,而且在出访的万米高空,还不忘重申把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今天,习近平高调纪念孔子诞辰,其实是再次为传统文化“撑腰”。为何如此重视孔子、重视传统?其中大有深意存焉。

    (一)从党情看,执政需要汲取传统力量

    事实上,弘扬传统文化,早已是中央领导的共识。最近,还有一个中央领导出席过国际学术会议。刘云山在今年七月出访时,参加了在哥本哈根商学院举行的“欧洲学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对于我们党为什么要弘扬传统文化,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价值观、秉持的执政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

    习近平在今天的讲话中更是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

    理性地看待自己的传统,既不否认过去,不做文化虚无主义的信徒;也不回到过去,做文化复古主义的“粉丝”,这才是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应有的政治品格。马克思主义这棵大树,终究还是要生长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片土壤之上的。否则,只会造成水土不服,成为毛泽东所批判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内在就蕴含了将马克思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而在世界文明长河中,只有中国延续了大一统的两千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和资源。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执政党而言,无疑是一块“执政富矿”,值得执政者从中汲取力量。习近平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正是基于此考虑。

    (二)从国情看,治理需要文化支撑

    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习近平是以国家主席身份出席本次大会的,换言之,习近平首先是站在国家的高度来阐述:一国该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如习近平在讲话中所言:“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而这,也不是习近平第一次表现他对孔子的“爱好”。我们应该还有印象:早在去年11月,习近平来到曲阜孔府考察,并来到孔子研究院。桌子上摆放着展示100多本书籍和刊物,他一本本饶有兴趣地翻看。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当我们国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物质水平不断提高,道德却不断滑坡:社会上,老人家跌倒了,路人却在犹豫要不要扶;市场上,商品流通了,“地沟油”却不断侵蚀我们的餐桌;官场上,不少官员顶着“红帽子”搞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此种现象,不一而足。反观于此,民族复兴道路上,重建精神道统,迫不及待。

    但历史的创造,从来不是“无中生有”;重建道统,首先需要回望历史。习近平要“仔细看看”有关孔子的书,深意正在于此:实现民族复兴需要文化支撑。

不可否认,五千年历史长河中,虽然巨浪淘沙,但不可避免有陈旧过时,甚至是文化糟粕。如何才能避免这些文化糟粕?无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应该是有所鉴别的对待、有所鉴别的继承,而不是“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不是回到过去,厚古薄今、以古非今。

    (三)从世情看,和平需要东方智慧

    习近平在讲话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今年3月,他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石碑上有这么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关于思想,还有另外一个故事,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集会,呼吁全世界:“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

为什么要回到孔子那里汲取智慧?

    如习近平所言,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很深的渊源。比如“协和万邦”“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习近平近日在印度访问时,即引用俗语“邻居好,赛金宝”谈中印关系。而中国近代以来所经历的种种苦难,也让中国更能体会和平的来之不易。

    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正视文明的多样性,不是以一个文明消灭另一个文明,不是消除文明之间的差异,而是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历史上,魏晋时期,佛教东传,吸收了不少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宋明时期,儒家吸收佛教思想,形成了宋明理学。中外的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

    思想的力量不在于造成“文明冲突”,而在于让人们找到不同价值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实现文明之间的“永久和平”。当“西方中心主义”“历史终结论”席卷世界,在各地造成种种流血和冲突,染红了世界版图之时,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尤为可贵,儒家的世界意义也就凸现了出来。

    (文/党报评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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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生命最后的安详

莫小米

2013-09-17

    这篇文章从医学的角度告诉大家临终的过程,希望大家能有所了解,帮助家人和自己坦然面对。人们关于临终的认识普遍有很多误区,应该好好普及,不要给亲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

    一个遭遇车祸的22岁男性被送进了监护室,此时的他生命垂危,几乎不能说话。然后,在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里,医院不允许家人进入病房看望这个随时会告别人生的亲人,在随后的时间里,也只允许一个亲人每隔2小时进去看望5分钟。在漫长的等待中,沮丧的女友只好回家了,父母也抵不住身心疲惫睡着了,直到护士通知他们病人已身亡时才惊醒过来。由于痛惜没能在最后时刻与亲人见上一面,说上几句告别的话,家属的悲痛骤然升温...

    这还算不上残忍。在最后的日子里,病人常常得被动地接受这样的“待遇”:一是过度治疗。有些病人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在接受创伤性的治疗。另一个极端是治疗不足,也就是说,病人受到的痛苦和不适直到死亡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脱。 那么,生命在最后的几周、几天、几小时里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一个人在临近死亡时,体内出现了什么变化?在想什么?需要什么?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怎样做才能给生命以舒适、宁静甚至美丽的终结?

    临终期一般为10-14天(有时候可以短到24小时)。在这一阶段,医生的工作应该从“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转向“减轻痛苦”。

    临终病人常处于脱水状态,吞咽出现困难,周围循环的血液量锐减,所以病人的皮肤又湿又冷,摸上去凉凉的。你不要以为病人是因为冷,需要加盖被褥以保温。相反,即使只给他们的手脚加盖一点点重量的被褥,绝大多数临终病人都会觉得太重,觉得无法忍受。

    呼吸衰竭使临终病人喘气困难,给予氧气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他们已失去了利用氧气的能力,此时给他们供氧无法减轻这种“呼吸饥饿”。正确的做法是:打开窗户和风扇,给病床周围留出足够的空间。另外,使用吗啡或其他有类似鸦片制剂的合成麻醉剂是减轻病人喘气困难和焦虑的最好办法。

    当吞咽困难使病人无法进食和饮水时,有些家属会想到用胃管喂食物和水,但濒死的人常常不会感到饥饿。相反,脱水的缺乏营养的状态造成血液内的酮体积聚,从而产生一种止痛药的效应,使病人有一种异常欢欣感。这时即使给病人灌输一点点葡萄糖,都会抵消这种异常的欣快感。而且,此时给病人喂食还会造成呕吐、食物进入气管造成窒息、病人不配合而痛苦挣扎等后果,使病人无法安静地走向死亡。静脉输液虽然能解决陷入谵妄状态病人的脱水问题,但同时带给病人的是水肿、恶心和疼痛。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甚至在死前三个月之久,不少病人与别人的交流减少了,心灵深处的活动增多了。不要以为这是拒绝亲人的关爱,这是濒死的人的一种需要:离开外在世界,与心灵对话。 一项对100个晚期癌症病人的调查显示:死前一周,有56%的病人是清醒的,44%嗜睡,但没有一个处于无法交流的昏迷状态。但当进入死前最后6小时,清醒者仅占8%,42%处于嗜睡状态,一般人昏迷。所以,家属应抓紧与病人交流的合适时刻,不要等到最后而措手不及。

    随着死亡的临近,病人的口腔肌肉变得松弛,呼吸时,积聚在喉部或肺部的分泌物会发出咯咯的响声,医学上称为“死亡咆哮声”,使人听了很不舒服。但此时用吸引器吸痰常常会失败,并给病人带来更大的痛苦。应将病人的身体翻向一侧,头枕的高一些,或用药物减少呼吸道分泌。 濒死的人在呼吸时还常常发出呜咽声或喉鸣声,不过病人并不一定有痛苦,此时可用一些止痛剂,使他能继续与家属交谈或安安静静地走向死亡。记住,没有证据表明缓解疼痛的药物会促使死亡。听觉是最后消失的感觉,所以,不想让病人听到的话即便在最后也不该随便说出口。

    这几天,我一再地说,我一再地想----为什么,为什么直到现在,我才读到了这篇文章。现在是什么意思?现在是,我的父母已先后去世,而一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光,我没有和这篇文章相遇,所以在无知中铸成大错。

    所有的误解都基于一个前提,我们和临终者已经无法沟通,我们至亲的亲人已经无法讲出他们的心愿和需求,我们只好一意孤行。而本来只需要一点点起码的医学常识,事情并不复杂。

    我想起我抓着父亲的手,他像山泉一样凉。我命令弟弟说:爸爸冷,快拿毯子!现在才知道,他其实并不冷,只是因为循环的血液量锐减,皮肤才变得又湿又冷。而此时在他的感觉中,他的身体正在变轻,渐渐地漂浮、飞升……这时哪怕是一条丝巾,都会让他感觉到无法忍受的重压,更何况一条毯子!

    我想起直到父亲咽气,医生才拔下了连接在他身体上的所有的管子,输气管、输液管、心电图仪……同时我们觉得他几天几夜没进水进食,总是试图做些哪怕是完全徒劳的尝试。母亲清早送来现榨的西瓜汁,装在有刻度的婴儿奶瓶里,我们姐弟每天都在交流着爸爸今天到底喝了多少水。 现在才知道,他其实并不饿。那时候,他已从病痛中解脱出来,天很蓝风很轻,树很绿花很艳,鸟在鸣水在流,就像艺术、宗教中描述的那样……这时,哪怕给病人输注一点点葡萄糖,都会抵消那种异常的欣快感,都会在他美丽的归途上,横出刀枪棍棒。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在最后谵妄状态中,却忽然变得喋喋不休,而且是满口的家乡话。我担心他离我而去,我想喊住他,他毫不理会。现在才知道,那个时辰,他与外界的交流少了,心灵深处的活动却异常活跃,也许青春,也许童趣,好戏正在一幕幕地上演。我怎可无端打断他,将他拖回惨痛现实?我应该做的,只是静静地守着他,千万千万不要走开。临终者昏迷再深,也会有片刻的清醒,大概就是民间传说的回光返照吧,这时候,他必要找他最牵肠挂肚的人,不能让他失望而去。

    我还记得父亲此生表达的最后愿望,是要拔去他鼻子上的氧气管。可是我们两个不孝子女是怎样地违拗了他的意愿啊,我和弟弟一人一边强按住他的手,直到他的手彻底绵软。现在才知道,对于临终者,最大的仁慈和人道是避免不适当的、创伤性的治疗。不分青红皂白地“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是多么的愚蠢和残忍!

    父亲走了。医生下了定论,护士过来作了最后的处理。一旁看热闹的病人和家属说:儿子、女儿都在,快哭,快喊几声嘛。可不知为什么,我竟然一点也哭喊不出来,弟弟也执拗地沉默着。现在才知道,听觉是人最后消失的感觉,爸爸没有听到我们的哭泣,不知道他是高兴还是难过? 生和死都是自然现象,这我明白。只是现在才知道,自然竟然把生命的最后时光安排得这样有人情味,这样合理,这样好,这样的----自然而然,是人自作聪明的横加干涉,死亡的过程才变得痛苦而又漫长。

    一天上午。我突然发现我对面的同事泪流满面,一个50多岁的男人的失态让我诧异。忙问他怎么了,他告诉我看了上面的文章想起了他母亲临终前情形,他说就像上文描述的那样,觉得母亲冷了给她穿保暖的衣服,盖厚厚的被子,觉得母亲几天没有进食,不停给她输液,他母亲想回家,可他坚持让她住在医院。他自认为尽了孝心,可是没想到给她带来莫大的痛苦。

    人总是要死了,带来轻松、美丽踏进另一个世界,一定会走的更好。 现在,我读到了这篇文章。我要保留着它直到最后的时光,如果有可能,我要求我的孩子照此办理,任我的灵魂作最后的欣快飞翔。

    美国老年病学会制定的临终关怀八要素:

1、减轻病人肉体和精神症状,以减少痛苦;
2、采取能让病人表现自己愿望的治疗手段,以维护病人的尊严;
3、避免不适当的、有创伤的治疗;
4、在病人还能与人交流时,给病人和家属提供充分的时间相聚;
5、给予病人尽可能好的生命质量;
6、将家属的医疗经济分担减少到最小程度;
7、所花医疗费用要告知病人;
8、给死者家庭提供治丧方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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