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这期文集中除了彭培根、许嘉璐、 吕超、郑义、苏长和、雷贞孝等人的文章值得一看之外,还有张博树、焦国标、韩德强的文章值得关注。大军网除了关注经济形势和经济运行,更关注中国社会的思想变化和人物变化。在政治方面或说思想方面,一些学者的认识在不断发生变化,各个阵营的人物不断出现分化。张博树展开了对吴稼祥和萧功秦的批判,左向前对韩德强进行了批判,网友对焦国标进行了批判。从本期文集发出的这些文章以及被批判者对自己的辩护,可以看出中国的思想界正在发生激烈的蜕变。原先极右的人开始向中间转,如吴稼祥,原先极左的人物也开始向中间转,如韩德强。中国思想界出现的这种变化说明知识界并非铁板一块,说明中国的极端思潮终于趋向温和,极端主义思维终于被聪明的学者厌恶、扬弃。韩德强在这方面有进步,萧功秦在这方面有进步。至于吴稼祥的立场观点转变或许是出于功利。总之,大家看问题的方法不那么偏激了,终于摆脱了一个世纪的激烈惯性。在这方面,韩德强好像悟得更透彻,以他的话来说,剩下的只有贺卫方、张鸣、胡星斗、张宏良、茅于轼等人还处在“孩子”阶段。

中国经济的奇迹与沉重代价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4年9月6日

目录

特稿

彭培根等译:二十世纪的回顾与反思

彭培根:震惊世界汉学界的《现代新儒家学案》

许嘉璐:中华文化在构建人类共同伦理中的作用

殷辂:感通的公共性——孝悌与公共性合论

吕超:《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研究》在社科方面的重大突破

吕超: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研究

蔡厉:深化改革当以民为贵为中心原则

胡碧玲:一个加拿大学者眼中的中医

芦笛:无限怀念萨达姆

经济

郑义: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与沉重代价

腾格里沙漠腹地惊现刺鼻气味的巨型排污池

世界500强50企业亏损中国占16家

余永定:企业债务高升或引发新危机----中国企业为何融资贵?

程实:全球化退潮悄然袭来

冯仑:一个农村人投资纽约地产的感悟

美媒:中美打响射程战

蒋城先:续航1600公里铝空气电池诞生

泽平:中国军工爆炸性发展让世界震惊

政治

苏长和: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谈谈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

王炜光:学者非自由撰稿人 想写啥就写啥

张鹤慈:杜撰的红二代和官一代之争

宋赵来:中国反腐大战略

冼岩:习近平的“三驾马车”

周舵:反对极端主义----中共现状与海外民运前途

张博树:中国新权威主义批判

冯胜平:党主立宪:政治走出丛林,军队退出政治

焦国标:我为何挺习

左向前:别了韩德强们

韩德强:我的万言自白书----农场答客问

基辛格:西方秩序正在走向崩溃

文史

雷祯孝等:中国自由民主法治思想史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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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这期文集就以彭培根教授翻译介绍的《二十世纪》开始。美国人独具慧眼,在二十世纪刚过,就写出了对这一个世纪的回顾与评论。我们中国人呢?是否把自己一个世纪的道路也回顾反思一下。自从甲午战争或庚子国难开始,中国和中国人走了一条什么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胜利?假如没有近代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欺侮,中国会走上这样一条极端的道路吗?现在看看两个美国作者的反思还是有道理的,如果没有极端的邪恶和贪婪,就没有伟大的理念和意志。20世纪笃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黑暗、最邪恶又最光明、最辉煌、最伟大的世纪。正与负的能量永远成正比。有多大的辉煌,就有多大的腐败。老子早就告诉了人们这个道理。

     彭培根教授也独具慧眼,将此书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开启国人的思路。中国社会今天正陷入左右几种思潮的分裂之中,借鉴一下外人的思想,开拓我们的思维,跳出狭隘、浅陋和封闭,是一件大好事。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国家的确需要更多的超人,超越狭隘,超越偏见,超越自私,超越愚昧。感谢彭院士所作的贡献。

    但美国的两位学者未必完全看到了二十世纪的意义,这个世纪不仅是帝国主义扩张的世纪,更是平民颠覆贵族、小国抗争大国的世纪,最剧烈的莫过于俄国拉开的无产阶级革命序幕,这场革命对世界的影响主宰了整个世纪的主题。这场革命的余波延续到今天,至今未消。如果说二十世纪最有特色的内容是什么?一是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发展,再就是普通民众的翻身解放和民主自由。而对于中国来说,这个世纪更是一个摆脱落后的民族主义世纪,是一个卧薪尝胆、不折不挠追赶世界先进的世纪。一切的一切,都包含在这个主题和内容之中。我们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息息相关,国家的命运决定了个人的命运。

    这就是彭教授翻译此书给我们的启示。
 

发件人:彭培根大师<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收件人:人时 间:2014年09月08日 22:42 (星期一)附 件:6个 (推荐几本中外好书.docx 等... ) 查看附件

    彭培根注:推荐一本最好的英文原文书,它是近几年来我看到的最好的一本英文巨著:《The Century》。我们正在将它翻译成中文,它的中文书名直译是:《二十世纪》(实际是:二十世纪的回顾与反思) 。 此书是刘雪松在彭培根的指导和审定下翻译的。

    彼德·简尼斯:出书的年代(1998),他是美国国家廣播公司的“今晚世界新闻”的主播和资深编辑。三十五年廣播记者的经历,親身经历和报导了二十世纪许多关键的世界大事。读过大量的儒家和道家的书。陶德·布汝斯特:出书的年代(1998),他是本书的资深出书人。曾任《生活》杂志的作家和编辑。他同样和读过大量的儒家和道家的书。

    作者彼德·简尼斯和陶德·布汝斯特的写作思维和风格:写这本书的基本思维、观点和风格与他曾经大量地阅读过中国书籍,尤其是老莊的书、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书籍是分不开的。他们看《二十世纪》都是用正反两面(是否与《易经》和老子有关;个人心领神会);或者也可以说是“辩证”的观察和写作思维。他们连封面的《世纪》两字的设计都是用这个理念:The 用黑色;而Century用白色来设计。请看附上的两张照片。清華的图书馆应该有这本书。 (註:台湾已有翻译,但是水平太差;没有真实的生活经验;用“意译”的地方太多也牵强)。

二十世纪的回顾与反思

The Century Peter Jennings and Todd Brewster

Photographs Edited by Katherine Bourbeau

翻译:刘雪松  指导与审定:彭培根

    註:这本书的封面的 “THE” “CENTUARY” 两个字使用一黑与一白来表现,封里和序言的用词,基本都是一正 一反(或一阴 一阳)的辩证思维。充份体现了易经和老庄哲学的辩证方法。 也可以说是【人文哲学的相对论】 请看附件的图片.

    【以下三段中文翻译是出版社同意在出书前最大的交流量】

    Introduction

    This work is an examination of life in the one-hundred-year period known as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time of grand success and equally grand failure, of ideas both great and evil, and of the great and evil men and women who sought to carry them out. It is a story of progress and regress, of hubris and humility, of man majestically asserting control over his destiny and, just as often, shrinking from despair and confusion in the shadow of forces beyond him.

    这本写作是对二十世纪这一百年期间的人类的生活做一个回顾与反思,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人类取得了宏伟的成功,也同样经历了重大的失败;產生了伟大的理念,也滋生了邪恶的意念,也都分别由伟大的人和邪恶的人努力地试图把它们都实现。本书记录了人类在二十世纪推动历史车轮的历程,既有进步的又有倒退的,有的人傲慢,有的人谦逊,人类自诩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却也常常陷入面对超越他们自身能力的力量的绝望和困惑的阴影之中。自行卑微和退缩。

    (台湾中译本:本书在于回顾所谓 20 世纪100年间的生活。20 世纪是个大成功,也同样是个大失败的时代;是个充斥着伟大与邪恶想法的时代;更是企图实现这些想法的善恶男女的时代。进步与退败,仇恨与人道,有人庄严地掌握一己的命运,也有人不能挣脱于不可知的绝望与困惑,黯然退却。然而,历史不是一本计算机小说,历史从无他途,没有替代方案。不论荣枯兴替,20 世纪的故事,是我们的故事,也是你的故事,正将展现在你眼前,一部喧闹的人类嘉年华,穿插既壮观而惊骇的景象,俗艳而灿烂,暴虎凭河却又豪气干云。)

    When did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gin? One may argue, and many will. That the "twentieth century" of history began not in 1901, but in 1870, when the Age of Invention started establishing the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ociety we live in today. Or, as others may assert, in 1914, when the First World War erupted, dismantl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s class and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introducing the experience of mass death and destruction that would, in the end, be one of the century's greatest (and saddest) legacies. Or in 1917, whe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established, the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that would define a bipolar world for seventy-two years. Or even in the 1920s, when our fast-paced urban society began to take shape. And years from now, when historians have come to grips with the forces that shaped our own time, no doubt there will be just as many theories on whe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ruly ended. But this book, above all, is a chronicle of how ordinary people experience history; and in popular experience and imaginatio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gan in 1901 and will end on December 31, 1999.

    二十世纪始于何年?有人说,很多人也会这样理解,“二十世纪”不是始于1901年,而是1870年,因为那时的发明奠定了我们当今社会的技术基础。 也有人认为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摧毁了十九世纪的社会阶级分化和上层建筑,也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员死亡和财产破坏,是人类在二十世纪经历的最大和最悲惨的悲剧之一。还有人说是1917年,俄国革命给世界带来了七十二年的两极的意识形态的竞争。更甚,还有人指出是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那时起,如今快节奏生活的城市才初具规模。同样的,在今后的数年里,历史学家探讨形成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力量时,也会有很多对“二十世纪”真正结束的时间的许多理论。尽管如此,本书仍采用大众所熟知的编年体的历史记载方式,即:二十世纪始于1901年,并将于1999年12月31日结束。

    A time frame, however, does not by itself make a history. For that we needed a concept, a framework, a methodology, a point of view, and we arrived at ours through examination of a major theme of this time.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s but the "essence of innumerable biographies," wrote Thomas Carlyle, but the rigid hierarchical world to which both Carlyle and this "great man" theory of history belonged departed with the busines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while our history of the world is filled with the story of both great men and women - scientists and inventors, statesmen and artists, adventurers and entrepreneurs, revolutionaries and politicians, even a couple of ballplayers - we have chosen to include them only as their lives intersect with what became, in this period, an even more powerful force: the humble masses, who by their numbers and the utter restlessness with which they greeted a dynamic time, created the 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然而,时间框架本身并不能构成历史。为此,我们在能够深入探求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之前,需要确立研究历史用的理念、提纲、方法和观点。卡莱尔曾写道:世界的历史正是“无数人的传记中的精華部分”,尽管如此,卡莱尔和这个以“伟人为主的历史”理论的历史;它所属的阶级森严的时代业已与十九世纪一同告别了。本书记录的二十世纪的历史选的伟大的男人和女人,包括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和艺术家。还有探险家、企业家、革命家和政客,甚至还有两位棒球运动员。我们之所以选择他们,是因为看重他们的生命与另外更强大的来自于广大的普通人民群众的力量的交织。这种以他们的众多人数的活力和极度不安所带来的交织,造就了二十世纪的纪实故事。

    How else to explain that the two most vital and competing ideologies of this time – communism and democracy – both preached the virtues of centering power with the multitudes and away from a privileged elite? Or that the century’s greatest force of evil, the Nazi regime of Adolf Hitler, relied in large part on a manipulation of the force of popular will? Or that,the most dynamic development of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century has been the global reach of the new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linking the lives of billions? Or that the most distinctive art of this time is not painting or sculpture or literature (though the century is amply, and impressively, represented in each), but a new kind of art, a popular art, distinguished not so much by its appeal to the minds of critics as by its appeal to large audiences of ticket buyers? If there is a twentieth-century Pieta, it is as likely to be made of celluloid as of stone.

     (彭培根指导刘雪松的翻译)

       彭培根 院士 郑重推荐

    2014年7月1日
    加拿大建国147周年国庆日
    中共建党93周年党庆日

    彭培根院士简介:

    清華大学教学三十年,精品课教师之一,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
    国务院发研中心2009年评出的“建国六十週年对城乡建設有贡献人物”
    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1985年创办人、董事长、总建筑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新闻教育改革中国专家组成员
    1992年优秀外国专家获奖人,湖南远大科技集团公司首席生态建筑师

   (主要媒体对彭培根的称呼通常是:著名建筑大师与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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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生态安全科学院 清華大学 彭培根院士工作室 Tel: 6277-0305;6279-4631(助理); 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集团董事长, Tel: 8844-7677 Email: marshallpeng@tsinghua.edu.cn;
 

 

 


 

震惊世界汉学界的《现代新儒家学案》

----推荐几本中外好书

清华大学教授 彭培根

2014年9月10日

    教师节前夕,习近平主席在师范大学演讲,他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我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与习近平主席不谋而合。

    现在我向大家推荐1995年中国社科院出版的、震惊世界汉学界的《现代新儒家学案》等几本中英文的真正的一流好书。借此机会祝各位哥们、朋友、同仁们,中秋节快樂!秋冬好看书啊!

    (一)《现代新儒家学案》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九九五年出版这是一套(上中下)三册的震惊国际汉学家的巨作。大家都没有想到中国大陆在文革中的中国文化深受浩劫之后,居然还能出版一套这样高质量的有关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好书!这套书是可以与《宋明学案》、《明儒学案》、和清代的《四库全书》相提并论的重要的经典书籍。本来是中国七五计划中的出版物,但是当时不像近三年来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当然经费远远不够。还是当年的李岚清副总理,用自己个人的继续赞助了二十多万元,这套书才在八五计划完成。非常感慨!十七大的期间,有几个领导能够有朱总理和李副总理这样的人格!

     这套书是繁体字;编辑自己写的内容提要如下:“本書將為瞭解和研究現代新儒家的產生和發展,其主要代表人物的生平和學術思想,提供較完整而系統的資料,起到學術思想史和學術思想史料選編的雙重作用。立案的十一位代表人物,基本上屬於現代新儒家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均在中國現代新儒學思潮發展史上起過重大作用。人自一案,師承、家學、交遊(學侶)、門人等隨案記述。每個、學案的內容,均包括“評傳”、“資料選輯”、“論著編年”三個部分。本書在社會科學的廣泛領域,都具有很高的學說價值。” 主編是:方克立 李錦全 先生。

    (二)《科学哲学与人生》方东美先生著 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出版。方东美先生(1899-1977)是我国清朝和民国初年的四大书院(学派)中,桐城学派的主持方苞先生的孫子。方东美在十六岁时,就在他们家族的大宅门园林中的大亭子里,聽他祖父讲完《莊子》后,就能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方家认为只是他们家隔了几代,又出现的天才神童。于是就把方东美送到美国賓州大学(也是梁思成先生的母校)去留学。因为方家不愿孫子留美而把中国文化给丢失了。就派了两个国学(一儒家以老莊)的老师陪着孫子一起留学。因为方家的富裕,就在賓州大学的附近买了(或租了)住房。后来这两位国学老师回国后,也成了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方东美的中英文和德文有多好? 他能够将英文和德文的古典诗文,不但翻译成中文,而且是中文古文中四六骈文言。这本书《科学哲学与人生》是方东美将西方的哲学、科学和人生观,精炼地 写出来介绍给中国人来阅读的。

    方先生在1949年没去台湾之前,在大陆的学术界,是与另一位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齐名。他们都是博学多才各有所长。 只是方先生去台湾后,大陆的人民对他所知就日渐淡化。我的高中导师史作檉就是他的入室大弟子。史先生(七十九岁)现在是台湾公认第一哲人。2015或2016年可能会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竞选人之一。 这套书如果早2000年出版,肯定会有《史作檉学案》。家姐彭琦(金字边)与史先生是台湾大学的同届同学,她是法律系的学生也选过方先生的哲学课,家姐在台大时,担任全台大学生代表联席会议的主席。1957年“刘自然事件”,她率领台大同学,首先攻下美国大使馆的大门。

    方东美先生的文章,就像美好的诗歌一样。请先看一段:此书的第一章-绪论中第二段《哲学之心理的起因》:“世間常有才德兼美之人, 盡心知性,明理察物,動作威儀之則,一一符合于自然,不教而怡情適意,不言而節概充實,美感起則審美,慧心生則求知,愛情發則慕悅,仁欲作則兼愛,率真淳樸,不以機巧喪其本心,光明瑩潔,不以塵濁蕩其性靈。此等人達生之情,樂生之趣,原自盎然充滿,妙如春日秀樹,扶疏茂盛其於形上之道,形下之器,天運之流行,物理之磁化,人事之演變,雖不並立文字之說,呈勝鬥妍,然生性上自有一種妙悟冥解。在這種情形之下,哲學思想仍有存在之必要否?哲學家對此等人妄說什麼宇宙之意蘊,人生之目的,知識之緣起,豈不是添花錦上,有損他們的天生的美質? ......”

    以上第(一)提到的《现代新儒家学案》中,《方东美学案》从873也到1119页,共有 346页。其他鸿儒还有:梁漱溟、張君勱、馮友蘭、錢穆、徐復觀、牟宗三、唐君毅、贺麟(賀美英教授的父親)、熊十力、馬孚學等。钱穆先生的儿女 钱遜先生和钱易院士都是清華大学的资深教授。

    方东美先生写的中英论文和书大约有一百(本/篇);其中堪称“世纪巨作”的是上述介绍西方科学、哲学和人生给中国人的书;还有介绍《中国人生哲学》(用英文写的《CHINESEVIEW OF LIFE》)是由台湾的Linking Publishing Co.1980年出版的;这本书有中文翻译本。是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出版。

 

 

 

 

 

中华文化在构建人类共同伦理中的作用

民进党中央主席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许嘉璐

2014-09-04

  当前,人类陷入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危机,地球上的每个地区和国家几乎都无法幸免,所有的人都将是危机的牺牲品。这一危机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忧虑,因此往往不需要罗列所呈现出的种种外在形态,“危机”一词即可引起几乎所有人的丰富联想和强烈共鸣。

  各国的智者、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多年来为缓解和消除这些危机提出过无数的建议、计划、技术和模型。但是,就在人们焦虑、呼吁,希望挽救人类文明、找到光明前途的同时,造成危机的种种恶行和劣迹并没有丝毫收敛和消减的迹象,甚至可以认为,从进入新的世纪以来,情况更为严重了。

  危机根本性的原因在哪里?主要不在于技术发明,不在于管理模式,不在于技术创新(虽然这些举措都是很重要的),也不在于种种协议仅仅停留在口头而无实惠上,而在于无法制止道德和价值的扭曲,在于忽视了伦理道德的重要。

建立不同信仰下的共同道德规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章程》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的屏障。”我想,这里的“战争”一词,指的是人类危机在层层积累之后最终爆发的极端形式;“人之思想”之所指,美国过程哲学家,密歇根伟谷的斯蒂芬﹒劳尔的一段话,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较好的解读,他说:“现代性最糟糕的部分,是沉溺于物质主义的一己私利的'道德疾病';对'消费主义'的过度迷恋;导致意识形态僵局的不成熟的将凡事都绝对化的倾向。”“最大的问题是高分贝地讴歌物质生活而贬低精神生活,贬低我们的人性。”(2014年的一次对话)

  如何“筑起保卫和平的屏障”?怎样医治已经侵蚀了全球的“疾病”?正如近些年在世界各地已经出现的,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各个民族正在回归古老的传统,重新回忆和温习轴心时代伟人们的教诲,反思民族的既往,认清民族、群体和自身所处的位置,思考建立现代的不同信仰下的共同道德规范。这恐怕是目前我们能找到的唯一药方。日本哲学家山胁直司(NaoYAMAHAKI)把这种共同道德规范称之为“公共(共同)善/恶伦理学”(《作为21世纪一门综合性夸学科的跨国公共哲学观念》,《第欧根尼DIOGENES》下2010)。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一目标的实现,将是长期的,艰难的,因为需要全世界形成广泛的共识,尤其需要不同信仰、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决策者们具有相当程度的,超越了信仰、超越了政治的共识,找到异中之同--对人类未来负责,关怀所有人这一共性--发挥出他们特有的影响功能。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痴迷过深,其背后常常隐伏着垄断寡头和超级富豪组成的真正决策力量。即使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焦虑、呼吁和抗议,并非毫无成效,尤其是各国智者的声音,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最终形成数十亿人趋向的大势,因为我们所坚持的,是人类的良知,是社会和历史的规律,是人心之所向。

  为此,应该引起不同信仰对伦理重建这一最紧迫、最核心、最易取得共识的问题的重视,形成一个面向当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寻求不同信仰下的伦理之“同”的遍及五大洲的潮流。

  就信仰而言,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可以有着巨大的差异。如果着眼于不同信仰的基点/基要,彼此间还可能是对立的,例如有神论之与无神论,一神信仰之于多神信仰,天启神论之于自然神论。但是,两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和神学已经用丰富的成果告诉我们,即使是对立的双方,彼此也有相通之处,严肃的神学历史学家也已经揭示了从古到今的无数例证。同时,如果追寻到人类童年时的环境和文化背景,信仰之所以出现,“因缘”几乎是相同的,都是要解决初民对死亡的恐惧和由此而生的一系列困惑:宇宙是怎么形成的?“我”是从哪里来的?将走向哪里?“我”是谁?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这些关于终极性的疑问是几乎所有文明和民族之所以形成信仰与宗教的出发点。而用后代的哲学术语说,这类问题其实就是宇宙观、社会观和价值观。

  信仰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是信仰的本质和规律所决定的。因而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对人们的信仰横加干涉或强逼他人皈依某种信仰,更不应该因为信仰不同,或以信仰为借口而对他者动用野蛮手段。从另一个方面看,不同信仰间应该并可以避免发生冲突,其关键是需要大家认可彼此应该通过对话协商促进相互的了解,寻找共性,消除隔阂和误解。

世界越拥挤,规范就变得越必要

  研究人类危机的种种问题,就需重新思考如何解开人类就终极关怀所存在的困惑,这涉及到几乎物质科学、人文科学的所有学科。但是,在寻找危机中的人类出路这样一个极其复杂、艰难的问题时,后者有着独特的伟大的职责。

  诚如俄国当代哲学家尼古拉﹒奥梅利琴科所说:哲学“可以扮演人类灵魂治疗师的角色”,“是人类救赎的一项条件。”(《作为一种治疗的哲学》,《第欧根尼DIOGENES》,2010)而当前最为紧迫、最为可行的,是越过信仰的鸿沟,探索各民族的伦理是否具有共同性以及共性之中的个性如何保存,因为“世界越拥挤,规范就变得越必要,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实”(罗素:《回忆录》)。

  世界的规范,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类的共同伦理。伦理,是在确定信仰后由信仰所派生,用以指导社会行为的规范,是民族和族群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不管是通过天启的途径还是以人间圣哲为导师把它形成了戒律或信条,作用是一样的。

  伦理的共性是客观存在。既是由于人类的恐惧和困惑是相近的,也是因为“人”无例外地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与自然的关系的交叉点上,因而所有不同信仰的伦理之间天然地存在着相同或相通之处。正是因为伦理的这一特性,所以欧洲的伟大哲学家们,三百多年前已经关注到应该与不同信仰下的伦理进行交流并相容。

  例如从莱布尼茨到罗素都对中国人的伦理称赞有加。罗素曾经到过中国,并且居住了将近一年;而莱布尼茨只是通过与到中国来传教的人士通信,搜集有关中国的材料(这些材料主要也是传教士带回欧洲的)来了解中国,而且他知道中国人的信仰和欧洲人、和他的同胞有着极大的差异,例如对“善”和“神”的理解(《中国新事》)。他之注意并欣赏中国伦理,恐怕和他的“单子论”有着不可割断的关系。很可惜,后来黑格尔完全抛开了莱布尼茨;从这点来说,罗素则又正确地抛弃了黑格尔的欧洲中心论,替欧洲发现了中国。

  这两件事不能不令人深思:四百年前和将近一百年前的两位哲人,能够提出不同信仰下的人民在伦理方面可以相互了解、相互学习,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站在时代前沿,基于自己的哲学理念,为了人类的和睦与社会的幸福、进步,因而把目光转向东方,胸怀和胆略远远超过了他们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政治家和政治学者吗?

  伦理,除了不同民族和族群之间的相同或相通,亦即存在共性,当然还有着各自的特性,彼我之间不但内涵、外延有所差异,而且对社会成员约束的程度、伦理的传承渠道和方法、在历史长河中演变的情况等方面也都有很大不同。但是各自的特性并不会阻碍我们寻求共性以形成现代的共同伦理。

我们似乎看到一些堂兄弟的面孔

  各个民族伦理有着同类型的源头:一个是宗教或信仰;一个是在宗教和环境双重影响和制约下所形成的习惯和风俗。这两个源头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但是对伦理的影响却是难分伯仲的。伦理,无论是神启的还是自为的,无论是自律还是他律的,也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其原始和终极的指向都是为了协调身心关系、人的社会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目的是使自己和其他社会成员生活稳定、安全和幸福,使种族可以延续下去--这是人类的宿命。既然终极源头相近,不同宗教和信仰的伦理中存在共性这个道理,当然是自明的。

  试看亚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的几位伟人对当时人们的劝说,都没有离开“善”和“爱”,只是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用了不同的词语,例如在孔子那里更多的是用“仁”(Ren),而佛陀用的是“慈悲”(Cibei)。按照中国人的理念,我们的爱和善应该并可以广延到天地万物,而天地万物中也包含着对人类的爱和善(在这点上,与莱比尼茨、释迦牟尼很相近),于是中国人的伦理系统和网络就形成了。用这个道理去观照希伯来文化中的十戒、伊斯兰教的七戒、佛教的五戒、二十五戒、儒家的“礼”和对修身的种种提示和要求等等,我们似乎看到的是一些堂兄弟的面孔。

  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早已和轴心时代有了极大差异,即使和莱布尼茨甚至罗素时代比照,也有了很大不同。我们姑且抛开学术界半个世纪以来围绕着“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这些概念的争论,只看看在社会生活中所呈现的“现代”形态和人类所遇到的种种难题,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人类亟需建立起以平等尊重、和平友爱、共同富裕、保障权利、环境友好等为基础的人类新伦理,这一伦理的最终目的很简单:我幸福,你幸福,他幸福,大家都幸福。还是罗素说得好:“如果世界要从目前濒临毁灭的状态脱颖而出,那么新的思考、新的希望、新的自由,以及对自由的新限制是必须要有的。”(《回忆录》)这一“新限制”,就是我们在探求的人类新伦理。

  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到文明多元化的客观事实体现了文明的本质。多元,意味着各种文明始终处于平等的地位。即使我们接受“文化多样性”这一概念,也应该给以科学的定义,阐明这个概念将拒斥在多样文化中有一个预设为最优秀者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被山胁直司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观念。山胁直司就此还写道:“事实上,不是文明,而是忽视文明引起了相互间的冲突。”

  的确,文明多元化,起码包含着对任何文明都同样重视,彼此平等、承认、尊重、包容(不是带有恩赐色彩的“宽容”),进而了解、理解,从对方那里发现自己之所缺,于是欣赏之,学习之,充实改善自己,因而也丰富了世界。

  在这一可能是非常漫长的旅程中,显然地,各国的智者承担着特别沉重的责任,一方面需要用学术的工具、方式、话语和智慧,回答现实所提出的种种难题,并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开来;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与各种违背人类持续生存、繁衍、发展所需相悖的“理论”进行博弈。从来未经论证的民族优越论、特定民族中心论,以及三百多年来统治着人类头脑的“不成熟的将凡事都绝对化”(斯蒂芬·劳尔)的思维习惯都是实现真正的正义的障碍。

  无须论证,智者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对今天的世界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事实上,自上个世纪末,在世界各地,人文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神学家、自然科学家就着人类的未来如何摆脱“现代”的噩梦已经举行了许多次对话,引起了全世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中华文化正好补充现代性的缺口

  现在,似乎到了应该把这类对话推向更加深入层面的时候了。我设想,今后我们可否相对聚焦于如何建构人类共同新伦理进行对话?这里面核心的问题是:人类共同新伦理包含的内容和标志性概念是什么。我们还可以由此再逐步深入到解答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进步”、“发达”和一个个体、家庭和族群安全、“幸福”的内容、标准和指数应该是怎样的,怎样测定才是真正科学的。

  换言之,我们的对话将提供给人们一个另类的思考角度,不再以抽象的自由、人权、民主概念为标记,不再以国家和地区的GDP,个人、家庭和族群所拥有的财富作为评价的主要的或唯一的标准和指数,至少把社会内外部关系、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个体的身与心的关系纳入衡量范围,而且这些项目的权重应该远远超过经济方面的指数。当然,不同国家和地区情况不一,标准和指数也相应有所不同。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评价标准和指数中,已经包涵了人类共同新伦理的主要内容,因为它是根据对大自然和人类自身以及社会的本质规律而构建的。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把用财富衡量社会和个人当作主要或唯一标准,是工业革命以后,即“现代化”社会的产物,亦即“现代性”在社会层面的具体显现。我们对启蒙思想、信仰、知识、语言和真理的反思,固然是对造成现实危机的祸根的批判,但是,如果我们给公众提供的只是信仰和伦理的概念、分析和论证,没有可供更多的人可见、可懂,可把握、可参与,并与自己的切实感受一致的公共目标,也就很难动员身受其害的无数人民,当然也就很难影响各国各地区的决策者,从而要煞住人类快速滑向万丈深渊的列车,也更加困难。

  在构建人类共同新伦理的伟大事业中,中华文化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合而不同的社会观、仁以为己任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符合大自然和人类生存发展的规律,正好补充现代性的缺口,改正现代化所带来的荒谬。“尼山论坛”和全中国的学人,都十分愿意为了这一事业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力量。

  (本文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许嘉璐在尼山论坛上的演讲实录 选自2014年6月19日《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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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通的公共性

——孝悌与公共性合论

 河南大学教授 殷辂

    摘要:公私之分在心、不在物。尽孝悌之道,则无种群、集团之障碍;无孝悌之善端,则种群、集团就完全成为争权夺利的工具。为私欲所蔽,不能尽其孝,绝不可能彰显社会“公德”。 孝悌出于一体之仁,并不是什么“血亲私德”,而是常理、常道的体现。孝悌之道不被埋没,政治、意识形态才不至于脱离良心而走向极端;感通之性不被私欲所障碍,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共识和公共性。感通性与认知性的统一,这是公共性的基础,也是形成共识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孝悌;感通;公德;公共性

    孝悌在中华传统中是行仁之本,但近代以来却受到各式各样的指责。个体主义者批评它禁锢个性、强化等级,社群主义者指责它滞于家庭而不能抱团,进化论者将其视为只适用于农耕社会的过时伦理。公共哲学兴起并被引进之后,孝悌观念又被一些人说成是源于血亲的私性道德,认为其压抑了公共道德。这种批判出自特殊的思维范式和话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孝悌与公共性的本质。

    1、所谓“以私情为牢笼”的流弊如果真的如一些人所“观察”的那样,是中国人所独有的特性,也不是儒家文化的问题。儒之学是明明德,怎可能只停留在私情之上?儒之教是启发良知,良知之发端处便是父子、兄弟、家庭之爱,如果能将此不容蒙昧的良知扩而充之,以老吾老、幼吾幼之真心待人,怎会被私情所牢笼?世界主义、普遍之爱当然要提倡,但问题的本质是要有根,如果仅仅是政治、社会层面的契约,这必定不能通达,因为这不是真心所现,而是从外安排出来的。儒家的道德是从格物诚意而来,不是政治、社会秩序的内化,而是良知的自然体现。服从条规而不得于心,“道德”就成了强制性的条文;以建立所谓公民社会解决道德问题,这是将“条规”、“契约”等同于做人的道德。所以,没有根、缺乏行仁之本,世界主义、普遍之爱就成了空洞的无着落的约定,无法通达。

    2、儒家之义是贯通的,强调家庭但并不止于家庭,家庭之理与社会之理并不对立,并没有现代意义上集团的边界。孙中山先生认为孟子的“推恩”在现代社会可以成为理性民族主义的基础,讲得就是这个道理。在儒家文化中,自格物致知以至于平天下,通达而无障碍,这种有形而无碍的特征不是家族主义能够解释的。一些研究者用特殊的眼光看待中华文化,将人伦看成“私己”象水波一样向外扩展,这实际上是抽去贯通之义的曲解,我们不应该随其思路去“发现”问题。

    3、在儒家文化中,公私之分在心不在物。除却私意,公道才能彰显。集团之“公”实际上是“私”之集,是禁锢而非贯通的。一旦超出特殊的范围,所谓的“公理”就不存在了,这是在特殊圈子做“道德”的典型表现。太虚法师将当今主导文化的本质概括为“纵我制物”,所纵之“我”并不一定是个体,它可以“上升”为集团、阶级、民族和国家。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的“公”,实际上是私己的延伸和聚集,是私我的扩充,所谓民族国家不外是民族之“私我”而已,不但是斗争劫夺的结果,又是其原因。“纵我制物”的文化不改变,一切所谓的“公”,都是“私”的体现。以狼群的“集团主义”为“公”,以“公”瓦解家庭之义,这本身就是“私”的集体体现。为什么“斗私批修”最终演变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原因在于这两个极端其实具有共同的基础。

    4、一些人以为儒者容易累于家庭、亲情而忽视公益,缺乏血性之勇。这是脱离义而论公、私,并没有摆脱狼性思维。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1] (p178)真正的儒者怎么会没有勇?去其私主,随其时而适其宜,这正是儒者之勇。不义而苟公、苟勇,公而无道、勇而无理,其心必有私累。心累于私,哪里会有大勇?

    世人讲平等,连“先觉觉后觉”都否认了,这难道是平等?有人论仁爱,却将孝悌看成是与“仁爱”对立的特殊之爱,这难道是仁爱?太阳普照万物,但却先从东方升起,能否说普照万物和东升西落存在“深度悖论”?树木“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难道这种顺序是缺乏“普遍理性精神”的表现?无根的“普遍精神”只能用于插花艺术,而所谓“特殊精神”却能生生不息,这种“鲜明的反差”说明了什么?

    梁任公为了说明国人缺乏特殊时代所需的抱团意识,区分了公德、私德。但他同时又指出:“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2](p213)梁先生的区分只是方便的说法,是流弊上说的,在后来的《论私德》中进一步指出,公德与私德只是假立的名称,二者是相属而非相待关系,公德实际上是私德之推。一些学者借用梁先生的公德、私德之划分,但却抛开其本义,将孝悌看成是公德的对立物,说儒家伦理中“蕴含着凭借血亲私德压抑社会公德的负面效应”,这是以外域的不同瓦解道德的一贯性。难道父母保赤子之心、子女之孝心是出于私?难道“公”决定于外而无关乎心?真正的孝悌者必然能处理好家、国、天下的关系,相反,能遵守共同体内部的契约却并不一定是孝悌者。以群为“公”,以家庭为“私”,这种划分将道德寄托于外,其实并没有离开一个“私”字。从这种人为划定的公、私出发,则处处是矛盾、处处是障碍。说中国人“凭借血亲伦理压抑社会公德”,这与说西洋人“凭借社会公德压抑私德”一样,完全是人为取舍出来的。停留在这种矛盾和对立之中,则处处是“学问”、处处是“成果”,但这种所谓的学术有用吗?

    阳明先生曰:“孟氏‘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最真切笃厚、不容蔽昧处提省人,使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闲,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3] (p274)可见,古圣先贤决不是“凭借血亲伦理压抑社会公德,”其出发点是事亲、从兄的良心,此心大而无外,遍及一切。从此出发,应物而不被外物所役,则无所不通,皆具“天然自有之中”,哪里会有什么压抑?尽孝悌之道,则无种群、血缘、阶级、集团障碍;无孝悌之善端,则种群、血缘、阶级、集团就完全成为争权夺利的工具。为什么在崇尚孝道的社会“反常地”没有出现种族主义,而在将集团利益绝对化为“公”的社会,种族主义却经常泛滥?“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孝经••天子章第二》)。连恶、慢都不会,怎可能通过强权与暴力让人骨肉分离?越是丧失孝悌之道,种群、血缘、集体就越容易形成团伙和势力,这一点在当今社会已经非常清楚。孝悌是公、是理不是私,私利之集是私不是公。为私欲所蔽,不能尽其孝,难道唯独可以彰显“公德”?即使遵守社会规则,也是强压抑而已。“公于己者公于人”(周敦颐),去其私欲,方能尽孝悌之道,尽孝悌之道,大爱之本必然彰显,怎可能压抑社会公德?“惟至孝者,方能至慈”,[4] (p321)这是基于道德实践的真实感受,所谓“凭借血亲伦理压抑社会公德,”这种结论不知从何而来?江谦先生说:“论性则仁为孝弟之本,论修则孝弟为仁之本”,孝弟与仁的关系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哪里有什么“深度悖论”?

    人具备无限扩充的可能性。尽为人之道以至于圣,这是向上扩充;丧失人伦以至于禽兽不如,这是向下扩充。孝悌与否,正是上下之端。“圣人之道,以善为用;圣人之善,以孝为端”(契嵩)。以孝为端,不只是生命的提升,其善行乎家庭而遍及一切。岂能以古今之异否定常理、常情?岂能以个体性、社会性否定人心之大同?岂能以“现代性”覆盖本然之明德、抹杀向上之端?

    “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是简单的重复,需要老者的经验,需要家庭赡养,所以强调孝道。”这种以生产家庭化解释孝悌的观点一直被学术人咀嚼。孝悌被视为与农业社会对应的伦理,不是根于性情,而是经济的需求。行仁之本、为善之端就这样被功利化,被捆绑于古代社会而与“现代”社会绝缘,“现代社会”成了不需要被解释而解释一切的起点。难道人之本然良知也会随社会变迁而变化?难道“现代社会”决定于“现代”而与人无关?孝悌、伦常被推给传统社会,在现代与传统的分别下成为“古董”,而唯利是图、肆情纵欲却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这难道是自发现象?天然觉性被蒙蔽,沉迷不觉、被私欲所支配的“不自由状态”成了常态,人向下沉沦,被世流所流,但社会却在“发展”,制度形式却在不断“完善”,这难道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越是丧失基本道德,社会就越混乱;社会越混乱,道德就越“过时”。无论现代还是传统,都是如此。“天下大乱之原,自不孝不弟始”(江谦)。向上之端被掐断,哪有不乱的道理?

    人者二,明与蔽而已;社会者二,治与不治而已。谈再多的主义,讲再多的经济社会形态也不无越于此。丧失文德之教,人堕落为有知识有技能的禽兽,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怎样设计,怎样进行所谓的社会政治改造,都无法改变虎狼社会的本质。“明王以孝治天下”,就是要由孝悌返至不可泯灭的良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以本然之理、自然之施为破除一切障碍。这如果是学术者所谓“家国同构”的话,此“同”绝非所谓私欲之同、结构之同,而是人心之大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管处于什么时代和社会,此心此理,万古一日,不但是觉悟之体,也是社会向上的希望。一家之治以此为本,一国乃至天下之治同样如此。

    某西方学人说:“在最近的三个世纪之中,哲学抛弃了其智慧功能。对正义和幸福的获得最终变成了组织一个公正社会的艺术。” [5] (p198)也就是说,“正义”已经完全外在化,变成了一个改造或组织社会的技术,这种状况已经使社会无法从沉沦状态摆脱出来。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造虽然看似极端对立,但却存在共同的基础,即单纯地从技术上、制度安排上解决问题,将外在的改造绝对化。人由于缺乏道德智能而向下沉沦,将幸福、正义完全寄托于外,各种相与、相生的关系被破坏,要么私欲炽盛而假借崇高,强扭人性而求“大公”,要么否定秉彝之性而将生物意义上的“真实”看成是秩序的基础。如果不能深刻反省,将人的沉沦当成起点,从此出发去设计制度,去改造社会,岂不陷于恶性循环之中?以所谓的“外王”之术去实现“内圣”,这是典型的内外不通。外于心,何谈内圣?

    在中华文化中,治理不是驾驭术,不是一个组织社会或设计制度的技术问题,修教化、制礼法都是其内容。正所谓“用法、用制,无非德、礼”,“自正、正他皆名为政。” [4](p233)修身和改善社会是联系在一起的:一己之正和家国乃至天下之政通而不悖,一己之提升与社会的向上通而不悖。如果法、制外而无根,政治蜕变为权术,即使存在秩序,也必然是消极的。因此,人类社会的秩序不应该是生物意义上的“自发”秩序,而是人文(与蒙昧相对)意义上的自然而当然的秩序。其制度不是造作、偏私的,而是常理、常道的体现;其人文之化也不是强扭人性,而是依顺灵明不昧的本然之性。合乎固有之性,所以自然;有别于禽兽的自然,所以当然。这种自然与当然统一的秩序是对生物秩序的超越。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1] (p74)去私欲之蔽,孝悌以为人,推广此心以至于家政、国政、天下之政,则无所不通。一切“为治之法”都不漂泊在外,不失其正,这是真正的有根有本的政治,即所谓“为政以德”。“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之后世而无朝夕。” [6] (p1227)孝悌之道至大无外,学、教乃至于政治、经济,都不可能出离此道。

    利益之“集团”,人以为“公”,其实是私之集;父子兄弟之爱,人以为“私”,但实际上却发于公。正因为无私,才有父子、家庭之爱,这种自然真实的情感正是一体之仁的体现。将其归因于血亲,并没有深入到根本,因为亲与爱并不决定于血而决定于心。本于心、缘于血,这才是家庭之爱的本质。正因为本于真心,所以能推、能感。朱子曰:“亲亲、敬长虽一人之私,然达之天下无不同者,所以为仁义也。” [1] (p408)孝悌,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人之私,但本质上却是人心之所同,此同并非决定于私利、私欲,而是生命本有的感通之性的体现。从孝悌开始,以心感心,必然会仁民爱物,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1] (p327)人人皆有爱亲之心,“举斯心加诸彼”,哪里会有种族迫害、集团倾轧?哪里会有假借“正义”、“神圣”的恐怖主义?哪里会对人父、人母下狠手?我心之所欲即是人心之所欲,推我欲孝养之心,怎会剥夺别人孝养的权利?怎会为一时之利而断送未来?

    集团、种群、阶级等共同体是争竞的产物,其出发点不是人心之所同,而是私利之同,若以其为公,则“公”极可能变异。当集团之“公”被神圣化,上升为某种精神的时候,极端主义就产生了。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灾难大都与此有关,这是意识形态与人的感通之性脱节的必然结果。人心之同丧失,物我对立发展到极致,必然会形成各式各样的战斗团体。在这种共同体(集团、种族、阶级、国家)内部,可以达成一致,但一旦超出其范围,内部的契约、原则就不再起作用。因此,其所谓“公”不是真公,而是“各徇其群”的结果,是“大范围的自私”,[7] (p327) 不具备一贯性与普遍性。

    孝悌不是私利诱使的结果,也不是外力使然,其发乎理性之无对(梁漱溟),出于同体平等之性。从孝悌之善端开始扩而充之,则必有真情实感而非教条或知解意义上的大爱,这种通达无碍、无争无党的一体之情,不正是公共性的本质吗?私意不除而将“公”定格于外,则“公”就成了与人心无关的死物。朱子说:“世有以公为心而惨刻不恤者”。当“公”成为外境、外物,或者在外境、外物上生出来的观念,其必定在人心上无根,不可能有怵惕恻隐的真情实感。在这种情况下,刻意求公、为公,反而会惨刻不恤。因此,从外部的计算出发,绝不可能自觉地超越形躯之私,相反,从同情共感的自然之性出发,公道就能够真正彰显。从这个意义上说,孝悌并不是什么“血亲私德”,而是常理、常情的体现。脱离此道,所谓的公共性就成了漂泊于人心之外的东西,极有可能发生变异。

    公共性是公共哲学中重要的问题,它是与共通性、普遍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突破并超越形躯之私,才会有公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孝悌与公共性不但不矛盾,反而是共通的。公共哲学的兴起本应该帮助人们重新认识孝悌的价值,但在国内却成为批判传统孝悌观的武器。孝悌被归入与公共领域相对的私域范畴,成了公共性的对立物。“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本是通达无碍的,但在公域、私域分立的思维范式之下,这种一贯性反而成了“问题”。梁任公认为,不能因为公德与私德划分而将道德的本体一分为二,但当今一些学者在区分公域与私域的时候,却完全不知道“理一而分殊”为何物。在古人看来,“父子之爱本是公”(程子),去除私意,孝道的本质才能显现,天理才能流行,但是,将家庭划入私人领域之后,这种“公”完全被特殊的话语体系所隐匿。学术家批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是私域、公域不分,这同样是僵化的刻板之见。难道私人进入公共领域就会自动地变成“公民”?难道家庭暴力、背弃人伦只是私人问题?

    公共性与伦理性的脱节、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对立,这本是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但是,当问题被当成了常态并被理论化之后,人类的共通之道反而成为过时的东西。真正的公共性不是与道德实践背离的抽象物,若没有相通、相感之道,所谓的公共性就不可能是通达的。梁漱溟先生说:“所谓人对人的关系,其实就是心对心的问题,彼此互相感召之间,全靠至诚能动。” [7] (p271)人与人之间共通性的本质在于感通,而感通的关键在于去除私碍,这正如程子所言:“心无私主,则无感不通。”因此,“公”并不决定于外域,而在于心。公而仁,仁而义,无论远近大小,无论家国天下,莫非理之流行,这就是感通。公共领域不同于私人领域,但这种不同绝非理的分立,而是义的分殊。若没有共通之理,公共性就成为与心无关的外物,怎会有真实的体会?可见,公共性丧失的原因,并非私域压抑了公域,而是私欲障碍了感通。若人人拘于私欲,所谓的“公”至多是私利之交合,不可能周遍。

    公德脱离伦理性而成为一种契约,这被视为现代复杂社会的必然选择,但这种选择是应变还是被时代所变?若公德脱离了伦理情感和德性而仅仅成为认知意义上的外物,如何称为德?家庭与公共领域不同,但人的良知却并没有不同;孝悌的对象有范围,而孝悌之心却无范围。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本体是一不是二。提倡公德而蔑视人伦,强调公共性而否定感通性,这绝非与时偕行。若“心之同然”被私欲所障碍,认知“理性”就成为私欲的工具,个体之间根本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感通性与认知性的统一,这才是建构公共性的基础。

 

 

 

 

 

发件人:吕超 jxjmlc<jxjmlc@126.com>收件人:我<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9月11日 10:15 (星期四)附 件:2个 (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研究(新)重.doc 等... ) 查看附件

《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研究》在社科方面的重大突破

吕超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的宪政体制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社会主义宪政体制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理论体系已成为社科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迫切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本文从政治民主论,经济民主论,社会主义论,地方自治论,宪政体制论五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宪政体制进行了全方位探讨。其宗旨是为建立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制的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奠定理论基础,为今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政改革进行总体规划。其提纲如下:

一、《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研究》总纲

民主政治论:民主政治=中上层代议制(间接民主)+基层人民民主制(直接民主)(现实人民民主制)
经济民主论: 经济民主 =(全民所有制资本 + 集体所有制资本)的均股分红制 + 按劳分配制
地方自治论: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限:宪法 法律)。
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制。
宪政体制论:建立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形成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三权一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政体制。

二、《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研究》在社科方面的重大突破

    (一)、政治民主论。《政治民主论》提出“建立中上层代表制(代议)和基层人民民主制(直议)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这一篇文章首次将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孟德斯鸠主张的代议制和卢梭主张人民民主制两大对立的思想派别的理论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从而结束了自古希腊以后2000千多年来因国家的膨胀而无法实行直接民主,使人民民主制陷于停止状态的局面。为人民民主制在大国的范围内实施找到了可行的载体——基层公民大会。基层公民大会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基层组织,和中上层的人民代表大会组成一个完整的民主政治体系,在全国构成以基层人民民主制和中上层代议制(代表制)相结合的具有广泛民主性的人大工作体系。把每一个公民都纳入到这个体系之中,发挥其主人翁作用。从而巩固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基础。加强人大议事、立法和监督的力度,使公民权和政权达到平衡,使社会步入正常的民主法制轨道,使人民民主在组织上得以保证。建立起基层公民大会组织,就能使公民通过“经常的集会,讨论和决定自己的事情”成为可能。使卢梭称道的那种只能在小国里才能实现的日内瓦式的直接民主在我国的基层集体单位中得以实现。我把中上层代议制和基层人民民主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称为“现实人民民主制”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主体。

    (二)、经济民主论。政治民主需要经济民主做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经济基础。但长期以来人们在社会上主要通过按劳分配的方式来获得劳动报酬,现实中的公有制资产很难和普通公民建立起直接联系。《经济民主论》重点阐述了“均股分红”分配理论。我在“均股分红 ”理论中提出:实行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的全民均股分红制,作为公民与生俱来的生存保障基金。使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以具体的分配形式得以体现。变政府所有、政府管理的国有和集体所有制资本,为全体公民所有、政府管理的公民资本。使全体公民都成为国家和集体财产的合法拥有者。

    实行均股分红,公民只按股分红,资产委托国家或集体管理。这样一方面,国家或集体可以集中资金投入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另一方面,使全体国民或集体成员在参与国家和集体的投资中获得实在的经济效益(分红),从而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确立广大劳动人民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主人翁地位。全民均股分红是公有制的本质要求,也是公民民主权力的具体体现。“均股分红‘理论的产生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也是继“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之后的第三种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三)、地方自治论。地方自治是建立现代化宪政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主体制中纵向分权的的一个重要环节。本章全面介绍了地方自治的起源和发展,分析了世界各国地方自治的现状,具体阐述了其在世界范围内普遍性和各国自治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分析了地方自治在世界各国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我国地方自治的历史沿革和对未来我国地方自治的展望。《地方自治论》从十五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在我国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的可行性。具体提出了在我国实现地方自治的范围和具体实施办法。《地方自治论的》主要内容是: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县级直选包括:县级直选、乡镇级直选、村级直选。直选范围:县级及县级以下的人大、政府领导人,县级及县级以上的人大机关分配给地方的各级人大代表。有限自治是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县级以下地方政府自主处理本地事务。

    本文特别强调了基层公民大会在地方自治中的作用,指出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必须有健全的基层公民直议组织做保证。建立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的公民大会制度,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直接的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来保障县级直选、有限自治的顺利实施。以健全的人民民主制保障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地方自治论》提出设立县级宪法监督委员会,依法赋予县级党组织一定的宪法审查权。县级宪法监督委员会,监督和规范县级直选、有限自治。保障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后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依法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依法维护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地方自治论》提出: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后,可赋予公民在县级范围内倡议和复决的权力。为直接的民主形式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可是我国的政治民主向前迈出一大步。

    (四)、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论.》通过五百年来共产主义运动的概括总结,特别是对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所取得的经验教训的剖析,明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上全民所有制和政治上的人民民主相互依存的关系,提出了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和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制度是社会主义的两个必要条件。全文从人类社会民主体制的实质,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看民主政治体制的终极目的,人民民主在发展过程中的三种不同形式,社会主义的三大分配体系和其内在联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三大途径等。全方位的分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使社会主义的定义更加准确,目标更加明确,更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为今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文中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如对按需分配的可行性和局限性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其可行性是以人的生理需求的有限性为前提条件,其局限性则在于人们的心理需求(特指占有欲)的无限性和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其他的对民主体制的实质、按劳分配、按需分配、人民民主三种不同形式、资本主义的三种不同形式和议会道路都有新的阐释。

    (五)、宪政体制论。从革命到宪政的过渡,是每个民主法治国家进入现代政治社会的必由之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宪政体制论》的主题是建立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形成以人民民主(公民大会)为基础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三权一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政体制。使党的领导实现法治化、程序化,使国家的立法、行政体制实现民主化。

    事实证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人民的幸福之路,也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取得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其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古罗马,设过保民官,但一个或几个保民官,在和贵族斗争中最终归于失败。设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宪法监督委员会,通过违宪审查的手段来维护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维护人民的利益。使党的领导实现程序化、法制化。这也是中国是宪政体制改革的关键。《宪政体制论》首先对宪法监督委员会的组织机构、职能以及和行政、立法机构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论述。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由六名社会主义理论专家和六名法治专家组成。六名社会主义理论专家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提名,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表决决定;六名法治专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投票表决决定。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委员长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任。其他委员不得有任何社会兼职。实现宪政体制后,国家主席和人大委员长都要通过选举产生,党员和党的领导接受公民大会的民主评议。

    成立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中共中央党校和国家舆论宣传机构。任免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任免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社会主义理论专家成员。在宪政体制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任何议案都必须得到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批准后才能成为法律。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最高审计署署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决定。在宪政体制下,中央人民政府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中央人民政府设主席,副主席。主席可委派第一副主席管理日常国家事务。民选后的中央人民政府不设国务院,实行主席内阁制,由主席直接领导政府各部委工作。中央人民政府依照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处理一切国家的行政事务。在中国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宪政体制,是使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也是使人民平等、自由、幸福的生活的重要保证。

    《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研究》的学术创新重点有四个方面;第一、二方面是将长期对立的残缺的代议制和人民民主制统一起来,形成互补,使这两个世界级学术难题同时获得突破。第三方面是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方面,提出了“均股分红”分配理论,这是继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之后提出第三种分配形式,而且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分配形式。第四个方面是在分析了各国宪政体制的利弊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宪政体制方案,并首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这一特殊的组织机构,为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的实施开辟了新的道路。另外,《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研究》最早提出了农村社区化(规模化),现在已经在全国全面展开,对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研究》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政治改革方案,现在主体理论的论证基本完成。我研究本科题从九四年开始,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付出了大量的艰苦的劳动。

 

 

 

《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研究》简介

中国现代社会的三种形态__21世纪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
以所有制形式来判断中国现代和未来的社会形态,中国的现代和未来的社会形态应该分为: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社会形态,以私有资本为主体的社会形态,以全民资本为主体的会形态。
中国现代社会的三种形态: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是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社会形态;
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是以私有资本为主体社会形态;
未来社会形态,是以全民资本为主体社会形态——《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研究》。
全民资本为主体:经济民主 =(全民所有制资本 + 集体所有制资本)的均股分红制 。

资本社会的三种不同形式

    (一)私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资本掌握在少数私人资本家手里。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直接的生产者工人阶级同生产资料相分离,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资本家通过资本的运营榨取利润,对工人阶级实行最大限度的剥削。

    (二)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要掌握在国家和集体手里,资本主要由政府支配。这一阶段是游狭义资本主义(私有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过度的阶段(事实也已经证明:有时也存在着逆向过度)。这个阶段是社会主义资本积累阶段。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资料从直接的劳动者和资本家相脱离,国家占有主要生产资料。经济资源达到高度集中,政府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力。

    (三)社会资本主义。资本主要掌握在全体国民手里,资本主要由全体公民支配。国家和集体的资产通过人均一股的形式实现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全体公民通过“均股分红”的分配方式获取国家和集体投资的利润。社会资本主义简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资料再一次和生产者建立起直接联系,劳劳动者不但占有生产资料,而且运用生产资料直接进行产品生产,并支配和消费生产的产品。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由私有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无产者变成社会主义的资本所有者。

 

 

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研究

吕超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的宪政体制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社会主义宪政体制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理论体系已成为社科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迫切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本文从政治民主论,经济民主论,社会主义论,地方自治论,宪政体制论五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宪政体制进行了全方位探讨。其宗旨是为建立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制的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奠定理论基础,为今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政改革进行总体规划。其提纲如下:

    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研究(总纲)

    民主政治论:民主政治=中上层代议制(间接民主)+基层人民民主制(直接民主)(现实人民民主制)。

    经济民主论: 经济民主 =(全民所有制资本 + 集体所有制资本)的均股分红制

    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制。

    地方自治论: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限:宪法 法律)。

    宪政体制论:建立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形成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三权一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政体制。使党的领导实现法治化、程序化,使国家的立法、行政机构实现民主化.

    【关键词】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体制。
    【理论论证】

第一章 建立中上层代议制和基层人民民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提要: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立人大基层组织。形成中上层代表制(代议)和基层人民民主制(直议)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
    关键词:社会主义 民主 代议制 人民民主制

    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实现小康社会,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因此党中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强调提高生产力水平。但发展经济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做保障,因为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人是决定因素。这种政治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式的政治,不是搞群众运动,而是科学的民主政治。科学的民主政治被认为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也是调动千百万人民群众积极性,凝聚千百万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的政治体制。但民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其作用也各有不同。民主与社会具有双向地适应性和选择性。不同的民主政治只有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适应不同的社会。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也不是孤立的,它必然在世界先进民主政治的基础上生发。所以,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吸收世界先进的民主政治的经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

    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设立,城镇工会组织的加强,农村村民委员会的直选,无不显示着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辉煌成就。但由于我国封建专制历史久远,近代民主政治发展过程曲折,以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缺乏先例等因素,使我国的民主政治始终在试验中进行,探索中发展,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在决定国家大政方针方面有无与伦比的权力,但它的常设机构只到县级,县以下的代表以个人身份参政就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恰恰就在这个层面上。我国的工会,基层组织比较健全,但由于是群团组织,在参政方面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农村村民委员会由群众直选产生,选举过程体现了民主精神。但村民委员会原则上是行政机构,村委选出后,村民参与村务管理就失去了组织依托。近来一些地方成立了村民代表会,成为村民的议事机构,村民通过民主理财和村内重大事务集体表决来参与村务管理,这是农村民主建设的一个很大进步,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村民代表大会刚刚产生,还不规范,相对城镇集体单位来讲又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孤立性。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系统的、科学的、稳定的、有效的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组织体系,将民主政治的重心下移,实现“主权在民”的民主目标,使广大人民群众都有参与民主管理的机会。这个问题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遗留问题,现在又是历史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
    由于近代民主政治产生在西方,所以这个问题还得回到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两大思想派别的主张中找根源(因为它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一是伏尔泰、孟德斯鸠的代议制,主张由成年公民选出代表,组成议会,代表人民讨论国家事务,行使立法权。二是卢梭的人民民主制,主张直接民主,是个人直接面对国家,象古希腊人那样经常集会来行使主权和部分行政权。代议制和人民民主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自己的成功之处和不足的地方。代议制有利于参与者的整合和组织化,所以,为现在的大多数民主国家所采用。但它的缺陷就在“代”字上,它是有限的民主体制。一方面,由于代表的意见具有个人倾向性,很难代表公意;另一方面,由于公民的意见的多样性,代表又不能全面的表达公众的意愿。现在西方一些最早实现议会制的国家所出现的种种矛盾也证明了这一点。人民民主制虽是直接的民主体制,如卢梭所称赞的“日内瓦的民主共和制度”。但在当时看来在大国实行这种制度是不可能的,其原因是:无法实现参与者的有效整合,必然导致社会的无序状态。

    二百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代议制和人民民主制是对立的,似乎没有多大改变,这种对立是因为在实行民主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里,资本的高度集中,表现在政治上的代议制就不可避免。而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的大多数劳动人民,就是真有“直议”的权力也没多大意义。况且,一直以来,人民民主制在大国的范围内还没找到有效整合的方法和组织形式。但我认为,代议制和人民民主制的对立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还没有出现交合点。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它们是完全可以统一的,甚至统一是必然的。代议制和人民民主制的统一将成为一种既有有效整合的组织形式,又有广泛民主的更科学、更完美、更理想的民主制度。

    时至今日,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形式所有制经济,农村的村集体和城镇的企事业单位成为大多数公民工作、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如果人民群众能以有效的组织形式参与本单位的管理,并能通过特定的组织形式参与管理国家,那么我们就基本上实现了人民民主。我认为,这种有效的形式就是在农村村集体和城镇企事业单位建立基层人大组织。在全国构成以基层人民民主制和中上层代议制(代表制)相结合的具有广泛民主性的人大工作体系。把每一个公民都纳入到这个体系之中,发挥其主人翁作用。从而巩固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基础。加强人大议事、立法和监督的力度,使公民权和政权达到平衡,使社会步入正常的民主法制轨道,使人民民主在组织上得以保证。建立起基层人大组织,就能使公民通过“经常的集会,讨论和决定自己的事情”成为可能。使卢梭称道的那种只能在小国里才能实现的日内瓦式的直接民主在我国的基层集体单位中得以实现。现在无论是农村村民还是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在经济收入和文化素质上都有很大提高,特别是城镇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已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和参政能力,这为我们在基层单位建立人大组织提供了必要条件。
关于基层人大内部组织形式,工会和村民代表会的组织方法可以参照,在农村村集体和城镇企事业单主建设得以同步发展,相互促进。也有利于机构的简化和相应的制度建设。

    从古希腊到日内瓦的民主体制,以及最近某些地方出现的村民议事会所发挥的作用,不难预测在农村村集体和城镇企事业单位建立人大组织对社会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它可以将诸多问题解决在基层单位,最大限度地减轻行政和执法负荷。在基层人大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用法律赋予它权力和责任,规范它的组织机构和运作程序,检测它的各种运作参数,适时进行宏观调控,这样就可以根据各基层单位的经济情况,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对民主法制的认同程度来比较稳妥的推进这项工作。

    直接的民主形式多种多样,但基层公民大会是人民民主的标志,也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同时用社会主义民主稳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能得到最根本的保障。

主要参考文献:

1、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
2、伏尔泰《哲学通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3、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书印书馆1996年
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2年
5、吴家麟《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
6、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7、陈志平主编《中国革命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8、陈先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
9、宋铖《欧洲启蒙思潮中的两大派别之比较》,《文史哲》2001年第二期
10、刘瀚《民主政治即法治政治简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1、金嘏主编《西欧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

第二章“均股分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分配制度

    提要:反映一个社会的性质,关键是看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按劳分配是生产资料占有者对雇佣劳动者劳动报酬的一种分配形式,它不是直接体现社会所有制本质的分配形式。要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分配形式得到体现,就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实行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的全民均股分红制,作为公民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变政府所有、政府管理的国有和集体所有制资本,为全体公民所有、政府管理的公民资本。通过“均股分红,使全体公民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直接受益者。国资“均股分红”是体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本质的分配形式。

    关键词:社会主义;国资;全民;均股分红

一、提出“国资均股分红”的诸多原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准确的用“三位一体公式”来分析资本主义分配形式。即;“资本——利润(企业家收入加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并指出“这就是把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公式。”在这个三位一体中,劳动者的工资是在扣除了资本所有者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之后余下的部分。资本家和土地主则利用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参与社会生产分配,进而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马克斯提出:“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产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列宁在分析社会主义两大经济特征时也明确地讲:“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在这里,无论是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还是列宁所讲的“社会主义”,都强调劳动者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情况下,实行按劳分配。并把其当做在社会主义时期实现劳动者分配最大化的主要形式。

    在二十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被彻底消灭,社会主义革命只在世界的部分国家里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暂时处于共存的局面,由于世界经济的整体性,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国际间的贸易活动,这些贸易基本遵循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则,以资本、工资、土地为基本元素的资本主义分配形式,也不可避免的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中表现出来。重新评估资本、劳动、土地在社会主义分配中的作用也被提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课题上来。

    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出现了生产资料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局面,为了统一分配标准,使分配更加合理,在实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同时,将生产资料进行细化,也是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解决的问题。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或地方企业,投资者大多数是国家或地方政府,这些资本属全体国民或地方政府所属区域内的全体成员所有。国企和地方企业的生产经营以单位集体的形式为主。企业生产经营单位和其职工只对企业有生产经营权,不具有所有权。企业职工和企业实际上是一种单纯的劳动关系。由于现在国企不具备全民就业的条件,企业生产经营以效益为主,实行竞争上岗和最低劳动成本制。所以,将资本利润、劳动工资和土地地租等实行单独核算,更有利于国有或地方企业生产经营,对全体国民来说,也更加公平。

    近一百多年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为我们今天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能够在实证的基础上有条件更加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国家之一,也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当然也遇到了一些挫折)。中国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现在我们再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时,可从我们的具体国情入手进行考察。

    建国六十年来,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和开放市场的经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我国的国民总产值已跃居世界前列。但是在国经济飞速地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在人们整体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出现了城乡、地区、行业收入差距逐渐拉大,逐渐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还是社会存在着分配不公等诸多的因素。传统的思想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下按劳分配制度是公平的。但现实中单纯的按劳分配忽视了社会(主要指国家和地方政府)资本的积累(包括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和社会生产资料),而这些社会资本在政府的再投入中大部分已与原来的劳动者脱离了关系——原来的劳动者已无法直接享受这些资本在进行再投资中所带来的利润。所以在解决了按劳分配问题后,在分配问题上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资本及利润分配不公的问题。为了解决以上种种问题,我提出了“均股分红”这个设想。

二、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的全民均股分红制

    我认为按劳分配是生产资料占有者对雇佣劳动者劳动报酬的一种分配形式。在封建社会里地主对雇佣农民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分配都采用这种形式。而地主和资本家对自己继承者的分配则主要是土地和资本的分配。以农耕为主的早期的社会主义实行土地的平均分配或按人口(主要是占有土地的人口)和劳动付出分配,这是一种既按生产资料又按劳动分配的一种形式,比较合理的体现了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然而,当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农作物的生物特性限制着农业生产的产量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提高。而工业化的现代化大生产以其高效率使其产品在国民生产中占有较高比例。以生产粮食为主的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退居次要地位。以土地为主的分配形式其不足之处逐步显现出来。占国民生产总值较大比例的资本分配被凸显出来。资本的分配成了进入社会化大生产时期体现主人翁地位的主要分配形式。所以说: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这两种分配形式。

    实行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的全民均股分红制,作为公民与生俱来的生存保障基金。使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具体的形式得以体现。变政府所有、政府管理的国有和集体所有制资本,为全体公民所有、政府管理的公民资本。使全体公民都成为国家和集体财产的合法拥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六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将国家和集体资本通过“均股”的形式具体落实到每一个国民身上,符合这一原则。投资“分红”是所有股份制公司企业遵循的一般的原则。既有利公司企业的发展,又能使投资人获得相应的回报。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均股分红制度,一方面,国家或集体可以集中资金投入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另一方面,使全体国民或集体成员在参与国家和集体的投资中获得实在的经济效益,从而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确立广大劳动人民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主人翁地位。全民分红是公有制的本质要求,也是公民权利在经济民主方面的表现。为了巩固和发展公有经济,公民通过“均股分红”所持有的股份,不准买卖、继承和转让。股权依附于人身而存在,公民凭股权分红。

    国家和集体实行均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制度,是本着谁投资谁受益,谁劳动谁受益的原则。国家投资属全民所有,地方和基层单位投资属地方和基层的单位每一个成员所有。中央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和基层集体单位的领导根据国家、地方及基层单位的投资比例,按照一般股份制公司入股分红的规则对所属成员实行均股分红。

    均股分红可进行系统量化,可进行计划和调控,现代化信息技术为使其在全国和地方的全面实施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实行均股分红制,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人民更加关心国家和集体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去。同时,也加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和集体财产的监督。我们可以此为契机,利用公众对共有资产的关心,推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公有资产审查委员会,审查各级政府的国有资产的预算,进而实现真正的公共预算。保证国家和集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国家和集体实行均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制度,能大面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扩大消费需求。从而激活国内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地发展,使国内形成良好有序的供求关系。以减少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使我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始终处于自立自主的主动地位。

    国家和集体实行均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制度,从根本上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利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民族的团结。有利于我们建设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中国将通过亿万人民的资本积累而走向繁荣富强。

    国家和地方实行均股分红的分配制度是现代化社会大生产替代个体的、手工的、低水平的、繁杂的体力劳动的一种货币表现形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它会将广大人民群众从整天为生计而奔波的沉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使其有时间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进行生产技术的改造。有时间去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和其他社会活动。有时间去参加文体活动和艺术创作。总之,实行均股分红的分配制度将推动国民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根本转化。促进公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彻底的改善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质量,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虽然目前大部分国企已经改制,未改制的国企的利润刚开始恢复,但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字,2007年全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62万亿.中国现有十三亿人口,人均利润也1200多元.由于参与分股的国民资产目前还没有明确界定,我们还无法具体统计参与均股的国民资产的具体数目,但我可以无可置疑的告诉大家,国民资产均股后每个公民的股份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这份资产将极大的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信心.

    为了配合“均股分红”分配制度的实施,国家应设立国民资产委员会。并逐步将参与全民分红的资产从国有资产中分离出来,以便于实行单一的核算和管理。国家要通过立法,严格界定国有资产,国民资产和政府资产(指维持政府机构运作的资产)的范围。要严格各类资产的转化程序,防止单方面权力的滥用而对其他资产的侵蚀。要明确各类资产的来源。国家和政府的资产主要来源于税收。国民资产(指公有部分)主要来源于国家部分税收的投资和国民资产利润的再投资,以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的收入。要通过立法,明确相关方面对各类资产的权限。国有资产属政府管理国家使用,国民资产属政府托管国民享用,政府资产属政府管理政府使用。实行国有资产 、国民资产、政府资产的单一核算,有利于保护国有国民资产,为建立廉政府奠定基础。

    资本分股或均股早已有之,只是目的和效果有很大不同。十九世纪初期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提出“按比例分配原则”,即按劳动、资本、才能分配原则。他企图采用招股的方式建立这种基层组织“法朗吉”,把希望寄托在那些有财产有权势的人身上,从他们那里征集巨额款项组成股份公司。但富人们没有慷慨解囊,他的设想注定是空想。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傅立叶的法朗吉能办起来,由于其主要资本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谓的法朗吉平等也会是一句空话。俄罗斯在1991年大规模推行私有制的过程中所实行的人均股份制,以向全体国民发放私有化证券方式,将国有资产私有化或非国有化,后又通过国有资产“改分为卖”和货币私有化形式,从根本上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彻底颠覆了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制度。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美国凯尔索律师提出的“职工劳动股权计划”ESOP)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工人的有限分股。英国学者詹姆士.米德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倒转的国有股所有权”,通过政府对资本有限的“剩余要求”权,从资本家的残羹剩饭中筹措经费,再作为“红利”,“无条件”地分给每个公民。以此来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维持劳动人民作牛作马的社会地位,巩固苟延残喘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我们也从中不难看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学者对民生和社会问题的无奈和无能。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在鼓吹詹姆斯.米德“倒转国的有股所有权”时,又提出建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意将“166家中央企业的利润的50%作为基金,再将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投资的收益的50%作为社会分红发给每个公民个人”。不难看出,他的主张是米德“倒转的国有股所有权”的翻版。他看不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宪法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人民对公有财产拥有绝对的所有权。他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防止人民的反抗所产生的周期率而搞“补贴”,这同样是麻醉和愚弄人民的东西。他不强调整个公有财产,而只强调166家中央企业的利润的50%的投资收益的50%作为社会分红发给每个公民个人。166家,再加上两个“50%”已是部分的部分,人民的利益就在这部分的部分中大打折扣。况且,再投资一定有收益吗?是不是象投资黑石一样,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复返呢?崔之元设想的“中国公民永久信托基金”,试图用资产阶级理论解决社会主义问题,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矛盾性和实际的不可行性。也难怪他自己都说“这个建议并没有受到社会各界足够的重视,学术界作出回应的并不多。”海尔集团所实行的“把资本量化到个人“的分股制,是集体对本单位职工的分股。我所提出的“均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分配制度”是在保障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资本的前提下,分红给全体国民或地方及基层单位全体成员。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成员所有制这一理念。旨在消除或基本消除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不均衡所造成的巨大的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低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差别。使全体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实行均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将基本解决公有制条件下的诸多分配不公的问题。避免广大劳动人民从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者变成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无产者。均股分红的目的是在保证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实行均股分红分配制度还要兼顾国家的储备和现代化建设的再投资。分红要按比例,也要区别当时当地的不同情况。当然,再投资公民还要有相应的增股。

    均股分红的原则是公平、公正。公民不分年龄、性别、职务、和民族,只要是在其行政所属范围内,就人均一份。其目的就是突出公民对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最基本的权利。使公民的生存权通过拥有国家和集体资本投资所获得利润而得到最基本的保障。社会在组织生产过程中实行按劳分配政策,本着多劳多得的原则,鼓励公民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创造发明。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调动公民的劳动积极性,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均股分红和社会福利属于不同一范畴。社会福利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和维护社会成员一定的生活质量,满足其物质和精神的基本需要而采取的社会保障政策以及所提供的设施和相应的服务。在这里国家和社会起主导地位,社会成员处于受施的地位。社会福利具有个体和个案的特点,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均股分红是全体公民通过投资社会化大生产来分取经营中所获取的利润。这种投资分红是公民遵循市场经济规则所获取的任何人不可剥夺的合法的经济利益。在这里公民既是投资者又是收益者。公民处于主导地位。均股分红也是社会保障,但它具有兼容性和综合性。公民可自主的支配投资所获得的利润。

    通过对前苏联、东欧诸多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基布兹,和我国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研究,参照西方一些政治和经济管理经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单纯的实行平钧分配或按劳分配制度都是不合理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实行均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国家的政治经济基础才能得到巩固。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的生活才有保障。总之,均股分红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主体。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实行均股分红和按劳分配制度。均股分红使生产资料社会化、生产社会化、所有社会化和分配社会化达到完整统一,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的分配制度。它也是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均股分红”理论解决了由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度的关键的技术问题,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光辉的道路。

三、小结

    这篇文章最早的题目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必须实行“均股分红和按劳分配”》,自二00七年起,先后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中华网中华杂谈,新浪网国是论衡,中国网和平深水分别以“晴朝”和“jxjmlc”的网名连续发表,首次提出“以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必须实行:均股分红和按劳分配”,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并逐渐成为社会各界人士的共识。一种新的分配方式(均股分红)被逐步提上日程。继2008年1月上海市政协委员建议全国每人发千元,以抵消涨价之后,2008年4月30日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刘志庚表示拟向市民发红包抵消GPI高增长。 据最新消息,东莞市已在7月份开始这项工作,估计8月份基本完成。届时当有十几万人口从中受益。虽然这些分配方式还不完全符合“均股分红”理论,有些分配还是带有尝试性的。但有一点可以证实,“均股分红”理论的建立是分配制度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它必将被广大民众所拥护,它必将使广大民众受益。实行均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后,社会主义道路将越走越宽广。

    经济民主 =(全民所有制资本 + 集体所有制资本+遗产税)的均股分红制

    参考资料:

1、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各种收入及源泉》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1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和货币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1
3、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4、傅立叶选集 商务出版社1997.1
5、国务院国资委信息中心《俄罗斯国有企业资本运作对我国的启示》2008.4
6、《以色列合作社考察报告》作者: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赴以色列考察团,执笔:韩疆,《中国合作经济》2010年第二期

第三章 实现:县级直选 有限自治

    提要 : 地方自治是一个很久远的问题, 现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建立起很成熟的地方自治制度。虽然如此,各国还是有自己的国情,自治制度又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 各具特色。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的国家。自治制度的实施不仅关系着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也关系着国家的社稷安危。就目前来讲,中国的很多省份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从人口比例,都对国家政权形成较大影响,所以省级地方自治需要慎重。实现县机直选,有限自治,无论从巩固国家的政治体制,还是从提高全国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力等方面,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县级直选包括:县级直选、乡镇级直选、村级直选。直选范围:县级及县级以下的人大、政府领导人,县级及县级以上的人大机关分配给地方的各级人大代表。有限自治是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县级以下地方政府自主处理本地事务。

    关键词:县级直选 有限自治

    关于地方自治,各家有各家的解释,虽有些微的差别,但由于地方自治这一政治体制已趋于成熟,其组织形式也基本定格,所以各家解释大同小异。《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认为,地方自治是“在一定的领土单位之内,全体居民组成法人团体(地方自治团体),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监督下,按照自己的意志组织地方自治机关,利用本地区的财力,处理本区域内的公共事务的一种地方政治制度。”

    地方自治最早起源于罗马的自治城市,后来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实现参与和人权保障的表现形式。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和不断的完善,现在在世界上已进入民主法制化的国家里,已成为普遍实行的政治制度。地方自治在近代成为宪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权力在宪法范围内,在实现横向分权的同时进一步实现纵向分权不可缺少的一环。

    地方自治的基本特征:一是分权,即中央和地方政府各有划分明确的事务范围,并且在各自事务范围内,享有充分自主权;二是制衡,即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宪政保障或政治实力,可以反制中央的随意干预,使之不能单方面削减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三是合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某些事项上联合作业或混合财政;四是民主,实行地方自治,公民可在相对较小范围内更加方便直接的进行民主参与。这样公民的意愿就很容易通过民主程序反映给当地政府,公民的政治经济权益就能得到比较可靠的保障。

    由于地方自治体制形成的历史漫长,所以在国际国内都有很多先例和法律法规可以参照。1985年通过的多国条约《欧洲地方自治宪章》,1985年通过、1993年再次通过的《世界地方自治宣言》都加重了对地方自治的关注,这反映出一种潮流和趋势。在当今世界上无论是实行联邦制的美国、德国,还是实行单一政体的法国和日本,包括前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所实行的地方自治都可以从理论、实践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方面为我们提供可参照的依据。使我们在比较中选择适合自己的自治道路。

    在整个的中国的古代政治体制中没有纯粹的自治政体,在国势衰微时倒时常出现地方割据。近代的地方自治思想来自西方,中国人对地方自治的社会实践和理论探索已历百年。“其发展过程可分为清末时期、民初及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四个阶段。”从清末开始历届政府、各政治派别、众多学者从不同的利益出发都介入过地方自治运动。各种地方自治主张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但大体可分出一些经纬。那就是,反对派或在反对派压力之下的政府多主张省级自治(有的甚至提出联邦制或联省自治);而执政者则主张维护中央集权或实行县级自治(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县级自治)。但由于旧中国反动势力的强大、社会矛盾的复杂、以及传统思想的因素,地方自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从没得到切实地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实行的民族自治政策,香港澳门的特区自治,以及村级自治,都属于特殊、个别和部分地方自治。(当然,这些地方自治实 践可为我们全面实行地方自治提供经验)。我国实现全面地方自治尚处在探索阶段。

    纵观中国的历史,分裂(特别是局部分裂)的时间较长,而统一的时间相对较短。地方割据所造成的内忧外患屡见不鲜。中国近代百年所受的列强的欺辱,直到现在国内国际反动势力明里暗里还在进行着分裂中国的活动。维护国家的统一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实行地方自治首先要把维护统一放在第一位。我国的一些省份无论从人口数量、经济实力还是所辖地域面积都有与国家政权抗衡一段时间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省级自治很容易造成一省动而惊天下的局面。

    我国市地一级长期作为省一级的派出机构,作为独立的一级地方政府机构时间较短,实行县级自治后,地市级事务将变得很少,地市级政府将逐渐淡出中国的行政机构,这也为纳税人节省一笔庞大的行政开支。而乡镇在近几年的机构调整也有较大变动,且乡镇作为一级地方政府机构很不健全,作为永久性的地方政府尚不成熟。更不宜作为实现地方自治的重点。且在我们这样的大国里,国家、省、市地、县、乡镇直到村社多级行政机构都用繁杂的程序实行自治也不现实。我的主张是:在完善村社级自治的基础上,实现县级自治。以村社级自治实现个人与团体的分权;以县级自治实现团体和国家的分权。从而实现国家权力的大体上的纵向分配。

    县级直选包括:县级直选、乡镇级直选、村级直选。直选范围:县级及县级以下的人大、政府领导人,县级及县级以上的人大机关分配给地方的各级人大代表。有限自治是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县级以下地方政府自主处理本地事务。

    一、自秦设县以来,县级政府作为地方政府有比较健全的行政和执法体制。建国后县级政府又得到全面发展。政府、人大、检察、法院以及党委政协各地的组织都配套齐全。这为县级实现有限自治,独立处理本县事务奠定了基础。
    二、县级直选的条件:范围相对较小,人口比较集中便于组织。交通信息传递便捷,便于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间的交流。城镇职工和农村农民分别都有参加工会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选举的的经验。县乡级直选只要宣传到位认真组织是能够成功实现的。
    三、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建立高效、廉洁、民主的地方人民政府。在县级实现直选后,县乡主要领导都要靠大多数人的选票决定 ,是否当选决定于候选人在群众的威信。靠行贿走关系谋取职务将成为徒劳。由于在县级直选,有限自治的同时,建立起相对独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基层公民大会组织,所以,群众的监督得到加强。广大公民通过有效地民主监督,促进政府的廉政建设。在有效地民主体制下,政府领导也会尽其所能把本职工作办好,因为在实行县级直选有限自治之后,群众不但有选举权同时也具有罢免权。
    四、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后,直接的民主成分增加,间接的民主环节相对减少。在县级范围内,公民不但可以直接选举县人民政府领导,县人大常委会领导;还可以就本县的政策法规、财政预决算、企业投资及分配,以及城乡规划等重大事务进行全民公决;公民可以直接选举县级和县级以上的各级人大代表。各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可使代表最大限度的表达公民的意愿,使公民间接的实现对国家事务的民主管理。

    五、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后,可赋予公民在县级范围内倡议和复决的权力。公民倡议权包括:公民主动创制、修改或取消某些县级范围内的制度和规定。公民复决权是公民对县级人大制订的制度和规定的认同和否决的权力。在一县范围内,无论是谁,只要是合法公民,要提出倡议或复决案,都可以通过征集本县规定的相应人数的签名,然后递交相应机构进入公投程序,如果他的倡议或复议案得到通过,只要符合宪法和相关规定,那他的倡议或复议案和县政府和人大的文件具有同样的法律效率。古希腊城邦一年召开四十多次公民大会,现在的瑞典一年也进行二十多次公投。所以,其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各个领域都走在同时代的前列。当然,在一县范围内,公投更具有可操作性(在实际操作时,几个公投项目可一次进行) 和有效性。
    六、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地方政府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订政策,促进本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从而形成地域性发展的多样性,也有利个性化人才的培养。 并通过建立比较宽松的人口流动制度,使公民能够根据生活的需要在国内比较自由的迁移,初步达到公民在实现用手投票的同时,实现“用脚投票”。使公民对生活环境有自由选择权。以此促进地方政策的调整,达到人口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七、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能加强城乡统一规划,促进城乡同步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建立以县城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实体,使公民有可能直接参与本地的政治经济的决策,有利于提高全体公民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县级为经济政治中心,也避免人口向大城市过分流动而形成超大城市,加重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建立以县级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实体,有利于大规模流行病的防治,也可以避免战争时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造成的严重破坏。从这一点来看,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不仅是重大的经济政治问题,而且是重大的军事战略问题。

    八、县相对省来说虽然较小,但数量庞大。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可大量减轻中央人民政府的负担,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处理军事、外交等重大的国家事务和省市级的事务。
    九、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后,县里的日常事务只要符合国家和省里的法律法规,都可以自行处理。县人民政府的行为受本县人民监督,对本县人民负责。只要是县级政府范围内的事务,省政府一般不再干预。这样就免除了一些省级单位对县级单位不必要的审查、检查、评估、达标、评比等一系列活动。不但减轻了省一级机关的工作量,同时也减少了地方政府接待应酬,减少了地方接待费用。使省县两级行政机构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县级直选后,县级行政机构的主要领导,由本县人民决定。此举将彻底杜绝要当县领导省市都得跑的现象。将彻底铲除地方干部用人机制中的腐败现象。使地方政府在人民面前树立起良好的形象,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十、县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具备地方割据能力。以民为本的政治体制,与生产劳动密切结合,能避免大起大落的群众运动。实行县级自治,多数问题都可以在县内短时间解决,避免全国一盘棋,矛盾过分集中和长期积累,加剧社会动荡。这样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从而为建立繁荣富强的国家打下牢固的基础。
    十一、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必须有健全的基层公民直议组织做保证。在城市的各企事业单位和农村的每个村庄,都设立由人大直接领导的基层公民大会。具体负责县乡级人大、政府领导的选举,农村村民委员会、村民大会委员会的选举,城市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和公民大会委员会的选举,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党员干部的民主评议,参与组织本县范围内的全民公决等。基层公民大会是公民实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组织依托;是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的重要的组织保证 。基层公民大会是建设“中上层代表制(代议)和基层人民民主制(直议)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重要的基础工程。
    十二、设立县级宪法监督委员会,依法赋予县级党组织一定的宪法审查权。县级宪法监督委员会有权审查和批准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一切决议和提案,监督县级人民政府县长选举、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选举和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县级宪法监督委员会有权批准和否决县级人民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本县重大事务全民公决议案。县级宪法监督委员会在报省级宪法监督委员批准后有权颁发县人民政府县长和县级人大委员长委任状,在县级人民政府县长有渎职行为或县级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县级人民政府县长政治上无能的情况下,在报省级宪法监督委员会批准后有权罢免县级人民政府县长。县级宪法监督委员会依法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依法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
    实现县级自治后,中国共产党县级委员会领导县级武装部队,县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县级宪法监督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县级党校和县级舆论宣传机构。协调本县宪法监督委员会、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人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任免县武装部长、副部长。任免本县宪法监督委员会社会主义理论专家成员。实现县级自治后,中国共产党县级书记一般采取异地委派制和民主评议制。
    十三、鉴于我国各地政治、经济和公民对民主法制的认同程度存在着一定差异。县级直选,有限自治需因地制宜由点到面地逐渐展开。中国的民主改革可从百强县开始。
    十四、为避免专权和减少选举成本,县人大主任和县政府县长一次可分别选三人,按得票名次分别担任人大主任和人民政府县长,另外两人分别担任副职。任职年限在每届五年的情况下,得票第一名和第二名任正职年限分别为两年,第三名任正职任职以年。
    十五、关于省级自治。中央可先在人口大省、经济强省以及面积较大的省份增设直辖市,等时机成熟再进行分省。使各省实力基本均衡。逐步达到各省势力与全国相比有较明显的梯次。待全国的省级建制在数量上增加三分之一左右时,方可实行省级自治。省级建制数量多,相对范围小,对国家形成多支撑点。以避免由于省级势力太大而对全国政局的产生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实行省级地方自治,可最大限度的扩大地方自主权。从而达到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 当然,在一些经济条件和公民素质较好的中小省份可提前进行省级自治,这样既能加速中国的民主进程也可为全面实行省级自治积累一些经验.
    十六、在县区级直选基本实现,地方政权基本巩固,各种社会矛盾得到进一步解决,社会比较稳定,人民群众对选举程序能够熟练运用的情况下,可全面进行省级和国家级领导的直选.国家的重要法律和国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事务可实现全民民主决策。从而完成中国的民主改革。

    参考资料

1、《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理念及其初步实践 》作者:陈天林 ,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0年01期
2、《《论美国的民主》与当代美国地方自治》作者:王旭 ,《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02期
3、《中央集权与大众自治:英国中央——地方的新型关系——以财政变革为中心的分析》作者: 杨光斌,《欧洲研究》1995年第04期
4、《日本地方自治》作者(日)礒崎初仁,(日)金井利之,(日)伊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间:2010年08 月
5、《中央-——地区——地方自治:当代俄罗斯的中央再集权政策》作者:弗拉基米尔。格尔曼,《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4期
6、《瑞典地方自治体制简析》作者:K扎格拉蒂娜,岳经纶。《欧洲研究》2002年第02期
7、《中国地方自治论》作者:喻希来,《战略与管理》2002.4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三号,颁布时间:1984-5-31,发文单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章 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和政治上实行人民民制是社会主义的两个必要条件

    【提要】本文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研究》概括性篇目。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总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核心部分进行了深刻分析。本文从人类民主的实质;从经济关系看民主政治的终极目的:人民民主制在发展过程中的三种不同形式;社会主义的三大分配体系;资本主义的三种不同形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三大途径等诸度方面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核心部分进行了具体系统阐述,使之更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将理论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提升到实用科学社会主义。并明确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在政治上,实行人民民制。是社会主义的两个必要条件。本文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社会主义;公有制;人民民主

    五百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从英国蔓延到欧洲,而后席卷整个世界。成为人类社会在面对资本主义的黑暗的时候所看到唯一的光明大道。但这条大道并非天然生成,是人类自己去探索,去开拓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经过了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由理想变成现实艰难曲折的过程。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是空想社会主义阶段,共经历了300年。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有:16世纪英国的莫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17世纪英国的温斯坦莱,18世纪法国的摩莱里、马布利,19世纪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以及英国的欧文等。其中,莫尔在1516年写的《乌托邦》一书,欧文于1844年写的《新道德世界》一书影响最大。在这一阶段,空想社会主义者相继提出了“公有制”“按需分配”“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原则。 设计未来理想社会方案先后是手工工场、农村公社到机器大工业生产等原型。空想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先驱者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但却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

    19世纪30—4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发展,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主要标志是1831年和1834年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6年开始的英国宪章运动和1844年的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工人运动的实践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无产阶级革命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深入工人群众,揭露并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广泛汲取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对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加以批评继承,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

    1848年,以《共产党宣言》的诞生为标志,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由空想变成科学,由理论变成现实。欧洲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使无产阶级革命越来越成为可能。1917年,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隆隆炮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俄国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由一国实践变成了多国实践,并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从而结束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些国家,一度在全球占了近五分之一的陆地面积,四分之一的人口,三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

    近代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一赢得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参与解决世界大战这一灾难性课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十月革命所建立的政权及其影响下的各国社会主义力量,对于20世纪人类的第一个大贡献,就是粉碎了法西斯蹂躏全世界的企图。为了赢得这场战争,苏联付出了占人口10%以上的生命,而英、美最多也只有1%。二是在辽阔社会主义国土上完成了“城市工业社会”和农村合作化进程。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各国民族民主革命相互配合,推动了世界各民族的独立运动,战后亚非拉有79个国家先后取得民族独立,建立起民族独立国家。四资本主义国家部分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和福利思想促进了本国经济发展,缓和了社会矛盾。五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到了二十世纪末,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这种阶段性的低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二帝国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三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缓慢。四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总方向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导火索。但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人类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导致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完善。特别是攸关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部分的缺陷,使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挫折。所以,我们要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首先要做的就是继承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一、人类社会民主体制实质

    人的社会活动是由社会能决定的,社会能主要的构成是经济资本。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是相对有限的,所以经济资本的占有具有排他性。个体的大量占有必然挤占群体的资源。经济平等是自然人享受自然赋予的与其同类平等的自然资源的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维护这种公平的权利,就需要依靠群体的力量遏制个体的无限膨胀,这种非暴力的群体力量的组织形式就是民主体制。遏制个体的无限膨胀是为了群体的生存,所以说民主是合理的是必要的。民主的特征是:多数、组织、平等、规则、程序、非暴力。民主能化解社会矛盾,延缓暴力革命。但民主不能解决社会的全部问题。如;科学研究,尖锐的领土、主权之争(这些最容易导致暴力),尖锐的阶级矛盾,个体利益的保护等。所以说,民主是好的制度,但好的制度还要合理运用。

    二、 从社会经济关系看民主政治的终极目的

    社会经济关系可分为四个方面,即:生产、所有、分配、消费。在这个经济关系中,谁生产?谁所有?谁分配?谁消费?都是值得重视的问题。以生产、所有、分配、消费演绎出来的社会关系,可以从根本上解释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政治的关系.

     毫无疑问,无论在什么社会,生产当然都属于广大的劳动人民。所有和分配权则往往被统治 阶级所掌握。奴隶社会,奴隶主及其奴隶主王朝掌握着所有权和分配权。封建社会,地主及其封建朝廷掌握着主要的所有权和分配权。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府掌握着大部分所有权和分配权。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是阶级社会,所有权和分配权多数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统治阶级通过自己所掌握的所有和分配的权力,获取最大的利益,成为社会的最大的消费者。而处于被统治地位广大劳动人民仅仅被统治者视为生产工具。他们的消费也仅仅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生产所必须的最低投入。

    社会主义社会所有权归集体和国家所有。其分配和消费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分配权完全属于政府领导和集体领导。政府和集体领导独立决定分配方案,独立支配国家和集体财产。领导的行为,完全靠自己的政治觉悟和个人修养来决定。领导人若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么广大的劳动人民则有可能是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有可能成为社会最大的消费者。若是领导及其领导阶层把本集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则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很有可能被一些腐化分子通过自己所掌握的权利(公共权力私有化)无偿的居为己有(这也是在剩余价值之外的一种剥削形式),使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又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社会财富基本集中在国家和集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利益所受的侵害有时会超过私有制(在私有制社会里个人还有一部分私有财产)。如果是这样,那些既得利益者很可能把他们的非法所得投向土地或企业,重新靠剥削地租和剩余价值生活,变成新的地主或资本家。人民将受双重剥削的灾难。社会主义很可能要走向它的反面----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前苏联在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教训,使我们对待此类问题上更加清醒。二、若是分配权掌握在广大劳动人民的手里,情况则大有不同。人民群众可以通过民主制度选举分配者(一般是国家和集体领导人),审查分配方案,监督分配过程,将分配权通过民主程序始终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从而保证自己在分配中获取最大的利益,而充分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在实行民主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公有财产由于没有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的一次剥削,也没有拥有特权的政府官员和集体管理人员的二次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同政府官员和集体管理者同样根据自己的劳动一次性分配国家或集体的劳动成果。同样,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财富基本集中在国家和集体。在劳动人民有权力支配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成为社会上最大的消费群体。只有这样生产才能获得最大的动力,社会才能得到持续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才能得到最根本的体现。在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民主制度决定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们可以概括为:民主决定政治,政治决定经济,经济决定民生。简式:民主决定民生。这也体现了人在经济活动的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公有制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极端政治问题:要实行专制体制它是极端的专制,要实行民主它是真正的民主。怎么解释呢?在公有制国家里要是实行专制的话,专制者有大量的公共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可以随意支配,这些公共资源比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还要多(因为在私有制社会里专制者所直接支配的资源还要除去私人占有的部分)。那么这种专制将是无所不能的专制。虽然有时能在短时间内集中人力物力创造奇迹,但也最容易滋生暴政和腐败。如果在公有制国家里实行民主制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人民可以通过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支配公共资源,从而获取最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公平正义才能得到保障,人民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总的来说,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从发展前景看将超过任何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所以说,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民主政治。

    三、人民民主制在发展过程中的三种不同形式

    (一)古典人民民主制阶段。

    是指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这段时期。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在雅典,国家不设国王,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公民大会。大会由公民抽签产生,共同对国家事务进行商议。雅典实行民主化程度最高的“直接民主制”。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所有的官职向全体公民开放,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抽签选举方式(十将军除外)担任政府中的各级官职。雅典的政府官员都有任期,通常为一年,而且大多数的官职,不得连选连任,以避免结党营私。雅典还实行委员会制,凡是重大事务均由集体作出决定,由集体负责。而不是由一个人说了算,从而避免了专制独裁和官僚主义。为了保证民主政治不受侵害,从克利斯提尼时代开始,雅典还制定了陶片放逐法,用陶片投票选举出可能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构成威胁的人。如果某人得票数超过6000,就会被放逐到国外,10年以后才能返回,从而使政治野心家无机可乘。从公元前443年到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连任首席将军15年间,史称“伯里克利时代”。在波里克利当政期间,雅典政治、经济和文化呈现出繁盛局面。马克思说:“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政治实质是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它的民主是建立在对二三百个属邦和二十万奴隶残酷压榨和剥削之上的,这种局限性使得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军事形势越来越不利,城邦危机日益加深,最后斯巴达获胜,,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古希腊雅典的民主虽然是建立奴隶制、性别歧视和地区霸权基础上的,但它创造了有史以来实行民主化程度最高的“直接民主制”。为后世的民主树立了很好的典范。 一个来自遥远古代的钟声时刻在告诫人们: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最成功的民主文明!

    (二)空想人民民主制阶段。

    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卢梭及其以后的学者、派别主张的人民民主制。让-雅克•卢梭(1712-1778)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期的思想先驱,最卓越的启蒙运动人物之一。卢梭设想的理想国是领土小、人口少的民主共和国。只有这样,人民才能直接制定并修改法律。才能直接选举政府,任命官吏。也只有这样人民才能按期集会和表决公共事务。当然在这个共和国里,须保证人们享有富足与和平,在人人自给自足的条件下,实行直接民主制。他的民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人民直接制定并修改法律,实行法治。立法权属于人民并且只能属于人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民永远可以作主改变自己的法律,哪怕是最好的法律。凡是不曾为人民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二人民选举政府,任命官吏,但官吏无决定权。行政权力的受任者绝不是人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就可以委托他们,也可以撤换他们。对于这些官吏来说,绝不是什么订约的问题,而只是服从的问题;他们只能消极的执行法律,而无自主决定的权力。 三固定、按期的集会和表决。 在该民主共和国内,除去意外情况所可能需要的特别集会之外,他们必须有固定、按期、绝对不能取消或延期的集会。在人民合法集会而成为主权者的那个时刻,政府的一切权限便告终止;于是行政权也就中断;于是最渺小的公民的身份便和最高级行政官的身份是同样的神圣不可侵犯。而为了防止政府篡夺主权权力,卢梭认为,在每一次定期集会上,都必须首先讨论下列两个议案: 第一个是:主权者愿意保存现有的政府形式吗? 第二个是:人民愿意让那些目前实际在担负行政责任的人们继续执政吗? 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完全有权作出是与否的回答,并付之行动。这样,那些篡权者将被推翻。 卢梭政治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确立的平等和多数源至高权威的学说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的鼓舞力量,《人权宣言》与法国宪法均在很大程度上是卢梭思想的产物,同时,卢梭的影响决不限于他自己的国家,在美国革命的《独立宣言》中亦可找到卢梭的理论。卢梭的这一理论首先遇到的就是地域和社会条件的限制。事实上,随着社会发展,国家规模膨胀,他设想中的国小民少的国家越来越少。致使卢梭及其后来的学者、派别所主张的人民民主制只能停留在理论上,而始终不能实施。不但资本主义的美国法国实行代议制,就是后来的以实现人民民主制为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得不实行代议制。这就是卢梭的人民民主制的尴尬所在。

    (三)现实人民民主制阶段。

    是指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吕超在《中国必须走的民主之路》(曾用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立人大基层组织》、《探本求源话民主》)中的提出“建立中上层代表制(代议)和基层人民民主制(直议)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这篇文章首次将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孟德斯鸠主张的代议制和卢梭主张人民民主制两大对立的思想派别的理论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从此结束了自古希腊以后2000千多年来因国家的膨胀而无法实行直接民主,而使人民民主制陷于停止状态的局面。为人民民主制在大国的范围内实施找到了可行的载体——基层单位。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跨越。创造了一种真正属于人民的新型的民主政治体系。这个民主政治体系是属于全民的,有了这个体系人民才能真正实现当家做主人。

    四、社会主义的三大分配体系

    社会分配体系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和阶级关系,社会生产决定着财物多少、分配的规模和分配是否具有可能性;阶级关系则是决定着分配者和被分配者的社会关系,决定着分配形式,决定着被分配者在分配中所取得份额。总之,社会的发展决定着社会的分配。
    总结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所提出的各种分配方案,和在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利弊,结合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在社会分配中有益的成分,我们可以将社会主义国家的分配形式归结为三类。

    (一)按需分配。
    是指对人的生命体保障分配。主要指全民医疗保障和对老弱病残的特殊生活补助。这一部分将基本实现按需分配,体现人的生命价值的平等。需要指出的是,按需分配具有可行性和局限性两个特点。一是其可行性,表现在一个人的生存必需品(生理需求)具有有限性。比喻一个人的衣食住等维持生存的基本需求是有限的(事实上,一个人一生自身所需要的物质也是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内)。这就使按需分配具有可行性。人们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住房、医疗、养老、托幼等方面都可以按需分配。再就是它的局限性,表现在人们的占有欲(心理需求)具有无限性,然而世界上的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不可能满足人们无限的需求。物质极大丰富只是一个相对的提法,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一些物质是能够满足每个人的需求的,但很多东西是永远也不会满足世上所有人的需求的。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们占有欲的无限性的矛盾是按需分配产生局限性的根本原因。所以,按需分配是有条件的,它需要在资源相对丰富,生产达到饱和状态的一定范围内实现有计划的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我国现在实行的福利救济制度就具有按需分配的性质。

    (二)均股分红。

    是指对基本生活条件保障的分配,主要是靠对全民所有制资本和集体所有制资本的均股分红。体现公民对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社会积累所具有平等的继承、所有和消费的权利。均股分红体现公民社会地位的平等,体现公民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主人公地位,也是一个公民相对于国家应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均股分红是按资分配的一种特殊形式。

    (三)按劳分配。

    是指公民提高相对生活质量的分配。主要是指人们在社会、家庭、个人生活中,生活质量和生活品位提高的基本经济保障。这一部分取决于人们对社会物质生产和文化发展的贡献,实行按劳分配和竞争上岗制度。按劳分配体现能量转化的合理性,体现社会对劳动的尊重。按劳分配是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的个性发展的动力。竞争上岗制度使全体公民具有平等的就业机会,能够优化劳动力组合。按劳分配和竞争上岗制能从根本上调动公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以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享受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我在这里提出了按需、按资、按劳分配三种形式,是以保障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主要适应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只有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全体公民才会在社会分配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五、资本社会的三种不同形式。

    (一)私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资本掌握在少数私人资本家手里。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直接的生产者工人阶级同生产资料相分离,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资本家通过资本的运营榨取利润,对工人阶级实行最大限度的剥削。

    (二)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要掌握在国家和集体手里,资本主要由政府支配。这一阶段是有狭义资本主义(私有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过度的阶段(事实也已经证明:有时也存在着逆向过度)。是社会主义资本积累阶段。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资料从直接的劳动人民和资本家相脱离,国家占有主要生产资料。经济资源达到高度集中,政府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力。

    (三)社会资本主义。资本主要掌握在全体国民手里,资本主要由全体公民支配。国家和集体的资产通过人均一股的形式实现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全体公民通过“均股分红”的分配方式获取国家和集体投资的利润。社会资本主义简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资料再一次和生产者建立起直接联系,劳劳动者不但占有生产资料,而且运用生产资料直接进行产品生产,并支配和消费生产的产品。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由私有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无产者变成社会主义的资本所有者。

    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三大途径

    (一)暴力革命。

    根据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原理,在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里,在资本绝对垄断,统治阶级进行残酷的黑暗专制统治,广大人民同统治者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人民只有实行暴力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夺回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国家的公民所具有的政治权利,和作为一个社会自然人所与生俱来的对自然资源所有的权利,夺回自己应有的劳动过程中剩余价值。再通过整合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建立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在20世纪所建立的15社会主义国家中,其中大部分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的。历史已经证明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是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在过去和未来,人类社会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政治上,对权力私有制进行革命。推翻封建专制,改革代议制度。实现中上层代议制和基层人民民主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重点是建立直接民主形式的公民大会,实现民权和政权有效制衡的制衡。经济上,主要是推翻封建土地私有制和资本私有制为主要形式的剥削制度。建立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实现以均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二)议会道路。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强大的力量推动世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一些地区逐步建立,人民的革命力量迫使资本主义国家统治者采取部分让步,民主制度已基本建立,人民拥有基本的选举权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可联合社会上各阶层劳动人民,组成多数人的政党,通过选举从资产阶级的手里夺回国家的领导权,建立起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政府。然后通过逐步对自然资源的国家(全民)垄断经营和国家投资,建立起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和农业合作社。在和资本家的竞争中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通过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可转为国家股份或全民股份的形式)、特别是遗产税的征收等手段逐渐缩小贫富差别。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议会道路在某些情况下是行得通的。现在南美的一些国家和尼泊尔正在走着这条道路。只是议会道路很难动摇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社会主义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

    (三) 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国家的两个必要条件。一、在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二、在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制。

    一是社会主义是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天下。在经济上,主要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离开公有制谈社会主义,只能是伪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是确保社会的主要资源始终掌握在全体公民手里的主要手段。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另一个意思是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以对公有制经济起补充参照作用。也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不但象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庞大的国有工业体系,就是现在的一些西方国家在国民经济中也有相当大的国有企业资产存在。其中法国占比重最大,“1990年,法国拥有国家直接控制、控股50%以上的国有企业共2268家,其中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有108家。国有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投资额占全国总投资额的27.5%,出口额占25%。在西方主要国家当中,法国是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国有企业管理最好,“瑞典政府拥有57家国有企业集团,其中全资企业4 3家,控股和参股企业1 4家,职工总数2 0万人。国有企业营业收入总额占国家GDP总值的7%,公司价值总额占国内所有公司价值总额的2 5%(瑞典工业部管辖的国有公司总价值大约为5 0 0 0亿瑞典克朗)。近年来,瑞典国有企业经营情况良好,2004年经营业绩创历史新高,净利润达到316亿瑞典克郎。”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里,建立以公有制为主的国民经济是可行的。当然民主政治保障应是前提(关于民主保障下面还讲)。

    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后,首先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建立起全民人均一股的公有制经济分配体系。将公有财产量化到每一个公民的头上,做到人均一股。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落到实处。均股分红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唯一分配形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三大分配体系:均股分红分配体系,竞争上岗和按劳分配体系,老弱病残生命保障(按需分配)体系。只有实行这三大分配体系,公有制国家才能在经济层面称其为社会主义。也只有实行这三大分配体系,国家的利益才能和广大人民的利益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的关心和支持。社会主义才能在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是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制。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全体公民必须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中起主导着。适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民主形式只能是直接的民主形式——人民民主制。单纯的代议制间接民主形式,只能适应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公民对公共事务的间接模糊管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公民无法通过民主渠道解决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利益分配问题。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采取代议制,人民不能通过民主权利直接管理经济,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走上背叛人民利益的道路。所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建立可实际操作的直接的人民民主制形式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加强社会主义民主,首先应建立起基层人民民主制和中上层相代议制结合的民主政治体系。基层的人民民主制体制以公民大会的形式为主。公民可通过基层公民大会组织直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中上层代议制的代表,应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代表公民和基层公民大会参加中上层议会,并接受全体公民监督。代表参加上级代表会议其议案应包括:个人意见和符合法定人数签名的公民的议案。由广大公民参加的基层公民大会和中上层代议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强大的民主体制,将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和维护人民的利益中发挥无与伦比的主导作用。再就是确实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给全体公民在政治上以公平竞争的权力,优化政府的人才结构,提高政府效能,促进廉政建设。三就是在进一步加强立法、司法、和行政分权的基础上,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在纵向上实现初步分权。为实现具有直接性质的人民民主制度搭建一个大的平台 ,促进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四开通公民倡议和复决的渠道,确保每个普通公民的倡议和复决权。确保公民在国家重大问题上有直接表达的法定渠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人大常委会应设立专门的网络签名认证机构,每年的全国人大和各省人大例会都要对符合法定签名人数的公民的倡议和复决案进行表决。以保证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的高质量,低成本,少失误。确保社会主义社会的稳步发展。五对国家的重要法案要逐步尝试全民公决。实现建立法由人民制定,又由人民遵守的自觉的法治国家。事实证明直接民主成分越高的国家,政府就越清廉,社会就越公平,社会发展就越快。瑞典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国内大多数专家,在总结西方国有企业得失的时候,片面强调在代议制体制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这些组织或多或少的都带有私有背景)的等组织中的少数人的作用,看不到直接民主制度下广大人民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因此,他们看不到国有企业的希望。事实上,在一个实行直接人民民主制社会里,是容不得贪污、渎职和腐败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一切敢于挑战公民利益的人,失掉的不止是名利,而是整个社会。瑞典的国有企业之所以成效显著,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在瑞典民主体制中,直接的民主成分占有较大的比例。所以说,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必须实行人民民主制。
总之,建立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实行人民民主制的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应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选择。

    社会主义论 社会主义: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制。

第五章 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宪政国家

    提要: 建立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形成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三权一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政体制。使党的领导实现法治化、程序化。使国家的立法、行政体制实现民主化。

    关键词:社会主义 宪政 体制

    从革命到宪政的过渡,是每个民主法治国家进入现代政治社会的必由之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所谓的宪政就是以宪法为前提 , 以民主政治为核心 , 以法治为基石 , 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法的实施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 , 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 , 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是宪政的集中表现 , 实行法治是宪政的基石。

    关于宪政

    英国是近代宪政的策源地,英国宪法被西方学者誉为“近代宪法之母”,英国议会有着长期不断的历史,它由国王、上议院(贵族院)、下议院(众议院)组成,是英国的立法机关。在英国产生了议会统揽一切的现象。英国强调的是议会集权制,而非分权,他们的分权原则是在集权原则之下的有条件的分权。一切立法必须由下院提出法案并通过,然后交上院批准,再以英国国王的名义发布,此环节缺一不可。英国是最早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但也是实现普选最晚的国家。从地主和资本家的民主开始,到全民普选走了二三百年。美国实行的是宪政联邦共和制。"联邦"体现在美国的体制是由一个全国政府和50个州政府组成。"共和制"则是指一个由人民掌权、但由人民选出的代表执政的政体。《合众国宪法》诞生于1788年,是美国政体的蓝图。它规定政府由三个分支组成(立法、行政、司法) 。《宪法》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创立了三权分立的制衡体制,使政府的任一分支都对其他两个分支具有某种约束力。美国虽然实行联邦制、三权分立、代议制原则,也赋予了一些人民的权利。但总统在国家政治体制中拥有绝对的权威。在美国,总统只向宪法负责,统揽美国的行政大权。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军事统帅、及执政党领袖于一身。参政两院也时常被党派所掌控,成为大资产阶级代言的工具。法国第四共和国于1958年6月立法授权总理戴高乐起草新宪。1958年制宪法原则:普选为权力唯一来源,无论立法行政需遵循此原则;立法及行政权应确实分离;政府须向国会负责;司法保持独立。在立宪之初,制宪者的首要目标是建立一个稳定并能运作的政府,它并未被设想去保护《人权宣言》及其后的宪法与法律所包含的公民权利。但在1971年,宪法委员会决定:基于“共和国法律所承认的基本原则”,判决侵犯结社自由的议会法案违宪。此后,宪法委员会对人权保护的司法审查构成了其案例法的重要部分。当然无论是中国的学者还是西方的学者在研究宪政时都以欧美为样板,并把欧美的宪政作为标准。其实宪政无定式,切合实际就是标准。搞宪政,欧美的经验当然要学习,亚洲的创造也应得到重视。宪政是手段,达到民主法治才是目的。

     中国的国情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人口众多,多民族,国土面积大,地域差别大。近代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和封建政府的没落,国力衰微,遭受了近百年的列强欺辱。从清末到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各族人民经过近百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坚苦卓绝的奋斗,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经过八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取得的,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宪政改革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宪政改革的关键是要科学地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在宪政体制下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立法机关、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二是处理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关系。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宪政国家就是要实现:党的领导法治化、程序化,立法和行政体制民主化。实现这个目标关键的一环是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形成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三权一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政体制。
关于违宪审查

    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是为监督和保障宪法实施而设立的专门机构,普遍的提法是违宪审查机构。现在国际上行使违宪审查权的主要有下列机构:立法机构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宪法委员会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在美国,1803年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中做出的宣布国会制定的法令是违宪的裁决通常被认为是最高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的首例。从此正式确立了法院审查立法合宪性的权力,美国最高法院有时甚至成了有效制衡立法行为的“超级议会”。议会违宪审查源自英国。在英国,议会拥有解释宪法和监督宪法的权力。英国实行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新法对于与之冲突的旧法有自然的替代作用。1920年奥地利首先设立了宪法法院。同英、美等国不同,许多欧洲大陆国家如奥地利、意大利、联邦德国等约26个国家是在普通法院之外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来行使司法审查权的。法国革命沉重的打击了掌握司法权力的封建贵族(“第二等级”),法官被认为是旧体制的遗产,因而,其干预立法和行政事务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在法国,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是宪法委员会。法国于1958年现行宪法专设宪法委员会一章对宪法监督委员会的组成,职能和运行机制作了详尽的规定。法国宪法56条规定“宪法委员会的成员为九人,任期九年,不得连任。宪法委员会每三年改选三分之一。三人由共和国总统任命,三人由国民议会议长任命,三人由参议院院长任命。除上述规定的九个成员外,历届前任共和国总统为宪法委员会终身当然成员。宪法委员会主席由共和国总统任命。在裁决时,如双方票数相等,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法国宪法委员会的职能主要体现于四个领域:选举、总统紧急权力、立法与执法分权、法案审查。

    我国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旨在依法保护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制度。

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构想

    一、基层公民大会

    基层公民大会由基层单位全体公民参加。基层公民包括:农村村民、国有单位企事业职工、城市居民等。基层公民大会选举基层公民大会委员会。选举村长。评议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对本单位党员和党员候选人进行民主评议。直接选举全国、省、县各级人大代表。直选国家主席、省长、县长、乡长直至村长。参加全民公投批准宪法修正草案。参加全民公投批准国家重大事务的解决方案。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一切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力。基层公民大会,以直接的人民民主为主要形式,是人民权力高于一切的重要体现。

    二、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

    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由六名社会主义理论专家和六名法治专家组成。六名社会主义理论专家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提名,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表决决定;六名法治专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投票表决决定。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委员长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任。其他委员不得有任何社会兼职。为了保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和宪法原则,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有权审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一切决议和提案,监督国家主席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全民公决投票。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有权批准和否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和提出的关于修改宪法的全民公决议案,有权批准和否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国家重大事务全民公决议案。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颁发国家主席和全国人大委员长委任状,在国家主席有渎职行为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国家主席政治上无能的条件下罢免国家主席。地方宪法监督机构可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设置,其职权由上一级宪法监督机构根据实际情况依法授予。建宪法监督委员会重点在党内在国家机关,工作量不大,从地方建起一至三年即可完成。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依法理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行政立法机构的关系,为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创造条件。

    三、中国共产党

    成立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中共中央党校和国家舆论宣传机构。协调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中央人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任免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任免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社会主义理论专家成员。

    中国共产党是宪法规定的执政党,决定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决定着亿万人民的福祉。《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全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党必须自觉的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宪法在赋予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力的同时也必须规定中国共产党接受全体人民一定形式的监督。公民大会评议制度就是很好的监督制度。一、所有党员必须接受一年一度的公民大会评议。民主评议票数不过半的,在党内不得享受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接受党内同级党的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一年一度)的民主评议,民主评议票数不过半的,终止本届任期内在党内的领导职务。三、入党候选人必须接受党支部所在单位的全体公民的民主评议。评议票数不过半者,不得转为正式党员。通过民主评议制度的实施,使我们的党更具有先进性、代表性。进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公民大会通过对党员和入党候人的年度评议也间接的实现了人民对党的领导的在法律程序上的认可和授权。

    四、 全国人大常委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批准中央人民政府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协议、和合同。随时对国家主席和各部部长进行质询和弹劾。批准政府需要采取的紧急措施等。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任何议案都必须得到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批准后才能成为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国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最高审计署署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决定。为了避免专权和保障立法的公正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任期为两年,可连选连任两届。

    五、中央人民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中央人民政府设主席,副主席。主席可委派第一副主席管理日常国家事务。民选后的中央人民政府不设国务院,实行主席内阁制,由主席直接领导政府各部委工作。中央人民政府依照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处理一切国家的行政事务。

    中国的宪政改革要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一是在全国城市企事业单位和农村村集体等基层单位建立基层公民大会。使人民民主实体化。形成中上层代议制和基层人民民主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为全面的进行宪政改革奠定组织基础。二是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宪法监督委员会。为行政体制民主化和议会(人民代表大会)体制民主化做好组织准备。三是根据县级直选有限自治的条件,先期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县级直选包括:县级直选、乡镇级直选、村级直选。直选范围:县级及县级以下的人大、政府领导人,县级及县级以上的人大机关分配给地方的各级人大代表。有限自治是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县级以下地方政府自主处理本地事务。

     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的宪政方案得到全面实施的基础上,全面实施各级人大常委会领导(委员长副委员长)的直选,全面实施各级政府行政领导(国家主席、省长、县长、乡镇长、村长等)的直选。完成中国的宪政改革。实现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三权一体的国家政权体系。

    现在在英国,一个法案要经过上院、下院通过,国王签署颁行才能实施,三者缺一不可。中国是个大国,法律法规的出台,更应该慎之又慎。一个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让同时代的人纠正比让后人纠正所付出的代价要少得多。在中国建立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意义:

    一、通过基层公民大会对党员评议和对立法、行政机构领导的直选,实现了“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这一宪政基本原则。基层公民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区别于资本主义代议制贵族化制度的最主要的标志,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当家做主的最根本的体现。
    二、在公民大会基础上通过民主的途径建立起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并使其在宪法范围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使其相互相之间有一定的制衡作用,这样就使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纳入了宪政体系。
    三、在中国建立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使中国共产的领导由单纯的理论指导上升到法制管理。不但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根本的保障。通过法制手段和法律程序实现党的领导,可以使党的领导更加规范,更具有权威性。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可以避免国内外反动势力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使国家实现长治久安。
    四、在中国建立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进一步得到巩固,必将鼓舞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心,有力地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以预见,二十一世纪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必将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宪政体制后掀起新的高潮。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将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

    事实上,中国的宪政改革,既不能回到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也不可能跨越现行国家体制去建空中楼阁,它是现行体制的发展和继续,是对现行体制的完善。在中国要实现宪政改革,就必须“建立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形成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三权一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政体制。使党的领导实现法治化、程序化,使国家的立法、行政体制实现民主化”。这是最佳选择,也是唯一选择。

 参考资料:

1.《美国宪政体制研究》作者:万昌华、万颖,齐鲁书社,2010年11月
2、《法国第五共和宪法与宪法委员会》作者:李晓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10-01
3、《宪政体制形成与近代与英国的崛起》作者:魏建国,法律出版社,2006-12-01
4、《从“烟草抗议”到“宪政革命”——伊斯兰教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伊斯兰民族主义》作者:刘中民,《西亚非洲》2008年第12期。
5、《中华民国宪政之父与民国宪政之梦的幻灭》作者:何鹏,《中西法律传统》2009年00期
6、《东盟国家宪政制度研究 》作者: 米良,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11-01
7、《世界宪法法院法选编 》作者:胡建淼、杜议方,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08
8、《俄罗斯宪法法院研究》作者:尤晓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03
9、《宪法审查的程序研究》作者:刘义、林来梵,法律出版社2010-12

 

村民会议组织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和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需要,我们制订了《村民会议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制订旨在完善村民会议的组织体系和活动程序,理顺村民会议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使议政和行政者权责分明,各司其职。以此加强村级民主法制建设和村民自治的政权建设。
    第三条 本《办法》所规定的村民会议的职责和任务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

第二章 村民会议组织

    第四条 村民会议由本村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
    第五条 村民会议设常务委员会。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由村民会议直接选举产生。村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不得作为本村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成员人选。
    第六条 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三至五人组成。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根据需要设立秘书组和理财小组,组长一般由委员兼任,也可由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村民会议可以按照村民居住状况分设若干村民小组,小组长由村民小组会议推荐。
    第七条 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成员不脱离生产,根据工作需要,实行误工补贴制度。
    第八条 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届满应及时举行换届选举,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可连选连任,但主任连选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第九条 村民会议活动经费由村财务支出,有条件的乡镇也可给予适当补助。
    第十条 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向本村村民会议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监督。
    第十一条 村委会议接受乡镇人大和村党支部的领导。

第三章 村民会议的职责任务

    第十二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赋予的村民会议的权利,依法选举本村村民委员会和罢免不称职的村民委员会委员,直接选举同级和县、乡两级人大代表。
    第十三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十九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

(一)乡统筹的收缴方法,村提留的收缴及使用;
(二)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助标准;
(三)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
(四)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的筹集使用;
(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
(六)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
(七)宅基地的使用方案;
(八)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

    第十四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二十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制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会讨论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第十五条 根据《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五条的规定:村民会议除讨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所列事项外,开展下列工作:

(一)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和公益事业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二)听取和审议村民委员会的年度工作报告、村财物收支报告;
(三)评议和监督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工作;
(四)讨论、制定计划生育方案;
(五)撤销或者改变村民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六)撤销或者改变村民代表开会决定的事项;
(七)行使法律、法规决定的其他职权。

第四章 村民会议的活动规程

    第十六条 对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村民按规定人数提请村民会议审定的议案,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必须在三日内将议案的复印件及《召开村民会议申请表》呈报村党支部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如需开会,由乡镇人大秘书组和村支部协助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搞好会议筹备组织工作。

    召开村民会议,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应在三日前将要讨论 事项通知村民。村民会议小组组长应及时征求本组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并在村民会议开会时如实反应。
    第十七条 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参加,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过人员的过半数通过。必要时,可邀请驻本村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群众组织派出的代表列席村民会议。
    第十八条 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提议,应当召开村民会议。
    第十九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罢免要求应当提出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村委会委员有权提出申辩意见。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应当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投票表决罢免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需经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条 村民会议所做的决定,送乡镇人大和村支部备案。属于村民委员会职权范围的事项由村民委员会执行,其它方面的事项由相关的部门和人员执行。
    第二十一条 村民会议至少每年召开一次。
    第二十二条 建立村民大会组织机构之后,村级存在着三个权力机构。即:党支部、村委会、村民大会。大的村庄可一村一个支部。小的村庄,三两个村庄一个支部。村党支部有权审查和批准村民大会大会通过的一切决议和议案,监督和审查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大会委员会的选举。监督和审查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村党支部在报乡镇党委批准后有权颁发村委会主任和村民大会委员会主任委任状,在村民委员会主任有渎职行为或村民大会按照法律程序做出罢免村委会主任后,在报乡镇党委批准后,宣布罢免村民委员会主任决定。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村民会议秘书组,成员由专职与兼职人员组成,具体人数根据实际需要而定。乡镇村民会议秘书组协助下属各村民会议常务委员会筹备和组织村民会议。

    我这里只拟订了《村民会议实施办法》,主要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会议在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等方面权力有比较明确的规定,这为我拟订《村民会议实施办法》提供了相关得法律依据。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这就给了村委在召集村民会议时有很大的选择权。而村民会议因没有独立的领导机构在组织会议时处于被动地位,这就使其很难发挥法律赋予的权力,因此,我拟订了本《办法》。城市企事单位人员素质较高,经济条件较好,搞民主建设要容易的多。但拟订城市基层单位民主建设实施办法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四个基本原则

    提要: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四个基本原则一以集体经营为主,二实现机械化现代化 ,三实现民主管理,四是实现规模化。

    在城市靠着机械化、现代化、信息化和群体劳动而得到飞速发展今天,农村以联产承包为主的小片经营方式,已不利于农村的发展,特别不利于农业的机械化生产。一户为单位的经营方式,使生产工具重复购置加大了生产成本。由个人的小本经营,多数农民很难有大的作为,也难以承受生产中大的风险。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使农民很难脱离土地束缚,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解放。小经营小收益使大多数农民只能在温饱线上徘徊,要真正达到共同富裕,是一件很难的事。所以,集体经营应该是农村的主要的经营方式。有了大片的土地,农业生产才能实现机械化大生产。有了集体经营,才能集中人力物力搞农田基本建设;才能搞一些有竞争力的大的副业项目。只有这样农业才能有大发展。农民才能靠着机械化生产彻底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民才有时间从事文化学习和政治参与,农民的素质才能提高。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在当前的情况下,农业集体化最好的方式是“农业股份合作化”。农业股份合作社既能适应现代集体经济经营方式,又能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国际国内都有成功的范例。在西方国家合作社已发展了160多年。1834年英国先后组建了包括著名的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在内的四、五百家合作社,为此,威廉•金被誉为“销售合作社之父”。 现在英、法、德等国,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已经占据本国农业经济的半壁江山。法国90%的农民参加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社。丹麦合作社的农产品已占据全国农产品市场的95%以上的份额。韩国的农业合作化搞得有声有色。以色列的基布兹,集体化程度更高。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建设曾一度取得辉煌的成就,只是由于政策导向使其功败垂成。当然也还有诸多不成熟的地方需要完善。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另一个标准就是政治进步。一个村支书一干就是几十年,一个村庄靠一门一户的几代人连续统治,不利于农民群体的发展。选举制,任期制,必须得到普遍实行。农村的村民会议制度必须得到普遍重视。有条件的村庄应成立独立的村民会议领导机构,独立的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赋予村民会议的各种权力。使农村的领导机构达到议行分开。使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确实落到实处。农村只有实行民主管理,才能彻底的解放农民的思想,才能集中广大农民智慧建设新农村。也只有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才能保证集体经济不受侵害,使集体积累不断扩大,使广大农民的利益得到保护。话要说回来,古希腊的民主靠奴隶制支撑,那是建立在人剥削人的基础上的民主,那是奴隶主的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民主应靠机械化现代化支撑,靠彻底的解放劳动力来实现的民主,是劳动人民的民主,是世界上真正的民主。

    现在的村庄是徒步时代和牛耕时代的产物。其主要特点是规模小,家族化。既不利于现代化农业的发展也不利于民主管理。养老、托幼、教育、医疗、环保以及各种社会服务系统很难建立。由于大多数农作物可以进行间断性管理,而现在的农村交通工具也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人们出行比较方便。这就为村庄的合并创造了必要条件。在人口集中的地区建立三至五千人甚至上万人或几万人的村社势在必行。这样,既便于机械化生产,又有利于民主化管理,还节省了行政成本,节省了道路、水渠、场院等用地。使社会服务系统逐步完善起来。村庄拉开一定距离,为各种动植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一定空间,为生态多样化创造必要条件。村庄的规模化将使农村的村社逐步走向城市的社区管理。可大大缩小城乡差别。为了便于合村农民的权益保护,在合村初期可以参照城市的生产单位和居住社区分离的办法.在保证土地产权不变情况下进行合村.以后再进行土地合作化整合.这样实行起来可能更加顺利. 至于新规划的村民住宅区用地,可以实行区域内村民宅基地流转制。合村需要政策支持,国家或集体通过对新建房户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鼓励村民到迁往新规划区居住.合村后的领导机构,党支部书记实行异地委派制和民主评议制,村民委员会(村政府)和村民大会委员会(议会)实行任期制和定期选举制.从而加强农村的政权建设,带动新农村发展.

    当然,在农村实现生产单位和居住社区分别管理,也有力创造比较宽松的生活环境。由于社区居民以家庭活动为主,在管理上主要是提供一些服务,不需要严格的行政机构,这样居民就可以在从生产单位回家后比较轻松的享受生活,而免受权力干预。在社区里淡化生产单位的行政级别和各种分配中的利益冲突,有利于建立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使社会更加和谐。农村居民社区的管理机构可以和生产单位一样直接受乡镇政府的管理。乡镇政府在管理上对村民居住区的管理可尽量从简,要相对虚一些。

    综上所述,以集体经营为主,机械化现代化,民主管理,规模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具备且又互相依存的基本条件。

    按照以上四个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骤是:首先进行大村庄规划。大村庄的规规划既要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要吸取城市社区系统服务的长处。通过规划在先,逐步迁移,最后合村的步骤实现村庄的规模化。再就是实现民主管理。在村民委员会之外(村民委员会实际上是村庄的行政组织),设立村民会议独立的领导机构,实行议行分开的村级管理体制。使村民会议独立的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赋予村民会议的一切权力。为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提供组织保障。为村级经济建设打好政治基础。关于村民会议领导的待遇问题。小的村庄可实行义务制,大的村庄可给予适当的误工补贴。再就是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在大片的平原土地上,大机械耕作能成倍的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村庄可有计划集体购置农业机械,逐步的实现农田耕作的机械化(山区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也离不开集体化和机械化)。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给形成一定规模的村民副业项目提供机械化服务。从而逐渐实现农村的机械化生产。我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 我们无须向美国购买他们限制出口的先进武器,我们无需从帝国主义那里购买杀人工具把自己变成帝国主义。我们可以用大量的外汇,购买外国的现代化农业生产工具,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我国的农业走上现代化规模化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伟大构想。建国初期,我国的农业对工业的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现在反哺农业是理所应当的。在实现机械化后,如果出现劳动力富裕,国家可投资农田基本就建设,招集富余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改造,进一步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三在村级管理基本实现民主化和农田耕作基本实现机械的基础上,村集体可直接投资搞一些大型的副业项目或组织村民集体对外承包一些适合本村村民技术水平的工程项目。以在增加村民的收入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集体经济,为村民走向共同富裕打下物质基础。

    我们倡导建设以集体经营为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建立在尊重个体基础上的。集体经营是指只有通过集体经营才能收益最大的那部分。那些靠个人的简单劳动能够完成的项目就没有必要集体经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充分尊重个体的选择,在发展集体经济的基础上,促进个体的发展。

 附:合作社的基本原则

    1844年12月21日,在英国成立了著名的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它创立的一些实务规则,一直被奉为合作社发展的基本原则。其中主要原则有:(1)社员资格开放,入社自愿,退社自由;(2)实行民主管理,重大决策采取一人一票的议事规则;(3)资本报酬有限;(4)盈余按交易额进行分配;(5)保证货物的质量与分量,按市价进行交易,只接受现金;(6)保持政治和宗教中立;(7)注重社员的教育等。1995年国际联盟将合作社的基本价值确定为:自助、民主、平等和团结。合作社社员信奉诚实、公开、社会责任和关心他人的道德价值观

    【实施办法】

    一、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标志。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社会公平分配提供可靠的经济保障,从根本上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保证社会主义中国永不变色。改革开放后,我国进行了多种形式股份制改革试验。就其实行股份制技术问题而言,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如何通过股份制的实施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落实到每个公民个体是问题的关键。确立“均股分红”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分配制度。通过国有资本和集体所有制资本的全民“均股分红”,实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全体劳动群众所有制这一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另外,“均股分红”不仅是社会平等的基石,同时也是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磁石,有了它,可以化解任何社会变革中的风险。“均股分红”能促进社会内需,使生产和消费形成完整的系统,使社会的发展保持不竭的动力。

    二、 改造已有的代议制度。在农村村庄和社区,城市企事业单位建立基层公民大会,作为人大的基层组织,使其成为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力的组织机构。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在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力的公民大会的基础上。使各种制度权力的产生都必须经过一个自下而上的民主程序。通过公民大会和县级直选有限自治等民主形式,逐步实现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基本目标。

    三、 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县级直选包括:县级直选、乡镇级直选、村级直选。直选范围:县级及县级以下的人大、政府领导人,县级及县级以上的人大机关分配给地方的各级人大代表。有限自治是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县级以下地方政府自主处理本地事务。克服任命制所造成腐败及各种弊端,克服不顾地方差异全国齐步走的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形成因地制宜科学发展的繁荣局面。给人民一个相对安静的生活环境。

    四、 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制定《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组织法》。依法赋予国家宪法舰队委员会宪法审查的权力。赋予其对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审查和审批权力,赋予其对人民政府施政的违宪审查权力。在此基础上,实现人大和政府领导人的直接选举。形成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三权一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政体制。使党的领导实现法治化、程序化;使国家的立法、行政机构实现民主化。使国家的政权运作走上民主法制轨道。把我们的国家建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宪政国家。



 

 

 

 

发件人:五柳先生<cljixiang@126.com> +(由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8月22日 21:42 (星期五)附 件:1个 (深化改革当以“民为贵”为中心原则.doc ) 查看附件

深化改革当以民为贵为中心原则

蔡厉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是什么?民是老百姓;社稷是什么?社稷是信仰、思想、理论,概括地说,就是理论方面的事;君是什么?君是政府,包括领导人意志和武装力量。孟子为当时的社会的三个基本要素进行了排序:第一位是老百姓,第二位是理论信仰,第三位是政府。这意味着,当老百姓和信仰理论发生冲突时,错的不是老百姓,而是理论信仰,理论信仰要服从老百姓;当老百姓和政府发生冲突时,错的是政府,是政府服从老百姓,而非相反。孟子这句和核心在“民为贵”,也就是说老百姓永远处于社会的第一位,永远是正确的。任何其他的东西都处于第二位,如果与老百姓发生冲突,都要服从于老百姓。

    从1978年的十一界三中全会算来,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6年,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但在其他方面积累的问题也非常严峻。所以,中央在去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中,改革的对象将更多地是以往36年来改革本身所积累的问题,而非传统上所指的“计划经济”。也就是说,以前的改革已成为以后的改革的改革对象。这样以来,改革就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困难。所以前几天,身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习总书记向社会呼吁:“共同为改革想招,一起为改革发力。”想必这是真诚的。

    在此,我就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斗胆为改革想上一招,这招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应该以“民为贵”为中心指导原则,甚至说,应该以“民为贵”为改革的最终目的,改革就是让中国重回“民为贵”社会。

    在通盘学习和研究整个人类文明史后,我观察到一个历史现象,也可说总结出了一个历史规律。这个历史现象就是,孟子的“民为贵”思想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处于核心支配地位,整个全球文明史都是围绕着“民为贵”在演进的。具体说来,在全球历史中,中国和西方又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历史中,“民为贵”的思想不可以追溯到一个明确的起源点,而只能确认至少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的黄帝时代就已经成熟了,这意味着“民为贵”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此后中国的历史就表现为偏离“民为贵”和恢复“民为贵”的反复循环。或者说以“民为贵”为中心,来回摆动。而对西方历史,“民为贵”思想可以追溯一个明确的起源点,这个起源点就在也是公元前2600年左右的古埃及古王国时期及古两河流域早王时期,这意味着“民为贵”思想在西方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外传的,传播的源头只可能是中国。此后,西方的历史就是一个由“神为贵”向“民为贵”的不断的“前进”的“发展”的过程。

    这里的西方历史,我指的中国之外的所有人类文明的历史。人类文明史只有两块,中国的和非中国的。中国文明的特征可用“民为贵”概括,非中国的西方文明的特征可用“神为贵”概括。再详细点,西方文明包括:古埃及、古两河、古印度、古犹太、古波斯、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近现代欧洲等阶段和流派。

    要详细地追溯这些历史过程,不是三言两语能做到的,需要一个很长的文章系列,甚至一本书,这个以后我会慢慢做。今天只考察新中国建立及其以后的历史。即便在这一时期,“民为贵”思想也是处于核心支配地位,“民为贵”是检验国家重大举措和重大政策对错成败的标准:凡是符合“民为贵”都是对的,也都成功了;凡是违背“民为贵”都是错的,也都失败了。

    毛主席晚年有个著名的自我评价,他说他这一辈子做了两件事(大意):一是带领农民造反,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成立新中国;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于第一个事,毫无疑问,是一个伟大的成功。但是对于第二个事,也毫无疑问,是一个失败。为什么毛主席发动的武装革命成功了,而文化革命却失败了呢?原因就是武装革命是坚持“民为贵”的,而文化革命却偏离、违背了“民为贵”。

    毛主席武装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千万的农民之所以愿意跟着干,原因很简单,主席确实维护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干革命可以有饭吃,可以分土地。分地、吃饭就是当时大部分农民的最高利益,事实上这也是自陈胜以来的中国历次农民起义的主题。农民的吃饭、分地的权利之所以受到侵害,就在于当时的社会是“君为贵”、“政府为贵”、“强权为贵”的,政府强权凌驾于人民之上。毛主席的功绩,像以往的农民起义一样,就在于打碎“君为贵”、“政府为贵”、“强权为贵”,让中国重返“民为贵”。在现在看来“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已经流于形式了,但在毛主席的武装革命时代,这的确是一个真诚信念,真诚信仰。“为人民服务”是支撑毛主席武装革命的灵魂,并最终支持其走向成功。实际上,“为人民服务”不是别的,只是孟子“民为贵”思想的另外一种表述。套用一句格式化的语言,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思想是对孟子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1956年之后,毛主席开始加快实践共产主义的进程,其关键环节就是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应该说,农民在未公社化之前对共产主义还是充满美好的幻想的,所以,人民公社化的进展速度惊人,几个月就搞定了。但很快农民便表现出对大锅饭的极大地不适应,开始消极抵抗,磨洋工,出工不出力。宏观表现就是粮食产量急剧下降,乃至填补饱肚子,饿死人。这时,在共产主义与老百姓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冲突。如果继续坚持共产主义,就是偏离了“民为贵”。毛主席的悲剧,同时也是中国的悲剧,就在于他坚定地选择了“共产主义为贵”,抛弃了“民为贵”。这也是他发动文化革命的根源所在。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真诚的,他认为共产主义实践出了问题,错不在共产主义,而是在老百姓。是老百姓的思想有问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思想出了问题。文化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改造老百姓的思想,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思想,去适应和执行共产主义。

    从根本上来说,共产主义只是一个手段,是为人民服务的。但到此时,共产主义由手段变成了目的,成了人民为共产主义服务了。人民的地位沦落为第二了,而共产主义凌驾于人民之上了,即不再是“民为贵”了,而是“共产主义为贵”了。

    说到这里,还是需要对共产主义和私有制的历史起源问题先提几句。教科书告诉我们,共产主义是马克思、莫尔等人的思想创造。事实上,共产主义不是任何人的思想创造,而是一直存在于西方社会中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传统。可以说西方的历史一开始就是共产主义的,而且无法追溯它的源头。我们只能知道,公元前3000年时,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在苏美尔就是成熟的。只是历史教材中不叫它共产主义,而叫它城邦。这个名称的误导性很大,很容易将其与现在的城市混淆。实际上,叫神庙制聚落更合适。它的核心特征是聚落的一切生活都是以神和神庙为中心。他们的土地名义上是归神所有,所有的人都是为神服务的。他们是集体耕作,也吃大锅饭。我们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5000年前苏美尔神庙社会的现代翻版。

    而中国恰恰相反,可以说从有农业以来,应该在10000年以前,中国就是以家庭为基本的耕作单位,即是私有制的。中间有一个阶段出现中断,就是所谓的“夏商周三代”的“井田制”。井田制有共产主义的因素,对于公田,是集体耕作的,而且收成全部上交归公。从孔子时代起,我们一直以为“井田制”是中国自身的传统,甚至把它看成一个理想制度。但更符合历史实情的是,“井田制”是受苏美尔“神庙社会”影响的产物,所以,在春秋后期,在法家“废井田、开阡陌”的冲击下,井田制在中国迅速绝迹。历史书中把这说成是一个历史进步,而更可能的事实是,这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回归和“倒退”,回归到中国没有遭受苏美尔神庙文化影响之前,即黄帝之前的时代。所以,说私有制是西方传统,公有制是中国传统,是完全把问题搞反了。近代欧洲出现了私有制、市场经济,是向中国学习的结果;而中国出现公有制、共产主义,则是向西方(非欧洲,而是古两河)学习的结果。关于这些问题,我以后会专门写文详述。

    小平同志的最大历史功绩无疑是启动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之所以伟大,之所以成功,不在于别的,而是在于再一次让中国回归“民为贵”,扭转终止了毛主席文革时代的“以共产主义为贵”。

    尽管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但是说他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还是不符合历史实情,这个说法会误导对我们对改革本身的认识和理解。历史实情是,改革不是设计出来的,而只是顺应民心、民意的结果。小平同志的伟大不在于设计了中国的改革,而是在于让中国重回“民为贵”。改革的第一个动作是废除农村的人民公社,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不是小平同志设计出来的,在1978年之前很多地方都已经自发出现了。最突出的一个案例发生在安徽凤阳小岗村,这就是18个农民的血手印的故事:他们为分田到户,自主耕种,愿意承担生命的代价。放在整个中国历史背景下看,这18个农民的故事的意义,不亚于自陈胜武广以来的任何一次农民起义。小平同志的功绩在于,他没有惩罚这次起义,而是接管、领导了这次起义,把它合法化了,把分田到户向全国推广。家庭联产责任制也不是什么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回归,回归到中国没有实行共产主义之前的历史,“分田到户”的家庭耕作已在中国存在了万年之久。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不争论、黑猫白猫论等等提法和举措,在当时无疑是符合当时的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的。但是,如果长期地机械地坚持这些的话,也同样会偏离和违背老百姓的利益,偏离和违背“民为贵”,而出现“GDP崇拜”、“发展崇拜”、“经济至上”,即出现“GDP为贵”、“发展为贵”、“经济为贵”。经济建设、发展是手段,它们都是服务于人民的。机械地坚持,就会像毛主席机械地坚持共产主义一样,“经济建设”、“发展”都会凌驾于人民之上,由手段而变成目的。由经济建设、发展为人民服务,而变成人民为经济建设服务,人民为发展服务。金钱应该人民服务,但最后弄得人民为金钱服务。小平同志开启了改革的同时,也开启了这一切即将发生的可能。小平同志只为改革这辆车提供了发动机,而没有提供刹车。所以,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绝非一个绝对的好,它是有瑕疵的,消除这些瑕疵就是当前继续改革的任务。

    作为国家第三代领导人,江总书记也有两件事永载史册。一件是,他为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问题提供垂范,废除了毛主席所开启的终身制;第二件是,他继承、坚持和坚定了小平同志所开启了的改革开放道路。这两件事之所以值得称颂,根源依然在于,这两件事都或直接或间接符合和维护当时老百姓的利益,基本符合“民为贵”。

    如果从夏朝以后的历史来看,在中国实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10年),无疑是一个重大历史进步。但如果,再往前一点,从尧舜以来的中国历史来看,江主席的历史功绩依然是回归历史,回归到实行禅让的尧舜时代。“禅让制”一直被中国的儒家视为理想政治制度,尽管在秦朝、汉朝都有儒士为恢复禅让制而献出生命,但禅让制在中国似乎永远成为历史之梦。之所以说“禅让制”符合“民为贵”,原因在于,如果前一任犯了错误,偏离违背了“民为贵”,出现了其他任何的民之外的东西为贵,更容易在下一任得到纠正,而重回“民为贵”。

    1992-2002年期间,发展经济与老百姓的基本利益和基本需求还基本是一致的,所以继承和坚持小平同志时代的政策也基本符合“民为贵”。但是,进入2000年以后,经济至上、发展至上的苗头已经开始显现,发展经济和老百姓的利益之间已经不太那么和谐了。

    回顾胡总书记时代,让中国农民念念不忘的一定是包括免除农业税、对耕地实行直补、农村合作医疗等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尤其是免除农业税,在中国历史中,自从夏朝中国拥有正式的政府以来,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也当然是“民为贵”的。即便如此,这在中国依然谈不上历史的进步,依然是历史的回归,回归到夏朝以前。那时中国还没有正式的政府,那时的农民对自己的收成绝对自己支配。自夏朝以来,中国的农民开始不得不接受从自己的劳动收成中拿出一部分交给政府这样一个事实。但那时,政府还是含蓄的,不好意思直接从农民的收成中征税,而只是让农民在“公田”上帮自己干活,然后收成归政府,而农民私田的收成是自己绝对支配,这就是“井田制”。即便如此当时有农民还是不满,而且这种不满一直保持到周初,《诗经》的魏风有几首诗就是这种情况的记载,《硕鼠》是其中最出名的一首。但是自战国以来,人们对这些诗歌真实含义已经不能准确理解了。我们一直把《硕鼠》看成反对高税收的,事实上,他不是反对高税收,而是彻底地反对税收。《诗经》的《魏风》认为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平白无故地从自己的收成中拿走一块,当然他们也认为政府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他们是坚持无政府主义的,但是这可不是他们的思想创造,他们只是对自己历史的坚持。在夏朝建立以前,魏国地带的老百姓世世代代就是从没有政府的,他们过的完全是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从农业兴起开始算,也有5000多年了。

    但胡总书记任内的另一项政策就不大得到认可了,那就是2009年推出的强力刺激经济的政策,被简称为“四万亿”。在现在的舆论中,“四万亿”已经沦落为一个十足的贬义词,近乎人人责骂。“四万亿”是2008年中国经济遭遇美国次债危机的冲击后,为恢复经济,保增长而推出的。老百姓之所以不买账,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经济增长已经不能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划等号了,甚至已经背离老百姓的利益了,正如一首酒吧歌曲所唱:“GDP和我有个蛋关系呢?”。毫无疑问,胡总书记、温总理并没有充分注意到发展经济与老百姓之间已经出现严重的冲突。经济增长已经不能继续代表老百姓的利益了,而只能代表奸商的利益、只能代表贪官的利益、只能代表包括炒房客在内的金融投机客的利益;经济增长还意味着食品更不安全自然了、河水空气更脏了、人心更坏了。在此时,就该在“经济为贵”和“民为贵”之间做取舍、做决断。

    作为第五代国家领导人,习总书记的任期尚不满两年。但依然有两件事可以说一说。第一件是反腐,第二件是户籍改革。毫无疑问,关于当前力度空前的反腐运动,老百姓是一百个赞成,原因很简单,打击贪官就是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就是打击“君为贵”、“政府为贵”、“权为贵”,就是维护“民为贵”。在这个意义上,反腐就是合法的起义。但对于不久前所推出的户籍改革举措,老百姓的反应却是冷淡的,有调查说大概有90%农民并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原因可能在于,这个举措不是坚持“民为贵”的,而是坚持“城镇化为贵”的。

    城镇化只能是一个手段,它是服务于农民的;但现在做法似乎有点相反,城镇化几乎成为了目的,农民却被要求要服务、服从于这个城镇化。不要想当然地以为农民都渴望往城市里钻,城镇化一定就代表农民利益;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城镇化就是一个绝对真理,就是绝对地好。

    总结一下,“民为贵”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居于核心支配地位。从建国以来的中国历史来看,“民为贵”是衡量和决定国家政策、举措对错成败的核心要素。凡是符合“民为贵”的,都是正确的,也都是成功的;反偏离、违背“民为贵”的,都是错误的,也必将失败。所以,全面深化改革应该以“民为贵”为中心指导原则,应该以“民为贵”为目标,重建中国的“民为贵”社会。

    应该以“民为贵”作为选择改革对象的标准,用“民为贵”作为衡量改革政策对错的标准。改革改什么,就是改掉那些已经偏离、违背“民为贵”的东西。当前的中国违背民为贵的东西包括:“经济为贵”、“发展为贵”、“科学为贵”、“法律为贵”、“制度为贵”、“分数为贵”、“权力为贵”、“创新为贵”、“城镇化为贵”、“出名为贵”、“金钱为贵”、“房子为贵”等等。

    但首当其冲的两个是“经济为贵”、“科学为贵”。经济为贵前文已经述及,现在提一下“科学为贵”。转基因食品在中国的泛滥,就是“科学为贵”弊端显现。那些包括农业部在内的转基因推销者的堂皇理由就是转基因就是科学,反对转基因的推销就是反科学。似乎科学就是反不得的。科学是干什么的?是服务于人民的,而非人民服务于科学的。按孟子的说法,科学属于“社稷”的范畴,是要“次之”的。象曾经的共产主义一样,现在科学似乎已经由工具变成目的,已经凌驾于人民之上了。

 

 

 

 

 

发件人:陆一<yilu@sse.com.cn> +(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陆一<yilu@sse.com.cn> +时 间:2014年09月09日 10:02 (星期二)

一个加拿大学者眼中的中医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生 胡碧玲(Brenda Hood)

2014-09-06

  也许,中国人始终都是在一个他们自以为是的意义上误解了西医,因为中国人认为的西方并不是真正的西方。在西方,今天中国人认为的西医只是众多医学中的一种,是主流而已。另一个更大的误解就是西方人早已没有把“科学”这个词等同于“正确”及“唯一”,而今天的中国人仍把“科学”当作一个好的形容词。这种理解上的差异带来了目前在中国和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状态:传统中医在西方比在中国更容易得到继承。

   这绝不是一个嘲讽。提倡中医“现代化”的中西医结合作为中国大陆中医界的主流派,几十年来取得的成就、治愈的病人都很多。不过,我的心中还是感到一点遗憾。遗憾什么呢?我觉得现代中西医结合的思路和效果暗藏了中医的灭亡。

   中医作为中国传统的遗产,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赐福给中国人并丰富了中国博大的文化。它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与夏商周时期的诸种理论,另加上本地的药材、医疗用具,形成了一种比较完整的医疗体系。但不幸得是,近代中医遇到了西方科学。科学在世界文化里的全面胜利,迫使中医去迎合西医的科学观。具体的说,中医在西医面前的失败来自于“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科学的唯物主义,中国中医界删除了或者改变了很多传统的概念。但是这种借用外来标准来判定自己,很像用英文的语法来判断中文是否有价值。

  现在中国在临床上已经很少使用中医和中医的病名来诊断一种疾病。这有什么不对吗?西医的化验诊断要比中医的主观诊断法更为精确。然而事实并非这样简单。西医的确在肉体的层次上可以做得很精确,但问题是中医的治疗对象并不仅仅是肉体。如果用计算机作为比喻的话,西医的诊治对象是计算机的硬件;而中医的诊治对象则不仅是计算机的硬件,还包括它的软件。当“硬件”的标准来要求中医诊治一个“软件”时,不仅会出现不少误诊,同时还无法按照中医本身的理论去治疗。

  我每次生病时,就来到北京一家著名的中医医院门诊部,但每次医生都为我开西药。当我强调一定要吃中药时,大夫们都会觉得我很奇怪。 我的这种待遇,并不是因为我是洋人,习惯吃西药。因为我的国内朋友去中医门诊看病时,医生首选药往往还是西药。

  西医理论根本不承认中医理论中的气、经络、阴阳五行说等等。所以中医为了“科学化”,其治疗配方中的思维就越来越接近西医的思维模式,现在选药越来越不按传统的性味模式相配而是按西方科学的药理作用相配。

  5年前,我在一家中医医院实习时,有一位患胃酸过多的老太太进来就诊。老师按照中医的望闻问切循序诊断后,告诉我们说中草药里有7味药能控制胃酸过多,随后他竟在一个只有12味药的方子中把这7味药全用上了!中医的思路不应该是这样的,顶多有一两味控制胃酸的要就足够了,其它的药都是用来调整她胃酸产生过多的原因。这位老师的思路显然是西医的“胃病治胃”的思路。第二个星期老太太又来了,显然这个方子没有达到疗效。这种思维模式的最后结果只会是丰富了西医而弱化了中医,于是中医伟大的传统就变成西医的一个附庸物。

  虽然我是一个西方人,但出于连我都不知道的原因,我很热爱中医,希望它能丰富人类的智慧,使人不分种族、国籍,他们的身体、心灵均因中医而得到健康。中医几千年来应用了它自身独特的理论与手段治愈了无数人,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而有效的医疗体系,没有必要以外来的秤杆“纠正”中医的“不足”。

  近几十年,主流的西方医学在西方已发生了一种悄悄的但却是深刻的改变。替代医学因能够解决人们的身心疾病而开始广受欢迎,中医是这几十种替代医学里发展最快的一个。西方人已经发现西医的模式很难在身心这一领域有所建树,因为西医擅长的仅仅是把人的肉体看作诊治的对象。所以当有西方学者认为21世纪应该是精神的世纪时,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医里的“不足”与“迷信”的那部分,也许恰恰能够揭开蒙在科学和西医身上的那块帘布,从而使中医得到更客观、更圆满的对待。
 

 





 

 

 

 


发件人:陈申申<chensssh@gmail.com> (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时 间:2014年08月23日 02:03 (星期六)附 件:1个 (芦笛 无限怀念萨达姆.doc ) 查看附件

无限怀念萨达姆

芦笛

2014.6.28

    西方媒体上周报道,8年前判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死刑的法官拉曼(Raouf Abdul Rahman),在化装逃出巴格达被叛军抓住,两天后被绞死。这则新闻让我啼笑皆非,想起了11年前的那场论战。

一、往事越十年

    2003年,白痴总统小布什好日子不过,无端端发起屁眼儿疯来,拉着另一白痴布莱尔,踢开联合国闹革命,去打伊拉克。我当即在海外中文论坛上连续发文抨击,指出此举不但在道义上违反联合国宪章,将在美国历史上写下可耻的一页,而且从功利上来看后患无穷,种下孽因,必收孽果,闯下的大祸终将让世界人民承受。

    那些文字惹恼了海外漫山遍野的 “民主”积极分子,老芦又一次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再次当上 “共特”。美军攻入巴格达、推倒萨达姆的雕像那天,积极分子樊弓教授上网声称,他为此喝得大醉。一众“民主”喽啰跟着起哄讪笑。一时间,老芦成了笑柄,在那伙人眼中,我也陪着萨达姆给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桩。

    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话摊开说明白。我告诉那伙人,灾难才刚刚开始。世上有些烂污国家就只能由独裁者统治。你要是把那独裁者推倒了,必然要造成权力真空,让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棍冒出来,那才是自讨苦吃。中东就是这种烂地方。想让那儿变成西式民主乐园,门儿都没有。伊斯兰世界从来是抵制外来生活方式最顽强的地方,是当年唯一未经国际共运污染的净土。连极富煽惑力的马列主义都没戏,遑论对无知民众毫无感召力的西方民主理论?

    而且,伊拉克不但占据了举足轻重的战略位置,还是堵住伊朗原教旨主义洪水向阿拉伯泛滥的第一道堤坝,是平衡伊朗那个更邪恶国家的地区强权。搞掉萨达姆,势必打破该地区原有均势,将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之间的张力释放出来,从此天下无宁日。

    我甚至悍然不顾西方的“政治正确”,把话说到了赤裸裸的地步。我说:独裁者是既得利益者,不是革命者,更不是亡命徒,不管对外如何张牙舞爪,其实都是内向型镇压政权。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保住自己的权势,根本不会卷入恐怖活动,真正开罪西方尤其是美国。其实恐怖主义对他们的威胁,要远远超过对文明世界的威胁。所以,他们才是本国恐怖分子的天然克星。真要镇压恐怖分子,还得靠这些地头蛇,因为他们根本不讲西方的司法程序,什么下流手段都能使出来,又丝毫没有民意监督,对民间的监控远远胜过西方自由世界,其镇压恐怖分子之高效之狠辣,岂是两眼一抹黑还动辄爆出“虐囚”之类丑闻的山姆强龙可比的?

    后来事态发展果然证实了老芦的预言。美国国内开始嚷嚷撤军。此时我又出来说,事已至此,军队是万万不能撤的。因为国际恐怖分子原来根本无法进入的伊拉克,如今已经成了他们趁机潜滋暗长的温床与乐园。我告诉大家,如果不是列宁夺取了一个最大国家的无限资源,那么,国际共运撑破天也只会是发达国家里零星的工人运动,绝无可能改变三分之一人类的命运。类似地,恐怖主义若没有国家资源支持,只会是疥癣小疾。但如果老美撤了,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就很可能落入那些烂仔的手中,那时人类的劫难也就到了。所以,大祸既已闯下,那就无论怎么痛苦,都只有硬着头皮顶下去了。

    然而老美毕竟扛不下去,可耻地逃走了。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政客们见了棺材还不掉泪,伊拉克还在遍地冒烟,他们又去利比亚、叙利亚生事。老芦再度出来为积极分子们泼冷水,告诉大家所谓“阿拉伯之春”未必是福音,多半是祸水,因此再度变成“高级五毛”、“麻药五毛”,痛失大批粉丝。

二、ISIS是英美和北约联手养出来的怪物

    这可不是我危言耸听,是西方媒体披露的。老芦的个人贡献,不过是11年前便预见到了这灾难罢了。下面摘译BBC对ISIS的介绍: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ISIS)是活跃在伊拉克与叙利亚的一个圣战组织,它成立于2013年4月,是从伊拉克的“基地”组织中成长起来的。基地组织现在宣称该组织与之无关,但它已变成了与叙利亚政府军作战的主要圣战组织,刻下正在伊拉克取得军事胜利。其成员数目尚不清楚,但据信拥有数千战士,包括许多外国圣战者。记者们说,它大概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圣战组织,超过了“基地”。

    该组织的领袖是阿布•巴克尔•阿勒-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关于他所知甚少,但相信他于1971年生于巴格达北面的萨马拉(Samarra)。2003年,美国带头入侵伊拉克,他参加了入侵引发的暴乱。2010年,他成了伊拉克基地组织的领袖,该组织是后来变成ISIS的组织之一。巴格达迪被认为是战场指挥员和战术家,据专家分析,这使得ISIS在年轻的圣战者们眼中比基地组织更有吸引力。

    伦敦国王学院教授彼特•纽曼估计,在叙利亚的西方战士约有80%加入了该组织。ISIS则声称,它拥有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阿拉伯世界和高加索的战士。与叙利亚其他反政府军不同,ISIS正在努力建立一个横跨叙利亚与伊拉克的酋长国。

    该组织取得了相当大的军事成果。2013年3月,它占领了叙利亚的城市拉恰(Raqqa),该城是第一个落入叛军手中的省会。2014年1月,它利用伊拉克逊尼少数派与什叶派领导的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控制了位于西部省份安巴尔的由逊尼派占多数的法鲁加。它还夺取了省城拉马迪的一大部分,占领了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的一些城镇。在其统治的区域中,该组织以残暴统治著称。但只是它在6月征服了摩苏尔,才震动了全世界。

    美国宣称,伊拉克第二大城市落入ISIS之手,对整个地区构成了威胁,此举还可能使得ISIS变成世界上最有钱的好战组织。

    该组织最初靠的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科威特与沙特阿拉伯)的富翁的捐助,那些人支持它去打巴沙尔•阿萨德总统。据报道,ISIS现在从其控制的东叙利亚的油田里赚了一大笔钱,将一部分产物卖回给叙利亚政府。人们还相信,该组织一直在出售它从名胜古迹抢去的文物古玩。

    纽曼教授相信,在2014年6月夺取摩苏尔之前,ISIS拥有大约9亿美元(5亿英镑)的现金和财产。此后,这数字升到了大约2万亿美元(1.18万亿英镑)。

    据报道,该组织从伊拉克中央银行在摩苏尔的分行中拿走了几亿美元。如果它继续控制北部伊拉克的油田,注定还要继续发横财。

    这噩梦难道不是我多年来一直在预警的?合美国五十州之铁,不能为此错!萨公若在,岂有方今这匪徒巴格达迪跳梁的余地?而若不是北约去叙利亚搅屎,支持叛军推翻阿萨德政府,他率领的好战武装又岂能坐大?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白痴布什感天地泣鬼神的愚蠢,岂是张伯伦可比的?

三、为愚蠢而愚蠢

    为入侵伊拉克,老美惹翻了全世界的回回,害得自家公民再不敢到中东去旅游。就是在大多数欧洲人心目中,它也让自己从九一一受害人那同情对象,变成了令人厌憎的无端施暴者,不但引来了大多数欧洲国家民众的抗议示威,而且还在那儿刺激出了大量出身良好的青年反美圣战者。全世界万众一心,冒着老美的炮火,认定山姆大叔口蜜腹剑,就是为了中东的石油才去侵略一个主权国家的。就连最痛恨“阴暗心理分析国术”的老芦,也一度听信了西方反战人士宣传,以为老美确实是看上了那满地黑金,才一头冲进大漠去的。

    然而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相却是,老美竟然如同白求恩同志那样,“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伊拉克人民的解放当成了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愚不可及的‘民主浪漫主义’精神!”(《纪念白求恩》,略有篡改)。

    据西方媒体报道,伊战结束后,老美根本没有把持其子弟兵舍死忘生保下来的油田,而是放手让伊拉克政府自由招标。迄今为止,伊拉克政府已进行了4轮石油投资招标。中标最多的,竟然是中国的国企。如今中国乃是伊拉克最大的投资者,控制了米桑、艾哈代布、鲁迈拉、哈法亚、西古尔纳、基尔库克等地区的油田群。战前,中国对伊拉克的油田根本无从染指,如今却成了伊拉克油田的最大财东与最大的受益者,平均每天从那儿进口150万桶原油,堪称伊拉克战争的最大赢家。相比之下,美国在波斯湾其实没有多少经济利益。如今一门心思全花到开发国内的油母页岩上头去了。

    这TND是怎么回事?您要是真的占了油田吧,死了那么些人,挨了那么多骂,闯下了那么大的祸,好歹还让人有个想头。可如今这唱的到底是哪一出?

    “牛耕田,马吃谷”,山姆叔让自家的子弟兵血溅大漠,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妖魔化了自己,最后却“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挥挥手,不带走一点油星。如同晴雯妹妹一般,“枉担了虚名”,空负了贼名,闹半天却是“为艺术而艺术”,为愚蠢而愚蠢,为搅屎而搅屎,“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好处全让素以愚蠢著称的袖手旁观客占去了。布什这冤大头功之出神入化,我看绝不亚于咱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四、英美世界观之歧异

    要明白老美这冤大头神功是怎么炼成的,得看看他们和英国人的世界观有何不同。

    英国老牌殖民者宣称,他们之所以要建立占地球五分之一土地的大帝国,是因为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管理自己的能力。作为先进民族,他们的历史责任是组织、管理、教育那些缺乏自治能力的落后民族。待到那些民族学会了如何管理建设现代国家后,他们自然会功成身退。

    这当然是侵略者的借口,但也并非全是谎言。起码比孙中山的“训政”屁话更靠得住些。两者的区别只在于大英的“教员”是异族。然而惟其如此,英式“训政”的可靠性与可行性也就比孙氏“训政”大到不可比拟。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不必说,就连印度与东南亚前英国殖民地的文官系统,也是伦敦调教出来的。

    不幸的是,由异族进行的“训政”虽然比本族更可靠可行,却不见容于愤青们的民族自尊心。这就是为何如今这理论变得臭不可闻,连英国人自己都不敢再说了。如今他们变得甚至比美国人还蠢,“政治上更正确”。殖民者的后代们甚至负上了“原罪”的沉重包袱,许多在印度出生的英国人一直无颜回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出生地去看看。

    老美的世界观则与这完全不一样。美国是殖民地出身,为独立与大英两次大打出手(第二次英美战争倒确实是老美自己打的,第一次则基本是是英法战争,更准确地说是“法国抗英援美战争”。美国教科书中关于独立战争的介绍基本是American bullshit,不但对大陆军犯下的战争罪行讳莫如深,而且极大地夸大了大陆军的作用,开金日成抹杀中国出兵作用之先河)。虽然他们欺压起美洲穷兄弟来也是无微不至,但对传统的帝国外交非常反感。在他们看来,其他洲的“被压迫民族”都跟他们独立前一样,不但满心渴望自由,而且完全具备自治能力。普通老美心思简单,被好莱坞电影洗脑洗成了满腔满腹侠肝义胆的goodies,于是动不动“该出手时就出手”,要去替天行道,制止大独裁者糟害百姓。

    悲剧就由此发生。几十年后回看历史,不能不承认,略去动机不论,英国的旧式世界观更反映了事物的真实。许多亚非民族确实不具备管理自己的能力。大英撤走后,那些国家立即陷入无休止的战乱。哪怕是最终筛选出了个独裁者,重建了秩序,那也一定只会是个下流政府,连殖民者留下的基础设施都无法维护保养,遑论从事新的建设。在那些国家,独立只意味着赶走了廉洁、高效、公正、宽容的异族统治者,换上了腐败、无能、偏私、专制的本族统治者。对普通百姓来说,这种“民族解放”究竟有何好处?

    然而老美就是看不到这一点。这才会在二战后与苏联默契配合,不遗余力搞垮了大英帝国。不但坑害了第三世界的广大百姓,更连累了其他发达国家。别的不用说,如果中东如今还在英法治下,那还会有这么多混帐事么?

    悲剧更在于老美没有认错能力,因而只会一遍遍重演历史。如今在伊拉克发生的悲剧,无非是40年代末期的中国大陆、60-70年代的南越故事的高保真重演罢了。每次老美的反应都一模一样——责怪他们扶植或支持的政权不争气,自己搞垮了自己,其“补救措施”也一模一样——换马。若不是老蒋有个搞情治出身的儿子,恐怕早就让美国人拿下了。在南越老美则称心如意地换了一茬又一茬:吴庭艳、阮高琪、阮文绍……到最后还不是只能灰溜溜地从西贡大使馆的屋顶上仓皇逃走。他们死也不肯承认:在那些烂污国家,根本就不可能扶起一个争气、体面、自强的文明政权来。

    更大的悲剧是,老美竟然把这疯病蠢病传给了欧洲,所有的老牌殖民帝国都没能逃脱这瘟疫。于是这悲剧就永无止息。现代西方政客们死也不会承认,烂污国家最好的前途,就是由文明帝国主义国家去管理,但如今已是后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不可复兮,只有痛哭。那就不得已而求其次,尊重黄永胜同志揭示的光辉真理:“屎不臭,挑起臭”,安心靠萨达姆之类独裁者去“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如果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裁判那些大流氓,见不得人家动用毒气杀害自己同胞,为此不惜百计颠覆之,那就不但会加重当地百姓的苦难,还要连累其他国家的无辜百姓们。

 

 

 

 

 

发件人:陆一<yilu@sse.com.cn> +(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陆一<yilu@sse.com.cn> +时 间:2014年09月03日 09:04 (星期三)郑义: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

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与沉重代价

郑义

    我也许是最早力倡计算中国经济资源与环境总成本的人,谦虚一点,至少是之一吧。或者可以说,我是首次全面系统描述中国生态崩溃并估算宏观资源与环境成本的人。我的孤独的努力是大声疾呼整个中国经济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亏本买卖。为什么说孤独?因为这是所谓唱衰"改革开放",使生活在"千年盛世"中的人们不高兴。除了屈指可数的少数有识之士,无论官民,中国人都不高兴,同情者也报以怀疑的目光。甚至当政者最激烈反对派,在表达他们的异议时,也要首先肯定近二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成果。确实如此,我成了绝对的孤独者,一只诅咒葡萄酸的可悲的狐狸。我写文学,多少还有一点点赞扬之声,写生态环境,则是空谷足音,没有半点回响。人们轻蔑到如此程度,甚至不屑於调转眼睛。近年来,情况多少有一点改变,至少有头脑清醒者开始谈及成本问题。

    近来,终于看到一篇《时代周报》对社会学者袁剑先生的访谈,题目是《中国奇迹的秘密在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袁剑先生最近出版了一本专着《大拐点》,试图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在扭曲的改革中,中国可以出现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他的回答是: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他认为,这个模式大致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中一系列疑问。他还是太谦虚了,其实这个模式揭穿了中国高速增长的核心秘密。

    袁剑写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在于它通过其独有的政治禀赋压低并转移了各种成本。比如环境成本丶劳动力成本丶土地成本,并将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医疗丶教育等公共品的巨大成本推给了沈默和匿名的社会。这样,政府与强势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就变得靓丽无比了。看中国问题,不能仅仅只看政府与企业这两张资产负债表,还必须看中国社会的资产负债表,看看这张负债表上我们巨大的环境负债丶社会信任负债丶道德上的负债以及种种无法被统计的负债。我们就能够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是怎样被转移的,被隐匿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中国模式'的秘密,可以在这三张资产负债表的对照及关系中找到。有必要强调的是,这些巨大的环境负债,社会信任负债,制度负债,公共品负债,都将成为在未来某一天重创中国奇迹的杀手。"

    我高度认同袁剑的观点。判断一个买卖是赚是赔,是发了大财还是血本无归,必须要比较收益与成本。哪怕是一个不识字的家庭主妇都懂得这个常识。那末,让我们具体来盘点一下数字。据统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除了大量投入资金和人力资源,更重要的是消耗了大量的资源。以2010年为例,中国耗费的资源占世界总消耗的比重:水泥是53%,铁矿石是48%,煤炭47%,钢和铅45%,锌和铝41%,铜39%,镍35%。换言之,中国投入了世界资源的一半或将近一半,创造出来的GDP却仅仅占全世界的9.3%。有人将之归结为效率不高,实质是成本太高,投入占世界的50%左右,GDP却只占不足10%。用不着细算,这肯定是一个血本无归的生意!以上数字仅罗列了各种矿产资源,还没有计入另一个大头,即环境污染与破坏。如果把环境毁灭货币化,肯定要大大超过矿产资源的投入。十多年前我就做过一次中国环境污染货币化的尝试,所以我敢说环境破坏大大超过矿产资源消耗,甚至不是一个数量级。遗憾的是,在一个被深度麻醉的国度里,说这些没用。人们是厌恶事实与真理的。

 

    附文:

腾格里沙漠腹地惊现巨型排污池

 散发刺鼻气味

2014-09-06 中国青年网

  8月31日,记者在阿拉善左旗额里斯镇的腾格里沙漠行进了大约一小时后,看到了包围在沙漠深处的污水池,浓烈得几乎令人窒息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数个足球场大小的长方形的排污池并排居于沙漠之中,周边用水泥砌成,围有一人高绿色网状铁丝栏。其中两个排污池注满墨汁一样的液体,另两个排污池是黑色、黄色、暗红色的泥浆,里面稀释有细沙和石灰。

    照片:腾格里沙漠深处,一处产硝盐的沙漠里的绿洲,因化工污染,硝盐也遭到污染,被废弃。

   在一些洼地,可以看到一根根直接插入沙里的黑色橡胶管道,这些管道周边的细沙呈黑色。踢开表面,下面是散发着臭味的黑色凝结物。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与宁夏中卫市接壤处的腾格里沙漠腹地,分布着诸多第三纪残留湖,这里地下水资源丰富,地表有诸多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是当地牧民的主要集居地。与黄河的直线距离也仅有8公里。

  “腾格里”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天”,用以描述沙漠“像天一样浩渺无际”。然而近日,就在这片浩渺无际的沙漠深处,记者却看到了一片“天”一样大的污水处理坑。

    记者随机走进一个路边商店,询问店主这是哪里来的味道,店主指了指远处金属罐林立的化工园区说:“从那些工厂来的,他们把没有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到沙漠里”。

    近年来,内蒙古和宁夏分别在腾格里沙漠腹地建起了内蒙古腾格里工业园和宁夏中卫工业园区,引入了大量的化工企业。当地居民说,这些企业正在将未经处理的污水源源不断地排入沙漠,同时也在开采着地下水用于生产。

  当天18时许,记者徒步进入沙漠,寻着越来越刺鼻的味道,行进了大约一个小时,翻过数个沙丘后,突然,眼前一片开阔,同时,浓烈得几乎令人窒息的刺鼻气味也扑面而来。记者看到,数个足球场大小的长方形排污池并排居于沙漠之中,周边用水泥砌成,围有一人高绿色网状铁丝栏。其中两个排污池注满墨汁一样的液体,另两个排污池是黑色、黄色、暗红色的泥浆,里面稀释有细沙和石灰,一辆推土机停在池边。排污池上空飘浮着白色的烟雾。

  当地牧民说,这些排污池实际上是蒸发池,未经处理的废水排入后,经过自然蒸发,然后将沉淀下来的黏稠的沉淀物,用铲车铲出,直接埋在沙漠里面。

  记者看到,每个排污池都有一个到数个白色“玻璃钢夹砂”管道通向沙漠,方向指向工业园。在排污池和化工园区之间的一公里多都是沙漠,记者从排污池向化工园区方向行走,不时可以看见暴露在外面的排污管道,在一些洼地,还可以看到一些直接向下插入沙土里的黑色橡胶管道,这些管道周边的细沙呈黑色。踢开表面,下面是黑色泥浆般的凝结物,发出一股恶臭味。

  在额里斯镇,沿着迎彦线公路往东北方向大约10公里,是宁夏中卫市境内,公路两边是绵延起伏的沙漠,在离公路大约100米的地方,有一片足球场大小的洼地,里面是恶臭的污水,几台推土机在不断地将沙子推进填埋。一些修建公路边围挡的施工人员,个个都戴着口罩,他们说,附近有多处这样的排污点,每天臭气熏天,如果不戴口罩,没多久,不仅头疼,嗓子也受不了。

地下水危机

  额里斯镇特莫乌拉嘎察(村民组),是最接近化工园区的村民组,最近的居民离化工园区不过1公里。20岁的巴特尔(化名)就是这里的居民,记者看到他正在用太阳能发电机,从自家水井抽水注入储水皮囊中,准备浇灌几里外菜园里的青菜。巴特尔的家在腾格里沙漠水源地上游,几年前几米下就能抽上水,现在水位下降至少40多米。

  一旦地下水被污染,千百年来牧民们生存的栖息地不仅将失去,更重要的是,我国的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独特的生态环境可能也将面临严重威胁。著名植物学家和草原生态学家,内蒙古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刘书润说,沙漠地下水一旦被污染后,修复几乎是不可能的。

 

 



世界500强50企业亏损中国占16家

2014年09月01日 第一财经

    16家亏损公司全为内地国企,亏损总额约达377亿元。

    今年中国(含港台)有100家公司跻身《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榜单,距离美国的128家仍有差距,但在500强中的亏损公司数量上,已令美国难望项背。

    100个巨无霸入榜,其中16个却是亏损的,这种“大而不强”将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矛盾暴露无遗。记者发现,产能严重过剩的煤炭及钢铁行业,毫无悬念地成为中国企业亏损的重灾区。

中国经济“痛点”所在

    这16家登榜世界500强而同时陷入亏损的中国企业,包括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铝业公司、鞍钢集团公司、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冀中能源集团、潞安集团、首钢集团、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河北钢铁集团、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山西阳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开滦集团、晋能集团。

    解构这16家“大而不强”的公司,可以发现它们密集分布在中国经济的两大产能过剩“痛点”行业:钢铁有色行业,以及煤炭能源行业。属于钢铁有色行业的,包括河北钢铁集团、首钢集团、鞍钢集团公司、中国铝业公司、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河北钢铁集团为例,被推到聚光灯下的这家公司显得过于低调,其网站上关于位列世界500强的新闻稿只有寥寥数十字,十分简短。从体量上看,它配得上世界级公司的名号:从粗钢产量这一口径计算,河北钢铁集团2013年以4280万吨的规模超过宝钢集团和武钢集团居中国首位;在世界范围内也仅次于安赛乐米塔尔和新日铁住金公司。按照营收计算,河北钢铁集团以408亿美元在世界500强中排名第271位。连续第6年跻身这一榜单,也许河北钢铁集团早已习以为常,这也部分解释了这家公司的低调。何况,今时不同往日,聚光灯下,庞大的营收体量,反倒令孱弱的盈利能力更加难堪。2013年数据显示,河北钢铁集团亏损1.38亿美元。

    “坚决实现2014年全面扭亏,坚定不移、背水一战。”内部会议上,河北钢铁集团董事长于勇这样介绍该公司面临的困局。

    河北钢铁集团并不孤单,按体量计算,中国铝业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铝制品公司,2013年营业收入454亿美元,亏损11.4亿美元。中国铝业公司掌门人熊维平面临和于勇同样的艰难时刻。另一方面,这16家亏损大企业中属于煤炭能源行业的,包括冀中能源集团、晋能集团、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开滦集团、山西阳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潞安集团。

    其中,河南能源化工集团2013年由河南省两大能源集团河南煤化集团和义煤集团战略重组而成,以357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居2014年世界500强的第328位。该公司当年亏损3.7亿美元,是中国上榜煤炭企业中亏损最大的一家。“紧随其后”的是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亏损2.67亿美元;位于河北省的冀中能源集团和开滦集团则分别亏损2.54亿美元、2600万美元;同在山西的潞安集团和阳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晋能集团分别亏损1.82亿美元、3800万美元和240万美元。

    钢铁和煤炭领域多家公司亏损严重,这并不令人意外。这两大领域已经是中国经济下行周期中的“痛点”:即便在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之下,产能仍难以遏制,此前的大量举债又到了需要偿还的时候。

借“4万亿”扩张规模

    除了上述13家集中在钢铁有色行业和煤炭能源行业的企业外,还有3家亏损企业位列16家亏损名单中,其中包括亏损3.73亿美元的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以及亏损1.39亿美元的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16家中国企业中,“亏损王”是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铁物”),该公司由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其前身是铁道部物资管理局)整体重组改制设立。中国铁物在钢铁贸易业务中累积了大量风险,当年因诉讼或纠纷影响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及长期应收款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达到人民币50.49亿元。2013年度存货跌价损失中,因诉讼或纠纷影响的存货已计提跌价准备金额为人民币5.96亿元。2013年总体亏损76亿元人民币。

    梳理上述16家企业可以发现,其中许多企业都曾风光一时,它们在所在的省市占据要津,对地方经济举足轻重。这些企业在“4万亿”等政策的刺激下,许多都走过并购等规模扩张之路,得以跻身以营收计的世界500强。以鞍钢集团公司为例,其成立于2010年5月,在政策推动下,由原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和攀钢集团有限公司联合重组而成;河北钢铁集团也是脱胎于邯钢、唐钢、承钢的整合。

   资产重组,是做大规模的便捷路径,但过度乐观和对整合难度的估计不足,最终会令企业付出代价。伴随着企业的规模扩张,上述16家企业都累积了大量负债。目前的中国铁物已经走到资不抵债边缘,截至2013年底其资产负债率高达97%。

    又以鞍钢集团为例,该公司2012年年报显示,截至该年底负债合计1702亿元;一年半后,2014年中报显示,负债合计达到1995亿元。短短一年多时间,负债膨胀近300亿元。

    整体来看,《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粗略计算发现,这16家亏损的企业负债总规模约达2.95万亿元人民币,按总资产3.8万亿元计,资产负债率为77.6%。

    对于那些杠杆率过高,同时又面临行业不景气的企业,安信证券前首席策略分析师程定华曾警示称:“这些公司能干的事情就是年年借新还旧,因为是大型国企,又不能破产,最后当杠杆非常高的时候,现金流连利息都不能覆盖的时候,那这个企业就会出大问题,而现在很多国企都在朝这个方向演变。”
 

 

 

 

企业债务高升或引发新危机

----中国企业为何融资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余永定

2014年08月26日

【本文由余永定在2014首届长白山研讨会发言整理】

  企业要投资、要发展,就更加依赖外部融资,从而导致杠杆率进一步提高,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如果不解决恶性循环,危机最终就会发生。如果企业不投资、不发展,钱倒是不用借了,但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去,还是会发生危机。

  前一段时间我主要关注研究的问题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人民币(6.1540, 0.0000, 0.00%)国际化,最近我比较关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影响到短期经济增长,还隐含着危机的可能性。就是说,如果不能解决融资难问题,就有可能因企业债而引发大的危机。

  为什么存在危机的可能性?首先,当前的企业负债率太高。社科院研究数据显示,2012年底,中国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是112%,这是现有数据中略低的,像投行和金融机构的数据要高得多。

  大多数国内外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债务余额对GDP比在120%-150%之间,排在世界第一位。按照标普的数据,中国企业的债务总额是14.2万亿美元,而美国企业债务的总额是 13.1万亿美元,美国的GDP比中国大得多,但是企业债的总额还不如中国多,所以中国无论是GDP占比,还是绝对值,都已经是世界第一。

  其次,中国企业的盈利水平非常低。从最简单的利润率来看,最新的数据显示,规模以上的企业利润率是6.1%,而中国的世界500强企 业,利润率是2%左右。再次,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相当高,中国贷款利息率的加权平均数是7%到8%左右。根据统计局的数据,二季度是贷款利息率是6.9%,也还是7%左右。这样,一方面企业利润率非常低,一 方面是企业融资成本非常高。

  这样会不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融资成本过高,就会影响利润。因为要扩大投资,企业依赖于贷款,一方面又要还贷,同时还要发展。那么,在企业的杠杆率 本来已经很高情况下,面对企业的低利润水平又低,银行再考虑放贷就会非常犹豫,所以就好要求有更高的风险溢价。

  这种情况下,融资成本就会进一步提高,就会进一步压低企业利润率。企业要投资、要发展,就更加依赖外部融资,从而导致杠杆率进一步提高,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如果不解决恶性循环,危机最终就会发生。如果企业不投资、不发展,钱倒是不用借了,但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去,还是会发生危机。

  债务危机是分子(债务)和分母(GDP)之间但赛跑。即便分子慢下来,但如果分母慢的更多,危机还是会爆发。因而,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就业,而在于企业债务形势的恶化。

  怎么去理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大家都知道具体意思,能否找到一个理论框架分析这个问题?研究融资成本问题,可以从资金的供给和需求 两方面来看,不但要思考资金供给量是如何随着利率变化而变化,需求量如何随着利率变化而变化,而且要看资金的供给(曲线)发生了什么变化,资金的需求(曲线)发生了什么变化。

  同时,还要考虑企业融资成本的构成,前面说企业的融资成本是7%左右,我们需要问这个贷款利息率有哪些构成部分?

  第一是基准利率,因为银行发放贷款,其中一部分钱是银行间拆借的。像美国银行给企业贷款,会把联邦基金利率作为成本考虑进去。第二是成本基础上的加成,当然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争议与对市场结构的判断有关。但至少在80-90年代,美国商业银行给一个优质企业发放优惠贷时,贷款利息率是在基准利率 基础上是再加上1个多个百分点。这由商业银行决定多1个多百分点就是“加成”。第三是还各种交易成本。最后是风险溢价和流动性溢价。总之,可以把利息分为基准利率、加成、交易成本和溢价四个构成部分。

如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

  从这几方面看,为什么中国融资难且融资贵?

  第一,加成率过高。就是中国的金融机构加成率过高。数据显示,2013年工、农、中、建、交五家商业银行的平均利润率是23.6%,其利润占 中国500强企业利润总额35.6%。与此相对比的是,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主营活动的同业利润率只有6.04%。一个是23.6%,一个是 6.04%,为什么五大商业银行利润率就比一般企业高如此之多,是不是存在商业银行加成过高的问题?

  商业银行可能会反驳此观点,认为银行业竞争非常激烈,工作也很辛苦,但 是比较制造业,后者可能更辛苦。这里是否存在因市场结构问题,而导致加成率过高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二,风险溢价的上升。现阶段中国经济风险多,存在多种不确定性,商业机构自然为了保护自己,要有较高的风险溢价。但是,商业银行本身的行为模 式发生了变化,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商业银行会把所有风险推给企业,不但要有抵押,还要压低抵押率,还要有担保,还要有联保,甚至还要有互保,结果银行什么风险都没有了,风险推给别人了。即便银行没有要求企业支付很高的风险溢价,这种规避风险的行为仍然是大大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使企业支付了很高的风险溢价。

  第三,房地产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起到吸金的作用。表面上房地产业融资较高,回报率也较高,银行愿意放贷,但是,很多中小企业,比如制造业就无 法融资。这些企业如果得不到融资,就不得不高息贷款,甚至得不到融资,就转向民间借贷,在这样的情况下,融资成本就会很高。

  第二季度,小微企业的年化贷款利率是25%,这么高的利息借钱这不是找死吗?当然它是年化,通常不是这么借,也就是说这是因流动性问题而不得不转向高利贷。但这种情况无疑会导致融资成本上升。

  第四,控制、监管过度。控制信贷规模,75%的存贷比风险管理指标等。很多金融机构为了规避控制,就想办法从事表外业 务,把表内转向表外,借助各种通道,去发放贷款,这种做法必然提高交易成本。本来把钱借了就完了,现在要经过三四道手再把钱借出,中间这两三刀肯 定要砍一刀,如此一来,融资成本抬高,这对企业是非常不利的。

  第五,不对称的变相利息率自由化。现在中国虽然依然保留着对存款利息率对控制,防止高息揽储。但是通过理财产品,通过各种各样的做法,实际上利息率自由化基本上实现。 在这样的情况下,存款利息同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对利息率水平实际上也相差不太远了。在资金来源成本上升对情况下,为了维持息差,银行自然会提高贷款利息率,这必然导致企业融资成本的进一步上升。

  从需求方面来看,同样由于体制问题,地方融资平台甚至一些小微企业,资金需求缺乏弹性。尽管利息率很高,但是需求方依然很渴望得到贷款,多高也借。卖方对高价得不到卖方的制约,这也是当前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从上面的分析,得出一个什么结论?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能单靠放松货币政策。这不是简单的政策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制度性问题,是市场建设问题。解决的办法除了货币政策根据需要作些调整外,更重要的是推进各种金融市场的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当务之急。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有没有相应的金融市场。在发达的市场 国家,都要有一条期限由隔夜到30年甚至更长的无风险的收益率曲线作为定价的基本面,三中全会中提到要建立一个收益率曲线,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没有定价的标准。要想建起收益率曲 线,得有相应的市场,特别是有深度、流动性很强的国债市场。

  现在看来,中国的国债市场不太健全,没有深度,二级市场也很不发达。如何尽快发展国债市场是我们面对的重要挑战。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小,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的公债市场是一个重大课题。解决办法应该是不少的。

  例如,财政部可以向商业银行发行国债,然后用筹集的资金购买央行[微博]的外汇储备。而央行则可以用这笔钱购买回商业银行持有的央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通过这种办法,中国的国债市场在不依赖财政赤字扩大的情况下就可以得到较快发展。

  总之,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光靠货币政策是解决不了的。政府的调控办法不改变,商业银行的行为不改变,企业行为不改变,经济结构不改变,一些垄断现象如果不加以破除,相应的市场没有建立起来,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恐怕是无法在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造成损害的前提下加以解决的。

 




 


全球化退潮悄然袭来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程实

2014-08-01

    所谓历史,从来不是一条笔直向前的康庄大道,而是蜿蜒曲折的迂回之路。全球化的发展,虽然一路也伴随着各种反全球化运动的干扰,但很少真正出现过全局性、内生性的停滞,而2014年,全球化退潮悄然袭来。

    全球化退潮的迹象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一,全局指标表现欠佳,2014年7月23日,表征国际贸易活跃度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降至727,较2013年底大幅下滑了68%,不仅创下2013年1月以来最低值,也造就了28年来最差的一个7月。

    其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几乎都进入了非常明显的贸易低谷,2014年1-6月,美国、欧盟、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出口同比增幅的月度均值分别为2.73%、-4.86%、1.94%、-3.06%和-9.76%,不仅低于2008-2013年危机期间的6.22%、6.86%、12.39%、9.45%和8.96%,还低于6.8%、7.67%、15.15%、11.61%和9.23%的历史均速;2014年1-6月,日本月度出口增长均速为3.57%,虽高于危机水平,但低于4.31%的历史均速,而且,5月和6月,日本出口连续两个月同比负增长。

    其三,反全球化的主张和行动从民间层面上升到政府层面,以普京为代表的诸多国家领导人表现出对“去美元化”、“去美国化”和“去西方化”的极高热忱,这些言行的目标不仅指向货币,也指向商品,例如,普京就曾鼓励俄罗斯人抵制英特尔和美国车。

    迹象已经出现,接下来的问题是,持续性会有多强?这涉及到下一个话题,那就是全球化退潮的成因。笔者总结,成因既有结构性的,又有周期性的,不一而足:第一,全球化本身就有边际动力递减的内生趋势。全球化的高潮出现在蜂拥进入阶段,即大量由于各种原因隔绝在国际市场之外的国家渐次打开国门、融入全球,而随着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加入WTO走过十多个年头,这个进入阶段已经行至尾端,全球化总量简单做大的空间已然不大,转而进入扩大国际分工深度的整合阶段。整合阶段,资源全球配置的摩擦系数加大,全球化趋缓势在必然。

    第二,全球化既有模式的运行阻力不断加大。全球化现行模式是美国和美元主导的模式,对于非美国家而言,接受或推进全球化,就意味着加入美元大家庭。这种模式是以美国霸权为基石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经济自2012年以来实现了超预期复苏,但美国霸权却遭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而奥巴马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表现也不够强势,不仅美国民众对其支持率大幅下降,其他国家也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挑战激励。美国霸权动摇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既有全球化模式式微的过程,势必会削弱全球化的前行动力。

    第三,全球经济弱复苏新常态给多元化推进造成拖累。2014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力度既弱于趋势水平,又弱于预期水平,进入弱复苏的新常态。经济增长是全球化推进的基础动力,总需求全球性趋弱,资源全球配置和商品全球流动的激励也随之下降。

    第四,经济周期错配导致全球化受制于内视性政策。全球经济总量上处于弱复苏新常态,结构上则处于经济周期错配阶段,发达国家整体处于上行周期,新兴市场国家则处于调整周期或下行周期,不同集团之间、同个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经济基本面差异性加大,全球进入一个和而不同的分化时代。如此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内视性都有所加大,国际政策搭配难以自发实现,全球化推进面临的政策环境更显滞涩。

    第五,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导致全球化雷区增加。2014年以来,地缘政治风险提升到危机以来最为显著的位置,不仅发生一定规模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而且大国博弈正向囚徒困境式的非合作均衡演化。政治风险是全球化推进过程中最大的风险,地缘政治问题的凸显也给全球化退潮形成了助力。

    第六,民族主义热潮削弱了全球化的微观基础。2014年以来,伴随着地缘政治和大国对抗的加剧,民族主义热潮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抬头,企业在跨国并购、国际投资和全球贸易中受到的非经济层面的阻力有所加大,作为理性选择的全球化在感性因素作用下进入低谷。

    从成因来看,既有作用于短期的,也有作用于长期的。由此可见,短期内,如果全球经济复苏能超预期,全球化退潮的态势有望趋缓;长期内,全球化模式渐变正在进行之中,全球化退潮难以快速消失,全球化下一轮涨潮还有待时日。

 

 

 

 

 

 



一个农村人投资纽约地产的感悟

----附在纽约投资地产的三种模式

冯仑

2014-09-04

    金融家按:7月2日,“商业思想家”冯仑以受人喜欢的“仑语”风格,在“中国企业海外房地产投资高峰论坛上”分享了自己一个“农村人”在纽约投资地产的感悟。冯仑演讲中,依旧有情有性,无忌无讳,见仁见智。冯仑说,一个人,有生之年,要做有增量的事儿,比如在纽约、台湾投资地产。12年前,冯仑领导的万通走出国门,成为最早走出去的地产企业之一。万通参与了纽约世贸大厦911项目重建,12年间,冯仑飞纽约60次。

    冯仑总结了在美国投资地产有三种模式:财务投资模式、联合开发模式、房地产空间的经营模式。财务投资模式要买对周期,开发模式要找对伙伴,经营模式要舍得花钱。万通从事的,就是第三种模式。不过,冯仑自曝这种模式最难,轻易别做。而“财务投资模式和联合开发模式都有机会。” 本次论坛由房地产法律业务国内排名第一的律师事务所——中伦律师事务所、全球著名的地产投资顾问机构——世邦魏理仕(CBRE)共同主办,国合·耶鲁“全球领导力培养计划”和走出去智库(CGGT)联合协办。

    演讲要点

1、中国人到纽约投资房地产,有三个心理体验,第一贵,第二矫情,第三标准高。应该 重视这三方面的投资风险。
2、在纽约,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按照当地的法律来,请律师非常之必要。
3、在纽约投资地产,一定要有投资预算加一倍的心理承受力。
4、美国绿色建筑平均售价比不绿色的要高10%—15%,你的建筑不达到绿色标准,不可能 有客人,至少不可能有跨国公司入驻。
5、在纽约投资地产,财务投资模式要买对周期,开发模式要找对伙伴,经营模式要舍得花钱。
6、如果大家第一次去投,建议采取第一种模式——财务投资模式。如果有点开发能力,找到好的合作伙伴,可以做第二种模式——开发模式。
7、尽量避免第三种模式——经营模式,因为“即便是村里的能人,也管不好国贸”。
8、中国房地产,住宅市场的青春期结束了,但开始在差异性和服务方面展开竞争,商业地产正在发育,开始了新的青春期过程。

冯仑演讲实录摘要

    2001年,拉登“强拆了”美国世贸中心,美国要重建,于是我们获得机会,在这栋541米高的大楼的最顶楼,做了一个“中国中心”。12年来,我飞了60多次纽约,获得一些体会,与大家分享。

    第一个体会:乡下人到城里人的生活体验

    第一个体会,就是我到纽约以后,包括所有的海外投资人,都面临着相当于我们刚从乡下到城里的生活体验。这种生活体验大体上包括三件事,第一就是什么都不会。大家从乡下到城里,就好像一个乡下妞儿嫁到城里做媳妇,发现洗头水都这么贵,热水洗澡更贵,马桶抽水水费也贵,什么都贵,但是这就是城里人的生活。

    在纽约做投资,律师费每天都不得了。所有的律师每天一出门就掐表,在路上的时间都要算我的钱。我们跟他讨论业务,我说话的时间他也收钱,所以就是贵。所以,大家在纽约投资,一定要有大概投资预算加一倍的心理承受力。

    第二个体会:纽约地产投资,太矫情

    第二个体会就是投资纽约地产,复杂、矫情。乡下人可以随地大小便,挖个坑埋了,进了城,那叫不文明,有伤风化,所以提上裤子还得跟警察讨论讨论,这个事情该不该办,你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进城了,要在指定的地方办。所以在纽约,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按照当地的法律来。

    纽约的人均年GDP是6万美元,它有很多特殊的要求。比如说凡是跟皮肤接触的地方,一定只能用美国的材料。我们当时想用中国的材料,便宜点,不行。因为美国人对生活质量有更高要求。另外,所有的工人只能用工会的工人,只能8小时工作,而且,中间喝咖啡的时间必须保证。特别是在装修上,成本的60%是人工。所以我们在最后所有的发展项目中一算帐,不断去“褶子”。比如你设计一个房子,里边设计的特漂亮,达到漂亮效果,人工成本就高。所以,现在能理解美国为什么室内都这么简单,要尽量把“褶子”都去了。

    在美国,现在所有的建筑都要做绿色建筑,绿色的建筑平均售价比不绿色的要高10%—15%,所以你的建筑不达到绿色标准,你就不可能有客人,至少不可能有特别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进入。但是在这一点上,要加多少成本?一般成本至少加15%—30%,做到白金级。

    第三个体会:服务标准特别高

    第三个,客户对好东西的要求特别高,而我们这些“村里人”不知道好东西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你是米其林标准的餐厅,盘子的光洁度,不能粘,甚至温度都有要求,这是标准。我们在原世贸大楼的楼顶上做了“中国中心”,我们做高级用餐,俏江南有兴趣,最后发现太矫情,太复杂,要求太高,弄不了。后来新加坡的人接手做了,他们有国际化的管理餐厅经验。所有中国人到纽约做房地产,大体上都有这三个心理上的体验,第一贵,第二矫情,事多,第三服务标准高,对方的客户要求太具体,太仔细。

在纽约投资地产的三种模式

    第一个模式,财务投资模式。SOHO 张欣做的就是这种模式,在一个成熟的写字楼里带有租约,在经济周期下行时,以低的价格买一个楼,管理还是原来的团队,继续收租。

    这种财务投资模式风险最小。我刚才讲的这三件事,它都有道理。因为你就是买,买的时候有点律师费,剩下的事,包括运营管理,原来都有成熟的一套办法,不需要投资人额外去花钱。所以这种成功率相对比较高。只要你周期算得准,就OK了。

    第二个模式,开发模式。这是万科在做的事情。开发只要你的合作伙伴找对,问题不大。万科现在的两个合作伙伴,汉斯在北京(楼盘)做了公园大道,对中国的地产比较熟悉。另一个合作伙伴在中国有七个项目,这两家公司熟悉中国的开发商思维,在当地又是大佬,所以万科的合作风险不大。万科用它一贯的竞争优势,再找到好的合作伙伴,就能够成功。

    绿地也是第二种模式,但绿地目前没有固定的当地牛逼的合作伙伴。

    第三种模式,房地产空间的经营。我解释一下这种模式,房地产是干什么的呢?一句话,是创造最有价值的固定的空间。郭广昌和我们一个模式,是拥有空间,结合经营。价值不在制造上创造出来,而在运营当中创造出来。

    我们原来做预算的时候,我们没有考虑绿色,后来一看边上高盛已经是金级,那我们只能做白金级。所以我们把“中国中心”新楼都改造绿色环保的。

    我们的边上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改造的面积没有郭广昌那么大,已经花了一亿多美金,帝国大厦改造成绿色环保的,花了一亿美金。所以我们碰到的就是贵,整个在空间经营上我们非常简单。

    再一个困难是经营。比如写字楼,全中国在纽约写字楼的租户中,中资企业租的所有的面积,加起来不超过十万平米,我们大概是2万平米的空间,复星集团差不多是16万平米的空间,都要面临经营,所以我们只能以当地市场为主,面临的问题就是经营这一块,这也是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

    总体来看,这三种模式在纽约,财务投资的模式要买对周期,开发的模式要找对伙伴,经营的模式要舍得花钱。

    举一个例子,我在“中国中心”有一层是俱乐部,俱乐部装修要上档次,一平米要七八千美金,但装修后以后客人到底来多少,在这个时候还是不精确的,我们经常纠结。

    另外,设计非常重要。吃饭是社交的媒介,既然要社交,空间的特殊设计和特色风格,才能吸引客人。所以设计是最重要的,光一个灯光设计都几百万。所以现在我们在那做餐饮,不是为了让大家简单吃饱,得有空间的风格,用这个来吸引当地居民,挑战非常大。

    总之,在美国有这三种模式,如果大家第一次去投,建议采取第一种模式。如果有点开发能力,找到好的合作伙伴,可以做第二种模式。但是尽量避免第三种模式,因为这个东西就像“村里的人能管好国贸”,我不相信。

    中国人在海外投资房地产,优势是钱多人少,决策快,拍脑门快,所以美国人现在知道,这个楼卖给中国人,老板上去拍板就行,不需要看那么多东西。所以我们比较建议大家用前两种模式去做。

    我们当时少不更事,比较年轻,12年前,我们跟拉登较个劲儿,你拆了我们建,而且要把“中国中心”放到最高。现在是“面子”上做到了,“里子”能不能做到最高境界?一年能赚多少钱?最后发展怎么样?还要拭目以待,还希望大家今后去纽约的时候去看看。

中国住宅地产的青春期已结束

    对今后中国地产市场的看法,大家都很关注。先打个比喻,人到青春期后,才开始有性别角色,男的往左,女的往右,各去各的地方,各穿各的衣服,各说各的话,各交各的朋友。青春期后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长个了,但此刻不等于弯腰驼背,中国的房地产现在就处于青春期当口。

    在这个当口,第一,住宅和非住宅已经明显分开,住宅是住宅的事儿,住宅以外商用是商用的事儿,现在已经分得很清楚了,这就是一个转折的标志。

    第二个,从住宅来说,青春期刚结束,不长个了,我认为这个大周期的拐点已经到了,今后大规模的市场规模性的扩张,靠规模取胜已经越来越难。

    这种转折在全球成熟市场上有四个标志,简单说,第一个,人均GDP要过8000美金,8000美金之前是规模增长,过了8000美金住宅建筑物饱和。第二个,新房和旧房的交易要1:1。第三个就是人口的增量,如果人口的增量停止了,市场就饱和了。第四个标志就是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给开发公司5—7倍的PE,所以西方人开发公司都不上市,股价还不如净资产高,上什么市。资产经营类的公司给管理类的公司15—20倍的PE,第三个模式的PE就是REITS,不动产金融大概给20—30倍的PE,互联网金融给的是30倍起。

    基本上,住宅青春期结束了。接下来住宅类的地产公司要么转型,要么退市,基本上就是这几种情况,但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就相当于青春期过了,原来的衣服就不能穿了,原来的玩具就收起来了,但这不等于是失败,这是一个成功的过程。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住宅以外商用不动产现在是刚刚开始发育,比如说物流地产、健康不动产等,开始在差异性和服务商竞争。

    总之,我们现在对中国地产的判断实际上就是,住宅的青春期结束了,但是,其他的非住宅正在发育当中,开始了新的青春期的过程。

    (本文根据现场实录整理,未经冯仑先生本人审阅)

 

 

 

 

中美打响射程战

中国撒手锏射程三倍DF21D

美媒

2014-07-29

    【环球军事报道】美国《国家利益》杂志7月25日文章称,目前中美两国在太平洋地区打响了一场激烈的“射程战”,双方不断延伸各自战斗机及导弹的打击半径,以压制对方作战能力。为了提高自身反介入能力,中国有可能会在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的性能得到证实后,将其机动弹头及传感器加装在中程弹道导弹之上,研制射程为1500公里的东风-21D导弹的二或三倍。如果成功,这种能力将使中国得以攻击位于关岛东部、印度尼西亚南部、甚至是印度洋深处的移动舰船。而且,文章还称,中国还有可能会研制类似美制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的巡航导弹,随着战斗半径为2000公里的歼-20等隐形战斗机的列装,中国的作战半径有可能会进一步跃升,能够打击3000公里外的机动陆上或海上目标。

  美国和中国发现他们在西太平洋展开了一场“射程战”较量,在导弹及战斗机覆盖打击目标范围方面展开了竞争。一方应用新科技势必会导致另外一方的回应。在这场竞争中,双方每个举措,都会导致亚太地区潜在竞争空间的扩大。尽管武器性能与导弹战术可能很神秘,但在假设危机爆发期间,这些细节会对美中两国政策选择产生重大影响。这些选择的局限性又有可能会对地区参与者的宏观战略产生影响。

  六十年代,华盛顿对中国火力射程的关注仅限于金门和马祖两个靠近台湾岛的小岛,当时驻台湾国民党军队时常受到解放军的火炮攻击。来自美国的支援,再结合解放军空海力量孱弱的状态,意味着台湾很安全,而且这种安全状态可以持续数十年。

  众所周知,1996年3月发生的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当时美国向该地区部署了两支航母攻击群),再加上美军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中展示的惊人的战术力量,促使中国领导人掀起了以“反介入”海、空、导弹能力为核心的军事力量改革。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后,中国军事现代化仍在继续,目标是在西太平洋打造一个以解放军为主导的安全区,使敌军在未来潜在危机中因惧怕危险不敢深入。2007年,1996年台湾危机仅仅11年后,兰德公司为美国空军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如果再发生一次台湾危机,面对解放军及其“反介入”能力,美国空军有可能会失败。

中国采取多种举措打响中美“射程战”

  驻太平洋美军真的会被中国射程更远的导弹及战斗机——鱼鹰-83(射程达160公里)、SS-N-22“日炙”(射程达250公里)和SS-N-27”炎热“(射程达300公里)等中国导弹的射程,都超出了美国海军的”鱼叉“反舰导弹(射程为124公里)——赶出去吗?在水面海战中,美军舰船可能必须要从中国导弹齐射攻击中生存下来,才能够展开有效回击。

  美国规划者可能指望其在潜艇与水下战领域的相对优势压制敌方战舰。不过,中国的陆基空中与导弹力量对美国及地区其盟军构成了又一道防线。与舰载导弹相同,中国的陆基空中与导弹力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列装有多种型号的俄制苏-30”侧卫“战斗机(打击半径达1500公里)。在不久的未来,中国的”侧卫“战斗机可能会武装”鹰击-12“反舰巡航导弹(射程达400公里),因此有可能会对距中国1900公里处的目标构成威胁。这会超越美国海军航母空中联队(F/A-18 E/F和F-35C战斗机配合海军空对地防区外导弹可实现约为1300公里的打击半径)及美国海军”战斧“陆攻导弹(射程达1600公里)的战斗半径。

  中国拥有大量可压制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基地的陆基陆攻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另外,中国有能力利用射程为3300公里的空射巡航导弹从中国境内打击固定目标。最后,中国备受瞩目的东风-21D反舰道导弹导弹(射程达1500公里)——携带一枚制导机动弹头——可能最终会给在西太平洋的美国航母及其他战舰构成新的挑战。

美海空两军研制新装备压制解放军

  如果没有美国的回应,中国军事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就会认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压制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基地,并威胁美国航母及其他水面战舰的军事工具。在局势高度紧张的亚太地区,未来这种想法有可能会引发危机。美国已经采取了一些回应措施,进一步提高美军的战斗半径。

  美国空军正在采购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JASSM-ER),这种智能隐形空射巡航导弹的射程达到900公里以上。”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能够在飞行过程中更新目标信息,可自动搜索特定目标,而且还能够精确打击固定和重新定位的目标。美空军计划为所有战斗机配备这种导弹,尽管”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体形较大,不适合由F-35战斗机的内部武器舱挂载——内部武器舱是确保F-35战斗机隐身飞行的需要。

  意识到”鱼叉“反舰巡航导弹已经被多种中国导弹超越后,美国海军也在采购改进型“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JASSM-ER)充当其新型远程反舰导弹(LRASM)。如果远程反舰导弹保留”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的射程,那么其射程就是”鱼叉“导弹的数倍,超过中国反舰巡航导弹的射程。美海军已利用标准水面舰船和战斗机平台试射过远程反舰导弹原型弹,导弹的传感器成功从一个正在航行多艘舰船编队中锁定了打击目标。美国配备有”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和远程反舰导弹的战斗机和战舰或许能够在此前被认为无法进入的地区作战,这一发展可能会使中国军事规划者重新考量其假想。

  除此之外,美国海军还在采取措施,扩大反弹系统的覆盖范围及能力,保护航母战斗群不受空中及导弹攻击。这些措施包括列装新战斗机、雷达和软件系统,回应日益提高的反舰导弹威胁。

  尽管采取了这些防御措施,但五角大楼官员及美国国会政策制定者仍然没有十足的信心,认为即便是防御最牢固的航母战斗群能够在全球任何地方“坚守阵地”。因此,目前五角大楼和美国国会正就美海军迫切需要研制航母舰载空中监视与打击无人机(UCLASS)的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受F-35联合打击战斗机项目时间及成本的严重超支,美国海军及高级五角大楼官员明显倾向于认为新型无人机主要应该用于在航母战斗群附近海域执行巡逻任务。其他人已经认识到,美国水面战舰面临着严重的导弹威胁,渴望获得一种能够在敌方导弹射程外发动打击、而后经过远距离飞行后进入防守严密的空域自动寻找并打击选定目标的智能隐形打击无人机。

  如果成功,这种打击无人机会维持与美国航母的相关性,大幅度延伸航母空中联队的到达,从而使航母远离敌方导弹的覆盖范围。这种智能隐形舰载空中监视与打击无人机的支持者认为应该在支持这种系统的航母及水面舰艇上投入巨资,航母空中联队需要适应未来。更为谨慎的美国海军及五角大楼官员看起来更加关注发展这种先进无人机面临的技术与成本风险问题。他们可能会担心发展类似F-35项目的灾难,导致空中监视与打击无人机项目最终被取消,与一开始只尝试获得更多监督无人机相比,那种结果给美国海军带来的伤害更大。

中国或借东风-21D研制中程弹道导弹

  可以肯定的说,未来中美两国在“射程战”方面还会有更多举措。例如,一旦中国证实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系统(很明显,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真正利用这种导弹系统及其机动弹头打击过海上移动目标)的性能,就可以合理假设,中国工程师会将其机动弹头与传感器加装在中程弹道导弹之上,其射程将会是射程为1500公里的东风-21D导弹的二或三倍。如果成功,这种能力将使中国得以攻击位于关岛东部、印度尼西亚南部、甚至是印度洋深处的移动舰船。

  还可以预测,未来中国会进一步拓展其战斗机及巡航导弹的打击半径。据信中国在研大型隐身战斗机歼-20的战斗半径为2000公里。中国工程师还有可能会研发类似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的巡航导弹——从以往的历史来看,这种假设非常合理——随着隐形打击能力提高,中国的作战半径有可能会进一步跃升,能够打击3000公里外的机动陆上或海上目标。

谁是“射程战”的赢家?

  五角大楼的“空海战”概念旨在针对中国及其他潜在敌对者正在发展的远程反介入能力做出协调一致的回应。据信这种概念主要依靠直接的军事行动阻止敌对者的反介入军事能力。就中国而言,批评者认为“空海战”概念是不连贯的,有可能会导致冲突发生危险的升级。作为一种替代方案,他们建议美国海军力量在中国武器射程范围外对中国执行远距离封锁。

  然而,目前中美之间的“射程战”对两种概念都产生了影响。中国武器装备打击半径超出美国能力越多,“空海战”概念的执行就越具挑战性。不过,随着中国对美国战舰的威胁半径超出印度尼西亚,深入印度洋,并进入中太平洋,对中国进行远距离封锁的战略会变得越来越脆弱。在中国导弹的打击半径下,美国海军再也不能利用印度尼西亚的海峡控制往来中国的商船。随着中国导弹射程的增加,美国必须巡逻的封锁半径的长度也会大大延长,这有可能会使对华封锁线出现更多漏洞。

  对于美国而言,“射程战”竞争越来越昂贵。从就地理位置来看,中国战斗机可从其境内众多基地起飞,而美国在西太平洋仅拥有少量基地,所有这些基地都容易受到中国导弹袭击。与美国的舰载战斗机相比,中国陆基战斗机将享有大小、航程及有效载荷优势。美国空军在太平洋的前线战术空军基地非常脆弱,所以其已经把新型远程轰炸机项目列为采购列表中的优先事项。虽然新型轰炸机将基于成熟技术,但据估计该项目的总成本将达到550亿美元。不过,与美国海军的航母舰载空中监视与打击无人机项目相比,新型远程轰炸机的成本还是相对低廉。

  中国能够设计并大规模生产相对廉价的战区弹道导弹及巡航导弹,因些享有极大的成本优势。然而,1987年《中程核力量(INF)条约》禁止美国和俄罗斯拥有这样的武器,而中国则完全不受约束。只要《中程核力量条约》仍然有效,美国就无法利用最廉价、最简单的方法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威慑力。尽管事态越来越危险,但美国军事规划者不得不被迫研制昂贵的新型远程轰炸机及航母舰载空中监视与打击无人机。

  在发现自己处于成本劣势时,美国决策者会考虑放弃在太平洋的“射程战”吗?放弃不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以及除俄罗斯之外的所有其他地区国家,都不受《中程核力量条约》限制。导弹扩散壁垒相对较低,如果美国放弃亚太地区,中国周边国家采购廉价而有效的导弹系统的动机就会很高。这样一来,多方地区导弹竞赛就会成为军备控制倡导国的噩梦。更糟糕的是,这种竞赛会发生在世界上最具活动的经济地区,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会因此受到威胁。然而,如果美国放弃其长期以来一直成功发挥的地区稳定作用,那么可以预见就很可能会发生这种结果。美国决策者需要密切关注正在太平洋上演的“射程战”,考虑一些新的、更好的战斗方法。

 

 

 

续航1600公里铝空气电池诞生

蒋城先

2014-07-28

    Alcoa和以色列Phinergy公司联合开发的铝空气电池,其续航里程可以增加到994英里(约合1600公里)。维护上,只要一到两个月注入自来水、每年让技术人员对它进行一次保养即可。据称该电池的寿命可达20到30年。

    Alcoa(美铝公司)和以色列Phinergy公司最近在位于蒙特利尔的维伦纽夫赛车场对一台电动车进行了测试,而真正惊人的是随后发布的新闻稿――该车搭载了两家公司联合开发的铝空气电池后,其续航里程可以增加到994英里(约合1600公里)。

    众所周知,续航里程短(通常只能达到150到200公里)一直是阻挠纯电动汽车广泛应用的头号敌人。而目前广泛采用的锂离子电池的提升空间有限(有专家认为其能量密度还能提高一倍、电池成本可以降低50%、减重一半,这基本就是极限),为了取代(或部分取代)传统燃油车,许多企业、机构都在积极研发全新的电池材料,特别是金属空气电池。

    铝-空气电池正是其中的一个方向,1600公里远超现有的任何动力电池汽车――包括充满电能跑500公里的特斯拉MobelS,甚至连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增程式电动车(续航在500公里左右)、乃至氢燃料电池车(续航在500-600公里以上)也望尘莫及。

    Phinergy公司表示,这样一个电池组重约100公斤,内装50块电池板,仅一块铝空气电池板就可以驱动车辆行驶约20英里(约合32公里)。

    早在今年年初,美铝公司和Phinergy公司正式签署联合开发协议时就公布了自己产品的性能指标,于是有人在特斯拉股东大会上以此问特斯拉CEO马斯克:“是否担心其他厂商在电池领域的突破?”“钢铁侠”只是满不在乎地说:“到目前为止,那些所谓能够超越特斯拉的‘突破’都还停留在实验室里,没有‘诞生’呢。”

    不过,金属空气电池――这一技术设想已存在了一百年――真有可能给马斯克“一记闷棍”。他的超级电池工厂可能还没破土动工,就已经被人甩在后面了。

    铝-空气电池作为非充电电池,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已问世,其具有的较高的能量密度一直令人神往。用一组数字就能让你明白:铝空气电池的理论能量密度为8100Wh/Kg,而特斯拉的锂电池的密度是200wh/Kg。然而,由于铝-空气电池在放电过程中阳极腐蚀会产生氢,这不仅会导致阳极材料的过度消耗,而且还会增加电池内部的电学损耗。这严重阻碍了铝-空气电池的商业化进程。

    Phinergy公司表示“已经攻克了这一难题”。该公司开发出的铝-空气电池的空气阴极配备有专用的银基催化剂,其采用了独特的创新结构,该结构可以使氧气顺利通过,而可以将二氧化碳阻隔在外。通过该创新结构,Phinergy铝-空气电池的空气阴极可以有效避免电极的碳化问题,其工作寿命也因此可以达到数千小时。

    铝空气电池的另一个优势是维护方便。按照现在的技术方案,铝空气电池主要是作为锂电池的补充电源,即锂电池能量耗尽后,铝空气电池才会“接手”,用户也无需对其充电(实际上是无法充电),只要每一到两个月注入自来水以支持化学反应,每年让技术人员对它进行一次保养即可。据称该电池的寿命可达20到30年(现在较好的锂电池一般在5年后也需要更换)。

    美铝公司加拿大总经理MartinBriere透露,两家公司有望获得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资助,在该地进一步开发铝空气电池的潜力,“我们相信能够消除用户的‘里程忧虑’,推动电动汽车的商业化。”

“当你买一辆车的时候,你想要的是自由。但如果你买的是一辆行驶距离有限、还得经常找个充电站(充电桩)充电的车,自由从何谈起?”Aviv Tzidon――Phinergy公司CEO如是说,“不要把你想不到的点子‘一棒子打死’。30年前还没有纳米技术和计算机呢。所以,为什么不可以想像没有BMS的锂电池(甚至没有锂电池的电动车)呢?是的,它(即电动车)无法开动,但谁知道未来呢?”




 





中国军工爆炸性发展让世界震惊

泽平

2014-07-22

    中国的超级武器让各国都不敢碰硬。为什么中国一动怒越南就发抖?为什么中国的军舰驶向钓鱼岛日本只能接受现实?为什么中国的总长敢与美国公开激辩1小时?为什么“香会”上中国代表团可以公开叫板美国防长?因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现在真有那么一点实力了。到目前为止,除下两弹一星一艇(核潜艇),我国至少有29种武器进入世界前三名。这些情况,美日菲越其实心里很清楚,不然他们也不会这么焦急,仿佛热锅上的蚂蚁。

    1、双城-19反导拦截弹。世界上现在仅有美国和中国能够进行中段反导拦截。中段是弹道导弹飞行高度最高的一段。远程弹道导弹的中段是在大气层以外飞行,只有大推力陆基导弹才有能力拦截中段飞行的弹道导弹。中国中段反导试验,使用双城-19拦截导弹。

    2、动能-2反卫星武器。中国是全球第一个能够摧毁全球定位系统(包括美国的GPS)的卫星的国家。用来摧毁高轨道卫星(距地面约20000千米),杀伤方式为利用高速飞行的非爆炸弹头具有的巨大动能,通过直接碰撞,摧毁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3、死光A超远距高能激光武器。至少领先世界15年。杀伤力大,可摧毁30000多千米内的敌方目标,比如在2-3分钟内摧毁一艘潜艇,还可以用卫星接力,只要地面激光武器将激光发射到卫星上,卫星就将光线折射到地面激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4、卫士-2D远程火箭炮。外国军事专家公开承认:“当前,美俄还没有同类型火箭炮能同它竞争。其他国家不值一提。”口径425毫米,射程400千米,增加末段制导装置,明显提高命中精度。增加了布雷弹、云爆弹、电磁脉冲弹、子母弹、燃烧弹、反装甲目标的特种弹。

    5、卫士-3型远程火箭炮。射程目前在全球名列第一。配备三个发射箱,每个箱内储存两枚火箭弹,口径为400毫米,最大射程为450千米。火箭弹的长度为7。15米,质量在200千克以内,发射采用北斗卫星导航加惯性制导复合制导方式,偏差将只有大约50米,已经达到一般的战术弹道导弹的精度。

    6、神鹰-400制导火箭炮。射程、精度、威力,都占据世界第一。像导弹发射一样采用垂直发射方式,不需要调整打击方向,缩短反应时间。火箭弹具备制导能力,命中精度接近导弹性能。出口型号射程是200千米。我国陆军使用型号最大射程可能超过400千米。

    7、09式轮式步兵战车。具备世界先进水平,名列世界前三。全重16吨,车组3人,运载军人7人,发动机功率330千瓦,最大速度高达每小时100千米,最大行程800千米。

    8、99A2主战坦克。火力、机动性、火控、防控均是世界第一,独有的激光主动防御系统是世界一流。125毫米火炮发射动能穿甲弹,可穿透1100毫米的均质钢装甲,超过德国豹2和美国的M1A2的120毫米火炮的威力。发动机为1500马力,最大速度为每小时80千米。

    9、WZ-10重型武装直升机。中国专家公开表示它进入世界前三。携带空对地导弹,还在世界上首先携带空对空导弹,可以摧毁地面的车辆和坦克和海上的快艇,还能攻击空中飞行的直升机。

    10、天燕-90直升机空对空导弹。是世界第一种直升机空对空导弹。性能先进,可以有效对付以AH-64、Mi-28、Ka-50、Ka-52、虎、A129等先进武装直升机。有效射程6000米。最大过载20G。最大速度2.0马赫。制导精度3米。

    11、022型导弹艇。在世界各国导弹艇中,绝对占据世界第一。它使用合成材料,具备隐身能力。电子系统包括362型空中和水面目标搜索雷达、导航雷达、HHOS300光电观察设备。主要武器包括、1门AK-630高炮、1套8枚鹰击-83反舰导弹发射装置、1套防空导弹系统、12套便携式防空导弹。

    12、054A型导弹护卫舰。在世界真正的护卫舰中,能够进入世界前三名。满载排水量4050吨,具有隐身能力,配备先进的电子设备,装载32枚防空导弹,反舰能力、反潜能力比较强大。欧洲小国的所谓护卫舰实际上是驱逐舰。

    13、043清级常规潜艇。除了中国,世界上现在仅有德国214和俄罗斯阿穆尔具有清级潜艇的性能。它采用柴电动力系统,加装了AIP动力装置,能够大幅增加潜艇在水下持续航行的时间。最大噪音95分贝,达到世界先进降噪水平。

    14、095周级攻击型核潜艇。世界上现在仅有美国弗吉尼亚和俄罗斯北德文斯克级可以超过它。是我国第三代攻击型核潜艇,采用更先进的静音技术,配备YJ-12超音速重型反舰导弹、CY-3反潜导弹,还配备垂直发射系统,可发射潜射攻陆巡航导弹。

    15、歼-11B重型战斗机。综合能力进入世界前三名。它用先进的平台装载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领先美欧的空空导弹、强大的对地、对海攻击武器。

    16、歼-15重型舰载战斗机。进入世界舰载战斗机前三名。叫做“飞鲨”,航程超过3000千米。它具有突出空战能力和对海攻击能力。它有8个重载挂点,可以挂载各种大直径武器,机身腹部前后的两个挂点联合使用还可以挂载单弹重量超过4吨的超重型武器。

    17、翔龙战略侦察无人机。我国成为在美国后面第二个研制出无人战略侦察机的国家。巡航速度每小时750千米,作战半径2500千米,续航时间10小时,航程7000千米,能在2万米的高空长时间飞行,监视整个太平洋沿岸地区。

    18、空潜200大型反潜巡逻机。同日本新研制的P-1反潜巡逻机并列世界第一。机鼻下方加装一个“腮”形整流罩,配置可360度环视海面的搜索雷达,能有效探测潜艇的通气管、潜望镜、浮标等。机尾有一条很长的“尾刺”,是用来探测水下潜艇的磁异侦测仪。

    19、霹雳-13空对空导弹。超越美国和俄罗斯同类武器,占据世界第一。采用小体积大推力冲压发动机,射程远,速度极快,指标处于世界最先进地位。最大射程500千米,速度4-5倍音速。

    20、霹雳16反辐射导弹。超越美国和俄罗斯同类武器。是一种新型高速反辐射导弹,主要用于攻击地面和舰载防空雷达,为大规模突袭行动开路。该型导弹发射重量360千克,射程约80千米,最大射速每小时2280千米。

    21、鹰击12超音速反舰导弹。领先西方整整一代。有空射、舰射、潜射三种,弹长大约9米,弹径1.2米,弹重大约3吨,雷达反射截面小于等于0.2平方米,具有较强的假弹头欺骗战术。

    22、海红旗-9A防空导弹。性能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它对飞机最大射程120-150千米;对飞机最小射程20千米;对导弹最大射程:25千米;对导弹最小射程5-7千米;同时攻击6个目标;同时制导12枚导弹。

    23、长剑10巡航导弹。与美国战斧、俄罗斯Kh-55巡航导弹占据世界前三名。弹长8.3米,直径0.68米,弹重2.5吨,巡航高度50-150米,最大巡航速度0.75马赫,有效载荷500千克。制导方式复合制导。命中精度5-10米。

    24、红鸟-3号战略巡航导弹。目前世界排名第三。分为陆射型(HN-3A)、舰射潜射型(HN-3B)、空射型(HN-3C),射程在2000至3000千米,速度0.9马赫,巡航高度10至8000米。全重1400千克。精度提高,圆概率误差在2米左右。

    25、东风-25中程弹道导弹。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够携带多枚弹头的中程导弹。采用两级固体火箭,弹头舱能够携带三枚分导式核弹头,射程为2500至3500千米。制导方式:捷联惯性,弹道计算机。圆周偏差率仅有20-40米。

    26、东风-26远程导弹导弹。在战术导弹中性能世界第一。采用二级固体火箭,发动机推力巨大,导弹最大射程达到5000千米,应用多种先进的制导方式,能穿透对方导弹防御系统,还大大提高打击精度。

    27、红箭-9反坦克导弹。威力和命中精度都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可以打烂目前任何一种主战坦克。是我军第三代重型反坦克导弹,有效射程为100-5000米。中国已有红箭-10反坦克导弹。

    28、东风-41型洲际弹道导弹。最大射程可达约14,000公里,使它几乎可以打击地球上的任何点。是中国目前最先进的战略核导弹系统之一,采用三级固体运载火箭作为动力,最大射程可达约14,000公里,其载车能在公路进行机动。

    29、中子弹。世界上只有美、俄、中三国能够制造中子弹。中子弹是第三代核武器,是一种在氢弹基础上发展、以高能中子辐射为主要杀伤力、威力为千吨级的小型氢弹。它虽然杀伤力量小,主要杀伤人员,但对电子系统的破坏非常巨大。

    观点:感谢毛主席,多看了100年。据说王震去世的时候,感叹道,毛主席比我们多看了50年。王震是那一代中国人的精英,比一般人至少多看50年,这等于说,毛主席比一般人多看了100年。当年很多人不理解毛主席勒紧裤腰带、扎住脖子搞两弹一星一艇(核潜艇),幸亏他老人家独立自主搞了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才有今天这样越封锁越进步的局面。对比比我们独立更早的印度,仰人鼻息买万国武器,始终不能形成自己的军工体系,我们的体会就会更深。

    当年苏联原子弹爆响的时候,我们也是欢欣鼓舞,彭大将军高兴地说,以后不怕西方的核讹诈了。今后世界大战,我们出人,老大哥出核武器。毛主席呢,眉毛扭得很紧。他的感觉不一样。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毛主席顶着巨大政治经济压力,利用苏联当时的麻痹,毅然上了两弹项目。如果当时错过时机,等苏联醒悟过来,或者等到现在再搞,就难于上青天了。

    感谢毛泽东,在最困难的时候,让中国真正站起来,咬紧牙关顶住骂名为中华民族打下了自立的坚实基础;感谢邓小平,在最迷茫的时候,拨开迷雾见阳光,坚定不移转型搞改革开放,积累起让中国大力发展军事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敌人都知道今天的中国强大起来了,时间对我们有利,所以才表现得如此焦灼不安。我们一些人却在自轻自贱唱衰祖国,为他人张目。

    丛林法则告诉我们,国际争斗最终还是靠拳头说话,拳头就是以武器为标志的军事实力。共产党数代人奋斗,换来了这样的局面,我们离百年梦想中华复兴的目标,已经离得这么近,呼吁全国人民支持共产党、习主席,不要上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人士的当。一个政党无数党员为国家民族独立解放献出了热血和生命;在无数的错误中摸索前行,设计和完善自己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结构,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百折不饶,直至将灾难深重的祖国变成世界强国,我们为什么不为之骄傲,为什么还不给它掌声和鼓励,为什么老是吹毛求疵、求全责备?

 

 

 

 

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

——谈谈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上)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苏长和

2014-09-05

    【原编者按】:今天(9月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在第2版整版刊发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的文章《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之比较》(上)。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编者按”中称,中美民主政治模式,长期是学界讨论热点。 文章称,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是一届接着一届干,可以避免“翻烧饼”,集中精力持之以恒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要保持竞争力,政党制度必须确保要有一届接着一届干的精神,这就是一党政治的优点。许多发展中国家盲目学西方的多党制,导致政治生活“一届隔着一届干”,学的是折腾,最后是政治动荡和混乱,错失了许多发展机会。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说民主人们可能会笑。美国现在在国际上一讲民主,全世界人都会笑,因为它的民主政治对内对外都出现很大问题,名实不符;我一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民主国家,有些人会笑。为什么会笑?因为有些人骨子里认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是西方政治话语塑造下的威权和专制国家。对此,很有必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中国式民主政治与美国式民主政治作一对比,以消除人们对美国民主的神化和对中国民主的矮化。我认为不将对别人的神化和对自己的矮化的观念障碍从我们大脑中拔除出去,我们就不能客观地探讨这个问题,坚定走自己民主政治道路建设的信心和恒心。

一、“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有人说,美国是民主的老师,中国是民主的学生,学生怎么敢和老师比?这种以美国民主标准为参照的认识心态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中国今天的一些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现代化理论、政治发展研究、比较政治研究基本是按照这个套路在研究中国的,即先按照美国民主设定一个标准,然后将中国民主对号入座,这是在别人标准、别人话语体系下研究自己,结果可想而知,总是对自己横挑鼻子竖挑眼,别人成了审美的对象,自己变成了审丑的对象,长期以往,自己好的东西都会被整容给毁了。所以,比较中美民主,要有不唯上不唯外的态度和精神,此为一。
        还有一种错误的比较方法是从教条的书本出发,脱离实际和实践比较中国式民主和美国式民主。典型的是从美国民主教科书中的概念出发比较中美。此后果有二。一是美国民主教科书中的民主与美国的实际差距太大,完全按照教科书,会导致对真实的美国民主政治的误读误解甚多,忽略了对美国不自由不民主的认识;二是国人如果按照美国民主教科书理解美国,会导致对美国民主的赞扬连普通美国人看了都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比较中美民主,要有不唯书的态度和精神,此为二。
        那么,既然要比较,就得有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就是唯实!世界上新制度模式出来的时候,人们是无法从外来的和旧模式中的概念理解它的。本文抛开许多外来的繁琐、枯燥、晦涩、教条的民主政治教科书中的概念,结合民主政治的常识和中国政治生活语言,从政治一般原理比较中国式民主和美国式民主。
        我认为生活是最大的学问,所有的学问道理都蕴含在普通生活中。看似复杂的政治原理其实就在生活之中,也建立在生活上面。我们不能观察鲜活的生活,或者将社会生活与所谓的社会科学概念对立起来,是因为我们被强加的概念束缚住了。一旦我们从美国民主政治教科书的概念中跳出来谈民主,思想上就会很轻松,就会感到很解放;惟有用扎根于本土的鲜活的概念,才能将自己的民主政治讲生动。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3月在兰考考察时引用焦裕禄的名言“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我们研究和探索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也要有这种精神。

二、中美民主政治的历史和文化

       中美民主政治建立在各自国家的历史之中。比较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有两个因素影响甚深,一是文化因素,即“和”与“同”;二是历史因素,即两国民主政治的奋斗史的差异。
        (1)文化上:美国求“同”,中国尚“和”
        中国是一节一节长出来的国家,美国是一块一块拼成的国家。中国民主政治精神重“和”,美国民主政治精神重“同”。概言之,美国求同,中国取和。“去和取同”者衰,这句话是《国语》中史伯与郑桓公论兴衰时说的。
        美国人善于求同,中国人善于求和察异。高度一致成了美国社会典型的特点,这符合资本主义文明的特点,资本主义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消灭多样性的;群星灿烂是中国社会的特点。由于是拼出来的国家,美国格外重视认同,国家力量几乎无处不在,很隐蔽地渗透到各个领域。总之,你一定要同我一样,不一样就是异己。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以及奥维尔的《1984》、《动物庄园》在国内颇流行,这几本书都被认为是攻击共产主义计划社会的,是对苏联共产主义社会的抽象写照。其实错了,大家要认真读并对比美国的话,这几本书其实是今日美国社会的写照。至于斯诺登揭露出来的监听计划更是骇人听闻,让人感到走到哪里都有一只一美元纸币上的眼睛在盯住你,你已经没有自由了。科学和民主在美国一定程度上成了控制、监控、操纵、标准化别人的工具,而最近的脑科学,让人恐惧地联想到远距离控制别人大脑的后果。由此观之,究竟是谁在修通往奴役之路呢?
        在中文中,控制与专制一字之差。我看不出一个如此重视监控、操纵、控制的社会,怎么可能有民主精神呢?大家再读一些西方实验心理学方面的书,读多了让人毛骨悚然,人与人之间关系难道像小白鼠一样,就那么简单地化约为试验和控制吗?而这种科学在中国社会中是很难发展起来的。所以,美国一定程度上是设计出来的。一个设计或控制出来的社会,一定存在违背人自由精神的东西。有人认为美国是个人主义的社会,其实不准确,美国同样是个极为重视集体主义的社会。
        比较来说,中国是原生地长出来的,是一个大家庭社会,伦理亲情都还在。每个中国人,多多少少都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国家对个人干涉甚少,讲“导之”,也讲“由之”,所谓“无为”,即为自由。国家始终为个人和社会保留充分的空间,社会因素一直很丰富。这是社会文化基因的差异对真自由、真民主精神培育的影响,它是渗透在生活中的政治文化。一个国家的上层政治,一定是建立在日常生活政治哲学中的。
        (2)历史上:中国争取独立,美国寻求扩张
        近代以来的世界民主史上,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和探索有几点被忽视和轻视了,第一是中国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和国民党专制统治,追求民主建国的历史;第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民主治国的政治道路的探索。
        讲民主政治,既要讲人民当家作主,也要讲国家独立自主。国家独立自主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保障本国人民享有民主的基本前提。一些国家领土上被美国驻军,按照美国驻军协定,美国军人在当地犯罪不受当地司法管辖。你说这个国家的司法还保障本国的民主和自由吗?
        中国人追求民主建国的历史首先是要从半封建半殖民地体系中独立出来,自主选择自己的道路;美国从英国的殖民体系中摆脱出来,也有一部追求民主建国的历史。但说美国的民主是谈出来的,只说对了三分之一,另外两个是,它是在有钱人之间谈出来的,同时也是打出来和对外扩张出来的。即便说是谈出来的话,主要是在种植园主、工商资本家、金融资本家之间谈出来的,而不是在资本家和人民之间谈出来的,这点比尔德在《美国宪法的经济基础》中说得很清楚。同样,美国黑人争取自己的权利,那可不是谈出来的,是流血和牺牲换来的,不是别人主动施舍来的。
        所以,美国的“谈”,与新中国成立时的政治协商会议的“谈”完全不同。费孝通先生曾这样描写他出席北平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观感:“我踏进会场,就看见很多人,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还有位戴瓜皮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
        (3)民主政治的群众基础
        新中国在立国的时候就解决了民主的群众基础问题,所以不存在美国后来始终面对的政治扩容问题。美国建国时,没有解决好民主的群众基础问题,其政治发展一直面临民主的扩容问题。美国当家的是少数人,建国一开始,有钱有势者就开始主导政治,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美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黑人才拥有选举权,才实现形式上的人民当家作主,当然这个当家作主其实也就是一票而已。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差序社会,其实不准确。中国是一个等序社会,美国是一个差序社会。围棋中每个棋子都是平等的,但国际象棋中每个棋子是不平等的。前者孕育着更多民主的精神,后者充斥着精英精神,是一个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社会,这个社会天生是反民主的,害怕民主的,由此也形成了建立在牺牲弱者和赢者通吃基础上自由原则,而这条原则又与民主和平等是冲突的,正在伤害着美国,所以我认为美国将来一定会出现越来越多朝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动力。美国不缺资本主义,美国缺的是社会主义。
        由于民主的群众基础的差异,中国共产党敢搞群众路线,约束自己监督自己,通过群众路线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美国两党不敢搞群众路线,一搞群众路线,其执政地位就没有了。这是政治的阶级基础的差别导致政治生活的不同。

三、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

       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应该分为两个部分考察,一是国内经济基础,二是国际经济基础。
        (1)中美民主的国内经济基础有着“公”与“私”的本质区别
        讲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不理解公与私的关系,这个问题就容易混乱。中国人讲“天下为公”,资本主义在西方发达以后,讲的是“天下为私”。欧洲大陆和英美在公私问题理解上有差异,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大陆远比在美国流行,与欧洲大陆文化仍然存有公的理想有关系。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接受并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的“公”的思想与传统中国社会“公”的思想兼容有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财产制与民主自由平等天生是矛盾的,一个社会越受私有财产制的支配,就越可能走向民主自由平等的对立面。民主在美国异化为钱主,是这个逻辑的自然结果。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经济基础的重要条件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党的执政和政府的行政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是因为党和政府代表着“公道”。中国共产党执政最讲一个“公”字。在中国民间政治话语中,至今仍然会称政府为“公家”,遇事不解的时候“找公家”。
        (2)中美民主的国际经济基础有着“共生”与“寄生”的区别
        人们谈希腊民主制的辉煌的时候,忽视了那些贵族谈论的民主其实是建立在对外围殖民地的剥夺基础上的。美国民主政治很大程度上仰赖一个寄生的国际经济体系。反观中国人走自己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既没有也不可能建立一个寄生的国际经济体系,相反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互利共赢的共生国际经济基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讲的就是这种制度的寄生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是共生性。美国现代化道路是在对外扩张和战争基础上走过来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是在内生制度创新基础上走过来的,没有对外殖民扩张的经历。所以两种民主政治的国际经济基础完全不一样,其造成的对外行为逻辑也不一样,前者对外部实施军事威胁和干涉,后者对外部实施和平共处。

四、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

        (1)“一中有多”与“一分为多”
        任何大国政治,都重视“一”,这是中美两个大国的共同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一中有多,美国的两党制是一分为二,三权分立是一分为三。不管如何,两国民主政治背后都有“一”,“一”是主,《尚书》中说“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中国的民主政治当家作主的是人民,美国民主政治当家作主的是大资本家。
        “一”一定要能包容“多”,如此,“一”才能在不断更新中扩容、兼容和变容。“一”既要包容阴,也要包容阳,阴阳合在一起才有一个整体的“一”。“一”如果只包容一面,将另一面推出去,“一”也会不稳固。相当于一个等腰三角形,居顶端的是“一”,“一”必须居顶端,扮演公道和仲裁的角色,其他边是多。“一”是中,“一”允许争论,但是不能允许对立和分裂,扮演一言九鼎的角色,在对称对等中求统一。这是中国民主政治中讲的“一”。
        美国的三权分立相当于一个不断变形的三角形,相互牵制,会有颠倒,有时总统很强势,有时国会占主导,有时司法很独断,形分神合,背后是资产阶级专政,不是人民民主专政。所以,其政治重视的是“多”中的制衡而不是仲裁,形成平衡就会有“一”,是对立中求统一。当然,制衡机制一旦失灵和失衡,就会出现现在的美国政府僵局和民主失灵现象。

       (2)合与分
        外人只读美国民主政治教科书,最容易学到的一个字就是“分”,政党政治一分为二也好,行政立法司法一分为三也好,或者其联邦制下的分权也好,表面上确实是分。但美国民主政治中也有很强的集权和合的因素,这是其民主集中制的地方。“9·11”后美国的集权趋势就很明显。许多国家在借鉴美国政治时,由于没有看到其形分实合的一面,误以为分是其政治精髓,学了去实践最后导致国家分裂、政治对立、民众对抗的结果不胜其数,这是当今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悲剧。
        从合来讲,美国政治词汇用的是“共识”,中国政治词汇是“政治团结”,两者本义都是“合”。美国人说政治正确,目的在于统一思想认识。中国有人经常说人的思想怎么能统一呢?其实他没有看到美国统一思想的技巧一面,美国在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方面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的“一”不是谈出来的,而是建构出来的。如果求最大公约数,白人正在逐步成为少数。国内也有讲“共识”,但是关键是要共“中国制度”的识,而不是共别人制度的识,那种共识是在分裂。
        从分来讲,美国民主政治中的制度表现为权力的分割,中国民主政治中的制度表现为权力的分工。美国民主失灵,与其权力分割有关。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来讲,在中国不存在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但是在美国,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无所不在,国家权力因此被切割成一块块,相互制衡,容易形成僵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鼓吹央行独立、司法独立、军队独立、货币独立,看上去是独立,但最后的权力被谁收入囊中了?是大资本家!所以国家最后只能听资本家的操纵了。
        (3)“一届接着一届干”与“一届隔着一届干”的政党制度
        从政治市场角度看,美国的两党制实际上类似市场中的双头垄断现象。其政党政治看上去是分为两党制,但是其本质还是集中与共谋。美国的两党政治运作类似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麦当劳和肯德基、波音和空客在市场中的双头垄断和价格联盟行为,但背后都是集中。政治的本质是集中,但集中的方式不一样。
        两党政治下的治理特点是“一届隔着一届干”或者“一届对着一届干”。一般认为美国民主制或者民主的特点是多数决定,但是美国民主制度并非多数决定,许多情况下其实是少数独断决定,这也是其集权和专制的地方,不太为我们注意。大家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投票机制设计,很巧妙,美国是少数,但是它这个少数永远可以否决多数。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一届隔着一届干”或者“一届对着一届干”,用福山的话说是相互否决体制。但福山说得其实不完整,两党经常是相互支持的,互投赞成票。相互支持是常态,相互否决是不正常,就如现在美国政治一样。所以美国政治现在出现危机。2013年美国政府关门就是个例子。所谓经常相互支持,以美国和平演变苏联为例,就不是一届对着一届干,而是一届接着一届干,不将苏联搞垮誓不罢休。
        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是一届接着一届干,可以避免“翻烧饼”,集中精力持之以恒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要保持竞争力,政党制度必须确保要有一届接着一届干的精神,这就是一党政治的优点。许多发展中国家盲目学西方的多党制,导致政治生活“一届隔着一届干”,学的是折腾,最后是政治动荡和混乱,错失了许多发展机会。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奇迹,根本的奥秘其实在中国的政党制度。现在许多国家对中国奇迹中国模式感兴趣,中国的许多东西都好学,例如重视教育、成熟的官僚体系、试点等,但是唯独“一届接着一届干”的政党制度不好学,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学西方政党制度,其制度已经被先入为主地定型了,很难再纠正。从治理绩效和能力看,按照中国政党制度的标准,多党制恰恰违背了治理常识,更不能视为就是民主政治的唯一标准。
 

 

 


学者非自由撰稿人 想写啥就写啥

中国新闻

    内地意识形态持续收紧,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近日强调,社科院是中共领导意识形态的重镇,不是「自由撰稿人」的松散联盟,「想说甚么就说甚么,想写甚么就写甚么,想干甚么就干甚么,毫无政治性、组织性和纪律性。」

    须与党保持高度一致

    财经网披露,王伟光于上月29日讲话称,社科院不是「自由撰稿人」的松散联盟,而是党领导的宣传思想的重要战线、学术理论的重要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王伟光指出,社科院学者绝不能为了个人名利,或其他政治目的而从事理论学术研究,而要为党和人民做学问,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服务。研究人员不仅是普通学者,而是党的思想理论文化工作者,更是党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战士。

    他提醒旗下的研究所所长,社科院「一定要绷紧这根弦」,「选拔人,特别是选拔领导干部,必须把思想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不符合这个标准,就是不合格。」据悉,社科院已出台规定,凡出现政治违纪问题、不适宜担任现职的,一律予以免职。

    不能自拉自唱 如网络公知

    王伟光表示,社科院研究人员决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一个「自由撰稿人」的地位上,「自拉自唱」、「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如社会大V、网络公知(公共知识分子)那样。「党和国家不需要这样的学者,这一点全院同志必须明白。」他指研究人员不仅是普通学者,更是党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战士﹐要求社科院学者对于错误言论要敢于发声批判、展开斗争。

    较早前,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在内部会议上批评,社科院内的意识形态存在「四大问题」,包括「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等。

 

 

 

 


发件人:鹤慈张<zhclxymm@gmail.com> +收件人:冯胜平<shengpingfeng@yahoo.com>抄送人: Zhang<yitangz@cisunix.unh.edu> +Shuyuan Song<song11385@gmail.com> +王宁<nick.wang@nzasiatv.co.nz> +王希哲<xz7793@gmail.com>时 间:2014年09月06日 07:17 (星期六)

杜撰的红二代和官一代之争

张鹤慈

    因年龄限制开国一代子女基本已离休,只因习个人的背景杜撰出红二代和官一代之争。离休的原高干子女和全国老百姓一样都这些泛用权力肆无忌惮的贪腐政治暴发户强烈不满。是看宫廷电视剧看傻了?你这里用出身于平民为他们喊冤叫屈?

    中国反腐的攻坚战阻力不小,杜撰出红二代和官一代之争泛用权力肆无忌惮的贪腐政治暴发户是反扑的手段之一。周永康算是“政治根基浅出身于平民”,周滨算是什么?如此显赫家庭出来的子女算不算红二代?

    有人说两年来抓的人有个共性就是政治根基浅,出身于平民。昨天和美国朋友电话中就再批驳所谓的红二代和官一代之争,这是香港媒体为了赚钱的炒作和看宫廷电视剧学历史的创作。薄熙来是政治根基浅出身于平民?

 

 

 

 

 

 

发件人:宋赵来<wyfbzz@163.com> +(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8月26日 15:30 (星期二)附 件:2个 (宋赵来中国大战略研究 (1) (1).doc 等... ) 查看附件

中国反腐大战略

宋赵来 著

目 录

一、 两个“窑洞论”与民主反腐新路径
二、 中国反腐亟待破解监缺陷
1、人大监督制度亟待完善
2、军队腐败如何打胜仗?
3、现有监督制度执行要给力
4、信访不如信法
5、健全保护举报人制度刻不容缓
6、媒体反腐杀伤力与制度缺陷
7、如何破解“一把手”监督困局?
8、带病提拔旧疾需下猛药
9、贪官精于伪装:被蒙蔽的双眼
10、反腐监督必须全面无禁区
三、 反腐机构要做大变革
四、 中国反腐亟待修复制度漏洞
1、 反腐制度需综合修复
2、 中国选举制度要做重大改革
3、 如何破解“政令出不了中南海”?
4、 财产公开实践证明有效为何不实施?
5、 防止房子腐败官邸制如何制定与实施?
6、反腐法治遇瓶颈
7、如何治理司法腐败?
8、为何“民告官“难上加难?
9、吏治败坏危害最烈
10、贪官外逃与治理裸官
11、治理贪腐需填补法律空白
12、反腐细节决定成败
五、 腐败文化与零容忍
1、 腐败莫成潜规则
2、官本位根深蒂固:中国难以承受之重
3、官员特权何时休?
4、官场丑行录
5、对腐败香港“零容忍”
六、 走出反腐误区
1、改革开放前腐败猖獗触目惊心
2、特赦反腐误国误民
3、高薪不养廉
4、严刑峻法难根治腐败
5、清官反腐靠不住

七、典型腐败如何应对?
1、灰色收入与黑金
2、学术腐败比癌症更可怕
3、农村土地腐败如何破局?
4、看好人民国企反腐要加压
5、比雾霾更可怕的“环保腐败”
6、小乡村大腐败
7、信仰迷失:腐败深层诱因
8、情趣性腐败:就怕领导没爱好
9、三公消费何以久治不愈?
10、房地产腐败:中国最腐败行业之一?
八、他山之石:治理腐败如何借鉴?
1、、国外最清廉国家是如何炼成的?
2、“廉洁之都”香港是如何炼成的?
九、反腐败遭遇黑色利益集团

总结:反腐顶层设计与结构性对策

 

 

 

 


 

发件人:冼岩<xianyan9738@vip.sina.com> (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大军<zdjun@263.net> 时 间:2014年08月26日 13:45 (星期二)附 件:1个 (三驾马车.txt ) 查看附件

习近平的“三驾马车”

冼岩

    世间之事皆有一定之理,循理而行,方能达到目的,且事半功倍。数学上,三个点是能够建立一个稳固平面的基础。这一规律,似乎也适应于社会领域尤其是政治范畴,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三足鼎立”、“三驾马车”等等说法。

    分析今天习近平时代的执政特色,最好的概括是“三驾马车”。这“三驾马车”,概指反腐、经济改革、管控意识形态和舆论这三个方面,它囊括了所有极具习近平个人特色的政治行为,是对迄今为止习近平政治作为的提纲挈领。“三驾马车”也分别对应于王岐山、李克强、刘云山三人的权力职能,从功能配置和各自作为看,他们也是习近平的“三驾马车”。常委中的其他三位,角色都没有如此吃重,不过是维持体系的正常运转而已。

    “三驾马车”中比较特别的是王岐山,他与习近平的合作很有意思。两个个性都很强,而且理念颇有殊异的人,能够合作得如此有声有色,一方面是因为两人对当下中国腐败的严重程度及其危害性有着高度共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王岐山受年龄限制,只能干此一届,把重要权柄放在他手上,习近平不用太过担心——这种担心排除后,无论能力、事业心,王歧山无疑均属上上之选。近日见有香港媒体发问,称“王岐山退休后,反腐怎么办?”——这些人难道不知道,反腐的成败关键不在王岐山,而在习近平吗?

    实际上,邓小平时代也是“三驾马车”的格局,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时代的“三驾马车”,结构上与习时代之“三驾马车”类似:“一个中心”即经济建设,是“三驾马车”的核心驱动力,犹如发动机,与习时代的反腐类似;“两个基本点”中的改革开放是踩油门,负责为前进克服障碍、增加动力,与习时代的经济改革类似;“两个基本点”中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踩刹车,兼带方向盘功能,一方面调节前进的方向和速度,另一方面避开一些危险区域,与习时代的管控意识形态和舆论类似。这种“三驾马车”结构,有动力、有方向,有增速、有控制、有调节,事实证明,这是能够在现行体制下保证社会稳定前行的政治结构。而邓、习“三驾马车”具体内容的差异,又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以及政治家对这种变化的把握与适应。邓时代以前的社会搞的是政治挂帅,经济被搁置,所以当时要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到习时代经济发展已成为定式,其地位类似于以前的“政治挂帅”,因此无须再作强调,反而经济“发展后的问题”彰显,反腐就是为解决“发展后的问题”而选择的突破口。邓时代的改革,主要也是经济改革,但当时闭关锁国已久,所以改革之外还强调开放;而今天开放已成潮流,许多方面反倒面临着需要自我保护的问题,所以开放不再被着重提起。邓时代,西方意识形态起于青萍之末,虽影响不小,但覆盖面有限,所以执政党只须强调自己的“四个坚持”即可;今天,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已成为事实上的主流和炙手可热的显学,仅仅强调执政党自己的坚持,已经不够,所以必须强化管控,不管控,则前苏之殷鉴不远。

    其实,在政治人物方面,邓时代也有自己的“三驾马车”,而且其各自命运似乎具有某种昭示意义,在此且存而不论。

    相较而言,江、胡时代只是邓时代的延续,本身没有进行这种整体框架的建构,而只是在具体方向上进行修补和调节。其中,江、胡之间又有差别。江时代是对邓时代方向上的深入和扩展,其重心是开放。当时不但对外开放加入了WTO,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扩展了空间;对内方面,开放也属前所未见。身在其中时,或许有人抱怨、不满,但今天回过头来看,不能否认,江时代无论言论还是思想,开放程度都是近几十年来最大的,几乎达到了这个体制所能容纳的极限。此后的时代,因种种反弹而导致收缩,充分说明了问题。一个体制能够容纳什么样的开放程度,需要一个试错的过程,过程中免不了收收放放的反复。

    胡时代的主要特色,是对邓小平方向的修正,重心是强调公平,具体表现为取消农业税、发放农业补贴、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分配调整政策。就理念而言,科学发展观是对不科学发展的修正,和谐社会是对不和谐现象的修正,只不过,执行上力度有限,效果不如人意。并不是说邓时代主张不科学发展与不和谐,而是说客观上出现了这种现象和后果,这也是经济高速发展所必然积累的负面性,在所有高速发展国家都曾出现过。

    以胡观习,可以看出更多的东西。本来,经济发展到今天,公平作为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企求,也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核心驱动力,据此构建新的“三驾马车”,但习近平为什么弃公平而取反腐呢?其中自有深意在。一方面,反腐的共识程度更高,不但覆盖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中下层,也包括了与权力关系不密切的部分上层。而且,反腐不涉及意识形态之争,不会因观念带来分裂。另一方面,践行公平要求削富填贫,需要将矛头直接对准富裕阶层,这对于面临下行风险的中国经济而言,是不能承受之重。换言之,公平纵有价值上的充分正当性,却不是今天的中国所能够彻底奉行的,最多只能是有所兼顾,有所表现,首先须做的是抬高底部,避免社会发生极端性风险,就像胡时代所干的一样。由此也能理解,胡时代高举公平,为何却在实践上触入不深、行之不远。一个重要原因,公平本身在这个时代须面对许多掣肘,具有客观局限性。

    反腐与公平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二者具有延续性。也可以说,反腐是公平的初级版,公平是反腐的升级版。对于立足于现实的政治家而言,当然应该先行初级,再谋升级:当经济形势稳定,反腐达到相当效果、不再足以成为核心驱动力时,则须转以公平为核心,打造新的“三驾马车”。笔者原来认为,在贫富分化、不正当致富普遍的当下中国,践行公平须清算所得税(见拙文《重建公平的最优选择——清算所得税》),现在却发现,可以仅仅通过开征遗产税、馈赠税等较少引起反弹和动荡的方式,就能够隔代实现公平。关键是必须坚守遗产税开征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政府汲财,而是为了调节分配,实现公平。

    习的胆魄,通过这一年多来的反腐已经展露无遗;舍公平而取反腐,又可见其眼光独到。有眼光、有胆魄,人们不能不对习近平时代充满期待。这个时代的主要框架已经搭建好了,真正的变数是经济:中国经济已走到全新阶段,面临全新问题,而且看起来,政府还准备采用全新方式应对,结局将如何?且拭目以待。

 

 

 

 


发件人:陆一<yilu@sse.com.cn> +(由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陆一<yilu@sse.com.cn> +时 间:2014年09月01日 11:21 (星期一)

反对极端主义

----中共现状与海外民运前途

周舵

2014-07-31

 (作者周舵为1989年6月2日绝食的“四君子”之一)

  要点:1)民运已经“边缘化”;2)民运已经堕落为极端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3)民运分子要回国坐牢,不要把中共一棍子打死。

  早春三月,应某基金会之邀,我重访美国。这个基金会正在拍摄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纪录片,要我接受采访。趁便,我临时决定在哈佛大学作一次关于渐进民主的演讲,又应邀给哈佛的本科生讲了两堂课。时隔七年,美国还是如此诱人地美丽,而且──与中国大不相同──美丽得如此 熟悉,好像我前天才刚刚离开。在演讲中我说起七年前“逃离美国”,不是因为美国不好,恰恰相反,美国太诱惑我,我担心,时日稍长,我会动 摇了回国的决心。在洛杉矶的姨妈、表弟、表姐妹们,在台湾的舅舅,苦 苦劝我长留美国,至少,拿了绿卡再回国,两位老人甚至老泪纵横,劝我不要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婉言谢绝了,但心里酸酸的,并不好受。 我自问:我是不是太不近人情,太做作(我最讨厌的品质之一)了?亲戚 们问我回去的理由,我说:两个字,爱国,或者,六个字:我是个爱国狂(亲西方的,不是反西方反美的)。这个理由她们不能接受,问我中国有 什么好,值得你爱?

  这个质问,深深刺痛了我。我心想:人只能爱可爱的东西吗?我想回 答说:我爱中国,不是因为她好,她可爱、优秀、有什么“优越性”(很痛心,拿今天的中国和美国比,我实在找不出中国比美国优越之处),恰 恰相反,因为她是如此不幸,如此多灾多难,让你感到肩上有一份无法卸 除的沉重责任。

  爱国不是出自理性认知,不是来源于优劣比较,对我而言,爱中国是 溶于我全部血液中的东西。我为中国的每一个缺点痛心,为中国的每一点 进步高兴得要流泪──

  “为什么我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深爱这片土地”(艾青诗);

  但我没有这么说──虽然是实情但难免被人解说为自我拔高──我只能说,留在美国很好,对我个人而言甚至可以说虽不在天堂也离天堂不远了,只不过,这就象翻日历,除去数目字不同,其他都相同,从现在开始 ,你一眼可以望到底,看到几十年以后你会是什么样(天堂大概都是这个 样子吧)。中国却恰好相反,每日、每时都在变,变化之大、之快,令人难以置信,更重要的是:中国将来变成什么样子,很可能就取决于我们做 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

  就这样,我逃离了美国。回国后的种种经历,千言万语无法尽述,我 会选择一部份写在明年杀青的加长的“六?四亲历记”(题目是:《血腥的黎明》)当中。在这里,我只能提及一点:我本应经常把国内的情况通 报给海外民运的朋友们,但由于种种不便,我似乎是失职了。从现在开始 ,我要做些弥补工作,否则的话,我们与海外民运的朋友们之间,隔阂和误解会越来越深,这当然不是好事。从我“关注人权,支持申奥”的声明 受到的批评来看,这个隔阂和误解确实不容小视。

  让我先从三点建言说起。

  一.边缘化的危险

  余英时先生在剖析中共的一篇大作中谈到中共的“痞子化”,极为中肯。事实上,共产党和几乎一切革命党一样,大体上由两部份人组成:理 想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和边缘群体。所谓“边缘群体”,是指那些在大动荡的时代,从原本有序的社会职业分工位置上被排挤出来,又找不到新 的位置的失意人群:失意的知识分子,失业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失 去土地的农民,等等。革命的初起阶段,是激进知识分子为主流,正是他们鼓动、组织、领导那些边缘群体起来造反。随后,这一类人逐渐被排挤 出领导核心,边缘人日益成为主导。边缘人的不择手段、非道德主义、赤 裸裸的实力主义和残忍冷酷,便成为革命党的常规。这大概应该算是一种 “革命的内在逻辑”吧!

  有一部关于这个题目(“痞子文化”)的大书,很值得推荐:中国社 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泰先生着《流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 年9月),我极为钦佩的李慎之先生为该书作了序,其中引述了王元化评述 杜亚泉(杜亚泉先生是近代最早注意该问题的学者)的一段话:

  杜亚泉在《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一文中, 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以大量的篇幅谈到游民与游民文化问题。他 说游民是过剩的劳动阶级,没有劳动地位,或仅仅作不正规的劳动。其成份包括有兵、地棍、流氓、盗贼、乞丐等。游民阶级在我国社会中力量强 大,他们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份结合,对抗贵族阶级。他认为 秦始皇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可是革命一旦成功,他们自己就贵族化了,于是再建贵族化政治,而社会组织毫无变更。他说这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会革命,只能说是“帝王革命”。游民和知识阶级结合,就产生了游民文化。这种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 生计,疾恶官吏,仇视豪富为其特色。

  这部书告诉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说是“儒释道三教合一”也好, “阳儒阴法”也罢,都忽视了极其重要的另一部份,所谓“隐性文化”即游民文化、痞子文化,它“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时冒出头来 一统天下”。自秦始皇以后,争夺天下,流血漂杵的大拼杀之中,有成功的“豪杰”,从刘邦、朱元璋到毛泽东;有失败的农民起义领袖,从陈胜 、吴广到张献忠、李自成,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流民群体的杰出代表;所谓 “江湖侠客”,正是游民的理想;影响中国人(从担夫走卒,到官臣士子)至深至远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乃一代又一代游民的经典 教科书。这个反贵族、反主流社会,反知识、反道德的游民文化,已经成 为中国人灵魂深处一种最坚执的情结和本能,每逢乱世,必定冒出头来大显神威。及至近世,再被激进知识分子抹上一层民粹主义的油彩,它就尤 其威力无比,真说得上是所向披靡。

  这就是为什么我自九四年回国伊始,就向刘晓波、王丹和其他民运朋 友极力告诫“千万不要边缘化”的理由所在。当然,边缘化不是我们选择的,但责任在谁并不影响其危害性。如果我们脱离主流社会,脱离广大民 众、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日益封闭,成为一个自弹自唱、自吹自擂,自 我激励、自我强化的小圈子,民运就死定了。请注意:我所谓“主流社会 ”,是指正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那些健康力量,正在发育着的、代表未 来的主流。

  请海外民运的朋友们想一想:我们是否一直在认认真真地去设法接近 、了解、体谅和同情海外华人的主流意见?更不用说,国内从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到企业界、商界、政界人士的主流意见?如果我们用一句“他们都是中共的应声虫”把自己孤立起来,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离列宁的职 业革命家阴谋小团伙有多远?共产党尚且有“三大法宝”──党、军队、 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 敌人”,而我们,除了理想、热忱,主张和口号之外,还有什么?

  二.极端主义的陷阱

  极端主义与民主格格不入,这早就是民主理论界的共识,本来不必赘 言。遗憾的是,在中国民运这块土壤上,民主不得不从ABC说起。这既是由 于中国的传统中没有多少民主化的资源可资凭借,也由于知识界对自由民主主流的陌生(相反的,是对非主流的激进民主极为亲切和熟知),更是由 于执政者至今不提供自由民主主流思想传播和社会实践的机会。自由民主 理论自身的模糊、混乱、不完善也要负一部份责任──和中国人的普遍见 解相反,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理论,一直落后于民主实践,是最近二、三 十年,才逐渐清晰和完善起来的,而且,至今也还在不停地争论之中,远远谈不上成为大多数人系统化的理性认识。

  我个人认为,“极端主义”要从“目标”和“手段”两个角度去定义。从目标角度说,极端主义者认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是唯一正确、正义、 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兼容(宽容)其他的目标(主义、主张、立场、价值观……);从手段的角度说,极端主义者坚持,为了达 成这个唯一正确、正义……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惜任何代价。 这两方面可以合而为一,也可以互相分离,成为仅限于目标范畴的极端主 义(如哈耶克、诺齐克),或仅限于手段范畴的极端主义(如机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就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言,危害最大的是三种极端主义: 极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极右(各种暴力推翻共产党,不计代价地推行“休克疗法”的政治派别),以及狭隘狂热的民族─民粹主义。我认为,这才是中国现代化的真正陷阱。详细的论证,收入我正在写的《渐进民主论──极端主义批判》一书,预计明年出版,此处不便多说。

  按照我“渐进民主论”的“六分法模型”,欧洲自由民主的主导类型 ──中左+中右(我所谓“中派的联盟”即中左、中右的竞争─合作)是中国民主化的合宜目标,美国式的过份偏右不适合中国(无法仿效);途径 (手段)是渐进有序地培育中左和中右,使之分别成为体制内、外的主流 ,同时,防止社会大动荡,尽力防止三种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

  顺便提一句,按照这一模型,迄今为止,国内近年来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并没有切中要害。什么样的自由主义?哪种左派?如果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左,和温和的新自由主义的中右,两者没有什么可争论的,既竞争又合作便是;如果是新毛泽东主义的极左,和暴力颠覆中共的极右, 那也同样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两者都是不容争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死命打杀便是。

  我必得重申一句:我决没有任何反对何清涟女士的意思。只不过,我建议她要把左派和右派都稍加细分:左派有中左、御用左(官方左派)和 极左之分,右派有中右和极右之分,太粗糙的左、右二分不是一个好用的分析工具。

  极端主义不仅和自由民主格格不入,处处与自由民主为敌(不管其信从

 

 

 

 

 


发件人:HGS 2<pcpt026@hotmail.com> +(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时 间:2014年09月06日 09:01 (星期六)附 件:1个 (# 资讯 9-6.rar ) 查看附件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张博树先生曾在大军网上发表过《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 张先生原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因撰写政治文章而不被单位所容,因而去职,现居美国。此文的价值在于反映了反对派之间的分歧,原来的自由主义者不断出现分化和变化,吴稼祥和萧公权已经为张博树所不容,因而出现了这篇批判文章。批判者总是以为自己是正确的,所以才理直气壮地进行批判。但到底谁正确、谁愚蠢,谁是真正的智慧者?还要让历史来评判。中国思想界今天已经不是铁板一块,完全被西方思潮所垄断的现象已被打破。中国学者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主见,他们已经看到了自己应当走的路,但也有人完全以西方理论为模板来要求中国,食洋不化地要求中国机械模仿和照搬。张博树可能就是这样的学者,包括下面一篇文章的作者冯胜平。他们的可悲性就在于太理想化,书生治国,理念化而不懂中国的客观事实。这些清高的学者远离中国社会,既没做过工、务过农、经过商,更没从过政,当过官,大多是在书斋里坐学问。这些人还有个毛病,愿意指点江山,空谈国事。如果中国的领导人真的按他们的理想去做,社会可能就是一场混乱。如其说这些人是救国者,不如说是一些害国者。本网发出他们的文章仅仅是让大家了解这些人的动态,并非赞同他们的主张。

中国新权威主义批判

张博树

2014年8月30日

    新权威主义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今中国仍是有影响的政治思潮。一般而言,新权威主义的倡导者赞成中国的民主化转型目标,但又认为改革要“先经济,后政治”,经济市场化应先于政治民主化;他们特别强调改革要在强有力的权威主导下进行,为此哪怕实施阶段性的、暂时性的强人政治垄断。不像自由主义者,新权威主义者在中国现实政治环境中,表现出更加柔软的身段,他们希望以自己看似温和的主张影响执政当局,但又往往在坚持理想和如何揣摩、取悦、进而影响统治者的策略性选择间左右摇摆。新权威主义的理论通常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们不敢正面面对当今中国的极权体制这个现实,至少不敢公开揭露它。新权威主义者的行动策略也引发诸多争议,赞成者认为这是中国现实条件下的适时之举,反对者则怀疑是向官方献媚,甚至有政治投机之嫌。在很长的时间里,作为一种转型主张,新权威主义有着不同的解读空间。而最近,随着习近平新独裁的形成,像萧功秦这样的新权威主义者也在悄悄修正原来的主张,似有向当权者输诚之意。本文对上述问题做个梳理。

中国新权威主义的起源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深入、政治体制改革呼之欲出的当口,如何看待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如何引领这场变革?什么样的变革路径、变革节奏是合理的?谁来充当这个引领乃至控制节奏的主角?新权威主义正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应运而生的。我们先来看当时新权威主义的一位代表人物:吴稼祥。

    吴稼祥(1955~),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80年代后期在中南海供职,因六四事件入狱3年,后经商、著书、出国访学,至今仍活跃于京城政学两界。

    年轻的吴稼祥似乎颇受美国学者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影响,该书强调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现代化,应该保持必要的节奏、使其成为可控的政治过程。吴稼祥据此提出社会发展的“三阶段论”,即一个处于转型中的国家要从“传统的专制主义”先过渡到“新权威主义保护下的个人自由发展阶段”,然后才是“自由与民主结合的阶段”。说得形象点儿,“民主与自由结婚之前,有一段专制与自由的调情期;如果说民主是自由的终身伴侣,则专制就是自由的婚前情人。”转型中国恰恰需要这样的过渡。

    那么“为什么不能从传统权威阶段一步跨入自由民主阶段?这个高难动作尚未有一个社会完成过。这是因为伴随着旧权威的衰落,必须有一个曾经高度集中的权力的下落过程,但权力没有完全或完全没有落到作为个人的平民手里,而是被旧权威造成的中间社会层层截留了。权力的这种中间滞留使社会进入一种既缺乏权威又缺乏自由的状态,既没有必要的集中也没有必要的民主,有的只是分散。分散主义既吞食集中,又吞食民主。发展民主自由的措施,会变成扩大分散的措施;加强集中的措施,则变成进一步削减个人自由的措施。必须有新的权威来消除旧权威造成的旧社会结构,使中间膨胀的权力向两端变迁,一方面使个人自由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利用必要的中央集权排除障碍,保持自由发展中的社会稳定。” 换言之,新权威主义的论证核心不是改革目标(目标是民主化毫无疑问);而是改革路径(如何找到民主化的现实道路)。而且,就操作层面言——

    新权威主义强调的不是政体而是领袖。新权威主义不仅强调领导人物,还强调与领袖人物配合默契的决策集团,强调英明的远见,果断的行动,排除任何障碍的力量以及高超的应变能力。

    这个观点在当时并非没有争议。荣剑就在《“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的文章中指出:“政治民主化在客观上需要一个‘硬’政府,即一个高效率的、廉洁的、法治的政府,但这个‘硬’政府既不是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行政控制体系,也不是‘新权威主义’所设想的专制政权,它是政治民主化的产物。” 事实上,当时有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改革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且人治高于法治,因此当下最需要做的是尽快实现从魅力领袖主导的社会向法理型社会的转变、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在民间和知识界几乎高度一致地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的时刻,吴稼祥等人主张通过新权威主义来推动改革,的确是难合时宜,难以获得大多数知识精英的支持。”

邓小平与新权威主义

    据说,八十年代的邓小平也曾赞成新权威主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出版《走向宪政》一书,收入吴稼祥“从新权威到宪政民主”一文,该文称:

    中国经济改革在1986年实际上已转入新权威主义主导的经济政治综合改革。正是在这一年,邓小平至少10次倡导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3月6日,他有机会对他倡导的综合改革进行总的定性和命名,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向他汇报思想界流行的新权威主义思潮,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这个主张。”

    其实,邓小平赞成的,并不是那个“先市场化、后民主化”的新权威主义,他只是强调要用强有力的领导力推进经济改革、加快中国的发展。即便是政治改革,在邓小平的理解中,也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而绝不是“削弱”或“否定”党的领导。在邓看来,没有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中国就要“四分五裂”。 这和民间一些新权威主义者所憧憬的通过可控改革走向民主化完全是两回事,而且是正相反对的。

    专制统治者也能接受新权威主义这个提法,证明“新权威主义”的确可以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去解读。民主化的赞成者把它理解为一个专制社会走向民主的过渡;专制统治者也可以把它视为既定政治框架内推进经济发展和行政制度改革的路径或策略,目的则是为了延续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体制。

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

    现在让我们看另一位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萧功秦。

    萧功秦(1946~),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教授。记得几年前在香港理工大学出席中欧论坛主办的民族问题研讨会,休息时几个朋友互相拍照,萧功秦坐在远处,忽然发现自己成了别人拍照的“陪衬”,遂赶紧抽身过来,加入拍照行列,笑言曰“我还不至于在那么个位置。”

    萧功秦鼓吹新权威主义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之久。2012年8月,萧教授出版《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是近年来作者新权威主义观点的系统表述。萧认为,“自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激进主义思潮,一种是要回到毛时代去的左翼激进主义,另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右翼激进主义,虽然它们在十年前已经逐渐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突显,它们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化解社会矛盾,而是固步自封,一旦改革进入锁定状态,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长此以往,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 鉴于此,萧强调“中国既要避免激进的西化自由派鼓动的‘颜色革命’,也要防止极左派鼓动的教条主义者的‘文革’复辟”。

    萧功秦还从认知层面对两种“激进思潮”做了些分析。他认为,无论左右,激进主义在方法论上都有“建构理性”和“制度决定论”的特征,“以为只要建立好的制度,例如激进自由派心目中的议会制或民主程序,或激进左派心目中的‘一大二公’,就可以重建新社会。但他们都忽视了制度必须与习俗、传统、文化与发展水平对接,才能有效运作。失去与本土条件对接的新制度,就如同牛脚上装上马蹄,不但徒劳无功,而且破坏原来的社会有机体的正常生命。”而萧主张要“秉持中道理性,从经验与试错中渐进走向民主与现代化”,他又称之为“温和的渐进主义”或“渐进主义的务实理性主义”,在哲学上也可以叫“新保守主义”。萧强调,“渐进主义的务实理性主义”就是“主张在尊重历史上已经存留的传统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稳健的变革,逐步地摆脱旧秩序,向民主宪政的新秩序软着陆”。“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整合秩序的政治权威、传统的文化整合力与对人心的聚合力,均是实现稳定秩序与渐进发展的重要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萧高度评价邓小平的威权式改革,认为“邓小平改革就是超越左右之争的新威权政治”。

    应该承认,像萧功秦这样的新权威主义者,至少在他写作如上文字时,骨子里还是赞成民主宪政的。在强调社会变革需要一定条件、强调渐进改革是中国实现民主转型的可操作、低成本路径等方面,萧功秦的观点和自由主义中的温和派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萧教授的身段确乎过于柔软了些。比如,这位新权威主义者一方面大力论证必须发展中国的公民社会,以实现“强社会”对“强国家”的制衡,这是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又对刚刚发生不久的政府对“茉莉花散步”、对公民运动的残酷打压视而不见、不置一词,这就显得不够诚实、甚至自欺欺人了。需知就在萧功秦这本书出版前不久的2011年,北京和江浙、华南、西南等地都发生了对自由知识分子和民间活动人士的大规模抓捕、打压,但我们没有听到萧教授对此有任何反应。他反而在指责阿拉伯的“茉莉花革命”“进一步刺激了原先已经温和化的自由主义思潮重新转向激进”, 照此逻辑,官方的镇压反倒成了合理的,因为它有助于防止“社会激进参与”的“井喷效应”。

    萧功秦对所谓“激进自由主义”的批评其实是非常不客观的。事实上,正像本书前面几章已经指出的,绝大部分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不“激进”,也不“极端”,他们充分意识到了中国政治转型的艰难,需要创造条件一步一步去做;也几乎没有人认为把西方的制度简单搬到中国来套用,“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不过是党国统治者用来诋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似是而非之词。萧功秦竖起一个并不存在的靶子加以抨击,在学理上是不严肃的。自由主义学者徐友渔曾这样批评这位新权威主义者——

    萧功秦口口声声反对政治激进主义,但中国的现实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长期没有动静,还是太匆忙、太草率?中国政治激进主义派别在哪里,其主张和代表人物何在?与公认的老左派和保守分子一样,他把人们的民主追求偷换成“一夜之间实现民主”的天真主张,把变革的要求偷换为主张“大破大立”的激进革命。他鼓吹新权威主义的过程,就是不断扎稻草人挥舞拳脚的过程。

    萧在《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这本书中对邓小平的赞美、特别是对邓氏“四项基本原则”的一厢情愿式的解读,亦显得十分滑稽,牵强中透着迂腐。萧功秦称,邓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是“奉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走市场经济道路’的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道路’的共产党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 这当然是为了让“四项基本原则”向萧功秦诠释的邓氏开明威权靠拢,却全然不顾邓小平发明“四项基本原则”的真实语境和根本目的,那就是打击并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允许任何力量挑战中国的既定政治制度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然而,就萧功秦而言,问题还不止于此。

习近平与“新权威主义的2.0版”

    中共十八大结束、习近平上位以来,萧功秦对中国政治局势又有新的解读,那就是他的“新权威主义2.0版”之说。在2013年12月凤凰卫视组织的一次沙龙中,萧功秦论证了中国需要“铁腕改革”和他所说的“新权威主义2.0版”的含义。他首先赞扬“习近平新政”有八大特点,诸如“通过新的八项规定,理顺民气,缓解社会上的焦虑心理”、“提出新整风,通过克服官僚主义,通过官员的自我改革,自查自纠,来整顿官风”、“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老虎苍蝇一起打,打击腐败不但可以赢得民心,而且可以树立中央权威和威慑力,从而打击挡道的保守势力,起到敲山震虎作用”、“整顿网络环境,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极端主义利用网络,引爆社会政治参与爆炸,保持改革所需要的政治稳定环境”,等等,甚至连“强调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在作者的解读中也成了“压抑无序政治参与的膨胀和井喷,进而维持改革开放所需要的政治稳定”的必要之举。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深化改革委员会,萧的解读是“中国政治制度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常态政治,常态政治需要制度性分权,而中国的转型期则属于非常态政治,需要运用更有效率的‘看得见的手’,去推动改革进程,发挥集权统筹功能,才能防止各管一摊、‘九龙治水’式的各自为政,避免‘号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出现。 综合以上这些,萧功秦断言“习近平新政”代表着一种新形式的新权威主义——

    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那么,习近平新政,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1.0版本和2.0版本的区别何在?概括地说,第一波新权威主义,就用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去启动市场经济改革;而第二波新权威主义,用政府这支手,去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市场经济起到决定性作用,克服前一阶段改革所面对的矛盾,即政府主导改革造成的近水楼台效应与利益垄断与利益固化。

    好像是在回应自由主义者对习近平“左转”的批评,萧功秦解释“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管理,决不是要回到改革以前去,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六十条来看,习近平决不是原教旨主义者,而是要用坚持党的意识形态来防止政治参与爆炸,影响改革稳定,目标是为了实现中国民主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萧同意一位外国记者的说法,即“习近平是萧功秦心目中的模范领导人邓小平的新化身”。“事实上,我也确实认为,习近平深刻地理解了邓小平思想的精髓。习所做的是正是邓小平思想的体现。” 萧总结说,无论邓小平的“1.0版本”还是习近平的“2.0版本”——

    这两个版本都是新权威主义,因为都是要坚持党的执政地位,力求避免传统集权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容易陷入的政治参与井喷和连锁效应的陷阱,都是要通过大幅改革,来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其最终目标是在条件成熟时实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的软着陆。

    新权威主义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最终目标还是走向更开放、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这一过程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不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习总书记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改革永无止境”,我从这些话中,看到中国现在的体制对环境挑战的适应能力与发展弹性。中国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

“基因突变”:新权威主义者向权力的输诚

    对于萧功秦的上述说法,细心的自由主义者马上发现了其中的重要变化,那就是在似乎不经意间,作者把原来自己反复论证的民主化的最终目标从“宪政民主”偷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或“更开放、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

    北京老资格的民间反对派人士江棋生(1948~)把萧功秦的这一变化称之新权威主义的“基因突变”。在《也说萧功秦》这篇文章中,江棋生不无惋惜地谈到:

    在着手构思这篇短文时,我对萧功秦先生至少还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认为他身上多少还一直存有学术良心。根据是,他明确认定中国现行社会制度属威权体制而不是民主体制,他坚决主张中国应该告别威权体制,走向宪政民主体制。这就使他明显区别于论证和吹捧中国模式万世永续、毫无良知可言的御用学者。凭此一条,中共中央组织部将判定他是西方民主的应声虫,而不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应声虫。二是他与一般地表个态而已的亲民主人士不同,对于中国如何从威权走向民主这个大课题,他还真是魂萦梦绕,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不惜心血和精力,决意要为中华民族找出一条唯一可取可行的民主转型路径来。

    不曾料想,当我读到去年12月15日刊发于《共识网》上的“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的再出发”一文时, 竟发现萧功秦坚持20多年的新权威主义出现了不容无视的基因突变。在文中,萧功秦说:新权威主义,“其最终目标,是在条件成熟时,实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的软着陆”。很快他又说:“新权威主义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最终目标是走向更开放、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我没有想到,我想天成也不会想到,这位萧先生居然初衷尽失,自废武功,将中国未来的远景目标,从宪政民主改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而地球人都知道,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就是一党统治下的开明专制,或者如天成所说,是一党统治下的软性威权体制吗?这种体制,言禁报禁党禁三禁俱在,三权不分立,大选无踪影,与民主何缘?与民主何涉?

    江棋生还谈到:“新权威主义的基因突变,首先被秦晖教授指出来了。去年12月27日,在凤凰财经峰会午餐会上,当着萧功秦的面,秦晖先生说:‘我注意到萧功秦以前讲的和现在讲的有一个不同点。他以前讲的新权威是走向自由民主或宪政道路的过渡阶段,现在却讲新权威是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的过渡阶段。新权威主义的最终目标已经有了某种变化,从一般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变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秦晖先生点到为止,但话是讲得再明白不过了。在随后的当面回应中,萧功秦先生十分诚实,不仅对他的观点变异毫不赖账,而且干脆把话说得更为具体直白:我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新权威主义会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将来的民主不会像西方那样,而是会出现贤人政治,十年轮换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有了贤人政治的萌芽。贤人政治加上协商民主,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行文至此,我忍不住几声感慨,几声悲叹。多年来,萧功秦先生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具有独立见解的学者,他不是从投政府的机出发,而是从自己个人的历史研究出发,正面肯定和赞美新权威,论证新权威主义是最为可取的走向宪政民主的过渡阶段,立志要为中国找到一条可行的民主转型之路。尽管正如天成所道破的那样,萧的主张其实是回避和延缓民主转型的。而现在呢?久服并痴迷地兜售新权威主义鸦片的萧功秦,沉湎于浪漫和有毒的玫瑰梦中的萧功秦,竟颓变成了一名归化于新权威麾下,主张取消民主转型,追求和完善一党统治下软性威权政体的、自带干粮的编外‘智囊’。”

吴稼祥对“习李新政”的另类解读

    那么另一位新权威主义者吴稼祥又如何解读“习近平新政”呢?说来有意思,这位老兄一口咬定习是要真改革,他的那些“左话”不过是迷惑保守派的“假动作”。2014年2月吴稼祥在接受共识网记者采访时称:看一个政治人物,不是看他怎么说,而是看他怎么做。“因为政治人物说的有些话,可能是在麻痹政敌。这个就相当于在山头上要战斗,他要披着一层迷彩服,所以,政治人物说什么并不重要。” 吴认为,习正在大力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就像这个报告, 你不要看它戴的什么帽子,你要看它站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它这个总目标就是告诉你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是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政治制度现代化难道还能拒绝民主吗?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纲领性的报告,只是一般人看不懂。” 吴稼祥还称:“在这个报告起草之前,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开始了。31个省市区的政协主席退出常委,而且有可能明年两会期间省委书记都不再兼人大主任了,为什么?异体监督,体系现代化。而如果政协主席放在共产党内,那怎么有效监督?原来政协所有违反党的言论可能都会被制裁,因为你是党的机构,但假如他不在你的常委里面,那他提的建议是在外面提的建议。你现在不能抓他,抓了他会喊的,这是中央赋予的权力,要真正跟你协商。也就是说,同体变成异体,也就形成了制约。而且,这个报告也是一个‘家常型报告’,不能一下说这十年能干成多少,他只能说当下能说的话,不可能把所有的底都抛出来。”总之,在吴看来,习李新政充满希望,“未来九年将是中国重登世界之巅的契机”。吴甚至表示——

    习和李是我们在一百年来所能遇到的最好的“大大”了,或者说是最好的领导人了。造就他们这样的人才不容易,是大苦大难造就的,他们都下过放,吃过苦,当然,也不是所有吃过苦、受过难的人都能成为人才,但一旦成就,那就不是一般的人才。而且,不仅他们俩,包括现在常委班子里的这些人,他们都是非常能干的人。所以这一届班子执政期间,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包括台湾),迅速的走向重登世界之巅的一个关键性的时期,未来的十年,还有九年,我满怀信心。

    吴稼祥并没有像萧功秦那样“自废武功”,把宪政民主偷换为“特色民主”,但他对习近平一厢情愿式的解读同样招致自由学界和网友的一片批评,因为一年多来习近平“左转”的种种行为,已经很难用“假动作”之类来解释。事实上,习近平上台后的权力集中化趋势,政府既打击贪腐、又打压民间声音的“双管齐下”手法,官方掀起的反宪政逆流,迅速上升中的新国家主义和咄咄逼人的外交强势,都引起了自由主义知识界的高度警惕。荣剑、李伟东等人强调的“极权主义不是通过威权主义走向宪政,而是走向法西斯主义,这才是人们最大的担心”,表达的正是这种警惕。而新权威主义者,或是由于其懦弱性,或是由于其形势变化下急于输诚的心理,决定了他们不愿意、也不敢从这个角度观察问题,思考问题。

    我以为,无论吴稼祥的“辩护”还是萧功秦的“变节”,均是中国语境下新权威主义者懦弱性甚或投机性的某种证明。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可以理解新权威主义者何以采取这样的话语表达方式:在一个精于言论控制的党国极权体制中,知识分子要表达自己的独立政见,往往要采取迂回曲折的形式。不敢直面当下,或干脆曲解当下,回避核心问题,同时又希望自己的主张能被当局所听到、所采纳,这样,对官方意识形态和领导人行为的善意的“正解”和“期待”就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策略。久而久之,这样的心理取向甚至会影响研究者的认知,把下意识中希望当政者成为的那个样子解释为现实政治的未来走向。在萧功秦、吴稼祥对“习近平新政”的解释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二人的不同只在于,萧功秦已经自我“变节”,把宪政民主变成了“特色民主”; 吴稼祥则一厢情愿地要证明习的“清白”甚至“伟大”,乃至于荒唐地把意识形态部门的左转动作指责为对习近平的“陷害”。

    什么条件下“权威主义转型战略”才是可能的?

    在我们批评了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吴稼祥后,我还是想在结束本章时探讨一下:究竟有没有基于宪政自由主义立场的“权威主义转型战略”?在什么条件下这样的“权威主义转型战略”才是可能的?

    对第一个问题,我的答复是:有。

    20多年前,一位叫米格拉尼扬的俄罗斯学者就曾这样论证“权威主义转型战略”,他认为:“极权主义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过渡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公民社会在经济领域和精神领域中正在经历形成、定型和巩固的复杂进程的时候,极其重要的是,要在政治领域保留住强大的权威政权,它可以在这一阶段允许发扬有限的民主。在一个处于过渡时期的社会中,为了使人民不致产生种种幻觉,推行改革的当局必须响亮地说出限制民主的必要性并将其原因解释清楚。与此同时,权威主义政权应当在这一时期建立民主政治机制,将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的不同机构的代表人物吸收进来,逐渐给他们以权利和权力,但仍给自己保留住起仲裁和校正的作用。换言之,这一阶段的权威主义政权在政治领域的任务是,保障社会利益的冲突能通过公共权力中已经形成的政治机构的合法程序来加以解决,使合法解决冲突的程序成为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在《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中这样评价米格拉尼扬的上述观点,同时也回答了上面所列的第二个问题:

    从保证改革的渐进、有序、理性和尽可能低成本角度讲,上述“权威主义”转型战略并非全无道理;它甚至是由执政党自己发动的、旨在“革”自己的“命”的政治改革的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当然,这种战略的前提是:第一,执政党内已经形成改革力量居主导的权力格局;第二,民间反对派已经对当权者构成足够压力,并通过这种形式与体制内改革派形成相互呼应之势。只有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宪政改革才有可能实质性地、但又是循序渐进地进行,包括有计划地推进选举制度改革、解除“党禁”从而推动政党政治的建设、公共传媒的改革、党军关系的改革等等。就建设中的政党制度而言,这种转型战略有可能形成原执政党仍保留关键部位的控制权力、但其他政党组织亦开始获得合法反对派身份的这样一种格局,这种格局将是过渡性的,它的进一步发展乃是更完全意义上的多党竞争体制。如果中国的宪政改革真能循着这个路子发展,那倒是一件幸事,因为它可以大大降低改革的成本,减少改革进程中的震荡,避免出现权力真空和转型失序,使改革大体上有序地进行,使体制内外的各种力量(中左和中右)都能找到自己发挥作用的方式和位置。

    但,我在宪政报告中同时刻意强调了“我们也要清醒意识到这种战略本身包含的风险”——

    一方面,仅仅强调“强有力的权威主义政权的庇护”,有可能落入新的独裁主义的陷阱。无论俄罗斯还是中国,这种独裁传统都可谓根深蒂固。即便是有坚定的改革主张的领导人,在合理把握民主的开拓和为了推动这个过程而不得不实施的某种有节制的控制这两者之间,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更应该强调体制内外的沟通、联盟,强调民间自由力量在督促体制内当权者走向民主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相信只有通过这种体制内外的沟通、互动,体制内改革者的上述困难才能在实践中予以克服。

    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如果奉行“强有力的权威主义”的领导人并不是真的想走向宪政民主,而只是想通过改善经济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统治,那么这样的权威主义就更与我们所说的转型战略无关了,它只不过是当政者维持共产党一党专制制度而采取的手段。 很可惜,当下中国的统治集团显然更接近后者。

    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吴稼祥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对此要有起码的诚实。

 

 

 

 


 

 


发件人:冯胜平<shengpingfeng@yahoo.com>收件人:鹤慈张 zhang<zhclxymm@gmail.com> 时 间:2014年08月28日 23:40 (星期四)
 

党主立宪:政治走出丛林,军队退出政治

——致习近平先生的第三封信

冯胜平

2014年8月27日于美国普林斯顿

    1.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

    习近平先生,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有没有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对此我的看法是,中国模式就是共产党+市场经济。尽管这一模式伴随各种弊病——低人权、低道德、环境污染、两极分化、贪污腐败——它就是中国过去三十年走过的路。中国模式使中国走出贫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

    与中国模式讨论并行的,是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什么是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应该是共产党+宪政民主。除非革命发生,政权崩溃,它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

    如果说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实践消灭了贫穷,今后三十年的目标就应是消除不公。贫穷和不公,是三千年来中国社会动荡革命的两大根源。消灭了这两大根源,中国就有可能走出王朝循环。

    不走邪路,不走老路,要走新路。新路在哪?新路就是宪政,就是严格按照宪法治国。从前人们也说过,共产党不能搞资本主义,否则它就会下台。结果呢?共产党搞了资本主义,它没有下台。如果说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宪政民主。宪政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中国共产党应该有信心、有决心带领人民实现这个梦。要说自信,这是真正的自信。

    习近平先生,如果说中国模式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道路则必须目标明确。一百多年前大清朝政改,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着摸着就摸空了,摸出了辛亥革命。私利蒙住了满清权贵的眼睛,搞出一个使天下人失望的皇族内阁。相信自己子弟接班靠得住,不会挖祖坟,26岁的摄政王载沣断送了清朝三百年的江山。

    2. 法治是现代化的灵魂

    习近平先生,在任何社会中,权威都是个定量,游走于法与人之间。法的权威多了,人的权威就少。对于长期习惯人治的国人来说,法治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它需要培养。中国人重情,美国人讲法;中国人遇事托关系,美国人出事找律师。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也由此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人治和法治。

    人治还是法治,取决于信仰:敬畏宪法,宪法就是治国大纲;崇拜领袖,领袖就能一言九鼎。法律不受尊重,领袖天马行空,宪法就是一纸空文。民国以来中国已有十一部宪法,《82宪法》亦是共产党制定的第五部宪法。为什么会有十一部?为什么是第五部?值得深思。

    从崇拜人到敬畏法,需要观念改变,更需要制度建设。符合国情、符合人性的制度,迟早会为人民接受;不符合人性的——如人民公社——最终会被抛弃。马克斯·韦伯说:现代化即是法理权威对个人权威的取代。人类现代化的过程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中国正在现代化,它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法治。1989年初,邓小平曾想过修改宪法,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放进《党章》。胡乔木揣摩上意,也说:“‘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迟早要从《宪法》上拿下来。”

    以后终于没有拿下来,是因为六·四发生,历史转向。枪声一响,由偷变抢,从此理想主义谢幕,现实主义登场。一方面,《宪法》中“四个坚持”对国人提出过高的要求,难以执行;另一方面,《宪法》承诺的各项自由长期无法兑现,使天下人失望。难以执行又无法兑现,法理的混乱导致人心的混乱,最终造成党纪代替国法,治国实行双重标准:双规符合党纪,不符合国法;党员不信共产主义违反党纪,却并不违反国法。于是,我们不仅有一国两制,还有了一国两法。

    人治社会中,政府告诉人民享有什么权利,凡是政府不允许的,人民都不能做;法治社会下,人民告诉政府享有什么权力,凡是人民不允许的,政府都不能做。在中国,人民“享有宪法规定的自由”;在美国,“法无禁止即自由”。

    习近平先生,你强势反腐,创造了一个官不聊生,人民欢欣鼓舞的政治局面。但是,法治是现代化的灵魂,中国要长治久安,必须建立宪法的权威。与其任九个组长,不如定九条法规。再英明的领袖,也逃不过人亡政息的规律。历史记住汉莫拉比,不是因为他是国王,是因为他的石碑。汉莫拉比活了四十年,但他的法典活了四千年,是人类法治史上的第一座丰碑。同样,拿破仑创造了一个帝国,最后留下来的却是一部法典。“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四十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记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习近平先生,希望看到一部以你的名字命名的法典。

    3. 实行六十条是走向宪政之路

    习近平先生,你接手的是一个全面腐败、政出多门、信仰崩溃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不要说民主,能专制就不错了。要治理乱局,当务之急是集权:以反腐收拾民心,以强军收拾军心,最后以党内民主收拾党心。“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是雍正的治国格言,也是他建立军机处的初衷。雍正集权,是为了爱新觉罗的家天下。你建立国安会,大权独揽,无疑为推行宪政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为新的独裁创造了条件。宪政还是独裁?在你一念之间。

    有人说你是一个“浑人”——居高位而不知寒,临深渊而不知险。殊不知中国聪明人太多,需要的就是“浑人”。“老人政治”结束,“浑人政治”开始,是中国的希望。只有“浑人”才敢对贪官亮剑;只有“浑人”才会“虽千万人吾往矣”;只有“浑人”才能冲破传统,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

    辛亥革命以来,新权威主义一直是学者向权力下跪的阶梯。每逢新君登场,必伴有他们的鼓噪。杨度的劝进使袁世凯身败名裂;戴季陶把蒋介石引入专制歧途;赵紫阳的新权威主义加剧邓小平对他的不信任,直接导致了六·四悲剧。中国的新权威主义者永远在寻找明君:先把他捧上宝座,再看他坠入地狱,最后树倒猢狲散,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1989年的中国,就上演了这样的一幕。

    政治改革需要权威,但真正的新权威主义,应该是树法律的权,立宪政的威。

    习近平先生,对你目前的政策,左派和右派似乎都不满意。前者想你回到毛泽东,后者希望你成为蒋经国。但是,中国已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国,台湾民主经验在大陆也未必适用。蒋经国早年信仰共产主义,继而皈依三民主义,以太子身份接班,特务手段治国,最后以强权结束了蒋家王朝。与蒋经国不同,你即没有太子的身份,也没有特务政治的劣迹,更没有历次政治运动的血债。当了习近平,何必再做蒋经国!你完全可以通过宪政结束三千年的专制,带领中国走向未来。

    随着经济改革的成功,党内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腐败分子和社会上的奸商内外勾结,把共产党变成了“地产党”,“资产党”,代表土地集团和资本集团的利益。身家亿万且又来路不明,他们最怕“双规”,最恨“共产”。把共产党吃光喝尽,然后挖个坑埋了,是他们的共同心愿。

    如果说经商“经”成亿万富翁是光荣,从政“从”成亿万富翁则是耻辱。作为世界上权力最大、人数最多、也最富有的党,中共已经完成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历史使命。它的新使命是铲除腐败,把公平还给社会,权利还给人民,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法治国家。

    三中全会为实现这一使命指出了方向。《决定》接近常识,两万字的文件,通篇不谈宪政,通篇皆是宪政,没有一处赞美共产主义,也没有一处批判资本主义——仍旧是不讲主义,不争论。《决定》不受意识形态影响,号准中国的病脉,提出了急待解决的六十个问题。自由派人士若有识,应看到《决定》强烈的法制色彩——贯彻落实六十条,条条需要立规,处处需要守法,如果这还不是宪政,我不知道什么是宪政。左派人士若不怀偏见,也应看到《决定》向民生的倾斜和对公平正义的重视。假以时日,立规是这个党唯一的选择。实现六十条之路,就是中国宪政之路。

    4. 政治走出丛林,军队退出政治

    习近平先生,你强势反腐,建立公平社会,离不开军队对你的支持。但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切不可认为今天控制军队,就永远可以控制。殷鉴不远,萨达姆、穆巴拉克、卡扎非控制军队几十年,最后还是成为军人政治的牺牲品。如果说把权力关进笼子是普世价值,把军队关进笼子就是当务之急。毕竟,人类已经走出了丛林,用军队搞政治不符合现代文明标准,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根本利益。无论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都是过时的政治理念,最终只会导致动乱。

    据一位美国将军回忆,72年访问中国,与一位中国将军谈到尼克松和议会的斗法。中国将军问:“你知道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师长的政治立场吗?”他不解其意。中国将军提醒他:“第八十二空降师驻在华盛顿DC。”这是一场典型的鸡鸭对话,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将军心目中,第八十二空降师就是8341部队,可以随时用来对付政敌,美国将军则认为这种想法匪夷所思。的确,如“水门事件”显示,美国政治一样有黑幕,政客也常常不择手段。但他们有一条底线:那就是不用军队搞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在西方已经走出了丛林,成为文明人之间的游戏。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职责是保卫国家。它不是党卫军,不应用于党争,更不能用于对付民变。应该尽早立法,明确规定军人不得干政。军队不退出政治,政治就走不出丛林。只要还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治在中国就是一场野蛮人的游戏。

    “紧握枪杆子保江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位红二代如是说。在“千秋万代”问题上,红二代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这是他们的心结,是中国政治的盲点,也是自秦始皇以来几百代中国帝王的梦。这不是智商的问题——几百代帝王不可能都弱智,为什么都梦想“千秋万代”?在上一封信中,我曾断言:“人治不绝,刁民不止”,讲的是人治与刁民的关系。在人治与“千秋万代”之间,似乎也有同样的关系。法治社会下,当国者没有想传位给儿子的;人治社会中,一旦位极人臣,没有不想传给儿子的。这是制度决定,人性使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如果可以“千秋万代”,当然不错。真能做得到,华盛顿也会当皇帝。

    问题在于“千秋万代”不可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也没有永久的执政党。不需要太高深的智慧,凭常识就该懂得,任何政党、团体、组织都会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就像一个人保养得再好,也不能活两百岁。然而,人是一种喜欢自我欺骗的动物,危机感强烈时,因生存需要,会保持常识;一旦幸福感强烈,就会背离常识,幻想成仙成道,千秋万代。

    习近平先生,历史证明,枪杆子里面的确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并一定能保政权。对当国者来说,最危险的,是摄政王载沣的自信:“不怕,有兵在。”

    最后结束满清统治的,就是兵。

    5. 宪政是平衡贪婪和恐惧的最好制度

    习近平先生,宪政讨论的一个误区是,党内腐败集团会反对宪政。在你强势反腐之前,这也许是事实:既然没有代价,贪腐可以肆无忌惮,何必立宪束缚自己?胡温十年,是中国贪官最幸福的十年。十八大后,贪官的好日子过完了,中国进入了一个官不聊生的时代。官场人人自危:昨天薄熙来,今天徐才厚,明天周永康,后天又是谁?一夜之间,中国官员由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变为最可怜的人。由于双规,他们的权利甚至不如普通百姓。

    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宪政有了希望。如果说贪婪促进了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恐惧则为未来宪政铺平了道路。光有自由派人士、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恐惧不够,必须还要有广大官员的恐惧。因为只有这样,宪政才能成为共识。文革后彭真与其他老干部热衷制定《82宪法》,保护公民权利,是因为他们在文革中被迫害,深感没有法治的悲哀。刘少奇反右时没想起宪法,四清时没想起宪法,文革中却拿起了宪法,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犹如三百年前的英国贵族:既有公权,又有特权,唯独没有安全:皇帝能剥夺他们的财产,暴民能剥夺他们的生命。通过宪政,英国贵族放弃一部分公权,保留一部分特权,换取了财产和人身的安全。同样,今天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缺乏的也是安全。他们做裸官,做噩梦:共产党在,他们不安全,随时可能被“双规”、被查办;共产党不在,他们更不安全,暴民会清算他们——“民主之后挂路灯”。无时不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比中国社会中任何人都更期待宪政。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是贪婪和恐惧,平衡两者的最好制度是宪政。

    6. 宪政就是严格按照《82宪法》治国

    习近平先生,2112年12月你发表讲话,纪念《82宪法》30 周年,引起了一场热烈的宪政讨论。讨论无疾而终,虽无人受到惩处,宪政却成了敏感词。一时间党报、党刊痛批宪政,把它说成是敌对势力“企图否定党的领导、推翻共产党”的阴谋。其实,宪政就是严格按照宪法治国。“既然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宪法,自然也就有各种各样的宪政。不分青红皂白批宪政,无异于告诉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骗人的幌子,我党绝不会按它治国。”(芦笛)

    官员的宪政恐惧症源于自由派对宪政话语权的垄断。一提宪政,官员脑海里跳出来的就是中国人自己伪造的“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布什讲话。根据这个讲话,宪政的笼子必须有五条栅栏:民主选举,司法独立、言论自由、三权分立和军队国家化。哪一条也受不了,哪一条都要命,都将导致天下大乱。实行民主选举,一夜之间会出现上千个政党;今天宣布军队国家化,明天就可能三百万人上街。你可以说,实行以上五条从长远说对共产党有好处,但他们知道,真要这样做,就没有“长远”了,明天可能都过不去。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他们都没有准备好:既无法对付民意,也不敢承担后果。于是,他们下令禁止讨论——宪政再好,也是圈套!

    其实,正如美国立宪没有照搬英国《大宪章》,中国立宪也不必照搬美国宪法。世界上有君主立宪(英国),有民主立宪(美国),今日之中国,若要立宪,只可能是“党主立宪”。无论谁立宪,其实质都是立规,以法治代替人治。中国搞宪政,行的是中国“1982宪法”,不是美国“1787宪法”。在“82宪法”中,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军队国家化,也没有最高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它与美国宪法唯一相同之处是都有“言论自由”。国情尽管不同,普世毕竟存在。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反宪政的朋友再仇视美国,想必也不好意思从宪法35条后退,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言论自由”!

    美国制宪的基础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中国则应是党、政、军三权分立。各国宪法源于不同政治文化,历史背景,必然有不同的特征。在中国,什么时候党的领袖不再清洗军队领袖(毛泽东整彭德怀、林彪),军队领袖不再逮捕党的领袖(汪东兴、叶剑英逮捕“四人帮”),政府领袖不再在党军领袖之间走钢丝、装孙子(周恩来文革中在毛、林、江之间搞“中央政治”),宪政就算上了轨道。不立足于中国现实搞自己的宪政,学美国的三权分立,中国学不起。一定要学,只能是天下大乱,三国演义!

    再譬如,军队国家化问题已经谈了多年,却始终不着边际。现实情况是,中国目前连党和国都分不开,国家都是党的,军队就是国家化了又怎么样?还不是受党领导。没有宪政,不界定党、政、军各方的权责,“军队国家化”只能是个伪命题。

    7. 《资治通鉴》是小聪明,宪政才是大智慧

    习近平先生,你就任之初曾强调捍卫宪法尊严,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无疑是治国正道,本该坚持。由于自由派的干扰和保守派的反对,你从正确的立场上后退,终止了宪政讨论。不错,是有人想全盘西化,也有人想借宪政来打倒共产党,但这并不应该成为害怕宪政的理由。能打倒共产党的是腐败、是专制,不是宪政。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期待宪政。我要是穷人,我不会对宪政感兴趣。我会在井冈山下等毛泽东,一起打土豪、分田地。凭什么你们抢够了,就要宪政,就要立规守法了,我还没抢呢!对今天中国的政治反对派而言,最危险的就是陷入这种“革命心态”。抱着这种心态,孙中山反对满清立宪,民运希望中共越烂越好。对国内自由派和海外革命派来说,党主立宪并不是一条好路。我常跟海外革命派人士开玩笑:共产党的权力餐桌上没有你的位置,所以你的当务之急就是掀桌子,掀了之后,下一桌摆上来,说不定就有我,如果没有,接着再掀,这就是革命者的心态。对这种心态,我不敢苟同,但完全理解。

    宪政不是训政,它需要全民的共同努力。孙中山、蒋介石实行训政,也许初衷并不错,却不知训政是会训出瘾来的,原定三年的训政,一训就是二十多年。这边蒋介石忙着训政,那边毛泽东依靠工农,联合各民主党派,打起自由民主的旗帜,轻而易举地把国民党“训”到台湾去了。

    赶走了蒋介石的毛泽东并没有在中国实行宪政,他搞起了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专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民主在中国不再是多少的问题,而成了有无的问题。文革十年,个人崇拜和专制主义在中国达到了顶峰,人们开始怀疑毛泽东的初衷和真诚。

    平心而论,毛泽东未尝不想结束专制。1946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询问毛泽东,历代王朝周而复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共产党是否能找到跳出这“恶性周期律”的办法?毛自信地回答:“找到了,共产党已经找到了这个办法,那就是——民主。”今天重读“窑洞对”,似乎已成历史笑话,但我仍愿意相信毛泽东的真诚。从马克思到民主,从民主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终身在寻找跳出“周期律”的路。终于没有寻到,是因为政治文化的局限。沉迷于《三国》、《水浒》之类的糟粕,《资治通鉴》这部书,毛泽东读了十七遍,始终没有悟出:《资治通鉴》是小聪明,宪政才是大智慧。

    文革结束之后,饱受专制之苦的国人痛定思痛,开始考虑结束专制。他们又想到了民主——民国激进自由派为中国开的药方。然而这是一剂错误的药方。之所以错,是因为开方者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民主。

    与革命一样,民主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无一不是以民主开始,以专制告终。如果1911年辛亥革命是正途,为什么还有1949年共产革命?如果“五·四”的路走得通,为什么还会有“六·四”?

    8.专制的对立面不是民主,是宪政

    习近平先生,就目前中国而言,宪政的核心不是民主自由,是立规守法。中国的问题,不是缺乏民主,是缺乏规则。民主的前提是学会对自己负责,自由的前提是经济上自立,政治上自治,道德上自律。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前,民主自由不仅是空话,而且是毒药。

    记得曾在一次讨论会上问大家,民主的对立物是什么?几乎所有人都回答是专制。这是逻辑概念错误。上和下对立,但上和左不对立。如果民主与专制对立,怎么解释希腊的民主、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德国的民主以及中国文革的民主?在雅典,公民投票处死了苏格拉底;在巴黎,民主导致了血腥的屠杀;在德国,民主选出了希特勒;在中国,文革大民主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显而易见,民主不能结束专制;它往往只是专制的另一种形式。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写了《政府论》,把希腊四百多个城邦归纳为好坏六种制度。三种好制度是:君主制,貴族制和共和制。一旦发生异化,君主就变僭主,貴族就变寡头,共和则变为民主。专制是人治的表现:僭主是一個人的专制,寡头是少数人的专制,民主则是多數人的专制(TYRANY OF THE MAJORITY)。在古典政治学意义上,民主是最坏的一种政治制度。亞理士多德视民主为暴民政治,成为两千年西方政治学主流。他反对民主,因為他的老师是柏拉图,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投票处死,罪名是蛊惑青年。柏拉图名言:如果你生了病,是到广场上找公民呢,还是去找医生?

    三种好制度,三种坏制度,区别在于規則。有規則是君主,沒規則就是僭主;有規則是貴族,沒規則就是寡頭;有規則是共和,沒規則就是民主。

    “5·4运动”引进“德先生”(民主),是中国一大灾难。如果当时引进的是法治,中國大概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台湾民主转型成功,除蒋经国个人因素外,离不开日据时代的法治建设。大陆若分区实行民主选举,最可能成功的地方是香港——那里没有民主,却有一百年的法治。

    9.走出阴谋论思维

    习近平先生,《较量无声》、“共济会”之类的影视宣传,是冷战思维的产物。正如中国有亲美派和反美派,美国也有亲共的华尔街金融集团和反共的华盛顿右派集团——前者以利益为主导,主张与中国发展关系;后者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希望改变或遏制中国。这两派中,华尔街金融集团是主流,华盛顿右派集团只是历史的遗迹,其地位有些相似于中国的极左派。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是美国最大的右派基金会,被视为全球颜色革命的幕后推手。这个基金会每年只有四千万经费,而这四千万中,又只有5%(两百万)用于中国。

    来美32年,曾接触过美国一些右派领袖,如赫尔姆斯、克莱恩,也为谋生在华尔街工作十年。笔者深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是一句高度概括的空话——它在赫尔姆斯、克莱恩那里是真的,在巴菲特、比尔盖茨那里却是假的。一真一假之间,反映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的演变。赫尔姆斯、克莱恩生于冷战,以政治谋生,不反共又能干什么?巴菲特、比尔盖茨在中国大量投资,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其实,华尔街的亿万富翁,还真希望中共稳定,他们只要有一个人想搞乱中国,海外民运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上万亿资金投在中国,美国没有理由希望中国动乱。

    不久前参加一个对外友协与卡特中心举办的会议,听到一些国内学者的战略思考,概括如下:1.中国应走出韬光养晦,采取奋发有为的外交,和美国争霸;2.中国应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建立先发制人的核威慑战略;3. 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中国普世价值,应取代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美国普世价值,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的准则。

    其中一、三两条出自阎学通,一位来自清华的学者。在他的新作《下一个十年》里,阎大谈中美争霸的前景,宣称中美是“假朋友”,“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无法避免”。阎君的言论,颇像一百年前梁启超给袁世凯的建言:欲图帝政,需待机“对外一战而霸”。(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是谄媚之言,亡国之议!中美争霸是世界的灾难。理想的中美关系,应该是经济上竞争,军事上合作,政治上妥协。争霸是丛林规则,核时代两个核大国争霸,是死亡游戏。这个死亡游戏有个英文名字MAD(疯狂),它的中文意思是,大家一起去地狱(双方确保摧毁)。

    习近平先生,强国是中国的主旋律,但强国并不等于战争。一旦战争爆发,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将被打断,无论胜负,输的都是中国。强国的正路是宪政,一个实现了宪政的中国必然强大。否则,强国梦就可能变成亡国梦。

    曾几何时,光绪皇帝亲政后做的第一个梦也是强国,他迫使李鸿章对日本开战,战败后仓促立宪,却已为时太晚。退一步说,就算甲午之战中国胜利,大清的江山又能维持多久?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圆过强国梦,但他们的国都亡了。“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10.结束语

    习近平先生,宪政之难,不在别人,在于我们自己。宪政的核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恰恰是不平等。在不平等中,中国人找到一种快乐。一方面,我们讲面子,重身份,即便上山造反,也要排出108个座次;另一方面,我们太聪明,不信邪,再好的法规也经不起我们琢磨。

    “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实质上是人治还是法治的纠结。法治是一种新的活法。从心底里,国人不喜欢法,盼望好皇帝。认法不认人,那叫六亲不认,是没良心的表现。

    除了平等,国人对自由也有一种先天的恐惧。太多的管束尽管使人厌恶,没有管束更令人无所适从。二十四次改朝换代,我们赶走多少皇帝,就迎来多少皇帝,从未想过换一种活法。有皇帝骂皇帝,没皇帝想皇帝,“三日无君而惶惶然”。天子不坐龙庭,人民心里不踏实。

    辛亥共和,中国与帝制告别,却没有与人治绝交。无论孙中山,蒋介石,还是毛泽东,无论旗号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最后实行的都是人治。法制观念,不仅领袖没有,人民更没有。也许,这就是辛亥以来中国先后有十一部宪法,却始终没有宪政的原因。

    市场给中国带来平等,它的灵魂是自由。若不是市场,再过一千年,中国也走不出传统的迷局。世上最具有平等意识的人是商人,他们在交易中学会平等,在市场上享受自由。改革开放迎来商品大潮,自由平等的观念随着商品进入千家万户,形成一种新的思潮,使宪政成为可能。

    反腐是治标,不是治本。不实行宪政,搞运动治国,反腐就是守着粪坑打苍蝇。中国的现实是:极大的富裕,极大的不公;人人反贪,无人不贪。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腐败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大众文化。没有人痛恨腐败,如果有,也只是痛恨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毛泽东之后,国人再无信仰,除了金钱和权力,今天的中国人什么都不信。没有人能够重建国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没有人愿意发起一场天下大乱的革命。这是一个“人人要发财,个个想腐败”的国家(芦笛);这是一个“全面溃败”的社会(孙立平);这是一个拜金主义的“小时代”(郭敬明)。吊诡的是,正是在这个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小时代”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了运动的资本,却阴差阳错地获得了立宪的本钱。

    革命是穷人的节日,立宪是富人的本能。中国离自由也许还很远,但它离宪政却很近。当人们什么都不信的时候,立规就成了必须;当人们害怕失去的时候,立宪就有了可能。

    习近平先生,宪政是一条艰难的路,但中国别无选择。

 

 

 

 

 

发件人:HGS 2<pcpt026@hotmail.com> +(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时 间:2014年09月06日 09:01 (星期六)附 件:1个 (# 资讯 9-6.rar ) 查看附件

我为何挺习

----答客难

原北京大学副教授 焦国标

2014年08月21日

    7月28日,我在微信和微博里发一帖:“共产党和整个红二代都是习总的脚手架,他借助脚手架要建造的是民主自由的现代中国,而不是脚手架本身。这就是我对习总的总判断。数月前我写了一幅书法作品‘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今天特意找出来,题上‘送给习近平主席’。”这是官方媒体发布消息立案审查周永康案的前一天。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赞的,有骂的。赞的不说了,只说骂的,从中透露出许多问题。有的属于立场问题,有的属于见识问题,有的属于思维方式问题,有的属于国民性的问题,等等。无论属于何种类型的问题,今一并整理出来,与更广泛的朋友们分享:

一、关于习打虎的定性

网友:习近平反腐是内斗,是狗咬狗,是老虎打老虎最后决定谁吃那头猪。

国标:我不认同此说。第一,便是狗咬狗,也有好狗坏狗之别。王安石,张居正变法都是狗咬狗吗?如果一定要说狗咬狗,那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争总统也是狗咬狗,纽伦堡、东京大审判也是狗咬狗。第二,这种说法看起来反共、反体制很彻底,实际是中共意识形态洗脑的牺牲品,以阶级划线,取代世间还有正邪善恶。习近平是统治阶级头子,周永康也是统治阶级头子,所以他们是狗皮袜子没反正,不可以这样的!

二、关于我这条帖子的定性

网友:你发这种帖子,就一个字——舔。

国标:我写言论二十多年了。我舔过农民,舔过白血病患者,舔过拆迁户,舔过小思怡,舔过美国兵。我也想舔薄大人,舔康师傅,可自始至终没舔过一舌头。我的言论写作史很清白。我的发帖动机很纯正。共产党、红二代和中华民族,三者在习近平心目中究竟是怎样一个关系,我这个帖子表达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或猜测或期望,有什么错?

网友:你这是抢。

国标:如果我是抢(功),那你就是坐壁上观看厮杀䞍现成,就是蹲在峨眉山等着捡桃子,就是等着鹬蚌相争你零风险得利。

网友:估计2012年那次被关看守所给吓尿了。我最佩服的是许傻子、浦志强,不喜欢无脊椎动物。

国标:你瞎估计什么?难道除了吓尿,就不可能有其他原因让我发这条帖子?最佩服许傻子就一定得贬低俺老焦?你不喜欢无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就得死?你知道什么是脊椎?

网友:这个时候,这样的人,说这种话,真是左右不落好。

国标:我只说自己的真实感觉和判断,不知道什么是左右。我“这样的人”应该说什么话?我又是什么样的人?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正确”,共产党的“政治正确”我反对,公知、异议人士的“政治正确”我也反对。不落好就不说?那是你的生存哲学,不是我的。何况,我相信我会落好。

网友:第一次看焦先生的微博,你这条帖子不知道是否太过自信。

国标:这是我的个人判断,与大家分享,无关个人自信不自信。

网友:焦老师现在风格变了,五毛化了?

国标:五毛拥毛,这是五毛的核心特征,我不拥毛。五毛是宣传部系统豢养的,我没拿过宣传部的钱。

网友:期待越大,失望越大。

国标:我是判断,不是期待。但也期待。我对周永康十年咋就没这期待呢。

三、关于何时给习掌声

网友:你这叫好太早,等老习卸任了再给掌声不迟。

国标:那太晚了。打虎需要掌声,武松也怕孤单,民众的掌声也是打虎将的力量来源。

网友:等习老大再漂亮地干几票,那时下判断就更保险。

国标:做一点好事都该给一点掌声,为什么要欠人家账?

网友:王莽未篡位时都说他是好人,袁世凯未称帝以前也可圈可点,你知道老习独揽大权以后什么样?

国标:他独揽大权后什么样我们就相应做什么事。他要当皇帝,我们都来做蔡锷。改革家的正确行动应该得到民众即时的掌声慰藉。一把一利索,掌声不拖欠。

网友:大权独揽后他如果做坏事,先前的掌声不就给错了吗?

国标:不要自居姜子牙前看八百年后看八百载。我们每天说那么多废话,何以此时金口玉言?即时的掌声就是即时的掌声。政治家做事需要即时判断,而不是盖棺定论。

四、关于民间该不该给习掌声

网友:我等民间,何苦为当道背书?

国标:朝野之分不应该割断道义互动,民间与当道只有一个是非。

网友:习这二年,有何民主自由之丝毫迹象?!

国标:你不能寄希望于自秦始皇以来欠下的债他习近平能一天还完。

网友:先生当年讨伐中宣部,何其壮哉!卿本佳人,奈何从贼?

国标:谢谢记得俺陈年旧事。老习是贼?那老周算什么?

网友:国标老弟,即使真如你所愿,习是伟人,也用不着咱们来抬轿子。老习的轿夫多如牛毛,他尿咱们吗?

国标:必须老习向咱行贿才肯抬他轿子?美国兵更不尿我,我照样写《致美国兵》。中国农民也不尿我,我写过几十篇尿他们的文章。我从不按尿不尿我的标准写文章。我若认为他是坏人,他尿我我也不尿他。

五、关于习的集权贪权问题

网友:老习身兼三大主席,党主席,军主席,国主席,还不够,又把十来个小组长全任完,来者不拒,细大不捐,就像老江题字恨不得男女厕所都题喽,实在看不下去。

国标:我和你完全相反。我看这些特别顺眼,特别提气,特别振奋。他愿揽多少权就说明他愿管多少事,愿担多少责。过去几十年,中国事太多了,就是没人愿管。习愿管,这很好。善哉善哉!梁启超曾经骂过袁世凯(?)万权集于一身,又万事不负责任。习会这样吗?还没看出来。习不是一个耍滑头的人,他什么事都愿负责任。

六、关于习反腐的目的

网友:习打虎是为了集权独裁。

国标:独裁之后呢?为了过瘾做暴君吗?我看他集权是为了做大事,成千古大英雄大豪杰。

网友:你一厢情愿。

国标:我宁肯一厢情愿他立志做大英雄大豪杰,也不预先骂他一定成为大坏蛋大独夫大民贼。

网友:老焦太天真!老习用中共和红二代保红色江山万代传,同普罗大众有屁关系。

国标:你太世故。不但世故,而且制造冤案。你何以见得老习不是用中共和红二代的力量为中国谋?如此轻率定谳,不怕制造习近平冤案?万一老习是个好人呢?为中国谋并不伤害中共和红二代。相反,如果所谋中共和红二代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相悖,那才是最危险、最有害的选择,难道习不明白吗?

网友:习上台凭借的是红二代的出身和势力,他必然为他们谋取世袭的利益。

国标:问题没这么简单。欲论红二代,须先弄清谁是红一代。红一代是一群人,更是一个信念。合这个信念的那群人是红一代,不合这个理念的那群人就不是红一代,甚至可能是红一代的叛徒和败类。这个理念是什么?是抛头颅洒热血建立一个比国民党政权更民主自由的现代国家。因此之故,那些说政权交在我们自己儿子手里更放心的人,那些说今后我们这些家庭要确保每家出一个部长的人,不是红一代,而是对红一代的背叛,是红一代的叛徒和败类。试问,习总反腐是为了把政权交给自己的儿子辈吗?是为了他的那帮红二代发小们一家保证出一个部长吗?我没看出习总有这个端倪!

网友:起码有些红二代试图裹挟习主席为他们看家护院继续保持特权。

国标:红二代也分两类:一类陈腐不堪,企图固守世袭特权,一类则坚持父辈的理想主义精神。前者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是中国人民的害虫,是红二代中的败类,也是他们父辈的孽子。为这类红二代看家护院,就是与文明、与国族为敌,习总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利害是非。

网友:其实仅仅是红一代、红二代、红三代这些词就已经够叫人恶心了,这表明我们被世袭政权所统治,上一代纵然好,下一代就有统治资格吗?就算他们红色后代果然好,我也不要,我宁愿人民选举出一头猪来统治,也不愿意让不经过选举的圣人来统治。

国标:我十多年前就写过文章抨击国家领导人论代不论届现象。现在不是我们宁愿不宁愿的问题,是讨论现实问题。

网友:打虎没动一个红色家族,如何取信于民?

国标:习总有道德洁癖。他看不上去的,他会动他们的。

七、关于如何看待民主派人士被打压

网友:许志永还关着,浦志强还关着,刘晓波还关着,很多人都关着,你这帖子要冒很大风险。

国标:一码是一码。薄熙来也关着,徐才厚也关着,周永康也关着,国家是个杂食性动物,吃荤也吃素,想让它只吃一样,很难。作为民间舆论,官方乱抓人,乱关人,该谴责就谴责;习王打老虎,肃贪官,该掌声就应予以掌声。

网友:言论自由,天赋人权,民主人士和平推进,习为何打压?

国标:数年前我写过一文,说中南海是一个回声定位系统。有些推进,如果动静过大,脚步过快,或轻重缓急不合拍,扰乱了这个回声定位系统,他就无法精确捕捉和应对来自政敌的信息。各种推进的速度和节奏,他都要hold住,否则他就无法做事。

网友:评老习,无法无视许志永、老浦、高瑜老师的遭遇。

国标:网上民间舆情,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偏右群体的。这个群体,老习打虎他们不给掌声,许浦高被抓他们给骂声,最近五毛和左翼基本偃旗息鼓,于是剩下的就只有右翼的骂声。这种骂声,等于替薄大人、康师傅解恨出气。如此局面,习做事恐怕只能继续委屈右翼了。

网友:焦大吧?你被你党妈收拾的还不够!你眼瞎了,这二年你习爹打压的良善之人还少吗?

国标:党不是我妈,我没入过党。不是党收拾我,哈哈是我收拾了党。不是吗?要论恨习,你孙子还数不着,康师傅、薄熙来、徐才厚的人那才叫真恨呢。

网友:焦国标,如果你是写杂文的那个焦国标,那么我就告诉你,以前老子我很欣赏你的文章,但是现在你在老子心里已经是一条死狗!

国标:你欣赏我等于零,你骂我也等于零。我一向举世夸我也是零,举世骂我也是零。我只尊重自己的良心,只说出自己的判断。我无意说服谁。只道真情与实感,任它淹没与流传。

八、关于如何看待习说过的某些话

网友:习说“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这种认识比他的前几任都是倒退。

国标:你可以不认可他某句话,不可以这句话否整个人。他还与周、薄一起开会坐主席台呢,你能说他们是一丘之貉坐一条板凳穿一条裤子?你不可能指望他上任第一年与第十年说的每句话都逻辑一贯,且经得起每个人推敲。在当下中国,作为政治家,他只可能说此刻安全的话。

九、关于网民对打虎为何吝于掌声

网民:习王打虎,做得的确不少,可网民为何仍吝于掌声?因为他们没看到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也。

国标:有些民众习惯了站在刑场边上等着吃改革者的人血馒头。

网友:我看习的中国梦跟中国老百姓的中国梦毛关系都没有!

国标:我相信他有真心圆中国人的梦。即便没有,也得给他加上点儿。

网友:民众被骗怕了。当年对毛也是这么期望。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国标:民众应该做出即时判断,是井绳就说它是井绳,是蛇就说它是蛇。

网友:民众已理智,他们无法再堆彻偶像骗人。

国标:也有一些民众是怕还乡团。

十、关于为何不启动制度反腐

网友:现在只是中纪委打虎。永远也打不完。为何不启动制度反腐?

国标:不打垮政敌,无法确立制度。

网友:消灭了政敌,也可能作恶更得心应手。

国标:那是你的忧虑,未必是习的必然。“试玉要烧三日满”,何不让他独裁一下试试看?

网友: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应该有这种防备老习独裁作恶的心理。

国标:独裁作恶有什么好?为何一定要假定老习会迷恋这些烂东西?习近平是傻瓜吗?你们才是!他要效法萨达姆、卡扎菲、齐奥塞斯库吗?他们有什么好效法的?他要效法袁世凯吗?袁世凯有什么好?况且老习也没有袁克定那样的儿子急着当太子。

网友:不在制度上改变,都是无源之水。

国标:先拿人,再改制度。否则,自己先被拿了,改什么改,像胡赵那样。

网友:何不启动群众反腐?

国标:群众反腐如何操作?如果无人掌控大局,如果全国没一个人事体系支撑,如何保证群众反腐不同于文化大革命?

十一、关于习下一步会不会启动制度改革

网友:习拿到绝对权力之后,下一步只会劈向社会,管控将更加严厉。

国标: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我相信,严厉管控不是习的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确保制度改革平安顺利。

网友:制度改革?谈何容易!

国标:难道比拿下薄周徐更难?黑五类摘帽,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废除农业税,废除劳教制度,推到柏林墙,解散苏共,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此前好像都很难,可是改革家一旦去做了,没有一个男儿伸出螳臂阻拦。

十二、关于习近平是不是中国的救世主

网友:不要把习看成救世主。世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国标:世界从来就在救世主手里。上帝是最终救世主。华盛顿和林肯是美国的救世主。明治天皇是日本的救世主。也许老习就是中国的救世主。

网友:打虎打来这么多钱,税收降了多少?民生福利提升多少?法治的影子看到了吗?

国标:政治地位和人身安全都面临严峻挑战,你叫他如何有功夫降税、提福利、建法治?“想吃葚子也得等到黑。”稍安勿躁,再等等。

网友:社会发展不是寄望于某个人,而是一个好的体制。

国标:好体制必有某个推手,必有一个“之父”。平反冤假错案时的胡耀邦,改革开放时的邓小平,还有林肯、华盛顿、明治天皇、蒋经国等等。

网友:体制不改,制度不改,靠明君是妄想。

国标:历来,改体制,改制度,都必须有一个明君。“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只不过是《国际歌》里的一句话。英雄史观和群众史观各有其正确的历史节点。

网友:共产党是一套腐烂不堪的脚手架,习凭借它无法救中国。

国标:离开这个脚手架,习也就是一个二百来斤的胖子。

网友:能带领中国走向民主的绝对不是他。

国标:能带领中国走向民主的未必不是他。橡子要在时间里长成橡树。此刻,你的判断并不比我的更正确。

十三、关于中国会不会出戈尔巴乔夫

网友:老焦还是不要存在幻想,天朝出不了戈尔巴乔夫。

国标:戈尔巴乔夫就一定是最好的吗?世间孕育任何可能,不排除有比戈氏更好的可能。戈尔巴乔夫加蒋经国加德克勒克加其他一切解放者,岂不更好?做好事还有嫌好事太大的吗?立功劳还有嫌功劳太大的吗?为万世开太平还有嫌万世太长的吗?习老大的志趣一定大于戈尔巴乔夫,大于蒋经国,大于德克勒克,大于三人的总和,而包含所有解放者的元素。

网友:你这是郭沫若胡吹海煽。

国标:先把人想成英雄豪杰总比想成市侩恶棍更造就人,高看人总比小看人可取。事实将证明,三个诺贝尔和平奖也未必能承载习老大的历史重量。哈哈,给他这么高的预期,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太残酷,太不近人情。

网友:你会失望的!权力对来源负责,这是政治常识。

国标:个别人,个别时候,权力对自己的良心、使命和自我期许负责。不是吗?

十四、关于我对习近平的正面判断从何而来

    网友:你如此判断习,依据是什么?

    国标:习好比一个百元百次方程,我无法给出解此方程的每一个步骤,但我能直达其解。也许这就是特异功能(笑)。

    网友:习的很多公开讲话都是问题多多,无法叫人看好。

    国标:老毛说他从不看《人民日报》,我也从不凭习的公开讲话判断他。习早年的经历,习自己写的那些文章和文风(如写贾大山那篇),北京饭局上听到的习的一些很愣的故事,是我判断他的主要依据。我喜欢他的那种愣劲儿。当下中国,不愣就寸步难行。我编《黑五类忆旧》,创刊号上收有一篇习近平的自述,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他早年的故事。文中提到他写了十次申请书才得入党。近年媒体上频见习十写申请旧事,信息源多半是这期创刊号。

    网友:人民日报河南分社社长罗盘刚被抓,网上大小五毛、脑残网评心惊胆寒、惊恐万状,纷纷倒戈。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某更是瞬间变脸,连忙把自己扮演成良知公知,发良知帖子,惹无数网友耻笑、唾弃。极左、五毛最近都在删微博。

    国标:所以我说,你们不要拿老眼光看习总。他裹挟来的风雨,要超过你们每个人的所思所想。五毛现象,最大的罪恶是败坏了社会道德,他们完全去是非化,去真假化,非常可恨。最近五毛退潮了。五毛是国家的妖孽。国家出了坏人,五毛就是坏人廉价豢养的操控舆论、强奸民意的别动队。

    大约半年前,一位国保警官对我说:“你们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虽然号称追求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可我看你们实际上比谁都精明,都工于算计。”我很吃惊,反问道:“你凭什么这么说?”他说:“习近平反腐,这么大的力度,这么艰难,可你们不是冷眼旁观,就是指责谩骂,几乎从未听到你们一句肯定的话,难道他反腐与你们没有丝毫利害关系吗?”我答道:“当然有关系,可这怎么叫精明?叫工于算计呢?”“因为你们怕万一习总改革失败,你们受牵连。”公安国保系统本是康师傅的人马,原来竟也如此同情和支持习总改革,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向他解释道,其实我很早就想写一篇对习总的观感,并非怕牵连,实在是不知从何写起。

    半年后的今天,借助这个偶发帖子带来的冲击波,借助众网友提出的话题,我总算把自己长期对习的观感和思考理清楚并和盘托出了。也许它有很多问题,正如前面一位网友说的,左右不落好,但它真实,无欺无隐,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水平现在它就这么高。习近平是当下中国最大一个谜,中西内外都在猜这谜。我的这篇文章,权当特殊历史时期习近平之谜的一个猜谜标本,留给历史,留给未来。当然,它也有现实意义,这是一枚浑圆的、全息的、全角度的、鲜活的习近平之谜猜谜标本,从中可能引发出无限话题。比如虽曰“挺习总”,但实际上究竟是帮忙还是添乱,谁也说不清,只有天知道。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我只能尽心而已。再比如,自由派人士、民运人士、异议人士、反共人士,从中看到的是投靠,是背叛,还是建设,是丰富,也必然各执其词。我的字典里没有“政治正确”,只有一个个具体的是与非,善与恶,正与邪。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要赶路,你们说去吧。知我罪我,褒我贬我,与我无关。

    2014年8月19日星期二北大燕北园
 

 

 

 

 

 

发件人:李延明<13051506082@163.com> (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8月24日 07:34 (星期日)附 件:1个 (左向前.doc ) 查看附件
 

别了,韩德强们

左向前

2014年8月18日

    韩德强走了。做了两年“农夫”之后,他终于以一篇《农场答客问》宣告自己超越了左右,找到了出路,回归了“正道”。恭喜韩德强!感谢韩德强!

    我们知道韩德强,自然是因为乌有之乡。曾几何时,在改革开放一路高歌、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而社会主义看似“穷途末路”,毛泽东仅存于下岗工人和“富不起来”的底层农民心中,仅存于翻身无望的文革造反派和一部分“跟不上形势”的退休老干部记忆里的时候,是韩德强和乌有之乡这样一批“新左派”知识分子率先发出了质疑资本主义,重新评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江青四人帮和文革造反派平反的声音。我们无法否认这种声音所产生的巨大震荡,尤其是一个个有着体制内教授学者光环的知识分子发出的声音。至少对我这样的一个与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有着切割不断关系的下岗工人左派群众来说,无疑是看到了重归社会主义的希望。

    尽管我们也略感不足,韩德强似乎总在回避马列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基础,他似乎更愿意以他自己的理解来高举毛泽东大旗。他为我们宣示的毛主席也似乎更像一位千年才得一出的圣人和英雄,而与我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战士和领袖多少还有些不同。包括他也强调的、不辞辛劳带着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工农群众的结合,似乎更像是一位严于克己、悲天悯人的布道者,一位引领人民到达理想彼岸的先知。但我们愿意尽可能地理解他,至少,他是一位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是毛泽东的虔诚追随者,即便不是毛泽东,总会是陈独秀吧?
相信众多的左派群众会和我一样有过这种认识。所以尽管我们看到的韩德强与我们期望中的左派旗手仍有距离,听说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和否定,甚至领略过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实用主义态度,但我们愿意等待,也殷切希望他从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进步知识分子真正成长为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个不仅仅是“用”毛泽东的政治遗产,而且是完全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武器的本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阶级斗争的身体力行者。就是在这种期待中,我们经历了乌有之乡的蓬勃发展,也看到了乌有之乡的盛极而衰。

    我们理解韩德强曾经“非主流”的精神和勇气,也自然理解他要给市场经济套上道德笼头的改良主义梦想,在力挺“熙来当总理,人民共富裕”与力挺资本家梁稳根进中央之间的不遗余力和自相矛盾;更理解他在“改良主义被判无期,革命从此稳操胜券”的激进绝决之后,黯然“退耕还林”,去正道农场“祭拜天地”谋求“大爱回归人间”。我们曾经认为,即便如此,韩德强和张宏良等人,仍不失在客观上曾经唤起左派群众政治觉醒的启蒙作用和历史地位,无产阶级书写历史的时候仍应记上他们一笔。而怪诞的是,韩德强做了两年“农夫”,耕读反思之后,却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和马克思主义“造反有理”的阶级斗争灵魂,一锄头刨掉了他曾视为上帝的毛主席的根!包括他自己曾经接受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思想,创办乌有之乡的探索,都被他统统归咎于自由主义政治的污染,以此完成了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蜕变。韩德强终究不是毛泽东,却连陈独秀也没有做成,以至于我们都很难从韩德强极力推崇的儒家“士大夫精神”中找到一个类似的历史人物来与他作比较。但是当我们了解了韩德强自我吐露的“心迹”之后,很容易发现,这一切仍然能够理解,仍然是那样顺理成章,合乎逻辑。对于一个始终挣扎不出唯心主义泥潭,始终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把毛泽东思想当做一根用时可以奋起挥舞的千钧棒,不用时顺手就能塞进耳朵眼里的绣花针,始终没有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仅只是想充当无产阶级代言人,引领我们完成他的政治理想的人来说,即便他是一个先知先觉者,即便他一度站在无产阶级的前面,即便他在客观上曾经起到了唤醒群众政治觉悟的作用,即便他自认为早已超越了马克思和毛泽东,要彻底批判阶级分析学说,但却仍然不能逃脱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为他判定的归宿——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

    知识分子是毛,或者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走向革命;或者附在剥削阶级的皮上,走向反动;绝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而今天的韩德强,正以他的万言自白书表明,他是真“服了”。他要完全走向资产阶级。难道不是吗?他完全否定了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工农群众,老干部和造反派、进步知识分子等一切左派;否定了毛泽东和马克思;也否定了要搞普世价值的右派甚至所谓中派。但凡有政治追求的人,不管左中右,也不管活着的还是死了的,在他眼里都是饱受自由主义政治污染的,“一辈子停留在心性层面的自由主义的幻觉中。自以为是,各执一端,自己的心灵饱受创伤,客观上带动中国社会走向动荡,却乐此不疲,不知改悔”的“满大街白发苍苍的老小孩”。似乎举世皆醉唯我独醒,但唯有一个人,却成了他深以为然,不得不服的正义和真理的化身。——这个人就是习近平!习总书记的英勇神武、雄才大略在韩德强的描绘中,简直可以体现君权天授的完美。那么,深谙中国文化有命有运,从汉唐直至大清,历代王朝国运兴衰更替的天机早已被韩德强逐一看破,了若指掌,似乎那本失传了几百年的正版《推背图》就压在韩德强的枕头底下,他也早已夜观天象、掐指算出了习近平就是那位将要改变新中国的运,从此“命硬运昌,命根硬朗,运势兴昌,要引领世界潮流”,更要引得八方来贺的中兴之主、真命天子。所以,韩德强要“顺天应人”了,那不是就要替天行道了吗?“八年之后,终身总书记会成为众望所归”——真是一位识时务的俊杰啊。

    但是,抛开那套天花乱坠的陈谷子烂芝麻,我们能看到的,却无非是对高高在上的权力的膜拜和臣服!我们相信,把习近平换做唐宗宋祖,换做袁世凯蒋介石,只要代表了权力,韩德强照样可以“顺天应人”并且替天行道。他的《农场答客问》,看似是一篇告别革命的自白书,其实恰恰是一篇反革命的自供状,更是要改换门庭谋求晋身的投名状。他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吗?“脱离自由主义政治,回归中国政治。中国政治为我这样的人提供了一个出路”,他终于找到了一条“正道”。说什么要做“农夫”?哪里有如他自我标榜一样“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农夫”!真正的农夫第一要关心的就是春种秋收。看到他刻意强调的那种归隐山林的“恬淡无为”,恍若让我们看到了一百多年前,清末上海众多报刊上高调发表的那一幅袁世凯回到河南漳德老家,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澹泊风雅的洹上怡然垂纶图。那真是无欲无求的归隐吗?恐怕内心渴盼的还是“大隐隐于朝”吧。相信韩教授并不介意我们如此揣测,反正投名状也不是给无产阶级看的,他并不在乎无产阶级的反应。他真正关心的应该是“今上”是否理解他的苦心。难道不是吗?——

   “1991年,我写了《从价格形成看价值规律》,批判了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学说,以及相应的剩余价值学说。1994年,我写了《历史是进步的吗?》批判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1998年,我写了《马恩原著体系批判》,批判了马克思的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1999年,我写了《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肯定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特别是肯定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就,将马克思的思想与毛泽东成就区别开来。2000年,出版《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倡导市场现实主义,主张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明确国家主义的立场。2001年,写了《略论道德市场经济》,主张有超阶级的道德,而且只有靠超阶级的道德才能使人类社会摆脱弱肉强食的逻辑。2002年,出版了《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批判了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同年,写了《和谐社会及其实现过程》,阐述了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东方型的大同世界理想。2003年,出席古巴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大会,发表《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与理论创新》一文,在国际场合公开提出反思马克思主义。同年,发表《略论混合经济体制》,主张以混合经济为目标体制,而不要追求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也不要追求以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2004年,发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批判了阶级分析学说,重建了东方型的善恶斗争的历史观。……作为现实社会的出路选择,发表了《略论混合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是对《略论混合经济体制》的深化和可操作化,这已经成为十八大报告的提法。”

    “发表《想象正反馈经济学》,为经济学真正反映现实、指导现实开辟道路。同年,还发表《垄断型人际关系和竞争性人际关系》,划清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适用界限。2008年,出版《整体管理》,阐述如何在竞争环境中为人民服务的道理。2009年,出版《中国反思》,从各个领域反思西方思想对中国乃至人类的影响和危害。2010年,发表《缺席审判孔子,何时方休》,反思“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的妖魔化浪潮。2011年,发表《析贺卫方的公开信》,既批判有罪推定,更批判无罪推定,指出离开道德,无以为法。2012年,发表《佛解版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思想中的阶级斗争成份划归西方,而将毛泽东思想中的为人民服务划归东方,与佛教普渡众生思想相通。2013年,发表《正道与左道的分歧》,告别左道与左派。”

    这多么像是一位大学生毕业应聘时精心准备的求职信啊。解读韩德强先生的心声,我们仿佛听到张国焘脱党后,面见蒋介石开口就说的那一句话:“兄弟在外,糊涂多时。”——但,我早已学成了文武艺,更有一颗愿意“国家有忧我有忧,国家有喜我有喜”的耿耿忠心。所以,我们要恭喜韩德强。为他终于找到自己的归宿,而不再黄沙盖金,混迹于左派江湖。

    恭喜韩德强,是因为我们理解韩德强。这是一个不为稻粱谋,要做帝王师,心比天高但在现实中却命比纸薄的知识分子。他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使他不相信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此当他客串了一把人民的代言人但却发现难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之后,就再也无意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而义无反顾地“货与帝王家”了。这位曾经相信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崩溃将要导致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政体危机、国体危机的经济学家,在书房中推理出2003年中国经济将要崩溃,2008年中国经济将要崩溃,像张宏良一样,习惯一惊一乍地做出预言并为此积极谋划政治路线图,却在屡屡张大了嘴而合不上之后,终于得出一个伟大的结论:原来是政治主导一切,权力决定一切。经济崩溃并不可怕,只要手中握有权力,即便“2013年以后,2018年以前,中国经济肯定崩溃”,但“国家收入反而会增长,人民生活反而会改善,社会反而会安定,政治反而会清明。”甚至为此举证新中国建立之初,经济虽然崩溃恰恰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例子。我们的经济学家莫非忘记了?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十几年中百废俱兴,完全因为人民是在建设自己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而今天,完全由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所造成的经济危机,还能指望资本主义自身去解决吗?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都束手无策、日薄西山之际,你的“天姿矫健”的习总书记,岂能靠不左不右继续做国家资本主义的美梦而成为中兴之主?当然,我们以无产阶级对历史发展的认识和判断,不会像韩教授那样常出天籁之语,但我们坚信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必将导致资产阶级全面的统治危机,而无产阶级必将通过自己的组织斗争,因势利导地掀起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马克思主义“造反有理”的“理”,就是无产阶级应该、也一定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道理,也完全是“顺天应人”的道理。这个天,就是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规律;这个人,就是我们无产阶级自己!

    所以我们相信,韩德强先生终归是命比纸薄。在他的政治理想反复破灭,痛定思痛,终于确信为自己找到了最后一条出路,找到了“正道”,并且不留任何余地,不惜否定一切、甚至否定自己去匍匐到权力脚下、亲吻权力的鞋尖时,我们基本可以断言,他高山仰止的这一尊神像,也离倒塌不远了。而我们更要感谢韩德强!感谢他的真诚,把诸如此类的知识分子的轻狂全面地暴露出来了。由于他的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口出狂言,不再遮遮掩掩,而是毫无保留地坦露心迹,批判马克思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使我们再次深刻认识到,即便是一个曾经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不能彻底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不能走真正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不管他革命的口号喊得多响,革命的大旗举得多高,也终归是靠不住的,总有一天要出丑的。

    韩德强勇于现身说法,对于那些一贯迷信和夸大知识分子先锋作用的一部分人是一个很好的警示,为我们无产阶级澄清认识、清理和整顿阶级队伍做出了贡献。他对当今左派群众起到的教育作用,就像当年毛主席通过发动文革想达到的教育效果却不为群众所理解,人民因为邓小平最终走了资本主义给了深刻教训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这是一件好事!他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在团结和争取小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的同时,无产阶级必须要培养我们自己的骨干,只有把阶级斗争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自己的手里,才能辨别出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纯洁我们的队伍。也只有紧密依靠我们的同志,团结我们的朋友,壮大革命事业的力量,才能使得那些知识分子的毛,更牢固地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所以,我们要感谢他的警示作用。除了主动跳出来的韩德强之外,我们身边还有多少暂时不愿或者不敢站出来的、大大小小的韩德强们?就像那位和韩德强先生堪称和合二仙的张宏良教授,不是至今还在举着马列毛主义的大旗行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之实吗?还有那位自诩毛泽东思想坚定拥护者的艾跃进教授,不是已从乌有之乡接过了“保党救国”的接力棒了吗?还有那位号称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秋石客,不是正在以芙蓉姐姐的自恋精神,顽强地表现自己,力图把毛泽东与邓小平水火相融、珠联璧合吗?以及那位一直视韩德强为坚定的革命者,认为他“接受了毛泽东的哲学,具有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河南造反派领袖晨明先生,不是都在以毛泽东思想继承者的身份引领群众远望帝都盼招安吗?

    据说,晨明先生之所以认定自己早晚会被习总书记雨露恩泽,是因为他早年曾和习总有过一段“佛缘”。他在因造反派罪名住监狱期间,精心烧制了一尊钧瓷佛像,带回家后竟被尚在“龙潜”之时的习总看中而珍藏。于是乎,他就有了白发宫女般的热切,自觉地瘦身细腰,等待着皇恩浩荡再续前缘?难道韩德强先生今日如此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也是因为搭上了某一班上达天听的顺风车了吗?当年宋头领走的是李师师的路子,韩德强先生难道走的是老佛爷的渠道?

    当然,我们无意猎奇宫廷政治的幕后秘闻,那是各色精英的终南捷径。对于无产阶级而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韩德强走了,左派就会更像无产阶级的左派了。很好,很好,这难道不是值得庆祝的吗?别了,韩德强。别了,韩德强们。

 

    附:原文后部分网友跟帖评论

    “我们相信,把习近平换做唐宗宋祖,换做袁世凯蒋介石,只要代表了权力,韩德强照样可以“顺天应人”并且替天行道” 。 在这些左派大V的名单(张宏良,韩德强,秋石客,艾跃进等等)裡, 我们会惊奇地发现, 他们骨子裡, 就从来没把马克思主义真正装进去过. 他们认為无產阶级是"你们", 而"我们"是另外一种人. 这个"你们"与"我们"之分, 终归会在某个关键时刻彻底分裂开来.

    而韩德强的"正道"思想, 实在是一种歷史的復古与倒退, 不是退回资本主义, 而是直接回到前资本主义的封建文化. 在那裡, "皇权"是无上崇高的, 皇上是全知全能的. 在这种"顿悟"中, 他同时拋弃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 对於这种退回前现代社会的"冲动", 除了权力欲望之外, 只能用精神病理学来解释了!

    有很多场合我们不须什么“时穷节乃见”来比喻,也无需什么“引蛇出洞”,这些蛇们以为大势已定,毛泽东这个面具可以抛垃圾桶了,于是自己就从洞里爬出来了。在红中网里,在字里行间,也常常发现很多蛇在潜伏着。不过,我思想上也是很难适应这批蛇们的反复,“翻脸如翻书”,宁愿作如是想:说不定时局紧迫,邓腐党伪共已经图穷匕见,勒令这批蛇们在绞索跟青蛙之间做一选择,蛇们本来就是蛇,当然是乐得趁机张口大餤其青蛙了!如是,则哀矜而勿喜!绝不是 “歷史的復古与倒退”,而是赤裸裸的还原。什么鸟“正道”?我呸!

    读完了文章,感觉气势如虹,说的痛快,说的深刻!红中网编辑同志们应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一套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文革时期继续革命思想)基础上的,能够结合当前形势,切实领导和带领无产阶级走上领导阶级的理论。切不可唯“左派”大V马首是瞻,切不可让自己的理论沾染上“新”的俗气,更不能沾上“托”气。笔者殷切期待!

    韩先生的万言书既可以看作是一篇小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的自供状,也是其投机革命的美好愿望落空以后,背叛革命,背叛无产阶级彻底向资产阶级投降的投名状。字里行间与其说是得意洋洋,痴人说梦,不如说是长期欲投机而不得所导致的一次深宫闺怨的大爆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不正是韩女士此时此刻的最好写照吗?

    按道理说,一个名牌大学的教授,又混迹于左派江湖那么多年,最起码的政治眼光还要有一点吧?可是在他的万言书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已经失去任何理智,已经陷入疯狂的歇斯底里症患者,也是一个赌徒最后的赌命一搏。很可惜,只要稍有头脑的朋友都可以料定他的前程:真的要永别了。正如左向前同志所说:别了,韩德强。别了,韩德强们。

    韩德强先生真是给无产阶级上了最好的一课,让我们也彻底认清了这些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的真面目,在这个无产阶级队伍最需要澄清认识,肃清机会主义流毒的时候,抛出了一份最为典型、最为清晰的机会主义的自供状,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最好的反面教材。

    临别赠诗一首,恕不远送了。

洋洋万言呈主上,剖肝沥胆更无双。

未见工农将奋起,朝思暮想跪吾皇。

为奔前程失心智,飞蛾扑火动翅忙。

不知大厦行将倾,烟消云散梦一场!

    1949年8月18日,毛主席发表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送走了帝国主义。也许是巧合,今年的8月18日,一位下岗工人左向前同志写了一篇送走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章,希望是无产阶级的一个好开端。

 

我的万言自白书

----农场答客问

韩德强

2014-8-15

    ●客:好久没见你发表什么政见了。你真的要当农夫了?

    ●答:真的要当农夫了。生活本简单,庸人自寻烦。采果又摘菜,自在行田间。

    ●客:十八大以来,官场地震不断,你怎么看?

    ●答:惊喜啊! 躬耕垄亩,耳闻国事,惊喜连连,心情舒畅。

    ●客:我印象中你过去是斗志昂扬的战士,怎么变得这么恬淡无为了?

    ●答:感谢习近平啊。国家有忧我有忧,国家有喜我有喜。十八大刚结束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的就职演说令我耳目一新,当天下午我就发表了一点感想,题为《十八大,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道路》。但是,当时还只能说有了希望,也还有许多疑虑,还没有信心。当初的坊间传闻,都说习近平真接近平常人,一路走来波澜不兴,没什么给人印象深刻的作为。或许,上任以后也会“胡规习随”,跟着“内腐外弱”的大潮走。上任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俄罗斯,主动向普京表达,“我们的性格很相似”。我也还不以为然。

    但是,短短两年时间过去,我服了。我看,现在,习近平已经略胜普京一筹了。

一、反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

    ●客:可是,现在连老百姓都替习总书记捏一把汗,这么下去,会不会促进腐败分子的联合反扑,发动某种政变,就像搞薄熙来一样?

    ●答:是啊。我也是捏了一把汗。吸取教训,这两年来,看着每周一个省部级官员落马,我很高兴,却一言不发。屏住呼吸,希望不要干扰反腐大局。直到徐才厚被捕,周永康被审查,我才松了口气,觉得可以说点什么了。

    ●客:徐才厚,周永康,都是上一届的老人。为什么抓了他们,大局就能定了?说老老虎,还有很多,说现老虎,大部分也还都在活动。为什么就不能形成联合反扑局面呢?

    ●答:徐才厚,前国家军委副主席。周永康,曾经集公检法大权于一身。他们在各自的系统都已经党羽密布,势力雄厚,而且都直接掌握着部分枪杆子。说搞政变,这两个人是最有可能搞政变的当然人选。结果,这两人毫无反抗,别人又能怎么样?

    也许,他们还不是腐败势力的核心,但一定是腐败势力的关键力量。这两人下马,腐败势力已经门户洞开,坐以待毙。更何况,腐败分子之所以是腐败分子,他们没有旗帜,没有纲领,只有自身利益,形成不了势力。腐败分子之间缺乏信任,无法真正联合起来。所以,一朝倾覆,土崩瓦解。

    我们普通人常常高估腐败分子的力量。特别是薄熙来被拿下后,更容易加深这种印象。所以,总觉得反腐难。但是,实际上,腐败分子都是些色厉内荏的家伙。贪财者必然没有远见,必然贪生怕死。这样的人欺侮老百姓可以,遇到中纪委的调查,都屁滚尿流。习近平官场历练几十年,一定是看透了这些人的虚弱。所以,反腐战争一开始,就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对比薄熙来的故事,他在重庆打黑反腐,当时也没有遇到重庆内部的多少挑战,挑战来自重庆以外。薄熙来当时只是政治局委员之一,所以,能动员的力量有限,能解决的问题有限。现在,习近平居总书记大位,外国势力影响有限,元老层主动克制,腐败分子难以聚集,所以,能够各个击破。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印象。拿下周永康,是从清理周永康的外围势力开始的。石油、四川、政法,三大系统的周氏党羽被逐一审查,最后才公布周永康的问题。这不是“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反腐战争中的运用吗?以习近平之大位,本来没必要这么小心谨慎,完全可以实施斩首行动。但是,习总书记依法行事,谨慎用权,无争议地赢得了民心。

    这种行事风格,特别值得注意。正因为如此,我敢说,反腐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客:这么乐观啊?我看各地官场,虽然收敛了不少,但还是贪官当道者多。不敢大吃大喝了,不敢公款旅游了,但是,他们的日子还是过得很逍遥。他们相信,反腐只是一阵风。那怕是台风,刮得房倒屋塌,也是会过去的。台风过后,照样是他们的天下。老百姓对中央政府充满了期待,但对本地区、本部门、本企业的事,还是噤若寒蝉。所以,说反腐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恐怕为时尚早吧。

    ●答:什么叫决定性的胜利?以解放全中国的事业而言,辽沈战役是决定性的胜利。平津战役围而不打,敌方将领投诚起义。淮海战役摧枯拉朽。此后,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风卷残云。但是,即使到了1949年10月1日,各地方还不是资本家、地主当道?所以要土地改革,要三反五反,要社会主义改造。以此类推,拿下徐才厚、周永康,反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离老百姓所希望的风清弊绝,还有很远的距离。饭要一口口的吃,路要一步步的走。我看,现在起,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要急于求成,都不要指手划脚,都不要觉得自己更高明,都要相信新一届中央领导,在各自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配合这场反腐战争。

二、左右派都该反思

    ●客:呵呵,还真说对了。左派也觉得自己更高明,右派也觉得自己更高明,甚至一些中派也觉得自己更高明。知识分子还真没有多少服气的。

    ●答:左派出于阶级分析思维,觉得中央变修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当政了,私有制恢复了,所以,腐败是必然的。反腐败是不可能的。反,也是暂时的。他们中一些人甚至认为,反腐败就是狗咬狗,是统治阶级缓和阶级矛盾的伎俩。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支持反腐,他们要的是革命,是推倒重来。这些人看上去站在人民立场上,实际上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本质上,是在刻舟求剑,是在削足适履,是在照搬照抄马克思、列宁的革命教条。对于这些言论,我相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习近平应该耳熟能详,知其弊端,不为所动。

    右派出于政治自由主义思维,觉得只要一党执政,就没有好下场。反腐得民心,只会增强一党专制的力量,只会推迟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到来。因此,他们认为习近平是开历史的倒车,是在回归封建王朝的传统,是在苟延残喘。特别是,他们嗅到习近平行动和言论中的毛泽东气息,惊恐不安。他们敏感地判断,中国又要搞个人崇拜了,又要出独裁者了。这些人同样也是严重脱离民心民意,也是在刻舟求剑,也是在削足适履,也是在照搬照抄美国政治思维的教条。对于这些言论,我相信,经历过改革后多次争论,目睹过苏联解体、伊拉克内战、拉美非洲各国内乱的习近平,同样耳熟能详,知其弊端,不为所动。

    我相信,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由来。这份自信,包含着古今中外深刻的经验教训,来之不易。中国左右两派的知识分子,过去曾经是思想解放的先锋,现在落后了,偏执了,狭隘了。如果不反思,不检讨,还指手划脚,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只能成为中国社会团结进步的绊脚石。

三、能反腐是自信的根源

    ●客:左右两派的主张各有弊端,这我同意。但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两极分化,腐败丛生,民怨四起,暴力恐怖事件频发,难道真可以自信吗?

    ●答:走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在于党,在于党的高层,在于领导核心。现在,大体可以说,反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就可以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了。反过来说,在反腐战争还没有发动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已经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自信,这其实是对取得反腐战争胜利的自信。可惜的是,腐败分子已经多年不读书,不看报,不思考,不学习了。所以,他们读不懂这个信号,还在巧取豪夺,还在滥用权力,顶风作案,结果,不得不跳楼,不得不喝药,不得不痛哭流涕进监狱。

    治国就是治吏。反腐是立党兴国的第一要务。紧紧抓住反腐这个立党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放,就可以有自主技术,就可以搞好经济,就可以改善民生,就可以缩小两极分化,就可以实现和平崛起。

    相反,如果把发展生产力当作立党兴国的第一要务,那么一切弊端都会应运而生,党就会灭,国就会亡。30多年来,改革开放可谓成就巨大,但是,内腐外软,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教训深重啊。

    这个教训,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训,是错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果。

四、经济决定论阻碍反腐

    ●客:记得前任总书记胡锦涛曾经说过,私有制是腐败的根源,引起左派的如潮好评。我也认为,私有制是腐败的根源。改革开放之所以腐败不断蔓延,就是因为私有制在作怪。你现在对习近平反腐寄予这么高的评价,以此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之源,是不是有违胡锦涛的观点啊?

    ●答:胡锦涛的观点其实是马克思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要消灭腐败,只能搞公有制。但是,新中国的历史证明,在私有观念普遍存在于人心深处时,搞公有制很容易导致混乱、低效、不积累。大跃进的失败,就是证明。此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照顾到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农业才逐渐恢复,逐渐发展。所以,现实政策只能在照顾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前提下制订和执行。

    是不是一定导致腐败呢?不必然。中国文化强调“物为心役”,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强调了人的价值观的作用,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所谓为人民服务,就是在既可为人民服务、又可为人民币服务的自由选择中,选择了为人民服务。这就叫出污泥而不染,出私有制的污泥而具备为人民服务的公心。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出自这个污浊的官场,骨子里却不受这个官场风气影响,这就是党性,这就是文化。这本来是中国共产党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却被“经济人”假设糟蹋得无人相信,更无人奉行,这就是经济决定论思想的影响结果。

    胡锦涛重申私有制是腐败的根源,老左派们理解为胡锦涛要搞公有制。其实,很可能相反。既然私有制是腐败的根源,既然私有制难以触动,所以,就对腐败睁一眼闭一眼吧。此后,中纪委一度到处讲,腐败是世界各国的通病,是人性的弱点,将就着反吧,别影响经济发展就行,别期望太高了。所以,可笑吧,马克思的观点反而成了腐败分子的挡箭牌。

五、应该为清官平反

    ●客:把反腐提到道路自信的高度,又把“出污泥而不染”当作反腐的关键,是不是有点夸张?有点唯心主义啊?照你这么说,那“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是不是就成了清朝政府制度自信的来源了?

    ●答: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因为我也曾经这样想过,所有经历过中国革命史教育的人都会这么想。中国革命的目标是反对三座大山,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帝”离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较远。官僚资本主义,因其官商勾结或官商一体的特点,又常常被称为“封建资本主义”。因此,日常生活中老百姓最容易参与的就是反封建了。反封建,就要反皇帝,反皇权,反王朝轮替。照此逻辑,反腐败就意味着巩固皇权,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清官不如贪官,贪官加速封建王朝的覆灭。

    有意思的是,这套反封建的逻辑,现在被套用来反对现政权。左右两派知识分子都容易将现政权看成是一个封建政权,反腐败就是巩固这个封建政权,从而阻碍历史进步。

    但是,无论什么政权下,老百姓都欢迎清官,反对腐败。徐才厚、周永康倒台,老百姓就差敲锣打鼓了。反腐靠什么?还真就靠英明领袖。

    说到这里,左右两派知识分子笑了,看,说你是封建政权吧,还真是封建政权。人民政权,人民说了算,不靠领袖。

    但是,听了他们的笑声,我笑得前仰后合。好吧,就算中国现在是封建政权。你要推翻这个封建政权吗? 左右两派知识分子都含糊其辞了:不,不,没这个意思,我不是乱党。那你要维护这个政权吗?他们又含糊其辞了:不,不,没这个意思,我不想做顺民。那你既不是乱党,又不想做顺民,你想干什么?他们顾左右而言他:开玩笑,开玩笑,别当真,随便说说。

    就这么一帮逻辑不清、脱离实际、自以为是、不负责任、怯懦自私的知识分子,天天唠唠叨叨,似乎有见识、有担当的样子,还动不动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实在是国耻!真要按封建说法,养这么一帮人,高薪供着,大厦住着,轿车开着,又体面又风光,还让他们天天言论自由,拔弄是非,助腐为虐,嘲弄清官,实在是皇恩浩荡。哪见过这样的封建社会?

    ●客:我听了脊背发冷。你把我也扫荡进去了!

    ●答:咳,怕什么,我无非就是一介农夫,说说农夫对你们知识分子的不屑。

六、经济崩溃不可怕了

    ●客:知识分子更不屑呢。一些人认为,别看你闹得欢,危机一来都完蛋。现在,中国经济真的快崩溃了,到时候看你怎么收场! 记得你也曾多次看空中国经济。忘记了吗?

    ●答:记得。我也同意中国经济真的快崩溃了。但是,我一向主张,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主导。真正决定国家命运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现在,政治层面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使经济真的崩溃了,也不见得转变成社会危机,更不会转化成政治危机、政体危险。

    左右两派其实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派,所以,多年来危机论调此起彼伏。我也曾经深受危机派的感染,曾经判断2003年中国经济要崩溃,可是后来没有;还曾经判断2008年要崩溃,可是还没有;更曾经坚信2013年以后,2018年以前,中国经济肯定崩溃,由此会导致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政体危机、国体危机。

    犯了这一系列判断上的重大错误,自己也在反思。为什么判断失误?我检讨,判断2003年崩溃,那时是从静态看,国家财政收入多少,债务多少,资不抵债该如何。后来发现,静态看真是错误的,得从动态看。国家资不抵债,既可以借新债还旧债,还可发行更多的人民币,制造点通货膨胀,甚至还可以利用正反馈机制,搞房地产泡沫,搞股市泡沫、金融泡沫,实在不行,还可以从国际社会融资,内债外债一起来。办法多得是。美国政府国债和国家担保债务等累计债务余额,达到美国政府年财政收入的21倍之多,还不是在运行?判断2008年崩溃,那是把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冲击看得太重,忽视了中国自身的巨大能量。国家投资4万亿,带动地方政府投资20万亿,一下子把经济又拉动起来了。

    所以,忽视政治的主导性作用,单纯从经济角度看问题,这是我这样一贯强调政治重要性的人也会犯的错误,更何况受过马克思主义或自由主义训练的左右两派的普通经济学家呢?

    今年以来,房地产价格真的开始下降了。按照我的判断,那可能就是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开始,也是国家经济崩溃的开始。奇怪的是,新一届领导咬紧牙关,坚决顶住各方压力,似乎准备接受房地产崩溃的后果。这种信心来自何方?就来自打黑反腐。房地产业是腐败丛集之处,反腐不触动房地产业就不可能动真格的。

    多年以来,左右两派都流行一个说法,叫“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现在看来,那仍然是低估了中国政治的巨大潜力。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轮反腐风暴,恰恰证明了,反腐非但不亡党,还会恢复人民对党的信任。从反腐入手,就敢捅破世界历史上最为巨大的房地产泡沫。经济可能停滞,可能崩溃,但是,国家收入反而会增长,人民生活反而会改善,社会反而会安定,政治反而会清明。

    可见,“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这个说法,可能是腐败分子绑架社会所释放出来的一种威胁。真不拿它当回事,它也就不是回事。至于传播这个说法的左右两派学者,都是面对腐败束手无策的无能之辈,更是不懂政治重要性和复杂性的经济决定论者。

    可以说,越是学了西方经济理论,越是不懂政治。越是学习西方政治理论,越是不懂中国政治。反而是中国老百姓看问题明白。

七、利用崩溃,调整结构

    ●客:政治清明了,经济崩溃都不可怕?这真是匪夷所思。

    ●答:匪夷所思? 其实,只有受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才会如此缺乏想象力。稍微有点历史感都知道,每次社会结构大调整,每次政治制度重建,都意味着经济崩溃。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崩溃得一塌糊涂,通货恶性膨胀,连道路、桥梁、工厂都被炸毁了,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都跑到台湾去了,怎么样?恰恰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现在,西方各国又在故伎重演,想通过制裁俄罗斯,促进俄罗斯经济崩溃,来迫使俄罗斯低头。但是,普京毫无惧色,以制裁还制裁,促进了国内社会的政治团结,俄罗斯变得更强大了。

     习近平总书记也很懂得化危为机。美国动不动对中国搞反倾销调查,加剧中国的经济困难。怎么办?揭麦当劳、肯德鸡的供货商老底,调查微软公司、高通公司的垄断行为,将苹果公司排除在政府采购名单之外。这就是敲打美国,提醒美国,在中国为所欲为的日子结束了。同时,与俄罗斯加深在能源、军工领域的合作。在哈尔滨启动生产伊尔96大型客机,以抵消美国在C919项目上的影响。这就说明,习总书记很清楚全球化的危害,懂得自主技术重要性。利用崩溃,调整结构,使中国产业结构不再停留在低技术、低附加值、低利润的打工经济中,才是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

     如果说,过去三十年是“内腐外软”,我看,未来三十年将是“内清外硬”。肥大中国就要变成强大中国了。2000年,我写过一本书,题为《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倡导市场现实主义,保护中国自主技术和工业的发展。现在,终于成为决策层的行动了。当然,这并不是我多么有先见之明。只要站在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的角度看问题,只要不被那些自由派学者的无立场思想所左右,结论本是显而易见的。

八、新中国命硬运昌

    ●客:还是回到正题。你看,习近平这么搞能搞多久?

    ●答:看来,你还是信心不足。我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你还是不信。好吧,我再补充一点。

    就按中国现在是封建王朝说,假设这个王朝是毛泽东王朝,可以吧? 为什么刘邦王朝可以生存二百多年? 为什么李世民王朝可以存在二百多年? 为什么努尔哈赤王朝可以存在二百多年? 稍翻史书,就可以有一个印象。王朝前期,即使腐败丛生,也还有强大的生命力,一经反腐,完全可能实现王朝中兴。就像一个年轻人,得了伤寒重症,就容易恢复,恢复以后还可以有力气,能干活,还能长寿。不像老年人,一得重症,就一命呜呼。清朝前期,康熙末年,官场腐败可能超过今天,经雍正反腐,历乾隆、嘉庆、道光,直到光绪、宣统,还活了将近二百年。

    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举世公认。右派里敢否定的也不多。按此逻辑,毛泽东奠定的王朝,其寿命超过三百年,也是完全可能的。现在再腐败,也还在王朝前期。若经强力反腐,重树正气,重建良规,前途还未可限量呢!

    中国文化讲,有命,有运。毛泽东奠定的是新中国的命,强健有力,生机勃勃,未可限量。习近平改变的是新中国的运,运势兴旺,足以影响世界,延年益寿。新中国命硬运昌,命根硬朗,运势兴昌,要引领世界潮流。

    为何这么有信心? 命硬,容易有共识。现在自由派最担心的就在这里。改革三十多年,中国的政治体制纹丝不动,让自由派们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这不是命硬吗?

     为何纹丝不动?因为新中国还真不是旧中国,新王朝还真不是旧王朝。首先,新中国废除了王位的家族继承制,改私天下为公天下。或者,按自由主义者的偏见,改为“党天下”。这“党天下”难听,总比“私天下”好听吧。其次,改指定继承制为隔代指定加实际工作考验制。往好了说,这是吸收了古代禅让制和现代民主制的优点而形成的接班人制度。在这种政治接班制度下,坏领导不易出现。平庸的领导至少不至于断送江山。一旦出现好领导,那就风光无限。自由派只知诅咒其为封建专制体制,不知其出现了重大变化,可谓自由僵化。所以自八九年风波以来,部分自由派漂落海外,为了争取美国国会拨款,你争我夺,打得六亲不认,为国人所唾弃,可悲,可怜!

    这就是新中国的命根硬朗。

    运势兴昌,又有何故?历代王朝,打天下的祖宗都是一代雄杰。坐天下的子孙,成器者少。靠不成器的子孙,还能沿续王朝二百多年的寿命,何故?因王朝建立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有合理之处,有天道人心护佑。那设想,如果子孙成器呢?如果王朝的接班人不再“长于深宫之中,养于女人之手”呢?

    习近平出身革命贵族,经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考验,历上山下乡艰苦生活的磨练,在改革开放的欧风美雨、香风软雨中能保持一份冷静和清醒,既知百姓市井生活不易,又懂官场攀附炫耀溜须拍马之弊,故一旦登大位,能绵里藏针,招招见血,举世震动,官心不安,民心欢畅。二年时间,不但取得了反腐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更是取得了巩固政治地位的决定性胜利。如此,未来八年,国家内外的大事能逐一理顺。八年之后,终身总书记会成为众望所归,有时间培养、考察、选择新的领导人。

    未来八年,美国、欧洲、日本难以摆脱世界经济大萧条,各国之间的矛盾将日益突出,各国内部社会矛盾也会不断加剧。形势此长彼消。加上习近平总书记善于顺势而为,借力打力,则中国引领世界潮流,岂非顺理成章?这就叫运势兴昌。

    现在,西方媒体对中国横挑鼻子竖挑眼,今后,他们的驻京记者将首先被中国感染,放下“普世价值”的傲慢与偏见,虚心向中国学习。

九、东方型革命顺天应人,西方型革命造反有理

    ●客:这王朝命运论我可是第一次听说。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你这是认同了剥削、压迫的逻辑,认同了专制独裁的逻辑?

     ●答:我从小接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思想,接受“造反有理”的思想,对任何压迫和剥削都强烈敏感和反感。但渐渐发现,周围绝大多数人对此并不敏感。即使有压迫,只要可忍受,也就过去了。即使有剥削,只要能拿到工钱,就已经很高兴了。鲁迅先生当年铁屋子里的感受,我少年时期就体验到了。但是,这究竟是谁的问题呢?是周围绝大多数人愚昧、盲从,还是我脱离群众,自高自大?

     进一步思考发现,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恐怕也是有秩序、有结构的。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这种结构和秩序必然具有压迫性,必然会压抑人的欲望和本能。政治上的压迫性必然会导致经济上的剥削性。因此,当我对一切压迫和剥削极其敏感的时候,意味着我的心灵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深刻影响,也就是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深刻影响。这种思想既可以破坏一个黑暗的旧社会,也可以破坏一个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光明的新社会。鲁迅要是活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估计一定会敏感到新中国政治秩序的压迫性:有干部有工人,有城市有乡村,有八级工资,有二十四个干部等级,这人与人之间还有平等吗?伴随着政治地位的等级差异,就有工资的差距,住房的差距,生活待遇的差距,这不就是剥削吗?按照这种看法,就得造反,就得革命。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造反有理是西方型的革命思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意味着对社会的正常时期和非正常时期不加区别。一旦实施,意味着社会动乱无已。

     我既认同新中国,又认同反剥削反压迫的道理,但这两者显然存在矛盾。怎么办?造反派选择了“造反有理”,保守派选择了“保守有理”。我很长时间认同“造反有理”。特别是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干部普遍腐败,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和剥削明显增强,简直是回到了解放前。按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逻辑,于是就要革命,就要造反。但是,慢慢认识到革命是历史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正常时期,绝大多数人“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因为革命意味着暴力颠覆社会秩序,意味着社会失序和动荡,意味着国家分裂,外部势力干预。在正常时期,革命不但不能改善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甚至会恶化。中国思想认可非常时期非常举措的革命,这就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东方型革命。但不认可正常时期天天“造反有理”的西方型革命。

    新中国是革命而来的国家。这场革命符合东方型革命的特征,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沧海桑田,顺天应人。但是,在革命过程中,运用了西方型革命的语言和思维,调动了人民的无政府主义型的反抗性。革命成功以后,就应该将革命的成功解释成东方型成功,这也符合大多数人的政治智慧。大多数中国人意识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出了个真龙天子,改朝换代了。

    但是,新中国拒绝并批判这种东方型解释,选择了西方型解释,并把西方型解释的革命神圣化了。正是按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西方型革命解释,后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西方型的革命解释就消失了吗?不,体现在教科书中,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在政治自由主义的泛滥中,体现在贬低毛泽东、神化鲁迅的知识分子中,体现在改革开放的实际步骤和措施中。因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形成了诅咒中国、逃离中国、瓦解中国、颠覆中国的舆论大潮。面对此舆论大潮,中宣部束手无策,因为掌握中宣部的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此大潮的影响。中央领导层也束手无策,因为这些人成长过程中也受此大潮的影响。中国眼看着就会像苏联解体一样,说着说着,就中了邪了,就自我革命,自我否定,自我颠覆,自我解体了。这就是美国天天盼望的所谓“颜色革命”,也是老一辈美国人如杜勒斯所盼望的“和平演变”。

    这样,我就不得不面临这个最尖锐的内心矛盾,是继续认同“造反有理”的西方型革命思维,跟着加入这个颠覆中国的大潮,甚至当这个大潮的弄潮儿?还是认同新中国,认同新中国的东方型革命,反思西方型革命思维?

     答案在日常生活中,答案在人民群众中。我逐渐认识到,人民群众并不真想要一场颠覆现存社会秩序的革命,并不真想推倒重来。不但不想要西方型革命,甚至不想要东方型革命。他们只是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即不反现存社会秩序。俗话说,“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这其中包含着多少战争的血泪,动荡的辛酸?这是千百年来老百姓最珍贵的政治智慧!它被苏联解体、伊拉克内乱、埃及动乱等现代社会无数国家的经验教训所证实,不可以轻易否定。否定这种智慧,将其贬为愚昧无知,贬为阿Q精神,贬为奴才顺民,实际上是自由主义者的傲慢与偏见,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狂妄无知,是没长大的孩子的天真烂漫,是西方型革命思维的标志。当社会秩序坏到极点,在需要东方型革命的非常时期,这种傲慢与偏见,这种狂妄无知,这种天真烂漫,是发动东方型革命的催化剂,是时代需要,是好的。但东方型革命结束了,新的社会秩序建立了,还继续强化这种傲慢与偏见,就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导致新的社会动荡(例如,文化大革命),只能导致新社会秩序的夭折,只能导致苏联解体一类悲剧的出现。

     可悲可叹啊! 别看戈尔巴乔夫白发苍苍,其政治思维却停留在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幼稚想象中。谈大历史,看大趋势,真正为人民服务,还得靠中国思想啊。

十、“干柴烈火”之说是西方型革命思维的产物

    ●客:因此,你选择了捍卫新中国,哪怕是一个贪腐遍地的新中国。是吗?

     ●答:是的。回想十多年前,我交往的许多朋友都说,中国现在是贪腐遍地、干柴烈火,就差革命者点火了。十多年过去了,贪腐的程度恐怕十倍于前,但怎么没有革命者点火呢?或者,有人点火,却没有星火燎原呢?可见,所谓干柴烈火的说法,实际上是透过西方型革命思维才能看到的,是少数受西方型革命思维影响者的偏见。

    实际上,今天这个社会虽然有许多严重的问题,但是,基本温饱问题确已解决。只要不是懒汉,要挣点钱,也确实不难。说太平盛世,有人不高兴。比如,我以前就不高兴。但是,现在认识到,史书所称的太平盛世,例如汉唐盛世,也可能是贪腐横行的世界,也可能是危机四伏的世界,却不可能是没有剥削压迫的世界。太平盛世,恐怕只是老百姓家有余粮、官府积粟满仓的时代。如果汉唐可称盛世,现在中国称盛世,恐怕是绰绰有余的。

    这样,就想到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故事,慢慢摆脱自由主义的影响,摆脱革命教科书的影响,摆脱了儿时所接受的无政府主义情绪的影响,懂得了真现实,走进了大历史。

    ●客:十多年前,中国还不到干柴烈火的时期。十多年后,中国是不是快到了干柴烈火的时期了呢?你看疆独、藏独,你看昆明火车站、西安火车站的暴力事件,你看贪官污吏的胜利大逃亡,哪一桩哪一件不是在暗示干柴烈火呢?

    ●答:“佛眼看人皆是佛,魔眼看人皆是魔”。你反复提问的,在我看来恰恰是受西方思想影响过深所形成的偏见。偏见与偏见相互影响,相互增强,就能无风起浪,小风起大浪。在你眼里,或许我也已经形成了偏见,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结构稳定性的偏见。这种偏见,反过来说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现在,对中国唯一构成真正危害的,不但危害中国的命运,更直接危害当前政权运行的,恰恰是自由主义思想、情绪和心性的泛滥。显性的泛滥体现在舆论上,隐性的泛滥体现在各级领导的内心世界里。不加认真反思,中国的命运就会灰暗。

十一、何谓引领世界大潮?

    ●客:我记得,你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比烂的世界》,我给许多朋友推荐过。那时候你很对世界悲观。怎么,刚过两年,你就变得这么乐观了?按你的逻辑,在一个“比烂的世界”里,再优秀的领导人,也无非是“矬子里面拔将军”,也好不到那里去。

    ●答:对世界我仍然不乐观。经过两百多年自由主义大潮的冲刷(亦即普世价值),世界各国都在分崩离析之中。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仍然是普遍的现实。但是,对于西方,道德沦丧恰好是价值多元化,礼崩乐坏恰好是自由解放,因此,是制度化的,不可触动的。对于中国,面对价值多元化的西方化趋势,政府仍然在强调高扬主旋律。在政治体制上,仍然强调先进性政党的合法性,反对多党轮流执政。所以,中国还有救,还有希望。

    有一个小细节不妨一提。在这一轮反腐大潮中,中纪委常常指责这些腐败官员“通奸”。放在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中,这叫“性自由”、“性解放”、“性人权”,怎么能叫“通奸”呢?这不是“封建思想”吗?但是,在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认可这种指责。这就说明,尽管有李银河这样的传播“性自由”观念的学者天天鼓吹,也有许多官员身体力行,但是,他们自己也还是觉得理亏。所以,中国社会还是有主旋律的,还是有是非、黑白的,还没有真正西化。

     首倡于巴西的“世界社会论坛”,每届都聚集了数以万计的西方社会的非主流人士,抗议西方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打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旗号。但是,只要这些西方的非主流人士在自由民主的思想和政治框架内行事,另一个世界就是不可能的。

    西方无法摆脱这个“比烂”的逻辑,想象不出另一个世界。中国、俄罗斯、穆斯林世界才有这个可能。

    其中,穆斯林世界看上去似乎最有可能。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到阿富汗的“塔里班”学生军,到目前活跃于伊拉克“IS”伊斯兰国,再考虑到旗帜鲜明地反西方的伊朗,都似乎在证明穆斯林世界的吸引力。但是,我心底却存着怀疑。自由主义大潮存在着根本缺陷,但也并非一无是处。技术上的创新,物质生活的根本改善,还得感谢自由主义大潮。彻底否定自由主义,完全回到《古兰经》的教导中,恐怕也不是出路。

     俄罗斯也有可能。考虑到俄罗斯地大物博,军事力量雄厚,一旦形成自己的思想和文化体系,创造出另一个世界,西方国家只能被牵着走,而不可能有什么办法。但是,俄罗斯有这种思想和文化潜力吗? 历史上,俄罗斯信仰东正教,认为自己是基督教的嫡传正宗。现代苏联相信马克思主义,也不认为列宁主义具有原创性。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等人照搬西方的思想和体制,国家解体,社会动荡,纷争无休。普京临危受命,对俄罗斯动了急救手术,初步将俄罗斯从死亡的边缘线上拉回来,赢得了俄罗斯人的赞誉。但是,与创造另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世界相比,还远得很。

     还是中国最有可能真摆脱“比烂”逻辑。古代历史上,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文化万世一系,“吾道一以贯之”。改朝换代而不变“道统”,略变“法统”,只变“血统”。现代史上,新中国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一党领导,多党参政,不中不西,有中有西,富于混合性和混乱性,也就富于创造性。所以,在这个“比烂的世界”上,中国能出现引领世界的优秀领导,这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十二、自由主义是西方型革命思维的源头

    ●客:我怎么觉得你这些回答充满了“封建气息”呢?

    ●答:这只能说明,你的思想深层次上,是受了自由主义思想大潮的洗礼。自由主义挑起“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大旗,抨击一切不符合其理念的思想、文化和制度,斥其为封建、落后、保守、僵化、愚昧、迷信。这是西方型革命思维的源头。马克思首先是法国大革命思想的继承者,然后才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开启者。逻辑和历史惊人一致。先反国王,次反贵族,再反大资产阶级,然后反一般资产阶级,最后,无套裤汉登场,社会彻底动荡。所谓先进的无产阶级,无非就是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无套裤汉贴上先进生产力的标签,代表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情绪。你我都曾经深染其中。只不过,我反省得比较早,比较彻底而已。

     我认为,现代社会恰恰充满了新的迷信。

     迷信自由,即使自由市场造成了两极分化,即使自由竞争就是弱肉强食,即使自由恋爱导致了无数年轻人争吵不休、痛苦不堪。

    迷信平等,即使平等意味着争夺权利,意味着不负责任,意味着不懂得敬畏、谦虚,意味着没有礼貌。

    迷信民主,即使民主造成无数混乱与动荡,造成效率低下、冲突不已,造成派性斗争。

     迷信人权,即使人权意味着自我中心,意味着忘记国家、忘记历史、忘记他人的人权,借人权之名可以践踏一国的主权,还可以借人权之名放纵各类犯罪。

    迷信科学,将静止、孤立的原子论思维方式贯以科学之名,否定千百年人类社会生活积累起来的思想、经验和文化,否定中医,否定道德,否定各类宗教,否定一切往圣先贤的探索,却自命为社会科学。

    所以,自由主义特别适合于一无所知的年轻人,特别适合鼓动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敢想敢干,乱想乱干。年轻时,我们都经历过这种思潮、这种情绪,现在想起来都可笑。我们反思了,也要争取让年轻一代跟着反思。不能再搞“先污染、后治理”的那一套了。事实证明,心灵污染了,比环境污染更难治理。

    君不见,满大街白发苍苍的老小孩。右派如李锐、李慎之、辛子陵、茅于轼、巴金、王蒙、徐友渔、秦晖、陈子明等等,左派如李成瑞、刘日新、袁庾华、张宏良、李民骐、张耀祖、时迈等等,甚至一些民族主义者如王小东、何新等,也都是一辈子停留在心性层面的自由主义的幻觉中。自以为是,各执一端,自己的心灵饱受创伤,客观上带动中国社会走向动荡,却乐此不疲,不知改悔。这些人只是台面上的。无数有名无名的教授、博导、编辑、记者、企业家、官员、科学家、工程师,在政治思想层面上,都受自由主义影响至深,也都是没长大的孩子

    一些自由派,例如朱学勤等人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是狼奶,我们是喂了狼奶长大的。殊不知,真正的狼奶却是自由主义。2006年,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文革40周年,题为《千年历史中的文化大革命》,就已经反思到了文艺复兴的深刻历史影响。从那时起,一场世俗化的大潮逐渐席卷而来,启蒙运动、唯物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次第出现的思想波浪。这一波一浪,都在将“造反有理”神圣化,将西方型革命神圣化,从而使满大街只有无数自以为是的孩子

十三、反思不等于否定

    ●客:(震惊)你怎么否定这么多人?左右两派,甚至中派,你都否定?

    ●答:批评、反思,不等于否定。以上所列这些人,许多都是我长期交往的,也是我曾经尊重的。我曾经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和情绪的影响。我深深体会到,“造反有理”这个革命口号,深层次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情绪。“怀疑一切”这个科学精神的口号,深层次也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情绪。这两个口号,我都曾深深认同。有了深层心理的相通,我曾经与左中右各派的学者深入交往,并不觉得有什么隔阂,更不会怀疑他们的动机,包括不怀疑右派学者的动机。当后来阵线分明,阴谋论甚嚣尘上之际,我也坚持认为大部分右派学者的动机是好的。我至今还特别肯定陈子明的人格。左派内部,也有相互猜疑动机的,对此,我都不以为然。

    但是,动机好并不等于一切好。小孩子的动机往往是好的,但由于不懂社会、不懂历史、不懂人心和人性,小孩子对世界的理解往往是错误的、偏执的,一旦付诸行动,一旦掌握权力,就是有害的。卢梭的动机不可谓不好,但引发的法国大革命真就好吗?伏尔泰的动机不可谓不好,但其思想正在颠覆一个又一个的政权、组织、家庭,造成社会原子化、冷漠化、自私化。马克思的动机不可谓不好,但他所倡导的物质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论,连他自己都含糊。

    所以,一旦反思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唯物主义的思想大潮,一旦认识到自身受自由主义、唯物主义影响之深,不能不认识到无数近现代的知识分子都深染其中。我反省出来了,但更多的人还难以自拔。点出名来,只是希望有一天各派知识分子都能迷途知返,不再成为被后人笑话的“白发苍苍的老小孩”。

    ●客:这可能吗? 凭什么你一竿子打翻那么多人?

    ●答:无所谓可能不可能。1991年,我写了《从价格形成看价值规律》,批判了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学说,以及相应的剩余价值学说。1994年,我写了《历史是进步的吗?》批判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1998年,我写了《马恩原著体系批判》,批判了马克思的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1999年,我写了《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肯定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特别是肯定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就,将马克思的思想与毛泽东成就区别开来。2000年,出版《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倡导市场现实主义,主张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明确国家主义的立场。2001年,写了《略论道德市场经济》,主张有超阶级的道德,而且只有靠超阶级的道德才能使人类社会摆脱弱肉强食的逻辑。2002年,出版了《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批判了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同年,写了《和谐社会及其实现过程》,阐述了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东方型的大同世界理想。2003年,出席古巴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大会,发表《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与理论创新》一文,在国际场合公开提出反思马克思主义。同年,发表《略论混合经济体制》,主张以混合经济为目标体制,而不要追求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也不要追求以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同年底,写作《矛盾原理》,用现代语言重新阐述有与无、动与静、主导与制约、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内因与外因等关系,是我对世界认识的心法。2004年,发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批判了阶级分析学说,重建了东方型的善恶斗争的历史观。2005年,发表《中医是怎样被淘汰的?》一文,批判现代西医的哲学基础,回归中华整体论医学。2006年,发表《过年、祭祀和理性主义》,对西方所谓的理性主义进行批判,倡导敬畏天地,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放下理性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同年,发表《千年历史中的文化大革命》,反思文艺复兴、唯物主义、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法国大革命,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深层历史原因。同年,作为现实社会的出路选择,发表了《略论混合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是对《略论混合经济体制》的深化和可操作化,这已经成为十八大报告的提法。2007年,发表《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消长》,主张不能单纯按左、中、右来划分政治思潮,这可以是政治思潮分类的X轴,还应该有Y轴,上方是保守主义,下方是自由主义。左、中、右大体都属于自由主义范畴,中国缺少保守主义,我将自己定位为左翼保守主义。同年,发表《想象正反馈经济学》,为经济学真正反映现实、指导现实开辟道路。同年,还发表《垄断型人际关系和竞争性人际关系》,划清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适用界限。2008年,出版《整体管理》,阐述如何在竞争环境中为人民服务的道理。2009年,出版《中国反思》,从各个领域反思西方思想对中国乃至人类的影响和危害。2010年,发表《缺席审判孔子,何时方休》,反思“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的妖魔化浪潮。2011年,发表《析贺卫方的公开信》,既批判有罪推定,更批判无罪推定,指出离开道德,无以为法。2012年,发表《佛解版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思想中的阶级斗争成份划归西方,而将毛泽东思想中的为人民服务划归东方,与佛教普渡众生思想相通。2013年,发表《正道与左道的分歧》,告别左道与左派。

    一路走来,我已经否定了现代知识界,现在只不过是重申而已。从那时起,我就不再属于这个知识界。我现在是个农夫。农夫本来就影响不了什么人,只能影响自己。农夫的特点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自己想到了,就说出来,也不管得罪了多少人。再说,得罪了这些人,靠种地,还是有饭吃。

十四、乌有之乡是怎么回事?

    ●客:那乌有之乡是怎么回事? 你刚才点的名里头,有一些是乌有之乡的座上宾啊!

    ●答:我也已经告别乌有之乡了。我是乌有之乡的创办者,这是真的。但是,我创办乌有之乡的目的,既要反思批判新自由主义,也要反思批判马克思主义,要反思两者深层次共同的自由主义和唯物主义心性。这在乌有之乡网站上是开宗明义写清楚了的。

    但是,那时对自由主义的反思还不够深入,还借用了一些自由主义的语言,如乌有之乡标志性的四句话:“公平扩大内需,正义创造财富,平等激发活力,自由享受激情”。更重要的是,邀请了左中右各派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来参加座谈会,奉若上宾。但是,很快发现,左中右各派是难以真正坐到一起的。问题谈浅了可以,稍往深里一谈,都是各据学理,各执一端,鸡同鸭讲,无法沟通。这里,我开始体会到自由主义的深层弊端了,开始理解为什么西方议会里议员之间要武斗了,理解为什么美国总统容易被暗杀了。好在我们还只是在讨论的初期,一个小平台,也无人在乎。于是,乌有之乡就逐步偏向于老左派,进一步偏向于文革造反派。因为,文革造反派的逻辑看上去更彻底,更清晰。殊不知,文革造反派也同样幼稚,和其他派系一样,也有深深的狭隘。我和这个群体交往很深,因为有着对“造反有理”口号的心理认同。大约2007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反思“造反有理”,题为《造反有理和逆来顺受》,开始意识到造反派的狭隘,也就开始逐渐疏远。

    我疏远了造反派,但我的学生们却还沉迷其中。因此,网站一度成为造反派的阵地,充斥着“推倒重来的革命思想”。2008年夏,我要求网站管理人员将明显指向“推倒重来”的文章和跟贴一律删除。此后,网站调子转向老左派,“保党救国”论调逐渐成为主导。有了薄熙来后,“保党救国”有了榜样和希望,访问量一度大增。但是,网站的底色仍然是造反派,作者、读者、编者仍然以造反派为主。去年底,乌有之乡举办了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大会。大会安排了红二代代表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发言。胡木英是保守派,一发言就批评江青。结果场内听众群情激奋,将胡木英赶下了台。

    在我看来,乌有之乡明显偏离了创办的初衷,陷入到了西方型革命的思维中,难以自拔。我想纠正这种偏差,但和我的学生们发生了严重分歧。一场争论旷日持久,至2012年4月达到高潮。此后,我不再承认他们是我的学生了。我也不再去乌有之乡了。

    顺便向我曾经的“三千弟子”说一声,如果看到此文,还能够理解并大体赞成,愿意虚心学习的,还可以自认是我的学生。如果不理解、不赞成甚至反对和批判的,我们的师生关系就到此结束。如果还不清楚怎么回事的,请再读一读我从1991年起的文章和书籍,看看与乌有之乡的“主流”是否存在着根本分歧,再作考虑。

    愿意自认是我的学生的,从此以后,也需要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来农场学习。

十五、返朴归真,晴耕雨读

    ●客:此后,你创办了正道农场?

    ●答:是的。只要和知识界交往,无论是左还是右,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无论是批判还是肯定,就必须接受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则,就难以自拔。怎么办?还是和大自然打交道吧。大自然不会说谎,大自然不会诡辩,大自然有层次有结构,大自然有阳光有正气。大自然是中国思想的源泉。道法自然,回归自然,是我必然的选择。

    ●客:那你从此脱离政治了?

    ●答:脱离自由主义政治,回归中国政治。中国政治为我这样的人提供了一个出路,那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客:现在,新领导新气象,天下有道了,你还隐居吗?

    ●答:天下有道,亦可归隐。有无之间,若隐若现。得大自在,妙不可言。

    ●客:还欢迎我这样的人来农场交流吗?

    ●答:愿意反思、愿意虚心的人,无论深浅,无论身份地位,我都欢迎。来辩论、来较量或者来指责的人,建议他们先看我上述所列的部分文章,看懂了的,欢迎来。

 

 

 



西方秩序正在走向崩溃

基辛格

2014-09-04

    91岁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将于9月9日出版新书《世界新秩序(World Order)》。

    利比亚正处在内战之中,原教旨主义军队正在建立一个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自封的伊斯兰教王国,而阿富汗年轻的民主政权正濒临瘫痪。除这些麻烦外,美国还面临与俄罗斯关系重现紧张的问题,同时还要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而中国既承诺与美国合作,又在公开指责美国。作为当今时代基础的秩序概念处于危机之中。

    长期以来,对国际秩序的探索几乎完全是由西方社会的概念来定义的。二战后的几十年来,经济实力和民族自信心都增强的美国开始承担起国际领导者的责任,并为国际秩序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作为一个在自由和代议民主制的明确理念上建立起来的国家,美国将自身的崛起与自由民主的传播等同起来,并认定这些因素能够带来公正和永久和平。欧洲实现秩序的传统做法是认定民众和国家有与生俱来的竞争性,为遏制彼此之间相互冲突的目标所带来的影响,欧洲依靠力量均衡以及开明政治家协同努力。美国盛行的观点认为,民众具有内在理性,而且总是倾向于作出和平妥协,并尊重常识。因此,传播民主就成为国际秩序的首要目标。自由市场会提升个体地位、使社会富足并用相互的经济依存来取代传统的国际竞争。

    为建立国际秩序所做的这一努力已经在很多方面开花结果。世界多数地方都建立了大量的独立主权国家。民主以及参与式治理的光芒虽然还没有照耀到世界各个角落,但也已成为一个共同愿望。

    从1948年到世纪之交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小小片段,人们在这一时期初步建立了以美国理想主义、传统的欧洲国家理念和权力平衡为主的全球秩序。但世界上还有很多地区从未认同西方的秩序概念,只是勉强默认而已。这些持保留意见者如今不再选择沉默,乌克兰危机以及南海问题便是证明。由西方建立并称颂的秩序目前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

    首先,国家这个概念(即参与国际生活的基本正式单位)本身已经面临着多种压力。欧洲已经开始超越国家界限、并主要以软实力规则为依据制订对外政策。然而值得怀疑的是,对从战略概念衍生出来的合法性的认可能否维持国际秩序?欧洲尚未对自身赋予国家属性,所以导致欧洲内部出现权力真空,而在其边界也出现了权力失衡。与此同时,中东部分地区也在相互斗争中陷入了宗派林立的局面,其背后的宗教武装和势力肆意突破边界,侵犯主权,产生了一些自己的领土无法做主的失败国家。

    亚洲面临的挑战与欧洲恰恰相反:亚洲的力量均势并非建立一致认可的合法性理念之上,这会将一些分歧推到对抗的边缘。

    国际经济与表面上管理它的政治机构之间的冲突还会削弱维护国际秩序所必需的共同使命感。经济体系已经变得全球化,而世界的政治结构仍以国家为基础。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忽视国界。外交政策虽然力争使各国就其在国际秩序上相互冲突的诉求或理想达成和解,但肯定了国界的存在。

    这一发展催生了数十年的持续经济增长,期间爆发强度似乎不断升级的周期性金融危机:上世纪80年代在拉美,1997年在亚洲,1998年在俄罗斯,2001年和2007年在美国,2010年后在欧洲。赢家对这一体系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但输家(比如欧盟南部成员国等陷入结构性设计失误的国家)寻求通过一些否定或至少阻碍全球经济体系运转的方案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国际秩序因此面临一种自相矛盾的局面:它的繁荣取决于全球化的成功,但全球化过程引发的政治反应常常有悖于其初衷。

    当前国际秩序再一次崩溃将意味着,大国间就最重要的问题进行协商并展开合作的有效机制并不复存在。眼下全球举行多边论坛的次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上述批评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合时宜。然而,这类会议的性质和召开频率妨碍了长期策略的细化。在这类会议中,最好的情况是,与会者围绕悬而未决的技术问题开展讨论,最坏情况是,会议变成一种类似“社交媒体”活动的新峰会形式。当代的国际规则和规范架构若要保证其影响力,那就不能仅仅通过联合声明来确认,而必须作为一种共同信守的东西来培育。

    内部结构和治理方式的各异形成了不同的势力范围,国际秩序崩溃带来的惩罚与其说是引发国家间的大战(尽管在某些地区仍存在这一可能),不如说是这些势力范围的演化。在边界区域,面对其他一些被认为不具备正当性的实体,每个势力范围掌控者都有可能忍不住去测试自己的实力。相比国家间的斗争,地区间的对抗可能更容易让国家衰弱。

    当前对国际秩序的追求需要我们有一个具有连贯性的策略,在不同地区内部建立一套秩序概念,并把这些区域性秩序关联起来。这些目标不一定是自我调和的:一场激进运动的胜利可能会给一个地区带来秩序,同时也可能为未来的动荡埋下伏笔。一国凭借武力在某个地区建立统治地位,即便从表面上看带来了秩序,也可能让全球其他地区爆发一场危机。

    建立这样一个世界秩序既可以作为我们的希望,也应当是我们的灵感来源:每个国家都能肯定个人的尊严和参与式治理,并根据已达成的规则展开国际合作。然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经历一系列中间阶段。

    若要在21世纪的世界秩序演变中扮演一个负责任的角色,美国必须准备好回答如下一系列问题:我们寻求(若有必要则独自)避免什么事情的发生(无论它怎样发生)?我们寻求实现什么(即使得不到任何多边支持)?在得到一方盟友支持的前提下,我们将寻求实现或避免什么?我们不应当参与什么(即使被一个多边组织或一个盟友呼吁参与)?我们寻求发展的价值观的本质是什么?以及这些价值观的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形势?

    对美国而言,回答这些问题将需要在两个看似矛盾的层面上进行思考。在颂扬普世价值的同时,也需要重视其他地区的历史、文化以及安全理念的现实情况。尽管数十年的艰难历史给我们带来了教训,但美国必须始终铭记自己的独特本质。历史不会眷顾那些为寻找捷径而放弃了自我身份的国家。但如果没有全面的地缘政治策略,历史也不会确保最崇高的信念必将成功。

 

 

 


 

发件人:雷贞孝 电影课<dianyingke@163.com>收件人: 时 间:2014年08月25日 09:09 (星期一)附 件:1个 (01古代《中国自由民主法治思想史》提要(古代部分)26 ) 查看附件

    各位师友:我是雷祯孝。我们都很熟,平时我也不打扰你们。我们最近注册了文当山书院。准备了一份《中国自由民主法治思想史提要》12万字,本书引用原始文献,从中国远古到当今,证明自由民主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组成部分。分为古代3万字、近现代4万字、当代5万字,三部分。古代的比较珍贵,都是原文。可以说我读了35年,挑选到这么一点。这次是提供给您们参考,更欢迎补充,纠正 。我将分三次发给您们。您们可以转给朋友看看。如有网站、出版社、报刊社愿意出版发表,请帮忙联系。谢谢!全文请看附件。我的电话13901127452 雷祯孝 20140819凌晨,

中国自由民主法治思想史提要

文当山书院 王一鸣 雷祯孝 柯友如 审编

前言

    本书引用原始文献,从中国远古到当今,证明自由民主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组成部分。本书是对习近平讲话的史料响应。2012年12月4日,首都各界隆重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强调让中华文明同世界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这正是我们苦苦寻找的中国社会进步的指导思想。

    本思想史资料证明:自由民主法治思想,并不是只有外国才有。中国从古至今一直有众多的思想者为之呼喊和奋斗,而且自成体系,绵绵不绝。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进步最积极的文化精神。本思想史资料也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只是孔子,或者说是儒家。在寻找中国古代自由民主法治思想时,我们几乎找不到孔子说了什么。总体说来,孔子是最容易被专制者利用的思想。让孔子回到诸子之中,而不是居于诸子之首。本提要还证明,依法治国,民主政治,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完全一致的,一脉相承的。是老祖宗数千年的美好中国梦。不光是强国梦。

第一,古代部分26000字

    1. 尧舜设立欲谏之鼓诽谤之木听取民意

    《吕氏春秋•不苟论第四》的“自知”一节。原文为:“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说文》:“放言曰谤,微言曰诽”,也就是公开表达不满叫做谤,私下表达不满叫做诽。按照这个历史典故,诽谤不能算是罪行,只有诬陷才是罪行。立法机构应去掉诽谤罪,保留诬陷罪。

    2. 《尚书》等记载的周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民本思想

    《尚书•秦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为:天所看到的来自人民看到的,天所听到的来自人民听到的。以上的话是周公说的。说得最明白的是《汉书•郦食其传》:“王者以民为天”。周公始创民本思想。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周公、召公共同代理政事七年之久,史称“共和”。成王成人执政后,周公、召公继续为相。周公代政和辅政期间,“以王命诰”作《诰》八篇,对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把以神为本的思想,改造为敬德保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周朝历史延续790年,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久的朝代。

    3、《老子》将首脑分五等,为民主政治留空的思想

    《老子•道德经》傅弈本“太上,下知有之 ;其次,亲之 ;其次,誉之 ;其次,畏之 ;其次,侮之。”可以说是纠正了王弼本的一个错误。王弼本把国家首脑分为四个等级,把第二和第三等级混为一级。“其次,亲而誉之。”台湾的蔡志忠把老子道德经画成漫画动画时,沿用王弼本,只分为四个等级。

    最坏的君主是暴君。实行殃民政治,属于公敌型。人民的态度是咒骂他,侮辱他。暴君心态,以人民为敌,以为人民随时都想推翻他,于是先来残酷地压迫人民。正如黄宗羲所说:“以举国之公为一己之私。”象殷纣王、夏桀王一样,被视为窃国大盗。晏子号召:“不怀暴君之禄,不居乱国之位。”荀子主张“从道不从君:争然后善,夺然后义,上下易位然后贞。”

    第四等君主是昏君。实行虐民政治,属于腐败型。人民的态度是畏惧他,害怕他。性质是主人对奴隶的虐待。昏君的特点,只知自己享乐,听信奸臣当道,糊涂贬杀忠臣,对外好大喜功,对内严酷苛刻。昏昏然以为自己是伟人,居危而不知危,仍然苛捐杂税,酒池肉林,声色犬马,劳民伤财。例如周幽王、秦二世、阿斗刘禅等。《老子•七十五章》:"民之饥者,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饥。"

    第三等君主是明君。实行开明政治,属于主仆型。人民的态度是歌颂他,夸奖他。性质是主人对仆人的照顾,以便更多地让仆人干活。《管子•法禁》:“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主人给马加点夜草,明天马可跑更远的路。在昏君暴君统治下的人民,一旦遇到个开明君主,便会歌功颂德。

    第二等君主是圣君。实行爱民政治,属于救星型。人民的态度是爱戴他,亲热他。性质是救星对凡人的恩赐,老子对儿子的统治。例如尧、舜、禹、周公。圣君爱民,但仍高高在上,让下面的人感恩戴德,顶礼膜拜。《太公六韬•文韬•盈虚》:“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

    第一等,太上,最好的君主是无君,没有君主。实行民主政治,属于公民型。人民的态度是,只知道有这个人是头儿,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委托人。性质是公民对公民的服务。老子说:“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百姓即是圣人。如孙中山所说:“让人民来做皇帝。”最好的领袖只是开创人民依法自为的社会条件。人民发达了,认为这是我自己干出来的。如老子所说:“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老子这个人之所以伟大,在两千多年前就为现今的民主政治留出了排名空位。就好比门捷列夫为还没有发现的元素留出空位一样。虽然他叫不出“民主政治”这个词,但他蒙胧地感觉到,还有一种政治高于圣人政治,有一种领袖比圣君还要好,他只好暂时称之为“太上,下知有之。”

    4、黎鸣论老子的人人平等思想和中国宪政思想之父

    老子提倡“人人平等”精神的问题,即是在《道德经》中有关“玄同”概念的论述:“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说白了,即是老子认为:大家共晒一个太阳,大家共呼吸一个地球上的空气和灰尘,大家就应当是深刻地平等而完全一样(相同)的人,也就是“玄同”的人,所以,大家就不应该分什么亲疏,分什么利害,分什么贵贱。“玄同”即指“平等”的精神概念。

     老子不仅仅是提出了“人人平等”的说法,更拥有高超的全面而整体的实现“人人平等”观念的理论体系。例如关于类似于“人人在上帝信仰面前的平等”的提法:“道冲,用之久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我不知谁之子,象帝(上帝)之先。”(第4章)道在上帝之先,而“玄同”也在上帝之先。老子认为,人人不仅是在上帝的面前平等,而且更在上帝之先就已经有了“玄同”的意义了(“玄同”即指“平等”的精神概念)。

    又例如关于类似于“人人在真理信仰面前的平等”的提法:“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天下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令而常自然。”(第51章)人们只要尊道贵德,就自然地具有了主观上平等的价值观念了,从而也就自然地达到平等的境界了。

    再例如关于类似于“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提法:“和大怨,必有余怨;以德报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策),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第79章)这里的契是指获得公认的契约的法律,而策则是指人治人为的法令、计策。“天道无亲”,即指的是人人平等,有德的圣人和善人,完全按照人人平等的法律行使权力,而不是带着私人感情,动不动即有偏向地有“责于人”。人人平等的精神,事实上的确已经完全贯穿了《道德经》的从第一章到第八十一章的全部。

    老子是中国宪政思想之父。老子的《道德经》在两千多年之前就已经为全人类提供了伟大的走向“宪政”文明的思想。什么是人类的“宪政”文明?中国文字的“宪”是什么意思?“宪”字的繁体,是“害”字之中的“口”代之以“四”方之下以心,即“憲”,说的是国家政治必须服从四方人类之“心”,才可能不为“害”。四方人类之心即全社会公民之心。换言之,“宪”字表达了全社会公民之心的意见。

    什么是“宪政”呢?“宪政”即完全体现了全社会公民“人人平等”的真理的政治。老子有作为推进人类文明的“方法论”的“三宝”,即:

    “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伪天下先。”(见《道德经》第67章)“慈”不仅仅是“慈爱”,而且还是真诚的自由的爱的精神,正是因此,才会有“慈,故能勇。”“俭”不仅仅是“俭朴”,而且还是“以简御繁”、“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重要的方法论,正是因此,才会有“俭,故能广。”“不敢伪天下先”,这句话过去全都理解错了,认作是“不敢为天下先”,一字之差,意义全反。老子的意思很清楚,人类的一切文明的追求,全都必须从追求“真理”并且信仰“真理”开始,说话必须真,做事必须真,思考必须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够真正不断地走向文明。否则,将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文明可言。正是因此,才有“故能成器长”之说。

    老子还明确地指出,国家权力不可以直接示之于人,即:“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见《道德经》第36章),这里的“人”包括一切人,无论是贵族的人,还是老百姓的人,总之,不可以“示人”,即不可以由任何的个人来完全代表国家的权力本身,或者说由某一个人来仅仅运用他的个人的智能来统治国家,而是必须给他以某种“权力”的“依据”,而且这种“依据”也不可能是终生永远的。例如老子说:“天下神器不可伪也,不可执也,伪者败之,执者失之。”(见《道德经》第29章)所谓的“不可伪”即是不可仅仅由某人的个人的智能并从而个人人为地来控制国家,所谓的“不可执”即是不可能由一个人永远地垄断国家的权力,即必须具有有限的任期。反面观之,老子主张遵行“契约”式的“道”法来管理国家,如他所说:“和大怨,必有余怨,以德报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约),无德司策(略),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见《道德经》第79章)。

    老子要求按照“法治”,而不是按照“人治”来治理国家的思想也是非常明显的。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以道归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是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是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德。”(见《道德经》第60章)什么是“以道归天下”呢?说白了,即以抽象的“宪法”、“法律”来治理天下,而不是仅仅由任何个人的智能个人人为地来治理天下。而且以“道”归天下,实质上也是以现代的“法”来治理天下,说白了,即是老子要求“法治”,或“道治”,而绝对地反对任何个人的人为的“人治”。前面也说了,老子要求“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即不是仅仅按照个人的情感去责罚人,而是必须按照大家公认的“契约”去要求人们自己承担责任,甚至承担罪行的责罚,这样一来,社会就容易达到真正的“和谐”,而不会引起社会的太大的动乱。

    老子不仅具有一般“法治”的思想,还更具有完善地体现“法治”的“三权分立”的伟大的全息逻辑的思想。关于这一点,请大家看老子《道德经》的第62章:“道者,万物之奥也,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于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供璧以先驷马,不如座进此道。古之所遗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德,有罪以免也?”
我现在以今天通常的白话来对此章进行如下的解说:

    什么是“道”?“道”其实是宇宙万物的最深奥的真理的再现,是具有真知的人们的宝贝,但也是无知的人们的保护神。说漂亮话的人能够获得世俗庸人们的尊敬,如同儒家文人们的所为,然而做善事还是对人类有益的。对于大量无知的人们来说,我们怎么能够就不关心他们呢,正是为了这大量无知的人们的生存,所以我们必须选立国家政治的领袖,但是也必须预置三种“公”的权力位置,所谓三“公”,即“公正”、“公平”、“公开”是也。公正的是“立法”,或“立道”;公平的是“行法”,“行道”,或“行政”;公开的是“司法”,或“反思”“法律”施行的情形,对于违法的人们施以相应的惩罚和纠正。(关于上面的段落,人们也可以理解为“天子”周围的“三公”的官位,我则理解为老子要求“天子”,也即“领袖”本身,即需要有三个方面的“领袖”,而不仅仅是一个“天子”。诚如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为了能够达到“三生万物”的境界,老子肯定会要求“宪政”必须具有“三权分立”的形式。我绝对地不认为我在此仅仅是牵强附会地理解老子,而是认为这本身即是老子自己的全息逻辑的思想的必然的意思。)虽然具有玉玺作为权力的象征先于四匹马拉的非常威武的专车,乃至更巨大的军队、警察力量的产生,但是我还是认为,不如按照我的“道法自然”的“道治国家”或“法治国家”的“宪政”政治的方法。为什么?是因为希望求得人生最高境界的“美德”,以及求得此生不要“犯罪”,或者即使有所犯罪也能够获得赦免的机会啊。

    5、《易传•系词下》论远古圣君为天下人民兴利除弊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6、《荀子•君道》的首脑理论节选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书》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择。”此之谓也。

    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探筹投钩者,所以为公也;上好曲私,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偏。衡石称县者,所以为平也;上好倾覆,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险。斗斛敦概者,所以为啧也;上好贪利,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丰取刻与,以无度取于民。故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数,君子养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如是则虽在小民,不待合符节、别契券而信,不待探筹投钩而公,不待衡石称县而平,不待斗斛敦概而啧。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顺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劝上之事,而安乐之矣。故藉敛忘费,事业忘劳,寇难忘死,城郭不待饰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劲,敌国不待服而诎,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谓至平。《诗》曰:“王犹允塞,徐方既来。”此之谓也。[1]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危削灭亡之情举积此矣,而求安乐,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时而落。故人主欲强固安乐,则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则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国,则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积而得之者不世绝,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独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为之也,然而于是独为之;好之者贫,为之者穷,然而于是犹将为之也,不为少顷辍焉。晓然独明于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国之安危臧否若别白黑。是其人也,大用之则天下为一,诸侯为臣;小用之则威行邻敌;纵不能用,使无去其疆域,则国终身无故。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诗》曰:“介人维藩,大师为垣。”此之谓也。

    7、《韩非子》记载的狂矞华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自主劳动思想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姜太公言行日:“太公望东封于齐。东海上有居士,日狂矞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日:‘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营邱,使吏执杀之,以为首诛。周公旦从鲁闻之,发急使而问之,日:夫二子,贤者也,今日享国而诛贤者,何也?”

    周公旦问姜太公,为什么要杀这二位贤才?姜太公说:此二人不吃皇粮,不恋皇上给的荣誉,不依赖皇上也就不会听皇上使唤。

    姜太公说:“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者,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且无上名,虽知,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不服兵革而显,不亲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于国也。”

    他打比方说:“今有马于此,如骥之状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驱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则臧获虽贱,不托其足。臧获之所愿托其足于骥者,以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为人用,臧获虽贱,不托其足焉。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诛之。”不听主人使唤的人才,对主子不但无用而且有害,所以必须杀掉。

    8、《晏子春秋》的“君甘臣酸”思想

    齐景公喜欢穿紫色王袍,于是全国的人都穿紫衣,弄得紫布紫绢大涨价。楚王喜欢细腰女子,于是全国的女子都用不吃饭的办法减肥。

    齐景公问矮小而机智的晏子:“爱卿,我听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什么意思?”

    晏子说:“主公,所谓‘和’者,君甘而臣酸,君淡而臣咸。”

    君主如果是甜的,那么,大臣就应该是酸的;君主如果是淡的,那么大臣就应该是咸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高能的领导集团结构。如果君主甜,大臣也甜,那就甜得腻人,甜得不好吃了。满朝文武一个味,这个领导集团就没有生气,这个国家就没有创造力,没有凝聚力和战斗力。而且使得世风懒惰,投机取巧。

    红黄蓝白黑,五色而谐,为悦目;酸甜苦辣麻,五味而调,为可口;宫商角徵羽(即音乐中的56123),五音而和,为悦耳。这就是“和”。

    这个思想,最早典出于《国语•郑语》中“史伯论五材”。史伯是周朝太史,他根据周朝政府“去和而取同”,搞一言堂、一刀切、一锅煮,不准有不同意见、不同风格、不同流派存在,从而预言周朝一定衰落,他的预言应验了。

    史伯论五材,以远古为例:“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以调口,刚四支(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才达成“和乐如一”的最佳结构。“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取和同也。”古代圣王,都是从很远的外族部落娶妻以作王后,到不同的地方探索进行比较,这都是在求取多样化的和谐。朝政决策时有不同意见,才会作到君甘臣酸。

    至于“同”,史伯说:“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把最优美的音符不停地重复没个完,就形成了讨厌的噪音。单调的一色使人刺眼,单调的口味没人爱吃,单调的物质无法做成各种各样的用具。

    《管子•宙合》说:“千里之路,不可以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以平以准。”就是说不要搞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而应该是“乡有俗,国有法,饮食不同味,衣服异采。”他说这些,是君臣之本分:“左操五音,右执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

    9、晏子等学者关于君臣双向选择的思想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士逢有道之君,则顺其令;逢无道之君,则争其不义。故君者择臣而使之,臣虽贱,亦得择君而事之。”

    君臣双向选择。如果政府首脑的昏君暴君,让我做官我也不做。如果去做了,你跟不跟着干坏事呢?那时就两难了。《晏子春秋•外篇》:“不怀暴君之禄,不居乱国之位。”

    《吕氏春秋•应同》:“尧为善而众善至,桀为非而众非来。”

    《大戴礼•卫将军文子》中记载晏子之行:“是故君择臣而使之,臣择君而事之,有道顺君,无道横命。” “有道顺君,无道横命。”(《晏子春秋集释•晏子事迹》第587-588页)

    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 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在明君治世之中,你若贫贱,说明你无能;在昏君衰世、暴君乱世中,你却富贵起来,说明你一定是出卖良心的人,可耻。

    商鞅说:“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商君书•说民》)他是主张一律从法的。《吕氏春秋》承续了这种思想,说:“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应同》):

    《吕氏春秋》的《本生》、《贵生》、《重己》诸篇,把忍辱服从当作一种比死还要差一等的生活。《贵生》篇说:“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按陶鸣庆注:“服,当解为屈服。”尹注云:“屈服隐约也是也,心劫制于情欲,则屈服而不能自主,服与辱义相近,皆人之所甚恶也。”作者认识到,与其“屈服而不能自主”,那还“不如死”了好。

    10、商鞅、管仲、墨子、韩非子关于对前朝老臣政策的争论

    《商君书•赏刑》:“圣人以功授官予爵”。商鞅实行因功设职,论功授官的制度。《韩非子•定法》给予批评。“商君之法曰:‘斩一首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令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另加也,以勇之所加不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商鞅的确没有把官与爵分开, 他说: “授官与爵,不以其劳,则忠臣不进。”(《商君书•修 权》)确是把官与爵混为一谈。

    管子、墨子、荀子、韩非子提出了与商鞅不同的方针:把官与爵分开,把功与能分开。论功行赏,察能授官。你有功,给你爵位,给你赏赐,赏给荣誉,赏给优待,但你现在低能,请你不要做官,让那些现在高能的人来做官。《管子•权修》:“察能授官。”《管子•君臣上》:“量能而授官”。《荀子•君道》:“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总之,他们明显地将功和能分开来,有功者低能,能已转化为功;高能者虽暂无功,却可立新功。

    那么对于前朝老臣中有功低能者,则采取论功行赏,爵予有功的方针。《管子•问第》:“爵授有德,禄与有功”。《墨子•尚贤上》:“以德就利,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东汉开国, 刘秀采用了“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战略,“高秩厚礼,允答之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刘秀深知戎马出身的功臣,不熟悉国家法制典章,不懂得经济建设。而他们又自恃功高,不守法纪,所以刘秀给他们封侯,让其收租,又有荣誉和地位,以“允答之功”,但却解除了他们任官的实权。刘秀把在王莽时机隐居不出的贤人请出来做官,重新建立起高效的领导集团结构。

    11、《易经•睽卦》众目睽睽,舆情民意,人心背向的思想

    睽卦,火在上,水在下。火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乖离,人心向背,舆情民意。睽,睁大了眼睛看。众目睽睽,很多人睁大了眼睛看。老天有眼。皇帝的新衣,老百姓都睁大了眼睛看。且将冷眼看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人在干,天在看。人民心中有杆秤,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不要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来烧我,烧出我的火眼金睛,能看穿一切妖怪。

    什么叫舆论?就是坐车时谈论。古代的车叫舆。就好比,北京的出租司机,被称为政治评论家。《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听舆人之诵”,《晋书•王沈传》“自古圣贤,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其中“舆人”均指众人。“舆论”作为一个词组,最早见于《三国志•魏•王朗传》:“没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 并怀伊邑”。其后见于《梁书•武帝纪》:“行能臧否, 或素定怀抱, 或得之舆论”。其中“舆论”即公众的言论,或公众的意见。

    12、《孟子》的“民贵君轻”、“忧民之忧”思想

    《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离娄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旷也。”

    1980年人民大会堂庆祝教育部《人民教育》杂志创刊30周年的宴会上,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被请上台,大家以为请他说个相声助兴,没想到他给大家玩了个沙子书法。什么是沙书?就是手握一把沙子,用沙漏法在盘子上写成字。大家很好奇,伸长了脖子看。他写了几个什么字呢? 乐民之乐,忧民之忧!

    接着他讲话,说他看到北京图书馆的烈日下众多学生发奋读书的情景,他呼吁能不能把这次宴会上的钱少吃一点,给学生盖一个遮太阳的棚子。与会人们个个感动的眼圈都红了。

    这是《孟子•梁惠王下》的话,原文是:“乐民之乐者,民也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也忧其忧。”这是什么意思?你不爱惜下属,下属也不会爱惜你!你对下属和人民好,当你享乐时,当你泡妞和玩乐时,他们为你高兴,说:你瞧瞧咱头儿,多有本事,多风流!领导英明,歌舞升平。当你头痛,不管是生理头痛,还是心理头痛,大家都为你担心和关心,千方百计为你寻医找药,为你分忧。你对下属和人民不好时,你泡妞玩乐,他们就骂你,说你腐败,说你玩后宫,说你是吸血鬼;你头痛时,他们便幸灾乐祸,说这是上天有眼,活该的报应。

    侯宝林先生可不是个只供人娱乐的艺人,而且是个乐民忧民的思想者。那时,我和他很熟,他曾经拜托过我,让我把他未来得及讲的话,在我演讲时帮他讲出去。他用沙书乐民忧民,实在是一种哲学,看来玩乐或许真的也有点道呢?!

    13、荀子、晏子、王充和王安石把大臣分为五等

    两等忠臣、两等奸臣、中间是具臣,工具式的大臣。五等大臣,忠奸分明。两类奸臣,顺逆皆是祸。

    第五等,篡臣。有能而结党营私,发动政变,篡位谋权,逆君而不利于君。韩非子把这类奸臣又分为五种手段。一是贪污贿赂型。二是滥施收买型,把老板的钱、国库的钱,利用权利泛滥施舍,以收买党羽。三是暗结帮派型,抱团结伙,发展死党。四是私建武力型,利用权力,免赦有罪之人,使之成为自己的敢死队,用封官许愿的手段,结交武林高手和军内实力派。五是造谣扰民型,抓住文宣系统,造谣,传些民谣儿歌,扰乱民心,做舆论准备。

    第四等,态臣。泡上司和玩上司。吹牛拍马,邀宠于上,食利专权,假公济私,排除异己,顺君而不利君。态臣,又分为有能和无能两大类。无能而邀宠的态臣,泡上司,王安石把他们列举如下:一是嬖臣,供皇上玩乐的男人和女人; 二是倖臣,偶尔遇皇上高兴得到提拔的人,小人得志,得意忘形; 三是谄谀之臣,巴结奉承,讨好卖乖,肉麻吹捧,献媚取宠; 四是蔽臣,蒙蔽皇上,歪曲事实,谎报军情,杀良冒功; 五是谗臣,恶人先告状,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陷害忠良,让好人受罚; 六是放肆之臣,自以为与皇上亲近,便无法无天,巧取豪夺,专横跋扈; 七是奢臣,利用职权,吃空国库,骄奢淫逸,吃喝嫖赌都报销; 八是无赖之臣,又称悍臣,不讲道理,用权用打手,横行霸道。

    王充认为,有能而邀宠的态臣的实质是是佞(音宁ning)臣。佞臣是态臣中的高手。篡臣公开露骨有实力,别人不敢惹,无能而邀宠的八种态臣容易被识别,而佞臣大奸似忠。佞臣的特点不是篡权,而是食利专权。骗取君主宠信,窃取重权和爵禄,把别人的功劳归于自己,把自己的过失推给别人,安插亲信,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一切以保住自己的权利为转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佞臣陷害忠臣,害人而人不觉,危人而人不知。三易其主而不倒,做尽坏事人们还说他好。

    中等下等臣,廉臣和具臣

    第三等,具臣。晏子把奸臣不当臣,放在非臣之列。所以他排列大臣只排上中下三等。下等之臣为具臣,就是工具一样的臣子。这种人的特点是惟上是从。他们害怕丢官,所以惟惟诺诺。上司正确时他可干好事,上司错误时他就跟着干坏事,但是他们都打一点折扣执行。他会对上司说:我没有脑袋,你的脑袋就是我的脑袋。如果上司对了,我也有功; 如果上司错了,我是打过折扣执行的,至少无大过。他们不是千里马,而是百里马; 是老黄牛,是螺丝钉。在五等大臣中,具臣数量最大,远远超过忠臣和奸臣数量的总和。有个人说自己愿意做老板的一头牛,他的下级便说,我愿做这头牛的尾巴,这下级的下级说,那么我愿做这牛尾巴上的一根毛。孔子最反对自己的学生当具臣。他批评仲由与冉求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何时有知遇之恩,我愿效犬马之劳。这种巨大数量的具臣,每当奸臣篡位成功时,他就易主而事,摇身一变,成为篡权者新的工具。反过来,如果忠臣反击奸臣成功,他们又是忠臣势力的工具。如果老板的敌人当了他的新上司,他也会当这个新上司的驯服工具; 如果他的下级当了他的新上司,他也会对原来的下级表示顺从。有奶便是娘,有权就是爹。你有草给我吃,我就给你当坐骑。在《西游记》中,白龙马是愚忠的具臣,猪八戒则是滑头的具臣,时不时的为自己打一点小算盘,属下等之臣; 沙和尚应该算是廉臣,属中等之臣; 而孙悟空则是创造性大臣,属上等之臣。

    第二等,廉臣。这是晏子评价的中等之臣。廉洁正直,老成持重,不文过饰非,有错认错,不打别人的小报告,不诬陷好人,承认高于自己的人,不妒贤嫉能。他们的特点是洁身自好,自己不干坏事,也不会挺身而出制止别人干坏事。不阻挡别人干好事,也不能冒着风险带头干好事。他们不同流合污,但也不会主动防污排污。这种人不得罪老板也不得罪奸臣。你挑他毛病,没有; 你要论他的功劳,也不多。他稳稳当当,没有把柄让你抓住,没有小辫子被你牵着。他是一个不倒翁,重心很低,你打不倒他,也不想打倒他。孟子对这种人评价不高。他把这种人叫作“乡原”,就是好好先生的意思。这种人最缺的是效率。他们只要保险,不要风险。他们只要忠诚,没有创造。他们不会带出斗志昂扬的士气。奸臣好景不长,创造性大臣风险太大,也是随时有中箭落马的可能。所以廉臣的命运总是最好,他们被当成德高望重的前辈,永远受到尊重,即便官当得不是红得发紫,甚至只是一个很光荣的闲职当当,但他们却往往是创造性大臣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丰硕果实的长期享用者。而创造性大臣自己却很难说能不能享用到自己浴血奋斗的果实。马赛曲的作者老年时穷困聊倒,当他在马路上拾拣破烂时,这时有一队士兵高唱着马赛曲经过,把他挤得靠边站,谁也不知道这位拉圾老头就是马赛曲的作者。而因为马赛曲鼓舞士兵而保卫出来的法国的社会成果的长期享用者,却是那些被尊敬的廉洁老臣。

    上上等大臣,春风拂杨柳

    第一等,大臣。晏子对上等之臣怀着巨大的敬意。请看他的描述:“事君之伦,知虑足以安国,誉厚足以导民,和柔足以怀众,不廉上以为名,不倍(背)民以为行,上也。”上等之臣,挺身而出,为民兴利除弊。他们不会为了赢得一个廉洁之名,就放弃冒风险,壮士断腕。他们为了国家和企业的根本利益,竭忠尽智,冒着牺牲的危险,坚持奋斗。新局面从来就是这样开创出来的。

    荀子把上等之臣又分了四个档次。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帮助君主别犯错误,帮助君主正确决策。

    谏臣:“用则可,不用则去”

    第四档的上等之臣名叫谏臣。你君主眼看着犯错误了,马上要给君主自己和国家带来危险了。我看出来了,必须去劝谏。如果君主听取了我的意见,避免了犯错误,那就好; 如果君主刚愎自用,坚决不听,那么我就走人。项羽有个亚父叫范增,给他出过很多好主意,叫他别杀四十万秦兵,项羽不听; 叫他在鸿门宴上杀刘邦,项羽不听。范增只好一气走人。此后再也没有这样好的人给项羽出主意了。人才流失,节节失败,直到灭亡。唐太宗有个大臣叫魏征。魏征这人胆子大,居然批评皇上十大缺点,上书名叫《谏太宗十思书》。这篇文章被后人收入《古文观止》中。当时唐太宗李世民大怒,差点没杀掉魏征。但李世民终于冷静了下来,想想有道理,于是改正自己的缺点,才把唐朝发展壮大。后来魏征死了,李世民伤心万分,说:我失去了一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史为镜,可以观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争臣:“用则可,不用则死”

    第三档次的上等之臣名叫争臣。你君主或老板的错误眼看要亡国亡公司了,我来劝你。你听便算了,如果你坚决不听,那我就死在你的面前。我用死来表白我对你的善意和忠诚,我用死来刺激你认识到你的错误对你和国家多么危险。屈原是最好的例子,他跳到江里淹死了。这便是端午节的来历。比干、伍子胥也是这样的争臣。到了现代社会,这样的争臣恐怕是没有了。谁愿意以死来争劝君主和老板别犯错误呢?

    辅臣:“率群臣以正君”

    第二档次的上等之臣是辅臣,辅佐之臣。辅臣立过大功,甚至挽救过君主和国家企业的命运,因而在群臣中德高望重,也很得君主尊重,与君主亦臣亦友。臣事君以忠,君待臣以礼。君甘臣酸,君淡臣咸。互相补充,互相依赖。就象诸葛亮对刘备一样。就象萧何和张良对刘邦一样。他们既有参谋能力,又有操作能力。他们帮助君主下决心采纳正确决策。在君主可能犯错误时,辅臣与群臣勾通取得共识后,和惋地劝告君主,并为君主设计出几种代替方案,搭好梯子让君主体面地下台阶,收回错误决策,避免了不利的后果,又保住了君主的面子。就好比一个人不小心要摔跤,旁边的人一把扶住,让他摔不下去。这就是辅臣。

    拂臣:“以德化君,窃君重以安国危”

    最高档次的大上等之臣是拂臣。什么是拂?春风拂杨柳。就象杜甫写的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古时学生遇到好老师,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便说如沐春风。所以这拂臣对君主,象春风春雨,在温暖滋润中,把君主熏淘成一个好君主。使他懂得为君之道,懂得怎样改变自己,克服缺点,使自己上好怎样当君主这一门课。伊尹对商汤王,周公对周成王,便都是这样的拂臣。当君主还要有老师吗? 神农以悉诸为师,黄帝以大挠为师,尧以子州支父为师,舜以许由为师。这些拂臣,对君主来说,亦师亦臣亦友。到了关键时候,拂臣来不及熏淘君主,就会窃君重以安国危。好比一个开汽车的教练,他可能赚钱不如这个学开车的人,但开车他胜过学员,当学员试驾遇险,千钧一发,刻不容缓,说时迟,那时快,这时,教练就会当仁不让,不待征得君主同意,立即伸手纠正驾驶,或踩刹车,或打方向盘,使车子转危为安,避免翻车和车毁人亡。

    这时,开车的君主会在后怕之余感谢拂臣。但是在现实的社会政治中,或是现实的企业运作中,国君或老板并不能马上认识到这有翻车的危险。水平低的老板还会怪罪拂臣,说他擅越君权,将其杀头。例如唐僧,当孙悟空发现白骨精要吃唐僧时,来不及说服唐僧,必须立即出手,打死白骨精变成的美女、老妇和老翁。这唐僧不知好歹,反而责怪孙悟空,把孙悟空撤职开除。所以拂臣是很难当的。如果遇到一个非常聪明却很自高自大的君主,他会非常恨你:“我还要你来教吗?”如果遇到一个一时糊涂的君主,这时奸臣就会来挑拨离间,就象秦始皇一样,听信李斯的谗言,将韩非子杀掉。

     14、《庄子》反对伯乐把人才当成千里马来奴役的思想

    在古代最早的一批关于伯乐和千里马的寓言中,伯乐始终是一个马贩子,以识马、相马、买马、卖马赚钱的人。《韩非子•说林下》中就记载着一个寓言:“伯乐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马,教其所爱者相驽马。千里马时一,其利缓;驽马日售,其利急。”伯乐教自己的亲近人相驽马,而教自己疏远的人相千里马,因为千里马不常有,花很大的钱买来,常常卖不出去,很多人买不起,因而马贩子赚不到钱。二那些买得起的人,又不愿意花钱,结果被权贵巧取豪夺,甚至赔上性命。而驽马是常人家都需要的,天天可以买进卖出,所以容易赚钱。

    庄子对伯乐整治千里马这样的学说,大加斥责。他专门写一篇《马蹄》,大骂伯乐:“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

    庄子主张保持生命的全真,但他也看到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人被当成了被伯乐整治的马,而且还象被主人豢养的鸡,又象山上长大的树。他见山上的树,长得成材的被砍了,不成材的反而长命百岁;可是又见到庄院家主人把不啼晨的公鸡杀了。于是,他弄不清楚了,是成材好,还是不成材好?于是他只能在“材与不材之间”。

    15、诸子关于千里马“甘效犬马之劳”的思想

    中国思想史上以千里马喻知识分子,已成为传统。因而,千里马奴才模式作为一种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主要的地位。这种千里马文化构成了系列文化。在政治上,形成了顺存逆亡;在经济上,形成了皇粮依附;在道德上,形成了从誉逆毁;在心理上,形成了忠主而安;在文学上,形成了忠臣形像。

    姜太公和庄子关于千里马的决然相反的立场,让我们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韩愈的《马说》:“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久而久之,古代的封建主义的君臣、主仆之间的伦理规范,不知不觉地被套用到现代领导干部与人才的关系上来,把上级与下级的关系、领导与人才的关系,含含糊糊地理解为君臣关系;把对人才的管理比喻为驯马和驾御马,把对上级的善意批评建议称为上书进谏,把招聘人才称为养士食客。不但领导者这样理解,被领导者也这样理解。一些效忠主子的语言,被当成时髦的格言重新在中国流行开来。例如“知遇之恩难报,赴汤蹈火不辞”;“文死谏,武死战”;“结草御环,士为知已者死;执鞭随蹬,甘效犬马之劳”;“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国不可一日无君,士不可一日无主”。

    千里马的特性有两条,第一是每天能跑一千里,说明很有本事;第二个特性是马,不是人。它习惯于让人来骑。没人来骑他,他就唉声叹气,说是怀才不遇,表现得穷困潦倒。如果遇到一个主人来骑他,他就“甘效犬马之劳”。主人拿鞭子抽他,他以为受到‘鞭策’,感激涕零。主人把他当器具役使,他以为受到‘器重’,受宠若惊。

    他们牢记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古训,对于别人提倡他建立公民独立人格的话,他感到失去依附的支柱,悲叹着孤独起来。不知不觉,一些领导干部竟学起唐太宗来了,一些知识分子也学起诸葛亮、魏征来了。他们渴望遇上一个好主子,自己俯首称臣、竭忠尽智,肝脑涂地。死而后已。至于人格低下而学奸臣的知识分子,投靠秦桧、杨国忠、李林甫之类的大奸臣,当个鹰犬奴才,也好平步青云,媚上谄下,这就更不用提了。

    16、左丘明、白居易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思想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作者认为神也得听人民的。必须把民放在神之上,提人民是神的主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桓公六年》)又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襄公三十一年》)“天之爱民甚矣,岂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襄公十四年》)

    白居易《辩兴亡之由》:“臣观前代: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天地不能顿为寒暑,必渐于春秋;人君不能顿为兴亡,必渐于善恶。善不积,不能勃焉而兴;恶不积,不能忽焉而亡。善与恶,始系于君也;兴与亡,终系于人(人民)也。何则?君苟有善,人必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归之。归之又归之,则载舟之水,由是积焉。君苟有恶,人亦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则覆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民)也。”

    善政积累,民心之归也逐渐积累,国兴;恶政积累,民心之去,民心之丧失也逐渐积累,国乱。

    17、《墨子》《吕氏春秋》关于王者师友无论在朝在野的思想

    有一次,墨子路过一家染坊,他看得出了神。他看见一匹白绢放进黄色的染缸,这白绢就变成了黄绢。一匹白绢放进青色的染缸,白绢就变成了青绢。墨子大发感慨,突然领悟到: 人生和社会不也是这样吗? 于是他借题发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作《所染》,说出了一番做人和治国的大道理,他在文章中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也变。”

    染于苍则苍,这苍,是什么颜色? 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灰白色,比如苍白,白发苍苍,天苍苍,地茫茫;另一种是暗绿色,墨绿色,青绿色,比如苍松翠柏。

    墨子紧接着说,不光染丝染布是这样,做人和治国也是受周围人的影响、感染、传染、熏淘。墨子的原话说:“国也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把他们染成了圣贤皇帝,功名盖天地,世代被歌颂。

    墨子又举了四个坏皇帝,认为他们是被奸臣传染坏了的。这四个坏皇帝,第一个是夏桀王,他被大奸臣干辛和推哆传染坏了;第二个是商纣王,他被大奸臣崇侯和恶来传染坏了;第三个是周厉王,他被奸臣厉公长父和荣夷终传染坏了;第四个是周幽王,他被大奸臣傅公夷和蔡公谷传染坏了。这四个暴君,国亡身死,万世唾骂。

    《吕氏春秋•功名》:“人主贤则豪杰归之。”

    《吕氏春秋•应同》:“尧为善而众善至,桀为非而众非来。”

    君王如果是花,招来的就是蝴蝶和蜜蜂;君王如果是大粪,那么招来就是苍蝇和屎壳螂。

    唐朝的大诗人王维有一句诗:“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

   发明三顾茅庐的人不是刘备。礼贤下士,要放下君王的架子,摆出比贤人低下的姿态,不耻下问,三顾茅庐。

    发明三顾贤人的,比刘备早一千年。这个君王就是齐桓公。齐桓公除了请教在朝的管仲、鲍叔牙之外,他还向在野的贤人请教,拜在野的穿布衣的贤人。当时有一个贤人名叫小臣稷,齐桓公去拜问他,他不在家,过一会儿齐桓公又去,一天之内去了三次,还没有见到。齐桓公的随从说,您是万乘之主,去见一个穿布衣的平民学者,一天去了三次,也就可以不去了。齐桓公说,不对不对,贤人看不起爵禄,他反正无求于我,所以不把我求教于他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是我却有求于他,他如能给我出些计谋,我就可以稳坐江山,现在我谦恭一点,付出得不多,而得到他的主意,那就值大价钱了。这不是很合算吗?你们不要罗唆了,明天再去,一定能感动他让他能接待我。

    《吕氏春秋•下贤》:“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至,而弗得见。……”

    还有比齐桓公更早的呢!比齐桓公还早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尧,尧舜禹的尧;一个是周公,周武王的弟弟。

    尧大帝去请教一个名叫善倦的平民贤人,一定要让老师坐北朝南,这本是天子的坐向,而拜见老师时,自己放下天子的身份,坐到学生和臣子该坐的南面。

    周公去拜访请教居住在穷街陋巷的贤人达七十多人。原来周公作为周武王的师友,他的学问又是向在野的贤人学来的。

    魏文侯,也就是魏国的国王去请教著名的在野大学者段干木,魏文侯听段干木指点时,为了表示尊敬,居然不敢坐下,站得好累好累了,也不敢坐下。

    18、王充《论衡•书解》中“知政失者在草野”思想

    王充在《书解》篇末提出了著名命题:“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只有在屋内尝到漏雨之苦头的人才知道何处屋漏,他上房去补漏才能做到对症下药;补完之后他得赶块下房来,不然就把别处踩漏了,又得让在屋下见到漏处的人再上房去补。只有在野而不是在朝的人才能清醒地发现政治政策失误之所在;只有经过各种不同学派对同一论题的争辩,才能辨别占统治地位的正统学派是不是有错误。有人误以为思想家只不过是有闲暇而已,“试使庸人积闲暇之恩,亦能成篇八十数”。王充驳斥道,思想家不在乎是否有闲暇。庸才在“宇下”、“草野”,也成不了思想家。有闲暇只会去打麻将、嫖女人。而管仲、商鞅,并不闲,照样可当思想家。“有无材而不能思,无有知而不能著”。

     19、王安石论奸臣动乱在于朝廷腐败

    在昏君、暴君眼中,奸才、奴才,都是人才。在明君眼中,奴才也是人才。这就是古代人才思想的复杂性,鱼目混珠,瓦玉同堂。

     昏君、暴君,奸才和奴才的社会作用,必将酿成动乱,危及政权。因此,历史上头脑情醒的政治思想家没有一个不常以历代衰败动乱的教训来警戒当世君主的。

     他明确地提出“仁义多在野”(《临川先生文集》第160页《寓言九首》之二)的看法。就是“仁义少在朝”。只要在朝为官,便少仁义。尽管王安石本人等多数时间在朝,他能勇敢地揭示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

    王安石屡次提醒皇帝,朝廷腐败必将酿成社会动乱。他说:“自古人主,享国日久,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虽无暴政虐弄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他举了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三例。这三个皇帝,“内外无患”,然而“因循苟肯”,“自以禍灾可以无及其身,往往身遇灾禍,而悔无所及”并使“天下之民固以育血塗草野”。

    因此,王安石总结动乱的教训曰:“盖夫天下至大器世,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讲术法度。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

    王安石认为当朝同样存在着危险,“以臣所见,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谓能得贤才,政事所施,未可谓能合法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落,才力日以困穷,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尝有询考讲求之意”。这就是动乱的先兆。官乱于上,才使得民贫于下,上梁不正下梁歪,使得风俗日以败坏,国家财力和民众财力日以困穷。因此王安石颇为皇帝着急,冒死进谏,要求皇帝主持改革。他的整部书里,经常提到“天下安危治乱”,“朝廷治乱安危”。可见历朝历代动乱的教训,是引起了王安石的警场的,尽管他是维护皇权的,但他还是清醒地认识到动乱的根源是朝廷的腐败以及皇帝对腐败不加惩治。

    王安石对奸臣,说不上有系统的理论研究,与荀子、韩非子和王充相比,五安石关于奸臣的论述只不过是应用而已。然而,毕竟奸臣是现实存在,奸臣是扼杀人才的剑子手,是酿成动乱的禍根,所以王安石对奸臣是痛恨的。

    他说:奸臣的长成,绝对是因为皇帝昏庸造成的。“盖人主无恭俭之德,无聪明睿智之才,无仁民爱物之意,则嬖倖陷姦罔蔽欺残 放恣之人,皆得志于時,而推其类以乱天下,虽有良法,不能成天下之才矣。”在此,王安石把奸臣全用每类一个字集中地说了出来。这也祘是对奸臣的分类。

    1、嬖,皇帝宠爱狎昵的人。不仅是女人,也色括供皇帝其他玩乐的人,所谓声色狗马牌赌戏子之徒,只要能使皇帝喜欢,就成为“嬖人”,他们虽不担任政职,但接触皇帝最多,经常影响皇帝以个人一時之好恶来惩赏某人,或处置某事。有些“嬖人”还因此当官,不胜任时,还给他换一个官。

    2.倖。侥倖获得君主宠爱的臣子。

    3.诌。巴结奉承,拍马屁,讨好卖乖,献媚取宠。常与“谀”共用,为“诌谀”之臣。

     4.姦。邪恶伪诈的人,如果掌权,就是权姦,又作权奸。

    5.罔。欺骗,虚妄,祸害,逮罔。如《诗经•小雅》有“谗人罔极,构我二人”。罔两,又作魍魉,为传说中的祸害人类的怪物。

    6.蔽。蒙蔽皇上,耸恿皇上依据他所提供的假情报来作出危害人民,危害忠贤的错误专制决定。

    7.欺。除了欺骗皇上,也欺骗百姓,封锁新闻,歪曲事实。除了欺骗,还搞欺压、欺凌、欺辱,以权欺人,仗势欺人。

    8.残。残酷、残忍、残害贤才,残害人民,肆无忌惮地镇压贤才,镇压人民。

    9.贼。贪赃枉法,行贿受贿,以权谋私,假公济私,结党营私,是窃公之贼,是窃国之贼,故云奸贼。

    10.放恣。宠贵横恣,狡狭淫戏不明礼,放任,放纵,暴戾,无所顾忌,不受政事,违法乱纪,无恶不作。

    此外,五安石还列举了“贪”、“奢”、“悍”、“无赖”等奸臣。

     11.贪。贪官污吏。“故今官大者,往往交略贵,营资产,以负贪汙之毁;官小者,贩鬻(卖)乞丐,无所不为。”贩,就是倒贩货物、倒卖官职甚至倒卖人口,也就是现在的所谓“官倒”、“倒爷”。“又况委法受略,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

    12.“奢”。奢侈浪费。这些奸臣“婚忠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为之节,而天下以奢为荣以俭耻。苟财之可以具,则无所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为荣。”用现代话来说,用人民的钱来“吃喝疯”,修盖“楼堂馆所,买高级轿车,改建和修建会所、将军府。这些贪官的妻子女儿,“其闺门之内,奢靡无节,”“以伤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闻朝廷有所放绌以示天下。”朝廷对这种挥霍国家人民钱财的腐败行为,没有处罚。这就进一步助长腐败的加剧。王安石说,表面上,朝廷的法律是重点打击贪吏的,“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重禁贪吏而轻奢靡之法,此所谓禁其末而施其本。”

     13.悍、无赖。这是指哪些不讲道理的无赖官吏。有高官无赖,也有下吏无赖。他们的心中无“兼职”这个概念,当面撒谎也不脸红。政治高官中的“悍”“无赖”,是不准备讲道理的,也是不准备讲事实的。他就是事实,他就是道理,不容分说,他就是法律。法律、道德、事实,在他哪儿都被强奸了,他不顾事实,以黑为白;不讲道理,以屈为直;不守法律,非法为法。

    20、王安石关于朝廷马和在野马的矛盾心理和渴望自由的思想

    “堂堂大丈夫,莫认物为已”。自甘作千里马的人才,正是认物为已认马为已从而丧失了真正的自己,这正是庄子的“丧已”思想,也就是异化思想。一个人,丧失了自己的人格,而异化为牛格,马格。王安石的矛盾心理,由此可见一斑。

    且看他的古诗《两马齿俱壮》:

两马齿俱壮,自骄千里材。
生姿何軒軒,或是龙之媒。
一马立长衢,顧影方徘徊。
一马裂衔辔,犇嘶逸风雷。
立岂饱刍豆,恋栈常思迴。
犇岂欲野吃,久羁羡驽骀。
两马不同詷,各为世所猜。
问之不能言,使我心悠哉。

    你们看,有两匹马,都是身强力壮,正当年华的千里马。但是一匹马站立在漫长的大道上,顾影自怜,徘徊踌躇,不知何往。王安石想,是不是光这么站着,可是没有吃的,更没有好吃的细粮,至少也吃不饱。这是一匹怀才不遇的千里马,没有主人,没有人骑它,因而也没人给它草豆吃,虽然没有络头、鞭策,却有一种无主依附的穷困窘境心态,不得不每恋被朿缚在马圈里而能吃得饱的状态,常思回到那种处境。

    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野怀才不遇的心态,由于专制政府断绝了知识分子自主劳动自谋衣食的独立之途,一旦不得入朝作官作吏,便是破衣烂衫,粗茶淡饭,同那匹站在大道上徘徊无主的千里马一样。

    另外一匹千里马,是有主人骑的,但被关在马圈里,有络头,鞍辔的束缚,但是吃草吃豆有保证,但这马在马圈里引颈长鸣,声嘶力竭。王安石想,这是不是它想吃野食,长久地被羁绊在马圈里,反而羡慕那些不是千里马的驽马、骀马的逍逢自由,渴望摆脱这种羁绊。

    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朝作牛作马的写照。这些知识分子由政府给予好的待遇,有好房子,有高级职称,有名誉头衔就象那马有草、有豆可吃,但是必须绝对驯服,不准乱作声,不能越轨,没有自由,还不得不为主人干的坏事作歌颂作赞美,为虎作伥。他们的命运实在也是可悲的。

    王安石将两种不同格调的千里马进行对比,深刻地揭露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不论在朝在野都同样显示出的悲剧,这个悲剧就是人变成了马。而王安石面对这种悲剧,仍是无可奈何,心理不知是什么味道,只剩感叹而已。

    中国知识分子既然没有独立的经济、政治地位,便只能成为依附统治者的牛马。

    “作马便搭鞍,作牛便推磨”。(《王安石文集》第100页,擬寒山拾得二十首之六。)

    王安石的另一首诗《骐骥在霜野》同样反映出他的这种思想:

   骐骥在霜野,低徊向衰草。
   入枥闻秋风,悲鸣思长道。
   黄金作鞭辔,粲粲空外好。
   人生贵得意,不必恨枯槁。

     ----《王安石文集》第144页,

    王安石内心那种向往自由的愿望在这首诗里表达得十分清楚。

    21、李世民“用人如器”和孔子“君子不器”的思想

     唐太宗在令封德彝举贤时,有君子“用人如器”之说。历代开明封建皇帝皆视唐太宗此说为英明的人才思想。甚至前几年中国的报纸差不多把唐太宗当成了社会主义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也许我们有些干部连唐太宗的水平也达不到。但是唐太宗把人才当器具使用的思想,不是人才思想而是奴才思想。唐太宗讲“用人如器”,主要是指要用其所长,用桌子来写字、吃饭,这比用桌子来劈柴生火要开明一些。但是在本质上,不管是开明君主还是昏暗君主他们把人才都是当作器具来使用。

    古代以“器”喻称人才者十分普遍。器,《说文解字》解日:“众器之口,犬所以守之。”器,就是狗守饭碗的意思。中国人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很低,基本温饱至关紧要。此后,这器字才推广为现在的器具、器官、器件之意。器者,有一定用途而被人支配却无自己的主体意志者也。我们常听人说起:某某领导“器重”你呀!“大器晚成”呀!你那孩子真“成器”呀!其实这并不是对人的赞扬,而是由奴隶上升为奴才的比喻。

    孔子反对自己的学生当“具臣”,工具式的臣。他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谓可具臣矣。”(《论语•先进》)当然,孔子的“大臣”,也是为国君效力的,但他们还有一条“不可则止”,并不是无条件地服从国君。如果国君不从道,大臣便不当这官了,保持了自己一定的独立人格。他告戒学生:“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而仲由冉求,虽然有一身好本事,却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只是供国君役使的有用的工具罢了。

    孔子在《论语•为政》篇提出了一个光辉的反奴化命题:“君子不器”。朱熹注曰:“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四书章句集注》)因此,杨伯峻注曰:“古代知识范围狭窄,孔子认为应该无所不通。”这种注解虽也可以说得通,但较狭窄。康有为注得十分实际:“故学者之始,患不成一才以为器;成德之终,贵博学多能而不器。”(《论证注》,中华书局版,第22—23页)我们联系孔子反对学生当“具臣”的思想时,就可以看出,孔子的“君子不器”有更加深刻的哲学意义,他反对人把自己当成器具一样被别人支配。这种解释,照样可以把朱熹、康有为、杨伯峻的注释包括进来。君子不象器具一样只有一定的用途,君子更不能象器具一样,这一句大前提肯定了,那么器具的一切属性都不应在君子身上表现出来。

     孔子论独立人格处不止于此。他在《子罕》篇中讲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个“志”是什么?《说文解字》:“志者,心之所之也,”《仪礼大射仪》:“志者,意所拟度也。”心之所之,自我意识之谓也;意所拟度,自我设计,自我认识之谓也。拟,拟订计划,设计之意;度,衡量,自我认识,自我评价之意。孔子讲匹夫不可夺志,就是说每个人都要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自我设计。他在《颜渊》篇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是孔子关于做人的理想境界,孔子认为人要达到做人的理想境界,必须由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决定,自己去实现,不能依附他人,不能等待由别人来安排自己的命运,更不能成为别人役使的器具。

    22、老子“大器免成”而不是“大器晚成”的思想

    1990年7月9日《光明日报》刊载雷华实(即本书著者雷祯孝,和葛实如、郑君华联名)的文章《是“大器免成”,非“大器晚成”!》考证,《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比王弼《道德经》早400多年。《帛书•老子》乙本为“大器免成”(甲本食虫)。帛书乙本是汉高祖刘邦时期的抄本。既然帛书上白绢黑字写着“免成”,我们必须正视和分析这个事实。

    “晚”和“免”仅多一个“日”字,在古时两字不通用。按《说文解字》,晚是暮、夜、迟之意。免是冕的初文,后来引伸为免冠之免,意为脱开或不要。“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根据《老子》全文的精神,大器免成符合老子的“无为”、“无名”、“无争”的基本思想。“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大器免成”正是老子一贯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成”的标准,即获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承认,功成名就,升官发财,富贵显达。但是,老子对这种“成”,一直抱着否定的态度。大悟大彻的人,只着重修养为人的根本,不愿染指世俗的功名显达,他们所从事的伟大创造,绝不以当时统治阶级的标准为标准,而是成为万世不朽之功。

    老子的“免成”与“不成”是有区别的。不成还是被当时统治标准排斥下来的,是渴求“成”而未得,是对“成”的追求与标准的承认。而免成,则是对统治标准的不介入,不参与。无视统治标准对本人的创造承认与否,不参与当时标准的成与不成的评比。因而,大器免成是老子关于做人的更深刻的哲学见解。

    老子本人正是“大器免成”的典范。他的伟大思想,并不受当时升官发财的标准所局限。他也没有得到当时的显赫地位。然而他是不朽的。 (以上是光明日报发表的原文)

    老子本人并没有被评选为院士、教授。贝多芬在世时,他的乐曲一直不被正统派承认,他本人穷困潦倒。居里夫人发现了钋元素,此后又发现了镭,然而法国皇家科学院竟然不让她作院士。当时的院士都是以化学知识渊博而入选的,但他们却没有自己的独创。居里夫人如果为了作院士,她就得放弃熬炼沥青,而去背诵别人的化学著作。然而,她选择了“大器免成”的道路,后来竟获得了两次诺贝尔奖金。

    在自然科学史上,大器免成的例子举不胜举。达尔文发现生物进化论,并不是为了评教授拼揍出一本书来。琴纳发现了种牛痘除天花,他是一个乡村医生,最初医学界都讥笑他的研究。班廷发现胰岛素治疗糖尿病,也不是为了钻营一个有地位的职务。爱迪生作出了那么多发明,并没得个一官半职。贝尔发明电话,政府没给予一丝援助,他倾家荡产拿电话到街头表演,人们还以为他是变魔术的人。哥白尼、伽利略、刻卜勒、哈维,等等,全都是大器免成。免成而为不朽的人。

    叔本华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尼采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等,萨特著《存在与虚无》等书,在哲学上树立起崭新的学派。他们并没有按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评论标准来使自己成为哲学家、哲学教授、哲学院士,而是使自己免成,达到哲学宗师的地位。

    梁启超论成败:天下之事无所谓成,无所谓败

    梁启超《自由书•成败》:“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不先破成败之见。然欲破此见,大非易事。”“必知天下之事,无所谓成,无所谓败。”“何言乎无所谓成?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透一层更有一层。……以有穷者入于无穷者,而欲云有成,万无是处。”

    “何言乎无所谓败?……败于此者或成于彼,败于今者或成于后,败于我者或成于人。” 结论:“知无所谓成,则无希冀心;知无所谓败,则无恐怖心。无希冀心,无恐怖心,然后尽吾职分之所当为,行吾良知所不能自己,奋其身以入于世界中,磊磊落落,独往独来,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这便是免成而为大器的精神境界。

    “天下之事,往往有数百年梦想不及者,忽焉一人倡之,数人和之,不数年而遍于天下焉。苟无此倡之之一人,则或沈埋隐伏,更历数十年、数百年而不出现,石沉大海,云散太虚而已。”

    23、庄子、李白、欧阳修渴望自由的故事和诗

    视权贵如腐鼠

  《庄子•秋水》载:惠施在梁国作了宰相,庄子想去见见这位好朋友。有人急忙报告惠子,道:“庄子来,是想取代您的相位哩。”惠子很慌恐,想阻止庄子,派人在国中搜了三日三夜。哪料庄子从容而来拜见他道:“南方有只鸟,其名为凤凰,您可听说过?这凤凰展翅而起。从南海飞向北海,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这时,有只猫头鹰正津津有味地吃着一只腐烂的老鼠,恰好凤凰从头顶飞过。猫头鹰急忙护住腐鼠,仰头视之道:‘吓!’现在您也想用您的梁国来吓我吗?”

    宁做自由之龟

    原文: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庄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一天,庄子正在涡水垂钓。楚王委派的二位大夫前来聘请他道:“吾王久闻先生贤名,欲以国事相累。深望先生欣然出山,上以为君王分忧,下以为黎民谋福。”庄子持竿不顾,淡然说道;“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被杀死时已三千岁了。楚王珍藏之以竹箱,覆之以锦缎,供奉在庙堂之上。请问二大夫,此龟是宁愿死后留骨而贵,还是宁愿生时在泥水中潜行曳尾呢?”二大夫道:“自然是愿活着在泥水中摇尾而行啦。”庄子说:“二位大夫请回去吧!我也愿在泥水中曳尾而行哩。”

    庄子说,山中的野鸡,走十步才能捉到一只虫,走百步才能找到一处水。但是,它却自由自在。隆重的野鸡不愁吃喝,但是却向往着山林中野鸡的自由。

    是贫穷,不是潦倒

  《庄子•山木》载:一次,庄子身穿粗布补丁衣服,脚着草绳系住的破鞋,去拜访魏王。魏王见了他,说:“先生怎如此潦倒啊?”庄子纠正道:“是贫穷,不是潦倒。士有道德而不能体现,才是潦倒;衣破鞋烂,是贫穷,不是潦倒,此所谓生不逢时也!大王您难道没见过那腾跃的猿猴吗?如在高大的楠木、樟树上,它们则攀缘其枝而往来其上,逍遥自在,即使善射的后羿、蓬蒙再世,也无可奈何。可要是在荆棘丛中,它们则只能危行侧视,怵惧而过了,这并非其筋骨变得僵硬不柔灵了,乃是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现在我处在昏君乱相之间而欲不潦倒,怎么可能呢?’”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欧阳修《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24、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范仲淹写过一篇《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里面说了一个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他当官时也言行一致,助民度荒年。宋仁宗景佑二年,吴中闹大饥荒。当时范仲淹总领浙江西部一带,他发给老百姓粮食,并号召存粮的大户把粮食按平价卖给老百姓,防灾办法十分完备。吴国人喜好赛船和信佛念经,范仲淹就鼓励人民搞赛船。范太守在竞渡的日子里,大清早就出现在湖中的船上。从春天到夏天,吴中居民往往倾城而出,在水边活动。范仲淹又召集所有佛寺的主持,提醒他们说:“灾荒年景,工价最贱,可以大兴土木,翻修佛寺。”于是所有佛寺的工程都兴起。同时他又让扩建新粮仓和官吏的住舍,每日雇用一千人以上。浙东、浙西大闹饥荒,民不聊生,只有杭州百姓有工可打有饭可吃。这叫以工代赈。

    25、黄宗羲《原君》的首脑理论:以天下为主,君为客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人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视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让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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