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到今天,8月17日,这期文集的内容终于凑全了。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消息满天飞,多得使人窒息,压抑。在这种情况下,本网在繁多的信息中筛选出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内容,反映当前的中国和世界。大军网实际上是为忙人办的网站,半月二十天一期,只浏览一遍,便可基本了解当前社会的热点、重点问题。本期文集中,陈平教授的《从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项兵先生的《未来30年全球可能被中国化》、陈申申 的《中国改革的技术分析》、林毅夫的《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 》、杨光斌的《张维迎的技术知识与林毅夫的实践知识》等文章都非常值得一看。这些文章反映出中国学者的头脑日益清晰,对当今的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看得越来越清楚。有了这些清晰的头脑,中国日后的发展便有了希望。

    但本期也放了几篇另一种人物的文章,如项小凯的《新极权将迎来巅峰时代----悲观主义者的思维》,这些人生怕中国发展得强大,生怕中国成为一个大帝国。 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看外人脸色行事。这是一类仰人鼻息、甚至里通外国的人,他们当弱者惯了,当奴才惯了,小心翼翼地侍奉外人惯了,不敢直起腰杆,不敢在外人面前平等地说话,更忘记了当年中国贫弱时所受的耻辱。当甲午战败,日本蛮横地强迫中国割让台湾,满朝文武无一对策,只能屈辱地割地赔款。有些中国人已经忘记了这一幕。如果当时中国是个实力强大的国家,哪个列强胆敢打上门来?中国怎么能遭受如此奇耻大辱?从这些学者的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是什么类型的人,有雄性激素的人还是阉人。望大家有鉴别力。做一个健全的中国人。

中国改革的技术分析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4年8月15日

目录

特稿

陆一:《闲不住的手——中国股市体制基因演化史》书摘与后记

汉心:讲政治就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天则所骨干、国务院专家违纪收高通600万被解聘

甄贾:带路党张昕竹——国务院智囊竟是天则所骨干

王希哲:我与习仲勋书记谈偷渡逃港潮的问题

高长武:邓小平为什么反复强调共同富裕

董国强:中国人的派性考察

殷惟侯:答极左派

人们信仰什么生命就走向什么

医疗保健治病七法

经济

退休高官透露中国经济惊人数字

杜建国:北京地铁该涨价吗?

中国与24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徐诺金:中国经济进入准通缩

黄卫东:中国在美国投资至今没协议没保障

 黄卫东:从中美人均生产和消费商品数量定性分析看美国对中国财富的掠夺

项兵:未来30年全球可能被中国化

陈平:从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评科尔奈《警惕近在眼前的威胁》

陈申申中国改革的技术分析

林毅夫: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

杨光斌:张维迎的技术知识与林毅夫的实践知识

习近平敲定未来7年改革路线 将调整国企不合理收入

夏小林:被污名化的“国资一股独大”

任正非: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

易宪容:欧美与俄罗斯经济“冷战”爆发

知原:用新社会主义整合自由民主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

学金:消费资料能全部公有制么?

牛思:中国农村个别地方显凄凉景象

政治

陈功:中国未来趋势以及“习模型”

刘放:习近平将引领中国走向何方

小青 刘浩锋:谁来监督媒体与宣传主管部门的集体腐败?

单仁平:李承鹏被销号 早晚注定发生

资料室:军队编制体制改革最新版本

乔新生:中国反腐败必须回答的五个问题

黄纪苏:革命的前因后果

王绍光:美国政党政治的祛魅

项小凯:新极权将迎来巅峰时代----悲观主义者的思维(一)

程映虹:种族观念与中国民族主义

托马斯·弗里德曼:神权和威权在阿拉伯都已破产

靳薇:勿让两种极端化民族主义撕裂新疆

思想文化

一个中国留韩女学生对韩国的评价: 无知加无耻

黎鸣:告别英时,告别福山,老子来了

慕朵生:为什么要告别余英时?

李伯淳:当今现实证明中华文化将引领世界未来

柳岸:天主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区别

基督徒最有帮助的人生箴言

历史

周永康的青春岁月

周永康的三基石:石油、四川、政法

张宏杰:明代朱氏皇族子孙的旺盛繁殖与悲剧

民国遗脉:顾维钧108岁妻子眼中的百年中国

马双有:彭德怀死后的经过

高华:读懂建国后的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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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陆一<yilu@sse.com.cn> +(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陆一<yilu@sse.com.cn> +时 间:2014年06月04日 09:05 (星期三)附 件:1个 (《闲不住的手——中国股市体制基因演化史》后记.doc ) 查看附件:

《闲不住的手——中国股市体制基因演化史》书摘与后记

上海证交所 陆一

2014年8月

    在这特殊的日子里,以此对这25年做一个个人的交代……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治风波所造成的社会突变,改变了改革由下而上的路径依赖。

    我们所经历的30多年改革原来就是“计划经济的政府领导的一场市场经济的改革”,但从90年代初证券市场的创设开始,中国的改革不仅就此出现无法回头的重大转折、而且还就进入了以中央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的推进模式中。但是,原有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仍以原先不同的方式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展现着它的作用。

    如果从社会转型和演进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改革,到1989年社会冲突发生以后,就进入了一个社会已经默认的、百姓与政府博弈的游戏规则中。政府至此开始,将保持社会稳定视为要务、千方百计把可能引发百姓不安的因素制止在萌芽中;而百姓则在政府既有规则的底线处,向外探索更有利于自身利益和市场发展的边线,以自己的不安、躁动的倾向来引发政府的担心,并迫使政府在寻找平息不稳定因素方法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向市场发展的目标蹒跚前行。

    这种博弈其实从80年代末到现在,一直都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经济生活中以及在政治生活中不断延续。正因为如此,整个中国社会转型、改革开放始终是处于一种受迫式的被动应变模式中。

    ——摘自《陆一良心说股事——你所不知道的中国股市那些事》,2013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后记

    这本书的由来,要追溯到20年前。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世界经济导报》负责要闻部工作。中国改革和股份制早期的理论探索,大多数文章经过我和我的同事们的编辑修改后才和全国读者见面。

    1988年整整一年,我从新年伊始写了述评《中华民族最紧要的还是“球籍”问题》,并由此在《世界经济导报》上主持了差不多将近一年的“‘球籍’问题讨论”。最终在年底编辑这次讨论文章,并冠之以《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的书名出版。

    在书中我归纳了这样一个悖论:“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体制有毛病、需要改,但怎么改却是由有毛病体制来决策的。我们无法选择这种‘要在不合理的体制里尽可能做出稍微合理一点的决策,使改革往前走’的既定现实条件。我们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超越历史的选择。”

    这其实是改革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到80年代末只不过显得更加明显而已。改革到那时已经象戴着脚镣的舞蹈,舞步日渐沉重、舞乐日渐嘈杂……此后不久,中国发生了共产党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冲突。

    我这一生,从我中学毕业下乡开始,就没有在一个单位呆着超过5年。进入证券界之前,最长的就是在世界经济导报,前后实际上干了5年,最后却因为“六四”而中止了这个我本以为可以干一辈子的工作岗位。

    不过完全出乎自己意料地,从我1992年进入万国证券之后,我实际上就再也没有离开证券界,至今已在这个行业里一直呆了16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居然干了14年。

    尽管有诸多不顺,我都一一忍受、承受下来了。

    一开始我是出于这样一个判断:在1989年的社会冲突发生之后,中国大多数改革进程都出现停滞和倒退的现象。但我自己的观察结果是,中国证券市场,因为一开始就将股票、集资和广大老百姓的直接利益联系了起来。当这种相关利益的联系一旦建立,再加上在1989年社会冲突发生以后,政府和百姓之间相互得知了对方的底线之所在。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的证券市场,被导引着进入了一个社会已经默认的、百姓与政府博弈的游戏规则中。政府至此开始,将保持社会稳定视为要务、千方百计把可能引发百姓不安的因素制止在萌芽中;而百姓则在政府既有规则的底线处,向外探索更有利于自身利益和市场发展的边线,以自己的不安、躁动的倾向来引发政府的担心,并迫使政府在寻找平息不稳定因素方法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向市场发展的目标蹒跚前行。

    这种博弈其实从80年代末到现在,一直都在从证券市场向中国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不断漫延、引发、衍生,走出中国改革新一段的进程。

    基于这个判断,我给自己做了一个人生的选择:无论是忍辱负重还是苟且偷生、无论是从头开始还是重起炉灶,我都要在这个历史位置站定了。

    我仍旧是一个“记者”,同时是一个观察者、亲历者和研究者。我要在亲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中记录和观察中国社会转型的全过程。

    有朋友在得知我这个想法后,把我这个行为概括为一种“行为艺术”。我说,我值得用我的中年这将近20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时间跨度够长的“行为艺术”……

    我这十几年来几乎没有停止观察、记录、思考,所以这本书中的许多章节其实在这些年中都已经烂熟于我的大脑、也曾多次写下和发表过。现在只是把它集中起来作为一个成品形式公开出来,但正如行为艺术品的特性所决定的,如果它要最终完成,还取决于读者的参与——共同来思考、讨论和争辩……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项“行为艺术”的最终完成,还需要许许多多读者你们的共同行为和踊跃参与。

    最后,我要对许许多多在这些年里对我给予过支持、扶持、帮助和关心的师长、友人一并表示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意。我还要对我的老伴和小女——艺和卉,在我这20多年的人生起伏和曲折历程中给我的支持、理解和宽容,我只能以这本书的出版来向她们表示不足万一的谢意……

    陆一,写于2008年4月21日-8月1日,

 

 

 

 

 

发件人:hanxin69911<hanxin69911@126.com>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时 间:2014年07月31日 11:53 (星期四)附 件:1个 (讲政治就得.doc ) 查看附件

讲政治就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汉心

2014年7月31日

    政治文化就其发生学而言,都是为确保族群优先与光荣的知识系统,没有人会逆向选择对自身不利的观念形态,更不会主动放弃或贬低自己的文明属性而被他者所定义。因此,即便是全球化资本交错布局,力图拆解国家自卫屏障,迫使“独立自主”难以为继的当下,但真正有所作为的政治策论也应返求诸己、自力更生,与中国的人情世态相结合方能激活民意,重塑社会信心。就实质而言,国家能力及其政治得失,并非舆论场清谈的民主或专制孰优孰劣,也不是凌空蹈虚搞出的学理秘笈,而是实打实武备、财政和金融打包支配的权力游戏。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国运盛衰因缘种种,但实情多半不是所谓文明替代愚顽,民主优于专制,相反,其过滤机制仍是弱肉强食;源出几何力学中的不均势引发的斗智斗勇、分化组合,并经由利弊权衡,预估投入产出确立的世界规则和势力范围。

    国家政体选择的历史和经验启示,政治一向就少有现成的预案和主义,也不循固定的方程和函数解码,这里没有恒久正确的通用逻辑,也少有空洞的普世救济和文明典范,而是倚重实力破局,讲求审时度势后而活学活用,或因势利导、随机应变的“艺术”的把握。因此,无论是基于保守的策略调整,或是触及体制内核的革故鼎新,都必须因地制宜,讲求可行和有效,理论故然可以高蹈远虑、洋为中用,也可以追赶时尚弄一堆不着边际的现代概念和定义,但举凡政治事业则须经切合国情、照应周全,立足黎民生计方能重塑国家道德从而取信于人。否则,坐而论道或清议“个人主权”纵然炫目好看,却不能切中时弊,对症解决实际问题。

    以中国体量之大,历史之长,其内生政教伦理一向就主张民包物与、修文德以服远人,故价值论上除讲求义利均衡,士、农、工、商各就其位之外,文化取向更是一脉相承,举凡为人处世皆着意苟利国家,以经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主义”。盖因如此,现代语境中的任何文明自证光荣,选择性“过滤历史”以彰显国家政治正确不仅是应有之义,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回归,荣誉感和信心评价,以及舆论声势和社会预期向好等,对国家能力和政治发展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和意义。毕竟,就人对社会关系的体认而言,谁都喜欢隐恶扬善、不甘堕落,更不会自辱“家国道路不正或名份”下流,这是古今通例,个人如此,国家与社会文明的塑型也情同此理。

    一般说来,政治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其精神气质必然受制于相应的社会结构和生发条件,故总会葆有某种不能移植的文化基因和地方知识。或许,基于特定国家绩效评估,如经世致用的器物优势、技术能力,以及对应于国计民生的竞争策略等,确实有数量上的不够“文明”或指标等级,但因应历史而累积的人文性情、社会心理和生活意味等,属于观念形态和感受层面的“境界”,则只有形质分殊而不存在文明差序。然而,吊诡的是,自“政治利已主义”作为凌驾一切的规训化观念,被植入民族国家精神以降,围绕各自奉行的“经典”所做的关于真理正当性的诠释,就成为社群分化,国家能力竞争,甚而相互贬损的“文明冲突”和自我标榜正确的意识形态。这不仅意味着政治退去了公义的属性而被国家利益所取代,也标志着世界性“自我中心主义”名正言顺的确立。自此,文攻武卫、恃强凌弱,征服世界进而改造世界不仅有享有司法豁免权,还因其 “普世”而内化为个人主义争强好胜,社会离心离德的精神滥觞。

    正是为了确保这一论断的政治正确,针对社会、自然乃至文明差异性的干涉和归化处理,便成为现代秩序建构和“世界主义”者不证自明的真理。于是伴随全球化展开的自由贸易, 货币战争和新技术推广,不劳而获的资本套现与各种风头主义搅局,以及政治上党同伐异,社群分化和陶然于私性领域的消费娱乐等,眉目繁多而且不乏直抵个人的“舒服感”, 但无论其如何命名,或进行合理化辩解,其本质上都是基于国家利益和资本优先的“营销”和权宜之策,只不过隐去真实意图,置换成不见硝烟的文明解构而显得“温情脉脉”而已。表面看,这个世界风和日丽、水波不兴,彷佛已经世界大同而接近“历史终结”,实则基于资源短缺与欲望无限而派发的国家关系,仍不出争名逐利、暗流涌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殊知,这种不见刀兵而且无理由、无禁忌,什么都被允许的“软实力”规训,不仅不易引起警觉乃至对抗,还让不少人憧憬热爱、痴心不已,以为这就是文明救济和政治超脱,从而群居终日、无所事事,将不负责任和媚俗乡愿,理解为人生幸福并名之曰个性和自由主义。

    其结果是,有人以为社会进步就是可以诉诸政治攻讦,利益对抗和争取官方执照在街头聚众抗议,或同意私权优先,允许“公民不服从”进而让“市场决定”社会关系,左右国家议题,以确保人人有机会翻身作主、轮流坐庄。据此,所谓公民权利和素质论,制度主义、信仰文化与国民性滞后等,举凡近世以来国运不昌、人民困厄,历经外诱内导、反复演说,似乎都全然指向中国“政治不正确”,从而先入为主,让种种不堪与中国身份和历史扯上关系。于是,上至学者官员,下至市井百姓,无论是“经国大业”或日常顿挫,皆顺势作文化声讨和政治归因,或拿国人“不争气”说事。当然,这其中或许不乏爱之深而恨之切者出于国家民族向好的反思与内省,但多数热衷此论者不过是些不明究理、人云亦云,看似卓尔不群、义薄云天,但私下里则更像是抵偿人生无常的愤世嫉俗,虽言辞冠冕堂皇,骨子里却仍少不了嫌贫爱富、吃里扒外的冷血和市侩。

    对事实的全息研判是社会德性养成的基础,因此,就组织形态和方法论而言,专制与民主都只能是,也只能是少数人“在场”的权力游戏,无非是选择的方向和路径不同而己,两者都不必然产生基于“普世”的良政善行,也无助于实现平等自由的社会理想。如果单从规模效应看,前者不过是局限于内部少数人的心智角力或私相授受,讲求的是承前启后和社会权力“责任无限”,后者则倾向于内政外求,鼓动多数议决,但实则仍是内行面对外行“无明大众”的“旋转门”。所以,无论专制与民主,倘是基于个人或派系立场而置公道人心于不顾, 则无论是由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或是自下而上的程序表决,多数人的动机也很难转化为建设性政治伦理和道义担纲。故此,就算是有了开明的辩论, 公众也只是利己的政治打劫和机会主义的避重就轻,由此衍生的社会纷争尽管热闹,但其出发点主要是借“民意”搏取声名,或预设议题结党营私、近亲繁殖的江湖乱。

    尤其在中国,倘没有超越个人利害的道德力量,则其所倡导的政治文化无论如何开明理性,与“世界接轨”,都很难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殊知,批判人民代替不了人民的批判,一旦触及政治课题就得实事求是,就得人多势众并赋予人民参与创造历史,构建未来的“主人翁精神”,而不是居心叵测提防“屌丝逆袭或民粹”犯上,拒绝沉默的多数。否则,仅靠不见烟火的“思想力量”鼓动而缺乏事理依据,则非但改变不了不合理的政治格局,还会让当事者人生受损,空耗心力而且无所作为。一般说来,制度主义“学者皆溺于所见”(商鞅语),都有明显的“机械论”倾向,故容易将社会理解为祛魅的世界,定义为没有道德,没有性情和意志的理性主体,从而忽视理论反哺人民群众,“为政为大”应有的高尚和神圣感。

    所以,总结国家政治风险的真实密码,要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解决“经济人理性”的权利需求,行于资源的有限与人欲的无限扩展之间,其内驱力除了随形就势,永无止境的“货币化”财经政策之外,还应将个人修身正性,内圣外王与现代社会关系和“人生三观”融会贯通。尤其中国政治, 举凡一切社会难题皆与之息息相关,故国家“责任无限”的有效性,一向就不仅仅是数字化的变量分析,也不拘一时一事作孤立认证,而是针对人性反复无常的心智功课。由于中国主流不支持推倒重来, 文化道统也不接受分权而治, 故惟在现有规则中相机行事、借势发力,并对纷繁处境中的人事布局做到心领神会,才能有所作为而后进行制度创新。众所周知,中国社会一向讲求相互照顾、彼此提携, 强调从内部消蚀人际差别,以达成共同体“苟富贵、勿相忘”,强调的是亲亲护持而不在意阶级立场和派系对垒。总之,是既没有形而上学的组织分类,也无所谓主义信条,更多则是推己及人、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团和气。

    如果按政治发展的次第而言, 中国恰恰不是文明高度不够,而是早熟,是国人大都坚信人心向善、有教无类,故历来看重德性双修和文野之别,文化学上更是偏向伦理人情而不习惯“市场交易”。因此可以说,中国政治葆有稳定性的根源就在于历来都讲选贤与能、公而忘私的治平理想,这种基于德能优劣比较而形成的评价于中国人而言,不仅是汇聚人心从而在政治上有为的前提,也是一种人生意义取向和融入“正派社会”的身份安置。也正是源于此,个人和组织都不在乎流行的观念和政治立场,而更惧怕被罗织道德和品行上的坏名声。因此,以民为本、洋为中用不仅是中国政治哲学的精神内核,也是将来的不二选项,故无论怎么扮国际形象弄和平主义姿态,在中国搞政治文化出小资风头、哗众取宠,都只能是一群养尊处优,不接民气的“精致利己主义者“(钱理群语),他们不仅很难成为政治的支配性力量,反倒像是一些只想不劳而获、混水摸鱼的搅局者。
 

    尽管新时代的开放政治可以容忍批判,并给人以权位下移,或有可能重新分配的幻觉,在展开多数人意见的同时产生观点很自由,而且不被追究的快感, 也可以一人一论声讨、甚至鼓动社会自私自利、不行正道,寻一些义气相投者枉顾社会实际,与国家民族利益背道而驰,但现代政治文化沿袭的仍是传统的老路,即明确而有效的民生周济和群众的积极拥护。 因此,尽管对“国家和人民忠诚” 的原则屡遭一班玩世者诬为投靠强权,或“民粹主义”而备受非难,但数千年累积的政教伦理不仅已成牢固的国情民意,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只要国家尚存)个人生计和“名节”安置的最优选项。因此,欲行政治之事业,就得用心参验人心之好恶,其素质也好,体制亦然,国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正所谓以人弘道而非道弘人。是故,举凡讲政治就得顺天应人,坚定不移走“群众路线”,就得大公无私励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0一四年七月于枫林完稿,

 

 

 

 



天则所骨干、国务院专家违纪收高通600万被解聘

综合

2014-08-13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之所以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解聘,是因为其未经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同意,便以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的身份,受聘于正在接受国家发改委调查的高通公司,收取高额报酬(知情人士透露报酬高达600万),为其出具所谓“未垄断”的经济学证据,违反了咨询组工作纪律。

  中新网记者13日得到一份《关于高通许可定价的经济学证据——全球经济学集团白皮书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调查高通案件提交的相关报告》,该报告的第二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向中新网记者证实,高通公司总裁第二次到发改委与反垄断局沟通时递交了该份报告。

  据了解,高通公司当日特意提醒发改委反垄断局,该份报告其中一名作者为国务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专家张昕竹。

  2013年12月,中国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证实,该机构已正式对高通公司涉嫌垄断展开立案调查。随后高通负责人曾三次到中国就此事与发改委沟通。前述知情人士表示,高通希望通过这份以官方专家组成员名义背书的报告,证明中方调查机构自相矛盾。

  12日传出消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因违反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工作纪律被解聘,不再担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但随后,有媒体引述张昕竹的回应称,其被解聘是因为帮外企说话了,“就好比我给死刑犯做了辩护,任何一个案子都有正方和反方,不能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吧。”

  对此,前述知情人士13日对中新网记者回应说,对张昕竹予以解聘不是由于其为谁说了话,而是他利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的身份,从事了与履行专家咨询组职责无关的活动,严重违反了工作纪律。

  近日,经济观察网从相关部门独家获悉,在国家发改委对美国高通公司进行反垄断调查期间,发现中国社科院张昕竹收受了高通公司提供的“600万”资金,多次为高通公司辩护,并为高通公司编写了一份厚达几百页的报告文件。

  8月12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宣布解聘,不再担任该咨询组成员,原因是“违反工作纪律”。一位来自相关部门参与调查张昕竹事件的官员对经济观察网透露,目前尚不清楚高通公司为张昕竹提供的600万是美元还是人民币,但可以肯定他们之间有资金往来。

  不过,张昕竹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否认收了高通600万。张昕竹承认曾为高通提供咨询,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亦曾就此事要求他写检查。

  针对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张昕竹被解聘事件,有关部门今天回应称:《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工作规则》第三章工作纪律中,第十三 条规定了专家咨询组成员工作守则,其中第(三)项明确规定:“维护专家咨 询组的声誉,不得从事与履行专家咨询 组职责利益冲突的活动;未经国务院反 垄断委员会同意,不得以专家咨询组成员身份从事与履行专家咨询组职责无关的活动。”并规定了对违反工作守则的专家咨询组成员,予以通报批评、告诫乃至解聘。

  张昕竹未经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同意,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的身份受聘于高通公司,收取高额报酬,为其出具所谓的经济学证据,违反了上述工作纪律。

  张昕竹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他曾参与起草中国的《反垄断法》。2014年2月,国家发改委宣布对高通公司进行发垄断调查,此后高通全球总裁先后至少三次赴国家发改委沟通,其中一次,高通公司向国家发改委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的起草人正是张昕竹。张昕竹还曾将这份报告的一部分发表在了国家发改委价格系统的核心期刊《中国物价》上。

  据新浪认证用户@飞像网项立刚称,“被解聘的原因是:把反垄断委员会专家组内部会议内容定向泄露给三个日本车企。”

  张昕竹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常务理事。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是天则经济研究所首倡成立的一个机构,其基本目的是推动公共事业的民营化、市场化:“以公用事业领域为起点,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将研究与咨询范围扩展到用市场化的方法推进整个城市化过程,包括城市基础设施的市场化、民营化,成片城区的投资、建设与运营,城市的发展战略、区位功能调整和文化概念提炼等领域。”(http://www.ccppp.org/Item/Show.asp?m=1&d=83)

    该机构学术委员会的顾问有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周其仁等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张昕竹积极参加了天则举办的若干会议,如“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课题发布暨研讨会,呼吁国企私有化;再如“中国原油与成品油市场放开的理论研究与改革方案”媒体发布会,呼吁放开中国原油与成品油市场等。

  位高权重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竟然聘请这样一位勾结外部势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严重危害了我国经济安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与反思。
  

 

 

 


爆: 穷小子一夜暴富内幕秘籍

带路党张昕竹——国务院智囊竟是天则所骨干

乌有之乡 甄贾

2014-08-13

    因勾结外企严重违纪被清退的国务院智囊张昕竹,是天则所骨干,任天则所公用事业研究中心主任,常年与茅于轼、吴敬琏等人戮力推进我国“私有化--殖民化”的亡党亡国路线。这件事必须引起足够的反思。

反垄断专家张昕竹收受外国垄断资本贿赂遭解聘

  反垄断成为近期的热词—奥迪、通用等外资车企传出身陷反垄断调查风波还没有过去,又一条和反垄断相关的消息昨天下午在网上瞬间被快速传播。12日传出消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因违反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工作纪律被解聘,不再担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张昕竹之所以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解聘,是因为其未经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同意,便以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的身份,受聘于正在接受国家发改委调查的高通公司,收取高额报酬(知情人士透露报酬高达600万),为其出具所谓“未垄断”的经济学证据,违反了咨询组工作纪律。

  中新网记者13日得到一份《关于高通许可定价的经济学证据——全球经济学集团白皮书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调查高通案件提交的相关报告》,该报告的第二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向中新网记者证实,高通公司总裁第二次到发改委与反垄断局沟通时递交了该份报告。张昕竹还曾将这份报告的一部分发表在了国家发改委价格系统的核心期刊《中国物价》上。

  2013年12月,中国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证实,该机构已正式对高通公司涉嫌垄断展开立案调查。随后高通负责人曾三次到中国就此事与发改委沟通。前述知情人士表示,高通希望通过这份以官方专家组成员名义背书的报告,证明中方调查机构自相矛盾。

  随后,经济观察网从相关部门独家爆料称,在国家发改委对美国高通公司进行反垄断调查期间,发现中国社科院张昕竹收受了高通公司提供的“600万”资金,多次为高通公司辩护,并为高通公司编写了一份厚达几百页的报告文件。

  当张昕竹被解聘的消息出来之后,南方系澎湃新闻立即做了一篇《张昕竹回应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组解聘:我帮外企说话了》的新闻报道,为张昕竹洗地。文中称,“张昕竹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称,他被解聘是因为帮外企说话了,‘就好比我给死刑犯做了辩护,任何一个案子都有正方和反方,不能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吧。’”

  张昕竹被曝收了高通600万之后,澎湃新闻再一次站出来为张昕竹洗地。澎湃新闻发了一篇《张昕竹被指“收了高通600万”:回应称“扯淡”》的洗地新闻报道。此次一同出来洗地的还有财新网,财新网称“张昕竹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否认收了高通600万。”

  南方系媒体澎湃新闻、财新网为何反复为证据确凿、勾结外企、严重违纪的张昕竹洗地呢?原来张昕竹的身份还有其神秘的另一面。

张昕竹的另一面:天则骨干力推私有化

  张昕竹--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主任。遭解聘前的张昕竹不单是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专家、中国社科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同时还担任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常务理事。至今已多次参与社科院及天则经济所重大课题研究。

  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有自己的网站(www.ccppp.org),该网站在《中心简介》中对自己做了介绍: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由天则经济研究所首倡成立。天则所为何首倡此事?该机构称因“天则所一贯致力于我国经济的民营化,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倡导成立公用事业研究中心,既符合天则所的一贯主张,还具有学术和政府、企业等资源方面的优势。”该机构的“基本目的”是推动我国“公用事业的民营化和市场化”。该机构中心宗旨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推进中国公用事业改革进程,用市场化推进城市化,为政府提供改革思路、政策和法律建议”。(http://www.ccppp.org/Item/Show.asp?m=1&d=83)

  《天则经济研究所2010年年鉴》则对天则所公用事业研究中心有更为详细的介绍。该机构为天则所下属机构之一,该中心主任与天则所行政机构所长皆由盛洪担任,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由张昕竹担任。该机构“研究内容”包括“外国的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文献翻译”、“ 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公共事业民营化培训教材的编写”、“ 我国公用事业民营化的基本情况与案例”、“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政策研究,包括对目前各地区政策的收集”、“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招标程序研究”、“公用事业民营化后的管制框架”等。其业务范围则包括“有关公用事业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论研究,借鉴国外成熟理论与经验”、“有关公用事业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培训”等。

  (http://www.unirule.org.cn/xiazai/nianjian/unirule_yearbook_2010.pdf)

  天则所该中心管理团队:
  主任: 盛洪
  副主任:余晖
  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昕竹
  顾问:吴敬琏(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
  张维迎(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周其仁(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周林军(重庆市发改委外经处处长)
  Michael J Rouse(国际水协前主席)
  Peter Bradford(美国纽约州公用事业监管委员会前主席)

  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作为天则所在中国推进私有化的重要机构之一,聘请张昕竹作为该机构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并为其搭了一个学术顾问班子,在顾问班子中有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吴敬琏、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维迎、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周其仁等,可见天则所对张昕竹的器重,也可看出天则所与张昕竹的关系极为密切。

  在这个机构里与张昕竹一起搭班子的茅于轼、张维迎、吴敬琏、周其仁,都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早年都接受过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留洋深造后回国,推销土地私有化、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

茅于轼、天则所与福特基金会

  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到50年代末时,基金会的资产已经高达30亿美元,是福特财团最庞大的免税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特基金会“自觉自愿地充当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和美国情报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或干脆就是情报机构的人员。”从1952年开始主导福特基金会的是理查德?比尔斯,“他在福特基金会的任期内经常与艾伦?杜勒斯和其他中央情报局官员会晤……1954年1月,他突然离开基金会加入中央情报局,担任艾伦?杜勒斯的特别助理,在此之前,他已经使福特基金会变成冷战思维的先锋了。” 比尔斯的继任者是20世纪美国权势集团的代表人物约翰?麦克洛伊,在进入福特基金会前曾任助理陆军部长、外交委员会主席等职,“麦克洛伊在政治上深通世故,在他担任福特基金会理事长之后,对于中央情报局不可避免地会对基金会发生兴趣采取务实的态度。”麦克洛伊专门建立了一个管理部门(以他为首的三人委员会)来与中央情报局对接,“做出上述安排之后,福特基金会就正式成为中央情报局能够用来对共产主义进行政治战的机构之一了。”

  这里对茅于轼此人多说几句,因为他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人、理事长。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198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茅于轼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茅于轼称:“天则所经费的来源只能靠募捐。那时候有能力出钱做政策研究的只有国外的基金会和像亚洲开发银行那样的机构。”“这些外国机构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中国改革,走上富强之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离不开西方国家的帮助和影响。近百多年来我们所取得的进步直接间接都和西方有关。”(茅于轼:天则二十年;2013.7.26.)

    茅于轼打着为民间资本说话的招牌,鼓动国家金融开放、产业开放、消灭国企,让所谓民间资本(其实是外资)进入,是众所周知的经济汉奸、经济间谍。

  茅于轼充当外国的经济汉奸,在国内发表言论肆无忌惮,诸如“钓鱼岛是一个无人荒岛”,因而“有没有它不会有丝毫的影响”,诸如“18亿亩耕地红线完全不必要”,诸如“有一些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诸如“应该纪念战败国(日本:笔者注)的阵亡将士”,诸如“国防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了。”因此“中国无需加强国防”此类,不胜枚举。

  有人质疑其是为美国利益说话的“汉奸”,但他反斥之为迂腐,曾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义正言辞道:“我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

  张昕竹:反国企垄断,护外资垄断。作为推进“公用事业民营化与市场化”的机构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昕竹的观点与他的同僚们基本一致。张昕竹经常参加天则举办的会议,如著名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课题发布暨研讨会。

 

 

 

 

发件人:王希哲<xz7793@gmail.com> (由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苏冀<gonghesan@gmail.com> +时 间:2014年08月20日 14:37 (星期三)

我与习仲勋书记谈偷渡逃港潮的问题

王希哲

    最近《邓》剧播出,重头地提到了广东偷渡潮与广东开放起步的关系。使我回忆起了与习仲勋书记交谈的一段往事。

    1979年元旦后,“李一哲”集团平反,其中,遇到了所谓“港澳汇款给李一哲活动经费”问题。那时,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罪名,平反,也必须说清楚。习书记问起了此事。他问:“那不是敌人给的钱吧?”

    王希哲回答说:“习老,那是我们学校一位偷渡到香港的同学,自己打工挣的钱,汇给我们几百元港币,帮助我们买油印机,刻蜡纸钢板等用的。这同学绝不是敌人。”

    王希哲接着说:“习书记,广东的偷渡问题,一直是非常严重的。广东边境地区的一些县,青壮劳力几乎都跑光了。我们是知青上山下乡以后,才知道这些情况的。上山下乡到宝安,惠阳,东莞,中山这些县的知青,这些年也都几乎跑光了。我们十七中学分到宝安,惠阳的,初略统计也跑了百分之九十几了。我的女朋友苏江在惠阳秋长(就是叶挺的故乡),如果不是因为我,也早跑了。我去那里探望她,想作点广东农村偷渡问题的社会调查,也都被当做偷渡知青抓进了收容所。这是农村贫困的结果,也是极左路线的干扰多年来党的农业政策没能落实的结果。偷渡的农民都不是反动分子,很多是贫下中农,而且越是贫下中农成分好的越敢跑。我们偷渡的同学更不是反动分子,他们都是爱国的。他们绝没有反对社会主义,主要是现在农村的政策和贫困,使他们看不到前途,才不得不走上偷渡这条路的。游水过大海是很危险的,我们的同学有不少淹死的,也有被鲨鱼吃了的。一走就杳无音信。他们下海,都是带着绝望的心情去的,因为不但海里危险,去到香港,也都以为是永远背井离乡永别父母亲人,永远回不来的了!因为会被认为是叛国投敌。但我们的同学到了香港,就是拼命打工谋生,从没有做任何危害国家反对共产党的事情。就拿那位给我们汇港币的同学沈开荣来说,香港有反动亲戚,他都不去投靠,有反动组织找他,他都拒绝。他给我们的信从来说,他是被迫无奈才偷渡香港的。绝大多数同学,其实都是这样的。”

    我说:“习老,香港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偷渡知青和其他工人、农民,既然只是因为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造成的贫困和政治运动的迫害,才迫使他们逃港谋生。我们想到他们那样悲惨,一直以为一辈子永远也不能再见到父母亲人和兄弟姐妹了。我们心里都很难过。现在打倒四人帮,人民第二次解放了,希望省委能否考虑一下调整政策,允许他们回来探亲?只要他们在香港没有做过危害国家的事情,就不再追究逃港行为了,行不行?”

    习仲勋很仔细听完,赞成说:“好啊,可以啊。王希哲,你写个报告来给我,我来批。”

    我误解了习的意思,没有理解他是要我写一个有关刚才所谈的呈批报告,以为他要我对偷渡人员回国探亲事搞一个全面的调查报告。这个工程就不小。我想,我应该尽快收集更多方面的有关资讯,才能完成这个报告。恰好此时,香港《争鸣》杂志主编温辉来采访我(那时,省委书记吴南生对我说,《争鸣》和温辉是“我们的人”。同意了王希哲提出的让他们采访李一哲平反大会),我把我与习仲勋的有关逃港人员可以回大陆的谈话和习的赞成态度,告诉了温辉,委托他在香港收集一些各方面对此事的意见,供我写调查报告上呈。

    温辉先生照办了,且根据我的介绍在《争鸣》写出了报道。此报道一出,香港同胞群情兴奋,如蒙大赦。虽大多还在观望将信将疑,但不少大胆的已决定尝试。适逢春节节期,原偷渡人士大批地公然入关回乡,很多人扬言,“如果有事,就找王希哲问习仲勋去!”。但广东政府果然默认,未予干预,来去自由。于是,逃港人士回内地,自此合法。

    不料,习老再接见李一哲时,就《争鸣》报道责备我说:“王希哲,这话我说过。但我还没批,你怎么就捅出去了?”

    我这才明白,习书记是要我写一个呈他批示的报告,行诸正式公文。这是我不甚懂得机关文牍制度之过。但习也并未深责,便说其他。以后,广东省政府就偷渡人员回内地再补发过什么正式文件没有,我不知道了。从此,广东大门打开。“改革开放”。1979年春节后,自50年代起困扰广东30余年如潮起伏的大面积逃港偷渡风,渐渐地平缓轻淡了下去,终至不再成为了问题。

    《邓》剧的播出,使我再次回忆起了我与习仲勋书记30余年前这段往事。习书记确是一位很好很能听取意见的书记。多年,我都很怀念他。

    2014年8月18日,(此事王希哲1996年自传《走向黑暗》“习仲勋的阳光”也有记载)

 

 

 

 

 


发件人:王海龙<wanghl00@126.com> +(由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8月20日 13:11 (星期三)附 件:1个 (两篇关于邓小平的文章.zip ) 查看附件

    尊敬的大军智库网编辑:您好,再过几天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最近各大媒体都在搞这方面专题。我从我社2014年出版的《观领袖 品党史》中摘编了两篇文章,该两文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澄清了对邓小平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麻烦您方便时在贵网发表。王海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

邓小平为什么反复强调共同富裕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高长武

(本文摘自《观领袖 品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

    按照邓小平的构想,共同富裕之路应该是这样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先富带动未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由此,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先富和共富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共富是未来的事情,现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实现先富。这实际上割裂了先富与共富的辩证关系。

一、“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邓小平指出,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搞平均主义没有希望。“过去搞平均主义,吃了‘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已经说明,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步,即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明智的,也是卓有成效的,有效激发了人们勤劳致富的积极性,极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显著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

    同时,也应看到,先富起来只是途径和手段,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才是最终目标。离开共富这个根本目标而空谈先富,先富也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邓小平多次谈到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例如,“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大原则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原则”;“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虽然邓小平在表述共同富裕的重要性时分别用了“目标”、“目的”、“原则”、“含义”、“优越性”等不同词汇,但他始终把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把共同富裕看作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邓小平还多次提醒,要始终警惕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特别要注意防止出现两极分化。他反复讲,每走一步都要注意不使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也就是要走全国各地区、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如果导致两级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邓小平对共同富裕的反复强调和对两极分化的多次提醒是有深层考虑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必然带来共同富裕,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并不必然带来共同富裕,从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还要有一段既漫长又艰难的路要走。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邓小平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他还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二、“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

    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怎样走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呢?归纳起来看,邓小平主要讲了三条:第一,注意宣传和发挥通过诚实合法经营实现勤劳致富的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激发和带动未富、后富者的劳动积极性。“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第二,政府要通过政策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加强收入和分配领域的调控。对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邓小平指出,要有一些限制和调节,例如,征收所得税。对于通过偷税漏税或其他不正当、不合法手段致富的个人,要通过法律手段进行制裁。对于先富起来的地区,邓小平认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先富起来的地区应该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他还是提出著名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此外,邓小平还要求政府多注意改善民生。他说: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总之,“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指出:“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就要革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这三条侧重点和重要性各有不同。第一条是从调动和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的角度讲的。改革之初,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普遍比较贫穷、贫富差别比较小,在这种情形下,先富的典型示范作用尤其明显。但当贫富差别开始变得比较大的时候,不仅这种示范作用将大打折扣,而且会由此滋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第二条是从国家加强调控的角度讲的。调控的手段、方法、方案既应该是多样的、配套的,也应该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完善的。这一条应该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最主要环节。第三条是从制度前提的角度讲的。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和有效保证,离开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就无从谈起。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三、“共同致富,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邓小平讲,“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什么时候会成为中心课题呢?邓小平没有明确讲,但是邓小平晚年讲过这样两段话:“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虽然从字面意思看这两段话主要是针对实现不同地区之间的共同富裕问题而言的,但实际上也自然隐含了针对不同个人之间的共同富裕问题。二者虽然说法上侧重点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就像邓小平所说的,“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二是,邓小平提出到20世纪末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时,用了“设想”、“考虑”、“研究”等字眼,这也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一贯风格。对于未来的事情,可以根据当前的情况和事物的发展规律作出一定的预测,但最重要的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事物的实际变化和届时的具体情况,制定具体政策和措施,“每走一步都要考虑客观世界,制定下一步的方法和步骤”。共同富裕什么时候会成为中心课题、成为第一位的问题?具体时间不好说,但底限应该是明确的,那就是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不至于拉大到引发对立甚至仇视、冲突以致影响社会稳定大局的程度。

    世纪之交以来,中央就共同富裕问题陆续作出一些重大决策,如实施并不断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大力改善民生等等,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贫富差距在一些地区和范围内有不断拉大的趋势,这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全面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论述并从中汲取智慧,对于我们分析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稳步地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推进,将是很有裨益的。
 

 

 

 

 


发件人:HGS 2<pcpt026@hotmail.com> +(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时 间:2014年08月15日 07:59 (星期五)附 件:1个 (# 资讯 8-15.rar ) 查看附件

中国人的派性考察

——从地方视角反思“文化大革命”

董国强

    1976年春天发生的“南京事件”和“天安门事件”早在1980年前后就有专题论著发表。后来有人又相继发表了一些论文。尽管相隔多年,这些论著的叙事方法和认知体系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它们考察的时段,都局限于1976年1-4月间;它们对两个事件的定性,都是基于义愤的自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它们的表述逻辑,似乎都可以归纳为“好人”与“坏人”的斗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派性身份与派性冲突:十年考察

    同全国各地一样,南京地区的群众派性斗争肇始于1966年夏秋,当时的派性分野一般可以被归纳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范畴。派性斗争首先产生于各基层单位内部,而后逐渐形成全市性的派性组织联盟。最初卷入派性斗争的主要是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各厂矿企业的干部职工以及其他较为低端的社会成员。随着1966年下半年中央的舆论导向日趋激进,地方上“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结构性的转换:原先占据数量优势的“保守派”阵营日益式微,而原先屈居少数地位的“造反派”阵营则日益强大。

    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在当地引起连锁反应,“夺权”成为新的群众运动主题。在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垮台前后,“保守派”势力因失去庇护而迅速土崩瓦解。然而当地的群众派性冲突与对抗并未就此停息,而是被新的派性冲突与对抗所取代:原来同属于“造反派”阵营的“省红总”和“八二七”,围绕由谁主导“夺权”以及“夺权”后的权力分享问题产生龃龉,并进而发展为公开的分裂与对抗。[4]在南京“一?二六夺权”前夕,一个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是一大批省市委机关中的中下层干部(副处长以下)和一般工作人员开始卷入群众派性斗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愿成为行将垮台的省市委领导人的牺牲品,纷纷加入“造反派”阵营,其派性组织有省市“省革总”和“市革总”。“一?二六夺权”以后,由于“省红总”和“八二七”公开分裂,省市机关造反派群体也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另立山头组成“大联合总部”和“省革总新总部”,站在“八二七”一边。

    南京“夺权”后的派性对抗与冲突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1967年2月初,中央指示有关各方组成代表团赴北京谈判,打算通过协商方式迅速产生过渡性权力机构。然而历时一个月的谈判,因当地两派的尖锐对立和中央高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始终无法达成一致。3月初,中央宣布由南京军区在当地实施“军管”。这个决定再次引发当地群众派性组织的分化与重组,但基本格局依然是“省红总”和“八二七”之间的对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由是否支持“夺权”转向是否支持“军管”——“八二七”成为“拥军派”,“省红总”成为“反军派”。“军管”初期,军方依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对桀骜不驯的“省红总”实施“镇反”,通过高压威慑很快树立了自己的政治权威。然而4月份以后中央舆论导向的急遽变化,使得军方的权威遭受质疑。武汉“七二0事件”发生后,“省红总”在当地发起“倒许”运动,斗争矛头直接指向省“军管会”的后台老板、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此同时,“省红总”与“八二七”的派性冲突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1967年春夏当地群众派性冲突日益激化的背景下,许多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包括近百名厅局级干部和相当一部分原省市委书记处成员)和军队高级干部也逐渐卷入派性斗争——他们必须在尖锐对立的群众派性冲突中选择自己的立场。“武汉事件”爆发后,绝大部分地方党政干部和南京军区空军、江苏省军区以及当地军事院校的高层领导受到《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舆论宣传的误导,一度公开与“省红总”结盟,成为“反许”阵营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后来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干预,南京“军管”当局才没有垮台。当地两派群众组织的暴力冲突也受到暂时遏制。[7]

  由以上概述不难看出,随着“文革”运动的逐步演进,越来越多的地方政治势力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群众派性斗争中。因而,“文革”派性斗争绝不仅限于社会基层和普通群众(如学生、青年教师、工人、农民、城市平民等)内部,而是涉及到地方各级党政军部门及其领导人。

    1968年春实现“大联合”以后,地方上的派性冲突呈现出一种新的格局,卷入派性冲突的主要有“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造反派头头”三大群体。新的派性身份和派性斗争格局,与“大联合”中“三结合”模式有关。在此后的三年中,江苏/南京地区的派性斗争具体表现为军方势力渐次利用“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等运动,对1968年“大联合”期间结合进各级“革委会”的地方老干部和原造反派头头实施打压和清洗,最终实现由军队干部大权独揽的军方独裁统治。

    1971年秋“林彪事件”发生后,最高当局有意让军方势力退出地方事务,重建由党政干部主导的地方行政权力体系。在有些省市,掌权的军方领导人因与林彪集团关系密切立即遭到清洗。在其他一些省市,掌权的军方领导人在稍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垮台。而在“文革”初期遭遇灭顶之灾的地方老干部群体东山再起。江苏/南京的情况属于后者。在1974年,一直受到军方排斥的地方党政干部群体和在“清查五一六”运动期间遭到清洗的原造反派头头们联手,借助“批林批孔”运动的东风,打着“清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旗号,动员其他社会力量一举推翻军方的统治。然而以彭冲、许家屯为首的老干部群体在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后,转而对试图重返权力殿堂的原造反派头头们实施打压。原造反派头头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摘掉了“五一六分子”的帽子,却无缘恢复其在1968年“大联合”中取得的政治地位。这为以后新的派性冲突埋下了伏笔。

    1975年春夏,在“林彪事件”后与许多老干部一同复出的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实施全面整顿。其重建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的努力值得肯定,但由于对地方派性问题的成因和性质缺乏深入了解和正确认知,所谓“全面整顿”以强力打压原造反派头头为主要内容和手段,因而带来一些始料未及的政治后果。就江苏/南京而言,以下两个新情况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新生事物”之一,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走上领导工作岗位也是特定的历史语境使然。他们在“军管”期间遭到残酷的打击迫害,事后要求得到相应的补偿——包括经济补偿和恢复其在“大联合”期间取得的象征性的政治地位,于情于理并不为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全不顾他们的现实处境与个人诉求,继续对他们实施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清洗和打压,其结果必然是从反面极大地强化了他们的“造反派”身份认同。几乎所有南京“省红总”和“八二七”的重要头头,都在1970年以后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遭到审查和清洗。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因刑讯逼供死于非命,一些人因长期监禁精神异常,但大部分人都得以幸存。然而在1974-75年“五一六”问题平反后重新安排工作时,他们受到明显的歧视——许多人被降职任用,还有许多人不再担任任何职务。这样的处置办法,在全面整顿期间得到中央高层的明确支持。相同的个人处境,使得原有的两派身份认同逐渐被统一的“造反派”身份认同所取代。他们捐弃前嫌,团结一致,时刻准备着为改善其自身处境而放手一搏。

    第二,出于大致相同的背景和原因,省内各地的原造反派头头们在全面整顿前后频繁串联,逐渐形成了反对江苏省委(以彭冲、许家屯等老干部为首)的联合阵线。其中发挥骨干作用的,有南京造反派头头曾邦元、苏州造反派头头华林森和徐州造反派孔庆荣等人。

    曾邦元原为南京大学青年教师,共产党员,团总支书记,“文革”初期卷入造反运动,后来成为“南京八二七”的主要领导人。1968年“大联合”时,他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常委、宣传组副组长(相当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70年重建中共江苏省委时,他又被任命为省委委员。1971年,他因“五一六”问题受到隔离审查,直到1974年才平反获释。后来省委分配他赴苏北某县工作,引起他的严重不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他再次成为南京造反派的领军人物。

    华林森原为苏州长风机器厂老工人,共产党员,劳动模范。他在“文革”初期卷入群众造反运动,后来成为苏州“支派”头头。江苏实施“军管”后,他领导的“支派”支持当地驻军领导人,因而不但没有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遭受清洗,而且在党政官僚体系中步步高升,直至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并成为苏州仅次于军方领导人的二号人物。其他许多“支派”头头也在当地各级权力机构中占据要津。

    1974年军方势力退出地方事务后,华林森实际掌握了苏州市党政大权。为了巩固其地位,他在造反派中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1975年全面整顿期间,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指示责令华林森停止“双突”,同时派出刘伯英等一大批老干部全面接管苏州的党政工作。华林森被停止一切领导职务,听候处理。其他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造反派头头们则被下放到工厂、农村接受“劳动锻炼”。苏州造反派头头们与省委的矛盾因而空前激化。

    孔庆荣也是一位老工人、老党员、老劳模。徐州的“文革”群众运动兴起后,逐渐形成了“支派”和“踢派”两大群众组织。孔庆荣选择站在“支派”一边。当地实行“军管”后,“支派”积极与军方合作,通过武力镇压方式建立了一派掌权的政治格局。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兴起后,长期蛰伏的“踢派”再次揭竿而起,向“军管”当局及其政治盟友“支派”发难,使得当地的派性斗争再次掀起高潮。一些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因利害攸关,也在暗中推波助澜。江苏省委派去接管地方党政工作的老干部汪冰石等人根本无力控制局势。由于徐州是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和煤炭生产基地,当地持续不断的派性斗争对国民经济构成严重威胁,因而在1975年春夏成为全面整顿的重点之一。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江苏省委与铁道部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徐州,采用铁腕手段重建秩序。两派的重要头头均遭受打压,少数人还被判刑入狱。长期在当地掌权的“支派”成为全面整顿的最大牺牲品,因而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和具体实施徐州整顿的省委主要领导人极为怨恨。

    1975年底至1976年初,中央发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号召,全国范围的运动走势再次发生逆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各自为战的南京、苏州、徐州等地的造反派头头们联合起来,紧紧抓住所谓“苏州问题”和“徐州问题”向江苏省委主要领导人发难,成为当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主要动力。在“南京事件”被中央定性为“严重政治事件”后,他们又四处活动,积极收集和整理“南京事件”的材料,通过各种途径与当时把持中央大权的“四人帮”建立联系,希望将彭冲、许家屯打成“南京事件的黑后台”,进而推翻老干部们在当地的统治。

    由以上叙述不难看出“文革”后期当地派性斗争的发展脉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革”后期派性斗争与“文革”前期派性斗争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由于造反派头头们已经在1968年的“大联合”中融入了党政官僚体系,因而其后的地方派性斗争本质上是党政体制内的权力斗争。然而与“文革”前期派性斗争的相似之处是,在这一系列斗争中,各方的派性身份、个人处境和政治抉择之间依然存在着十分清晰的内在关联。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老干部群体和原造反派头头们对1976年春天自发的群众运动的微妙态度。1976年春爆发的自发群众运动,反映出广大民众在历经“文革”动乱后的幻灭与觉醒。他们固然对“文革”前的官僚政治体制心存不满,然而“文革”期间的种种亲身体验告诉他们,相比于官僚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而言,中央高层中少数极端势力的种种倒行逆施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危害更大。他们迫切地希望中国摆脱少数极端势力的控制,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在缺乏民主政治传统的背景下,这样的政治诉求只能以某种曲折的、象征性的方式——如不顾“四人帮”禁令自发“悼周”、扩散所谓“总理遗言”实为抵制“批邓”、公开批判《文汇报》、以及在中央“四一指示”后继续以“悼周”名义进行大规模集会游行等——表达出来。

    当时的省市委领导人在“文革”期间历经磨难与沉浮,后来侥幸重返领导岗位。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对广大底层民众的情绪与诉求感同身受,对自发的群众运动心存同情,加上他们在1975年领导实施了当地的全面整顿,因而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态度消极。但这样的个人情感,并未阻止他们在中央对“南京事件”做出明确定性后,积极地对自发的群众运动实施镇压与清查。

    而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期间表现激进的原造反派头头们,内心深处未必对持续十年的“文革”动乱没有看法,未必对自发的群众运动没有同情,但为了改变自身的现实处境,他们不得不借助于新的政治运动,极力攀附当时大权在握的“四人帮”。他们积极介入“南京事件”的清查,不断向北京报送各种“黑材料”,但他们真正的政治对手,并不是在自发的群众运动中涌现出的那些“反革命分子”,而是那些掌握地方党政大权的老干部们。无论是揭发批判“苏州问题”和“徐州问题”,还是高调鼓噪揪出“南京事件的黑后台”,都旨在抹黑当时的省市委领导人并将其打倒。
 

 

 

 

 

 



发件人:张钦文<zqw5000@163.com>收件人:我<zdjun2011@163.com>时 间:2014年01月05日 08:14 (星期日)附 件:8个 (附件1[节选版]当代社会性质与社会主义问题刍议.doc 等... ) 查看附件 答极左派

殷惟侯答极左派

2014年1月

    最近,我收到几位极左派网友的来信,也看到不少网友转发的极左派文章。老实说,对极左派我内心是有亲近感的,他们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有深厚的感情,反映了弱势群体的利益。他们观点偏激,但立论基于事实,不像极右派,离开造谣、歪曲就狗屁不是。但是,极左派缺乏经验,看不懂波诡云谲的政治形势,不明白自己的斗争会导致什么后果。

    中国面临的危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共产党维护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阻扰改革,或被西方模式误导,改革进入歧途,使经济、社会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最终导致政局动荡,发生颜色革命,被迫下台;二是在内外反共敌对势力蛊惑、煽动和直接、间接的干涉、颠覆下出现当局无法控制的局面,在“无声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天下大乱。两者的结果都是国家解体,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华民族可能彻底退出世界民族之林。

    极左派对当局、包括对改革开放的批评,就事论事的看常常是很尖锐、深刻的。当局如果忽视弱势群体的利益,对极左派的批评置若罔闻,甚至动不动就封网、屏蔽,结果只会越来越脱离群众,越来越被动。而极左派如果只知道揭露、批判当局的失误和官员的丑陋,把发展、转型出现的问题一律看成阶级斗争,不顾一切的要求、号召弱势群体起来造反。结果使自己成为颠覆性的势力,就在客观上成了内外反共敌对势力的帮凶。

    三年前我在《对时局的看法》中认为:“虽然极左派是爱国者,手中有一些真理,但是他们无视“文革不得人心”又没有海外和国内新富阶级的支持,在中国,极左派和极右派一样根本成不了气候。” 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是错误的,我低估了弱势群体的力量和极左派跟他们的联系。如果我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首脑,我一定想一切办法支持极左派,因为,如果要扳倒中国,最有力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得到多大好处的弱势群体,他们在两极分化面前对政府最不满,如果不能动员这一大群人,在中国要制造动乱几乎是不可能的。怎样动员弱势群体?靠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极右派是“叫狼去动员羊”,最能动员弱势群体的是举着毛泽东旗帜的极左派。支援极左派,万一他们上台不是对美国更麻烦吗?非也,中国已经多元化,中央情报局利用极左派动员弱势群体扳倒中国后,极左派不可能控制局面,即使建立了民主政体,极左派偶然上台,也很快就会下台。

    极左派也不懂经济,不了解中国除了改革开放都是死路。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相对贫穷,省吃俭用、三代蜗居、凭票供应……,除了搞两弹一星、三线建设、工业化高积累和支援亚非拉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竞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那种大锅饭、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的经济模式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个现在3个月完成的工程,文革前后要3年以上,结果中国人根本不敢面对世界。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商品极大的丰富,和台港澳老百姓生活水平远高于大陆的事实,无法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苏联东欧发生颜色革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民生活水平远不如西欧,而不是因为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如果中国不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等网络时代来临就会天下大乱。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共同致富的前提,大家齐头并进,缺乏竞争如何致富?出口导向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大规模出口开始时不能避免被发达国家剥削和污染环境、外汇储备剧增、被迫购买美国国债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因此限制出口,进口也势必衰减,几千万人失业怎么办?市场经济是解放生产力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没有市场经济中国绝对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极左派对改革开放具体做法的批评许多是正确的,医改、房改、教改、下岗、双轨制、分配不公、两极分化、青年失业、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国有资产流失、弱势群体失望、外资入侵经济命脉等等有的是试验失败,有的可以减轻阵痛,有的完全可以避免。特别是腐败失控,形成了权贵和豪强这样两个互相勾结的资产阶级,一旦他们通过掌控经济命脉发展到掌控国家政权,中国真的会资本主义复辟,走上被共济会玩弄于股掌之下的不归路。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的弊病马克思讲得很清楚,邓小平的失误在于对权力缺乏监控。如果一开始就把纪委独立于同级党委,实行司法、新闻相对独立于地方权力,对县团级以上干部进行财产登记公示,不允许领导干部利用权力在市场经济中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个阶层,今天中国不会有那么多问题,即使发展、转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也不会那么难办。现在习近平在上层建筑领域开刀,李克强在经济基础领域开刀都是为了解决问题,但危机的紧迫不允许再犯根本性错误。如果金融改革落入西方金融寡头的陷阱,如果土地流转变成农民失去土地,如果国有企业改制变成事实上的私有化使国家经济命脉被寡头控制,如果房市崩盘引起经济社会剧烈动荡,如果因为气候变化发生大灾,粮食减产,国际粮价暴涨发生大饥荒,如果既得利益集团不肯让步使弱势群体利益不能迅速得到补救,在经济危机刺激下爆发动乱……。中国真的会像极左派预言的“十三亿旅鼠没命的向大海狂奔”了。

    极左派断言中国现在是修正主义掌权,实行的是法西斯的一党专政,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全面复辟。这种偏激的武断结论全盘否定了改革开放的必要和取得的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无法解释美国和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的分裂和颠覆活动,无法解释右派极右派对共产党和马列毛的疯狂攻击,无法解释邓小平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划定的底线。邓小平不是赫鲁晓夫,否则,毛泽东肯定被清除出天安门广场,中国也不会有那么声势浩大的毛派,习近平也不可能肯定两个30年。中国出现了权贵和豪强这样两个反动阶级邓小平有责任,但不能断言国家政权在权贵资产阶级手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开创了中华复兴的新纪元,中国一天天在好起来,一旦中国梦真的实现,极左派何以自处?极左派把“习李新政”说成是麻痹人民的策略,证明他们为人民“鼓与呼”才是虚伪的,别有用心的。为了实现他们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和所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惜和敌对势力勾结起来,颠覆国家政权。他们也不想想:一旦天下大乱,最先没顶的是弱势群体,而那些权贵、豪强早就逃到国外去享清福了,那些贪官污吏再也不用担心“苍蝇老虎一起打”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搞社会主义?永远有争议。极左派的社会主义是王明、托洛茨基、朝鲜、甚至波尔布特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必要的、正确的。在邓小平时代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是正确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搞市场经济?为了解放生产力,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为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才是真正的搞社会主义。

    极左派保卫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他的思想永远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魅力永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毛泽东建国后的确犯了极左的错误,正是这些错误为敌对势力反共非毛提供了把柄。右派对毛泽东、文革、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批评不全是胡说八道,最近杨继绳有一篇讨论文革根源的文章(附件4),一个匿名者借韩寒“中国逻辑”对中共执政进行了详尽尖锐的批评(附件5),另一个貌似中庸的右派针对极左派的气势设想了一个“文革再来”的神话故事(附件6)尽管在宏观战略上看这篇三文章都是错误的、有害的,是不懂辩证法,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尽管在微观上、在具体问题上他们的材料真真假假,不尽准确,他们的分析还是值得毛派反思,毛派在坚持马列毛真理的同时,绝对不能再犯共产党、毛泽东曾经犯过的错误。

    毛泽东犯错误的基本原因是没有看到时代的根本变化:由于二战后经济、政治、科技、人口、环境、资源等形势的变化,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完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固有矛盾和弱点的暴露,在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制约下,在两次世界大战惨烈破坏的教训后,人类不能再内斗不止了,冷战一定要结束,颠覆必须制止,国内阶级斗争也必须在法制的范围内和阶级调和协同进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终结,武装革命的合理性在和平年代已经转化为反动性了。现在的世界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互相借鉴、各自完善最终殊途同归的时代,中美互斗再尖锐,只要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最终会迫使美国的反华势力改变态度,因为这是人类的唯一出路。如果把马恩列斯毛的话当作教条,还要再折腾,历史不答应、人民不答应。

    极左派还肯定右派“多党竞争型民主”要求的合理性,主张和右派联合起来推翻修正主义法西斯统治,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比“法西斯”的特色社会主义好。一人一票的多党制民主政体已经充分暴露出它的弊病,不仅祸害发展中国家,连发达国家也深受其累,中国如果放弃一党执政的威权体制,实行多党竞争的民主就永无出头之日,就会变成一个大中东。那些颜色革命派鼓吹西式民主,如果不是为西方遏制中国卖力就是有政治野心。一党制或威权政治对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党制有权力制约的难题,在权力有效制约前,腐败不可能遏制。真正能对权力进行制约,并避免西式民主弊病的是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三权分立、民选、舆论监督。

    一党制只是过渡到无党派、协商型政治的桥梁之一。特别是毛派共产党,除了武装斗争,在西式民主政体下绝对竞争不过有金钱和文化优势的资产阶级政党。从人类历史来看,共产党执政离不开世界大战或国内军阀混战,因为只有在战乱的环境下共产党才有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合法性,而在今天再搞武装斗争就难免成为“恐怖组织”,被社会边缘化。极左派推崇的秘鲁“光辉道路”“日本赤军”“红色高棉”等等的失败就是证明。即使像尼泊尔这样的小国,在特定环境下,通过武装斗争占领了大部分农村,也不得不同意军队国家化,摘掉“恐怖组织”帽子,走议会斗争道路,推翻了王权统治,还一度执政。但权力的腐蚀和建设的艰巨不容犯大错,这次竞选的大败迟早是会到来的,普拉昌达后悔,少数极左派想回到农村再搞武装斗争,但人民不会再支持他们。

    毛派组织的合法政党只有在中国局面失去控制,天下大乱时才可以转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如果政策得当,策略高明,凭包括脑力劳动的劳动阶级永远是大多数,完全可能成功。但即使成功也只有过渡性的政治任务。打天下的党,必须尽快把国家交给民选出来的文官政府进行管理,武装力量可以在毛派党的控制下,但只有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对内保障稳定和宪法权威,不允许再发生动乱这样两个任务。

    许多毛派呼吁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这是对的,毛派的共同点是坚持马列毛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对内公平优先、共同富裕、反对颜色革命,对外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组织的纲领应该是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维护劳动人民的权益、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纲领不能是极左派的主张,不能是夺权、和武装斗争,如果坚持极左派脱离实际,违背历史进程那一套,毛派永远是一盘散沙。

    现代国家不能搞阶级专政,具体到中国,除了利用权力和违法经营形成的权贵、豪强两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必须取缔、限制外,改革开放后新生资产阶级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作为投资者、管理者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之一,在现阶段是进步的,他们既是剥削者,也是劳动者,他们和劳动阶级的矛盾有冲突、斗争的一面,也有相互依存的一面。针对敌对势力的颠覆活动,采用一些强制手段,只许敌人规规矩矩、不许敌人乱说乱动是必要的,说这是人民民主专政也可以,但和毛泽东时代应有严格的区别:一是要依法有据;二是要人道,决不搞群众专政;三是只能打击不超过万分之一的真正的一小撮,而且给出路。现代国家的管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只顾一部分人或大部分人的短期的利益或主张,不能只顾发展,只顾物质利益。现代国家的管理必须考虑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必须把人口、资源、环境,物质和精神文明综合起来科学发展,需要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需要专门知识和丰富经验,因此,现代国家必须实行专家治国,由能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经验丰富的政治精英(贤人),按照专家论证过、并经过实践、试点证明合理的办法执政。无产阶级或劳动阶级应该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开展合法的斗争,对执政精英进行监督,必要时推动撤换领导班子。但无产阶级,特别是下层弱势群体千万不能执政,代表他们利益的精英也不行,否则一定会犯比波尔布特还严重的错误。因为体力劳动正在弱化,中产阶级正在壮大,无产阶级正在消亡,处于文化弱势的群体必须受到保护、救助、扶持,但不能执政。

    极左派和极右派的思想方法惊人相似,他们没有接受广泛信息的能力,不会站高望远,不懂宏观战略思考,从不反思自己,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们对自己那套的痴迷和邪教完全一样。附件1、2、3几位极左派作者,连乌有之乡的保党救国主张都成了他们激烈攻击的对象,他们怎么可能团结大多数?他们就像当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一旦得势,必然会祸国殃民!

    极左就是文革中的造反派!

 

 

 

 

们信仰什么生命就走向什么

2014-07-26

    一、因果定律:修行真正的进步,体现在一个人的行为是否越来越遵循因果律。

    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每一件事的发生必有其原因。这是宇宙的最根本定律。人的命运当然也遵循这个定律。认同因果定律的不仅是佛教,还有基督教和印度教等等几乎所有的宗教。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大科学家牛顿等人,也认为这是宇宙最根本定律。人的思想、语言和行为,都是“因”,都会产生相应的“果”。如果“因”是好的,那么“果”也是好的;如果“因”是坏的,那么“果”也是坏的。人只要有思想,就必然会不断“种因”,种“善因”还是“恶因”由人自己决定。

    所以欲修造命运者,必须先注意和明了自己的每一个想法会引发什么样的语言和行为,由这些语言和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二、吸引定律:你生命的一切,被你的内在吸引而来!

    人的心念(思想)总是与和其一致的现实相互吸引。比如:一个人如果认为人生道路充满陷阱,出门怕摔倒,坐车怕交通事故,交朋友怕上当,那这个人所处的现实就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现实,稍有不慎,就真的会惹祸。又比如:一个人如果认为这个世界的人很多人都是讲义气的血性之人,那这个人就总会碰到跟他肝胆相照的朋友。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都是选择性地看世界,人只看得见和留意自己相信的事物,对于自己不相信的事物就不会留意,甚至视而不见。所以人所处的现实是人的心念吸引而来的,人也被与自己心念一致的现实吸引过去。这种相互吸引无时无刻不在以一种人难以察觉的,下意识的方式进行着。一个人的心念是消极的或者丑恶的,那他所处的环境也是消极的或者丑恶的;一个人的心念是积极的善良的,那他所处的环境也是积极的或者善良的。人如果能控制自己的心念(思想),使之专注于有利自己的、积极的和善良的人、事、物上,那这个人就会把有利的、积极的和善良的人、事、物吸引到其生活中去,而有利的、积极的和善良的人、事、物也会把这个人吸引过去。所以控制心念(思想),是命运修造的基本思路。

    三、深信定律:你信仰什么,生命就走向什么!

    人如果真正深信某件事会发生,则不管这件事是善是恶、是好是坏,这件事就一定能会发生在这个人身上。比如一个人深信积极的事物一定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积极的事物就一定会发生。又如果一个人深信自己命不久矣,那这个人很快就会死去。所以用好的信念,取代不好的信念,是命运修造的原则。由此看来,有好的信念是一种福,想给自己种福必须建立好的信念。

    四、放松定律:放松是开发潜能的关键,静坐可以帮助人进入放松。

    人只有在心态放松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最佳成果。任何心态上的懈怠或急躁,都将带来不良结果。什么心态是最佳心态呢?答案是越清明无念越好!把目标瞄准在你想要的理想人格、理想境界、理想人际关系和理想生活等等东西上,然后放松心态、精进努力,做你该做的,不要老惦记着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到来,则这些东西的到来有时候能快到令你吃惊;相反,如果你对结果越焦躁,你就越不能得到理想的结果,甚至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举个例子:大热天晚上停电,你躺在床上大汗淋漓,睡不着觉备受煎熬,老在想着这该死的电什么时候才来,电总是在你着急的时候偏偏不来,但当你最后受够了,人清静安定自然凉快了,快沉沉睡去的时候,电就来了,倏忽间你的房里灯火通明,电风扇转起来了。这不是巧合不是迷信,这是定律,这是放松定律。值得注意的还有:所谓的无念并不是心里一个念头也没有,而是有念头但不驻留,“无所住而生其心”。

    五、当下定律:你的生命其实只能活在当下时刻,其他的都是头脑里的幻境!

    人不能控制过去,也不能控制将来,人能控制的只是此时此刻的心念、语言和行为。过去和未来都不存在,只有当下此刻是真实的。所以修造命运的专注点、着手处只能是“当下”,舍此别无他途。如果人总是怀念过去,就会被内疚和后悔牢牢套在想改变的旧现实中无法解脱;如果人总是担心将来,人的担心就会把人不想发生的情况吸引进现实中来。只专注于调整好当下的思想、语言和行为,命运会在不知不觉中向好处发展。

    六、80/20定律:80%的成果在最后20%的时间和努力获得。

    人在达成目标前80%的时间和努力,只能获得20%的成果,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定律,很多人在追求目标的时候,由于久久不能见到明显的成果于是失去信心而放弃。比如练习双盘;比如改正一个坏习惯;比如教育孩子。须知命运修造是长久的事,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要预期前80%的努力会有很大收获,只要不放弃,最后20%的努力就会有质的飞跃。

    七、应得定律:发生的一切都是最该发生的,都是果报。

    通过修德行善,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厄运。人得到应得到的一切,而不是想得到的一切。云谷禅师对了凡先生所说的拥千金者值千金,应饿死者必饿死,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想要改造自己命运的人,首先要发心忏悔,勤修忏悔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和过去的习气逐渐断除链接。其次要不断的修德行善,改变过去的业力对每个当下生命时间的影响,使得大灾化小,小灾化了。

    八、间接定律:要想改变自己的某方面,先去帮助别人改变那个部分。

    自我价值,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必须通过提高他人价值间接实现。例如:你要提高自己的自尊,必须通过首先提高别人的自尊间接实现。你要有所成就,必先通过成就别人间接达成。例如:有些公司创立的目的只是赤裸裸地追求最大利润,这些公司往往昙花一现,而那些致力于为客户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和优质产品的公司往往长盛不衰,越做越大。这就是间接定律在起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间接定律中提高自我价值和提高他人价值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即当你在提高别人价值的时候,你的自我价值马上就提高。

    九、布施定律:给别人,就是给自己,你不可能得到自己从未付出过的。

    布施就是“给出去”的意思。这个定律是说,你布施出去的任何东西,终将成倍地回报到你身上。例如:你布施金钱或物质,你最终将会获得金钱或物质回报;你布施欢喜心,让他人衷心愉悦,你将得到他人回报给你的欢喜;你布施安定,让他人心安,你将会得到安乐。相反,如果你施加于别人的是不安、憎恨、怒气、忧愁,你也将得到这些报应

    十、不图报原则:我们与万物同源同体,不住相布施,福德不可思量。

    这是布施定律的补充。这个原则是说:你布施的时候永远不要企望获得回报,你越不望回报,你的回报越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例如一天你开车赶着去会见重要客户,路上看到一对年老夫妇的汽车爆胎了。你因为赶时间不想管,但又觉得必须管,于是你停下车帮他们换轮胎。你把轮胎换好了,老人家想付你一笔钱表示感谢,你婉拒了老人家并且祝他们好运然后你继续上路。当你赶到约会地点,却发现客户比你来得还晚,而且客户很爽快地就和你签了协议。你会不会觉得很走运呢?但这不是运气,而是定律。所以请记住:施比受更有福,施本身就是很大的福,而无需从受者处获得回报。给大象(施)称重量,大家说如果再给大象加一条丝巾(回报),大象的重量会增加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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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治病七法

大军网编辑

2014年8月

 

眼睛花了教你怎样修复

 

    偏方治老花眼:中型马铃薯一个去皮,苹果一个去皮,中型番茄一个去皮,粗胡萝卜一截去皮。放在搅拌机,搅成一杯,最好即饮。食两三个月,不但皮肤晶莹,而且神奇,多细小的字都看的见,一清二楚,老花镜根本用不上。每天早上连渣喝一杯,精神爽利,男女老少咸宜。

    按摩治疗老花眼,具体按摩方法如下:

1.用双手中指来回按摩眉毛20次;

2.用双手四个手指向两侧按摩眼睛20次;

3.用双手中指从下至上按摩鼻梁20次;

4.用双手中指顺时针按摩太阳穴20次,再逆时针20次;

5.用双手拇指按摩耳根20次;

6.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往下拉20次。

   长期坚持做这6个动作,不但可以防治老花眼,而且还能减少皱纹,保持头脑清醒。

    枸杞,具有补肾益精、养肝明目的保健功能,是中年人常用的滋补、美容、长寿的佳品,与人参、何首乌并称益寿中草药的“三宝”。早在古代,医学家就已经掌握了枸杞的药性。宋代陈直《养老奉亲书》中载长期服用枸杞,可使人“明目驻颜,轻身不老,明目安神,令人长寿。”

    《本草正义》中载:“枸杞,味重而纯,故能补阴,阴中有阳,故能补气,所以滋阴而不致阴衰,助阳而能使阳旺。”南宋大诗人陆游年老时曾眼睛昏花,后来因坚持每日吃一杯枸杞羹,最终治愈了老花眼。为此陆游作诗曰:“雪霁茅堂钟馨清,晨斋枸杞一杯羹。”

    枸杞含有14种氨基酸和大量的胡萝卜素,还含有甜菜碱、烟碱、牛磺酸、维生素B1以及钙、磷、铁等物质。现代医学研究证明,枸杞不仅能用于防治糖尿病、高血脂症、肝病及肿瘤,对防治眼疾也有特殊的医疗价值。枸杞中所含的大量胡萝卜素,进入人体后可在酶的作用下,转化成维生素A。维生素A向来被称为保护眼睛、防止视力退化的特效维生素。由此可知,枸杞对健身明目具有很强的功效。

    步入中年的朋友如愿意使用枸杞蜂蜜茶保护眼睛,治疗老花眼,可参照以下偏方:取优质枸杞一勺,冲洗干净后放入杯中,再用开水兑入。待两三分钟后水温稍凉时,再放入一勺蜂蜜,搅拌均匀后即可饮用。每日晨起、睡前各饮一杯,两个月后即可见效。

    此外还有几个偏方:

    1.枸杞酒。取枸杞200克,白酒300克。将枸杞洗净,沥干水分,剪碎后放入细口瓶内,加入白酒,密封瓶口。每日振摇酒瓶一次,浸泡15天即可饮用。饮完后再加入300克白酒,如上法再浸泡一次。每日临睡前饮用,每次饮20克

    2.枸杞粥。优质枸杞50克,粳米100克,洗净后同煮成粥,可作为每天早餐食用。

    眼睛花了怎样修复

    3.枸杞蛋。鸡蛋两个,枸杞30克,洗净后同用水煮。鸡蛋熟后去壳,放入汤内再煮,煮好后吃蛋喝汤。连吃3-5天为一疗程,停一天后继续食用。一般3个疗程即可见效。

    黑豆泡醋。制作方法及功效:黑豆煮成七八成熟,然后捞出来用醋泡,大概的比列是10斤黑豆2斤醋,泡一个星期后即可食用,在吃晚饭前吃个20多粒,当零食吃就可以。黑豆泡醋功效: 养肾、补肾。主要症状是,治疗白头发,耳鸣听力下降,眼花,记忆力下降,因肾影响到脾不好。

 

两句话治好颈椎病

 

    颈椎病实在让人烦恼,头晕、视力模糊、 脖子酸痛、耳鸣……有位长期用计算机有颈椎病的博士,发明了一句话体操,这个一句话体操,还真治好了他的颈椎病,赶紧跟中医频道来背诵这一句话,治好颈椎病就这么简单。

    治好颈椎病第一句话:你拍一,我拍一,一直拍到七十七。就是右手拍左肩,左手拍右肩,能伸多远伸多远,一直拍到七十七次。这个动作,如果是年轻人,从后面拍更好。老人从前面拍也行。这样做,血液马上流畅。

  治好颈椎病牛人第二句话:深呼吸,下蹲起,10点10分去看戏。

  深呼吸,一种叫胸式呼吸,一种叫腹式呼吸。我们平时呼吸,每一次吸入呼出空气500毫升,一次深呼吸就有2500-3000毫升。这个深呼吸,一次就有7~8次平时呼吸的量。更重要的不仅是氧气多了7~8倍,而且横膈膜一下降,胃、肝、脾、肠等得到温和按摩,改善肠胃功能,什么胆石癌。胆结石全没有了,还能保护内脏。

  下蹲起就是站起来再下蹲,蹲下去再站起来,要做够5-10次,渐渐做够15-20次。 人在下蹲站起的时候,对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是最好的锻炼。 以后你突然一下站起来就没事了,头晕头疼脑袋发蒙也没有了。

  什么是“10点10分”去看戏呢?双臂向身体两侧伸开,和地面平行,类似钟表9点15分时时针与分针的位置;然后双臂同时向10点10分的位置抬起,再回落9点15分的位置。重复这个动作,连续做20~30次。腰肌、背肌、胸肌、颈部肌肉都得到锻炼。

  什么是叫"去看戏"呢?小时候在农村,墙很矮,隔壁在演戏,你想看戏的话就得把脚踮起来,伸长脖子。保持这个姿势几秒钟,之后再反复去做,这样做以后肩部、上肘、颈部、脚部肌肉都能得到锻炼。

 

人体的衰老就是经络不断堵塞的过程

 

    影响系统衰老速度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在于微循环的瘀、堵程度和速度。也就是说,人的寿命取决于微循环。

    微循环都是处于身体的外端和远端,这些地方先形成瘀、堵,慢慢再向里蔓延,一般是每年瘀、堵百分之一。人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微循环瘀堵大概达到50%(一半以上),这时候人体开始走向快速衰老。而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微循环瘀堵到70--80%,基本只有人体的中间部位循环畅通,四肢和远端的微循环都基本不行了,人的生命也就快到了尽头了。

    瘀堵会有什么感觉呢?瘀堵首先会有疼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疼。我们怕的不是疼,而怕的是不疼。疼是好事,说明血液循环还没彻底堵死,身体在产生自救,在冲击“瘀堵”。而一旦堵死了,你就感觉不到疼了,这样反而坏了大事。就像很多人有静脉曲张,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看到一条条血管都被堵死了,可有人感觉到疼吗?

    血液循环最容易在哪里瘀堵呢?关节和毛细血管。关节处有很多内通外联的缝隙,中医叫穴位,是外邪侵入和内邪外排的“突破口”,大家注意一下就明白了,身体的穴位在关节处最多。所以大家千万别轻视或忽视关节的异常,这个报警信号最重要,通过拔罐加温灸是向外“祛邪”的最快最有效的办法。毛细血管都是在微循环上,关节也多是毛细血管,因为一般大、中血管不会堵。

    为什么微循环容易堵呢?(1)血液里的杂质,千万不要轻视,身体每天都在创造垃圾。(2)感受“风寒”,一受风寒血管就收缩,而血液也会变粘,就会造成瘀堵。

    一是关节、皮肤受寒冷刺激,二是内脏(肠胃)容易受“冷饮、冷食”刺激。所以,在布满毛细血管丛的微循环是最容易瘀堵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微循环的瘀堵都会存在,而且都在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虽然在身体内里,我们看不到,但我们能感觉的到,人越老行动越迟缓,这就是因为年老“血脉不活”的表现。就像刚才提到的“静脉曲张”,这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而我们身体内里看不到的呢?

    如何能直观地判断身体瘀、堵的程度呢?还有一个“窗口”可以帮助我们,这就是“舌下静脉血管”,中医称为“舌下络脉”,现在中医已经形成“络脉”学说,成立了“络脉”学会。舌下络脉的病理变化,主要表现于色泽和形态两方面。舌脉色青紫,其形粗长或怒张,提示气滞血瘀,或痰瘀互结;其色淡紫,脉形粗大或怒张,提示寒邪凝滞或气虚血瘀;其色紫红,脉形怒张,提示热壅血滞,其色淡红或浅蓝色,脉形细小,提示正气虚弱。

    舌下络脉的变化,主要提示瘀血病变的存在,根据其色青紫 、淡紫、紫红,分别确认瘀血属气滞、寒凝 、气虚,还是热壅。一般我们简易地把瘀堵程度分为四级。

一级:舌下两条静脉隐现,主干直径在 2.6毫米以下,长度不超过舌系带止点,整条舌下静脉无扭曲、怒张。
二级:主干饱满,直径不超过2.6毫米,长度不超过舌系带止点与舌尖1/2,轻度弯曲。
三级:主干饱满,直径增粗超过2.6毫米,长度超过舌系带止点与舌尖3/5,轻度弯曲。三级者表示气血循环有瘀堵。
四级:主干饱满,曲张明显,直径增粗超过2.6毫米,长度超过舌系带止点与舌尖3/5或将及舌尖,外带有粗枝状分支或鱼子酱刺状。四级者表示体内有早期肿瘤。

    人体的衰老就是经络不断堵塞的过程,经常疏通经络能够延缓衰老。

 

最高雅的养生法——用音乐来调养你的五脏

 

   五音可以调节五脏。宫商角徵羽,五音调和搭配,就成了一套养身大典。古代士大夫阶层“琴棋书画”养身术中,琴排第一位。

   真正好的中医不用针灸或中药,用音乐。一曲终了,病退人安。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五音疗疾”的理论,《左传》中更说,音乐像药物一样有味道,可以使人百病不生,健康长寿。古代贵族宫廷配备乐队歌者,不纯为了娱乐,还有一项重要作用是用音乐舒神静性、颐养身心。

    百病生于气,止于音

    古代的音乐和现在有所不同,只有五音:角、徵、宫、商、羽。这五个音阶分别被中国传统哲学赋予了五行的属性:木(角)、火(徵)、土(宫)、金(商)、水(羽)。这一点,恰恰被中医利用了。

    音乐可以深入人心,在中医心理学中,音乐可以感染、调理情绪,进而影响身体。在聆听中让曲调、情志、脏气共鸣互动,达到动荡血脉、通畅精神和心脉的作用。生理学上,当音乐振动与人体内的生理振动(心率、心律、呼吸、血压、脉搏等)相吻合时,就会产生生理共振、共鸣。这就是“五音疗疾”的身心基础。

    “百病生于气”,这个“气”不仅是情绪,五脏的脏气也包含其中。根据每个人自身的身体结构不同,五脏在脏气上的差异,配合不同的音乐,就可以使五音防病、养身。当然,我们并不是用某个音去调理某个脏器,而是运用五行原理,使它们相生、相克,又相互制约,五音搭配组合,适当突出某一种音来调和身体。

    肝:五脏中的将军

    肝比较喜欢爽朗、豁达。我们如果长期被一些烦恼的事情所困扰,肝就会使我们体内的本该流动的气处于停滞状态,时间稍久,就会逐渐消耗肝的能量,产生种种不适。肝常见不适:抑郁、易怒、乳房胀痛、口苦、痛经、舌边部溃疡、眼部干涩、胆小、容易受惊吓。

    属肝的音阶:角音,相当于简谱中的“3”。角调式乐曲:有大地回春,万物萌生,生机盎然的旋律,曲调亲切爽朗,有“木”之特性,可入肝。最佳曲目:《胡笳十八拍》。肝顺需要木气练达,这首曲子中属于金的商音元素稍重,刚好可以克制体内过多的木气,同时曲中婉转地配上了较为合适的属于水的羽音,水又可以很好地滋养木气,使之柔软、顺畅。

    最佳欣赏时间:19:00-23:00。这是一天中阴气最重的时间,一来可以克制旺盛的肝气,以免过多的肝气演变成火,另外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旺盛的阴气来滋养肝,使之平衡、正常。

    伴茶:准备一杯绿茶,里面少放一些白茶,以起到梳顺肝气的作用。

    心:五脏中的君主

    心脏通常不会偷懒,它一刻不停的搏动完全符合属于火的特性。心脏掌控着精神和血液的循环,然而,现实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不断在减少的睡眠、很少运动的身体……无一不在伤害我们的心,所以很容易心脏系统的不适。心常见不适:失眠、心慌、心胸憋闷、胸痛、烦躁、舌尖部溃疡。

    属心的音阶:徵音,相当于简谱中的“5”。徵调式乐曲:热烈欢快,活泼轻松,构成层次分明,性情欢畅的气氛,具有“火”之特性,可入心。最佳曲目:《紫竹调》。心气需要平和,这首曲子中,运用属于火的徵音和属于水的羽音配合很独特,补水可以使心火不至于过旺,补火又可使水气不至于过凉,利于心脏的功能运转。

    最佳欣赏时间:21:00-23:00。中医最讲究睡子午觉,所以一定要在子时之前就要让心气平和下来,过早过晚听都不太合适。

    伴茶:准备一杯红茶,略加少量绿茶,可以补益心脏。

    脾:五脏中的后勤部长

    脾是我们身体里的重要能量来源,身体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几乎都来自脾胃,经过食物的消化吸收,才能转化成能量供应给各个脏器。暴饮暴食、五味过重、思虑过度等都会让我们的脾胃承担过重的负担,而停产。脾常见不适:腹胀、便稀、肥胖、口唇溃疡、面黄、月经量少色淡、疲乏、胃或子宫下垂。

    属脾的音阶: 宫音,相当于简谱中的“1”。宫调式乐曲风格悠扬沉静,淳厚庄重,有如“土”般宽厚结实,可入脾。最佳曲目:《十面埋伏》。脾气需要温和,这首曲子中运用了比较频促的徵音和宫音,能够很好地刺激我们的脾胃,使之在乐曲的刺激下,有节奏的进行对食物的消化、吸收。

    最佳欣赏时间:在进餐时,以及餐后一小时内欣赏,效果比较好。

    伴茶:准备一杯黄茶,略加少量红茶,可以温和的调节脾胃功能。

    肺:五脏中的宰相

    肺在身体里是管理呼吸的器官,全身的血液里携带的氧气都要通过肺对外进行气体交换,然后再输送到全身各处。也正因为肺和外界接触频繁,所以污染的空气、各种灰尘、致病细菌,会在你身体抵抗力稍低的一刹那,占领你的肺。肺常见不适:咽部溃疡疼痛、咳嗽、鼻塞、气喘、容易感冒、易出汗。

    属肺的音阶: 商音,相当于简谱中的“2”。商调式乐曲风格高亢悲壮,铿锵雄伟,具有“金”之特性,可入肺。最佳曲目:《阳春白雪》。肺气需要滋润,这首曲子曲调高昂,包括属于土的宫音和属于火的徵音,一个助长肺气,一个平衡肺气,再加上属于肺的商音,可以通过音乐把你的肺从里到外彻底梳理一遍。

    最佳欣赏时间:15:00-19:00。太阳在这个时间段里开始西下,归于西方金气最重的地方,体内的肺气在这个时段是比较旺盛的,随着曲子的旋律,一呼一吸之间,里应外合,事半功倍。

    伴茶:准备一杯白茶,里面少放一些红茶和黄茶,以起到生补肺气,同时清除肺中杂质的效果。

    肾:脏中的作强之官

    肾在身体的五脏之中,被认为是人体的储蓄机构,我们身体里所有其他脏器产生的能量,在满足日常消耗后,都会把多余的能量转存到肾中,将来身体里的其他器官缺少足够的能量时,通常会从肾中抽调。长此以往,肾中的能量总的来讲还是处于一种匮乏状态。肾常见不适:面色暗、尿频、腰酸、性欲低、黎明时分腹泻。

    属肾的音阶:羽音,相当于简谱中的“6”。羽调式乐曲:风格清纯,凄切哀怨,苍凉柔润,如天垂晶幕,行云流水,具有“水”之特性,可入肾。最佳曲目:《梅花三弄》。肾气需要蕴藏,这首曲子中舒缓合宜的五音搭配,不经意间运用了五行互生的原理,反复的、逐一的将产生的能量源源不断输送到肾中。一曲听罢,神清气爽,倍感轻松。

    最佳欣赏时间:7:00-11:00。这段时间在一天里是气温持续走高的一个过程,人和大自然是相互影响的,在这个时间段,太阳在逐渐高升,体内的肾气也蠢蠢欲动地受着外界的感召,如果此时能够用属于金性质的商音和属于水性质的羽音搭配比较融洽的曲子来促使肾中精气的隆盛。

    伴茶:准备一杯黑茶,里面少放一些白茶,以起到五行相生的效果。

 

《手诊歌》

手心出汗肺脾虚,指肚泛红血脂高;
五指关节青筋暴,末梢循环定不好。
消化吸收看五指,指间有缝肠胃虚;
指甲竖棱肝病变,指根凸起大便差。
大鱼际,有深纹,心律不齐易心慌;
手腕延伸小鱼际,青筋明显会腰痛。
指甲颜色常泛白,记得补血补肾脏,
右手虎口手掌面,定位肝脏快又准。
视力不好有粗纹,有了细纹筋腱差,
手心颜色红青灰,胃部定是有疾患。
拇指指根纹理乱,胃部疾病早防范,
左手虎口手掌面,脾脏就是好判断。
早晚按揉健身体,口气清新免疫强,
女性乳腺看右手,手腕横纹摸两旁。
不平滑,有疙瘩,乳腺增生早预防,
食指指甲脑血管,凸棱明显是硬化。
女性痛经和血块,中指指根青筋暴,
生殖疾病最难查,男左女右记心上。

 

 

清除五脏之毒

 

    在中医看来,我们体内有很多毒素,凡是不能及时排出体外、对我们的身体和精神会产生不良作用的物质都可以称为“毒”,例如瘀血、痰湿、寒气、食积、气郁、上火。这些毒素堆积在五脏之内,就会加速五脏的衰老,然后由五脏供养的皮肤、筋骨、肌肉、神经也就跟着一起衰老了。虽然毒素深藏,但它们在身体表面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不同的样貌代表毒素藏在哪里,现在,我们要找出毒素的藏身处,尽快把它赶出身体。

    一、如果肝脏有了毒素表现在

    1. 指甲表面有凸起的棱线,或是向下凹陷。中医认为“肝主筋”,指甲是“筋”的一部分,所以毒素在肝脏蓄积时,指甲上会有明显的信号。

    2.乳腺出现增生,经前乳腺的胀痛明显增加。乳腺属于肝经循行路线上的要塞,一旦肝经中有“毒”存在,乳腺增生随即产生,尤其在经血即将排出时,会因气血的充盛而变得胀痛明显。

    3.情绪容易抑郁。肝脏是体内调控情绪的脏器,一旦肝内的毒不能及时排出,阻塞气的运行,就会产生明显的不良情绪。

    4.偏头痛, 脸部的两侧长痘痘,还会出现痛经。脸部两侧以及小腹,是肝经和它的搭档胆经的“一亩三分地”,一旦肝的排毒不畅快,自己的后院就会先着火。

    怎么排毒更顺畅

    1.吃青色的食物。按中医五行理论,青色的食物可以通达肝气,起到很好的疏肝、解郁、缓解情绪作用,属于帮助肝脏排毒的食物。中医专家推荐青色的橘子或柠檬,连皮做成青橘果汁或是青柠檬水,直接饮用就好。

    2.枸杞提升肝脏的耐受性。除了排毒之外,还应该提升肝脏抵抗毒素的能力。这种食物首推枸杞,它具有很好的保护肝脏的作用,可以提升肝脏对毒素的耐受性。食用时以咀嚼着吃最好,每天吃一小把。

    3.按压肝脏排毒要穴。这是指太冲穴,位置在足背第一、二跖骨结合部之前的凹陷中。用拇指按揉3~5分钟,感觉轻微酸胀即可。不要用太大的力气,两只脚交替按压。

    4. 眼泪排毒法。相较于从不哭泣的男人,女人寿命更长,这不能不说和眼泪有关系。中医早已有了这个认识,而且也被西方医学所证实。作为排泄液的泪液,同汗液和尿液一样,里面确实有一些对身体有害的生化毒素。所以,难受时、委屈时、压抑时就干脆哭出来吧。对于那些“乐天派”,周末的午后看一部悲情的电影,让泪水随着情节流淌也是一种主动排毒方式。

    二、如果心脏有了毒素表现在

    1. 舌头溃疡。中医认为舌和心脏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溃疡长在舌头上,通常认为是心脏有内火,或是火毒。

    2. 额头长痘。额头是心脏管辖的一个属地,心火旺盛成为火毒时,这个属地也会沸腾,于是此起彼伏地出现很多痘痘。

    3. 失眠,心悸。心脏处于不停的工作中,当火毒停留于心而无法排除时,睡眠不会安稳。

    4.胸闷或刺痛。心脏内出现瘀血也是一种毒素,就像是在公路上堵车,轻一些的是胸闷,重一些的则会出现刺痛。

    怎么排毒更顺畅

    1.吃苦排毒。首推莲子芯,它味苦,可以发散心火,虽然有寒性,但不会损伤人体的阳气,所以一向被认为是最好的化解心脏热毒的食物。可以用莲子芯泡茶,不妨再加些竹叶或生甘草,能增强莲子芯的排毒作用。

    2.按压心脏排毒要穴。这是指少府穴,位置在手掌心,第4、5掌骨之间,握拳时小指与无名指指端之间。按压这个穴位不妨用些力,左右手交替。

    3. 绿豆利尿排毒。绿豆可以通过利尿、清热的办法,来化解并排出心脏的毒素,但吃绿豆时要用液体的形式,例如绿豆浆或绿豆汤,绿豆糕的效果会差一些。

    中午11--13点是心脏最强的时间,可以吃些保心、助排毒的食物,例如茯苓、坚果、黄豆、黑芝麻、小枣、莲子等。

    三、如果脾脏有了毒素表现在

    1. 面部长色斑。长斑的女性通常消化系统能力弱一些。

    2. 白带过多。脾主管体内排湿,如果湿气过多,超出了脾的能力,就会出现体内湿气过盛,白带增多是其中的一个体现。

    3. 脂肪堆积。脂肪在中医里另有一个名字:痰湿,是由于脾的消化功能不佳,不能及时把垃圾毒素排出体外而产生的。有效的减肥必须围绕恢复脾胃正常代谢痰湿的主题来做,否则就会反弹。

    4.口气明显,唇周长痘或溃疡。口唇周围都属于脾,当脾中的毒素无法排出体外,蓄积的毒素就要找机会从这些地方爆发出来。

    怎么排毒更顺畅

    1.吃酸助脾脏排毒。例如乌梅、醋,这是用来化解食物中毒素的最佳食品,可以增强肠胃的消化功能,使食物中的毒素在最短的时间内排出体外。同时酸味食物还具有健脾的功效,可以很好地起到“抗毒食品”的功效。

    2. 按压脾脏排毒要穴。这是指商丘穴,位置在内踝前下方的凹陷中,用手指按揉该穴位,保持酸重感即可,每次3分钟左右,两脚交替做。

    3. 饭后走一走。运动可以帮助脾胃消化,加快毒素排出的速度,不过需要长期坚持,效果才会更好。

    餐后是最容易产生毒素的时刻,食物如果不能及时的消化或是吸收,毒素就会积累很多。除了饭后走一走,因为甘味健脾,还可以在吃完饭1小时吃1个水果,帮助健脾、排毒。

    四、如果肺脏有了毒素表现在

    1. 皮肤呈锈色,晦暗。中医认为肺管理全身的皮肤,皮肤是否润泽、白皙,都要依靠肺的功能良好。当肺中毒素比较多时,毒素会随着肺的作用沉积到皮肤上,使肤色看起来没有光泽。

    2.便秘。中医认为,肺脏和大肠是一套系统,当上面肺脏有毒素时,下面肠道内也会有不正常淤积,就出现了便秘。

    3.多愁善感,容易悲伤。毒素在肺,会干扰肺内的气血运行,使得肺脏不能正常舒畅胸中的闷气,被压抑得多愁善感起来。

    怎么排毒更顺畅

    1 萝卜是肺脏的排毒食品。在中医眼中,大肠和肺的关系最密切,肺排出毒素程度取决于大肠是否通畅,萝卜能帮助大肠排泄宿便,生吃或拌成凉菜都可以。

    2 百合提高肺脏抗毒能力。肺脏向来不喜欢燥气,在燥的情况下,容易导致积累毒素。蘑菇、百合有很好的养肺滋阴的功效,可以帮肺脏抗击毒素,食用时加工时间不要过长,否则百合中的汁液会减少,防毒效果要大打折扣。

    3,按压肺脏排毒要穴。有利肺脏的穴位是合谷穴,位置在手背上,第1、2掌骨间,当第2掌骨桡侧的中点处,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这个部位,用力按压。

    4,排汗解毒。肺管理皮肤,所以痛痛快快地出一身汗,让汗液带走体内的毒素,会让我们的肺清爽起来。除了运动以外,出汗的方法还可以是热水浴,浴前水中加一些生姜和薄荷精油,使汗液分泌得更畅快,排出身体深处的毒素。

    5,深呼吸。每次呼吸时,肺内都有残余的废气无法排出,这些废气相对于那些新鲜、富含氧气的空气来讲,也是一种毒素。只需几个深呼吸,就能减少体内废气的残留。

    肺脏最强的时间是早7点~9点,此时最好能够通过运动排毒。在肺最有力的时候进行慢跑等有氧运动,能强健肺排出毒素的功能。

    五、如果肾脏有了毒素表现在

    1. 月经量少,或经期短,颜色暗。月经的产生和消失,都是肾功能是否旺盛的表现,如果肾脏中有很多毒素,经血就会减少。

    2. 水肿。肾脏管理体内的液体运行,肾脏堆积毒素后,排出多余液体的能力降低,就出现了水肿。

    3. 下颌长痘。脸部下颌部位由肾管辖,肾的排毒不足,多余的毒素会表现在下颌部位。

    4. 容易疲倦。身体内的毒素消耗了肾的能量,肾脏提供的能量减少,于是出现体倦,神疲思睡,四肢无力。

    1. 肾脏排毒食品:冬瓜。冬瓜富含汁液,进入人体后,会刺激肾脏增加尿液,排出体内的毒素。食用时可用冬瓜煲汤或清炒,味道尽量淡一些。2. 肾脏抗毒食品:山药。山药虽然可以同时滋补很多脏器,但最终还是以补肾为主,经常吃山药可以增强肾脏的排毒功能。拔丝山药是很好的一种食用方法,用焦糖“炮制”过的山药,补肾抗毒的功效会相应增强。

    3. 按压肝脏排毒要穴:涌泉穴。这是人体最低的穴位,如果人体是一幢大楼,这个穴位就是排污下水管道的出口,经常按揉它,排毒效果明显。涌泉穴位置在足底的前1/3处(计算时不包括足趾),这个穴位比较敏感,不要用太大的力度,稍有感觉即可,以边按边揉为佳,持续5分钟左右即可。

    肾脏最适合排毒的时间是早晨5~7点,身体经过一夜的修复,到了早晨毒素都聚集在肾脏,所以早晨起来最好喝一杯白水,冲刷一下肾脏,将毒素排出体外。

 

运动和心情胜过一切药品

 

    1928年,抗生素诞生了,我们向世人宣称能够控制所有感染性的疾病。但我们没有想到,抗生素会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疾病。

    得到健康的关键是把体内垃圾消灭掉,所以现在开始研究基础免疫学。免疫系统涉及不计其数的细胞、特殊物质及器官之间的高度纷繁复杂的相互作用。它随时处于战备状态,能够预防疾病,并能明确地知道应该什么时候、在哪里、怎样采取适当行动摧毁入侵的物质,而不会伤害人体其他细胞。任何药物也无法取代人体内与生俱来的、兼具防御和修复双重功能的免疫系统。

    认识我们的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最重要的功能是清除体内各种垃圾。举个例子,红细胞的寿命只有120天,之后,就会死去变成垃圾,这就需要自身的免疫系统把它清除。

    第二大功能,就是抵御疾病。科学家认为,免疫功能是获得健康的一把钥匙。当垃圾里产生蚊子时,蚊子就会到处飞,但是如果没有垃圾的话,它是无法繁殖下去的。换言之,病毒、细菌或肮脏的东西侵入人体,如果人的抵抗能力强,它就没有办法繁殖下去。

    从微观角度来看免疫系统,自身的免疫系统就像一个军队,里面有空军、海军、陆军各类军人,一旦有敌人侵入身体,就会将其消灭掉。

    在免疫系统里几个最重要的器官

    骨髓 生产各类血细胞。从骨髓里产生的细胞,会被送到胸腺里。

    胸腺 就像一个训练营,儿童时期,没有训练出足够的军队,所以很容易胸腺肿大。当人慢慢长大以后,训练出一批“军人”后,胸腺慢慢萎缩下来,但并不表示它没有功能了。

    扁桃腺 也是免疫系统的一部分,不应轻意地被割掉。

    脾脏 里面有很多V细胞,产生各类抗体。当人感冒或小孩注射疫苗以后,脾脏会稍微地肿大,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它是在拼命地生成武器来抵御外来的敌人。

    淋巴 就像一个过滤器,将所有的敌人集中起来,然后免疫细胞就会将其消灭。所以,感冒时淋巴摸起来会硬硬的,这说明身体里的免疫系统正在打仗,感冒过后,就会自然而然软下去了。

    盲肠 是免疫系统很重要的一部分,抵抗下腹部各种各样的感染。

    血液里的白细胞 都是免疫细胞。白细胞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称为T细胞,另一类称为V细胞。V细胞功能在于产生各种抗体,而这相当于军队里的武器、子弹。有战争,就会有死亡的军人,就必须将死亡的细胞清除。这就需要依赖我们胸腺训练出来的一批细胞。

    对“死亡之吻”的研究

    我在研究癌症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任何的药物、化疗、电疗能够真正治疗癌症。化疗只是赌博,成功率在1%左右。

    免疫学是一门非常年轻的科学,是有待研究的科学。没有任何一种化学药物能够代替免疫系统,也不可以用化学药物来刺激免疫系统,否则可能会造成各种副作用。既然不能用化学药品来提升免疫系统,那么只能依靠“营养”。

    免疫器官对人体至关重要

    免疫学是一门新学科。在1960年以前,我们甚至不知道胸腺的功能,认为胸腺是一个没有用的器官。而根据后来的跟踪调查发现,所有胸腺被毁的人都得了癌症,因为他们丧失了最重要的免疫器官;现在很多人认为扁桃体没有用,就把它割了;有些人在做手术时,顺便将盲肠割掉了,认为可以预防盲肠炎。可是您知道吗?盲肠是由免疫细胞充塞而成的,能够抵抗各类的感染。如果您的免疫系统不工作的话,您只有24小时可以活。

     营养来自于完整的食物

    当人们吃到很多肉类,身体里就会产生荷尔蒙,整个免疫系统就会下降。

    关于牛奶。牛奶和人奶是完全不一样的蛋白质,人类只能消化50%的牛奶蛋白质,消化吸收90%的母奶蛋白质。

    关于咖啡。不要多喝有咖啡因的咖啡,因为它会加速中枢神经系统的刺激,会制造皱纹;但是没有咖啡因的咖啡更不能喝,因为将咖啡因从咖啡中提取出来需要一种化学药品,而这种药品是致癌药品。

     不要乱吃维生素

    芬兰政府曾做过一个世界最大的维生素实验,可以说是比较公正的实验,出资4300万美元,总共2.9万人参与被试,长达5-8年时间。分为两组,一组是吸烟的人,让他们每天吃维生素A和维生素E;另外一组的人员什么都没有吃。过了5年、8年,吃维生素A和维生素E的这组人员死于癌症的比例要比另一组高出18%。更重要的一点,吃维生素E的人得心脏病、死于心脏病的人要高出另一组50%。

    美国卫生局希望把所有的维生素制品列为药品,不让人们随意在市场上买到。服用维生素不当会带来很多副作用。美国有3万多儿童,因服用维生素而出现中毒的现象。小孩吃下过量的维生素,血液里的铁质就会上升,就比较容易得癌症;过食维生素E会造成关节炎;过食维生素D会造成肝功能的损伤。

    结论:免疫系统和植物营养分不开

    营养来自于完整的食物。例如:当维生素C存在于橘子等整体时,被称为抗氧化剂,能防止心脏病、癌症。当维生素C离开橘子后,能制造上亿的自由基,相反会造成心脏病、癌症。

    三、推论: 1)化学合成的药品一定要精选少吃。2)对提纯的单项营养素不能迷信。3)如果花在吃药和保健品上的钱比花在日常食品上的钱还多,那绝对是本末倒置! 要尽量提高日常食品的质量。
 

 

 

 

 

 


退休高官透露的中国经济惊人数字

2014-08-07

    7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上,已经退休的原国税总局副局长许善达透露了两个惊人的经济数字。

    第一个数字是,到今年上半年为止,“政府收入”占同期GDP的比例上升到了44%,处于非福利国家的较高水平。所谓“政府收入”,在中国主要有四块: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国有经营性资产收入。许善达透露,由于第四项只有1000亿左右,所以被他忽略不计。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为74638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为25968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为17096亿元;而今年上半年我国GDP为269044亿元。据此计算,上述三项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4%。

    许善达还提供了其他国家的数据,比如北欧国家普遍是45%到50%,也有到52%的,但这些国家都是福利国家,上学、看病、住房基本上都由政府承担。而在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的非福利国家,大部分是36%左右。我大致算了一下,如果今年中国能将这个指标也降低到36%附近,理论上就可以给每个中国人发3600元现金。或者说,每年可以让全体国民增加5万亿的消费蛋糕。

    第二个数字是“社保费率”,个人工资交的占工资总额的8%,企业交的相当于工资总额的20%,加起来是28%,在全世界排在第五位。其实许善达这里说的“社保费率”应该是养老保险的费率,如果加上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项目(不含住房公积金),单位和个人的总负担相当于工资的40%。

    在缴纳了28%费率的养老保险,承受了世界第五的费率后,中国人的养老保障如何呢?我在这里替许善达补充一个数字,据新京报报道,我国企业员工养老金替代率(退休金购买力,相当于退休前收入的比例),已经从1999年的70%左右下降到了2011年的43%左右,远低于55%的国际警戒线。而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退休金的替代率,一直维持在90%以上。

    许善达可不是脑满肠肥的糊涂官,他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1984年获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管理硕士,1990年获得英国巴斯大学财政专业硕士,曾担任过国税总局科研所研究室主任,是“学而优则仕”的学者型官员。他提供的数据,应该非常准确。这些数据从国家和个人财富分配的角度,透露了国富民贫的原因。

    前几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报告透露:我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成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仅拥有全国一成的财产。这个报告则从人与人之间财富分配的角度,反映了当前中国严重的贫富不均。

    在许善达参加的这个论坛上,另一个退休高官也透露了一组重要数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在会上表示,2013年,当年的投资和GDP的比例达76.7%,而这个比例“十一五”是59.5%,“十五”是41.58%,“九五”是32.83%,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定资产投资和当年GDP的比例是越来越高。

    其实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处于危险边界,这一问题我在本栏中多次提及,还列举过比李毅中更详细的数据。今年上半年这一指标再创新高,达到了78%。在发达国家,这一指标一般是25%左右,新兴经济体在快速增长的时候也很少超过40%。中国超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只能说明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的低效。其结果必然是大量财富被浪费,造成真实通胀率偏高,最终变相由民众负担。

    但愿两位退休部长透露的数字,以及他们的金玉良言能引起足够的重视,通过实实在在的改革化解这些问题。

 

 

 

 

我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财产

人民网记者 赵婀娜

2014年07月25日

    今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该报告在国际前沿的研究视角下,对当今中国社会热点问题展开研究与探讨。报告的内容包括中国家庭的财产、消费模式、医疗开销与负担、家庭经营与自雇、住房、主观幸福感六项子议题。该书对这些议题的探讨为理解当今中国社会打开了窗口,客观地展现了无数家庭与个人在中国社会经济变迁浪潮中的得与失,折射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报告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等结构性因素是造成中国财产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在家庭层次的财产不平等及其变化有两个特征:一、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水平明显高于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的增长幅度也明显高于体制外家庭,这将导致体制内外家庭的财产差距进一步扩大。二、中等收入家庭财产增长幅度大,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财产增长幅度相对较小。

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呈现出两极分化

    根据报告,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可以分为五种类型:贫病型、蚂蚁型、蜗牛型、稳妥型和享乐型。其中,贫病型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品的拥有比例均最低(贫),但其医疗支出的相对比重却很高(病),这类家庭带有贫病交加的特征。

    蚂蚁型家庭的各项消费水平和消费品的拥有比例都比较低,这类家庭主要以低水平消费为特征,就像辛苦积累的蚂蚁。

    蜗牛型是负担沉重的一类家庭,他们的总消费不低,但并不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上,也不太进行汽车、文娱和奢侈品的消费,而是把很大的一部分开支用于房租房贷、教育、医疗方面,而住房、教育和医疗负担就像蜗牛的躯壳限制了这些家庭提高他们在其他方面(尤其是享受性)的消费。

    稳妥型是中等消费的家庭,这些家庭的支出水平总体居中,但在消费品的拥有上高于平均水平,医疗和住房的支出比例略低于平均水平,有一定的教育、文娱的消费。

    享乐型家庭是享受着相对高品质的、健康的物质生活的一族,这类家庭有车有房的比例都很高,其各项消费品的拥有比例以及各项消费水平均很高,尤其是在教育和文娱支出水平上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家庭,但其医疗支出的比重却较低。

 

 

 


 

发件人:djg1973<djg1973@sina.com> (由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7月28日 22:29 (星期一) 七问北京地铁涨价

北京地铁该涨价吗?

----七问北京地铁涨价

杜建国 马宁

2014/7/24

    7月20日,由北京市发改委与北京市交通委举办的“我为公共交通价格改革建言献策”活动正式结束了。包括地铁与地面公交在内的北京公交的涨价,已呈箭在弦上之势。笔者不支持仓促涨价,因为目前尙有诸多疑问,或是被忽视了,或是没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下面以地铁为对象,予以分析。

    第一,北京地铁收支情况到底如何?

    发改委网站的“我为公共交通价格改革建言献策”专栏对北京地铁的基本运营情况作了如下介绍:

    “客流量——北京市轨道交通客流量由2007年的6.55亿人次(进站人数4.74亿)增加到2013年的32亿人次(进站人数17.36亿),增长3.9倍,占公共交通出行总量的39.8%。

    运营收入——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收入由2007年的11.75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32.23亿元,增长1.7倍。

    运营支出——北京地铁公司和京港地铁公司运营支出由2007年的13.44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66.84亿元,增长4倍”, 该专栏注明“上述数字由各相关运营企业提供”。

    进站人数17亿,收入32亿,与普通票价两元一张的现价格大致相符,可见收入方面应该是只包括票价一项。至于支出的具体内容,没有任何详细介绍。

    发改委说运营支出自2007年到2013年增长了4倍,但是,新华网7月8日文章《地铁调价将带来什么?——北京地铁运营、指挥等部门负责人解读票价改革》中,引用了“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的说法,称“北京地铁的运营成本却在直线上升。从2007年至2013年7年间,北京地铁年度基本运营成本从13.4亿元增至53.3亿元,增加了3倍。”

    同一时间段地铁运营成本,发改委说增加了四倍,新华网说增加了三倍,两家都称信息来源是地铁公司。一个是66.84亿,一个是53.3亿,我们到底该信谁的呢?到底哪一个更符合事实呢?

    第二,广告收入哪里去了?

    北京市发改委所讲的运营收入,只是车票收入,问题是,地铁的巨额广告收入为何不提呢?众所周知,地铁的广告收入每年下来肯定不少,这实际上是乘客在车票之外带给地铁公司的收入。地铁广告由什么机构经营?每年收入多少?这些收入都由什么部门与成员所支配?用途是什么?对上述问题,希望北京市发改委、交通委能进一步给一个具体明确的说法。

    第三,财政负担不起地铁补贴吗?

    我们暂且假定北京市发改委所列出的相关运营内容都是完全符合事实的,那么,地铁2013年亏损或需要得到的补贴目前就是66.84亿元减去32.23亿元,即34.61亿元(如果算上广告收入,那么亏损或补贴数额还要相应减少)。34.61亿元的补贴数额,对北京市财政到底有多大影响呢?

    34.61亿元除以当年进站人数17.36亿,每人乘一次地铁其实仅仅补贴两元。但是,目前许多媒体为了给涨价制造舆论,却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动辄就说需要补贴五六元。

    2012年,北京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总计3939.4亿元,2013年所谓的地铁补贴,还不足其1%。北京市财政已经紧张到必需立即首先得拿涉及到千百万人出行的地铁来开刀,才能解决的地步了吗?

    第四,地铁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怎么不提?

    快捷、廉价而密集的地铁系统,极大地提高了北京的出行效率,方便了北京人民的工作与生活,为北京带来了巨大的活力,成为北京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北京市政府财政收入连年增加,这里面地铁的功劳就不小。怎么光看到地铁需要补贴,就忘了地铁为经济繁荣、财政充盈所做的贡献了呢?

    目前,从房山到昌平,地铁所通之处,房价随之上涨。房价涨,政府的土地出让金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北京市区随便一个楼盘,都得几十亿了。这三十多亿补贴,跟每年一两千亿的巨额土地出让金一比,算什么呢?

    第五,廉价地铁是人民在占政府的便宜吗?

    现在许多支持地铁涨价的观点,常常讲廉价地铁是人民在占政府的便宜。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北京的税收,不是无源之水,其源头就是那每天挤地铁的千百万白领蓝领劳动者,财政补贴地铁,羊毛本来就出自羊身上。地铁是北京人民享受到的不多的福利之一。涨价,就是增加他们的生存成本。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普通人的基本的必需的生存内容,主要就这几项,尤其是行,在上述几项中是最具有刚需特点的。税收,本来就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到地铁上,是天经地义,怎么成了人民占政府的便宜?让收入不高的、甚至居住偏远的那些劳动群体,不为出行而苦恼,难道不是既有利于经济发展、又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的善举吗?

    第六,一涨全涨吗?

    地铁与其他公交涨价后,下面是不是水、电、气、供暖等都要跟着上涨?自去年以来,媒体一个劲地鼓噪要在这些领域进行市场化改革。既然地铁等都涨价了,水、电、气、供暖等又有什么理由不涨价呢?

    第七,财政紧张了,为何只给普通劳动人民涨价而不给富豪们增税?

    众所周知,中国的富人们享受着目前世界上对其最有利的税收制度之一。中国税收主要由间接税完成,即最终税负都落到普通人民身上。直接税所占比例甚少,目前开征的直接税有所得税,一年税收总额十多万亿,所得税只有六七千亿,而这六七千亿里面,主要还是由工薪阶级承担的,富人们交的所得税很少。遗产税、房产税、资本利得税等直接税,在中国都没有开征,而且丝毫看不出最近几年内有开征的迹象来。

    政府若觉得财政拮据,为何不加重富人们的税收?他们享受的税收优惠也太多且太久了。为何非得将负担转嫁到普通劳动人民身上?没有这千千万万挤地铁辛苦奔波的劳动人民,何来经济发展?何来财政收入?何来富豪们的好日子?

    本来应该损有余补不足,可现在的公交地铁涨价,更像是损不足补有余。要涨,也不是不行,大家都一起涨。政府应该一碗水端平。

    损不足补有余的倾向,目前不只存在于公交地铁领域。政府虽然也宣布要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但是,实践中却少见落实,不仅不落实,甚至在某些领域有助长两极分化的趋势。比如,现在政府宣称,一面要准备降低资方所负担的社会保险费率,即减少资方的负担,同时又要准备实行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即减少劳方领取退休金的数额,这种做法,难道不是损不足补有余?难道不是劫贫济富?

    一个人如果他进入北京地铁车厢,就立即会发现,乘坐地铁的,大都是青年人;如果他能再仔细地观察一下,不难发现这些年轻人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他们在乘坐地铁时,大都面带倦容。这个现象反映出,正是这以千百万计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通过他们的辛苦工作,支撑了北京的快速发展,支撑了整个中国的快速发展。廉价地铁,是社会给与他们的极少的关慰之一。

    笔者并非绝对反对地铁涨价,只是想说:如果涨,要涨得公平,涨得明白。

 

 

 

 

中国与24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全球23个国家公开立场,向中国看齐!

全球局势战略纵横

2014-08-08

    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进程缓慢而稳定。人民币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需要在全球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离岸中心。并最终形成一个统一、具有深度和流动性的离岸人民币网络。人民币国际化也将推动中国下一轮的金融改革,进一步开放资本、推动利率自由化。

    中国的货币与其目前的经济实力并不相符。中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上升到12%,占全世界贸易量的12%以上,然而全球贸易清算仅有1%使用人民币。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如果拥有真正的全球储备货币,将从中受益匪浅。目前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七大支付货币。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人民币国际化将扮演重要角色。扩大人民币在对外贸易中的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三个阶段的第一步,目前已取得重大进展。

    2013年,中国以人民币结算的对外贸易额达4.63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总贸易额的18%,而在2010年时仅为3%。人民币在2014年已超过瑞士法郎,跃居全球最常用支付货币的第七位。预计到2015年,中国总贸易额的30%将以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将在未来两三年内实现完全可兑换。人民币离岸中心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经之路。当前,中国国内的金融市场利率和汇率没有完全市场化,而人民币离岸市场却是一个开放竞争、自由化的市场,中国政府也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人民币在境外流动。

    这无疑会推动创新人民币金融产品发展,加大市场价格透明度。随着离岸资金池的增长,更多的境外企业和金融机构将使用人民币开展业务和进行金融交易。

    香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田,拥有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是全球最具规模与竞争力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今年上半年,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发行规模已接近1600亿,香港占离岸资金池的70%。在香港成功的基础上,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在全球受到广泛追捧,新的清算中心相继在台湾、新加坡、德国、英国、卢森堡、法国、韩国和澳门成立。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也紧追不舍,期待成为下一个人民币离岸中心。

    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全球化布局范围正从亚洲向欧洲、北美以及南美洲等地区拓展,特别是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相继设立人民币交易中心。

人民币正在走向国际化

    英、德率先领跑,将为欧洲、中东、非洲和美洲的跨境人民币贸易和投资提供更加便捷的清算服务。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将使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获得有力支持。新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建立以及更多参与者加入,将促进人民币离岸资金池不断增长,提高境外人民币的活力和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依然有很大增长空间。离岸美元占全部美元资产的四分之一,而离岸人民币总资产仅占在岸市场不足1%的份额。人民币的国际化已进入下一个重要阶段:通过投资推动和促进国际化进程。2013年,至少有40家央行投资人民币,23个国家已公开宣布持有人民币。然而,离岸人民币投资渠道依然较少,受市场规模、流动性等限制,可供投资者选择的金融产品并不丰富。离岸人民币和在岸人民币之间的流动性依然受到限制。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在中国资本项目还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进行的。

    如果境外人民币流入境内有诸多限制,客观上限制了货币的流动性,人民币的离岸市场发展也将遇到瓶颈。因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及离岸市场的发展,必须有限度地疏通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人民币在岸市场完全开放后,其与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界限也将淡化,并相互融合成一个覆盖全球的、不间断交易的全球性人民币网络。

    按照美方的数字,截至2014年2月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为1万2729亿美元。而我国实际持有至少有1万9750亿美元。两者出现了约7000亿美元的缺口。

    我国透露的数字与美方的统计产生约7000亿美元的偏差,这毕竟不是件寻常的事情。竟有7000亿美元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不在自己掌握中,估计美国财政部的心里也不是很舒坦。

    涉及到国家机密,笔者不便透露具有详情。但可以在此向大家透露几种假说。首先是使用匿名(或他人名义)账户的可能。中国持有日本股票用的就是“OD05 Omnibus”、纽约银行协议JASDEC(日本证券存管中心)账户等的名义。对美国国债我们当然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手段。另一种可能是使用美国之外的托管(保护存款)账户。美国国债已成为中美心理战的武器 。

    外国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通常情况下都是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托管账户里。为什么中国却要搞得这么复杂呢?原因很明显,美国不值得我们信任。

    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接近2万亿美元,并且其中的三分之一还放在美国看不见的地方。这一现实只能让美国财政部感到非常棘手。
中美两国并不仅仅在外交和安全领域明争暗斗,美国国债也是一个心理战的舞台。

人民币之战:中国将成为多数国家救命稻草

    以色列有完整的军工体系,可以研制,改造生产各种武器,而韩国基本不具备大型武器设计能力。以色列可以发射卫星,核导弹,研究战术导弹防御系统,而韩国造个坦克都要美国人帮忙。论军事,以色列的空空导弹,梅卡瓦坦克,无人机,冲锋枪,预警机世界闻名。韩国除了会造船几乎就没别的东西。为什么以色列的GDP低于而且远远低于韩国?

    “奥巴马的最后三年”要干的事就是跌美国股市与涨美元。美国股市里的股票是在美国上市的股票,但这些股票不一定是美国公司。其中有中国公司,当然也有欧洲公司。这些非美国公司只是在美国证券市场融资了。美国股市一跌,世界上的许多企业的市值都会被蒸发。另一方面,美元上涨的结果就是欧元下跌。奥巴马弄股票,弄货币的结果就是要把欧元搞贬值了。

    欧元贬值就是承载着欧洲经济大船的海洋往枯竭里发展了。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亦无力。欧元如果真被奥巴马弄贬值到无法收拾,欧洲经济大船就搁浅了。等欧洲经济大船搁浅了,奥巴马当然是抄底欧洲经济,狂扫低价筹码后,美元一跌对欧洲放水。奥巴马就数钱数到棺材里去了。奥巴马能通过控制自己的股票,美元来入侵,蚕食欧洲经济以及欧元,还是说明欧美经济的同根生。

    中国现在是,以后还将长期是世界的制造中心。因此,世界的GDP的权重在中国。中国肯定是有能力去左右世界的GDP的。而世界各国的GDP的根本也都建立在中国的GDP之上。从GDP增速来看,世界是3.15%,欧洲国家基本是0增长或者是负增长。美国增长是2.21%,排名在100名之外。这个数据最直接说明了欧美国家的失业率情况。

    GDP不增或者下跌,就是失业率的增加或者走向增加。但世界的GDP还是在增加的,速度还有3.15%呢。这说明世界的就业形势还是积极的。于是,大家明白了。就业机会都到中国去了。中国的GDP的中高速增加是中国就业市场健康的标志。当然,这就变相的剥夺了欧美的就业机会。中国的GDP会接着中高速发展下去,几十年是最起码的。结果当然是欧美的全面的就业市场的萎缩。所以,中国GDP的今天与明天是要欧美命的现实。

    都说中国是应试教育,所以出不了创新。为什么哈佛大学数学系每年在全球录取博士生10名左右,其中2到4名来自清华? 创新实力的基础就是应试教育。不能因为创新的成果在中国之外有市值了就否定了应试教育是创新的根本的现实。如同LV是中国制造但却是法国的GDP,苹果手机是中国制造中国出货却是美国的GDP一样,一国的GDP真全是其自己的劳动成果?

    韩国的GDP靠什么? 靠三星手机。三星手机靠什么? 靠中国制造与中国市场。事实上的韩国经济的本质,只是中国经济版图的一个省。一样是土地贫瘠,以色列为什么不吃泡菜?以色列就这点人,就算人人都是精英,也不可能支撑起其当前的技术的先进性。

    以色列和中国正进行深度军事合作。以色列为中国提供技术,并与中国共享这些技术的升级成果。一场借鸡生蛋的GDP增速的暗战,若隐若现。中东的GDP那肯定就是靠石油,但石油的价格谁说了算? 沙特购买“东风-3”号战略导弹的故事现在已不是秘密了。那沙特的GDP到底谁说了算?

    “奥巴马的最后三年”之后,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并不会因为美元与欧元组成的大海枯竭了就无法航行了,大家会惊奇的看到,世界各国的经济体都行驶在了人民币的大海中。

    中国央行与24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5年时间已接近3万亿。这些对象中包括了欧洲央行,英国央行。也就是说,除了美国,大家都和中国互换货币了。

    这么多国家与中国换人民币是什么意思? 金融上的互相质押太子表现的是政治上的相互尊重。在实际的金融应用上,则是预估了“奥巴马的最后三年”之后的美元与欧元的枯竭。提前准备投靠人民币。

    我们从每天的世界新闻中看到的混乱是以美元与欧元为基础的明争。同时,我们看不到的是世界以人民币为救命稻草的暗斗,是世界面对人民币的韬光养晦。三星手机,“以色列和中国进行深度军事合作”,沙特购买“东风-3”只是暗战中的冰山一角。世界的人民币暗战的全局,只有我国智囊团和中央高层知道。

 

 

 

 

中国经济已处于准通缩 需要降税、降准、降息

央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 徐诺金

2014-07-15

    一般意义上的通缩是指经济增速的绝对放缓甚至负增长,物价水平在1%以下或负增长。我国经济不是这种现象,但存在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物价水平CPI为正,但PPI为负的情况,所以,可称之为准通缩。

    一是从价格来看,我国CPI一直处于上涨状态,到今年6月份为2.3%,似无通缩之虞,但如果结合PPI来看,中国经济已处通缩之中。2012年3月以来,我国PPI已经连续28个月同比负增长,有的重要产能行业价格下跌达2/3。CPI虽是正增长,但如果看引起CPI上涨的具体因素,就会发现近几年来我国CPI的上涨和波动已完全与PPI脱节,与货币因素无关。

    2010年 M2增长19.7%,CPI上涨3.3%;2011年M2增速回落至13.6%,但CPI涨幅达到5.4%;2012年和2013年M2增速分别为13.8%和13.6%,与2011年基本持平,但CPI涨幅均为2.6%。从2012年以来,我国CPI的波动主要受季节性因素和食品价格的影响。2012年3月至今年3月,我国CPI累计上涨2.5%,其中,由于食品价格因素影响1.4个百分点。6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7%,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约1.21个百分点。

    PPI作为工业品的价格,是反映经济运行情况更有说服力的指标。从2012年3月以来PPI的持续负增长,可以认为是中国经济活跃度的明显下降。与PPI相应的经济活动已经受到负增长的严重影响。大量企业产品销路不畅,价格下跌,生产经营困难。2012年以来,我国以钢铁、煤炭为主的能源原材料价格累计下跌了28.7%和67.3%。截至6月20日,螺纹钢价格3160.7元/吨,比1月末低223.2元/吨;电解铜价格49038.1元/吨,比1月末低2203元/吨;无烟煤价格1001.9元/吨,比1月末低145.6元/吨。

    二是从投资来看,受PPI的影响,投资收益预期持续下降,严重影响市场投资的积极性。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路下行,从2009年的30.5%降到2013年的19.6%,每年下一个台阶;2014年1-5月份进一步降至17.2%。

    三是生产能力处于未充分利用状况。一般来说,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是经济周期活跃度的反映。以美国为例,2000年以来工业产能利用率与GDP同比增速的相关系数为0.69。2006-2007年美国产能利用率达到80%的阶段性高点,2008年开始下降,2009年降至68.56%的低点,GDP增速则由2006年的2.7%降至2009年的-2.8%。2010年以来美国产能利用率逐年回升,经济增速也在波动中上行。2013年产能利用率为77.94%,比2009年回升9.4个百分点;GDP增长1.9%,增速比2009年回升4.7个百分点。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生产能力仍处于大量闲置和低效使用状态,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生产能力利用不足。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制造业的巨大产能本应是经济增长宝贵资源,而非经济增长的累赘。我国的人均资本存量远低于发达国家,但却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这反映了我国储蓄资源的运用效率低下。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12年以来,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跌破80%。2013年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为79.2%,比2012年回落0.2个百分点,也低于经济运行比较正常年份和国际上比较公认的85%左右的产能利用正常水平。

    二是巨额外汇储备及其低效使用。外汇储备代表宝贵的储蓄资源,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已接近4万亿美元,扣除外债也超3万多亿美元。这些巨额的外汇储备相当于20多万亿元的储蓄资源,被占用在外汇和供给国外使用。而我们的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率虽相比同业不低,达4.4%,但我们利用外资的成本,即外资投资收益率却高达22%。这种一进一出的收益差,代表着中国投资的盈利机会大大高于国外,这正是外资向往中国的原因所在。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大量外汇储备所代表的储蓄资源借给他国的同时,国内却存在融资难、融资贵、资金链紧张和利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再结合我国经济的近期走势来看,虽经前期的政策微调经济出现了总体趋稳的迹象,但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存在。

    2014年,全国各省(区、市)增长目标平均值低于上年实际增速0.3个百分点,其中,有20个省(区、市)在上年实际经济增速基础上下调了增长目标,下调较多的有天津、重庆、云南、四川和安徽。上调的仅有黑龙江、辽宁、甘肃和宁夏四省(区)。

    2014年6月中旬,我们分赴广东、重庆、福建、湖南、黑龙江、内蒙古,调研结果显示:二季度,随着“微刺激”政策逐步落地,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有所缓解。但是,企业预期仍不乐观,大多数企业生产经营仍有很多困难。产品销售困难,价格下跌,生产经营效益差。银行资产质量下降,金融风险上升。房地产销量下滑,价格松动,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趋紧,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出现明显回调。

    从5月下旬企业家和银行家问卷调查情况来看,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继续下降。“融资难、融资贵”给企业带来的压力持续增加。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32.8%,较上季和去年同期分别下降0.6和0.4个百分点,为2013年以来的次低值。企业经营景气指数为55.4%,较上季上升0.1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1.7个百分点。银行家宏观经济信心指数继续回落,房地产价格感受预期指数明显下降。

中国经济仍有较快增长潜力

    目前经济增速的下滑源于我们对经济速度的轻视和投资的偏见。有些观点把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归因于我国经历30年快速增长后的潜在生产能力的下降。这是经不起理论和实证检验的。从理论上看,决定潜在生产能力的关键要素是制度、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变量。如果我们把潜在生产能力定义为Ga,制度变量定义为F,资本定义为K,劳动力定义为L,技术定义为T,则我们可以把潜在生产能力表述为以下函数形式:即Ga=F(K.L.T)。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所有这四大变量我国都存在优势。

    (一)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潜力仍在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仍然具备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一是储蓄资源丰富。我国储蓄率长期高于投资率,2012年我国储蓄率为50.1%,比投资率高2.3个百分点。2013年中央银行持有3.88万亿美元储备资产,占中国对外资产的65%,多为收益率较低的美国国债。同时,外国对华投资多为收益率较高的企业投资。高储蓄本是经济增长的宝贵财富,但未能发挥应有的价值,反而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情况突出,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如果将宝贵的储蓄资源利用足、利用好,必将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大的发展动力。

    二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近年来有关中国人口红利拐点的讨论越来越多,有专家认为随着人口红利的终结,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将不可避免地下降。这种观点忽视了三个问题。首先,虽然2012-2013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出现下降,但2013年末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仍有91954万人,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目前劳动者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存,说明中国劳动力总量并不短缺,而是存在结构性矛盾,这可以通过结构调整进行化解。其次,人口红利不仅包括人口数量的红利,还包括人口质量的红利。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覆盖面的提高,中国劳动者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人口质量的红利将逐步显现,可以为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第三,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第一产业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的空间巨大。根据世界银行[微博]数据,美国、日本、法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6%(2010年)、3.0%、2.9%(2012年)。按2012年劳动力总量计算,如果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降至美国水平,可以释放劳动力2.4亿人;降至日本水平,可以释放劳动力2.3亿人;降至法国水平,第一产业可以释放劳动力2.3亿人。而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的劳动产出比差4-5倍。

    三是市场潜力巨大。2013年,中国人均GNI为6560美元,已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仍远低于世界人均10564美元的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2.2%,日本的14.2%。中国仍是中等收入国家,提升收入的意愿强烈,空间巨大。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3.7%,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超过80%的城镇化率,也低于与中国发展阶段相近的上中等收入国家60%左右的平均城镇化率水平。我国城乡收入相差3倍,以2012年数据资料进行估算,我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约有1350万人从农村到城市,带动居民消费支出增长1.01个百分点,带动投资增长1.9个百分点。

    四是改革红利将持续助推经济增长。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例如,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等,使资源配置不断优化,促进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例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改革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生产效率更高的工业,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一届政府成立后,从取消和下放334项行政审批事项,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再到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全覆盖,伴随改革的推进,都是新气象的出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同比增长16.71%,增速比去年同期高8.41个百分点,社会投资和创业热情迸发。这表明,制度改革只要有决心、有力度、有韧劲,它所释放的制度红利将是巨大的。

    (二) 把潜在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生产力需要重视投资的作用

    投资在当期是需求,在未来是供给。从经济的即期平衡看,高储蓄要有高投资的配合,才能使经济总量平衡,良性循环。如果投资低于储蓄,经济就会出现下行压力,步入收缩性循环。我国2009年以来的经济运行就是这种情况。2009年投资拉动经济增长8.1个百分点,此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降低,2013年为4.2个百分点。对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速,可以发现两者的走势高度一致。2014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7.6%,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3.3个百分点。同期GDP同比增长7.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0.3个百分点。从长期看,投资是未来的供给,是实现我国从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化,实现我国人口代际平衡的最好方式。一般来说,人口红利对应人口负债,二者的平衡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传统平衡方式,即养儿防老;另一种是把人口红利储蓄借给外国,形成外汇储备和国外投资;第三种是将国内储蓄转化为国内投资,最大限度地促进储蓄充分有效地向投资转化,即通过投资形成资本存量,增加未来的供给,为人口老龄化做准备。因此,无论是从即期还是从远期来看,我们都应充分重视投资的重要性。

    (三) 目前我国既有投资能力,又有投资需求

    我国当前的“产能过剩”是相对过剩,主要原因是需要扩大投资的领域投资不足,没有把宝贵的产能资源利用好。一是我们对投资领域和投资主体的限制太多,不少利润率高、供不应求、消费者(或服务对象)需排队等待的产业,如医疗、卫生、教育、金融等行业,禁止或限制民间资本进入,导致竞争性行业和非竞争性行业冰火两重天。二是在部分民间资本不能或不愿进入的领域,如城市地下管网、保障性安居工程、节能环保、农业水利、农村道路交通、公共配套设施、中西部铁路等,政府投资还不能满足需求。三是宏观调控政策波动大,形不成完整的投资周期。2009年的“四万亿”刺激由于实施方式的突击性和行政性,大幅扩张了竞争性行业的产能,但随后从2010年开始的紧急刹车又使投资周期被人为中断,留下后续资金不到位,项目产能形不成等一系列问题。

     我国不但有巨大的投资空间,也有足够的投资能力。近年来,随着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医疗、失业、养老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建立,以各种基金、保险形态存在和累积起来的储蓄资源数额非常庞大,如2013年,全国住房公积金积累结余3万亿元、社保基金1万亿元,目前我国近4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4万亿元的外汇储备中有相当部分也是通过贸易顺差而累积起来的储蓄资源,这些资金都是可通过各种有效手段用于长期基本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工程、环境改善工程等项目建设的资金来源,如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好,我们可以发展得更快,也可以发展得更好。

    (四) 扩大投资要加快金融和投资体制改革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完善金融体系及其功能,充分发挥金融在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的效率。如针对我国储蓄率高、长期储蓄资源丰富的特点,应开发利用长期投资工具,如发行30-50年期长期国债、地方债等融资工具,使各种长期储蓄都能配置到长期基础设施建设中去。

    加快投资体系体制的关键是打破投资壁垒,坚持机会平等、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放宽市场准入,增加投资主体,开放投资领域,拓宽投资渠道,完善投资环境。简政放权,降低制度运行成本,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造福于人民。

经济增长放缓是当前最大风险

    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体量已经够大,位居世界第二。过去30年发展已经够快,现在应该缓下来调调结构。中国的就业压力已经减轻,没有必要保持过去那样的速度。事情真的是这样吗?世界第二的经济体量平均到每个公民,中国仅位居世界第96位左右;中国人均国民收入GNI是美国的12.2%,日本的14.2%,欧盟的19.1%,世界平均水平的62.1%。即使没有任何新增就业压力,我们赶上世界平均水平,按8%的速度,需要6.2年;赶上美国需要27.3年;日本25.3年。更为关键的是,经济增速放缓之后,不仅结构调整不过来,就是总量也会出现崩盘危险。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已连下四个台阶,即从10%→9%→8%→7%。2014年一季度进一步下降到7.4%,离7%的新低已经不远。目前,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对宏观经济运行中薄弱环节的影响已经不容低估。

(一) 房地产行业的脆弱性正在显现,连锁反应正在发酵

    目前,房地产市场销量下降,价格松动,房地产投资下降,开发商资金链趋紧。今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上涨城市个数减少,环比平均跌幅均为0.1%,同比综合平均涨幅分别为5.4%和3.1%。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会引起金融、财政、经济的连锁反应。

    房地产贷款在我国金融机构贷款中的占比2006年为15.4%,2013年末为20.3%。如果加上间接用房地产作抵押的个体工商户贷款及其它企业资金贷款,直接和间接与房地产有关的贷款余额要占到我国银行业贷款余额的约30%以上。尽管目前房地产贷款不良率较低(2013年末,房地产开发贷款不良率为0.47%,个人住房按揭不良率为0.26%),但一旦市场对房价的预期由看涨转为看跌,则会出现恐慌性抛售,极易诱发系统性风险。

    财政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也不低。据中信建投对全国九大城市2012年11月份的数据调查显示,在土地出让金与财政收入的占比中有6个城市超过了40%。另外,土地也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主要抵押品和还款来源。最新调查显示,2013年各地稳增长的资金缺口较大,部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产负债率已达到70%的警戒线。

    房地产业是一个直接和间接关联到钢铁、水泥、建材、家具及建筑等第二产业的特殊产业。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效应。根据我们的专题研究,房地产业(含建筑开发)自身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09年起已经超过9%,2009-2011年平均占比9.6%,再加上房地产业的间接带动部分,房地产业对GDP的直接与间接影响自2010年起已超过30%,2009-2011年平均占比30.1%。1998-2011年,房地产业(含建筑开发)对GDP的直接拉动由1998年的0.43个百分点升至2011年的0.65个百分点,1998-2011年平均拉动经济增长0.64个百分点;房地产业对GDP的间接拉动作用也逐步上升,由1998年的0.81个百分点升至2011年的1.21个百分点,1998-2011年平均拉动GDP增长1.19个百分点。二者合计,房地产业(含建筑开发)年均拉动GDP增长达1.84个百分点。相对于1998-2011年9.86%的平均经济增速,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9.7%以上,近三年平均贡献率更是高达26%。

(二) 经济下行加大财政金融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过快扩张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下降所形成的收支压力都与经济下行有关。根据国家审计总署的报告,截至2013年6月,在全部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中,将于2014年到期的债务有2.38万亿元,占2013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34.5%,此外还有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4373亿元,负有救助责任的债务7472亿元。地方政府依靠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的债务较高。2014年土地市场走冷,1-5月份全国40个大中城市土地出让总价同比增长15.1%,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70.8个百分点;其中二线城市仅同比增长0.06%,三线城市同比下降20.09%。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将影响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并波及金融市场,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今年以来,部分GDP增速下降较快的地方,财政收入下滑明显。

    银行不良贷款暴露增加。5月末,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13050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23亿元;不良率1.59%,比上年末高0.06个百分点。不良贷款存在跨地区、跨行业蔓延趋势。去年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钢贸行业,今年普通加工制造业、住宿餐饮及商贸流通行业的新增不良贷款较多。2012年仅浙江、辽宁、江苏3个地区不良贷款余额增加额超过100亿元,2013年有浙江、山西、湖南、江苏、福建、内蒙古等6个地区不良贷款增加额超过100亿元。

    信用风险上升,特别是规模扩张过快、财务负担较重、现金流状况恶化的产能过剩企业,以及今明两年到期债务规模巨大、偿付能力偏低的政府融资平台,存在违约风险。

    影子银行风险犹存。截至2013年6月末,影子银行规模约为28.7万亿元,约为同期银行业总资产的20%。上半年影子银行规模较年初增长17.7%,较同期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速高10个百分点。影子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企业和银行杠杆,部分机构“融短贷长”存在流动性风险。由于风险隔离机制不健全,影子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不仅易向传统金融机构传染,还易跨市场传染,诱发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风险。

(三) 股市与汇市也因经济增速放缓而走弱

    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增长的放缓,我国股市弱势格局明显。从指数上看,截至2014年5月末,上证综指收于2039.2,较2013年2月的阶段性高点下跌16.6%,最低更跌至1849.65,跌幅达24.3%。

    从国际大环境看,2013年一季度以来,短期资本持续从新兴经济体流出,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际市场的人民币升值预期。EPFR数据显示,2014年一季度,新兴市场股市流出的资金为311.5亿美元,而上年一季度股市流入资金为278.4亿美元。

    基本面走弱也引起人民币汇率走低。2014年2月25日,人民币即期汇率近一年多来首次跌至中间价之下,当天即期汇率大跌0.46%,创2010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截至5月末,人民币兑美元(6.2113, 0.0055, 0.09%)中间价比上年末贬值1.18%。

(四) 轻视增长是危险的

    首先,财政依赖增长。2009年以来,我国财政赤字与GDP的比例在2%的水平上下波动。财政部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提出,2014年我国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受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放缓、推进税收制度改革等因素影响,财政收入增长将趋于平缓。同时,支持全面深化改革、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都需要增加投入。

    其次,金融依赖增长。近年来,得益于经济持续增长,我国金融行发展迅速。截至201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达到151.4万亿元,是2003年末的5.47倍;全年税后利润17445亿元,是2003年的54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比2003年末低12.2个百分点。目前金融部门风险主要来自缺乏监管的影子银行和信贷资产质量下降,其风险的化解也需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第三,就业稳定依赖增长。从目前形势看,201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将达到727万人,农村转移城市的就业人口按城市化率计算年均净增1000万以上。就业面临着来自新成长劳动力、失业人员再就业、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交织在一起,实现充分就业将是长期面临的艰巨任务。

    第四,收入增加依赖增长。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2013-2020年我国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需要分别达到6.86%、6.86%和6.3%的水平。如果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我国若想完成收入翻番目标则需作出更大的改革举措。

    第五,消费依赖增长。消费的增长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增长、分配机制的优化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实现收入增长、优化分配机制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需要以经济增长为先决条件,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2009-2012年,最终消费年均拉动经济增长4.7个百分点,而2013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回落至3.9个百分点。

    第六,防范风险依赖增长。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正在积聚。表现为短期债务较多,存在流动性风险;表外融资增长快,资金成本更高;还款严重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同时,企业债务风险也在扩大。经济增速下行反映在微观领域就是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银行不良贷款增加。2013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5921亿元,比上年末增加992亿元;不良贷款率1.00%,比上年末提高0.05个百分点。不少企业反映,加杠杆并非为了扩大投资,而是资金周转困难,被动加杠杆。国际资本流动也可能带来风险冲击。因为经济下行,国际资本流向可能逆转,导致流动性风险和资产价格缩水。

    第七,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依赖增长。经济增速下行会带来惯性下跌,陷入收缩式循环的怪圈。要高度关注经济增长下行趋势,防止“阵痛过度”引发“痉挛致死”,损伤“调结构”的元气。从企业反映的情况看,“调结构”与“稳增长”的短期矛盾较为明显。一是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制约转型升级能力。有中小企业希望通过“机器换人”应对招工难、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一次性投入较高,企业找不到资金。二是融资成本高,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企业投资技改意愿。例如,重庆四联集团计划融资1亿元进行技术改造升级,但银行给出的贷款利率超过10%,由于融资成本过高,企业考虑暂时搁置投资计划。三是对经济增长信心不足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脱实向虚”,不利于结构调整。

近期宏观调控应在“三降”上发力

    从近几年来的情况看,仅仅根据经济运行走势,在上半年观望、下半年发力,使经济总是在“前低后高”中循环是不行的。应当用当期举措引导长期预期,在当期政策的稳定性上下工夫,走出“经济走弱,来点刺激;经济走强,刺激退出”的循环。为此,我主张用“降税、降息、降准”的办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首先,要降税。降税政策要优于财政政策的直接发力。通过总量性和结构性的降税,既可减轻市场主体的税费负担、提高预期收益、激励投资积极性,又可通过结构性的降税甚至负税方式,加大对投资方向的引导,既尊重了市场主体的地位,自主决策,实现了政府的调控意图,使产业结构得以优化,薄弱环节得以加强,又可以避免政府投资可能产生的诸多问题。财政政策还可以通过建立风险基金或财政贴息,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现代信息技术产业、服务业、绿色环保等领域的财政支持力度。完善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贷款贴息和资金补贴制度,推动企业开展转型升级。

    其次,要降息。融资难、融资贵是目前企业面临的两大困难。对一个应该倡导实体经济、倡导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把大量储蓄资源用于投资国外获取低收益,国内一方面资金成本大大高于对外投资,两者相差1倍以上,另一方面又大量以5倍于对外投资收益(4%:22%)的成本吸收外资,这是极不合理的融资格局。要改变这种格局一方面要充分搞活金融、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作用,改变投资政策,使更多的储蓄资源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国内投资。

    第三,要降准。目前,我国的货币供应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前些年受制于汇率和结售汇制度安排的被动投放——外汇占款压力已经减轻。今年以来,新增外汇占款下降。5月份,人民银行外汇占款仅新增3.61亿元,环比骤降99%,增速创最近11个月来新低。前些年为了对冲这种压力,存款准备金率曾高达22%,至今也在20%左右的国际最高水平。这样高的准备金率实质上是银行为宏观经济失衡买单,也是近年来影子银行、表外业务等所谓的金融创新产生的原因。降准不但可以为经济释放流动性,增加资金供应,降低市场融资成本,也可以改善金融结构,优化金融秩序,提高金融机构效益。

 

 

 

 

 

发件人:huang, weidong<1047108873@qq.com> +(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 +抄送人: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8月04日 18:07 (星期一)附 件:1个 (邓修上台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doc ) 查看附件

中国在美国投资至今没协议没保障

----改革开放后签订的一个不平等条约

黄卫东

    这个条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投资保险和投资保证的鼓励投资协议和换文》 (The Encouraging Investment A-greemendand Exchange of Note on Investment Insurance and Gurantee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S of America),是中美两国达成的美国到中国投资的投资保险和保证的条约。中美两国政府代表于 1980 年 10 月 30 日签订。条约内容附后。

    这个条约讨论的是美国人到中国投资的保险问题,不涉及到中国是否能到美国进行投资,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在这个条约中,还能体现中国主权的地方,在于美国的投资需要中国政府的批准。在这个条约中,显然暗示,中国肯定会批准一些投资,并向投资者和保险者提供了承诺。至于中国是否能到美国投资,美国政府是否会提供一些承诺,则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直到现在为止,中美还在谈判投资协议,也就是说,还未签订新的投资协议,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美国政府没有作过任何承诺,也就是说,如果没收,也没有违背美国政府的对外承诺。这也是三一重工在美国的投资被美国总统奥巴马没收,三一重工只能在美国境内按照美国法律起诉奥巴马, 不能诉之于两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的主要原因。这也是美国在中国有大量投资,而中国到美国投资很少的重要原因。

    虽然中国手里的外汇储备高达4万亿美元,多得不知道如何使用,多得让新任李总理抱怨是沉重的负担,却没有办法到美国投资。而美国到中国的所谓投资,不过是美国央行印制的美元,或者说中国政府买美国国债,美国政府借给美国资本家,实际还是中国政府提供的。但美国资本家却使用中国政府提供的资金,到中国投资,控制了中国的大量经济资源。使得美国人不再从事工业消费品生产,却人均消费的产品是中国的5-10倍,而中国人生产了世界一半的工业消费品,平均人均消费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大部分还是世界银行定义的贫困户。哈佛大学尼尔?佛格森教授总结为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美国。

    蒋介石统治时代,中国和美国也签订了很多条约,在这些条约中,一般都对等地规定中美两国的承诺,也就是说,从字面内容上来看,条约是绝对平等的,条约不平等的原因是两国执行条约的条件严重不平等。例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规定,两国的港口向对方的军舰开放,问题是中国当时有限的海军,连自保都谈不上,那会将军舰开过太平洋,开到美国的军港?所以,这个条约是方便美国军舰使用中国的军事港口的,我们说它是不平等条约。 在这个条约中,规定中美双方公民或企业法人都有同等权力,在对方国土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包括投资活动,显然由于双方在经济水平上的差异,导致同样是不平等的。

    蒋介石签订卖国条约,出卖国家主权,是寄希望于美国支持其反动统治,维护其反动统治,美国精英也确实为维护蒋介石反动统治出了大力。回顾历史,自日本在珍珠港向美国不宣而战后,美国为了拉住蒋介石一同对付日本,卖给或租借到中国的军火2亿多美元,仅相当于日本918入侵中国到日本进攻美国珍珠港期间,美国提供给日本军火等军事物资的十分之一。但是,在日本投降后,到蒋介石逃往台湾前的几年间,美国一共向蒋介石反动集团提供了55亿美元军火等物资,支持蒋介石围剿共产党,远超美国对蒋介石政府抗日的支持。

    邓氏上台签订的第一个条约,连起码的字面上的平等也不存在,更不用说内在本质上的不平等了。这个不平等条约,也使后来的政府难以措手。这也是后来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直到现在都达不成协议的重要原因。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投资保险和投资保证的鼓励投资协议和换文

    《协议》共 8 条,分以下几个部分:①承保者和承保范围;②代位求偿权:③权利的转让;④所得补偿货币的使用和兑换;⑤争议的解决;⑥对等原则。

    第一条中规定,承保者是指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或其继承机构,承保范围限于投资政治风险保险(包括再保险)或投资保证。

    第二条规定协议只适用于经中国政府批准的项目或活动有关的投资的承保范围。

    第三条规定承保者依据承保范围向投资者支付赔款后,其获得的任何财产和权利应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但其获得的利益以投资者可享有的最大权益为限。

    第四条规定了在中国法律发生变动机禁止承保者在中国境内取得被保险者的任何财产利益时,中国政府应允许投资者和承保者用适当的方式将上述利益转移给中国法律允许占有该利益的实体。

    第五条规定承保者所获款项在兑换和使用方面应不低于它们在投资者手中时的待遇。可以由美国政府自由取得以偿付其在中国境内的开支,也可转移给中国政府同意的任何个人或实体。

    第六条现定如对该协议有关问题发生争议时,两国政府应尽可能谈判解决。如在提出谈判后三个月内未能解决。任何一方均可提交仲裁庭解决。仲裁庭由来自两国各一名仲裁员和来自第三国的仲裁庭庭长组成,根据国际公法适用的原则和规定并根据多数票作出裁决。其裁决是最终的,并具有约束力。

    第七条规定了如系中国政府授权而在美国境内进行相应的风险承保时,适用与本协议相等的条款。

    第八条规定了协议的生效与终止。协议于中国政府复照之日起生效。协议是无限期的,但如一国政府要求终止,则在另一国收到该要求之日起六个月后终止。

    在换文中,双方又单独对协议第二条作了具体明确的解释,主要是确认经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的项目或活动,即构成第二条中所规定的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的项目或活动。

 

 

 

 

发件人:Weidong Huang<huangwd@ustc.edu.cn> +(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还有20个联系人保存所有收件人时 间:2014年08月15日 17:47 (星期五)附 件:1个 (美国精英对中国和世界财富的空前掠夺6.doc ) 查看附件

从中美人均生产和消费商品数量定性分析

看美国对中国财富的掠夺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 黄卫东

2014年8月

    摘要:本文根据中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以及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统计局在线数据库,计算了中美两国人均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工业品数量,以及美国消费产品的国产化率,结果显示,中国人均生产的工业消费品和大部分基础产品都远多于美国,美国消费的工业消费品主要来自进口,国内基本不生产,但人均消费的几种主要工业消费品数量是中国人均的4-7.5倍;人均消费支出是中国人均的30倍左右。中国人均生产的商品是世界平均值的4倍左右,但人均消费支出只有世界平均的四分之一。该结果说明,美国对世界财富进行了空前的掠夺,中国是主要损失者。

    定量评估美国精英对世界和中国的财富掠夺是非常困难的,甚至定性上也很难得出让所有人都同意的看法。杨多贵等从利润角度估算了世界主要国家在国际经济往来中的得失[1]。我们曾根据购买力平均汇率估算了我国对外贸易损失[2]。本文试图从中美两国人均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商品数量来分析财富的流动方向。

    请点击题目查看全部: 从中美人均生产和消费商品数量定性分析美国对中国财富的掠夺。

 

 

 

 

 

 

未来30年全球可能被中国化

中欧经济学院教授 项兵

2014-05-16

  “中国崛起在开放方面给全球树立了一个典范,中国对经济的开放被低估。中国对外国企业的依赖在工业方面全球最高;中国是吸引FDI的世界第二大国家;全世界各种形式的管理模式都在中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5月12日,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在“儒商论域2014—儒商典范与财富”论坛上表示,“过去30年,中国被全球化,未来30年,世界格局改变的可能之一是全球被中国化。”

  项兵认为,全球的发展模式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欧洲福利国家主权债务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实践方面走在前列的中国和美国,面临着收入和财富不均的挑战,基尼系数全球最高。这些挑战使得经济制度需要做比较大的调整,中国和美国可能更多地重视社会福利,而欧洲福利负担比较严重的国家,可能有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此外,中国崛起在开放方面给全球树立了一个典范,中国对经济的开放被低估。中国对外国企业的依赖在工业方面全球最高,美国、日本是30%左右,中国达到了47%。日韩两国的出口基本来自本国企业。只有中国在2012年50%以上的出口都是外资企业提供的,这是全世界唯一的。

  中国是吸引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的世界第二大国家,最早到中国投资的是日本,达到了4000多亿美元。能够接受这么多钱,也是开放的一个标志。我们到中国超市,到沃尔玛、家乐福,里面有来自全世界的外国品牌,中国的品牌比较少。

  另外,全世界各种形式的管理模式都在中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也是全世界唯一的。所以中国的开放一直被低估。

  项兵还表示,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还存在不足之处,包括:主权债务;领导力匮乏;缺乏基层工作经验;政策短视。“民主运动有很多优势,但和我们的政治制度比,它确实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将来全球的发展模式和制度更走向多元,美国说‘YES’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可以通过‘和而不同’的理念来参与全球治理。”

  项兵说,过去30年,中国被全球化,未来30年,世界格局改变的可能之一是全球“被中国化”。“我希望中国的崛起能给全球带来更多的多元的因素、积极的元素。”

  以下为演讲实录:

中国崛起的全球影响

  项兵(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很多外国朋友问中国崛起到底代表什么,除了经济全球第二,中国的崛起代表什么?我给各位做一个分享,错误的地方请大家原谅。

  首先我看了一下全球的发展模式,从撒切尔夫人开始,她也是哈耶克的学生。她在1979年主政,启动了新自由主义、国有企业私营化、放松管制、推动全球贸易减税。1981年里根总统基本拷贝了撒切尔夫人的主政理念。过去三十几年,从1979年到现在,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时代,创造财富也是最多的时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到2008年时,这个模式碰到了新的问题。相对来讲,福利比较好的国家,如北欧、法国、德国等绝大部分民主国家,国债主权债务到了难以为继的状态,美国国债到了105%,日本到了247%。这些福利制度使很多发达的国家主权债务难以为继。这是一个大挑战。

  第二个大挑战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即在新自由主义实践方面走在比较靠前的,这个挑战就是收入和财富的不均,全球的基尼系数中国和美国是最高的。所以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最大的挑战是收入和财富不均。从这点来讲,我认为全球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制度来讲可能需要做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未来中国和美国可能会更多地重视社会福利,而有些欧洲的福利负担比较严重的国家,可能有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中国和美国是一个极端,北欧国家是另一个极端,未来的发展应当是两者共同往中间漂移。

  我觉得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是在开放方面给全球树立了一个典范,中国对经济的开放被低估的,在很多方面走在全球前列。中国对外国企业的依赖,在工业方面是全球最高的,美国、日本是30%左右,中国达到了47%。大家认为中国的模式是出口拉动,这没错,但日本和韩国出口,日本的出口基本来自日本企业,韩国的出口来自韩国企业。只有中国,在2012年,50%以上的出口都是外资企业提供的,这是全世界唯一的,这点非常独特。

  中国是吸引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的世界第二大国家,最早到中国投资的是日本,达到了4000多亿美元。能够接受这么多钱,也是开放的一个标志。我们到中国超市,到沃尔玛、家乐福,里面有来自全世界的外国品牌,中国的品牌比较少。但在韩国的超市几乎看不到外国品牌,日本的超市外国品牌也不多。

  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都是每一个国家自己的模式占主导,美国是美国模式,英国是英国模式,日本是日本模式,只有在中国没有一个模式占主导。丰田做得非常成功,三星2011年在中国的出口达300亿美元,全世界各种形式的管理模式都在中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全世界唯一的。所以中国的开放一直被低估,我看了数据以后感到震撼。比如家乐福、肯德基的销售额在中国占全球销售额的50%。美国高通全球销售额50%左右来自中国。美国公司思科在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占了70%份额。中国华为卖到美国一块钱都是国家安全问题,而我们70%的互联网基础市场是美国思科公司控制的。所以在拥抱全球化、应对全球化方面,中国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值得很多国家学习。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东亚文明,东亚文明各种各样政治制度的结合都可以产生经济的繁荣,这也是一种文明的开放,这是我对中国经济有信心的最重要原因。看看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大陆最近的经济繁荣,同样的文明可以产生不同的制度模式、同样可以产生经济繁荣。

西方民主制度不足之处

  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来讲,我认为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我也确实产生了一些顾虑,尤其是2008年以后,有以下几点:

  一,主权债务。

  二,领导力匮乏。在美国最优秀的学生不会说到华盛顿去找工作,这不是他们最优先的选择,所以我们“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那里不实用。

  三,缺乏基层工作经验。中国的主席、副主席要在基层工作5—10年,才有资格领导中国老百姓,这是中国的基层经验,是中国的一个优势,西方社会不太重视基层工作经验。

  四,政策短视。短期行为都有它的极限,民主运动有很多优势,但和我们政治制度比,它确实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从这点来讲,我希望将来全球的发展模式和制度更走向多元,我不信将来有一个中国模式、一个美国模式,将来必定是一个多元的模式,是相互学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开放模式。

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了什么?

  中国的崛起,能给世界带来什么?除了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启发以外,还带来了什么?有很多见仁见智的地方。如“天人合一”的理念,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语境中,也许对全球的生态关系会有重大改变,因为全球以人为本的理念很深,比如希腊、罗马。但我们现在的实践做得不够,环保很差。

  第二,“和而不同”理念的灌输。我第一次到俄罗斯莫斯科时,看到他们的生活节奏非常缓慢,莫斯科的时间是无穷无尽的,做任何事都很慢,而在我国,时间就是金钱,我们是快字当头。另外他们的商业气氛很少,到今天为止,莫斯科地铁人流量非常之大,广告非常之少。所以商业气氛匮乏,这有可能是俄罗斯有那么多优秀芭蕾舞演员的必要条件。我们高中数学老师可能都忙着去挣钱,很少考虑到这个问题。

  不是我们不聪明,而是生活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需要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模式。只有这样,文明才能进步,不同才华的人才有可能诞生。每个人可以选择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需求。所以全球治理不一样,美国说“YES”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可以通过“和而不同”的理念来参与全球治理。

  如果按三百年作为一个商业周期、一个朝代周期论,美国还没跑完第一个路程,美国现在收入财富不均局面已经达到空前的高度,钱和权走在一起,老百姓没有希望,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来改变。所以即使美国实行三权分立,也在过去十年、二十年,发生了很多问题。本来我对这个体制充满希望,但发现问题如此之大,仍旧让钱和权走在一起。中国上下五千年,一个朝代好还是N个朝代好,是不是朝代越长越好?我没有答案。难道五千年一个朝代就会更好,朝代是否越长就越好?我不敢肯定。所以从中国的周期来看,很多问题需要我们重新考虑。

未来30年,全球可能“被中国化”

  最近,我演讲提到一个新的理念,我认为整个人类短期性行为已经很严重了,西方的制度和商学院教授的东西结合起来,很可能造成人类毁灭。从西方到东方,从经济到政治,没有任何长线的考虑。所以我认为,在座很多顶级人文学者,你们贡献的机会要比我们大得多,我们整个商业是比较短视的,政治也是非常短视的,从西方到东方看不到任何一百年、两百年的考虑。我邀请杜维明先生给我们长江商学院开人文课程,就是认为这是一个潜在的解决方式。当我们具有更多的历史观、人文观,并以此来考虑经济和政治问题,我们可能会有希望。

  在博鳌论坛时,我说了一句话,过去30年,中国被全球化,未来30年,世界格局改变的可能之一是全球“被中国化”。我希望中国的崛起能给全球带来更多的多元的因素、积极的元素。不是说中国要统治世界,中国和美国的思维不一样,美国希望统治世界,中国不希望。过去五百年西方文明主宰世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认为东亚文明应该承担起我们的责任,对全球重大问题,不仅仅让西方提供方案、我们去配合,这是我们的时代,我们应该有勇气和能力,以我们的智慧来解决全球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亟需解决,不能再拖下去了。

  面向未来,我觉得中国对全球的影响是深远的,但我希望它是正面、积极、和谐的。我希望能和在座的学者们联手,使中国的崛起在全球范围之内解决人类发展中的重大挑战性问题,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说错的地方大家多多包涵,谢谢大家!

 

 

 

 

 

从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

——评科尔奈《警惕近在眼前的威胁》

上海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 陈平

2014年08月11日

    【编者按】FT中文网7月刊出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警惕近在眼前的危险》一文后,亦邀请不同观点的意见领袖进行评论。本文为中国经济学家陈平针对科尔奈一文的评述。陈平从1985年多次访问东欧,他认为目前关于中国道路的辩论正处于胶着状态,而科尔奈的思想转型也揭示出转型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带来生动的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的教训。

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起死回生?

    今年5月6日,美国彼得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开了一个国际研讨会,主题是《转型透视:共产主义瓦解25年之后》(以后简称“转型透视”)。会议的出席者包括东欧和前苏联经济转型的主要设计师和操盘手。会议的参与者充满自我庆祝的气氛,他们计划出版的文集标题是《伟大的重生: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的教训》。

    回看金融危机之初,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在2009年4月3日,于伦敦举行的第二届G20峰会的闭幕演说中公开宣布:“旧的华盛顿共识已经结束(The old Washington consensus is over.…),我们需要新的世界秩序”。时隔五年,西方发达国家至今还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但是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又开始以庆祝东欧转型成功之名,试图给名誉扫地的华盛顿共识恢复信誉。世界格局的转变,难道和万花筒一般?

    有趣的是,会议首日宴会上做主题讲演的,是西方最富盛名的自由派转型经济学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匈牙利人科尔奈。他讲话的悲观警告,给会议组织者试图营造的胜利气氛浇了一盆凉水。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FT中文网)于7月2日发表了科尔奈题为《警惕近在眼前的危险》的演说。他用早年经济自由化的明星匈牙利,近年发生U型大逆转的案例,来警告西方所谓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在全世界逆转的威胁。匈牙利在1968年就率先推行市场化的渐进改革,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领导人多次组团访问,学习匈牙利企业放权让利的经验。科尔奈惊呼的匈牙利逆转,使笔者大开眼界,可以借机观察东欧转型的前因后果,以及世界变局大出西方所料的深层机制。

    笔者认为科尔奈的文章观点鲜明,但事实含糊、没有数据,完全背离经济学家的规范,令没有去过东欧的读者莫名其妙。笔者从1985年开始多次访问东欧,从1992年开始,和东欧休克疗法的设计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有多年的交往和争论。我愿意和读者分享我所了解的事实,解读东欧政治和经济双重自由化的领头羊匈牙利,为什么在20年后发生了让西方震惊的逆转?东欧转型的休克疗法,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相比,究竟是失败还是胜利?未来西方世界的走向,究竟是科尔奈主张的“民主”国家联合“遏制”中俄专制,还是同床异梦分道扬镳?

从自由经济学家到新冷战的地缘政治家

    科尔奈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也许只有科斯可以媲美。但科尔奈对中国决策者的影响,则大于任何诺奖经济学家。他在中国访问时受高规格接待,他的著作至少有九本译成中文,俨然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引路人。中国转型期每个阶段的重大政策争论,都有重量级学者出面邀请科尔奈到中国或隔空喊话,力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今年86岁的转型经济学权威科尔奈,可以说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掘墓人,因为来自体制内部的批判比来自外部的攻击更加致命。科尔奈一生有两次转型: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变为自由派经济学家,再从转型经济学家变为鼓吹新遏制政策的地缘政治家,揭示出新自由主义有更深的国际背景。笔者认为,花功夫解析科尔奈的转型之路,有助于中国人选择自己的路。

    科尔奈早年自学马克思的《资本论》,成为匈牙利科学院经济所的教授和院士。1986-2002年间被聘为哈佛大学的教授,还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士,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距离似乎不远。他被西方经济学界誉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世界权威。他的名作是1980年发表的《短缺经济》。他认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常见的消费品短缺现象,不是计划或政策的失误,而是经济系统的制度问题,他力图从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他提出的“预算软约束”概念,成为西方经济学批评国有企业无效的理论基础。他在1989年写的《自由经济之路》,更是明确主张市场化改革就是经济和政治体系的自由化,把貌似经济改革的休克疗法,挑明为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制度转型。

    今天,世界格局和中国经济都处在向何处转型的十字路口。感谢FT中文网在刊登笔者对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著的《21世纪的资本》评论(详见《资本主义的空想与现实》)后,又载科尔奈的文章,邀请笔者评论。

东欧转型25年后的整体表现

    尽管“转型透视”的组织者宣称25年前在东欧开始的休克疗法是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胜利,可惜与会者大谈政治,却不提公开的经济数据,可以用西方的主流数据来判断谁的判断更有依据。

    根据联合国统计局在1988-2012年间的真实GDP数据做了定量的比较。过去24年间(俄国与乌克兰为过去22年间)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年平均GDP百分增长率依次为:中国(9.7),拉美(6.7),印度(6.4),东亚(3.8),波兰(2.9),世界平均(2.8);美国(2.5),德国、西欧(1.8),日本(1.3),东欧(1.0),匈牙利(0.8),俄国(0.6),乌克兰(-1.6)。东欧转型国家只有波兰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比较24年间经济增长的比例,中国为930%,世界为179%,美国为183%,西欧153%,东欧128%,匈牙利120%,俄国为116%,乌克兰只有1990年的70%。

    读者不要忘记,转型前东欧的工业基础、科技水平、人力资本、加上苏联的自然资源,都远远高于中国、东亚、和拉美国家。转型期间,西方处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免除了波兰的巨额外债。东欧国家的人口规模也远比东亚为小。匈牙利的人口只有1千万,比海南多一点,比天津市还少;波兰不到4千万,和福建差不多。匈牙利、波兰接受的西方直接投资(FDI)的人均规模,也远远大于中国和任何东亚国家。匈牙利吸引的FDI达460亿美元,人均外来投资是波兰的1.7倍,韩国的11.5倍,中国的11.5倍。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东欧尤其是匈牙利,产权、民主、资本、外资、加上军事北约保护、政经和欧盟一体化等条件都齐了,理应成为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推广的楷模,东亚和拉美的亲美国家和匈牙利比真是望尘莫及。但是结果呢?

    转型二十多年后,东欧人口下降的速度超过西欧,俄国人口减少2%,匈牙利减少了4%,乌克兰减少11%,东欧整体(联合国的数据)人口减少了23%。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萧条,贫富分化,使年青人不敢结婚生育,大批中青年移居海外寻找就业。从世界经济的比较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只有中国一枝独秀。越南先学中国改革、然后和中国闹边界纠纷,经济近年大幅动荡。东欧和前苏联的转型,则使原本发达的经济大幅倒退,苏联和平时期经济损失的幅度超过两次大战和苏联的内战加饥荒。即使休克之后恢复最好的波兰,经济增速也落在多数发展中国家之后。战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除日本以外原本低于东欧,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的经济增速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东欧整体更低于西欧和日本。

    “转型透视”的组织者宣称休克疗法的胜利,得意的只有政治、避谈的是经济。“休克疗法”虽然在政治上摧毁了东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并没有带来东欧民众期待的经济繁荣。科尔奈看出东欧人心的逆转,对西方资本主义带来近在眼前的威胁。

东欧何时成为“发达国家”?

    两年前,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表报告,把“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危险。报告宣传东欧俄国升级到“高收入国家”的经验,重推华盛顿共识的市场自由化。国内一些学者也用东欧的“高人权”转型,来批判中国的“低人权”和“粗放”增长。世行显示东欧转型成功的定量依据是,匈牙利和俄国在2006和2012年分别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而中国2012年的最新人均GDP排名,被联合国统计局列在匈牙利、哈萨克、阿根廷、巴西、土耳其、墨西哥、伊朗、和古巴之后,仅仅高于泰国和安哥拉的水平。这无疑是对中国人道路自信的最大打击。中国摸石头过河的对岸,究竟是东欧模式,美欧模式,还是争论不已的中国模式?问题是,西方的数据和分类可靠吗?

    经济数据在政策争论中至关重要。最新的例子是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他用西方主要国家三百年来的财富分配数据,证明美国诺奖经济学家库茨涅茨依据美国数据发现的倒U形曲线并不成立,换言之,技术进步会使贫富差距增加后,不一定会自动减少。皮凯蒂证明市场机制下不平等游持续扩大的趋势,除非政治干预。

    科尔奈对匈牙利逆转的警告,引发我调查东欧的近况:东欧转型的结果,究竟是升级到“高收入”国家,还是退步为“依赖经济”?对比西方在东欧转型前后发表的经济数据,我发现西方虚构了一个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的神话。

    界定世界上哪些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最早是1961年成立的西方富国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我找到的联合国统计局(UN)和中央情报局(CIA)可以比较的数据从1978年开始。如果以美国的人均GDP为标准,富国的最低门槛是葡萄牙和土耳其,他们的人均GDP在1978年分别是美国的23%和21%。美国CIA1978年的数据表明,苏联的人均GNP已经是美国的59%,波兰为美国的32%,匈牙利为美国的31%,都达到OECD的富国标准,分别超过英国,葡萄牙和土耳其的水平。

    CIA1985年的数据表明,苏联GNP的总量是美国的52%,为世界第二位,人均GNP为美国的44%,依然是发达国家。匈牙利1985年的人均GNP比苏联还高。CIA和大英百科全书直到1990年的数据,都把苏联GDP的规模列为世界第二,约为美国的一半。由此可见,西方在东欧转型前就已承认苏联东欧是发达国家,苏联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这一判断符合战后存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三个世界的共识。苏联瓦解前不存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比苏东社会主义优越的神话。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杭廷顿,他1969年的成名作《转型社会的政治秩序》,系统论证苏联体制的效率和美国相当,稳定性还高于法国。

    但是苏联瓦解以后,西方媒体开始全面下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数据。联合国统计局2014年发表的1988年(东欧转型前)的新历史数据,把前苏联的GDP总量下调为世界第7位,不到美国的七分之一,排在意大利之后,而俄国1990年(苏联瓦解时)的GDP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略高于加拿大和西班牙。如果事实真的如此,前苏联哪来对抗美国超级大国的实力?意大利和西班牙在经济上向来唯美英法的马首是瞻,哪有苏联的胆量敢在中东对抗美国?即使用联合国1988年人均GDP的新数据,苏联仅为美国的七分之一,低于墨西哥、高于土耳其;捷克、匈牙利的人均GDP都高于墨西哥和土耳其。按照OECD的标准,苏联、捷克、匈牙利的人均GDP水平在转型前仍然属于发达国家。可见,导致东欧转型的主要是政治而非经济原因。

    有趣的是,OECD正式接纳东欧成员国的时间是,捷克1995年,匈牙利和波兰1996年。世界银行1987年开始划分高收入(发达)国家的标准,把富国的下限设在沙特阿拉伯和台湾的水平,至今墨西哥和土耳其还未达到世行的高收入标准。转型国家达到世行高收入的时间是:捷克2006年,斯洛伐克和匈牙利2007(匈牙利2012年又跌出富国水平),波兰2009,俄国2012。

    以上可见,OECD和世界银行制定的富国标准,地缘政治的考虑有重大嫌疑。笔者这里要指出:人均GDP的评价方法并不科学,因为GDP总量中包含大量物理学定义的废热(即熵),市场定价包含系统性的偏差,因为奢侈品和高科技的垄断价格,不能反映商品的真实成本和效用。算术平均故意掩盖了分配不平等的结果。笔者先提醒读者,经济学的客观性,目前和自然科学不能相比。

    如果目前缺乏可以取代西方的经济度量如何判断不同指标体系的真实性和误差水平呢?我的调查经验是: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感觉比经济学家的理论更靠谱。

    我在金融危机前后多次访问过东欧转型国家。我问东欧的经济学家和朋友,东欧民众如何评价东欧转型的结果,得到的回答是:中老年人认为过去比现在好,年青人的意见好坏各一半,换言之,四分之三的人认为今不如昔。一位波兰朋友告诉我一句民间流行的说法:过去我们是政治上的奴隶,如今是经济上的奴隶;经济奴隶比政治奴隶更糟!

    假如OECD和世界银行的富国标准能反映经济的真实状况,那么应当推论,匈牙利和俄国的老百姓应当为升级到富国兴高采烈才对。老于世故的科尔奈对世情的观察,比“转型透视”组织者们传递出更多的真实信息。

为什么东欧转型的结果令民众大失所望?

    自由派经济学家面对市场化带来的种种问题,答案只有一个:问题都是市场化不彻底造成的。问题越多,越要有勇气去闯“深水区”。但是坚信自由的转型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警告就不同了,值得中国的决策者深思。

    科尔奈坦率承认苏东民众对转型的结果大为不满。列举的事实包括:大量失业,贫富差距扩大,民族主义和种族冲突上升等等。更严重的是,科尔奈的解决方案不是休克疗法早期的进一步自由化,而是恢复冷战的遏制政策,否则西方难以自保。

    令科尔奈和西方新保守主义者惊恐的是,东欧政治逆转的带头羊,正是最早在苏联阵营造反,最早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自由化改革,也最积极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西方盟友。获得西方大笔援助、贷款和投资的自由明星匈牙利发生逆转,无论是经济理性,还是政治智慧,都难以想象匈牙利人是否疯了。科尔奈近在眼前的威胁警告,令所有向往自由富裕的人们不可思议,也让西方战略家重新评价对中国的和战选择。

    科尔奈惊呼2010年匈牙利的政治逆转,指的是2010年匈牙利大选中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中右政党,重新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试图恢复匈牙利的经济主权,导致欧盟公开威胁警告匈牙利政府。东欧政治的逆转究竟是什么原因?我的观察是形势使然。主导人们行为的是利害得失,不是意识形态。市场竞争中的输家,不会如科斯预言的那样接受不公正的结果,群体行为形成对抗市场和资本的政治力量。匈牙利逆转提供了皮凯蒂观察到的政治经济不可分的最新案例。

    笔者在转型前后去过匈牙利、波兰、东德和俄国。三十多年来,有机会对比观察中美欧日的竞争格局。东欧今天的困境,包括科尔奈在内的西方转型经济学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鉴于国内还有经济学家推崇东欧的休克疗法为“高人权转型”,批评中国的“低人权发展”和“粗放增长”,笔者就来对比分析东欧转型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我把东欧转型划分为两个阶段:大约十余年的休克疗法转型期,和北约欧盟东扩后部分东欧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升级期。柏林墙的倒塌和加入欧盟,给东欧民众带来的都是失望大于希望。

休克疗法摧毁了东欧国家原有的分工协作网络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东欧推行休克疗法,有理论和经验的两个依据。一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它假设如果多种产品完全竞争、价格自由浮动,完全市场模型存在唯一稳定的均衡解,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阿罗-德布日模型的两个创立者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依据之二是战后西德出现的“艾哈德奇迹”。二战结束后美军占领下的西德,一度实行战时经济的价格管制,结果物物交易,经济萧条。时任经济部长的德国经济学家艾哈德不和美军总部商量,在1948年6月借引入新西德马克之机,突然解除价格管制,很快恢复了市场的繁荣。这使西方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东欧转型可以重复艾哈德奇迹。然而东欧各国在快速实行价格、外贸和汇率的自由化之后,带来的不是经济繁荣,而是巨额的贸易逆差、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企业倒闭,和大量失业。求助西方援助的苛刻条件,要求东欧国家提高利率、紧缩预算、出售国有资产,经济更是十年不振。

    为什么1948年的艾哈德奇迹在1990年代的东欧转型没有重演?因为西德战后一片废墟,分工回到原始的原子经济,这才是阿罗-德布日模型成立的前提。东欧转型之初,苏联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和经互会条约,片面对西方开放,立即打碎东欧原有的分工协作,企业的零部件供应普遍中断。东欧国家间约一半以上的贸易在社会主义国家间进行。市场自由化的西方标准要求一切外贸以西方的硬通货结算,社会主义国家间原来通行的物物交换或以卢布结算的分工体系立即瓦解。贸易自由化系东欧片面对西方开放,而西方并没有同时对东欧开放市场。这导致西方低端的日用品连手纸也大量涌入东欧,而东欧原来有价格优势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因为不熟悉西方的营销网络和质量标准而被挡在门外,导致东欧企业大批倒闭。私有化过程中东欧普遍缺乏货币资本,东欧的私有化进程使西方跨国公司得以廉价,甚至被东欧政府补贴,来收购东欧的核心企业。相比之下,中国开放之初的高关税保护了民族企业的生存空间,选择性的特区开放又使国有和民营企业逐步学会和外国企业竞争,所以技术和人才远比东欧落后的中国企业,在转型过程中能快速成长,民族企业逐步学会和跨国公司竞争。

    东欧转型的最初十年,匈牙利和波兰的GDP下降18%,俄国下降43%,乌克兰下降61%;通胀率,波兰高达400-580%,乌克兰达3400%,俄国4000%,高通胀持续时间分别为5-8年;货币贬值匈牙利和波兰贬值到4分之一,俄国卢布贬为5500分之一,乌克兰贬为76000分之一。东欧积累了几十年的国有资产,瞬间转移到西方资本手中。

    科尔奈为市场自由化辩护说,休克疗法至少消除了短缺经济下排队购买的时间浪费。这正是科尔奈“短缺经济”理论的浅薄之处。客观地说,科尔奈最初在1979年的论文,对比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约束”经济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需求约束”,还颇有真实感。须知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约束是西方的封锁政策造成的,无法向西方国家那样可以用货币在全世界购买资源。部分物资短缺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对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实行固定价格,以保障人民的平等分配。如果采用浮动价格,例如中国困难时期部分商品允许高价,价格的大幅上升使多数人买不起,在表面上可以立即消除某些商品的“短缺”现象。问题是:高价商品不用排队,不等于改善人民生活,更不等于改善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在转型过程和世界经济中,笔者观察到三种“消除短缺”的方法。

    第一,是借债消费,以讨好民众。匈牙利、波兰转型前的政府不惜从西方大举借债用于消费,一度东欧的生活水平超过前苏联。叶利钦在转型过程中不惜瓦解苏联,为了甩掉东欧的经济负担。东欧借债结果和美国欧盟的债务危机类似,都是经济恶化,竞争力下降。匈牙利的外债从1973年的10亿美元猛增到1993年的150亿美元。匈牙利为了还债,不惜把多数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卖给西方跨国资本,埋下后来无力应对金融危机的病根。国内有人主张学西方,用拉动消费而非投资的方法刺激经济,历史上包括东欧和西方,都没有可持续的先例。

    第二,是自由贸易,用进口商品来满足国内短缺的需求。按照西方的贸易理论,只要允许自由贸易和汇率浮动,市场会自动达到均衡,无需政府的产业政策。但历史事实是,东欧也好,七十年代后的美国也好,无论汇率如何变动,长期陷于贸易逆差,导致外汇储备和财政收支的恶化。因为外贸均衡的理想情形,只对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简单贸易成立,对多国多种商品的交叉贸易并不成立。首先,生活必需品和关键零部件短期无法替代,贸易逆差下也得继续进口。其次,分工贸易有大量中端的零部件产品。货币贬值对终端产品的出口似乎有利,但对中端零部件的采购不利,所以货币大幅波动和贬值,很长时期内不但不会改善外贸平衡,反而可能加剧生产企业的经营恶化。中国提高国际竞争力取得外贸盈余花了16年的时间,才在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笔者认为,由此可见不信西方教条的中国政府官员,比西方名校的经济学大家,更具国际竞争的直觉和常识。

    波兰金融危机的表现强于匈牙利,因为波兰保留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波兰经济学家告诉我,历史上波兰多次被德国、俄国瓜分,所以对外资包括美国资本也不放心,担心短期利益的美国公司收购波兰的核心企业之后,转手就卖给宿敌德国或俄国。对波兰打击最大的就是贸易自由化,使民族企业难以生存。团结工会的诞生格但斯克船厂,原有工人2万,如今裁减到2千人,无法与韩国与中国的造船业竞争。

    第三,是增加生产,提高短缺商品的生产能力,这是中国解放后的一贯方针。转型之初,同样面临短缺的中国,一面有限制地开放贸易。进口的彩电冰箱等新型耐用消费品虽然吸引大众消费者,但是国内市场的价格很高。结果不仅长虹这样的军工企业转军用为民用,而且引发大量乡镇企业加入和国企外企的竞争,出现海尔、TCL这样的民营企业,从国内市场向海外大举进军。相比之下,技术和人才水平比中国高得多的东欧企业几乎全军覆没。

 科尔奈的“软约束”理论和转型期的反凯恩斯政策

    如果说科尔奈的短缺经济论只是肤浅的微观经济学,则他的“软约束”理论对危机应对的误导,在于火上加油的反凯恩斯政策。

    笔者在2006年就指出,科尔奈的软约束理论和宏观经济的经验是矛盾的。假如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企低效亏损,全靠政府补贴维持,则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赤字或通胀率必然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但高通胀在拉美最常见,高赤字在发达国家更流行,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才喜欢玩货币或债务的游戏。存在金融和破产法的国家,某种程度上都是软约束。科尔奈理想的“硬约束”世界,发展中国家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强,因为穷国难以借款和发债。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援救金融寡头和汽车寡头的软约束,超过任何国家。社会主义国企的真实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但是政府害怕国企破产会导致社会不稳,就只能鞭打快牛,抽肥补瘦。一旦中国把国企的社会包袱剥离给地方政府,从土地增值或增加出口获得新的资源,并让国企和民企、外企互相竞争,中国国企的竞争力就大幅改善。东欧一刀切的“硬约束”和西方补贴消费而非补贴创新的“软约束”,实践证明西方短视的“民主”政府都不如中国远见的“协商”政府高明。

    要命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鉴定出来的转型经济学权威,给东欧执政者提供错误的政策指导。他们以为国企效率低的原因不是技术、人才、或营销,而是软约束的补贴。在国企面临进口商品难以抵御时,政府还给国企断粮,结果不但没有给国企改进生产率的机会,反而加速倒闭,使宏观形势恶化。相比之下,中国政府转型期适度的软约束,把财政补贴优先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改善企业的竞争力,其次才是维护社会稳定,给下岗工人提供转业的机会。而东欧的软约束用于企业破产后的失业救济,西方的软约束用于维护金融寡头的垄断地位,这自然无助于国际竞争力的改善。称赞东欧是“高人权增长”的经济学家,究竟了解多少东欧的现实?

 西方主导的市场机制为何加剧东欧的社会动荡

    读者一定疑惑,法制和福利都比美国完备的欧盟,为何不能带来共同富裕?因为东欧入盟有西欧制定的苛刻条件,但是西方资本进入东欧不受主权国家的节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以增加地方的积极性。欧盟的整合是主权国家向欧盟让渡货币和财政的主权,才能和联邦制的美国竞争。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维护的是德法核心区,而非边缘区的利益。西方的民主法制和中国的统筹协商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市场运作机制。

    不平等的制度安排是不对称的力量平衡的结果。经济上衰落的东欧国家低首申请入盟,哪有多少谈判资本。中国的公司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牛,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越来越强,才能不断改善中国企业的国际环境。

    柏林墙瓦解后,大举涌入东欧的西方资本,并不投资风险大的技术更新和周期长的基础建设,而是土地廉价的房地产,造成东欧的房地产泡沫。房价抬高物价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削弱而非改善本地企业的竞争力。东欧中青年在本国缺少就业和提薪的希望,不得不背井离乡到西方打工。然而欧盟东扩加重西欧富国的财政负担,经济增长放慢,失业率增加,除了英国和爱尔兰之外,德法等主要工业国家并不欢迎新移民。大批在英国打工的波兰人,只能找到类似修下水道那样脏臭低薪的工作,被英国人讥笑为“波兰管子工”。来自东欧的女大学生只能竞争服务业中非洲黑人的岗位,大批女大学生成为西欧妓女的主要来源。人口急剧老化的东欧和西欧,出现前所未有的西向大移民。乌克兰人填补波兰建筑业的劳力缺口,俄国人又去填补乌克兰的缺口。和埃及动乱的原因相似,东欧、西欧和中东的动乱,都源于失业年青人、尤其是失业大学生的不满和骚动。

  东欧政党为何从西化转为自立?

    从1950年代到2010年,匈牙利一直是西方爱护的“自由经济”的明星。1956年匈牙利爆发反对苏联的示威,引发苏军干预。1968年,匈牙利共产党的新领导卡达尔在东欧首先推行市场化改革。1990年匈牙利最早在东欧实行多党制选举。被科尔奈不指名批评,变色逆转的匈牙利现任总统,当年正是反共反苏起家的学生领袖,2001年还获得以保守闻名的美国企业协会颁发的“自由奖章”。不料匈牙利入盟后危机连连不断。

    金融危机前,东欧的房地产泡沫由于外国银行的热钱流入而推风助燃。危机期间,外国资本回救母国,导致东欧金融市场大幅波动,汇率贬值。匈牙利外资银行的房地产抵押贷款用外币结算,加重而非减轻本地购房居民的还贷压力。匈牙利政府只能求助IMF贷款,但是贷款条件是匈牙利必须实行紧缩政策,导致经济进一步恶化,GDP下降6.4%,受害远超危机发源地的美国。

    转型前,匈牙利居民已经习惯社会主义带来的高福利,包括普遍稳定就业,全民免费医疗,高校免费教育,女工生育除了有24周的全薪产假外,还有长达3年保薪70%的产假。相比之下,美国只给母亲12周无薪的产假,职业妇女生育往往面临被解雇的风险。转型后,匈牙利经济的福利政策难以为继。试图改革的中左政府,包括看病和住院要增加收费,大学增收学费,养老金私有化,削减产假补贴等等,结果遇到极大阻力,反对党借机反对大学医院的收费获得民心,公民投票否决福利改革,再次变更政府和政策。

    2010年重新上台的中右政府获得多数议席控制国会,开始推行“国进民退”,把“自由化”逆转。新政府立法强迫外资银行将外币签订的抵押贷款合同,转为匈牙利本币结算,以减少货币贬值给本国居民带来的还贷压力。所谓“藏富于民”的私有化养老基金,金融危机中大幅缩水,引起民众恐慌,匈牙利政府不得不把养老基金重新国有化以稳定民心。虽然中右政府大选许诺取消了大学学费,但是危机下不得不变招削减给大学的补贴,重新引发学生和教师的抗议。为了强化施政能力,国家掌握的媒体公开谴责反对派受外国势力支持。欧洲议会和欧盟对匈牙利政府公开谴责时,匈牙利政府用捍卫国家利益的姿态争取民意,公开反对欧盟走向美国模式的联邦制,要求更大的国家自主权。

    科尔奈不敢承认匈牙利政局的逆转是西方主导的自由化造成的,反而转移目标,指责西欧面临的变色威胁,来自俄国和中国的红色资本主义的“专制”势力。不如来看看,为什么欧盟内斗的结果导致民族主义的高涨。

欧盟东扩为何从希望转为失望?

    尽管OECD和世界银行从1995年开始就用发达国家的高帽子奖励东欧国家,但是东欧的老百姓从实际体验中,很快尝到西方自由的真实后果。东欧国家把自己的核心产业廉价转让给国际资本,倒也换来向西方移民的自由。柏林墙倒塌时,最欢欣鼓舞的是向往西方的年青人。西欧的高消费加上东欧的高福利,一度成为东欧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东欧的民众很快发现,他们得到的是不自主的民主和不平等的自由。这本来就是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的现实,当然任何新古典或转型经济学的教科书都讳莫如深。

    欧盟1993年制定加入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开始推行欧盟和北约的东扩政策。2004年开始陆续接受东欧转型国家入盟。2005年欧盟内部的区域矛盾就已经加剧。入盟东欧国家的选民失望之余,就投票赶下主持入盟的政党。北欧和西欧富国民众体会到的也是东扩的代价而非好处,不但税负增加、福利减少,而且年青人的就业越来越难,愤怒洒向西来寻找工作的东欧移民。这就是法国和北欧反移民的新纳粹党兴起的原因。西方执政党为了减少欧盟的负担,只能压迫东欧和南欧国家削减开支,减少福利,又引起东欧和南欧的执政党的抵制,激发起欧盟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重新强调民族国家的历史和主权。

    德国统一的金钱政治为何赢了冷战、弱了欧元?

    欧盟的建立和东扩,依赖的是德国的经济和法国的政治,法德精英设计的欧盟和欧元,其政治目的是不战而和平统一欧洲,包括乌克兰和俄国的欧洲部分,经济目的则是对抗美元霸权,让欧洲重新自立,和美国东亚一起三分天下,同时摆脱美苏的辖制。但在操作上,德法无法在军事上与美苏抗衡,走的是和平演变的议会道路。

    西德最高明的战略是制造西柏林高消费的假象,西德各州出资补贴西柏林的高消费,再通过大众传媒影响东欧民心。西德对东德单方面开放边界,制造“自由世界”的形象,鼓励东欧人偷渡。笔者曾在1985年开车到捷克、东德、西德一游,东德边界这边如临大敌,军人警察和美国一样全身武装,外加警犬探照灯,汽车前后彻底搜查。笔者一行的汽车进入西德却比进入公园还要简单,西德边卡只有一人,既不看护照,也不收费,挥挥手就让我们通过。这种“制度自信”让我大开眼界。

    东西德统一后,我受邀在西柏林自由大学讲学。我惊讶地发现德国统一后的新首都柏林一片萧条,周末中午讲完课,想请学生吃饭,竟然找不到开门的餐馆。疑问之余,西德学生才告诉我西方赢得冷战的内幕:原来冷战时代西柏林的虚假繁荣是西德各州的财政补贴造成的。东德社会主义政权一垮,西德各州财政自负盈亏,柏林没有工业,财政亏空,自然无法与南德各州竞争。

    西德经济学家告诉我更糟的是两德统一的“民主政治”。德国统一时,西德纳税人抱怨西德支付给东德的巨额补贴。主导两德快速统一的西德总统科尔,为了获取东德居民的选票,不顾经济学家的警告。他利用总统特权突然宣布,东德马克与西德马克的兑换率是一比一,等于直接从天上给东德居民撒钱,须知当时的黑市真实兑换率是六比一。东西德在1990年7月1日实行货币统一,离柏林墙垮台的时间不到一年。德国货币统一的速度比东欧的休克疗法还快,后果更影响深远。

    东德居民有巨大储蓄,生活水平远高于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买东德制造的小汽车据说要等十年。东德民众一旦获得大笔西德马克,立即抛弃东德自产的价廉物美产品,购买西德的时尚商品,使东德企业一夜之间就失去国内市场。以往东德的产品一半出口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可以用卢布计算或作易货贸易。一旦转为西德马克结算,东欧国家缺乏硬通货,东德企业又失去传统的出口市场,导致东德企业大面积倒闭。两德统一前,东西德的许多名牌企业,例如东西德著名的蔡司公司,一度谈判平等联合。但是东德企业一旦失去国内外市场,就失去市场竞争的话语权,导致东德私有化的结果是东德的核心企业全面被西德无价接管,私有化的净资产为负,即西德企业接收还以污染等名义收到补贴,东德企业的管理层全部被淘汰,导致东德员工和西德管理层之间的严重对立。

    西德工会害怕东德企业的廉价劳力会和自己竞争,从而保不住已有的高福利,就游说国会立法,要求东德企业的工资水平向西德“收敛”,无视东德企业改善竞争力的实际能力。结果东德劳力比美国还贵,使得在东德的外资企业无利可图。即使爱国的西德资本,宁愿投资劳力便宜的宿敌波兰,也不投资东德,导致东德长期衰退。

    东德转型十年萧条的代价由西德选民支付,每年西德对东德转移支付的金额高达东德GDP的一半。科尔赢得选票和德国统一之父的美名,德国的竞争力和增长率实际大减。巨额财政负担使德国利率上升,马克走强。这对实行联系汇率的英国成为不堪重负,率先退出联系汇率,使欧元区难以做强。

    相比之下,中国的双轨制改革和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模式,给混合经济带来互补学习和良性竞争的时间空间。我对德国与中国转型的比较分析,获得德国经济学家和听众的巨大回应,多所大学和研究所请我去讲演,因为我说出德国主流媒体不敢面对的问题和原因。

    休克疗法和北约欧盟东扩,虽然在政治和经济上消除了东欧国家成为西方竞争对手的可能,但是后果是东欧经济的衰败加剧了欧盟东扩带来的地区差距和社会动荡。危机中,人口老化的美欧日都面临福利社会、军备竞赛、和北约东扩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无法实行凯恩斯的财政刺激政策,竞相采取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对外转嫁危机,出现西方政治上高唱联合,经济上相互拆台的奇观。

    对比苏联垮台和中国崛起的历史,我以为前苏联领导人的短视和邓小平的远见源于导致对开放竞争的不同政策和后果。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高估了西方体制对东欧人民的吸引力,才会用封闭经济的控制政策来限制人才外流,从而失去知识分子阶层的向心力。邓小平大胆放开出国留学政策,相信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最终会吸引留学生回国,使中国获得了西方技术的同时也赢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心。实际上,中国和东欧的人口远大于西方,解决就业问题的潜力也高于西方。一旦允许中国和东欧的人口有序移民,西方宣传的“自由”在移民和就业问题上就成为无法兑现的空话。柏林墙瓦解后,美国在墨西哥边界大建封锁墙阻止非法移民,西方各国都用“工作许可证”来限制外国留学生的就业。金融危机加剧西方国家的外来移民和殖民地宗主国的矛盾。

是谁埋下匈牙利民族矛盾的火药库?

    欧洲和中国历史的最大差异,就在分与合的历史趋势。中国有两千年统一的历史,因为统一的力量才能应付游牧民族的威胁,长城的建筑史,对国家认同的意义,大于单纯的军事防御。黄河长江的水灾和旱灾,也只有中央集权的效能政府,才能应对。欧洲从罗马帝国、拿破仑、希特勒、到欧盟,统一的向心力老是敌不过分裂的离心力。市场和民主的机制,分权易、整合难。因为主权国家的形成,都是战争的结果。欧洲商业帝国的霸权,从希腊、罗马,到荷兰、西班牙、英国,和美国。欧洲历史上的频繁战争,大国兴衰取决于贸易通道的变更,而非地理位置的优势。西方的拼音文字,又加剧了民族文化的冲突,不如中国汉字对不同方言的凝聚力。

    匈牙利的文字独特一支,16世纪就设立大学,科技教育水平享誉东欧。美国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和氢弹之父泰勒都是匈牙利科学家。为什么匈牙利转型后的经济表现远不如波兰、韩国和中国呢?科尔奈开口闭口声称自己是匈牙利人,却不敢点明匈牙利民族主义的历史原因。

    历史上,匈牙利几度是东欧历史最悠久和最先进的国家。历史上,在对抗蒙古和土耳其入侵的多次战争中锻炼出强悍的民族性。公元十世纪建立的匈牙利王国的势力一度达到今天的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十九世纪建立的奥匈帝国一度是中欧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一次大战失败后,奥匈帝国被肢解,匈牙利失去70%的领土,60%的人口,也失去海军,成为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大约30%的匈牙利人留在罗马尼亚、捷克、乌克兰、南斯拉夫等国成为少数民族,许多人受到歧视性待遇。多民族融合的奥匈帝国被“分而治之”的民族国家取代后,匈牙利王国的原料产地、制造业、和市场被切割,成为西欧的依赖经济。加入欧盟后由于不利的地缘政治,匈牙利经济进一步被边缘化,这使匈牙利民众怀旧的民族主义情绪大增,成为首先挑战欧盟集权政策的国家。

    一战后以英国财政部官员身份出席凡尔赛和约谈判的凯恩斯,在1919年发表名作“和平的经济后果”,尖锐批评英法强加给德国的严苛条约,将在经济上摧毁德国,从而制造下一次战争。但是英国和法国的议会政治,导致英法政治家为了短期的选票,不惜牺牲欧洲的长远利益,导致大萧条和德意法西斯上台。希特勒发动二战的号召就是要改变凡尔赛和约留下的不平等格局,才得以获得德国失业民众的支持。

    匈牙利的问题与此类似,只是匈牙利的实力比德国小得多,不得不隐忍至今。1920年在凡尔赛特里亚农宫签署的特里亚农条约,在中欧种下的民族矛盾持续发酵。和凯恩斯相比,请读者自己判断,谁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明智的政治家?

俄国的北约幻想和地缘政治

    笔者认为,科尔奈指责俄国在乌克兰违背国际法,用武力改变边界现状,从而威胁了西方的民主世界,这更是颠倒是非。

    戈尔巴乔夫天真地以为冷战只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苏联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组织,从东欧撤出苏军,以为可以换来西方的对等诚意。不料苏联瓦解后,北约不但不解散,而且东扩到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

    俄国总统叶利钦在1990年退出苏联,解散了苏联共产党之后,兴冲冲地到西方申请俄国加入北约,不料遭到拒绝。叶利钦不懂历史上严苛的地缘政治,假如超级大国俄国也加入北约,西方中等强国如何能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叶利钦面对大幅下滑的经济和民意,在下台前痛定思痛,才一手扶植有民族意识的普京上台,并改善和中国的关系,转而来反对北约的东扩。

乌克兰:废核骗局和分裂代价

    乌克兰寻找国家定位的历史更是曲折认识。九世纪建立的公国基辅罗斯,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共同祖先,语言文化和俄罗斯相近。乌克兰的大草原无险可守,其地理位置先后成为蒙古、立陶宛、波兰、俄国和德国争霸的战场。

    苏联解体时,乌克兰的人口、核武器、军火工业的实力可以和法国相当,又是农业大国,所差的只有民用工业。经济科技军事实力远超过波兰。如果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很快会成为中欧的强国。如果领导人明智,可以左右逢源,成为俄国和欧盟争相讨好的对象,不难从俄国得到能源的价格优惠,也不难和欧盟谈判对等的贸易条件。可惜历史上出过许多军人、艺术家、科学家的乌克兰领导人,没有一点国际政治的本领,连温州农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常识都没有。当时西方急于解除乌克兰仅次于俄国的庞大核武装,许诺给乌克兰巨额援助。等到天真的乌克兰领导人自愿把前苏联留下的核武器移交俄国,西方国家干脆赖掉许诺的援助,乌克兰从此失去国际谈判的筹码。乌克兰失去购买配套零部件的财力,大批农业机械陷于瘫痪,昔日粮仓变为大面积抛荒。苏联仓促瓦解使货币体系混乱,和俄国专业分工休戚相关的东部重工业也陷于瘫痪。原来乌克兰的经济优于俄罗斯和波兰,休克疗法使乌克兰成为东欧经济下降最严重的国家。

    乌克兰在苏联时期民族矛盾并不显著,经济大跌,东西对抗,加剧了历史上遗留的民族矛盾。西乌克兰有大批波兰人和德国人的后裔,东乌克兰有大批俄裔的居民。东部的重工业区必须和俄国整合才有出路,西部的农业区则期待西欧的投资和市场,北约欧盟东扩和颜色革命加剧了乌克兰的分裂和内战。

    科尔奈拿乌克兰动乱说事,单方面指责俄国,还把中国扯在一起,失去经济学家起码的客观性。连德国政治家也公开承认,首先改变边界现状的是北约的科索沃战争,俄国反而力图维护南斯拉夫的原有国界。

    讽刺的是,当年积极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匈牙利中右政府,再次上台后作了U型逆转,用加强和俄国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来应对经济下降和欧盟压力。恰恰是西方大国的自私短视,迫使匈牙利重新向东方寻找更可靠的合作伙伴。

新轴心国结盟的恐惧和神话

    平心而论,科尔奈对于中俄联手的恐惧来自他的西方靠山。我去年秋在美国参加过一次欧债危机的国际研讨会。会议从南欧在危机中被德国与北欧边缘化的辩论开始,以惊呼美欧将被中国边缘化的危机感告终。与会的西方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一致认为:过去三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把技术和产业转移到中国,如今大局已难以逆转。美国提出的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贸易联盟,目标是西方自保,而非遏制中国,因为西方的实力已经无法遏制中国和新兴市场的挑战。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科尔奈这位匈牙利的转型经济学家,居然来教训美国还在犹豫不决的政治家。科尔奈发明的新轴心国的国际战略,比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重返亚洲还要宏大。科尔奈不提让西欧提心吊胆、美国进退两难的恐怖主义和中东动乱,也开不出欧盟如何对俄国的强硬处方。他在德国、英国开始竞相拉拢中国的时候,高调声称最危险的专制威胁,是来自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共产党国家中国和越南,不经意间打乱美国制造中越纠纷的棋局。俄国本来和日本一样,在国家定位上究竟西向还是东向左右为难。科尔奈把粉红和深红国家绑在一起打,迫使俄国和中亚国家向中国靠拢,岂不是美国的最大噩梦?本来美国政治学权威杭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把西方文明面临的威胁界定为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结盟,设想东正教文化的俄国和天主教的拉美,会加入西方的基督教统一战线。科尔奈把俄国和中亚都推向中国的怀抱,能对抗泛红威胁的绿色力量在哪儿呢?科尔奈的经济学本领只会移动预算约束直线,宏观经济学的总量分析不如投行的分析师,如何能学凯恩斯的国际政治眼光?

    说实话,我很希望看看,美国如何试验科尔奈的遏制新政。美国遏制政策的高峰是朝鲜战争,结果打出一个工业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苏联撤走科技专家,逼中国自己研制成功两弹一星。美国不许以色列卖雷达预警飞机,加速中国研制出自己的军工武器。中国支持越南打抗美战争,结果恢复了中国的联合国的地位和美中建交。美国危机前后打货币战争,打出金砖发展银行来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美国在东海、南海制造纠纷,不但推动中国加速海军建设,打造渝新欧的陆上丝绸之路,发展中俄欧的新汉莎同盟,而且会加大西北的开发力度,再造中国的江河流域。文化战和网络战方兴未决。中东战争和金融危机后,西方普世价值的神话已经大大褪色。多元文化超越西方中心论,在东西方都已成为新的学术潮流。剩下的牌,还有核战争和生物战争,没多少牌美国能稳操胜券?说实在的,二战之后,西欧已经没有热战的勇气了。北约也好,日美日奥同盟也好,靠的都是美国大兵。一旦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泥潭,美国国会的军事拨款更是每况愈下。遏制政策的经济基础何在?这是科尔奈不敢展开的议题。

    其实,西方风险和成本最小的遏制方案,是在开放交往的过程中给中国精英洗脑,培育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上台自废武功,等待中国的叶利钦把中国拆分,方能根除中国威胁西方的可能。如果现在就实行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岂不断绝自由派或亲美派在中国执政的可能?自强以后的中国,将来不管是坚持共产主义的旗号,还是打出新儒家的旗号,都是比普京还要难缠的对手。

科尔奈的两次转型的教训

    科尔奈名噪一时,自然不是可以轻敌的学者。中国目前关于中国道路的辩论,正处于胶着状态。因为拉美、东欧已经吃到的依赖经济的苦头,让中国政府避免了;而民众对西方民主的弊病,还缺乏切身的经历。有科尔奈上课,其效果远超国内大学的政治课。读者们别可错过这学习的机会。

    科尔奈从青年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年转型为自由主义,晚年变为提倡遏制政策的新保守主义,揭示出转型经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不等于华盛顿共识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和政府在经济作用的最小化。市场经济面临的不稳定性、失业压力、贫富分化、国际环境的冲击等等,都有可能表现在市场化程度、私有化走向和政府作用的强度上发生调整和逆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开放竞争,谁胜谁负?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能否整合?目前还没有定论。

    第二,福利补贴和政治稳定之间没有简单联系。前苏联对东欧能源和消费的巨额补贴,并没有赢得东欧民众的感恩。同样,冷战时期的马歇尔援助也无法确保西欧日本对美国的忠诚。东欧、西欧、和美国的高福利都是难以持续的。一旦国际竞争力下降,过高的福利制度就成为改革调整的巨大障碍。这在东方西方都一样。

    第三,全球化使国家的作用增强而非减弱,因为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网络效应,加大了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差距。开放竞争的结果有两种:拉美和东欧的依赖型开放很难抵御国际资本的短期自利行为,中国和东亚的自主型开放才有可能走出依赖经济的陷阱。没有自主能力的高收入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也没有自主能力和稳定前景。

    第四,市场化和民主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发展经济如果只靠市场机制,否认政府干预和社会制约,必然只有少数人获利,最终引起多数人的质疑和反对。金融寡头也好,跨国公司也好,黑金势力也好,最终都要寻求外来强权的支持。当代鼓吹自由化的势力,最后的靠山都在寻求美国霸权的支撑,不惜牺牲本国多数人的长远利益。问题是,美国的经济、政治、金融和文化霸权,在二十一世纪还能持续多久?美国人民被科尔奈一类的智囊忽悠,还有多少空间?

    科尔奈从社会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新保守主义的两次转型,带来生动的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的教训。中国人如何辨明自己未来的道路,请读者讨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为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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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技术分析

陈申申

2014年5月20日

改革的目标就是用预算制度把政府权力关进笼子里

    中国改革的目的,就是建立起能够监管政府的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打个比方,在一个居民小区里,政府就是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就是纳税人。改革,不是要去追究业主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不是要去频繁的更换物业公司,而是要想办法管住物业公司,让他们更好的为业主服务。

    管理,是一种技术。为了实现管理目标,就要做技术分析。现在,中国和西方的政治领袖都在信誓旦旦的要把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这说明,中国和西方遇到了相同的课题:监管政府。中国和西方有了相同的课题,也就有了可以相互借鉴的经验。

    本文将以居民小区中业主和物业公司的关系作为比方,同时借助西方的经验,来对中国改革的目标和各项关键任务做出技术分析。

    商业化社会,什么都离不开算账。所以,监管政府说到底就是一件事,建立预算制度,让政府把帐算清楚。这样就能管住政府了。所以,建立预算制度就是改革的目标。管住了政府,独立的企业和追求信用的市场自然就会出现。

    居民小区的管理中,物业公司要服从业主的决定,不可以擅自改变计划,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同样的道理,在预算管理下,政府所需要完成的每一项任务都应该是事先有计划,执行过程中有监督,事后有审查的。政府的一切行为都要接受预算的限制。没有预算的事情一概不准做。有了预算的事情必须要做好。在预算面前,该做的没有做是渎职,不该做的去做了是滥权,都是违法行为。相关的政府官员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西方社会就是这样做的。没有预算的事情,政府绝对不能做。如果立法机构没有及时通过政府的年度预算,政府就要关门。美国的国会曾经多次没有及时通过年度财政预算,联邦政府机构就只能多次关门。大门一锁,政府雇员都上不了班了,连工资都没有。

    预算管理,就是这么铁面无情,把政府的权力关进了笼子里。

改革的关键路线

    如果把改革看成一项社会管理工程,实现改革的目标就一定存在着关键路线。关键路线上的各项任务,决定改革的成败。预算管理,需要准确的会计数据,而且一定是在预先设定的财务管理的操作中实现的。中国的会计制度落后,做糊涂账,做假帐,已经到了祸国殃民的程度。不首先改革会计制度,其他都是空话。适应预算管理的需要,会计账目中必须记录下各项费用使用的当事人,必须有一目了然的会计报表。可是现在,这些在居民小区的管理中都清清楚楚的事情,政府却做不到。

    因此,关键路线上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改革会计工作制度,实行实名入账。

   中国的会计现在还是用的苏联的记账方法,在费用支出的记录中刻意舍去了当事人的信息,而没有采用西方国家的实名入账的会计制度。中国的这种做法如果用美国的法律来衡量都是犯罪行为。钱被谁花掉了都不知道,还谈得上什么管理?中国会计的糊涂账和假账,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有了实名入账,会计的记录就是完整的。这样的记录,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经过当事人和预算项目的负责人的审阅,数据的可靠性就有了第一层保证。再加上和银行对账单的比对,以及各个收入方和支出方记录的相互比对,会计数据的可靠性就有了第二层保证。用这样的数据做出来的会计报告才是任何时候都不怕刨根问底的,任何细节都可以找到依据的,任何人要在里面做假都是困难重重的。

    没有实名入账,导致大量的资金去向不明。这些去向不明的资金就是贪污腐败的资金来源。因此,即使仅仅为了反对贪污腐败,实名入账也是必需的。这些都是生活常识。可是中国现在的会计制度就是背离生活常识的。

    第二项任务就是改革会计科目。采用贴近生活的会计用语,做出准确易懂的会计报表,来支持预算的审核和执行。

    现在的中国会计,虽然记的都是假账和糊涂账,可是会计名词艰涩,会计科目死板,做出来的会计报表不仅令人费解,甚至令人生畏。老板看不懂会计报表,政府官员也看不懂会计报表,人大代表审查政府预算,还是看不懂会计报表。原因就在于这些表格还停留在苏联计划经济年代的做法上。

    会计技术的改进虽然永无止境,可是,起步实在不难。采用实名入账的记账方法,对会计软件上的修改,最多两个星期就可以完成。除去艰涩的会计名词,设计出贴近生活常识的会计科目,充其量也只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这都是非常非常宽打宽算的。
还必须说明的是,会计不去做假账,工作量会大大降低。道理很简单,一句真话就能说清楚的事情,如果要隐瞒真相,用一百句假话来圆谎也还是会矛盾百出。说谎,工作量繁重。

    第三项任务,在国家税务部门建立起所有纳税的企业和个人的档案。一个物业公司都会有每个业主的资料,也有能力面对每个业主提供服务,政府税收部门怎么能对纳税人的状况稀里糊涂,一问三不知?

    第四项任务,逐步开始国家税务局和每一个纳税人的一对一的服务。

    预算制度的实施要从税收制度开始。在政府和纳税人之间一定要能展开一对一的对话。把帐算清楚。政府该收的税要收,该退的税要退。在美国,每个纳税人每年都要和税务局结账一次,让税务局把多收的预收税款退还给纳税人。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就实现了纳税人对政府的监督。谁不愿意和政府结帐,谁就拿不到政府的退税了。养成了纳税人和政府结账的习惯,政府就只能依法征税,还想去非法获得收入就难上加难了。

    中国现行的税收制度是不符合预算制度的原则的。请看。

    政府税收的增长速度连续二三十年都远远高于经济成长的速度。“藏富于民”的古训早已经被丢到了九霄云外。税收部门的任务不是依法征税,而是完成上级交给的税收任务。收到的税金从不嫌多,越多越好。税法,实际上都变成了立法机构制造的增加税收的借口,而不是政府和纳税人都必须遵循的法律。税收政策五花八门,解释权都在政府的税收部门,甚至就只决定于当时当地的“领导”怎么说。“领导”一换,纳税人就会面临补税,甚至罚款。

    政府的税务机构完全不具备和纳税人一对一的对话能力。只有收税能力,没有退税能力。个人和企业对政府税收部门的监督几乎不存在。政府收税,不论税种,实际征税过程中,都只当买路钱来征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爱你没商量”,纳税人就像遇到了草莽英雄。政府到处设卡,留下买路钱才能放行,捞到一笔算一笔。政府收税,堂堂正正,怎么能像土匪打劫一样,如此行为不端?这绝对不是个别工作人员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

    工薪收入要交税,买国债,炒股票的收入反而不要交税。资本利得,在西方都是重税,却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到了中国统统免税,反被称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张冠李戴了?更有甚者,按照税法的规定,政府官员退休以后上万元的月收入不需要交纳所得税,穷苦的低收入阶层一千多元的月收入都要交税。已经是什么年代了,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法律?是为国耻。如此等等。

    中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完全不是一个现代文明大国的税收制度,而是有法律借口的摊派。堂堂正正的政府税收,现在都沦落成了违法乱纪的摊派。在预算管理中,对收入的管理比对支出的管理更为重要。很明显,一个不能通过依法征税获得财政收入的政府,绝无可能接受预算制约,依法施政。试想一下,如果物业可以随意向业主收费,又可以随意使用,还会老老实实的为业主办事吗?

    第五项任务,建立和完善从会计审核到预算审核的完整的工作制度。

    没有预算的收支,会计就要拒绝执行。这就是最基本的会计制度。在美国,大公司和政府的会计常常都是注册会计师来担任的。如果会计师不能按照预算原则办事,他们的执照就会被吊销。当预算没有通过的时候,财务管理就会自动停止工作。总统或者公司总裁签字也没用。中国应该学习美国,建立起严格的会计工作制度。

    第六项任务,学习美国的司法体制,改造司法系统,建立独立的直属中央的维护中央法律的法庭和警察。美国的司法系统也体现了预算管理的原则,不同的法律下有不同的警察,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税法下面有稅警,移民法下面有移民警察,等等。各有各的预算,各自执行各自的任务,绝不允许越权。谁犯法就法办谁。

    中国也应该依法建立司法系统。对于各地涉嫌玩忽职守,违反中央法律的党政府官员,都应该在中央的法庭接受审判。美国的联邦法律和联邦法庭都有极高的权威,违反联邦法律,在美国是让人谈虎色变的事情。可是在中国,到处都是土霸王,小鬼当道。中央政府的尊严就像佛堂里的菩萨,说几句言不由衷的好话就打发了。“政令不出中南海”。学习美国,建立起了独立的司法体制,才能让任何人想要做土霸王都难上加难。

    第七项任务,从中央政府机构开始严格预算管理,杜绝摊派行为,随时法办违法的官员。

    中国现在还没有严格的预算管理。中国的现行制度是以“政治正确”领先,只要政治正确,就可以无法无天的制度。谁能够被认为是政治正确的呢?在现在的政府体系中,当然的就是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的人,就被认为越是正确。所以,这样的制度就一定会包容和培养唯上是从的,无法无天的土霸王,就一定会鼓励官员以破坏国家法制来显示个人权威,就一定会鼓励官员只要找到强硬后台,就可以无恶不作,就一定会养成政府里和社会上无处不在的目无法制的歪风邪气。这样的制度会成批的培养贪官,一点都不奇怪。如果不改变这样的制度,打击贪官的实际作用,就只是在换一批人来做贪官。

    在财政上,维护这种治国体系的就是摊派制度。

    摊派是以行政权力为背景的把上级政府的支出转移到下级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摊派形成的中央和上级政府的隐形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完全在预算之外,也不可能完整的有条理的出现在会计记录中。即使有记录,也是讳莫如深,不可告人,不允许任何人提出异议的。摊派,事先没有计划,执行中不可能有监督,事后也不会有审查,完全与预算管理的原则背道而驰。

    摊派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摊派能够实现依靠的是“政治正确”的借口。中央检查地方的工作,上级检查下级的工作,都是“政治正确”的表现,因此就有借口把所产生的费用摊派下去。遇到了天灾,救灾就是“政治正确”,因此也可以有借口去摊派。如此等等。只要“政治正确”,就可以拉大旗,做虎皮,吓唬别人,为自己壮胆,公开招摇过市,私下中饱私囊。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在“政治正确”的大旗下,不知产生出了多少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大灾大难出大贪官的历史故事从古到今,情节都大同小异,改变的只是贪官的名字。

    除了“政治正确”的保护伞以外,摊派成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现象,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依法征税,需要基本可信的关于纳税人的会计数据作为政府收税的依据。政府不能没有收入。在会计数据不可采信,依法征税就不能保证政府收入的时候,“政治正确”下的摊派就变成了无可奈何的选择了。第二,摊派不合法,可是摊派最方便官员们培植亲信。通过摊派,上级容易在下级中找到敢于犯法来表达个人忠诚的打手,下级容易在上级中找到敢于犯法来给自己撑腰的政治靠山。在“政治正确”的旗帜下,官员们可以既有风险又有保险的犯法,找到狼狈为奸的政治支持,为升官铺平道路。形成了这样的风气,自然就会导致官场的上上下下都在拉帮结派,分享摊派的非法收益。于是,摊派虽然从来没有法律地位,可是在没有能力通过预算制度来监管政府的中国,就成了支撑国家机器运转的潜规则。尽管这样的运转弊端丛生,可是,总比停止运转要好。

    实行预算制度,意味着法律将严禁下级为上级付账,严禁企业为政府付账。从中央开始,官员到下级政府和企业考察工作,都必须自带干粮。违法行为一经查实,就要受到制裁。这些都是西方国家的成熟经验。实行预算制度,禁止摊派行为,必须由中央带头实行。因为很显然,在现行体制下,下级政府和企业绝对没有能力拒绝来自中央和上级的摊派。

    第八项任务,把严格的预算管理制度逐步推广到地方政府和企业。完成了这样八项任务以后,以预算制度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的法制建设就基本上完成了。然后,水到渠成,让立法机构审核政府预算,以此来取代“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体制,把党库和国库分开,全面实施宪政的条件就成熟了。反之,不论谁在台上,都不可能做到依法办事。

    综上所述,在改革的关键路线上的各项任务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是,必须先有会计改革,才会有改革税收制度,推行预算制度的技术手段。改革了税收制度,预算制度才可能确立。建立起了预算制度,管住了政府,独立的企业和有信用的市场就都有了成长的空间。有了司法体系的改革,就有了这一切的法律保证。

    在改革年代,没有反对改革的人,没有不愿改革的人,只有不会改革的人。提高管理技术,把握住各项改革之间的逻辑关系,改革就会有成功的希望。

 

 

 



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前世界银行副行长 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

2014年08月13日

    【编者按】今年是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复旦大学韦森教授7月主办的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备受关注,尤其张维迎与林毅夫的争论引发诸多讨论。FT中文网此前也有报道,详见《纪念杨小凯》专题,后续仍将关注,期待推动公共空间的对话与争鸣。

    林毅夫教授在本文中对照中国和其他转型中国家的实践,回顾国企改革、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并就中国经验和回归斯密等争论做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中国的转型经验是有一般意义的。他指出争论中多数学者搞混了转型问题和发展问题,而他本人和张维迎、杨小凯乃至国内经济学界多数经济学家的差异在于:应该回到斯密的观点还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他发问: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大师的思想时,是否还应以客观的态度来观察理解自身社会的现象和问题的本质,提出自己的思想?

    7月5-6日在上海复旦召开的追思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会议主办方原定这是一个闭门会,不对外宣传,邀请经济学界的朋友坐下来一两天,认真思考和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学科未来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问题。在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进行了35年、成绩斐然但问题同样尖锐的当下,我认为这个倡议十分必要,就欣然应约前往,并根据即将发表于国外《经济政策改革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上的《反思华盛顿共识: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一文的内容,准备了《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科的发展》的发言。主办方后来邀请多家媒体的记者参会,对会议上的发言和讨论进行了详细报道,我想这也是好事,对上述问题的讨论确实值得社会各界关注。

    按会议安排,由黄有光、我和张维迎三位先做了主旨发言,发言完后进行相互评论。维迎和我的发言及相互评论在媒体上广受关注,并连带地追述到1995年我和张维迎有关国企改革以及2002年我跟杨小凯有关“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

    学者所做的工作是对所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提出解释,并根据这种解释提出改进的建议以供社会各界包括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作为决策的参考。每个学者的研究其实都是“瞎子摸象”,由于观察的角度和掌握的资料有异,提出的解释和建议不同在所难免,学者间的争论是正常的,是相互切磋以完善各家之言的必要途径。不过,争论要成为建设性的,而不仅仅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的口舌之争,则应该双方对争论对方的观点和逻辑有准确的把握,从内部逻辑的自洽和逻辑的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是否一致,以及理论的政策建议在实践中是否取得预期的效果来给予对方的观点进行评论。这次在复旦的会上由于时间的限制并未能做到这一点,在事后的媒体报道中也未准确反映争论双方的逻辑、观点和实证经验的证据,许多评论就像有位媒体主编指出的“基本取决于评价者的个人左右倾向而不是观点本身”(具体可参见FT中文网徐瑾专栏《张维迎林毅夫在争论什么?》)。

    为了使这场争论能够达到会议主办方原先所设想的“认真思考和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学科未来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问题”,我想对照中国和其他转型中国家的实践,再次回顾二十年前的国企改革、十二年前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并就中国经验和回归斯密等争论做进一步的阐述。

一、国企改革的争论

    1995年我和维迎就国企改革问题的辩论,被媒体称为“北大交火事件”,那次争论媒体进行了许多报道,其后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其他文章,维迎也有系列论著,系统阐述各自的观点。

    张维迎的论述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他认为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应该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让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选择经营者,优先成为企业家,才能保证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占据经营者岗位。当一个经济中不允许个人成为财产所有者时,就等于失去了判断经营者才能的可靠信息。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

    我则认为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是“委托-代理人”之间是否会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国企(尤其大型国企),是在资金稀缺状况下为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设立的,由此承担了违反比较优势,在公平、开放的竞争市场上缺乏自生能力的战略性政策负担,和为了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冗员、养老等社会性政策负担。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政府无法摆脱给予企业保护补贴的责任,形成了预算软约束。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任何有关公司治理的改革都难于奏效,尤其,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所有者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效率会更低。

    我同时认为,享有剩余索取权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要统一起来,只有中小企业才能做到,大型企业不管国有或民营都同样面临委托-代理问题,要避免代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产生道德风险,侵蚀所有者的利益,必须依靠公平竞争的市场使企业盈利状况成为企业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并据此来制定经理人员的奖惩,以使代理人和委托人的激励相容。如果是垄断,大型的民营企业也无法解决效率和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改革的起点应在于剥离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以硬化预算约束,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此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中小型国有企业以私有化为宜,以达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统一。大型的企业,则不管国有或民营,如果经营好都可以发展,如果经营不好,则都可能被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兼并,甚至破产。在复旦的讨论会上,对我主张对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比简单的私有化重要时,维迎据此认为我主张把大型企业都国有化,显然是一个误解。

    维迎和我的观点就内部逻辑来说都是自洽的。从实践来讲,在抓大放小的思路下,中国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基本都已经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而是,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思路进行了改革,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有不少还成为上市公司。到现在冗员等社会性负担基本已经剥离;并且,由于30多年的快速发展,资本迅速积累,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大型装备、汽车等产业在中国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外市场有了竞争优势。因此,我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专题》及其他一系列文章中,建议应该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以金融抑制、资源低税费和市场垄断的方式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暗补,放开要素市场,建立完善的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在市场上让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公平竞争。极少数和国防安全有关,资本技术极端密集,仍然违反中国比较优势的国企,则和发达国家一样由财政拨款直接补贴。

    维迎的观点则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国家中得到实践,除了波兰、白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和乌兹贝克斯坦等少数国家外,基本按现代企业理论的政策建议,把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但是,结果和改革预期达到的目标正好相反。根据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和其他许多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除了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许多低价甩卖国有资产造成分配不均和寡头垄断的情形外,大型企业的情形就像20年前我和维迎争论时所预测的那样,目前从国家拿到的补贴比在国有时期多而不是少了,效率是低了而不是高了。并且,就经济总体表现情形,在东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以及斯洛文尼亚,和在前苏联国家中表现最好的白俄罗斯和乌兹贝克斯坦则都是没有实行大规模私有化。

二、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小凯是我在留美经济学会成立之初就认识的朋友,自那时以后直至2004年他不幸病故,我们保持了20年深厚的友谊,他对推广以超边际分析来把斯密的分工理论模型化所做的贡献,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化的思索所做的努力都是我所尊敬的。本着同样对中国学术发展和现代化的关心,我一向秉持2004年他病逝后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悼念会上所说的“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精神,有不同的观点,就直接提出来和他切磋。

    2002年12月,小凯在天则研究所的一个讲座中提出了后发劣势的观点,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为了克服“后发劣势”,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 在杨小凯、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胡永泰2000年合作的一篇论文中,他则提出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并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在改革后20多年经济发展很成功,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而俄国虽然当时看起来在经济发展方面比中国失败,但由于他们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所以俄国的成就将来会超过中国。

    和小凯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先推行共和宪政,等宪政建立起来以后再来发展经济以克服不去模仿发达国家优秀制度的“后发劣势”的观点不同,我从1994年和蔡昉、李周一起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以来,就一直认为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后发国家固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必要不断对现有的经济、社会体制做出改革,但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进行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克服了后发劣势以后才去发展经济。

    我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基于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我同时认为:由于过去的赶超发展战略,转型中国家有许多资本密集、违反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以渐进双轨的方式来改革,一方面保留些扭曲给予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一方面放开原来受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准入,经济转型期才能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并创造条件改革各种制度扭曲,最终建立起有效的竞争性市场。

    在复旦的会上和其后的媒体报道中对我和小凯的争论有两个误读:1.认为我强调后发优势,所以,我主张只要发展经济不需要进行制度改革;2.中国现在出现的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证明了小凯所主张的后发劣势的观点的正确性。

    任何人只要细读我2002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上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一文和从《中国的奇迹》以及以后出版的《充分信息与国企改革》、《中国经济专题》、《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等一系列著作和论述中,都可以了解我在强调发挥“后发优势”来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把我的主张简化为不需制度改革是严重误解。

    其次,中国在取得快速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腐败等一系列问题是否就是因为没有先进行“共和宪政”改革的结果?是否就证明了“后发劣势”的观点的正确性?未必!原因是根据世界银行和欧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研究发现,先进行“共和宪政”改革并推行休克疗法试图一次性的把各种扭曲消除掉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中国广受诟病的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也同样存在,而且,和中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些现象的产生不在于中国没有按“后发劣势”的观点先进行共和宪政的改革。

    在《中国的奇迹》和《解读中国经济》等著作中,我分析、预测到,由于中国推行了双轨渐进改革,为了给违反比较优势、不具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大型国有企业,以压低各种要素价格或是市场垄断的方式给予这些企业保护、补贴,那么就会创造制度租金,就会有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双轨制改革改革引起的,解决这些问题的“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在条件成熟时,深化市场改革把各种要素扭曲消除掉。前苏联、东欧国家,虽然,进行了“共和宪政”的改革并采用了“休克疗法”,但是,为了避免私有化以后的大型企业破产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或是,因为这些企业是国防安全和国家现代化所需不愿让其破产,在休克疗法消除了旧的补贴以后,又引进了新的更大、更隐蔽的补贴,结果,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也就比中国还严重。所以,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共和宪政改革,而在于有没有保护补贴所形成的制度租金。

    我和小凯的核心争论其实是在于:1.共和宪政是否就是最优的制度安排?2.是否应该采取休克疗法把各种制度扭曲都一次性消除掉,再来发展经济以克服“后发劣势”,还是应该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并边发展经济边改革完善制度?

    对于前者,小凯和杰弗里•萨克斯等合作者认为英美的共和宪政是最好的体制,所以,为了推行共和宪政,小凯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是值得支持的。他也把日本在1990年代出现的金融危机作为是日本没有推行英美共和宪政的结果,但是,美国在2008年也爆发了金融危机。同时,欧洲有许多国家没有采行英美的宪政体制,发展水平、社会公平、政府清廉等高于英美,亚洲国家中唯一收入水平高于美国的新加坡也没有采行英美共和宪政体制。和中国同样为新兴市场经济大国的印度虽然有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但是印度的经济发展绩效一直低于中国。而且,《国富论》中斯密记载了英国在18世纪时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哈佛大学Glaeser and Saks教授的研究也发现19、20世纪初美国的腐败普遍化的程度不比中国现在低。这些事实证明,小凯认为英美共和宪政是最优制度安排的看法只是理想条件下的臆想,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第二点,小凯主张在转型过程中先难后易,先推行共和宪政的改革,并推行休克疗法一次性地把各种扭曲消除掉,等建设完理想的制度体制再来发展经济才能避免“后发劣势”。但是,实际的结果是否是这么样?现在回头来看,苏联东欧的国家不仅没有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而且,如前所述,根据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的许多研究一再发现出现于中国的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同样存在,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十二年后的今天,我不知道小凯若是有生,在这些事实面前是否还会坚持中国应该先进行共和宪政的改革克服“后发劣势”,等他心目中理想的宪政体制建立起来后再来发展经济。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倡导“休克疗法”最力,和小凯一起发表引发我与其商榷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的杰弗里•萨克斯的观点显然是变了。今年3月他到清华大学参加一个会议时,接受了经济学家李稻葵的访谈,在访谈中他高度赞扬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的成绩,认为“这在人类经济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对于中国当前的挑战他则认为:“国与国之间很难相互比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学会解決自己的问题。”,在2005年出版的《贫困的终结》一书中他则高度评价中国的减贫成绩,大力向非洲推荐中国的发展经验。

三、中国经验的解读

    在复旦的争论和后来的媒体评论中,多数参与者认为过去35年中国的增长绩效是政府选择退出经济领域,废除众多管制,选择性地提供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创造和维护了一个相对促进绩效的竞争秩序框架所取得的成果。以此,证明市场的重要性,反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超过“保护产权、加强法制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

    显然,在争论中多数学者把转型问题和发展问题搞混了。就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而言,不管发展绩效好或发展绩效差的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都必然减少,否则,就无所谓的转型可言。问题是:是否政府的干预取消的越彻底经济发展的绩效就越好?从前苏联、东欧和拉美、非洲的国家的经验来看,那些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经济崩溃、停滞后,目前大多仍然危机不断;拉美国家则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虽然有不少像智利那样,各种市场自由化的指标都很超前,被认为是华盛顿共识改革的模范生,但是,经济绩效改善有限,普遍仍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所以,不能在中国的转型的过程中确实是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少,就认为这是市场自由主义的胜利。

    同时,我认为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政府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就像媒体上所评论地那样,认为这些政策不需要改革。

    首先,如果像维迎那样认为,除了保护产权、加强法治、维持社会秩序(显然在这三点上中国还有许多改善的空间)外,中国政府的其他政策都是错误的,那么,中国怎么能够维持35年年均 9.8%的高速增长,创造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并且,是唯一没有出现过严重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大国?何谓正确的政策应该是以政策的结果,而不是以先验的标准来评定,从这些成绩来说,应该肯定中国政府过去35年采取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

    维迎等人会认为中国绝大多数的政策是错误的,实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没有按照西方的主流思潮来进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转型时,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和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说,“经济学界有一个难得的共识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应该遵循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当时认为像中国推行的“渐进双轨的制度是比计划经济还糟的制度”。但是,这种被普遍认为错误的渐进双轨制改革,却让中国维持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可是,过去正确的政策并不代表现在就不需要改革,因为条件不断在变化:过去,以价格扭曲和市场垄断,来保护补贴在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是维持经济社会稳定的必要措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现在,经过35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极端短缺,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再给这些产业中的企业保护补贴,对稳定经济没有必要,只加剧了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就需要与时俱进地给予改革。那些以为我主张政府过去35年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就推论我认为我主张中国政府过去推行的政策不需要进行改革的人,显然没有理解我过去的一系列著作以及在复旦的主旨演讲中所做的论述:“必须随着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的提升,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成符合比较优势,原来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锦上添花,要消除腐败和收入分配扩大化,就必须把保护补贴消除掉,也就是深化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到底有没有一般意义?在2002年的争论中,小凯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共和宪政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主张市场自由主义的学者把中国过去35年的成绩都归因于向自由市场制度的回归,把存在的问题都归因于向市场的制度转型还不彻底,按这种说法中国这35年的经验也就不存在一般意义,有的也仅是负面的教训。可是,问题是那些彻底按自由市场制度的要求来改革的国家,中国的快速发展他们没有,我们存在的问题他们也都有,而且,有过之而不及。少数几个在转型中发展绩效比较好的也都和中国一样推行的是渐进的双轨制改革,包括越南、柬埔寨和70年代初就开始改革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等都推行这种所谓的“最糟”的转型策略。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客观地了解上述两种转型绩效差异背后的原因,而不是教条主义式地把和先验的理论不同的经验都认为是没有价值的经验。

    转型中国家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消除存在于经济中的各种制度扭曲,建立完善的、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一点我和小凯和维迎是有共识的,不同的是对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的认识。在小凯和维迎的框架中这些扭曲是政府强加的、外生的,所以去之惟恐不及,越快越好。我也认为这些扭曲是政府强加的,是有代价的,但是,是内生于保护补贴违法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的,所以我认为渐进双轨的改革既能维持稳定,又能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来取得快速增长,并为改革原来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制度扭曲创造条件,所以渐进双轨的改革是在局限条件下的最优。

    按维迎和小凯的意见,中国的改革取得的成绩是没有一般意义的。我认为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有许多政府过去的错误干预所形成的违反比较优势、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存在,并且有许许多多的扭曲,因此在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中,我们认为中国的这种务实的,能够同时达到稳定和快速发展的转型策略对他们来说是值得参考借鉴的。到了世行工作以后,我发现目前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除中国外,像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制度改革也都很不到位。因此,让我更加相信中国和其他发展绩效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虽然违背了主流的理论,但总结其背后的原因,对启发其他发展中国家改进其发展绩效至关重要,中国的转型经验是有一般意义的。

四、回归亚当•斯密,到底回归到什么?

    在复旦的会上,维迎和我都主张我们在讨论政府的作用时,应该回归到亚当•斯密,但是要回归到什么?维迎主张回归到他所总结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观点,也就是他认为的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创造给人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我则主张回归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在《国富论》的完整的书名上所昭示的《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为何我不主张回归到斯密提出来的观点,而主张回归到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首先,认为政府的责任只在维护“自由的环境、法制和保护产权”是否完整的、全面地总结了斯密的观点?显然不是,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篇中对政府的责任则还包括“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说,设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决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办理或维持。并且,随着社会发达时期的不同,执行这种义务的费用的大小也非常不同。”斯密还认为:“一国商业的发达,全赖有良好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等公共工程”。世界银行在二战后成立,当时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以后,改为认为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企业家的责任,应该依靠市场,而不应该依靠政府来建设,世行负责基础设施的部门被撤销。结果过去三十多年,拉丁美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除了易于收费的移动通信有私人企业投资外,基础设施没有任何改善,到处成为发展的瓶颈。

    其次,即使有了完整的斯密的观点是否就足够?显然也不是,因此,维迎自己在小凯的追思会上演讲的题目是“修正的斯密模型”,把熊彼特重视企业家精神的主张也添加进来。但在复旦的会上当我提出斯密的观点来自于对工业革命以前西欧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而现代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工业革命以后的现象,不能简单照搬《国富论》里的观点时,维迎回答:“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是免不了犯错误的。比如说日心说,其实古希腊人就提出来了,后来被否认,一直到哥白尼才得到认同。经济学更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不能说因为亚当斯密那时候不具有现代的技术,他的理论就比现在的更差。”显然他这个回复是和他的演讲“修正的斯密模型”的精神是相左的。

    我和维迎和小凯,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和国内经济学界多数经济学家的差异在于:我们应该回到斯密,或是,斯密加熊彼特,甚至加凯恩斯、科斯或哈耶克的研究所得出的观点?还是应该回到斯密所倡导的对现象的 “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按这个办法对我们的国家社会所出现的问题自己独立进行研究来得出自己的分析、观点和解决办法?斯密、熊彼特、凯恩斯、科斯、哈耶克等大师都是以这种方法来研究他们所在的社会所处的时代的问题而得出他们的观点和理论贡献的。这也是放弃了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萨克斯,在接受李稻葵的访谈时所主张的:“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学会解決自己的問題。”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是我们这代人才出现的问题,想从斯密或其他过去的经济大师的著作中去寻找经济转型的答案是缘木求鱼,把他们的理论观点做为经济转型的政策依据,而不是去深入了解转型中国家问题存在的真实根源,据此寻找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是华盛顿共识失败的主要原因。

    不仅在转型问题上是这样,在发展问题上也是这样。在和维迎争论时,我已经指出《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是斯密研究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后,工业革命尚未发生前,国际贸易盛行时期的经济现象的著作,所以,他强调市场、分工等。而现代的快速经济增长则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斯密不可能超乎时代,对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原因有先见之明。

    其实,即使在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理论也不见得对发展中国家都有指导意义。这是因为是这些理论都来自于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他们的技术和产业都处于世界的最前沿,对于他们来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只能自己发明,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大多处于世界的前沿之内,他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有后发优势。并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动员的资源、面对的各种要素价格、风险因素和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也不一样,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政策和制度不见得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忽视了这种差异性,是为何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按西方主流政策来制定发展政策的国家也没有一个成功,而极少数能够成功的国家他们的发展政策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也是错误的原因。

    在小凯的追思会上就发展的问题,我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做了些阐述,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以及和产业、技术相适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制度(软的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的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有“有效的市场”,企业家才能自发地按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这样才能使要素生产成本达到最低;同时,要有“有为的政府”来解决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这样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进行,并且有足够低的交易成本来使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由于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不同的产业所需要的软硬基础设不完全相同,所以,政府必须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有选择性的使用,优先支持对经济发展能有最大贡献的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升级,也就是必须有“产业政策”。

    维迎和媒体上的评论认为我这样的主张是倡导由政府来决定那些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其实,这是一种没有仔细了解我的论述,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对“有为政府”字面的片面理解所产生的误解。新结构经济学中所倡导的产业政策制定的框架式是“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其步骤如下:第一步是政府从人均收入水平比自己高一、两倍,过去二三十年发展很好的国家现有的可贸易产业中去甄别可能符合自己国家现阶段经济的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就是从要素生产成本来看已经处于全球最低,但由于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而交易成本太高,以至于未能发展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第二步则看是否已经有国内的企业自发进入上述产业;如果没有,则第三步,进行招商引资;第四步则在第一步所确定的产业之外,是否有企业自发现并已经进入其他有潜力可以迅速变成竞争优势的产业;第五步则是为上述二至四步里的企业解决扩大生产或新企业进入的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以降低交易费用;第六步则是给予创新企业一定的外部性补偿。上述六步法是根据十六、七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取得成功实现了追赶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的特征总结出来的,在这个框架中企业是否进入某种产业,也就是,第二到第四步,是企业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政府指定的。所以,需要有第一步则是为了避免政府太冒进,这是过去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企业以发展某种先进的产业为理由向政府寻租,这是在拉美、其他许多发展中和发达国家经常出现的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家除了像维迎所宣扬的那样会靠创新来获利外,企业家也会利用各种理由寻租、绑架政府来谋利,2008年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就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绑架美国政府政策的结果。所以,政府固然要给企业家的创新提供自由的环境,但是,政府也要提防被企业家绑架。

    上述框架可以让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有效的市场的基础上,政府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帮助在第二步到第四步中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对于中等发达国家,多数产业和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少数产业则可能接近或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对前类产业的升级,上述六步法依然适用;对于后类产业若要有新技术或新产品企业需要自己开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则需要和技术产业都已经处于国际前沿的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对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所需的基础科研给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的政府由于预算有限,对基础科研的支持是需要有所选择的。同时,发达国家还用税收和政府采购等来支持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并用政府资金支持创新企业。以大家津津乐道的乔布斯为例,1976年推出的苹果I型计算机是建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的计算技术的研发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后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资金支持而研发出来的卫星定位、声控和大规模储存等新技术上的,乔布斯的天才在于把这些新技术组合开发成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值得一提的是苹果公司在未上市之前,除了得到风险投资的资金之外,也得到美国小企业局50万美元的风险股本投资。同样,Google核心的计算技术也是来自于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对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在美国现在居全球居领先地位的航天、信息、生化、纳米、医药等各种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中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Mariana Mazzucato 2014年出版的新著《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在复旦的会上,当我提出在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究(R)和开发(D)中,开发有赖于企业的创新精神,但基础研究则需要政府支持。维迎回答:“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显然他忽视了现代科研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并不只是逻辑思辨的过程,他的辩驳显然是牛口不对马嘴的争论。而且,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中,老子是周朝的史官,释迦摩尼是名王子,说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也并不说明任何问题。

结语

    自科斯提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的忠告以后,“思想市场”一词在国内学界成为一个热门词汇。思路决定出路,对思想的重要性我完全赞同。学者的工作是提出或介绍新的思想,并通过著作、文章、讲演使新的思想成为社会思潮,以引领社会变革的方向。

    在2007年的马歇尔讲座上我对思潮做了专章的讨论,后来出书时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为书名来彰显思想的重要性。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诺奖得主舒尔茨在研究近三百年来西方各国社会思潮的演变时发现:“主流社会思潮塑造社会的制度化秩序……并且,业已建立的制度的失灵反过来会改变社会思潮”。我们所处的社会有许多制度失灵和缺位,确实需要有新的思潮来催生新的制度。不过,舒尔茨也发现,“近三百年来根据主流社会思潮进行的重要社会变革绝大多数是失败的。”印证于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根据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的众多发展中经济体尚未有成功的例子、而极少数成功的经济体的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都是不正确的事实面前,中国的思想市场是否应该只引进各种发达国家的大师提出的思想?中国的学者在引进西方大师的思想时,是否还应该以客观的态度来观察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现象和问题的本质,提出我们自己的思想?科斯在提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的警告时,先说了一段:“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往前看,未来光明无量。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发展的成绩不是在西方主流的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所以,我想科斯的原意不是中国学界缺乏从西方引进的各种思想,中国所缺乏的是从深入了解中国自己过去这三十年的成功经验以及未来的机遇和挑战的本质中去总结出来的新思想吧!如前所述,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近200个发展中国家尚无根据西方主流思想而发展成功的先例,他指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是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是否也是警告中国的学界需要放弃一种思维模式:一看国家社会出现了问题,就去西方现有的主流理论或大师所写的故纸堆中对号入座,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自己去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和原因,从而自己提出解决办法呢!

 

 

 



 

张维迎的技术知识与林毅夫的实践知识

杨光斌

2014-08-14

    张维迎和林毅夫在杨小凯纪念会上的争论已经不属于太过专业的经济学范畴,而是关乎社会科学一般常识的争论了,任何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有资格评头论足。

    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 

  政治学家似乎不应该搅和经济学家的事。但是,张维迎和林毅夫在杨小凯纪念会上的争论已经不属于太过专业的经济学范畴,而是关乎社会科学一般常识的争论了,任何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有资格评头论足。

  恕我直言,这场争论其实是持“技术知识”的张维迎对拥有“实践知识”的林毅夫的较劲。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分为两类,即技术知识和实践知识;技术知识是书本上的,而实践知识则事实上是一种人生智慧;技术知识如算术、几何学等适合于孩童学习,而政治学(当时还没有经济学)这样的实践知识只适宜于成年人学习,没有基本的人生阅历是学习不了政治学的。

  在我看来,动辄“回到斯密”、“回到哈耶克”、“回到xxx”之类的观点,都只不过的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技术知识”,他们就是不愿意面对中国,不愿意“回到中国”。拿某个人的虎皮做大旗,如果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是九十年代,当时还能糊弄一些门外汉,今天这种做法则显得很没有章法了,很不合时宜了。不仅如此,就是对于书本上的“技术知识”,张维迎也什么都敢说,说什么儒家是私学而非官学,否则就发展不起来。这种说法还是中国历史吗?请问张维迎教授到底读过中国思想史吗?任何思想如果不是官方思想,怎么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思想通过政府这个组织化中介机制的传播,进而变成正式制度即所谓的制度化,形成正式制度下的延伸品即非正式制度,这个思想才能有持续性的巨大影响力。这可是正宗的新制度经济学的道理啊!斯密的思想是这样,哈耶克的思想是这样,孔子的思想更是这样。实在让人看不过去,如此有违真实的“技术知识”,居然张口就来。不仅如此,当辩论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而扯到孔子时,本身就已经非常的不专业了,只不过谦谦君子林毅夫教授碍于面子一再以退让的姿态说“你误解了我”,不好直接说自己的北大同事没有常识。

  不仅张维迎不能理解林毅夫,主持人即调和者黄有光教授也不能理解林毅夫教授,黄有光的所谓的政府和市场做的都不够好的调和,事实上等于什么都没有说。黄有光和张维迎一样,都不知道经济学不是简单的经济学,至少是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不但是政治经济学,还是历史社会学!当经济学忘记历史的时候,经济学就什么都不是!恰恰在这一点上,林毅夫的高度不是一般人能企及的。

  本人比较政治研究的需要让我对林毅夫的文字作品有了更多的了解。毫无疑问,其在世行的经历对于其创作《新结构经济学》很重要,也就是说,亲历广大落后国家的现状与听说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不仅如此,林毅夫还有纵向的世界史即基于世界经济史的关怀:从来没有后发国家按照当时的所谓的主流理论而走进发达国家行业的!

  林毅夫教授讲的其实就是“常识”。“常识”就在那儿,就看你能否发现。发现“常识”都是重大发现,如牛顿从苹果掉下来而发现万有引力,而一般人则只是吃掉苹果。同理,犯常识性错误都是大错误,比如毛泽东搞的企图更早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大跃进”。

  我提请所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和制度经济学家即诺斯式代议制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论者,都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常识”:世界上共有12个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国、印度、美国、印尼、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孟加拉国、日本、俄罗斯、墨西哥和菲律宾.请看,除了早发达国家即美国和日本,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实行了代议制民主和所谓的“回到斯密”比中国更好?

  不是比中国好的问题,而是比中国差多远的问题。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和巴西也都把斯密抛在脑后而有点凤凰涅槃的态势,要知道它们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确实“回到斯密”,结果几乎是国家失败。处于政治上代议制民主而经济上又“回到斯密”的印度、菲律宾、墨西哥,更别说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目前还看不到好过中国的希望何在!

  理想是美好的,但问题是谁家的理想?现实是残酷的,残酷的现实只能属于社会大众,而残酷的现实又来自历史。因此,作为政治学家,本身并不在乎张维迎和林毅夫之间的故事本身,我要追问的是故事背后的迫切问题: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毫无疑问,中国需要的是有着历史文化认同、从中国出发、有着中国身份意识的经济学家,这样的经济学家不再是一般的账房先生式的经济学家,而是经济思想家!

  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思想家而非西方世界的其他族裔却人才辈出?俄裔美籍经济思想家格申克龙所以有着世界级的成就,就是因为其基于自己祖国的历史关怀即在落后国家现代化中组织和国家的重要性,从而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后发优势论”——国家发展的越晚,组织和制度就越重要,从西欧到中欧再到半个东方的苏联,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印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成就更是让人敬仰,他从自己祖国即印度的人的不平等的现实经历出发,指出所谓的自由其实是实现人的能力的发展,国家在发展人的能力中的作用不可或缺。这样,在我看来,传统的“发展型国家”理论从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演变为国家主导下的人的能力的发展。也就是说,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作为自由的人的能力的发展,都不能离开有能力的国家。

  格申克龙和森的理论似乎为中国量身定做,但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经济思想家甚至还无视这样的经济思想家?说到底很多人都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忘记了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叫“中国”,乐意做新自由主义的学徒,即使是教授了也是学徒级学者。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这样的学者在世界上早就集体失语了,但是在中国为什么还能大呼小叫?为什么还能在“博鳌论坛”上哇哇乱叫?这也只能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思想而导致的没有思想判断力,所以才使得一些早不合时宜的学者还能混迹于江湖。

  在我看来,在中国的经济学家群中,只有林毅夫教授最接近格申克龙和森,其他的、尤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几乎失去了“身份意识”。我们当教授的常常对学生讲要有“问题意识”,如果连自己的身份都搞不清楚,何谈“问题意识”,没有“身份意识”的“问题意识”必然是伪问题!要知道,社会科学的根本性质是:社会科学包括经济思想首先是历史的,因此可以称为历史社会学;社会科学是一种文化的,因此是一种文化社会科学;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是关于政治的观念,因此是一种意识形态学;社会科学是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因而社会科学的主体即学者的身份意识就至关重要。明白了这个道理,动辄“回到某人”之类的主张就知道有多不靠谱了!同样的道理,或许正是因为不清楚社会科学的根本性质,北京大学才出了大洋相,搞出一个以洋人为主体的“英语化中国学”项目即“燕京学堂”计划,招致北大内外一边倒的反对。

 

 

 

 

 


习近平敲定未来7年改革路线 将调整国企不合理收入

中国新闻网

2014-08-19

    中新社北京8月1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8日接连召开两场会议,部署改革事宜。

    18日上午,习近平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身份主持会议,敲定未来7年的改革“路线图”,并剑指国企薪酬,考试招生制度等民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下午,习近平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身份主持会议,研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挖掘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一天之内的两次会议,兼顾“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习近平对中国改革作出全面布局。

    当天的深改组会议总结了今年上半年改革的进展,并审议通过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14—2020年)》。习近平表示,该规划对未来7年的改革实施工作作出整体安排,突出了每项改革举措的改革路径、成果形式、时间进度,是指导今后一个时期改革的总施工图和总台账。中央有关部门要力争把改革任务做实。

    值得注意的是,和前一次会议一样,中央深改组本次对改革的部署同样细化到具体领域,会议审议了央企负责人薪酬、考试招生制度这两项改革的相关方案。

    习近平18日明确要求,逐步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他强调,除了国家规定的履职待遇和符合财务制度规定标准的业务支出外,国有企业负责人没有其他的“职务消费”,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

    前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两项改革均指向民众反映较多的不公平问题,过去几年的发展中,中国收入分配中存在地区差距、行业差距较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国企身上尤为明显。

    任玉岭指出,央企负责人的薪酬目前存在三方面的不公平,其一是行业之间差距太大;其二是企业领导和普通工作人员之间收入差距大、体制内人员和临时聘用人员之间同工不同酬;其三是一些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造成铺张浪费,“不瞄准、解决这些问题,改革就难以深入”。

 

 

 

 

2014年:国企与改革(序言)

——兼评被污名化的“国资一股独大”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夏小林

2014-08-16

  【说明:原文8万字左右,在《管理学刊》分期发表。为方便计,网络版已删除全部参考文献和众多注释等,并补入了一些新近的内容。全文有序言和六个部分,本版为序言部分,编用时适当简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改革《决定》”)发布之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企怎么改”,体制内、外意见纷呈,已经影响到国企改革取向。择其主要的政策性观点展开讨论,对于坚持国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体制内部,如源自财经办、财政部的某些负责人,特别是后又出自国务院国资委的一种主导意见是,“目前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现象较为普遍,许多企业经营机制没有得到真正转换。……(所以)‘要进一步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更多地引入非公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和重大项目建设,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在这种价值判断和政策取向下,纲举目张,国资委提出除极少数国企需要国有独资外,其他大多数国企都要以“国有资本一股独大”为改革对象。为此,要“大力支持各种非公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改革”(也包括外资和各种基金等“社会资本”);要“尽可能降低国企股权比例”;要通过国有股“尽可能降低”的股权结构来“促进国有企业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运行机制”。同时,以“国家要不要控制作为判断基准”,相当一部分国企“可采取国有参股形式或者全部退出”。(作者补充:经济学界一些人早就在反对“国有资本一股独大”了。如2001年2月28日中新网报道,“吴敬琏教授称,在当前国有经济改革过程中,‘一股独占’、一股独大’是要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再如, 2005年1月24日《证卷时报》报道,“厉以宁指出,‘一股独大’应该形成多股制衡。国企改革应该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来做。”他这种表达遇到的问题是,按照公司法,现代股份制企业,包括中、外私营企业并非是排除控股者“一股独大”的。另外,直到2014年4月下旬,“国务院推80项目引民资”时,也在非常明确地鼓励私人资本等进行“独资”建设营运,并没有忌讳所谓的私人资本的“一资独大”或“一股独大”。最近的是2014年6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安排并经委领导批准,6月20日上午,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孔泾源司长出席中国政府网在线访谈,就国务院批准的我委《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作深入解读。”在这次具有重要政府背景的解读中,孔泾源博士十分荒唐的继续该喊反对国企“一股独大”,而他的真正主张是“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本经济是基础和主体。”他与吴敬琏持同一极右翼立场,公开反对宪法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内容。这种人能够代表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发改委吗?)

  国资委这种主导意见的核心,就是要求在独资国企之外的股份制国企中“尽可能降低”国资、国有股的比例,通过引入大量中、外非公资本等在国企中形成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这种改革在逻辑上对应的要求,就是要在国企中“尽可能扩大”中、外非公资本,特别是私营企业(“民营企业”)的资本、股权比例。而根据《公司法》各类股份制企业均“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原则,国资委的这种股份制改革取向,同时也就是要求“尽可能降低”国资、国有股收益,“尽可能扩大”各种非公资本、股权的收益。与此同时,那些国家不需要控制的国企,国资将仅仅“参股”(有什么用?)或“全部退出”即出售或“关停并转”。

  出自体制内尤其是国资委系统的其他各种具体说法还有:国企的国有资本、股权(对应的是净资产)可以降到 “20%以下”。还有什么“对于我们(央企的国有)股份,没必要拿手里”,“民资参股中石化无比例限制”,政府可学撒切尔的 “私有化”做法,对国企只持“黄金股”甚至这种股权也可以放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创造了多少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他们都高兴”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也有国资委的干部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能发生国有资产流失,“混合所有制经济不能为混合而混合,不能混到最后把国有资本混没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干部则提出,14.5万多家国企中“13万多家国有企业其实绝大部分都不是在基础行业,大部分在一般加工行业和商贸行业”,这部分“中小国有企业完全没有必要去绕一个弯子搞混合所有制,彻底的民营化”。这种观点,与国资委“国有资本不需要控制并可以由社会资本控股的国有企业,可采取国有参股形式或者全部退出”很可能是大同小异,差别仅在“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

  另外,一些省政府也陆续出面宣示,国企改革进度严厉限时,除极少数国企外“其他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不设下限”;或干脆标明本省。“国企改革最大的亮点,是……对国有资本的持股比例不设限制”;甚至还有干部别出心裁地表示,“国有股权低于50%的,不参照国有企业管理”;今年国企混合经济改革招商引资1000亿,可谓是“大出大进”,气吞牛斗。但是,他们那里也有纠结。如广东省一干部既表态“省属国有企业……国有股权出让不设下限”,又表示“广东国企改革的亮点在立足‘增量’改革,不采取出让现有产权的做法”。(作者补充:在以上这些政府的宣示之后,据上海市、南京市的国资委网站信息显示,2014年7月7日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对当地国资委做出了有节制的指示,“通过流动平台,使部分高度市场化和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公开、透明、有序地实现国资退出。”同日,南京市常务副市长刘以安则以激进的态度对当地国资委发出指示,要国企“坚定不移的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修订完善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实施方法”。刘以安完全把中共中央关于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实行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加强重点”的决策抛弃了。他这是在重复宣扬2011年1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上“宪政”派经济学人吴敬琏伪造的中共十五大决策,即所谓“国有经济要缩小范围,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其实,迄今为止,中央政府方面也没有使这种内涵不清的“一般竞争性领域”成为政策性用语,且学术界也没有给出一个权威定义,并指出什么是相对应的“特殊竞争性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论优劣,不论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强制性地拿“竞争领域”为标准去定时、定点清除国企,这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政策上是非常有害的,对国企工人、干部也是不公平的。一个真问题是:中共中央并没有说竞争性领域的国企不论状态如何,最终都要或部分私有化。一些地方政府凭什么托大,硬要这样做?他们就不担心中纪委哪天会开始大规模调查新一轮国企改革中一些党政官员违反“政治纪律”,各自为政,脱离中央路线“抢跑”,以至于造成严重社会恶果的事情?另外,至2014年8月6日的媒体报道,在“积极探讨”名义下已经有北、上等14个省市“抢跑”出台了各有千秋的国资国企改革意见,一些大国企在自行其是,有的国有控股银行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某些媒体和专家,一天到晚上窜下跳、信口开河、煽风点火,企图制造绑架国企改革的负面舆论。国企改革颇有点再次沾上“大跃进”的味道了。各地、各行业的国企改革该不会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了吧?)

  中华全国工商联领导人也趁势造势,借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之名,在国家媒体上批评“国有资本一股独大”使私人资本参加国企改革的积极性不高,为私人资本索取国企的“控股权和发言权”,以实现私人资本的“一股独大”更大。他就不担心读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则建议,“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快改革,加大对私有领域的重视,减少对国有企业重视,让政府在经济领域少做,私有部门多做”。有的外资金融机构也表示,中国的国有股权分散化改革,应把绝大部分资产划给社保基金(当“第二国资委”?),重点是消除现国资委的“管理权”和消除“党管干部”,“央企可以分拆,中石化一分为二,中石油一分为四”。

  不过,仔细考量一下,就能发现这些与中央改革《决定》貌合神离的说法是大有问题的,如意识形态偏见、逻辑混乱、“双重标准”、“抢跑”、主观主义、“老子(政府)天下第一”等等。大概,正是由于这些说法、做法有问题,就是在国资委内部也围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如2013年年底,一位国资委干部就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采取哪些措施?当前争论很激烈,包括前几天的全国资产管理工作会议,争论也很激烈。……总结以往的改革经验教训,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在混合所有制中经常是弱势地位,混到最后国有经济没有了,这显然不是我们要坚持的一个政策取向和目的”。另外,社会上的争论也已经开始了。有争论很好。本文要着重指出的问题是:

  第一,国资委确定 “国资一股独大”为重点改革对象,系师出无名。在该政策取向下,国资委对安排国企与其他企业发展“交叉持股”的多边关系缺乏政策行动,只重视非公有资本进国企的单边关系,这也与改革《决定》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内容有明显差异。(作者补充:迄今为止,无论在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发改委关于2014年的改革安排文件中,还是在国务院国资委的试点央企意见、十多个地方政府已出台的国企改革意见和全国工商联的文件中,及在主流媒体上,都没有见到关于如何推进(或接受)国资进入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且赢得发言权甚至是控股权等的改革安排。由此可见,改革《决定》中关于发展各类企业“交叉持股”的决策有变味、扭曲、落空的现实危险。人们不禁要问: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能改么?)其实,即是要在一些国企中酌情调整资本构成或股权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是没有必要拿被污名化的 “国资一股独大”做文章的。“国资一股独大”并不是国企的什么弊端。1999年OECD制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在承认大股东、小股东差别和强调保护小股东权益的前提下,就没有把消除“一股独大”作为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增强企业经济活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必要条件。在改革《决定》中,也没有“国资一股独大”的提法,自然也就没有关于它的价值判断,更没有要求在很多国企中“尽可能降低国企股权比例”,通过建立高度分散股权结构(亦即净资产结构)来完善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政策要求。进一步看,国企改革是为了“加强”国企。

    为此,审时度势,“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一些方面降低一些国有股比例是有利于国企发展和改革,有利于利用民间资金和外资。但是,不问青红皂白,给大多数国企扣上 “国资一股独大”帽子,并以此为由鼓励在这些国企中一味降低国资、国有股比例,大量引入中外私人资本,却存在“削弱”国企,及“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的可能。因为,利润跟着资本走。谁在国企资本构成中占的比例大,所得利润就多。国企中的国资“尽可能减少”、大部分国有股甚至是“黄金股”都可以放弃了,此时谁能富,且还能够“加强”国企、国资吗?而从法理上看,消除 “国资一股独大”就不可能再有国有控股企业了。古人云,过犹不及。所以,这种“改革”并不符合中央关于“国企不仅不能削弱 而且要加强”的精神。国资委(和其他有关部门)反 “国资一股独大”的错误“卫星定位”需要纠偏。另外,在反“国资一股独大”的政策取向下,国资委等单位对改革《决定》提出发展“交叉持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主旋律缺乏研究、宣传和政策支持,这不利于落实中央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决策,容易使改革异化为中、外私人资本等入股国企的“单边行动”和“单边关系”,对国企和国资产生“挤出效应”。(作者补充:近期“股权结构均衡化”也成为了反对“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一个理由。它其实是反对“国资一股独大”观点的一个变种。如2014年5月交行董事长牛锡明教授表示,“交行作为上市银行,在股权结构上已均衡化与多元化,具有混合所有制经济特征,下一步将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目前银行业虽已有混合所有制之名,但尚未达到混合所有制之实,离充分市场化、商业化的现代商业银行运行机制尚有差距。”

    资料显示,交行只是国有股相对控股的股份制银行。财政部作为交行第一大股东,仅持有26.5%的股份。但是,中国银行外部监事、全国政协委员“梅兴保认为,虽然国有大型银行从股权形式上均为国有股、外资股、民营资本组成的混合所有制,但国有股独大的问题仍然突出,真正的混合所有制的运行机制尚需做实。”这种人是不是还希望银行的国有股应当减少到26.5%以下呢?但是,按照公司法只要有国有控股者,就有“国有股独大的问题”。“存在就是合理的”。这种人怎么就是不反对国内外私人资本绝对控股的各行业的那些“现代企业”,就是盯着国有控股企业、国有股不依不饶,表现出“选择性反一股独大”的片面性呢?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原因肯定不是这类“精英”知识少、“智商”低,而是在他们这些不正常的、违背常识的“改革”主张背后,肯定有不正当的利益驱动和特殊利益集团的谋划。简单说,就是企图谋求国有控股银行的高管阶层和私人资本的利益最大化,且二者狼狈为奸。子曰:“巧言令色,鲜仁矣。”)

  第二,在非金融类、金融类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00万亿元以上总资产及巨量利润的盘子中,大量引入中、外私人资本调整国企资产结构或股权结构就是调整财富、收入分配结构,且直接触及3千万左右国企职工的就业岗位、工资、福利、生活预期和数千万家属,影响巨大,事关民生、可持续的公平增长和政治大局,且影响国防安全和国家竞争力,牵一发而动全身,弄偏了鸡飞蛋打。这里,如果再加上政府还要在3千万人的事业单位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如公立学校、医院等的股份制改造),所谓以“国资一股独大”为对象的股权改革影响力最后有多大,就不待说了。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在许多国企的股权结构已经多元化,甚至在中央、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这些主力军内部非国有股权已占压倒性优势。如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让很多国企的国有资本、国有股权都 “尽可能降低”,甚至弄到政府持“黄金股”或放弃“黄金股”的极端水平,那么,这些国企相应比例的净利润肯定也就属于在企业股权(或净资产)上占大头的非国有投资人了,这会扭曲国企的目标、行为和功能,减少财政取自国企净利润的收入,使社保基金难以继续得到来自国资的有力支援,对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建设社会福利制度产生负面影响。同时, 2014年初中石化引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行动已再次表明,由于大型、特大型国企引资规模巨大,且需标配“战略投资人”,在这些方面的优势确实非欧美跨国公司莫属,私人企业则难免要自惭形秽、力不胜任了。

    如此一来,在外资已在大多数工业行业中占多数资产控制权的局面下,还需要在国民经济重要行业的大国企中引入多少外资,这就事关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了。另外,国企肚子里的中、外私人资本越来越多,还将进一步扭曲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即在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已较大的情况下,进一步改变资本及收入构成,加大其中的非国有资本(大部分属于私人)比例和所得,同时缩小国有资本比例和所得,从而既将进一步提升已高达0.76的财富差距(财富基尼系数),也将进一步加剧因私人资本收入增加而拉大的收入分配差距。那种继续出售许多不在国民经济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事)业的行为,则能够进一步放大这种“马太效应”(即“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而在这种局面下,宏观经济稳定、效率和生产率将受到负面影响,经济增长的公平性和可持续也将遭到破坏,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进而,对处于竞争性领域,特别是与大国博弈密切相关那些国企来说,由于国有净资产、净利润的制度性削减,还可能产生企业融资复杂化和成本上升(如增加银行贷款会增加利息支付)的新问题, 这可能导致企业与对手(如欧美跨国公司、国内大中型私人企业)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而一旦这些企业处于不利的市场地位,外部非国有投资者准备进入和已进入的资本都可能发生转向,从而加剧国企的经营困难。另外,他们也有可能利用这种机会进一步增资扩股,增加控制权或收购国企。

  第三,“一股独大”是“普世标准”,通行全球,包括通行国内私企、外企和港澳台企等,属于中性范畴。有的领导干部和机构(包括全国工商联)单单在国企中反对被矮化﹑丑化的 “国资一股独大”,对其他性质的企业私人资本“一股独大”,则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默不作声,或视为天经地义,帮它们要求对国企的控制权,这种“双重标准”不科学,要不得。统计数据证明,全世界的企业,包括的中国私营企业,其中大部分都是“一股独大”的家族企业。全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由“一股独大”的家庭所有或经营。但这种现象并不涉及好或不好的价值判断。例如,这种家族企业并非不能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并非不能建立所谓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或企业制度。德国宝马(BMW)是家族公司,难道它不现代、没有国际竞争力?日本企业集团在家族控股时期是如此,后来则是法人股尤其是金融机构“一股独大”。从法理上看,如非特殊协议等规定,无论哪种性质的股份制企业,没有“一股独大”者根本就不能成立。全世界这种“一股独大”的股份制公司多如牛毛,难道治理结构都不好,唯有那种没有“一股独大”的凤毛麟角的“现代企业”独立寒秋?其实,就是在2014年上半年国家发改委向私人资本首推的80个大中型基础产业项目的政策设计中,不是也在引导、支持和鼓励他们搞比“国资一股独大”更厉害的私人资本“独资”等经营方式吗?所以,以“国资一股独大”不好为名来批评、改革“国企”完全没有科学性可言,不是“普世标准”。另外,政策鼓励私人资本“独资”经营,并让“一股独大”(甚至是私人独资公司和个体户的“一资独大”)主导的私人经济部门来“改革”据说也是“一股独大”(和“一资独大”)主导的国企,并要国企向其学习,这些做法是不是有自相矛盾和忽悠之嫌疑呢?改革要“一碗水端平”,不要厚此薄彼、机会不均等。

  第四,股权分散祸、福难说,不存在 “普世标准”。在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下,“一股独大”或股权相对分散的公司都可以有效运行。学理上并不认为,分散的股权结构,或单单一个什么样的股权结构就能够保证建成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经济学分析和国际经验证明,就是以高度分散股权结构为基础的 “职业经理人制度”下,经理们也可以轻易利用信息不对称扭曲公司治理结构和侵犯股东权益,甚至收买董事会成员,实现“内部人”控制。安然公司们的欺诈丑闻与华尔街 “经理资本主义”掀起的全球金融风暴,就是证据。至于股权结构分散到什么程度,及是不是越分散越有利于建成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或反过来说,是不是股权越集中就越好,则根本就不是一个正确的提问方式,也不存在“普世标准”。实际上各国法人治理结构是受到股权结构之外多种因素(如政治体制、法律、融资结构、人事、文化等)影响的,且起点和路径依赖相异,各具特色。如果有人不顾国情,盲目迷信、模仿美、英的那种股权分散模式(美、英也有股权集中的大型家族公司等),甚至是迷信撒切尔的私有化“改革”,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要犯颠覆性错误。什么股权结构好?通行做法如买鞋:合足就行。其实,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政策议程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法律环境,及选择合适的经理人可能都比一味追求股权分散化更有现实意义。

  第五,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宏观层面以维护、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平等为基准,围绕“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的中心点来设计、展开,不能使它蜕变成“单边关系”,让一些特殊私人资本集团“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加强”国企、国资可以维护、增加全社会的经济平等,增加有效需求,促进增长、发展和稳定。国资(和城乡集体经济资产)是社会主义经济平等最重要的压舱石。它们在国民财富分配上明显限制了少数私人利益集团暴富的空间,抑制了财富和收入基尼系数高攀,有利于实质平等。所以,调整国企股权结构必须维护国资的主导作用,这是符合宪法基本原则的。国资委要以维护、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平等为基准,改造、整合国有股权调整的其他分类标准,如国家安全、经济控制(“经济命脉”、“关键领域”)、产业引导和科技进步(“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以形成既能够保障国家为公共利益控制经济,又能够维护、增强经济平等的新标准体系。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必须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国企生产效率和国资配置效率,“加强”国企、国资。国际经验和经济学证明,增加平等公平能够促进增长、发展和稳定。分析全球金融风暴的经济学已经提示,“不平等的代价”沉重,降低了效率。这再一次证明平衡平等和效率的关系是必要和可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方面有条件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做的更好。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时,如何在国企中配置国有股(或净资产比例)是一个核心。“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基本思路应该是:根据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市场经济和实现经济平等(如“共同富裕”)的要求,既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又要通过加强国企、国资来控制住私人资本等的影响范围(如限制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及“阶级差别”等)。所以,在制定非金融类、金融类国企的混合经济改革方案时,要尽可能在大多数国企中实行保留国资、国有股优势或适时增强国资、国有股优势的基本原则。即使改革导致某些领域国企、国资数量一时间减少了,也应当做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经济整体力量得到增强。为此,要坚决制止减持国资、国有股无底线的政策取向,及“尽可能降低”国资、国有股比例(如“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不设下限”)的政策取向。同时,还要鼓励各地方公共服务领域和竞争性领域国有中小企业发展壮大,而非再搞“一卖了之”。国资委主张的国资、国有股配置和国企是否出售要以“国家要不要控制作为判断基准”是有漏洞的。因为,这种标准没有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平等要求,其中根本就没有要求“国家控制”经济不平等的丝毫内容,而是照搬了西欧私有化中的橡皮筋标准。其它如“分量”标准,或 “考虑……完善治理结构和机制需要多个战略投资者”,则也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一些地方政府在国企改革上自搞一套,“抢跑”,应当制止、问责。改革要加强党中央权威,严肃党纪。

  第六,“在凤凰涅磐中浴火重生”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国资应当更为强大。如是维护和增强了经济平等的基础,辅之以税收(如增加直接税比重)、转移支付和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等,才能为实现可持续的公平增长和“共同富裕”创造更多的物质条件。也唯有如此,加上其他政策和机遇的配合,才有利于中国走出一条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民富国强之路,以区别于所谓“欧美模式”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私有化+自由化+反福利国家+两极分化+经济稳定差(或停滞,或危机)”的老路。

  简言之,今天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国企改革方向,对于那些似是而非的国企“改革”意见及将产生的“对谁有利”的结果,需要深入讨论,认真辩析,谨防其误导国企改革,发生颠覆性错误。“从伟大到渺小就一步之差”。

  本文意在抛砖引玉。其由六部分内容组成:一、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非国有股权及所得利润已占大部分;二、“尽可能降低”国有股扩大“马太效应”;三、增量、存量改革的可行性辨析;四、“一股独大”是“普世标准”;五、关键是端正国企改革方向;六、十项政策性建议。

 

 

 

 

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任正非

2014-08-02

一、现代化作战要训战结合,干部要有基层实践经验为任职资格,“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

    与过去时代不同,这个时代需要现代化武装才能上战场。用短期赋能的方式来指导你们,华大给了你们一大堆表格,告诉你们如何使用这些表格、如何指挥现代化作战。这些内容已经过了时间检验,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当然,不是赋能了就自然会作战,而是看你们自己的理解。

    没有实践支持,不能理解这些理论;没有理论基础,不可能深刻感受实践。华为公司未来新的战斗将越来越复杂,比如,攻占大数据流量制高点,你们能给客户讲清楚大数据流量及其模型是什么吗?首先要自己深刻理解后,才能让客户去接受。所以,你们要能把这些表格活学活用。

    青训班赋能后,上战场去实战,不一定人人都能成为将军。只要奋斗了,就无怨无悔。真正的英雄,都是从本职工作成长起来的,在本职工作中展现出自己的才华,不能刻意塑造将军。你们经过培训,掌握了工具,但要通过创造价值,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贡献,才会逐渐承认你们,我们才会给你们去“诺曼底登陆”的机会,死了就是英雄,不死就是将军!

    未来机关各级干部如果没有成功的项目实践经验,就没有资格担任管理者,否则一定是瞎指挥。自己搞不明白,开会做不出结论,没有实践经验而造成管理复杂。当然,我讲的是明天的问题,今天还可以担任,所以大家需要补课,各级干部一定要在实战中去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

    我们坚定不移地在代表处代表和地区部总裁中贯彻末位淘汰制,经营不好的干部要下台,否则都不改进,都来讲故事,讲故事的钱从哪来?下台后,就做专家或普通员工参加重装旅打仗去。若真有本事,一定会脱颖而出。

    未来的世界谁主沉浮?不知道。真正的英雄在哪儿?也不知道。我们是在实践中选拔干部,没有受过培训的,也会有伟大的英雄。谁培训了毛泽东、邓小平?华大的培训模式也正在转变,越来越不像个大学,就是真正的大学。将来的讲师都背着一个电子屏幕跟着行军作战,前面操作,后面屏幕闪,跟着跑的人边看边实践,谁看明白了,谁有可能是将军。华大老师说“我培养了将军,我为什么不是将军?”那你也可以上战场去实践。

二、将来实行项目全预算制,项目大小是按对公司的贡献来定,而非仅以规模

    我们将来实行项目全预算制,先提取空耗费用,因为公司把“电”传输过来是有损耗的,剩下的钱全在项目。项目拿着钱去买炮弹,供应链把炮弹卖给你,机关把服务卖给你,公司向你要预算。你们拿钱购买资源,我想卖一个东西给你,你们不要,为什么?因为对于你们是多余的,浪费钱,多余的就应该裁掉。

    现在功能部门没有预算的压力,他们没有把资源卖到项目里面去的动力,这就是机关庞大的原因。所以要有项目计划、预算的管理,项目做完要核算,项目赚没有赚钱,赚多少钱还是亏损了多少钱,这就是对项目经理的评价。

    未来一系列项目分配原则正在试点,我们现在描写的是未来领域的一个模型,你们应该有心理准备,开始逐个试点。

    另外,我们不能以国家大小来定代表处级别,而要以贡献来定。首先项目一定要有赢利,优质资源向优质客户倾斜,客户能给我们提供多少空间,我们就在客户那儿投入多少资源,然后来提高客户满意度。

    什么叫大项目?赚大钱的是大项目,赚小钱的是小项目。项目大小与对公司产生的价值相关,而不是完全与规模相关。小项目可以变成大项目,小代表处也可以变成大代表处。在干部评价系统中,以管辖面、组织层级、功能部门有多少...来确定干部级别,如果这样评价人,结果不会是英雄辈出。

三、华为公司坚持以奋斗者为本

    我们已经在公司干部大会讲过,首先肯定金字塔模型这么多年对华为公司平衡的伟大贡献,接着还要继续改良,面对项目的复杂程度,一定要使金字塔模型异化。破格提拔是基于:贡献、责任、牺牲精神。

    其次,华为公司到底是肯定英勇作战的奋斗者,还是肯定股东?外界有一种说法,华为股票之所以值钱,是因为华为员工的奋斗,如果大家都不努力工作,华为股票就会是废纸。是你们在拯救公司,确保财务投资者的利益呢?作为财务投资者应该获得合理回报,但要让“诺曼底登陆”的人和挖“巴拿马运河”的人拿更多回报,让奋斗者和劳动者有更多利益,这才是合理的。

    华为确保奋斗者利益,若你奋斗不动了,想申请退休,也要确保退休者有利益。不能说过去的奋斗者就没有利益了,否则以后谁上战场呢?但是若让退休者分得多一点,奋斗者分得少一点,傻冒才会去奋斗呢?因为将来我也是要退休的,如果确保退休者更多利益,那我应该支持这项政策,让你们多干活,我多分钱,但你们也不是傻冒。因此价值观不会发生很大变化,传这种话的人都是落后分子。华为将来也会规定,拥有一定股票额的人员退休后不能再二次就业。

四、希望华为能产生一批设想挖掘“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这样具有大视野的思想家和战略家

    青训班赋能和前线实践中,我们希望培养出一批英勇善战、不屈不饶、富有牺牲精神的勇士们,但是华为公司更需要一大批思想家和战略家。昨天在上研所召开了高级专家座谈会,我希望上海这些高级专家能担负起成为思想家的任务。

    上研所有很多Fellow,为什么总是关在上研所门槛里去打上、下班卡?是否敢于参加国际会议,和世界级人才喝咖啡?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是否敢于在各个大学演讲?演讲有可能涉及华为机密,但思想没有机密和疆界。能否与博士、准博士建立朋友?两个喇叭口中间是结点,上喇叭口接触全世界,喇叭口向下进入准博士状态。如果在博士、准博士培育未来的战略思想,就能构建未来的能力。

    我们要站在更高的视野看世界。就像1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挖掘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一样,在那种历史条件下,设想出挖这两条运河,是何等伟大的视野和战略决策。在大数据流量里,岂止才有两条运河,我们有没有可能挖掘出千百条“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

    当然,这需要在数学领域要有巨大的造诣,世界上有非常多的数学科学家集中在无线领域,有线领域也可以征集数学科学家。未来整个战略高地上如何认识和提高修养,不能要求你们重新读数学博士,也不现实。但是诺曼底登陆需要战略领袖,需要战役指挥能力,如果我们也能产生这么伟大的思想家,如果我们也有诺曼底登陆的指挥能力,抢占世界大数据流量的机会点怎可能不行?但是,现在离我们要求的目标还很远。

    公司战略沙盘很快会给各级干部公布,每一个大数据流量机会点,华为所占市场份额要在1/3左右,剩下的留给竞争对手。当我们抢不到大数据流量的机会点时,就会被边缘化、死亡;当我们全部占领大数据流量机会点时,也会是惰怠,也会是死亡。

 

 

 

 




欧美与俄罗斯经济“冷战”爆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易宪容

2014-08-09

    在马航坠机事件发生之后,欧美各国联手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全面经济制裁。不仅全面停止或减少了欧美各企业与俄罗斯的经贸往来,也不允许俄罗斯的企业及银行到欧美金融市场获得融资,同时禁止对俄罗斯军售,并限制对俄罗斯提供能源及军民两用科技等。其目的就是希望这种经济制裁来消弱普京利益集团的实力,及减弱普京政治权力结构的稳定。但要做到这点并非容易。面对利益的受损,普京利益集团决不可能坐以待斃。普京同样可能以反制裁的方式来应对欧美各国的经济制裁。如果这样,一场世界级的经济“冷战”就开始。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7日在一场电视转播的内阁会议上宣布,如果欧美不修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路线,他将下令禁止从美国进口所有粮食与农产品,也禁止多欧洲进口所有的蔬果,期限一年,以报复欧盟与西方国家因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施加的制裁。这项粮食禁运,将导致北美、欧洲、澳洲农民蒙受数十亿美元庞大损失,但俄罗斯各大城市的货架也可能空空如也。因为,俄罗斯2013进口431亿美元的食物与农产品,其中从苏联以外国家的进口额达369亿美元。2013年欧盟对俄罗斯出口农产品118亿欧元(158億美元),美国出口也达13亿美元。

    俄罗斯禁止欧美食品进口,从波兰果农到挪威渔业将受到损失,而依赖对俄罗斯出口的芬兰受到损失为最大。波兰2013年对俄罗斯农业出口额超过3亿欧元(4亿美元),其中苹果就贡献达九成,这次禁令对波兰的果农会有影响,估计不会太大。挪威渔业出口者7日股价闻讯大跌,跌幅高达5%至11%。俄罗斯是挪威最大单一海产品出口市场,2013年出口额达10.4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一成。俄罗斯占芬兰贸易比重达14%,这次禁令將使努力从2008年以来第二波衰退中刚站稳阵脚的芬兰经济恶化。

    不过,俄罗斯的这种反制裁,尽管对欧美国家的农民会有一些影响,特别是对欧洲的一些与俄罗斯贸易关系比较密切的小国有较大的影响,但对欧美这些大国来说根本上是小事一桩,而受到伤害的则是俄罗斯的消费者。因为,俄罗斯的粮食及农产品有60%依赖进口,如果禁止这些产品进入俄罗斯,也就可能造成这些产品的严重短缺及俄罗斯的物价全面上涨。比如,俄罗斯今年稍早的禁止欧盟猪肉进口,立即导致俄罗斯食品价格大涨,而食品价格大涨又把俄罗斯通货膨胀推高到目前7.9%的水平。除非俄罗斯会让就其进出口贸易企业很快找到新的进口替代国家及产品,才可能减缓这种冲击。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还说,在俄罗斯禁止欧美国家的粮食及农产品进口之外,还可能把俄罗斯进口禁令的实施范围,扩大到飞机、军舰和汽车等产品上。这样对居民的消费同样不利。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还表示,政府正考虑拦阻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航班,以报复欧美制裁造成俄罗斯第一家廉价航空公司Dobrolet停飞。他说:“首先是禁止欧洲与美国的航空公司在亚太地区使用俄罗斯的领空经营转机航班业务。”即扬言封锁欧盟与美国航空公司飞机越俄罗斯领空、往返亚洲的航线。如果这些航线封锁,受到影响最大的西方航空公司,包括汉莎航空(Lufthansa)、英航(British Airways)、法航(Air France)與荷兰航空(Finnair)等业者,并造成业者的营运成本大增。据美林公司估算,改用另一条长程航线,可能使每趟航班的燃料与营运成本增加3万美元。这将国际远程航线受到巨大打击。

    还有,俄罗斯政府可以采取的报复行动不止如此,如果欧美与俄罗斯的经济冷战进一步加剧,那么俄罗斯可能在今年冬季完全切断对欧盟供气。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对欧洲市场及民众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从另个一个角度来看,由于俄罗斯主要收入来自能源输出,切断对欧洲的燃气供应,也会严重影响俄罗斯的财政收入。还有,如果美国在战略上或大打石油战,或开放石油储备推低国际油价,也可能让俄罗斯深陷财政收入大降的困境。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对中国的消费者会最有利。

    可以说,欧美与俄罗斯这场世界级的经济冷战已经开打,而且就目前普京的态势来看,一年之内不会休手。而这场经济冷战打下去,估计对美国影响不大,也不会造成多少损失,欧盟受到影响可能是一些小国。估计受到影响最大的会是俄罗斯。这里并非是经济制裁后,俄罗斯可以重新寻求产品的新市场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容易解决,而是在于脆弱的俄罗斯能否坚持下去的问题。因为,如果俄罗斯的产品不进入最强势的国际市场,不仅俄罗斯能源产品的需求会严重萎缩,而且其价格也为欧美强国所左右。还有,如果俄罗斯市场消费品严重短缺,物价水平快速上涨,这可能严重消弱普京政府权威。普京这么多年来的强势与早几年俄罗斯经济快速增长有关。

    对于欧美与俄罗斯的经济冷战中,中国是否可渔翁得利,我想中国对此不要陷得太深,一些企业与之做些小生意,没有什么不可,比如提供一些农产品及生活用品,增加这些产品对俄罗斯的出口。但不要与普京靠得太近,否则他要算计中国的时候,我们容易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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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社会主义整合自由民主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

知原

2014年7月

  自由民主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是当今中国的三大政治思潮,我认为他们可以用新社会主义来整合。

  新社会主义的基本模式是“政治公有制+经济公有制”,而民主制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公有制(权力公有制),因此自由民主主义本应是新社会主义的最佳拥护者。但由于自由民主主义者很多都继承了他们的理论始祖——洛克的错误,一方面极为崇拜民主制,另一方面却又极为崇拜私有财产权,认为私有财产权是民主制得以建立和保障的基础。

  在近代民主政治中,确如洛克所说,保全私有财产是设立民主政治的原因,因为当时的“议会民主”是资产阶级、新贵族在与国王的斗争过程中逐渐建立的,他们建立“议会民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保全他们的财产”。洛克的政治理论正是对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总结。但问题是这样的民主只是少数资产阶级享有的民主,在这一阶段的民主社会里,只有财产达到一定数额、缴纳了高额所得税的人才享有民主权利,广大无产者、妇女和某些种族是不享有这种民主权利的。这种所谓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资主”,即资产阶级作主。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也逐渐壮大起来了,但是直到19世纪广大工人仍然被排斥在议会大门之外,因此争夺选举权成了广大工人阶级的现实所极需。作为代议制基础的普选制是英国最先提出的。在大宪章运动中,广大工人阶级提出了,实现选举区平等,废除财产的资格限制,男子应有选举权。但是即使这些并不彻底的要求,在英国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逐步实现的。1832年关于改革英格兰和威尔士代表制的法令通过后,当时20岁以上的居民中只有7%的人享有选举权。1867年选举改革降低了财产资格的限制,享有选举权人数的比例提高到16%。1884年再次降低财产资格,具有选举权的人提高到28%。1918年规定30岁以上的妇女享有选举权,这一比例提高到78%,直到1970年才实行18岁以上的男女公民平等地享有选举权。由此可见,在英国,仅普及选举权就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国家,但直到1974年才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18岁以上的男女平等地享有选举权。而在美国,达到这一标准已是1971年。

  从近现代西方民主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最初的民主只是极少数男性资产阶级的民主,广大人民是不享有民主权利的。民主只是在摆脱了财产、性别和种族的限制之后才成为广大人民的民主。如果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享有民主权利,这样的民主制显然不是我们追求的。只有消除了财产、性别、种族对民主权利的限制的现代民主制才是我们追求的,而英、法、美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达到这一标准。我们现今的许多民主主义者还仍然张口闭口私有财产是民主的基础,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民主,真不知道你们是生活在现今,还是生活在洛克时期?你们难道还想恢复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想为资产阶级张目?

  正如被尊称为二十世纪的智者——罗素所说,洛克政治哲学的缺陷是财产崇拜,在未来洛克的政治哲学还会适用,但私有财产观不会适用。因此自由民主主义者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在当前世界普遍建立了民主制这种政治公有制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追求经济公有制,从而成为新社会主义的最有力支持者。

  在当今中国,新左派的成份十分复杂并缺乏强有力的统一的理论武器,这是自由民主主义瞧不起他们的重要原因。但事务是发展变化的,如果说以前的新左派缺乏自己的东西,都是套用西方左派、老左派的一些理论作为武器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创建一种新的完善的理论,并将新左派的各分支统一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认为新社会主义很可能就是这样的理论武器,因为左派本身就属于维护社会主义的一派,新左派当然就应该维护新社会主义。老左派的社会主义已被历史证明是有极大问题的,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而不应该是我们继续维护的对象。

  新左派应当认识到老左派的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将经济公有制建立在了政治私有制之下,从而将其没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权力不属于人民,而属于少数集团所有;缺乏监督等)带入到了经济问题之中,造成经济公有制变成了官有制,变成了少数集团所有。新社会主义认为经济公有制必须建立在政治公有制的基础上,必须先政治公有制再经济公有制,而不能相反。因为经济公有制是一种政府性经济,必须先建立良性政府,才能保障经济的良性运行;如果是建立在恶性政府之下,那么必然导致的也是恶性经济。

  事实上,“政治私有制+经济公有制”是一种最坏的组合——比“政治私有制+经济私有制”的组合更坏。因为“政治私有制+经济私有制”的组合,广大人民虽然没有民主权利,但却还能有自己的财产,但“政治私有制+经济公有制”的组合,经济公有制变成了官有制,广大人民不仅没有了民主权利,而且也失去了财产。

  只有在政治公有制之下才能建立真正的经济公有制,因为实行政治公有制,政府属于人民,政府所管理的财产才能真正属于人民(公有),才能得到有效管理和服务于人民。

  民族主义的最基本诉求应该是强本民族、强国,然后再进而强世界。而强本民族、强国的最重要方法是建立最先进、最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新社会主义提出的“政治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的组合正是这样的制度。因此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应当统一在建立新社会主义、建立“政治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的大旗之下。否则是很难成气候的。

  民族主义不应该是面向过去的、复古的、不健康的民族主义,这样的民族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主义应该是面向未来的、胸怀开阔的、健康的民族主义,这样的民族主义才是中国的希望。我们必须认识到,近现代西方文明、工业文明是一种比中国古代的儒家文明、农业文明更高级的文明,我们应当积极吸取其中的有益成份,剔去其糟粕,从而为本民族的进步而努力。

  当然,我们也应该从中国传统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成份,比如郡县制和科举制。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要比地方分权的联邦制和封建制更优秀,西方的地方分权的联邦制是我们要摒弃的,我们早在二千多年前的秦朝就摒弃了地方分权的封建制,现今千万不能让它以另一种形式——联邦制而死灰复燃。我们不能在学习西方优秀文明的同时将其糟粕也学进来了。

  科举制则是中国古代取代权力世袭制而发明出来的一种优秀方法,这也是我们要继承的。事实上,现今的西方官员分两大类型: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是通过民主选举或民选机构任命产生的,事务官则是西方学习中国古代的科举制而建立的现代文官制的方式产生的,并且事务官占了绝大部分。

  但不论是西方的有益成份,还是中国传统的有益成份,都应该包容在新社会主义、“政治公有制+经济公有制”这一组合之下。因为只有这一组合才是中西方等一切国家民族的最终出路。

  我们现今比西方落后,因此建立新社会主义、“政治公有制+经济公有制”更是我们的迫却需要,我们只有赶在西方之前建立了这种最先进的社会制度,超过了西方,我们才有资格对西方说“不”,才有资格进而强世界,从而为世界人民的发展做出有益贡献。

 

 

 

 

 


发件人:xue jin<jinxuet@gmail.com> +(由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bgz89583662<bgz89583662@sina.com> +知原<ctk3@qq.com>时 间:2014年08月12日 11:46 (星期二)附 件:1个 (消费资料能公有制么.doc ) 查看附件

消费资料能全部公有制么?

学金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日

    大军网刊出知原兄的近作《新社会主义——左派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一文,他在文章中提出,国家政权公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消费资料公有制三公的新社会主义的概念。阅后发现知原新社会主义的概念没有新意,其中国家政权公有制还不如恩格斯的民主共和的主张,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消费资料公有制来源于,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设想: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唯一的经济主体,由社会中心对物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品直接分配,没有阶级,没有政党,没有国家,没有商品和货币。如此,知原的新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的馊粥剩饭,没有新意。

    一、民主共产主义及三公新社会主义的悖论

    国内有一批民主共产主义者,企图走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的第三条道路,既要实现普世民主道路,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知原的三公新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这一类民主共产主义。殊不知,共产主义与民主是对立不协调的。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唯一的经济主体,由社会中心对物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品直接分配,请问民治何在?民主共和轻而易举地被一脚踢开了。

    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消费资料公有制违背了人的自私本性,违背了人的自主自由的精神,受到人本能的反抗和抵制,为强制推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消费资料公有制,必然要对反抗或反对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能选择专制政治制度而不能实行民主政治制度。所以,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消费资料公有制,无论是马克思的自由人和言论自由说,还是恩格斯的民主共和制,乃至知原的国家政权公有制都成了无法兑现的空诺,成了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都是专制的,既没有民主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有民主共产主义。

    民主共产主义者或者放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单纯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或者成为单纯的专制共产主义者。例如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建立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维也纳国际,后来合并归顺到社会党国际麾下,1959年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或者如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建立的德国共产党,后来放弃民主投入共产国际的怀抱。

    2000年前后,网络上出现后新左派和雅可夫等民主共产主义派,主张走民主社会主义和苏式共产主义中间的第三条道路,同时大量介绍了民主社会主义文献。可惜近几年来,失去了踪迹不知音信。2010年前后,又出现崔方华李文采等准民主共产主义派,虽然主张公有制,但已经是公有制为主的混合经济,而非是单一的公有制的共产主义了。由于囿于经济所有制的公有制思想,这一派在薄熙来事件中居然和极左派一起为薄熙来鸣不平,站到中央的对立面上去了。他们把持的民主社会主义论坛(坛主高寒先生是广招天下客,只恨客不来。),与极左派还剩下一步之遥了!

    二、商业经营者的梦魇和灾难。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知原兄的三公新社会主义。知原兄在文章中将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看病上学某些消费不要钱,概括为“基本生活的消费资料公有制”,更进一步跳跃拔高为“消费资料公有制”,接着还要实行财产公有制,知原兄从事实到结论来了个暗渡陈仓,完成了四级跳。然而在四级跳的每一级都未经过严密的证明,故知原兄的结论在理论研究上是站不住脚的。

    知原随便说说消费资料公有制、财产公有制等姑言妄语倒也罢了,若果真实施不知又将给中国带来多大震动和浩劫。数亿商店将关门打烊,商人的财产将要破产充公,他们的损失谁来补偿?还请知原兄问问身边的人,有谁拥护赞成财产公有制?对知原家的财产来个分田地,不知知原兄愿意否?(估计李文采和清源是不愿意的,因为他们本人就是小店主。)

    经过六十五年共产主义实践的中国人已经不同于一九五六年时单纯幼稚,那时人们对共产主义不甚了解,尚有迷信和畏惧。现在再来共产主义改造,老百姓恐怕会加以拒绝并起来反抗。少说出几个钉字户,多则群起而拒之。试问知原兄,是否又要出动无产阶级铁拳加以无情镇压。好端端的中国,又要怨声载道血流成河。共产主义者凭主观想像,不讲成本代价条件,不顾社会的折腾反响与灾难,也不论证结果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例如,公有制能否实现知原的,被机器人淘汰解职的工人也享受现代文明的标的?即在公有企业是否一定会将机器人替换下的工人作为闲人养起来?这对在岗的工人公平吗?)。由此可见,共产主义确实是危害社会的极端思潮和派别。

    共产主义者还有一个祖传的弊病,空谈说大话,所提的社会方案不具备具体的实施操作细则。需知,社会行为有时候是由次要的事情或者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决定的,小小的蝴蝶抖动微小的翅膀会叠加形成一场风暴。社会方案或行动往往是细节决定成败,薄熙来一个把掌打得极左血债帮全盘溃败。吃饭不要钱穿衣服不要钱住房不要钱坐车行船不要钱等等一切生活的需求和偏好需要都不要钱了,如何具体操作,请详细介绍,并证明一下可行性,好吗?能否举出令人信服的成功的案例来证明消费资料全部公有制是可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经过实践证明,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理论和主张,未经过实践检验或者已经为实践检验失败的学术是不能否定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错误的命题(或未经过检验的命题)不足以证明与之相左命题的正确性,更不能用来证明与之相左命题的错误性。

    三、消费资料公有制的不可操作性。据说,共产主义社会需在全世界实现,并且达到各取所需,人的胸膛是填不满的是无限的,任何生产是有限的,有限的生产如何去满足填不满的人的无限要求?人的需要又是不断变化的,全世界社会中心如何及时发现适应调配控制去满足全世界公民不同需求海量的不断变化,全世界出现生活用品不够或过剩海量现象,全世界社会中心如何处理?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世界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唯一的经济主体,由全世界社会中心对物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品直接分配,没有阶级,没有政党,没有国家,没有商品和货币。其实是不可实现和操作的梦呓。单说,“不经过商品货币的按劳分配” 就难以操作,是按劳动强度、技术难度、产品数量,还是按劳动的时间,分得同样劳动强度、技术难度,和劳动时间的用品?没有了货币作价值参考,一个生产设计宇宙飞船的人,每天可分配到多少大米鸡蛋和一切所需求的物品?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可能多年没有出成果,每天又可分得多少大米鸡蛋和一切所需求的物品?一个医生在八小时时间内,有可能看十多个病人,也可能看二十多个病人,每天又可分得多少大米鸡蛋和一切所需求的物品?若是一个人分得的布料不够做衣服怎么办?粮食不够吃,是否会挨饿?凭什么标准来衡量考核计值分配?要多少人来从事这些考核工作?行得通吗?计算分配管理的人的劳动又如何计算?这种运行机制的投入产出比是多少?花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又有何益处呢?社会能否承受这么大的成本?得不偿失怎么办?

    消费资料公有制,由全世界社会中心对物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品直接分配,首先要花海量人力物力对世界上所有人的消费需求和所有的生活用品资料不断进行统计保管运输调拨分配。新鲜的大米鱼肉蔬菜转到居民手中,已经变成了陈米臭肉烂鱼枯菜了!我真不明白,由民营小商贩将新鲜的食品直接卖给居民,犯了什么大忌要惹得共产主义者非除之而后快?为什么非要让人民吃陈臭腐烂的食品才心满意足。他们矢志不移近乎疯狂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以让人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到社会中心去排队买米买菜,而不让人们自由挑选随意随时随地购买生活用品,不知是何用心?

    他们心安理得看着企业又要带着贿赂去跑部去争取经费项目,看着老百姓开后门低声下气地到社会中心找人送礼,以分得好房子、好学校和好医院好医生。他们最高兴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后,他们能进入社会中心,对老百姓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自己则可以三公消费,住好房,捧金饭碗,多吃多占,挑肥拣瘦,任意挥霍。

    只要经过仔细的推敲或实践,就可以知道,马恩设想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操作的。所以,苏联和中国建立的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都大相径庭,不得不作了极大的修正和调整,以至于后来和社会党一样都作了放弃。知源兄等一些书呆子却钻牛角尖,还在热衷于财产公有制和乌托邦的共产主义的设计和推行,实是浪费时光,于已于国都无益。若是有时间沉溺于空想,不如好好读些现代管理书籍,学些系统工程、价值工程、决策论、技术经济分析、可行性论证、运筹论、经济控制论等知识,或许对自己对社会有所裨益。

    消费资料完全由市场供应, 其中医疗教育对人民来说是极大的负担,当由社会承担。消费资料完全公有制,由共产主义国家的实践说明也行不通。最好的办法仍然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有限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实现部分消费资料民营制部分公有制的混合模式。知原不安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办法,不顾现实只按其教条还要继续走下去,要消灭干净民营制,实现消费资料全部公有制。岂不知,真理多走一步就成了谬误,知原兄说,一个私人的民营企业变成多个私人的民营企业能够成功,再差一跃就可实现全世界全部企业为社会所有人所有。这一步怎样跃,跃的结果如何?知原兄没有下文消息了,估计是泥牛跌到东海里了。社会动态大系统是随机浑沌的,理想主义者不明此理,总想替社会物色一个规律和模式而不知道去适合社会,强行推行作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道治国如烹小菜,底定江山悄无声息,挪移乾坤无迹可求。共产主义者按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社会,控制一切强迫一切而不能顺其自然,费力而不受欢迎,非治国良方和正道也!

 

 

 


中国农村个别地方显凄凉景象

牛思

2014-08-06

    一个国家的国土上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尤其发生较为持久的战争,这个国家的农村就必然出现或者硝烟弥漫、或者没有硝烟的战时景象:由于青壮年男女都被征兵参战,或者征召支前,因而只有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儿童留守在农村;空旷的田野里,畜少人稀,土地荒芜;村庄之内,十室九空,清冷凄凉……

    几年前我曾回到湖北家乡,所见所闻,与上述战时景象真乃一般不二。走在路上,行人稀少不说,极难碰到青壮年。各村各户,基本见不到50岁以下的男人和青年女性。在田地里劳作的,是青一色的老人。有的老人在耕田种地的时候,田埂地头还放着一两个幼小的孩子。入夜之后,村落里一片沉寂,只有偶尔传出的狗叫。原有的河、塘、渠、堰等水利灌溉设施大都毁坏,水土流失造成了大量旱地和稻田的废弃。老家所在的村(过去的生产大队)的250余口水塘,曾是蓄水、养鱼、浇园、保稻田的主要命脉,现在竟然全部被淤积垮坝而无人修复。有位亲戚告诉我,别说修塘了,现在谁家死了人都很难找人抬出去。

    今年8月,国际经济研究局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学院院长杰夫瑞.萨克斯教授一行开始中国扶贫之旅,来到宁夏农村调研。令他吃惊的是,这里的农民仍然十分贫穷,村子里也没有文化卫生服务设施。他特别感到震憾的是,在一些农村,出现了只在战争年代才会发生的情景:村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由于贫穷落后,外出打工的男人大都和家里失去了联系。

    为什么和平时期会出现战时景象?这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现象,决不是缘于中国的农民喜欢外出流浪,更不是起源于所谓的“农村劳力过剩”,而是缘于人类两大灾难(战争与贫穷)中的贫穷。对于农村的贫困、农民的贫穷,活生生的现实就摆在那里,我们不必刻意掩饰。只是为了摆脱困境,甚至只是为了求得生存,或者是因为种不起田地,亿万农民才背井离乡,远赴外地打工谋生。

    “不外出打工就没有出路,不外出打工就没有生路”。正是由所谓“劳力过剩”变成了“劳力贫乏”,农村便出现了异常的战时景象。据不久前举行的中国人口问题研讨会透露: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外务工,由此产生了2000万少年儿童留守家中。在家耕种田地和带养留守儿童的,基本都是爷爷、奶奶等老年人。

    我国非战争年代下的农村战争景象,决不是一个正常现象。表面上看,这是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形成的现象,实际上则是“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另一种显象。其实,我国农民自古具有安土观念,倘若在农村就能衣食无忧,他们一般都不愿背井离乡去做事。按照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李炳坤所说,我国农民收入存在三大特点:绝对额比较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农民收入在地区之间很不平衡。

    农村战时景象的背后,是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据统计,农村留守儿童比例高达65.17%。由于隔代监护,造成家庭教育父母之爱的缺位,这些儿童的心理容易出现危机,导致性格冷漠、自卑、孤独和自我封闭,甚至出现道德滑坡和行为失范;留守的中老年妇女则面临劳动强度高、精神负担重、安全感缺乏等三重压力;留守老人中,82% 以上的老人必须坚持干农活,90% 的老人要照看孙辈,89% 的老人没有任何积蓄,他们生病后大多无人照料。另外,由于农村缺少中青年劳力,农民要赖以生存和生活的水利、道路、房屋等基础设施经久失修,损毁严重;一些田地无人耕种,或者抛荒,或者土壤退化,必将埋下粮食安全的祸患;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无法推广,先进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难以普及;落后的经济基础和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习惯难以改变。这样,农村将会死气沉沉、没有生机,继续落后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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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趋势以及“习模型”

中国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首席研究员 陈功

2014年08月13日

    中国自从展开世界上引人注目的大规模反腐败以来,世界以及中国社会各界对中国未来的趋势和变化多有讨论,但绝大部分讨论所议非当,多有偏差。如何看中国的未来趋势,取决于中国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文化的变化。在跟踪研究的基础上,如果将现实中国的各种现象、正在发生的事情予以系统归纳,就会发现一种影响深远的结构性的节点,而这些政治生态节点及其相互关系的梳理和构建结果,就形成了所谓的“习模型”。我们相信,运用这一模型,不但可以了解和解释现在发生的事情,更可以从中把握未来的中国形势发展逻辑,进而推断未来中国的大趋势。

    “习模型”的五大关键结构如下:

    首先,政治上对抗西方,这倒不是中国的选择,而主要为西方国家的选择。其次,经济上继续支持全球化,今后将会更加突出的是“中国市场”,以此来代替“中国制造”以及“世界工厂”的全球形象。第三,通过制度建设,逐步完善社会公共福利建设,回避中等收入陷阱等客观风险。第四,权力适度集中,权力适度集中的原因在于必须要终止赎买式政治效忠文化,构建法律秩序和重塑政府尊严。就此而言,反腐败将会持续,但最终权力结构还是会步入法律与制度建设的轨道。第五,政治上会突出“新社会主义”内涵,包括国家社会文明以及法律制度、公共福利建设、国家秩序和权威等,这是符合历史轨迹的、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甚至是别无选择的发展道路。

    西方国家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对中国的崛起是心怀耿介的。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起飞实际就是西方国家对贸易依赖海洋战略辖区的一种整合,但中国正在因此而成为潜在的世界级影响力中心。为了遏制与防范中国,他们能够让产业转移到中国的东南沿海,自信也能让其转移到海洋战略辖区的其他地方,如印度、东南亚以及南美洲等地。就这种地缘政治的对抗性质而言,这显然完全是西方国家的选择,中国只是在压力之下的被迫应对。而“中国市场”的关键性质以往从未得到世界主流舆论的正确认识,笔者现在国内也几乎是一力独撑这一概念。事实上,在西方各国的眼中,中国只是一个重要的供应商而已,连G8组织都不让中国加入,中国的实际国际地位甚至不如俄罗斯。不过这种认识,显著低估了“中国市场”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只要看看中国的经济容量和经济资源就会明白这一点。中国的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运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来响应全球化的挑战。

    层层叠叠的赎买式政治效忠文化是中国腐败丛生的关键,这种政治生态环境出现的历史背景在于,中国老一代政治家渐渐谢世之后,此后陆续而来的新生代中国政治家和官员们未能得到中国学界的有力支持,始终未能真正寻找并获得一条理论上站得住脚的、能够赢得国内支持和国际掌声的发展道路,于是转而寻求通过所谓的“政治技巧”来巩固执政地位形成的政治生态文化。

    从这种本质上异类的政治生态文化的对抗性而言,终止赎买式政治效忠文化的本身,就是对中国政治改革最强有力的推进。从时间序列来看,这样的政治改革实际是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所取得的最大、也是最明显的政治进步。根据“民主五段论”的观点,一个国家要最终实现有序的民主社会,必然要经过民生、民意、民法、民权到民主的五个发展阶段,这是社会启蒙所必须的五个发展阶段,而终止赎买式政治效忠文化以及适度的权力集中,正是确保从民意到民法阶段顺利过渡的政治保证、制度保证和环境保证。

    “新社会主义”的概念是宏观的,而非狭义的。这是一个不断发展中的、探索当中的理论框架,延续了邓小平以往有关社会发展的理论思想,并完全可以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总结和充实。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完全有可能超越西方学界当今存在的理论认识。因此,“新社会主义”概念得以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简单有效地指明中国的未来发展道路以及社会性质。

    当今国际地缘政治错综复杂,西方政治圈也处于新老交替的过程中,未知数很多,因此未来各种围绕中国问题的挑战难度相当大,要想妥善应对这些内部和外部的挑战,让中国经济和社会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稳健行进,中国在内部重组利益结构,外部重构国际形象,就是必然的选择。就此而言,“习模型”对中国趋势所做出的概括是有现实意义的。

 

 

 

 

习近平将引领中国走向何方

刘放

2014年08月09日

左右各派的纠结

    习近平当政一年多来,因雷厉风行反腐而备受瞩目。习李王新政反腐力度之大、威力之猛可谓惊心动魄。周永康落马更是打破“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传统规则。这让世人对他刮目相看,对他的气魄、心智、果敢作风,对他的执政能力有所领教。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国家上层运作基本是黑箱作业,人们所知甚少。加上习近平本人性格沉稳内敛,“喜怒不形于色”(李光耀评语),人们对他的执政思路,他将走什么路,或者说他将引领中国走向何方,都不甚了了。许多人都仍在观望猜测。

    且不说中国左右两派(准确说是毛左派与自由派)对习的看法不同,就是在左、右派内部,人们对习的评价也迥然有异,有些看法甚至尖锐对立。

    先说左派。左派对习近平始终处于矛盾纠结之中。他们这种忐忑,有个细节足以说明。去年12月26日毛诞,左派主要骨干在河北某地聚会,当手机传来习近平率政治局常委进入纪念堂的消息,个个涕泪交加。也就是说,此前他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薄熙来被判刑入罪,几乎所有左派都悲愤难抑,私下里更是恨得牙痒痒的。代表性的有孔庆东公开在网上号召上街抗议;还有王铮的冒死上书,等等。但后来习近平一些左的讲话和对自由派的打压,又让他们欣喜若狂,以为重新找到旗手,天就要变了。正是在这种环境背景下,一些左派文人迫不及待跳出来,炮制了一篇篇反宪政、反普世、宣扬“宇宙真理”等指鹿为马、非驴非马的文章(当然不排除有人授意)。

    然而左派中也有些头脑清醒的人。左派得力写手冼岩,长期撰写反普世文章(在左派中,他的文章水平与胡锡进有得一比)。习上任后一些言行,让他亢奋异常,俨然以胜利者姿态,对自由派极尽嘲讽。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出来后,他彻底傻眼了,悲愤地写了篇文章《习近平虚晃一枪,左派惨被忽悠》。文章标题是网络编辑改的,但文章的意思基本如此。他在文中悻悻然哀叹,从三中全会决议已可看清,习近平要走的是什么道路。冼岩可说是如跌入冰窖。

    对周永康案,左派们也是心中戚戚,有苦说不得。明知周、薄是一家,但一来周不是精神领袖,二来习反腐败打周深得人心,他们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也有变色龙如司马南等,看风转舵,对周来个落井下石,以撇清关系。

    而在自由派阵营,除了辛子陵、吴稼祥、铁流少数几个人外,基本上对习的看法都是负面的。他们对习大都经历了从满怀希望到完全失望的过程。习的一些讲话,如“男儿论”、“鞋论”、“两个30年不能否定论”等让他们心寒齿冷;习对公民社会、网络自由的控制打压,抓捕许志永、浦志强等自由派人士,更让他们彻底失望。他们深信中国已进入政治严冬。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代表性文章如李伟东的《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基本上认定习就是毛的传人。网络上更有人称他为“习泽东”。

习的第三种形态

    但政治是复杂的。人也是相当复杂的。对政治人物,尤其极权社会的政治人物,不能只听他们说什么,要看他们做了什么,更要看他们主要做的是什么。他们显然没有注意到习近平一年多来做过的是许多件大事。如果认真研究一下三中全会决议提出的60条改革方案,就会发现其整体方向是朝自由经济、建设法制社会迈进的。

    这包括: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促使司法机关更加公正、公平、独立地行驶审判权、起诉权、监督权;肯定公有制和非公有制都得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经济基础;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更重要的是,三中决议正式废除了劳教制度。这个决定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决议同时放宽了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允许两个独生子女家庭生育第二胎。虽然要落实这些决议仍障碍重重,尚需时日,但基本方向明确,具深远政治、历史意义。

    在此之前,2013年9月,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自由贸易区,实现金融的自由化、汇率的国际化、利率的市场化。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今年7月3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决议。至此,中国再无“农业户口”。这次户籍改革打破城乡二元壁垒,颠覆了由毛建立起来的,奴役农民的等级制度。这是习近平致力推动的改革。他早在13年前所写《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一文,即明确指出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那时他未握权柄,有心无力。

    只要不带偏见,尊重事实,就应该承认,所有这些都是在朝着文明、进步方向发展。都是实实在在的改革。里面也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因素。加之强力推行反腐倡廉,简政亲民,习深得民意支持。而这些都是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完成的。这些改革与毛主义没有丝毫关系。

    在外交方面,习也展示出灵活、务实,不再墨守成规。比如,摒弃中共背了几十年的传统意识形态包袱,已彻底与北朝鲜切割。另外,人们只看到他上任后首访俄罗斯,但忽视了他在上任前夕首先访问了美国,与奥巴马在加州庄园共叙情谊,期间谈及各自青少年时的苦难经历。因此,事情并非只有一种结论。我们都应该改变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方式。一切事物都可能存在灰色地带,存在过渡,也会有第三种形态。

不犯颠覆性错误

    当年第三代“核心”江、朱接班时,人们普遍抱有幻想;后又盼着胡温新政会出现奇迹,但都落空了。习李新政,许多人再一次由希望而失望。这几乎已成一种定律,人们再不敢将中国政改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接班人身上。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于是“革命”重新被有些人提出(主要是一些激进的异见人士,及国内一些受压民众)。这种革命包括暴力革命或“茉莉花”革命。

    暴力革命的想法显然已很不实际。现代社会已进入高科技时代。政府管控已全面进入网络化信息化。陈胜吴广式的揭竿而起,或井冈山式的武装斗争已经成为历史。如今监控镜头遍布城市每个角落,卫星定位能锁定跟踪某个大街上的行人。冷兵器时代边关战事也许几个月才传到京都,而现代特种部队可以即时赶赴现场实施封锁。当然还有渗透到最基层的严密行政管控。据说海外异见人士杨建利(杨不主张暴力革命),曾接到过国内某受打压者的电话,要求帮助他们搞“暴力革命”。杨问:假如给你一亿美金,你能搞到几条枪,拉到多少人马?对方就撂下了电话。

    现在中国社会问题很多,这是事实。因贫富差距、征地拆迁、官员枉法、司法不公、医患矛盾、有毒食品、环境污染等引发的冲突和群体事件也确实不少。但这些大都属于某种利益诉求。除了个别异见人士,很少看到他们有自由民主政治诉求。

    客观的说,经过几十年经济发展,中国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市场物质也相当丰富(这并非某党的功劳,恰恰是因为他们松开了民众的绑缚)。绝大多数民众都会安于温饱,希望过和平安宁的日子。都不想再折腾。城市中无处不在的“大妈街舞”就足以说明问题。坦率地说,中国人不是血性刚强好勇斗狠的民族。在历史上,只有到了食不果腹、民不聊生的境地才会造反闹事,改朝换代。鉴于同样的原因,“茉莉花”当前也很难在中国发生。中东国家的管控水平、程度与中国无法相比(这是共产党的强项)。就是与89天安门事件也不能相比。如今人心不同,道德不同了,生活水平也已不同了。好几个在思想上同情支持“茉莉花”的公知学者,都表示不会直接参与街头政治。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矜持清高,“君子不党”。

    因此,现阶段看不到通过革命实现政治转型的可能性(出现经济崩毁等重大灾难另当别论)。历史上,苏联、东欧共产国家实现转型无一例外都是靠执政党自己去改变。革命或外力都无济于事。中国也不会例外。“自古华山一条路”,这是宿命。

    实事求是说,以中国现在的现实,比如整体的道德堕落;水火难容的意识形态分歧;严重撕裂的族群状况,等等,通过“茉莉花”或什么手段一夜之间、一步到位转型实现民主,未必就是国家之福,民族之幸。重症下猛药乃大忌。中东转型期的灾难过程,中国没有理由能幸免。如今的中国,已承受不起这种折腾。

    习近平多次谈到“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指的应该就是这些。如果可能,中国应该走循序渐进式的转型道路。而前提条件是必须藉威权政治,自上而下慢慢推进改革(台湾蒋经国的改革就是成功范例)。这需要时间,更需要安定的环境。善意的理解,习对自由派的压制,就是平衡左右,减少干扰,目的是希望有个安定的环境实施改革。

    现代人不相信救世主,都知道不能将希望寄托在某个人身上。但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往往是某个关键人物扭转乾坤,改变了历史。从这个角度说,历史是英雄谱写的。在集权政治下,尤其如此。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蒋经国、华国锋、邓小平,世界就不是现在的世界。中国历史的“三千年大变局”,也到了势在必行的转折关口。而习近平具备了改变历史的所有条件。所以不管人们愿意与否,整个世界眼睛都瞪着习近平。就是对他已经失望的人,心下里仍然有所企盼。

    原因很简单:别无它途。

一代忠良的人性

    就人性而言,每个人都有善、恶一面,也就是西方哲学家所说“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大恶或大善之人都是极少数(或称之为好人、坏人)。“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变坏;好的制度能将坏人变好”基本没有错,但准确来说是好的制度有监督功能,坏人也受规则制约难于坏事做尽。然而坏人如果成为极权社会统治者,那就是国家民族之劫。这种事无法预测,有太多偶然性。偏偏坏人天生是变色龙,善能掩饰(所谓“王莽谦恭礼让时”),所以几乎无从选择,只能当是上帝对黎民的惩罚。这种事例太多了。据说希特勒的母亲曾想过将这个胎儿人流。果真如此,世界历史都该改写了。反之,如果碰上好人当政,哪怕是封建皇帝也会是个比较好的“明君”(如唐太宗)。

    极权社会转型阶段尤其如此。最高掌权者的思想品德、心理人格,甚至身体状况对历史进程都有极大影响。因此,对习近平的身世、人品性格、教育经历始终是人们关心的话题。没有人怀疑这影响着中国社会未来走向。

    人们对习近平的家庭背景认识基本一致。其父习仲勋被誉为“一代忠良”,宅心仁厚,为人耿直。这一点,有口皆碑。他思想开明,对广东早期改革开放有卓著贡献。胡耀邦被贬,只有他一人敢于拍案而起,为胡申辩。按中国人的观念,有其父必有其子。至少,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会受到影响。

    对习本人,就我们接触到的资料,都认为他极富同情悲悯之心,为人厚道,质朴。习在河北正定任职时,与当地作家贾大山的深厚情谊,即相当感人。习在陕北粱家河插队时的农民朋友吕侯生右腿患了骨髓炎,债台高筑,贫病交加。习近平知道后,数次接他到福州治病(习任职福建),工作再忙也常去医院看他,并为他支付了所有费用。不管为官为民,做人能做到这样,就相当难得,是当之无愧的“好人”。

    习的成长过程饱受磨难。其父习仲勋蒙冤系狱,受迫害长达16年之久。全家因此受牵连,文革中几近家破人亡。习近平15、16岁两度被关劳教所。其后插队到陕北山村七年,受尽饥寒劳役之苦。这样的环境锻就了他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也让他体验和关注到民间疾苦。2004年,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节目组对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做了专访。他详细谈了这些经历和感受。这对人们了解习近平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资料。

    且不去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类套话。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经受的苦难,必将深深铭刻在心,永不忘记。这样的经历也将因此影响终生,影响其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对是非善恶,他都应该有清醒的辨别能力。如果他对这样的体制一点都没有反思,就不符合逻辑。习关心民众疾苦,注重民生,渴望改变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富强之梦,应该都是真诚发自内心。我同意吴稼祥的说法:这个“大大”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好“大大”。

    这样的经历及其后30年官场摸爬滚打,使习成为有丰富人生经验、执政实践经验的领导人。上任一年多来,已充分展现出他的执政风格:务实,坚韧、沉稳,果断,做事不动声色。他及他的团队在处理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案中都显示出成熟的政治智慧和技巧。比如充分运用互联网造势放风,先发制人,欲擒故纵,各个击破,等等。现在看来,他也善于驾驭大局,善于搞政治平衡,该拉的拉,该压的压,将左右两派都玩弄于股掌之中。右派固然被压得抬不起头,左派则被卖了还帮着数钱。

    先前许多人都以为习比较平庸,将他误读了,其实习是典型的大智若愚。

不会重走毛主席的路

    习近平有些极左言论,始终让人难于理解。其实还是那句话,对政治人物,不要听他说什么,要看他主要做什么。身处中国这样的政治环境(所有极权社会都如此),谁也不得不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这些话真真假假,都当不得真,完全出于一种策略,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简单举几个事例。在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曾说过,斯大林就是他的亲生父亲。林彪说过,毛泽东思想一句顶一万句;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邓小平复出时,也向毛写了保证“永不翻案。”就是毛泽东本人,也曾在重庆高呼过“蒋委员长万万岁”的口号。

    人们对习的认识,多停留在表面。有一件事,许多评价习的人都没有引起重视。2005年1月赵紫阳逝世,习的母亲齐心代表全家给赵送了花圈。此时习任职浙江省委书记。齐老太太不可能未征得他同意擅自行动。这在当时是要冒极大政治风险的。他们不送花圈,没有任何压力,别人也能理解。而给赵送花圈,则需要勇气,完全出自良知。从这件事可看出,他不是个没有原则的人。

    2013年10月15日,习仲勋诞生10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一天,天安门广场毛纪念堂奉命关闭。对此,每个人可以作出不同解读。但决非无缘无故。习近平将走什么路,虽然仍不明朗,但说他会重回毛泽东道路,或者说他就是毛的传人,是绝不可能的。

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法制社会

    人们对习近平的“中国梦”实质,并不完全了解。但从他上任来所作所为,从他大刀阔斧的反贪腐,从三中全会大胆改革的决议,从他发表的一些带实质性理论,都可以看出,他将引导中国走向进步,走向光明,应该没有疑义。他所倡导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从本质上来说,与普世认同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没有什么不同。自由、民主即包含了平等公正,包含了法治、和谐、诚信、友善。而爱国、敬业与这些也并不相悖。

    但也不能认为,习近平会马上施行政改,引进民主。这需要时间和条件。一般推测,习会仿效新加坡模式,即廉政高效的威权政治、自由经济。作为一种过渡,也许有其合理性。但新加坡模式本身就是过渡性质。新加坡乃弹丸之地,更像是一个公司或经济实体。而且带有家族色彩。因此这种模式不见得可以复制。也没有可持续性。新加坡的政治生态最近也在发生变化。李光耀去世后,可以预期新加坡也会融入真正的民主大家庭。

    习近平也许想探索、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法制社会。不管其名称叫什么(特色社会主义还是特色民主社会),如果能设置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监督机制,能让民众充分享有自由民主权利,那么就OK。但这样的架构就是民主制。可谓殊途同归。民主制度本就存在各种不同版本和模式。正如百岁老人周有光所言,人类社会最终只有民主一条路。中国如果能对民主有所创新和建树,那是对人类的贡献。

    事实上,西方民主远未完美。英国《经济学人》近期一篇文章就指出当前西方民主存在的诸多问题。但这不等于证明专制优于民主。民主社会的弊病能够通过民主机制自疗。这些问题包括:高工资高福利造成一些国家失去活力和竞争力,导致经济频临崩毁;选举机制设计缺陷容易将毫无执政经验、缺乏经济管理能力的人选为领导,将国民经济搞得一塌糊涂;极端自由主义泛滥将让社会生活失序。等等。中国将来实行民主,就要在顶层设计时制定规则,杜绝这类问题发生。

重视传统文明的价值

主张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回归

    发展民主是个复杂过程。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的文明基础、文化传统和道德体系决定和影响着民主进程和民主质量,关系到民主成功与否。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如南美、非洲、亚洲、中东一些国家的民主就出现水土不服,变形走样。欧美国家的民主制度源于基督教文明。这些国家显然无法将这种文明基础一起移植。没有相应的文化和文明依托,民主实行的过程将更加漫长。

    所幸的是,亚洲儒文化圈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民主都进展良好。如日本、南韩、台湾、香港。这说明儒家传统文明与现代普世文明有相交点和相通之处。儒家传统中当然也有糟粕。但其主要核心价值如仁爱、信义、孝道等都具永恒价值和普世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本身就是自由主义法则。

    习近平已经意识到传统文明的价值。他主张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回归,在此基础上重建道德文明体系。他强调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主张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近百年来,尤其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相当严重。文革几乎将中国传统文明彻底摧残。中国社会如今出现道德灾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于此。左派是反传统文明的急先锋,毛泽东是始罪魁祸首。而有些自由派对儒家传统文化也相当排斥,甚至将之与现代普世文明对立起来。在这方面,左右两派的认识都不如习近平。习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个肯定儒家传统、将中华传统文明视为根本的最高领导人。

    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机制,需要文化内核的支撑,需要道德文明的基础。没有这些基础的承载和依托,民主就只是空中楼阁。而中华传统文化、传统道德文明就是中国民主的内核和基础。明确了这一点,就明白回归传统文化和道德文明体系重建的重要性。它与建设民主政体同样关键,或者说更加重要。实现了传统文化文明的回归,实现了道德重建,建立起融合中华文明、普世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其他歪理邪说就没有了空间和位置,就会自然淘汰、消亡。

    虽然中国的政治生态依然复杂,但习近平的权力已日益巩固,已很难有人能向他挑战。其实,他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停止对国内异见者的打压。也应该以更宽广的胸怀,欢迎海外异见人士回国看看,感受国家的变化。还应该以更高的姿态促成习马会,为两岸统一创造条件,团结所有力量共同促进民主法治建设,早日实现中国梦。

 

 

 

 

 

发件人:亚洲新闻周刊<tawh@vip.126.com> (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 +抄送人:保存所有抄送人 时 间:2014年07月30日 10:07 (星期三)

谁来监督媒体与宣传主管部门的集体腐败?

——湖南报业文化城惊现豪华别墅群群众投诉省委宣传部领导们有份

本刊记者 小青 刘浩锋

2014年07月30日

    最近,本刊接到群众举报关于湖南报业文化城豪华别墅群,以及里面隐藏的宣传主管部门与媒体的共同腐败事件,不仅为我们社会敲响了警钟,也为国家反腐新动向提供了线索。

    腐败罪证的望城湖南报业文化城别墅群

    我们国家是一个土地资源严重紧缺的国家,科学合理地保护好土地资源,乃各级政府以及相关监管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近些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也接连出台多条“禁令”,旨在从源头上遏制违规大肆建设别墅的问题。

    不久前,有网友在红网论坛发帖称,长沙市望城区雷锋大道西侧黄金西路上有一个豪华的金地亚别墅群,别墅的业主是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员工和湖南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们。(见图11、图9)

    2014年7月26日,记者来到望城区雷锋大道黄金西路的尖山龙湖别墅区,也就是现在长沙最顶级的别墅区——尖山风景区。一幅巨大的长沙金地亚——“山、水、洲、城” 一体,成就你的居住梦想的广告牌赫然屹立在别墅区的围墙边。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别墅群体靠近路边都被一排排高楼给遮住了视眼。如果不是进入小区,根本不知道里面竟然还有那么多别墅。

    一份宣传资料称,金地亚位于长沙市望城区雷锋大道西侧,距离长沙市市政府6.7公里,距离银盆岭大桥约9公里。整个项目用地总面积约767亩,总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另有水面面积约10亩及保留山体面积约30亩,绿化率约40%。如果不是黄金西路上的那块湖南日报报业集团的指路牌,记者很难相信这个别墅群的业主是湖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员工。

    项目的入口处是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办公区,进入小区之后,经过一个中央园林绿化带便可到达一栋4层楼高的小高层,小高层的房顶上湖南日报报业集团红色大字格外显眼。知情者告诉记者,这里原来是项目营销中心,现在开发商把它作为湖南日报的内部会所。记者在这栋小高层看到了“会所”的标志牌。透过玻璃看到了湖南日报醒目标识的台案与值班人员。

    经过会所,穿过一座小桥,便进入1期米地亚社区。别墅区由小溪杨柳林荫小道组成,建筑采用简约欧式建筑风格,小区环境优雅。

    置业顾问向记者介绍说,项目总占地1100亩,容积率1.75,绿化率50%,金地亚项目规划了环岛独栋、伴山双拼、美溪联排以及小高层等多样化的产品系列。小区环境优美,分三期开发,一期为米地亚家园,2009年已经交房,主要产品以双拼和联排别墅为主。最后,置业顾问为了取得记者的信任,手指靠黄金大道的一排别墅群说,这是省委宣传部领导们的别墅。

    别墅面积有230-390平米,分独栋,双拼,联排。地下室、私家花园,露台为赠送面积,最大赠送面积上百平米,均带私家花园。记者从置业顾问口中得知,金地亚一期955户别墅房源不对外销售,主要为湖南日报员工内部房,从员工到领导按职务高低分配,面积从230-390平米不等,价格十分便宜,大约2000多元/平米。目前1期已经全部交房,业主是湖南日报内部员工和省委宣传部主要领导群体。记者了解到当时别墅独栋均价10050元/平米,双拼均价7700-8500元/平米,联排均价8000元/平米。金地亚是由湖南日报实业总公司与金侨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组成,系国有控股公司。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经理徐勇曾在中国广告协会主办的 2012(第八届)中国广告论坛上自豪地说,我们还建了一个湖南报业文化城,每个职工都有一套别墅,享受很大的优惠,这可能是其他地方比较羡慕的。的确这样,湖南的其他媒体的记者都没有这么好的福利。

    团体腐败?违规别墅群是如何通过审批的?

    2014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加强改进作风制度建设集体学习时强调:“抓作风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必须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他严厉地指出:“要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格按党纪国法办事;要严肃纲纪、疾恶如仇,对一切不正之风敢于亮剑;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正确行使权力,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得起考验。”

    2006年5月31日,国家国土资源部发布通知,“中国一律停止别墅类房地产项目供地和办理相关用地手续,并对别墅进行全面清理。那么,记者不禁要问,湖南日报报业集团的金地亚别墅群又是如何通过审批的呢?当腐败得以揭露,湖南的相关职能部门又是否能够响应习总书记“对一切不正之风敢于亮剑”的要求,有能力对这起群体腐败事件认真处理?

    违建别墅顶风而上,与巨额的某些人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近年来,我国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紧张,国家9年连下5道“禁墅令”,而业界对别墅产品的稀缺价值却更加看好。从开发成本和利润来说,一般别墅建设往往选在市郊,土地价格相对便宜。

    一位开发商向媒体透露,“建设成本不过十几二十万,对周边配套设施的要求也低,但转手就以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价格卖出。”对地方政府而言,别墅比普通住宅的用地价格和土地增值税、契税高得多。由于“土地财政”的惯性,一些手握权力的人默许或是纵容别墅建设。当开发商和地方政府都在短期获利的情况下,两者很可能走到一起。一旦这样,长远吃亏的是国家和百姓,损毁的是子孙后代的大好江山。(见图12)12.jpg

    有不愿公开姓名者向记者透露,省委宣传部领导们的别墅并没有花钱购买。换句话说,这是金地亚向上级主管部门的贿赂方式。这应该引起国家纪检机构的高度重视。我们相信,腐败之所以难以根治,地方百姓的疾苦传媒不能深入揭露,都是与地方腐败纵横交错息息相关。而腐败的最大恶果就是掏空了共产党的民心基础,一些西方犬养的公知又很无知的将这一切罪因归于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和平演变中国的一种手段。

    通过学术诱导,鼓励人们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至上,为官员掏空国有集体资产铺垫,也为官员贪腐行为提供义理性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曙光不是公然鼓励腐败有利于改革么?这种赤裸裸的反社会主义言论,竟然从国家学术中枢发出,可见,我们的国家在某些职能部门走向邪路已经很久了。今天腐败到了难以遏制的程度,急需要从学术价值上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拨乱反正,国家与人民才有真正的出路!

    别墅不是一天二天就能够建好的,如果湖南有关职能部门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中央阳奉阴违,对人民虚情假意,岂会视而不见任其恣意生长?如果监守自盗或人民监督与媒体监督因为资本对权力的绑架而长期缺位,中央即使下更多禁令也不过是一纸空文。瑰丽的民族复兴中国梦就会在这种吏治失控、资本至上、腐败丛生中逐渐失色。毫无疑问,别墅门事件是考验湖南省委省政府贯彻中央要求从严致腐的勇智与能力!

    (责编:和峰,投稿邮箱tawh@vip.126.com,新浪微博:亚洲新闻周刊V2)

 

 

 

 


发件人:张钦文<zqw5000@163.com>收件人:我<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8月09日 08:41 (星期六)附 件:1个 (精品.rar ) 查看附件

李承鹏被销号 早晚注定发生

单仁平

环球时报 2014-07-08

    @李承鹏 的账号7日晚间在新浪微博上消失。在一段时间以来被取缔的微博账号中,李承鹏算是最典型的之一。李承鹏常被称为“李大眼”,在大V中很有代表性。他语言激烈,尖刻,而且差不多篇篇“骂政府”。此外他是因杀城管被判死刑的夏俊峰的公开支持者。中国近年的很多重大公共事件里,都有他的身影。

    李承鹏曾被多次短期“微博禁言”,但他被“封号”,这是第一次。以往有过被取缔的账号重新复活,那样的经历常常被自由派用来在舆论场上炫耀。不知道@李承鹏最终的结局是什么。然而“李承鹏模式”在中国不可能无限地走下去,当它突破了底线时终将受到制约,这已是越来越清晰的现实轮廓。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此想不通,或者他们能够明白这其中的逻辑,但不肯接受,就是要搞撞线的游戏,这是他们很特殊的个人选择。

    李承鹏原是足球评论员,在专业领域算得上独树一帜,但后来玩起了政治,走上完全不同的舞台。骂政府给他在互联网虚拟社区带来人气,这种人气成为他在现实社会增加影响的筹码。对不少网络自由派名人来说,这个过程有点像吸毒,越吸越上瘾,变得离不开。

    在一些激进自由派当中,似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指望:中国制度将出现颠覆性变化,甚至崩溃。他们大概认为在中国搞政治对抗是“有前途的事业”,相信西方力量终将获得普世性胜利。一些人对站到主流社会的对立面毫不在意,乃至主动向体制“挑衅”,就是这个原因。

    随着中国的法治化和开明化,“异见人士”的人生风险大大降低。此外中国社会的市场化和多元化为各种人提供了生存条件,不少激进自由派人士只要没触犯法律,过得都还可以,有些还挺有钱。

    国家的体制和主流社会如何与激进自由派相处,这是中国社会建设的重大课题。客观而言,激进自由派并非毫无正面贡献,在推动中国加快改革方面,他们是合力中的一个元素。

    现在的问题是,激进自由派必须有底线意识,他们需要恢复已经失去或者麻木了的敬畏感。在大而复杂的中国,边界意识和对度的把握对任何人和力量都十分重要,激进自由派人士无论有什么政治信仰,他们必须首先遵纪守法。

    在追求所谓“言论自由”时,激进自由派人士不能向国家的政治凝聚力开刀,公开挑战国家政治制度。他们需要清楚,严重违宪的言论不可能在中国畅行无阻,无论他们喜不喜欢,中国都不是可以尽情宣扬西方政治价值观的地方。

    “搞民主”不是一张护身符,违反了法律和规定后都能豁免。如履薄冰的意识,什么人都应该有一些。一些官员权倾一时就忘乎所以,到头来栽了跟头。激进自由派获得话语权后,也不能滥用自己的权力,否则也一定会遭遇相应的挫折。

    在与激进自由派力量打交道的过程中,国家是表现出了耐心的。如果个别激进自由派人士还是要撞线、对抗,那么这就是他们的政治和人生选择。他们需要为此承担各种后果,这没什么好抱怨的。在他们之前,很多寄希望于国家政治崩溃的人输得精光,将长期碌碌无为做了豪赌的成本。他们站到了时与势的反面,因而注定如此。今天的新激进自由派,最好别复制那些人的悲剧。

    ▲(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军队编制体制改革最新版本

资料室

2014-08-10

    编者按:有关习近平改革共军体制、编制的传闻,今年已有多种版本在网上传出。这个版本来自大陆《铁血网》,由研究中共军事学者向本刊推介,共十二方面,从战略思想、大军区改战区,编制更为现代化到实施程序,有不少看点,本刊特予转载,供参考。

    一、战略思想由攻势防御改为域外控制

    1、进一步树立进攻思想。
    2、进一步保障和开拓海外利益。
    3、逐步在世界各战略要地建立固定或临时海外基地。
    4、将国土防御线推到离国境线1500公里以外,具备境外3000公里的控制能力,具备全球任意打击能力,对突发热点可迅速派出航母为核心的军事干涉力量。
    5、逐步建立太空优势,可与美国抗衡。空中防线推到外层空间。建立防空和防天识别区

    二、大幅裁撤机关总部的非作战机构

    1、撤销各级文工团,解放军艺术学院转为民用划归政府管理。军队日常文艺演出可由业余的军队文工队(均是士兵的编制)和社会文艺演出团体承接。各级国有的文艺团体规定每年固定时间和次数的义务为军队演出的职责。鼓励其他社会文艺团体免费为军队演出,并作为参与国家各种演出的招标时的重要资质要求。
    2、仅保留解放军军乐团,文职人员编制。
    3、撤销各级体工队、杂技团。划归各级政府。
    4、医院大幅精简整编。除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战区各保留一所正师级总医院外(301医院降为副军级),精选部分综合水平高的医院予以保留,正团级编制,纳入各联勤保障旅管辖。其余医院转为民用划归政府管理,以充实政府医院力量。
    5、设立副军级的解放军媒体宣传中心,隶属总政治部宣传部。下辖各正师级的影视中心(合并八一电影制片厂和解放军电视艺术中心)、解放军报社、解放军画报社、解放军出版社、海峡之声电台等。
    6、大幅缩编军队院校。突出服务军队特色和保障军队职业教育。凡是可以和民用通用的院校、专业,全部转归政府,面向社会招生。研究院所精简整编。突出军队特色。凡是可以和民用通用的研究院所划归中科院和各军工集团。
    7、合并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
    8、各级涉及作战的学校教员必须有一线作战部队经历。强调一线作战部队主官和院校教员间的职业轮换,并作为晋升的必要条件。
    9、剩余非作战人员原则上转文职。
    10、强化文职人员管理。比照公务员,逢进必考,合同制管理。为避免与作战部队混淆产生的所谓文职将军的说法,文职人员服装式样和颜色大幅改变,突出办公室和民间特色,要和作战人员服装有明显区分。
    11、文职人员晋升要比同级的作战部队相应减慢。年限拉长。

    三、撤销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整合边海防和预备役、民兵体制编制

1、撤销省军区、军分区、守备区、要塞区、人武部。
2、组建省市县三级兵役局,脱离军队编制,划归各级民政部门管理。主要职责是日常军人军属的民政管理和协助参与征兵工作。每年征兵时,临时组建征兵小组,由军队人员任负责人,兵役局配合。
3、现有边防团、海防师旅团整合为承担战术守备兵团职责的边防、海防师旅,给予统一数字番号。归陆军司令部管理。相应取消守备区、要塞区编制。
4、根据各战役作战方向需要,组建若干陆军预备役集团军、海空二炮武警的预备役师旅、联勤保障预备役师旅,给予统一数字番号。归各军兵种、总后勤部管理。
5、上述预备役部队,均以现役军人为骨干,军政首长和指挥作战、后勤保障机关均为现役。按战时满编制计算除掉现役军人外的剩余人员,由基干民兵担任。日常同正规部队一样的训练,确保作战能力。取消普通民兵。

    四、陆军编制体制调整,充实和增加作战力量

1、设立陆军司令部。陆军司令为军委委员。
2、设立副大军区级的陆航司令部,对陆航部队进行业务管理。
3、设立副大军区级的边海防司令部,对边海防部队进行业务管理。
4、设立副大军区级的预备役司令部,对陆军预备役部队进行业务管理。
5、设立副大军区级的电子对抗网络司令部,对陆军电子对抗网络部队进行业务管理。
6、在基于前述省军区撤销和边防部队编制改变的前提下,新疆军区陆军部队整编为第二、第四集团军,西藏军区陆军部队整编为第十八集团军。
7、各集团军均配齐陆航旅,各含2个运输直升机和4个武装直升机大队。
8、各集团军均配齐防空旅。
9、各集团军均扩编特战旅和电子网络对抗旅。改名为电子网络对抗部队,增加网络作战职能。
10、各集团军将工兵、舟桥、通讯、汽车团等整合为作战保障旅。现有舟桥旅仍保留。
11、各集团军扩编装备维修部队,增设装备保障旅。
12、各集团军将其余后勤部队整合为联勤保障旅。

    五、大力扩编海军

1、恢复设立副大军区级的海航司令部,管理海航部队。
2、各舰队各增编一只驱护支队。确保各舰队各有三只驱护支队,保持一只伴随航母编队出行,一只在中近海游弋,一只在近海训练维护的能力。驱护支队升级为副军级,现有编制为四驱四护,后续可考虑扩为五驱五护。
3、各舰队均设两栖登陆舰支队,副军级;
4、各舰队均设补给舰支队,副军级,辖各补给船。
5、各舰队均设若干岸勤保障旅。
6、各舰队均设若干机动岸舰导弹旅。
7、水警区仍保留,正师级,赋予近海独立防御职责。下辖若干护卫舰大队、扫雷(猎潜艇逐步取消)舰大队、导弹艇(022导弹艇)大队。
8、增加核潜艇部队编制,续建核潜艇基地。最终达到30艘左右。增强陆攻巡航导弹发射能力。
9、组建若干航母保障基地(含陆上和各岸基保障能力),副军级,直属海军总部指挥。
10、组建若干航母编队指挥所,副军级,直属海军总部和中央军委指挥。
11、海航部队分为岸航和舰航两块。组建若干舰航(航空母舰航空兵)旅,一个旅对应一个航空母舰的编制。后续逐步将岸航中的歼击航空兵部队转为舰航或转归空军,仅保留运输、电子对抗、预警、搜救等辅助性机种和若干配属驱护舰使用的舰载直升机团。

    六、优化调整空军扩编

1、扩编运输机师,确保各战区各一个;
2、扩编预警师,确保各战区各一个;
3、扩编轰炸机师,确保各战区各一个;
4、设立副大军区级的防空防天司令部。统管空军的防空防天部队,除原来的防空职责外,增加太空防御职责。
5、各地空导弹旅,改名防空防天旅,增加反导包括太空反导职能。
6、扩编空降15军,增编一个直升机突击师。

    七、扩编第二炮兵

1、酌情增加基地数量和编制,增设专管反大型水面舰只导弹旅的基地。
2、各导弹旅扩编为6个发射营。
3、大幅增加巡航导弹部队。
4、大幅增加反大型水面舰只的导弹旅。
5、洲际导弹重点转向海基和空基发展,增强更多弹头、更远射程和更强干扰欺骗的能力。

    八、优化武警部队编制

    1、专业部队与民用通用的,可以考虑转归民用如黄金、森林、水电、部分交通部队(西藏、南疆除外)。
    2、充实支队兵力,适当取消地域界限,避免现有按地域设置产生的同编制但数量差异很大的现象。加强反恐和重点部位保卫能力;
    3、大幅度增加消防部队兵力,以适应救灾要求。
    4、适当在沿边一线增加武警机动师,突出反恐能力。

    九、后勤体制改编

1、总后勤部改称总联勤部。
2、将后勤部队分为固定类和移动保障类。
3、固定类的,就是各种综合的保障仓库和少数的重点单一保障仓库,作为基本的中心仓库,固定提供支持,名字仍叫××仓库,一般为正团级。
4、移动类的就是前面提到的组建的联勤保障旅和预备役联勤保障旅,提供作战弹药、油料、食品、医护、药品等的保障,战时整建制伴随补充到各作战方向对作战部队进行保障。

    十、将七大军区改组为五大战区

1、改编后的战区突出本战区内域外控制的联合作战指挥功能。
2、改编后的战区突出对战区内部队的综合训练、演练管理。
3、改编后的战区,承担本区域的边海防防御职能。
4、改编后的战区,承担本区域的联勤保障职能。
5、加强战区内的机动保障力量,增设战区直属的装备保障旅、联勤保障旅。
6、增设战区直属的电子网络对抗旅、陆航旅。
7、在重要战略作战方向,增设副大军区级的战略指挥所如对越缅方向(昆明)、西藏对印方向(拉萨)、新疆对印方向(乌鲁木齐)、对朝作战(沈阳)方向。
8、设立北方战区,战区指挥机构在北京。含内蒙、东三省、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北部、环渤海和部分黄海海域,北方战区空军、北海舰队。负责俄罗斯、朝鲜半岛、渤海、部分黄海、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北冰洋方向,协助日本方向。
9、设立东方战区,战区指挥机构在杭州。含山东南部、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东部、部分黄海和整个东海海域,东方战区空军、东海舰队。负责东太平洋、日本、台湾方向。
10、设立南方战区,战区指挥机构在广州。含云南、广西、广东西部、海南、南海海域,南方战区空军、南海舰队。负责东南亚半岛、南海、南太平洋方向,协助东太平洋、日本、台湾方向。
11、设立西方战区,战区指挥机构在成都。含新疆、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重庆、西藏地域。负责印度、中亚、印度洋方向(后续印度洋方向的海外基地归该战区管理使用),协助东南亚方向、俄罗斯方向。
12、设立中央战区,战区指挥机构在武汉。含河南、湖北、湖南、贵州。承担全军的后备队角色,支持各方向。将20集团军南迁至贵州,作为长江以南的后备队。54集团军主要作为长江以北的后备队。

    十一、完善军委、总部指挥机构

1、增加陆军司令部,陆军司令作为军委委员
2、设立正大军区级的太空司令部(由现有总装的相关使用部队剥离组建。总装其余部队负责建设职能),作为单独的兵种,管理太空事宜,承担太空进攻作战职责,协助空军的防天作战。直属中央军委指挥;
3、总参谋长由上届的陆海空军司令轮流担任。
4、负责作战的第一副总参谋长由资深的战区司令员转任。
5、国防部长由第一副总参谋长或资深的战区司令员转任。
6、军事科学院并入国防大学。
7、机关人员晋升年限相比一线作战部队延长。原则上机关各级干部需有一线作战部队经验。

    十二、编制体制改革的操作步骤

1、遵循顶层设计的原则。统一设计整体的编制体制调整的方案。
2、确保部队稳定,整体作战和战备能力不受调整影响。
3、实施中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
4、实施中采取先改作战部队,再改非作战部队原则。
5、实施中采取先扩编、增编再裁撤的原则。将冗余人员先分到扩编和增编的部队,让可用的人先找到岗位,避免动荡和人才流失,减少冗余人员安置压力。
6、先军以下作战单位,再总部、战区的原则。
7、具体来说,就是:

先扩编、增遍作战部队编制。
将非作战人员、大军区机关和总部人员、省军区系统人员,本着双向选择原则,筛选到前面所述的扩编和新编的作战部队。
军级含军级以下同类部队合并,多余人员同样筛选到扩编和增遍的部队。
在前述军以下作战部队调整完成后,开始各级非作战部队的撤并。
开始总部一级作战岗位调整。
开始大军区一级作战岗位调整。
将七大军区均按新的战区体制运作。
最后将七大军区合为五大战区。

 

 

 

 

 

中国反腐败必须回答的五个问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教授 乔新生

2014年7月

    中国反腐败正处在临界点,如果戛然而止,那么,中国共产党将会彻底失去民心;如果继续打老虎,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将会发生强烈地震,正因为如此,海内外许多华人知识分子都在期待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者将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如果这场反腐败的运动继续下去,那么,将会彻底改变普通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中国共产党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反过来,如果雷声大雨点小,这场反腐败运动变成策略性的政治表演,那么,中国共产党将会彻底地失信于民。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者要想义无反顾地继续下去并不容易,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分歧,一些新闻媒体公开发表文章表示反腐败应当考虑经济发展问题,如果对国有大型企业特别是中央垄断企业的负责人采取反腐败的措施,那么,很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甚至还有人将中国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看作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他们热切地期盼中国共产党内部在反腐败的问题上出现激烈争论,并最终演变成为共产党内部的分裂战争。

    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者要想真正树立自己的威信,就必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只有将执政团队的高层腐败分子彻底清除干净,中国共产党才能提高自己执政的合法性。但是,无论是在战略还是在策略选择上,无论是在制度和理论准备上,中国共产党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未来反腐败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者必须正视下列五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的力量能够彻底解决腐败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笔者多次指出,中国的腐败不是单纯的个人腐败,而是整体腐败或者说是一种体制性的腐败。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际上是与自己业已形成的执政体制作斗争,从这个方面来说,千万不能低估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中国当前的反腐败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一次革命,是前所未有的自我清洁运动,它涉及到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如果操作不当,那么,很可能会自乱阵脚。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条例,决定对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公车滥用现象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这场改革很可能会彻底变形。

    现在越来越多的共产党领导干部都在观望,这场公车改革能够给自己带来多大的福利,他们热切地期盼公车改革之后,增加公车补贴,从而使自己的实际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换句话说,中国的公车改革尚未开始,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开始计算自己的可得利益,他们希望通过公车改革,增加自己的实际收入。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多年来形成的公车滥用现象,实际上背离了国家现行的法律规定,同时也违背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宗旨,他们根本不打算上交自己公车和普通职工一样上下班。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如果中央不实行全国一刀切的改革,那么,这场公车改革很可能会走向它的反面,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利益集团整体腐败的又一铁证。

    笔者长期在高等院校工作,对于身边的腐败现象具有切身的体会。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本应该为普通教师和学生提供服务,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各级党的组织负责人成了特权阶层。从学校到各个学院再到教研室负责人,每个人都有电话通信补贴,补贴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些领导干部更好地为教师提供服务,但令人遗憾的是,领取补贴的各级负责人不是利用通信补贴为教师提供各种便利的服务,而是不断通知教师必须到办公室解决问题,不管教师是在外地进行田野调查还是在家里撰写学位论文,只要接到各级组织负责人的电话,都必须赶到指定的地点接受任务,上千元的电话补贴相对于各级领导人的收入而言微不足道,但数额不等的电话补贴代表的是不同的行政权力,学校各级负责人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教师指手划脚。换句话说,电话通信补贴的多少已经异化为权力的大小,只要享受这项补贴就可以对教师发号司令。这种层层传达的官僚体制,非但不能提高管理的效率,反而使得教师疲于奔命。可以设想,如果取消各部门负责人的电话补贴,那么,他们一定会通过其他方式继续彰显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

    透过这些小小的案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这场反腐败运动类似于唐吉诃德大战风车,因为它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少数贪官污吏,而是整个社会的体制性问题。那些本来不应该存在的福利性腐败早已经固化到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的根深蒂固的政治顽疾。改革开放初期,没有老师愿意担任各级领导工作,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大学老师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职业,只要在自己的专业精益求精,必然会得到整个社会的尊敬。可是如今,由于社会评价体系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教师投机钻营试图成为领导干部,因为这样做不仅意味着可以得到各种福利补贴,而且可以对其他教师发号司令,可以在社会上耀武扬威。除非彻底改革中国的大学管理体制,由教师通过一年一度的定期选举,选拔为教师服务的院长和系主任,否则,这种腐败现象是无法根除的。

    所以,依靠中国共产党自身反腐败,完全是与虎谋皮。只有发动群众,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让那些吃拿卡要的各级领导干部公开道歉,并且退出他们攫取的赃款,中国这场反腐败运动才能真正达到预期的效果。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继续开展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那么,那些已经退休的中共高层官员一定会跳将出来,为了自己或者自己子女的利益公开发难,到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团队必然会出现分裂的局面。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者一定要保持开放的姿态,深入发动群众,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反腐败运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这场反腐败的工作不会发生重大逆转,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反腐败真正取信于民。

    第二,中国的舆论支持反腐败么?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当前的舆论已经出现了严重分化,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官方新闻媒体试图通过塑造清正廉洁的官员形象,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利益。但是现在看来,这样做适得其反。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出现的好人好事与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腐败分子形成强烈反差,人们更相信互联网络披露出来的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而不是中央电视台刻意营造的歌舞升平景象。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负责人似乎不了解新闻规律,他们试图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极力塑造官员的良好形象,以此来抵消现实生活中腐败分子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现在看来这是典型的弄巧成拙。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一盆清水,那么,中国共产党清除掉的腐败分子则是典型的党内污点,当中国共产党开展声势浩大反腐败运动,将一个又一个腐败分子绳之以法的时候,没有人再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党。

    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那些贪官污吏被处理之后,人们发现这些贪官污吏的背后是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一些贪官污吏之所以能够在长达数年乃至上十年的时间里步步高升,不是因为他们善于伪装,而是因为他们善于寻找中国共产党内部高层保护伞。在这样一个官官相护的政治体制之下,那些彻底暴露的贪官污吏只能是个别案件,人们不知道在贪官污吏的背后还有一个多么庞大的腐败集团。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斗争越是深入,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疑虑就越重。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媒体积极地塑造清正廉洁官员的形象,可是达到的效果正好相反,因为人们不相信共产党官方媒体的宣传,时而出现的贪官污吏恰好给他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所以,中国的新闻媒体主管部门应当学会尊重新闻规律,应当让全社会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扒粪运动”,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真正变成一场全民的运动。

    当前中国的一些娱乐明星公开宣称,自己监督讽刺挖苦的对象只能是乡级干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于内部的腐败问题不敢发动群众与公开揭露,结果导致中国的官方媒体失去了监督的效用,甚至连一些依靠市场生存的娱乐媒体也讳疾忌医。新闻媒体一味地宣传优秀中国共产党官员,试图以此来改变人们的思维定势,可这样做的结果是,连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官方媒体都失去了公信力。只有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让新闻媒体真正按照新闻规律投入到轰轰烈烈地反腐败运动之中去,中国的新闻舆论环境才会发生改变,人们才会理性地看待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工作。

    第三,依靠中国现有的法律制度能够彻底地根除腐败么?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的法律制度是典型的行政授权法律制度,中国法律制度从表面上来看保护公民的权利,可是从本质上来说则是保护国家权力,换句话说,中国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自我授权制度,中国的任何一部法律从表面上来看都是为了协调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的所有法律都是典型的授权性法律。由于中国的法律倾斜于行政权力,因此,普通中国公民在法律中找不到实实在在的权利,在中国庞大而又紊乱的法律体系中,公民的权利是微不足道。中国的《物权法》虽然赋予了公民保护自己财产的权利,但是,在《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行政强制法》、《城乡规划法》等一系列法律关系中,公民的财产权利早已经丧失殆尽。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框架内,行政官员要想上下其手非常容易。在已经提交法院审判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案件中,几乎所有涉嫌犯罪的政治局委员都被扣上了“滥用职权”的罪名,但令人感到费解的是,在中国的现行法律中根本没有赋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任何行政权力。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来说,只要被提交法庭进行公开审判,那么,滥用职权就是他们绕不开的梦魇。之所会出现如此令人恐惧的现象,就是因为中国的法律规定是一回事,而中国法律的实施则是另外一回事,没有人怀疑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在地方上是绝对的权威,但是,从来没有任何法律赋予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在地方上可以发号司令,但是,正如中国各级地方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台所报道的那样,各个地方的省委书记俨然就是法律规定的最高行政长官。正是这种奇特的错位,使得中国的法律体系和政治制度显得凌乱不堪。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怀疑政治局委员和市委书记的权威,可是,一旦陷入刑事案件的漩涡之中,那么,滥用职权似乎就变成了一个量身定做的罪名。所以,依靠现有的法律制度彻底根除腐败几乎是痴人说梦。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将执政党纳入到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通过颁布更加具体完善的政党活动法案,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通过具体的法律条文固定下来,并且明确各级党组织负责人的职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法律体系真正保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员。

    第四,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反腐败么?答案是否定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正在以设立各种“领导小组”的方式集中国家权力。换句话说,由于中国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带有明显的地方自治特征,为了强化中央权力,将分散于各个部门的权力集中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者通过成立包括“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内的各种党内组织,将权力集中起来统一行使。这样做在社会转型时期非常必要,因为它一方面可以避免出现过去曾经出现过的各自为政现象,提高改革的效率和执政水平,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既得利益集团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阻挠改革。

    但是,这种中央集权改革在客观上和反腐败的民主体制要求发生了矛盾。当改革发展的一定阶段,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所有解决问题的开关都掌握在最高决策者的手中,如果最高决策者承受不了政治的压力,那么,中国的反腐败将会戛然而止。现在海外的一些新闻媒体不断放出风声,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者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中国共产党执政者对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领袖手下留情。假如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者不敢迎难而上,将这场反腐败运动推进下去,那么,中国反腐败的运动很可能会半途而废。中国的政治是典型的协商政治,已经退休的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在某些领域拥有绝对的发言权,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施加自己的影响力,迫使中国共产党执政者放弃自己反腐败的努力。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较量中,如果最高决策者把自己塑造出一个权力集中的上帝,那么,最终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

    最好的策略是,在反腐败的问题上放手发动群众,使早已退居幕后的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不敢轻举妄动。由于历届执政者遗留了大量的腐败问题,许多腐败案件由于高层的干预难以调查下去,中国共产党的现任领导人必须借助于新闻媒体提前公布有关线索,甚至由一些新闻记者通过互联网络公开举报,从而使反腐败的调查工作重新启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策略问题,它充分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的确存在着如何反腐败以及反腐败的边界争论问题。只有充分地发动群众,让群众投入到反腐败的工作中,借助于现代互联网络媒体提供线索或者公开举报,中国这场反腐败的运动才能减少阻力。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可以适当地集中权力,但是,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一定要充分尊重公民的监督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借助于 “钟馗”打鬼,才能让那些躲在幕后的退休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有所忌惮。

    第五,中国共产党反腐败能够对历史问题进行彻底清算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实际上是一个执政团队的腐败历史。中国的许多改革开放政策既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没有广泛征求民意,完全是在少数人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定势下制定的政策。上个世纪90年代曾有中国学者公开呼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领袖一定要坚持“回避原则”,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子女在自己分管的行业内作威作福。但残酷的事实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以家族的方式瓜分中国的国有资产。主管金融领域的负责人可以让自己的子女成为金融领域里的富豪,主管电力领域的负责人可以让自己的子女成为电力领域的主要负责人。正是这种“内举不避亲”,使得中国的改革被彻底扭曲。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海外上市,结果变成了少数官员子弟伙同西方投资银行瓜分中国国有资产的一场经济掠夺盛宴。

    现在西方国家的反腐败机构正在大规模的清查金融跨国公司雇佣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子女的情况,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有多么严重。但是,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中国退休的高级官员普遍在世,他们的子女已经成为某些领域的实际掌门人,如果成立中国改革真相调查委员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真相进行彻底的清算,并且以腐败为由将这些高级官员子女绳之以法,那么,中国共产党内部一定会出现剧烈的震荡。现在西方新闻媒体已经传言,中国共产党内部已经退休的高级官员为了阻止继续调查他们的子女,正在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者施加压力。尽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者尚未表示妥协,但是,如果这场来势凶猛的“宫廷政变”成功,那么,中国共产党执政者将不得不作出让步,把全面大规模的反腐败行动变成一场有选择地反腐败政治表演。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能否力挽狂澜,彻底清算中国共产党内部改革开放以来所遗留下的历史腐败问题,真正给普通中国公民以公道,人们还需拭目以待。但可以肯定的是,短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者不敢全面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训,不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决策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决策所带来的深重灾难进行全面的清理,因为那样做必然会导致更多的贪官污吏浮出水面。

    现在一些新闻记者不甘寂寞,公开向那些通过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而发家致富的亿万富豪发起挑战,结果要么是锒铛入狱,要么是流亡海外。千万不要低估中国这场反腐败运动的历史重要性,但是,也千万不要高估中国这场反腐败运动可能取得的成果。只要涉及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遗留问题,那么,必然会掀起狂澜。对此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且做好必要的应对方案。

    总而言之,中国的反腐败既面临着路径选择问题,同时也面临复杂的社会舆论环境问题,依靠现有的法律制度体系根本不足以惩治腐败。当前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要想使反腐败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一场自下而上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中国共产党执政者的压力,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这场反腐败的运动彻底地清除历史的污泥浊水,让中国共产党吐故纳新。考验中国共产党领袖魄力和勇气的时候到了。

 

 

 

 


革命的前因后果

中国社科院 黄纪苏

2014-04-23

    这是我最近在解玺璋先生新著《君主立宪之殇》出版沙龙上的发言。

    这本书我还没来得及看完,睡觉前躺床上翻了两三个晚上,不到三分之一。我想玺璋先生之所以写这部书,是因为近代史是中国当代何去何从的一个最重要的参照吧,总之是奔着今天来的。既然如此,那我就结合着中国的今天来聊聊这个话题。我对近代史不但没有专门的研究,阅读也非常有限,尽管社科院近代史所就在我家隔壁。

    王焱先生刚才谈了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区别,强调不要把政治史化约为思想史,这我非常同意。我就从社会或阶级的角度谈些肤浅的感想。

    今天解先生和我们大家坐在这儿谈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学问家的梁启超,从上世纪初到80年代大家也都是这样谈论梁启超的。但90年代、2000年以来社会上对梁启超似乎还有另外一种间接的谈法,那就是谈这位近代名人的著名儿媳妇林徽因,谈她主持的著名沙龙,沙龙里进进出出的著名男人,总之,谈的是一种“贵族”人生的样板。当代中国产生对“贵族”的需求,大概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沿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一路走来,开始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富起来后一方面要上层次,也就是讲究,甩掉“大金镏子”、“农民企业家”之类的粗放形象;另一方面就是希望长宜子孙、天长地久,到手的东西“神圣不可侵犯”。这两方面的诉求“贵族”这个词都准确地包含了。于是政治保守主义一路走高;于是《格调》、《上海的风花雪夜》、《上海的金枝玉叶》、《最后的贵族》、《张氏姐妹》、《民国四公子》、《红色贵族》等书风行一时,快成“贵族”的和想成“贵族”的人手一本照着勤学苦练。梁家的“贵族”沙龙就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修葺一新,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重新立起来的。

    梁家“贵族”生活的奠基人当然是梁启超了。梁启超的上辈可不是什么“贵族”,80年代出版毛主席岳父杨昌济的日记,其中某日就有用梁任公也是农家子弟的例子勉励“毛生”自强不息的内容。估计梁任公父辈也就是个小地主吧,这个我没查过,但肯定不是世家。去年秋天朋友邀我去天津,说有梁启超和李叔同的故居,我说咱哪儿都不去就去这俩地方吧。梁启超故居有两栋西式洋楼,最先只有一栋,是辛亥革命后两三年盖的,后来又加盖了一栋读书写作的,即所谓的“饮冰室”。梁启超不是商人也不是职业政客,我相信他的怀抱志向也尽在苍生和学问。但这样的豪宅还是让我了一惊,我想它对于近代思想史以及近代社会史都是有参考价值的:财富向一部分人集中的速度怎么这么快呢?

    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是主张改良不要革命的。但社会上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少数人,其财富爆炸式的增长,这可跟磨磨蹭蹭的渐近改良不是一节奏啊,跟暴力革命倒是一节奏。我过去看民国老照片,发现老百姓全都黑不溜秋的,名符其实的“黎民”,我原来还以为是照相器材的原因呢,但再一对比同时代照片上的“民国范儿”如林徽因陆小曼徐志摩,一个个都挺白净的,看着跟绝大多数中国人分属俩人种似的。社会两极化成这样,革命不就是呼之欲出了么?

    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是剧作家,“家”谈不上,但我的确写过几个剧本,其中《切·格瓦拉》最后一句是:“我在想,革命是不朽的。”其实我也经常在想,怎么才能避免革命。我希望能为革命釜底抽薪,而不为革命扬汤止沸。解先生这本书讲的是辛亥革命之前的那一段,他为中国错过立宪改良、走向辛亥革命而惋惜。其实,很难说立宪改良没成功,也很难说辛亥革命就是革命。在我看,辛亥革命就是立宪改良的成功。武昌这边炮一响,北京那边袁世凯冲紫禁城的孤儿寡母一皱眉头,不就基本上“和平转型”了么?全国没乱多少天,人也没死多少个,虽然“虚君共和”没戏了,但对皇室的优待写进了约法,民国的阁员接长不短进宫给逊帝下跪请安,遗老遗少在上海天津的租界里文酒风流,日子过得相当不错,这能叫革命么?应该叫非典型改良吧。问题不在于辛亥革命断送了宪政改良。问题在于宪政改良完成之后又发生了革命——从1927到1949年的大革命。这场革命有很多内外原因,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部原因是社会资源的分配太不平均了。记得80年代翻阅丁文江编撰的《梁任公年谱长编》,1927年南方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梁启超给他孩子的信里说,这是流民(游民)在闹事。

    刚才王焱先生说了一个观点:中国没有地主。对此我有一点不同意见。王先生可能是说中国并非阶级分化多大的社会。这要看怎么说了。自周秦之变以来,中国的社会流动的确比较快,财主不三代,穷人不到头。很多人,包括梁漱溟和早期毛泽东,都持这种观点。但阶级固化的程度不高,不等于阶级分化的程度不高,循环的速度快些而已。每到大灾大荒之年,豪强大量购进土地,大批自耕农沦为佃农流民游民,这些无地农民小则打家劫舍,大则起义造反。前几年我到四川大邑参观刘文彩的宅子,太奢华太讲究了,完全可以成为当今土豪“上层次”的样板房。院里有些楹联,把“既富且贵且寿”的主人姬妾成群的生活描写的十分到位,我用手机拍了下来:“花泉成园,喜燕小莺娇,红杏枝头春意闹;神仙有窟,看云迷月澹,蓝桥路指密情深。”最近党中央提出要大力发展“乡愁”,任志强他们积极建言献策说,想要“乡愁”,那得有乡绅!我这算是为任老板他们提供点乡绅的信息,等土地都流转到他们手里后好一招一式地落实。

    刘文彩家财富积累速度也是爆炸式的,“风雷起家业”(他家楹联),一代人之间就兼并了几十万亩土地。靠什么,院里还有条楹联说得明白:“大展经纶,由商而政而军,扶摇直上”——这简直是刘汉刘总和谷俊山将军的人生轨二合一。他一家几十万亩土地,那么得有多少家自耕农沦为佃农、流民或游民,一加减乘除,数不就是出来了么。梁启超先生当年正确地指出了革命的社会基础是流民(游民),可惜他没接着指出流民的主要成因在于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而不爆发革命,那只可能是蜜蜂等畜类的社会结构,不可能是人类的社会结构。今天很多人一方面穷奢极欲,争当革命的病因;另一方面又对革命的病状愁眉苦脸,赖这个赖那个,实在是可笑。更可笑的是他们认为革命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一大群傻子遇上了一小撮骗子或疯子。也许那几位真是骗子疯子,但问题是那一大群傻子为什么跟疯子傻子走而不跟你走呢?再说了,谁比谁傻呀,无论是“打下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还是“分田分地真忙”,解决的都是食、色这样的基本人生需求,不糊涂啊。

    我非常希望中国能够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完成社会政治治理的现代转型。但革不革命,不取决于你希不希望,而取决于社会分化到什么地步。我承认,人是希望社会分化的,希望自己出人头地,挣得比别人多、混得比别人好,这的确是人性。但不希望比别人挣得少,不希望比别人混得差,这也是人性,是同一人性硬币的另一面。1980年代大家都觉得自己很有可能在社会分化中胜出,于是人性的这一面通行无阻。但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社会分化得几家欢乐几家愁,分化得后面追上前面、下面替换上面的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不畅通,阶级和利益关系出现了垄断即固定化、封建化的趋势。这样一来,人性的另一面要便大行其道了:凭什么好处都被你们哥几个得了,凭什么钱都被你们姐几个捞了呀,而且还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拆二代的要没玩没了?!竞争导致分化,分化走向垄断,垄断终结竞争,这是社会兴衰循环的常轨。走到第三阶段,社会就变得腐朽,失去公平,花光了合法性,就又需要改良甚至革命了。中国的革命,不妨从社会和阶级的角度想想它的前因后果。就说这些。

 

 

 

 


美国政党政治的祛魅

王绍光

2014-07-27

  在政治学领域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我自以为对美国政治是相当了解的。但赵忆宁的这本《探访美国政党政治》还是让我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一般所谓“学术”著作和新闻报道中很少提及的东西。为准备这本书,忆宁采访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县、州、联邦三级的精英达五十人之多。不要说在中文世界,即使在英文世界,这种书也十分罕见。

  中国人都知道美国是两党制。有些人认为,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是一种巧妙的制度安排:如果人民不满某党执政,他们可以把另一个党选上台。这样一来,所有政党都不得不对选民负责。据说,这便是现代民主的精髓。读完忆宁这本书,仍持这种天真看法的人恐怕会大大减少。

  美式“三无”政党

  本来,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党”(party)都是指议会内政客们拉帮结派形成的小圈子,与中文里“朋党”同义。不过,进入十九世纪以后,随着底层民众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美国的政党政治出现了两个与别国显著的不同。一是美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党,或工党、社会民主党);二是美国始终没有出现大众党(massparty)。这两个特点显然具有相关性,因为社会主义政党一般都是大众党。但其它国家的非社会主义政党往往也采取大众党的形态。美国的两大党却始终都是精英党(cadreparty),将大众政治参与限定在十分狭小的时空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研究现代政党著称的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MauriceDuverger)把美式精英党看作落伍的象征,因为在他看来,大众党才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

  大众党一般有指导自己前进方向的党纲(constitution),有按时缴纳党费的党员,有经常开展活动的各级党组织。而美式精英党却是“三无”政党:它们没有党纲,只有每次为竞选临时提出的政纲(platform);它们没有党员,只有在选举时把票投给某党候选人的“党人”(partyaffiliation);它们没有严密的党组织,只有为筹备下一次选战而搭建的平台。美国政治教科书对政党的定义可能会让其它国家的学者觉得十分怪异,因为它把政党说成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anorganizedeffort),而不是一种组织。忆宁访谈的那些美国政治精英对此都见惯不怪、安之若素,显然是因为他们不具备比较视野。本书中接受访谈的肯•马丁对此欣然承认。

  大众党的组织方式使得普通党员有可能影响党的走向,从而影响国家的走向。而精英党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它们只关心一件事,即在下一次选举中,本党政客能否上台。精英党希望看到的是粉丝型“党人”:选举时,召之即来,很热闹;选后,挥之即去,春梦无痕。它们为什么不要党纲、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的约束?这大概就是奥秘所在。

  在美国这种两个精英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下,绝大多数“党人”的作用限于每隔几年在选举中投一次票,其它时间便几乎无声无息,留下党派活跃分子或精英分子为下一次选举进行筹备(其关键是募款)。对这些“党人”而言,他们在政治上的唯一作用是在选举中,支持这个党或那个党的候选人。在全国大选中,他们的选择其实十分有限,要么是目前台上这个党,要么是几年前下台的另一个党。这好比朝三暮四或者暮四朝三,选民到底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如果他们把票投给其它党的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那就等于浪费了几年才有一次的投票机会。

  而在绝大部分选区,“党人”的选择余地更小,因为两党通过调整各个选区的边界,划分出大量民主党人聚集区或共和党人聚集区(见对罗德里克•希尔斯、卡拉•希尔斯的访谈)。在“共和党”控制的选区,把票投给“民主党”是浪费;在“民主党”控制的选区,把票投给“共和党”是浪费。实际上,在绝大多数选区,选举结果早已在选区划分的博弈中就已经决定了。

  虽然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也自称“政党”,但正如忆宁这本书所展示的,它们与其它国家的政党太不一样了。在政治学中,对各国政党进行比较研究的主要是欧洲学者,他们比较的对象也往往集中在欧洲政党身上。在欧洲学者看来,美国的“政党”应该入另册,不应与其它国家的政党混为一谈。反过来,美国学者似乎也不太会从比较的视角来剖析本国的政党。

  美国政党政治的新变化

  近年来,欧洲曾一度引以为傲的大众党也开始衰落了,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使得几乎所有欧洲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这种变化被不少观察者看作西式民主面临重大危机的证据之一。如果这个标准可以用来衡量民主质量,美国民主质量可以说从一开始便不太高,因为美国政党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党员。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使用美国自己的标准衡量其民主的质量,危机的苗头也十分明显。在欧洲政党政治美国化的同时,美国本身的政党政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认同民主、共和两大党的“党人”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independents)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至少某个党。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但现实是,“独立人士”无法形成一个政党。在访谈中,密西根州前州长恩格勒说,独立选民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偏爱的候选人,受这些选民欢迎的候选人往往是选举的赢家。这种说法毫无依据,带有严重误导性。事实上,在美国那种“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选举制度下,第三党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当选的机会微乎其微。不得已,独立选民只有面对两种选项:要么把选票投给自己并不中意的两大党中的某个党;要么把选票白白浪费掉。无论独立选民怎么做都意味着,美国近一半的民众无法用选票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任何当选的政党或政客都不可能得到超过三分之一民众的真心支持。问题是,这样选出来的政府到底代表了谁、代表了多少人?

  两大党一蹶不振,独立人士无力回天,这就是美国政党政治的现状。不过,从忆宁的访谈中,读者可能会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表象背后,另有一股政治势力异常活跃,这股政治势力掌控着美国选举政治的命脉——金钱。几乎所有忆宁的访谈对象都会提到钱的重要性,不少党务工作者日常工作的重心就是筹款、筹更多的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虽然选战主要在共和、民主两党之间展开,虽然两党的各级组织开足马力为选战募款,候选人的竞选经费主要不是来自他们所在的政党,而是直接来自那些拥有金钱的特殊利益集团。两党的政客可以不在乎一般选民,甚至可以不在乎自己所属的政党,但为了赢得一场场永不休止的选战,他们必须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小心伺候。站在两大党背后的这股势力俨然形成了一个法力无边的隐形政党。这个隐形政党似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政治的走向,连号称“独立”的最高法院对这个隐形政党也不得不退避三分。本书多个访谈对象反复提到“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Unitedv.FederalElectionCommission)。在这个判决中,最高法院以保护言论自由为由,允许属于这个隐形政党的非党派组织无限制地花钱参与政治。

  不见其“民”的“民主”

  1960年,当美国的政党政治如日中天时,时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谢茨施耐德(ElmerEricSchattschneider,1892-1971)便在《半主权的人民》一书中指出,民主、共和两党的动员对象主要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忽略了人口的另一半——几千万不投票的选民。他认为,真正人民主权的实现有赖于改造当时的政治体制,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政党政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谢氏的理想不但没有实现,情况似乎变得更糟。不仅美国如此,其它西方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2013年,当代欧洲最著名的政党研究学者彼特•梅尔(PeterMair)出版了一本题为《虚无之治》的书,副标题是“西式民主的空洞化”。在梅尔看来,今天,连“半主权”也似乎遥不可及,政党已变得无关紧要,公民实际上正在变得毫无主权可言。目前正在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民主,公众在其中的地位不断被削弱。换句话说,这是不见其“民”的空头“民主”。

  西方政党政治正在衰落,西式民主的质量正在恶化。每当听到这种评论,就会有人像格雷戈里•史雷顿(本书访谈对象之一)一样,引用丘吉尔1947年说过的话为现状辩护:“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不断地被试验过的政府形式之外”。这句话听起来虽然俏皮,却毫无道理可言。假如一位英国佬说,“炸鱼薯条(fishandchips所谓英国“国菜”)是天下最难吃的食物——除了其它所有被人试过的食物之外”,世上有多少人会把他的话当真?“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忆宁这本书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摆脱这种狭隘的思维方式。


 

 

 

 



发件人:HGS 2<pcpt026@hotmail.com> +(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时 间:2014年08月01日 07:59 (星期五)附 件:1个 (# 资讯 8-1.rar ) 查看附件 项小凯文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这篇文章被注上悲观主义者的思维,作者生怕中国成为一个大帝国,如果中国强大了,他就要非常悲观。这种人就喜欢被外人骑着、压着,直起一点腰杆都不敢。奴才相,懦夫也!可怜中国今天出了一批外部利益代理人。他们甚至在种族上都要把中国变种。这是些什么人?发出下面两篇文章让大家识别。

新极权将迎来巅峰时代

 ----悲观主义者的思维(一)

项小凯

2014年7月31日

    原编者按:从历史精神看,中国正滑向又一个大帝国,恐怕无法阻挡,甚至 已不是某党某人的意志,而是170年来的大宿命。以历史现象看,这个大帝国更是史无前例。除了人口,经济规模,基本制度,军事力量外,还有巨大的被反复刺激膨胀的民族意欲。更独特的是,它曾把近代西方最激进的社会历史理论和俄国弥赛亚主义引进后衍生成新天下主义(毛式革命),赋予中共以新的世界思维和战略;再把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自由贸易转化为世俗现代化(邓式改革),尽管令人匪夷所思,却是经济史的“奇迹”;最后,复活秦始皇大一统中央集权,已是当局深得其中三昧的新内政纲常。如果此三者完成某种综合,一个黄种人红色罗马帝国将使前此所有帝国相形见绌,对世界带来空前挑战。同时,拢络俄国、伊斯兰世界及其他“第三世界”建立反西方轴心国家集团,合纵连横,各个击破,世界历史发生偏转,将不再只是一种趋势。北京已经成为人类最大利维坦的首脑,薄、周、徐以及还会上演的权争,都是帝国的内在逻辑。一个新兴大帝国,当然要整治贪腐,肃清政敌,避免罗马帝国式的衰落。要冷静判断中国的现实并预见其未来。

    当前的反腐大潮,同时反映出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双重属性。

    据新华社7月29日消息,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已被中纪委立案审查。经过一年左右的风传与猜测,「倒周」这一悬念,终于落下。

   民间反应可谓热烈。对于久在权力之下,忍气吞声的许多普通国民来说,任何一个当权者或者前当权者的倒台事件,很容易变成一种喜庆。而中国知识界的某些人士,仿佛更为欢欣鼓舞。有些人将「倒周」事件,视作党内开明路线胜利的标志,甚至还有人认为,这将成为开启法治改革的契机。

    但这些人似乎忘记了,2012年,当薄熙来被宣布接受中纪委调查之后,当时的那一幕幕欢庆景象,与今天的情形何其相似。但随后所发生的,却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政治改革,而是对民间打压力度的急剧加大。袁冬、刘萍、许志永、浦志强等诸多维权人士,均是在这一时期之内,遭到刑拘或判决。

    权力斗争,确实通常与路线斗争相互交织。例如,上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继续「新经济」路线的背景,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等人的权斗;中共延安整风的背景,是毛泽东与王明等人的权斗;文革的背景,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权斗。本次的反腐大潮,也同时反映出,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双重属性。只不过,目前越来越占上风的一种趋势,恐怕并非很多人所期望的政治改革,而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尽管经常有人,把49年后的历史,分为文革期与改革期两个阶段,但权力集团作为列宁式政党的这一本质属性,却从未有丝毫改变。

    列宁式政党,实行严格的自顶向下的党国架构。这种权力组织,既不能兼容自底向上的民主模式,也无法兼容三权分立的分权模式,同时也不能容忍超越政党权力的广义的宪政模式。这一性质,由列宁式政党的本身逻辑所决定。否则,一旦这个内核模式受到动摇,则列宁式政党,极有可能被引发权力雪崩,以致被瓦解摧毁。前苏联政治改革的失败,便是一例。

    民主模式下,多个政党在开放环境中和平参与竞争,在竞争中改善自身,强化优势。而列宁式政党的党国模式,并不存在这样的公开竞争机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列宁式政党,通过组织运动与内部清洗,来纯化自身组织,强化组织忠诚度与内部凝聚力。苏联的大清洗,中国的延安整风、反右文革,均属于这种组织强化方式。

   当下的反腐运动,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反腐运动,不但不会改变权力高度垄断的事实,反而会进一步强化中央权力,提高组织凝聚力与忠诚度。而在国内外云谲波诡的政治浪潮之中,所凸显出的另一种国家道路,则越来越清晰可见。

    八九之后,中国的统治者,将专政统治,与有限市场成功结合,形成一种稳定的新极权形态。而由于无法受到实质的限制,权力得以恣意掠夺财富,导致严重的制度腐化与贫富极化。据统计,自2002年到2011年十年期间,中国的非法外流资金,合计超过1万亿美元,居世界之首。而根据北京大学最近所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国三分之一的财富,集中在1%的家庭手中,财富分配极不平衡。实际情况,恐怕要比这些看得见的数字还要严重。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长期实行「韬光养晦」的策略。一方面积极跻身于世界贸易,一方面避免与其它大国发生正面冲突。在过去的数十年期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贸易比重越来越大。中国目前的贸易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显然,国内的严重社会问题,极可能为将来的重大危机,埋下潜因;而国家实力的增长,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也促使统治者,改变调整对外战略。当下所观察到的国家道路,一方面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执政者对现状的把握,以及对政权前景的构想。

    列宁式政党,不可能改变自身的权力垄断的根本架构,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的制度腐化与贫富分化。体制只能进一步取消社会组织,压制社会反抗,封堵由问题到危机的路径机制,并以此达到消解未来社会危机的目的。

    在对外关系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显着增长,体制也需要进一步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地缘秩序生态圈,以服务于长期的政权战略利益。

    对内压制,对外扩张,便是当下的对国内外危机与变化的统合解决方案。而随着周永康的倒掉,这一道路,在国内已经取得近乎全面的胜利。可以料想,在权力大获全胜之后,随之而来的,非但不会是任何自由化法治化改革,反而极可能是对国民社会的全面控制的升级,以及对国民文化的再次驯服与塑造。本来就极为有限的社会空间与个体自由,则将会进一步受到挤压与剥夺。

    在国际关系方面,以新极权模式为中心的新地缘格局,必然会对美国长期主导的世界秩序,尤其是以美日为核心的东亚联盟,形成直接的利益挑战。而由此产生的摩擦与冲突,也将更为频繁,更为激化。

    可以预期,在这一阶段之内,体制的这种道路模式,于内不会受到实质的挑战,于外也不会形成致命的冲突。中国将迎来新极权的巅峰时代。

 

 

 

种族观念与中国民族主义

程映虹

2014-07-30  

   嘉宾简介:程映虹,历史学家。1959年生,苏州人,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年获美国东北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多年。研究兴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国际影响和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曾有《二十世纪最后的革命家——菲德尔•卡斯特罗》、《西窗东眺》和《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出版。在The China Quarterly和Journal of World History上发表多篇论文,也在Modern Asian Studi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和 History Compass发表论文多篇。博士论文《塑造新人——从启蒙运动的理想到社会主义现实》(Creating the New Man-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2009年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当下中国民族主义言说中有很强的种族色彩

  袁训会:我注意到,随着国际共运的式微,很多共产党国家都转向民族主义寻求政治合法性,您认为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程映虹:在很多告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中,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等是并存的,不同思潮相互竞争,民族主义不是压倒性的意识形态,但却是一个能跨越不同利益和诉求的全民意识形态,而在这之前,这些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国际主义,民族主义仅仅停留在一定层面,并未形成一股独立的思潮,但会以很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

  而这些国家在名义上告别共产主义后,有些在制度上仍然延续了过去的威权政体,只有在威权体制下,民族主义才会是问题,因为和民主制度相比它特别需要利用民族主义。

  袁训会:不过,相较于民族主义,您对种族主义更为关注。在您的研究中,这两种思潮有什么区别?

  程映虹:现在对于民族主义的讨论主要被放置在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话语中,很多人在讨论它,但讲得都不够。从批判的角度来理解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很极端的那种,它的核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观念,而是种族观念,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种族神话,这是中国文化批判研究中的盲点。

  今天中国的种族观念对于民族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用种族性的概念来定义中国人和中华民族,二是把“中国特色”绝对化,说成是中华文明的本质,成了一个超越时空贯穿古今的存在,不受任何条件的束缚,好像中国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和其他文明本质上不一样,这是文明和历史话语的种族化。在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讨论中,民族,种族和文化三者的概念常常是分不清楚的,用“国际标准”来衡量是种族话语,到了中国很多人就会说它是民族主义和文化概念。

  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二者的区别,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厘清:

  一、民族主义不以生物性为依托,而是以社会、文化和历史要素来界定,每个人都可以是民族主义者,但却不一定是种族主义者。从性质上讲,种族主义没有好坏之分,民族主义却不然。民族主义的核心要素,比如历史、文化,语言等等,它们都是个人后天习得的。种族主义却强调生物性概念,或者在心理暗示下的生物性概念,它首先指涉的是人类的生物性特征,比如肤色发色眼色等等;其次是一些更为内在的特质,比如血统、祖先遗传等;还指一些神话式的符号,表明自己是受到庇护的,例如“龙”这种虚构出来的神兽。它对产生某个种族的自然环境也神秘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种族主义强调的是人的身份认同的“永不改变”,“永远永远是龙的传人”。这种“本质化”的话语表面上看不到生物性的东西,但其作用是一样的,即认为某种品质和特色是不变的。

  二、民族主义可以单独存在,但是种族主义不能,它是一种寄生性的意识形态,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种族主义,只有民族或文化概念,但是,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纯粹的种族主义,它总是寄生在某一个话语载体中,依靠某一具体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表现出来。中国传统的夷夏之分,和西方的种族话语相遇后就构建出中国近代史上晚清和民国的种族主义。

  三、种族主义是一种世界观,民族主义不是,民族主义是一种狭义的国族意识形态,关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和公民认同,但它可以接受一个各国平等的国际秩序。而种族主义根本就不承认民族平等,它用本质上的优越和低劣解释整个人类社会,乃至整个宇宙,整个世界的动力就在于种族的存在,它甚至可以发展出一套美学价值,赞美某种色彩和某种体格。它是一种总体性(total)的理论。一旦它渗透入社会,就会控制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种族主义有点像癌细胞,一开始是寄生性的,如果条件合适会扩散,绑架整个国家意识形态。任何国家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种族观念或种族主义,就像人身上都会携带某种病毒一样,问题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它是什么态度,对它有没有抵抗力。

  阶级、性别、种族,这三个对人群区分的概念,起源于西方。很多中国人不理解,觉得中国没有种族问题,种族问题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但就像阶级概念刚被引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认为它是不存在的一样,当时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说中国社会是用家族、朋友、同乡,长幼,君臣等等来建立社会身份的。阶级观念不符合中国社会实际,不能在中国照搬。二、三十年代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在于阶级概念能不能运用于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坚持“阶级”这个概念的普世适用性,历史证明这是对的,中国并不特殊(当然走到极端的阶级斗争不可调和以它为纲是错的)。后来,大家接受了阶级的提法,不管中国的传统话语中有没有这个概念,阶级都是客观存在的。

  性别这个概念本来在中国传统话语中也是没有的,是从西方引进的,一开始在中国主要指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被置于阶级话语的结构中,80年代以后,更广义的性别概念被引入,它才成为一个独立的范畴。现在,大家也自觉地用性别概念来考虑社会问题,也用它来研究中国历史。这个概念就被接受了。

  我想,种族概念、种族主义也是一样,不是你认为这个概念在中国原有的话语中不存在,它就不存在,其实它是存在的。当代世界上阶级,性别和种族还是决定社会身份差异的三个主要因素,当然前二者更重要更普遍,因为它们存在于同一个种族或者族群内部,而中国又是一个人口的绝大多数属于被认为是同一个“种族”的国家,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阶级和性别的差异更重要,但绝不是可以因此而忽视种族的因素。

  种族观念因何在中国流行?

  袁训会:但是,我发现,在当下中国,即便是那些影响很大的知识精英,他们的叙事方式都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我想向您请教,为什么种族主义思潮对国人会有这么大的影响,而他们却不自知?

  程映虹:中国的知识精英希望中国改革,他们觉得中国应该强大,而这种希望往往会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语言来表达,从晚清以来就是如此,从来没有得到过清算。最近“澎湃”的思想文化栏目会发表我一篇文章,其中有很多这方面的当代事例,太多了。明明是种族概念,中国人却以为它是文化和历史的语言。例如认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是中国人,白皮肤蓝眼睛黄头发就是美国人等等,他用种族的观念来界定民族和族群了。经常听到有人质问:你为什么不把头发和皮肤染了去做美国人?

  民族和族群是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产物,具有流动性和可变性,但是种族的身份不一样,它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它是以生物,血统和自然的概念为基础的。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很习惯于用种族观念来界定族群,尤其在通俗文化中,凡是和“中国人”的认同和身份特征有关的,十之八九或者最有影响的是种族性的概念。例如,官方发布的全国百首“爱国歌曲”中有一首“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歌词中这样说:

  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

  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眼睛,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

  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歌词中还有“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我的祖先最早耕耘”这样毫无根据的种族自大。这首歌被收入学校语文教材(例如上海市教育出版社《语文》九年义务教育课本四年级),还成为很多“爱国主义”文艺演出中的节目。百首爱国歌曲中其他涉及“中国人”的身份定义的多半是种族概念,如“龙的传人”,“我的中国心”和“中国人”。这些歌都是在80和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时刻产生的,当时由于大陆结束文革,台湾被美国抛弃,香港开始了回归中国的中英谈判,陆台港三方都有一种身份认同的焦虑。这些歌曲加上后来的“中国人”和“黄种人”等等,对于塑造大众下意识中的“中国人”认同影响很大。看一下中小学生的“爱国主义”作文和爱国主义文艺表演,其中的大话套话多半和这些种族神话有关。

  中国人一直把北京猿人看作自己的祖先,这也是一种很种族化的表达,中国人却意识不到。国际人类学界普遍认为,北京猿人很早就灭绝了,近十万年前,从非洲又进来的一批智人是所有人类的祖先。为什么是种族化的呢?因为你认为自己从人类起源和进化的意义上就与众不同,这是非常种族化的概念,只有对种族概念习以为常的人才会认为它不是种族概念。

  退一万步说,就算北京猿人确实有后裔,就像今天中国相信智人起源多元论的人的说法,那和今天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也没有多大关系。今天世界上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国家把自己的祖先清清楚楚地追溯到人类起源时期并把它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的。爪哇人,尼安德特人,克罗马农人,东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境内的古人类,没有那个国家说它们是“我国历史”的一部分的。而中国人把猿人时期也算作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记得过去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中,“中国通史”是从元谋人开始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就是有170万年的时间长度,比北京猿人的时间更长,都叫“中国历史”。学校历史课上也这么教。

  这是把自然史和社会史混作一团,有意无意地造成“中华民族”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的历史的印象。这是很荒谬的。为了论证今天的民族国家和领土疆域去重新构建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构建出来的。

  周口店遗址1962年定为全国历史文化遗址,1987年是联合国的文化遗产,但到了1997年却又变成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其实,只要读一读最普通的介绍材料就可以看到,与其说周口店遗址体现了爱国主义,不如说体现了国际主义,有那么多的外国科学家和科学基金会和研究机构为此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中国当时的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裴文中贾兰坡等等都是国际学术界培养出来的。爱国主义泛滥,国际主义完全缺席,这是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有关的又一个问题。

  对于北京猿人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公共言论中,也有很强的声音说这个提法不对,从科学角度来讲,它也的确不对,但在通俗文化和官方叙述中,还是肯定了北京猿人作为中国人祖先的说法。北京的中华世纪坛的长明火就是从周口店引来的,那是通过一个国家仪式在千禧年隆重举行的,意思就是说中华文明有几十万年的历史了。中华文明就这样成了一个超越全世界人类历史的绝对存在,圆满自足,人类历史的逻各斯。围绕这个永远不死的文明的是各种各样的神秘主义论证:什么中国人为何这么特别,什么中华文明为何如此经久不衰,还有什么中国古代就有可以替代普世价值的天下主义,等等。

  更有意思的是,持不同观点者的争论也很厉害,正方和反方都明确地意识到北京猿人的问题和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意识形态有关,不仅仅是人类演化的问题。网上有一个人主张,北京猿人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他有一幅画,画上有两个人的形象,一个形象是北京猿人披着兽皮,坐在地上点火,另一个形象是汉代壁画里那种,头上戴冠,穿长袍的人,手上拿着一个犁在耕地。他说,戴冠、穿长袍的文明人是外面来的,不是中国本土的,而北京猿人是本土的。在画的下面文字说明是“驱除智人,恢复猿人”。

  我觉得有些人的脑子会非常走火入魔,但是你要知道了这个背景,又觉得他非常的意识形态化,他居然能够把这个东西拉出来,原来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说驱除智人,恢复直立人,他的北京猿人是中国人的祖先这个观念已经被意识形态化和爱憎分明到了这个地步,和反满的汉民族主义也联系起来了。

  徐书鸣: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具有普世性,在改革开放后,共产主义思潮在主流舆论中影响渐小,而种族观念作为一种替代,在中国流行起来。是否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种族观念近年在中国的兴起?

  程映虹:是,二者都属于总体化的理念,把自然,人类和社会放在一个理论体系中用同一套话语去解释,在种族主义者看来种族的生存斗争是自然和社会的动力,种族的优劣是世界和社会秩序的根源,而另外一种理论认为阶级的存在是社会的动力,阶级的统治和被统治是社会和国家的秩序,总之都有一个单一的“终极真理”,都用力量和暴力或者权力关系来解释社会和人际关系,它们相互之间可以转换,所以习惯了一种思维方式的人很容易习惯另外一种,逻辑上有连带关系。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极右派在思想上都有过“极左”的经历。我看网上,中国很多极左派种族色彩都很强。

  但是,我更倾向于认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是一个正常地具有种族观念或者甚至主义的社会,不是说中国是种族主义国家,只是作为一个族群成分相对单一的国家,它有很强的种族观念也属正常,需要正视,不要放任,更不要拿来作为民族主义的工具。

  现在很多人在鼓吹所谓的“中国特殊论”,实际上就是种族观念的某种曲折表现,我们为什么如此与众不同?因为我们本质上与众不同。比如“中国人从来就爱好和平”,“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别国”,这怎么可能?世界古往今来所有大国的版图都是扩张得来的,只有中国是通过传播美德和教化凝聚来的?仔细研究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根本不是这回事。

  这种说法无疑是说中华民族“本质上”就比别的民族道德上优越。就像有一首上央视春晚的歌,歌词中有“黑眼黑发真善良,祖先是炎黄,子孙血一样”。这类歌曲在用种族特征定义中国人的时候还把道德品质本质化、内在化,说成是中华民族的固有特质,这就是假定中国人比别人优越,这一优越性不是后天形成的,而是先天就有的。这套话语在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中早就有了,当时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批判,说它凭空虚构出一个充满美德的中华民族。

  种族话语有内核的部分,也有外延的部分,就外延的部分来讲,过去的德国和日本,对于它们的本国历史、文明和文化,其叙述都把它们说成一种超越于时空的绝对的存在,这是种族思维的一种外延,它的内核是生物性的,即血、祖先和土地这种概念,但它可将其外延伸到自己的文明和历史的抽象想象中,可以用讨论自己文明特色的话语来表达。德国和日本当年都认为全世界都是堕落的,现存国际秩序是不公正的,只有他们是有道德有理想的,这种道德和理想是他们血脉中就有的,只有以他们的道德为基础的新秩序才能把世界从西方化的灾难中解救出来。

  种族观念对中国国际交往的影响

  袁训会:如您所说,在大多中国人眼中,种族主义还是一个离自己比较遥远的话题。那么,是哪些因素促使您开始关注并且系统研究这一话题的呢?种族主义对当下中国又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程映虹:我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主流文化对种族概念毫无敏感,格外地容忍,或者说习以为常。骆家辉离任时有一篇文章批他,题目是“别了,骆氏家辉”,这篇文章一出来就备受诟病,但在我看来,对骆家辉完全可以从你那个政治立场去褒贬,但你不能拿他的种族身份说事。这应该是超越左右的一条文明底线,但好像绝大多数批判这篇文章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就是说,即使中国受西方影响较大的自由派,也需要在这方面补课。

  种族主义为什么有吸引力,为什么人们会习焉不察?究其原因,在于种族主义对于民族主义政治所具有的凝聚力,原始的,血统的概念对于很多人都有吸引力。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相比,就像鸦片和卷烟的关系,一个不懂卷烟和大烟有什么区别的人会认为大烟更厉害,是特殊的卷烟,其实它已经不是卷烟了。同样的,在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没有清醒区分的情况下,国人也会不自觉地将种族观念视为爱国观念。

  今天中日之间的敌意很大程度上已经有种族仇恨的特征。例如,在非洲的加纳,很多华人在那儿淘金,广西某地区的人去了以后,和当地人发生冲突,他们雇佣了当地人作保镖,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他们雇佣的加纳保镖,他们拿着枪,举着一个很大的标语牌,上面写着“杀死小日本,为中国而战”,非洲人拿枪,替中国老板发泄对日本人的仇恨,这种民族主义的宣泄可以说是完全种族化了。在非洲打拼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有一种很奇怪极端的表现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很种族化。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日本被固化成中国的敌人,拍了那么多抗战剧,每天打开电视都可以看到,现在又把日本战犯的审讯记录全部公布出来,客观上在民族情绪上强化对日本的仇恨。对很多人来说日本民族已经被定格为中华民族的仇恨对象了,它是一个抽象化、邪恶化、本质化的敌人,中国民族主义的“他者”(中国当代民间的民族主义就是在对“小日本”的仇恨中发展起来的),世界近代史上一个罪恶的符号。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清算和对当代右翼政治的批判和揭露都是应该的,但一个国家的主流舆论要注意不要把它扩展到日本整个民族和普通人,非理性化,由特定的历史和政治问题发展到对那个国家的人的憎恶。不要把国家利益的冲突变成两个国家之间整体的和长久的仇恨。但这种情况今天起码在中国的网络世界可以说太普遍了,已经超越了南京大屠杀,钓鱼岛、慰安妇这些具体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很多人说中日必有一战就是这个意思,具体的恩怨和纠葛已经不重要了。

  种族观念对族群关系的影响

  袁训会:您刚才主要说的是种族主义在中国国际交往中的影响,那么,我想追问的是,这一思潮对中国民族(族群)问题的解决是否也有影响?

  程映虹:中国的爱国主义中掺杂过多的种族性观念,会损害国内族群的关系。例如,按照上面提到的那些“爱国歌曲”中对于“中国人”的定义,很多非汉族的中国人都可以说自己不是中国人,是你先把我排斥在外。但由于这种话语对以汉族为主体的所谓爱国主义的凝聚力,官方和民间都难以拒绝,例如“炎黄子孙”的提法用汉族(甚至只是汉族的一部分)的起源神话来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根”和身份认同的依据,给人以一种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血统始终纯正的印象,不但是一种种族化的概念,而且明显是有损族群关系的,但是却仍然流行,台湾国民党也在用。前一阵,习近平和马英九书信来往,庆祝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习近平用的是“中华民族”,马英九则用“炎黄子孙”。在这个意义上,国民党更落伍,从蒋介石到现在缺乏反思,腐朽的大中华主义。

  在今天的民族主义话语中,“炎黄子孙”“既是主流,又被挑战,官方既不提倡,也不禁止。从80年代到现在,官方内部也一直在争论这个说法的准确性。

  前一阵子,统战部副部长写了一篇文章,被很多人认为有”第二代少数民族政策“的意思,他在文章里讲,不要用炎黄子孙来指代全体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是汉族的不科学的提法,网上很多人为此批评他,用词非常尖锐,说得很清楚不能为了一些少数族不高兴就放弃这个提法。《环球时报》的单仁平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驳他,认为炎黄子孙是中国人的定位,有凝聚力,否定它,会影响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少数民族的代表多次在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提出反对用这四个字指代整个中华民族。中国研究族群关系的很多学者如马戎等明确反对用这个说法指称全体中华民族。中国最高层的官方语言也早就放弃了这一提法,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三令五申,说就用”中华民族“或者如李瑞环正式提出的”海内外中华儿女“,但是从未得到过严格的执行。可见这种具有种族色彩的词汇的”凝聚力“之强,在中国的影响力之大。

  以维吾尔族为例,汉人对维吾尔族的歧视在于它把维吾尔人身上的弊病,汉人认为是维吾尔人的弊病,将其本质化了。他不会深入的思考,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原因使某个族群在他看来那么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种族思维是一种简单化的、懒惰的思想的表现。

  不仅是民族问题,用生物性的概念来定义中国人的种族话语在处理两岸关系上也很有问题。台湾有一个医学科学家叫林妈利,她写了一本《我们流着不同的血液》,这本书的起因和材料源于SARS流行时期,她作为台湾血库的建立人,在分析案例,梳理SARS病毒在不同族群里的传播效应时,她发现多数台湾居民的血液和大陆人的很不一样,在血统上,他们和太平洋岛民更近似。以此为依据,她反驳所谓炎黄子孙的说法,认为血统都不一样,台湾人怎么会是炎黄子孙?看一下台独派的书,这样的说法并不少见,一些独派最早的”觉悟“,就是从对这些同宗同族同一血脉等等种族神话的反思和拒绝开始的。现在就连中国大陆的很多学者也说,国家认同和国族身份不能用这些观念来建立,而首先必须建立在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政治认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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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权和威权在阿拉伯都已破产

托马斯·弗里德曼

2014年06月27日

    过去一个月,世界上出现了以色列分析师奥里特·佩尔洛夫(Orit Perlov)所说的阿拉伯世界的两种主要治理模式:ISIS和SISI。

    ISIS当然是指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简称ISIS),这个凶残的逊尼派武装组织通过攫取叙利亚和伊拉克逊尼派聚居区的部分土地,成立了一个新国家。SISI指的当然是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埃及的新强人总统。本周,他的政府因为极不光彩地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三名半岛电视台记者关进监狱而受到指责——一个大国竟会做出如此卑劣的举动。

    佩尔洛夫是特拉维夫大学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研究中东社交网络的学者。他认为,ISIS和塞西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认为所有政治生活都应该由“神”来决定,另一方则把“国家”视作最高仲裁者。

两者都已失败,而且还会继续失败——他们都需要采用高压政策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因为他们无法给年轻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提供他们最需要的东西:能让他们完全实现潜能的教育、自由,及工作,还有作为平等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

    我们还需要等待这里出现“把社会放在中心位置”的新一代,佩尔洛夫认为,这些新一代的阿拉伯人/穆斯林不会问“我们如何为神灵服务或我们如何为国家服务,而是它们如何为我们服务”。

    佩尔洛夫称,这些治理模式——针对“takfiris”或变节者的战争所推动的极端伊斯兰主义(ISIS),takfiris是逊尼派穆斯林极端分子对什叶派穆斯林的称呼;以及由针对伊斯兰“恐怖分子”的战争所推动的极端民族主义,伊斯兰“恐怖分子”是埃及政府对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称呼——应该走完自己的路,以便给以社会、宗教和思想多元主义为基础的第三种选择腾出空间。

    阿拉伯世界需要最终揭穿军事政府(SISI)和伊斯兰国(ISIS)能给人们带来繁荣、稳定与尊严的谎言。只有当人民大众“最终承认这两者都是失败的、行不通的模式,”佩尔洛夫称,“这个地区才有机会进入21世纪。”

    情况并非糟到不可救药。这里有两种处于初级阶段的模式,它们都很脆弱,而且都不完美。中东的有些穆斯林国家已经以社会为基础,运用一些政治、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多元主义建立起了体面而民主化的治理模式,例如突尼斯和库尔德斯坦。这里再次声明,两者都还不成熟,但重要的是,它们都是自己从社会中产生的。这里还有相对温和的君主制国家——比如约旦和摩洛哥——它们至少在边边角角的地方试验着允许更多人参与治理的做法,允许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反对,而且也没有以世俗独裁者的暴力方式在进行统治。

    “世俗的威权主义模式——最近的代表是塞西——以及激进的宗教模式——目前以ISIS为代表——都失败了,”约旦前外长、《第二次阿拉伯觉醒和争取多元主义的战斗》一书的作者马尔万·马阿谢尔说。“它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满足人们的真正需求: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不仅从经济和发展方面进行改善,而且还应该让他们感觉自己能参与决策。两种模式都是排外主义的体现,他们把自己标榜为绝对真理的持有者,认为自己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

    但是,阿拉伯公众“并不笨”,马阿谢尔说。“虽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还是会继续出现排外主义论调,但是结果最终会打败意识形态。而结果只能来自包容性政策,这样每股势力才能在整个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产生稳定与制衡,并最终带来繁荣。ISIS和塞西无法取胜。不幸的是,可能在所有其他选项都用完以后,才会产生一种内化这个基本事实的临界物质。这就是阿拉伯新一代人所面临的挑战,这里70%的人口都在30岁以下。老一代人,不论是世俗者还是有宗教分子,似乎都没有从后独立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失败,以及排外主义政策的危险上吸取任何教训。”

    的确,1921年建立的伊拉克已经烟消云散。解放广场上幻想的新埃及也夭折了。两个社会里有太多领导人和追随者似乎笃定地想,再尝试一次过去已经失败的理念,之后才去接受唯一能奏效的理念:政治、教育和宗教上的多元主义。希望结果是这样的。不过这可能要过一段挺长的时间才能实现,或者也许很快会到来。我也不知道答案。

    我们常常以为所有故事都与我们有关。但这件事与我们无关。我们的确在伊拉克和埃及做了很多愚蠢的事,但我们也帮助他们打开了通往另一种未来的大门,而现在他们的领导人却把门重重关上。将来,如果我们看到真正投身于多元主义的人,我们应当提供帮助,支持他们。如果我们见到正直的孤岛受到威胁,我们应该提供帮助,保护他们。但这主要是他们的事,他们需要学习在没有自上而下的铁腕统治的情况下,该怎样共存。而这种情况,只能在他们愿意的前提下,才会发生。
 

 

 

 

 

 


勿让两种极端化民族主义撕裂新疆(上)

中国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室主任 靳薇

2014年07月31日

    近年,中国的边疆动荡,引起广泛关注。学界及社会大众热烈讨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施予各种举措,但目前来看,极端事件并未停止。最典型的如新疆,暴恐事件渐趋多发,2013年,造成人员伤亡的暴恐事件即有200余起。2014年刚过半余,震动全国的重大涉疆暴恐事件就出现数起:3月1日昆明,4月30日乌鲁木齐、5月22日乌鲁木齐,7月28日新疆莎车县。

    中国边疆动荡的深层原因何在?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尽快实现安边固疆?本文试图以新疆为蓝本,分析动荡的原因并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

两种民族主义从勃兴走向极端化

    二十世纪出现过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对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均有重大而深远地影响。发端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世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至今仍在持续发酵。

    作为地球村一部分的中国,虽没有如西方的一些政治家预期地步苏联东欧后尘,因民族宗教问题分裂崩溃,但也无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浪潮的席卷和波及,国家民族主义和本位民族主义发展迅猛,并出现了极端化趋势。这两种民族主义一个强调国家整体,一个强调民族个体,其内在张力已经给中国在本世纪的和平发展带来压力和挑战。

    国家民族主义在中国一直存在,但因种种原因目前这种极端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突显。政治上,(决策者)强调集权,迷信国家暴力,行动中付诸刚性强力维稳;经济上,崇拜GDP,掌控资源开发利用权限,用政府经济手段包办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上,推崇极端唯物主义,与宗教为敌,轻视异族的文化。与此相对应,本位民族主义的诉求也在走向极端。在政治上抗拒同一,要求分享政治权力和席位;经济上要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强烈要求兑现优惠照顾的允诺;文化上力图全面复兴本族传统文化,发展语言文字,保护传统宗教。

    国家民族主义与本位民族主义的极端化,以及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各执一端的诉求,所造成的冲突已经日益明显公开。两种民族主义的内在冲突,正在更深层次上威胁着中国的边疆稳定、进而影响全国的社会安全。

新疆的焦虑

    而新疆,则是国家民族主义与本位民族主义极端化后形成的内在张力与博弈表现得最为集中和突出的地区。在这一地域,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坚持与治理方式的因循守旧搭配,在与膨胀的本位民族主义相遇时,相互之间缺乏游刅的空间,完全是硬硬相撞。

    任何社会都有矛盾和冲突存在,所谓“和谐”的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预防和化解矛盾、消除事端、最终实现发展和共赢。新疆的社会焦虑的日益严重,则正是由于缺乏矛盾的化解,日积月累,陈陈相因,才形成了恶性循环。

两种民族主义都面对信任危机

    在新疆,两种民族主义都面临着信任危机与焦虑。民族之间、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不信任和不被信任,造成了政治上的集体焦虑。

    这首先表现在基层干部工作压力巨大,但执政能力欠缺。目前中国不稳定的社会政治原因主要是贫富差距、执政能力差和贪污腐败。新疆也概莫能外。但在新疆还有特殊因素影响稳定:其一,对少数民族干部缺乏足够的信任,难以放手使用,而各级政府官员尤其是基层干部执政能力欠缺; 其二,以暴制暴,让暴力不断持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了充实基层一线的行政领导力量,新疆开始聘任复转军人担任乡镇一级的党委书记。这些汉族干部在政治上“可靠”,工作生活很辛苦。但也要看到,由于没得到必须的培养训练,这些干部的管理能力欠缺,既不懂民族宗教政策,也不会说少数民族语言。在南疆几个地州,维吾尔族的人口比例超过90%,而且乡镇几乎全是少数民族民众,但这些带翻译的地州书记如果使用简单粗暴的而又符合他们思维习惯的“准军事化”方式做地方管理,就会造成民怨积累、问题扩大。

    譬如,新疆不少穆斯林有在家做礼拜的传统。离清真寺较远或没有清真寺的牧区,一般都在家中面朝西做礼拜,天气不好时也喜欢在家中做礼拜。部分汉族干部不了解传统习俗,干涉在家中做礼拜的穆斯林,强迫他们到清真寺。而清真寺众人聚集,又成为有些干部眼中难以管理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就是对暴恐事件以暴制暴。目前新疆的地方政府几乎将所有暴恐事件无一例外地定性为“境外分裂主义势力的渗透破坏”,而对事件的细节缺乏足够的了解。加上他们在处理方式上迷信国家暴力、认为强力维稳就可以解决问题,不注重对治理政策和策略结构性调整,结果形成了以暴制暴的循环,暴力变成了持续的后果。

    从目前公开报道的暴恐事件细节看,有明确政治诉求、有预谋有计划的主动挑起、高度组织化的个案只占一定比例,这类暴恐事件的确是由恐怖分裂势力蓄谋而引发的。而无诉求的偶发事件却不同,可能是个体因经济、家庭或社会因素产生的暴力对抗和宣泄,其背景应该与内地因拆迁、征地、讨薪等日益频繁出现的对抗和暴力事件相似,不过使用的手段更为惨烈,更多伤及无辜。这两种形式的暴力事件,实则不应简单地采用同样的处理方式。

发展震荡导致社会普遍焦虑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实则是经济发展。新疆因经济发展滞后、贫困问题突出,导致了社会焦虑普遍化。2010年后的加速发展也带来发展震荡。民生问题成为极端本位民族主义进行社会动员的主要说辞,也成为社会暴力最有力的煽动工具。

    首先是贫困带来的焦虑。从统计上看,大多暴恐事件起源于或发生在新疆南部地区,这里是新疆贫困人口聚居之地,民众被剥夺感相对强烈。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发展严重滞后,经济发展水平的排名持续下降,2012年人均GDP在全国倒数第三,仅高于贵州和西藏。新疆的贫困人口集中居住在南部地区。全区标准以下的贫困人口227万人,84%居住在南疆三地州(喀什、和田和克州)。这一区域,居民中的维吾尔族超过90%。

    贫困人口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高度重合,造成了高度的群体同质化,为极端本位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提供了便利。“海湾国家生产石油民众非常富裕,新疆也产石油但我们非常贫困,财富都让汉人的政府抢走了”,这种说法在新疆已经流行了二三十年。随着新疆与内地发展差距的拉大,新疆内部不同地区(汉族人集中居住的乌市、伊犁等地与南疆)之间发展差距的形成,少数民族民众的被剥夺感日愈强烈,很容易激怒,也很容易被极端民族主义所动员。

    其次是就业焦虑。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由于语言、技能、教育水平、生活习惯、思想信念等各个方面的差异,无论是创业还是就业都不具优势,在全国是如此,新疆也是一样。2010年开始,中国内地19省市开始对口支援新疆。用于安居、教育、卫生等项目的“民生援疆” 给普通民众带来生活改善,但产业援疆在南疆的“跑马圈地”式发展,却催生了新的压力。

    当地的农民和普通市民很难参与到发展浪潮中,就业增收问题也难以解决,却要承受物价上涨、房价上涨的压力。南疆的特产如红枣,过去一斤20元左右,已涨到50-100元;维吾尔族人每天要吃的羊肉,也从30元一斤涨到70元。

    在喀什,援疆省市提出的口号是“深喀速度”、“上海力量”和“山东效率”,标语是“在喀什重建一个深圳”,矗立新建的是现代化的钢筋水泥建筑,无法分享发展成果的普通维吾尔人,进一步被边缘化。援疆项目带来的内地工人、技术人员、民工的涌入,与当地维吾尔族形成就业竞争,也加剧了他们的焦虑。

    再之是援疆带来的发展压力。新疆的经济承载力比较薄弱,2009年新疆的固定资产投资仅为1000余亿。2010年由于援疆工程启动,一年间产业援疆投入的资金即1000多亿,之后的两年均递增1000亿元左右。援疆项目和资金,超过总额的50%投入新疆最贫困的南疆三地州,给当地的社会运行和适应带来巨大压力。

深层文化焦虑导致社会恐慌

    文化焦虑与恐慌是新疆社会紧张的重要原因。极端本位民族主义之所以能在新疆有生长的土壤,正是借用保护文化与宗教之名,绑架了维吾尔民族中相当数量的人。

    首先是教育方面,问题集中于双语教育上。双语教育,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同时接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教育,是世界各国普遍推行的政策。这一政策,对帮助少数民族尤其是青少年融入主流社会、促进国家整合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过去几年中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推行的双语教育,由于国家民族主义的影响,试图“跨越式发展”,大跃进,以加速民族融合。一部分当地的行政领导并没有考虑到双语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民众心理承受能力有限的现状,用行政命令强行推进,造成了维吾尔族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恐慌,引起本位民族主义的强烈抗拒,才会有“国家和政府要消灭维吾尔族文化,进而消灭这个民族”的说法。

    其次是宗教的恐慌焦虑。冷战结束后,伊斯兰教保守传统势力出现又一波复兴,与全球化、现代化对垒。这一思潮对新疆影响明显。在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国家民族主义对宗教的排斥日益明显、管理逐渐严厉的背景下,本位民族主义及宗教势力产生很大的焦虑恐慌,他们引入了国际伊斯兰教保守势力思潮,试图用“阿拉伯化”、“原教旨主义化”抵制国家民族主义的管制和现代化因素的侵入。

外来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持续加强

    极端本位民族主义的勃兴,实则构成了外来宗教极端势力生存的基础,后者又绑架前者,两者互为借力倚赖,互相利用。目前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所谓“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中,宗教极端势力是最重要的载体,他们往往采用恐怖主义的手段,目标是民族分裂。

    实际上,宗教极端势力对新疆的影响,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加强的,加上当时新疆当地在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导致宗教狂热,埋下了隐患。此后,随着苏联和东欧解体,“民族独立”等理论和口号也在新疆广泛传播,使得宗教极端和分裂主义影响扩大,随后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进入了活跃期。

    而在2008年北京奥运举行前后,一些境外的分裂暴恐势力也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渗透,“3·14”、“7·5”两起暴恐事件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才有了民族冲突加剧情况,内地谈新疆色变的气氛也随之加强。

    “7·5事件”后,新疆民族关系进一步恶化。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和影响,使得“民族解放”、“推翻殖民政府”、“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等分裂意识进一步蔓延。随着民族隔阂的加大,民族情绪增强,汉族和个别民族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清楚。原来维汉混居的城市,出现抛售住房、向本民族居住区集中的现象,汉族与维吾尔族私人间的交流越来越少。这为宗教极端势力回升提供了条件,地下经文班也开始活跃,反对双语教学,不分良莠全盘保护极端传统的文化在新疆多地成为趋势。

    外部宗教极端势力的蔓延扩散,是加剧新疆社会焦虑紧张的重要因素,这使得两种民族主义的冲突加剧,对垒博弈也更为惨烈。(待续)

 


勿让两种极端化民族主义撕裂新疆

中国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室主任 靳薇

2014年08月01日

    【编者按】本文系靳薇博士《勿让两种极端化民族主义撕裂新疆》的下篇,在上篇中,作者谈到极端化国家民族主义与本位民族主义在新疆的冲突原因及表现,本文中,作者尝试寻找一种能化解矛盾的政策执行逻辑。

防止两种民族主义继续极端化

    中国的边疆如果想要和谐和平安,就必须要警惕两种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和泛滥。其实,国家民族主义整合国家的努力,本位民族主义保护自身传统和文化的奋斗,均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若各趋极端,势必损毁中国的边疆稳定,影响全国的稳定发展,以至于威胁国家安全。相处之道并不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谐共赢”这个提法其实很有道理。但在实际的政策执行上,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首先要做的是认清新疆目前的现实情况,并且在方法上,更多地尊重新疆的实际而非国家的意愿。

衡量新疆的经济承载力

    出于理论正义和道义,也由于对安全和共享繁荣的投资,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扶持援助,以期加快发展,本应是新疆的福祉。但遗憾的是,采取的是政府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模式,大包大揽,当地的民族构成、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却在这一过程中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当地人的主体性也被忽略,对当地经济的承载能力也没有一个科学的考量。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低效、浪费的同时,往往会激化原有的社会矛盾,造成发展震荡。

    因此,中央政府必须调整对新疆的援助模式,调整的目的是使援助的力度、投资的方向与当地原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当地的民族居民、传统宗教文化等相匹配。南北疆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承载力不同,援疆模式和投资方向也要不同,这样才能降低发展震荡。南疆的援助要以改善民生为主,援助项目和资金更多投入农业、畜牧业、果业、初级加工业,使普通民众能在发展中受惠,以提升幸福指数,也能带来希望。

    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发展的主体是新疆人,这是毫无疑问的。经济发展的第一受益人应当是新疆本地的各族居民,他们应该在这一波发展中增加就业、提高收入。如果新疆民众在发展和加速发展中普遍感到被边缘化,收入没有明显提高而物价飞涨,当地财政没有从发展中得到相应回报,新疆的社会稳定很难得到改善。

    再之,要优先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就业率。2011年,新疆少数民族初中毕业生升高中为47.64%,南疆三地州更低。喀什地区,2012年初中毕业升普高的为33.61%,高中和中职教育发展滞后,每年约有7000名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直接进入社会,他们就业能力低,不少人成为社会闲散人员,无疑增加了社会管理难度。

    与这一情况相对应,援疆的内容和手段就应以扶持当地内生性发展能力为主。将资金和政策倾向于当地的教育事业,才能促进当地劳动力的就业和增收。个人建议,在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再加上三年的职业教育,帮助学生有一技之长,增进他们的就业能力和扩大就业的领域。比如说,新疆的国企可以把招收少数民族员工当作“硬指标”,作为分担社会责任的手段之一。

依靠社会信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不同的暴恐事件分类治之。建议将暴恐事件按性质来区分,可以有“政治性暴恐事件”、“一般性暴恐事件”。有明确政治诉求的为第一类,其他的归入第二类。有政治诉求的事件是分裂国家的政治行为,应该采取严厉的打击措施,并分析原因根除滋生的土壤。;一般性的事件,应该和内地处理类似事件的方法相同,作为治安或刑事案件,不易升级“严打”。

    2014年5月6日发布的中国首部国家安全蓝皮书《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将2013年以政府机构和军警为主要袭击目标的10次暴恐事件定性为“恐怖活动”。这是官方第一次明确地将暴恐事件进行分类定位。而对暴恐事件分类目的是为了准确定性和定位,采取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和对策来处理。迷信国家暴力,简单的以暴制暴,并不能减少暴恐发生率,还会陷入暴力循环。准确定位才能避免放大暴恐事件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减少负面作用。

    其次要依靠社会信任的取得,从暴恐事件源头实施治理。。从根本上来说,只有争取到人心才能维护稳定。只有依靠和信任少数民族最大多数的干部和群众,才有可能形成“拉力”,凝聚更多人的力量击败少数的宗教极端分子和分裂分子。如果以民族划界、以宗教区分,则会造成“推力”,把多数人推到对立面上,还会从根本上动摇政府的执政基础,更不能实现边疆稳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封闭守旧思维,只会自外于其他民族,而无法实现和睦的民族关系。

    中华文化数千年来绵延发展,形成了今天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局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原文化对四周少数民族的吸引力和拉力。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凭借着民众的支持,才取得了政权。今天,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更应该对“文化吸引力”有充分的自信。

地方政府应完善宗教管理方式

    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汉民族,对于信奉唯物主义的执政党,如何管理几乎全民虔诚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如何对待挟宗教之势日益极端化的本位民族主义,的确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应对威胁稳定的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不能仅仅靠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除了可以治标的高压严打的的刚性手段,也要有治本的釜底抽薪柔性方略。需要刚柔相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标本兼治。

    在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应该做的是发挥宗教的正向功能,减少“与宗教为敌”的刚性行政带来的逆反对抗。物质主义不可能消灭或取代宗教,宗教是民众的精神需求,是民生需求的一部分,一定要像对待经济发展一样对待民众的宗教需求。“堵后门不要忘记开前门,禁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也要保护合法、加以引导”。一定要改变目前对宗教不会、不敢、也不善于积极正面引导、一昧“围追堵截”的办法,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

对民族传统文化尊重第一

    中国传统中对少数民族有很多教化的政策,但应该重视方法。双语教育是造福少数民族的一项语言政策和措施,但好事要办好,不能强加于人。推进双语教育要遵从教学规律,首先培养所需要的合格师资。“援疆”要将首先要做就是文化教育,帮助新疆培养成长现代化需要的人力资本,促进其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同时,双语教育也要考虑民众的心理接受程度,尊重他们的选择权。

    此外,要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团伙排斥传承已久的喜歌善舞等民族风俗习惯,排斥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排斥本民族艳丽绚烂的传统服饰和时尚的现代流行服饰,强迫年轻男子留大胡须,强迫女子蒙面、着“吉里巴甫(蒙面黑袍)”服饰;排斥传统艺术如音乐舞蹈等,反对抽烟、喝酒等习惯。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逐渐扩散到普通民众,不仅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近年北疆的一些地区也受到消极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回归民族的本真。相应的,文化部门的援助新疆项目就应投资到这个方面。维吾尔族传统的音乐、舞蹈、服饰实则有丰富的内容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而在新疆大力保护和弘扬维吾尔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确可以很好地抵制宗教极端主义的消极影响。而在保护方面,要做的事情和其他地域保护传统文化的做法一样,甚至要做得更多,要上升到法律,制定保护民族传统和习俗的政策和法律,违者依法处理。

    少数民族文化名人对本民族有直接的示范表率作用,影响重大。所以,尊重并培养爱国、有良好专业知识、人格魅力和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名人,作为民族地区现代文化发展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同时,要给民族传统的文化活动创造空间,传统民族艺术比赛等都可以张扬传统民族文化,抵制极端瓦哈比的扩散和影响,消解宗教极端主义的负面影响。

    国家民族主义若能海纳百川,以多元文化为财富而不当作包袱负担;本位民族主义如果可以敞开胸襟,接纳现代文明的洗礼;两种民族主义如若放下前嫌、良性互动、柔性博弈,才是国家和民族之幸。

 

 

 

 

 


一个中国留韩女学生对韩国的评价: 无知加无耻

2014-08-10

    四年前,我只身来到韩国。说实话, 来之前,我受到“韩流”的 影响挺深的,打心眼里认为韩国是个很好的国家,有多么先进,韩国人有多么和蔼亲切…但 是,这一切喜爱之情,在我抵达首尔时,化作了失望和恐惧。

    坐在车里的我,吃惊地望着车外的街道,满脑子就是一个想法:「不是吧,怎么这么 破啊!这真是首尔吗?韩剧里看到的高楼大厦,豪华别墅都哪去了?为什么这么多破破的小房子,而且还盖的乱七八糟的,韩国是不是没有城市规 划局啊?为什么街上的好多景象都跟电视剧差得太远?这简直就是两个国家嘛!」

    随后的日子,我因为语言不通,也没怎么敢上街,心想着等开了学,就能交上韩国朋友了。因为在国内的时候,看到的都是国人对外国人很友好, 所以我想韩国人应该也这样吧!所以开学后,我 “傻呵呵” 地到处跟人说 “我是从中国 来的”,本以为他们会表示欢迎,哪怕是最起码的礼貌也好。可没想到他们一个个都只 是“噢” 一声就走了, 好冷漠,冷漠的我后背直冒冷汗。慢慢的,我的语言好起来了,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些韩国同学说我是中国人后,反映如此冷淡。下面举几个例 子,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一)、搬家那天,房东来敲门,送了我们一对牙刷和牙膏。我和朋友挺纳闷的,为什么要送这个,当时还以为韩国有这个习俗呢。结果房东说:「这个叫做牙刷,那个叫做牙膏,我们韩国人都刷牙的,你们来到韩国以后,也要学习刷牙,既然家里送你们到先进国家来学习,那就要学的彻底些… 」天哪!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韩国人对中国有多么不了解,太不可思议了,离得这么近的 国家,不知道也就算了,居然还歪曲。从那时起,我就决定:关注韩国的政府和媒体都是怎么向国民宣传中国的。

   (二)、半年后我交了个韩国男朋友,当时也是为了尽快把语言学好。跟他的朋友们一起喝酒的时候,其中一个人问我:「 怎么样?韩国好吧?在中国的时候也坐过沙发吗? 」 我男朋友:「不要这么无知,我去过中国,去过北京、大连、南京,都很发达,你们应该多走走!」结果那天晚上,男友被打了。理由就是他不配做 “大韩民国”的人。

   (三)、也是男朋友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在我家看电视,正好演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顺便提一下:来韩国这几年,电视上看到的中国电视剧或电影, 不是七八十年代的古装片,就是农村片,跟国内成天放那些夸张韩国好形象的韩剧,真是鲜明的对比)。看着看着,那个人问我:「 你在中国的时候,上学也要爬山吗?爬几座啊?」

   (四)、大学的一个同学问我:「 昨晚看电视,说你们中国代步工具都是自行车,这几年因为受韩流的影响,才开始知道我们韩国的汽车有多棒,韩国的手机有多高级,说你们那儿 能买得起韩国货的都是有钱人,你会骑自行车吗?」

   (五)、经常遇到一些韩国人,得知我从中国来之后,问我:「 哇!那你们家一定是相当的有钱了,能来得起我们韩国。我们韩国人都去美国去英国,最差也是去日本呢!」

   (六)、去 年暑假回国,带了好多漂亮的衣服回韩国。因为我觉得国内又便宜又好看的衣服一点都不比韩国的差。果然开学后,就总有韩国女生拽着我问: 「哇,你这衣服在哪儿买的?我喜欢你的鞋,好可爱哦!」 我说:「都是我从中国带来的。」她们说为什么不在韩国买?我说:「现在东大门很多很多很多衣服都是在中国进的,或者在中国制作的。 」结果她们说:「没想到,中国人穷也有穷的志气啊,嘴真硬!」(言外之意:我那些漂亮衣服都是在韩国买的,嘴硬才说是从中国买的。)

   (七)、打工的时候,老板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几个芒果,忙好心地招呼我去吃。韩国的芒果很稀少,本来平时就很亏嘴的我,急忙去吃,但是老板的几句话, 彻底让我没胃口了:「这是芒果,没吃过吧?真难为你出生在中国了,多好的女孩儿啊,唉,真可惜…」

   (八)、我有个当兵刚退伍的朋友,想趁假期跟我去中国玩玩儿,因为他的出身挺高级的,家有钱到他连冷面,年糕条那些 “普通市民”的食物都没吃过,天 天西餐、日餐。突然他说想去中国玩儿,我心还暗爽:「这次一定要让他知道知道中国有多好!」结果他跟他妈妈商量的时候,他妈妈死都不让他 去,原因是:「中国又脏又乱,根本就没有他能吃的高级西餐,而且中国人很野蛮,万一被人知道他在韩国是相当有钱的,被抢劫绑架甚至撕票了 怎么办? 」我到现在都挺佩服他妈妈的想象力的,还撕票?以为拍电影呢?说实话,就算被人绑架撕票,也肯定也是冲着你们韩国人瞧不起中国的!

   (九)、我去做家教,教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小姑娘,有一次故意问了她们所学到的中国历史,她说:「老师说成吉思汗是罪人,因为他抢占了本来属于韩国的大片疆土,其实中国的东北三省都应该属于韩国,可是你们中国人不但不承认,还说韩国曾经是你们的隶属国,所以老师教育我们,一定要强大祖 国,不能让中国得逞… 」

   (十)、韩国的街头有很多 “汉医院”, 其实在韩国叫做 “韩医院”, 因为 “汉”和“韩” 在韩国是同一个字,所以 我一直以为那是 “汉医院”, 因为不管从用药,还是到疗法,都跟中医一样。虽然我不太懂中医,但我最起码见过中药, 听说过疗法,最差最差,也知道去抓中药的时候,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药柜和小秤吧?大二那年,我选修了跟这个有关的课,是想了解韩国人怎么 看待中医的,因为在韩国真的很火,韩国人很信这个。可是第一节课,老师就在黑板上写 “韩国的医学”,简称 “韩医”,原来是 “韩”不是“汉”,那你们的用药和疗法都是自己的喽?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后来的几堂课,老师讲了 “本草纲目”,一句一个 “我们大韩民国医学的结晶,我们大韩民族的骄傲”, 说到针灸的时候,也连说了好几次:同学们应该为我们的民族而骄傲,我们有这么伟大的发明!」 我跟几个中国同学当时就爆了!跟老师一 顿大吵!真的真的真的是气愤到极点了!「平时你们瞧不起中国人,对中国无知也就算了,我们都能忍!但不要脸到连别人的东西也说是自己的, 那就太不是人了!」最后我们全都摔门而出了,不上就不上!

   (十一)、出去逛街,吃饭,总能遇到很多中国游客或日本游客,要是遇到的是日本游客,店主一般都会先招待日本人,那叫一个陪笑啊。等日本人走后,再“变脸”来搭理我们。日本人也砍 价,但店主就不生气,等我们砍价,十个店主有八个会马上不耐烦,一副 “买不起就 别买!”的样子。有几次我们买了很贵的东西,店主马上问:「你们是日本人吧?」 我 说:「中国人。」店主问:「华侨吧?」懒得理论,走人…四年了,我从按耐不住跟韩 国人大吵,到如今的嗤之以鼻懒得搭理,这样的心理变化过程是必然的,因为不是吵架能解决得了的问题,因为韩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和无知”的思想已经太根深蒂 固了,就算你表面上吵赢了,并不代表你就真的改变了他们的看法。想必大多数跟我一样在韩国生活的中国同胞都有同感。所以努力地学习工作, 努力地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发展中国,才是唯一正确的路。最后奉劝那些哈韩的朋友,你们有权利喜欢你们的偶像,但不要盲目地连同他们的国家 都认为有多棒,别忘了你们是中国人。如果不相信的话,就来韩国生活吧!(只旅游旅游不管用的),相信你们的想法会彻底改变的,我就是个活 生生的例子。

  读者眉批: 看完这篇文章,我只能说韩国的无知和无耻.我个人从来不迷韩流,但是我对韩国的无耻感到愤怒,《大长今》中说什么针灸、中医是韩国人发明,孔子是韩国人,西施是韩国美女, 人可以不要脸,但不要“无耻到如此的地步”。 号称韩国第一美男的元彬在中国的一个见面会只亮相30秒拍照,就拿了100万的出场费。我时常跟周围朋友说:「我并不觉得元彬帅到哪里去,这种号称韩国第一美男的人在中国的扫大街的人随便踢一脚都能掉出来几个!"」世界杯韩国最后一轮被瑞 士淘汰,中国媒体只是在网上发表了对比赛的看法,竟然被韩国网站拿来造谣生事,说什么:『中国是世界上最垃圾的国家,无耻的民族。以前为 什么没有把中国灭掉,等等。』看了这些,韩迷们应该醒悟了吧?

 

 

 

 

发件人:黎鸣<liming1944@126.com>收件人:liming.jxnc<liming.jxnc@blogger.com> 所有收件人 时 间:2014年08月15日 08:37 (星期五)附 件:2个 (告别英时,告别福山,老子来了.doc 等... ) 查看附件

告别英时,告别福山,老子来了

黎 鸣

    题目中的“英时”是指余英时先生,“福山”是指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先生。余英时先生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1930年生人,是中国近代著名儒学者钱穆先生的弟子,本人也是当今海内外享有盛名的汉学家和国学大师。尤其是最近获得了两个类诺贝尔奖,传为美谈:一个是2006年11月荣获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号称“人文诺贝尔奖”;另一个是今年6月21日,荣获台湾儒商尹衍梁资助设立的“唐奖”之“汉学奖”,号称“东方诺贝尔奖”。弗兰西斯?福山先生是美籍日裔国际政治学家,生于1952年,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舒华兹讲座教授,曾师从塞缪尔?亨廷顿。曾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政策企划局」副局长。他的第一本著作《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1992年)让他一举成名。
“告别英时”是什么意思?

    按说,余英时先生是当今海内外的“大儒”,是中国所有“尊孔”的文人们的最响当当的“楷模”,甚至“偶像”,而笔者我,则是当今在中国把“反孔、批孔、灭孔”的“口号”叫得最响,为此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不惜与天下所有“尊孔”的文人们“为敌”的“傻瓜”,所以,最想要叫出“告别余英时”口号的人似乎应该是本人我。然而事实上却不然,今天在网上大叫“告别余英时”的人居然是在当今的中国把“尊孔”的旗帜撑得最高的《中国儒教网》的主编慕朵生先生(见其网上文章《为什么要告别余英时?》,并见本文后面的附录)。

    说实在话,我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毋庸赘言,我虽然尊敬余英时先生,但是对于他的推崇孔丘及其儒家的明显的倾向性,我是决不会恭维的,即使他屡屡把自己与中国新儒家们的关系尽量地加以别开,但是就他仍旧把儒学看作是中国走向未来的部分精神动力来看,我也难以苟同。

    余英时先生的著作,但凡在大陆出版的作品,我都大致翻了翻。一言以蔽之,余先生确实不愧是大儒钱穆先生的弟子。然而,在看了慕朵生先生的《为什么要告别余英时》一文之后,倒是让我对余英时先生肃然起敬了。我确实难以相信,余英时先生竟然会否定儒学对于未来中国的“治国平天下”能有任何的价值,并从而把儒学的价值仅限定在人们私人的领域,也即是说,仅仅在“修身齐家”方面还有一点点意义而已。虽然,就后面的这一点,我也难以认同,但是对于一个把自己的一生几乎全都贡献在了儒学研究领域的老学人而言,余老先生能够说出上述的一番话来,这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地难能可贵了,确实是不能不让人,尤其是笔者本人肃然起敬。

    的确也是,对于今天在中国大叫大嚷要回归儒家的“王道政治”,要兴起“儒家宪政”的新新儒家的先生们来说,余英时先生的这一番发言,无疑是对他们的一记巨大的闷棍,而且这记闷棍还是来自所有新新儒家的先生们心目中最最高大的当今“大儒”偶像余英时先生之手,这能够让他们的心里感到舒坦吗?无怪他们会在《中国儒教网》上发出如此悲凉的《为什么要告别余英时?》的叫喊了。

    如此看来,余英时先生人虽已老迈,心却还年轻,至少不会像大陆中国的这么许多新新儒家的先生们那样,虽然年纪轻轻,却事实上已经是大脑昏聩到腐朽不堪的坟墓中古董的地步了。为此,我在这里要向余英时先生表示我的最诚挚的敬意。祝愿余老先生身体健康,万寿不僵。

    “告别福山”是什么意思?

    福山先生的最重要的观点,即是他的关于“历史终结”的结论。由于他1992年出版的第一本书称作《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中文译本见远方出版社,1998年),他的声名也因此而鹊起。至今,福山先生已俨然美国,乃至西方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了。“历史的终结”是什么意思?随着上个世纪两大阵营冷战的结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预言以失败而告终,因而共产主义的理想也已成为了虚话,因此在福山先生看来,人类的历史将以“福音”的形态最后终结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社会的模式之中了。说白了,当今西方,尤其美国的自由民主社会,将会成为全世界人类最终理想的模式了。所谓“最后一人”,是指最后的文明理性之人,人类将会因为今后“自由民主”的无尽地重复再现而最终回归最初的自然之人。作者在给出了福音之后,却又为人类的未来发出了无尽的悲声。

    在今天的文章之中,我不想对福山先生的观点作出太多的批评,而只想指出,福山先生赖以作出这种结论的哲学理论本身,就是偏颇的,所以其结论,其实是错误的。什么哲学?西方哲学。大家知道,我曾经出版过一部名为《西方哲学死了》(2003年,工人出版社)的著作,其中批评的即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二元逻辑的方法论已经终结。即是说,按照西方哲学的方法,已经不可能完备地讨论任何问题,最终一定会产生对于自身永远都不可能自圆其说的悖论。诚如福山先生的著作,也是这样。他一方面说“历史已经终结”,而另一方面又说,“最后一人”,将不得不回归最初的自然之人。究竟是历史的终结,还是人的终结?实际上,无论历史,无论人,都不可能会有终结,除非人类最终彻底地死亡。按照老子的“全息逻辑”理论,宇宙本身即是一个巨型的永动机,而由它所繁衍的后代——物质、生命、人类,包括人类的历史,也将仍然是不同层次的巨型的永动机。

    诚如福山先生自己所讲,他的著作的目的本身,就是一种煽动,而不必是一种最后的结论。而我今天要说的是,历史不可能终结,人更不可能终结,真正可能终结的只是人们在生存的过程之中阶段性地坚持的某些(人为的)难以变更的具体的“方法”、“结构”、“程序”,或者统一讲:(人为的)“模式”。例如我始终都在加以批判的孔丘及其儒家的“模式”,事实上早就已经终结了,实质上是死亡了,不仅躯体死亡了,而且灵魂更是死亡了,因此必须尽快在中国今后的历史之中实际上加以大扫除,彻底地加以肃清。这里所说的终结,不仅仅是停止的终结,更是死亡的终结。可以说,迄今为止,人类给出的任何一种(人造)模式都将不可能是永恒的,而一定是会死亡的,因此,它们不可能成为最后终结一切,并被其他一切所追寻的东西,包括西方现代的“自由民主”模式。因为只有自然、上帝的造物才可能是永恒不灭的,才可能是最终无垠的终极。而人不是上帝,何况人类本身也是“上帝”(自然)的造物。告别福山先生,即是告别他的关于“历史的终结论”,告别他的“最后的人”的观点。

    当代的历史现实,实际上也已经显示,即使现代美国、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也并不是什么真正人类终极“理想”的东西。此外,马克思的历史预言,对于批判资本主义的部分,仍旧是有效的,并没有完全过时。今天美国、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并不就是人类社会终极的“自由民主”形式。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西方思想家按照西方哲学的二元(形式)逻辑所推演的“自由民主”理论,其中不少的说法即是经不起推敲的,例如自由主义的政治,自由主义的经济,等等的说法,在我看来,就是完全违背全息逻辑的说法。因为在老子的全息逻辑的理论看来,真正的“自由主义”只能适用于“文化”,更只能适用于人类的“精神、智慧”的范畴。而政治,经济,原本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凡是在这两个领域谈到的所有关于“自由”的问题,都将不可能不加上许多限制性的条件。与其加上许多累赘的限制性的规定,还不如重新进行符合全息逻辑的全新的定义和概说。

    总之,我要告诉我的亲们的是,至少到了今天,我们再也不要过于迷信西方人现有的任何的理论,因为西方人的理论到了今天,也已出现大量的破绽。原因即在,他们的理论的基础,也即他们的逻辑理论的基础,也已经出现了巨大的破绽。因为二元逻辑实质上是永远都不可能完备的逻辑,所以,凡是按照二元逻辑推演出来的任何的学说理论,无论是自然科学理论,社会科学理论,还是心理科学理论,全都将在新的时代接受全新逻辑的检验,甚至重新彻底地加以改造。

    到了今天,纵观世界古今,真正提出了最完备的全息逻辑理论的人,还仍旧只有中国的老子。老子在其伟大的著作《道德经》之中,为人类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即是提出了“全息逻辑”的理论学说。这正是我在本文题目之中说到的“老子来了”的原因。

    我已经多次告诉我所有的亲们,从今以后的世界上,人人都将应该认真地学习老子的《道德经》,为什么?因为老子在这部著作之中,为人类提供了最伟大的全息逻辑的思想方法。关于老子的“全息逻辑”是什么?我将在我的大量其他的文章之中加以介绍。(2014,8,10.)

 

    附录:慕朵生:《为什么要告别余英时?》

 

为什么要告别余英时?

慕朵生

2014-07-21

    继2006年荣获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之后,今年6月21日,著名华人学者、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余英时先生,又荣获台湾儒商尹衍梁资助设立的“唐奖”之“汉学奖”,再度成为海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一大盛事和焦点话题。

    余先生不仅德艺双馨,而且著作等身,是蜚声中外的重量级中国文化研究专家。作为钱穆、杨联陞两位著名国学(汉学)大师的亲炙弟子,其中国文化功底之深厚、著述之丰富,海内外学界罕有出其右者,允为一代国学(汉学)大师;作为哈佛大学毕业生且在美国优游多年并长期执教于多所世界名校的学者,其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开阔视野、深邃洞见以及学术风格,堪称一代国学(汉学)学术典范。因此,余先生8年之内先后荣获分别被誉称为“人文诺贝尔奖”和“东方诺贝尔奖”的两大学术奖项,既是实至名归,更是众望所归,不存在任何的争议。

    更重要的是,世界华人圈对余先生尚有一种特别的情愫,那就是他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与执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坚守,实是其所崇奉的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最好阐释。其搅动海内外华人心弦和情感的两句名言,深刻揭示出中国文化最基本的诉求和特征:“哪里是安身立命的乐土,哪里就是中国”,揭示出中国文化涵育的社会,理应是一个仁政善治的王道乐土;“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则揭示出传统士大夫“以道为尊”的坚定信念,以及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感——传统士大夫乃儒家文化之载体与托命。

    虽然如此,在笔者看来,余先生荣获“唐奖”既是其学术巅峰的体现,也是其影响式微的开端。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余先生提出并反复申述一个学术观点,“儒家的新趋向大致是退出公领域而转移到私领域”,亦即儒学只能在“修身齐家”的个人生活领域发挥一些重要的作用,而在“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政治领域则不会再有什么大的建树——充其量是通过教育提高个人的教养,进而提升公共生活的品质而已。笔者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甚至是与儒学的基本发展趋向背道而驰(文中红色重点,是引者所加,此注,下同——引者)。

    众所周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儒家的基本主张,而传统儒学则是集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于一体,亦即涵盖并打通个人生活领域和社会政治领域的学问以及价值体系。特别是,儒家向来强调“政为大”,把参与政治视为儒学的重要命脉,并通过提出王道、仁政、天下、大同等政治理念,以及设计君相分权、太学养士、科举取士、御史监察等系列政治制度,把中国形塑成为一个政治和教化相与一体的儒家国度。可以说,如果没有政治,就没有传统的儒家和儒学。

    学问淹博、目光敏锐的余先生并非没有洞察到上述现象,但认为儒家传统政治向来围绕帝制和专制展开,而近代以来又走向全盘崩溃并导致天然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个儒学都呈现“游魂无归”态势,所以中国政治发展方向在于学习西方、实现民主——这的确是中国百年政治发展的一大窠臼,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民国“四七宪法”到中共大陆建政莫不如此,只不过大陆选择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而已。就此而言,余先生关于政治的见解,并未超出百年来此起彼伏的西化论者!

    问题在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演进虽然翻天覆地,但到目前,无论是大陆还是港台,其政治都远未臻于成熟和完善,而其间经历的种种挫折与痛苦,与其说源自儒家传统政治与现代社会卯榫不接,毋宁说源自完全割裂儒家传统而彻底学习西方政治,导致中国政治缺乏“定盘星”和“稳定器”,而横向移植来的西方政治模式,或水土不服,或变异乖张,不能尽如人意。所以,政治变革和制度创新,始终是中国人的一大焦虑和诉求,且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而愈来愈迫切。

    更重要的是,西方自由民主政治是否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最完美的政治模式?人类能否超越西方政治窠臼而别开一套更加仁政善治的模式?这些问题即使西方学界也在探讨之中,尚无定论。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自然不应主动将政治儒学扫地出门而偏于心性儒学一隅,放弃参与拓展人类政治文明的机会。余先生常批评类似观点为“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使然,但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绝不是妖魔鬼怪,而是人之常情——世界上并不存在脱离民族传统并压抑民族自信的普世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近代以来儒家政治命运多舛,但它并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缺席者,而是重要的参与者。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表明,儒家倡导的“仁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至少被写进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946年《世界人权宣言》、1993年《全球宗教伦理宣言》等重要政治文献,而且都是画龙点睛的精华部分。(西方人其实不懂得中国,不懂得孔丘——引者)同时,中华民国的五院政治架构,其考试院源于传统科举取士制度,监察院源于御史监察制度,而孙中山先生更是自称“尧舜禹唐文武周孔”的中华道统是其三民主义的基础。这表明,儒家政治或许并非不适合现代社会,而是我们没有找到更为合理转换的切入点。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学界的一大变化就是儒学的重新崛起,其重要标志恰恰是大陆新儒家关于政治儒学的论说,如蒋庆先生提出的“王道政治”、秋风先生提出的“儒家宪政”等,从而使得儒学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鼎足成为中国政治哲学的三大潮流。尽管余先生对此不屑一顾,颇多讥讽(余英时先生是正确的,令人钦佩——引者),但笔者认为,大陆新儒家的一些政治哲学理念,恰恰是中国政治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生长点,至少是一种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大陆儒学发展进入了告别余英时的时代。

    当然,大陆政治儒学的复兴,与余先生主张的“儒学进入私领域”的主张并不矛盾,而是相得益彰,同时也并非完全拒绝继续学习西方政治。特别是,它不会丝毫减少学术界对余英时先生的由衷敬意。笔者提出“告别余英时”,目的只是呼吁大陆儒学复兴和中国政治重建,要超越余先生的成见,勇于打开广阔的思维空间。我想,这也是余先生乐见其成的吧(只能说明中国的新新儒家的先生们既食古不化,更食洋不化——引者)!

    (联系作者:邮箱:chinarujiao@163.com;QQ:2452671343;新浪微博:@慕朵生)

 

 

 

 

 

发件人:李伯淳<ryrs@sina.com>收件人:我<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6月19日 22:52 (星期四)附 件:1个 (中华文化新成果促进华文教育摘要(定稿2).doc ) 查看附件

当今现实证明中华文化将引领世界未来

---中华文化新成果促进华文教育(摘要)

中华文化复兴研究院 李伯淳

    李伯淳,号山风:人称当今鬼谷子,研究30多年易经、风水、佛道儒各家文化,将其融会贯通创立大成道术体系,人生幸福之道——改变命运学(中国式成功学)创建人、中华智慧管理体系创建人、大型公益事业“中华文化复兴系列活动”主持人、中华文化复兴研究院院长、中美易经学会荣誉会长、对外经贸大学中华文化国际发展中心主任、对外经贸大学中国开放型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外企业家联合发展促进会顾问、《中华文化与21世纪》主编,出版专著《中西医打擂台》、《神秘的天机》、《中华商道》、《人生幸福之道——改变命运学》等十多部。

    促进华文教育是系统工程,需统筹考虑诸多因素,我认为当前急须加强树立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和影响力。人们对中华文化在未来的价值认识是世界华文教育成败的根本。

一、 世界主要语言文化对外推广的启示

    1.法国文化:法国由于启蒙运动促使它成为早期民主国家,为各国效仿和学习的典范。法国一度被看成是欧洲乃至世界的精神和文化的中心。

    2.英国文化:发生于英国的蒸汽动力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使英国强大。美国的崛起和强大对英语及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对中华文化未来缺乏信心是影响华文教育的主要阻力

    世界对中国的天灾人祸、发展不平衡、贫富悬殊、民主人权、环境污染等大肆渲染,发展起来的中国成为“中国威胁论”的证明。美国专家说“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只有3个:长城、妇女的裹脚和大熊猫”。可见目前中华文化传播出去的形象太差。

三、当今现实证明中华文化将引领世界未来

    中华文化在当今有多大价值?人文社科成果不易对比,自然科学成果更有说服力。人类面临的地震、瘟疫等天灾,艾滋病、肿瘤等顽疾病,现代西方科学少有良策。中华传统科学中天文、地理、数学、农学、医学、灾害学,在古代都领先于世界,今天又有何新成果呢? 我将我所知的新成果简介如下:

    (一)中华古代天文新成果
    1、李伯淳利用浑天日月星位置预测全球六级以上大震取得巨大成功。
    2、栾巨庆用日地天象图预测台风、地震、暴雨、洪水、暴雪等取得巨大成功。

    (二)中华古代地理新成果
    1、李伯淳床位与肿瘤的关系实验,说明肿瘤可通过调整人睡觉方位环境预防和治疗。
    2、李伯淳床位与弱智的关系实验,说明弱智可通过调整人睡觉方位环境预防和治疗。

   (三)中华古代数学新成果
    1、吴文俊研究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被称为“吴方法”,产生了巨大影响。
    2、郭俊义创立的“易算”是操作性、科学性、简便性、快速性的一次算法革命。

    (四)中华古代农学新成就
    1、袁隆平通过辨证分析和大道至简指导最终将水稻亩产从300公斤提高到1000公斤。
    2、王乐义多次用罗盘表测量,首创冬暖式蔬菜大棚,结束中国北方冬季数千年吃不上新鲜蔬菜的历史。

    (五)中华古代医学新成就
    1、广东省中医院到2003年4月上旬,共收治非典患者112人,其余108例均良好。死亡率远远低于现代医学方法的治疗结果。
    2、艾滋病临床疗效较好的“鸡尾酒疗法”有效率达到40%。孙传正中医治疗艾滋病171人,总有效率96.9%。

    (五)中华古代灾害学新成就

    1、1975年2月5日海城7.3级地震成功预测预防后使本要夺去十多万人生命的地震,只死亡1200人。成为人类第一次成功预测预防的7级以上大地震实例。海城、青龙被联合国称为奇迹。国际天灾研究会专家们2013年7-9月中国大陆八次5级上地震全部验证临震预测。

    2、2003年4月傅景华、李伯淳根据五运六气来推算“非典”病毒结束,结果验证。2005年9月王淑芬、李伯淳等人预测人患禽流感,预测结果最后得到验证。

    以上说明中华传统科学在当今已展现出未来将有无穷价值的魅力,必将引领世界未来。

    四、用中华文化新成果促进世界华文教育的构想

    当代华文教育不仅要立足于中华五千年优良传统,更要关注今天中华文化新成果和今后的世界,用中华文化中传统科学及人文社科新成果来激励人们学习传播欲望。具体构想如下:

1、中国应将中华文化中传统科学及人文社科新成果推广列入国家和平发展战略之中。
2、在海内外组织中华文化中传统科学及人文社科新成果多种形式活动,促进建立中华民族良好形象。
3、针对各国特殊情况从文化、科学、经济、宗教、政治、新闻等,分析研究出一整套促进各国华教方案。
4、将中华文化新成果的推广和华教紧密结合,将新成果写入教材。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就是“让对方自愿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的能力”。用中华文化新成果促进世界华文教育,就是让更多人自愿去做中华文化传播、学习的华教之事。

    2014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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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区别

柳岸

2014-01-21

    宗教反映了人们对神和终极关怀的探求,具有伦理价值。宇宙万物是有起源和规律的,自古以来,人们把导致宇宙万物产生的原因(因缘)叫做上帝,神,天,道或造物主。在古代,中国人就相信有一位造物主或至上神存在,商朝和商朝以前的人称之为上帝,周朝人称之为天,老子和庄子称之为道。虽名称有异,实则指同一位造物主。人们大都承认,人都是有罪的,与永恒的造物主分开了。人们希望摆脱自己的罪和因罪所要承受的报应,回归造物主,获得永恒的生命,意义和价值。

    在儒家经典《五经》中有造物主和至上神——天,上帝,神的观念,在《道德经》中还有道的观念。这些观念被认为与圣经中的神的观念相同,所以人们把圣经翻译成中文时,用上帝,神,道来翻译基督教的神。这是因为:

    1 神不仅是犹太人的神,也是中国人的神,是普世万民的神;

    2 中国人的祖先也是亚当或挪亚的子孙,他们从挪亚那里传承了对神的观念和对神的敬拜;

    3 保罗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将他们分散在全地,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渊远流长,一脉相承,在很多方面超过了西方文化,值得华夏儿女为之骄傲。在古代,中国人就相信有一位造物主,至上神存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慢慢趋向偶像崇拜,无神论。正如圣经所说,世人都犯了罪,远离了神。历史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的传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中断,这实令人遗憾。到了现在,人们对道(上帝)的观念越来越淡漠,以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华夏儿女有责任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同时,也应该学习和继承世界优秀文化,以提升国人的道德和精神风貌。

    基督教以旧约和新约为圣经,犹太教仅以旧约为圣经。基督教和犹太教同为旧约宗教所派生,共同相信一神论,创世论,旧约的先知,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不同之处在于,基督教相信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犹太教不信仰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犹太教认为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应该是一个能把犹太人从外族人统治之下解救出来的犹太先知,祭司,君王。

    广义上说,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狭义上说,基督教专指新教。基督教诞生以后,不断向外传播,虽然遇到犹太当局和罗马当局的多次迫害,仍然能够发展壮大,从耶路撒冷起,传遍犹太全地,乃至整个罗马帝国,并于3世纪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由于帝国分裂,帝国境内的文化民族差异和教权上追求平等,于11世纪正式形成以罗马城为中心的天主教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于16世纪以后,从德国的修士马丁·路德开始,又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新教,新教包括信义会(始于德国),归正会(始于瑞士),圣公会(始于英国)等许多教派。新教各教派组织上互相独立,信仰上大同小异。

    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在教义上的差别是微小的,这种差别应该从他们发展的历史中来理解。他们共同的信仰就是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

    使徒信经

1.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2.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3. 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马利亚所生;

4.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

5. 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6. 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7.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8. 我信圣灵;

9.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

10. 我信罪得赦免,

11. 我信身体复活;

12. 我信永生。阿们!

    尼西亚信经

1. 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

2. 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3. 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并从童女马利亚成肉身,而为人;

4.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为我们钉于十字架上,受难,埋葬;

5. 照圣经第三天复活;

6. 并升天,坐在父的右边;

7. 将来必有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

8. 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借众先知说话。

9. 我信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

10. 我认使罪得赦的独一洗礼;

11. 我望死人复活;

12. 并来世生命。

    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形成:

    天主教又称为罗马公教(即罗马普世教会),她特别强调:全世界的教会应建立一个以罗马城的教会为中心,以罗马教宗(即教皇)为教会最高领导者的统一的大组织。其理论依据为:罗马城的教会是耶稣的大使徒彼得创立和领导的,彼得是罗马教会的首任主教,罗马教会以后每任主教是大使徒彼得的继承人,而其他地区的教会是其他使徒建立的,其他地区教会的主教是其他使徒的继承人,他们都应该服从坐在大使徒彼得位子上治理全世界教会的罗马主教(教宗)。主耶稣曾在彼得认耶稣是基督是上帝之子后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太16:18~19)

    罗马教会认为这段经文意味着主耶稣要把普世教会建立在彼得这块磐石上,并把管理普世教会的大权交给了彼得。但罗马教会只是统一了西罗马帝国的教会,一直未能统一东罗马帝国的教会。未能统一的原因与其说是因为教义上和礼仪上的分歧,倒不如说是因为政治,文化,语言,民族,教权上的原因——罗马帝国已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东罗马帝国(后来又称为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不会赞成其境内的教会(即东正教,意为东部正统教会)屈从西罗马境内的教会(天主教),东罗马的教会出于教会平等的意识,也不愿屈从教皇(即教宗)的权威。他们认为彼得虽曾被称为大使徒,但从新约圣经所记载的教会历史来看,彼得从始至终都未取得对整个教会的统治权,所以罗马主教也不应该获得对整个普世教会的统治权。他们还认为,主耶稣所说的“这磐石”指的是彼得认耶稣为基督为上帝之子的信仰,而不是指彼得本人;主所赐的权柄不仅仅给彼得,也给认耶稣为基督为上帝之子的所有使徒们。西罗马文化为拉丁文化,讲拉丁语;东罗马文化为希腊文化,讲希腊语。

    东罗马帝国境内的教会形成了4个教区,即君士坦丁堡教区,亚历山大里亚教区,安提阿教区和耶路撒冷教区。君士坦丁堡为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教区亦成为4教区之首。后来东罗马帝国被穆斯林入侵,君士坦丁堡教区主导地位式微,4教区成为自主的东正教会。东正教向其他国家(主要是东欧国家)传播和发展,并成为俄国国教,俄国东正教会逐渐形成以首都莫斯科的教会为首的局面。莫斯科东正教会在普世东正教会中的地位也十分重要。

    新教的产生:

    16世纪初,罗马教庭欲在梵蒂冈建圣彼得大教堂,为了筹集资金,教庭向西欧各国的教会出售赎罪券,并宣称买赎罪券的信徒的罪才能够被上帝赦免。此行动和教义在德国受到修士马丁·路德的置疑,他认为信徒只要相信耶稣,就可蒙神赦罪,因为耶稣已在十字架上担当信徒们的罪,人们只要向他祷告,认罪,相信他,就可罪得赦免,因信称义,而不是靠购买赎罪券称义。教皇得知此事后,下令叫马丁·路德认罪,并收回己见,遭到马丁·路德拒绝。教皇开除路德的教籍,路德于是脱离教廷,与他的支持者们(其中有一些德国的诸侯)一起在德国建立了一个独立于教廷的新的教会,也是新教的第一个教会(即教派或宗派),称为路德宗(或信义会,因为强调因信称义)。这一行动史称“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强调以下三点:

    1)信徒因信称义,不因买赎罪券称义; 2)圣经为教会的最高权威,教皇或教会大公会议(即普世主教会议)都不是教会的最高权威; 3)一般信徒都可以向神祷告,与神沟通,通过祷告,读圣经领受神的启示和带领,通过向神认罪,获得神的赦免,不需要以神职人员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介。

    后来,加尔文受马丁·路德的影响,在瑞士从事宗教改革,使瑞士教会脱离教廷统治,建立了归正会(即加尔文宗)。加尔文创立了长老制的教会组织体制,由一个教会的全体信徒选举该教会的长老,再由长老选举或聘请牧师共同管理教会,牧师主要负责宗教事务。再经过地区教会和一国教会的分层选举,组成地区的教会和一国的教会。加尔文的长老制为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英国国王为了加强王权,也宣布英国教会脱离教廷而独立,建立圣公会(即安立甘宗)。实行主教制,由坎特伯雷的大主教管理全英国的圣公会。后来,从以上教会中又出现新的宗教改革,产生了许多新的教派。

    新教与天主教的差别:

    组织上天主教强调统一,以教皇为最高领导人,以梵蒂冈为中心。有些新教的信徒认为天主教既然以教皇为最高领导人,那么天主教会的头或元首就是教皇而不是基督。这是一个误解,因为任何教会都会有个负责人,照他们的逻辑,可以说任何一个教会的头或元首是该教会的负责人,而不是基督。这显然是荒谬的推理。一个国家的天主教会一般是由教皇任命的红衣主教管理。新教是分散的,多元,多组织,教派之间互相独立。教义上天主教和东正教敬重玛利亚,祷告有时求玛利亚转告耶稣。新教无此观念和传统。礼拜仪式上天主教,东正教较为复杂。天主教神职人员须实行独身制,新教神职人员可以结婚。

    全世界不会只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种思想,一种文化。同样,基督教在世界上在历史上也不会只有一个组织。任何宗教,任何组织,任何理论都会出现多种流派。任何人,任何教会,只要相信并传扬悔改,信耶稣得救的福音,就是走对了道路,得到了真理,接受了生命,除了耶稣以外,并没有别的道路,真理,生命。天主教会,东正教会和新教的教会都是主耶稣身体上的肢体,他们本身都不是道路、真理、生命。地上的教会历来都不是完美和圣洁无瑕的,乃是在与罪恶争战过程中靠主救恩走向圣洁完美。在主耶稣在世的时代,教会的12使徒中,就有一个叛徒犹大。使徒时代的教会,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错误,在新约使徒的书信中,有详细的描述和记载。难道能因此说主耶稣时代的教会和使徒时代的教会都是不正统的?当今的每一个教会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也会出错,不能因此说,教会不正统。关键是教会要彼此交通,互相帮助,改正错误,连于教会的元首基督,一同长进。使徒保罗告诫我们:“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弗5:26)从发展趋势上看,基督教会之间应彼此尊重,扩大交往,求同存异,迈向合一,共同为主耶稣作美好的见证,引领万人归主。

    佛教的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3~前483年)释迦族人,是古代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他29岁出家修行7年,遍访当时的智者名人,最后在一棵菩提树下“悟道成佛”,被佛教徒尊为“释迦牟尼”(释迦族的圣人)。他传教40多年,80岁去世。

佛教的基本教义

    从某种意义上,佛教教义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关于善恶因果与修行方面的,这是佛教教义的实践方面、宗教方面、道德说教方面。佛教的善恶因果观与修行法门,既与其它一切宗教、道德说教有共通之处,又自有其殊胜之处。二是关于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方面的,这是佛教教义的理论方面、哲学方面、辩证思维方面。佛教关于生命和宇宙的真相的理论,是建立在佛教修行(主要是禅悟)基础上的成果。当然,从具体内容上看,这两大方面是不可能截然分割开来的。

    佛教的基本教义,主要是:缘起、法印、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因果业报、三界六道、三十七道品、涅盘,以及自成一体的密宗法义等。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谛是真理的意思),“八正道”,“六道轮回”等等。“四谛”的第一谛即苦谛——人所经历的生老病死一切皆苦。第二谛是集(集是因的意思)谛——一切苦难的原因在于人有欲望,就会有行动,就是造业(造孽),就要轮回(转世)。第三谛即灭谛——必须消灭一切欲望,才能消灭苦因,断绝苦果,达到不生不灭的涅盘境界。第四谛为道谛——只有按“八正道”修道,才能消灭一切欲望。“八正道”即正见解,正思维,正语言,正行为(正业),正生活(正命),正精进(毫不懈怠),正念,正定。 “六道轮回”——这六道是分别是,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这六道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循环,人做了好事,死后进入天道;做了坏事,死后进入地狱道。

    佛教用修行的方法去掉修行者自己的欲望,罪孽和烦恼,以达至善,摆脱轮回,进入不(转)生不死的涅盘境界。基督教则认为,人的灵魂不灭,人死后,灵魂或上天堂,或下地狱,本来就是不(转)生不死。人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摆脱自己的欲望和罪恶的,既无法消除过去的罪,也无法保证现在和将来不会犯罪。正因为如此,造物主上帝(道)派遣他的独生爱子降生成为人,就是耶稣。基督教相信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圣子耶稣为担负和消除世人的罪被钉于十字架,受苦受难,舍身流血,死后3天复活,身体变为不朽不坏的灵性身体,显现于门徒后,升天。人信靠他,自己的罪才会被消除,才能获得拯救和永生,与神和好,死后灵魂升天,与主同在。末日基督再来时,要使死人身体复活,活人身体改变,成为灵性之体。

    道家的《道德经》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可以说这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一神论及创世论不谋而合。神这一观念往往被人们人格化。基督教认为:神既有人格的一面,也更有超人格的一面,神并非有限的人格所能限定,他是无限的。所以,《圣经·约翰福音》指出“道就是神”,可以理解为,它肯定了道家的道就是基督教的上帝,是同一位造物者。上帝(道)是唯一的,不可能在中国有一位,在西方有另一位。基督教认为天使和人的灵魂都不是神,因为神是造物者,而他们是被造者。道家是一种哲学而不是一种宗教,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与基督教没有丝毫矛盾,可以互补。

    道教把许多古代圣人当作神崇敬,并且向往人能够长生不老。这种在人当中寻找神的思想和追求永生的思想是有价值的,但只有耶稣才是神借着童女怀孕降生成为人,他既是神,又是人。他通过受难,流血,复活,拯救人类,也证明了他的神性。人相信他,就可以得救,得永生,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其他任何人都只是人而不是神,是被造者,而不是造物者。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世主。《道德经》第78章指出:“是以圣人云:受国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初由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创立。据说当年有位天使经常跑到穆罕默德面前,向穆罕默德说话,他把这些话记在心里,传给他的门徒们,门徒一一记录下来,形成了《古兰经》。

    《新约》和《古兰经》对《旧约》的教义都有所继承,它们都相信一神论和神创造万物。不同的是,基督教的一神论是三位一体的一神论,相信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三位同尊,同荣,同质,原为一体,分为三位(圣子在万世以前为圣父所生,圣灵在万世以前由圣父和圣子发出),又为一个整体。圣子在两千年前在童女马利亚腹中被怀孕,诞生成为人,就是耶稣。他在以色列地区传播上帝之道,赢得众多民众跟随,却被犹太当局误解为他想聚众造反,自立为王。当局就逮捕了他,交罗马兵钉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完成了上帝对人的救赎。他死后三天复活,向门徒显现,证明了他是神,是圣父的独生子(圣子),应验了《旧约》对于基督的预言。《新约》继承了《旧约》献祭赎罪的思想和传统,指出耶稣基督就是神所赐的替人赎罪的羔羊。人是神所造的,也只有神降生成为人(就是耶稣)才能够救赎人. 基督教相信人只有靠耶稣才能获得拯救,与上帝和好并成为上帝的儿女。耶稣受难,复活是他的门徒亲眼所见,亲手所摸的事实,容不得千百年后的任何人无凭无据地否定。基督教是神亲自启示的宗教。只有基督教才是《旧约》宗教和《旧约》真理的真正继承者。伊斯兰教的一神论相信神只有一位,耶稣只是一个人,一个先知。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又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论你是一神论者还是多神论者或是无神论者,你因为罪的缘故与独一永生的上帝分开了,人认识到有一位上帝还不够,还必须相信耶稣,才能与上帝和好,有上帝的生命和圣灵。耶稣是上帝派遣的唯一的救世主。犹太人本来是相信上帝的,但他们由于原罪本罪的缘故,与神分离,他们必须相信耶稣才能得救,才能与神和好。使徒保罗指出,以色列人和世人在基督降生以前是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加4:3~4),“世俗小学”一词在现代中文译本圣经中被翻译为“宇宙间所谓的星宿之灵”,即天使,基督降世就是要把我们从这种状态下救赎出来,使我们归向父上帝。犹太人曾对耶稣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约8:33,41)这表明他们知道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也知道神是独一的真神,是他们的父,他们对神的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但耶稣对他们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私欲。”(约8:42,44)耶稣指出了他们的罪,告诉他们,只有认识耶稣,爱耶稣,才能真正认识神,只有信靠耶稣,才能罪得赦免,与神和好。

    佛教在印度是印度教的一个支派.基督教分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教派.在中国我们平常所说的基督教特指新教.伊斯兰教是最早出现的宗教,后经穆罕默德改革形成了现在的独立宗教.穆罕本人及其父辈家族都曾是基督徒,后来判教不认耶稣为救主,自任大先知之位,穆斯林教徒妄称他凌驾神子基督耶稣之上.耶稣因宣传天父大爱的教义,救赎世人,触犯了犹太教上层人士利益,被控告订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升天.犹太教至今不肯认耶稣为救主,犹太民族便无法逃脱历史大灭绝的恶运.其圣经上早就预言了上帝派其爱子,会遭犹太人弃绝,失去救赎的好机会。

人性的比较-基督教与佛教

    在基督教中, 上帝是创造者, 人是被造者. 被造者永远低于创造者, 常常把人比作羊, 把基督比作牧羊人. 如果被造者违背了创造者, 是不被创造者容忍的, 被解释成所有罪的来源. 基督徒称耶稣上帝是主. 基督徒与上帝的关系是主仆的关系.

    佛陀降生为世人开示众生都有佛性,人人都有不生不灭的本性,都可以成佛。罪的根本是无知, 所以佛陀以各种法门教育众生去达到智慧的解脱. 佛教徒自称弟子, 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 佛教徒与佛陀是师生的关系.

    基督徒把上帝比作天父。基督上帝会因人犯错,降下异常严厉的惩罚,甚至欲将人毁灭。基督上帝会因人不信他,把人投入永久的地狱。

    佛陀是众生的慈父。佛陀慈悲一切众生,从不舍弃一众生,即使下了地狱,佛陀也要救人出来。以上都在圣经和佛经中有详细的记载。

    佛教印度教有什么区别?

佛教与印度教

    印度教,乃印度的婆罗门教。佛陀在未出家以前,曾是婆罗门教的遵行者,有深入的学习和领会。然而佛陀并非毫无选择的全盘接受,而是以批评的态度,透过个人的修证体验,对于婆罗门教的主张,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例如:印度教说有“我”,佛教则说“无我”;印度教说“梵”为宇宙之体,佛教则说诸法因缘生灭的本体是空;印度教严格区分阶级制度,佛教则提倡一切众生平等;后期印度教的派别中出现以苦行或乐行的修持,佛教则主张“中道”为修行原则等。

佛教与印度教思想的差异

    佛教与印度教同样都产生于以婆罗门阶级为中心的印度,因此,许多人误以为印度教就是佛教。事实上,印度教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为三大纲领,夹带着浓厚的神权色彩;佛教却否认印度教原有的万能之说,主张四姓平等,人人皆有佛性,以现实人生的考察,着重实际的修持与体证。于是,两教不同的诉求方式,形成各自独特的思想体系。

    信仰不同

    印度教信奉吠陀思想,与婆罗门的无限权威——透过祭祀,使人和神可以直接沟通;人们崇尚自然、歌咏自然,尤其崇拜神格化的自然神:梵天、毗湿奴和湿婆神。人们之所以崇拜他们,是因为三大主神各司其职,共同主宰宇宙的一切,梵天创造宇宙,主宰人类的命运;毗湿奴维护宇宙间的和平,展现赏善罚恶的大无畏精神,故最得人们敬仰;湿婆神不但能毁坏宇宙,同时能降伏妖魔,繁衍(生殖)世间的活动。所以人们只能服从神的权力,崇拜主神赐给人们的生活,而严格遵循既有之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受限于神权宗教的思想底下。

     佛教并不否认神的存在,但神非主宰者、非创世者、非唯一者,神虽积集福德,有神通大势力,若无通达缘起性空的般若智慧,仍为六道轮回转世的众生之一。佛是一位圆满觉悟者,不论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或首陀罗,只要依循戒、定、慧,次第进修,同样可以成就阿罗汉、菩萨或佛的果位。佛性即悟性,人人都具有觉悟缘起的性能,都有可能成佛,和印度教所谓的梵天创世神权之说是迥然相异的。

    尽管二者都产生于印度,但却是两种不同的宗教。印度教是信仰多神,至少有三个主神,印度教有种姓制度,而佛教崇尚平等。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产生于古印度。佛教宣扬在灵魂上“众生平等”,反对“种姓”制度,但不反对奴隶制度。佛教认为人活着就是受罪,根源在于各种欲望,只有消灭一切欲望,进行修行,将来灵魂就可进入“极乐世界”;佛教主张忍耐、顺从。由于佛教教义一方面成为广大受苦难的人民精神上的依托,另一方面也符号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以此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所以得到广泛支持,发展很快,公元前三世纪时被定为国教并开始向外传播:东南传人东南亚,西北传人中亚细亚,公元前一世纪由克什米尔传人中国的于阗,以后在中国不断发展。

    印度教于五世纪时出现,也产生于印度,它适应封建统一的思想,综合婆罗门教和佛教等各种宗教教义而形成。印度教的基本教义是“法”和“业力轮回”。所谓“法”,是指人们生活和行为的规范;所谓“业力轮回”,是说人在世如果按照给自己的“法”去生活,死后灵魂可以转生为更高级的种姓,现世的不平等是前生注定的。印度教的因果报应思想麻痹劳动人民,迎合统治阶级,是封建剥削关系和不平等的种姓制度辨护的最有力的精神工具,因而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保护与支持,公元九世纪以后,印度教成为在全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由于印度教的兴起和后来八世纪起伊斯兰教的传人,到十三世纪,印度境内的佛教几乎毁灭殆尽,尽管十九世纪后半期以后佛教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但当今佛教教徒在印度不足二千万人,佛教虽源于印度,但发展却在中国。而印度教在当今印度却拥有广泛的基础,再加上传统的影响,今天印度教徒在印度已达八亿,所以现在的印度是一个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国家。

    佛教和印度教,同属于古老的东方宗教,同源于印度,而佛教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印度教,乃印度的婆罗门教。佛陀在未出家以前,曾是婆罗门教的遵行者,有深入的学习和领会。然而佛陀并非毫无选择的全盘接受,而是以批评的态度,透过个人的修证体验,对于婆罗门教的主张,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例如:印度教说有“我”,佛教则说“无我”;印度教说“梵”为宇宙之体,佛教则说诸法因缘生灭的本体是空;印度教严格区分阶级制度,佛教则提倡一切众生平等;后期印度教的派别中出现以苦行或乐行的修持,佛教则主张“中道”为修行原则等。

    尽管在学说上彼此各成体系,但两千五百多年来,佛教与印度教在印度本土相互消融,也丰富了印度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当古印度中的四姓阶级转信佛教,悟道证果,乃至在印度中期,印度教藉佛教壮大自宗,都显而易见佛教的出现为印度教的过去提供了深刻的反省,也为印度教的未来指出了宽阔的走向。

佛教和印度教的斗争(公元7-11世纪)

    深究历史,可以发现更多的义趣,以历史研究的角度来审视基督教、道教和佛教的思想起源,虽有众说纷纭,但是自己终究还是有个认知。不过,佛陀从不作形上立说,一切诉之于理性经验,教人实践解脱道,所以说,有些从历史研究来看是无法探究的,但是却可以从后人的行证中说明一二。故此,也没有必要完全迷信历史研究。

    在印度哲学史上,可以说学派众多,有所谓九十六种外道之说。然从哲学基本见地上看,可以划分为二见,一常见、二断见。婆罗门教是常见,顺世论师是断见,佛陀出世,如实亲证诸法实相,判常断俱为边见,不契实相。只有不常不断的中道见是正见。所谓常见者,就是肯定有实体自性存在。婆罗门教哲学是将宇宙发生论的,它们认为宇宙本体是梵(大我),一切万物都是由梵神创生,梵神就是宇宙的本体和本源。婆罗门教认为一切众生都有灵魂(小我、神我)。小我和大我的合一(梵我合一)就是生命的大解脱。梵神具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特性。佛陀在未成道之前,曾研究过婆罗门教哲学,最后参透婆罗门教哲学不是究竟之法,不能使人证入涅盘。佛陀并认为所谓小我和大我都是不存在的,一切法皆无自性,所以佛陀倡导无常无我教义。无常无我之义实际就是对治婆罗门教之神我论而提出的。佛陀的无常无我不是断见而是缘起中道见。所谓无常者是讲宇宙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事物,所谓无我是说一切法皆是缘起而有,并无实体我性存在。虽然内我身心都无实体,但缘起业用宛然存在。在主体心识上,有染净二位,佛法的修道就是转染成净,这个转依过程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反思机制。唯识学是观心之学,也就是在主体上转化染心为净心。大乘瑜伽行派是以观心为首务,然在论及主体心识上,有两套范畴体系,一是以阿赖耶识为主的染心缘起论,二是以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为主的净心缘起论。这两套范畴体系内在是相统一的。
真常唯心论与神我真常唯心论有本质区别:

    我们知道,真常观念是一个泛称,范围甚广,一切承认有永恒本体存在的都是真常论。佛教真常唯心论是中道无我真常唯心论,它是非常特别的观念。由于真常论讲真常观,一些教内学者也把真常论当成附法外道,和婆罗门神我真常唯心论等同起来,这是不客观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神我真常唯心论是灵魂永存论和宇宙神(创世者)永存论,是大我与小我实体存在论。然而中国佛学真常唯心论,是彻底地反对有实体我(否定灵魂),更不承认宇宙神的存在,这在真常论典中随处都能找到论据。真常唯心论是建立在缘起性空基础之上的教理。

    我们可从唯识、中观、真常三者统一的角度上来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样对佛法的弘化是有价值的,尽管在学理上有尚难调和之处,但这不影响大体上的统一。佛法总是一味的,我认为中观学重在讲认识对象的真理性(本体论),唯识学重在讲认识过程的原理(认识论),而真常唯心论则重在讲生命的超越论。真常论相对于中观、唯识,确实比较全面。中国佛学的真常体系实在是博大精深,天台宗的性具,华严宗的性起,禅宗的性觉,确实把本体的体相用显现得非常完整。从哲学维度看,中国佛学真常唯心论在人类哲学思维中,也是独一无二的高峰。我们若是不承认这一点,那是不客观的。我本人笃信唯识学,但是我也非常敬重真常学。在学理探讨上,我是泾渭分明的;但在行持上,我非常向往真常佛学的极美的最高境界。

    释迦牟尼和婆罗门、刹帝利的关系怎样?释迦牟尼是公开宣布反对婆罗门教义的,所以一生遭到婆罗门攻击的事很多。但是也有不少婆罗门教徒和学者改变了原来的信仰而归依了他。婆罗门人受了佛教的刺激,就有了《摩奴法典》的出现。这部法典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维护种姓制度,一方面也可能作了一些修正。在《摩奴法典》里攻击佛教的文句虽不明显,但后出的《述记氏法论》则把攻击佛教的态度明白地表示出来。至于佛和刹帝利的关系,你知道,佛是出身于刹帝利种姓的。当时佛所游化的那些国家的国王们,如摩揭陀国的频毗娑罗王,拘萨罗国的波斯匿王等,都是他的信徒和有力的支持者,后来阿育王更大弘佛法。应当说,新兴国家的刹帝利对佛是极其尊重信仰的。值得注意的是,佛经中提到四姓时,改变了原来以婆罗门为首的次序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而把婆罗门放在刹帝利之后,这是违反传统习惯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贬抑婆罗门地位的态度。

    婆罗门教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婆罗门教是多神教而又带着一神教的色彩,崇拜各种自然的神祗,盛行祭祀祈祷以招福禳灾,而以梵Brahma为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梵从口生出婆罗门,从肩部生出刹帝利,从腹部生出吠舍,从足部生出首陀罗,以此定四姓的贵贱,这就成为种姓制度的根据。人应当服从梵天的意旨,因此应当信奉《吠陀经》,奉事婆罗门,严格遵守种姓制度。后来婆罗门教义有所发展,它把“梵”抽象起来做为宇宙的本体,或宇宙生起的最高原理;一方面又从个人观察,认为“我”是个人的主宰和本体,人的身体由“我”而生,人的活动由“我”而起,外界万物也都因“我”而存在。由此推论出“我”与“梵”本来不二,人所应当努力的就是经过修行以达到梵我一致的境地,这样才能免去轮回之苦而得到大自在。

    佛教和各教派的关系怎样?佛教一方面批判婆罗门教义,同时也反对非婆罗门教的各教派。但是佛教和婆罗门教以及各教派的思想都有渊源,佛教接受了他们的某些思想,而根据“缘起”和“业”的理论,予以另一种解释。如“三世因果”前世造因,今世受果,今世造因,来世受果、“六道轮回”随着自己善恶行为,或生天界而为天人,或生人界而为人,或为阿修罗--一种和天人差不多的好战斗的神,或为畜生,或为鬼,或堕地狱。一切众生永远升沉于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六道中,犹如车轮没有始终地转着,所以叫做轮回、“四大和合”地水火风四元素等等,并接受了关于天文地理的某些传统说法。对婆罗门教的神祗,佛教也没有否定他们的存在,只是贬抑他们的地位,当做一种众生看待,认为他们也不免轮回生死之苦。如对于梵天,认为只是天界中的天人,将来也会堕地狱。

    从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轮回说并不是佛教所特有的,早在佛教产生之前就有,因为轮回是禅定中真实的现象。当时印度很多修行人都在探求人生真谛、都在寻找人生解脱之路,有很多禅定功夫很深的修行人,他们在境界中看到了生命的轮回现象,但是自己却无法找到真正走出轮回的答案。佛陀当时也走过同样的路,不过后来发现所学教义和思想都无法让自己彻底解脱,从而开始了自我探索。一日佛陀在菩提树下,发愿“不得等正觉,不起此坐”,思惟七七日,观四谛十二因缘之法,於是成觉者、世尊,为人天之师。佛陀认为执着于甚深喜悦禅定和残酷苦行戒律都不是终极解脱之路,主张中道解脱,修行好比琴弦,太紧则易断;太松则无声。

    佛教三乘中,声闻、独觉、以及大乘各依四部学说——「说一切有部」、「经部」、「唯识」、「中观」作为理论基础。声闻、独觉是小乘,依四部中之有部、经部;大乘菩萨则是以唯识与中观作为学理正见。

    学习佛教首当了解“三乘四部”之根源,而后依己发心学习之。佛陀三转法轮依众生根基差异宣扬教义,演教如来八万四千法门。教导六道众生最高智慧(究竟第一义),以超越轮回为目标。

    基督教,佛教教义认为宇宙有限大还是无限大?

基督教的宇宙有多大?这必须从耶经里找答案。让我先描述一下耶经里的天地宇宙的概念,过后再佐以相关的耶经经文,作为证据。

    基督教或耶经的宇宙,是以地球为中心。地球是一片平地或像一个山丘,飘浮在水面上,它有四个角,被四根基柱固定着(15)。在这片土地上,盖着一个透明的(水晶似的)(10)、固体的(12、7)、半球形的‘天’或‘天堂’。这个‘天’并不是很高(5),大概比鸟飞的高度再高一些(1),在这个固体的‘天’上,挂着太阳、月亮、还有金木水火土五颗真正的星星(2),以及其他点缀在‘天’上的小灯笼般的星星(9)(11)。在这固体‘天’的上面,还有神的‘雪库’(储藏雪)、‘雹仓’(储藏雹)(6)、‘风库’(储藏风)(14),也有‘水库’(储藏水)。‘天’要下雨时,神就在这个固体‘天’上面打开一个窗口(3),让雨水下来,雨停时,是神把窗口关上(4)。

    好了,这就是基督教或耶经里的天地宇宙的模型。我相信许多基督徒肯定拒绝相信,但不要紧,看看下面的:

    1)在中文版的圣经,上帝造出空气《创1:7》然后神称空气为天《创1:8》(何须先造出空气?何不直接说上帝造出天?)。英文版的耶经,和‘空气’对应的字则是用firmament,希伯来文版的圣经,则是rakiya。rakiya的意思是广大的固体半球形覆盖物。

    根据犹太百科,rakiya或firmament的解释如下:

    “The Hebrews regarded the earth as a plain or a hill figured like a hemisphere, swimming on water. Over this is arched the solid vault of heaven. To this vault are fastened the lights, the stars. So slight is this elevation that birds may rise to it and fly along its expanse.”

    翻译:希伯来人认为地是一片平地或状似球形的山丘,飘浮在水面上。在这地上空拱着一个固体圆屋顶的天。在这圆屋顶上面挂着光和星星。这圆屋顶很低,鸟儿也能飞到上面沿着它飞行。

    在圣经里,一些和这‘透明的固体圆盖天’(firmament)的天有关的描述如下:

2)《创1:17》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摆列在天空其实就是挂在固体的圆屋顶的天。)

3)《创7:11》。。。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那是开在屋顶上的窗。)

4)《创8:2》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如上)

5)《创11:4》。。。塔顶通天。。。(天当然是低低的固体的圆屋顶状的天,若天不是固体的,那就无尽头了)

6)《伯38:22》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雹仓吗?(在天上的雪库或雹仓,天当然是固体的,才能有库和仓)

7)《伯37:18》你岂能与神同铺穹苍吗?这穹苍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这段就明显多了:铺穹苍,穹苍坚硬如镜子)

8)《赛40:22》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棚。(他铺张穹苍如幔子)

9)《但8:10》它渐渐强大,高及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将那些挂在圆屋顶的天的星星(小球般的星星)抛下来)

10)《结1:22》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像,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天像水晶,透明的)

11)《启6:13》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星辰挂在圆屋顶状的天)

12)《启6:14》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固体的天‘好像书卷被卷起来’)

13)《彼后3:12》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销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熔化。

14)《诗135:7》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造电随雨而闪,从府库中带出风来。

15)《诗104:5》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

《伯38:4》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

这就是耶经里的天地宇宙,它有多大?大概比一个中国还小,高度呢,也不过几千(?)米高。

至于佛教的宇宙,大概是无限大。

圣经说天是神的宝座,地是神的脚凳,所以神超越我们的宇宙,至于有限大无限大并没有说,但宇宙外肯定还有世界,天国

大乔关于基督教宇宙模型的描述应该是准确的,毕竟是从圣经推演的。

关于伊斯兰教,恐怕不是清真兄所说的“无限”吧——全世界、清真说这里的世界本来是复数,那么应该是“所有世界”而不是“全世界”;而就算是所有世界,如何能够确保这里的世界指的是整个地球而不是一个大陆?

佛教认为的宇宙确实是无限大的,看过一点点的经文,大概是说三千大千世界是同时出生的一个“宇宙”、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大爆炸产生的这个宇宙,其中有无数中千世界,中千世界又有无数小千世界,一个小千世界应该是一个星系(原文其实是先说小千世界、大概相当于日月轮转所到的所有地方;我们所在的小千世界、形状像头发旋)。

印度教的宇宙模型在相对论吧有个视频里提到过,有点像基督教的,四个大象撑着“地之角”,大象站在一个乌龟上,乌龟在一片牛奶海里,牛奶海外是一条巨大无比的蛇~~~不过也有人说这个是比喻而不是描述,不知道了。

老庄对宇宙没有过特别的说明,从老子早就知道太阳悬浮空中、对地球的方向是不定的来看、他对宇宙形态的了解应该是比较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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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的青春岁月

财新网

2014-07-29

    冬眠熊按:周虽官至正国,成为帝国最有权势的九长老。但事败之时,满门抄家:儿子儿媳,亲家夫妇,两个兄弟,几乎所有旧部通通入监。倾巢之下无完卵,周氏一门连根拔起,几十年经营一夜成空。

    概因其罪有应得,也因其寒门出身,根基太薄…遥想薄氏当年,身负血案,也只夫妻二人受刑,连儿子都得平安,不受诛连。更有宣判日,薄家列位诸侯和熙来长子到庭,站立鼓掌,高呼:熙来我们永远支持你。霸气侧漏,众人只敢侧目噤声。谨慎折其一枝,不敢波及旁人,更不敢碰触根基。

    周氏二弟抄家後病急而死,三弟传已自尽,儿、媳、亲家夫妇都已下狱,对比周氏的鸡犬不留,薄门照旧是枝繁叶茂的豪门。祖辈打天下,打下的是原始股,到底天下是少东家的,周之类的流官不过是暂理天下而已。这就是豪门与寒门,东家和掌柜,股东和职业经理人的差别。

    王希哲:建议左翼发起一场将薄熙来案和周永康们案的对比活动

    这几年,中共中央几乎是法轮功的执行部。法轮功指向哪里,中南海就打向哪里, 遥遥领先预言,简直是指名要谁倒谁倒。内外结合,神奇极了。但右派们似乎还不满意,这些天,他们借周永康的倒下,四面八方放出了风,继续把矛头指向已在狱中的薄熙来(如此深仇大恨!),将周案与薄案对比,极巧妙地挑拨,说成是“豪门与寒门”“权贵与平民”的区别,是“红二代借官二代的头救江山”云云。他们恰忘了,他们要死保的那个“普世价值”“27 亿”家族温某人,倒薄总指挥,最大的“老虎”,正是货真价实的东方红造反派出身的寒门平民!可见了,右派及其精英们哪里是要反什么腐败,他们无非是要借一切由头保住共产党的腐败,请共产党烂透了,推共产党下台他们上台罢了。

    周永康是平民出身干部。看资料,他是当年奔波东北新疆各石油大会战战场的前线指挥员,大将。他是在“余秋里--王进喜”为祖国争石油的苦战精神下走过来的。为国为民立有大功(有如刘志军等)。他绝不是“半世纪一贯”的坏人。

    他,及其家族何时开始“贪腐”?决不在“改开”之前,一定在“改开”之後;一定在中共江朱胡温将邓路线发展至极右之後,一定在中共“全面私有化”方针之後,一定在将石油部“改制”石油总公司,将国家行政权力推向市场之後!不信,我们等着看证据。因此,祸根,正在共产党“全面私有化”!!此私有化方针不改,“周永康”遍地皆是。邓小平赵紫阳温家宝家族不能免,我就不信习近平王岐山家族能免。

    但右派精英既然如此热衷挑拨,要将薄熙来案和周永康们案对比,太好,左翼正是求机会而不得:薄熙来究竟“违”了什么“纪”?因其杀人要挟,愤怒之下“一巴掌”打出了一个叛徒,居然“违纪”?薄熙来贪了什么?除了海外一幢他人名下的房产,栽赃与他,两袖清风。与今日不说中央省部,一个地市小官,派出所长,动辄数千万上亿的家财,中共今日之官,谁能与薄熙来比清廉?

    薄熙来究竟什么罪?无他,正是全心全意服务人民收拾人心,使得右派感更难将共产党推翻的“罪”(恨之入骨!);正是薄熙来企图以服务人民的政绩得到人民拥戴上位,而打乱了“平民”权相温家宝与海内外反共右派里应外合战略计划的“罪”,也打乱了共产党邓小平以来最高领导人“隔代指定”的传统程序格局“罪”。不是?薄熙来因“贵族”而受优待?请左翼站出来应战,借右翼将薄熙来案和周永康案对比挑拨之风,也发起一个将薄熙来案和周永康们贪官案的对比活动。

    周永康案还将深入展开,薄周这个对比的意义,将会很大很大。黑白终将分明,公道自在人心!
 

    1942年,他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厚桥镇西前头村,取名周元根,一个散发着江南泥土气息的名字。青春年华的周永康,勤奋简朴,低调克己,与人为善。

    2014年7月29日傍晚6时,新华社发布消息,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与周永康一起倒下的,是一个贪腐集团——从已经公布的调查进展来看,至少包括两名十八大中央委员、两名候补中央委员、三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数百名公务人员、国企和私营企业负责人,以及周永康的绝大部分近亲属。

    外界毫不知情,72岁的周永康现在哪里。京郊房山、天津、河北廊坊、内蒙包头……甚至不知道他从何日开始失去人身自由。周永康就像一只失去双脚的鸟,要么飞,要么坠落。

    西前头村西距无锡城18公里,东临宛山荡,九里河贯穿而过。村虽小,却有500余年历史,全村数十户人家,大多姓周。周元根祖父周阿学,祖母王彩宝,祖母出身于西前头邻近的丁家桥王家,生女周秀金。周元根父亲本姓陆,厚桥嵩山村人,后入周家做了上门女婿。乡邻印象中,周家父母为人和善。父亲周义生没文化,母亲周秀金曾为大队妇女主任,“蛮讲道理的”。夫妇生三子,为周元根、周元兴、周元青。

    周元根少时,家贫寒。厚桥风物虽好,却是地处偏僻,交通闭塞,史上为血吸虫病区,经济上以农业、渔业为主,较为落后。西前头一带,当时人均地不足一亩,每年种一季小麦、一季水稻。旱地里,则种桑养蚕。种地之余,周义生钓黄鳝较拿手,以此挣点钱,丁家桥王家等亲友,也时有接济,才能供孩子读书。

    1950年,8岁的周元根上小学,先是西前头小学,后到厚桥小学,在从前一大户人家的祠堂里读书。小学数年,在同学朱元庆(化名)记忆中,全班三四十同学中,周元根留下的印象不深。“当时读书确实很刻苦。放学放假回家,我们还要到稻田里干活。”

    1956年,周元根考取学海中学(现荡口中学)。这所东临鹅湖、西傍鸿山的学校,创建于1938年,是锡东地区最好的两所中学之一。在学海中学,周元根所在班上,还有一个周元根,班主任朱梦周和他商量,给他改名周永康。

    在朱元庆印象中,初中时的周永康,待人客客气气,笑起来老是“嘿嘿嘿”的。另一同学周根生(化名),也称周永康性格还可以,不凶,有同学周卫生过去还欺负过他,卫生家里有钱,永康家贫。

    学海中学离厚桥20里,如果住校,一个月要交七八元,那在当时是一大笔钱。朱元庆和同学在镇上租房子,4毛钱一个月。他记得周永康似乎也租住在镇上。像其他同学一样,周永康也是每周六回家背米背菜,周日下午回校。后来,同学们集中住校,从父母的公分里扣钱,支付伙食费。

    生于贫瘠的周永康学习刻苦,成绩也好。“那时读书,老师抓得不紧,出好成绩不容易。”周根生称。1958年,周永康入读省立高中苏州中学。这是一所有千年办学渊源、百年办学历史的江南名校,国学大师王国维、钱穆等皆曾执教于斯,钱伟长、李政道等曾在此求学,可谓“桃李门墙多俊彦”。

    在苏州中学,周永康的学习仍是非常刻苦。55年后,他重访母校时,校方称,“这方沃土上浓厚的学习氛围激发了他的学习兴趣,对他的人生发展影响深远”。

    朱元庆则于1959年考上了南京的一所工业学校。在他印象中,那时每逢学校放假,回乡学生都要参加活动。周永康还当过小组长,组织宣传、扫盲活动。记忆中的小伙伴,依然是热情客气,经常笑,憨厚。

    1961年,周永康考上北京石油学院。这是当时厚桥公社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更是西前头的荣誉。从此,他离开故乡,去宦海浮沉。

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1966年夏,周永康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时值文革爆发。北京高校在经历了三个月的混战后,9月,周永康这一届毕业生被宣布留校待分配,一等待就是一年。

    1967年,周永康来到辽宁盘锦,他被分配至大庆油田六七三厂地质队。大庆油田六七三厂,是大庆油田专门为开发辽河油田组建的机构,因其成立于1967年3月而得名。

    作为辽河油田的前身,六七三厂成立之际,从大庆油田下属各机构抽调人马,组成了包括地质队、钻井队、采油队、石油队的一整套作业队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周永康起初在六七三厂做实习员、技术员。1970年,辽河油田大会战展开,参战人员1000余人,周永康被调到辽河石油会战指挥部地质团区域室。之后三年,周永康在地质团区域室先后担任技术员、党支部书记、大队长。

    在地质团,周永康给同事们留下的印象很不错。曾与周永康共事的原地质团老职工、79岁的高级工程师张国成记得有年冬天,周永康还在地质团任大队长,和同事一起外出检查工作。回来时周永康没有坐单位的车,自己坐火车回来了。周永康说,他是大队长,同事肯定让他坐驾驶室,大冬天人家坐卡车车厢,他心里觉得过意不去。

    1973年,地质团更名为辽河石油勘探局地球物理勘探处(即后来的辽河油田物探公司),周永康担任处长。当了处长的周永康,同事们觉得并没什么变化,工作积极,待人接物没什么架子。

    张国成记得,这年夏天,他和周永康一起去山东开全国石油断层会议。途中在天津站转车,周永康说自己年轻,跑上跑下去排队买票,让年长他五六岁的张国成拿着材料坐着等。“那时坐火车不方便,排队买票的人很多,天气又热。”他说,“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小伙子人年轻,但很懂事。”

    物探就是通过收集地震反射波的频率来确定地层结构,是进行地质勘探的早期工作,多数时间在没有人烟的处女地进行,工作条件艰苦,很少人愿意做这个工作。辽河油田物探处最初有六个小队,后来逐渐扩展至十个小队,约2300多人,一年中有四五个月在野外工作。
盘锦盛产大米,稻田很多,每年霜冻后,大地结冻,物探各个小队队员们开始野外工作。“我们都是大冬天跑野外,工作条件很差。11月份出去,第二年的三月份回来,很多时候春节都回不了家。”

    每逢过年过节,领导们都要去各个小队的野外基地检查慰问。作为处长的周永康,时常去野外基地看望同事们。
    周永康在物探处当处长时,宁广运任副处长。今年已82岁的宁广运说:“我这人开车的出身,没什么文化,说话冲,脾气暴躁,时不时跟周永康争执,他从不计较,更没有什么打击报复穿小鞋之类的举动。”
    “在物探,周永康不仅跟班子成员关系不错,群众基础也很好,工作非常努力。”宁广运记得,有年下大雨,路很滑,身为处长的周永康身先士卒,跟普通职工一样往井上扛水泥袋,“大家伙儿都很佩服他”。
    张国成曾经和周永康住在一排平房中。“他不抽烟,不喝酒,生活相当简朴。常常一身劳动布衣裤,膝盖前面两块补丁。”
    在物探老职工的眼里,“工作能力强,人很不错”的周永康还非常关心群众生活。当时全国油田职工的家属绝大多数都是农村户口。他们来到城市后,没有供应粮,生计很成问题。大庆油田组织职工家属开荒种地,解决了家属的口粮问题。全国一声令下学大庆,让油田自己解决职工家属的生活。物探公司在油田南边开辟了一片稻田,组织家属们种植水稻。为浇水的问题,已是处长的周永康亲自跑到当地公社跟地方交涉,忙前忙后,没少操心。

    1976年,周永康上调辽河石油勘探局政治部副主任,三年后升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副局长兼钻井指挥部党委书记。

    钻井队是辽河油田最大的单位,好几千职工。周永康在钻井队的工作,依然顺风顺水。“他那人脾气好,性格沉稳,不很爱说笑,但很温和,有工作能力,那边的人都服他。”宁广运说。因为周永康大学所学专业是勘探,周永康被当时的石油部领导点将,离开钻井队,回到物探,以辽河油田副局长之职兼任物探指挥部党委书记和总指挥。

    1983年,周永康被擢升为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党委副书记。一位辽河油田子弟认为,周永康升任辽河局长的契机是,当时搞干部年轻化,周那会儿刚40岁,是其中的佼佼者。1984年,辽河油田所在地盘锦正式建市,周永康兼任盘锦市委副书记、市长,集油田、地方大权于一身。

    在辽河油田的15年,周永康的口碑很不错,上升很快,差不多一两年一个台阶。对于这一点,老职工们比较普遍的说法,周永康擢升迅速,与其在北京石油学院时曾经保护过文革初期受冲击的校领导分不开。

    据老职工们说,周永康在北京石油学院求学末期,文革爆发,当时学校党委书记刘长亮和副院长贾皋均遭受很大冲击。

    刘长亮,1917年9月生,陕西省神木县人,1931年8月参加革命,曾跟习仲勋一起在陕北闹革命。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期,刘长亮曾任甘肃玉门油矿党委第一书记、玉门市委书记兼玉门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1970年3月,刘长亮调任辽河石油勘探指挥部政委,至1980年2月历任辽河油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盘锦地委书记、营口市委书记等职。1980年8月奉调回京,任石油部顾问,1987年9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贾皋,文革前在北京石油学院任副院长,文革中受到冲击,后参加辽河油田会战。1973年3月,刘长亮任辽河石油勘探局书记,贾皋任局长,这期间两人对周永康提携有加。

    贾皋之后,是留苏出身、拥有副博士头衔的王涛出任辽河油田管理局局长。王涛属于专家型管理者,懂业务,口才出众,对周永康也很赏识。后来王涛上调至石油部,周永康接了王涛的班。

    师长的赏识提携,工作能力强,群众基础好,加之当时强调年轻化、专业化,北京学院路“八大院”正牌科班出身的周永康,可谓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因素,在辽河油田的步步高升顺理成章。

    周永康拥有教授级高工职称,但辽河油田的老职工并不认为他是专家型官员。原辽河油田总工程师说,周永康虽然是石油专业出身,但他在辽河油田期间,大多数时候从事管理和政务工作。这位老总工说,周永康的才能在协调上下级关系上,他口才不错,讲话有条有理,入情入理,很少用讲稿,同事们都爱听他讲话。

    物探公司的一位老职工说,他见过几次周永康讲话,很能讲,从不拿讲稿。有一年周永康来辽河油田视察工作,双手一抱,放在桌上,没有讲稿,从八九点一直讲到中午11点多,没人厌烦。

    在辽河油田,周永康与河北女工王淑华相识、结婚、生子。据他们的媒人之一、油田老职工宋殿臣向财新记者介绍,王淑华是河北唐山滦县人,出身农村,技校毕业,最早在唐山赵各庄煤矿工作,后来到天津大港油田。辽河油田大会战时,和宋殿臣一家一同被调到盘锦,与周永康同在地质团。

    在宋殿臣的印象里,王淑华很瘦,皮肤较黑,身高大约1.67米,人很朴实,单身一人在油田工作。宋殿臣和另一位老职工一起将王淑华介绍给了周永康。

    宋殿臣的老伴说,王淑华很能干,“家里的活都是她的,带俩孩子,是个好老婆”。

    周永康当辽河油田管理局一把手后,王淑华被调进局机关做收发文书工作,“言语不多,工作很踏实”。周永康奉调到石油部,王淑华也随之进京。“她还给这边的老人时不时打电话回来问候。”宋殿臣的老伴说。

    老职工们说,在辽河油田时,周永康和王淑华夫妻关系不错。对网络上一些有关王淑华车祸的传闻,他们会将信将疑地问记者是否属实。

    周永康的两个儿子周滨、周涵(小时候叫“周寒”)均在盘锦出生。张国成说,周滨出生时,他家和周永康家离得很近,“王淑华生(微博)周滨是难产,周永康对我说吓死他了”。

    周永康的老父去世于1960年代初,在盘锦成家立业后,周永康将母亲接到身边尽孝。周母后在盘锦去世,周永康把骨灰带回故乡安葬。周家乡人根据回忆,推测时间大概是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

    几乎所有受访的物探老职工都说,周永康在物探时挺廉洁的。那时候送礼,大多是一瓶酒一条烟。即使这样,职工给他送礼,他通常是不收的,实在推脱不过,也一定要回礼。不过上述辽河油田子弟则表示,周在辽河不可能不贪,只不过他贪的方式在油田里见怪不怪、不以为贪了,“那时候的油还是按计划分配,油田子弟倒卖条子风气盛行,找领导批下条子就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1985年离开辽河油田之后的20多年间,周永康多次因公回过这个青年时代曾经奋斗过的地方,这里有他最美好的一段岁月。官拜政治局常委后,他也曾数次到大庆油田、辽河油田视察工作。2012年12月,刚刚卸任的周永康最后一次回到辽河油田。当时见过周永康的张国成说,油田管理局组织离退休职工迎接周永康,“他还认得我们这些当年的老同事,跟我握手问好。他说,他也退下来了,这是最后一次来原先的工作单位看看”。

 

周永康的三基石:石油、四川、政法

财新网

2014-07-29

  石油对周永康意义非凡,他不仅在日后与黄汲清的小儿子成为儿女亲家,正是31年的石油生涯,给了周永康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奠定了他走向中国权力顶峰的坚实基础。

    无法知晓周永康为何要报考北京石油学院。很可能是受到1959年国庆十周年发现大庆油田的感召。在两位中国地质学家黄汲清和李四光的主持下,勘探队员在松嫩平原上打出了第一口高产油井。这个世界级的特大砂岩油田成为新中国自力更生的奋斗象征,也激发起一个江南水乡农家少年“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的抱负。
  石油对周永康意义非凡,他不仅在日后与黄汲清的小儿子成为儿女亲家,正是31年的石油生涯,给了周永康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奠定了他走向中国权力顶峰的坚实基础。
  1985年,43岁的周永康从盘锦来到北京,担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与担任部长的老领导王涛在石油部新班子里搭档,全面主管生产工作。
  “周永康从辽河走的时候,一个人没带。”一位辽河油田子弟对财新记者回忆说。
  周永康到北京后,妻子王淑华被安排到中石油勘探研究院当档案处处长,后来又调到中石油北京燃气公司。一家人住在学院路20号的石油大院,这里正是过去周的母校北京石油学院的老校区。“周永康喜欢游泳,所以石油大院的游泳池办得特别好。”
  1988年,石油工业部撤销,成立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周永康出任副总经理。期间,在1989年到1990年,周永康还兼任塔里木石油会战指挥部指挥、临时党委书记以及胜利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和山东省东营市委书记。这两年,周永康在塔里木、东营、北京三地跑,还多次考察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周永康挂帅塔里木石油大会战,此前一两年就有伏笔。1987年5月,宋健等中央领导到塔里木盆地视察,石油部接到通知后,党组决定由周永康到塔里木进行陪同。6月6日,周永康在距库尔勒约60公里的库南1井上向中央领导介绍了钻井体制、设备和工艺技术等情况,并于次日在塔里木油田南勘公司召开会议,就落实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做出工作部署,“加快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的进度,争取尽快有重大发现,工作进程要加快。”
  1988年12月,石油部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关于加快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的报告》,提出在石油部下成立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由周永康兼任指挥。他在塔里木会战动员会上宣布,将调动全国油田的力量,包括新疆、四川、大庆、辽河、中原石油管理局在内的11家油田单位参与。
  1989年3月9日下午,周永康带领指挥部班子成员从北京飞往乌鲁木齐,转赴库尔勒,塔里木会战拉开序幕。
  周永康在王涛所著《征战死亡之海——塔里木石油会战》一书中作序称,塔里木会战中创新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油公司”管理模式,实行甲乙方制度、招投标制度等现代企业制度。
  在王涛的主导下,中国石油产业的发展中心从东部向西部转移。1990年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八五”计划中提出,石油工业要采取“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战略方针,在保持东部老油田稳产增产的同时,集中力量加快塔里木地区等西部新油区的勘探开发。  即便在塔里木会战总指挥的位置上只坐了一年多,周永康还是多次到塔里木油田视察,部署工作、鼓舞士气。据王涛所述,当时从盆地边缘到中心沙漠腹地只有沙漠车和飞机作为交通工具,周永康有一次上井队检查工作,遇上伸手不见五指的沙暴,飞机无法起飞被困在沙漠里。
  王涛在书中回忆称,1989年5月,有同志向指挥部反映,个别乙方队伍存在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周永康对此非常重视,立即让总公司审计局派人来塔里木探区调查,对审计出的问题予以公布,并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做出处理,此事对甲乙方震动很大,及时遏制了违纪违规的苗头。
  到1993年,塔里木盆地发现6个油田,探明石油储量2.8亿吨,建成原油年生产能力160万吨。
  在胜利油田兼任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期间,周永康与自己后来掌控石油系统的大将蒋洁敏第一次有了交集。当时油田出了五大“工人领袖”,出身孤岛采油厂的蒋洁敏是其中之一。
  1996年12月,已到退休年龄的王涛辞去中石油总公司的职务,并由当了11年副手的周永康接任公司总经理和党组书记。1997年1月,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总公司新老班子成员。同年的中共十五大上,周永康第一次被选进中共中央委员会。
  “周永康做事很有魄力和决策能力,不管是在部里还是在塔里木和胜利,他能够拍板做事情。客观的说,他非常适合做一把手。”一位中石油勘探研究院人士表示。他举例说,中石油总公司开会,周永康会把所有人的意见都听完了,无论意见如何分歧,他最后一定会当场做出决定。“他就是有一种霸气,听完大家意见后能形成自己判断,不管你们说三道四,就是要按照他的决定做。”
  周永康在中石油总公司期间,担纲和决策了几件大事。1993年,中石油开始搞国内油气区块国际招标合作,并探索海外油气勘探开发,1997年前后中标了苏丹、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等海外项目,开启了中国垄断性国企“走出去”的征程。尤其是1996年开始的苏丹尼罗项目,是中石油海外扩张的首次试水,并为中石油培养了大批拥有海外项目管理运营经验的后备人才,现任中石油集团董事长的周吉平和中石油股份公司总裁的汪东进,就曾担任该项目的首任和第二任总经理。
  1994年4月13日,周永康与陕西副省长刘春茂共同签署“4?13协议”,从中石油长庆油田分割出1080平方公里的矿区给地方,并允许延安和榆林的各县参与开发。全球500强企业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由此产生。
  也是在周永康主政中石油总公司时期,开始讨论新一轮整体重组改制、推进股份公司上市问题。
  王涛在石油部和中石油总公司担任一把手长达14年,其中在中石油总公司11年,直至退休年龄卸任;而周永康在中石油一把手的位置上坐了不到两年就晋升中央部委,他的快速跳跃令人应接不暇。
  1998年3月1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其中一项是由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共同组建国土资源部,周永康入阁担任第一任部长。
  从1998年3月到1999年12月赴四川就任省委书记,周永康在国土资源部不到两年时间。一般看来,这是一次重要的“镀金”。正部级的石油部撤消后,中石油总公司继承衣钵,套上了正部级,但1998年的再次改制之后,三大石油公司本身都是副部级央企,虽然在经济上垄断着巨大的稀缺资源,但在政治序列中处于劣势——接替周永康的马富才在2003年11月的十六大不过是候补中央委员。因此,要想在仕途上更进一步,一个正部级的内阁成员对周永康来说,确实是个不错的过渡机会。
  但要完成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局等部门的整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周永康在国土部完成得很顺利。他不仅敢于对部门整合中的繁杂问题进行决断,而且用一件事就牢牢笼络住了手下干部的心——盖房。
  “当时被部委干部谈论的有两个审计报告,一是体育总局把申办奥运的一部分钱拿来给运动员盖宿舍,另一个就是国土部把勘探事业费拿出来一部分给职工盖房子。”一位国土部干部向财新记者回忆,周永康到国土部后,大家反映国土部的住房比石油部的小得多,教授级高工还没能住到两室一厅。周永康听了觉得这怎么行,了解情况后,很快做出了盖房子的决定,起码要解决高级工程师以上的能住两室一厅以上的房子。
  2002年12月5日,周永康与接任的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举行交接仪式,已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准备赴京担任公安部长的周永康满脸笑容,踌躇满志。
  此时距他到四川任书记接近三年。周在离任讲话中,称自己在四川的三年工作经历“深受教育,终生难忘”,并许诺,“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将尽心尽力地关心和支持四川的工作”。
  在周之前,四川政坛向以本地官员为主,周永康的空降,给四川政坛带来一缕新风:他首次把信息产业作为“一号工程”,在四川这个传统农业大省大力提倡现代农业,强势抓安全问题且颇见成效;他提出借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追赶型、跨越式”发展,2000年至2002年四川的GDP分别为4010亿元、4421亿元、4875亿元,增幅分别为9%、9.2%、10.6%。
  30多年石油系统的锻造磨砺、一年半国土资源部部长的经历,以及四川大省一把手的三年历练,使周永康完成了政治上的腾飞,这与其强势能干的工作作风不无关系。

三震政法

    这场从冬天延续到冬天的围猎,步步为营,环环相扣,高潮迭起。如果说2012年底由李春城落马开始的四川官场地震是第一波高潮的话,2013年8月底9月初中石油四高管和蒋洁敏落马,掀起了这次打老虎行动的第二波,对周永康来说,可以看作防火墙的倒塌;2013年底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的落马,则是拔光了老虎最后的牙齿,从2002年11月担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到2012年11月卸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执掌政法系统权柄、经营十年的小集团被打破。

    2013年12月20日晚19时40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突然发布一份简要消息,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现年59岁的李东生是山东诸城人,青年时从军,进入中央警卫局,1975-1978年作为工农兵学员保送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之后的22年,他从摄影记者干起,历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部时政组副组长、政文部副主任、新闻采访部副主任、主任、新闻中心主任和副台长。在央视期间,李东生长期从事中共和国家重大政治活动的采访任务,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十四大、十五大、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等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工作。1993年担任新闻中心主任后,他领导创办并长期主管过“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当时颇具探索性的新闻评论栏目,一时领国内舆论监督之先。

    在央视,李东生有着截然相反的口碑。他当年在央视新闻中心的属下们普遍非常怀念1995-2000年“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的辉煌岁月。“李东生是主管领导,但对待我们这些小编导像哥们一样。”一位如今已经成长为地方卫视新闻总监的前央视员工对财新记者回忆说,李东生当时为一些具有尖锐批评性的央视调查报道提供了庇护。

    “李东生没有太多新闻理论知识,但有很敏锐的新闻直觉,能直指核心,三言两语点出节目的问题。”他评价道,“虽然有时候他也会毙节目,经常骂人,但还是比较让人服气的。”但在一位退休的央视司局级干部印象中,李东生没有什么业务能力,在拉关系方面却能力非凡,善于钻营。“因为他是从海子里出来的,从到台里一开始他就瞄着跑领导人的时政新闻。”他认为,李东生为人四海,口才很好,善于张口承诺,很会博取央视基层员工的好感。

    “李东生张口带脏字,他经常喝大酒,无酒不欢,酒驾很经常。”他认为,李东生不仅交际广泛,他身上还有普通新闻从业人员没有的特点:胆大,做事够狠。

    2000年,李东生出任广电总局副局长,2002年5月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此期间,李东生分管举足轻重的宣传工作,并负责中宣部新闻阅评组。李东生的表现让原本以为他会对舆论监督网开一面的媒体负责人普遍感到失望,过去的崇拜者以“屁股决定脑袋”和“守土有责”替他辩护,但另一些人则对其工作感到满意。李东生很快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擢升机会。

    “2007年的十七大,本来李东生很有希望进入中央委员会,成为正部级官员。”李东生的两位前同事都证实了这一说法,这两个信源分别是李的一位朋友兼前下属,和一位前上司兼批评者。但是当时有人举报了李东生,涉及他的女儿到英国留学获得非法资助,弟弟李福生开广告公司,利用李的影响力获得利益输送,以及一桩更为严重的酒驾案。

    “据说是周永康帮着李东生摆平了此事。”知情人说,他无法确定周永康和李东生在此前的交情如何,包括传说甚盛的李东生将曾在央视工作的贾晓晔介绍给周永康为续弦,“李东生当时主管央视新闻频道,贾晓晔只是央视二套财经频道的一个普通记者,两人应该少有交集”。

    尽管有周永康的帮助,李东生还是没能成为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但两年后,2009年10月,从未有过政法工作经历的李东生出人意料地调任公安部党委成员、副部长,副总警监警衔。在周永康掌管的政法系统,李东生担任有一定独立性的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主任,正式晋升正部级高干,并成为周永康手中的一枚利器。

    2011年2月起,李东生升任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兼党委副书记,2012年11月,当选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公安部网站显示,李东生在公安部九名副部长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有“反恐英雄”之称的常务副部长杨焕宁。李东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13年12月16日公安部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杨焕宁、李东生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四天后,李东生成为第二位落马的十八届中央委员。

天涯海角也落网

    2014年2月18日傍晚,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又发布消息称,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今年48岁的冀文林不仅是“十八大”后落马的第19名副部级以上官员,也是继郭永祥、李华林、沈定成之后第四位落马的周永康前任秘书。周永康的最后一任专职秘书余刚,亦已在2013年被带走。

    冀文林在海南的政绩还是不错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在周永康身边积累的人脉,以及石油系的协助。2011年春节前,他带着海口市的班子到北京“跑部”,争取资金用于海口南渡江流域的土地整理。2011年11月,国土资源部、财政部正式批准该重大工程实施,首笔建设资金也已到位。投资32亿、总面积42万亩、整治规模约为33万亩土地的重大工程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立项审批,创下了海南省重大工程立项审批的纪录。

    海口申办2017年世界石油大会也是冀文林亲自抓的。2011年1月启动申报,2012年3月获得国务院批复。“他当时带队来京找外交部、中石油、能源局,最后获得了国务院批复。他也和蒋洁敏谈过,蒋洁敏表示愿意给海南贷款予以支持。”海口当地一位官员称。

    2011年4月,海口市政府还和中石油旗下的昆仑能源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昆仑能源斥资2.5亿元与海口市共同组建公司,购买和运营LNG公交车辆及相关公交基础设施。海口将支持中石油规划的55个加气(油)站建设,并由昆仑能源保障加气站天然气的稳定供应。双方以公交领域的合作为先行,促进海南省与中石油在更多领域和更高层次的合作。时任海口市市长冀文林和时任中石油股份公司副总裁、昆仑能源董事局主席李华林一起出席了签约仪式。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12月上中旬和今年1月上中旬,冀文林都有一段20天左右的时间未公开露面,曾引起协助调查的猜测。消息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去年12月初,也就是周永康失去人身自由后,冀文林确实曾被召回北京,几天后回到海南,之后又有几次被问询谈话。但今年1月21日出席海南省政府的一次全体会议后,冀文林的公务活动似乎恢复正常,春节前后慰问了海口市环卫工人,全程参加了2月8日-13日召开的海南省“两会”。

    这在一定程度上,曾被看作“反腐打虎已经降温”的风向标之一。然而自2月14日出席海南省纪委六届三次全会后仅4天,这名远在天涯海角的周派“党羽”也告落网。

“你懂的”

    周永康身份的敏感性,尤其是在国家机器部门拥有深厚掌控力,其横跨四川、石油、政法积累的三大山头更是层峦叠障,树大根深。针对这一涉黑贪腐集团的调查,极端考验决策者和执行层的决心、勇气、战略、智慧和行动能力。回顾看,抽丝剥茧、逐个击破是为时一年多的打虎行动总体原则,“先外围,后核心;先地方,后中央;先石油,后政法”,步步为营,不求速战速决,但求稳扎稳打。

    而对于每一个山头具体的行动方案中,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无论川帮、石油帮还是政法系,则又是“擒贼先擒王”,在获得初步证据、足以认定构成违纪违法后,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核心人物拿下,打乱贪腐集团的关系网,然后携雷霆之威,震慑失去幻想的被协助调查和约谈对象,进一步扩大证据链,深挖利益关节。李春城和李东生,都是各个小集团里最先被拿下的,只有蒋洁敏,稍晚于几名中石油副总,但也仅晚一个星期不到。

    另外,可能是出于缓解周永康贪腐案对执政党声望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早在2013年12月,周永康已经失去自由,且外媒已有报道,民间猜测四起,决策者并未急于公布消息。而是一方面继续按计划加紧推动调查、做实证据,毫不掩饰自己调查的指向性;另一方面,对外媒报道无论对错都不做反应,亦有限度甚至饶有兴趣地旁观国内一些媒体由四川官商窝案和中石油腐败窝案展开自己的独立调查。
“以剥洋葱的方式,不断释放周永康一案的刺激气味”。当所有人已经消化这个信息的爆炸性冲击,转而为第二只靴子何时落下而展开娱乐性猜想时,胸有成竹的决策者已经按照自己的节奏控制了整个棋盘。2014年3月2日,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以一句“你懂的”,引得全场记者会心大笑。

    了解中国政治话语的人早已获得暗示。2月20日,三大官方媒体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都“高规格”报道了刘汉涉黑的官方初查结论。在新华社一篇7000字长文中,称刘汉一案是“在中共高层坚强领导下,由公安部直接指挥北京、湖北、四川多地警方联手,历经10个月艰苦侦办”,并透露“刘汉的关系网随着经济实力的扩张水涨船高,从最先起家的广汉、德阳,辐射到绵阳、成都,乃至北京”,最后报道更留白到:“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办理,刘汉黑恶组织昔日与政商两界逾越党纪国法、进行种种勾连的内幕,或将一一揭开。”

    21日,《人民日报》配发署名“清唱”的评论文章《反腐打黑除恶务尽》,称“刘汉集团之所以能坐大成势,除了涉黑犯罪集团自身的穷凶极恶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一些党政和司法机关人员充当保护伞。刘汉犯罪集团能让有的政法机关工作人员有案不查、压案不办、毁灭证据、重罪轻判,能让不按自己意思办事的县长下课。透过这些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可见刘汉犯罪集团的保护伞之大、关系网之宽、淫威之高”“这也再次提醒,要彻底铲除黑恶势力,就必须严打保护伞……无论什么人,无论有什么样的身份,只要触犯了法律,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周氏王朝,由此已经不再是一个贪腐集团的身影,而成为一个西西里化的黑客帝国的化形。在朝的官员,游刃的商人,江湖的打手,三种身份的角色各据其位,以周永康为核心,既有周滨、周玲英等特定关系人直接仗势敛财、化公为私,又有蒋洁敏、李东生、李春城等心腹首领把持山头,以中石油、地方平台公司等掌握稀缺资源的国企红顶商人为二传手和坐市商,以何燕、邓鸿为代表的灰顶商人为权力租金的直接买手,以刘汉为代表的黑顶商人为“马仔”“力工”,从省部级中管干部到最底层的黑社会打手,从高层权力运作到基层社会盘剥,官、商、黑社会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在缺乏监督和竞争的权力体制下,“小国之君”和盘根错节的窝案油然而生。

尾声

    2013年9月中下旬,作为某种交换,已经出境的周滨返回中国,住进首都机场附近的别墅。此前的8月初,他的主要白手套之一,四川商人吴兵在西客站出逃时被抓。此后不久,他的另一只白手套,原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干部米晓东也失去了人身自由。

    12月1日,寒风凛冽的北京深冬,周滨从困居的别墅里,看到窗外出现了三四十名警察。对这一天,周滨早有预兆。11月25日,他已经聘请了两名代理律师。两名律师目前均拒绝向财新记者透露更多细节。有消息称,周滨的妻子黄婉、岳父黄渝生亦在国内,并遭带走。
“黄家以周家开路,他们的生意可能比女婿还大。”一位知情人士称。

    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西海岸拉古娜小城,惟有72岁的詹敏利在经受煎熬,她联系不上自己的丈夫、女儿和女婿。“她应该不知道自己在国内是一二十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和大股东。”一位试图与詹接触的美国记者说,詹敏利拒绝相信媒体,“她似乎也不太懂英文”。

    接近中石油的权威消息人士称,周永康的次子、中石油北京油气调控中心党委办公室主任周涵,2013年底也已“失去联系”。有消息称,周涵目前在美国旧金山。

    在老家无锡厚桥镇,周滨的两个叔父家也不安宁。二叔周元兴2013年秋天查出了癌症,女儿陪他到北京治病,但治疗并不理想。知情者称,医生跟家属讲,最多能活10-11个月。他的故乡,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2013年12月7日上午,周元兴家前夜被“抄家”的消息,震动了西前头周边村落。村民称,抄家者的说法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当晚周家被查封的财物,包括保险箱等,以及大量的茅台、五粮液。

     12月18日,周家再遭抄家。消息称,这次“抄家”,周元兴的三弟周元青、弟媳周玲英也被带回西前头村,在其指认下,抄走金条等物。

    无锡多个信源均证实,2013年12月,周元青全家被带往北京。

    “抄家”给周元兴带来沉重打击。2014年2月10日下午,大年十一,夕阳欲坠,冷雪飘零,太阳雪的奇观下,财新记者在厚桥街头看到,一辆电动三轮拉着花圈,向西前头村驶去。周元兴在这天早晨5点离开了尘世。

    2月12日,元宵节前两日,江南已有雪。

    无锡锡山区厚桥街道的西前头村,雪花东一片西一片的,不时落在村民周元兴院里的花圈上。虚岁七十的周元兴,患骨癌于2月10日晨5时,病故于一幢四墙装有探头的二层小楼里。

    摄像探头之下,吊唁者挤满院子。似乎历经劫波,亲情犹在,年前的两次“抄家”未显凄凉。只是,与以往贵客盈门的盛况相比,送殡者从长相和穿着上大多就能看出农民身份。

    周家兄弟三个,周元兴行二。驾鹤西游之时,160多名亲友赶来送殡,唯大房长兄周元根,嫂贾晓晔,侄周滨、周涵,三房弟周元青,弟媳周玲英,侄周峰,无一露面。他们大都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

    上午11点,一辆乡村礼炮车鸣炮开道,一辆满载花圈的卡车紧随其后,十几个村民抬着花圈出村。周元兴的儿子周晓华捧着火盆,面无表情,走在前头,一名少年沿路撒下黄色纸钱,一名少女捧着周元兴的遗像跟随其后。8个村民抬着红色棺木,100多亲友乡邻护送,缓缓走上村南的厚东路。

    这是一场规模不大的出殡仪式,人群中除了周元兴的老妻泣不成声,其他人面色严峻,只是在走着。那条曾经象征着周家影响力,被当地百姓称为“永康大道”的厚东路,曾经不时驶来探望“周首长”祖庐的黑色轿车,如今仿佛也成为一个家族谢幕的舞台。

    村民称,周元兴病危之时曾留悔言:“金山银山有什么用,我现在最伤心的,是见不到哥哥,见不到弟弟,打个电话都打不通,拿那么多钞票有什么用?”

    2月12日下午三时许,周元兴的骨灰盒,落葬周家祖坟。“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基督徒最有帮助的人生箴言

香柏领导力

2014-07-14

1.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哥林多前书9章27 节。

2.人生最大的试探是贪财。

    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摩太前书6章10节 。

3.人生最大的失败是骄傲。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路加福音14章11节。

4.人生最大的希望是信仰。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 节。

5.人生最好的礼物是宽恕。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马太福音18章21节至22节。

6.人生最大的胜利是忍耐。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马可福音13章 13节。

7.人生最大的债务是人情。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哥林多前书9章16节。

8.人生最大的目标是爱心。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章4至8节。

9.人生最大的快乐是助人。

    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4节。

10.人生最大的勇气是悔改。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3章2节。

11.人生最大的救星是耶稣。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2章10至11节。

12.人生最大的知足是感恩。

    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 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至18节。

13.人生最大的美德是怜悯。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马太福音14章14节。

14.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嫉妒。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哥林多前书9章16节。

15.人生最大的无知是欺骗。

    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哥林多前书3章18节。

16.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路加福音12章23节。

17.人生最大的盼望是平安。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4章27节。

18.人生最大的成就是长进。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彼得后书1章5至8节。
 

 

 

 

 


明代朱氏皇族子孙的旺盛繁殖与悲剧

张宏杰

2014-07-26

    一

    大明弘治五年年底,山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汇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纪录,截止这一年的八月,他已生育子女共九十四人。朱祐樘览奏只能苦笑着摇摇头。他有点好奇,这些王爷能认识记清自己的儿女吗?

    这确实也是明代中叶以来许多王府遇到的难题。庆成王的儿子们也大多继承了父亲出众的生殖能力,比如他的长子的儿女总量后来也达到了七十人。庆成王在儿女数创纪录的同时,孙子辈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一百六十三人,曾孙辈更多达五百一十人。

    就是说他的直系后代这一年已达七百六十七人,再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整个庆成王府中,“正牌主子”就一千多人。庆成王肯定无法认全记清所有家庭成员。除非给儿孙妻妾们编号统计,否则很难想像他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王府。

    正如朱祐樘所料,朱钟镒生殖冠军的称号不久之后就被他的一位后代,也就是另一位庆成王所夺取。这位庆成王光儿子就多达一百余,以致出现了这样尴尬的场面: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否则彼此都不认识。这就是史书上所谓的“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

    到了正德初年,庆成王府终于弄不清自己家的人口数了。正德三年二月,庆成王焦虑地向皇帝上奏:“本府宗支数多,各将军所生子女或冒报岁数,无凭查考,乞令各将军府查报。”就是说,如果皇帝不命令各将军府自己清查人口上报汇总,他已经无法弄不清他这个大家庭有多少人了。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这些王爷好比种子,一二百年过去后,在各地繁衍出的数量都十分惊人:山西一省,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经增长到一千八百五十一位。洪武年间河南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万历年间,已经有了五千多个皇族后代……

    据明末徐光启的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数每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而当代人口史学者推算的结果是,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十倍。查明代皇家档案也就是玉牒上正式收录的人数,洪武年间是五十八人,到永乐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到嘉靖三十二年增至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而万历三十二年又增至八万多人。(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

    这仅仅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数目,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

    与此相对照的,虽然“爱新觉罗”氏不是从努尔哈赤算起,而是从其父塔克世算起,也就是说,源头数量比明王朝多了数倍,虽然明清两朝的存活时间大致仿佛,但是清朝末年爱新觉罗氏的成员数量是两万九千人。(《满与汉》,第20页)

    事实上,朱元璋子孙数量的急剧膨胀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也是世界人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

    二

    人口如此急遽的膨胀,是由于背后强大的制度驱动。朱元璋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至为冷酷。他对百姓、对大臣、对故交、对妻妾,都冷血无情。唯有在自己的子孙面前,他却满面慈祥,温柔体贴得无以复加。为了确保子孙们生活幸福,他绞尽了脑汁。

    开国不久,还没来得及大封功臣,他先急不可待地把自己的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虽然他最小的儿子那一年刚刚一岁。他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谒”。

    他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却自己儿孙们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

    为了让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需要都由国家承担:十岁起就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这种无微不至,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以致明人不禁感慨,“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朱元璋的皇族政策,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他幻想着可以通过藩王掌握军队来捍卫朱氏家天下的安全。结果自永乐年间起,亲王引兵做乱不断。这种状况导致历代皇帝不断致力弥补这个漏洞。皇帝们一方面保证皇族们生活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极力强化对皇族特别是藩王的控制。

    到了明代中后期,这种控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为了怕王爷们联合地方势力做乱,后代皇帝规定,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想出城溜溜弯,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

    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后代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相互见面,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见”。《明史.诸王传》赞语评论说:“有明诸藩……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于此。”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王爷们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自由,成了高级囚徒。他们“徒有虚名,坐縻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由于不能从事任何社会职业,他们增加收入的方式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因为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所谓“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

    “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在“制度”决定之下,明代中后期开始,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殖竞赛,各地王爷们在床上拼命播撒种子,为了多生孩子,他们拼命招纳妻妾,强抢民女。他们把妻妾们的生理期编列成表,按期临幸,以求提高效率,一炮而中。在紧锣密鼓的床第战争中,生育纪录一次次被刷新。

    三

    多子多福,本来是中国人的不二信条,挥霍和生殖,又是朱元璋给自己子孙规定的光荣任务。所以,朱氏皇族们生得理直气壮,生得光荣坦荡,生得痛快淋漓。然而,对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员来说,皇室生育纪录的一次次刷新,可不止意味着为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着每个老百姓身上的负担的一次次加重。

    王爷的增加,必然导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扩大。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叶之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同时,皇族占有土地却迅速扩大。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景王、潞王在湖广等庄田多达四万顷,福王庄田二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三万顷。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长沙、善化两县田地的百分之四十,也归吉王所有。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皇族们的俸禄都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数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山西的晋王府,明初只需年俸一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八十七万石。河南的周王府,由一万石增长到六十九万石,湖广的楚王府,收一万石增长到二十五万石……皇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实际上意味着国家财富分配中,权贵们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这片江山上的亿万人民存活的真正意义,历来就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这本是中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大明王朝的臣民对此也充分理解。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离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从明代中期开始,各省的长官惊慌地发现,他们全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省的皇族。

    比如,山西省全省地方财政收入为一百五十二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是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八十四万石,而需要供应给王爷的,是一百九十二万石。“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

    嘉靖年间的大臣们纷纷焦虑地指出,不久之后,以中国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这仅仅是皇族们招致民怨的一个原因。事实上,中国老百姓都特别通情达理。江山是人家老祖宗提着头打下来的,是用千万个人头换来的。所以,人家的后代享受一下特殊待遇,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如果不是这样,倒不符合中国大地的天理人心了。问题是,国家规定已经如此优厚,皇子龙孙们犹有不足。他们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把触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领域,无利不取,无所不为:

    皇族往往与巨商相勾结,进行行业垄断。这些亲贵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转手批给商人,再从商人那里分得巨额利益。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都被他们垄断。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他们不顾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皇族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本来定在河南,但因为河南好地圈尽了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所以史书说,有明一代“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各地王爷们经常向皇帝哭穷,向皇帝索要各种特利。许多地方的收税权都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二十六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皇帝命令,把黎城县一年的商税划给他……

    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皇族们山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赀数百万”。大同的代王,居然拥有房屋一千六十所……

    垄断集团暴利滚滚的直接后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顿。从明代中期开始,历代皇帝不断通过“加派”等手段,将宗藩费用进一步转嫁到人民身上。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农民甚至“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

    四

    以上种种,毕竟还属“合法”或者符合潜规则。然而这仍然不能满足皇族们的欲望和冲动。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特权总会要走到极端。明代皇族超出法律之外的为非作歹穷凶极恶为他们积累了更大的民怨。

    虽然国家明确规定皇族们不得干涉地方政务,但许多皇族都涉足地方事务,一旦有求不遂,他们就依仗自己的龙子龙孙身份对地方官员横加欺凌。代王府的辅国将军因为不满县官处罚他的仆人,公然当众殴打知县。晋王府的河东王等人辱骂殴打地方官,更是常事,所谓“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

    嘉靖三十七年,宁化王府的宗仪,也就是小小管家,竟然动手殴伤了堂堂布政使这样的朝廷大员:“求索禄粮不遂,围布政司门,殴伤左布政使刘望之。”

    因为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许多王府已经成为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自身也沦为黑社会头目。嘉靖五年,庆成府的辅国将军藏匿大盗被人告发;隆庆二年,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朱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都“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劫财……

    至于强抢民女之类的经典桥段更是无地无之。在特权庇护下,皇族已经沦为大明社会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载伦,“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山民王朱企礼在武冈州“前后夺民妻女无算”。武邑王在父丧期间“居丧无礼,置酒作乐,召妓者歌舞,极诸淫纵,内使谏者,辄非法拷掠,或触其怒,以石鼓压胸,囊沙覆口,死者数人。”……

    五

    虽然民怨重重,各地皇族们丝毫不予理会,他们理直气壮:拼命享受,就是对列祖列宗提头血战最好的回报。做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大明王朝,皇族们确实是最幸福的一个群体。二百多年的飞扬跋扈、狂吸痛饮,HIGH到极点,享受到巅峰了。

    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七十二家”起义军纵横大地之后,朱元璋的子孙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宴席不仅仅是被打扰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远终结。

    更可怕的是,他们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这场二百年的宴席不是免费的,结账的时候到了。这些姓朱的亲王、郡王、将军们,是农民军最有兴趣的猎物。大大小小的农民军所过之处,皇族均在劫难逃。那些各地最壮丽的王府,在连绵全国的战争之中,几乎无不灰飞烟灭。太原总兵姜(王加襄)据其亲见亲闻,向皇帝汇报说,农民军“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南疆逸史》也说:“明之天潢,迨闯献之祸,屠戮几尽焉。”

    让我们先来看看皇族人口增长最快的山西。明末山西有晋王、代王两大藩王和西河王等多位郡王,皇族多达数万人。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李自成挥军进入山西,每到一地,首先捕杀皇族。起义军陷山西平阳后,“西河王等三百余人遇害”。攻占汾阳后,也首先搜杀“宗绅”,以致“彼汾一方,几成罗刹鬼国”。

    十七年初攻克太原后,李自成军“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这四百余人都是晋王一系的高级皇族。接着,因为“恐(中低层)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

    经过这两次杀戮,山西晋王宗室中的主要人物被杀殆尽。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军又攻取大同。六天之内,代王朱传齐以下的四千多名诸王宗室皆被杀尽。其他郡王也几乎没有幸免:定陶王及其子效锋同赴井殉国,翟山王效钦、陵川王效铿等相继被拷掠至死,沈世子迪洪被执不知所终。

    姜襄在启本中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居六日,屠戮将尽。兼过天星、张天琳,百计搜查,几无噍类。而素居州县潜匿乡村与逸出者,所存无几……”综计以上数次,李自成军仅在山西一地,就杀掉朱姓子孙一万多人。(《坐天下很累》)

 

 

 

 

 

发件人:陆一<yilu@sse.com.cn> +(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陆一<yilu@sse.com.cn> +时 间:2014年06月03日 16:36 (星期二)附 件:1个 (~WRD306.jpg ) 查看附件

    看过顾得回忆录,也去上海嘉定参观过他的故居,很佩服他,虽然他是反共派,是了不起的中国人,了不起的中国外交家。原来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国家,很多人感兴趣但并不关心,现在中国发达了,很多人开始害怕中国了。未来的外交格局是靠未来的人对中国的态度决定的。

民国遗脉:顾维钧108岁妻子眼中的百年中国

张东亚

2014-05-29   

    美国时间2013年9月27日,纽约曼哈顿上东区Pierre酒店,一个盛大的Party。严幼韵108岁生日。

    老太太身着一袭亮粉色旗袍,略施粉黛,翡翠耳环、翡翠胸花在灯光下熠熠生辉。160多人盛装出席了寿宴,其间不乏艺术家表演助兴。当天的主色调是红色,太太们身穿红色旗袍或红色晚礼服,先生们则是黑色西装,红色领带或领结。晚宴前,数十位第四代晚辈向太祖母一一献上火红色的玫瑰。当严幼韵钟爱的爵士乐响起,宾客翩翩起舞,流光溢彩,热闹非凡。

    严幼韵 、杨雪兰母女近照

    严幼韵是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遗孀。1959年,54岁的严幼韵嫁给了71岁的顾维钧,成为顾的第四任夫人。

    严幼韵一生和外交结缘,她的第一任丈夫杨光泩也是外交官,任国民政府驻菲律宾公使期间,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日军杀害。顾维钧去世后,她和女儿杨蕾孟、杨雪兰居住在纽约,每年生日都要举办盛大Party。历经百年沧桑,她依然思维清晰,精神矍铄。她在生日宴会上用英文说,“我很幸运能有健康的身体,希望明年可以再相聚。”

    79岁的顾维钧继女杨雪兰仍致力于中美民间外交

    杨雪兰如今也已经79岁,但仍神采奕奕,见面当天她还烫了头发。辞去美国通用汽车副总裁一职后,杨雪兰现在是美中文化协会主席、美国“百人会”常务理事,常年往返于中美之间,用她的话说是在做“中美民间外交”。她今年要做的其中一件事是,帮梅兰芳的后人牵线,把京剧带进纽约大都会舞台,纪念梅兰芳诞辰120周年。

    我们会面当天,北京正遭遇严重的雾霾。站在位于三十四层的落地窗前,夜幕下的北京城笼罩在浓重的迷雾中,不见楼宇城郭。经过了一个世纪,这个外交世家正逐渐步入历史深处,而家族的后人正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父辈的事业。

    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成立。当年2月,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准备博士毕业的顾维钧,收到了一封中国驻华盛顿使馆的公函,经国务总理唐绍仪推举,袁世凯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英文秘书及外交秘书。24岁的顾维钧登上了横渡大西洋的轮船,后转火车由西伯利亚铁路回到北京,开启了自己风云际会的人生。

    回国后,仪表堂堂的顾维钧被唐绍仪招为夫婿,与女儿唐宝玥结婚,生了一双儿女。在唐宝玥之前,他曾受父母之命,与一女子有过一段有名无实的婚姻,并在回国前协议离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在1915年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引发国内反日运动高潮。1919年,随着战争结束,协约国最高会议将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顾维钧当时在华盛顿担任驻美公使,被指派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巴黎和会。不幸的是,恰逢妻子唐宝玥因西班牙流感去世,对顾维钧造成了“可怕的打击”。然而,国家面临内忧外患,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决定启程奔赴巴黎。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会晤(前排左为顾维钧)

    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发表了即席演讲——著名的“山东问题说帖”,其中“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句震慑了在场的欧美代表,扭转了国际舆论形势。顾维钧也因此名声大震。

    在《顾维钧回忆录》中,他写道:“我刚一讲完,中国代表团就鼓起掌来。(美国)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来向我祝贺……整个气氛与前一天日本代表讲话之后出现的冷场对比鲜明。”

    弱国无外交,历史没有因外交家个人的杰出表现而改变。英美最终对日本绥靖,牺牲了中国利益。顾维钧对威尔逊表达了失望和不满,他的态度很明确:对山东问题不能取得保留就应拒签。

    当时北京政府已同意签字,而国内公众团体及一些地方省份则坚持拒签,巴黎代表团面临两难压力。这时,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称病住院,他虽然率领四人赴巴黎和会,实际给中国的席位只有两个,只有陆和顾维钧最终出席,而到最后决断时刻,只剩顾维钧一人。“中国无路可走,只有断然拒签。”顾维钧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的表现被后人评价为“孤独的英雄”,这段历史在1999年被拍成电影《我的1919》,主演陈道明再现了顾氏当年的风采。

    杨雪兰很佩服继父当年的英武决断,她认为当时是一个no-win(没有赢家)的局面,“一个政治家如果做错决定,后果会很严重,所以都不敢做这个决定,都跑掉了,只剩下他一个人。”而他最后之所以决定不签,是基于自己在国际法(顾维钧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及外交专业的博士)方面的判断,“将山东划归日本是不合法的”。

    史学家唐德刚曾言: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是一个,李鸿章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唐氏没有明说的是,前两人均身居宰辅之位,只有顾维钧是职业外交家,因此殊为不易。

    经历了巴黎和会的顾维钧在外交界的声誉大增,威尔逊很佩服他,在其结婚典礼上不忘邀请他参加。由于顾当时只是国联(联合国前身)理事,官阶不高,威尔逊最后以“私人贵宾”的身份邀他参加。

    第二年,顾维钧经人介绍与“亚洲糖王”黄仲涵的女儿黄蕙兰相识、结婚,但到他1956年从驻美大使任上退休,就结束了这段婚姻。

    顾维钧与严幼韵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识,当时严的第一任丈夫杨光泩是顾的下属,而严、杨婚礼曾在上海轰动一时。

    严幼韵年轻时是高调、时髦的富家大小姐。她出生在上海,父亲是著名的实业家。她是复旦第一批女生,也是第一个每天开着私家轿车出入校门的女学生。

    她从不乏爱慕追求的男生,但她眼光颇高,“我要有一个人,样样要比我好才行”。1928年,她结识了杨光泩,杨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法学院,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

    1929年,两人在上海举办了隆重的婚礼,结婚当天的照片在报纸上刊登,成为人们街头巷议的谈资。照片里,严幼韵身穿洁白的婚纱,长长的纱裙一直拖到六层台阶下的地面。两人身边分别沿阶站立着五位捧着花团、穿着旗袍的伴娘和五位身着燕尾服的伴郎,戒童、花童一应俱全。如此盛装的婚礼,在今天仍称得上时髦。

    婚后,严幼韵随夫出国,开始了外交官夫人的生活,并先后生了三个女儿。1938年,杨光泩出任国民政府马尼拉总领事,一家人来到了菲律宾。杨雪兰当时只有3岁,在她的童年记忆中,常常会和父亲参加一些外事活动,有时还会穿着当地人的服装跳舞。大概5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父亲叫杨雪兰起来,带她去参加一个剪彩活动。她很兴奋,爬起来就去剪彩。

    好景不长,二战爆发,家里人在饭桌上天天都在说打仗的事,杨雪兰晚上做梦都梦见打仗。

    1942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时攻占了马尼拉,杨光泩和领事馆的七位外交官不幸被捕。当时,国民政府的部分法币放在菲律宾,杨光泩怕国家财产落入日军手中,将其全部烧毁,并拒绝为日军筹集资金。

    领事馆的所有外交官和家人都躲到了一个宾馆避难。“我们从宾馆看到外面的日本兵,他们穿着靴子,踩在大理石地板上咚咚作响。”

    一天,全家人在吃早餐,日本人敲门进来,杨光泩像是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到房间里拿起箱子就走了。两个月后,严幼韵带着女儿在监狱里见到了丈夫。据杨雪兰描述,那个监狱靠海,很多人挤在一间被水淹着的牢房里。之后,被捕的外交官被转移到乡下监狱,她们又去看过一次父亲,但没想到那是最后一次见面。当年4月,八位外交官被日军杀害,但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严幼韵才获知丈夫遇害的消息。

    “我最后见到父亲时只有6岁,母亲、姐姐自然都很难过。”杨雪兰说。

    外交官被捕之后,家人被逐出领馆,搬到乡下的一所老房子里一起生活。原本是杨雪兰一家5口人住的房子,挤进来40口人。失去丈夫的女人们带着孩子,从前有豪华的房子、花园、车子、司机,到后来电也断了,水也停了。

    严幼韵从跟随丈夫出洋开始,就告别了过去有丫鬟梳头、厨子做饭、司机开车的大小姐生活。她不仅打理内务,还承揽了领事馆官邸的装潢工作。丈夫遇难后,她变卖了珠宝,自己动手种菜、做酱油、做肥皂、纺线、做衣服鞋子。她像一个大管家,常常需要协调几个家庭之间的矛盾。

    这段日子对杨雪兰这个10岁不到的孩子来说,反而因为几家人聚在一起而觉得热闹;但对母亲严幼韵来说,却是艰难岁月。她在回忆录中写道:“现在回过来看,当时的我们确实非常勇敢。不知自己的丈夫生死如何,非常担忧我们的孩子,自己的命运也完全无法确定,但我们直面生活,勇往直前”。

    1945年,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来到纽约,不久即出任联合国礼宾官。1959年退休以后,和顾维钧组建了新的家庭。

     “其实顾维钧一直没有家。他一生做外交官,外交官是派到哪里就住在哪里。后来和我妈妈结婚就住到我家了。退休以后,联合国又让他去(海牙)做法官,他也是住在宾馆的。”杨雪兰说。

    相比前几段婚姻,顾维钧把严幼韵当作一生的至爱。严幼韵在回忆录里写到,顾维钧曾送给她一对熊猫,背后写着“W. Marry J.”(顾维钧娶了严幼韵),充满了爱意。子女们都认同,他和妈妈“真的是爱情的故事”。

    晚年的顾维钧受到太太的悉心照料。顾维钧喜晚睡晚起,严幼韵就每日凌晨3点起身,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计划的邀约,顾维钧在退休后专注“回忆”工作,先后17年完成了11000多页的“口述回忆录”,这也是与太太的精心照顾分不开的。

    顾维钧和严幼韵结合后,两家人合为一大家。严幼韵对顾家子女视为己出,每年都能召集大家聚在一起。顾维钧与前任妻子共生有三男一女,其中顾裕昌、顾福昌二子于70年代先逝,长子顾德昌和女儿顾菊珍和严幼韵一家保持着亲密的联系。

    顾菊珍曾感慨地评价严幼韵,“她是不容易的一个人,我们顾家这些人,跟她们原来不认识的,把我们能够全部召集起来成为家庭,这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们当然很客气,可是我们并不叫她母亲,我们叫她Juliana(严幼韵的英文名),她不在乎的,所以大家都很和睦。”

    严幼韵的三个女儿和顾维钧也很亲密。杨雪兰说,顾维钧在自己孩子面前是很传统、严厉的父亲,她的继姐顾菊珍每次见到爸爸,总是被问“功课学得怎么样?”“分数考得好吗?”反而是他退休以后,和严幼韵的家人在一起时才放松了。他们一起度假、游泳,到赌场试运气。

    杨雪兰回忆起继父能讲好几个段子。顾维钧和几个女婿学跳水,总是平着拍在水上,一次他终于能像鱼一样钻进水底,却又不知怎么潜上来。他喜欢去赌场玩roulette(轮盘赌),逢赌必输,包括打麻将,从来赢不了牌,但是他在赌场拿一支笔一直记着什么,人家就以为他是行家。最有趣的是他的“picture face”(相片脸),他本来是很好玩的人,但是一照相就架起肩膀,挺起胸脯,脸也“凶”起来,所以现在看到的顾维钧所有的照片都是一张绷紧的“相片脸”。

    顾维钧有记日记的习惯,平时还喜搜罗杂物。女儿顾菊珍在他的遗物中找到一封信,是杨雪兰10岁时写给顾维钧的英文信,信里写着“谢谢你给的糖”。当时大约是和母亲刚来美国,受到顾维钧的照顾,但杨雪兰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顾维钧活到97岁,逝于1985年。他曾总结长寿的秘诀:散步,少食零食,太太的照顾。他去世后,严幼韵觉得自己“失业”了。“她像一个职业的家庭妇女,不是人家的少奶奶,也不是太太,而是一个非常职业的事情。”杨雪兰说。

    严幼韵如今住在纽约曼哈顿,晚年喜欢社交。她的圈子里都是外交家,她喜欢结交新的朋友。每天她要安排朋友来家里打麻将,她每天用香水,穿高跟鞋。过了百岁的她每每被人问起长寿秘诀,她都笑答,“我没有秘诀,只是幸运罢了。”非要总结的话,她不运动,不吃药,不为往事感伤。

    杨雪兰说,母亲的长寿之道其实是乐观,“就像看半空的杯子,她看到的总是半满。”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Something could be worse”(本来事情会更糟呢)。

    母亲从不回首往事,但在大女儿杨蕾孟的劝说下,不久前完成了口述回忆录,已在美国出版,今年年底会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

    两个女儿又要开始为母亲准备今年的109岁寿宴了。母亲每天都很开心,问她几岁了,她说:106?107?不记得了。但问她今天好吗,她会说:每天都是好天。

    在这样一个外交世家中长大,杨雪兰从小就想当一名外交家,但作为一个美籍华人,她已无法再代表中国实现这个梦想。“其实我觉得我是做到了。”杨雪兰说。

    在严幼韵三个女儿当中,杨雪兰最“中国”。也许是出生在上海的缘故,她内心深处始终认为自己是上海的、中国的。她一直穿中式服装,能说很流利的中文。姐姐和妹妹都比较西式,不怎么会讲中文。她在上海有一处公寓,每年都回来几次。

    杨雪兰受母亲的影响很大。母亲在联合国礼宾司工作的十几年,每天都穿旗袍。那个时候,母亲每两年回趟上海,都要做几身旗袍带回去,衣柜里的旗袍就有几千件。“她没有穿过外国的衣服,只有睡衣是西式的。”

    她也鼓励女儿穿旗袍。杨雪兰从13岁开始就穿旗袍,上中学时,她也想像其他同学那样穿西式衣服,但母亲说不可以,所以她一直穿旗袍长大,直到自己生小孩的时候,她才有机会穿西式的衣服。

    杨雪兰从美国威利斯女子学院毕业后进入了广告业,在美国Grey广告公司工作了20年。时任Grey执行副总裁的她引起了美国通用汽车的关注,用时6年将她“挖”到了通用汽车出任副总裁,成为通用历史上唯一的华裔副总裁。她在通用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一个中国人,同时是女总裁,在当时都是另类。彼时的中国并不为普通美国人所知,一个法国外交官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个子矮小,弯着腰趿拉着脚走路,妇女则用缠过的小脚蹒跚而行”。

    “那个时候在美国中部,很多人从来没有碰到过中国人,我是他们见过的第一个中国人。80年代,甚至到了90年代,他们对中国都没有什么印象。中国?你们那里有热水吗?觉得那是个野地方。所以我是最奇怪的人,从纽约来的,又是女的,又是中国人,古怪到底。”杨雪兰哈哈大笑。但从小的家庭背景和父母的教育,并没有让杨雪兰觉得自己是女人、华人会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母亲对她们的教诲是:你们可以做任何事,最好做宽一点、大一点的事。

    在通用,她参与了通用汽车和中国的合作,间接促成了中美合资的上海通用汽车制造公司建成投产。然而,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杨雪兰也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模样。她梦想着上海的样子,直到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有机会回到上海。“美国有一个故事,讲一个人沉睡了一百年后醒来,我觉得中国就像睡了一百年。”

    无论是纽约、伦敦还是巴黎,全世界的大城市似乎都繁华喧嚣,但是她到了上海,发现大街上没有汽车,满街只有自行车;晚上路上没有灯,因为没车,可以在路中间走。夜晚甚至整条路上没有一个人,“安静得不得了”。和美国相比,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很低。带儿子到舅舅家,惊喜地看到一个浴缸,但是没有热水管,要用暖水瓶烧热水一瓶瓶加进去……

    但那次回国给她印象更深的是,当时的中国人是那么“简单、纯真和朴实”。她们把手绢扔在酒店不要了,结果店里的人拿着手绢一直追到火车站,问你们是不是落了这块手帕。另有一次,她们在静安饭店请客,订了一个奶油蛋糕,她们习惯把太多的奶油刮掉,上海家里的阿姨见状说“你不吃这个的?给我!”她拿起来就吃掉了。

    此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逐渐开始受到西方的瞩目,但杨雪兰发现美国的华人圈在对华问题上表现得依然模棱两可。他们大多不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面对国外的记者,也谈不出什么见解。

    退休之后,杨雪兰与贝聿铭、马友友几个知名华人一起创办了美籍华人组织“百人会”,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帮助华人在美国不受偏见”,现在则更多的致力于中美艺术和教育交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外交,我的目标是帮助大家认识华人。后来真的跟中国政府联系,也就是真的外交了。我没有做成外交家,但其实我的工作一直都是外交。”

    杨雪兰2月底刚刚返回美国,3月中又飞到了上海,她这次要待两个星期,为即将开放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忙前忙后。她曾将《牡丹亭》带进纽约大都会的舞台,这次要促成纽约爱乐乐团和上海交响乐团的长期乐手培训和演出交流。

    “原来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国家,很多人感兴趣但并不关心,现在中国发达了,很多人开始害怕中国了。如果人和人的关系不好,最后国家的关系也不会好。我们做文化交流是一种基础,未来的外交格局是靠未来的人对中国的态度决定的。

 

 

 

 


彭德怀死后的经过

马双有

2014-08-10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国元勋彭德怀,在经历了十五年批判斗争、八年的囚禁、审查、羞辱、折磨之后,带着山一样的悲愤,海一样的冤屈,在北京一家医院的病房里,孤苦伶仃地去世了!

    毛泽东肯定在第一时间得到了彭德怀的死讯。这个让他痛恨了几十年,批斗了几十年,动用了一切残酷专政手段都没有使其低头认罪,一直在叫嚷翻案,让自己头疼不已的死对头,终于死在自己的前面,是该庆幸?是该遗憾?是该痛惜?是该怜悯?

    很可能是百感交集,无法言说。其时,他正在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要把那个因背叛他而摔死异国的林彪批倒批臭。突然听到彭德怀的 死讯,很可能要产生一种联想:林彪,彭德怀,自己的左膀右臂,自己最信赖、最得力、战功最卓著的两位元帅,自己却利用两次庐山会议将他们打翻在地,使其死 于非命,即使别人不骂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自己心里能不痛伤?

    况且,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有三位元帅:贺龙、陈毅、彭德怀。林彪一死,毛泽东对贺陈二位一再表示平反之意、歉疚之情,甚至抱病参加陈毅的追 悼会。彭德怀的地位和功劳在贺陈之上,他的死去,毛泽东难道没有丝毫的愧意?常言道:人死为大。以前无论多少恩怨纠葛都已过去,彭德怀并没有明火执仗造反 起义,也没有谋害自己,天大的罪恶就是写了一封信,生前对他没有任何的照顾,难道他死后还不应当发一言予以抚慰予以体恤吗?

    遗憾的是,确实没有!毛很可能在第一时间得知彭的死讯,心灵一定受到极大震撼,或者说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可能故意装作一无所知,任凭下面的要员们迎合自己恶意处置。

    如同刘少奇的火化单写着“刘卫黄”一样,彭德怀也被更名“王川”。项目组在关于彭德怀死后骨灰处理的报告中写道:“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 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公墓。”  

    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报告上批示:“照报告上所提办法办。”于是彭德怀的遗体 被秘密火化,火化的费用,从彭德怀那少的可怜的生活费中扣除。同时把他在监护中病榻上读过的、做过批注的六十二本书,也一同烧掉。

    表面上看,这一切是项目组搞的,王洪文批的,实际上一定是毛泽东操纵的:对于这样一个搅得自己几十年心神不宁的重量级罪犯的死后处理,王洪文甚至江青也不敢擅自做主。

    不过让人疑问的是,刘少奇化名刘卫黄,那是恶咒刘少奇生前保卫黄色的,即反动的东西。而把彭德怀化名王川是什么意思?为何要把骨灰存放到四川成都而不是别处?彭德怀批注的书籍为何要烧掉?

    原来,王川,谐音即「亡命四川」。一位战功卓著的开国元勋被他们逼死,骨灰被他们送往四川,居然成了彭德怀“亡命四川”!亏那些孬家伙会想出如此孬点子!

    之所以把彭德怀的骨灰送往四川成都,笔者猜想,可能是彭德怀曾在四川三线工作过,八年前在成都被红卫兵揪到北京,可能有人从哪里来、魂归哪里去之意吧。或者把彭德怀的骨灰送到遥远的大西南,以免这个桀骜不驯的屈死鬼就近来缠绕,也未可知。

    至于那六十二本书,彭德怀反复阅读后在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表明了坚定的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为自己作无罪辩护的,是在批评大跃进、人民 公社的极左错误的,是在批驳庐山会议强加给自己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的,是在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的。书越读心里越亮堂,越发坚定了固守真理、决不向谬误低头的坚强信念。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芒的书籍和批注,不仅会让四人帮惊慌失措,也会让一代伟人心慌意乱!他们一定很想把这些写满“恶毒”语言的书籍留下来作为证据来痛打死老虎,又担心那真理的光芒会洞穿邪恶的阴影!于是一把火烧掉,省去诸多麻烦。

    当然,对彭德怀死后的一切处置都可能经过毛泽东批准。

    专案组将彭德怀的骨灰运往四川成都,押运者奉王洪文之命告诉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刘兴元和省委书记段君毅,只许他们两人知道这是彭德怀的 骨灰,不准告诉第三人。没有举行任何简单的安放仪式,没有灵堂,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哀乐,没有吊唁的人群,彭德怀的骨灰按当地的风俗装在一个大盒子里,存放在殡仪馆暂存处,盒子上贴的纸条上写着“王川,32岁,成都市人”。

    彭德怀此时已经七十六岁,怎么写成了三十二岁?

    原来这是四川省委一位老干部,在填写骨灰盒表格时,心想,这个骨灰非同一般,当代名人并无王川其人,一定是个化名,一定要妥善保存,于是故意写成:王川,32岁,以惑人耳目,使其在动乱年间得以安全保存。名著《这就是彭德怀》写到这里,悲愤地说道:“就这样,一代开国元勋,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彭德怀,不仅被人从肉体上残酷地消灭了,而且连自己的名字也被无情地剥夺了,顶上一个子虚乌 有、充满羞辱的假名,连同他地狱烈火炼铸的耿耿忠骨,悄然摆在了这荒郊黑屋阴暗角落中的一排木架上,占据了区区一尺见方的空间,变成了骨灰架上的一个孤独 的编号——273!”

    这悲愤的语言,如同重锤般敲击着善良的人心,同时也使人发出愤怒地天问:这一切究竟是谁造成的?曾经说过“真理也许在你那里”的毛泽东,当年派彭德怀去四川是“诚心诚意”的,现在把彭德怀的骨灰又悄悄运往四川,又是什么心意呢?

    若干年前毛泽东就传出话来,一直担心自己死后彭德怀会造反,还要与他签什么君子协定。这话不是玩笑,像是真话。现在他知道,这只死老虎 在监狱的病床上挣扎了好多年,让他造反根本不可能,但害怕他翻案,翻庐山会议的案,翻大跃进的案,却是实情。因为彭德怀在囚禁北京的八年里,一直没有承认 过错误,一直要求翻案。红卫兵轮番批斗,他没有认错;项目组反复审查,他没有低头。他一直叫喊:庐山会议,我没有错,大喊百声,问心无愧!

    经过八年的文革,那些老干部早就被整得服服帖帖,对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不敢说半个不字;而青年一代早就被彻底洗脑,那刘少奇彭德怀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的坏蛋,他们被打倒被批判被整死,是罪有应得!毛泽东早就成了永远伟大、战无不胜、金光四射的神,除了彭德怀以外,谁还敢对神有半点不敬!

 毛死后,彭德怀获得崇高评价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只要彭德怀一死,自己在庐山会议上所犯的一系列荒谬错误,以及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滔天大罪,都会随着彭德怀尸体火化而烟消云散,再也无人追究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只手遮不住天空。彭德怀去世两年后,他老人家也撒手人寰;他一去世,他最宠信的四人帮便遭逮捕,两年后,忽然天翻地覆。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两天后,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了隆重的最高规格的平反昭雪和追悼大会。追悼会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主持,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致悼词。要知道,邓小平此时虽然是副主席,但是在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后,他已经实际上成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和彭德怀的战友关系,他的崇高地位和影响力,最适合为彭德怀致悼词。他说:

    “彭德怀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杰出的领导人。他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 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彭德怀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对革命工 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

    “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戴。”

    这些崇高而精确的评价,九泉之下的彭德怀定会得到一丝安慰。不仅如此,追悼会后,从四川空运回来的彭德怀骨灰盒,被隆重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 墓第一室,与他的战友朱德、陈毅、贺龙安息在一起。正如陈毅诗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一九九八年,彭德怀的亲属遵照彭德怀的遗愿,将彭德怀的骨灰迁至湖南湘潭故里,此处不赘。
 

 

 

 



 

发件人:陆一<yilu@sse.com.cn> (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陆一<yilu@sse.com.cn>时 间:2014年08月06日 16:47 (星期三)附 件:1个 (image001.jpg ) 查看附件

    对林彪需从一个纵深的角度来观察,尤其应考察体制因素以及50年代后国家发展的方向等问题。

读懂建国后的林彪

高华

2014-08-03

一、林彪出山是完全被逼的吗?

    文革之初,毛选中林彪做他的「接班人」是和废黜刘少奇同步进行的。刘少奇原是毛的接班梯队的第一号人选,1970年12月18日,毛对斯诺(Edgar Snow)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从那以后,毛采取「剥笋政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对刘封锁消息。1965年国庆节后,毛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才返回北京,至此毛对刘少奇已下定废黜的决心。1966年3至4月,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在返回昆明后接到通知,於4月20日赶往杭州出席毛临时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等待他的已是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进入5月,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又命刘少奇在京主持解决「彭、罗、陆、杨」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历时二十三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与会的中央主要领导:刘少奇、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都在发言中高调赞颂林彪。6月1日,又是在刘少奇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7月8日,毛在武汉给江青写信,挑明他发动文革的意图;所有这些都表明,刘下台已是时间问题。

    邓小平原先也是毛的接班梯队的主要成员,毛多年来大力重用邓,1954年,邓先为中央秘书长,后为总书记,本意是制约刘少奇。毛没料到,到60年代初,邓和刘走到了一起。1966年6、7月,在派遣工作队问题上,邓又和刘一致,毛有了放弃邓的想法。

    在排斥了刘、邓后,毛出於历史和现实因素的考量,将林彪推到了前台。毛发动文革,打掉中央一线,离不开军队做后盾。在历史上的几个关键时期,林彪都站在毛一边,几十年来,林彪对毛的意图充分领会,又旗帜鲜明,敢於担当。林彪在军内有很高的威望,却身体不好,一方面,毛鼓励林彪振奋精神,保养身体,另一方面,由林彪代管军队,毛也放心。

    毛要拉林彪出山,取代刘少奇,在党内,特别是在军内,都不存在反对的意见。建国后,毛为了稳定大局,长期采取的是压抑军功阶层,支持、重用以刘少奇为首的党的文职官僚的策略。在高岗事件后,军队将领归顺党机关的格局已完全确定,但是军队将领对刘少奇、彭真等的不满并没有彻底消除,而是潜伏了下来。随着60年代初以来毛对刘不满的加剧,毛重新启用军功阶层作为平衡刘的力量。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发表的那篇有名的为毛保驾护航的发言,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与会者的反感,相反,一些高干认为林彪的发言「挺身而出,讲排除干扰,使我们党有安全感」3.到了文革前夕,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已空前增加,历史上中共长期又是党军一体的传统,在这种形势下,林彪出山已是顺理成章,而且林彪出山还代表了更广大的军队利益的扩张,能够得到军队系统的支持和拥护。

    林彪是为毛打天下出力最多的军事统帅之一,又是一位寡言少语,深有韬略的军人政治家。林彪於1942年2月8日从苏联回到延安,从该年底至次年7月,奉毛命去重庆,参加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的谈判,1943年10月13日,代表毛在西安和蒋介石再次见面。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林彪只是捧毛,没有整人4,中共七大选举中委时,名列第七名。在40年代后期的解放战争中,林彪率领的「四野」横扫大半个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立下旷世功劳。林彪在「四野」享有极高的威望,「四野」有军歌:〈我们是林彪的战士〉。南下期间和建国初,林彪先后被任命为华中局、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中南军区司令员,党、政、军一把抓,统辖河南、两湖、两广、江西六省,是名副其实的「中南王」,其地位大大超过同级的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等人。

    50年代初,林彪从公众生活消失,与他不去朝鲜领兵,身体不好有关.1950年10月18日,林彪在苏联曾和周恩来说,中央有需要,他随时回国5.建国后,林彪除了50年代初为出兵朝鲜,争取苏援和周恩来一同去过苏联,并在索契疗养一年,一直没有出国访问。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林彪恪守分际,未越逾自己的角色界限,就党的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故而在党内,林彪的口碑也很好。

    林彪长期追随毛,对毛的作风、心理、性格等有很深的了解,建国后,他对毛既有尊崇的一面,又极担心功高震主,对毛早有提防。由於林彪对毛抱有双重心理,他在50年代的活动也就存在着「两面性」。50年代初,他熟读《黄石公三略》,深知「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班师之日,存亡之阶」的道理,为避免重蹈古之韩信之覆辙,「全功保身」,主动隐退6.他在笔记中写道:西汉故人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7.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林彪因政治和身体的原因长期休养,不与任何一位中央首长来往,也包括毛泽东。

    但是,林彪又不能真正做到「闲云野鹤」,无欲无求。1953年大区撤销,对他一时没任何安排,当高岗来动员他时,他和高岗谈得非常投机8,高岗被毛抛弃后,林彪再度谨慎起来。1954年,林彪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排名在陈云之后,彭德怀之前。1955年4月,在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和邓小平一道进入政治局,中央仍然没有具体安排林彪的工作。

    在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毛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成为中共核心层第六号人物,排名在邓小平之前。此举和林彪无关,完全是毛的布局,却燃起了林彪的政治欲望。此时彭德怀虽然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是以林代彭的布局已公开化了。林彪悟出毛的用意是要把他「当高岗用」,更知道毛此举是要用他来平衡刘、周。林彪马上以行动向毛献忠心邀宠,在当上中央副主席的第三天,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破题定调,既打刘伯承,又捧毛。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林彪被毛搬兵,一上庐山,就有力助毛,批彭德怀的调子最高,骂彭德怀是「伪君子」,「野心家」,「冯玉祥式的人物」。在其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下令当场扣押为彭德怀辩诬的锺伟将军,并发表文章,不指名尖锐批判彭德怀和捧毛。

    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后,正值全国性饥荒蔓延,毛的威望开始下滑之际,他在1960年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等口号,在全军发起「学毛着」,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活动,向毛献上忠心。1961年9月23日,毛在武汉和英国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元帅谈话,明确表示,他死后,刘少奇是接班人。毛向蒙哥马利放话,是事先有准备的一项精心安排,重点是面向国内高层,其目的是为了平稳渡过当时他所面临的难关。蒙哥马利回国后把毛的这番话公开出来,外交部把蒙哥马利的有关叙述专发一个简报,发至地、师级,使林彪很受挫折。但是林彪并没有消沉下去,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别出心裁,说了一番和大会主旨完全相反的捧毛的话,深获毛的赏识.在毛的威信受损的困难时期,林彪为毛保驾护航,立下第一等的功劳。其后林彪因布署调兵东南防范蒋介石「反攻大陆」,身体累倒了,军委日常工作被毛转给贺龙代管,林彪又不出面了。他亲笔提醒自己:「千万记住」,对於对手的侮辱,应「视若无睹,置之不理」,「勿上敌箝制队,游击队的当」,更警戒自己要吸取彭德怀的教训:「庐山之彭世上之彭甚多,岂可为了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的终身大事!」在这之后的几年,林彪捧毛更加花样翻新:「突出政治」,「活学活用」,1964年5月,在军队率先发行《毛主席语录》等等,造成崇毛的巨大的社会氛围,使毛错而有理,更加霸道,给中央一线造成巨大的压力。

    林彪是不是完全无保留地崇毛?答案是否定的。在中共所有领导人中,林彪私下对毛的批评是最尖锐的,而且直指毛的个人品质.林彪批评毛「搞权术」,「言行相反(言论前后相左,如内矛)」(指毛〈关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讲话稿和发表稿的区别),「别人搞好的东西压住,事后归己」。「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他对叶群说:「为省脑力勿读一号(「一号」指毛)和斯(大林)」,还批评毛搞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称毛是「拗相公」,「不关心国民生计」,只关心自己的「名、位、权利」,林彪并且指责毛对赫鲁晓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 )「骂绝了(穿睡衣臭骂)」,「对(王)明斗绝了」,但是所有这些言论只限於在家里和老婆表达.

    林彪对毛虽有意见,但隐蔽极深,公开的言论都是顺着、迎合毛,「坚决的左倾高姿态」,为甚么要这样?一言以蔽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林彪看来,不管毛是否退入二线,毛的权势都是不可撼动的,为了保全自己或更上层楼,只有紧跟「毛线」,同时也要隐匿锋芒,减少毛的猜疑心。早在60年代初,林彪就提醒自己,对毛要奉行「三不」和「三要」:「1,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2,不批评(免争领导之嫌),3,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明知不是理,事急且相随」。叶群记录的林彪的一次谈话说道:「万般皆下品,唯有利益高」,「离开利益,一切看不清,是千条万条中的第一条」。「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於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宁),蒋(介石)之於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林彪的笔记还写道:「何为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谁不讲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林彪还告戒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1966年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在大连休养,是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并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才在8月6日回到北京。从表面看,林不愿出山,是毛一再要求,林才出山的。但是毛看得很清楚,林彪几年来的行为并不是「老僧入定,四大皆空」。林彪住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见毛泽东就作揖,托称身体有病,不愿接任新职。毛泽东大怒,骂林彪:「你想当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严斥林彪:「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应该说,毛的眼力是准确的。

    在毛为发动文革的先期准备中,争取林彪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毛为了满足林彪的要求,在1965年12月打倒了长期忠於他的罗瑞卿,但是,毛抛弃罗瑞卿不单是为了林彪,其中也有他个人的考虑,这就是罗瑞卿在1962年后和刘少奇、邓小平及中央一线走得很近。1965年1月,罗瑞卿被刘少奇主持的三届人大增补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并向罗许诺,如林彪身体不好,还是罗来接林的班,在毛看来,这些都是刘少奇在挖自己的墙角。所以从1965年4月起,毛、林就开始削罗的权。1965年12月1日,毛、林在杭州密谈,很有可能就是对林进行「路线交底」28,几天后,12月8日,毛突然下令在上海临时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迅速解决了罗的问题.在这之后,毛马上要林彪作出回报,命江青「请尊神」找林彪,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上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拉林彪上船。

    对於毛发动文革的意图,林彪不仅心领神会,而且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为了震慑中央一线,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在「七千人大会」的四年后,林彪又一次面对全党作大报告。林彪在讲话中发展了毛的「修正主义要搞政变」的看法,使全党大受惊吓,达到了「丘八吓秀才」的目的,却未料到毛对他的讲话竟然还有一些保留,毛通过周恩来把给江青的信转给林彪看。为毛说话却被批评,林彪的一片「忠心」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才有婉拒出山的反应,但最后还是接受了毛的命令。

    可是,毛对林彪还是不完全放心,1966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叫林彪读《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和《宋书》中〈范晔传〉29,以古史对林彪加以告戒。郭嘉为曹操的谋臣,助曹操破袁绍有大功,随曹操征战多年,英年早逝,年仅三十八岁.范晔,南朝宋国人,《后汉书》作者。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国号为宋。范晔先后担任过尚书外兵郎等职,由於性格骄慢,经常被贬官。由於刘裕弟彭城王刘义康长期执政而受到宋文帝猜忌。元嘉十七年(440年),宋文帝以「合党连群,阴谋潜计」的罪名诛杀、流放刘义康的亲信十余人,并贬刘义康为江州刺史。刘义康不甘失败,多方拉拢范晔,使其最终入夥。是年十一月,造反事发,有人告密宋文帝,称范晔是政变主谋,於是,范晔於元嘉二十二年(466年)以谋反罪名被满门抄斩,时年四十八岁.

    毛要林彪学郭嘉,一心事主,又用范晔最后参与谋反,被满门抄斩的历史来警告林彪。从这可以看到两点:第一,毛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他在提拔林彪时,对林彪还是有颇深的怀疑的。第二,毛也是坦率的,他就是以此告戒林彪,要摆正关系,这就是毛和他的关系是君臣关系。他以范晔为例,直言不讳地警告林彪,皇帝多疑,汝要谨慎从事,否则下场不好,还要祸延子孙!这两点,是理解文革期间毛、林关系的关键。

二、林彪在1966至1969年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林彪被毛钦定为接班人,在中央核心层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周恩来:60年代初,当刘、邓一致抵制林彪对毛的过份宣传时,周站在了刘、邓的一边。1960年3月24日,在天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首先提出:不能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邓小平第二个发言:一定要使我们报刊的宣传不要把「马列主义」这几个字丢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讲毛泽东思想。周恩来第三个发言,对刘、邓加以呼应,批评当时报刊对毛思想的宣传:一个(是把马列和毛思想)对立起来,还有一个(是把毛思想)庸俗起来了,(把)甚么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但是到了1965年,中央的情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周已看出林彪正在上升的政治前景,在该年下半年代表毛和王稼祥打招呼,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帅和邓总书记。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发言,赞颂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又称赞:「1962年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讲话。」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周对林的接班人地位表示积极拥戴。

    邓小平:对林彪一向抱有看法,他看得很清楚,真正淡泊的人绝不会像林彪这样工於心计(狂热捧毛),出手狠辣(对彭德怀,对罗瑞卿),所以对林并无好感。邓也不赞成对林彪战功的过份宣传,但是到了1966年上半年,邓也注意调整和林的关系.彭真倒台后,邓向中央推荐陶铸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其中考量之一,就是陶铸曾是林彪在东北四野的部下。

    刘少奇:长久就知道林彪在毛心目中的重量,在林彪升任副主席后,很少得罪林,在1959年9月9日军委扩大会议上,刘说他「要搞林彪的个人崇拜」。60年代初,监於林彪对毛的过份吹捧,曾一度领头压抑林彪对毛的个人崇拜,但是到了1963至1966年初,刘少奇对林已无可奈何。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一面做自我批评,一面捧林,以后又批彭真、罗瑞卿反林彪,以此向毛、林示好,殊不知这一切都不能挽回自己即将倒台的命运.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号人物降为第八号,在发言中表态拥护林彪做毛的接班人。

    朱德:长期受林彪羞辱,在1966年5月23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受到批判,已完全没有发言权。

    陶铸: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取代了彭真成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以自己和林彪的历史上的渊源,捧林,来北京后,受到林彪接见,这对林彪是极罕见的。

    陈伯达、康生、江青:直接从毛处领命,全力捧林。

    林彪一出山就出手打人:刘少奇已倒台,最大的对手就是邓小平,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以全票当选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四,仍然分工主管和各国共产党联络等工作,江青和林彪联手,向毛进言重排座次,把邓排在第六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还以「接班人」的身份,讲了一番话,打击邓的威信,邓小平只能在会议期间把工作移交给康生后下台。

    林彪上台后最初的几次讲话,8月9日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8月10日和13日关於「罢官」问题的讲话,其性质都是支持文革的动员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直接主事,原意「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林彪在主持过几次会议后,从8月24日,就改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林彪又做了「甩手掌柜」,除了身体不好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看到毛早做了制约:叶剑英年初就做了军委秘书长,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拔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进入政治局;林彪的毛家湾住地原先是由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警卫,但是在十一中全会后,加派由汪东兴直接指挥的8341部队,由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副参谋长亲自坐镇34,由两个单位共同警卫林彪的住所。於是,林彪万事没有自己意见,主动交权,一切都听毛的。

    毛完全回到一线,他又是怎么驾驶文革这艘大船,领导国家的呢?

    (一)大权独揽,是最高或唯一的决策者,林彪、周恩来、江青等都是执行者。

    (二)逐渐冻结中央日常领导机构,成立两个班子:1966年5月成立由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担任组长只是给江青打掩护,大权都在江青手中,这是为日后取代中央书记处预做准备。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书记处已名存实亡,陶铸作为常务书记,只是名义,书记处已不开会。由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从毛处领旨,具体出面指导全国文革;由周恩来领导中央日常工作班子,包括暂未打倒的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由周具体遵旨办事,管理国家经济运转.以后毛又命由周主持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碰头会议」,叶群代表林彪参加,处理重要的军国大事。

(三)由林彪领导的军队保驾护航,但一切重大行动都由毛安排,或由毛委托周恩来居间协调.

    (四)由毛本人亲自,并通过江青独掌意识形态宣传系统,对全国人民进行意识形态鼓动和对全国形势进行调控。

    在这一阶段的文革过程中,林彪的名声极大,对林彪的宣传铺天盖地,军队系统尤甚,在还没有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人事机构改组的8月12日,《解放军报》就发表社论,宣称: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9月初,全军又就林彪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周年,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如此等等,既是林彪为自己造势,也是毛、江青的一个策略,这就是拉住林彪,为文革添柴加火,引导全国军民相信林彪大权在握,其实林彪虽有「副统帅」的名义,但他的角色并不突出。

    林彪拥护毛的一切决策,「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毛主席划圈我划圈」,对江青也不时示好。林彪从外地回京,甚至有过先不回自己的住地毛家湾,而是前去钓鱼台看望江青的事例。林彪对叶群捧江青也不加制止,1967年夏,林彪甚至降尊纾贵,给毛的信也先给江青的亲信戚本禹看,徵求他的意见。但是,林彪还是利用文革的机会报复仇人和清除异己,他的方法是利用毛的疑心,借毛和江青的手清除异己。

    林彪最恨的是陆定一夫妇。陆原是毛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拔的重要领导干部,建国后毛对陆也基本信任。50年代后期以来,陆在对知识份子问题的看法上和毛一致,受毛欣赏,但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长期给林家写匿名信,得罪了林彪。陆定一和林彪的重量不能相提并论,毛要拿到林彪的忠心,牺牲陆是小事一桩。

    林彪对过去得罪过他的人绝不容忍。1953年3月,傅连暲医生曾奉毛的命令为林彪检查过身体,引起林的疑心,文革初,傅连暲即遭迫害。毛知道傅是好人,而且在1934年在江西萼都曾经救过毛的命,於1966年9月3日下旨救傅: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由於毛救傅的旨意并不坚决,在回覆傅的求救信中,更对傅有所指责:「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1969年2月29日,傅连暲还是被叶群、邱会作整死。

    林彪在军队中最不放心的是贺龙,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老帅中,朱德已垂垂老矣,没有任何威胁;刘伯承双目几近失明;陈毅,在军中没有甚么人马,而且有历史上反毛的事,自有毛来收拾他;徐向前,几十年谨小慎微;聂荣臻,只是管国防科技,离权力中心很远;叶剑英,更没「山头」和人马;老帅中只有贺龙实力雄厚,在军中有较深的人脉资源,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在60年代初中期曾奉毛命,一度代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和罗瑞卿也关系密切。於是林彪夫妇在刚出山的1966年7至8月,就策划诬陷贺龙。毛对贺龙原是信任的,但以后也渐起疑心:1964年11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Rodion YakovlevichMalinovsky)元帅在莫斯科对贺龙策反,贺龙在当时虽表现了对毛的忠诚,毛还是难打消疑虑:苏联人为甚么会对贺龙策反?毛就改变了对贺的态度,同意打倒贺龙,林彪趁此机会,把贺龙系的人马全部清洗,毛听之任之。

    但是,林彪对毛批刘少奇的绝情,私下抱有看法。60年代初,林彪很佩服刘少奇、彭真治党的一套,曾亲笔写下,在管理干部方面,要「学刘彭的做法」。在1962年1月23日准备「七千人大会」报告时,林彪提醒自己,「讲时应照顾听众利益,及大首脑(一号、干部辛苦、各脑、周)利益,分别拉之」。在1月29日作报告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少奇同志的报告讲得很好,很正确,我完全同意。在文革中,林彪对刘少奇的态度,基本上是顺着毛和江青的态度走。1966年8月14日,林彪将一份诬告刘少奇的信转给江青,「并请酌转主席阅」。1968年9月29日,林彪又在刘少奇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上亲笔批示:「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但是据给叶群讲书的官伟勳说,林彪私底下对其女儿林立衡说:「刘少奇在论事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邓都是好同志,拿掉他们没有道理。」林彪的秘书张云生也回忆,1967年7月,红卫兵包围中南海,要揪出刘少奇,林彪在听秘书讲文件时脱口而出:刘少奇是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就是反党。

    林彪对陶铸被打倒无能为力,陶铸被打倒后给林一信,林见信后「默默无语」,叶群命秘书把信赶快烧掉。

    对彭德怀也没有特别加以打击,揪彭和打彭是由江青亲自指挥的。

    对刘伯承没有加以迫害。

    对徐向前、陈毅,看毛的眼色,在毛反击「二月逆流」和武汉「七二○事件」后,林彪对这两人,特别是对徐向前有严重打击,但在1967年冬,林彪又对杨成武说:徐向前没有野心。

    对朱德,林彪虽然多次在中央的会议上羞辱朱德,但在私下,据朱德女儿所述,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直到他叛逃的前一星期,「还常常登门拜访」朱德。

    对周恩来,基本不妨碍,一般情况下,也尊重周的意见,支持周的工作,在文革中和周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1967年3月,为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一事,周因直接报毛而没报林彪,受到江青、康生、叶群的指责,毛同意军内事应先报林彪,再报毛,为此周还亲自向林彪写检讨,表示「今后决不再犯」,林接信后颇为感动,当即叫秘书写信给周致谢,后被叶群拦下,改以电话问候。

    对康生:知道康生的厉害,敬而远之。

    林彪对一些部下倒台有同情,和江青也吵过架,但林彪区分不同情况,除对极少数亲信伸出援手(只救过邱会作),其他一概不管。

    林深居简出,除了随毛露面,很少有接见军队人员的行动,对「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很少过问」,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很少接触。

    林彪对「永远健康」的祝辞也非常害怕。1967年6月16日,林与毛一起观看上海京剧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毛看到舞台的演员在齐声祝祷「万寿无疆」时,对身边的林彪开玩笑说,下一个要轮到你了(指文革时期的例行套语,在祝毛「万寿无疆」后,要「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就这么一句话,让林彪大为警惕,当晚回家,书写「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下令「林办」人员夜间上街刷去所有祝林彪「永远健康」的标语,并连夜写信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在全国制止对「永远健康」的宣传。

    可是当机会到来时,林彪也迅速出手,这是他的一贯特点。1967年3月20日,林彪想揪「军内走资派」,「带枪的刘邓路线」,毛权衡后加以制止,林退缩回去了。1967年7月20日,「武汉事件」爆发,林彪顺风扯帆,跳到前台,「兴奋异常」,先是主持了中央文革碰头会,7月22日,林立果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林彪本来没准备参加中央文革预定在7月25日召开的群众大会,后又向中央文革小组表示自己要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群众大会,於是,林彪第一次成为主角登上天安门.7月下旬,林彪主动接见文革小组几位成员,说「寄希望於小将」,试图借江青之手、清除军内非林系的力量。8月1日,《红旗》为纪念「八一」的第十二期,果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武汉事件和林彪在7月20日以后的行为引发全国性的「反军」高潮,各地执掌军政大权的非林系的军队大员,如许世友等,政治地位岌岌可危,林彪的「活跃」引起毛的高度警惕。毛在上海,当着随行的杨成武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面,对祝林彪身体「永远健康」和「四个伟大」的提法表示不满,又对杨成武谈起长征途中林彪要毛下台的旧事。毛要杨速回北京,撇开林彪,向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老帅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由杨成武在招待会致词。毛的这些举动,一下把林彪打缩回去了。他「又恢复少言寡语,闷闷不乐的状态」,来了个「大撒手」。8月25日,为了稳定大局,毛下令抛出王力、关锋等,又一次要杨成武撇开林彪,向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周认为不妥,要杨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此时,倒刘大局还没有最后完成,毛只是要敲打林彪一下,并没有「换马」之意,9月24日,他在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之后,毛又有一系列安抚林彪的动作,1967年11月25日,毛作出批示,拒绝了林彪提出的删去对他评价太高的词语,表示「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

    1968年3月,又来机会了,江青要打倒杨成武和傅崇碧,林彪也想打击「杨、余、傅」,因杨成武、余立金都向他封锁毛在上海的讲话,而毛也有考虑,杨成武「四面讨好」,傅崇碧跟周恩来较紧,余立金不重要,毛就支持了林彪。1969年4月,九大期间,属於林彪系的温玉成突然被林废黜,毛也接受了。这是毛对林彪的最后一次的给予。

    1966至1968年,几乎军队的所有决策均须事先报钓鱼台,得毛和江青同意后,才能推行,林彪的讲话,也得由钓鱼台事先审查,军委办事组人员的组成,也是毛亲定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来自於毛,但是当毛需要林彪的时候,也会适当满足林彪的要求,这几年的情况,大致如此。毛依靠军队,稳住了大局,又以军队为中心,重新建党,恢复了秩序。

三、叶群扮演的重要角色

    考察50年代后的林彪,不能忽略其妻叶群在林彪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叶群是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的众多革命女性中的一员,曾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担任组教科长,1942年林彪从苏联返延安后和叶群结婚。林彪奉毛命去重庆期间,叶群在抢救运动中被整,在受审查时间,曾「往洗脸盆里大小便」,从此紧紧抱住林彪这颗大树,在建国后的历次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中安全渡过.叶群性格外向,懂俄文,有文化,好读书,悟性很高,在50年代,叶群陪伴丈夫一同韬晦十年,夫妇双修「宫廷学」,一直督促林彪捧毛。

    叶群和江青的共同点是:两人都有野心,有文化,叶群本来比江青有「人情味」,对下属和「林办」工作人员的态度也较好,但自文革介入高层政治后,也变得和江青一样,作风专横,都是满嘴意识形态大话,又有农民革命「女寨主」的派头.江青自称「老娘」,叶群自称「姑奶奶」。和江青的不同点是:江青不能当毛的家,只是毛的工具;叶群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当林彪的家。叶群虽然经常受林彪的训斥,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对林彪有怨气,但共同的利益已把她和林彪紧紧捆绑在一起。林彪在赋闲的十年,已习惯於依赖叶群,也从多年的经历中相信了叶群判断能力的准确性。林彪身体不好,精神倦怠,需要叶群打理内外事务。

    文革中叶群基本以林彪代表的身份出现在重大场合,而实际她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

    (一)控制林彪接触的信息。

    (二)给林彪的意见和批示「把关」,督促林彪捧毛捧江青。

    (三)代表林彪,指导军中有关重要的人事事务,是军委办事组的「女当家」。

    毛在文革初期对军队的领导机构做了精心的布局,1966年初,毛命令叶剑英取代罗瑞卿担任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担任此职一直到1967年3月。此时发生全国夺权、军队「支左」及「二月逆流」,军委机构名存实亡,由各大军区各自为政,北京只有一个由杨成武的总参的班子负责备战工作。1967年夏,毛去南方,江青、林彪、叶群建议成立「军委看守小组」,8月7日经毛批准,确定吴法宪为组长,而叶群实际上是「军委看守小组」的灵魂人物。9月23日,毛回到北京,提名杨成武参加「看守小组」,改名为「军委办事组」,由杨任组长。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爆发,「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负责,叶群等为成员,叶群几乎不参加办事组的会议,但在其中仍起关键作用。毛了解叶群在军委办事组的角色,叶群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毛的意见。毛对叶群揽权没加以制止,是把叶群当林彪的替身看待的。

    中共革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叶群只是军队的一个上校,因为是林彪的妻子,就可以参加军队最高领导机构的工作,这是十分反常的。然而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革中的1966至1971年的特殊时期,「高干夫人」深度参与政治,却是常见现象。因为,革命不分性别,而且出於保密的需要,首长夫人被认为政治可靠,於是从江青开始,到省级军政领导人,担任丈夫秘书的夫人比比皆是。由高干夫人担任丈夫的秘书或办公室主任的制度为高干夫人干预政治大开方便之门,其中分寸,全靠首长掌握。此制度在文革前还是局部现象(王光美一度跃入政治前台是一特例且造成严重后果),有刘、邓、彭真以党纪加以控制,但到了文革时期,特别是在1967初实行全国军管之后已失控,军队中大军区级以上的高干夫人参政已非个别现象。毛为甚么不加干预?

可能的原因是:毛让江青出山,委以重任,就不好再批评下属让夫人做办公室主任,林彪身体不好是事实,只能让叶群代林彪参加会议,而叶群善於察言观色,很会说话,使毛对叶群一向不反感,曾被毛称许为「八级泥瓦匠」。而且女性参政是可控的,其性质都是首长的附属物,好坏都拿丈夫是问,或鸡犬升天,或一起下油锅。

四、九大是林彪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毛论功行赏,破天荒的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又安排林的部下黄、吴、叶、李、邱进入政治局,军委办事组也主要由林的几个部下组成,周恩来、康生还以党的元老的身份在九大发言,表态拥护林的接班人地位。

    毛为甚么要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林彪对此是推辞的,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对新党章草案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去一事,表示「很不安,很不安」。而毛是在江青等人一再坚持下,「考虑了一个晚上」才同意的。显然,毛不会是因为江青的建议,就作出如此重大决定,毛一定有自己的考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无法猜测,但仍有迹可寻:在九大开幕式上,毛故意提名林彪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加以试探,林彪迅即反应,高呼「毛主席当主席」。4月14日,周恩来在大会发言,称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林彪迅即打断周的讲话,流泪颂毛。然而毛还是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引用苏联人批评中国为「军事官僚体制」的一番话,来曲折表达对林彪的军系力量膨胀的担忧.毛把许世友、陈锡联拉进政治局,还提拔李德生,使之也进入政治局,以图对林彪加以制衡。毛对大军区第一把手的任用极为用心,对这一级军队领导,林没有任何用人权。

    九大后,毛开始逐渐压抑林彪的军系势力,手法之一就是对个人崇拜降温,此举直指个人崇拜的吹鼓手林彪。1969年6月,他在武汉多次批评对他个人的形式主义的吹捧,还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说,「四个伟大太讨厌!」以后,「毛泽东交代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当周照办以后,毛还故意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

    毛的手法之二是刻意扶植张春桥,以牵制、刺激、打击林彪。九大后(一说是1970年4月底),毛曾带着张春桥等到苏州看望林彪,毛泽东在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他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甚么考虑,然后话锋一转,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至此,林彪开始担心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将不保。

    林彪此时已知道毛有废储之心,却未能避开毛的锋芒,林彪在九大期间的重大失误是让叶群也进入政治局而没有坚决加以制止。在九大后的一段时间里,林彪开始飘飘然了,从而暴露出他政治上极其幼稚的一面:1969年10月,林彪将其子林立果在军内搞科技发明的报告上报给毛,得到毛的嘉勉,毛还专门接见了林立果,竟使得林彪忘乎所以,趁势把林立果隆重推出,而他明明知道毛岸英的逝世对毛造成巨大打击,毛仅有的一个儿子身体又非常不好。1970年7月23日,林彪带着林立果前往国防科委一军工厂视察,林彪居中,林立果和黄永胜随侍左右,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众将领尾随其后,接受军队的夹道欢迎。7月31日,林立果又在空军作「讲用」报告,用林彪原先准备九大政治报告的材料作「底料」,从「中国一定要强盛」,讲到「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大话炎炎,讲了七小时,小册子在军内广为流传,空军上下都在吹捧林立果为「超天才」,林彪不加制止,反而加以鼓励。有资料说,毛知道后「非常不高兴」,在私下对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还没死呢,林彪同志身体不好,有点迫不及待地准备自己的接班人了。

    毛的更大的疑心来自对林彪的「第一个号令」的警惕。1969年10月18日,林彪没等毛做指示就通过黄永胜下发了「号令」,第二天,叶群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报给毛、周。林彪夫妇在对毛的问题上一向谨慎,这次却百密一疏,铸下大错.林彪本来对1969年中苏冲突毫不关心,后中苏副外长北京谈判,林彪担心苏联会搞突然袭击,才紧张起来,在苏州的住地搞了几条指0,后被军委办事组的阎仲川加上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标题下发全军。毛最喜欢的是林彪不管事,一旦林彪想发号施令了,就不舒服了,毛命汪东兴把林彪报给他的「第一个号令」烧掉。其实这次完全是毛猜疑心作祟。有资料说,当天,消息传回苏州,林彪十分后悔,因为在此之前,他连调动一个连的兵力都不敢做主,都要请示毛,这次竟在毛最敏感的方面自行其事,实属大错.就在这一天,林彪又写了两幅「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一幅给自己,另一幅送给叶群。

    在林、江集团围绕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发生的激烈争斗中,真正的主宰还是毛,最初谁都不知道毛的真实想法,还以为毛是在试探彼等的反应,因为在历史上,毛就用过此计。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宣布毛将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有资料说,此消息好似「晴天霹雳」,不少工农群众痛哭流涕,以为国之将倾.许多群众激动地说,「这样做不对,毛主席不能把我们丢下」,「今后我们听谁的话呀!」「我们不是成了没有娘的孩子了吗?」「毛主席作共和国主席,全国人民就像有个主事人,有依靠似的,因此还是毛主席作主席好」,「主席不作共和国主席我接受不了,这样喊万岁怎么喊?全国人民要求他还当怎么办?」南开大学教授龙吟说:「毛主席做国家主席是每个人的愿望,(他)不光是中国的主席,也是全人类的主席。」更有不少人表示,任何人都没资格取代毛主席的国家主席一职,「除了他(指毛主席),谁也当不了」,「共和国主席权力很大,如果毛主席不当,别人当会不会出问题?」毛虽卸去国家主席一职,却充分享受了广大群众的热爱,所以1970年他才会质问向他劝进的林彪等:「我在十几年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而在1958至1959年,只有极个别人才能看出毛的心机,厦门一个幼儿园老师说,毛主席提出不当国家主席是为了测验人民对他的信任程度。江苏省民建副主委刘国钧「对人耳语」说:「将来弄一个人作牌位,应付应付,交往交往,实际还是毛主席当家。」渖阳市教育局副局长郭承权说:「因为党权高於一切,大权仍在他手里,他一个人说了算,连周总理还得非常谨慎。」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委王敏生更提出:「今后政府主席是不是需要,如果不需要,可以修改宪法。」76是故,当毛在1970年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时,林彪、周恩来、康生等纷纷陈言,恳请毛担任国家主席。

    然而,这次毛不愿当国家主席仍然是真心的,而且因为1959年后的「一国二公」给他的刺激太深,早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刚结束时,中央就通令全国,将所有人民团体的「主席」一职,全部改为「主任」。到了1970年,十一年前王敏生讲的话果真应验,现在毛主张乾脆废了「国家主席」的建制。

    林彪为甚么主张设国家主席?首先,林彪以「劝进」回答毛的试探;其次,林彪的身体绝不允许他担任此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向毛要一个名份,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名不正则言不顺」,对林彪有很大的影响。在文革前至1969年,林彪给「兄弟国家」建军节致贺电时,都是署「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但是从1970年起,就改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此一细节,正说明他对名份的重视:林彪除了国防部长一职,都是副职: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务院副总理,而「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都是描述性语言,连虚衔都谈不上。这一次林彪想要一个代表国家名器的正职,虽说国家主席一职只是一个名誉和礼仪的象徵,但是担任此职至少可以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林彪等的坚持,当然有自己的目的,被毛一眼看穿。

    关於「天才论」和「三个副词」的争论,也是在捧毛的名目下,林彪集团向江青集团的较量。林系军人对江青文人集团的骄横长期忍耐,林彪等知道江青对毛有巨大的影响力,多年来敷衍江青,有时也吹捧几句,但很有分寸,叶群则加以升温,大捧江青。林系军人对老干部的下场也有兔死狐悲的感受,都使得他们对江青集团不满,林系军人在庐山上向张春桥挑战就是逼毛在军方和江青集团之间表态,毛在两天内经过权衡,认定林要「抢班夺权」,陆续采取措施,打击林系的势力:

    (一)抛出陈伯达。陈伯达跟随毛几十年,是毛思想和毛意识形态学的主要构建者,在毛发动文革的1966年,陈伯达不留退路,无保留支持毛,又给江青做挡箭牌,但到了1969年后,毛对陈的不满已很深,陈伯达因多次受江青的羞辱,开始向林彪靠拢,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又不合毛的想法,加之这次陈伯达在庐山上跳出来,为林系打先锋,毛通过打陈伯达,警告林彪。

    (二)开展「批陈整风」。毛在没等到林彪的「表态」后,於1970年12月,毛指示召开「华北座谈会」,明批陈伯达,实打林彪,迟迟不让黄、吴、叶、李、邱「过关」,毛还特别批评叶群:「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毛又针对军队,发起「反骄破满」运动,提出「军队要谨慎」,批评林彪提倡的「讲用」,「突出政治」是「搞花架子」,矛头直指林彪。

    (三)「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改组军委办事组和北京军区,逼林彪检讨。

    (四)1971年5月31日,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体党员口头传达经毛审阅的〈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记要〉,让人民知道,毛对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感到讨嫌。

    (五)兵不厌诈,1971年6月9日,江青为林彪拍照片《孜孜不倦》,照片在1971年《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7、8期合刊发表后,起到了麻痹林彪的重要作用,林立果对亲信说,现在空气缓和了,好转了。

    (六)1971年8月15日,毛开始南巡「打招呼」,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削弱林彪的地位,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做准备,但此时,毛还没有最后下定彻底倒林的决心。

五、毛、林矛盾激化导致「九一三事件」

    毛的「领导学」一向成功,过去毛统御有方,其党内对手无不应声倒地,束手待毙,唯有这一次受挫,毛遇到了真正的难题:跟随他几十年的老部下,一直受到他重用和提拔的林彪就是不愿低下他那高贵的头。

    在毛的「领导学」中,要人做检讨是一大内容,而且口头检讨不行,非要书面检讨才行,毛喜欢让人做书面检讨,概因此举好处莫大也:

    (一)立此存照,从此手中有了小辫子,随时可以「新账老账一起算」;

    (二)根据不同情况,将检讨下发党内,以打击该同志的威信或肃清其影响;

    (三)让检讨人自己承认错误,用他们的嘴,坐实毛的指责,更具说服力,所谓「心服口服」;

    (四)标准的检讨除了「认罪」和「认错」,就是歌颂毛,这样的检讨下发下去,会大大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毛的崇拜。

    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写检讨的人无所不包,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江青,到被打倒祈求复出的党、政、军要员,再到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林彪,不管毛的压力有多大,他就是不做书面检讨。

    在中共领袖层中,林彪是非常具有个性色彩的一位,他生活简朴,性格孤傲,多年来离群索居。对於林彪的个性,曾经和林彪有过近距离接触,在1949至1950年担任四野新华总分社干部,以后逃往台湾,创办《传记文学》的刘绍唐,在195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有如下评语:「林彪是一个有强烈领袖欲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林彪战场上的老对手,台湾的国民党军方在1968年刊印的一本有关林彪的内部读物中,除了引述了刘绍唐的上述观点外,还认为林彪「待人谦虚,生活简单规律,心思细密,虑事周详」,「极富野心而深藏不露」。应该说,刘绍唐和国民党军方对林彪个性的观察基本是准确的。

    「个人英雄主义者」和「深藏不露」本来是互相矛盾的,但这两点确实都是林彪个性的最重要的特徵。过去,林彪能将这两者统一起来,就是在庐山会议后的一段时期内,他也是如此。有资料说,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曾一度想给毛写封信,还让秘书代为起草过,据说是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写的。又有说法,林的这封信不是检讨,而是和毛谈条件的,其主要内容是,他和毛有共同的利益,这就是巩固文革的成果,「他劝说毛在十年内对他的人不撤职,不杀头,可保十年不乱」,叶群认为毛不可能接受这个条件,拦住没让发出。林彪想给毛写信,被叶群所阻这件事,毛居然也知道。由於林彪的检讨迟迟未发出,这就使得他和毛的关系更趋紧张。1971年3月底,周恩来等奉毛命前往北戴河,希望林能出席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并做表态,林以身体不好加以推辞,可也在和周等的谈话中,委婉地承认自己也有「错误」,是个「炮筒子」,被陈伯达「利用了」。林彪希望以这种口头检查应付毛的压力,而不愿在更大的范围内再做甚么检查。毛对林不愿配合极为恼火,就拿「四大金刚」出气,林也就放弃了检查的念头.在1971年5月1日晚的天安门城楼上,林当着毛的面前,耍起了「个人英雄主义者」的脾气,他竟然不和毛打一声招呼,也不看毛的眼色,在座位上只坐了几分钟就拂袖而去。

    林彪此举后果极为严重,他的意气用事大大激化了和毛的矛盾,也违背了他自己多年「韬晦」所奉行的应对毛的基本策略。70年代初,林彪在学范蠡和学曹操之间犹疑徘徊,此时林彪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已愈来愈差,虽然时有心灰意冷,但已骑虎难下,他虽以曹操「胸有大志,腹有良谋」来激励自己,然而,林彪从骨子里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虽历经长年的韬晦,仍然本性难改。在演出了五一节晚在天安门城楼上拂袖而去的一幕后,林彪又后悔了,在是否面见毛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一方面,乞求能见毛一面,甚至走江青的门路,但被毛推托;另一方面,机会到来时,又犯「个人英雄主义」。1971年6月3日,毛指令林彪陪同见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escu),林先推辞不去,后在叶群的跪求下才答应前往,但是几分钟后,林彪就退出接见大厅,「一人枯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直到会见结束」。他本来是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在接见外宾后和毛说话的,但是这个机会被林彪自己放弃了。

    毛的步步紧逼和林彪的软磨硬抗,终於酿成了「九一三」的惊天事变。毛没料到林立果敢於「刺秦王」,这在毛掌权后是第一次。林立果虽有心刺毛,但整个方案如同儿戏,自己又不敢动手,而在他父亲一手导演的崇毛环境下,毛已成为「神」,更找不到几个敢於为林家卖命的死士,加上毛的警惕心极高,使他幸运的躲过了刺杀。

    林立果刺毛是风险极高、孤注一掷的行为,各种资料显示,叶群是参与的,关键是林彪是否知情?因多年来,叶群控制林的信息,可是在这个攸关全家性命的大事上,如果没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么敢於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性命去冒这这个险?毛虽步步紧逼,但还没有到命悬一发的地步,林彪一直以「每临大事有静气」自励,又对中外「政变经」素有研究,难道他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袖中,诸如斯大林、铁托(Josip Broz Tito )、霍查(EnverHoxha )、金日成,还没有哪一个被刺死的先例,几个毛头小夥能有胜算的可能吗?林彪果如此的话,只能说明他心智失常,徒有「一代统帅」之名!

    在使中央知晓有关情况方面,林立衡起了关键的作用。1971年9月1至2日,江西领导人程世清在南昌当面向毛揭发,林立衡几次来江西,通过他的妻子向程转话,要程世清以后少同林家来往,林立衡说,搞不好要杀头。程世清的这个重要的揭发,引起毛的高度警惕。在9月12日,林立衡在北戴河又五次向驻地的8341部队负责人汇报,叶群和林立果要劫持林彪逃跑。

林立衡为甚么会大义灭亲?和其母亲叶群关系长期不好应是主要原因,林立衡虽然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其父的地位日益滑落,但是更对叶群揽权、长期封锁林彪有很深的不满;加之她生性善良、单纯,不知政治的凶险,也不懂历史,却公主脾气,自以为是,尽管受到林彪的影响,林立衡对毛有看法,但还是对毛存有很深的迷信,以为父亲最多就是像朱德那样,被毛冷遇。上述种种,促使林立衡作出向中央告发的举动。

    从种种迹象看,林彪并没有外逃苏联的准备,南逃广州的方案也不周全,广州方面并无接应计划,更重要的是,「四大金刚」都不知道。林彪最后选择北逃,应是受到妻儿的影响。1971年7月从北京去北戴河后,林彪的心情更加孤寂、灰暗,从现有资料看,他已准备听天由命,任由毛发落。只是当获知林立果刺毛未遂,林彪才知道大祸临头,和毛的关系已无可挽回,而叶群和林立果又不甘坐以待毙,林彪一家才登上「256号专机」北逃苏联。令人费解的是,北京对林立衡的检举报告,先是没有明确回答,以后又要林立衡也上飞机。现在可以肯定,「256号专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与中国方面无关,进一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因为飞机的「黑匣子」在苏联人手里,至今也没公布。

六、林彪事件是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

    考之中共党史,在林彪事件之前的党内斗争,虽然也有幕后密谋,但最后总要拿到台前,在正面交锋后,失败一方做公开检讨,下台走人;这一次却是采取不照面,打暗拳的方式。如果说毛与刘少奇的矛盾还带有路线和思想之争的话,毛林之争就完全是围绕权力的一场较量,因为林彪至死也没有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所以毛林之争无所谓「对」和「错」,完全是涂上革命词藻的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现代翻版。

    毛的晚年,为了夺回中央一线的权力,实现他对权力的绝对占有和推行他的激进的「再造革命」的理念,吸取和使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民粹主义、中国传统法家思想与君王南面之术等诸多思想资源和手段,他有两套语言系统,一套是「官语言」:「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一类;另一套是「潜语言」,就是「朕即天下」。他给林彪,就是一「接班人」的名义,而不给一点发号施令的权力,林彪虽贵为「接班人」,但形同摆设,和文革前刘少奇的「权力含金量」完全不能相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中央一线虽然不时受到毛的压力和封锁,但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依各自的功能和责任,各司其职,在刘、邓、周的领导和协调下,运作还大致正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毛回到一线后,情况发生巨变,毛大权独揽,以真理的化身,凌驾於党、军队、国家和亿万人民之上,政治局形同虚设,书记处完全空壳化,未几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决策极端单一化,在毛之下的所有领导人都是办事人员,作为文革取得全面胜利的标志,九大所建立的是一个由毛绝对主宰的一元化超强体制。毛对权力极度敏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有时甚至是疑神疑鬼,明明知道林彪身体不好,却把林彪树为接班人,其实树林为接班人只是为打倒刘少奇的一个暂时过渡,或者就是把林彪作为自己大权独揽的挡箭牌,林彪稍想管事,又欲废之,始终跳不出中国传统上最高权力继承问题上的「夺嫡」,「废立」的怪圈。

    1949至1950年,林彪等开国将帅一鼓作气把「国民党反动派」赶下了大海,从此四海晏清,江山一统,但同时也使自己在一个超强领袖面前,失去了生存的屏障,马上就面临着一个自我转型的任务。初期,林彪闭门读书,以退隐江湖来「全功保身」,但他作为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无法真正做到像刘伯承元帅、徐向前元帅那样清静无为,而是耐不住寂寞,1959年后,在毛的拉扯下,重跃江湖,抱「得一人而得天下」之野心,明知大跃进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却昧着良心,诬陷忠良,搅尽脑汁,攀登权力高峰,丧失了一个爱国军人的立场。许多老同志反感林彪,主要是他在1959至1966年,毫无原则,窥测上意,逢君之恶,主动迎合,以军队为后盾,给中央一线以巨大压力,把国家的航船拉向危险的方向。

    文革中,林彪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又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前景的莫测导致心情的灰暗,林彪在文革期间对外界的情况很少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基本不看资料和文件,在1968年夏之后,甚至不愿听讲文件,对外界兴趣寡然,这已不仅仅是为了避祸,也是心理有疾患。作为储君,这种状况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也说明了当时接班体制的荒谬。在某种意义上,林彪本人也是这种体制的牺牲品。海外有学者认为,从50年代后期起,林彪就被毛「玩弄於股掌之上,他在毛的掌上,有过欢笑,有过抑郁,有过趾高气扬,也有过愤懑哀愁,他成长在他的掌上,也死在他的掌上」,这话说得不无道理,但是这并不能减轻林彪自身的责任,不管他是真心还是违心,林彪在文革初期都是全力支持毛的,他对文革的巨大灾难和破坏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尤其是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作茧自缚,恶果自嚐,在林彪的默许下,夫人擅权明目张胆,特别严重的是,对妻子和儿子有失察之过,终於酿成灭门大祸。

    林彪事件把毛革命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破坏殆尽,几成碎片。毛的文革理论或解释体系原先是自洽的,林彪事件将其打碎,使其从此再不能自圆其说。「九一三事件」后,毛以坚强意志撑住摇摇欲坠的文革大厦,但林彪那一套和他早已难解难分,只能以文革清除了刘、林「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聊以自慰。有资料说,1974年秋,他在武汉接见军队领导干部时对林彪事件作了这样的描述:「树倒,叶落,果掉」(「树」指林彪,「叶」指叶群,「果」指林立果──引者注),「林家完蛋」。毛的这番话既尖利也解气,却把文革的油彩抖落殆尽.林彪一家固然葬身异国荒漠,但老人家的一世英名,几十年「一贯正确」的神话经此事件已被打破。据当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回忆,「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得知林彪所乘坐的那架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的确切消息之后,悲痛莫名,为之大恸。林彪事件对文革的「合法性」的打击是颠覆性的,〈五七一工程记要〉的公开成了催化剂,刺激了中国人的思想觉醒。毛本人的身体也因林彪事件被打垮,所以毛也不是胜利者。几年后毛去世,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疯狂的时代,林彪事件则留给国人永恒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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