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本期文集 重点推出杨光斌教授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是《中国社会纷争的观念之维与因应之道》,第二篇是《西式民主困境与中国民主的未来》。第一篇文章指出了中国当前的重要现象,理论体系混杂,矛盾冲突严重,话语词语皆掌握在外人手中。不是言必称希腊,就是言必称马列,或是言必称哈耶克、亚当·斯密。一个没有本国理论体系的国家是虚弱的,混乱的。自近代以来,中国就是照搬西方,由西方的各种理论在中国打架,民众也分成了西方理论体系的几派,打来打去,不能平和统一。今天,一个从未有过的历史机遇到来了,中国要再次综合诸子百家,走出一条自己的理论道路来。中国政府要拿出当年研制原子弹的精神,组织班子和人才,探讨新的理论体系和治国理念。不争论的结果只能是争论。要想不争论,就要下功夫打造各方共同接受的理论,寻找共识。但今天的中国也有一些奇怪的现象,一些自称寻找共识的网站和智库,做的却是非共识的事情,只不过是将自己的认识加到别人头上。这也不叫真正的共识。中国需要超越,只有超越和升华才能走出困境。到目前看,中国仍然陷入西方的两个话语体系中不能自拔,不是马列主义,就是自由民主。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只能折磨和分裂着这个国家。在这个时候中国可以到自己的文化仓库中寻找智慧。但遗憾的是,由于自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割裂,大部分中国人已经不知道自己的文化,他们对外国文化的熟悉程度远远高过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因此,本期文集特发出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的一篇文章。

    本期文集还发出一篇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的文章《政左经右难以持久》,此文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个旧的名词:“资产阶级”。尽管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很不愿意用这些阶级斗争时代的词语,但现实的发展却使人们看到今日的中国的确已经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这个有着一定经济基础的阶级已经在话语权等各个领域产生影响。最近潘石屹捐款美国哈佛大学,微博上的评论就显示出这种迹象。资产阶级壮大后的中国到底会怎样,新兴资产阶级将会如何演变,他们的命运将会如何?他们的正负能量如何表现?是个值得关注的视角。 从能量上讲,资产阶级是个强势集团,如果这个集团奉行的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精英文化,那么这个集团会变得非常自私,非常消费本国资源。如果这个阶级能融合东西方的优秀文化,就可以更多地造福于这个社会。中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研讨会上一些企业家的发言反映了这个问题。本期文集在7月21日上网后将在一周内不断充实新内容,请经常关注题目的变化。

中国要自建理论体系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4年7月22日

目录

特稿

托尼·赛奇教授:对毛泽东的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

纽约大学:纽约举行重新认识中国文革历史作用研讨会

中天:解密法国为什么要为毛主席塑像?

曹德旺:我和妻子的感情

孙俪:我忘不了爸爸

儒商书院:良心是人之根本

杨晓卫:乡村儒学讲堂见闻----黄发垂髫同行作揖礼,共颂弟子规

瞿建波:中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成立

杨光斌:中国社会纷争的观念之维与因应之道

徐才厚落马后的军界人事格局

占豪:金砖国家颠覆性的举措

昨天世界上发生的两件大事和两个信号

梅新育:马航遇难与萨拉热窝炮弹

占豪:马航客机被击落后各国众生相与意图

我国成功进行陆基反导技术试验 专家称堪比两弹一星

美模拟核战惨状:20 年严冬,数十亿人死亡

经济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上半年GDP增7.4%

中国的量子通讯取得重大突破----世界第一条量子信息保密干线在我国正式开工

通讯:中国国防高科技振奋人心

天骄:市场换技术,为什么汽车输、高铁赢?

遗产税将于2016年正式开征

楚序平:去国有化、去公有制违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昆仑岩:上海国企改革《意见》质疑

蔡昉:拨开中国经济悲观论的雾霾

 经济日报:经济形势怎么看----经济界人士各抒己见

黄卫东:拟实名举报少数金融高官用谎言欺骗国家,将货币主权交给西方

刘国光: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后的中国----“经右政左”难以长久持续

陈晓农:中国经济体制回到1949年

户籍改革应从特大城市开始

政治

胡星斗:中国特权 期待改革

人大报告:如何治理一把手腐败

中组部:不做西方价值的应声虫

楼继伟:说反腐造成经济失去活力简直是放屁

杨光斌:西式民主困境与中国民主的未来

郭凡生:中国新老干部比较

韩庆祥:中国面临的八大斗争

侯希平:解除思想武装是中国贪官乱象之源

何清涟:徐才厚倒台与官场潜规则

 盛洪:救救官员

吴钩:中国历史非专制史——《中国的自由传统》前言

杨继绳——从文革极左到墓碑反共、鼓吹资本主义道路

饭冢敏夫:我希望中国人民了解的事实

萧功秦:日本的主流是和平主义,是反战的

文史

楼宇烈:中国文化中的道与艺

刘再复:强大物质潮流使人类发生集体变质

宪天:戳穿杨继绳“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

辛苦:50后写照

梁冬:在印度学会慢下来

木然:圈养的教授

刘亚洲:中国人的信念与道德

九井:中国人为什么变得缺德了

东西方理念的一次重大冲突----以德治国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由唐到宋,中国人性格的转变

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潘德孚:人类需要一场医学革命而不是医疗改革

左史:俄罗斯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和民族

贺龙之子贺鹏飞为何英年早逝!

 

---------------------------------------------------------------------------------------------------------------------

    【大军网编者按:今天的中国,不仅有对毛泽东的丑化与仇恨的问题,还有对自己祖宗的抛弃和丑化。有些年轻人把自己的祖先看做是丑陋的行尸走肉,有些学者对祖先破口大骂,大骂孔孟,大骂专制。这样的民族、这样的人类实在是可悲。应当说,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有犯错误的时候,都有受屈辱的时候,但改正和纠正就是了。像西班牙,佛朗哥时期实行过专制,但二战后,西班牙没有什么清算和批判,整个民族实行了集体遗忘。西班牙人还要做一个有尊严的人!但今天的中国,出了一批掘坟扬尸的不肖子孙。他们因为自己的祖母是小脚女人,爷爷留着长辫子,就感觉丢了他的脸,就对自己的爷爷奶奶鄙视蔑视,破口大骂。一个连自己祖宗都不认的人,这种人算人吗?可能连畜生都不如。现在来看看美国人怎样评价吧!中国人要想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民族,首先要从做人的尊严和人格做起。在认知方面,要改变片面的恶习,说一件事情坏就全坏,说一个人好就全好。这不符合中国文化的传统思维。

   《礼记·曲礼》中早就告诫人们:“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这样才能保持一个客观中正的态度。然而,中国人传统的修养,到了革命时代以后,全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六亲不认的革命性和战斗性,这种特性依然体现在今天的左派和右派身上----极没教养的一代!其结果就是仍然无休无止的撕咬和厮打。中国各派如不好好地反省,这个民族便永无文明之望。】

对毛泽东的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

---- 一个哈佛教授的良心话

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托尼·赛奇教授

2014-7-18

   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认为,本着友好的态度,应该提醒一下,目前中国对毛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且不论错误与否,毛应该算是中华民族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焦点,已经深深嵌入了中国历史。

    历史就是永恒、历史就是先辈。一个民族的长辈,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受到恶意谩骂。就拿全世界人人声讨的希特勒、日本天皇来说,你们见过几个德国人、见过几个日本人像中国人这样恶毒谩骂过他们?他们可以忍受外国人对自己先辈过错的指责,但是绝对不会容忍本民族的人侮辱自己的先辈。这是一个民族的尊严,一个人的气节。

    很简单,如果一个德国人或者日本人在纽约街头恶意辱骂他们的祖先,他能得到的也仅仅是好奇或聊以解闷的目光,转而就会遭人不耻,因为他是在侮辱他自己的民族,也是在侮辱他自己,一个连自己的民族都不热爱、连自己的先辈都能出口肆意谩骂的人,谁会看得起呢?“家丑不可外扬”出自中国,全世界都认可的哲理,而你们中国人现在却在违背。这是在自毁民族啊,是会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的。中国人应当自省啦!

  托尼·赛奇说,以我观察,中国现在有三种人在污蔑毛泽东:

  第一种人,是传统西方政客,这是他们进行“和平演变”的需要。“和平演变”首先就是要否定那个国家最有影响的人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以便接受他们的思想,过去在东欧是这样,在苏联是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

  第二种人是中国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害怕”毛泽东思想回暖,给他们既得利益带来威胁,他们要维持现状,甚至是要建立有利于他们的政治新秩序,就必然要否定毛泽东。

  第三种人是一些过去毛的“仇人”的后代——国民党时代的官僚和地主的遗老遗少们,因为他们的先辈在“毛的时代”失去了大量利益,所以怀恨在心,于是对毛极尽诬蔑之能事。

  托尼·赛奇教授认为: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在我们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个不带“有色眼镜”的人都尤其尊重你们中国的毛,他是一个值得所有对手尊敬的伟人,他将他和他所有亲人都献给了这个民族的劳苦大众。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他的精神和思想不光值得我们西方世界研究、学习和尊重,更应该值得你们中国人了解、尊重和学习,因为他是你们中国人屹立于世界民族前列的财富和基石。

  托尼·赛奇说:我很遗憾,在我们西方世界,将毛先生的精神和思想上升到一种战略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和学习的时候,在你们国内却出现了大量忽略、诋毁甚至是造谣中伤毛先生的事情。在我们的世界里,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否定“毛泽东”是当代中国困局的症结。

  其实,我们西方世界特别重视和珍重毛的思想和著作,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研究学会和军界,毛的思想和著作是必修课。我想你们也听说过了,毛的军事思想和政治理论早已经是“西点军校”中的必修课,而且也是学界在研究亚洲问题时首先要研究的对象。毛的为人在我们这些人看来更是不可思议的,就连尼克松这些他曾经的对手也不得不感叹,毛近乎是一个神,而不是一个人。世界上还有谁见过将自己那么多的亲人的生命都献给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的领导人?难道这样的人不应该值得所有的人珍重吗?如果还有谁也为这个国家做出了这么多的牺牲,才有资格来批评这个伟人……

  对于毛在历史上的错误,用你们传统辩证观点来看,这也是正常的,这个错误不应该归究于他个人,这应该是那个时代的错误,是那个时代所有人都在犯的同一个错误,只不过有人习惯性将那个时代归纳为毛的时代,自然就将错误全部归纳到毛的身上罢了。如果将那个时代所有的人犯的错误都归究到一个古稀老人的身上,这既会让人觉得可笑,也明显不公平(It's unfair! It's unfair...他说到这里特别激动,连续说了好几次)……。

  有一样事情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在你们中国弃之不用的东西,在我们这儿却成了宝贝,我们用来研究、学习和改进后,反过来却用你们创造的东西变成了战胜你们的武器……

  历史上难道不是这样吗?

  托尼·赛奇在谈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当前政治困局及未来时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贫富不均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这种两极分化伴随着权力私有化,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是越来越突出,毛的思想重新被更多的普通群众重视起来。如果一味地否认或者清除毛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甚至可能造成分裂!中国当前严重的腐败问题,既有制度上的缺失,更有思想上的混乱。要知道,在中国这个传统的特别注意道德修养的“礼义之邦”,政治上的腐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制度上的缺失,但思想上的混乱,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而导致思想混乱的真正原因,就是新的思想并不为人认可,而毛的思想却被人为地极力淡化,这就是造成中国思想混乱的真正原因。

  最后托尼·赛奇呵呵一笑,说:这也正常,天下谁还没有一两个敌人,特别是政治家,尤其是你们中国的政治家……不过你们这些青年人面对这些谣言的时候,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要成为历史和世界的笑话!

 

 

 

 

纽约举行重新认识中国文革历史作用研讨会

纽约大学

2014-05-07 美国侨网

  美国的纽约大学最近举行了一次题为《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革命》——文革的政治和艺术、过程和历史遗留的财产)学术研讨会。发起这次讨论的是纽约的几家美国组织——纽约大学公共知识机构革命书籍以及国际人文中心项目。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背景是在西方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各国政府为了挽救经济,纷纷采取了政府强力干预经济的行政手段,这被西方媒体称为“西方正在走向社会主义”“全球正在向左转”。与之对照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推行市场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出现巨大奇迹的同时,社会问题十分严重:道德堕落、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环境污染,工人罢工抗议的活动时有发生。以什么样的思想理念去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这些严重问题,一直为世人所关注。

  一、 关于文革的起因

  会议的主要发言者之一、美国Drew大学(Drew College)中文和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柏棣教授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起因并非是两条路线的政治斗争,而是因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对人民许下的社会变革的承诺经过17年的努力,并没有完全兑现,而被视为乌托邦式的幻想。毛泽东急于改变现状,实践他的文化革命的理念,因此发动了文化革命。

    这场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政治的革命,也是一场文化的革命。文化革命实际开始于1964年关于文艺方向之争的阶段。毛泽东一直认为:没有为艺术的艺术,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得很清楚。在抗战的前方战士浴血奋战之际,后方的艺术家还在大肆描写风花雪月。这个时候人民需要的是艺术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中国的文化革命起到了艺术普及人民和教育人民的作用。

    文革期间,人人都是艺术的接收者,无论是歌、舞、还是美术,都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社会体现出真正的民主。艺术家们也甘愿为社会做出贡献。他们到街头、田头演出,八个样板戏得到大推广。而今天的中国,艺术已经高度商业化、庸俗化、和普通的人民大众根本没有关系,他们根本无法企及。去年,我到北京音乐厅看演出的时候,当演奏起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时,引起了全场强烈的共鸣。人们跟着唱,表现出对那个时代的强烈怀念,就很能够说明问题。

  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提高,而是物质主义至上。社会不稳定、劳动阶层一直怀念着毛泽东时代。也许邓小平是希望中国从资本主义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他提出了白猫黑猫的理论。中国现在无疑在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

  美国Warren Wilson大学政治历史系教授韩东屏说:我们看到了三十年代上海殖民主义历史的重现,这就是现在中国划分的新租界,资本主义重新征服了中国。

  柏棣教授认为:文革带来的社会动乱和问题是历史的一个部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当今中国的物质主义思潮又到底能够走多远?看看今天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我们就可以知道未来。对过去的总结正是为了面对现实,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问题。

  韩东屏教授认为:文革发动的原因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现在看来,这种努力是很有意义的。目前这三种差别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造成了社会的严重不平等和分化。

二、 文革的历史作用

  文革是对中国女性的一次彻底解放

  曾经撰写过关于中国文革的艺术等系列文章的美国作家Li Onesto认为:文革使中国的妇女获得了彻底解放。中国女性在历史上受尽压迫,对妇女实施的残酷的裹脚,就是历史上压抑她们人性的象征。毛泽东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办幼儿园、食堂,使中国的女性从家务负担不仅身体上、而在思想上彻底获得解放。柏棣教授认为:文革时期妇女的地位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毛泽东鼓励妇女在各个领域享有与男人平等的地位。

  文革时期艺术服务人民、歌颂人

  纽约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当代舞蹈和艺术政治的Aly Rose认为:没有纯粹的艺术,艺术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文革时期,中国的艺术起到了服务政治和服务人民的作用。根据她的研究:例如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诞生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各民族的团结。文革期间,中国用文化艺术统一了中国各民族。文化艺术走进千家万户,走到了塞外边疆。全国的老百姓天天唱样板戏,令百姓的生活很有生气、很振奋。而今天的中国,艺术完全商业化、庸俗化、金钱化,艺术作品和老百姓无关,丝毫没有起到为政治为大众服务的作用。

  文革普及教育和文化、人们普遍建立起了生活的信念

  韩东屏教授认为:中国文革前的教育制度和今天的美国教育制度形式上几乎没有区别。普通人上大学的机会很少。而文革改变了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普及到每一个村社、中学免费、高中数量的不断增加,甚至超过现在。毛泽东主义的经济学家Raymond Lotta认为:文革普及文化教育,普通百姓得到扫盲、工农兵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而今天,教育机会不均等,普通人根本受不起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

  文革使干群关系融洽官员廉洁腐败减少

  韩东屏教授认为:文革期间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对于防止政府和群众关系的紧张和干部的腐败,起到了很大作用。当时规定县级干部必须参加劳动百天以上,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参加劳动的时间更多。韩东平认为工分制是世界上一种最平等的制度。今天官员腐败,贪污腐化,干群关系紧张和官员脱离劳动脱离群众有关。

  文革期间犯罪率低人们的道德水平比现在高

  Li Onesto认为:文革至少把中国的资本主义向后推迟了10年。文革使中国社会得到进步。

  韩东屏认为:文革期间犯罪率低,今天中国的犯罪率远比文革时期高;文革中没有娼妓,今天的中国娼妓横行;文革时期人们的道德水平高于今天,如今道德沦丧;文革期间社会问题远没有今天的社会问题这样严重。

  与会发言的人们认为:当前苏联垮台时,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要以为社会主义不行了,就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弃置不用了。人类的历史往往会呈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情况。如今,面对西方的日益衰落,有人提出是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时候了,至少证明社会主义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选择。

  这也是近年来在美国第一次公开组织的重新认识中国文革历史作用的研讨活动。活动组织者希望以此为开端,推动重新认识评价中国文革活动的深入进行。

 

 

 


解密法国为什么要为毛主席塑像?

中天

2014-07-05

    不久前,中新社巴黎消息称:法国南部城市蒙彼利埃将在该市树立十尊名为“20世纪伟人”的雕像,其中之一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谈到为毛泽东立像的原因时,城市官员乔治·弗雷切表示,这是因为“毛泽东为中国重树了尊严”。

    由此,想到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为迎接新千年的到来,组织了一个编写班子选出影响世界的100件事和100个人,出版一本画册。他们没有把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列入画册,却把毛泽东列入其中,《时代周刊》要让人们了解世界是怎样看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一位要造资本主义制度反的毛泽东,却被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列为千年伟人。

    美国学者施拉姆说:“毛泽东一直在为人类的最终命运战斗和操心。不管人们如何全面评价“文化大革命”,着实令人叹服的是这位《民众的大联合》(《论联合政府》)的作者,仍然以年轻人般的火热激情孜孜不倦确信中国人民的改革事业比任何其他国家更深刻、确信中国将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加辉煌灿烂。”

    在世界的不同国家,许多人、无论是国家政要还是学者,包括老人和一些青年人,在不停地研究、发现、分析和怀念及追随崇拜毛泽东,“新中国的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样的?”“毛泽东把一贫弱的国家变为具有自信心的强国”“毛泽东把他的思想传给全体居民,从而形成一种民族意识、一种团结精神……”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感动世界?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激情而又豪迈地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站在北京天安门上的那一刻,整个世界为之震撼!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无论是共产国际同盟还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等国家和组织,都把目光聚焦在人民共和国执政党、特别是毛泽东的身上!

    一个由13位创始人发展起来的共产党,经过28年的英勇奋斗、浴血奋战,顽强的抗击了日本侵略者,彻底打败了由美国援助的800万国民党军队,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把帝国主义列强和掠夺者完全驱之门外,拥有400多万党员,200多万正规武装力量,数以万计的群众武装组织,赢得了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拥戴,人民从此当家作主!而引领共产党走向辉煌、国家独立和民主的,就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毛泽东!

    一位国外研究者百思不得其解,“毛,是个迷,区区十几人,竟赤色了中国?毛,在赤色了的中国,有众多追随者。毛,是个迷。毛,让他的人民有一种自豪……”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的这句话传遍世界且历久弥新,成为举世公认的、“毛泽东感动世界的名言”之首!西方人认为,这句话最能代表毛泽东的精神世界和他的民族精神。

“官国”决裂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与“官国”传统彻底决裂的第一人。他认为,国家,是人民的,不是官僚主义、特权集团和个人利益集团的!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他以大无畏的气概坚决挑战封建社会世袭千余年的“官国”腐朽体制。无论是在井冈山、在延安、在西柏坡,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始终顽强的与各种形式的官特权(生活特权、政治特权、特权思想、特权作风和特权享受)作不懈的斗争,带领党和人民群众严厉打击各种脱离群众、侵害群众利益的特权集团、官僚集团的滋生和蔓延……

    毛泽东尖锐的指出“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

    毛泽东强调,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廉洁的政府。他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毛泽东在其后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几十年里,一直坚持不懈的厉行廉洁政治、反对官僚主义,成功地领导了建国后我党反腐败斗争,形成了五六十年代的良好的党风、政风和民风,中国共产党的廉洁执政形象使不同制度的国家为之耳目一新。

    美国学者鲍大可评论说,中国的官僚权力和官僚特权之所以没有发展到苏联那种极端的程度,原因之一就在于:“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

    多少年来,“人民万岁”一直在感动和鼓舞着亿万人民!古今中外,谁有毛泽东这样真诚而又伟大的人民情怀?他一再告诫全党:“不要滋生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毛泽东,是上个世纪以来中外执政党领导人反对特权、拒绝特权、废黜特权的一代楷模!

人民代表有罢免主席的权利权

    人民政府,就应该由人民当家做主,必须拥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在起草和制定新中国宪法时,毛泽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代表大会倒可以罢免主席。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并服从于它。”在毛泽东的再三坚持下,终于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国家主席”写入了宪法,让人民既当家更有权!

民族利益重于个人恩怨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溪口,毛泽东当即指示“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众所周知,毛泽东6位直系亲属、包括妻子杨开慧在内被国民党杀害,毛氏祖坟被蒋介石挖开多次。但,毛泽东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以德抱怨,命令解放军切实保护好蒋介石的故居和祖坟,并指示中央政府拨专款维护修缮。1984年,蒋氏遗迹作为旅游景点正式开放,溪口的蒋介石故居与京、沪、穗等地的蒋介石旧居一样,成了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宝贵资料之一。毛泽东的博大胸怀,赢得了海外同胞、特别是毛泽东的对手和敌人的敬佩,促进了民族爱国统一阵线的发展。

财产公开

    毛泽东,襟怀坦白、大公无私,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完全公开个人财产的人,更是中外执政党领袖彻底“亮晒”家产、始终廉洁奉公的第一人!毛泽东的收入为工资和稿费两部分,其均由组织和组织安排的专人管理。毛泽东逝世时,没有留下任何家产、存款及金银珠宝,没有为子女留下任何财产遗嘱和一分钱……

    毛泽东每月工资为404.8元(一直到逝世),其用于党费、日常生活、伙食、买书、房租、水电、煤气、取暖、地毯家具租赁费(家具都是租来的)、买茶、买烟,负担李敏、李讷、毛远新及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补贴资助家人、故旧老友、家乡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招待民主人士等。

    毛泽东临终时有稿费124万多元。长期来,他一直把稿费视为人民的钱。家里的钱入不敷出的时候,管理人员要向毛泽东请示,并经亲笔批示后,才能支出少量稿费,并再三叮嘱:“这个钱要省着点用,这是人民的。”因此,这笔稿费只在极特别情况下才补贴家用而且十分有限。后由组织安排,他的子女每人分到8000元,包括李敏、李讷,因为他们的生活极不富裕。毛泽东去世后,稿费全部用于《毛选》的编辑、出版,家里人从没有拿过其中的一分钱。

    毛泽东的一切都交给了党(所有遗物、遗存、稿费、藏书等),子女们唯独享有的:是父亲永不逝去的音容笑貌和他奋斗一生的价值、意义……

    毛泽东的“清贫”,成为中外执政党领袖廉洁自律的榜样!

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的脑袋

    对贪污腐败,毛泽东嫉恶如仇,凡是大案、要案,都亲自一抓到底。从延安反腐第一枪到建国初期处死刘青山、张子善,他始终如一、绝不手软。他说:“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

    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败问题时,有人为他们求情。毛泽东说,“是要他俩?还是要国家?”“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

    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足见毛泽东反腐态度,其铁心“割脑袋”的誓言令人震聋发聩,贪腐官员闻之丧胆,赢得了新中国的清正廉明。

面对名利高风亮节 拒绝个人崇拜

    建国前,毛泽东坚决反对“毛泽东主义”的提法。建国后,毛泽东不同意把湖南大学改名为“毛泽东大学”。他说:“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不得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措施:1.不给党的领导祝寿;2.不送礼;3.少敬酒;4.少拍掌;5.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6.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在起草新中国宪法时,毛泽东拒绝把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并及时阻止部分人大代表的一项提议,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毛泽东主席最高荣誉勋章”的提案;毛泽东删除了宪法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国家之元首”的条文。

    在制定宪法草案会议上,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在发言中说:“最后我愿意提到,在召集人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写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国家元首。可是被毛主席抹去了。但是这并不能抹去亿万人民衷心的爱戴。愈谦逊愈伟大,愈伟大愈谦逊。”

    在共和国将帅授衔时,人们公认毛泽东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创建者之一,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功劳最大,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都享有极高的威望,应该给毛泽东授勋和授予大元帅军衔。毛泽东不要勋章,坚辞大元帅军衔。

    毛泽东不接受“大元帅”军衔,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到地方工作的原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是一个很大的教育,解决了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影响下,一些被授予元帅和大将军衔的军队领导人,以身作则,纷纷提出降衔。而毛泽东不接受“大元帅”军衔,则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空衔。

位高权重拒绝特权

    在毛泽东看来,利用地位、权利,为亲朋谋取私利,是与共产党的宗旨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因此,他始终廉洁自律,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必须全部照价付款,哪怕是在外面喝一杯茶都要管理人员去结账,即便是在大会堂也一样。毛泽东一直用自己的工资或稿费招待来北京的亲友和家乡客人;孩子因事派公车,他必须要付车费;招待民主人士、故旧老友的饭费、车费、住宿费、医药费等,甚至身边工作人员的医药费与出差补助,都是毛泽东自“掏腰包”。所有礼品一律交公。

    毛泽东逝世后,遗留下一些复合维生素片及普通食用葡萄糖。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毛主席生前吃过的最高级的“补药”。就是这些最高级的“补药”,他都是一分不差的让人把钱交给中南海药房。毛泽东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我们这国家不只我一个人吃、一个人喝、一个人花,如果说我要随便吃了、花了、用了、拿了,部长也可以,省长也可以,县长村长都可以,这个国家就没法治理了。”公私分明,毛泽东说到,就必须做到!

    建国后,许多故旧想通过毛泽东找工作谋职业。但,总是被他婉言拒绝。在给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的信中写道:“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不要使政府为难。我是国家主席,不是毛家主席。我只能解决大多数人的困难,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如果只解决一个人的困难,只考虑自己的亲属,那么,我这个主席就当不成了!”

    毛泽东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和改造着他的子女。关于舅父谋取位置,毛岸英回信写到:“来信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
不仅亲戚朋友得不到毛泽东的任何“关照”,就是毛泽东的子女也不能有任何特殊,子女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必须靠自己,自食其力,她们从没有享受到因毛泽东的地位和权利带给她们的任何便利和特权……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童年,苦难重重,九死一生。后与很多人到了苏联,在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学习,参加了举世闻名的苏联卫国战争,曾冒着枪林弹雨,转战欧洲战场。回到延安后,他遵照毛泽东“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的要求,在解放区搞过土改,做过宣传工作,当过秘书。新中国成立之初,毛岸英被安排到政务院工作,毛泽东对此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毛岸英不够资格进政务院工作,而应当到农村、工厂、部队去锻炼。1950年10月,毛岸英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志愿兵”,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第一个奔赴“保家卫国”前线的人!1950年11月25日在美军空袭中毛岸英牺牲,并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

    毛泽东没有为毛岸英的牺牲提出任何要求,他在去世时都没有见到儿子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和320元抚恤金,儿子唯一的荣誉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警惕身边贵族

    毛泽东不仅严于律己,更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特别警惕身边出现“贵族”、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三令五申,“你有没有贪污?”“你现在不贪污,你以后贪污不贪污?”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敲响警钟:“不要叫糖衣炮弹打中。你们在我身边工作,更要注意反腐蚀,要经得起考验。”“我们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们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你们。”“你们在我身边,职务不高地位可是不低,容易搞特殊化。你们要警惕,要夹着尾巴做人!”“你没有贪污,有没有浪费?浪费也不行,浪费发展下去就会贪污腐化。”

    毛泽东身边曾经出现过“贵族”。某些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偿或低价收受地方送的一些土特产。对此,毛泽东大发雷霆:“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都过不去,脱离了群众,你们必须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一些工作人员调离了中南海。毛泽东又拿出自己的稿费,按照实际收受情况退赔了3万多元!

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指出:“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针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黑暗、邪恶、腐朽势利和北京的一些社会问题,果断而又坚定地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1949年11月,一夜之间,北京封闭了全市所有的妓院,并对妓女进行集中收容改造,这种断然禁娼的方式,被称为“北京方式”。当时,《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从此,在人民的首都,妓院绝迹,妓女解放。”新中国以强有力的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这种在中国延续3000多年、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和尊严的罪恶渊薮绝迹。妓院绝迹,妓女解放,这在古今中外人类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且又空前绝后。

    毛泽东痛恨黑暗、邪恶、腐败及一切不耻于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遵循的道德传统的行为。在新中国,他组织和领导人民政府持续不断地对匪首、惯匪、恶霸及会门头子,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鱼肉百姓的各种官僚,横行城乡的流氓,强奸妇女、掠夺财产者,引起群众愤恨的、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及危害人民事业的所有行为予以无情而又沉重的打击,他要求各级政府“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

    毛泽东强调指出“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于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邻里和谐,世风清正,人心所向,信念一致,国泰民安,便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间的真实写照,这一时期的新中国的社会形象令世界瞩目。

不惧强权有骨气敢叫“板”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的这句话,被西方人认为最能体现毛泽东的强大意志和战斗精神。凡涉及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毛泽东一定“重拳”出击,针锋相对,寸土不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无论是抗美援朝、中印之战,还是抗美援越、中苏珍宝岛之战等,毛泽东都“以牙还牙”!关于中苏、中美等关系,毛泽东说国家利益和“政治问题半个手指头都不行!”“即便是再来一次八国联军,我们中国也要与你打!打出一个真理来。”毛泽东认为,国家尊严至高无上,最为神圣!

    毛泽东始终不渝地追求和平,并长期不懈的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进行斗争和较量,使他们不得不走进中国、走进毛泽东的书房,这其中有他的对手、敌人、反对者和朋友。美国研究人士感叹,“强大不可怕,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和解放军最自力更生 意气风发。”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另一位西方学者不无感慨的说,“毛泽东的中国象一个人,道德、信念一致,不知道贫穷劳累,也不知道这个国家有多强大,每天都感觉在为这个国家做贡献,又感到满足,空气都属于他们。”“中国获得的外援向金子一样少。就是这样,他们还是一天比一天强大,60、70年代‘两弹一星’,还有看不见的和不知道的,不能不让我们害怕、恐慌!”“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向毛泽东的中国靠近,试图找到毛泽东的力量。”这位学者真实的描述了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强大而不懈探索奋斗的一生。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是毛泽东作一切重大决策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毛泽东的逝世,引发世界性的哀悼和怀念 塞浦路斯《民主报》社论说:“毛主席的逝世震动了全世界,突然使我们星球大为逊色,使我们失去了一位精神文化的领导巨人,失去了一位世界历史的积极推动者。”“毛主席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其形象远远超过中国的辽阔边界,他的影子在地球上广泛地出现,在本世纪的历史上影响深远。”《悉尼先驱晨报》说:“在毛泽东领导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站起来了,摆脱腐朽、分裂和占领,摆脱外国掳惊者和它自己的军阀的掠夺,实现团结、纪律、和平和相对的繁荣。他使这个国家在军事上、政治上、最重要的是成为世界大国之一。”

    联合国总部下半旗志哀;联合国安理会为毛泽东主席逝世发出唁电;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开幕式上,与会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为悼念毛泽东主席肃立默哀;六十多个国家和政党团体献了花圈;二百多个国家、政党和组织及其领导人发出唁电、唁函;朝鲜等三十多个国家和政党举行了追悼活动;法国、坦桑尼亚等国家的一些城市街头出现上万民众的悼念游行;在美国的芝加哥,德国的西柏林、法兰克福、多特蒙德、科隆、慕尼黑、汉堡和不来梅等城市,民众当日晚上打着火炬,举着毛主席象或“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等毛主席语录,举行火炬致哀游行;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主持了在东京举行的有三千人参加的“毛泽东国民追悼大会”;英国左派群众在伦敦冒雨游行,纪念改变了历史的伟人。

    法新社说:“当代很少有哪位领导人象毛泽东那样了解人民的需要和问题。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站起来了’中国不再是被饥饿、洪水、疾病和自然灾害的阴影所笼罩的东亚病夫了。农业得到了发展,而且有了现代化的技术,包括核武器和卫星。人民生活逐步提高,成了一个潜在的世界大国。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改变了世界。毛向过去的大敌美国伸出了友谊之手,并且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大部分西方人看到了中国的独立和坚忍,而且能够分享到中国人成功的荣耀。在一代法国人心目中,毛是伟大的人物,他让中国人民重新拥有了独立和尊严。毛以一个小学教员创业,而到他逝世时候给了四分之一人类的整套全新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

    美国学者施拉姆地说:“一百年之后,毛泽东仍是世界人民最为关注的思想家与军事家。”“毛泽东的一生,是在为全人类的最终命运战斗和操心的一生。他不仅是公平正义的化身,也是不畏强权的斗士。他不仅处处维护中国劳苦大众的利益,也为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费尽心血。毛泽东个人出色的战略眼光,让那个时代其他政治领袖黯然失色。”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老曹不仅有才,更有朴素的德行。做人如果没有一定之根,没有坚守,在世界上将一事无成。现将这篇文章献给所有的成功人士。

我和妻子的感情

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 曹德旺

2014-06-27

    曹德旺,1946年出生于福建福清,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1987年成立福耀玻璃集团,目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他是不行贿的企业家,自称没“送过一盒月饼”,以人格做事;他是行善的佛教徒,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计个人捐款已达50亿元,认为财施不过是“小善”。2009年5月30日,曹德旺获得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

    我现在的老婆就是结发夫妻,她没有读过书,叫陈凤英,人很好,几十年来,煮饭,帮我管小孩,连电话都不接,她觉得自己普通话讲不好,所以不接,怕人家会笑她,她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我帮她买的,家里的东西也都是我买的,她不会买东西。但是,我这个家现在所有财产都记在她的名下,我的控股公司也是她在当董事长,都是她的,不是我的,人家说这个公司是曹德旺的,但实际上从法律关系上说是我太太的。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安排呢?这是因为在我还没有富起来的时候,我曾经对婚姻徘徊过。我今年57岁了,从23岁结婚算到现在,也过了几十年,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席”,意思就是说要彼此珍惜,不要轻易去改变。这里面的道理也是我后来慢慢悟到的。

    我的老婆嫁给我的时候,还是一个少女,我们的结合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前两个人连面都没有见过,仅仅看过一张很小的黑白照片,所以我们没有经历过谈恋爱的过程 。那一年是1969年,我们非常穷,生活很苦,母亲又生病了,所以家里人就希望我先结婚,找个老婆照顾我母亲。我答应了,就是这样。

    我们刚一结婚,我就把她的嫁妆全部卖掉了。她一句怨言也没有,她认为嫁给你了,你就说了算。我们30几年的婚姻生活,她一直是这样的,再苦再难也不会抱怨。

    她有1/4的马来血统,非常纯朴。新婚,嫁妆卖光,钱全给我拿去做本钱,她在家里伺候我生病的母亲,我在外面跑生意,一年到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这就是我们的“新婚燕尔”,谈不上浪漫,“贫贱夫妻百事哀”,有些事情经历了才知道里面的甘苦,所以说我们是患难夫妻。

    我卖掉她的嫁妆之后就有了一点钱,这些钱就是我做生意最初的本钱。然后我就开始种白木耳,再拿到江西去卖,来回一趟可以赚七、八百元钱。这样跑来跑去,没有想到,才跑到第四趟,货就被人家扣了,不但本钱赔了进去,还欠了村里人1000多元,这要是别的女人又会怎样哭闹?

    当时很多人来向我要债,家里能卖的东西全都卖掉了,最后只剩下一小间房子,我对那些上门要债的人说:“你们要是能够拿,也拿去。”这个时候生产队上又来人找我,他们说我跑去做生意,欠了做水库的义务工,大概20几个工日,如果不去做,要按照一个工一天三块五交钱,我一算又是100多块钱了。我想我在家里也没有事做,去做一个工一天还能赚到三块五,还不如去做工。 结果没有想到,原来整个生产队都没人愿意去做,这样就我一个人去做,等于是我去替别人出工,做了工以后按照一天三块五的价钱卖给他们。

    工地很远,我走之前,送我老婆去她的娘家。她一个女人带一个孩子,丈夫又不在身边,家里一贫如洗。所以我就对她说:“我现在一无所有,只余下一个人,如果实在不行,你可以再嫁人。”我丈母娘说:“你胡说八道,你这么聪明,困难一定会渡过的,你放心回去吧,你老婆孩子我给你带着。”

    我和我老婆就是这样的感情,平平淡淡,无论你好无论你坏,她都相信你,她从来不跟我吵架。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遇到过另一个不同的女人,那是一个让我想把家都扔掉的女人。那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明溪遇到的。当时我写信给我的太太,她不认识字,所以信是我妹妹读给她听的。

    后来等我回到家,她见了我也只是说:“我知道我配不上你,知道你是会走掉的,你要是真走了,那么把房子和三个孩子留下来给我。”我听了以后非常伤心,我觉得自己非常对不起我的太太。我那个时候非常痛苦,当时我们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好转,不像刚结婚时那样拮据。不过,虽然我做推销赚到一些钱,但只是一个富裕起来的农民而已,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能被称得上是事业的企业。

    就在那个时候,我爱上了一个女人,她是我的女朋友,那是真正的相爱。她为了帮助我,给我做了很多事情,当时她很年轻,大约二十四、五岁,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我们都很投入,彼此觉得找到了一生的知音。可是,那是什么年代啊?80年代初,尤其是在福清这样的地方,她的压力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她很勇敢,我和她的事情被她的一些好姐妹知道了,那些姐妹就劝她,说:“你怎么这样,什么人不好找,找一个农民,瘦瘦的,黑黑的。”她就跟那些姐妹说:“我们谈得来,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凡的人,他将来一定会有成就,会飞黄腾达的。”

    我面临着一个选择。一面是我的结发妻子,她为我默默地奉献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纯朴善良,永远无条件地信任我;另一面是我的红颜知己,我们有刻骨铭心的感情,有共同语言。我真的很苦闷,不知道以后的路应该怎样走。

    后来我就去做调查,去了解别人的生活。我选了100对有代表性的夫妻,有工人,医生,干部,有做老师的,也有老板,我发现并不是我一个人对自己的家庭不满意,而是这100对夫妻中没有1对夫妻对自己的家庭是满意的。

    给我感触比较深的是福州水表厂的一个朋友,他和太太两个人,一个是科长,一个是团干部,郎才女貌,是谈了3年恋爱才结婚的,在我看来,他们应该幸福得不得了。没有想到,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我跟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以后,有几次,喝酒聊天说深了,才知道他们双方都对家庭不太满意,两个人互相指责起来,一点不比我的少。

  当时是1980年。我对我能搜集到的婚姻样本进行统计分析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个家庭是绝对幸福的家庭。于是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会是这样?

  后来我想通了——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教育,这样就会形成各自不同的观念,谈恋爱的时候,可能是求同存异,一旦真正生活到一起,就会有很多问题。

  所以我觉得,幸福这东西讲起来都是大同小异的,就是有吃有喝,子孙满堂这些东西,可是如果往深层去想,世界上有绝对的幸福吗?没有,所以也不会有绝对幸福的家庭,绝对完美的婚姻,既然是这样,我认为我是不需要再去考虑什么换家庭的事情了,再换换,就是换1000个照样也没有用啊。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那个女人已经当奶奶了。

  不过,说起这段往事,我依然会感到非常伤感,人生总是有很多伤感的事情,怎么努力都是不能避免的。经历得多了,心就会坚强起来,人也会丰富起来。有的时候,听到有人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在支持他”,我就会很有感触,我和我那个女朋友虽然最后没有走到一起,但是我如今的成功和她有一定的关系。

  我一生最重大的转变在明溪,我在那里遇到了她,又在那里放弃了她,但是当时我在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一定要为她争一口气,让她的姐妹们说起她的时候,能够说她爱的是一个像样的人,一个值得爱的人。

  这样我就回到家乡专心去办我的玻璃厂,也许因为有这种心情,因此我把我所有的精力都贡献在这个事业上了。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男人有钱会变坏,女人变坏会有钱”,我觉得这不是绝对的,这是人的心地问题。

   我童年的生活很苦,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妈就是快要饿死掉了,也没有变坏,她原来也是一个大家闺秀,人长得也很漂亮啊。

   至于男人,一个男人要是心地好,对家有责任感,用我们老家的话说“就是四个脚都被别人吃掉了,心还是在家里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家庭是一个避风的港湾。两个人素昧平生然后成为一家人,同在一个屋檐下,这是缘分,应该好好珍惜和睦相处,有困难的时候同舟共济,这就可以了。

  我有一个看法,就是男女之间还是要有真的感情,像我和我的妻子,虽然直到现在我们也很少有时间交流感情,可是她和我是患难夫妻,我们一起经过多少事情!这就是感情,在我被人家追债追到连房子都要卖掉的时候,她还是信任我,跟着我,现在我发达了,她不管我有多少钱,也不势利,你有多少钱怎么花我也不管,反正我相信你。这是一种始终如一的感情。

  很多感情不是真的感情,是因为没有建立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我的女儿刚结婚,我怕人家是因为她有我这个有钱的爸爸而娶她,所以不同意。我跟我女儿说:他是厦门大学毕业的,人又很帅,父亲还是一个省教委主任,人家这么好的条件会娶你?你又不是本科毕业。

  现在他们夫妻为了证明我这句话是错的,两个人在澳大利亚自食其力,边打工边开店。其实我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弄清楚那个男孩子娶我女儿的目的,我给他们施加压力是对他们好。虽然按照我们这边的习俗,女儿是嫁出去的,是男人当家,但我的财产没有因为她是女儿而不给她一份,有她一份。

  我现在年纪大了,过几年不做企业了就去周游世界。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会把我这一生的经验体会都写出来,写成一本书,给后人一些借鉴。中国有两句话,好像是孔子的一位弟子说过的,“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道;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迹世上无完人”,什么意思呢?

  第一句讲的是“孝道”,说看一个人是不是符合“孝道”,不是看他有没有给老人贵重的东西,而是要看他心里有没有老人,如果论财富,穷人家难道就没有孝道可言了?第二句说的就是“性情”,只要是人,就不会对异性没有感觉,但是有感觉是一回事,是在心里的。

  “论心世上无完人”说的就是不能以“心里有没有感觉”作为依据,如果以这一点做依据,世界上

 

 

 

 

我忘不了爸爸

演员 孙俪

2014-06-15

    童年给我的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爸爸妈妈吵架。他们总是在吵。

  我12岁那年,爸爸妈妈离婚了。至今我还记得妈妈从法院回来的那一天,一进门就抱着我哭了:“俪俪,法院只判了2000块钱的抚养费,我们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那一瞬间我也很难过,我抱着妈妈说:“妈妈你别难过,反正以后我也不会结婚了,以后的日子我陪你一起过。”我悄悄大哭了一场,心里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我没有爸爸了,从今以后我是没有爸爸的孩子了。

  那时候妈妈带着我,非常艰难。她在一家商场做售货员,一个月就挣一百多块钱,要抚养我,还要为我缴纳学舞蹈的费用。为了能多挣些钱,妈妈每天从商场下班后,还要去一位朋友的公司做保洁,生活的艰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每次看到妈妈这么辛苦,我就在心里暗暗发誓:我长大了一定要有出息,让妈妈过上好日子!同时对爸爸的怨恨也更增添了几分——他一定忘记了我和妈妈吧?他一定在和他的新妻子过着幸福的生活吧?

  那时候我经常在心里幻想一个画面:我有钱了,开着跑车行驶在上海的街头,红灯亮了,我停了下来,无意间一转脸,看见路边站着的爸爸,他也正在看着我,然后绿灯亮了,我开着车扬长而去,爸爸在后面默默地注视着我,神情伤感……这样想着,我觉得特别解恨。

  像做梦一样,自从在《玉观音》中饰演女主角安心,并最终凭借这一角色获得了大众的认可后,我出名了,也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一旦可以不用为钱操心,我立即让妈妈辞掉她在外面的工作,陪伴在我的身边,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我们还在上海的静安区买了一处复式的房子,并且在妈妈46岁生日那天,在豪华游轮上为妈妈举办了生日宴会。做这一切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开心,终于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让妈妈不用那么辛苦了!

  同时,我从各种渠道得知了爸爸的情况,知道他和继母双双下岗,又生了一个女儿,靠经营杂货店为生,生活很拮据。说实话,听到这些消息,短暂的快感之后,是挥之不去的牵挂,这真的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可是我真的无法控制自己会想爸爸,会牵挂他。曾经有一次,我悄悄地去看爸爸的杂货铺,站在马路对面,看着头发花白的爸爸和继母在店里忙碌着,我无法忍住泪水,当街就哭了起来……

  对爸爸,我真的爱恨交织,我恨他当初的无情,可是他的窘境又让我心如刀割,我每天交织在两种情绪当中,难以自拔。

  有些居心不良的媒体也注意到我和爸爸的关系,他们去采访爸爸,爸爸说:“对这个女儿我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她能取得现在的成绩全靠她自己的努力和***妈的付出,看她现在很好,我觉得很欣慰……”到底是父女啊,在外人面前,他还是竭力维护着我,不让别人有伤害我的机会,看着那段访问,我失声痛哭……

  我矛盾的心态被邓超看在眼里,他对我说:“父女之间有什么过不去的?天下没有哪个父亲是不爱自己的女儿的,你爸那样做,肯定是有他的难处。你如果和他这样较劲,将来后悔的一定是你。”

  我的矛盾还在于,如果我和爸爸和好,妈妈会不会伤心,会不会觉得我背叛了她?有一次我试探性地问妈妈还恨不恨爸爸,想不到妈妈很平静地说:“不恨,再怎么样,毕竟他给了我你这样一个女儿,看着你,就不恨她了。”妈妈的话让我非常感慨,是啊,如果妈妈都能宽容爸爸曾经对我们母女的冷漠,那么我这个女儿就更不应该记恨了。

  我和爸爸彻底打开僵局是在爷爷70大寿的家宴上。那天是爸爸和爷爷第一次看见邓超,(优才天成)他们好像还蛮投缘的,爸爸一再地叮嘱邓超:“我挑女婿,不重名不重利,只要对我女儿好就行。孙俪从小吃了不少苦,我这个当爸爸的没有尽到责任,以后就靠你照顾她了。”

  那之后只要我回上海,就去把小妹妹接出来玩,带她去肯德基,去游乐园。小妹妹口齿伶俐能歌善舞,现在妹妹的教育费用都是我在承担,在我心底,不希望妹妹也吃我当年吃过的那些苦。我还将妹妹推荐到当年教我跳舞的老师那里跟着学跳舞,希望妹妹将来也能有个好前途。

  爸爸和继母住的房子,还是过去的石库门的房子,那里阴暗潮湿拥挤,我和妈妈商量了以后,给爸爸和爷爷分别在虹口区买了房子。

  一开始爸爸说什么也不肯要,他总说:“你那钱赚得多不容易,我哪能花你的钱?”我对爸爸说:“我赚钱是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家人能生活得好?你住在条件这么差的房子里,我怎么安心?”好说歹说,爸爸终于搬进了新房子。

  有一次我回上海,去爸爸的新房子那边看他,到了楼下,我仰起头寻觅爸爸家的那扇窗子,看见窗户里透出的温暖的灯光,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幸福,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恨一个人,你永远得不到幸福,而爱,可以让你的内心获得真正的宁静。

  我的颈椎因为以前跳舞受过伤的缘故,一直不好。爸爸给我找了好多中医,买了中药,又怕我偷懒不熬药,又怕我怕味道苦不肯喝,他就向别人学了一种方法,把药全部熬好,然后冷却后装在真空的袋子里,放进冰箱,可以保存一个月(优才天成),要喝的时候取出来直接喝就行。每次我从上海回北京,总要提着一只大冰桶,冰桶上面贴着爸爸写的4个大字:按时服药。

  我在北京的家里,喝着爸爸亲手为我熬的中药,看着身边为我削水果的妈妈,突然感觉我一直是个多幸福的孩子啊。我庆幸自己的宽容让童年时曾经破碎的那个世界,在我成年之后,重归完整。

   人生的财富,不是你拥有多少货币,拥有多少不动产;而是你帮助了多少人,支持了多少人,影响了多少人,在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有多少人怀念你!

 

 

 

良心是人之根本

儒商书院

2014-07-22

    明朝理学家王阳明先生,有一天率领学生到别处讲学。行经路上,听到两个妇人在吵架,其中一人对着另外一人骂道:“你一点天良都没有,你不讲天理”另外一个妇人回骂:“我怎么没有天理,你才没有良心呢!”

    王阳明听了,对学生们说:你们快来听,他们在讲道说教呢!学生回答:老师,他们是在相骂,不是在讲道。王阳明说:他们一个在讲天理,一个在讲良心,不是讲道是讲什么呢?学生一听,觉得有理。这时王阳明又对学生说:天理良心用来要求自己就是道,要求别人就是相骂。

    生活中,经常听到有人指责别人丧失天良,也就是没有天理、没有良心。像现在有的人不尽人子之道,弃父母于不顾;有的人辜负朋友恩义,出卖朋友,甚至有的政治人物,贪污舞弊,置国家社会的安危于私人利益之下,可谓良知良能丧尽。

    良心是人之根本,一个人将来为善为恶,都是从心地根本出发。良心就是致良知,有良心的人,说的话、做的事,与人相交处事,都能本诸良知,如此必不会错到哪里去;如果没有良知,则前途堪虑。所以,一个人宁可没有金钱、官位、权势,但不能没有良心;一个人,他可以对不起别人,甚至做错了事,都有方法补救,但是对不起良心,就狠难救药了。

    人,彼此相依相存,如果自私自利,也是缺少良心。良心也如温度计,气温如何,用温度计量量看;做人做事,也要摸摸良心,量量自己待人有无亏欠否?

    在医学界,每位医师从医学院毕业时,都会宣读〈日内瓦宣言〉:“吾必本着良心与尊严而行医,吾最关心者,为病人之健康。”所以当医生也是一种良心事业。

    木匠业的祖师爷鲁班,有一次做了一个木头人帮着锯木,这事被离他而去的徒弟王恩看见,便悄悄的丈量师父所做的木头人,依样制作了一个。可是他所做的木头人却怎么样也动不起来,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回去请教老师。鲁班听完王恩的说明后,问:“尺寸都量对了吗?”“量对了!”“量头了没有?”“量过了!”“量脚了吗?”“量了!”最后,鲁班若有所悟的问道:“噢!你大概没有量(良)心吧!”王恩漫不经心的答道:“对!我就是没有量心。”鲁班沉下脸来厉声的说:“王恩,没有良心的人是不能成事的!”

    良心是指善良之心、仁义之心。中国儒家有“性善”与“性恶”之说;佛教主张人人有佛性,佛性就是良心。良心人人本具,只是忘失,需要找回。有惭愧心的人、肯认错的人、懂得感恩的人,都是有良心的人。有良心的人,做事之前,必先摸摸良心,问问看这么做是对或不对,千万不能昧着良心,事后再来追悔,往往为时晚矣。

 

 

 

乡村儒学讲堂见闻:黄发垂髫同行作揖礼 共颂弟子规

中新网记者 杨晓卫

2014年6月21日

    “作揖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礼节,两手抱拳高拱,慢慢弯下身子弯,向人敬礼,表示尊敬……”21日是乡村儒学讲堂开课的日子,位于尼山脚下的尼山圣源书院,近百位“学生”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颜炳罡的引导下向孔子行作揖礼。

    泗水县圣水峪镇北东野村村民唐建娥学着老师的样子,表情肃穆站立,把双手举到齐眉又深深弯下,连续重复四次,听到老师宣布“礼成”,唐建娥和一同来的乡亲相视一笑。乡村儒学讲堂2012年底开设以来唐建娥只要有时间就会到儒学讲堂来听课,上周因为麦收没听成,她有些遗憾。

    “我们都喜欢听,来这里能学‘文化’,老师讲的孝顺老人,家庭和睦都是我们用得到的。”年过半百的唐建娥一直对自己的小学文化水平耿耿于怀,每两周一次的乡村儒学讲堂她放在了心上,“有老师讲课,有唱歌还有表演节目,比看电视好,俺都喜欢听,领着孩子来的,掺着老人来的都有。”

    在椿树沟村的乡村儒学讲堂,远远地就听到“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的读书声,记者在这个课堂上看到,教室里座无虚席,六旬老人和五岁儿童都有,几位壮男子站在教室最后,所有人手里都捧着《弟子规》大声诵读。

    第一次开设乡村儒学讲堂时,泗水县圣水峪镇北东野村支部书记庞德海也很担心村民们“不感兴趣,没人听”。但牟钟鉴、刘示范、张践、颜炳罡、赵法生等文化学者的话打动了他。“教授们说咱们这个地方是孔老夫子的家乡,脚下的路孔老夫子小时候也踩过。咱们这里的人要懂礼貌要孝顺要和睦。”庞德海回忆到,起初为吸引村民听课,书院会给村民发小礼品,后来没有礼品每次也有近百人自觉来学习。

    乡村儒学讲堂的形式很快在圣水峪镇推广开。据粗略统计,一年多来,乡村儒学讲堂仅在圣水峪镇举办76场,听众2.3万余人次。

    庞德海真切地感受到了村民的变化,打架的没了,偷盗的少了,环境卫生明显改善,好几对多年不和睦的婆媳有说有笑,还有多年没人管的老人提前收到了儿女们的赡养费。

    北东野村的现象不是个例,当日在尼山圣源书院举办的“山东乡村儒学现象”座谈会上,来自聊城茌平县韩屯镇道德学校的校长刘庆涛和潍坊青州市弥河镇张家洼村支部书记张永护分别讲述了他们类似的经历,因为向基层村民讲授传播儒家文化,当地的民风焕然一新,呈现出一派婆媳友好,邻里和睦的景象。

    “山东乡村儒学现象的出现是山东得天独厚的传统文化源地的显现。”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尼山圣源书院荣誉院长牟钟鉴认为,如果长期用儒家道德教化人肯定会有好的效果,但他“没想见效这么快”。牟钟鉴认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要将儒学发扬光大,精英儒学和乡村儒学缺一不可。

    在北京大学儒学院副院长干春松看来,儒学的生命力不仅存在于精神生活中,也存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乡村儒学是儒学发展的新契机。但他同时提出,“儒学的生命力在乡村,但其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城市”。山东要成为儒学发展新领域的领跑者必须做出更多思考和探索实践。

    作为乡村儒学讲堂的发起人之一,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尼山圣源书院执行院长颜炳罡有更长远的打算,未来我们还会讲《论语》、《孟子》,也会讲家风家训,我们要让尼山圣源书院成为最受人尊敬的书院,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从这里流淌出去。

 

 

 

中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成立

华声在线 记者 瞿建波

2014年6月23日

    昨天,中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召开第一次理事大会,决定中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将于6月29日正式揭牌。中南大学教授、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刘立夫说:“历史上很多王朝或帝国,不是其经济实力不够强大,而是由于其文化精神的衰落,奢侈享乐之风的盛行,最后导致其灭亡。西方的罗马帝国是如此,GDP一度占世界30%左右的清朝也最后被列强瓜分而亡。在国力日渐强盛但国人精神迷惘的今天,重塑民族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显得十分迫切了。”

    中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阵容强大,不仅得到了海内外国学泰斗的鼎立支持,而且得到了三一、远大、大三湘油茶等企业界人士的大力相助。参与理事大会的人士表示,中南大学成立国学研究中心,传达着社会对中华传统文化、对国学复兴寄予的厚望,将助推湖湘大地的国学热,意义十分重大。

国学大讲坛:产学研一条线

    寻根溯源,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对自己的文化进行了反思。“中华文化是中国人民的根,是中华民族的魂,我们不能断了这根,忘了这魂。”习近平在视察广东时,如此谈及中华文化。

    十八大后,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的时代价值,以涵养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凝聚了国内外著名的国学研究人士,并明确指出中南国学会讲的师资不仅要有较高的科研水平,还要有良好的讲演表达能力,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如此,才能让更多的人都能听得懂国学、学得会国学精髓,增强社会对国学的兴趣,让国学走出书斋,走出偏狭的象牙塔。“我们的国学不仅要研究,还要宣传推广,必须要让普通百姓哪怕只有小学文化的人,都能明白其中的精义。”刘立夫教授对国学研究中心如此期许。

    为了更好地与社会需求进行对接,整合社会各种文化资源,传达国学经世致用的精神,中南大学对国学研究中心给予了很大的政策支持,并设立中南大学教育基金会国学教育基金理事会制度,赋予了理事会成员较大的权利。理事会企业家可牵头发起国学专题,中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将从技术与服务方面进行全力配合,搭建国学研究、推广、传播与交流的平台。

中华文化当自信

    会上,对国学未来发展方向,与会人员进行了热烈探讨。原三一副总裁何真临先生认为,未来中华文化的崛起,最关键的在于两点:第一,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第二,增强中华文化在全球的话语权。他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精神值得我们深思,他认为我们不仅仅是要促进中华文化本身的复兴,而且要对世界文化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针对目前存在的鄙薄国学无用、盲目崇尚西方政体、思想体系的言行,何真临强烈反驳。他提到,享誉世界的稻盛和夫,在441天内就将濒临破产的航空公司挽救成世界500强,其所用的指导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阳明心学以及佛学思想。中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并不缺商业领域的管理思想,“日本人拾得了中国阳明心学的一点余唾,就将小小的日本变成了世界强国,而在中国心学的思潮发源地,人们却不加以深入研究,着实让老祖宗寒心。”

    而针对大肆鼓吹西方政体优越性的论调,何真临认为在政治领域,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着很好的借鉴范本。东方强国日本在崛起之路上,明治维新是其分水岭。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日本改革的动力和政体的确立,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政治思想有着很深的渊源。

    日俄战争后,日本大胜,天皇亲自接见班师回国的联合舰队司令官、海军上将东乡平八郎。人们纷纷走上街头,一睹这位立下赫赫战功的海军战神真颜。人们发现,走在队伍前列的东乡平八郎随身携带的一块印章牌子,上书:一生低首拜阳明。何真临潜心研究,发现日本的明治维新,不单只是简单的哲学推动,还运用了儒家的政体——儒家宪政。

    无独有偶,湖南广电集团下的芒果画报总编谷良在谈及其管理之道时,也采用了稻盛和夫的管理方法,培养了一大批湖南经视和湖南卫视的优秀编导,其“敬天爱人”的哲学思想被他灵活应用到了企业管理中。

问题倒逼 践行国学知行合一

    “未来引领世界走出混沌、走出迷惘的不是西方哲学,而是我们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东方智慧,因为,世界发展到今天,对人类影响最为显著的已经是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人的心灵的危机。”会上,面对中西哲学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何真临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此,现代的西方哲学是无能为力的,而传统的国学有着其无可替代的优势。”

    问题倒逼,让国人再度翻开老祖宗的典籍,从中寻找智慧。针对生态危机,道学的天人合一又给予了良好的回应;而面对全球蔓延的社会危机,世界开始向二千五百年的孔子找寻解决之道,联合国大厦上挂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世界人民的道德底线定下了标准;人类要解决心灵的危机,则可以取经于佛教经典。

    当下的商业社会,衍生了种种社会问题,“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我看到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沦丧,留守儿童、孤独老人等等现象,让我不禁思考,真的有钱就幸福了吗?”湖南大三湘油茶发展公司董事长周新平在会上提出的问题,让人陷入深深的思考。

    为此,他展开了实实在在的行动,用一己之力团结志同道合的各界人士,在衡阳发起了“幸福乡村”的活动。正如当年毛主席回应尼克松的一句话“我只是影响了北京周围的居民而已”,周新平说,他希望借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去影响他所在的衡阳周边的居民,探索文化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模式。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多年来话语和词汇上的一味照搬外国,导致缺乏自己的概念,以至于今天的中国陷入思维混乱、话语混乱的泥坑。这和技术上缺乏创新一样,中国思想文化上的创新缺乏,导致今天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远比技术落后更甚。现特发出杨光斌教授的文章,以示警醒。


中国社会纷争的观念之维与因应之道

——兼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体制的总体性检讨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杨光斌

2014-07-21

原刊于《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期

    杨光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摘要: 中国目前难以达成基本共识的社会纷争,事实上是意识形态“冷战”移师中国的产物。左右两种观念对峙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缺少一套除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内化于人的血液的、上下都能接受的观念体系,而这一观念的缺失则是因为国家未能组织起致力于“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导致中国没有思想和话语权。国家花巨资所资助的社会科学策论性研究,大多数是以西方的话语和方法为基础的,结果是变相地彰显了他人的话语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二战后美国振兴社会科学的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在现代政治中,文化多元、观念多元以及由此而来的声音多元实属常态。但是一国之内如果没有基本的政治共识或共同认可的立国价值,多元的文化和多元的观念就会变成对抗性意识形态,招致社会分裂,而不是正常的“多元一体”。在某种程度上,目前的中国社会就处于观念多元和意识形态对立的状态。

    进一步而言,这种意识形态对立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世界对决移师到“开放的中国”。自由主义已经成为公众的一种普遍话语,而苏联模式的思想遗产也有一定的市场和群众基础,从而形成“左”、“右”对峙。互联网则加剧了这种观念冲突。由此,中国变成了诸多观念的“他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依旧是新文化运动式的“世界的中国”即以西方标准衡量中国,而非正常的“中国的世界”即以中国的标准衡量世界。

    这种颠倒性秩序的深层次原因,是自身缺乏作为观念的思想——虽然并不乏作为政策性话语的思想比如官方意识形态,结果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和中国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基本上成了他人思想产品的代加工。危险莫过于此。与印度、俄罗斯、墨西哥等大国比较,我们做得还不错,但很多人却认为中国错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缺少基于自己历史文化和政治实践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习近平2013年8·19讲话),结果总是在用“他者”的概念来诠释中国,中国似乎永远不符合“先生”的标准答案。

中国思想界的“冷战”

    冷战起源于意识形态冲突,冷战主要表现为观念的战争。如果说世界政治意义上的冷战已经结束,但思想观念上的冷战却如火如荼地在中国上演着。笔者的基本判断是,目前中国的观念之争是冷战的继承者和副产品,是冷战的压缩版,即冷战从世界范围移师到一国之内。在过去几十年里,人类一些思想和实践如自由、法治、民主(程序上的)、人权、私有化、市场化,事实上已经逐渐地成为中国大众的一般性观念,有的则体现为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形式。但这些用于对抗前苏联的基本思想和话语,已经变成了一些人改造中国的“圣经”,试图要中国一夜之间成为“圣经”中的神话。这是一种无视“发展的过程”而直奔终端性的“制度的模式”的理想主义——而事实上这种“模式”本身已经问题重重。与此同时,以市场化和经济多元化为取向的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公正问题,又使得相当多的人企图从传统的制度遗产和思想遗产中寻求资源和支持,作为社会主义应有之义的公正和平等必然大有群众基础。这样,斯大林模式中的某些制度形式如高福利,中国传统社会主义中的某些制度形式如群众运动、均贫富,都被当做实现大众利益的宝贵财富。

    本来,无论是西方阵营中的自由、法治和民主,还是东方阵营中的公正、平等,都已经在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中得到兼容并蓄、杂糅并存,比如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规定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12个词24个字,这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的再一次证明——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一切好的东西都属于社会主义的。客观地说,价值体系的构成要素太多太完美,也就是失去了其作为意识形态的应有之义和既定属性,即意识形态的鲜明性、简洁性、穿透力和吸引力,这些属性的丧失则意味着话语权的模糊性和竞争力丧失。这且不说。在如何实现这些基本价值的背后,即在政治道路的判断和选择上,左右两派均有严重的路径依赖。往短时段说,跳不出冷战时期的基本路径;往长时段说,跳不出发达国家的既有模式,因而难以形成政治共识。这既与人们通过生存体验而形成的观念有关,也与人们通过阅读而形成的观念有关。

    过去60年的制度变迁让中国人有了两种意义上的生存体验,并由此而产生了相应的观念。首先,传统社会主义的围绕平等而展开的群众运动和均贫富式的社会福利,不能不说是对以“资本”为“主义”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种否定和一种创新性的社会工程,其历史遗产不应该被简单否定。其次,作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事实上是以市场化和财产所有制多元化为基本轨迹的,这样在生产巨大财富的同时又必然会有以“资本”为“主义”的副产品,即社会公正问题。这样,中国人在短短的人生中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其中大多数人是市场经济的输家,或者说经不起市场浪潮的拍打。在这种强烈反差的生存体验中,很多人或者很多人的利益代言人自然回到过去,试图从过去时的社会主义那里寻求思想资源和行动的源泉,于是乎,“文革”乃至“斯大林模式”中的思想甚至行为方式又变废为宝。人总是那么健忘,传统社会主义固然有好的思想结晶和一些合理的行为准则需要汲取,但必须充分认清其背后的政治实践中那些践踏人权和饥肠辘辘的惨痛代价!

    面对同样的制度变迁,一些人则是新环境的弄潮儿和赢家,而得益于开放的欧风美雨自然成为思想法宝。更重要的是,所谓的开放其实就是了解西方世界的思想运动,这样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并未有深刻人生体悟的芸芸众生,自然成为西方思想的“粉丝”,拿西方教科书来衡量中国,中国现实中不符合西方教科书原理的就是中国的错。殊不知,西方思想都是西方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是经过反复的试错和“折腾”之后才形成的最为抽象的观念和价值。比如,让人艳羡的自由、法治、私有化、市场化等关键词所构成的自由主义观念,一方面在西方繁荣和兴起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另一方面则招致一次又一次的人类灾难。但是,在自由主义体系中,“国家”在什么位置?西方世界的真实历史是,繁荣离不开“国家”,也是“国家”一次又一次地把西方从灾难中拯救出来,这就是西方制度变迁的故事。但在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那里,“国家”却不见踪影。更有甚者,他们总是把成就归功于自由和市场,把问题归结于国家,完全置历史于不顾。

    简单地说,看上去具有普遍性甚至普世性的观念和价值,可能是建构主义的选择性产品,而且实现这些观念的历史经验或政治实践则可谓荆棘丛生、危机重重,甚至是血淋淋的。如果不认识到观念背后的历史——具体来说就是政治发展道路和历史上的制度安排,而是“主义”至上,以抽象的观念度量中国现实,中国必然既不符合“左”的标准,也不符合“右”的要求,进而形成观念的冲突。在这种气场之下,再好的、再务实的公共政策都难以得到普遍性认同,达不成政治共识。

    可以说,目前观念冲突的根源是左右两派都在用与中国看上去有些关系、但在历史意义上关系不大的理论来阐释中国。说与中国有些关系,是因为处于全球化浪潮中的“开放的中国”不可能不面对各种政治思潮;说与中国关系不大,是因为各家各派的理论都是产生于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而不是中国历史自身的经验的理论化。这样,用历史意义上的异域理论来对照中国,中国总是错的;而事实上呢,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让西方精英艳羡不已的国家,“中国模式”已经是一个事实存在——哪怕怀着“捧杀”中国的目的而赞美中国。由此,在意识形态家那里,中国已经变成了特定观念下的“自由主义理想国”或“社会主义乌托邦”,难以达成政治共识的冲突在所难免。

    中国人看中国似乎总觉得有很多问题,甚至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依然在用基于既有经验的既有观念即“西方中心论”来审视中国。

    而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则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把中国视为样板,英美知识界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威胁。[1]另外,当美国学者黎安有检讨其以前的“威权主义”概念,而探讨威权主义政治为什么会长存时,其实是对“中国模式”的一种变相肯定。西方人在重新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检讨自己的政治制度。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包括观念和经验的“西方模式”已经问题百出,福山甚至用“政治衰败”来形容曾经优越过、先进过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制度,因为宪法不能让政治势力形成合力而解决经济难题,[2]政策过程中充满了“否决玩家”的交易而牺牲国家的整体利益。

    比较而言,中国的发展道路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所没有的,虽然具有现代国家成长的一般性特征比如市场经济,但独特性也是非常突出。比如,西方兴起于自由企业和垄断企业,“四小龙”得益于国家引导下的以垄断企业为组织的发展,而中国则直接以国家身份组织企业参与全球竞争。这其实很符合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所说的“后发优势”,即发展越是晚的国家,组织手段和制度因素就越重要。[3]说到底,中国的成就受惠于“国家”,而这里的“国家”其实不过是“民本”思想的一个历史连续体。但在“西方中心论”那里,“国家”充其量是“必要的恶”;以“恶国家观”来看待“民本国家”,真是南辕北辙。

    面对同样一个“中国”,中国人眼中的中国和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完全不一样。这本来很正常,因为一般人都是以自己国家的经验而观察他国,多少具有“本族中心主义”色彩,中国人的中国和西方人的中国自然不一样。但不正常的是,面对已经发展起来的中国,很多中国人却依然在用其他国家的经验和观念看待中国。这是有历史根源的。对于中国人而言,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之战的失败让中国人彻底失去了心理自信,此后的中国史就是学习西方(所谓的启蒙)而救亡的故事,“西方中心论”彻底确立。改革开放也是因为社会主义事业遇到挫折,因而是一次新的启蒙而自救的政治思想运动,“西方中心论”自然有其历史需求。但是,必须认识到,这次学习西方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时期完全不一样,改革开放依然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延续过程,其中的“民本”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遗产以及共产党作为国家组织者的角色都至关重要。但是,很多人把新中国前后30年对立起来,简单地把改革开放等同于“西方化”。因此,中国便变成了新文化运动式的“世界的中国”,即以世界(其实就是西方世界)的标准看中国,中国似乎总是不那么正确。在这个意义上,费正清所说的中国现代化是“冲击—回应”模式,依然大有市场。

    在很多中国人依旧秉承“西方中心论”的时候,虽然一部分西方人依然信奉“西方中心论”而否定“中国模式”的意义,但另一些西方人(包括日本人)则在反思,他们研究中国的结论为什么总出错?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西方就开始预判“威权主义中国”何时结束,他们从各种角度来强化自己的预判,如中央—地方关系、民族关系、政治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等。结果呢?进入新世纪,以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Andrew Nathan)为代表的中国研究者不得不反思自己所秉持的观念和所运用的“威权主义”范式,将“威权主义”改造为“弹性威权主义”(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并认为即使在高级现代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威权主义仍然是“一种可行的政权形式”(a viable regime form)。[4]最近,尽管他期盼着变化的“关键时刻”的到来,并认为其“弹性威权主义”已到极限,但又说中国的未来是不可预测的。[5 ]这是不是对其信奉的现代化理论(民主—非民主二分)和作为过渡的威权主义的信心不再?其实,当“威权主义”加上各种前缀修饰词,其他的比如soft authoritarianism,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威权主义”概念本身就失去了应有价值。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中国刚刚对外开放时,一些国外学者就开始批判用“西方中心论”来观察中国,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提出了“作为方法的中国”,即以“中国”的标准审视世界,颠倒了一直以来居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即“世界的中国”,由此而变成了“中国的世界”,结果“中国是什么”就可能完全不一样。[6 ]美国历史学者柯文批判在美国史学界居主流地位的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提出了美国史学中的“中国中心观”。[7 ]

    遗憾的是,深受“西方中心论”侵染的中国思想界主流依然秉持“世界的中国”。观念具有滞后性,一旦接受就很难摆脱出来;而且观念具有虚假性,言说者总是有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利益关切。就这样,“中国”变成了滞后的、甚至是虚假观念的关照对象。当中国人正在大谈特谈中国政治中的合法性危机,而西方人却在大谈“中国模式”或否定自己的思维定式时,我们不得不追问:到底是观念错了还是中国错了?这种观念与实践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而来的冲突,说到底就是因为中国没有作为普世化观念的思想,没有基于自身历史和实践而产生的理论,使得中国今天依然是“世界的中国”或各种观念的“试验场”,进而变成了“他者”的战场。

    人是需要观念的,人也需要理论工具去认识世界和改造实践,而没有一般人所接受的理论必然使得一般民众或知识分子拿五彩缤纷的异域观念来观察中国,结果不但导致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更表现为大家都能看得到的观念之间的冲突,即没有政治共识、不能对话的左右之争。根源就是“没有思想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非常贫困。

他山之石:美国为什么赢了

    实现“中国的世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么到底怎么办?自由主义自我救赎的故事值得回味。历史上社会主义观念的兴起和盛行是因为自由主义的危机,而拯救自由主义并使自由主义在西方彻底合法化的,则是二战以后西方理论家建构起来的描述其政治制度的极为保守的民主理论。具体而言,从19世纪中后期到二战的100年里,放任自由主义的泛滥及其给人类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使得社会主义思潮空前活跃,以至于无论是哈耶克的思想导师米瑟斯还是熊彼特这样的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价值的合理性以及“人类大步进入社会主义”(熊彼特语)的现实挑战。

    在这种世界大势之下,新中国等一大批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就等于民主共和国,这在当时不证自明,西方政治制度面临空前的压力和危机。于是乎,西方开始有组织的行动,学界精英开始自觉地与社会主义国家争夺话语权,并将西方现行的事实上是排斥大众政治的政治制度建构为民主制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熊彼特式民主”即“选举式民主”,把选举等同于民主。熊彼特这样建构民主:民主不是原来所说的人民主权或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主权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民选举政治家来为人民做决定的过程。这样,在先后顺序上,选举是第一位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第二位的,2000年的多数人统治的人民主权理论被彻底颠覆,民主由一个一直被西方主流思想所排斥的负面概念变成一个正面词汇。

    经过精英主义者萨托利等人的系统论证,“选举式民主”已经成为西方民主制度的代名词或象征性符号。而历史的真相是,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说过,选举制是贵族制的产物。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从宗教活动到世俗政治,都伴有程序精致的选举制,但是这时期的选举制被视为贵族制或君主制,而美国开国之父建构的是有选举但排斥大众的复合共和制。有意思的是,即使熊彼特建构“选举式民主”时期即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黑人却还没有选举权。一个主要族群还没有基本政治权利的国家,仅仅因为有了竞争性选举而被称为民主政治,这确实是话语的伟大力量。从此,选举与民主划等号,西方国家因为有了选举政治,过去长期被称为贵族制、代议制或复合共和制的国家一夜之间变成了“民主”国家。

    显然,“选举式民主”是程序民主,也的确反映了西方有选举的政治现实。但是,政治权力关系如此复杂,政治过程又是如此充满着利益之争,选举怎么可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真实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尽管如此,“选举式民主”还是为西方政治制度做了一次最有力量的符号化加工,在政治上挽救并充实了自由主义,并成为对外推广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

    基于“选举式民主”的自由民主理论是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用萨托利的话说就是把“自由”与“民主”两个相互冲突的概念活生生地拧在一起,而成为最具挑战性的话语权。而这种话语权是怎么来的呢?美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得益于三件事:国家进场、学术共同体和“范式”生产。

    第一,国家进场。美国从一个托克维尔所说的不重视文化只重视商业的国家摇身一变而成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国家起了特殊的作用。看不到这一点,以为美国总是多元主义而非国家主义,认为社会科学就是科学的而非政治的,实在是自欺欺人。

    首先,国家给社会科学的定位:以“自由”为核心的心理战。在1947年3月12日发表的标志着冷战开启的“杜鲁门主义”,核心是“自由”,即所谓的保护“自由地区的自由人民”。据此,1950年3月,中央情报局拟定了一项被称为“冷战最高指导文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决定实施以推广“自由”理念为基础的心理战,以证明西方的优越性。而诠释、传播自由理念自然是社会科学家的专长,大学教师特别是政治学系的教师承担了许多中央情报局心理战的工作。雷迅马指出:信奉“自由发展主义”的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家影响乃至塑造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政策。[8 ]

    其次,美国政府的组织者角色与经费支持。在美国政府的扶持和规划下,以地区研究为中心的美国比较政治研究蓬勃发展。包括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军方和国务院等各政府机构与基金会、大学三方之间进行公开和秘密的合作,以促进苏联研究和地区研究。用于指称苏联的“极权主义”概念就是政府直接支持的产物。[9 ]中国人熟悉的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白鲁恂(Lucian Pye)在给海军研究办公室的报告中,要求政府为社会科学家提供合作协议,研究如何“反叛乱”,并指出“社会科学研究是一块制高地,它将为国内安全力量的设计和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10 ]。肯尼迪政府采纳了海军研究办公室的建议。在冷战时期,几乎所有的顶级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都在为国家做如何使美国更安全的研究项目。冷战时期的美国比较政治学因而也被称为大区域分科的学科。

    第二,学术共同体。即政府支持下的学术共同体的兴起。学术共同体就是已有那些怀揣使命并具有共同的思想志趣和国家利益关怀的学者构成的学术组织。历史学家卡罗尔·布莱特曼写道:“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知识界的重要人物大概是第一次确认现在的知识分子不必非要站在对立面不可了。拥护国家并不降低知识分子的品格。”[11 ]

    为国家服务,俨然成为冷战时期美国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比较政治研究分会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使命型学术共同体。这是一个以库恩的“范式”理论为指南而建立、强大起来的学术组织。在库恩看来,科学并不是以浩瀚无边的客观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的,而是戴着具有信念色彩的“范式”这个眼镜去探索世界的。人、“范式”和研究的对象,构成了科学的“三体运动”。“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可靠的知识,而在于由这种特定的‘三体运动’所构成的自觉的、能动的、有目的的研究活动。”[12 ]“范式”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它更科学,而是因为它更偏执、更坚定。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何况社会科学呢?

    库恩的“范式”直接影响着美国政治学的努力方向。戴维·杜鲁门在1965年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讲中特别推崇库恩的“范式”概念,认为范式是整合学科、达成研究共识、推动研究深化的基础。在杜鲁门看来,美国政治科学自形成伊始,便缺乏这种精确的范式。怎么办?如何改变美国政治科学当时松散、模糊的共识状况,在“研究什么、如何推进”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催生政治科学的范式呢?杜鲁门认为,应该达成学科自觉,避免在术语使用和研究程序上扩大分歧。

    杜鲁门指出:“对政治制度这一问题的认真研究必然会诉诸于概念重塑(reconceptionalization),以及制度间比较的新的话语体系。事实上,自从十几年前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批准设立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ommitteeon Comparative Politics)之日起,这种政治制度研究的概念重塑就列入日程了。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的使命看似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过更大的任务其实是将全世界所有的政治体系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中,这个框架共享研究变量和属性,而不论这些政治制度的发展阶段如何。”[13]

    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科学界以“概念重塑”为路径试图达到的学科抱负是多么宏伟:杜鲁门这里说得明白无误,比较政治学委员会对概念和话语体系的重构,是打算将全世界(尤其是新兴国家)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来,并且摒弃了客观分析的基础——尊重该国、该地区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背景。杜鲁门坦率地揭示了当时美国政治科学研究的第一目标:寻求统一研究框架,而非尊重客观事实。这非常明确地揭示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偏执的性格,如果非要给其一个定位,那就是政治科学包裹中的意识形态。

    杜鲁门认为,对“科学性”的要求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政治学者都乐于用“科学的”方式来研究政治。不过,对于科学的本性该如何看待呢?什么是科学?杜鲁门说,“(科学)并不保证每一个结论的真实性,也不保证完全摒弃偏见(例如研究人员的价值观)。科学,并不意味着一条泾渭分明的分割线,将可冠以‘常识’的知识和信念与声称是‘科学’的知识截然分开。科学也不确保只有知识能够、并且应该成为学科的一部分。”[14]杜鲁门将当时学者们对这种广义上“科学”的热衷视为政治科学形成共识的一个契机。怀着一种建立政治科学范式和学科共识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心,杜鲁门指出:库恩的观点给人的启示是,“‘某领域如何才能滚滚向前?

    这个问题比‘它是科学的吗?’更根本。库恩如是说,而我也深为赞同,这种争论在经济学家那里就比较少,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科学,而是因为‘他们对于过去和现在的成就存在共识’;因此说白了,他们的共识不在于‘科学’,而在于经济学本身。”[15]

    杜鲁门的就职演说反映了他对于构建政治科学共同体、共识和新范式的雄心壮志。而这种共识和范式是优先于“科学性”的。杜鲁门最关切的是如何推动政治学科向前发展的实用效果,而并非学究气的客观真理。

    随后的1966年,阿尔蒙德成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在他的就职演讲上,他开宗明义要沿着前辈杜鲁门的思路继续往前走。他这样说,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使命”,美国政治学应该继承启蒙时期的“使命”,为全人类带来民主、自由、公正、法治等福祉。为此,政治学家应该更爱自己的国家,并以来自自己经验的理论范式而进行跨国的比较研究,“政治科学中的一些子领域:政党、利益集团、大众舆论和传播、官僚制研究——这些研究之前几乎全部建立在美国经验上,现在却要转化成政治体系的术语,并放在跨国比较的背景下。”[16]因此,尽管是进行全球政治体系比较,尽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体系理论和结构功能理论,但是这些看似冷冰冰、通用的“术语”背后却有着特殊的“经验”。

    第三,“范式”和概念的再生产。学术共同体所研究的都是那些最基础的理论和能够普世化的学科范式。正是因为阿尔蒙德、杜鲁门、白鲁恂等一帮具有“范式”信仰和国家使命的知识分子的努力,美国比较政治学才建构出一套影响整个世界的一般理论,比如系统理论、结构—功能主义、团体理论、政治文化理论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自由发展主义理论。

    在概念上,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的最大成就是“自由民主”论述。在西方历史上,“自由”是精英的特权,而“民主”是大众的权利。在“人类大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如何将“民主”纳入“自由”,以“自由”来规制或驯化“民主”,是战后美国学术共同体的最大使命。他们成功了,建构出一套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自由民主”。“民主”拯救了自由主义,自由民主理论本来是用来保护精英利益的,结果变成了后发展国家一些民主主义者的思想指南。而当“竞争性选举”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西方眼中的“独裁者”时,西方理论界又给这些政权贴上“选举式威权主义”或“竞争性威权主义”的标签。

    这样,借用库恩的科学活动的“三体运动”命题,“国家支持——学术共同体——文化再生产(基础理论研究和话语权建构)”就是二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繁荣的“三体运动”的路线图。美国赢了苏联,用尼克松的话说“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冷战对峙中,与其说西方赢在军事和经济,不如说赢在话语权和心理战。当对手按照自己的观念、理论和话语去思维时,对手事实上已经输了。在一定意义上,是国家主导下的学术共同体所生产的文化产品、而不是依靠技术和经济实力的星球大战计划战胜了对手。

建设中国社会科学的“三体运动”

    遗憾的是,中国依然是其他理论的“试验场”。历史教训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国必须是理论的“发源地”,即有基于自己历史、文化和实践而形成的观念与理论,而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国家支持下的大量的基础理论研究。可喜的是,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习近平在强调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讲话中,指出要有“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但是,实现“三新”决不是容易的事。

    第一,无处不在的“国家”。国家资助的研究经费很多,但是都用在什么地方呢?对外传播、出版补贴和重大策论性课题。这些都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因为社会科学既是政治的,也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但是,必须意识到,我们最大的挑战不是所谓日常生活中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而是支撑一个国家的话语权问题。没有基于自己基础理论的话语权,对外传播也好,各种出版物也罢,甚至各种策论性研究,所用的观念、理论、话语甚至研究工具都是既有的,因而这样的工作和经费投入必然事倍功半,甚至可以说是在用国家的力量推广既定的西方思想成果。再说,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有几个具有决策权的部门主管、更别说最高决策层会研读学者的动辄几十万字的策论性研究?各部门均有自己的研究室,政策性问题他们会去面对,而且可能更符合实际,效果可能更好。再则,策论研究不是学者的强项,虽然中国历史上学者具有经世致用的传统,不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而习惯于策论。但是,不得不承认,学者的策论大多数是大而无当的或理想主义的,根本生产不出决策者想要的政策建议或政策产品。毫无疑问,对于有关主管部门而言,这样的“表面化工程”的投入就是简单的花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工程和项目,因而是政绩。必须承认,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很多立竿见影的效果最终都是无效劳动。

    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经费最应该投放的地方不是前述的“表面的策论工程”,而应该是具有文化再生产价值的“基础性理论工程”,即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的研究上,学者的强项是基础理论和话语权研究。这种经费投入将是最大的政绩工程。试想,基础理论研究所形成的概念和话语,将通过媒体和教科书而变成观念和思维方式,改变人们的观念,更新人们认识世界的符号,从而最终形成与国家历史、国家制度和国家利益真正匹配的理论和观念。比如,如果用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看待中国,所谓中国的合法性命题就值得讨论了。说到合法性问题,我们不得不追问,美国政治有没有合法性问题?其实,美国精英们在私下里并不否认这一点,只是因为那些保护美国政治的概念和理论太流行太深入人心,很多知识分子已经不敢公开地谈论这个问题。

    第二,“国家”有了,怀有使命的具有共同学术志趣的“学术共同体”在哪里?我们知道,在各个行政系统之下,有很多名目繁多的研究中心,其功能要么是迎合主管部门的策论性研究,要么是政策性宣示,其组织现状和研究成果大家有目共睹。简单地说,这种依附于行政主管部门的研究基地根本不具有学术共同体意义,更谈不上学术使命。但是,它们却是忙于承接“任务”:国家需要解决重大理论问题,自然把任务交给这些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研究成果到底有没有原创性?到底能不能回答重大理论问题?圈内人心知肚明。反正是项目费花完了,交差了,至于研究质量,没人去过问,因而也没有人需要对此负责。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所谓的协同创新工程队正异军突起,几个大学以一个特定的研究题目而组成一个工程队。这种做法是否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性?在实践中,别说几个大学合作,就是一个大学内的不同院系都很难合作。

    社会科学研究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需要大量的实验员和助理研究员以及大工程上的不同部门的协同,而思想观念的诞生往往就是一个人或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的“人合”的产物,而不是靠群众运动或大机构所能生产出来的。简单地说,社会科学研究如果说有合作,主要是“自然人”之间的“人合”;自然科学研究的合作则是以“法人”(即机构)合作为基础的“人合”。比如,我们各行各业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靠几个人吃饭,数目不菲的“红学家”靠曹雪芹吃饭,20年来的自由主义者靠罗尔斯吃饭,保守主义者靠施特劳斯吃饭,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的离不开亨廷顿。我们不禁要问,无论是中国的曹雪芹,还是美国的罗尔斯、施特劳斯、亨廷顿等,他们依托了什么研究基地或工程队了?他们手下有几个人?都是凭一己之力而改变世界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

    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国家”应该把钱花在特定的“自然人”身上,而不是机构即“法人”身上,让“自然人”去组织学术共同体,“自然人”更有责任感,研究成果自然更有原创性。除了那些大规模的社会调查项目,基础性研究、思想性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原创性成果与研究人员的规模无关;甚至可以说,当研究团队的规模达到一定临界点后(比如5~10人),规模与效益成反比。

    第三,文化再生产问题。学术共同体是文化再生产的生产者。我们认为,当今的政治性的“文化”问题主要有党与国家关系、民主的内涵、自由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其他一些政治社会理论的基本概念比如合法性。这些问题在基础理论上得不到澄清或重新认识,人们只能用既有的理论来认识中国。

    比如,民主理论问题。民主已经变成了意识形态之争的主要“舞台”。大家知道,民主是一个政体问题,政体必然是一种权力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官民关系。但是,目前所有的实证民主理论,无论是前述的精英民主,还是被称为激进的参与式民主,以及难度很高的协商民主,甚或我们常说的马克思的民主观,都集中在社会权利或个人权利上,即“民”这一面,这显然不符合政体意义上的民主。民主理论要得到发展并因此而改变人们的民主观念,必须在“官”即“国家”层面上下工夫,把“国家”引入民主理论。这样,中国自己的“民本”思想就能和民主理论实现无缝对接,也能回答为什么只在“民”意义上实现民主的国家却是无效治理。需要认识到,目前是更新民主理论的好时机,因为第三波民主化以后出现了大量的“民主回潮”和政治衰败,而且在国际社会科学理论上“治理”是最重要的词汇。这样,中国的民本思想、治理理论都可以有效地嵌入民主理论之中。

    再如,自由与社会主义问题。党的十八大勇敢地把“自由”拿过来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其实,“自由”不只是西方的理论,黄老思想以及此思想之下无为而治的中国都是最正宗的自由状态。相对于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否可以被建构成“自由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大智慧的实践表现,但是在法国也有法国特色社会主义,朝鲜也有朝鲜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古巴特色社会主义、越南特色社会主义、委内瑞拉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认为,国家+特色+社会主义,更多的是一种特定时期的政策性意义上的自我保护性论述,而不是一种可以传播的普世化的价值观。比较而言,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都是一种普世性的、扩张性的价值理念。

    “国家支持——学术共同体——基础理论研究”,应该是中国社会科学迫切需要建立的“三体运动”。

    一个健康社会的存续离不开三个三位一体的有机再生产:经济再生产、文化再生产和政治再生产,而经济再生产和文化再生产是政治再生产的基础,否则政权的存续只能依仗于赤裸裸的暴力机器,而这种方式的自我生产绝不会是久安之道。因此,和中国的经济结构需要转型升级一样,中国的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研究同样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相对于经济再生产,文化再生产的转型升级更具有根本意义,因为没有思想观念支撑的强大经济体很容易被动摇甚至被掏空。目前,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助于鼓励和刺激文化再生产,但是大把大把的钱不能再用在无意义的地方,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在纽约时代广场砸再多的钱仅因为中国出一件“小事”而变得毫无意义。为此,以基础理论研究、话语权研究为基点的文化再生产就变得必要而且迫切,而实现有效的文化再生产的组织路线图则是前述的“三体运动”。

    参考文献:

[1]石之瑜、李梅林.“西方中心论”与崛起后的中国:英美知识界如何评估中国模式.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3月上).
[2]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Andrew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Democracy, 14(January 2003):6-17.
[5]Andrew Nathan. Foreseeing the unforseeable. Journal of Democracy, 24(January 2013):20-25.
[6]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1.
[7]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
[8]雷迅马,牛可译.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译者序第2页.
[9][10]伊多·奥伦.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44、228.
[11]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曹大鹏译.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179.
[12]纪树立.论库恩的“范式”概念.自然辩证法通讯,1982(3).
[13][14][15]David B. Truman. Disillusion and Regeneration: The Quest for aDisciplin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65,Vol.59,No.4.
[16]Gabriel A. Almond.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66,Vol.60,No.4.

 

 

 

 

 

 

徐才厚落马后的军界人事格局

2014-07-17

    八一前夕,解放军进行一轮高层人事调整。此次的变动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来自南京军区的多位将领出任要职。如中央军委晋升的戚建国、王教成、褚益民、魏亮四位上将中,全部曾在南京军区担任要职。戚建国从1970年入伍到2002年一直在南京军区第1集团军任职,曾任第1集团军参谋长,2002年至2005年任南京军区第12集团军军长,此时魏亮担任第12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与戚建国搭档。

    2005年戚建国调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接替其担任第12集团军军长的正是王教成。王教成2007年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而同期褚益民则调升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两人是同一个党委常委班子的同事。褚益民2010年晋升渖阳军区政委,王教成则在2012年晋升渖阳军区司令员,两人再次搭档。

    从1985年到2007年,习近平在东南的福建、浙江、上海三省市工作了22年,这三地均属于南京军区的作战范围。这使得他与大批南京军区将领产生交集。官方公布的习近平简历中,除了党政职务,也一一列明了其军方职务,比如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等等,这些虽属名义上的兼职,但亦表明了习与军界的联繫。

    南京军区辖有第1、第12、第31三个集团军,司令部分别驻扎在浙江湖州、江苏徐州和福建厦门。这其中,地处台海最前线的第31集团军尤引人关注。在本轮解放军的人事大调整中,兰州军区副政委苗华升任政委,苗华曾任第31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第12集团军政委。在徐才厚大秘、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张贡献被调查之后,第31集团军政委姜勇升任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而苗华的前任、此次退役的兰州军区政委李长才上将,此前也曾担任31集团军政委。

     自2000年以来,该军先后有四任军长赵克石、蔡英挺、王宁、马成效。现任军长马成效生于1964年,是解放军最年轻的军长之一。而前三任均已身居正大军区级以上高位,赵克石现任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蔡英挺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王宁任副总参谋长,均属于手握实权的要职。这一骄人成绩,睥睨同侪。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长达17年,且曾在厦门任职,对第31集团军更为熟悉。资料显示,2001年7月31日福建省举行「八一」军政座谈会,福建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驻闽部队负责人赵克石、李长才等出席座谈会。

    除了陆军,许多曾驻福建的海军、空军将领也与习近平存在交集。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上世纪90年代初曾任驻福州的空军第8军参谋长、军长,当时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曾担任海军福建基地参谋长、司令员,该基地驻福建宁德,习近平曾担任过宁德地委书记、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驻浙江湖州的第1集团军同样引人关注。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蒋谟祥、军区副政委王平也在八一前夕双双晋升中将,在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两人曾分别是第1集团军军长、政委,2012年十八大之后,双双晋升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

    刚刚晋升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姜勇,2006年至2008年任第1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在他之前担任第1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的程童一,2006年升任浙江省军区政委,现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另一位副政委王健曾任第31集团军政委。 2005年1月26日,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驻浙某集团军慰问部队官兵。集团军领导程童一等出席慰问大会。

    在过去十年,外界评论中国军队是“西北军”和“东北军”两大山头,意即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与徐才厚,前者是陕西人,起家于兰州军区;后者是辽宁人,起家于渖阳军区,分别以西北、东北为根据地,提拔一批亲信干部。而从近期的军队人事调整来看,东南地区的干部批量掘起,将深刻影响军队整体人事格局。

 

 

 


第五代军中反腐 有人在等他们犯错

东盟经济时报

2014-7-15

    据东方日报报道,解放军二炮司令员魏凤和及政委张海阳日前联名发表文章,表示要自觉与徐才厚划清界线,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这股切割潮是解放军当前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但这种口号式的表态又有多少真心实意可言呢?

    徐才厚是解放军近三十年来被查处的最大老虎,更是军中唯一因腐败被查处的大老虎。近日有消息指另一名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也被调查,其子女已经被中纪委收审。若然属实,解放军可谓烂到家了,在这两个腐败分子的指挥下,解放军变成了腐败之师、羔羊之师,难怪在胡温执政时期,中国畏美日如虎,即便对越菲等小国也束手无策。

    由于胡锦涛弱势无为,郭伯雄、徐才厚主掌解放军长达十年,不客气地说,目前解放军旅长以上的军官,基本上都是郭徐两人提拔的,这些人到底是靠本事还是靠钞票上来,实在让人担心。现在郭徐被调查,他们的子弟兵和亲信怎么办?另外,连军委副主席都是腐败分子,对普通官兵造成的震撼有多大可想而知,「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将成为困扰解放军基层官兵的重大问题。

    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点评徐才厚时期的工作,毫不留情地指出:「用了一批不要脸的,伤了一批不要命的;用了一批作秀的,伤了一批优秀的;用了一批奴才,伤了一批英才;用了一批说假话的,伤了一批说真话的;用了一批跳舞的,伤了一批精武的;用了一批吃参的,伤了一批吃苦的;用了一批打炮的,伤了一批打枪的。说假话早晚要完蛋,说真话立马就完蛋。」这番话形象地点明了解放军过去十多年的乌烟瘴气。

    第五代目前虽然将徐才厚法办,但如何将军中一直以来一切向钱看的风气彻底扭转过来,恐非易事。军中的贪腐利益集团上下串联,早已成帮成派,徐才厚的东北军、郭伯雄的西北军早已是尾大不掉,第五代要一剷到底,恐怕连师团级主要军官都要大幅人事调整。

    更加迫在眉睫的是,中国周边局势异常严峻,美国四处围堵,日越菲频频挑衅,随时擦枪走火。如果第五代大力清洗解放军,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大批将官临阵倒戈的局面,甚至不排除一些人吃里扒外,成为出卖情报的间谍将军。在中国历史上,这方面的例子早就屡见不鲜。

    第五代辣手反腐,形势逐渐深化,也是政治危机最严峻的时候。一大批被触动的既得利益阶层不会甘心束手就擒,坐以待毙,而是躲在一旁窥测形势,等到第五代犯错或者局势出现危机时,他们便可能联手反戈一击。

 

 

 

 

徐才厚涉4度買兇暗算劉源

世界日報 07-17

    前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貪腐案,再有驚人內幕曝光,傳徐家中一共抄出16億元人民幣(約2.7億美元)財物,更四次買兇暗算致力打貪的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劉源。剌殺劉源未遂的四件凶案,全部發生在2012年中共18大前,現都已立案追查。

    香港近期出版的「動向」月刊披露北京當局對中共前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進行調查的一些詳細內幕。據報導,今年6月27日下午中共中紀委副書記、中央軍委紀委書記杜金才和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四名特警來到北京衛戌區療養院,正式逮捕徐才厚。

    解放軍軍事檢察部門並查抄徐才厚及其家人位於北京、大連、濟南、珠海的五處住宅,抄查到大量現金,以及逾八公斤的黃金等財物,共超過16億元人民幣。而徐的家人僅在北京就擁有35幢豪宅和一棟商業大樓,市值逾10億人民幣。

    報導並指,徐才厚還涉嫌四次買兇謀殺劉源:2012年3月劉源座車在京津高速公路油缸燃燒,司機死亡,警衛為保護劉源燒傷。同年7月,劉源在青島度假,房間被扔燃燒彈,幸劉源提前三天結束休假離去。

    接著9月劉源在西安檢查工作被打冷槍,警衛擊斃兇手。9月下旬,劉源在濟南檢查工作,他在軍區會議上批評軍區後勤工作太亂、太散、太懶,提出要整頓,劉住軍區招待所402房的浴室煤氣爆炸,當時已近午夜12時,劉源剛巧不在房間,躲過暗殺。

    報導披露徐才厚抄家清單:一、五家國有商業銀行17個帳號,共有存款3.35億元人民幣,14個帳號以假名開設。二、六家地方銀行全部以假名開設12個帳號,共有存款4.03億元人民幣。三、五家外資銀行10個帳號,共有存款2.22億元人民幣。八個用假名開設。四、濟南一幢別墅花園中一口井底發現美元480萬、歐元400萬、英鎊80萬。五、在珠海一所作為冬季避寒的別墅臥室中的床褥內藏有8650克黃金。六、徐才厚妻子名下持有20幢住宅,女兒名下持有15幢住宅及1幢位於北京二環線內十多層商用大樓。

    據「動向」報導,當初出面力主在軍中反腐的是總後勤部政委劉源。據稱,劉源先上書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胡錦濤,陳述總政、總後嚴重腐敗情況及被積壓的問題,之後,劉源又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突然大談軍中貪腐嚴重,公開把矛頭指向當時的軍中三巨頭:徐才厚、郭伯雄和梁光烈。

    香港「東方日報」引用據這篇刊出的文章「習近平的太子黨盟軍」一文描述,2011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在北京舉行軍委擴大會議,與會者近百人,包括中央軍委全體成員,以及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和各省軍區的主要負責人。據報導,輪到總後勤部政委、上將劉源發言時,他張口就說,開會前準備講稿,但臨時決定說些不同的話,頓時會場一片寂靜。

    劉源提到互聯網上被廣傳的一張名為「將軍府」的照片,一名軍官在寸土寸金的北京繁華地段為自己建造的官邸,耗資上億元,占地20餘畝,內有三座別墅群,極度奢侈。就在眾人猜測這名軍人是誰時,劉源話鋒一轉說,這樣的案例在軍中不止一例,這樣的貪腐規模還不算最大的。他從貪污軍產、盜賣軍火、賣官鬻爵等方面一一道來,讓眾人瞠目結舌。

    劉源當時突然對著主席台上的軍中三巨頭:郭伯雄、徐才厚和梁光烈說道:「你們三位軍委負責人,在領導崗位上已經多年,對於軍中的嚴重腐敗,更是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一時間,所有人都不知所措,全場沉默很久,會場上有人開始悄聲咬耳朵,聲音逐漸由小而大,大會變成了無數個小會,整個會場亂成一團。據現場目擊者指,在會場大亂的過程中,主席台上的胡錦濤和習近平面無表情、不動聲色,顯然是早已知情,眾人看到胡、習二人的表情,心中也都明白幾分。

    報導指出,這次軍委擴大會議上劉源的舉動使徐才厚慌神,「他曾試圖以金錢、美女為陷阱誘惑劉源未成功,遂起殺機」。

    (香港新聞組/香港16日電)  来源:世界日報

 

 

 

 

金砖国家颠覆性的举措

占豪

2014-07-17

    7月15日这一天,世界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件大事,对未来世界的政治、经济和金融的游戏规则将产生巨大影响。这是一件什么大事呢?在这一天,金砖国家在巴西召开第六次领导人峰会,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签署并发表了《福塔莱萨宣言》,成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基金。

    为什么这件事如此重大?原因是这是自二战以来,世界上首次有国家在经济、金融游戏规则上挑战由美国主导的西方经济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次挑战,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挑战,是以金转为守的发展中国家构建自己新体系的尝试。

    金砖国家中的五国,相关“参数”非同小可。五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42.6%,国土面积占全球的29.6%,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21%,外汇储备约占全球的一半,彼此间贸易额约占全球的15%,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也高达50%。按现在增速计算,10年后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将占全球40%,将会超过G7。<br/><br/>在这五个国家中,有两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有两个军事强国(核大国),有两个人口超过10亿的大国,任何一个国家在所在区域都举足轻重,对周边都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

    这样的班底制定的新游戏规则,其影响力本身就足够震撼,金砖国家在经济总量上虽然与G7有较大差距,但潜力却比G7更大。更为重要的是,金砖国家的这次战略性合作,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行的,这和西方国家制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有本质不同。可以预见,金砖国家成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基金,未来发展空间巨大。<br/><br/>根据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基金的功能定位,它将致力于两项任务:

    一、为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项目筹措资金。说白了,一则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建设,另一方面是帮助相关国家建立资本输出通道。

    二、设立应急基金,保障成员国的金融安全,该机制在帮助成员国应对短期流动性压力方面具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将有助于促进金砖国家进一步合作,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并对现有的国际机制形成补充。该机制旨在通过货币互换提供流动性以应对实际及潜在的短期收支失衡压力。说白了,就是当一国遭遇金融危机或受到金融攻击时,斥资救援。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基金,在功能上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一致。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对“一行一金”两个组织的替代,《福塔莱萨宣言》的说法是有效补充。

    事实也确是如此,我们知道,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搞经济或金融援助,必会要求相关国家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某些领域作为交换,说白了就是要求别人签署出卖国家某些经济或金融主权,实施对西方有利“卖国”协议。吃这种亏的国家在当今世界比比皆是,譬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后,韩国及东盟国家就吃了大亏。包括美国盟友韩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因这种协议失去了对部分领域或行业的控制权。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种帮助发达国家“耍流氓”的作法,一直被发展中国家诟病。

    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显然还不止这些,若不出意外,金砖国家很快将成立功能与世贸组织类似的金砖国家贸易协议,负责金砖国家间的自贸谈判和协调。这种谈判,就像当前美国主导的TTP和G7主导的TTIP一样,是既立足于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又独立于世贸组织的一套新玩法。不同的是,世贸组织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协调配合的,而金砖国家间的贸易协定则是依托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基金。

    金砖国家的玩法,对新兴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天然吸引力,会很容易获得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因为,相比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附加条件,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不会附加不平等条款。对金砖国家来说,投资贸易本身就是彼此的机遇。新兴市场的发展中国家一旦加入这样的组织,不但能获得不附加出卖经济主权条件的投资资金,还能享受金砖国家的巨大潜力市场,同时还有应急基金保护国家的金融安全,这简直是用很小的代价购买了一份受益极其丰富的经济增长保险。

    更直白点说,金砖国家这是在创建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新金融、贸易、投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遵循的是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原则”,倡导的是包容性发展和互惠互利。这种体系,非常富有中国特色,非常合乎中国倡导的政治外交和经济规则。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正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实质性地迈出改造世界经济、金融秩序的实质性一步。

    以中、俄为首的金砖国家之所以迈出另起炉灶这一步,根本原因有五:

    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不具广泛代表性。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已得到大幅发展,金砖国家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42.6%,国土面积占全球的29.6%,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21%,外汇储备约占全球的一半,彼此间贸易额约占全球的15%,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也高达50%,而且仍在高速增长当中。但是,这一切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并未得到与此相适应的话语权。

    譬如,金砖国家在世界银行一共只有13%的投票权,而美国一家就占了1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类似,金砖国家的表决权一共只有11%,但美国一家则有17%,经济实力已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日本却仍排在中国前面。总体而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控制在G7手中,这种格局自然失去了对世界经济的总体代表性。

    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难以满足世界经济发展需要。近些年,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债台高磊,这两个机构的已对世界经济显得毫无办法。它既无法解决发达国家经济的实际问题,又无法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帮助,对发展中国家日裔要求改革的呼声也置之不理,对已经确认的小的投票份额调整也故意拖延。事实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两个机构已犹如鸡肋。食鸡肋,显然不如自己养鸡。

    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虎作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的西方的利益,经常与西方影响他国政治搅和在一起(具体案例可参考占豪新作《大博弈 中国之危与机(形势篇)》),还时常为虎作伥,成为西方国家掠夺他国的帮凶。譬如,在他国发生金融危机时,他们经常提出错误的建议,并在后续问题处理中开出有利于西方资本控制相关国家产业的不平等条款。

    五、构建新兴市场的经济内循环。过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发达国家。无论是投资方面还是市场需求方面,离开发达国家都玩不转。而发达国家,通过对原材料、成品以及投资品的定价权,将利润的绝大部分留在了发达国家经济体内,给发展中国家留下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哪怕如此,隔些年还要用金融手段对相关国家“剪羊毛”。

    这种不平等,使得发展中国家很难发展起来。但这一切,因为中国而改变。由于中国拥有远远超过西方想想的廉价劳动力、拥有独立自主的各方面能力,内部团结,使得中国制造仅用十多年即席卷世界,完成了初始资本积累。这导致西方失去了对中国遏制的机会(原理可参考前一篇文章),同时又给了很多国家另外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还有就是有了其它可以选择的投资和市场,有了构建新型市场经济内循环的条件。在这种背景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应急基金诞生了。这是新兴市场经济内循环的起点。

    五、本轮经济危机显示了西方在经济上的无能。这一轮经济危机由美国爆发,波及全世界,如今欧美仍陷在滞涨中不可自拔。欧美自救尚且困难,更别说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帮助了。在这种背景下,另立一个新的平台是整个世界的内部需求,是能者为之的一次尝试。

    六、以中俄为首发展中国家的反击。美国对中、俄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全面的围堵与挤压,大大影响了以中俄为首的国家战略,如果未来经济上完全依赖西方的游戏规则,对以中俄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灾难。所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基金成立。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立前后,西方世界差不多就沸腾了。<br/><br/>11号普京访问古巴,决定恢复2001年停掉的古巴雷达监听站。14号习总刚到巴西奥巴马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7月15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基金成立。16号美国就决定对俄罗斯展开强力制裁,制裁对象是制裁俄罗斯大型银行、能源和国防企业。这三大领域是俄罗斯经济的支柱,美国显然在经济上是对俄罗斯下杀手了。这是美国新帐旧账一块算了,一方面是借乌克兰的理由制裁,但另一方面制裁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针对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那位说了,为何不制裁中国?因为中美经济利益捆绑得太紧密,制裁中国差不多相当于制裁自己,美国在这方面是相对犹豫的。当然,美国实际上针对中国的火力也准备开了,相信中国也已经做好回应准备。

    同日,欧盟国家决定推出迄今为止最大范围的对俄制裁,同意中止对俄投资的贷款,并准备向与俄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寡头施加制裁,本月底以前拿出清单。如果欧盟也同样重手,这就意味着欧俄关系将出现大幅倒退,欧、俄向爆发新冷战又迈进了一步。

    俄罗斯为了保住自己的战略利益,就可能实施肢解乌克兰的策略。针对这一点,俄罗斯已经展开了反击。根据最新的消息,乌克兰方面说一架su25战机被俄击落。这其实就是俄罗斯的回应,只要欧盟加入了严厉制裁俄罗斯的阵营,则俄罗斯必拿乌克兰开刀。如此,全球向新冷战实际上又迈进了一步。所以,关注月底欧盟拿出什么样的对俄制裁清单,这对世界局势影响也将非常重大。在这方面,德法应该不会那么配合,我们拭目以待。

    另外,还有一件事值得关注。据路透社援引国际文传电讯社17日报道,一架马来西亚客机在乌克兰境内,靠近与俄罗斯的边境地带坠毁。国际文传电讯社称,飞机上有280名乘客和15名机组人员。这个时候,一架客机在乌克兰境内靠近俄罗斯边境地带坠毁,其内涵绝不简单。对该事件,我们也将予以关注,等待进一步消息再作研判。

 

 

 


中拉合作新机遇:“1+3+6”合作新框架

2014-07-21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7月17日在巴西利亚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与会各国领导人一致决定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宣布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

    在题为《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主旨讲话中,习近平宣布了中方对促进中拉合作的倡议和举措,提出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打造中拉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提议,通过这次会晤,共同宣布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方倡议共同构建“1+3+6”合作新框架。

    “1”是“一个规划”,即以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制定《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

    “3”是“三大引擎”,即以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为动力,推动中拉务实合作全面发展,力争实现10年内中拉贸易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力争实现10年内对拉美投资存量达到2500亿美元,推动扩大双边贸易本币结算和本币互换。

    “6”是“六大领域”,即以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为合作重点,推进中拉产业对接。

    中方将正式实施100亿美元中拉基础设施专项贷款,并在这一基础上将专项贷款额度增至200亿美元。中方还将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100亿美元的优惠性质贷款,全面启动中拉合作基金并承诺出资50亿美元。中方将正式实施5000万美元的中拉农业合作专项资金,设立“中拉科技伙伴计划”和“中拉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适时举办首届中拉科技创新论坛。

    另外,未来5年内,中方将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60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6000个赴华培训名额以及400个在职硕士名额,邀请1000名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政党领导人赴华访问交流,2015年启动“未来之桥”中拉青年领导人千人培训计划。中方倡议2016年举行“中拉文化交流年”。

    来源:国际在线

 

 


昨天世界上发生的两件大事和两个信号

评论

2014年7月18日

    昨天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和两个信号:

    大事1:金砖五国:俄罗斯、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建立金砖银行,这意味着俄罗斯和亚非拉最核心的四大国正式经济捆绑结盟!这五个国家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总量、工业产值、常规军备力量的总和都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这明显是俄罗斯向美国和其欧洲小兄弟叫板:亚非拉结盟就是半边天,老子就在这里,你尽管来经济制裁吧!真的打起来,烧钱、烧人、烧设备、烧土地,老子都玩得起,奉陪到底!

    大事2:某国暗中策划,击落美国的小走狗马来自亚的倒霉鬼马航的一架美国产波音777民用航班后,第一时间跳出来说是乌克兰那帮亲美走狗干的,然后另外一国又高调通过新华社宣布该飞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死的没有一个中国人,没有一个俄罗斯人,死者有23个美国佬,还有200多荷兰鬼。荷兰是在美国决定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后跳得最凶的欧洲小弟,俄罗斯对荷兰的人态度傻子都能理解。

    之前,MH370其实就是美国佬为打击中国梦一手暗中策划把它击落了,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日本、中、俄高层谁不知道这事啊,死了那么多中国人,还吃哑巴亏,就是你美国佬打下来的嘛。可怜那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还天天刷新闻,天天等马航失联消息。上流社会早知道真相了,只是吃了哑巴亏,敢怒不敢言。中国梦憋屈好久了,在国际上太没面子啦!

    现在普京大帝一石二鸟:第一,送给中国人一份大礼,以牙还牙,帮中国人报一炮之仇,干脆把事情挑明了,什么航空公司也不打,专打你马航的,让你马来西亚总跟美国跳。老子打得就是你!打狗也不看主人!之前,俄方面国安人员早就调查好该飞机上没有俄国人没有中国人了,放心打飞机吧!谁怕谁啊!

    第二:第一时间把脏水泼给乌克兰,偏偏选在俄乌边境把它打下来,反正不在俄罗斯境内,还安排亲俄的乌克兰武装力量把它打下来。美国佬成天拿乌克兰说事要经济制裁俄罗斯,说要增强乌克兰防空力量防止俄空袭乌克兰,现在老子就选在是非地,你乌克兰把民用航空都打下来了,现在死的都是无辜平民啊,还有三婴儿呢。。。 你增强防空力量都不好开这口啊!你美国佬都不好拿这事宣战啊!你美国佬98年不是炸了中国南联盟大使馆也说是误伤嘛,让你美国佬嚣张!

    除了打飞机、捆银行,俄昨天还高调宣布两大信号:

    信号1:俄高调宣布延长斯诺登在俄国的避难申请,斯诺登再也不敢回美国见女友了,之前高调投靠中国,无奈看走了眼,没想到中国人那么没种,那么怂,不敢包养他。他在地球上要想继续活下去,只能选择莫斯科了,一时半会儿是离不开俄国佬的保护了。俄罗斯也需要斯诺登这张美国嘴,以后不管是真消息还是杜撰谣言,只要政治需要,全都通过斯诺登这张嘴放出去!让你美国佬永远的被动下去,哪天心情不好了,就爆点料,在国际舆论里掐死你丫美国佬。。。

    信号2:俄国人首次正视对待犹太人的态度,还高调宣布建立犹太人纪念博物馆,这明显是做给美国阵营中最强的德意志看的,普京大帝是想敲敲德国人:你丫站队要站对啊,不然荷兰人就是你们下场。德国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也是美国阵营中最容易动摇的墙头草,是可争取的力量啊。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去快100年了,战争犯的子孙们又在蠢蠢欲动了,历史总在惊人地重复中演进,这绝对是要打一场大战的节奏,就看世界警察奥巴马蜀黍怎么接招了,估计马哥昨晚又是一夜没睡,一夜没碰米歇尔,黑色头皮上白发又多了几许几许吧。

 

 

 

 

马航遇难与萨拉热窝炮弹

商务部研究院 梅新育

2014-07-20

    为马航遇难者致哀!得知遇难者中还有我们的同胞,更感哀痛。不清楚此次空难究竟如何发生,不知道究竟是哪方打下飞机的,不抱预设立场,不掺和围绕这个问题的口水争吵,静候调查结果。但我相信飞机被击中的地方应该不是目前发现残骸地点的上空,因为这架飞机是在万米高空从西向东高速飞行,若被导弹击落,由于惯性作用,残骸不会是垂直落地,而是会呈抛物线从西向东抛出一段距离后落地。因此,飞机被击中的地方至少应该是在飞机残骸落地处往西几十公里上空。

    这场空难最大的潜在影响应该是对东乌克兰战局的影响,因为这架飞机出事时机相当凑巧,正值乌克兰政府军战局不利之际,第24摩步旅、第72摩步旅、第79空中机动旅三个旅的有生力量被东乌克兰民兵合围而无法冲出,这场空难引起的政治军事连锁反应是否会导致东乌克兰战局逆转?值得关注。

    说起来,东乌克兰的战争虽然是同根同源的斯拉夫两兄弟兄弟阋墙之争,但比以色列-巴勒斯坦之争更符合男人的标准,因为这里发生的不是人体炸弹、绑架杀害平民少年之类的恐怖袭击,而是像模像样、光明正大的运动战。7月上旬乌克兰政府军节节深入的“胜利”转眼之间就变成了悲剧,看样子更像是中了东乌克兰民兵诱敌深入、分割包围之计:

    乌克兰政府军大举插入俄乌边境地带,本意是想切断东乌克兰民兵与俄罗斯的联系,把他们口里的“叛军”包饺子;结果形成一字长蛇阵,反而被民兵很方便地分割合围,各个击破。7月11日,东乌克兰民兵火箭炮群一次击毁乌克兰军队第24摩步旅30辆坦克装甲车,击落乌军两架战机,充分体现了这支队伍的装备与战斗力不可低估;俄罗斯开放边境,又深合“围师必阙”之道,让被围乌克兰部队士无斗志,只想逃入俄罗斯保命。于是,我们看到乌克兰政府军第72摩步旅被击毙数百人;第24摩步旅来自乌克兰反俄情绪最浓烈、卫国战争时与纳粹合作最紧密的利沃夫,旅长帕夫留科上校已于17日丢下部队落荒而逃,失去领导的乌克兰士兵成群结队逃往俄罗斯请求收容,上百名乌克兰伤兵已被俄罗斯医院救治;……

    乌克兰政府军公布的战损数据显示,7月9日至15日,乌克兰军队损失1600人左右,而这个数字多半经过压缩,因为在7月11日那场东乌克兰民兵火箭炮群一举消灭政府军30辆坦克、装甲车的战斗中,乌克兰政府宣布的死亡数字居然只有23人。关于被合围的乌克兰政府军总兵力,东乌克兰民兵一开始宣布的是5000人,但这个数字对于三个旅而言未免太少。虽然不了解乌克兰军队旅的具体编制,但知道我军机械化步兵旅大约四千人上下,少则3600余人,多则四五千。考虑到我军与苏军颇有渊源,乌克兰政府军更直接脱胎于苏军,若乌克兰政府军编制与此相似,则被合围的三个旅兵力最高估计可达1万—1.5万,有消息称这些部队占到乌克兰政府军机动兵力的1/3之多(尚待进一步考证)。进入7月以来,乌克兰政府军一直努力企图合围宣布脱离乌克兰的卢甘斯克州首府卢甘斯克市,但始终未能得手;乌克兰政府军第51旅企图从亚速海滨海港口马里乌波尔方向出击,打破包围圈,解救第72旅,也受阻于半途;……

    在这种情况下,马航空难是否会导致东乌克兰战局逆转突变?我们拭目以待。须知,此前已经不止一次发生过这种葫芦提突发事件引起的战争逆转。在二战之后欧洲最大战争——波黑战争中,塞族武装本来占尽优势,结果,1994年2月5日,一发炮弹落在萨拉热窝“马尔卡莱”集贸市场,市场内平民伤亡惨重,加上电视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渲染,北约顺水推舟以此为由对塞族武装发动轰炸,波黑战局就此逆转。问题是这枚炮弹虽然改变了波黑战局走势,后来的国际调查却并未找出这枚改变战局走势的炮弹来路,甚至发现这枚炮弹不可能是从塞军阵地上射出的。那么,这枚萨拉热窝炮弹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精心策划?如果是这样,那又是谁有动机也有能力策划这种事情?策划者如愿以偿,承受无妄之灾代价的又是谁?……

    看着这一切,陡然想起了元人张养浩那首《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哎!我们不预设立场,不凡事都往“阴谋论”上扯,但在这个世界上阴谋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多个心眼,至少有助于自我保护。有一点可以确定,在存在阴谋的世界上,其它条件相同,大国机构、国民比小国机构、国民享有更好的保护,因为阴谋者都期望以最小的麻烦达成自己的目的。

 

 

 

 


马航客机被击落后各国众生相与意图

占豪

2014-07-19

    前一篇分析《谁是击落马航客机的元凶?》轰动不小,估计战友们的转发量至少四五万次,今天光粉丝涨了有差不多五千。昨天粉丝涨了八百多,原因是前面一篇分析《一件大事正在颠覆世界(一)》(这篇分析有两篇,以后抽时间再补上),这篇分析访问量一天五十多万,阅读人数四十多万。预计关于马航的阅读量得超过百万,新加入的战友多是因这篇重磅分析而来。这篇分析在事件发生后工作到凌晨四点多,第二天又工作五六个小时,一共耗费10个多小时的成果。时间仓促,一万多字的篇幅,个别点上可能还略有瑕疵,但整篇文章是站在理性、客观,特别是当前国际大博弈的格局出发来分析的。从认可的比例上看应超过95%,这说明绝大多数人都认可证据和逻辑。更加理性客观与大视野是笔者追求的方向,不过由于个人产量太大,局部点的瑕疵还请见谅,战友们也可提出批评和指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占豪都会虚心接受。

    今天在笔者新浪微博(地址:http://weibo.com/822998189 )看到一位战友针对马航被击落的留言说得一阵见血:除非是失误,否则这么恶劣的反人类罪行,只有契合大的国家战略利益才会铤而走险,那么问题就是契合谁的战略利益?

    种种迹象表明,这次事件与失误不相干。主流媒体大多数简单地认为乌克兰民间武装是凶手,但这一点连美国防部都不信。美国防部发言人约翰·柯比说:“SA-11导弹(BUK导弹的美国叫法)系统十分复杂,很难相信没有俄罗斯的帮助,他们(乌克兰反政府武装)会知道如何使用它。”约翰·柯比认为客机是乌民间武装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击落的。

    事实上,如我们前篇分析,俄罗斯连一丝一毫击落客机的可能都没有,他又如何能去帮助乌民间武装击落呢?如果真是俄罗斯人帮助击落的,以俄罗斯使用雷达和导弹的水平,压根也不存在任何误击的可能。所以,既不存在所谓乌民间武装误击,乌民间武装自己又没那能力,那么乌民间武装当然可能性较低。

    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乌克兰政府军假投降乌克兰民间武装,然后击落嫁祸。对这种说法个人认为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原因是乌克兰军人没有主体思想的熏陶,现在的政府又没有军队基础,所以这种任务对乌克兰军人来说不太可能执行。退一万步,这事如果为真,那其实就很简单了,乌克兰反对派只要把这几个人拿下后交出来,一切就都清楚了。如果真有这种阴谋,在没有保证这些人能够逃跑或保证死忠的情况下,这种任务根本不可能出现,否则就是给别人送大礼去了,政治风险太大,那远不如自己击落嫁祸给对方保险,至少没有人证物证。

    关于乌克兰政府军击落的推导,前篇文章已经详述,这里不再赘述。本篇重点说一下各国在飞机被击落后的众生相。从他们的表现,再说他们为什么有这种表现。搞清楚了这些,就更容易理解飞机最可能被谁击落,谁更可能是凶手。

    美国的表现:

    从美国总统奥巴马到副总统拜登,再到国防等其他官员,甚至包括前国务卿希拉里、钱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美国媒体······等等,只要是美国方面的,都指向一个目标,即俄罗斯。他们的逻辑基本一致,即这架客机是乌克兰反对派武装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击落的。美国人对此事投入了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的热情,美国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在飞机被击落后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并将怀疑对象一致指向乌民间武装和俄罗斯。美国的意图很明确,即一定要将这起惨绝人寰的反人类行为与不断给美国制造麻烦的俄罗斯联系起来。

    美国的意图:

    美国的意图其实很清楚,就是要将这起反人类事件与俄罗斯联系起来,让俄罗斯成为众矢之的,如此即可胁迫欧盟与俄罗斯敌对,如此即可实现美国所想要的欧盟和俄罗斯的新冷战。只要新冷战开打,美国不但可激活北约,重新领导欧洲,还能以保护欧洲的名义加强对欧洲控制。鉴于欧、俄的新冷战对立,欧洲将不安全,欧洲资本将会转移美国,从而解救美国的债务危机压力。如果这一步实现,美国还可以在破坏中日关系的基础上破坏中欧关系,破坏半岛和平从而破坏中韩关系,然后促使中欧也产生对抗,中韩也产生对抗。借这股力量,美国不但可以形成美日韩联盟的小北约,还能将北约和小北约直接整合成全球“北约”,构成全球冷战格局。这样,美国就能继续维持其全球霸权。

    因此,借马航被击落事件打压俄罗斯,破坏欧俄关系,并最终引发冷战是美国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从总统、副总统到过去总统候选人和未来总统候选人都那么上心、积极的根本原因。

    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之前乌克兰媒体说的飞机上有23名美国人是在制造谣言,目的是营造出美国干预此事的正当合理性。但问题在于,这是个无耻的谎言,在马航公布名单后,上边只有半个美国人,即荷兰美国双国籍。一起和美国完全无关的事件,美国却成为最关心的国家;欧洲是直接当事国,荷兰死亡189人,但他们都表现平静。唯一的解释就是,美国有政治图谋,即上述内容。

    俄罗斯表现:

    由于事发地距俄罗斯只有50公里,俄罗斯无论雷达还是卫星均可监测到,再加上又是俄制武器,所以俄罗斯最早知道导弹发射的位置及型号。但是,俄罗斯在得到相关信息后一定是很震惊的,同时也是知道这事是为什么发生的。但普京刚开始还是保守的,把问题归结为乌克兰的动乱,并未明确指向乌政府。但接着乌克兰政府直接说是俄罗斯帮助乌民间武装击落了飞机,这惹怒了俄罗斯,所以后来包括总统普京及其他官员,都将矛头指向了乌克兰政府。

    由于距离俄罗斯太近,俄罗斯手中应该有一些情报,但俄罗斯暂时也不能随便公布,原因是这事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不可能是俄罗斯人干的,俄罗斯要视事情发展来调整自己的位置。

    俄罗斯目的:

    俄罗斯的目的其实很明确,就是要脱清干系,决不能让世界舆论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当然,也不能让矛头指向乌民间武装,因为指向乌民间武装就是指向俄罗斯,连美国国防部都不认为乌民间武装有击落能力,所以指向乌民间武装就是指向俄罗斯。而指向俄罗斯,就是要将俄罗斯势力从东乌克兰和南乌克兰挤出去,让俄罗斯失去对乌克兰的控制。俄罗斯丢不起乌克兰,丢了乌克兰的俄罗斯相当于丢一条大腿,所以俄罗斯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保乌克兰战略利益,战争也是俄罗斯的备选。所以,为捍卫战略利益俄罗斯做好了一切准备。

    乌克兰表现:

    从事发之初,乌克兰就将矛头对准了乌克兰民间武装。对准民间武装实际上就是对准俄罗斯。乌克兰政府为了抹黑民间武装,不惜将毫无进行过恐怖事件的民间武装称作恐怖分子,还拿出一堆所谓“证据”来证明。但是,那么短时间内拿出所谓证据,一方面有预备成分,另一方面却是缺乏常识。譬如,以录音为例,乌克兰民间武装领导人向俄罗斯特工报告击落客机,用的是公用通讯设备不说,还都是明码,这种事能出现在特工处身的总统国家的特工身上?恐怕是童话不敢这么写,编剧也不敢这么编。但这生生成了乌克兰政府的所谓证据。

    另外,据马航第六份公告称,乌克兰空管在飞机击落前要求飞机下降千米。对于这种行为,乌克兰方面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乌克兰的目的:

    将责任推给乌民间武装,然后引导到俄罗斯身上,让俄罗斯成为众矢之的,打败乌民间武装,一统国内,然后以反俄角色可在欧美提高自己的身价地位。特别是,乌克兰政府现在掌权的总理和议会议长,都是美国扶持起来的人,大权在握。美国为进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耗费数十亿美元,是他们的金主,自然会听命于美,在战略利益上配合美国,所以基于内和外都会指向俄罗斯。

    欧洲表现:

    欧洲各国在事件发生后的24小时内没有发声,甚至连荷兰政府都基本上没什么话。直到一天后,欧洲委员会主席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才发表联合声明,关键词有两个:慰问受害者,呼吁调查。

    欧洲人的表现,犹如这事与欧洲无关。我们都知道,两位主席的实际权力并不大,姑且说是个“闲职”也不为过,欧洲的重要事务权力主要是掌握在法德等大国手中。这些大国集体沉默,只有两个“闲职”发了一份不痛不痒的声明。

    对此,不得不说欧洲人太冷静和老辣,同时也和美国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欧洲的意图:

    欧洲人深知,这个时候的任何不恰当表现,都意味着可能形成俄欧尖锐对立甚至是敌对,这觉不符合欧洲的战略利益。美国正在施压欧洲对俄罗斯进行严厉制裁,俄罗斯对美国的制裁已经作出反应警告过欧盟,如果乱来就肢解乌克兰(击落一架乌克兰SU25战机)。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清单到月底才出来,欧盟绝不希望欧俄敌对形成新冷战,但美国的施压又不得不面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严厉发生,必然着美国人的道,一旦引发欧俄对抗就可能一发不可收拾,进入美国人的控制节奏,美国人的新冷战企图就可能实现。

    所以,欧洲人的理性超过了预期,欧洲人的老辣、老道让美国相形见绌。24小时都没反应,荷兰的反应都很温和,充分说明欧盟不想将事情搞砸,不想让事情成为美国掣肘欧盟的工具。所以,欧盟表现出了超然与冷静。

    德国表现:

    过了一天多,德国总理默克尔才说话,要求成立中立、客观的国际调查机构,对事情进行彻查,同时严惩凶手。当被记者问及她是不是认为乌民间武装最可能是凶手时,默克尔却说一切都要等调查出结果后才能再说。

    默克尔不愧为欧洲的政治家,她的回答老辣、毫无漏洞,美国根本没漏洞可抓。而从默克尔的定调中我们可以看出,欧洲不太可能为此事和俄罗斯翻脸,也不可能因此对俄罗斯加重制裁,希拉里所说的欧洲应该施加力量和影响将不可能发生。至少,美国人希望欧洲人去做的事,欧洲人绝不可能去做。

    德国人的意图:

    德国是欧洲的核心,欧洲经济主要靠德国。一旦欧俄新冷战开打,受损最大的将是德国,德国所获得的欧洲权力瞬间化为乌有,将会被美国所替代。所以,德国不可能上美国人的当。德国人就是要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仅此而已。默克尔同时表述,乌克兰问题只能政治解决已经表明了态度。

    英国表现:

    英国一直和俄罗斯是比较敌视对方的国家,但这一次英国在事发头一天同样没有声音。一天后,在美国吵吵嚷嚷一天后,在美国盟友澳大利亚“重复”了美国人的话后,英国作为美国全球最重要盟友再不说话有点过不去,但英国人的狡猾在此再次充分体现。英国人仅仅由外交部向外重复了一下美国人的观点,既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高级别的官员出来,更别说首相了。

    英国意图:英国认为这事与己无关,但新冷战也不是英国想要的,英国人虽然愿意作美国人的跟班,但绝不希望搞新冷战,那是会损害英国切身利益的。英国人也不想得罪美国,于是就不痛不痒地低级别重复了一下美国人的观点。

    中国表现:

    中国头一天也一直在观察,外交部和习总都有发声,意思一致。习总强调,我们对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乌克兰东部坠毁表示震惊,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对他们的家属表示慰问。对这一事件应该进行公正、客观的调查,尽快查明真相。

    请注意用词,这里用的是坠毁,根本没有用击落。习总这个用词太艺术太有内涵了。用坠落来描述击落,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不要把事搞大,搞大损害的可是大家的利益。当然,这个大家指的是除了美国之外的国家。而这个用词,让任何人无法挑剔,意思又表达到了。有中国这个意思,俄罗斯人有底气,欧洲人也收到信号,习总的表态有利于事情趋于平稳而不是扩大化。

    中国意图:

    这事既和中国无关,又和中国密切相关。原因是俄罗斯是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中俄的战略利益密切捆绑,围攻俄罗斯就是客观上损害中国战略利益。中国绝不能干,但又不能表现出来。所以,习总的“坠落”一个用词,把中国的态度呈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在这里希望事情往小了处理不是基于中国一家的利益,是基于除美国之外的所有人的利益。何况,金砖国家刚刚成立了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基金,这里就展开对俄罗斯的围剿,那对中国就是一个压力。中国如此疏导,合情合理合利益。
 

 

 

 


我国成功进行陆基反导技术试验 专家称堪比两弹一星

国防部网站

2014-07-24

    记者从国防部新闻事务局获悉,2014年7月23日,中国在境内进行了一次陆基反导技术试验,试验达到了预期目的。

    2010年1月11日,中国进行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试验达到了预期目的。有分析认为,此举暗示我国已初步掌握反弹道导弹技术。2013年1月27日,中国再次在境内进行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试验达到了预期目的。

    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在高技术条件下的现代战争中,战略防御武器和战略进攻武器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一旦需要,战略防御武器可以立即转入战略进攻状态,并成为重要的战略威胁力量。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打造中段反导能力的战略意义绝不亚于“两弹一星”工程。中国已经三次成功进行反导试验,标志着包括信息处理、侦查预警、拦截武器、武器传输、制导精度和反应速度在内的反导技术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需要说明的是,部分人将中国中段反导试验和美国的爱国者PAC-3系统以及俄罗斯的S-400导弹系统相提并论,这误导了试验本身所隐含的重大意义。做为中段导弹拦截系统,其技术难度要远大于爱国者PAC-3之类的末段拦截系统,中段导弹拦截首先需要克服大气层外恶劣的工况条件,必须具备动能拦截器(KKV)、精确探测跟踪与末制导技术、空间作战平台总体技术与平台战时测控技术等等一系列当今导弹和空间作战武器的前沿科技。

 

 

 


上海等12个机场因航空管制将持续26天大面积延误

2014-07-22 新京报

    7月21日,上海,由于“其他空域用户使用”,上海多个航班取消或延误。近日民航局向各航空公司下发通知,由于航空管制,近一个月华东地区的航班减量。

    国航表示,根据前两天情况看,只是在一些航线上进行了流量控制,出现一些航班延误和取消的情况。国航将按照航班大面积延误的预案准备,为旅客退改签提供便利。

    今天上午,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发布微博提醒,因航空管制,受其他用户高频度演习活动影响,从7月20日到8月15日,华东和华中12个机场将有为期26天的大面积延误。记者从民航局有关部门获悉,受影响的机场包括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南京、杭州、合肥、济南、无锡、宁波、青岛、连云港、郑州、武汉等12个机场。

航空管制疑因军演

    军事演习所采取的空中管制,或是航班取消原因。该区是南京军区的管辖区域。

    根据解放军年度训练计划,我军自7月15日起将连续举行10场陆军兵种部队跨区基地化实兵实弹演练。按照总参谋部的部署,南京、沈阳、广州、北京、成都、济南6个军区的10支陆军远程火箭弹、炮兵、防空旅,将全员全装,依次成建制开赴6个训练基地,进行实兵实弹演练,演练时间将持续进行3个月左右。

大规模影响此前军演未有

    我国大部分机场上空和32条航线空域是由民航局管辖,部分由航空工业集团代管,其他空域全部军管。空军活动是航空管制的一个主要原因,大体占到造成航班延误的10%左右。由于军事演习等活动涉及国防机密,往往来得突然,管制员无法提前预知,导致途经军演空域的所有航班都受影响。近几年,低空开放政策和法制建设已逐步推进。

    回顾以往公开报道,这么大面积的影响,在以前的军演中还没有过。2006年12月的一天下午,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曾因中国空军的一次演习关闭4个小时。南京军区辖区内至少三个大型城市的数个机场被迫关闭,数百个国际、国内航班意外延误或转飞其他地方。
 

 

 

 


美模拟核战惨状:20 年严冬,数十亿人死亡

新华

  据英国《每日邮报》7 月 21 日报道,美国科罗拉多州科学家首次通过计算机模型预测核战后地球惨状:全球将陷入长达 20 年的严冬,饥荒将导致数十亿人死亡。

  科学家们模拟 100 颗小型核弹头爆炸后对地球产生的影响,并预测地球会变成什么样。预测结果显示:核战后,5 兆吨黑炭将被释放入大气层中,吸收阳光导致地球气温开始转冷,同时黑炭雨也将导致数百万人死亡。

  1 年后,地球平均气温将下降 1 ℃。2 年后,致命霜冻影响会导致农作物生长季节缩短 10 到 40 天。5 年后,地球平均气温将比现在低 1.5 ℃,比 1000 年前气温更低。降雨量将减少 9%,臭氧层变薄 25%,直达地球的紫外线增加,人类患皮肤癌的风险也大幅增加。

  10 年后,臭氧层缓慢恢复,但依然不到今天的 8%。20 年后,地球开始逐渐转暖,但依然比今天的气温低 0.5 ℃。26 年后,降雨量重新增加,但比今天减少 4.5%。全球性降温将给人类食物供应造成更大压力,进而引发全球性核饥荒。

  研究人员称,这还只是中等核国家爆发地区性核战的结果。这一研究将鼓励美国以及俄罗斯等核大国商讨削减核军备。(杨柳)

 

 

 

 

 

 

 

中国经济上半年GDP增7.4%

综合国家统计局

2014-07-16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6904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7.4%,二季度增长7.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9812亿元,同比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123871亿元,增长7.4%;第三产业增加值125361亿元,增长8.0%。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0%。

一、农业生产形势较好

    全国夏粮总产量13660万吨,比上年增加475万吨,增长3.6%。夏收油菜籽产量1376万吨,比上年增加34万吨,增长2.5%。上半年,猪牛羊禽肉产量4003万吨,同比增长1.7%,其中猪肉产量2705万吨,增长3.0%。

二、工业生产增长平稳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8%,增幅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集体企业增长3.2%,股份制企业增长10.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7.4%。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制造业增长9.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4.4%。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增加值同比增长8.4%,中部地区增长8.8%,西部地区增长10.8%。分产品看,464种产品中有346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达到97.5%,与上年同期持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56143亿元,同比增长5.3%。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增幅比前两个月提高,环比增长0.77%。

    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2764亿元,同比增长9.8%,其中,主营活动利润21388亿元,增长9.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9元,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5.47%。

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位放缓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1277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7.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3%),增幅比一季度回落0.3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65667亿元,增长14.8%;民间投资138607亿元,增长20.1%,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5.1%。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同比增长16.3%,中部地区增长19.2%,西部地区增长18.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4820亿元,同比增长24.1%;第二产业投资89186亿元,增长14.3%;第三产业投资118764亿元,增长19.5%。从到位资金情况看,上半年到位资金246051亿元,同比增长13.2%。其中,国家预算资金增长15.5%,国内贷款增长12.9%,自筹资金增长16.7%,利用外资下降8.3%。上半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96843亿元,同比增长13.6%。从环比看,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1.45%。

    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2019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1%),增速比一季度回落2.7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长13.7%。房屋新开工面积8012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6.4%,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19.8%。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4836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6.0%,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7.8%。全国商品房销售额31133亿元,同比下降6.7%,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9.2%。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14807万平方米,同比下降5.8%。6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5442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4.5%。上半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58913亿元,同比增长3.0%。

  四、市场销售稳定增长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4199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8%),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62102亿元,增长9.8%。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07253亿元,同比增长12.0%,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6946亿元,增长13.2%。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12989亿元,同比增长10.1%,商品零售111210亿元,增长12.4%,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58329亿元,增长10.2%。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2.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7%),环比增长0.96%。

    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1375亿元,同比增长48.3%。其中,限额以上单位网上零售额1819亿元,增长56.3%。

五、进出口增速由负转正

    上半年,进出口总额123919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价为20209亿美元,同比增长1.2%(一季度为同比下降1.0%)。其中,出口65113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价为10619亿美元,增长0.9%;进口58807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价为9590亿美元,增长1.5%。进出口相抵,顺差6306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价为1029亿美元。6月份,进出口总额21086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价为3420亿美元,同比增长6.4%。其中,出口11513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价为1868亿美元,增长7.2%;进口9573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价为1552亿美元,增长5.5%。

六、居民消费价格基本稳定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3%,涨幅与一季度持平。其中,城市上涨2.3%,农村上涨2.0%。分类别看,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4%,烟酒及用品下降0.6%,衣着上涨2.3%,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上涨1.3%,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上涨1.2%,交通和通信上涨0.1%,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上涨2.3%,居住上涨2.5%。在食品价格中,粮食价格上涨2.9%,油脂价格下降5.3%,猪肉价格下降5.1%,鲜菜价格上涨1.0%。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0.1%。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8%,6月份同比下降1.1%,环比下降0.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2.0%,6月份同比下降1.5%,环比下降0.1%。

七、居民收入继续增加

    上半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5396元,同比名义增长12.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959元,同比名义增长9.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1%。根据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2014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25元,同比名义增长10.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3%。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8780元,同比名义增长13.7%。6月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7418万人,同比增加307万人,增长1.8%。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2733元,增长10.3%。

八、结构调整稳中有进

    产业结构继续优化。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6.6%,比上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0.6个百分点。内需结构进一步改善。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2.4%,比上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7,比上年同期缩小0.06。节能降耗继续取得新进展。上半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4.2%。

九、货币信贷平稳增长

    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20.9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狭义货币(M1)余额34.15万亿元,增长8.9%,流通中货币(M0)余额5.70万亿元,增长5.3%。6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77.63万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113.61万亿元。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5.74万亿元,同比多增6590亿元,新增人民币存款9.23万亿元,同比多增1354亿元。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0.5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146亿元。

    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但国内外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经济发展仍面临不少挑战。

 

 

 

 

 

中国的量子通讯取得重大突破

----世界第一条量子信息保密干线在我国正式开工

插播

2014年7月

    插播一个喜大普奔的重磅新闻,这个新闻值得战友们奔走相告,这是中国真正在科技上领先世界的大突破,是真正的世界第一,真正的领先世界。

  央视新闻:世界第一条量子信息保密干线日前在我国正式开工,量子通讯以不可被窃听的特性吸引了全球科学家的目光,这个项目的带头人潘建伟院士,带领他的研发团队,让中国量子信息技术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跻身世界一流水平。

  正在建设的量子保密传输干线从北京到上海,沿途经过济南、合肥,全长2000多公里。通过光量子传输信息,一旦有人窃听截取,使用者就会收到误码。

  “如果第一个‘量子互联网’将连接成功,这个网络将是一个超级安全的全球通信网络。在量子通信领域,中国用了不到十年时间,由一个不起眼的国家发展成为现在的世界劲旅。

  这是2012年英国《自然》杂志在评价年度“国际十大科技亮点”时,写给中国量子科技研发团队的一段话。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就是这个团队的带头人。

  量子保密通信这个方案,是在30年之前,由美国科学家提出来的,12年前,潘建伟离开国际顶尖的量子研究单位回国组建实验室。潘建伟研发团队和美国、欧洲两个团队是同样掌握这项核心技术的三大团队,不过潘建伟研发团队领先一步,率先建造了全世界第一条量子保密传输干线。从北京到上海,沿途城市的政府公务信息,银行金融系统信息等都可以使用量子保密传输。

  为了打造一支顶级的研究团队,从2003年开始,潘建伟把学生陆续送到全世界多个物理研究实验室,奔赴不同国家学手艺。

  2011年前后,所有学生全部如约回国。参与实验室创建的“元老”将潘建伟比作出色的“棋手”,不仅因为他对研究方向的战略统筹,而且因为他对人才的排兵布阵。

  如果把实现量子通信比做一场长跑竞赛,中国已经成为“第一方阵”选手。在京沪量子保密干线开工的同时,美国一条长600公里的保密干线也通过了立项。潘建伟说,发达国家对这一领域非常重视,如何保持领先是中国科学家未来将时刻面对的挑战。

 

 

 

 

中国国防高科技振奋人心

通讯

2014年7月

    量子通信、中微子通信,这种技术连美国都没有,中国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国采用相控阵雷达的预警机,比美国的E-3C整整领先一代;中国运-20大型运输机,具有洲际航程具备战略意义的远程重型运输机。

    邓小平当初的布局今天美国人才看明白,不过晚了。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国家财政基本就没有多少钱,以1980年为例国民收入为3630亿元,折合美元还不到400亿,所以邓公审时度势大刀阔斧砍掉了一批军备研发,并制定了先经济后军事的路线,这和朝鲜正好相反,主动进行裁减百万陆军,当时美国连叫好,而国内针对这一决定很多人颇有异议。

    八十年代由于经济发展需要砍掉了大批项目,其中就包括运-10,邓公认为有了实力再造先进武器装备。笔者认为,以当时的国家工业基础根本无法制造先进武器设备,更何况新材料几乎一片空白,有了技术而没有原材料,那就等于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近期中国先进武器井喷式的爆发,以J-10曝光为节点,中国不断曝光一批新项目,9倍音速风洞,量子通信及计算机,中微子通信及雷达,都是全面突破,估计美国做梦都没想到当今中国竟是如此可怕。这些无疑都让西方国家感到恐惧。很多人认为像航母、J-31等项目才是技术领域的重中之重,其实不然,在战争中失去指挥才是最恐怖的事情,而指挥就离不开通讯。

    先了解一种具有典型代表性的非常规通信技术,这将有助于理解邓公改革开放之初决策的正确。中微子通信是利用中微子运载信息的一种通信方式,这种技术连美国都没有,而中国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它能以近光速进行直线传播,并极易穿透钢铁、海水,以至整个地球,探测美日的海空军装备,轻而易举,因此是一种十分诱人的理想信息载体。另外美日根本无法利用反辐射导弹进行摧毁,因为它是具有隐身性,绝对的无源状态,更没法侦查通信地点,它是绝对的一对一通信,别人想截获也截获不了。如果有人想截获信号,就必须处在发射信号源和接受端之间,然而即使处在这中间,信号照样能穿透而过,再加上其保密性根本无法解读。所以说它是通信技术皇冠顶端的钻石。简单理解,就是通信技术领域的核炸弹。这一通讯方式已经颠覆传统通讯。此外,它还能潜身海底,遨游太空,出入于厚硕无比的金属墙,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

    比如中微子技术用在军事领域,若把中微子雷达装在潜艇上,雷达就将不再受地球曲面(有低空盲区)和海水阻碍的困扰,战场上的一切都将透明化,海水在它面前形同空气,潜艇将再无藏身之地。如果在东海与美日发生冲突,中国海军将可以轻易探测到美日军舰的一切活动情况,一改中国在反潜方面是弱国的形象。所以说,这个技术实在太可怕。

    在无人飞机领域,当今最大的困难就是遥控通信易被敌军阻断乃至于诱拐,伊朗捕获的那架无人机就是例子,据说是中国帮了伊朗。只有用上量子通信,无人飞机才能真正大显神威。这几年美军一直鼓吹无人机,真正笑到最后的,肯定是已经掌握量子通信的解放军。目前美军又在航母上试飞隐身无人机,在钓鱼岛冲突紧张的时刻,美军玩了这一动作,目的就是向中国示威,而中国有了这一量子武器,美军隐身无人机将无处可藏。

    由于篇幅有限,只列举这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看到中国高端科研的井喷发展,或许有很多人真的是错怪了邓小平当初的决策。邓小平立足高远,早就为了今天的冲突做了预测。在邓的规划中,中国主攻美欧俄都尚未拥有的超高端科技,在美欧俄的既有传统优势科技领域,国家不必投入过多的精力,让民间力量搞研发就可以了。这样中国就有足够的精力搞高科技研发,有了一批新装备,中国在东海解决钓鱼岛之争中,必将获胜。邓公当初搁置争议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强大后的中国有资本去解决争端。由此可见,邓小平的策略正好应验到与美日冲突中。

中国预警机研发技术已经十分成熟

    最近美方称将部署预警机在钓鱼岛附近进行巡逻,笔者猜测中国很可能也会采取这一做法,那么中国预警机发展的水平到底如何呢?据中国中央电视台19日报道,中国的空中威慑力其实已经提升,中国的预警机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也将试飞,其性能甚至比俄罗斯的伊尔-76更优。

    从以上新闻中可以看出,美国开始为日本提供侦查,而中国则针锋相对公开了空警-2000的相关内容,其寓意不言自明。其实空警2000早就不是什么秘密,早在2009年国庆阅兵时已经曝光。此次在钓鱼岛冲突不断升级的局势下,中国官方主动再次确认中国预警机的性能,有威慑美日之意。本篇就以中国预警机的未来发展做个预测分析:

    首先,中国预警机研发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其先进程度远超美日想象。要想预测中国未来预警机到底有多先进,必须分析预警机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键设备的水平,另一方面是通过预警机曝光的时间,推断中国预警机的发展大致处于什么水平。

    从关键技术来看,中国预警机总设计师提出采用大圆盘、背负式、三面有源相控阵新型预警机方案,这是世界首创。其实在空警2000上,已经获得9个世界第一,突破100余项关键技术,累计获得重大专利近30项,所以美国政府智囊团“詹姆斯敦基金会”发表评论说:中国采用相控阵雷达的预警机,比美国的E-3C整整领先一代。

    从2009年公开报道至今已经有四年时间,依照中国军工普遍“装备一代、设计一代、预研一代”的规律,目前国产预警机应该已经有了更新一代产品,或者更新一代产品已完成关键技术的阶段。笔者猜测证据一,空警2000参加国庆阅兵前至少已经试飞了很多次,属于成熟产品,否则不敢直接参加国庆阅兵,从这一点看,中国预警机研发很早,第二代的研发应该已经上马。证据二,从1999年中国购买以色列费尔康A50I预警机遭遇美国阻挠失败,到2002年中国主动中断从俄罗斯购买预警机来看,当时国产预警机应该在研发中获得了重大进展,大约在2005——2006年就已经造出了样机。中国用大约6年时间完成了第一代(比美国E-3C预警机还先进一代),那么第二代的研发时间应该在4年左右,毕竟已经积累了大量成熟经验。

    其次,中国当前已经获得又一款预警机发展平台。笔者相信新一代预警机不会用太久时间。中国下一代预警机应该属于重型预警机,功能将十分强大,远超空警2000 “最大起飞重量175吨,最大航程5500公里,续航时间12小时,同时跟踪60-100个目标,探测距离,470公里,高空探测距离1200公里”等一些指标,因为飞机载体已经曝光了,那就是运-20大型运输机。

    从公开资料来看运-20已经问世,只是下一代预警机还没有曝光,笔者认为,中国空军对更加先进的预警机迫不及待,不可能等运20完全成熟之后再研发,而是机载设备与预警机机体(即运-20)同时研发,同时试制。所以笔者认为,中国下一代预警机的发展瓶颈就是苦于没有载荷更大的运输机,到运-20批量生产之时,就是中国新一代预警机成功升空之时。

    再次,中国通过研发先进的预警机既洗刷了耻辱,又威慑了美国。1999年以色列在美国强大压力下,停止向中国出售A50I费尔康预警机,后来这两架预警机被以色列出售给印度,这绝对可以称为耻辱。然而中国高层深知,靠购买已经无法满足未来国内需要,因此2002年中国主动中断从俄罗斯购买价格和性能都不符要求的预警机,转而全力发展更先进的大型预警机。

    截止目前为止,中国预警机已经服役的至少有三款以上型号,除了已经曝光的空警-2000空警-200之外,应该还有一款运7/14平台的舰载或重型直升机预警机没露面。笔者相信美国也一定获悉了更多的这类信息,这将令白宫不可能不担忧未来美军空中的优势。

    最后,由于当前美国已经服役了新一代预警机,中国距离最先进的预警机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但笔者相信,在解决机载平台这一瓶颈之后,即运-20服役时,中国很可能会拥有世界最先进的预警机。总之,在高层公开预警机性能之际,相信未来钓鱼岛发生冲突时,中国新一代预警机甚至敢于以突然问世的方式打击美日嚣张气焰。预警机的先进程度普遍认为代表了一国的作战水平。

    有证据表明运20将首飞:乌克兰帮了中国大忙。

    随着关于中国运-20大型运输机越来越多细节的披露,外媒对这种被视为中国第一种国产重型运输机的关注也在持续增加。日本《外交学者》网站8日猜测运-20的首飞即将进行,它对中国意义深远。运-20原型机的试飞将使中国向进入能够独立研制具有洲际航程的重型运输机的航空航天精英俱乐部迈出关键的一步。”

大型运输机具有战略意义

    报道称,中国在2011和2012年先后试飞了两种隐形战斗机,而2013年西安飞机工业公司将通过运-20的试飞加入到这项新飞机竞赛中。不同于之前研制的歼-20和歼-31等相对小型的战术飞机,运-20项目属于具备战略意义的远程重型运输机,发展这类飞机是中国“中长期国家科技发展计划”的最优先项目。

    报道称,卫星照片显示运-20已经在西安附近的试飞基地进行测试,2012年12月21日运-20进行低速滑跑试验;2013年1月3日中航工业集团董事长林左鸣视察该基地,“表明运-20已做好首飞准备”。

    报道称,与解放军已装备的俄制伊尔-76运输机相比,运-20的尺寸以及最大有效载荷是根据解放军未来需要运输的装备专门设计的。报道认为,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学术论文,这种大型运输机“最大起飞重量达180吨,最大载重量超过50吨,翼展约50米,性能优于伊尔-76”。

    2010年俄罗斯消息人士曾透露,当时尚在设计阶段的运-20能装下解放军最重的58吨级99A型主战坦克。这标志运-20的运输能力接近伊尔-76MF(60吨),稍逊于美国C-17运输机(77.5吨)。报道还猜测,乌克兰在运输机领域的专家也参与了运-20的研制,“2011年的巴黎航展上,乌克兰方面就暗示在与中国合作发展被称为运-X的下一代运输机”。

运-20对中国有五大意义

    中国航空工业近年来已研制出多种先进战机,但运-20的出现仍然备受外界关注。报道认为,能独立研制大型运输机对中国意义重大。首先,运-20能帮助中国建设可靠的远程军事航空运输和力量投送能力,以保护其日益增加的海外利益。例如在将公民撤离冲突地带等高强度任务中,往往需要使用装甲车辆作为保护力量,而大多数商用飞机都无法携带这种大型车辆。如果运-20具有和伊尔-76相似的性能,它能在装有装甲车辆、直升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情况下,从中国西部机场起飞,不着陆直飞非洲东部。

    其次,美俄经验表明,大型运输机具备很强的改装潜力,运-20将为解放军提供一个多用途的机体。例如改装为加油机、空中预警机等。报道称,西安飞机工业公司负责为解放军制造轰油-6加油机,因此该公司有能力在运-20的基础上快速研制一种大型加油机。由于现有轰油-6加油机无法携带足够的燃料,解放军未来的大型远程轰炸机、运输机和海上巡逻机需要大型加油机提供高效的空中加油。

    第三,运-20还能减少中国对俄制飞机的依赖。报道称,此前中国采购俄罗斯的伊尔-76和伊尔-78的计划未能实施,严重妨碍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

    第四,中国可能向国际市场出口运-20以及未来的衍生型号。报道称,如果能获得民航适航证,中国或许将运-20投放到世界民用重型运输机市场,打破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垄断。

    最后,运-20还将使解放军能执行大规模的中远程空中突击和伞降任务,将提高空降兵的作战和投送能力。

中国在三大领域仍有缺陷

    但《外交学者》的报道也承认,中国航空工业仍存在不少弱点。据介绍,飞机制造最关键的三个领域包括:机翼、冶金/复合材料和发动机。机翼的设计制造仍是一个关键领域,波音公司等航空巨头很少依靠外部公司设计,而中航工业仍然需要乌克兰安东诺夫公司帮助为ARJ-21客机设计机翼,显示中国在该领域仍有差距。此外,冶金是一种精密科技,在该领域俄罗斯具有巨大的资源和优势,而中国在该领域的专家仍然短缺。最后,航空发动机依然是中国最大的弱点,目前全球只有4家企业能生产重型运输机使用的发动机。《外交学者》称,“就像其他飞机项目一样,运-20项目仍然面临相同的问题——发动机”。

    报道称,在可预见的未来,运-20仍将使用俄罗斯的D-30-KP2发动机,预计2020年中国有希望装备自行研制的“长江-1000A”涡轮风扇发动机,但取决于这种发动机的研制进度。

 

 

 

一样的市场换技术,为什么汽车输、高铁赢?

天骄

2014-07-23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工业国家,在技术上的积累不足,多个行业都处于落后状态,技术引进是很多行业必须要做的。但技术这个东西除了当年的苏联以外,各国都是当核心机密在保护着,轻易不给你。甚至在日德大企业工作的华裔人员都被排除在核心技术部门之外,老外也怕“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于是,市场换技术就被提出,利用中国庞大的市场,换取西方大企业的核心非核心技术。给你钱赚,给我技术,公平交易,童叟无欺。

高铁的成功,来自国家层面的强力推动

    但是,同样的思想却在汽车和高铁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方面,汽车工业市场换技术几十年效果不佳。2013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已经达到2000万了,五年蝉联全球第一,是最大的汽车市场。但中国自主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却持续下降,2014年上半年,自主品牌轿车共销售了136.82万辆,同比下降了15.30%,在全部品牌轿车中占有率为22.24%,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41个百分点,而6月份的市场占有率更是滑到了自2009年以来的月度新低,为20.91%。

    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丢了,但是换到的技术却寥寥无几。大众几乎半壁江山都在中国市场,但是中国两家合作伙伴一汽和大众拿到的技术极其可怜。一汽的自主车型用的是马自达、丰田底盘,上海汽车的自主车型荣威则是英国和美国的技术。另一方面,高铁也是市场换技术,起步比汽车晚的多,但十年磨一剑,不仅中国高铁建设大发展,每个人都从中收益,而且中国高铁已经走出国门进入各国市场,一跃成为世界第一集团。

    为什么都是市场换技术,高铁和汽车却是冰火两重天呢?

高铁的成功,来自国家层面强力推动

    中国高铁的市场换技术过程被称为“二桃杀三士”。当时的铁道部是中国剩余不多的能够垄断市场的部门,高铁当年市场换技术的核心就是垄断市场,只留一个出口谈判。

    当年德国、日本、加拿大都有高铁技术,而且报价都很高,他们知道中国没有核心技术,希望能宰多少宰多少。而中国这边一方面抛出世界最有诱惑力的超级大订单,一方面不紧不慢地谈判。用尽各种权谋机变,杀鸡儆猴先排除德国厂商;拖长战线,让股东给厂商决策者压力;利用垄断优势做自主研发替代,能替代多少替代多少,压低报价,去血去肉磨骨头。

    西门子公司最初每列原型车价格3.5亿元人民币,技术转让费3.9亿欧元。价格不谈,结果中国直接让西门子出局,阿尔斯通、川崎、庞巴迪中标。随即,资本市场做出反应,西门子股票狂跌,谈判团队被集体解雇。等西门子再次竞标时,原型车每列价格2.5亿元人民币,8000万欧元价格转让关键技术。

    无砟轨道板是高铁的重要技术之一,外方给了一些资料,不透露核心问题。铁路方面依靠整体优势,把铁道科学院、北方交大、西南交大等单位的专家都聚集起来,攻关数年拿下。

    这类例子还有很多,最后的结果就是以不高的代价拿到核心技术,并且迅速消化吸收掉。中国有辽阔的土地,高铁技术拿来在实践中不断升级进步。10年下来,从当初的小学生变身大学教授,不仅解决了中国的高铁问题,还能对外输出。堪称市场换技术的经典案例,市场给了一部分但是主流没有丢掉,技术拿到了完成消化吸收。

    技术拿到了,市场还没丢。这算不算市场换技术?在高铁市场换技术的过程中,权谋机变虽然让人眼花缭乱,但真正的核心是国家层面的总体意识,一个出口谈判,对方几家公司互相竞争,“二桃杀三士”最终成功。

利益格局异化,地域各个击破——汽车工业的市场换技术

    中国汽车行业的市场换技术可以追溯到80年代,最初的愿望和高铁同样美好。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自主研发,最终完成市场换技术的伟业。

    但是,这个美好的愿望在执行中完全走了样。因为中外合资,企业利润是分红的。对中方来说,引进后自主研发费时费力。拿来散件直接组装卖车立竿见影。中方的自主研发意愿就不足。而对外方来说,他们要的是中国市场,技术能不给就不给。当年政策的制定者显然考虑不足。结果就是汽车行业市场换技术的首家企业北汽并没有按照计划开发出自主车型,甚至技术中心在合资10年后才建立。组装厂逃避关税,卖车中外分红,自主研发消化吸收无人过问——成为汽车工业合资的主要方式。

分散的利益格局,让中国汽车产业丢了技术又丢了市场

    更糟的还在后面,因为汽车行业不像铁路那样拥有来自国家层面的推动力,各个合资汽车厂与地方政府是有利益交集的。在哪里建厂,哪里就有税收有就业。实际上成了外资汽车厂垄断技术,各地政府去竞争给政策。谁要的技术越少,给的市场越多,就在谁那里投资建厂。这种模式和高铁截然相反,结果就是几十年下来,各地都建立了合资汽车厂,但拿到技术的寥寥无几。

    而合资模式培养了中方利益集团。地方政府与外资企业,中方利益集团利益是一致的。当合资汽车遇到真正的自主企业来竞争,中方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反而保护是外资的利益。因为保护外资的利益,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格局是当年提出市场换技术的人所始料不及的。这种格局下,大众的一个螺栓都要送到沃尔夫斯堡去认证,本田的核心技术根本就不对合资方中方人员开放。你还不敢去反抗,否则就不给你好车型,转而去另外一地的合资厂商(很多外资在中国都有不止一家合作厂商)。中国汽车企业被外资企业“二桃杀三士”。

市场换技术的核心问题

    汽车工业和高铁都是技术含量高、难度大的现代工业,涉及的门类极多,有各种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壁垒,后发国家想靠自由竞争赶超基本不可能。一些行业无须国家层面插手——餐饮业兰州拉面可以和肯德基比数量,手机行业小米可以在中国国内的销量上超过苹果。而在难度大、投资高的行业,让民间投资去和国际巨头自由竞争,无疑等于让义和团大师兄去冲击M1A2坦克。只有靠国家力量才能推动这些行业,而市场换技术是重要的手段之一。

    通过高铁和汽车工业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换技术的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利益格局问题,一个是垄断市场问题。

    高铁干的漂亮,是因为高铁掌握着中国市场这个巨大资源。有技术的外国公司没有形成联盟。一个大市场,多家来谈,优势在中方。中方利益和外资是对立的,你多赚我就少赚。

    汽车工业失败,因为合资模式达成了中外利益共同体,外资赚,中资也赚。受损是中国的整体利益,而这个整体利益无人代言。在市场操作上,中国不是一个大市场,而是各个省的小市场。一家外资企业,可以挑选多个合作方,中国各个地区自己恶性竞争,自然没有主动权。

    所以,今后无论是对汽车工业的改造,还是其他行业的技术引进,高铁和汽车工业的历史经验可以为鉴。只要搞市场换技术,就要统一口径,统一市场,整个中国市场一个出口谈判。不能各个地区各自为战,被各个击破。

    在合作方式上,不能搞分红的合资,搞出来中国利益共同体,而要让中方和外方的经济利益对立。给你市场,但是不给资本,学出来技术自己干,这样才能真正用市场换到技术。
 

 

 

 

九大国货完全统治世界市场

九个头条网

2014-07-17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有许多产品遍布全球。它们大多以便宜著称。而下面这9大国货确是真正NB。让外国人都不能不爱呢!

  国产魔方

  国产魔方不仅仅是 made in China,还是 Designed in China。国产魔方在整个世界的专业玩家心中就是顶级如 Mac Pro 的存在。

  洋魔方与国产相比,高端产品不如国产专业,低端产品不如国产便宜。当今魔方速拧吉尼斯纪录基本都是国产魔方创造的。甚至经常出现国外魔友上淘宝组团批发。

  在国产魔方出现前,魔方造出来的目的就是给小朋友拧着玩的。而国产彻底改变了这个行业,全封闭,轨道,卡脚,防 POP都是中国发明的。

  国产魔方的代表品牌:国甲,国丙,大雁,GAN,魔域,永骏,圣手。

  联想  联想市场份额世界居首。

  美国遍地都是lenovo,900美元以上的高端pc市场中联想的份额居首(40%以上)。其笔记本在美国机场/会场等各类公开场合出现率几乎跟macbook不相上下。

  华为  ICT行业权威咨询公司Frost & Sullivan,6月中旬面向全球发布2013年度通信电源市场咨询报告《Analysis of the Global DC Power Systems Market》。报告显示,华为以24.7%的市场份额,成为排名第一的通信电源供应商。

  华为电信设备领域跟爱立信共列榜首,网络设备领域仅次于cisco,并且还在服务器和储存等多个领域逐渐成为世界主流厂商。

 

 

 

 

遗产税将于2016年正式开征

2014-06-18

    CCTV1朝闻天下报道——深圳公布预开征遗产税,深圳试点政策大致如下:

    资产总和在80万—200万的,征收额为20%后再减扣除数5万(如100万对应征遗产税:100万*20%-5万=15万);

    资产总和在1000万以上的,征收额为50%后再减扣除数175万(如1500万对应税收:1500万*50%-175万=575万)。

    以上案例,财富增加了15倍,遗产税金却增加了38倍。关键是遗产税的征收方式必须是以现金的形势上缴,时限3个月,否则将被没收或拍卖。如今,一套房子就价值数百万,可谓遗产税与我们每个家庭都密切相关。

    遗产税要注意:1.缴纳税金必须是子女合法的收入,不包括父母的财产,更不能是父母现金赠予。2.纳税前需要冻结遗产。3. 5年内赠予等同于遗产,缴纳相同税收。4.遗产税免除:珠宝,文物。但如果子女变现,追缴遗产税。合法捐赠部分不计入遗产总额。5.人寿保险不计入遗产总额。

    国务院法制办正在研究起草《遗产税》,将于十二五期末开征。遗产税的开征将对扩大内需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将成为冲击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原子弹。周二晚间,国务院批转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意见(后简称若干意见)明确“研究开征遗产税”。全国住房信息系统预定2013年实现县级以上城市联网,这将监管异地购房和多套购房行为提供数据基础。

    尽管现在全国住房信息联网系统尚未完全建成,但近期网络爆出的“房哥”、“房姐”详细的信息显示了住房联网系统已开始发挥舆论影响力。随着全国住房信息联网系统的落成和电子货币化的推进,个人资产、财富信息将被及时准确掌握,遗产税征收所需的条件已逐步达成。

    根据中国2004年9月公布的《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应征收遗产税的遗产包括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全部财产和死亡前五年内发生的赠与财产。草案还规定,遗产税免征额为二十万元,遗产税最高税率为50%。

    未来会效仿西方国家,为公民建立一种特别的“社保卡”,同时要求购房、购车等大宗资产的交易必须采用电子划卡的形式进行交易,现金仅能用于平时吃饭、交通等日常消费。当个人资产完全阳光化,富有阶层将很难再零成本的通过房产、现金、贵金属等形式向下一代转移财富,使日渐富裕的国人(尤其是富人)在意识形态上从“积累财富”转向于“消费财富”,进而极大促进内需。

    而在另一个层面上,遗产税的开征也 将成为冲击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原子弹,假设你准备买一套房子留给儿子,但是孩子在继承房子的时候要支付将近 房产一半的遗产税,你还会有欲望买房吗?如果现在就把房子继承给孩子,他是否有处置财产的心态和能力或者万一他不孝顺怎么办?最后,如何正确规避遗产税将成为接下来的刚性需求,人人都需要学习并掌握规避遗产税的方法,来帮助自己最大化的保全资产。

 

 

 

 

 

去国有化、去公有制违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 楚序平

2014-07-17

    有人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要稀释国有经济成分,国有经济要在竞争性领域退出,最终“去国有化”、“去公有制”、“去国有企业”。这些主张和看法,是违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

  楚序平,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在国家机关从事政策研究工作。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即在国资委研究室、研究局从事国有资产管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等政策研究。

  核心提示:有人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要稀释国有经济成分,减少国有经济比重,最终“去国有化”“去公有制”。有人提出,国有经济在体制上不适合市场经济,只能从事提供公共服务,在竞争性领域要退出,“去国有企业”。这些主张和看法,是违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不符合我国实际,也是完全错误的。

  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始终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重要内容。这次国有企业改革是在深水区推进的全面改革,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改革的复杂性前所未有,改革的难度前所未有。我们只有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把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结合起来,系统、整体、协同地推进改革,才能顺利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

  坚持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br/>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旦国有企业从最后的领域退出,必然使我国坠入彻底私有化、成为西方附庸的深渊。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必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篇大文章,也是一个备受关注和争议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布后,社会各方面高度关注,对国有企业改革作了各种解读。有人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要稀释国有经济成分,减少国有经济比重,最终“去国有化”“去公有制”。有人提出,国有经济在体制上不适合市场经济,只能从事提供公共服务,在竞争性领域要退出,“去国有企业”。这些主张和看法,是违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不符合我国实际,也是完全错误的。

  方向问题至关重要。坚持什么样的改革方向,决定着改革的性质和最终成败。这次国有企业改革,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深刻变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不断推动国有企业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经济体制改革来说,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由这些重要论断我们能看出,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大家对封闭僵化的老路比较清楚,我这里多说说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关键是不能走华盛顿共识之路。

    1989年,世界银行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在华盛顿研究解决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时提出了所谓华盛顿共识十项改革政策,核心是三化:一是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调动私人消费和投资;二是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外资进出自由化、利率汇率自由化;三是市场化,放松政府管制,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政府去功能化。拉美同家正是因为实施了华盛顿共识改革,导致经济停滞、贫富分化、社会动荡,陷入了中等收人陷阱。

  20多年前,苏联也实施了华盛顿共识的彻底私有化休克疗法改革,导致生产大幅度下滑,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最终解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公开宣称,俄罗斯人必须抛弃过去的帝国思维,俄罗斯已不再是世界大国,而只是非洲的上沃尔特。上沃尔特即布基纳法索,位于非洲西部的一个内陆国,是联合国公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克林顿这一判定当然言过其实,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的衰落和西方的傲慢。苏联原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回到剧变后的俄罗斯,看到物是人非、满目疮痍、人民极度贫困、同家四分五裂,也追悔莫及,忏悔自己以前的浅薄和无知。

  我们必须汲取苏联彻底私有化和过度市场化的教训,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总结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正是因为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才保持了30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繁荣,也有了跻身世界前列的特高压、高铁、嫦娥探月等先进技术,为我国经济自主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了广阔空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旦国有企业从最后的领域退出,必然使我国坠入彻底私有化、成为西方附庸的深渊。改革的方向必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坚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总原则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总目标。

  衡量国有企业改革成败的标准和原则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br/>  邓小平在1992年年初视察南方时提出,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时代发展,我国面临着全新的发展形势和任务,结合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实际,我认为,当前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必须符合以下标准和原则。

  第一,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所以,必须大力提高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在给定的资源投入和单位时间内实现更多的产出,在给定的产出数量内占用最少的资源和时间。国有企业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取得了国内外公认的绩效。2003-2012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从10万亿元增长到43万亿元,年均增长16.8%;实现利润从4951亿元增长到2.5万亿元,年均增长20.1%;上缴税金从8361亿元增长到3.7万亿元,年均增长18%。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同有企业资产总额100万亿元,所有者权益34万亿元,分别是2003年的5.1倍和4.1倍。同时还必须看到,还有许多外部因素影响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据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中央企业办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医疗卫生机构、消防、市政等社会职能机构8000多个,每年补贴400多亿元。这些问题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历史原因造成的,国有企业背着沉重的包袱进行市场竞争,必须下决心加以解决。

  第二,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非常重要,事关我国经济制度的颜色和本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有四项重要标志:一是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公有制经济在社会总资产中保持数量优势;二是公有制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具有显著的控制力;三是公有制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四是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具有强大的内生活力。在企业经营性资产中,目前基本是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三分天下、各占其一。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占数量优势,比重还在逐年降低,说明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从总体上开始摇晃,但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同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公有制经济依然发挥主导作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正处在所有制结构转换的十字路口,改革必须有利于巩固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相反。

  第三,有利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同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74。这表明收入差距处于较大水平,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影响贫富差距扩大的最关键因素,是财产占有的不平等。可以说,我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早已实现、超额完成,共同富裕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国有企业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仅以社保基金收入看,截至2011年,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己划归杜保基金国有股权2119亿元,占全部社保基金财政性收人的43.1%。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到2020年将国有资本预算收益的30%划转公共财政, 充分体现了国有资本收益的全民分享、促进共同富裕功能。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巩固和促进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第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目前,我国经济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二,但经济总量的内涵和质量却不能令人满意,甚至做衣服、鞋子也只能为西方跨国公司代工。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不能永远停留在产业链低端,必须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但是,往前看,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早已预设了产业阶梯、价值链层级跨越发展的阻力压力非常大;往后看,还有更多低成本国家经济追赶带来的压力,真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作为后来者,须发挥国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上海国企改革《意见》质疑

昆仑岩

2014-07-23

    据报道,7月7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座谈会,同时正式发布了《关于推进本市国有企业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若干意见(试行)》。《意见》提出,要经过3-5年的时间,除国家明确规定必须国有独资的企业外,其余企业实现股权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实现这一目标,《意见》出台了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改革、优化国有企业股权比例结构、加快开放性市场化联合重组,实施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等9个具体措施。媒体宣称:“这标志着上海国资国企改革进入新的阶段”;“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已有了好开局,在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路径下,‘中场’、‘下半场’必将更精彩”。情况果真乐观吗?

    从目前披露的《意见》内容看,开头的指导思想,冠冕堂皇写上了“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然而细看全篇,似乎“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才是此次国企改革的目的,而究竟如何“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非但看不出所以然,相反,在推行国企私有化上确有创新力度和举措。看来,习总书记强调的“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的深化国企改革目的,在中国经济的心脏中枢和主要国企基地,不大可能落实,倒可能要见证一个适得其反、让私改派和西方垄断资本财团称道的成就了。

第一,为大卖国企开绿灯

    国务院国资委在指导国企改革中,鲜明提出要“坚持在增量基础上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原则”,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在增量资产上混合,以有利于在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更好地集聚社会资本发展规模经济,绝不能搞国有经济大规模撤退、大规模减持,绝不能影响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要坚决防止出现抛售优质国有资产浪潮。可是,上海《意见》却一字不提“增量发展原则”,只讲“除国家政策明确必须保持国有独资外,其余企业实现股权多元化”;“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按照市场规则,根据发展实际,有序进退、合理流动”。与会有关人员解读,这就是明确除国有独资企业外,所有的国企都要出让产权,而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可以完全出售。

    上海国资国企是仅次于央企的第二大国资国企系统。上海市属国资(包括上市资产市值)现有10万亿元之巨,相当于全国省级地方国资总量的1/8,相当于113家央企的国资存量是28万亿元存量国资的1/3还强。这10万亿元国资分布在55家市属大型国企或国有公司中,这些大型国企又拥有66家上市公司,无论是大型国企数量还是相应的上市公司数量,全国无一省份可与上海相匹敌。这还不包括上海17个区县所属的国资国企。按照上海改革设计,将现有国企分为三类:竞争类、功能类和公共服务保障类等三类企业,其中绝大部分企业被划为竞争类企业。如果按照上海《意见》,除国家规定的国有独资外,都要用产权转让而不是增量发展的办法搞股权多元化,而且竞争类企业都可自主进退、流动出售,那就必将出现覆盖上海全市的大范围大规模疯狂抛售国企浪潮,且出卖的必将大量是优质国有资产。2011年,上海就在“靓女先嫁”的思路主导下,整体出售了大型国企上海家化,此后私有化被暂停。如今,憋足劲的上海又要将全部“靓女”送上自由买卖市场,这就意味着,大量处于竞争性行业的上海国企将退出国资序列,大量优质国有资产将主动流出为外资和私资掌握,中国第二大国资国企系统将顷刻瓦解而不复存在,进而对全国国资国企的实力和布局发生颠覆性影响,后果不堪设想!

    坚持不坚持在增量上发展混合经济,是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衡量真假国企改革的试金石!我们重申,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坚持“增量发展原则”,“做加法不做减法”,“多元投资”、“合力共进”,在具体做法上既可搞新项目合资合股,也可老项目吸收参股增资扩股,而决不能像过去那样,一讲国企改革就走卖产权之路,再拿所剩无几的国企头颅开刀。以卖代混,那就不是为了加强国企,而是要搞掉国企!

    第二,公开鼓励外资私资控股

    我们一再强调,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取决于谁控股。控股是一种产权竞争,是在融资共进中竞大竞强。国企放弃控股权,就是私有化,就不再是国企。特别是国资不控股,而民资相对弱小,外资就必然趁虚而入,抢盘夺主,那就不只是私有化,而且是附庸化!国务院国资委指导国企改革,也要求对于关系国家安全的企业、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可以采用国有独资形式;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可保持国有绝对控股;涉及其他行业包括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国有企业等,可保持国有相对控股;对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实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并指出那种"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观点只能导致彻底私有化,是完全错误的。
可是,上海《意见》并不坚持国有资本能控股的必须控股,相反执行的还是曾经嚣张一时的“只混不控”、“不设底线”的私有化改革方案,强调混合所有制改革措施的重点是引入非国有资本,“优化国有企业股权比例结构”,对竞争性领域一概不要求国资积极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相反,还破天荒提出了“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被媒体称为上海改革的一大亮点。

    当然,上海也按照国资委要求,根据不同企业的功能定位设定国有股权比例,规定了负责国有资本运营的国有资本管理公司,保持国有独资(目前,上海国际集团和上海国盛集团是上海国有资本管理公司,将意味着保持国有独资),负责基础设施和功能区域开发建设、提供公共服务和保障改善民生的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国有企业,可保持国有全资或国有控股,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中的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可保持国有控股或相对控股。但关键是除此之外,对于绝大多数竞争性领域的企业,都放弃了国资控股权,而且鼓励外资和私资控股。有如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吴弘对记者的解读,“这意味着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的参与是动态的,可根据市场化成熟度来调节,国资不一定要控股,甚至可以完全退出”。“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资的比例没有底线,国资可不控股,混合所有制也走出了‘非国有控股’不可的误区,将出现民资、外资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必须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资国企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资国企在性质和功能上是有根本区别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资国企为私人资本利益服务,只能作为私资私企的补充而存在,起拾遗补缺的辅助性作用;而在我国,国资国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形式,是代表全民利益的最重要的市场主体,是发展国民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中流砥柱,也是国家调控和引导市场经济运行的主要经济力量。概言之,社会主义国企是“顶梁柱”,资本主义国企是“修补匠”,二者不是一回事!因此,改革必须支持国企做大做强,必须支持国资控股混合所有制,必须鼓励和引导非国有资本积极参加国资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目标提供可靠的经济支撑。

    第三,用股权激励当诱饵

    实施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也是上海《意见》的亮点。其中提出,鼓励整体上市企业集团的经营者、技术管理骨干实施股权激励;符合条件的竞争类企业集团及下属企业完成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后,可实施股权激励;国有及国有控股的转制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则鼓励对重要的技术和经营管理人员实施股权和分红激励。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还在座谈会上指出,“要完善激励,建立健全企业长效激励机制。一司一策,以股权激励为主,今年第四季度推出总体方案,年底率先在整体上市的企业集团实行股权激励。”

    问题是,国企股权是全民所有的财产,能给你当作激励手段进行股权赠送吗?国资委明确要求,员工持股改革,必须坚持增量改革原则,不能打存量资产的主意,不能把现有的国有资产量化在员工身上,不能把员工持股改革演变为瓜分国有资产风。这就是说,员工持股只能自己掏钱买股增资,而不能以任何名义把国有资产打折分股。你上海市委市政府有什么权力拿全民所有的股权给一部分所谓的“重要”人员发“奖金”、送“大礼”?这是“赎买”吗?要“赎买”也得面对真正的产权所有者,而不能拿全民财产作“嫁衣裳”!

    第四,为国资私有化搭平台

    上海市委会议对于国资流动平台的运作也有了更清晰的时间表。参会代表向记者表示,“今年下半年的重要任务,是要让国盛、国际两个流动平台实现清壳。”这将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意味着下半年上海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资流动平台将肩负起很大一部分“表现任务”。目前,上海国际集团和上海国盛集团已成为上海市确定的两个国资流动平台,相关方案已形成。“所谓清壳,应该是对旗下业务进行梳理后的处置,因为未来这两个平台重点在于流动,所以一些从事实体经营资产,都要剥离归入到能够对应的位置,平台以股权为抓手,让平台公司更好地发挥配置的功能,这种清理整合是纵向的。”

    到底目的是干什么?市委书记韩正讲的很明白,“探索建立国资流动平台,要牢牢把握国资管理与企业经营分离这个根本要求,实现国资统一管理、公开运作,真正管好国资、放活国企、不管经营,同时还要牢牢把握市场化运作这个根本原则,牢牢把握为国有企业成为公众公司这个主要实现形式而服务,要通过流动平台,使部分高度市场化和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公开、透明、有序地实现国资退出。”一句话,这是为大卖国企服务的,关键要实现“国资退出”!

    上海《意见》还明确规定国企改制重组的决策程序,凡市管企业改制重组,由市国资监管部门提出方案,报市政府同意后实施;集团下属企业改制重组,由集团公司决定。这更是公开违宪越权的行为!

    按照宪法规定,我国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国有资产是我国社会全体公民都拥有所有权的法定财产。“全民所有”不等于“政府所有”!全民的集体意志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代表,而不是各级政府部门,更不能由企业自己说了算。无论是政府的经济管理权,还是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都不能替代每个公民的所有者权利。习总书记斥责过去“国有企业改制,肥了多少人?”一个重要教训,就是用政府权力取代全体公民的财产所有权,规定由“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不仅与宪法相违,还为违法贱卖大卖国企开了方便之门,必须坚决纠正。何况地方政府不是中央政府,更没有任何代表全体公民“行使全民资产所有权”的资格;政府机构改革放权,也绝对没有权力将全民所有权交由任何一级国资经营管理公司或国企自行决定。属于国企资产所有者的权力,只能由全体公民及其法定代表机构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主。凡涉及国企产权变更的任何方案,均应提交人大审议决定,且必须确保全体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和收益权不受损失。

    上海市委市政府这是为大卖国企,一手搭起了交易平台,一手搭起了权力平台,考虑得不可谓不周全!

    由此可见,在上海市委市政府那里,习总书记关于通过改革加强而不是削弱国企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并不需要真正贯彻,国资委的有关指导意见也没有必要全面遵从,似乎自行其是、自搞一套,就可以瞒天过海了。而在广大正义民众看来,这是假改革之名,开政策松动之口,悍然充当了推动国企私有化的急先锋。

    我们要问:上海市委到底在干什么?上海市委主要领导究竟是怎么理解贯彻习总讲话和国资委精神的,为什么对国企私有化情有独钟,在出卖国企产权上有如此大的“创新”勇气?

    上海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命脉和战略产业基地,是全民所有制国企的大本营,这样草率的决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你们考虑过、预测过吗?如此为大卖国企开绿灯、搭台子,将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什么样的恶果,全国人民饶得了你们吗?

    全体公民具有法定所有权的财产,在你们眼里是可以由各级官员任意拿捏、处置、作人情的“公器”吗?你们有什么权力拿全民所有的产权作交易,公然化公为私,搞臭名昭著的私有化腐败,胆子从哪里来的?无论什么人,借改革之名,搞国企私有化,自毁国基,都罪不容恕,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和人民的清算!

   (作者为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附:《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本市国有企业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若干意见(试行)》全文和权威媒体解读截图。

 

 

 

拨开中国经济悲观论的雾霾

 社科院学部委员 蔡昉

2014-07-16

求是杂志 2014年第14期

    金羊毛工作坊:不管你同意与否,这是一个有趣的视角。作者为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近年来以提出人口红利消失、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等议题引起学界和决策层的广泛关注。我们刊登这篇文章,一是看重蔡从人口红利角度如何解释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速之源;二是看重所刊载杂志《求是》的决策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均达9.8%,其中“十一五”期间高达11.2%,取得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发展成就。但进入“十二五”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未能实现两位数增长,2011年为9.2%,2012年和2013年皆为7.7%。按照国际标准,虽然这个增长速度仍是鹤立鸡群,但在国内外分析家中产生了经济悲观情绪。一些国际上的观察家关于中国经济将要“撞墙”,乃至泡沫即将破裂的预言不绝如缕。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尽管得以改善,但仍成为唱衰中国经济的素材。国内一些经济分析人士也受到增长速度减缓等现象的影响,陷入经济悲观论。

    这一轮“中国经济崩溃论”是以往“狼来了”谎言的重复,还是会不幸而言中?关于增长速度的悲观情绪是否如实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现实?通过科学分析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对于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心,更影响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从而影响政策手段选择的恰当与否。

 一、中国经济正常进入换挡期

    国际经验表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终究要经历一个减速的过程,进入常规增长阶段。有学者在分析多国历史数据后发现,以一个特定的人均收入水平为拐点,年均增长率从之前的平均6.8%下降到之后的平均3.3%。分别看不同的国家可以得出结论,减速本身是发展阶段变化的自然结果,但是,在换挡期采取的应对之策,却决定一个国家从高速增长进入较低速度但更可持续的增长,还是一路减速至长期经济停滞。正是在后一情景下,某些一度经历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br/> 中国经济目前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自然减速的过程,亦称增长速度换挡期。在过去36年时间里,在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增长制度条件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抚养比稳步降低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这个人口红利表现为,第一,较低且不断降低的人口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保证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同时劳动力充分供给阻止了资本报酬递减,保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份额;第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以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为载体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第三,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非农产业,意味着资源实现了重新配置,推动了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根据笔者的测算,在1982—2010年期间的GDP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为71%,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为7.5%,人力资本贡献率为4.5%,人口抚养比贡献率为7.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9.6%。

    多年来,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年减慢,并于201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绝对减少。而人口抚养比则由下降转为提高。人口结构的这种根本性变化,首先表现为普通劳动者的短缺和工资持续上涨,制造业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传统比较优势趋于丧失。更重要的是,由于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已经发生,投资回报率显著降低。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渐减少,也将减缓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从而缩小了生产率提高的空间。因此,可以预期中国将经历一个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过程。

    一个经济体的增长率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因素。从供给方面来看,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决定GDP的潜在增长率。而从需求方面来看,出口、消费和投资需求决定了该经济体是否能够在其潜在供给能力上实现增长。由于人口因素的影响涉及劳动力供给、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因此,2010年以后的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必然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根据我们的估算,GDP的潜在增长率,即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速度可以维持的正常增长速度,正在从1995—2010年这15年的平均10.3%,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平均7.6%,到“十三五”时期还将下降。

    由此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的结论。第一,过去两年中国实现了7.7%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所必然导致的供给方面因素变化的结果,而不是需求方面的短期冲击结果。第二,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只要能够保持在7%—7.5%之间,就是在其自身潜在供给能力上实现的增长,不会造成严重的就业压力。第三,人口因素变化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说明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依靠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二、正确的应对之策至关重要

    我们说建立在“崩溃论”基础上对于中国经济的悲观认识是有害无益的,是因为这样的错误认识会妨碍我们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br/> 大多数悲观论都把中国经济减速归结为需求方面的原因。其中广为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以往的增长过分依赖外部需求,不仅应对全球经济的不平衡负责,还导致自身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因此,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一般建议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以及提高国内需求对GDP的贡献份额。与此逻辑上相连的政策建议是,既然短期内不可能提高国内消费需求,那么,通过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则是拉动内需的有效手段。由于这类政策建议错把经济增长减速归结为需求方面的因素,而不顾潜在增长能力下降的供给方面因素,一旦转变为实际政策,就有可能造成中国经济的进一步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

    在人口红利消失、制造业比较优势减弱,从而供给因素制约投资需求的情况下,刺激性政策除了通过补贴等方式保护落后产能,并不会对竞争性的实体经济产生推动作用。由于基础设施需求是由实体经济派生出来的,在实体经济没有更大投资需求的情况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也是不足的。所以,刺激性政策除了制造新的产能过剩之外,只会把流动性引向房地产、股市、海外资产等,最终推动经济泡沫。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破裂以及此后的长期经济停滞就是一个例证。

    因此,针对经济增长减速的政策应对,第一步是使实际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宏观经济学中所谓的“奥肯定律”表明,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的部分,对应着一定幅度的周期性失业,2012年和2013年中国实现了7.7%的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率是相符的,没有出现明显的周期性就业问题。例如,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1%的水平,而调查失业率大体保持在不高于5%的水平。根据测算,由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构成的自然失业率目前大约为4.1%,不高于5%的调查失业率则意味着,周期性失业率最多不会超过一个百分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典型的结构性失业现象,而结构性失业不能靠总量刺激政策来解决。

    可见,近年来政府确定的7.5%的GDP增长目标,由于与潜在增长率是相符的,因而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增长速度,并不意味着将导致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实际上,过去两年中央政府没有寻求高于预期目标的增长速度,没有采取短期刺激政策,减少了政府对直接经济活动的干预,缓解了产能过剩的进一步加剧,避免了经济泡沫的形成,为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固然,宏观经济受到需求方面因素冲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应对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有其用武之地,但是,在选择恰当政策手段时,区分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和短期的冲击因素至关重要。

    三、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br/> 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意味着以往的增长源泉已经式微,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驱动型,转向主要依靠创新和生产率提高驱动型。

    一般来说,发达经济体处在技术创新的前沿,经济运行的体制和机制也比较成熟,实现每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都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以,它们不可能有很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中国经济也会到达这个阶段。但在这之前,通过消除制约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性障碍,在一定时期里仍可取得较快的增长速度。换句话说,虽然不应寻求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实际增长速度,但是潜在增长率本身是可以提高的,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更快的增长速度,就是获得改革红利的过程。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任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为了推动改革必然要牺牲增长速度。有的媒体甚至称中国的改革是“抑制增长型”的。诚然,在当前全面改革正在积极推进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的下行压力,与过往10%的增长率相比显然是降低了。不过,中国长期可持续增长,可以通过改革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和源泉。改革并不必然抑制经济增长,反而应该成为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新源泉。<br/> 抑制潜在增长率的制度性障碍,包括户籍制度对劳动力供给潜力的制约、现行投融资体制对投资效率改进的制约,以及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遇到的融资瓶颈导致的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制约等。通过推进改革拆除这些制度障碍,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

    例如,我们的测算表明,如果在2011—2020年期间,每年把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如果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0.99个百分点。而通过生育政策调整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8的水平,则可以在2030年之后显示效果,潜在增

 

 

 

 

当前经济形势怎么看?

----厉以宁等经济界人士各抒己见

2014-07-17 经济日报

    7月16日,上半年中国经济主要数据发布。如何看待经济形势,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举办的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上,厉以宁、刘世锦、刘明康、李毅中、刘遵义、钱颖一、王新奎、王广谦、董大胜,李德水、张平、刘迎秋等“大腕”级专家学者分析了宏观经济总体形势,并就今后一段时间如何促进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辩证看待增长和就业

    过去,很多人认为新的就业机会总是蕴藏在经济增长中,高增长才能带来高就业,而低增长则会导致失业问题。不过,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看,并不是所有的就业增长都需要靠经济增长来实现。 如果经济增长是靠高新技术发展推动的,那么经济增长可能带来就业岗位的减少。从企业的角度看,如果订单减少,企业一般先裁掉非骨干工人;而订单增加时,则宁愿让骨干工人加班,也未必愿意新招工。

    从社会购买力的角度看,就业是否增长,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购买力的增加状况。新增的就业不一定出现在经济增长之中,特别是在经济转型中,经济高增长不一定会出现高就业。“高增长带来高就业的误解,可能导致一些地方过分注重扩大投资,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随着产能规模的过快扩展,一旦出现了产能过剩,某些产业势必会关停,这些产业的裁员是不可避免的。”厉以宁说,投资增加对于就业的最终影响是滞后的,必须作长期分析,而不能只看短期、近期的变化。

    在现阶段,中国要稳步增加就业,首先要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特别是要坚持做好产权保护,解决好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帮助企业贷到款,降低融资成本,减少税务负担;鼓励发展小微企业和家庭农场,鼓励自行创业;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工作,使人力资源需求结构趋向合理;在新增投资中,注意防止产能过剩,避免造成资源浪费和增加失业;设法逐步提高社会购买力和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让经济增长率回归常态。

    中国只要经济增长质量稳步提高,现阶段和今后一段时间内,能维持在7%左右,甚至是6.5%至7%的增速,就可以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用质量指标倒推GDP指标

     新出炉的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再次印证了我的判断,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仍处在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的探底过程之中。观察判断经济形势,既要看GDP这样的数量指标,更要重视质量指标,并以质量指标倒推数量指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更加关注一些反映经济增长素质、质量和效益的指标,可简称其为质量指标,主要是就业、企业盈利、财政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风险控制、生态环境保护等。

    如何适应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在新常态下,应使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有一个新的关系,力争实现“速度下一个台阶,质量上一个台阶”,也就是说,在增长速度放缓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实现“六可”的质量目标,即“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风险可控制、资源环境可持续”。

    应当考虑采取一种新的确定增长速度的思路和方法,质量指标优先,用质量指标倒推GDP指标,从而使GDP指标的确定更为科学和符合实际。在增长阶段转换时期,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更为重要,难度也更大,对我们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一个很大挑战。为此,在政策方面,刘世锦建议,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应有机结合,实施“改革式刺激”。他同时指出,需要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宏观政策目标是减少波动,防止这一时期易于出现的大起大落。但宏观政策不可能改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更不可能把经济推入原有的高增长轨道。第二,扩张性政策应当在短期内下滑过快、严重影响增长质量时采用,目的是“托底”而非“推高”。第三,把政策手段与深化改革有机、密切结合,着力发掘以往由于体制机制障碍而被压抑的增长潜力和活力。如果要用“刺激”这个词,可称其为“改革式刺激”。

    近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对我国今后十年增长前景的专题研究,研究认为,下一步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一是争取房地产的“软着陆”;二是通过加快改革“稳投资”;三是从长计议,推动形成一批具有长期稳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

    在制造业领域,要吸取一些国家产业空心化的教训,毫不动摇地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尽管我国服务业的比重已经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的比重不宜过低。

    中国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心无旁骛推进深层次改革

    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在宏观调控上采取了很多措施,使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处于年度预期目标范围。从外部环境看,虽然世界经济持续复苏,但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继续上升,地缘政策出现很多新的不安定因素,特别是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出现分化,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结束,这些因素将使我国今明两年面临的外部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和不确定性。

    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传统出口优势在弱化,特别是出口背后的投资和贸易的标准制定进一步加快,但我国参与这方面的谈判进展迟缓。从国内情况看,我国经济同样面临不小的下行压力。刘明康分析说,我国投资增长后劲不足,今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月放缓;产能过剩矛盾依旧突出,产能利用率继续下降;政府性债务总量仍在增加,地方债风险仍然在加大;房地产风险增强;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刘明康建议,我国应当增强定力、心无旁骛,聚焦在深层次的改革上,加大力度清理规定不明确、适用不明确的法规,激发社会投资活力;减轻企业的税负、费负,扎实减轻融资成本,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使民营企业和金融企业的改革发展明显改观;认真化解产能过剩风险,认真治理污染,避免中国经济长期受其困扰;推动地方融资阳光化并进行市场约束,重拳打击金融领域“谋快钱、营私利”的做法;坚持扩大开放,开创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增长的新局面。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工业投资要有进有退有保有压

    上半年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结构调整稳步推进,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基本正常。李毅中认为,工业用电量逐月增长,铁路货运量降幅收窄,预示着经济活跃程度有所增强,但也应当看到,通常年份二季度都比一季度要好,因此不宜过早下结论。稳中向好的基础仍较脆弱,风险与挑战依然存在。

    李毅中分析说,上半年工业投资增长14.2%,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个以上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4.1%,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6个百分点左右。这是宏观调控走出的一步。调整是必须的,也引来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担忧,对此应“两分法”来分析判断。总的看,有效投资是拉动经济的关键,保持一定的增幅是必须的。但如果忽视了结构调整和提高效率,恐事与愿违,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建议进一步坚持调整、改进完善,选准投资方向。就工业讲,投资要有进有退、有保有压,走内涵为主的发展之路。”李毅中强调。他建议,一要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在加大技术改造贴息的同时,改进技术改造机制,如加速企业折旧、改造项目投用后新增利润减免所得税等。二要加大国民经济短板领域的有效投资,防止投资增幅继续下滑。除已安排适度扩大高铁、高速公路、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外,建议加大新兴产业、物流、信息基础设施和消费品工业投资。三是加快落实向民间资本开放,吸引更多非公资本投入实体经济。

    对于下半年的经济走势,李毅中表示,总的看,下半年由于已经采取的微调政策效果开始显现,估计投资增幅会有所回升,进出口会有所改善,估计全年工业增加值增幅可以达到9%,可以支撑实现GDP7.5%左右的增幅。改革不可避免要付出成本和代价,要坚持转方式调结构的各项改革措施。在市场消费不足的情况下,也要防止再发生投资冲动,实现经济的稳中向好。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正确发挥地方债的作用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名义增长17.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3%),增速比前5个月提高0.1个百分点,但比去年同期放缓了2.8个百分点。王广谦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缓,虽然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关,但主要与民间资本投资不足有很大关系。从目前的发展阶段看,我国仍然应该适当扩大投资。

    无论是从人均GDP6000多美元的发展阶段看,还是从国际经验来看,我国还远远没有到放松投资的时候。从广大农村地区和中小城市的发展来看,投资都是十分必要的。今年上半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微刺激”政策,但是,一些经营好的企业,因为融资难、融资贵,加上市场需求疲软,产品价格下降,不愿意投资,观望情绪重;而一些企业虽然拿到融资资金,但却主要用于还债,而非用于扩大投资。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银行的流动性虽然较好,但却找不到较好的投资项目。

    银行很想拉政府担保,把银行、政府、企业捆绑在一起,从而获得安全感,但这种模式其实非常不好。要改善投融资的状况,关键要正确发挥好地方债的作用。

    今年5月,财政部批准了部分试点地区试行地方债自发自还,试点地区可以自行还本付息,并引入评级机构对发债地方政府进行评级。王广谦认为,这一做法一方面为地方政府融资提供了空间和自由度,同时也保证了透明度,便于对地方债进行监管和风险防范。

    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大量的资金,应该准确理解用债务发展经济的意义,同时也要谨慎从严,不能无视潜在的风险。在地方债的投资项目选择上,首先要坚持投资与需求相匹配,要讲究投资效率和效益,讲究长远发展,注重发展质量。


 

 

 

 

 



发件人:Weidong Huang<huangwd@ustc.edu.cn> +(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 仲大军<zdjun@263.net> ↓还有20个联系人保存所有收件人 时 间:2014年07月20日 22:40 (星期日)附 件:1个 (少数金融高官用谎言欺骗国家,将货币主权交给西方.pdf ) 查看附件

少数金融高官用谎言欺骗国家,将货币主权交给西方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 黄卫东

    摘要:当前最大的危害来自金融政策出卖了国家货币主权和经济主权。本文根据主流媒体和杂志资料,介绍少数金融高官是在用谎言欺骗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制定错误的金融政策,将国家货币主权和经济主权交给了西方。第一,少数金融高官正在推进的人民币资本项可兑换,开放货币主权,其推进理由之一,国际组织的要求是不存在的;第二,宣传资本项可兑换有益资源配置与事实不符合; 第三,实行违背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外汇管理条例,开放货币主权,让外国货币侵入中国;第四,通过增发人民币购买外国货币的方式将增发人民币投放市场,等于以外汇储备为人民币增发依据,人民币成了外币代用券,将人民币增发主权免费交给了西方。

    少数金融高官免费将我国的金融主权和货币主权交给西方,造成我国物质资源迅速流失,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了物质资源,我们的财富就没有了物质基础,生产和发展就没有了物质基础,必然成为空中楼阁,对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危害是难以弥补的。

    (初稿, 拟实名举报,欢迎加入,请提供身份证号;欢迎补充资料,请提供资料的公开来源,huangwd1999@sina.com)

一、以不存在的国际组织要求加紧实施人民币资本项可兑换

    政府为管理外国货币出入境,通常根据出入境外国货币的用途进行分类,主要包括用于贸易的经常项目,以及用于购买或建造工厂之类的直接投资和购买股票债券之类的金融投资,称之为资本项目。人民币资本项可兑换,按照字面意思,是指政府不限制货币市场上资本项目下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兑换。按照中国政府2008 年8 月发布的新的外汇管理办法,并设立货币交易市场,我国政府已经允许个人和企业保留外国货币,并且不在限制市场上的人民币与外汇之间的兑换了,如果资本项目人民币可兑换仅仅指货币兑换方面,就不存在政府落实或推进资本项可兑换的说法了。

    我国少数金融官员所推行的资本项目人民币可兑换,有时也称资本项开放或自由化,不仅指资本项目(指投资和金融)下的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相互兑换不受政府限制,还指外币可以自由出入境,不受政府限制。因为美帝精英认为,中国搞货币自由兑换,不能限制美帝精英印制的美元进入中国市场,也就是要让美元自由出入中国国境。所谓资本项目人民币可兑换,由于不限制他国货币的侵入和相互兑换,让他国货币可以无限制地进入中国,并换成人民币行使支付职能,从而可以代替中国的人民币,行使货币职能,等于侵犯中国的货币主权。少数金融高官采用这张种冠李戴的说法,掩盖了资本项目人民币可兑换导致我国货币主权开放,让外国货币可以自由侵犯中国货币主权的实质。

    2012 年12 月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行长发表讲话[1]时指出“中国落实资本项可兑换,将是正当可兑换”,并补充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新兴市场国家还可以有一些额外的管理”。周小川行长在这里强烈暗示,政府正在落实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要求的资本项可兑换; 老的市场化国家包括西方各国都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实施了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明确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新兴市场国家(指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国家,也就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要求较低,可以有额外的管理。

    2011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版的研究报告《人民币区域化条件与路径》第93-94页称[2],“根据IMF(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规则,一国出于审慎需要而采取的监管措施可以不被视为是限制资本流动的管制。这就为各国在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预留了重新实施资本项目管制的空间”。这实际上也在暗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资本项可兑换。

    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的唯一协议是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也是在货币方面唯一对中国政府有要求的国际协定。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对资本项目下各国采用的货币兑换安排并无强制规定,其中第四条[3]只是要求各国在改变货币兑换办法时,在30 天内通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6.3 条明确规定, “成员国可对国际资本流动采取必要的管制”,也就是说,各国政府拥有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自主权,可以限制资本项下的货币兑换。第八条要求各成员国不得对国际经常性交易的支付和资金转移实行限制;禁止歧视性汇率或多重汇率安排;承诺他国经常性交易获得的本国货币结余可兑换成对方的货币或特别提款权。

    1997 年在香港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主席提出了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的设想, 其要旨在于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列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 探讨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写入新章程的问题。据其第一副总裁费舍尔( Stanley Fischer)介绍[4], 新章程拟将现章程中关于经常帐户的条款扩展到亦适用于资本帐户。由于当时发生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一般归结于东南亚各国实行资本项目下的货币可兑换,因而没有取得各国的同意。

    很多学者都明确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资本项目下的货币兑换没有要求。1997 年在香港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费舍尔介绍基金组织修改章程设想时,就指出了这一点[4]。1998 年时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助理教授崔之元博士在向国内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资本帐户自由化的改革时[5],也不可避免地提到了这一点。国家外汇管理局经常项目管理司李瑶博士在其专著《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研究》[6]中指出(第38-39 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成员国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无硬性要求”, “世界贸易组织与资本项目可兑换没有必然的关联”。2005 年赵庆明博士在其专著《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现及国际化研究》[7]中明确指出(第8 页),“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规则并不强调要求成员国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尽管国际经合组织的有关规则要求资本自由流动,但是我国还不是,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是国际经合组织的成员”。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盖尔博士在其撰写的大学教科书《经济学:基本原理与热点问题》[8]中指出(2005 年,第176 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强制机制,只是拥有限制贷款的能力。

    最近,中国银行货币政策二司温军伟发表文章指出[9]”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为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 F )由资本管制的维护者转变为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推动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先后进行过6 次修改, 但其宗旨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且从未将督促成员国实现资本账户可兑换作为IMF 的职能之一。根据最新版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I M F 的基本宗旨仍然是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并以此提高和保持高水平的就业和实际收入。”

    周小川行长在三亚的讲话[1]中,又明显矛盾地指出,“目前国际上对资本项目可兑换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所以实际上可能是一个有一定模糊性的目标”。既然各国对资本项目可兑换都没有明确定义,执行的情况也肯定是千差万别,周行长又如何能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中国的要求较少?又怎么可能是国际协议的要求?难道美国精英主持制定的国际协议,连协议内容都是模糊不清、无法遵守的?

    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16 年后,才有12 个国家承诺遵守协定第八条[10],直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50 年后,仍然有60 多个国家未同意遵守协定第八条[11],包括经常项目下货币可兑换;更不用说,承诺资本项货币可兑换了。

    更进一步说,国际货币基金协定[3]并不否认各国的货币主权,其对各国提出的要求,承诺第八条,第一并非是强制的,很多国家并不承诺执行第八条。其原因在于,是否承诺第八条,并不影响各国的国际贸易,其唯一的好处,也不过是可以获得加入该组织上缴资金3 倍的贷款,还需要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侵犯货币主权的苛刻要求。第二,协定的主要要求包括第八条并不涉及货币主权。其中第8.4 条要求各国承诺,任何一个国家,如甲国可以要求用对方持有的特别提款权或通过贸易获得的甲国货币兑换持有的该国本币,这说明协定是基于在经常项目上的贸易盈余受政府管制这个事实。只有政府对外币进行管制,才能承诺用外币换回本币。如果没有政府管制,货币兑换是市场化的,完全不受政府管制的民间市场行为,国际组织就没有理由要求政府的兑换承诺。

    所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只是该组织某些个人的观点,而且这种观点主要来源于美国精英[9],并不受各国欢迎。由于国际上没有国家同意完全的货币可兑换和自由出入境,美国精英推销货币可兑换时,不得不修改为部分资本项目下的货币可兑换和自由出入境。占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美国精英制定了一套自己的标准,向各国推销,以使各国开放货币主权,也得到一些国家同意。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开放货币主权的各国损失巨大,从而使美国的推销大受挫折。

    但是,我国金融界少数官员罔顾事实,仍然在国内采取混淆视听的方法推销并实施资本项可兑换。2012年5 月16 日, 中国金融界巨头之一,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国际证监会组织第37届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演讲[12], 指出资本项目可兑换没有绝对的固定标准,中国已实现基本可兑换甚至完全可兑换,没有不可兑换的项目,大大高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机构的评估结果。也就是说,中国金融界实际上早已开放了大部分货币主权。

    任何国家和组织都无权要求中国政府实行货币可兑换,开放我们的货币主权。美国和西欧盟国之间的货币可兑换,是美国和西方组成同盟,通过同盟协议的结果,美国日本和西欧各国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之间签署《资本流动自由化通则》,相互有限开放货币主权,这是西方联盟内部经济一体化的缘故。

    美国在西欧各国和日本驻军,提供安全防卫,在对外侵略时,其盟国日本等国向美国免费提供军费,在西欧各国遭遇美元短缺危机时,美国央行印制美元提供给盟国救助,08年金融危机时,曾提供5800亿美元给西欧各国,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盟国关系。这与中美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美国向世界推销资本项可兑换,虽然因经合组织协议,与日本西欧相互有限开放货币主权,并不对中国开放货币主权,而是单方面要求中国资本项可兑换,开放货币主权。在中美达成资本项开放协议之前,少数金融高官采用欺骗方式推进资本项开放,致使我国已经单方面向美国和西方开放了大部分资本项目,单方面让美国侵犯中国货币主权。此外,美国公开的货币交易市场内基本没有人民币兑换交易,阻止了人民币在美国的使用,从而限制了人民币进入美国。现在中国人使用人民币银行卡在美国购物,实际是中国的银行持有美元并向中国的持卡人承诺按国内官方汇率自动兑换人民币为美元,向美方支付,实质仍然是使用美元。这与美国人不持有人民币,拿着美元就能在中国市场换到人民币购物,是有本质区别的。

二、推进人民币资本项可兑换的有益资源配置是谎言

    美国精英推销资本项可兑换的主要理由是消除政府限制,可促进市场化,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我国少数金融高官也向国内推销这种谎言。例如,2013年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8日在上海陆家嘴论坛上发言中表示,“在新形势下,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提高中国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会有所提速”。

    推行资本项可兑换,让外国货币自由进出中国及自由兑换成人民币,等于让美元等外国货币代替人民币流通,等于开放货币主权。按照美国大学教科书所介绍的金融常识,美元不过是美国政府开出的不兑现的自动赖帐欠条[13]。我们储备的4 万亿美元外汇,实际是拿无数产品和工厂换来的自动赖帐白条,是将大量经济资源“配置”给了美国和西方。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大量持有外国货币,都等于外国政府拿自动赖帐欠条拿走或控制了中国的财富和经济资源,都等于外国政府通过货币占有了中国的部分货币主权和经济主权。

    我国央行储备的外汇,都是增发基础货币购买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出售商品换来的外国货币,随着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我国的基础货币也急剧增加了。在这种操作模式下,我们的产品出口了,国内市场上商品减少了,国内流通的基础货币反而大量增加。造成我国物价上涨过快,通货膨胀严重。2012 年1 月周小川行长在国内《金融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前景和路径》[14],认为“开放资本项,汇率均要反映并接近均衡值,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不少顾虑将会自动消失,比如,当前人们担心资本大量流入、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对冲压力加大、助长通货膨胀等”。也就是认为资本项开放,可以不过快增加外汇储备。这与事实不符。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年公布的世界外汇储备数据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1971 年各国外汇储备仅有62.0 亿美元,到2014 年4 月已经达到7.67 万亿美元,大部分是美元。自美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全球推行汇率市场化以来,约70 国家采用了资本项可兑换,但美元在其他国家的储备增加了1000 倍之多。美国通过资本项可兑换,拿美元欠条从其他国家拿走的财富增加了上千倍,侵犯其他国家货币主权和经济主权,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工业约占世界三分之一,还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15];现在美国基本不生产工业消费品,基础工业产品也严重依赖进口,却反而物价稳定[16],其主要原因,就是美国通过货币侵犯了各国经济主权,拿走了各国财富,尤其是中国的财富。

    在95 年我国实施汇改以前,我国实施的非常严格的外汇管制政策,可以说资本项目完全不开放,最近十年来,我国金融界大力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按照证监会主席郭树清的介绍,到2012 年5 月,我国在七大类40 个分项中,没有不可兑换的资本项目,也就是说, 我国已基本实现了资本项开放,但我国的外汇储备却年年大幅度增加,从2002 年2200 亿美元,增加到现在超过4 万亿,增加了近20 倍,最近几年更是年年增加5000 亿美元外汇。也就是说,我国的外汇储备随资本项开放的程度的增加而节节攀升,与少数金融高官宣传的会下降是完全相反的。少数金融高官完全是用谎言在推进资本项开放。

    实行人民币资本项可兑换,让货币兑换自由进出中国和市场化,就会产生市场波动,政府为了对付市场波动,必须大量储备外汇;此外,为了对付美国金融大鳄的金融攻击,避免一时的外汇枯竭所导致的经济崩溃危机,如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需要增加更多的外汇储备。因此,货币自由兑换必将导致外汇持有量明显增加。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最近5 年来,每年我国新增外汇储备5000亿美元,由于低价贱卖和贱卖贵买,我们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估算,近年来每年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17],最多一年损失高达2.9 万亿美元,最近10 年总共损失近20 多万亿美元。中国科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18]估算,2011 年我国流失的财富高达3.66 万亿美元,超过当年国民产值一半。

    当前我国外汇储备过多的直接原因,正如余永定先生指出[19],中国的出口鼓励政策,包括低人民币汇率和出口退税,导致中国长期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中国的引资优惠政策则导致中国的资本项目顺差;必须调整这种政策才能解决当前我国外汇储备过多问题。但是,即使调整了这样的政策并且自主增发人民币,也不一定能够避免外国货币在我国的大量存在。我国中央政府早已放弃优惠引进外资政策了,按照证监会主席郭树清的介绍,我国已经基本实现汇率市场化,但每年资本项仍然存在大量顺差。这充分说明,资本项开放,不但不能减少外汇顺差, 而是增加外汇顺差和外汇储备。

    资本项开放必将导致货币主权流失,其根源是资本项开放要求放弃外汇管制,也就是放弃货币主权控制权。只要放弃外汇管制,必然导致美元侵入中国,其主要原因包括:

    第一、美国通过军事威胁、经济控制和文化侵略等手段,使美元成为石油等大宗重要物资的交易货币,从而使我们依赖进出口的经济不得不需要通过美元来对外贸易,不限制外国货币民间持有,即使政府零持有,民间也会大量持有;而美国不需要在对外贸易中使用人民币,不需要储备人民币。

    第二、货币兑换市场的主要参加者是欧美少数大银行,本身就是欧美精英操纵的市场,他们是不会长期持有中国的人民币,即使持有,也会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目的是袭击中国的货币兑换市场,而且主要通过美元换取的,不会拿经济资源来换取,也就是说,不会让我们侵犯其货币主权。

    第三、美国通过文化侵略,控制中国媒体和金融界思想,早已造成一种美元是“国际货币”等观念,促进中国人持有美元。现实中,不仅民间大量持有美元,而且政府长期持有更多的外汇。

    从平衡角度来看,人民币和美元自由兑换,不是人民币主权侵犯美元主权,就是美元主权侵犯人民币主权。人民币和美元主权就象天平的两端,向那一端倾斜,只需要少许的不平衡。现在两者的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向美元主权那一端倾斜,让美国侵占中国货币主权的现实也是十分清楚的。

    此外,我国央行由于采用增发人民币购买外汇投入市场的增发办法,央行储备的外汇与我国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人民币早已成了美元代用券,增发主权早已免费交给欧美精英了。而且这种增发办法,本身就要求外汇储备必须不断增加,才能适应生产增长带来的不断增长的货币需求。

    我们必须改变出口鼓励政策,禁止外来投资,同时实行自主增发货币的办法,但只有实行外汇管制政策,才能彻底解决货币主权和经济主权被美国侵占问题。从中国的现实来看,所谓人民币兑换市场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就是将我国经济资源免费配置给了美国资本家,从美国资本家的角度来看,资源配置效率是大大提高了,从我国的角度来看,不是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而是各种经济资源严重流失。

    大量资源流失,使我们的环境严重恶化。我国主要城市大气颗粒物年平均浓度(PM10)[20]均比世界卫生组织的大气污染标准[21]高3倍以上,属于严重污染。由于采用极低的水质标准,例如,我国属于水质良好的二类河流总磷是0.02<TP<0.1,湖泊是0.01<TP<0.025, 大都低于美国伊利湖治理要求TP<0.015mg/L,实际上,我国大部分天然水体被严重污染[22]。根据环保部2013 年发行的《土壤污染与人体健康》,全国仅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就达3 亿亩,占耕地总面积1/6。我国沿海很大部分土地因工业化而遭受污染,难以恢复,随着沿海工业向内地迁移,正在污染更多的土地。

    更严重的问题,是随着我国海量产品的出口,生产产品的各种矿产资源也随之而流失,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就是资源枯竭,物价猛涨。例如,由于过去十几年供应全世界稀土市场的掠夺性开采,我国重稀土资源仅够开采20 年了[23]。我国开采的铁矿石平均品位已经从10 年前40%降低到25%[24],而国外的铁矿石品位高于60%[25]。为了供应能源生产这些工业消费品,我国2012 年消耗了39.3 亿吨不可再生的煤炭[26], 占世界消耗量近一半,主要来源于国内。由于开采煤炭的资源利用率仅40%[27],等于一年消耗了近100 亿吨煤炭资源。长期大量消耗我国的煤炭资源,致使我国优质煤炭资源迅速减少,现在我国很多煤矿开采的煤炭是被放射性物质严重污染的劣质煤炭。

    例如,云南临沧11 个煤矿开采的褐煤的放射性铀平均含量达到624 Bq/ kg [28],是世界平均值31 倍,最高含量达9800Bq/ kg,达到铀矿开采水平,是世界平均含量490 倍;浙江171 个煤矿生产的石煤的铀平均含量达到918Bq/ kg[29],是世界平均值46 倍。大量使用这种劣质煤炭, 对我国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和环境造成了严重危害,例如,湘西金矿使用煤渣砖建房,给人们带来的额外辐射剂量当量最大达到6.61mSv/a,超过污染控制标准5.61 倍[30]。优质煤炭资源的减少,使煤炭价格也大幅上涨,例如,2005 年10 月山西大同动力煤的价格为400 元/吨,到2008 年7 月就超过1000 元/吨[31]。矿石资源的逐渐减少,引起矿产品价格的迅速上涨,是我国物价大幅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反,如果大幅度提高老百姓收入,让产品留在国内消费,则反而能够循环利用这些资源,从而防止财富流失。

三、实行违背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外汇管理条例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我国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2008年8 月5日国务院公布的外汇管理条例第八条也重申了该规定,相关法律规定如下: 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第二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发售代币票券,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

    按照这两条法律规定,外国货币,本身就是一种银行券,也属于票券,是无权在国内流通,行使货币支付功能的。但是,为实施少数金融高官提出的人民币资本项可兑换,2008 年8 月5 日国务院发布,并且一直得到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留或者卖给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

    这条规定改变了以往采用的外汇管制中国家强制结汇的规定,从而让企业可以不受限制地持有外汇。同时政府主持成立外汇市场,使企业和个人可以自由地将外国货币兑换成人民币,从而可以自由地执行兑付功能,等于让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了。少数金融官员还多次发表鼓励藏汇于民的言论,例如,2011 年10 月24 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2011 年新浪金麒麟论坛”时表示,中国未来可能将更多的资源分配转向民间,更多地“藏汇于民”,并鼓励个人和企业投资外汇。金融官员鼓励藏汇于民和货币兑换交易,实际上使外汇进入了中国市场流通,毫无障碍地成为国内交易的支付手段了。

    此外,有关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第十六条则规定,“境外机构、境外个人在境内从事有价证券或者衍生产品发行、交易,应当遵守国家关于市场准入的规定,并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 按该规定,外币可以自由进入中国,由于外币可在国内货币市场上自由地兑换成人民币,支付国内各项金融交易。这实际上开放了外国货币的自由流入,进入国内金融市场进行买卖,行使了支付职能,违背了中国人民银行法禁止外币流通的法律要求。虽然该条例第八条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外币流通,并不得以外币计价结算,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款虽然重申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但实际上为政府违背国家法律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等于让政府条例
可以违背国家法律,让政府行为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了。

    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外汇管理条例都是我国金融界的精英拟制的。人大负责制定和监督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委员,都是在金融界任职过的官员和学者,对我国银行法禁止外币流通规定以及制定制定这条规定的原因是十分清楚的。2008 年修改的外汇管理条例违背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对金融界主流精英来说,也是十分清楚的,却用这种方式欺骗全国老百姓和国家其他官员,肆意践踏法律,置法律规定为废纸。

四、以外汇储备为人民币增发依据,人民币成了外币代用券,出卖了人民币增发主权

    我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最近10 多年来一直采用增发人民币购买外汇投入市场的增发办法,央行储备的外汇与我国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人民币早已成了美元代用券,增发主权早已免费交给欧美精英了。下面是主要金融官员的公开介绍:

    1、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亲自挂帅,集合中国人民银行各部门集体编写《金融知识国民读本》[32]中“20 世纪90 年代的通货膨胀与“软着陆”一节告诉大家,“1994 年,汇率并轨后,买入外汇成了中国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也就是说,依据外汇储备也就是储备的外国货币增发人民币。

    2、国家央行每月公布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也清除地显示,我国的人民币发行依据变成了外国货币。例如,按照央行最新公布[33]的2014 年5 月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我国发行的基础货币是27.39 万亿元,而购买外汇的人民币高达28.04 万亿(不包括货币黄金的国外资产项),也就是说,购买外汇的人民币超过市场上的基础货币,其超出部分是央行增发债券购回的,所以说,央行增发的人民币都拿去换外国货币,人民币的增发依据成了外国货币。

    3、北大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先生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他在任期间,曾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了51 篇文章,讨论我国的汇率与货币问题,其中一篇文章[34]中写道[35]:每年新增的国家外汇储备,全部是央行用基础货币(注,就是增发货币)买进来的。按什么价买?汇率是什么价就按什么价(更准确地说:央行出什么价购汇,汇率就是什么价)。1997-2005 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26 元,意味着每增加1 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就要增加动用8.26 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购汇,这8.26 元“高能货币”转入商业银行, 再乘上4-5 倍的货币周转速度,可放给市场的贷款总额就是40 元人民币上下。这是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货币当局被动发行人民币的机制。”

    4、2011 年2 月26 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24 次CMRC 朗润预测报告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表示,到2010 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为2.85 万亿美元,中国央行抛出了近20 万亿元人民币来对冲(就是增发人民币购买外汇,增加国内市场上人民币)。

    在这种增发模式下,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和央行储备的美元等外汇一一对应,人民币就成了美元等外国货币的代用券,与直接使用美元等外国货币并无多少区别,等于是外币在中国流通。依据美元增发人民币,就等于将货币增发主权免费奉送给美国人的。最近10 多年来,美国人拿着美元到中国,就可以让央行增发人民币,并得到这些增发的人民币,从而获得了中国的人民币增发主权。考察央行历年公布的资产负债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现象。而换来的外国货币, 照央行在官方网站上的解释,政府不能无偿使用[36];按照金融专家的解释[37], “花”我国外汇储备的两大原则:一是有偿使用;一是境外使用。其实际原因,是周其仁教授所解释的,外汇储备是人民币发行依据[38],是不能花的,只能购买外国政府国债,以便保值增值,如果花了,国内发行人民币就没有依据了。这等于免费将增发人民币交给了外国央行。

    现在各国央行主要依据国债发行货币,增发货币主要交给本国政府。虽然各国立法机构为了防止政府滥发货币,禁止央行将增发货币直接交给政府,但增发货币主要用于在金融市场上购买国债,从而间接交给了政府。最近10 多年来,我国主管金融高官无视各国通常做法,所有增发货币都拿去购买外汇,将货币增发主权免费交给了外国央行,从而让中国政府无法使用货币增发主权。

    最近10 多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节节增高,这固然是政府采用一系列政策鼓励财富换美元的结果,也与央行主管官员采用依据外汇储备增发人民币政策有关。在这种增发模式下,外汇储备不能增加,人民币就无法增发,市场上货币就会紧张,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就会萧条。1998 年东南亚危机期间, 中国出口受阻,外汇储备难以增长,国内货币十分紧张,政府不得不到美国市场发行债券,从美国货币市场高利率借钱[39],以增加外汇储备。而当时从美国市场高利率借来的美元,主要用来购买低利率的美国国债,等于免费向美国政府提供补贴。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主管金融高官神话了美元,将美元当成了财富, 以为储备了美元,就等于储备了财富,反而认为,蕴含在生产出来的商品中,真正的物质财富,如果商品积压了,就会变成废物,不与低价贱卖换美元。从而推动政府制定政策,如出口退税政策,以便低价贱卖产品,拿财富换美元储备起来。周小川亲自挂帅,集合中国人民银行各部门集体编写《金融知识国民读本》[32] 就胡说什么,货币几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显然这里的货币不是周小川自己领导的央行印制的人民币,而是指美国央行印制的美元。

   美元实际上是美国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的自动赖帐欠条,这是西方金融学教科书中介绍的金融常识[13]。过去有一段时间,西方政府发行货币时,承诺货币可以按固定比率兑现成黄金或白银。例如,美国发行的美元,在1970 年的时候,还给西方国家政府承诺,35 美元兑换1 盎司黄金,美元等于是黄金欠条。1971 年8 月美国政府宣布不再兑现了[40]。现在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取消了货币兑现黄金白银等实物财富的承诺了。货币就成了国家通过强权强行规定的商品交换的工具了,不能拿到发行的银行兑现了。在国内市场上,任何人必须使用本国货币进行买卖交易,如果使用他国货币,政府有权予以没收。做这个规定的原因很简单,战争期间,敌对国家如果拿其印制的货币都能买走我们的物资,不就等于我们免费提供军火给敌人在跟我们打仗,我们还能战胜敌人吗?现在美国和西方推行货币自由兑换和流通,是因为西方各国正在发展经济一体化,这是西方作为盟国的一项重要措施。

   由于货币只能到市场上购买商品才能实现货币兑现为财富,而市场上商品的价格是不断变化的,现在各国政府,尤其是西方政府通过政策控制,使物价是不断上涨的,也就是说,货币是自动贬值的,兑现的财富是不断减少的,所以说, 货币是不兑现的自动赖帐欠条。这既是西方金融学大学教科书上载明的常识[13], 也是西方货币历史所证明的。例如,1970 年的时候,35 美元兑现1 盎司黄金,现在你拿35 美元,只能在市场上购买0.02 盎司黄金了,等于美元自动贬值到44 年前的1/50 了,其所含价值的98%都自动消失了。

    金融界对美元的另一个神话,是宣传美元是国际货币。1944 年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美国因为战争,聚集了世界上大部分黄金,从而成为唯一有能力承诺货币兑换黄金的国家,同时供应军事物资给西欧各国盟友,从而打赢战争,战后,面对社会主义洪流,又在军事上提供安全保障,在经济上提供援助,以维护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在货币上向西欧各盟国承诺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从而提高了美元地位,成为西方联盟内国际交易货币,但这只是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之内的关系。到1960 年的时候,全世界只有12 个国家加入国际货币基金协定[10],主要是西方国家,承认美元在西方联盟内的国际货币地位,而且并没有开放货币主权。真正向盟国开放货币主权的是1960 年美国日本西欧同盟之间达成的《资本流动自由化通则》。但是,即使按照这个通则,西方国家仍然严格限制外国货币进入流通,政府主要持有黄金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特别提款权, 而不是外国货币,并没有让外国货币侵犯多少货币主权。

    1971 年8 月美国宣布不在承诺美元兑现黄金以后,美元也从黄金欠条变成了与其他货币一样的,美国政府开出的不兑现的自动赖帐欠条了。美元的地位也就变成了与其他货币一样了,只是美国凭借军事优势、经济控制和文化侵略等手段, 以及历史惯性,使美元仍然是国际交易的主要货币。即使美元是国际交易的主要货币,我们也无需大量储备美元。毛泽东时代,我们储备的美元,很多时候,仅够支付几天的进口额,现在我们储备的美元,超过了一年的进口额。国际贸易主要目的是产品的交换,不是拿产品换外国货币,况且现代所谓外国货币实际上是外国政府不承诺兑现的自动赖帐欠条,不是过去外国政府承诺兑现的黄金欠条了。美国大学教科书[41]也清楚地指出,国际贸易应遵循贸易平衡政策,否则会带来大量损失和风险。2009 年3 月13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把巨额资金借给美国,当然关心我们资产的安全。说句老实话,我确实有些担心”。国内金融专家也多有批评,余永定先生一直对此持批评意见,并注意到,1983 年就有人指出,大力吸引外资同时,保持贸易顺差不合逻辑[19]。

    我们储备的美元欠条中的大部分是美国银行帐号上的数字,而且还在美国人手里,美国可以有多种理由随时没收。例如,不久前卡扎菲和萨达姆都被西方没收了数百亿美元资金。依据外汇储备增发货币,储备大量外汇,等于货币增发依据在美帝手里,让美国绑架了我们的金融和经济主权。

    储备大量美元的原因之一,是依据外汇储备增发人民币,却使人民币成为美元代用券,使美国政府免费夺走了中国的人民币增发主权,这是主管金融高官用谎言欺骗国家和人民而实施的错误增发模式,必须尽快纠正,将人民币增发与外汇储备脱钩,以便能够花出外汇储备,大幅度减少外汇储备。

五、总结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反腐,天天都有腐败分子落网,最近更有一位国家级领导人因腐败而倒台。在腐败大面积泛滥情况下,反腐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更重要的是反对主管金融高官卖国。他们出卖货币主权和经济的是我们的物质资源。我们的财富基础是物质,没有了物质资源,任何财富都没有的了物质载体,也就不复存在了。贪官所贪,并没有将真正的物质财富消灭,不过是储备了大量国家央行印制的人民币而已,主要的负面问题是对宏观经济影响。

    本来我国大量出口产品换美元,虽因美元不断贬值而损失财富,但主体还在, 更改出口鼓励政策,就可以推动美元换产品,从而减少损失。少数金融高官推动货币自由兑换和外国货币自由出入境,就是让贪官们可以拿着手上贪污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成美元,自由流出国境,使我们出口的财富再也无法换回来了,这必将造成更大的物质财富流失。物质财富的流失,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损失是无法弥补
的,损害的是中国民族生存的物质基础。我国数千年来的腐败是延续不断的,但它并没有损害中国民族生存的物质基础,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我们仍然能够不断再生。没有了物质基础,将会断送我们民族的未来,给我们民族的未来造成的危害是无法弥补的。
清算少数卖国金融高官的卖国行为,刻不容缓!

 

 

 

 

 

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后的中国

----“经右政左”难以长久持续

(原标题:准确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市场与计划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刘国光

2014-07-16

    “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其思想影响也在扩大,迟早他们会提出分权甚至掌权的要求,那时即使在政治思想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做多大的努力,恐怕终究难以为继。”     ----刘国光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科学认识这一命题,准确把握其内涵,对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在本文中就谈谈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问题。

  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不是两种平行的事情

  首先从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的辩证关系谈起。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句话高屋建瓴地阐释了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的辩证关系。简言之,经济建设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创造物质基础,只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做好了,意识形态工作才会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反过来,意识形态工作做好了,可以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保驾护航,保证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然,这也包括意识形态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在阶级社会里,包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决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代表先进的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代表反动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苏联的解体就是鲜明的事例。当今一些丑化革命领袖、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抹黑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的言论,其终极意图在于颠覆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十分明显的。对此,我们应当提高警惕,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复杂性,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不是两种平行的事情,某些意识形态与经济工作有着密切的交叉关系。意识形态深入到经济工作之中,经济工作本身也蕴含着意识形态因素,如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本身就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

  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流行的错误思潮中,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公民社会等,属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而新自由主义则属于经济领域中的思潮,在各种思潮中居于很重要的地位。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如“经济人”假设、追逐私利的人性论、私有制永恒论、市场原教旨主义、政府职能最小化(“守夜人”)等,在我国经济界、理论界广泛传播,对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施加相当大的影响。我们的改革向何处去,是走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道路,还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对此,党的十八大明确做出了回答:“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把政治上经济上的关系都摆正

  现在海内外对中国政治经济形势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经右政左”,即经济上更加趋于自由化、市场化,放开更多管制领域;同时,政治上更加趋于权威化,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收紧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似乎我国在经济领域上偏“右”,而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偏左。好像左右双方对此都有议论,角度不同,好恶各异。

  姑且不论“经右政左”说法的是非,从理论上讲,这是一对矛盾的概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政治、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方向一致,就可以巩固经济基础;如果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偏离,那么就会使经济基础发生变异,原来的上层建筑也会有坍塌之虞。

  有人分析,“经右政左”的风险,可能会导致社会分裂,所以这种局面难以长久持续。社会主义经济如果长期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侵蚀,使自由化、私有化倾向不断上升,计划化、公有经济为主体的倾向不断弱化,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最终就要变质,变成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不相容的东西。而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其思想影响也在扩大,迟早他们会提出分权甚至掌权的要求,那时即使在政治思想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做多大的努力,恐怕终究难以为继。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说法,政治上“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而在经济上“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就是说,政治上既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经济上既要“市场经济”,又要“社会主义”。如果把上述政治上经济上的两边关系都摆正了,这就与所谓的“经右政左”的说法划清了界限。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

  下面我想就“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问题,再谈一点认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本身就是经济和政治的统一。我们的改革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或×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党的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就明确在“市场经济”一词的前面加上一个前置词“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资源配置有宏观、微观不同层次,还有许多不同领域的资源配置。在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即多种资源在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的配置,市场价值规律可以通过供求变动和竞争机制促进效率,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资源配置的宏观层次,如供需总量的综合平衡、部门地区的比例结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等方面,以及涉及国家社会安全、民生福利(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资源配置,就不能都依靠市场来调节,更不用说“决定”了。市场机制在这些宏观层次和重要领域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需要国家干预、政府管理、计划调节来矫正、约束和补充市场的行为,用“看得见的手”来弥补“看不见的手”的缺陷。

  过去邓小平同志在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时候,从来没有否定计划,一再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都可以用。党的十四大报告特别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当时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说明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就提醒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以上所述,表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肯定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的手段都要用。但是以后,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逐渐出现了凸出市场、淡化计划的倾向。有人认为,我们现在搞市场化改革,“计划”不值得一提。“‘十一五’计划”改称“‘十一五’规划”,一字之差,就大作文章,欢呼离计划经济更远了,离市场经济更近了,“计划”好像成了一个禁区。但是,党的十七大报告还提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后面,紧随着跟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保留了“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其实也表达了“计划导向”的意思,只是回避了“计划”二字。我以为,只要切实做到如《决定》所言“宏观调控体系”要“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那也没有多大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可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有限制的。根据这个精神,《决定》在写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了政府和国家计划的作用,就是说政府和国家计划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性作用”。这样,市场与政府、市场与计划在资源配置中的“双重调节作用”的思想就凸现出来了。“双重调节作用”是程恩富同志最近对《决定》中有关市场与政府关系问题的一个提法,颇有道理。

  那么,在资源配置的调节中,市场和政府或计划,怎么分工?依我看,按照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划分市场与政府或计划的功能,大体上是可以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该限制在微观层次。而政府职能如行政审批等的缩减,也主要在微观领域。至于宏观层次上以及微观经济活动中对宏观产生重大影响的资源配置问题,政府要加强计划调控和管理,不能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盲目操纵,自发“决定”。当然,对市场提供服务、实施监管、做“守夜人”的责任,政府还是责无旁贷的。

  “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或“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更加有利于坚持既是“市场经济”的又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这也就是市场价值规律。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决定资源配置的就不是市场价值规律,而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共同的社会生产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中,国民经济要实行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马克思说过:“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这说明,劳动时间按比例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和劳动时间在利用中的节约,是集体化经济的第一经济规律。“劳动时间”包括活劳动时间和物化劳动时间,意味着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其意思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和节约资源,是社会化生产要遵循的首要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人们自觉安排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它不等同于传统的行政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更不是某些人贬称的“命令经济”。“有计划”主要是指导性、战略性、预测性的计划,用以从宏观上导向国家资源的配置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包括某些必要的指令性指标,并不排除国家计划的问责功能。改革后,我们革除传统计划经济的弊病,适应初级阶段的国情,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尊重市场价值规律,但是不能丢掉公有制下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容纳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什么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者其他性质的市场经济。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只受一个市场价值规律的支配,而必须在市场价值规律起作用的同时,受“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支配。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单就市场经济来说,是绝对正确的;下面接着说“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也是对的,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唯一的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首先遵偱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计划和市场、政府和市场、自觉的调节和自发的调节、“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理论根据。

  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观点,而不能以哈耶克之流的自由主义经济观点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市场与计划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掌握好中国改革航船的舵盘,驶向实现中国梦的美好未来。

 

 

 

 

 

 

中国经济体制回到1949年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经济学系博士 陈晓农(陈伯达之子)

2012年10月

    人们通常把最近的30年叫做“改革开放以来”,一谈到经济建设成就,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但是,这样的谈法其实是很片面的,因为他还有前面的30年没有涉及到。其实,从整体来看,这个60年分成两个阶段:前30年主题是革命,后30年主题是改革。

    如果我们单看革命,革命的成就也很大: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计划经济,建立了人民公社,工业增长也不慢,也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等等等等。如果单看这后30年改革,成就也不小,建立了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了,经济增长也很快。但是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当你把前后两个30年搁在一块儿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

    很少有人谈,前30年的成就和后30年的成就是什么关系。要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悖论。改革的对象是什么呢?改革改的不是60年前的国民党时代的体制,改革改的正好是革命的成果,改的就是30年革命的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公有制。换句话讲,改革其实是对革命的否定。

    再进一步看,60年走下来的结果是中国在经济体制回到了原点,回到了1949年以前。今天中国讲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可是,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1949年以前中国什么体制?那时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那时候也对外开放了,那么为什么中国要用革命去把市场经济体制消灭了,花了30年时间,然后再花30年再把它重新建立起来?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就好比说:一个管家把主人的房子给拆了,拆完以后再花很大力气把它重新盖起来,这主人该赞扬他什么呢,赞扬他后来盖房子的努力,还是赞扬他拆房子的勇气。其实,后30年的改革不过是将功补过,补的是前30年革命的过。如果把这样放在一起来看,前30年、后30年合在一起,其实没什么成就啊!

    这些成就不都是把他切成两个30年以后,分别闭着眼睛谈的吗?如果把前后30年连贯起来一看就不对了,后30年改革开放,目的只不过是弥补前30年革命造成的祸害,或者说革命30年建立计划经济、公有制这条路是根本走错了。走错了以后,后30年改革开放才重新走回来,把中国经济再放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没有太大的成就。

    就制度建设上,中国只不过是回到了原点,花60年时间折腾了几代人,中国执政党才明白,原来经济体制是不能胡折腾。毛泽东错了,陈云也错了,当然邓小平当年也是错的,因为他也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主要的一个得力干将。当时毛泽东说了,大跃进他是主帅,邓小平是副帅,那么今天如果追究大跃进的责任,邓小平难道不应该承担很大的罪责吗?

    主持人:提到这个前30年、后30年,它后30年等于回到原点。经济制度回到原点,但是我觉得掌握资本的这些人其实是完全是一个大调个。

    陈博士:讲到这里,要看到中国这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到底带来了什么?结论其实也很简单,它只是把原来的统治阶级推翻了,把原来这些流离在社会底层的一些想造反的一些小文人,一些地痞,说得好听点是造反者,说得难听点就是一群土匪地痞,吸收到所谓革命的队伍中,成为革命的骨干,最后这批人掌了权力,取而代之成了新的统治阶级。

    现在是他们的子孙辈在中国统治着,在中国成为亿万富翁。所以,革命不过就是换一批人发财而已,这批新发财的人更糟糕!过去历史上的士绅阶级还有点所谓知书达礼,还有一点伦理。今天中国的统治阶级──共产党的精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文化层次比历史上历代的官僚还要差。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官僚队伍如此的吃喝嫖赌到现在这种程度。如果用“腐化”形容,那么今天中国共产党官僚的腐化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如果硬要讲中国模式,那么就是说中国模式一个重要特点是,他造就了一批红色贵族,一批腐化得登峰造极的红色贵族,这就是中国特色。我不相信全世界会很欣赏这样一个东西,会认为这套模式应该在世界各国推广。

    主持人:中共从前30年的革命到后30年的改革,经济制度上等于是走回到了原点,而财富却被腐化到登峰造极的红色贵族所掌握着。

    有这样一组数据迷惑了很多人,6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7倍,人均年收入超过了3,000美元;财政收入增长约1,000倍;外汇储备增长1万多倍,位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贸易比重达到7.9%。那么,这些数字是否至少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了呢?

    陈博士:我算了一笔帐,从1957年到2007年,中国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在世界上可以维持50年年平均增长10%,是个非常可观的记录。但是,我同时也算了一个帐,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农村7亿多人口,年平均生活消费支出,2007年是3,000多块,1957年是70多块,年平均增长了3%。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经济增长了50年,年平均增长10%,占人口70%左右的农村人口,他们的年平均生活消费支出只增长3%。只相当于经济增长率的1/3。换句话讲,这个10%的增长,获益的不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老百姓。再进一步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需要进一步分析。刚才提到农民50年生活消费支出的能力,就是消费支出的水平,年平均增长3%,是个什么状态?有人说年平均增长3%也不错了,很高了。所以,你光从这个增长率本身是说不出好坏来的。

    所以,必须要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和谁比呢?很简单,和国际平均标准比。2005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贫困线是每人每天生活消费支出低于1.25美元,算是全球范围内的贫困线以下。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刚才讲到的2007年中国7亿多农民,平均年生活消费支出3,000多块,平均每天是8块多人民币。按当年汇率算,一年折合1.16美元,也就是说刚才讲的连续50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10%的结果,是占人口70%以上的农村居民,他们的生活水平经过50年的增长,仍然在全球贫困线以下。

    做了这个比较,很快就会发现大问题。中国这个发展,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大家是希里湖涂的。只知道“发展”两个字,知道字面上的理解,发展就是增长,但发展是增长吗?我们从刚才举的这个例子,高增长50年,农民的生活水平仍然在全球贫困线以下,从这个事实说明:“发展”不等于“高增长”;“高增长”不等于“正常的发展”。换句话讲,发展是有良性的和非良性的。非良性的发展是越多越糟糕。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发展才是正常的发展,正当的发展呢?邓小平在中国讲了一句名言,当然全中国所有的官员从上到下都照抄不误,叫做“发展是硬道理”。我一直在一些讲话中说,邓小平讲错了,因为邓小平不懂什么叫“发展”。他连发展都不懂,还谈什么硬道理呢?

    其实,“发展”是有标准的,发展的好坏是有一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谁获益。在中国谈到发展的成就的时候,很多人常常用国家的概念──中国国家的实力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常常就混淆了一个东西,就是把国家机器和组成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国民给混在一块儿。似乎国家机器的能力增强,就是老百姓的利益增加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中国的问题恰恰就出在改革开放也好,经济增长也好,最后获得收益最大的是国家机器和国家机器里面保护的这些官僚集团,中国现在叫“特权阶层”,或者叫“官僚群体”。但是,他们获益不等于说中国的大部分国民获益,如果发展增长值被占人口百分之几的这么一小群官僚群体获益,那应该讲这个发展是失败的。

    首先,这个发展在中国是没有准确目标的,或者说政府心里很清楚他的目标就是让官员富起来,至于老百姓苦下去他是不管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官员变得越来越富,从发展中获得了绝大的好处,老百姓却得不到好处。当然,如果从一个正当性的角度来讲,发展要有正当性,那就是说只有当这种发展给70%、80%、90%的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稳稳当当,逐步提升的生活水准,这样的发展才算是有益于国家的,这个国家指的是全体国民而不是国家机器。

    如果按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展走上了歧途,这个歧途的标志,就是他只满足于一小撮权贵阶层的需要,而不去顾及大多数国民的需要。换句话讲,这个发展背离了社会公正,很多人认为社会公正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说说而已,需要说说,拿出来讲一下,讲完了也就拉倒了。还有人认为社会公正就是政府给贫困阶层发一点小钱,给一点施舍,救济之类的,然后就叫社会公正了。其实,社会公正复杂得多。社会公正首先指的是在一个社会里是不是不同社会群体拥有同等的政治社会权利。比方讲:选举的时候,普通人和官员是不是同样只有一票,普通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不会被官员剥夺。像这样的问题是社会公正的一个基本前提。中国的社会不公、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其实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经济权利上存在着社会不公,最后必然导致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不公。

    那么,这个社会不公模式下的这种经济畸形发展必然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中国有几亿劳动力,拚命生产却不消费,或者基本上不消费,省吃俭用过得苦哈哈。那问题就来了,这几亿劳动力拚命生产出来的东西,他们自己买不起,中国是那么大一个国家,十几亿人口,其中7、8亿是这样的状况。那个产品不知道要卖给谁,如果卖不出去,那么他的生产也就没有意义了,工厂就关门。

    所以在中国而言,通过全球化找到了一个出路──那就是这几亿人拚命的生产,但自己又不消费,然后想办法卖到国外去。卖到国外以后,获得了外汇,这个钱又被政府借给了别个发达国家。就是把外汇以外汇储备的形式存在了外国的银行,或者是把它变成了外国的国债。那么这样的话,相当于变相的把中国的老百姓创造的财富再借给外国人,特别是发达国家,然后请他们用从中国借的债来买中国的商品。

    当然这样中国的经济就增长起来了,但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会想到这样的经济增长能长期下去吗?其实不可能的。总有一天外汇储备积累到一个严重的程度,总有一天这个出口会出到再也卖不动的程度。那么,去年的经济危机正好就造成这一个转折点,从那一点开始,中国的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走上了一个瓶颈,再也走不下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共政府费了很大的力气想要通过房地产、政府的公共设施投资,用这些投资拉动经济。

    同时,中共也面临一个叫做“内需不足”的困惑,那就是国内老百姓的消费越来越少、占整个经济比例日益下降。整个经济能靠百分之几的官员,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官员来消费带动吗?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一个官员再能喝酒,他一天也不能喝80斤、100斤酒,他再能胡吃海喝,一天也顶多吃掉几千块、上万块,他们仍然不能代表7、8亿人去消费。所以,中国的内需就拉不起来,因为这个经济结构是畸形的,是背离社会公正的,占大多数人口的老百姓没有消费能力。

    现在中国面临了一个困境,60年后,看起来中国好像是经济增长率也提高了,外汇储备也达到世界第一了,似乎是一个非常神气的状态。但是就在这神气状态的背后,你可看到他存在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经济病症。这些经济病症正好是中国这个畸形的背离社会公正的发展模式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征兆。这些征兆都是没有办法靠一些小政策能够轻而易举就扭转的。

    主持人:将来中国将面对的就是难以解决的这些问题,那也很显然现在很多国际上有的人还认为中国能够带领世界走出经济危机的低谷,也是一个幻想啦。

    陈博士:不光是幻想,那是无知。可以这么说,谁这么以为,谁就是无知者。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尽管这个世界很大,也有很多有名的人物,但是不排除他们当中无知者占相当大的部分。

    主持人:我觉得您刚才论说的现在这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很客观。但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也说了一种中国模式,您对这个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吗?

    陈博士:中国模式在中国国内被称做“中国模式”。在国外有那么一、两个认识上很糊涂的西方学者,把他称做“北京共识”。就是说现在中国已经创造出一个全世界应该模仿的一个共同的价值理念,当然中共政府是很喜欢这样的说法,中国的学者也是趋之若鹜。但很可惜,这个北京共识好像并没有在全世界媒体上真正得到多少反响,只是在中国的媒体上被中国少数御用学者在追捧。

    事实上,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这个:“畸形的背离社会公正的发展模式”。今天已经走到处在左右为难,进退两难的状态下。如果说他有什么特质,有什么中国模式的特点,那就是,早早晚晚他会进入今天这个状态。如果说过去这么多年来有那么多人看不到这个结果,一再盲目的吹捧,那只能说他们的眼界缺乏前瞻性,他们的思维过于狭窄。本来中国模式今天出现了这个结局,应该是十年前就看到。

 

 

 


户籍改革应从特大城市开始

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 罗天昊

2014-07-15

    近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由各地因地制宜地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

    2012年,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170多个城市调研,结果发现,户籍改革竟然遭到了几乎所有市长的反对。地方对于户籍改革的矛盾心态,根源在于责权利的不统一。户籍改革涉及到的公民利益的保障,更多应由中央负担,而非推给地方。

    户籍改革之难,难在户籍背后附带的一系列公民权利和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社区服务等。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给,一个是城乡之间,一个是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

    相关机构曾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城乡户籍之间,竟然存在着33相待遇差别。城市户籍人口失业待遇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5%,而农民的失业,则一分钱也没有,根本没有登记,也没有人管。城市户籍的老人,60岁以上一般能拿到助老服务券,残疾、独居、高龄老人还可享受更多补贴,而农村只有失能老人和80岁以上的老人才可享受相关服务,如果遇到交通事故,则城乡不同户籍,其赔偿标准存在重大区别。此外,在医保待遇、士兵退役经济补助、子女教育等方面,城乡之间差别巨大。农村户籍的唯一优势,是在超生的时候,罚款比城市户籍要少。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造成了巨大的不公。被诟病已久。不同城市之间,尤其是规模、级别不同的城市之间,户籍背后的公共服务亦差别巨大。同样是城市,北京上海的户籍,比贵州的肯定值钱。而同在贵州,省会贵阳的户籍,肯定也比凯里、都匀等一般城市值钱。

    关于人均城镇化的户籍成本是多少,学界有多重计算模式,最流行的估算是,每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为10万元,按照城镇化率70%计算,而农民工市民化,全国需要40万亿。这种算法,大致是以大中城市为准,其实考虑到地区差异,可能还不需要这么多。2013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12万亿,如果按照20年最终完成城镇化进程,财政收入每年仅增10%,则所耗费用,占财政收入的比例非常低,20年复合占比,不过10%。财政有足够的能力负担。而这种计算方法,基本不考虑城市之间的平行流动。世纪上,如扣除人口净流出地区的财政减支,则户籍改革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总比重更低。

    在北京闹得轰轰烈烈的通州外地家长游行,源于外地人的孩子无法在通州上学。而江西姑娘占海特在上海高考,引起了上海本地家长的巨大反弹,背后亦反应了在资源有限情况下,本地人与外地人,城里人与农村人的争夺。区域分裂,城乡分裂,病在地方,根在中央。

    户籍改革的破局,关键在中央。中央政府应该担负起主要责任,统筹兼顾,而不能让地方互相扯皮。户籍改革,积弊已久,按照大小城市分步改革,虽可缓解,但并非治本之策,而且放开中小城市,而管制特大城市,实际仍保留了堡垒。我们知道,目前,大城市集中了众多资源,对于人口的吸附能力最强,特大城市不改革,改革就打了大折扣。按照城市大小分步改革,不如按照领域,进行分项改革。未来,中央政府可主导进行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两个领域的改革,并且为此准备付出改革成本,不能让地方扛。

    最重要的一个改革,是中央政府出钱,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基金。解决全体公民的最基本保障问题。

    目前,中国各个城市居民的社保,基本是地方负责,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地区差异。同时,社保亦成为当地政府的负担。为此,地方政府不愿意搞户籍改革,一个直接原因是,未来成为本地户籍人口,当地政府必须掏钱给他们上社保。为此,中央政府应该为所有公民社保兜底。全国设立一个统一标准,按照全国人均收入水平,设定一个平均值或者中位值。由此通行全国。至于各地的差距,再根据当地的收入水平,在公民自己的工资收入中扣除部分,以保持动态。同样,公民迁徙到哪个城市,这笔财富就归哪个城市暂时保存。这样,社保基金对于当地政府,就不是负担,而是财富。地方政府抢还来不及,怎么可能把人往外推?

    当下出现的所谓地方抗拒户籍改革,只是假象,根本在于中央政府缺位,没有担负应有的责任。你请客,你买单,才是真情意。中央号称要请客,却要求地方买单,其心不诚,效果自然不彰。

    就中央政府的财力而言,建立统一的社保基金,根本不在话下。财政连年增收,是最大的保障。未来推动机构改革,减少一半“吃皇粮“的财政供应人员,至少可每年节约一万亿。此外,国企分红比例过低,未来可加大国企分红比例,充作社保基金。未来国企在竞争性领域退出,卖的钱也可充作社保基金。

    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也需要中央政府兜底。这里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乡村以及落后地方的弱势城市的公共服务,国家需要倾斜。本人曾撰文《中国农村的八大衰败》,列举了农村在基础设施,水利,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缺失,未来国家需要加大新农村的建设,比如最简单的修路修水库修厕所,现在很多城里人带孩子回农村老家,连一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各地经常传出相关新闻,值得警醒。另外一个是落后区域的城市建设。全国需要对落后地区更多转移支付,此前,国家对于京沪等几个直辖市照顾过多,财政支付不太公平,未来不仅需要一碗水端平,而且需要扶持弱势城市。几个直辖市砸了上万亿,不少是中央的钱,或者央企投资的钱,而同样是城市,比如合肥,长沙,武汉,广州、深圳等,可就没有中央的小灶吃了,这也是一种不公平,未来不可持续。

    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央需要直接负责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公平调配资源。尤其是在高校和央企两个领域。地方在这两个方面没有调配权限。

    前不久北京通州出台外地人上小学的新政,大批外地人因此无法在北京上学,引起了强烈抗议。北京方,想通过卡孩子的方法,减少人口总量。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北京却集中了太多的资源。教育部所属国立大学30多所,如果按人口平分,则北京仅2000万人,只能拥有半所国立大学。如果按土地面积平分,则至少30个北京才应该有一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北京的国立大学密度,是全国平均密度的30倍以上。

    央企也是一样,北京巴掌那么大的一小块地方,竟然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央企总部,按照面积分,北京的央企总部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数百倍。所以,北京的户籍改革,光靠控制人口显然不行,不能既占有太多资源,又嫌人多。笔者早在两年前,即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呼吁将央企总部迁出北京,将部分教育部直属高校迁出北京,但是,这事只能中央政府来做。纵使北京舍得,它敢动央企吗?敢动清华大学吗?

    在全国范围内,按照人口比重或者国土面积的比重,相对均衡行政资源和服务资源,是中央政府对全体公民应尽的义务。也唯有中央政府有这个能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城市,很多时候资源的拥有是按政治地位而非需求排队。这样,大城市最后不仅没有起到改革的表率作用,反成为改革的壁垒,日益封闭保守,除广深外所有广东城市放开落户,浙江德清索性取消农业户籍,武汉毕业两年的本科生,可随便落户,反是京沪津等几个老牌直辖市,户籍改革最落后,拖了全国改革的后腿。在市场领域,各地自由竞争。在权力领域,则应该保持公平,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应全国范围大致均等,这样才有起码的公平。政府的手和市场的手,都要起到作用。

 

 

 





中国特权 期待改革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14-07-19

    目前中国最大问题是特权横行,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特权制度。不铲除特权腐败制度,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无望的。腐败滥权是构建和谐社会主要敌人是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主要源头;是政府面临着亟待解决主要课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是拥护、信任还是反对、不信任的主要呼声。中国特权政治制度表现为以下8个方面。

一、官位等级制度。

    中国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官”手中,虽然现在很多资源也市场化民营化了,但是非权力依附型企业是难以生存和壮大的。由于中国没有同时进行宪政改革,所以市场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削弱官本位封建等级制度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等级制,反而不断地强化着君臣尊卑传统观念,并且将之法制化。

    与封建制度相比,现在只是称呼上有所改变,称为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等等。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前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各个领域。于是有了局级公司、师级歌星、厅级和尚、副部级院士等等。除了一些民营企业外,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道观佛寺等一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了相应的等级,一切官员也都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等等。

    同级干部都有严格的座次顺序,不同级干部更有不可逾越排名及待遇——干部可以听什么报告看什么档案,以及是否享受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公务员等等服务全看他级别高低。级别高的干部就自认为掌握了“真理”,从而可以傲视普通人,过着特权生活。

二、黑箱化的财政制度。

    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所以30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100倍。

    据有关调研报告:全国党政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2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5%。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五省市厅局级干部实际年收入为55万至105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为125万至250万元,每人花费公款600万至2000万元。

    2004年上海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公款吃喝、旅游、境外观光、进修、读书、送礼、超规格发放福利奖金、补贴等共计1045亿元,2005年为1276亿元;广东省2005年为2485亿元。如今更盛,只是官方不敢公布实际数据。

三、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

    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000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000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特权垄断常常造成国家和全民利益的损失,如国有商业银行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兴业银行甚至以不到市场价格的1/10把股份贱卖给外资,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4家银行因为贱卖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的损失就达6000亿元,整个银行业损失上万亿元。

    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家国有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凭着其垄断地位抬高资源价格或者对手机双向高额收费等,然后把利润送给外国人。为了增加赢利,两大石油巨头不惜制造“油荒”以抬高国内价格,并且出口退税。这些国有企业凭藉垄断获得的巨额利润不但不需要向国家分红,反而得到财政补贴,而8亿农民20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也才132亿元。

    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为什么还出现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

    原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销售”。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的补贴;每存储1斤粮食,政府给予4分钱的补贴。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

四、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中国的医疗分成几类,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有79.1%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试点,也只覆盖了10%农民工。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人占60%到80%。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钱。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

    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中国的养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

五、令人生畏的警察特权和司法特权。

    警察绝大多数是好人,警察和司法的特权源于缺乏民主监督的体制。哈尔滨市区电子监控设备发现,警车闯红灯月均近1200次。某县动用警察收提留款,动不动就把村民拘留,站在一旁的村民刘振中说了一句“这赶上土匪了!”于是被警察四处搜捕,其妻、父、叔、兄弟媳妇皆受牵连都被送进监狱。某警察甚至说: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开的就是这种店,打人是家常便饭,我打你是执行公务,你还手是妨碍执行公务!

    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监狱生活,也处处显示出特权:每餐“四菜一汤” ;允许使用手机数次;看病每次医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亲情电话成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

六、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户籍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1999年北京市劳动局出台了2000年本市允许和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限制外来工的行业8个,职业、工种103个。南京上百万农民工5年中只有5人成功落户在南京,不到百万分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34.28%的在京流动儿童为北京土生土长,20.82%的儿童不能及时接受教育。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学生比从改革开放初的3:7发展为7:3。

    中国农民高价购买生产资料交纳的增值税每年在5000亿元,是全国增值税的一半,相当于每个农业人口每年交税400-500元,而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表示,全国增值税的60%都是农民交的。但国家财政每年拨出支农资金高达4000多亿,大部分资金却补贴了粮食企业、化肥企业等权贵部门,农民获得的补贴很少,国家的扶贫资金也主要肥了地方政府部门。

七、宣扬特权教育制度。

    小学生个个比谁家父母的官大;大官的孩子被老师悉心照料,当上班干部;课堂上宣讲的往往是尊敬领导、服从权力。为庆祝“六一”儿童节,武汉市举行少先队的特色比赛:当日,武汉最高气温达35.3℃,原计划8点30分开始的比赛,却因领导的姗姗来迟而延后。等一个个领导在太阳伞的遮阴下讲完“祖国的花朵们”之类的话,一直炙烤在烈日底下,穿着长袖制服,并且手套、帽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军乐队员,终于起步,开始比赛。手持指挥杖的小男孩,才走出几步,一头晕倒在地。当老师和家长的抢救时,领导们悄然离去。某市文化旅游节逢雨,领导们都有人给打伞观礼,而学生们个个立在雨中,浑身湿透。在河北省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上,一名小学生耐不住持续两小时的烈日炙烤,当场中暑昏倒,然后台上领导们也都悄然离去。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当大火突袭的时候,有人高喊着:“同学们不要挤,让领导先走!“结果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而288名学生葬身火海。

    中国的学术机构也处处渗透了权力。55年来,北大物理系培养的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高考分数线歧视则造成了地区特权、城市特权以及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恢复高考20多年来,北京的高招录取分数线大大低于其他省份,相差最高达160多分,在其他省份只能上普通本科的分数,在北京竟能上北大、清华。

八、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

    8亿农民、2亿农民工、3亿多低生活水准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上访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0万打工子弟、6000万残疾人、2亿工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统统不见踪影。因此只有废除官本位的等级制度、黑箱化的财政制度、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等,中国才能进步,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

    中国亟待取消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道观佛寺的行政等级;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

    取消干部病房、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所、领导度假别墅、部级待遇等公款福利特权;建立科学化、规范化、公开化、民主化的公共财政体制,一切支出改由各级人大决定;打破石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证券、外贸、烟草、粮食、地产、大型工程、农用生产资料、有色金属、民航、铁路、安全等领域的垄断,国家参与其分红。

 

 

 

 

如何治理“一把手”腐败

----“一把手”腐败的规律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年度研究报告

聂辉华教授 主持

2014年07月24日

    在367个厅局级腐败官员中,曾经担任一把手职务的有219名,占大约60%。从行业分布看,党委、政府、交通、司法以及国企等部门的一把手更容易腐败,他们是一把手腐败的主体。

    从2000年到2014年3月底查处的367个厅局级以上腐败官员中,有172名官员曾包养过二奶,道德作风败坏,占47%。有44名官员曾在政法系统任职,属于执法犯法,占12%,对司法公正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

  中国的腐败究竟有多重?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腐败处于中等程度,相当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据统计,从2012年12月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案件查处”栏目通报首条案例,到2014年4月11日,在492天中共有285名领导干部被通报涉嫌违法违纪行为,平均每周4名,最突出的是2014年3月27日,一天共通报12人,创下单日通报人数的最高纪录。

  报告还研究了反腐败和政治周期的相关性,通过搜集2000年到2014年3月底中国367个厅级以上官员的腐败案例,分析发现,在全国和地方“两会”或春节等政治敏感期,被调查或抓捕的官员数量相对于其他时候明显减少,即反腐败力度存在明显的政治周期效应。

  在367个厅局级腐败官员中,有24名官员曾在中央任职,占7%,说明腐败从中央到地方无孔不入。63名官员曾在国企任职,占总数的17%,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国企官员占官员总数的比例。因此,国企的腐败问题很可能比党政机关更为严重,因为国企毕竟直接涉及经济交易,权力的寻租空间更大。

  从全部腐败厅级官员的学历看,大部分腐败官员的学历在大专以上。其中,大学本科占37%,硕士占42%,博士占9%。从数据看,高学历成为高级干部贪腐的重要特征。

  此外,从性别上看,女性占全部厅级以上贪官的3%,在219个腐败的“一把手”样本中,女性只有3名,占1%左右。而根据中组部的数据,2009年全国省部级以上干部中,女性比例为11%,地厅级干部的女性比例为13.7%,县处级干部的女性比例为16.6%。相比于女性干部占全部干部的比例,女性干部腐败的比例明显低于男性。报告分析,这可能是因为女性相对谨慎保守,更害怕贪污腐败的风险,另外,由于家庭分工的原因,女性腐败的机会相对较少。

 

 

 

 

 

不做西方价值的应声虫

中组部

2014年7月

    新华社7月20日公布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这份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引导和帮助干部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这份通知警告说目前中国的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干部在理想信念上遇到多重纷扰,在道德品行上面临严峻考验。所以,中组部除依循惯例要求他们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教育外,尤其突出“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防止在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言论的鼓噪下迷失方向,防止在封建迷信和宗教的影响下失去自我。另外,对于开展党史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世界历史的学习,国情世情教育要求,也回应了习近平在执政后对意识形态安全根基的思考。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中组部的通知在引述毛泽东《纪念白求恩》文章力推“道德品行教育”,“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同时,还罕见地明确提出“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捍卫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独立性,防止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

    习近平在推行传统文化上的不遗余力,显然有意吸收中国古代政治智慧和典章制度。传统正成为中共反击西方普世价值、奠定根基的最可靠力量。在此背景下,中共在去年召集的重量级会议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抛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即所谓的第五个现代化,意图为重新厘定当下中共的统治策略以稳固统治,其中的逻辑关系已判然分明。

    根据通知,未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都将把此次教育作为必修内容;在主体班次中建立学员党支部,学制1个月以上的主体班次,都要进行党性分析并撰写报告。这意味这次将是又一次覆盖范围广泛的强化思想免疫力的意识形态动作。

中组部走上前台 意识形态保卫战更趋激化

    日前,中办机关刊物《秘书工作》刊发习近平对中办人员的“五个坚持”讲话。习近平警告说,对党绝对忠诚的考验越来越直接。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社会全面开放,国内国外各种思潮、各种观点甚至各种奇谈怪论多得很,众说纷纭、泥沙俱下,“乱花渐欲迷人眼”,大家日常都能接触得到。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增强政治上的定力是很要紧的。所以,中办人员一定不断学习马列,“经常补、不断补,筑牢思想之基”。

    然而,这仅仅是体现中共意识形态危机感的一个缩影而已。去年,中共喉舌以《求是》旗下的《红旗文稿》为代表,不断与西方宪政、普世价值、民主政治发生激烈驳火,“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而后,外传“七不讲”引喧哗、军方制作《较量无声》遭热炒、当局推“七个底线”净化网络舆论场……

    直到今年,有公开官方消息透露国安委彻查境外NGO,中共重要智囊社科院首当其冲遭中纪委纪检组批判,表明今次意识形态之战势头更猛,中共中央中枢已经跳上前台主导相关动作,而并非停留在舆论造势的柔性手段上。

    6月份,各地基层组织透露文件内容称,“根据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部署,2014年5月至7月底拟对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其活动情况开展一次全国范围的全面、彻底调查摸底,摸清底数”。为避免负面效应漫溢,地方通知警告该行动务必讲究方式,低调进行,“只做不说”避免炒作。同期,异见记者高瑜以及海外华文媒体博讯“记者”向南夫也因为与外媒的密切联系而遭到逮捕。
 

 

 

 

 


 

楼继伟的底气从何而来?

----楼继伟批反腐造成经济失去活力简直是放屁

华夏时报总编 水皮

2014-07-14

    摘要: 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风暴不进入到制度设计的改革层面是不可能停息的,就如同当年香港反腐反出的廉政公署以及以此为代表的清明政治制度建设带来的市场环境。

  反腐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减慢是伪命题。讲这个话的人叫楼继伟。

  楼继伟是中国的财政部长,讲话的场合是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的记者会,他同时还表示,腐败常和政府过多管制结合在一起,解除管制减少腐败机会,使得市场发挥更好作用,对经济增长有好处。

  楼继伟的讲话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一针见血,掷地有声,像个男人。这番话有极强的针对性,记者能问出这样的问题需要勇气,部长能直面这样的问题需要魄力。

  事实上,的确有那么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在市场流传,反腐已经让地方官员无所适从,反腐已经让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腐已经并还将让中国经济的增速持续下降。一句话,反腐已经让中国经济失去了活力,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推诿不作为的借口,甚至反腐有可能让政府的合法性都成为问题!

  简直是放屁。

  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一直在强调“八项”规定以整顿党风,群众路线教育的分寸把握也是恰如其分的,既没有人人自危,又起到让干部出出汗、红红脸的作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再不整顿,社会风气就接近礼崩乐坏,这一点没有人会提出异议,即便被批评者也是如此。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王岐山执掌中纪委之后,更是坚定不移贯彻“苍蝇老虎一起打”的精神,在清整中共门户方面不遗余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中纪委几乎每周都有大案通报,已经形成“每周一哥”的社会心理期待。石油系、四川系、山西系等系列窝案的查处震惊中外,而徐才厚军中贪腐的查处更是铁腕无比,从省部级,到政治局委员到更高的副国级,甚至更高级,反腐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更是大势。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风暴不进入到制度设计的改革层面是不可能停息的,就如同当年香港反腐反出的廉政公署以及以此为代表的清明政治制度建设带来的市场环境,民心社风的巨大改变。这是一种进步,这是一种进化,这是一种文明,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楼继伟的说法好就好在不仅有胆,更在有识,腐败常和政府过多的管制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说政府权力过大是祸根所在。如果没有审批权,地方干什么要跑部前进?如果没有转移支付,地方干什么又要感情投资?如果没有行政垄断,地方上又如何官商勾结中饱私囊?政府权力过大的坏处在于无事生非,更在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但不能减少社会管理成本,反面增加了社会运行的管理成本。用冯仑的话来讲,有形的手就闲不住,一天到晚到企业的怀里乱抓乱摸,更不用说把权力关进“铁笼子”了,权力最终反客为主变成权利,完成权钱的交换,被查处的贪官污吏,无一例外的罪状就是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我们现在对李克强上任总理之后的所作所为有了更深的认识,国务院几乎每一次常务会都在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和权力,或取消或下放。表面上看,这和反腐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是从根上铲除权力腐败的土壤,就是一种自我约束、自我革命、自我再造的过程,社会的公平、正义、平等、自由不就在这个政府的变革中体现出来的吗?会不会有阻力?没有阻力就怪了,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早已有之,但是李克强拍桌子怒斥还前所未有,反腐和不反根本就是两码事,如果不贪不腐就不作为,这样的官员又有何用?早期有“腐败是改革润滑剂”的说法,在观念转变期,在短缺经济期尚可理解,但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就是自欺欺人,丢人现眼了。

  反腐如果真的造成经济增长减慢,那么这个代价该付也得付,更何况,这就是个伪命题,根本不成立,如果成立,香港成不了今天的香港,美国成不了今天的美国,中国永远只是发展中国家,而变不了发达国家。

 

 

 

 



发件人:HGS 2<pcpt026@hotmail.com> +(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时 间:2014年07月20日 10:23 (星期日)附 件:1个 (# 资讯 7-20.rar ) 查看附件

西式民主困境与中国民主的未来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杨光斌

采访 袁训会

2014-07-17

  嘉宾:杨光斌,博士,河南省桐柏县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民主理论和国家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研究所所长,《比较政治评论》主编。

  主持人:袁训会 共识网编辑部主任

  【核心提示】

  1、谈到自由民主,不得不提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即以选举式民主为核心的自由民主已经彻底胜利,世界上没有对手了,可谓高处不胜寒。福山自己早就不好意思再提什么历史终结论了,全球思想界也早把“历史终结论”当做一种对发展中国家讲的“励志”笑话,因此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为福山辩护了,人家自己都不当回事了。

  2、竞争性选举或者说熊彼特式民主,不但在非西方国家遇到了挑战,就是在西方国家也遇到了巨大的质疑。比如说奥巴马为什么能上台?西方人可能因为政治正确即种族问题而不会讲,其实就是因为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非裔,尤其是南美或者是墨西哥的这些少数族裔在选举的时候一看到奥巴马的肤色,不用思考,肯定就选他。

  3、最近一个由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西北大学的两个教授合作完成的报告在广为流传,这份报告主要从政治经济决策过程来验证美国的政治性质究竟是精英主义的、大众主义的还是利益集团的?结果找出来1779项政策议案,得出结论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寡头政治国家。

  4、民主是一个世纪工程,国家建设次序是一步一步来的。但是冷战的结果是什么呢?两大阵营竞争,自己经过百年才演化出来的模式往其他国家硬推。社会主义阵营是这样,西方阵营也是这样,往往不顾他国的历史过程也要让其他国家实现终端性的模式,这样我称之为“错序”了。

  5、我们生活在中国,我们认为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经历的囚徒,自己生活的不满被放大,被认为是对政治的不满,是政治体制造成的。人容易这样,可以理解。霍布斯说:“人性是这样的,总是拿着放大镜看自己的问题,拿着望远镜看别人的问题。”别人的问题你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再小也看得很大。

  6、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中国的治理成就有目共睹,发展得不错。因此中国发展模式应该是有的,而且是比较成功的。既然如此,党争民主对很多人来说(包括我本人)可能都是不能接受的。

  7、过去别人老是问我们为什么不搞竞争性选举,回答说国情,这种说法就太没有力量啦,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上升到理论上、概念上、体系上去说,这才有说服力。

  8、《世界政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公民组织与魏玛共和国的崩盘》,是纽约大学Sheri Berman的,讲的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国的法西斯是怎么来的?原因都是产生于发达的公民社会。国内的读者可能听到了以后,会觉得大逆不道。可是这就是历史。中国走到今天,再也不能把一些似是而非的没有历史基础的概念和观念当做信仰了!

  9、法治3000年,自由500年,作为大众选举的民主也就只有100年。这是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还不错的原因。一个制度是内生性的、渐进性的演化而来,有法治、有自由、有市场、有民主。

  10、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不单单是在政治上怎么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话语权的建设。这是至关重要的。否则的话很容易形成做得可能还不错,但因为没有话语权只能用别的话语权来解释,结果自己否定自己。

  11、我们一般会认为很多群体性事件是基层老百姓对中国最不满。调查报告出来发现错了,基层老百姓都只是程序上的不满,如果得到了补偿和校正,这些老百姓恰恰是现状的接受者。什么人最不满呢?既得利益阶层。

  12、权力受约束的政府如果没有能力,也是老百姓所不希望的。因此我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国家有能力。

  主持人:首先,非常欢迎杨老师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同共识网的网友共同探讨“西式民主困境和中国民主的未来”这个话题。

  就这样一个大话题,我想从下边这样三个方面来请教您,第一,是想请您做一些概念上的澄清,因为我注意到现在虽然谈民主的人不少,但真正能把民主这个词的内涵说清楚的却不多,甚至于其中不少关于民主的看法和认识根本就是错误的;

  第二,主要是想请您结合一些后发国家历史上和今天在推行西式民主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来谈谈西式民主在后发国家陷入困境的原因及其启示;

  最后一点,就是结合您这些年的观察、研究和思考,谈谈中国民主在未来的发展。

  那么,我这里的第一个问题也是很多网友非常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民主到底是什么?它有哪些基本基本构成要素?您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很多人甚至是不少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认识百年来并无多大进步,这么说的依据又是什么?

  中国很多人谈民主 基本上谈的是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自由民主

  杨光斌:民主,简单地说,还是人民主权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这是古典的定义,其政治实践形式至少有四种,第一种是古希腊式的直接民主如抽签、陶片放逐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广场多数决等办法,第二种是代议制下的选举民主,第三种是代表制下的人民民主,第三种则是社会自治意义上讲的人民主权,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讲人民主权生动地体现在社区生活的自我管理。但是因为冷战,民主的含义变成了“竞争性选举”。

  从19世纪中叶工人运动开始到20世纪中叶,正好100年的时间,全世界最流行的观念就是社会主义,当时的社会主义就是民主公正。二者基本上是同义词。社会主义的价值在当时西方知识界是占到上风的,以至于哈耶克的精神导师米塞斯在1920年代写了一本《社会主义》,在书中,他指出,社会主义价值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如果在这个时代我们不接受就是有道德上的瑕疵。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00年的西方大众运动让社会主义价值观战胜了自由主义。尤其是二战期间以及以后,一大批新兴国家出现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其他经过民族解放运动建立起来的亚非拉国家。在这种背景下,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开篇就说“人类大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来了,我们都得面对,换句话说民主来了,人类应当面对。

  传统的人民主权理论把人民当家作主当做第一位,而到了熊彼特那里,选举变成了第一位,人民当家作主则是第二位的。民主最重要的是人民选举政治家来做决定的过程。这样就有了“熊彼特式民主”。达尔、萨托利等一干人马在熊彼特的基础上形成了“民主就是竞争性选举”这样一个观念。这就是今天的自由民主。

  谈到自由民主,不得不提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即以选举式民主为核心的自由民主已经彻底胜利,世界上没有对手了,可谓高处不胜寒。福山自己早就不好意思再提什么历史终结论了,全球思想界也早把“历史终结论”当做一种对发展中国家讲的“励志”笑话,因此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为福山辩护了,人家自己都不当回事了。

  因此根据我的了解,国内思想界、学术界以及很多学生谈到民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谈自由民主的竞争性选举。

  西方国家的民主正面临人口结构变化等条件的挑战

  主持人:提到选举,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选票,也就是说,在不少人心目中,选票成了现代民主最基本的表现形式,选举则是其最基本的标志。

  杨光斌:选举作为民主的一个标志,理论上也没有什么错。人民权力的一个体现就是选票,我有权选举领导人,这些都是民主的形式。但是,选举这个东西说来话长,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这本书当中说,选举是贵族制的东西,比方说古希腊选举。

  到了中世纪教会政治时,选举制度已经很发达了,欧洲要选教皇,不可能所有的主教都去选,这样就要先选代表,再选教皇。而且神权政治的选举办法对中世纪的世俗制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于是,我们会看到在十三世纪欧洲就出现了议会。

  其实选举制度渊源流长,从中世纪神权政治就已开始,可是为什么当时叫贵族政治而不叫民主呢?因为只有贵族才有选举权。熊彼特1942年提出“民主就是选举,选举就是民主”的时候,美国的黑人还没有选举权,20年之后才有选举权。因此,熊彼特把欧洲历史一千年一以贯之的东西叫贵族政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提出“选举就是民主,民主就是选举。”到现在为止,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对民主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这个层面。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关于自由民主方面的出版物特别多,我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东西,比如说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密尔等人的东西;另外是冷战时期一些自由民主的作品,像熊彼特的、罗伯特•达尔的,萨托利的,90年代翻译过来的作品主要还是这个方面的,其他的流派,比如说近年来谈得比较多的协商民主、审议民主作品的翻译都是非常晚近的事。因此,今天很多中国人谈民主的时候往往说的是“竞争性选举”。

  而在西方国家,竞争性选举一路走过来,总体来说走得还不错。早期民主形式的出现,同资产阶级息息相关,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是典型的精英民主,到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就出现了大众民主。

  但精英也好,大众也罢,他们的民主有前提,那就是在同一个民族之内玩儿,比如说美国人玩美国的民主,英国人玩英国人的民主。但是在今天就很有意思了,竞争性选举或者说熊彼特式民主,不但在非西方国家遇到了挑战,就是在西方国家也遇到了巨大的质疑。比如说奥巴马为什么能上台?西方人可能因为政治正确即种族问题而不会讲,其实就是因为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非裔,尤其是南美或者是墨西哥的这些少数族裔在选举的时候一看到奥巴马的肤色,不用思考,肯定就选他。这就是说人口结构等条件变了,进而导致民主发展的未来变得不可预测。而三十年甚至是四五十年之后,美国的人口结构会进一步发生变化,这对选举会产生什么影响,都说不好。

  再比如,今年春天的欧洲议会选举,德国、法国这些欧洲大陆国家极右的民族主义政党相当排外,但他们的选票却占到25%左右,这让很多欧洲人非常担心。过去他们玩民主是在同一个民族之内,当人口结构变了以后,现在是多民族在玩选举了。该怎么办?西方国家本身面临这样重大的挑战。正因为如此,奥巴马不可避免地上台了,看上去是雄才大略滔滔不绝的他,实际上什么事都做不成。

  主持人:美国有民意调查说奥巴马是建国以来最糟糕的总统。

  杨光斌:他为什么什么事都干不成?我想,虽然选举的人口结构变了把他选上来了,但是决策和立法的结构还没有变,还是由白人把持。美国政体可以说是一个否决型政体,总统想做什么事都做不成,他当时最想做的是医保,民意也是一片支持,但后来的落实与他最初的设想相去甚远。

  “西式民主”说法有相应的历史经验基础

  主持人:下边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是,民主难道不是一个普世价值理念吗?怎么还有中西之分呢?您提到西式民主,但对于究竟什么是西式民主很多人未必了解,舆论场上,对它的态度也是两极分化,一种是抵制,一种是照搬。您怎么看?

  杨光斌:民主在理念上无所谓东西之分,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一般认为民主从西方来,从古希腊来,包括马克思主义谈到的、以及我们聊到自由民主,从源头上来讲,都来自于西方。但是在观念上,民主为什么是普遍化的价值?

  最近一本书在学术界和思想界蛮流行的,哈佛大学中国史专家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本书里面他考察了两个人,一个是魏源,一个是冯桂芬,在魏源的思想里边,他提出举人这一类的“文人中流”都应该有参政权,而比魏源小十来岁冯桂芬也提出了自己理解,把参政权扩大到所有读书人,扩大到秀才一级。在孔飞力看来,魏源、冯桂芬的民主思想是本土的,是没有受到外来影响的。

  如果说魏源有民主思想还不那么有说服力的话,黄宗羲的思想就基本上可以说是有了民主的雏形了,更是本土的了。黄宗羲16世纪20年代提出“天下非一人而治”这样的思想,比卢梭提出人民主权思想还早一个世纪。

  东西方文明随着文明进程的演化,大家都抛弃了皇权、等级、贵族,接受了人民平等的观念。因此在观念上来说不能说“这是西方的,这是东方的,这是共同的。”

  同样,我在编《比较政治评论》的时候,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霖(Lynn White)我一篇稿子叫《民主化的多重路径》,他是研究中国和东南亚的,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比如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利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他在那篇稿子里边,在介绍东南亚各国民主发展时,用了一个词 “原发性民主”(proto-democracy),意指任何国家都有自己形式的自由、自治、协商等,但是很多国家却在用自由民主观念改造自己,结果南辕北辙。

  我们可以看到,个人自由、社会自治在各个国家都有,这些价值理念毫无疑问都是共通的,为什么会出来一个“西式民主”?或者“中国特色民主”呢?

  在我看来,西式民主说到底还是特定制度上的一种安排。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把“西式民主”等同于“党争民主”,选举需要政党去组织,政党背后是谁?像美国这样的早发达国家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人群,而在其他更多的国家,政党背还有宗教之争,比如说伊拉克的逊尼派、什叶派打得不可开交;有族群之争,比如说台湾的蓝营、绿营,比如说泰国的有资产阶级和东北部农民;还有民族之争,比如说乌克兰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

  当然,虽说西式民主主要是党争民主,但他们也不反对协商和参与。一方面历史对构建理论很重要,但另一方面正在发生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我们正处在大转型之中。不但中国在大转型,全世界都在大转型。转型中的很多案例对我们重新认识习以为常的概念和理论特别有帮助。今天发生的很多案例即将成为过去的历史,这就是我们观察概念理论的最好经验基础。所以说,无论官方还是学术界提出一个“西式民主”的说法,是有历史经验基础的。

  “好的民主一定是回应民意的民主”

  主持人:关于民主还有这么一种倾向,那就是现实中很多人把民主想象得很完美,认为只要实现了民主什么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您又怎么看这种“民主万能主义”认识?

  杨光斌:国外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比如说白霖、李侃如(K. Lieberthal),还有研究中国司法问题的专家,比如说白柯、裴文瑞这些人,他们都说中国人很有意思,有腐败问题的时候会说是因为没有民主,社会不公正也是因为没有民主;但实际上呢,据一些民主国家发展的经验,有民主可能更腐败,有民主以后也有可能更不公正。说所有的好是因为民主,那是不是也可以说所有不好也是因为民主呢?而且,像反腐败和社会公众这类问题,通过民主投票是解决不了的,因此,不能在元叙事上看民主。

  我和我的研究团队是在国家建设意义上来研究民主的。纵向来讲,国家和社会关系中的选举就是民主,但是国家建设当中还有很多是横向的,比如政治和市场的关系等等。如果我们不否认纵向的“选举产生政治家”是民主,那么横向来看,选举出来的政治家真正为老百姓做事的是民主,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民主。

  昨天看到的消息,安倍内阁修宪解禁自卫权。毫无疑问,修宪应该通过国会,但安倍以临时决议的形式绕开国会,你说他守法吗?这是法治吗?这个事件给我们上了一个很好的民主课。

  第二,看看民意。日本50%以上的人反对修宪和解禁自卫权,而真正同意的看起来有31%,事实上这些支持率是附条件的,不附条件的只有20%左右。民意已经很清楚了。选举出来的政治家是不是听从民意也很清楚了。

  再举一个例子,最近一个由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西北大学的两个教授合作完成的报告在广为流传,这份报告主要从政治经济决策过程来验证美国的政治性质究竟是精英主义的、大众主义的还是利益集团的?结果找出来1779项政策议案,得出结论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寡头政治国家。其中最有名的是美国枪支泛滥,历史上民意调查最低85%、最高91%要求控枪以及对买枪的人进行背景调查。但是,这么大比例的民众,绝对多数的民意为什么不能得到执行?另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民意也是高度支持的,但是也改变不了法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选举式民主是自下而上的,这只是一个纵向维度,但横向的维度建设中政治经济关系最典型要看决策过程,这个才可以体现国家的政治本质。所以说,从政治经济的过程来看决策者或说政府是否真正回应了民意诉求,这大概是考察民主的另一个角度。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各派的民主理论家有共识。比如说罗伯特•达尔说:“理想的民主是选民对政治议程的最终控制。”但他说,现实的民主不是这样的。换句话说,现实的美国民主控制不了政治议程。还有萨托利也说:“好的民主一定是回应民意的民主。”

  最近,利普哈特提出来:“不能回应民意的民主是无效的民主。”选举产生政治家是民主,但是如果选举出来的政治家不能回应民意,这个民主是无效的。“不能回应民意”在很大意义上是说“不能提出好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这样的民主是无效的。所以说,我们国内思想界的民主观基本上就是自由民主,而且是以竞争性选举为标志的。这对全面认识民主带来了很多混乱。

  国家建设有时间性 后发国家强推民主是错序

  主持人:之所以问及前边这个问题,是因为在现实中,即便是在英美这样现代政制已经很发达的国家,都存在很多难以妥善解决的问题,更遑论一些后发国家在实行民主的过程中更是遭遇到了很多近似灾难的问题。

  杨光斌:我们讲的民主是国家建设意义上,维度是很多的,比如说有纵向和横向之分。而且国家建设其实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有“时间性”,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现代政治理论,那是经历了很多批判和讨论才形成的。古典与现代之争不去说了,现代性是不可避免的,大家的政治形式变得越来越像了。第三波民主化以后,按照西方人的统计,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变成了自由民主国家。比如说墨西哥、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这些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同美国越来越像,都是最典型的多党制、竞争性选举、议会、言论自由。但为什么治理上和早发国家的差别还是很大?

  这就涉及到,我们研究国家建设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时间性”,或者说叫“时序性”。“时间性”是说一个国家应该有基础性权力(比如说政体、秩序、行政权力),之后是分权(比如说合理的秩序),然后才有选举。也就是,有了基础性权力以后积极发展,再分蛋糕。

  我们会看到,基本上西方国家的选举是正方向的:宪政、分权、选举。西方国家的选举过程都是“世纪工程”,美国从独立到黑人选举权利的实现用了两个世纪,法国到第五共和国稳定下来是150多年,英国普选两个多世纪,因此民主是一个世纪工程,国家建设次序是一步一步来的。但是冷战的结果是什么呢?两大阵营竞争,自己经过百年才演化出来的模式往其他国家硬推。社会主义阵营是这样,西方阵营也是这样,往往不顾他国的历史过程也要让其他国家实现终端性的模式,这样我称之为“错序”了。

  “反向民主”是后发国家出问题的根源

  主持人:您近年来撰文描述了不少后发国家在引进和推行西式民主中出现的问题,能否再在这儿给我们的网友简要概述下这些问题,以及西式民主在后发国家水土不服的成因?

  杨光斌:比如说菲律宾,从1986年“人民力量运动”之后就开始搞全民选举了,但是早在1907年就开始搞选举了,那时候还没有基本的行政管理体制。所以,可以看到,今天的菲律宾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却是一个失败的民主国家,100年来,菲律宾的选举政治只是强化了其固有的封建制。比如说前些年香港的旅游巴士被劫持,放在其他地方用特种部队解决这个问题是几秒钟的事,菲律宾政府却弄了一个多小时,因此死亡的人很多。这是很典型的民主化失败的例子。

  印度也是这样,民主选举很早,英国搞殖民地的时候(1850年)就开始选举。到1947年独立,这个过程中印度也一样没有形成有效贯彻国家意志的行政管理体制。因此他们在基础性权力没有的时候,民主就来了。

  也就是说,第三世界很多国家都是“反向民主”,首先来选举,宪政、秩序、分权、经济发展都还没得到很好解决的时候就来选举了。我认为,反向的民主是这些国家存在种种问题的根本原因。

  我们的研究团队发现,纵向政治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选举”,横向政治关系就是“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决策过程”。西方国家在民主化的时候,基本上市场化经济发展已经完成了。而第三世界国家可以说“两化”同时进行,上个世纪80年代平等化、自由化,市场经济和新自由主义同时进行。我们说平等化是大众的,民主也是大众的,民主本来应该带来平等。结果在自由化的过程中,大众肯定搞不过资本集团,赢家只能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集团。为什么大家追求民主不但没有更平等反而更不平等了?就是因为民主化是和市场化同时到来的,在时间性上出问题了。因此大家虽然看起来越来越一样了,都有相同的制度了,结果大不同。

  前些年,“自由之家”做了一个评选,他们按照竞争性自由作为标准给后发国家打分, 得出结论:印度1分,好;新加坡5分,较差;中国7分,最差。这三个国家有可比性吗?因此我说“自由之家”简直是一个害人没商量的邪教组织。不说中国,新加坡治理得非常好应该是举世公认的,就连西方发达国家的大佬都愿意移民新加坡。

  而联合国按人类幸福指数排名,中国2001年排名121位,但是到了2012年排名上升到90多位,已经上升了10名。而印度一直不变是122位。按照联合国的排名,最好的是新加坡,之后才是我们中国,印度排名是靠后的。因此标准不同,国家的好坏也不同。

  但在我看来,邓小平说的“三个有利于”, 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三个标准还是蛮靠谱的。在此基础上再加一点,那就是社会是否公正。如果按照这几个标准来排,转型国家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同一个民族并且靠近欧盟的,比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韩国,政治转型还比较正常,社会也基本上是公正的,但这类国家占少数。

  第二类是政治上完成了转型是多党竞争,但经济发展陷入困境,比如说老牌的印度、新转型的墨西哥、菲律宾等一系列国家。墨西哥民主化转型以后什么产业最发达呢?防弹车。因为富人的孩子根本不敢坐一般的车,至少要坐防弹车,甚至还要坐直升飞机去上学。

  第三类是国家分裂,比如说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四,今天的乌克兰一分为二。

  第四类,就是国家会有周期性的政治动荡,泰国是比较典型的,还有埃及、很多非洲国家。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带来的弊端,尤其是在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争相推销自己的模式,其中自由民主的模式在第三世界国占了上风,虽然制度变得越来越像美国和英国了,但事实上印度还是印度,菲律宾还是菲律宾,墨西哥还是墨西哥。事实上是这种结果。

  不能搞党争民主是历史留给中国人的教训

  主持人:如前所述,西式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行遭遇了种种问题,而作为一个仍旧在建设和完善民主体制的转型中国而言,民主带来的这些问题让很多国人患上了民主恐惧症,典型代表观点是"中国一旦实现民主,必将天下大乱",对此,您又怎么看?

  杨光斌:我想有这种看法的人在中国应该还不少。一方面主张西式自由民主的人会很多,另一方面恐惧西方民主的人也很多,中国是两极化。

  我认为,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国际背景,别的国家正在发生的事对中国是一个启示,很多人相信中国比这些国家更复杂,如果说党争民主在这些国家都搞不好,在中国怎么可能搞得好?这是从一个参照系得出的结论。

  第二是治理的历史背景。我也大概浏览了一下网友的留言,其中有一句话说得很有意思:“乌鸦比猪黑,自己不觉得”。什么意思呢?我们一直在谈别人的教训,其实我们自己也有惨痛的教训。中国的民主化其实在亚洲是最早开始的,中华民国时期就开始了。但为什么越搞越乱?这种历史背景对很多人来说是忘不掉的教训。无论横向的还是纵向的,大家就觉得党争民主不能搞。

  另外,这也是大概西方人谈得比较多的,我们生活在中国,我们认为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经历的囚徒,自己生活的不满被放大,被认为是对政治的不满,是政治体制造成的。人容易这样,可以理解。霍布斯说:“人性是这样的,总是拿着放大镜看自己的问题,拿着望远镜看别人的问题。”别人的问题你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再小也看得很大。

  我的同事还有学生在国内的时候有很多不满,说工资低、不公正。但是到了美国发现各个场所的精英们谈论的都是中国,如何向中国学习。美国精英们是用望远镜看中国的问题,而我们也是拿着望远镜看美国,认为美国很好、中国很差。这是一个角度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外面人看中国好还是中国人自己有很多的问题,这都是横向的比较。很简单的尝试用中国和印度比较,这是最有可比性的两个国家了。比如说去年,美国一个教授带着30个学生在中国待了两个星期、在印度待了两个星期。最后教授做了一个问卷,如果让你们在这两个国家中做选择,选一个作为永久国籍的话,你选哪个?29个选中国,只有1个选印度。

  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存在很多优势,尽管还有很多问题,尽管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不满意。看一个国家是总体的,微观和宏观的角度不一样,外国人和国内人看的角度也不一样。纵向比较,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中国的治理成就有目共睹,发展得不错。因此中国发展模式应该是有的,而且是比较成功的。既然如此,党争民主对很多人来说(包括我本人)可能都是不能接受的。

  协商民主比选举民主的操作难度大很多

  主持人:您在一篇文章中将西式民主的核心要素界定为选举式民主,我想问的是除了选举式民主以外,民主还有什么其他的形式?

  杨光斌:还有其他形式,比如最近介绍得比较多的审议民主,也就是协商民主。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129个精英在一起,某种意义上就是协商民主了。宪法如果按照选举来制定的话,多数人的意志恰恰是为当时的精英们反对的。因此协商民主应该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主形式。有人说协商民主是选举民主的补充,但美国恰恰相反啊。协商在先,协商之后才有一定程度的选举。19世纪有民粹主义,80%的白人有选举权,慢慢地才扩大到黑人。因此协商民主不一定是选举民主的补充,可能也是并行的东西。

  另外,政治学研究也表明,我们虽然不叫协商民主,但是有协商政治。这是中国渊源流长的传统。有什么事,不同的政治家、不同的党派之间进行协商是悠久的传统。因此,深化改革方案当中提出全面实行协商制度,是聪明的、富有远见的做法。

  但我必须说,选举民主的模式是很容易搞的。几个政治人物、不同的政党,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投票就可以了。但协商民主是比较难的,因为是平等理性的协商和对话,到最后还要谈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这个东西其实蛮理想主义,是不容易的。

  其实,社会自治和个人自由都是民主的原初形态。另外在政治过程中我们有参与民主。比如说这一次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全面深化改革说明的时候就讲到,我们的顶层改革是对社会呼声的回应,是对媒体和知识分子对改革期待的一种回应。这几年一直在强调改革,知识分子通过媒体参与建言献策,同样还有利益集团的参与,虽说参与的结果不一定是积极的,但参与的过程就是民主。比如说2003年央行搞了一个限制房地产的“121号文件”,但是不到两个月就被利益集团颠覆了,被任志强他们颠覆了。因为国务院法制办出台了一个文件,说“房地产是目前中国的经济支柱产业。”国务院的规定大于人民银行的规定,既然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毫无疑问人民银行的规定就作废了。这个事出来了以后任志强很得意,说“这是商业的声音第一次大过政府的声音”,这难道不是民主吗?是参与民主。过程是民主的,结果却不一定是好的。

  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网络表达意见,也是参与民主。因此,我们反对党争,但选举依然是重要的。比如说在一个基层单位和一个村,谁能当村长、当领导大家也最了解。这个东西没有选举、没有选票大概也不行。我们反对搞党争民主,然而中国各个层次民主的空间其实是非常多的。我总结政治生活不单单是全国性的、自上而下的、纵向的选举,还是分层次的。中央到地方分很多的层次,除了纵向的以外还有横向的。

  再有,政治也是多功能的,比如说立法、决策等,选举式民主理论家也说,民主不能用于立法和决策,决策和立法只能是政治家的事。而如果在这个领域中没有民主,你看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很多问题,很多部门太有钱,钱怎么来的?我认为是随便立项,搞各种各样的政绩工程,各种各样的名目乱花钱,这就是政治功能性的东西,选举民主肯定是没法儿解决的,恰恰也是需要协商民主或者是什么样的民主机制去约束政府部门乱作为,他们掌握的资源太多了,原因是什么?如果笼统地说没有民主也可以说得通。因此我们说不搞党争民主并不意味着中国现实生活中不需要民主,恰恰相反还有很多空间层次和功能发扬民主,建设民主制度。

  同质化条件是党争民主的重要前提

  主持人:下一个问题是在您的文章里看到的,您谈民主政治的实现条件时,谈到了社会同质性条件的重要性,在这儿是否可以简要地介绍下这个概念?因为,在我看来,这个是您很重要的理论贡献。

  杨光斌:这也是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概念,叫“民主的同质化条件”。其实民主本身必须有附条件的,尤其是法治、自由这样的基础性条件。“党争民主”只是一个纵向的维度。而政治生活的维度是多元的,其他维度其实都是民主的条件。因此当我们说民主的时候一定是附条件的,或者可以称为“民主条件说”。

  罗伯特•达尔,著名的多元民主理论家,曾经语重心长地说:我一贯强调,如果一个国家既没有历史背景,又没有现实基础或者说基础很脆弱,民主是不稳定的,或者说民主是运行不下去的。这是一个多元民主理论家给我们的忠告。通俗地说就是水土不服。其实罗伯特•达尔谈的就是水土问题,历史背景就是水的来源,现实基础就是成长的土壤。

  也就是说,民主本身是附有条件的。我们刚才提到西方国家从中世纪到现在民主玩儿得还不错,是因为在很大意义上他们是“同质化结构”。

  同质化结构中我提出来三个条件:第一是共同的国家认同。就是一个概念“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原意是一族一国,英格兰人就是英格兰,法兰西人就是法兰西。如果民主不是在共同的民族内玩儿,民主就会玩砸。比如说台湾,最初我认为它玩得还可以,但今天看来,因为有族群主义,比如说蓝营绿营之争,有族群冲突,导致他们的民主出现了很多问题。十年前我认为香港玩民主应该也不错,但现在我的看法变了,因为有港独,而且最要命的是,香港社会正在台湾化,即社会分裂,看看今天的立法机构的分裂就知道了,港府什么事都办不成。进而,如果有人认同中国,有人认同英国,有人认同香港,这种民主的玩法是很危险的。

  第二是共同的政治信仰。西方国家之所以能玩民主,是因为他各个党都只是自由主义光谱上的左中右而已。比如说英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是自由主义光谱上的东西。相反没有政治上共同信仰的时候,比如魏玛共和国,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冒失的一次实验,政治派别、政治纷争很对立很激烈,结果按照英国的模式搞魏玛共和国,搞出了一个希特勒。因此保守主义者卡尔•施米特批判马克斯•韦伯等自由主义者说,不要幼稚了,虽然英联邦有那么多人,但是谁在玩儿民主?只有英格兰人自己玩儿,没有印度人和其他殖民地人。施米特的见解是非常深刻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共同的政治信仰非常重要。所以要求政治信仰基本一致,因为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多元于一体,没有一体而只有多元,这个结果是可以想像的,很可怕。我在想,如果中国搞民主,按照目前左右没有共识的情况不太可能。左右一交集,只有一种方式——身体接触,这个就太可怕了。

  第三,我称之为“基本平等的社会结构”。过去西方民主教科书上也说,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是稳定的。但很多发展中国家恰恰相反,它就是一个两极化的社会。南美诸国是这样,泰国和中国也是这样的,城市、农村很明显,两极对立的社会,民主是人头说话。在这个条件下,如果说“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那么怎么解释泰国的中产阶级变成了反民主的力量?民主党最后提出了一个很反动的计划——政治改革,议员70%由国王和军队任命,只有30%靠选举。

  简要言之,根据历史和现实的国家经验,民主的同质化条件,第一是共同的国家认同,第二是相同的政治信仰,第三是基本平等的社会结构。过去别人老是问我们为什么不搞竞争性选举,回答说国情,这种说法就太没有力量啦,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上升到理论上、概念上、体系上去说,这才有说服力。

  中国古代社会自治最大只到了县一级

  主持人:前面您讲了很多西式民主在现实中遭遇的种种问题。下一个问题是,在后发的国家,比方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发展民主或者是落实完善民主的过程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避免前面提到的那些问题呢?有没有什么可尝试的突破口,比如发展公民社会抑或壮大中产阶级?但您前边又说到,中产阶级也有可能成为反民主的力量,对此,我还不是很理解。

  杨光斌:公民社会、社会自治是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我们提到这些概念的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当然公民社会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概念,但是社会自治就是中国很古老和原生态的民主形式了。刚才说的两个人都提到过,一个是黄宗羲,一个是魏源。这种民主就叫社会民主。社会一定要有自治,再聪明能干的政府都管不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如说我怎么赚钱怎么花钱。因此要有民间组织和社会自治,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社会自治是地方的,孔飞力说过,中国的社会自治只到县一级的范围,但是超过县人们便不再合作了。这个话我印象很深,我在想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过去的自治是以家族为单位的,而中国的家族最大只到县一级。这是中国的社会自治,自治扩大到县就不再扩大了。

  公民社会并不都是好的,也有不好的

  杨光斌:我们讲的民主政治是全国的公共性。地方与地方的公共性之和,不一定就有好的全国的公共性。地方和地方之间还要打架,这就涉及到公民性质的问题了。从上学到现在30多年,我感觉到中国社会科学已经需要进入反思阶段了,现在的反思越来越多。在之前,我们基本上对西方的概念拿来就用、从来不思考其背后的价值和历史背景。“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比如说讲到公民社会的时候必须是好,谁要说公民社会不好就会被拍砖。

  “公民社会”是从托克维尔那来的。他是讲的“社会自治”,是在发达的乡镇自治生活这种意义上谈人民主权的。这不是卢梭意义上的宏大的人民主权,而是说人民主权体现在对政治和社区生活的自我管理。这个时候托克维尔想的是他的祖国——法国。托克维尔说,美国社会没有革命为什么是民主的?因为民情、地理、法治,其中重要因素是民情。托克维尔时代美国的民情是什么?用他的描述就是,法治精神、爱国、关心公共事务,这些加起来就是美国的公民社会。

  当然,我们在想,如果中国或者其他国家有这样的民情和公民社会,搞民主应该也不会差。但是事实上美国的公民自治已经变了。罗伯特•帕特南有一本书《独自打保龄》,这里面就描述了公民社会的变化,政党通过组织推动各个地方的活动。普特南在《是民主运转起来》这本书重点描述了南北意大利的差异。北部意大利是托克维尔笔下“好的民主”;而南部意大利是弱公民社会,追溯到一千年前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并且南部意大利是天主教等级制,还有着各种各样的黑社会。因此南部意大利的公民参与很积极,选举也很积极。但他的选举不是为了好的公共政策、好的政党,而是为了特定的、能保护你的人。因此,比起北部的意大利来说,民主治理是很差的。

  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大概1998年就翻译过来了,翻译得特别好。可是中国学术界,无论是政治学还是社会学,一谈到公民社会还认为就是好的。为什么是同一个国家的公民社会,一个地方评价那么差,而另一个地方评价那么好?请看看普特南的书。

  还有一个研究,说起来国内的很多读者就更不高兴了。《世界政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公民组织与魏玛共和国的崩盘》,是纽约大学Sheri Berman的,讲的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国的法西斯是怎么来的?原因都是产生于发达的公民社会。国内的读者可能听到了以后,会觉得大逆不道。可是这就是历史。中国走到今天,再也不能把一些似是而非的没有历史基础的概念和观念当做信仰了!

  印度是放大的南部意大利

  杨光斌:根据我读的历史和材料,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公民社会与民主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公民社会与民主的关系有一个中介机制叫“民情”。民情直接决定了公民社会与民主治理的关系,如果是托克维尔式的民情肯定好,但如果是南部意大利式的民情,公民社会带来的民主治理就很差了。

  根据我们的研究,印度就是这样的。在印度,发达的公民社会表现为发达的政党政治。印度政党有多少,是一个数学难题,至少2000以上。在联邦议会有席位的政党有几十个,具体数目大家都是不确定的。尤其在地方选举当中,2000多个政党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归。政党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呢?是族群。

  我看过北大社会学博士生写的印度民族志方面的博士论文,印象很深。印度是非常碎片化的社会,有古老的种姓,各个部落还有村庄。地方选举中,各个政党都非常卖命,一旦占据了议席位置,控制了地方政权,未来联邦政府分配的好处都是由执政党来瓜分。这就是所谓的公民社会很发达、选举很发达。穷人的投票率比中产阶级还高,我印象中下层阶级的投票率是58%,中产阶级的投票率是56%,虽然只有两个百分点的差距,但意义就全然不同了。因为,在印度,中产阶级的人数很少,穷人有多少呢?按照联合国的标准,穷人还有4.2亿。印度可以说发达的公民社会的确到来了,每天都在抗争,政党也很活跃,可是它的选举不是为了好的政策而是为了特定的政党和族群。所以印度是放大版的意大利南部,选举的腐败是公然的,都是自己花钱发iPad、洗衣机。

  印度也有选举,结果它的贫困人口反而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政党要从国家那拿好处,就只好多报贫困补贴名额,多报穷人。这个条件下穷人越来越多,这是印度的公民社会。

  那么按照一般的理论,中产阶级本身是要民主的,因为他有产权。比如说知识分子要言论自由,是因为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需要民主来保护他的产权。但当民主来了以后,因为是按人头说话的,中产阶级处在人口中的少数,这样就会觉得民主反而伤害到了他们的利益。比如说印度的中产阶级投票率没有穷人高。

  我们在谈论其他国家的时候也是在研究中国的公民社会。按照托克维尔的理论,我觉得我们的公民社会正在形成;但是按照帕特南的说法,意大利社会的好坏要用历史的观点去看,那么中国的社会文化影响也很深,比如说“江湖社会”、“蜂窝状社会”、“土围子社会”都是中国的历史,这些对中国的现实有非常深刻的影响。说到底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和习惯。

  我们需要培养公民社会,这是前提,是毫无疑问的。我反复强调,这是地方公共性。但是即使我们有公民社会30多年了,这些中间组织或者是民间社会组织他们都在干什么呢?有愿意做好事的,比如说环保;也有打着公益组织旗号谋利的,比如说全国牙防组这样的组织在中国社会特别多。我觉得对一个事情的看法不要光看概念,还要看实践中的结果。好的名称一定会有好的结果?这是中国过去30年社会科学简单化的表现。今天我们要根据历史经验反思,形成对这些问题更加复杂化的认识。

  除了大众民主是现代的 自由和法治都是古老的传统

  主持人:您不止一次提到,民主是一种内生性的价值观念,而我想,前述西式民主之所以能在英美这样的国家生根发芽并且成熟稳定,同它们自身逐渐形成的文化传统及其宗教信仰不无关系。

  杨光斌:人类古代文明遗留了三大遗产:民主、法治、官僚制,民主来自于希腊,法治来自于罗马,官僚制来自中国。西方人研究他们的宪政传统的时候,得出来的结论叫“天生的”(born to be)或“与生俱来的”。因为说不清楚啊,地理位置和文化渊源都说不清楚,最后他们只能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与生俱来的”。毫无疑问我们的传统和他们不一样,唯一可以称得上现代性政治的就是政治的人民性,也就是大众平等权。大众基本尊严要得到保护和尊重。这就是现代性。但是现代性政治,无论是民主还是人民性,肯定离不开传统。

  今天我们把西方的很多东西——自由、法治、民主,笼而统之地都看成是现代的,其实不然,只有大众民主是现代的,其他都是很古老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反复说,没有法治,任何政体都是坏政体。希腊化的罗马人的最大贡献就是法治文明,今天很多民法上的东西在古罗马就确立下来了,比如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中世纪神权政治时期的英国当时被叫做封建社会,研究英国的专家说这是“冒牌的封建社会”,因为它事实上是很平等的,无论是国王、大臣还是一般的草民,心目当中都有神法,不能胡来。这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到近代以后,“王在法下,主权在国会”。因此,法治是3000年的历史传统。

  现代自由是500年的历史传统,启蒙于文艺复兴,尤其是近代的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

  大众民主其实也就是一个世纪的事。按照自由、民主、法治的关系来说,法治就是最高的。2000年小布什和戈尔在选举的时候发生了冲突,最后法院一锤定音小布什赢了,民主党尽管心有不甘,可是仍然接受了这个判决。也就是说,选举政治受制于法治。也就是罗尔斯所说的,宪法政治是第一位的,日常生活的多数决政治是第二位的。

  如果没有法治 民主选出来的人危害更大

  杨光斌:因此,我的观点是现代性要服从于传统,即好的现代性产生于千年演进而来的历史文明基体。我们的民主要服从法治,法治就是传统。托克维尔第一次提出了社会暴政,过去讲暴政是国王的暴政,西方国家并没有出现多数人暴政。这是因为现代性被传统套牢了。法治3000年,自由500年,作为大众选举的民主也就只有100年。这是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还不错的原因。一个制度是内生性的、渐进性的演化而来,有法治、有自由、有市场、有民主。而原生态民主,各个国家都有。

  可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党争民主”还是学西方而来的,因此没有相应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真正的法治传统来搞党争民主是很危险的,比如说泰国的宪法法院不是维护民主的,而是搞司法政变的。发展中国家也在建设法治,可是在我的理解中,法治与其说是一种制度,不如说是一种文化。中世纪神法的观念,这是一种文化。英国宪法不成文,但是对每个人的行为都有约束。发展中国家,从印度、巴基斯坦到泰国,都有所谓的法治就是宪法法院。但他们的司法性很多时候不起作用甚至是起了坏作用;在南美也国家是这样的,都有宪法法院,可是并没有起到维护民主的作用。尽管如此,我们觉得民主还是要生活在法治框架之下的,因为民主说到底是分配权力,而法治是约束权力,无论是通过什么形式产生的权力,不受约束的权力分配都是坏事。

  我们看到农村村民选举了,结果怎么样?过去政治学对村民选举很有兴趣,但这十年基本上研究的很少了,提得很少了。小到一个村,大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治,选举所有的权力机构又怎么样呢。如果不受法律的约束,选出来的人干坏事危害更大,因为他会依仗民意基础啊,有着多数合法性。尽管没有法治传统还是需要建设法治,但这个过程肯定比西方国家更难,因为法治对他们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建设法治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学习过程。

  当然,近代社会科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无处不在,我们在讲法治的时候自然排除人治。我的观察是,中国的自由传统中断了。从老庄到黄老哲学,之后到汉代实行的无为而治,这是最经典的自由主义,这个自由主义传统到宋朝就中断了。可是中国唯一没有中断的传统是民本主义,从周朝“民惟邦本”,到一直现在的“民本主义”,这个传统没有中断的。这当中当然包括了人治。当然我们说要法治不不要人治,人治不是好东西,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日本修宪难道不是人治?法治被抛弃在一边。我们认为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其实决策的时候都不是法治的,比如美国小布什总统开完内阁会议之后把国防部长和副总统留下来,说交给你们一个任务把萨达姆干掉,决策就这么简单和草率,副总统和国防部长都惊讶不已,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说到底政治决策的主体还是人,人必须要服从法治,道理上没有错,可是都太理想主义了,但现实生活中人治和法治是交替出现的。我们追求法治,但是在中国民本主义传统下怎么想摆脱人治是很难的。

  中国因为没有话语权 很多事做对了却被说错了

  主持人:那信仰层面呢?因为您前边讲西式民主中不少要素是从基督教延续下来的,但中国是没有这个维度的。

  杨光斌:在西方,无论是法治还是民主,很大程度上都是与生俱来的。电影里面奴隶们起义,仗怎么打投票表决。这真的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他们的血脉没有断,只不过是罗马共和国变成了寡头政治、寡头民主,因此法治、民主与其说是一种制度,不如说是一种文化。

  包括信仰的问题,西方的教会和教堂都在市中心,他们对政治的影响是很直接的,而中国是没有这种东西的。中国的庙、道观都在很偏远的地方,中国的儒学是哲学思想而不是宗教,所以中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世俗化国家,实用主义的东西比较多。这有好处,比较务实,能做到与时俱进,但也有根子上的问题,有的时候没有坚定的信念而太灵活。

  我们在现代政治中毫无疑问是应该追求人民性和民主。但是我对这个过程可能更审慎,即使乐观也是审慎的乐观。尽管我们还有黄宗羲、魏源这样古老而有光耀的思想,但传统上专制主义的遗产无处不在。说到这儿,还是不得不说一下,要有什么形式的民主的问题。尽管我说在中国搞民主政治很难,但是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因为改革开放是分权的过程,而分权本身即是民主化的过程。

  我不得不佩服西方人,他们的话语建构能力很强。比如说宪政民主,宪政是约束权力的,同时也约束权利,古罗马就有了,他们居然把它和民主联系在一起。我们讲自由民主,自由是少数人的权利,比如精英、企业家、资本家,而民主是大众的权利。他们在起源上是有联系的,但在政治过程中却是彼此冲突的。

  这个在萨托利的《民主新论》当中有详细的论述。他说,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的最伟大成就之一是把民主和自由捆绑在一块儿。所以建构很重要,我们本身做的事情可能是民主的,但因为没有相应的话语权我们会认为这可能不是民主。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不单单是在政治上怎么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话语权的建设。这是至关重要的。否则的话很容易形成做得可能还不错,但因为没有话语权只能用别的话语权来解释,结果自己否定自己。最典型的例子是乡镇企业,做对了被说错了,一些忽悠型经济学家们说产权不清晰,那产权怎么清晰呢?分到个人头上才清晰。很多地方的财政很穷,如果一个乡有一两家企业何致如此啊?这是很典型的做对了但被说错了,越改越错。这就是话语权的重要性。

    协商民主是未来十年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向

  主持人:下边我们进入第三个部分,请您讲讲中国民主在未来可能的发展。

  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涉及到对当下中国民主状况的基本认识。现实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中国不仅仅有民主而且有了很完美的民主。但我想,如果事实真的是如此的话,我们今天谈论这个话题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如果这就是事实的话,那就意味着中国民主的未来只需对现下制度延续和发扬光大就好了。

  所以,在这儿,需要您先对这个前提性问题做一个界定,也就是说,您怎么看当下中国的民主状况呢?

  杨光斌:我想首先是民主的标准问题,即如何判断民主。

  民主标准一直有两个,一个是自由民主的二元对立,唯一的标准是有没有竞争性选举。有了就是民主,没有就是专制。还有一个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他们有美国民主的大讨论,后来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林德布洛姆,他在70年代出的《政治与市场》考察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提出不平衡的多元主义观点。他说,美国事实上也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只是接近民主国家。因为是大企业主导,是资本主导,故而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因此很多理论家说美国时都用混合政体。林德布洛姆说民主是一个近似值,我主张的就是这种近似值民主,就是说民主是多少的问题而不是有无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来说你说中国有没有民主?当然有。中国有很多民主制度,你不能按照二元对立来判断。你说中国民主很完美吗?任何人都不能这么说。最近我组织我的团队写了《中国民主的成长轨迹和模式(1978-2020)》,很有意思,我发现每隔十年都有特别突出的民主形式在成长。

  如果以十年为周期,80年代毫无疑问选举民主那是很发达的,从学生会到副省级干部都是差额选举,同时在培育协商民主,十三大就提出了建立协商对话机制,就是今天提的协商民主。90年代的民主是什么?基层民主村民自治,这是自发的。2000年胡锦涛时期到2010年左右互联网来了,网络参与民主特别发达,还有党内民主。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来的建立各个层次的协商民主制度。当然,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自由、自治、分权、法治,都是很多西方人眼中的民主形式。

  我觉得未来十年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向。我们讲的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成长,这是历史轨迹。针对当下的问题,中国还需要哪些民主?我认为首先是社会自治,改革决定中,除政治类、法律类、民族类、宗教类外,社会组织的成立,从审批变成了登记。十年二十年之后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很多国人的不满来自于生活的不公正 却被放大到体制

  杨光斌:第二,横向来说,基层单位的选举民主还是要提倡的。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进行了一个调查:当下什么人对中国最不满。我们一般会认为很多群体性事件是基层老百姓对中国最不满。调查报告出来发现错了,基层老百姓都只是程序上的不满,如果得到了补偿和校正,这些老百姓恰恰是现状的接受者。什么人最不满呢?既得利益阶层。

  既得利益阶层为什么不满?比如说知识分子、基层公务员、一些商人,他们为什么不满?我们不能笼统地讲制度不好或者是制度有问题,我们一定要找出切入点。他们对发生在身边的不公正感到不满。比如A不如B能干但A提拔得更快,这就不公正。我们不能指望百姓像理论家那样去抽象化处理生活中的经验,很多人的不满来自于生活,生活的不满被放大到体制。他会说这是制度造成的,这是体制造成的,他会这样放大。因此我觉得选举民主是重要的。

  同样,很多政府乱花钱。钱太多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部门像中国这么有钱。乱花钱导致的浪费以及贪污,这个靠什么解决?一方面是法治,这个决策的过程中少不了民主。另外一方面是民本主义的民主。我特别想讲这个,因为民本主义是中国延绵三千年的传统“为人民”。

  林肯讲到“民治、民有、民享”的时候,社会自治即民治是可能的,超越了一个层次的政治生活(比如说高一级的或者是高两级的),这个民治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民都能自治的话,要政府和国家干什么?民有,你有财产权和人民主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民享,这就是和民本主义一样的概念。

  民治是基层的,更重要的实质性民主是为人民服务,所以说我觉得可以提出一个“民本主义民主”,它的实现形式是什么?我觉得既包括了程序上的(比如说群众路线),也包括了实质上的。

  民主是一个公共产品,但是参与的人群和人群之间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参与的结果是不公平的。如前所说,房地产商游说最后推动改变了人民银行的决定。这就是参与。因此自下而上的参与结果可能是不平等的。群众路线也是了解社情民意的一种办法,为人民做事。我觉得群众路线本身就是程序民主。民本主义民主最重要的是为人民。我们讲民主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程序上的、一个是实质上的,我觉得民本主义民主两方面都有了。

  政治学首先是“政治” 其次才是“学”

  主持人:您前边提到协商民主是未来十年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向,但对这样一个概念的本源意义,却没几个人说得清楚,比如,很多就人把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等同于协商民主。

  杨光斌:Deliberative Democracy,翻译过来是“审慎的民主”,我们译成“审议的民主”。这个词太学术,有的人翻译成“协商民主”。因为我们有政治协商会议,所以政协系统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好概念,是一个接地气的概念,就拿来用。政协系统的学者把学术化的“审议的民主”笼统地说成是一个“协商民主”。

  当然,我们说中国的协商和原汁原味的审议民主确实不一样。审议民主的理论家喜欢从美国宪法来说事,129个精英在一块儿平等理性地对谈协商,拿出一个大家接受的结果。

  今天很多人会说,中国目前的政治协商不符合身份平等的原汁原味的民主,因此和他们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政治学首先是政治,其次才是学问。80年代十三大报告中也提出来“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当时不叫协商民主,意思都是一样的。尽管中国的制度、语境和西方的审议民主有差异,但是大概也是最能对话的一种形式吧,所以西方的审议民主理论家认为中国的政治协商就是协商民主。比如说美国审议民主理论代表学者、斯坦福大学的James Fishkin教授等人,他们对中国很多地方发生的事例很有兴趣,比如民主恳谈会,这和西方的协商民主没有什么区别。

  主持人:这样的模式有没有可能在中国地方进行推广呢?

  杨光斌: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推广起来最简单的民主形式就是选举民主,到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投一票就完了,这是最容易普及化的。协商民主复制起来是蛮难的。企业当中要建协商民主,社区要建,单位也要建。到2020年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效果都可以看到,不能盲目乐观。

  没有强力权力的改革是玩不下去的

  主持人:对政府而言,在发展民主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能力和责任的此消彼长。您提出:理想的模式是建立“有能力的有限政府”。但我认为要想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状况很不容易,结合现下改革,您对此有何建议?

  杨光斌:“有能力的有限政府”是我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学语言概括。我也是在比较意义上和现实意义上提出这个概念的。“有限政府”,是权力有界限,而不是说什么都干涉的全能主义,有界限的权力还要受约束。

  首先得有权力清单制度,要从市场撤手。其次要受到约束。比如说中纪委提出的改革,过去30多年来没有同级纪委监视同级书记的,。这次上级任命纪委书记,加大了对同级党委政府的约束机制。比如司法体制的改革,省以下县的垂直管理。这些对地方政府都是一种约束。受约束的政府有很多,美国是这样,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的,有印度还有墨西哥。

  可是权力受约束的政府如果没有能力,也是老百姓所不希望的。因此我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国家有能力。可以看到国家建立了几个机构,比如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是在中国改革史上最高层次的领导机构,80年代的时候体改委设在国务院,因此90年代的时候慢慢地撤了,到今天成了中央的直接部门。

  另外,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都关乎一个国家能力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也看到很多媒体担心集权,权力太大。根据我的研究,集权和分权不能对立起来。有些概念比如说新权威主义,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一种政治类型,是西方转型学提出来的,即从威权主义转型到自由民主。不同于威权主义,权威是一种必需品,尤其是改革的必需品。

  比如说19世纪中叶几个主要国家都搞现代化,中国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德国统一了以后俾斯麦上台,俄国的尼古拉二世,为什么中国失败了其他几个国家都成功了,就是因为最需要国家权威的时候,大权滑落给地方了。这是我们说的历史的教训。现实当中看,改革是要触动利益的,没有手段、没有权力是玩儿不下去的。过去中国的改革是以赋予权力为起点的,权力被谁截留了?各个地方和主管部门。因此形成了垄断的、利益集团化的社会结构。如果没有强力的手段去破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说有些误解是我们政治学学者的责任,没有把几种概念分析清楚,当然老百姓就会这样认为。这是我们政治学界的责任。

  主持人:今天谢谢杨老师让我们认识到了民主的复杂性,最后按照惯例,请对我们主持人说几句寄语。

  杨光斌:共识网这个名称很好,追求共识这是中国最需要的。另外,主持人这个平台很珍贵,希望你们要呵护它。

 

 

 

 

 

中国新老干部比较

郭凡生

2014年7月15日

    你是谁的领导?谁给你的这种权利?

    昨天,乘机飞往成都,当飞机到站大家都要下机时,机上的乘务人员,好像还有一位秘书样的人拦住大家说:“请首长先走,请首长先走……”我和这位首长中间只隔着那位“秘书”。我看首长也就是五十多岁,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好。也就在这时,我还看到对面的过道上和我身后有两位抱着孩子的母亲及一位搀扶着七八十岁老母亲的妇女,她们都被拦住了。我盯着那位首长的眼睛对他说:“我如果是首长,我就一定会让孩子和老人先走。”他漠然地看着我,没有吱声,接受着首长的礼遇,从我们前面走掉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涌起了无限的惆怅……

    其实我也很早为官,1985年我就是内蒙党委的正处级干部。那个时候的领导,跟昨天我下飞机时见的那位官员真的不一样,当时内蒙党委39岁的副书记田聪明同志(田聪明同志:后来是西藏的副书记,广电总局的局长,新华社的社长,现在是全国的记协主席),我和他一起出差,那一路我听到了许多,看到了许多,也学到了许多。

    田聪明同志作为党委副书记,是有专职秘书的。但他和我说:“小郭,你跟着我就行了,秘书不要去了,这样可以省下一份钱。”就这样,没有专职秘书的陪同,他和我去北京,又去天津,参加了重要的会议。

    令我感动是,我们俩在内蒙驻京办要返回北京的那天晚餐时碰见了当时在内蒙宾馆理发的老梁师傅,他来北京看病。

    田书记热情的走上前去说:“梁师傅你来了,你什么时候回去啊?”梁师傅说:“吃完饭我就走,坐的是89次列车。”田书记说:“我们也是89次,一会儿坐我们的车一块儿送你去火车站。”

    到了车站,田聪明同志发现梁师傅手里有两个大包,还有一个小包,提起来非常不方便。他什么也没说,就去扛起一个大包,我扛起一个小包,我们两个人一起送梁师傅上火车,没有走官员的专用通道。到了车上我们已是满头大汗,把梁师傅安顿好后就回到了我们的软卧车厢。刚进车厢,田聪明同志就和我说:“小郭啊,梁师傅年岁大了,我看他的是上铺,你能不能和车长说说,给我个面子,让他们给梁师傅换一个下铺。”就这样,我去找了列车长。

    显然,一个列车长一定会给副书记面子,梁师傅被安排在了下铺,这看起来似乎是一次特权的使用,但这个特权用在了一个平凡的理发员师傅身上。

    更令我震惊的是,当我们下车准备返回机关的时候,田聪明同志跟我说:“小郭,我们还是去后面把梁师傅捎上,先把他送回去,我们再回机关。”就这样,党委副书记的车上,坐着一名普普通通的理发员老梁师傅和我们。我们先送他到了家,之后才回的机关。

    我不知道昨天在飞机上,坐在前排的那位领导是谁,是什么官,作为领导,我觉得最少要懂点人情世故吧。你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为什么要走在老人和妇女的前面。我想如果习近平同志当时在,他会在那个老人的前面走么?他会插在抱着孩子的妇女前面走么?我想他是不会的,他一定会让老人和抱着孩子的妇女先走,他一定会这么做。

    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难道你们家没有老人?难道你们家没有孩子?你作为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下飞机的时候就非要在老人和孩子前面走?你是谁的领导?谁给你的这种权利?我想不通。今天我说这些话,不是有意伤害那位领导。我觉得,他真是缺点家教。

    不知道我的老领导能不能看到这篇微信,我想即使他看不到,我也要送到他的手里去。因为他的官大,他资历老,我真想让他好好教育教育那些个别高官,因为他们连中国人最起码的敬老爱幼的礼仪谦让都不懂。

    有人说贪钱是腐败,那是明着的腐败。昨天的事情,我看到了,真的,我认为那是深印在中国某些官员心里的腐败,它使我们沦丧了几千年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尊老爱幼的道德。这是真正的腐败!

    我的父亲也是高官,他1935年上了北京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来回老家参加抗日,解放后自然成了共产党的高官。但我的父亲从小就对我严格要求,我这个高干子弟是穿着带补丁的衣服长大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的父亲说:“吃土豆不许吐皮,因为很多人连土豆皮都吃不上。”那时,我的父亲没有仗着权势给我们任何的营养补贴。我记得当时曾经因为挨饿而浮肿,腿上一摁就是一个坑。我的母亲也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有一次她和我父亲去买菜,那时候的菜市场都是国营的,我的母亲试图挑点好菜来买,我的父亲就跟她说:“你把好的都挑走了,坏的卖给谁呢?”我的父亲真是一个书呆子,但是我敬重他,我觉得共产党内真的需要这样一批书呆子。

    50年代我们支边,我的父亲是内蒙古医学院的领导,按照规定医学院给我们家盖了一个带暖气的非常漂亮的独门小院,我们去看的时候都很高兴,庆幸可以住进这么好的房子。但是我的父亲出差回来之后,坚决的跟我母亲说:“不能搬进去,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他坚持把这套最好的房子给了当时被打成右派的一个老医学专家,他叫王斌。长征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红军里最好的医生,后来被打成了右派。他作为高级专家被请到了内蒙,我的父亲把房子让给了他。

    我还记得文革前逢年过节,我的父亲首先要去看望的是锅炉房的工人,去看望的是食堂的炊事员们。他非常的平易近人,买饭总是排队,从不插行。就这样,文革有人揪斗我父亲的时候,那些工人、那些炊事员都花很大的力气去保护他。记得有一位叫常书起的叔叔,他是一个管锅炉房的小干部,大学生们让他监督我父亲劳动。大学生一走,他就说:“郭院长,您歇歇吧,没事,我在外面看着。”他一看大学生过来,就赶快说:“你们干活吧,他们来了。”我记得文革后我的父亲专门把他请到家里和他叙旧,和他聊天。这多么像我父亲和我说过的,在抗日的时期,在冀中平原的村子里,堡垒户们对他的保护。但今天,我却要问,如果今天有了动乱,又有了敌人,要抓我们的官员的时候,有几个老百姓愿意保护昨天那位从飞机上走下的官员。真的,我不知道。

    我是70年代入党的党员,我的党龄已几十年了。我知道,今天共产党有问题,她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内的一批高级干部严重的脱离群众。然而,我也知道共产党有希望,她最大的希望就是今天我的这篇微信可以在老百姓中畅通无阻的被广泛传播而不被禁止。这就是我们的希望,这就是共产党的希望,这也是中国的希望。

    谢谢大家!


 

 



发件人:HGS 2<pcpt026@hotmail.com> +(由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时 间:2014年07月24日 10:34 (星期四)附 件:1个 (# 资讯 7-24.rar ) 查看附件

中国面临的八大斗争

深刻理解和把握“新的伟大斗争”

 中央党校副教育长 教授 韩庆祥

2014-07-23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既是对全党同志的郑重提醒,更彰显了我们党实现伟大目标的信念之坚定、努力之顽强。我们要深刻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新形式和新特点,努力赢得斗争的胜利,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坚实基础。

  “新的伟大斗争”的时代背景

  我们党之所以提出“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主要是基于对我们党现阶段面临的一系列挑战、考验和危险的科学判断。

  我们党面临诸多挑战。一些国家打压的挑战:尽管我国一再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但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兴大国,难免被某些守成大国及有关国家视为“威胁”,这些国家就会防范甚至打压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遇到诸多难题的挑战:面对体制机制弊端、利益固化藩篱的强大阻力,面对经济增长与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尖锐矛盾,面对资源人均占有率偏低且配置不够合理、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突出问题;国外社会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西方“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思潮,通过不同途径不断向我国渗透;民族分裂主义的挑战:主要包括“疆独”“藏独”“台独”等。

  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长期执政的考验: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执政环境日趋复杂、执政基础有所变化的背景下,如何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改革开放的考验: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我们党既要经受住市场经济对党负面影响的考验,又要经受住市场经济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安全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我们党面临的国际大环境和周边环境日趋复杂严峻,包围、遏制、打压、分化、唱衰中国的行径日趋激烈。

  我们党面临“四大危险”。精神懈怠危险:有的党员干部缺乏理想信念,缺乏自信,缺乏斗志;能力不足危险:有的党员干部难以胜任所肩负的历史重任,难以应对诸多挑战和“四大考验”;脱离群众危险:有的党员干部高高在上,不愿深入群众,背离了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优良传统;消极腐败危险: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严重侵蚀着我们党的肌体。

  “新的伟大斗争”的主要形式

  综合国际国内形势和环境来看,当前我们党所面临的“新的伟大斗争”主要有以下一些形式。

  争夺资源。资源竞争是当今世界各国竞争的重要形式之一。地球上储存的资源相对有限。缺乏资源会严重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及竞争力,因而当前许多国家都在围绕资源展开激烈竞争。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资源争夺大战。目前,这种战争仍然以不同形式在世界的局部地区进行。

  货币战争。美国等西方强国注重金融立国,极力维护本国、本地区货币的世界霸主地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西方国家打压人民币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表明,当前一些西方国家在我国周边不断挑起事端,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刺激货币流向霸权主义国家。

  争夺市场。即为世界市场和中国市场而展开争夺。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发展经济必须拥有广阔市场,西方发达国家围绕我国市场展开的争夺从来没有停止过。

  意识形态斗争。强权政治和霸权国家试图对我国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们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为招牌,大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目的就是动摇我们的思想根基,摧毁中国人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复杂而尖锐,一些错误思潮暗流涌动,此起彼伏,竞相发声,大肆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领土争端。少数周边国家与我争夺我国固有的领土,一些西方大国趁机介入,挑拨离间甚至公然为其不合理主张撑腰打气。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到这种围绕国家领土主权斗争的长期性,依法、合情、合理地予以回应。

  反腐败斗争。当前,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我们党在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组织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力度大、手段和方式多、效果显著。与此同时,腐败分子暗中抵触,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将更为激烈。

  网络斗争。在网络空间,我们既能看见传播正能量的“天使”,也能看到发泄不满、谩骂他人、传播色情、招摇撞骗、混淆是非、聚众挑事、制造虚假信息、进行网络策反等释放负能量的“魔鬼”。网络世界中的“天使”与“魔鬼”为争夺网民和阵地而展开的斗争日益凸显,现实世界的斗争也会体现到网络世界。

  反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经常在我国挑起各种事端,制造民族裂痕,搞民族分裂主义。因此,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新的伟大斗争”的新特点

  斗争对象和形式全面多样,处处可能是斗争的“战场”。我们正在进行的“新的伟大斗争”之对象,既有国外的,也有国内的;既有党外的,也有党内的;既有经济、政治的,也有文化、社会的;既有有形的敌对势力,也有无形的挑战、考验、危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都有斗争,资源、货币、市场、意识形态、网络等都是斗争的载体。

  西方敌对势力对斗争精心策划、处心积虑。西方敌对势力对我斗争,大多以传播西方社会思潮且以文化渗透的方式,把“自由、民主、人权”作为突破口。大致步骤是:第一步,让中国人崇拜西方“标准”;第二步,用西方“标准”裁判中国现实;第三步,使一些人认为西方“月亮”是圆的、中国“月亮”是缺的,对中国现实社会看不惯;最后一步,使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不满,从而达到动摇中国人理想信念、摧毁中国人自信和分化人心的目的。

  国内外敌对势力采取的斗争方式隐蔽巧妙,极具诱惑性和欺骗性。许多斗争是用文明、学术外衣设置政治陷阱,以文明、学术思想掩盖政治意图,让一些人甘愿上钩,不知不觉掉入陷阱。这主要体现在:一是以文化、文明诱惑掩盖政治图谋。西方敌对势力从未放弃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但感到用赤裸裸的军事和政治手段扼杀、围剿中国不合时宜,转而想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当今时代,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趋频繁。西方敌对势力抓住此机会,往往通过各种名目的基金会、社会组织,以考察访问和培训为旗号,培植代理人,进行文化渗透;利用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上的“话语权优势”,诱惑一些中国人尤其是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使他们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文明、理论、思想失去自信,成为西方文化、思想的俘虏。

    二是用学术思想遮蔽政治图谋,以学术创新诱惑我国专家学者,使他们掉进西方所设计的政治陷阱。一些西方社会思潮确实提出了具有一定创新性和学术性的思想。但它们常常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以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访问的面具来掩饰其政治意图,容易迷惑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使他们丧失判断力和鉴别力。因此,我们要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判断力,彻底揭露和拒斥西方以文化、文明、学术外衣设置的政治陷阱。

  综上所述,当前我们面临的“新的伟大斗争”,可谓复杂而严峻。积极应对我们党面临的诸多挑战、“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努力破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难题,都需要我们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应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使命意识,进一步培育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准确把握机遇、有效应对挑战、科学破解难题,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不断推进。
 

 

 

 

 

解除思想武装是中国贪官乱象之源

侯希平

2014-07-19
 

    军中前副帅徐才厚、前副国级苏荣及一个个省部级、地市级贪官被揪出,着实令人惊叹!然,传说还有更大的贪官正在排队等待公布,等待审判,他给人们带来的,必将是更加惊心动魄、更加痛心疾首地感叹:中国的官员们,你们怎么了?

    病了!是的,中国官场病得不轻!人们在义愤填膺之余,不禁要问:为何中国官场病成这样?为何出现这么多的贪官?为何出现这么多的乱象?

    有人说:是体制问题,于是拿体制大做文章。有人驳:非也,毛泽东时代也是这个体制,为何那么清廉?是的,毛泽东时代罕见贪官!

    了解毛泽东时代清廉的人,如果说当今腐败是体制问题,一般而言是缺乏哲学思维,见物不见人,或者是属于不动脑子、不研究国家大事之人。不一般而言是别有用意,有人鸡蛋里面挑骨头,使出吃奶的劲儿论证毛时代也有腐败,但是,举不出一个像样的贪官。不怕中国现代化,就怕中国毛泽东化,这种人拿中国体制说事,往往就是不希望中国崛起。这不,习近平强力反腐,西方又有人无比担忧起来,怕了,怕中国再出一个毛泽东。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拯救了整个中华民族,并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与解放做出了光辉榜样。中国再出个毛泽东,反腐败,治贪官,整党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维护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又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就是要坚决支持大智大勇的习近平总书记。

    把腐败归咎于体制问题,是见物不见人的糊涂。正如一辆高档车,使用高规格汽油,车况很好,使用低级别汽油,毛病百出。换车还是换汽油?肯定是换汽油。如果嚷嚷着换车,那就糊涂透顶。中国的国家体制,如同一辆先进的高档车,需要精神高尚的先锋队人士当动力,毛泽东时代英雄辈出没有问题,这些年环境污染,干部素质下降,出现了问题。怎么解决?整环境,换干部!让大公无私,廉洁自律,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各级领导,如在此而已。

    新中国成立60多年,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二三百年的历史,取得了看得见,摸得着,无与伦比的伟大业绩,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现行体制的优越性。

    毋庸讳言,我们的发展中有问题,有错误,比如:社会治安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牺牲环境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崇洋媚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很严重。我的看法是:解除“思想武装”,是当今中国贪官乱象之源。思想混乱,对于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是巨大的灾难,对于一个执政党更是致命的摧残!

    在一个信仰缺失,思想混乱,拜金主义盛行的环境里,相当多的人都会受影响。与人为善变成了损人利己,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个人服务,为金钱服务。

    当年的红军靠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这支军队就是由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后来,这支军队的许多干部、战士变成了国家干部、国家公务员,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思想没有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没有变。但改革开放之后,一切向钱看,向权看,社会便走向腐败。

    封建政治思想在这些年里重新泛滥,当官发财、光宗耀祖的意识再度抬头,官本位成为中国的政治原则。权力成了为官僚谋利益的工具,干部级别越高,贪污受贿的机会也就越多。于是就出现了一批徐才厚、谷俊山式的贪官。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

    毛泽东曾告诫那些打江山的老干部们,你们不要骄傲自满,你们不要当官做老爷,你们要继续革命,清正廉洁。然而,毛泽东去世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的DNA——毛泽东思想----逐渐被束之高阁,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与理论武装逐步被解除。

      黄克诚大将看得清清楚楚,他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宗旨、原则将长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写在我们党章和《准则》上的,是中央一再申明的重大原则。一些人违反党章、违反中央的原则,诋毁毛泽东思想,又没有本事拿出一套更好的东西来!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一切真正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要同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形象的现象作斗争,以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黄克诚大将是原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1959年被打成“反党集团”受审查,文革中又被冲击,长达20多年受冷落。按说他可以对毛泽东恨之入骨,但他没有,说出上述那番话,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伟大情怀和思想水平。

    前些年,我们在网上经常看到反毛反共的文章说,毛泽东时代搞政治运动是“瞎折腾”。而现在“不折腾”了,但贪污腐败、权钱交易成风。真是歌舞升平,国泰民安啊!许多高级领导老婆孩子一起经商,亲朋好友一起沾光。许多领导班子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你贪我贪大家都贪。贪官们抱着二奶、三奶酣畅淋漓地弹冠相庆,污吏们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欧洲,自己台上大讲爱国与发展,台下却拥着情人、小秘坚持“地下斗争”。谷俊山就是在这时大打“美女金钱牌”,盖起高调奢华将军楼,徐才厚就是在这时握实了中国军队人事大权,创造了才厚式“买官卖官流水线”......这说明了什么?你不“折腾”他们,他们就要折腾国家,折腾人民。

    我时常想,当年那些埋怨毛泽东“整人”的官员不知是否在世,如果在,面对当今中国社会、中国官场之乱象,可有何感想?那些死去的,说毛泽东建国后干得不好的官员,如果活过来又会作何感想?他们一定会为自己一时糊涂而惭愧!事实证明,毛泽东之后的某些领导人比起毛主席差得太远!

    是的,毛泽东“治国就是治吏”的思想是无比正确的,不治吏,吏嚣张;不治吏,吏的后代更猖狂!今天看来,毛泽东的“运动经济学”虽然在个别战术上有缺点,有失误,但在战略上是非常必要和奏效的,就中国国情而言,必须不断地、反复地、强力地对官员灌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思想,告诫官员:当官就不能发外财,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毛泽东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首先是最大的现实主义者;他在和平年代所开展的一切政治运动,都是为了促进社会进步,提高经济效益。他的要求是“抓革命,促生产”,而不是不要经济发展。他所进行的社会实践结果是,仅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就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四分五裂的、五毒俱全的旧中国,变成了初步繁荣的、团结统一的、风清气正的社会主义强国。他接过这个国家的时候,天上飞的,地下跑的什么都没有。他去世的时候“两弹一星”上天,新“四大发明”问世,工业、农业、教育、国防、外交各个领域捷报频传,国民经济进入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平衡期。(虽然,有些地方还是比较贫穷,但,中国已经具备了腾飞的基础,这时的贫穷与过去千百年的贫穷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共产党会按计划逐步消灭这些贫穷!)这一期间,多少个大项目上马,多少个大工程投资,但是没有权钱交易,没有贪污腐败现象!

    有人以为1966至1976年除了革命,什么不干,其实不然,请看香港《新晚报》1975年12月28日以《中国今年工交科技战线若干捷报》为题刊登一篇资料,是极不完全的记录:

 大庆至秦皇岛和秦皇岛至北京输油管建成。
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炼油厂建成投产。
上海市金山县兴建石油化工总厂。
中国第一套原油外输计量装置在上海建成。
陕西宝鸡制成新型石油钻井工具。
深海勘探船在黄海试钻油井成功。
大连一年内建成两艘二万四千吨油轮――"大庆六十二号"、"大庆六十三号"和两艘一万五千吨油轮。
"长虹号"、"徐州号"等七艘万吨巨轮在上海建成下水。
广州建成二万吨级远洋货轮"信阳号"。
杭州湾建成二万五千吨级原油码头。
广东湛江建成两座万吨级码头。
天津新港建成十个万吨码头及货箱码头。
广东石龙港工程完成。浙江省兰江大桥建成通车。
山西省建成柔性墩桥。
昆明到拉萨的滇藏公路建成通车。
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完成。
横贯冀东平原的通古铁路(从通县直到古冶)建成。
河北沧州制成载重四百吨的公路平板车。
兰州至拉萨航空线通航。
北京市纺织工业系统制成无锭纺机。
......

    1975年的香港归英国管,《新晚报》也不是共产党的喉舌,报道肯定客观、真实。这么多项目成功建成而没有贪污受贿事件爆发,这说明什么,说明毛泽东治吏治到家了,治到点子上了,治出奇迹了!它同时也说明,经济快速发展并不一定伴随腐败一起飞。

    有一个问题顺便说明,即,这些年有人说,毛泽东时代耽误了经济发展,使我们落后了多少年,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是颠倒黑白的。习近平关于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也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的讲话,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否定前30年的不实言论,除了中外反共团体处心积虑地编造污蔑以外,不排除党内某些人,为抬高自己贬低前人,片面看问题而说出的片面之词。有人自以为可以比毛泽东高明,自以为众望所归指点江山没有问题。

   美国总统卡特说:“一生之中最佩服的人就是毛泽东。这位从湖南走出来的智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全世界。”

    美国总统小布什说:“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位置是无法取代的⋯⋯大家都知道我的父亲,70年代曾经当过驻华大使,深深地感受到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敬和爱戴,他的思想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并且还在继续影响着现在中国青年一代⋯⋯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和伟人,一个没有英雄和伟人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我们美国的青年不仅要知道华盛顿和林肯,也应该知道毛泽东。英雄和伟人是没有国界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才是君子之道!

    值得庆幸的是,党的十八大选出的,以红二代为主体的中央领导,看出了问题在哪里,危机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正在修复、正在恢复党的传统做法与措施,正在建立新的管理体系,这个体系,请回了毛泽东思想——党要管党,党要管好各级干部!广泛而严格的群众路线教育、高质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生活会,高举高打毫不留情的反腐败斗争等等,已经初见成效。

侯希平:中国演讲协会副会长
中国梦演讲团副团长
青岛市演讲与演唱协会会长

 

 

 


徐才厚倒台与官场潜规则

何清涟

2014年7月21

    【新唐人2014年7月21日讯】(新唐人记者唐迪综合报导)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北京当局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拿下了。日前,著名旅美学者何清涟女士撰文探讨了这个问题。她认为,这些人落败的原因与制度陷阱有关系。

中共官场上潜规则与明规则共同构建的〝制度陷阱〞

    7月17日,何清涟在《美国之音》上发表评论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徐才厚这些曾经的党国柱石、千万人艳羡的顶级成功人士,他们的成功与失败皆与政治体制有关。

    其兴,是藉助于体制之弊,即政治保护关系的潜规则;其败,则因他们赖以立足的政治保护关系被摧毁。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何。

    文章表示,在当今的中国,作为一个出身寒门的平民子弟,要想在中共官场中攀爬到高端,那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因为他们没有父辈资源可资利用,每上一个台阶,都依靠自己打拚。所有的贵人,得在工作中遇到;所有的关系,得从仕宦生涯中结纳。而中共官场自有一套官场的潜规则,这就是必须寻求政治保护者,并与其形成一种利益共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保护关系。

    中国官场的保护主义关系网路不仅服务于权贵及官僚利益集团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易,而且也延伸到商界和其他社会群体(包括黑社会组织)之中,成为人们通过官商勾结(包括〝官黑〞勾结)致富的关键纽带。在当今的中国,这种保护主义政治沿着两个方向伸展:其一是保护主义政治关系几乎全面覆盖了党政部门,其二是官商关系日益保护主义化。

    尤其到了江泽民时代,这些利益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坐大,在党政部门内已形成一层又一层盘根错节的利益保护关系,凡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法律政策执行起来非常通畅,而任何不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法律政策则形同虚设。

    从周永康的秘书五人组、四川帮、石油帮部属,到徐才厚手下军衔晋升至少将的四大秘书,都是在他们入了〝公门〞之后,得其上司赏识,纳入门庭,在政治体制之内结成了施惠—受惠—回报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保护关系。而这种关系的产生,是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缺陷所致,即明规则与潜规则共同构成的〝制度陷阱〞。

    在官员升迁中,明规则只是桌面上的摆设;潜规则,即买官卖官形成的利益输送机制,在起实际作用。这些寒门出身的精英们共同跌倒在腐败受贿上并不希奇,因为这种政治保护关系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更好地瓜分资源。

    显而易见,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制度性腐败,给了善于钻营的徐才厚们平步青云的机会,而一旦他们苦心经营起来的这种政治保护关系由于上层的政治权力斗争被斩断,他们也就难逃兵败如山倒的结局。可以说,中国现有的政治潜规则,成了官员们害民害己的根源。

 

 

 

 



救救官员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盛洪

2014-07-19

    最近每隔几天,我们就能看到中纪委的成绩:一两个省部级官员或央企老总因贪腐落马;徐才厚和苏荣的倒台成为了这一波反腐浪潮的巅峰。我们应该称赞中纪委高效率的反腐行动,以及在这背后的本届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政治勇气。然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反思。揪出的贪官越多,越说明贪腐现象极为普遍。

    例如中纪委巡视组2013年的八个巡视点就“处理了12759人,其中包括至少68名厅局级官员,128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中国之大,一次巡视,就像蜻蜓点水,却有如此 “收获”,可推断全局。我们至少知道,每个点(省、部或央企)平均有1595人被处理,包括平均8个厅局级官员,是一个较大比例。

    可以断言,普遍贪腐不是健全制度下的个别现象,而是一个系统性错误,即制度本身出了毛病。

    这个错误的核心,就是权力不受监督和约束。实际上,这些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心要当贪官。除了少数人外,他们中的大多数还都是学有所长,在技术和管理方面佼佼出众,也有一定的自律能力。然而,他们也是凡人,可以应对在正常环境下的道德考验,却无法应付一个不太正常的甚至是扭曲的环境,其人性弱点就因缺少相应的约束而膨胀。

    想象一下,当一个官员进入到一个收入和财富无需公示,传媒和民众没有渠道对他进行监督,揭露官员贪腐的报道受到压制和屏蔽,揭发贪腐的公民受到打击的环境,他的心理就会发生变化,就会低估贪污或受贿遭到惩罚的成本,高估自己可能会侥幸逃避惩罚的机率,他就会迈出贪腐的一步。

    系统性错误的第二个方面,叫作权力的错误配置。

    这首先表现为不当地赋予政府行政部门干预市场和企业的权力。贪腐大案经常发生在行政审批部门,如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以及他曾任局长的能源局几个官员的倒台,首先是因为他们手中握有本不该有的权力。虽经多次审批制度改革,由于只是行政部门自己的改革,仍有大量不当审批项目存在。例如国家发改委最近出台的审批事项目录中,仍包含了对企业正常设立、投资和融资活动的审批,甚至还有维护垄断的审批。不仅如此,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官员不受私利的驱使。天则研究所的一项关于行政部门配置资源的研究显示,决定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配置的官员倾向于将资源配置得有利于自己。一个最简单又令人震惊的事实是,中国有关医疗的公共开支有80%用于公务员(转引自周其仁,“令人尴尬的公立医院”,《经济观察报》,2006年2月11日),而不是弱势群体。

    另一个权力错误配置的地方是有关土地的配置。以保护耕地为借口,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案规定建设用地必须是国有土地。相关行政部门据此做出夸张的解释,城市化用地要先由政府强征农民土地。在另一方面,政府却可以以市场价格出售开发好的土地。这之间的巨大利益击夸了多数官员的道德定力。如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在江西省任书记时,曾插手土地交易,使一地块以低于市场价格10亿元的价格转让给某商人。因土地腐败而落马的省市官员几乎遍及各地,包括江西,辽宁,四川,重庆,北京,上海,河北,河南,海南,湖南,广东,山东,山西,……更不用说县级、一直到乡镇的官员。与一度引人关注的房叔,房姐,房媳,“房祖宗”一起,形成了中国官场的全局性溃烂。

    还有一种权力错置,就是不当地授予企业垄断权。垄断权是一种权力(power)而不是权利(rights)。它只有在自然垄断和强寡头垄断的情况下才可依法设立。但在中国,石油,银行,电信等行业并无上述情况,却仍由行政部门在法外设立了垄断权。不用说,这又是一种错置。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2010年,据对石油、电信、银行、铁路和盐业等垄断行业的不完全估计,行政性垄断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高达19104亿元。其中有16169亿元是这些行业的不当所得。这就不难解释,最近落马的央企高管多是垄断企业中人,主要包括以“你懂的”为首的中石油的45名高管,三峡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曹广晶和总经理陈飞,华润集团的董事长宋林,农业银行的副行长杨琨,国家电网公司华北分部主任朱长林等等垄断企业的高管。

    而这些人只是因位高权重,引人注目而已。由于垄断权由整个企业享有,且企业高层都明目张胆地滥用垄断地位,垄断行为或利用垄断地位为个人牟利的行为在这种企业中极为普遍。不久前有一个叫乔红程的中石化新员工,竟也受贿了6万元,因为有人告诉他这是“行规”。只是他“不慎”把这笔钱的一部分给了妻子以外的女人,才被老丈人告发。可以猜想,这类行为相当普遍。

    这足以说明,因为不当设置的垄断权,受贿并不是企业高层的“特权”,而是一种普遍的系统性错误。还有大量垄断企业中层管理者的贪腐案例,恕我不再赘述。

    第三个系统性错误是,官员的聘用、选拔和晋升制度出了问题。如果一个官员高至副国级,徐才厚,薄熙来,苏荣,以及大量省部级官员如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还有一大把各省的副书记、副省长或政协副主席,需要登很多级台阶。他们并不是升到高位才开始贪的,而是一路贪上来的。例如薄熙来自1999年任大连市长后,就有受贿行为,却步步高升。回头一看,从一开始,就缺少一套健康的选用官员的制度。首先几乎没有道德标准和评价。一个叫作《中县干部》的社会学报告告诉人们,影响官员选用和晋升的因素是“能力作参考,关系最重要”。这种关系以亲属,姻亲,同学,秘书,上下级的层次展开。把关系摆在第一位,道德标准就更是可有可无的。更不用说,还有大量跑官、买官的现象。如刚刚落马的徐才厚的主要罪状,就是为他人晋升收受贿赂。晋升本身就是腐败的结果。

    由此又派生出了第四种系统性错误,即官员群体中产生了一种短视的、粗鄙的、辩护的和没有价值理想的亚文化。理性的经济人实际上分为两种,一种是短视的理性人,一种是有长远眼光的理性人。在披露出来的贪腐行为中,可以看到不少官员颇像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为牟私利不惜滥用公权力。丝毫不顾忌这种“大刀阔斧”的行为终会败露和遭到报应。如南京的“推土机市长”季建业被曝贪污2000多万元,多来自城市建设和房地产业,为此他在南京大肆强拆,闹得鸡犬不宁。而他的下场,似在意料之中。还有一个吉林省舒兰市的“强拆副市长”韩迎新,也曾口出狂言,“我有尚方宝剑!你们随便告,我不怕!”

    更进一步,这些官员可能会因权倾一时,将对公权力的滥用扩展到自己的家族。如“你懂的”、蒋洁敏和郭永祥不仅沆瀣一气滥用公权力,还将之传给他们的后代周滨、蒋峰和郭连星。丝毫不担心,这样做会殃及家族。只要读一读中国历史就会知道,中国人很清楚,哪个家族权重朝野时,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他们一般会在这时飞扬跋扈、四面树敌,终究会遭报复。如霍光受汉武帝重托辅佐汉昭帝,居功至伟,但霍氏专权20年,种下祸根,霍光去世后,霍氏满门被斩。司马光评论道,“光久专大柄,不知避去,多置亲党,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其得免于身幸矣,况子孙以骄侈趣之哉!”这种历史教训,在中国史籍中经常可见,它并非超越的道德,而只不过是有远见的经济人判断。而现在这个群体连这一点也不具备。

    相反,在这一群体中却产生了一种辩护性文化。即他们不认为他们的贪腐是违法的,甚至不认为在道德上有问题。如不少贪官在庭审时都否认自己受贿,而归咎于朋友关系或行业潜规则。如果说他们还有什么文化生活的话,主要就是虚荣心的竞赛。所攀比的无非是靓车、美女和豪宅。而这些,都没有超出物质层次。如传言中的“法拉利事故”,就是一个衙内们品味低俗的事例。另据说纪检机构在清点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的钞票时,烧坏了四台点钞机。与他相类似,不少官员贪腐的数量远远超过几辈子生活之所需。边际效用理论告诉我们,当人们的收入和财富超过中产水平后,他们对物质财富的热情就会明显下降。而在中国官员群体中的这种现象这让人推断,正是因为他们严重缺少精神追求和道德理想,才对出现这种对物质财富的病态追逐。反过来说,正是官员生存其中的制度结构出了问题,才使这个群体变得如此委琐和粗鄙,与成为社会脊梁的精英相去甚远。

    自不待言,中国社会和民众是这个以行政官员和央企高管为中心的贪腐集团的最大受害者。这已无需再讨论。应该指出的是,还有两个重要的受害者。一个是这些贪腐官员本身;一个是曾经提拔和信任他们的执政党。

    实际上,由于上述制度的重大缺陷,政府官员或国企高管已经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而是一个高风险的领域。据2014年1月6日《扬子晚报》,2013年头11个月有36907个官员落马,按12个月算约为40262人。如果官员平均任职时间为三十年,按2012年中国公务员人数708.9万估计,一个人进入官场后变得贪腐,且最后败露被抓的概率是17%。如果有一个航空公司宣称,它的飞机有万分之一的概率会掉下来,恐怕卖不出一张机票。有17%的概率会使一个人或其家庭败亡,官场不是一个有极高风险的地方吗?

    可能有人会想,我既可以去当官,又可以抵御腐败,不就没有那么危险了?关键在于,你可能身不由己。正是在这个权力不受约束的制度下,因社会缺少发现和罢免渎职甚至贪腐的官员的有效手段,官员们就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他们互相提携又互相包庇。一人升官,大家获益。下级靠上级荫蔽,上级靠下级接班。谁都不能少了谁。这就是贪腐经常表现为“窝案”的原因。如以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为中心,形成了中石油窝案;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为中心,形成了江西贪腐团伙。……

    当一个初入官场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群体中,他不久就会被“染黑”。在最初,即使收受了贿赂,却可能受到庇护。理由是“错误很小”,“有能力的官员要保护”。但这种作法真正害了这个初涉官场的年轻人。他会以为,只要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只要上边的“老大”不倒台,只要这个政治群体还能在行政部门占据主导地位,他的“小错误”就会受到庇护。这种最初的庇护反过来会给年轻官员一个暗示,即在这个群体中,这样作是可接受。进一步,当一个部门群体中有多个犯有同样“小错误”的人,他们就希望别人与他们一样。如果有人“干净”,他们会感到不安。所以一个年轻官员还会受到压力,让他觉得如不“自污”就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久而久之,他们贪腐得越来越多,胆子也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贪腐大得不能无视。

    因此,一个官员要失去自由或生命的命运,并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关键是这个权力不受监督和约束,权力错置,缺少健康的晋升机制,和形成了与贪腐相适应的亚文化共同构成的制度结构,把官场变成了一个实际上最危险的地带。然而,可惜的是,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至今缺少理性人的长远眼光,他们没有看到,现有的制度缺陷从长远看对他们是有害的,却一味地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扩张权力。例如他们在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垄断权的情况下,还宣称要“做大做强”;他们在垄断已成过街老鼠的情况下,仍拒不退出他们非法颁布38号文件和72号文件所划定的石油垄断领域。正是这种非法的垄断权加速了垄断企业的全面腐烂,使石油帮一朝倾覆。又如土地管理部门将退耕还林减少的耕地,炒作为城市扩张减少的土地(见周其仁《城乡中国》),成功地将“保护耕地”的口号转化为对农民土地产权的削弱和限制,扩张了本部门和征地部门的权力。正因如此,才给成千上万个官员下了一个最大的套:土地腐败。

    对于执政党来说,挖出这些贪官有利于其政治声望,有利于巩固其政治合法性。然而,这又是执政党的巨大损失。这些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大多数还是有能力的。只是从来有能力的人未必同时道德高尚,严于律己。如果执政党任用他们的同时,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避免贪腐的环境,相反却让他们处于一个保护贪腐的制度结构中,他们就有极大可能走向犯罪。简单地把他们当作垃圾扔掉,不仅是执政党的损失,而且也是不负责任的。

    在上届中共中央领导期间,对贪腐行为相对放任。对党员执行纪律的力度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下降了2/3和1/3。见下两图。

    中国共产党处理违纪案件及处分的比例

    资料来源: 1987年至1992年数据和1997年至2002年数据来源于王关兴,《警钟长鸣: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小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8~69页。1987年至1992年的平均党员人数按4900万计;1997年至2002年的平均党员人数按6451万人计。2007年至2012年数据自2012年10月9日《京华时报》,“贺国强:不姑息腐败分子 坚决查处薄熙来等大案”;2007年至2012年中共党员总数按7582万人计。

    所以在2011年,一个官员贪腐并败露的概率是5%,远远低于十八大以后的17%。当纪律松弛,贪腐得不到有效惩戒而变得普遍的时候,无疑给进入官场的人一个错误信号,以为贪腐行为获得了政治高层的暗中纵容。当他以他面对的缺乏约束的制度结构,相对较低的纪律执行力度,和5%的败露概率指导他的行为后,却遇到了反腐风暴及17%的败亡可能性。这对于执政党来说,似乎像是一个放长线的钓鱼执法,有不教而诛之嫌。

    反过来说,执政党本身对这些官员变得贪腐负有责任,因而就有责任改变使官员变得贪腐的制度结构。所以,为了挽救这些不慎落水的官员,也为了挽救执政党自己,执政党不仅要进行反腐斗争,还要从根本上改变导致贪官产生的制度环境。即要建立一个有效监督和约束权力的制度;就要取消不当配置的权力,包括不当的行政审批权,侵害农民土地产权的政策,和国有企业的垄断权;就要开放政治领域,不再在执政党小圈子里任用官员;以此为基础,才能形成健康的官场文化。

    仔细想想,这其实就是宪政改革的基本内容。而一谈到宪政改革,就会引起一些人的敏感。这些人正是这个官员利益集团中的一员。根据上述分析我们知道,他们反对宪政改革,正是反对他们自己。只是可悲的是,由于他们甚至没有经济人的长远眼光,他们还以为反对宪政改革对自己有利。

    实际上,当我们谈到上届中共领导层放松了执行纪律的力度时,并不认为只是个别领导人负有责任。据一些记载,在上届领导人执政伊始,曾有变革制度、约束权力的雄心壮志。200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公示了政治局委员的财产。但可惜这种作法没有坚持下去。据说遭到了党内的强大阻力。这个阻力并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官员和国企高管群体,他们构成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主要部分。这种阻力打着维护执政党权威的旗号,要求执政党摆脱社会监督。

    其实质,是让执政党作为整体承担贪官所带来的对其执政合法性的侵削的后果,要让清廉的官员同样背负起普遍贪腐的黑锅。结果是,当贪腐现象对执政党的危害越来越严重时,中共领导层不得不发动一场反腐风暴,他们自己应声倒地。于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贪腐现象的受害者的加害者正是他们自己。

    因此,救救官员的核心,是官员要自救。如何自救呢?就是要放长眼光,作一个有远见的经济人。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是说聪明的小人就可以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就是有远见的经济人。放长眼界,原来认为有好处的事情其实就是灾难。

    反对设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好像会掩盖当下非法收入,却会增加以权牟私的失足可能性;反对公众与传媒的外在监督,好像会躲过对自己当下受贿过失的揭露,却会使自己从小贪变大贪;反对取消不当审批权、不当的土地征用权和垄断权,好像会使自己获得寻租和垄断之利,却增加了诱惑压倒贪心的频率和力度;反对取消以关系为中心的官员晋升制度,好像可以使自己与家人朋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却会使自己连同家人一起走向毁灭。

     问题是,会不会有放长眼界的官员群体呢?答案是,不知道。时至今日,即使因上述制度缺陷而使许多官员身陷囹圄,这个群体作为整体还在努力将腐败案说成是个别人的事情,拒不承认其背后的制度因素。如有人就说,中石油窝案与垄断无关。他们仍然没有明白,这个权力错置且无监督约束的制度结构,实际上是官员和央企高管的一个巨大陷阱。当一个清白的年轻官员进去以后,在另一端就会出来一个污浊的贪官。他们不懂得,对他们手中权力的限制,对他们的监督和约束,实际上是对他们爱护。所以时至今日,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群体的主流醒悟,以长远的理性为基础,要求放弃不当的政府干预权和企业垄断权,成为改革的动力。

    因此,官员们真正该救的,还不是他们的身和命,而是他们的心。而对这颗心,首先要做的,是恢复它的智,还谈不上它的德。“智”不仅指知识,而如郑严法师所说,知识还要有阳光照耀。阳光能照亮黑漆漆的时空,让人能够放眼。在这里,我们只是把官员失去自由乃至生命的原因归于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是否能够理解这篇文字取决于他们的眼光是否足够长。古往今来,许多人做坏事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善,而是因为他们不智。“不智”并不是因为不聪明,而是被当下利益所蒙蔽。中国至今看来无可救药的官员群体似乎在印证这一点。我期待着他们打破我的这一结论。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盛洪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中国历史非专制史

——《中国的自由传统》前言

吴钩

2014年7月1日

    如果要对中国历史演化进程作出粗线条的勾勒,我认为,简单而言,中国的历史演进,乃是由若干组方向相反的力量拉扯着:君王的“家天下”本性与儒家的“公天下”张力;法家的严刑峻法与儒家的礼俗之治;国家权力的社会控制与儒家君子的社会构建;皇权的自我扩张与儒家对皇权的限制;人性中的恶与人性中的善……

    基于“人性恶”的预设,可以推导出人需要管制的结论,进而建立一个具有强控制力的政府,也是必要的,这是法家的思想。基于“人性善”的预判,人有仁(相偶)的天性,并由此发展出合群的技艺,那么推论显而见:人完全能够自发地发现与建构合宜的自治秩序,这是儒家的思想。法、儒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两极,拉拉扯扯推动着历史演进。

    现在,我们将镜头拉近,从更具体的视角来重新发现我们的历史。首先,来看“思想史”,在轴心时代(先秦),中国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华局面,不过多数思想流派在秦统一六国之后便已式微,乃至消失,只有儒家与法家,对后世政治与社会治理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以致后人评论传统时有所谓“外儒内法”之说。儒法二家的思想学说,也就成为我们今日理解古代公共治理的两套密码。简单地说,法家的学说隐藏着专制的密码,而儒家的思想则蕴含着宪政的密码。

    再从“社会自治史”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汉代之后,传统社会开始形成了一个“皇权不下县”的自治空间,在二千年的时间里,这个自治空间虽然时有伸缩,却从未曾消失过。

    传统社会绝不是一盘散沙,而是存在着各类具有自治功能的自组织,就我略有了解的计有:私社、宗族、坞壁、寺庙、社邑、乡约、社仓、义约、弓箭社、善堂、合会、商帮、会馆、公所、行会、商会、街团、书院、讲学会、文会、团练、农会……这些自组织的自治权力大体上都得到官方的承认。此外,还有处于社会灰色地带、由游民构成的亚社会自组织,如地下帮会、教门,底层人、边缘人也有组织起来的需求,但官府常常无视这一点。

    传统社会除了发育出丰富的自组织,也发展出一个庞杂的足以维持自治秩序的规则体系,这里面包括儒家伦理、风俗惯例、乡规民约、私人契约、行业规范、家法族规,等等。自组织与自治规则,恰恰是我们衡量一个社会之自治程度的重要指标。

    然后,我们从“经济发展史”的视角切入,继续观察历史的另一个侧面。我们将会发现中国存在着两种经济思想的传统,一种是法家的统制经济思想,表现在经济政策上,就是压制商人阶层、推行官营经济、国家管控商业;一种是儒家的自由经济思想,虽然历史上儒家有轻视商业、歧视商人的一面,但儒家又主张轻税、薄敛、藏富于民、官不与民争利,即主张给民间经济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

    历史地看,随着商品经济在宋代的繁荣、绅与商在明清两代的合流,轻视商业、歧视商人的传统也被儒家突破,形成了更有包容性的儒家经济思想。这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自由经济的火种。

    最后,我们还需要来看看“王朝政治史”。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几千年政治就是一部“封建专制”史,但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在秦制建立之前,先秦的封建制是典型的多中心治理制度,统治权由天子、诸侯、大夫各级贵族分享,其权力也普遍受礼制的约束。所谓“封建”,即不可能“专制”。而在秦建立大一统的集权国家之后,虽然出现了严重的君主专制倾向,但秦制经过儒家的改造,专制的烈度已大大降低。

    当然,在不同的朝代,专制的力量与儒家反专制的力量此消彼长,呈现出来的专制程度也大不相同。总的来说,从汉至清,当皇权愿意接受儒家政治哲学的塑造时,比如宋代,王朝的专制烈度就会降低;而当儒学无力左右皇权的运作时,比如明清前期,王朝的专制程度则会加剧。

    经过对“思想观念”、“社会发育”、“经济生活”与“政治细节”四个侧面的观察,我想说,我们的传统并非完全是专制的基因,恰恰相反,我们的传统中富含反专制的渊源、追求自由的渊源,不仅表现在社会自治的发育与自由经济的发展上,也表现在思想认知与政治实践中。

    视中国历史为专制史,视中国传统为专制的传统,乃是出于根深蒂固的偏见,也是对自由秩序演进的无知。在一个斩断历史、铲除了传统的废墟上,不可能像“一张白纸好绘画”那样构建出一个全新的公民社会、现代化国家。事实上,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割断传统的“白纸”上全新构建出来的。所以,当我说到“自由”、“社会”、“宪政”时,我使用的动词通常都是:恢复、重建、复活、再造……因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相信,自由、社会、宪政,存在于我们自发形成之传统中;且未来之自由、社会与宪政,只能从传统中生发出来。

    这就是我的史观,也是我秉持的对于传统的态度。

    本文系吴钩:《中国的自由传统》一书的前言。

 

 

 

 


杨继绳——从文革极左到墓碑反共、鼓吹资本主义道路

刀郎

2014-07-22

    杨继绳因写了《墓碑》一书而名扬海外,该书得出了我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3600万”的结论,正好契合了多数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势力和右派知识分子控诉毛泽东时代的情感需要,更契合了海内外反动势力阴谋反共反毛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需要。杨继绳此人在80年代就因积极批评文革而受到重视,并与赵紫阳一起并肩战斗,而后进入《炎黄春秋》任副社长一职,常年主抓《炎黄春秋》反共反毛、虚无历史、鼓吹宪政和西方普世价值的工作,成为极右派当中相当著名的一员干将。

  但就在离80年代并不遥远的70年代,杨继绳却是一个在文革当中表现优于常人、极力崇拜江青的极左分子。

  据清华教授李定凯回忆,他大学与杨继绳同一个系,杨比他高4届。李定凯披露说:“文革开始后,他是我系批判刘少奇派的工作组执行的“资反路线”较早的一个学生,是‘云水怒’战斗队的主要成员。因为我的一个同班同学也参加了那个战斗队,所以我听说过杨继绳的一些事,后来也接触过一次杨继绳。

  我头一次听说杨继绳,是在文革开始后没几个月,他被作为根红苗正、文革中表现好、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卫兵代表特别挑选到新华社当记者,以加强新华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当时这在我系学生中引起了轰动,因为其他66年的应届毕业生都还在学校里参加文革,我系只有他被选到新华社当记者,算是按期参加了工作,当然被视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也成为‘云水怒’战斗队引以为骄傲的一件事。后来杨继绳被分配到新华社天津记者站工作。

  1970年3月,我毕业后留校,在校办工厂当‘新工人’,7、8月间,我和我的那位同学一起被派到天津第一发电厂实习。一个周末的晚上,我的同学邀我一起去见杨继绳。杨继绳的住处在新华社天津记者站。在他的宿舍里,我第一次和他见面交谈。因为他是高班学长,又在新华社经历了几年文革的洗礼,见过大世面,再加上和他头次见面,我自然听得多,说得少。言谈之间,我感觉杨继绳对毛主席特别崇拜,对江青也很佩服,他特地把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或者是夹在钱包里,记不清了)的一张毛主席、江青和李讷小时候在延安拍的照片拿出来给我们看,流露出似乎很深的感情。我是第一次看到那张照片,觉得很新奇,也生出对杨继绳的一种神秘感。”

  在李定凯的印象中,文革当中的杨继绳是一个非常左的角色。所以当他听说杨继绳成了《炎黄春秋》的干将,极端反对毛主席时,便“十分惊愕”。

  李定凯打电话向他同学咨询杨继绳的情况,“我的同学告诉我,杨继绳家里很穷,过继给他的伯父,他从小上学一直到大学,都是靠国家培(供)养。在1971年林彪倒台后批林的时候,杨继绳还在新华社天津记者站,他写过一篇内参,反映军队占用地方学校校舍的问题,还受到了中央(毛主席?)的肯定,他很自豪。文革后杨继绳批文革也很积极,所以“89动乱”前在新华社蛮吃香,但是赵紫阳的下台影响了他的仕途,好像还被批评或处分过。据说后来香港出的赵紫阳访谈录就是杨继绳采访的。”

  杨继绳走向极右的过程中,对极右派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论证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3600万人”。而事实上,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历经数年的辩论,真相已经相当清楚。7月5日—7日,华中科技大学举行国际研讨会,孙经先与杨继绳就“饿死三千万”问题直接对话,孙经先指出,由于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变化,导致1960年—1964年间户籍统计人口减少了2644万。这些减少仅仅是统计数据的减少,不是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更不是由于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孙经先教授在发言中(以及在提交的书面文章中),对杨继绳先生发言中提到的所有学术问题都做了正面的回应。孙经先提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死亡人数应在366万人以下。最终以杨继绳对孙经先的发言提不出实质性质疑意见而告终。

  后来,巩献田做了一篇《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被当场戳穿!》的新闻报道,杨继绳情绪激动地做了一个公开声明,在声明中却并不正面回应学术问题,而是粗暴地提出:“以后孙经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睬。”

  其实杨继绳《墓碑》一书出版之后,就受到来自学者和网友的广泛质疑。网友鹤龄提出,杨继绳为了坐实“饿死3600万”的历史谎言,竟到了捏造自己父亲饿死的地步。

  鹤龄质疑为何杨继绳家乡只有他父亲一人“饿死”:“杨继绳的家乡下湾有多少人?饿死了多少人?他没有说。是不知道吗?不可能!全中国饿死的人他一概全知,难道自己的家乡反而会一概全不知!

  他肯定全知,但他不愿意说。为什么,因为他的家乡没有饿死人,与他的《墓碑》不能时刻保持协调一致,所以,他不好说!不过,他虽不说,馅还是露出来了。”

  鹤龄又质疑杨继绳父亲死亡日期,不在自然灾害期间内:“他父亲死的时候是1959年的四月底,这个时候,真正的大饥荒还没有起动‘正常程序’!

  就算杨继绳的乡亲行动迅速,提前跨入了大饥荒。杨继绳又面临了一种更加尴尬的局面。1959年4月底,他的家乡人就把树皮树根啃光了。接下来还有漫长的三年啃什么?若是真的啃上三年泥土石块,那么,他家乡的人必定全部死绝,一个不剩!”

  鹤龄接着质疑,杨继绳父亲出生于1889年农历6月6提,死于1959年4月底,他父亲死时已经快70了,在那样一个缺医少药、平均寿命50来岁的年代,杨继绳父亲已算少有的高寿,何来饿死一说?

  李定凯就杨继绳描述的1959年4月湖北浠水出现大饥荒、树皮吃光、饿死人的情况也提出了严重质疑,他强烈建议年轻同志到杨继绳家乡湖北浠水去做实地调查。李定凯回忆说:“我是安徽人,老家在巢县农村。1958 — 1961年在合肥读初中,1961 — 1964年读高中。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很多来自安徽各个县的农村,如肥西县、肥东县、庐江县、萧县等等。安徽是1960 — 1962三年困难时期的重灾区。(杨继绳所在的)湖北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是王任重,在全国执行政策是比较好的,再加上湖北的自然条件好,所以困难程度是比较轻的。

  安徽农村的真正困难是从1960年春天开始的,1959年4月还处在58年大跃进的余韵氛围中,没有发生大面积缺粮的情况。从1959年冬天到1961年冬天,在我的同班农村同学中,我没有听说哪一个人家里有饿死人的,大家只是说农村缺粮严重,吃不饱,得浮肿病。家在肥西县的一个姓许的同学说他的家乡发生了死人。在我们同学中,当谁有家长到学校来时,同学们就每人省出一个馒头给来的家长吃,剩下的再带回去,这样互相帮助。学校是食堂制,不大可能同意学生把定量的粮食领出去。1962年开始,情况就大为好转了。

  请大家把眼光放得更宽些,读读《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1959.1 — 1959.12)、第九册(1960.1 — 1961.12),就会明白当时国家大的政治经济形势,也可以戳穿杨继绳的谎言。

    1959年2、3月间中央开郑州会议,毛泽东集中力量想打通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纠正急躁冒进、共产风,调整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为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从1959年3月9日到5月2日,毛泽东连续写了6封党内通信。这个期间,从地方到中央都没有说到饿死人的问题。1959年4月,西藏平叛。

    5月3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报告粮食问题,布置夏秋两季粮食收购、销售、储备、出口政策,也没有提到缺粮严重的问题。7月5日,毛泽东为印发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的报告写批语,还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1959年7、8月份开庐山会议,起初毛泽东是带着信心去“纠左”的,会上彭德怀等人发炮提意见,也没提到饿死人的问题,只是说大跃进比例失调,得不偿失,造成困难等问题。如果1959年4月湖北就发生了吃光树皮,饿死许多人,全国就不得了了。那么,不仅西藏平叛的仗没法打,庐山会议就会更闹翻天了。李锐的庐山会议揭秘,揭出杨继绳那么多的“墓碑”了吗?没有吧?这说明,1959年庐山会议前,墓碑就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困难是发生在1960年,所以1961年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李定凯最后说,“把前前后后的事连起来,杨继绳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就是在政治上善于见风使舵,变来变去,什么浪头有力就赶什么浪头。对这样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杨继绳不单捏造“饿死3600万人”的历史谎言,还是资本主义的鼓吹手。他在《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笫8期发表了“站在新的三十年的门口”一文,这是他为从《炎黄春秋》中精选出来的文章编成的小册子《起点》、《转折》所做的序言,该文中,杨继绳罗列了人类大规模社会实践的四条道路:

  一条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他在这里把法西斯帝国主义称为国家社会主义);
  一条是“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解体;(他在这里将列宁、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与后来的社会帝国主义前苏联进行混淆)
  一条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杨继绳对其进行美化;
  一条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和改革。”,美国为代表,杨继绳同样对其进行无尽的美化;

  这样,杨继绳完全不提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奴役的残酷事实;不提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昧着良心抹杀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建设的丰功伟绩;故意歪曲前苏联和东欧的教训:把修正主义内部上台,帝国主义外部和平演变下推行休克疗法私有化造成的恶果,归罪于社会主义。

  杨继绳就这样肯定了资本主义;否定了社会主义。杨继绳说:“中国的改革目标明确:从苏联那一套模式中走出来,进入人类的主流体制,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杨继绳这里所鼓吹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不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么? 而且,杨继绳反对马克思关于消灭资本主义的主张。他也反对孙中山关于节制资本的主张。

  杨文中明明白白地说“资本是贪婪的”,“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它还清清楚楚地说“近两百年来”,“批判资本罪恶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主义最为深刻”。可是杨继绳话锋一转,十分明确地说:“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节制资本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

  杨文主张驾驭资本。那么由谁来驾驭? 怎样驾驭呢?杨继绳提出了“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西方的民主政治实质是金主政治,受到资本垄断财团寡头的操纵,而所谓的完善市场经济中,也是资本为王,由垄断财团兴风作浪。根本看不出在杨继绳所心仪的西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如何“驾驭”了资本。其实杨继绳唱的依旧是资本主义为自己辩护的老调而已。

  在这个老调下面,杨继绳鼓吹在中国推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资本专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政体的目的昭然若揭。南方系、炎黄系才是真正的文革余孽大本营。


 

 

 

 

 

 


发件人:HGS 2<pcpt026@hotmail.com> +(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时 间:2014年07月21日 10:08 (星期一)附 件:1个 (# 资讯 7-21.rar ) 查看附件

我希望中国人民了解的事实

日本学者 饭冢敏夫

    想起70-80年代两国关系良好的时代,我对最近的中日关系感到很遗憾。我也承认其主要原因在于从90年代开始的日本政治变化。即,有一部分右倾政治家美化或过少估价日本过去的罪行,坚持参拜那座供奉着甲级战犯灵为位的靖国神社等等。

    我作为一个希望中日友好的日本普通公民,当然不支持那些右倾政治家的发言和行动,也不支持扶桑社那本歪曲历史的教科书。我曾经在中国留学过,又当过大学教师。我参观过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我当然承认日本过去的罪行,在此向中国人民表示最深的歉意。

认识差距

    不过,我最近觉得:中国人民对日不满情绪的原因的一部分是否在于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一些认识差距?

    今年8月在中国举办亚洲足球赛时刮起的反日风潮是令日本人民感到非常惊讶的。我开始有一点想不通:为什么有一部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会这么强烈?

    仔细地看了各种报道后,我才发现:反日情绪的背后或许也有一点认识差距。有的中国人在诉说“日本从来没有谢罪过,也没有赔偿过!”。又有的人在诉说“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侮辱中国!”。于是,我在东京向十几个在日中国人问了这些问题。没想到,他们也同样地相信,令我感到非常惊讶。我想这不太符合事实。

谢罪问题

    就谢罪问题而说,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时,日本田中首相以书面形式表示了歉意。即,在《中日联盟声明》(日中共同声明)上写着“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50岁的我还记得72年当时的情况。但是,我最近发现:有些中国青年不一定了解这项声明的内容。我不知道中国青年能否接受在这声明上的谢罪方式。但不过,至少当时的毛主席和周总理接受了这项声明。另外,日本历代8位首相也已经以口头形式向中国历代领导表示了歉意。

赔偿问题

    就赔偿问题而说,72年恢复邦交时,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索赔权’。在《中日联盟声明》上写着“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对此,这30年来,日本以经济援助方式(ODA)一直支援了中国,表示了歉意。其支援总额已经到达了3兆日元。另外,日本对中国还实行了3兆日元的低息贷款。

    这30年来,日本在全中国超过150个地方,支援了中国国家建设事业。主要支援项目有:机场、高速公路、铁路、地铁、港口、大桥、发电厂、钢铁厂、水库、电视台、通信、医院、学校等等。举几个具体名称的话,有:北京机场扩建、上海浦东机场、西安机场、上海宝山钢铁厂、北京地铁、上海外环公路、大连港口、重庆第二长江大桥、中日友好医院/云南化肥厂/海南岛公路等等。

    我不是要鼓吹日本做了多少。我只是希望中国人民了解事实,以避免发生误解,以使反日情绪缓和一点。日本有一家中文报纸最近刊登了山根隆二国会议员的谈话。他说“日本政府给中国大量援助之事,我们并没有感到很大的自豪。只是希望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认可,并且把事实能够公开出来,客观地报道战争时(军国主义旧日本)和战争后(民主主义现代日本)的差别”。

经济援助

    有的中国人跟我说“经济援助不能说是赔偿”。对此,让我指出3个看法。

    第一:既然中国放弃了索赔权,按道理来说,日本无法赔偿,只好采取别的方式来向中国表示歉意。这就是经济援助。再说,中国是日本最大的经援对象国。

    第二:美国也在实行对外经济援助。但是,美国从来没有支援过中国。因为美国有一条〈海外援助法〉,规定不可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再说,日本对外经援总额比美国对外经援总额还要多,据世界第1位的总额。当然,我不是要买恩的。我只是希望中国人民了解事实,以缓和一点反日情绪。

    第三:足球赛时刮起了反日风潮以后,不少日本人对此大失所望,认为“日本支援了30年的中国,结果得到的不是友好,而是反日”。现在日本国内有舆论,建议停止对中援助。我再次承认: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结果导致了中日关系冷淡化的主要原因在于90年代以来的日本政治变化。但是,为了避免停止对中援助,我希望中国人民也了解日本对中国的援助,以缓和日本人民对中国的失望,切断负面连锁反映。

    顺便说,我又了解:有一部分中国网民为了排斥日本货,因特网上公开了日本企业名单。各位是否知道:03年流行SARS(非典)时,日本政府和企业(索尼、丰田、日产、资生堂等)对中国实行了医疗支援16亿日元。

    我在因特网上经常看到的争论是:中国国内人说“日本人坏得要命”。在日中国人说“日本人没有像国内人所想象的那么坏”。这种认识差距是由何而产生的呢?

    我的爱人在新东京机场(成田)服务台做中国语翻译工作,每天都有机会迎接初次来日本的中国旅客。那些中国旅客当中的不少人,看了日本实际情况后,出境回中国时都会说:“出乎预料之外,跟我想象的不同!”

教科书问题

    就教科书问题而说,我也当然反对篡改历史。01年和今年发生教科书问题时,我也在东京参加了抗议活动。

    不过,各位是否知道:现在在全日本中学生当中,在使用那本「扶桑社」歪曲历史教科书的学生比率占多少?只有0.04%。就是说,按比率来说,1万个学生当中只有4个才使用那本书。不是所有学生都在使用的。

    让我说明日本的教科书制度。跟中国的不一样,日本的教科书不是由国家编辑统一内容的,而是由各个私营出版社各自编辑的。然后,各地地方政府和私立学校可以选择任意一种教科书。大部分的日本人不愿意选择那家右翼出版社扶桑社的那本书。现在有8个出版社在出版历史教科书。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东京书籍」,占61.2%的比率。相反,最不受欢迎的就是「扶桑社」。选择了它的只有极少数的右倾地方政府和右倾私立学校。01年9月11日《人民网&#8226;日本版》(中国人民日报社)也有报道说“扶桑社教科书占总量的0.04%”。

    希望中国人民了解的是:大部分日本人民的想法跟那些极少数右翼的想法不一样。大部分的日本人民是有良心的。今年发生问题时,也有2万8千个日本人民参加了抗议签名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熙德教授最近在日本《每日新闻》上发表了文章,指出“有不少中国青年以为大部分的日本人民支持右翼的想法”。其实不是。希望中国人民了解两国之间的不同制度,以及从而发生的教科书问题。希望大家不要太操心。

靖国神社

    我当然反对日本首相和政治家去参拜靖国神社。不过,各位是否知道:日本国会议员们当中,不想去参拜的人大大多于愿意去参拜的。

    我通过中国国内的因特网上才知道:每年8月15日,靖国神社都会出现穿着旧日军军服的“鬼子”。网上有他们的相片。中国一部分网民比我更熟悉日本右翼的动态,令我感到惊讶。看到了这些网上相片的中国人民会忧虑日本军国主义即将复活吗?

    于是,我今年就亲自去看看,结果见到了9个鬼子在神社里模仿旧日军行军示威。1亿3千万日本人民当中,以这种方式损害中国人民的心的,仅只有9个人。(再说,我发现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看来神经似乎有一点问题。与其说恐怖,还不如说有一点滑嵇)。

结语

    我承认日本政治的坏一面。但是,我又希望中国人民也了解日本的好一面,全面地了解日本。希望在日中国人向中国人民传达这些事实,让人民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以缓和反日情绪。
 

 

 

 

 

日本的主流是和平主义,是反战的

上海大学教授 萧功秦

2014-06-26

    “那种极右翼的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教科书在日本的采用率是千分之七不到。”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在武汉大学素质教育讲堂以“从甲午战争到抗战——百年中日关系的历史反思”为题,反思两次中日战争对当代中日关系的影响,指出国人对日本认识的误区。他说,很多中国人还是停留在对日本人的刻板影像中,认为日本即将恢复军国主义,这样的想法不利于两国人民很好的沟通。

    以下是澎湃记者对讲座内容的摘录:

不再可能发生侵华战争

    二战以后,日本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日本,是在国内土地面积小,资源贫乏,灾难频发的情况下产生向外扩张的生存需要,日本军国主义恰好是迎合这种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

    现在的日本怎么样?日本的军国主义怎么样?日本的战后改造使得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军事方面,军国主义的毒牙——军部被彻底清除掉。其次,经济方面,日本进行了土地改革,更加彻底地清除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第三,日本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和经济的起飞,中产阶级成为日本社会的主体。日本不再需要通过侵略他国来解决其资源贫乏的问题。尤其是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使得日本可以通过贸易获得国内匮乏的资源。再加上日本越来越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和平宪法对日本整个国家有着比较大的规制作用,70%的日本人民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第九条,而赞成修改的也未必是支持军国主义的。另外,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也对日本有着积极的作用。

    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日本的民族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甚至认为,这种变化相当于现代蒙古人相对于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的变化,这种变化跟日本战后的大改造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最根本的一点是,中国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软弱可欺,所以不再可能发生那种意义上的侵华战争。

日本的主流是和平主义,是反战的

    我个人觉得,日本想建立武装力量,保卫国家安全,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这和军国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现在报纸上面,经常有些强硬派学者主张日本正在恢复军国主义,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因为军国主义有其明确的定义:军事组织,军事制度成为社会各种制度的核心,军事制度成为政治的重心,一切政治组织和政治事务都不属于军事事务,这样的结构才是军国主义。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日本的主流是和平主义,是反战的。

    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问题在于,多年来中国人在民族心理上对日本人有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承认日本的进步,一方面中国人又可以说是惊弓之鸟,毕竟日本两次中断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对中华民族造成那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潜意识中本能地产生对日本的一种不信任。我觉得,我们往往停留在过去时代的框架之中,而忽视了日本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且,我们的教科书,传媒也没有将日本的真实变化呈现给大家。

    举例来说,我们大家都说日本人在其教科书中不承认曾经进行南京大屠杀,但事实是,虽然日本确实有这样的教科书,但是由于日本的教科书是人人都可以撰写的,而采用与否是由中学决定的,那种极右翼的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教科书在日本的采用率是千分之七不到。<br/><br/>主要被采用的是什么教材呢?在这些教科书中,详细叙述了南京大屠杀,不同的是包含有很多血淋淋的照片,而且不是叫南京大屠杀,而是称作“南京大虐杀”。但是我们有几个国人知道呢?我想知道的人很少。我们很多人还是停留在对日本人的刻板影像中,还停留在那个时代,认为日本即将恢复军国主义。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是不利于中日两个民族之间进行友好沟通的。

    日本加强自卫队是可以理解的<br/><br/>最近这些年来,中日关系日益紧张。一两年之前,说是中日两国要开战,这谁都不相信。现在由于钓鱼岛事件,大家也觉得擦枪走火是件正常不过的事情,开战也未必完全不可能。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状况呢?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原因,我觉得朝鲜核武器的发展对日本构成了实在的威胁,这也是一个具体原因。1995年,朝鲜的导弹横穿日本领空,这对日本是非常大的冲击。所以日本要加强自己的自卫队,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却将这种愿望解读为军国主义的复苏。这就导致日本国内的一些平民对中国人民产生不满,而这种不满恰好被日本右翼力量所利用。

    钓鱼岛事件更是为右翼创造了很好的条件。钓鱼岛本来是在私人手里的,经过多次买卖,后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决定用东京都的钱将钓鱼岛买下来,然后在岛上建立各种设施。当时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本身是一个左派人士,不是右翼分子。但是他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他为了避免东京都买下钓鱼岛建立各种设施刺激中国,决定用日本国家的钱买下钓鱼岛,将其变成废岛。没想到的是,在中国人看来,日本的这种行为,将钓鱼岛本来模糊的主权变成一个清晰的国家主权,于是,在中国国内产生比较强烈的愤慨情绪。而这种愤慨情绪也相对刺激到了日本国民。

    接下来安倍上台,安倍虽是个保守派,但是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虽然是个右翼主义者,但是自从2006年上台以来,他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就是中国。他也表示了自己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后来,中国提出了防空识别区的概念,要求别国进入中国识别区必须要申报,日本方面针对性的参拜了靖国神社。中国又针对这个事件,决定再也不与安倍来往。安倍可能会执政到2020年,这么多年两国不来往吗?本来两国矛盾可以通过高层协商解决,但是双方偏偏不展开谈判。下一任日本首相很有可能是桥下彻,这个人更加保守,更加仇视中国。

    去年日本右翼分子在东京的选举中得到30万票,但是今年却翻了一倍达到60万票。那些日本的极右翼分子因此感谢中国,说正因为中国对日本的敌视态度引致日本人民的不满,所以才选择为右翼分子投票。这种情况跟九一八事变之前的状况呈现出相似性。我们一些强硬派的学者表达了民族主义的义愤,而这种义愤对日本方面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几年前,我们有个学者曾经说过,中国可以半个小时内将日本灭掉,那么,是什么手段能让一个国家在半个小时灭掉呢?大家都知道。面对这种言论,你们说日本民众是给左翼还是右翼投票呢?

    最近一次国际会议上,几名中国学者和日本公使谈中日关系,日本公使说道,我们日本通过国家安全法,国家情报法这些举动完全是主权国家的正常行为,与军国主义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一名学者回应说,日本如果想与中国开战,你们的军力绝对跟中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另一名学者说你们日本人不要放第一枪,放了第一枪就没有放第二枪的资格了。

    这些主张我表示非常理解,我参阅了很多史料,回顾中日以往战争,中国军队在日军面前不堪一击,很多高级军官的回忆录中都提到,中日以往打仗,就像是日军在屠杀中国军队一样,这一点我表示很心痛。虽然现在中国的军事力量十分强大,让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但是我们还是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不要认为我们表示强硬,日本方面就会示弱,这并不是一种成熟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办法。这种办法只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导致日本方面为了自卫不断强化自己,在不存在军国主义的情况之下,形成某种形式的黩武。

    不久前,有一位姓朱的将军曾经这样说过,如果美国胆敢染指台湾,我们可以对美国进行核打击,不惜将西安以东变成核战场。于是有人问道,您和您的家属是在西安以东还是以西啊?所以说,这种言论是不成熟的。前面说到要半小时灭掉日本,那么日本人为了防止这一点,必然会考虑发展核武器。以日本现在的核废料来计算,日本可以造两千枚原子弹。日本人如果要开战,日本将其汽车工业的三分之一拿出来造飞机的话,每年可以造成一万架,日本将三分之一的造船工业力量拿出来,每年可以造四百万吨。难道说我们要鼓励他们这么做吗?难道说我们从那么丰富的历史中就不能吸取一些教训和经验吗?

不要老是认为日本要搞军国主义

    有人说,日本现在的军费数目太庞大,因此很可能是想复苏军国主义。但是,我请一位专家帮我分析过,其实,虽然日本现在的军费排世界第三,但是,其中45%的费用都是人头费,都是用于发工资的。日本用于购买新武器的费用,只占其中的19%,而且这19%主要适用于购买日本自己国内制造的武器,而且由于这些国内武器不能出口,所以它们的价钱比外国武器价钱贵上三倍。所以说,这离军国主义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我们老是误认为这是军国主义,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跟我们的潜意识和观念有关系。

    第二种可能性,美国和日本联合对付中国。到2017年希拉里可能上台的时候,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希拉里觉得现在的奥巴马政府太无能了,如果上台准备大干一场。如果我们激怒美国,就像当年日本激怒美国一样,一旦发生第三次中日战争,那么最大的区别是美国可能会站在日本那边。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就好比一个怀了8个月身孕的孕妇跟两个村霸打架,一个是前村霸日本,一个是现村霸美国,我们就是怀胎8个月的孕妇,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第三种可能性,就是日本独自与中国开战,美国可能是在一旁无能为力,也有可能是有意的边缘化。我们看最近的乌克兰事件,乌克兰本来是第三世界核大国,但是后来将核武器销毁了,最终落得如此下场,这让日本作何感想?让朝鲜作何感想?朝鲜表示绝不会做第二个乌克兰,他会保留核武器,并对日本造成威胁。日本到最后总有一天要抛弃美国,与中国独自开战。或许使中国取胜,也可能不是。核战争没有胜利者。

    有人说半小时内将日本灭掉,那么日本在这半小时之内把三峡炸掉会造成什么后果呢?175米高的三峡如果炸掉,整个武汉就没了。有这个必要吗?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至少还需要30年才能成熟,我唯一希望的是,在这三十年前,我们不要犯颠覆性的错误,我们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呢?就是新兴国家发展起来之后挑战世界第一大国,而产生的第一大国和挑战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德国,日本,苏联先后陷入这

 

 

 

 

 

 

中国文化中的道与艺

——由艺臻道,以道统艺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楼宇烈

2014-07-19 萧娟整理

一、“道”与“艺”的关系是形而上与形而下、本与末、上达和下学的关系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有形的”和“无形的”两个层面,或者说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中国人称之为“艺”和“道”。《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具”的“器”,就是具体可见、可操作的“艺”。在中国文化中,这两者统一而不可分,并且着重强调要“以道统艺,由艺臻道”,把“求道”作为一个最根本的旨归。“道”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甚至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某种意义上将之称为“道文化”也不为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任务是明道、行道、传道,其人生境界以求道、悟道、证道为根本。各种技艺也都以“载道”为内涵,以达到这种“道”作为它的最终究竟。

    中国文化中“道”和“艺”这两个层次也可称为“本”和“末”。人们做什么事情都首先要“知本”,然后“求本”,以“本”为最终归宿。“道”是形而上之学,“艺”是形而下之学,所以“道”这个层面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艺”这个层面的东西是可见、可操作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很多地方描述“道”。道家自不必说,《管子》里也有很多对“道”的描述,如“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道”只能心领神会,不能通过语言、形象、声音来传达。

    儒家非常强调学习要“下学”和“上达”,这也相当于“艺”与“道”的关系。“下学”者,学人伦日用、日常生活的礼仪规范等等;上达者,达天道、性命等抽象道理。下学可以言传,上达必由心悟。现代教育把下学和上达割裂,人文科学特别是哲学,专门研究上达,走上极端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空空洞洞的学问。而下学只朝向所学方面的专业技能、知识。下学必须要上达,上达也必须落实到下学,二者结合的最终目的还是上达。“读书学习所为何,通晓人道明事理,开启智慧增艺能,变化气质美其身。”变化气质、使人完美,这才是读书学习的目的。

二、“为己之学”

    有句话完全被误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们通常理解为:“人如果不为自己谋私利,老天爷也要诛灭他,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老天爷难道如此护私?天地是最大公无私的。人向天地学习,首先要学习的就是天地的大公无私,天无私覆、地无私载,这是天地最根本的品德。它能够包容,天生地养,天地养育万物完全是奉献,从来不求回报,也不去主宰。老子曰“生而不有,长而不宰”,天地让万物自由、茁壮生长,而不是占有甚至主宰它们。如果不为私利奋斗就受诛灭,这样的天地还要敬畏它干嘛?所以人们常常形容圣人“德配天地”、“德侔天地”。

    那么“人不为己”的“为己”是什么意思?《论语》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中国历来就分“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荀子解释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为己之学是完美自身,为人之学是将之作为财富的象征,“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以为禽犊”实际上是一个贩卖,“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

    因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意思是人如果不为己则枉为人也。作为一个人,一定要不断完美自己、提升自己,否则天地也要诛灭他。一切探讨和研究都是围绕“天、地、人”来做,研究“天、地”最终也是为了人,让人能够更好参与天地变化,与天地达到最和谐状态,让人的生命能够生生不息。为了人类并不是让人类凌驾于天地之上,不是去支配、改造、控制天地。

三、基督教的神本主义与中国的人本主义

    人们常说“以人为本”,提倡人本主义、人本精神。很多人认为“人本主义”是西方、尤其是西方近代史上的一个理念,这完全是错误的。人本主义、人本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西方近代所提倡的人本主义也是受中国文化影响而提出来的。西方进入中世纪以后,基督教的神本主义占统治地位,排斥一切其它文化,因为它是一神信仰,人们对于造物主应该绝对服从,不允许其它文化思想去干预,否则一律被定性为异端而受排斥和否定。

    一直到十四、五世纪西方人才发现自己在这样一种僵化的神本文化(意识)统治下落后了,需要改变。于是第一个行动就是回归自己的传统,也就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这就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从古希腊罗马文化里去寻找能够来批判、冲破中世纪神本主义的基督教文化,这是第一个高潮。

    第二个高潮是宗教内部改革。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出现了一批新教徒,打破了原来基督教一统的保守情况。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到新教诞生对资本主义的道德建立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宗教改革过程中一批传统的天主教传教士在欧洲失去了领地,于是来到中国、来到东方,他们发现中国文化与他们中世纪的神本文化完全不同,中国依靠礼乐教化、提倡个人道德自觉自律来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中国文化一直强调以人为本,强调道德自觉与自律,他们把这种文化传回了欧洲。

    不听从造物主的命令而靠道德自觉自律,这样一种“异端”在中国居然延续了几千年,因此传到欧洲以后引起了一批思想家的关注,他们就是十七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魁奈等人都把中国的这种人本精神视做典范,作为能够冲破西方神本文化的一种力量和资源。他们都把中国以人为本的文化看做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文化,写了很多作品来赞扬。这就是西方人本主义的开始,他们以这样一种人本主义结合古希腊罗马自由开放的思想来冲破中世纪的独断的宗教文化。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种人本主义在他们那种传统文化环境下慢慢发生了变化。

    之前的人匍匐在神的脚下,现在站立起来,于是他们觉得人应该做主人了,于是提出人要用自己的理性去征服改造自然,要天地万物听人的指挥和摆布。一下子人变成了神,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人类中心主义、科学主义,认为科学和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以征服一切。其实现在很多人所接受的人本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人本主义,即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本主义,科学至上、科学万能的人本主义。

    人要征服一切、改造一切,结果反而被所要改造、征服的对象把人给束缚住了。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达到对资源和财富的控制,谁知又被所改造的资源和物质牵着鼻子走了。为了获得更多财富和资源,就要用更先进的科技去征服它。在西方、在欧洲人们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科学万能,就是这个原因。人自以为变成了神,变得可以为所欲为,结果反而成为物的奴隶。

    这个问题西方人其实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开始总结了,因为他们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死亡那么多人,目的是什么呢?归根结底在于夺取资源和财富。人刚从上帝的脚下爬起来,又变成了匍匐在物质财富脚下的奴隶。所以二战之后,西方许多思想家重新提出返回人本主义,人要做回自己,既不要做神的奴隶,又不要做物的奴隶。

    我们现在要警惕,要返本还原,要学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人是天地万物中的一员,人必须要向天地万物学习。

    (大军网编者按:做一个尊天敬地的人本主义者。)

四、“以史为鉴”和“以天为则”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有两个重要传统:一是“以史为鉴”。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有周鉴于夏商两代,得出一个结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最终决定力量是人的自我德行的提升,而不是天命。重要的是“疾敬德”,赶快提升每个人的品德,尤其是统治者。二是“以天为则”。“则”是原则、法则的意思,中国人从来不主张人去做天地的主人、去支配天地。

    《论语》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易》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论语》里还赞扬道:“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中国传统的以人为本是维持人的独立性、主体性和自我自律的精神,而不是去支配。

五、关于“六艺”

    在中国文化里“艺”这个概念非常宽泛。《礼记》记载孔子经常讲要以六艺来教育青少年。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礼乐属于基本的文艺,指各种各样的礼仪规范,包括唱歌、跳舞,相当于“文艺”。射、御属于体育运动,也可称为“武艺”。至于书、数,传统的解释指“书”为“六书”,即中国文字起源的六个方面: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书”也常被指为写字、书法。“数”,古代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等数字和各种各样的计算方法,即算术,后来发展为术数,包括天文地理等等,可以称为“技艺”。六艺之中包含文艺、武艺、技艺,范围非常之广,涵盖了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知识和技能。

    “艺”过去都是小学的教学内容。当然这个“小学”跟我们现在的小学概念不同。《礼记》有一篇文章被单独抽出来成为《四书》里的一本,叫《大学》,大学即大人之学,相对于大人之学的就叫小人之学,即小学,后来小学又专指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朱熹《大学章句序》说古代儿童八岁入小学,到十五岁之前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洒扫是整理内务,应对即待人接物,进退即礼节,《孟子》里说的“徐行后长”,慢慢跟在长辈后面走,这是礼节,从进退中何时在前、何时在后等方面体悟出大人做事的进退。除了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之外小学还学礼乐书数御射之文,习惯成自然,长大以后遵守规范行为也是自然而然。如果长大之后再学这些就有点别扭不自然了。(开玩笑说,文艺中的琴棋书画,再加上茶道、香道,或者花道与香道组成一个新六艺也是可以的。)

    “射”这项体育活动从古到今从来没有断过,只不过形式变了。古代射箭时对面摆一个靶子,后来变成投壶,即对面摆一个花瓶,拿一把箭往里面投,现在变成套圈。古人非常重视“射”,因为这可以提升自身修养。《礼记》里讲,若要射中靶心,首先要端正身体。其次要专心一致,心无旁骛,就像弈棋。再次,万一射不中,不能去埋怨靶不对,而是反求诸己、反躬自问。在“射”这一武艺中培养心性和技艺。

    现在社会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怨气冲天,大家你怨我、我怨你,怨天怨地、怨人怨事。怨气是一股很厉害的戾气。如果每个人能够反省一下自己,这个社会就会和谐得多。技艺的内涵也很丰富,包括中医。《汉书·艺文志》将各种典籍分类,其中“方技”类都跟现在所讲的中医有关,它包括四方面:一是医经,即人体生命理论;二是经方,即医药;三是房中,即男女阴阳关系;四是神仙,即养生。方技者,生生之具也,即各种各样维护生命的方法。技艺还包括制造器物。

六、“艺”的作用

    所以说,日常生活中可操作的、看得见、听得见、摸得着的有形有象的所有的方面都属于“艺”,我们在生活层面享受“艺”的成果。

    但艺既能够提供享受,亦能够为害于人。应用不好便适得其反。比如食物越来越丰富,人们吃得越来越精细,用各种食品、调料来满足口腹之欲,可究竟是好是坏?人们也许只看到当时的好吃,看不到之后对身体的损害!《吕氏春秋》讲养生之要是去害,太咸、太甜、太辣、太酸都是害;若是去掉这些,生命就能够健康、能够保持和谐。生命是因和而生,任何的过都不对。艺的过同样是引诱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会给我们带来反面作用。所以中国文化强调艺一定要在道的统摄下面,否则它就会走偏。

    艺,尤其是文艺对人的影响极其之大,因为人都有感官的欲望,文艺作品实际上就在影响人们的情绪。其中声音对人的影响最大。文艺演出里最疯狂的是就是音乐会,观众动辄上万人。它是深入人心的,能够潜移默化、移风易俗的。先王制乐是用来制内情,防止内部情感没有方向地过分发展。艺术应该是正情的,而不是重情的,所以艺术对社会的引导非常重要。它比理论的影响要大得多、快得多、深入得多。

    古代教育远没有现在普遍,老百姓从说唱、戏曲里学习做人的道理。传统戏曲里的人物脸谱化,白脸是坏人,红脸是好人,让人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就叫高台教化。所以说艺要有道来统摄,要有一个指导思想或者价值观念,看戏也不能光停留在热闹上,要从中学会做人和做事的道理。艺都是用来陶冶性情的。

    欧阳修论述琴艺时说,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琴曲最重要的不是悦耳,而是移人情。弹以无邪之音,听以清白之心。弹者、听者,一同移情归正,这才是传统古琴美学的精华与追求。艺的根本目的在于导情归正,把人们的情引导到正,而非邪恶的方向。其它艺术如绘画、书法等等方面莫不呈现出类似的情形。

     艺术的实践和发展一定要遵循以道统艺、由艺臻道的传统精神,努力恢复艺术陶冶性情、净化人心、提升人生、和谐社会的本来功能,不要再让艺术异化为拼比技巧、追逐名利、刺激感官、煽动人欲、腐蚀人心、污染社会这样一种玩物丧志的状态。《论语》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了求道,立志是第一位的,如果沉迷于玩物那就容易丧志。艺与道不能脱离,艺若无道则没有灵魂。学艺如不能上升至道,那就只能沦为技艺。

七、如何由艺臻道

    宋代欧阳修在重刊唐代无仙子所注《黄庭经》时在前言中说:世上无仙而人人求仙,世上有道而人人不修道。道不远人,道就在事物变化之中,有生就有死,这是自然规律,也就是道。养生之道即以自然之道来养自然之身,不能停留在一个具体的、操作的层面。气功是自古就有的养生重要手段和方法之一。《庄子》已提到导引,马王堆汉墓发现《导引图》,从艺的层面讲都是养生,人们容易落到艺层面而上升不到道层面。

    如何上升到道的层面?在先秦道家著作里面,包括《管子》都提到“心正”。《汉书·艺文志》:“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也。”真性也可以说是先天之性,即天地之和气也。天出其阳、地出其阴,阴阳和合就有了万物。生命因阴阳之气的和谐而诞生,又因阴阳之气的和谐才能维持。但是人一生下来这个性命之真就变成后天之性了,后天各种干扰和诱惑一来就失去了先天之真性,所以要有求于外者也。

    如何来求?第一,荡意平心,或曰荡平心意。第二、同生死之域。即打破生死界限,不要贪生怕死,越是贪生怕死的人越死得早。第三、无怵惕于胸中,不惊不怖,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做到这三条就是神仙。

八、育正气、养真气、化怨气

    所修者何?气也。道家的著名八仙之一吕洞宾所著《百字碑》,首句曰:“养气忘言守。”忘掉语言,忘掉守气。清代有人为之注说,气存丹田得下漏,守在上面得脑漏,守在中间则肚胀,所以不能拘泥停留在意上面而要去突破。气不是一简单物质,亦不是一简单精神,也不是什么能量,它是不可言说之物。这个气跟具体可操作层面的气功没有关系。儒释道三家都讲气,各自所讲都不一样,但都有其特点,即都从最高层次上来讲。

    儒家育正气、浩然之气。文天祥《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他在序中说道,元人把他俘虏以后希望他投降,但他坚强不屈,于是被关在一个简陋茅棚里两年多,边上厕所臭气熏天,外面煮饭地方米气很多,夏天热气,冬天寒气,雨季湿气、霉气,八种气干扰他,可是他没有得病,原因就是身上有正气。儒家讲诚意正心,朱熹也讲,15岁之后进了大学,要穷物极理正心治人的道理。正心从诚意而来。诚意者,毋自欺也,要慎独,不欺暗室,要养一股浩然之气。这股气说不清道不明,不过每个人可以感受得到。某人正气凛然,某人一身邪气,一眼就能看出。佛教讲相由心生,长期的一种思想与念头会表现在外貌上。所以儒家育天地之正气、育自身之正气。

    道家养真气,要保住先天之气不被后天事物所干扰。人们现在如果去西医院,可能都找不到自己的病究竟要挂哪一科,但在中国古代很简单,所有的病无非三大类:一是意外伤害,如跌打损伤。一类是外感伤寒。一类是内伤,即喜怒哀乐悲恐惊七情。维护整个生命、治疗人的身体用两句话就能概括:去其所本无,复其所固有。这就是道家的葆性命之真,恢复其天然和谐。天和就是保真气,或曰保元气。

    佛教化人怨气,人一切烦恼、痛苦的根源在于贪嗔痴三毒,其中最严重的大概应属嗔,嗔即怨恨,如果老是怨天怨地、怨人怨事,嫉妒比自己强的人,看不起比自己差的人,其心情是不能宁静的,因此也得不了道。所以一定要把怨气化成感恩心。
所以,真正的气功要练三气:育正气、养真气、化怨气。

九、得意忘言、得意忘象

    上达之学必由心悟,不可言传,只可意会,是智慧之学、是哲学,说出来了就成为知识技能、落到形而下的下学了。我们最初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哲学”叫“形而上(物理学之上)”(philosophia),即“爱智慧之学”。尽管语言不可以传达,但还是需要语言来传达,那就需要人们能够超越语言,得意忘言,要学会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和能力。

    中国所有的艺都是可见、可听、可触摸的,那么我们就要通过这些去领会它内中所包含的意,这就叫得意忘象、得意忘言。一方面是低级层次的知识、技能,另一方面是高级层次的智能,智能是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中国的学问强调智慧之学,一切的艺都是通过外在形象来达到对内在理念、观点的体悟或认同。欧阳修有一次题画时说道:“古画画意不画形”,苏轼在题一幅画时言道:“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知诗人。”欣赏一幅画不是看它是否形似,而是看其所体现的精神境界。画如其人、字如其人,一个人的修养到家了就会体现在他的方方面面。我曾经言及书法曰:“习字调心性,学书铸人格。”书法、绘画都寄托了作者的一种品格,它展示给人的也是这个东西,中国的艺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深度才算是真正的艺。

十、艺术的创造与再创造

    一个艺术家不容易,很多所谓的艺术家恐怕都只能算是一种匠,匠人只会在技能上模仿,却没有灵魂和思想寄托。艺不能上升到道,不能让人回味,不能启发人,那只能算是复制品而不是创造。

    同样,一件艺术作品在人们欣赏的过程中,完全可以让欣赏者进入再创造。中国的艺术就有这个特点。如果仅仅停留在象上面,那就无法再创造。在中国画里,人们可以通过作品在不同环境、不同时间、不同心情之下体会出完全不同的意义来。汉代董仲舒说“诗无达诂”,诗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可以这样体会,也可以那样体会,都能得到精神上的一种享受。

    中国文化完全允许欣赏者再创造,而不是将之定式化,甚至可以脱离其最原初描述的实景去领会它里面的意思。唐代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如果只局限在字面,按场景来讲是很直白的一句话,但中国人不停留在写实上面,而是引申为人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以此励人。另一首诗:“未出土时已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这两句话很真切地描述了竹子,可如果只是看到这一点,那就不懂中国文化了。在这里要体悟到的是一个人,在没有出头之时、默默无闻时,要坚守气节,要有大丈夫精神;及凌云处呢,飞黄腾达了也要虚心谦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大哲学系一群教授有次喝茶聊天,说的大丈夫的气节,大家说不就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嘛。这是时候,胡适坐在一边,说,还得加一句才行,“时髦不能赶”!我觉得加得很好,许多人丧失气节,问题还就在赶时髦。

十一、艺不忘道

    没有道的艺是没有意义的。学艺、欣赏艺,也必须从道的角度去欣赏、去学习。学艺是为求道,不是简单为了技能提升,仅仅沉迷于技艺,那就必然落到玩物丧志。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忘掉道。忘掉了道就失去了艺的灵魂,我非常不赞成电视栏目常常举办各类竞技比赛,尤其是业余的,比什么呢!业余本来就是娱乐、丰富自己生活,一旦比赛就失掉通过艺术来修养、提升自己的初衷。
我们要回归中国文化中道艺的关系,要理解中国文化离开了道就失去了它的灵魂,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对传统文化如何传承与发扬,也主要是要从道的层面来发扬。

    艺的层面随着时代发展有许多变化,在这一层面我们可以去恢复一些传统的东西,也可以随着时代变化以及欣赏者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例如,恢复古代礼仪不一定要穿古代服装,可穿可不穿,不是一定要弄得跟现在的时代很远。当然服装也是属于艺的层面的东西,它这里面也必须体现出道的精神,服装是小事,但它体现了一种文化,体现了文化的认同,这个内涵是非常重要的。在欧洲很多国家到了传统节日时都要恢复过去的传统穿戴,周边东南亚国家在传统节日里也是如此,国内一些少数民族到了节日时候也会穿上民族服装,可是绝大部分汉族人却没有自己的传统服装可以穿。服装是一种文化符号,汉服可以千变万化,但有几个特殊的因素不能变:一、溜肩,崇尚自然。一上肩就变成平肩了。二、不在衣服上挖窟窿去扣扣子。三、背后是拼接的,不是一整块,这也许与裁剪有关系。如果能保持这三个特点,纵使千变万化也是传统的。不能保持这三个特点,即使再像也不是传统。就像诊断方法和治疗理念是中医的,即便开西药,那也是中医。如果治疗理念是西医的,哪怕开中药也不是中医。我们可以多一点传统服饰,多一份文化认同与标志,但我不主张一定要复古,一定要穿上某类服装。

    道艺结合,这样才能将文化延续下来。眼下热衷创新,去年“两会”时,有一个报道说出席的浙江女代表们会穿上旗袍,结果在开会前一个星期,有一家媒体展示了她们要穿的旗袍,我感觉到女代表们穿不成了,因为它是时装设计的旗袍。果不其然,代表们抵制穿她们的旗袍。它还是一个赶时髦的东西,而不是在传承传统。

十二、中医之道

    传统道艺的结合,要以道为主,以道统率艺,由艺上升到道,下学上达。两者都不能孤立,离开了下学、离开了艺,道便空了;脱离了道、脱离了上达,艺就没有灵魂。

    中国文化现在处于一种失魂落魄的境地,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主体意识(也就是魂)。我们原本在世界上被称做“礼仪之邦”,可是现在人们一举手、一投足、一言谈都不知道什么才是规矩。从艺入手,通过可视、可听、可触摸的具体的艺,了解它,喜爱它,把它放到整体文化当中去,我们就可以领会艺所包含的道在什么地方。让年轻人有更多机会来接触传统的艺,不管是琴棋书画还是气功、武术。我们现在向全世界推广的武术叫健身气功,包括传统的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六字诀、易经筋这样一些东西,目前在世界上相当火热。这次国家体育总局办培训班一共有三十六个国家参加,有一百来位世界各地致力于推广气功的组织和教练参加,可见世界上对我们传统文化的认同度远远超过我们自己国家的百姓。

    中医作为技艺的部分,它是在整体中华传统精神下面来治疗疾病,呼吁把“中医”改回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对它的称呼——国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们对自己国家的文化都加上一个“国”字,如“国画”、“国术”(指“武术”)、“国文”、“国史”等。改回“国医”这一称呼才可让中医本来的含义得到彰显,西医是治疗医学,中医不是。中医是在中国整体文化下呈现道的一种技艺,它本来有很明确的几个概念,如“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中医是治人的,不是治病的,这个理念与上个世纪卫生组织提出的一个理念完全吻合。世界卫生组织肯定了传统医学的合理性,承认其科学性,而且提出要从对病的重视转移到对人的重视上来,这符合传统中医的概念,我们要关注的不是人所生的病,而是生病的人,这样,中医的精神才能彰显。

    中医还有个概念:“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汉书·艺文志》)《黄帝内经》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上个世纪卫生组织也提出把预防放在重要位置。等到有病才去治就不是中医了。

    第三个概念更厉害:“不服药为中医。”这句话为清代钱大昕在注《汉书·艺文志》时所提出。这强调了人体具有自主恢复和痊愈的组织及能力。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提出的理念之一。曾国藩曾写信告诉儿子,治心病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病以不药为药。中医的核心是“中和”,人体只有达到“中和”才能恢复和保持健康。任何疾病的根源就在于身体的阴阳不调、五行失序。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生生不已。

    中医改回“国医”称呼也许很难,尽管不少中医院的院长认同。但即使改不回来,我们也要了解到中医最核心的精神理念——致中和。现在中医院里许多治疗手段也采纳了西医的拍片、验血,B超等,完全背离中医的含义,但没有办法,因为大家相信科学、数据比相信人多,把身体交给一堆机器去做各种测试;相信医生比相信自己的感觉更突出。如果说我一眼看到你有这个病,他会不相信,而这恰恰是中医最关键的“望闻问切”。“望”的境界最高明,其次才是“闻、问”,最后才是“切”,而我们现在把切脉变成是中医最高的,错!有人去看医生,对一看就知道其病的中医反而不相信,甚至怪罪,直到一大堆数据表明才开始相信。所以流传一句话:“西医明明白白治死人,中医糊里糊涂治好病。”西医治死了人也是该死,无法打官司,而如果是中医也许就要耗上了。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癌症很多是死于过分治疗,但还是愿意去遭罪,开刀、化疗……观念问题害死人。其实当年扁鹊也有很多明确的不治。我提出一个观念:要为自己的感觉活着,而非为数据活着。

    中医作为具体的艺,如果离开了整个的文化理念,就必然会沦为技艺性的东西。不能把中医降低到艺的层面,然后在艺的层面与西医比拼。应当在从理念上去弘扬中医之道,运用中国整体的思维方式、辩证思维的方式、阴阳五行的理论框架。去对比西医简单的对抗性的疗法,其实近年西方已经冲破了这种对抗性疗法的理念了,提倡自然疗法、情绪疗法、直觉疗法,强调自身修复能力的提升。自然疗法的一个原则就是:将来的医生将不是开药方的医生,而是指导如何人们如何健康生活的教师,这个理念在变。

    中国文化的优势就是它的道艺的结合,而且是在道的统摄下面,来指导这个艺,任何艺,也要把它提升到道的层次来认识它、体会它。

 

 

 

 

 

发件人:HGS 2<pcpt026@hotmail.com> +(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时 间:2014年07月22日 09:28 (星期二)附 件:1个 (# 资讯 7-22.rar ) 查看附件

强大物质潮流使人类发生集体变质

刘再复

2014-07-19 《重庆青年报》

  刘再复,1941年出生于福建南安,具有国际影响的当代中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思想家、作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院所所长、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先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与台湾中央大学、东海大学等高校担任客座教授、荣誉教授、讲座教授和访问学者。其代表作《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放逐诸神》、《共鉴五四》、《人论二十五种》、《思想者十八题》、《漂流手记》(共十卷)与《告别革命》(与李泽厚合著)《红楼四书》、《双典批判》、《传统与中国人》、《罪与文学》(与林岗合著)等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巨大。

  内容提要

  ●我是一个永远的思想者,又是一个永远的漂泊者。思想者与作家,从本质上说,都是精神流浪汉。我声明过,中国护照是我的“最后一片国土”,不能放弃。

  ●一九八九年漂流到海外的知识分子,有些的确思想发生了大转变,但李泽厚和我则仍然按照原来的思想逻辑前行,虽然不断走向深处,但没有“大裂变”。一个人最为重要的不是身在哪里,而是心在哪里。

  ●作为人,最可怕的是没有任何心灵渴求,没有任何文化向往,处于麻木状态而不自知,把“心”真的空掉了。当下世界,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在发生“肉人化”与“空心化”的现象。

  ●无论是讲课、对话还是讲演、写文章,我都意识到,自由完全在自己手中心中,即自由全在于自身对自由的觉悟中。既不媚俗也不媚雅,既不媚上也不媚下,既不媚东也不媚西,既不媚左也不媚右。

  去国25年,刘再复在生活上成为名副其实的漂泊者,在理想与思想上却始终情系祖国,心怀天下。与同时期漂泊海外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相比,他不愿加入美国国籍,只接受美国“杰出人才”绿卡,始终守持中国护照,“这是‘文化心理’需要,也是一片故国情怀”。

  “我到过许多国家或地区演讲,特别是常到香港‘客座’,我感到大陆的人文热情还是很高,比香港高,所以并不悲观。”20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发展的清晰,环境的转变,刘再复与祖国的交往日渐频繁,中国青年人对他的热爱也日臻回归。

  近两年,刘再复每年秋天都会回中国香港,担任高校客座教授和客席高级研究员工作,为期5个月,今年也不例外。

  尽管每次踏访、学术交流以及演讲,都带有独到的观点,但刘再复心里明白,无论是讲课、对话,还是讲演、写文章,“都意识到自由完全在自己手中心中,即自由全在于自身对自由的觉悟中,该说的话就说,不情愿说的话就不说,既不媚俗也不媚雅,既不媚上也不媚下,既不媚东也不媚西,既不媚左也不媚右”。

  而此时,这位把中国护照视为自己“最后一片国土”的孤独的思想漂泊者,正在美国落基山下的Colorado(科罗拉多)家中,一边读书写作,一边割草种菜。他热爱体力劳动,每天都流一身大汗。“现在我与野兔、松鼠的关系已大于人际的关系。生活很好,一切思索都带着这里黎明的清气。”刘再复对重庆青年报记者说。

  赶在他今年启程前,本报记者有幸专访了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学者,听他谈青年、聊老友、把脉社会,娓娓道来,深入浅出,无不是件惬意的事。

  强大物质潮流使人类发生集体变质

  重庆青年报:面对当下社会的压力,我们似乎一直活在过去,活在记忆中,尤其是大家普遍认同的八十年代。那个年代对于青年人来说是童年记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是一段“文化热”岁月。从其中我看到当下中国人对精神无处寄托的焦虑,一种“空心人”状态。从本质看,到底是那时候的人们对文化饥渴过度,还是现在?这种饥渴是否也有新时代的外壳和内涵?

  刘再复:当下世界,物质潮流覆盖一切,也可以说,俗气的潮流覆盖一切。在此潮流中能够在意识层面或潜意识层面,仍然保持一种对于文化的渴望,甚至还有一种“精神无处寄托”即心灵无处存放的焦虑,这本身正是“有心人”的明证。

  我很快就要进入73周岁了,回顾过去数十年,我引以自慰的是始终没有摆脱过“文化饥渴”状态,过去饥渴,现在还饥渴,在中国饥渴,在美国也饥渴。这种状态不以时代的变迁和年龄的变化为转移。也没有“过度”的问题。我坚信,一切都取决于自己,或者说,是自己的心灵状态决定一切。作为人,最可怕的是没有任何心灵渴求,没有任何文化向往,处于麻木状态而不自知,把“心”真的空掉了。二十年前,我写作《人论二十五种》(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一种叫做“肉人”,这是只有肉体、没有灵魂的人,也就是你说的“空心人”。当下世界,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在发生“肉人化”与“空心化”的现象。文化饥渴乃是对肉人化与空心化的反抗,我愿意和你一起反抗。

  重庆青年报:可是当下经济腾飞,各项建设日新月异,物质丰富,人们的内心与外在却严重背离。“空心人”现象的社会根源是什么,一般会有哪些影响?

  刘再复: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很复杂。我只能较简单地回答两点:一是“心”(内心)与物(外在)的背离(矛盾冲突),自古皆然,所以才产生两千三百年前我国思想家庄子“不为物役”的伟大思想。他所说的“物”,不仅是物件、物品等,而且是身外的一切物质性存在和社会性存在。不为物役,包括不为财富所役,不为权力所役,不为功名所役,不为概念所役等等。能摆脱物的奴役才能赢得心的自在。二是产生背离现象的社会根源恰恰是社会的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的结果(代价)。这就是李泽厚先生在《告别革命》(与我的对话录)中强调的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即历史在前行中物质生产与消费大规模地发展,与此同时人也日益被自己所制造的财富、权势和花花世界所统治所主宰,这就叫做异化。人制造的外在物质变成巨大的异已力量反过来支配控制我们的身心。你所说的“空心人”,就是异化人,就是“心”被“物”席卷而走的人。物质的强大潮流可以席卷一切,包括席卷一切心灵原则、道德原则。这个时候,一些清醒的人,就会感到焦虑,就会发生反异化的声音。

  我们且不说两千多年前那么远,就说一百年前,鲁迅先生在青年时代所写的《文化偏至论》(1908),就发出反异化的声音。那时,他就天才地发现西方工业文明发展之后带来的时代性偏执,即只重物质不重“灵明”(心灵)的偏颇。这篇文章是对十九世纪后期社会失衡的批评。他认为十九世纪后期的问题是“凡事物化”,是“灵明日以亏食,旨趣流于平庸,人唯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也就是重“物”不重“人”,重“外”不重“内”(心灵),这两三年,我常说,当下的地球向物质倾斜了,也是这个意思。

  这种现象会有哪些影响呢?可以说,影响巨大又涉及无数方面。在访谈中,不可能一一说清。我只能就个体存在的身心问题,说一句话:强大的物质潮流正在使人类发生集体变质。轻一些讲,人类正在变成机器的奴隶、广告的傀儡、电脑的附体;重一些讲,人类正在变成另一种生物,这就是金钱动物。这种生物的特点是神经全部被物质所抓住,把金钱逻辑视为唯一的生活逻辑,为了金钱,可以越过一切道德底线与良心底线,可以不顾羞耻地为所欲为,做什么坏事都觉得天经地义。“空心人”的严重问题是做什么坏事都没有心理障碍和心理不安。

  生存就是困境,人生就是困局

  重庆青年报:转型期的中国青年人普遍遭遇一种尴尬现实,进不了的城,回不去的乡村,有点知青当年“呆不下的农村,回不了的城”的影子。正因为如此,在和平年代,这种现象似乎被遮蔽成一种常态。是不是我们依然很麻木?仍将成为时代的缩影?

  刘再复:“进不了城,回不了村”,这种困局,就叫做“彷徨无地”。鲁迅当年写的小说集,命名为《彷徨》,他本身也处于“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的困局之中。其实,生存就是困境,人生就是困局,只是困局的时代内涵有所不同而已。现在“中国青年人”的困境是处于中国千年之裂变时期,即中国从乡村时代进入城市时代的转型期。在此大裂变中,从国家到个人,都准备不足,包括缺少足够的精神准备、文化准备、伦理准备、心理准备等,因此一定会感受到许多大苦闷。

  正像二十五年前,我突然来到西方,那时离开祖国也有点像离开乡村,也充满进不了城(西方)、回不了村(中国)的大苦闷、大寂寞与大彷徨。后来我终于明白,存在本身就是困境,我们每个人只能勇敢地面对困境,努力创造新境,一切全靠自己。不可能期待有一天上帝会来帮忙,也不可能期待有一天困境会自动消解。人生就是面对永远的困境所作的拼搏。拼搏时需要勇气,需要智慧,特别需要有一种积极的立身态度。出国之前,我就读过康德的《何为启蒙?》(也有另一些译法)但没有读懂。出国后我读懂了,他说的启蒙,主要是启迪勇气,唤醒勇敢。我终于启蒙自己:不要消沉,不要彷徨,不要怯懦,要勇敢地面对西方一切新的沟壑新的困难,勇敢地继续你的工作和你的思索。

  唯经曲折才可能有丰富的思想活水

  重庆青年报:今年五月,李泽厚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讲,他本人对中国的思考和关注一如既往,令人惊奇的是,国内青年人对他的热爱也是一如既往。李泽厚先生的经历和命运艰难曲折,赴这次邀请也颇费周折。从老友的角度看,他的思想和境况是否有所转变?他的回归说明了什么,将会产生有哪些积极意义?

  刘再复:你说李泽厚先生“命运艰难曲折”,相当准确。我的命运也是如此。但我们都不被任何艰难的命运所击倒,何况,曲折挫折也是一种巨大的财富。唯经曲折,才可能有丰富的思想活水。

  从老友角度看,我觉得李泽厚的思想一直在往前走,出国之后,特别是最近十几年,他的思想更为成熟。其“巫史传统”、“历史本体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伦理学纲要”、“一个世界文化与两个世界文化”、“情本体”、“度范畴”等著作与命题,都是最后这十几年来的成果。我就住在他的边上(两家只有步行三五分钟的路程),可以和他一起散步,可以不断倾听到他的讲述,受益极大。我感到他进入八十高龄之后,思想仍像以前那样活泼,胆与识都更为强健。至于他的思想,其大框架大思路并没有转变。

  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位教师写过两篇短文批评李泽厚和我合著的《告别革命》,一篇叫做《吃饭哲学》,另一篇叫做《大师真面目》。说读了《告别革命》才知道这两位原来还是没有离开马克思。不错。李泽厚先生和我对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教条式地对待,也不是颠覆式地对待,而是学理式地对待,即理性地对待。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说马克思的两大思想贡献,其中一点是说人首先要衣食住行,然后才有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等,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李泽厚对于这一原理坚守不移。他的“吃饭哲学”正是对这一原理生动通俗的表述。直到去年,他还和我为章小东(章靳以之女)的小说《吃饭》作序,认定“吃饭哲学”没有错。他的“历史本体论”表达得愈来愈精细。但大思路原来就有,而且一以贯之。他的历史积淀说、自然人化说等等,都是历史本体论的前奏。李泽厚是个无神论哲学家,他把康德的“认识如何可能”这一总题目改变成“人类如何可能”,然后又吸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成果(不是辨证唯物论)。所以他在回答“人类如何可能”时,就扬弃了西方的两个基本答案:一是上帝造人(宗教);二是猴子变人(进化论),而自立一个人类(通过历史实践)使人类成为可能的总答案。这就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答案。这一答案,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但又是沿着马克思逻辑思索的结果。

  一九八九年漂流到海外的知识分子,有些的确思想发生了大转变,但李泽厚和我则仍然按照原来的思想逻辑前行,虽然不断走向深处,但没有“大裂变”。 如果做点研究,一定会发现我们的思想还是有一条逻辑线索可寻的。

  中国哲学已经在世界上登场

  重庆青年报:有评论认为,“思想者李泽厚此度归来,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期待里,是‘标志性事件’”。您怎么理解这个评论?到底标志了什么?

  刘再复:李泽厚此次到华东师范大学讨论哲学,是以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他的伦理学正在世界各处走热)为“假想敌”,也就是说,他选择的是当下哲学界最强的对手,这标志着,中国哲学已经在世界上登场了。桑德尔在世界上到处流行,但没有一个中国学人可与他对话,李泽厚此次对话,意义非常。

  还有,一个人最为重要的不是身在哪里,而是心在哪里。李泽厚已进入八十四岁高龄,但还“归来”,(其实他每年都“归来”),还心系故国,这也标志着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不管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其心灵总是放不下对祖国的一片牵挂。李泽厚和我一样,都守持中国护照。我们不愿意加入美国国籍,只接受美国的“杰出人才”绿卡,这是“文化心理”的需要,也是一片故国情怀。

  李泽厚到上海,肯定是个文化大事件,但它还标志着什么,请容我再想想。也许它还标志着,真理总是要被认识的,真才实学总是要被珍惜的。我们的人民多数总是善良和通情达理的,他们总是愿意倾听天才的赤子那些发自肺腑的声音。

  “钱学森之问”是国家教育实践问题

  重庆青年报:尽管青年人对李泽厚先生的欢迎是热烈的,可实际上现在的青年人大多羞于谈理想,甚至平时很少看书。据统计,国民年度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大概为4.8本,对这一现状您怎么看?您是否也在期待“钱学森之问”的破解?

  刘再复:鲁迅早已把“年青人”分为不同阵垒,你说的“年青人”也分属不同阶层。有些年青人爱读书,知道李泽厚的价值,热烈欢迎李泽厚,这是青年精英。但有些青年人还不知道李泽厚为何物,也不看李泽厚的书,这也不奇怪。我不大了解年度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大概为4.8本是什么概念,不过中国未来的栋梁之才可能多半出自这些看书的人之中。我到过许多国家或地区演讲,特别是常到香港“客座”,我感到大陆的人文热情还是很高,比香港高,所以并不悲观。

  “钱学森之问”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即教育实践问题,尤其是国家教育实践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和女儿刘剑梅合著的《教育论语》(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作了一些思考。我认为,教育问题,关键是中小学教育。教育是要让学生愈学愈聪明而不是愈学愈傻,但我们的教育体制让学生负担过度,太重“分数”,不重培养“兴趣”,结果把孩子们都吓坏了,压傻了。这怎能培养出杰出人才呢?一个杰出人才的产生,一定是从小(包括少年时代与青年时代)就对某个专业具有浓厚的兴趣(甚至信仰)、火热的情感、献身的决心以及攀登此专业巅峰的抱负。没有这一切,只知“分数”这种门面功夫,怎能“杰出”?

  重庆青年报:此前有媒体调查评出“十大死活读不下去的书”,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中国四大名著”全部躺枪,而剩余的也全是世界名著,这简直是我们这个文化古国的一个大笑话。于是去年继“常回家看看”之后,全民阅读也被提上了立法层面,说白了,大家不急政府有点急了。对此您怎么看?在生活中,是否需要法办一切?

  刘再复:我向来不太相信“媒体调查”,倘若真的有些人“死活读不下”四大名著,这也不奇怪。大学期间我就死活读不完《资本论》,后来才慢慢读下了。至今我还死活读不下一些最伟大的哲学著作,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是看了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此书我至少读过二十遍)之后才慢慢有所领悟。

  不过,我从来没有因为“死活读不下”而感到理直气壮,而是感到不安,感到羞耻;因此总想在生前能读进去。这种态度我倒是真的拥有。所以我也不希望年青朋友为死活读不下四大名著而心安理得,甚至引以自豪。我能与年青朋友共勉的只有一点:我们永远不要把“无知”当作旗帜。

  另外,我还要说,阅读我国文学经典极品《红楼梦》与《西游记》(不包括《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不仅会走向善良,而且是人生极大的享受,它会带给我们最大的快乐与幸福。不知道这一点,死活读不进去,乃是一种不幸。至于把阅读放入立法的举措,我从未听说过,今天听说,只觉得古怪,不好评论。

  揭露现实会使作家才华“固化”

  重庆青年报:这些举措都缘于泛道德化和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让人不得不在任何事情上作出选择,难道只有这样就可以创造建设性的精神财富吗?在这方面,而对于中国的作家来说,似乎不揭露现实就不是好作家,就会受到谴责。

  刘再复:泛道德化和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确实会影响创造性的精神价值创造。这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乃是一种“固化”思维,也可称“僵化思维”。我不支持作家从政,这不是担心作家会“犯错误”,而是担心政治会“固化”作家的活泼心灵和审美趣味。

  近几年,我一再提醒作家不要把批判揭露现实作为创作出发点,也不是担心作家会“犯规”,而是担心作家会因此而把自己的才华“固化”于社会的表层,从而进入不了人性的深处,即只会停留在晚清的谴责小说水平上而不能向《红楼梦》的水准线靠近。好作家当然需要有一种最基本的导引人类向真向善向美的伦理态度,但不能设置政治法庭与道德法庭,不能陷入政治说教与道德说教,当然也不能被困死于泛道德化与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之中。

  一切思索都带着黎明的清气

  重庆青年报:作为一个思想者,国内还流传着您的故事,作为一个漂泊者,您的视角似乎从没离开过祖国,请讲讲您目前的生活和思考状况?

  刘再复:我是一个永远的思想者,又是一个永远的漂泊者。思想者与作家,从本质上说,都是精神流浪汉。他们不可能活在一个固定点上(只能活在自由点上),我的视角也不可能固定在“祖国”之上。出国二十五年,我一直心系祖国,一直保持着故国情怀。所以一直不愿意加入美国国籍而保留中国护照。我声明过,中国护照是我的“最后一片国土”,不能放弃。所以我至今只有美国的杰出人才绿卡和中国护照这两种通行证。

  我的文化心理确实一直没有离开过祖国,我已游览过四十几个国家,无论走到哪里,我总是想到长江黄河和那片养育过我的黄土地。但我的文化视野却远远地超越了祖国。我解读感悟《红楼梦》和《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用的并非中国视角,而是普世视野,即全球视野。去年十月初,我在韩国“世界作家节”的开幕式上作主题发言,对“一味消费”、“一味发展”的世界性大思路提出质疑,还对世界性的思想危机(包括欧美)提出告诫,也都是超越中国视角的。

  重庆青年报:今年9月份到香港有哪些行程和工作安排?

  刘再复:今年九月一日我还要到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和高等研究院分别担任客座教授与客席高级研究员,为期五个月(去年也是如此)。这项工作的义务是一个星期讲一节课,我开的《文学常识》课,已讲了十二讲,今年再讲十讲。讲完后将由香港三联出书。现先在《明报月刊》连载,已刊出第七讲了,这本书把我的基本文学理念作了一次简明的表述,与流行的《文学概论》不太相同。

  在科技大学执教期间,我将会请好友高行健和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索因卡到校演讲,我还会与高行健一起在香港大学作一场对话。无论是讲课、对话还是讲演、写文章,我都意识到,自由完全在自己手中心中,即自由全在于自身对自由的觉悟中。该说的话就说,不情愿说的话就不说,既不媚俗也不媚雅,既不媚上也不媚下,既不媚东也不媚西,既不媚左也不媚右。

  此时我仍在美国落基山下的Colorado,一边读书写作,一边割草种菜。我爱体力劳动,每天都流一身大汗。现在我与野兔、松鼠的关系已大于人际的关系。生活得很好,一切思索都带着这里黎明的清气。
 

 

 

 



戳穿杨继绳“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

 宪天

2014-07-11

    孙经先教授就杨继绳“饿死三千万”的说法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与他直接对话。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被当场戳穿!

  《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于今年7月5日—7日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会议除邀请我国学者出席外,还邀请了若干西方学者与会。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教训”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在讨论这一议题时所谓“饿死三千万”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为此会议特别邀请孙经先、杨松林、杨继绳、曹树基等人与会,曹树基先生没有接受邀请,孙经先、杨松林、杨继绳先生接受邀请到会。这就形成了孙经先教授与杨继绳先生就“饿死三千万问题”的直接对话。

  7月6日下午,杨继绳先生首先发言。他发言的主要部分是认为孙经先教授在研究中使用的一个结论的数学推导是错误的。他在发言中承认了孙教授对《墓碑》的某些质疑是正确的。然后他情绪激动地说:孙经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红旗文稿》、《党建》多家官方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墓碑》的文章是“对我的诽谤,是对我人格的侮辱。用中共中央宣传部旗下和社会科学院旗下的权威刊物,广为传播对一个公民的诽谤,是法律所不容的。”“对《墓碑》的批判是缺席审判。《中国社会科学报》、《党建》发表诽谤我的文章,我投稿辩护,全都粗暴地拒绝发表,在对我缺席审判时,还不给辩护的权利!有一点学术公正吗?

  杨继绳先生发言后,孙经先教授做了题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与“饿死三千万”》的长篇发言。

  在发言中,他首先回顾了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变化的历史,指出1949年以前我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户籍管理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了逐步建立户籍管理制度的过程。1958年我国颁布《户口登记条例》“是全国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一条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时间,恰好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随着《户口登记条例》的实行,就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户籍整顿。这一事件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恰恰是几乎所有研究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的学者都忽视了这一点。

  孙经先教授指出: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我国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这一数据中出现了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饿死三千万”之所以广泛流传,主要根源就在于这些重大矛盾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孙经先教授通过对1954年到1982年整个这一期间人口变化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对这一矛盾做了比较完整的解释,得到了四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基本结论:在1954—1959年期间(主要是1956年到1959年),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活动,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大批重报(含虚报)户籍人口。截止到1959年年底我国存在的这类人口数量约为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即他们拥有双重户籍)。

  第二个基本结论:我国在三年困难时期开展实行《户口登记条例》,1964年开展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的户籍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被注销。

  第三个基本结论: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4年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截止到1964年年底为止)为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

  第四个基本结论:上述漏报户籍的1,482万人在1965—1982年期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他特别强调指出:由于以上第二个和第三个基本结论所叙述的原因,造成1960—1964年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了2644万。这就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大量异常减少的主要原因。这些减少仅仅是统计数据的减少,不是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更不是由于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他说:“杨继绳、曹树基、丁抒、金辉、王维志等人把上述户籍统计人口数字异常减少的2644万中的绝大多数都解释成为是由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造成的,这样就出现了‘饿死三千万’的说法。以杨继绳先生的‘饿死3600万’为例,他的这一数字中大约有2000万属于这种情况。”

  孙经先教授说:“我们的上述四个基本结论发表以后,一些人进行了质疑。他们的质疑集中在第一个基本结论中大量人口重报户籍和第三个基本结论中大量人口漏报户籍是否可能的问题。”他在发言中对这些质疑意见(这中间包括杨继绳、曹树基提出的疑)做了分析,指出这些质疑都是不能成立的。

  孙教授在发言中对人们普遍关心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数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1949—1958年期间我国人口死亡率仅用8年时间就完成了世界30年(平均)的下降历程,其下降速度是异常惊人的,除新中国的社会制度优越性这一关键因素外,也有不正常的因素存在,即,我国这一期间死亡率下降速度异常过快的另一个因素,正好可以用我国同一期间户籍管理制度发生的变化来解释。也就是说,由于我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在1958年以前还没有真正建立和健全起来,造成了我国这一期间(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从而造成了1958年以前我国死亡率下降速度出现了异常过快的情况。换句话讲,我国在1949年到1957年期间(主要是1953年到1957年期间)的实际死亡率没有表格中显示的那样低,这一期间我国的人口死亡率应当向上做适当调整。

  孙教授指出,根据1953年我国内务部进行的人口的动态调查和1957年我国进行的抽样调查获得的结果,可以估计出我国在1953年——1957年期间的死亡漏报率在16.34%——17.65%左右,据此可以估计出我国在1953年到1958年期间的死亡漏报的总人数大约为750万人。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实行了《户口登记条例》,在这一过程中死亡漏报是很容易清理出来的。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可以估计出1958年年底我国存在的“漏报死亡”人口750万中,大约有675万在三年困难时期被清理出来,并被以死亡注销户籍,由此造成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户籍死亡人数虚假上升675万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户籍死亡总人数为共计3,602万人,扣除以上“死亡补报”的675万,则三年困难时期实际总死亡人数为2,927万。以调整后的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为基准,则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超线性死亡人数约为366万人。由此可以得到,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死亡人数应在366万人以下。

  孙教授在发言中着重指出了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错误。他在发言中指出:根据他查证的结果,《墓碑》中关于“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的说法,关于“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县和西海固地区饿死近百万人”的说法,关于“山东省饿死300万”的说法,关于河南省“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的说法,关于“信阳事件”饿死人数的说法,关于安徽省凤阳县的饿死人数的说法,以及其他一系列的说法都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

  杨继绳先生在多种场合宣传“周恩来销毁大饥荒证据”的说法,按照杨先生的说法:1961 年底,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命”,进行了一次关于“饿死人的数量”的“全国性的调查”,调查结果“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周恩来总理看了以后说“不要外传,立即销毁”,周伯萍等人销毁了。

  孙经先教授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中对此进行了仔细查证,他在查证了周伯萍先生本人对这一事情的书面回忆材料和《周恩来传》的记载后并进行仔细分析后指出,杨继绳先生的这一说法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

  孙经先教授在发言中说:“杨继绳先生在他的发言中断言我们的数学证明错了。可能由于杨先生不是从事数学研究的,所以他在数学推理能力还不太熟练,他在他的推理中漏了一步代数变换。他引进了一个新的字母A。如果他的数学推演能力再强一些,就会推导出A的表达式,把A换成这个表达式,立刻就得到我们的结论。这就是说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杨继绳先生的推理出现了明显的漏洞。”

  孙经先教授在发言中(以及在提交的书面文章中),对杨继绳先生发言中提到的所有学术问题都做了正面的回应。

  对于杨继绳先生所说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党建》发表诽谤我的文章,我投稿辩护,全都粗暴地拒绝发表,在对我缺席审判时,还不给辩护的权利!有一点学术公正吗?”,孙经先教授在发言后的会议讨论时做了澄清。孙教授说:“杨先生说他投稿《中国社会科学报》被粗暴的拒绝发表,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事实是这样的。杨先生去年10月投稿给《中国社会科学报》,该报编辑部随后给我发来电子邮件,邮件中表达了以下意见:1. 他们决定发表杨继绳先生的文章;(2)对等的,他们也同时发表我的文章;3. 由于版面所限,两篇文章文字均为3000字左右;4.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争鸣版上。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完全同意。他们把上述意见也通知了杨继绳先生,让杨继绳先生将文章压缩到三千字左右,但杨继绳先生始终没有回音。所以杨先生的这个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对孙经先教授的上述澄清,杨先生不得不承认确有此事。这就说明杨先生所说的《中国社会科学报》粗暴的拒绝发表他的文章,不给他辩护的权利,与事实严重不符。

  孙经先教授发言后,在当天和第二天上午,会议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些与会人员发表了意见。

 

 

 

 

50后写照

辛苦

2014-07-13

    亲爱的50后亲朋好友们,这24条,太亲切了,发给50后中有同感的朋友,献给我亲人中的50后。50后现在老了,喜欢安静了,不怎么爱热闹了, 小孩都开始叫自己爷爷、奶奶或姥爷、姥姥了。遇到不公的时候,会告诉自己,社会就是这样,似乎已看破了红尘。我知道,我们已经老了... ...

    1、从在网络上出现的顺序来讲,先有“50后”,后有“80后”;从辈分来说,先有50后,再有80后,再有90后;从血缘上说,80后、90后、10后产自50后。

    2、一直以来,不知道一把年纪是什么意思,当有一天审视自己手上的老茧时,突然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3、50后的童年非常贫穷,但是他们的零食都是绿色食品,槐花、榆钱、马齿笕、野菜、芦苇根、柳树叶等等甚至可以成为全家餐桌上的美食。用冻红的小嘴吹去上面的浮土,用肮脏的小手擦擦表面的泥巴,就可以放心地大吃特嚼,品尝纯天然食品的醇香,丝毫不用担心会被奸商谋财害命。

    4、50后的小学生活简单而快乐,课本只有算术、语文,每本书三五毛。没有人请老师补课,课余也没有家庭作业。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摔元宝、弹球、跳绳、滚铁环、捉迷藏、抓坏蛋等等五花八门,不到天黑不回家。

    5、50后从小就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好孩子,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学习雷锋、学习刘文学、文化革命等等总是站在革命第一线。

    6、50后童年时代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少年时代的理想是考上一所名牌大学,作一名勇攀科技高峰的科学家;青年时代的理想是找个好工作,娶个好老婆;中年时代的愿望是有自己的事业,孩子争气,家有贤妻;老年时代么,等等看吧。

    7、50后赶上文化大革命,我们有的光荣的当了兵,有的当了工人,有的光荣的下了乡,他们都是边上班边上业余大学, 没有周末、没有晚休,下班后边啃干粮边上课,知识来得不易,大学证书来的更辛苦。

    8、50后结婚时身无分文,也可以娶到老婆;离婚时,发现自己已经赔不起老婆。

    9、50后结婚时发现家里真的很穷,只好带着老婆去四处租房;孩子结婚时发现自己还是很穷,如果不给孩子买车买房,儿子很可能娶不到老婆,因为没有女孩子愿意跟着儿子去租房:吃不了那个苦,更丢不起那个人。

    10、50后一不小心创造了70后,养育了80后,主力军是90后,小部队是00后。10后让人恭喜但50后却让人怀疑。

    11、50后小时候看契科夫的《小公务员之死》,觉得公务员很悲哀;后来当了小公务员,整天给大公务员当差,敢怒不敢言;终于熬成了大公务员,在笑纳小公务员的孝敬后,告诉他们:好好干,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到底还是你们的。

    12、50后人到中年,发现自己的辈分在悄悄改变,从兄弟、妹妹慢慢成长为叔叔、阿姨,甚至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了。于是开始怀念过去,各种形式、不同规模的同学聚会、战友联欢热火朝天,尽管聚在一起时还可以找到青春的痕迹,但在90后看来,他们已是地地道道的老头、老太太了,连那些试图用金钱挽留青春的美眉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成了“资深美女”。

    13、50后的幼年时代大多营养不良,赶上节粮度荒,逢年过节能够吃上一块肥肉真是一种享受,新衣、新鞋往往是几年的追求;50后的中年时代开始营养过剩,粗茶淡饭悄然成为一种时尚。

    14、50后小时候总是盼着放假、过节,一锅炖肉、半块月饼足可以让他们盼上一年;50后从不让后代挨冻、挨饿,但后代们却很少能够感受到童年的乐趣,写不完的作业让他们无暇玩耍,网络、电视的诱惑逼着他们和50后打游击。

    15、50后是社会的中坚,单位的脊梁,父母的骄傲,孩子的榜样,老婆的撒气桶。

    16、50后好比中午一两点钟的太阳,虽然骄阳依旧,却也有些力不从心。头发白了,面容老了;记忆差了,饭量小了;段子多了,那事少了;外面躲酒场。

    17、50后凭借渊博的知识、出众的人才可以找到一个贤惠的老婆;50后的儿子可以凭借老爸的乌纱、名下的资产可以选择一个漂亮美眉。

    18、50后凭借自己的双脚独闯天下,50后的孩子用老爸的财富享受生活;50后用自己的双拳打抱不平,50后的孩子用老爸的头衔震慑他人:我爸是xx!

    19、50后后来上了大学的,毕业后凭借自己的文凭就可以找到一份体面工作;50后的孩子大学毕业后仅仅依靠一纸文凭已经找不到稳定工作,外加老爸好话一车,钞票若干也不一定就能捧上铁饭碗。

    20、50后上有老,下有小,心中有天下。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国家培育栋梁。穿梭于农村、工厂和厂房,征战于官场商场。事业蒸蒸日上,身体每况愈下。他人儿女婚礼上的主角,不时参加亲友的葬礼。百忙之中还要去去医院探视病人,说不定哪天成为他人探视的主体。健康平安是佳节祝福的主要内容,其实早有同龄人撒手而去。新生命的诞生已不能像儿女降生时那样让自己欣喜若狂,他人生命的终结对自己又有何启迪?

    21、50后从小热爱劳动,唱着歌曲去生产队麦地里拾麦穗,跟着大人去自留地里种庄稼;每天放学回家背起竹筐打猪草,将蝉蜕交给药店是儿时的第一笔收入。生产队的纸本是对劳动意义的最好诠释,饭菜里看见久违的猪肉是父母对孩子的最高奖赏。

    22、50后是最后一批明白“粒粒皆辛苦”含义的人群,可以从容吃下老婆第一次下厨作出的饭菜。即使能够一掷千金宴请他人,家中的剩菜剩饭也不会轻易倒掉。

    23、50后的父母基本没有能力为他们买房买车,但他们懂得父母曾经怎样含辛茹苦,甘尽孝道。50后不管有没有能力,都要千方百计为孩子买车买房,不论他们将来有没有能力养老。

    24、只有抬着父母进过医院的50后才懂得兄妹众多是多大的一个优势,看看自己的独生子女莫不为来日无援暗自担忧。

    朋友中的50后们,你们辛辛苦苦了一辈子,要想开了,保护好身体,有个好心态,我们与世无争了,该享清福了。

 

 

 

 

 


在印度学会慢下来

梁冬

2014-07-18

    1998年,梁冬加盟凤凰卫视,因主编、主持《娱乐串串show》成为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2005年,李彦宏力邀梁冬加盟百度担任副总裁,全面负责百度市场宣传工作。这是一个电视人的完美转身,但两年后,梁冬说,“在百度做的事情与我的梦想还有一点点的不同”。他在印度与一位长者聊天时,“我想起了我曾经在两年之前立下的一个誓言,就是做中国文化的,尤其是传统的中国医学文化的推广。这个长者跟我说,对,这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从印度回来后,梁冬从百度辞职。在印度,梁冬究竟遇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让我们从梁冬的七篇印度手记中倾听这个故事。

困惑——

    为什么这么努力,却活得这么惴惴不安,究竟是谁在灌输“我能”、“我的地盘要听我的”的人生观?<br/><br/>有段时间挺困惑的。生活中的每件事,为什么要这样做?从小我们被教育要成为成功人士,不让父母丢脸。考试纯粹是为了父母,因为他们会攀比。我每次考得差,自己没什么,倒是替我妈担心。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标准在于大众。我到了30多岁吧,发现自己以及周遭一些人都有点不对劲,活得很焦虑,活在很深的恐惧里——有工作的怕失业;有老公的怕失去老公;活蹦乱跳的一面担心熬夜对身体不好,一面热烈地谈着愿景;觉得爱情是美好的,但并不确定了解什么是爱情;成功满足了虚荣感的,却又带来患得患失……我一直怀疑,为什么这么努力,却活得这么惴惴不安,究竟是谁在灌输“我能”、“我的地盘要听我的”的人生观?

    一个人老呆在一个地方,是看不到偏差的。是不是要离开现在的惶恐,去另一个地方看看?也算机缘巧合吧,去了印度,同行的还有4个人,艺术青年、广告人、艺术青年的家属、我的家属。去之前听到很多来自印度的谣言,于是大家准备了很多东西,榨菜、腊肠、火腿肠、方便面……我跟他们说,其实我们唯一需要准备的,是一颗随机应变的心。

德里街头——

    印度的马路很神气,同时能看到狗、马、吉普车、小轿车、非常挤的公共汽车,还有猴子跑来跑去……

    下飞机,入关足足等了两个小时,看见的全是外国人,所有人都抱着那种蠢蠢欲动的心来到印度。大家脸上居然都是一模一样的表情,仿佛人人都企盼着穿上拖鞋,买一块纱巾披在身上,赶紧拍张照片给那些还在办公室格子间里的人炫耀。第一天晚上,我闻到了印度马路边的牛粪味,觉得很好闻——其实中国牛粪味也很好闻,难道印度的牛粪就比中国的牛粪香吗?这绝对是一种恶俗的小资产阶级情怀在作祟。我当时就做出了反省。

    我们5个人看着妹尾河童的《窥视印度》设计行程,一开始就列出了十几个地方要去,到了印度发现不合理,又砍掉了大部分,工作时间很少,我们那天刚打听清楚,没票了!我们很烦躁,不习惯那样的工作节奏,但是我立刻提醒自己:难道到印度不就是为了要慢吗?于是我和一个朋友坐在马路边抽烟,观看人来人往,有两件事情让我诧异。一是街上有很多乞丐,乞丐脸上都是笑,二是印度人喜欢席地而坐,一坐就是两个小时,也没有浪费时间的焦虑。但是我们周遭呢,今天一天都不干点什么,会觉得自己好堕落哦!原来速度是阻碍我们达成平和的主要原因。

    我在街上看狗四脚朝天睡觉,看牛在马路上走。印度的马路很神气,同时能看到狗、马、吉普车、小轿车、非常挤的公共汽车,还有猴子跑来跑去……其实只要坐在路边就会发现很多东西。我想,我们不应该太赶路,去不了太多城市就呆在一两个城市。

德里总统府广场——

    印度是没有身份证的,也没有户籍制度,他们想去哪待着都可以。但是这个国家也没有乱啊!

    这天我们去德里总统府广场,有点像北京天安门,最大的差别在于那一大片是草坪和树,就像一个森林公园,在那里我又看见了草坪上的人,一群一群躺在草坪上——我就没有见过有人躺在天安门广场。我发现一对年轻男女,男孩子盘腿坐着,女孩子用草弄着男孩子的鼻子,我观察了5分钟,如是这般。要知道,对我们来说,很多事情从开始到结束都用了5分钟。

    我们的司机是印度人,我问他多大了,他说25岁。我的当地朋友很诧异,才25吗?我说难道你雇用他的时候没看身份证吗?他说,印度是没有身份证的,也没有户籍制度,他们想去哪待着都可以。但是这个国家也没有乱啊!

    “你幸福吗?”我问司机。“不错。”

    “你老婆漂亮吗?”“漂亮。”

    “是自由恋爱吗?”“父母介绍的。”

     “你结婚前见过她吗?”“没有。”

     那么多人自由恋爱,却天天为婚姻爱情而挣扎、痛苦、焦虑、反抗;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呢?

泰姬陵——

    我们大部分时候都很视觉化,忽略了许多感受,把眼睛闭上,才能闻到空气里的味道……

    要去泰姬陵。我怕等买票无聊,就从朋友那里借了一本中文书,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的《谋生之道》,书里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观点,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作者建议每一个人都问问自己,做这件事是为了什么?我觉得他的问题是有意义的。企业家到底是为了什么,赚钱吗?显然不是。赚钱只是你做成了一件事情的结果而已,那这事情是什么呢?是为某些人作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帮助别人实现他们的愿望。

    在泰姬陵,我看到一个非常宏伟的建筑,那是一个国王为自己心爱的女人修建的陵墓。我沿着城墙走了一大圈,然后盘腿坐在一颗大树下,远处的泰姬陵在我眼中跟明信片里的一样,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拍照。我们大部分时候都很视觉化,忽略了许多感受,把眼睛闭上,才能闻到空气里的味道;才会听到嗡嗡的鸟的声;感受到草里的虫子在扒你的那种痒痒的滋味。

    他们都在逛,我坐在那里,坐累了,干脆平躺下来睡了一觉。睡醒一觉,朋友说走啦走啦,我就站起来走。出门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树上有很多松鼠,当你留心观察松鼠,你会发现每只松鼠都不一样,有的像小孩很单纯,有的像成功的企业家,有的很淫荡,在勾引别的松鼠,有的就很没有安全感,拿到食物就跑,叼到很远的地方找个小角落吃……

克久拉霍——

    更多的时候他是在思考两个问题:一,我是谁,我要做什么?二,我能不能不做?

    我们去一个很小的城镇克久拉霍,那里有著名的爱庙。在那里,我又躺在地上睡了一觉。太舒服了!阳光恰到好处,暖暖的。我旁边还有一只大狗,仰面朝天跟我一起睡。睡醒大家去吃饭,爱庙外面有颗大树,大得有张餐桌立在上面,还有把梯子用于上下。我们刚坐下来,鸟乌压压一片,漫天飞过,原以为是麻雀,没想到竟是大鹦鹉!那顿饭吃得酣畅淋漓。吃饱饭,闲逛的路上有家纺织品店,女人们疯狂地冲了进去。我在门口碰见一个小男孩,他的眼神非常坚定。我跟他聊天。他说他是练瑜伽的,每天早上身体“干净”的时候,他要做2个小时的功课。他还说,过程中更多的时候他是在思考两个问题:一,我是谁,我要做什么?二,我能不能不做?这和我在“百度”想的问题一模一样!每天我都反复问自己,我在做什么,或者说不做什么。小男孩很小,看着他你会觉得这个国家很有趣。

    小男孩说自己有个师傅,knoweverything。我们就跟着他去了。又是一家纺织品店,里面有位长者,我们席地而坐,他一个一个地讲。为了混淆他,我故意和一个无关女性勾肩搭背,长者却指着我太太说,她对你会很有帮助。他还说我应该做更重要的事情。我说我已经很重要了。他说不是的。

    第二天本来要去另一个陵庙的,但我们睡到下午两点。结果那个晚上反倒睡不着,我爬起来,躲到游泳池,想找烟抽又找不到,无所事事。一束强烈电光照过来,是酒店晚上巡夜的保安。我说,有烟吗?他居然从腰包里抽出两根给我,他总共也就3根烟。

    抽了一根,我开始在酒店里逛,在酒店大堂发现一部电脑。就在那里,我看到了陈晓旭出家的消息。我很欣赏陈晓旭,不管什么原因她做了自己的选择。可是后来舆论……余秋雨有句话讲得非常好:一群没有信仰的人在点评一个有信仰的人。这些没有信仰的人却是如此地站在正义和真理的这一边,对别人指手画脚,他们才是真正的可怜虫。

瓦莱纳西——

    我在那些人脸上看到了虔诚,他愿意相信自己是处在规则里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去哪里。

    我们去了恒河边上的小城市瓦莱纳西,据说印度人千方百计都想去那里。英语说得很好的三轮车夫说,我们是他拉到的第一批中国人。

    我们穿过小巷,走到恒河边,船夫带着我们看恒河的落日。我们逆流而上,看见很多人在生火烧东西,定睛一看,是在火化尸体。《西游记》里唐僧最后一难不是被推到水里,然后很多尸体漂起来吗?恒河就是这样的。恒河边有很多没有窗户的房子,让人可以爬到那里等死。而就在距离他们下游500米处,很多人在沐浴洗漱。一个朋友,平时有点“坏”的一个人,老喜欢说些“沟女”的事情,突然神色黯然。我说你怎么了。他说他很感慨,印度人即使是文盲,都知道在哪里死,中国人却不知道。

    恒河边上人人念经、沐浴。坦白说,那些咒语……哪怕你反复念“可口可乐”,也会达到安神的目的。但是我在那些人脸上看到了虔诚,他愿意相信自己是处在规则里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这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我们的焦虑,我们在快速的离心的转动中,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所以会担忧。所有的恐惧来自不确定。

    就像余华在《兄弟》里说的,一个中国人40年里看到了一个欧洲人的400年。在这么一个社会发展,定力不足是所有患得患失、所有无所适从的根本原因。从印度回来,我跟许知远聊这个话题,他刚刚写了一篇文章《崭新的传统》。他说传统让我们处在一个历史河流里面,由于我们和传统割裂,所以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要去哪里。

 

 

 



圈养的教授

木然

2014-07-12

  1949年以后,清华北大就再也没有出过一个大师。

  圈养是一种形象的说法,猪羊牛马驴鸡鸭狗兽是圈养,动物园里的动物都是圈养,这些圈养的动物们不缺吃,不缺喝,就是失去了本属于动物们的天性和自由。他们的结局或者成为人们的盘中餐,或者成为人们的观赏景观。

  教授们的圈养是借用,也与动物们的圈养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人终归是人。教授们的圈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性圈养,听话的教授,有吃有喝,不听话的教授,没吃没喝。如果没吃没喝,或者臣服,或者另谋生路。二是精神上圈养,通过各种各样的思想灌输,使他们臣服于现有的思维框架,自我毁弃学术自由。通过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圈养,使得教授们都在现有的轨道中运行,不管轨道破旧与否,这具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形态。

  如今的大学教授,大体上分为四类,一类是官教授,一类是臣教授,一类是打工教授,还有一类显得另类,即公知教授。这四类教授,都是圈养的教授。圈养的因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体制性圈养,二是课题性圈养,三是道德性圈养,四是文化性圈养,五是社会性圈养,其中体制性圈养是决定性因素。

  官教授的核心是官。官教授是大学的怪胎,也是大学里的主体教授。他们享受到体制内的一切好处,行使着体制内的一切权力,却没有因行使权力而应负有的责任。他们是大学党委书记与校长、各学院书记与院长。大学党委书记与校长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免,向上负责,而不是向学校负责。院书记及院长向大学党委书记及院长负责,而不是向院负责。一个向上负责的体制,使得官员教授们在逻辑上和事实上失去了应有的责任。他们虽然都在说又建造世界性一流大学,那也只是追求大学政绩、个人升迁的需要。大学教授对两级书记和院长没有实质性的监督之权,只有履行不尽的义务。两级书记与院长及其机构却对大学教授具有物质与精神双重宰制之权,却没有承担相应的大学发展责任。他们鸠占鹊巢,他们不当得利,他们滥用权力,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臣教授的核心是臣。臣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老师的发明,这一概念准确地概括了大学里一些教授的媚权心态。这是大学党化行政化的必然产物。臣教授面临两条可以选择的道路,一条道路就是当官。一旦当上了官,臣教授就可以有了穷小子变阔佬的感觉,也具有了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心态,就有了傲视尾随其后的臣教授的资本和资格。第二条道路就是求当官而不得,求学问而不能为,自我选择当臣教授,以求从官员教授那里分得一杯羹。他们皆尽拍马屁之能事,急官员教授之所急,想官员教授之所想,以此分得体制性的好处。比如,他们主动为官教授跑课题,主动为官员教授写论文,主动为官员教授写书,主动为官员教授做不能公开做的各种事情,甚至在官员教授的孩子出国、结婚、旅游方面臣教授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一句话,臣教授是没有长成人的知识型奴才。

  打工教授的核心是打工。他们与官教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可长可短,再往前走,就是臣教授,保持原地不动,就是打工教授。在他们的眼里,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放在功利面前、金钱面前进行权衡,有利于功利、有利于挣钱的事,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哪里有工作,哪里能挣钱,他们就冲向哪里。哪里没有功利,哪里不能挣钱,他们就会选择退避三舍。对于当官,他们视之为可有可无,有当官的机会更好,没有当官的机会也无所谓。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在外面打工挣钱。精致的利己主义大学生,最后有一部分进入大学,就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教授。

  公知教授的核心是公。他们愿意就公共问题发表看法,并试图通过专业知识影响公共论坛,成为公共论坛的主体。在互联网的条件下,公知教授的影响被互联网无限放大,产生了公知教授之外的溢出式影响力。与臣教授与打工教授比起来,公知教授意识到圈养,想跳出圈养的栏杆,但大都没有跳出来。长期的圈养,想跳出来容易,但却没有跳出来的能力。这如同一个长跑运动员,都已经退休了,再拉出去长跑,也是极为不易的。公知教授也得活,生存从来都是第一位的,没有了生存条件,公知教授自然做不成。一般说来,公知教授一般都倡导理性、和平、道德、渐进、非暴力,倡导普世价值,所以他们的生存条件并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无论何种类型的教授,都是体制内的产物,都在体制内生存和发展。体制内圈养都是他们成为教授的决定性因素。所有的教授都有体制内的社会保障,体制内的职称评定,体制内的业绩考核,要符合体制内的评估标准,享受体制内的工资。无论大学这种体制的目标与原则是什么,无论体制内运行的机制是什么,无论体制内的资源如何配置,教授也是大学教授。教授的吃穿住行,教授花费的学术费用与资源,都需要体制内提供,何况大学教授本身就是体制长期运作的结果。有体制内教授,就有体制外教授,体制外教授只是体制内教授的延伸。所谓体制外,也只是相对于体制内而言。没有大学体制内教授的评定,体制外的教授什么都不是。只有在体制内享受着教授的福利待遇,才能享受到体制外的福利待遇。在体制外的教授,都得傍上某大学著名教授。大学体制是教授的根,只不过教授开的花香飘到了墙外。

  课题性圈养是体制内圈养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大学被各种各样的课题包围,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地市级课题、专项课题。这是大学评职称的必备条件,有的大学甚至规定没有国家级课题不能评教授。大学老师们为了评教授使劲浑身解数争课题。在大学,有一个词用得频繁,那就是跑字。跑项目,跑课题,跑关系,跑人脉,什么东西只要跑起来,应该到手的到手,不应该到手的也到手,不能到手的也能到手。没有跑,就什么都没有。无论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还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或者是教育部等重点项目都是跑出来的,而不是系统严格地论证出来的,更不是搞长期学术研究研究出来的。一旦拿到了国家课题,享受国家课题本身的利益及相关利益,想搞学术也就是痴人说梦了。课题不是学术,课题是国家权力意志的体现。

  道德性圈养是体制内圈养的精神组成部分。在大学里,最难揣摩的就是道德,它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又来无影去无踪,没有固定确定的标准,但道德的能量却极为强大。一些大学教授科研能力不强、教学水平不高的人却经常能获此殊荣。道德圈养具有诛心的能力,无论一个人教学与科研多么优秀,一个道德标杆打下来,诸如一个思想有问题、一个自私自利的评语、一个不关心集体荣誉、一个此人有个性的评价都就会让大学教授们无以遁形,无所适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大学教授们进行灵魂鞭挞,让教授们在学术上自我设限,自我宰制,自我阉割,他们也就不能也不敢甚至不会再越雷池一步。

  文化性圈养体制性圈养的功利组成部分。此类圈养看重的并不是文化影响力本身,看重的是功利性大小。这主要是包括那些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文化人,小说家、作家、诗人、官员、记者、媒体人员甚至个别影视明星在大学做个兼职教授、名誉教授、特聘教授。这种文化性圈养,虽然体现了大学里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原则性要求,但由于引进机制的不透明,引进的机制不规范,他们在给大学带来影响力的同时,但破坏了大学的职称评定规则,伤害了大学教授的积极性和自尊心,破坏了大学本来就很虚弱的学术氛围。

  社会性圈养是体制内圈养的评估部分。大学教授的水平高低,需要社会来评价,这本身无可非议。社会评价值有好有坏,有高有低。社会评价的标准就是大学教授在社会上的各种学术兼职、各种名誉地位、各种评审专家、各种学术委员会成员、论文与专著的各种奖项、被社会采纳的项目与学术观点及其影响因子、转载率等。这种社会性的圈养,使得大学教授们失去了独立的判断能力和自主研究能力,研究内容不是由着个人的学术旨趣来,而是跟着社会评价走,造成了学术思维能力严重下降。

  谁都清楚一个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大学的未来,大学的未来取决于大学教授的水平。尽管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多,招生的规模越来越大,国家的教育投资越来越多,教授们越来越多,硕士点博士点越来越多,发的论文与专著越来越多,但中国大学的影响力并没有相应地提高,世界大学的排行榜没有应有的学术地位和世界级的影响力。

  反讽的是,人们却经常看到有钱人和有权力的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去受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人们经常看到香港大学与北大清华大学在招生竞争的过程中,人们宁愿选择香港大学而放弃北大清华,过去引无数学子青睐的北大清华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甚至有的官员宁愿选择在国内当裸官,宁愿放弃自己进一步升迁的机会也要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西方的教育。这是通过跑路的方式对中国大学强烈的无声抗议,对中国大学抗议的实质是对大学圈养教授的抗议。

  总之。各种不同的圈养形式,使得教授缺少学术研究的自主性、自由性和独立性。教授们已经失去了基本的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一个没有创新的教授群体不但是大学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刘亚洲,一个中国军人,如此诋毁中国的文化,奴颜卑膝地讴歌他人,貌似谦虚,实为奴性而浅薄。这是一代无根的人,从小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教育下长大的人,改革开放后又一头钻进西方文化,只能造成他们现在这种偏斜的知识结构。学问做不够只能无知。无知才说出无畏的话来。建议刘上将还是回去补补课,再出来演讲。当然,这是网上流传的一篇文章,不知真伪,也许是冒名所作,刘将军不至于浅陋到这个程度。

中国人的信念与道德

国防大学政治委员 上将 刘亚洲

2014-05-20

    我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中华文化的批判者。过去,我首先是它继承者,其次才是它的批判者。现在,我首先是它的批判者,然后才是它的继承者。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则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古代西方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国什么都不禁,独独禁本能。西方人敢于展示自己,既敢于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于展示自己的裸体。

    中国就知道穿衣服。给思想穿衣服。穿衣服总比脱衣服容易。西方鞭挞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它的思想在驰骋。我们歌颂自己的光明,结果带来千年的黑暗。黑格尔说:“中国无哲学。”我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产生过思想家。我指的思想家,是像黑格尔、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对人类文明进程有重大贡献的思想家。

    老子,你说他是思想家吗?仅凭五千字的《道德经》能当思想家吗?且不说他的《道德经》有问题。孔子能算思想家吗?我们后人怎么审视他?怎么审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从未为中国人内心提供一个可以对抗世俗权力的价值体系,提供的是一切围绕权力转。

    (编者按:这样描写老子和孔子实在有失公道。和上一篇楼宇烈先生的文章《中国文化中的道与艺 》比起来,作者的文史知识实在是等于零。千万不能盲目迷信这些权高位重的人。

    儒学如果是宗教的话,便是伪宗教;如果是信仰的话,便是伪信仰;如果是哲学的话,则是官场化社会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对中国人是有罪的中国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谋略家。中国社会是个兵法社会。我们民族只崇尚谋略家。一个事业上并不怎么成功的诸葛亮被人反复的纪念着。他心胸不开阔,用人也不当。有资料表明他也是弄权者。但恰恰是这么一个人,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这也是我们民族心灵的一种写照。

    (评语:从未见过如此武断霸道的话,儒学是有罪的,中国不可能有思想家,中国的一切都是坏的,就不知道作者是怎么塑造出来的。)

    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有三种行为大行其道:

    (一)诡辩术

    我儿子今年考上了某大学新闻系,该大学新闻系是中国最好的新闻系之一。我对儿子说:拿教材来我看看。看过后我说,这不值得看。里面有这么一个论断:中国发明了火药。火药传到欧洲之后,冲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堡垒。真是笑话。你发明的火药冲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垒,你自己的堡垒怎么没被冲破?反而更加坚挺?在国防大学讨论台湾问题时,有一个观点颇有市场:台湾象一把锁。如果台湾问题解决不了,台湾这把锁就会把中国的大门锁住。中国将没有出海的通道。

    这是诡辩。我一句话就可以给你顶回去。西班牙成为海上强国后,并没有能阻止它的近邻葡萄牙也成为海上强国。法国多佛海峡离英国只有二十八海里,英国阻挡法国成为海上强国了吗?中国失去海洋关键是历代统治者没有海权观念。

    (二)对外怀柔,对内残忍

    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几乎同时起步,但是欧洲形成了许多小国家,中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谈及此,我们往往沾沾自喜。其实,欧洲形成这么多国家正是它自由思想的一种体现。它虽然形成了这么多小国家,但是,多少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东西是从这些分裂的小国中产生出来的,而我们为世界文明做些什么呢?统一江山肯定与统一思想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谋略社会是个内向性的社会。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中美两国的差异: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基本是柔,在国内事物则是刚。

    美国正相反,在国际事物方面刚,在国内事务方面柔。我不记得我在哪本著作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对台作战,危险评估》,并做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于文化不同所决定的。中国文化是封闭的,内敛的,内向的;美国文化就是开放的、外向的。大一统的理念也是个内向形的理念。这也是解释我们为什么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面前是狼的原因。近百个日本兵,就能够押着五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到燕子矶去枪杀。不要说反抗,他们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

    解放战争中莱芜战役,仅三日,我军歼灭敌七个整师,五万六千人。战后,王耀武抱怨:”五万头猪,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而中国人要自己打自己人,那才叫勇猛!

    (三)鄙俗

    精神鄙俗必然带来行为的鄙俗。精神高贵必然带来行为的高贵。略

    (略)
 

 


 

 

 

 

中国人为什么变得缺德了

九井

2014-07-15

    大军网编者按:这是一篇典型的被西方文化洗脑的文章。以前是很多人言必称希腊,今天是一批人言必称亚当·斯密。这种学者没有一点中国文化的底蕴,只知道亦步亦趋地照搬西方,鹦鹉学舌,贬低中国文化。只能遭人鄙视。

    中国一向自认是世界上最文明、最讲道德的国家,目前中国的社会道德状况究竟怎么样呢?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间推移,国人渐渐感叹世风日下,道德日益下滑,人心不古。近一段时间来,各种传播媒介,针对各种个案讨论道德,具体地说是在讨论道德底线。以下是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一、全民拜金:目前中国的情况是经济催生道德的堕落。现在国民经济是逐年上升,道德逐年下降,正好成反比,到处都是拜金主义。

    二、道德沦丧:中国社会现在是道德沦丧。有人说: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国,不是台湾,更不是恐怖分子,而是公民道德的沦丧!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已荡然无存,造成现在的种种社会生活的混乱无序。

    三、有史以来道德最败坏时期:目前是中国有史以来道德最败坏的时期。从有历史记载以来,没有发生过像现在这么道德沦丧、道德败坏的时期。现在是道德最糟糕的时期,而且中国人的道德还要进一步恶化。

    四、应回归道德传统:现在中国的道德肯定应该回归中国的传统,不提升道德观念不行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古到今,道德在中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位置。牺牲自己以利他人,牺牲个人以利整体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道德宣传比任何别的国家都响亮。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当下的中国正在讨论的却是建立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根本谈不上去建设更高的毫不利己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br/> <br/>中国人的道德是怎么败坏的?从表面上看,是中国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开始的。如果道德沦丧是市场经济的道德特征,我们宁愿不选择市场经济。但事实上是,为什么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没有出现道德沦丧的情况呢,显然,认为市场经济是中国人“缺德”的根源这种论点是站不脚的。

    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但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社会的道德伦理机制,这才是中国人变得“缺德”的真正根源。可以说,千百年来,中国从没有进入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国的道德传统完全是建立在儒家道德基础上的,现在我们进入了市场经济社会,我们的道德伦理教育要么停留在以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阶段,要么祭出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法宝,但这些道德教育都解释不了市场经济社会的各种现实,与社会现实相脱节和矛盾的道德教育显然不能再作为支撑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基础。

    众所周知,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了几百年,而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183;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是经济学家,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亚当&#183;斯密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留下了两部传世佳作:《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国富论》)。他在《国富论》中阐述了“看不见的手”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已被我国思想理论界所熟知,但在《道德情操论》中阐述的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却长期未被我国思想理论界所关注,而这两部巨著也正是西方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学基础和伦理学基础。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典故:据说,19世纪末日本的明治天皇为了改变国家的落后局面,派人向英国取经,发现了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两本书:《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并将这两本书带回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明治天皇借鉴亚当&#183;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并结合日本国情治理国家,日本逐渐强大了;而中国呢,辛亥革命前,严复先生于1901年翻译了《国富论》,却把《道德情操论》留在了英国。“五四运动”期间,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西方的各种理论学派和著作大量涌入中国,但奇怪的是,其中竟没有市场经济社会的伦理学基础著作《道德情操论》,由于思想理论界对《道德情操论》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直到今天,中国也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观。据笔者考证,中国最早《道德情操论》的中译本是在1997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被整整耽误了96年,这实在是中华民族之不幸。

    为什么说《道德情操论》建立了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伦理道德基础呢?因为亚当斯密在这部伦理学巨著中揭示了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说明了商业产生自由和文明的基本原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倘若对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不了解,则不可能理解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和西方近代文明的进程。

    在亚当斯密所处的18世纪,英国的社会、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西方传统的道德学家们仍坚信“贫则德高、富则腐化”,赞美古代社会为有德的社会,近代商业社会则是“奢侈、堕落”的社会。当时的学术界及社会舆论,普遍关心的核心问题也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道德是否会堕落。当时大多数的“有识之士”皆认为:商业化的发展必将使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衰败,终将招致人类文明的衰退。

    亚当;斯密对当时的英国社会现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与传统道德学家们完全不同的看法。亚当;斯密首先指出: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交易主体皆基于“利己心”而行动,它还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基本心理驱动力。然后指出:“美德就存在于对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的的追逐之中,而节俭、勤勉、诚实等美德一般是从利己的动机中养成。”

    亚当·斯密将其伦理学研究建筑在激发利己心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仁慈、利他主义等都是不稳定的、偶发的、非持久性地心理驱动力。面向普通的人们,传统的道德说教方式——树立圣人、英雄人物,以其所谓的先进事迹教育大众的方式无济于事,这样的理想,在现实中不过是不正常的、特例而已。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无需道德说教,市场化过程本身就是培育并实现良好道德、伦理的场所。它不仅拥有自动调节社会资源分配的经济力量,还具有自动调节人性,使之趋向公益的道德力量。

    亚当·斯密还提出,自由和独立的人格是自然产生美德的两大条件。随着商业的发达,市场社会的国民在经济上自立为生的过程中自然会具备道德涵养,勤勉、谨慎等美德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养成。相反,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下,家丁、佣人因其人格不独立,必然会道德败坏。

    我国研究亚当·斯密学说的专家李非教授,曾将斯密的市场道德理论称为“道德人假设”,其要点列举如下:

    1、利己心是人类的本能,在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制度下,利己心具有自发地趋向美德的内在力量;

    2、在市场经济社会里,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主体必须具有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其个人伦理或者说国民性才表现为基于利己心的慎思之德;

    3、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社会中,其国民的富与德(物质富裕与道德)将自然而然地同时实现。即国民在积累经济资本的同时,积累勤勉、节俭、诚实、守约、守时等道德;

    4、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富裕的过程就是道德修炼的过程,这是一个无意之中的结果,意味着每一个市场的参加者谁也没有意识到在经商中使自己高尚起来。

    5、从长期看,一个民族或国家将通过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成为有德之国。这是因为市场社会存在着看不见的道德强制作用,无形之手的伦理学涵义正在于此。

    1831年,一位年仅25岁的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在对美国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后,在《论美国的民主》这本经典著作中无限感慨地谈起美国的民主。在那里,几乎没有人作一心为公、自我牺牲的说教,但是人们相信牺牲精神对牺牲者本人和受益者的价值,而且决不乏牺牲精神的表现;人们也绝口不谈德行是美好的,但是人们坚信德行是必要的,而且每天都按此信念行事。所以,尽管美国人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非常强烈,他们拼命追求财富,但却很少乱来;他们的理性虽然不能抑制他们的热情,但却能指导他们的热情。这就是亚当;斯密道德理论实践的最佳例证,由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是亚当·斯密理论的典型实践者,因此其国民道德水准、伦理意识普遍较高。

    理解了亚当斯密的道德伦理学,也就不难理解美国的民主,不难理解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将数百亿美元巨额财富捐献给社会的慈善行为,他只不过按照亚当;斯密所奠定的社会道德准则行事,钢铁大王卡内基、“股神”巴菲特的慈善行为不也是对亚当;斯密道德理论的忠实履行吗?因为在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中,富与德(物质富裕与道德)同时实现的最终结果就是:市场社会的国民富而有德,因为国民在追求富裕的过程中进行了道德修炼。

    跟儒家思想在中国一样,亚当;斯密的原著虽然比较晦涩难懂,但其伦理思想在西方的影响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亚当·斯密的学说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主流道德伦理标准,已经渗透到每个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的骨子里面。这些国家的政府就是要让所有的国民,包括从婴儿到老人,清清楚楚地知道,作为一般的国民,不需要太高的道德要求,只要遵守法律,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来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富裕与道德就可以同时实现。

    作为市场经济的圣经和商业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亚当·斯密的道德伦理学说已无须冗言论证。但由于中国社会的主体人群长期以来对亚当·斯密道德哲学的了解甚少,在这种背景下,亚当;斯密的商业道德哲学能否结合中国的国情,逐渐形成新的市场经济社会条件下的道德标准,尚是个未知数。

    我们首先应该承认的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有很大的虚伪性,其伦理学原理上存在着根本缺陷:虚伪地否认人类本性,否认人具有“利己心”这一不可改变的基本事实,所以难以让普通民众信服。更大的问题是,中国从没有进入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以中国原有的任何一种道德哲学也无法解释商业社会的各种现实,很多道德说教甚至是与现在的市场经济完全矛盾的,所以主张回归道德传统的论点可能会使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念更加混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学习,选择了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但是,我们仅仅借鉴了市场经济的

 

 

 

 

东西方理念的一次重大冲突

----以德治国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2014-07-19

    1860年,清朝朝廷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政治辩论,辩论的结果奠定了清廷现代转型的基本政治路线。

    辩论因同文馆之设而起,恭王和李鸿章等人主张设同文馆,教习士子学习西文。反对的代表人物为大学士倭仁。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恭王嘲讽他如果只知道“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事情的结果是倭仁受到了公开的羞辱,而京师的舆论也公然嘲笑洋务派“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中国从此弃义逐利,走上了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道路。

  这场辩论的政治背景是此前慈禧太后发动的宫廷政变。通过政变,慈禧勾结恭王清洗了肃顺等顾命八大臣。肃顺等人并非如电影里所刻画的那种骄横之徒,他重用汉人,残酷打击贪污渎职行为,是大清的一个干员。这场政变的意义就在于,皇权铲除了要求整肃政治纪律的力量,放弃了治理自身腐败的努力。依照中国的政治传统,这也就意味着,天子放弃了重获“天命”的努力。这种公开的政治辩论在号称专制的中国历代王朝中层出不穷,汉代的盐铁之争,唐初封德彝与魏征的辩论,宋代司马光王安石之辩都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而到1860年,清廷已没有这样的气魄和能力,慈禧也没有这样的胸怀,她所擅长的不过是驭人之术,所孜孜追求的不过是因便操纵、抑扬其间的政治手腕。帝王从天之子,降落为人之首。慈禧自以为高明地利用朝廷中分裂的政治派别,让他们在朝堂上明争暗斗。其运用之妙,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已无出其右者,但也只不过是中国皇帝中的二流角色。她的才能在盛世或许还会有所作为,但万万应付不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从此以后,皇室里母子、兄弟、叔嫂的阴谋倾轧;朝廷中有满汉对立,清流与洋务之别,清流又有南北、前后之分,洋务又有湘淮、左李之别,党分帝、后,策有和、战,大臣或亲俄、或亲日、或亲英。这种纷争对于衰败的清廷来说,朝堂从此成为这些力量的跑马场,慈禧所做的只不过既要防止任何一支政治势力过于强大到威胁自己,也要努力控制这些政治争斗,使之不至于发展成为内战。

  因此,洋务派与倭仁的辩论虽然获得胜利,但并不光荣。这场胜利的代价是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政治腐败做了背书,失去了天下士绅的人心。而这也就是洋务派为改革付出的代价。从此以后道与术分裂为两途,有道者无术,有术者无道,无道的魔咒从此开始折磨中国的改革事业。

 

 

 

 

由唐到宋,中国人性格的转变

读史

2014-06-02

    如果直接从唐朝跳到宋朝,你会打一个冷颤:这两个时代的气质,是如此不同。从唐到宋,中国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

    唐代女人外向泼辣,宋代妇女却内敛柔和。唐代女人喜欢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宋代妇女却只能站在重重帏帘之后,掀起一角向外悄悄张望一下。唐代妇女可以和男人一样,大呼大叫地参加集体体育运动,宋代妇女却裹起了三寸金莲,讲究起行不动裙,笑不露齿。唐代妇女以丰肥壮硕为美,而宋代追求瘦弱和病态,比如张子野的《菩萨蛮》中所描写的那样:“轻怯瘦腰身,纱窗病起人。”

    唐人粗豪,宋人细腻。

    凡是唐代的事物,无一不博大恢宏,健硕丰盛。唐代洛阳龙门石窟中的大卢舍那佛,气势不凡,雍容华贵。韦炯墓壁画中那肥硕的女子和强悍的男人,李爽墓中那双手握拳、瞪目怒吼的天王陶俑,昭陵石雕中那八匹神采飞扬的骏马,无不体现出唐人强烈的自信和力量。

    宋代文物的风格则细腻而文雅。最有名的宋代雕塑是晋祠的侍女像,艺术评论家说它的特点是“流畅、秀丽,特别是在刻画性格、心理方面更有超越的成就”。和这尊侍女像一样,宋代雕塑体型普遍变小,竹雕、木雕、象牙雕大行其道,它们均以小巧细致,富有生活情趣而取胜。

    唐人热烈,宋人内敛。

    唐人喜欢画骏马、苍鹰和牡丹。因为这几种热烈、奔放、大气的意向正抒发了唐人性格中的慷慨和雄健,特别是牡丹,因为其热烈奔放,艳压百芳的强劲感官冲击力和至强至烈的色彩感染力而成为唐代的国花。与宋代的文人画家却偏爱画梅兰竹菊,它们独处山中,低调含蓄,幽冷寂寞。

    唐瓷大气,宋瓷精致。

    唐瓷以雍容自然而取胜,宋瓷则精致而谨慎。小山富士夫说:“唐瓷华贵,宋瓷纯净,明清瓷器精细俗艳。”宋瓷或为纯白、漆黑,或为清澈无垢的青白,或为幽玄深邃的粉青。与大气粗朴的唐瓷相比,它简洁清秀,反映出宋人细腻内向的心理性格。

    唐诗热烈,宋诗沉思。

    唐朝文人们“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他们热情地向往建功立业。李白“十五学剑术”、“一射两虎穿”;岑参“近来学走马,不弱并州儿”。他们下马能饮酒,上马能杀敌。

    宋代文人却不再向往到边塞去领略风沙,习武从军在他们看来是卑贱的事业。宋诗中很少出现边塞、骏马和战争。唐人笔下的边塞壮丽无比:“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对比之下,宋代为数不多的边塞诗词中最有名的那一句范仲淹的“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读起来是那么的凄凉。如果说唐诗体现的是少年精神,那么宋诗则充满了中年人的冷静和沉思。

    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唐宋两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变化源于宋代统治者对武器的恐惧。

    也难怪,从开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二百二十年间,中国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过的:先是生灵涂炭的安史之乱,然后是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后来又是乱成一团麻的五代十国。

    武人统治的时代,人人都朝不保夕。不但老百姓流离失所,连皇帝都是高危的职业。梁太祖朱温、闽主王延钧、赵王王容,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等人都是死于儿子(或养子)之手。兄弟相残更是司空见惯:梁太祖的儿子们互相残杀,到梁朝灭亡时,8个儿子(养子)一个不剩。五代14帝中,除唐庄宗、周世宗留个了几个子嗣外,其余12位皇帝的子嗣,都被人斩草除根。

    因此,宋代政治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武力的全方位防范。开国不久,赵匡胤就通过“杯酒释兵权”,戏剧性地解除了几位最有实力的将军的军权。接着他又在制度设计上费尽了脑筋。

    在成为皇帝之前,赵匡胤的最后一个职务是“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也就是皇帝的禁卫军司令。他深知在这个职务上,一个人可以做成什么样的事。因此宋朝建立后,这个职务被取消了。与此同时,赵匡胤又把军事指挥权和军队调动权分开。这就从制度上杜绝了军事政变的可能。为了降低人们对武官职务的兴趣,在宋代官僚制度设计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晋升却非常缓慢。宋代朝廷之上,武官见了文官,总是自觉低人一等。《宋史&#183;曹彬传》记载,即使是曹彬这样位居枢密使高位的武官,每次在道中迎面碰到士大夫的车马,都会主动地命车夫驶入旁街小巷,所谓“必引车避之”。

    除了给武将戴上枷锁,赵匡胤破天荒地给武器也加上了锁链。

    开国十年之后的开宝三年(970),以一条哨棒打下了四百八十座军州的宋太祖颁布了一条意味深长的法令:京都士人及百姓均不得私蓄兵器。他显然不想再有第二个人用哨棒把他的子孙赶下皇位。

    赵匡胤的子孙们十分重视祖宗的这条“祖制”。淳化二年(991)、天禧五年(1021)、景佑二年(1035)、庆历八年(1048)、嘉祐七年(1062)、宣和六年(1124)、宣和七年(1125),宋代七次颁布禁止私人藏有武器的各种法律,禁止的地域范围从首都扩展到了全国,武器种类则从兵器扩展到了老百姓生活日用的刀具。宋代南方林木繁密,百姓通常用袴刀来开荒种田。天圣八年,宋仁宗却下诏禁止老百姓再使用这种刀:“川陕路不得造着袴刀。”景佑二年,皇帝又下诏重申此令,并规定,不但使用者有罪,连造刀的人都要严惩。

    除了对武将大力防范,赵匡胤也没忘了给文臣套上笼头。精明的宋太祖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权分割成了几块,将军权交给枢密院,将部分行政权交给新设立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他又设“三司”来专门管理财政,分掉了宰相的财权。在地方上,他同样也大行其“分权”和“制衡”的秘诀,规定地方官由中央派出,任期只许三年。为防止一把手独断专行,他为各地知州设立了名为通判的副手,来监督知州。他又派转运使到各地管理财政,取消地方上的财政处理权。

    虽然代价是形成有宋一代难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赵匡胤终于排除了一切使贵族阶层死灰复燃的可能,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达到“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的乾纲独断境界。宋太祖显然是一位爱读历史并且热爱思考的武人。我们不得不说,他在制度设计上表现出的天才,除了秦始皇外无人可及。在专制集权的方向上,赵匡胤做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极限。有宋一代,继秦朝之后,实现了专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级。宋代的基本政治设计,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

    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宋代民间流行的俗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在宋代,将军们不管立了多大功勋,也难有文臣那样的风光。有人说,即使是率兵数十万,收复幽蓟十六州,也赶不上一个状元及第时的荣耀:“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

    宋代男人开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们的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正如梁启超所说:“相尚以文雅,好为文词诗赋训话考据,以奇耗其材力,即有材武杰勇,亦闲置而无所用武,且以粗鲁莽悍见屏于上流社会之外。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赵匡胤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氏身家安全的结果,却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安全。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在北宋几次耻辱的失败之后,赵宋王朝终于被驱离中原,南渡另立。

    从北宋中期开始,亡国灭种的威胁如同乌云一样,一直笼罩在每一个宋人的心头,并且终于在南宋末年变成事实。这是分析宋人性格的不可忽视的一个背景。事实上,在大宋王朝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宋人都生活在一种惴惴不安之中。越到后来,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就越灰色和悲观。这就是宋人痴迷梅花、竹子、兰花、菊花这些幽雅冷静意向的原因。

    梅兰竹菊在宋代以后被称为“四君子”,成为中国文化中一种代表性的意向组合。分析这四种意向,我们会发现它们有一种共同的精神特点:梅在严寒中怒放,展现着严酷环境中的不屈。兰独处于幽谷之中,代表着寂寞中坚守清操。竹则未曾出土先有节,表达是士人的自制和节操。菊花傲霜而开,残败犹抱霜枝,象征的同样是在逆境中的抗争。总结起来,这四种事物所表现的,其实都是对即将到来的严酷环境所做的一种心理准备,为在死亡、在被征服的威胁面前坚守气节而进行的自我精神动员。

    这是宋代士人独特的共同文化心理。宋代读书人普遍意识到,“文明的深秋,甚至文明的冬天就要到了,霜雪将摧残中国的士人,于是士人们只好为此做精神上的准备,用梅兰竹菊的精神来‘武装自己’”。

    因此,宋代士人的性格与唐代完全不同。唐代文人傲岸不逊,豪饮高歌,笑傲王侯,斗鸡走马,出塞入关,挟妓交游……,身上充满了充沛的活力和无忧无虑的乐观。他们是青春、自由和欢乐的。而宋人不再有可能跨上战马,去寻找自己的理想。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时刻处于威胁之中,他们所能做的,却只有老老实实寒窗苦读,在案牍中消磨掉自己的一生。因此宋人比唐人敏感、脆弱得多,作品中迷漫着对人生茫然无着。连宋代的少年都是少年老成,愁绪满怀的。唐代“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宋代少年却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淡淡忧伤中得到心理的满足。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了解佛教 解脱之道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舍利子,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

    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

    即说咒曰:

    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王菲天籁声演唱《心经》

心经全文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玄奘译本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经名

    整段话的概略意思是“透过心量广大的通达智慧,而超脱世俗困苦的根本途径”。

   “摩诃”:无边无际的大、心量广大。比喻宇宙万物大自然之间的规律与特质,约略相当于中国传统文化指称的道与广义的命。

   “般若”为梵语音译,指通达妙智慧。

   “波罗”为梵语音译,指到彼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有解脱挂碍的意思。

   “蜜多”为梵语音译,意为无极。可联想比如蜜蜂采花酿蜜,能融合众多不同来源成分而归纳为一。

   “心”:根本、核心、精髓。一方面表示内容所探讨的主体重心,另一方面也表示全篇内容的重要性。

   “经”:字义是线、路、径,引申为经典。代表前人走过的路途、独特而深入的经历或见解,借口述语言或文字记载来传承后世,以供人们做为参考指引。

    经文

  心经经文以“观自在菩萨”开头,以“菩提萨婆诃”结尾(萨婆诃本为祝颂语,亦有观自在的意思,与经文开头相呼应)。 “舍利子(舍利弗)”是心经全文关键字词之一。

    起源

    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先说四圣谛,即苦集灭道。灭谛中提及涅槃,为了阐释涅槃的内涵及意义,佛陀更深入说明空性之理。第二转无相法轮,借由对空性的认知,证明烦恼是可以断除的,从色法到一切遍智空,一切法皆无自性。有些论师不了解甚深空性,佛陀便对无自性再做解释,第三转善分别法轮的《解深密经》、《如来藏经》、慈氏菩萨的《相续本母经》,详细说明心的体性是惟明惟知,具有原始自然之光明。

   《般若经》及诸部般若,为佛陀在二转无相法轮时所宣说,乃大乘佛法中之深法。在藏传的经论中经常提到:“佛说八万四千法门中,般若法门最为殊胜。”  

   《般若经》的内涵以空性为主,透过对空性的了解能断除烦恼障而得到小乘的涅槃,即声闻及独觉的菩提果位;也能够透过对空性的认识,再加上福德资粮的圆满,能彻底断除所知障而获得大乘的涅槃,即无上的菩提果位。因为解了空性贯穿三乘,故解空被称为三乘之母,诠释它的般若经亦称为母般若。《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即是《大般若经》的心髓,全部般若的精义皆设于此经,故名为《心经》。

    《心经》是所有佛经中翻译次数最多,译成文种最丰富,并最常被念诵的经典。有广本及略本两种本子。广本具有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略本只有正宗分。至今仍不断有新的译本出现,下面列出部分重要版本。

 

 

 

 



人类需要一场医学革命而不是医疗改革

潘德孚

2014-07-21

    奥巴马因医疗改革,搞得连自己和在白宫工作的人工资也发不出来。可见医疗改革之难。奥巴马不知道,这医疗中的秘密;中国的领导虽然也是不很知道,但一讲他们就会明白。这是因为两者民族文化的不同。当然,问题不在医疗而在医学。现在专门在医疗上做“文章”,失败自然不可避免。

    中国的医疗改革是跟着美国走的,美国都失败了,中国还能成功吗?尽管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例如中国的特色是常用药降价,结果是市场上买不到常用药了。药价降了几次,老百姓的医疗费用就提高了几次,还是“享受”不到实惠。人家失败了一次,会动脑筋设法改正。我国的医改降药价,像牛一样的倔,却连续四次失败而不能回头。

    世界各国的医疗改革,同样是以美国马首是瞻。美国失败了,其他国家同样不能成功。唯日本例外。因为日本中医行了一千多年,尽管百年前立法取缔了中医,可树枯根不烂,一个世纪后,日本人发现,在治疗的有效性方面,中医远比现代医学有优势,所以就重新恢复中医,而且规定每个开诊所的西医,还必须学习中医,诊所年检,开诊所的医生,必须通过这一关。日本人的办事效率不比美国差,也不会受到医生协会的掣肘。美国医生协会是一个国际大财团,有立法权,可以跟政府唱对台戏;日本的医生协会还是要听政府的。

    医疗改革为什么要改道为医学革命?医学,是指为维护生命和健康而研究的学问。医学就是医学,只有真假之分,没有中医西医之分。就像科学,也只有真假之分,没有中西之分。现代医学如果是真科学,它就是一个不断通过进行证伪而提高的知识体系。

    医疗只是医学的社会实践。没有好医学,哪有好医疗?也就是说,医学是头,医疗是脚,头弯了,路还会走得正吗?所以,医疗改革的失败是必然的。

    医学革命分为三方面:医学问题、医疗问题和保健问题。这三个问题,医学是头,医疗是脚,保健是这脚踏实地要走的路程和目标。我们中国因为有中医,医学革命就能搞得好,中国文化的宝库才能打得开,中国的发展,才有希望。本文讲“人类需要”,而不单讲中国需要,是因为医学具有全人类性。

一、医学,应以生命医学取代尸体医学

    医学既然是维护生命和健康的学问,它现在所做的是否在维护人类生命与健康?答案是否定的。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约翰٠马森٠古德医学博士说:“医学对身体系统的影响最难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杀死的人数,要比战争、瘟疫和饥荒共同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多。”(《现代医疗批判》第130页)美国医学博士、做了30年医生的医学家、伊利诺伊州医生资格证书委员会主任、美国全国健康联盟主席罗伯特٠门德尔松说:“如果90%以上的现代医学从地球上消失,即90%以上的医生、医院、药物和医疗设备从地球上消失,那么,这马上会大大地增进我们的健康。”(《现代医疗批判》第135页)

    那么请问:现代医学究竟在干什么?答案是:在为国际制药业老板们谋取利润最大化。现代医学就此走上了与其初衷目的完全相背的原罪之路。

   做医生,就应该知道生病的道理,学会治病的方法。这些是需要在病人身上才能学会的,而不可能在尸体上获得。病人才是医生的真正老师。现在的医生学的是解剖学。医生不可能从尸体教育中学到生病的道理和治病的能力。因此,把解剖学作为医学院里的基本教材,是使医生学不到治病的知识和能力的始点原因。现在的医生,越来越依赖仪器看病,他们只能做仪器业务的“开单人”。

    仪器是人制造的,制造仪器的设计者,也是不会看病的。他们实际是利用某种物理机械的和化学分解的功能,测定身体上的某种微观静态的影像和数据,并据之以作为诊断疾病的指标,进而藉由指标间的随机组合而创造出千奇百怪的病名来。据说,现代病名已有数十万之众,而且还在不断增殖之中。这种强加的臆说病经常会被“纠正”或更改,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有意无意的做假常常会被揭穿。

    人制造仪器和药物,仪器和药物制造病名。这个病名是死板的,这样做实际是刻舟求剑之举。人体是活的,会随着人的生命的生长化收藏和生长壮老已而时刻变化的。因此,这些死板的病名,常常会在实践中产生不能自圆其谎的矛盾。医生学会使用这种医疗方法,除了对病人耍态度,摆高高在上的架子,把自己与病人或其家属,隔得远远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哪个现代医学的医生能想到,疾病之所以痊愈,靠的是病人生命的自组织能力,而不是医生的治疗或药物。

    人的生命有很强大的、自我维护的能力,即使生了某种重大疾病,也能在一定的时间里自我修复。这种能力的存在,是决定疾病能不能痊愈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古代,不管西方或东方的医学,都坚决反对在医生治疗过程中伤害病人,以维护病人生命的自组织能力。

    现代医学的绝大多数仪器或治疗方法,都会给病人造成伤害。因此,作为主流的现代医学(医疗),必然利用一些歪理邪说,动用权力或宣传、教育等工具为自己的错误打掩护,甚至利用医疗事故鉴定搞监守自盗式的裁断,用以掩盖真相愚弄病家。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医患矛盾急剧激化,这才出现了杀医事件。西方医疗之所以不会走极端,是因为它可以公开讨论,缓和矛盾,以立法来解决。东方走极端因缺乏公开讨论的条件,只能掩盖或加倍压制,因而造成杀医等走极端的事件不断衍生。

    但是,我国的中医学却是个好医学,是生命医学不是尸体医学。因此,以生命医学来取代尸体医学才能真正解决现代医疗所产生的所有问题——医学灾难和社会矛盾。

    生命医学认为,治病本事是从活人身上学会的,但尸体医学却教学生学习解剖学。学生怎么能在尸体上学会治病的知识呢?例如针灸,给活人针灸,在活人身体上针灸者和被针灸者都会产生有无得气的感觉,给尸体针灸,能得到感觉吗?病人吃了药,会感觉向愈或增重,给尸体灌药,它能告诉我们什么?现在连中医药大学的学生都把解剖学当做基础学科,而不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那还能教出好中医吗?

二、医疗:应以公益性医疗取代掠夺性医疗

    如上所说,医疗是医学的实践行为。医疗实践决定医学的是非,医生的行为是决定这个实践是非成败的关键;医生则由医德思想的拥有度来决定他行为的是非成败。医德的拥有度决定于医生所接受的医学教育的是非。医学教育的是非决定于学生在学习期间医德课程的地位。

    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庭。在一个家庭里,有人赚钱也有人生病。生病的人要用钱,而为什么赚钱的人会毫无吝惜之意呢?因为在一个家庭里存在着无私大爱——夫妻之爱或亲子之爱。家庭组成了社会,国家以医保来体现家庭大爱的社会延续。因此,医保是公益性的事业。所谓“公益”,就是公众得到了利益,包括健康效益和费用实惠,并非局限于公款报销。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有可能生病,包括医生自己及其家庭成员。因此,医疗的公益广度是百分百的。

    医疗以德为重:一是要求费用低,让病人负担得起;二是要求疗效好,痊愈快,让病人少受病痛折磨。自古迄今,中医就以悬壶济世为荣,以治不好病人为耻。五千年的中医史,医生们都懂得“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五千年的中医史,从没有培养出叫病人吃药吃到死的医生;五千年来的中药店,从不做叫病人多买药、多吃药的广告。中医还有许多快便廉验的治疗方法能使医疗费用大幅度降低,医疗时间大跨度缩短。

    所谓“掠夺性医疗”是指利用医疗手段,肆意提高价格或增加不必要的医疗项目或费用,利用医保掠夺国家资财或病人财产的医疗行为。笔者治愈的四个白血病人,最高费用不到2万元,最低的不到3千元。可是有个找我治疗的患者说,医院要他登记做骨髓种植,先付60万元,于是他卖掉了准备结婚用的房子,由于收费的医生家中有事,暂停缴纳,在此期间,却得知我治好了几位白血病人的消息,这才找我治疗,花费还不到万元。

    谁杀了医生?是掠夺性医疗!现代医学由于建立了监守自盗式的医疗事故鉴定机制,使病人投诉无门,导致治空鼻症的医生被杀。现代医疗用手术治鼻炎,使病人人财两空不算,还活得比死还苦。可是我治好的鼻炎患者一大把,只用了几味很便宜的中药,有的孩子还因被用了激素喷鼻剂,因而患上哮喘,也一起治好了,虽然没有报销,但花钱极少。这就是公益性医疗。

    美国医药协会被指定的目标和义务之一,就是保证它的会员(内科医生)的收入。美国医药协会会员的最大收入来自于治疗癌症患者所产生的费用。一般来说,每个癌症病人价值五万美元。一旦不治疗癌症的某项计划在这个国家(美国)被官方认定,它就会直接威胁到美国医药协会会员的收入。这项美国医药协会的规则,实际上妨碍了对癌症治疗的推广。(安德烈٠莫瑞兹著,皮海蒂译:《癌症不是病》第2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

    “2002年财富500强名单中的十家制药公司的利润总和(359亿美元)竟然超过了其他所有490家企业的利润总和(337亿美元)。2003年,财富500强名单中的制药公司的销售利润率降到了14.3%,但是,仍然比当年所有行业的平均水平4.6高出许多。制药业真的很赚钱。很难想像制药公司到底有多少钱。”(《制药业的真相》第7页)所以,当我们的社会在热闹地宣传某种流行病如何可怕的时候,国际制药公司就在大把大把地进钱。

三、保健,以养生保健取代疾病防控

    医学的两条腿,一条叫保健,另一条叫医疗。先讲保健,后讲医疗。

    人类之所以生育繁衍,是因为生命的智慧知道顺从大自然规律;生命的自组织能力是大自然规律培养出来的。一是人体本就不畏惧大自然中所有的微生物。是因为不管什么微生物,它们只是无组织的“散兵游勇”,而人体却是无数亿万细胞和微生物构成的有序的生命组织。二是人体本就是微生物寄居的小宇宙。人体生命的健康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体内各种微生平衡,也就是细胞和这些微生物组成的有序活动。它们之所以有序化是因为任何生命都具有相互的适应性。所以,我们一点也不必担心新的超级细菌或什么病毒的出现。这才有微生态平衡原理的产生。(详见笔者著《人体生命医学》第三章《生命的特性》,华夏出版社2014年1月)

    人只要健康,就不怕生病。中医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不生病就不需要医疗。不需要医疗的人,生活质量高,活得很愉快,他们还会找医生拼命吗?因此,生命医学把注重养生放在第一位。君不见,《黄帝内经》的开篇《上古天真论》,就谈如何维护正气,维护健康的道理吗?

    使没病的人不生病叫养生保健。养生,即养护生命使不致生病。将养生放在治病之前是医生必须遵守的道德。因此,做医生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养生,就不够资格做医生。甘肃省卫生厅曾经为少生病,少掏医疗费而倡导“打通任督”,这本来是件大好事,让人人身体好,少负担医疗费用。甘肃树起了世界医学改革的旗帜——用养生保健解决生病的痛苦和减少医疗费用,这个大好榜样,却受到一大班媒体和方舟子们的攻击。原来,他们害怕的正是人类的健康。

    现代制药公司故意曲解“防重于治”,利用细菌学制造病名,为抗菌素和疫苗扩大市场,使全人类被化学污染;利用“感染恐吓”,产生了遍及全球的防控机构。还利用X光的魔影,来提高诊费和随意恐吓病人;更利用西医内科的无能和血液检查,有组织地制造事后原因。

    病毒、细菌本来是人类的朋友,生活的必须,却被渲染成万病之源。1901年从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飞出,就一直纠缠着全人类,把癌症病毒恐吓扎进每个人的心田。美国健康研究所虽然有许多死守道德底线的科学家,但主流却是那些昧了良心帮着制药公司谋利的一大帮。因为,科学家也倾慕奢侈的、让家里人过无忧无虑的生活,没有谁能制约这谋私的利益欲望?于是,微生物致病的监督岗——“科克前提”便被随意突破,流行病就一个接着一个地被炒作渲染出来。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人类,首先是中国人,如果再不复兴中医,以生命医学取代尸体医学,以公益性医疗取代掠夺性医疗,以养生保健取代疾病防控,迎面而来的就不仅仅是国库被捞空,家庭被清空,而且必将人种被摧衰,人口被减衰,人命被医衰。诸君谓予不信,敬请拭目以待。

 

 



 

俄罗斯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和民族

左史

2014-07-24

    俄国作为一个国家出现,只有1100多年的历史。公元9世纪前,在东欧平原上,居住着一些斯拉夫人的部落。到公元9世纪,这些部落以基辅为中心,结成一个大公国,称“基辅罗斯”,这是最早的俄罗斯国家。当时它只是一个南自基辅、北到拉多加湖、西从普斯科夫、东到木罗姆的一个东欧内陆小国。

    到15世纪末,莫斯科公国陆续征服周围的俄罗斯各公国,第一次形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介于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伊凡四世于1547年自称全俄罗斯沙皇,国名由“莫斯科公国”改称“沙皇俄罗斯”。从16世纪中叶第一代沙皇到20世纪初的末代沙皇,都不断地向外扩张领土。

    1547年俄国伊凡四世向东扩张,原是欧洲国家的俄国。但伊凡四世在1552年攻灭喀山汗国,令俄罗斯能够越过乌拉尔山脉吞并地域辽阔的西伯利亚,后与中国的领土接壤,亦因此能够使俄自清代以来,通过战争、条约、调停法理拥有了中国的一些领土。

    从沙俄至苏联占领的中国现代的固有领土包括(自东向西):库页岛、乌苏里江以东土地、黑龙江北至外兴安岭土地、贝加尔湖以东土地、唐努乌梁海等。苏联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乘机控制中国东北。另外,苏联在外蒙古独立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

    一)从国徽看

    国徽是代表国家的徽章,是民族的象征,一个国家的“脸谱”。在很大程度上,它能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性格及其国家价值取向。

    1993年11月30日,俄决定采用十月革命前“恐怖的伊凡”伊凡雷帝(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时代的以双头鹰为图案的国徽:红色盾面上有一只金色的双头鹰,鹰头上是彼得大帝的三顶皇冠,鹰爪抓着象征皇权的权杖和金球。鹰胸前是一个小盾形,上面是一名骑士和一匹白马。它一头望着西方,另一头望着东方。俄罗斯的西方即欧洲,东方即亚洲。鹰是一种凶残而机敏的动物,它警惕环顾四周,在对猎物下手之前不声不响,伺机而动,随时出击。

    二)从历史看

    如果说,中国历史是本民族内部强势欺凌残害弱势的一部“吃人”历史,《俄国简史》(作者B.H.萨姆纳)所揭示的俄罗斯历史则是一部东征西讨、南征北战、远交近攻、武力征服、鲸吞蚕食、屠城掠地、血腥蹂躏异国的扩张历史。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圣经传道书》1:9)

    毛泽东曾说过:“看一个人的过去就知道他的现在,看一个人的过去和现在就知道他的将来。”当今的俄罗斯脱胎于苏联,苏联脱胎于沙俄,我们不妨从它与以下16个国家的“外交史”,来考察一下俄罗斯的过去和现在。

    1. 与波兰

    1939年,苏联采取“祸水西推”的策略和德国结盟秘密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伙同法西斯瓜分波兰,让波兰1个月亡国,成千上万波兰人被杀。

    1940年春爆发“卡廷事件(Katyn Massacre)”,大约2.2万名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在卡廷森林、加里宁等地遭到苏联军队杀害的事件,苏联却栽赃嫁祸于纳粹德国。

    1945年,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被划入苏联版图。

    在斯大林的建议下,《菠茨坦协定》没有将波兰列入德国赔偿分配方案,而由苏联所获赔偿的15%转交给波兰(未执行)。发生于1956年的“波兰十月事件”,是继波兹南事件后发生的苏联领导集团干预波兰内政的事件,苏军坦克包围华沙。

    2. 与芬兰

    1939年11月30日“冬季战争”(也称为苏芬战争、苏芬冬季战争、苏芬冬战)爆发,苏联军队入侵芬兰,直到1940年3月苏芬签署停战协定,芬兰将10%的国土割让给苏联。1940年和1947年,芬兰的卡累利阿地峡、沙拉古萨摩、贝辰加(贝柴摩)等地区被划归苏联。

    3. 与罗马尼亚

    1940年时,苏联占领了罗马尼亚一部分的国土,该地区成为今日的摩尔多瓦与乌克兰的一小部。

    1940年6月,苏联又占领了比萨拉比亚,并于同年8月在德涅斯特河和普鲁特河之间组成了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时,把罗马尼亚北部的北布哥维纳(1918年前属奥匈帝国,1918年后属罗马尼亚)也划入苏联版图,组成了乌克兰的切尔诺夫策州。

    4. 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

    1940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被并入苏联版图。

    5. 与南斯拉夫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南斯拉夫实行社会主义,由铁托出任总统,铁托执政下的南斯拉夫,与苏联保持距离,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运动,这使得南斯拉夫变成欧洲唯一没加入华沙公约的共产国家。没有上莫斯科贼船的南斯拉夫,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在东欧国家里成为比较富有的一员。在1991年前苏联解体之后,各民族开始各自争取自治和独立。

    6. 与捷克斯洛伐克

    1945年,在苏联帮助下,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获得解放,捷克和斯洛伐克再度合并,割让匈牙利的领土重新划归捷克斯洛伐克,但外喀尔巴阡州则割让给苏联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47年在苏联抵制且禁止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参加美国不分敌友的资金和技术援欧“马歇尔计划”,并最后通牒禁止捷克接受,从而捷克成为苏东军事政治集团的“机床厂”。结果,使这个战前就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失去了参与新的工业革命的机会,并逐步落后于西方。

    爆发生于1968年1月的“布拉格之春”,本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一场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运动。这场运动直到当年8月20日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才告终。这次军事入侵导致了约有10万人左右的难民潮,其中包括了许多精英知识分子。

    7. 与德国

    经由斯大林与“不懂政治”(丘吉尔语)的西线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协商,确定攻占德国首都柏林的任务将由苏联红军负责。1945年4月30日被苏联红军占领的纳粹德国柏林帝国国会大厦4月30日,德国国会大厦的主楼圆顶上插上了旗镰刀锤子的苏联国旗。

    由此,拔得头筹的苏联为日后肢解瓜分德国(一分为四)捞足了资本和讨价还价的筹码,德国的哥尼斯堡地区(今俄罗斯伪加里宁格勒州)也因而被划归苏联。

    被当作冷战起点的1948年封锁西柏林事件,苏联乃始作俑者。

    8. 与匈牙利

    发生于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的匈牙利事件(匈牙利称为“1956年革命”,1956-os forradalom),是匈牙利民众对苏联的傀儡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满,从而自发进行的全国性革命。在苏联的两次军事干预下,事件被平息。事件共造成约2700匈牙利人死亡。

    9. 与朝鲜

    1896年,俄国和日本曾经以横贯半岛的北纬三十八度线瓜分朝鲜半岛。1945年8月,反法西斯盟军苏联军队和美国军队登上朝鲜半岛,占据朝鲜半岛三十五年之久的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此时苏美两国沿用这条历史分界线划分了势力范围。

    1950年,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对韩动武,朝鲜战争爆发。斯大林的用意是把中国拖入这场战争(以免毛泽东成为第二个铁托),将美国和中国全部束缚在朝鲜半岛。

    10. 与日本

    库页岛原为中国的领土,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根据不平等的《中俄瑗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被沙俄侵占。1904~1905年日俄战争,沙俄战败,将库页岛南半部割与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库页岛南半部又被苏联占有。

    千岛群岛是19世纪后半叶沙俄与日本的争夺对象,1875年为日本全部占有(以日本放弃南库页岛为条件),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苏联又占有了全部千岛群岛。

    11. 与伊朗

    历史上的外高加索的许多地区,长期为伊朗所统治。在1804年至1813年的俄伊战争中,沙俄兼并了格鲁吉亚及阿塞拜疆的大部分土地,于1828年又兼并了亚美尼亚,于19世纪末又吞并了土库曼。

    12. 与阿富汗

    沙俄于19世纪末兼并中亚地区,1885年侵占了阿富汗的库什克堡,形成了前苏联的最南界。1979年,为了打开面向印度洋的通道,苏联对阿富汗进行了历时长达八年的入侵。

    13. 与蒙古

    蒙古原属中国的一部分,即中国的外蒙古部分。1911年,沙俄乘中国辛亥革命之机,策动外蒙王公叛乱,搞所谓“独立”,把外蒙置于沙俄控制之下。十月革命后,外蒙受苏联影响,1924年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样,外蒙与苏联有了共同边界。

    1921年,列宁当政,苏联红军进占外蒙。1945年雅尔塔会议,斯大林强迫国民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遭婉拒。1950年,毛泽东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承认外蒙独立,156万平方公里土地就此脱离。列宁,这位宣传“无产阶级无祖国”的革命导师,为了迷惑中国的追随者,曾经许诺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从未兑现过。

    14. 与中国

A.沙俄苏联侵占中国领土一览表

1)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七年),兴安岭及额尔古那河以西约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国土,于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丧失。

2)1727年10月21日(雍正五年),贝加尔湖之南及西南约十万平方公里国土,被迫签订恰克图条约而丧失。

3)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约十万平方公里之库叶岛,被俄帝暗中吞并。

4)1840年(道光二十年),原为我属邦哈萨克,被俄帝侵并,该邦面积约百万平方公里。

5)1840年(道光二十年)原为我属邦布鲁特,约十万平方公里面积土地,被俄帝并吞。

6)1858年5月28日(咸丰八年),混同江以西,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广大地区,面积约四十六万平方公里土地为俄帝侵占,并逼清廷签订瑷珲条约加以承认。

7)1860年11月14日(咸丰十年),混同江及乌苏里江以东兴凯湖附近,约四十三万平方公里国土为俄帝侵占,事后逼清廷订北京条约加以承认。

8)1864年(同治三年)后,自沙渍达巴哈起,至葱岭止约四十三万平方公里国土,俄帝逼清廷订立塔城界约等多次界约,加以承认。

9)1868年(同治七年),约百万平方公里面积之我属邦布哈尔汗国,被俄帝侵并。

10)1876年(光绪二年),原为我属邦浩罕国,约三十五万平方公里面积土地,被俄帝吞并。

11)1881年(光绪七年),自伊犁西南天山之阴,那抹哈勒克山口起至伊犁西北喀尔达止,约二万平方公里国土,俄帝逼清廷订立伊犁条约而丧失。

12)1883年(光绪九年),额尔齐思河及斋桑泊附近,约二万平方公里土地,于俄帝逼订科布多塔尔巴哈台界约而丧失。

13)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新疆省极西地区帕米尔地方,约一万余平方公里土地,被俄帝与英国瓜分。

14)1900年,尼古拉二世当政,出兵侵占江东六十四屯(3600平方公里)六千多中国居民被杀。

15)1921(民国十年),俄帝先唆使唐努乌梁海独立,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正式侵并,总面积约十七万平方公里国土。

16)1929年,斯大林当政,苏联红军侵入东北,争夺中东铁路(哈大线),击败中国守军,并占领黑瞎子岛。

17)1944年,斯大林当政,强行将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并入苏联,并更名为“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2001年中俄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正式承认唐地为俄领土(条约第六条),17万平方公里土地终归俄人所有。

18)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俄帝要挟英美订立雅尔塔协定,同年十月外蒙古举行所谓公民投票(苏军亦参加投票)。我政府被迫承认其所谓"独立"。面积有156.6万平方公里。

    俄国侵占中国领土,截止1945年,共有588.388万平方公里,占当前中国陆地国土面积的60%,当时大清帝陆地国土三分之一。

    B.入侵新疆

    1938年,苏联派兵入侵哈密,企图将新疆与内地分离。同时,又引诱盛世才签订《租借新疆锡矿条约》,盛不干,斯大林恼羞成怒,就挑拨蒋介石,把盛杀死,但此计没有得逞。斯大林不甘失败,又派特务,潜入新疆,制造叛乱,1943年,由苏联武装袭取伊犁,并多次派空军轰炸迪化(今)。

    C.《日苏中立条约》,瓜分中国

    1941年4月13日,日苏两国在莫斯科订立中立条约《日苏中立条约》,苏联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权益,日本承认苏联在外蒙的合法权益。

    该条约主要内容为:相互尊重领土完整,互不侵犯;缔约一方若受到第三国攻击时,另一方保持中立;条约有效期为5年。作为该条约附件,附加日苏分别承认蒙古与伪“满洲国”领土完整、不可侵犯的共同声明。

    D.苏联红军出兵东北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第一枚原弹子,8月8日,一直按兵不动的苏联,以猛虎下山之势出兵中国东北一举歼灭关东军。

    东北所有日资产业被宣布为苏联红军的战利品,由其全面接收,把最新最好最重要的机器设备能拆卸的全部拆运到苏联。宣称“无偿援助中国没法向苏联人民交待”的斯大林认为,在靠近苏联力量最薄弱的远东地区,保留中国东北这样一个庞大的由日本人多年经营起来的军事与工业生产基地,对苏联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而苏军占领东北正是解除这一威胁的最好机会。

    1950年,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条约,在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同时,同意苏联租用旅顺及大连军港。

    E.中国负债参与朝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

    1960年苏联要求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对抗美国太平洋舰队(被中国强硬拒绝)

    1962年,赫鲁晓夫当政,中印爆发边界战争,苏联支持印度。

    1979年,勃列日涅夫当政,中越爆发边界战争,苏联支援越南,并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伺机入侵。

    H.中苏边境冲突不断,差点引发核战争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对外推行扩张政策,多次引发武装冲突,并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在1969年,苏联却与另一共产党大国——中国多次发生边境军事冲突,战争一触即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苏联继北约之后的头号敌人。

    1)珍宝岛事件

    1969年3月2日,勃列日涅夫当政,苏联出兵侵占珍宝岛,从而引发珍宝岛事件。在3月的冲突中,中国部队阵亡29人,伤68人,失踪1人。苏联方面阵亡58人(苏方指挥官边防总队长列奥诺夫(Д. Леонов)上校阵亡),伤94人。整个事件中国部队共计牺牲71人(包括在4月之后的T-62坦克争夺过程中阵亡的42人)

     2)塔斯提事件(孙龙珍事件)

    1969年6月10日,中苏边界西部地区的新疆塔城地区塔斯提河畔(巴尔鲁克山),苏联边防部队阻挠中国牧民的正常作业,引发冲突,中国牧民孙龙珍(女)被苏军开枪打死。附近赶来的中国边防部队开火还击,冲突升级。

    3)八岔岛事件

    1969年7月8日,在八岔岛进行航标作业的苏联河流铁道工人与中国知青发生口角,苏联方面鸣枪示警未果,导致冲突爆发。八岔岛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同江市八岔乡西北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在八岔赫哲族乡境内(1969年时属于抚远县管辖)。

    4)铁列克提事件

    1969年8月13日,中苏在西部边界铁列克提地区再次发生武装冲突。苏军出动直升机掩护坦克装甲部队,在炮火支援下袭击在铁列克提地区巡逻的两个中国边防军巡逻分队,其中一支巡逻分队28人(包括3名随军记者)被围全部阵亡。

    I.中俄石油贸易谈判持久战

    1999年,普京当政(任总理),输油管道项目从此变成他戏耍中国的招亲绣球,一耍就是十年。

    J.俄罗斯杀我同胞洗劫驱逐华商

    2009年,梅德韦杰夫当政,2月15日俄战舰射击击沉中国“新星”号货船,8人死亡或失踪。6月29日,强行关闭切尔基佐夫市场,洗劫华人商铺,俄数万华商一夜倾家荡产,俄罗斯166名华商被捕80人遭驱逐。

    K.俄归还中国黑瞎子岛只归还了一半

    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俄罗斯及时给予了中国灾区进行了无私援助,它直让国人感觉“幸福来得太突然”。不料想,当年10月俄归还中国黑瞎子岛,为何只归还一半,而不是外界流传的全部归还。

    这是2004年,早由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达成的协议,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对国内公布。中国外交部还表示说,这是“中俄解决边界问题树立国际典范”。似乎可以说,对中国灾区的“无私援助”是工于算计的俄罗斯的典范。

    L.背后武装越南与中国争夺南海

    2010-2011年,梅德韦杰夫当政,南海危机,俄国加紧向越南出售先进武器,包括基洛级潜艇、苏-30战机、导弹艇、反舰导弹等。

    三)从近年看

    1. 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之日,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不能不说,作为奥委会会员国的俄罗斯,此举这颇有挑战世界舆论的意味。这次入侵共造成格鲁吉亚军队215人死亡、1469人受伤[4];俄罗斯军队74人死亡,171人负伤,19人失踪,以及约1600南奥塞梯平民死亡[3]。

    2. 俄罗斯两次车臣用兵

    不顾国际舆论的说三道四,在一片反对声浪中,俄罗斯两次车臣用兵。1996年4月以诱骗方法探察出车臣总统杜达耶夫落脚地点,发射导弹将他炸死。

    3.俄罗斯“断气”

    2009年1月,正值严寒时节,因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天然气争端,俄罗斯因对乌克兰“断气”,导致欧亚至少6个经由乌克兰气管输送俄罗斯天然气的国家(包括保加利亚、希腊、马其顿、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土耳其)遭受池鱼之灾。

    4.出尔反尔

    10月4日,只有中俄两国在安理会就谴责叙利亚的草案投了反对票。三天之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又公开声明叙利亚当局要么改革,要么下台,一下子让中国成了形单影只的孤家寡人(我们可以姑且不论是否中俄有幕后联手的情节和投反对票的正义性)。

    5. 给中国一个下马威

    俄总理普京将于10月11日率160人代表团访华之际,俄联邦保安局5日突然宣布,一名中国籍男子1年前企图窃取俄S-300导弹系统机密文件被捕,案件已于周二交法院审理。本案发生于去年10月28日拘捕此人,为什么偏偏选择在普京访华前夕才宣布,一点面子都不给中国,其中必有原委。

    一)“动刀者,必死于刀下”。(耶稣基督语)

    有人分析,沙俄和苏联在1917年和1991年的两次崩溃都是因为长期超出国家正常负荷的对外扩张牵制和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导致生产力长期停滞,不能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进而激化了国内矛盾,最终导致国家在扩张至极限的时候也达到了崩溃的极限。

   四)不可用中国人的思维搞外交(闭门造车想当然)

    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1950年10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并派周恩来、林彪赴苏联洽商武器问题。斯大林急切地希望中国参战,表示可提供所需各种武器。当时任翻译的师哲回忆说:“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

    一向以办事精细著称的周恩来私下对师哲说:“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贡献而接收的。”长期在苏联生活过的师哲却回答说:“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事后证明,并非是“办具体事情的人”要同中国算账,斯大林本人的态度也是如此。

    五)“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1.在处理领土争端问题上,俄罗斯最高统帅和民间的态度

    1853-1856年,为向地中海突破,俄国与英法土之间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结果俄国战败,割地求和。尼古拉一世成为俄罗斯帝国第一个割让土地的沙皇,因而气愤自杀。

    看看普京怎么说:“俄罗斯地大物博,但俄罗斯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在领土问题上没有谈判的余地只有战争”、“我们的外交官在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时候,不是外交官,是角斗士”、“我们的经济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没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再强大的经济又有什么用”。 一向对外骠悍的俄罗斯民众这样说:“在谁手里丢掉领土谁下台”。

    2.在处理领土争端问题上的俄罗斯最高统帅的态度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康熙帝对俄国政府为交涉恢复中俄之间的贸易派来特使说:“朕始终欲与贵国皇帝陛下保持巩固之和平。且我两国岂有必争之理乎?……两国皆有许多土地,战争究于两国有何利益”。

    慈禧太后有名言传世:“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至今仍在发扬光大,盛世割地,这也似乎已经成了中国的优良传统

    对于领土争端,中国民间态度消极。大多数人并不知晓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

    六)俄罗斯血统

    与其说具有北欧海盗血统(北欧海盗主要来自瑞典和丹麦,他们曾统治过原本在林海雪原中以捕鱼和养蜂为生的俄罗斯人),俄罗斯民族欲壑难填,倒不如说中国当权者脑满肠肥昏庸无能,为苟且偷安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七)俄罗斯为什么不吞并蒙古而是要坚持其独立

    除了当时的历史现实条件限制,似乎还可以这么认为:蒙古就是阻挡日后必然强大的俄罗斯邻国中国的天然屏蔽,可以将之当作俄罗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缓冲地带。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沙皇还是斯大林,似乎都有一眼望千年的战略眼光。
 

    “人自侮而后他人必侮之,国自贱而后他国必贱之”。历史告诉未来。


 

 

 

 

 

贺龙之子贺鹏飞为何英年早逝!

2014-07-07

    贺龙之子, 贺鹏飞,原海军副司令,,因"王伟"事件,两次请求将敌机摧毁,但遭拒绝,积气成病。

    虽然英雄王伟以身殉国,中美撞机事件已经过去几年了,但其中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尘封往事,值得一提,他就是已故老无产阶级革命家贺龙元帅的儿子,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将军临终前的一段往事。当美军侦察机撞落王伟的战斗机后,本身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坏,美军机组人员为避免发生机毁人亡的事件,决定在最近的我方海南凌水机场实施紧急着陆,当美军侦察机进入我领空后,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将军决定将它击落,于是紧急向中央军委请示将敌机击落,但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从大局考虑,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贺鹏飞将军对美侦察机侵入我领空非常气愤,这位七尺男儿,有着他父亲贺龙元帅的刚烈性格,对美机的入侵行为忍无可忍,于是再一次向中央军委请示,请求将美军侦察机击落,但仍然没有得到批准.当时贺鹏飞将军的情绪过分愤慨,激动,引发脑溢血,送往医院抢救,由于医治无效,英年早逝。

 

 

 

 

——————----------------------------------—————————————————————————————————————————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原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zk.com,

备案/许可证编号为: ICP09095188号,

审核通过日期:2009-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