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 中国正在进入一场新的拨乱反正时期,这场矫正的核心是反对以钱为中心,走出唯利是图的时代,走出片面追求GDP的时代。孟子曰:“上下交争利,而国危亡矣 。”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大学》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中国先人多年总结的治国经验道理深刻,不容忽视。如果中国社会一味求利,一味追求物质利益,那么未来的中国将陷入堕落腐败的深坑,中国人民将陷入万劫不复的苦难。

    中国饥不择食的发展阶段已经过去,中国已进入一个要求质量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标志就是提高人的德行 素养。中国如果不发展出一批高素质的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场失败。因此,对人要求的发展时代到来了。这就需要我们从古今中外吸取营养,而中国自身的道德文化尤其重要,革命党人自身的优点都是从传统文化血脉中带来的。对于今天的中国,西方自由民主文明需要汲取,东方的内敛克己自律文明需要汲取。只有综合吸收百家之长,中国才会再度挺立。大军网站是一个偏向于从自身吸取力量的网站。在一个被西方文化打得魂飞魄散的历史时刻,只有靠内力的民族才能浴火重生,才能避免被阉割和被分割的命运。

重建温情的乡土中国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4年7月9日

目录

特稿

彭培根:得下之情则治 不得下情则乱

光明日报:山东乡村儒学座谈会纪要——重建温情的乡土中国

西安性文化节上烈女发飙 反对怂恿中国人淫乱

李世默:中国的宏大叙事

莫言:哪些人是有罪的

杜吹剑:创设传统中式学位服合情合理

开疆:什么是中国?

乔良:对新边海防观的战略思考

军内资深媒体人:徐才厚是怎样走向堕落的

金复新:揭秘徐太尉宠幸军中美女的内幕

长江商业评论:中金往事----资本、权力和阴谋?

读史:上届十年正反两方面反思

张曼菱:考入北大是压抑的胜利

经济

正和岛:习近平开经济座谈会的8大信号

欧美内参:向美国政府学习如何与专家学者打交道

修改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 李克强要关门打狗

我国第二第三大水电站投产 装机总量接近三峡

报警:外资控股的阿里巴巴将垄断中国经济命脉

正式版房产税终于出手了!

保罗·克鲁格曼:经济学家为富人代言----批评QE

何新:经济学家搞垮中国

刘军洛:中国经济学家们就是一群骗子

李肃:中国经济没有衰退之虞----站在唱衰与唱盛的歧路口

关俊强:我说李肃不正常的理由

凤凰财经:林毅夫痛斥张维迎

屈宏斌:不要执迷于中国经济再平衡

芦荟:一位老工程师揭露文革期间科学技术快速进步的奥秘

默克尔突然来华的真正原因--中日的正式决裂

程彤:中国开始向巨额外储“动刀”

中俄联手“谋杀”石油美元

冯跃威:页岩油气逼着美国不断“圆谎”

《中外管理》:华为让新员工融入狼群

杨佩昌:德国人如何看待转基因和磁悬浮

政商内参:中国资本大鳄是怎么发家的?

周北辰:儒家管理学

政治

中纪委:管党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艰巨

张贺:社科院将意识形态列入干部考察 政治违纪一律免职

中央巡视组:农村基层“苍蝇式”腐败不容轻视

张文木:政治人物安危与国家安全

中宣部批张艺谋电影《归来》吹响摧垮中共的集结号

科尔奈:警惕近在眼前的危险

梁京:世界变得危险起来

彭真怀:为人类树一座和谐的丰碑---我对处理涉藏问题的三点建议

邱林:俄罗斯公开力挺越南 震摄中美

文史

人民日报:再读孔子

杜维明:讲《大学》

国学:一位台湾校长的演讲

朴槿惠:遇见我人生的灯塔——东方哲学

上甘岭战役隐瞒了半个世纪的秘密

庞松:高岗、饶漱石问题研究述评

林彪叛逃前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罗点点: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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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PKAP<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收件人:我<zdjun2011@163.com>时 间:2014年07月05日 12:39 (星期六)附 件:3个 (彭培根院士谈老子对世界的影响力 在浙江生态论坛+中 等... ) 查看附件

得下之情则治 不得下情则乱

----《墨辩发微》验证十八大以来拨乱反正的德政推动力

清华大学教授 彭培根

2014年7月8日

    最近, 我从刘泽董事长(现代唐装发起人之一)那里学习到一本书:《墨辩发微》,作者是国学大师谭戒甫 (1887-1974)。他是先秦诸子楚辞金文专家,1946年2月到湖南大学任教授,后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他也是湖南人。1953年高校院系调整,调回武汉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着力研究先秦诸子、楚辞和金文。

    《墨辩发微》是谭戒甫先生深入研究《墨子》的著作,其中引用《墨子·尚同下 第十三》中的话说:“知者之事,必计国家百姓所以知者而为之,必计国家百姓之所以乱而辟之。然必计国家百姓所以知者何也?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情则乱。”

    这可以验证习主席拨乱反正的决心和能力,因为王岐山也是国家的正氣栋梁之一,协助习主席了解下情。才有今天《新闻联播》宣布了徐才厚等大小老虎的罪行!

    夫以天下为己任者,必察国何以治,必察国何以乱。知下情者,国得以治,不知下情者,国所以乱!

    我家可以看到台湾的电视。前天晚上中天衛视的《文茜世界》中报道了习近平说“打铁还得自身硬”,他要他的親属们彻底退出任何商务事务。据说彭丽媛多年合法赚的钱,也交给国家,有六亿人民币!有人说这是从温家宝等大老虎没有管好自己的家人得来的教训。

    陈文茜的节目,没有依据的道听途说是不会被报导的。她也是海峡两岸三地第一个报导周永康被捕消息的。不过她说是被中央纪委通知受控制的,与事实还有一点出入。应该是中共中央派出的高级别的官员(例如中办主任)带领中央警衛局的干部,才够级别去通知一位常委“您被限制行动了!”

关于毛泽东主席雕像在白宫南草坪敬立完成

    我这位湖南鄉长的革命前辈有功有过,我们清華却把他的像都拆出了。他发动的文革,使中国人没有了传统信仰。如果80年代开放所有的宗教,法轮功根本不可能有空子可钻!全国上下只认钱!孟子曰:上下交争利,而国危亡矣!

    白宫的毛像是美国最反華的布热津斯基基金会背后促成的,跟中国玩“马赛克”,一方面树立一个毛像,警告美国历任总统;还有一个毛创建的中国还没消灭。另一方面又向中国表示友好。也有人说,美国人感谢毛把中国弄成一个没有灵魂和文化的国家,否则早在二三十前,中国就在经济和文化等都超越美国了!这不是我一家之见,在网上看看老百姓的反映就知道了!

    我佛慈悲;天佑中華! 从邓小平之后,终于又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人民的领袖-习近平。他的拨乱反正的事业,这是从他自己说的“打铁还要自身硬”做起。我们好好拥护他吧!

    另外,我看到一个《内参的微信》(我不会微信;是朋友给我看的),今年三月底,祸国殃民的XXX还想干政,也来了一个“南巡”(真不要脸!),结果中办下令,在位的党政和两会领导人,一律不得接待。任何媒体更不得报导。 结果江等于去了一趟“南方自由行”。

    【老彭锐眼观天下】之《第六十七篇》

 

    附文:

在中国庆元生态休闲养生养老产业发展论坛上的讲话

彭培根

2014 05 10

尊敬的贵宾们,女士们 先生们:

    首先感谢世界華人投资协会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局 中国老龄产业发展基金会 中共庆元县委 庆元县人民政府 浙江元峰养生有限公司的邀请 我感到非常荣幸! 并首先对这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其次,我简要地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在1982年,聽从先父彭鸿文将军的指导,由加拿大回到祖国工作和定居的建筑师和教师,先父也在1983年回到祖国定居。他曾是抗战第十战區-徐西军區司令;他是国军第一位回到祖国定居的将领。1983年鸿文将军恢复了中国国籍,是由国家领导人习仲勋同志,在钓鱼台国宾馆主持的仪式。我本人在清華大学已经教学了三十二年,目前虽然已经七十一岁,但是我还在教一门精品课----理性建筑,是用英语开课的。

    1985年我和加拿大的两位哈佛大学的教授,还有中方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合资的建筑设计企业----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现在除了在北京的集团总部外,全国共有十五家分公司。彭金罗会长要我讲几句话,我考虑到语言大师-林语堂先生说过:在公共场所发言,要像女人的裙子一样,越短越妙!我想给各位参加论坛的女士们和先生们,提供一点可以使您的思维和事业更有创造力的,老子的大智大慧的能源和能量,他是我国的更是世界的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为了节省宝贵的时间,我简介几句,就将2013年我在中非工业合作发展论坛上,与七个非洲国家的大使和外交官们还有中方学者、企业家和官员们谈老子的《发言稿打印件》发给各位。那个谈老子的发言讲完后,得到了大使们和中非代表们的起立热烈鼓掌!

    现在,我要介绍在我出生的1943年,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曾经拜访过愛因斯坦;他非常惊讶地发现愛因斯坦先生的书架上只有几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德文版的《老子》。他后来研究为何德国人如此重视老子,是因为从黑格尔,海格尔;恩格斯、马克思还有康德和孔德等德国大思想家和哲学家们,都在他们的著作和发言中多处引用过老子的话。恩格斯甚至指出:《辩证法》的根源就是来自《易经》和《老子》。因此在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先生(註)的总理任内,德国已经是平均每四个家庭有一本《老子》。而近十年以来德国几乎是每个家庭都有一本《老子》。所以他们有智慧能够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过去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德国的房价每年只涨了百分之一(1%),而我国过去的十年内房价涨了百分之一千二百以上(1200%)!去年11月我去巴黎在教科文组织开会时,他们的战略发展部总干事加拿大博士Miller先生居然点到: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生态文明以及和谐社会是很好的事,而这些理念的源头都是从老子来的。世界老子研究中心不在中国的河南鹿邑,而在美国的纽约!

    习近平主席、李根总统、潘基文秘书长和梅德韦杰夫等世界级的领导们都引用过老子的哲理。2010年霍金在北大演讲三个小时(600元门票;但是三个月前朋友送我们的3D音乐会门票888元一张;知识不值钱啊!)。结果,大部分聽众都打瞌睡;只有朱清时院士(当年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等小部份人聽懂了。朱清时院士后来写文章(网上可以找到)指出霍金的演讲中,从宇宙物理上证实了;《老子》第四十章“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是正确的,因为宇宙中几万万亿的生命,不停地在10的负35次方秒的时间内死亡,而宇宙鉉又立即把他们都起死回生。因此《唯物论》的理论从此就不能成立了。

    註: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斯密特先生Helmut Schmidt 2014 年已经95岁高龄。他曾说过黑格尔的思想血液有一半是中国的。他曾与毛主席会见过。

 

谭戒甫简介

    谭戒甫 (1887-1974),先秦诸子楚辞金文专家。湖南省湘乡县(今涟源市)人,1887年3月生于农民家庭。1905年考入湖南游学预备科。1909年,考入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学习电机工程。1914年后,到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教语文课。1928年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任讲师一年,后被聘为教授,讲授“诸子要论”、“诸子专书研究”、“目录学”、“形名学”。1938年9月到1945年,先后在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等校任教授,曾任西北大学、贵州大学中文系主任。1946年2月,到湖南大学任教授、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53年高校院系调整,调回武汉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着力研究先秦诸子、楚辞和金文。

    主要成就

    他一生主要研究先秦诸子,次为楚辞、西周金文。在先秦诸子的研究方面,主要有《墨辩发微》、《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墨经分类译注》、《庄子天下篇校释》、《校吕遗谊》等著作。他研究先秦诸子最突出的贡献是发现形名学与墨经小取论式(近似西方的逻辑学),并对这两个发现,在所著《墨辩》、《形名》二“发微”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阐述。1919年,写出了《墨经长笼》稿本,经刻苦钻研,又发出了形名学。他说:“形名二字的含义,若利用现代语文作解释,是容易清楚的。因为凡物必有形,再由形给它一个名,就叫‘形名'。由是得知:形名家只认有物的‘形',不认有物的‘实',他以为‘形'即是物的标志,‘名'即是‘形'的表达。物有此‘形',即有此‘名',由此说来,天下万物,‘形'、‘名'二字可以括尽。故公孙龙总揭其义,叫做‘形名',以成其学"。因此,1920年7月,谭戒甫专门研究公孙龙子,将原来辑有的公孙龙子各种材料,结合墨经进行研究。

    《墨辩发微》是一部研究《墨子》书中《上、下经、说》和《大、小取》等六篇辩学的专门论著。《公孙龙子形名发微》一书则是《墨辩发微》的姊妹篇,是他集中多年研究墨家、名家的心得,二“发微”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研究所,他即和苏联科学院立约译注墨经,1957年就完成了《墨经分类译注》。反复修订过颜昌尧的《管子校释》稿本,其中还有不少见解为郭沫若等的《管子集释》所采用。可见,他对诸子的研究既深入,又比较全面。

    他另外两部著述《庄子天下篇校释》、《校吕遗谊》,是自1928年起,在武大任教时的教本,几经修改,日积月累而成。《庄子天下篇校释》是精心之作,此书对了解当时各家学派的源流及其演变的分合,有很大的启发。

    对于金文的研究,他也花费了不少的心血。《董武钟传》是其最早的一篇研究金文的作品,1933年脱稿,于1936年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五卷上发表。以后,他对一些金文资料不断地积累、研究。解放后,他由中文转教历史后,对西周金文的研究进一步加强,渐有成就,并拟定撰写《西周金文综合研究》,其中有些篇先后在《考古》、《中华文史论丛》、《西安人文杂志》、《武汉大学学报》、《湖南大学学报》等国内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他从事金文研究,力主对西周史料的某些方面,用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对勘,加以补充修正,使学习周史者得到一个明确的认识和应用。

    1974年谭先生逝世,终年87岁。

 

 

 

 

 



 

发件人:儒家邮报<rujiayoubao@vip.163.com> +(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时 间:2014年07月13日 16:31 (星期日)附 件:1个 (25650713儒家邮报第226期.pdf ) 查看附件【光明日报】乡村儒学:重建温情的乡土中国——“山东乡村儒学现象”座谈会纪要

儒家邮报第226期——中华人民共和国65年暨孔子2565年〔耶稣2014年〕7月13日

乡村儒学:重建温情的乡土中国

——“山东乡村儒学现象”座谈会纪要

光明日报

时间:2014年07月08日

时间:2014年6月21日
地点:山东泗水县、尼山圣源书院
主办:光明日报 山东省委宣传部
承办:山东省文明办 山东省文化厅

第一部分:乡村儒学故事

进村讲儒学的学者:不要把自己当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赵法生 从去年年初开始,尼山圣源书院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在尼山周围开始下乡讲授儒学。义工讲师团主要成员有刘示范、颜炳罡、陈洪夫、王连启、张颖欣、孔为峰、李树超、赵法生等,圣水峪镇的孟昭峰、颜磊、范国栋、李俊、种楠和张雨文等镇干部也加入到义工行列。大学教授下乡讲儒学,看上去很浪漫,其实不然。我们这批义工讲师大多出生在农村,深知传统人伦的瓦解给乡村带来了严重冲击。八十多年前,梁漱溟就指出中国乡村的最大挑战之一是伦理破坏和文化失调,这一观察的敏锐和深刻已经为此后的历史所证实。私塾、乡绅、耕读传统和告老还乡制度使得乡村成为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和蓄水池,成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乡土社会的典型。可是,近代以来,由于儒家教化体系破坏殆尽,更由于所有读书人都一去不回头,导致乡村文化的荒漠化,并进一步导致了乡村的价值真空和底线失守,数千年来自治的、礼让的、温情的乡土不见了,那个孕育了华夏文明的源头活水渐趋干涸。余英时断言,当代儒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教化体系而变为幽魂。现代新儒家主张返本开新,那么,儒学要走出游魂化的困境,有没有可能从它的发源地再出发,为乡村文明的重建和儒学的灵根再植闯出一条新路呢?这就是我们当初开始乡村儒学的想法。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通过儒家的孝道和五伦教育,重建乡村的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我们将这一理念变成定期化的课程,每半月开课一次,以课程为基础建立一套儒家教化体系,通过教化活动将理念变成农民的生活方式。

    乡亲们一开始对我们有些不信任,问:办班收钱吗?课本收费吗?……为了鼓励他们走进儒学讲堂,头几次课向坚持到底的村民发放一个小礼品,如肥皂、毛巾或者脸盆。后来,来的群众多了,干部就主动将礼品让给群众。每次讲课都要点名,并对听课率高的给予奖励。

    开课后我们发现,给农民讲课的难度要远远大于给研究生上课。他们需要生动活泼和深入浅出,要是听不懂半途就退场了,下次也不来了。为此,我们就从人们普遍关心的孝道开始,采取故事化、生活化、互动化的授课方式。果然,头一次讲孝道就有不少老人掉泪。支部书记还发现有些不孝敬公婆的媳妇们也抱着孩子来听孝道,因为害怕孩子长大了不孝顺自己。接下来讲《弟子规》,引入礼仪教育,请礼仪专家来给村民演示成童礼、开笔礼、冠礼等儒家生活礼仪。青少年要给在座的长辈们行礼如仪,回去后每天要帮助长辈做一件事,如叠被子、搬凳子、端便盆等,以培养他们敬老孝亲的习惯。我们还聘请县剧团和县老年大学艺术团隔三岔五到乡村讲堂表演孝亲敬老节目,受到了村民欢迎。为了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村里墙壁上写了许多修身齐家的格言,办起了传统文化墙报栏,还将《弟子规》和孝道音乐在村里定期播放。

    乡村儒学不是教授们的独角戏,要将村民变成学习主体。我们将一个村的村民划分为四五个学习小组,开展不同小组之间的学习竞赛。全村村民投票评出孝亲媳妇、模范公婆与和谐家庭,让文明模范现身说法,用农民的话,说农民的事,教身边的人。

    乡村儒学的讲师们不把自己当成教授。你把自己当教授,村民就会和你隔得远远的。农民和你有距离,他和你讲的课就有距离。教授们作为农民的后代走进村民家中与他们话家常,帮助失学儿童恢复学业并帮助孤寡老人解决生活困难。有些村民看见我们,就说“讲道的兄弟又来了”。有的给我们送新下来的地瓜、花生等,有的请我们去家里吃饭。我们成了村民的知心朋友。

    乡村儒学建设的效果出乎我们意料,半年下来,村民开始品尝出儒学的味道,一年之后家风和村风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连村民的话语系统都在经历着明显的改变。一次,学习积极分子开会时,有人提议年底对好媳妇进行表彰,一位村民马上接口说:“对,《弟子规》上说得好:道人善即是善。”一位学习小组组长看到有人在练毛笔字,顺口就说“你是‘有余力,则学文’”。北东野村主任庞德海说,我原来以为农民天生就是油盐不浸、四六不分,是教育不好的,现在来看不是这样。官庄的村主任汤金金也说,看来没有天生的坏人,关键在于环境和教育。言行变了,风气变了,是因为心里变了,心里变得柔软了,这正是儒学教化的力量。目前,圣水峪镇已经开设了六个讲堂,辐射到该镇一半以上的村庄,每到学堂开讲时,村民们就从四面八方赶来,有拄着双拐的,有眼睛失明让人领着路的,那种扶老携幼的情景令人感动,显然,农民心中沉寂已久的某种东西已经被唤醒了,那被唤醒的究竟是什么?是人性与良知。

    乡村儒学得到了山东省、市、县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省委宣传部孙守刚部长亲临乡村儒学讲堂调研,并多次就乡村儒学发展问题作出批示。目前,已有济南历城区高尔镇、青州王坟镇、泰安仪阳镇和日照莒县等多地主动要求书院到这些地区开办乡村儒学讲堂,乡村儒学已经具备了推广的条件。今后,我们将在各界的支持下继续推进乡村儒学事业,首先是进一步完善现有教学体系,将其程序化、模式化;其次是具备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后,尽快在书院组建乡村儒学义工讲师培训中心,为乡村儒学在全省的推广培训急需人才;三是以孔孟故里为圆心向山东各地推广乡村儒学,通过以点带面的形式,尽快使乡村儒学在齐鲁大地开花结果,为把山东建成儒家文化示范区作出自己的贡献。

听课的村民:学习孔夫子管用了

    圣水峪镇北东野村党支部书记庞德海 去年年初,书院的赵教授、陈主任来村里找我,说:这里是孔夫子的故乡,孔夫子故乡的人得比别的地方的人更懂道理,更有礼节。能不能给老百姓办个儒学培训班?说实话我当时思想有点不通,认为老百姓都是死脑筋,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有什么好培训的?但不办又觉得对不起书院领导。于是就说,先办办试试吧。讲堂开讲时我就用村里喇叭吆喝吆喝。第一次培训来了100多人,第二次培训来了200多人。现已举办30多期。一年半下来,我觉得俺村里确确实实发生了明显变化。

    首先是村里打娘骂老的没有了,社会和谐了。有一个儿媳妇把婆婆叫去,让婆婆骂干部,因为老太太骂干部,干部不可能揍她。可她婆婆多少明白些事理,没有骂干部,这个儿媳妇上去就狠狠打了婆婆一巴掌。在乡村儒学培训过程中,她来参加了三四次学习,不敢坐在在前面,坐在后面。但经过学习,她确实转变了。最近时常用三轮车拉着婆婆上这儿上那儿的,还给婆婆买了一身新衣服。她家里盖房子时,婆婆要给盖屋的人烧水泡茶,她对婆婆说:“不用你烧水,你坐着凉快凉快,我烧就行。”盖屋时掉下来的石灰和水泥,她婆婆想打扫打扫,她说“不用打扫,坐着歇着吧”。她婆婆甭提多高兴了。村里还有一个叫刘德娥的老太太,没老头了,有四个儿子。说好了每人每年给老人200块钱,二儿媳妇不交。我问她:你为啥不交钱?她说婆婆偏向老大和老三。我说你婆婆都80多岁了,还能偏向谁?可她还是不交,村干部也没有办法。今年过春节,她婆婆见了我说:“您三叔,今年还不孬,学习孔夫子管用了,每个人200块钱都给我了,都争着叫我去家里吃饭。”我说:“那不孬,看来还是得好好学。”

    再就是现在村里没有了小偷小摸。老百姓原来有个说法叫“秋里忙“,就是每逢秋收,村东头有七八个妇女,村西头也有七八个妇女,背着粪箕子,拿着镰刀,表面上去地里割草,其实是趁别人看不见时,偷挖人家的地瓜和花生,有的还折人家的树枝子,老百姓对这种人深恶痛绝。通过学习,这种人基本上没有了,从2013年年中到现在,俺村里连双袜子连双鞋都没少过。

    泗水县圣水峪镇北东野村村民庞兴昌 我今年71岁。以前说养儿防老,现在是养儿啃老。老年人年龄大了,干活也不中用了,年轻人就嫌弃老人。我有两个孩子,以前不太知道孝敬老人,家里动不动就闹腾,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我在这里就不说了,家丑不可外扬。我们老两口都不识字,也不会给孩子讲道理,孩子不孝顺我们也没办法,只是心里不舒坦。通过一年多的乡村儒学学习,孩子们的变化可大了。知道老人不容易,听话了,还帮着我种地瓜,种花生。来客人就叫我去喝酒,以前可没有这样。我们老两口心里可高兴了。我是尝到学习儒学的甜头了。学习儒学比看电视好,电视上净是些闹离婚的事,看多了就想离婚,到了四五十岁还打算离婚,这种节目对老百姓影响不好。学儒学比上学都好,现在的孩子,学倒是上了,可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孩子们来这里学习乡村儒学,懂了道理,有了礼貌,将来一定能成才。中国人再不学习儒学不得了。再不学习儒学,过个十年八年,爹不认儿,儿也不认爹,都乱套了。我看,不光俺村里学,别的村也要学。

聊城乡村儒学:还以为是最后的晚餐

    聊城茌平县韩屯镇党委书记闫杰 我们韩屯镇是茌平县比较偏远的乡镇,基础比较差,农村问题比较多。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展了孝道教育。因为我们觉得,孝是一切爱心的种子,是打开人们心灵的钥匙。从前年开始,我们先在一个村里试点,成功后再逐渐推开。我们先后搞了十佳孝子、好媳妇、好婆婆的评选,在镇上搞了个道德讲堂,在村里也搞了个流动讲堂。学习效果十分突出。我举两个例子,有个40岁左右姓马的村民,正和老婆闹离婚,家里的东西都摔了砸了。支部书记来劝架,说,老马你别在家打架了,我这儿正好有个学传统文化的名额,算你给我个面子,替我顶个任务吧。老马在我们学校上了一天课,心静下来了,觉得老师讲得有道理。晚上回家炒了四个菜,妻子还以为是最后的晚餐。他对妻子说,我听了老师讲课才知道,自己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有了问题的时候要先挑自己的不是才行。晚饭后又烧了一壶热水,给妻子洗了脚。妻子眼泪哗哗地流下来,两人和好了。后来老马每次打工回家路过学校都进去给老师鞠三个躬,说,是你们挽救了我这个家庭,没有你们,我这个家就四分五裂了。

    第二个例子,镇上有个集团公司老总叫王振,才二十多岁资产就过亿了,大家很羡慕他。王振说,我为什么成功,就是因为从小就孝顺父母。五六岁的时候过年吃烧鸡就知道把烧鸡腿先给奶奶吃。孝敬老人就像浇果树,浇水不是往花上浇、往果上浇,而是往根上浇,只有根深了才能叶茂,果实才能丰硕。孝敬老人就等于往根上浇水。只要把老人孝敬好了,你的事业才能旺盛。当时有个人就给他提了个问题,说我这几个月一直孝顺父母,怎么打工挣得钱还是不多?王振说给你50块钱去买辆桑塔纳回来。那人说50块钱能买桑塔纳吗?王振说才孝敬三个月就能顺吗?那得坚持下来才行!

青州乡村儒学:回去问问你娘和你爹

    青州市张家洼村村支书张永护 我们村位于青州市弥河镇西南部山区。当初,村里不孝敬老人的现象比较普遍。村干部带头打骂老人,有的村民每个月20元的赡养费都不给父母,有的不让老人住正房。父母生日,儿子儿媳不但不给过,还到老人家中大骂。还有的儿媳妇嫌老人在她家里住,抱上柴火,扬言要烧死她婆婆。再就是邻里不和,打架骂街的不断。大街上柴草、砖头满地,路都不能走。小青年找不上媳妇,大姑娘都说这个庄的人打架、打娘、打爷成风,坚决不能嫁过去。

    2002年底,新一届村两委班子制定了一系列村民自治制度,把“以孝治村”写进村规民约,通过知孝、倡孝、督孝和评孝,全力推进“以孝治村”。“知孝”,就是宣传孝道,确立孝的标准。投资2万元建起了孝老、敬老大餐桌“鸦哺堂”,每逢老人节村委出钱做菜、做饭、唱大戏,邀请70岁以上的老人在儿女的陪同下到大餐桌坐席就餐,让他们的儿女来端菜、端酒、倒水、倒茶,重建老人养儿女小、儿女伺候老人到老的中华传统美德。村里制定了孝亲的具体标准:一是倡导老人住正房、住好房,彻底改掉“父母住偏房,儿子坐正堂”的不孝之举。2006年我村老人住正房的达到100%。二是明确赡养标准,对于子女给老人的粮食数量与具体时间,每年给父母买几身新衣裳等都有具体规定。还规定如包水饺、炖肉的时候,第一碗先端给父母享用。

    “倡孝”就是干部率先垂范,每逢70岁以上的老人过生日,村委送上生日蛋糕,村干部自己带上鸡蛋或牛奶到老人家中拜寿。少数不给父母过生日的村民,看到村干部都来了,就赶快去为父母过生日。父母生日时来骂老人的也不敢了。

    “督孝”就是建立督促约束机制。为让孝道成为村民的自觉行为,2003年至2004年,我们村又建立了“一卡、二榜、三罚”的督促约束机制。“一卡”,即个人填写《赡养老人统计卡》;“二榜”,即孝心榜和不孝榜;“三罚”,就是书面检讨,张榜公示,限期整改。“评孝”就是开展“孝星”评选活动。根据标准评选出“孝星”“十星级文明户”“好媳妇”“好婆婆”,并召开表彰大会。村里每年评选出好婆婆60多名、好媳妇70多名,目前全村只有四五户达不到“十星级文明户”。村民对于文明户的牌子看得很重。我村有一户姓张的,有一年没被评上文明户,上大学的儿子刚过完年就找村委问他们家为什么没评上,村支书说:“你回家问问你娘和你爹是怎么侍奉你爷爷和奶奶的?”儿子回家就对他父母说:“如果你们不好好对待俺爷爷和奶奶,再评不上文明户,我就不回家过年了。”第二年,这户真评上了文明户。经过十多年的“以孝治村”,一个混乱的村庄变成了山东省的文明模范村。

第二部分:学者点评

乡村儒学是中华文化“魂”与“根”的对接

    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 首先感谢山东省、市、县各级党政领导的一贯大力支持。感谢光明日报领导的支持,感谢国学版多次报道书院活动,尤其是报道“尼山脚下讲儒学”之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扩大了这一新生事物的影响。

    习总书记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魂。中国人由于近代落后而引起的文化自卑及文化偏激情绪,对儒学与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一味崇拜西方文化,造成全民族一段时间内“丧魂落魄”,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成为精神上的“流浪汉”,而儒学则成为“游魂”。现在的国学教育和复兴,是民族的“还魂”工程。让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传统优秀美德重新归附在民族之体上,特别是要回归到作为根基的广大民众的生活中,使“魂”与“根”对接。这是重建礼仪之邦、道德之国的基础性工程。

    山东济宁地区是孔孟故里,礼仪根深,民俗淳厚,其特殊性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国内外人士心向往之。因此,这里可以率先建成道德模范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仁爱、诚信、忠孝、礼义、廉耻、中和等传统美德早日回归,推动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山东在推广乡村儒学的同时,还提倡社区儒学、学校儒学,并使之走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是颇有远见卓识之举。此举将使得国学普及做到社会全覆盖,也适应了城镇化的进程,把道德建设做到城乡基层。这就需要大批国学或儒学教师。要调动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包括在职和退休干部、教师、社会贤达、乡村文化人。还要组织起一支志愿者大军,号召研究生、大学生参加。尼山圣源书院和国学经典教育联盟可以为师资培训提供平台。山东大学、孔子研究院、曲阜师大等院校可以共同发挥重要作用。孙守刚部长和省文化厅决定给予乡村儒学以专项经费扶持,给社区儒学增加公共文化经费,保证这项文化事业持续发展。这很有必要。我们的乡村儒学要在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两个层面同时发力,又形成互补,才能成功。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王殿卿教授: 当初我们尼山圣源书院的几个发起人,尤其是丁冠之先生,多次强调我们在孔孟之乡办书院,首先就要把孔孟之乡变成儒学示范之乡。当时丁老师还开玩笑说,如果不让当地的孩子认同儒学、认同孔子的话,总有一天,他们长大了会扒掉你的书院,就像“文革”时候砸三孔一样。乡村儒学所做的是把儒家思想代代传下去的工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群众基础、文化基础、道德基础。

    乡村儒学要扎扎实实去做,一步一个脚印去做,需要有很多人参加,需要很长时间。我很佩服赵法生老师他们这些年轻人,实实在在地在干。这种精神是我们必须保持和发扬的。我建议山东的领导倡导一下搞人文学科的学者们,能不能拿出点时间,定向、定点地到下面去,面对面给老百姓传播中华文化,可能从中会汲取更多的智慧。另外,现在中小学的教师和校长50多岁就退休了。他们有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群众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知道教育子孙的重要,应该把这些人组织起来,这是一批可以号召和动员的力量。在国学师资培训方面,尼山圣源书院这几年做了大量工作,已经成为全国主要的国学师资培训基地。从2001年起,我们与台湾地区的儒学工作者联合举办两岸读《论语》、教《论语》师资培训班,五年来已经合作培养了2000个《论语》教师,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从去年开始,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把书院作为国学师资培训基地,先后培养师资六七百人。乡村儒学今后要加快发展,师资是最大的制约因素,书院应该加大师资培训力度,为乡村儒学在全省的发展做好必要准备。

“道”回尼山,让儒学再出发

    北京大学干春松教授: 尼山是儒家文化真正的源头,杜维明先生曾提出儒家发展的三个阶段说,第一阶段是由曲阜走向全国,然后由中国走向东亚,再由东亚走向世界。如果更为具体的说法,尼山是曲阜阶段的起始点,因为孔子出生在这里。

    每一种文明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存在着一个不断回望源头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在儒家被十分形象地描述为“返本开新”。在这样的“返本”过程中,尼山有其象征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象征性”,当下发生在尼山及其周围的跟儒学有关的事件,就会产生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取得的效果,

    赵法生和颜炳罡先生等人正在进行的尼山“乡村儒学”的尝试,就是试图在儒学故乡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唤起他们儒家精神的因素。这样的事件可以得出的推论或许就是,如果在尼山的乡村,儒学不能与人们的生活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那么儒家的生命力何以得到证明呢?

    从刚才几个乡村干部和当地村民的讲话中我能体会到,虽然乡村儒学的活动才开始了一年多,但已经初见成效。从刚开始村民需要物质鼓励才会去听,到现在积极主动地去听这些老师的讲课,并实质影响到他们的道德风俗,甚至逐步开始的礼仪生活,这是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新经验。

    接下来要做的是看能不能有一个规范性的东西出来。一个事物的发展,其一般的规律是先探索再定型然后推广。这是一个新的阶段。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现在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比如教材的建设,师资资格的认定。现在尼山的乡村主要依赖《弟子规》开始做,讲一些孝悌的道理,那么《弟子规》讲完了再怎么做,要逐步发展到什么样的经典,在农村的实际生活中,这些礼仪生活是否可以有一个规范性的依据。这都值得赵法生等教授思考。

    最后我想说一下乡村儒学和城市儒学的关系问题。乡村是儒学的源头,但是未来儒学发展的真正空间在城市,因为城市人口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而城市生活样态的儒学存在是一个必须要探索的问题。在新的时期,山东除了摸索乡村儒学现象,要继续进行城市儒学、社区儒学探索。唯其如此,山东会为中国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或者说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精神原动力,山东有这个条件成为新时期儒学发展的火车头。

    中国人民大学张践教授: 从中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乡村儒学建设让我们摸到了非常重要的根脉。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文明史的主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农耕文明不仅是一种耕作方式,还是一种道德思想文化的传承。从孟子最早设想的复井田,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到“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这样一套“晴耕雨读”的生活方式,奠定了中国两千年中华文明发展的脉络,形成了儒家文化特有的以孝道为核心,家国一体,平天下、求大同这样一套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在当代社会,我们需要把中华文明继续传承下去,乡村这块重要阵地是绝对不可以放弃的。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东西或我们自己不重视这个东西,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别人会来填补我们的精神空白。整个中华民族就会处于失魂落魄的状态。山东省看准了尼山圣源书院这个实验田,大力推广乡村儒学建设的经验。从更广更大的范围看,这是为我们民族文化血脉的传承做了一个功德无量的大实验。

    山东大学颜炳罡教授: 尼山是孔子的诞生地,是儒家文化的源头。我们在这里建书院,就是让儒家文化的生命回到本来;在这里从事乡村儒学建设,就是让儒学找到再出发的动力。这项工作是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神圣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天职。

    优秀传统文化不完全是象牙塔里的存在物,也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更不是少数哲学、历史学家的文化奢侈品,而是民众的生活向导,是国人的生活智慧与存在艺术。只有将优秀传统文化化归于民众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才能真正摆脱传统知识分子“为往圣继绝学”的凄苦与悲凉,当民众成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主体时,由“为往圣继绝学”转为“为往圣兴显学”,中华文化的整体复兴才能真正实现。

    乡村儒学是具有责任感、担当意识、文化情怀的人文知识分子在21世纪中国乡土创造的新的文化实践,是人文知识分子服务社会的一次新的尝试。对于它的未来发展,我们有几点构想:

    第一,在省、市、县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在尼山圣源书院建一个乡村儒学研究培训基地或者叫“乡村儒学研究院”。乡村儒学研究院对全省乃至全国乡村儒学现象的分析、研究、总结,做些理论的提升和概括,同时承担着培训相关乡村儒学师资乃至四德建设师资的功能。有了这个研究院,乡村儒学建设就会有质的提升。

    第二,编写乡村儒学教材。有人问只讲《弟子规》够吗?当然不够。尼山圣源书院将组织研究人员编纂乡村儒学的一系列教材。我与赵法生、王连启等讨论过,下一步我们要编《论语》精选、《孟子》精选、传统家训、治家格言精选以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增广贤文》等。

    第三,建立固定的宣讲团队,同时要实现义工队伍本土化。宣讲团队可以来自一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教授、博士生、研究生;而义工队伍一定要本土化。我们希望能在圣水峪镇、北东野村等找一些学习积极分子、骨干分子,让他们做讲堂的义工。如果省里能够给点基金,我们给每一个义工一定的报酬,让他们去组织人去学习,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这样乡村儒学就扎根了。

    第四,每个村都建一个孔学堂,成为村民学习的场所。村里的学习积极分子、义工去管理孔学堂。教授不在的时候,他们组织上课。重点培养农民自身的学习能力,而不是教给农民以知识。授人以渔可能更重要。

    尼山圣源书院之所以有活力,当代人文知识分子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投入到尼山圣源书院的建设之中,在于它有良好的体制。这个体制就是“民办公助、书院所有、独立运作、世代传承”的体制。尼山圣源书院在各位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受人尊重的书院,我们的目标定位是让“道”回尼山,让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在这个地方重新流淌下去。

第三部分 战略思考

乡村儒学要从尼山脚下走向齐鲁大地

    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守刚:今天的研讨会进一步总结交流“山东乡村儒学现象”实践经验,研究探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路和举措,让我受益很多。这些年,我亲历了尼山圣源书院建设的整个过程,见证了初创时期各位学者为此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我很高兴看到在各位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效,对各位专家学者的担当和奉献精神表示由衷敬意和感谢!

    刚才各位的发言很好,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对乡村儒学现象作了深入的研讨,提出了很好的观点、意见、建议。会后我们要进行认真的梳理和研究。山东的乡村儒学现象刚刚兴起,要创造更好的环境、更大的空间,去全力支持它、推动它,不仅是在尼山脚下孔孟家乡,而且要在整个齐鲁大地发扬光大。

    1.山东的乡村儒学现象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实践。近年来,国内外的一批儒学学者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位于孔子诞生地的尼山圣源书院,深入乡村开设讲堂,用儒家思想滋润乡村,用传统美德教化一方群众,收到了明显的阶段性的成效,使当地的风气开始有良好的转变,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文化现象。我们把它概括为乡村儒学现象。乡村儒学现象出现在山东不是偶然的,学者的行动唤醒了当地深厚的文化基因,它的产生既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也有时代发展的强烈呼唤。习总书记去年在孔子研究院发表重要讲话,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弘扬,就推动中华传统美德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提出了一系列很深刻的思想观点。习总书记的讲话是对全国、全世界讲的,更是对山东讲的。从现实的需求来看,社会到了转型期,单靠经济、物质手段难以解决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传统文化的回归与弘扬正当其时,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省委、省政府对文化发展高度重视,提出打造山东道德高地。不仅是山东的,国内外的一些儒学大家都很关心支持这里的文化建设,我们有条件、有责任也有信心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2.从乡村儒学现象深刻思考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和社会责任担当。乡村儒学现象顺应了时代需要、社会需要、人民群众需要。接地气、入人心、传美德、正风尚。乡村儒学现象深层的启示在于,它鲜明地回答了当代知识分子价值取向和责任担当的时代命题,展现出当代知识分子为实现中国梦而自觉奋斗的理想情怀和不懈追求。我很感慨尼山圣源书院聚集了这么多的专家学者,义务的、自愿的到这里,把自己的所学奉献给当地群众。这种精神和品德更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

    3.全力支持和推动乡村儒学建设,使其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更大的作用。刚才各位提了很好的意见、建议,请济宁好好研究专家的建议,要在孔孟故里把它做得更好,要有可以拿到全国推广的好的经验。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尼山圣源书院的建设和发展,全力推动乡村儒学建设从乡村走向城市,从一个点走向全省。一是要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二是要及时总结经验,推广好的做法,从尼山圣源书院在圣水峪镇周边几个乡村这个点做起,要为全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好的经验做法。使其在全省推广,生根发芽。省文化厅的“尼山书院”图书馆体系与尼山圣源书院并行不悖。尼山圣源书院“民办公助、书院所有、独立运作、世代传承”的体制要继续坚持,没有任何动摇。三是突出特色,打造品牌,进一步深化主题,科学规划,扩大乡村儒学的影响力。要对尼山圣源书院这个模式的长效机制方面,下些功夫很好地研究。尼山圣源书院现在已经培训师资2000多人,以后如何持续地做好,为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培训更多的优秀师资?如何使乡村儒学讲堂的教材体系化,如何使运行机制更加规范化?请尼山圣源书院的各位专家在实践当中去认真思考。对大家提出的政策层面的要求,我们回去要很好地研究。除了济宁、泗水在政策上提供支持以外,省里也将直接对尼山圣源书院和乡村儒学讲堂的推广提供更多的支持。要很好地做一个规划,把国学推广、师资培训,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纳入省里规划当中去。相关的建设能够纳入省里的,省里给予全力支持,包括基金、义工队伍建设、教材、必要的教学设施设备等。

    今天的研讨会是一个新的起点。要进一步探索创新,使乡村儒学现象从尼山脚下走向齐鲁大地,使山东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复兴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在孔孟当年行走的大地上继续前行

    光明日报社总编辑何东平: 今天大家的发言集中说明,习总书记关于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讲话精神正在逐步落实,成效正在逐步显现。据我们了解,近一个时期以来,山东省自上而下所有的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机构和单位都已动起来了。这些机构和单位的负责人天天都在琢磨如何落实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天天都在琢磨新思路、新点子。他们还与我们光明日报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比如前不久成功举行的第三届尼山论坛,以及在此之前于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光明日报先后以“在世界舞台上把中华文化讲清楚”等为题作了三次整版报道。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院与国学版正在联合举办“学习四个讲清楚”有奖征文活动。在孙部长曾担任书记的济宁所属的邹城市,在国学版的支持下,开讲了孟子公开课,成立了孟子研究院,召开了“孟子思想与邹鲁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启动了《孟子文献集成》。文化工作搞得红红火火。山东师大也与中华书局合作推出了28卷本的“山东文化世家”丛书。从内容到装帧都达到高质量,获得了学界的好评。曲阜师大成立了国学院,正在积极筹划落实工作。尼山书院的各位学者多年来义务开展乡村儒学教育活动,把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落实到了最基础。这一系列的举措,与今天我们联合召开的座谈会形成了一个整体。

    从山东到全国,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由习总书记系列讲话所引发的各种讨论,以及通过各种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趋向、文化趋向进行综合分析,那么现在完全可以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文化建设的高潮。2月24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深入挖掘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6月13日,刘奇葆同志到光明日报调研,希望光明日报要走在时代的前列。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六条“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高度概括。这六条是这场文化建设高潮的重要内容,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宣传出去,这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有针对性的。

    今天上午,看了泗水县乡村儒学建设的三种类型,一种是企业提供的场所,一种是用村民委员会的会议室,还有一种是法庭。这次来泗水,我们把文化建设高潮的抽象认识具体化了,作为一家面向广大知识分子、以文化建设为己任的报纸,光明日报肩负着重要的责任。我们要努力成为文化建设高潮最出色的报道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我们要在脚下这块孔子、孟子当年行走过的大地上继续前行,我们要用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复兴告慰我们的圣哲:他们的子孙是有能力继承他们的优良传统的。

    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饶权 上午实地参观了泗水县乡村儒学授课的现场,刚才听了几位专家教授和基层干部群众代表的发言,感到很受鼓舞,很受启发。我是来调研学习的,感到不虚此行,很有收获。

    “山东乡村儒学现象”意义重大,值得研究推广。首先,这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实践。当前,优秀传统文化日益被社会各界所认可,成为学术界研究关注的热点,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多地活跃在“象牙塔”里,存放在图书馆的典籍中。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走出“象牙塔”、走出“图书馆”,走进群众、走进生活,十分值得探索。山东“乡村儒学”把讲堂设在村里,搬到群众家门口,并组织开展道德实践活动,让传统文化焕发活力,发挥了时代价值。这种模式深受群众欢迎,易于群众接受,使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走进了群众生活,可以说打通了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国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践了一种新模式。

    其次,山东“乡村儒学”是推广公益性文化服务的积极尝试。山东通过“乡村儒学”,教化百姓,引领风尚,邻里和谐,乡村文明,社会呈现出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作为服务主体的泗水尼山圣源书院、茌平韩屯道德学校都是民间机构,充分调动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为推广公益性文化服务做出了探索尝试。同时,山东“乡村儒学”既满足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又传承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相结合,丰富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呈现“山东特色”。

    最后,山东“乡村儒学”为维护文化安全作出了有益探索。思想阵地,先进文化不去占领,其他文化就会去占领。当前,在我国农村,有个别群众信奉“全能神”等邪教,害人害己,对国家文化安全造成威胁。山东通过“乡村儒学”这种模式,提倡孝道,讲究礼仪,让优秀传统文化占领群众精神生活高地,成为邪魔外道的重要“对冲”力量,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统筹推进尼山书院与乡村儒学

    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国琳: 为了把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省文化厅积极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统筹推进“尼山书院”和“乡村儒学讲堂”建设与服务工作。

    今年5月,省文化厅在全省实施了推进“图书馆+书院”服务模式,在省、市、县各级公共图书馆建设“尼山书院”工程。5月22日,在第三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期间,组委会在尼山书院隆重举行仪式,聘任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担任省图书馆“尼山书院”的山长,标志着这一工程的正式启动。

    “尼山书院”工程在设施布局上,做到“六个一”。各级图书馆“尼山书院”都有一个统一标牌,一尊孔子像,一个国学讲堂,一个道德展室或展板,一个国学经典阅览室或阅览区,一个文化体验室或活动区。在活动内容上,“尼山书院”工程主要有“五个板块”。一是经典诵读。广泛开展群众性经典阅读、经典诵读活动,推动经典诵读进学校、进社区。二是国学普及。通过延请当地专家学者开办国学知识讲座,向群众普及国学知识。三是礼乐教化。通过播放视频、现场表演等形式,进行礼仪教育,普及雅乐和礼仪知识。四是道德实践。举办道德模范人物讲座、先贤英模人物展览等。五是情趣培养。广泛开展琴棋书画和传统民间艺术传承活动,培养群众的高雅文化情趣。

    根据孙守刚部长的指示精神和省文化厅党组的部署,我们初步制定了“尼山书院”和“乡村儒学讲堂”统筹推进的大体思路。

    一是在总体布局上,把“乡村儒学讲堂”和“尼山书院”一起,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标准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把二者共同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纳入各级财政面向社会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目录,在全省一起规划,一起部署,一起推进,一起落实。打算明年把“乡村儒学讲堂”建设列入文化惠民服务群众办实事重要内容,把讲学人员的培训作为公共文化培训工程的一项重点。

    二是在建设模式上,把“乡村儒学讲堂”建设与正在全省深入开展的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文化大院(综合文化中心)建设有机结合。将“乡村儒学讲堂”建设和服务,作为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文化大院建设和服务的重要拓展,依托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文化大院的设施设备、人员队伍、服务网络,积极开展“乡村儒学讲堂”建设。

    三是在运行机制上,把建成的“乡村儒学讲堂”作为省、市、县各级图书馆“尼山书院”开展活动的重要阵地。各级“尼山书院”要把对“乡村儒学讲堂”的队伍培训、活动指导、流动服务作为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逐步建立健全“尼山书院”和“乡村儒学讲堂”统筹推进、上下协调、互相补充的长效运行机制,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对乡村基层的全面、均等覆盖。

    四是在以当地投入为主的基础上,我厅将整合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有关奖补资金,分别对“尼山书院”和“乡村儒学讲堂”开展工作所需的设施设备、讲学教材以及活动开展、队伍培训、宣传引导等方面的费用予以保障。我们将积极争取财政支持,对各级图书馆“尼山书院”建设和服务成绩显著的单位进行奖补。同时从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中切出专门资金,对“乡村儒学讲堂”建设成效显著的单位进行奖补。我们也将要求各地出台相关扶持政策,通过以奖代补等措施,为推进“尼山书院”和“乡村儒学讲堂”建设提供经费保障。

    我们的目标是: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下,通过以上措施的落实,到2015年,随着全省各级图书馆“尼山书院”和行政村文化大院建设的基本完成,全省乡镇和村级“乡村儒学讲堂”同时实现基本覆盖;到2020年,随着全省“尼山书院”联盟的建立和规范运转,“乡村儒学讲堂”设施进一步完善,内容进一步充实,队伍进一步壮大,服务群众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要把济宁建成弘扬中华文化的首善之区

    济宁市委书记马平昌: 济宁是孔子、孟子、颜子、曾子、思子五大圣人的故乡,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儒家文化发源地。济宁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丰富的儒家文化资源和独特的儒学优势。从1984年起,我们连续举办了30届国际孔子文化节,发起设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成功举办了6届世界儒学大会、3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强化了济宁世界儒学家交流的中心地位,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作出了积极贡献。

    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济宁曲阜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于济宁和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加强儒学与传统提出殷切希望。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制定了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成完善济宁首善之区的意见,确立了打造济宁道德建设模范区、文明和谐示范区、儒家文化传承区的目标定位,其中实施了优秀传统文化“六进”普及、道德提升、文化惠民、文明创建等七大工程,取得了阶段性的卓见成效。曲阜文化经济特区核心区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策划方案已经建立完成,现将提交省级层面进一步研究改正。经过积极争取,国家汉办同意支持在曲阜建设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首个孔子学院日放在今年孔子文化节期间举办。全省重点文化旅游项目投资100亿元的尼山圣境项目顺利推进。我们要进一步探索深化乡村儒学建设,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的新路子,加快提升乡村儒学,为建成美德山东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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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这份文化革命的精神遗产

向东

    看了一西安大妈在官方举办的性文化节上的演讲词和厦门大学女教授炮轰校长的公开信,使我自然而然想起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力倡导的反潮流精神和挑战权威的勇气。一个国家如果沒有挑战权威的勇气和中流抵柱式的反潮流精神,这个国家是不会进步也是沒有希望的。邓三科时期最吃香的是趋炎附势奴才式的人物。六*四以后,中国官方对人民群众关心国家政治尤如惊弓之鸟,想尽千方百计要民众去政治化,其手段不惜下三烂到诲淫诲盗。所谓性文化节就是其中的一个内容。

   今日中国,黄、赌、毒泛滥成灾,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共产党被邓小平强制转变思想(换思想)成共贪党,(思想可以象换衣服一样换也算是一种中国特色,由此我怀疑很多党员究竟是否真有自己的思想?),然后由这个共贪党推动改制大搞私有化将国家财富化到他们自己的口袋中。在这个过程中,共贪党当然希望民众对政治越麻木越好,于是就出现了另一种中国独有的特色,由官方作为主要推手的诲淫诲盗。中央党校公开教导其党员干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一种人性。我有一个进过党校的朋友经过党校的这种官方洗脑后就曾经向我不厌其烦地介绍共贪党的这种与时俱进的现代性,还以为与国际先进文化拉近了距离。其实这是郑必坚王沪宁这些人对西方文化的一知半解。

    西方文化的主流是:人有私心可以理解,但不提倡。西方一直将天主教或基督教作为国教去教化民众,以上帝或聖母为神的宗教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基督教倡导教民的是:奉献和分享,并认为人的原罪来源于人的自私心,因此每个星期天都要去教堂做礼拜去悔罪去改造世界观。每个星期都去教堂的基督徒是去接受教化和进行世界观的型塑。由此形成他们的精神信仰和道德规范。在西方社会,并不是如中国的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法律沒有禁止的都可以做。作为国家级的政治人物,李总理在鼓励中国新生资产阶级要放开手脚时讲的这番话确实很无知。这种无知实际上也反映了今日中国社会乱象的根源。古人讲:礼失求诸野。在上层主流已经意乱神迷的今日中国,发场文革倡导的反潮流精神和挑战权威的勇气确实很有必要。

    向王女士和谢灵教授致敬!

 

西安性文化节上烈女发飙 反对怂恿中国人淫乱

西安 王女士

  我姓王,是一位中年女性,我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想跟大家说说这些天我遭遇的事情。作为一个母亲,我很担心这个社会淫乱风气的盛行,我想跟天下所有爱孩子的父母一样,我们都不愿意让这个世界疯狂是吗?

  大家都知道西安成人用品博览会及性文化节是由西安计划生育委员会及下属单位主办的吗? 已经在我们西安举办五年了,这个展览让很多和我一样的父母深恶痛绝,让很多正经人都讨厌至极!从他们举办的第二次我就想跟他们说理,让他们不要祸害西安的孩子们了!今年我以为全国都在扫黄打非,他们不会再举办这样恶心的活动了。可是今年我又一次在网上看到他们宣传第六届即将开幕的消息。我很气愤!十分气愤,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大家也都有同样的感受!于是我们这些妈妈们要站出来说话,不能再让这些不法商人得意了!

  在性文化节第一天我和朋友们去了会场,因为今年全国扫黄打非的气势比较大,他们也有点收敛,表演开始了,去年光屁股的人体彩绘现在带上了小小的三点。原先该光腚表演的色情舞蹈也都穿上了内衣,但是动作依然不堪入目。他们还邀请了著名的裸模张筱雨,这个女人因为那天不能尽情地裸露很不开心。那天所有的一切淫秽表演仅仅是加了一点薄透露的内衣而已,淫秽的动作与平时没什么区别。而且这次博览会他们在现场公然销售黄色光盘,到处都是性交的图片及各种不堪入目的春宫图。更为让人惊讶的是,他们居然公开推销一种无色无味的叫做“失身水”的春药,至于伟哥那更是公然出售不在话下。我们看了很气愤,心想:现在的人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连脸都不要了?

  尤其是主办方居然是计划生育委员会及其下属单位!这些东西下流无耻,诲淫诲盗,怎么能跟计划生育联系起来呢?我看他们不是对我们的人种优生优育,而是要祸害我们的民族及人种。我们决定要反抗这件事。第二天,我们发现那里的人大胆了很多,昨天还穿着衣服,今天就都光了!尺度越来越大,而且尤其可怕的是,观看的人群中多了很多大学生的身影。我们觉得不能再没有态度表示了!至少要让人们明白这个淫乱对人类,对民族的危害性。于是第二天下午我们一边散发一些反色情的宣传资料,一边在现场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很多群众理解我们的呼声,大家都觉得这是这个民族的人民应该共同忧心的事情,大家都很赞叹我们。

  下面我就把现场的演讲稿给大家看看,大家看看色情淫乱对我们的危害,觉得我说的是不是在理。西安计划生育局应该给人民一个什么态度?有关部门应该负有什么责任?

中国人不要乱性,不要用文化的名义糟蹋西安

各位朋友,同胞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做这样一个演讲,有点不合时宜,但是我们一定要做这件事!因为这个行为代表了中国当代正邪两股力量的较量!

  同胞们,亲人们!一百多年前,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华夏大地,侵略者用鸦片毁灭了中国人的精神和身体,攫取了中国大量的真金白银,使我们的祖国几乎惨遭灭亡。大家要懂得并永远记住,这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耻辱!

  一百多年后,西方的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们盼望瓦解中国,但这些年他们转变了方式!那就是打着性自由和性解放的幌子来叫我们的人民淫乱,借此来摧毁我们的精神和身体!进而瓦解我们的民族精神,最终占领我们的土地!

  每一位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擦亮眼睛看一看:今天的中华大地已然变成了什么模样?三十多年前,我们还有精壮的青年可以守国戍边,三十年后我们的孩子还有几个没有饱尝过色情的毒害?看看那些苍白无力的面容,看看医院里被流产的孩子以及因为堕胎死去的少女……看看那些因迷恋色情、失去道德底线沉沦的中年人乃至老年人!再过若干年,当中国人再次面临亡国灭种的时刻,我们到哪里去找可以抗枪保卫家国的战士?我们到哪里去找可以养育圣贤子孙的母亲?当所有的人都沉溺于色情的毒害,谁还记得我们曾经是礼义之邦?谁还记得我们的血脉里流淌着祖先刚烈的血液?谁还记得华夏民族历史上那些不屈又高贵的灵魂?

  现在的中国就是有那么一帮没良心的文化汉奸,在极力地配合国外反华势力怂恿我们的同胞淫乱!他们不仅愧对祖先,愧对良心!更愧对这片生养了他们的土地以及这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他们忘了自己也是爹妈一个汗珠子摔八瓣培养出来想奉献给祖国做栋梁之才的!在民族大义和个人私欲面前,他们选择放纵私欲,忘了自己是炎黄的子孙!

  像今天这样在这里纠集起一帮人来搞如此下流污浊的一个性文化博览会,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真的是让人类学会高雅的生活吗?其实这都是谎言,这就是赤裸裸的蛊惑,是为了满足个别人私欲的一种蛊惑!无非就是为了畅销他们的商品,蛊惑、培养更多淫乱的人群进入他们的市场!大家请扪心自问一下: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用过这些低级下流的玩意儿过性生活,但我们的祖先多少年来一直生活的踏实安详!他们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艾滋病,性病泛滥的局面,他们也不必担忧自己未成年的儿女过早拥有性行为!他们永远把最好的孩子留在婚后生养孕育而不会像今天这样因为未婚先孕去医院无奈地堕掉!他们相亲相爱一辈子从来没有考虑过分手!我们的祖先他们没有这些乌七八糟的色情污染,所以我们的祖先生活的踏实安详!

  而今天,大家再次扪心自问:我们中国女人的子宫还能承载这个民族的未来吗?女人是大地,女人是国民之母亲!是谁让我们民族未来的母亲变得混乱无知?一个民族的男女如果都沉溺于淫乱,那么还会有文天祥、辛弃疾、史可法、岳飞等这样的民族英雄吗?还会有穆桂英、花木兰,孟子的母亲,岳飞的母亲们吗?一个民族如果把纵欲当成最高级的享乐,那么我们的文化之根是不是就会腐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始终维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脉搏,如果人们连羞耻都不要了,那么怎么还会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这个民族怎么还会有圣贤的子孙后代?如果我们没有了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滋养,那么我们凭什么还被称为中国人?一个民族最可怕的不是物质的贫穷,而最怕成为精神的乞丐!当我们忘记了古圣先贤对我们伦理道德的教诲,当这个社会糜烂到礼乐崩坏,那么这个民族就面临着瓦解、灭亡!

  当整个民族都颠覆了伦理道德和正确的世界观,当人们都开始笑贫不笑娼,当这世界上的家庭和男女都被色情浸染侵蚀,那么我们凭什么还去做中国梦?

  大家注意过互联网上有这样一段新闻吗?三十五年前,一位年轻的士兵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了,他的母亲过了三十五年才来给儿子上坟。不是不想来啊,而是因为三十五年才攒够了去给儿子上坟的钱!苍老的母亲泪流满面地抚摸着儿子的墓碑,那一幕跟今天的场景怎么比?我们如何对那年迈的母亲和牺牲的烈士交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无数烈士为了保卫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奉献出了热血人生!也许在场的朋友中,您的祖爷爷或者外公就曾经为祖国和人民浴血奋战!如果他们看到用自己生命来保卫的是这样一帮无耻子孙的糜烂生活,我想他们会从坟墓里跳出来大骂我们这些没有良心的子孙!

  警醒吧!朋友们,同胞们!不要沉迷于色情的诱惑了!不要伤害祖先的心了!谁的父母生下儿女来也不是为了让他们淫乱的!谁的先人看到自己的儿女剥光了衣服在这个舞台上表演都要哭的眼睛冒血!我们的生命来自于父母,我们没权利践踏自己的身体让父母蒙羞!台上那些参与表演的青年人,如果你们还有人的血性就离开这个荒谬无耻的舞台吧!

  我们的国歌这样唱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不愿意做努力的人们!昨天我们被迫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奴隶,今天我们却因为无知和缺德被当成色情的奴隶来践踏!中华民族现在依然处在最危险的时候!有血性的中华儿女该警醒了!不要当色情和欲望的奴隶!不要当被反动势力和汉奸卖国贼愚弄的小丑!那些无耻的流氓们,一边要掏空你们口袋里的钱,一边还要你们沉浸在欲望的苦海中颓废了身体和精神!一边是你们麻木不仁津津乐道的放纵,一边是流氓汉奸们得意放肆的冷笑!

  习总书记一直倡导我们要端正核心价值观,他一直在带领我们全国人民走以德治国的道路,今天这样一帮端着国家的饭碗,吃着人民粮食的贪官污吏却操纵这样一场无耻下流的文化垃圾餐,来祸害西安人民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最卑鄙、最可耻的忘恩负义!我们应该擦亮眼睛看透这些小人的用心,为了一点私利他们可以出卖国家权力机关的尊严,可以出卖自己作为人的良知!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扫黄打非的大前提下,这些人依然不管不顾地操纵这类表演,说明他们的内心是多么肮脏下流!

  不要打着文化的幌子行淫乱、苟且之事了,不要糟蹋文化这个词语了!回头看看我们衰败的精神家园吧!抹掉你们头脑中的精神鸦片,让这个世界恢复她最本真的美丽!

  中国人不要乱性,中国人不要性病和艾滋病!西安是文化古都,三秦大地遍地都是英雄豪杰的赞歌!我们不要这破烂文化,不要这颓废的表演!我们需要正能量,我们要做中国梦!

 

 

 

 

发件人:zqw5000<zqw5000@163.com>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时 间:2014年07月14日 20:10 (星期一)附 件:1个 (文集5.rar ) 查看附件

中国的宏大叙事

----在爱丁堡TED环球大会上的演讲

李世默

    李世默,男,汉族,文革期间出生于上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士,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及公共事务学院博士,是一名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学者。春秋研究院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董。现居上海。2013年6月13日,技术、娱乐、设计(即TED)环球大会在爱丁堡举行。下面是他在大会上的演讲全文。

    在我少年时,我被灌输了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有的人类社会都遵循一个线性的目标明确的发展规律律的大故事,这个“元叙事”是这样说的:,即从原始社会开始,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政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所有的人类社会,不管民族、文化、语言有何异同,或早或晚都将演进到这一阶段。人类社会自此大同,彼此相亲相爱,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人间天堂。

    但在实现这样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即正义的社会主义与邪恶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正义终将胜利!当然,这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这一“元叙事”在中国影响甚广。

    我们从小就被反复灌输了这个宏大故事,几乎融化到了血液之中,笃信不疑。这个“元叙事”不仅征服了中国,也影响了全世界。世界上曾经有整整三分之一人在它笼罩之下。然而,忽然一夜之间,苏联崩溃,世界沧桑巨变。

    我赴美留学,改宗成为伯克利的嬉皮士。就这样,开启了我另一段成年经历,我又被灌输了一个全新的宏大叙事,仿佛我这辈子只经历那一个还不够似的。这个宏大叙事的完美程度与早前的那一个不分伯仲。它同样宣称,人类社会遵循着一个线性的发展规律,指向一个终极目标。

    叙事故事是这样展开的:所有的人类社会,不论其文化有何异同,其民众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儒家信徒,都将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在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庭、氏族、部落等群体;而在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单位是原子化的个人。所有的个人都被认定为是理性的,都有同一个诉求:选举权!

    因为每一个个人都是理性的,一旦有了权选举,必然会选出好政府,随后就可以在好政府的领导下,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当于实现大同社会——又是一个人间天堂。选举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让他们发财。

    当然,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即正义的民主与邪恶的不民主之间的斗争。前者肩负着在全世界推动民主的使命,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武力,来打击那些不投票不选举的邪恶势力。

    上述宏大叙事同样传播甚广。根据“自由之家”的统计,全世界采用选举民主制的国家,从1970年的45个已增至2010年的115个。近20多年来,西方的精英人士孜孜不倦地在全世界奔走,推荐选举民主这一救世良方。他们声称,实行多党选举是拯救发展中国家于水火的唯一良药,只要吃下它,就一定会实现繁荣,否则,永无翻身之日。

    但这一次,中国敬谢不敏。历史是最好的裁判。仅仅30多年间,中国就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农业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6.5亿人脱贫。实际上,这期间全世界80%的减贫任务是由中国完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成绩,全世界的减贫成就不值一提。所有老的、新的民主国家的脱贫人口加起来,都不及中国一个零头。而取得这些成绩的中国,没有实行他们所谓的选举,也没有实行多党制。

    所以,我禁不住问自己,我眼前画面到底哪里不对劲儿?我的故乡上海,一切都已今非昔比,新生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中产阶级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在增长。但根据西方的那个宏大叙事,这一切繁荣景象本不应该出现。

    面对这一切,我开始做我唯一可以做的事,即思考它。中国的确是个一党制的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不实行西方意义上的选举。按照当代主流的政治理论,人们据此可以生成三个判断,即这个体制一定是僵化的、封闭的、不具合法性的。

    但这些论断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一党制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选贤任能的体制、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这些是确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大多数政治学家断言,一党制天生缺乏自我纠错能力,因此很难持久。但历史实践却证明这一断言过于自信。中共已经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连续执政64年,其政策调整的幅度超过近代任何国家。

    从激进的土改到“大跃进”运动,再到土地“准私有化”;从“文化大革命”到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更进一步,主动吸纳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入党,而这在毛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实证明,中共具有超凡的与时俱进和自我纠错能力。

    过去实行的一些不再有效的制度也不断得到纠正和更新。比如,政治领导人的任期制,毛时期,政治领导人实际上是终身任职的。这容易导致大权独揽、不受制约等问题。毛泽东作为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在位晚年也未能避免犯下类似的严重错误。随后,中共逐步实施了领导人的任期制,并将任职的年龄上限确定为68到70岁。

    最近很多人声称,相比于经济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因此当前亟需在政改中取得突破。这一论断实际上是隐藏着政治偏见的话语陷阱,这个话语陷阱预设了哪些变革才算所谓的政治改革,只有实行这些特定的变革才行。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未停滞。与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相比,中国从基层到高层,从社会各领域到国家治理方式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没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这一切变化都是不可能的。

    我甚至想大胆地判断说,中共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改革专家。西方主流的观点认为,一党制意味着政治上封闭,一小撮人把持了权力,必然导致劣政和腐败。的确,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让我们先打开视野看一下全景。说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中共内部选贤任能竞争之激烈程度,可能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组织。

    十八大前,中共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共有25名委员,其中只有5人出身背景优越,也就是所谓的“太子党”。其余20人,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政府总理温家宝,都是平民出身。再看300多人组成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出身显赫者的比例更低。可以说,绝大多数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是靠自身努力和激烈竞争获得晋升的。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治精英的出身相比,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内部平民出身的干部享有广阔的晋升空间。

    中共如何在一党制的基础上保证选贤任能呢?关键之一是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即组织部。对此西方鲜有人知。这套机制选贤任能的效力,恐怕最成功的商业公司都会自叹弗如。它像一个旋转的金字塔,有三个部位组合而成。中国的公务人员分为三类:即政府职能部门、国有企业,以及政府管辖的事业单位,如大学、社区组织等。

    公务人员既可以在某一类部门中长期工作,也可以在三类中交替任职。政府以及相关机构一年一度地从大学毕业生中招录人员,大部分新人会从最低一级的科员干起。组织部门会根据其表现,决定是否将其提升到更高的管理职位上,比如副科、科、副处、处。这可不是电影《龙威小子》中的动作名称,而是严肃的人事工作。

    这一区间的职位包罗万象,既可以负责贫困农村的卫生工作,也可能负责城区里的招商引资,也可能是一家公司的基层经理。各级干部每年都要接受组织部门的考察,其中包括征求上级、下级和同事的反馈意见,以及个人操守审查,此外还有民意调查,最终择优提职。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中共的干部可以在政府职能部门、企业,以及社会事业单位等三大领域内轮转任职。在基层表现优秀的佼佼者可以晋升为副局和正局级干部,进入高级干部行列。这一级别的干部,有可能领导数百万人口的城区,也有可能管理年营业收入数亿美元的企业。从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出选拔局级干部的竞争有多激烈。2012年,中国科级与副科级干部约为90万人,处级与副处级干部约为60万人,而局级与副局级干部仅为4万人。

    在局级干部中,只有最为出众的极少数人才有机会继续晋升,最终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就职业生涯来看,一位干部要晋升到高层,期间一般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工作历练。这过程中有任人唯亲的问题吗,当然有。但从根本上,干部是否德才兼备才是提拔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中华帝国的官僚体系有着千年历史,今天中共的组织部门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一独特的历史遗产,并发展成现代化的制度以培养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

    习近平的履历就是非常鲜明的例证。习的父亲确实是中共的一位前领导人,但他的仕途也历经了30年之久。习近平从村干部做起,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今天这个岗位。在他进入中央政治局之前,他领导过的地区总人口累计已超过1.5亿,创造的GDP合计超过1.5万亿美元。

    千万不要误解,这不是针对具体的人,仅仅是事实的陈述。如果要论政府管理经验,小布什在任德州州长前和奥巴马第一次问鼎美国总统时,他们资历还比不上中国一个小县长。

    温斯顿•丘吉尔曾说:“民主是个坏制度,但其他制度更坏”。可惜,他没有见识过组织部。西方人总认为多党竞选和普选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曾有人问我:“中共不经选举执政,其合法性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舍我其谁的执政能力。”

    我们都知道历史,1949年中共执政时,由于战火肆虐,外敌横行,中国的国土四分五裂,满目疮痍;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仅为41岁。但在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在全球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人均寿命排名奇迹般地列中等发达国家前茅。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中国的民意调查报告,其中一些数据反映了中国的主流民意,其中大部分数据在近几十年来十分稳定。高达85%的中国民众,对国家未来方向表示满意;70%的民众认为在过去的五年生活得到改善。82%的民众对未来五年颇感乐观。英国《金融时报》刚刚公布的全球青年人民调结果显示:93%的中国90后年轻人对国家的未来感到乐观。

    如果这不是合法性,那我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合法性了。相比之下,全世界大部分选举民主制国家都处于惨淡经营的境况。关于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困境,在座的听众都了然于胸,无需我再详述。除了极少数例外,大部分采用选举的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还在遭受贫困和战火的折磨。

    政府通过选举上台后,其支持率在几个月内就会跌到50%以下,从此一蹶不振甚至持续走低,直到下一次选举。可以说,民主已经陷入“一次选举,长期后悔”的周期性怪圈。这样下去,失去合法性的恐怕不是中国的一党制,而是选举民主制。

    当然,我不想造成一种误会,认为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已经指日可待了。中国当前面临重大挑战,巨大变迁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数不胜数,譬如环境污染, 食品安全、人口问题。在政治领域,最大的挑战是腐败。目前,腐败猖獗,危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道德合法性。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误判了腐败的原因,他们声称腐败是一党制导致的,只有终结一党制才能根绝腐败。更严谨一点儿的分析将证明这种观点。

    据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国近年来的排名在第70到80名之间。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选举民主制国家,排名第95位,且逐年下滑;希腊排名第80位;印度尼西亚与阿根廷排名并列第100位;菲律宾排名第129位。排名在中国后的约100个国家中,超过一半是选举民主制国家。如果选举是根治腐败的万灵药,为何在这么多国家不灵呢?

    我是做风险投资的,长于预测。因此,不做几个预测就结束今天的讨论似乎不妥。以下是我的三个预测:未来十年:1.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人均收入计算也将在发展中国家里名列前茅。2.腐败虽然无法根绝,但将得到有效控制。在透明国际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中国有望继续提升10到20名,跨入全球最清廉的前60国之列。3.经济改革会加速实施,政治改革也将继续推进,中共仍稳固执政。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落幕。共产主义和选举民主制,都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元叙事”。在20世纪,我们见证了前者因极端教条而失败;到21世纪,后者正重蹈同样的覆辙。“元叙事”就像癌症一样,正在从内部吞噬民主。我想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要谴责民主。相反,我认为民主政治对西方的崛起和现代世界的诞生居功至伟。

    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种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这是西方当前各种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将大把的时间花在向外国推销民主上,而是更多关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无望。

    中国的政治模式不可能取代选举民主,因为中国从不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包装成普世通用的模式,也不热衷于对外输出。进一步说,中国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可以替代选举民主的新模式,而在于从实践上证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各国都有可能找到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

    让我们为“元叙事”的时代画个句号吧。共产主义和民主可能都是人类最美好的追求,但它们普世化的教条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输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这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也是乏味的。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一个更精彩的时代正缓缓拉开帷幕,我们有没有勇气拥抱它呢?
 

 

 

哪些人是有罪的

----在东亚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莫言

    感谢而且佩服日本朋友们,为论坛选择了这么一个丰满的议题。人类社会闹闹哄哄,乱七八糟,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看上去无比的复杂,但认真一想,也不过是贫困者追求富贵,富贵者追求享乐和刺激――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点事儿。

    中国古代有个大贤人司马迁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中国的老百姓说:“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无论是圣人还是百姓,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都对贫困和富贵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

    为什么人们厌恶贫困?因为贫困者不能尽情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无论是食欲还是性欲,无论是虚荣心还是爱美之心,无论是去医院看病不排队,还是坐飞机头等舱,都必须用金钱来满足,用金钱来实现,当然,如果出生在皇室,或者担任了高官,要满足上述欲望,大概也不需要金钱。富是因为有钱,贵是因为出身、门第和权力。当然,有了钱,也就不愁贵,而有了权力以后似乎也不愁没钱(经典之言)。因为富与贵是密不可分的,可以合并为一个范畴。

    贫困者羡慕并希望得到富贵,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的欲望,这一点孔夫子也给予肯定,但孔夫子说:尽管希望富贵是人的正当欲望,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的富贵是不应该享受的。贫困是人人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手段摆脱贫困是不可取的。时至今日,圣人二千多年前的教导,早已变成了老百姓的常识,但现实生活中,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的人比比皆是, 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但没受到惩罚的人比比皆是, 虽然痛骂着那些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了的人, 但只要自己有了机会也会那样做的人更是比比皆是, 这就是所谓的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

    古之仁人君子,多有不羡钱财,不慕富贵者。像孔夫子的首席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三国时高人管宁,锄地见金,挥锄不顾。同锄者华歆,捡而视之,复掷于地,虽心生欲望,但能因为面子而掷之,已属不易。庄子垂钓于濮水,楚王派两个使臣请他去做官,他对两个使臣说:楚国有神龟,死后被楚王取其甲,用锦缎包裹,供于庙堂之上,对神龟来说,是被供在庙堂之上好呢?还是活着在烂泥塘中摇尾巴好呢?使臣说,那当然还是活着在烂泥塘中摇尾巴好。庄子的这则寓言,包含着退让避祸的机心。

    尽管古人为我们树立了清心寡欲、安贫乐道的道德榜样,但却收效甚微。人们追名逐利、如蚊嗜血、如蝇逐臭,从古至今,酿成了无量悲剧,当然也演出了无数喜剧。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当然会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研究和描写的最重要的素材。文学家大多也是爱财富逐名利的,但文学却是批判富人、歌颂穷人的。当然文学中批判的富人是为富不仁、或通过不正当手段致富的富人,文学中歌颂的穷人也是虽然穷但不失人格尊严的穷人。我们只要稍加回忆,便能想出许许多多的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作家在塑造他们的性格时,除了给予生死的考验和爱恨情仇的考验之外,经常使用的手段,那就是把富贵当成试金石,对人物进行考验,经过了富贵诱惑的自然是真君子,经不住富贵诱惑的便堕落成小人、奴才、叛徒或是帮凶。当然,也有许多的文学作品,让他的主人公,借着金钱的力量,复了仇,雪了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有的文学作品,让自己的善良的主人公,有了一个富且贵的大团圆结局,这就又从正面肯定了富贵的价值。

    人类的欲望是填不满的黑洞,穷人有穷人的欲望,富人有富人的欲望。渔夫的老婆起初的欲望只是想要一只新木盆,但得到了新木盆后,她马上就要木房子,有了木房子,她要当贵妇人,当了贵妇人,她又要当女皇,当上了女皇,她又要当海上的女霸王,让那条能满足她欲望的金鱼做她的奴仆,这就越过了界限,如同吹肥皂泡,吹得过大,必然爆破。凡事总有限度,一旦过度,必受惩罚,这是朴素的人生哲学,也是自然界诸多事物的规律。民间流传的许多具有劝诫意义的故事都在提醒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据说印度人为捕捉猴子,制作一种木笼,笼中放着食物。猴子伸进手去,抓住食物,手就拿不出来。要想拿出手来,必须放下食物,但猴子绝对不肯放下食物。猴子没有“放下”的智慧。人有“放下”的智慧吗?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没有。有的人能抵挡金钱的诱惑但未必能抵挡美女的诱惑,有的人能抵挡金钱美女的诱惑,但未必能抵挡权力的诱惑,人总是会有一些舍不得放下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弱点,也是人的丰富性所在。

    中国的哲学里,其实一直不缺少这样的理性和智慧,但人们总是“身后多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贪婪是人的本性,或者说是人性的阴暗面。依靠道德劝诫和文学的说教能使人清醒一些,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 佛教就用“万事皆空, 万物皆无”来试图扼制人的贪欲, 因为贪欲是万恶之源, 也是人生诸般痛苦的根源. 于是,就有了《红楼梦》里的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要控制人类的贪欲,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还是法律,法律如同笼子,欲望如同猛兽。人类社会千百年来所做的事,也就是法律、宗教、道德、文学与人的贪欲的搏斗。尽管不时有猛兽冲出牢笼伤人的事件,但基本上还是保持了一种相对的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需要克制欲望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也只有克制欲望才能实现。一个人的欲望失控,可能酿成凶杀;一个国家的欲望失控,那就会酿成战争。由此可见,国家控制自己的欲望,比每个人控制自己的欲望还要重要。

    在人类社会中,除了金钱、名利、权势对人的诱惑之外,另有一最大的也是致命的诱惑就是美色的诱惑。这问题似乎与女性无关,但其实也有关。历史上曾经爆发过因为争夺一个美女而发生的战争,也曾经因为美女,而让某些统治者丢掉了江山社稷。绝对地否定色欲当然不对,因为没了这欲望,人类社会也就无法延续。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人的性欲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们多半是口是心非,尽管深宫中妻妾成群,但民间却要存天理灭人欲,男女之情,被视为洪水猛兽。这样的观念,体现在封建王朝的法律和道德中。对于人类贪婪的财富欲望和权势欲望,文学与法律、道德是基本保持一致的,但对于性欲,尤其是升华为爱情的性欲,文学作品却经常地另唱别调,有时甚至扮演吹鼓手的角色。中国有《牡丹亭》、《西厢记》、《红楼梦》,外国有《卡特莱夫人的情人》。这也是一个文学的永恒的主题,没有男女之间的欲望,没有情与爱,似乎也就没有了文学。

    毫无疑问,贫富与欲望,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人类痛苦或者欢乐的根源。中国人近年来的物质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个人的自由度较之以前也有了大幅度的宽松,但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多大的提高。因为财富分配不公,少数人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导致的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主要原因。而那些非法致富的暴发户们的骄奢淫逸、张牙舞爪又引起了下层百姓的仇视,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仇富心理,而富豪与权势的勾结又制造出种种的恶政和冤案,这就使老百姓在仇富心理之外又加上一种仇官心理。仇富与仇官的心理借助网络这一现代化的传播方式,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滔天巨浪,既使某些人物和阶层谈网色变,恶行有所收敛,但网络自身也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

    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曾提出科技救国的口号,三十多年前,中国的政治家提出科技兴国的口号。但时至今日,我感到人类面临着的最大危险,就是日益先进的科技与日益膨胀的人类贪欲的结合。在人类贪婪欲望的刺激下,科技的发展已经背离了为人的健康需求服务的正常轨道,而是在利润的驱动下疯狂发展以满足人类的――其实是少数富贵者的病态需求。人类正在疯狂地向地球索取。我们把地球钻得千疮百孔,我们污染了河流,海洋和空气,我们拥挤在一起,用钢筋和水泥筑起稀奇古怪的建筑,将这样的场所美其名曰城市,我们在这样的城市里放纵着自己的欲望,制造着永难消解的垃圾。与乡下人比起来,城里人是有罪的;与穷人比起来,富人是有罪的;与老百姓比起来,官员是有罪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官越大罪越大,因为官越大排场越大欲望越大耗费的资源就越多。与不发达国家比起来,发达国家是有罪的,因为发达国家的欲望更大,发达国家不仅在自己的国土上胡折腾,而且还到别的国家里,到公海上,到北极和南极,到月球上,到太空里去瞎折腾。地球四处冒烟,浑身颤抖,大海咆哮,沙尘飞扬,旱涝不均等等。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其实担当着重大责任,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责任。

    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

    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

    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一千条裙子,一万双鞋子的女人们,她们是有罪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十几辆豪华轿车的男人们,他们是有罪的;我们要告诉那些置买了私人飞机私人游艇的人,他们是有罪的,尽管在这个世界上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们的为所欲为是对人类的犯罪,即便他们的钱是用合法的手段挣来的。

    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那些暴发户们、投机者们、掠夺者们、骗子们、小丑们、贪官们、污吏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船沉了,无论你身穿名牌、遍体珠宝,还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结局都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向人们传达许多最基本的道理:譬如房子是盖了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如果房子盖了不住,那房子就不是房子。我们要让人们记起来,在人类没有发明空调之前,热死的人并不比现在多。在人类没有发明电灯前,近视眼远比现在少。在没有电视前,人们的业余时间照样很丰富。有了网络后,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没有网络前,傻瓜似乎比现在少。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交通的便捷使人们失去了旅游的快乐,通讯的快捷使人们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过剩使人们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们失去恋爱的能力。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没有必要用那么快的速度发展,没有必要让动物和植物长得那么快,因为动物和植物长得快了就不好吃,就没有营养,就含有激素和其它毒药。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在资本、贪欲、权势刺激下的科学的病态发展,已经使人类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且充满了危机。

    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悠着点,慢着点,十分聪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给子孙。

    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人们,维持人类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质是空气、阳光、食物和水,其他的都是奢侈品。人类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当人们在沙漠中时,就会明白水和食物比黄金和钻石更珍贵,当地震和海啸发生时,人们才会明白,无论多么豪华的别墅和公馆,在大自然的巨掌里都是一团泥巴;当人类把地球折腾得不适合居住时,那时什么国家、民族、政党、股票,都变得毫无意义,当然,文学也毫无意义。

    我们的文学真能使人类的贪欲,尤其是国家的贪欲有所收敛吗?结论是悲观的。尽管结论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他人,同时也是救自己。

 

 

 

 



发件人:儒家邮报<rujiayoubao@vip.163.com>+(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时 间:2014年07月13日 16:31 (星期日)附 件:1个 (25650713儒家邮报第226期.pdf ) 查看附件 儒家邮报第226期——中华人民共和国65年暨孔子2565年〔耶稣2014年〕7月13日

创设传统中式学位服合情合理

首都师范大学儒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杜吹剑

新京报 2014年6月26日

   近些年,很多高校探索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学位服,不断引发社会关注。今年,江苏师范大学连续第三年举行研究生汉服毕业典礼,因有教育部的官员应邀出席,所以格外引人注意,也激起了热议。

    当下社会广为熟悉的学位服包括学位帽、流苏、学位袍和垂布四部分组成, 1994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定通过,并下发《关于推荐使用学位服的通知》,称这种学位服“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世界惯例”,将之作为统一规范的学位服,向全国学位授予单位推荐使用,同时要求其他样式的学位服一律废止。

    可是,引发质疑和诟病的是,这种学位服中国元素很少,西方特色突出,基本上照抄自欧美学位服。欧美学位服源于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大学,本是基督教的教士袍。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中国,对中国教育制度带来巨大影响同时,西式学位服也由此传入国内。

    近代以来,伴随国势衰微,国人一度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陷入了整体性反传统的文化迷局,在割裂和和否定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将传统服饰作为腐朽落后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一起予以否定。在经历了全民绿军装、“灰蚂蚁”的时代后,随着国力恢复,中华文化终于渐进复归,这同时催生了国服复兴,其中,“汉服运动”最为引人注目,传统中式学位服则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按理说,长期反传统文化的惨痛教训,应使得我们面对中国高校探索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学位服时,不再将其当成一个问题,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这仍然是一个引发巨大争议的文化问题。不得不说,这是中国在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过程中,遭受西方文化全面侵袭之后,留下的后遗症之一。

    百年来,中国的知识精英受西方中心论和历史进化论的影响,仍然持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或偏见:传统中国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文化很落后,历史很黑暗,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化转型的巨大障碍,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还要继续启蒙、告别传统。由此导致当下很多知识精英心态自卑,主动抛弃自家衣冠,自贱却做自得状,可鄙复可怜。

    文化是国家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民族复兴的标志,衣冠具有最鲜明的文化象征意义。《国语》云:“服者,心之文也。”穿着何种服装,就体现何种心境。因衣冠具有民族文化身份识别功能,可促进文化认同,所以唐代孔颖达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的说法。兹事体大,故而,古今中外的重大国际外交场合,各国俱高度重视如何着装。

    探索中国传统特色学位服和毕业典礼,江苏师大等高校的做法值得肯定和称赞。在穿越了百年历史文化迷雾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斩断本国传统,于理不通,于情不合,于国不利,亟需彻底反省、拨乱反正。

    文章背景:【图文】江苏师范大学连续三年举行研究生汉服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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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国

开疆

2014-07-02

    中国是诗书礼义、唐诗宋词、高宗孝武、仓颉玄奘、解县关云长、常山赵子龙。不过,中国也是夏桀殷纣、赵高秦桧、酷吏来俊臣、阉竖魏忠贤;口蜜腹剑李林甫、焚书坑儒秦始皇;还有专食人肝赵思绾、屠尽四川张献忠,扶不起的刘阿斗,贪不完的清和坤,跳梁小丑袁世凯、虎头蛇尾汪精卫。

    什么是中国?中国,是惟一从未中断过的古文明。诞生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立国于公元前3000年,为人类带来汉漠拉比法典、楔形文字和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空中花园,文明史延续2000多年。

    诞生尼罗河畔的古埃及立国于公元前32世纪,历经31个王朝,文明史全长2500多年,领土涵盖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以色列、耶路撒冷、土耳其、约旦和沙特,为人类带来象形文字、金字塔、几何学和历法。没有古埃及文明,就不会有后来的古希腊罗马文明。

    诞生恒河流域的古印度立国于公元前2000年,疆土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不丹、尼泊尔和阿富汗,为人类带来史诗《摩诃婆国多》和《罗摩衍那》,还有伟大的佛教。此外,阿拉伯数字源于古印度,只是通过阿拉伯传播到西方。文明史全长1500年。因此,古印度并非印度,古埃及也并非埃及。至于古巴比伦,此名今已不存。

    所有的古文明都已灭绝。古巴比伦公元前729年灭于亚述帝国。古埃及公元前343年灭于汉斯帝国。古印度灭于雅利安蛮族。它们灭绝至今均已超过2000年,所以在史书上,它们前面都要加一个“古”字。

    中国文明公元前2800年发源于黄河岸边。四大古文明中惟一从未灭绝的文明。所以,史书上并无“古中国文明”,它从来都叫“中国文明”。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文明从未断绝?并不是因为中华帝国疆土特别辽阔。

    世界史上,疆土更辽阔的帝国比比皆是。例如古罗马帝国。这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始于公元前9世纪,全盛时国土囊括意大利、、圣马力诺、安道尔、马耳他、塞浦路斯、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和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西班牙、葡萄牙、列支敦士登、瑞士、比利时、法国、摩纳哥、卢森堡,奥地利、匈牙利、德国、罗马尼亚、英国以及荷兰、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土耳其、约旦、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及摩洛哥的一部分。

    然而,二千多年后的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滚滚铁骑贴地飞鹰般沿地平线汹涌而来,这个灭绝了古希腊、迦太基和古犹太文明的古罗马帝国轰然倒塌,就地灭绝。

    并不是因为中华帝国军队特别骁勇。世界史上,更骁勇的帝国军队比比皆是。例如亚历山大帝的军队。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接管帝位时年仅20。这个亚里斯多德的入门率数万铁骑纵横欧亚非洲,军旗指处见阵杀阵,佛挡杀佛,底比斯、雅典、斯巴达、波斯和古印度等一干强大帝国如秋花般颓然凋零满地,无声染香他的马蹄。亚历山大在打爆世界的11年中未尝一败,其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版图包括希腊、马其顿、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塞浦路斯、土耳其、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约旦、伊拉克、科威特、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大部和印度一部。然而,这个帝国几乎从未真正存在过。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在巴比伦豪饮后发烧,十天后去世,年仅32岁。第二天,帝国崩溃。并不是因为中华民族特别强悍。

    世界史上,更强悍的民族比比皆是。例如斯巴达。斯巴达每一个男人生来就是战士,每一个女人活着就是为了生育战士。斯巴达婴儿出生必经长老检验,不合格立刻抛诸荒山郊野。长老首肯后母亲须用烈酒给婴儿洗澡,如婴儿抽风或昏迷,也马上抛弃。男孩7岁后一律编入军队接受正规军事训练。斯巴达母亲送儿上战场都送一个盾牌,她们说的话都一样:“持盾光荣归来,或让人抬回你的尸体”。

    斯巴达字典没有“逃跑”和“投降”。曾有强敌要求斯巴达国王臣服,否则就夷斯巴达为平地。斯巴达国王的回答只有一个字:“请!”史称“斯巴达式的回答。”

    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手提数十万大军御驾亲征希腊。斯巴达国王莱昂尼达应雅典之请亲率三百勇士在希腊温泉关正面迎击,血战三天,毙敌二万余,最后全军覆灭。但波斯人打扫战场只找到298具斯巴达尸体:有两个战士因眼病和奉命回家报信幸免。逃出生天后,斯巴达全国拒绝与他们说话。最后,一个战士羞愤自杀。另一个在后来的战斗中牺牲。但,斯巴达人仍然拒绝他入葬烈士墓地。

    小小的斯巴达正是凭着这样的强悍击败了伟大的雅典,一跃成为希腊霸主。然而,这个全民强悍的国家,只存在了不到三百年。2004年初我去雅典大学客座研究时向希腊教授克拉马里斯提出想去斯巴达看看。他的回答是:你去哪里干吗?现在那里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一片农田。你要看田吗?

    中国文明超越所有这些伟大的文明。中华民族超越所有这些伟大的民族。当然是因为中国性格。

    中国的性格不是辽阔,不是骁勇,不是强悍。我告诉你什么是中国性格。中国性格是:顽强。失败是成功之母。顽强是伟大之冠。

    中国文明从未中断,因为它的苦难从未中断。

    一个国家最大的苦难莫过于人相食。人相食,是人类社会所有道德和秩序的终点。你要知道,中国历史上,人相食并不罕见。鲁迅从历史书中只看到“吃人”两个字,即从实际操作来看,亦非虚言。

    五胡乱华,五胡军队进入中原后吃人成风。羯族军队不带军粮,抢不到粮食就掳掠民女,白天宰杀烹食。慕容鲜卑攻占邺城后抢得五万少女,全数分配给部下,士兵们先奸后烹,一个冬天把这五万少女吃得一个不剩,尸骨在城外堆成山丘。

    北宋末年“靖康之乱”,金兵南侵,江淮缺粮致人相食,人肉贱过猪肉和大米。当时军队以老百姓为军粮,称人为“两脚羊”,老瘦男子叫“饶把火”,意即烧这种人肉要多加把火,姑娘叫“不羡羊”,意即味美超过羊肉,小孩叫做“和骨烂”,意即连肉带骨均可食。元末官军缺粮,亦捕百姓为食,做人肉的方法丰富到可写三本烹饪书。他们称人肉为“想肉”,意即味道鲜美,吃了还想吃。

    吃人的当然不止五胡,汉族也有很多权威专家。隋末的诸葛昂和高瓒是一对食人魔。某天高瓒宴请诸葛昂,主菜是一对10岁孪生兄弟,头、手、脚分别装盘上席。不久诸葛昂回请高瓒,让一位美妾敬酒,美妾无故笑了一声,诸葛昂即令退下,少顷该妾已被入大蒸笼蒸熟,涂脂抹粉,用锦锻盖着,盘腿打坐放在特大盘子上。上菜后诸葛昂手撕腿肉礼敬高瓒,同席宾客均捂脸闭眼不敢看,诸葛昂却神态自若,撕扯肥美乳房大吃大嚼。

    我有更多看了心惊肉跳、夜做噩梦的恶例,不再一一列举。

    后来遭遇兵乱,诸葛昂和高瓒一同被盗贼抓去索财,他们拿不出钱,盗贼就把他们绑在木桩上,一刀刀活割肉烤着下酒。

佛家所谓“现世报” 

    我的亲爱的中国,你如何竟能从这样的苦难中涅磐?一个国家比人相食更大的苦难,只有亡国。前三个古文明,都随亡国灭绝。其实,中国并不是没有亡过国。南北朝五胡乱华已可算作亡国。其后孱弱的宋朝一直遭契丹、女真和蒙古的烧杀奸掠,上百万平民惨死于屠刀之下。或成为军粮。

    元军南下,一路屠城,士兵业余体育活动是比谁砍的人头多。当时中国北方登记人口四千五百万,元军过后,只剩六百多万,中原地区赤地千里,白骨遍野,水井塞满死尸,致水不可饮。今天,强奸是十恶大罪,那时,强奸要算优待妇女,至少,你的脑袋还在脖子上。

    有愤青说,小小蒙古灭了大宋,并不证明蒙古强大,而是证明宋朝有问题。真知灼见。要知道,指挥元军灭宋的,是河北涿州汉人张弘范。元军后来打弹丸小国越南和日本都攻不进去,可十几万元军,却击败超过一百万的宋军,灭总人口超过一亿的中国,杀人超过五千万!当然是宋朝自己出了问题。这事儿还用咱们在这儿讨论吗?!

    这是中国第一次亡国。

    在电脑上敲下这几行字时适逢北京倒春寒,我浑身哆嗦,夜不能寐。我的亲爱的中国,你如何竟能从这样的亡国中涅磐?

    276年后(1644年),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与明朝平西伯吴三桂为妓女陈圆圆率数十万雄师激战山海关一片石,清军多尔衮在洪承畴谋划之下斜刺里杀出,大败李自成,轻松摘下北京。1662年,明朝末代皇帝永历被吴三桂绞杀于云南。1683年,降清明将施琅率清军攻入台湾击败郑成功后人,明朝监国宁靖王朱术桂自杀殉国。

    这是中国第二次亡国了。

    清军长驱南下,明朝养了无数个千日的武将们降了一地,只一介文臣史可法死守扬州七天七夜方告失守,清军屠城十天十夜,史称“扬州十日”,死难者逾八十万。

    一年后,清军下令江南人民十日内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嘉定人黄淳耀和侯峒曾遂率嘉定人民起义。在徐州守城时望清军旗帜而降的明朝总兵官李成栋此时大勇,亲率清兵攻入嘉定屠城,杀两万余人,女子容貌不佳者当场砍头,年轻貌美者均遭“日昼街坊当众奸、淫,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 ”。三日后,嘉定浮尸满河,行舟无处下篙,血污堆过水面数分之高。

    事后,李成栋运三百船金帛美女回老家。

    次日江东人朱瑛再入城组织抗清,旋败,嘉定再遭屠城,“城内积尸成丘”,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后明朝总兵吴之藩造反,再占嘉定,亦败,嘉定三遭屠城。史称“嘉定三屠”。并非指嘉定被屠城三天,而是指嘉定被连续三次屠城。

    明朝军队超过百万,居然被十几万清军纵横中原,如入无人之境,不止扬州和嘉定,被屠城的还有江阴、昆山、常熟、苏州、南昌、海宁、广州、赣州、湘潭、大同、四川、厦门等等等等,不可胜数。清军在关内一直杀了37年,共杀人3257万!明朝天启三年(1623)中国登记人口5165万,到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朝江山底定,锐减为1908万,全国人口被杀掉三分之二。

    在电脑上敲下这些文字时,我的太阳穴被当年如溪奔流的鲜血敲击如鼓,我的身体与当年如山尸堆肌肤相亲而刺骨冰凉。

    我是独生子。可是,每一个被屠杀的,都是我的嫡亲兄弟姐妹。我的亲爱的中国,你如何竟能从这样的血海中浴火涅磐?中国能够浴火涅磐,当然是因为中国性格。

    什么是中国性格?

    元军铁骑攻破长沙,岳麓书院数百书生以赤手空拳相抗,全数战死,无一降者。

    七百多年后,汶川大地震,四川绵竹东汽中学51岁教师谭千秋力抗断墙,身殉学生。谭千秋毕业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就是湖南大学!

    公元16年(1279年),张弘范率元军在崖山(广东江门)全歼南宋残余部队,末代宰相陆秀夫身背9岁小皇帝赵昺投海,张弘范在崖山石壁刻“张弘范灭宋于此”,高奏凯歌而还。后人在前加刻一个“宋”字,变成“宋张弘范灭宋于此。”

    泰坦尼克号沉没算不算震撼?官方统计死1503人。崖山海战,南宋军民集体跳海殉国,次日海面浮尸10万!所以才落下了那句话:崖山之后,再无中国。

    史载,富饶文明、民风柔弱的江南小镇嘉定,历经“三屠”无一人投降,个个“留发不留头”。

    史可法城破被俘,清军多铎劝降,史可法说:“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慷慨就义,尸骨无存,家人只好将其衣帽埋在城外梅花岭作衣冠冢,迄今尚在,后获溢“忠正公”。史可法母亲临盆前梦见文天祥进家门,其后生下史可法。不论这个故事是否传说,史可法都已并肩文天祥青史留名。他为国捐躯时比文天祥还年轻3岁。然而,清朝皇帝乾隆却盛赞史可法等明朝忠臣为“完人”:“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

    1645年,江阴人因“剃发令”公推阎应元和陈明遇为首领造反,24万清军围攻这个弹丸小城,81天不下,连丧“3位王爷和18员大将”,损兵7万5千余人。8月20日城破,杀红眼的清军下令“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全城人民连囚犯与妓女在内“咸以先死为幸,无一顺从者”。屠城持续三天三夜,死者17万2 千,仅余老幼53人。

    从战略上讲,史可法、文天祥、陆秀夫、阎应元、陈明义做的事情毫无意义。他们拚上满腔热血身家性命,也根本无法挽亡国狂澜于既倒。

    从人类文明史上讲,只有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才有意义!没有他们,谈何中国性格!

    你真认为这些长年在朝为官的人不明白什么叫做“战略”?你真以为这些饱学之士是书呆子,不知道什么叫做“意义”?那是因为你自己不明白什么才是“意义”。那是因为你自己是个没读过书的酒囊饭袋。

    设想一个只有张弘范和李成栋,而没有文天祥和史可法的中国!那样的中国,还可能存在吗?还有必要存在吗?  

    佟麟阁,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抗战时北京南苑大战前,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下令佟麟阁撤军回城,他夫人更来信称其父病重盼归,佟麟阁回信:“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乃集合所部大呼:“此杀敌报国之时也!”后果然求仁得仁,以身殉国。

    北京复兴门内,至今尚有佟麟阁路。

    中国的性格是顽强。什么叫做顽强?顽强就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中国文明从未灭绝,端赖“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明末清初三大家王夫之、顾炎武和黄宗羲,从未在精神上归顺清朝。

    1142年1月28日,精忠报国的岳飞被赵构和秦桧以“莫须有”(也许有)谋反的罪名毒死于临安(杭州)风波亭,时年39岁。岳飞临刑前挥笔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

    宋臣文天祥顽强抗元,1278年12月20日被伟大的张弘范击败于五坡岭,吞冰片自杀未死。张弘范将他押往崖山,让他写信劝降宋军,文天祥抄下自己的诗《过零丁洋》给张弘范。张伟大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掩卷长叹,遂不再强迫。

    文天祥被囚四年,降元丞相留梦炎前来劝降,文天祥不见;降元宋恭帝赵显前来,文天祥北跪于地,泪流满面,仰脸朝天曰:“圣驾请回”,赵显无颜以对,废然而返。最后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出马许以宰相之位,一片美意换来的回答是“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愿一死足矣”。1283年1月9日,47岁文天祥在大都(北京)柴市口面南而跪,引颈就刑,永照汗青。

    明朝袁崇焕死得比文天祥和史可法还惨。一代名将袁崇焕数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后明思宗听从谗言于1629年12月初将袁崇焕逮捕入狱,半年后车裂于西市,弃尸示众,并诏告天下袁崇焕“卖国通敌”,为国捐躯时与文天祥一样是47岁。深受清军荼毒的北京市民不幸相信愚蠢政府,“见磔崇焕,时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

     袁崇焕被他深爱的、他冒着枪林矢雨满腔热血竭诚保护的人民“食肉寝皮”。超过最伟大的古希腊悲剧。

    是夜,其卫士佘某趁夜盗取袁崇焕头颅埋于北京东花市斜街52号院内,并嘱子孙不回岭南老家,世代留京守墓。此墓至今尚存,守墓者是60多岁的佘幼芝,她自称从1630年至今佘家已守墓17代,379年。

    明朝皇帝后来明白自己是混蛋,下诏为袁崇焕平反。1772年,灭明而立的清朝出了个皇帝乾隆,他隔山打牛再次下诏为袁崇焕平反,称其“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哪一种人最受人尊敬?就是那种连敌人都尊敬的人!哪一种人不受人尊敬?贪生怕死,见钱眼开的叛贼!

    1776年,乾隆下令编修《贰臣传》,共收录明朝降臣120余人,亲笔下旨称他们“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实乃“大节有亏”。这些苟且偷生的利禄之徒只好加倍胁肩谄笑,唾面自干。《贰臣传》甲等赫然是洪承畴。这洪承畴乃明朝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国防部长),一度打得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只剩18骑落荒而逃,其军队号“洪军”。松山大战后洪承畴被清军所擒,为劝降,皇太极连自己的宠妃沁博尔济吉特都洗干净喷上香水送给他睡。降清后,洪承畴成为清军总参谋长,一手策划山海关大战,力助清军拿下北京,荡平江南,可称清朝打天下第一犬马,可乾隆的评价是:“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连他写的书都不准流传。

    还有那个卑鄙的吴三桂。他后来为私利在云南举旗反清,事败灭族,子孙后代包括襁褓中的婴儿都被杀光,乾隆连《贰臣传》都不准他入。因此,吴三桂,在家族上是个断子绝孙的不孝之子,在历史上是个非明非清的孤魂野鬼。

    乾隆最后核准表彰的明朝忠臣有3600人之多,他读史可法写给多尔衮拒绝降清的回信后叹道:“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致沦亡矣”,遂下令将原为禁书的该信原件全文刊刻,彰表天下。

    乾隆这么做,当然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统治”。问题是,为什么他这样做,就可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当然是因为中国文化。

    无论时光如何荏苒,无论人类怎样进步,中国文化里,“忠臣”和“叛贼”,永远是大大不同的两回事。这就是中国性格。这才是中国性格。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性格。

    精通中华文化的乾隆知道,他必须唾弃叛贼,哪怕是为打下大清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叛贼,否则,他就无法“维护自己的统治”。满清屠遍中国,也没能让中国人全盘接受满清文化,而中国文化没杀乾隆身边一个人,他却心悦诚服地全盘接受中国文化。那么,到底谁征服了谁?或者说:哪一种征服才能称之威。

    没听说过“无剑之剑”?纵观人类文明史,其实只有一柄无剑之剑。这柄无剑之剑就是文化。

    五千年的中国文化,一路走来,从未改变:每一次的天朝沦落,都会继之卧薪尝胆,精卫填海,每一次的血海没顶,都会带来鲲鹏展翅,凤鸣岐山。

    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就是一个巨大的炼钢炉,无论有多少不肖子孙,无论有多少叛臣国贼,它永远烧得通红从未熄灭,外质一旦进入,其中的杂质就会变成一缕青烟消失,而其中的铁质就会煅造成为精钢。五千年来,无人击败过中国文化。再过五千年,也不会有。

    什么叫“中国万岁”?这就叫“中国万岁”!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性格。

    中国性格不是吴三桂,不是洪承畴,不是李成栋,不是张弘范,当然更不是诸葛昂和高瓒。

    在任何一个国家,他们都称作人渣。如同宋恭帝赵显并不代表中国。中国性格是岳飞,是史可法,是袁崇焕,是陆秀夫,是谭千秋,是那些历尽三屠仍“无一降者”的嘉定百姓,是17万2千“咸以先死为幸”的江阴人民。他们才是中国!中国是他们的中国。 

    中国文化,是充满尊严的顽强,是即使已经衰弱到无力抵御外侮、却仍然不屈昂首面对侵略者沾满鲜血的屠刀,心中充满必胜的信念:你们将统治我们的国土,我们将统治你们的灵魂。五胡乱华的那些“胡”,最后都变成了中国人。都变成了我们的兄弟手足。

    中国经常被打败。但中国文化从未被摧毁!

    陈水扁不读史。他想当台湾共和国开国总统,永远都不会成功。不是因为台湾太小,而是因为中国文化。因为台湾就是中国。

    五胡乱华时中国同时有20多个国家,民国时期,中国先后有7省联治和12省联治等等。联治,等于宣布独立。所有这些分裂,没有一次成功。中国文化中,“卖国贼”,是子子孙孙不可承受之重。

    民进党应当告诉陈水扁,在杭州栖霞岭岳飞墓前,秦桧已经跪八百多年了。历史书上写着,强大并不自动等于伟大。

    现在世界上没有比美国更强大的国家。今年初我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讲学,看NBC时亲耳听到一个美国着名教授说,美国根本不配自称伟大民族。伟大民族,是那些经历过历史最低潮、甚至灭亡,却总能够依靠自己重新站起来的民族。是的,至少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教授是对的。

    我甚至怀疑美国是不是一个民族。见过所有的风雨,走过所有的逆境,挺过所有的失败,不止一次地从血海覆灭中浴火重生,这样的民族,才是真正的伟大民族。

    伟大的民族,都拥有充满尊严的顽强。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一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比肩中国。

    犹太人。也不是强悍的民族。也不是嗜吃人肉的民族。也是充满内奸和叛卖的民族。那是一个曾经连自己的国家都没有的民族。然而,那个民族的文化,从未中断。岂止从未中断,来自那个国家的宗教,现在几乎是所有世界强国的国教。

    伟大到底有多大?伟大不是占领全世界,伟大不是杀死全世界。伟大,也不是让全世界照抄自己的生活方式,也不是让全世界宾服自己的意见。伟大,是博大精深到无法从地球上抹去的文化。是亡国都无法让它中断的文化。是抽去它世界历史就得完全重写的文化。是连征服者也不得不心服口服虔诚皈依的文化。

    中国真的是伟大的。她伟大到甚至根本不需要我们这些子孙来承认。她伟大到根本不会在乎那些以呵佛骂祖为标榜、吃饱饭不愿上班、满腔无名悲愤、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向她头上倾倒一桶桶充满恶毒咒骂和无知污蔑的恶臭脏水的愤青。

    她脸带平和的微笑默默地包容他们。因为她知道,就连这些愤青,也仍然从骨子里爱着她。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并不全对。性格,就是命运!命运,就是性格!中国的命运,其实早已证明中国的性格。

    念过这首辞吧?或者,至少听人念过: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你问我什么是中国性格?你真想知道什么是中国性格?就算华夏奔突异族铁骑,就算神州横流屠城之血,就算汉奸国贼弹寇相庆,就算武将怕死文官爱钱,就算帝聩官贪政昏国灭,五千年来,我们这个国家,依然有无数壮士豪迈,忠臣义烈,他们总会顽强挺直脊梁,出血海而不折,仰首青天,锵然唱一声黄钟大吕,秦腔激越: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对新边海防观的战略思考

国防大学教授 乔良

2014-07-12

    在乌克兰问题上,美不惜放俄一马,全力遏华。中国要警惕经济上的动乱。

    在美国的战略家们借日本右翼之手,挑起钓鱼岛争端,成功阻断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谈判、中日货币互换的进程之后,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正日渐变得复杂和严峻。中日、中菲、中越之间此起彼伏的岛礁及海洋权益之争,不仅对我国现实的边海防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更对我传统的边海防观念产生强烈冲击和挑战。

    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全球资源争夺日趋激烈的大前提下,边海防安全不能仅仅理解为领土、领海及海洋权益的得失问题,而是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国家生存大战略问题。我们还必须看到,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大背景下,中日钓鱼岛之争,中菲黄岩岛、仁爱礁之争,中越南海海洋权益之争,都不能仅仅看做是双边的岛礁领土和海洋权益之争,而是美国试图通过“代理人遏制”阻断中国发展,维护美国霸权大棋局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确立新的边海防观。而确立新的边海防观,则需要先准确判断对手的战略意图和战略路径。

    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解除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潜在挑战和威胁。那么,美国将如何做到这一点?自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看到美国人为此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提高关税壁垒,给中国从海外获得资源及并购外企设置重重障碍,把中国排除于TPP之外,等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但这些小打小闹的动作,已很难从根本上撼动身量日渐壮大的中国。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已对中国的强大无可奈何了呢?未必。我们眼下决不可盲目乐观,更不能掉以轻心。当中日、中菲、中越的岛礁和海权之争,几乎不约而同地在中国周边相继突现,美国人用地缘政治策略配合其金融大战略的图谋,也逐渐清晰地显示出轮廓—— 自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人真正获得金融霸权以来,通过向全世界输出廉价纸币,换取各国实物财富,就成了美国国家生存的基本方式和美国国家大战略的核心设计,也就成了不容任何人挑战的美国核心利益。

    四十余年里,美国人通过战争或制造、挑起地区性危机的办法,与美元起伏涨跌的趋势相配合,已经数次扫荡或攫取过不同地区和国家的财富。如果我们还有记忆的话,应该不会忘记1978年至1984年美元指数转强之后,拉丁美洲金融危机爆发。结果,一度欣欣向荣的拉美繁荣,瞬间繁华凋敝,阿根廷这些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佼佼者,重新沦落为发展中国家!更令我们记忆犹新的是,1996年至2002年,美元指数又一次走强之时,与之对应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一时间,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无一幸免,全部被这场风暴打得“倒退二十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美元走强的时间全都在6年左右,显现出某种周期性。

    现在,随着美国经济呈现复苏迹象,美元指数自2011年开始,已进入新一轮上升通道。一个重要信号是,美联储正在有步骤地退出量化宽松,这意味着美元的泄洪闸正在落下,美元的流量将会很快收紧,对已经习惯美元资本洪流的各国经济来说,流动性不足的时刻即将到来。而参照拉美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情况看,这时候如果美国政府在某个资本云集的地区制造一次地区危机,美联储再趁机吹响“加息”的号角,全球的投资人就会恐慌性地竞相从该地区撤资抽逃,一来对该地区的资本产生强大的抽血效应,二来掉头去美国避险,追捧加息后的美元,推高美国的债市、股市,创造又一波美国经济大牛市!但故事并未到此为止。因为这时,除美国之外,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已处在风雨飘摇、哀鸿遍野之际,已在债市股市赚得钵满盆满的美国人,会趁势杀回马枪,到那些深陷危机的国家去抄底,以极低廉的价格,收购扫荡各国的优质资产……

    当我们看穿了美国的这一金融大战略魔术,再把它与时下中国周边骤然紧张的地缘态势联系起来看,美国人想干什么,不是一目了然了吗?在美国宁可放俄罗斯一马,吞咽下克里米亚这枚苦果,也要不遗余力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因岛礁或海权争端,酿造一场地区冲突以满足其用地缘危机配合“币缘”攻势时,中国周边的边海防问题,也就不再是局部的单纯的领土主权争夺。因此,中国的新边海防观和相关战略必须立足于中国整体国家利益和安全通盘考量,着眼于破解对手扼制中国崛起,鲸吞中国财富的金融大战略,而不能局限于传统的守疆戍边固土的小格局之上。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国防大学政委刘亚州上将最近在一个座谈会上点评徐才厚时期我军干部工作时指出:用了一批不要脸的,伤了一批不要命的(打过仗)的;用了一批作秀的,伤了一批优秀的;用了一批奴才,伤了一批英才;用了一批说假话的,伤了一批说真话的。说假话的早晚要完蛋,说真话的立马就完蛋!

    另有重磅消息:解放军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符林国少将(曾任廖锡龙的秘书)东窗事发,被检察院逮捕。从符家起获的赃物,包括黄金二十五公斤、现金二千多万元。与符林国同时被抓的,还有总后勤部装备局、土地局、军代局、营建局的一批将官。其中在被抓的营建局副局长家中搜出现金七千万元,原营建局局长夫妇家中则起获现金近一亿元。总后上届班子成员除政委刘源外,包括廖锡龙在内,全都被军纪委约谈。

    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最丑陋的一个江时代,丢共产党人脸的时代。这个时代终于快要结束了。人们不仅为之欢呼!为什么总后只剩刘源一个是干净的?这只能说明共产党人的后代有种,老子英雄儿好汉。干部子弟有其特殊的高贵气质,在腐败面前能拒腐蚀而屹立不倒。但改革三十年间,中共组织路线一味提拔那些会溜须拍马的农民子弟,排斥有骨气、有傲骨有气节的干部子弟,结果出现历史上最大的腐败。其教训深刻。

徐才厚是怎样走向堕落的

军内资深媒体人

2014年7月7日

    1992年的总政主任是杨白冰,但他同年6月失势了,常务副主任于永波代理他的工作。三个月后江泽民依于永波的建议将时任16军徐才厚政委调进京任总政主任助理,事实是做于永波的助理。10月于永波正式任总政主任,杨白冰“体面”退休,尽管他已经不在主任办公室四个月了。徐才厚的仕途从此开始。   ----蔡小心

    2014年6月30日,卸任不到两年的军委副主席被开除了党籍!之后几日里,军内军外开了锅一般热闹,各路消息满天飞。知情者、道听途说者、混淆是非者一通发声。其中大量虚假信息,完全是作者主观臆想,蒙蔽了不明真相的群众。那么,徐才厚是怎么炼成巨贪的,这其中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我觉得我该站出来以正视听。

    首先,我要说,老徐并非贪官胚子,在从军之初是阳光青年,什么绯闻坏事都没有,他不像谷俊山,打年轻时就包藏心机,懂得巴结上司。徐是那个时代军中凤毛麟角的学生官,内心涨满理想的风帆,不仅没有谷的媚俗,甚至从无与同事勾心斗角的龌龊事儿。你们能想像他当年给作家刘兆林盖房子,他亲自登高拿着锤子钉。刘那时是个小干事,级别低于老徐,即将结婚,单位分了一间小屋,想自己接出个厨房。老徐自告奋勇,我帮你。厨房很快盖好了,老徐又给小刘主持婚礼,徐夫人则给宾客们做了一桌子菜。

    后来,刘兆林写出成名作[啊,索伦河谷的枪声],小说里那个引发了全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竞相模仿的指导员,多少有点儿老徐的影子,小说中的指导员和现实中的老徐都是那么谦和真诚,全无政治工作者惯有的那套干巴巴说教,特别具有亲和力。6、70年代,甚至于80年代初的部队,不说人话、教条刻板、整人为生的政治野兽多去了,每天不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不整点儿事出来,他就过不去这一天。老徐这茬学生官的出现使得基层如沐春风一般。他们对士兵充满尊重,对老革命充满敬意,对事业充满热情。在连队,他们通常比老兵岁数还小,被称为“秀才”,他们经常被士兵请求代写家信和情书,懂得替士兵保守小秘密,懂得“以人为本”的工作方法,因此赢得了士兵的喜爱。这茬人中,还出了著名军旅作家王中才,出了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庞连杰、韩锡平等人。如今,他们均已给自己的军旅生涯划上完美句号,退休安度晚年。

    这茬人在当时都举止斯文儒雅,不会讲粗话,这竟然成了士兵对他们心存的芥蒂,你们太雅,不是反衬出我们太粗鲁吗?终于有天,国防施工中累到极尽的一位学生兵吼了一嗓子粗话,士兵们兴奋得扑抱住他,秀才你他妈的终于和我们打成一片了!

    老徐似乎始终没粗鲁过,他一以贯之地保持儒雅形象。

    老徐极重友情,老朋友老上司,都得到他的关照,每次回沈,或登门看望,或恭敬地接出来吃饭,耐心听老人们絮叨。不像有的去京城做官的家伙,躲着老战友老同志,生怕你给他找麻烦。老徐不光对沈阳的老同志有感情,对所有的老同志都心怀一份敬重。到京城为官,年节拜望老同志对某些人来说是一场作秀,在他却是发自内心的情愫,他的笑容特别真诚,话语也特别温暖。

    初进京,他工作兢兢业业,主政解放军报期间,起早贪黑,严格把关,那时期的军报,没发出过一次异样声音,没出过一点儿政治纰漏,绝对跟党一条心。老徐也没一点儿歪心思,什么受贿行贿沾花惹草的,绝对跟他沾不上边。

    就是这样一个朴实无华谦谦君子风的徐才厚最后竟成巨贪。想想真让人为之扼腕,不过二十载光阴,一夕之间,人臣与阶下囚的转换,令人唏嘘不已。那么,才厚在向巨贪演进的过程中难道没有人阻拦吗?难道受他敬重关怀和同样关心他的老同志们就没有敲打规劝吗?难道他身边人亦眼睁睁看着担负军队重责的他一步步堕落下去吗?非也!第一个敲打他的是赵南起将军,他们都曾在吉林省军区,彼此有很深厚的情谊。老将军闻听一贯谦虚谨慎的才厚最近与京城官场某些恶俗人走动得热乎,便在节日才厚来家中看望时明挑,别看你贵为副帅,老领导教训起来毫不客气,几榔头砸过去,才厚就吃不住劲了,他已不能认真听逆耳忠言,谄媚之声灌满了耳鼓,正春风得意时岂能忍受赵老将军的一针见血?而且,每见一次,老将军都不依不饶,渐渐,他疏远了赵南起。

    第二位迎头抨击他的是于永波将军。这两天微信疯传的一条所谓揭秘信息说:于徐均为辽宁瓦房店老乡,两人在一次探亲时巧遇,然后于怎样指点提携云云,全是作者在编小说。两人的轨道是在前后脚调入总政后才会合,于永波是副主任,徐才厚是主任助理,后来,于当了主任,成了徐的直接领导。老于退休后举家搬到青岛,在一次回京体检时训诫才厚,老于一一例数那些有关徐的传闻,怒从中来。当下两人不欢而散,原定的请饭也作罢。这事儿成了老徐与一干老领导决裂的分水岭,从此与老上级们不相往来。表明他在贪腐路上去意已绝。

    第三位是捉拿巨贪王守业的铁包公、总政老纪检部长蔡继华,起初他还是徐特别信任倚重的人,他把状告谷俊山的信交给老徐,满怀干劲儿地要查小谷,徐看过信后面显不快,没多久,这封信居然落到小谷手里,这小谷四处叫号:想告倒我?告去吧!这就是结果!以后谷的贼胆越来越大,再没有人敢告他,以至于他无法无天,公然在京城中心地带盖他豪华的将军府,明目张胆地坐起了他邪恶魔界的魔王。

    在老徐滑向深渊时曾有一道重要屏障,他的大秘康晓晖,他身边的防火墙。康曾是沈阳军区组织部笔杆子,在老徐去济南军区任职时调入总政,纯东北爷们,性格爽直,十六大后,康当了他的秘书。这小康不是那种低眉顺眼唯领导命是从的小白脸型,他有主见,敢替领导把关,天塌下来大不了我扛着。实话说,康这种类型的人特适合老徐,自己谦和的性格绝对需要康的斩钉截铁来替他挡住京城的一干鬼神。

    徐做了军委副主席后,谷俊山已为自己的今后做了相当仔细的谋划,他一心想紧密贴上徐副帅,没成想一下贴到了防火墙上,被燎出一身火泡。康晓晖特别讨厌谷俊山,咋看他都不顺眼。谷拿出他惯有的伎俩,行,你小子牛!副帅的大秘嘛,不牛就不是你了!我把你当爷孝敬着,我是你孙子还不行吗?别墅香车美女我捧着孝敬你。可这小子就不识抬举,全给谷俊山砸了回来。谷俊山来气了,好啊,你不是跟我过不去,你是跟钱过不去啊!我倒要跟你较较劲,看我老谷能不能扳倒你这块绊脚石?你信不信?两周之内我让你走人!

    那时我们就不断听说两人间的斗法,什么谷转而走徐夫人、徐女婿路线,什么出手送了价值不菲的名画,康听说后横加干涉。什么小谷把老徐请去某神秘会所宵夜,康一个电话打到车上,迫使老徐中途折返。什么老徐过生日时,小康把谷拦在门外,搞得老徐和小谷都怅然若失的。至于康是不是在两周之内被谷打掉,时间点所知不很确切,反正康最后被贬出关,回老家沈阳了。

    老徐的防火墙被除去了,谷俊山彻底控制了徐,各种病毒也肆意入侵,投其所好,比着劲儿地下狠手进贡,老徐大门洞开,公然卖官,他的政治生命开始了倒计时。

    谷俊山胜利了,如愿升任总后副部长,成了管钱的财神爷。他多次带徐家人来沈,吓唬有关领导:那小康是在首长身边犯了错误的。把康打上永不提拔的标签,一压就是八年。谷极怕那股正能量再次涌出坏他好事。

    徐军副在这八年中,权力无有监管,登峰造极,以谷俊山为首的鬼魅越聚越多,在他身边建立起一道邪恶的屏障,屏蔽掉一切正能量,一切正直的人。他们肆无忌惮地瓜分利益,破坏了我军健康的干部生长土壤,使军中吏治进入到前所未有的腐败时期。他彻底背离了从军之初的信仰和理想,失掉了共产党员准则,丢弃了马列主义信条。身为军委副主席,他把军队搞成了宗派山头,把原本正常的一条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的升迁轨道给扳转过来,通向他的私家领地。培养了大群穷奢极欲、见风使舵、谄媚迎逢、投机专营的恶人,他们充斥在全军各个层面,把持话语权、晋升权,把党委变成为他们赚取利益的机构,演绎出一幕幕剧作家都编不出来的政治丑剧。十年!整整两代军中栋梁被废出局,致使新军事变革停滞不前,白白浪费了军队发展的最佳机遇期,更严重毁坏了党的声誉。

    八年中,康晓晖持守名节,在官位上干干净净,很给东北爷们争光提气,年年民主测评名列前茅,是群众心中刚直不阿的好官。整整被压八年,在谷邪魔倒台、十八大后被提拔为沈阳军区联勤部政委。清者自清,一片污泥浊水中,洁身自好者自会得到党和人民的公正评判!

    2014年6月30日,是我军最耻辱的一天,它必将被历史铭记下来!这一天,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以贪腐被开除党籍!人民军队为此付出惨痛代价,全体军人为他的错误埋单。其教训是深刻的,二十年间,我们有多少将军落马?统计出的数字当是惊人的,而美军在二十年里却无一名将军因贪腐等刑事罪栽倒在职位上。身为中国军人,我们怎么与其在未来战场上对决?我们在愤怒声讨徐才厚时,难道不反思我们自己吗?我们没有用正义和真理撑起一个强大的正气场,反倒以内心的卑怯萎缩、恭顺小心随波逐流,营造出适合邪恶势力生长的社会生态环境,我们不从自身整肃,不改变生态,以后还会豢养出一个个惊天巨贪。

    有人说,我们身处在一场持续了十数年并且远远没有结束的正义与邪恶之战中,我们的身心灵魂,我军的强健肌体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可悲的是很多人神经麻木已感知不到伤痛。与我何干?关我何事?明哲保身,甚或幸灾乐祸看笑话!难道你们不知人民军队是一个整体吗?每一个可耻跌倒的战士都是军队的耻辱!

    徐被开除党籍仅过一天,日本解禁自卫权,远望去,战争阴云密布,中华民族不可避免的一战终将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到来。在此奉劝诸位将军和渴望成为将军的官兵,如果有一天你们倒下,希望你们骄傲地倒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荣耀而尊严地死去,而非像徐、谷一样既羞辱了自己,也令人民军队蒙羞。

    军礼!

    军内资深媒体人写于7月7日

 

 


 

发件人:金复新<jinfuxin5@gmail.com>(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抄送人:zdjun<zdjun@263.net>保存所有抄送人 时 间:2014年07月09日 21:05 (星期三)Re: 揭秘徐太尉宠幸军中第一美女的内幕

揭秘徐太尉宠幸军中美女的内幕

金复新

    习王此举也再次证明了我以前的论点是正确的,即反腐斗争并非象江、胡所宣传的那样困难重重,无计可施,反是分分秒秒可以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到底是否真心想反。

    徐太尉之所以胆大妄为,是因为错误地相信天下将永远都是江、胡那样的人掌权,可以永永远远无忧无虑地贪腐下去,反正帝制已经推翻,再不会出现老毛这样抄我们家的了,否则美国要来干涉,会指责中央侵犯了贪官的人权,习王如果冒天下之大不韪,敢用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这种残暴的方式反腐,公知和轮子会说是文革再来,借反腐打击异己,会对我们贪官报以无限的同情,会主动站出来为我们鸣不平,甚至揭竿而起替我们报仇雪恨!依靠美国、利用群众,是我们贪官战无不胜的法宝,有美国在,有愚民在,怕什么?贪!这就是无父无君后,徐太尉们心中无法无天有恃无恐的妄想。

    徐太尉宠幸张澜澜(本名张晓雪,战旗歌舞团演员、四川电视台播音员,所谓“军中第一美女”),把张从成都调北京总政歌舞团,想入伍就入伍,想转业就转业,想上春晚就上春晚,把共军当成它私人镖局,把CCTV当自家的妓院,毫不顾忌政敌侧目。还为张注册了北京世纪锦绣娱乐公司,旗下就张一个艺人,整个公司每年耗资数亿,全由徐挪用公款,或指使行贿者将贿款直接打进该公司账户支付,养数十号人陪张一个人玩。张要拍戏,就雇请写作班子,为张个人量身定做剧本,如所谓《贞观长歌》、《江山风雨情》等,高价雇请唐国强、陈宝国、陈道明、丁海峰、鲍国安、王刚、李强等影帝作陪衬。无论拍得如何低俗可笑,均令中央电视台的马屁精李东生等在黄金时段播出。每当有人在网上揭露其中背景时,都被徐一手遮天,令宣传部的马仔于第一时间删帖。

    (注:本文7月2日在网络发表后,7月3日就被文学城、多维、万维、留园、轮媒等海外中文网站大量转载,刊登于首页。但这些网站只转载此段,而且不注明原创出处,既不肯将此文置顶,又要剽窃此文。还改头换面,窃为己有。对这种卑劣行径,我表示严重的鄙视。)

 

 

 

 

发件人:陆一<yilu@sse.com.cn>(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陆一<yilu@sse.com.cn>时 间:2014年07月14日 16:04 (星期一)附 件:1个 (image001.jpg ) 查看附件

中金往事

----资本、权力和阴谋?

长江商业评论

2014-05-29

    要避免和中国政府机构成立合资公司?

    摩根士丹利建立的合资投行中巨大的文明冲突将解释为什么要避免这么做,也让人们从中吸取沉痛的经验教训。

    如果要找两个人一起创立中国的第一家真正的投资银行,那这两个人非Jack Wadsworth和王岐山莫属。Wadsworth充分依赖于自己对未来重大事件的不可思议的预见力,创造了他在摩根士丹利——全世界最有实力、最受尊敬的投资机构——辉煌的职业生涯。王岐山,一名对中国领导人有影响力的政治老手,时任建行行长。而到了1997年3月,两人在建行北京总部会议室唇枪舌剑,为谁是刚成立两年的合资公司——中金公司的真正负责人而大声争吵。

    Wadsworth强硬地说道:“我们拥有专业知识。我们有网络人脉。没有我你们做不成功。”他很激动,担心翻译可能无法把他的决心传达给王岐山。

    王岐山反驳道:“别跟我耍美国大牌的态度。你们可以做技术,但是对战略和方向,你得听我的。”

    沮丧的Wadsworth再次重申了在他看来是非常明显的理由:“我们是专家,我们了解业务。”

    “高盛也是啊。”王岐山答道:“而我有市场。”

一、Wadsworth给王岐山的一封信

    和大多数婚姻一样,合资公司,就算是有着相同语言和传统背景的企业组成的,也面临着他们自己的压力。而如果合作伙伴来自大为不同的文化背景,这种压力会得到进一步放大。对西方来说,中国永远都是一个神秘的国家。这个国家的语言、习俗以及在政治上奇特的变迁会令每个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感到非常得不适应。而在这些障碍之后则是一个有着超过十亿人口的市场,他们雄心勃勃,精力充沛,迫不及待地要抓住一切机会、努力学习并迎头赶上。

    自然而然,很多西方商人要找一个中方合作伙伴来帮助进入这个巨大的市场。他们认为找到了解语言和习俗、有关系和客户的人成立一家合资公司会简化这个过程。他们认为,我提供技术或资金或产品,而中方则打点政府官僚,找到工厂或办公地点,在市场和分销战略上提供意见,并带来中国供应商。他们以为,这对双方都是完美无缺的“双赢”局面。

    80年代早期成立的很多合资公司最后都失败了。外国公司和政府指定的中方合作伙伴捆在一起,这种合作关系最终几乎都成为僵硬的共产党思路残留物和缺少现代商业机制的牺牲品。90年代起,中国的商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通过合资公司引进技术和知识。由于外国公司是那么迫切地想要进入这个市场,因此他们愿意遵守中国政府的规定,这些规定给了他们些许选择合作伙伴的回旋余地,但是在很多行业中规定他们相对于国有企业只能持有少数股权。

    中国的首要目标是吸引外国资金和财务知识。在中国新兴的金融行业,一些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如何与一家美国最庞杂的投资银行联合,提供这个国家迫切需要的资金和金融行业知识。

    我和Jack Wadsworth及王岐山都相识多年。当我听说他们是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行的背后推手时,我确信这家公司肯定会成功。在他们各自的文化中,这两个人非常相似:他们都是有着忠诚跟随者的强势领导人,对未来缺乏耐心而更注重把当前的事做好。他们会配合得非常好。

    我错了。这不是一个关于坏人、好人的故事。这是一个讲述两种商业文化走到一起结果造成两种文明的冲撞的故事,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太常见了。这其中唯一看来喜欢合资公司的就是政府,还有律师们,他们会花无数个小时把两家公司并到一起,几年后再将其分拆,他们的收入按小时计费。

    今天,外国公司在中国都尽可能的避免合资,这个故事将告诉你原因何在。但是在很多行业,合资是进入中国的唯一途径。中金公司的故事将告诉你摩根士丹利和建行所学到的沉痛的教训,但是它也指出了一条让合资公司走向成功的道路。

下一件大事

    JackWadsworth在寻找下一件大事。这是他在第一波士顿银行和摩根士丹利的辉煌的职业生涯的基石。Wadsworth对创业精神的嗜好使得他能够在竞争对手之前看到并抓住机会,无论对方是摩根士丹利内部还是其它大投行的竞争对手。如果杠杆收购很热,有Jack Wadsworth,他是摩根士丹利第一个杠杆收购基金的领导。当计算机和内存芯片起来的时候,有Jack Wadsworth,他是摩根士丹利新兴的硅谷风险投资集团的领导。而当日本股市在80年代起飞的时候,还有Jack Wadsworth,他是东京股市上仅有的六家外国投资银行代表之一。

    身居东京这一有利地位,Wadsworth认为他看到了下一件大事,这回是真的大:中国!一个对中国不断下滑的财富深感忧虑的政府在过去好多年中一直努力进行着经济改革,这将结束几十年来的停滞。富有创业精神的中国人,即便是在最微小的鼓励下,都发了疯一样地抓住任何机会经商。如果不是自己创业,他们就投资别人。数百家试图摆脱官僚统治的国有企业在一个监管不足的非正规股市上发行股票,而政府则在徒劳地研究如何才能避免最糟糕的丑闻。习惯于在监管市场的表面法律和秩序下运作的外国投行对中国一方面是怀疑,另一方面是强烈的兴趣。当其他人还在观望的时候,Jack Wadsworth行动了。如果摩根士丹利能够在中国庞大无边的经济腾飞中找到一席之地,那它将超越所有的竞争对手。把摩根士丹利打造成中国的行业领袖,Wadsworth将达到个人职业生涯成就的顶峰。

    第一步就是离开东京,南下前往香港。1991年,中国的商业体系依然还很原始。中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很多商业往来还是在香港进行。Wadsworth很容易就说服他的老板让他负责摩根士丹利在香港的办事处。“如果摩根士丹利不能进入中国,我们在亚洲就是失败。”他说。

    既然Wadsworth这么说,老板们就同意了。

来自非洲的熟人

    JackWadsworth看到了中国投行业务的机会,而具有经济头脑的中国人则看得更清楚。对林重庚来说,中国缺少金融架构太明显了。高大威严的林重庚自80年代晚起在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工作,他详尽地研究了中国经济,提出经济改革建议,并试图预测国家发展的方向。他知道中国的金融行业是多么的原始和动荡。他还看到中国的企业家们是多么渴望获取资本,要抓住一切机会赚钱。1990年,林重庚离开中国前往世界银行位于华盛顿的总部就职,负责尼日利亚业务,他几乎要被憋疯了。随着中国加快发展的步伐,林越来越急不可耐地想要回来。很多正在实行的改革正是他当年建议的。他希望成为这其中的一部分。他知道,投资银行将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现身的关键。

    1993年7月,借着来中国发表演讲的机会,林拜访了在北京的一位老朋友。当他还领导世行北京办事处的时候,他在中国官员中很有名。冬天时,他舒适的办公室往往是部委高层领导的聚会地点,他们会骑车从各自冰冷的办公室前往世界银行。中国人尊敬林先生,因为他知识渊博,出生低微。他的祖父当年从中国移民菲律宾,在一个椰子种植园当苦力,林赢得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并在那里学到了经济学博士的学位。林重庚办公室的访客中,有一个人当时还是一名经济规划官员,他就是朱镕基。现在朱已经成为副总理,是中国事实上的经济沙皇。他会帮忙的。

    当林重庚在中国大饭店前台登记入住时,有一个人拍了下他的肩膀。他转过身来,站在林面前的是他很久以前在尼日利亚拉各斯时的网球搭档查懋声(Payson Cha)。拉各斯是林重庚到世界银行后的第一次外派,他很高兴在异国他乡碰到一名中国同胞。查懋声是一名香港纺织大亨的儿子,当时正拓展其家族企业——名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业务进入非洲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大国尼日利亚。两人在英国殖民者留下的Ikoyi俱乐部中成为了网球搭档,他们经常在俯瞰着一片茂盛花园的游廊上休息,讨论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以及先辈们的祖国的未来。

    现在,他们在酒店大堂中喝着咖啡,重叙友谊。查已经回到香港,是一名地产开发商,他开发的香港愉景湾——位于大屿山的加州风格住宅区——取得了巨大成功。林重庚向查懋声透露说他打算建议朱镕基副总理与一家外国投资银行成立合资公司,帮助中国企业融资。

    查懋声大笑着在手提箱里翻找起来。他拿出一叠文件递到林重庚的手中,说道:“给你。你动作是不是慢了一些吧?”

    和其它富有的海外华人一样,查懋声一直都在寻找报效祖国的方法,他决定完成一份报告,向中国政府介绍现代金融方法并鼓吹建立一家国有投资银行。林的手中就拿着这份计划。

    查懋声对林重庚说:“要不你接手这个项目吧。我不为什么个人荣誉。我太忙了。”

    林重庚惊呆了。这些纸上写的计划和他脑子里的想法非常相似。这份报告还建议由一家中国国有大银行和英国古老的巴林银行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巴林银行在亚洲金融界非常有名。这是林对计划做得少数几处修改之一。他并没有考虑巴林银行,这家全球金融行业中的二流选手后来在丑闻中垮台,他想得是最好能和全世界最大、最强的两家投资银行之一联手:高盛和摩根士丹利。

    林重庚和朱镕基的会面很友好。两人先讨论了如何进一步改革中国金融领域的问题,谈话很自然地转到了林关于组建合资投行的想法。朱镕基喜欢这个想法。他一直都鼓励中国和外国的制造企业组建合资公司来进行技术转让。林重庚告诉朱镕基说金融行业知识也可以这么做。中国人可以利用合资公司作为学堂来学习复杂的金融知识。朱镕基承诺他将予以支持。

碰头

    JackWadsworth以为他了解亚洲。在日本,人们对问题的回答并不是西方人想象中直接的“是”或“不”。任何事都很微妙,而理解这种微妙之处则是与日本人相处的关键。但是当Wadsworth从香港总部飞到北京和上海会见改革中的中国政府银行官员时,他被震惊了。这里没有微妙。很多官员显然对金融业的复杂性一无所知。其他人要么被Wadsworth吓坏了,要么就是试图威吓Wadsworth。不少人言辞闪烁,他们只关心个人的得失。每次开完会,Wadsworth迫不及待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个澡。但在失望之中,Wadsworth也不断听到同一个名字:王岐山。大家都认为王岐山是中国领导层中能够修复金融问题的人选,他是一个直来直去的能人。

    45岁的王岐山是建行的副行长,这家银行的主要职责就是为中国基础建设提供资金。作为大学教授的儿子,王岐山在与负责金融和经济的姚依林副总理的女儿结婚后进入共产党权贵阶层(此处略去一些字)。

    1992年春天,Wadsworth给王岐山写了一封信。在信中Wadsworth提出了由摩根士丹利和中国建设银行成立合资公司的构想。合资公司的股权比例为50对50,一方面摩根能够资助中国正在进行的诸多超大规模的基础建设项目,另一方面摩根也能向中方展示如何利用现代金融工具从全球获取资金。

    王岐山很快就回复了,邀请Wadsworth与他会面。Wadsworth从一开始就很喜欢王岐山。他的确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愿意坦诚的讨论中国在金融行业中的诸多问题,并倾听Wadsworth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但是在谈判就要进入实质性阶段的时候,中国诸多问题中的一个打断了双方的接触。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中央银行,需要清理中国的外汇交易体系。政府的银行家们在国际外汇交易市场上像在赌场中一样行事,导致损失惨重。王岐山被调任到央行处理烂摊子。

     Wadsworth很失望。如果他能够和建行达成一笔交易,摩根士丹利就可以在修建大坝、机场和高速公路等项目的融资中获取数百万的收入。公司还可以最近距离的观察方兴未艾的中国股市的发展,并有可能在全世界承销、经销中国公司的股票。而建设银行在全国有着24,000家分支机构,可以提供无数的需要摩根协助融资的客户。

    在继续从香港总部负责摩根的亚洲业务的同时,Wadsworth继续寻找可能的合作银行。在和一个香港朋友吃晚饭的时候,Wadsworth听说了林重庚的合资投行的计划。没过几天,Wadsworth就飞往华盛顿与林重庚会面。在进行了45分钟的欲语还休之后,Wadsworth拿出了他写给王岐山的信。这封信与林重庚写给朱镕基的信不谋而合。但林重庚没有和Wadsworth说他已经和高盛接触过。高盛在香港的办事处害怕高盛与中国政府银行的合作。现在摩根士丹利找上门来了。这次可能行。

    1994年初,最后一块拼图终于完成了。王岐山回到建行,这次是行长。他带来了中国领导人的指示,成立一家合资投行是他的第一要务。这不仅仅是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迈出的重大一步,它还能有力支持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这四家大银行一直都是中国庞大的社会福利系统的造血机器。银行体系内充满了节俭的中国居民的存款,平均占了银行收入的40%。这些银行再把钱贷给政府指定的国有企业。很多贷款给了亏损经营的公司,这些公司的存在只是为了提供就业机会,为防止工人上街而买单。一家中国投行将帮助国有企业获得外国资金,这对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二、一个太美国化,一个太中国化

游戏规则

    Wadsworth已经习惯于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他想要摩根士丹利在合资公司中拥有50%的股权,中国建设银行拥有另外50%。他说,摩根有50%的股权是没得谈的。但是林重庚比他更清楚。中国人认为合资公司太重要的了,所以不可能只有一家外国投资人,而Wadsworth不得不接受这点。为了给Wadsworth挽回点面子,中国人最终同意中方和外方的持股比例为50对50。林重庚动用了他所有的关系,最终组成了一支由各色人等构成的完整的外国投资人小组,包括他的老朋友查懋声。最终,中国建设银行拥有合资公司42.5%的股份,摩根士丹利拥有35%,余下的则被分给其它投资人。公司初始资本为一亿美元,由各方按照各自的持股比例相应出资。

    组成中金公司的各方合作伙伴于1994年4月在新加坡圣陶沙度假宾馆中召开了首次规划会议,大家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意和友好。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组织和运作合资公司。王岐山解释说中方希望在深入讨论这些业务细节之前建立各方之间的相互信任。林重庚反对说在西方业务讨论总是从原则和细节开始。在这些细节讨论的过程中,信任自然而然的就建立起来了。

    然后Wadsworth开口了。他说:“我百分之百同意我的朋友王岐山。如果你们不能成为朋友,你也就无法开展业务。这和在西方或东方没关系。你必须尊重他人,他人也会尊重你。”

    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由谁来管理这家公司。作为在中金公司持股比例最大的建设银行的行长,由王岐山担任全面负责并担任公司CEO是很合乎逻辑的。但是林重庚耐心地向他解释说如果中国想要从合资公司获得最大的利益,摩根士丹利应该领导这家企业。让Wadsworth震惊的是,王岐山居然对由摩根任命CEO的要求作出了让步。最为交换,Wadsworth同意了王岐山的要求,即所有其它重要职位的任命应进行面试并获得双方的一致同意。

    另外一个主要问题是中金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其它亚洲业务之间的关心,包括香港。Wadsworth计划把摩根在香港办事处进行的中国投行业务整合到中金公司中,而且他还希望中金公司在未来做中国公司业务的时候,能够尽可能多让摩根士丹利也参与。但是王岐山不太愿意。他把中金看作是一家独立的机构,可以在各个业务中和任何公司合作,而不是摩根士丹利的继子。他说,外国投资银行在与中金合作中相互竞争对中金是有好处的。Wadsworth表现出了大度,但是他依然指望摩根士丹利能够在中金的业务中占大头。

    然后就是薪酬问题。作为建设银行的行长,王岐山一年的工资大约为二万美元。就算是摩根士丹利最低层的员工在加入中金后预计的收入也会比他高十倍,而高管每年的收入更是至少要百万美元。王岐山倒是不担心他自己和未来将要为他工作的员工的收入之间的差异。毕竟,对于向他这样一名高层政府官员来说,除了钱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补贴,而且他也早就知道美国金融家们的收入总是出奇的高。

    就在与王岐山谈判中金公司的基本运营架构的同时,Jack Wadsworth还不得不与摩根士丹利在纽约的强大的合伙人进行谈判,这令他很不习惯。美国正在发生大事。通货膨胀在下降,企业收入在增加。投资人把钱都扔到了股市上,技术公司的股票迅速成为华尔街的新宠。纽约、波士顿和旧金山的房地产价格飞涨。20世纪90年代美国市场的大牛市正在到来。摩根士丹利的关注点在美国,而Wadsworth很难让公司高级合伙人相信他做的事情也非常大。没有人对中国有什么想法,除了摩根士丹利的CEO John Mack。Mack一直都很赞赏和尊敬Wadsworth的能力。他和Wadsworth一样相信中国将是摩根士丹利的宝藏。这两人一起游说公司的高管支持合资公司。

    Wadsworth的基本理由很简单:如果合资公司失败了,摩根士丹利将损失用于35%股权投资的3500万美元。而若是它取得成功,就会为摩根带来巨额的收入,而且一旦中国开放其金融市场,摩根士丹利既可以从其它投资方收购股权,也可以出售其股权。他争辩说,相比潜在的收益,风险微不足道。

    Wadsworth在纽约遇到的困难一部分直接来自其香港同事的阻挠。和大多数跨国银行一样,摩根士丹利在主要金融中心都有着像Wadsworth这样的地区经理。但是在这些金融中心买卖股票和债券,发放贷款,承销股票和债券发行的员工直接向全球总部相关业务的负责人报告。地区经理的职责是建立客户和政府关系,协助完成大型交易,确保当地办事处的平稳运作,并充当总部在当地的耳目。

    当中国还是完全封闭的时候,很多外国人认为香港是理想的前沿哨所,他们可以在那里监控中国,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业务。在香港的管理和工作人员从来没有想过要打破这一观念。在香港为外国政府和公司工作的中国人把自己定位成对中国有着特殊知识的人,而且他们的收入不菲。但是很多这些外国政府和企业随后发现,香港的中国人在中国开放初期的二十多年中,往往对中国毫无了解,而且文化上也格格不入。香港的经理人在邻近的广东省做得很好,因为他们都说粤语,有着共同的独特的文化习俗,而对中国其它地区来说则显得粗俗、喧哗和傲慢。而且由于从小就在英国殖民体制下长大,这些自诩为中国通的香港人普遍缺乏对中国的直觉。

    在Wadsworth和王岐山谈判的时候,摩根士丹利香港员工越来越担心他们现有的既舒适又赚钱的工作。他们发起了一场激烈地挑拨运动,旨在排挤Wadsworth,阻碍交易。他们在纽约的老板不断地听说这个交易风险有多大、会多么影响公司在中国的业务等等。为什么要冒业绩下滑——以及,有意无意的,奖金减少——的风险去和一家中国银行结为连理呢?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有多么腐败、寡廉鲜耻。挑拨并没有阻止交易的达成。最终,在Mack的强压下,高层合伙人允许Wadsworth继续前进。但摩根士丹利香港事务所不在中金公司之中。

规则与现实

    组建中金公司所花的时间远比Wadsworth预期的要长。但是当公司最终通过了中国政府的审批并于1995年6月25日正式挂牌营业时,Wadsworth依然觉得中国是下一件大事,而摩根士丹利已经一步超过了所有的竞争对手。急需现金的国有企业不断要求中国政府给予更多的资金。在上海和深圳的交易所上,有300多家企业挂牌。90年代早期,政府尝试在香港上市一些国有企业,允许外国人买卖这些公司的部分股票。现在政府要迈出允许公司直接向外国人发行股票这一步了。摩根士丹利在香港的竞争对手抛出数百万美元的薪酬来聘用“太子党”,他们希望这些人能够带来一些承销业务。但是Wadsworth有一样东西他们没有:和中国一家主要银行的合作。

    建行和摩根士丹利之间花了大力气签订的合同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首先的迹象来自合资公司早期对人员的招募。Wadsworth想要得到他能找到的最好的人才,包括经验老道的摩根士丹利银行家和接受了西方教育、拿着哈佛和沃顿文凭的大陆中国人,他们能说流利的英语,理解西方金融业务,有着良好的个人素质。但是摩根士丹利在纽约挣着数百万美元的银行家们不愿意冒险在一个受共产党领导的发展中国家工作。只有八名摩根士丹利员工加入了中金。被Wadsworth指派为公司首任CEO的林重庚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他从世界银行召来了一批令人影响深刻的大陆中国人。

    但就在Wadsworth审查应聘者时,他发现中金公司的办公室里出现了一些新的中国人面孔。他知道没有人向他介绍过这些人,也没有看过他们的简历,甚至连他们名字、他们来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就那样出现了,然后开始工作。王岐山未和摩根士丹利商量就从建行调来了汤世生担任公司人力资源主管,由后者批准所有的新招聘员工。林重庚曾亲自带Wadsworth到中国大饭店会见了一位被王岐山称为中国最优秀的交易人——方风雷。当林重庚介绍这位头发凌乱的壮汉时,Wadsworth看方风雷更像是什么人的司机,而不是一名银行家。这个看上去就像刚从农村来的人怎么可能有能力为中金公司带来数十亿美元的业务呢?他连英语也不会说,Wadsworth暗想。没人会把他当会事的。当人力资源主管汤世生开始否决Wadsworth任命的人选时,中国人对合同中人事条款表现出来的无视才真正加剧了Wadsworth的紧张。一种行为模式显现了出来。如果Wadsworth的候选人了解西方金融并且能够说流离的中文——正是Wadsworth认为中金公司需要的人——汤世生就否决。Wadsworth清楚地意识到合资公司中的建行一方不想要任何会说中文的摩根士丹利代表。在中国人看来,他们最好能够在谈论美国人的时候不必担心有人会偷听并且回去报告。

    但是,如果Wadsworth有机会能够王岐山就这件事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的话,他将听到完全不同的解释。对于王岐山和他来自建设银行的同事们来说,成立中国第一家真正的投资银行对中国加入世界经济社会是极其重要的一步。他们决不能失败。他们需要找到最优秀的人选,既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但是Wadsworth无法说服摩根士丹利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加入中金,他找来的都是海外华人,而这些人对在中国怎么做生意一无所知。王岐山强烈地感到他得到的人不过是美方的二流甚至三流人才。

    Wadsworth时不时地听到员工对薪酬的抱怨和牢骚,他怀疑汤世生是幕后指使。中金公司的工资分成三个大的档次。最高的是摩根士丹利的人员,他们有着高额薪酬,汽车,司机,还有豪华住所。远低于他们的是由Wadsworth和林重庚招来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管理层,他们的工资在八万到十五万美元之间。最下面是建设银行派到中金公司的官员,大多数人的年薪不到一万美元。Wadsworth本来以为薪酬情况在公司中是高度保密的。但是汤世生能够看到所有这些资料,而现在显然中金公司中人人都知道了。

    第一个牺牲者是林重庚。林重庚了解金融,但他不是一名有经验的银行家,他也不了解管理工作。他不知道怎么去运作一家投资银行,这点他本人和Wadsworth都清楚。还有,让Wadsworth不高兴的是林重庚在合资公司早期的时候并没有更坚决地维护摩根士丹利的利益。就在中金公司开张仅三个月后,林重庚辞职回到了世界银行。

    Wadsworth提拔了林重庚的副手杨彬担任公司CEO。杨彬曾在80年代早期与Wadsworth在摩根士丹利共事,后来他去了美国清债信托公司(ResolutionTrust Corporation)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工作。Wadsworth把他召到中国,相信杨彬的中间人背景将有助于与中国政府的交易,并能消除合作方之间可能爆发的任何误会。

风与雷

    就在杨彬逐渐适应CEO的角色时,Wadsworth开始意识到他高估了CEO在合资公司中的作用。比如说,汤世生作为一名人事主管似乎有着令人惊讶的权力。在美国,CEO是公司事实上的独裁者,而人力资源主管在组织架构图上要在好几层之下。但是在北京,事实上中金公司中所有的中国员工都得看汤世生的脸色行事,而他也无时不刻不让大家意识到这点。只有汤世生批准的事情才能得以实施。

    然后就是方风雷,这名王岐山坚持要安排进公司的不修边幅的车夫。杨彬表面上是公司的CEO,但是在中金工作的大多数人都清楚方风雷才是事实上的老板。方风雷的父亲在二战以前还是一个种地的,但是战争期间他在一个山洞学校中学习,并最终在中国军队的光学工业中当上高级管理者。1968年文化大革命关闭了中国的学校,方风雷被送到农村和当地农民一起生活。1971年参军。1978年大学重新开放,方风雷离开军队进入学校学习中文和国际经济。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对外贸易部,1982年被派到河南省当体制改革顾问。方风雷在河南贸易局不断升迁,最终在1988年完成了第一笔交易,将省内最大的四家公司合并成一家,方风雷担任二把手。

    王岐山当时担任北京农村改革政策研究所所长,他到河南进行实地调研时遇到了方风雷。最后,方风雷为王岐山工作,为他处理建行下属企业遇到的问题。同时,通过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家刘国光之女,他的妻子,方风雷还开始在经济政策制定者当中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子。王岐山把方风雷派到美国去学习金融体制如何运作。在美国的时候,方风雷的岳父介绍他认识了林重庚。两个人相处的挺好,花了很多小时讨论金融和经济问题。有一次他们一起去游览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站在大熊猫的面前,他们讨论了中国成立一家投资银行为国有产业提供基础金融服务的想法。回到中国后,方风雷向他的领导王岐山建议成立一家合资投行,专注于国有产业的改制。他还劝说他有影响力的岳父给朱镕基和其它领导人写信,建议他们学习美国的投行模式,推进中国金融改革。

    方风雷的名字含义是“风与雷”,他在中金公司的确是人如其名。他总是精力充沛,白天在办公室工作,晚上则参加各种宴会和卡拉OK。他是王岐山的耳目。然而也正如王岐山所预言的那样,方风雷的创业精神和创造力也让他成为公司业务的关键推动者。中金公司的海归银行家们在惊愕和沮丧之中甘唯方风雷是从。他们当中很多人曾一度看不起方风雷,认为他就是一个对金融交易和资本市场一窍不通的乡巴佬。用不了多久他们就明白其实他是精通中国商业作风的大师,而他们自己对这种作风一无所知。这些年轻的银行家们受到的是带有西方商业特点的做事直截了当的培训。而后他们发现自己跟着方风雷和潜在客户坐在一起,吞云吐雾,吃喝玩乐一直到很晚,方风雷和客户聊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故事,抱怨那个时候的政府如何腐败。方风雷知道怎么样才能让客户袒露心声,告诉他什么是他们担心的,什么是他们喜欢的。他知道这些人在不同的职业阶段需要做不同的事。客户认同方风雷,信任方风雷。

    他对中金公司内部发生的事情也非常警觉。他到处问问题,倾听人们的议论,感觉公司经营的脉动。来自建设银行的中金公司员工对方风雷比对汤世生还要敬畏。他是典型的中国企业家领袖。任何人都得听他的,而他则把所有的细节都掌握手中。正如一名中金公司创始人所说的那样:“他要把所有人的卵蛋都捏在手心里。”

    在建设银行派和蒙摩根士丹利关照的两派中金员工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恶化了。摩根士丹利集团把中金公司看成是进入中国方兴未艾的金融市场的敲门砖。虽则他们努力遵循摩根士丹利多年来成功的体制和方法,但建行员工依然按照中国方式做生意。中金公司获得的一些业务无足挂齿。同时,中金公司的员工显然害怕摩根士丹利的银行家们会不遗余力地挤进来。在中金的海归投行家们去敲客户的门时,他们总是能碰到来自香港的追逐相同业务的摩根人。其它投行也不断派人来中国争取因中金内部的官僚机制和紧张局势而被放弃的客户。

互不信任

    Wadsworth和王岐山相互之间的不信任越发明显了。有些员工对此很惊讶,因为他们原来以为这两个实权派是如此的相似。但是他们只是在各自的文化中才显得相似。两个人都有着不可动摇的自信心,大权在握。他们都不会对蠢人心平气和,不接受“不”的回答。而两个人对召来为自己工作的聪明人都很大度,非常乐意帮助指导他们。问题在于,Wadsworth“太”美国化而王岐山“太”中国化了。



他们之间的沟通问题很突出。谁都不会主动拿起电话,和对方就解决问题进行私下的沟通。他们的会谈总是需要翻译的参与。两个人获得的关于合资公司的信息又被打着各自小算盘的下属所筛选过。当内争和问题提交到两个老板面前时,它们已经被放大或扭曲了。

    两位领导人还陷入了跨文化差异的泥潭。Wadsworth不注意自己的言辞。他总是想到什么说什么,无论是好还是坏。他坚持规则、道德规范和好的公司治理。他已经习惯了按自己的方式做事,并得到下属和同事的尊敬。一些中金员工私下叫他“巴顿将军”。而另一方面,王岐山有着和他同时代中国人一样的强硬外表,而且由于他在中国社会中的显赫地位,他表现出很强的优越感。但是和很多中国政府官员一样,他还有着恼人的自卑情绪,这是曾有着数千年辉煌历史的中国人在过去两个多世纪中落后于西方国家所导致的结果。王岐山知道虽然他的银行很大,但是他自己关于商业银行的知识和技能还只相当于初学者的水平。和其它中国政客一样,王岐山也竭力避免冲突和承诺,他说着含糊的比喻,听众听到的是他们想听到的内容。这让Wadsworth抓狂。

    “在美国商业中,你可以争吵、拍桌子,但还是能一起喝酒的朋友。”一名两人的同事说:“但是由于中国人的自卑情结,对王岐山来说争吵不啻是在伤口上撒盐。”很快,两人就不再交谈,而开始把查懋声董事当作中间传话人。

    所有这些对杨彬都没有好处。作为合资公司的CEO,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夹在两方之间进退维谷。中国建设银行想要这个,而摩根士丹利则想要那个。杨彬对王岐山比较恭顺,这种态度多多少少缓和了一些双方之间的关系。但是杨彬对摩根士丹利在纽约的高级合伙人没有任何影响力,摩根士丹利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就利用这点继续说中金公司的坏话。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杨彬越来越多的时间是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大门紧闭。

三、冉冉升起的“儿子”

失去机会

    开张仅几个月,中金公司就已经显得步履蹒跚。方风雷前往美国和欧洲去考察那里的投资银行是如何工作的。在英国,他了解到英国电信和Cable &Wireless将要合并,后者持有香港电信的大部分股权。随着1997年7月香港回归的脚步临近,方风雷知道中国领导人很快就会想办法来解决香港电话系统在回归后依然控制在英国公司手中的局面。

     当时中国正经历着全世界最大、最快的电信基础建设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电话系统从相当于非洲穷国的水平发展成为令欧美羡慕的顶级的固话、无线网络。从1990年到1995年,政府在网络建设中投入了约300亿美元,大部分资金来自外国厂家和各自的政府。但这种做法本身难以为继。邮电部部长吴基传需要新的资金来源。

    回到北京后,方风雷向中国提议收购香港电信。这步棋很大胆,保守的中国官员会立刻予以否决。但是王岐山很感兴趣。他把这一提案转给了邮电部的吴基传。在看过提案后,吴基传从家中给方风雷打电话。“我真正最想要的是这家公司,”他说。他指得是香港电信。

    当时正值美国电讯行业也经历相类似的崛起,摩根士丹利是融资工作中最重要的投行之一。方风雷认为应该让摩根士丹利参与进来,为成立后来的中国电信提供咨询和承销服务。但是摩根士丹利在纽约的电信专家们一口回绝了。带着纽约投行家标志性的傲慢态度,他们告诉方风雷,中国不可能有什么大生意,他们不会把精力从正在蓬勃发展的美国业务中分开。

    “他们看他就像看一个白痴一样,”一名了解此事过程的前摩根士丹利经理说。“摩根士丹利的文化就是,如果你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你就是白痴。”

    但是方风雷有别的选择。他和摩根士丹利中金员工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但高盛亚洲的主席John Thornton却在努力巴结方风雷。高盛未必想要和建设银行建立合作关系,但是它非常想要和中金一起做生意。当Thornton听说方风雷想在海外上市中国电信资产的宏伟计划,他立刻召来高盛股权资本市场部门的主管Mike Evans到中国与方风雷见面,鼓动他与高盛合作。1997年1月,在海南岛一家度假酒店中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方风雷、Thornton以及一批高盛银行家和邮电部官员一起制定了创立中国电信(香港)的计划。这家公司将持有中国国内最大的两家无线运营商——广东和浙江——的资产,它拥有全国近30%的移动用户,然后再由它收购香港电信。此后,投资人还有机会拥有其它省份的网络,这些资产将在公司成立后陆续注入。

    这一宏大的计划必须得到来自政府最高领导层的批准,最终决定是否继续计划以及选择哪个合作方。交易不断进入更细节的层面,而方风雷也随时向王岐山汇报项目的进展。随后,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副总理询问王岐山在中国电信项目中,谁是中金公司的最佳合作伙伴。王岐山建议在这笔中金公司自创立以来最大的生意中,邀请高盛参与合作。王岐山的建议反映出了中金公司合作方之间日益恶化的关系。但是中国领导人早就开始怀疑摩根士丹利的真实意图。中国政府一直力推中国公司在香港上市,努力在7月份英国移交香港主权给中国的时候向世人展现最好的一面。而当时摩根士丹利被人广为引用的股市预言家Barton Biggs预测亚洲股市是一个巨大的泡沫,即将破灭,他的话出现在了全世界的媒体上。朱镕基错误地判断Biggs的声明显然证明了摩根士丹利在操纵市场,Biggs声明之前累积起来的做空头寸引发了市场的急转直下。中国电信的业务不可能再给摩根士丹利了。

    在高盛与中金公司的合作下,中国电信成为中国首个巨型项目,它第一次给了外国投资人投资全国性行业的机会。公司于1997年10月22日和23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证券交易所同时上市,融资金额超过40亿美元。

    中国电信的上市对摩根士丹利和Jack Wadsworth来说是一场灾难。那些被John Mack胁迫着支持这笔3500万美元合资项目的纽约合伙人勃然大怒。自从中金公司1995年开张后,他们从北京听到的所有消息都是问题。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每天走进办公室时心里的目的就是要击溃高盛。现在,来自中国的最大一笔交易——乘以10倍——给了高盛,而它还曾在摩根士丹利接受之前拒绝与中方合资成立中金公司。Wadsworth在总部一度拥有的不可战胜的信誉突然裂开了一个大口子。

胸怀坦荡的CEO

    杨彬接受了失败。他的副手Austin Koenen在1997年下半年接任中金公司CEO。Koenen是一名自律、进取的新泽西农村少年,他毕业于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拥有四个学位,并曾在攻击潜艇上服役。他是摩根士丹利纽约最头脑冷静也最受人尊敬的经理人之一。摩根士丹利的CEO John Mack相信Koenen突出的个性将有利于赢得中金公司疑虑颇重的中国员工的心。Koenen不会说中文,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知之甚少,但是他的做事方式表明了他对中国人和这个国家的尊重。他散发着领导力和信心——在他的办公桌上有一个标签上写着“不要抱怨”——而且他像父亲一样教导中国员工。Koenen告诉人们他对他们和中金公司的忠诚,而不是摩根士丹利,因为他的任务是建立一家一流的中国投资银行。Koenen尽可能的减少与摩根士丹利香港办事处的沟通。相反,他直接和纽约对话。他鼓励中国员工在开会期间大胆发言,不要被傲慢、强硬的外国银行家吓倒。他告诉他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在需要建议的时候直接来找他。从中金公司开张伊始,中国人就强调摩根士丹利应该为合资公司带来投行“技术”。而在Koenen担任CEO后,中国人意识到摩根的最大贡献是成为中国员工的导师。

    与Koenen共事的中国人经常用同一个词来形容他:胸怀坦荡。意思是他们信任他的真挚,相信他是真心关心他们的事业和生活。在中国文化中,行为独断是极其负面的,而公平也并非这个社会的标志。家长总是通过指出错误和不当来教育子女。政府通过控制、羞耻和无所不在的监督进行统治。对犯错误后遭到惩罚的担心左右着大部分员工的行为。因此中金公司的中国员工对来自老板的真心的友善、诚挚和教导极其欢迎,他的能力毋庸置疑。对很多人来说,当权者能够友善的对待自己,这在他们的人生中还是头一遭。

    Koenen消除了合资双方之间的众多矛盾,看来中金公司终于要走上正轨了。然而,1998年5月,在接替杨彬担任CEO的6个月后,Austin Koenen在北京死于心脏病,享年56岁。方风雷和他的中国同事们丧失了一名亲人。很多年过去了,方风雷依然会给Koenen的墓前送上鲜花,表达自己对逝者的尊敬。“是他的心,而不是他的头脑,”方风雷说。“不是他的技术能力,而是他的管理风格。他尊重我们。”

冉冉升起的儿子

    ElaineLa Roche接受了Koenen的工作。她是在摩根士丹利纽约总部工作经验老道的经理人,曾担任Koenen和摩根纽约领导之间的联络人。通过指导并授权给最优秀的员工,Elaine很快便赢得了中金员工的尊敬。在摩根士丹利总部担任了多年的行政职务之后,Elaine还专注于公司久已缺乏的管理机制的建立。在合资公司成立之时,Wadsworth和摩根士丹利其它人都过于关注于交易,以致于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建立合资公司文化和价值观、总体组织架构、风险管理体系、培训计划、内控、退出战略的流程和时间安排以及所有其它正常的业务合作。La Roche致力于补回丢失的时间,促使建立以业绩、成就和诚信为导向的企业文化。

    不过无论La Roche怎么做,中金公司的中国员工依然认为方风雷是老板。他越来越痛恨和藐视LaRoche复杂的管理体系。这次,轮到他成为合资公司的问题焦点。在方风雷把中国移动的生意给了高盛后,中金公司中的摩根士丹利人开始对他吹毛求疵。但是令人左右为难的是,方风雷是中金公司唯一真正的交易创造者,而他根本没有给摩根士丹利介绍生意的意思,不仅仅是因为这帮人曾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无知的农民。高盛利用第一笔生意的成功,继续不懈的讨好方风雷。对于高盛来说,中金公司是一个应该予以盛情款待的客户,主要是方风雷个人。对于摩根士丹利来说,中金公司是一个麻烦不断的下属企业,而方风雷是所有麻烦的核心。在一些摩根士丹利人眼里,摩根士丹利就是一个需要承担所有义务和麻烦的妻子,而高盛则是一个披金带银的情人。方风雷继续与高盛的合作,包括公司的下一笔大生意,中石油在2000年4月份的上市,融资29亿美元。

    1998年1月,方风雷的导师王岐山被任命为广东省副省长,他的首要工作就是处理那里发生的重大金融丑闻。中金公司的继任者周小川,后来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决定让方风雷走人。方风雷拒绝了摩根士丹利让他取哈佛大学学习eMBA的提议,因为这其中包含了不竞争条款。相反,他去了香港中银国际,开始与中金公司竞争。

    早在方风雷离开之前,公司内部就已经有了一项重大的人事安排。在Austin Koenen去世前不久,他告诉LaRoche说中金公司的中方股东将“安排一个大人物进来。”几个月后,这个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朱云来,中国新任总理朱镕基的儿子。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非正式的政策,即高级领导人的子女要呆在中国,为政府或中国公司工作。朱云来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气象学博士学位,在芝加哥DePaul大学获得会计硕士学位。在芝加哥ArthurAnderson公司短暂地做了一段时间会计后,他进入纽约瑞信第一波士顿银行培训。在他的父亲担任总理后,他被召回国。他被安置到中金公司作为其事业起点。

    在中金公司,朱云来是投行部门最底层的管理人员。一开始他努力保持谦和低调。他看上去很喜欢自己的工作,不厌其烦地编写关于国有企业财务细节的报告。但是中金公司的中方员工很快就开始利用朱云来的存在。他们在各种场合都加入他的名字,拉他参加各种会议来获取承销业务。由于总理儿子的存在,中金公司的内部政治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方风雷离开后,朱云来成为中金公司事实上的老板。La Roche试图培养他,但是徒劳无功。朱云来是个很乖僻的人。他通常下午才来上班,然后一直待到凌晨。他不回复邮件。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制定自己的时间安排,通过秘书与其他人沟通。中金公司的银行家或分析师如果想要见朱云来,必须在办公室待到很晚,在自己的桌前不断喝咖啡,希望能在后半夜与他见上一面。但不管如何,朱云来理解西方的体系,了解他们的价值。他支持La Roche在机制和责任方面的战略计划。当然,为了保持自己的隐私和特权,他自己必须是一个例外。

    2000年6月,充满困惑的La Roche辞职回到了纽约,中金公司转由一个管理委员会负责。当然,这个委员会在决策是遵从朱云来的意见。在中国人看来,中金公司从方风雷的公司变成了朱云来的公司。

    虽然管理严重缺失,但是中金公司彼时已取得了巨大成功。如果你是市场上唯一的玩家,管理好不好并不重要。中金公司拥有的特权是它是中国唯一的投资银行。如果有海外上市,中金公司就要参与其中。摩根士丹利竭力想要在公司建立控制和机制的努力最终只是一场空。合资公司可以处理国内上市业务,方风雷和他的团队在业务发展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而更为重要的是,中金公司可以很好的与国际投行合作,共同处理海外上市的业务。自从公司成立几年中每年均盈亏平衡后,2000年中金的毛营业额达到了1.7亿美元。公司把原先的一亿美元全额还给了最初的投资人,中方员工还意外获得了上百万美元的奖金。2000年1月份被迫离开公司的方风雷一分奖金也没有拿到。

 四、管理层“黑洞”

    Elaine La Roche离开后,中金公司的管理层成为了一个黑洞,信息完全不流通。朱云来有时候直到上午10点才到办公室,而且就算他来了,他也是不修边幅,套着一身皱巴巴的运动装。他没有几个朋友。他住在酒店。他是一个消瘦的烟鬼,在一段住院期间,他在病床上运营公司。朱云来对数字有着会计师特有的癖好,经常让中金公司的分析师和投行家抓狂。他们总是被要求做更多的模型和数据输入,即便大家都知道国有企业的财务数据是毫无意义的。中金公司的部属们相信朱云来对细枝末节的嗜好其实是为了掩饰自己对投资银行业务的不熟悉。

    朱云来今天依然是中金公司的领导人。他自己做决策,很少征求他人的意见。他有着他父亲一样的顽固的自信。不同意朱云来意见的人被冷藏。中金公司的决策堆积在一起,因为很难找到朱云来。但他也是一个勤奋的人。他把中金打造成一家相对来说管理较好的国有企业。公司把自己定位成受中国公司信任的合作者,保护他们免收外国投行大鲨鱼的吞噬。朱云来赋予中金公司的使命是改造中国的国有产业。

    2002年,摩根士丹利终于举旗认输,把公司的绝对控制权交还给中方。中金公司成为摩根士丹利的“投资组合”之一,每年收取分红,也许未来等到中金上市时还能获得不菲的资本回报。正如一名摩根士丹利的经理人所说:“我们向他们的愿景投降。”摩根士丹利投降后,它在中金公司运作的最赚钱的几笔中国公司海外上市业务中被指定为联合承销商。

 

 

 

 

 

 

上届十年正反两方面反思

读史

2014-05-25

    10年奉行极端的不作为主义和经济GDP主义,留下了很多烫手山芋!正的方面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出现过这么高的经济增长,这导致在物质财富层面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是有目共睹。正的方面就不多说了。反的方面值得清点。

    一、这10年,没有认真严肃地着手治理腐败,反而还形同放纵腐败,10年来腐败已成了官场主流,尾大不掉了。

    二、各级政府机构本就一直臃肿重叠,这10年不但没精简,反而到了失控地步,地方政府想怎样设立机构就怎样设立,家族集体掌权,买官卖官,啥都能畅行无阻了。

    三、三公消费挥霍掉的资金十分惊人,如果按一亿60岁以上的农民每月领55元养老金算,一年挥霍的三公经费足够给全国老农发10年养老金。

    四、世博、奥运虽然长脸,却耗费了太多经费;各地的并无必要的超宽阔超豪华政府大楼、路桥基建,超高造价的投入,把各级财政掏出了一个个大窟窿,这些本可以不开支和可以少开支的钱,汇总起来足可以彻底解决老少边穷地区的教育和交通,可现在还有太多山区孩子在用土坷垃当课桌,好些学校还在靠境内外民间义士资助,无论城乡的幼儿园都成了家长的吸血机,很多还算不太穷困的地区供孩子读大学成了狗舔烫油锅的痛苦选择。

    五、在片面“城市化”目标的引导下,各地的招商引资和工业园,在这10年里迅猛扩张,而且全部是在中心城市四近占用最宜现代农业的平地良田,形成了山丘田土大面积荒芜或半荒芜,平地良田急剧减少,自然环境严重破坏的局面,严重透支了后人的饭碗,种下了“无粮不稳”的隐患。

    六、特别是这10年的房地产政策,更是为下一届丢下了一个连锁效应极深极广的难以收场的特大烂摊子,中国经济因这10年的房地产,已经严重畸形了!

    七、这10年,国企的垄断运作和改制,掏瘪了全国人民的腰包,导致了大量国资流失;各大银行向外国出售的银行股,使国家经济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而天量购持美债、两房债券,又让太多的中国人的钱成了镜花水月,这些钱要能用于国内民生和国防,该办多少事啊!

    八、这10年,为了国际关系,为了国际声誉,免除外债和对外巨额采购,不但用掉了太多的钱,还培养了外国对中国的“用钱依赖症”,以后在国际上都很难打点了。

    九、重叠、沉重的税收制度,已经让民营经济苦不堪言,再加上房地产的夹击,民营实体经济正在一年年衰弱下去,中国经济的后劲实在堪忧,

    十、奉行了多年的出口退税政策,早已完成了换取外汇购买现进技术和设备的使命,而这10年竟然仍在奉行,让中国人为外国人献血打工,形成了损内益外的出口。

    十一、这10年里,已20年无人过问的农田基本建设,除了地震后因安全问题而得到维修的病险水库外,农村水利、交通问题一直是政府工作的盲区,而“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期限已满,却没有对“满30年”后的农村政策作出任何改革,一国的根基产业前途迷茫。

    十二、全世界大都公认有害的转基因粮油,这10年被大力推广,为国家民族的未来布下了巨大的阴影。

    十三、面子思想,政绩取向,眼前利益,短期行为,使得全国城建都顾上不管下,这10年连连发生的城市内涝,向亿万市民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敲响了警钟,同时为治理大面积的已修好的建筑排涝病患,留下了普遍性的难题。

    十四、这10年从不改变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使中国成了全球少有的屡受周边国家挑衅领土主权的大国,中国城了各国都想啃一口的唐僧肉,为下一届保卫国家主权和外交工作留下了种种隐忧和难题。

    十五、这10年完全有条件废除实在早就应该废除的、万恶的城乡二元化户籍制度,然而这10年似乎忘了这回事儿,这10年里,继续制造着不公平,啃噬着几亿农民的自尊,掠夺着农民的利益,全方位地吸食着进城务工农民的血汗,制造着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阻碍着社会和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这项沉重的历史遗留问题,无疑又推给了下一届。

    十六、这10年里不仅没有废除任何一项专事制造不公的双轨制政策,没有切实有效地解决全民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失业保障、殡葬等关乎国民福利的问题,尤其是遭到全民声讨的“双轨制”。“双轨制”产生于1993年。硬说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连逃避责任都没想好出处?难道还要责怪到毛泽东时代吗?被迫的磨磨蹭蹭纠正“双轨制”却又不敢指明其错误的实质,不知到底是真纠正还是假纠正。连全国人民和主流媒体全都警觉到了的人口老龄化、劳动者后继乏人等强国第一要素的人口问题,竟麻木不仁,10年里从未调整过计划生育政策,给下一届又留下个大难题。

    十七、对百万退役军官被剥夺干籍20多年的问题“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临下台前又搞出了个“国办函”,20多年的“解困”政策“换汤不换药”地翻版变成了1+1政策。这等于鼓励百万退役军官继续维权,同时又给下届政府留下了一个“烫手山芋”。

    十八、这30年来,贪官和富人出国定居、钱移外国,并不鲜见,但不成主流,而这10年里,特别是近几年,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可以说中国被弄得 “人财两空”了,难道不是下一届的一大麻烦事吗?

    十九、农业极不平衡、满目疮痍、明天能够否吃上饱饭,就不再说了,其他如国家矿产资源失控,无序开发和无序出口资源,寅吃卯粮,矿难不断;垄断国企天价垄断市场,和房地产一起,吞噬着国人内需;地方政府只剩下了卖地、招商和搞基建的本领,极少有官员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阴影日浓;严重畸形的房地产一旦崩溃,银行和上下游产业链都要大受其累;在十面埋伏的危机中,民营实体经济日渐衰弱;资金乱用,超发货币,导致通货不断膨胀,民生日益艰难;社会道德全面下滑,黄赌毒骗异常猖獗,百姓怨生载道,绝大多数国人都觉得没有幸福感、缺乏安全感……

    值得欣慰的是新一届政府看清了中国现状,把治理腐败,环境,企业转型,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但愿几年后强大的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

 

 

 

 

发件人:陆一<yilu@sse.com.cn>(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陆一<yilu@sse.com.cn>时 间:2014年07月14日 16:05 (星期一)附 件:1个 (image001.jpg ) 查看附件

    编者按:当今中国总有这么一些不食烟火的人,他她们貌似超然脱俗,以一些不着调的高论忽悠学生。这些人既没做过工、务过农,又没从过政,经过商,完全不懂经世致用之道,却在北大大放厥词,貌似高深。学生要是真听了她的,除非成神经病,否则很难在这个社会生存。这类内容,我们只能拿来当反面教材。高人如果太玄虚了,真理就成了谬理。对这种言论只能半听半信,博得一笑。我们只是奇怪,为什么张女士的演讲没有遭到学生的反驳,反驳的文章为什么没有见诸报端?

考入北大是压抑的胜利

----在北大的演讲

地点:北大理科教学楼303

主持人:高远东 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

张曼菱

2014-05-27

    张曼菱:女,汉族,云南昆明人,当代著名作家、红学家、电视制作人、社会活动家,北大才女。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0年在大学生竞选中作为北大代表,成为当时令人瞩目的候选人之一。1982年以“文科论文第一”的成绩毕业。在校期间,发表处女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轰动一时,后改编为电影《青春祭》,饮誉海内外,被誉为中国大陆知青电影的巅峰之作,成为一代人心灵的丰碑。作为“西南联大”的史料抢救者与研究者,她担纲制作的历史文献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深得海内外联大校友认同,为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是2014年3月29日张曼菱在北京大学的讲座实录,张曼菱先生犀利独到,观点极具穿透力,值得您耐心读完。

    高远东:曼菱学长给我的印象很深,那一年北大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我看见,那个场面您是有份的,您在那儿指挥。您对我们后面这几届的学子影响是很深的。下面,请张曼菱学长给我们讲座。

    同学们,感谢你们来听讲座。今天天气好,又是周末,我想很多同学应该是外出了。本来准备讲一些西南联大的故事,谈一下大学生活应该如何度过,怎样使自己成为有用之才等等。我去年九月在三联书店出的一本书《西南联大行思录》,里面全都是西南联大人的口述历史,基本上是小故事。很有趣,你们可以自己找来看看。然而,看见你们坐在这里,眼睛里带着迷茫,像来听一堂课那样地沉默着和认真着。我忽然改变了主意,我不想讲那些故事啦,因为西南联大的故事离你们实在是太远了。

    我说的远,不是时代和时间的远,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远。你们坐在这里,号称是北大学子,然而,你们离当年的北大学子,西南联大有一种精神源头的隔和远。所以,这些故事解决不了你们的实际问题。西南联大的学生,他们穿越战火,悲歌向前,读书救国。他们是民族精神和自我觉醒的一代精英。而你们,虽然头顶名校桂冠,你们只是“被动成长”和“成功压抑”的产物。

    我今天如果讲故事,对我很容易,可以煌煌万言,因为我已经写出了几本书,还做了纪录片。而听故事,对你们也不难。你们都是考试冠军,否则进不了北大。你们会把这些故事当作“知识”与历史一样,转眼就背得烂熟。然而那又能怎么样?你们又多了一种死的知识,如此而已。然后你们知道我是西南联大方面的专家。如此而已。

    你们是我的师弟师妹,我们有血浓于水的一脉相承的校园情。我们,不该是一只大木桶和一只小木桶的关系。就是说,我把我的知识倒一些给你;而是我要关心你们的成长,你们也想从我这儿明白一些迷茫的问题。我们之间是生命的呼吸和延续,校园精神的传递的关系。

    此次来北大,我的初衷是要打动你们,打动你们的思想。而不是又增加一点你们的积累,你们的“知识包袱”。所以我决定不讲故事啦,我要讲一点我的思想。这些思想并不系统,但是鲜活,现实,能够触动你们,能够触动社会。我从来认为,那些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之类,是最没有用处的,有用的只是细节,具体的环节。这在哲学上是有一派的。用几个观点,来传播我给你们讲的思想,我不管它能不能形成“系统理论”,我相信它能进入你们的灵魂。因为它是没有人对你们讲过的。

一 压抑的胜利

    你们坐在这里,你们考入了北大,但我并不认为,你们就是天之骄子,就是精英。说实话,我认为,你们能够考入北大的那种因素,那个分数,其实并不是那么光荣,那么有力量,那么有积极意义的。相反,它是一种消极的标志。并不是你们真的比你们的同学优越,聪明,用功,有天才,有前途,你们才坐在这里。而是你们比你们的同学更能够接受压抑,配合压抑,与压抑你们的学校和家庭,老师和家长配合,服从,压抑了你们青春的个性,是这种对压抑的服从,是你们通过了考试机器,使你们得了高分,进了北大。

    我称之为“压抑的胜利”。你们赢了吗?不,赢的是你们的老师和家长,而你们是这场博弈的牺牲品。你们这些高分的宠儿,比起你们那些没有考上北大的同学,你们少了反抗,少了天真,少了活泼,少了游戏,少了恋爱,少了美丽,少了俏皮,少了青春,少了分数外的许多最宝贵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恰恰是能够使你们的人生可能幸福和成功的要素。可是为了高分,你们都把它付出了,都把它牺牲了,你们屈从于老师和家长的苛刻要求,拼命压抑自己,才得到了这个结果,考上大学,并且是北大。

    那些没有考上北大的同学,也许他们更多地保留了自己,保留了选择,保留了活力与美丽,他们的人生会可能比你们更加成功和幸福。因为他们保留了更多的对自己和对生活的热情,更多的个性。我观察到,情商较高的孩子反抗这种压抑最多,而情商其实决定人的成功人生。这就是为什么在北大这类的名校里近年来会发生所谓精英学生自杀的事件。

    这就是考上北大之路成了自我毁灭之路的原因。因为你们会把这种压抑当作是成功的必要,当作是人生正面的经验,误以为就这样被动地学习,生活,加大对自己的压抑,就可以完成一个成功的人生。这是一个太大的谬误。这种对人生和事业理解和开始的谬误,必须停止!你们必须重新评估自己考上北大这件事情,必须重新总结自己为什么能上北大这个消极的经验。

    我们国家的教育制度正在改变中。你们曾经搭上的那班考试车高分车,也在发生变化,在发生一种宽容的合理的具有多种选择性的变化。你们是过去消极考试的产物,如果不能够迅速地调整自己,调动生命的真正活力,那么一条路走下去,你们死定了!有个叫坎贝尔的人说过:“最坏的生活,是没有选择的生活。”你们正是从那样的生活中走过来的。

    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曾对我说过:西南联大的学生,不是一个模子出来的。每个人都像一粒种子一样,而教育是配合这个学生的个性来实施的。可你们却是被压成了“一个模子出来的”,你们的样子不是你们所选择的。对于你们而言,选择太有限,可能是选择一个发夹,一件名牌衣服这样的无价值无意义的选择罢了。

    更多的时候,你们不敢说“不”,更不敢说“我要”。所以,你们成了一批只能在小事情上撒娇,而却在大方向上完全服从的孩子。这就是今天中国家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大失败。

    古人说:“入门须正,立意要高。”我的师兄钱理群说:当今中国教育的败绩始于中、小学。这是看到你们的根子不正啊。你们是被种歪了的一代。你们必须猛省,立即进行自我纠正。因为大学已经成为名利场。而你们成为垫场的石脚。没人管你们毕业后踏入怎样迷茫的境地。

    活成一个自在的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明白自己人生价值的人。否则,我看到你们如何在台上鹦鹉学舌般地“演讲”,如何大合唱,又是一代“驯服工具”,我悲哉!中华的未来在哪里?这个民族要有希望。

 

 

 

 

 

 


习近平开经济座谈会的8大信号

正和岛

2014-07-09

    导读:7月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虽然这并非习近平任国家主席以来首次阐述他治理国家的经济思路,但乃首次在多位知名经济学者面前表达了他对中国经济改革诸多问题的看法,值得市场人士认真学习研判。

三个关键词

    参加此次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的经济学者有林毅夫、刘世锦、樊纲、李扬、王战、胡鞍钢,共6人。习近平表示,“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今天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就是落实这个决策部署的重要体现。”今后这种会议将制度化。

    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讲话中有三个词频繁出现,分别为“必须”3次,“加快”3次,“准确”4次。

    在论述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时,习近平强调“实现我们确定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

    在谈及中国经济改革步伐时,习近平提出“要立足国情,根据条件变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全面深化改革步伐,推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但习近平在提出加快改革步伐的同时,他强调“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准确把握近期目标和长期发展的平衡点,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的着力点,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结合点,在转方式、调结构、保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习近平的经济思想

    事实上,关于习近平的经济思想,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讨论都比较多。

    今年4月21日,《学习时报》刊登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文章《习近平总书记经济思想“十论”》文章;5月份习近平赴河南调研,表述“新常态”这一新提法,迅速就有学者将这一提法命名为“习近平常态”;而早在去年就有日本媒体提出“习近平经济学”这一概念。审视历次习近平关于经济问题的表态可以发现,其经济思想未发生任何变化:

    1、中国现在的所有问题的核心依旧是经济问题,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没有经济发展就谈不了其他问题;

    2、要想继续发展经济,发展好经济,就要加快经济改革,调结构(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经济、民生保障等问题)不能因为稳增长而停止,在用好无形之手的同时,有形之手懈怠;

    3、在加快改革的同时要准确把握好各种问题,改革速度很重要,但要方向和目标更重要,改善民生要守住底线。

 八点观察

    1、建设新型智库,听取专家意见,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料今后此类会议更加常态化、制度化。

    2、总书记就经济形势听取专家意见,以往也有过,有的公布,有的不公布。但此次座谈会是十八大以来首次公开报道的由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经济专家座谈会。

    3、我们分析,这次座谈会有可能也是为半年度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准备。半年度中央政治局会议会总结上半年,部署下半年。对于市场关心的短期政策,需要在此次会议上才能较为明确。

    4、座谈会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国务院相关部门、部委负责人到场。从新闻联播画面看,中央政研室主任王沪宁,中办主任栗战书,中央财办主任刘鹤,中央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全国政协副主席、央行行长周小川,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商务部部长高虎城等经济官员到场。

    5、参会专家研究中长期问题者居多,这也符合本次座谈会的特征。

    6、从内容上看,主要谋划长远,强调的是中长期问题,对短期增长速度问题基本没有涉及。这符合此次会议的特征。我们认为,中央和国务院在经济工作上基本形成了明确的分工,过度解读是没有必要的。

    7、从重点上看,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对转方式、调结构强调篇幅较大,用词力度也很大。“转方式、调结构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8、平衡政策料将延续,市场需要观察和适应节奏变化。目前看,市场上关心的稳增长政策应无太大变化。

 

对于中国经济,与会“智囊”近期这么看

    1、王战(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院长)近期观点:对三大变量要提前设置预警

    王战在6月21日“中国经济转型与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论坛上指出,今年上半年服务经济带动产业结构向好转型。中央将今年GDP目标从8%下调到7.5%也是因为第三产业创造就业的相关系数更强。

    他还认为,房地产还没有到泡沫捅破的时刻,但迹象已显。房地产供过于求将出现在2016年,政府需要同时对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和产能问题这三大变量提前设置预警。

    稍早,王战在4月18日的“卓越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表示,前几年的宏观调控太频繁,让市场和企业无所适从。而现在经济波动如果没有触碰底线,中央就不会出短期刺激政策。

    2、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近期观点:力争一两年进入增长“新常态”

    在3月份的2014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刘世锦提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说法。他指出,力争通过一两年的努力,中国经济将转入增长新常态,或者“中高速稳定增长期”。期间需要经历一个底部的探明,之后6%至7%的增速将持续5年或者更长时间。与此同时,这意味着过去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驱动的投资高增长时代将结束。

    对于楼市,刘世锦不认为将大幅上涨。他曾在5月中旬第八届中国国际钢铁大会上表示,目前房地产市场已近拐点,新增住宅需求峰值将在2015年前后,从基本供求上不支持房价大幅上升。

    3、李扬(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近期观点:中国需要微刺激

    李扬在6月14日“2014中国企业竞争力夏季峰会”上坦言,中国经济面临着减速问题,不得不承认中国需要微刺激,而稳经济需要投资。要充分发挥国家开发银行等投资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对于地方债,则要“关后门”,将地方融资平台逐渐转化为国有甚至混和所有制公司,划清政府边界。

    李扬还认为,中国可以借鉴美国做法,将研发等纳入GDP产出统计中,新统计口径将增加GDP。

    李扬还在4月末的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上对城镇化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说,很多农民表示不愿成为市民,目前而言城镇化的进程并不乐观,因此房地产是否还会继续繁荣还有待考证。

    4、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行副行长)近期观点:中国快速增长可保持20年

林毅夫坚信中国经济后发优势巨大。他曾在多场合表示,从2008年开始,中国仍会有2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期。他指出,自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是国际周期因素造成的,而非中国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或其他体制因素。与此同时,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主张。

林毅夫近期因为与张维迎关于政府角色的论战再引热议。他上周在纪念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座谈上表示,市场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这说明政府做的大部分是正确的。这与张维迎“政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更好”的观点针锋相对。

    5、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近期观点:“两只手”优于“一只手”

    胡鞍钢教授6月2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是统一互补的,且“两只手”优于“一只手”。正确处理政府市场关系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的作用少一些,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此外,胡鞍钢近期在《社会主义——中国成功的制度优势》一文中指出:要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凝聚人心,动员整个社会的各种资源,使国家统一强大。他还强调,中国必须坚持自己独特的党和国家集体领导决策制度和机制。

    6、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近期观点:政府弹药充足,保7.5%无虞

    樊纲在6月20日的华侨银行(中国)春天论坛上指出,中国财政存量还有4、5万亿,还有项目没有动,今年上半年财政该花出去的钱还没有花出去,这个部分已经达到7.5%的水平。他认为,如果把手里的弹药发出去,下半年上升趋势有望。

    樊纲还认为,一季度增长7.4%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软着陆。而中国房地产在2010年就已经出现拐点并软着陆。他指出,中国之前两位数的增长并不正常,伴随通胀和资产泡沫。中国还没有走完高增长道路,潜力巨大。今后几年GDP会保持在7.5%至8%。

 

 

 

 

向美国政府学习如何与专家学者打交道

欧美内参

2014-06-29

    美国政府会花大力气接触重要的智库,通常是通过一些不易察觉的小型秘密圆桌会议。事实上,对华盛顿的那些雄心勃勃的智囊来说,没什么比参加上一场由最重要的政府官员主导的会议来得更重要了。整个场合充满了“密谋与仪式”的意味。那么美国政府是如何听取智库意见的呢?

    首先,作为一名智囊,你会收到一封简短的邮件,通知说已被邀请参加一场“不公开”的会谈,与一些大有来头的官员进行简短的会面——通常这些官员的头衔是副国务卿、总统特别助理,甚至是(但愿不会如此!)是国务卿或者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智囊们显得飘飘然了,“他们读过我的文章,总算是明白我的智慧所在了,我说不定能当上下一任国家安全顾问了。”

    然后这位智囊清空其他日程,比如关于南奥塞梯分离主义的研讨会。接着,估摸着政府等的时间差不多了,回上一封邮件说自己有时间,可以在日程中腾出那么一会儿。公民信息和社保账号都需要提供,以确保安全。与各种人员一通邮件之后,时间确定了下来,基本的规矩也都交代清楚。所有人员的名头里都写着“特别”两字。智囊从没跟同事提起一个字,但在聊天的字里行间里疯狂地寻找空隙对他们暗示自己要高升了:“不好意思,我很想去参加你的这个会,只是我得和国防部长会个面。”

    在会面当天,智囊提前来到了一幢戒备森严的巨大政府楼房,穿过无数安保,踏上许多级台阶,终于在一间铺着木地板的房间停了下来。空气里充满了洗洁精的味道,还充满了权力的味道(有时也可能是一件现代感十足的会议室,安装有电视监视器和时钟)。房间外围坐着众多穿着考究的员工,拿着政府派发的笔记本准备记录。智囊在圆桌中间坐下,略感失望——还有许多熟人也在,包括那个他曾婉言拒绝,顺带暗示要去跟国防部长开会的那位。

    过了一会儿,一位热心的专员进来宣布,会议主持人很不巧在另一场关于紧急国际事务的会议上被拖住了,不过只要他得空从总统军情室出来,很快就会过来。实际上,会议主持人只是在收邮件,但长久的工作经验告诉他,让人等待方显优势。

    十五分钟生硬寒暄过后,这位智囊就能看见在任何一次会议上都能看到的场景,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踱步进屋,慢慢在上座坐下,然后郑重地宣布,很荣幸能请来这些优秀的专家帮助解决关键的政策问题。他简短地介绍了一下现在美国政府的工作重心,然后声称“我们急切地想倾听您们的宝贵意见。”这时一位智囊勇敢地举手,并仗义执言,援引自己最新的文章,说了些理论。接着大家争相加入对话,重提自己那些陈旧的立场。

    四十三分钟之后,智囊们的“时间到了”。那位热心的专员再次介入称,会议主持人必须参加另外一场重要的会议。这位政府高级官员感谢专家们的到来,恭维他们层出不穷的建议以及开诚布公的结论。接着他随便找了一名专员来总结今天的要点,向“楼里的人们”传达,然后自己信步而出。

    于是这出话剧就结束了,智囊们回到他们的办公室里,继续开始他们的思索。但是这样的“仪式”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是否见证了华盛顿颇负盛名的政学交流?这是不是就是政府受到新鲜思想重振活力的真相?

    作为一位在圆桌两端都坐过的人,我对这种场合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虽然仪式化,但它仍旧起到重要作用。这样的会议,其目的并不在带入外界观点。对于政府高级官员来说,外界的观点——即便是好观点——都如同鸡肋,是如同在沙漠里卖钻石:概念永远是好的,但是要实施确实难上加难,等于无用功。当他对着智囊的观点表示赞许地点头并侧耳倾听时,心中其实依然对这些观点熟悉到有些厌倦,所有这些观点,要么已经在实施了,要么根本没法实现。

    但他既然这么忙,为什么又要花时间这么做呢?那是因为这些智囊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讽刺的是,原因并不是他们能提建议。智囊是用来检验政策正确性的。他们写评论,向重大报刊提供简明扼要的论断,甚至在新闻节目上抛头露面。当一个不可能完美的政策出台受到检验之时,政要官员们急切地希望这些智囊们提供反面观点。因为智囊们对国会和公众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消息来源。因此,这样的智囊圆桌肯定会在重大外交会议或是出访之前开,然后就会有一大批媒体报道这个政策,并提出质疑。

    很多智囊理解这样的流程。他们知道没人真正在意这种流于形式的圆桌会议,他们更愿意依靠小型的私人会面,向政府的联系人榨出些真正有用的信息。但这样的会议确实对他们有帮助。他们通过这样的会议抬高自己的身价——并且显示自己的能量。“昨天我和副国务卿在一起,他说……”这样有分量的话增加了他外在的可信度;有了媒体关注,出资人的青睐,以及同事的认可,他们更愿意去服从这种“洗脑”的活动。

    那么,你要如何说服一名清醒的专家某个不完美的政策是必需且最好的办法?尤其是在他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的情况下?当然不能通过直接地说服——如果政府高级官员足够明智的话,他不会花太多时间去为自己的政策辩护。事实上要说服,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会议本身说话。这种会议,给了智囊们接触权力的机会,场面和隐秘性都是为了让智囊们认为自己有话语权并且和政策关系密切——这就是一种“局内人”的幻觉。在智囊们看来有机会能说服政要的会议实际上是一场“被说服”的会议。当然,这并不总是奏效:基本的立场并不会随之改变,而“政策检验员”们的批评也总是锋芒毕露。但最大的秘密在于,即使智囊们明白真正的目的,这样的会议还是能吹吹耳边风。权力不仅是最强的春药,其本身便具有说服力。

    (本文原载于《外交学人》)

 

 

 

 

 

修改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 李克强要关门打狗

消息

2014-07-03

    《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该决定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1、这是继李总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第一次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上提出完成房产登记制度,为收房产税做好准备之后,出手的又一个关门打狗的动作。

    2、只要是中国人的钱都要登记申请,一个不漏,无论这个中国人现在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在中国,帮中国人管钱的外国公司,也要申报,由此可见,中国的税收模式要彻底抛弃房地产,全面转向美国模式。

    3、把钱转到海外投资的,也要报告是赚、是赔,有分红今后,也要在国内交税。

    4、外管局拥有检查你申报数据是否真实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你敢谎报或少报,可以罚光你。

    5、外管局手脚要干净,不能与富人联手做假,杀无赦。

    6、此规定,实际上,是为了抑制近十年来,大量资产转移海外投资做准备的,你转移不怕,现在要申报,不报就罚,除非你全家移民,按国外当地税法交税。中国是单一国籍制的国家,你移民,你在中国的资产和企业也要同步变更,如果查你做假,就可以继续罚,这次修改,与我们升斗小民无关,主要是针对双栖富人(在国内置业,在国外生活)的。

    7、学习美国,要求所有帮中国人理财和想办法帮中国人隐藏财富的外国银行、私人银行都要如实上报,不老实的,列入黑名单,无法再做中国人的生意。

    8、外管局有检查权和处罚权,成为实权部门,可以全球追讨财产,这是个大生意,也是肥差,不少国外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都来抢做这门生意。

    9、外管局会加大与外国政府的合作,有钱大家赚,反正这此转移出去的不明不白的钱,也从来没有打算回流,不抢白不抢。

    10、移民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通过这个条例,越来越多人面临身份选择和机会选择的问题,今后三年,将是贪官出逃的高峰年份,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

    11、温在任时,放任中国资产海外转移,习大大和李总理闭门开会发现土地财政已经涸泽而渔,家里实际上可能揭不开锅了,原来的财税模式不可持续,因为房价和地价不可能升到天上去,被逼转向美国的税收模式,三年后开征房产税、五年后开征消费税、十年后开征遗产税。如果大家还有印象,财政部部长接受新华社专访时不小心透露出来,现在全国实际交纳个人所得税的总人口才不过区区4000万人。大量富人和拥有高额灰色收入的官僚阶层根本不交税的。房产登记是大杀器,因为中国人家庭的财富50%-70%是体现在房产上的,不少富人和贪官担心,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安全,十年前都玩起移民和裸官的运动,现在这个潮流已经扩大到整个富裕阶层,如果不能制止,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赚钱,到海外投资和消费,中国被将这些抽水泵给抽干。相信后续还会有更暴烈的政策配套出台,一句话,关门打狗,不让你的钱流走。

    如下修改:

    一、第二条修改为:“国际收支统计申报范围为中国居民与非中国居民之间发生的一切经济交易以及中国居民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状况。”

    二、第七条修改为:“中国居民和在中国境内发生经济交易的非中国居民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准确、完整地申报国际收支信息。”

    三、第九条、第十条合并,作为第九条,修改为:“中国境内提供登记结算、托管等服务的机构和自营或者代理客户进行对外证券、期货、期权等交易的交易商,应当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分支局申报对外交易及相应的收支和分红派息情况。”

    四、第十一条改为第十条,修改为:“中国境内各类金融机构应当直接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分支局申报其自营对外业务情况,包括其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其变动情况,相应的利润、利息收支情况,以及对外金融服务收支和其他收支情况;并履行与中国居民和非中国居民通过其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活动有关的义务。”

    五、第十三条改为第十二条,修改为:“中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外有直接投资的企业及其他有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非金融机构,必须直接向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分支局申报其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其变动情况和相应的利润、股息、利息收支情况。”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三条:“拥有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中国居民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申报其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有关情况。”

    七、第十五条修改为:“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分支局有权对中国居民和非中国居民申报的内容进行检查、核对,申报人及有关机构和个人应当提供检查、核对所需的资料和便利。”

    八、第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银行、交易商以及提供登记结算、托管等服务的机构应当对其在办理业务过程中知悉的申报者申报的具体数据严格保密。”

    九、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合并,作为第十七条,修改为:“中国居民、非中国居民未按照规定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的,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分支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十、第十九条改为第十八条,修改为:“国际收支统计人员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依法给予处分。”“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其分支局,银行、交易商以及提供登记结算、托管等服务的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我国第二第三大水电站投产 装机总量接近三峡

----这些工程是国家实力和技术进步的助推器

2014-07-11

    我国第三大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的最后一台机组7月10日正式投产运行。至此,中国第二大水电站溪洛渡水电站(6月30日投产)和第三大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日前全部投产,西电东送西南电源建设创下阶段性成果。

    溪洛渡、向家坝两座大型电站位于金沙江下游,装机容量达到2026万千瓦,接近三峡电站装机容量。2012年7月4日,三峡工程最后一台70万千瓦巨型机组正式交付投产,总装机容量达到2250万千瓦

再建两个三峡

    据《第一财经日报》7月11日报道,记者从两大水电站业主方长江三峡集团了解到,两座电站总投产装机达2026万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880亿千瓦时,相当于又投产一座三峡电站。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董事长卢纯表示,两座电站总装机2026万千瓦,相当于2012和2013年全国水电投产装机的近一半,平均每年可以为全国提供大约88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耗3000多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500多万吨,创造近3万亿元的产值。

    金沙江是中国最大的水电基地,居“中国十三大水电基地规划”首位。这两座水电站所构成的金沙江下游水电开发一期工程输出的清洁电能分别送往华东、华南、华中地区及川滇两省,将大大缓解受电地区用电紧张局面。

    紧接这两座水电站的投产,金沙江下游水电开发二期工程也在紧张筹建中。二期工程包括乌东德、白鹤滩两座巨型水电站,其设计装机容量之和超过2000万千瓦,与三峡电站大致相当。如果这两座电站完成,将实现此前长江三峡集团所规划的再建两个三峡的目标。

奠定百万千瓦级水电机组的研发基础

   在三峡电站之前,国内厂家尚不具备制造35万千瓦以上水电机组的能力。70万千瓦的水电机组技术更是仅为ABB等少数国外厂商掌握。但我国大型水电轮机装备国产化的基础上,上述两座电站则直接承担了将国产水轮发电机组从70万千瓦到80万千瓦世界最大单机容量的跨越。

    其中,溪洛渡电站除气体绝缘金属封闭输电线路(GIL)外,全部使用国产设备、材料,许多国内设备、材料在溪洛渡电站首次使用,如77万kW机组发电机出口断路器(GCB)、77万机组首次使用推力塑料瓦、定子铁片等。大容量国产化发电机组出口断路器成功应用,摆脱了大型电站发电机断路器长期依赖国外进口的局面,并跻身于全球少数能够生产该类高端设备的国家之列。这打破了欧美、日本的技术垄断,大幅降低了设备采购成本。

    以硅钢片为例,在三峡工程建设前,国内的硅钢片几乎全靠进口。但三峡集团机电工程局技术管理部主任吴仲平对记者表示,借助三峡集团旗下重大水电工程的平台,国内厂商一举突破硅钢片的国产化,曾一度使硅钢片的价格从每吨5万元掉头跌入每吨1.9万。
吴仲平告诉记者,从运行效果来看,国产产品的技术水平已经能与欧美国家同类产品并驾齐驱。

    这些技术创新,为我国制造百万千瓦世界最大单机容量水轮发电机组提供技术支撑。据了解,国产百万千瓦级世界最大单机容量水轮发电机组未来有望在乌东德、白鹤滩水电站上首先实施。

 

 

 


外资控股的阿里巴巴将垄断中国经济命脉

报警

2014年7月12日

    阿里巴巴正在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循环是:(1)生产商品;(2)流通商品;(3)消费商品。其中(2)是最重要的环节,而阿里巴巴几乎将完全控制这个环节。流通商品由三个部分组成:(a)信息流(商品交易);(b)资金流;(c)物质流,都将由阿里完全控制。

    (a)信息流:阿里拥有全球最大的B2B网站(企业对企业交易)阿里巴巴,拥有全球最大的B2C网站(企业对个人交易)天猫,拥有全球最大的C2C网站(个人对个人交易);

    (b)资金流:阿里拥有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平台支付宝,拥有让银行业坐上火山口的存款平台余额宝和贷款平台阿里小贷和淘宝小贷;

    (c)物质流:阿里主导的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建设中国智能物流骨干网,将在全国任意一个地区做到24小时送达。
在截至今年3月末的2014财年,淘宝总成交总额为1.172万亿元,天猫成交总额为5050亿人民币。在2014年第一季度,天猫单季成交总额达到了135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91%。

    阿里巴巴是完全由美国和日本财团控股的公司。

    阿里巴巴于5月6日向美国证监会递交IPO(首次公开招股)申请。阿里提交的招股文件显示,日本软银集团持股797,742,980股,占比34.4%;雅虎持股523,565,416股,占比22.6%;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持有206,100,673股,占比8.9%;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蔡崇信持有83,499,896股,占比3.6%。《华尔街日报》引述晨星基金(Morningstar)预估,阿里巴巴最新上市估值,将高达2,200亿美元,IPO集资额约260亿美元,将成为史上集资额最高的股票。

    阿里巴巴正在控制中国的IT和互联网产业。

    今年以来,阿里巴巴已相继与海南、浙江、贵州、广西、宁夏、河南达成了云计算和大数据领域的战略合作,将为这些省市提供IT基础设施的整体服务,仅海南的规划总投资将达到50亿元。一般来说,一个省如果与阿里巴巴签署了战略合作,就会出台指导性文件要求各地市统一使用阿里提供的云计算服务。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中国各地政府的IT建设将被阿里垄断,其它大型IT公司和众多的小型IT公司都将走向衰落,如曙光、联想、浪潮等。我们不怀疑阿里的忠诚性,但它毕竟是外资控股的,这等于是间接扼杀了大批民族企业。

    近期,阿里巴巴和另一家外资控股的巨头腾讯加强了对其它互联网公司的收编。一大批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代表性企业“被站队”。

    2014年,阿里巴巴就花了300多亿用于投资、并购:

  1月23日,阿里巴巴斥资13亿元入主医药电商中信21世纪有限公司,阿里巴巴持股38.1%。阿里巴巴收购中信21世纪,主要看中其具有的非连锁医药配送牌照和药品电子监管码、数据库。

  2月10日,阿里巴巴宣布对高德公司股票进行现金收购。此次交易将涉及总现金额约10.45亿美元。交易完成后,高德成为阿里巴巴的100%子公司。去年5月10日,高德获阿里2.94亿美元投资。

  2月17日,阿里巴巴投资在线教育平台及在线英语学习机构TutorGroup。同阿里巴巴集团一起参与B轮投资的还有淡马锡和启明创投,投资共计近1亿美元。此前,淘宝已经开通了淘宝同学服务,而TutorGroup将可以与淘宝同学产生协同效应。

  3月11日,文化中国对外公告,以每股0.5港元向阿里巴巴发行124.88亿股新股,总值62.44亿港元。该交易完成后,阿里巴巴将拥有文化中国60%的股份。

  3月12日,阿里巴巴参与O2O出境旅行服务公司佰程旅行网B轮融资2000万美元。

  3月20日,阿里巴巴对硅谷初创公司TangoMe Inc.投资了2.15亿美元。据估计,阿里巴巴获得了20%到25%的股权。此次投资阿里巴巴为接触到移动即时通讯领域中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打开了通道。

  3月31日,阿里巴巴向中国百货商店运营商银泰商业集团投资6.92亿美元。此次战略投资后,阿里巴巴集团与银泰商业将全面打通会员体系、支付体系,同时将实现商品体系对接。此外,双方还将组建合资公司。

  4月3日,恒生电子发布公告称,浙江融信以约32.99亿元完成了恒生集团100%股权的收购。交易完成后,浙江融信将通过恒生集团持有恒生电子20.62%的股份。

  4月28日,阿里巴巴和云锋基金以12.2亿美元入股优酷土豆,阿里巴巴持股比例为16.5%,云锋基金持股比例为2%;联合UC优视投资“神马”移动搜索,占股30%。

  5月28日,阿里巴巴投资3.12亿新币(约合2.5亿美元)给新加坡邮政有限公司,主要想增加海外跨境电商的运作效率。这笔资产将会用来购买3000万新加坡邮政现有普通股以及之后大约1.9亿的新普通股,届时阿里巴巴将占股10.35%。

  6月5日,阿里巴巴集团与恒大足球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将投资12亿元入股恒大足球俱乐部,占股50%。

 

 

 

 


正式版房产税终于出手了!

2014-06-26

    01. 2014年对拥有两套住宅的家庭,人均建筑面积80平方米以上的部分,视为奢侈性住宅消费,每年按市场评估价征收1%-3%的房产税,且没有减除额;

    02.家庭第三套住宅,每年征收4%-5%的房产税,且没有减除额;

    03.家庭第四套及以上住宅,每年征收10%的房产税,且没有减除额;

    04.取消原《房产税暂行条例》有关个人住宅可按租金收入的12%缴交房产税的规定;

    05.所有商业房产,每年均按租金收入的12%缴交房产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

    06.家庭仅有的一套自住住宅,免征房产税。

    2014年12月31日以前,全国所有城镇都必须将其纸质房产档案录入电子信息库,并建立本地的住房信息系统;2014年12月31日以前,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的住房信息系统都必须与住建部联网,不得以任何借口推延;2014年农业部将选择两省试点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完成这么重要的信息赶快告知你的朋友们!

    有多套房产的朋友,该处理就处理,不处理就交税吧。如果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十年后中国最便宜的东西有可能就是房子,说十年后房子便宜,是相对人均收入而言的,比如现在人均月收入是3000元、房屋均价是每平方8500元,而十年后人均月收入是1万元时,房屋均价可能是每平方12000元,相对而言,房屋的价格当然比现在便宜多了,因此,现在高价买的房屋放到十年后非但不保值增值,还会严重贬值!为什么呢,原因如下:

    一、对比古今中外房价,中国现在的房价处在房价最高时期,以目前的房价,一个年收入8万元的家庭,全家不吃不喝整整15年才能买得起一套100平米的三居室普通商品房,这个代价是非常高的,房价如果继续上涨,社会各方面都无法承受,既然无法承受,房价就失去了上涨的动力,也就是说现在的房价,相对老百姓的收入来说确实已经到顶了。

    二、中国已经实施了十几年的“土地财政”政策,随着“地王”时代的结束,“卖地财政”越来越难以为继,政府部门开始转变思路,将逐渐从“土地财政”向“物业财政”模式转变,也就是向房屋持有人征收’物业税”的方式取得新的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这无疑会增加房屋所有人的持有成本,降低房屋作为家庭财富的吸引力。

    三、那些目前全国经济发达的地区,持续吸引外来人口流入,是促使房价不断走高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随着区域经济开发步伐的加大和产业资本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经济发达地区的总人口在十年内会出现此消彼涨的趋势,2010年开始的“用工荒”已经是一个苗头,预计十年内经济发达地区的外来人口将会是负增长的趋势,人口的负增长当然会导致房屋需求减少,进而促使房价下降。

    四、中国已经实行30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是终结房屋价格上涨的最强有力的杀手,支撑房价不断上涨的最根本的动力还是“钢需”,即“新人”的需要,可是由于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新人”的数量逐年减少,事实上中国社会现在已经步入“老龄化”国家,再过十年,中国社会将会更加衰老,年轻人将成为“稀缺”一代,对房屋的需求将会大幅度降低。

    五、目前的社会中坚是60后、70后的这批人,这些人的消费能力和购买力无疑是整个社会中最强的,市场上购买别墅和豪车的基本上都是这批人,这些人中的许多人现在拥有不止一套高档商品房,而这批人的后代恰恰都是“独一代(独生子女一代)”,十年后“独一代们”也长大成人了,这些“独一代”从父母和祖父母那里继承的房屋将达到“人均三套房”的水平,请问“独一代”如何消耗这些房屋呢?只能或租或卖吧?可是指望同为“独一代”的同龄人互相“接盘”无疑是天方夜谈!

    六、十年后,中国的老龄人口比例将达到25%,可能会有大量老年人住进老人院(“独一代”以一对四,无力照顾这些老人),老人们住进老人院后会产生大量空置房屋,也许今天的许多老新村在十年后因人气太少将沦为“鬼村”。

    鉴于以上所述的原因,房屋将不会成为财富保值增值的手段,那些做了几十年房奴的人等来的将是房屋的贬值,现在高价买房的人换来的将是无限的悔恨!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现发出何新与刘军洛的两篇文章,这两个非主流学者都在异口同声地大骂中国的经济学家。到底是什么原因,请读者仔细阅读。

    原编者按:经济学家搞垮中国。智者就是智者,十年语如新,面对现实,仍然“句句中肯字字诛心”!该为现实负责的,除了经济学家,还有这些年的当政者,历史是严肃的,不会永远被受蒙蔽。

经济学家搞垮中国

----何新第四次谈话

中国社科院 何新

    问:一些改革派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改现在已到了攻坚的最后阶段,一个十字路口,向前走,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向后退,就是回到计划经济的死路。 

    何:此类理论,正是近几年来误国之谈的标本。什么叫完善市场经济?墨西哥算不算?论人口,主要也是白种人,欧洲文化渊源,与美国只是一条线之隔,它的经济处于什么样的状态?究竟什么叫“完善”的好经济?我认为,只有能安国利民的经济才是“完善”的好经济。否则,乱国害民的经济,祸国殃民的经济,不管可以讲得如何天花乱坠,明智的统治者都应当坚决摒弃之!我从不反对改革。我从来不主张仅从理念、从意识形态角度去评价改革。我认为评价的标准只能是依据事实,依据政策的后果,依据实践。人们谈论前苏联失败的原因,讲了各种原因。其实我认为根本原因很简单,就是在一小撮知识分子主导下发生了政治意识形态崩溃,这是前苏联解体亡党亡国的最主要原因。强大的苏联帝国,毁灭于少数知识分子主导下的意识形态大崩溃。强大的苏联经济体系,也毁之于一小撮经济学家在哈佛制作出来的“ 500 天计划”。现在人们看到了,这 500 天哈佛私有化计划造成的后果,是使苏联在经济上至少倒退了50 年。中国当前确实也处在十字路口。近五年来私有化运动的后果,已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广泛层面上,逐渐浮现。中国的社会形势、安全形势和国际环境当前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再往前继续沿这个方向攻关攻下去,我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前景。 

    对当前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才能解释,也才能找到恰当的对策。我个人认为,对今天中国隐伏着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之尖锐,作严重估计并不过分。 

    我认为当前国有制的转制应当立即终止。如果讲德政,这是最大的德政,会大得人心的,尤其会得千万下层人民之心。中国当前的国力是能够解决国企问题的,只看政府想不想解决。  

    问:您在 2000 年 3 月,曾发表过一篇谈“十年后的中国”的采访。您当时曾说,今后的十年对于中国也许是腾飞的十年,也许是一切积累问题总爆发的十年。因为各种不可测的不安定的因素正在积蓄,很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地被引爆出来。现在已经过了五年,您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何: 2000 年 3 月,中新社一位记者来采访我,我向他谈了一些看法。这篇采访后来全文发表在当年第 4期和第 5期的《广角镜》上。在这个采访中,我比较系统地反思了那几年“新政”下的经济路线。我当时在文中谈到的问题,是我当时已憋了很久的话。 

    例如我尖锐地谈到了全民教育和卫生体系被破坏的问题。我说:实施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政策,使毛时代遗留下的全民免费(低费)普及教育及全民卫生体系殆乎完全崩溃。当今全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以致包括中国的台湾地区,)都有某种类型的免费义务公立教育和社会福利医疗制度。只有中国的改革方向是使国立学校和医院市场化,使私立学校和医院贵族化,使穷人看不起病,穷人孩子上不起学。现在,中国出现了很多贵族庄园和贵族子弟学校。但是穷人孩子受教育的权利被漠视,竟要靠私人筹款和社会捐资(什么“希望工程”),而原有的国立学校和医院,竟变成了可以大赚其钱的市场。我看过联国教科文组织拍的一些纪录片,我看到,连非洲尼日尔那种世界最穷的国家,其总统还在关注要让每一个穷孩子都能得到受教育的权利,让每一个穷人都得到医疗保障的权利。而中国贫苦群众的这种权利却正在被市场化进程所剥夺,——通过高学费的壁垒,穷人的孩子世世代代将被抛弃!而平民得到医疗卫生救治的基本保障(公费、半公费医疗),也被从根本上破坏了。 

    不要说毛泽东我相信就是邓公如果活在今天,他也绝不会同意这样干!

    问:您的这个采访,当时是在香港发表的,大陆的许多朋友也许看不到这篇文章。请问您当时这篇谈话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何:我当时主要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首先抨击了当时热得烫人的“新经济”(“知识经济”),我说那是一个“大泡沫”、大骗局,并且断言泡沫即将破灭。

    第二,我说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并不是强敌外患,而是指导改革的整体思路出了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发展战略有问题。我说中国人不能老是被美国人和西方提供的经济改革模式所诱导。不能老是跟着美国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中国人设置和引导的路子走,那是一系列的圈套,走一步,陷一步!

    第三,我说当前中国经济中应当最被政府关注的首要问题,并不是抽象的增长率,而是失业问题,这将是今后将长期困扰国家的问题,也是会直接导致社会发生动乱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使得一切高楼大厦、长桥快路暗然失色,使一切乐观的经济统计失去意义。我说很奇怪,在全世界,都把失业率下降与社会就业率上升,看作关系经济景气评价的最重要数字。但这个数字在中国居
然不被列入统计。[原文:什么增长率多少,多少企业已经脱困了,等等。你可以列出很多很多数字,也可以提供很多让人很乐观的情况,而且你可以讲很多大中小城市基本设施都改善了,高楼大厦,高速公路修建起来了,这些情况都是事实。但是,只要这个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如果在今后十年当中问题甚至越来越大的话,那么,中国一定会走向动乱。]

    第四,我说我认为,近些年搞的税制改革是失败了,因为我们引入了一套基本悖离中国国情的分税体制。这个税收体系是一个十分奇怪的体系。它是一个主要针对生产型企业的高税率制度,任何生产企业按此制度纳税,最终都会逼得破产。所以设法逃避,早已成为各类企业不成文的约定。我说中国的税收本来应根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以低税收鼓励投资发展的体制。但我们丢掉自己原有的低税体系,盲目跟着西方的所谓“规范”制度跑,以重税压得公私企业都抬不起头来。再加上种种不公平待遇,这也正是国企垮台的原因之一。但是其实,当年对这个问题,我研究得还不够,因此并没有谈透彻。

    问:那您现在可以深入讲讲。您当时为什么如此关注财税改革问题? 

    何:所谓税改,根本是财改,因为税赋是财政的来源。 90 年代的这次税改给予地方很大的财税独立自主权。各地与中央分灶吃饭,各挣各的钱,有钱吃肥肉,没钱就饿着。实际上,种种地方保护、地方自治、地方割据已经孕育在这种分税改革中了。在此次税改之后,国家对地方财税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大地被削弱。各地的地方主义大大地得到加强。你看今天的中国,富的城市车水马龙,每年种花养草可以花掉上百个亿。而众多贫穷的地方,不仅教育没钱,公用事业没钱,连基层小公务员的工资都不能如期发放。国家、中央面对如此严重的区域性差距,竟视若无睹,束手无策!其实办法很简单,国家从富裕地区多征一些消费税、多调一些钱过来,不就可以帮助那些穷地方吗?不是不能办,而是新自由主义“国家少干预”的主张不让中央政府这样办。这种不平衡政策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国发生严重的区域性两级分化。穷的地方穷死,富的地方富死。沿海富裕地区与内陆贫困地区的对比是如此强烈,让人简直难以相信这是属于同一个国家。一面是经济发达世界,另一面是极不发达世界。这些年来,一是国家放任市场自流,不作干预;二是任凭私有化泛滥,这两大问题就是当今中国的万恶之源!  

    问:中国目前的区域性差距,的确是比较明显的。 

    何:这不是一种必然,而是不良制度和政策所造成的。其实总根子就在这个财税改革里。税改之后,地方保护主义和省区经济割据由此坐大,中央对地方财政控制力削弱,地方苛捐杂税丛生。为了扩大地方税收,每个省争办能给自己创利的产业。比如造汽车赚钱,各地就争先恐后一拥而上造汽车。因为烟草是巨额利润和税收的重要来源,结果各个省争办自己的小烟厂,形成国内烟草市场的恶性竞争。然后为了保护自己的产品市场,对外地产品实施或明或暗的种种关门和封杀政策。正是由于税制改革、分税制的实行,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和层层地方保护,可带来短期利润的生产部门大量重复建设,加剧了中国生产力的过剩。国家曾多次发起打击假冒伪劣品的“市场规范”运动(所谓“ 3 · 19 ”)。但是为什么,市场上假冒伪劣品愈打愈多?如今几乎是遍地有假,几乎无货不假。哪个超市敢说自己完全没有假货?原因究竟何在?殊不知,各省、各地区对假冒伪劣明打暗保,边打边保,决不打死。对伪冒品生产,许多地方睁眼闭眼,因为它们是地方财税的重要来源。直接关系到地方财政、官员考绩以及官员收入。有些基层乡镇,财税主要来源靠的就是当地的假冒伪劣产业,当地当然要实行对假冒伪劣品生产的保护政策。各种滥罚乱收费等恶政,也都由这种新税制而来。另一方面,沉重税率压死了国企。而对外资企业,则给以种种优惠不平等的税收和引资政策,以不公平待遇为民族工业戴上沉重的枷锁。 “仅以增值税为例,西方的发达国家用的是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扣除固定资产,而且 16%的税率已经算得很高,不发达国家使用收入型增值税。而我国使用不允许扣除固定资产的生产型增值税,据说只有少数极不发达国家用这个。我们的税改到底是向西方学习,还是向极不发达的那些国家学习?”由于实行新税制,高达 30%以上的所得税率,大大超过国内多数产业投资回报率(国内工业一般平均利润率低于10% )。 

    (香港所得税税率很低,约 15%,较为合理而对逃税者施重罚。因此其税制对企业发展及政府财政均有利。美国税率很高,并且累进征收。但由于美国国民经济收入来源主要建立在国际金融产业以及具垄断性的高科技信息产业收入上,这些产业利润本身很高,所以支付高税率并无困难。另一方面,美国税法对企业税收有弹性保护政策。如果企业当年因完税而导致亏损,则第二年可予减免。且政府在各方面为企业提供良好支持及服务,故实行高税并无困难。)目前的税制与税率的不合理不成熟不完善,是导致产业税负过重,经济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也就是说,您认为假冒伪劣等现象的产生实际是源于制度问题? 

    何:当然有关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有一个流派叫“新制度学派”。他们的教义,是鼓吹自由私有化市场制度可以导致经济繁荣。其实私有制度哪里是什么“新制度”?自从亚当夏娃以来,几千年全世界一直实行着私有制,这是历史上最最陈旧的制度。全部私有制的历史,无非就是人类几千年互相争斗残杀的血腥史。真正的新制度学派是经济学中的马克思学派,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革命论。马克思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制度革新经济学。近年来的私有化、自由化势必导致尖锐社会矛盾。因为富可敌国的一个新阶级已经兴起,而且正在积极谋求对于政治的主导权。 

    官员阶层中许多人也沦为为大款爷们操刀执印的“服务者”。腐败之所以深入政治结构的骨髓深部,根源就在于此。自由派说什么只有“民主化”才能根除腐败问题,纯粹是胡扯!国家再放任不管,越民主越腐败!不要忘记,当年那个民主的古希腊,就是毁在彻底的政治腐败手里。的确,腐败正在导致社会政治组织和控制系统的瓦解,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则正在涣散着人心。前景非常危险!  

    问:您是一直反对对国企转制和实施下岗政策的。但是,国企现状如此,不改革恐怕还是不行。否则,如何解决国企低效益呢? 

    何:某些国企,确实存在着产业组织形式落后的问题。但根本上,并不是这个问题。这个所谓国企低效的问题,在根本上就是一个假问题。有一个著名的希腊诡辩命题。要是有人问你:“你现在还打不打你的父亲?”你怎么回答?“打”,还是“不打”?这个命题的恶意是预先设定的,问题被建立在一个虚假前提上——你曾经打过你的父亲!关于如何解决国企低效益的问题,实际也正是这样一个假问题。新制度学派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在作一种误导。就是说似乎只有国企有问题,那些更加落后的私企,民企,难道就没有自身的组织、管理的落后问题吗?就没有低效益问题吗?就没有破产问题吗?我就不信中国私企中那种封建家族式管理组织,居然比国企中的党委领导制更先进、更科学、更现代!美国近年连续破产的一系列大型企业,包括安然、美国航空等,它们不是被中国经济学家认为正是“产权明晰”、“机制良好”的“现代企业制度”吗?为什么也一个接一个地也破产了呢?我认为,导致 80 年代以来国企大面积生存困难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计划体制下的供求链打破后,国企原有的市场流通链条的破坏。二是支援企业从事远期运作的资金周转的金融链条,被政府的“断血断奶”政策强制切断了。 

    所以国企体系是被经济学家们的馊主意谋杀的。过去说国企效率低,实际上,中国过去的所谓的“三铁”,即由企业自身承担的社会保障,恐怕远没有像现在这样把一切善后问题都甩给社会,给国家财政造成的负担沉重吧!  

    问:我理解您的意思。反思 ,也就是说,您认为应当对近五年来的进程进行反思。

    何:不是五年。我认为,今天应当反思二十年改革所已走过的路。应当肯定那些成果和成就,同时修正那些错误和失误。不能沿着错误的方向“攻坚”到底。中国不能走美国资本主义的路。中国也不应该产生摩根、洛克菲勒、盖茨那种大资本家、大富豪。这话其实是邓小平讲的!邓小平在 1983 年9 月 24 日 曾说:“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中国的经济资源、国民经济的主体必须牢固地掌控在国家手中。有人攻击我一直是阻碍中国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和自由民主化浪潮的“千古罪人”。

    我不否认。我一直是反对针对国企的大规模产权改革和失业政策的。参看“当前经济形势评论”( 1993   2 ),刊《何新经济政治论集》第 79 页。但这究竟对国家民族的功劳还是罪过,那就任由后人去评说。1989 年 8 月,我曾去家中拜访胡绳同志。记得当时谈及时事,胡老有一句话震撼了我。他很感慨地对我说:“我此生生于忧患,希望晚年不会死于动荡。”这句话我一直忘不了。没想到,一晃已快二十年,现在我也过了知天命之年。胡老毕竟是幸运的。他走时还是一个太平之世。拿破仑曾说:大炮毁灭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毁灭现代社会。某些摇唇鼓舌的经济学家们也会毁掉改革、搞垮中国。继续按他们鼓吹的那种方向把改革“深化”下去,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所将面对的未来,究竟是什么局面真的很难说啊!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时 间:2014年07月14日 14:27 (星期一)

经济学家为富人代言

----批评QE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7月14日 纽约时报

    近些年,我们学到的一个痛苦教训是,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政治性,远比我们以前料想的强。你可能会说这不废话吗。但在金融危机前,许多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包括在下——都相信,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已经达成了相当广泛的专业共识。

    在货币政策上尤其如此。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曾宣布,从2001年的经济衰退,以及随后的复苏中学到的一个教训是,“激进的货币政策能缩短衰退的时间,降低衰退的强度。”那时离现在并不久远。当然,我们的两党曾达成共识,赞成用更激进的货币政策应对2007年到2009年的那场严重得多的衰退。是这样的吗?

    不是。我写过很多有关“货币施虐癖”现象的文章,这种现象是指,不管情况如何,不断要求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和其他央行停止提振就业的尝试,并提升利率。我说过,这种现象的持久存在与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而意识形态反过来又和阶级利益有莫大关系。我现在依然这么认为。

    但现在,我认为阶级利益还会通过一个更天然、更直接的渠道发挥作用。很简单,尽管宽松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或许有助于经济,但它们却会直接损害一些人的利益。这些人的大量收入来自债券,以及其他一些付息资产——主要是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尤其是最富有的那0.01%。

    截至目前的情况是:五年多来,美联储一直面临着一个由经济学家、专家评论人士、政界人物和金融业大亨组成的联盟的严厉指责。他们警告称,这么做是在“让美元贬值”,可能会造成失控的通货膨胀。你兴许以为,一些人预测的通货膨胀一直未能变成现实这一点,至少会让人们多想一想,但是你错了。一些批评人士已经为保持政策需求不变找到了新的理由——这关乎通货膨胀!不对,是关乎金融稳定!——但大部分人只是继续重复同样的警告。

    这些永远持错误观点却从不存疑的批评人士是谁?他们都来自政治派系中的右翼阵营,我想不到任何例外情况。但右翼人士为何与通货膨胀偏执狂携手而行呢?其中一个答案是,用货币政策抗击衰退是政府激进主义的一种形式。而且保守派不愿为政府行动可能会带来积极影响这个说法正名,因为一旦走上这条道路,你最后便可能会赞同政府担保医疗保险这样的项目。

    但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导致那些捍卫富人利益的人埋怨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些富人的收入中,颇为重要的一部分来自债券利息,而低利率政策导致这类收入大幅减少。

    对低利率的抱怨,采取的形式通常是称低利率给美国那些靠存款利息为生的退休人员造成了危害。但上了年纪的美国人的利息收入主要流向了规模较小、相对富裕的少数人。2012年,美国有利息收入的老年人平均获得了逾3000美元(约合1.9万元人民币),但其中一半人得到的不超过255美元。低利率真正的大输家是那些真正有钱的人——甚至不是最富有的那1%的人,而是最富有的那0.1%乃至0.01%的人。回到经济衰退前的2007年,那0.01%的人中,平均每人会有300万美元(按2012年的美元计算)的利息收入。而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降到了130万美元——损失相当于这个群体2007年收入的近9%。

    损失很大,当然也解释了对美联储政策的许多歇斯底里。富人甚至比大部分人更愿意相信,有利于他们的,就有利于美国,而他们的财富以及财富买来的影响力,确保了总是有大量被认为是专家的人急于为这一态度找理由。于是就出现了货币施虐癖。

    这就让我重新回到了经济学政治化这个问题。现在很清楚的是,金融危机前,许多央行行长和经济学家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想象自己是不受政治争论影响的技术专家。毕竟,他们的工作是引领经济绕过通货膨胀和萧条的陷阱。谁会反对这一点呢?然而,事实证明,用货币政策应对经济萧条尽管符合绝大部分美国人的利益,却不符合一小部分富人的利益。结果,和税收政策一样,货币政策和阶级冲突、意识形态冲突联系在了一起。

    真相是,在一个像我国这么不公平、分化的社会里,几乎一切都和政治相关。习惯了就好。
 

 

 

 

 

    要点:2014-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如果是“强刺激”政策和高速度GDP增长的战略,那么,美国、日本和欧洲资本就将损失几十万亿美元财富。但是,现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微刺激”和GDP的低速度增长,将让美国、日本和欧洲资本轻松的赢取几十万亿美元财富。

中国经济学家们就是一群骗子

刘军洛

2014-07-10 东方时政观察

    著名民间经济学者刘军洛近日在博客中发文指出:中国经济学家们就是一群骗子。一个人被一群骗子,骗第一次,那就当掏学费,而被同一群骗子骗第二次,那就是白痴。一个国家被一群骗子,骗第一次,也可以当掏学费,而被同一群骗子骗第二次,那就是亡国。

     2008年底,中国推出了4万亿。当时,本人写了一篇文章《以楼市为增长点直接恶化企业劳动生产率与金融安全》,原文如下:

    在2000年美国网络泡沫破灭后,美国当时的中央银行行长格林斯潘先生,猛力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美国技术股市场纳斯达克指数不停下降,而美国地产价格却大幅上升。这个现象当时是让许多美国经济学家感到困惑。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美国经济特征不会出现像日本经济特征的1990年以后的通货紧缩。

    (一)美元是全球基础货币,美元货币扩张,全球基础货币扩张;美元货币紧缩,全球基础货币紧缩。而日元是达不到这个能力。

    (二)美国是一个高度移民与人口低龄化比较长期稳定的体系。而日本是稳步向高龄化社会进展的体系。所以,1930年美国经济的大萧条是当时全球“金本位”体系的重要产物。而现在的全球货币体系的功能,将会使美国很快摆脱目前的大衰退。

    现在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会维持在一年以上的时间。随着全球的信贷市场的逐步修复,全球基础货币的扩张将大量展开。由于美欧是知识服务型体系。所以美欧经济在未来全球基础货币扩张中,美欧经济的通货膨胀问题将远滞后作为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制造业体系中国。所以,中国宏观经济未来问题会很快面对通货膨胀强劲复发与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中决择。所以为什么去年六、七月份本人谈中国股市会暴跌,中国楼市会大涨(主要是上海的较高端地产)。

    首先,去年中国经济问题是通货膨胀上升与大量中低收入家庭生活成本上升。这种问题的解决方式有二种,第一种是:降低经济增长,冷却股市对消费的拉动;第二种是:消减政府支出成本向中低收入家庭转移,全力推进以内需为主战略发展。可见第二种经济政策的难度与勇气较大。

    在去年六、七月份本人也谈了,在今年出口遭重挫,增长遭重挫中,我们宏观政策会选择以房地产增长为重要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当时本人也谈了,这种以房地产为增长的宏观政策的重要战略错误性。中国今天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重要下降。今天我们所有目标的本质是去解决中国企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这样才能去战胜市场。首先,企业只有在获取利润的情况下才会去大力改善劳动生产率。所以,正确的目标是降低中国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中国企业土地成本,降低中国企业合并成本与鼓励私人资本进入知识服务型行业。这些目标能够实现的重要保证就是削减政府支出成本与建立大市场框架。

    未来我们宏观问题将面对通货膨胀强劲复发与大量失业人口增加,而在这种大背景下,建立以房地产市场为主要增长点,再加上全球基础货币扩张的上升与美元的继续贬值,很容易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再次失控。而直接恶化中国企业劳动生产率与中国金融体系整体安全。

    今天中国居民储蓄高达二十万亿人民币。今后中国通货膨胀的再次上升,必然会迫使部分储蓄去争取保值。如果我们宏观政策不鼓励资本市场繁荣,而鼓励房地产市场,那必然会为投机资本提供空间。中国老百姓是飞蛾。去年六、七月份本人怎么劝不要去投资中国股市,但在通货膨胀面前,他们只能去投中国股市。未来通货膨胀的猛烈复发与中国宏观政策的目标。到时怎么劝不要去投中国地产,中国老百姓也要同样像去年一样。所以建立正确的宏观目标,需要在远见上形成战略,防止中国出现像美国2000以后以股市下跌,楼市上涨的增长模式。防止出现人为降低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模式。

    在2000年美国网络泡沫破灭后,美国当时的中央银行行长格林斯潘先生,猛力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美国技术股市场纳斯达克指数不停下降,而美国地产价格却大幅上升。这个现象当时是让许多美国经济学家感到困惑。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美国经济特征不会出现像日本经济特征的1990年以后的通货紧缩。

    上面这篇文章写于2008年11月2日。如今,中国大地上正活生生上演着这篇文章所写的一切。而2009年3月,中国有经济学家指出——“4万亿投入还远远不够”;2009年3月,又指出——“4万亿投资救危亡 约束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2014年,美元的地位并没有向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被中国2008年的4万亿给“约束了”。而是,中国2008年底的4万亿带给美元再辉煌的强大基础了。而2008年底的4万亿带给中国经济的大灾难大家都已经深有体会。却是,美国股市在中国4万亿的“约束下”创下了历史新高。

    2014年,经济学家们开始推出——中国经济需要“微刺激”和GDP的低速度增长的战略。强烈反对中国经济再出台“强刺激”政策和高速度GDP增长的战略。

    如果,在军事战争中,2008年底经济学家们的指挥,已经是让我们被美国军队给全军覆没了。幸好,这是一场金融战争,只是用中国人的生活成本来支付,而不是用生命来支付的。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日本和欧洲资本在全面沽空中国经济。中国房地产只要一下跌,美国、日本和欧洲资本就会疯狂的发动全面总攻击。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微刺激”和GDP的低速度增长战略,正好天衣无缝的配合了美国、日本和欧洲资本发动的全面总攻击。

    2014-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如果是“强刺激”政策和高速度GDP增长的战略,那么,美国、日本和欧洲资本就将损失几十万亿美元财富。但是,现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微刺激”和GDP的低速度增长,将让美国、日本和欧洲资本轻松的赢取几十万亿美元财富。

    中国经济学家们就是一群骗子。一个人被一群骗子,骗第一次,那就当掏学费,而被同一群骗子骗第二次,那就是白痴。一个国家被一群骗子,骗第一次,也可以当掏学费,而被同一群骗子骗第二次,那就是亡国。

    现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正在按照某些经济学家的“微刺激”和GDP的低速度增长的战略,坚定不移的大踏步的前进着。所以,美国、日本和欧洲资本将赢取几十万亿美元财富将不可改变。

   未来,美国、日本和欧洲资本赢取的几十万亿美元的财富,必然是用所有中国人的生活成本来支付的。这次,所有中国人将用“大失业+大饥荒+大动荡”的结局,来支付这场战争的大失败。

    更多内容请阅读刘军洛最新作品《中国式金融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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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没有衰退之虞

----站在唱衰与唱盛的歧路口

和君创业首席合伙人 李肃

2014年7月8日

一 从大连《东北企业家论坛》看经济前景悲观情绪的漫延

   中国经济是长期矛盾到临界点的“烂摊子”吗?2014年5月31日我到大连参加东北企业家论坛,深感中国企业家对经济发展前景的忧心重重。那种山雨欲来、崩溃临头的普遍担忧,大有世界末日来临之感。中央的本意,是不允许唱衰中国,不认同悲观预测。但私下里悲观论、下滑论等到处弥漫、兴盛一时,很多人认为由于多年来增长方式上单纯GDP导向,过度依赖外需、过分投资驱动、过多增发票子、过高地方负债等,导致经济中矛盾积压、改革滞后,经济上和社会上的攻坚难点一再搁置拖延,表面上完美答卷的背后,是长期矛盾积累到临界点的“烂摊子”,且终于在2014年由内而外,全面显现。有知名经济学家感言:上届班子的十年“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是最好的十年,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是失去的十年”。

    连李克强总理今年3月在讲话中也称:注意到了对中国经济的悲观报道,且不否认2014年情况更复杂。

   最悲观的专业性经济预计已将中国GDP增速下调至7%以下,而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不久前也称,未来全球经济最大的风险就是中国;有人形容中国经济,说是“已经听到冰山碎裂的声音”;而最为耸人听闻的极端论调,则是郎咸平大肆宣扬的中国经济八大危机,所谓“已到危险边缘”的“中国崩溃论”!

  对此我个人完全嗤之以鼻,认为郎咸平固然哗众取宠,上述有些分析也是见木不见林,有严重的偏颇和盲点。

二 2014年中国经济充其量只是“崩溃假象”

    我为中国企业管理咨询30年,长期关注研读经济形势,见过两次经济“崩溃”的假象:1989年到1991年是精英阶层与企业家的精神崩溃,治理整顿与国外封锁并存,经济发展一泻千里。但是,一个南巡讲话,人们从冰窖一跃而起,经济迅速进入疯狂的过热;

    1996年到1999年是中国传统企业的物质崩溃,国有企业与银行全面危机,几千万职工下岗之际又强行加入WT0,人们都认为非垮不可,崩盘在即。但是,入世短短5年,中国的产业和企业非但未垮,而且奇迹般再生,竞争力增长迅速并震惊全球,成为世界级的制造业大国;

    今天的经济下行我认为是更明显的“假崩溃”,人们的精神与物质都不在崩溃状态,而是在期待政策的状态,是在渴望被全新政策全面激活的状态。实际上,比起前述两次“假崩溃”,今天的中国有更深厚更绵长的增长潜力,长期矛盾积压搁置导致了诸种经济下滑现象,也是对症下药的大手笔政策长时间缺位的结果,并诱发了舆论界和经济界对中国经济的崩溃误读。稍加注意即可发现,前两次假崩溃的“破产”,都是因为有新方向的大手笔政策推出,第一次是南巡讲话,第二次是WTO入世和新一轮全面对外开放;而今天又一次“假崩溃”出现,同样在呼唤今天的“新南巡讲话”,期待中央领导出台对症下药的改革大政,强力打通上述矛盾阻梗。

    经过30年的高增长之后,我认为中国经济恰恰面临一场更大的发展机遇而不是什么下降拐点,一旦大手笔新政开始政策发力,中国经济的增长就决不只是8%,而是重回“9时代”甚至攀升到10%以上!很多人对此难以置信,是因为静态观局,是由于眼界所限,因此无法看到危机背后绝大的机遇,无法看到与此关联的全盘性改革的宏伟蓝本、广阔图景与巨大实效。

    通过大胆、系统、严密的研究我们认定,现阶段中国经济的结症不是能量耗尽或潜力尽失,而是发展政策与改革胆识;不应远水不及近火地去推宪政、搞民主、反集权等等,而要进一步开拓发扬“开明新政”的发展前瞻力和大局突破力,为中国“资源集中动员”式的高效能体制找到更能发挥的破题缺口;不是“中国模式”出了问题、走到尽头等等,而是中国模式内生的效率优势和政策导向优势没有真正发挥!

    唱盛与唱衰的要害分野,不是经济理论,而在经济政策。

    当今经济最需要的,不是悲观与抱怨,而是新一轮升级版的剌激新政。这种剌激将与2009年单纯的投资扩需的“4万亿计划”有天壤之别,是供给端与需求端彼此贯通的两端发力,也是全球化时代下国内与国际双向打通的整体战略。

    新方向、新政策、新举措,才是今天现阶段中国出路的真正焦点。

三 在唱盛与唱衰上,世界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对于今天面临着悲观与乐观、唱盛与唱衰歧路口上的中国,最有借鉴价值的,是65年前的美国,和55年前的日本。

    先看日本。日本的经济起飞,就是源于1957年经济下滑中的一场政策上的惊世之争。1957年前后的日本,曾经有过与我们十分相近的经济衰退,他们靠游刃有余的国家金融治理能力,特别是“收入倍增计划”的一整套经济振兴大手笔政策方针,从一片悲观的产能过剩危机中走出困谷,原定的10年计划不到7年即超额完成,使日本进入了自身发展的历史飞跃期。

  当时,日本出口外需骤降、工业生产下滑、企业倒闭、股价下跌、失业人数增加,日本经济界一片悲观,都认定1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到尽头。但是,极具另类思维的经济评论家下村治却疾言反对,痛斥悲观派。他认为,日本经济由于多年来持续而大量的设备投资,其积累速度远远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速度,日本的制造能力已不逊于欧美各国,局部产业甚至高于后者。因此,日本经济非但不应悲观,而且已处于重要的“历史勃兴期”,有条件有能力取得年均10%的“高速增长”。

    正因为全面采纳了下村治的理论和判断,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推出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农业产业入手全面改组改造,延伸到工商产业及城市化推进,从1960年到1970年十年冲刺,不仅超额完成预期目标,而且创造了日本神话,使日本在各项经济-社会指标上迅速进入全球发达国家的行列。

    当今中国,政府政策无为的时代已成过去,面对经济下滑,“唱衰”思维聚焦于对无解瓶颈的批评,“唱盛”之策则是在探求逆境中的超车之道。总之,中国需要自己的“下村治”。

    再看美国。则是另一番精彩。美国经济主宰全球的霸业,也是与1947年经济下滑中全球政策方面的一次震世之举直接关联。马歇尔计划,又称“欧洲复兴计划”,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援助重建的计划,给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给美国战后突然处于整体过剩状态的制造业,找到了新的输出性需求出路,因而避免了可能的经济危机。

    马歇尔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西欧各国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高达近223亿美元,占美国当年GDP的10%左右,其换算金额大约相当于目前的1万亿美元。

    马歇尔计划在实施中突出了五个支点从而收到了五大功效:

一是因为资本输入欧洲战后重建而输出了美国的过剩产能;
二是因为全球需求扩大而推动制造大国获取海外稀缺资源;
三是因为展开市场刺激外交,加强了盟友关系;
四是促进友邦经济起飞,推进了美国文化的全球融合;
五是确立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再造了战后的世界格局。

    马歇尔计划将这五大目标点连为一线,全面促进了美国与全球的互动发展。比照今天的中国,则充分启示了全球化大势下,从更高的角度去看“唱衰”与“唱盛”之争,不但是国内政策之争,而且是全球政策之争。

    我的结论:中国不是1929年大危机将临的美国,而是1949年二战战后的美国;中国不是1991年泡沫破裂的日本,而是1960年伟大的收入倍增计划政策即将推出的日本。中国不仅需要自己的“下村治”,也需要新世纪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四 单兵突进无效,3.0版“组合剌激”政策呼之欲出

    目前中国经济确实出现诸多问题,表面上看也确实明显处在总体走势下滑、局部矛盾爆发的状态;但与悲观者们相比,我对此的了解与把握只在其之上决不在之下。包括投资下降、出口下降、消费力增长疲弱,“三驾马车”齐不给力,规模以上企业盈利水平下降、产能过剩严重、贫富差距过大等,再加上大量地方债到期、房地产下滑问题等,放眼望去,左支右绌,四面楚歌,皆是麻烦。只要关起门来静态地看,只能唱衰,只得悲观。

    但这只是崩溃假象。若跳出三界,从上述国际经济史的大视野、大格局去观察、去比较,当前的经济下滑,就得不出全面悲观的唱衰结论。应该得出的,反而是中国经济面临巨压、履险艰难,以往的单点突破已解决不了问题,更需要2.0版甚至3.0版的多方位的新型剌激的正面结论。我们应全面超越和摒弃5年多前“4万亿计划”的单一性剌激,在供给端及需求端有针对性的“两端剌激”上多做文章,需要国际国内全球化范围的组合拳开拓性政策配套,需要从产业到金融的开放性多元扩张,需要中观性产业促进政策的高效选择与强力推进,并借此让中国经济的关键短板充分补长,让那些看似无解的矛盾因此化于无形。

    我们不否认,由于长期以来种种的保守与顾忌,早该出台的中国式收入倍增计划或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以及其他大型新政却被迟迟拖后甚至无限延期,导致本来并不严峻、并不致命的社会-经济矛盾日趋尖锐,大量的攻坚项目被搁置、被延后、被积压、被躲绕,实际上是一种为短期成绩牺牲长远的经济透支,必然导致今天的种种经济病象,甚至带来可能相当严重的局部性经济危机及增长困境,说是“烂摊子”并不为过。同时,这也是压在新届领导班子身上的沉重大山。这也是中央一再要求唱盛中国、一再提出反对经济悲观论,但社会各个方面私下里并不认同的客观原因。

    中国的经济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能再被延后的临界点。敢不敢出手解决这些矛盾,解开这些纠结,以及如何设计和实施解决矛盾的大手笔战略,才是最终根本。就此,我们的新民间智库组织大量的高端人才进行了联合筹划与设计,已经推出了涉及五大领域的令人振奋的全盘政策规划。

    我们应当期待什么样的大手笔政策?这些政策应当涵盖哪些方面?并具有何种总体趋向和整体风格?如何能够止当前颓势于其先,并振长久国势于其后?这是下一篇文章的核心重点。

五 数万亿3.0新版剌激箭在弦上 中国必须进行五大领域全面投资

    “经济剌激退出论”果真有理吗?

    中国经济犹如高速道上的赛车,核心竞争力就在于“快”。中国30年来的经济发展称得上一骑绝尘、睥睨全球、少有干扰,但怕的是减速后落入车队中互阻互撞,经济发展的干扰性因素也将随之大增。但麻烦恰恰在于,中国经济发展确实出现了明显的减速的现象。这一点从3张图上便可一目了然。

图1 经济增速下滑
图2 消费增速下滑
图3 投资增速下滑

    这说明,三驾马车整体齐跌已成既定事实。

    2009年4万亿投资聚焦基础设施,中央财政与地方负债齐上阵,内需与外贸一块促,但很快功效消退而后遗症显现,至今让人们谈虎色变。我们拉动内需与促进外贸,至今没有找到一种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单点突破的幻想已然难解三架马车并跌的困局。

    就此,经济各界的几乎信誓旦旦地一致认定,所有的大型剌激政策都将对上述经济减速现象束手无策。因此,“剌激政策从此退出经济舞台”、“只能微剌激”的“退出论”占居主流。但我们智库系统大范围的考察研究却表明,上述主流论调恰恰缺少经济大历史的比较性眼界,恰恰是见木不见林的偏颇与错误。这些论调对“剌激”的理解还远远地停留在很狭隘也很落后的“原始凯恩斯主义”认识层次,“不知有汉,岂识魏晋”,完全不知晓3.0新版剌激政策从供给到需求到机制等多位一体的气象格局为何物。

    针对着当今中国经济最突出的几大病症、短板与弊端,比照着1950年的美国和1960年的日本,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与探索,我们也给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即数万亿规模五大领域系统投资的大手笔经济剌激之道。

     五大投向之一:

    重启农田水利建设的万亿投资

    比照于日本1960年国民收入倍增从最底层农民开始的经验,新版剌激政策的第一大投向非农田水利建设莫属。

    当年日本通过组织农协和农会让分散弱势的农民全面组织起来,并靠三步并举的改革得以推进:其一,农产品价格大幅提高,水稻价格高于国际市场近三倍;其二,严格农产品市场的统一管控,强势农协的垄断运作,进行农业周期调节和国际市场谈判;其三,通过农协服务和培训等让农民多角兼业方式转换入城,彻底杜绝了“农民工现象”。
   很快,日本农村居民收入开始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到1975年农民收入已超过城市居民14.5%左右,农村家庭超出城市家庭收入37%左右;此外刺激了农民消费,没有造成中国式的“农民工”现象,内需占比较高;最重要的,是加速了城镇化建设,推动了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导致城乡二元差距急剧缩小,并基本消失。
   我国农业产业化同样面临三位一体的改革问题。但是,我国恶劣的农业生态和三十年失修的水利,无法给农村改革和农民收入迅速倍增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根据2013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全国耕地20.3亿亩,其中有灌溉设施的9.2亿亩,占比45.1%,无灌溉设施的11.1亿亩,占比54.9%。一半多的耕地靠天吃饭。统计表明,中国65%以上为农业用水,其中的90%则用于灌溉。

    为此,启动万亿水利投资计划,可收一箭多雕之功。中国是严重缺水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值1/4,最新消息表明,引水等手段已越发成本高昂,南水北调十年造价翻番,成本由1240亿涨到2082亿,因此节水工程投效最高。

    其一,完全可在农田水利重建的基础上开启水权交易市场,在大量投资后形成大量收益,打破传统基建投资模式“投资大、收益慢”的旧框;
    其二,喷灌设备需用钢铁,水泥渠需用水泥,各种材料与各种技术都有大量需求,对相关产业带动明显;
    其三,灌溉方式的改变有利于缓解土壤板结,大幅缓解土地污染严重问题,有效提升农产品供应,缓解农产品供给安全。
    其四,也是最根本的,只有像1960年的日本那样,从农业和农民入手推进城乡统筹,全面解决二元结构分裂的长期矛盾,中国经济才会有根本性的结构调整与再造。

    五大投向之二:

    万亿美元推进中国资本、经验全球输出

    在需求剌激这一端,常规性的、仅以一国域内为视野的剌激手段功效确已明显递减,但面对经济下滑的严峻形势,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地全盘否定需求剌激手段。

    我们推荐的,是借鉴当年美国马歇尔欧洲复兴计划的、全球视野下的“资本输出+中国经验输出”的剌激模式,通过“特区经验”这一出自改革开放启动期的成功经验的整体输出,带动中国的过剩资本、过剩产能、过剩劳动力的对外输出。我们称之为“内外经济互动振兴的全球投资计划”。

    目前这一“自由特区”类计划在包括南非、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等国,甚至在像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有大量尝试,高度自治、高度灵活、高度开放,在有效扭转所在国经济颓势方面作用颇佳,并受到他们的诚心追捧。

    推行这一模式,应该在五点一线上创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即:一是创新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拉动层次。马歇尔计划拉动了美国在欧洲战后重建需求的资本输出,而今天的中国,不仅在全球竞争一般性建设工程,输出钢铁水泥等过剩产能,而且已经具有高铁航空航天等高端技术;

    二是创新凯恩斯主义的战略投资能量。马歇尔计划基于对盟国未来还款信用的确信,而中国目前的全球投资计划,不是考察信用的贷款,而是寻求盟友的战略性投资,需要更多的战略设计和战略论证。

    三是创新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与供给互动。马歇尔计划直接推动美国过剩资源的输出,而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处于资源严重短缺的状态,因此必须在基础设施、能源资源两者间互动运筹,带动全球化的资源供给新来源。

    四是创新凯恩斯主义的全球需求的优化与引导。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对象是类型相似的市场发达国家,而中国面临的全球资本需求千差万别,从出现衰退的发达国家,到高速成长的中等收入国家,以及贫穷落后的不毛之地,因此必须在投资优化方面下大功夫。

    五是创新凯恩斯主义的全球供给引领力。马歇尔计划有效帮助美国战后的全球领导地位确立,而中国目前的国际关系格局复杂微妙,需要在全球化投资中合纵连横,使资本输出、经济发展和国际外交巧妙结合,逐步推进中国全球地位。

     五大投向之三:

    万亿投资加速城乡布局和产业内地转移

    美国经验表明,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的区域性布局和集聚转移有重大战略意义,其中有两大方面对当今中国有特别意义。

    1、大国经济受益于大都市的国际竞争力,中心城市的房价物价暴涨一定带来中小城市产业转移的福音。美国从1890年代跃居世界第一,用70年完成了传统制造业向产业聚集城市的转移。

    钢铁城匹兹堡得益于美国钢铁产业转移,美国钢铁产业发端于木炭和小铁矿集中的东北部大西洋沿岸,随着木炭被无烟煤代替,向西迁移到靠近无烟煤产地的贝斯力赫姆和斯克兰顿一带,焦煤技术推广后转移到生产焦煤的匹兹堡。

    汽车城底特律依靠汽车产业起家,由于占据五大湖水路的战略地位,聚集了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汽车产业巨头,形成了庞大的汽车工业。

    五大湖的加工制造基地依靠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还成为美国东北区承接制造工业的基础。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的家具制造业,先后从纽约东部发达区向中西部地区、又向南部地区转移。每次都是移向制造成本更低和优质硬木资源更丰富的地区。

    2、在我国,推进沿海大都市低端产业与特色产业向中西部集聚转移,对城乡一体化新体制将产生深远的重大影响。

    传统产业集聚转移进一步发挥规模优势,提升全球竞争力;
    传统产业合理布局进一步发挥区位优势,内需外贸联动发展;
    农民工就近务工改变就业心态和消费模式;
    生活指数差异不影响生活质量,城乡差异全面缩小;
    东部大都市的产业转移,新兴城市及中西部中小城市的产业集聚,还是解决地方债务危机的唯一出路;

    中国的转移布局正受到东南亚、东欧、南美与非洲的挑战。为此,我们应该推动贴息贷款的万亿投资计划,按近年投资量与政府负债率排序优选新兴城市,一箭三雕产业集聚、地方债务与城市化问题。

     五大投向之四:

    万亿托市刺激股市破万点的,推动产业升级

    台湾股市先后于1990年、1997年、2001年三次股指冲高到万点以上,1990年前,台湾高技术产业占股市市值比例仅有2.7%,到了1999年则迅速升到52%,2001年一度达到65%。

    发展中国家解决了农民与农村问题,一定会带来内需市大涨、大都市房价与生活指数大涨、高端服务业市场大涨与高新技术产业机会大涨,于是,股市的涨跌就成为高端服务业与新兴产业群发展状态的风向标。

    中国股市20多年来长期低迷,在2007年10月6124点的大牛市之后,中国股市已经陷入持续达七年之久的大熊市。如何振兴中国股市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重要议题,并产生了三种思路:

    1)技术派认为企业微观基础不牢,要运用技术性制度规范和技术性严格监管,再造中国上市公司的能力基础,才能重塑投资者与投资资本对中国上市公司的信任。

    2)体制派认为股市的中观机制不灵,要通过开放上市通道和淘汰下市机制,优化我们的上市公司,才能重构企业对中国股市融资的信誉。

    3)政策派认为周期性宏观大势与股市信心完全逆反,必须运用强势性的刺激政策拉动内外资金入市,才能重建股民对中国股市投资的信心。

    结论很明显:中国股市的特征与台湾相似,散户投资占据重要比例,巨额的居民存款需要进行股市心理的政策引导,而政府大规模资金托市则是最极端的心理刺激,也是目前唯一可取的方式。

     五大投向之五:

    万亿美元外汇投资创立民营官助新机制

    多年积累之下,中国有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其使用和投向却投效不佳、备受诟病。在当今美国持续多年“量化宽松”、日本也随之大力效法的国际货币冲击下,中国方面一直被动应对、备受其累,外汇资产多有闲置与频频贬值,与我们官办主导的金融治理能力的某种缺失,和巨额外汇处置的误区有密切关联。

    最大的争议之一,是由巨额外汇储备形成的高达36亿人民币的“外汇占款”,究竟是祸害负担、还是财富资本?我们坚定地认为,巨额的外汇储备(绿票子)和天量的外汇占款(红票子)首先是宝贵财富和资本手段,关键在于两种票子的管理模式与战运用略,需要根据国际外交、全球贸易、内外经济的形势重新定位与全新调整。

    ●在“绿票子”的管理上,启动全球经济振兴计划,在大国投资上兼顾政治与经济,靠合纵连横的策略分类运筹,在“资本输出+经验输出”的新模式下落地于实业和资源,变被动为主动。

    战略确定后,在模式选择上,从已有的三大模式(中投公司与中非基金的模式,由政府主权基金公司直接操盘,负责全球的战略投资;苏州工业园的模式,由中外双方的企业财团群设立合资运作平台,负责该国的投资运作;创办民营官助的基金)中,我们认为创办民营官助的基金,采取混合所有制主体模式,更有利于承担全球经济振兴计划的历史重任。

    ●在“红票子”的运用上,我们主张改变央行多年来的紧缩导向,向经济实体注入流动性剌激,并大胆采取“零利率”政策。央行高息发债回笼,导致去年先后两次出现“钱荒”,资本价格高于国际市场5至8倍,将理应10%以上增速的经济拉下了3至5个百分点,这样的方针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结论:新版剌激五大投向将开创中国经济新高峰

    由上可见,在今天全球化竞争愈演愈烈的大局下,“经济剌激”的内涵已发生根本巨变,既有常规的“货币剌激”、“财政剌激”,也有新型的“改制剌激”、“创新剌激”、“造势剌激”、“走出去剌激”等等,而且彼此联动、俱损俱荣、立体交织;所针对的,都是中国当今最迫切、最根本的瓶颈与难题。其基本特征,正与当年日本的收入倍增或美国的马歇尔计划遥相媲美。因此我认为,这样的剌激根本不该退出,而要升级,要大搞。有这样的剌激导向,中国经济超越全球的新高峰,将无可阻挡,也将指日可待。

 

 

从吴敬琏的反剌激理论看延误中国经济15年的四次紧缩

李肃

2014年7月

    2014年6月11日,吴敬琏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认为投资性刺激政策的效果在衰退,全面刺激政策不是好政策。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困难,防止危机发生。要看这番议论是对是错?还要从1988年的一场理论争论,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经济四次紧缩噩梦说起。

一、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的本质性冲突

    1988年,中国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价格双轨制”。即:企业原有的计划内产品按计划价格,新增产的计划外产品可以按市场供求灵活定价。由此而来,“寻租空间”急剧增加,导致日趋猖獗的“官倒现象”。为了加速价格并轨,1988年制定出价格闯关的改革方案,结果出现了抢购风潮与通货膨胀,并引发了“吴市场”与“厉股份”之间的理论与政策之争。

    我当时在北京社科院经济所当副所长,并就此给《理论信息报》写了一篇文章,概括这场理论争论的三大本质:

    第一,在改革前提条件上,“吴市场”关注市场环境建设~价格改革,“厉股份”重视市场基础再造~所有制改革。

    在吴敬琏看来,价格信号是市场竞争的前提,也是传统国有企业展开市场竞争的基础。因此,价格改革与市场环境再造是重中之重。在厉以宁看来,双轨价格也有价格,也在刺激企业市场竞争。改革的最大障碍,在于旧体制下的企业承包制不能造就完整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分割封闭了有限的生产要素,使其无法按市场供求变化自由流动。因此,传统企业的股份制再造和所有制改革,才是市场环境建设的前提条件。

    第二,在改革的手段方法上,“吴市场”主张用政府手段紧缩经济和抑制需求达到供需平衡,扫除价格改革的最大隐患——通货膨胀;而“厉股份”认为通过股份制改造市场主体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达到短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才是供求平衡的解决之道。

    吴敬琏认为若要避免价格放开后的轮番涨价与通货膨胀,政府必须强力调控,紧缩、紧缩、再紧缩,把过热的投资与需求拉下来,形成较为均衡的经济(市场)环境,然后再放开价格,实现价格并轨。而厉以宁与之相反,认为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更需要靠发展来解决供给不足。厉老认为股份制改革才是从根本上改造经济环境的关键,靠市场化配置资源的产权制度,使资源要素在各产业和各企业间自由流动,以利于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增加有效供给,最终达到相对的供求平衡。

    第三,在改革的最终目标上,“吴市场”主张靠经济紧缩淘汰无效企业从而“水落石出”,“厉股份”则主张靠经济高速发展引导资源合理流动与高效配置推进“水涨船高”。

    吴敬琏的价格改革认为紧缩经济和淘汰劣势企业避不可免。因为,只有经济冷却的市场环境,才能使企业在正确的价格信号下平等竞争并“水落石出”。

    厉以宁的所有制改革以经济高速发展为前提,认为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资金资源的高效流动,不可能在经济衰退中实现。因此,牺牲发展速度换来的价格改革,与短缺时代的发展目标相悖。这场争论的本质意义一直被人们局限于微观性技术层面,多数人没有注意到它对日后30年宏观经济政策层产生的巨大影响。

    从1988年至今,心理型的虚假通货膨胀如同鬼魅一样与宏观经济政策如影随形,每一次都有吴氏理论偏颇的深重影响,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过四次灾难性的影响。

二、通胀恐惧与紧缩政策延误中国经济15年

    在吴敬琏与厉以宁的争论上,我们是坚定不移地站在厉以宁一方。但是,从1989年至2012年的三届政府都有吴敬琏的紧缩偏好,并在理论政策上有过四次效果很差的实践运用。下面,我们对这四次紧缩进行简要描述:

    1、1988年的通货膨胀是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因价格改革的心理因素推波助澜,把计划经济票证管控的隐性通货膨胀扭曲显性化而爆发的。本来不必大惊小怪,而且应该加大投资力度增加供给来加以解决。但我们的政府相信吴敬琏的理论,开始了一场唐吉坷德式的风车大战,治理整顿与清理公司,中国经济增速掉到谷底,企业在三角债的缠绕中痛不欲生。一直到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中国经济4年左右的恶梦方告终结。

    2、 1993年开始的通货膨胀有局部地区(海南等)与局部产业(房地产等)的特性,我们再次把它当作全局性过热,全面收紧银根,不仅摧毁了刚刚兴起的房地产业,而且把城市竞争性国有工业逼入死路,最后不仅使中国GDP再次掉入井底,还把国有银行全部逼入技术性破产的境地,由国家补贴了3万多亿人民币才度过了危机。这次经济衰退,真的达到了“水落石出”的目的,竞争性城市国有企业全线覆亡,下岗职工千万上亿,几乎败光了40年的国企家底。幸亏有加入WTO的历史机遇,中国民营制造业走入世界,才结束了长达4年以上的衰退。

    3、 2005年以后的通胀,明明是能源与矿产资源全球涨价的结果,又被人们当成过度投资来胡乱投医,收紧银根、回笼货币加严管投资,中国经济第三次掉入黑洞,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和加剧了这场4年之久的困惑,如果没有4万亿的救市投入,中国经济会一蹶不振。

    4、 2009年金融海啸后,中国政府推动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并收到了立竿见影的经济效果。但是,刺激政策刚刚收效,马上又是一轮通货膨胀担忧和房价上涨恐惧,进入2010年底,宏观调控卷土重来,中国经济再次掉入全面下滑的困谷。时至今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一路下行,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资金的流动性不足愈演愈烈,工业投资进入50年低谷,地方政府的负债投资因经济衰退而凸显出来,…… ,中国经济又被耽误了近3年。

    总之,从1988年到2012年,中国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始终只有一个错误的理论在做支撑,一遇经济升温就神经紧张,四次误用吴敬琏的紧缩经济理论,前后延误了中国15年的发展机会。

三、传统自由市场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性差异。

    今天,在宏观经济政策再次开始松动之时,吴敬琏又一次出马力阻,所依据的还是他那套以紧缩为本的自由市场理论。

    在吴敬琏看来, 刺激政策弊大于利,继续提高杠杆率的比例,会对中长期造成更大的危险。他给出的六点对策全是传统自由市场化的建议,既无新意,亦无实义。如:停止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或有负债;对资不抵债企业实施破产重组;盘活“晒太阳”的开发区等资产存量;辅之以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而避免系统性风险。

    与此对应,我们提出的对策是:超越4万亿刺激的局限与偏差,用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式在五个方面进行20万亿的刺激性投资引领,推动中国经济重回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众所周知,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没落于1929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80年来先后产生了三大理论流派,当今中国的发展不能回到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而必须站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肩膀上,从三个方面入手创立与创新中国特色的“习近平经济学”,据此制定未来十年的重大国策。

    1、创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用市场化的方式实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

    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流行于1929年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美国政府用财政支出促就业和发福利,靠看似无效的投资拉动了全社会有效的基本需求,拯救了崩溃的美国经济。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经济学派,1950年代的美国马歇尔计划与1960年代的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都是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结晶。

    运用4万亿国家外汇储备在全球投资,就是用凯恩斯主义实施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但是,我们主张借鉴新加坡的主权基金投资方式,吸引全球基金管理精英,用民营官助的创新模式运筹全球化投资,把经济刺激与经济效率结合起来,从而创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用市场化的方式实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

    2、提升供给学派理论,用战略性的思维制定政府的经济倾斜政策。

    到了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与美元全面贬值,发达国家纷纷陷入“滞涨状态”,供给学派登堂入室。传统供给学派反凯恩斯主义,主张市场经济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政府要用减税与保护投资来完善市场环境,而不能靠政府的人为干预。美国的里根总统信奉供给学派,他推行自由化的“里根经济学”,其执政业绩举世瞩目。

    日本1970年代后推行产业倾斜政策,靠产业升级的供给变化来提高全球竞争,拉动国内外的市场新需求。这是比“里根经济学”更激进的供给学派,由此给日本带来了产业升级的巨大繁荣。

    农田水利建设的水权运营投资、贴息贷款的产业集聚转移投资与股市托市的产业升级投资,就是用供给学派理论实施中国的结构调整计划。但是,我们主张借鉴日本的产业政策实施经验,并同样运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把过剩产能释放与产业升级换代结合起来,从而提升供给学派理论, 用战略性的思维制定政府的经济倾斜政策。

    3、发展货币主义理论,用全球化的视野提升政府的金融治理能力。

    货币主义也是凯恩斯理论的反对派,认为政府不仅无力把握总量投资,更无力把控倾斜投资,而货币发行量的收放可以调节经济周期和波动,政府只能掌握一种调控方法,就是货币发行量,衰退期降低利率,过热期紧缩银根,其他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该回归市场。

    2008年之前,各国都是以本国经济的货币需求量为准,货币主义在正常思维的范围内运用。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开始疯狂运作,日本紧跟其后增发货币,推行“安倍经济学”,其实质是靠增发货币来刺激本国经济发展,同时对全球发动了货币贬值的金融战争。从美日的运作效果看,两国的经济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增加而不是减少国家外汇储备、降低而不是提高银行准备金率,交叉使用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绿票子和36万亿人民币外汇占款红票子,就是用货币主义参与全球的货币战争。但是,我们主张借鉴美日的量化宽松方式,把高效运筹4万亿美元投资与适度通胀的低利率运筹结合起来,从而发展货币主义理论,用全球化的视野提升政府的金融治理能力。

    综上所述,吴敬琏是停留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思维里坚持他的打压经济政策,而我们的20万亿强刺激政策,则是反对回到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力主站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肩膀上,从三个方面入手创立与创新中国特色的“习近平经济学”,据此制定未来十年的重大国策。

 

 

 

 

 


 

发件人:关俊强<songrui0121@163.com>+收件人:我<zdjun2011@163.com>时 间:2014年07月10日 11:34 (星期四)附 件:1个 (2011年至2012年论经济形势的几篇文章3.doc ) 查看附件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李肃文章发出后,有人传来不同意见的文章,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不像李肃那么乐观,满眼尽是看衰的景象。中国经济真是这么悲观嘛?到底谁对谁非,还要让中国经济自身的表现说话,当然也要看中央政府的招法。在此时刻,关键是看决策者受什么人影响。前天习近平召开了经济问题召集会,听取刘世锦、李杨、林毅夫、樊纲、胡鞍钢、郭小川等人的意见。这次会议的内容请看另一篇文章。

我说李肃不正常的理由

从开始到终结

关俊强

2014年7月10日

    (仲老师:没时间详细写文章来说明,翻出之前写的几篇经济评论,略加修改,总算可以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我叫 关俊强,以前曾经报名参加大军学习班,时间原因没有参加过上课。)

    (一)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

    世间法的规律是,任何事物最终都必然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发展的本质是,制度把人组织起来,通过“作一”使得全体国民,除了某个办法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获得富贵,也即“利出一孔”。但这次变法(所谓的改革开放),邓小平的“作一”和商君的“作一”却有不同之处。此次“作一”变法,逐渐形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引擎,实际上是两台发动机。

    第一台发动机是,官僚们的“作一”:除了靠提高生产总值(GDP)之外,没有其他的获得富贵的途径(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副产品是官员的寻租和极端的地方本位思想泛滥,一些地方逐渐尾大不掉,豪强肆虐。如上海、浙江、广东。

    第二台发动机是,国民们的“作一”:出了靠经商和出卖劳动力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获得富贵。其副产品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未来数十年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都围绕着这两台发动机而展开。而商君的“作一”只有耕战。

    (二)新的蛮夷之邦

    两台发动机显示出了极强的威力,促使中国的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各地官员为提高GDP,无法无天,侵夺小民雷厉风行,快速冲破纪律、道德的约束。全体国民为改变命运,无法无天,许多人几乎是什么都可以出卖。两者结合,天衣无缝。总趋势是,人的禽兽化、蛮夷化。你杀我,我杀你,你骗我,我骗你,你毒我,我毒你。毒大米、毒奶粉、毒猪肉层出不穷。

    中国彻底成了蛮夷之邦。

    (三)邓小平的教化路线

    两台发动机快速出问题与邓小平的教化路线密切相关。两台发动机的正常运转,尤其是第一台发动机的正常运转有赖于公正、平和的社会环境,但经济活动对公正、平和的社会秩序会形成天然的冲击,因此,执政者必须不断地对官员加强考核、控制,对民众进行教化,以防止邪僻、保证社会的公正。

    本朝与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朝代都不一样,乃是政教合一,以吏为师。毛泽东、林彪时代对教化极为重视,天天强调斗私批修。需要注意的是,斗私和批修是两个绝然不同的东西。前者是一种人格修为的净化提炼,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命题,具体用功方法则是团体共修、批评与自我批评、自纠自查、“狠斗私字一闪念”等,与宋明理学中的程颐、朱熹一脉差别不大;后者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灌输,一种师法俄国的强烈反弹,同时夹杂着对自由派的敌视,对很多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1978年后,毛、林时代的路线被停止,他们的教化路线也当然被停止,但他们的“斗私”所留下来的良好社会风气、相对廉洁的政府保障了两台发动机的正常运行。

    邓小平的教化工作明显层次很低。他不知道教化最重要的任务是防非止恶、鼓励善行,反而公开鼓励“白猫、黑猫”的实用主义论,而且后来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矛头对准自由派。他的这一教化路线一直延续到现在,形成了严重的恶果。

    中国传统文化里,治国最重要的一点是“建极”,也即建立帝王统治天下的大中至正之道,其核心则是以无偏、无党的荡荡之心奖励德行、惩罚邪僻。谁做到了这一点,谁就是真正的华夏文明继承者。邓在这一点上显然是不及格的。

   (四)宿命:一个恶性循环

    中国经济运行这么多年来,总是一边紧缩,一边宽松。这是一个奇怪但十分合理的中国现象。强大的通胀压力,所以必须紧缩。紧缩之后,受损最大的是私人经济部门。实力雄厚的垄断部门受影响不大。中国发展的第二台发动机要逐渐停滞下来。因为第二台发动机降速,为“保增长”,同时也由于官僚系统内部的自我强化,第一台发动机将更加快速地运行。这将造成更大的亏空,更大的贪污浪费,更大的贫富分化。1000万套保证房建设,允许发债8000亿,估计最终亏空1万亿左右;水利建设,已经计划每年投资4000亿;京沪高铁沿线的造城运动,至少支出1万亿;所谓西咸新区、舟山新区的开发建设,更是拼命亏空来建设。宽松之后,受益最大的是主管官员,及与之有关系的庞大官商阶层,但这个阶层却不用纳税、德道败坏,同时已经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转移到国外去了。

    结果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惊人,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私人经济部门日渐萧条,而通货膨胀将会恶化,民众更加不满。这样将导致紧缩政策更加严厉,政府将再次加大投资,亏空数万亿来挽救经济,于是贫富分化更加加剧,私人经济更加萧条。

    (五)循环的崩溃

    这个恶性循环,将不断循环下去,直到系统崩溃为止。崩溃的最直观表现是,各级政府债务达到惊人的地步,基尼系数骇人听闻,群众普遍仇富,普遍对政治漠不关心,城镇流民和城镇贫困阶层开始大面积地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崩溃的最直接原因是,由于恶性循环的不断积累,最终形成恶性通胀、私人经济部门的大批破产、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的破灭。当前零零星星的民变此起彼伏。都是不好的迹象,可以说崩溃就在眼前。

    (六)崩溃的本质

    一切唯心造,财富也一样。崩溃就是财富瞬间没有了。之前辛辛苦苦通过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得来的财富,突然之间不知道到那里去了。大家共同活动,活生生地造出一个人间的地狱。从根本上来说,大家共造恶业,积累到一定程度,感得巨大的自然灾害。从直观上来说,大家共同抛售,财富瞬间化为乌有。

    (七)关于李肃的几个问题

    1.15年中的几次紧缩是延误中国经济吗?这几次紧缩几乎都是在通货膨胀已经严重到几乎引起民愤的情况下实施的,随后的紧缩实际上是给两台发动机降温清洗的过程。难道这也叫延误?尤其是第一台发动机,对利率几乎毫无敏感度,实力庞大,极易形成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投资冲动,是制造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的最大动力。2008年的4万亿政策,第一台发动机疯狂开动,结局怎么样呢?大家有目共睹。

    2.再次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的后果是什么?第一台发动机全力开动,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更加严重,私营经济部门将更加边缘化,民众势必绝望,什么事都会做出来。真按李肃说的去做,中国必然出现变天,但先会出现经济崩溃。

    3.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能推行吗?能推行马歇尔计划的只有超级大国,等突破了第一岛链再说吧。

    4.吴敬琏的政策真的不可取吗?吴敬琏很谨慎,重视常识,其许多看法类似于巴菲特,看上去大巧若拙。

 

 

 

 




林毅夫痛斥张维迎

----在纪念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时的一场对话

凤凰财经

    7月5日-6日,林毅夫、张维迎、黄有光等国内外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及几十位教授学者齐聚上海,纪念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探讨经济学专业领域的市场、产业与分工,同时,分析中国改革历程与经济前景。

    讨论会上,林毅夫、张维迎这两位中国经济学界的顶级高手再次论战,观点激烈碰撞、交锋。林毅夫认为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说明政府做的大部分是正确的;而张维迎缺表示对此越来越悲观,他认为现在还很难判断经济改革成功与否,我们随时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毁原来取得的成就。

    林毅夫主张,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政府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如果要政府去协调,当然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张维迎坚持认为:“大量的事实证明,政府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做的更好。”

    林毅夫:“企业家精神很重要,但是企业家要发展新产品,此前的那些公共知识和基础设施,要是没有国家的投入,实际上也不会出现。”

    张维迎:“不是这样,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创造思想不一定需要政府资助。”

    (大军网编者按:张维迎的历史知识等于零,孔子当年办学全靠鲁国执政季氏资助,所以孔子后来说,若没有季氏给我六千钟米,我是办不了学的。孔子后来到卫国后,卫灵公仍然按在鲁国时的标准供给他粮米。)

    以下是凤凰财经整理的辩论过程:

论战一:亚当·斯密对政府作用的阐述今天是否适用

    林毅夫:维迎谈得挺好,但是他最后的结论引用了亚当·斯密的一句话,认为政府只要保护产权,建设法律制度就够了。亚当·斯密《国富论》是1768年开始写,花了8年时间,1776年出版。在1768年之前,亚当斯密大概花了二三十年时间研究文献,这些文献大概也就是五十年、一百年以前的文献,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所以整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其实技术是给定的,然后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分工细化。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纺织工业的机械化生产,最早是在曼彻斯特。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新产业不断涌现,就像刚才维迎讲的,两百年前亚当·斯密的时代,产品只有十的两次方,不到三次方,现在是十的7次方、8次方。这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没有讨论的。

    维迎谈企业家精神,我认为企业家精神也非常重要。但是企业家怎么出现?除了他天生的对市场发现的敏感度以及风险判断外,还需要什么?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加快发展,有所谓R&D说法。“D”,就是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这确实是企业家做的。但是企业家在做“D”之前的“R”,就是科学的、对自然的认识的加深。由于科学的对自然认识的加深,投入非常大,风险也非常大,而且成果出现以后是个公共产品,所以企业家自己是不会做的。

    实际上在美国,所有重要的新产业、新产品的出现,背后都有国家的支撑,是国家在“R”方面的支持。比如Google,他的计算方法是NSF的一个项目。再比如互联网、生物技术等等都有很多国家的支持。美国最主要有两个机构对“R”支持,一个是NSF,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一个是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可是支持“basic research”的钱是有限的,因此他们支持“basic research”的时候,已经想了对新技术、新产品,会有什么影响,然后决定哪些“basic research”需要国家做。所以如果美国对前沿的、与技术有关的“basic research”是有选择的,那就代表他有产业政策。

    第二,政府部门购买新产品,也对企业家发明技术、实现市场化产生很大影响。所以我要补充一下,维迎对企业家精神的重视,我是承认的。然后企业研发新产品,同时政府给予充分的自由和产权保护,我也承认。但是,最重要就是企业家要发展新产品,此前的那些公共知识,要是没有国家的投入,实际上也不会出现。所以应该是企业跟政府的合作。

    张维迎:亚当·斯密研究的是两百多年前,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这没错。但是科学并不总是在进步的,我不认为今天的思想一定比上个世纪先进。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是免不了犯错误的。比如说日心说,其实古希腊人就提出来了,后来被否认,一直到哥白尼才得到认同。经济学更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不能说因为亚当斯密那时候不具有现代的技术,他的理论就比现在的更差。

    我们看美国,在产业革命时候,大量新产品的出现,没有什么国家支持;我们看英国,包括科学的出现,很多没有什么国家支持;然后我们看很多基础的研究,美国最好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如果我们研究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中国,所有事情都离不开国家,但不能证明没有国家参与这个就不会有,反而没有国家参与,我们有可能更好。那时候我们说没有国家,没有政府,你能用铅笔吗?铅笔是国有企业生产的。但我们看现在国家不生产铅笔,我们铅笔多好啊。我不认为没有政府参与,这个事情就没有。我想没有国家和政府参与,这个事情可能变得更好。

    黄有光:我坐在两个人的中间,我的观点也是他们两个中间的,我认为市场和政府肯定都非常重要。我同意企业家、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但政府也必须做一些事情。但是否应该或者能够成功的做这些事情,林毅夫讲的潜在的比较优势有可能成功。我认为更加重要的是要让政府去做这些市场不能做的,像环保、食品安全这些东西更加重要。

    张维迎:我刚才强调的是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是,创造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

论战二:科研与创新需不需要政府支持

    林毅夫:谈到政府和企业家,大家说我强调政府的作用,这是一个误解。好比大家说我是乐观主义,其实我不是乐观主义,我是客观主义,大家都悲观,我就变成乐观主义。现在我一直强调的是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有效的市场当然是靠竞争、靠企业家。但因为现在大家不讲有为的政府,所以好像说我强调政府。其实你看我所有的文章,我两个方面都看,因为有效的市场要竞争和企业家的精神。国内现在大部分人反对政府,所以我就变得比较突出。

    再者,我们现在是否可以取消对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的补贴?过去当我们资本非常短缺,是一个低收入国家的时候,那些大型国有企业资本很密集,不给补贴就死了,所以当时给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大型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可以竞争,再补贴就是锦上添花,所以补贴应该取消掉。国企是不是一定要私有化?过去我们总是把国有企业失败认为是国有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前苏联东欧国家很多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给的补贴更多。私有化以后,寻租的积极性更高,这不仅在苏联东欧这样,在拉丁美洲也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但如果说已经符合比较优势的时候,产权重要吗?如果是小企业,中型企业我认为私有化很有效,因为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同一个人。但对于大型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一定是分离的,经营者一定是带领人,在那个情况下竞争的市场更重要。

    最后提一下,有一个教授提到一个经济体在赶超的时候一定要政府参与,因为靠市场发展不起来。但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否需要政府?这是需要讨论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企业必须要政府,因为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也必须完善基础设施,必须改善人力资本,也必须改善金融和法治,这些都不是单个企业家可以做的,需要很多企业家做,需要协调。或者协调很难,必须政府供给。我所看到的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都是政府跟市场的共同努力的结果。新结构经济学,一方面是强调有为的政府,但必须提出一个框架,政府哪种方面的干预是错误的?更重要的,这个问题不是讨论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同样的情形,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当然大部分产业政策是失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研究不是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哪种类型的产业政策可以成功,这样的研究更有积极的意义。

    张维迎:首先,我认为发现比较优势,利用比较优势,恰恰是企业家最擅长的。没有一个企业家会傻得在北方种水稻、南方种小麦,一定是南方种水稻、北方种小麦。企业家是最清楚比较优势的。而我们国家恰恰是政府经常乱点鸳鸯谱。如果论比较优势,政府和市场相比,市场更擅长解决比较优势。

    林毅夫:但种水稻也要灌溉啊,农民自己没法大规模灌溉。

    黄有光:科研也是重要的。

    林毅夫:科研也很重要。如果要政府去协调,当然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

    张维迎:不是这样,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创造思想不一定需要政府资助。

    第二,关于“并不是每一个企业家都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问题,我认为,在市场中,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是没有办法存在的。即使现在有企业家精神,以后衰老了,企业很快就会倒闭。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还能持续存在的,只有那些政府管理的企业才能做到。在市场中,所有大企业都是小企业发展来的,没有哪一个大企业一出来就是大企业。所以我们不能说小企业适合市场,大企业适合政府管理,按照这种说法,任何企业发展成大企业后,都可以由政府收归了,这就意味着没有企业会变成大企业。

    林毅夫:这个误解我。

    张维迎:你说大企业需要政府。

    林毅夫:又误解我了。

    张维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用“发展阶段”说事,认为中国目前所处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很多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应该更多的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有一定道理。但是为什么现在不具备条件?因为现在没有自由。很多的条件暂时还不具备,是因为我们消灭了这些条件。

    最后,我们现在很多经济学分析政策的标准是功利主义的。我认为我们不能只从经济发展、效率的角度评价所有的政策,人有一些基本的权利不能以任何的理由去剥夺它。比如政府拆迁,即便有利于高速公路的建设,有利于GDP的增长,也不能违反基本人权,这是在毁灭很多人最善良的本性。

论战三:政府干预能不能更有效

    张维迎:毅夫讲到他和杨小凯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我理解小凯讲的后发劣势,落后国家国家由于借助了后发优势发展的很快,这个国家就自以为这就是自己的优势,这就是自己的成功,自己的体制没有问题,然后就不再进行体制改革,最后导致了后发优势变成了后发劣势。现在说中国模式不仅仅适用于中国,而且还要推展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后发劣势显示出来了。

    我在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是比较乐观的,但这几年我变的相对不乐观。现在,不能说中国的改革就是成功了,我们随时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毁原来所有取得的成就。这就涉及到法治、体制的改革,也就是杨小凯讲过的。如果没有法治的改革,我觉得制度总是不稳定的,从2009年的刺激政策开始,我们一直在否定市场。

    很多经济学家经常把保护市场当做一种提高效率的工具,其实,市场并不是一个效率工具,认为市场有效率就支持,没有效率就反对。市场实际是一种基本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我们只有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就是自由,人权,财产权,市场经济才有一个稳定的基础。刚才林毅夫讲了政府的干预,我们过去总是说理想的状况就是市场出问题了,政府就能解决问题。毅夫认为我们应该研究政府怎么做的更好,但有大量的理论和事实证明,政府怎么做都不可能做的更好。

    谈到思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科学家只是一人之见,而且经常带有自己狭隘的、领域的偏见。包括我自己也可能有偏见,你也有可能有。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公平、公开的争论,然后让每个人去思考问题,任何情况下政府都不应该运用政权的力量来强加某一种思想,这也是我一直反对的。所以我说无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对市场极大的破坏,这个今天仍然没有解决。

    林毅夫:首先来讲,中国过去35年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不可能连续35年每年9.8%的增长,也不可能是现在唯一的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并且没有危机跟经济危机。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过去35年政府做的事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认为95%以上都是正确的,可能有5%改进的空间,这个我们必须承认。第二点谈中国模式并不是说固定不变化,包括美国、英国,包括有完美宪政的国家,也必须要不断的改革。我们说中国的经验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借鉴意义?这么多国家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

 

 

 

不要执迷于中国经济再平衡

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屈宏斌

2014-07-09

    过去3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0%。但在许多人看来,它的增长模式似乎完全是错误的:一个大型、现代经济体的国民储蓄率达到50%左右,这是闻所未闻的。

    典型的诊断意见是:中国投资太多,消费太少。为此开出的处方是“再平衡”——让经济摆脱对投资的依赖,转向消费主导的增长。但是,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在理论和实证上都得不到什么支持。

    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按人均衡量,中国仍是发展中经济体),理论很清晰:它们应当投资积累劳动力人均资本存量。储蓄率较高意味着消费较少,但这也为增加投资提供了资金。最终,这使得穷国能够更快地达到更高的人均GDP水平。

    经济学家一般都认同,持续经济增长依靠的是供应面的基本面因素,例如资本存量和技术创新。归根结底,是生产率增长驱动着GDP的长期增长。很少有学术文献认为较高的消费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在实践中也表现不佳。在经济改革之前的20世纪70年代,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超过60%——高于当时的美国。但那个十年的经济增长率远远低于之后投资占GDP比例稳步上升的时期。

    此外,信贷驱动型消费模式不仅不可持续,而且,在通缩环境下,消费者降低自身较高债务水平的行为所导致的不利影响还将大大加大复苏的难度。当然,没有哪个国家什么也不消费、把一切都存下来以供投资;即便可以这样做,也不是什么可取之策,因为投资回报率最后会越来越低。

    那么,关键的争论点便是:中国是否已经走到了由额外投资迈向过度投资的分界点?从宏观层面讲,我们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人均资本存量仍然较低,不太可能遭遇投资回报率下滑的情况。中国成长为现代经济体的进程还远未结束。为了应对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基建投资。

    虽然近期的基建繁荣提升了中国的交通运输能力,但中国的铁路网里程仍然不及19世纪的美国。毫无疑问,某些领域不乏过度投资的例子。但个别领域出现问题,并不代表整个经济出现问题。在无用的桥梁遍布全国之前,中国还有许多有用的基础设施项目等待修建。

    批评者会指出,数据显示,自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显著下降。但这主要反映出投资重心从玩具厂等设施向地铁转移,后者资本密集度更高,对短期产出的提振较少。

    这确实会拉低短期的资本回报率(目前仍然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回报率下滑已成定局,因为基建投资溢出效应显著,能够提升整个经济的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未来的资本回报率。

    中国的问题不是投资太高,而是资本市场发展不足,导致投资的资金是由错误的融资模式提供的。太多的投资资金来自银行短期贷款,有时会取道不透明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影子银行体系的其他部分。

    这就造成了一种期限错配——许多此类项目的回报是长期生成的。因此,真正的再平衡挑战要更加微妙。这包括改变投资的融资模式,以更加成熟的信贷市场改善信贷供应,为中小型企业融资提供方便,以及拓展地方政府债券市场、为长期基建投资提供资金。

    比起让政府对需求面进行微调控、造就进一步的扭曲,此举要更加高效。由于人口结构因素,储蓄率长期而言将不可避免地下降,但这恰恰凸显了中国当下投资的重要意义。否则,一旦储蓄率开始自然下滑,中国将更难为投资筹措资金。

    通过刻意压低储蓄率来实现再平衡,不仅更加困难,而且更加危险。例如,主管部门试图降低实际利率,来打击储蓄的积极性。但如果不实施各种形式的改革来强化社会保障网络,此举可能会催生更大规模的预防性储蓄。

    消费将会萎缩,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收入也会萎缩,从而加大为建立必要的社保网络而筹资的难度。我们认为,实施结构性改革,从源头上解决扭曲,效果要好得多。相反,目前对再平衡中国经济的执迷,会催生过于唐突的错误政策建议,并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一位老工程师揭露文革期间科学技术快速进步的奥秘

芦荟

2013-10-7

    前不久访问了一个老工程师,他参加过'两弹一星'的技术攻关过程,他说中国当时的技术力量,无论是就人员数量还是技术装备水平而言,都远远不如苏联和美国,但是中国从原子弹爆炸到突破氢弹技术的障碍,在时间上都反过来比苏联和美国短得多。他说取得这样的'奇迹'不是偶然的,根据自己的体会,文*革期间技术能够进步的关键奥秘有三个,而且这些奥秘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具备的。

    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真正的技术民主。他说,由于当时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报章上连篇累牍地严厉指责各种管卡压和专制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风气,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有的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这个老工程师还谈到,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社会和阶级的藩篱都实质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这个老工程师回顾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这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技术创新如果联系着市场潜在利益,当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仅仅联系着个人的职称和学术地位评价,相关人员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一切私有观念都遭到彻底批判,许多有助于巩固私有观念的评价体系都被破坏,所以人们能够空前地敞开自己的所得,公之于众。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彻底破除私有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

    第三个原因是几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的高灵敏协调机制。这个老工程师提到,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

    前不久还访问了一个南京大学的老师,他在1969年参与主持我国的电子计算机项目。据他所说,当时的项目立项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关系,国家直接按照技术力量优势所在,甚至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就拨给南京大学1000万元经费,指定用于电子计算机项目,项目办公室成立之后,不需要他去找江苏省委,而是项目立项的同时由国家指定江苏省委配合研究工作,无条件地承担项目的协调工作,许多电子部系统的七字头的工厂,就按照研究进度和要求来进行配合试验,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相关部门直接受项目小组的领导,结果是'产、学、研'的高度紧密结合。项目经费绝对不容许个人为私人目的动用,许多工厂在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工艺积累基础上来参与这个项目,已经有的技术和工艺都不再重复投资和花钱。

    计算机项目的背景是1963年毛泽东说要继续大跃进,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后头搞'爬行主义',要尽可能地采用已有的先进技术,跟踪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这个意见在三届人大上通过。为此,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于1963年12月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原有的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参照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状况制定的,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这样在文革期间政治上初步稳定之后,许多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默克尔突然来华的真正原因曝光--中日的正式决裂

凤凰图腾

2014-07-09

    凤凰网首条《默克尔见证:中德电动车充电接口统一》。这不是一条普通的经济新闻,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正式宣告。中国的市场将来是和德国制造共同成长。日本制造在中国市场已经被选择放弃。

    刚刚发表的世界百强企业,日本汽车业就占一半,可见汽车行业对日本的重要性。中国汽车市场向来是德美日的天下。日企虽然在中日这么槽糕的局面下,都保持坚挺,甚至是有不断复苏和扩大优势的现象。

    《默克尔见证:中德电动车充电接口统一》将给日本车企致命一击。电动车,未来各国汽车行业的新标准。中国已经把未来的汽车市场交给了德国制造,日本车企在华的优势在未来电动车市场上瞬间消失。这招简直就是对日釜底抽薪。

    中日政冷经热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全面转冷是趋势。(民间交流不会阻碍,相反国家层面依然给予支持)但是中国市场的真正核心未来将会逐步脱离日本制造。虽然芯片,照相机等日本特有技术优势依然强大,但是这是国家意志,中国有着巨大的源源不断的技术人口,创新意识经过这些年已经深入人心,虽然曾经山寨,伪劣的制造形成惯性依然持续长久,但这不是国家的未来,国家的未来一定会是有责任感,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的天下。

    中国已经不可能把市场给日本,而在政治上完全和中国对立也无所谓。这种情况也许只有美国有这特殊待遇,日本从各方面来讲,都轮不上。

    7月7国家祭奠是中国对日的公开政治对抗,那么今天的德国总理来就是告诉世界,中国的市场未来将由德国制造一起合作。日本在华核心企业的未来已经公开出局。

    日媒最近一直很自豪,日资企业加速脱离中国化,似乎暗自嘲笑中国活该。这样的心态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能会有真正的影响吗?短暂疼痛是肯定有的,但是国家意志对待日资的撤离丝毫没留恋之情。将来日资依然在中国会有很多,也会促进双方互利。但是真正的主导行业,将来一定是和日本制造拼刺刀。所以缩小中国的对日市场将会对双方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日军事竞争只是表面,现在已经拉开了中日经济,中日制造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大幕。日本制造的特点和优势,很多不是我们所能学习和努力就能做到的。但是未来的胜负往往是多层次的,多变数的。中国制造将来一定拥有巨大的特有优势,这是真正让人恐怖的地方。当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在骂在鄙视中国制造的时候,恰恰也就意味着,这个局面迟早会被扭转过来。我们现在是偿还过去垃圾中国制造的影响。

    前几天路过一大学的学生的离校别离之刻。我莫名的也流泪了。为什么?因为几个年轻的学子此刻拥抱在一起痛哭,在他们最后必须要分开的那刻,几个学子一起喊着:“加油,大家一起加油啊。”突然心里感觉很温暖,对中国的未来很有信心。

 

 

 

中国开始向巨额外储“动刀”

程彤

2014-06-24

    中国近来频提4万亿外储,这表明中国不愿看到外汇储备持续增长。

    美国财政部周一公布最新一期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显示,2014年4月,中国继续减持美国国债89亿美元,总额减至1.2632万亿美元。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数量是连续三个月录得下滑,并且是自2011年以来最长连跌月数,不过中国仍然充当着美国最大债权人角色。
  
  今年以来,监管层多次提到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已成为一大问题。外管局日前就强调,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直接和间接收益已不足以抵消其所产生的问题和代价。市场认为,美债在中国外储中占比几乎一半,对于今年以来中国连续第三个月减持美国国债总额,可能出于优化其外汇储备投资的战略转型有关。

  资料显示,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速度非常快,特别是在最近10年中,外汇储备足足涨了10倍,目前已是世界排名第一,达到了4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储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中国的外汇储备量与世界第二的日本相比要高出1倍以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非洲访问期间提到:“比较多的外汇储备已经是我们很大的负担,因为它要变成本国的基础货币,会影响通货膨胀”。

  国家外汇局总经理师黄国波和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在接受专访时也坦承,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反映了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带来一系列挑战:一是加大宏观调控难度。外汇储备规模过大,一方面增大本币供应,形成国内通货膨胀潜在压力。另一方面提高央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对冲操作压力,对货币政策的制约程度进一步增加。二是增加央行资产负债风险。外汇储备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超过80%,央行的资产负债货币结构不匹配,带来较大的汇率风险和成本对冲压力。

  经济学博士刘杉认为,减少外汇储备唯一办法是增加外汇支出,包括鼓励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而这不仅需要时间,也受制于贸易伙伴安全管制。央行目前做法是严格控制广义货币增速,希望实体经济增长后,逐步吸收货币存量。这种主动去杠杆做法,导致国内流动性紧张,实际利率水平居高不下。

  央行近期连续“定向降准”,真正目的就是达到全面降准效果,以增加市场流动性,降低长期利率水平。目前外汇储备增长放缓,为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提供了技术条件。数据显示,5月新增外汇占款仅387亿元,较4月大幅减少三分之二,创9个月新低。

  如果外汇储备增长缓慢,央行还可以适当降低存准率。货币供给增加后,市场预期实际利率下降,这会抑制短期热钱流入,也让汇率管理增加了弹性。所以,有分析认为,中国减持美国国债,与本身的外汇储备减少有关,因为外储一旦减少,该国无须再增购美国国债。

  据央行金融统计显示,金融机构5月新增外汇占款下降67%,这也是继4月份降幅38%之后,年内再次大幅下降。外汇占款下降对应的是外部资金流入减少,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认为,这背后很可能意味着巨额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将迎来拐点。另一方面,美国国债作为外汇储备中占比较高的资产之一,其暴露的风险已使得细微的波动都将带来巨大损失。

  数据显示,年初以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从逾3%降至目前的2.6%。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4月1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表演讲,透露了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的几乎一半目前正被用于投资美国国债,刘明康表示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分散风险。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底,美国国债占外汇储备的比例曾一度高达40.7%,而到2012年这一占比已下降至36.85%左右,2013年更是降至33.25%。

  中国将把外汇储备更多投向欧元资产。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欧洲的重要性与美国相当。欧债爆发后,中欧之间贸易关系依旧密切,中国也努力推动与欧洲各国进行金融合作,并推动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到2018年,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预料将减少至仅30%。中国所持有的欧元资产的比率,可能将从现在的15%-20%上升至30%,,而其他货币将占到中国外汇储备的40%。201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预料将达到6.4万亿美元,那么,其中1.9万亿美元将为欧元资产,这意味着未来五年中国平均每年对欧洲将投资2,400亿美元。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虽然规模庞大,但中国的海外资产(包括外汇储备)占GDP的比重仅为65%,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只占到中国海外资产总额的15%。以日本作为参照,日本的海外资产相当于GDP的167%,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占到日本海外资产的60%。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逐步推进资本市场开放,进一步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更多的中国资本将在海外投资寻找投资机会。如果中国的海外资产达到日本的水平,中国的海外资产总额将达到15万亿美元,也就是在现有的6万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额外的9万亿美元。这不仅将使中国成为全球资本输出大国,也将使得全球的政经版图发生重大改变。

 

 

 

中俄联手“谋杀”石油美元

九三学社 邬玉良

2014-07-07

    天下大势,风云变幻,强大如美国也不能逃脱被挑战的命运。当今世界的主流趋势注定不再允许一家独大,中国正在以飞速的黑马之姿领衔崛起势力。经济全球化造就了合作共赢的新格局,看中俄联手狙击美国,扼制霸权。

  美元之所以是世界储备货币,主要原因之一是它在全球石油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石油美元体系令美国能借到更多钱,同时也让美元的价值相对高于大多数货币。俄罗斯已经开始用其他货币结算石油交易,中国也在积极推动其石油进口以人民币结算,考虑到中俄两国在石油贸易中的重要地位,这有可能对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造成严重打击。

  上世纪70年代金本位制终结之后,石油美元体系就一直是美元最重要的力量源泉之一。石油美元体系的形成要追溯到1971年美国政府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同意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军火和保护,条件是沙特所有的石油交易都要用美元结算。由于沙特是OPEC中最大的产油国和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其他国家也很快采用美元进行石油交易,石油美元体系从此确立。

  石油美元对美国有多重要?

  石油美元体系确保了全球各国对美元及美国国债的强烈需求,因为进口石油的国家需要大量美元来购买石油,这些美元必须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这就造成了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如果不是为了进口石油,这些国家可能不会想要购买大量美元。因此,石油美元体系人为制造了市场对美元的额外需求。

  由于进口石油的国家用美元购买石油,出口石油的国家就收到了大量美元,出售石油的公司将这些美元兑换成当地货币,美元就在石油出口国各自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不断累积。顺理成章地,这些央行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再将美元借给美国联邦政府,它们之所以选择购买美国国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便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最终,美元在石油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令其日益在各种贸易中占据主导,这就导致了中国、日本这样的出口制造业大国的央行里也积累了大量美元,这些国家的央行也同样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将美元借给美国政府。

  这些贸易和石油美元向美国国债的回流人为制造出了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如果不是石油美元体系,这种需求可能不会存在。这种需求让美国政府、公司和公民能用更低的利率借到更多的钱,因为大部分的贷款利率都跟国债利率挂钩。

  如上图所示,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起,美国债务总额开始飙升,这个时间点正好跟美国放弃金本位、石油美元占据主导地位相重合。这也证明了石油美元体系至少是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获取大量债务能力的一部分原因。美国的债务大约占据了全球未偿还债务的26.86%,《华尔街日报》去年发布的调查称,世界上所有企业、家庭、政府拥有的债务总额约为223.3万亿美元,美国总债务为60万亿美元。

  美国并不是世界上负债率(债务占GDP的比例)最高的国家,日本才是,但日本有高储蓄率的优势,这使得日本政府能直接向本国银行出售债务,再加上日本民众对国债的需求,就能压低利率。美国没有这样的优势。其他负债率高于美国的国家还包括意大利、葡萄牙、希腊,这些国家都有能人为压低利率的优势,因为它们跟德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同属于欧元区。美国却没有这样的优势。事实上,在美国唯一能压低利率的就是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而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石油美元体系。

  中俄已开始行动

  不幸的是,一些迹象显示,石油美元体系正受到挑战。4月24日,俄罗斯政府官员跟俄罗斯大型公司(包括几家石油和天然气巨头)的高管们召开了秘密会议,探讨如何在俄罗斯出口业务中减少美元的使用。由于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它去美元化的举动无疑会令美元在全球石油贸易中的地位显著降低,而美元在全球石油贸易中的地位是石油美元体系依附的根本。

  俄罗斯的企业已开始着手减少对美元的使用。6月7日,金融网站ZeroHedge报道,全球最大天然气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对超过90%的客户不再接受美元支付。不过随后有报道揭露,做出这个决定的不是Gazprom,而是其生产石油的子公司GazpromNeft,它是俄罗斯第四大石油生产商,也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GazpromNeft的日均生产量相当于120万桶石油,仅比康菲石油公司少约14%。据俄罗斯官方通讯社塔斯社道,Gazprom Neft石油9/10的客户同意以欧元结算,白俄罗斯则同意以卢布结算。

  尽管推动减少使用美元的是Gazprom Neft而非Gazprom,但鉴于俄罗斯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去美元化,Gazprom很可能即将开始敦促客户用除美元以外的其他货币进行交易。鉴于Gazprom是迄今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商,它去美元化的举动将促使其他公司和国家开始用美元以外的货币开展石油和天然气交易。

  俄罗斯想要在出口业务中去美元化,就得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贸易伙伴,最终它找到了中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因此中国的需求会对国际石油市场造成重要的影响,但中国的需求跟石油美元产生了某些冲突。中国正在积极推动用人民币支付进口的所有石油和天然气,全球一些最大的能源出口国,包括俄罗斯、伊朗、阿联酋,已经同意接受人民币结算。有推测称,世界上另一个主要石油出口国委内瑞拉也将同意跟中国用人民币展开石油交易。如果这些都成为事实,将进一步削弱石油美元体系。

  沙特可能正在动摇

  目前,石油美元体系依然受到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的支持,但沙特也可能正处于动摇之中。其原因非常简单:沙特目前出口给中国的石油超过美国,并且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用人民币结算所有能源进口交易,既然中国现在是沙特最大的客户,那么中国对沙特的影响力很可能超过美国。

  已有迹象显示,沙特可能正在向中国靠近,其证据之一就是最近沙特国有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SaudiAramco)跟中石化(Sinopec)达成的合作。据媒体报道,这两家公司将合作在红海延布港口建立一个大型炼油厂,它预计在2014年内完工,每天大约能加工40万桶重质原油,这些石油可能出售至中国。沙特和中国还展开了其他合作,比如共同研究核能的安全使用。这显示了沙特和中国的联系日益紧密,而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增加国内的产油量。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沙特最终不再支持石油美元,转而用其他货币出口石油,尤其是人民币。

  如果继俄罗斯之后沙特抛弃了石油美元,那么整个石油美元体系就可能分崩离析,因为石油美元的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石油出口国的支持。

  石油美元崩溃将重击美国

  本文之前已经指出,石油美元体系人为提高了美元的价值,压低了利率,如果没有石油美元体系,美元的价值会更低,美国的利率会更高。这意味着石油美元体系的存在令美国民众享受到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如果石油美元崩溃,美国人的生活可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自在了。

  如果石油美元崩溃,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就是利率上升,这将导致浮动利率债务成本的提高,从而促使企业和消费者减少开支,以偿还债务。对消费者来说,他们可能被迫减少开支,因为他们的债务将增长,但收入却不会。这将导致消费者用于零售业的开支减少,从而引发零售业增长放缓。利率也有可能在石油美元崩溃的情况下保持稳定,这将是因为美联储进一步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印钞机加速运转,印出更多的美元来购买美国国债。

  石油美元崩溃将可能导致的第二件事是美国通胀率的上升,受影响最明显的将是进口货物的价格,这是由于货币估值导致的。在石油美元崩溃的情况下,国际市场对美元的需求降低,导致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价值降低,这就意味着更多的美元才能跟某种特定货币价值相当,如果某个外国公司保持出口价格不变,美国客户就得支付更多美元。想想美国市场上有多少进口货物,就知道冲击会有多大了。

  通胀会给美国造成什么影响?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自从2000年以来,美国中产家庭的真正收入一直在稳步下降,目前美国中产家庭的真正收入位于199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中产家庭真正收入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数字,因为它参考了通胀水平,因此,它能显示美国中产家庭的购买力变化。如上图所示,过去10年中美国中产家庭的购买力令人担忧。如果石油美元遭削弱,对美元的国际需求减少,美国中产家庭的购买力很有可能持续下降,这显然会对整个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随着石油美元体系的崩溃,美国继续为其收购债务注资将越来越难,最终美国将入不敷出。

 

 

 

 

页岩油气逼着美国不断“圆谎”

冯跃威

2014-07-07

    导读:美国政府的页岩油气储量公告使人莫衷一是,无论真假都正影响在美投资页岩油气时的资金甚至是运营安全。

    美国政、商及媒体围绕着页岩油气开发不断上演着双簧,使“撒谎”和“圆谎”成为其“页岩气革命”的曲牌,不仅丧失了美国一贯的科学严谨之学风,也使美国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光鲜退色,并给市场带来巨大的投资风险。

    今年5月,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将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当前最大页岩油带蒙特利(Monterey)的技术可采储量从137亿桶调降至6亿桶,降幅达96%。其发言人Jonathan Cogan给出的理由是,由于受美国西海岸历史上多次大地震的影响,蒙特利页岩带的岩层严重扭曲且破碎,导致钻井公司采用现有的压裂技术和布井方案很难盈利。

    此举,直接将美国页岩油的整体技术可采储量从240亿桶缩水至约110亿桶。在惊愕之余,笔者观察加利福尼亚州1995年-2009年油气井的生产数据发现,当期工作的油井数从41419口增到49153口,天然气井从2928口增加到4142口,再加上以往报废井,该州油气井总量不低于10万口井,实际的地质数据极其庞大。而该州的三维地震、储层数模工作量和技术等也都居世界前列,“岩层严重扭曲且破碎”早不该是什么新发现,“美国西海岸历史上多次大地震的影响”也不是什么新闻,况且,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定义,技术可采储量是指在现有勘探技术条件下不计成本开采出来的油气储量。而经济可采储量则是指在满足经济性的前提下,从技术可采储量中能被实际开采出来的储量。

    但不可思议的是,EIA下调理由竟然是“现有的压裂技术和布井方案很难盈利”。既然“不计成本开采的储量”都可以归到技术可采储量中,那“很难盈利”的储量又为何不是技术可采储量呢?事实上,“很难盈利”并不一定企业就不能以保本经营的策略进行生产和解决就业!退一步讲,即使企业亏损经营,所动用的储量也是在USGS给出的“不计成本开采的储量”之内。有鉴于此,除非就没有或凭空编造出了这些储量,否则根本不需要大幅下调原颁布的技术可采储量。

    通常,除有新增勘探工作量或技术获得突破增加了技术可采储量外,在进入经济开发后,技术可采储量的变动受开采技术成本等因素影响,并随实际采出量增加而缓慢下降。在拥有众多三维地震、实钻等基础信息的情况下,100多亿桶超大规模技术可采储量被调降,在全球都实属罕见!不免增加了对其降储动机的好奇。

    从财税角度看,提高技术可采储量,可增加油气资源区块潜在的投资价值,更容易吸引到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但更重要的是,它可隐蔽性地压低企业成本折耗宽让额(即在油气资源开发中对资本性投资进行的抵扣额),进而能增加可期的联邦所得税。

    这种做法以往多发生在一些产业结构单一的油气资源国,他们因前期三维地震、基础探井、评价井等投资或能力不足,又希望能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资,还想在未来能收缴更多的财税时,才会“善意”地采用这类招商引资的伎俩。今天,它却发生在了美国人身上,因此,对美国页岩气革命绩效更感兴趣。

    2011年4月,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发布了《2011年度能源展望》,将美国国内页岩气技术可采储量大幅度地提高到23.418万亿立方米,并认定全球范围内至少拥有可以按当期价格经济可采天然气储量为262.497万亿立方米,凭空比前次颁布的可采储量增加了75.04万亿立方米,增幅达40%以上。随即,奥巴马总统在5月出访波兰,两国就页岩气问题展开会谈。页岩气外交立即成为美国政府当时的重要工作之一,并逐步敲开了欧洲页岩气市场之门,足迹遍及欧洲的德国、法国、乌克兰等国家,甚至踏进亚洲的中国、印度等国家。

    经过这一系列外交攻关,的确为美国页岩气开发商在全球,特别是在欧亚获得了大量的页岩气勘探服务合同,使其海外经营的收益率远高于其国内,为美国走出2008年的经济危机做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为解决其国内页岩气稳产时钻井投资不足和转移油气管输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风险,以及高效利用外资和压低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美国政府毅然决然地放宽了外资对美页岩油气市场投资的严苛审察。造出了一轮全球资本家去美国页岩油气市场“淘金”的热潮,兼并、收购、参股不仅激活了美国资本市场,也成为2011-2012年两度全球热钱最重要的目的地之一。当然,其中也少不了中国公司的身影。

    其实,全美到2009年底就已经拥有总量高达49.31万口正在使用的各类型天然气和页岩气井,再加上既往数十万已报废油气井的地质信息,直到2012年2月,EIA才突然“搞清楚”了自家页岩气技术可采储量“家底”,并将页岩气技术可采储量从23.418万亿立方米下调到13.649万亿立方米,缩水近42%。而今年5月又“搞清楚”了蒙特利页岩油的技术可采储量,但仍旧坚信前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页岩油气技术可采储量“评估”的可靠性。

    美国国内勘探开发成熟度和技术水平都位居世界前茅,但都阻挡不住EIA和一些研究机构、媒体在有坚实的实际地质数据支撑的情况下还不断编造“谎言”,忽悠全球,维护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尊严”,又不断“圆谎”,证明美国在本土页岩油气开发上的“科学”与“严谨”,其行为结果的确增加了在其储量调整窗开启时期被沉淀在美国页岩油气市场上的资本风险。

    本文刊于《能源》2014年第7期

 

 

 

华为让新员工融入狼群

《中外管理》记者 庄文静

2014-07-07

    崇尚“狼性”文化的华为,如何让大多为独生子女、自我意识超强的90后员工快速融入?众所周知,华为的团队精神崇尚“狼性”文化,因为再强大的动物,也难以招架狼群的攻击。因此,华为团队精神的核心就是团结、互助。那么,如何让大多为独生子女、自我意识超强的90后员工,快速融入“狼群”?如何通过打造系统的入职培训、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平台,解决新人的融入问题?华为公司北京研究所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钮嘉,在中智分享会上分享了华为的经验。

新员工培养的三流程

    钮嘉所在的研究所,负责华北地区的招聘。每年要给华为集团在全球招聘1600余人。每年3-8月是应届毕业生求职的高峰期,从入职引导培训开始,到岗前实践培训,最终到在岗培训,这三个环节的周期就要3-6个月。

    三年前,华为对培训体系就进行了颠覆性改变,将授课式培训、网络化授课方式全部取消,采用“721”法则进行员工培训,即70%的能力提升来自于实践,20%来自于导师的帮助,10%来自于真正的学习。那么,如何不让准新员工流失或尽少流失?

    华为的做法是,在毕业生进入企业后,把他们分到各个业务部门去,同时一定提前指定好导师。“导师会在他没有入职之前,就定期和他做电话沟通,一个月给他打一次电话,你现在什么状态,毕业论文到什么状态,什么时候毕业,时刻了解他的动态,这样识别出他的风险。”钮嘉介绍说。如果毕业生确实想进华为,在这个过程中会安排一些任务,提前给安排一些岗位的知识、书籍、材料让他提前了解,这是在还没有入职前要做的培训。

    而接下来的入职培训,就相对简化。2003年钮嘉入职时,培训周期是两周,而且全部要到深圳总部培训。白天上课、晚上开辩论会,还有演节目、写论文等很多内容。而如今,这个培训缩减到5天,内容比较聚焦,主要是围绕企业文化展开,讲清楚为什么公司会出台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它反映出的文化、价值观是什么。华为还有一篇《致新员工书》,是任正非在华为创业之初写的文章,把华为的文化和对新员工的要求全部融入其中。还有一部新员工必看的电影——《那山,那狗,那人》,讲的是一个山区邮递员的故事,影片倡导的敬业精神,正是华为追求的价值观。

因“狼”施教的培训

    在五天的文化培训后,公司会针对不同职位进行工作实践。

    目前,华为有70%的业绩来自海外,但新进的营销类员工,不可能立刻派去海外实践,必须在国内锻炼一下。公司会安排他们在国内实习半年到一年,通过这些实践掌握公司的流程、掌握工作的方式方法、熟悉业务,过一段时间再派到海外去。

    对于技术类员工,公司会首先带他们参观生产线,参观产品。尤其是编代码的员工,并不知道代码最终用在什么地方,最终成型的产品是什么样。公司曾经调查过,发现华为很多员工不知道基站是什么样子。所以,要让他们对接产品,让他们参观展厅和生产线上组装的机器,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产品。同时,研发人员在上岗前,还会做很多模拟项目,以快速掌握一门工具或一些工作流程。

    最后,对于专业类员工的培训,也遵循“721”法则,在能力提升中锻炼“7”的部分。新员工全部在导师的带领下,在一线实践,在实战中掌握知识。“即使是清华、北大、北邮的高材生,对华为的研发流程或研发规范也完全不了解,这是学校里不教的东西。”钮嘉说。在入职之前,华为会组织导师和新人奔赴各地,做软件训练营。而训练营设计的内容仍是遵循“721”法则,公司会将研发流程、研发规范、培训材料发给他们先自学两天,训练开始时会由专业讲师进行案例教学,帮助员工了解这些流程规范。之后,再用大约3天的时间去演练,这就是“7”的部分,并且会拿真实的场景和项目,让学生在机房里提前做编程。三天结束后,最后一天会针对之前培训的内容进行考核,检验他的成果。

    检验完之后,还要让学员在一起交流:你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什么知识,还有哪些不足,让他们提前知道自己与岗位的差距。“华为内常说明确期望比提升技能更重要,知道自己的差距是什么,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主动学习。”钮嘉特别强调这一点。

思想导师:让“老狼”送一程

    培训做完之后就要上岗,而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思想导师”的安排。华为设立“思想导师”非常早,也很规范。首先,华为对思想导师的选拔有明确要求,第一绩效必须好;第二充分认可华为文化。同时,一个导师名下不能超过两个学生,以保证传承的质量。

    思想导师在带学生期间,公司会单独给他发一笔钱,连续发半年,这笔钱做什么用?首先是导师定期请员工吃饭、喝茶,增加沟通;帮助外地员工解决吃住安排,甚至解决情感等问题。总之,思想导师要在员工入职之初,给予他工作和生活上全方位的辅导和帮助。同时,公司也会额外给导师付一笔酬劳。

    公司对导师的激励,也有相应政策。比如:如果你没有带过新员工是不允许晋升的。所以,这一方面保证了导师不吃亏,也会使员工踊跃地承担这件事,去带出合格的新员工。在每年公司年会上,还有“一对红”(导师和员工都出色)评选,这也是一种企业文化的宣传。

    除此之外,华为内部的学习平台iLearning,全部转换为LCE(是一种面向对象的中间件平台)多媒体的方式,全部在线化了。甚至,还有音乐与审美、心理学、如何处理婆媳关系、亲子关系等课程,内容很丰富。而这些学习,不再是强制性的,而是可以自主选择,能在任何时间、地点去学习。

    去年,公司还针对研发人员,开发了一个OA(办公自动化系统)平台。研发软件员工会在上面做一些测试编程练习,比如C语言、数据库等,里面会有很强大的题库,完全是自动化测试,把你的代码编好之后提交上去,它会告诉你哪儿做错了,哪儿测试有问题。新员工很喜欢这种方式,他们会利用这种课余的时间在上面去练去测,提升自己的技能,这也能快速帮助他们提升工作上需要提升的技能。

照着“镜子”主动学习

    如何建立一种机制去督促员工或引导员工,让他主动学习?华为的做法是,用机制去牵引。举例来说,华为的软件工程师可以从1级开始做到9级,9级相当于副总裁的级别,享受同一级别待遇。新员工进来之后,如何向更高级别发展,怎么知道差距?华为有明确的制度,比如1级标准是写万行代码,做过什么类型的产品等,有量化、明确的要求。员工可以根据这个标准自检。比如:我的C语言能力差,便可以通过iLearning平台去学,或在工作中有意识地学习和积累。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学习,达到了1级的水平。接下来,可以向2级的标准进发。这就是任职资格的管理。

    而任职资格管理的意义就在于:镜子作用,照出自己的问题;尺子作用,量出与标准的差距;梯子作用,知道自己该往什么方向发展和努力;驾照作用,有新的岗位了,便可以应聘相应职位。这种透明的机制,能不牵引员工主动向上学习吗?

    有人可能知道,华为的绩效管理是很残酷的。A和B+中间看起来只差一个档次,但奖金却可能是一辆车的差距。所以,在华为绝对没有“大锅饭”,绩效档次拉得很开。“公司就是要识别出最优秀的人,给他最多的资源、发展机会、薪酬、股票,以此牵引员工不停地向上奋斗。”钮嘉说。而让新员工快速融入组织,无非就是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推动员工产生高绩效,二是让他认可文化。现在90后的员工需要尊重,需要你能去倾听,需要你去尊重他个人的一些兴趣。钮嘉坦陈,华为这块做得还不好,现在内部在强调除了物质激励之外,还要强调非物质激励,通过激发员工内在的驱动力加速融合。

    如今,华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设备通讯企业,员工的离职率偏高也一直在困扰华为。今年,华为制定了“人才保留解决方案”,会把负责招聘、绩效、培训的人都集结起来,在各个环节内找到针对人才保留能做的事情,最终解决好“留住人、留住心”的问题。

 

 

 



德国人如何看待转基因和磁悬浮

杨佩昌

2014-07-02

    在自然科学领域,德国科学界群星璀璨,人才辈出。除了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后移民美国)、数学王子高斯、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后移民美国)和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之外,德国科学家及其发明创造可谓枚不胜举:

   1845年德国人冯-马腾斯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可摇摄150°的转机。

    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制成发电机,实际可用的发电机问世。

    1866年德国化学家肖特与光学家阿具在蔡司公司发明了钡冕光学玻璃,产生了正光摄影镜头。

    1876年德国发明家尼考罗斯-奥古斯特-奥托制造出第一台四部冲程内燃机。

    1885年德国人卡尔-佛里特立奇-本茨研制出世界上第一辆马车式三轮汽车,经过反复试验,1886年1月29日,卡尔-本茨发明的世界上第一辆三轮汽车获得了“汽车制造专利权”。

    1888年,德国科学家赫兹发现了电磁波。

    1897年德国工程师狄塞尔制造了第一台柴油机。

    1895年德国科学家伦琴发现X射线,可用于身体内部结构的检测和安全检查。

    1879年拜耳公司药剂师霍夫曼发明阿司匹林,用于止痛、退烧及消炎。

    1903年伯格发现中空的双层玻璃容器有保温效果,镀银表层保证热量反射到瓶内而不辐射出去。

    1907年迈因伯格发明牙膏。

    1951年路德尔福-海尔发明扫描仪,后广泛用于超市。

    1969年戴特洛夫和格洛尔普发明芯片,奠定了信息革命的基础。

    上述部分列举的科技成果深深地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可以说,德国对科技的贡献举世公认。如果把移民到南北美洲、澳洲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德裔科学家也考虑进去,德国人的创造性贡献更是令人惊叹。

    德国的科技成就与其独特的教育体系、教育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来源于德国人对科学无以伦比的尊重。科学已经深入到德国人的骨髓之中,因此,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人,德国人均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科学方式思考,用科学方法来指导其行为。

    尽管如此,德国人对科学的态度却是尊重而不迷信;合理使用而不滥用,始终保持着对科学的理性精神。对于科技成果,德国人并非不顾一切地开发推广,而是有节制地研发、应用。在德国人看来,科学技术虽然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但也不能极端盲从,而应注意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从以下案例可以发现,德国人这样看待和理解科学:

一、预计到不良后果的科研成果,坚决禁止

    德国的核电技术相对发达,自核电开始启用以来,并未出现过核泄漏问题。目前,德国用电总量中有1/4来自核电。尽管德国近年来在可再生能源利用尤其是风力和太阳能发电方面取得长足进展,但政府对于可再生能源的预期发电量是否足以弥补关闭所有核电站造成的电力短缺并没有十足信心。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德国斯图加特民众首先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计划延长某些核电站的使用时间。在全国多数民众的反对之下,2011年3月12日,德国政府宣布在三个月内关闭7座1980年以前投入运营的核电站。

    虽然暂时关闭了7座核电站,但德国民众依然不满意,持续向政府施加压力。经过近12个小时的磋商,2011年5月30日深夜,德国执政联盟就德国放弃核电时间表达成妥协。根据这一计划,德国将于2021年前彻底放弃核能发电,但其中3座核电站可能将在新能源无法满足用电需求的情况下“超期服役”一年。到2022年,德国将成为首个不再使用核能的主要工业国家。

    德国民众反核态度由来已久。上世纪80年代反核运动及绿党的崛起,使核能的利用成为民众激烈争论的话题。例如,哈瑙核工厂经过5年的建设完工后,连一根燃料棒也没有生产过。当时的德国外长菲舍尔初次参政就是在黑森州任环境保护部长,这家工厂以及原有的一个老核材料加工厂正好归他管辖。经过无穷无尽的争论、繁复的安全审查程序,原有的老加工厂最终被停工。而这家新的加工厂尽管设计安全程度达到了抗地震、抗飞机坠毁的地步,但由于绿党的坚决反对,尽管经营者抗争、等待了两年,最终还是被放弃了。当时黑森州的绿党认为把哈瑙的核工业搞垮是该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想把这个核工厂买下来,德国竟然不卖。其原因是,绿党认为,既然核能要不得,就不能把它出口到其他国家。

    德国民众对核能的反对,除了对其后果的担忧之外,也和高昂的维护费用也有很大关系。为了确保核电站安全运转,德国每年需要最多5000万欧元(约合4.64亿元人民币)的维护费用。为此,2002年,德国政府曾通过一项“核电逐步退出”法令,确定到2022年左右关闭德国境内全部核电站。2010年10月,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默克尔政府有关延长核电站运营期限的计划,将德国关闭最后一座核电站的时间由2022年前后推迟到大约2035年。由于德国多数民众和绿党的强烈抗议,延长核能运营期限的计划宣告破产。

二、不经济的科研成果,忍痛放弃

    磁悬浮技术是德国人的又一高科技发明。1922年,德国人赫尔曼·肯佩尔提出电磁悬浮构想。1934年申请获得磁悬浮列车的专利。德国西门子公司和蒂森克虏伯公司拥有世界领先的磁悬浮列车设计和建造技术。高速磁悬浮列车用电磁力将列车浮起,并采用特殊供电方法,实现列车不带燃料、与铁轨无接触的“地面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500公里以上。从技术上讲,德国没有理由不使用磁悬浮。德国国内支持磁悬浮项目的人认为,成功修建一条商用磁悬浮线路,有助于德国向全世界展示和推广其先进的磁悬浮技术。为此,德国于1987年在西北部的埃姆斯兰特小城修建了一条31.5公里的实验线路。

    “磁悬浮”列车经过十余年的试运营后,证明了技术的可靠性,但无法证明商业上的可行。尽管很多地方都希望上马这一工程,但直至今天都无法通过审批。上个世纪90年代,德国西部的北威州就曾试图在城市密集的鲁尔区建设一条从杜塞尔多夫机场到多特蒙德市的商业运营线,最后因为融不到资金而不了了之。

    德国也曾计划在巴伐利亚州启动修建德国首条商用磁悬浮线路的项目。这条磁悬浮线路计划连接慕尼黑火车站和慕尼黑机场,全长37公里。完工后,从慕尼黑火车站到机场所需时间将缩短至10分钟。目前,从慕尼黑火车站乘坐城铁到机场大约需要40分钟。项目原先预算为18.5亿欧元,但根据项目承建方的核算,完成这一磁悬浮项目需要投入34亿欧元,几乎是预算的两倍,已突破各方承受能力。时任北威州州长施泰因布吕克就曾讥讽说:“谁会为了能快10分钟而用两倍于传统轮轨高速列车的钱去投资磁悬浮线?”这也难怪当他担任德国财政部长后,对慕尼黑磁悬浮线需要联邦政府增加投资表示坚决反对。

    1997年,德国也曾打算兴建一条柏林到汉堡的磁悬浮线,全长292公里,投入后从柏林到汉堡可在一个小时内到达。这个项目功亏一篑的原因也是钱的问题。据专家计算,即使对往返于柏林与汉堡的磁悬浮列车乘客数量最乐观的估计,磁悬浮列车运营后,每年也将亏损1亿马克。2000年初,由于谁也不愿增加投资,更没有人愿意为未来的亏损埋单,这一项目在争吵中正式下马了。

    昂贵的建造费用和预期的亏损导致磁悬浮项目在德国始终无法上马,而且公众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磁悬浮受阻的原因。在一项民意调查中,58%德国公众认为磁悬浮项目对德国经济而言太超前,39%的受访者则认为磁悬浮“没必要”且太贵。

    磁悬浮技术在德国国内遭受一次又一次打击的同时,德国加紧了在国际上的推销力度。据报道,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匈牙利布达佩斯,捷克的个别城市以及美国拉斯维加斯,在德国人的游说下都动过兴建磁悬浮列车线的念头。不过,这些设想最终都因为费用问题而搁浅。最终,中国拯救了磁悬浮技术磁悬浮项目,使其没有完全胎死腹中。上海建成了全球第一条,也是目前唯一一条商业运行的磁悬浮列车线,该线全长30公里,连接上海市内与浦东国际机场。2002年12月31日首次通车运行。2006年4月通过了国家全面验收,现已经正式运营。上海磁悬浮列车建成后,德国的电视台纷纷播放这一消息。有的人叹气,有的人失望、嫉妒,但更多的人很理智:“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德国没有太多的钱来上这么大的项目”。

    让德国反对者获得心理安慰的是,上海磁悬浮项目如期所料发生了巨额亏损。现在,他们一定庆幸自己政府的“软弱无能”、“决策的低效率”和自己一贯的反对态度。

    当然,对磁悬浮的反对也出于环保的考虑。到目前为止,德国无法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强大磁场对人体的无害性。因此,德国做出规定,磁悬浮线路两边500米不得居住人。中国部分人士也对磁悬浮的危害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博士金书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核磁污染甚至要经过几代人才能显现出来。他说,核磁对人体造成的危害具有累加效应,能从基因上改变人的各种机能,从而使人患上一些奇怪而难以治疗的疾病。

三、无法预料后果的科研成果,先试用后禁止

    转基因技术作为现代高科技成果,在德国乃至欧洲也存在很大的争议。尽管孟山都公司的MON810转基因玉米种子于1998年获得欧盟的进口和种植许可,但欧盟一些成员国如奥地利、匈牙利、卢森堡、希腊和法国依然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2005年,德国开始种植MON810转基因玉米,这是德国唯一被允许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据统计,德国全年的玉米种植面积在1800万公顷至2000万公顷之间,而德国2009年预计种植的转基因玉米仅为3600公顷,几乎都集中在德国东部地区。

    但转基因玉米种子MON810的命运在德国突然急转直下,仅仅四年的时间就被叫停。2009年9月14日德国联邦农业部部长伊尔莎·艾格纳宣布,由于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玉米种子MON810对环境存在潜在危害,德国将不允许再种植这种转基因玉米。艾格纳表示,这项决定没有政治意图,只是基于专业的考虑。德国联邦自然保护局的研究报告和一份来自卢森堡的研究报告显示,种植孟山都公司的MON810转基因玉米会影响环境,尤其对一些蝴蝶、瓢虫等益虫和水生有机物产生危害。艾格纳要求地方州政府实施这项禁令,并对遵守情况进行监控。由此,种植转基因玉米被正式宣布禁止,德国从而成为继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等欧盟国家后,第六个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的欧盟国家。

    绿色和平组织和环保组织对农业部的这项禁令表示欢迎。德国环境和自然保护联合会称,转基因玉米对自然界和动物已造成了很大危害,必须强制禁止。有饲料研究报告显示,转基因玉米对实验鼠的免疫系统会造成损害。

    除了MON810被短暂许可之外,其他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在德国则被明令禁止。但德国也曾发生过“意外”种植的情况:德国巴伐利亚州、巴登—符滕堡州和下萨克森州等7个州农民在购买玉米种子时,NK603转基因玉米混杂在普通玉米种子之中,被“意外”播种。环境保护组织指认这是“德国迄今最大的转基因作物丑闻”。作为种子的供应商,美国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说,NK603播种面积不到2000公顷。贝克尔说,大约2000公顷土地受影响。而按照绿色和平组织的说法,受“污染”土地多达3000公顷。结果,所有种植的玉米被紧急销毁,土地被政府要求深度翻耕。

四、科学是一把双刃剑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德国人对科学并不盲从,更不会将科学视为“全能神”。德国人认为,科学只不过是人类最前沿的认知而已,但人类的认知一定有时代性和局限性,不能把科学当作终极宇宙真理来看待。这种理性精神来自于其历史上诸多的教训。其中格兰泰公司“反应停事件”给德国人上了令人难忘的一堂课,从而使德国人对科技无限制的应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据国际在线记者殷帆报道,2012年8月31日,德国西部城市施托尔贝格竖起了一尊铜像,名为“生病的孩子”。铜像左边是一个没有双臂、双腿畸形的小女孩靠在一张椅子上,右边是一张空椅子(留给死者的座位),铜像底座中间写着“纪念那些死去的和幸存的沙利度胺受害者”。这一年,是沙利度胺(俗称反应停)事件50周年。

    铜像的倡议人,同时也是沙利度胺的受害者伊格尔表示,他在参观柏林纳粹集中营的时候萌发了为沙利度胺造成的畸形儿和死者的塑像的念头。他希望在事件引发者和受害者之间建立一座沟通的桥梁。制作铜像约5000欧元的费用由事故制造者德国制药商格兰泰公司支付。在当天的雕像揭幕仪式上,格兰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总裁)斯托克代表公司向沙利度胺受害人道歉。斯托克表示,格兰泰公司对沙利度胺引发的后果表示遗憾,并特此向沙利度胺的受害者请求原谅。

    事件的起因要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1953年,瑞士的一家制药厂首先合成了沙利度胺,但是由于某些原因,药厂放弃了对它的进一步研究。与此同时,德国格兰泰公司开始对沙利度胺进行研发,并在1957年推出了一款主要成分为沙利度胺的安眠药。这种安眠药对妊娠反应有明显的疗效,能够有效地减轻妇女怀孕早期出现的恶心、呕吐等妊娠症状,一时在欧洲各国、日本、非洲等国家争相上市,使用极为广泛。不过,由于这种药物的动物实验获得的毒理学数据不可靠,没有能够进入美国市场。

    到了1960年,欧洲新生儿畸形比率异常升高,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经过调查发现,新生儿畸形的发生率同沙利度胺有关系。之后的毒理学研究也表明,沙利度胺对灵长类动物有很强的致畸性。1961年10月,在西德妇产科学术会议上报告了沙利度胺引起的海豹型畸胎,并统计出从1957~1961年间这种药物造成了8000余个畸形胎儿。当年,沙利度胺销售被禁止,但是,此前售出的药品已经导致了全球近万名婴儿先天畸形。很多婴儿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幸存下来的不得不终生与残疾为伴。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反应停事件。

    格兰泰公司总裁斯托克在道歉中表示,当时在研发沙利度胺时,格兰泰公司依据了当时所有的科学知识和所有在20世纪50和60年代适用于新药品测试的行业标准。很显然,格兰泰公司当年生产的反应停是科研的结晶,是不折不扣的高科技产品,而且也符合当时的药品测试行业标准,但是,如果没有应有的警惕和科学理性的态度,今天的高科技产品很可能就是明天的毒药。

 

 

 

中国资本大鳄是怎么发家的?

政商内参

2014-07-05

    不择手段钻空子。

    中国资本系族的游戏,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停歇过。从当年的“德隆系”,到现在的“先锋系”。尽管曾经出现过的和现在仍然存在的“资本系”数量不在少数,且其涉足的产业和资本系内部的架构也千差万别。

    事实上,资本系的“造系路线”大多是围绕着“产业”和“资本”的关系展开,并大致形成两条主要的路线。第一条路线是以财务投资形成产业链接,并以资本运作为主业,这其中以“华源系”、“格林柯尔系”为典型。第二条路线则是在第一条路线的基础上,再加以二级市场上的炒作,产业只是为资本运作服务,其中以“德隆系”为典型代表。以下便回顾近年来在资本市场游戏的资本系族。

    1、方大系:在方大集团控股的3家上市公司中,股权质押现象频频出现。方威的“发家史”尤其是方大集团早年参与南昌钢铁改制的种种争议再度被“挖出”,外界认为相关改制过程存在巨大的利益输送。

    2、先锋系:它缔造了一个集融资租赁、融资担保、银行、保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销售、信贷、财富管理等众多金融牌照的隐秘金融帝国。其资金需求可以通过,或者借助内部担保或者质押等形式筹集。

    3、德隆系:在两年时间里,德隆系公告的投资动作达11项,涉及公司达21家,其中多项投资活动涉及关联交易。这个庞大的金融控股集团,为了使其控制的上市公司的股价巨幅上涨,侵犯小股东的利益,违反证交法。

    4、明天系:在不到10年内,构筑起控股6家上市公司、参股和控股9家商业银行、4家证券公司、4家信托公司的庞大金融帝国。太平洋证券腐败案发,是肖建华和“明天系”的一个转折点。

    5、新湖系:一是收购上市公司股权,并逐步将上市公司资产置换并将主营业务转为房地产;二是通过操纵多家上市子公司,在全国大量兼并土地,用囤积的土地抵押贷款,贷得的款项打回新湖自身全资控股公司挪作他用。

    6、涌金系:魏东创建涌金系初期,采取私募机构最原始的投资风格,依靠人脉资源或商业背景实力。2013年1月,随着国金证券副董事长王晋勇宣布辞职,涌金系落寞谢幕。

    7、格林柯尔系:在短短五年的时间中,顾雏军缔造了庞大的产业帝国,横跨白色家电、汽车制造等领域,其炫耀夺目的资本运作技巧让人们惊叹。

    8、中技系:中技系出现问题的原因就是它民间资金走得特别近,资金成本高,高负债和流动率不足导致现金流紧张、还不上债,而加速地扩张、高成本消耗净资产导致最终结果。

    9、华源系:与德隆系类似,华源系同样依靠一系列并购迅速成长为庞然大物。由于缺乏实业支撑,靠搭积木式并购获取的规模扩张,并没有给企业带来真实的业绩提升。

    以上所列的各种“系”,就像一条条三八线,在大众眼中将资本市场切割成一块块封地割据。一个派系,关联公司众多,这些派系的掌门联动旗下的各个资本玩家,似乎一直都在玩着攻城略地的把戏。这个距离金钱最近的地方,所有罪恶都被放大。

方大系

    股权质押曾被视为上市公司的一大隐患,资本市场上的很多“系”,就是倒在股权质押这个“多米诺骨牌”之下。在方大集团控股的3家上市公司中,股权质押现象频频出现。随着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围绕着“方大系”掌门人方威的各种传闻、猜测甚嚣尘上,旗下三家上市公司方大炭素、方大特钢、方大化工也因此紧急停牌自查。 截止目前,方大炭素、方大特钢、方大化工均出现大跌,在此当口,方威日前通过发布说明函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并未“失联”。

    方威的“发家史”尤其是方大集团早年参与南昌钢铁改制的种种争议再度被“挖出”,外界认为相关改制过程存在巨大的利益输送,尤其是对受让方设置的诸多前置条件,一度被指是为方大集团“量身定制。

先锋系

    “先锋系”的控制人张振新起家于担保,发家于租赁,通过担保质押等形式,先锋金融存在于大量的体系内的资金周转融通。先锋系拿下了除基金、证券、信托之外的所有的金融和类金融牌照,旗下的公司众多,有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也有参股国企,可以看成是国内很多金融有关的板块组成的一个大家庭,它已经悄然缔造出一个集融资租赁、融资担保、银行、保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销售、信贷、财富管理等众多金融牌照的隐秘金融帝国,另外还搭建了众筹网、壹金融、点财网等多个互联网金融平台。先锋金融发展至今,跟曾经辉煌的德隆系仍有很大差距。但是张振新打造的先锋金融帝国与德隆系有个共同之处,便是资金需求可以通过,或者借助内部担保或者质押等形式筹集。

德隆系

    早些年,新疆德隆”控制的三家上市公司“新疆屯河”、“合金股份”、“湘火炬”,股价已分别上涨了1100%、1500%和1100%,这些上市公司及其它与“新疆德隆”有关的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被称作“德隆系”。

    1998年中开始,“德隆系”控制下的“湘火炬”开始了频繁的投资。在两年时间里,公告的投资动作达11项,涉及公司达21家,其中不乏关联交易。2004年初德隆将麾下上市公司法人股反复置押给银行,同时公司属下的合金投资和湘火炬实际发生担保数额分别占公司净资产135%和203%,远远超过了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其后德隆一直受到调查,其三驾马车开始崩盘,其200亿元市值在10余个交易日里灰飞烟灭,德隆终遭滑铁泸。“德隆系”表现为一种现象,即一个庞大的金融控股集团,其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价无一例外地巨幅上涨,这牵扯到了一个重要的证交法问题,也就是其是否恰当,是否合法,是否侵犯了小股东的权益,这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明天系

    明天系的实际控制人是肖建华,他15岁考上北大法律系,27岁成为最年轻的上市公司总经理。肖建华,这个在中国资本市场叱咤风云的少壮派枭雄,在不到10年内,构筑起控股6家上市公司、参股和控股9家商业银行、4家证券公司、4家信托公司的庞大金融帝国。

    2007年12月28日,亏损严重的太平洋证券竟在主板上市。2008年,上市黑幕被揭发:太平洋证券上市方式很简单,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请示、中国证监会办公厅批复,成功地绕开了IPO和并购重组两道门槛限制,实现了直接在交易所挂牌交易。上市后,太平洋证券增资扩股,包括“明天系”公司在内的所有原始股东,都实现了财富暴增。正是太平洋证券腐败案发,是肖建华和“明天系”的一个转折点。这是一起有名的权力与资本结合的腐败案,事后多名官员落马,多名证券界人士涉案,并牵连副部级官员、国开行副行长王益被“双规”,另一位资本大佬“涌金系”掌门人魏东跳楼自杀。肖建华逐渐淡出国内资本市场。

新湖系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黄伟在资本市场上完成原始积累后就进军房地产并通过收购上市公司股权再入股市。10多年中,黄伟对房地产业务钟情不渝。黄伟的造系运动,两招贯穿其中。一是收购上市公司股权,并逐步将上市公司资产置换并将主营业务转为房地产;二是黄伟通过操纵多家上市子公司,在全国大量兼并土地,大部分土地与他人采用股权合作方式,用囤积的土地抵押贷款,贷得的款项打回新湖自身全资控股公司挪作他用。黄伟是一个资本高手,他令名下上市公司承担项目开发前期风险,待收益期来临就通过稀释上市公司在项目中股权的方式,将利润大部分转移。这是他的习惯操作手法之一。

涌金系

    “涌金系”为魏东创建的“系列家族企业”。涌金系一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涌金系成立之初,刚好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从1994年涌金成立到2002年间,涌金系不断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为导向,根据政策热点变化转战各个投资市场,以“盲点套利”模式获取相对低风险下的高收益。为涌金系积累大量原始资金和人脉关系。第二个阶段:从2002年至2008年,涌金系在通过前期资本和人脉积累后,开始利用自己强大的人脉网络和资金通过上市公司“上岸”,再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逐渐成为了一系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而从该阶段起对于这些实际控制的公司虽然仍然以资本投资为主,但也逐渐涉猎实业,这一阶段为其成熟阶段。第三个阶段:2008年董事长魏东离世使得其身处的私募投资环境产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即其拥有的人脉资源或商业背景实力恐难以支持其继续之前的发展方式。2013年1月,随着国金证券副董事长王晋勇宣布辞职,涌金系落寞谢幕。

格林柯尔系

    顾雏军,在短短五年的时间中,缔造了庞大的产业帝国,横跨白色家电、汽车制造等领域,其炫耀夺目的资本运作技巧让人们惊叹之余,不禁要问,他到底是产业英雄,还是一个资本投机者?

    2001年,顾雏军控股的顺德格林柯尔公司斥资5.6亿元,收购了时为中国冰箱产业四巨头之一的广东科龙电器20.6%的股权。2003年5月,顺德格林柯尔又以2.07亿元收购了当时国内另一冰箱产业巨头美菱电器20.03%的股权,顾雏军离其“冰箱大王”的梦想又进了一步。2003年12月,新设立的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斥资4.18亿元,收购亚星客车60.67%股权。2004年4月,收购势头势如破竹的格林柯尔又下一城,借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1.01亿元的价格入主ST襄轴。此时,顾雏军已拥有4家A股公司和1家香港创业板公司,格林柯尔系已悄然成形。2007年5月18日,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退市,鼎盛一时的格林柯尔系完全瓦解,被称为“资本玩家”的顾雏军,其资产随同产业幻梦一起灰飞烟灭。

中技系

    从“黄金时代”到“劣迹斑斑”,中技系用了12年。中技系的根基为深圳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技实业”),成立于1996年4月,董事长为成清波,注册资本从起初的100万元升至后来的5.07亿元。首个被中技系揽入手的上市公司是ST成城。2002年到2013年,中技实业以9257万元获得物华股份21.57%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2007年上述股权接触限制后,成清波通过抛售3000万股套现2.5亿元。目前,中技实业以8.99%的股权比例为第一大股东。2006年8月,中技实业以4186万元现金及承担8.46亿债务的代价从广东罗定市政府手中收购到罗定—春湾铁路产权,短短3个月后,中技实业又以4.11亿元的价格收购中技铁路旗下的罗定铁路59%股权售予*ST国恒,净赚3.86亿元。

    中技系出现问题的原因就是它与民间资金走得特别近,资金成本高,高负债和流动率不足导致现金流紧张、还不上债,而加速地扩张、高成本消耗净资产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除了民间资金外,中技实业通过拿到上市公司平台融资有两个优势,第一是本身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套现,方便资本运作,第二,他们通过上市公司这个渠道有条件去对接一些主流的金融机构以方便融资。“但是拆东墙补西墙,最终连累到旗下多家上市公司。

华源系

    与德隆系类似,华源系同样依靠一系列并购迅速成长为庞然大物。由于缺乏实业支撑,靠搭积木式并购获取的规模扩张,并没有给企业带来真实的业绩提升。ST源药、ST源发、*ST华源和*ST凯马B——华源系原本风光体面的“四朵金花”,已经“携手”迈入“ST军团”。为继续留在资本市场,华源系旗下的上市公司,不得不各自寻找自己的出路。最终*ST华源于2008年5月15日被暂停上市。此前的4月29日,华源集团持有的*ST源发的1.97亿股股权进行了公开拍卖,竞拍者寥寥。随着拍卖师手中棒槌的落下,结果以9,862,365元的起拍价成交。

 

 

 

 

 

 

发件人:儒家邮报<rujiayoubao@vip.163.com> +(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时 间:2014年07月13日 16:31 (星期日)附 件:1个 (25650713儒家邮报第226期.pdf ) 查看附件【光明日报】乡村儒学:重建温情的乡土中国——“山东乡村儒学现象”座谈会纪要

儒家管理学

----周北辰新作《儒商管理学》简介

深圳“孔圣堂”主事、曲阜儒家文化联合会会长 周北辰

2014年7月

    内容简介:本书剖析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及中国商业文明的危机,并在此基础上融汇儒家经典义理与西方现代管理学,创造性地阐述了中国的商业精神与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作者认为,儒商精神是中国的商业精神,儒商管理模式是真正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儒商精神的培育与儒商管理模式的建立是中国现代商业文明定型和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圣者尽伦,王者尽制”。本书最终结论:中国文化的复兴,关键在于“改制”。所谓“改制”,就是要创立体现儒家王道精神内涵的新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并形成中国文化特有的“治理结构”。这对于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

    周北辰简介:儒家学者,师从蒋庆先生。2000年辞去大学教职投身儒家文化复兴事业,成为职业儒者,专职弘道。2009年创办儒家道场“深圳孔圣堂”。

前 言

    “管理”是人类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中进行的。人类文明史上,从来不存在抽象的“管理”,一切管理都是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对特定人群的管理,不同的文明型态有不同的管理思想及管理模式。

    管理模式是特定文化精神发用的结果,是其文化精神价值具体落实为可操作模式而形成的“治理结构”。 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入世间法”,在数千年的历史上,由孔子为代表的无数往圣先贤,共同创造和积累了丰富而深厚的管理思想,有着系统的管理理论和博大精深的管理智慧。中国文化的复兴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与否,关键就看中国式的“治理结构”能否形成,而管理模式则是“治理结构”形成的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在“拿来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以GDP为核心诉求的“简单发展观”主导下进行的。中国的管理模式与制度体系全都是照搬西方,没有形成自己的管理理论及管理模式。

    一百多年来所形成的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掏空了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文化价值基础,捣毁了中国现代商业文明模式建构的文化软实力资源,使中国的企业管理及企业文化建设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要建构中国式的管理制度及企业文化,要建构中国式的商业文明模式,就必须复兴民族传统文化,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培育并提炼出中国的现代商业精神,并形成相应的“治理结构”。

    返本方能开新!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主流传统,复兴传统就是要复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和价值。要以孔子思想和儒家传统的根本义理作为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与管理模式建构的价值基础。只有依托五千年的儒家传统及其智慧资源,重建儒家天道性理的信仰,进而重构现代商业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及伦理道德规范,并在此基础上教化培育出具有“士魂商才”的现代儒商人格,夯实软力量基础,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结构。

    中国现代的商业精神就是“儒商精神”,中国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就是“儒商管理模式”。儒商精神是儒商管理模式的文化软实力,其中包括:儒商的信仰体系、核心价值体系、伦理道德规范及理想人格。儒商管理模式则是儒商精神具体发用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结构”。儒商管理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是真正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儒商管理模式是在“儒商精神”这一文化软实力基础上,吸纳西方现代管理的合理价值和资源,经过返本开新的创造而形成的,是超越西方经典的新型管理模式。儒商管理模式的形成,对于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儒商管理模式的建构,标志着中华文明由传统“农耕文明”型态向现代“商业文明”型态正式转型的开启。近代百余年来,我们通过思想文化运动及社会政治革命,完成了“民族救亡”的历史使命,但我们始终没有能够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这个“转型”,难就难在它不是简单的“移植”或“拿来”,而是创造,是返本开新的创造。百余年来,我们只是简单抛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照搬西方文明成果,没有进行立足于民族精神价值的“文化创造”。

    “民族救亡”需要的是悲情、牺牲和奉献,需要的是革命的激情和理想。而“文明转型”则需要理性、冷静的“文化创造”。这不仅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还要有“加减乘除”的文化保守主义智慧。“全面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都是文化的“革命”,而不是文化的“创造”。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也好,“创造性转化”也好,不能仅仅停留在一种“言说状态”,而应该落实为因时应世的文明模式建构的努力。这是当今时代,作为一个学人应有的责任和使命。

    “圣者尽伦,王者尽制”。儒家的根本义理和精神,必须要通过王道政治的实践活动,通过“改制立法”的创造性活动落实成为制度模型并形成相应的“治理结构”。儒学是实践之学,是生命实践之学和社会实践之学。圣者尽伦,是生命实践,其目标是希贤希圣以希天;王者尽制,是社会实践,其目标是创建王制。王者尽制,必须通过社会政治实践来完成,通过“改制立法”的形式来实现。改制就是要创立体现王道精神内涵的新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在当今时代,企业管理就是“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王道事业的基础。儒商企业“王道管理模式”的创建,是在现代商业社会按王道精神价值“改制立法”的重要举措,其对于儒家文化“现代治理结构”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

    儒家文化是一个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文明体,要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的建构,就必须返本开新,综合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经验,以博大包容的精神,吸纳一切资源和智慧,形成一种大布局、大综合、大创造。要用冷静理性的设计来进行中国现代管理模式的“创制实践”。要把天道性理,把王道精神和理念落实下来,变成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王制王法”,从而形成中国式的商业制度架构和企业管理模式。

    本书阐述的儒商企业“王道管理模式”,虽然还显得较为初级,但却是立足儒家传统文化精神,进行现代“创制实践”的尝试,是一种“文化创造”的努力。但愿这一努力和尝试能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奠一石之基。

    周北辰

    孔元2564年5月29日

    西历2013年7月 6日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儒商管理模式——真正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

(一)商业文明的八要素
(二)现代商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精神
(三)中国商业文明的危机
1、中国商业文明危机的表现
2、中国商业文明危机的根源
(四)儒商管理模式是真正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

    第二章 儒商精神——儒商管理模式的软实力

(一)儒商的信仰体系
1、中国的信仰缺失与信仰紊乱
2、儒商的信仰体系——儒教
(二)儒商的核心价值
1、义利合一
2、创业垂统
3、以财发身
(三) 儒商的理想人格
(四)儒商的道德规范
1)仁义礼智
2)忠孝诚信
3)敬恕勤俭
(五) 契约精神与礼乐精神

    第三章 儒商管理模式是“王道管理模式”

(一)王道管理模式与霸道管理模式
1、王道与霸道
2、王道管理模式与霸道管理模式的区别
1)西方管理模式是霸道管理模式
2)儒商管理模式是王道管理模式
(二) 儒商管理模式的“王道”本质
1、儒商管理的性质
2、儒商管理的目标
3、儒商管理的途径
4、儒商管理的职能
5、儒商管理的特征
(三) 儒商管理模式的“复魅”
1、什么是管理模式的“复魅”?
2、管理权力的三重合法性
1)管理权力的神圣合法性
2)管理权力的历史文化合法性
3)管理权力的民意合法性
3、天命与天职
4、天爵与人爵
5、天禄与人禄
(四) 儒商管理模式“复魅”的制度保障
1、企业家族制度
2、企业宗社制度
3、企业礼仪制度
4、企业教化制度
5、企业导师制度
6、企业家训制度
7、企业修史制度
(五) 儒商管理模式的“九经”
(六) 儒商的企业文化建设
1、关于企业文化
2、企业的铸魂工程
3、企业的行为工程
4、企业的形象工程

    第四章 儒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一)儒商企业员工素质模型
1、德才兼备
2、通才管理
(二)儒商企业员工的人格教化
1、教化与培训的区别
2、教化方式
3、教化课程设置
4、教化课程模式
(三) 员工道德人格测评体系
1、考试测评系统
2、调查测评系统
3、民意测评系统
4、情境测评系统
5、遣使测评系统
6、荐举测评系统
7、检举测评系统
(四) 儒商企业圣洁生活制度
1、晨课制度
2、告拜制度
3、家训制度
4、孝亲制度
5、修学制度
6、圣训制度
7、儒戒制度
(五) 儒商企业人才升层制度
1、企业科举制度
2、企业荐举制度
3、企业察举制度
4、企业竞选制度
5、企业轮岗制度
6、三级雇佣制度
7、复合薪酬制度

    第五章 儒商企业家修身方法

1)立志成徳
2)潜心向学
3)明理尽性
4)操持敬畏
5)致诚守信
6)克已寡欲
7)静定养气
8)反省內求
9)笃信力行
 

 

 

 

 

 

 

管党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艰巨

中纪委

2014-07-09

  7月9日,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姚增科做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线访谈时说,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全党的组织纪律性,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回答的重大课题”,他强调“要好好抓一抓组织纪律”。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可谓恰在其时,扼在其要。

  第一,抓住了新形势下面对“四大危险”、“四大考验”管党治党的关键。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内遵守组织纪律的情况总体是好的,党内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步调一致、力量强大,是世界上其他政党都不可比拟的。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始终面临着“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管党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艰巨。随着传统计划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组织管理模式等变化,党的建设既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滋长,组织纪律松弛现象已经成为党的一大忧患。突出的表现有:

  一个是在处理下级与上级关系、保证中央政令畅通方面,有的对中央决策、政策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在处理一些应该由上级组织决定的重要问题时,事前不请示、事后也不报告,搞先斩后奏、边斩边奏,甚至斩而不奏。

  再一个是在处理党员与党员之间关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有的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把个人等同于组织,重大决策既不科学又不民主,搞“一言堂”;有的各自为政,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变成自己的“家臣”,内耗严重,形不成合力;有的信奉“圈子文化”,讲关系不讲原则,讲义气不讲党性,讲人情不讲纪律;有的只对领导个人负责而不对组织负责,把上下级关系搞成人身依附关系。

  再一个是在处理组织与个人关系、开展党内生活方面,有的对党员疏于管理,正常的组织生活开展不起来,即使有也认真不起来,搞形式、走过场;有的对挑战组织纪律底线的人和事搞“爱惜羽毛”、“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那一套,甚至包着护着、放任放纵。

  对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坚决地纠正。

  第二,总结借鉴了当今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由盛而衰的教训。大家都知道,苏联解体之前,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不少苏共党员甚至是领导层的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法西斯,拥有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老党,从党内思想混乱最后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就眼看着哗啦啦地轰然倒下,不能不发人深思。

  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想要有所作为,都必须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比如,英国工党早在1903年就明确地提出党的议员要严格维护本党利益,避免与其他党派一致行动。还有,法国社会党要求党员必须接受党的章程以及决定。为了确保党的意志实现,一些政党专门设立党督、党鞭等职务,在议会讨论决定重大问题的时候,负责向本党议员传达本党意志,以及记录本党议员投票等情况,发现违反本党意志者,将给予纪律惩罚。

  (原标题:快讯:管党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艰巨)
 

 

 

 

 

社科院将意识形态列入干部考察 政治违纪一律免职

原标题:高扬马克思主义为人民做学问

人民日报记 者张贺

2014年07月10日

    核心提示:中国社科院制定《关于加强院属单位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规定》,提出把领导干部政治素质和行为表现、意识形态工作情况,作为考察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凡方向不正、品行不端、作风不好的,一律不予任用;凡出现政治违纪问题、不适宜担任现职的,一律予以免职。

    39个研究院所、180个研究中心、近300个学科、近4000名科研人员,年均出版学术著作300本、科学论文3890多种、研究报告510多篇,报送对策要报1200多篇……一连串闪光的数字彰显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强大实力。但在社科界看来,中国社科院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其学者高超的学术水准上,更体现在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民做学问”的治学态度上。

筑牢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

    在高等院校里,一个学院的成立其实算不得大事。但今年2月27日,中国社科院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却在全国高校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界引发强烈关注。原因在于这个学院的诞生颇为特殊:层级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开学典礼并讲话,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兼任院长;速度快——从中央批准招生方案到学院成立,仅用半年;规模大——每年招收100名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生,定向培养,学制3年;师资强——杨春贵、金冲及、冷溶、汝信、卫兴华、周新城、邢贲思等学术大家赫然在列。

    “2013年4月,为落实中央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的要求,社科院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成立马院就是这一计划的成果。”社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说:“每年招收100名博士,必将给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人才培育注入强大活力,进一步巩固社科院作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定位。”

    记者了解到,2014年招收的100名博士生经过了报考资格审核、初试、复试笔试、面试、体检、政审等重重考验,是从1856名报名者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好苗子。之后,他们还必须通过纯外语教学关、阅读数百本学术专著关、一年社会实践关、学位论文关的千锤百炼才能顺利出师。

    社科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张政文说,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是事业兴旺发达的保证。成立马院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一批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态度坚决、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深厚、研究中国实际问题本领高强的复合型高级专门理论人才与教育教学人才。南开大学教授、社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逄锦聚欣慰地说:“在这个班上,我看到了希望,三年过后,我们国家又将多一批马克思主义专门人才。”

    在加强人才培育的同时,社科院把在职干部职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也放到了重中之重位置。从2013年12月到今年6月,连续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培训班,全院220余名所局级干部和1000余名处室干部、科研骨干全部轮训一遍。如此大规模、长时间地对全院干部进行培训,在社科院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副院长、党组副书记赵胜轩说:“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中国社科院一直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政治纪律作为首要考核因素,在课题立项、职称评聘、干部选拔、成果评奖、经费资助等日常管理中,严格实行政治责任考核一票否决制。”

    “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责任。”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先达表示,“中国社科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

    要做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就不能当太平绅士,就要在关键时刻敢于发声、“亮剑”。近年来,在院党组组织领导下,社科院科研人员利用专业优势、学术和社会影响,通过写文章、著书、讲课及接受各类媒体访谈,开设微博、博客、播客等方式,对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辨析和批驳,帮助广大群众和全社会分清是非,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2013年,社科院编发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126期,跟踪研究思想理论领域重大动向,分析批驳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中央和部委领导同志平均批复率达45%。

    国防大学教授李殿仁对记者表示,“中国社科院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捍卫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的坚强阵地。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社会思潮多样化的情况下,社科院在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把“三项纪律”落到实处

    学者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如果不打牢思想根基、不扎紧制度篱笆,社会上一些歪风邪气也会悄然吹进“象牙塔”。中国社科院领导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社科院是专家学者、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思想活跃,学术交流频繁,但越是如此,越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有规矩才能成方圆。这也是保护和团结知识分子,营造良好学术氛围,多出学术成果的需要。”王伟光说。

    今年以来,中国社科院党组以严抓政治纪律、严明组织纪律和严守财经纪律为主题,实施了推进“三项纪律”建设活动。

    为落实好“三项纪律”建设任务,社科院党组专门成立了协调小组,制定了实施计划,将“三项纪律”建设作为贯穿全年的政治任务。从3月至今,社科院已举办了加强组织纪律建设专题学习研讨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读书班、“三项纪律”专题报告会、财经纪律培训班等形式多样、覆盖面广的多项活动。

    “一支队伍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作为保障,就不可能有战斗力。”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办公室主任黄春生对记者说,“我理解,这些规章制度是为了让全院人员更加了解组织的纪律、工作的边界、行为的规范,是为了向纪律要效率、要管理、要人才、要科研成果。”

    “要求大家做到的,领导干部必须先做到。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有助于打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中国社科院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工作中,制定《关于加强院属单位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规定》,明确提出把领导干部政治素质和行为表现、意识形态工作情况,作为考察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凡方向不正、品行不端、作风不好的,一律不予任用;凡出现政治违纪问题、不适宜担任现职的,一律予以免职。“这两个一律彰显了社科院从严治院的决心。”王伟光说。

    据介绍,社科院驻院纪检组已经建立了一整套领导干部廉政档案,为干部考察和监督工作提供有力支撑,防止“带病提拔”等问题,抓早抓小,形成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体合力。

    目前,“三项纪律”成为全院的关键词和热门词。“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行为守法律”的氛围已经形成。

“为人民做学问”

    “研究古希腊是学问,研究当前社会重大问题也是学问,甚至是大学问。”这已经成为社科院广大科研人员的共识。中国社科院的一个优秀传统就是坚持“为人民做学问”。

    在“为人民做学问”的旗帜感召下,社科院学者深入基层,扎根一线,让自己的科研工作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迸射出灿烂的思想火花。

    “在民族所有一种风气,大家只要听到谁去了一个很偏远的地方调研,不会觉得他苦,反而都会羡慕不已。”刚刚从外地考察归来的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廖旸说。今年42岁的廖旸,在所里还算是中青年科研力量。她说,在社科院要做好民族学与人类学这个学科,就得“不断地往下扑,才可能挖出前人没做过的新成果,这是我们对‘为人民做学问’最直观的感触”。出外调研去的都是人烟稀少、条件艰苦的地方,但学者们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廖旸说,“住遮阳棚、睡板床,2米长的炕头挤下七八个女生,一个人要翻身,得招呼其他人一起翻,否则根本无法动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群众中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已成为社科院的学术导向。

    如何让学术走出殿堂,使党的学术理论工作接地气、进人心?这是社科院学者思考的重大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成果《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22册)对此作了回答。这套小丛书秉持“大学者写小书”的理念,由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及其他高校、研究机构的世界社会主义相关领域著名学者执笔,将厚重的大部头变为每册仅几万字的“小册子”。这些文章重视严肃理论与科学普及的结合,以通俗、清新、生动的语言,向大众介绍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了让普通民众买得起、读得起,这套小丛书每本定价只有10元。丛书出版后,编者收到许多读者的热情来信。一位山东的乡村医生在信中说:“我读你们这套小丛书感觉很有意思,有故事,有内容,贴近现实,贴近我们百姓。”

    努力建设成为“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是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的明确要求。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加快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步伐。自2011年以来,社科院向中央有关部门报送的决策类研究成果连续大幅增加,推出了许多高质量的理论成果和对策建议,服务中央决策作用显著增强。比如,《财税体制改革亟待定夺的四个方向性问题》《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全面推进法制建设的几点建议》《关于启动改善我国“大国形象”系统工程的建议》《强化粮食消费管理完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等研究成果,获得了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成为中央及有关部门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参考。

    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教授对记者感慨地说,这10多年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尖锐的斗争中,中国社科院的广大学者坚定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活跃在各种思想舆论阵地上,为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涌现出一批有学术成就、有社会影响的优秀学者,也显示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极端重要性。中国社科院不愧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

 

 

 


农村基层“苍蝇式”腐败不容轻视

中央巡视组

2014-07-10

    新京报讯 (记者王姝)昨日,中央巡视组向北京、天津、科技部反馈巡视情况,指出天津等地“苍蝇式”腐败即农村基层腐败不容轻视等问题。北京、天津、科技部均为今年首轮巡视的巡视点。该轮巡视共计派出了13个中央巡视组,截至昨日,8个巡视点已晒出了巡视问题“账单”。

    与此前晒出问题“账单”的巡视点相同,中央巡视组在天津也发现了腐败问题:“国有企业大案要案频发,城市建设领域腐败问题突出,农村基层腐败不容轻视,‘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多危害大”。中央巡视组还指出,天津仍然存在铺张浪费现象,有的地方懒政现象有所抬头。天津存在以纪委履行监督责任代替党委主体责任现象。

强化对“一把手”教育管理监督

    中央第五巡视组组长王明方代表巡视组提出了意见建议,要求天津进一步加大办案工作力度,突出国有企业、城市建设、农村基层等重点领域,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从严惩处、从严执纪,形成强大震慑。

    为何村官、国企多腐败?

    针对农村基层“苍蝇式”腐败,此前中组部曾印发《通知》,要求各要求开展整治村、社区等基层干部违法违纪行为专项行动,特别要集中力量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案件。对于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行为,要求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紧紧扭住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四风”突出问题,出重拳、下猛药集中整治。

    农村基层腐败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举例来看,每年中国各地村委会换届选举都会“乱象丛生”:“买票贿选”、“选举作假”、“暴力拉票”、“随意处置集体土地”、“截留惠民资金”等现象严重,霸痞胜选村官更是屡屡挑战社会底线。有分析称,村干部手中掌管大量集体土地等巨额财富,事实上行使着巨大的管理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监管,“小苍蝇”照样干出“大老虎”的事来。

    而针对国企腐败,有分析称,从当前发现的国企腐败案例来分析,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原因是部分国企领导人的多重身份,既是组织部门管理的领导干部,又是职场经理人,是企业管理者。国企领导人拥有的行政级别往往可以影响甚至左右相关政府部门,使监管和问责往往流于形式,也为各种利益输送提供了掩护。

 

 

 

 

 

政治人物安危与国家安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张文木

2014-07-04

    在历史的重要关头,重要政治人物的健康乃至生命的变化往往可以引发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并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事业的成败;特别是在国际或阶级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特别时刻,重要政治人物的生命健康就成了敌人——即使这人物曾帮助过这些他们——瞄准的目标。“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此之谓也。在这方面,苏联解体前后苏东国家的教训值得总结与汲取。

定点清除:让安德罗波夫“在所需时刻死掉:不早也不晚”

    关于安德罗波夫之死,亚·舍维亚金在《苏联灭亡之谜》中写道:“安德罗波夫身上所采取的方法,就其本质而言,可以认定为‘操纵死亡’。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根本就在于让他在所需时刻死掉:不早也不晚。”②B·列科斯塔列夫在《血腥的总书记》一书中认为:“事实就是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安德罗波夫同自己的病症和睦相处了20年。就在他刚刚取得其毕生所追求的东西——至高无上的权力之时,死神就选中了他。”③新上台的契尔年科的“蜂窝组织炎发展得极快”。亚·舍维亚金披露:“熟悉克里姆林宫所有领导人健康状况的科学院学士曾暗示戈尔巴乔夫,与美国的关系刚一紧张,死神就将这些领袖人物一个接一个地带走,并且他们的生病和死亡都有些离奇,让人莫不能解。比如,拥有非凡精力的勃列日涅夫竟然突然患上了虚弱综合症。”④

华约重要国家的国防部长们齐刷刷地因“心衰竭”而倒下

    值得深思的是,安德罗波夫去世不久,死亡事件便向军界集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于1984年年底也随之离世。俄国作家叶·恰佐夫在《健康与权力——“一个克姆林宫医生”的回忆》一书中披露:“乌斯季诺夫的死亡事件本身从一定程度上讲是怪诞的,其生病原因及症状方面均留有许多疑问。1984年秋天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举行了苏联及捷克军队联合演习。乌斯季诺夫与捷克国防部长楚尔元帅参加了这次演习。乌斯季诺夫在大演习归来后感觉身体不舒服,出现低烧,肺部有病变……令人吃惊巧合的是差不多同一时间楚尔元帅也出现了同样的临床症状。”

    波兰是拉动苏联解体的突破口。1984至1985年,波兰团结工会再度兴起,为了保证团结工会的“成功”,西方“需要除掉社会主义同盟国中的四个国防部长。至少,是这样决定的,并且也达到了最终目的,实施了‘处以极刑行动’”。

    1984年12月20日,乌斯季诺夫因“急性心衰竭”去世。1985年3月,体弱多病的契尔年科上任一年后去世。在此前后,死亡事件进一步向华约国家军事首脑扩展,捷克、东德、匈牙利的国防部长们于一年内齐刷刷地在“心衰竭”的诊断中倒下:1985年1月15日,66岁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防部长楚尔元帅因“心衰竭”去世;12月2日,德意志社会统一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海因茨·霍夫曼大将因“急性心衰竭”去世;12月15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И·奥拉赫大将由于“心衰竭”猝然离世,享年仅59岁。叶·恰佐夫在《健康与权力》一书评论说:“如果说对总书记们的死亡是否是偶然现象还可以进行讨论,那么乌斯季诺夫和楚尔的离世毫无疑问证明反对他们的有针对性的行动开始实施了,并取得了成功。”

    这些定点清除行动的顺利实施,为波兰团结工会的成功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扫除了障碍。1989年,波兰共产党政权在对团结工会的步步退让中倒台;1991年12月25日,苏联宣布解体。亚·舍维亚金不无讽刺地写道:“我们的敌人们不得不剥夺了一个有份量人的生命。但游戏还是颇为精彩,值得庆贺一番。”

美国“拥有很好的关于苏联,特别是政治局和领导人的情报”

    中央情报局雇员彼得·施魏策尔在《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一书中披露:“在时任苏共总书记契尔年科去世前几个月,美国情报部门已高度关注他的生命健康变化。”“几个月以来,美国情报分析员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们一直注视着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这位老态龙钟的苏联总书记的健康状况,他现在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根据原定于1985年1月中旬华约组织召开的“一次紧张而重要的会议”在最后一刻宣布取消的信息,“有些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打赌说契尔年科可能去世了”。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关于契尔年科生命健康状况的报告“通过特殊的信使立即送到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和温伯格手里”。美国的情报是相当准确的,三天之后的上午6点钟,苏联方面正式宣布契尔年科的死讯,他的继承人出现在全世界面前,年仅54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新的总书记。⑩曾在白宫工作的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在与彼得·施魏策尔座谈时证实,美国“拥有很好的关于苏联,特别是政治局和领导人的情报”。

预选“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代理人

    目前尚不能肯定契尔年科的死亡一定有西方直接插手,但上面的信息表明,西方事前已知道契尔年科的死讯,不过,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1991年在美国休斯敦的讲话证明苏联的这些变化都在西方掌握之中。撒切尔夫人说,正当西方与苏联的斗争陷入困境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使形势对西方有利。她说:“不过,很快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即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派”——引者)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在讲话结束时撒切尔夫人一语道破天机说:“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

    戈尔巴乔夫被西方“相中”至少可以追溯到七年前。1984年秋,当时仅是政治局委员的戈尔巴乔夫被安排在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的外国首脑的唐宁街10号会见了英国撒切尔夫人,会见后,撒切尔夫人表示:“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年底,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里根在马里兰州会谈时告诉里根,“此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她所见过的任何其他苏联领导人都不一样”。戈氏“想不惜一切代价”终止“战略防御倡议”。彼得·施魏策尔在书中披露说:“里根从撒切尔夫人的言谈中,似乎听出了弦外之音。”

    1984年4月中旬,布什在与日内瓦会议苏联代表、裁军大使B.Л.伊兹拉埃良会谈中“十分有把握地说”:“你们下一个领袖将是戈尔巴乔夫。”1991年,伊兹拉埃良在回忆录中说是“美国人任命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的。事后撒切尔夫人也证实:“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这里说的“我们”,包括美国。既然西方可以让自己的代理人“上岗”,如此反推逻辑是,西方也可以让自己不需要或不喜欢的人“下岗”。

    找到了理想的“代理人”之后,接下来便是为其迅速扫除障碍,其结果就是苏共党的两位总书记即安德罗波夫(1982年11月12日至1984年2月9日任职)和契尔年科(1984年2月13日至1985年3月10日在职)竟在一年内相继离世,此后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在戈氏推动的“公开性”和“壮士断腕”式的市场化“改革”中分崩离析。1991年12月2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从法律上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

    这天正是圣诞节,有意选择这天宣布苏联解体显然是戈尔巴乔夫献给西方的“圣诞大礼”。

死亡威胁不独针对冷战对手,而是针对整个南方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国家领导人

    若以为上述现象仅是冷战白热化时的特例,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事实上,即使在冷战结束后,整个南方特别是走独立自主道路的拉美国家领导人的生命都感受到了“威胁”。

    美国中情局曾对古巴总统实施过高达638次暗杀,据资料披露,CIA直到2000年还在对卡斯特罗进行暗杀活动,暗杀手段五花八门,包括雪茄炸弹、被真菌感染的潜水服、黑手党刺杀等。卡斯特罗曾经说过:“如果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一个项目是躲避暗杀的话,那么金牌非我莫属。”

    已故委内瑞拉领导人查韦斯在2012年大选前曾患盆腔肿瘤,2011年他曾表示,拉美多位左翼领导人身患癌症,很有可能是美国利用其掌握的先进生化技术向这些领导人下了毒手。2013年3月5日查韦斯去世,新当选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当天上午召开的政府成员和军队高层会议上说,查韦斯所患的癌症很可能是美国发动的“科技攻击”引起的,政府将成立专门科学委员会调查查韦斯的病因。查韦斯和马杜罗的判断与上述亚·舍维亚金的分析相吻合,不同的只是这些现象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表现的更为典型和集中。

    行文至此,又惊闻在越南多地爆发反华游行和针对外国投资者和企业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在内的一些中国企业和人员以及新加坡、韩国等企业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据初步核实,已有1名中国公民死亡,上百人受伤。2014年5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越南近日发生针对中方及其他方企业和人员的打、砸、抢、烧行为,越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方敦促越南政府切实负起责任,严肃彻底调查,严惩肇事者。无独有偶,2014年5月17日消息,在当天早晨发生在老挝东北部川圹省的飞机坠毁事故中,确认已有包括国防部部长、公安部部长等政府官员在内的16人死亡,仅有1人生还。在川圹附近参加水电站建设工程的目击者说,事故发生地是多山地区,飞机失事时川圹附近天气状况良好。如果将这两事件联系起来,会让人有某种不祥的联想。

发展是硬道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已从生存权的斗争转入发展权的斗争

    有人会说,西方是由于恐惧苏联的军事威胁,只要主动放弃或降低这种“威胁”,就可以缓和与西方你死我活的矛盾。事实不是这样。1991年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明白表示,苏联对西方真正构成威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她说:“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经济,加上与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

    这就是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它与西方的矛盾从生存权领域进入发展权领域,这种矛盾最终归结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与具有更高发展潜力的社会主义制度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和斗争。

    邓小平同志从发展的高度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对最强有力的政治对手刺刀见红,是政治斗争进入决定性的重大时刻的常用手段

    当时苏联与西方的斗争是极其残酷的:当斗争进入最关键的时刻便是短兵相接,西方出手的目标便直逼苏联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最高领导人的生命健康。对此,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并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的斯大林同志在生命接近终点的前几个月(1952年9月19日),在会谈中语重心长地对周恩来说:“要牢记英美将力图把自己人,把特务打入中国国家机构里去。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同样都要这么做。他们将搞破坏活动,企图从内部瓦解,甚至干出下毒这类罪恶勾当。因此,必须保持警惕,对此一定要在意。这就是全部指示。”

    这是斯大林一生与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谈中的最后叮嘱,更是斯大林同志一生对敌斗争全部经验的精华的高度概括。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反颠覆经验十分重视,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讨论时局的一次会议上说:“《东周列国志》中就是外国干涉内政相当多,多得很。我专看这一条,专找外国怎么样干涉内政。”毛泽东从其斗争经验特别是1927年“四·一二”血写的斗争经验中知道,刺刀见红、尤其是对最强有力的政治对手刺刀见红,是政治斗争进入决定性的重大时刻的必然选择。1936年8月9日,“西安事变”前夕,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等致信张学良:“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今天,苏联已成往事前尘,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崛起之势已不可阻挡,与此相应,西方对中国的包围也日益收紧,打击的目标也日益集中。其矛盾的焦点也是不同制度所导致的不同发展结果的矛盾。中国和平发展所赢得的日益增大的市场份额,已让西方感到“威胁”且不能容忍,而从上世纪80年代末迄今,西方通过文化、经济渗透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在一轮轮较量后受到重挫。目前,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已日薄西山,回天乏术。中国与美国之间和平发展的时间和机遇空间日益缩小,可持续优势日益向中国倾斜:中国如红日初展,而西方尤其美国则是黄昏景象。在这样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且有利于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得不警惕西方重拾打击苏联的模式,这是西方敌对势力必然要发起的、也是中国政治保卫工作不可回避的最重要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西方日益感到强大压力。如果中国在未来的世界中能够继续坚持走出一条既有共同富裕,又有效率,并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接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中国成功的实践就可以创造性地证明一国不仅可以建成也可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结论。这不仅是对人类认识论的贡献,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贡献,对未来世界有巨大的示范意义。也正因此,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其间的斗争必然是你死我活,挑战也必然严峻而不能回避。

    “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并坚决赢得这场挑战,以避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重蹈苏联之覆辙,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的明争暗战中功败垂成。(略)

 

 

 

 

发件人:老何<ho_bj@163.com>+收件人:<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7月10日 05:59 (星期四)附 件:1个 (中宣部批张艺谋吹响摧垮中共的集结号.doc ) 查看附件

中宣部批张艺谋吹响摧垮中共的集结号

电影《归来》:以揭露的名义渲染丑恶摧毁主流价值

《亚洲新闻周刊》主笔 刘浩锋

2014年6月3日

    【编者注】本文是一篇刊载于“党建网”的署名文章。引述官方说法,“党建网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亲切关怀,中宣部部务会直接指导下,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电新闻出版总局、文化部、北京市网管办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宣部《党建》杂志社主办的全国性党建网站。” 凤凰网在首页显著位置推送了这篇文章。本文由《亚洲新闻周刊》主笔刘浩锋撰写。《亚洲新闻周刊》是由新华社广东分社、中国新闻社事业发展中心供稿,香港卫视旗下的大型综合性时政杂志。

  《悔悟》的公映是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这些作品对苏联亡党亡国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前苏联外交官雅科夫列夫

   任何艺术形式只是表达思想语言的工具。如果不能跳出艺术看艺术,不能跳出《归来》看《归来》,那么,我们并不完整地懂得艺术,也不完整地懂得《归来》所具有解构社会主义价值的心灵殖民效应。《归来》就是中国版的《悔悟》,它的公映是西方吹响摧垮中共意识形态的结集号!                                   ——亚洲新闻周刊主笔刘浩锋

《悔悟》曾吹响西方摧垮苏共意识形态的号角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擒贼先擒王,苏共最高领袖被西方绑架,是苏共走向崩溃的关键枢纽。回顾这段历史,对于避免走弯路与邪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具有迫切而严峻的借鉴意义。

  在冷战时期,世界文化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共赢关系,而是一种非此即彼思维方式主导下的西方胜利。在这种背景下,苏联格鲁吉亚共和国1984年拍的政治寓言荒诞片《悔悟》又名《忏悔》(Monanieba/Repentance/Pokayanie/1987)就是作为实现西方胜利的工具,撕裂了苏共意识形态阵营,内外勾结引导国家走向整体崩溃的开始。

  然而,要了解历史的真相,需要我们从整体性的层面才能有真发现。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只看到局部历史真相,而忽略了整体,则会导致我们对宏观局势的误判,自然难免会导致亡党亡国的悲剧。

  现在我们完全清楚了历史真相。戈尔巴乔夫同西方的合作始于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1984年秋。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穿针引线安排了戈尔巴乔夫的英国之行。接待地点不是伦敦政府官邸,而是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外国领导人位于郊区的切克斯别墅,这是一个可以推心置腹进行特殊重要谈话的地方。会见撒切尔夫人后,这位铁娘子对其他各国同事发出信号:“戈尔巴乔夫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政坛发生了戏剧性的死亡游戏。三名苏共最高领导人接连短命去世。1982年底,76岁的勃列日涅夫去世。68岁的安德罗波夫接班,1984年,69岁的安德罗波夫又逝世,由73岁的契尔年科接任。可是,13个月后契尔年科又不幸接连去世。随即1985年由戈尔巴乔夫接任总书记职务。不能忽视的是,西方领导人对苏共总书记诸如契尔年科等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可见,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处于一种何等难以自保的恶劣环境。

  契尔年科去世后,幸运之果看似自然地落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今天来回顾,稍微有敏感性、不乏正确知见的战略家就不难觉察到,这看似正常死亡背后的不正常可能存在,戈尔巴乔夫上台,证明了这种不正常可能存在——一张伸向苏共的血盆大口。

  他的阴谋性完全能够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迫不及待按照西方要求进行的政治改革与大规模的人物换替可以看出端倪。可惜的是,苏共到垮台的那一天,很多高级领导还在钓鱼或者庆贺生日或者旅游或者聚友,他们完全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与历史责任感。这要归因于西方有效的文化价值的渗透颠覆,正是丘拜斯、盖达尔们鼓吹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改革与个人利益至上的理性人价值,宣称哪怕给强盗,只要能把国有资产拿出来就是好的,完全否定了公有制地位,让苏共领导人为了一己利益最大化,开始侵蚀国有集体的利益,生活变得极度腐烂,导致社会见利忘义道德腐朽、青年思维异化个人权益享乐至上,乃至醉生梦死。这是西方情治系统处心积虑实施的战略。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味保守防御、文化创新无以超越西方文化价值,长期处于西方价值下风,苏共意识形态建设停滞不前僵硬不化的状态,导致了全盘皆输。从这方面而言,中共是否也正在步其后辙呢?

  现在清楚了,戈尔巴乔夫通过反腐手段安插了400多名听命于他的共济会人员在重要岗位,他们从组织上合伙将苏共推向绞刑架。1986年12月,高尔基城被流放了六年的萨哈罗夫接到戈尔巴乔夫电话回到莫斯科,此后,他迅速成为苏联的民主派领头人。在这种大背景下,电影《悔悟》1987年通过戈尔巴乔夫点头正式上映。事实上,它成为鼓吹个人自由而刻意忽略以自由名义狼群吞噬羊群的、自由派资本家控制的工具,成为颠覆斯大林社会主义价值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苏共的工具。

  这部片子是时任格鲁吉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的支持下拍摄的,影片中心思想以寓言方式攻击冷战对峙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雅科夫列夫说,《悔悟》的公映是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这些作品对苏联亡党亡国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悔悟》是著名编导田吉兹阿布拉泽执导的三部曲(《祈求》、《愿望之树》、《悔悟》)的第三部。苏联评论家指出:“《悔悟》是涉及我国历史上这一痛苦时期的第一次努力。”

  1987年《悔悟》之后不久的短短几年,戈尔巴乔夫为进一步推动指导思想“多元化”,1990年6月以总统名义批准《新闻出版法》,宣布“新闻自由”,接着他又发布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坚决舍弃苏共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在此之前,国家对出版物都有约束的,发表文章或者播放节目都有党的委员会审查。而戈尔巴乔夫将之取消了。法律只考虑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只要有钱,想出版什么都可以。只要有钱,传媒把弱智捧为民意代表,把丑女捧成明星。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千种。《新闻出版法》颁布后,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官办媒体私营化,到苏联解体前,苏共掌握报刊仅占1.5%。苏联主要媒体很快被境内外私有资本和权贵势力掌控。这些媒体标榜自由,但根本限制反资本权贵的公民舆论权力,对不同声音采取封杀。好比新浪封杀了张宏良、孔庆东的微博。事实很明白,西方鼓吹的人性私恶认知与理性人基础上的自由,本质是狼群对羊群吞噬的丛林法则的自由。缺失道德引领的自由,自由往往是罪恶的庇护所。《悔悟》歌颂与谴责的,是那样的泾渭分明。以致引导苏联民众急遽地走向背弃社会主义、抛弃苏共的结局。

  就是这一阶段前后,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官方传媒的私有化、私营传媒的合法化,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卓娅、马特洛索夫等这些共产党的精神领袖与卫国战争的英雄们都被篡改歪曲历史的解构主义手法抹黑了而这些拙劣的手法,中国的最近几年尤为愈演愈烈。毛时代与邓时代的领袖乃及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都被恶意的歪曲抹黑,颠倒是非,无非是为篡党夺权与和平演变做准备。

  《悔悟》的手法也是如此。他塑造了格鲁吉亚小城的最高统治者瓦尔拉姆阿拉维泽这个人物。电影并没有隐瞒他是那么勤奋地为格鲁吉亚人民的利益服务。电影的镜头主要对准的是冷战对峙下,社会主义控制为了整体的集体主义而牺牲了另一部分个体的利益,对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构成了迫害。但他们显然忽略了在标榜自由的美国,美国执政党也一样对美国共产党采取约束迫害。这些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捍卫濒危的基督教堂,以此表达了他们的西方意识形态立场。瓦尔拉姆恰恰是摧毁这个教堂,逮捕了阴谋反对者们。

  从人物造型上,编剧为瓦尔拉姆蓄上了仁丹胡的独裁者形象,非常醒目,这根本就是故意丑化共产党领导人的形象,把他等同于希特勒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剧情第一个悬念是围绕瓦尔拉姆死后被在历史运动中受到迫害者的遗孤将他从墓穴里反复挖出,使之不能入土而引出另一个主人公盗墓女。当盗墓者中枪被捕发现是个女人。故事从女人的法庭申诉转入历史画面的回忆,然后再从个体悲情的历史镜头里拉回现实中。瓦尔拉姆的孙子曾经开枪射伤盗墓女,但听了盗墓女申诉后改变了观念立场,转为支持个人主义的价值立场,以及对父爷辈坚持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理想的质疑与抨击,与由来已久的西方解构主义手法一样,他们天真的否认并没有具体的人民,只有具体的人,认为宏大叙事是虚伪空洞的。最后其在与父亲的价值观冲突中,用爷爷赠送的枪自杀了。这悲剧既可以说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误导制造的灾祸,但剧本却以孙子精神“觉悟”与激烈抵触反抗社会主义价值的方式、抑或带着为爷辈赎罪的方式选择自杀。

  这一故事的高潮本质上反应的是“觉悟”后瓦尔拉姆的孙子与盗墓女所坚持的个人主义价值、自由主义立场,反对以追求整体公平正义的集体主义的崇高名义抹杀个体自由。而在这场冲突中,最后故事安排了瓦尔拉姆的儿子在沉重打击中获得某种觉醒,愤怒的将其父亲的尸体丢下悬崖。剧情刻意叙述的正是西方建立在私恶价值认知基础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胜利,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的被抛弃结局。无疑,这种剧情安排不可能仅仅是是文人精心设计的文化炸弹,它目标明确地是在拆解斯大林神话,背后根据有某种神秘的高深背景。

  但凡解构主义手法,都是倾注于以偏概全的、以黑子否定太阳光辉的手段,用局部悲剧的扩大解读,无限增加其负面力度。艺术是中性的,它可以被坏人用来作恶误导舆论加速社会分化;它也可以被好人用来行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忽略这种价值倾向,创造纯粹的视觉艺术,甚至以视角冲击力至上来遮蔽灵魂主体的审美功能,从而误导观众内心的价值认知,进一步蒙蔽历史运动整体的崇高属性,这种手法,是后现代哲学思潮在艺术领域的一贯伎俩。它与莫言、余华、贾平凹、王朔、严歌苓等这一代文人的表现手法是一致的。因为他们的文学审美能力被崇西的潮流裹挟、深受西方思潮与国际文学熏陶所致,既不能整体把握后现代思潮在整个哲学史上的位置,更不知道创新的后现代文学缺点所在哪里。对于他们而言,他们除了模仿与借以消遣对现实的不满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因此,他们是长在红旗下,却是被西方思潮误导毒化的一代。

  对于他们而言,创新蕴含对传统与历史批判的解构更能宣泄文人苦闷。他们不知道后现代文艺陷入价值虚无主义与纯粹形式主义的深渊,这是一种灵魂正遭遇的亟待救赎的深重灾难。他们的精神陷入一种尴尬中。集体主义信仰虽然美好但其发展的极端制造了抹杀个体自由的痛苦。个体主义的极端自由质疑宏大叙事与经典价值,但却陷入价值虚无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另一困境,找不到价值方向。没有方向就是方向,没有中心就是中心,生命的精神意义那么无助。嬉皮的、玩世不恭的、艳俗的、形而下的、杂碎的艺术表达自然而然形成滥觞。在东方阵营,历史的惯性正伴随西潮的冲刷反省不断跌落尘泥。而作为社会主义的文艺价值却因为守旧与创新无力难以走出东方影响世界。这背后折射的仍然是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对峙。

  虽然,资本主义一再改良输入了社会主义元素手段但根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的产权管理制度与分权宪政模式。而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经历市场化私有化的变革,已经丢盔弃甲。中国作为少数几个坚守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虽历经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其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也还是社会主义。现在看来,社会主义中国如果不输出它的意识形态价值,展现它与时俱进的真理性与优越性,那么,等待的必然是前苏联的命运。

  《悔悟》因为卓越解构苏共社会主义价值有功而获得西方1987年颁给的第40届戛纳电影节三项奖:评委会特别大奖、国际评论奖和联合教会评委会奖。正是这种只有片面反思历史而缺乏价值建树的影片,苏联社会的思想被误导,苏共的民众心理基础开始逆转。果真没出几年,苏共就亡党亡国了。但它给中国既提供了足够的警戒,某种意义上,也为中国走出同类困境竖起了希望。(悔悟电影地址:http://shenma.fuyun.in/item/255.html)

警惕《归来》:西方吹响摧垮中共意识形态的结集号?

  任何艺术形式只是表达思想语言的工具。如果不能跳出艺术看艺术,不能跳出《归来》看《归来》,那么,我们并不完整地懂得艺术,也不完整地懂得《归来》所具有解构社会主义价值的心灵殖民效应。可以确凿地说,《归来》就是中国版的《悔悟》,它的公映是西方吹响摧垮中共意识形态的结集号!

  无论它解构主义的表现手法,还是电影语言风格,以及语言背后的政治诉求;无论是剧本来自好莱坞的剧作家,以及背后所折射的看不见手的价值诉求,还是剧本获得西方犹太血统顶级导演的叫好安排;无论是编剧与重要演员,还是相关业内文人的互捧,都可以清晰看见西方文化战略的精致部署。

  从导演到编剧到演员,都是西方捧起来的号称第一的艺术家。
  张艺谋,中国第一导演;
  邹静之,中国第一编剧;
  巩俐,中国第一国际表演艺术家;
  陶经,中国第一录音师;
  赵小丁,中国顶级国际摄影师;

  《归来》,中国第一部IMAX文艺大片。

  2014年5月16日全国上映张艺谋导演的《归来》,是改编旅美华裔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严歌苓的原著《陆犯焉识》。好莱坞是西方电影工业输出意识形态价值的重镇,自然是西方共济会势力所掌控。而中国军人出身的女作家严歌苓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位女性曾经因为1988年她的剧本《避难》描述了几个女性的遭遇,从局部折射宏大的残酷战争,解构主流价值有功,博得西方亲睐。随即,应美国新闻总署之邀访美,并进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就读,成为哥伦比亚艺术学院百年建校首位华人。

  而因拍莫言文学作品《红高粱家族》获得国际大奖的张艺谋,本身是因为电影表现手法符合西方电影审美,电影语言叙事的背后符合西方隐秘解构中华民族精神的需要而受到西方追捧培植。与被西方捧起来的当代绘画艺术的大牌一样,他们被栗宪庭艺评的艳俗油画语言叙述的是对红色记忆的嘲讽,展现的是艺术家内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立场与玩世不恭的心态,通过画面描述局部个体至上意识进而深度歪曲解构红色的整体集体至上意识的社会主义价值。从这个方面说,《归来》的投资、策划与录制、传播,背后存在一个强大的西方势力在扶植。它与《悔悟》是同一种解构主义手法来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的功用,正如莫言所评论的“我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严肃的、直指人心的好电影。”它通过描述局部的个体悲剧,并进而艺术化扩大,从而误导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弃船心理。

  就像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血淋淋的圈地运动与赤裸裸的剥削一样,社会主义上升时期也因为冷战对峙陷入另一个极端。每种极端方式对个体都是一种摧残。为何在西方阵营,不允许共产党人拍摄揭露资本主义残暴虚伪的电影,通过电影再现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饿死了美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再现胡佛总统扬言要将之逮捕的引发危机的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客,用历史事实来教育西方呢?相反,共产党在美国的发展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受到打压限制的。历史客观的事实就是,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只顾效益至上不顾社会整体公平正义的自私残忍,就不会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追求局部利益至上最后形成两极分化的社会分配,看似一段时期内利于少数大资本家,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不利的,但是分化导致整体系统的崩溃,大资本家与整个社会系统都是受害者。社会主义相反,强调追求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罗斯福新政援用社会主义手段缓解危机,但也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周期陷入两极分化的互损格局。欧洲搞福利资本主义也没有改变这种格局。它们化解危机的唯一方式就是对外扩张。贸易全球化、世贸组织、欧盟标准体系、世界银行体系、北约阵营等都是西方对外占领市场、追求利润、掠夺财富的需要构建起来的。只有这样,它们才能通过外部利益输入化解内部两极分化的危机。正如美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廉价优质的日用品来自中国,就是让中国牺牲自然环境与子孙后代的利益给西方打工,让他们享受。然后,挣得的天文数字的美元中国却用来买西方国债,而不是一部分增加国民智力投入与福利,彻底解决义务高等教育、全民社保、全民卫生问题。相反,改革顶层设计还要听从西方世界银行摆布,推动教育产业化、私有化让很多学子读不起书,以及教育进一步背弃社会主义价值方向。医改产业化私有化,让很多人看不起病,逼着医德进一步沦丧,一切向钱看。美国却拒绝中国用美金去收购美国的高科技公司,相反,用卖给中国国债的钱来收购中国的大多命脉性资产以及低价收购入股国有金融产业。这种可耻的掠夺仅仅是因为在体制内绑架安插了他们的代言人而得以得逞。而苏联的垮台也是同样如此,根本是从绑架戈尔巴乔夫开始的。

  中国被西方捧起来的一些艺术家乃及所谓的鼓吹私有化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等都存在哲学素养与思想境界普遍不足的问题。他们既不能全面的清楚西方文化与思维的优点与缺点在哪?也不能清楚国学与思维的优点缺点在哪?更不能辩证看待东西方文化彼此互补的关系。作为一个价值系统而言,符合事物稳定高效运行秩序的一定是整体的驾驭局部的,集体的驾驭个体的,公平正义的驾驭效益的,德政的驾驭宪政的,仁治的驾驭法治的,圣贤集权驾驭民主选举、计划经济驾驭自由经济、宏观调控驾驭市场配置等这样的辩证统一的互补结构,才符合太极图所蕴含的——所有周长面积相等的条件下圆面积球容积最大的“等周等面定理”。而西方陷入周期两极分化互损循环系统,恰恰是哥德尔不完性定理所证明的西方形式逻辑系统的不完备性,主导他们的科学思维方式即局部有效的形式逻辑是只会制造悖论而无以化解悖论困境的,虽然能够引导事物朝精细化发展,但数理模型越精致就越局促,是无以处理复杂性系统与无穷运动系统的。哥德尔不完性定理反证了太极图所蕴含的辩证逻辑是普遍有效的、完备性的科学思维方式。这一点,对于一直致力于创建一套接纳矛盾的数学逻辑系统的西方顶级科学家而言,还有待对之慢慢启蒙。

  因而,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正确的思维方式,必是辩证逻辑思维驾驭形式逻辑思维,这样才能避免系统的周期崩溃。既保持系统的整体平稳高效发展,也避免系统的低效与分化崩溃。从科学发展层面而言,五六百年来西方文化主导世界推动器物科学发展的格局已经成为过去。中国文化复兴推动心灵科学驾驭器物科学,德性驾驭兽性、德政驾驭宪政、仁治驾驭法治、圣贤集权驾驭民主选举、公正驾驭效益、计划驾驭市场的社会治理与科学发展模式应成为时代最强音。而由天人合一的国学大智慧驾驭的艺术,由审美主体追求天人合一驾驭后现代的形式主义艺术,完成西方艺术形式的中国化表述与中国艺术的世界性转化,从而引领世界文艺复兴的时代已经莅临。中国的文人需要从普遍有效的科学原理中找到民族牢固的文化自信,以饱满的觉醒之姿做好世界的老师,去教化西方一起建设世界大同。

  正是因为文化集体性的弱势遭遇,他们无以看清西方的文化战略阴谋而处于一种心甘情愿被作为功利工具利用的心态。显然,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时代匮乏大思想家、大哲学家,民族文化精神过于弱势所致。正是因为民族文化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弱势,所导致的这种集体的文化自卑心理,才有了盲目跟随西学大潮的趋向。在这种格局下,西方可以轻松的在中国培植他们价值立场的代言人。他们的各种琳琅满目的国际艺术奖项,就像英国不久前给茅于轼先生颁布排名世界前第四位的思想家奖一样,具有明确的功利目标。萨特曾拒绝诺贝尔奖的原因,认为他是颁给西方作家与东方叛徒的荣誉。是的,这些艺术家确实具有很高的艺术语言的形式技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但是,他们的灵魂与价值审美却被西方片面价值主宰着,这是最要命的。

  《归来》被认为是张艺谋时隔多年回归文艺风格的力作。此前,张艺谋突然遭遇被调查多生的压力打击。之后,张艺谋向右大踏步前进,更为赤裸地选用解构红色价值的剧本与镜头迎合西方价值立场。这里有无因果关系不得而知。但《归来》用一个局部折射整体,用陈道明饰演的陆焉识的家庭境遇变迁反映了文革时代,而不是用整体驾驭局部,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歪曲历史最经典常用的解构主义手法。如果说,美国人用纯粹形式创新的波普艺术将世界艺术中心从巴黎抢到了纽约,那么,美国同样用解构主义哲学与艺术颠覆瓦解了苏共体系。现在,他们长线布局培植的文艺力量在重复做一件事情,只是对象不是苏共体系而是中共体系。

  值得回味的是,这部片子不仅过审毫无压力,还被一些人表扬具有时代突破意义。

电影所具有的解构社会主义价值的情节安排是令人荒谬的

  透过巩俐饰演的冯婉瑜多次反复“接站”情节,不仅表达了他们之间的夫妻感情,更表达了时代对冯婉瑜、陆焉识精神的摧残,无声地批判了中共那段历史对右派知识分子的迫害以及波及家庭的伤害。这种灰暗镜头的简单重复,更有力地塑造了他们遭遇的悲剧色彩,从而衬托出中共经典价值的负面效应。

  张艺谋的电影从红高粱开始,大红的画面色彩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归来》以蓝灰色和白色作为主体色彩,更像一场冷峻异常的无声的丧事,内心鸣唱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立场,向社会鸣响的是一种无声胜有声的丧钟。而剧情对于曾经欺负妻子的老方的安排,则从另一个角度刻画了文革掌权的一方在失势时被遭受清算,他们的家庭同样遭遇不幸。这样一来,中共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左还是右,都是受害者,从而强化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丑恶”认知。

  我们正视到《归来》剧情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及其社会意义,也正视其画面到叙事、音乐到剪辑,以及细节处理在形式上是代表中国电影艺术的一流水准。尽管其在历史背景和价值评判层面似乎合理地避开审读障碍,但是,它越是这样谨慎,越无法掩饰其真正所要诉说的历史背景与尖锐的价值评判。只不过,他们精心写就的小说与用心良苦的剧本,从反面衬托出无需表达的呐喊,但同样准确无误地传达了文本与镜头所批判解构的价值立场。

  《归来》还没正式上映,首先就接受西方派遣的犹太血统导演斯皮尔伯格在工作室内的检阅。张艺谋真不负有关方面的重托,成功赢得了斯皮尔伯格的泪光与正面肯定:“如此触动内心的电影或许是这个年代最有深度的作品!”这既是一种西方的代天检阅,也是一种刻意的国际化炒作。至于,这部影片的社会诉求,我想陈道明说的很透彻。他说:“《归来》就是一部拍给80后、90后年轻人的电影,让他们知道父辈们年轻时期情感、精神、物质生活和经历,有助于年轻观众了解历史、了解时代。”

  在华影、中影联合承办的春季新片推介会上,有人对《归来》的评价特有意味:“影片带来深沉的震撼,是生活减法的极致,蕴育巨大思想力量,其票房的高低,正是民族希望的试金石。”什么是生活减法的极致?就是情节安排故意避开了宏大历史叙事,定位在一个家庭的变故。而且以最为精简的线索以小见大、以偏概全表达红色年代对右派知识分子的摧残。把千斤巨石放在针尖上,这也即是其所蕴含的巨大思想力量,去扎痛每个人的小我的情感审美,获得最大化的社会共鸣。它的落脚点在于票房高低,并将之上升为民族希望的试金石。这是台上人物一贯擅用的戏词。真实的效果好比用揭丑卖乖的方式向西方邀功讨赏而已。

  并不是说不要正视文革对右倾知识分子与个人自由精神的伤害。而是,剧情缺乏辩证的思维去认知那个特殊年代的合理性,也无需因为它的历史局限性而向西方献媚讨好。如果电影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反省个人主义至上的灾难,揭露以追求效益至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陷入两极分化给整个社会系统带来的摧残,那么,揭露集体主义至上对个体的摧残更具有客观的全面性。它能避免人们从一个极端滑入到另一个极端。

  但是,显然从《悔悟》到《归来》,都是一面倒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批判解构,从而自然积极地向另一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极端献媚,而不是试图超越右倾的资本主义邪路与左倾的僵硬老路,走中间科学发展的道路。

  我要质疑的是,正值西方哲学衰竭与后现代文艺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困境之时,为何我们不懂得正确地推出符合时代精神的国学思想理论,进而有条不紊的引导世界文艺复兴从中国起航呢?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最近一些大呼危险的文章出现了,下面就发出两篇这类的文章,来看看这些人在害怕什么。当今世界仍然处在两大信仰体系----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博弈之中。处在各个体系中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世界。如果说上一篇文章的作者刘浩锋是前一种人,那么这篇文章的科尔内就是资本主义范畴的人。他的思想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他反对的核心是威权政治下的公有制,他主张个人自由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但历史不由个人意志所决定,一个国家选择什么道路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通过比较和选择来决定的,并不是这些人的个人爱好与意志。改革这么多年,现实的变化让人民思考,为什么在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出现了这么多的贪官和严重的腐败?为什么自由市场化的改革导致大量私人财富转移和外流?面对这样的自由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威权政治才又重新抬头,中国决定重走共同富裕的老路。难道这种选择就是科尔奈眼中的危险吗?一任寡头和权贵瓜分中国就是你们的福音吗?望大家在阅读这样的文章时有所识别,它的谬误到底在哪里?

警惕近在眼前的危险

匈牙利经济学家 雅诺什·科尔奈

2014年07月03日

    注:本文作者为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他1928出生于布达佩斯,曾任匈牙利科学院计算中心部主任,世界计量学会理事和会长,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对中国八十年代改革亦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他的一次演讲成稿,FT中文网后续会邀请不同观点的意见领袖对此进行评论,敬请期待。

引言

    我其实很想做一番开心乐观的演讲。1989年我在写《自由经济之路》(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的时候,还充满信心。后来,我对后社会主义转型进行了综合评估,尽管我在各种场合以及在所有文章中都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但最后我总是以乐观的调子结束讨论。即使在今天可能取得了一些令人满意的进展(在不少中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地区,民主取代了独裁,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取代了社会主义),但有两个令人失望的情况让我沮丧。

    我是个几乎片刻都停止不了思考源源不断的负面信息的匈牙利人。匈牙利在民主发展的道路上前行了20多年。但是,人们被各种困境折磨着,还期盼终有一天我们会成功克服它们。然而,当2010年政治势力引导国家上演180度大转变后,形势开始恶化。我们看到的不是民主加强了,而是诸多基本的民主制度被取消或受到大幅限制;私人财产得不到巩固,其安全反而受到了攻击;国家不再继续下放权力,而是倾向于复兴中央集权。

    四年来这里发生了什么,以及在未来四年极可能发生什么,是一个很独特的景观:在1989—1990年选择民主道路的国家中,匈牙利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发生了U型大转变的国家。不过,这个唯一的例子也足以证明这样的转变并非不可能。我们在1989年开启的路径并不必然是一条单行道;那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变化并非不可逆转。而这恰恰也是匈牙利事态糟糕的一面——大逆转后的形势也许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可逆的。民主可能无法保护自己,特别是在民主尚未深深扎根的国家。如果它受到肆无忌惮和不择手段的攻击,可能会一败涂地。

    另一个萦绕在我们周围的阴影是乌克兰局势。没人能确切知道未来数月会发生什么。但有一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是俄罗斯事实上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现状的神圣不可侵犯,即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改当时有效的国家边界。赫尔辛基协议签订的20年前,克里米亚半岛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但协议的一项基本原则于2014年3月被推翻,全世界都注意到了,却只是摇摇手指表示反对,做些不痛不痒的报复之举。与匈牙利的改变类似,这种情况为凭借某种借口动用武力改变合法边境开启了一个先例,而最明显的借口就是种族问题。

    我将根据这两起成为先例的事件,讨论今晚我想说的所有事情。

可选择的政治制度

    想象一下我们眼前有张世界地图,来看看东半球部分。我们将使用三种颜色。给新兴民主国家涂上绿色,这是希望之色。我称它们为后共产主义民主国家。尽管它们的许多特征和传统的西方民主国家相同,但是它们的政治文化仍然带着共产主义的旧印记。

    将带有这个印记的东方延伸到一个很广的区域,我给它们涂上淡红色:表示这是后共产主义威权统治区。它们的原型是俄罗斯;1989年后那里也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最初的时候,一个民主宪政体制出现了:竞争的各个党派进行议会选举,议会多数派支持的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相互辩论。然而,民主之治原来只是非常短暂的插曲。几年风风雨雨之后普京掌权,又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出现。这一次,共产主义制度的某些特点得以恢复,尤其是国家的巨大力量,但在一些重要方面它又不尽相同。头号领导人(无论他正式的法律地位是什么)被赋予大量权力,统治着高度集权且等级森严的国家和各种政治机构,但他并不拥有真正独裁者的绝对垄断权力。国内存在反对党,也实行议会选举,可反对党实在很弱,从一开始就注定会竞选失败。国家有报纸、电台、电视台和互联网门户网站,都独立于统治集团,但是它们身微言轻。这种类型的专制介于成熟的西方式民主和极权独裁之间。它与后者的主要区别是,尽管是高压政权,但它不使用最残暴的手段:逮捕异类政治运动的代表,把他们监禁在残酷的集中营里或统统铲除掉。另一个重大区别是,威权政权往往与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私有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掌权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无论是在仍然重要的国有部门还是在非常广泛的私营部门。经济中的较大部分按照资本主义的行为规律运作。

    在苏联的15个继承国中,3个波罗的海国家已经发展成为相对稳定的后共产主义民主国家。我把白俄罗斯、中亚各共和国与俄罗斯一并归入后共产主义专制政体类别。现在,1989年的25年后,可以说后共产主义专制国家的情况基本保持不变,完全没有出现放松铁腕管制的迹象。

    乌克兰的形势很不确定,实际上如今这个问题已变得尤为严重;在过去的25年里,它有时显示出了后共产主义民主体制的征兆;而在其他时候,它呈现的是后共产主义专制政权体制的特点。

    现在回到那张世界地图上。我们来看看东部和南部地区的专制体制:中国和越南。它们代表了第三种类型,我称之为后共产主义独裁体制。让我们给这一区域涂上深红色。这个体制的经济在许多方面和普京型政权很相似。虽然国有企业仍然十分重要,但是经济资源的较大部分如今已经转向私有制。这里的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同样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显著的区别在于,中国和越南的执政党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权力垄断。中国和越南的共产党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时期做了透彻的分析。苏联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始于开放政策,终于国家解体、超级大国地位丧失和清除政治垄断,这些仿佛梦魇般一直困扰着他们。决不能干那种事!中国和越南的领导人做出了一个坚定不移的决定:决不打开自由政治运动的闸门。

    中国和越南的执政党都只是名义上的“共产主义”政党:现在他们与旨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毫不相干。列宁会将这些政治形态归类为资产阶级。在实践中,中国和越南的执政党接受资本主义,他们与之配合并从中获利。这两个国家的情况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与独裁统治体制是兼容的。诚然,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民主制度,但这句话倒过来说就不成立。没有民主,资本主义也能存在并运行很长时间。尽管许多西方分析家都在期待,可是没有迹象显示这些政权会放松它们的严厉控制。

    我不打算讨论一些小国的情况,比如朝鲜、古巴、委内瑞拉等。相反,我想简要重提一下本次演讲的引言。2010年匈牙利变色:从绿色变成了淡红色。它不再是后共产主义民主国家,而是后共产主义专制国家。正如我说过的,这是迄今为止的首例独特事件。但在这里我要问在座各位:其他仍处于绿色区域的国家是不是就没有发生类似U型转变的危险?

民族主义

    历史发展表明,国家边界和境内种族关系的问题是后社会主义转型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其重要性不亚于国家的政体形式和财产关系的激进变革。苏联解体为15个继承国,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这两个变化都进行得较为和平。可是,南斯拉夫解体后却发生血腥战争。苏联的两个继承国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宣布独立后不久,双方就点燃了战火。在今天的俄罗斯南部地区,战争几乎持续不断。而眼下,我们就在经历乌克兰的内部冲突和乌克兰-俄罗斯冲突。

    我们根据各国政治体制的本质特征,将后共产主义国家分为3个区域。不过,所有这些国家都存在种族冲突。冲突的强度各有差异。相对而言,民族主义论调还是“最温和”的形式:吹嘘多数族裔的优越性、丑化少数民族或煽动反对邻国人民。更严重的情况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气焰还体现在行动上。一旦遭遇影响学校教育和工作场所分配的歧视,或某种少数民族语言的自由使用和正式承认受到限制时,种族冲突就有可能发生。而且不幸的是,民族主义的大多数犯罪形式都已出现。受种族主义驱使的暴力行为虽然罕见,但是确有发生,如对犹太公墓和犹太教堂的亵渎,甚至是谋杀吉普赛人。

    没有哪个后共产主义国家能免于民族主义的肆虐。当然,这有程度之分:程度较小的,是“有教养”地悄悄滥用反犹或反吉普赛人的字眼。然后是仇恨、残忍的言辞。接下来是更令人恐惧的殴打少数派成员、威胁穿制服游行的突击队。而程度最严重的,就是谋杀。谁知道煽动民族主义会带来什么结果?

激进和扩张的危险

    在所有的三个区域内,各个后共产主义国家都呈现出重大的经济问题。当然,困难的症状和不同问题的相对严重程度因国家而异。然而,有些问题是相当普遍的。

    后共产主义转型有赢家也有输家。大量的人失去了工作,失业成为长期问题。很多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逐步拉大。成千上万人生活困苦,而那些发了横财的人却穷奢极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对资本主义非恼即恨。很少有人期望极左派的帮助:共产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方面,相当多的人都转向了极右派。那些失望者、失败者和贫困者,最能迅速接受民粹派煽动反对利润、银行和跨国公司的信息。

    失望不满的氛围极易受到民族主义呼声的影响。“如果我们重回沙皇时代的帝国,生活会更加美好”——俄罗斯人如是说。“要是我们能夺回1920年特里亚农条约中被侵占的那些资源丰富的领土,该有多好!”——匈牙利人如是说。

    所以,我们下有民众乐于接受民族主义和“法律与秩序”的口号;上有政党和运动团体能够察觉群众愤怒情绪所带来的机遇。对民主的失望、反民主治理的尝试、民族主义和对经济的不满,演化出一个自我煽动的恶性循环。政府意图和大众情绪相辅相成,彼此增强。

    俄罗斯的掌权者焦虑地观察着产出增长如何放缓,如何几乎完全停滞下来。这时候,注意力必定会从经济问题转向“重大的民族问题”,比如生活在西部边境另一侧的俄罗斯同胞的困苦。民族主义孕育出扩张动力。这已经不再是个国内问题,而是一种影响力跨越国界并威胁到和平的倾向。

    我提到俄罗斯,是因为俄罗斯隐现的扩张怪兽也在我们周围出现了。但我们还必须谈谈中国。那里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在日益强大。中国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幅下降,收入极端不平等。民众对生活水平的提高远远落后于产出增长深为不满。在这里,民族主义也是转移注意力的最好方法。镇压地方抗议活动并非通过消除经济问题,而是采取警方措施。相关的负责人员都是保卫“秩序”的钢铁战士。

    虽然在我想象的地图中,后共产主义专制国家和后共产主义独裁政权被赋予两种不同颜色,但是在民族主义、扩张倾向和严厉限制民主权利方面,它们具有很多的共同特点。这些特点使它们之间建立起浓厚的亲缘关系,即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共同信念消失了,它们的情感纽带也足够牢固。这种政治亲缘关系也最有可能发挥作用,因此,淡红色和深红色区域国家的国际政治行动常常能协调一致。在重要的联合国会议上,他们做出相同的投票表决,支持或拒绝相同的干预措施。他们没有共同的中心部门,但在关键问题上,他们就好像是踩着相同的鼓点前进。反对西方民主国家的专制政权轴心正在发展中,如果我可以借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段时期出现的“轴心国”一词,当时它指的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结成的联盟。

结束语

    我不是卡桑德拉(希腊神话人物、预言家——编者注),不受祝福或诅咒,也没有预见未来的能力。我能说的就是,现今的事件唤回了我对历史的记忆。

    匈牙利目前的事件使我想起了魏玛共和国的结束。现在人们对经济存有诸多不满。无数爱国的德国人对和平的措辞感到羞耻。越来越多人加入了纳粹阵营。而此时,反希特勒的各股力量却在互相争斗。1933年依法进行多党选举的时候,希特勒的党派胜出,但是并没有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但在那时,温和的右翼政党已经准备好加入纳粹党的执政联盟……这些话到此打住。

    一想到乌克兰事件,希特勒最初的征服就闯入我的脑海:先是占领萨尔州,后是吞并奥地利。侵略基于种族方面的理由:这些领地居住着德国人。接着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还有张伯伦欢快的声明:我们拯救了和平——代价是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由归附于德意志帝国的苏台德德国人居住。不久,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然后轮到占领但泽计划,引用的还是种族方面的理由……这番历史我也只聊到这里。

    谁晓得在遥远的将来,写历史的人(historian-writers)会如何看待最近在日内瓦举行的乌克兰四方会谈?它只是一起微不足道的外交事件吗?还是催生了一份影响虽然不大、但全新的慕尼黑协定,鼓励进一步的侵略?

    乔治?凯南于1946年公开提出了“遏制”理论。眼下正是再次宣告这一理论的时候。现在不是共产主义理论、斯大林扩张主义在蔓延,而是民族主义的理论在扩散、后共产主义专制和独裁政权在扩张,这些都必须加以遏制。

    我没有研究出能够在实践中应用新的遏制理论的方法。我能反复说的就是这句话:我们学术研究人员并不适合这项任务。非常遗憾,我没能为本次会议呈献一份行动计划。

    就说到这里。但是我实在无法用安慰的话结束演讲。我的目的是要警告你们、让你们不安,激发你们意识到近在眼前的危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译者:颜超凡。美国彼得森国际关系研究所和匈牙利中欧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今年5月在布达佩斯召开会议,研讨“转型透视:共产主义垮台25年后”。科尔奈参加会议并发言,参加会议的还有前波兰央行行长巴尔才洛维奇(Leszek Balcerowicz)、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和俄罗斯企业家与政治家阿纳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以及其他众多知名经济政策制定者和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学院派经济学家。)

 

 

 

世界变得危险起来

梁京

    回顾过了一半的2014,总的感觉是,这个世界正以令人不安的速度变的危险起来。最近一个令人不安的重大事件,就是伊拉克ISIS恐怖组织,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摧毁了美国花费数年时间和巨大代价在伊拉克实现的基本秩序。美国人训练且装备精良的数万政府军被仅 有几千人的恐怖分子摧枯拉朽,不战而溃。ISIS不仅连克重镇,而且已兵临巴格达城下。

    这样的发展让许多人深感意外,加上年初以来爆发的一系列重大国际危机,让人不得不对21世纪人类的前景,有了非常不祥的预感。我们会不会像百年前那样,正在走向又一场大规模的全球冲突?

    支持这种悲观心态的理由半年来确实增加了不少。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大规模金融危机之后,而我们今天也正处在2008年那场金融灾难的后果之中。尽管人类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有了百年前不能比的知识和手段,但仍然改变不了危机加剧社会分化的基本逻辑。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显然与此有很大关系。很多青年人支持加入欧盟,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希望进入西欧发达国家的就业市场。而欧盟对乌克兰则有点半心半意,因为他们自己的失业问题也很严重。

    西方国家在繁荣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政治领袖,像当年世界大战前的西方领袖一样,不仅缺乏远见,而且很难有足够的政治本钱超脱国内政治争斗的纠缠,对爆发重大国际冲突做出防患于未然的棘手选择。美国为伊拉克战争付出的代价,有人估计超过两万亿美元。如果事前对这个代价的预判只有一万亿美元,恐怕做出的选择也会大不一样。

    发达民主国家的短见和机会主义,鼓励了竞争对手的冒险和机会主义。普京和习近平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变脸",很难不让人做出这样的解释。不过,很多人相信,普京和习近平不会做出当年德国和日本那样愚蠢的选择,因此,今天世界面临的风险与上个世纪不可比。普京和习近平不过是想趁美国和西方的危机给他们一点教训,捞一点实惠。

    普京和习近平确实不会也不可能像当年德日那样去争霸权,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不会做出误判,从而让这个世界陷入大麻烦,因为今天对世界秩序的挑战,和百年前不一样了。由于相互依存程度大大提高,像ISIS这样的组织,只需几万人,就有可能给世界带来数以千亿、万亿美元的损失,让数以百万计人口流离失所。

    看来,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不像过去那样是新霸权的崛起,而是出现太多失败国家,以致美国和西方力不从心,导致大乱。因此,习近平最近叫板美国维护国际秩序是"单一文明一统天下",并非负责态度。

    中国在两重意义上可以成为21世纪全球秩序的威胁。第一,不积极补台支持一个公正的全球秩序,而是搭便车,甚至不惜以拆台来削弱头号竞争对手美国。第二,陷入内乱,自己也加入失败国家的行列,成为全球不稳定的一大来源。这正是许多国家担心的,习近平的言行不仅不能消除这种担心,反而不断增加这种担心,这是世界变危险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对中国这种态度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在美国看来,中国是国际秩序稳定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中国的理性选择不应是拆台而是补台,更何况中国并不像自己想像的那么强大。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最近发表的文章就表明了这一点。文章批评中国在重大国际危机上的搭车态度,更直言不讳中国会成为21世纪的纸老虎。

    当然,美国对中国的不满更明显的表现,就是把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地址改成刘晓波1号。这表明,美国的一些政客对中国当局的反感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

    两国之间这种煽情和口水战的升级说明什么呢?我认为说明两边的当权者都做出了某种非常悲观的判断,那就是中美之间的某种摊牌已经不可避免,不存在什么刺激与否的问题。正是在发表沈大伟文章的《国家利益》杂志上,同期还发表的另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历史的警告:美中开战可能性极大"。不管双方对对方是否有重大误判,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那就是这个世界因这样的判断已经变的更危险了。

   【附录】

中国是纸老虎还是狮子王?

沈大伟

    【观察者网注:中国正在崛起,并有成为“世界第一”的气势。但在美国学者沈大伟看来,中国依旧缺乏高质量的实力,缺乏实际影响力,可能是一只21世纪的纸老虎。他同时也提到,再过10年或20年,中国的全球地位或许在个方面都会大幅提高,可能会在于美国类似的全球基础上进行运转,我们也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原文发表于6月25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观察者网特此转发,以供读者参考。】

中国能力并不非常强大

    提到当今中国时,也需持有一些清醒和质疑的态度。目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主宰地位是无可阻挡的,世界必须适应这个亚洲巨人作为一个——可能已是——全球性大国的事实。十年来,“中国崛起”的预言已小有规模,所有人都描绘了一幅中国成为21世纪主宰者的图景。这种看法可以理解,而且普遍存在——但却是错误的。

    记得不久前,在20世纪80年代,类似的预言也曾出现过,即日本将成为“世界第一”,加入大国精英俱乐部——但不久后日本陷入30年的停滞期,而且它一个(经济上的)单向度强国,并不具备大国特质所需的较为广泛的基础。因此,当提到当今中国时,持有一些清醒和质疑的态度是可取的。

    的确,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正在崛起的大国——远远超过印度、巴西和南非的能力——在某些领域它已超过俄罗斯、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其他“中等强国”的能力。但能力并不是衡量国家实力和国际实力的唯一标准——也不是最重要的标准。历代社会科学家已确定一个更重要的实力指标,那就是影响力——驾驭局势和左右其他国家行动的能力。

    当然,各国利用自身实力去影响其他国家实力的行为和事态发展有各种方式:吸引、说服、拉拢、强迫、报偿、诱导、威胁或动用武力。

    当我们关注当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和行为时,我们需要超越其表面上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看问题,并提出质疑:中国真的正在影响其他国家的行动和各领域国际事务的发展趋势么?简要的回答是:就算真的有,也并不多。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在极少的——如果真的有的话——领域,能够真正对其他国家构成影响、设立全球标准和左右全球趋势。而且中国也没有尽力参与解决全球问题。中国是一个被动大国,它的反应表现是当爆发国际危机时回避挑战并躲藏起来。正在持续的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危机就是近来北京被动反应的绝好例子。

    此外,当仔细衡量中国的能力时,它们并不非常强大。很多指标仅是在数量上令人印象深刻,但在质量上并非如此。缺少高质量的实力,让中国缺乏实际影响力。中国有一句谚语:外硬内软。如果在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表面下进行挖掘,你会发现其普遍存在的一些弱点、阻碍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及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不牢固的根基。中国可能是一只21世纪的纸老虎。

五个方面审视中国实力

    这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剖析:中国的国际外交、军事能力、文化存在、经济实力和国内因素,则五个方面决定了中国的全球地位。让我们逐一进行审视。

    从形式上看,中国外交的确已走向全球。尽管与国际社会融为一体且北京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但在外交活动领域,中国仅是一个不完全大国,这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他表现出一个世界主要大国的特征。它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20国集团及其他全球重要机构的成员,以及所有重大国际峰会的参与者。另一方面,中国官员在这些场合和大量全球挑战问题上仍表现得非常消极和被动。中国并不是领导者。它未能重塑国际外交,推动其他国家的政策,促成国际共识、组建联盟并解决问题。

    中国军事能力是其作为一个不完全大国的另一方面:它是一个日渐强大的区域性大国,而绝非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尚不具备向亚洲邻国以外的地区投放军力的能力,即便在亚洲地区,其军力投放能力仍非常有限。目前,根本无法确定中国能否在周边500海里内(如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争端中)投放军力,以及能否在冲突中坚持足够长的时间而获胜。自1979年以来中国没有打过仗,现在中国的军队还未经受国战争的考验。

    从硬实力转向软实力,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文化大国崛起效果如何?并不好。没有其他社会接受中国文化的暗示,也没有其他国家想要模仿中国的政治体制,其经济体制在其他地方也无法复制。尽管自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投入巨大努力和资源,试图打造自己的软实力并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仍是毁誉参半。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情况又如何?这是大家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和领导者的一个方面——但中国的影响力比预想的要弱。就像其他方面一样,它在数量上令人印象深刻,但在质量上很弱。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但其出口的通常是低端消费品;其产品的国际认知度极低;它仅有一小部分跨国公司在海外成功运营。

    衡量中国国内实力的其他标准还显示其在全球排名并不高且不够正面。2014年,美国自由之家就各国新闻自由的程度进行排名,中国在197个国家中排名183位。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一直对中国在政治稳定与控制腐败、政府效率、管理质量、法治程度和问责方面的评级偏低。

    这是当今中国的概貌。再过10年或20年,中国的全球地位或许在个方面都会大幅提高,可能会在于美国类似的全球基础上进行运转,但就目前而言,中国充其量只是一个不完全的全球性大国。

 

 

 

 

发件人:儒家邮报<rujiayoubao@vip.163.com>+(由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时 间:2014年07月12日 15:19 (星期六)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本文作者一再拿苏联和俄国与中国做比较,就没有想到中国会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子。中国和苏联不一样,苏联崩溃了,中国还屹立着。说马列主义破产根本不科学,只要有人信仰这一学说,这个主义就存在。破产的不是主义,而是实践中的做法。作者还没搞明白这里面的区别,把主义和实践混为一谈。践行一种主义的方式方法有多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行动上不是发生了很大变化吗?但是全民共富的目标不能丧失,社会主义均贫富的目标仍然有极大的实用价值。为什么非要把这些穷人们的期望都赶尽杀绝呢?怎么能说讲马列讲共产主义就没有出路呢?放弃阶级斗争,换种方式就不能讲吗?如此看,这种北大的教授实在是没水平。就这种低级幼稚的文章还敢拿出来到处散播,实在丢人。那些让老百姓讨厌的精英们,你还是给无产者一点心理安慰吧!“马列主义破产”这种说法太没有水平,任何学说只要有人信,就不会破产。破产的只有学问蹩脚的北大“教授”。

正视国际共运失败马列主义破产的严酷现实

北京大学教授 袁刚

    内容已删!
 

 

 

 

 

 

为人类树一座和谐的丰碑

---我对处理涉藏问题的三点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彭真怀

(写于2009年3月,拉萨3.14事件一周年,报中央主要领导,约谈了一次,转达赖特使后称理性平和积极)

   妥善处理涉藏问题,一方面表明当代中国人的责任,不把民族宗教问题留给子孙后代,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解决与邻国的长期纠纷,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客观认识历史,理性思考现实,把涉藏问题转化为正确认识汉藏民族优秀文化的机会,转化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和谐进步的机会。从缺乏信任到达成共识,这注定是一条艰难的路,但这条路非走不可。

   一、把达赖喇嘛与极端分裂势力区分开来。

   我始终认为,把达赖喇嘛本人与极端分裂势力混为一谈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达赖喇嘛本人至少在表面上不再讲西藏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直接批评,客观上会把他推向对立面。有鉴于此,我建议把达赖喇嘛本人与“达赖方面”、“达赖集团”区分开来,打破原有的思维程式,及时把握萌动中的和解希望。比如,达赖喇嘛本人承认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的积极变化,承认西藏基本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他表示反对西藏独立,拥护一个中国,对于暴力事件始终想与极端分裂势力划清界线;他先后派出20多批代表和参观团回国考察,私人代表也9次与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商谈。对于这些新动向,应当给予足够关注和必要肯定。

   需要指出的是,达赖喇嘛已75岁高龄,离开生养他的父母之邦已经50年,在情感上思念故乡却为形势所迫流亡境外。在流亡境外的岁月中,达赖喇嘛一方面被人吹捧,另一方面也被人利用。事实上,达赖喇嘛现在很着急,他的追随者也很着急,究竟“达赖之后”应该怎么办?我认为必须非常明确地告诉达赖喇嘛这样一个信息,所谓“大藏区”和“高度自治”很不现实。他不能因个人的判断失误毁灭藏传佛教的历史传统,毁灭藏族同胞对他回归的殷切期盼。我注意到,达赖喇嘛与他的追随者并不是铁板一块,每当他发表和解言论时,极端分裂势力就会进行威胁。他们以中间道路走不通为由,极力推行自己的暴力主张。

   应当看到,如果达赖喇嘛能顺利回到爱国立场,发挥他对藏族同胞的特定影响,是对极端分裂势力最严厉的打击。在处理涉藏问题的招式上,硬措施自然可以显示实力,但软招数也不是示弱的表现。如果一味以强硬还击,难免有时候拳头打在棉花上,效果不佳。因此,中国政府十分有必要指给达赖喇嘛一条清楚的底线,就是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家主权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有了这条底线,中国政府就可以在宪法框架内与达赖喇嘛进行商谈,促成他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藏族同胞的福祉做有益的事。只要达赖喇嘛放弃独立,谴责并阻止暴力,就是手足同胞之情。

   二、关键是尊重藏族同胞的佛教信仰。

   在西藏,随处可见的经幡和玛尼堆,川流不息的转经人群,熙熙攘攘的朝佛者,成为一种特有的宗教和文化景观。涉藏问题,表面上与流亡的达赖喇嘛和他的10多万境外追随者有关。但真正的要害不在国外,而在中国藏区。西藏有270万藏族同胞,在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等地也有近400万藏族同胞,他们生活在中国1/4的国土上。国内与境外遥相呼应,就不能不让人有所顾忌,这才是最应该担忧的涉藏问题。我了解到,藏族文明的精华是佛教本身,是藏族同胞对因果的普遍敬畏。藏区各类成规模的藏传佛教寺庙有1,700多处,有僧尼4.6万多人,平均每1,600人就有一处宗教活动场所,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藏族同胞达百万人以上。由此可以判断,妥善处理涉藏问题的关键是人心,是尊重藏族同胞的传统宗教信仰。

   1959年以来,中国政府为提高藏族同胞的生活福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今日西藏的繁荣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藏族同胞对此也普遍承认。但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并没有改变藏族同胞在佛教上的执着信念。人们应该注意到,藏族是一个信仰佛教的民族→信教者对佛教领袖无条件的服从→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的最高领袖。按照这个逻辑,达赖喇嘛所代表的,是维系西藏500多年的达赖世系。有人误以为反对的仅仅是这世的丹增嘉措,与前世诸达赖无关,但在藏族同胞的转世观念中,达赖世系是观世音菩萨通过肉身普度众生,反对一世达赖,就是反对全部达赖,就是否定佛教精神不灭和灵魂轮回转世的学说。
   民族宗教问题在许多国家都出现过,一般都经过商谈形成协议,并在履行协议中逐步建立互信。要妥善解决涉藏问题,最大的忌讳是情绪化地纠缠历史旧账。有人认为商谈的前提不是达赖喇嘛放弃独立的“口头立场”,而必须是一个“真诚立场”。他们指责达赖喇嘛的表态是不真诚的,证据是他过去主张西藏独立,一些从事独立活动的人与他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公开表示自治只是走向独立的第一步。我认为,这样下去永远不会有积极结果,因为一个人的内心真诚与否无法检测。应当在具体商谈过程中更多地重视可操作性和可监督性,不必追究对方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心活动。

   三、客观分析一些国家在涉藏问题上的态度。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世界各国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国家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达赖喇嘛所谓的“流亡政府”。早在1997年4月17日,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就说:“美国政府从孙中山时期就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09年3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希望法国就涉藏问题表明态度,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埃里克·舍瓦利耶立即就回应说:“我们的立场决无改变,即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不接受分裂主义和西藏独立。”我认为,国际社会长期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为解决涉藏问题搬掉了一个根本性的障碍,应当在此基础上多做增信释疑的工作,综合考虑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协调、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协调、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协调、制度因素与法律因素的协调。

   2009年3月11日,美国众议院以422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涉藏问题决议,呼吁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就西藏问题寻求长远的解决方法”;3月12日,欧洲议会也通过一项涉藏问题决议,要求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展开政治对话,以求全面政治解决方案”。怎样看待这些问题?我认为应当把善意的建议、提议甚至批评,与别有用心的反华噪音加以区别,完善和调整对涉藏问题所采取的政策。从客观上看,涉藏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政府刻意回避会使自己陷入比较被动的境地。如果能采用积极对话、磋商、和解的态度,应当说是国际社会普遍希望出现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西藏远在元朝就是中国的一个行政区,但有一些国家并不了解西藏的过去和现在,很容易听信带有偏见的传言。这反映出中国政府需要用国际通用的语言和方式,开展有说服力的工作,引导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在我看来,一些国家的出发点,主要还是希望发挥达赖喇嘛的特定影响力,化解涉藏问题的各种矛盾,他们无心挑起也无力承担一场东西方的根本对抗。2009年4月1日,中法两国外交部发表的新闻公报指出,法国充分认识到西藏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当晚,法国总统萨科齐拜会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双方举行了会谈,中法关系峰回路转。在世界经济危机蔓延的关键时刻,两个大国的做法给世界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无独有偶,2008年10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也宣布,英国放弃101年来坚持西藏为一政治实体的政策,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并为英国没能早日承认这一事实而道歉。应当看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也是人类社会长期奋斗的目标。我真诚希望所有真正关心涉藏问题的人士,在措辞与论述上多一些关怀和温暖,而不要教唆;多一些理解和包容,而不要煽动;多一些鼓励和推动,而不要挑衅。

   历史早就证明,西藏的稳定发展是汉藏人民的共同利益。从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和亲开始,藏汉两族就结成了亲如一家的关系。元、明、清三朝更是通过宗教影响,实现了对西藏的有效治理。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承担一份责任,正视涉藏问题的主角达赖喇嘛,趁他健在时把问题妥善处理好,以免他客死异国后埋下更大的隐患,成为汉藏人民和谐共处的一个永久伤痛。中华民族应当为人类树一座和谐的丰碑,以宽广的胸怀审视当今世界大势,从容地主导涉藏问题的大格局,表明中国人有智慧和能力处理好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实现共同团结进步,推动共同繁荣发展。

 

 

 


 

发件人:李延明<13051506082@163.com>+(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7月12日 06:50 (星期六)附 件:1个 (俄罗斯公开力挺越南 震摄中美.doc ) 查看附件 Fw:白忙了

俄罗斯公开力挺越南 震摄中美

邱林

    在中国与越南在南中国海交恶之际,俄罗斯也掺和到南海事务中来。最明显的表现是,俄罗斯近来公开力挺越南,为越南对付中国增添了不少底气。

    试问,俄罗斯如此这般是做给谁看?这也许不难回答。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战略上拥有更多共同利益的中国与俄罗斯却迟迟无法在战略上达成默契。究其原因,俄罗斯既想给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抗衡美国称霸世界的目的,同时,又积极介入南海事务,力挺越南,不断触碰中国的核心利益。

  换个角度看,俄罗斯成了越南眼中能够对抗中国的一个砝码,这也是越南把俄罗斯作为牵制中国的一个深层考虑。越南知道,自己无力独自与有领土争端的中国抗衡,因此,它需要将俄罗斯拉入这一存在争议的地区,这样可以让南海问题国际化。
  对于俄罗斯在南海纠纷中的作用,越南官方的表态是,越南主张与中国根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方手段解决所有分歧,而俄罗斯在越中领土争端中所持有的客观立场。除此以外,越南希望俄罗斯卖出先进武器,还让俄罗斯优先参与与中国有争议的南海石油开发项目。
  今年俄罗斯生产的“基洛”级潜艇将移交给越南。这只是俄方交付越南军事装备的一部分。俄方要帮助越南建立所谓的“潜艇部队”,在南中国海问题不时发酵的复杂背景下,通过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及早实现这一目标,符合越南的军事战略。

  作为交换,越南答应俄罗斯海军使用金兰湾海军基地。在历史上,越南的金兰湾就是前苏联设在亚太腹地的一个重要海外军事基地。在2013年2月发布的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中,俄罗斯宣布,在2020年之前要兴建海外新型航母港口,而俄罗斯最为中意的地点就是越南的金兰湾。
  越南驻俄罗斯大使范春山6月1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俄越双方正在谈判成立合资企业为各种民用和军用船舶俄在金兰湾提供维护服务。当谈到金兰湾时,范春山称:“金兰湾一部分是民用,另一部分作为军事基地。在遵守必要的协议情况下,外国军舰可以进入这一区域,但我们可以公开地说,俄罗斯在此拥有优先权。与俄军事合作非常重要。”

  与此同时,俄罗斯和越南最近签署了天然气开采协议。6月18日,越南政府门户网站报道越南国家石油集团与俄扎鲁别日石油公司签署在越南大陆架进行石油勘探合作备忘录。除俄罗斯企业外,越南还同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等国际大型石油公司进行合作。
  在能源合作方面,自前苏联时期开始,俄越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已进行了几十年,俄已深深地渗入越南的能源行业,俄甚至获得特权。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将开采位于南中国海越南大陆架的两个大型天然气田。这两个天然气田的总蕴藏量可达556亿立方米,俄方将拥有合作项目中49%的股权。

  从近期越俄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情况来看,俄罗斯借助于越南这个平台,在南海问题上打入了一个楔子。一方面由于俄方介入南海事务,可以起到牵制中国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与中国、美国在南海博弈中有更多的话语权。反之,越南的目的也基本达到了,今后越南背靠俄罗斯的这棵大树,进而在与中国的博弈中变得更加强硬。

  客观地说,最近15到20年里,俄罗斯在越南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也许比中国更重要。因为俄罗斯几乎帮助越南武装到了牙齿,两年来俄罗斯和越南签署的供应武器的大型合同也都证明了这一点。俄罗斯之所以力挺越南,就是要凭借自身与越南多年的关系,在南海留下一个可左右全局的棋子。
  鉴于俄罗斯在南海已找到了立足点,它已经越来越不需要看中国的脸色行事。以往我们总是以为俄罗斯是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出售军火,但俄罗斯卖武器并不仅仅是为了钱这么简单。用俄罗斯前外长科济列夫的话来说,“越南买我们武器的同时,也为俄罗斯买来了军事政治盟友。”

 

 

 

 

 

读经

再读孔子

人民日报

2014-07-03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崇德尚礼,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色,儒家思想超越时空,滋养着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拓立者,虽述而不作,但数千年来的岁月流转未曾模糊他思想的光芒,反而一次次赋予他新的时代生命。孔子何以如是?

   孟子尝言,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我们翻查《中国历史地图集》,大致可见孔子所见的“天下”方圆几何;我们阅读经典,大致可知那天下包容争鸣百家。孔子思想何以冲破历史之局限与众声之藩篱,直达今日与未来?

  “观天下”将陆续刊发《尼山的月光》与《春秋有月读千年》,勾勒永恒月光中的孔子,探讨其世界影响与当代价值。——编 者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尼山静卧在山东曲阜城外约30公里处,朴素得像真理一样。虽然奇不过三山,险不过五岳,高不过340多米,却是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景观的制高点。因为尼山,诞生了孔子。

  尼山脚下,默默地淌着古老的泗水。波澜不兴,却声震长河,因为孔子的临川一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与古希腊先哲赫拉克里特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深邃,使潺潺小河泛起了哲学的波光。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是孔子选择了这片神山圣水。

  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51年—前479年的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也是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之一。有汉以来,历代帝王仕儒向他敬奉了无数桂冠,如“大成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天下文官祖,历代帝王师”。堪当此誉的,中国历史上仅此一人。

  有一种存在,叫隽永。譬如,尼山冬夜的月光。穿越2560年风云的华光,如浴如洗,纤尘不染,圣洁、高贵地悬在我的额顶,宁静而温婉。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孔子如月,辉映中华民族思想的耿耿长河。

孔子是为思想而生的

   他建筑了一座思想的宫殿,嵯峨雄伟,金碧辉煌,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管理学、民族学、教育学、心理学、史学、美学、伦理学、语言学、档案学、艺术学、军事学、医学等多门学问蕴涵其间,思维廊腰缦回,灵感流光溢彩。他以仁、义、礼、智、信为基,忠、德、宽、恕、勇为栋,以孝、廉、恭、俭、敏为梁,和合、中庸、教化、六艺为檩,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椽,以畏天命、明天理、敬天道为脊,高耸起中华民族最初的人文精神大厦。一部《论语》,大道至简,要言不烦,是孔子的微博,是天下最好的教科书,中华民族一读2000余年,百读不厌,百思不尽。

   譬如,治政思想。“仁”是孔子思想的第一块基石,儒家文明的第一个原点。仁者爱人,仁者无敌。孔子对奋斗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先有奋斗才会有收获;对成功者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当政者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对君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对普通人说,要恭敬、宽厚、诚信、积极、恩惠。以仁生义,由仁及德,孔子推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既敦促当政者“身正”,又教化民众向善去恶、尊德守法。孔子的仁政、德政观,构成古代最早的政治观。

   譬如,民本思想。孔子“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的“君民观”,既是对上古民本思潮的继承,也是对奴隶社会以来君本思想的批判,开启了“君轻民贵”思想的先河,代表那个时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孔子从《尚书》中整理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对今天以人为本的执政思想起到奠基性作用和历史性贡献。

  譬如,教育思想。以道育人、以德化人、以术授人,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三个层次。他设坛开讲、诲人不倦,让社会走向有序;他注重对人心性、品格的培育,试图把仁、义、道、德等关键词揉成泥、烧成砖、砌成墙,搭建精神的庄园;他主张“有教无类”,像一位勤奋的泥瓦匠,试图用知识的泥浆抹平人世间的贫富、贵贱、智愚、善恶、孝逆、雅俗的砖缝;他主张“师道尊严”,试图让混沌社会迷茫人性亮起文明的曙色。

孔子是为政治而生的

  从思想者走向实践者、从政治家走向思想家,他是有抱负的文化人、有思想的官员。他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的国家观、社会观、人民观建立在国富民强、长治久安的目标基础上。春秋以降的400多位帝王,大多是孔子思想的践行者和注释者,得之者治,不得者乱。

  秦始皇打天下、得天下的战略思想是成功的,但守天下、治天下的指导思想是失败的。“焚书坑儒”至少暴露了他不懂得如何用道德教化而非暴力方式处理社会问题,埋下祸根,二世而亡。

  刘邦不同。这位汉高祖一开始也是有打江山之勇、无坐江山之策,不好读书,怠慢仕儒。但他有两位儒生幕僚,一位是陆贾,一位是叔孙通。陆贾经常借念书给皇帝听的机会,灌输应以秦为鉴,以儒安邦。被洗脑的刘邦终于若有所悟,让陆贾撰写秦始皇之得失的文章读给他听。叔孙通则负责用儒家礼仪规范朝廷百官,如此这般地训练出了一个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大汉朝廷。公元前195年,刘邦专门到曲阜,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祭祀孔子的皇帝。两个儒生,改变了一个皇帝。

  而汉武帝更不同。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接受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用儒学思想统治民心,缓和了阶级矛盾,推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汉武帝深知,以一种先进的价值观统领四分五裂的社会何其重要!他是孔子思想的成功践行者,是第一个使儒家学说登上中国古代思想史顶峰的帝王。一个大儒,帮扶了一个朝代。大汉王朝前后历时长达420年之久,与孔子思想垫底不无关系,此所谓“秦行霸道而亡,汉行王道而兴”。

  孔子是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缔造者。他的政治主张、国家政策、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社会理论、道德倡议,从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锤炼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特质,以强大的内聚力、稳固性和认同感,奠定了中华文化最初的基因,引领了中华民族最早的梦想。孔子,是雄踞古代中国思想皇宫的帝王。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孔子如月,辉映中华民族思想的耿耿长河。月在月光中走,风在风天里行,孔子如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光。

孔子是一位勤勉而孤独的摆渡人

  他奔忙于两个社会之间。奴隶社会寿终正寝、封建社会方兴未艾,孔子见证了新旧制度的更替。旧有的被摧毁,新生的还稚嫩;传统的被解构,重构的没认同,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孔子破船载酒泛中流,试图借回周礼以整饬社会,用儒家思想推动腐朽不堪的统治机器。但他像古希腊神话里那位徒劳而疲惫的西绪福斯,又像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那位满脑子理想、持长矛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他的渡船上,没有乘客。

  他尴尬于两个阶级之间。孔子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发言人、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又是没落贵族的代言人、平民百姓的接访者。他有“内圣外王”的境界,既想读圣贤之书,又想操统驭之术。他从“重民”“安民”“富民”“教民”“为民”“爱民”出发,主张宽政于民、德政于民、仁政于民、藏富于民、施教于民,但统治者责怪他偏袒贱民,老百姓奚落他是丧家之犬,两边都不让他的船靠岸。

  他踌躇于两个角色之间。作为思想家,注定是先行者,也是孤独者;作为政治家,必然在现实的泥淖中挣扎。白天上朝满眼污秽一身脏臭,晚上回家沐浴焚香读书沉思,孔子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凡人与圣人之间奔突,窘迫而痛苦。把正确的思想建立在不适宜的年代,把远大的抱负寄望于不值得的君王,是孔子的失误。但无可逃脱、无法选择,他的漏船找不到系缆桩。

  尼采说:“我的时间尚未来到,有些人要在死后诞生。”孔子何尝不是这样!纵然如是,孔子仍然是一座人文精神的高山,耸立在中国历史如铁的长风中。

  他是一个理想坚定忠于使命的人。孔子官拜鲁国司空、大司寇,辅佐过多国君主,有机会部分地施展他的理想。他居庙堂则爱其民,处荒野则忧其君,忠君当尽职尽责,爱民则尽心尽力。他忠于政治使命、文化使命,表现出优秀的政治品格、高尚的家国情怀和积极的文化担当。他在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旧窠新巢中,顽强地张扬个体的价值,兑现着对国家的诺言、社会的关切,对君王的忠诚、苍生的体恤。孔子一生命运坎坷,幼年亡父、少年丧母,晚年失妻丧子,生活清贫,颠沛流离。既受过座上宾的礼遇,也有过丧家犬的狼狈,吃闭门羹、受冤枉气、遭误抓错打,被撵得到处跑,被骂得满心伤;君王的将信将疑、半用半弃、若即若离让孔子尴尬,同僚的排挤、陷害、嫉妒、诽谤让孔子愤懑。但是人生目标一旦确定,便如日月经天,前行不辍,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坚韧,独守心中的理想与责任。公元前484年,已是68岁老人的孔子结束长达14年的流浪生活回到鲁国,想辅佐君王但忠谏屡不被纳,受尊而不被用。即便这样,孔子以古稀之年转向研磨古籍经典,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连编系竹简的牛皮绳都断了好多回。这需要怎样的意志!

  他是一个人格高贵道德完美的人。思想的圣洁源自灵魂的高洁,思想的力量基于道德的力量。孔子从《尚书》中提炼出为政“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选择就是态度,关注就是肯定。他主张做人讲诚信、守规矩、有约束、怀仁爱;他尊重劳动,崇尚勤俭,反对淫逸,主张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他确立自重自律自警自强的君子品格,赞赏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义利观,为天下人标出了道义的制高点和欲望的底线;他宁受劳顿之苦,决不苟且偷生,想借力济世,但不攀龙附凤、摧眉折腰;他意趣高洁,欣赏“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道德境界;他是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普通人,温和、良善、恭敬、检点、谦让使他德馨飘远,四海弥漫。无怪乎司马迁顿笔发出“高山仰止……可谓至圣”的千古一叹。

  他是一个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人。春秋乱世,注定要诞生英雄人物。谁能够发现人类的发展规律谁就能成为伟大的思想家,谁能够把握社会的运动规律谁就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社会变革纷繁复杂,政治力量此消彼长,现实对理论发出了呼唤。从真经中发现真理,在理论中构建理想,孔子孜孜以求。他捕捉到“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想火花,用以点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在君权神授的春秋时期是需要勇气的。他本不是守旧之人,他的“川上曰”是运动的观点、发展的思维。他的旧识新解、旧闻新知、旧说新语,他的真知灼见、新知新见,既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又融会贯通、能学管用。他的“温故而知新”倡导知识的更新,更包括对思想与实践的创新。他创立的开放式学术体系,为中华文化的吐故纳新、绵延不绝奠定先天的品质。

  他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人。孔子是老师的老师,更是学生的学生。他初学周朝礼仪,遵从鲁国礼乐,苦读上古经典,掌握了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融汇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知识。孔子学而有道,概括出“好学、擅学、博学、为学、倡学”的方法论;主张“学而时习之”“教学相长”“见贤思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观。他拜圣者为师,向能者学艺,先后向师襄学抚琴,向剡子学为官,向老子学周礼,向苌弘学音乐,在齐国学习古典乐舞《韶》而“三月不知肉味”。他向贤达学习,也向基层学习,周游四方的经历就是深入实际、贴近生活、走进民众的过程。他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夫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呆子”。公元前500年鲁齐两国的夹谷会盟,正是因为孔子“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的预判,才挫败了齐国的阴谋。孔子重实践、讲习行,重实干、不空谈,走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知行合一的成长之路。

  月在月光中走,风在风天里行。孔子如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光。
 

 

 



讲《大学》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杜维明

2014-01-05

一、开篇:要民主不要儒家?

    "美国有美国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问题,不能把中国的糟粕和西方的精华比,比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的民族自信没有了,自尊也没有了,最糟糕的就是我们跟传统完全断裂了”。

    我1985年,第一次在北京大学上儒家哲学的课,有同事告诉我之前也有人上过,我问什么时候?1923年,梁漱溟。1923到1985年间没有人再上过儒家哲学的课,我有点不相信,当时梁漱溟先生还活着(编者注:梁漱溟先生1988年6月23日逝世),我们有过交流。梁先生还记得当时的课,当时的北大汇集各路英豪,梁先生上这个课时来了两百个学生,很不了不起。但梁先生说他非常生气,“他们都是来怪物的,人家都讲西化,你还在讲什么儒家?”那时儒家代表的小脚,是阿Q,是男性中心主义。他很不高兴,就不讲了。后来讲课收费,结果他们不仅听得很仔细,梁漱溟说自己的生活也改善了。

    当时有一个现象,知识分子,比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当时采取的策略,我们现在想起来很不公平,但当时有一定的道理,跟爱国主义有关,要向西方学习,要救亡图存。中国人不喜欢向外国人学习,于是就把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的糟粕,和西方文化的精华来比。就是短自己的志气,扬西方长处。说儒家代表男尊女卑、父权、君权、夫权,代表禁欲主义,强调贞节牌坊,随地吐痰、阿Q、抽洋烟等,这是中国。西方是什么呢?自由、民主、人权、个人的尊严,这样一来,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你会赞美中国文化不认同西方吗?

    但西方的这些价值,是经过非常复杂的过程才成为现实。比如平等,男女平等一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没有发展成熟;再比如自由,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价值,美国最重视自由,重视隐私权,但911之后考验就来了……这些价值都要经过长期的过程。

    美国有美国的问题,英国有英国的问题,法国有法国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问题,不能把中国的糟粕和西方的精华比,比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的民族自信没有了,自尊也没有了,最糟糕的就是我们跟传统完全断裂了。尤其后来的文革,文革就是革文化的命,特别是革儒家的命,我只讲一点,最惨的不是说红卫兵抄家、破四旧,而是很多书香门第家庭,怕红卫兵炒家,在他们到来之前先自己烧掉了。

    我1985年在北大上课的时候,学生大概有两百多,我的方法在当时可能比较新,2-3小时的课程,我讲一个多小时,然后开放讨论。那时北大向北京开放,除了北大的学生,还有师大、社会科学院、人大等学生。但是北大的研究生告诉我说,我们对儒学有兴趣可以研究,但不可能有人像您那样认同儒家,举得儒家不仅是学习的对象,而且对身心性命有转化的作用,他说不可能,这一代人是不可能的。

    上海的陈奎德也跟我说,“杜教授你讲的,我很感动,最好你五十年以后再回来给我们讲”。我们现在是要打倒封建传统,打倒权威政治,我们要从黄色的土地走向蓝色的海洋,我们要西化,我们既不要传统的儒家也不要现实的政治,我们要的是西方民主自由。我说你不要忘了,你走进这个蓝海洋,蓝色的海洋不是大西洋,是太平洋,你还要碰到台湾,还要碰到日本,韩国,新加坡,他们都对儒学是肯定的,对中国文化有一种尊敬。

    当我再回到北大时就想,《大学》、《中庸》、《孟子》、《论语》,能不能被今天的大学生关注,如果说《孟子》太长,那《大学》很短,应该可以。我一个美国研究生,只念了两年汉语就能背下《大学》来,就是硬背出来的。

二、《大学》: 修身哲学

    《大学》有两个思想逻辑:首先,没有西方的排斥性二分法,而是本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线性逻辑,修身最难,却贯穿始终。《大学》从朱熹以后,就成为东亚(中国、日本)知识分子所熟读得文本,《大学》思想的框架就成为他人生的框架。

    《大学》有两个思想的逻辑:首先,它没有西方的排斥性二分法,《大学》分什么?本末。没有本就没有末,没有末就没有本,这都是非排斥性的分法,就是阴阳的思考。阴阳之间是有张力有矛盾的,但不是只有阴没有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最女性的女性中有阳,最男性的男性中有阴,阴中之阳又有阴,阳中之阴又有阳。它是动态的,一方面排斥,另一方面又互补,是一个复杂的观念,不是排斥性的二分法。所以中国从来没有什么唯心唯物,唯心唯物是马克思他们发展出来的一套观念,这个不符合中国传统。

    另外一个逻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修身、到齐家、到治国、到平天下,绝对不是线性思维。不是先修好身再齐家、家齐了再来治国、国治了再天下太平,不是这样的。《大学》有一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汤一介讲修身是贵族、精英思想,假如连饭都吃不饱修什么身?那怎么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没有一个人不以修身为本?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能修身?我是一个杀人犯能修身吗?我一个工人天天喝酒打老婆能修身吗?都要修身。打老婆的工人如果先前打得厉害,后来不敢打,到后来不打,这就是修身的结果;一个杀人犯以前是仇恨一切,在死之前开始悔悟,这就是修身来的。所以《大学》里的“学”很重要,学是“觉”,有人说这是佛教的影响,其实“觉”在佛教传来之前就有了,就是“学,觉也”。学,不是掌握知识,不是掌握技能,主要是学做人,培养人格。

    《大学》讲修身,以修身为本,我也可以说儒家哲学算是修身哲学。有人批评儒家,讲佛教修心、儒家修身、道家修性。儒家为什么不修心只修身?难道儒家是培养运动员的?整个修身哲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叫“慎独”。一个人独处,没有人看见,也要修身。我一直觉得修身那个“独”就是“独体”,我自己独有,没有任何人看见,只有我看得到或者知道这个,也要修,这是非常重要的修身观念。修身的观念是修养自己的人格,独就是“独体”。这里涉及一个观念,我认识很重要的,这也是我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你们知道仁爱的“仁”在古代是怎么写的吗?是上面一个“身”,下边一个“心”。这个对我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惑,我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接受呢?既然我的哲学是为己之学,为了自己,慎独就是独自独体,修身哲学是要能够建立独立的人格,讲自得知这个观念。可是我们都知道,仁是儒家最核心的价值,仁、义、礼、智、信,一开始就告诉你社会关系。如果“仁”是社会关系,那也许儒家更为核心的价值是“礼”。古代“礼”怎么写?禮。一定要在人际关系中间才有“礼”,“仁”就告诉你就是这个人际关系。所以儒家的思想社会伦理,不就是一个人的内在修养所达到的一种自我尊严吗?自我尊严西方有,儒家没有这一套。我从小在研究儒学的时候,特别是经过《孟子》、《大学》、《中庸》,就觉得不安,就觉得儒家有一个强烈的主体性要求。但既然人家都这样解释,也不敢乱讲,所以花了很长时间,我的第一篇英文,1966年发表的,就讲仁和礼之间有一种创造性的张力。

    最近新出土的郭店竹简,三万多字的儒家经典,大概是是孔子和孟子之间,就是孔子的第一代大弟子。我们长期没有听到孔子第一代大弟子的声音。这一批材料资料出来了,你们知道这里的“仁”怎么写吗?就是上边一个身,下边是一个心。这完全证实了我原来的构想,能把身心当做社会关系吗?不可能,除非你人格分裂。现在看,如果从修身哲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的逻辑是什么?是不是A到B到C到D?不是。是A到B,B一定含蕴AB,B到C,C一定含蕴着ABC,C到D,D一定含蕴着ABCD。这样一来,A一直是贯穿的,A就是修身,修身是越来越难,但修身不能放弃。

    从修身到齐家,不知道各位对齐家怎么理解?家庭是一个复杂的体系,complexs system。现在有的家庭是三个人,有的是五个人;人的差异又很大,性别差异、年龄差异、身份差异、资源差异、地位差异。那么大的差异性,要“和”很难。我们现在讲和谐社会,特别注重“和”。

    儒家的基本精神是“和”,和而不同,和的对立面是同,和的必要条件是异,这很重要。多数人认为要和谐就是和同,就是统一规划那种精神,这不是儒家所讲的。孔子之前的晏婴有一个“和而不同”的理论,比如煲一锅好汤,必须要放各种不同佐料,酸甜辣都有,假如只有盐,不能成汤,只有糖或只有辣也不行,就是因为各种不同才能和。再比如绘画,漂亮的画一定要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和”的字源是音乐,我们现在讲和谐,谐就是音乐。中国古代的音乐是有很高成就的,而听也是很重要的修养造诣。孔子就是一个在音乐上有很高造诣的人,写出“三月不知肉味”。这就联系到儒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听的能力。听和视有什么不同? 听是时间概念,视是空间概念。空间要掌握其整体是很快的,听不一样,其困难度大很多。最好的证据之一就是“圣”,圣人的圣字,古汉语中写做“聖”,一个耳朵一个口这是耳朵这是口。孔子说“吾十有五,而治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耳顺怎么讲?冯友兰当时看不懂,他说应该是心顺,耳顺干什么?所以他改了一下“六十而顺”,这是败笔到不能想象的地步,怎么把“六十耳顺”变成“六十而顺”?“耳”是听的能力,是慢慢培养出来的。所谓“六十耳顺”,就是到了六十岁,就像母亲对孩子,不管什么声音,都用一种平常心来听,好坏听后判断,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三、构想:让北大人人读《大学》

    傅斯年讲过一句话,“没有念过孟子的人,就没有资格做台大人”。我希望经过几年努力,我将来可以说“没有看过《大学》的人,就没有资格做北大人”。

    我们上《大学》这门课,为什么要会读呢?会读这个词是从日本来的,本来是汉学传统中非常重要的学习机制。会读成功与否,不是我们了解了文本,是我们之间能不能创造一个共同的文本。

    我在哈佛时,每年夏天都会有一个会读,大概十天,大家住在一起,十五六个人,都是资深教授。有一次读《大学》,我邀请一个复旦大学教授跟我们一起去。“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三句,我们讨论了三个小时,特别是“在明明德”,既然德以明,何必“在明”呢?这位教授就提出,去掉一个“明”字,不是解决了吗?大家震惊。去掉一个字,因为你读不懂,对文本的不尊重和荒谬不能想象。有没有过先例呢?那是朱熹了,朱熹念《大学》,念不懂,觉得缺了一章,就补一补,念到格物那一章,跟《大学》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朱熹补的。朱熹同时的人,都尊重他,觉得补得好,他就成了大权威。

    《大学》,都要背,一句中文不懂也要背。上课前三鞠躬,静坐,一开始要背一遍,然后再讲学。为什么要三鞠躬呢?一鞠躬是对老师,老师实际上就是真理;第二个鞠躬是互相,我们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这是缘;第三鞠躬是对自己心里,这叫终极。三鞠躬后还有第二步,静坐一分钟。我们第一堂课,我让大家选择三鞠躬或者静坐,大家觉得都重要,我现在希望大家坚持,大家进来以后要把它当做庄严的事情。

    然后我们讨论,讨论完全是公平的,而且要有质疑和疑惑的。王阳明讲过一句非常有趣的话,如果这句话是孔子讲的,但和我的良心违背,我不会轻信孔子。你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良知很重要。如果我觉得不安,即使是孔子讲的,也不一定接受。这叫“圣人不我欺也”。

    有次讲学,一个学生跟我讲,他说最好我的竞争对手都是学儒家的,因为他们又真又诚,我们就可以用法家打败他,现在的商人都是欺诈,都是潜规则,真诚的人反而成了冤大头。那么你要相信“圣人不我欺也”,这是真正的儒商。儒商在中国是很少的,但在日本、韩国是非常多的。有人说李嘉诚是儒商,凤凰采访他问你终身信奉什么?他说“奉公守法”,这算儒家吗?这是荒唐的,如果公和法本身出了问题,没有一点批判精神,奉公守法行吗?真正的儒商像日本的涩泽荣一,日本实业之父,后来一生助人,他终身信奉一句话就是“见利思义”,只要有利就想到义,不过义这一关就不要做了。这些人是“不我欺也”。这些话现在讲起来,好像是一种道德说教,这跟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整个道德沦丧有关。

    我有一个构想,现在我们这个会读班,有差不多100人,从明年我要增加一倍。北大全部学生有两万,但真正知道四书的比例就不是很高,我的要求就是哪怕念一遍《大学》,十分钟就可以,这是世界上最短的儒家经典,是建构了一个大的框架,自我,人与社会的关系,天下观念,宇宙论、人生观非常丰富,可是居然那么少的人知道在北大。

    傅斯年在台湾大学做校长时,推广《孟子》成为大一新生必修,一进台大就念《孟子》。傅斯年讲过一句话,“没有念过孟子的人,就没有资格做台大人”。我希望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将来可以说“没有看过《大学》的人,就没有资格做北大人”。

 

 

 




一位台湾校长的演讲

国学精粹与生活艺术

2014-07-06

    学校简介:台湾有这么一所学校,学生年龄在15-18之间,每年三千多学生中,因违反校规校纪被校方开除的二、三百人。学校没有工人,没有保卫,没有大师傅,一切必要工种都由学生自己去做。学校实行学长制,三年级学生带一年级学生。全校集合只需3分钟。学生见到老师七米外要敬礼。学生没有寒暑假作业,没有一个考不上大学的。这就是台湾享誉30年以道德教育为本的忠信高级工商学校。在台湾各大报纸招聘广告上,经常出现“只招忠信毕业生”字样。

    以下为校长高震东的演讲:

    同学们,你们说“天下兴亡”的下一句是什么?(台下声音:“匹夫有责”)──不,是“我的责任”。如果今年高考每个人都额外加10分,那不等于没加吗?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于大家无责。“匹夫有责”要改成“我的责任”,我是这样教我的学生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大陆教育办得不好,是我高震东的责任,只因为这样,我才回祖国专门举办道德方面演讲。(掌声)

    “以天下兴亡为已任”是孟子思想。禹是人,舜是人,我也是人!他们能做到的,我为什么不能呢? “天下兴亡,我的责任”,唯有这个思想,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我们每个学生如果人人都说:学校秩序不好,是我的责任;国家教育办不好,是我的责任;国家不强盛,我的责任……人人都能主动负责,天下哪有不兴盛的国家?哪有不团结的团体?所以说,每个学生都应该把责任拉到自己身上来,而不是推出去。

    我在台湾办学校就是这样,如果教室很脏,我问“怎么回事?”假如有个学生站起来说:“报告老师,今天是32号同学值日,他没打扫卫生”。那样,这个学生是要挨揍的。在我的学校,学生会这样说:“老师,对不起,这是我的责任”,然后马上去打扫。灯泡坏了,哪个学生看见了,自己就会掏钱去买个安上,窗户玻璃坏了,学生自己马上买一块换上它──这才是教育,不把责任推出去,而是揽过来。也许有些人说这是吃亏,我告诉你,吃亏就是占便宜,这种教育要牢牢记在心里,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要记住!

    学校更应该训练学生这种“天下兴亡,我的责任”的思想。校园不干净,就应该是大家的责任。你想,这么大的一个校园,你不破坏,我不破坏,它会脏吗?脏了之后,人人都去弄干净,它会脏吗?你只指望几个工人做这个工作,说:“这是他们的事。我是来读书的,不是扫地的。”──这是什么观念?你读书干什么?读书不是为国家服务吗?眼前的务你都服,你还能为未来服务?当前的责任你都不负,未来的责任你能负吗?

    水龙头漏水,你不能堵住吗?有人会说:“那不是我的事,那是总务处的事。”这是错误的。一般人最坏的毛病是这样:打开水龙头后,发现没水,又去开第二个,第二个也没有,又去开第三个──这样的学生,在我学校是要被开除的!连举一反三都不懂,第一个没水,第二个会有吗?你就没想到水会来吗?人无远虑怎么能行?作为一个干部,作为一个人,都要想到后果,后果看得越远的人,越是一个成功的人。一个只管眼前,不顾将来的人,不是一个好干部,不是一个有用的人。水管不关,来了水后让它哗哗哗满池子去流,仍不去关注:“反正是国家的水,不是我的自己的!”──浪费国家的,就是“汉奸”!

    你为什么浪费国家的水?你为什么浪费国家的资源?我每天洗脸都为国家省一盆水,一年省多少水,你算算,你们学校六千多学生,每个每天节省一盆水,一年省多少水?省水就是省电,就是节省国家资源。

    爱国可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爱国,一种是消极爱国。积极爱国是为国家创造财富,消极爱国是为国家节省财富。国家用那么多百姓的民脂民膏来供你读书,你还浪费国家的财富,你良心何在?你上大学都如此,怎么能期望于中学生、小学生呢?怎么能期望于一般老百姓呢?你高级知识分子都不爱国,怎么能让老百姓去爱国呢?从自己身边做起,我们国家才有希望──这就是“天下兴亡,我的责任”积极负责的道德观念,这就是道德教育。

    另一点,我们要有“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敬业观念。天下有大事吗?没有。但任何小事都是大事。集小恶则成大恶,集小善则为大善。培养良好的道德,是从尊敬老师开始的,是从那很小很小的事开始的。这种道德是慢慢建立起来的,而不专门找到大事才干。今天上午下课的时候,我和师大校长一块出来,礼堂里有很多废纸。我说不要捡,要等下午学生自己捡──同学们,谁丢下这些纸屑就是不爱国。天下无大事,请先把自己脚下的纸屑捡起来──这就是我的教材”。好的,同学们捡起自己脚下的废纸,这就爱国的开始。我给大家讲两个关于渍纸的故事。

    第一个,美国有个“福特公司”,福特是一个人,他大学毕业后,去一家汽车公司应聘。和他同应聘的三四个人都比他学历高,当前面几个人面试之后,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既来之,则安之。他敲门走进了董事长办公室,一进办公室,他发现门口地上有一张纸,弯腰捡了起来,发现是一张渍纸,便顺手把它扔进了废纸篓里。然后才直到董事长的办公桌前,说:“我是来应聘的福特。”

    董事长说:“很好,很好!福特先生,你已被我们录用了。”
    福特惊讶地说:“董事长,我觉得前几位都比我好,你怎么把我录用了?”

    董事长说:“福特先生,前面三位的确学历比你高,且仪表堂堂,但是他们眼睛只能‘看见’大事,而看不见小事。你的眼睛能看见小事,我认为能看见小事的人,将来自然看到大事,一个只能“看见”大事的人,他会忽略很多小事。他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我才录用你。”

    福特就这样进了这个公司,这个公司不久就扬名天下,福特把这个公司改为“福特公司”,也相应改变了整个美国国民经济状况,使美国汽车产业在世界占居鳌头,这就是今天“美国福特公司”的创造人福特。大家说,这张废纸重要不重要?看见小事的人能看见大事,但只能“看见”大事的人,不一定能看见小事,这是很重要的教训。

    第二个渍纸的故事,当本届亚运会在日本广岛结束的时候,六万人的会场上竟没有一张废纸。全世界报纸都登文惊叹:“可敬,可怕的日本民族!”就是因为没有一张废纸,就使全世界为之惊讶。再看看我们十月一日. 广场升国旗的镜头,当人们散去,满地废纸,到处乱刮!外国人一看当然会这样认为:你们中国此时要同日本比,差得远呢!大家不要总是说:我们国家地大物博,有137枚金牌──这都没用,咱们的道德水准还没上来,还差得远!大家说这些废纸重要不重要?所以说,我让大家捡起一张废纸,这就是爱国的开始。万事从小事做起。

    美国太空3号快到月球了,它却不能登上去而无奈地返回来,为什么?只是因为一节30块钱的小电池坏了,他们这个酝酿很久的航天计划被破坏了,几亿元报废了!天下有大事吗?大家看哪次飞机失事是翅膀和头一齐掉下来的?都是一节油管不通,一个轮胎放不下来才失事的。一个人的死,哪个是全身完全溃烂死掉的?都是肝坏了,或心脏有毛病,等等一个小器官不正常而死的!──同学们,从现在开始,你们要有敬业观念。我们中国实行九年制教育目的就是这样,就是要看你怎样同老师相处,怎样与朋友相处,这就是教育的目的。

    再一个,我们要进行吃中国饭、说中国话、过中国节和穿中国服装的振兴民族文化的道德教育。一个中国人连中国饭都不吃了,能叫中国人吗?吃中国饭的第一代表是使用筷子。筷子原是中国的文化,是文明的行为。

    我去美国,偶尔吃他们的西餐,他们一上西餐我就说:“请给我拿筷子来。”
    他们问我:“吃西餐都用刀,你为什么用筷子?”
    我说:“筷子是文明的象征,而你们的刀是野蛮标志,所以我不用”。

    筷子可切、可削、可夹、可戳,无所不能,而你们的刀*笨重至极,象杀人的武器。(掌声)学生要吃烧鸡,我说可以,如果他说要吃“肯炸鸡”,我要揍他,他说吃面包夹豆腐乳,可以,他说吃“汉堡”却不可以。你可以吃碉堡,但不能吃“汉堡”。这就是中国的民族精神教育!外国只是机器、枪炮比我们强,吃的能与中国比吗?吃外国人的东西只是种怪心态,可卑啊!

    我们学校的英文教学是全台湾最好的。我从美国请来两名老师,专门教我的学生学说外语。我有一个留美班,他们一定是要留美的。但是他们所学的教材第一页上都印着我的话:“中国人学英文是我们的国耻行为,学英文是中国最可悲的行为,但我们不能不学,因为别人超过了我们,“敌人”枪炮、科学压过了我们。今天我们必须学习他们的科学,然后才能打倒他们!超过他们!我们要以夷制夷!非把英文学好不可,所以要咬牙切齿学英文!(掌声)我们学英文目的并不是为了去美国洗盘子刷马桶,去伺侯外国人,去做丢尽祖宗八辈人的事!”(掌声)

    所以,我的学生英文学得都非常好。如果一个英文老师一上课就说:“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英文了。英文是世界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一个不会英文的民族是一个低等民族,英文太美了!太棒了!”你说这个老师要不要打屁股?所以我总是告诉这些老师:要好好教我的学生,你不要替外国人宣传,变成“汉奸”!要告诉学生雪耻图强,打败列强,这是中国人的希望(掌声)!你们这里不也有英文老师吗?外语系的学生以后不也去教英文吗?上课以前你们要对学生进行爱国学英文的教育,不要上来就替外国吹一场,你们不要认为:传道者只是传英文之道、授英文之业,而要传爱国之道,授英文之业。好,同学们懂得了这些道理,下一步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今天的教育是很失败的。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错了。

    很多人为兴趣而读书,岂有此理!读书有什么兴趣?真正目标不应是兴趣,而是责任,在责任当中找到兴趣,但不能用兴趣代替责任。越在黑暗中越做光明的事,这就是道德教育。我们读书是为了国家。

    同学们,你们想想你们从小受到什么教育?尤其是农村子弟,你爹妈是怎么教你的?他们这样告诉你:你要好好念书!你不好好念书,将来就不能出人头地,你必须努力奋斗好好读书,你才有前途,读书是为了你的幸福,读书是为了你的前途!读书一切是为了你!你就是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这就是最错误的教育,这就是最糟糕的教育!所以小孩子长大以后就知道,啊哈,读书就是为了我呀,与任何不相干,为了我的前途,为了我的未来,为了我的希望,你看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它与国家毫不相干!他喝着国家的奶水,用着国家纳税人的钱,拿民脂民膏培养出的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小孩,培养出一批自私自利的老师,你想:这国家会有前途吗?你读书的方向都错了,读书不是为了自己,读书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国家需要人才,国家需要干部,国家需要建国的栋梁。

    国家为什么培养你?国家是欠你的吗?你能白白吃国家的饭吗?白白享受这里的宿舍和餐厅、白白地享受老师对你知识的传授吗?你凭什么?你对国家有什么贡献? 你对社会有什么贡献?有什么牺牲?你一切都没有,你只是个造粪的机器而已。你每天吃饭了,无所事事,你对国家有什么贡献?国家在期盼着你的贡献,期盼着你的未来,因为有一天你会长大,有一天你会学成,你要为国家做事,所以国家才在你身上投资,让你为国效命。因为道德教育必须以国家教育为前提,所以今天我们要爱我们的国家。正好你们是读师大的,你们在三、四年之后要培养跨世纪的接班人,你的责任比谁都大。如果你都没有国家观念,你都不爱国,你怎么要求你的学生爱国呢?

    所以说今天的老师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我跑来跑去,为师范生灌输爱国思想的原因所在!你们爱国,学生自然爱国!如果不爱国,天天发牢骚,天天想转行,天天想下海,那下一代还有什么希望?尤其是学英文的,总想好好学,将来以后到哪个公司为哪个老板、哪个董事长当翻译官,多丢脸!多没人格,多没气度!(掌声)

    我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国家观念。

    我常常给我的学生讲一个故事:我们有一天出去旅行,忽然间暴风雨来了。我们没地方避风躲雨,孩子们向前跑,一看前面有个草棚,大家“哗”地冲了进去,一冲进去大雨就来了。大家好高兴,“哇,今天运气不错哟,刚刚下雨就看到这个草棚,可以不被雨淋了。”可是,由于草棚太破旧,受到大雨冲击后,即将倒塌,怎么办? “扶住它,不能让房子倒塌”。在这种状况下,我很有感慨,同学们,你们说是我们需要房子呢,还是房子需要我们呢?(掌声)我看是我们需要这座房子。这座房子就是我们的国家,再破再烂是我们的家,再穷再破,是我们的家,我们要爱她!(掌声)你怎么可以羡慕外国人呢?“唉呀,你看外国人多好!我不当中国人,我想当外国人!”那是不对的。我们国家不如别人,我们承认,但是我们有决心,我们会慢慢把它搞好,但我们一定要牺牲自己,有热爱国家的观念。

    人人在砍国家、吃国家、拿国家,这个国家怎么会好呢?人人都贪污、腐败,这国家会好吗?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再大的国家也会被你拿穷了。(掌声)我走到哪里,绝对拒绝招待。我走到哪里吃自己,用自己,坐你的汽车给车钱,住你的旅馆给你旅馆钱,吃你的饭给饭钱,绝对不沾国家一毛钱。我就是要做个示范给你看!(掌声)什么叫爱国,是我们把东西把钱把命给国家,这叫爱国,你总是把国家的东西往家拿,这叫什么爱国?有些人偷国家、拿国家,还拿得津津有味,拿得大言不惭,拿得毫不要脸,这怎么得了?(掌声)

    有人说:老师,你让我爱国,我可以爱国,不过,国家在哪里?我找不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在国家里头,不知国家在哪。当老师的,国家就是你面前的学生。你往讲台上一站,下边的学生就是你的国家,找国家太容易了。今天我往这儿一站,下面1500人就是我的国家,我必须对你们尽心尽责,就要产生教化作用,影响作用,你就是我的国家,我爱你,就是我爱国,把我的思想传播给你,就是爱国!(掌声)那你以后往你的学生面前一站,那就是你的国家。你不能浪费他的时间,他的生命,你要好好为国家培养下一代,你给他这种爱国思想,你就是一个爱国者,不给他,你就是不爱国,你就是叛国者!(掌声)

    同学们,将来你也有留学的机会,你要注意到,不要让自己丢了中国人的脸。你别去了不回来,这丢中国人的脸呢!外国人是不会看得起你的。他们会说:你看,这些留学生一点国家观念都没有,这些小亡国奴!人家怎么会看得起你呢?这很丢脸,是很难为情的一件事。

    国家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你不到国外不知道“祖国”的重要。一个没有国家的,一个国势很弱的人,实在是太可怜了!太可悲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要自强、自爱,我们要知道爱我们的国家。国家不壮大,你个人再有钱有什么用?再有地位有什么用?你永远不受人尊敬啊!

    我今天讲了什么是爱国主义,哪里是爱国主义,处处都是爱国主义!任何一个行为都可以爱国。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与阿拉伯的战争。阿拉伯和以色列打仗打得正热闹的时候,世界正举行选美比赛,那年以色列小组正好当选“世界小组”。许多电影界的人士都围着她:“小姐签约吧,将来你可以发大财了”,“签约后你名利双收,你何必回国呢,你的国家正在打仗,那么一个小国,随时会被吃掉的!”“你回去多可怕!你现在又有钱,又有名,留在美国吧!”这姑娘却在电视上发表谈话:世界小姐不是我个人想选,我只是让你们知道,以色列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所以我出来竞选。我想让人们知道:地球上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我要出来竞选。我今天被选上了,就完成我的任务,我也告诉世界:以色列是个优秀的民族,因为我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同时还告诉世界:以色列这个国家正艰苦奋战,希望全世界的人民同情我们,支持我们!支持我们国家的独立!现在我的国家正在打仗,要钱何用?我们以色列亡国两千年,因为我们文化不亡,所以我们还能建国。今天我要回去,为祖国而战,要钱何用?--她发表完这番谈话,第二天就坐飞机回国了。(掌声)这个消息发表后,全世界的人对以色列刮目相看!哇,以色列人真了不起啊!于是,以色列的军队,军心大振,他们象疯了一样,把阿拉伯的军队打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七日战争!七天打完!这就是因为一个女孩子的一句话。

    所以,同学们,爱国常常在一个微小的地方。

    “一言以丧邦,一言以兴邦”。我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肩负着国家的荣辱啊,人家看到我们就看到国家的希望。同学们,国家的前途是向后看的,个人的前途是往前看的。老师这样一回顾,就知道二十年以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看看小学生就知道三十年后的中国是什么现象。如果他品德良好,道德高尚,爱国,二十年后国家就有希望。如果看见这个小朋友很爱国,很有礼貌,很有道德,那么三十年后的中国人是了不起的中国人。否则看着他怠惰、自私、傲慢、无礼、没有水准,就知道三十年后的中国就是那个样子。我们今天要雪耻图强,力争做得更好。不要丢了祖宗的脸,不要丢了我们汉唐先烈的脸。

    爱国是很具体的。我的学校门口有个标语:离开校门一步,肩负忠信荣辱。推而广之,离开国门一步,肩负全国荣辱。一口痰吐在中国是小事,一口痰吐在外国,你就丢了中国十二亿同胞的脸,因为你代表十二亿中国人,而不是你个人,你千万不要以为,“好汉做事好汉当”,你错了;你做不到;你不够资格当!所以每个同学的一言一举都要注意。高老师回到国内,看到不顺眼的要讲要骂,要批评要建议,但是我离开了大陆回到台湾,不会讲大陆一句坏话。他们问:大陆好吗?我说好得不得了!太大了,太棒了。到了美国就说中国人伟大得不得了,绝对不会丢中国人的脸,一句对中国的批评也没有。但是,回来一定要实实在在地讲话,诚诚恳恳建议。有的人刚好相反,在国内他屁都不敢放一个,装得那么温顺,那么可爱,一离开中国就大放獗词,把中国骂得一文不值,这就是标准的汉奸王八蛋也!(掌声)

 

 

 

 

 

 

 

 

 

 

遇见我人生的灯塔——东方哲学

韩国总统 朴槿惠

2014-05-15

    我走过的路与众不同。在大学时期,我梦想成为电子科学领域的产业主力军。但是,在我22岁时,母亲突然过世,我的人生道路也从此完全改变了。我自然而然地弥补母亲的空位,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但不出几年,父亲也同样离我们而去。在我不到30岁的时候,双亲都遇刺身亡,我和弟妹们的心情何等的绝望和痛苦,可想而知。

    让我更绝望的是,陪在父亲身边的人一一离开,而且我的父母由于政治原因受到人们的指责。我仿佛失去了一切,连呼吸都很困难,想要放弃一切。每当我看见其他家庭手拉手去郊游,在心理念叨:「若我也出生在平凡的家庭,那多好啊……」

    熬过如此痛苦的时间,恢复平静,是不断地与自己进行对话,与自己斗争的过程。读东西方的古典书籍,进行冥想,天天写日记,回顾自身,这样慢慢地坚定了内心。

    就在这时,有一本书悄悄地走进我的心房,成为了人生的导师,那就是冯友兰先生所写的《中国哲学史》。东方哲学与重视逻辑和论证的西方哲学不同,讲究领悟。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蕴含着做人的道理和战胜人生磨难的智慧,让我领悟到了如何自正其身,如何善良正直的活着。

    如同我的外号「笔记公主」,我无论见任何人,听到什么样的内容,会把所有的内容都会记下来,看书的时候也是如此。

    读《中国哲学史》时,我把每个引起共鸣,让我有所领悟的句子都写在笔记本上,将含蓄的文字和字里行间中找到的真理刻在我心里。现在偶尔也会翻开以前的笔记本来回忆当时的感受。

    「最佳的修身之道是不矫揉造作,顺其自然。这就是道家的无为、无心。」「推己及人,即为『仁』。」

    「坐密室如通行,驭寸心如六马,可以免过」,这些句子依然深深地打动我心。

    自与《中国哲学史》相遇,我恢复了心里的宁静,明白了之前所不能理解的许多事情。所谓人生,并不是与他人的斗争,而是与自己的斗争。为了在这场斗争中获得胜利,最重要的是内心必须坚定,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和欲望。我懂得了平凡但珍贵的道理:金钱、名誉和权力都如同刹那间烟消云散的一抹灰烬,只有正直的人生才是最有价值的。从此人生的苦难成为激励我的伙伴,真理成为照亮我前程的灯塔。溪流有石头才能发出清脆的流水声,人生亦是如此,遇到痛苦之石才能歌唱生活。我也因经历了痛苦的时间,使全新的人生价值在心底深深找根。当我失去一切深陷绝望的时候,反而看到了崭新的希望。与其放弃,不如再一次思考命运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不论大小轻重,不如再一次思考自己存在的理由。若把挫折当做伙伴,把真理当做灯塔,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能找到克服的方法。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把深藏已久的东方精神遗产挖掘并擦亮,使其成为闪闪发光的宝石,让我们明白如何坚定地走过这花花世界。对于我来说,遇见这本书,是无比珍贵的缘分。

    朴槿惠女士的经历:

冰是坚硬万倍的痛苦凋谢的无穷花

    1979年11月,朝鲜半岛进入多雨而寒冷的冬季。27岁的朴槿惠一袭黑衣,站在青瓦台前湿淋淋的草地上,看青瓦粼粼、檐牙高啄。她在这里生活了17年,如今马上要离开。雨斜斜密密地落下来,她觉得那是千万根鞭子抽打在身上发出的声响。

    内务秘书抱着一个满满的纸箱子朝她赶过来,不断有东西掉落,他不去捡,反而毫不留情地将它们踩在泥水里。朴槿惠望着秘书,还在她少女时代,他就跟随父亲,也曾无数次带她到青瓦台后面的山上,春看百花,夏揽苍翠。现在,他眼里满是惶恐,仿佛她是病毒,会随时钻进他的血液,中止他的心跳。

    朴槿惠弯腰捡起一张照片,那是9天前的上午,她陪父亲去参加湖堤剪彩时的留影,天空明媚,她笑,父亲也笑,群众在欢呼。不料,几个小时后,明快的一切随着几声枪响被蒙上沉重的阴霾。

    朴槿惠带着弟弟和妹妹回到首尔的一栋老房子里。17年未回家,老宅周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林立,街道繁华。朴槿惠想起搬离这个家住进青瓦台时和父亲朴正熙的一段对话:「爸爸,你为什么要当总统?」朴正熙回答:「我出生的地方到处都是茅草屋,有一年冬天,大风掀翻我家屋顶,母亲带着我和姐姐想到别人家去借宿,但我们转了一圈后又回到自己家里,因为邻居们也都在风雨中挨冻。我永远记住了母亲那晚悲伤的面容,发誓要尽我所能改变这一切!」

    父亲的愿望实现了,如今的大韩民国,不仅连偏远地方的农民都住上了青青的瓦房,全国人均收入还翻了20多倍。这样的父亲却被最亲密的下属射杀在宴席之间。她对所发生的一切难以理解,难以接受。

    但她是朴槿惠,一个女代母职,当了五年「第一夫人」的特殊女人。她不能像妹妹那样痛哭,也不能学弟弟那样买醉,只能表现出冷静与克制。早在父亲被刺之前,1974年,母亲陆英修也被刺。她震撼于父亲冷静地留在演讲台上,而不是护送母亲到医院。事后,他坚决不再娶,表现出对亡妻极度的眷恋与忠诚。从那以后,她开始学习以父亲的方式表达感情,也学习他特殊的应对危机的方式。5年里,她穿母亲的衣服,戴她遗留的首饰,模仿她的言行,在从容淡定中完成许多国务活动,包括接待时任美国总统卡特。政治不仅让她早熟,也让她认定自己的命运跟这个国家紧紧相连。所以9天前,得知父亲被刺,她的第一反应不是痛哭,而是冷静地问:「前方(边境)有什么情况?」这一问,使得她本该为失去父亲而流的眼泪,再也没有机会宣泄。

    从「第一夫人」跌落为平民和孤儿,朴槿惠感到极度的失重,她想依靠法律严惩杀害父亲的凶手。但是韩国最有名的律师,声称是父亲最坚挺的支持者这样回复:「我不替凶手辩护,就等于是帮你了!」他说的没错,当时不仅许多律师联名替刺客辩护,一些城市还爆发游行示威,要求释放刺杀总统的情报部部长。大家高呼:「他杀了一个独裁者,是了不起的民族英雄!」

    甚至朴槿惠的住所也被情绪激昂的人群包围。她不能出门,也无法求救,只是悲哀地意识到,不管他们一家曾经为这个国家带来怎样的改变,做出怎样的牺牲,现在,世界被颠覆,一切被唾弃。

    背叛!这是她唯一能想到回敬这个世界的词语,她的胸腔里奔腾的全是愤懑和失望,但表面上她依然淡定从容,认为只有骄傲地面对声讨,才是对父母最大的告慰。

    可是,3个月后,悲愤以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方式喷薄而出。她身上开始长出紫斑,医药都不能起作用,不明斑点很快蔓延到脸上。毕竟还是年轻姑娘,容颜不再,自信也便不再,她没有了淡定的资本。1980年1月,她跑到父母的坟前痛哭,凄哀无比。此时,新任总统掀起了批判朴正熙的浪潮,她悲痛欲绝的照片被搬上报纸,让反对者快意。

    而1952年,荣升父亲的朴正熙给她取名槿惠,是因为木槿花是韩国的国花,美丽、花期长久,又被赋予政治意义,名为「无穷花」。他希望女儿做一朵无穷花,用持久温和的芬芳施惠于人。现在,她似乎过早地走完了花季,凋谢了。

绝望中的精神求索

    朴槿惠从此闭门索居,桌上的一杯水,窗外的几滴雨,都会让她落泪。她开始怀疑一切,昼夜交替,花开叶落,这些过去看来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如今都能进入她的心里,引起她的一番「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思索。她进而怀疑自己,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过去和这样的现在,她存在的意义在哪里?日思夜想,她找不到答案,思想混乱到极点。

    有一天,她的房门被敲响,堂哥朴在鸿走进来,他是亲属中少有的没有疏远他们姐弟的人。他打断了她的胡思乱想:「你应该找人谈恋爱,结婚,成家,养育孩子。相信我,有了情感寄托,伤痛更容易治愈。也请别忘了,你是长女,应该做出积极的榜样!」

    堂哥提醒她去关注弟弟和妹妹,当时弟弟朴志晚沾上了毒品,正面临被起诉;而妹妹正跟一个比她年长的男人打得火热,试图通过畸恋,得到父亲般的保护。朴槿惠为时已晚的干预,换来的是弟弟妹妹变本加厉的深陷。

    她甚至没办法改变自己对感情的态度。读大学时,她有不少追求者,但为了不增加安保的负担,她选择了孤独。大学毕业后,母亲积极为她张罗婚事,但突遭刺杀。在女代母职的5年里,她用母亲的衣物包裹自己,因此也包裹住20岁出头的芳华,以及对爱情的希冀。父亲遭刺后,她也曾思嫁。临搬出青瓦台时,她在电梯里跟父亲的一位部长相遇,对方此前曾多次表示,希望她能做他的儿媳。她满怀期待地招呼说:「您好!」但直到电梯门再次打开,对方也没有看她一眼。如今,她饱尝世态炎凉,什么人都不愿意相信,又何以相信爱情?

    独处3个月后,朴槿惠出门了,她一身素装,来到首尔古老的宗庙,对着佛像深深参拜。母亲生前是个佛教徒,她想追寻她的足迹,看是否能获得内心的平静。然而,她很快发现,痛苦太多,疑惑太多,一种信仰远不足以使她得到拯救。没过几天,她又来到一座教堂,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接下来,她疯狂地阅读各种文化背景的宗教和哲学书籍,可不管哪门哪派的思想,都缺乏一种足够的力量,理清她的思绪。她努力想去信奉各种宗教,又觉得什么都不可信。一年以后,孤独犹在,混乱犹在,怀疑和迷茫犹在。

    1980年秋,又一个阴雨天。朴槿惠坐在老屋的窗前,桌上放着一本英文版的《中国哲学简史》。该书是根据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讲稿整理而成的。她没有急于翻开,而是检索她跟中国文化的联系。父母都曾在中国东北生活过,他们从小教她说汉语,认汉字。小学的时候,父亲送给她一本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她特别欣赏英雄赵云,他勇猛、忠诚而坚毅,其中大战长阪坡,「怀抱后主,直透重围」一幕,尤其让她怦然心跳。她从没有机会认真恋爱,却很早认定,如果要找爱人,应该是赵云式的。

    温馨的回忆像穿窗弥漫的水雾,开始浸润她干涩的心灵。而当她真正翻开书的时候,她分明感受到一种明亮的光芒,直达心底。冯友兰以贯通中西、纵横古今的视野,对中国哲学进行了系统而深入浅出的讲解。他说,这世界上有各种人,每一种人都有那一种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从事政治的人,有可能成为大政治家;从事艺术的人,可能成为大艺术家。但是职业上的成就,不等同于作为一个人的成就。专就人本身来说,最高成就应该是什么呢?中国主流哲学家的答案是,内圣外王!内圣,是指修养的高度;外王,说的是人的社会功用。只有具备最高精神成就的人,才最适合为王。

    字字珠玑,穿透内心,她一直想不明白,给韩国带来经济飞跃的父亲,为何不受国民拥戴?现在,答案开始清晰,他有积极的社会功用,修养却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不足以服众。她从早晨读到傍晚,不仅没有像读其他哲学著作那样,迷失在深涩难懂的道理中,反而清楚了解到中国历史上有哪些圣人,他们有怎样的思想,这些思想跟政治有什么深厚的联系,在漫长的历史中,如何被发展和利用。

    在那个雨雾弥漫的夜晚,外边一片漆黑,她却分明看到一个美丽而深邃的夜空,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等,是嵌在这夜空中闪亮的星星,对她眨眼,闪着神秘而诱惑的光芒。

冰公主蜕变成女总统

    《中国哲学简史》成为朴槿惠了解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入门书,她又找来冯友兰在30年代出版的中文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潜心研读。该书引用了大量的诸子百家原文,从1980年到1987年,她凭着刻苦自学的精神,硬是克服了语言障碍以及诸子百家明晰不足、暗示有余的特点,通读了上下两卷本长达60万字的巨著。

    她写下了大量的日记,记载经典引导下的心灵跋涉。她说:「读中国哲学,难在暗示处,妙也在暗示处。」她用先贤的思想分析过去的灾难:「『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责之急,怨之深,父亲之刺,大概因由于此!」朴正熙当政时,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对工人施与恩惠;一方面极力压制言论自由,打击异已。他主持建造了韩国第一条高速公路,却拘捕杀害数万知识分子和反对派。被刺杀的当晚,他因为严厉指责情报部部长工作不力,导致部长恼羞成怒掏枪射击!

    她这样评价冯氏著作对她人生的影响:「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的,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它蕴含了让我变得正直和战胜这个混乱世界的智慧和教诲。」

    朴槿惠此后的一切言行,都体现出中国哲学智慧和个人痛苦经历交相作用的复杂烙印。在日常生活中,她严守道家的养生说,穿最简单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食物,且从不吃饱,常年保持不超过26英寸的身。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她唯一参与的社会事务是岭南大学的理事长。她找回了真正的平静,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她说:「过去我刻意模仿父母,现在我认为,一个有深度的灵魂,是要遭遇思想的探索和人生的磨砺的!」1987年,朴槿惠到台湾留学时,身上的斑点已经褪去,神采奕奕,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味道。

    她秉守儒家的中庸之道待人接物,言语不多,语速也不快,对人不显热情,也决不冷淡。她推崇冯友兰儒道兼修的观点,又信奉老庄的无为而治,喜欢遵循规律办事。1989年,弟弟朴志晚因为沉迷毒海被拘押,朴槿惠不拯救也不探视,妹妹指责她冷血,她回应说:「『反者道之动』,任何事情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可以自己拯救自己的!」此事导致姊妹关系恶化,此后,妹妹朴槿令成为她最强劲的反对者。

    然而,冷静兼容的思维,最终帮助她等来了命运的转机。90年代中期,韩国经济衰退,各种思潮泛滥,民众感到政府软弱无力,在此种背景下进行的「韩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总统」民意调查,朴正熙的得票率竟然高达70%,民众怀念他创造的经济奇迹。

    一直隐居修炼的朴槿惠,瞅准机会顺势而出,竞选国会议员,她胜了,此后一路过关斩将,直至2012年竞选总统之位。

    这是一次空前激烈的政治角逐,因为身份特殊,她领受到许多人的爱,也领受到一些人的恨。她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游刃有余地消解了这些爱恨荣辱。针对批评者说她是「冰公主」「冰山女王」,不具亲民的魅力,她说:「冰,是坚硬万倍的水,结水成冰,是一个痛苦而美丽的升华过程!」

    她再次胜了,成为大韩民国第一位女性总统。

 

 

 

 

 

上甘岭战役隐瞒了半个世纪的秘密

政商参阅

2014-07-11

    发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最著名的战役莫过于“上甘岭战役”了,现在世界上有名望的权威军事院校没有一家不把它做为战例写进教材的,这场战役惨烈空前。也有很多鲜为人知的事实和保密了半个世纪数字。这场战役原本双方都以为是一场小规模的攻防战,中方为守方,美方为攻方。谁知结果演变成了一场人肉大战,历时43天,双方伤亡40600人!

    策划这次进攻行动的是第三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具体执行的是美第八集团军范佛里特。他们把这次行动命名为“摊牌行动”,计划伤亡人数为250人。

    和范佛里特对阵的是秦基伟和李德生。

    为什么双方都把战役规模看得那么小?因为上甘岭虽然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但是地型特别狭小,只有597.9和537.7两个高地,守方最多只能够放两个连在上面。因此,美方计划的伤亡人数200多人也就合情合理。这在朝鲜战争中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双方都在战前犯了不小的错误!因为在战役开始前几天双方都有投敌的叛徒,向对方泄露了军事情报。可惜的是两方的指挥官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要不然乃至整个朝鲜战争的局面也许就因此而改变。

    这次战役前,志愿军方面的投敌者有数十人,为首者是38军340团的突击队干部谷中蛟,他向敌方透露“上甘岭”已由新来的全部苏式装备的第15军44师换防的消息范佛里特根本不相信,还是认为是被打残了的38军114师部队。

    敌方的叛逃者是韩二师的上尉参谋李结球,他报告了美方将大举进攻上甘岭五圣山的机密,可是情报被忽略了!以至于战役一开始美方不了解中国人的防务态势,而中方不能够判断美国人将从哪里进攻!在世界战争史上闹出了天大的笑话。结果,这场战役完全打成了双方为了争“脸面”为了争“一口气”而演变的“绞肉机”式血腥战场。

    且看赫尔辛基军事学院披露的资料:开战的第一天,即1952年10月14日这天,美方投入了7个步兵营,18个炮兵营,200架次飞机,投航空炸弹600枚,发射炮弹30万发。

    中方应战的是15军的两个连另加一个排,打掉子弹40余万发,近万枚手雷,打坏了10挺机关枪,62支冲锋枪,90支步枪,损坏武器占两个连队的80%以上。537.7高地失守。

    这一天中国军队死伤550人,攻方伤亡1900人。

    上甘岭注定是尸山血海的地方,反复拉锯式的争夺,因为双方都打红了眼!

    有一个错误的理解是,人们一直认为“上甘岭战役”是15军(军长秦基伟)打的,但是,事实上还有12军,12军由副军长李德生亲自带领31师参加了战斗。接替15军打了战役的后半段,这两支部队同属于第三兵团,兵团司令员是王近山。王近山本人最后也亲自上了高地。

    1952年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结束。在这次惊天动地的大血战中,在只能够放两个连的高地上,中国军队先后投入了两个精锐野战军的9个团,另加2000新兵,11个炮兵营,一个火箭炮营。共4万三千多人,共产党方面一共打炮弹45万发。(赫尔辛基军事学院披露的资料,下同)。

    联合国军方面投入步兵10个团零二个营,空降兵一个团,另有一个编练师,四个新兵联队,共6万2千人,消耗炮弹1千9百万发,航弹五千枚。许多中国人不是被打死的,是被炮弹震死的。

    整个战役中国军队死亡人数是7100人,伤残8500人;联合国军死亡11300人,伤13600人。伤亡比为1:1.6。

    在一快长仅2700米,宽1000米的狭小地域内,双方10万余人拼命厮杀,43天时间里共有4万零600名士兵倒在这2.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上甘岭战役绞肉机”之战!

    克拉克说:“这是朝鲜战场的凡尔登”;林彪说:“上甘岭是肉磨子!”

    中国军队的第15军,后来被挑选改编为中国空降第一军。

    朝鲜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仰天长叹,对儿子蒋经国及毛人凤等军事将领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毛泽东的对手,盟国《美国》说我蒋介石不行,可是他们又怎样呢,我看他们西方国家也是一群蠢猪。他们与中共毛泽东比,从哪方面都无法相比!16个国家最精良的军队,最先进的陆海空立体军事集团,30多个后勤支援国家,加在一起40多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竟然被毛泽东打的如此狼狈,丢人现眼,耻辱啊!看来,反攻大陆的梦想已经成为泡影,三民主义很难实现了!不过,毛泽东也是中国人的骄傲啊,更是一名奇才。中共有多少能者,我都不放在眼里,事实上也不是我的对手,唯有毛泽东把我挤到这几个小岛上了。盟国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毛泽东打仗是艺术!各方面的领导都是艺术!蒋介石突然把声音提高了八度,是高超的艺术!’他接着又说:‘我们要研究毛泽东!要学习毛泽东!’这就是与毛泽东斗争了几十年的蒋介石对毛泽东的最后评价。"(来源:中网资讯中心)

 

 

 

 

 


发件人:陆一<yilu@sse.com.cn>(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陆一<yilu@sse.com.cn>时 间:2014年07月09日 16:40 (星期三)附 件:1个 (~WRD000.jpg ) 查看附件 庞松:高岗、饶漱石问题研究述评

高岗、饶漱石问题研究述评

庞松

一、概况

   1953年发生的高岗、饶漱石事件,亦称高饶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第一次严重的党内斗争。当时高岗位高权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高、饶定性为"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高饶事件被列为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彭德怀、刘少奇等错案相继平反。1980年春,中央酝酿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饶"反党联盟"问题被重新提出来研究讨论。邓小平在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中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是要肯定";高饶事件是"分裂党"的性质,"现在看来,处理得也是正确的"。根据上述意见,《历史决议》仍维持了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概括为:"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

   1991年5月,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出版,首次以专章叙述了高饶事件的始末。其基本脉络是: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主要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民族资产阶级、新富农、农业互助合作及工会作用等问题上,党内出现认识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一些言论做法表示不满;对新税制问题提出严厉批评,并对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的领导工作做了调整。高岗认为这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不信任,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借中央批评财经工作中错误缺点之机,"批薄射刘",向刘少奇"发难"。同年秋,饶漱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配合行动,"讨安(子文)伐刘",也进行反对刘少奇的活动。

    全国财经会议后,高岗到华东和中南进行挑拨活动,散布所谓"军党论",将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称"党是军队创造的",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认为现在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掌握在所谓"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应该彻底改组。毛泽东提出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一线、二线后,高岗私自活动,企图拱倒刘少奇,由他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还要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同年12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了高岗问题。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中央分别召开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继续揭发和对证他们阴谋活动的事实,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但高岗拒绝党的教育,自杀身亡。

   事实上,高饶事件的背景及其发生、发展过程,远比传统叙史更为复杂:一是事发突然,定性严重,变化太大、太快;二是关键问题牵涉最高层,真正知情者寥寥无几;三是对后来的党内斗争影响深远,如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等都联系到高岗反党活动,造成错案;四是"文革"中打倒刘少奇的"罪证",基本上还是高岗当年反对刘少奇的那些材料。这给高饶事件蒙上层层迷雾,其本来面貌更加模糊不清。由于《历史决议》遵循的是对待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官方史书囿于"为尊者讳",在一些重要关节点上语焉不详,留下许多历史疑团。多年来,社会上流行的一些纪实作品,或因袭陈见旧说,或拼凑情节,主观臆断;散见于报刊的所谓记实文学,多采用"戏说"的手法,自由发挥想象,更为厘清高饶事件真相添加了混乱。

......

   6、高岗在中央高层的非组织活动被揭露

   所谓"根本性变化"指什么呢?一是《陈云年谱》所说,12月15日"会后,高岗又分别找陈云、邓小平,动员他们也赞成轮流"。[17]二是据赵家梁补充:大家从会议室出来,三三两两向停车场走,一边继续议论。高岗走在邓小平身边,说少奇政治上不稳,不宜主持中央工作,还是轮流好。邓小平说,少奇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应该由少奇主持。当时高岗没有回东交民巷的家,而是径直去陈家,质问陈云"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两人争执起来,不欢而散。[18]

   第二天,形势骤变——"12月16日,下午,(邓小平)在毛泽东处谈话。"[19]"12月17日,下午五点,(陈云)同邓小平前往毛泽东住所谈话。至晚八点,毛泽东请周恩来前来一起谈话。""12月18日,晚,(陈云)同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前往毛泽东住所谈话。""12月19日,晚,(陈云)同邓小平前往毛泽东住所谈话。"[20]12月20日,毛泽东先同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继与刘少奇谈,又同周恩来谈。21日,毛泽东与朱德谈,再与陈毅谈。22日,毛泽东再次与彭德怀谈话。

   这样频繁的谈话,都是围绕着如何解决高岗、饶漱石的问题。从时间表看,邓小平找毛泽东谈话在先,之后才有邓与陈云一道去谈话及后来的一系列谈话。事隔多年后,邓小平谈到此事说:"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21]

    赵家梁书中说,与高岗发生争吵后,陈云感到高岗这样下去,实在太危险,于是先向周恩来报告了高岗的非组织活动;周向毛报告之后,陈云去毛泽东处作了揭发。关于这件事,陈云在1955年时说:"毛泽东同志提出他退居第二线的时候,这个时候,高岗匆匆忙忙来找我,他估计党的书记处对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的人选就会讨论,他估计少奇同志可能被任总书记或者副主席,因此高岗提出他要任副主席。为了找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这件事情是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少奇同志的目的。我向中央揭发了高岗的阴谋。"[22]

   林蕴晖分析说,毛泽东在陈云、邓小平揭发高岗私下进行串连活动时,下决心解决高岗的问题,显然是经过反复权衡的。在此之前,叶剑英、谭政已向毛问及"有薄无林"的名单问题。当党内高层把高岗的这些活动一一摆到毛泽东的面前,就使高岗在党内处于极大的被动地位,即触犯了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属非组织活动,这在党内是犯了大忌。而刘少奇从财经会议到组织工作会议,一直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公开检讨,显得光明磊落,无懈可击。

   正是在形势发生如此变化的情况下,毛泽东于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不点名地对高岗进行了严厉批评。会后,为消除高岗非组织活动的影响,毛泽东"随即派陈云代表中央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高岗游说过的地方,同有关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泽东特别嘱咐陈云,到杭州向林彪转告他的话:'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23]这句话的核心是:"我"与他分离。故早年出版的《陈云年谱》出于慎重,删掉了这个"我"字。

   陈云到杭州向林彪原原本本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并向他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林彪说,反对少奇的不只是高岗一个,还有许多人,应该给主席讲清楚。高岗在东北做了大量工作,这时我们应该为他分担一部分责任。他最后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24]其实,林彪还就提谁当中央副主席同陈云交换了意见,林彪认为"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了"。陈云向毛泽东汇报时,讲了"林彪自己不想当中央副主席"的意思。[25]

   高饶事件之后,林彪在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增选为中央副主席。显然,毛泽东兑现了"改了再与他联合"的承诺。此事与林彪的崛起密切相关。主动揭发高岗阴谋活动的邓小平,也在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中央人事安排上的精心布局。

   7、毛泽东交给高岗的"绝密"任务

   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史料。如张秀山首次披露了毛泽东交代高岗调查刘少奇在奉天被捕情况的事情:"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之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26]

   赵家梁引述高岗的检查说:在"亲眼看到毛主席好几次对少奇发脾气"的"这个时候,毛主席让我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二十年代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主席把这么绝密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那是对我的特别信任。我也由此意识到,主席对少奇的革命品质已产生了怀疑。显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分歧问题,而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了。这更使我坚定了要把少奇从毛主席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思想。我想,毛主席对我如此器重,什么话都跟我讲,什么事都叫我过问,我也应该为主席分忧才是,要帮助他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我以为这是为党和国家、也为毛主席办一件大好事;以为这样做,完全符合毛主席和相当多的负责干部的意愿呢。"

   最能反映高岗孤注一掷反对刘少奇的思想背景的,是他反省时说的这段话:"现在有人说我反对少奇是想自己'取而代之',是为了'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我做梦也没想过,根本没有这个思想!我哪有那么自不量力!比我资格老、有能耐的人多着呢,怎么也轮不到我呀。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毛主席已经不信任少奇了,我就应该帮助他除去这块心病。至于谁来接替少奇,我并没有想那么多,反正谁上去都行,就是少奇不行。"[27]

   查看刘少奇档案之事,当时并没有作为高岗的罪状,可见这是毛泽东的"绝对机密"。查阅结果由中央归档,立此存照,长期不为人所知。耐人寻味的是,十几年后刘少奇在"文革"中被定为"叛徒",就是因为他1929年在奉天被捕过。戴茂林等所著《高岗传》提供了一个相关历史情节:"文革"初,中央刘少奇专案组曾让饶漱石写刘少奇的"叛变"材料。当时刘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饶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饶在材料中证明,刘"是因为到沈阳奉天纱厂等候工人党员谈话被敌人把他当作小偷而被捕的。因为敌人未得到刘的其他材料,故刘只在监狱住了十天左右即被释放。刘被释放后即到我家将上述情况告诉了我。"[28]因反对刘少奇而身陷囹圄的饶漱石,写了一份不能证明刘少奇"叛变"的材料,当然不能为中央专案组所用。流年倒转,"文革"后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中央复查小组,却引用了饶的这份证词。历史留下了给人们长而思之的空间。

   8、高岗、陈云关系之谜

   《高岗在北京》一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岗与陈云的关系和交往。陈云是高岗特别信赖的人,他曾说:"我把陈云当圣人。"毛泽东交办的查阅刘少奇被捕档案一事,高岗迫不及待地告诉了陈云。高岗说,看来,毛与刘的分歧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对少奇的革命品质产生了怀疑。陈云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先不忙作结论,等调查清楚再说吧。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你可不要随便到处乱讲!"联系到查敌档的事,他们一致认为,刘少奇过去在政策上不稳,不能在中央掌舵,现在政治上又受到毛泽东的怀疑,作接班人的确不合适。

   高岗在开枪自杀未遂之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绝密信,其中交代了当时的谈话内容。陈云说:"看来,主席考虑接班人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也是他心头的一件大事。但是,他自己不好出面,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除去他的这块心病。"考虑到党内朱德、林彪都难当此任,高岗认为只有陈云出来牵头最合适。陈云说:"我不行,你比我行。你的本钱比我大,你有陕甘宁,毛主席信任你,给你撑腰。你在军队和地方都有条件活动,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你出来挑头最好。你怕什么!"见高岗不语,陈云又说:"你先干起来,先不忙告诉毛主席,等搞确实了再说不迟。""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29]这些对话,有秘信被烧时周恩来让赵家梁等当场复述其内容的文字记录,虽然是高岗交代的一面之词,但鉴于这是高岗以最后遗言方式写给毛泽东的秘信,造假的可能性甚微。

   1953年,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制或议会制的国家制度、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征求党内高层的意见。传统叙史的表述为:高岗对陈云采取搞交易的办法,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可是高岗在反省时却另有说法。高岗把自己的看法告诉陈云,陈云说:"设总书记的确不好。要设就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高岗说:"这个办法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30]"高岗说"变成了"陈云说",这对传统叙史而言,显然是一个颠覆性情节。对于上述高岗检查中涉及的与陈云的谈话,周恩来在揭批高岗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说,高岗这是"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一个垫背的"。孰是孰非,无以对证。

   今天看来,既然中央就是否增设副主席问题征求党内意见,在当时毛、刘裂痕凸显的语境下,提出多设几个副主席,无非是担忧毛泽东被"架空"。陈云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说:"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31]这里透露了高、陈之间确有许多"私房话"。这反映了当年党内高层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9、毛泽东回避与高岗对质的考证

   林蕴晖研究《杨尚昆日记》发现,毛泽东1954年没有参加解决高、饶问题的七届四中全会,但在会前他断然拒绝了高岗提出到杭州与他会面的请求,同时指示刘少奇、周恩来等"事先招呼好"与会人员对高岗不要"冲"(发动攻击),"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会期不要"拉长",力求避免毛泽东回京处理等。[32]由此,人们不能不提出疑问——党内发生像高岗如此明目张胆地要拱倒中央核心中的第二三把手的事,此前是绝无仅有的。对这样的重大事件,毛泽东作为第一把手为何极力采取回避姿态?如果毛泽东与高岗"发难"之事毫无瓜葛,他完全可以回京主持会议,当面批评高岗"分裂党"的言行。毛不这么做,显然是"事出有因"。

   林蕴晖还发现,毛在与杨尚昆谈话前曾对高岗一事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对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的谈论曾发生错觉?"这句颇为晦涩的话的意思是:毛泽东曾与高岗谈论过"某同志"(即刘少奇)的"若干个别错误",这使高岗"发生错觉"(即以为毛不信任刘了),因而犯了错误。[33]由此可见,毛泽东曾与高岗谈到过刘少奇的一些"错误",而高岗攻击刘少奇的言论基本上是照着毛的话说的,所以毛要"力求避免"与高岗面对面时的尴尬。杨尚昆透露了一个细节:他把高岗想在会前去杭州见毛的要求"代为转达后,按照毛主席的交代,托词主席正忙于修改宪法草案,没有时间,把高岗回绝了"。[34]这便是毛泽东电告刘少奇"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35]的内情。

   关于毛泽东曾与高岗有"对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的谈论",上述史料已列举很多。薄一波提到,高岗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曾对人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36]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高岗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以毛的身份和说话的口气,有论者认为,这"某个领导同志"当指毛泽东。虽然薄一波断言高岗是"无中生有",是"捏造",但就当时党内的政治氛围来说,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不排除出自井冈山的林彪会讲这样的话,但薄一波书中为什么能够指明却不指明呢?留下一个疑问。

   面对复杂形势,刘少奇、周恩来等拟出七届四中全会的方案,让杨尚昆交毛泽东定夺。如《杨尚昆日记》所录:"1、(高岗)去杭(州)——不好处理;2、主(席)回,也不好处理;3、由主(席)指定书记处谈话,组织(措施),目前太重,也不好处理……"对此,毛泽东稳坐杭州"遥控",指定刘、周与高谈话,"(邓)小平可参加,陈(云)不参加为好"[37]。这后半句,暗含蹊跷。毛复电指示:高岗已表示要在会上作自我批评,让刘少奇主持会议宣读完报告后,接着宣读已准备的自我批评;属于刘"圈子"里的彭真、薄一波、林枫等"重点应放在自我批评上"。总之,全会的方针是"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毛泽东还在杭州与陈伯达"商改刘的检讨"。这已是刘少奇继财经会议、组织工作会议后,第三次作检讨,并于1955年10月七届六中全会上,继续检讨。

三、高岗问题谜团:焦点与拓宽视野

    高饶事件过去近60年,仍可称为中共党史上少数未曾解密的重大历史谜团,学界和社会上对事件性质、过程的追问和探讨从未停止过。随着上述历史当事人著作的公开出版和各方面史料的汇集,高饶事件不时成为人们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并且把它作为解读建国后党内分歧和斗争的一个轴心。许多观点直接指出,高饶问题实质上是毛刘问题,其斗争也是毛刘斗争;高饶事件了犹未了,余波一直持续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弄清楚毛在高岗问题上的态度和作用,是解开这一历史谜团的焦点所在。

   1、关于"批薄射刘"风波

   薄一波说,在财经会议分组讨论中,"高岗等人看到对新税制意见较多,就鼓动一些同志'放炮',进行不适当的责难"。而据张明远回忆:高岗曾对我们说,东北代表不要先发言,要谦虚谨慎,提意见时不要太尖锐。所以东北代表的发言比较和缓,我的发言主要是批评中财委对东北在抗美援朝中负担过重的问题重视不够,中央调拨的物资不能及时到位等。他认为高岗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足以操纵会议的进程。实际上,真正引导批评薄一波并涉及到刘少奇的,是毛泽东6月15日那篇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并指示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从思想上组织上讲清楚。"这样一来,原来只在领导小组范围对薄一波进行批评,后来变成在大会上进行,其声势自然就大不一样了,一些人联系到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及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讲话等进行批评,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批薄射刘'"。[38]

   许多分析认为,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的号召,他所列举并批判的右倾观点,虽未点名,但大家都明白,是在批评刘少奇(当时刘一再检讨就是明证)。这个讲话传达后,会议很快便转入学习总路线和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并以此指导会议的进程,不仅批薄,而且联系到刘。所以出现"批薄射刘"的局面,是顺理成章的事。高岗在财经会议上的讲话,就是在毛把薄放到"桌面上斗争"之后,让马洪等几个人起草的,根据毛的要求,从思想上、理论上批判薄一波。据赵家梁说,其中有的话确实不是单纯批薄,而是批判刘少奇右倾。高岗将这个稿子拿给毛泽东、周恩来看后,都是同意的。毛还在"个人主义"之前都加上"资产阶级"四个字,比原稿的提法更重了。高岗发言以后,薄一波去找他交换意见,认为上纲太高,难以接受。高岗把毛批改过的发言稿给薄看,薄无言以对。周恩来8月11日作总结时也说:"薄一波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最突出的地方,我同意高岗等同志的意见,就是个人与党的关系摆错了位置……"

   历史上认为高岗的阴谋活动,是为了篡党夺权,故意制造"批薄射刘"的歪风。其实,财经会议批薄如此高调,引起与会者许多猜度,一时流言四起。据张明远的回忆材料,在会议期间召开的一次会上,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次会议有两个司令部,说批评薄一波另有后台。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对会议的情况完全清楚。如果说有后台的话,这个后台是谁呢?那就是我!没有两个司令部,只有一个司令部,我就是司令!"[39]显然,毛并不认为"批薄射刘"有什么不妥,也没有动摇借批薄而批刘的决心。既然"批薄射刘"是毛的意思,与会者谁不踊跃响应?有人甚至把薄一波比作布哈林或季诺维也夫。以高岗与毛泽东历来思想观点相一致的情况,他"跳得高"是很正常的。若是他不"跳",或"跳得不高",反而是不可思议的、不正常的了。

   2、关于"讨安伐刘"风波

   接下来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这时高岗已到南方休假,与饶漱石并无接触。毛泽东原准备在组织工作会议上,检查批判组织工作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以保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不料饶漱石一直纠缠安子文在中组部工作中的错误,揪住安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事不放,并将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引起哗然。东北局张秀山的发言又节外生枝,其中有关组织不纯问题的批评,被认为暗指薄一波等61人经中央同意"自首"出狱仍受重用,引起华北代表的强烈不满。讨论时,华东、西北、东北代表的意见一致,华北代表坚决反对,双方争吵得厉害,使会议无法进行下去。毛泽东只得指示会议暂停,先解决团结问题。会议由原先批评组织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右倾错误,转变为批评饶漱石不利于团结的言行。

   张秀山在会上的发言,曾被指受高岗唆使,助长了"讨安伐刘"风波。而据张秀山回忆,正是远在杭州的高岗让王鹤寿、郭峰向他传达,不同意他提的那几条意见,反而是毛泽东支持他这样讲。会前,毛泽东问他准备在会上"讲些什么",他向毛当面汇报了对组织工作的几点意见。毛听后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刘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第二天未及找刘少奇谈,刘说"就先讲吧"。发言后,刘少奇对张秀山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据当时的反映,各大区组织部长多数认为张秀山讲的意见是对的,是有根据的。可见毛泽东要求各大区负责人认真批评中央组织部工作中的右倾错误,大家是心领神会的。而且刘少奇在这次会议的总结中,也就富农党员问题、有关农业互助合作不妥当的谈话作了自我批评,安子文也作了检讨。可是高饶事件发生后,张秀山的这篇发言却成为"'有预谋配合高饶进行反党'的证据和罪行"。[40]

   3、毛泽东态度陡转与高岗的悲剧

   有论者指出:虽然没有足够证据表明高岗攻击刘少奇的言行背后有毛泽东的授意,[41]但毛泽东向高岗多次表达对刘少奇的不满,是不争的事实。或许毛是要借高岗这门"大炮"在财经会议上敲打一下刘少奇,并没有让高取代刘的想法;或者毛泽东的确有让高岗来分割刘少奇权力的考虑,并授意他可以有所行动,但由于高岗做得太露骨、太过份、太拙劣,引发了高层的混乱,损害到党的团结和稳定,所以毛泽东只能保刘而弃高。

   有关史料表明,财经会议批薄容易,批刘难。这次较量相持了两个月,直到毛让周去"搬兵",请回陈云、邓小平到会讲话始得"降温"。结果是刘少奇在总结大会上,对"天津讲话"、过早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土改过"左"等错误作了检讨而暂告一段落。接着,组织工作会议又发生轩然大波,不得不转而强调团结。虽然两次会议都敦促刘少奇在会议总结时做了检讨,但都未能很好地达到团结全党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预定目的。随着高岗的非组织活动被揭露,毛泽东权衡利弊,决定保刘弃高,立时风云陡转——高岗作为替罪羊被抛了出去,还被强加了子乌虚有的"里通外国"的罪名。高岗实在想不通,又无法向毛面陈,愤而自杀。但毛刘的恩怨并未就此了结。十几年以后,毛泽东终于发动"文化大革命",一举打倒了刘少奇。

   高岗当然有"自铸大错"的一面。据赵家梁研究分析:高岗沉浸在毛泽东对他的器重,以及毛泽东的明言与暗示之中,又被当时中央和地方一些犯"自由主义"的干部对刘少奇的种种议论所蛊惑,便认准了让刘少奇"挪挪位子",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不仅是毛泽东的意图,也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他心甘情愿担当重任,以为这是对毛泽东尽忠尽力,除去其心病;以为这既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也是报答毛泽东对他的知遇之恩。所以,他对财经会议"草草收兵"很不甘心,为实现毛在八大前解决问题的意图,继续在一些高级干部中散布对刘少奇的不满,完全没有觉察到毛泽东这时已经更弦易辙。他最大的失误是事先没有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就干起来,正好成为他背着毛泽东"搞阴谋诡计"的把柄。特别是他自恃深受毛泽东信任,把他们之间的私房话到处张扬,不仅泄露了毛的"天机",打乱了毛的战略部署,而且让自己背上了"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这就是高岗自铸大错的历史悲剧。[42]
  
   4、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史的角度拓宽研究视野

   就历史唯物主义史观而论,仅从毛、刘意见不合或个人权力之争的角度,或纠结于毛泽东的"权谋"看问题,显然不足以揭示高饶事件背后折射的党内高层政治生态,以及当年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王海光的研究,从中共执政史的角度拓宽了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视野。

   王海光指出,高饶事件发生的时段,是中共从革命战争向经济建设转轨的关键时期。在国家战略上,中国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开始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在政治路线上,中国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全面引进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在国家体制上,从中央和大区两级分权的过渡性体制转到中央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执政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再分配。在这个历史转轨过程中,各种矛盾集中于执政党,此时出现的高饶事件,兼有治国理念冲突和利益冲突、政见之争和权力之争的双重性质。政争和权争相互胶着,互为表里,是解读高饶事件的关键所在。[43]

   第一,从治国理念上看,党内分歧的焦点是:是先搞一段时期的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还是现在就去实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围绕是否坚持新民主主义治国路线,党内政见分歧迭出,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冲突。这个政见分歧虽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为代表,同时也发生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之间。其中,既有认识上的差异,也有政策上的抵牾,集中表现为前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和批评。反映在法理层面,是临时宪法《共同纲领》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冲突。刘少奇、周恩来等坚持《共同纲领》原则,不采取超越发展阶段的政策。毛泽东则以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为根据,批评刘少奇、薄一波等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右倾。从当时的情况看,在长期战乱后,国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城乡社会需要休养生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适应这一要求的。由于政见分歧,又导致了战略和策略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等。

   第二,"白区党"和"苏区党"问题。从中共执政后的现实来看,最迫切的问题是缺乏搞建设所需的干部。首先走上国家管理前台的,是党内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现代经济知识较多的干部。这些干部大都出自白区系统。这种国家权力配置上的成分变化,不免让根据地和军队干部很有些失落。所以高岗此言一出,呼应者甚众。虽然这是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而起,同时也反映了党内其它山头对刘少奇和华北山头占居中央权力中枢的不满情绪。高岗并不是一般地歧视白区干部,他反对的只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山头的干部。并且,当时对刘少奇一派不满而站在高岗一边的,不仅有"苏区党人",也有"白区党人",不仅有"东北山头"的人,还有其他山头的人。高饶事件的主角之一饶漱石,本人就是白区干部,是刘少奇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初到中央后,马上站到反对华北山头的立场上。可见这时的党内派系之争,只是在大区山头层面上进行的利益博弈,是新进中央工作的外来户和原在中央工作的本地户的冲突,与历史上"苏区"和"白区"的山头派系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所谓"白区党"和"苏区党"问题的提出,表面是要突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统地位,实际上是要贬低刘少奇系统的人马;表面看是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政见之争,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新的权力分配中的利益博弈。当然,高岗强调根据地的主体和正统地位,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因为只有在维护毛泽东党内最高权威的名义下,才可以在新一轮的权力再分配中争取到更多的份额。

   第三,地方削权和中央分权制衡问题。中共建政伊始,实行中央和大区两级中央政府的行政分权体制。随着国内形势的稳定,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这个中央集权过程,是在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全面引进苏联计划体制中完成的。其要旨,一是结束"诸侯"分治局面,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二是调整中央政制,建立以毛泽东为轴心的中央分权制衡体制。在权力架构的调整中,含有真实的利益再分配。

    1952年8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将各大区书记等一批干部调到中央工作,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大区机构随后撤销。毛要借重各大区来的力量,改变刘、周主持中央工作的格局,并在组织上采取措施削弱和分割刘、周的权力,使大区干部中的领头羊高岗权倾一时,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到1953年6月,中央实际形成了刘少奇管党务,周恩来管外交,高岗管经济的格局。这个三足鼎立的中央权力格局的形成,改变了过去内阁制的体制,初步实现了毛泽东"中央分权制衡"的意图。进而,毛泽东提出中央领导人分为一线和二线的设想。高饶事件正是在这新一轮权力结构变动的背景下发生的。

   诚然,高饶事件的背后是毛刘之争。但毛泽东对高岗的重用,并不意味着要用高岗取代刘少奇的地位。中央分一线二线的设想,主要考虑把年富力强的人(高岗时年48岁)放到处理党政日常事务性工作的前台,毛则居于主持大政方针的后台。这样,既能摆脱日常事务的繁冗,又能防止大权旁落出现"分散主义"的危险,并非是更换接班人的走马换将。在这个格局中,刘、高各有其位,相互替代不了。这种体制性的分权,要比人事上的换马更具制度上的稳定性。由此可见,高岗本来是毛泽东嵌入新体制中平衡刘、周的棋子,但这个棋子的鲁莽行动却几乎导致砸盘,以致毛泽东不得不忍痛割爱,把他清除出局。

   第四,从当时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制或议会制、是否增设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来看,如果实行总书记制,刘少奇一直负责党务工作,自然是总书记非他莫属。这样,中央的权力架构还会是自延安时期形成的毛刘体制的延续,而毛泽东实际上是想变动这个格局。高岗深知毛的心思,他坚决反对设总书记,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以高岗的资历及其所担任的职务,赞成多设几个副主席,自己也任一个副主席,未必就有僭越的野心,更别说"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了。高岗的目的很明确,多设副主席就是反对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是帮助实现毛泽东的意图。

   毛泽东关于"集体领导"、分权制衡的人事安排,从高岗散布"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搞政治局"的言论,可以看到一些端倪。这里边或许有高岗添枝加叶的私货,但无疑是来自毛与他"个别酝酿"的私下谈话,基本内容是编造不出来的。这实际上是对中央已经形成的刘党务、周外交、高经济的工作格局的又一重大调整。高岗如接替刘少奇管党务,掌握的实际权力又将扩大;刘少奇如改为负责人大常委会,权力将更加虚化;政府体制由政务院改为部长会议制,周恩来的权力也将被进一步分解。如果按高岗在毛向他征询意见时提出的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周恩来专管外交事务,这样,中央一线可能是一个由毛泽东驾驭的三驾马车或是四驾马车的分权把口的体制。其核心要点,就是变更历史上形成的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格局。

   从现实来看,以高岗在党内的根基和能力水平,平衡刘、周是可以的,但要取代刘、周,还差得很远。毛泽东这时需要的是制衡刘、周,并非要扳倒刘、周。高岗私下散布的那个方案,应该体现了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尽管毛刘关系已是嫌隙毕显,但说这个时候毛泽东就要从政治上打倒刘少奇,现有的证据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支持。

    高岗显然把毛泽东从体制上的考虑,仅仅看成是人事更替,因此"倒刘"心切,四处串联,犯了党内生活的大忌,被揪住了"非组织活动"的尾巴,黯然落马,身败名裂。毛泽东关于中央一线二线的设想没有实现,已形成的刘、周、高三足鼎立的格局也不复存在了。1956年中共八大选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不久又增选林彪为中央副主席,正是多设几个副主席分权把口的体制。然而,毛泽东后来对中央一线领导人不满,认为自己被"架空",故"文革"中改变这个体制,林彪成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高饶事件造成了巨大的党内裂痕,影响至深至远。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每次党内斗争都会有来自这一事件的沉重的历史回音。在这条党内裂痕的尽头,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了刘少奇和他领导下的"白区党人"。

四、饶漱石问题的一些情况

   从上述中央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可以看到,高岗是权争的主角,毛泽东在"后台",饶漱石则是被"卷入"的。当年在处理高饶问题时,有人提出"高饶反党联盟",拿什么做证据?毛泽东说:这种事彼此心照不宣,还要条约,还要签字?——这些反映高饶被定性为"反党联盟"缺乏证据、处置不当的材料,近年来在网上广为流传。

   据杨尚昆回忆,在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饶主要交代了四个问题上的错误:1、黄花塘事件——1943年借全党整风、审干之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陈毅,独揽大权;2、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1949年底,他明知毛主席、党中央要陈毅任主席之职,却玩弄"合法"手段骗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3、在京休养期间半夜打扰毛主席的问题;4、在中组部工作和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承认当时自己"明斗安,实反刘",与高岗的反党活动作了配合。只有最后一条,饶漱石反复斟酌,"违心"地承认与高岗作了配合。对此,中央考虑从宽处理,只撤销饶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保留党籍,并给出路。

   不料,在1955年3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饶漱石问题骤然发生逆转。主要是因为:其一,饶漱石闹翻案,否认曾经勾结高岗进行反党活动,表示要向党中央申诉冤屈,在会议代表中"激起众怒"。其二,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被揭发在镇反时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特务分子",涉及饶漱石,无异于"火上浇油"。其三,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交代,1943年他曾被人用劫持的手段拉去见汪精卫,回来后一直未向组织上报告,更引发"大爆炸"。潘、扬问题直接同饶漱石问题纠缠在一起,当时毛泽东认为:"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于是,饶漱石被认定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会议通过决议,将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改为同高岗一样"永远开除党籍"。会后,饶被逮捕入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潘汉年、扬帆错案先后彻底平反,"饶、潘、扬反革命集团"不复存在。1982年8月,原饶漱石秘书陈麒章给陈云写信,提请中央就饶漱石涉入潘、扬案一事进行复查,尽快作出结论。之后,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第436条注释作了如下表述:"……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在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这一小段经过中央有关部门认可的注释,被认为是从事实上给饶的"内奸"问题平了反。近几年,景玉川等学者遍访知情者,认为当年的冤案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并广为公告的,如今单凭一条不容易看到的注释代替平反,似是而非,不免令人困惑。更主要的是,饶漱石被列入"高饶反党联盟"、"阴谋集团",这一重大罪名始终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应予重

五、几点看法

   高饶事件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围绕该事件的历史迷雾逐渐被一层一层地揭开。事实上,目前的传统叙史方法已不足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有待史家进行新的历史认知与真相解读。

   首先,高岗在党内进行非组织活动,事实俱在,并无虚枉,的确犯有严重的错误,理应严肃处理。但是否就上升为"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中央在最初研究处理意见时,还是比较慎重的。毛泽东曾考虑让高岗到延安当地委书记,以观后效。然而,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被认为是拒绝党的教育,自绝于党,问题的性质严重升级。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缺席审判",不乏"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的检举揭发,以至罗织了"里通外国"等罪名。这实属以往党内斗争中"无情打击"的做法,后来揭批斗争萧克、刘伯承、彭德怀、刘少奇等,概莫能外。

   过去官方修史,有一条"宜粗不宜细"原则,现在写史则要深入研究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高饶事件最令人难以释怀的是,高岗为实现毛泽东改变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格局的意愿,竭尽全力反对刘少奇,被定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而高岗的这些"反党"言论,却几乎被原封不动地用来在"文革"中打倒刘少奇。这些经不起稍加推敲和追问的因果连环,在官方修史中一向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为此,史家需要重新审视内中实情。一旦高、饶"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罪名不能成立,"反党阴谋集团"的联盟问题查无实据,"里通外国"的嫌疑也得到澄清,就会牵涉到高饶问题、尤其是饶漱石问题的历史结论是否还维持不变的问题。

   其次,关于高饶事件中毛泽东的态度和责任,邓小平在讨论《历史决议》时承认:"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这些说法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多年来所披露的大量史料,更清晰地反映了毛、高关系这方面的问题。

   通过上述史料的重新梳理,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一条不同于官方叙史的脉络:1953年上半年及之前,毛泽东对高岗是很信任的,倚重有加。在治国理念上,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在此问题上与刘少奇进行较量——如高岗所透露:刘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在这场较量中,毛泽东一方面借助于高岗,同时也密切观察着高岗的言行。到了夏秋,他开始对高岗有所怀疑,如扩散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又不承认;领头去看望林彪时相互间有种种议论;到南方休假时与军队和地方一些负责人的谈论更为出格,引起党内一些干部的不安等。高岗的莽撞活动看上去比刘少奇还危险。11月至12月中旬毛的怀疑加深,感到问题严重。到12月下旬,毛权衡利弊,下决心与刘少奇联手除掉高岗。

   其三,官方史书要维护《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但无妨在可能的范围内,对传统叙史作些必要的调整。如201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指出: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的进程和结果表明,在党的路线和政策发生转变,过去工作中的某些是非问题一时未澄清的情况下,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全面的、历史的观点分析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准确把握错误的性质,防止上纲上线而导致对党的团结的破坏,给党和国家的工作造成损害。这里既是指向高岗,同时也指向毛泽东的一些不妥做法。另外,书中阐明高饶问题的实质,主要是利用党内某些本属正常的不同意见或看法,挑拨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并故意将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从而造成党的分裂。[44]该书着重指出其"分裂党"的危害,而不刻意突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定性。这反映了官方史书在总结高饶事件教训时的一番用心。

   相对来说,学术界论者比较注重总结导致党内发生如此重大事件的原因和教训。譬如,毛泽东一批再批的所谓"分散主义"的问题,以现代民主政治的观点,本是比较简单的责任权限划分和工作程序的问题。说到底,也无非是政权初创,各项事权不明确的问题。但毛泽东却认为自己"大权旁落",问题的性质就很严重了。另外,关于治国理念的冲突,教训在于如何建立党内民主的协商机制,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高饶事件的发生,正是因为没有健全的民主机制,不能以正常方式达成党内思想的统一。

    最后,在当今互联网资讯传播范围甚广,体制外和非主流民间史学研究的影响愈益扩大的新形势下,党史研究应更加注重应用现代史学方法,引入现代政治学理论和研究分析框架,力求还原历史真相,切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更好地发挥中共党史的资政作用。

  
   (庞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林彪叛逃前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2014-07-09

    林彪给毛主席最后一封信是在1971年5月23日,这封信最终没有发出,而信在林彪离开毛家湾住所决定乘机外逃也没有交给毛主席。

    林彪一生给毛主席写信(包括请示)无数,他们之间的通信将是未来研究中 共党史的重要资料,如果把他们之间的通信出本书也会很畅销。他们从起初上下级甚至父子般的亲密到赐予法定接班再到剑拔弩张,变化之大、戏剧性之强、结局之惨烈在古今中外的政坛都罕见。

    林彪给毛主席最后一封信是在1971年5月23日,这封信最终没有发出,而信在林彪离开毛家湾住所决定乘机外逃也没有交给毛主席。而人们一直印证5月1日林彪在天 安 门城楼与毛主席不辞而别是决心决裂,也似乎不尽然,因为20多天以后他仍写信给毛主席说明他一直设法挽救命悬一线的危机。同年7月1日他同意江青给他拍照,也证实他不想和毛主席搞僵。

    林彪给毛主席最后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

    5月20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内团结和相当于政治局以上人员的安全问题,为了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谈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文化 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混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应,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

    我想了以下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

    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一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判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至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

    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或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令,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令,则其本人应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决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

    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第四,建议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宜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

    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副作用的发生。

    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

    此致  敬礼!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信的最后部分,林彪“建议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众所周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林彪让毛主席放心,自己绝无任何非分之想,把自己指挥过的部队调离首都,“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而靠近首都的唯独没有我的嫡系。“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也是给毛主席出谋划策,谁也别想在首都“独大”。这样的表态可谓用心良苦。

    而信中另一个重要部分明显是对未来的恐惧,他提议“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谁都知道,在这之前半年多的庐山会议后名义上揪出来陈伯达,但已经剑指林彪。林彪和他的爱将文 革中固然有罪,但绝不是在庐山会议上提出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在后来审批黄吴李邱时也没有过多涉及这件事。而且在会上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或处于崇拜或出于恐惧都同意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但独独把林彪集团拿出来问罪,说明这只是借口。

    林彪从岌岌可危到坠机近一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试图获得毛主席的谅解,他也催促吴 法 宪等主动找毛主席承认错误,但毛主席坚决不见,以致林彪亲自出马写了几近求饶的信,在信中要求毛主席“约我一谈”。虽未发出,恳切之情跃然纸上。从信的内容看,他在万分紧急的状态下有些枪法大乱,后来林彪对这封信征求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意味深长地回答:“有这个必要吗?”政治经验更丰富的周总理知道此时写信已经无济于事。

    至于林彪提议对政治局委员“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明显是要保黄吴叶李邱,抛开此时毛主席决意要把这几个心腹大患打入冷宫不谈,就是在随意可以把一个领导人(更不用说老百姓)投入监狱合法化的年代,怎么可能到林彪这里就戛然而止呢?如果当初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林彪和所有政治局委员不同意,至少后来文化 大革命不会如此顺畅。如果刘少奇当年不是坚决支持打倒彭德怀而且几年后说“就是彭德怀不能平反”,后来给领导人罗织罪状也不会如此一呼百应。如果从延安整风时代就对冤假错案的始作俑者清算,也不会让文革十年无法无天。

    既然随意制造冤假错案已经成为国策,而且林彪自己也曾多次推波助澜(当然文 革后期有所抵制),那怎么可能轮到自己就幸免于难呢?

    对于林彪来说,一切全晚了,只有坐以待毙。而既然没有形成“四不”的制度,那对不起,江 青也得不到“四不”的待遇,在毛主席尸骨未寒之际便被抓,一个告别恐怖年月的时代开始了。而这个行动的重要参与者叶剑英也意味深长地说:“抓四人帮将是党史最后一次用特殊手段解决党内问题。”

    林彪事件,毛主席心灵受到重创,从而加速了他衰老的速度。新年刚过,毛主席得到陈毅病逝的消息……1972年的新年是寒冷的,严冬侵袭着中南海。 曾经郁郁葱葱的苍翠在寒风中迅速地枯黄、凋谢、飘零……

 

 

 

 

 



 

发件人:陆一<yilu@sse.com.cn>(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陆一<yilu@sse.com.cn>时 间:2014年07月14日 10:41 (星期一)附 件:1个 (image001.jpg ) 查看附件

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罗瑞卿女儿 罗点点

2014-07-01

   核心提示:罗点点,是原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的小女儿,近年来写了若干关于罗的回忆文字,发表于《当代》1998年第4、5期的《点点记忆》则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一篇,因为它不仅仅是为父辈歌功颂德或叫屈鸣冤。

  1凄婉而野蛮的

  夏日的北戴河,是新王侯们的乐园,“直到今天,我眼前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列开向大海的火车,风把头发吹到我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里。”但大海也不全是美丽:
  还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她姓陈,她的叔叔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总是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因为她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

  多年以后,我终于听到了这个凄婉的故事。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象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却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做。

  点点不知道的事,组织上不会不知道,但品性不良者仍然高官稳做,依据的只能是品格事小、政治事大的逻辑。在夺权时期,当需要这位将军冲锋杀敌的时候,这个无所顾忌的人当然会异常勇敢。既然战功赫赫,一边乱伦一边做官似乎也无须深究。1949年以后的一些官员并不具备普通公民应有的品格,革命需要这种不守规范、敢打敢杀的人,革命成功了当然要给他们相应的回报,他们可以躺在功劳薄上超越人间伦理。一个连自己的侄女都要占有的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为人民服务呢?

  不止陈将军一个。原空四军政委江腾蛟好色,但并未因此受到惩处。“刘亚楼在我军高级将领中,无疑是位强手,是个不可多得的佼佼者。可在个人生活上,他确实有不够检点的毛病。而江腾蛟,好像专门是为迎合上司的这些毛病而生存的。在南空,他就多次为刘亚楼的这一毛病‘服务’。”

  2“扩大”开会

  决定罗的下台的1965年12月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文革”已酝酿就绪,为了争取林彪的支持,罗必须下台。点点这样解释这次会议:
  60年代中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被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弄成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大火药桶,但它毕竟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政权,代表国家政体的严肃大党。虽然这个党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毛泽东的一言堂,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为组织原则毕竟还是写它的章程里。所以毛泽东还是不得不召开1965年12月8日的上海会议,使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相信罗反党反林彪反对突出政治这回事。

  但这个会议谈不到有什么民主:1、事先知道会议内容的人极少,毛、林、周三人而外,只有叶剑英和杨成武(他们在会后分别接任了罗的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之职),连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都不知道;2、被整的罗一到上海就被软禁,根本没有权利参加会议,更谈不上解释和声辩;3、以政治局名义召开的会议,实际上却是由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唱主角,她在会上作了三次共约10个小时的主题发言;4、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都不以叶群的发言为真,却丝毫不妨碍会议通过事先定下的结论。

  扩大开会早就是政治策略之一。1931年4月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会议上,毛反对项英等人将红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的主张,但只有朱德、谭震林等少数人支持他。为此毛建议扩大会议范围,让他指挥下的一些军事将领与会,使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8月18日,中央书记处委托军委办公厅和总政治部承办军委扩大会议以肃清彭德怀的影响,很多人不愿意发言,发言的也只限于“浅表态”性质。8月20日,柯庆施、陈伯达、康生等向毛反映“会议开得遭受透了”、彭“根本不服庐山的气”等等。毛于是决定会议延长,与会范围扩大到全军师以上单位的正职干部,由原来的140人扩大到1070人,再加50人列席。

  22日,再次扩大了的扩大会议开幕,分怀仁堂主会场和紫光阁分会场,林彪主持,毛、刘亲自作了定调性讲话。如此加强火力后,不但彭德怀得到彻底批判,还真的揪出了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反党俱乐部”成员,批彭不力的朱德也作了检讨。会议完满地达到了目的。“扩大”使组织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与会者,以便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会议中去。

  “扩大”会议的巨大效能,在于被扩大进来的人或者是会议组织者的赞同者,或者是地位较低没有与会资格的人,他们对上层斗争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把应邀与会看作是一种荣誉,一切听从领导上的吩咐。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届中委只有40人到会,不到总人数的一半,“而被扩大进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其他人员却达74人,占与会总数133人百分之五十七。后来发现其中有一人竟然不是共产党员。”要在这样的会议上开除刘少奇的党籍还不是易如反掌?实际上,有“扩大”就有“缩小”,“缩小”就是不通知本应到会的人,比如政治局会议可以不让与组织者意见相左的政治局委员与会,“文革”期间一些红卫兵领袖反倒可以参加中央全会,党代会选出来的正式中委却无法与会。这就强化了个人独裁,他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决定让谁参加会议,以收“一致通过”之效。

  每次会议都有其特定的目的,要达到目的关键是选择好开会的人。高岗等人在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批薄(一波)射刘(少奇)”,调子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毛希望会议早点结束,要周恩来做结论,但周很难作结论,“他是会议的主持者,话说轻了,会上已是那种气氛,不大好通过,且有开脱、庇护之嫌;话说重了,就会为高、饶利用。最后还是毛主席出主意,他对周总理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陈、邓明白自己要充当的角色,在会上既批评薄的错误,又强调不是路线错误,把使会议的调子降了下来,持续两个多月的会议终于结束了。这个道理饶漱石也懂。1953年9月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时,饶又想批薄,就说要请陈赓大将出席。“原来他听说抗日战争初期,陈赓带部队在太行地区活动时,在后勤供应方面对薄一波有不满;又知道陈讲话‘没遮拦’,以为陈如果到会,能放上一炮。”不过,会议有时只是形式。薄一波命运的改变,表面上是陈、邓帮助说话,实际上取决于毛的态度,他完全可以听任会议按照高、饶的意图把薄整下去,也可以让陈、邓为薄解围。事实上,毛当时对薄还是信任的。

  “开会”还有一个功能是逮捕人,罗是一例,而罗本人也借开会之机逮捕过潘汉年;此后还有周恩来逮捕黄永胜等人,华国锋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开会的名义。后人也许难以设想当时一些高级领导人接到开会时的复杂心态:接不到通知显然是失宠;参加了会议也许永远就没有会议开了。据傅崇碧回忆,毛去世后许世友就到医院提醒几个将军,不要到中央开会,“去了可能把你们抓起来,要你们的命。”避灾的最好办法就是进医院。兰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楞了一阵,说了声“快走”就去了301医院。“当时许多将军、部长都往医院跑。毛泽东逝世,政局肯定会有变化,万一‘四人帮’抓人,对个病人多少总该讲点人道吧?”

  3常委会的列席资格

  罗曾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者,这是一个不可等困视之的荣誉。但有一阵不让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夫妇的生活一直是由罗照应,“四清”运动时,韶华为了锻炼而到农村搞四清,罗知道岸青要人照顾,就劝她不要去,后来韶华坚持,罗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毛知道了这事很不高兴,罗也就被取消列席常委会的资格了。
  过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吴君旭护士长对毛泽东说,韶华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根本不是罗总长要求她去的。这才解开了毛泽东的疙瘩。爸爸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
  政治局常委会是决定几亿人命运的最高决策会议,在国人眼中是最神圣、也最神秘的会议,但决定罗列席不列席的,却是由韶华下乡引起的。更奇怪的是,当时一位知道内情的老同志来给罗打招呼:罗总长啊,知不知道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啊?这老同志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来也会知道,但没有谁觉得不正常。而改变毛的印象的,不是什么组织原则、工作要求,也不是权威人士的说情或罗本人的解释,而是一个护士。近侍影响力之大,此是一例。

  当然,吴君旭是个有判断力的人。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毛用他特有的口吻对周恩来等人说:“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君旭)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不是她说对了。”这也许是毛的幽默之词。但在1971年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吴确实表现出她的审慎精明。4月6日,毛已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关于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中画了圈,“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晚上11点多钟,“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啊,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崐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精神不符合啊,那总理和他都划了圈的,那可能就会办借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代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主动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这么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数,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就有了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
  即使不具备吴这样的判断力,但只要是身边的人,任何人都不能不对之礼貌有加。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就自己的病情给毛写信的同时,又给毛的秘书张玉凤写信,语气非常客气:“请你看后斟酌”,“一切托你斟办”。

  4沦落下场原不同

  建国后政治整肃不断,开国元勋和高层领导不断被打入囚牢,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整人者自己也被整,所以罗和彭德怀被关在同一监狱,周扬与胡风一度处境相同,这使人们几乎谅解了罗、周的当年过火行动,但两种人的命运其实是不同的:
  爸爸在1974年年初回到家里,我们一家团聚了。彭老总则在这一年11月因肠癌不治,逝世在301医院14病室的那间与爸爸同得一个走廊的病房里。
  在党内生活尚有规范时,整谁不整谁还有个影子、有点根据,比如彭德怀在大跃进问题上确实想“操毛的娘”,人民要永远感谢彭德怀是真实的,但毛永远不能饶恕彭也是真实的;但罗从来以毛的“大警卫员”自居。以至当他和彭德怀关在一起时,还感到委屈:“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作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毛对此也很清楚,但当时的政治格局需要打倒罗。对毛来说,彭、罗是不同的,彭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对手,罗则是他和林彪结盟的代价,事过境迁后可以放他一马。1974年7月21日,当罗与家人团聚时,彭德怀在监中疼痛难忍,只能哀求看管的战士:“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文革”时天下大乱,很多高官都被打倒,包括许多昔日的亲信。但即使在混乱的环境中,对“走资派”采取什么样的处罚方式,开几次批斗会,是留在北京还是赶到外省,到外省是在京广线上还是在偏僻之地,等等,毛都是有严格区别和掌握的。这就是邓小平说的:“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辩证法最重要一条,叫做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一般而言,“文革”前被打倒的,在毛时代基本上是万劫不复;而在“文革”中被炮轰的人,到70年代中期,已有不少人官复原职。比如贺龙,1959年后贺曾是彭德怀专案组的组长,彭德怀的事情尚未了结,他自己也被捉了进去。但1975年毛亲自下令为贺平反,彭德怀却始终处于监扩状态。这也是周扬和胡风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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