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本期文集从6月25日上网, 到今天7月1日内容基本补充完毕。本网每期文集都有几篇特别可读的文章,这些文章中都隐藏着大量宝贵的信息。譬如本期特稿栏目中的《中东地区真正的主义之争》一文,就告诉了人们中东地区的生态危机与宗教危机的关系。再如特稿中的前三篇文章,都是信息量特别大和重要的文章。望读者关注。】

重振中华文明的骨气底气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4年6月25日

目录

特稿

仲大军:学习中国文化 尊重中国文明

国学堂时评:习近平决心激活传统文化以解困局

刘奇葆: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史客:苦难而悲壮的中国

诺贝尔奖得主巴黎宣言: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慕朵生:中华文化复兴改变世界格局

郑永年:为什么中国没有文化崛起?

国学热潮来袭 孩子需要读经

刘亚洲:制度战略信仰国运——由甲午战争谈起

李冬君:思想者美丽生存的开明大宋

傅佩荣:如何看待宋儒批评佛老

欧阳君山:重振中华文明的骨气底气

中华八大传统文化

彭真怀:读史是人生的必修课

弘善法德:中华民族到了认祖归宗的时候

周小平:美国对华文化冷战的九大绝招

华盛顿邮报:与孔子学院合作要准备付出代价

美教授联合会炮轰孔子学院捍卫学术自由

黎鸣:从孔丘看整体中国人

资中筠: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

秦晖:改革说到底就是去掉某些中国特色

徐达内:美国纽约公园里的红色光标

纽时:逊尼派武装策划跨叙伊建国多年

托马斯·弗里德曼:中东地区真正的主义之争

经济

李克强:共建包容发展的美好世界——在英国智库的演讲

许多经济学工作已不能反映真实世界

人民币对英镑直接交易:英国这次算是把美国坑了

葛甲:阿里巴巴上市之路遭遇重挫

中国经济的希望

冼岩: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自毁长城

高善文:经济增长可能会逐步回升

张曙光:读懂中国的财政体制:老百姓负担和享受了多少

志愿者房山苏庄反转基因宣传纪实

保尔森:美国征收碳税势在必行

日本制约企业间互相持股互相庇护

杨恒均:中国能否解决“李约瑟难题”

日本究竟雪隐藏了多少实力?

老兵:中美军力对比

环球网:解放军核动力轰炸机震撼亮相

政治

新华网:最新审计报告

战略网:中国突然放弃50年的承诺----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华夏:社科院个别学者不顾国家利益吃里扒外

电影《建国大业》中的演员国籍

官员独董江湖 正在迅速离场

房宁:新时期人民内部三大矛盾新变化

李延明:把落实宪法中的民主条款放到当前的第一位上来

洪俊杰:可验证的匿名退赃——反贪及推行阳光法案的消阻之策

马立明:香港为何失去了原有的温度

凤凰网:普京怎么看待苏联解体?

文化 历史

张颐武:让中国梦超越抱怨文化

邓晓芒: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尽到启蒙责任

钱穆史学思想浅析

齊邦媛:忆钱穆先生

李响:一个儒者的现代突围——阳明精舍访蒋庆

要史:关于文革前期的一些事

于凤至与张学良 一场错爱到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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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国文化 尊重中国文明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4年6月27日

    当今世界一个重要现象,是歪曲中国文化,贬低中国文明。国内一批浅薄的学者或别有用心的人也跟着这股世界潮流充当应声虫,总是把中国说的什么都不是。无论中国的发展如何取得成就,无论中国人如何按自己的方式大步前进,在西方人和这些人眼里和舆论里,中国都充满着怪诞、神秘、肮脏、丑陋和琐屑。美国兰德公司报告对中国人最大的指责就是缺乏正直、公正的品性,好像当今所有的人类文明正义都在他们那里。以一种居高临下鄙视的态度俯瞰中国,已经成了西方人惯有的傲慢姿态。

    由此我们看到了这种现象的背景:西方文化的强势与霸权。把自己的文明和意志强加于不同文明之上,是西方文明霸权的实质。

    当世界被笼罩在霸权主义之下时,中国就会出现这种命运。这说明,当今世界的人类文明还没有进入互相尊重的高度,还充满了自私、狭隘和偏见。少数发达国家挟科技以令诸侯,挟民主以令天下。看似在促进人类的进步,实际上是在制造人类悲剧。

    中东乱局就是一个例子。当西方人出于民主正义(更多的是为了石油)用武力摧毁了中东的政治原生态之后,激发出了宗教极端主义的恶魔。但在我记事的五六十年代,中东国家一直是平和的,伊斯兰教从来没有展现出这么顽强好战嗜杀的面孔。是什么人把中东极端宗教主义分子变成了恐怖主义?始作俑者正是西方国家。正是因为有了民主极端主义,才催发出宗教极端主义。这两个魔鬼互相以对方而存在,把一个好端端的世界搞得不得安宁。

    看看当今世界上的一个个动乱地区,哪个地方不与西方的参与有关?叙利亚刚刚遭受了外部势力制造的动乱灾难,乌克兰又陷入内战的悲惨边缘。

    西方的精神和物质强势霸权不仅蹂躏着中东这块土地,也在时刻侵凌着拉美、中国、俄国这些国家。在中国的东海、南海等领域,无不存在着强权霸权作祟的身影。在强权和霸权的背后,可以看到的仍然是殖民主义的影子。中国今天的捍卫主权行动,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反殖民主义的继续。收复在殖民时代失掉的国土,是中国的历史使命。但中国的每一步行动,都会遭到老牌殖民主义和当今强势霸权从文化到军事的围剿。

    各个文明都有优秀的文化。今天的中国要坚守自己文化的精华,吸收外部文化的优秀成分,进行综合和兼容并蓄。中国人不能排外,也不能盲目地摈弃传统 和自我否定、自我贬低。

    例如,中国文化里就没有殖民文化这一基因。中国是几千年的大国了,却很少扩张,去侵略他国。当西方殖民主义扩张时,中国实际上也在扩张,却是以另一种形式,譬如大批闽粤农民出海谋生,下南洋,开发南洋。这是平民百姓的自发行动,但没有国家的行动。并且,中国人来到马来半岛,不是以西方殖民的方式,而是与当地人共生共融的模式,一起生存发展。中国人从来没有以海盗的形式去拓疆扩土。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是中国文化的和平性决定的。儒家文化是仁爱文化和仁义文化,不道德的事不能做,欺负人的事不能做,杀人越货的事更不能做。就是这种文化的指导,中国人在与外部打交道时总是奉行“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的原则,奉行“言忠信、行敬笃、以直报怨”的原则。

    但中国文化却被物竞天择的丛林文明视为愚昧懦弱,连我们自己都在达尔文思想的大潮下,自惭形秽,在殖民者高傲的目视下抬不起头来,一些被殖民文化驯服的中国人甚至成了奴才式的传道者。他们奴颜卑膝,比殖民者还要仇恨中国文化。他们帮着主子掘坟鞭尸,丑化自己的祖宗,诅咒自己的文化,其媚外姿态令人不齿。两千年来,他们做惯了封建主子的奴才,今天摇身一变就成为外部强权的奴才。在任何时候这些人都是奴才。但中国自有自己刚正的文化,不卑不亢、刚正不阿的文化,这就是历来被文天祥、王国维代等人代表的精神,后来又体现在一些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身上。

    中国近代以来仅仅是技术层面落后了,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有糟粕,扬弃就是了,但精华部分不能一股脑地扔掉。 不是制定几部法律、引进几个制度,这个国家就文明了。人性的问题还需用人性的办法去解决。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都是按自己固有的文化生活的。有些学者把儒家文化批得一无是处,好像中国自古以来除了独裁专制,就是封建等级。但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

    《礼记》有很多至理名言,譬如《曲礼》说:“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小商小贩),必有尊也”。这一句反映出春秋时中国的人权和平等思想。中国文化是等级之中有平等,有尊严。连要饭的乞丐都不吃“嗟来之食”。

    《曲礼》开头的一句:“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道出了古代中华民族的整体神态。这是一个态度严肃、善于思考、彼此恭敬、行为谨慎、言语温和的民族。接下来的一句:“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进一步表明这是一个善于自我约束、自我克制的民族。这种美德是全人类共同的。

    人类最高的品德还应该是《曲礼》开头第三句话:“积而能散......临财毋茍得,临难毋茍免。很毋求胜,分毋求多。”富裕了就散财施善于困穷之人,遇到发财的机会不要轻易攫取,要想到危险。遇到危难不要苟且逃避,即敢于担当。与人争执时不要一味求胜,在分配财物时不要多占。

    这是多么高尚的一种文化!克制私欲,尊重和照顾他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原则。这样一些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但那些一味照搬西方文化的人何曾认真学习一点自己的文化!

    中国正在进入一场新的拨乱反正时期,这场矫正的核心是反对以钱为中心,走出唯利是图的时代,走出片面追求GDP的时代。孟子曰:“上下交争利,而国危亡矣 。”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大学》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中国先人多年总结的治国经验道理深刻,不容忽视。如果中国社会一味求利,一味追求物质利益,那么未来的中国将陷入堕落腐败的深坑,中国人民将陷入万劫不复的苦难。

    中国饥不择食的发展阶段已经过去,中国已进入一个要求质量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标志就是提高人的德行素养。中国如果不发展出一批高素质的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场失败。因此,对人要求的发展时代到来了。这就需要我们从古今中外吸取营养,而中国自身的道德文化尤其重要。

    这里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学的关系,中国现在由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执政,人民也要信仰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给中国的只是一个政治目标以及一些哲学思辨。要想适合这个政治目标,需要相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国的国学正好可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缺项。中国革命党人过去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是盲目地批判传统文化,把过去的一切视为封建落后,但他们恰恰没有意识到他们自身的所有优点都是从传统文化血脉中带来的。

    对于今天的中国,西方自由民主文明需要汲取,东方的内敛、克己、自律文明需要汲取。只有综合吸收百家之长,中国才会再度挺立于世界。大军网站是一个偏向于从自身吸取力量的网站。在一个被西方文化打得魂飞魄散的历史时刻,只有靠内力的民族才能浴火重生,才能避免被阉割和被分割的命运。

    要清醒地认识国际竞争大环境下本民族文化的命运。

 

 

 

 



习近平决心激活传统文化以解困局

国学堂时评

2014-04-19

    核心提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朝气蓬勃,并不断发展壮大,始终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就因为有如此丰厚的精神家园,如此强大的精神支撑。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几千年传承着的集体记忆、集体呼唤,远比西方文化中“创世者”的一个“神召”来得强大。激活这些精神基因,有助于去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形成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围绕的中心议题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讲话,他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找回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基因,是内在成因,是根脉,是抗体。正如人长得像自己的父母是有遗传基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基因,从而形成不同于他国、他民族的人文性格和文化习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文化根脉在哪里?在传统文化里。

    千百年来,中华文化中凝聚、积淀、总结了许多优秀、精辟、独特的思想精华,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为一代代中华儿女所敬仰、认知、学习、传承。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富滋养。文化是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精神是民族的魂。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传统是民族的本。时代精神强调时代的理性认同,而民族精神却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民族认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构造的结果,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但毕竟,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能把我们带进现代化。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

    中华“文化传统”能薪火相传,就因为活在我们的基因里,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重视安身立命,就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因。从这个基因,发展出三条定律:

一是热爱生命,追求幸福;
二是尊重生命,道德约束;
三是敬畏生命,终极关切。

    改革开放尚未到位的转型期满足着安身立命的第一条定律,不断洗刷甚至消解第二、三条定律。

    于是,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道德失范现象,反而在促进生活提高、人类进步的现代化浪潮中沉渣泛起。我们要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壮体的抗体,特别是增强在各种物质诱惑中的免疫机能。

     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主张思想教育手段要和法制处治手段并用。法是他律,德是自律。治理国家和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全面规划。

    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这方面的治理思想与经验。以德治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一,是中华民族应该认真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用好的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用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党的干部既然做了官,就得有官德。要严格以为官之德来自律。只重“官品”轻“官德”,就会追逐“官品”不择手段,抛弃“官德”恬不知耻;就难免苍蝇滋生,甚至养虎为患。

    官者,君子也。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慎惕之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顽强意志,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百姓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坦荡胸襟,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前赴后继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是一脉相承的。

    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不妨从传统的君子之德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这样的官员,才能“譬如北辰,众星共之”。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正在接受现代市场经济考验和洗礼的中华民族,不会离别自己的精神家园。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可以使之变成我们内心的源泉动力,做到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经世致用。

    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撑,就是一个“神召”(圣经中Calling),以这种立足此岸、面向彼岸的价值观对来世灵魂归宿的关注,来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终极价值,弥补资本主义精神的缺陷。

    我们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家园中可用的东西,就比一个“神召”丰富得多。

1.比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
2.“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境界,
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义担当,
4.“见贤思齐”、“见义勇为”、“知行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省吾身”、“君子慎独”的修身之方,
5.“百善孝为先”、“孝悌忠顺”、“家和万事兴”的齐家之略,
6.“水能载舟、亦能复舟”、“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理政之道,
7.“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致中和”的经世方略,
8.“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舍身取义”的爱国情怀,
9.“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正气,“仁义礼智信”的基本价值,
10.“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奋进态度,等等。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朝气蓬勃,并不断发展壮大,始终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就因为有如此丰厚的精神家园,如此强大的精神支撑。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几千年传承着的集体记忆、集体呼唤,远比西方文化中“创世者”的一个“神召”来得强大。激活这些精神基因,有助于去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形成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今天,当我们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不要轻看了另一个“决定性作用”——具有突出优势、深厚软实力和重要精神支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基因一旦激活,不断生长和放大,就可以形成百病不侵的抗体,百折不挠的动力,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伦理和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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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堂,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

 

 

 


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中宣部部长 刘奇葆

2014-06-30 基金会中心网

    导读: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强大合力。要发挥学术团体、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的作用。引导各类学术团体加强与国际智库、国外学术机构的联系,鼓励代表国家水平的学术团体、艺术机构在相应国际组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更好地推动中国学术、艺术走向世界。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承担人文交流项目,使经济走出去与文化走出去相得益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出重要部署。中央政治局围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行集体学习。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使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有一个大的提升。

一、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应当看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做好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主动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更趋激烈,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升文化软实力确立为国家战略,文化竞争全面升级,文化版图正在重构。近年来,我国以影视剧、图书为前锋,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一批优秀国产影视剧在国外热播、精品图书在海外热卖,“中华文化热”在国际上持续升温。但总体而言,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还不强,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还不相称。要在新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必须不断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加快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尽快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国家文化软实力。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战略选择。文化如水,润物无声。文化走出去对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消除偏见和误解十分重要。面对中国的块头不断长大,国际上有些人开始担心,也有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中国威胁论”“资源掠夺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屡见不鲜。这些年,我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积极传播中国声音,取得很大成效,但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的总体态势没有根本改变。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开展深层次、多样化、重实效的思想情感交流,着力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充分展示我国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促进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华文化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也是同其他文化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中华文化既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独特贡献,是全世界共有的精神财富。回望历史,丝绸之路上的驼队、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带出去的不仅有精美的丝绸和瓷器,更有灿烂的中华文化。我们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坚定不移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积极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与交流,进一步丰富人类文明色彩,让世界各国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

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要突出思想内涵和价值观念

    文化承载着一个国家的精神价值。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让国外民众触摸中华文化脉搏,感知当代中国发展活力,理解我们的制度理念和价值观念,应当是我们的不懈追求。要把内容建设放在第一位,突出思想内涵、彰显价值观念,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积极对外宣传阐释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经提出,就在国际社会引起了积极反响。对外宣传阐释中国梦,要向国外民众宣传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追求幸福的梦、奉献世界的梦,讲清楚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不是威胁,是和平不是战争,是和谐不是动荡,是进步不是倒退;讲清楚随着中国不断发展,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尽己所能,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要注重把中国梦同各国各地区人民实现自己的梦想联系起来,在促进互利共赢中引导国际社会客观认识中国梦,觉得中国梦有实现基础、有中国特色,觉得实现中国梦是世界各国的机遇。

    大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表达和重要标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热情关注中国道路、高度评价中国道路,开始客观看待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要精心组织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对外宣传,深入阐释讲话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方略,充分展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良好形象。要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的联系上,宣传阐释好中国道路是由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宣传阐释好这条道路创造的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开创的独具特色的新型制度文明,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发展道路的理解认同。要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加强提炼阐释,拓展传播平台和载体,提高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国际知晓率和认同度,让当代中国形象在世界上不断树立和闪亮起来。当代优秀作品讲述了中国的精彩故事,表达了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承载着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要抓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积极向世界推介当代优秀作品,更好地推动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

    充分展示优秀传统文化独特魅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精神富矿,不仅铸就了历史的辉煌,而且在今天依然充满着智慧的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追求,有利于促进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对当代世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把民族特色和世界潮流结合起来,把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推广开来、传播出去,使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在世界上弘扬起来。艺术是一种世界语言,直指心灵,是最好的交流方式。京剧、民乐、书法、国画等,都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瑰宝,外国人很感兴趣。要向世界大力宣传推介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获得愉悦、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三、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要多措并举、多方发力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共同努力。要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统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用好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贸易三种方式,凝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四方力量,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走出去格局,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广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我们的前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对外文化传播,充分发挥以文化人、以文促情、以文建信的作用,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让国外民众更好了解和体验中华文化。一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围绕重大外交活动和领导人出访,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深化拓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精心组织感知中国、文化中国、欢乐春节、国家年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办好用好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拓展中医养生、中华美食、武术健身等领域的交流交往,使交流内容更加丰富,交流效果更加显著。二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近年来,我们着力完善机制、丰富内容、讲求实效,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要抓紧编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期发展规划,整体考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布局,科学设计项目,制定合理指标,突出重点,分期分批推进。中央主要新闻媒体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点,要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坚持硬件、软件一起抓,进一步完善全球采编播发网络,提高新闻信息的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努力打造国际一流媒体。

    大力发展对外文化贸易与投资。经验表明,文化产品“卖出去”比“送出去”效果更好。现在,世界主要国家普遍采用贸易和投资的方式,推动本国文化走出去。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通过市场和企业的手段,推动更多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要培育一批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鼓励国有文化企业以资本为纽带进行兼并重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跨国经营管理能力,加快培育一批能与西方跨国文化集团相比肩的文化企业航母。要支持更多有实力、有丰富贸易经验的民营企业从事文化贸易,在财政补贴、税费征收、金融支持等方面,与国有文化企业一视同仁,尽快形成以国有文化企业为主体、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参与文化出口的生动局面。要加大对外文化投资。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但文化类投资占比还很小。要鼓励文化企业创新投资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联合投资,扩大境外优质文化资产规模。要加强文化出口平台和渠道建设,通过“买船出海”、“借船出海”等方式,进一步拓展国际营销网络,完善海外网点布局,推动我文化产品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现在,国家在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要用足用好这些政策,并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及时研究出台新的政策措施,提高含金量和针对性,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有力政策支撑。

    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强大合力。要发挥学术团体、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的作用。引导各类学术团体加强与国际智库、国外学术机构的联系,鼓励代表国家水平的学术团体、艺术机构在相应国际组织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更好地推动中国学术、艺术走向世界。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承担人文交流项目,使经济走出去与文化走出去相得益彰。要发挥留学生、出境游客、华人华侨的作用。随着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到海外求学、旅游、定居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展示中国形象的“窗口”。要加强宣传教育,引导留学生和出境游客强化文明观念,提升道德素质,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践行者。5000万海外华人华侨与我们同根同源,要加强与他们的联系,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居住地的文化活动和公共事务,介绍祖国的发展变化,传播灿烂的中华文化。要发挥各类知华友华人士作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面向世界、高度国际化的工作,需要借助外力、借用外脑。要加大对国外政要、知名专家学者和工商界人士的公关力度,邀请更多外国知名记者、专栏作家和主持人来华采访,使更多有影响力的外国人士了解中华文化、传播中华文化。各国汉学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要加强与他们的沟通联系、做好服务,支持他们深入研究和传播中华文化,更好发挥他们在传播中华文化中的独特作用。

    积极创新文化走出去的方法手段。方式方法对头,就会事半功倍。要深入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接受心理,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使中华文化不但能“走出去”,而且能“走进去”。一要创新话语表达方式,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要积极推进本土化传播,用本土化的方式展现中国价值的内核,尽可能减少“文化折扣”现象。二要运用文艺作品形式,通过文学、美术、音乐、影视等文化样式,有血有肉地表现中华文化,收到春风化雨、点滴入土的效果。电影是生动的文化名片,要把更多优秀国产影片推介到海外市场,形成一批讲述中国梦、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铁盒里的大使”。三要借助新媒体力量,瞄准和利用最新技术,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注重传播的快捷精简,实现展示的多媒体化,使中华文化的传播更立体、更鲜活。要做大做强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络电视台、中国网等重点新闻网站,充分发挥主要商业网站的作用,在网络舆论场放大中国声音。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任重道远、前景光明。我们要锐意进取、奋发有为,不断拓展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血淋淋的真相,一篇震耳欲聋的醒世长文!中国人必读完!】

苦难而悲壮的中国

史客

2014-06-29

    你真的了解这个国家吗?

    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有太多拐弯抹角或阴阳怪气地丑化和矮化中国人的段子在日夜不停地流传,似乎“中国人有劣根性”“中国很差劲”已经成为了一种全民的普遍共识,这时常让我想起当年纳粹大搞丑化犹太人宣传时的情景。然而更讽刺的是,当年那些宣扬犹太人没有信仰、没有素质、没有道德、没有文化的段子印刷品,有很多就是从犹太人开设的印厂里被制作出来的。而今天,各种丑化中国人的段子或者谣言则是通过中国人自己开发的软件产品广传播的。有些人对污蔑中国人的舆论基调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件小事”,但对中国人的丑化和矮化宣传是一件“小事”吗?它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吗?种族歧视和种族屠杀究竟哪一个更为恶毒?带着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独自一人出发去了南京。

    其实过去我曾多次到过南京,但从来没有抱着今天这样的心境去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倾述。此刻我正站在珠江壹号顶层的大落地窗面前静静地看着这座城市里的灯火阑珊与和平安详,谁又能想到,就在几十年前这样的一个夜晚,这里曾发生过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极其惨痛的一幕。每每在翻开自1840年以来的所有历史时,我时常会感到浑身冰凉,夜不能寐,即便是在今天战火已经暂时远离的情况下,我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战争或许从未结束。南京,曾在以钢铁火药为载体的实体战争中沦陷,那么今天还我们是否会在一场全面丑化中国和对中国人进行种族歧视的文化战争中再度堕落?

    不久前某凰网某著名时评人又借助“大陆人在香港路边给女婴提尿”一事疯狂抹黑中国人的整体素质。她绝口不提女婴的母亲是使用了纸尿裤并装进塑料并提走的事实,也绝口不提女婴父母激动是因为一个“职业港闹”用手机拍摄女婴私处的事实,而是长篇大论地贬低和挖苦中国大陆人素质低和不文雅。而当她这种观点遭到网友的反问和责骂之后,她却推卸说这是“无心之过”。然而真的是无心之过吗?我不信。因为这已经是它们这群人第N次这样配合各大媒体一同对中国人发起种族歧视了。

    比如,当联合国在全世界旅游景点调查各国旅游人群素质的结果显示:“全世界各大旅游景区公认最讨厌的、素质最低的游客是美国人”时,同样也是这批媒体和媒体人就非常适时地借助一个不懂事的中国小孩在埃及石头上刻字而疯狂丑化中国人形象,发起“中国人旅游时丢脸丢到全世界”的舆论事件。再比如,当纽约乱穿马路成灾的视频被曝光的时候,又是这批媒体和媒体人发起了“中国式过马路”的舆论话题,用“乱闯马路是中国人劣根性”的工笔手法狠狠地种族歧视了中国人一番。当美国奥巴马就职典礼几个小时就留下了一百多吨垃圾这事被网友翻出来鄙视的时候,还是这批媒体和媒体人就等到国庆节有11万人彻夜冒雨等待观看升旗仪式仅仅留下了两车半废弃物的照片,成功发起了“中国的爱国者素质低”的话题……而每次他们精心泡制的这些种族歧视中国人的文章都会大行其道,得到微博大V转发、得到微信公共账号小编的放行,得到各大网站的推荐和热炒。

    这一波又一波专门种族歧视和丑化中国人的舆论攻势真的是巧合吗?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君曾见过《一个印度工程师所写: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那篇谣言帖子广为流传,并影响到微博微信里的亿万同胞吧?我不明白的是:一个十亿文盲的印度怎么有资格来嘲笑中国人不阅读?中国人每年购买图书的销量比过去几十年印度的总和还高啊。

    君曾见过《英国人眼中的中国》《中国人在德国吃饭被训斥》那篇谣言帖子广为流传,并影响到微博微信里的亿万同胞吧?我不明白的是:分明欧洲人人均资源消耗是中国人的N倍,一个欧洲中产阶级一年抛弃的垃圾,运到印度还可以养活400个人口。这样的一群人怎么资格来教训中国人浪费食物?

    君曾记得《中日夏令营的对比》,那篇谣言帖子广为流传,并影响到微博微信里的亿万同胞吧?在那个谣言故事里,日本小孩被美化成了堪比奥特曼的英雄少年,每天能背几十公斤急行军上百里(比特种部队还强两倍)。而中国小孩则被丑化成了懒、蠢、呆、傻、弱不禁风。但事实却是:日本地震,日本自卫队关闭营门拒不救灾,三年过去了重建率才3%,40多万人依然露宿街头。而中国汶川也好,雅安也好,震后中国解放军里面那些18、9岁的子弟兵不分昼夜地挥动工兵铲,开着工程机械去救灾,没有一个人退缩,而今天的汶川和雅安早已浴火重生。

    君曾记得《家长对比中美同龄女孩》那篇谣言帖子广为流传,并影响到微博微信里的亿万同胞吧?在那个谣言故事里,美国小孩被形容成了可以在原始森林独自生存的蜘蛛侠,可以在赌博机上赢钱的天才,对中国人满嘴赞美和懂事的天使,而中国女孩却被形容成了娇生惯养,好吃懒做的笨蛋。然而,人们似乎忘记了,与此同时美国电视台上的小孩,嘻嘻哈哈地探讨着怎样才能“杀光中国人,就不用还钱。”人们也忘了中国的孩子是世界上懂事最早的孩子,当英国孩子和美国孩子还在啃老的时候,很多中国孩子已经挑起家庭的重担了。

    君可知道通过搜索引擎查找“福利非常好,水费全免,电费非常便宜”的关键词,可以查到6460万个搜索结果。这些千篇一律的谣言文章地在互联网到处粘贴着“国外什么都好,人人友好,素质又高,风景又靓,政府又胆小,百姓又富强”……而这些谣言帖子都是采用的相同文字模板,只是换一下国家名字罢了,有阿富汗版、韩国版、马来西亚版、俄罗斯版、美国版、瑞士版、英国版、巴基斯坦版、毛里求斯版、甚至是苏丹版、老挝版等等…仿佛是个国家就比中国好,只有中国是地狱。

    然而就是这些彻底的谣言正在日益影响着我们的判断力,让我们开始对自己政府、体制、国家、民族甚至是文化和基因产生自我怀疑,进而开始自惭颜秽,卑躬屈膝,对西方人所说所讲言听计从,不敢怀疑,只顾反思。可是没有什么比盲目的反思更为有害,因为它会诱骗我们背弃自己的历史,背弃自己的文化,背弃自己的希望,背弃自己的民族,背弃自己的信仰,最终导致我们变成一个自暴自弃的民族。

    实际上我们不难看到,今天中国的媒体圈子和网站编辑圈子,对西方的夸赞和对中国的贬低也已然成为了一种媚俗的时尚。他们言民主必谈希腊,赞社会必提欧美。然而他们却不能解释一个问题,假如西方文明真的如此优秀的话,那为何西方文明屡屡在自相残杀中灭亡,而中华文明尽管总是遭到外敌入侵却从不灭亡且绵延至今?

    在世界史上,疆土辽阔的帝国有之。例如古罗马帝国曾横跨欧、亚、非三洲,它曾比中国版图更大。然而到了 1453年,庞大罗马帝国轰然倒塌,彻底消失,再无涅槃。

    在世界史上,更骁勇帝国军有之。例如亚历山大帝和他的帝国。亚历山大年仅20就率数万铁骑纵横欧亚非洲,底比斯、雅典、斯巴达、波斯和古印度等一干强大帝国纷纷碎落成泥。它曾比中国扩张更快。然而,这个看似无可匹敌的新帝国却是如此短命。公元前323年在亚历山大去世后的第二天,帝国崩溃,真灵溃散,永绝传承。

    在在世界史上,强如斯巴达者有之。斯巴达每一个男人生来就是战士,每一个女人活着就是为了生育战士。斯巴达婴儿出生必经长老检验,不合格立刻抛到荒山郊野喂狼。斯巴达字典没有“逃跑”和“投降”。强大的波斯帝国使者曾要求斯巴达臣服,而斯巴达国王却把他投入井中,激怒了波斯王。于是在温泉关大战3000对十万,斯巴达硬是顶住了波斯帝国如洪水般的铁骑,之后更一跃而且击败了曾经强大无比的雅典。它曾比中国更猛。然而就这样的一个帝国,只存在了不到400年……

    西方传统文化究竟哪里好了?

    纵观全世界所有文明,唯有中华文明从不灭亡,绵延至今。不是因为我们凶悍,也不是因为我们骁勇,更不是因为我们庞大,而是因为我们的性格中有一种东西,那就是不屈与坚强。中国的确辉煌强大过数千年,但中国也不是没有被入侵过,中国也不是没有被欺凌过,中国更不是没有被人看贬过,那么当这个民族处于危难和恐怖的绝境时,是什么拯救了我们免于毁亡呢?是坚强。我们为何坚强?是因为我们对中华这块共有的品牌爱得如此深沉,如此担待,如此肯定。因此: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声音总是会在这个民族身处最黑暗时候,如惊雷般炸响,惊醒和凝聚起千百万男儿为自己的家园和妻儿之安康而战。西方人笑道:“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被奉为经典,而中国人怒喝:“吾辈愿以粉身碎骨换取天下的太平安康。”

    早年有网友在论坛里这样问道:五胡乱华,五胡军队进入中原后吃人成风。羯族军队不带军粮,抢不到粮食就掳掠民女,夜间轮奸,白天宰杀烹食。慕容鲜卑攻占邺城后抢得五万少女,全数分配给部下,士兵们先奸后烹,一个冬天把这五万少女吃得一个不剩,尸骨在城外堆成山丘。

    金兵南侵,江淮缺粮致人相食,人肉贱过猪肉和大米。金军以老百姓为军粮,称人为“两脚羊”,老瘦男子叫“饶把火”,意即烧这种人肉要多加把火,姑娘叫“不羡羊”,意即味美超过羊肉,小孩叫做“和骨烂”,意即连肉带骨均可食。

    元末蒙国帝国官军缺粮,亦捕中原百姓为食,他们做人肉的方法丰富到可写三本烹饪书,并称人肉为“想肉”,意即味道鲜美,吃了还想吃。

    清军长驱南下,明朝养了无数个千日的武将们降了一地,只一介文臣史可法死守扬州七天七夜方告失守,清军屠城十天十夜,史称“扬州十日”,死难者逾八十万。而望清帜而降的总兵官李成栋亲率清兵攻入嘉定屠城,杀两万余人,女子容貌不佳者当场砍头,年轻貌美者均遭日昼街坊当众奸、淫,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三日后,嘉定浮尸满河,行舟无处下篙,血污堆过水面数分之高。

    呵,中国,你如何从这般苦难中涅磐脱难的?而今天我还想在这里追问:当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凭借船坚利炮一路进军时,当每每城破之日,英军不仅大肆奸淫掳掠,杀人无算。更将一些中国人剥去衣物之后用铁链锁在在暗无天日的船舱底部卖去海外做苦力时,当由于船上大多无任何医药设备,造成了骇人的死亡率时。当由1847年至1857年,共有63艘英国船只专们从事劳工奴隶买卖,共有两万多中国人在运至古巴的程中的死亡时,死亡率最多时竟高达百分之三十八以上时。当英国人的船队,成了中国人的“浮动地狱”时。

    当北京被日、俄、法、英、意、美、德、澳军占领时,当这个城市成了真正的地狱,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去啃食躺着的尸体时。当八国联军侮辱妇女,任意蹂躏。联军尝将其所获妇女,不分良曲老少,均驱诸裱褙胡同,使人监管,任联军等排队入内游玩,随意奸宿时。当连大学士倭仁的妻子已经九十岁,也被侵略军百般侮辱而死时。当在通州,当天就有数百妇女由于不堪这种奸淫凌辱,上吊自杀时。

    当日本侵华后,惨案更是多到无从统计时。当1894年日军制造的旅顺大屠杀,近2万名中国民众被杀害,当日本守备队和宪兵队士兵200人在辽宁抚顺平顶山村用6挺机枪集体屠杀村民3千余人时。当731部队开始用战俘和百姓做活人生化试验,像活人注射马血,将活人躯干烧焦或者冰冻之后再敲碎时……当江苏镇江被侵华日军攻陷,日军屠杀当地民众上万人,焚毁房舍16700余间,奸淫当地妇女近万人时。当日军在南京一个星期集中屠杀了几十万战俘和平民,到六星期后屠杀才完全停止,更有数万妇女遭到了奸杀时。当日本对重庆进行不分军事区和民居区的狂轰滥炸,遇难者无法统计时。当即便是在海外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日本也有计划地屠杀当地华人华侨,用铁链将华人串起来驱入海中活活淹死时。

    当1951年,新中国刚建立不久时,当整个中国还处在连绵百年战火后的废墟时,又有一支军队,像侵华之前的日军一样选择了攻入了朝鲜半岛,再次把尖刀再次抵住了中国人的咽喉时。当这支来自美国的不对用当时最现代化坦克、火炮、轰炸机、燃烧弹以及航母机群,以泰山压顶的态势扑面而来时。当面对美军这些强大的装备,而我们的军人却武器落后且装备不全,由于缺乏补给能力时。当他们遭到了十七国联军用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群发起的饱和式攻击,铺天盖地的火焰和爆炸经常炸得连阵地里的氧气都几近耗光时,当所以他们在烈焰中化为了灰飞,当他们因为棉被和粮食补给线被美国人追着炸烂焚毁而冻成冰雕或者饿死在阵地上时。当他们深知自己已经退无可退,当他们带着誓死保护在自己身后那片土地上历经了百年血海后才刚刚过上几天安稳日子的父老妻儿的信念,而选择粉身碎骨,且还不知道是否能守护得住时。

    呵,中国,你如何从这般悲怆中挣扎起身的?

    何以?其实答案就像有人问我说:“为何在全世界的文明都纷纷在强大的逆境面前崩溃和灭亡的时候,中国却得以幸存和复兴?”时,我对他的回答那样。——“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性格里的那份特有的不屈和坚强。”君请鉴:

    元军铁骑攻破长沙,蛮族刀斧不停,血眼如铃,形如恶魔,可就连岳麓书院内的书生们却都选择以赤手空拳相抗,数百人全数战死,无一降逃。

    清军入关,边陲县守军逃跑,城内百姓却誓死抵抗。清将隔墙高呼:“你们的官兵都跑了,你们为何还要替朝廷卖命?”,而县内自发的百姓守军回答:“我们不是为了朝廷,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妻儿。”遂酣战一月,城破之日,城中男儿全部战死,城中妇女三尺白凌。

    英军北上,在八里桥与僧格林沁的部队遭遇,中国军队用人肉和刀剑冲击西方的火炮和火枪,英军记载称:“中国军队似不畏死,前仆后继,后者身上还沾着前面已经被开花炮弹炸碎的肉沫。”激战昼夜之后,中国精锐男儿悉数战死,指挥战死、总兵战死,亦无人脱逃。当他们战死城破之后,城中妇孺惨遭凌辱屠戮。

    甲午海战,在中方火力射程均不及日军,战舰伤痕累累的情况下,邓世昌下令致远号全速撞击日舰。——“吾辈愿以粉身碎骨,许天下国泰民安。”致远号上的男儿虽死都没能撞到日舰分毫,但他们的不屈却引领着这个民族长达百年的抗争。

    日本占领朝鲜并以此为据发动了侵华战争,后又从上海登陆,两面夹击。铁甲洪流长驱直入,所到之处奸淫妇孺,活剥人皮,剖腹取婴,无恶不作。淞沪抗战爆发后,奉命轰炸上海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少尉飞行员阎海文,在完成了轰炸任务后不幸被敌人的高炮击中,被迫跳伞降落,却落在敌人阵地上,被数千人包围。敌人用日语喊话叫他投降,而他却掏出手枪连毙日军数人,高呼:“中国无被俘空军!”后,用最后一颗子弹自尽而亡。

    在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再一次被美国占领,饿狼又一次匍匐在了我们的枕边。美国人用飞机、大炮、坦克、机枪、燃烧弹、汽油弹、甚至是毒气弹一遍又一遍地血洗阵地。在那片土地上似乎一度连苍蝇都已经死绝。然而每当炮火过后,中国军人却总是能从地地下、河沟里、树桩旁爬出来,他们衣衫褴褛,瘦得皮包骨头,却怒吼着向美国人的钢铁部队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他们用有限的子弹,用菜刀,甚至是牙齿反击,他们一个又一个地直接钻进美国人的坦克地盘下面点燃炸药包或手榴弹,炸断履带,以此阻止美国军队北上的步伐。不管是共和国最高首脑的儿子,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又或是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平均经历过百场战役而不死的精英老兵,都在那个战场上,悉数陨落。但他们也成功地击溃了美国北上的决心,寸土未让。

    冷战结束后,美国全球削藩,经济制裁,昔日曾经辉煌过的伊拉克,伊朗,甚至南联盟等国家和地区纷纷投降认输,百业凋敝,最后沦为美军的屠宰场,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化为堆砌路边的腐烂尸体,妇女沦为北欧廉价妓女。然而中国却没有倒下,因为当美国人试图用运输非法化学武器的借口对付中国的时候,银河号商船上的中国人虽然被截留茫茫大海补给中断,虽然接近40°的高温已经把钢铁巨轮烤得像一个熔炉,然而在被困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们生生没有接受美国人的一滴水,一粒粮。因为他们决绝在那份莫须有的调查书上签字。

    1999年中国大使馆被轰炸以后,美国步步紧逼,当时美国的侦察机就像逛自己的后花园一样没事就在中国的领空盘旋拍照、侦查,而这简直就是要拿下中国战略核潜艇前出大洋的基地,而这却是共和国的底牌。底牌如果被掀翻,一切的忍耐都将失去意义。因此当时负责驱逐美国侦察机任务的飞行员王伟在警告对方离开中国领空无效之后,选择了用自己的飞机去撞机对方,诀别了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化作守卫祖国蓝天的一律忠魂。

    九八大洪水,中国军民一心誓守河堤,只为城中数十万百姓能有更多的时间转移。河坝垮塌时,一些军民的遗体致死都还紧紧地保持着胳膊扣在一起的姿势,任凭怎样都无法将他们分开。云南泥石流,有军人抓住钢索以身体做桥板让孩子们撤离,汶川大地震,有老师抗断墙身殉学子。雅安地震,有村干部彻夜救人,昏倒墟边……

    这些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绵延千年而不亡的原因,而这些人就是这个民族千百年来不断闪耀出来的耀眼群星。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中国这个词语中所包含的坚强与不屈,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个民族文化中最为坚韧和优秀的部分。史可法说:“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慷慨就义,尸骨无存,家人只好将其衣帽埋在城外作衣冠冢,迄今尚在。

    纵观人类文明,人性的确多有自私的一面。美国人可以在电影里演绎泰坦尼克号男人让女人先走的故事,但掩盖不了泰坦尼克号上富人的狗都有权力上救生艇,而穷人和妇女儿童却只能随着巨轮沉没的事实。西方人说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可以说得理直气壮。因为人性本是自私,所以他们疯狂掠夺和挥霍浪费,欧美至今人均资源消耗仍是中国人N倍。可中国人却说:“吾辈愿以身死而许以天下国泰民安。”文明优劣高下,一目了然。

    如果因为我们承认人性多是自私龌蹉的一面,于是我们就像西方文明那样听之任之的话,那么一切都将毫无意义。如果人生来就只是为了多吃多占然后等死,那么人类文明就会形同走肉。然而正是有这么一些人,偏偏能为天下安康,能为妻儿父老,能为子孙后代的福祉而牺牲自己,所以人类文明的一切才显得如此具有意义。而因为有这片土地上优秀文化的滋养,这种人自古以来都盛产在我们这个民族,因此从人类文明层面上来讲,只有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才有意义,只有中华文明才最为璀璨生辉。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知身死而无悔,明知苦难而逆袭!所以每一次的山河沦落,都会有人继之卧薪尝胆,誓死抗击,每一次的灾难来袭,不仅不会把我们淹没,反而会锤炼出一个又一个至死不渝的天之骄子。

    诚然,我们有如此之多的人口,我们当中的确会出现一些素质低,品性差,人格低的垃圾和败类。但和炼钢的道理一样,中华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炼钢炉,无论有多少垃圾败类,无论有多少叛臣国贼,多少贪官污吏,多少鸡鸣狗盗之徒,都会在它这烧得通红的炉火面前被淬炼,其中的杂质会被挤出,而其中的铁质就会煅造成为精钢。因此败类绝对代表不了中国,因此请不要把少数人的不端视作这个民族的污点。当然英雄也并不能代表这个民族,我们当中更多的人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可是毕竟英雄总是会在我们这个民族中诞生,因此我们可以为他们是我们中的一员而感到骄傲。

只有我们这样的民族,会有人写下: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
只有我们这样的民族,会有人写下: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只有我们这样的民族,会有人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只有我们这样的民族,会有人写下: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只有我们这样的民族,会有人写下: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只有我们这样的民族,会有人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只有我们这样的民族,会有人写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只有我们这样的民族,会有人写下: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只有我们这样的民族,会有人写下: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在如此恢弘的家国情怀面前,其他的一切都渺若尘埃。因此,你怎可能感受不到中国人性格中的那份炽热,你怎能不被他们的热情感染,而你又怎能不却捍卫这份荣耀。中国人,尤其是今天的互联网人,我真的很想和你们谈谈这些,因为可能连你们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这种中国人特有的不屈与坚强的基因和中华民族真正的性格其实已经在你们的身上复活。

    记得当年大家是怎样地唾弃说“TX只会抄袭,创新完全不如MSN和ICQ。”可是我相信这种说法每一个TX人都不会同意,只有你们自己才知道TX在发展和崛起的过程中付出了多少辛劳与汗水、智慧与结晶,那些凝聚满了你们心血的一个又一个成功产品绝非简简单单的山寨那么简单。可是,即便你们已经那么努力了,当初依然有很大一个圈子坚持不用使用QQ,非要使用MSN,就是为了凸显自己是只使用“洋产品”的高端品位”。你看,当你们今天作为如此有影响力的网络信息传播平台时,当你们在丑化中国的文化冷战中麻木不仁或推波助澜的时候,中国这块品牌被污染了,而中国这块品牌被丑化之后,你也一样受到矮化和丑化。

    我至今依然记得当初行入行的时候,整个社会是多么疯狂的追捧雅虎网。当时雅虎的一场发布会,整个场地都发出震耳欲聋的YAHOO~!社会上流传一句话,说一等人只看雅虎,二等人才看新浪。他们都说只有西方的新闻网站是最好的,最快的,最强的,最真的,而中国的新浪呀搜狐呀都是垃圾。可事实却是,短短几年时间多少老外的新闻网站到中国来了又走不断倒闭,反而是新浪一枝独秀,不断做大做强,如今已成为了互联网新闻不可替代的权威标签。这背后你们为了击败那些外国竞争者,付出了多少智慧与心血,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你们又承受了多少本不应该承受的歧视?难道你们都忘了吗?如果中国这块品牌继续这样被丑化,难保下一个十年人们还是继续盲崇洋人,看贬你们。

    我至今依稀记得当初北上广的年轻人是多么的盲目崇拜洋google,并号称自己打死也不用烂百度。我至今依稀记得当初身边的人是多么地排斥淘宝,他们说中国人做的网购和支付系统肯定不安全,谁敢去买啊!我至今依稀记得当初360搞免费杀毒的时候,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说系统安全很重要不能随便装查杀软件,只能装卡巴斯基、偌顿那种外国的软件,国产的360装不得啊……

    然而时过境迁又如何?你们不是已经用事实证明了你们比西方人更强更聪明更勤奋吗?你们不是已经证明了自己所处的这土地、这文化、这体制让你们可以充分发挥自由生长吗?你们不是已经把那些曾经看似冷高大上的外国互联网公司都一个个击败了吗?这就是“粪土当年万户侯”啊!这就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啊!你们应该感到豪迈才对啊,少年!——你们不是历史的旁观者,你们就是历史的缔造者。

    也许今天你可以说,互联网根目录服务器我们还没有,在操作系统领域我们还不行,计算机语言核心的领域我们还差得远,但你们可以既然在一个方面击败西方证明自己,就可以在其他方面依然击败西方证明自己。

    我的确曾多次质疑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的媒体操守,但我也曾多次因为力挺TXQQ、新浪网、淘宝、百度以后来的360,与人争辩到面红耳赤。每当有人说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不创新、不先进、不如西方高大上的时候,我都会站出来和他们辩论,用事实告诉他们,中国的互联网人很强,一点也不比西方差……虽然这些事原本是应该你们自己的公关经理去干的,但我仅仅是出于对同胞的热爱和对事实的尊重替你们争辩。请问我这样的人,何罪之有?每每我站出来为中国和中国人正名,谈起中国这几十年的进步时,总有一群人跳出来指着我的鼻子漫骂,说我是“政府的走狗”。我就奇怪了,难道中国的进步只和政府有关系吗?难道中国的进步不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努力的结果吗?中国之所以有今天除了政府之外,功劳难道不属于那些舍身救灾的解放军?难道不属于那些日夜奋战在工地的工程师和施工队员?难道不属于那些深夜还在写字楼家加班的程序员和产品经理?难道不属于那些彻夜执勤的警察蜀黍?难道不属于那些辛苦耕种的农民伯伯?难道不属于那些彻夜苦读的学子?难道不属于那些聪明能干的商人,那些勤勤恳恳的蓝白领,那些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因此我讲述中国的进步,又怎是在夸奖政府呢?难道不是在夸奖你们和认可你们的付出吗?中国是什么?中国是我们共有的品牌,中国是一个由我们所有人的行为共同组合起来的巨大整体,我们怎样中国就怎样啊。

    然而我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假如你们这些真正掌握了年轻人眼球的互联网人不去传递真相,而是继续盲从西方,继续盲目反思,继续做贬“中国”这块品牌的话,那么你们首先对不起的就是你们的企业和你们自己。如果你们自己不懂得珍惜自己的国家品牌和民族形象,那么你们的品牌将永远无法真正战立在这个世界的巅峰。

    新浪的互联网人,当你们的产品和新闻成为信息时代的标杆时,你可以批判政府可以揭露阴暗,但你不可以力推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因为这也在侮辱你们自己,你是中国的一部分。

    TX的互联网人,当你们的微信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时候,你应该管理好你的朋友圈,让种族歧视中国人的信息毒品消失,因为它也将危害到TX的品牌,因为你是中国的一部分。

    阿里的互联网人,当你们的阿里巴巴连接全球贸易的时候,淘宝改变人们生活的时候,你应该建立“国产”二次的信心,因为你也是国产的,没有中国制造的崛起就不会有你阿里巴巴的崛起,你是中国的一部分。

    百度的互联网人,当你们掌握了信息入口,掌握了搜索结果,掌握词条定义权之后,请记住不要再像现在这样把中国的历史人物都定义为有争议的,而把西方的历史人物和政治人物都美化成伟光正、高大上的白莲花。如果我们长期这样诋毁自身,褒扬外族的话,你自己的品牌也会受到影响,因为你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对新闻事实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和态度。不能美国人做了一个巨大的巧克力,你说那是有创意。中国人做了一个大月饼,你说这是浪费食物的劣根性。不能美国孩子在公交车上不说话你说是守规矩,嘻哈打闹时你又说是很活泼。而中国孩子在公交车上不说话你说是书呆子,嘻哈打闹时你又说是没教养。不能有人驾车闯白宫被击毙,你说恐怖份子真该死。而有人拿着汽油弹驾车闯长安被击毙,你又说都是政府逼的!你们最起码不能在甲午年和公祭日在微信公共账号和朋友圈上大肆放行传播几亿次那篇所谓“南京大屠杀不怪鬼子太残忍,只怪中国人太聪明”的侮辱性诋毁文章。什么叫中国人懦弱?什么叫中国人不团结?什么叫中国人太“聪明”?你知道机枪和赤手空拳的区别吗?假如按照你们的理论,那么林肯纵容部下强奸南方降城数万妇女,全都只怪南方的美国人不团结?南方的美国人懦弱?南方的美国人太“聪明”?那么当希特勒一个集中营几十个纳粹就能屠杀几万犹太人,全都只怪犹太人基因和文化奴性与卑劣?只怪犹太人太“聪明”?就算你不仇恨日本人,但你为何要如此这般地去诋毁和丑化那些罹难的同胞和你的先人啊?

    还有太多太多的话,我不已经几度哽咽不能再言了,我只想问为何这些专门丑化和污蔑中国人和中国同胞的东西,会得到各种网络产品和网站以及社区编辑们的热推??你们这是在播种思想鸦片、荼毒同胞、自我作贱,你们知道吗?你们羞辱中国和中国近代史,就是羞辱生你养你的父辈和祖辈啊,而你们正是他们的后代,难道你们忘了吗?!如果你们认为丑化中国人能带来点击率,所以就听之任之的话,那么你们怎样的行为和当年那些印刷丑化犹太人小册子的犹太奸商有何区别?要知道,自作孽不可活,最后当侩子手举起屠刀的时候,那些印刷者也一样被炼成了肥皂。

    当我脑海里浮现出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正静静地站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门口的那一尊塑像旁一动不动。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空气中弥漫着绿叶吐芽的气息,眼前祥和安宁的一切似乎都与这个衣衫褴褛的母亲无力绝望地抱着自己已被捅死的孩子的绝望雕塑格格不入。微风吹动着我的衣摆,我能感觉到布片像细腻的波浪一样地贴在我身上颤动,似乎正向我传递着那并不遥远历史中的那些悲怆和踉跄。

    我亲爱的互联网从业朋友们,当你们走过这些沧桑历史并且回顾你们自身的奋斗历程时,你们难道没有一种与这个国家民族命运和血脉如此相似相连的感悟吗?当你们奋起直追,并最终证明了自己,当你们用智慧和汗水彻底击退YAHOO、ICQ、MSN、EBAY、AMAZON、GOOGLE、时,你们心中难道不会升腾起一种难以表述的自豪感和成就感?

    你们是优秀的中国人,因此你们不仅能战胜这些外国互联网公司,将来你们还能有机会去战胜微软、甲骨文那样的核心技术公司,甚至终有一天你们还能战胜全世界。因此你们不仅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我们承认自己曾经落后,但落后可以超越,贫穷可以逆袭,面对逆境我们或自甘堕落、自卑自贱,或奋起直追、一路朝阳。你们应该知道当这个民族在因工业体系的落后而挨打时,也曾有人在同样的心境下发出过这样的呐喊。他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说:“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是何等的无畏和自信,这又是何等的慷慨激昂和乐观向上。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基因里最强大最柔韧最坚强的精华。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我们如果忘记这个民族的不屈与付出,那就是对自己未来的背叛和自弃。因此,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亲爱的,掌管着微博、微信、热门网站社区推荐权的编辑们、互联网大牛们、图书以及文化产品销售包装推手们,当你熟知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当你看过了这个民族的涅槃,那么当中国被朋友圈和微博里的虚假段子丑化和污蔑时,你当如何选择?你是继续推波助澜,还是捍卫“中国”,这个我们共同的品牌?

    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亲爱的掌管着微博、微信、热门网站社区的编辑们、互联网大牛们、图书以及文化产品销售包装推手们,当你读过了这个民族的苦难与辉煌之后,你又怎舍得污蔑这个民族的同胞,您又怎舍得咒骂自己的家园?

    突然没有来由地想起了北洋水师,当日本舰队因为爱国而受到全社会上下一心的大力支持时,北洋水师却被视为“五毛”“大清走狗”而被社会视为“怪胎”。其结果就是导致日本的舰队有一大批科学家和日本民族工业不断为日本舰队提供更强的火药,更好的炮膛,更先进的锅炉。而北洋水师则只能形单影只地孤独前行,背后没有支持和支撑他们的科学家和工业体系。所以当甲午海战开始后,当日本的炮弹铺天盖地地打到中国的舰船上燃起无法扑灭的冲天大火,把天朝的男儿烧得皮开肉绽时,北洋水师的舰队却只能地操作着难度极大的“贴水线”打法,向着日舰不断地发射着一枚又一枚根本就不会爆炸的炮弹,直至舰沉人亡。

    我不知道当他们孤独绝望且悲怆而执拗地发射着那一枚又一枚“哑弹”,当他们驾船试图撞击日舰却发现自己的航速根本追不上日舰的时候的心境会否和我们今天的这些所谓“爱国者”一样。那些种族歧视中国,污蔑中国人的大V名人永远都会得到网站小编各种手段繁多的加粉、加热、推荐、置顶,而我们这些热爱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人背后则什么都没有,只能依靠自己的文字试图点起星星之火,却还要遭受各种谣诼和侮辱。我们一己之力又是何其的孤单和力薄。若你们这些互联网内容的控制者和掌握者不能从心底认同和热爱自己的民族和文化,那在思想领域上重现一场彻底打断中国人自信和脊梁的“网京大屠杀”已是近在咫尺。

    因此我今天在这里写下这些话,只愿唤醒你们心底那份对这片土地和同胞的挚爱。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理应做到独立思考,而不是对那些故意矮化和丑化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或中国同胞的西方宣传攻势言听计从。因为当中华文明因铺天盖地的舆论丑化和污蔑而陨熄时,我们的家园和妻儿会再堕地狱。

    我的中国,我愿你不断走向富强。我的同胞,我愿你心中充满自信。

 

 

 

 

 

发件人:PKAP<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收件人:↓还有26个联系人保存所有收件人 时 间:2014年06月30日 22:01 (星期一)附 件:3个 (彭培根院士谈老子对世界的影响力. ) 查看附件

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诺贝尔奖得主巴黎宣言

《坎培拉时报》(Canberra Times) 帕特里克•曼汉姆

1988 01 24

   诺贝尔奖获得者建议:“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是上周(1988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主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参会者经过四天的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之一。

  在密特朗总统参加的最後一天的会议上,七十五名参会者(包括五十二名科学家)宣布了十六个结论,涉及爱滋病、保护环境、人的权利等各方面的问题。

  诺贝尔奖获得者们显然是崇尚知识的。他们的第六个结论是:「许多国家存在的政治权利和知识界之间的鸿沟应当缩小」。第七个结论是:「教育应当在所有国民预算中享有绝对的优先」。第十二个结论是:「应当鼓励促进医学进步的分子生物学」。

  会议纪要是保密的。但是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起了很大的作用。

  伦敦圣巴托罗缪医院的约翰•文博士(英国,一九八二年医学奖获得者)在会上发言,指责在制药研究中趋利行为所产生的局限;大会的第十一个结论是,各地的制药业应当在爱滋病的研究中携手合作。

  文博士是这个问题的专家。此外,莫里斯.威尔金斯博士(英国,一九六二年生理学奖获得者)和约翰•波拉尼(加拿大,一九八六年化学奖获得者)的发言谈到了裁军问题。

  在结论中,提到裁军的文字只有:它可以让资金更多地用於「经济和社会发展」。 这个有点老一套的声明可能源自亨利.季辛吉博士(美国,一九七三年和平奖获得者)的影响。季辛吉最近公开表示,欧洲如果在无核化中再走一步,就会意味著苏联的不战而胜。

  在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最精彩的是汉内斯.阿尔文博士(瑞典,一九七0年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发言。他在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中的辉煌生涯将近结束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阿尔文博士一直致力於空间研究,他的工作无意中成为「星战计画」的序曲。他觉得,各国的国防部应当改名为「大批杀伤平民部」。

  在阿尔文博士之前发言的是剑桥大学的布赖恩.约瑟夫森博士(英国,一九七三年物理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森博士说,他一直在推动他的讨论组考虑诸如「按手礼」之类非科学现象的能力。他说,物理学家们仍然不愿意接受他这方面观点。

  最後,诺贝尔奖获得者们约定,在两年以後再次聚会,也许还是由「埃利•维瑟尔人道基金会」赞助。维瑟尔先生(美国,一九八六年和平奖获得者)用他自己的一些诺贝尔奖金设立了基金会。如今,他的基金会已经成为一个诺贝尔基金会。

  注:《坎培拉时报》是澳大利亚首都坎培拉最大的报纸。

    本文是大陆图书馆学者顾犇先生趁著到澳洲时,查阅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的《坎培拉时报》(Canberra Times) ,找到「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段文字的原始出处。  

    附录:

诺贝尔奖得主推崇孔子

——悬案十五年终揭晓

胡祖尧

  十多年来,在中国的专家学者中流传着一句话:人类要在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从孔子那里汲取智慧。据说这是年前一些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巴黎宣言”中的一句话。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我国有不少专家和学者在书刊或报告中对此加以引用。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这句话纯属凭空捏造,是一个虚构的神话。由于长时间无证可查,这一说法竟成悬案。

  为确认此事,包括笔者在内的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在国内外进行了大量访查,并最终在澳大利亚得到了证实。

  1988年1月2日,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时报》发表了一篇发自巴黎、题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的智慧》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帕特里克•曼海姆。该文称,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一批国际著名学者和诺贝尔奖得主探讨了21世纪科学的发展与人类面临的问题。在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演说。他是1970年获得诺贝尔物埋学奖的瑞典科学家,他在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的辉煌生涯即将结束的时候,得出了如下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文章说,这次会议的与会者有75人,其中有52名科学家。在为期四天的会议中,与会者讨论了艾滋病、保护环境、人权等问题。法国总统密特朗参加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会议得出了16个结论,其中结论之一就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些科学家显然是崇尚知识的,他们的结论还包括“许多国家存在的政治权利和知识界之间的鸿沟应当缩小”,“教育应当在所有的国预算中享有绝对的优先”,“应当鼓励促进医学进步的分子生物学”,“裁军可以让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等。

  由于会议是保密的,会议纪要也没有公开发表,因此没有更多的资料被公开出来,但是1997年4月10日的美国《纽约书评》双周刊上引用了这句话。中国国家图书馆图书采选编目部副主任顾犇研究员经过了多年的调查之后,确认了这次会议的存在,并且在访问澳大利亚时,经过多方联系找到了《堪培拉时报》年前的原文。

  他表示,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大会上谈论孔子的事情确实是有的,而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原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负责人、资深学者骆承烈教授也认为这件事情有充分的资料信息,并非虚构,而应当是确凿无疑的。

  弄清一则新闻的真相固然重要,但是在悬案终于揭晓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诺贝尔奖得主说的这句话的深刻内涵有所理解。人类已经进人21世纪了,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需要从孔子的智慧中汲取什么样的精华,怎样古为今用,这恐怕更有意义。

   (《国际先驱导报》2003年1月17日(第32期)第3版)

 

 




民族自信

中华文化复兴改变世界格局

慕朵生

2014-06-27

    无论如何,中华文化的没落,都导致一系列恶果,不仅使中国文化荒芜化、粗鄙化严重,而且使中国信仰淆乱、价值混乱、精神紊乱、社会散乱,以至于国人从怀疑鬼神到批判圣贤,从颠覆道德到罔顾法律,从挑战人伦到蔑视生命,名教覆亡,纲常沦陷,伦理失范,风俗丕变,贪官污吏有之,奸商恶霸有之,围观伤溺者有之,以子弑父者有之,兄杀妹有之,女杀父有之,儿弃母有之,人将不人,国将不国——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庆幸的是,中国大陆虽然“斯文扫地”,但一批“抱守遗经”的中国学者却在港台及海外顽强传承和弘扬儒学,使中华文化得以薪火相传。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位海外现代新儒家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反映了中华文化力图走向世界与各大宗教文化平等对话的努力和雄心。同时,就在大陆“文革”如火如荼的时候,台湾则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培养了大批熟稔中华文化并主张两岸统一的儒家学者。

    更重要的是,20世纪后半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等“儒家文化圈”内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再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勃勃生机与巨大潜力,同时也打破了马克斯·韦伯只有“新教”才能引发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的“咒语”。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也进入改革开放阶段,思想日趋活跃,海外新儒家的著作不仅得以引进大陆,而且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出现了中华文化“礼失求诸野”和由海外“反哺大陆”的现象。

    更令人意外的是,上世纪末以来,中国大陆掀起一股令人振奋的中华文化热潮。比如,高校普遍开设“国学”课程并争先恐后设立儒学院。电视台上诸如“百家讲坛”式的儒学讲座不胜枚举。民间汉服热、古礼热、书院热、读经热、论语热、祭孔热遍地开花,此起彼伏。思想界则出现一股强劲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有人称儒学已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形成“左中右”三足鼎立的学术格局。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官方也一改批判者的姿态,摇身变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越来越强调中华文化的正面价值。特别是,习近平主席不仅亲自视察曲阜,而且多次强调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他还强调:“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以上这些,都被视为中国大陆尝试回归中华道统的集中体现。

    种种迹象表明,中华文化在经历百年沉沦之后,正在开始大踏步走向复苏,其深刻动因是:其一,按照现代新儒家钱穆观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是立足人性、人情、人本,面向生命、生存、生活展开的学问,是人所必有之心和必由之路。因此,具有中华文化遗传基因的中国人天然就是儒家,只要环境稍微宽松起来,人们心灵深处的文化基因自然会被激活和复苏。

    其二,按照马克斯·韦伯观点,现代社会裹挟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以及理性化和世俗化一路狂奔,必然会逐渐吞没优美而又神圣的传统信仰,使人们的精神生命因“祛魅”(去神圣化)而变得支离破碎、枯燥无味、惶恐不安,并最终激起人们的“复魅”(再神圣化)渴望,亦即重回传统信仰、重构精神家园的诉求——中华文化正是诊治中国“现代文明病”尤其是人性不断“异化”等问题的良方。

    其三,按照由法国艺术家保罗·高更所提出而被全球思想界广泛认可的观点,人们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终极性的追问,即“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到哪里去?”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华文化成为中国人与“他者”进行辨异,进而实现包括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在内的“自我”认同的重要资源。

    其四,按照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一些落后国家在走向发展振兴的过程中,前期常以“西方化”促进自身的现代化,后期则常以因经济成就而找到民族自信,进而“摈弃西方文化”并“伸张自身文化”。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崛起态势明显,中国人已经走出“事事不如人”的历史阴影,重拾中华文化自信是大势所趋。

    其五,两岸政治内耗稍息,但文化竞争愈烈。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不仅亲自参加祭孔大典,而且提出台湾要做“中华文化领航者”的倡议。大陆绝不会也不应将此道德优越感拱手相让。而两岸共同致力于复兴中华文化,无疑有助于打造一个具有双方最大共识的“文化中国”,进而推动两岸朝着国家统一的方向迈进。

    此外,当今人类文明发展呈现出两大态势:其一,世界各国都想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的优势,打上自己的烙印,因此以文化和价值观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日趋激烈;其二,全球软实力竞争格局是西方文化一枝独秀,原因是历史上西方文化借助暴力殖民和海外移民取得先发优势,结果是造成全球语言、文化、价值观多样性的消失,使全球文化出现单一化、同质化趋势,进而导致人类文明“百花园”的枯萎与凋零——“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详见《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软实力之争》)

    面对愈演愈烈的文化竞争态势和“西强我弱”的文化竞争格局,中华文化要么坐以待毙被西方文化侵蚀与同化,要么奋发图强实现文化自信和自觉,一方面是使中华文化再度成中国的主体性文化,一方面推动中华文化大踏步走向世界,参与多元文化交锋、交流、交融,既吸收其他文化有益资源,又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自己独特的思想资源。

    事实上,早在1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全球伦理宣言》就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确定为人类伦理的“黄金原则”。宣言主要起草者汉斯·昆指出,儒教这一原则及其仁爱精神,超越其他各宗教文化的分歧,对人类文明有普遍意义。未来,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思维模式、仁者爱人的普世价值、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天下一家的大同理想,等等,都将成为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精神财富。正如1988年7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巴黎集会时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习近平主席指出,“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民族特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虽未必以中华文化的复兴为基本前提,但必会将之贯穿于全过程,并以之为最高标志和最终归宿。

    但是,中华文化复兴虽然前景光明,但亦面临诸多掣肘和挑战。比如,如何打破百余年来形成的“反传统的传统”,如何走出国人尤其是知识界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特别是如何推动马克思和孔夫子由过去的“水火不容”转变成今后的“握手言和”。这些重大文化命题,都不是一蹴而就可以解决的。正如现代新儒家唐君毅所言:文化就像一个花瓶,打碎花瓶要比陶铸花瓶容易得多,而一旦打碎,若想将花瓶重新拼接起来,则会困难得多。

    然而,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华文化乃天命所归,必将在迎接种种困难和挑战的过程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早在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中国之中国”(上世史)、“亚洲之中国”(中世史)、“世界之中国”(近世史)。按照中华文化之传播和影响分,“中国之中国”对应中华文化形塑“文化中国”;“亚洲之中国”塑造东亚“儒家文化圈”,而未来“世界之中国”,亦即中华文化传播并影响全世界,与其他文化交流互鉴、彼此融合、和谐共生,从而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地改变世界文明的格局。

 

 

 

 

为什么中国没有文化崛起?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

2014-06-20

   【导读】文化创造和政府分权、文化开放、文化人独立这三个非经济因素更为相关。三个因素中存在其中一个,可以决定文化创造的出现。分权和开放导致文化的崛起,这是中国历史的经验。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就是文化人的独立人格。如果人格是独立的,没有什么因素,包括专制和贫穷,可以阻止文化的创造。俄国是典型的例子。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人均国民所得仍然很低,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中国已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有没有文化上的崛起?显然没有。中国崛起了,经济生活富裕起来了,但既没有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也没有使得本国的老百姓更幸福。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很生气。不过,这种现象实际上很容易理解。人们必须提问,除了经济实力之外,中国还能提供什么呢?能够提供给老百姓一种道德生活吗?能够提供给国际社会一种可供选择的文化或者价值吗?

    答案是显然的。从内部说,经济上的崛起已经导致了全社会的道德危机。尽管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旧道德体系的解体,新道德体系又是怎样的呢?没有道德体系,社会难以生存。从外部来说,缺乏一种吸引人的文化和其所体现的价值体系,经济崛起往往被视为是非常可怕的事或一种威胁。中国也意识到了这点,因此也努力向外推销自己的文化。没有新的思想和价值,只好求助于孔子,办孔子学院;而孔子学院又被简化成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无论是办孔子学院的人还是从事其它媒体传播的人都不知道,他们要传播什么样的文化和价值。

    王赓武先生把今天中国的崛起称为第四次崛起。历史上,中国至少曾有三次被公认为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因此人们也把中国的再次崛起称为“复兴”。既然中国崛起过,人们可以从崛起的历史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诸如国家是如何崛起的?又是如何衰落的?

     根据王先生的看法,第一次崛起是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即从秦朝统一中国到汉朝。在汉朝,中国的影响力到了朝鲜半岛和东南亚部分地区。汉朝周边的很多国家进口汉朝的商品和技术,主要是丝绸、纸张、陶瓷以及陆军和海军技术。在这个阶段,中国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经济和文化。

    汉之后的400多年里,中国四分五裂为几个动荡不安的小国。但7世纪唐朝的建立宣布了中国的第二次崛起。唐朝的影响力传播到了日本和东亚其它地区,维持了近300年,这时的中国完全不同于汉朝。唐朝的强大和其外在影响得益于其高度的开放。唐朝不仅文化上开放,政治上也开放,被西方学者称为“开放的帝国”。佛教的传播和北方游牧部落在中原定居,这两种影响的强大混合力塑造出了一个新的国家,显示出其高度的世界性。高度开放也迎来了一个贸易和工业不断增长的时代。来自遥远国度的商人和旅行者带来的新东西,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而且对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由此造就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全盛时期。

    1368年,明朝建立,中国由此实现了第三次崛起,持续了约400年。这期间,儒家思想重新被确立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这与前两次相比要逊色得多,因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开始变得十分保守。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国家江河日下。尽管明朝加强防御,仍不断遭到来自周边的侵袭,并最终被满族人所征服。虽然建国之初的清朝非常强大,而且更具侵略性,但在此之后的统治中却更多地延续了明朝的保守和闭关锁国政策,最终衰落下去。1840年,强大的英国进攻中国时,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已没有还手之力了。

缺乏创新气魄的崛起

    今天中国的崛起,至少到目前为止,并不像汉唐,而更像明(清)朝。既没有汉那样的制度创新,也没有唐朝那样的开放和文化崛起。唯一和前面三次崛起相同的,是经济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军事力量的增强。尽管经济因为全球化而变得相当开放,文化基本上还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在拒绝接受普世价值的同时,又没有内部的文化创造力。

    今天中国的崛起模式,有可能重复明朝的悲剧,即在国家真正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明朝在体制和思想上的闭关锁国,使得中国失去了成为一个海洋国家的机会。明朝是世界海洋世纪的开端。当时中国无论从国家还是社会,都比任何国家都具备成为海洋国家的能力。郑和下西洋是国家能力的象征,而在东南沿海“异常猖獗”的“海盗”,则是民间海洋能力的象征。但没有思想的创新和制度创新,王权庇护下的巨大既得利益,扼杀了中国通往海洋国家的道路。

    文化崛起对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意义远远被低估。汉唐的崛起在于文化,其最终衰落也在于文化。如果文化不能崛起,必然对经济甚至政治产生严重的制约。从内部来说,没有思想的产生,就不会有制度上的创新,最终必然导致封闭和衰落。从外部来说,没有思想的产生,就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文化和价值观。如果光有经济上的崛起和与之相关的军事化,就会被视为是“霸道”和“威胁”,从而恶化国际关系环境。

    文化没有随着经济崛起,首要的因素是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联。尽管人们可以观察到经济和文化同时崛起的案例(汉唐),但也可以观察到经济崛起没有导致文化崛起的案例(明朝)。经济崛起和文化崛起并不存在必然关联,两者不是同一件事情。即使是没有经济上的崛起,同样可以有文化上的崛起。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很多伟大的思想和文化创造,都是在极其贫困状况下进行的。

文化崛起三个非经济因素

    文化创造和政府分权、文化开放、文化人独立这三个非经济因素更为相关。三个因素中存在其中一个,可以决定文化创造的出现。分权和开放导致文化的崛起,这是中国历史的经验。历史上,每次分权状态出现,尤其是皇权衰落的时候,文化倒是呈现出复兴的情景。今天的人们并不希望通过国家政权衰落来获得文化的崛起;相反,人们大多希望国家政权的强大。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的支撑。但分权和文化崛起之间的关系,的确说明了国家政权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的问题。

    中央集权和文化衰落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明朝的集权模式导致了文化衰落;唐朝的集权模式则走向了文化崛起。为什么?一是不同的集权模式,二是开放。明朝政权深入文化领域,国家政权掌控了文化,同时明朝又实行文化上的“闭关锁国”。唐朝国家政权基本上不涉足文化领域,唐朝的文化领域是很典型的自治形式,形成了高度自治的文化“市民社会”。同时,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帝国,在文化全面向外开放的同时,能够把外来的文化整合进自身的主体文化。

    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就是文化人的独立人格。如果人格是独立的,没有什么因素,包括专制和贫穷,可以阻止文化的创造。俄国是典型的例子。无论是沙皇还是共产主义专制,都没有阻止俄国知识分子的知识创造。俄国知识分子在专制下创造出辉煌的文学艺术、哲学思想。中国的文化人没能在专制下进行文化创造,与文化人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有关。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西方称之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即把思维创造作为终生职业的社会群体。

    很显然,要实现中国文化崛起,关键在于调整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政府从来就不是文化创造的主体。要政府来创造文化纯属乌托邦。这并不是说政府和文化创造没有任何关系。恰恰相反。在中国的环境中,政府决定了文化创造的成败:

    第一是政府权力的边界。唐朝的政府边界没有对文化创造造成巨大的阻力,但明朝和清朝的则扼杀了文化创造。今天中国的政府边界不像唐朝而像明清。中宣部和文化部的权力涉足到文化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多年来,这些部门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沦落成为一种简单的控制机制。政治权力对文化领域的全覆盖,也导致了文化领域的高度政治化和官僚化,使得最原始的文化创新基因完全不可能。

    第二是政府的政策,政府支持什么和反对什么,都会对文化崛起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国际层面,政府的政策在于开放还是封闭。开放导致唐朝文化的崛起,封闭导致明朝缺失文化崛起。中国的现象是,政府太多的资源被用于控制,太少的资源用于创新。即使投入创新的资源,也是政府认可的文化领域。但现实是,在任何社会,政府官僚很少懂得文化创新。

    在中国最荒唐的现象是,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支持经常走向反面,导致其所支持的文化事业的衰落。佛教领域是典型的例子。无论从政策上还是资源上,政府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结果导致了佛教内部的大面积的腐败。文艺、文学等文化领域也同样。其实,政府的支持使得这些领域不可避免的衰落,逻辑很简单:一旦这些群体可以通过依附政府生存,他们就失去了进步的动力,结果必然是衰败。其他国家也有政府支持文化事业,但一定是通过放权让专业人士来做。这种放权的方法不见得会导致文化的崛起,但也不会导向衰落。在中国,政府也会放权,但目的往往不是文化本身,而是通过政治方法来达到政治目的。

    政府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双输局面。政府控制文化导致大部分人对政府高度依赖,结果便是文化的衰落。对那些想保持一些独立性的文化人,要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和政府对抗,造就了另外一种与政府相对立的文化,也是一种过分政治化的文化。挑战政治现状成了这个群体文化创新的重要资源。很容易理解,这样的文化创新(无论是宗教还是艺术和文学)在中国本身不被政府接受,还会经常受到排挤,而在西方则被人们所叫好,把此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崛起。如果从一个客观立场来看,无论是政府自己所从事的文化创造,还是为了反政治现状而从事的文化创造,都很难走向文化的崛起。

    实际上,无论是政府方面的政治化,还是反政治现状的政治化,都在最大限度上制约着中国的文化崛起。政治本来应当只是社会的很小一部分,社会大部分空间是非政治性的。即使是集权和专制,只要政治权力具有边界,文化创造仍然具有巨大的创造空间。

    毋庸置疑,如果中国要走唐朝崛起之路而避免明朝崛起之路,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把文化从政治中解放出来,从官僚体制中解放出来,把文化人从政治官僚过程中解放出来。只有“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中国的文化才能崛起。

 

 

 

 

国学热潮来袭 孩子需要读经

家长必读

一、 读经教育趋势

    1、国家教育部2014年工作要点摘要:

(1)、《四书五经》等国学经典将重新纳入孩子们的课本。
(2)、语文成绩所占的权重将大幅提高。
(3)、确保2014年秋季使用德育、语文新教材,新教材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将占50%以上的比重。
(4)、加强德育工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发挥教育的指导作用。

    2、 2014年,北京高考语文增加30分,“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考查、引导学生具有国际视野、体现语文的基础性和作为母语学科的重要地位”。

    3、教师节从2014年改为9月28日孔子诞辰日,重新让孔子成为中国教育之魂。

    4、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5、 201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到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考察。并且直言“我这次来曲阜就是要发出一个信息:要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6、 2014年2月8号《焦点访谈》报道贵阳孔学院引发国学升温。中华传统文化将正本清源,发挥它的勃勃生机。

    7、海尔总裁张瑞敏登上哈佛讲坛,他只讲了三条:孔子教我做人;孙子教我战术;老子教我战略。

    8、李嘉诚三岁就能咏《三字经》等经典,他感叹:儿童时期学到的知识弥足珍贵,它令我终身受益!古今中外,毛泽东等很多名人、伟人、大师都是从小读经典长大的。

二、儿童读经符合教育之道

    万物都有它的“道”,火车有火车的道,汽车有汽车的道等等,还有看不见的(道),当孩子的要有孝道,做领导的要有君道,做下属的要有臣道,还有健康之道等,当然也有教育之道。如果找到了这个道,再“就有道而正焉”,我们就解决了教育问题。

    教育的基本问题就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教育的时机;二是教育的内容;三是教育的方法。“教育的道理,就是在恰当的时机,用恰当方法,给孩子恰当的内容。使孩子得到恰当的成长。”

(一)、教育的时机。

    教育的时机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十三岁之前记忆力是比较强的,是记忆的、酝酿的年龄;十三岁之后理解力迅速发展,是理解的、表现的年龄。所以该记忆的时候给他记忆,该理解的时候引导他理解,这符合教育之道。

(二)、教育的内容

    1.十三岁之前记忆力最强时,孩子记忆什么(即背诵什么书)才对人生有重大意义?

    答:当然是记忆永恒的经典:“最有价值的书”--国学经典。

    2、国学经典是什么?

    答:是是那些虽历经千载仍然熠熠生辉的、记录着具有先在性、主导性、穿越时空,永恒不变真理的不朽之作。“经典是一切书籍的根本,经典是源头活水,是民族智慧的结晶”。

    3、诵读经典能给孩子带来什么?

    (1)、为孩子的成才、成功、幸福、快乐奠定重要基础。

    经典说的都是人生大道,诵读经典等于“把圣贤请到家里当家教”。“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孩子会养成孝顺父母、懂礼貌、知礼仪、有教养的良好习惯。民间有这样的说法:读《大学》善做事、读《中庸》会做官、读《老子》有智谋、读《论语》善经商。做人、做事、做官、经商的智慧全给了孩子,您还担心什么呢?

    (2)、记忆能力:在记忆力的关键期通过背诵经典,更能开发出强大的记忆能力,很多孩子在读经3年左右,可以达到过目不忘,过耳不忘,一生学习轻松。

    (3)、理解能力:理解是从正确、及时的记忆吸收中自然产生的。记忆力强大的人,其理解力一定强大,也一定聪明。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4)、识字能力:由于是反复的右脑记忆,所以读经1年的孩子可以轻松认得1000-2000汉字。

    (5)、专注力:很多孩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多动浮躁,读经的过程就是修定力的过程,反复念诵经典,使脑波从β波转到α波,使身心深层次入静。

    (6)、锻炼胆识,提升自信:内向、胆小的孩子,当他能够铿锵有力、抑扬顿挫、情感饱满地诵读时,也就是把自己的勇气、力量、感情、信心展现出来,慢慢的他就变得自信胆大了。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时 间:2014年06月24日 09:44 (星期二)附 件:1个 (资讯 6-24.rar ) 查看附件

    大军网编者按:此文总结了很多,但漏掉了重要的一点,即甲午中国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中国人还是人,没有变成狼,不够嗜血,不够贪婪。从制度、信仰上找原因,纯粹是扯淡。帝国列强有什么好制度?不就是侵略、杀人掠地的制度吗?作为国防大学政委的刘亚洲,应站到人类文明和平的高度来看国际争夺,否则只能以夷制夷,师夷之技,跟在外人屁股后面走。当前中国权威理论界如果超越不了西风,就只能人云亦云地跟着模仿,总把自己看得什么都不是,就是一只挨宰的羊。

    中国文化不是侵略文化,是《大学》里所说的“以义为利”的文化。中国人就没有侵略的本性。当年大量华人下南洋,如果中国有西方的殖民主义思想,东南亚今天早就是中国的了,但中国文明里没有殖民思想,导致下南洋的华人吃尽了苦。今天的中国学者仍然没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世界文明,而是跟在殖民主义思维后面反省、反思。反思的结果就是要搞尖牙利齿,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付今天还未褪去兽性的列强,中国只有亦步亦趋学习其制度、技术。目的无非是不要输得太惨。其实毛泽东一代人已经学习过并实践过了,中国的革命思想无不是学习西方的结果,并且还行之有效。但今天的中国又想做羊了,做一只匍匐在霸权脚下的羊。所以,在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中国一定要认清今后的道路选择:要做仁义之雄狮。富国强兵的制度要学,但中国人传统的仁义之心也不能丢,不要在学外人的同时把自己也变成狼。

制度战略信仰国运——由甲午战争谈起

国防大学政委 刘亚洲

2014-06/11

   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军衔。毕业于武汉大学英文系。参军后历任排长、副连长、军委办公厅干事、师级单位政委、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军区空军政委、空军副政委等职。
  由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和参考消息报社联合组织策划的“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系列文章,自2014 年3 月3 日起在《参考消息》连续刊发以来,得到社会各界极大关注。在本系列文章结束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空军上将接受了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声东和参考消息报社总编辑张铁柱(文中简称记者)的采访,就甲午战争谈了自己的看法。
  记者:请您谈谈对甲午战争的看法。
  刘亚洲:习近平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 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一、制度

  刘亚洲: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在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 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记者:当时清朝有句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刘亚洲: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因为它缺乏文明的原创力,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当年它被唐朝打败之后,立即派出大批遣唐使。那时日本,弥漫的是一股“唐化”之风。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清除干净,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所以,明治维新短短30 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并不让人惊讶。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记者:您说当时日本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有什么标志?
  刘亚洲: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沿袭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文化母国是一样的: 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在明治维新的同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而清朝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后来,“战争+国民+国民国家形成”这种形式,构建了近代日本的国家模式。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军人的事。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因为这两艘舰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而非参战,理应归还。此事成了海战史上的笑柄。

  记者:一切事情,核心因素是人。
  刘亚洲: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日本自然资源实在匮乏,所以就最大限度开发人的资源。明治维新时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它首先抓的是对人的教育。这里说的教育指的是完全不同于日本“唐化”后的旧式教育,而是“欧化”后的新式教育。甲午战争10年后,日本又打赢了日俄战争。日本天皇说,赢了这场战争,他最应当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绝大多数都受过小学教育,而沙俄士兵则大多数是文盲。教育的革命带来了思想的革命。军队是更需要思想的。对一支军队而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杀手锏。红军就是一支有思想的军队,所以它战无不胜。

    记者:相比之下,清军就差多了。

  刘亚洲:清朝的教育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教育。有两份广为流传的名单很有代表意义,第一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清朝的状元,如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棠、刘子壮、陈沆……然而大家对他们知之甚少。第二份名单上的人有吴敬梓、蒲松龄、洪昇、袁世凯等,这些人赫赫有名,却是清朝的落第秀才。这最能说明清朝的教育出了大问题。
  记者:这个对比太强烈了,也太有说服力了。
  刘亚洲:思想的力量太重要了。人的精神即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即人的精神。思想不仅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我看二战时期日本军队的影像,总觉得日本军人脸上有股异样之气,别人很难模仿。老干部看了我国演员扮演的日本兵,总说:“不像。”为什么不像?缺少了什么?有一次,我在日本访问,正值马拉松比赛,七大电视台全部转播,日本几乎是全国观看。有一个运动员腿扭伤了,花了近5 个小时才跑到终点,但日本电视一直在跟拍他。街道两侧,密密麻麻全是为他鼓气的人。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日本人身上那种异样之气是什么了。就在甲午战争后不久,李鸿章访问英国,英王室为他表演网球。事后问他观感,李鸿章说:“很好,很好,只是实在太辛苦,何不雇人来打?”
  记者:李鸿章这样的人,还是洋务运动的精英。
  刘亚洲: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在他看来,日本的伊藤博文则是造时势的英雄。他还说,像伊藤这样的人,在日本成百上千;“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人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也是改革的阻力。成事在人,败事也在人。李鸿章以一人来敌一个精英集团,怎能不败?

  二、战略

  刘亚洲:甲午战争其实也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方,亚洲各国相继沉沦,只有中日两国奋起自强。中国发起洋务运动,日本搞起了明治维新。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在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上,与日本明治时期那代人,应该同样值得尊重。问题是,东亚狭窄,容不下两个国家同时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国这样的大块头崛起,这就决定了中日间必有一战。日本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则懵懵懂懂。中日双方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逼迫下进行战略转移。日本实现了由传统国家战略向现代国家战略的彻底变革。相反,清朝在确立具有现代特征的国家战略上始终裹足不前。直到国家覆亡,都没有制定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记者:这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战略。
  刘亚洲:第一位的是要有战略意志。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日本学习。日本是个岛国,它始终认为自己的出路在大陆。为了踏上列岛西边这片大陆,它已经准备了上千年。也就是说,它的对华战略已经实施了上千年。历史上的日本有两个特点: 一,一旦权力集中,就要征伐朝鲜;二,每一次自然灾难之后,就会出现要求对外动武的声音。最近的一次是福岛大地震后,日本右翼分子对钓鱼岛的染指。其实这都与它的大陆战略有关。大陆情结贯穿了日本历史的始终。

  中国历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战略家,但是难以有跨越数代人的长久性大战略和实行这种战略的意志。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叫嚣的是“国运相赌”,清朝就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是想永久占领中国的,所以它学习的是清朝灭亡明朝的经验,以摧毁中国人的心理和意志为主。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人那么凶残和几次大屠杀的原因。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翻版。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屠杀不发生在南京,也一定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只不过南京是中国首都,屠城的震撼力远大于其他地方。这是日本的既定战略。
  记者:这样一讲,日本的脉络就看得很清晰了。
  刘亚洲: 其次是战略眼光。要看得深、看得远。中国的历史,既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自身发展的历史。只有布局天下,才能布局中国。甲午战争既是中日双边冲突,又是大国博弈的产物,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至今未消。1853-1856年,英、法等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胜俄国,堵住了俄国南下的道路。不久后,左宗棠收复新疆,也让俄国在中亚方向无所作为,所以它掉头东进,这就与日本发生了冲突。甲午战争后,日俄冲突成为必然。10年后,双方爆发了被西方称为“第0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这场新列强战胜老列强的战争,实际上成为了日后更有世界影响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催生婆。

  记者:请您谈谈清朝的军事战略。
  刘亚洲:美国人李普曼说,只要存在着一条军事疆界,一条相应的政治疆界就会出现。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 只要存在一条政治疆界,一条相应的军事疆界就应该出现。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军事战略应当服从于国家战略。但是如果军事战略出了问题,仗打败了,这个国家的国家战略也就完了。退一万步说,即使国家战略出现失误,如果军事战略恰当,还能为国家战略的重构创造机会。否则,即使国家战略正确,如果没有正确的军事战略配合,国家战略照样无法实现。纵观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家战略,最能说明这一点。清朝经过30年洋务运动,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将强未强。清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失去。日本则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8次扩充军备,准备“举国发动,国运相博”。谁的国家战略目标正确,一目了然。但战争结果是,正确者失败,错误者胜利。差距就在军事战略上。

  清朝经过了30年的军事变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但它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主要是观念落后。胜利的军队用未来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失败的军队用昨天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清朝的军事变革,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样,“大胡子剃掉了,德式西服穿上了,但是留大胡子、穿旧式服装时期的那些思想却留下了”。清朝的军事改革从根子上没有能够摆脱农耕文明的桎梏。农耕生产方式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饭吃就满足。农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看的。清朝内斗那么激烈,也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因此,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奉行的却是长期防御性战略。这是一支农民的海军,因此是一支守土的海军,而不是一支经略大洋的海军。表面上看,甲午海战的战场上,是双方“海龟”的较量。军舰都是从欧洲进口。双方将领均毕业自英国的海军院校,且都用英语指挥。但那是农民与现代军人的较量,那是鸡蛋和石头的碰撞。我曾为北洋水师在全部海战中没有击沉过一艘日舰而震惊。后来我想透了,这丝毫不奇怪。全世界的鸡蛋联合起来就能够打过石头吗?退一步讲,即使是防御,第一道防线也应该在对马海峡展开。反观北洋水师,只敢在大陆沿海做些机动。作为失败的典型,这支水师实在太“成功”了。

  记者:清朝军事变革还有什么问题?
  刘亚洲:还有两点。第一是没有现代军事思想家。没有军事思想家就无法进行战争的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中国一贯有轻视军事思想家的传统,兵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正经的读书人以读兵书为耻。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在列强的监视和重压下,从零开始,仅仅20 年时间就建立起一支全新的机械化大军,横扫欧洲。德军是怎么做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重视军事理论家。古德里安因为他的军事理论被任命为德军第一支装甲兵团的司令官,官拜上将。中国自古很少有军事理论家受到如此重视。与之相反,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政策的设计者,基本都不是政府官员,而是普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

  第二是难以冲破利益的藩篱。清朝的新军本来就是在湘军、淮军基础上组建的,门户对立,内斗激烈。朝廷上有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朝廷外有革命党与保守党的斗争。黄遵宪在甲午战争中悲愤地说:“噫吁哉!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如斗鸡,不能群。”军事工业分属不同洋务集团,已然成了官员私产。战争中,日军缴获大量清军装备,这些装备型号之多,令日军瞠目。各个集团都在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北洋水师炮台上的火炮型号达84 种之多。
  记者:这样的军队怎能打胜仗?
  刘亚洲:甲午战争中,一些优秀的清朝军人尽力了,特别是北洋水师的一些将领。北洋水师共有11名管带,7名殉国,近3000官兵血洒海疆。但这并不能改变战争结局。他们越英勇,就越反衬政府无能,反衬战略出错所造成的代价之惨重。甲午战争,是近代历史上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又是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短暂的战略机遇期彻底失去。日本由此一步步走向强盛,而中国则自此万劫不复。仅举海军为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海军总吨位为98万吨,拥有10艘航空母舰。此时中国海军全部舰船总吨位只有5.9万吨,还没有日本一条“大和”号战列舰的吨位(6.5万吨)大。

  三、信仰

  刘亚洲:甲午之败还是文化之败。
  记者:“甲午殇思”系列中专门有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
  刘亚洲: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特征、发展和变异。要知道一个国家未来向哪里去,可以先通过基因分析看看它从哪里来。分析甲午战争,同样必须分析双方的基因,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才能找到千年前的根源,也才能够看清千年后的发展。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谍,我记得有一个间谍来到南方一处游冶场所,倾听缓慢、悠长、哀伤的二胡演奏,以及在场中国人的麻木表情。良久,他说:“完了,这个大国完了。”他从音乐声中看到了晚清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记者:评价甲午战争,都觉得中日两军精神状态差距太大。
  刘亚洲: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丰岛海战、平壤之战,乃至大东沟海战,日军无一战有十足胜算,但清军却总是无一战不一触即溃。日本《日清战争实记》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以至于战后在日本儿童游戏时,辱骂失败者是“支那”。两国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对比也非常强烈。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启超写道:“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他还说,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战死”三字相赠。报刊所载赠人从军诗,都以“勿生还”相祝贺。就连在日本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

  旅顺大屠杀时,中国百姓几乎未有任何抵抗,绝大多数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倭人常谓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福泽谕吉说:“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在中国,一共发生过两次刺杀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两个义士都是朝鲜流亡者。朝鲜人在中国土地上有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让日本人胆寒。我常常想,如果他们是中国人该多好。如果一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全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

  记者:这个“水”指的是中国文化吗?
  刘亚洲:是的。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尤其是经过蒙、满两个马背民族的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你看看明、清的绘画,很多是颜色黑白的山水画,愁云惨雾,给人一种凄凉压抑的感觉。戴季陶说,日本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的画中,都含有不少杀伐之气。200 多年前,一个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人到中国走了一趟,回去后,一针见血地说了一句话:“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做官。”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研究中国后得出一个结论:“人心腐败已达极点。”他提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分子”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失误还要可怕。
  记者:日本似乎也没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宗教。
  刘亚洲:对,日本对外出口一切,但独不输出或输不出宗教。然而日本人有信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最初来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石原莞尔认为,中国原先也是有“武士”的,但这种“武士”在宋朝以后永远消失了。中国的“武士”在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日本神道最强调“忠”。“忠”在日本才是一种宗教,并成为超越其他一切宗教的思想。缘由是这个岛国历史上从未受过外来侵略,也没有发生过王朝更替,是所谓“万世一系”。武士道精神加上对天皇的忠诚,使日本出现了一种畸形的信仰,将死亡视为解脱,认为死者可以免受谴责。武士道强调看透死亡。武士道最初要学习的就是忍耐、冒险和自杀。“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而且是果断地死,毫不犹豫地死。武士只要做了对不起领主的事,唯有切腹自杀以谢罪。所以日本文化把认罪看得很重。正因为如此才不会轻易认罪。切腹自杀是最痛苦的一种自杀方式,却最受日本推崇。这种信仰调教出来的人,在侵略战争和屠杀中是不会有任何道义和怜悯的。我看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军的照片,总有一个强烈的感觉: 清军士兵无论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厚道的农民;而日本农民不管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武士。你再看看日本的军歌:“……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浮满洋面。”在现代世界军队中,哪支军队有这样又是尸体又是鲜血的军歌?
  记者: 听上去像今天恐怖主义分子的调门。
  刘亚洲: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恐怖分子。日本侵略中国,从来就是以屠杀为手段。有一种研究认为,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炮的口径大,日舰的炮口径小,但射速快。日军是打人不打船。当4-5倍于清舰射速的炮弹雨点般地落在船上时,给北洋水师造成的肉体创伤和精神打击是巨大的。日军攻击旅顺,远没有像10 年后日俄战争时那么吃力,那么伤亡大,但它还要在旅顺进行大屠杀,杀得旅顺只剩下36 人。面对这样凶残的敌人,你想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中国人能够抵挡吗?

  四、国运

  刘亚洲: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认为,它同时还是民族之幸。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后,一个奇妙的瞬间诞生了。在这个瞬间里,历史向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刘亚洲: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甲午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梁启超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从准确意义讲,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甲午大败才是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1894年6月,时年28 岁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指出器物层面的改进不足以战胜西洋,结果不被采纳。最终甲午兵败。同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次年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兴中会就是同盟会的前身。十几年后,清朝被推翻。
  1919 年,因为不满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二十一条”,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正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伟大的转折。
  毛泽东出生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邓小平出生在甲午战争结束后10年,也就是日俄战争的当年。他们的青年时代,正是甲午风云掀起的巨涛对中国近代史冲击最猛烈的时代。启蒙、自强与救亡,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他们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他们肯定从来不曾忘记甲午。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印领土争端时说过“不能做李鸿章”的话。1982 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愿把香港主权归还中国,邓小平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正是在这两位伟人手中,中华民族获得了复兴。

  记者: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看甲午。
  刘亚洲: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我们还应当感谢日本。毛泽东就讲过类似的话。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日本是一个有特点、有优点的对手。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是中国最新的老师。没有甲午一役,中国还不知道要再沉睡多少年。
  “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这群有信仰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抗日战争中,他们不仅彻底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还在第二个甲午年到来之际,打胜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这似乎是一个宿命。当年的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抗美援朝战争,又回到了60年轮回的原点,这一仗不仅挽回了中国军人自1840 年以来屡战屡败失尽的颜面,而且为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心理支撑点。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萨镇冰曾是北洋水师的管带,刘公岛鏖战时,夫人来探望。萨镇冰说:“这里是什么地方?今天是什么日子?告诉她就当我死了,叫她速回!”夫人垂泪而归,不久就去世了。萨镇冰后来参与重建民国海军,解放后还当过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但终身没有再娶。他在抗美援朝胜利后欣喜若狂,写下了“终有扬眉吐气天”的诗句。去世前还赠诗毛泽东:“尚望舟师能再振。”
  《清日战争》作者宗泽亚认为,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真正开始正视中国并试探与中国建立邦交,自抗美援朝始。

  记者:请再谈谈日本甲午一役后的结局。
  刘亚洲:日本的结局与中国正好相反。甲午战争中国败了,却是凤凰涅槃,一步步走向辉煌;日本胜了,却在胜利中一步步走向灾难。甲午战争不仅使日本淘到现代化的第一桶金,还尝到了“国运相赌”“以小博大”的甜头,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狂妄得没有边际了,竟然叫嚣要“将旭日旗插上喜马拉雅山山顶”。美国学者研究认为,日本患上了一种“胜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国家都敢侵略。看看日本人甲午战争后的旅程,我认为就是一场奔丧的过程。直到牺牲了上千万军民,挨了两颗原子弹,输得一干二净:交还了朝鲜,交还了东北、蒙古,交还了台湾,除了一个冲绳之外,其他吃进去的东西都被迫吐了出来。种未灭,国已亡,至今还是个非正常国家。这一切,不能不说都与甲午战争有关。日本民族性格中一些本来是优点的东西,走到极致,也就滑向了反面。岛民善冒险,总是搞突然袭击。凭借冒险和偷袭,日本赢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滥用这种力量,在最后一场战争中则遭到惨败。韩国学者李御宁指出:“袭击珍珠港的念头,来自刹那间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但那场地太大了。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日本总是犯大错误。”
  当下的日本又是如此。

 

 

 

 

思想者美丽生存的开明大宋

李冬君

2014-06-24

思想者创业

    崇文盛世,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思想者美丽生存的时代,那就是宋代。中国思想史,若以话语形式来分期,可分为三个时期:百家争鸣、玄学清谈和书院讲学时期。

    “争鸣”基于学派,“清谈”表现自我,“讲学”是为传道授业。争鸣的目的,是要定于一尊,如上战场,是思想的争霸战,孔子诛少正卯,孟子辟杨墨,荀卿非十二子,韩非攻五蠹,都是争霸;魏晋清谈,则以雅集沙龙的方式,各说各的话,自我风雅;讲学,要有书院,杜诗所言“安得广厦千万间”,似乎并非今日流行的房地产开发,细想来,应该是指书院,可惜唐朝还未普及。

    民间思想者的生存状况,是衡量一个朝代历史价值的重要指标,当民间思想者蓬勃生长,那一定是历史上的好时候。这个历史上好的时候便是宋代的民间讲学。

    有宋一代,书院比王朝重要。因为,宋朝早已不在,可书院还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民间书院的兴盛期。这一时期,伟大的印刷术发明了,除了印刷“交子”,代表了新兴金融业,还带来了书业的普及和在书业基础上的书院蓬勃。书院,首先要有书,印刷术发明前,早期书院是朝廷的藏书楼,思想者只能在藏书楼校书、讲书。

    印刷取代手抄,书籍普及了,字迹少了个性,但方便认了。大概士人买印刷版书看,不亚于今天计算机阅读的时光感慨。宋代除体制内的县学、郡学、府学、州学、公衙印书外,还有大量的私人印书铺、书院也纷纷自行印书。思想者们兴高采烈,他们的主张可以一遍遍被复制,那些精美的宋版书,就是思想者与书商合作的产物。

    真是思想者创业的好时机呀,有印刷业的推动,书院,从朝廷向民间发展,刚好适应了民间私学的需要,成为民间思想的渊薮。

    宋初社会,私学兴起,民间思想有了广阔天地。那时,士人有两条路,科举走学而优则仕的官学之路,民间讲学走传道授业的私学之路。有成就的士人,则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走官学,另一条腿走私学,不管在朝,还是在野,他们都要讲学,有一种讲学的使命感和情结。

    有唐一代,思想者的思想,没能进入理性化的存在。“白也诗无敌”,但是,当李白以思想者的尊严从朝廷出走时,除了不朽的诗在山河大地肆意铺陈外,时代没为他的思想,找到一种合适的存在形式。这不但是李白个人的悲哀,也是盛唐时代的悲哀。

    相比之下,宋朝的思想者们有福啊!他们可以写诗、填词,到书院去自由思想,还可以自豪地品评李白的诗。王安石说“太白才高而识卑”,黄庭坚也说李白“好作奇语,自是文章之病”,而苏东坡则说“太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三人如是说,抛开诗的技术活儿外,无非是说李白诗无“理趣”,“思”不足,这“理趣”、这“思”就是思想。苏、王二人都讲过学,办过书院,只能说他们比李白幸运。

    在宋朝,书院是思想者创业的广阔天地,你想办书院吗?没问题,只要你愿意。

    民间有钱,有印刷术,有书,有钱有书,便是书院的基础。程颐因反对王安石新法,退归河洛,致函文彦博,求一讲学之所,说:颐虽不才,也能为龙门山添胜迹于后代,怎么样?文彦博很快回信,说:我有小庄一址,粮田十顷,谨奉构堂建舍,以为著书讲道之所。不惟启后学之胜迹,亦当代斯文之美事啊!这便是伊川洛学的鸣皋书院,程颐在书院传道授业近20年,求教者日夕盈门。当时,全国州县学校,皆奉行王安石新学,二程等人,便以书院相抗衡。

    当王安石意气风发、我行我素时,没想到一场政治斗争就将他的官学推倒了。官学怎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怎样?司马光复辟,就没有思想者的雅量,不惜用了铁腕,除了将新政全部推翻,将新学也彻底扫荡。不久,新党蔡京之流又卷土重来,新政沦为党争。

    这一回程颐就没那么幸运,朝廷降旨,说他原系司马光荐引,同恶相济,下河南府收押,转送涪州编管。宋代问罪宫员,轻者谪居,重者安置,最重才是编管。编管,是在指定地点,受地方官约束,不得自由行动。

    王安石执政时,他持不同政见,但那时他高枕无忧,依然讲学、办书院,批评新学、新政。程颐被编管时,王安石和司马光已相继去世,官场已经烂了。但即便如此,民间依然对思想者充满敬意,他一到涪州,就有人来问学。

    虽遭排挤,但思想者创业没有停止。由洛入蜀,他两袖清风,洛学却随身带。涪州,今重庆涪陵市,长江经涪陵,江北有北岩,便是他居留处,在此完成《周易程氏传》。涪州人谯定,为程氏《易》学传人,开出“涪州学派”。

    思想者在官场,时乖命蹇,在民间,却如鱼得水。思想会死吗?决不会死!思想者需要平反吗?不需要!谁能杀死思想?那是痴心妄想;谁能为思想者平反?除了上帝,谁也不能。真正的思想者,宁愿受难,也不接受平反,除非他不做思想者了。

    陆九渊说,章句之学,场屋之文,已变成利禄之器,震撼了朱熹。朱熹接着说,科举使人见利而不见义。于是,胆识之见,落实为胆识的行动,私学书院便在山林之野,“润物细无声”了。白鹿洞书院,武夷精舍,紫阳书院、考亭书院、岳麓书院等等,就这样如春笋勃勃了。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嵩阳书院跟二程有关,应天书院跟晏殊和范仲淹有关,而江南两大书院,都跟朱熹有关。大师就像太阳,思想会放光芒,

    我民间风俗,能养思想者也,宋朝,民间思想者享受到了富裕和自由,思想者能自由创业是思想的美丽生存。但这自由,并非近代意义上的公民权利的自由,它还属于中国传统的仁义范畴,即便如此,那也很美,很风流。思想者敢于从王朝出走,将王权的异化作用减到最少,就因为有书院可去。商品社会,货币经济,培育了《清明上河图》的市井气,还在乡野山林,展开了江山如画的书卷气,思想者创业,不是做官,而是办书院,培养思想精英。

    统治者有王朝,思想者有书院。书院,是思想国,是思想者的家园,是思想者的共和国。

思想共和时代

    两宋期间,书院兴起,书院在北方,钱不如南方多,书不如南方多,读书人不如南方多,有此三不如,导致了第四个不如,就是书院不如南方多。宋代,有书院711所,分布在18省,而北方仅有19所。江南书院最多,江西224所、浙江156所,名列一、二。可见,书院成长,要有条件,一要有发达的货币经济——有钱,二要有普及的印刷技术——有书,还要有儒道释多元共和的局面。

    宋代,儒道释思想共和,突破了先秦诸子“定于一”的思想禁区,打开了汉、唐以来思想“大一统”的樊篱,多赖于私人书院讲学兴起。“少学孔、孟,晚师翟、聃”,不独王安石、苏东坡如此,朱熹、陆九渊辨异同,各以醇儒自居,然究其根底,谁也离不开道与释,而书院讲学,鹅湖之会,便是宋代思想共和之大势。

    行脚思想者,对于南宋的思想家们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他们的足迹在书院间穿梭,他们的思想在山林、溪水、野花上织锦。过瘾!吕祖谦,朱熹、陆九渊、陆九龄兄弟,携二三弟子,在鹅湖相遇了,思想撞击,碰出朱陆异同。朱熹英迈刚明,子静坚实有力,小东莱圆融大气。求同存异,相视一笑,然后相忘于江湖。

    与朱熹“拔出心肝来斗”相反,陆九渊主张“养心”。他说“心”像一块璞玉,切磋琢磨,美玉就出来了。他讲学求学就是为恢复本心。他的心,沉入“九渊”,安如“子静”,他的名和字,就这样载着他的心学,在江西龙虎山象山书院讲学,去鹅湖赴思想的盛会。他的“心”要“自作主宰”,在形而上的天空飞翔,他的脚走在抗金的前沿,又走进民间创办象山书院。

    朱熹却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堂﹐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熹晚年曾劝学者兼取两家之长﹐并对陆表示敬意。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学派同时。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则要做内心的功夫,吕学则兼取其长。中国思想史上,有两次伟大相会,一是孔、老相会,二是鹅湖朱、陆、吕相会,孔、老求同,欲“定于一”,朱、陆存异,求共和。

    朱熹、陆九渊对于道释,虽各有其认知,但不如王安石、苏东坡二人,以平常心、平等心对待思想的异趣,有一片光明洒脱的风致。安石生前,已将其读书、讲学之半山园以及附近数百亩地,捐作寺院。此举表明他对儒道释共和的认同,对于新学的失足,似乎有所反省。

    以此大势所趋,儒学虽排斥佛老,也难以“定于一”,其内部各派,也顺时应世,无违共和原则,民间书院,体现并担待着这一原则。

    北方的嵩阳书院,其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嵩阳书院,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此院,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称嵩阳寺,唐改寺为观,五代时,改作了书院。从佛寺,到道观,再到书院,如此变迁,可见三教共和之历史因缘。而书院制度,也是兼采禅宗丛林、道教宫观的传法,表现出共和特点。

    其一,书院采取讲会制度,请不同学派、观点的学者来会讲。其二,书院办学,实行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其三,书院教学采用问难讨论方式,实行自学与导师相结合。这三项原则,作为书院的教育方针,是程颐、程颢两兄弟主持嵩阳书院时定下来的,简言之,便是思想共和、开放办学和自主学习。

    后来,朱熹又为书院定了五条学规:1、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3、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4、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5、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这是为“做人”设计的,不是用来“求知”的,所以,同柏拉图学园倡导以实验求真理不一样。真理与天理不同,天理是前提,就预设在那里了,而真理,要去追求。除了用思想去追求,还要以实验和信仰来证明。以实验来求证的,便是科学;以信仰来求证的,即为宗教。

    柏拉图实验,还是思想实验。书院“作新人”,当然不是做实验,是要天理与人心合而为一。天理与人心,从此开出两条思想路线——理学路线和心学路线。这两条路线,北宋有二程,南宋有朱、陆,正是他们,代表了书院共和精神。

让宽容的花朵自由开放

    程颐以私学对抗官学,做一个民间思想想者,并没有召来迫害,王安石是宽容的,真正的思想者,可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坚决捍卫言论自由。尽管王安石身上,有着强烈的哲学家王的冲动,也期望能以他的新学统一整个士林的思想,但他并没有禁止对手发言,更没有想过要剥夺对手的发言权,他的声音虽然一度覆盖了官学,但给私学留下了另一个生存空间。

    还有思想者之间超越政见的宽容,何其美丽。当年“乌台诗案”,苏轼身陷囹圄,王安石虽被罢相,仍上书神宗,要救他这位政敌。为政可以持不同政见,但做人要坚持共同道义。

    苏东坡被贬黄州,自谓“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穷途,死灰吹不起”,伤心人语,何其悲也!朝廷的门槛很深。“君门深九重”,那就是深渊了,他是深渊里的牵牛花呀!以“君门”对“坟墓”,他大彻大悟,一朵觉悟了的牵牛花,从死灰里面往上爬,终于活过来了。他不再“心与花皆寂”,而是一旦走出“君门”,心与花便一起开了,开得明明白白,反因感恩而宽容了。

    自黄州归来,他理解王安石了,两个伟大的思想者,政见虽有不同,但他们的精神却在超越政见的最高的境界上和解了。当王安石再见他时,就惊为天人,非复当年机智有余才华横溢的苏轼,而是“惟其感恩,所以有福”的苏东坡了,这个苏东坡,要几百年才出一个,你看那一份古今罕有的洒脱: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睛。

    当苏东坡重读王安石时,也恨不得要去追随了,路过金陵,他去拜访下野的王安石,诗曰:“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当年的苏轼与司马光相从,那是政治上的相从;而今苏东坡要与王安石相从,则是超功利、超政治的精神上的相从。这样的相从,向我们昭示了一种新的气象,即思想者之间的共和气象。

    这一气象,先秦诸子未有,汉唐以来也没有,有自北宋苏东坡始,南宋有朱熹和陆九渊,而苏东坡的思想更自由宽容,儒道释和诸子百家兼有之,与王安石相似,是他们二人宽容的胸怀,开了有宋一代思想者共和的风气。

    王安石去世,苏东坡撰文:称颂王安石为“希世之异人”,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引其言;瑰纬之丈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论才气真可谓横空出世,论治学之心胸,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翟、聃,网罗六艺之遗文,不失一个共和之新人。

    这样的评价,已超越了政见,苏东坡自己在黄州时,就已“作新人”了,从苏轼变成苏东坡。现在他为皇帝代笔,对王安石作盖棺之论。此文一出,人人都说好,连恶毒咒骂王安石的人都无话可说,可文章究竟好在哪里?当时的司马光不懂,后来的朱、陆也没有读懂,它之所以能超越所有对立和分歧,就因为觉醒了思想者的共和意识。不用说了,荆公在天之灵,肯定在感激这位“共和”知己。

    让我们最后再看一眼《清明上河图》,发现它还缺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书院。偌大的皇都,没有书院,看来皇城根下,还不是思想者的地盘。书院在乡野,在文明的山水间,书院才是思想者美丽生存的好地方。

 

 

 

 

如何看待宋儒批评佛老

傅佩荣

2014-07-01

    今日谈国学,必须面对的另一项挑战是:如何化解宋朝以来儒家学者对佛教及道家的不合理批评。

    宋儒眼见当时的思潮,颇有“不归于佛,则归于老”的趋势,宛如处在战国时代中期的孟子所说的“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情况。孟子身为儒家代表,起而声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北宋五子”之一的程颢说得很明白:“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此所以危害尤甚。杨墨之害亦经孟子辟之,所以廓如也。”

    与孟子不同的是,这儿所谓的“佛老之害”经宋儒辟之,不但没有“廓如”(清理干净),反而继续发展,声势不弱。《宋元学案》有这么一条纪录:“伊川(程颐)自涪归,见学者凋落,多从佛学,独先生(杨龟山)与上蔡(谢良佐)不变,因叹曰:“学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杨、谢长进。”

    “佛老”分指佛教与道家。佛教是有组织的宗教,其教义、仪式、戒律皆十分完备,对儒家学者自然成为首要威胁,因此自唐朝韩愈大力抨击佛教之后,宋儒再接棒上阵,实属可以理解之事。那么,如何批评呢?

一,佛教的问题

    在宋儒看来,佛教对“天理”与“人性”都有偏见,所以落实在人生中完全走了样。

    张载说:“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其不能穷而谓之幻妄,所谓疑冰者与。”亦即佛教肯定“万法皆空”,其实有如“夏虫不可语冰”,是因为不明白天命(或天理)之生生不已。

    《宋元学案》的编纂者黄百家说:“吾儒之学,一本乎天理,而佛氏以理为障。”他又说:“佛氏以性为空,故以理为障,惟恐去之不尽,故其视天地万物,人世一切皆是空中起灭,俱属幻妄,所以背弃人伦,废离生事。”既然如此,人们为何还去信佛呢?欧阳修的解释是:“彼为佛者,弃其父子,绝其夫妇,于人之性甚戾,又有蚕食虫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归焉者,以佛有为善之说故也。”

    这种解释太过简化,如果佛教靠着“为善之说”就可以使人相率而归,那么请问:儒家难道不讲“为善之说”?如果也讲,那么为何一般人没有闻风景从?理由或许是:佛教的“为善之说”讲得比较完备,包括死后报应与轮回之说。黄百家编辑《宋元学案》,看了所有宋儒的“性善之说”,但他不去反省这套说法何以不能吸引人,反而责怪佛教的轮回教义。他说:

    “而其尤可痛恶者,创轮回之说,谓父母为今生之偶值,使人爱亲之心从此衰歇,而又设为天堂地狱种种荒唐怪妄之谈,诪张凿凿,所以为异端也。”

    自视为正统,才会批评别人为异端。宋儒对佛教的批评有多少道理呢?程颐弟子游酢(定夫)说:“前辈往往不曾看佛书,故诋之如此之甚,而其所以破物者,自不以为然也。”后来游酢被人说成“程门罪人”,但是我们不必“以人废言”,也许他所表现的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可贵精神啊!

二,道家的问题

    道家以老子与庄子为代表,其思想经过魏晋时代“新道家”的发挥,以及道教的宗教化使用,面貌早 已显得模糊不清。宋儒认为自己是儒家,属于名门正派的道统,自然也要批评老子与庄子了。

    他们的批评主要是抓住一两句话头,就大作文章。譬如,老子第四十章出现了“有生于无”一语。张载说:“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事实上,老子此言的意思并非“由虚无生出万物”,而是“有形之物来自无形之物”。老子强调“道生万物”,试问:道是真正的虚无吗?当然不是。

    至于庄子,则受到的误解更多。他认为人的修养应该先做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再由悟道而展现人所特有的“精神”。但是,程颢怎么批评?他说:“盖人,活物也,又安得为槁木死灰?既活,则须有动作,须有思虑,必欲为槁木死灰,除是死也。”

    程门弟子谢良佐请教程颐有关庄周与佛教的对比,程颐说:“庄周安得比他佛。佛说直有高妙处。庄周气象大,故浅近,如人睡初觉时,乍见上下东西,指天说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饭,夸逞个甚底。”

    由这句评语可知程颐没有读完《庄子》,或者读了也没有什么心得。《宋元学案》记叶六桐曰:“明道(程颢)不废观释老书,与学者言,有时偶举示佛语。伊川(程颐)一切屏除,虽庄列亦不看。”由此可知,程颐连《庄子》、《列子》也都不看。

    不看《庄子》而妄意批评,所说的难免只是“家常茶饭”。一言以蔽之,宋儒对佛教与道家的批评,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

 

 

 

 

 

发件人:欧阳君山<ouyangjunshan@vip.163.com>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时 间:2014年06月23日 16:27 (星期一)附 件:1个 (重振中华文明的骨气底气.doc ) 查看附件

重振中华文明的骨气底气

欧阳君山

   【内容摘要】本文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号召“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为契机,对近五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大致梳理,并对相关问题作出思考:不仅从宏观上以博弈论论述了中华文明绝对应该尊重,而且从基本逻辑上论述了儒家思想至高的逻辑严格性,尤其作为核心内容的“修齐治平”,实是一个符合“我”逻辑的理论体系。本文虽认同中华文明的坚强骨气和恢宏底气,但反对“钻故纸堆”及加盟贴牌,明确提出学问乃大丈夫事,真正的学问,返本归源,正本清源,天地正气。注目礼理论作为基本理论的尝试,超越“四书五经”的内循环,实现了从西方的角度、用西方的逻辑、以西方的话语成功证明中华的智慧,堪称援西入中圆满告成,极大降低中西文化交流的交易成本,但切入点不过一常识,即以“我”取代西方思想所标榜的人性自利及个人主义。

为什么中华文明令人自豪

    2013年12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研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像过去的学习会一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时发表了讲话,从公开的新闻报道看,一些说法令人耳目一新,最抢眼的恐怕就是讲话结束时的落地一句——“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堪称撞响黄钟大吕,不仅强有力提振整个讲话,而且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颇显呼应,更重要的是,此一落地句清音有余,婉转唱响了中华民族甚至中华文明的昂扬自信:中华民族之所以应该也能够伟大复兴,乃因为中华文明原本就是有骨气和底气的,不仅值得每一位中国人为之自豪,恐怕也值得每一位对中华文明有真切认知的地球人为之自豪。

    如何判定文明的优劣

     无论是担任党的总书记面对国内外记者演讲,还是担任国家主席面对人大代表讲话,也包括在别的场合,习近平都提到中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应该说,这是不同寻常的,不仅反映了习总在思想理论上的高度自信,而且彰显了习总对中华历史及文化的高度自觉。事实上,作为古代文明中唯一幸存下来的超巨型文明,中华文明值得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学者深思并回味。《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写到中华文明时,一开篇就以十分谨慎的笔调提到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经受了时间及历史的检验。为什么别的文明一个个衰亡了呢?判断文明优劣的标准在哪?难道不是时间及历史的检验?

    不管一种文明的内部具体如何,封建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专制也好,民主也好,科学也好,愚昧也好,有宗教也好,无信仰也好,黑人种也好,白人种也好,大陆型也好,海洋型也好,内省文化也好,外向文化也好,窝里斗也好,不窝里斗也好,其他种种也好,完全可置之不理,但都可以肯定,该一文明的总格局是人与人的博弈——只要是人的文明,任一文明的总格局都是人与人的博弈;这一总格局与任何其他因素无关,唯一只与人性人心人情紧密相关。

    如果从外部看到某一文明长时间大体稳定,甚至一直处于大体稳定的状态,应该可以肯定,该一文明内部格局已达至博弈均衡,否则不可能老是大体稳定。对这样的文明,应该表示尊重!如果这样的文明不属于小文明——小文明可能会存在特殊性——而是巨型文明,甚至是超巨型文明,更应该表示尊重!中华文明正是这样的文明,一者五千年绵延不绝,大体一直稳定;一者超巨型,人口和面积都是超巨型的,绝对应该尊重!

    如何判断文明或文化的优劣呢?显然只能是实践的标准——本质在时间的市场淘汰!但问题是:实践的标准要多大或多久才合适呢?从眼前看,甚至从100年到300年看,落后就要挨打,人类都应该学习甚至崇拜西方文化;但放到500年呢?西方文化可能经不起检验,数据显示,气候变化主要是西方国家历史的碳排量造成的——如果地球人早都像西方人一样生活,今天不只是气候变化,可能早已经“后天”了。

    中华文明或许“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物质上不怎么让人刺激,但经受了时间及历史的考验,五千年绵延不绝,单凭这一点,就值得今天几陷于天诛地灭之境的人类深刻反思和借鉴。享誉世界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21种主要文化作过系统研究,在全球问题上“大长中华志气”,曰:“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曾经的“天朝上国”

    中华文明曾有着自己的坚强骨气和恢宏底气。当年大英帝国曾派马戛尔尼勋爵访华,请求通商贸易,乾隆大帝答复英国国王一道旨,其中有言:“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今天看,乾隆皇帝的确坐井观天,但某种程度上也算实话实说。在当时农业文明、自然经济交通技术所能及的范围,中华的确是抚驭四海,万邦来朝。

    不得不说的是,中华文明的超凡自信并不是封闭的,更非夜郎自大,从来就不是。汉唐盛世时,长安差不多就是世界的首都。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民族,众所周知的“唐僧取经”不是明证?中华民族号称“龙的传人”,龙何谓?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现在差不多一致认为,龙是不同的图腾动物和合而成,是灵物的集美综合体。

    更值得一说的是,中华江山可改朝换代,甚至易汉族之姓,但中华文明始终岿然不动,外来文化最终都被中华文明所吸取和同化。甚至外来宗教亦难逃此“劫”,即便是最具个性的宗教,比如伊斯兰教,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被同化的现象。事实上,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谈天下论天下的,在中华的字典里,没有狭隘的国家、民族和宗教概念,它是天下主义的。

    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的非凡自尊深入人心,以至于极端化和教条化。一个小故事很能够说明这一点,利马窦是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的奠基者,亦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当之无愧的先驱,为传播所谓的“福音”,他对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作过了解,深知中华子民的“天朝上国”情结,在绘制新世界地图时,特别将地图上的第一条子午线的投影位置转移,从而使中华大地正处于图的中央,用心何其良苦!

    在今天看来,利马窦转移子午线有点匪夷所思,但应该不是简单的奉迎。事实上,在利马窦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华简直就是欧洲一代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的理想国,整个18世纪堪称欧洲的“中国世纪”。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的伏尔泰就曾经感慨:“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甚至叹息:“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这不是孤立的现象,“百科全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霍尔巴哈也旗帜鲜明地提出:“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因为“中国可算是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不夸张地讲,是中华与中华哲学启蒙并壮大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包括政治上的公务员制度和经济制度上“看不见的手”,都可以找到中华哲学的渊源。

非常识得东风面

    文明的冲突:“秀才遇着兵”

    拐点发生在19世纪中叶,即乾隆皇帝向英国国王下旨大约半世纪后,1840年6月,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支由48艘舰船、540门大炮和4000名士兵组成的“东方远征军”侵入广东海面,鸦片战争爆发!当今国际上比较流行“文明冲突论”的说法,鸦片战争可说就是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正式冲突的开始。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宣告成立,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时,毛泽东主席之所以要“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原因应该也在于此。

    在坚船利炮以至于鸦片的支持下,西方人把中华大地变成了半殖民地,胜者王,败者寇,拳头就是真理,力量就是一切,随之而来便是西方文明大军压境,形形色色的思想主义——“德先生”到“赛先生”是这里面的典型——向中华民族发起了攻心战,长驱直入。中华文明一时相形见绌,一部分民族精英甚至自绝于中华文明,打倒孔家店,消灭中医,全盘西化,乃至废除汉字,钱玄同先生应该算这方面的典型。

    “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一部分民族精英长太息以掩涕,哀时运之不济,王国维先生是这方面的典型。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师王国维在昆明湖投水为道殉,遗嘱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历史学家陈寅恪解释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西方的影响”Vs严复的回归

    从来的外来文化都是被中华文明所吸取和同化,但西方文明的到来导致空前的信仰危机,同不下,化不了,东风西风之讼至今未息,诚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1949年8月5日,即在新中国成立前不久,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国务卿艾奇逊总结了“西方的影响”:

    “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中国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后总是能够驯服和融化侵入者。他们自然会因此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但也仅只是“骚动和不安”而已,虽然也把原本天下主义的中华文明挤压成了所谓“中国特色”,但总体上应该说,西方文化始终没有真正赢得中华民族的诚心,亦如有歌所唱:“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这首先从一部分民族精英尤其知识精英的心路历程上有鲜明反映,《天演论》译者的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早年力主西学,对“洋务派”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鲜明反对,但晚年却复归中学,力倡尊孔,曾悲痛感言:“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宇。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显而易见,中华文明内在的骨气底气在卷土重来,而且带有柳暗花明甚至浴火重生的强烈意味。

玻璃看不起钻石

    从“约架”到对话

    尽管中西文化有浓度的直接交流已近五百年历史,但由于人性中的非理性,包括势利与惰性,实质上从来没有过真正平等的交流,首先都是身份与实力的“约架”。一枚玻璃戒指,戴在亿万富豪的指头上,不发光也会被认为是钻戒;一枚钻石戒指,戴在流浪儿的指头上,再发光也会被以为是玻璃。君子与小人共舞,能够应对小人的挑战是极其重要的,不然就显得迂腐而无力。洋务运动当时遭到保守派的指责,为首者就是被誉为“道光以来一儒宗”的倭仁,曾向同治皇帝奏过一句后被人视为迂腐之至的话:“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其实,倭仁的话原则上并没有错,问题是对牛弹琴,“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秀才跟兵讲什么礼义呢!只有当你也像他一样是个兵,甚至块头更大,装备更优,才能够和他切磋礼义。你根本就没有他那两下子,更谈不上接他的招,他哪有心思与你切磋礼义?倭仁的话早说了一个半世纪!

    但2010年可能具有某种历史意义,首先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一部分国际媒体甚至开始热议中国何时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更重要的是,按美国经济咨询机构HIS环球透视在2011年3月发布的研究,中国在2010年再次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19.8%,略高于美国的19.4%。英国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评论说,中国重回制造业第一的位置标志“经济史500年周期的结束”——或许也标志文化史500年周期的结束!

    或许现在已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化切磋礼义的时候!《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作者马丁·雅克强调:“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实在有些过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会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中国未来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将可与20世纪的美国媲美,甚至有可能会超越美国。”中国肯定还会在成长的道路遭遇这样那样的困难甚至挫折,但从历史大势看,雅克先生的预言不会落空!

    当务之急是理解中华文明

    当务之急是真正理解中华文明,把她所包含的大智大慧呈现,让她的恢宏底气抖露,让她的坚强骨气焕发。马丁·雅克不愧学贯中西,不仅洞察到“文化是理解中国的关键”,而且鲜明指出“理解中国将是21世纪的巨大挑战之一”,合起来说即:理解中华文明是21世纪的巨大挑战之一。在中国日趋融入全球化的今天,如果国际社会还不能够理解中华文明,中国就容易被视为所谓“普世价值”及世界潮流的异类,不仅导致精英纷纷移民他国,甚至也招致“来生不做中国人”的怪调,直接给中国的全球化带来障碍,何以谈中国人的骨气底气?

    执政党开始行动起来,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表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可能与某些历史事实会发生龃龉,甚至有自我标榜之嫌,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有意味的政治姿态。虽然仍然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但中共的民族自豪感正越来越多地具有文化自觉的色彩。

    天地有正气。

“师夷长技以制夷”

    注目礼理论:以简驭繁的基本尝试

    “注目礼”理论就是一个基本理论的尝试,它没有论证中西文化问题的初始动机,但最后的结果表明: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原本相通,完全能够圆融一体,也就像在地球上能从西方走到东方一样,在学理上也能从西方走到东方,实现了从西方的角度、用西方的逻辑、以西方的话语成功证明中华的智慧,堪称援西入中圆满告成。如果由师从观,这是真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所以注目礼理论也号称“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

    何谓注目礼?意思极其简单,就是循环论证非法,如此而已。人,一切人,任何人,都不能自己证明自己的存在,自己肯定自己的价值,必须透过他人或别物来揭示和判定,要不然,就沦为循环论证,用老百姓的话讲,老鼠爬秤钩——自己称自己。这就是注目礼,乃最最基本的逻辑常识:自证非法!在人类知识浩瀚海洋的全部概念中,没有比注目礼更简单的概念,借用卢周来博士的话讲,注目礼是个“元概念”。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一个注目礼竟然能够解释和演绎有关人类社会的一切事务,以简驭繁,融会贯通。

    常识中,中西文化的差别非常之大,从某些角度看,甚至可说天壤之别。或认为中华文明是内省而西方文明是外向 ,或认为中华文明是精神的而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或认为中华文明讲做人而西方文明讲做事,或认为中华文明集体主义而西方文明个人主义,不胜枚举。注目礼理论是怎么样会通中西的呢?马克·吐温说得好,道理常常在于人们深以为然而不尽然的地方。注目礼理论之所以能够站到基本理论的高度并融会贯通古今中西,症结在于且只在于一个常识,这就是它独特的“我”逻辑——从“我”出发并紧扣“我”,自终至终贯穿“我”!

中华文明重新站起来了

    儒家思想从“我”起

    倒是一向被认为强调整体或集体的儒家思想是不脱离“我”的,并且可认为是紧扣“我”的,区别在于叫法不同,没有讲人性自利,也没有讲个人主义,更没有讲自我解释,但深得个中三昧,曰“推己及人”。孔子明确表示:“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朱熹在注解时说得更明白:“君子之治人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就是说,“我”用对待自己的东西对待别人,“我”怎么对待自己,就怎么对待别人。完了,既包含人性自利及个人主义,也包含自我解释,不能够过自我解释一关,就不要拿出去施于人。一开始就要求自我解释,这就是中华哲学的逻辑严格性,岂泰西可比?!一部分学人认为儒家思想不讲逻辑也缺乏逻辑,正暴露他们不真正懂得逻辑,充其量只是掌握一丁点形式逻辑的皮毛而已。

    儒家思想其实是一个以“我”为主体的理论体系。儒家典籍中的“己”、“身”甚至“君子”,都构成“我”的代称和符号。所谓“修齐治平”更是一个从“我”出发并紧扣“我”的逻辑推演,与注目礼理论暗合。这是从前中华每一位读书人几乎都能够吟诵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所谓“修身为本”,就是一切从“我”开始,从修炼自“我”开始,以摆平自“我”为根本,唯有摆平自“我”,才可能由近及远摆平更多的别人,因为别人也就是与“我”一样的“我”。简单讲,“修齐治平”即从“我”出发并紧扣“我”而又实现自我解释的大中至正之科学。《中庸》赞云:“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如果说狂妄,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狂妄的表白,它在全维度上狂到极点,尤其在时间上更是大举入侵未来,狂到一百代以后,“圣人复起,不易吾言”。注目礼理论支持《中庸》的“狂妄”,事实上,注目礼理论呼应了《中庸》的“狂妄”!

    呼唤“思想的闪电”

    回首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先是肉体上被坚船利炮打败,接着是精神上被欧风美雨冲垮。直至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稍后不久援朝抗美战争的胜利更是令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彭德怀总司令感慨系之:“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精神上的骚动和不安仍在,中华民族内在力量的伟大复兴还没有最终实现,她亟待并呼唤“思想的闪电”来点燃和激扬。这里且秉承《中庸》的“狂妄”,站在“六经皆我注脚”的基本理论高度,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豪情发出“黄河的咆哮”:

    中华文明重新站起来了!

 

 

 

中华八大传统文化

2014-05-23

    1、有容乃大

    海纳百川,永不干涸。空杯能容至真至纯之美酒,白纸能画最美最好的图画。量小非君子,妒忌生祸心。做人大度,方能大气;胸怀博大,可容世界。

    2、大道至简

    复杂的事情要简单去做,简单的事情要重复去做,重复做的事情要用心去做,坚持下去,这样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3、大智若愚

    “愚”是表面糊涂,心里明白,小事糊涂,大事精明。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

    4、上善若水

    做人的至高境界。“水利万物而不争”。最高的善行就象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

    5、 厚德载物

    德积够了,便可“载物”,便是达到人生最高境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6、 大爱无疆

    爱是美好的源泉,爱是最美的语言,大爱到无疆的境地,让所有人生活在爱的海洋里。

    7、 天道酬勤

    业精于勤,熟能生巧,意思不外乎成事以勤为贵,上天也只眷顾勤劳和勤奋的人。

    8、 共赢精神

    私欲利一时,共赢传千秋。共赢精神是中华传统智慧的结晶,是世界上最传统也是最先进的精神,是全球社会最主流的思想,是人类信仰的核心。

 

 

 



读史是人生的必修课

----《二十二史感应录》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彭真怀

甲午春月

  吾先辈彭希涑公研读历朝正史,于其中善恶果报显著之人事,辑录成书,名为《二十二史感应录》。

  善恶果报之说,若论之典籍,则载之多矣。然稗官野史,读书之人常怀疑惑,不生正信。或视为无稽之论,或斥为迷信之谈,即亲历亲见,亦往往视为“巧合”。吾先辈辑录此书,皆采自《史记》至《明史》,无一人是杜撰,无一事为虚构,字字句句皆可证可考。读后令人警醒,豁人心目,其跨越时空之恒效,诚救今日不生敬畏者之药石也。

    《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书》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书所引三百五十余例,即此两句经文最深刻之诠释。近百年来,兹因传统教育逐渐废弃,今人言必称科学。殊不知,善恶因果实为天地之常理,自然之铁律,常识性哲学思维和科学之态度。若依牛顿第二定律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则作用力为因,反作用力为果,凿然可为明证矣。

    吾尝观二十四史,若克实论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其人生吉凶祸福,皆不外因果二字也。故印祖云:“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今时若不以因果为救国救民之急务,任汝智巧道德,如何高超,皆属虚设。以不讲道理,兼无王法故也。”吾先辈辑录此书,皆在发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之至理也。人之作恶者,无不为财色名利所诱。若明以不义之道得之,非福乃祸之理。孰敢不勉励为善,以期灾消福来乎?故自古圣王治国,无不注重因果教育。本乎此,则人心安定,灾厉不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吾先辈遍览正史,深感善恶果报,均有应验。汇而录之,今日仍如洪钟大吕,振聋发聩。于社会人心之教化,道德信仰之重建,个人修身立德之成就,其益甚深也。倘人人知因果,事事懂因果,则为善为恶,自有忌惮;趋吉避凶,方法了然。

     吾初读此书,潸然泪下。吾先辈宅心仁厚,从正史中见微知著,阐明因果报应之理,规劝断恶修善之心,以期家和人乐,国泰民安,寰宇太平,实悲心恳切。端赖善擎云天,仁德传世,福荫吾辈忝居首都,从师求学问,报师辅国政,倏忽已过天命之年。祖宗冥冥中垂佑,遗后代福泽亦厚矣。欣闻中华文化讲堂诸编辑同仁,译注《二十二史感应录》,广宣流布,利益群萌。吾不揣浅陋,陈管窥之见。愿有缘仁者得闻此书,反躬自鉴,信受奉行。个人之趋吉避凶,于此洞悉根源;家庭之积福远祸,于此明若观火。

    是为序。
 

 

 

中华民族到了认祖归宗的时候

弘善法德

2014-06-19

  主持人:那么有人就会问您这个问题,说这个地壳的变化,海水的变化,这个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吗?

  老法师:有关系,就是那个水实验里面讲的。为什么?物质是从人心改变的,我们肉体是物质,我们人心善良,可以把我们生病的细胞恢复正常,所以意念来治病最高明的。

  主持人:按照您这种方法来治国,来与人相处的话,那个地壳会改变。

  老法师:会改变,会恢复正常。

  插播解说:人心能够影响和改变世界,这种说法有多少人会相信呢?

  我们来听,这些权威的科学家们是相信的。这位是美国原子科学研究所的高级科学家迪恩·莱丁说:“有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量子力学的方式,它提出世界不是这种呆板的机械事物,更像有机体,紧密联结的有机体,向时、空延伸。在那种环境里,我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不仅对我自己,也对外部世界,有比经典力学大得多的影响。因此,从一个涉及伦理道德的非常基本的观点来看,我的所想影响了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说明了,为何改变世界观是重要的。”

  现代量子物理学证明,人们的想法、说法、做法,必然会影响到周围的环境变化。这种理论在中国,其实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了,叫做“天人感应”。它的基础是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的“天人合一”的原理。它所揭示的是一种十分圆满的、万物运行的法则。“天”代表自然万物,而“人”只是自然中的一部分而已;人和自然万物是个整体,无法分开的;所以芸芸众生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必然会影响和改变周围的天地万物。天人感应一点也不神秘,它只是一种自自然然的反应而已,几千年的历史和现代的科学,都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古圣先贤教育后代子孙们,尤其当自然界或自己的周围发生了一些灾变的时候,就要警惕和反省,这往往是“上天垂象”,人们必须要尽快忏悔自己的过失和邪恶,发誓永不再做,才可能会转危为安,使一切重新再回到风调雨顺、平安祥和的正常运行中来。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古老的原则之一,小到一个家庭,大到整个天下,吉凶祸福的运行规律,全部涵盖其中,可以说古今中外,有史以来,无有例外。

    插播老法师在中国北京科技大学演讲:

    中国人一定要觉悟,要知道自己祖宗五千年传统的,那是神圣的教育。所谓神圣教育,就是符合大自然法则的教学。

  前几年,一九九九年建国五十年,我来参加这个庆典,国家宗教局来接待我的。那时局长叶小文先生,他请我吃饭,就谈起来。他说:“我们共产党是无神论的。”我听了之后,我说:“局长,‘神’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什么意思?”我说:“‘神’,用篆字写的时候,就很清楚了。篆字左边是个‘示’,上面两横,两横的上面一横短,下面一横长,那个在古时候,这个字叫“上”字,上、下的上,这是上天。下面三条,三条表示什么?上天垂相!用现在的话来讲,叫自然现象。哪一样不是自然现象呢?人生也是自然现象。这边[右边]是什么呢?这边是个‘申’,用篆字写出来,等于是三个关口由一条线来贯通。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你通达宇宙自然现象的这个人,就叫做‘神’。”他说:“是这个意思啊?”我说:“是啊!如果说是无神论,那就肯定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宇宙自然的真相。那人不就变成愚人、愚痴了吗?”他说:“那我们以后,就不能再讲无神论了!”我说:“对了,没错。”

  所以你要懂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神”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通达宇宙这个自然的真相。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是“诸法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你能够通达明了,这个人就称为“神人”。“圣”跟“神”是一个意思,“圣”是明了,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称为“圣人”。明了还没有完全明了、没有完全通达,称为“贤人”。圣人是完全通达明了,是这个意思。

  中国这个字的意思,你要搞通啊,你要懂得它什么意思啊!所以现在变成简体字的时候,这个是很糟糕,这很多的意思都不懂,都看不出来了。所以中国文字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找不到的,智慧的符号,你仔细去观察,你会觉悟啊!

  插播解说:这两个字念“雩祀”(yú sì),就是求雨的祭祀典礼。这种天人感应的典礼在中国,比周朝还要久远的远古就有了。两千多年前的东汉,雩祀已经被列为国家典礼。以后历代都有沿袭。每年春四月,皇帝要率领文武百官,隆重地进行求雨大典。这些在历朝历代的史书中,都有详实的记载。

  比如《清圣祖实录》中,一代明君康熙就谆谆告诫自己的皇子和诸位大臣,他说:我已经当政56年了,大约有50年都在祈雨,每到秋收都是丰收。过去旱灾,我就在宫中祈祷,长跪三昼夜,只吃点清淡的菜,连油和酱都不敢用,以表达我斋戒的诚心;第四天,徒步到天坛再祈祷,忽然间,云雨大作,步行回来,地上的水漫过了鞋。后来其它各省的人来京讲述才知道,那一天全国各省都下了雨。所以我说精诚所至,天地一定会有所感应。

  明朝的《大明会典》记录:1585年大旱无雨,连井里都没水了,万历皇帝亲率四千多名文武官员到天坛祈雨,他发布训辞,天时亢旱,固然由于他本人缺乏德行,但同时也是贪官污吏克剥小民,冒犯天和的结果,务必要改弦更张,斥退恶人,推行仁政。《神宗实录》记载,未到一个月,骤雨带着冰雹,连降了两天。

  在清朝的《世宗实录》记载:中国历史上最为勤政英明的帝王之一雍正帝多次批示,从来天人感应治理影响快捷。凡是地方旱涝灾害都是人事造成的,或者朝廷政务上有过失,或者总督巡抚大人们渎职,或者太守知县不称职,又或者一个地区之中人心奸诈虚伪,风俗不够厚道。这些情况足以冒犯天和,而招致灾殃。

  地方招灾,官员奏报,雍正皇帝就批示:像你们这样的巡抚,我就知道地方必无丰收之理。天降冰雹,为什么专降在你们几位所属的地界?真是太奇怪、太可怕了。你们作官十分不妥,要小心。何等督府就有何等年岁。天道随人,快得很,实在令人生畏。在直省督府中,器量狭小、浑浑噩噩,没有像你们二位的。刚到湖南,水患到;调到江西,旱灾来;去了甘肃,又下冰雹。如此响应,奇哉、奇哉!

 

 

 

 

美国对华文化冷战的九大绝招

----揭秘恐怖的万谣之源

周小平

2014-06-18

    如果有一只猛兽出现在村庄附近,那么村民们一定会特别紧张,严加防范。但是如果出现在村庄里的是一只白蚁则根本不会有人去注意。而美国的文化冷战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的。他们组织职业写手日夜编撰着成千上万的文章和段子,通过美资背景控制的这些网络平台以及精心打造的导师、偶像和大V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每一段篇文章看似“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章都看一边起来,就会发现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和道德基础正在被这些段子和文章日夜侵蚀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

    经常有人对我说:“周小平,美国网络抹黑手段十分低劣,只不过是造谣而已。”但实际上,美国文化冷战的制定者和作战方案十分先进,美国运用信息武器的掌握和运用比起我们整整高出了一个代差。这种差距就好像当年我们用土炮去对抗滑膛炮和开花炮弹一样。当中国以为黑客战就是网络战的时候,美国却早已把网络信息战和文化战争作为了国家策略来推动。黑客是最低级的网络战,最高级的网络战则是可以仅凭通过文化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美国长期通过网络直接针对中华文明的特质和特征定向下毒,以达到操纵舆论甚至是影响政治的目的。难怪希拉里会自信地演讲到:“只要充分地运用好美国的巧实力和软实力,美国就能完全掌握中国。而美国对中国的文化冷战,主要就是通过以下九种招数向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发动进攻的。​

    文化冷战第一招:灭偶像。毁灭中国道德标杆,改树美国偶像。​

    周小平: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古今中外,道德模范和偶像的示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在美国也不例外。美国就连拍《蜘蛛侠》《超人》这样的电影都不忘加上从货车边救起小姑娘,或者扶老太太过马路这样的桥段,其目的就是为了达成向雷锋、赖宁一样的示范效果,进而使得全球人民心向美国。然而美国一方面通过各种影视剧作么在全球范围内塑造自己的道德偶像,另一方面又加紧通过网络系统性地摧毁中国人自己的道德偶像。​

    在中国的微博微信以及各大论坛上,一些毫职业抹黑中国道德偶像的微信公共账号、微博账号、论坛水军铺天盖地,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的正面偶像可以逃过他们的抹黑。例如微信公号:桃花岛主就常年向微信用户群发各种精心编造的文章。例如:《笑喷了,数学帝分析雷锋同志拣粪》《拆穿西点军校学雷锋的谎言》《新华网自爆雷锋照片大多为补拍》《“完美军人”欧阳海是怎样塑造出来的?》《“英雄少年”赖宁的真正死因》《“当代保尔”张海迪走下神坛始末》《掏粪工人时传祥的悲剧》《“铁人”王进喜是怎样炼成的?》《经不起推敲的邱少云》《焦裕禄的事迹是两个人拼凑起来的》《“英雄战士”刘学保的骗局》《草原小姐妹遇险和被救的真相》……这样的公共账号多如牛毛,每天都批量生产这种有组织的群发文章,且一律能轻易地通过的网络编辑的“审核”,网友举报也一律被视而不见。​

    每天这些的读起来妙笔横生,让人捧腹不已但是却带有明显抹黑、造谣和侮辱性的,能彻底摧毁中国人道德模范的段子和文章都在成千上亿的人群中飞速传播,而这种抹黑自1998年互联网在中国全面开花结果以来就从未停止。在网络媒体时代,洋人偶尔在中国做件好事总会有大V和网络媒体头条力挺和传播,但中国人做好事绝对得不到大V和媒体的头条待遇,甚至他们还罔顾彭宇承认撞到老人的事实,故意炒作出“彭宇冤案”的舆论氛围来来打击中国人好人好事的积极性。(实际上南京彭宇案审理当中,有7个目击证人按手印证明亲眼看到是彭宇撞到了老太太,而并非老太太讹诈彭宇。)​

    文化冷战第二招:毁信仰。针对中华文明世庶信仰下手,毁灭祖先崇拜,改造为洋人崇拜,基督崇拜。​

    周小平:中华民族是一个世庶文明的国家,推行的是祖先崇拜。祖先崇拜让中华文明比西方文明更早摆脱了神权社会的控制,也从来没有堕入过政教合一的深渊。我们中国人崇拜的不是西方那套圣子、圣父、圣灵,而是崇拜自己的先贤、先烈、先祖。当我们在学习先人们的教导、教诲的时候,会自然对他们充满崇拜,世庶文明的根基由此奠定。​

    先贤、先烈、先祖,就是向我们传达的很多中国的普世价值观的榜样们。社会经常通过这些先辈们的典故来教育我们“要勤奋好学”“要勤俭节约”“要为人与善”“要有素质”“要重视教育”等等优秀价值观。过去在这些传递中国普世价值观念的文章中的偶像、故事当中的主角一般都是中国的先贤、先烈、先祖或者长者与老人,然而在今天我们所特有的这种祖先崇拜的世庶文化却被美国文化冷战掺杂进了毒药。今天的西方的文化冷战发起者用微信、微博、大V、论坛水军常年传播经过了重新编撰了一系列劝勉中国人“要勤奋好学”“要勤俭节约”“要为人与善”“要有素质”的典故和段子,但是这些段子里的模范和说教者不再是中国的老人,也不在是中国的先贤、先烈或先祖,而是千篇一律的外国人!!​

    譬如:《一个印度工程师所写: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英国人眼中的中国》《中国人在德国吃饭被训斥》等等等等,在这些编造的虚假段子和文章里,向中国人日夜劝学、劝俭、劝善、劝勉的对象,全部都变成了外国人。而且全部都有相当具有针对性,食物浪费最严重的欧洲人在劝诫中国人要节约,基础教育一塌糊涂的美国人在劝解中国人要重视小孩教育,社会风气奇差,19世纪前不知洗澡为何物的的英国在劝说中国人要讲卫生,宅男最多的日本在教导中国人要多强身健体,甚至连文盲国家印度也跑来教导中国人要多读书……这样的文章在论坛、微博、微信铺天盖地,每天都数以亿计地被人阅读者,深信着。中华文明祖先崇拜的牌坊就这样被悄然偷换成了外国人的塑像。​

    同时西方还针对中国文明的发源地,河洛文明(今天的河南)则更是集中火力进行了抹黑。在YY这样的聊天网站上,平时以黄色视频聊天为主(又是IDG投资),每到晚上人气最旺盛的时候,就会有数以千计的ID在上面刷屏辱骂河南人是骗子。​

    文化冷战第三招:反人类。大搞种歧视,打击当代以及下一代中国人的自信心,维持中国人的自卑感。​

    周小平:自信是个人、家庭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保持旺盛势头的必要心理,但是现在美国正在利用互联网疯狂打击着中国人和中国下一代自信心。由于中国没有《反种族歧视法》,所以美国就侮辱和贬低整个中华民族入手,拼命丑化中国人。他们编造或夸张炮制出《中国式过马路》《中国人丢人丢到国外去了》《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不阅读的中国人》《中国人有10大不可思议》《中国:不遵守规则的世界》等等虚假文章或以点概面的夸张新闻全面的丑化和诋毁中国人,全面美化外国的人。这些段子在微博微信以及论坛上铺天盖地,甚至连《知音》《读者》这样的传统媒体上上也比比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这种针对一个民族的整体抹黑,在历史上只有希特勒对犹太人干过,而今天美国人也正通过网络如法炮制。​

    除了抹黑和打击当道中国人,打击下一代中国人自信心的文章和编造的段子也层出不穷,比如对比中美、中日以及中外小孩的水军文章也是铺天盖地,最知名的有《家长对比中美同龄女孩》《中日夏令营的较量》等,每天都有数以亿万计的人在浏览。在这些文章里面,中国的孩子总是千篇一律的:笨、傻、蠢、懒、呆、自私、猥琐、没礼貌、没孝心、还爱耍性子,而外国孩子个个都是白莲花,懂礼貌、爱劳动、身体好、素质高、团结、有礼貌,还个个都是大孝子,脾气好得像天使……这些铺天盖地的文章通过手机电脑日夜向中国人洗脑,已经造成了普遍的自卑和媚外心态。(实际上美国白人小孩家教不好的居多,对华人更是很不友好,甚至ABC还拍摄过“杀光中国人”的视频节目,美国人看后都哈哈大笑,没有人感到不妥。)​

    文化冷战第四招:反智。传播伪科学,力推环保恐怖主义,打断中国工业化和科技进程。​

    周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为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大多数中国人终于过上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生活,但是近年来利用互联网疯狂丑化中国工业化进程,丑化现代化城市生活,美化农耕文明才是世外桃源的氛围愈演愈烈,反智色彩极端严重。​

    近年来从《高铁乘务员因辐射流产》的谣言到《全球变暖,北极冰川融化》的骗局,再到《中国雾霾的元凶是煤炭里的放射性物质》、《PX项目被环保人士称之为断子绝孙工程》《断子绝孙核电站》等等虚假谣言和文章在微博微信以及各大论坛的疯狂传播,更是培养了大量的反智人群,加之博主大V的煽风点火,一场又一场的闹剧不断上演,每逢建厂必有大谣,每逢大谣必有动荡,从厦门PX工厂到昆明PX项目,从钼铜冶炼到启东造纸,从高铁受阻到江门核燃料棒项目被搁置,这些反智文章和段子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事实上,这些企业都是低污染的产业升级项目,中国的这些项目被打断之后,同样生产这些产品的新加坡、日本、韩国当即联手对中国实行出口涨价政策。)​

    文化冷战第五招:唱衰中国。​

    周小平:近年来,从金融到科技,从教育到体制,从文化到创新方方面面都有人通过互联网长期专业散播各种中国崩溃论,以及社会不公论,从而打击中国年轻人积极性。​

    像这种《中国国情最新数据让人震惊》,《中国不敢公开的大数据》、《中国即将崩溃》等文章比比皆是,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章从经济、政治、产业结构、国情数据等方方面面来论证中国不久之后就要崩溃的文章。这些造谣文章用虚假数据极近夸张扭曲之能,在微博微信和人人网这样的学生网站以及各大论坛疯狂传播。而写下这些文章的人,同样也得到了微博微信的大力推荐和包装打造,经常出现在网站首页,各类高端论坛,向全社会传播一种灭世氛围和沉船学说。这些虚构的恐吓性文章让中国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对中国的未来,对中国政府,对中国体制充满了不自信和抵触心态。(实际上很少有人知道美国并非橄榄形社会,根据美国白宫自己公布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有40%的人只占美国总资产比的0.2%!而有20%的人占有美国总资产比的40%!也很少有人知道美国因经济衰退造成的华尔街暴乱持续长达一年之久,失业率至今高居不下。)​

    文化冷战第六招:先亡其史。全面诋毁中国历史,全面美化美国历史。​

    周小平:中国的近代史和中国的历史人物,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几乎全部都被抹黑了好几遍,今天无论是微博上的@摆古论今 @丰乳肥臀 @文史女教师等虚假历史营销帐户,或者是微信公共账号@历史尘封档案 @东方历史评论 等营销帐户,还是喜欢高谈虚假历史的袁老师,亦或是在个大视频网站热门头推的到处宣传虚假历史,编造毛主席是种鸦片黑帮老大的高主持人,都集中统一地在干着一件事:那就是彻底抹黑中国的历史,使人民产生愤怒感。​

    这些网络营销帐户或者博主大V不仅肆意编撰谣言,而且常年被各大网站历史和文化频道力推,他们的编造历史的文章和段子数以亿万计的在论坛以及微博微信甚至正规媒体上传播。在他们的倾力推动下,朝鲜战争被描述成了炮灰脑残战争,解放战争被描述成了共产党窃取胜利果实。他们还编造说“那些帮助共产党打江山的英雄则被抛弃沦为了乞丐”,“洋人是解放中国的天使”,甚至“连内蒙古丢失都是因为共产党和苏联的秘密契约所造成的”。欲亡其国,先亡其史,试问在这种长年累月的历史虚无化攻击下,中国还剩下多少民心?反之,对美国的历史和人物网络编辑则极度美化,中国年轻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林肯在内战期间曾纵容下属部队合法强奸投降城市的妇女,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华盛顿喜欢活剥印第安人人皮。在中国的网络上美国的历史典故和历史人物都是伟光正的形象,而中共的历史以及历史人物却保守各种攻击和抹黑。​

    最明显的案例就是比如当2013年,中国政府决定打击互联网谣言的时候,百科这个每天都有数亿人查询的网络词典却用一则有关毛主席的传闻来定义谣言。谣言的案例千千万,为何偏偏扯上毛主席?这样的结果就是让查询的网友们都纷纷感叹:“原来中国政府才是造谣鼻祖。”而同样我们对比一下就不难看出,网络词典定义华盛顿则是用了一则纯粹编撰的谣言“华盛顿和樱桃树”来教育中国的年轻人和网民。虽然这则谣言已经被无数次证明是虚假的,虽然真实的华盛顿喜欢穿人皮做的皮鞋,但是网络编辑们却始终坚持用谣言美化美国历史人物。​

    文化冷战第七招:瓦解公信力。

    周小平:几乎每一个热点事件的背后都有一大批利用这些灾难或者重大事件造谣的专业团队,他们通过文章、视频、漫画等形式大肆传播谣言,煽动网民情绪,破坏国家和政府以及执法机关公信力,树立人民与公权力机关的对立情绪和不满情绪。每逢灾难发生的时候,本来应该是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诚地应对灾难,而这时网络编辑们、博主大V们又开始行动了。利用灾难吸引人民眼球的时刻,他们火速行动,做到了每逢大灾必有大谣,没逢小灾也有大谣。 比如有人不顾警戒线强行在汛期进入泄洪通道钓鱼,消防人员接警后冒着生命危险火速救起了9个人中的8个人,只有最后1个人实在没有时间救回,但博主大V和各类版主编辑闻风集体出动,编造了《消防队员两小时救不回一条人命》的帖子,送上了微博头条,刷满了全国微信用户,堆满了每一个论坛,还得到了版主们和置顶和加精。​

    同样的操作手法还运用在了地震、水灾、火灾等自然灾害发生时。汶川和雅安地震,解放军救灾图片被描绘成了“欺负灾民”,余姚发生水灾不仅解放军救灾的现场照片被网络大V集体无视,且还在微博微信疯传“政府过了48小时还不救灾”的谣言。北京暴雨洪灾,尽管有人民警察英勇牺牲,只有一个舍不得丢弃新买私家车的人被水淹死,而网络大V博主却利用日本水电站的图片来冒充日本下水道的图片,指出是中国政府的体制问题才导致了北京下水道不如日本。同样,欧洲水灾几公里的铝合金防洪墙被吹捧成了体制胜利,而中国部队用沙包救灾画面则被描绘成了体制落后的象征。尽管欧洲的那几公里铝合金防洪墙被证明是贪腐工程而且被洪水冲垮,尽管中国很多地方也有钢制防洪墙,但这些信息被网站编辑和大V们统一无视和自动过滤了。​

    文化冷战第八招:打击幸福感。把中国人所关心的所有话题和领域用海量谣言全面抹黑。​

    周小平: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升,老百姓心态正从“解决温饱问题”改变为“提高生活质量”,因此食品安全、保健、健康、环境问题、婚姻家庭、自我实现等等日益成为了老百姓更为关心的话题。但是恰恰是针对这几个方面,有专门的人职业从事精确的定点抹黑。从“人造假鸡蛋”到“打针西瓜”,从“生蛆橘子”到“国产奶粉”,从“房价”到“医疗”从“土壤”到“空气”从“婚姻”到“前景”,从“科技”到“艺术””所有中国人关注的焦点话题都无一例外遭到了有组织的虚假信息全面丑化和夸大扭曲。很多如“打针西瓜”“假鸡蛋来袭”等经典谣言如今依然在网络上铺天盖地。​

    即便在食品安全与环境卫生这样的领域,网络编辑和博主大V的“中外有别”态度还是十分明显。比如就奶粉而言在微博微信和论坛上,所有网络大V几乎都参与了对国产奶粉进行了无止境的围攻和推荐,文章动辄就热门加精和置顶,篇篇都有上千万的阅读量。而就洋奶粉发生的肉毒杆菌事件,我们在整个微博反复搜索,却只找到了几条访问量几乎为零的文章。(实际上西方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百出,仅欧洲就曾出现数千个没有胳膊的“海豹儿”,美国政府规定使用廋肉精是合法的,疯牛病是禁止检测的!美国是激素使用最泛滥的国家,纽约的人均寿命更是低于北京和上海,而且美国的呼吸道疾病人口是中国的4倍,每11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有严重的呼吸道疾病。但中国网民现在大多不知道这些,误以为国外是天堂,中国是地狱。)​

    文化冷战第九招:散播政治鸦片。​

    周小平:美国长期有组织的通过互联网制造方方面面的谣言,其目的就是形成文化包围圈,架空中国的政治自信和道路自信,并最终通过推出造虚假政治谎言来神话美国体制、丑化中国体制,以达到引发暴乱和和平演变的目的。​

    在互联网上,除了对外国政治体制进行乌托邦似的描绘之外,他们还极力吹捧外国领导人。《骆家辉坐经济舱是体制胜利》《小布什自己打伞说明什么?》《美国为什么没有腐败?》《克里给中国官员上了一堂震撼教育》《克林顿不拿公家一支笔。》等文章和桥段在微博微信以及各大论坛比比皆是。在这些文章里,西方社会和西方官员被包装成了一个没有贪腐、亲民圣洁、害怕百姓、简朴奉公的形象,而这些形象地背后又直接指出是因为“体制问题”造成了这种差异,进而得出结论“只要中国全盘接收美国的改造”,就能将中国社会改造成他们所描绘的样子。而现在最大的阻碍墙就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必须要推到这堵墙。​

    ——实际上年轻人没有太多的政治理念,他们没有精力去阅读繁杂难懂的政治学说。他们对体制的看法,他们对官员的印象,乃至他们对国家社会的感受恰恰是来自于网络对他们的灌输。那么我们只要想一下,这十几年来网络每天都这样这样地教育着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对中国的体制、对中国共产党、对官员和社会如此地不信任了。(中国当然有腐败的官员需要我们集体监督和处理,但是美国绝非桃花源,实际上,骆家辉常年包机泡妞,克林顿家族极端腐败,奥巴马全家度假一次开销数千万等等在美国并非新闻。可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正有人长期刻意美化美国官员“伟光正”的形象,并归咎于“体制”,图谋以此激发网民的情绪。)​

    网络是信息时代的终极舆论武器,中国存在武器代差,网络鸦片战争已然爆发。​

    也有网友曾经对我说“周小平,我觉得互联网应该是自由的,是不应该受到约束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绝对的自由只能导致绝对的混乱。如果人人开车上路想怎么开就怎么开,最后的结果必然就是乱成一片。开车要有交规,互联网也不能处于无政府无管理状态。比如美国的网络就是由白宫网络指挥办公室严密控制的,任何人只要发布敏感信息都可能被查,去年就有很多人因为上网辱骂奥巴马,威胁对付美国政府而在半个小时内就被FBI上门带走。我也曾经到美国facebook和推特发布过一组照片,就是模仿美国抹黑中国的方式:“将一个美国穷人大哭的照片和希拉里大笑的照片放在一起”,结果不到十分钟就被删除了,而且等我再登陆的时候,连账号也被注销了,由此可见美国对互联网管理是极其规范的。他们深知这种图片和段子对自己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更充分说明了美国在文化冷战方面的丰富经验和绝对优势。因此,我们必须师夷之长以制夷,尽快掌握这套网络文化作战与防御体系。以避免全中国人民被微博微信朋友圈的虚假谣言段子集体蒙蔽的厄运。​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时 间:2014年06月26日 10:51 (星期四)附 件:1个 (资讯 6-26.rar ) 查看附件

与孔子学院合作要准备付出代价

华盛顿邮报

2014-06-24 讯
 

    《华盛顿邮报》6月21发表评论文章说,美中在教育方面开展的交流项目数量,近年达到历史新高。然而这些项目使美国在获得学术价值的同时,也使美国在价值观方面受到来自中共的威胁,而产生这种威胁来自中共在美国一些大学院校内系统开设的孔子学院。

    报导说,孔子学院已经成为美国大学在获得学术价值与损害美国价值观方面做出取舍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些孔子学院在经济上得到中共的雄厚支持,它们在世界各地提供中文及中国文化的教学。但与德国的歌德学院或英国文化协会所不同的是,许多孔子学院都直接设立在美国大学校园内。正是这种形式上与美国大学的连接和中共在背后对孔子学院的操控,给美国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带来了威胁。

有形的合作无形的渗透与操控

    对于来自北京政府的这个标志性文化前哨,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于上周向近100所美国大学发出呼吁,要求他们重新审核与孔子学院之间的关系。

    该教授协会在倡议书中写道:有时这种合作使美国大学在管理上失去了其完整性和诚信,“孔子学院的职能就如同中共政府的一个手臂,他们被允许可以忽视学术自由。”

    文章指出,中共官员曾表示,这些学院是扩大其软实力的关键,也是“中共延伸至海外宣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孔子学院在全球还在迅速扩张。中共的目标是“在2020年前,孔子学院要进入全球500座大城市”。

    文章说,美国与中共的教育交流不该以丧失言论自由为代价,更不该在美国学术界的帮助下,使中共达到这一目的。

    2009年在北卡来罗纳州立大学设立的孔子学院,被指反对该大学向西藏精神领袖、被中共视为叛徒的达赖喇嘛发出邀请。该校的这个邀请计划最终作罢。虽然北卡州立大学官方表示,这是由于时间仓促和资源不够所致,但该校校务长告诉彭博社说:“我不想说,我们不知道如果向达赖喇嘛发出邀请,这对我们会产生什么可能的后果。我们当然知道。中共是北卡州的一个主要贸易伙伴。”

    2012年,孔子学院的一名赵姓教师(Sonia Zhao)向一个人权法庭表示,学院在与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写道,“不允许她参加非法组织,如法轮功”这样的被中共视为威胁的一个精神运动团体。赵女士表示,她“还在北京接受培训,被要求不能在课堂内涉及敏感话题”。

    自我审查

    根据美国“国家”(the Nation)新闻网的报导,来自芝加哥的一所大学的管理人员承认,他们不能在校内的孔子学院内张贴达赖喇嘛的图片。这一情况已被美国相关部门存档记录。

美国一些院校开始抵制孔子学院

    上述这些情况,促使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始拒绝来自中共的合作建议书。目前在校内设有孔子学院的一些美国大学的教职员团队,也联署了对中共做法表示抗议的请愿书。因为他们中很多人担心自己并不了解校方与中共在开办孔子学院的协议中,到底有哪些秘密条款是未公开的。

    美国的一些精英院校,如斯坦福大学,已经要求中共在合作条款中删除这些限制言论自由等方面的条款。而目前有很多大学还没有这样做。

    正如伦敦经济学院院长所说,中共投入上百万美元,为自己打造“合作伙伴”,但这种合作不该为学术自由打上封印。美国大学应该公布他们与中共签署的协议,以此向大众做出公示,美国学校不允许中共在美国施展歧视或精神压迫。如果他们不能这样做,那这样的合作项目就该被终止。

 

 

美教授联合会炮轰孔子学院 捍卫学术自由

《看中国》记者 管欣薷

2014年06月19日

    中共当局在海外推广的孔子学院,一直备受争议。日前,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向近100所美国大学呼吁,取消或重新谈判与孔子学院之间的协议,避免学术自由遭到中共政治干预。

    该学术机构发表声明说:“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并被允许忽视学术自由。”声明指出,全球化增加外国政府以及机构在大学的参与,但是有时亦牺牲了大学以及教职员的完整性。声明特别提出在美加大学设立、由中国官办的孔子学院,忽略学术自由,建立时大学大多都有不可接受的政治让步,容许官办在教学人员的招聘和课程编排上有控制权。声明敦促美国大学停止并取消与孔子学院的合作,除非对它们的合作进行重大的改革。

    据孔子学院官方网站介绍,截止到2013年年底,全球已建立了440所孔子学院以及646个孔子课堂,并分布在120个国家。

    今年5月份,芝加哥大学,包括政治系、历史系和英语系等7个系主任在内的100多名教授,发起联署,要求校方在今年的9月份和孔子学院的合约到期后,不再续约。他们的联署书上写道:“孔子学院是中共教育部旗下的汉办资助的,汉办是中共的一个机构,汉办控制教师的聘用和培训,引发学术课程会受到中共对言论和信仰自由的政治镇压的影响。 ”具体来说,孔子学院的教师会倾向于回避六四事件以及台湾和西藏问题之类的敏感议题,令言论和信仰自由受约束。

    佩斯大学的金融学研究生认为,孔子学院“对想学中文的外国人,想了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是不公平的。既然外国人是来(孔子学院)学中文的,他们就是想要多方面了解中国的文化。”同校的MBA学生表示,中共不应该试图掩盖某段历史,学术和言论自由本身就是融入文化的一部分。

 

 

 



发件人:黎鸣<liming1944@126.com>收件人:liming.jxnc<liming.jxnc@blogger.com>+保存所有收件人 时 间:2014年06月27日 09:31 (星期五)附 件:2个 (从孔丘看整体中国人——太假、太恶、太丑.doc 等... ) 查看附件 从孔丘看整体中国人——太假、太恶、太丑

    编者按:当黎鸣先生在咒骂中国人太假、太恶、太丑时,似乎已将自己置身度外,似乎自己已经不是中国人。如果中国人都太假太恶太丑,怎么能出了 黎鸣先生这么个不假、不恶、不丑的中国人呢?你能是个另类吗?如果说你也是丑恶的人,那么这样人能写出通情达理的文章来吗? 所以,在看文章之前,要思索一下作者的问题,说话是不是太绝对?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 中国人世世代代按仁、义、礼、智、信做事做人,亲情孝道,行侠仗义,怎么只有丑陋之有呢? 只不过到了近代以来,在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掠夺之后才迫不及待地学习西方,学了一些斗争手段,专政手段,才做了一些恶事。如果说有丑陋也是近代以来变的。可今天中国的可悲就是出了 黎鸣这么一批要掘祖宗八辈坟墓的人,出了这么一批站在外人的立场上咒骂自己祖宗自己同胞的人。这就是全球化的结果,西方文化霸权的产物。黎鸣先生是个很好的典型,这种文章 所显示的也只能是自己的恶,自己的丑。

从孔丘看整体中国人

——太假、太恶、太丑

黎 鸣

    我曾经多次说过,尊谁就像谁,中国人尊孔丘尊了两千多年,自然,中国人就会特别像孔丘。结论应不应该是如此呢?我认为是。今天,我就这个题目进行分析和论证。

    我今年七十一岁,除了前三十年的学习准备,其实我全部的精力都在研究人,首先是研究我自己,然后是孔丘,再后是老子。之所以研究“人”的原因,是听了老子和苏格拉底的话,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我知道我自己的无知。”“无知就是恶。”我研究的方法,即我在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的方法,我归结为三条:说话尽可能地“真”,直到“精确”;做事尽可能地“善”,直到“准确”;思考尽可能地“美”,直到“明确”,说开来,其实就是从主观的角度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地真、相对地善和自由地美。

    我就力争用这种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我自己,研究人。我特别选择了孔丘,然后是老子。选择孔丘,是因为中国人尊孔丘尊了两千多年,至今不止;选择老子,是我自己悟到的,老子的《道德经》是一个巨大的人类伟大文明精神的宝库,研究《道德经》就是研究老子。最后可以说,我研究我自己是终生,一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为止,研究孔丘我用了整整四十年,研究老子,我用了最近的二十年。关于孔丘和老子,我的发现的著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但关于老子,还需要更进一步深化,老子太伟大,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多做一些升华发展的工作。关于我自己,我还在研究,暂时没有定论。或许,这个定论需要后人去做,甚至与我无关,我只需努力就是了。但对于孔丘和老子,我有定论。关于孔丘和老子的文章,我已经不断地在网上发表,只要大家关注,都能看到。

    大体来说,对于孔丘,我基本上否定,不只是否定,而应该是尽力地揭露其假恶丑的本质;对于老子,我基本上肯定,不只是肯定,而应该是尽力地赞赏其真善美的本质。看来这非常绝对、偏激,但我认为,事实如此,真话真说,实话实说。听不得真话、实话的中国人,让他们自然地去吧。对于活人必须尽可能地宽容,但也不能是对于其错误的宽容,错误是不能宽容的;对于死人无所谓宽容不宽容,再宽容,他们也是死人,对他们无害,更重要的是对今天活着的人们负责,对孩子们负责。因此,只需对他们的言、行、思进行分析,如果正确,自然应该给予正当的评价,如果它们基本上都是错误,当然就只能否定。孔丘的言、行、思,确实是中国人假、恶、丑的最大的历史典型,我不能不给予否定的评价。可悲的是,这种假恶丑的典型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人的盲目地尊崇,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整体中国人的最基本的(假、恶、丑的)品质。看不到这一点,应该看作是对中国历史,也是对每一个中国人自己一生,更尤其是对中国人的下一代的犯罪。

    关于分析人的方法,我在前面的文章也谈过,就是考察他的言、行、思。标准就是真、善、美。关于孔丘的结论我非常明确:亲、尊、长,实际上就是假、恶、丑;关于老子的结论:道、宝、德,正就是真、善、美本身。孔丘的错误是显然的:言亲,行尊,思长(官);老子的正确也是显然的:言道,行宝,思德。孔丘的言亲,是言“天命论”、“血统论”、“宗法论”、“人治论”;行尊,是行“极权论”;思长(官)是“想当官”,是思“专制论”。老子的言道,道是真理的抽象;行宝,宝是规律真知的象征;思德,德是逻辑—最高智慧的化身,是自由精神本身。

    今天就孔丘来看中国人“整体”的“品质”,同样也只能是假、恶、丑。因为牵涉到的是一个巨大的人类“整体”,如此的“假、恶、丑”,实在可以认为是“太假、太恶、太丑”。能够证明孔丘“假、恶、丑”的是“四书五经”,也包括关于孔丘的《历史》记录,特别是其中的《论语》,我称其为《沦窳》。能够证明中国人“整体”品质的“假、恶、丑”的是中国人全部的《历史》,也包括中国人的大量的文学作品。实际上大家也都清楚,中国人近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全都是在按照“四书五经”,主要例如《春秋》、《论语》的“逻辑”写作。实际上应该是“反逻辑”。而关于中国人的重要的文学作品“四大名著”,我也曾经论断,它们其实表现了中国人精神的“四大绝望”。

    关于孔丘的言假、言伪,我已经有大量的文章进行揭露。质言之,即孔丘的无论“孝、悌、忠、恕”、“仁、义、智、信”,等等,全都是从“礼”出发来说的。有“礼”就有“孝、悌、忠、恕”,就有“仁、义、智、信”,无“礼”就是“乱臣贼子”、就是“叛逆”,就是“礼崩乐坏”。关于孔丘,我有两个“六论”来加以完全的总结:第一个“六论”:“天命论、血统论、宗法论、人治论、极权论、专制论”;第二个“六论”:“一天、二隐、三畏、四非、五常、六无”。我在这里就不继续解释了。孔丘的“言假”、“言伪”是明明白白的。

    关于孔丘的行恶,我也已经有不少文章加以揭露,最关键的是“杀人”,孔丘当官三年,至少杀了三次人,而且一次比一次凶狠、残忍、冷酷无情。这就是杀少正卯、杀齐优、杀无辜的鲁国国民(以“堕三都”的名义)。

    关于孔丘的思长(官),这甚至都不需要我去证明,孔丘的一生都在为了想当官而忙碌,而奔走,而钻营。教书只是为了当官作铺垫,后来游走于列国之间,也明显是为了当官。而中间做了三年官,却至少杀了三次人。孔丘的“当官”,说到骨子里,就是为了“杀人”方便,因为在他看来,杀人表现了最高的权威。对于想当官的人来说,权力、权威就是一切。

    非常明显,孔丘之言,无真理、无规律、无逻辑,许多话都是从常人那里“人云亦云”来的。徒子徒孙们的《论语》帮助他把常人之言变成了孔丘之言。实际上等于集说,然而全都是独断论,既不成系统,更没有逻辑,是一种杂拌的“人云亦云”,但是却欺骗了所有的中国人,一直到了今天,中国的文人们还在无尽地歌颂,真是集体瞎了眼。

    整体的“中国人”如何呢?看中国《历史》即足以证明。当然,现在活着的人们还可以从现实之中去进行观察。观察谁?首先是观察当今中国的政府,观察所有的中国官员,然后是观察中国历史上以及当今特别“尊孔”(而想当大官)的所谓名人,最后更可以观察每一个人自己以及自己周围的人们。他们“整体”上是“真、善、美”呢,还是“假、恶、丑”呢?我的结论是后者,大家的结论如何,由人们自己去回答。

    问题不同的是,我的结论来自我的题目:从孔丘看整体中国人。由于两千多年来,包括今天,中国人都在痴迷地“尊孔”,所以必然地中国人几乎全都像孔丘。像孔丘的什么?像孔丘的“假、恶、丑”,具体言之,即:言假,行恶,思丑,更具体的自然是“言亲,行尊,思长(官)”。我请大家尤其关注,那些到了今天还特别要求中国人“尊孔”的人们的言、行、思的动向,看看他们是如何来表演他们的假、恶、丑的。

    近代中国,有三位著名的文人与我的观点比较相似,他们是李宗吾、鲁迅、柏杨。李宗吾说中国人“厚黑”,鲁迅说中国人“吃人”,柏杨说中国人“丑陋”。我集他们之“大成”:整体中国人不仅“厚黑”,同时“吃人”、同时“丑陋”。具体言之,“厚黑”的是说话,是政治,是信仰,总的特征是“不真”;“吃人”的是行为,是经济,是“礼”行,总的特征是“不善”;“丑陋”的是思考,是文化,是没有最基本的人的逻辑智慧,是没有精神自由,总的特征是“不美”。总之,这种“不真、不善、不美”,用孔丘自己的词汇来说,即是“不仁、不义、不智、不信”,也是“无仁、无义、无智、无信”,自然就更是“假仁、假义、假智、假信”。

    正是因为孔丘“假仁、假义、假智、假信”,所以中国人“整体”也必然而只能是“假仁、假义、假智、假信”。今天的中国人还要坚持把“尊孔”的“假仁、假义、假智、假信”的历史戏剧继续演绎下去,这只能说明中国人“整体”真是“假、恶、丑”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他们要把“无仁、无义、无智、无信”的中国传统儒家黑暗的精神“牢底”坐穿,一直到这整个民族的中国人彻底从地球上灭绝为止。作为也是一个中国人,我的悲哀是难以表达的,我只能学习老子,把他的《道德经》继续更真理化、更规律化、更逻辑化地写下去,直到它在全人类之中的发扬光大,成为全人类的新文明的《圣经》,而以此聊表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仅剩的自我安慰:毕竟在中国,还出现了一位人类中最伟大的有思想的“人”。

    最后,不能不再说几句,我说的是孔丘和整体的中国人,而不是其他的某个中国人。我的亲们应该懂得反思,深深地质问自己,自己是什么人?但却千万不要自己对号入座,以为我在说的“无仁、无义、无智、无信”,正就是指着具体的您,其实,真正您的“言、行、思”是什么,只有您自己能够回答,别人无法回答,因此,千万别大动肝火。情绪化无论是对于言、行、思,还是对于人们自身的生命,都是非常有害的。当然,如果你认为自己能够有资格代表中国人的“整体”,那当另说。然而,在今天的中国,谁有资格代表“整体”的中国人呢?我基本上认为没有任何谁,能够具有这种资格。

    中国人的“整体”,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混沌”,可悲的是,这个巨大的“混沌”带有明显的孔丘的个人色彩。造成这种恶果的根源,即在中国人全都非常盲目地“尊孔”,连孔丘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完全就只有“人云亦云”,“人行亦行”,“人思亦思”,这个“人云”、“人行”、“人思”其实就是“子云”、“子行”、“子思”,所谓的“子”,就是中国传统“人云亦云”了两千多年的“圣人”孔子。中国人从生下落地,就已经开始被“子云”、“子行”、“子思”的浓厚的“酱缸”环境洗脑了,而直到长大、成熟,甚至直到死去,也都不知道,自己的脑袋根本就不是“自己”真正自然而然天赋的“人”的脑袋了。可悲呀,可悲!!!中国人全都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丧失了“真、善、美”的精神,而莫名其妙地堕入了“假、恶、丑”的传统历史的精神“黑洞”之中。这全都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盲目“尊孔”的“文化传统”所必然造的“孽”呀!

    挽救中国,挽救中国人,挽救每一个中国人自己,最重要的路,仍旧在首先认识你自己,而想要真正认识自己的最重要的路,即必须认识中国人“整体”的自己“尊崇”了两千多年的孔丘及其儒家。因为正是孔丘的“言亲的人性、行尊的人格、思长(官)的人品”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整体”,使之“太假、太恶、太丑”。这正就是我今天文章的结论。(2014,6,25.)

 

 

 

 


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

中国社科院退休研究员 资中筠

2014-06-12

     编者按:八十多岁的资老太太也是一个怪人,在猛烈批评中国的专制传统之时,连中国文化的其他内容也都捎带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被西方文化打得匍匐在地了,资老太太还要踏上一只脚。当今社会,母杀子、兄杀妹、女杀父事件屡屡发生,年青一代道德伦理已经荡然无存,资老太还在一味批判国学。这些人搞政治搞得已经昏了头,她们不懂得政治和伦理是两码事,民主自由代替不了亲情孝道。就是搞了民主政治,实行民主、民选、多党制了,中国人也要修身养性,也要培养个人的道德情操和基本品格。儒家学说有等级制的糟粕,也有仁爱诚信的精华。怎么能一概排斥呢?

    总之,中国当前出了一批搅乱社会的人,这是一些要彻底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的人,她他们的本质如同当年的革命者一样,都是要人们彻底的改换脑袋,不是换马列主义,就是换哈耶克主义。这个年纪的人思维模式已经定型,如果让他们来影响社会,必然是误导社会。所以,请黎鸣和资中筠这个年纪的学者还是靠边站吧。这一代人从阶级斗争运动中走出来,身上仍然带着旧时代烙印,是担当不起引领社会走向健康发展道路重任的。但这些人还特别高产,文章特多,本网不得不提醒读者几句:吸收 有道理的,批评错误的。

    建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 。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地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国家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改革说到底就是去掉某些中国特色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

2014-06-25

    免费医疗据说通常都有的三大弊病——高税收、过度医疗、医疗单位无竞争。有专家就指出不要对在中国推行福利性医疗保障有幻想,他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英国搞免费医疗的结果是排队,你是部长首相也得排队。但要是在中国搞免费医疗,那结果就是没关系没权力的人得排队,排十几年的队,而有关系或者有权力的人就不排队。在我们国家,哪怕你就是个小乡长,也可以不用排队。”

    这个论点在网上引起热议,议者似乎是批评居多。但是最有分量的批评我觉得是下面这个:“不错,在中国搞公费医疗确实是老百姓排长队,官员就不排队。但是这些年来中国搞市场化医疗的结果又如何?不就是老百姓看病掏大钱,官员看病照样不掏钱吗?”

    这个问题首先给人的启示是:的确,“福利化”与“市场化”可能都各有利弊,但是在中国一般性地谈“福利”与“市场”可能是隔靴搔痒。关键在于:我们的“福利”不是别人的那种福利,我们的“市场”也不是别人的那种市场!别人搞福利,可能官员和百姓都得排队,但咱们只是老百姓要排长队;别人搞市场,可能官员和百姓都得花钱,但咱们只是老百姓要花大钱。

    不但如此,更要命的是我们的评价和决策体系往往还只能听到那既不花钱、又不排队者的声音,这种声音不断拿排队和花钱来轮番吓唬老百姓:高收费看不起病你怕不怕?可见市场化是要不得的,我还是应该有垄断的权力;排十几年队你怕不怕?可见福利化是要不得的,你别给我施加这些责任。最好我既有横征暴敛之权,又无公共服务之责,权力大到要你死你就死,要你活你就活,而责任小到可以不管你死活——那样的话我当然是既不花钱又不排队了,可是你却叫唤既要花大钱还要排长队?……这就叫中国特色知道不?能怪我吗?

    其实市场化与福利化各自的弊病不是不能中和的。在先进国家这方面的成功实践已经有了不少。例如在政府对弱势者的医疗承担保障责任的同时,放弃医疗供应的垄断权,对民营医院开放医疗市场,尤其是高端和特需医疗市场——不愿排队或对医疗服务有更高要求的富人可以掏大钱去看高级私人医院,但低收入的穷人看病可以向政府问责,要求有免费的公立医院可看,当然排队之弊也许难免,但是富人分流到高端医疗市场后就不至于那么拥挤。总之,怕排队的人可以选择花钱,怕花钱的人也可以选择排队,市场化和福利化各得其所。尽管不是尽善尽美,总不至于无权无势者既花大钱又排长队,有权有势者既不花钱又不排队吧!

    可是我们这里却相反:国家财政提供的医疗资源高度集中于极少数特殊高端医院,改革前它们很多是不对公众开放的高干医院,改革后也对公众开放了,但收费高昂。而民营医院受垄断排斥很难进入高端医疗市场,大都只能为没有保障的弱势百姓提供收费的低端服务。百姓要么没钱进不了好医院,如果花得起钱也必须挤到那极少的国营高端医院排长队,恰恰造成了“无权无势者既花大钱又排长队,有权有势者既不花钱又不排队”之弊。

    又如一些先进国家把福利保障责任理解为支付费用的责任,而不是直接提供服务的责任。提供医疗服务可以靠民营医院(以及民营药店等)形成竞争性市场,但是穷人看不起病,政府有责任提供支付手段,给钱怕你乱花了,可以提供医疗券专用于医疗支付,就像其他福利领域的教育券、租房券等安排一样。病人持医疗券可以在市场上选择医院,民营医院可以竞争改善服务、降低收费以吸引病人,收入的医疗券由政府负责兑付成钱。这虽然不能避免福利制度的财政负担,却可以免除官办医院缺乏竞争服务不良效率不佳之弊。

    再如,在英国式的全民免费医疗和中国式的官员、职工免费医疗之外,不是还有美国式的穷人、老人免费医疗么?都说美国的低福利造成有些人看不起病,所以奥巴马要搞医改。可是很少人问在美国是什么人看不起病?奥巴马的医改在美国民主制度下何以不易推行?实际上美国联邦财政支付的福利性医疗(Medicare与Medicaid)就是解决穷人、老人看病问题的,而且确实也解决了。在那里看不起病的,主要是没有弱势到可以享受福利性医保、但也并不富裕、因嫌贵或者自恃健康又没有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的中低层人士。他们的问题也确实需要解决。但是富人(他们自己没有看不起病的问题,对于纳税供穷人看病如果说不好持异议,那么要为那些并不穷的人看病纳更多的税,他们的牢骚就大了)和穷人(他们已经有了福利性医保,操心的是就业,如果因为高税收影响投资妨碍了就业,他们并不愿意)都不支持,仅仅靠中低层的支持在民主制下争取多数确实有难度。当然,福利性医保像英国那样覆盖全民(高福利),或者像美国那样只覆盖真正弱势者(低福利)可能各有毛病,但是像我国过去那种让弱势者(农民)纳税供强势者(干部)看病——大家还记得当年卫生部退休副部长“80%公费医疗经费用于干部”的话吧——的体制,有什么资格批评那两者中的任何一个?

    可见,医疗问题在我们这里并不是“福利化”还是“市场化”的问题,更不是“高福利”还是“低福利”的问题。我过去多次说过,这就是一个“负福利”问题。对这种问题,你要反对福利就该明确反对特权性的福利——为此就要限制统治权力的“自我服务”;你要赞成福利就该支持最弱势者的福利,为此就要向统治者问责,而不是把福利当作他赐给你就要叩谢、他不给你也无权要求的“皇恩”。这两者有什么冲突?怕就怕两者都反过来:一骂“福利国家”就只禁止穷人的福利问责,而对特权化的福利无可奈何;一骂“市场自由”就要给统治者扩权,结果他自我服务更肆无忌惮而“赐予”百姓的“皇恩”仍然吝啬。而这,不恰恰是个“中国特色”的问题吗?

    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按市场化方向至今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平心而论,如今的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在国内,虽然市长找老百姓施展权力(包括干预百姓交易的权力)还是不受制约,但老百姓被推向市场而不能向政府问责——即所谓“不找市长找市场”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由于中国在血汗工厂打败福利国家的格局下展现的竞争力,中国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反对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贸易壁垒的格局也俨然已经形成。尽管今天一些西方国家仍然不肯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但是说实话,市场化程度到底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算是“市场经济国家”,在西方也远远没有一定的标准。人们都知道在“西方”这个笼统的说法下各国其实差异很大,像瑞典那样“社会主义党”(过去我们都译成“社会党”,严格地说是不对的,西方所谓社会党的构词成分“社会”都是socialist而不是social)长期执政、号称“从摇篮到坟墓”国家都要承担责任的福利国家和美国那样偏重于自由竞争的国家,市场化程度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而如果以“经济体”论,比美国更市场化的还有香港,历年国际上“经济自由度(指市场竞争的自由度)”排名,香港都在全球最前列,把美国都甩在后面,而事实上在低税负、对高基尼系数的接受度等方面,香港也的确超过美国。

    但是,就是这个全球最市场化(或者按我们过去的传统说法叫资本主义化)的香港,从某种意义上讲其“社会主义”的程度仍然远远超过大陆:香港早已实现了英国式的全民医疗保障,义务教育资源的分配也比内地公平得多,更不用说我们如今正在向其学习的廉租房(所谓公屋)制度等等了。过去大陆居民移居香港,可能主要是奔自由竞争、市场机会,或者说是奔“资本主义”去淘金的。可是这些年来,不仅香港资本家更愿意到内地“剥削”工人早已是常识,而大陆居民移居香港,也似乎已经主要变成是去寻求“社会主义”即福利保障的了。我们看近年来关于内地移民的新闻:今天奔着那里医疗、妇婴保障的大陆孕妇赴港生子潮,全港新生婴儿8.8万名,其中半数来自大陆孕妇,明天又冲着那里高水平的义务教育,内地过万学童赴港读书 可享受学费全免政策。全世界经济最自由化、市场化与资本主义化的地方,在国人眼里尚且成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所在,何况美国?更何况欧洲?更不用说何况北欧了。

    当然,如果因此就说我们已经不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也是不对的。近年来我国富人、企业家向境外移民和转移资产之风愈演愈烈,说明不少人对市场自由、产权保障并无信心。而且有趣的是,香港这一经济“最自由”之地由于太近还不保险,相比香港,我们的资本更愿意转移到澳大利亚、加拿大这类高税收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地区,因为那里无论税收如何重,起码税后财产是有保障的,没有“强征强拆”,没有“国进民退”,更没有借“唱红打黑”随意抄家没产的薄熙来方式。即便像徐明那种“红顶商人”在国内“权家通赢”如鱼得水,赢了之后也还要向外转产不是?

    企业家到国外最“社会主义”的地方去保全资产,老百姓到境外最“资本主义”的地方寻求社会保障,这两种有趣景观生动地说明了我们目前自由、福利双不足的状况。就福利不足而言,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们已经比西方更市场化。世界上本没有百分之百市场化的地方,我们与西方、至少是北欧那样的西方真正的区别也已经不在于市场化的程度孰高孰低,而在于非市场的那一块,在于我们限制市场化的机制和他们完全不同:限制市场机制的东西,在他们那里是福利国家、强势工会、以NPO治理等方式体现的参与式民主、公众环保干预等等,而在我们这里则主要是国家垄断、官僚特权、市场中的“裁判踢球,权家通赢”等等。

    因此,中国未来的走向与其说是取决于市场化成分还有多大扩张,不如说更取决于“非市场”的一块怎么改革。我想如果真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东西,那么在中国,它的对立面应该并不是什么“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封建市场经济”和“官僚资本”。当然我知道“封建”这个词歧义甚大,不过“左”这个词可能歧义更大。过去官方说过四人帮时代搞的是“封建法西斯专政”,马克思也指出,封建时代的特征是“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其实,皇权专制钳制下的市场经济,中国自古以来就不陌生,我们的改革当然也不是追求这个。“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放在市场经济的前边如果不是给改革打掩护用的,而是要真的成为改革的目标,就得用它取代“封建”。

    换言之,中国要真正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发展,扩大“市场”的作用当然也很重要,但是针对“市场经济”前面那个定语下药,走出“封建市场经济”的阴影,多一点以社会平等、政治民主、公平正义、公共福利、民众的公益干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也很重要,而且随着市场化的程度已经很大,这些就尤其重要。在这种条件下市场化程度如果要进一步推进,就必须把过去限制老百姓的“不找市长找市场”变成限制政府的“市长不找市场找”:“市长”不能随便找百姓收税,而百姓有权找“市长”进行福利问责。落实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只能通过制约权力来使政府退出市场,而不是让政府推卸责任把百姓抛向市场,或者反过来讲,就是不能用扩大政府权力来挤压市场,而要用增加政府责任来补充市场。“市场化”不是“去福利化”而是“去特权化”。

    话说回来,中国永远会有自己的特色,就像所谓的“西方”中任何一个国家也有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的特色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当年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时是冲着“苏联模式”来的,指的是中国应当勇于不同于苏联,不同于斯大林的那一套,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借鉴他山之石,更不是说自己的任何东西包括弊病都理所当然。道理很简单:如果任何“中国特色”都是理所当然,我们就根本不需要改革,改革说到底,就是为的去掉某些“中国特色”。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时 间:2014年06月28日 11:39 (星期六)附 件:2个 (徐达内:媒体札记:张志军这一步.doc 等... ) 查看附件

    编者按:陈光标这次是真的彪了,跑到美国去给流浪汉撒钱,纯粹是吃饱了烧的,中国还有这么多穷困地区等待建设,而中国的富人却把游戏玩到外国。这不是一个严肃的慈善家的行为。是富人拿着钱为个人的爱好在游戏,其结果只能让外人更瞧不起中国人。这种丢人而低级的把戏最好少在国外上演。

美国纽约公园里的红色光标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达内

2014年06月27日

    陈光标再一次红了。不过他此番漂洋过海渲染的红色慈善,不是中国钞票的红,而是记忆深处的红。与以往一样,陈氏光标所到之处,钞票和眼球随之滚滚。勤奋的信息分享者们,配合着微博上陈光标一贴再贴的报名表,把外媒的报道一点一滴搬运回国——陈光标这次在纽约时报登广告,不再是宣告岛屿主权,而是重回慈善老本行:邀请千名流浪汉在纽约公园里共进午餐,并每人发放300美元现金。

    经过十多天的报名宣传,节目预告已广而告之,围观者也都已经落座,万事俱备,只等美国慈善午宴开餐,国内舆论盛宴就可同步。

    前日深夜,@成都石龙送上第一道开胃菜,他转发来自美国朋友的朋友圈照片,询问各位意见:“我一个美国的朋友,做为媒体实习记者,参与了陈光标在美国的所谓慈善行为。陈光标准备了大量的中共在井冈山以及文革时期的服装,让那些接受现金的穷人穿上照相,你们怎么看他的行为?”

    照片中一位须发皆白的黑人兄弟,正朝拍摄者行解放军军礼。他身着墨绿色军装,头戴印有五角星的军帽,腰间斜挎一军绿水壶,右臂上还别着一道红袖章,胸前佩戴一块硕大的心形牌,上书:“学习雷锋好榜样”,还是中英文对照的。

    这喜气洋洋的气氛,均印证了陈光标此前的悉心准备:“将从南京带100套雷锋装、50套红军装到活动现场,请中国留学生穿上服装,参与现场发放红包的志愿服务。服装上有‘为人民服务’字样。开场时,将邀请参与人员用英文同唱《学习雷锋好榜样》。”

    而早已转变立场的意见领袖们,终于按捺不住开始了又一轮口诛笔伐。只不过褪去对昔日慈善家光环的惋惜,如今剩下的,满满是对一个目的不纯的政治投机者的警惕。

    熟读经典温文尔雅的@严锋更是怒不可遏:“如果说有谁在妖魔化中国,或者配合妖魔化中国,而且是以高调、粗鄙、快捷、有效而传播力强的方式,那就是陈光标这样的人……他显然是在用强力输出中国文化中外国人最害怕的那一部分东西,打造外国人最害怕的那种中国人形象。简言之,他就是中国黑。”

    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西西福厮抓住报道误差,极力为陈光标辩解:“媒说只有几十人拿到钱骂娘,实际是陈捐了九万美元,但是通过纽约援助中心,当时不给钱。这种事美国人可不会帮中国人作秀。”

    一向与自由派知识分子意见相左的@司马平邦,也不忘再次暗讽公知群体的党同伐异:“陈逆向消费美国与公知反体制如出一辙,只是目标更大;他自由施舍自己的财产,刷新了慈善概念,使美国人民真正体会到来自中国的友好,全世界都很高兴,惟一伤心的是中国公知。”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时 间:2014年06月16日 14:08 (星期一)

     大军网编者按:6月29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进行“圣战”的“伊拉克与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L)逊尼派叛军,宣布建立“哈里法”(caliphate,即“阿拉伯帝国”),叛军领袖巴格达迪则被奉为「哈里发」(caliph,全球穆斯林最高统治者)。

      ISIL发言人称,伊斯兰国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成立伊斯兰哈里法,并推举圣战士教长巴格达迪为哈里发。巴格达迪已同意接受,因而成为全球穆斯林的领袖。发言人说,“伊拉克与大叙利亚伊斯兰国”名称中的伊拉克、大叙利亚已被去掉,日后不再见诸伊斯兰国官方文件。他说,建立法里法,实现所有穆斯林心中的梦想,也落实了所有圣战士的心愿。

     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其追随者指派一位“哈里发”,继续领导伊斯兰教。哈里发为阿拉伯帝国最高统治者,在阿拉伯帝国鼎盛时期,哈里发拥有最高权威,管理庞大的伊斯兰帝国。

    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民族决心摆脱殖民地时代的阴影以及殖民者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重新恢复当年的默罕默德帝国。这是中东重大的思想变动,值得关注。
 

逊尼派武装策划跨叙伊建国多年

纽时

2014年06月16日

    伊拉克埃尔比勒——上周,伊斯兰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城市摩苏尔胡作非为,抢走银行的数亿美元,打开监狱大门,烧毁军车。一些民众却表示迎接,仿佛这群人是救星,还朝撤退的伊拉克政府军士兵扔石头。然而,仅仅过了两天,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缩写ISIS)的武装分子就颁布了法令,详细列出了将作为其统治依据的伊斯兰教法的严苛条款,还挑出了一些将被即刻处死的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

    尽管只有几千名武装分子,该组织却以闪电般的速度横扫摩苏尔,并进一步往南进发。这似乎让伊拉克和美国的许多官员措手不及。然而,他们的收获实际上是实现了经其公开宣扬的一项历时多年的建国策略。“在很多方面,我们今天在伊拉克看到的,是ISI自2006年成立以来一直尝试取得的成果,”在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研究反恐的布莱恩·菲什曼(Brian Fishman)说。他口中的ISI指的是ISIS的前身伊拉克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奥巴马总统正在考虑用空袭等军事援助手段来阻止这些激进分子在伊拉克推进。然而,通过ISIS的文件对其历史进行的研究表明,它远比在美国逐步撤出伊拉克时官方对其所做的判断要更具野心,也更为有效。尽管因引发混乱而臭名远扬,但这个逊尼派极端组织却制定了清晰的目标,也就是建立并统治一个哈里发政权,一个跨越伊拉克和叙利亚逊尼派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的伊斯兰教国家。它发布了大量文档,甚至会发表年度报告,记录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取得的进展。

    ISIS的领导人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曾在美军的一处关押所待过一段时间。在他的领导下,该组织表现出了毫不留情的暴力倾向,在追求宗教目标方面力求纯粹,但在结成联盟、获取和割让土地方面却又秉持冷酷的实用主义做派。在论及ISIS的策略时,菲什曼称,它调配力量时是“一只政治变形虫,总是在伊拉克西部的广阔地区变换控制范围”。

    2007年,该组织发行了一本小册子,详述了对伊拉克的憧憬。文中援引了全球化过程中的趋势和可兰经,以挑战独立国家的当代概念,即对领土的绝对控制。菲什曼称,该文件是现在的ISIS的“联邦党人文集”。根据这一愿景,宗教凌驾于行政机构之上。提到治下的民众时,这本小册子写道,“改善他们的环境的重要性,不及他们的宗教环境本身”。文中还表示,该组织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把逊尼派从监狱里解救出来。而这,正是它一贯在做的事情。“当你回头读这本小册子时,都写着呢,”菲什曼说。“他们终于可以做到了。”

    距今更近的几份年度报告,包括3月底发布的那份长达400多页的报告,非常详细地列举了该组织通过自杀式袭击、汽车炸弹和刺杀等方式取得的战场成就。战争研究中心 的分析师亚历克斯·比尔格写道,该组织前不久发布的年报表明,“至少从2012年初开始,ISIS在伊拉克的军事力量就已经在全国舞台上进行指挥和控制了”,而且它“目前的运作像是一支军队,而非一个恐怖主义网络”。

    尽管该组织以与驻伊美军对抗起家,但它在美国结束占领后取得的成功,大部分都被美国官员忽略或淡化了。2012年年中,该组织实力增强,而且联合国的数据表明,伊拉克的平民伤亡人数在上升。此时,副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J·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却写道,伊拉克的暴力活动“处于历史低位”。部分原因在于,美军刚结束对伊拉克的占领时,该组织起初看来前景黯淡。在2006年开启的宗派战争中,逊尼派圣战分子的残暴及其打算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企图激起了公众的敌意。而且,他们败在了与美军联手平叛的部族武装的手里,促使其撤出了伊拉克西部摩苏尔附近的区域。

    然而,随着紧邻伊拉克边境的叙利亚三年前爆发内战,ISIS看见了新的发展机遇。菲什曼说,ISIS“早在从叙利亚入侵摩苏尔许久以前,就已经从摩苏尔侵入了叙利亚”。该组织在叙利亚双管齐下,从而壮大了自身的力量:一是发动战略袭击,以夺取武器装备、油井和粮仓等资源;二是避免与拖垮了叙利亚其他反对派武装的政府军进行缠斗。在许多被ISIS占领的伊拉克区域,政府的抵抗都不堪一击。

    现在,众人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了伊拉克,而奥巴马政府最初做出的不武装叙利亚温和反对派的决定正受到批评者的质疑。他们认为,不干涉政策让极端分子得以兵强马壮。

    上周,曾支持武装叙利亚反对派的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于纽约举办的一场活动中表示,“这已经不再仅仅是叙利亚的问题了。我从不认为,这只是叙利亚的问题。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然而,我无法预测,ISIS能在伊拉克有效地夺取这么多座城市,并且在设法消除边界来创立伊斯兰国。”

    一名美国反恐官员在上周五表示,“ISIS似乎正从区域战略中获益。该战略把叙利亚和伊拉克视为一个可互换的战场,这让它在追求军事目标时,能在战场上调动资源和人力。”

    ISIS的崛起和美国在伊拉克的政治遗产有直接关联。美军监狱是圣战头目招募手下的沃土,相当于给新人灌输强硬思想的大学。据信,ISIS的头目巴格达迪获得了巴格达一所大学颁发的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根据美国政府的消息,他已转移到叙利亚。美国悬赏了1000万美元(约合6200万元人民币)来寻找捉拿他的线索。

    今年早些时候,基地组织(Al Qaeda)头目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命令ISIS撤回伊拉克,把在叙利亚的任务交给本地的基地组织分支努斯拉阵线(Nusra Front),ISIS由此受到了基地组织的正式抵制。随着ISIS和基地组织在更大的国际圣战组织圈子内争夺资源和地位,二者的分裂导致它们产生了激烈的对抗。

    针对叙利亚和伊拉克,ISIS制定了不同的战略。在叙利亚,它侧重于占领已经脱离政府掌控、但其他反对派组织却控制乏力的地盘。在伊拉克,它则利用了该国逊尼派对以总理努里·卡迈勒·马利基(Nuri Kamal al-Maliki)为首的政府普遍失望的心理,与逊尼派的其他激进团体结盟,比如一个以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生前领导的复兴社会党(Saddam Hussein)原军官为首的组织。

    虽然包括社会复兴党和其他一些部族民兵在内的许多组织,似乎只是因为和ISIS拥有共同的敌人而与其结盟,不过,后者的组织架构和资源可能会吸引它们同其结成更持久的联盟。这样的话,将让马利基政府重获控制权难上加难。

    研究伊斯兰主义团体的约旦专家哈桑·阿布·哈尼(Hassan Abu Hanieh)表示,“所有这些势力现在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这一点极其危险。ISIS一直有本事把众怒化为优势,并把他们的认同感建立在对抗什叶派的基础上。”

    Tim Arango自埃尔比勒、Kareem Fahim 自开罗、Ben Hubbard自沙特阿拉伯吉达报道。Eric Schmitt自华盛顿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时 间:2014年06月16日 14:06 (星期一)

中东地区真正的主义之争

托马斯·弗里德曼

2014年06月12日 纽时

    周二,越过叙利亚边境的逊尼派极端分子占领了伊拉克城市摩苏尔,此事突显了整个东地中海地区正在上演的世界观冲突。几天前去库尔德斯坦时,我近距离地看到了这种冲突,但它不是你想的那样。

    它不是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领导的民选政府与逊尼派极端分子之间的对抗。马利基是一个暴君,一个统治着伊拉克的什叶派沙文主义者,丝毫不逊色于那些传播逊尼派沙文主义的逊尼派武装分子。双方都是输家。我说的不是这个。真正的、唯一值得选择支持哪一方的观念之争是宗教极端分子(包括逊尼派和什叶派在内)和坚定的环保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事实上双方都在尝试消除中东地区的国境线,但初衷却截然不同 。

    极端分子和环保主义者都认为自己的愿景会获胜,只要你想象一下,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和黎巴嫩之间的边境线都不存在了,你把这片地区被当做一个统一的政治系统或生态系统来治理。如果极端分子赢了——眼下他们正在取胜——这片地区会变成人道主义和生态的灾区。如果环保主义者获胜,将是因为足够多的人意识到,如果不学着共享这个空间,他们要么会自相毁灭,要么很快被大自然全部毁灭。

    在库尔德斯坦时,我和一些环保主义者一起待过一段时间。真是大开眼界。他们的观点是,虽然中东被划分成了独立的国家,但如今只有在被当成一个统一的、受自然和人为灾难威胁越来越大的水利和生物生态系统时,对它的管理才能符合大部分人的利益 。

    比如,上世纪90年代,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发现自己受到了双重制裁——联合国对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领导下的伊拉克的制裁,以及萨达姆对库尔德斯坦的制裁。结果,库尔德人在山坡上大量砍伐树木,烧木头获取能源,彻底摧毁了库尔德地区特有的橡树植被,以及维系波斯豹等大型动物的食物链。

    伊拉克自然保护协会(Nature Iraq)会长、凭借拯救伊拉克沼泽(Iraqi Marshes)的努力而获戈德曼环境奖(Goldman Environmental Prize)的阿扎姆·阿勒瓦什(Azzam Alwash)说,这就是为什么现今唯一一个有波斯豹存留的地方位于伊拉克和伊朗的边境上,那里依然遍布地雷。“所以狩猎者没法去那里。”尽管偶尔会有波斯豹不幸踩上地雷,但布雷区的人类活动非常有限,因而那里的自然环境再次变得繁茂。阿勒瓦什希望保留那些地雷,开辟安全的徒步路线,并称其为“和平公园”。

    但阿勒瓦什说,真正的问题是水。水变得如此珍贵,以至于现在每升水的价钱,大约是伊拉克人汽车里每升含铅汽油的价钱的两倍。

    “想到伊拉克时,全世界大部分人想到的都是石油、沙漠和战争,”他解释道。“我眼中的伊拉克是库尔德斯坦白雪皑皑的山峰,是壮观的山谷,这些山谷将那些圣山的水和土壤带往伊拉克南部。如果饮食决定我们的身份,那么我们伊拉克人都是库尔德斯坦这些山的矿物质构成的——库尔德人、什叶派、逊尼派、耶齐德人、土库曼人和基督徒都是。”

    的确,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主要源头位于土耳其和主要生活着库尔德人的伊拉克东部山区。然而,更多干旱、柴油机抽水、农田用水需求和土耳其不断增长的人口,加上伊拉克石油业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共同导致这两条大河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流速下降。为了控制这两条河的流动,土耳其修建了大约20座大型水坝和数百座中小型水坝,用于发电和灌溉。同时,土耳其不愿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反对土耳其的库尔德激进分子共享水资源。现在,该国还与叙利亚的政权相互产生了敌意 。

    最终的结果是,“农业正在它的诞生地衰亡,”阿勒瓦什提及伊拉克境内的两河流域时说道。

    至于极端分子,《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前不久刊登了一幅题为《无国界武装分子》(Fighters Without Borders)的中东地图,上面的有色箭头表明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武装分子在整个地区来回流动的情况,他们不分国界地从黎巴嫩,经由叙利亚和伊拉克直达波斯湾。实际上,领导了占领摩苏尔行动的逊尼派组织就叫做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没有国界。

    环保主义者之所以想让这个地区消除边界,是因为只有把它当做一个完整的河流体系与流域——从土耳其开始,经叙利亚和库尔德斯坦,直到伊拉克南部的沼泽地——来管理,你才能对其资源实施可持续管理,为所有人谋福利。极端主义者之所以希望消除边界,是因为只有与他们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和土耳其的同胞建立联系,每个宗派或民族才有希望逃脱被另一个宗派或民族统治的局面。

    环保主义者从“共同”着手,希望能让每个人思考他们共同拥有什么。极端主义者则从“排斥”入手,希望让每个人都想想他们在害怕谁。只有当东地中海地区选择的“主义”是环保主义——而不是泛什叶主义、逊尼主义、土耳其主义、库尔德主义或伊斯兰主义时,它才会有未来。

 

 

 

 

 

   【编者按】告诉西方一个真实的中国。当地时间6月18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伦敦金融城市长官邸,面向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国际战略研究所两大智库发表演讲,比较全面的介绍了中国的发展进程和思路,转载至此,供大家参考。全文摘自中国政府网,内容如下:

共建包容发展的美好世界

——在英国智库的演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2014年6月18日,英国伦敦

  尊敬的奇普曼所长,尊敬的尼布利特所长,尊敬的白尔雅阁下,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早晨好!

  我十分高兴能够到这里来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朋友们会面。这两个所在世界上都是享有盛誉的,也可以说是顶级的智库。你们中任何一个智库都可以单独举办关于国际、地区、国家任何问题的研讨会。但是我非常高兴的是,今天两个所联合在一起为我举办一场演讲会。这说明各位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也表明你们的确有着丰富的智慧。虽然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思考,合在一起会有思想的碰撞,但是你们联合举办这场报告会,也表明了包容的心态。我对大家表示钦佩。

  包容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早在中国古代就有思想家明确地提出“和而不同”,但“和为贵”,不谋而合也就在这个时代,欧洲的先哲们提出了,回望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应该是“和谐会产生正义与善”。虽然东西方文明的源头不同,但是我们都懂得和谐相处、包容互鉴的珍贵,人类进入了21世纪更需要包容地相互发展,大家如此重视中国,也是一种包容的心态。

  因为英国是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然,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正在推进现代化的国家,你们表示的关注也是对世界能不能包容的发展表示的关注。但是对中国的看法有这样那样的说法,这也很正常。

  中国的古诗就说过,“横看成岭侧成峰”,即便是一座大山,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得出的会是不同的印象。我今天力图给大家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来认识中国。当然,中国之大、领土之多,不是短短时间能说明的,我择其要。

  中国30多年来,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解决了6亿人的贫困问题,这可以说是世界上公认的事实,让6亿人吃饱饭、穿暖衣,使他们拥有生存权,也使他们变得有尊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付出的努力也是在开放中实现的,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帮助,包括在座朋友们的关心,中国是感谢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有13亿人口,13亿人口的目标,坚定的意志是要实现现代化,这将是漫长的道路。

  因为现在我们发展还是不平衡的,虽然中国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但我们的人均GDP在80多位以后。我们人均GDP只有6800美金,而在中国广阔的中西部,才刚刚达到5000美金,甚至在中国西部的一些省份,也不过2000美金。按照国际组织的标准,中国现在还有2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是我们必须克服的困难,才能够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现代化,就其主要内容说应该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这里我想先说城镇化,为什么?因为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是滞后的,我们还有6到7亿人居住在农村。而且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造成有2亿多中国的农民,他们主要在城里工作,但是我们的财力有限,公共产品的提供有限,他们还不能和过去生活在城市,已经取得户籍人口的人相比,没有同等的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

  而且中国还有1亿人在城市的棚户区里生活。各位可能不少人去过中国,但是我敢说你们中很少人去过中国的棚户区。我去过那里,而且多次去过那里。我曾经在中国一个重要的工业省份工作,那里在工业化的进程当中,曾经建造了大量的棚户区,历经几十年。进去你会发现它不具备基本的生存条件,不遮雨、不挡风、不抗冻,甚至人们到了寒冬的时候要穿上棉衣、戴上棉帽,加上几层棉被才能入睡,这些人加起来就有3个亿。

  所以我们叫做现存的3亿人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应当逐步解决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也就是说让已经在东部城市工作的1亿还具有农民身份的人取得正式的城市户籍,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

  还要让1亿人,当然根据他们的意愿回到中西部的家乡,就近实现城镇化,因为中国的东部城市容量有限。可能很多人都去过北京、上海,你们会发现这几千万人的城市如果继续膨胀下去,交通拥堵怎么解决?安全饮用水从哪里来?所以我们的中西部也要容纳这些已经在城市工作的。

  把这3亿人解决了,我们面对的还有3到4亿人。如果说前面是第一阶段的话,大家可以想象,这么多人没有若干年,五年还是八年能够解决的,那么到下一个阶段就更难。因为任何发达国家,要实现工业化也必须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他的农业劳动人口占的比例都是不超过10%的。让这些人有序地进入城市,这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说中国要到本世纪中叶才能达到中等国家水平,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当然,现代化和工业化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句话的两个方面,中国30多年来工业化快速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大家都熟悉的“中国制造”,甚至被中国人自己有时候迷惑了。很多中国人出国旅游说我们要买一件国外的产品回来送给自己的朋友,他精心挑选了,买回来以后给自己的朋友时,翻翻里面的标签,“Made in China”,中国货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但是我们生产的还是中低端的产品,中国的工业化要向中高端水平迈进。这也是我们需要突破能源、资源和环境瓶颈的必然选择,就是我们要使中国生产的产品更加地节约资源、节约能源,也使中国的产品向更高的质量迈进,也有利于我们一起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会给世界提供巨大的商机。按照现在我们的测算,大概今后五年,我们要累计进口10万亿美元的商品,因为没有进口也就没有出口,贸易不平衡那是不可取的。而且中国还要深度地和世界紧紧融合,将对外投资5000亿美元以上。我昨天和英国的朋友们说了,我到英国了,我在这里想讲的是,希望这些投资优先地选择中国,虽然是企业的行为,但是政府会予以引导和支持。

  不仅如此,中国还有5亿的游客要走出国门。去年我们出国的游客已经1亿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会有更多的游客走出国门到英国来。我听说这座建筑是有250年的历史,不知道对不对游人开放。但是英国可看的地方很多,你们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中国在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挑战是众多的,我前面讲的这两大挑战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经过的,因为13亿人要实现现代化,走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之路,需要艰辛的探索。

  我们大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以后,发展的速度已经有所放缓,过去是接近两位数的年均增长率,最近几年我们的增长率在7.5%左右。于是也有议论,说中国经济放缓了,会不会继续?甚至是硬着陆?这里我诚实地,也是正式地向各位承诺:不会。为什么?基于我前面讲的两大因素,中国还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之中,中国发展的不平衡,区域、城乡间的差距本身就是潜力,有着巨大的内需,只要我们把握方向,继续勤奋地工作,再运用东方的智慧,当然,我们也愿意吸取西方的智慧,中国的经济会长期保持中高速的增长。

  就眼前来说,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运行实行区间调控、定向调控,保证它的下限不越过7.5。或者说能够保证充分就业的增长,使得上限CPI不越过3.5,让人民生活不受大的影响。

  我们有能力进行定向调控,而且不采取强刺激,采取精准的发力,定向的调控,能够保持中国经济,实现今年以7.5为代表的诸多的主要经济目标,而且会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实现长期中高速增长。

  现在中国经济已经是9万亿美金了,如果每年增长7.5的话,那就意味着1万亿美金左右,相当一个中等经济体的总量,这本身是不容易的,做到了也是对中国、对世界提供了发展的基础和巨大的商机。

  我讲了这么多经济学的数据,在座的各位可能不一定特别感兴趣,因为智库研究的往往是思想,思想有时候比数据更抽象,也显得更加有智慧,但是毕竟数据是基础。我不是在玩“数字游戏”,我只想说明一点,就是中国将会继续减贫,平衡地发展、持续健康地发展,会为世界提供巨大的机遇。

  中国要发展,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现代化,需要的必然是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环境,否则我们不可能集中力量来搞建设,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质疑的逻辑。所以中国对外实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谋求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我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古训,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人把它称为银律、中国人可是奉为金律,就是它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民族血脉,成为中国人基本的处世之道,中国人没有扩张的基因,也不能理解和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

  过去中国30多年的发展,是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吃到了甜头,为什么要放弃呢?中国正是因为在和平发展的过程当中开放发展,开放带动了改革,使中国人逐步地走向富裕,我们为什么要放弃我们已经得到的成果呢?

  中国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主张国家间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平相处,坚持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的准则,倡导通过和平方式和外交渠道解决分歧和争端,反对诉诸武力和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开放共赢的战略。愿意同世界各国一道致力于创造持久和平的国际环境。

  长期以来,中国也为维护亚洲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作出了贡献。正是由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凝聚起合作共赢的共识,共同营造了通过协商谈判处理分歧的良好氛围,东亚才有了今天的繁荣。中国始终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政策,愿与所有邻国和睦相处。但是对挑起事端、损害和平的行为,中国也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予以制止,防止局势的失控,这也是为了维护秩序,维护地区的稳定,促使事态回到对话的谈判轨道上来。我们相信只要地区国家能够真诚对话、理性协商,就能够保持和平安宁的环境。

  历史昭示我们,战争是人类智慧的失败,和平是反思灾难痛苦的结晶。我昨天去唐宁街十号,看到那里挂了两幅贵国首相丘吉尔先生的画像,他就曾经说过,“历史蕴藏着一切智慧,不学习历史注定要重蹈覆辙”。我们应当汲取历史的教训,正视历史、面向未来,来推进国际和平、地区问题的政治解决,来共同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挑战,以维护世界的繁荣和发展。

  这是十分重要的外部环境,那么诸位可能也会问我,你描述了目标,那中国的内部条件将怎样改善?我这里只想强调一点,那就是改革。中国30多年来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就,靠的是改革开放。我曾经在中国的一个农村作过负责人,那时候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我每天起早贪晚,把几百人今天每个人要干什么都安排好了,确实很辛苦。结果一年下来就是吃不饱肚子。后来我们推进了改革,实施了农村承包制,让农民自己来决定他如何种、怎么种,没有几年的时间,温饱问题解决了。这说明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潜力,尤其是千千万万的人,有巨大的创造力,市场有着巨大的活力。现在中国经济出现了放缓,如何保持长期中高速增长?还是要靠改革。让市场发挥更大的活力,让社会发挥更多的创造力。

  所以我们首先进行对政府的自我革命,把政府不该管的权力消掉,把应该让市场来决定的事情交给市场。我这里只想举一个数据。中国在去年经济也遇到了下行的压力,我们采取了商事制度的改革,简化了企业登记的办法,结果新增的企业达到30%以上,今年我们再继续,新增的企业数还超过这个比例,这就为千千万万人的就业创造了机会。

  当然,政府放权并不是说不管,对那些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违法污染环境的做法,政府要进行事中事后的监管,依法进行处置,来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同时,我们还要推动结构性的改革,要放宽市场准入,更多地让民营企业、让外资进入中国。刚才我说我们中国对外投资愿意把英国作为选择的优先方向之一,也欢迎英国的企业把中国作为投资选择的最佳地。

  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必然会使中国经济迸发新的活力,千千万万人的创造力的发挥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这些空间不仅是对中国人可以带来福祉,也会为世界创造机遇。中英两国应该把各自的发展都视为机遇,视为可以通过我们的合作,特别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白尔雅先生就说到,“我们要实现双赢的合作”,使共同增长、包容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

  我此次访英和贵国政府的领导人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交谈,我们发表了中英联合声明,我们共同认为,我们要增加政治互信,相互尊重、平等合作,坦诚相待,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我们认为我们的发展是共同的增长,应该不仅追求规模的扩大,而且要使内涵更加丰富,特别在思想的、理念的研究,科学技术的发明发现,教育文化的交流方面,为中英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我们也共同认为,要加强人文交流。英国政府已经表示,要减少中国公民到英国的签证手续,这必然会减少时间,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到英国来。当然,我们也会要求中国的公民遵守英国的法律,尊重当地的习惯。

  13亿中国人走出国门是逐步的,不会说是一哄而来,目前也没这个条件,相信英国会为中国的游客、商人逐步地提供住宿、服务的可能,中国政府也会把握节奏。

  中英两国有智慧,来使我们的发展更健康、更持续。

  女士们,先生们:

  英国富有科学、理性、宽容的文化特质,中国有包容开放、兼收并蓄的历史传统。中英虽然远隔万里,但可以说是“遥远的邻居”,彼此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学术思想又相互吸引、交相辉映,也可以说是“文明的伙伴”,我们离得不远。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中国家喻户晓,汤显祖的《牡丹亭》也登上了英国的舞台。英语是英国人的母语,但今天有3亿人在学英语,可能是全球学英语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是茶的故乡,但英国据说是世界上人均喝茶最多的国家之一。

  中英两国的发展有底蕴、有前景,可以向高水平迈进。英国和中国都是伟大的国家,都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各自的辉煌,更有顺应时代大潮、求新求变的执着追求。英国诗人雪莱说:“人不能创造时势,但可以抓住那些已经出现的机遇,机遇就在我们面前。”中国文学家苏东坡说过:“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可见时机的宝贵。

  我觉得现在对中英两国来说都有宝贵的机遇,宝贵的时机。中国和英国,东方和西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面对发展变化的日新月异的世界,应该抓住机遇,共同应对挑战,携手建设一个包容发展的美好世界。

  谢谢大家。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时 间:2014年06月03日 17:18 (星期二) 主题: 索罗斯的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经济学范式必须改变,并对数学已成为经济学的主导语言而非辅助工具表示遗憾

许多经济学工作已不能反映真实世界

对数学已成为经济学主导语言而非辅助工具表示遗憾

索罗斯的新经济思维研究所

第一财经日报 严婷

2013-04-02

    凯勒特斯盖、弗雷德曼和索罗斯都意识到,这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经济学的危机”。2009年10月,INET在金融危机的狂风暴雨中“呱呱坠地”。

    2009年1月,伦敦泰晤士报经济版特约编辑阿纳托尔·凯勒特斯盖和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现任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不完善知识经济学(IKE)项目的主席罗曼·弗雷德曼一起,找到“金融大鳄”索罗斯商讨利用这一最佳时机重塑经济学。

    彼时正值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风暴开始肆虐全球,没有人料到这会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但凯勒特斯盖、弗雷德曼和索罗斯都意识到,这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经济学的危机”。2009年10月,INET在金融危机的狂风暴雨中“呱呱坠地”。

2009年纽约贝德福德峰会

    2009年9月,25位经济学家、金融家、媒体记者齐聚纽约的贝德福德开始探讨那些最初由凯勒特斯盖、弗雷德曼和索罗斯提出的问题。

    正是此次“贝德福德峰会”的结论奠定了INET的基础:参会者一致同意,经济学范式必须改变,并对数学已成为经济学的主导语言而非辅助工具表示遗憾。人们认为,许多经济学工作已经不能反映真实世界,并认识到研究生院中的经济学研究已经被市场操纵。会议认识到让年轻一代经济学家重新思考这一领域的重要性。

    2009年10月,INET作为一个非营利私人基金会成立,投入到解决贝德福德峰会结论所提出的问题。INET的“第一桶金”来自索罗斯承诺的5000万美元。同月,曾参与贝德福德峰会的一名拥有私营与公共部门丰富经验的经济学博士罗伯特·约翰逊被任命为INET执行董事。此后的11月,INET成立了咨询委员会。目前咨询委员会共有38位成员,其中包括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INET的使命是培育一个新一代经济学领袖的全球社区,提供新的经济思维,激发经济学专业有效参与解决21世纪的挑战。

    “经济是我们存在的基础。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各国经济,无论是繁荣还是危机,经济都决定人们的生活,这就是INET为何会产生显著影响的原因。”索罗斯说,“金融危机表明,经济学专业目前尚不足以预测未来,必须从根本上反思经济学。当前范式的主导地位让拥有不同思想的人们极难在学术专业领域开拓前行,这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要打破现有范式的束缚,我认为这就是INET试图实现的主要突破。”

从剑桥、布雷顿森林、柏林到香港

    从2010年的英国剑桥到2011年的美国布雷顿森林,从2012年的德国柏林到2013年的中国香港,纵观INET的全体会议地点,便可一窥每次会议的背景与意义。

    随着世界经济重心逐渐东移,在亚洲经济日益崛起的背景下,以“换岗”为主题的2013年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全体会议将于今年4月4日至7日在香港召开,聚焦包括经济不平等、金融不稳定等一系列全球重要议题。
 

 

 

 

 

英国这次算是彻底把美国坑了

全球局势战略纵横

2014-06-22

    2014年6月18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宣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人民币对英镑直接交易。在遵循市场原则的基础上开展人民币对英镑直接交易,这是中英两国共同推动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重要举措。

    中美博弈的阶段性胜利,随着人民币对英镑直接交易一事变成现实,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已然大大提速。事实上,这次的“人民币对英镑直接交易”一事不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更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政治意义自不用多说,英国作为美国的传统“铁杆盟友”,难道不清楚“美元霸权”对美国的重要意义吗?在我看来,英国人很清楚这么做的后果,可就算如此,英国还是做了,这让美国人情何以堪?

    连英国这个美国的“铁杆盟友”,都开始拆美国人的台了,其他国家又会怎么想?前几天,法国央行行长诺亚刚刚表示过,因为美国司法部对法国巴黎银行的天价处罚,法国企业或将因此停止使用美元结算,用欧元和人民币直接跟中国做生意。这回,美国人傻眼了吧?

    法国人这番作为,无疑将美国人逼到了墙角。如果美国人选择“让步”,就会将自己的“弱点”暴露无疑,到时候,不论是德国,还是伊朗,都会有样学样,利用此点来不停“敲诈”美国。如果美国人选择了“强硬”,那么法国人很可能把之前所说付诸实践,如此一来,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必然大大提速,到了那时,“美国的百年领袖梦”就真是一场“梦”了。

    针对法国人的那番言论,美国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唯一能做的,就只有一个“拖”字诀。而从这两天的中英互动情况来看,很难说诺亚之前的那番作为,不是中法在合伙坑美国人。涉及到国家机密,笔者不便透露。

    随着人民币跟英镑进行直接交易,美元霸权在欧洲的基础已然开始松动,一旦法国继英国之后,开始停止使用美元结算,而改用欧元和人民币直接进行交易,那么对美国人来说,这绝对是一场灭顶之灾。因为法国跟英国不同,其使用的货币乃是欧元,换言之,一旦法国人这么做了,便等于欧元正式跟人民币合流,进而共同对抗美元霸权。这个结果,是美国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换句话说,美国人接下来,必定会使出浑身解数,阻止法国人有可能采取的抛弃美元行动。大家千万别说法国不可能这么干,连美国的铁杆盟友英国都这么干了,本就跟美国有龌龊的法国又怎会说说而已?

    事实上,中英双方的这次交易,给予美国的压力可谓是空前绝后,而在我看来,那500多亿的能源大单,才是压垮美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当人民币和英镑进行直接交易后,这500多亿的能源大单还会用美元进行结算吗?

   中华家逼迫美国进行最终妥协的杀手锏,就是“人民币国际化”一事,而“人民币国际化”的切入点,正是能源贸易结算!随着中英签署能源大单,咱们中华家的战略布局已经基本完成,俄罗斯自不用多说,普京乃是坚定的“去美元主义者”,而在亚信峰会上,中俄伊三国的那股亲热劲,更是有目共睹。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人民币代替美元进行能源贸易结算的战略布局,现在已经落子结束,如果美国还心存幻想,不准备割肉,那么美国结束量化宽松政策之时,就是美元霸权跟世界说“拜拜”之日。

    大家现在能明白习总虽说要在近期访韩,却始终没给出具体出访时间的原因了吧?说穿了,习总就是在等美国人的反应。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时 间:2014年06月25日 07:28 (星期三)

阿里巴巴首次公开全部27名合伙人名单

MICHAEL J. DE LA MERCED

 2014年06月17日

    数周来,潜在投资者一直好奇,管理着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的高层核心圈子里会有哪些人。

    本周一,阿里巴巴首次公布了所有27名合伙人的姓名,作为其修改后的IPO招股书的部分内容。其中一些人是该集团的高管团队成员。此外,在最近一个财政季度中,阿里巴巴再次表现出利润大幅攀升。

    修改招股书是阿里巴巴在备受期待的上市征程中采取的最新举措。该公司的上市将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IPO之一。上市过程让有关这家中国互联网行业顶级玩家的信息慢慢公布了出来,尤其是在它与腾讯等在线竞争对手持续争夺主导地位的当口。自阿里巴巴上月开始提交上市申请以来,合伙人的身份一直是最大的问题之一。以公司创始人马云为首的这些个体合伙人,将通过任命大部分董事的权力,从本质上控制这家电商。

    因为坚持这种模式,阿里巴巴失去了在要求实行一股一票制的香港交易所上市的机会。但该公司认为,这种模式不及双层持股结构的倾向性严重。在双层持股结构中,相比于其他人,创始人拥有举足轻重的投票优势。

    阿里巴巴合伙人名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实际上并非受雇于集团本身,而是负责阿里巴巴庞大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一家控股公司。受理在线支付业务的巨头支付宝即隶属于后者。即将到来的IPO将不包括名为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这家企业。

    准备上市的阿里巴巴决定把如此具有影响力的合伙人席位交到实际上并非本集团雇员的手中。一方面,这反映了支付宝的重要性,不过另一方面,这也是三年前的结构调整所引发的一个后果。那次改组导致了阿里巴巴和雅虎(Yahoo)之间的激烈争论。

    根据周一提交的文件,在最近的财年中,阿里巴巴中国零售网站78%的商品销售总额通过支付宝结算。如果把阿里巴巴和外部客户的业务都算在内,在截至今年3月31日前的财年中,支付宝受理了价值6230亿美元(约合3.88万亿元人民币)的交易。支付宝之前曾在阿里巴巴集团旗下,不过2011年,马云把它的所有权转出。此举当时让雅虎颇为愤怒。今天,马云拥有浙江阿里巴巴近一半的股份。

    修改后的招股书还首次公布了除马云和阿里巴巴董事局执行副主席蔡崇信(Joseph C. Tsai)之外的所有董事的名单。其成员包括雅虎联合创始人杨致远(Jerry Yang);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的首任特首董建华(Chee Hwa Tung);以及曾在高盛(Goldman Sachs)身居高位、并一度被视为接手这家华尔街投行人选的J·迈克尔·埃文斯(J. Michael Evans)。

    阿里巴巴还披露,在截至今年3月31日的季度里,公司的营收同比上涨了38%,达120.31亿元人民币,利润则同比上涨了31%,达到54.51亿元。

    阿里巴巴还首次披露了旗下两个主要的交易平台淘宝和天猫的商品销售总额。淘宝的贡献份额要大得多,截至今年3月31日,淘宝所售商品占到了集团交易平台销售总量的68%。

 

 

阿里巴巴上市之路遭遇重挫

葛甲

2014-06-22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日前发布了一份报告,提示阿里巴巴的VIE结构有重大风险,可能会对投资者利益构成损害。这份11页的报告,详细解释了VIE结构在中国法律和监管体制下的运行情况,并通过大量的例证来证明自己的结论。报告写成与6月18日,相信会对阿里巴巴IPO的前景构成威胁。

    该报告认为VIE的主要风险是中国境内的控制人有可能无视VIE系统赖以存在的法律安排,并窃取公司资产,而投资者就此将其提至法庭又极不现实,因为中国法律并不承认VIE结构为合法。若这个观点被普遍接受的话,似乎中国互联网所有中概股上市公司都会受到影响,国内媒体报道这件事的时候,着重于强调该委员会报告中对VIE结构的质疑部分,但我在仔细阅读了该报告的英文版之后看出,该报告对VIE结构本身的质疑是一方面,对采取VIE结构上市的公司的质疑,又是一方面。报告认为,VIE仍是目前美国投资者投资中国科技公司的唯一途径,但有些公司在信用上的不良记录,会使得美国投资者在投资他们时充满风险。

    该报告中特别有一段,名为“正确理解阿里巴巴IPO”。文中谈到阿里巴巴以VIE结构在美上市的话,除了会有与VIE结构有关的法律风险外,阿里巴巴的特殊股权安排,也加重了这种风险。创始人的权限被无限放大,而股权人无权投票对公司事务表达意见。

    2010年马云将支付宝剥离出去变为自己公司这件事,是这一段的主要内容之一。那件事虽然惹恼了外国投资者,但马云最终获得了成功。报告认为,这足可以为美国投资者亮起警灯。在VIE架构下,母公司没义务对国外投资者通知此类决定。

    这一段还着重提到了阿里巴巴在去年年底与港交所的纷争,阿里要以双层股权架构上市的企图,最终被港交所堵死,于是阿里前往美国上市。报告认为,双层股权架构并没有太大问题,在美国也并不鲜见。然而,投资者投资美国本土双重股权架构安排的公司时,如果上市公司试图窃取资产或作出其他非法勾当时,有美国的司法力量作为保护伞,而在阿里巴巴的案子中,投资者只能依靠中国的司法力量来阻止和追究此类事件发生了。

    此份报告提到的另一个风险,是阿里巴巴的内部腐败问题。报告认为,中国腐败成风,这给那些希望依法做生意,坚决抵制肮脏交易的企业提出了挑战,而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清廉记录,显然不那么令人放心。

    除了提到在互联网上盛行的有偿删帖和黑公关之外,报告特意提到了阿里巴巴的几起腐败案件,包括闫利岷和其他几个人因腐败被逮捕入狱的事情,还提到了之前的B2B丑闻,100余名工作人员帮助不法分子在B2B平台上传虚假货物清单用以个人牟利。报告写成于6月18日,并没有包括阿里最新的一起腐败案,一位花名为关羽的阿里人力资源VP,阿里27个合伙人之一前CPO戴珊的表弟,因受贿260万元被捕入狱。

    这份报告的最大价值,是给投资者提示了风险,并指出VIE结构上市公司的风险变量在于人和公司而非该结构本身。这与我之前一篇文章的观点甚为相似

    根据SEC文件披露,在截至今年3月的一个财年内,阿里巴巴VIE创造的营收只有人民币61.7亿元,只占阿里巴巴总营收的12%。这意味着什么,其实已不言自明了。

    虽然这份报告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美股走势也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但该报告必将在美国引起波澜。之前阿里巴巴不透明的企业行为和公司治理架构,使得美国投资者对其知之甚少,如今权威性的投资参考出台,阿里别管在哪个层面进行国际公关,似乎在反击这份报告上都不会有太大效果,而且时间也已来不及。因此我仍坚持认为,阿里巴巴在2014年不会登陆美股。

 

 

 

 

中国经济的希望

2014-06-21

一、思维模式

    对于经济问题,我认为最核心的是两个问题:货币和产业,用周其仁教授的话说,就是“水和面”,水就是货币,面就是装下这些水的产业。抓住了这两个主要矛盾,其它的问题将变得容易理解。

二、货币之水

    问题的起始就是货币,货币是水、是源泉。我们国家的水是很多的,多到多少呢?截至2012年底,我国广义货币量M2余额为97.42万亿元,居世界第一,约占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1/4,是美国的1.5倍,英国的4.9倍,日本的1.7倍,比整个欧元区的货币供应量还多出20多万亿元。

    2013年3月末,中国M2为103.61万亿元,首次突破100万亿大关。截至2013年12月底,中国M2规模达到110.65万亿,较2000年增长超7倍。2000-2013年间,中国M2数量以平均17.8%的增长率在增加,最高速度为4万亿刺激下的2009年M2增速几乎接近30%(29.4%),但美国在2011年前的过去20年期间,M2的平均增长速度为4.9%,远低于中国的17.8%。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水是很多的,世界第一,说“水灾”一点都不过分。2013年,我国新增M2是13.23万亿元,每年如此巨大的新增货币供应量从哪里来呢?很多人说是“印”出来的,其实即使把印钞机全部满负荷24小时运转,也是印不出那么多钱来的,实际的M0(流通中的现金,也就是拿在我们手上的纸钞)只有5.8万亿,其它的货币,都是“被创造”出来的,并以电子货币的形式存在,也就是大部分钱只是我们在ATM机中看到的一个数字,但并没有那么多的纸钞可以取。

    要是现在有个超级富豪要一下子提取5.8万亿纸钞,那就得把全国人民手中的纸钞都给到他才行。如此巨大的货币供应量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主要有三个方面:

    1)新增贷款。老百姓和企业赚了人民币,把人民币存在银行,形成银行存款,银行通过贷款把钱放给企业。这个过程中,由于存款准备金的存在,所以这些贷款会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成倍数地扩大,从而形成了更大量货币投放(具体逻辑请查阅萨缪尔森的《宏观经济学》)。2013年人民币新增贷款规模8.89万亿元,占新增M2的67 %,是货币投放的主力。

    2)外汇占款。企业做外贸赚了外汇,按我们国家的政策是,人民银行会强制要求企业把外汇兑换成人民币。可是人民银行自己没有钱啊,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创造钱”,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外汇占款”。中国贸易顺差巨大,所以外汇占款也是货币投放的重要渠道。2013年新增外汇占款约2.777万亿元,占新增M2的21%。

    3)央行负债。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的央行,央行有负债业务,比如,央行会投放基础货币,也就是印刷纸币,这是他独有的权力,这些印出来的钞票,自然就是增加了货币供应量;此外,央行会根据货币市场的情况,做一些逆回购操作,所谓“回购”,回购的是钱,而“逆回购”则是向市场释放钱,也会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央行的负债也是货币增量的来源,但规模相对较小。

三、产业容器

    如此巨量的货币,就像巨量的洪水,这些水必需要有个去处。他们去哪里呢?我们简单地来理解,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样东西,无论是有形的一件衣服、一座房子、一部汽车,还是无形的股票、期货、金融衍生品、比特币甚至是赌博中的筹码等等,只要有人愿意花钱去买这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都可以看成是一个个小容器,里面都装着一定的水,也就是对应着一定的货币量。换句话说,这些水最终都被装到了各个产业中去了。我的一个师弟马文亚曾经写过一篇《货币三态论》就是讲这个东西,讲得挺好,大家可以去读一读。

    中国的货币之水这么大,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容器,就必然会水灾,也即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但是中国却一直没有十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就造成了大家一直说的“中国货币之谜”,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M2数字如此巨大、M2增长如此迅速,但是物价的增长却没有那么迅速?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院著名教授易纲多年前的一篇文章说到,1978 年到1992,中国的M1 和M2 分别增长了20 倍,但是,官方物价指数和自由市场价格指数也只增长了1.25 倍和1.41 倍。

    货币流通量增长如此惊人,CPI 增长却不是很多,超额货币去哪里了?其实也不难理解,就是中国的发展很快,百废俱兴,投资、消费等都很巨量,虽然货币供应量增加很快,但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也就是容器也被创造出来了很多,大量的货币都顺利地进入到各个新增的产业(容器)中去了,这三十多年,除了少数几年,通胀总体来看并不严重。

    但是在这众多的容器中,有两个容器是十分特殊的:房地产和政府负债。他们的特殊在于这两个容器的体量太大了,大到必须单独拿出来分析。地产这个容器有多大呢?我们看几组数据。

    第一、房地产占GDP的规模。我们以2012 年的数据为例,2012年房地产销售总额6.4万亿,当年的GDP是51.9万亿,占GDP的12.3%。同年其它几个大产业规模数据对比:

1)新车行业规模:2011年行业规模约1.2万亿。

2)手机行业规模:2011年中国手机销售量达2.8亿部,按1000元一部计算,2011年行业规模2800亿。

3)餐饮业:2013年全国餐饮业行业规模3.3万亿元。

4)票房规模:2012年全国总票房170亿元。

5)移动互联网行业规模:600亿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餐饮、手机、汽车等这些大行业加起来,都远不如房地产一个产业。所以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是毫无疑问的支柱产业。

    第二、房地产占新增M2的规模。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3年12月末中资银行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57.83万亿元,其中房地产贷款余额14.61万亿元,占到了存量贷款的25.2%;全年新增贷款8.89万亿元,其中新增房地产贷款2.34万亿元,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总额的26.3%。2.34万亿新增房地产贷款规模,占到了2013年新增M2的17.7%,也即房地产行业占GDP总量的12.3%,却吸收了17.7%的新增货币。

    而对这个数据,我个人认为依然是低估的,因为有部分流向房地产的贷款是以各种形式包装成非房地产项目来发放的,所以实际房地产占新增M2的比例会更大,占到20%以上我认为是完全可能的。若把与房地产相关的水泥、建材、建筑施工等行业贷款比例计入,以及加上2013年1530亿的新增保障性住房贷款,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对新增贷款的贡献度应该超过50%,对M2的吸收量应该不低于30%。

    第三、房地产占社会融资总量的规模。2013年全年社会融资总量(备注:社会融资总量包括了人民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债券、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等)为17.29万亿元,而201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8.6万亿元,以我在一线的了解,房地产企业的杠杆率通常在2倍(也即自有资金投入在总投资30%-35%),那么8.6万亿的投资中约有5.7万亿是融资,也即房地产融资占到社会融资总额的约33%。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房地产”?为什么不是服装、不是鞋子、不是家具?原因自然是多样的,包括土地的稀缺性、政府高价卖地、房地产建设的周期较长等等,但按照我们“抓核心、做减法”的思维模式,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文化。一样东西价格高,是因为货币流到那个东西上,从而冲高了价格,而货币的流动,最终是人的心动。人喜欢什么东西,货币就会往那个方向流。

    历史上著名的荷兰“郁金香泡沫”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最疯狂的时候,一株稀有品种的郁金香以4600弗罗林的价格(相当于40多头公牛的价格)售出,除此以外,购买者还需要额外支付一辆崭新的马车、两匹灰马和一套完整的马具。一株郁金香居然被炒到如此高价,在中国人看来一定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荷兰却发生了,为什么?因为文化!因为荷兰人热爱郁金香,所以觉得它是有价值的,愿意为此付出高价。中国人对郁金香没那么喜欢,也就不觉得它那么有价值,也就不会去炒作这个东西了,即使炒,也炒不到那样的天价。房地产也是一样的,诚然,土地具有稀缺性、房地产建设周期长、成本高,这些也的确是房地产价格高的原因,但一双由老师傅打造的纯手工的鞋,也很稀缺甚至比房子更稀缺、制作周期也很长,怎么就卖不到天价呢?最根本的,是我们太喜欢房子了!丈母娘认为没有房子女儿就不能嫁给你,而没有一个丈母娘会因为没有一双好鞋子而否掉一门婚事;男孩认为租房结婚很没面子,却不会因为没有这样一双鞋子而觉得丢人。

    于是,在我们看来,“买房”变成了“刚需”,而事实上,“有地方住”是刚需,买房并不是。于是,在这种文化的作用下,老百姓掏出全部的积蓄去买房,货币大量流向了房地产。正因为大家觉得房子有价值,所以其炒作的价值也具备了,投资、投机的货币也纷纷流向了房地产。就这样,海量的货币,在我们内心文化心理的驱使下,如潮水般涌向了房地产,这房子的价格也就冲到天上去了。我们设想下,如果大家都认为“买房”不是刚需,“有地方住”是刚需,如果大家都认为租房结婚是很合理、很正常的,那么,大家就不会掏出全家的积蓄去买房了,投机资金也不会如此疯狂涌入了,那么房价还会那么高吗?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的高房价是一个无解的事情,限购限不住、限贷堵不住,因为其根本的结,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内心的心结不打开,中国的房价就无解。我做一个大胆的猜测,如果没有限购,北京四环内的新房均价现在应该在10万,即使现在有限购,也会逐渐涨到10万的(注意我的限制条件:四环内、新房)。

    我们再来看政府负债。2013年年中开始,国家审计署对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了全面大摸底,数据显示如下:从审计署的数据可以明显看到,在截止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债务已经高达17.89万亿,比2010年增长66.93%,其中银行贷款10.2万亿,即使是13年6月底的地方政府负债数据,也占到了银行贷款余额总规模的14%。这些债务的举债来源分布如下:

    基建成为投资的主力,有两个原因,第一,基础设施建设的确是经济发展的必需,“要发展、先修路”是大家的共识,做好了基建才能发展,GDP也能上去,领导的政绩也才能上去。但在中国,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不做工程,那里来的灰色收入呢?公务员的工资都是很低的,广大干部做基建的动力是十足的,政府负债自然也就高起来了。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房地产和政府负债这两个行业是社会融资的主力,从贷款规模角度来说占到了银行存量贷款规模的1/3以上,基本可以这么说,现在中国的产业分三类:房地产、政府基建和其它。即便如此,其巨大的货币吞噬能力依然是银行无法满足的。

    从房地产看,去掉个人购房贷款,2013年新增表内房地产贷款(也就是房地产开发商为了造房子而向银行申请的贷款)仅0.64万亿元,而按我们的推测,全年房地产融资需求是5.7万亿,也就是银行能够提供的表内贷款只有房地产行业实际需求的一个零头,而房地产企业在国内的发债渠道、二级市场再融资渠道,受制于国家政策都很不通畅,那么,这些资金缺口怎么办?

    再看政府负债,从2013年6月底的数据看,银行贷款仅能满足56%的融资需求,债券约能满足10%,那么剩下巨大的资金量怎么办?

    答案只有一个:非标!

    2008年的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紧急发布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其实就是全力启动房地产和基建(政府负债)。那段时间,银行以近乎疯狂的速度放贷,疯狂到什么程度呢?我的一个同事曾经是银行支行行长,他和我说:“那会儿上面天天催着放贷款,要是不把钱放出去要被问责!”可见,那会儿的所谓“风控”已经形同虚设了。信贷的扩张,必然导致货币量的急速增长:2009年全年M2增长高达28%,11月最高时曾攀到29.74%!在大量货币的刺激下,房地产价格在经历09年上半年的下降后下半年开始逆势增长,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如火如荼进行。

    房地产和基建这两个超级引擎启动后,经济被支撑了起来,2009年一季度经济GDP增长仅为6.6%,但全年却达到了9.2%的高增长!应该说,2009年,“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已经到了极致,这稳住了经济的增长,却也带来的极大的副作用:房地产泡沫迅速放大、地方政府债务快速积累、以钢铁为代表的大量行业严重产能过剩……于是,政府不得不开始收缩,房地产开始调控,开发商贷款难了;严控政府平台贷款,政府平台贷款不容易了。但是这两个超级引擎降速了,谁来扛起经济增长的大梁呢?新兴产业吗?别逗了!经济转型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全球经济下行的时候谈转型更是不靠谱。

    中国经济面临的局面就是“蜀中无大将”!除了房地产、基建,还是房地产、基建!怎么办?这个时候,非标出现了,其中最典型、规模最大的就是信托。说白了,就是国家不让银行从表内贷款,那好,银行通过发行理财产品,把储户的钱从表内负债中转移到理财产品中,然后把理财资金的钱给信托公司,美其名曰“委托信托公司投资”,其实钱是银行的钱,所投的项目也是银行的项目,信托公司只是在里面做了一个通道而已,这就是所谓的“银信合作”。通过这种方式,银行成功地规避了国家政策的限制,同时把钱放给了房地产和政府。通过几年的发展,信托这个本来在金融行业毫无地位的子板块,一跃以10万亿的规模超越保险,成为仅次于银行的中国第二大金融板块。

    从投向来说,以我的经验,说这10万亿中有70%以上投向了房地产和政府都算是保守的,很多项目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投向了所谓“工商企业”,或者是所谓“股权投资”,或者更高级的所谓“财产权信托”,实际钱都流到了房地产和政府手中。就这样,通过非标的撮合,两个本来应该降速的超级引擎又转起来了,银行也能赚钱了,GDP又能保持平稳增长了!

    必须要说的是,信托公司在开始靠着银行上位后,逐渐地开始自己积累客户,发行主动管理产品,也即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这种集合信托中,项目就是信托公司自己的项目了,钱有些是让银行代销的,有些则是信托公司自己积累的客户。目前,在这10万亿的信托规模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已经占到了25%,规模已经不可小觑。

    信托规模大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信托公司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是“刚性兑付”的。按照潜规则,当信托计划投资失败的时候,信托公司需要以其自有资金垫付给投资人,而当其自有资金无法垫付的时候,要其股东垫付。信托公司在中国一共69家,他们的股东都是谁呢?中信、平安集团、中航工业集团、中铁集团、中化集团、人保保险集团、建设银行、兴业银行、华融资产管理、东方资产管理……

    官方在公开场合一直不承认“刚性兑付”的存在,君不见,中诚信托30亿的信托计划投资失败,30亿啊!搁一般金融机构够破产好几回了,大家也都盼着打破刚性兑付,但是,刚性兑付岿然不动!就这样,信托的刚性兑付已经成为了老百姓和一些机构的默认假设,而信托的收益通常在8-12%之间,高于债市,而股民对股市这两年已经失去信心了,于是,大量的资金从银行、股市、债市流入到以信托为主的非标市场。这个非标市场,就像一个巨大的资金黑洞一样,疯狂地吞噬货币,从而造成了中国“股债双熊”的看似不可思议的罕见局面,这些,都是中国特色。

    由下表可见,2013年度新增12.54万亿人民币存款,增长13.6%,在几个主要项目中,中资银行人民币贷款总额增长6.88万亿,增速13.5%,达到平均速度;股市总市值仅增长3.7%(其中主板市场从2012年底的2269.13点下跌到了2115.98点,下跌了6.75%;总市值的增长靠的是创业板增长72.75%和中小板增长29%),债券市场更是下跌了2.8%,只有信托一枝独秀,增长高达45.9%!看了这个表,大家就应该能非常清楚地理解为什么2013年的股市、债市都是熊市了。

四、狼来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想大家也已经基本了解了现在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些最基础的东西。现在,问题来了,房地产年年喊危险年年高歌猛进,但现在的确已经进入很危险的时期了。三四线城市房地产过剩已经被行业所公认,其主要的原因是市县级地方政府大量出让土地,造成供应过大,而三四线城市的产业支撑是不够的,所以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经全面形成。为什么市县级地方政府会这么大量地出让土地?

    因为在中国的各级政府中,越到基层政府,建设的任务越重,市县级政府承担了大多数的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但是越到基层这些,财政收入的分配却越少,这就造成了系统性矛盾。领导人在任期间要政绩、要GDP,那就要搞建设,但没钱,那么靠大量出让土地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一二线城市由于其强大的人口聚集效应,其市区的房地产价格,目前看问题不大,但这些要靠少数十几二十个大城市支撑起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不够的。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政府负债中。虽然2013年底发布的数据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但是政府的负债毕竟已经达到了国际警戒线,负债不可能再大规模地增长,政府投资的引擎也必然减速。

    这一次,非标也没用了,因为银行通过表外也不敢大规模放款了,信托也变得越来越谨慎了,超级引擎降速,喊转型、喊产业升级的呼声越来越高,金融行业虽然年年喊转型,但2014年我感觉特别深刻。这次,狼真的来了!

五、我们怎么办?

    狼来了,我们怎么办?我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要能忍受一段时期的低增长。做过股票的同学都知道,单边增长的股票往往有问题,增长到一定时候很可能会出现断崖式下跌,而健康的股票往往是一段增长后回调一段,再继续增长,长期看则是不断往上。同样,经济的发展是有其规律的,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人口红利、房地产和政府投资支撑等诸多因素下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不可磨灭的辉煌成绩,当然也产生了很多副作用,现在,中国正徘徊在十字路口。

    正常情况下,到现在这个时候,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低增长,可能是5%左右,让经济降降温,把泡沫挤挤掉、把多余产能砍砍掉,给改革和转型一点时间。在正常情况下,这段时间会出现较高的失业率、居民收入增长变慢等问题,这都是正常,就像当年的朱镕基总理主导的国企改革导致了大量工人下岗一样,短期看是痛苦的,长期看是健康的。要能忍受低增长,就需要在考核体系和思维方式上的改变,我们庆幸地看到,新一届的领导人一直在降低大家的预期,也在逐渐改变唯GDP的考核方式。

    2)盘活存量。李克强总理提出要“盘活存量”,这个是非常准确的。110多万亿的M2,货币足够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货币流到它更应该去的地方,而不是永远堰塞在房地产和基建这两个容器里,这就是“盘活存量”。怎么盘活?大禹治水,用的不是“堵”,是“疏”。我们以前是把货币堵起来,大量地蓄到了房地产和基建中,这两个容器虽然大,现在也盛不下了,更关键的是,房地产这样的行业关系到每个老百姓的生活,还不是一个完全可以市场化的行业。现在,办法只有一个,要“疏”、要创造新容器、要把我们的大水灌溉到这些新容器里面!这些新容器,就是新兴产业和传统行业的再升级,他们是大健康、大物流、大电商、大文化、大消费、大农业……

    怎么把水引过去?必须建立一个通常渠道引水,这个渠道,就是资本市场!在我看来,“盘活存量”的关键,是要加速金融体系改革、加快建立金字塔型的完善资本市场体系。产业的转型不是喊喊口号就可以的,没有发达金融体系这样一个渠道,创新、转型都是无根之草、无本之末。新兴产业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大量的沉没成本,所以就有了VC/PE,而VC/PE最终是要退出的,所以需要给他们非常畅通的退出渠道,才能让VC/PE得到很好地发展,他们发展了,这些新兴行业才有可能承受得起巨大的沉没成本,然后不断发展。

    但是现在的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倒金字塔型的金融市场:主板市场有2513家,中小板有719家,创业板有379家,而三板、四板市场则还没有很好发展起来,也就是越是难上的板块,上市公司数量越是多,越是应该容易上的板块,上市公司数量越是少,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主板、中小板市场门槛高,中小企业很难够得着,而中国的创业板的要求也不低,所以中小企业在现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体系中要成为公众公司是很难的。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应该是金字塔型的,也就三板、四板市场数量最多,创业板次之,中小板再次、主板数量最少。因为三板四板门槛低、容量大,能让大量中小企业得到上市融资的机会,也给了VC/PE更多的退出渠道。

    创业板、三板、四板等,是水渠,有了这些水渠,我们才能把巨量的M2逐渐从房地产、从基建中引入到创新产业和再升级的传统行业中,这些产业才能更好地发展,而现在中国这个倒金字塔型的资本市场,是压制了创新,A股市场很多时候成了大企业套现的平台。王明夫先生曾经说过“创业板的泡沫将加速中国的产业转型”,这句话,太经典了!大家都在说创业板有泡沫,但是,如果可以选择,我宁可创业板的泡沫来得更猛烈些,也不希望看到房价涨的更疯狂些!

    3)简政放权,降低创业门槛。我是07年的时候找工作的,那个时候,我的身边很少有人要去国企央企,大家都想着去外企或者民营企业。但是08年的四万亿以后,我发现毕业生都变得非国企央企不去了,公务员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个让我感受非常强烈,也感到很悲哀。这说明年轻人的创业精神在逐渐消失,大家都想傍着国家大树求安稳。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创造性、人的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发挥,在国企央企和公务员的岗位上,很多时候不需要你有创造性、不需要你爱折腾、更别提什么企业家精神了。

    要发挥人的创造性和企业家精神,需要年轻人加入到市场化的公司里面,或者在合适的时候自己开创一番事业。年轻人的创业精神,是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东西之一。可是现在,我们国家的创业门槛是很高的,我自己有过两次创业经历,单说是一个注册公司的事情,就花了我不少精力,跑了小十趟是有的,这样的商业环境,显然是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政府必须简政放权,降低成本,这样才能释放人们的企业家精神,国家发展才能得到保障。这需要政府的智慧和勇气,因为很多时候这是在向自己挥刀,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是不行的。什么时候公务员不再吃香、什么时候国企少人问津,我们中国就将迎来真正的伟大复兴!

六、写在最后的话

    常常听到身边的朋友在谈移民,说国内的各种环境不好云云。的确,他们说的都是对的,国内的环境的确有各种问题。然而,我们看问题不能静态地看,而要历史地看、全局地看。就拿雾霾的事情来说,雾霾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产业结构的问题,大量的重工业,必然导致环境的污染。这个过程,欧洲走过、美国走过,伦敦也好、加州也好,都曾经是“雾都”。

    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西藏没雾霾,因为西藏没有工业。然而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就像一个男孩在成长为男人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很多的痛苦。但是,这个趋势是明显的、不可逆的,我们的国家毫无疑问是在越来越好的状态中。我们和君学子,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遇到问题的时候,不应该是逃避,而是应该迎难而上,产业要转型,谁来担当?我们应该算担当的一分子!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勇气和豪气,那么就不辜负父母给的这个好脑袋、不辜负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机会。生活的意义,在于在伟大的时间、伟大的地点和伟大的人、做伟大的事情。

    想着移民的朋友,我能理解,但是,他们终究不是鲁迅先生说的,中国的脊梁。现在的世界,一江春水向东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正在经历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目标,是两汉、是盛唐、是大宋!在这样伟大的时代,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我们应该坚定地守在这片生养我们的土地上,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兄弟姐妹,继承奋斗和创业精神、弘扬中华商道文化、为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做力所能及的贡献!

 

 

 


发件人:xianyan9738<xianyan9738@vip.sina.com>(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还有9个联系人保存所有抄送人时 间:2014年06月21日 12:24 (星期六)附 件:1个 (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自毁长城.doc ) 查看附件

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自毁长城

冼岩

    摘要:中国经济近几十年取得的成绩,离不开改革开放。问题是如何解读改革开放?如果将其简单理解为“市场化”,甚至是“私有化”,那为什么中国与西方国家同样搞的是市场经济,与东欧国家同样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中国经济却能够“一枝独秀”?那些市场化程度比中国高、机制比中国完善的国家,经济表现却远不如中国这个“不合格的学生”?

    “私有化有利于经济”的观点虽流转甚广,却迄今未获实证支持。西方经济学在微观层面很精致,宏观层面却相对粗糙。随着经济体规模的扩大,宏观问题越来越重要。马克思揭示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证明了市场经济“自发秩序”的缺陷性。经济体规模越大,这种由微观高效率积累的宏观性失控危机越猛烈、越具有破坏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使这种破坏成了“不能承受之重”,遂催生出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经济学”。在当时的经济规模下,凯恩斯关于政府运用货币和财政工具、调控经济总供需的方法是有效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体规模越来越大,这种调控手段逐渐变得越来越“不够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市场经济体成功和失败的正反经验与趋势表明,政府需要拥有对经济更强的掌控力。

    份量很重的国企、强大的政府调控能力,是“中国特色”,也是中国的市场模式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关键所在,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奥秘所在。现在,这种“中国模式”遭遇挑战,面临经济下行的风险。但进一步市场化能否形成新的经济支撑点、达到预想中的效果,尚且有待实践验证,绝非早已不证自明。从中国的情况看,政府干预在创造经济奇迹的背后,确实积累了许多负面性;但就世界范围而言,亦没有见到过市场成为灵丹妙药、只有疗效没有副作用的案例。真正经得起事实检验的结论是:在市场绝迹的高度控制社会,适度引入市场机制是有益的,正如在绝对自由的市场环境中,适度引入政府管制必然有益一样;但在已经相当程度市场化的社会,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祸福难料。

    为进一步市场化,中国确实可以尝试容忍市场的周期性波动,但如果是遇到导致不久前美国金融风暴、以及此前亚非拉市场化国家经济衰退与危机的市场失灵呢?国有经济退出、政府权力退出,不但国家对市场周期波动的抑制能力将下降,对市场失灵的应对能力,也必然随调控能力的下降而下降。到那时,中国和那些曾经或依然在市场旋涡中挣扎的国家,将并无二致。

    千万不要妄想,进一步市场化后,中国只会拥有其他市场化国家的优点,不会出现其他国家出现过的诸如市场失灵、经济危机、金融风暴等麻烦。一旦出现类似经济、社会危机,中国的承受力如何?能否挺得过去?

    仅有市场是不够的。那些市场相对成功的国家,背后都有其他因素起作用。所以,中国也不应轻易放弃自己市场之外的“其他成功因素”,匆匆忙忙自毁长城。

    正文: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由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本来是一种对各种资本一视同仁的中性表述,但在媒体的宣传和各地的政策实践中,却被演变成一种“混合国有资本”的单边、单向度改革,即只有国有企业引进非国有资本,没有非国有企业引进国有资本;所谓“交叉持股”徒托空言,“混合所有制改革”事实上成了“半私有化改革”。

    在中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类“改革”往往衍生出一些“高指标竞争”,促使各地政府迭出奇招,争奇斗妍。上海市有关部门已直接将“混合所有制改革”,称之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重庆更下了硬指标,要求2/3左右的国企“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这个地方说混合所有制企业国资的股份要下降到20%以下,那个地方说国资只能占1%......

    在这场名为“混合化”、实为“半私有化”的大竞赛中,一些令人忧心的现象正在发生,很可能损及中国经济的根基。

一,“私有化有利于经济”迄今未获实证。

    以私有化为导向的国企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曾经蔚为风潮,造就了大批巨富、名商。2004年“郎顾之争”后,潮流逐渐搁浅。10年后的今天,“半私有化”卷土重来,其背后的支撑逻辑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已遭遇瓶颈,原来的发展方式走到尽头,必须寻找新的动力。而“私有化”就是一些人一直揣在兜里的药方,从学界到商界到政界,不少人都迷信这一药方的灵验性。只是忌于宪法规定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官方特殊的意识形态环境,才不得不将“私有化”妆扮成“混合化”——暂且先行半步。虽然只是“半私有化”,但对于一些实际操作者来说,这样可能比完全“私有化”更有利可图——只要掌握了控股权,剩下的国有股,必然有去无回。

    从“山东鲁能案”到“招商转让平安股份案”,人们对特殊利益集团侵吞全民公有财产的能力已没有怀疑。当这种行为被披上“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外衣后,如果其结果真的能导致中国经济获得新的增长动力,那么弱势群体对于己身利益遭剥夺的无奈忍受,还可视作是进一步“承担改革成本”、“为改革付出代价”,是别无选择下的“次差选择”。但问题在于,所谓“私有化有利于经济”,至今还只是部分“精英人士”(专指那些被西方观念洗脑,或者利益西方化的人)口中的自说自话,迄今未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实证支持。

    “私有化有利于经济”的说法,大兴于撒切尔、里根时代;尤其是撒切尔主义,被视为“私有化”的代名词。迄今为止,撒切尔夫人在一些西方和中国的“精英人士”心目中,拥有崇高地位,俨然是一种“理想模式”的符号象征。但令这些人难以启齿的是,曾经红极一时的“撒切尔改革”,事实上并没有获得成功;“私有化”在撒切尔夫人手中短暂“释放生产力”、“展现体制优势”后,很快就陷入多种麻烦与困境之中。因此,今天的“精英人士”在推销撒切尔主义时,只能突出理念、淡化实绩,或者干脆“顾左右而言它”。

    事实真相是,在1979年-1990年撒切尔夫人任英国首相期间,英国的经济情况并未出现明显好转。即使是在撒切尔夫人事业最顶峰时期(1980年代后期),GDP也仅仅实现了2%的年增长率(对此,可能很多撒切尔夫人的中国拥趸难以想象)。失业率方面,直到撒切尔夫人任首相的第十个年头,英国的失业率才下降到6%左右,此前一直持续上升,达到近12%的高峰。事实上,整个撒切尔时期,英国的失业率都处于峰值水平,既高于其任前,也高于任后。尽管其时通胀水平有所下降,但这一结果也与当时全球的紧缩货币政策息息相关。另外,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早期,工人罢工运动大幅增加。对此,撒切尔夫人报以铁腕强势应对——“铁娘子”的称号,有一半来源于此。

    导致撒切尔夫人提前下台的,是在1990-1991年的经济危机中,她依然照搬撒切尔主义药方,结果无济于事,连短期效应都不见了,迫使她不得不铤而走险,推行不得人心的“人头税”政策,终于被民众轰下台。她离职时(1991年),英国的通胀率又回到10%以上,几乎与其11年半前刚上台时持平——唯一的政绩也“归零”了。

    正是由于撒切尔主义带给英国人的更多是灾难而非福音,撒切尔夫人下台后不久,在撒切尔主义的发源地英国,即发生了事实上的“逆撒切尔主义运动”。时至今日,撒切尔夫人曾倾力反对的主要政策——国有化、增税和凯恩斯经济学——都在她的祖国再度风行。一些被撒切尔夫人私有化的企业重新被国有化,撒切尔时代的标志性政策及其“成果”被逐一粉碎。英国人普遍认为,撒切尔主义“劫贫济富”的做法,导致贫富悬殊加大,造成城市中的分化和隔阂,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这已成了一次次社会骚乱的根源;正是撒切尔主义对自由经济的过度推崇,对政府调控的片面排斥,导致英国放松了对金融的监管,从而令其在此次“次贷”风波中损失惨重。在2009年撒切尔夫人入主唐宁街30周年纪念日,许多英国人得出的结论是:30年的试验又一次失败了,只不过,这一次失败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撒切尔主义。

    1979年5月4日撒切尔夫人竞选获胜时,曾经意气风发地发表宣言:“混乱让我们带来和谐,错误让我们带来真实,怀疑让我们带来信任,沮丧让我们带来希望。”——但在2004年5月撒切尔夫人上台25周年之际,英国《卫报》却发表评论说:“即使是她最坚定的支持者,恐怕也很难举出一个例子,可以证实她执政11年中给我们带来的‘和谐’。”用英国《独立报》撰稿人约翰?雷图的话说:“在那些年里,英国的贫富差距急剧加大。有些人的生活的确得到很大改善,但英国社会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犯罪率上升,社区破裂和分化。”2003年英国电视台Channel 4举办了一场“你最痛恨的100个最坏的英国人”之民意调查,参选条件是“目前还活着且没有关在监狱中或正被起诉的人”,结果撒切尔夫人荣登第三。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记得当年的这个“判决”——“她辜负了英国人”。

    以上就是被“精英人士”刻意回避或淡化的,关于“私有化”运动之鼻祖或偶像撒切尔夫人的真实业绩状况。至于“私有化”在苏东等国造成的“休克式”灾难,更是人尽皆知。撒切尔夫人的真正成功,是她将经济上的短期效果,包装成了“必然规律”,贩卖给苏联,俘获了戈尔巴乔夫的脑袋,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西方阵营“不战而胜”。虽然这一“斩首行动”不是由撒切尔夫人个人单独完成,其时上上下下、政界学界都有不少精英使力,但显然撒切尔夫人贡献突出,成了一种标志,这也是她至今拥有巨大国际声誉的原因——她是近20多年世界格局形成的重要推手之一。

    不管撒切尔夫人在政治上帮助她的国家甚至整个西方阵营获得了何等成功,在经济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撒切尔主义是正确的。在世界范围内,要找到反面证据远比正面证据容易。那么,“精英人士”迷信“私有化有利于经济”的理由何在呢?——只能说是出于理念、出于信念——不管事实如何,反正他们就是如此认定。

二,国有经济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公开秘密武器”

    今天,任何不持偏见的人,都不能无视中国经济近几十年所取得的成绩。问题是如何解读这种异乎寻常的经济奇迹?官方和民间的主流观点,都将之归功于改革开放。应该说,这种解释合乎事实和逻辑,因为中国的经济奇迹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特殊联系。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解读改革开放?如果将其简单理解为“市场化”,甚至是“私有化”,那为什么主要西方国家一直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为什么那些市场化程度比中国高、机制比中国完善、被视为“市场化”的标准样本、被“精英人士”一个劲地鼓捣着要中国向其学习的国家,其经济表现却远远不如中国这个“不合格的学生”呢?

    毫无疑问,由邓小平发起的改革开放,其基本取向是“市场化”。市场化改变了由国家控制一切、个人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经济局面。但是,“市场化”不等于“私有化”。邓小平曾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只是手段,哪个用多一些,哪个用少一些,要看怎么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近30多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确实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市场化。而在市场化背景下,国企、民企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份量很重的国企、强大的政府调控能力,是“中国特色”,也是中国的市场模式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关键所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同样搞的是市场经济,与东欧国家同样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一枝独秀”?上述两个因素就是奥秘所在。

    显然,这两个因素又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政府对经济具有强大的掌控性和调控能力,国有经济在中国才能不断壮大;同样,正由于存在大量能够顾全大局、服从政府命令的国有企业,中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控能力才大大超越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对战略性经济资源的掌控、相对独立的金融货币体系、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据三分之一分量的国企,这是中国政府能够拥有令其他市场体制国家羡慕的经济调控能力、中国经济能够克服市场周期波动,保持持续增长且维持社会稳定的三个重要因素。无疑,这三者之间也具有某种关联性。三者若缺一,中国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就可能每况愈下,镜破难圆。

    之所以将国有经济称之为“公开秘密武器”,理由有二。一是因为中国国有经济的存在虽是公开事实,但其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奥秘之一的作用,却一直未得到主流知识界的认同,人们对此视而不见,形同一种“公开的秘密”;二是因为以大量国企帮助政府掌控经济,其所以能够实现,与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关,其他国家即使知道,也难做到,对中国而言,可以说是起到了某种类似专利、类似“秘密武器”的作用。

三,仅有市场是不够的

    同时利用市场的基础配置作用和政府的强调控能力发展经济,使中国经济拥有了两副引擎、两套安全系统,这就是中国经济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屡屡胜出的独特优势。经过几十年积淀,这种发展方式已形成一种模式,它构成了“中国模式”的经济方面特征。可以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最适合于中国的“混合经济”形式。现在,这种模式正遭遇挑战,其发展面临困难,向前走遇到瓶颈,具体表现为贫富分化、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通货膨胀、政府高负债以及经济下行风险。这种种弊端,在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市场化阶段都曾出现过,但具体到中国,作为具体的实现形式,“中国模式”当然应该对此承担责任。然而,真正的问题其实只是经济下行风险,如果没有这种风险,其他问题都可视为暂时性困难,在发展中谋得解决。经济下行,则政府将失去解决问题的手段。风险在前,于是许多人据此认为“中国模式”的潜力已耗尽,这条路已走到尽头,中国经济必须寻找新的支撑点。

    这种危机和忧患意识,对于一个社会是必要的。任何一种方法、手段或模式,都有其适用范围和效用极限,超过范围或极限,就可能由正能量变成负能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政府强干预为特征的中国经济模式,曾经是中国的优势,但如果现在它确实已好处不再,当然应作出改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点,1,在原来的路径上,是否确实已经找不到克服经济下行风险的办法,这条路是否确实已走不下去了?2,有没有其他更优选择?

    对此两个问题,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显然已作出自己的回答。它不但倾向于认为原来的做法已难以为继,而且选择了“市场”试图作为新的经济支撑点,即进一步市场化。主要措施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再强行压抑市场的周期性波动,而是致力于增强社会对经济下行的承受力;二是在各个关节点上缩减政府干预,试图进一步释放市场能量,寻找和构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这种尝试或许是必须的,但前提是应该保持一种清醒认识:市场能否形成新的经济支撑点、达到预期中的效果,这其实尚有待实践验证,而绝非已经不证自明。从中国的情况看,政府干预在创造了经济奇迹的背后,确实积累了许多负面性;但就世界范围而言,亦没有见到过市场成为灵丹妙药、只有疗效没有副作用的案例。真正经得起事实检验的结论是:在市场绝迹的高度控制社会,适度引入市场机制无疑是有益的,这正如在绝对自由的市场环境中,适度引入政府管制必然有益一样;但在已经相当程度市场化的社会,进一步推动市场化则祸福难料。

    西方经济学在微观层面很精致,将市场利用价格信号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机制描述得很充分;但在宏观上,却相对粗糙。经济效率增加的结果之一,必然是经济体规模的扩大,宏观问题因而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在古典经济学那儿,市场是“自在之物”,不能人为干预,只能服从内生的“自发秩序”(“自发秩序”一词,本来是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对设想中的计算机系统、通过内部信息交流和反馈完成自动控制和调节的一种描述,被哈耶克等经济学家用来描述市场经济体在微观机制作用下自动实现宏观上合理化的隐秘过程。在哈耶克之前,经济学没有使用“自发秩序”一词,但有着对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之宏观效用的类似认识)。然而,马克思揭示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证明了这种秩序的缺陷性。经济体规模越大,由微观高效率积累的宏观性失控危机越猛烈、越具有破坏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使这种破坏成了“不能承受之重”,于是催生出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经济学”。在当时的经济规模下,凯恩斯关于政府运用货币和财政工具、以调控经济总供需的方法是足够的,因此在实践中表现出明显的有效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体规模越来越大,这种调控手段已越来越“不够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市场经济体成功与失败的正反经验和趋势表明,政府需要拥有对经济更强的掌控力。

    确实,中国可以尝试容忍市场的周期经济波动,但如果是遇到导致不久前美国金融风暴、以及此前亚非拉市场化国家经济衰退与危机的市场失灵呢?中国怎么办?国有经济退出、政府权力退出,不但国家对市场周期波动的抑制能力将下降,对市场失灵的应对能力,也必然随调控能力的下降而下降。到那时,中国和那些曾经或依然在市场旋涡中挣扎的国家将并无二致。

    千万不可妄想,中国在进一步市场化后,只会拥有其他市场化国家的优点,而绝不会出现其他国家出现过的诸如市场失灵、经济危机、金融风暴等麻烦。中国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一旦出现类似的经济、社会危机,自己的承受力如何?能否挺得过去?不管未来如何,此前的世界经济史至少揭示了一点:仅有市场是不够的。那些市场相对成功的国家,背后都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所以,中国也不应轻易放弃自己市场之外的“其他成功因素”,匆匆忙忙自毁长城。

 

 

 

经济增长可能会逐步回升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高善文

2014-06-27

    6月汇丰PMI初值上升至50.8,为过去一年的偏高水平。近期高频发电增速似乎有所回升,但钢材、水泥和煤炭价格仍偏弱。二季度经济处于外需恢复和内需疲软的胶着状态。三季度增长将逐步筑底。随着内需的企稳,经济增长可能会逐步回升。人民币汇率6月份以来呈现企稳和小幅回升的趋势,符合我们在今年3月份的电话会议中的预期。5月份出口的反弹和贸易盈余的扩张有助于汇率的企稳。

    美国6月Markit制造业PMI初值为57.5,连续两个月回升,但欧洲的制造业PMI连续两个月回落,欧洲经济增长的动能仍然不足。自今年3月份以来,标普500的波动指数下降至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全球市场波动率的显著降低是令人困惑和值得担忧的。

一、 经济低位企稳

    6月汇丰PMI初值上升至50.8,为过去一年的偏高水平(图1)。近期高频发电量增速似乎有所回升,但钢材、水泥和煤炭价格仍偏弱。看似矛盾的经济指标,暗示本轮经济企稳的力量与过去有所不同。

    中国经济二季度处于外需恢复和内需疲软的胶着状态。出口增速明显回升和贸易盈余大幅扩张清晰地表明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而汇丰PMI样本可能较多地覆盖东南沿海出口型企业,对出口的好转更为敏感。但国内投资需求仍然偏弱,体现为水泥和钢材增速和价格疲软。将投资分解来看,政府的微刺激可能对经济有支持作用,但也许并没有能完全抵消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的下降。此外,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改善仍不明显,经济中没有观察到存货的重建活动。

    短期来看,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走向仍有较大的影响。虽然草根层面部分城市房地产情况较为悲观,我们观察全国销售面积增速和价格环比(图2),目前地产销售的量价表现仍然要略好于2012年上半年。

    观察过去十几年的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图3),虽然增速的均值水平在趋势下降(蓝色虚线),但年度增速呈现着围绕均值上下大幅波动的特征。今年以来销售增速的显著负增长可能和去年的销售透支和按揭贷收紧有关系。目前销售均值增速可能还在5%附近,这意味着随着压制性因素的消失,增速将企稳并逐步回升至5%以上。从历史模式推测,房地产销售增速可能在下半年逐步筑底。考虑到房地产企业去存货的趋势,新开工的恢复可能更晚。

    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压力,经济三季度可能还处于筑底的态势。随着内需的逐步企稳,经济增长可能会逐步企稳回升。

二、工业品期货横向整理

    近期国内生猪价格结束了5月份的快速上涨,出现小幅回调。国内其他农产品价格相对稳定,而国际农产品较年初出现了明显的下跌。整体来看,下半年食品通货膨胀的风险并不大。

    工业品期货自三月份以来维持了较长时间的横向整理。铁矿石、动力煤、钢材和焦炭价格表现较弱,除了需求疲软以外,供应的压力可能是部分原因。近期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原油价格上涨,刺激了能化产品价格的企稳反弹。此外,水泥价格下跌趋势明显,除了部分季节性原因,暗示了投资需求的疲软。而BDI指数创出近一年的低点,可能和中国铁矿石需求放缓存在关联。

三、 人民币汇率小幅回升

    6月份以来,受半年度、打新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银行间短期资金价格有小幅回升,但1年期以上的债券收益率的基本稳定。我们认为经济在三季度会逐步筑底,但投资恢复仍然不明显。在此条件下,三季度利率中枢可能会小幅下降,但空间不会很大。

    人民币汇率6月份以来呈现企稳和小幅回升的趋势。我们在今年3月份的电话会议中专门讨论了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和趋势。当时的看法是人民币短期的弱势可能会随着经济的企稳改善而结束,时点会在今年二季度末和三季度初。现在回顾,人民币汇率在5月份呈现出企稳迹象,和我们之前的预期较为接近。

    5月份出口的反弹和贸易盈余的大幅扩张有助于汇率的更早地企稳。虽然外汇占款的细项还未公布,但5月外汇占款的大幅收缩可能因为央行更少地干预外汇市场。这也有利于支持人民币汇率。未来人民币汇率可能逐步回到小幅升值的轨道之中。

四、全球市场呈现低波动

    美国6月Markit制造业PMI初值为57.5,连续两个月回升,美国经济增长动能仍然较为强劲。但欧洲的制造业PMI初值51.9,连续两个月回落,欧洲经济增长的动能仍然不足。

    美联储议息会议暗示将长期维持低利率,但经济基本面的好转和通货膨胀上升可能对金融市场造成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前期低点回到2.60%附近的水平。同时新兴经济体的汇率普遍开始走弱。

    由于前期全球资金向新兴经济体的流动,H股受到提振,AH股溢价率下降至历史低位(图7)。但这一情况在近期可能有所变化。

    自今年3月份以来,标普500的波动指数下降至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过去二十多年,仅在90年代中期和2006年前后短暂地出现过如此低的市场波动率。中国的股票和商品市场也呈现出横向盘整和低波动的态势。全球市场波动率的显著降低是令人困惑和担忧的。

    (高善文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发件人:陈申申<chensssh@gmail.com>(由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时 间:2014年06月28日 07:12 (星期六)附 件:1个 (读懂中国的财政体制.doc ) 查看附件

读懂中国的财政体制:老百姓负担和享受了多少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张曙光 张弛

2014年05月13日

    在现代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中,财政的确相当重要,它集中反映了政府的意志和行为,也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之一。从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的结构来看,政府性基金属于非税收入, 2013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52239亿元,占全部财政收入的40.45%。

    在现代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中,财政的确相当重要,它集中反映了政府的意志和行为,也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之一。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在资源配置起着决定作用,财政就显得更加重要,也有其特别之处。

    隐性税负结构与监督困境

    从收入的总量来看,2013年,中国的全国财政收入129142.9亿元,增长10.1%,增速比GDP快2.4个百分点,相当于GDP的22.7%,人均税负接近万元。今年一季度的财政收入35026亿元,占GDP的27.3%。不论从哪一个数据看,政府收入都不算少,老百姓的负担也不算轻。

    但有人对人均万元税负持有不同看法,认为我国的人均税负远远低于美、日、德、法、意、英等发达国家,只相当于后者的1/10左右,在世界排名也在100位前后。且不说未计入其中的各种收费、摊派,单就上述比较而论,简单地比较绝对数是有很大问题的,主要还要看相对水平。我们的人均GDP不及欧美发达国家的1/10,而税负占人均GDP的一半以上,能说低吗?尽管如此,一般人感觉不到税负过重带来的痛苦。这与税负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从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的结构来看,政府性基金属于非税收入, 2013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52239亿元,占全部财政收入的40.45%。今年一季度,政府性基金收入13063亿元,占财政收入的37.3%。其按征收对象是否特定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所有社会成员征收,如三峡建设基金,是隐藏在电费中加价征收的,21年累计征收2481.18亿元;二是面向特定行业和阶层征收,以铁路建设基金为代表,是按运输货物的吨公里征收的,23年征收总值9858.94亿元,再加上今年的预算数657.09亿元,已经突破万亿元大关。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2013年达41250亿元,比上年增长44.6%,占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的85.92%,今年一季度达10802亿元,同比增长40.3%。可见,政府性基金收入数量之大,形成严重的财政依赖。同时政府性基金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缺乏法律依据。政府性基金从1964年开征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算起,至今已经半个世纪,1990年代,政府性基金快速“扩容”,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共有政府性基金500项,只有43项纳入了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而财政部2012年公布的政府性基金项目只30项,其中,12项依据部门规章设立,只有6项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可见,政府性基金无法可依,出师无名,面貌模糊,管理混乱。

    二是征收随意。有的自发延长征收期限和提高征收比重。如,三峡建设基金从1995年按每度电3厘征收,2010年1月1日停止征收,改成《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按每度电7厘征收到2019年年底。再如,铁路建设基金,从1991年3月1日起,按货运价格每吨公里加征0.2分,后经5次调整,到1998年4月1日,增加到3.3分,提高了15.5倍。货运价格为7.45分/吨公里,总运价每吨公里征收4.8分,占货物总运价的44.3%。这种征收办法不仅对于像煤炭之类的初级产品生产企业形成很大负担,2012年运煤到秦皇岛,山西北部征收21.7元/吨,内蒙古西部征收40元/吨,全国煤炭平均运距600公里,而西部地区达1200公里,因而,对于西部产煤省区也是一个巨大负担。从2001-2011年,铁路煤炭运输量占铁路总运输量的比例从41.4%增加到64%,煤炭企业成为铁路建设基金的主要承担者。

    三是渠道隐秘,无法监督。三峡基金包含在电价中,南水北调基金包含在水资源费中,民航发展基由机票销售代收。2009年10月,北京市居民任星辉就三峡建设基金先后向财政部、国务院三峡建委和三峡集团提出信息公开要求、申请行政复议,均无结果,向一中院提出诉讼,也被驳回。直到2010年3月26日,财政部网站才在中央财政预算中公布了三峡基金收支情况。因此,尽快制定《政府基金法》,依法规范政府性基金的设立、征收、管理、使用和退出。同时,通过退出、减征等办法,降低非税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

    从税收结构看,我们以增值税等间接税为主,间接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70%以上,而直接税则较少,由个人交纳的直接税更少。由于间接税的纳税主体是企业,除个人所得税外,个人基本上不直接负有纳税义务,因而也就谈不上个人对政府收支和政府行为的监督和制衡。

    不仅如此,间接税意味着政府税收收入成为产品和服务价格的构成要素,不仅最终要由个人负担,而且由于与发达国家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差异很大,造成了国际贸易中的价格和利益扭曲,导致了财富的逆向转移。因此,改革的方向是减少间接税,首先是增值税,增加直接税,包括财产税、所得税和赠予税等。

    需要指出的是,来自房地产的税收增长很快,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撑。2013年,在一般税收中,房地产企业营业税5411亿元,增长33.6%;建筑业营业税4315亿元,增长16.5%;房地产契税3844亿元,增长33.8%;土地增值税3294亿元,增长21.1%;耕地占用税1808亿元,增长11.6%;城镇土地使用税1719亿元,增长11.5%;再加上房地产企业所得税2850亿元,增长25.1%。共计23241 亿元,约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5%。如果再加上土地出金,地方政府过分依赖土地收入,不仅带来城市规模的无序扩张和土地资源的浪费,引发了房地产价格的暴涨,造成地方经济结构畸形,也加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因此,改革土地财政,解决对房地产税收和政府性基金收入的依赖,刻不容缓。

    规模巨大的财政支出大头并非社会福利

    从财政支出总规模来看,不仅规模大,而且增长快,近几十年来都超过财政收入,留有赤字,然后通过发债来填补,因而赤字和债务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2013年全国财政支出139744.26亿元,增长10.9%,快于财政收入0.8个百分点,收支总量相抵,差额12000亿元。2014年预算赤字13500亿元。与税收不同,政府债券由个人自愿认购,由政府还本付息,但仍然是把个人收入转作政府收入,由政府支配和使用。在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情况下,隐含着对个人的剥夺。因此,减少政府支出规模应当从稳存量,减增量着手,控制新增支出的规模和速度。

    从财政支出结构来看,虽然近几年有所调整,一是增加了用于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支出,但力度不够,如,2013年社保和就业支出增长14.2%,医疗卫生支出增长26.4%,但教育、科技、文化支出均明显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而住房保障和节能环保支出还是下降的;二是出台了一些减免税政策,如,最近出台的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提高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实施范围的上限由年应税额6万元进一步提高,并期限延长至2019年底。这是一大进步。但问题依然不小,可改进的余地很大。

    一是财政支出中用于生产建设的比重仍然偏高,而用于生活福利的支出仍然过少,仍然没有走出“先生产,后生活”的传统模式。尽管近几年的统计数据不再列示经济建设支出,但用于生产建设的规模和比例过大,再加上国有企业的巨大规模和强势扩张,意味着政府在配置资源中起着决定作用,阻碍着市场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因此,削减经济建设支出,增加社会福利支出,是推进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离,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干预的重要途径。

    在生产建设支出中,还有一个没有列入其中的特殊项目,即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据上市公司披露,去年A股1277家获政府财政补贴741.36亿元,平均每家5800万元,比上年增加30%左右。其中,超过10亿元的有8家,中石油是“补贴王”,获补贴103.47亿元,占该公司营业外收入总量的26.7%。2013年中石油实现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95.77亿元,财政补贴占7.99%。可见,财政补贴成为上市公司获利的手段之一,也是上市公司业绩兑水的一个办法。

    在政府支出中,行政经费支出规模大,增长也不慢,1980年占财政支出的5.43%,1990年占9.83%,1996年高达13.11%,近几年有所减少,且改成一般行政服务支出,2012年的占比仍然超过10%。

    其原因,一是政府人员过多,而且不断膨胀。中国到底有多少公务员,国家财政到底供养了多少人员?据《凤凰周刊》的文章报道,“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 万余个居委会——两者总人数约为275万人。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已超过6000万!” 6000万相当于英国的人员总量!相当于23.5个纳税人养活一个官员,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10.8个官员,而印度是69个纳税人供养1个政府雇员。按人口计算,中国高于日本而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但按GDP计算,美、日、德、英分别是1.56人、0.95人、1.33人和2.8人,中国分别是后者的10倍、7倍、8倍和4倍。实质的差距该多大。

    如果再做一点具体比较,问题也就不难明白。纽约市1800万人,GDP26000亿美元,设市长1人、副市长3人、议长和副议长各1人。东京1300万人,11000亿美元GDP,设市长1人、副市长1人、议长、副议长等4人。而中国新乡市,人口565万,GDP100亿美元,市领导41人,市委书记1人,副书记4人、常委11人;市长1人、副市长8人、市长助理4人、人大主任1人、副主任8人、政协主席1人、副主席9人。这么多官员,不干点事,不发文件,不干预市场,不管制社会,那才是怪事。可见,政府机构改革,关键在于大幅度裁减官员;人员减不了,一切都无从谈起。

    不仅官员人数太多,而且官员花费也过高。按国家领导、省部级官员、司局级干部,每增加1个人需要增加的费用何止百万、千万。据一位纪检老干部讲,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退居“二线”,原来6-8万元的“首长办公费”照常享用;中央领导退休后,专车、服务、警卫等全部保留,甚至外出还要继续实施航空管制。

    最近,媒体披露了很多贫困县盖豪华办公大楼的事情,如果到全国各地看看,最气魄、最漂亮、最豪华的大楼,非政府和金融机构莫属。不要说贫困县,看看中央各部委也就知道了。不仅如此,各政府部门都有属于自己的宾馆饭店、干部培训中心,很多还有供领导设宴的单独餐厅。且不说滋生了奢侈腐败,一个社会分工专业化的进步发展,在我们这里却倒退了回去。

    政府花钱的一个办法是政府采购,但现行的政府采购浪费惊人,不仅是财政资金低效率的重灾区,也是腐败高发的重点区域。在“只买贵,不买对”的政府采购下,既倒了一批官员,也坑了一批企业,更激励了人们的非生产努力。据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田禾提供的数据,一项针对广东、黑龙江、江西、福建四省政府采购的调查显示,购买的15190件商品,按市场价计算需花5860万元,实际支出了7934万元,多花了35.4%的冤枉钱。所以有人说,“现在的政府采购,往往要多花1/3的钱,买的却是不对路货”。

    目前,政府采购已经超过1万亿元,占不到GDP的3%,如果达到国际平均10%的水平,如果不能实行“管办分离”,变内部操作为公开化,比如引进社会中介机构,并加强问责,那么,会造成多大的浪费。

    需要指出的是,新领导执政以来,反腐的力度很大,取得了很大成绩,受到大家的赞许,深得人心。但一些官员担心害怕,甚至慌慌不可终日,一些工作无人负责。可见,任何一个政策效应都有正负两个方面,切莫只看到好的一面,而忽视了不好的一面。腐败的汹涌和蔓延是制度的毛病而非人性的缺陷,现有的办法既不可能遏止,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数经验证明,建立一套财产公开、社会监督的治理机制,是唯一可靠的途径。

    看不懂也难监督的政府预算管理

    现行政府预算既不全,也不细,更不具体,很多只有大项,而无细目,不要说一般纳税人无法监督,就是专家也看不懂。提交人大的预算报告,变成了预算政策报告,讲述的是预算支出的重点,预算收入分配的原则,如向民生倾斜等。

    从前面的讨论也可以看出,人大审查的只是公众预算,既不包括政府性基金预算,也不包括社会保障基金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至于制度外财政,如,各个单位的小金库,更是五花八门、无法无天,随领导任意支取。今年两会的预算报告增加了政府基金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的内容,是一个进步,但过于简略。因此,预算改革首先要把政府全部收支纳入预算管理,向人大和社会提供一个详细的、全口径、全覆盖的政府预算。

    其次,预算科目要细化,不仅要有大项,而且要有细目,各个科目之间的数据要互相衔接,不能把其他项搞得很大,把一些问题都隐藏其中。对于那些容易发生贪腐的项目,更要详细列示。以便预算公开、审查和监督。收入预算考核要弱化,收入增长目标不能作为必须完成的任务,否则就会征过头税,提前征税,要从约束性转向预期性,实现税收依法征管,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支出预算约束要硬化,预算审查不仅要看总盘子有多大,更要关注钱花得当不当,值不值。

    再次,国库管理是预算管理的重要内容,应当集中,并由央行代管,不能各部门、各地区都搞自己的财政专库,支解国库,由各部门、各地区领导随意支取。

    财政体制改革的难点在于中央和地方关系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于是“权力清单”成为社会热议的关键词。其实,权力清单和市场领域的负面清单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通过划定权力边界,并严格实施,将会为市场和社会充分发挥创造力和活力开辟广阔的天地。

    本届政府成立之初,国务院各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多达1700余项,李克强履新时曾承诺至少要取消和下放1/3,去年以来,国务院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专案已达416项。可以说是决心很大,成绩可观。不过,目前砍掉的行政审批事项是相对容易的,难啃的硬骨头还在后面,对此不可掉以轻心。更重要的是,根据过去的经验,上级部门已经砍掉的一些行政审批事项,过了一段时间,其他部门或者下级部门又以随意新设、边减边增、明减暗增的形式捲土重来,使得简政放权成为数字游戏。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使取消的审批事项彻底取消,下放的权力完全落实,以便真正实现政(府)社(会)分开,合作共治。这就需要社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然而在这方面,中国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18届3中全会决定的“社会体制机制的创新”部分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概括起来,仍然是立足于政府管制,提出要从政府办社会向政府管社会转变,政府要管人、管事、管机构、管方向,播放权和出版权要实行政府准入。要知道,只有实现政社分开,让社会组织自由建立和独立运作,政府在社会领域的职能才能界定清楚,才能从无限政府变为有限政府,政府统揽社会、包打天下的传统体制才能得到改革。否则,改革仍然会陷入收放循环之中。

    的确,政府管的事太多,食盐糖精要管,中小学课本要管,职业证照要批,电影电视、网络游戏都要审批。应当指出,有些管制是需要的,有些是不必要的。

   该管的还有个如何管的问题,现有的管法不仅很粗,而且管得不当,甚至由于管制者的私人利益而管糟了。比如,碘盐管制,全国一刀切,不准生产和销售不加碘的食盐,后来生产了一点,又搞价格歧视,不缺碘的地方也要吃碘盐,搞得很多地方食碘过量,发生新的疾病。不仅如此,我们用有毒的、价格低的碘酸钾代替碘化钾,因此,加碘变成食毒。难道不能生产加碘和不加碘的两种食盐,且价格一样,让消费者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用吗?有的专家不分青红皂白还要为此辩护,说什么“食盐糖精生产等人命关天的事项,是国家必须管的,不仅要审批,而且必须严格审批”。难道过去管得不严?难道老百姓不知道爱惜自己的生命?难道大家都是三岁小孩,会把食盐当白糖?

    在政社分开、社会共治的框架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不难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地方关系财政的提法有过三次变化:事权和财权相匹配――事权与财力相匹配--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其背后的潜台词是集中财力。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又是中央集权体制,中央和地方职权的划分不仅是财政问题,也是国家治理问题。各级政府承担多少职能,相应地需要多少支出;承担的责任中有没有排他性或者合作性,以及怎样匹配,都要通过立法程度解决。

    从财政关系来看,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收入划分,二是支出划分,三是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目前的情况是中央的财权大,地方的事权多,二者不相匹配,地方作为一级独立财政,没有独立的设税权和发债权,中央的转移支付往往以专项资金的形式拨付和实施,也限制了地方的独立权力,再加上吏治腐败,层层克扣,真正用到目标的不多。这也许是改革中最难解决的问题。

 

 

 

 

 


发件人:杨芳洲<baflf_569867047@qq.com>+(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还有15个联系人保存所有收件人时 间:2014年06月26日 11:21 (星期四)附 件:1个 (北京志愿者2014年6月22日房山苏庄反转宣传纪实.doc ) 查看附件 转发:直言了:转基因面前:中国人矮了一大截。
 

志愿者房山苏庄反转基因宣传纪实

2014年6月22日

    目前中国人民已深陷转基因危害的汪洋大海。

    育种专家佟屏亚撰文揭露:农业部正在全国各大产粮区全面推广转基因粮食。北京农科院自己的政绩宣传就暴露出他们已在北京及周边地区推广种植了至少5万亩转基因小麦。转了抗除草剂基因的小米张杂谷被公开大面积推广,很快要达到一亿亩。转基因大米、大豆等也在东北、华北和江南被有组织的大面积推广。我国(粮、菜、瓜果等)种业经营更是被外资垄断而大量贩卖转基因种子。

    亲爱的同胞们,希望大家尽早加入反转斗争中来吧!转基因一日不灭我们的民族就要灭亡,转基因食品的危害远比鸦片要严重得多,让我们团结起来把转基因食品赶出中国吧!

    6月22日周日,阳光明媚,不时有点风。上午十时,北京八名新老反转基因志愿者相约来到苏庄地铁站口附近进行科普宣传活动。志愿者们做了分工,老志愿者杨先生和李女士在地铁口(路人比较密集的地方)支上了易拉宝并热情的向路人发送着宣传材料。赵先生和苏庄当地志愿者刘先生、尚先生、顾先生去了附近的公交站拉起易拉宝,边讲解边向路人分发宣传材料,宣传进展的也是风生水起。

    张女士等则展开游击战,走到行人不太密集的地方开展宣传工作,志愿者小杨是摄影师,一直忙碌着给大家抓拍照片。在宣传的过程中,张女士遇到了一位热情的大哥,张女士向他宣传反转知识时,他正在吃冰棍呢,看了宣传材料很快意识到这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主动向张女士要了不少宣传材料帮着宣传,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哥可谓是非常敬业,志愿者们结束宣传道别时,他还在那坚持呢。

    在地铁站口,有位苏庄本地的熊老师对我们的宣传义举非常支持,并向我们要了一些宣传材料,表示也要对其周围的亲朋好友和同事进行反转宣传。看来他对转基因问题还是有所了解,也为国家民族前所未有的转基因灾难深感忧虑!此次科普宣传加上回程路上共发宣传材料1200份。

    志愿者:张女士执笔
    2014年6月22日

 

 

 

 

被外国转基因公司收买渗透和雇用的中国官员依然故我

2014-06-21

    近期,农业部不再高调鼓吹转基因,而是左一个通知、右一个文件,还有在人民日报发表党组学习十八大体会,等等,好像他们多么严格管制转基因和多么服从十八大决议。其实,那做法让人想到文史资料上说的“蒙混过关”和“阳奉阴违”。

    譬如,就严查处理外国渗透,海外媒体都有报道了,可农业部做了什么?那些被外国转基因公司收买渗透和雇用的官员依然故我,甚至还在出面张罗转基因大跃进。又譬如,它的“权威关注”充满了谎言欺骗,可他们根本没做任何检讨和处理。再譬如,转基因作物已经泛滥成灾,民众要他们交代如何处理那些非法转基因作物扩散、种植和销售的,他们至今不予答复。

    这里,说个最近发生的案情,可看到农业部官员还在继续联手外国转基因商业公司搞公开的营私舞弊和对中国民众社会搞撒慌。

    前不久,中国公民杨晓陆、李香珍和田香萍依法要求中国农业部公开孟山都草甘膦除草剂毒理学试验报告,得到的答复是:“孟山都远东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复函认为,草甘膦除草剂毒理学实验报告系该公司重要的商业秘密,含有重要的个人隐私以及商业保密信息,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从未向公众公开过,不同意公开该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不予公开你们申请的政府信息。”。(详见 :农业部和孟山都拒绝向公众证明草甘膦除草剂的安全性。杨芳洲,2014-06-20)。

    事实:任何面向社会市场的商品的安全性报告都属于国家管理的一部份和民众知情权内容的一部份,而不是专利或版权之类,因而,该类报告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因而无权享有“国家保密”的特权。当然,若中国农业部已经被收买为孟山都公司的代理了,那倒可以为该公司承担保密责任,但请农业部把中国的国徽和国家机构的牌子都摘掉,换上孟山都公司的招牌。

    事实:所谓该报告内容并非“从未向公众公开过”,那是造谣欺骗。譬如,该安全试验报告早已为美国官方予以公开,其中之一的公告文献如下:

    问题:且不说中国农业部的那答复是造谣,就同样产品及其报告来说,美国民众可以知道、而中国民众就不能知道?在国际社会,中国人民是“二等公民”吗? 在转基因面前,中国人民比美国等国家的人民就矮人一截了吗?1949年,新中国成立宣布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如今,在转基因面前,就要宣布“中国人民又趴下了”?难怪,挺转帮及其媒体宣传说,转基因食品问题只能是“科学家”说了算、民众无权过问;而他们所谓的“科学家”都是转基因商业利益的权利人或相关者、即商用学者而不是从事科学工作的名副其实的“科学家”。 (转基因技术开拓人伯格博士一开始就说明,转基因技术可用来制造发动生物战争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都有严重危害风险。对此讲明转基因技术危害风险的科学家及其说法(且是转基因技术的“鼻祖”人物),挺转帮们就不说“科学家说了算”,哈!)。

    事实:不管孟山都或其它公司的报告如何,安全性评估是国家主管部门审批和跟踪监查的一部分,国家主管部门也必须有自己的安全性评估报告并予以公布(包括残留规范、使用规范和应急规范,等等)。譬如,除了公布孟山都公司的安全性试验报告之外,美国官方主管部门也有自己的评估报告发布,明确说明了草甘磷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安全都有严重危害风险。附后是不少报告的部分摘录。

    问题:中国农业部若没有相关评估报告(包括残留规范)而只有孟山都公司的报告的话,那么,该部门凭什么准许草甘磷在中国市场上市和使用?凭什么批准含有超量草甘磷 残留成分的转基因大豆进口并充斥中国食品市场?谁批准的和怎么批准的?难道不该对此严重失职或渎职行为及其官员做出严肃处理吗?

    问题:孟山都公司曾做过草甘磷如何“安全”的广告。就此,美国纽约地方当局发现广告内容为虚假欺骗,因而发过法庭文件勒令该公司撤销。

    对照看看农业部官员及其挺转帮枪手关于草甘磷如何“安全”的说法,几乎就是照搬在美国被勒令撤销的孟山都公司的非法广告。对中国农业部官员与外国转基因公司如此内外勾结和公开联手、为外国转基因公司商业利益而对中国市场和中国社会搞商业欺骗的行为、为掩盖毒素农药危害真相而用假话忽攸公民依法查询的行为,难道不该严厉惩罚吗?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时 间:2014年06月26日 14:44 (星期四) 纽时:美国征收碳税势在必行

美国征收碳税势在必行

小亨利·M·保尔森

 2014年06月25日

    小亨利·M·保尔森是芝加哥大学保尔森中心的主席,他曾于2006年7月到2009年1月间担任美国财政部长。

    为了刺激能源创新,火电厂等排放的二氧化碳应该被征税。考量证据、采取行动各有各的时机。如果说我从自己在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和环保领域的工作经历中吸取了什么经验,那就是在问题扩大到无法控制之前,采取行动。

    多年以来,我们都没能遏制住国内金融市场的过度膨胀。2008年,信贷泡沫的破裂,导致了惨重的损失。有数百万人深受其害,许多人至今依然无法自拔。

    今天,我们正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重蹈覆辙。我们正面临一个气候泡沫,它对我们的环境和经济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警示信号明确无误,而且鉴于我们对风险坐视不理,该信号正在变得日渐紧迫。这是一场无法忽视的危机,因为我们承担不起后果。共和党同僚们顾及经济影响是对的,可是我们决不能忽视袖手旁观可能导致的巨大经济风险。

    我们可以采取一个本质保守的方案,它能强化市场权力,找到最有效的应对之道。我们可以给二氧化碳的排放定个价——即碳税。在美国,没有几家企业为把这种强力温室气体排放到我们共同享有的大气中而掏腰包。给碳排放定价将刺激企业开发更清洁的新型能源技术。

    毫无疑问,只靠美国一国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不采取力所能及的行动延缓碳排放、减轻风险,我们是不可能劝服其他碳污染大国采取紧急措施的。

    信贷泡沫破裂时,我是美国财长,所以公平地说,我认为自己对风险本身、对评估风险后果和寻找解决方案还是有一点心得的。回头看看2008年金融危机的黑暗日子,你可以轻易看到那个危机和我们目前面对的气候挑战之间的相似性。

    无节制的后果与日俱增。(2008年是债务,现在则是困住热量的温室气体。)政府的政策存在瑕疵。(当时的政策鼓励我们为购房而过量贷款,当下的政策则鼓励我们过度使用碳基燃料。)我们的专家(当时是金融专家、现在则是气候科学家)试图搞明白自己看到的一切,模拟出日后可能的情况。巨大的风险有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当时的受损对象是全球经济,现在则是全球气候)。

    当时,我们在最后一分钟通过政府行动挽救了处于崩溃中的金融体系,勉强避免了经济灾难。然而,气候变化是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我们向大气层排放的二氧化碳会在那里滞留数个世纪,让这个星球越变越暖。

    这意味着,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即延续一条几乎完全依靠碳的道路——正把我们锁死,让我们在长期内自食其果,我们无法改变这种后果,只能付出巨大的代价去适应它。帮助纽约市抵御逐渐上升的海平面和风暴潮的前期投入预计每年至少会达到200亿美元(约合1200亿元人民币),最终代价会更高。这还仅仅只是一座沿海城市而已。

    科学家已经辨别出大量这样的洞——它们是潜在的门槛,一旦被越过,就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大范围变化。科学家并不确切地知道,我们会在何时碰上这些洞。他们只知道,我们应该竭力避开。

    目前,我们观察到的迹象正在迎头赶上我们多年以来建立的科学模型,而且趋势对我们不利。不到十年前,最棒的分析对北极海冰融化的预测表明,到21世纪末,北极将出现几乎无冰的夏季。现在,冰的融速如此之快,以至于在接下来的10到20年里,北极可能就会出现基本无冰的夏季。没有了冰层的反射,将意味着太阳的大部分热量会被大洋吸收,加速促使海洋和大气变暖,最终抬升海平面。

    更糟的是,今年5月,两项不同的研究发现,我们已经越过了最大的门槛之一。西南极冰盖已开始融化,科学家预测,这一进程可能会历时数个世纪,然而,最终它将把海平面抬升多达14英尺(约合4.26米)。现在,这个进程已经启动,我们已无法消除其潜在的推动因素,科学家称这些因素是“内置的”。自此之后的10年里,是否还有其他科学家目前才刚刚虑及的门槛会被跨越?

    关于这些风险以及许多其他事情的时间和量级,确实存在不确定性。但那些声称科学未有定论,或行动代价太过昂贵的人不过是在尝试忽略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看到大局。危机的本质是其不可预测性。而且正如我们在金融危机期间亲眼见到的那样,成串的故障导致的连锁反应从那个体系中紧密相连的一个地方扩散到另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地方在发生变化容易,但计算它产生的多米诺效应不易。那种蔓延之势差点让全球金融体系崩溃。

    我是一名商人,不是气候学家。但我和气候科学家以及经济学家一起花过大量时间。他们都将自己的职业生涯献给了这个问题,其中几乎没人怀疑地球正在变暖,而且罪魁祸首是化石燃料的燃烧。有远见的商业领袖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参与了进来。是时候让更多人加入了。为了向气候科学注入可靠的金融数据,我与前纽约市长迈克尔·R·布隆伯格和退休的对冲基金经理汤姆·施泰尔联手,一起进行一项经济分析,对象是在关键的地区和经济领域不作为的代价。我们给风险商业项目定的目标,是对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和投资者的决策制定施加影响。该项目将以一个会在本周公布的新研究为起点。

    我们必须巧妙地制定国家政策,从而凭借市场的力量,为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技术进步提供激励。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我们可以通过对二氧化碳排放征税来实现这一点。许多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尽管持各种意识形态立场,但都支持这种途径。我们可以就合适的定价和政策设计,以及如何使用征收到的资金而开展辩论。但对碳排放定价,的确能改变个人和企业的行为。与此同时,所有化石燃料——以及可再生能源——补贴应当取消,因为一旦考虑了污染成本,可再生能源就会比那些造成污染的肮脏燃料更有竞争力。

    目前,与气候相关的灾难如洪水、干旱导致的粮食歉收以及龙卷风、飓风和其他猛烈风暴正在影响着很多社区和地区。在飓风“桑迪”和俄克拉荷马州致命的龙卷风灾害过后,政府正在用纳税人的钱来重建被毁的家园。这是政府理应扮演的角色。但我们未能对潜在问题采取行动,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逻辑上讲,都很不明智。

    当我们未来面对更猛烈的风暴、更严重的干旱和更加漫长的火灾季,当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危及沿海城市时,在适应和救灾方面支出的公共资金,将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赤字,威胁我们长期的经济安全。因此,那些想要限制政府角色和反对金融救援的人,却愿意忽视气候变化,从而让经济限于危险之中,这实在是不合常理。

    这是短视行为。目前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在政府和政界尤甚——那就是躲避难题,直到问题扩大成某种危机。而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强大领导力,这个问题同样无法解决。美国与中国的合作是关键。因为它们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碳排放国,也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谈到开发新技术,没有哪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比得上美国。而在测试新技术并大规模推出产品方面,没有哪个国家的速度比得上中国。两国必须携手应对气候问题。芝加哥大学保尔森基金会正专注于搭建这样的桥梁。保尔森中心是我创办的一家“知行合一”的智库,目的就是强化美中这两个大国间的经济和环境关系。

    在必要的技术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型所需的政策成本是切实存在的,但与风险相比,并不是很高。在我们与其他国家开发新的能源产品和基础设施的同时,对碳排放征税将催生一波技术研发方面的创新,从而降低清洁能源的成本,并创造就业机会。这就能减少全世界对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的依赖,从而增强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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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约企业间互相持股互相庇护

2014-06-26

    即便是对于发明了丰田式效率的日本来说,首相安倍晋三的效率也已经高得破表。他所在的执政党自民党98%的法案都获得了国会通过,这么高的成功率在日本已经十年未见。但是,东京股市去年的飙升只是昙花一现,随着投资者越来越怀疑这位强势的日本首相是否真的能实现他的宏伟目标,东京股市近来已经失去了上涨动力。

    安倍晋三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另一轮经济措施。一个征兆显示了他对提振日本长期低迷的经济有多大的决心:安倍晋三承诺拿日本古板守旧的公司管理层开刀,并把矛头指向一个极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日本企业界核心公司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

    本周二,在对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安倍晋三公布了一套新的经济政策,目的是启动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经济增长。他说,日本需要更多的职场女性,更多的创业者和外国劳工。如果抛弃没营养的、以资历为基础的机制,开始奖励高绩效员工,日本企业会有上佳表现。公司董事会需要努力争取更好的回报,把投资者吸引回来。

    尽管今年通过了很多议案和提案,它们的细节还有待出台,就连降低实际公司税等核心措施也是如此;日本的公司税率为35%,是工业化国家中最高的。现在的计划是在未来几年内,把它削减到30%以下。一些有力的声音已经发出警告:日本政府资金匮乏,在没有其他固定收入来源的情况下,不要削减日本的公司税率。在其他敏感领域,比如对劳工市场的松绑,以及受传统束缚的农业行业,提案已经被兑了水。

    安倍晋三的公司治理改革,也希望杜绝日本企业界几十年来的一个老传统:公司通过交叉持股,形成一个关系网,以便把它们不喜欢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

    虽然从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日本最大的一些公司相互持有股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为公司高管提供保护,减少来自股市的压力。从很早之前开始,日本高管们就舒适地窝在一个“老男孩俱乐部”里,投资失败了也不受任何影响,他们拒绝从赔钱的企业撤出,囤积现金,而且总是给股东提供很低的回报。如今,安倍晋三的政府把这种逍遥自在看成是不合时宜,毕竟日本现在希望吸引外国投资者。安倍晋三的最新一轮措施敦促企业把交叉持股降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

    下面我们来看看糖果制造商江崎格力高(Ezaki Glico)的例子。这家公司位于大阪,长期以来一直难以提供稳定的股本回报率。它的公司间股权关系远离其巧克力和口香糖业务,长期为其管理层提供保护网,屡屡挫败股东的企业改革要求。

     监管文件显示,与格力高公司交叉持股的企业五花八门,其中乐清(Duskin)是一家清洁服务公司,凸版印刷(Toppan Printing)是图书公司,东京广播公司(Tokyo Broadcasting System)是电视台。格力高甚至和它在零食业务上的竞争对手好侍食品(House Foods)及其主要贷款人交叉持股。

    2008年当格力高的管理层陷入困境时,这些关系就派上了用场:当时,亿万富翁沃伦·利希滕斯坦领导的美国对冲基金钢铁伙伴试图迫使格力高对管理层进行大换血,并接受一名外部董事会成员。格力高的盟友前来应援,利用一个毒丸计划,有效地阻止了钢铁伙伴的行动。到当年年底,这支对冲基金已经抛出了它持有的大约1.75亿美元格力高股份;外国观察家强烈抗议说日本企业违规。

    尽管政府努力减少交叉持股现象,但最近的文件显示,这种做法仍然普遍——尤其是在像格力高这样的、以前遭到过激进投资者攻击的公司中。目前还不清楚政府施压让企业理清股权能有多大成效。事实上,虽然人们广泛认为安倍晋三的经济平台取得了斐然成就,但是正如日本业务投资者从该国以前尝试推行的变化中所看到的,这个平台面临的挑战在于计划的实施。安倍经济学战略的很多地方故意加以模糊,以便避开攻击,并帮助它赢得日本势力强大的官僚和利益集团的青睐。但是,明确这些细节,并防止这些利益相关方削弱安倍晋三的目标,将会对他大肆自吹的政治技巧带来彻底考验。

 

 

 

 

中国能否解决“李约瑟难题”?

杨恒均

2014-06-19

    英国人李约瑟原本是专攻生物化学的,但接触到中国人和中国近代史后,他有了一个疑惑:欧亚两个人类文明的中心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几乎都并驾齐驱,可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中国的科技渐渐落伍了?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虽然不少人给出了答案,但显然没有办法验证“答案”是否正确。于是,这个“难题”也就一直难到今天。

    就在大家渐渐忘记这个“难题”时,习总6月9日在中科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讲了这么一段: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有的学者研究表明,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请了西方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光听讲解天文学的书就有100多本。是什么时候呢?学了多长时间呢?早期大概是1670年至1682年间,曾经连续两年零5个月不间断学习西学。时间不谓不早,学的不谓不多,但问题是当时虽然有人对西学感兴趣,也学了不少,却并没有让这些知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大多是坐而论道、禁中清谈。1708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中国地图,后用10年时间绘制了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习总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正是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真正复兴的“李约瑟难题”,而且习总在这篇讲话中,也给出了答案,他说:“明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中国同世界科技发展潮流渐行渐远,屡次错失富民强国的历史机遇。” “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对于“李约瑟难题”,没有比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更合适的答案了。

    康熙确实是开放比较早的皇帝,在西学东渐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康熙是在深入研究儒学,领导编写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书之后,开始推广“西学”。“中学”知识渊博的康熙皇帝一旦接触到西方传教士,能坐下来谦虚地听人家侃大山,有时长达几个小时,并且很快就信服了传教士们拥有比中国先进得多的科学技术知识,并曾经在南巡时要求清朝各级干部虚心向人家学习,把西方的历法与治水技术引进到中国,用于河川治理。正因为他的这一事迹,康熙被西方一些学者称为“实干家”与“强势领导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

    可是,若果真如此,“李约瑟难题”也就不存在了,中国科技与创新正是从康熙前后的清朝开始一步一步落在人家后面。康熙之后发生了什么?就让我们先从康熙入手吧,因为在我看来,问题恰恰可以从他那里找到部分答案。康熙皇帝虽然是第一个从西方传教士那里了解到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哲学的皇帝,但他的兴趣仅仅止于这些“奇技淫巧”对自己的统治有什么好处,从一开始就没有从对国家的强大、民族复兴与大众的福祉来考虑。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当康熙一旦发现传教士们带进来的不但有科学技术,更有哲学、宗教与自由思想时,他立马改变了主意,再也不往前走一步,对进一步的开放与交流迅速关上了大门,甚至把一些传播进来的科学成果与思想书籍都封了起来束之高阁。

    康熙之后的皇帝更糟糕,一个不如一个。到了慈禧太后,竟然连引进火车都担心震动了清廷的“龙脉”,让维新的大臣在中南海修建了一段铁轨与火车,却不许用火车头带动,而是用马拉着列车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当皇帝们把一切引进都同“保护清廷统治”联系起来,别说那些先进的思想与管理方式,就是一些可能增加民间力量、有利开启民智的技术,也都会被他们视为洪水猛兽,用封锁、屏蔽的方式拒之门外,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筑起了一道又一道的铜墙铁壁。

    习总在讲话中提到的绘制于1708年《皇舆全览图》,竟然被清廷作为密件封藏,正是因为清廷视整个国家领土为自己的一族之私产所致?在这种情况下,怎容小民知晓与觊觎大清领土?对于一个试图维护摇摇欲坠的政权来说,愚民是最好的统治工具。世界上多个类似的国家与朝代都实行过“闭关锁国”的政策,原因大同小异。

    “李约瑟难题”不是难在没有人给出答案,而是给出了答案也无法实施与验证,统治者如果一意孤行、闭关自守,再多纸上谈兵的答案也无济于事,无法实施的答案自然不能解决“难题”。如今,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习总认真思考了“李约瑟难题”,他不但给出了答案,也是最有决心与能力去彻底解决这个“难题”的新一代领导人。希望中国未来在科技与创新上的实践能够解决“李约瑟难题”。

 

 

 

 

日本究竟雪隐藏了多少实力?

2014-06-23

    中日两国打了两千年的交道,但对于日本民族,不少中国人至今缺乏系统而深入的了解。与外貌极为相似的邻居韩国人相比,日本人更喜隐忍,深谙“度心”之术,他们强调统一谐调,同时又有浓重的忧郁性格。日本岛国的心理促使他们居安思危。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海外炒作中国崛起之风日盛,日本媒体冲锋在前,不断夸大中国经济的增长,不断夸大日本经济的停滞,而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常常因为以往的成绩而沾沾自喜。

    譬如,目前,除核武器和战略进攻性武器外,日本的防卫实力在世界上已居于先进行列,但是,日本在军事转型的同时,却让自卫队秘密雪藏实力。

    据《解放军报》报道,目前日本陆上自卫队现役兵力约15万人,下辖北部方面队、东北方面队、东部方面队、中部方面队和西部方面队5个军区司令部以及一个独立装甲师,装备坦克、装甲车、各型火炮等重型武器;海上自卫队现役人数4.3万,拥有各型舰船近170艘,总吨位约40万吨;日本航空自卫队现役编制约4.5万人,分为4个防区、编成1个航空总队、1个航空混成团、1个航空支援集团等,拥有各式飞机1000余架,其中作战飞机约400架。

    光看表面数据,自卫队只是一支很普通的军事力量,不足25万人的总兵力在世界上“排不上号”,但仔细分析,日本自卫队却雪藏了堪称实力一流的军事力量。

    首先是雪藏军力于质量。规模往往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数量上的不足可以用质量去弥补。以日本引以为豪的海上自卫队为例,舰艇总数不多,但从装备质量上来说,海上自卫队的大中型舰艇数量却位居世界第三。日本海上自卫队水下力量同样不可小觑,虽然数量少,但基本上按照每年退役一艘、服役一艘的方式进行新旧潜艇的换代工作,因此型号新、信息化程度高、作战能力强。再者,从官兵素质来说,日本自卫队官兵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也位居世界前列。

    日本2011年度的《防务白皮书》透露,日本军事院校教师职工人数占服役人数的4.8%,远高于中美等国。这些教员来源广泛,裁军而富余出来的年轻军官和技术人员,以及飞机、舰艇数量减少而无处可去的飞行员和舰员,都被安排到了军校。

    一旦战争爆发,日本陆上自卫队可以在三五个月至年内,将现有规模扩充两倍以上。为了培养出更多的舰长,海上自卫队的舰长总是频繁轮换着。

    其次,真正的日本军力,雪藏于强大的工业体系之中。

    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重工、丰田、东芝、索尼这些广为中国消费者熟悉的日本企业,不仅生产电梯、汽车、笔记本、手机、相机等产品,更有着另一重身份——军工企业。日本从事军工生产的大型企业就有20余家,承包企业2500余家,俨然构成一个隐藏于民间的“军工帝国”。

    有数据显示,在10年中,川崎重工可生产反坦克导弹上万枚、三菱重工可生产空空导弹7000枚、反舰导弹上万枚;东芝公司可生产防空导弹近2000枚。日本还自行研制出了XAAM空空导弹,与美国同一类型产品相比毫不逊色。三菱重工生产的H-2A型火箭反映出其弹道导弹技术是相当先进的。如果加上日本储藏的巨量核裂变材料,日本完全有技术能力在短期内制造一定量核导弹。

    日本能够生产飞机的企业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重工等。日本具备可以仿制F-15战斗机、P-3C型大型反潜巡逻机以及MH-60型大型反潜直升机的能力。日本还具备自行设计和制造高性能战斗机F-2的能力。

    另外,目前日本主要由三菱重工、日本制钢和小松制作所三家企业生产坦克,仅三菱一家就有3000辆的坦克年生产能力。生产火炮的主要企业有日本制钢、三菱重工、小松制作所等厂家。

    此外,日本还是世界上少数能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之一。日本国土上林立的核电站,更让人们怀疑日本是否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核武器生产潜力。

    第三是雪藏军力于动员。战后的日本宪法严格限制了自卫队的服役人数,然而日本却想出办法将军力雪藏于动员能力。一方面,日本自卫队十分重视军官、士官等骨干的培养,比如为了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舰长,海上自卫队频繁更换舰长。另一方面,就是采取部分部队平时不满编的办法,由骨干力量组成“架子”,战时则可以迅速由预备役人员或紧急动员兵力迅速补充。

    “团七成,连五成”,这是一句日本自卫队内部流行的谚语。陆上自卫队通常下辖四个连队(相当于中国团的编制)团,然而,只有三个连队团的编制齐整,剩下的一个连队团平时仅编入20%的现役士兵。战时,将由应急预备役人员随时填空。

    这些只有军官的“架子团”,正是战争机器中藏水的海绵,战事一起,就可吸收更多的兵员。

    日本刻意对外保持着一个“衰弱”、“可怜”的形象,在外界看来其国内经济持续低迷,但其海外产业在这段时间内的持续扩张却很难被人们看到。事实上,暗地里打造一个“海外日本”的野心一直未减。

    自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完蛋了”、“日本从此以后将潇洒地走向衰落”、“日本是19世纪的英国”等论调开始取代“日本神话论”、“21世纪是日本的世纪”、“日本是不可战胜”等论调开尤其是2001年3月,已经年逾八旬的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亲自上阵宣称日本经济面临崩溃,正式拉开了“日本经济崩溃论”的序幕。

    在普遍唱衰的背景下,日本经济真如预见的那么糟吗?著名产业经济学家白益民指出,日本隐藏的经济实力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如果中日打经济仗,基本上是中国的损失会更大,而且很被动,因为中国经济很多方面是依赖于日本。反过来,日本并不完全依赖于中国,它在全球市场包括传统的像美国市场、欧洲、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市场以及新兴市场有很多的产业,实际上并不完全依赖于中国的市场。”

    2010年夏天,英国《卫报》网站发表评论文章称,日本的发展方式可能被长期误读:“全球经济正在衰退。在美国,失业率接近10%,中产阶级的退休前景堪忧。在欧洲,各国都有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该怎样看待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失业率始终不高,犯罪率很低,贫富差距现象不明显,全民享受医疗保险,人口预期寿命全球领先。

    2011年8月28日,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日本问题专家唐淳风发表文章称,今天世界上,在日本本土国家之外,还存在“118个日本”。这“118个日本”指的即是日本的海外资产和海外产业。“118个日本”是日本的雄厚“家底”,对其经济地位、经济状况的判断也决不能忽视。可以说,日本是真正享受到全球化红利的国家,而且只有日本才是。

    日本政府很早前就有构建“成熟的债权国”的图谋,首要之一就是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以与美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深层博弈。

    上世纪80年代,受国内生产的高成本影响,一些大型制造业不得不将部分生产环节移至国外,在低成本地区生产,形成了产业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大规模战略转移。亚洲金融[-0.30%]危机后,亚洲新兴国家出口成本降低,大大挤压了日本的出口市场,日本进行了第二次产业大规模战略转移,而这次则是包括制造业、物流业等在内的全方位转移。

    两次“战略性”转移外加80年代日元升值导致的日本海外权益疯狂收购,铸就了当前日本巨大的离岸经济。

    2012年2月16日,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11年日本对外投资额达1156.3亿美元,同比增长102.1%。日本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收益比上年增长34%,达到38136亿日元(478.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来自海外子公司的企业分红收入实现25000亿日元(约合312.5亿美元)的顺差,同比增长6%,连续8年保持增长。

    其中,日本三井物产(属三井财团)、三菱商事(属三菱财团)等七大综合商社在2011年对外投资总额达3.18万亿日元(约合397.5亿美元),大幅超过历史峰值2.35万亿日元(约合293.8亿美元)。并且,这七家公司2011年来自海外子公司的分红收入就超过125亿美元。红利收益主要来自海外油气田、矿山的资源开发权益和电力基础设施项目收益。

    2012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2010财年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显示,当年日本海外法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总计18599家,工作人员499万人,日本全产业海外销售额达到183.2万亿日元(约合2.2万亿美元)。

    5月22日,日本财务省公布2011年底海外资产负债余额。公布资料显示日本企业、政府和个人持有海外净资产253.01万亿日元(3.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0.6%,时隔两年再次实现增长。日本连续21年保持全球最大债权国位置。

    6月14日,《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引用日本银行业巨头瑞穗金融集团首席执行长佐藤康博的话:“日资公司感觉自己别无选择,唯有奋力开辟海外市场。”该报更是认为,受充裕的现金储备和日元走强推动,日资公司正掀起日本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外投资热潮。

    就是这样,日本在“失去的十年”中享受着“失败者”的喜悦,香港《每周财经动向》曾在2003年11月17日的文章中说:今天你若去东京,穿行在银座大街摩肩接踵的人流和川流不息的车流中,很难想象这里会与“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

    与此同时,日本融入西方世界的程度远比中国高,而其也长期以弱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上,以博得世界同情。因此,日本发展军事的国际社会环境,远比我们认为的宽松——诸邻国不可能为了二战旧恨,而拿眼前的实际利益去赌博。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右翼势力趁机兴风作浪,“军国梦”搭上“空海一体战”顺风车。

    他们愿意让日本成为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强大的力量,美国同样这么认为,而欧洲诸国二战中并未受到日本的实际侵害,相反,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可能远比一个二战战败国崛起的恐惧来得厉害。国际社会完全可能纵容日本进一步发展军事力量,并最终让日本实现航母时代的回归。

    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薛理泰撰文指出,当今日本整个社会及政坛日益右倾,举国越来越公开地纪念“光荣”的帝国历史,诸如此类追忆昔日“大日本帝国”的光辉时分的活动,越来越时兴,举不胜举。恰在此时,安倍内阁为军国主义推波助澜,希望把日本从“专守防卫”中松绑,并想废除日本和平宪法对交战的约束力。

    薛理泰认为,美国应该正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崛起的危害性。日本依然会对美国控制西太平洋的格局提出挑战。对于美国说来,挑战来自中国或日本,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再说到科技水平,日本人善于学习、精于科技,在下列领域掌握着领先技术。

    超导技术:`日本开始研究超导新干线,预计时速将到达500公里。实力公司包括:日立,东芝,日本车辆,三菱重工等。

    材料技术:NEC,东芝,日立,古河电工,神户制铁所,住友电工,东京电力,等等;

    纳米技术:高速通信技术,NEC,日立;下一代DVD技术:SONY;东芝;下下一代DVD技术:日立;平面显示屏技术:佳能,SONY,双叶电子;硅技术:东京微电子,尼康;

    MEMS:三菱电机,夏普,松下;

    宇宙:石川岛播磨重工;川崎重工,三菱重工;东芝,NEC,三菱电机;在传统行业领域,世界现状大致如下:钢铁:第一名是卢森堡的公司,第二荷兰公司,第三名是新日本制铁;第四名是JFE制铁(日本);中国的宝钢排在第六位(与日本合资);化学:三菱化学排在第五位。前四名是美国和德国瓜分;旭化成第九位。汽车:GM暂时排在第一,估计会被第二位的丰田超过;日产第8;本田第九;
家用电器:前十五名被日本包揽:松下,日立,东芝,夏普,三菱电机是前五名;半导体:日立和三菱合资的半导体公司排第四位,英特尔高居榜首;

    通信领域:NTT独占鳌头。

    一般认为,新技术从研究到成熟是一个阶段,从成熟到应用是第二阶段。第二个阶段的时间10-15年。换句话说,如果现在想应用一项新技术,它必须在10年之前就已经成熟了,否则不能应用。日本正在计划建设超导新干线,也就是说,他的超导方面的研究,在十年前就已经成熟了。

    日本在某些领域面对的强大对手依然是美国。偶尔有某些欧洲老牌公司在销售额方面领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成为日本的对手,因为中国无论在传统领域还是在新技术方面,都不值得一提。上述所有行业,以前15名为基准,只能看到一个中国公司的名字:宝钢,还是采用日本的技术的合资企业。

    “我们对日本的误读还一直在报道,并没有理解真正日本的实力,让中国老百姓有很多误解。这让我们看的问题并不是真实的。”白益民说。中国社科院日本政治中心特约研究员王冲认为,中国GDP快速增长,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自然是可喜可贺之事。然而,高兴之余还是要关注到差距,日本在许多数据方面依然领先我们很多,不可漠视。

 

 

 

 

 



发件人:李延明<liymbj9206@126.com>(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6月28日 06:34 (星期六)附 件:1个 (与美国争锋比武不符合国家民族利益.doc ) 查看附件

中美综合实力对比

老兵

2014/06/27

    国内有一伙狂人,喜欢与美国较劲,谁不同意他们,他们就骂谁是卖国贼,但是我认为真正的卖国贼就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的主张是在坑国害民。

    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应当客观准确定位自己国家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我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位居老二,但人均却在80位以后,还有许多穷困人口,我们还不能算富国,强国,尽管我们是大国。因此,我们应当韬光养晦,一心一意埋头搞建设,努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就像巴西、阿根廷、智利、加拿大、印度、印尼等国一样,不要去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争锋比武,别人能够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能?邓小平讲过:“战后凡是与美国友好的国家都发展起来了,凡是跟苏联走的都出了问题”,这也是客观事实。苏联的垮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跟美国搞军备竞赛。这些都已经是历史的教训,为什么某些人就是不接受这一教训,就是硬要往这块已经绊倒人的石头上走呢,这能叫做明智吗,这能叫做爱国吗?请诸君三思!

    中国的综合国力相当于美国的48%,其中政治力相当于美国的92%,外交力相当于美国的89%,资源力相当于美国的88%,军事实力相当于美国的36%,经济实力相当于美国的25%,科技实力相当于美国的20%,教育实力相当于美国的12%。"中国经济崛起刚刚开始,还差的很远中国的经济总量虽然是世界第三,但仅相当于美国的25%,人均GDP位列全球第100位,仅相当于美国的5.5%。无论从经济总量上看,还是人均GDP看,中国经济与美国的差距都非常巨大。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崛起才刚刚开始。

    中国军事崛起方兴未艾,但仍然脆弱。

天基力量:中国仅为美国的5%

    美国的卫星数量超过400颗,占世界卫星总量的一半以上,军用卫星超过100颗。中国在轨卫星一共20颗,且中国官方一直声称都是民用卫星,最多也就是军民两用。

空军:中国仅为美国的20%

    美国空军38.26万人,配备预警机52架,战斗机2674架,战略轰炸机174架(其中B-1B型95架、B-52H型66架、B-2A型13架),侦察机57架,运输机846架,加油机607架,教练机1225架,直升机220架。另外,美国民用直升机在1万架以上。

    中国空军22万人,各型作战飞机3000余架,直升机250架,600座地对空中程导弹发射装置,2000门高炮。按照质量乘以数量的原则,中国空军的实力仅为美国空军的20%。

 海军:中国仅为美国的15%

    美国海军57万人,配备潜艇95艘(其中战略潜艇18艘、战术潜艇75艘、其他用途2艘),航空母舰12艘,导弹巡洋舰30艘,导弹驱逐舰57艘,导弹护卫舰44艘,巡逻舰艇20艘,扫雷舰艇25艘,两栖舰艇252艘,支援及杂物舰艇93艘(其中中途补给舰40艘),军事运输司令部辖船只123艘。

    美国海军航空兵配备飞机2732架(其中作战飞机1598架),直升机1361架(其中反潜直升机321架、攻击直升机180架)。

    美国海军陆战队17.3万人,配备各型飞机约1000架、主战坦克403辆、轻装甲车590辆、两栖装甲车1258辆、火炮857门、反坦克导弹3225具、火箭筒3142具。

    中国海军30万人(包括海军航空兵5.6万,海军岸防部队3.5万,海军陆战队5.6万人),配备74艘主战舰艇,55艘柴电潜艇,6艘核潜艇,55艘中型和重型两栖攻击舰,49艘海岸导弹巡逻艇。

    按照质量乘以数量的原则,中国海军的实力仅为美国空军的15%。

 陆军:中国与美国相当

    美国陆军49万人,配备主战坦克M-60A3、M-1A1、和M-1A2型等共7836辆,轻型坦克M-551型131辆,装甲侦查车"狐狸"113辆,步兵战车M-2和M-3型共6720辆,装甲输送车M-113型18200辆,各类火炮7428门,高炮329门,反坦克导弹32857具,防空导弹"复仇者"式660部,"爱国者"式474部,各型飞机264架,直升机5002架,两栖舰艇161艘。

    中国陆军18个集团军共140万人,配备59式坦克5500辆,69式坦克200辆,79式坦克500辆,88B式坦克500辆以上,98式坦克约500辆,99式坦克700辆。

    按照质量乘以数量的原则,中国陆军的实力与美国相当。

核力量:中美双方均能确保摧毁

   美国拥有洲际弹道导弹580枚,其中"民兵-Ⅲ"型530枚,和平维持者50枚。美国拥有的432枚潜射弹道导弹配置于18艘战略导弹核潜艇:"俄亥俄"级S□□N-734型10艘,每艘携带24枚"三叉戟"D-5导弹;S□□N-726型8艘,每艘携带24枚"三叉戟"C-5导弹。

   中国拥有160枚洲际弹道导弹:射程13200公里洲际弹道导弹20枚,射程12800公里的东风5A型导弹30枚,射程8000-10000公里的东风31型导弹24枚,射程12000公里的东风31A型导弹50枚,092级海军巨浪2型导弹20枚,094型战略核潜艇巨浪4型潜射洲际弹道导弹16枚。

    按照确保摧毁的原则,中美双方均能确保摧毁。

台海战争:中国不可轻举妄动

   虽然中国的天基力量仅为美国的5%,空军仅为美国的20%,海军仅为美国的15%,但是由于中国陆军与美国相当,且中美双方均能确保摧毁,所以中国的军事实力在总体上相当于美国的36%。

   台海战争是天基力量、空军和海军的战争,美国只要动用全部的天基力量,10%的空军和10%的海军就可以对中国形成军事优势。因为中国的天基力量仅为美国的5%,空军仅为美国的20%,海军仅为美国的15%,且中国无法把其全部海空力量都投入到台海战争中。中国辽阔的国土和海疆使得中国最多只能将80%的海空力量投入到台海战争中。

   战争是军事实力、军事谋略和战争意志的较量,美国可以凭借其武器装备的质量和数量在台海战争中占据军事实力的优势,但解放军总是能够凭借军事谋略和战争意志以弱胜强。因此,解放军的不败神话与美军的科技神话都避免在台海发生碰撞。谁都不希望自己的神话破灭,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中国科技原创几乎为零,教育质量非常有限。

   中国的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歼10以及歼14等都是跟随性科技成果,从1949年到2008年中国取得的重大科技原创只有十几项,与美国取得的近千项重大科技原创相比,中国的科技原创可以说是几乎为零。

   这是由中国的教育质量所决定的。中国人很聪明很勤奋,但是中国人经过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之后,就非常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了,只是锻炼出很强的考试能力。中国大学的"宽进宽出"使得中国大学流行"60分万岁",这样中国人经过大学教育之后,连考试能力都丧失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中国教育的确如此糟糕。但是对于少数中国精英而言,中国教育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不可否认,中国与美国的科技差距在不断缩小。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奋是中国与美国的科技差距不断缩小的根本原因,而中国教育在这个过程是做"负功"的。但是,中国潜力令美国感到恐惧。一旦中国大学学习美国大学搞"宽进严出",中国的科技实力就爆炸性增长。中国大学的"宽进严出"才是对美国真正致命的一击。但是让美国感到欣慰的是中国大学仍然对"宽进宽出"这种自废武功的教育非常满意。

   与美国相比,中国当前的经济、军事、科技和教育都非常稚嫩,中国国内也存在各种问题,但是中国崛起已经不可阻挡。中国教育的进步非常缓慢,但最终会实现对美国真正致命的一击。中国本土的人力资源一旦被中国教育培养成人才资源,美国就注定会丧失人才资源优势。这样一来,中国超过美国就是历史的必然。中国超过美国或许是在2020年,或许是在2050年,这取决于中国教育何时实现对美国真正致命的一击。

    (中美差距还很大,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人民热爱,支持自己的国家,支持政府的改革,尤其是教育和科技的彻底改革,为了我们美好的明天和子孙的幸福。坚信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就为期不远了。)

 

 

 

 

 

解放军核动力轰炸机震撼亮相

环球网

2014-04-13

    俄罗斯媒体等报刊杂志报道,中国在高温气冷核反应堆的小型化等技术上取得重大进展,已有潜力为舰艇甚至飞机开发以这种核反应堆核心的新型动力系统。凭借这种尖端技术,中国可能先于美俄打造出一款核动力战略轰炸机。外媒的报道称,中国或许正在研制这种新型核动力战略远程轰炸机,其代号为“五星之光”,一旦该机问世,将把中国的战略核威慑水平提高到空前高度。据说该机巡航速度为3.6马赫,可在大气层中不停留高速飞行三个半月。机上带有一百七十组到二百十一组核弹,配带核弹的多少将与它要攻击目标的密度和规模而定。

    美国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情报官员说,如果有一架这样的轰炸机飞到美国,那就是有十个美国也要玩完。这位美国情报官员清楚地表明,这种将来能够在太空和中空发射核弹的轰炸机如果研究成功将对美国构成最为致命的威胁。它比俄罗斯的两千多枚洲际弹道导弹还难防范,并且更加具有毁灭性。它将领先俄罗斯和美国的航空航天技术,从而使中国在未来一百年里,在核战略质量方面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据悉这种航程为十三亿八千九百六十万公里的“五星之光”核动力战略远程轰炸机的研制成功,只是中国未来太空战略武器的一部分。

    外媒称,一旦中国的“五星之光”核动力轰炸机问世,将显现出相对于传统轰炸机的优势。只要能将气冷反应堆和涡轮发动机的总重量限制在100吨以内就比传统大型飞机的动力系统具有优势。因为,目前全球各种大型飞机所携带的燃油通常都在100吨以上。其次,这种核动力轰炸机在战斗中被导弹击中,它的生存能力要比常规动力轰炸机强得多。这是因为对于军用飞机来说,携带大量燃油是非常危险的,飞机一旦被击中,有可能立马变成一个巨大的燃烧弹。

    外媒认为,轰炸机采用核动力系统还有一些优势。例如,大量且持久的动能供应使核动力轰炸机在理论上可飞行数天甚至数月之久,这就是核动力系统的最大优势。从技术方面看,中国的气冷反应堆已为开发核动力飞机打下了基础,接下来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观念的转变和决心。尽管中国的航空发动机技术与西方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是,中国在气冷反应堆方面的技术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只要在反应堆小型化方面再进一步,就一定能研发出适用于飞机的小型气冷反应堆。

    值得注意的是,核动力轰炸机可是所有大国战略空军梦寐以求的梦想。如果中国可以率先在轰炸机上采用核动力,这是中国开发出核动力轰炸机,那将使中国空军获得空前的绝对优势,最起码能确保中国百年安全,这是中国国防真正的百年大计,值得竭尽全力、倾其所有研制它。

 

 

 

 

 

最新审计报告中的腐败

----社保基金会管理不当致损失175亿元

新华网

2014-06-27

    审计署公开38个中央部门2013年预算执行情况。6月25日下午,审计署发第20、21号公告,公布37家中央单位及审计署2013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检查结果。审计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部门本级及下属单位违规发放福利、预算超标、虚假发票,“三公经费”超支、设备采购和审批流程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审计署对审计出现的问题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并对下一步整改提出意见和建议。此次被审计的38个部门单位包括外交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部、商务部、文化部、卫生计生委、人民银行、国资委、税务总局、质检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体育总局、食品药品监督总局、统计局、林业局、宗教局、新华社、中科院、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社保基金会、海洋局、民航局、邮政局、人民日报社及审计署。附38个中央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23个部门账务处理不规范或报表填列错误,涉及金额23.69亿元;预算编报不规范、政府采购规定执行不严格、资产管理及会计核算不规范等问题金额57.66亿元……

    审计署6月25日公布的38个中央部门2013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采购违规、超预算列费用、过度福利成为其中“刺眼”的发现。通过这份报告,“中国网事”记者梳理出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十大顽疾,同时,进一步发现了更多“秘闻”。

最“福利”:央行发放补贴、保险和“五险一金”2.1亿元

    审计结果公告显示,发改委、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13个中央部门本级和其所属单位,违规发放各类隐性福利超过4.4万亿元。发放隐性福利的方式,包括直接发放奖金补贴、购物卡、过节费;安排职工和家属旅游,以其他名义购买礼品卡、图书卡等直接发放或购买平板电脑发放给职工。

    人民银行总行本级及所属分支机构和企事业单位违规金额高达2.1亿余元。其中包括所属兰州中心支行和武汉分行,无依据发放奖金补贴或违规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等共计129.31万元;所属北京新文时代金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13家单位在工资总额之外发放奖金补贴等2591.3万元;所属中钞总公司等6家单位超标准缴纳“五险一金”等18318.45万元。

    国土资源部所属中国地质调查局、力学所、地质所等7家单位自定项目和标准,违规发放津补贴和实物等12522.27万元,位列榜单第二。此外,2012年至2013年,国土资源部所属资源所和力学所组织职工和家属公款旅游,涉及金额60.22万元;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在建所50周年活动中向嘉宾发放礼品支出18.7万元。

最“败家”:社保基金会损失175亿元

    审计发现,由于管理不当,社保基金会基金和存款管理方面减少收入、损失、亏损达到175亿余元。其中包括部分协议存款办理不规范,致使利息收入减少1.65亿元;对减持H股收入获得的港币资金未及时安排使用或结汇,因港币汇率下降导致港币存款汇兑损失9287.97万元;2013年,社保基金会基金财务部在研究拟定协议存款方案时,由于决策不当,造成少收利息380万元。

    还包括2010年到2013年,社保基金会自营指数化投资组合亏损共计69.53亿元,其中2013年亏损14.7亿元。此外,2013年底,社保基金会未按规定对6只禁售期满的转持股票计提准备,少确认减值损失103.02亿元。

最“高端”:发改委一个国际会议超标163.9万元

    会议费超标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疾,本次审计报告显示,多个部门存在不按时间、地点、人数、标准举办会议,“会多多”、“会长长”屡见不鲜。

    2013年,发展改革委本级1个国际会议超标准支出会议费163.9万元;5个会议向地方发展改革部门和企业专家费用52.02万元;7个国际会议违规列支管理费4.13万元。

最“赚钱”:中华医学会等违规收入17亿元

    审计显示,一些中央部门主管的社会组织和所属单位依托行政资源不当牟利。卫计委主管的中华医学会等33个社会组织和医管所等9个所属事业单位,利用所在部门影响力,采取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表彰、有偿提供信息等方式取得收入共计177893.54万元。

    2012年至2013年,中华医学会在召开的160个学术会议中,用广告展位、医生通讯录和注册信息等作为回报,以20万元至100万元价格公开标注不同等级的赞助商资格,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2012年12月至2013年12月,中华医学会未经批准违规收取资格考试复训费1965.04万元;2011年至2013年,中华医学会未将其继续医学教育部、网络信息部、所属86个专科分会申报并获批主办618个继续教育培训项目的收入11474.84万元纳入该会法定账簿核算。2011年至2013年,所属医管所将受原卫生部、卫生计生委委托收集的医院用药数据,出售给医药市场调研公司,违规取得收入3527.1万元。

最“大胆”:林业局顶风违建楼堂馆所

    2013年,林业局所属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投资1.45亿元建设三亚接待处等楼堂管所项目。就在2013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要求5年内,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已批准但尚未开工建设的楼堂馆所项目,一律停建。

    此外,2012年至2013年,所属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未按规定用途使用棚户区改造专项资金和流动资金贷款共计208999万元,而是将其用于机场、公路、三亚接待处等基础设施建设,其中2013年116302万元。

最“无赖”:统计局供养8081名非财政供养范围人员

    审计发现,2009年至2012年,统计局局本级将不属于财政供养范围的8081名工勤人员经费列入基本支出预算,并取得财政拨款23938.53万元。2011年至2012年,北京调查总队在未取得发票的情况下,仅凭银行结算票据支付会议费、培训费及餐费584.64万元。2008年至2009年,北京调查总队虚列住房改革支出103.76万元,资金实际转入北京市统计局,至2012年底仍在该局往来款挂账。

最“奇葩”:银监会18名会计从业人员“无证从业”

    银监会陕西银监局两名在职人员2013年在银行业协会兼职并领取报酬10.53万元,有18名会计从业人员未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或未定期年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所属无线局使用160套未经授权软件。

    审计还发现,2013年5月,体育总局办公厅、群众体育司、宣传司将未纳入年度会议计划、且可以在京内组织召开的全国体育系统相关工作会议,分别安排在浙江省温州市、宁波市和福建省福州市召开,参会人员分别为111人、154人、149人,其中业务司和所属单位等京内人员分别占参会总人数的59%、53%、48%,涉及往返交通费、住宿费共计83.25万元。这一做法,不符合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除现场观摩会等确需在京外召开的会议外,其他会议应当在京内召开”的规定。

 

 

 

 

 


中国突然放弃50年的承诺: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战略网

2014-06-16

    本周发布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未提及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1964年中国首次核武试验后即宣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从1998年到2011年,中国每一部国防白皮书均明确并无条件写入“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承诺。这是世上最强有力的不首先使用核武的保证,美国就从未表明同样立场。

   这次中国白皮书的变化显示中国可能正在重估核战略。去年12月,新上任不久的领导人向负责中国陆基核武器的二炮部队发表讲话,说核武为中国大国地位提供战略支持。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在导弹和飞机研制方面取得了迄今为止最好的成绩。在大洋的深处,中国也有第二波的打击力量。

    在这个日益发展的环境当中,中国的国防政策要不断与时俱进,不断修改国防政策。

 世界各国核力量排行曝光,中国名次震惊国人

   根据世界各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和核武器力量综合推测出世界军事力量排名:第一名:美国;第二名:俄罗斯;第三名:中国;第四名:法国;第五名:英国;第六名:德国;第七名:印度;第八名:朝鲜;第九名:以色列;第十名:巴基斯坦。

    核弹力量各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美国:6600枚;俄罗斯:6300枚;法国:500枚;中国:450枚;英国:380枚;印度:70枚;巴基斯坦:30枚。除上述7国外,还有几个国家可能也具备一定的核打击能力。据估计,以色列可能拥有80~100枚核弹头,伊朗约有25~30枚,朝鲜有15~20枚。

    各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中国以450枚排行第四,仅以50枚的差距落后于法国。中国不是不大力发展核武器,按现在的经济实力,中国要制造上千枚核弹头还不是随随便便的?但中国人的作风是精益求精。中国拥有100百万吨级氢弹是国内已公开实验而且装备威力最大的,换句话说,3个氢弹就能让世界回到石器时代。

    中国研制出的新型核弹代号为“北星之光”的战略核导弹,把中国的战略水平提高到空前高度。

    这种战略导弹上带有七到二十一个核弹头,该战略弹道导弹有两级弹头并带有若单分导高速巡航弹头,它有超强的太空运行的自我防卫能力,当在太空中遇到截击之前,导弹中的雷达将会告诉主电脑进行自我防卫,数秒钟内各分导弹头就会自动分离主体,按预先的卫星定位对目标进行毁灭性打击。

    而当进入大气层前,第一级弹头将分离主体高速下冲,第二级弹头逐渐减慢速度,进入大气层后主弹体将放出干扰弹头,第一级弹头将高速插入地下,第二级弹头会 再约一百米的空中爆炸,几乎同时潜地核弹也会爆炸。两者汇合的冲击波将会是单弹头爆炸时所产生能量的五到十倍,并且各分导弹头奖会对各分散目标进行攻击, 而且可能是生化一体的打击,从而使一枚核弹对同一目标进行了三重打击。

    美国国防情报官员私下说,如果有一枚这样的核弹飞到美国,那半个美国都要瘫痪。据悉这种射程为两万四千公里的“北星之光”导弹的研制是只是中国未来太空战略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正在对中国的导弹和太空计划报以强烈关注,并寻求对策。

美媒:中国灭掉日本很简单,三天能对日五次核打击

    1、中国测量队将尽快派人登上钓鱼岛进行实地测绘;2、中国海监51、23、27船编队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其间,中国海监巡航编队对在我国钓鱼岛领海内活动的日方船舶进行了监视取证,向日方严正声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要求日方船舶立即离开中国领海;3、两会期间尹卓少将爆料中国海监将配置重火器;4、中国“九龙治海”局面将终结钓鱼岛日本噩梦到来。

    当前,中日军机军舰在钓鱼岛持续对峙,已成为中日矛盾的重大焦点,甚至成为国际上的热点新闻。许多国外的专家学者对此,也对其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人们不禁要问:面对中国强硬的反击态势,日本政府会做出何种举措?

    美国斯堪维利亚大学的华裔学者赵维认为:中国现在使用的政策还只是政治外交手段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当然,中国对付日本的手段很多,仅用经济制裁,也就是 所谓的经济战就能把日本给拖垮!但是假如说日本政府依然坚持,必要的战争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这也是中国政府不想看到的下下策,但是一旦开展,中国灭日本 其实很简单!

    事实上,中国依照目前的他自身的核武器武力来看,中国可以在24-72小时内,对日本发动2-5次的饱和核打击。按照美国军方提供的“拉拇II“型导弹以 及”标准III“拦截概率推算,那么至少会有35-55枚当量为20-50万吨级核弹头,落入本岛。这不算中国实施的中子核武器云层。那么约等于2500 万吨弹药毁灭基数。

    这样日本在最初的核战中,包含东京在内地大型城市,都将毁灭在这次核打击中。而另外一部分弹头攻击目标就是日本4大海军基地。吴港,横须贺,冲绳,严岛。 这些是日本12支联合驱逐舰舰队,必须停靠的重要港口。日本自身深水港不多。仅有这些港口可以停靠日本大型水面战舰。那么由此可以判断,战争一旦爆发,日本海军最终地命运,则有中国掌控。

    而中国如果发动核武器打击,虽然不会引起华盛顿的恐慌,但是,华盛顿以及五角大楼军方,是不会贸然出兵以核武器战对抗中国的。最多华盛顿仅仅在开战前期, 进行适当的调节。这也是肯定。虽然美国目前拥有4300枚核导弹。但是,中国制造核导弹数量的速度,是十分惊人的。他在00-06年仅仅6年就部署在浙东 沿海一线多达631枚导弹。而这些导弹一半是瞄准日本的。

    论洲际导弹方面,中国目前依旧拥有在1周内快速生产部署大型远程导弹的总体能力。弹体已经部署在很多秘密地点。而仅仅装填弹头就可以马上称为洲际导弹。这就是中国一贯的”狡猾“理论:没有弹头就是火箭!有了弹头就是导弹。这就像中国葫芦岛基地内,铺设的23条大青花鱼级型核潜艇艇身一样,中国并不把这些列作装备,而是“半成品”。

 

 

 

 

 

 

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重拳清查非政府组织(NGO)

甄贾

2014-06-28

    【当今中国,非政府组织及其培养的美国代理人势力已经非常强大。这批亲美买办势力分布在政府部门、社科院、高校(如北大)等。国安委出手,必须如同逮捕高瑜、向南夫一样,抓出一批有更大影响力的汉奸买办。】

港媒:国安委拟近期全面查防境外NGO渗透

    据香港媒体星岛日报报道,为防境外势力渗透,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下令对在华境外组织展开全面清查。某地一篇网上通告称:“根据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部署,二○一四年五月至七月底,拟对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NGO)及其活动情况开展一次全国范围的全面、彻底调查摸底,摸清底数。”

    通告要求,坚持“地方为主,群策群力、不留死角”的原则,对在当地开展活动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包括协会、学会、商会、研究院等非政府、非营利组织,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排查,包括其组织、人员、中方合作单位、项目和资金等情况。

    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上周在内部会议上,批评院内有人“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渗透”后,社科院副研究员高程昨天在微博透露,所内开始填表调查个别学者与海外机构,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的来往和财务关系。

非政府组织:多数为服务美国霸权的对外机构

    近年来,境外非政府组织特别是有美国背景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各方面工作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大多数要为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服务,在境外工作时,它们接受美国国务院所属的国际开发署的工作指导。据官方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在华NGO总数大约为1000家,在这1000家NGO中,大约只有不到3%的组织在中国拥有正式合法的NGO身份。这1000家左右的美国NGO根据资金来源模式可分为独立基金会、公司类基金会和公共慈善组织。无论哪一种资金来源,都无法割断美国NGO与本国政府或企业或宗教等方面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1988年以来,美国在华NGO投入资金的82%流入了高等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和政府机构,而流入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资金只有17%。  

    1998年美国国会众议院专门举行了一次关于如何在亚洲促进民主的会议。会议大部分时间用于讨论如何在中国促进“民主”。美国当权者和智囊人士认为,演变中国要靠三条渠道:

    一是促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把中国的经济体制纳入西方经济体制的轨道。因为他们认为经济体制的变革,必将影响政治体制的改变,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改变;  
    二是外交渠道,通过正常的外交活动或以合作方式(如协助改革司法制度、培训政经管理人才)或以施压办法(如在人权问题上)使中国慢慢向西方制度靠近; 
    三是利用各类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宣扬“民主”思想并促进中国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美国利用非政府组织对外输出“民主”,所选择的合作对象都带有极强的政治目的。比如选择资助中国的分裂势力。中国的疆独势力、藏独势力,港独势力,民运分子等,都得到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资助,这些分裂势力利用合适的时机策划极端事件,试图借助极端事件在中国煽动起社会动乱和政治动荡,分裂中国。  

    比如寻求与党政部门的合作。中国政府的相应业务主管部门如商务部、卫生部、民政部、教育部以及外交部等,都同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有着较长时间的合作关系。非政府组织借助与政府部门合作的机会,对有关部门官员进行腐化、渗透,一方面能够在中国开展渗透活动时获得必要的保护,另一方面能通过这些官员或盗取重要情报,或直接影响中国相关政策的出台。  

    比如寻求与高等院校、社科院等研究机构以及一些媒体机构的合作。非政府组织通过创建经济学院、法学院、自主学术研究项目等方式,培养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和法学家,并资助中国访问学者到美国访问,将这些人变成美国的在华利益代言人,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进行误导,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进行颠覆。媒体也是某些外国非政府组织进行对抗的重要手段,如利用媒体进行片面报道、向中国党政领导人或者外国与国际组织领导人写公开信、煽动舆论施压等;非政府组织还可以组织对抗性会议、给中国违法人员或所谓“持不同政见人士”进行颁奖,或在中国境外组织抗议示威活动等,引发国际关注,进而推动中国的“人权、自由以及民主事业”。

几个重要的境外NGO:反华反共 已培养一批汉奸买办

    美国在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大业的非政府组织,有几个典型代表,比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  

    今年在我国发生的多起暴恐事件,均为疆独势力所策划。据有限的公开资料显示,2005年到2012年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资助疆独势力360万美元。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就是一个典型的非政府组织,属于冷战的产物,经费来源主要是美国国会拨款,是美国对外“民主援助”的主要机构。NED的对外民主援助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服务于美国的全球霸权,在非政府组织的外衣下,常常粗暴地干涉他国内政。NED还扶持了海内外的反共网站,其中因煽动茉莉花颜色革命而名声噪起的博讯,2010年就从NED支取了22万美元。  

    美国福特基金会对我国也危害极大。福特基金会“自觉自愿地充当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和美国情报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或干脆就是情报机构的人员。”  

    福特基金会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与中国的大学共同致力于发展经济学院和法学院。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形成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关注的领域是经济、法律改革、教育、文化,更重要的是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它资助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和智囊团。福特基金会以12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计划,这些计划甚至在政策领域对中国都产生了一种决定性的影响。

    已被军方内部片《较量无声》认定为汉奸的茅于轼,早在1986年就由福特基金会资助,成为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茅于轼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也接受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茅于轼认为,“这些外国机构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中国改革”。

    天则经济研究所聚集了一批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改委、北京大学、外管局等部门的专家学者,这些“接受境外势力对点渗透”的人,常年在中国鼓吹金融开放、产业开放、消灭国企、土地私有化,意欲将中国推向西化、殖民化的邪路,已成为我国危害最大的群体,必须引起足够的警惕。  

    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反共反党汉奸,xx宪章的签署者贺卫方,在去年八月份也在微博披露:“福特基金会在过去很多年里,慷慨解囊,为中国学术事业做出巨大推动。”  

    那些有头有脸的新自由主义旗手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周小川等,都或长或短地接受过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这个群体在有中情局背景、打着非政府组织名头的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常年从事误国误民的政治经济政策宣传与推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对造成我国的两极分化、天量国有资产流失、大量民族品牌覆灭、对外投资严重亏损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美国非政府组织对我国的渗透举不胜举。被称作美国国会的影子的亚洲基金会,与我国的政府部门特别是外交部的“合作”最为长久。亚洲基金会创设于1954年,由美国国会拨款成立,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其与中国外交部的“合作”已引起了许多争议。

   在独联体国家发生“颜色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非政府组织——开放社会基金会,由金融大鳄索罗斯创建。它在中国的名称叫“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其组织的重点使命就是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于1986年10月正式成立,支持当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每年对华资助大约100万美元,在两年多之后的89动乱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动乱之后,开放社会基金会退出中国。不过,该基金会又于2004年重新返回中国。  

    另外,许多大型跨国公司也会成立自己的NGO,比如孟山都基金会。孟山都基金会在中国的主要项目也集中在农业领域,主要包括种子和基因研究。孟山都因为大力引进转基因产品而引发很大争议,反对者称这将危及中国的粮食安全和生物安全。

面对境外NGO 俄普京立法严防美国代理人

    美国非政府组织的对外渗透不单单指向中国,它是美国的一项全球战略。在3年前的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渗透同样严重。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2011年8月公布的年报显示,该基金会已渗入俄罗斯全境。该基金会在俄资助了许多青年组织和各种形式的研讨会,用以培养俄罗斯的青年反对派领导人。仅2010年一年就花费278.3万美元在全俄境内资助数十个项目。

    俄“新大陆”网站2月24日称,美国“自由之家”副总裁沃克日前公开表示,干涉俄罗斯事务是他们的责任,而俄呼吁美国不要干涉俄内政是毫无意义的。他称,美将干涉俄罗斯大选进程,因为这是西方民主的责任。对此,俄罗斯政治家库普利科夫表示,这些非政府组织就是试图搅乱俄罗斯局势,在俄发动“颜色革命”。俄罗斯《观点报》称,目前美国有1.5万多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其他国家从事活动。许多间谍都是以这类机构作为掩护,干涉他国内政。  

    不过俄罗斯的状况近来有所好转,这得益于俄罗斯领导层对非政府组织的重视与防范。2012年,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非政府组织法》。根据该法案,接收海外资助并从事政治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将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面临处罚。引发普京如此强硬的原因,导火索恐怕是2011年俄国杜马选举后,俄境内出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等混乱场面。当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公开表态,配合俄国非政府组织,试图颠覆普京政府。据俄媒体曝光,美国向俄罗斯独立选举检查机构提供资金以帮助俄公平选举。普京尖锐指出,一些外国势力试图通过他们在俄罗斯的“代理人”——一些非政府组织扰乱大选。普京说,一些“反对党政客像豺狼食腐一样从外国领馆领取资金”,要将俄罗斯变成一个衰弱的国家。  

    普京签署的《非政府组织法》卓有成效。2013年4月份,俄司法部网站当天发布报告,宣布司法部已要求法庭关闭或暂停9000个非政府组织工作,另有5610个组织面临罚款。  

    一些俄专家称,新法案有助于制止非政府组织的腐败现象,严格监督它们的资金来源和去向。因为在俄的这些组织有70%的预算依靠外国资助,甚至直接依靠外国政府的资金。  

    不过,今天的俄罗斯,对非政府组织的警惕一如既往,因为其危害实在不容忽视。今年爆发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总统被赶下台。普京对西方国家表达了强烈的质疑。他指责西方国家资助乌克兰的极端组织,推翻乌克兰原总统亚努科维奇,并明确表示担心俄罗斯也面临“为外国利益服务”的非政府组织的威胁。

    普京还说:“我们不会接受出现类似乌克兰那样的情况。当地成为反宪法国家政变主要力量的极端主义团体、新纳粹组织和武装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非政府组织渠道从国外获得资助。”  

    俄罗斯对非政府组织的严肃对待与处理,对我国是有益的启发。

    小结:冷战以后,非政府组织作为美国对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打着宗教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等旗号干涉外国内政,并且在一系列的颜色革命中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非政府组织重点渗透美国敌对国家的政府部门、高校和媒体,培养一批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亲美官员与知识分子,一步步完成对敌对国家的意识形态改造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造,进而扶持亲美政府上台,或将敌对国家肢解。俄罗斯普京就差点面临被颠覆的危险,现实教育了俄罗斯,俄罗斯从2012年开始,就对非政府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防范与管控。

    当今中国,非政府组织及其培养的美国代理人势力已经非常强大。这批亲美买办势力分布在外交部、发改委等政府部门、社科院、高校(如北大)等。这股势力已经对中国的若干经济政策形成误导,造成了中国巨额的经济损失,埋下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国安委在此时对非政府组织进行清查,很有必要。国安委应该借助这个机会,进一步全面地对与福特基金会、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发改委、外交部、社科院、北京大学等部门进行彻查,将明确“与境外势力对点渗透”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批捕,如同批捕高瑜、向南夫一样采取霹雳手段,万不可因为官员、学者的影响力而进行区别对待,由此方能防止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成功,保卫社会主义中国。

 

 

 

 

 

 

社科院个别学者不顾国家利益吃里扒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副教授 华夏

2014-06-19

  近日,网传是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的内部讲话受到舆论关注,张指出,社科院内的意识形态存在“四大问题”:穿上学术隐身衣,制造烟幕;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

  作为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社科院代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准。专家云集,著述丰富,其研究成果可以直接提供给中央与政府部门决策参考,这就决定了它的“灵魂”不能出问题,意识形态工作不能放松。否则,轻者干扰政府决策,影响现代化进程;重者误导政府决策,危害国家安全。

  1899年,基督教在华的最大教会出版机构“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给上海英国总领事布仁南的信中说:“我认为十分重要的课题是重新考虑我们如何控制中国舆论;如何对中国的主要高等教育学府取得更多的管理权的问题。掌握了这些机关和中国宗教界领袖,我们就抓住了中国的脑袋和脊背。”西方人这种在做精英阶层“思想工作”的传统于今犹然。

  在学术交流“立体化”的今天,集中了“中国的脑袋”的社科院难免遭遇“渗透”。极个别学者为一己之私或其他不可告人目的,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黄皮白心”,甘愿做境外势力代言人,甚至吃里扒外,充当内鬼。对这些人,不管他们披上什么“学术隐身衣”,都要一查到底,从学术队伍中清除出去。

  科学无国界,学者有祖国。当今世界远不太平。后冷战时代,西方人的“意识形态”不仅没有终结,而是在无声的较量中更加细化、深化了。保持政治的敏感性不是一句空话,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大局意识对高级知识分子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科院是中国人文科学的“高地”,意识形态阵地一旦失守,那可真危险了。

  当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国学术研究的基本方针。揭露社科院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非扼杀学术研究自由,关上学术交流的大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已经让深藏象牙塔的学术研究直面世界;也给学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进行学术交流与互访的机会。封闭与保守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汲取、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提高思想对话的层次与内容,切磋碰撞,才能激起思想的火花,推进我国的学术进步。

 

 

 

 

 

电影《建国大业》中的演员国籍

2014-06-21

陈凯歌     美国
陈 红     美国
甄子丹     美国
刘亦菲     美国
陈 冲     美国
邬君梅     美国
顾长卫     美国
蒋雯丽     美国
宁 静     美国
王 姬     美国
郎 朗    中国香港
李云迪    中国香港
胡 军    中国香港
汤 唯    中国香港
刘 璇    中国香港
童安格    加拿大
蒋大为    加拿大
徐 帆    加拿大
陈 明    加拿大
张铁林    英国
许 晴    日本
韦 唯    德国
沈小岑    澳大利亚
苏 瑾    新西兰
李连杰    新加坡
斯琴高娃   瑞士
胡 兵   泰国

    一群外国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拍中国的历史大戏,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这是一种国际主义精神,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这是一群高尚的人,一群纯粹的人,一群有道德的人,一群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群有益于人民币的人。让我们把这种道德继续发扬、继续宣传,我们要让更多的人认识这帮国际友人。不知道他们是否愿意和我们这些中国百姓一起做梦?!中国的悲哀,民族的悲哀,国人的悲哀。纵然有千千万万的爱国之心,但又有谁知道有多少颗所谓的爱国之心是残缺不全,破损不堪。

    殷秀梅女士和蒋大为先生,都是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美国国籍,他们两个还是现役中国大陆军人。他们将“彻底放弃所隶属国家的忠诚;根据法律要求为美国拿起武器……”我只能说,这他nn的太搞笑了!

    邓亚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目前已任职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国家体育总局器材中心副主任等高官要职。无疑她的下跪与刻意让儿子降生在法国,取得法国国藉是对党的信仰、党章的要求和国家荣誉的背叛。一个灵魂干净的人,绝不会对上级甜言蜜语,对舆论豪言壮语,对党和群众谎言假语。

    杨澜终于承认自己是美国国籍的人大代表了。她理直气壮地说:虽然我入了美国籍,但我出身于中国,所以从原产地角度而言,我不出席美国的两会而出席中国的两会是天经地义的。

    赵本山携巨款加入加拿大国籍,宣誓效忠英国女皇。根据赵本山在中国改革30年的春风中被捧为“小品王”,身家保守估计达10多亿人民币。在“忽悠”全国人民30年盆满体钵之后,依然放弃中国国籍加入加拿大,誓死效忠英国女皇。体现了中国的部分人先富,带动世界人民共同富裕的精神。这一精神将带动更多的中国富人加入这一行列。 

    根据加国法律 ,每个外来移民在加入加拿大国籍时,都必须宣誓效忠英国女王。尽管宣誓本身是一种宗教行为,加拿大也号称“自由之邦”,保障人们的信仰自由,但却没有“不宣誓”的自由。换言之,你想加入加拿大国籍,就必须宣誓效忠英国女王,而且同时宣布放弃对原属国家的一切效忠行为。再反过来说,就是已经加入加拿大国籍的外来移民都是向英国女王效忠过的!我国也没有“双重国籍”那一说,你加入别国国籍的同时就自动放弃中国国籍。

  赵本山,我们熟悉的文化名人,当年面对加拿大**官,脱帽成立正姿势,右手郑重放在左胸前,贴于心脏区,然后以极其庄重的声音虔诚地说道:“我在这里郑重地宣誓,我发誓,我彻底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忠实和真诚地对加拿大和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及其继承人效忠,我将忠实地遵守加拿**律和履行我的职责,当法律要求时,我愿为保卫加拿大拿起武器;当法律要求时,我会为加拿大做非战斗性之军事服务,当法律要求时,我会在和谐官员指挥下为国家做重要工作……我在此自由宣誓,绝无任何心智障碍、借口或保留,恳请上帝帮助我。作为加拿大公民”。

    《请出示您的护照》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是德国公民的消息正在微博热传,微博上已经有人强烈要求“德国公民张海迪”辞去中国残联主席的公职,并大声质问张海迪:“到底是哪国人,请出示您的护照。”同时大家也发出质疑: 一个主权国家的残联主席为何由外国人来担任?在中国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外籍官员?

    外国公民为何成了中国人大代表?

    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赵本山,邓亚萍已入外国籍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不应当沉默,应当出面予以澄清,以正视听。像邓、赵一样混进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外国人还有多少?不难调查吧!

    巴基斯坦11名国会议员因拥有双重国籍被取消资格。中国啥时候会对人大、政协大扫除,把里面那些"外国的"代表和委员彻底清理出去? 尤其是十八大,党代表中有没有外国人?一定要鉴别清楚,决不能让敌对势力在党代会中潜伏、卧底!

今天遇到一个英国人。
我问:你们的议会有外国人吗?
答:外国人不能担任议员。
我问:你们国家的官员可以把家人送国外独自在本国当官吗?
答:如有这样的官,媒体要乐晕了。
我问:你们官员可以偷偷在国外存款吗?
答:如发生此类事情,政府就麻烦了。
英国人惊讶地反问我:有这样的国家吗?

    中国梦,梦之烂。一帮国际友人放弃了自己的国家,替中国人民执政把权当家做主,你说这到底是他二而是你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中国当代表,简直是联合国啊。 这是对国人最大的讽刺!国之悲哀!民之悲哀!

 

 

 

 

 

 

 

美国悬赏捉拿千名中国贪官

2014-05-25

    美国不再是外逃贪官的避难所。习近平强烈要求奥巴马配合中国反腐,否则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拎包!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最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警方指出,中国反贪局和公安部向美方开出的“中国贪官外逃名单”已超过1000人,外逃贪官绝大多数集中在洛杉矶和纽约。中国贪官向美国转移资金,多以“中资企业海外投资”、“购买设备”等隐蔽手法瞒天过海,大多数人向美国转移的资金超过1000万美元。尽管逃美贪官中的大多数衣食无虞,但终日惶恐,在美国的日子并不好过。

    1. 逃美贪官拉升美国房价

    中国贪官转移赃款的方式,已不限于地下钱庄、亲属出国等。不少人以个人名义在美国注册公司、用中国资金在美国购买财产进行抵押贷款等方式转移巨款;一些人则以进口设备为名,将巨款转移到海外,然后通过“美方商业欺诈”的苦肉计忽略损失,另一些人先将货物发到海外亲属手中,然后以“无法追讨海外资金”的借口瞒天过海。

    目前,美国参与调查中国外逃贪官的机构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海关与移民执法局、国税局以及各地警方。这些机构打破了多年来中美两国相互保守秘密的传统,开始向对方公开商业犯罪的资料。

     现在,洛杉矶、纽约已经成窝藏中国外逃贪官的大本营,也意外拉动了当地华人区房价暴涨。加州地产经纪表示,近年来,在加州洛县圣盖博谷华人聚居地,来自中国的巨额买房款比过去增长了四成左右,购买的都是百万美元以上的豪宅,很多买家以现金的方式一次付清房款。一些华人聚集的高档住宅区,房价几乎因此涨了一倍。

    2. 建国以来最大贪污案主犯被遣返

     最近,美国内华达州法庭开庭审理了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案“中银开平案”的主犯许国俊、许超凡。

    1991年到2001年,许超凡、许国俊、余振东涉嫌在中国银行任职期间,以企业名义办理假贷款套用资金,侵吞资金超过4.82亿美元。他们多次通过银行转账、电传、支票、提取现金等方式,利用在香港开立的公司辗转洗钱,此后将资金注入美国和加拿大等地的多个个人账户。在转移资金的同时,许超凡、许国俊、余振东知道迟早会东窗事发,就开始计划逃亡。

    许超凡、许国俊等通过假结婚等手段进入美国,获得了居留资格。1999年到2001年,许超凡、许国俊、余振东多次出入拉斯维加斯多家赌场。他们住最高级的酒店,使用私人包机,享受一餐4000美元的佳肴。短短两年,他们在拉斯维加斯就花掉了近1200万美元。许超凡和许国俊在赌场的每一手赌注约1万到10万美元不等。

    许超凡、许国俊、余振东在加拿大都拥有豪宅:家庭主妇余英怡(许超凡的妻子)的物业估值约为114.5万加元(约合764万元人民币);家庭主妇邝婉芳(许国俊的妻子)的物业估值约117.5万加元(约合784万元人民币);余绪惠(余振东的妻子)的物业估值约为146.2万加元(约合976万元人民币)。

    除了在加拿大的房产外,许超凡、许国俊、余振东还拥有一辆汽车、超过16万美元现金、加拿大元、港元、人民币、日元、澳大利亚元等10多种货币。目前这些财物已经被美国警方扣留。在被扣留的财物中,仅高档手表就有15只,其中包括4只劳力士、3只爱彼、两只伯爵、一只卡迪亚。另外还有12枚镶有各种宝石的戒指、20枚黄金戒指、13只各式手镯、20条项链。
 
    2001年东窗事发后,许超凡、许国俊、余振东逃往美国,在美国和加拿大两地藏匿。2002年至2004年,余振东、许国俊、许超凡陆续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
 
    2004年2月,余振东和美国方面达成认罪协议,中国司法部门承诺余振东在开平案的犯罪行为不会被判死刑、刑期不超过12年、被囚禁期间不会遭受虐待,余振东遂在同年4月被遣返回中国,成为第一个由美方正式移交给中方的外逃经济嫌犯。

    3.女巨贪在美国做“包租婆”

    曾任中国浙江省温州市副市长、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女巨贪杨秀珠,2003年4月和亲属一起从上海经新加坡逃往美国,涉案金额超过两亿元人民币。 2005年5月20日,杨秀珠被荷兰警方逮捕。出逃前,杨秀珠用大量赃款在纽约购买了5处房产,其中一处位于帝国大厦与时代广场之间的寸土寸金之地。逃到美国后,杨秀珠在纽约做起了“包租婆”。

    然而,在纽约,杨秀珠仍然没有安全感。她看着美国华文报纸上关于她的种种报道,以及互联网上关于她逃亡的种种猜测,心惊肉跳。2003年6月,中国向全世界发出红色通缉令后,杨秀珠更加惶惶不可终日。当年7月初,杨秀珠悄悄更换了居住地点。

    2003年10月的一天,杨秀珠的一个弟弟突然跑来,紧张地对她说:“移民局的警察在到处寻找你呢。”姐弟俩商量了许久,杨秀珠决定躲到洛杉矶。

    上飞机要检查证件,为了避免被人发现,杨秀珠乘了4天火车,从美国东部的纽约来到西部的洛杉矶,在洛杉矶的一处独立住宅里住下,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一住就是半年多。这期间,她几乎没给别人打过电话,只是偶尔通过互联网发几封邮件给在纽约的房地产经纪人。

    杨秀珠深居简出,却在不经意间遭遇了官司。由于杨秀珠在美国的房产涉及很多税收,她无意间欠下了十几项税费。纽约最高法院发出的传唤文件将杨秀珠列为主要被告,如果她逾期不出庭,纽约政府部门可能通过信托基金机构将她的房产出售,来冲抵所欠税款。

    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杨秀珠请来纽约有名的华人律师,商量如何应对。律师仔细研究了杨秀珠的情况后得出结论:她可能因此被遣送出境。杨秀珠不想坐以待毙,决定再次出逃。这次,她选择的国家是荷兰。

    杨秀珠逃到荷兰后,住进了海牙市的一个高级公寓里。在海牙的生活比洛杉矶更加难熬,没人跟她说一句话,甚至没人惹她发一次脾气,寂寞的生活让杨秀珠痛苦不堪。不久,由于被熟人发现,杨秀珠慌忙逃到鹿特丹市,租了一间地下室隐藏起来。

    荷兰是个低海拔的国家,地下室里又暗又潮,墙壁往下滴水,屋里弥漫着一股发霉的味道。杨秀珠非常绝望:难道我就在这间地下室里度过后半生?

    2005年5月20日深夜,当荷兰国际警察走进杨秀珠居住的地下室时,杨秀珠正伏在床上,瞪大眼睛望着天花板。警察宣布,荷兰警方通过国际通缉令获取临时逮捕她的授权,将对她实施逮捕。杨秀珠反而变得异常平静。也许她在想:这生不如死的逃亡生涯,终于结束了。

    4. 高级警官在郁闷中客死海外

    2002年,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振忠为逃避追查,携情妇外逃美国。迄今为止,王振忠是外逃的最高级别的中国警官。在美国,王振忠和情妇郝文,花了100多万美元在加州买了一幢别墅,还有一辆别克跑车。一年后,王振忠与郝文在美国生了个女儿,过着悠闲的生活。

    王振忠拿到了绿卡,又有巨款在手,天天开着别克跑车与郝文在赌场、茶楼及华人聚集的地方招摇过市。以前在福州被他敲诈过的黑道人物,纷纷委托在美国的黑道“福清帮”向他追讨被敲诈的钱,并威胁说,不还钱就砍掉郝文的手和王振忠的脚。为了保护郝文,王振忠只好与她分居,将她藏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

    遭到敲诈的王振忠独自生活,出门要躲警察,遇到老朋友只能低头假装没看见。王振忠与郝文分居半年后,郝文遇到了一位华侨亿万富翁,两人开始同居。

    2005年下半年,心情抑郁的王振忠被查出患上了肝癌。患病期间,郝文一次也没有来看望他。2007年6月,在绝症中挣扎的王振忠,临终前留下了一句话:“一切都是报应……”

    5. 为捉贪官许下不菲奖金

  美中两国虽无引渡协定,但美国方面正尝试通过多种方式,协助中国惩治外逃贪官。美国联邦国税局甚至许诺了不菲的奖金,鼓励民众踊跃揭发。目前,中美两国警方在捉拿中国外逃贪官上达成了一些协议:美国警方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逮捕嫌疑犯、冻结其在美银行账户及房产……

    美国联邦税法规定,美国公民及绿卡持有人,无论其收入来自美国国内或海外,均须报税。近期,美国警方成功起诉中国外逃贪官的方式有:指控入境时没向移民局和海关如实填写申报单、偷税漏税、非法接受海外赃款等。

 

 

 

 

 

 

发件人:陆声俊<shengjunlu2013@163.com>+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 间:2014年06月29日 15:06 (星期日)附 件:1个 (力荐.doc ) 查看附件

教育腐败 从孩子烂起

贾也

    继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四川大学副校长安小予落马后,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也被批捕,如今又有天涯网帖曝光辽宁大学党委书记办公室及车辆照片,指其办公室有三处、面积达500平方米,装修豪华,有床有卫浴,办公室面积及配车都涉嫌超标。人民网记者前往察看被拒,声称书记不在家。

    大学常常被誉为象牙塔,是许多人心目中的“道德高地”。然而,曾几何时,教育腐败案频频发生,象牙塔变蛀虫塔,书香气成铜臭味,严重地抹黑大学这块“金字招牌”,不断受到社会的诟病和质疑。那么,教育腐败到底是一种怎么的腐败?

一、现象之忧

    教育腐败有多严重?去年流行个段子,说的是“悲催的毕业生”:2013年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有些“悲催”,校长范昕建在5月30日被抓了,据说,学校把毕业证赶紧重新做过,盖章、签名,换成了党委书记张忠元,正当毕业生们拿着张书记盖戳、签名的证书没多久,得,张书记也被抓了……个个前腐后继,唯腐是务!

    诙谐之处又何止于此,就拿我来说,刚说罢爱人的母校四川大学副校长安小予落马的丑闻,没几天又轮到她来提醒我的母校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被批捕了。仔细想来,浙江大学这一年间也算领尽风骚,贪官捞钱的节奏不输人,去年还刚处理了非法占有1千余万元的科研经费的水环境研究院院长陈英旭……个个钻营奔竞,鲜廉寡耻!

    目睹高校之怪现象,怎一个蛀虫盘踞,象牙塔成蛀牙塔,书香气变铜臭味。高校之腐败,又是五花八门,呈全方位、立体化之危势:权学交易、钱学交易两大交易,是为黑金教育;基建、采购、后勤、招生四大领域,是为腐败部门,那些把持权力要津的蛀虫们,无不借此自肥,捞得钵满盆盈。

    此情此景,有人不禁惊呼,学校当家人如此,学术带头人如此,普通教师也是如此……既然都是如此腐败,那么如此学校能教出怎样的学生?若是长此以往,中国未来堪忧!事实胜于雄辩,还是略举一些事实来展示一下高校腐败的严重性:

    一是学术腐败,骗取经费。
    2013年查处了一起重大骗取科研经费的腐败案例,负责一个总经费达3.135亿元的“巨无霸”课题的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院长陈英旭授意其多名博士生陆续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套取其中1022万余元专项科研经费,占为已有。另一起,目前还在继续发酵中,复旦大学的中科院院士王正敏涉嫌学术抄袭、科研剽窃等,至少57篇论文涉抄袭,还“克隆”国外“人工耳蜗”样机冒充自主研发,央视调查发现,王正敏团队以各种名义申报项目,仅2012年就获经费4000多万。作假手段一个比一个高明,贪腐之心一个比一个凶狠。

    二是基建腐败,中饱私囊。
    基建腐败那就更猖獗了,前腐后继,2013年学校领导落马的节奏更明显了:4月,四川护理职业学院院长邹世凌,被调查后交代了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贪污等多个问题。5月教育反腐更是硕果累累,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原因之一是该校新校区的基建项目;成都中医药大学校长范昕建,因新校区建设等基建腐败,涉嫌违纪被调查;四川理工学院院长曾黄麟,因工程建设项目贪污,收取贿赂。7月,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忠元,因校新校区建设等基建问题腐败被罢免。12月,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安小予,因基建问题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三是招生腐败,学钱交易。
    招生腐败并不是这一年两年间的事了,十年前央视记者柴静作过新闻调查《命运的琴弦》揭露艺考的黑幕,然而十年之后招考黑幕没有丝毫改善,相反倒是日益堕落了。蔡荣生,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因招生问题收受大量贿赂被带走调查,据说“100万就能上人大”,有人预测涉及金额达到上亿。丑闻又何止于人大,如今首师大招生丑闻也在发酵中,继被曝71名学生“本科变专科”后,又有多名学生称被“骗招”,无法获得承诺的本科学历。
    ……

    腐败不止贪污,还有师风方面,这年岁校长包二奶、教授嫖娼已不是什么社会新闻了,道德沦丧早已无以复加。
    师者丑类居者,道者利字当头,象牙塔竟成硕鼠乐园,如此作贱教育,败坏千年斯文,令痛惜不已。诚如资中筠所言的,中国的教育最成问题,若不去改变的话,中国人种都有退化的可能,面对教育腐败现状,中国岂不是进入了彻底礼崩乐坏的堕落社会?

二、危害之深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实行义务教育之后,我们所有人都要经过学校“培养”之后才走向社会的。试问官员是谁来做?学校里的学生当然是后备军,扩而言之,各行各业的精英翘楚也都来自学校的。如果培养学生的学校腐败了,那么谁能确保国家未来的栋梁不歪掉?

    正因为如此,相比其他行业和领域,教育系统的贪污腐败现象往往无法直接用经济指标衡量,它不仅严重损害教育部门形象,而且对青少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将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可以这么说,教育腐败是最为严重的腐败,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是最为致命的!

    所谓“天地君亲师”,这是传统中国民众长久以来祭拜的对象,充分体现了祖先们对天地的感恩、对君师的尊重、对长辈的怀念之情,中华传统是这么认为的:父母孕育了我们的肉体,而师长就培育了人的心灵。也正因为有这个传统,在学校里无论是领导还是教师,我们还是习惯性地冠之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他们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更要教他们如何做人的,塑造他们的人格。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这些浅显的道理用不着笔者碎碎烦。如果学校成为腐败集中营,教师成为腐败分子的话,那么源头活水就遭到了污染,是“源”的污染,腐蚀的是社会未来者们幼小而纯洁的心灵,摧残的是社会“花朵”的未来。既然“源“污染了,那么“流”污染也就是水到渠成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的全民腐败。

 

 

 

 

 

 

官员独董江湖 正在迅速离场

政商内参

2014-06-20

    扭曲的“江湖”早该清理。统战部前副部长尤兰田离职民生银行、国税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离职招商银行、证监会前主席周道炯离职光大银行…… 今年5月后,发端于2013年年末的官员独董离职潮,进入高峰。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自2013年10月中组部18号文发布后,截至目前,118名前官员主动辞任独董,其中前省部级官员25位。

    而中组部有关负责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自中组部相关意见下发后,我国共清理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4.07万余人次,其中省部级干部兼职共清理229人次。被清理的党政干部,不少就是上市公司独董。官员独董离职不再成为新闻,没有离职的官员独董反而成了焦点。是利益输送平台,还是可有可无的摆设?A股上市公司独董问题由来已久,此番清理官员独董,或正是对独董制度进行全面检讨的契机。

反腐风暴下的离职“加速度”

    愈演愈烈的官员独董问题,在中组部发文后发生逆转。2004年中小板开闸,特别是2009年创业板推出之后,A股上市公司数量出现井喷,按照每家上市公司平均3位独董(部分公司有5名独董)计算,目前A股公司提供的独董岗位多达8000位,涉及人数至少3000人,这为许多退休官员提供了“再就业”的绝佳机会。

    国企聘请前官员担任独董司空见惯,一些民营企业亦当仁不让。如浙江宁波的上市公司雅戈尔,此前5位独董全部为退休官员。宁波一家上市公司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对民营企业而言,官员独董之所以大规模“上位”,一是为了感谢他们在任期间对公司的照顾,二是希望借助他们的人脉和余威,在今后继续支持公司的业务。独董对此也心知肚明,对一些老领导来说,到公司参加董事会,基本就是免费度假和联络感情,他们需要做的,仅是在相关文件上签个名而已。
  
    事实上,官员独董的问题早曾引发关注,财政部和证监会都曾率先对此进行规范。2011年12月,财政部印发《关于规范财政部工作人员在企业兼职行为的暂行办法》。《办法》规定财政部副处级以上干部均不可在外兼职或担任独董职务;已担任独董职务的,须在暂行办法施行之日起两个月内辞去职务。
  
    2013年7月26日,港股上市公司中国重汽迎来了三位“重量级”独董:贵州省原省长石秀诗、山东省原省长韩寓群、国税总局原副局长崔俊慧(同时任中国石油、正泰电器独董)。三位独董任期为3年,年薪为18万。被媒体曝光后,8月14日,三位独董闪电离职(公开说法为三人“不受聘”),在任时间不到20天。这或可视为此轮官员独董离职潮的先声。
  
    石秀诗等3位官员独董离职两个月后,2013年10月19日,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俗称18号文,下称《意见》),要求各地限期对党政领导干部违规在企业兼职(任职)进行清理。18号文对离退职官员在企业任职资格、期限、年龄和薪酬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被业内视为“史上最严厉整顿”。其基本内容包括:现职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辞去公职或退休3年内,不得到所在地区或行业企业任职,确需任职需审核或备案;更致命的是,按规定经批准在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领取薪酬、奖金、津贴等报酬。官员独董的黄金岁月,至此戛然而止。

    《意见》是大背景下的产物。2013年,王岐山领衔的中纪委的反腐行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不但每逢佳节必禁令,公务员的会员卡、消费卡、年节吃请近乎全被取消,而在意见出台时,官员们已在禁酒令中度过了大半年。 一年之内,中央纪委分4次集中通报了32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前11个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计21149起,处理25855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247人。被处理或调查的官员中,不乏副省部级高官,“打大老虎”的节奏和力度,不断加快加强。
  
    中组部18号文的威力在2014年快速显现,并在1月、3月和5月逐步达到高潮,不断加速和发力增强的反腐之风,终于也刮到了这群身份特殊的独董身上。进入2014年,各类独董离职加速,而到了5月,官员独董辞职更是出现高潮,仅5月27日,就有信邦制药、贵绳股份、山东钢铁、天成控股等上市公司的7名独董辞职,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A股市值排名第一的中国石油。中国石油有3位独董曾是部级或副部级干部,包括原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局长李勇武、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崔俊慧和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2014年5月,中国石油董事会换届,3位部长级独董全部卸任。
  
    18号文件可谓史无前例的“严苛”,不光官员独董,在独董中占据极大比例的高校和行业协会领导,也纷纷从独董位上辞职。如教育部就要求北大、清华等直属高校的校级领导不得在企业中兼职,一些行业协会也参照执行,校长(院长)独董、会长独董由此大量辞职。

    据《中国经济周刊》信息,从2013年10月19日至2014年6月7日,沪深两市共有268人主动请求辞去独董岗位,涉及约300家上市公司(注:有的是一人同时任职多家公司独董)。118名前官员主动辞任独董,占比44%。此外还有62位高校教师、32位行业协会领导主动辞任独董。记者发现,除主动辞职的官董外,不少敏感独董选择在董事会换届时悄然身退。因此真正离开独董岗位的,远不止上述数字。

不想当花瓶的“失败者”

    虽然有不少独董纯属摆设,但独董制度推出13年来,忠于职守的独董亦不在少数,不少独董还因为坚持“独立性”被罢免了职务。最新的一起独董免职事件,就发生在天目药业。

    今年5月17日,天目药业发布公告称,持有公司7.09%股份的股东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向股东大会提交了关于罢免公司部分董事的临时提案,称公司独董郑立新、徐壮城没有正确履行职责,未尽到勤勉义务,对公司决策事项缺乏审慎判断和决策,给公司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提请股东大会罢免两人的独董职务。

    此前,郑立新、徐壮城两位独董对天目药业《2013年年度报告》及《2013年财务决算报告》投下反对票。理由包括:上市公司聘请资质较薄弱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调研被婉拒、新近聘请另外两位独董以及两次推迟年报披露未给予解释和说明、公司曾因信息披露问题被监管机构通报批评等。

    5月26日,天目药业召开2013 年度股东大会,公司独董郑立新和徐壮城被罢免。罢免提案通过率为69.27%。自独董制度建立以来,类似天目药业独董被罢免的案例,已不在少数。

    2004年8月3日,在伊利股份200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俞伯伟被罢免独董职务,成为因维护“独立性”而被上市公司罢免的独董第一人。2004年3月,伊利股份国债投资出现巨亏的新闻见诸报端,但该项投资“既没有经董事会批准,也没有经股东大会批准”。

    6月15日,俞伯伟、郭晓川、王斌三位独董发出“独董声明”:由于所提供资料欠详,拟聘请一家审计公司于近日对有关伊利股份资金流动、国债买卖交易和华世商贸公司等问题进行专题审计。

    “如果不厘清责任,就无法保护股东的权益,也谈不上保护自己。我们不敢担负日后的骂名,自毁名声。作为独董,我们有理由、有责任和义务表示质疑和关注,否则我们将为我们的‘不为’行为遭到政府相关监管部门的公开谴责,也会受到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谴责。”俞伯伟说。被罢免独董后,俞伯伟曾声称要起诉伊利股份,但此后再无下文。

    新疆屯河(现名中粮屯河)的故事亦与之类似,两位独董选择的是主动辞职。

    2004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厚文因“公司在披露信息方面,(包括对独董)存在着不透明的情况”、“难以履行职责”为由,辞去新疆屯河独董职务。次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亦以“无法了解和把握公司的真实运行情况”为由,提出辞去公司独董职务。

    新疆屯河是德隆系旗下公司,当年5月14日,正当德隆系岌岌可危之际,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新疆屯河拟与德隆及其关联公司进行的四项关联交易。出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杜厚文、魏杰等独董对议案全部投了反对票,在此后召开的股东大会上,新疆屯河原拟收购的4个项目只有1项获通过。辞职后,魏杰曾对媒体表示,虽然独董被赋予了可以“聘请中介审查公司账目”的权利,但在现实中根本不具有操作性。企业经营者要是想暗箱操作,骗过“局外人”再容易不过。

    再回到问题公司天目药业。2012年5月,刚刚完成易主的天目药业召开股东大会,吴晓波等3位独董卸任,以“敢说真话”闻名的财经评论员叶檀出任天目药业独董。叶檀曾经放言:目前中国的独董制度使得不管谁当都不可避免是“花瓶”,毕竟独董是从上市公司拿钱。为了表示独立性,叶檀表态担任独董的年薪自降八成。

    “既然短期内独董制度无法取消,那么就不妨做一个实验,看看她作为独董能不能在这个位置上有改变的空间。”出任独董时,叶檀如是表示。不过,叶檀的独董仅仅当了1年。2013年,天目药业再次易主。当年5月8日,天目药业董事长宋晓明、副董事长李俞霖及独董叶檀、赵旭东、崔宏同时辞职。叶檀的独董实验,因公司易主被迫终止。

    “如果有一整套完整的选拔惩处机制相配合,那么,政商旋转门的独董和花瓶式的独董,以及因时间关系难以尽责的独董,才有可能被清除出独董的队伍。”实验失败后的叶檀如此评论独董离职潮。

13年未动的独董制度

    独董制度国内仅有不到13年的历史。在沪深交易所成立10多年后,2001年8月16日,中国证监会颁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上市公司应建立独董制度,并提出了建立独董制度的时间表。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1/3的独董,其中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需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2006年,修订的《公司法》第123条规定,上市公司设独董,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至此,独董制度获得了国家立法的支撑。

    独董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制衡控股股东,弥补失败的监事制度。但是现实中,制度不断扭曲,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独董基本都是由控股股东指定。

    独董制度是现代公司治理演进的自然结果,而中国的独董制度则带有强烈的移植色彩。在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之下,独董扮演着监督公司“内部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角色。而中国的上市公司并没有实现股权的高度多元与分散,因此“资本多数决”仍然是我国《公司法》一个原则。特别是为数众多的国有公司,大股东在公司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不像美国,多数上市公司股权高度分散,有时占股10%已经是大股东。于是,股权结构上,中国的独董就具有依附性,而在公司治理过程中,独董很难真正参与决策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独董的功能异化为提供咨询或者人脉关系。

    不过,对于目前的独立董事制度是否完全不发挥作用,也有不同声音,比如,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肖伟不赞同“独董形同虚设”的说法,他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多数的独董实际上都认真履职,对于可能出现的违法、违规和损害中小股东的提案和决策,独董们均凭借自身的专业能力和影响力努力沟通,将很多上市公司可能犯的错误消灭在萌芽状态,只不过独董们显然会对董事会内部已经解决的状况保持低调,因而只有少数公司出现违法违规问题时独董的失职才受到关注。

    虽有不同声音,但是在“我国的独董制度有待完善”方面,各方已经形成共识。在不少学者看来,未来独立董事制度的改革,当从薪酬制度、选聘机制等多方面进行突破。

    独董薪酬制度受到诟病的方面则有两个,一是金额过少,肖伟回忆说,每次他进行随机调查,很少有人猜测独董的年薪会低于20万,因为独董均为各界的资深人士,但实际上,多数独董的年薪都不到十万。加上对独董的工作时间规定并不严格,造成独董收入和付出均少的情况。在美国,形成了一个职业独董的阶层,而在中国,独董显然只是兼职。并且其薪酬由董事会决定,这进一步使独董的独立性降低。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陶景洲则认为,独立董事的薪酬如果由专门的薪酬委员会决定,将能使独董的行事风格有直接的转变。但是,独立董事制度属于公司治理制度中的一个方面,若不对公司治理、股权结构进行改革,独董的现实角色恐怕难以改变。

    此外,作为公司治理制度中的一个方面,独立董事本应在《公司法》中规定,但《公司法》仅在第一百二十二条以一句话规定“上市公司应当设立独立董事”,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详细规定。目前独董运作,其依据更多依靠证监会所颁发的《指导意见》,肖伟告诉时代周报,我国曾经多次尝试以立法来替代证监会颁布的《指导意见》,但各方迟迟没有能够达成共识,立法也就延宕至今。

    而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学专家表示,尽管独董在董事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制度近期不太可能在国内实现,但任何能够让独董真正实现独立的立法努力,都会遭到上市公司大股东们的强烈抵制,“首先国资委就很可能会反对”——因为国资委正是所有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代表。该专家同时表示,民营企业也并不欢迎独立又“懂事”的独董,“如果法律不强制要求他们必须在董事会设独董,那他们请就很难说了。”

    推动2014年《公司法》修订的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今年最新的修订草案中,对“独立董事”制度方面,仍然没有变动。上海证券交易所一内部人士则向时代周报证实,对今年的《公司法》修改草案,证监会系统没有提出独董制度方面的修改意见。

    陶景洲则认为,上市公司的治理和独董制度的完善,甚至不是修改《公司法》就足以完成的。他认为,公司法是整个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完善的公司法还需要有相应配套的制度安排。“比如说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伴随的是集团诉讼制度,伴随的是独立董事的对偿制度,使得独立董事不敢不认真监督公司的运转,否则将来要承担很重大的责任。”陶景洲说。

    可以预见,独董辞职潮还将继续下去,官员独董将成为历史,专业人士将成为独董的主要来源,而反腐风暴中独董队伍的“去泡沫化”,只是独董制度以及更宏观层面改革的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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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人民内部三大矛盾新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房宁

2014-06-20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使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成员流动性加大,呈现出多元化、多层化的利益关系格局。在这样的经济社会结构背景下,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表现为物质利益冲突,并具有向“官民矛盾”演化的趋势,以及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可能性加大。应从五个方面着手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第一,人民内部矛盾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长期的历史现象。第二,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作为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面。第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强化公共服务,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第四,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第五,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提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制度化水平。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在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基础上,根据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大量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判断,明确提出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质的方法来解决,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以此为标志,创造性地提出了我们党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拨乱反正,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开辟出一条通过推动经济发展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奠定必要物质基础的道路,提出了新时期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正确理论。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妥善协调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明确提出了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科学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作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党中央提出,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这些理论成果和历史经验,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导。

  一、新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矛盾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我国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发展、新变化,从根本上讲,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内部阶级阶层以及利益群体关系变化的产物,是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动的结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人民内部矛盾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呈现出不少新特点。准确地分析和把握新时期社会结构的新变化,是正确认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

  当年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中国社会结构相对简单,一般称为“两阶级、一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人民的概念和人民内部阶级阶层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按照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分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有着不同的内容。今天,从总体上讲,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劳动者、建设者,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应在人民之列。但是,具体到人民的构成,新时期与计划经济年代的情形有所不同。新时期的人民构成情况则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原有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发生了分化,而且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利益群体也产生了。社会成员流动性加大,呈现出多元化、多层化的利益矛盾关系格局。

  首先,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和组成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内部关系多样化。由于工人阶级的各个成员所处的所有制不同,分配方式不同,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待遇不同。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岗位的职工的流动不断加大,在收入上拉开了差距,形成了一定差别,工人阶级内部分成不同状况的阶层和群体。

  其次,农民阶级发生了新的分化和组合,农村居民内部关系复杂化。农民原来是挣工分的实行集体劳动的农业劳动者,现在成为实行土地个人承包的农业劳动者。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充实到工人阶级队伍中。一方面,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现在的建筑、采掘、纺织等行业,80%职工都是农民工。另一方面,他们又处于城市生活的下层,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是人民内部矛盾激发的突出问题。

  再次,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特别是私营经济中,形成拥有相当财富的高收入的企业主阶层和高管阶层,他们作为雇主和雇员的矛盾客观存在,经营管理人员与员工的矛盾客观存在。有的非公有制企业存在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差,拖欠克扣工资,随意加班,侮辱工友,雇佣童工等现象,业主同员工之间关系紧张。

  最后,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一般来说,这些社会阶层大多属于中等以上收入阶层。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指战员也有一定差别和矛盾。

  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基础性变化,直接影响社会群体间利益关系的变化,导致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进而导致人民内部矛盾的变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随之增加。

  二、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

  新时期我国社会结构广泛深刻的变化,带来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发展变化。准确把握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前提。

  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条件下,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发生了哪些相应的变化?2006年以来,我们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追踪研究。根据我们近年来独立开展的一项调查,从文献检索和研究的情况看:贫富矛盾、劳资矛盾、官商矛盾、官民矛盾以及城乡矛盾、中央地方矛盾等最为目前国内学术界所关注,其中贫富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被认为是目前我国最为突出的三大人民内部矛盾。

  (一)贫富差距与矛盾问题

  我国社会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持续增大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等两个基本方面。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8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1,到2009年收入比扩大为3.33∶1,2010年稍有缩小为3.23∶1。在城乡差距扩大的同时,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另有资料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中最富有的10%的家庭与最贫穷的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约为8倍,有六成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

  严重的贫富差距是导致社会分裂,产生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基本的经济根源。但是,贫富差距还不直接等于贫富矛盾,贫富矛盾也不必然导致社会冲突、破坏社会稳定。贫富差距是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客观分布的经济现象,而贫富矛盾则属于政治现象,贫富矛盾是在贫富差距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群体间的对立。贫富差距转化为贫富矛盾,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主要是收入、财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分层的固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对立性的群体意识。贫富矛盾的表现是贫富两大社会群体的相互对立与冲突。

  (二)劳资矛盾问题

  劳资矛盾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我国劳资矛盾开始形成,劳动纠纷大幅度上升。根据劳动保障部提供的数据,1996年全国各级劳动部门接受劳动争议申诉为4万多件,至2003年,达到21万多件,上升了5倍。2008年以后,我国各地各级劳动争议急剧增加。2009年,全国统计各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共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87.47万件。其中,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共处理87万件,是上年的93.47%。③

  (三)官民矛盾问题

  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已经提出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问题,他指出:“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④历史发展到了现阶段,这个在当年就已存在的矛盾已经大为上升,成为一种不容忽视和更值得重视的人民内部矛盾。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学术界一般称为“官民矛盾”,这类矛盾并不是固定存在特定党政机关与特定人民群体之间的,而是由各种社会矛盾转化集合而成的社会与国家的矛盾、人民群众与政府的对立。官民矛盾的发生不限于特定的社会群体,不限于特定的起因,各种社会矛盾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官民矛盾,多种社会矛盾也可能集合为官民矛盾。目前我国大量的上访、行政诉讼案件和群体性事件,则是官民矛盾的具体表现。

  三、新时期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特点

  由于社会结构和人民内部矛盾类型的新发展、新变化,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表现为物质利益冲突

  各种社会矛盾,从根本上都发生于利益矛盾。利益有经济利益也有政治利益,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但最根本的是物质和经济的利益。新时期的人民内部利益冲突,大都是由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而引发的,而且,更多的是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既有经济迅速发展中的利益关系不协调与不公平问题,也有部分群众基本民生问题还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的问题。在当前包括因企业改制、城市拆迁、农村征地等因素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实质上就是发展和改革中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物质利益性冲突。

  (二)人民内部矛盾具有向“官民矛盾”演化的趋势

  各种社会矛盾转化集合为“官民矛盾”,是改革开放条件下我国一种带有规律性的政治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又导致了一系列不均衡、不协调现象的发生,从而促发了更多的矛盾和问题。因此,现阶段我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经济社会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与不满也快速增长,而社会不满的主要对象又往往指向党和政府。

  在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出现向“官民矛盾”演化的趋势具有客观基础。尽管在革命战争时期人民群众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之间也存在一定矛盾,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核心并长期执政之后,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产生了新的变化。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作为领导和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总体上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人民群众中的不同利益群体和普通群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更关注自身的个别利益、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这样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就会因地位不同和社会功能不同而产生矛盾。这样的矛盾是客观的,它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长期存在并成为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和矛盾。

  (三)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可能性加大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体制改革、利益格局迅速变化的过程中,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尚未形成能够互相良性互动和有效协调的机制,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往往会以结成利益集团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极易演化成群体性事件。一些群众因对土地使用、城市拆迁、工资等各方面不满,而采取集体上访、游行示威、冲击政府等直接对抗的方式表达诉求。国家信访局提供的资料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急剧上升趋势。2004年同1994年相比,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人数分别增长了6倍多和4倍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民内部矛盾与群体性事件的高度相关性。


  从性质上说,人民内部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然而,在当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多种矛盾彼此交织、国际国内因素相互融合并存在多方面制度“缺失”的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也有可能激化或转化,甚至出现对抗。

  在许多地区所发生的由个别冲突引发非直接利益相关方的第三方闹事,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这些事件中,往往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他们的不合法方式交织在一起,经济利益的诉求和维护民主权利的要求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群众的自发行为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织在一起。如果处置不当,局部问题就有可能扩散到全局,从而把非对抗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四、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思考

  当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用“民主的方法”,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对于我们思考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仍然具有启示和指导意义。

  (一)人民内部矛盾是长期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历史现象

  新时期伴随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新的人民内部矛盾大量涌现,有的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应当说,这是我们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定要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之所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从根本上讲,是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复杂多样的人民内部矛盾本质上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表现。因此,人民内部矛盾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的历史现象。

  认清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这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前提。由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会消除的,有时还会在一些局部有所发展和激化。我们所要做的和我们所能够做的是,最大限度地化解和缓和人民内部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不使其大规模地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保持社会安定,保证现代化建设在基本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因此,对待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既要高度重视,又不能急于求成。

  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之道还在于集中精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邓小平在1992年时讲过:“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⑤邓小平当年讲的这个道理今天并未过时。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是抓住当前有利的战略机遇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大业。在这个阶段上,发展是第一要务。相信在这个目标实现后,人民内部的多种矛盾和问题会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和改善。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新时期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把科学发展放在首位,通过发展来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二)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作为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面

  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归根结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人民群众中各种利益群体间的利益矛盾。其中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甚至出现分配不公,是造成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抑制收入差距过快增长,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就成为了当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性问题。应当从政治上看待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是我们党依靠的基本群众。收入差距拉大,利益相对受损的是普通的工农劳动群众,他们现在意见不少。一些西方舆论和海外的“民运”分子,也在拿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以及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做文章。这个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确实要影响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基本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看法,会提出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问题。现在“蛋糕”是做大了,但如果分不好“蛋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还是会受到质疑。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缓解社会收入差距过大的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依然没有根本扭转,人民群众对分配问题的意见依然很大。党的十八大高度重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提出了“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⑥等重要原则,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

  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初次分配是分配的基础,初次分配差距过大,仅靠再分配调节也难于奏效。如何在再分配环节更加注重公平,重要的是建立健全以税收和财政支出为重点的再分配机制。就税收制度而言,要逐步增加直接税并相应减少间接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从而逐步提升税收在调节贫富差距方面的功能,并使其与取得收入的功能兼容。总之,我们应在保障发展的前提下,努力调节收入分配,努力使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尽快得到扭转。应当辩证地看待发展与公平的关系,发展是解决公平问题的基础,公平能够带来更好的发展。

  (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强化公共服务,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矛盾比较突出,一些具体问题常常引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群众之间的一些矛盾有向政府集中的趋势。许多群体性事件就反映了这样的问题。从政府的角度看,造成这种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地方的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跟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尤其是公共服务不到位,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得不到政府应有的关注。有些地方政府的职能还没有真正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面来。这种情况除去有客观原因外,也有主观原因。主观原因是,少数领导干部还没有把工作思路真正转到科学发展观上面来,工作还是围绕着GDP转,对社会问题、群众工作重视不够。而这背后可能的原因是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真正树立起科学的政绩观。我们认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有广大干部的科学政绩观作保障。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在改革和完善党政机关和干部考核体系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订了不少新的考核标准,其中包括把环保工作纳入了考评范围,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继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又一次重大的改革举措,必将进一步简化政府职能,激发社会活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使科学发展观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

  (四)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是最擅长做群众工作的党。但在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新社会群体、新社会组织以及新的社会骨干不断涌现,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在新形势下,党的领导方式以及相应的组织结构、管理体制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加强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巩固党的社会基础。

  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总体上应当面向基层,重心下移。一是着力做好新社会组织以及新社会骨干的工作;二是努力培育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以来,一些地方和基层组织建立了社会事务和群众利益纠纷调处机构,主动了解群众需求,上传下达、沟通协调,提供法律法规政策的咨询服务,帮助群众调解纠纷,有效地起到了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积极作用。这些好的经验说明建设党领导下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必要性、重要性。

  当前,在全党范围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于全党提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对于进一步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学风和作风,对于改善党和各级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对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应当抓住时机,把改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作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达成的重要目标之一,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提高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自觉意识和能力。

  (五)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提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制度水平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制度保证。实施民主的过程,特别是实施基层民主自治的过程,既是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事务、表达诉求、体现意志的过程,又是协调、磨合各种利益关系的过程,十分有利于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初始阶段。与民主建设紧密相连的是法制建设。应当更加充分地利用法律手段解决人民群众中的各种纠纷和矛盾,尤其要把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工作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西方发达国家处理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做法就是“司法化”解决,尽量运用司法程序来“冷处理”社会纠纷、缓和矛盾。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当前,有关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观点主张,是值得商榷的,这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地通过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促进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现在有不少同志主张以扩大民主的竞争性的方法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综合考虑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面临的主要任务以及国际环境,也考虑到西方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不宜采取扩大竞争性的路子。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结构迅速变化、社会矛盾多发的转型时期。根据历史经验,在这一时期,竞争性的制度安排易于强化社会分歧、加剧矛盾,甚至引发动荡。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历史上,议会民主、普选制度在社会矛盾频发的工业化阶段曾经多次中断,不少发展中国家采取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当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多发多样,增加政治制度中的竞争性并不利于缓和矛盾,反而容易造成社会矛盾的政治化,把群众中的一般矛盾引向政治领域,向政权集中,而这正是新时期现阶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所要着重防范的问题。此外,由于我国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一部分社会成员手中集中了大量金钱财富,并希望借此进一步影响、掌控社会权力。在村民自治的直接选举中,已经出现了贿选、大户控制甚至黑恶势力干预选举的问题。⑦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贸然逐级上推竞争性选举,势必导致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资本对权力的渗透。

  毛泽东当年曾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将会大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的不懈探索实践,在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一定能够处理好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终胜利。
 

 

 

 

 

 

 

 

 

发件人:洪托邦<hongtopia@qq.com>+(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6月20日 10:49 (星期五)附 件:1个 (可验证的匿名退赃 反贪及推行阳光法案的消阻之策.doc ) 查看附件

可验证的匿名退赃

——反贪及推行阳光法案的消阻之策

洪俊杰

2014-6-20

    治理贪腐,关乎社稷民生,却又困难重重。笔者偶得一策,未敢私藏,在此道来供诸位参考、商榷——可验证的匿名退赃:

  1.国家选定一套可靠的、公开的单向加密算法(这在计算机软件系统中很常用,很成熟)。
  2.鼓励匿名退赃,退赃时随附一串识别码,识别码由退赃人自己设定的密码经过上面公开约定的单向加密算法计算得到。公开的识别码无法通过逆运算得到原密码,但如果哪天退赃人东窗事发,可凭原密码确认该笔退赃是自己所退而抵罪或争取从宽处理。特别是退赃得早,退得彻底,退赃之后没有再犯的,更应该从轻处理甚至赦免。
  3.国家将收到的每一笔退赃款的情况及时在报刊和网络上向公众公开及存档,一来是需要让退赃者核实,二来是避免信息遗失或被篡改,以便今后核对。
  4.为避免退赃密码被私下共享,可要求原密码的前半段必须为退赃人的姓名或身份证号;而后半段则个人自由发挥,从而避免退赃人被猜测试算。总之一定要避免退赃人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确认身份。
  5.退赃的方式由退赃人自由发挥,例如清洁工在马路上捡到一大箱附有说明的现金后上交,或者群众发现河里有漂流物后报警打捞到等。

  如果说官场是个大染缸,那么赃款赃物就是官场的污染物。官场要澄清,与其把脏了的官通通换掉,不如考虑先将这些污染物剥离清理(如何确保剥离后不被重新污染是另一个问题)来得更为稳妥。这就需要退赃。
  不过,如果等被调查到才来退赃,则恐怕调查的速度跟不上贪赃的速度,永远也调查不完,澄清不了。另外这种被动的退赃,也无悔罪赎罪改过自新可言,想赦免都没理由。由此,需要的是主动退赃。
  非匿名的主动退赃,特别是退那些不是刚刚收到的赃,等于让贪官在未东窗事发之时便自证其罪,实在是不可能的事。
  匿名而不可确认的退赃,对于贪官而言,退了也是白退,于其毫无益处,自然也没人会干。
  而匿名却可以事后确认的退赃,则有了一点可行的希望。因为可以确认的退赃是可以用来抵罪的,于其有益了。而匿名的操作又不至于在其未东窗事发时便自证其罪,于当下无损其位。至于所退之财嘛——所谓“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广厦千间,夜眠八尺”,对那些贪腐者来说,为了那些早已多余的身外之物而曲意逢迎甚至操柄于人,蹉跎了本该快意的人生,有些实在是误入歧途后身不由己的选择。如若国家能给他们一个以不义之财换脱身后路的机会,想必还是有一些醒悟悔过者愿意悄悄退赃的。而当反贪之风日盛时,恐怕连尚未真正悔过者也会谋求退赃以备抵罪了。

  贪官与赃款经此一分离,则人也干净了,钱也干净了。如此,国家既可以挽回一批误入歧途的官员,也可以减少官员阶层对反腐的暗中抵制,还可以得到退出来的赃款。而对于那些已经贪腐的官员来说,除了携款潜逃国外这种高难度高风险的退路之外,还增添了一个退赃抵罪的路径可供选择。由此,则国库日丰而官场日清,虽积重而可渐返。有朝一日,当大部分官都悄悄的退了脏把自己洗干净后,潜规则就有可能改变了,阳光法案就能轻松出台了。
  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建构一个良治的红托邦而不在于惩罚任何人。给贪官一个悄悄改过自新的渠道,利官,利国,利民!

 

 

 

 

 

香港为何失去了原有的温度

广州大学 马立明

2014-04-27 

    香港的阶层已经非常清晰,之所以逐渐对内地失去温度,实际上源自香港社会的裂变。谁都知道,发生在香港的小童便溺事件,只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件。虽然视频尚不完整,但从中多少可看到港人折射的“敌意”。事件是一次内地香港矛盾的升级:从地铁进食风波到蝗虫事件,从导游耍泼风波到冲击驻港部队事件,某些香港人一再表现出与内地决裂的一面。

(一)

    由于学业、家庭的缘故,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不时往返于粤港之间。打过交道的香港人,也有百人之多。以往,香港人给我的印象就是效率高、讲实际、口语中不时蹦出几句英文。对于内地人,虽不算特别友好,但也不至于粗鄙。

    局势是从最近几年开始改变的。有些香港人突然对内地人好了起来,原来不屑说普通话的金融界精英,现在竟练成了“京腔”。有些香港人突然对内地人坏了起来,原来笑容满面的阿姐阿叔,突然变得极不友好,甚至怒气冲冲。香港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其背后是割裂的香港社会。

    2008年经济危机对香港经济影响很多,导致了香港社会的急剧分化。作为香港主要出口市场的美国、欧洲和日本需求严重萎缩,依赖出口的香港中小企业,包括在珠三角的生产型企业经营困难。虽然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联手推出经济刺激对策,让香港渡过难关,但深层次的经济结构调整,对香港市民还是造成了长期的冲击。至少,香港可以提供的就业机会就比以往大幅减少。

    这种情况下,香港的精英分子想得最多的,就是“北上”。这里面固然有些金融大鳄如李嘉诚者到内地淘金,但更多的是香港的精英阶层到内地谋求发展的机会。在香港导演彭浩翔的电影《春娇与志明》(《志明与春娇》的续集)中,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有为青年北上的群像。与其受困于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不如远赴内地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从2008年开始,“北上”成为港人们找寻机会与财富的时髦路径。某财经媒体一篇文章称:“内地澎湃的经济图景,为已经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商业社会里获取丰富经验的香港人提供了广阔的创富空间,而内地企业对香港专才的需求量逐渐增加,因为这些香港经理人能够最快速度地为内地企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国际知识以及企业文化。此外,另一个最直接触发港人北上的原因是香港公司内地业务的大量开展。”

    我认识的W先生,就是北上的港人中一个代表。他毕业于香港大学,在一家港资企业做高管,曾在北京、广州、深圳都生活过,不时冒出两句“京骂”,在港人中算是“内地通”。他打字用拼音输入法,使用的都是简体版的Windows版本。有一次,我开玩笑地问他:“是否嫌弃我们内地的穷亲戚?”他大笑说:“怎么可能!内地人是我们的金主,没有内地,我们哪有这么多的机会啊。我们很实际的,谁让我们发财,谁就对我们有恩。”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经济格局的洗牌,让香港的精英意识到不能再重复当年的路径,唯有及时调整心态,积极地融入内地社会,才有发展做强的机会。当下最著名的北上港人,非在湖南卫视节目中一炮而红的邓紫棋莫属。谁说内地不是梦工厂?邓紫棋在香港娱乐圈据说混得很差,“说话得罪人,大佬不喜欢她”。但当她鼓起勇气来到内地,并到湖南卫视参加节目,却一下子红遍全国!作为新生代的香港人,邓紫棋就能赢得内地观众的喜爱——货真价实的实力,敢打敢拼的勇气。哪怕国语不怎么标准,不妨碍她成为亿万内地人眼中的“90后女神”。她的成就,是香港本地“大佬”所料不及的。

    虽然如今的两地矛盾越发尖锐,但作为香港的精英却更加向往内地。这些精英不惧怕走到内地的平台中与各路高材生一决高下。输了,也不会没有面子,赢了,整个舞台都是你的。难怪有评论说“两地富人联手赚钱,两地穷人互相谩骂”。

(二)

    我认识的B女士,在香港一个超市当收银员。她四十多岁,离异,孩子10岁。她就像香港著名本土影片《麦兜故事》中的“麦太”,一个人带着幼子艰苦地为生活打拼。很多年前,她曾在一间大公司任文员,算是一个“小中产”,但后来,公司倒闭,她从原来的阶层跌落。

    B女士只去过一次内地。她在18年前去过一次上海,因为“厕所太脏”“秩序太乱”,而且听不懂国语,就再也没有去了。她非常重视手头这份工作,因为这是她生活的全部依靠。按她的话来说,“生活已经没有太多可能性”。她不会离开香港,也永远不会离开香港。

    我最初认识B女士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她对我非常友善,跟我买了过很多零食。她会说,这个饼干内地没有,你试试,很好吃。这话完全发自内心,没有任何的“秀优越”。那个年代,大部分香港人还非常简单,希望让内地客尝试最好的食物、游览最好玩的乐园,以及对香港留下好印象。但现在,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很多像B女士这个年龄段的人成为人生的输家。他们在香港社会中艰难生活,承受着高房价、高物价的煎熬。

    他们一再试图回归中产阶级,但绝望地发现,很多工作岗位已经被内地优才所挤占。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内地高材生,除了粤语水平有所欠缺外,无论是综合素质还是工作热情,远胜于这些上了年纪的香港人。而目睹来港消费一掷千金的内地土豪,又会让他们感慨万分:自己反而成为了被同情的对象。

    有学者总结,这叫结构性失业。这是外部环境变化和产业偏食的后果,香港只鼓吹金融和高端服务业,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香港作家陈冠中说,“失业打击了我们这代部分人,而将继续打击下一代”。目前,香港的失业率之所以还保持在3%的偏低水平,原因在于特区政府开发“低价值、高就业”的机会,比如快餐店职员、清洁工、收银员等。B女士就成为其中之一。虽然工作是有,但重新回到中产阶级变得遥不可及。

    这个群体的香港人,变成了超级大都市中的贫民。其实每个城市都一样,最排外的,往往是社会底层之人。他们太过脆弱,没有生存技能,没有竞争优势,甚至脑子也没有跟上这个时代。经济一体化的大潮冲垮了他们小富即安的香港梦,他们必须接受挑战,哪怕他们完全不具备应对能力。他们未必真的会侵略内地客,但他们会成为视频中冷漠围观的路人。当内地客遭到欺负、攻击的时候,他们不再挺身而出。

    有一次在街头,一位讲国语的漂亮姑娘向B女士问路。B女士爱理不理,态度并不友好。听说B女士的前夫,娶了一位年轻的内地女子。

(三)

    一个城市,总有精英和穷人,双方观点不一致也是寻常的事。但第三股势力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这就是一群喊着“港独”口号的青年。他们大多是80后、90后的青年,他们冲动、偏激,任务是“捍卫民主”“捍卫本土价值观”,会唱“蝗虫歌”,在网络上发帖,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ID号是“热血公民”的阿K,就是这样一个人。他28岁,开了一间玩具模型店,但生意并不理想。他没有考上大学,中七之后就出来工作(香港本地生源大学录取比例只有30%左右),在社会上打混10年尚无成就,只能接受平凡一生。可他考上大学的书友,也没有谁特别优秀,虽然不少人进了500强公司,但也被生活反复折磨,每天加班,累而无所获。

    阿K陷入了一种“殖民怀旧”的情绪中,总认为是“97回归”破坏了香港的繁荣。据说,他每晚会听上世纪80、90年代的歌,比如《一人有一个梦想》,也会看无线的老剧集,比如《笑看风云》,常泪流满面。

    这一代香港年轻人,很多人都加入了各种社团。社团生活是他们寻求自我坐标的一部分,在网络空间上,“港独”这个词如野火一样蔓延。阿K等人将自身的挫折,视为中央政府的管制。正好碰上“国民教育”的推广,一些港人“揭竿而起”,阿K也趁机在网站上发表宏论,甚至连玩具的测评,他都要喷喷内地人,将玩具论坛弄得乌烟瘴气,似乎只有如此方才解恨。

    巧合的是,与内地夫妇发生冲突、拦着婴儿车的两个年轻人,正好与阿K同一岁数——这种年富力强、血气方刚但前途渺茫的年轻人,既脆弱又蛮横,容不下一泡内地儿童的童子尿,又在错误时机中显示强硬。香港本地的批评者将他们形容为“废青”(废掉的青年),恐怕并不过分。

    最近,台湾的反服贸运动上演得轰轰烈烈,在强调捍卫本土价值观的同时,也提出了针对内地的口号。台湾学生“行动宣言”中说:“我们不是不愿意接受挑战、不是不愿意面对竞争的青年……我们要掌握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要的是一个给年轻人公平发展和竞争的环境和机会。”

    “港独”运动与其在本质上也极其相似,就是在全球化时代中的“本土觉醒运动”。全球化浪潮将重新引导国际分工,造成各国、各经济体的巨大变化,传统的方式受到冲击。从1999年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开始,每年总有弱势群体——农民、工人、边缘人冲入主流视野,提出反对这个“新自由主义全球体制”,甚至要求某一区域进行自治。这只是弱者一次呼号,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暴戾一面”。

    香港以国际城市自居,但在东亚,中国已经成为经济一极,香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内地经济体系之中。所以,香港青年成为弱势群体,成为了反体制的呼号者。虽然张牙舞爪、强词夺理,实际上,他们已经被时代所抛离。他们在这个时代,找不到自己的坐标,还活在《笑看风云》的时代中。当他们试图取笑一个2岁的内地儿童时,他们已经“废”了。

(四)

    香港的发展,必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有人能在中国的发展中寻到机会,并获得巨大舞台,从而成为新贵;有人却受制于内地人才的冲击,自己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生活在无休止的抱怨中;有人成为了偏激的爱港者,不愿努力,不求上进,怀念往日的荣光,在网络上与内地人谩骂……香港的阶层已经非常清晰,之所以逐渐对内地失去温度,实际上是香港社会的裂变。

    在内地儿童便溺一事上,内地人也需反思。的确,作为长期基础文明不过关的内地人,要补的课还很多,包括过马路、排队、上厕所等等。但在这件事上,港人无疑是暴露了最脆弱的一面:在急剧的经济形势变化下,优越感荡然无存,自我迷失,逃避现实、怯于接受挑战……

    陈冠中曾经在作品《我这一代香港人》中总结:“香港人有了这样的全民共识: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因为今天的确比昨天好;楼价是不会跌只会升的,打一生工赚的钱不如买一套房。我的前半生就是这种情况下过来的。至此我们整代的精英都强化了本来已有的投机习性,一心想发容易财。”但香港经历了十年的徘徊,“发容易财”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已经2014年了,香港人应当重新回到原点。这片土地上曾经创造过经济奇迹,这里的人曾经援助过经历天灾人祸的同胞。不要再被民粹主义所劫持,不要沉寂于30年前的回忆而不能自拔。《麦兜故事之菠萝油王子》有一句经典台词:“爸爸活在过去,妈妈活在将来。只有我,留在现在。”这反映了当代港人的迷惘:过去的不可追,将来的怎能如愿,能把握的就是当下——追寻“现在”吧。
 

 

 


 

 

发件人:zqw5000<zqw5000@163.com>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6月21日 03:03 (星期六)附 件:5个 (普京怎么看待苏联解体?.doc 等... ) 查看附件

普京怎么看待苏联解体?

凤凰网

2014-01-12

    凤凰网2006年苏联解体十五年的专题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章:《普京对苏联历史及苏联解体的评价》。全文如下:

    苏联问题至今仍是俄罗斯发展绕不开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现任总统普京的观点既不同于俄国内曾盛行一时的“全盘否定”,也不同于“基本肯定”的俄共主张。本文详细展示了他对苏联历史及苏联解体的评价的发展过程。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俄罗斯社会思想的动向和发展。

强调苏联有功有过,消极方面说得很重

    普京于1999年8月出任政府总理,成为俄罗斯“第二号人物”。同年12月下旬,普京发表《21世纪的头十年》一文,其中提到,过去百年来的“共产主义尝试”已经“失败”。

    同年12月30日,普京又发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其中说:“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罗斯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为共产主义原理而奋斗的标志下生活的。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否定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意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了那种巨大的代价,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主要的错误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还说,“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所遇到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继承了苏联式的经济所付出的代价。”

    普京的这种说法,既不同于当时俄国内盛行的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主流思潮,也不同于基本肯定苏联时期的俄共的主张。应该说,普京的“一分为二”主张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坚持“一分为二”,肯定苏联方面说得较多

    2000年3月,普京当选总统后,实行“强国”战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实施一系列改革,力图“复兴”俄罗斯。普京在从事国务活动时,经常遇到如何对待苏联时期的重要标志、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的问题,其间,他往往力排众议,作出重大决定,在许多方面肯定过去苏联的传统。

    例一,普京主张沿用苏联国歌旋律和红旗。

    2000年5月7日,在普京就任俄总统的仪式上,曾出现一个“插曲”。当普京来到仪仗队面前时,一位将军向普京报告:“总统同志,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接受检阅?”当时,这位将军没有使用时下流行的“先生”一词,而沿用了苏联时期的传统称呼“同志”。对此,普京并无异议,欣然接受,随后也向仪仗队响亮地喊出“同志们”的称呼,并得到仪仗队的热烈回应。

    同年12月,俄国家杜马根据普京的提议通过有关法律,规定用苏联国歌旋律作为俄罗斯的国歌,并用红旗作为俄军军旗。当时,普京的主张遭到右翼势力及前任总统叶利钦的强烈反对。叶利钦批评说,老国歌只代表官僚权力的苏共党代会,年轻一代人不会喜欢,总统不应该盲目崇尚民意。但普京强调,苏联国歌曲调激昂,振奋人心,否定苏联时期的一切象征性标志从原则上讲是错误的,否定历史会使整个民族“数典忘祖”。

    12月4日,普京在《关于国家标志问题的声明》中说:“难道除了斯大林的集中营和镇压以外,在苏联时期我国所拥有的一切就不值得我们回忆了吗﹖我们把杜纳耶夫斯基、肖洛霍夫、肖斯塔克维奇、科罗廖夫(苏联火箭制造和宇航方面的科学家和设计师———笔者注)和航空航天领域的成就置于何地﹖我们把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的飞行置于何地﹖把从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库图佐夫时期以来俄国军队所取得的辉煌胜利置于何地﹖1945年春天的伟大胜利又该怎么解释……红旗正是我国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旗帜。”

    例二,普京对斯大林作出正面评价。

    长期以来,俄国内舆论对斯大林的评价大都是全盘否定的,但普京不同。2002年1月15日,普京在接受波兰记者采访时说:“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这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另据报道,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曾在一次宴会上提议“为斯大林干杯?”因为这一天恰好是斯大林的生日。普京也欣然回应说:“为斯大林干杯?”有人就此评论说,如果叶利钦或戈尔巴乔夫遇到这种情况,他们是不会像普京那样做的。

    2004年7月23日,普京还下令将莫斯科无名烈士墓镌刻的城市名字“伏尔加格勒”改为“斯大林格勒”。命令指出,在伟大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前夕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为了使人们重视斯大林格勒战役这个卫国战争的根本转折点,尊重斯大林格勒保卫者的英雄壮举,并忠实于俄罗斯国家的历史。

    2005年5月6日,普京接受德国《图片报》记者采访,在谈到斯大林问题时说:“斯大林时代发生了诸多罪行:政治镇压、许多民族的人受到驱逐。”但普京强烈反对将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他针对西方流行的一种看法说:“是的,斯大林是个暴君,许多人称他是罪犯。但他不是纳粹分子。不是苏联军队于1941年6月22日侵入德国,而是恰恰相反。首先不能忘记这一点。”

    例三,普京强调当年的苏联是“世界的稳定因素”。

    2004年2月,俄军举行大规模的战略核军演。普京在主持核军演时发表讲话说:“苏联时期,苏联的存在以及它的核力量曾是世界强有力的稳定因素”。这说明,普京是肯定当年苏联的强大军事力量对世界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的。这种看法与那种一味指责苏联扩军备战、威胁世界和平、拖垮国内经济的流行观点有很大不同。

    例四,普京主张保存列宁遗体供人瞻仰。

    在俄罗斯,一些人提出把苏联缔造者列宁的遗体迁出红场,送回列宁家乡进行安葬。叶利钦当年也主张“将列宁土葬”,并强调,“列宁给俄罗斯带来许多苦难”。普京则主张维持现状不变。

    2001年7月中旬,普京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有关迁葬列宁遗体问题时说:“我反对这样做。许多人把自己的生活与列宁联系在一起,安葬列宁意味着他们虚度了生命。”还说,“安葬列宁遗体将导致社会动乱。”

总结教训,确认苏联解体是“悲剧”

    2000年2月9日,普京在共青团真理报社现场回答读者的热线电话,当有人提出“您怎样看待苏联解体”的问题时,普京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引用俄罗斯家喻户晓的一句话说:“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 这种说法比较笼统,但也说明,普京的看法既不同于为苏联解体而兴高采烈的右翼势力,也不同于要求“恢复苏维埃政权”的俄共。应该说,普京的态度与叶利钦是截然不同的。

    2002年6月12日,叶利钦在俄独立日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对自己在苏联解体中扮演的角色无怨无悔。叶利钦说,没有必要为苏联解体掉眼泪,“年复一年,我越来越相信,这是我们保存俄罗斯的唯一机会,它使俄罗斯走上了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而普京对苏联解体则表示惋惜。

    2000年3月,普京在《访谈录》中谈到“柏林墙的倒塌”时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还是为苏联阵地在欧洲的丧失感到惋惜”;“如果我们不是那么仓促地逃走的话,就可以避免许多许多的问题”。同样,他在回答“什么时候退出苏共”的问题时说:“我没有退出。苏共不存在了,我就把党证放在抽屉里。”

    过了4年,普京对苏联解体有了明确的评价。2004年2月,普京在竞选连任总统时对自己竞选总部工作人员发表讲话说:“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其间“大多数公民一无所获,人们遇到大量问题”;当时存在的问题———文化、语言、宗教问题“本可以在一个国家框架内在新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这表明,普京在经过多年思考后确认,苏联解体本可避免而并非必然,当时存在的危机本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加以解决。

    2005年4月25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对苏联解体作了更为具体的评述。普京说:“首先应当承认苏联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上最大的灾难,对俄罗斯人民来说这是一个悲剧,我们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流落在俄罗斯土地之外,苏联解体就像流行病一样也波及到俄罗斯自身。人们的积蓄化为乌有,曾经的信仰不复存在,许多部门机构或被解散或是匆忙地进行了改革,而国家的完整因恐怖主义的影响和随后的妥协而遭受损害。寡头集团完全掌控着大众传媒,它们只为自己的小集团谋取利益,而普遍的贫困开始被视为正常的现象。但要知道,所有这些都是在经济急剧下滑、金融动荡和社会瘫痪的背景下发生的。”

    2005年5月,普京在接受德国电视记者采访谈到苏联解体时还形象地说,这确实是千千万万人的悲剧,“我们在泼水的时候,连同孩子一起倒掉了”。

 

 

 

 

让“中国梦”超越“抱怨文化”

北京大学教授 张颐武

    30年前的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在信中署名作者讲述了自己人生所遭遇的挫折,讲述了从充满理想到对于人生失望的过程。

  这封信当时引起了全国性的震动,也引发了关于人生的大讨论,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社接到了六万多封来信,人们一起讨论有关年轻人的人生问题,这在当时被称为“六万颗心的回响”,搅动了人们对于自己的人生和中国社会的未来的高度关切和思考。

  我想,这场讨论正是走向未来的“中国梦”和当时存在的一种对于自身悲观失望的“抱怨文化”的一场赛跑,是在困惑中的焦虑不安和新的可能性之间的一场赛跑。30年后再回首这场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虽然中国的面前还有许多挑战和问题,但无可争议的是,正是对于未来的信心和中国人的共同努力,把我们带到了今天的新的平台之上。“中国梦”最终超越了当时的困扰和问题,“中国梦”是无可争议的赢家,中国的现实给了当时的问题一个最好的回答。

  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发现,“80后”“90后”的年轻人现在确实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他们的状况和要求也早就超越了当年的状况而有了新的平台,同时也面临很多新的困扰和挑战。这里一方面是不断提高的幸福感的要求和现实可能的满足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是对于公平和和谐的理想与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之间的差距,都让许多年轻人似乎再度发出了“人生的路越走越窄“的慨叹。于是我们在网络上或是现实中都看到了不少抱怨和不满,这当然自有其正当的理由,社会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回应和关切年轻人的困扰和问题,社会也需要变得更公平和更和谐。

    但确实也存在一些年轻人沉溺在消极的“抱怨文化”之中,缺少奋斗和努力的愿望和信心。他们容易将社会的问题变成自己不需要奋斗的最好的理由,将现实的困扰变成自己不需要努力的前提。出现了一种用抱怨“合法化”自己的疏懒,用社会问题“合法化”自己的消极的潮流。而这其实与积极努力向上的“中国梦”形成了对照。我现在也看到了“中国梦”又在和“抱怨文化”赛跑。这确实是一个新的临界点,我的感觉是好像30年前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被提了出来,我们确实还需要用“中国梦”的光芒激励我们的年轻人用正面的梦想、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中国和世界。

  我们应该看到,要求社会为自己多做一些是合理的,但自己为社会尽到本分也是合理的。要求社会变得更公平和更和谐更是合理的,但有你的努力付出来创造合理的一切也是合理的。批评社会的弊病和问题是合理的,但用自己的努力使得社会的问题和弊病减少也是合理的。社会像需要眼睛一样需要批评者和反思者,但社会同样像需要心脏一样需要努力的行动者。抱怨也有一定的价值,但为梦想而积极努力更有价值。今天中国已经在一个和30年前不能比的大平台上,中国的机会还很多,在中国努力的希望比起潘晓的时代要大得多。因此,我相信“中国梦”一定能够超越“抱怨文化”,“中国梦”还会赢下去。因为今天的我们有远比30年前更强的实力、更大的平台和更广阔的视野。

  历史曾经证明,历史还将证明。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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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按语:今天,一些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学者完全可以通过学者职业的修炼把自己变成白皮肤、蓝眼睛的外国人。此文作者就是这样已经完全完成了内心转变的中国人。他只能远远地超越他的同胞,归到西方的类群里。这就是教育的作用,文化的作用。西化教育可以把人变成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可以把人变成一个虔诚的自由主义者或基督教徒。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教育就是 造就了这么一批彻底西化、彻底异于同胞、异于本文化传统的中国学者。西方能不能改造中国,中国能不能反过来改造世界?两种文化正在博弈。

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尽到启蒙责任

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邓晓芒

2014-06-19

  邓晓芒,男,1948年4月生,湖南长沙市人,1982年武大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毕业后长期在武汉大学任教,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专攻德国哲学,亦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积极展开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力。2009年12月,改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刘小枫可以说毛泽东好,但不能忽悠人

  袁训会:前段时间,您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刘小枫的“国父论”,那篇文章虽然反响不小,但对于普通的读者而言,还是偏学理了,您能不能再就这个话题做一个相对浅显一些的点评。

  邓晓芒:我的文章没有评刘小枫的观点,只是评了他的学理,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谈什么观点都可以。要崇拜毛泽东也未尝不可,喜欢他的也大有人在,我们不能去要求这些人不喜欢他。但是,刘小枫作为一个学者,首先要把道理讲清楚,不能忽悠人,而且我相信,凭刘的智商,他绝对不是说不清楚的。那么,我认为,这里边就存在一个做学问不太诚实的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就有点看不过眼了。

  这些年来,不是逼到我头上我不会主动去说别人什么的,不去过多地讨论这些问题,但是这次我觉得非说不可了,不说的话就失职了。做学问的人,碰到这种忽悠的事情,而且是有着这么大影响的一个人在忽悠,就确实有发声的必要了。于是,我就花了一个星期写了那篇文章,对我来讲,花这么长时间去写一篇文章,还是比较少的,最后完成的稿子也不是很好读,至少不是那么适合大众阅读,太长了。

  袁训会:因为您评述的是刘的文章,写作中势必要引用很多他的东西,这也影响了您那篇文章的可读性。

  邓晓芒:对,而且还要逐一进行逻辑辨析和事实澄清,一般公众可能不太爱看,他们爱看的就是观点打架,你什么观点,他什么观点,就像看一场球赛一样,我站在哪一边,他站在哪一边,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我觉得这一点有必要做些改变了。中国老百姓太过于喜欢凑热闹,而我跟刘小枫论争恰好不是凑热闹,而是要讲道理,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老百姓也要学会听道理了。

  像我前边讲的,刘小枫讲什么观点都是可以的,他说孙中山不如毛泽东,可以说,但前提是得拿出证据来,而不能光喊口号。作为一个影响力这么大的学者,就更不能只喊口号了,学者要做的工作是讲道理。

  袁训会:应当说,这些年来,从刘小枫的一些文章里边,很多人读出了他的转向。因为,刘本人早年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启蒙者,包括我这个年纪甚至比我年纪大很多的人都有读他的书,这一点,在您的那篇文章中也有提及。

  邓晓芒:我们都受他的惠,他早年研究基督教、研究海德格尔、研究西方现代哲学,因为他外语好,当时很多东西都是他引进译介的。所以,我们当年虽然打交道不多,但是确实是朋友,我也不否认他做过的贡献。

刘小枫转向是骨子里的士大夫情结作怪

  袁训会:有学者分析说,近些年来,他受施密特的影响太大了。

  邓晓芒:受谁的影响都可以,但是我觉得问题根源还在于,刘小枫骨子里那股士大夫情结太重。中国的士大夫素来离不开政治,最后都要走上从政的道路,但要想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他就必须借助某种政治力量才能上位。而且,这些士大夫最骨子里的东西就是辅佐帝王安邦治国,当帝王师,我想,也正是这个因素使得刘小枫能接受施密特吧。从学理上来讲,施密特其实是没有多少真东西的,他只是代表了一种学术倾向,作为一个纳粹法学家,他最重要的倾向是把哲学归结为政治学,进而充当政治工具。当然,在德国,这套东西多少还是有些学理的,拿到中国来一说,它很自然地就成为了为“阶级斗争”辩护的一种学说了,进而演化成帝王之术。

  袁训会: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施密特搞的那一套东西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候的阶级斗争理论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就是说,可以用施密特的相关理论来论证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但另外一些学者指出,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邓晓芒:不是一回事,但是刘小枫把它搞成了一回事,因为纳粹哲学家还是有他的学理的,不管是希特勒、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它都有一套系统的理论。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区别,中国人不讲什么理论,一搞就完全是政治工具,西方人还不是这样。海德格尔也曾经为纳粹服务,但是海德格尔的理论是非常深的。施密特虽然被定性为纳粹哲学家,但是他肯定是有他的学理的,但是中国人把他引进来,就把那个学理全部撇开了,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把他的政治倾向引进来为我所用。而且中国知识人历来就是如此,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其实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有着很深的哲学学理,但严复在翻译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全部删掉,仅仅保留了那些能够为我所用的观点。他所谓的翻译要求做到信、达、雅,他自己首先就没做到信,他翻译的时候就有选择,而且有歪曲和引导。刘小枫更是免不了,中国这些五四以来甚至于以前的介绍西学的人总是想把西方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摆脱不了这个传统情结。所以,刘小枫的转向也好,提出国父论也罢,我觉得主要还是他的士大夫情结在作怪。我早就说了,他根本不是什么基督徒,尽管他入了基督教,也拿了神学博士,但他至多只算得上一段时间的“文化基督徒”,不是正儿八经的基督徒。

  袁训会:针对刘小枫的这种转向,不少学者表示了担忧,认为他引进并且演绎施密特的那套理论,是一种极端的国家主义理论,他们将之视作一种极右理论,而在国内与之对应的还有另一股极左思潮,他们认为,这两股思潮对中国而言都是极其危险的,您又怎么评判这种观点?

  邓晓芒:当然这些概念都不是很准确,但是指出的问题大体上是对的。

  文革虽然是极左造成的,但是现在为文革翻案就有极右之嫌,因为这种观点主张回到文革,并不是真要搞社会主义,主要是着眼于那种威权统治和对最高领袖的盲从,和当年的纳粹差不多。

西方是肉吃腻了要减肥 中国则是饭都吃不饱

  袁训会:在国内,与刘小枫一样,在诠释国家主义这块有着异曲同工的另一种思潮,我觉得应该是以汪晖等人为代表的所谓“新左派”,虽然这两者研究的旨趣和和具体的研究对象可能有些区别,但是最后达到的现实效果是极其类似的。而且,我注意到,他们的学术作品都比较生涩,一般人很难读得懂。

  邓晓芒:他们打的都是学问派这面旗帜,包括刘小枫,他的文章开口就是“你们要讲学理”,他们就是用学理这种东西来唬人,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给他们清理。90年代,我读汪晖的一本书,当时就想写一篇文章去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刘小枫一样,汪晖的论述也是处处是漏洞,仔细辨析的话,是没什么学理可言的,思维逻辑也是不清晰的,他只不过是堆砌了很多新学术名词,用这些名词唬人,搞得他好像很有学理似的,但实际上大多是些情绪化的表达,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无奈,我没有太多时间来做这个清理工作,而且汪晖的书很厚,我逐一清理,时间成本上太划不来了。

  袁训会:但汪晖在国际学术界颇有影响力。

  邓晓芒:这是因为汪晖的学术主张同国际上近些年出现的后现代思潮比较吻合。确实,就某些西方国家而言,这些年来理性主义开暴露出某种片面性甚至弊病,于是,这些国家的部分学者对照本国国情,开始对启蒙、理性等传统价值理念进行反思,认为什么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就是理性主义,还有本质主义都过时了,当今社会需要做的是回到一种原始的混沌的不下定义的状态。汪晖对中国问题的解读和发声,恰恰迎合了西方的这股新思潮,但这显然是一种文化错位。现在总有那样一种声音,认为启蒙、理性这些都是西方不要了的东西,是西方丢弃掉的东西。也许某种程度上,事实确乎如此,但我要说,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启蒙和理性仍旧是我们最需要的。西方国家是在启蒙和理性已经成体系,并且在现实中形成了一种制度后,他们在此基础上去反思这种制度及其背后的价值理念,对于西方社会而言,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样做可以促使这个制度更加完善。但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国根本还没有建成体系性的启蒙和理性,制度更是谈不上,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有什么本钱学人家去搞后现代呢?我最近出了一本《启蒙的进化》,在书中,关于启蒙,我的观点是启蒙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启蒙需要一点一点往前推,正如福柯所理解的那样,启蒙是一种哲学的进取方式。

  在西方,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种表达,而且是在整个体系已经固化,想动摇也动摇不了这个前提下,后现代思潮再怎么高谈阔论都没关系。汪晖这套东西,他拿到外国去说,我也没意见,但是拿到中国来说,我就觉得很荒谬,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面对的问题根本不一样嘛!人家是吃肉已经吃腻了,减肥,我们这些贫农,这些打工的,连饭都没有吃,连馒头都吃不上,他却说要减肥,这不是搞错了对象吗?所以,他们这一套忽悠,完全是挟洋以自重,是不切实际的。人家说我是西方派,我哪里是西方派啊,汪晖他们才是真正的西方派,挟洋自重的西方派,适合于住在西方,却偏要在中国发言。

  袁训会:汪晖的受重视,是不是跟一些西方学者也有关系?

  邓晓芒:在西方,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也会用中国的例子来为西方的后现代弊病作证,比如桑德尔就拼命的夸中国,说中国搞得如何如何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理性的启蒙的弊病。这显然也是搞错了。连李泽厚都不同意桑德尔的那些东西。当然也不能说他讲得完全没道理,桑德尔的理论放在西方国家的当下背景下还是有点道理的,而且他是比较先锋比较激进的,对西方现实也是有实实在在的触动的。但对中国就完全是一种误读。

中国的自由主义仍旧很不成熟

  袁训会:但是,实际上不管是刘小枫还是汪晖为代表的新左派,他们的观点不仅更能为官方所认可和接受,而且在民间舆论场也得到了高度的认同,相反,在整个21世纪,中国的自由主义却是逐步式微的,您觉得,这其中因由又是什么?

  邓晓芒:我觉得这不奇怪,中国作为一个皇权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生活在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都摆脱不了这种皇权主义的影响,天天巴望一个青天大老爷来为自己主持公道,上访等行为都是这种表现。

  另一点就是中国自由主义本身还不成熟,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包括很多很有名的而且表现得很坚决、甚至有点悲壮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都不是很成熟,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中国传统的一般思想--叛逆思想这个层次上;他们继承的是从老庄到魏晋名士(像竹林七贤)再到明清异端的叛逆传统。但是,这个传统跟自由主义中间是有一层隔膜的,并不不能等同于自由主义。我经常谈到这个问题,包括鲁迅,鲁迅应该算自由主义的一杆旗帜了,但是鲁迅自己承认受到老庄影响,而且他特别欣赏民间的叛逆,欣赏历史上那些为民请命的人物,当然,也不是说不能不欣赏,因为在一个专制社会,能反抗总比不反抗要好。但是,另一方面,鲁迅的思想也已经开始跳脱出这个框框,他的作品中闪现了不少更高层次的自由主义思想,但鲁迅毕竟不是哲学家,他并没有对这些思想做一个澄清。

  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澄清自由主义的一些原理,梳理像独立人格、人权、民主这样一些概念,逐一澄清,继而同以往对自由主义的误解和附会划清界限。当然,划清界限也不是说传统的那些东西都要不得,而且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要想自己的身上完全没有传统留下的烙印,那也是不可能的,拿我个人来讲,我就认为自己也承袭了中国传统中的那种叛逆精神。但尽管这样,我还是想把传统里边的这部分同真正的自由主义原理划清,虽然中国人一时半会还不见得能够身体力行地去做到自由主义的一些要求,但这些原理必须作为自由主义的标准竖起来。遗憾的是,在很多号称自由主义者的人那儿,这个标准都还没有建立起来,因为他们还是没有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根源,没有搞清楚自由主义的来龙去脉,以及与之相关的像人权、民主和法治等理论的真正原意,他们都没有下足够的功夫。所以,他们在骨子里抵挡不了来自其他思潮的批评。

  一些自由主义者想搞宪政,但是当他们面对毛派的攻势时,却怎么也招架不住,因为毛派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套东西,它会显得更加振振有词。比如,拿平等来讲,毛派也讲平等,但这个平等跟西方自由主义原理里边讲的平等观该怎样区分,自由主义学者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就远远不够。像刘小枫的文章里,就提出毛泽东搞文革是要追求平等,我认为根本就不是什么平等。为什么不是平等?这在我的文章里边早就做过解释,但现在像这样的工作,做的人还是太少了。

平等和自由并不必然是分开的

  袁训会:您为什么说毛泽东在文革的时候搞的就不是平等呢?

  邓晓芒:平等是建立在一种哲学观之上的人格理论,它不是简单地平分财产,更不是说,一个人原来地位比另一个人高,然后地位低的人去打倒地位高的人,甚至还要踏上一只脚,于是就“扯平了”。换言之,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一种人格上的平等,那争取这个平等的过程,我们说它是反抗也好,报复也罢,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平等,而只是“翻烧饼”,也就是交替着做主人和奴隶。文革中的阶级斗争逻辑正是如此,原来地主、资本家对工人、贫农不平等,现在轮到工人农民对前者不平等了,咱们“翻身做主人”了,这样就扯平了,很多人理解的毛式平等是这种心理,但这能叫平等吗?显然不能。这样永远也不能理解什么叫做平等。

  什么才是平等,我认为,平等和自由是分不开的。有一种观点说,新左派强调平等,自由主义却只讲自由,这是完全不懂得自由主义原理的外行话,以为平等和自由可以分开。我们说,尽管自由和平等的表现形式可能不一样,但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没有自由就没有平等,没有真正的平等也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平等只能是自由人的平等。

中国知识分子没有真正尽到启蒙的责任

  袁训会:据我所知,自由主义的理论在中国出现和发展的时间比毛左和新左都要早,而且是早很多。这一思潮自从被引进中国后,虽然会有一些演变,但总体感觉,它始终还是尝试着在中国进行启蒙,而一直都没能成为参与政治的主导力量。

  邓晓芒:这个恐怕还要很长的时间。我觉得主要还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滞后所导致的,中国很多民众的思想水平仍然停留在几千年以前或者是文革时期,没有什么长进。当然,民众没长进的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没有长进,他们没有把自由主义的真谛说清楚,没有真正尽到启蒙的责任。

  作为知识分子来讲,当务之急应当是把启蒙的一些道理,包括普世价值的一些原理原原本本地搞清楚,然后写到自己的文章中,贯彻到自己的言行中,让民众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受到感染和熏陶,进而超出数千年以来形成的思想局限。我认为,现在这个时机已经到来了,所以我才讲“第三次启蒙”,因为虽然老百姓的思想里边还会有不少困惑和冲突,但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结构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以上访为例,到了今天,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还是选择这样一种古老的方式来维护新的权利,解决新的问题呢?实际上,通过这种类似于拦御驾式的上访是维不了权、解决不了问题的,毕竟现在的情况,已经跟49年以前农村里边的那种乡绅社会很不同了。

  传统的熟人社会里边,官府机构平白无故整死一个人,他所生活的那个宗族里边的人根本就没法容忍,整个乡里很快就会闹起来。现在则完全不同了,现在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原子,而个体被整死后,他根本就没地方告,也不会有人替他说话,不如踩死一只蚂蚁。但是,也不要因此而灰心,不要以为是个体就对抗不了,该维护的权利还是要尽力去维护。但显然,在这方面,知识分子所做的启蒙工作和理论准备是很不够的,有些领域,甚至根本就没有做。

  当然,这也是第三世界国家搞民主的一个通病,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由于前期的启蒙不到位,由于缺乏理论准备,即使是实现了自由民主,也会出现一些不和谐,比如泰国的问题,再比如,台湾这次学生闹事的问题,都属于不成熟,启蒙、民主观念都不成熟,上街的学生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就可以代表人民,因此就可以闹事,就可以怎么样,一身正气,不懂得妥协。虽然他们很可爱,站在立法院讲台上面,觉得自己已经能够掌控天下了,实际上言行是很幼稚的。

  袁训会:甚至宣称自己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之外的第三股势力。

  邓晓芒:虽然学生们的诉求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是必须遵照一套程序,而这套程序远不是纸上的规定所能确立的,它需要一种大家都认同的观念作为支撑,遗憾的是,我们仍然没有形成这种观念。

  相比台湾,泰国就更离谱了,他们是红衫军闹完黄衫军闹,黄衫军闹完红衫军闹,闹个没完没了。红衫军代表底层,黄衫军相对有钱,于是,在黄衫军那儿,上街的理由就是他们纳税多,政权应该是他们说了算,反对普选。这哪是什么启蒙和民主的观念啊?那谁钱多谁就上台,这跟传统意义上的买官卖官有什么区别?太荒唐了。这只能说明,泰国在进行民主选举之前,知识分子做的启蒙工作太不到位了,甚至可以说在泰国,根本就没有进行什么像样的启蒙。

长远而言 文化心理层面的改变才是根本

  袁训会: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公知”的问题,如果从价值取向来判断的话,应当说这个群体中还是偏自由主义的人更多一些,相信您肯定也注意到了,“公知”这个词现在已经被污名化得不成样子了,当然,这里边除了一些政治因素以外,“公知”群体本身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他们在谈论问题的时候仍旧乐于“喊口号”、“扣帽子”。

  邓晓芒:你说的这些都客观存在,但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要有人去做的,包括像贺卫方他们针对现实中的司法不公发声,就是应该的,而且我也很佩服他们,觉得他们干的很多事情是不错的。但是,我更着重于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针对现实发声固然是需要的,但是就长远的角度而言,恐怕文化心理层面的东西才是最根本的。

  所以,我把更多的把精力放在了这方面,也就是研究中国人内心的那种思维模式。我认为,这个思维模式是不自觉的,可以称之为集体无意识,不管一个人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官僚还是公知,某种程度上都存在思维模式的问题,我认为,是时候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好好检讨一下了。然后,慢慢地将之扩展开来,通过文化讨论等方式,进而提炼出更高层次的理论,再去影响一般的知识分子,最后逐步形成一种社会思潮,这样做才可能有效果。

  今天的中国,就经济层面而言,虽然遭遇了诸如国进民退等方面的阻力,但总体而言,市场化仍旧是改变不了的必然趋势。我前面讲的事情,同这样一个经济基础和发展趋势是相适应的,我们有必要营造一个符合经济市场化方向的意识形态,包括相应的文化心理基础,而国民性改造就是第一步。

  我们说,鲁迅虽然看到了国民性改造的必要性,但是他无处着手,因为单从文学方面入手,是触动不了根本的,当然,也会起到一些效果,比如我们就受了不少鲁迅作品的启发,但是,要去真正触动这个社会的深层肌理,还是得从头做起,鲁迅先生只是给我们指了一个方向。

传统中的“痞子文化”对当下影响深远

   袁训会:您刚才了花了不少时间在聊国民性改造方面的理论工作,其中几次提到传统因素对中国人国民性养成的影响,但我以为,现在来讲,这个传统因素可能至少有这么两种,一种当然是长期皇权专制社会延续下来的被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这么个东西,另一种则是由执政党建政以来,引入的列宁斯大林主义传统。当然,某种程度上后者同前者既有结合又有冲突,而在我看来,这两个传统对中国人往前走都是非常大的思想障碍。我不知道,我的上述说法是否准确?

  邓晓芒:我更倾向于把这两个传统看作是一个传统的两种方式,也就是说,我认为,共产党打天下基本上是农民起义传统的延续,当然,对于过去是否存在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起义这回事,秦晖已经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但在这儿,我暂且还用农民起义这个说法,这个传统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利用底层的力量,包括流氓无产者、游民这些人来推翻一个政权,继而达到改朝换代的目标。

  起义成功,新王朝建立最早的几代掌权的人还比较清廉,当然也有很快就堕落了的,甚至于有的还没有掌权就开始堕落了,比如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但是总的来看,中国的造反派一旦坐稳了龙廷,他最开始会依照已有的历史经验,懂得“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因此,他与民休息。也叫做“让步政策”,就是地主阶级或官府对农民的让步。这个是带有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让步政策是在一个王朝初期营造的一种文化,但这种文化始终是一种底层文化,始终没有上升到上层,贵族文化还没有形成。这种文化很朴素,很廉洁,但是层次很低,它只着眼于老百姓的温饱。我们现在也很强调“民生”,其实民生的要求真的很可怜,就是能吃饱饭,在更高层次的文化上就没什么要求了。

  而一旦这个王朝到了腐败甚至于倒台的时候,它的腐败往往出现在上层,像《红楼梦》里面描述的那种情况就是大厦将倾,也就是将要崩溃了,但往往也是在那个时候,一个朝代的文化也发展到了最成熟的地步。但是大厦一倾覆,这个文化也就到头了。所以,中国文化一般来说有两种,一个是农民起义,最开始把那些腐朽的都搞掉,摧枯拉朽,项羽打进咸阳,先把阿房宫烧了,最开始总是破坏性的,以破坏为快,破坏以后,他也不考虑什么建设,也不要什么建设,坐稳了江山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再一种就是发展到成熟的时候就走向了腐败,我把它称作腐熟,就像《红楼梦》里边描述的那样。

  中国49年以后的情况似乎一直保存在早期农民起义的没有文化的状态,痞子文化状态,痞子运动搞成功了,坐了龙廷,一切文化都可以不要,为了装门面,可以搞一些,挽留文化人等等,把你供起来,也是为了继续巩固政权。政权一旦巩固了,就拿起了砍刀。虽然我们用了很多马恩列斯话语和体制,但骨子里还是农民起义的那一套痞子文化,也就是不要文化。这个时候,最得益的就是那些大老粗,因为没有文化是最好的,越是有文化的单位就越搞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去管。

毛泽东搞“文革”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

  袁训会:所以毛主席才会说知识越多越反动。

  邓晓芒:对,这种不要文化的传统,到了中共执政,后来就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很多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在摧毁中国文化,其实不全是,毛只不过是继承了法家的东西。但是,法家的东西在一个王朝初期要稳定的时候,要称霸的时候派得上用场,毛主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不要高层次的文化,这也正是它与法家相通之处。而一个王朝到了成熟的时候,光靠法家是靠不住的,因为王朝形成了新的贵族阶层,也就形成了相应的贵族文化、上流社会,这就与法家的那些做法脱节了。

  我们讲中国文化,往往只着眼于上流文化这一块,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诸如礼义廉耻、琴棋书画那套东西,但实际上这些都是上层文化,是在王朝相对成熟的时候出现的。我始终认为,不能说因为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受苏联的影响,就说已经把中国文化全部丢弃了,这样看问题,太表面化了。恰恰中共继承了中国文化的另一层内核,那就是法家理论以及农民起义的那一套原理,比如说当年搞人民公社,毛泽东举的是张角搞五斗米道的例子,吃饭不要钱。其实这就是一种底层的平均主义,不要什么高层文化,甚至不要识字,认为不认字的人品德是最好的。

  因为毛泽东早早就觉察到,只要有了高层次的文化,就会生出诸如腐败那样的问题来,应当说,在这一点上,他还是看得很准的。因为从历史惯性来讲,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每一个获得政权的王朝,只要他的政权稳固了,就必然会走向腐败。毛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猜想做一件几千年来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做不了的事。那么,怎样才能把腐败扼杀在摇篮里呢,毛的经验就是保持延安精神、保持井冈山精神、保持农民的痞子文化精神。这就造成了所谓的浩劫,实际上它恰恰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承,而绝对不是什么断裂。支撑他的理念是“天下”还没有完全打下来,还有帝修反,所以要坚持打天下时期的那股革命精神。

  袁训会:也就是说,其实,中国文化有各种各样的基因,毛为代表的早期中共只是继承了法家这一脉。

  邓晓芒:毛也继承了儒家,所以四个“伟大”中,他只要一个“伟大的导师”,因为导师就意味着他是真正的“君师合一”的圣贤。虽然他本人对儒家的“忠孝观”不屑一顾,但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他恰恰利用的是这个东西,所以才会把底层的老百姓打造成人人都有一颗崇拜毛主席的红心,忠心。

  现在说,反腐要动真格,但我要告诉你,哪一回不是动真格,毛泽东还不够动真格?文化革命都发动起来了,还不够动真格?毛那么大面积地反腐,搞了那么多官,问题仍旧没解决;更何况现在的官比那时候更腐败,哪能搞得下去?当然,也不是说,反腐一点效果都没有,毕竟,做总比不做强,而且反腐能够把问题揭开,让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将问题看得更清楚。

“文化决定论”就是一顶帽子

  袁训会:如前所述,您这些年主张做的主要工作是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思想启蒙,而且一直强调中国文化传统对现下体制的影响,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某种程度上像是一种文化决定论。

  邓晓芒:这就是一顶帽子,只要强调什么东西很重要,他就说你是什么决定论。我当然不否定其他因素的作用,但我只是说进行思想启蒙的作用更大一些,更深层次一些,影响更长远一些。否则就算建立了宪政民主,也搞不好,最后就会弄成泰国那样,甚至更糟糕。伊朗号称也搞投票,搞选举,但你能说伊朗是民主国家吗?

中国文化的好处必须在启蒙到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显现

  袁训会:但如果说现在这一切都是文化造成的,台湾跟我们可是同源同种啊。

  邓晓芒:所以,我说不是人的问题,还是文化的问题。别忘了,台湾经历了日本殖民的阶段,即便是蒋介石治下的台湾,尽管同美国有冲突、有矛盾,但在文化上,对美国还是完全崇拜的,比如台湾的大学实行的就完全是美国模式,美式大学里边教育出来的,他们的思维模式就有很大的转变。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台湾的土改比较成功,很快就实现了资本主义,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台湾人的文化心理。

  我曾经讲过这么一个观点,那就是,不能说中国文化不是好东西,但中国文化的好处必须在启蒙也就是普世价值得到普及的基础上,才能够显现,也才能进一步发展。在这方面,台湾就是成功的典型,日本、韩国也是,它们都是在普世价值已经占据制度性的制高点前提下,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发展起来的,而且发展得特别好,因为它有传统的根基在那儿,这一点比基督教文化以及其他什么文化都要有优势。我对台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这块了解不多,总体感受就是他们在保留“礼义廉耻”这块比大陆做得好很多。

  袁训会:蒋介石在的时候就特别强调“礼义廉耻”。

  邓晓芒:蒋介石既是儒家的信徒,又是基督徒,这对文化的传承和融合是一个有利因素。我在台湾佛光大学讲课,碰到一个工友,他都很讲礼仪,见到我,远远地就鞠一个90度的躬,可是我在那一刻竟然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回应,手足无措。因为我完全没想到,在台湾会有一个工友给我鞠躬,那么有礼貌,这在以往的工作中从未经历过。还有一个大老板,做罐头的,说是一定要请我喝一次酒,喝金门高粱,酒桌上还有几个教授,他们敬酒的那套礼数在我们这早已失传了,我们就没有受过那种训练。

  袁训会: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村,吃饭喝酒的时还是会讲究一些礼仪的,包括座次等等。

  邓晓芒:就这事,我还专门请教过老先生,我说当人家90度鞠躬的时候我怎么办,他说你应该跨上两步把他扶起来。我们没有那个习惯,这个不是因为我们把传统文化丢了,而是因为我们继承了传统文化中最底层的那种也算是文化,一种大老粗的文化。

  别人走的路好,你就得学着走

  袁训会:当然,如您所说,自由主义目前迫切需要做的工作是概念厘清。

  我也不否认做理论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我个人不看好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因为我觉得这股思潮在主流意识形态那儿是不受待见的。

  邓晓芒:现在很糟糕,因为很多事情都跟既得利益集团捆在一起了,想动都动不了,而80年代胡赵体制还有松动的可能。因为,80年代还没有形成那么多利益集团,而共产党本身以及它的高层都在反省党文化本身的弊病,整个社会的文化也有一种向上层文化提升的取向。在传统的上层文化那儿,党其实是一个贬义词,像孔子就讲“君子不党”,后来又说结党营私,都是贬义的,传统道德范畴中,一个有修养的人是游离于“党”之外的。

  但另一方面,“党”在底层却是个褒义词,在底层就是我们要组织起来,要跟他们干,就是黑社会那一套哥们义气,就是江湖,而江湖就有门派,有党。但是在80年代,已经开始提中共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了,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党现在已经没有组织起来跟强权对抗的意义了,而它作为底层文化的弊病暴露出来了,在很多高层看来,党已经走向尚黑--黑社会的歧途上去了。

  80年代,中共曾一度想走出这个困境,主张儒道,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化的普世价值,想走上一条相对高层的路,但后来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它错过了历史机遇,没有走出来。所以,我说中国的转型仍旧困难重重,我预计恐怕还得一百年吧。

  袁训会:您说的一百年走出来,这个“走出来”是指什么?

  邓晓芒:那就是别的国家已经探索出来的那条路啊,我们终究还是要踏上这条正轨的。自己走的路和别人不同,这没什么可骄傲的,相反,别人走的路好,你就得学着走,当然,不可能原原本本地走,保留自身特色也无可厚非。

  尽管走上这条路的,也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取得成功,但它终究是人类的发展方向,而且一旦走上这条路,不管成功与否,都是很难退回去的,印度、埃及、俄罗斯都退不回去了。不能因为你走得不好,摔跤了,就说是路不好。

  袁训会:您所说的“一百年”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真正的正常化或者说现代化,还是其他?

  邓晓芒:这当然不是我的标准,我的标准是中国人要意识到自己是个人,从文化心理上意识到自己有独立人格,这个恐怕比国家正常后还要远一点,它至少要具备下边这么几个条件:

  首先,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这就需要把权贵资本主义彻底改掉,然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才会慢慢地适应正常的市场经济和它的发展。其实,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中国人到外国去,实际也就适应了人家那里的规矩,也要不了多长时间,只要你的法制健全,你能够正常运作,政策和法律给人的预期就是,诚信就能挣钱养活自己,搞歪门邪道就会亏本,就会倾家荡产。诚实劳动、诚信发财,这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孟教导也是相符合的。但是市场经济这一套规则要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来,还不光是目前的既得利益阻碍,将来还有体制上和观念上的障碍要突破,所以我估计中国人的思维真要转过来,可能还要一百年。而且你看现在的教育,教出来的这些学生仍然是那种不开窍的,被洗脑了的,首先这个东西要改,这个东西五十年能不能改得了或者三十年,然后再培养出新一代人来。

中国不能没有公共知识分子

  袁训会:也就是说,这个烙印可能要几代人慢慢地去掉。

  邓晓芒:所以,对于现下体制内对一些浅层次方面的改革,我抱以比较悲观的期望。另一方面,我觉得知识分子能够做的就是从深层次去思考厘清一些问题,但这与外部大环境也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外在控制方面没有一些人去争取一些权利,知识分子研究出的那些东西,官方直接给封杀了,相应的理论也就没可能产生影响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共知识分子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社会怎么能没有公众知识分子呢?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游离在体制外的知识分子,独立知识分子,或者说不受收买、不受控制、能自由发展的这些知识分子,怎么能够对其进行污名化呢?这说明中国民众的观念还是陈旧的,总认为跟政府过不去的人不是好人。

  当年我研究康德,康德提出不可知论,他对于世事的看法、国家的看法、权力的看法跟我们今天差不多,而且他认为不光公共知识分子,包括一般的人也不该用暴力去抗拒暴力,他认为推翻不正义政府的行为本身也是不正义的。在康德那儿,民众应该保留的唯一权利就是言论自由,教科书上说他的这种观点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现在看起来,这种软弱性其实是有他的道理,因为他追求的是超越意义上的正义,任何人都不能代表正义,不管是英国革命、法国革命,还是尼德兰革命,都不能代表正义,因为革命成功后,新的世俗政权在上台的那一刻就不再完全代表正义了。

  但是,被统治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正义的标准去要求和批评政府,这就是康德说的唯一权利--言论。现代社会,人的政治本性要求他们必须组成国家,国家的命令也是每一个国民应当服从的。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民众和国家站在不同的角度,各自出于自身利益展开斗争,而只有言论是可以把那种理想性的原则拿来作为标准,能够要求世俗的国家也好,人民也好,都要以此为标准来改善自己,于是历史就会慢慢的前进。

  康德提出的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康德主张不要抗拒暴力,但是他又不悲观,他认为历史肯定会越来越文明,他最高的世俗理想是走向民主、共和,甚至于包括国际的理想--永久和平,某种程度来说,今天的欧盟不就是永久和平吗。

  袁训会:“永久和平说”认为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几率很小。

  邓晓芒:对,今天如果有人说法国和德国会打仗,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他们已经相安无事几十年了,原来却是夙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康德是很有预见的,是非常了不起的。

  袁训会:但康德这么说也容易被人批评,是不是过于浪漫化了。

  邓晓芒:所有人都批评他,后来黑格尔也批评他,黑格尔说永久和平是不可能的,战争是必要的,战争可以使人类保持活力,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这种观点比康德更加过时。

不能因为中国人不信基督 就不往前走

  袁训会:刚才我们聊了不少传统因素,但我注意到,其实普世价值的这一套理念,很多直接来源于基督教,而中国人素来是不信基督的。我的问题是,作为从外来信仰中诞生的价值理念,想要在中国落地生根,是不是难度更大?

  邓晓芒:我觉得中国人缺乏基督教的维度,可能会慢一些,但是不能因此就不往前走。基督教的有利条件在于,上帝代表绝对正义,于是他们对于正义这个价值就有一种神圣感。反之,中国人对正义是没有神圣感的,中国人最推崇的道德是孝顺、老实,忠厚,厚道,这是中国人最推崇的,但是不太讲正义。和稀泥的人是最厚道的,容易变成伪善, 一种不自觉的伪善,我把它称之为“体制性的伪善”。很多人都不服气,老是跟我争。

    (编辑按语:中国人讲天理,讲天理正义,邓教授对此知之不深。一些中国学者把精力都用在外国学说上去了,对本国历史和文化却知之无多,所以这些学者只能与现实相去甚远。)

  正是因为中国缺乏基督教这个文化基因,所以建立一种把正义塑造成最高价值的法治,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设想的。因为中国人的道德观念首先就是不正义的,是讲等级的,儒家就讲爱有差等,而且家庭本身就是一个等级体制,一个人怎么能跟他的父亲平等呢?他连跟兄长平等都不行。有了等级,就要讲服从,也就带来了不公平了,而公平就是正义的一个重要意涵。西方国家小孩子,几岁的时候就有公平意识,遇到不公平之事他会发出抗议:“这不公平!”中国人则不讲这些,只讲忍耐、“顾大局”。所以,我说中国要想建立以公平正义为基础的法治是比较难的。

    (编辑按语:这位邓教授说到这就有点谬论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不正义,就西方的道德观念正义。这个中国学者的学问和认知确实令人怀疑。中国人今天的道德堕落是近代以来受外部文化冲击产生的问题,不是传统带来的。邓教授可能在古今的差异中没有辨别过来。)

  但信仰的影响也不是绝对因素,因为传统的中国体制植根于自然经济和地方宗族,现在这个东西显然已经被完全摧毁,再从里边去找根据是不现实的。

  现在的根据只能从市场经济中去找,农民在城市化的浪潮中选择进城,他必须要有一种新的价值理念作为支撑,那就是公平。现在几乎所有的维权都是由于不公平导致的。不管他是不是出于私心,选择维权就是因为他觉得不公平,其实有的人要求并不过分,那些要求过分的,政府不理他,他也急,政府跟他说房子不拆了,他更急,因为他盖那个房子就是为了拆的。现在很多问题的关键都是不公平,一公平,这些问题都不存在。老百姓想得便宜,政府不讲理,说拆就给拆了,而且政府觉得自己是对的,你漫天要价,有的确实是漫天要价,有很多。

  袁训会:大城市郊区的很多人就这样发了财。

  邓晓芒:对,我老家长沙市郊区有个地叫﹡﹡大队,那儿的田地全部被征了,因为拆迁,那些农民变得很富有,成天不干活,就赌博、嫖娼,每个月都要发上万块钱,到年终还要发好几万。但是话说回来,这些农民之所以会变得如此不堪,还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在没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没有很好的投资机会的情况下,拿那些拆迁的补偿款也不能做什么。可是如果有了公平正义的原则,普世价值顺利通行的话,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都可以解决。

  如果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真的能够进行彻底的改革,普世价值这一套理念能够有所推进的话,我觉得反过来倒可以改良人们的文化心理,让他们逐渐树立起一种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这一点今天台湾就已经具备了。我在台湾的时候,发现一旦出现不公平的事情,总会有人站出来说话。有次我去商店买一个旅行包,130块,我觉得够便宜的了,随口问了句:“还能不能便宜点?”老板娘笑着说:“你觉得这个价贵吗?”我不好意思了,就买下了。那是一个讲公道的社会。

  袁训会:但没有信仰维度的支撑,我们在实践中会不会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

  邓晓芒:肯定跟西方人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后面没有信仰支撑,我们的公平、正义这些东西不是一种神圣的价值,而是一种实用价值,即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正常运转。这可能会带来一些弊病。

    (编辑按语:公平、正义的实用价值很大!重在实用价值,如果没有实用价值,公平正义毫无作用。)

  但也不见得全是坏事,因为西方的宗教总归还是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伊斯兰教徒就会反感基督教,认为你宣扬的这一套理念是你的上帝正义,而我和你不一样,我信仰的是真主,这样自然就会有教派冲突,在中国就不会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它有另一种好处。但是有一个交叉点,就是西方在上帝正义之下建立起来一种世俗的正义,跟我们在没有上帝正义的世俗生活中形成的一种世俗正义在这方面可以交叉,它有它的长处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向它学的,是它建立起来的。

  袁训会:今天聊了不少启蒙的话题,也有人说,现在的问题与其说是应该启蒙老百姓,还不如先把那些管理老百姓的官员给启蒙了。

  邓晓芒:对,还要给知识分子启蒙。康德意义上的启蒙也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因为普通民众压根看不懂,他就是发表出来给这些知识界的人看的。也不说是我给你启蒙,只是交流心得、交流思想,这就是一种互相启蒙。这是一个前提,知识精英都还停留在蒙昧中,谈何启蒙?

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把政治和教育混为一谈

  袁训会:说到这儿,我想起前段时间读余英时老师的一篇文章,他说中国转一个身很难,在那篇文章中,他认为最终的解决之道可能还是要集中到倡导法治这一块来。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邓晓芒:目前我觉得最紧急的是从教育体制入手。最近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根叔卸任,做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讲话,在讲话中他揭示了一些教育中的弊病,以及自己的诸多无可奈何,现在是人人都无从着手,无力改变。

  所以,我曾经说过,教育改革的最佳时机在80年代初期,因为那会是体制最不完善的时候。反倒是后来随着体制的逐渐完善,局面变得越来越糟糕。今天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很多是一批听话而又心怀鬼胎的人,通过教育去磨掉人的锋芒,使得他们成为一个深谙处世之道的人。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教育会让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去学习那些毫无意义的东西,而且对于这一套东西,相信的人也是越来越少。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教育不能从小学就开始做一些改变的话,还仍旧实行的是原来那一套教育方式的话,其他方面很难有让人满意的起色。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教育改革问题也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教改的前提是政改,比如,在学校里取消政治课,开公民课,原来有人还提出过大学里面要取消党委,这些显然不是教育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我在《中国教育的病根》那篇文章里指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政治和教育混为一谈,古代就有皇帝是最高导师的传统,所有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再就是伦理规范中非常看重“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我们先不管天地,只消说君亲师一体,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教育的死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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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6-19

 

 

 

 

钱穆史学思想浅析

2013-08-27

    摘要:穆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是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种种变化息息相关的。二、三十年代,中西文化大论争和西化思潮盛行,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中国文化复兴主张,从历史事实和文化观的高度对近代以来的历史文化虚无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初步建立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及其史学思想体系。钱穆独特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决定了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它主要包括历史研究方法论、历史研究各领域的具体方法、史书的编纂体裁及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等方面,研究其方法论对拓展史学思想理论体系领域,促进史学理论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而在中西文化史观上,他主张重整体、探精微、观互动、尚兼容,在多种文化的比较中去寻找中西文化互补、互证、互识的途径,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审视人类文化共性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提升民族文化的学术地位。

    关键词:钱穆,史学思想,方法论,意义,中西文化

一、钱穆史学思想的衍变

    在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中,钱穆的史学既与民国时期主流派史学科学派互异,也与 20 世纪后半期居于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他在科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之外别树旗帜,是 20 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史学一派的代表人物。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发轫于 30 年代中期,形成于 30 年代末,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30 年代中期以来,以考据起家的钱穆最终转向对考据学风的批评,是因为他认识到一味埋首考据,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张扬,所以他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考据派作不遗余力的批评,这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基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救亡意识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现实动因。在国难方殷的抗战时期,当失败主义气氛一度弥漫,国人迫切需要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找回自尊和自信之时,《国史大纲》所阐发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在当时激发民族意识和唤醒国魂方面,的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诚如牟润孙在评论《国史大纲》时所言: “钱氏此书中爱国家、爱民族思想洋溢满纸,于世之持自卑自贱之论者,痛加针砭,立论极足使人感动。读钱氏之书,当使懦夫有立志,病夫有生气,热血沸腾,奋然而思有所以自存矣。此为读史之大用,亦即史学家所贡献于世者也。《国史大纲》所可贵者在此。”《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学问研究的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化招魂续命遂成为他一生志业所在。这一时期钱穆从文化学的角度和高度,结合中西历史文化的演变和特质,对历史文化的生命性与特征,历史生命的心性本体论,历史文化的结构、内容和类型,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关系等一系列历史文化观的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从而确立了他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他对史学理论的阐述也是围绕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展开的,特别是对史学方法作了较全面的论述,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的史学思想体系。

二、对钱穆史学方法的探讨

    钱穆对史学的探讨主要是在史学方法上。它主要包括历史研究方法论、历史研究各领域的具体方法、史书的编纂体裁及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等方面。

    关于历史研究的一般方法,钱穆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贵通不贵专的精神,强调研究历史必须了解其它学术领域。他说,中国历史上的大史学家都是旁通各门学问的,如孔子、司马迁、杜佑、欧阳修、司马光、郑樵、章学诚等。他特别推崇北宋的欧阳修,视之为两宋时期中国文化复兴的代表人物。因为他经史子集皆通,既是大史学家,又是大文学家、经学家、思想家,“中国学问经史子集,欧阳修已一人兼之。其实中国大学者尽如此。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故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苟其专在一门上,则其地位即若次一等”,他的这一思想在《中国学术通义》中有较详尽的阐述。

    他对史学研究具体方法的论述主要包括《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国历史精神》中“史学精神与史学方法”部分及《我是如何研究中国古史地名》一文。《中国历史研究法》是将1961年他在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所作的八次讲演汇编而成,是系统和深入阐述通史与专门史研究方法的著作。它从中国历史的内容、结构和特性出发,分门别类地阐述了如何研究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文化史。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是此书的总纲。它从历史的三特性,即特殊性、变异性和传统性,阐释了治史须“明变”和作通体的研究,只有这样,“才是可远可大,才能真明白了历史时代之变,才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之大全”。他认为,以通变的眼光和方法来研究历史,不仅在通史领域是这样,在专门史领域也是如此。他的《宋明理学概述》“序”和《我是如何研究中国古史地名》一文,对学术思想史和古史地名研究的具体方法作了较多的论述。

    《张晓峰 中华五千年序》是他论述中国史学编纂方法,特别是中国传统史学体裁和史法的重要文章。此文对中国史书的三大体裁,纪事本末体、编年体和纪传体的长短得失进行了剖析。他认为,纪传体最能揭示历史演变的本质和原动力所在,它对“每一历史事变之各方面其原动力所在,其是非得失成败之所以然,乃无不彰显。时代之隆污,国族之荣悴,凡属历史演变最后根本所在,皆可明白昭示,此诚史学贡斌之最大意义所在也。”他对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独尊纪事本末体及一味采用西方章节体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抨击,说它不能得历史之真迹。因为各历史事件是相互牵涉和渗透的,历史为一古今相连的大事,以记事本末体记事,实由人的主观裁断。《中国历史精神》中的“史学精神与史学方法”阐明了历史研究的两个要点,即,“研究历史,应该从现时代中找问题,应该在过去时代中找答案,这是研究历史两要点。”’他既反对把对历史记载的研究当成史学,也反对西方那种从玄想中构造出来的历史哲学。

三、钱穆史学方法论的现实意义

    钱穆史学方法论思想作为钱穆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研究钱穆的学术思想提供合理而恰当的切入口,而且也为研究今天的史学方法论思想提供了依据和借鉴。对钱穆史学方法论思想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历史研究在钱穆学术思想中的作用,对拓展史学方法论思想理论体系研究领域,促进史学理论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历史“三特性”是钱穆研究历史的角度,通过对特殊性、变异性、传统性三者之间关系的分析比较,可以大致了解钱穆研究历史的内在思路。由此出发,进一步深入探析钱穆史学方法论思想将会事半功倍。客观的历史一去不复返,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在是主观意识的影响下扩大或缩小的历史,通过对钱穆史学方法论思想主体意识的分析探讨,我们可以知道,历史的本质不是对绝对客观事实的追求,而是要把握在这些历史事实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历史情感,对我们现今如何选择、普及历史知识,开展历史教学有着一定的价值。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中更具目的性,更倾向于为现实服务,但绝不是说,他忽视纯学术的研究。通过对“史义”、“体用”说的分析探讨,我们可以知道,学术研究是要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但不能脱离生活,对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亦有一定的启发。

    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是由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决定的。由于他坚决主张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本源复兴和建立中国现代新史学,轻视西方史学,反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西化趋向和风气,所以他的史学方法论思想既有浓厚的传统性,又有强烈的现实性。

四、钱穆的中西文化史观

    中西历史文化既对抗又融合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寻求中国历史文化的新出路,实现中国历史文化的再次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共同奋斗的目标。但是,走什么样的民族文化复兴之路:是彻底或基本否定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向西方文化学习?还是以西方文化为本来改造中国文化?还是保留中国历史文化的根本,取西方文化之长,补中国文化之短?还是固守中国传统文化,拒西方文化于门外?一百多年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从来没有平息过,它们几乎主宰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界,成为学术思想界一切研究和论争的主要问题。

    特别是西学东进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逐步走向了衰落。学术界就出现了一种以西学研究中学的学风,这种风气比起晚清遗老们囿于训话考据的繁琐学风要进步,但由于盲目引进,不加分析考虑,把这种方法绝对化、片面化,变成金科玉律,成为裁剪中国思想史的一把尺子,导致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上的僵化、公式化,大有削足适履之感,实为欧洲文化中心论之表现。由此可以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仍然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

    作为一位有思想和有强烈爱国情感的史学家,钱穆以毕生精力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对中西历史文化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在多种文化的比较中去寻找中西文化互补、互证、互识的途径,进而引导人们加深对中西文化不同的认识,找出中国历史文化不仅不会衰亡,而且还能发扬光大,并救治西方文化给人类文化带来灾难的历史证据。钱穆一直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继续为中国社会做出积极贡献,而中国文化的暂时性衰落,也正是一种文化演进的自然过程。基于这种认识,钱先生反对那种仅仅以西学机械地裁剪中国学术思想的旧思维方式,强调应从中国思想史出发治中国思想史。钱先生强调,中国学术思想渊源流长,乃一文化生命,有一整套自己的逻辑范畴体系和慎密的思维方法。只有用中国文化同化、吸收西方文化,使西学中国化,才能推动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然而钱穆对中西文化比较时有不少偏颇之处,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力颂扬,对西方文化则有意无意的进行贬低,但这是由时代所造成的。在钱穆生活的时代,中国人对传统史学的鄙视,对西方史学的疯狂崇拜,这都让钱穆痛心疾首。面对这一情况,钱穆只能高调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以唤回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他像一家族的长者,力图以自己文化的观点,寻找家人失散的心灵。由于他太重视传统,强调传统的特殊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比较忽略或拒斥西学的方法论,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在某些方面不及西方,但在总体价值上有胜过西方,主张发扬中国的文化道德精神。这可能是他反对西化派而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应该从当时思想背景中来看待这一点,所以钱穆对中西文化比较的偏颇情有可原。

结语

    钱穆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学识渊博,贯通古今,被誉为通儒之学。他在治学中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毕生探寻国家和民族文化永久演进的生命力,在学术研究领域,亦多有创见,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钱穆处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最为剧烈和深刻的时期,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所发生的种种巨变。他的史学思想是中国历史文化在近现代的演变发展和中西文化在近代以来既相对抗又相融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它又是钱穆个人对民族历史文化,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大量研究的结果,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内容。他力图在维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的现代新史学,他一生的史学研究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然而,他将中国文化视为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最优秀的文化,特别是对西方文化抱一种消极、乃至抵制的态度,缺乏理性批判的精神,这也是他思想的局限所在。

 

 

 

忆钱穆先生

齊邦媛

2014-06-29

    钱穆先生在台湾居住二十三年(1967—1990)。他由香港回国时已七十四岁,住在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后面一块小土坡上,他居住的小楼名为“素书楼”,纪念家乡与母亲。他以为从此可以安居终老,在房子四周种花植树。沿着进门的二十多级石阶,种了两排槭树。

我第一次俯身去捡拾阶旁红叶,是去素书楼拜望他的第十四个秋天了。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那么“正统”的红叶呢?最初几年,也许树还太小,落不出那么熟透、美丽的叶子。实际上,我每次去都匆匆冲上石阶,多数的时候手里提着书或礼物,身心都在紧张状态,想着进了门要说些什么。鞠躬走出纱门,总是暮色已深。

最紧张的登阶记忆是1972年深秋,当时我刚到国立编译馆工作三个月,原以为是个纯文化的工作,所遇到的却几乎全是政治问题,报纸的报导、社论和专栏最热门的题目是骂部编本的教科书。1969年老蒋总统下了一道手谕,将国民义务教育延长为九年,初级中学改称“国民中学”,急就章的教科书称为“暂定本”,三年满了,要编印出正式的“部定本”。全台三十多万国中生,还有老师、家长和社会都等着看国立编译馆能编出什么样既政治正确又活泼有启发性的、符合全民需要的新教科书来,尤其是国文、历史和数学三科,学术界更虎视眈眈地等着。进而对高中国文、中国文化史、大学用书更似全民进入监视期。有人对高中国文选材不满意,甚至说主编者思想有问题……

    突然间,又爆发了“岳飞跋扈说事件”。先是由台大历史系林瑞翰教授着作《中国通史》引起,有人指控书中写道,岳飞十二道金牌召回朝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跋扈。如此对武圣不敬的言论,亦出现在林教授另一本着作《宋史》中,将由国立编译馆收入“大学丛书”出版。此事立刻成为热门新闻,每日都有讨伐之声,其中最激烈的有专栏名家誓还(吴延环先生,立法委员)和自称是岳飞同乡的李安先生,一再撰文威胁说,对武圣不敬是动摇国本,危害国家意识,居心叵测。还有一文说:“据云主其事者,是一女流之辈。”那时的馆长王天民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在中兴大学教授中国历史二十年。除了在报上说明,此为前任留下旧稿,现在并无出版计划,并派我前往恳请已来台湾定居的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审查该稿,再做决定(当时台湾各校历史系前辈均已被敦聘为历史教科书委员会委员)。钱先生在电话上说,他已七十七岁,来台安居,已不再作审查工作。但如此“大”案,我们实已无人可求。馆长派我带《宋史》原稿到素书楼,务请钱先生过目。我去外双溪的路上实在不知是何场面,深悔误入宦途。车到外双溪,沿东吴大学山径到山坡尽处,按了门铃,心情忐忑地走上石阶。钱先生出见时,尚未坐下便说,“我已在电话中说不能审查。”我困窘至极,嗫嚅而言:“我刚由学校来国立编译馆三个月,这份书稿是前任所留,如今舆论责难不止,请您看看,我们当如何解此僵局?”大约全出于同情心吧,钱先生接过书稿,放在几上,我道谢后仓皇辞出,几乎是奔下石阶,心想大约再也不用来了。

    谁知三天后意外接到钱先生电话,说请林瑞翰教授去谈一谈。再过数日,林教授亲自到馆里,他毛笔工整细密的手写稿二十二页,综合加添了钱先生面谈时给他的六种新资料,补充他书中岳飞部分。资料非常充实稳妥,提供了多面的论述。但是仍救不了我们,教育部来了一道公函,转来立法院的质询提案,“国立编译馆拟靠钱穆先生的声望,将诋毁武圣岳飞的作品,作大学用书出版,动摇国本……”命令馆长随教育部长罗云平去立法院说明。我坐在备询官员最后的一排硬椅子上,心中充满愤慨和悔憾,想我“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读、进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资格,在大学教文学课程,到这里来看着我的老师王馆长被这些人指手顿足地以政治意识形态指责,如此伤尊严,多么不值得!回到馆里,我即写辞呈,馆长问我,“你觉得在这种局势下辞职是保持尊严吗?你此时离开能说明什么立场呢?”他从桌上拿给我一封刚收到的挂号信,是钱先生寄来的,退还我随书稿送上的审查费两千四百元,一纸便笺上写:“无端卷入贵馆书稿舆论漩涡,甚感烦恼。兹退回审查费,今后请勿再牵涉本人意见……”馆长说,这本书我们短期内不能出版,但是你必须去对钱先生致歉,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就这样,我开始了登上素书楼石阶十八年的缘分。轰轰烈烈的岳飞事件之后,是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部编本,再接着是高中中国文化史的新编,每件事都是新闻的焦点。其实,舆论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间希望学术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数并不少,那时仍健在的陶百川、黄季陆、陈立夫、王世杰等长辈,也赞成国中与高中的国文教科书,以文学情操教育为主,少宣扬政治理念。至少,那时的教育部长罗云平在实际上是支持的。在陈述我编书理想时,我终于有勇气面对钱先生这个人,而不是他“国学大师”的盛名。他面容温和,倾听人说话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沉思的宁静,也是一种鼓励。

    在那一段时期,我身兼人文社会组和教科书组主任的双重责任,随时有去住保安大饭店(警备总部)的可能,幸好生长在我那样的家庭,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说,你当了这么芝麻大的官,却惹上了天天上报的麻烦,必须记住蒋总统文告里指示的,应当时时“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爸爸以前曾说,“我这个女儿胆子小,经常『处变大惊』。”)1970年代的国立编译馆竟是我的“壮胆研究所”。为了工作的需要,我在馆长指示下,奔走于学者、专家之门,请他们听我陈述编书的理想。在立法院质询之前数日,我带了许多资料去立法院图书馆谒见吴延环委员,详细说明《宋史》一稿原是前任留下,至今无人肯审,更不会近期出版。质询日,王馆长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官员席,他有多年教学经验,对答时如在课堂,不慌不忙,质询者虽然来势汹汹,但亦不知应控以何罪,一本未出版的学术着作如何“动摇国本”?我自大学时期在学潮中开始,直到今日台湾的选举文宣,看尽了政治意识控制学术思想之狰狞面貌。

    从这一年起,我原是为公事去爬素书楼的石阶,送稿,送书,请教,去得很勤。后来钱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潜老师的学生,谈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乐山为武大讲学之事。我告诉他,我听学长们谈到,清晨持火把去礼堂上他的课的情景。因此,有时钱先生也留我坐谈当年事。没有公事时,逢年过节和他寿诞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离开素书楼。十八年间我在那石阶上下近百次,阶旁两排槭树长得很高了。1985年我车祸住院时,钱师母去看我,说老师很惦念。一年后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阶时,才看到路旁小沟里积满了台湾少见的红叶。

    那些年钱先生的眼睛已渐渐不能看书了。和钱先生真正谈得上话以后,虽然时时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严,也感到一种宽容和温熙,也许我没有历史学问的背景,也就不知道什么是不能越过的界限。当他问我坊间有什么新书时,我有时会以我外文系的知识,冒冒失失、糊里糊涂地不仅带给他馆里出的书,也买些坊间话题论着,如柏杨的书,送给他……我回台大之后,也常与他谈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书,譬如最早先用《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时学生的反应,谈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寻》(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 Philip Slate, 1970,中译者陈大安,台北黎明公司出版,1979年)。对于追寻寂寞这种文化现象,钱先生感到相当有趣(他“有趣”的无锡发音至今难忘)。其实,在1983年他亲自赠我的《八十忆双亲与师友杂忆》书中,钱先生回忆他一生重要着作多在园林独处的寂寞中构思完成,尤其详述任教于抗战初迁昆明之西南联大时,在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独居小楼一年,“寂寞不耐亦得耐”,完成《国史大纲》,七十年来此书仍是许多人必读之书。只是他那种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会意义的孤独,情境大不相同。

    当然,1975年后,钱先生面对蒋总统去世前后的种种变局,忆及抗战前后中国之动荡,以史学家的心情观察,感慨更自深沉。他一直盼望而终于失望的是一个安定的中国。《国史大纲》完成之时,昆明、重庆在日本轰炸下,前线将士血战不休,在该书〈引论〉中他说,“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全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页32)此一段文章,使我更具体地了解他为什么肯在蒋总统邀请下,舍香港而来台湾定居,以为可以安度余年,因为他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一样,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的必要,而1950后台湾仍是扞卫中国文化的地方。

    我不敢进入史学范畴,但是对于文化史极有兴趣,尤其注意知识分子对政治变局的影响。大学时代《国史大纲》曾是我们的教科书,在人生许多不同阶段也曾重读。近日知《国史大纲》在大陆又成必读之书,果真如此,书中首页,“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的要求:“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对中国半世纪动荡,饱受摧残的人性应该有增加温厚自尊的影响吧。

    如今回忆近二十年,隔着小方桌,听钱先生说话,如同他的〈引论〉,都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变局中,对中国文化重作剖析。钱先生说话有时平静,有时激昂愤慨,在座有时仅我一人,有时和钱师母三个人。他的无锡话多半围绕着这个心思意念,并不难懂了。

    我记得后来一次谈到文革红卫兵对师长和文化人的摧残,待这批人长大,统治中国,他们的暴戾人性会将中国带到何处去?我深以为忧。钱先生说,文革结束后,五十岁左右的人仍会保存一些国粹,他们有说话的一天,中国文化仍有延续的希望。

    那些年钱先生也常谈到台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对变动政局的态度。谈到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由昆明迁回平津,还乡者几乎行李尚未安顿,战祸又起,人心惶惶。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样,亦不知何去何从。钱先生回到无锡家乡,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学,教中国思想史等课,兼任文学院长。他在《师友杂忆》中回忆当时,“学校风潮时起,盖群认为不闹事,即落伍,为可耻,风气已成,一时甚难化解。”每日湖里泛舟,或村里漫步,心忧家国,以五彩笔纂集《庄子》各家注,于1951年出版《庄子纂笺》,序文说,“庄子,衰世之书也。故治庄而着者,亦莫不在衰世。……余之生,值世又衰。……今战氛殆不可速了,遂发意注庄子。……版垂竟,报载平津大学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竞坦白者逾六千人。不禁为之废书掷笔而叹。念蒙叟复生,亦将何以自处。……天地之大,将不容此一人,而何有乎所谓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然而古人有言,焦头烂额为上客,曲突徙薪处下坐。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蔽之,无亦曰墨翟是而杨朱非则已。若苟四十年来,漆园之书,尚能索解于人间,将不至有若是。天不丧斯文,后有读者,当知其用心之苦,实甚于考亭之释离骚也。”这种沉痛和抗战初起着《国史大纲》时充满奋斗救国的心情多么不同。1949年中共进驻时,大多数学者留在大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留下者没有不说话的自由,由批斗侮辱中幸存已属不易,中国学术研究至此几乎形成断层。

    1950年钱先生由广州去香港,与友人创办新亚学院,最早只有数十个学生,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三人,其中最杰出的余英时在〈犹记风吹水上鳞〉文中谈当年简陋艰困的情况和师生的“患难之交”,他对老师重要的着作和做学问开放的态度有扼要的见证。1967年钱先生迁居台北,政府礼遇学人,助其在阳明山管理局宾馆预定地上建一小楼,名“素书楼”,可以安居,讲学着述,颐养天年。

    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晚年“归”来定居的台湾竟也到了没有温情与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岁的高龄,1990年六月底,为尊严,仓皇地搬出了台北外双溪的素书楼,落脚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三个月后逝世。当年继任的国民党总统李登辉,没有意愿维护前任对归国学人的礼遇,举国将一代大儒扫地出门的莽撞无识,其不尊重学术的景况,为台湾悲。而当时在立法院尖刻强烈质询,要求收回市政府土地的陈水扁,后来任总统八年。

    十二年后,2002年三月,台北市长马英九主持开启“钱穆故居”典礼,将它开放作为中国文史哲学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阶整整三十年,如今脚步何等沉重。石阶上的院子搭了一个小篷子,典礼下午开始时春雨下得丰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场面相当凌乱。我进去后,在后排找到个可以不被人发现的位子,可以听听,仔细想想这三十年间事,钱师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当初议会叫嚣收回市产的时候,仍有一些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前往素书楼探视,且为他整理、校订旧作。钱先生问他们,“这些人急着要这房子做什么?”他们说,“要做纪念馆。”他说,“我活着不让我住,死了纪念我什么?”

    余英时追悼钱先生写了一副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为故国招魂〉文中想用这副挽联来象征钱先生的最终极也是最后的关怀。“未学斋”是以前钱先生书房之名,是他苦学自修的心情,素书楼“今天已不复存在了”,这大概是余先生以国际史学家的身分,厚道的说法。钱先生自十六岁(1910年)读到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深深为梁氏历史论证所吸引,一生研究历史,希望更深入地找寻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他希望国家社会能在安定中求进步,而不是悍于求变,以戾气损伤文化。余英时说,“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世界的,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

    我初见钱先生的时候,已是他的红叶阶段,深秋季节,思考的叶片已由绿色转为一种祥和的绚烂,再几番风雨,即将落了。他八十岁生辰南游,在梨山武陵农场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中者,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此文后与《师友杂忆》合集,充满了家人、友情温暖的回忆,也充满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乱世,颠簸聚散的感叹:“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几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这也是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钱穆先生说的话。

    我近年迁居,目前的书房正壁上挂着一幅钱先生赠我的墨宝,录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绝句五首,开始一首即说出他在外双溪定居的隐逸心情:“开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楼中人兀然鸟雀时来往……”署名“丙辰重久 钱穆 时年八十有二”。那时他视力已差,这幅字更是珍贵。在它对面墙上,挂着庄灵所摄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阔叶树,上面的枝叶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错的山岩上──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
想念那些年,钱先生为什么愿意与我谈话?他是学术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于社会经济各方面都下过苦功,而且都有专门着述,到台湾后又着手《朱子新学案》、《古史地理论丛》等整理工作(由台大中文系戴景贤、何泽恒君等协助校阅)。他与我谈话,从不论及史学研究,但谈人生,如他在《八十忆双亲》书中说:“国民政府退出联合国,消息频传,心情不安,不能宁静读书,乃日诵邵康节、陈白沙诗聊作消遣。继朱子诗续选两集,又增王阳明、高景逸、陆桴亭三家,编成理学六家诗钞一书。……窃谓理学家主要吃紧人生,而吟诗乃人生中一要项。余爱吟诗,但不能诗。吟他人诗,如出自己肺腑……”

    由读诗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生存之道,他认为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所以抗战胜利之后不去京沪平津各校,回到家乡太湖畔读书,再由云南去香港,来台湾,至少保住了不说话,更不必在中共批斗中“坦白”的尊严。到台湾后应文化学院(现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聘,每周两小时由学生到外双溪上课,并任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生活得以安排,从未发表任何政治言论,如余英时文中说,“时间老人最后还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谈话中,他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吸尘器中的灰尘。”

    自1990年8月31日钱先生逝世,我都念着,因为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

 

 

 

 

 

一个儒者的现代突围

——阳明精舍访蒋庆

南方都市报 李响

2014-06-15

一、找到儒家的香火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迳见,入水濡毛,飞而洒之,天神曰:“而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这个源于佛经的故事出自清初学者周亮工所著《因树屋书影》,余英时先生在《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一书的《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文中曾引用这个典故,言说自己的中国文化情怀。1978年,当时已经海内知名的余英时先生回到大陆。在近代革命浪潮反复冲击之后,中国大陆似乎是一个疏离和隔膜的世界。以中国文化为人生根本的余英时先生,深感传统中国乡土不在,儒家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念流离失所,故而撰写了这篇著名的文化乡愁的文章,以山中鹦鹉自比,希图在革命烈火中濡毛洒水,为保存中国文化尽绵薄之力。也正是这一年,余英时提出了著名的“儒家文化游魂说”,认为近代革命以来,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文化模式已经“死”去,成为一个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附体的“游魂”。同时,余英时也指明了儒学的出路:既不在于重新寻求建制化的“上行路线”(如康有为的“孔教”论述),也不是现代新儒家将儒学“哲学化”的努力,而在于“下行路线”,“即日常人生化。

    同样就在这一年,25岁的蒋庆被西南政法学院录取,正式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谁也没有料到,15年后,蒋庆成为儒学复兴的躬亲实践者,他创立了“阳明精舍”为儒家的游魂安家。而27年后的2005年——中国大陆媒体将其标志为文化保守主义年,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已经成为一股强烈的潮流,蒋庆则成为这一潮流的领袖之一,阳明精舍也成为当代中国儒家的圣地,一时声名鹊起。

    当年的蒋庆,并非是一个矢志以儒学为业的人。作为老知青,蒋庆在学校曾以研究新马克思主义、探寻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观念而闻名。毕业留校之后,他的主业依旧是以法理法制史为主,以对英国保守主义者伯克的研究而饮誉学术界。然而在他心中一直徘徊的问题,却是中国人如何过一种美好生活、中国本土是否能给中国人提供解决政治社会问题的资源?蒋庆回忆起这段读书岁月的时候说,“我当时就在中国本土找,如果找不到,那么我自愿向西方文化投降。”

    蒋庆从四川省社科院封存的阅览室中找到了梁漱溟先生的著作,并且在西南师范学院遇到了一位梁漱溟先生的嫡传弟子。从此,蒋庆对新儒家第一代有了充分的认识和了解。随后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朋友家里看到了唐君毅全集,于是又有机会了解到新儒家第二代。蒋庆发现,自己要在中国本土寻找建设中国人美好生活的文化资源,并非是孤单独行的事业,而是几代人前赴后继的事业。

    学术上寻找文化的资源是一回事,但是如何走向这种美好生活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传统文化典籍里的美好生活观念,在现实中看上去却没有任何实践路径。1840年中国遭遇西方现代文明,陷入了全面的文明危机。1905年以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变之火熊熊燃烧,传统儒家价值观念所依附的文物制度已经被烧得荡然无存了。随着革命时代的结束,1980年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人的欲望之火接着开始在中国大地遍地燃烧。原本礼法制度的丧失,已经使得传统价值理念无所依存,市场经济的物质驱动力,又使得其最后的空间也丧失殆尽了。儒家何止于游魂,已经成了孤魂。

    在这种处境之下,蒋庆意识到,儒学复兴不仅仅是学问之道,更是一个践行功夫。立基于大学和种种现代化制度安排上的新儒家,并不能实现儒学的复兴,必须要回归老儒家的道路。儒学不仅仅是心性之学、命理之学、王道之学,也是儒者躬亲实践之学。几乎与此同时,他开始寻找一个给儒家安身的地方。

    传统儒家精神在基层社会的载体是书院,中国民间的自由讲学风气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开始办私学。宋代理学复兴,民间书院兴起,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等大儒都曾以个人或官方名义建立过书院。晚明时期书院达到鼎盛,会讲活动动辄有上万人参与。在蒋庆眼中,这种自由讲学和游学的风气,贯彻了儒家“学在民间、道在山林”的传统,孕育了儒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超拔人格,也推进了儒学发展,形成了以“致良知”为核心主旨的阳明学。但是在明代后期,随着政治专制统治的加强,民间书院在逐步减少,到清代,政府以赎买的方式,逐步将民间书院纳入官方系统,儒家精神随之衰落。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以供应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官方书院或者转型成大学,或者关闭。如此一来,在失去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地位之后,儒家无法在民间找到一个安居之所,成为游魂就在所难免。

二、书院,为儒家找一个安居之所

    为儒家“游魂”安家,蒋庆认为在中国文化全面衰落后的今天,最紧迫的诉求与最好的途径就是为儒家建立一个书院。另一方面,这也是“复兴儒家文化比较切实可行的道路。”蒋庆指出,一百年后的今天天运往还,传统文化与儒家观念在当今中国已经摆脱了百余年来的艰难处境,出现了“一阳来复”的转机,这使得儒家文化的复兴有了一个可能的基础。余英时先生指出,儒家文化的复兴有上行和下行两条路线,蒋庆认为建立书院即是下行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建立专门的儒家社会公共团体,推动儒家事业的复兴,当前尚缺乏条件,而且大的组织比较难管理,人员组织不纯就会造成很多问题。而儒者个人修建书院的方式,学术宗旨明确,符合儒家书院自由活泼的传统,不易受科层制理性化的束缚影响与各种利益的干扰诱惑,有利于独立自由地保存延续儒学的学术传统与精神命脉。

    近代以来,很多以复兴儒家精神为己任的思想家也都尝试过建立书院,比如马一浮先生办的“复性书院”,梁漱溟先生办的“勉仁书院”,以及后来港台新儒家在香港办的“新亚书院”等等。但是这些书院最终都因为不容于现代的教育制度,或因动荡的政治环境而宣告失败。

    前辈的失败,现实的落寞,反而更激发了蒋庆建立儒家书院的想法。照他的话来讲“徐复观先生为孔子披麻戴孝,我蒋某人建书院就给儒家守灵。”今天,阳明精舍坐落在两山之间,绿瓦白墙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已经初具规模。 “就像桃花源,看起来没有路,走进去是一片开阔平展的坡地”。山坡下就是一个小型水库,湖光山色,颇显儒家中庸涵泳的人格追求。

    对于蒋庆而言,阳明精舍不仅仅是两百多亩地和十几座房子,建立这样一个院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从想法萌动到今天初具规模, 20年已经过去了。这期间的艰难,恰如阳关三叠,曲折而反复。

    1990年在深圳,蒋庆认识了一位对弘扬传统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的华侨商人,后者表示可以出资上亿,在深圳购买土地,专门进行儒家学问的研究。蒋庆当时非常振奋,为之四处奔走,但不久就发现,此人更喜欢以建书院为由头与各级官员攀附,并没有实际行动的意思。

    1993年,台湾学者龚鹏程、林安悟来贵阳访问,在修文县看到阳明遗迹凋敝破旧,痛心不已。于是二人就提出在这一阳明学诞生和发扬光大的圣地办一个书院,接续学术香火。虽然未能如愿,但蒋庆却由此萌发了建立书院的想法。随后,蒋庆偶遇日本将来的世代财团董事长矢崎胜彦,无意间讲起王阳明的良知学。孰料后者正是阳明学的忠实信徒,主动提出可以帮助蒋庆来做儒学,特别是阳明学的研究和推广,并提议在王阳明悟道的地方建立一个儒家书院。矢琦胜彦在阳明学传统深厚的日本筹措了大笔资金,并且争取到有“日本儒学祭酒”之称的著名学者冈田武彦担任首位名誉院长。但是囿于不许外国人经营文化事业的政策,满心热忱的日本朋友最终抱憾而归。

    不久,蒋庆遇到了第三次建书院的机会。唐君毅先生的学生,香港法住书院院长霍韬晦在深圳遇到蒋庆,得晓此事非常感兴趣。蒋庆和他的朋友迅速开始了选址、建房、讲学的计划安排。但由于不是招商引资项目,政府看不到书院背后有什么商业利益,兴趣寥寥,虽然签署了协议,但是并没有任何行动,于是再度不了了之。

    再三的失败让蒋庆感到建书院只能靠自己。恰好当时国家出台了新的土地政策:农村集体所有的坡地和林地,通过合法的议价和程序之后,可以允许任何人承包。这一意外之喜,给了蒋庆自己动手、从小做起的机会。他好不容易选好了址,却是两个村组互不相让的“争议地”,各方僵持不下。蒋庆坦言,当时他已经准备放弃在修文建立书院了。但是当地镇政府不愿意放弃这样一个招牌人物,亲自干涉解决土地纠纷,终于峰回路转。

    土地问题解决之后,就是具体的建设问题了。但是资金问题始终困扰着书院,蒋庆虽是知名学者,但是这个名头并没有多少经济实惠在里面。蒋庆自己有限的积蓄买了地,修建书院就唯有寻求自己的同学和战友募款,筹来的首笔启动资金大约6万元,用蒋庆的话说,“这是所谓化缘修书院”。由于出不起钱请施工队建房子,蒋庆和他的音乐家朋友张建建只能请当地农民来修,但由于不了解当地务工的价钱,就接受了农民的漫天要价。在得知蒋庆出的工钱之后,乡镇干部找到张建建,问怎么给了这么高的价钱,这位艺术理论研究者才发现自己上了当。

    十多年来,书院经历了各种难处,张建建回忆,书院山下有条河,但由于人迹罕至,故而河上也就没有桥。汽车平时尚可涉水过河,但是一旦下雨,河水上涨,道路泥泞,车子根本无法通行。偏偏贵州的气候是出名的“天无三日晴”,只能赶晴天往山上送建材。直到数年后,一位贵州籍老领导来阳明精舍访问,正好遇到了下雨,车子勉强上山,同行的一位商界人士当场许诺拿钱建桥,方才解决了最基本的道路问题。

    就是这样跬步千里,从一间房子到一个院落,然后又扩大变成初具规模的阳明精舍。到底花了多少钱,蒋庆没有任何概念,连一直担任司库重任的张建建也只能模糊地估算,前后16年花了将近300万。但是让他们稍感庆幸的是,现在恐怕2000万都建不起这样一个书院了。

    因为周边村寨多年用不上电,水泥都只能人工搅拌,到了晚上漆黑一片,蒋庆自嘲称几乎用过所有的人类照明设备,从蜡烛到煤油灯,再到马灯,阳明精舍应有尽有。直到2000年,村村通电计划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展开,修文县委书记在偶然造访书院的时候,才知道了用电难的问题,随后电力局给精舍架设了一条专线,方解决了照明和用电问题。有了电,书院的活动才能成规模地展开。

    虽然物质条件好转,但是阳明精舍依旧很寂寞。由于身体原因,蒋庆每年只能在书院居住半年,其余时间书院只有依靠两位来自隔壁息烽县的农民做管家,担当了书院大部分日常事务。因为地方偏僻和资金问题,精舍并没有其他工作人员。曾有一名山西学生向往儒学,在阳明精舍住了一年半,但终因生活压力不得不离开书院,到社会上谋职。

    查阅精舍的来往记录本,可以发现规模稍大的会讲举行过四次,更多的活动则是自由游学和自由讲学。记录显示大约有近800人曾访问过精舍,其中有政府官员,有著名学者,也有来自国外的儒学研究者。但以参观访问者居多,以游学问道为目的来访问精舍的人少之又少。蒋庆介绍说,一般学者访学时间比较短,而学生求学时间较长,过去传统书院那种论辩研学、成规模的学习活动,目前很难做到。但在他看来,有没有大规模的会讲并不重要,能够有一定的自由游学和论学的风气足够了,精舍虽小,但是对儒家而言毕竟是有个家了。在蒋庆心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方是儒家士大夫的真正精神操守和价值持守,也是要追求和建立一种美好生活的根本依靠所在。

三、行走在现代的尴尬

    古代书院是建立在传统土地经济的基础上的,书院一般拥有大量的田产,而且有本地士绅阶层的支持,不仅在财政上有保证,而其可以积极地借助士绅团体的力量,参与和指导乡土社会的运转。但在现代社会中,书院更多地是一个单纯的文化机构,传统书院既有的乡土政治、文化、舆论和经济的四重领导力已然不复存在,如果连学术研讨的活动都无法完全、充分地展开,那么书院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还能有什么作用,就更让人担忧了。

    和中国其他农村一样,精舍所在的平地村里,青壮年都在外打工,多是女人在田间干活,老人们闲散地在村子里游荡。当记者随机询问当地村民怎么看蒋庆和他的精舍时,令人惊异的,是一位村民称蒋庆为“蒋老板”,认为他没有给村里带来什么好处,因为他连一条从村到县的公路都没有弄好。而一位做过村干部的年轻人,称呼蒋庆为蒋先生,认为他来了光做好事,捐资助学,帮助村民重新修了当地的中学。对村委会而言,这些他们应该做好的事情,却没有能力做,蒋庆是他们的福音。而对于一门心思想象外面花花世界的普通村民而言,蒋庆是一个外来的有钱人,但是这个“有钱人”并没有把他们和外部世界连通。而蒋老板的称呼如何而来呢?追问之下,方才得知,贵州夏季凉爽宜于避暑。很多温州、广东的有钱人都跑到这里买下农民的土地建别墅度假。这已经成为当地非常重要的一个创收渠道。在当地人看来,蒋庆和这些人区别不大,只不过,这种休闲经济带动了其他地方经济收入的增长,而蒋庆什么都没有带来,连一条道路都没有修好。

    这种尴尬的处境,对于蒋庆来说也是始料未及的。“当时建书院的时候,就想如何来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能把儒家的价值理念真正实践到乡村去,”蒋庆如是说道,“但是来了之后,有了一些经历,发现我们只能尽点绵薄之力,乡村已经完全凋敝了,大家一门心思赚钱,根本不会理睬你讲忠孝节义”。

    对于这一点,长期担任书院司库工作的张建建有更深的体会,“我们本来想能带领农民一起种果树,养牛,这样书院可以自己维持,也能和农民建立起联系,而且可以把农民组织起来,但是很快就发现我们太天真了。”张建建还告诉记者一个颇具讽刺意义的故事。蒋庆在这里讲授传统儒家的价值理念,但是村民自己的精神追求,却是自己修一个小庙,而且为了修庙,还搬走了蒋庆建书院特制的瓦。

    记者翻山涉溪,来到了这个小庙。这个近乎棚子的“庙”建在半山腰上,里面放着一个小小的观音像,前面摆一个小香炉,这就是一般村民祈求美好生活的所在了。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在门前掷骰子,喝酒。当他们被问到,蒋庆到这里十多年了,算不算他们这里的人?几位老人一致否定,“不算,他就是外面来这里的”,更有人不由自主的说起,那块坡地本来是他们组的,如此等等。

    虽然听起来,精舍似乎没有给村里做什么,但是要看财务记录的话,情况并非如此。平地村到县里的路,精舍投资了不少,目前这条虽泥泞不堪,但是尚能通车的路就是蒋庆出资给铺设的。说起这事,张建建一肚子苦水:“去年,村里的人说他们需要钱修路,请我们帮忙,我们认为是好事,就募集了10万给他们,钱拿去了,路到现在还没有修成,根本组织不起人来。”其实贵阳市已经在下辖的各区县搞了村村通水泥路的工程,但平地村到修文县的公路还有一段没修好,依旧是个断头路,目前还要靠精舍修的路。

    蒋庆的事业没有融入平地村,那么融入修文县了吗?修文龙场镇,也就是王阳明被贬屯守的龙场驿,思想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就发生在这里。这个镇后来更名为城关镇,在蒋庆多年努力之下,经国务院批准,前几年才恢复原名为龙场。这场更名运动,算是蒋庆带给这里的最大变化,不过这个倡议之所以被政府采纳并积极推进,究竟是为了纪念王阳明,还是因为背后的经济利益,这就不得而知了。

   十几年前曾经让蒋庆揪心不已的阳明祠,现在已经焕然一新。主堂放着矢崎胜彦先生赠送的王阳明铜像,而隔壁却摆上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蜡像(因为张学良曾经被软禁于阳明祠数年),似乎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但是出于旅游宣传考虑的话,也算合情合理。

    龙场镇作为修文县的城关镇,和中国一般的县城并没有太大差别,随处可见尘土飞扬的基建工地。据当地人说,修文自从安顺划归贵阳辖属之后,有了贵阳的财政支持,经济上基本脱贫了。虽然这里到处都有以“阳明”命名的道路和公共设施,随处可见“王学圣地”的旅游介绍,但是当地人只是在地方教材上知道这里曾有这么一个“明代的大官”,至于他在这里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对于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思想史有何意义,并无丝毫了解,不过当地人也多知道,每年来这里的日本人和韩国人挺多的。蒋庆曾和记者谈起,冈田武彦生前来到阳明悟道的溶洞旧址,激动得不能自已,更有日本年轻的企业家参访团在阳明祠集体行跪拜大礼。相比之下,冷暖自知。蒋庆为当地带来了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和知名企业家,但对于龙场镇和修文县而言,他更多地是一个招牌。

四、一滴纯净的水

    对于这种冷漠和隔阂,蒋庆自己也很清楚。“我也没想到农村会这样凋敝,这里的村寨已经有初中生吸毒了,已经没有什么社会组织了,简单的个人努力起不到什么大用,需要类似梁漱溟先生搞的乡村建设运动那样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才能在当前农村有所作为。”蒋庆自己表示,自己早已放弃了融入当地社会、并将儒家价值沁入当地社会的努力。“这个精舍就是要给孔子、给儒学守灵,书院在一天,就说明儒学未死,这个象征意义就有价值,这个精舍就是一滴纯净的水,外面是浑浊的大洋大海,我只能力图保证这滴水的纯净。”蒋庆说:“我不是新儒家,我是老儒家,我选择的道路是老儒家的,‘学在民间,道在山林’,这一点是我的持守。”

    同属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的陈明曾经和记者说:“蒋庆的阳明精舍是唯一的真正的书院”,儒学的国际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也称:“阳明精舍是儒家精神的象征,而且是老儒家的象征。”但是精舍的未来如何?这不是仅仅赞美能解决的。对于这一点,蒋庆回答得很清楚:“精舍不是我的财产,虽然法律上是以我的名字登记的,但这仅仅是蒋庆暂时掌管儒家的财产而已,如果有一个儒家的合法民间社会组织出现,我可以把这个精舍交给这个组织。”

    不仅对于蒋庆本人,而且对于他的支持者和朋友,书院的传承始终是个重要的问题。一直鼎力支持蒋庆的贵阳学者张建建和王良范都建议蒋庆招一个弟子,以师徒传授的方式保持精舍的事业,但是,要找一个合适的人常年呆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主持一个前途堪忧的事业,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记者曾问蒋庆,是否考虑过借用一些现代工商业的经营组织方式,来维持精舍的日常运作和发展?蒋庆对此断然拒绝,“书院就是一滴纯洁的水,不能参与任何经营性的活动,捐资帮助可以,但是有条件就免谈。”事实上,蒋庆已经拒绝了好几次丰厚的捐助,原因仅仅是因为对方希望蒋庆能把自己介绍给日本企业界。

    虽然精舍的前途未卜,但是这种象征和持守已经让许多人羡慕不已,深感“吾道不孤”。蒋庆的好友,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新民先生,已在贵州大学建立了中国文化书院。得益于贵州省高层的支持,这座体制内书院的建设和发展都较为顺利。但是对于张教授而言,这仍然是盖房子、收图书而已。“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之内,很难建立一个有独立性的书院,”儒雅的张新民讲起这一点颇有些激动:“当前大学行政体制太难打交道了,行政干部坐着问,教授站着答。我现在能做到的,连我想做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不能独立设定课程,在大学的教育体制下也不能展开书院那种全面的人格教育。”

    中国文化书院的牌匾是孔子嫡孙孔德成题写的,这也是孔德成唯一为内地大学题词的机构。书院内藏书数万册,其中相当多珍本,还有许多名人字画。杜维明、李泽厚等知名学者都多次来此访学讲课,粗算下来,书院几年来成绩斐然。但是张新民很清楚,这些成绩完全是建立在他个人的基础上,如果他不在这里,这个书院的事业以及精神都要荒废了。“我还是力争保持住一点历史传承的,贵大虽然名义上承续贵山书院的传统,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专门把贵山书院的碑放到书院里,就是要告诉学生,我们传承的不是几十年上百年的东西,而是五千年中国的文教。”

    贵山书院承袭明代贵州的阳明书院,曾经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书院,明清两代培养了八千举人,六百进士,可谓成就显赫。1905年,贵山书院改建成新式学堂,当时负责此事的是时任贵州学政的严修,南开大学的创办人,而支持他的因支持戊戌变法被贬回黔的李端,则是京师大学堂的首倡者。从严修、李端改贵山书院为新式学校到今天张新民教授再建中国文化书院,一百多年过去了,历史仿佛给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开了一个轮回的玩笑,这里面的辛酸和曲折大约只有后人才能体会。张新民表示“我常想离开这里,走到民间,像蒋庆那样用民间的力量建立一个书院,只有像蒋庆那样才能是真正的从事儒家的书院教育。”蒋庆一直的支持者、贵大中国文化书院的王良范教授认为,“全球化毕竟需要文化认同,当你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要考虑我们自己是谁,我的选择是儒家文化,虽然我还不敢自称儒家,但是我是这条道路的同路人,短期来看,我们都会失败,但是长远来看,蒋庆为未来闯了一条可能的道路。”

    虽然2005年以来中国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浪潮,但是或许就如张建建所言,“以阳明精舍的角度看来,这根本是各种利益同构下的结果,根本就没有这种运动浪潮,阳明精舍能出现并且能存活,其实是个奇迹,这个奇迹的根本就在于蒋庆,在于他的单纯,他的持守,以及他的坚定。”

    蒋庆究竟在做什么?濡毛救火,还是保护“一滴纯净的水”?可能对蒋庆而言,更多地是在寻求美好生活,是一个儒者在现代的突围,未来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对蒋庆而言,今天依旧是一种美好生活。

 

 

 

 

 

关于文革前期的一些事

要史

2014,6,

    一九六四年苏联共产党罢免赫鲁晓夫后两年,刘少奇派决定仿照同样的方式,召开紧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用民主投票的方法罢免毛泽东,并阻止林彪对党中央的篡权活动。但是,刘少奇没有把握在中央全会内获得比毛泽东林彪更多的票数,若要以投票方式击败毛林,必须获得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支持。整个六月份,刘少奇和彭真就在这一点上下工夫。事后获悉,先前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了刘少奇与邓小平之间的桥樑,而彭真本人则于六月下旬赴西北及西南地区活动,联络分处于各地的中央委员,以便保证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获得足够的多数票。和彭真一起去西北的,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当彭真去西南时,杨仍留在西北活动。彭真此行显然获得重大收获。因为当他回北京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跟他一起回来了,而杨尚昆则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接到了北京。这使得刘少奇派更加强了用投票方式击倒毛林的信心。

    一九六六年初夏的北京,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毛泽东和刘少奇两股势力开始较量。下面是南斯拉夫一位报纸记者的报道。

    北京饭店是个变相的外国记者俱乐部,住在这所第一流旅馆的外国记者每天晚上在楼下的餐厅中交换消息。四月二十七日在晚餐柜台上,我听到几位亚洲记者说:他们依预约的时间去见北京市长彭真,但是无法见到,听说彭真已经被扣押了。他显然是受到邓拓的牵连。大家都知道邓拓是彭真的智囊,而自四月以来,邓拓即不断受到《解放军报》的指名攻击。但是第二天,我从深入采访中获知,彭真并未被捕,这天上午他还乘车赴中南海(这是刘少奇和周恩来办公的地方),仍然有两名穿蓝布制服的警卫员保卫着他。但与此同时,北京市委门前突然增加了十多名穿黄色制服的解放军,禁止彭真回到他的办公室去。这一情况证实了我们俱乐部传闻已达一个星期之久的传说,即中共中央委员会已经一分为二,毛泽东和林彪已在上海另组党中央和刘少奇控制下的北京党中央对抗。现在由军人占领北京市委显示上海党中央已向北京党中央采取行动。

    五月十五日下午,我从中共外交部方面获得消息,说毛泽东将于当天夜晚乘火车返回北京。我赶到火车站,并打电话通知了几位同业,但结果我们在火车站白等了四小时。事后我们获悉,毛泽东已经在济南下车。虽然我们无法探究原因,但相信是由于他对北京的局势尚无控制的把握。我的这个想法很快就被证明是对的,因为一位罗马尼亚同业第二天从一名新华社记者口中得到消息,彭真仍控制着北京市委。虽然在军方的压力下,他已无法进入市委办公室,但是在他的心腹们严密警卫下的住宅内,每天仍有许多人进进出出,市委办公中心显然已搬到他的家里。

    六月初发生的事情,现在大家都明白了。那时林彪派他的心腹大将杨成武和杨勇到了北京,强迫改组北京市委,并用武力接管了人民日报、北京电台和新华社。短短数天之间,上海党中央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武装政变手法,压倒了北京党中央。刘少奇派虽然在北京没有军事力量,而且失去了宣传优势,但并没就此屈服,相反地,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击。

    开始,分处在各地的中央委员纷纷抵达北京。我在 七月八日 发出的电讯中说中共即将召开八届十一中央全会,就是根据这一情况做出的判断。在这几天中,所有在北京的外国记者都非常忙碌,我们都知道即将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由于局势太复杂,我们的采访工作不知从何处入手。在 七月十日 晚餐时,一位法国记者建议大家分工合作,互相交换采访所得,以便弥补我们的人手不足。经过分头采访,知道迄七月十五日,已经有中央委员五十一人和候补中央委员三十八人集中到北京,大部分下榻于书记处大厦;而一些地位较高的,则被招待下榻到刘少奇和彭真的巨大住宅内。据我们所知,住在彭真家里的,至少有李井泉、乌兰夫及李保华(华东局书记,李大钊之子,尊称彭真为叔叔)等人。几位苏联同业从科学院方面获得的消息说:中央全会已经定于七月二十一日召开,但是我们无法从其他方面获得证实。从抵达北京的中委及候补中委的名单看,我们发现了两项耐人寻味的奇特现象:一是华东及中南地区的委员大都没有来,他们显然效忠于上海中央,但是少数派;二是西南和西北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几乎倾巢出动,但是带兵的委员几乎都没有来。华北区的军事委员都在北京,东北的来了不到半数。七月十七日晚餐时我们得到一条消息,说北京和天津间的火车交通突然断绝,显然是有重大突发事件出现了。稍迟我们又获悉,从南方通向北京的所有铁路交通,都已经在正午开始断绝。

    七月十八日上午,北京盛传林彪已经把大批军队调到北京了,但是在市面上看不到军人,相信他们都驻扎在郊区,并把整个北京包围了。当天下午,我们都证实了这个传说。外交部新闻局用电话通知我们每一个人,要我们暂时不要离开北京饭店,不要外出采访。原来驻京记者可以在北京周围十公里自由活动的规定也暂时取消了。苏联大使馆的一名官员因为任期届满,原定十九日走的,结果他在去西郊的路上被解放军赶了回来。当天晚上,从外交团获得的消息知道,刚刚抵达北京的林彪部队,已经向山西方面推进,阻止来自陕西的反林彪的部队继续向北京进发。北京外交圈中,说中国内战即将爆发的谣言不胫而走。一部分林彪的部队已经进入市区,并且逮捕了总参谋长罗瑞卿。

    后来我们从所得的消息中,得以描绘出七月十八日到二十日发生的事件的轮廓。十八日上午,毛泽东通知所有在京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声言他将于数日之内返回北京,参加中央全会;在他未抵达前,中央全会不得擅自召开。但刘少奇声言过半数中委已同意二十一日召开中央全会,这是依照党章于半月前向全体中央委员发出的通知,因此无须延期。

    双方严重对立。基于林彪的部队已经占领北京,摆出了要以武力制止召开中央全会的姿态,而刘少奇则以维护党章法纪的名义,也调遣军队赶赴北京。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奉罗瑞卿之命,把他驻扎在**的一个师向北京推进。毛泽东、林彪及新任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立即致电该师长,下令停止行动。当时林彪的军队已经在山西省作了作战部署,如果王的部队继续挺进,将用武力阻止。但该师师长接到最高当局命令后,自动停止进兵。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免了内战危机。二十日傍晚的消息,还是二十一日按时召开中央全会。

    但是第二天早上,情况发生变化。中共总书记邓小平突然临阵变卦,表示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决定等毛回到北京后才召开中央全会。我们至今不知道邓小平为什么要在最紧要的关头出卖刘少奇。也许他没有把握把毛泽东击败,也许害怕林彪的实力太大,而不得不违心投靠。总之,由于他改变初衷,使得刘少奇派无法凑足决定人数召开中央全会来罢免毛泽东。

    七月下旬,林彪的心腹杨成武及谢富治(斯达林式的秘密员警首脑)已完全控制了北京。到二十八日,四架飞机把毛泽东、林彪以及集中在上海的一批毛派中委载到北京。毛泽东在九个月以前就因为北京的局势对他不利而避居南方,此时才回到林彪重兵戒备下的北京。我在 八月三日 发出的电报说中央全会已经秘密举行,接着在北京的各国记者也拍发了同样的消息。

    事后我们获悉,中共八届十一中央全会实际上是 八月一日 开始在书记处大厦内举行的。会议开了十二天之久。会后的公报未透露会议期间的斗争情况,但是由于多数中委及具有影响力的邓小平投向了毛泽东,刘少奇在会上肯定居于下风。因此,全会改选政治局的结果,林彪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而刘少奇则从第二位降到第七位,林彪派的几个要角纷纷凌驾于刘少奇之上。至于邓小平,因为勾结刘少奇在先,投靠毛林在后,功过相当,地位原封不动,但是在新的党中央内,他不再被毛泽东视为同道中人。他的三心二意虽然保全了眼前的地位,但将来不论毛或刘胜利,他都将难免受到清算。

    一位亚洲记者的评论说:刘少奇虽然被降低地位,但他的实力依然很大,而彭真也还是逍遥自在地在巨宅内,出入有警卫,前呼后拥。局势尚未稳定,更大的斗争正在酝酿中。毛在八月十八日接见红卫兵,喊出了"保卫毛主席"的口号,足以显示毛泽东本人也知道他身边有反对势力的存在,而且整个大陆都有这种势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李井泉、王恩茂、乌兰夫那些人,他们都雄霸一方。这位记者的分析是否都对,难以评论。但是,他对三月北京调动军队的记述,基本上是正确的。一九六六年二月,三十八军突然调到北京郊区,所有的军政首脑对此都目瞪口呆。

    《五一六通知》以后,中共上层分成了两派:一派要乱,一派要维持秩序。只有充分的乱,才能打破秩序,达到放火烧荒的目的。除了毛、林之外,求乱的人多是盲从领袖的召唤,也有相当多的群众是借机发洩被统治被压抑的情绪,以便用文革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他们相信,狂热的行动可以突破过于沉默的空气,在革命的马蹄和动荡的喇叭声中可以间接地达到报复的目的,甚至可以用破碎的瓦片重新拼凑新的图画。刘、邓和他们指挥下的官僚体系各层官员,则希望一如既往地在秩序中得到好处,他们对此已轻车熟路。那些在共产党教条迷惑和历次运动中吓坏了的人,是他们的基础和附庸。那是一个多么激烈的时期!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而且随时都可能发生!阶级斗争的弦被拉紧,拉紧,再拉紧。随便一拨就会发出动人的声音,无论出现什么新闻都会叫人感受到刺激。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聂元梓等七人一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干了些什么?》,北大就出现了一千多张批评这些人的大字报,说聂等人是把矛头对准北京市委。围绕大字报是否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两种观点十分激烈。那是一个多么敏感的时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叫上层如坐针毡,寝食不安。为了扑灭眼看就要燃烧起来的大火,刘少奇、周恩来派人到北大批评了聂元梓。而康生则与刘、邓、周针锋相对,支持那张大字报。他态度明朗地说:“她就是个王八蛋,我们也要支持。”动乱与秩序,破坏与建设,分裂与团结,双方剑拔弩张,各自有恃无恐。一个要抢,一个不放。一个要的是天下……

    刘少奇接受了毛泽东赠给他的一个从没人吃过的苦瓜。根据中共的运动经验,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更多的工作组到大学领导文革。坚持党组织对运动的控制;坚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上街;坚持不搞游行示威和大规模的声讨会;坚持不准成立党团以外的任何组织。他们想用五七年打右派的惯技,等蛇出洞后再反击。

    刘少奇的这个做法,目的是控制文革的烈火蔓延。如果刘少奇的这个方法成功了,毛的文革设想就有夭折的可能。其实,即使派观察员身份的工作组,也非毛泽东的本意。烈火越旺越好,连一杯水也别泼。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请示毛的潜台词是:这个社会的秩序还要不要?毛泽东当时唯一还不超越能力的暧昧心理就是这一点,而刘少奇的暧昧心理更加柔弱。如果公开打出批评毛泽东的旗帜,也许不至于如此。但是,从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的争吵失败后,刘少奇就没有内在的力量反抗毛泽东了。他不满,但他太软弱,也太正统,太书生气,太温文尔雅。他永远地失去了机会,并从此沉入魔鬼的深渊。毛泽东关于派少量观察员的做法,等于大火中泼一点水。这种杯水车薪的行动不仅没有压下烈火,反而助长了学生求乱的激情,烈火燃烧得更欢快了。北京形势如江河日下,很快就变得千疮百孔。毛泽东希望的事件不断发生,每天都有大量的案件发生,每天都有反抗的也有自杀的,每天都有新的事件出现并且迅速扩大影响。整个北京的形势可以用当时流行的一本小说来形容:野火春风斗古城。王光美作为工作组成员被派到清华大学不久,蒯大富就冲击工作组,矛头指向王光美。刘少奇下达了向蒯大富斗争的指示。蒯大富等学生领袖背后有人支持,继续坚持反对工作组的活动。和刘、邓对立的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利用一切机会煽动学生,将运动推向无秩序状态,而在旁边冷笑的是这次游戏的心怀叵测的教练,他怀里揣着随时变化的比赛章程。毛泽东烧热了锅,让刘少奇、邓小平坐在上面受罪。林彪胸有成竹,他早已下决心帮毛泽东夺回失去的权力。周恩来此时想搞最后一次侦察,以便确切地了解毛的用意。

    七月十八日,毛回到丰泽园。周将这个情况及时告诉了刘少奇,希望刘能去毛那里请教如何指导方兴未艾的文革。这样,周可以从中看见毛的喜恶和动向。如果毛泽东和刘少奇商量怎么办,那将是一个局面;如果毛泽东根本不和刘少奇商量,那就是要把刘打倒。

    刘少奇听了周恩来的鼓励,马上求见毛泽东。混乱的北京,风起云涌的学生造反,使刘少奇渴望得到最高的指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你总得让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知道个大概吧!他心急如焚,如坐针毡。

    刘少奇像个听差似的,恭敬地等待在毛的门外。地位上的一点差别,使刘少奇低人一等。这一等的跨距如此之大,就像山麓的小草仰视顶峰的积雪!他站在那里,如臣子等待圣上的旨意。刘少奇产生过一种想法:不如干脆将这种局面交给某个会议裁判。如果裁判我下去,我高兴。这日子太受罪了。和他这样的人在一起,简直无法保全尊严。可是他最终还是压制了自己,检讨了自己的急躁。他还是设身处地地考虑毛泽东的打算,也不得不考虑毛的威信、地位和力量。在实力方面,刘少奇知道自己和毛差一大截子,尤其是军队力量。再说,无论谁下去,都很难向群众交代。提出裁判和公开挑战,其实是一回事。这时警卫出来告诉刘少奇:主席刚回来,很疲劳,需要休息。

    刘少奇吃了闭门羹,怏怏不乐地朝自己的家走去。刘少奇是一个心智有余而胆量不足的领导者。软弱注定了他可怜的命运。对待魔王,你不能太温和,你要胜利,你要生存,就必须使用对方一样的方法,而且必须更狠更绝。在中南海美丽的石径上,走着一双沉重的脚。夏天的夜晚,潮湿的月晕就像不经意的水彩画,将模糊的月亮衬托得非常神秘。从冬青叶子上反射出来的散淡的月光,被陆续照过来的灯光所吞噬,生灵在现代发明中显得如此受气。北京的月亮曾经是那么美好,特别是衬托着紫禁城的古老垛口的时候。可是现在没有欣赏的心境了。沉重的脚步,预兆着未来的不祥。

    周恩来得到消息是:就在刘少奇吃闭门羹时,精神饱满的毛正和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次日,毛会见刘少奇、邓小平,批评说:“北京的运动冷冷清清,很多学校的门都关了,派工作组就是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呢?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七月二十五日,在全国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毛宣布工作组压制了文化大革命。说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包庇了坏人,干扰了向走资派的斗争,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两天后,刘少奇在北京大专院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作了检讨。周恩来热情地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革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刘少奇表示希望把上一段工作说清楚。毛知道刘要说派工作组是经他同意的,因此拒绝给刘少奇提供机会。让谁讲话不让谁讲话,根本没有程式规定。谁是最高领导,谁就是全部程式的代名词。他不让你说话,历史的浪头就一下子将你埋没了。

    八月一日,毛写信支持北京学生。三天之后,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责刘少奇和邓小平,刘、邓很不耐烦地招架。权力斗争出现了第一个高潮。如果刘少奇和邓小平要将不服和抗议付诸行动,就会有突发事件出现。这是个重要时节。毛泽东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关节,于是指示将情况通告林彪。从政治中心刮起的台风,吹到了正在大连养病的林彪那里。

    八月六日,林彪直飞北京。林彪一下飞机,就将消息转达到毛泽东那里。林彪好象一尊护法神。他的到来,使毛泽东完全放心了。毛泽东立即决定把他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张贴出来。别看只有二百字……

    “我看那样做不好。如果主席说的是你,你又当面问,那该多难堪。”周恩来想:我就是要这样来个当面试活。如果是,我好想法子;如果不是,我也放心了。该虚与周旋的周旋,该当面戳破的当面戳破,暧昧是不行的。他看看妻子,说:“我喜欢坦白,还是有话说到当面吧。”邓颖超说:“你要小心。”周恩来说:“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讲究实事求是。如果批评的是我,也是一种教育帮助嘛。不过我相信不是我,至少主要的不是说的我。”

    次日,周恩来见到毛泽东,象个不经意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似的,诚惶诚恐地问:“主席,您的大字报,我看了。主席是不是指的我那个‘马鞍形'?您看,我要重新加深认识吗?”那是一九六二年的事情。当时周恩来领导制定钢生产指标。因为前一年的产量过高,影响了其他计划的执行,周就将当年的计划降低,调整一下产业结构。如果搞得好,下一年可以提高;如果不行,到时候再说。当时为了免受激进派的指责,周故意将后年的指标定高些,使三年的生产座标看起来象马鞍形。毛曾经批评周恩来的那个计划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毛很爽快地否认道:“你担心什么,那算不得一回事。”谢天谢地,没有我的危险。周恩来放下那颗惴惴的心,小心地将喜悦藏了起来。他打开提包,向毛介绍了八届十一中央全会的准备情况,就匆匆告别了。

    在八月八日的中央会议上,周站在毛一边,通过了《十六条》。《十六条》通过后,春藕斋开始萧条。

 

 

 

 


于凤至与张学良 一场错爱到白头

圣骑

2014-05-05

    于凤至虽然不同于那个时代的旧式女子,她有思想有文化有美貌,但是,她还是没能逃脱包办的命运,并且一路栽下去。于凤至的父亲曾经救过张作霖的命,张作霖无以为报,正好听一个算命先生说,救命恩人的女儿福泽深厚,凤命,她正好又叫于凤至。立刻就给儿子订了亲。

    凤命虎子,张作霖很是满意,何况这女孩儿又美,又知书达理。爱新觉罗·溥杰见了她,曾经惊叹:容貌如雨后清荷。可见于凤至外表清丽。于凤至比张学良大三岁,在那个时代,这也是个吉利的数字。只是,张学良不喜欢,他成亲的时候还小,是著名的花花公子,又是有名的美少年,权利金钱,往往伴随着风流,张学良也不例外,他并不想老早找个媳妇成家,管着自己。但是张作霖说一不二,面对张学良的反对,他最后妥协:你的正室原配非听我的不可。你如果不同意旧式婚姻,你和于家女儿成亲后,就叫你媳妇跟着你妈好了。你在外面再找女人,我可以不管。

    这话,害了于凤至一辈子。张学良依言娶亲,结婚后不叫夫人叫大姐,婚后不久,他就开始了外面风月场中的流连,将于凤至丢在家里。于凤至家世好,美貌,有文化有思想,又具备女子的美德,和婆婆形同母女,心地善良,整个帅府后院多少女人,独独她得到上上下下的敬重。连张作霖都对她高看一眼,对这个儿媳妇非常满意。他平时脾气不好,发起脾气没有人敢上前,但是于凤至轻柔一劝,他马上就消气。

    然而,一个思想丰满,情感丰富的女子,她不是为这些人情世故活着的,她需要爱情,就像花朵需要雨露阳光,她幻想用自己的方式,赢回张学良的心,所以,张学良在外面花天酒地,红粉不断,于凤至充耳不闻,照常照料家人,对上有敬,对下有威。

    1927年,张学良舞场上偶然遇到十六岁的赵绮霞,也就是日后被人所熟知的赵四小姐,两个人一见钟情,神魂颠倒,赵四年纪轻轻,却痴恋少帅,少帅阅女无数,偏偏倾倒在赵四的石榴裙下,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赵四小姐也是名门出身,家大业大,当时正在天津贵族女校读书,还订了婚。

    为张学良,她退婚,和父亲闹翻,自天津跑到沈阳,只为见他一面。赵四娴雅安静,但是面对爱情,爆发出了内心的火热和决绝,张学良无力招架,带着她登门,很坚决的,对于凤至说:我要把她留下来。

    平时从不管张学良在外面乱搞的于凤至,面对赵四,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不安,女人的敏感和直觉,让她心生忐忑。那些风流轶事,说到底,不过是一时一景,不但她不当真张学良不当真,当事女主也不当真,大家不过玩玩闹闹。张学良名头大,又帅,具备吸引女人的所有魅力,注定难安份。

    这一次,于凤至一反常态,收敛起大度,坚决不接受这女子进门。赵四苦苦相求,说只要能留在少帅身边,她愿意做秘书,不要名分。张学良也目光坚决。

    于凤至被逼无奈,答应接纳赵四,但是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孩子不能姓张 二,不能进帅府,三不能给名分。她的目的是逼他们在这样苛刻的条件下分手,没想到却反倒坏了事。

    得到于凤至的答应,两个人欢呼雀跃,张学良马上将赵四安排进了自己的北陵别墅住下,从此,他白天在帅府办公,晚上回别墅和赵四在一起,每一分钟都难舍难分,据仆人说,每天早上他们的分别场面十分缠绵,在一起好像永远也分不开的样子。

    一对有情人,演绎有情事,沈阳城传遍了他们的浪漫爱情,于凤至终于明白,这一步,她走错了。这次,张学良是认真的,这,是他真正全身心投入的,第一次爱情,她注定分不开他们了。

    赵四比张学良小十几岁,是大家闺秀,但是,她只想跟他在一起,无视道德礼教,无视亲情流言,甚至无视名分,做妾也好,做秘书也好,做你身边一个侍女也好,在一起,就好。你无法阻止一对要爱就爱个死去活来的人。于凤至的涵养和所受的教育里没有这些,所以,她无法淋漓尽致,便输给了赵四。

    她的条件不但没有分开他们,赵四还把张学良给拐走了,于凤至心有不甘,又在帅府旁边给赵四买了一栋房子,让她搬过来住,此后,赵四一直以张学良秘书的身份跟着他,一转眼,就是五十年,不离,不弃!这样的爱情,纵然违背伦理道德,但是你可以恨,可以怨,就是没有办法把他们分开。于凤至接受了赵四的存在,三人行的日子,也慢慢走下去了。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就从那时起,于凤至陪伴着张学良由南京到浙江奉化、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和沅陵,1940年又被转移到贵州修文阳明洞。在四年辗转流迁的幽禁生活中,于凤至与张学良共同经历着由副司令变为阶下囚的惊天突变,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心情不好条件不好,于凤至染上重病,不得已,赴美求医,照顾张学良的任务,就落在了赵四身上,赵四放弃自由身,甚至欢呼雀跃,能陪着张学良,亦无怨无悔。

    于凤至赴美治病,哪知这一走,便是五十年天人永隔,再不曾见张学良的面。于凤至生的是乳腺癌,国内的医疗条件有限,她在宋美龄的帮助下入住的是著名的教会医院,主治大夫是著名的肿瘤专家温斯顿•比尔。她的病已经很严重,但是为了保持身材,采用了保守疗法,一年时间动了三次手术,虽然受了许多罪,到底顺利切除肿瘤,保持了完美身材。

    她是有幻想的,要回家,和张学良在一起,无论他和赵四的爱情有多么轰动,也改变不了她是原配妻子的事实,何况,她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旧式女子,她什么都有,最起码,她有耐心,在这婚姻的长河中,保持优雅,并且用她独有的“伟大”,赢得张学良的心。所以,必须保持身材,保持身体完整。

    谁知道天意弄人,修养中,癌细胞又开始转移,比尔大夫再次提出摘除整个乳房的治疗方案。于凤至坚持,这份对身体完整的坚持,也是对情感的坚持,她不愿也不敢以残缺的身体面对爱情面对爱人,她根本没有把握。每一个坚强的女人,在爱情里都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

    肯尼迪夫妇也十分重视她,肯尼迪夫人亲自劝说她放弃乳房,保留生命。僵持几个月后,于凤至终妥协,无奈的,决绝的,接受了乳房切除手术。手术之后,是化疗,身体的疼痛和不适难掩心里的失落,那个时期,美丽的于凤至头发几乎掉光了,吃不下饭,整个身体瘦的像一片叶子。无数个疼痛的午夜,她在渴望见那个人一面,他能陪她一天,一小时也好啊。只是,他在国内的日子身不由己,所有的思念,都化成了对他的担心。

    那一段日子,是煎熬,是炼狱,是一个孤独在异乡治病的女人无法直视的暗夜,好在,她熬过来了,失去了一个乳房,保留了生命。只要有生命在,就可以继续爱,可以继续博弈。张学良常年在狱中,她没有经济来源,治病之后,差点身无分文。

    于凤至咬紧牙关,开始琢磨赚钱之道,她以学识和胆识,闯进华尔街,开始炒股、炒房。张学良是她信念和支撑的源泉,一开始她想赚些钱,回国和他在一起,后来,他出狱无期,她又想,我不能让他出狱的时候身无分文,我得给他赚一分家产,让他出狱后,就能生活无忧。

    美国,重病之后,于凤至想起父亲当年对她说的话:我女儿经商,肯定是大商人!她有经商头脑。股市如人生,不过大起大落间的把握,于凤至很快积攒了一笔钱,成功夺得人生第一桶金,就这样,于凤至带着一种被逼无奈、同时也带着一种自信闯进了股海。凭着当年东北大学文法科的教育基础,凭着从富商父亲于文斗那里遗传下来的经商基因,以及当年东北第一夫人的胸怀和胆识,她很快在股市里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她用赚来的钱,买房子,然后出租,一点点,积累原始资金,并且很快就大富大贵,在美国买了两处豪华别墅。一处是著名影星英格丽•褒曼生前住过的林泉别墅,另一处是伊丽莎白•泰勒的旧居,两处别墅相邻。

    鬼门关闯过来了,日子好过了,却又面临另一巨大打击:离婚。

    她想用端庄大度优雅打败对手,骨子里,于凤至是不屑于小情小爱的,她是心有万千的女子。却输了,输的彻底。

    1960年,在宋美龄的介绍下,张学良信了基督教,基督教一夫一妻,不容三妻四妾这样的事。张学良面临抉择,要么放弃和于凤至的婚姻,要么放弃赵四,此时他和赵四已经同居近三十年,为了她,赵四和家里断绝关系,没名没分,一直以秘书的身份在身边,并且为了照顾他,失去了女儿。可是于凤至,也没任何错处,相反,她识大体,肯放低,赵四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因为没有名分,不好抚养,她毅然将孩子抱回帅府亲自抚养,她无疑是个伟大的女人,这样的女人不应该承受被弃。可是,赵四呢?

    张学良的痛苦,传到美国,他们有过一次通话,张学良透露了想要离婚的决心,于凤至问为什么,他只说: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的,无论如何不会分开。于凤至苦思良久,她深深明白张学良的艰难,于她,是敬重,于赵四,是情意难舍。为张学良的这句话,她同意签署离婚协议。成全,意味着全心全意!于凤至提笔给他们写信,说赵四这些年的不容易,说自己对张学良的理解,说自己愿意离婚,成全他们这一对璧人。

    离婚协议签署之后,张学良和赵四马上在教堂举行了婚礼,在命运的干涉下,他们都背离了初衷,这边红烛彩带,果然奔走相告一段传奇,那边,遥远的大洋彼岸,于凤至枯坐在窗边,目光所及,几朵云悠悠而过,她到底,失去了名分,但是博弈,仍然没有结束。

    一段好不容易维持下来的婚姻,到底风烟流散。于凤至带着孩子在美国生活,心心念念着张学良,一刻也没有停止对他付出。

    于凤至把两处别墅都按当年北京顺城王府内家里的居住式样装饰起来,她自己住一处,把另一处留给张学良,她对孙辈们说:我将所有的钱都用在买房子上,就是希望将来你们的祖父一旦有自由的时候,这别墅就可以作为他和赵绮霞两人共度晚年的地方。这也是我给他的最好礼物了。此时的她,还在幻想着与丈夫重聚的那一天。

    她还在幻想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哪怕他心里爱的是赵四小姐,能看见他,能跟他在一起,能为他做事,总归是好的。这一生,都是为他而来。

    她并不是真的大度,将自己爱的男人拱手相让,她只是在博弈,哪怕付出自己的一生,这份自重让人心酸。她从一出发便是错的,于是越走越远,只能和终点遥遥相望。

    张学良被软禁的时候,于凤至病愈留在美国,每日游走救夫,甚至掀起了一场媒体大战,她说:为救他我拼尽全力!这一生,她爱他懂他帮他,无怨无悔。

    1933年,张学良被迫放下东北军权,远离故土去欧洲,临行感慨:此去不知何日归,于凤至写词安慰:青史无虚谎,黑白分明,笑对世人谤。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羁押,于凤至不离不弃,一直跟在身边照顾他,直到身染重病。在美国,她顾得不是个人身体,而是他出狱后的生活,于是,拼命给他赚下一个偌大家业,方便他生活无虞。她从不忍伤害赵四,让他伤心为难,只等他们自然离散,虽然这个愿望最终落空。她诗书礼仪,容貌品行,情意度量,都拔尖,还育有子女。

    对于张学良来说,于凤至就像是一颗钻石,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光彩熠熠,千古贤妻,但,张学良爱的却是美艳欲滴的红宝石。

    于凤至有四个孩子,小儿子最早因病夭折。之后是二战时期,她的第二个儿子在炮火中精神失常,后来在去找爸爸的路途中,死于台湾的精神病院。她最疼爱的大儿子,一次飙车中,不幸撞成了植物人,不久也离她而去了。

    一个女人,五十年远离祖国和家人丈夫,身边只有孩子,孩子是她巨大的精神支持,然后,孩子们也一个个离去了,母亲的心,女人的心,一寸寸苍凉老去。晚年,她和女儿女婿生活在一起,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远望夕阳,却望不见离人的身影。婚姻离散,身体重创,政治风云,儿子夭亡,人间诸苦都尝尽,平生只为一人心,然而这颗心,她等了一辈子,依然没有等到。

    张学良始终敬她,却终究无爱。于凤至很像宝钗,什么都有,唯独得不到心上人的爱,她太正太端庄,天下人都喜欢,却少了些爱的趣味。所以,得到的敬重总比爱多。爱情是任性的,不按常理出牌的。受教育太正统的女子,多无缘真情爱,总是得到敬重过多。错爱一场,张学良到最后爱的都是赵四小姐。

    于凤至九十三岁在美国洛杉矶豪华别墅去世,死前,没有见到张学良。人间少了一个寂寞的女子,阴间多了一颗孤独的心。

    临行,于凤至幻想未灭,遗言:死后所有的财产都留给张学良,尽管他们之间已经五十年未见,尽管,他们已经签署了离婚协议。她给女儿女婿留下遗言要和张学良:虽不同生,但要死后同穴。女儿女婿遵从遗嘱,在于凤至墓旁又造了一处墓穴,等张学良百年之后陪伴她,长眠于此。

    于凤至死后,张学良携赵四去她的墓前拜祭,听她生前情意,抚碑长叹:生平无憾事,唯负此一人。多半生的等待,换来一句话。深眠地下的于凤至,再也听不到了。

    后来,赵四去世后,葬在夏威夷东海岸著名的神殿之谷纪念陵园,2001年十月,张学良也埋葬于此。他始终爱赵四,无论有没有名分,他承认她是他的妻子、爱人,他们才是真正的生不同日死同穴,他们才是传奇。于凤至留给世间的,不过一缕寂寞,和身旁一座空的,将永远空下去的墓穴。

    她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幻想靠感动和诸多敬意得到他,所以越行越远,背离初衷。男人需要伟大需要大气,但是,那是朋友情,在爱情上,他们只接受赵四这样的女人,淋漓尽致,爱如生命,始终陪伴,近距离的抚慰。

    于凤至走的是高端路线,拼人品度量和格局,虽一生对张学良深情,但是得不到的深情,只能算是闲情。闲下来无处寄放的情,于凤至的大度坚韧美德和感天动地的深情,都输给赵四的小情小爱,而且这场博弈,她输尽了人生。

    于凤至不是不明白,她只是被自己感动,沉陷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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