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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起中国工业的脊梁

北京第三航站楼是全世界最浪费能源的机场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编辑

2014年5月8日

目录

特稿一

陈亚俐:初到陕北

战略纵横:对新疆政策的重大失误

侯会:舶来品“信仰”一词译自梵语

彭培根:我们的发展目标: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各民族和国家要相互尊重

卢麒元:香港为什么一再需要补贴?

大员:在港央企高管如何贪污卖国

高梁:挺起中国工业的脊梁

彭培根:北京第三航站楼是全世界最浪费能源的机场

胡星斗:北京新机场项目应立即下马暨该项目不可行性紧急报告

沪法: 朱总理是清廉还是利益集团的后台?

丞燕:中国筷子的秘密

马千里:仲昭川新著《互联网黑洞》的漏洞

特稿二

知远防务快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评估俄军战斗力

五毛:美国重大战略性失误对中国崛起的影响

俄评论家:乌克兰危机令俄认清西方

梁京:乌克兰危机与中国的选择

杰弗里•萨克斯:普京的危险行径

经济

卢麒元:中国经济的下半年预测和建议

易宪容:楼市周期性调整中国准备好了吗?

愚公:未来两年的行业趋势

孫浩:新一輪國企改革或再成圈錢狂歡

新趋势:当危机来临,政府应选择汇率贬值还是量化宽松?

亚富:中国真的能买下美国?

杨芳洲:农业部副部长兼职外国公司七周年

王文伯:红旗Linux倒地令人痛心

何自力:不要拿哈耶克忽悠中国改革

政治

习远平:回忆我的父亲习仲勋

陶斯亮:在李作鹏邱会作百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高梁: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多左派?

张维为:中国梦比美国梦更精彩

丁学良:还有哪些利益集团绑架中国国家政策

罗昌平:赤豪与他们的时代

王洪光:威斯勒,请对中国军队放尊重些

《环球时报》:律师不应为自我炒作鼓动社会对立

田文林:埃及政治向高压集权回摆

戴旭:苏联归来 脚步声声

陈树林:俄罗斯新保守主义文化思潮及其影响

高清: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谈谈王沪宁

朱学勤 杨鹏:中右立场的特立独行与孤立

台湾李敖谈钓鱼岛,令国人汗颜!

郑东阳:台湾是面破碎的镜子

朱苏力:读劳伦斯·却伯的《美国宪法》

文史

杨玉良:中国大学精神虚脱

德国人的教育原则

张英:从历史看“国民性”

马军: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

张英华:在罗瑞卿专案组的日子

人大国史大讲堂:由唐到宋,中国人性格的转变

聂作平:李自成、张献忠:你死我活的“革命战友”

郑连根:春秋时期的两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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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info<info@strongwind.com.hk>(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5月14日 18:19 (星期三)附 件:1个 (No_HK2014-15-ChenYali.doc ) 查看附件 陈亚俐《初到陕北》

初到陕北

陈亚俐

2014年4月

    时间飞逝,转眼间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已经有45年了。2014年1月21日,我有幸和许多同有延安情结的插友们相聚在北京世纪坛,一起参观了“寻根守望 — 沐浴圣地洗礼的北京知青”专题展。大量知青当年用过的实物、资料和老照片,真实地再现了二万七千多名北京知青在延安的奋斗历程。看到展出的照片里有许多我熟悉的身影、那连绵的黄土高坡、巍巍宝塔山、潺潺延河水,还有那延安的窑洞和石碾,更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让我激动、让我感慨,思绪又把我带回45年前那段难忘的青春岁月;再回首,一段段在陕北插队的往事恍如昨天、历历在目。

    1969年1月底,还不满17岁的我和两个中学同学爱萍、小远与其他北京知青一起离开了北京的家人赴延安插队。经过几天几夜火车、汽车的转辗,我们终于到了甘谷驿公社,被分到唐坪大队。

    记得来接我们的是大队老支书唐建忠,一个典型的陕北老汉儿:他50来岁,中等个,头系白毛巾,淳朴、黝黑的脸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像木刻一般,身着一身老粗布做的黑色棉衣,棉裤还是缅裆的,腰间系着老布腰带。老支书赶着驴车,车上拉着我们仨儿的行李,跟我们边走边啦话(聊天);因为初到陕北,话还不能完全听懂,所谓啦话,也就是连蒙带猜。老支书先问:“我说话你们嗨哈嗨不哈?”(其实就是问:他说话我们听懂还是听不懂?)我们以为问我们害怕不害怕?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害怕!”老支书笑了。他告诉我们:“1月初,队里已经分来了两男两女四个知青。”接着问:“这批就分来你们三个女知青?”我突然想起,去北京接我们的公社梁书记在火车上告诉过我:陕北女人叫婆姨家。学了就要用,我回答:“就我们三个婆姨家。”老支书一听笑了:“我们陕北女人结婚后才叫婆姨,像你们十几岁,都叫小女子。”听老支书一解释,我羞红了脸。

    当得知老支书是1936年的老党员,我们开玩笑地说:“您怎么不跟着毛主席去北京呀,至少也得弄个局长、厅长当当。”老支书憨厚的一笑,什么话也没说。就这样边走边聊,过了一道道山湾,又过了一条条小溪,我们仨儿走累了,刚开始的新鲜劲儿也没了,就一次次问老支书:“怎么这么远啊,怎么没到啊?”老支书又一遍遍回答:“快到了,快到了。”

    傍晚前,步履蹒跚的我们终于达到了目的地 — 唐坪。唐坪位于甘谷驿公社的中部,离公社20多里。后来我们才知道:在唐坪后方和左后方的沟里,还有好几个大队,最远的离公社40多里,足足比我们远一倍!另外,在我眼里除了村边上那十几亩稍平展的梯田、就是一座座黄土山坡的唐坪竟是公社平地最多的富裕队。公社梁书记照顾我们三个女孩子年纪小分配到唐坪,我们真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呀。

    由于我们知青住的窑洞还没盖好,我们刚去时住在老支书家。去了才知道:土窑原来就是倚着山坡推出一小块稍平的地当院子,然后在靠山的面掏个拱形的土山洞,洞口安上粗糙木质的门窗,窗户格上糊着一捅即破的窗纸,门锁就像古代用的木制门插。老支书家坐落在村西头半山腰,二、三十平米的小院里共有三口窑洞;老支书家住一口、我们住一口、另一口堆放着粮食和杂物。

    等迎接我们的乡亲们走了以后,我们走进了窑洞,虽然老支书的婆姨已经为我们点上了煤油灯,但我的眼睛还是不太适应,过了一会儿才看清窑里的情景:窑洞有七米多长、近四米宽;土黄色的窑壁,靠里面被灶烟熏的黢黑;靠一进门的右边是约四、五米长、两米宽的土炕;紧挨着土炕是灶,灶坑的右面安着风箱,灶口上放了口直径足有两尺半的大铁锅,灶的后面堆放了一些柴禾;土炕的对面放了一个窄条的木桌,桌上放了盏煤油灯和一个破旧的暖水壶;离木桌不远处放了口跟铁锅直径差不多、一米多高的大水缸;窑洞最里面还有两个堆放粮食的、好像是用柳条编的小粮垛;在我记忆里,也就这些了。老支书要带我们去那四个知青住的地方吃晚饭,我们因为还有从北京带的面包、零食就没去。

    老支书走后,我们把箱子放在了炕头,把被褥補好;老支书婆姨已经为我们烧热了炕,这炕真大,睡上五、六个人都没问题。小远想烧点热水让大家洗洗,可怎么也点不着有些潮的柴禾,大家还被烟呛的眼泪直流。她说了声:“什么破柴禾呀!”气得把柴往地下一扔,不干了(后来才知道:这是让柴,是老支书专门为我们打的最好烧的柴)。

    爱萍和小远在炕上收拾自己的东西,我想写封报平安的家信,怎么看怎么觉得窑里太黑;想把煤油灯调亮点,就一个劲儿的拧油灯捻,不知怎的把灯捻给拧掉了。这下可完了,窑里一片漆黑,吓得我连滚带爬上了炕,和她俩缩成了一团。稍微定了定神,也不知她俩谁问了一句:“今天是星期几呀?”我想了想说:“星期六。”接着又带着哭腔地说:“家里人都在家呢,就咱们跑这儿来了。”这下可完了,全躺在炕上哭了起来。

    我们惊魂还未定,突然听到靠门窗那边的炕头传来“呼噜、呼噜”的声音!我们立马止住哭声、屏住呼吸、竖耳静听:没错!又一浪呼噜声传来!我大叫:“不好!有人在咱炕那头睡觉!”这回我们可完全崩溃了,刚才只是小声哭泣,这下成了抱头痛哭。

    过了一会儿,只听有人敲门,就听老支书和他婆姨问:“娃呀,你们咋家啦?”我们可盼来了救星,一起颤声回答:“我们的炕头有人在睡觉!”只听他们扑哧笑出了声,说:“不用怕,那是我家的猪娃在你们窑外面吃食哩。”(原来窑洞的窗户就一层薄纸,根本不隔音;我们不知道,老支书家喂猪的食槽子就在我们住的窑洞窗户外面,猪吃起食来跟人打呼噜声又差不多,所以虚惊一场。)听他们说完,我们的心才放下。一路上的劳累,加上也哭累了,不久我们就睡着了。就这样,我们度过了初到陕北的第一天。

    初到陕北,最困扰我们的除了不会干农活、不习惯山村的生活,恐怕就是跳蚤和臭虫的骚扰。陕北的跳蚤、臭虫欺生,喜欢北京知青,尤其偏爱女知青。我们劳累了一天,想躺在热炕上先哼上一会儿外国民歌200首,再舒坦地睡上一觉,如果能梦见远在北京的亲人那就更美了;按说这想法不过分吧,可实际上却成了奢望。每当夜晚来临,跳蚤先生和臭虫小姐不请自来,在你身上跳来爬去进行骚扰。凡是它们经过的地方,奇痒难忍;用手一挠,先是隆起一个个小包,再过一会儿,小包成了大包,甚至连成了片,严重时还流血甚至化脓。不管我们怎么厌恶跳蚤和臭虫,它们就这样执着地每夜来袭,咬得我们浑身上下体无完肤,旧包还未下去新包又起来了。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喂养跳蚤和臭虫;当我们被咬得翻来覆去睡不着时,坐起来掀开被子一看:天哪!跳蚤先生在床单上快乐地跳着舞,臭虫小姐悠闲地遛着弯;让我们头都大了,站着睡觉的心都有,只是没那个本事。

    就在我们被它们弄得束手无策、焦头烂额时,听邻队的知青说:跳蚤和臭虫怕六六粉。我们马上去供销社买来六六粉,唯恐洒在炕席上不管用,就洒在了褥子上,上面只铺着一层薄薄的床单。洒上了六六粉,哈哈,还真管用!那该死的跳蚤和臭虫还真怕六六粉的味道,它们的进攻弱多了。只是六六粉过段时间味就小了,还要再洒上一层。说实话,躺在洒着六六粉的床上那叫一个呛,不敢拍打床单,翻身也要轻点,否则会被呛得不停地咳嗽;即使呛,我们也忍着,因为这总比每晚喂跳蚤、臭虫强,最起码能睡上个安稳觉了。多年以后,人们越来越重视环保和身体健康,尤其是近几年,这个吃了有毒、那个用了有害,想吸口气吧,还有霾!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当年三姐妹楞是天天晚上睡在六六粉上!我就纳闷了,百思不解:那时咋就那么皮实,咋就没落下哮喘、皮肤过敏或其它的毛病?!目前能解释的原因只能是:别看陕北哪儿都是黄土,还是比大城市干净得多;另外,那时的我们正年轻。

    初到陕北,我们就听说这里的老鼠个头大;没想到,我跟它还有过近距离的接触。那天清晨,我还没从睡梦中醒来,只觉得谁在揪我的头发。我还想再眯一会,毕竟连日里在一座座山上收割麦子,再把一捆捆收下的麦子背下山真累坏了。我嘟囔着:“别烦人,让我再睡一会儿。”就想往左面翻个身,但这身还没翻过来,只觉得右侧的头皮被揪得生疼,一下子清醒过来。我想看看是谁这么讨厌,大清早没事儿揪人家头发玩。不看不要紧,一看可真吓得目瞪口呆:在我枕头的右面一手札远,一只光身子就足有半尺多,加尾巴得有一尺来长,长着灰黑色毛的、硕大个的老鼠,嘴里正咬着我的一撮头发使劲儿拽呢。我惊恐地瞪着它,它也用镶着白圈的小圆眼看着我,我们就这样大眼对小眼地对峙着,大概过了几秒钟我突然醒过懵来,一声尖叫;这叫声没把习惯蒙头睡觉的爱萍和小远叫醒,倒把大老鼠吓得抱头鼠窜。只见它嘴松开了我那撮头发,紧张地把身子弓起来,突然一转身窜到后窑去了。

    当爱萍和小远得知大老鼠咬我头发时,也吓得半死,都暗自庆幸这一幕没发生在自己身上。自从发生了与大老鼠亲密接触的恐怖事件之后,记得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再把头露在外面,也学着她俩蒙着头睡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习惯了陕北山村的生活,看见再大的老鼠也不再大呼小叫,即使老鼠在窑里跑来窜去我也不用蒙头就照睡不误了;我实在不习惯把被子蒙在头上睡,总觉得呼吸不畅憋的慌。说来也怪,窑里的老鼠们只是偷吃点粮食,后来再也没有和我有过近距离接触,我们各过各的彼此相安无事。

    初到陕北,吃就是个大问题。粮食是带皮的原粮,得经过压碾筛簸才能做着吃;那时可没有煤气、燃煤,烧的柴禾得自己上山去打;吃喝用的水也得走好远的山路去挑;你说吃顿饭容易吗?!可我们刚到陕北时,连杂面饸饹也吃不下去。记得到队里的第二天中午,老支书带我们到先来的那四个知青借住的地方去吃饭。

    一进窑洞,锅里的水蒸气加上灶里冒出的烟,整个窑里是烟雾腾腾;透过烟雾我看见:那几个知青在灶台左右忙活着:有人在和面,有人在拉着风箱烧着火,有人将一个好似带杠杆的长木椅放在大铁锅上。老支书告诉我们这叫饸饹床,是专门用来压饸饹面的。我们哪见过这阵势,也插不上手,傻站在一旁看着:铁锅里的水开了,只见那个女知青将和好的面放到饸饹床中间、一个比搪瓷水杯长些的铁制器皿中,这个器皿的下部布满了小圆洞洞;一个男知青站在灶台上,将那个像木质杠杆(中部与铁制器皿相对的地方有个木坨坨)用力向下压呀压;就这样,一根根圆形的杂面饸饹缓缓落入滚开的水中。待面煮熟后,那个女知青就往锅里撒了一小把粗盐,再淋上一点点麻油,就算出锅了。我端起了一碗,挑起了一根,除了豆腥味,什么香味都没有;再一细看那面条,怎么看怎么像一根根茴虫;我不由的直犯恶心,皱着眉放下了碗;再偷看爱萍和小远,她们和我一样正不知如何下咽呢。就听爱萍说:“我不饿,不想吃了。”我和小远立马随声附和,放下碗拔脚就遛。

    老支书见我们不吃饭就担心地问:“你们昨晚就没吃,别饿坏了。”只听一个先来的男知青说:“您别担心,她们过不了几天,饿急了就会吃了。”果不其然,当我们吃完了从北京带去的面包、饼干,饿得恨不得把渣儿都舔了的时候,吃进嘴里的杂面饸饹是那么的好吃。也不知那时的我们怎么那么多毛病,干部子弟的假清高使我们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刚去不久就和先来的那四个知青分了灶,就是各做各的、各吃各的。过后我反思:其实那四个大哥大姐身上有许多优点是我们不具备的,比如他们比我们有知识、爱学习;他们比我们会生活,适应山村生活快。

    记得刚分灶时,我们哪会做饭呀,整天除了煮些小米稠粥,就是烙些硬得啃都啃不动的玉米饼吃。有一次烙完饼,灶下面的硬柴还很旺,我们饿得光顾上吃饼了,忘了灶上的空锅;我突然发现锅底烧红了,一下不知所措,从水缸里崴起一瓢凉水倒在锅里;只听咔嚓一声,锅裂了,水都漏没了。那几天正遇上下雪,没法儿去公社买锅,我们又不好意思总去老支书家噌饭,就凑合着烙玉米饼,吃腻了就炒黄豆吃;锅漏了开水也烧不了,吃黄豆喝凉水,整天直放臭屁真让人哭笑不得。

    雪一停,还是老支书亲自从公社为我们背回来一口新锅。说实话,那段时间,还真想吃碗杂面饸饹啊。有了新锅,我们也想改善一下伙食;一年没分多少麦子,吃白面馍馍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准备磨些蔓豆,吃杂面条或压饸饹。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抢”来了驴(队里没有马,只有几头驴。这几头驴要上山干活,只留两三头承担推碾的任务;一大队几十户每天要推碾的人家总是比可供服务的驴多,所以用“抢”一点也不为过),我们请老乡把驴套好,按照他们教的方法将泡过的蔓豆放一层在石碾上,然后让驴围着碾子转圈;不知要转多少圈,我们只知等蔓豆压碎了,在大笸箩上放个筛面的筛子,将压碎蔓豆来回筛,筛子下面出来的就是蔓豆面了。就这样碾完一层再放上一层,筛完一拨再筛一拨,不但人乏了,连驴也饿了。

    忘了是谁先发现的:驴越转越慢,别看它的双眼被蒙着还居然敢偷吃碾子上的蔓豆!最可气的是,你吃就吃几口吧,还竟敢罢工不走了。队里到中午就要收驴,我们一看还有那么多蔓豆没磨呢,只得略施小计:三人站成三角形,当驴走到谁那儿不愿动时,谁就用小木棍敲打它。就这样,我们好歹磨完了蔓豆面。谁想到,在当晚吃的蔓豆面饸饹里,我们竟然吃出了好几根驴毛!我们面面相觑后,不由得大笑起来。真是恶有恶报呀,谁让我们敲打那可怜的驴呢。即使磨好的那二、三十斤蔓豆面里掺杂着驴毛,我们也没舍得倒掉,都吃进了肚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盘中餐是那么的来之不易。

    初到陕北,我们真是个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城里娃。到唐坪后不久,我们就搬进了专为知青盖的新窑洞。新窑建在村最东头的半山坡上,必经的山路旁有一座据说是唐代修建的古塔,闲暇时圪蹴(蹲)在窑前的崖畔上观风景或者和崖下路过的乡亲啦上几句话倒是满美气(好)的;就是挑水太远,上上下下要走两、三里山路,得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再下到小河边,才有全队唯一的一口泉眼。刚开始我们一看水缸见底就发愁,不记得是谁出的主意,用小恩小惠(送个像章、铅笔、玉米饼什么的)收买村里半大的后生帮我们挑水。可这总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还是要练着自己挑。记得第一次挑水是三个人一起出动的,挑着空桶往泉眼走下坡多还凑合,但水桶装上水往回走上坡多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们还算有自知之明,每只水桶里只敢装了三分之一;小远勇敢地第一个试挑,她没走几步就开始摇晃,好不容易从河边上了小路就不行了。

    我来第二挑,不一会儿就觉得右肩生疼,我只得用双手使劲举着扁担,以减轻肩膀的压力;又过了一会儿,我不但腰弓了,俩腿还直哆嗦,膝盖往下说什么也直不起来了;再后来又勉强上了个小坡,我只觉得憋得脸红脖子粗、心口发慌、嗓子发干、两眼冒金星;终于盼到了稍平展的地方,我咕咚一下放下了扁担,一屁股坐在了小路旁。第三挑是爱萍,那姿势比我和小远也强不到哪儿去,挑了没多远也不行了。我们仨儿就这样走走、停停、挑挑、歇歇,前赴后继终于将第一担水挑进了窑洞;实事求是的说,经过一路的上下坡和一路的晃荡,那每桶只装了三分之一的水也就没剩下多少了。

    我们并没有放弃,通过日复一日的锻炼,我们从每桶装三分之一到半桶,再从多半桶到满桶;后来我们还跟乡亲们学会了换肩(刚开始只会用右肩挑,换肩就是左右肩轮换挑),挑起水来就相对轻松了许多;不仅一个人挑满一桶水已不在话下,还能和社员们一起挑粪上山呢。说句实话,那活儿真是很苦很累。

    记得有一次队里的青壮年往唐坪最高的山顶上挑粪,这座山叫“才子帽”,可比北京香山的“鬼见愁”高多了。因为上山的路很远,走着走着大家的距离就拉开了。我一个人沿着崎岖的山路,转过了一道道山湾、越过了一座座坡坎,离山帽还有一里多路时我已精疲力竭了;看前面又是一个长十来米、70度左右的陡坡,我憋足了一口气,准备挑着粪一口作气冲上去;谁知马上就要上去了,脚下一滑,腿一软,左膝一下跪在了地上,肩上的担子也掉了。山路很窄,这坡又陡,再上来挑粪的人肯定是过不去的;我顾不上膝盖疼,用双手把掉在粪筐外的粪一捧捧地放回筐里,一瘸一拐地上了这个陡坡。

    上坡后,我走到相对平整的路边坐下来,轻轻挽起左裤腿:膝盖磕破了一大块,已经在往外渗血;再看看两个红肿的肩膀,不由的眼泪围着眼眶直转。正在这时,我听到后面又有人上来了,赶紧把裤腿放下。就看到,上来这个人40来岁,个头不高,敦实的身材,两腿还有点罗圈;噢,原来是莉儿她大(就是莉儿的爸爸)。虽然我强打着精神,莉儿她大可能还是看出我累坏了;只见他左肩挑着粪担,走到我面前,伸出那只右手说:“娃,累了吧,把你的担子给我吧。”听罢我一愣,马上摇头拒绝。

    等莉儿她大走过去以后,我的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这回不是因为累和疼,是被莉儿她大一句质朴的话、一个自然的动作感动的。(多年以后,每当我回想起陕北的人和事,这个画面总是浮现在眼前,久久挥之不去。多么可敬可爱的陕北人啊!陕北的土地很贫瘠、陕北的乡亲们很困苦,但他们用宽厚、无私的胸怀张开坚实的臂膀接纳和养育了我们这群北京娃,包容了我们的骄娇二气,通过他们耐心的言传身教,使我们在锻炼筋骨的同时磨练了意志。)我抹去了泪水,重新把担子挑在了肩上,相跟在莉儿她大身后,一步一步向着高高的山顶走去。

    到陕北的第二年冬天,为了提高粮食产量,队里决定在后沟两座山之间建一座大坝,然后沿山边筑起一道长三、四公里的引水渠;这样可以使唐坪大队增加几十亩的平地,这在沟壑纵横的陕北真是件天大的好事。当我们得知队里这个决定后,主动放弃了回北京探亲的机会,和乡亲们一起参加了建大坝、筑水渠的工程。我们和大家顶着凛冽的寒风一起打炮眼、推着独轮车运土、运石头奔走在大坝工地上;因为天气冷,我的双手不但裂了许多口子还长满了冻疮,又疼又痒。记得有一次大家往车上铲石头,我的右手拇指根部被一个社员不小心铲到了;当晚被铲的拇指又黑又肿,疼得我彻夜难眠(后来这个手指盖全脱掉了,用了半年时间才长好);可第二天,我照样肩扛铁锹上了大坝工地。虽然那时的我,心里已隐约感觉到,我们这些知青不可能永远留在陕北,有可能还会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但在我心里还是把自己当成唐坪人,深知建大坝对于唐坪的未来有多么的重要,想象着大坝建成后一大片绿油油的庄稼是多么的喜人。大坝建成后,队里评选五好社员,我还荣幸地当选。那张“五好社员”的奖状,虽然纸质粗糙、暗黄色的,还没有现在用的A4纸大,但它在我眼里,却比我这大半辈子受过的大大小小许多奖励都珍贵。它不仅代表了我插队的点滴进步,最重要的是代表了陕北乡亲们对我的认可。

    多年以后,我们已经进入花甲之年,当过去的一切已成为往事,我们也成了寻根者和守望者。每当我笑着和亲朋好友谈起在陕北插队的亲身经历时,大多数人会一脸疑惑地问:“你觉得那时你们苦不苦?值不值?把一生最好的青春年华留在了陕北你后悔过吗?”每次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苦,但是值。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并为曾经在陕北延安插过队而感到自豪。”因为我深知:只有受过苦的人才知道甜是什么滋味;陕北插队的历练,使我们变得成熟了,能笑谈蹉跎岁月,能比较从容地应对后来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一道道困难险阻;45年以来,我上过学,到过工厂和事业单位;说实话,对有些人和事已记不太清了;但不知为什么,陕北延安的山山水水、憨厚朴实的乡亲们、共同劳动和生活过的插友们连同一段段往事却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1] 作者插队地点:陕西省延安县甘谷驿公社唐坪大队。

    “原载大风网站:http://hkstrongwind.com/catalog/999d9156-9863-4717-97aa-bd94b506a285.aspx”。

 

 

 

 

    点评:当年胡耀邦时期的产物,有人说对,有人说错。值得反思!

对新疆政策的重大失误

----1984年出台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新疆不稳定的根源

全球局势战略纵横

2014-05-10

    一、先介绍——美国民族政策的三大原则

    第一,少数民族政策服从国家至上、统一原则。美国历史上,林肯解放了黑奴的目的,是为了将独立的南部邦联重新拉回联邦。林肯自己说过:“我的最高目的在保存联邦,既不是保存奴隶制,也不是废除奴隶制。如果不放奴隶就能保存联邦,我就一个不放;如果解放全部奴隶就能保存联邦,我就全部解放;如果解放部分奴隶、不解放其他奴隶就能保存联邦,我也照办。” 可见,少数民族的利益是服从国家至上和统一原则的。

    放到国内,不管什么政策,只要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政策就是好政策,否则,就是垃圾政策。

    第二,少数民族政策服从国家法制原则。美国的少数民族是发达国家中最多的,但是民族矛盾却并不是最突出的。这么多民族居住在一个国家,没有法制高于一切的原则,是很难和谐共处的。

    第三,少数民族政策服从国家发展原则。少数民族政策是与国家发展水平分不开的。

    二、再看俄罗斯的民族政策

    俄罗斯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共有160多个民族,其中有7个民族(俄罗斯族人、鞑靼人、乌克兰人、巴什基尔人、楚瓦什人、车臣人和亚美尼亚人)人口超过了100万,俄罗斯族是俄罗斯人口最多的民族,其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0%。由于民族众多,各民族间发展不平衡,俄罗斯也是民族问题最为复杂的国家。

    俄罗斯新的民族政策

    第一,俄罗斯的法律法规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培养对统一国家认同感。俄罗斯联邦民族政策构想等文件强调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不再有原苏联宪法中民族自决权的内容。“民族自决权”不再包含有政治独立的意味。

    第二,把民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团结的基础上,淡化民族意识,不再强化民族特征和强化民族差别,不要求公民确定自己的民族归属,废除了1934年开始的在证件上登记居民民族成分的做法,证件只有证明国籍的使命。

    平等是目的,也是手段。用在中国就是强调民族平等,取消对少数民族、港、澳的各种优惠政策,取消花钱收买少数民族的行为。
第三,重新界定民族的概念。

    用在中国就是无论就业、升学、犯罪等不分民族,该怎样就怎样,不要让民族问题出来影响这一切。

    三、《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新疆不稳定的根源——怪胎

    有人可能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像他们一样爱钱,只会拿钱去收买少数民族啊。

    毛主席当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不惜自己的生命闹革命不是实例吗?钱再多买得了一时,买得了心吗?

    四、《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以后

    笔者有很多亲朋好友在新疆工作,对新疆了解也多一点。有个朋友就说过:“我父母都是支边的干部,我从小就生长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我工作地点也在这里,直到现在,反正84年前,我是没有感受过什么民族矛盾的”。

    84年以前,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界线也在不断的弱化,民族之间通婚的事,也很多,都没有什么感觉不一样的,一直到84年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前,其实那时候民族之间的隔阂,已经逐步的在消除,很多少数民族的后代,民族一栏里,直接就填写的汉族,没有优惠政策,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高考加分,也没有大学的民族预科,填写什么不是一样的?很多民族通婚的后代,也直接填写的汉族,并以此感到很受尊敬。

    自1984年10月1日起施行《民族区域自治法》后,一切都变了。《民族区域自治法》里规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挥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巩固国家的统一。

    以下是引用一个新疆汉族干部的说法:

    84年后,实行了所谓的民族政策。推行民族自治法,实施了少数民族的各种优惠政策,单位上原来一起长大的可以是汉族也可以是少数民族的同学,高考前为了有加分,一下变回了民族。很多学习差得不行的地痞流氓因为民族预科呀什么的加分政策,一下进了象牙塔,成了今天的国家干部,更多的是因为地方突然来了一个什么政策,单位一把手必须是少数民族,结果那些个什么什么单位,全成了他们的舞台,喝酒、跑关系、拉帮结派,是他们唯一的工作,许多有能力、有知识、有文化的汉族干部直接就被排除在领导干部系列以外,要不业务单位副职由汉族干部担任,紧跟着又搞了什么下山回乡的政策,就是汉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地方工作多久,就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工作。这样造成了原来许多非常优秀的汉族业务干部离开了他们曾经播撒热血、留下青春为之奋斗的地方。

    单位一把手为什么必须是少数民族?这个是发展平等吗?跟陈独秀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何异?我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打败,也没有被不拿抢的敌人打败,但为什么要自己缴枪投降?

   五、民族间不平等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动摇国家的根基;《民族区域自治法》——则是伤害中华民族的利斧。

   《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者以为,只要我给少数民族给利益,它就有可能维护民族团结的大局,但他就没有想到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历史上的“安史之乱”不就是例子吗?最近几年新疆、西藏的教训还少吗?

    不管哪个人制定的这些政策,我都表示坚决反对,希望有同感的跟我一起反对这种祸国殃民的政策!使它早日退出历史舞台!爱国的同胞们举起你们的手!

    六、解决之道——平等是目的,也是手段!

    人人平等、民族平等、一切平等就是解决困境的最好手段!从国内到国外,哪个不追求平等?计划生育平等,汉族少生,少数民族也一样少生,中国人口比例永远不变!试看谁能灭了中华民族?因为汉族才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啊。

    取消上学、就业、升迁、加薪、生育、居住等等的对任何人,任何优惠,施行人人平等、民族平等、一切平等的政策!

    人人平等既是对汉族的要求,也是对少数民族的要求,谁能不服?不服的理由在哪里?

    全球局势战略纵横公众微信号:zhanluezongheng。

 

 

 

 

   大军网编者按:侯先生此文甚好,各国人都有信仰,只是东西方的信仰方式不同,中国是泛神论,广泛信仰,注重信义,而不是信神。西方是有神论,顶礼膜拜,有教规,有戒律。中国的信仰大多渗透在圣人、聪明人的言行中。中国人的信仰广泛,不狭隘,不偏执,不会发生宗教战争。说中国人没信仰完全是小巫嘲笑大巫。在各国宗教衰落之后,中国人的信仰方式将是人类信仰方式的取向。

舶来品“信仰”一词译自梵语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侯会

2010-08-24

    如今全社会都在谈论“信仰缺失”,然而“信仰”一词自何而来?

    信仰原是个外来词语,源于梵语sraddhā ,唐代佛书《法苑珠林》将其译为“信仰”。——佛教强调,在修行之初,先要建立起坚固不可动摇的信心,因此,在“信、解、行、证”中,把“信”排在首位;颇有些“信则灵”的意味。

    “信仰”也可写作“仰信”。把这个词拆开来,“信”是相信、信奉,“仰”则有仰视、依赖之义;合起来一看,便带有一点迷信与盲目崇拜的味道了;转化为名词,又指所崇拜的目标。在近代之前,这个词儿多与宗教有关。

    中国人自古以来信仰的宗教,多是外来的(道教是个例外,但也从外来宗教中吸收借鉴了很多东西)。——人们大都误认为中国人很保守,其实大不然。中国人骨子里特别容易接受远域他国的新异思想,“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嘛。例如您在国内旅游,会发现佛寺无所不在,您想过没有,那就是中国近两千年对一种外来宗教顶礼膜拜的物化标记啊。

    在某些时代,佛教信仰曾达到举国若狂的地步。例如在北魏,几乎所有国帑收入、百姓积蓄都被拿来兴建佛寺、开凿佛窟;在南方,同样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全国山河一片“黄”。一时间全中国都卷入佛教信仰的狂潮!

    除佛教之外,中国接纳的其他外来宗教信仰还很多。例如基督教在唐代已传入中国(那时叫“景教”)。创立较晚的伊斯兰教在唐代也与中国有所接触,但较大规模进入则始于元代。

    此外,早就进入中国的还有“祆教”(祆读先)、明教等等。祆教即源于波斯(今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俗称拜火教,一度曾在我国西北、西南地区流行。我曾写文论证,二郎神的前身就是祆教中的雨神。(左图为祆教祭火图)

    明教又称“明尊教”,源头也是波斯的一种古宗教——摩尼教。明教于宋代盛行于江浙一带。该教与基督教有些瓜葛,教典之一的《夷术经》其实就是《耶稣经》。(右下图为敦煌出土的摩尼教经文)

    摩尼教本来倡导吃素爱人,可进入中国后几经转述,竟变形变味,开始宣扬杀人,说杀人是“救苦”、“度人”,谁“度”的人多,谁就可以成“佛”!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据说就是以摩尼教相号召的。南宋初年洞庭湖起义头领钟相,据说也信仰摩尼教。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元末农民起义也是利用明教组织群众,故起义军中有大明王、小明王,而朱元璋定国号为“明”,也源于此。——据朋友说金庸小说中也介绍过明教,恕我孤陋,金大师的作品至今还未拜读。

    至清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其实也是借助外来宗教信仰——基督教。之前我对于太平天国运动颇有好感。有一年我到郊区一所进修学校讲课,晚上住在资料室,在一本学术刊物上读到:1858年英法联军炮轰大沽口、胁迫清廷订立屈辱的“天津条约”,太平天国头领居然致电向英国人表示祝贺。由此我对太平天国的印象一落千丈!

    本来英国人对同样信仰上帝的太平天国很感兴趣,后来却反身去支持清廷。因为英人发现,宗教的救赎精神在这支起义队伍中被杀人如麻的血腥暴力所取代!(当然英国人支持清廷也有其自身利益的考虑,这是不言而喻的)其实太平天国信仰的根本也不是正牌基督教,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杂交怪胎。(按: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是负面的。左图为太平天国天王府内景)

    您当然看出来,我说这些,丝毫没有贬低宗教的意思。我至今还没有信仰任何一种宗教,但我对每一种宗教都抱着敬畏的态度。宗教的博大精深,远非我这个门外汉所能略窥一斑。我说的,只是我所了解的某些外国宗教信仰(而且多数是已消亡的)在中国历史上被扭曲的传播轨迹,并由此引发我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一点反思。

    其实中国人的老祖宗孔孟是不讲“信仰”的,“信仰”这个词不见于儒家经典。宗教信仰的对象是神,神是超自然、超理性的。孔孟虽然也受到后人的追捧,却至多被捧为“圣人”、“先师”,还踏踏实实地留在人间。他们的理论,也是从人性讲起,根据我个人盲人摸象式的体会,孔孟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无非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也就是说,探讨人跟兽的区别在哪里;人应当怎样做,才能跟狼豺犬豕拉开距离!(左图为孟子)

    这样的话题对于我们是如此贴近,又十分容易理解和践行。比起任何一种外来宗教信仰,似乎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及认知习惯。尽管遭受严重破坏,但我们毕竟有着积淀数千年的人文基础,一些东西已溶入血液,唤醒也更容易。如若全盘否定,我们中国人的根又在哪儿?无论到美国、俄国还是古波斯、古希腊,恐怕都找不到。

    当然对儒家(包括诸子百家)思想,也需要有所批判和扬弃,取其精华,剔其糟粕(例如我认为孟子的思想就比孔子更进步些)。有了这个基础,再将国外的先进思想理念吸收进来,岂不善哉?

    日前与一网友对话,对方说:“我从来没为‘五千年文明’而骄傲过!”听了这话,我不禁大吃一惊!说这话的人年纪已经不轻,这更令我不安。我深感在今天拜金猖獗、“信仰”缺位的情势下,厘清思想,认准爹娘,选对路径,理性补课,是十分必要的。

    至于有了这样一层自己的“底色”,再“信仰”什么、借鉴什么,也就有了基础——我不反对信仰,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

 

 

 

 

 

发件人:PKAP<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收件人: 时 间:2014年05月08日 16:58 (星期四)附 件:1个(【在2013年中非工业合作发展论坛的发言】发言稿+2013年彭培根院士在中非 ) 查看附件

我们的发展目标:甘其食 美其服 安其居 乐其俗

各民族和国家要相互尊重

----在“2013年中非工业合作发展论坛”的发言

彭培根 院士

2014年5月

尊敬的贵宾们,女士们 先生们:

    (註: 我用英文讲,有中文和法文同声传译) 

  您们好! 感谢论坛给我这个荣幸来讲几句话,因为有很多非洲各国的大使们还要发言,我只给自己五分钟的时间,所以,面对繁杂纷争的世界,我只讲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中国人从2500多年前的老祖先、伟大的哲学家老子那里学来的,各民族和国家要相互尊重,我们的发展目标是,让世界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语言大师林语堂先生说过:在公共场所发言,要像女人的裙子一样,越短越妙!我想给各位高端人士,提供一点可以使您更有创造力的老子的大智大慧的能源和能量,他是我国的更是世界的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老子。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老子》是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发行量第二大的出版物,但很多媒体都说《老子》的影响力已经超过发行量第一的《聖经》。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三月接见巴西经济导报的资深记者时,曾经引用过《老子》第六十章的思想“治大国若烹小鲜”。里根总统在《1987年的国情咨文》中就引用过这句话,那是因为他的智囊团中,就有中国人的大学者。

    美国的好几任总统也都曾引用过老子的话。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他的就职典礼时,引用了《老子》第八十一章的话“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为而不争”。

    俄罗斯领导人梅德维杰夫来中国时,他与李克强副总理都引用过老子的话来交流思想,而梅先生对媒体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老子的信徒”。梅还引用过《老子》第三十三章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的话。

    2010年霍金在北大演讲三个小时,门票600元。(三个月前朋友送我们的3D音乐会门票888元一张;知识不值钱啊!)结果,大部分聽众都打瞌睡,只有当年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等小部份人聽懂了。朱清时院士后来写文章指出,霍金的演讲中,从宇宙物理上证实了《老子》第四十章“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是正确的,因为宇宙中几万万亿的生命,不停地在10的负35次方(秒)的时间内死亡,而宇宙鉉又立即把他们都起死回生。因此《唯物论》的理论从此就不能成立了。

    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在1943年,曾经拜访过爱因斯坦,非常惊讶地发现爱先生的书架上只有几本书,其中一本就是《老子》。他后来研究为何德国人如此重视老子,是因为从黑格尔,马克思、康德和孔德等德国大思想家和哲学家们,都在他们的著作和发言中多处引用过老子的话。因此, 德国在施密特先生担任总理时,平均每四个家庭就有一本《老子》,现在的德国,每个家庭都有一本《老子》了。

    2013年11月, 我们去巴黎在教科文组织(我是他们在中国的专家组成员)开会时,他们的战略发展部负责人,加拿大的博士Miller先生居然点到: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是带领着世界上第一个政党提出生态文明的政党,以及和谐社会是很好的事,而这些理念的源头可能都是因为你们中国有老子的思想的关系。

    《老子》的第八十章中说到要让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就是说让所有的人,吃他们喜欢吃的,住他们觉得安适的住宅,按他们自己的风俗做自己的事。这就是中国人的老祖先聖人教导我们,要对其他民族的自主权和文化特色要相互尊重的意思.而不是像有些军国主义的国家,用武力来强迫别人服从他们的国家利益,和遵从他们的生活方式。

   习近平主席、李根总统、潘基文秘书长和梅德韦杰夫等世界级的领导们都引用过老子的哲理。(註: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斯密特先生Helmut Schmidt 2014 年已经95岁高龄,他曾说过黑格尔的思想血液有一半是中国的。他曾与毛主席会见过。)

    我简要地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在1982年,聽从先父彭鸿文将军的指导,由加拿大回到祖国工作和定居的建筑师和教师,先父也在1983年回到祖国定居。他曾是抗战第十战區-徐西军區司令;他是国军第一位回到祖国定居的将领。1983年鸿文将军恢复了中国国籍,是由国家领导人习仲勋同志,在钓鱼台国宾馆主持的仪式。我本人在清華大学已经教学了三十二年,目前虽然已经七十一岁,但是我还在教一门精品课:理性建筑;是用英语开课的。1985年我和加拿大的两位哈佛大学的教授,还有中方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合资的建筑设计企业----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现在除了在北京的集团总部外,全国共有十五家分公司。

    谢谢大家!

    发言人:彭培根 P. K. Alfred Peng,

清華大学资深教授;精品课授课人
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
优秀外国专家奖章获奖人199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评出:建国六十週年对城乡建設有贡献人物

 

 

 

 

发件人:zqw5000<zqw5000@163.com>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5月04日 13:08 (星期日)附 件:1个(2014年4月.rar ) 查看附件

香港为什么一再需要补贴?

----香港还是败港?

卢麒元

2014-05-01

    当主帅被洗了脑,博弈的大局已定。

  居港久矣,见识了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老谋深算。当然,有人老谋深算,就一定有人被算计。回归十七年,已经可以给出结论了。香港的回归,在政治上勉强及格,在经济上彻底失败了。可悲的是,被算计了,还没有勇气正视,还要且将耻辱当光荣。北京成立了国家级港澳研究机构,一群失败者在把失败粉饰为成功。有关方面被误导了,亦步亦趋地蹈入英美设计的制度陷阱,眼看着香港陷入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

  所谓庙算者胜,说的就是战略布局的水平。战略上失算,战术上的努力几乎毫无意义。香港今日的政治经济状况,就是三十年来中英美战略博弈的结果。一九八三年以来,我们派出了一批批缺乏战略素养的NC(脑残),NC们与英美战略高手在香港进行了三十年的战略博弈。我们在政治经济的各个领域都输得干干净净了,那些个曾经参与中英美博弈的NC们敢复盘吗?三十年下来,中国在香港的政治和经济方面近乎完败,我们还可以说什么呢?敢在龙塌之侧屠小龙,英美的嚣张堪称甚嚣尘上! 美国何以敢于高调重回东亚? 他们会感谢在港NC的不懈努力!

  香港的教训启示我们,在国家战略安全问题上需要深刻反思了!香港是中国政治经济的战略前沿,是中国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起点。在某种意义上,香港也是中国内政的预演。在港的政治选择和经济选择,预示着国内政治选择和经济选择。一般而言,政治选择和经济选择,意味着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的运用。中国如果有战略视野,自一九八三年起,政府就应该主动介入香港主权的争夺了。可惜的很,我们至今仍然无法掌握香港真正的主权。香港回归的仅仅是一面旗帜,港人远未获得香港的全部治权。我们在与一流强国的一流战略家打交道,我们却派出了一群不懂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的三流NC!在香港,或许还有一些所谓的“零零七”,那是类似周星驰喜剧版的“零零七”!我们国家为什么如此儿戏香港呢?这是大国的战略博弈啊!这是弱者的百年之争啊!为什么一定要如此荒唐呢?

  谈了三十年主权,到今天都不知道主权的概念,有关方面还有资格谈国家安全吗?香港的主权仅仅是一面旗子吗?何为政治主权?何为经济主权?主权回归了吗?没有回归,主权现在在谁的手上?政治主权算不算安全问题?经济主权算不算安全问题?政治主权不需要战略思维吗?经济主权不需要战略思维吗?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应该如何争取?战略性的安全问题,能够依赖几个弱智的NC和贴标签的“零零七”吗?他们懂得舆论控制吗?他们理解立法、司法、行政吗?他们精通财政、金融、产业吗?糊里糊涂,民心丢了,政治乱了,经济垮了,教训深刻啊!然而,最揪心的,不是失败本身,而是不敢承认失败,甚至要将失败进行到底!国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对香港问题的反思,意义远不止于香港。事实上,大陆正在重复着香港的悲剧!

  就经济而言,一九八三年之后,英美联手在香港进行了第二次没有硝烟的“鸦片战争”。我们粗略判断,自一九八三年到二零一三年,从香港流走的财富可能高达万亿英镑的规模。什么意思?如果以人民币计,香港送走了一百万个千万富豪!中国政府在没有战败的前提下,接受了历史上最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这就是中英谈判的内涵吗?一个几近被掏空的香港,政治上能够稳定吗?经济上能够发展吗?

    那么,为什么中央要向香港送大礼?所有的大礼,无非是变相财政补贴!为什么要补贴一个发达经济体呢?为什么,一个曾经发达的经济体,短短数年时间就需要补贴了呢?为什么,一个曾经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忽然之间产业就蒸发了,人才就流失殆尽了,变成了投机客的天堂!为什么,一个下金蛋的母鸡,到了你家就变成了只会斗争的公鸡?为什么,曾经爱国的数百万港人,越来越充满了对祖国的怨恨?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切不值得反思和警醒吗?

  战略安全的关键,端在制度设计的周密。制度设计出了问题,国家安全就存在巨大隐患。香港,从一九八三年开始,中英制度博弈,中方近乎弃权,英国人几乎是为所欲为!是的,“超级地租”和“超级通胀”像两把利刃,直直地插入香港居民的两肋,血顺着裤管流走了。而这个失血殆尽的躯壳,却号称回归了。英美利用了“唐僧”留给香港的“紧箍咒”:“五十年不变”!中国愚蠢的NC们知道吗?自一九八三年到一九九七年,英美已经让香港发生了巨变!巨变之后,“五十年不变”? 笨死的人没法救! 於是,就只能输血! 所以,补贴,补贴,再补贴。与其如此,回归的意义在哪里呢? 难道,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鸦片换白银”的陆上通道吗?香港,所谓的“自由港”,莫非是一根插入中国的财富“吸管”吗?更为可怕的是,香港不仅仅是“财富”吸管,也是制度的输出的管道。“超级地租”和“超级通胀”这两个最邪恶的吸血僵尸,静悄悄地被移植到了大陆体内。大陆终于迎来了“高房价”和“高利贷”!这是怎样愚昧的国家战略安全观啊?

  国家战略安全,牵扯到战略间谍,涉及到战略情报。那么,仔细看看,一九八三年以来,谁是英美的战略间谍? 那些属于英美的战略情报? 我建议大家去读一读某位领导新出的书,那里面留下了蛛丝马迹。战略间谍,几乎全部是著名的专家学者!战略情报,几乎就是公开的制度设计!什么意思呢?这是一场高端的战略博弈!最高水平上的战略博弈,就是思想上的激烈交锋,当主帅不经意间被洗了脑,一场博弈的输赢大局已定!事实上,我们在国家战略安全上,几乎完全没有设防!不仅仅是没有设防,我们甚至将防御体系直接交给了对手!我们有太多的干部出了问题! 同志们不想复盘吗?仔细看看,到底是谁在操盘中国在港的制度设计?再说明白一点,到底是谁在操盘中国的制度设计?话说到这个份上,还有意思吗?

  文章到此,必须结束了。结尾,我们必须说一说前苏联的故事。照理说,前苏联的克格勃是“国际一流的”的国家安全机构。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克格勃是苏联国家安全的一个超级摆设。克格勃连“萨克斯”这样公然的战略间谍都视而不见,对“休克疗法”这样的战略颠覆都毫无感觉,还谈什么“国家安全”? 前苏联末期的领导人愚不可及! 他们是国家战略安全的白痴!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国家战略安全的含义!现代国家的战略安全,就是制度设计的安全。其争夺的焦点,不是地缘政治,而是地缘经济。其手段,就是间接控制一国的财政管理主权和金融管理主权!令人震惊的是,前苏联竟然集体麻痹了,整个国家就像一具尸体,任人宰割而毫无知觉。看看今天的中国,是否也存在类似的状况呢?至少,在国家战略安全层面,已经快成植物人了!

  好了,不说了。今天,萨克斯不叫萨克斯了,休克疗法也换了更美好的名字。但是,套路却仍然是老套路!好在,中国的老百姓不是苏联公民,我们还没有全部丧失主体性(不全是NC)。在中国的高边疆上,还有由老百姓自发组织的哨兵,他们在警惕地看守着祖国最后的防线! 又或者,中国是幸运的,左翼在关健时刻复活了。中国左翼的崛起,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主体性思想,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优秀的战士。香港三十年的悲惨故事应该结束了。中国无主的时代也应该结束了。

  注:以此文祝朋友们劳动节快乐!

 

 

在港央企高管如何贪污卖国

大员

2014-05-10

    “环球时报”引述香港媒体称,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宋林涉嫌严重违纪案引发连锁反应,中纪委针对在港内地官员和央企高层的反腐风暴正在进一步扩大。将对华润、中银、中信、光大国际及招商局这五大中资集团进行审计。港媒称,王岐山曾直斥“贪敛、堕落到某一界线会利令智昏,为外国政府效劳,有意提供政治、经济金融等机密情报,不择手段窃取情报”。同国内的贪官污吏相比,中央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驻外高官贪腐堕落到一定程度后通敌卖国几乎是“顺理成章”的。

    我曾作为国家干部外派香港中资机构任职六年之久,又长期从事同保卫国家安全有关的工作,听到上面的报道尤其是王岐山书记的话,心中可谓五味杂陈。

    过去多年来,对贪污腐败最终将危害国家安全的警告我都发出了无数遍,嘴巴都说干了。为此我那三本间谍小说“致命系列”更是把海外贪官污吏用文学的语言描写成摧毁中国的“致命武器”——某些国家的情报机关,通盘掌握了定居在他们国家里的中共高干子弟,中共官员的财产、房产与亲属关系都登记得清清楚楚,对于那些“屁股不干净”的贪官家属与子女也做了“战时”与“和平”两个时期的“任务”划分——

    第一类属于“战时”状态,是作为同中国兵刃相见时的最后王牌武器“储备”的。1997年台海危机时,我们一位主管军事情报的中将曾公开警告美国,如果你们敢武力保卫台独,我们的核子武器也是可以打到洛杉矶的!我当时在华盛顿同一位美国防部高官争论处于下风时,也顺口搬出这话“威胁”他(我1997年在华盛顿研究的题目就是中美核武器政策对比),结果他冷笑道:“迷失的”(Mr)杨,你大概不知道贵国有多少高官子弟和人民解放军的子女住在洛杉矶的豪宅里吧?我当时显然不知道,但我因此知道了美国军方与情报部门一定知道!大家都知道了,台海危机过后不久,我们军队情报部部长姬少将被捕,美国媒体暴出他的妻子和子女在洛杉矶拥有豪宅。

    这种情况下,还能打仗吗?还敢打仗吗?还打得赢仗吗?别说打仗,连威胁人家都没啥底气了。是不是不打仗,大家友好了,海外情报机构就会放过咱海外的贪官污吏与家属子女呢?在情报界,这是典型的“太傻、太天真、太年轻”的表现,如果这样好的情报富矿也放过,还要情报机构干啥?如果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因贪污腐败不得不隐藏在中国,或者一位美国高官的贪腐把柄被我们独家掌握,我们也不会放过他吧?!所以,至少有一些情报条件比较好的官员家属、子女在海外早就被人家情报机构编排进册子里,成了和平时期海外情报机构收集中国情报的筹码与桥梁。

    当然,这事涉及到国家机密,而且任何进一步的指控与分析都需要确凿的证据,我就此打住,不多说了。鉴于我在港的中资工作身份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工作经历,我简单解释一下港媒报道的那些情况。

    驻港机构受内地直属领导,又受香港属地管理,这种双重管理说好听点是受到双重约束,但实际上却往往是两不管,一笔糊涂账。在港中资企业常常以香港的属地管理作为特殊性,轻易避开内地的审查;同时,又以公开的造假来应付香港管理机构,还美之名曰为了“国家机密”不被海外机构掌控,更有一些大的企业仗着北京有“通天”的关系,连香港“廉政公署”都不放在眼里。

    宋林涉嫌贪污被举报可能只是冰山之一角,相信“不在此山”中的普通人对这些改革开放后得天独厚的宠儿们到底能贪腐到什么程度,在邪路上已经走了多远,没有写奇幻小说的想像力是无法勾画出的。从我自己在港的亲身经历来看,腐败的程度绝对超过内地一些国企,加上海外中资的管理人员往往是官二代、官三代或者高官指定的“关系”,肆无忌惮的程度也更严重。记得1989年左右我陪同副省级领导去港,接待的中资机构请一顿饭就吃了三万五港币(当时港币比人民币大),连那位副书记都抱怨太贵了,对我嘀咕道“还不如给我们买点东西”,他当时的工资也只有一千元不到,也比较清廉。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很大的触动,当时一个驻港中资机构被自己的几位香港员工连贪污带骗卷走了几千万港币,但这位中资公司的老总担心前途受到影响,竟然以在港打官司会影响大陆政府形象等理由把事件压了下来,也放了贪腐香港人一马,不告他们了。贪污的香港员工喜笑颜开,中资公司却损失惨重。只不过,我到现在还搞不明白,什么样的财务管理制度能够允许如此大的漏洞都可以蒙混过关?后来那位中资公司老总回大陆后还升职了。

    我搞不明白,相信大家也搞不懂,所以反贪的事咱只能留给中纪委和香港“廉政公署”,希望他们合作起来办案。我下面谈谈驻港中资机构涉及到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方面的几个应该注意的问题。

    第一,央企与国企老总在外控制大量资金,贪污腐败转移资产非常容易,甚至有国家的特殊政策帮他们敛财与转移资金(例如开出外汇转移许可证),这些老总往往就成为主管他们的国内高官的海外亲信——帮国内的领导转移资产、协助管理海外资产,以及照顾他们在海外的子女。换句话说,中资老总的后台与靠山都比较凶猛,一般是比“大老虎”还厉害的“老老虎”。

    第二,一些老总利用驻外机会,国内外事与安全机构手伸不到那么长的“优势”,大多利用国家资产为自己和家人偷偷办理了国外移民甚至外国护照。按说办理护照也是个人的行为,但你手里控制着中国人的大笔资产,有些甚至还是“法人”,如果一旦有风吹草动,按照所在国家的法律,你名下的资产,不管是北京的还是某省的,都瞬间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的财产,这对国家安全与利益构成的危害,恐怕是一两个小小的网民在网络上贩卖几份“国家机密”没法比的。查他们,要严防他们狡兔三窟,捷足逃跑。

    第三,央企、国企和省企的老总,在政府里有级别,在党内还有职务,他们享受相应的“密级待遇”,也就是说这些人定期要回到国内看有一定密级的国家机密文件。又由于他们“战斗”在第一线,同北京高层某些重量级领导有联系,所以掌握的一些内幕甚至要超过国内相同级别的干部,一旦泄密,尤其是涉及到国家的经济政策与商业机密,损害可想而知。反腐风声如此之紧,不排除少数老总已经为此留了“退路”,同海外情报机构早有勾结,方便被查时随时潜逃。由于牵扯到情报行为,他们一旦潜逃,就很难作为贪污犯要求引渡回国了。国家蒙受的损失恐怕会远远超过桌面上看得见的贪腐数字。

    央企、国企反贪,尤其是驻港驻外央企的反贪,难度远远大于境内反贪,但考虑到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对驻外央企与国企的反贪就尤为重要,既要做到王岐山强调的对五大集团展开的审计、清查、整顿与反腐肃贪工作相结合,“绝不半途而止,绝不遇难而退,绝不留尾巴”,也要做到如何从规章制度与法律层面,制定出对驻外央企管理的最好方式方法。

 

 

 

 

挺起中国工业的脊梁

——专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高梁

高梁 玛雅

2014年05月05日

  参考消息网4月30日报道:《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一书作者玛雅近日专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高梁。内容如下:

  玛雅:外媒评论说,过去1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无可匹敌的高速发展。

  高梁: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超过30年,至今发展势头不减,不要说外国人,就连我们自己都眼镜大跌。到目前为止,都还不敢说已经穷尽了30多年快速发展的动因。

  美国今天想挽回制造业外流,以保持美元的地位,但是没那么容易。不是我们中国把得住,是它的资本家不愿意回去,是跨国公司不愿意。一个国家的工业为什么能有这么强大的吸引力和增长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三要素分析就能说清楚的。

  玛雅:中国只用了60多年时间,就从一个积贫积弱的穷国发展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方面,我们有哪些优势?

  高梁:中国的发展道路,很多人把一切成就都归功于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这些人第一把前30年贬得一钱不值,第二说中国现在这么突出的增长跟政府干预没关系,跟国有企业更没关系。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有人说,前30年中国的工业发展如何如何差。实际上1950-1977年,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仅次于日本,日本是12.4%,我们11.2%。我们远远高于美国、苏联、德国、英国等世界强国,说明我们的工业并非乏善可陈,而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如果没有前30年的基础,只是一穷二白一张白纸,后30年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就会缺乏积累。那样就只能依靠外资,而依靠外资就会被外资控制,就是今天拉美一些国家的现状。

  毛主席当年说,不吃嗟来之食,吃嗟来之食肚子疼。不吃嗟来之食怎么办?中国的前30年一是靠革命英雄主义;二是靠上下一心,同甘共苦;三是靠牺牲精神,上面是牺牲精神,下面也是牺牲精神。这些给中国后来的起飞奠定了基础。

  玛雅:前30年不仅为后30年积蓄了物质力量,也积蓄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高梁: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中国就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就只能受制于人,高科技永远上不去。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经济主权都是国家政治独立的基础,而科技进步的主导权是经济主权的基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关键技术被人卡了脖子,受损失的不仅是经济利益,也会对国家安全利益造成损害。所以,新中国前30年打下的基础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没有这个基础,就没有后来的一切。

  玛雅:把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对外开放、市场经济的人,对政府和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也持否定态度。

  高梁:他们认为后30年的工业发展成就与政府的力量、与国有企业的力量没关系。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高铁是个成功的例子。高铁引进后能够这么快国产化,投入运行,跟铁道部有直接关系。2004年大规模引进时,只有铁道部一家出面谈。当时西门子要价太高,那就不要它,换别的。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已经“横”惯了,跟谁打交道都趾高气扬,没有中国人的话语权。所以,对中国的国家垄断最咬牙切齿的恰恰是大资本家,特别是外国跨国资本家。他们巴不得中国一盘散沙,没有竞争力,由他们来垄断,当寡头,分而治之。中国现在有些身家几十亿、几百亿的个人大资本,想要拿到最肥的垄断企业,由他们来把持,也是这个用心。

  高铁的成功证明,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在技术上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如果真想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适当的国家垄断,强调政府在这当中的作用——组织协调作用和统一对外竞争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会回到过去的依附状态,从技术依附变为经济依附。
  国家的经济与科技发展,是坚持“以我为主”还是“让老外为主”,这是一个不能不辩论清楚的大是大非问题,是国家建设的根本方针问题。这个问题不说清楚,“以自主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就是一句空话。坚持独立自主,在以我为主的基点上开放和吸收学习,这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国策。邓小平说过,任何外国也不要指望我们做他们的附庸。

  玛雅:主张国企私有化的人难道不明白,私有化以后会落到谁的手里?能落到全体人民手里吗?这些人是糊涂还是别有用心?

  高梁:不是糊涂,他们心里特别清楚,这就是他们想要的。他们最眼红的一个是石油,一个是电信,因为这里面肥呀。今天石油是什么?是绝对的战略产品。中国又这么缺油,国家能不垄断吗?别说中国,沙特、卡塔尔,不都是国家垄断石油资本吗?

  玛雅: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2012年2月跑到中国来游说:国企私有化、金融私有化。他以为中国人傻吗,会被他忽悠。

  高梁:国内政界和学界有些人和世界银行的关系不一般,高层对高层,他们之间有默契。关于私有化的主张可能是“出口转内销”,目的是想学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但是这些人也不想想,有了俄罗斯的前车之鉴,中国人现在知道,全盘私有化未必是好事。过去有段时间,中国的国企产权改革也出了一些问题——MBO(管理层收购)、侵吞公产、监守自盗……搞得天怒人怨,发生了通钢事件这种重大群体性事件。可是有些人至今都不接受教训,还在自拉自唱所谓国企“改革攻坚战”,铁了心要搞私有化。如果真要这样玩起来,可能会激起更大的民变。

  玛雅:某些人所谓的“改革攻坚战”不过是个旗号,背后有更深的企图?

  高梁:这是亮出底牌。他们有人公开说,现在国有经济的成分比过去少了,国有经济还存在于国家命脉的行业中。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向国家命脉开刀。所谓“改革攻坚战”就是要分拆垄断型国有企业,先股份化再私有化,把国家的命脉交给私人和外资,使中国经济彻底殖民地化和资本主义化。

  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两条道路、两个方向、两种前途的大是大非问题。如果这样的“权威”意见被采纳,意味着党的基本纲领和经济发展的路线方针将彻底改变。

  自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来,关于基本经济制度都强调必须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作用。所以说,国有经济在制造业关键领域要占据控制地位,这是底线啊!关键领域绝不能放。

  玛雅:主张私有化的人,还有一个主张是西式民主化。这是美国人给中国开的药方,被这些人当做尚方宝剑,拿来向中国体制开刀。

  高梁:这种舆论他们造了好多年了,一个私有化,一个多党制,说来说去就是要折腾,折腾完了拉倒,老百姓的死活他不管。谁高兴呢?大资本高兴。中国有一帮亿万富翁,他们最高兴。他们和国际跨国公司,和西方资本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跨国资本最高兴,美国政府最高兴。如果让他们高兴,就意味着中国老百姓遭殃,这是一个国家利益的博弈。国家利益是什么?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一个统一的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一个在国家内部能够形成的统一市场,就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工业发展,中国今天的所有成果、老百姓要的好日子,就可能付之东流。

  玛雅:那样的话,社会主义大旗就倒了,人民共和国也就名存实亡了。所以邓小平当初反复强调,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

  高梁:主张完全市场化、私有化的人,话说得很动听,“放手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搞改革攻坚”。然而,他们忘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国家产业进步和经济安全,是人民根本福祉之所在,是最高位的“大道理”,改革开放必须服从这个大道理。所以,我们不能听信他们的话,对外资要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涉及非垄断型、非军工型的竞争性大企业。这些企业是未来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脊梁,如果私有化,被外国人分掉,或者被自己人搞垮,将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国有企业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屏障,是中国国力的支柱,是将来产业升级的核心。这个要是垮掉,中国就是一摊泥,就像一个人腰断了,站不起来了,这个国家就完了。所以说,这是一场国家经济安全的保卫战。

    (作者玛雅现为中信集团《经济导刊》常务副总编)
 

 

 

 

 

发件人:PKAP<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时 间:2014年05月05日 17:27 (星期一)附 件:4个(北京第三航站楼是全世界最浪费能源的机场.docx 等...) 查看全部附件

    从客观比较乘客年流量和机场建筑面积来看,北京第三航站楼是全世界最浪费能源的机场。----机场设计建筑师 彭培根院士

北京第三航站楼是全世界最浪费能源的机场

彭培根 院士

2014年5月4日

老霍及各位教授篮球队友:

    您们好!老霍转发来“新加坡文章”中,赞扬了北京第三航站楼的建设和宏伟;刚好踩到我的一根与我专业有关的“常痛神经”!

    北京第三航站楼是全世界,过去二十年新建超过三千万乘客年流量的机场中,最浪费能源的机场。它的產生就因为是江泽民的海派好大喜功的和暴发户心态下的一句“指导思想”。“为了2008年的奥运我们要全世界最大的机场!”.凭什么!我国在2004年是的GDP是去世界第三没错!但是我们的同胞的人均收入是世界排名120多名啊!

   打肿脸充胖子的结果是,建成后的第三航站楼的总面积是几乎100 (98.6)万平方米!比美国的五角大厦还要大一点。比当年的世界上第二繁忙的伦敦希思罗机场还要大三倍!但是,从它建成到今天,北京第三航站楼的乘客流量五千多万次,还从来没有超过希思罗机场(70,037,000)的流量。世界乘客流量最大的亚特 兰大机场(95,463,000)的建筑面积只有北京第三航站楼的一半多一点。2013年统计2012年的世界机场乘客流量,北京虽然排名第二(81,929,000),但这是将第一、二和三航站楼合起来算的。全国上下领导和干部嘴上都在讲:可持续发展和节能减排。一建公建就形象工程!

    我们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2002年通过竞赛,做了廣州新白云机场的总体规划、城市详细设计。我们还设计了廣东省机场建设集团、中国民航中南局、国航廣州机场办公和生活区。

    新航站楼是美国建筑师设计的,我们与他们合作,说服力地方领导,放弃了“形象工程”的要求,尽量将航站楼的建筑往下压!身体力行地做到了“可持续发展”和“节能减排”。因此,廣州机场的耗能要比北京第三航站楼节省24%。巴黎戴高乐机场的大部份内部空间只有北京第三航站楼的1/3, 甚至1/4的高度!

   北京第三航站楼是全世界,过去二十年新建机场(超过三千万乘客流量的)中,最浪费能源的机场!祸国殃民啊! 

    幸亏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坚韧地默默地在拨乱反正!以身作则地领导简朴务实的行为规范。跟据可靠的信息,说国家领导人们的坐车都逐渐更换为国產的红旗车了。他们的部下绝大多数都在改用最简朴的桑塔纳了。

    你们会很奇怪!老彭一向都在评论或批判;极少聽到他赞扬啥事的!那别怪我啊!那是因为这个社会上能够被赞扬的是太少了。呵呵!

    下面, 让我们进一步来分析一下老霍发来的这篇“新加坡的文章”:

    (1)首先,这个文章没有标明是哪家报刊杂志刊出的。也没有作者的名字和日期。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懷疑,它是不是大陆的那个宣传部门,托人写的自我宣传文章???也有可能是一篇高明的“钓鱼文章”故意刺激理性的读者来反批!

    (2)如果是新加坡的文章,一般会有几个共同的个性:第一以报道客观事实为主。第二很少有捧上天的或尖锐的批判。第三绝对不会对中国歌功颂德

    (3)清末民初的鸿儒辜鸿铭;学贯中西,还能在英国牛津大学开教英国比较文学;他在用英文写的《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Chinaman中国佬的精神)一书中写道;“为了要想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认为最应关注的问题不是其所建造的宏伟的城市,或是有如何華丽的住房,宽畅的道路或是如何豪華舒适的家具、仪器或工具。乃至机械设备是如何巧妙实用。实际上有也与其能生产出以上这些成果的社会制度、艺术和科学无关:如何来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应该探求的核心机制是人性的质量和类型,也就是说由这种文明培养造就出来了什么类型的和质量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和质量—就是文明培养和造就出来的成果。它综合显示了文明的本质和特有个性。法国有句关于文学创作的谚语:‘文如其人’(彭註:中国人也说‘字如其人’)。因此,我提出三个主
题:真正的“中国佬』、中国妇女和中国语言—作为本书前三章的标题,以此来诠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并启示其价值所在。”

    我们可以看出,文革以后,人民失去了信仰。没有传统文化的礼教,也不信任何宗教;也不信共產主义。江胡两届任期内,社会的贪腐达到亡党亡国的边沿!胡温任内,大陆的鄉以下选举刚刚起步,嚴重贿选等弊病太多,选出来的都是绝对的土豪劣绅。而且村民星期天都到基督教堂,去打一两个小时的瞌睡,然后出来领钱。村支书记召集党员会议也要给钱。

    孟子说“上下交争利而国危亡矣!”。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后二十年,房价飛涨了一百到三百倍!而德国在过去三十年,房价平均每年只涨了百分之一(1%).过去十多年大陆建设了那么多的浪费能源,严重违反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建筑物,只能更危害生态-增加百姓的痛苦!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国家!!

    您好好看看你每天看到的同胞都是什麽素质;一个人文学院的女博士生,居然就在主楼前,逆行野蛮停车在主干道中央,你就会为这个唯利是图和大的沦丧的社会,几乎要眼睛出血!

    老彭 2014 五四纪念日,


 


 

 

发件人:union<union10000@gmail.com>(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NULL.NULL>+时 间:2014年05月07日 00:35 (星期三) 北京新机场项目应立即下马暨该项目不可行性紧急报告

北京新机场项目应立即下马暨该项目不可行性紧急报告

北京理工大学 胡星斗

北京市民  顾成达

2014年5月6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同志,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同志:

你们好!

    规模和投资异常巨大的《北京新(国际)机场及其新航城》项目明显缺乏可行性,应该及时下马!

    对照习近平同志2014年2月25日、26日《关于搞好首都规划发展和管理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下称《讲话》),我们深深感到北京新机场项目方方面面都是非常不可行的,应该立即下马!我们也期望此项目的决策者在学习了《讲话》后改弦易辙,自觉停止该项目。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北京新(国际)机场及其新航城》建设不但没有暂停,而且马上就要大规模动工。我们本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首都的热爱,现在提出《北京新机场项目应立即下马暨该项目不可行性紧急报告》,事关重大并特别紧急(北京新机场项目是经过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复同意立项,并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不得不直接禀报你们。

    1.北京新机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北京作为中国首都,不是单一的政治中心,不仅是国家最高机构所在地,国务活动极其频繁,而且是古都和特大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人口数量巨大,人才密集,重要的建筑和设施不计其数。

    处于天安门东北约25.5公里的首都国际机场始建于1958年,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3次大扩建尤其是2008年的特大扩建,已经成为超大型机场,其2013年客运量8370万人次而近世界首位,在飞机起降越来越密集(平均每日超过1700架次)而且还将进一步扩建的同时,也越来越给中央和整个首都的安全带来了严重的隐患!

    即使随着军事和民航事业的极大发展,北京确实需要再建一个超大型的国际机场,那么为了安全考虑,距离天安门100-150公里以上也未必留有充分的预警和应对时间。而现在,如此规模巨大的北京新机场居然规划在首都咽喉——天安门正南,并且距离仅仅46公里,显然给中央和首都安全乃至一系列国家安全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重大隐患,对此,决策者应当防患于未然!

    而且,首都国际机场与北京新机场——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机场相距不足70公里,航线航班过于密集,将连正常航空安全及管理都难以保证,其隐患之大,更令人担忧。

    北京地区机场密集,有众多军用机场,空域结构越来越复杂,空中禁区势必扩大,首都机场空运已经异常繁忙等等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安全问题必须充分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也就国家安全作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因此,从首都和国家安全考虑,北京的民航发展必须有限制,北京新机场项目应该下马!

    2.北京新机场明显属于重复建设项目,严重违背京津冀协同发展 。

    京津冀地区机场特别是超大型、大型机场已经相当密集,已有三个超大型、大型(国际)机场,即首都国际机场(首都机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天津机场)和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石家庄机场),此外还有多个中小型机场。

    首都国际机场已经成为我国客运量遥遥领先的综合性超大型的国际枢纽机场,目前占有北京及天津、河北的大部分和全国部分客运量,并将进一步扩建,客运量可达1亿人次;而同样是特大城市并且处于我国最发达地区的上海,虽然是我国唯一拥有二个大型机场——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的城市,但是二个机场客运量之和远不及首都机场一个机场的。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位于天津东丽区,濒临渤海,客运量可达到5000万,应该是中国主要的航空枢纽之一,但是由于北京作为首都的强势地位和首都机场规模超大且距离天津较近,目前天津机场实际客运量和货运量均很小,2012年旅客吞吐量仅810万人次,不但是四个直辖市中最少的,而且位列中国大陆21个客运量千万人次机场之外,因此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应有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处于低效率运行状况。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也是首都机场的分流和备降机场,客运量可达到3500万,但目前客运量仅400万左右,其作用也还远远没有发挥,也处于低效率运行状况。

    京津冀一体化,交通是关键,公-铁-空-水交通要搞好协同发展,民航应该搞好协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

    通过各方面长期艰难努力,国务院大交通改革有了进展,京津冀民航协同规划发展已经取得一些成绩:首都机场有所分流“瘦身”和不断发挥天津机场与石家庄机场应有作用。

    据报道:北京南站的天津机场候机楼已于4月16日开始试运行,预计该候机楼5月初正式运营。从北京南站至天津站的京津城际列车运行时间约33分钟,从天津站至天津机场巴士运行约30分钟,从北京南站至天津机场全程总共用时60多分钟;与从北京南站搭乘地铁至北京首都机场大约90分钟的用时相比,反而可节省近30分钟,若再加上地面等待等原因,可节省时间约1小时。

    据报道:从民航华北管理局主导的论证会上获悉,首都机场部分客座率低、机型小的航班将分流至石家庄机场、天津机场。而从北京到石家庄机场乘坐高铁只需一小时。

    京津冀地区还有多个中小型机场,例如,北京天安门南约14公里的南苑机场,现在作为军民两用机场,已经起到分流首都机场旅客的作用,并还有潜力。

    按照《讲话》的指导思想,显然北京新机场是一个严重的重复建设项目,也严重违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也严重违背京津冀一体化的国家战略,而且,其规模、工程和投资都极其巨大,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极大的浪费。只要继续合理地发挥天津机场、石家庄机场的作用,建设北京新机场就完全没有必要。

    与北京新机场伴生的新航城相应也应该下马,而且已有首都机场的规划面积达到170平方公里的《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故而,规模达到中等城市的新航城本身也是严重重复建设项目。《北京新机场及其新航城》项目下马,对于大兴科学规划发展和北京市确实以《讲话》为统领搞好深化改革都是至关重要的!

    3.从环境保护考虑,北京新机场项目也必须下马。

    从最近发布的《北京新机场项目环境信息公告》,对于北京新机场规模有所了解:2025年机场旅客吞吐量72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200万吨、飞机起降量62.8万架次;本期新建4条跑道及配套的滑行道等一系列工程内容;仅机场征地,跨北京大兴区南部和河北省廊坊市,超过30.3平方公里(已超过现首都机场27平方公里的规模)等。在《北京新机场项目环境信息第二次公告(2014-3-19)》(下称《二次公告》)中,虽然公布了北京新机场项目包括声环境、环境空气、生态、地表水、地下水、固体废物等的环境影响,但是,依然不全面、缺乏透明度,也没有公布水电气等的巨大用量及其对于北京已经非常紧张的环境资源造成的负担和影响,更没有公告远期大大扩展的规模—— 例如,要达到旅客吞吐量1亿人次、货邮吞吐量500万吨、飞机起降量90-100万架次,征地可能超过40平方公里,从而进一步对于生态、环境尤其是大兴南部风水宝地造成的更大破坏或者损害,进一步对于北京已经严重超负荷的人口带来海量的增长,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航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民航的高耗能、高污染情况一直没有引起起码的重视,甚至在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的今天,有关部门仍在刻意回避;《二次公告》公布的北京新机场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既避重就轻,也缺乏客观性、科学性、完整性,其拟采取的措施也是理想化的。

    仅仅从大气污染来说,已经有专家指出,首都机场飞机尾气造成的大气污染相当于数百万辆机动车,是北京雾霾的重要原因。相应地可估计,北京新机场对于京津冀地区雾霾的贡献将达到600万-1000万辆机动车所造成的污染。众所周知,京津冀是全国雾霾最严重地区,全国10个雾霾最严重的城市京津冀就占居7个。而最近北京环保局发布的《2013年北京市环境状况公报》表明,北京环境质量的改善仍面临艰巨挑战,北京南部包括大兴的雾霾程度达到北部的2倍;北京生态环境质量区域差异较大,北部以及西部山区明显好于包括大兴的平原区。显然,在这样情况下,再在大兴-廊坊建设北京新机场,仅从环境保护也是完全不可行的。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特别重视北京的科学规划和城市病的治理,包括雾霾的治理,强调“加强环境执法监管,认真进行责任追究”。北京市领导一方面以脑袋担保限期治理雾霾,从2014-2017年北京要砸7600亿元巨资治理雾霾,另一方面又要大上北京新机场这样的严重雾霾项目,岂不是南辕北辙、明显让担保落空?

    我们认为,继续以“首都机场日趋饱和”、“缓解首都机场日益加大的运输保障压力”、“民航是支柱产业,对于GDP贡献巨大”等为理由,却违背京津冀协同发展,违背北京大城市病治理,也无视全国性尤其是京津冀地区长时间严重雾霾等等问题,仍然非要建设规模特别巨大的北京新机场是非常错误的。北京市及有关部门应当切实以《讲话》检查调整好规划,《北京新机场及其新航城》项目必须立即下马;相应地,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和民航局、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需要密切配合协调,确实做好北京首都机场分流和北京新机场下马的善后工作。《北京新机场及其新航城》项目的下马,对于大兴和京津冀乃至全国的科学发展都有着重大积极意义!

    以上观点,不知对否?敬请领导明察!

    此致

敬礼!

北京市民:胡星斗、顾成达

2014年5月4日

    抄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同志、天津市市长黄兴国同志,中共中央委员、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同志、省长张庆伟同志。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4年05月04日 14:25 (星期日)附 件:2个(image001.gif 等...) 查看全部附件

朱总理是清廉还是利益集团的后台?

沪法网

2014-04-28

    随着中国反腐败工作的进一步深化,最近中共政府陆续双规了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前副行长并中国证监委(证监委)前副主席王益、商务部条法司前正司级调研员郭京毅等在内的一批金融界和涉外经济涉贪高官。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越来越一损俱损,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又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及时揭开中国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黑幕,对于中国金融和经济的平稳运行和政治与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在中国三十年经济开放过程中,形形色色和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层面上,以不同的手段,在攫取着改革的成果,危害着民众的利益,孕育着社会动荡,侵蚀着政权的基础。而其中,得利最巨大、手段最隐蔽、勾结最紧密、持续最长久的莫过于中国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目前中国所有被毙、被抓、被双规的贪官,其金额和罪责加起来,恐怕都难以与这一利益集团相比拟。 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和长远利益的驱动下,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根错结、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危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政局,在国际上有能量呼风唤雨的一股重大势力。

    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滋生和壮大于朱鎔基总理当政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形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开始大规模参与国际金融业之时。在此之前,中国尚未进行大规模的商业银行改革和全面的企业股份制改造,涉外金融业主要包括小规模和零散的外汇结算等业务。当时中国的外资业务也主要是吸引外国厂商企业直接投资。国际金融业包括全球性投资银行和金融中介还没有什么中国业务,也不大能插上手,在国际投行打工的中国籍雇员不仅职位低微而且数目不多。

    在朱鎔基副总理让李鹏总理赋闲,而于九二年实际掌握中国金融和经济政策主导权并后来继任总理后,伴随着股份制改造的推进,国企开始海外上市,银行开始商业化运行,国内股市也开始活跃,外国投资银行开始大规模介入中国业务,这一切,为这一涉外金融集团营造了滋生土壤,使其如脱缰的野马般一发不可收拾。朱鎔基总理当年提携的一批人马正是这一涉外金融集团的核心,如今遍布于中国各金融要位和海内外金融机构,共同拥戴朱鎔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成为主导和影响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金融业的最有组织的力量,并且其个体和总体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实际受益者。

    朱鎔基总理当年可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其执掌中国金融和经济政策大权后,所推行的一系列金融和经济政策,例如雷厉风行的国企海外和国内上市、疾风暴雨般的国企兼并破产、成千上万工人的下岗分流等等,在企业和民众忍受巨大痛苦之时,实际上为包括自己儿子朱云来在内的涉外金融集团提供了获得天文数字般个人利益的机会、基础和环境。

    人们说,朱鎔基总理个人可能做到了清廉,但是其公子朱云来却是中国依靠国家和特权、官倒和帮派而成就的名符其实的亿万富翁! 朱鎔基总理当年就有不循照旧规,内举不避嫌,重用其班底的美名,不仅在其主管的金融领域,更影响着海外金融机构。综观中国历史和当前,恐怕没有一个领导人有朱鎔基总理般的高瞻远瞩并顾及实际,不仅确保其班底长期掌控中国金融和财政大权,并且构筑百年大计使得其班底能够实际拥戴幼主,长期保持实权和共享利益。

    朱鎔基总理深明现代治国最重要的是掌握金融和财权的道理。就这一点相比起来,毛、邓、江、胡,无一有朱鎔基总理的谋略和务实。朱鎔基总理当年所用之人,虽然丑闻不断,折将不少,如爱将朱小华、王雪冰等被捕于朱鎔基总理任内,但仍然是前仆后继,硕果多存,其班底不仅在本届政府仍然执掌金融和经济要津,而且极可能会延续下去。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邓小平可能完成了隔代任命政治领导人,但是朱鎔基总理却是实现了隔代乃至多代掌控金融和经济权力的宏伟大志。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核心人员,分别控制着中国金融和经济的命脉部门和要害岗位,并且涉及到外国的机构。

    这些部门和机构包括:

    1、掌管着至少2000亿美元规模,最有能力投资海外的中国投资公司(中投公司),实际掌握了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决策权;

    2、对中国所有的重要金融机构实行控股和参股,并直接控制着中国的金融业包括银行业所有重要实体的中投公司下属的中央汇金公司(中央汇金),实际掌握了中国金融机构的决策权、人事任免和话语权,进而直接影响银行系统的运作;

    3、由朱云来作为个人企业来掌控的,在朱鎔基总理任内特批设立并获得所有经营特许,占有通过建行出面的国家出资,与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和个别香港人士构筑了战略利益关系,有着便捷资金出入推出机制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金公司);

    4、在中国长期投机,包括从中国各类企业收取上亿美元费用、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吞云吐雾、去年将中投几十亿美元投资化为泡沫、并且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中又企图设计诓骗中投公司为其买单、作为中金公司外方股东的摩根士丹利及其为代表的外国投机机构;

    5、由周小川掌控的中国人民银行(人总行)操持着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国家外汇的投资,包括附和美国利益和压力让人民币快速增值,影响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在美元不断贬值之时,让中国持有巨额面临贬值的美国国债。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包括:

    1、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是朱鎔基总理在上海时就重用,并且在退出总理位置之前专门安排去财政部“盯着钱袋子”的嫡系。中投公司依赖国家的外汇储备,不仅是中国最大投资者,而且是世界最大的主权基金之一。西方评价他是中国最有权势之人、对中国改革最具 贡献之人。

    2、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当年由朱鎔基总理跨过正常程序,由王雪冰手下的子公司负责人一举提拔到证监委当副部级副主席。虽然各种告状信一箩筐,涉及他超生(至少3个)超婚(至少2次)、生活作风、经济犯罪等,但却能得到该利益集团的搭救和重用,屡屡化险为夷。

    3、境外人士如摩根士丹利中国区主席孙玮女士和因丑闻而下台的香港前财长、目前担任美国黑石集团(黑石)中国区主席的梁锦松等。他们合伙安排中投公司以总计80多亿美元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逆时入资,使国家损失过半。对黑石的投资是孙玮代表摩根士丹利作为财务顾问、朱云来从中牵线搭桥、梁锦松名义上得到功劳和好处、中投公司(并先前的中央汇金)楼继伟、周小川、高西庆和汪健熙共同搞定的。对摩根士丹利的巨额投资损失也是同样由这几个人以相同 的手法密谋定案的。

    4、朱鎔基总理的前秘书李剑阁,目前担任着中央汇金副董事长,同时还担任着朱云来当总经理的中金公司的董事长,年收入以千万 计。

    5、人总行行长周小川,在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屡败屡战,应当对中国证券市场和货币政策近年来的重大失误承担责任,他与美国财长保尔森等遥相呼应,强买美国国债,强逼人民币升值,强把中国直接牢牢绑在美国经济战车上,使中国失去应对自由度。周小川也是由朱鎔基总理主要提拔,自***流亡海外归来后,几年之内,即被安排担任中行副行长、建行行长、中国证监委主席,直至中国人民银 行行长。

    6、中投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从小与周小川同院长大的玩伴,虽然劣迹癍癍,却一直就受到周兄弟般的关照,一直带着到中国银行、证监委、到建行、担任中央汇金副董事长、中金公司董事长(后传给李剑阁)、担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国内外市场上广泛认为,这些天 之骄子,哪里有钱上哪里,哪里热门到哪里,哪里有权在哪里。

    7、众心捧月的朱鎔基总理的儿子朱云来是这一利益集团的核心。朱云来在朱鎔基总理任内转行到金融领域,在美国的无名大学短暂留学镀金后,由美国一家投资银行最低层次的职员,在九十年代后期一举被安排成为中金公司的总经理。中金公司的背景是建行、摩根士丹利以及香港查史美伦家族作为股东,在中国特批的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当时中金公司的董事长是后来被判刑的建行行长并曾任中行行长的王雪冰,中金公司的董事包括摩根士丹利的总裁、现今仍然担任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麦晋桁,此人去年在摩根士丹利走下坡路时从中投公司拿走中国56亿美元,目前已经亏损过半。港人史美伦当时被朱鎔基总理直接任命为中国证监委副部长级副主席,在中国证券市场 引起广泛争议,留下长远隐患,后来不得不黯然挂冠离去。

    二、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基础和核心在于小集团利益均沾 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根错结、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其组织之严密,运作之顺畅,古今中外,难有其上者。 1、长期经营、盘根错结 该利益集团起始于九十年代初,历经两届政府,横跨近二十年,并且强劲不衰,大有继续传呈之势。当年朱鎔基总理以副总理之名掌总理之权,进而担纲总理之位,前后达七、八年之久,牢牢掌控金融和经济各口,使其能够广猎班底,遍插亲信,充分锻炼,羽翼丰满。其它派系的后备干部,难以有机会真正涉猎金融财经实务,造成直到今天也只能经验断代,隔靴搔痒,望洋兴叹。

    朱鎔基总理的班底,几乎都在其任内就实现了积累阅历,掌握经验,实现卡位的历程,确保能够在继任政府中担任重任。 楼继伟在朱政府中,实现了由上海市政府局级,挂职到云南省副省长,到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的过程。现在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也走了挂职云南省副省长的路子。高西庆在朱政府中,实现了由中银国际总裁,到证监委副主席,到社保理事会副理事长的过程。李剑阁在朱政府中,实现了从经贸委司长兼朱的兼职秘书,到证监委常务副主席的过程。

    周小川在朱政府中,实现了从中行副行长,到建行行长,到证监委主席的过程,为担任人民银行行长奠定了基础。朱云来在朱政府期间,则实现了从美国无名大学的普通留学生,到中国最重要的和当时唯一合资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总经理和实际掌控人的飞跃。

    要说朱鎔基总理“清廉”,看来还是需要事实来说话。 该利益集团还相互盘根错结,相互依存。朱云来执掌中金公司十来年,几乎垄断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和国内的股票上市、企业融资、财务顾问的高端市场,其所得个人利益保守计算也达数十亿元人民币,这完全是在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庇护之下非法取得的。在朱云来执掌和大肆利用中金公司大发其财的起始和大部分时间里,为父的是当朝总理,为子的是最大合资投资银行的总裁和实际控制人,靠的是吃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饭,发得是个人的亿万横财,并且没有任何回避和遮掩。 事实情况还是,众多跨国公司、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老板到中国访问,都把会见朱云来(英文名字为Levin Zhu)视为最重要行程,以见到Levin为荣,而朱云来在国外的行程安排规格,不低于一个王子,搞得中国国不为国,相信从这些年朱云来的工作行程中不难找到相关答案。

    朱云来执掌和运营中金公司,获取几乎所有重要国内金融和海外涉华高端业务,并破例获取国内券商牌照时,高西庆和史美伦是证监委副主席、周小川是证监委主席。朱云来执掌和运营中金公司介入中投公司对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的巨额海外投资时,楼继伟、高西庆和汪建熙是中投的决策人,而外方则是与他们私人关系密切的麦晋桁、孙玮和梁锦松。

    朱云来执掌中金公司总是由该小圈子的人为朱云来担任保驾护航的中金公司董事长,他们是:王雪冰(被判刑)、周小川、张恩照(被判刑)、汪建熙、和当前的李剑阁。该涉外金融利益集团成为一个真正的严密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入。业内外和海内外广大人士迫于这一利益集团的权力之压,只能敢怒不敢言,仰叹人家彼此抱团,利益攸关。

    2、相互提携、内外呼应 该利益集团可能是所有政治经济组织中最能显得志同道合,相互提携且不大遮掩的。当年朱鎔基总理在涉及人事问题时,就往往独断专行力排众议。可能是由于共拥其主或利益相关之因,其班底都相当团结,相互照应。楼继伟在组建中投公司班子时,就力主排除其本身所出之财政部的力量,而强求安排其同属一伙的高西庆和汪建熙进入班子,实际集中了对中投公司的绝对控制,结果才会出现像黑石和摩根士丹利这样靠私人朋友做事,让国家蒙受巨额损失的重大投资失误。

    中投公司40亿美元入资美国高盛投资银行所关联的J.C.Flowers私人直接投资基金,就指派周小川在当证监委主席时安排在证监委后又安排到建行的亲信宣昌能前去担任高管,又是自家人作自家的生意。当前中投公司又在全球招兵买马,提携亲信和知己,又是其建筑跨代班底结帮结派的佳机。周小川当证监委主席时,排挤异己,安排亲信,把他带到中国银行的高西庆和汪建熙分别安排当副主席和主席助理,港人史美伦当副主席,港人梁定邦当顾问,把中国的证券市场搞得乌烟瘴气,消极影响至今难以消除。

    周小川到人民银行当行长,继而当上银行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后,更是大肆培植个人势力,不仅直接插手商业银行的股改、上市、并购,而且亲自大肆安排自己的人,在银行上下引起了公愤。 他把汪建熙安排成建银董事长兼中央汇金副董事长兼中金董事长,一时间成为举世无双的“三环董事长”。他把为其做尽坏事,飞扬跋扈,道德败坏和人称“人总行恶霸”的秘书李超短短几年里一路安排为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主任、发言人和行长助理。该利益集团的相互提携还是跨境跨国的。

    周小川等把在香港因为触犯法律和道德而被迫下台,以年轻的中国跳水皇后伏明霞为妻的前财政司长梁锦松安排为交通银行董事,使其得以东山再起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中介中投公司投资于黑石,犯有诈骗、误导和传播虚假信息罪责之嫌。李剑阁的女儿就是由梁定邦亲自安排到美国最难进入的私立贵族学校留学。本身没有国内背景自己嫁给外国人的孙玮女士更是照顾一大批国内高官的子女,或就学,或进入摩根士丹利等投行,进行利益输送,其中就有已被双规的落入国内“情妇门”的前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的公子,换取了中石化的众多业务单子。难怪人们说,所谓前财长金人庆因之下台的李蔚的国内“情妇门”比起“国际情妇门”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该利益集团的网络远不是局限于国内,而是遍布全球各重要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其布局之广泛和严密,令人震惊。在美国追查其投资银行兴风作浪引发金融危机的犯罪行为的今天,着实有必要彻查该利益集团多年来主要通过境内外投资银行等机构进行利益输送、内外呼应的犯罪事实。众所周知,所有的金融、银行和投资业务,都是有一定比例的中介费用和成本的。在这些业务竞争的过程中,除非依靠明显的业务优势和综合效益取胜,否则一定会有灰色利益的输送,或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或是冠冕堂皇的权力关照,这是商业的基本规律。

    周小川在人民银行任内,在与保尔森唱双簧,让人民币快速升值造成中国经济内伤的同时,却在美元大幅贬值之时促使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达到近六千亿美元,造成中共政府和国民巨大损失,更为重要的是,造成中国不得不在美国金融危机之时为避免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的继续贬值,而不得已可能再行购买美国国债,造成“美国救市,中国买单”的被动局面。试问,美国国债的买卖和交易都是有中介交易的,中共政府是如何挑选和使用这些中介的?这一过程透明和清廉吗?楼继伟、高西庆、汪建熙等操持中投公司与孙玮、麦晋桁、梁锦松等在巨额亏损的美国黑石和摩根士丹利投资中的相互关系,超出一般的商业逻辑和投资规则。

    试问,他们相互间的利益如何?究竟谁遭受了损失?谁得到了好处?摩根士丹利多年来在中国业务中,呼风唤雨,享尽特权,去年在自己走下坡路时能够让中投公司逆势投入巨资蒙受几十亿的损失,用国家的钱去救摩根士丹利董事会眼看就要罢免的麦晋桁,今年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关头还竟然在美国政府最后通牒摩根士丹利要么关门要么转业的关键时刻,差点让中投提高摩根士丹利已经遭损的投资比例,并且由高西庆和孙玮在美国进行了秘密谈判。

    试问,都是哪些人得到了好处?孙玮女士是否就是外面广为传说中的那种经济间谍?高西庆等人是否就是外面广为称之的那种金融买办?

 

 

 

中国筷子的秘密

----筷子的长度为什么是七寸六分

丞燕

2014-05-09

    世界上有人的地方都有中国人,是中国人都用筷子吃饭。这个习惯几千年也没有改变过。

    筷子的标准长度是七寸六分,代表人有七情六欲,以示与动物有本质的不同。有些人很羡慕西方人用刀叉吃饭,觉得这种姿势和仪态有品位。但学了之后也只是偶尔用用。在日常生活中餐餐都用刀叉的中国人,想必都是奇葩。

    刀叉是冶金术成熟以后才有的用具。而冶金术是十五世纪才发明的,在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之前,西方人其实是用手吃饭。相比之下,筷子的文明史显然长得多。

    关键是,筷子是两根,称呼却是一双。在餐厅里呼唤服务生“拿一双筷子吧”,那肯定是中国人;如果说“拿两根筷子吧”,那一定是外国人。为什么明明是两根筷子,却叫一双筷子呢?这里面有太极和阴阳的理念。太极是一,阴阳是二;一就是二,二就是一;一中含二,合二为一。这是中国人的哲学,西方人不懂。

    筷子在使用的时候,讲究配合和协调。一根动,一根不动,才能夹得稳。两根都动,或者两根都不动,就夹不住。这是中国的阴阳原理,也有西方力学的杠杆原理。

    筷子还有点穴、按摩和刮痧的作用。旧时人们走江湖,身上只要有一双筷子,有什么毛病都能自己搞掂。即便忘了带,随手掰根树枝或芦苇,折断了,在石头上磨一磨,在水里洗一洗,也能当筷子用。

    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都从神话发源。西方后来人神分家了,做事靠科学,做人靠宗教。中国没有。中国什么都合在一起:何仙姑、铁拐李、吕洞宾、孙悟空、猪八戒这些神仙也是人,他们就在茫茫人海中;中国人的理想和现实、灵魂与肉体也是合二为一的,每天用的筷子里面就有信仰,举手投足都是理念。这是一种通达和智慧。

    所以,中国人不需要到专门的地方去清洗灵魂。从小就有长辈告诉他,如何做人做事,知道只有做好人才能做好事——这两者也不能分。

    我们现在很多人,每天握着筷子指指点点,口无遮拦地自嘲自己和同胞没有信仰,西方如何如何,还以为这是幽默,是谦虚,是有境界。其实是无知。无知才无畏。 尼克松80年代出了一本书叫《1999,不战而胜》,很出名。原因是,前苏联不到1999年就自动解体了,既印证了他的预言,也兑现了美国对前苏联的战略。这是美国人用中国智慧击败对手的经典案例。

    美国人是在朝鲜战场上领教了中国的厉害之后才开始研究中国文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是《孙子兵法》36计中的一计,美国人用了40年的时间学习、践行,才得手。按照这个速度推算,另外35计还要学习、践行35x40=1420年。

    令美国人欣喜的是,中国人却在同一时期对老祖宗留下的所有东西大加鞭笞。这就给了他们赶超的机会。

    今天中国社会乱象丛生的症结不是中国人没有信仰,而是丢掉了老祖宗留下的智慧,没有了信仰自信。在中西方文明全面接触、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有很多人云亦云的东西在干扰我们的价值判断,以致乱花渐欲迷人眼,五心不定,六神无主。

    尼克松在书中的最后部分说了这么一句话:“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

    青松有挺拔美,鲜花有娇艳美。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是花开两朵各有特色。不能厚此薄彼,也不能顾此失彼。我们是中国人,表达信仰的方式和人家不同。我们生活在自己的信仰里。

    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六神无主,活得辛辛苦苦。

 

 

 


仲昭川《互联网黑洞>的漏洞》

----在会员制微群“马圈”即兴讲座

马千里

2014-05-10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就是最近很火的,本人也多次推荐的,叫做《互联网黑洞》。这本书的作者仲昭川,是我在微博认识很久的,但终究不知其何许人也。 这本书出来后,作者送我两本,当时我在外地出差,就让他邮寄给我朋友王总。诸位,本人对国内作者的书,看得很少,不怎么感兴趣,要书的交往实际是捧场的意思。

    我当时就给王总说,你先看,能看我在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总这个人,他对互联网的各种工具是比较迟钝的,用微信还没多少天。每次我们商量事情,总是埋怨我一会儿也离不了手机。可是,等我出差回来,他好像变了个人,在一起谈事情的时候,对这本书推崇有加,并且开始指责我缺乏“互联网思维”了。这本书的影响,对他来说,就是这么大。

    他翻看了他在看的书,几乎每页都做有记录,划得到处都是,做了很多批注。可见阅读之认真。我当时就对这本书感兴趣了。

    我刚开始看这本书的时候,一时惊为天人,很多观点和我一致,几乎拍案叫绝。那时候在微博、微信也不断地推荐;不过,后来大家看我还推荐吗?就不推荐了,因为我看出了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有的是枝节,有的却大有问题。等我读完第一遍,心潮起伏,难以言表,内心多少有点失落。尽管在中国研究互联网的书,这本书可谓最佳,但即便最佳还这个水平和思维,我觉得很应该出来说说。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我读过的关于互联网或相关的书,以便让大家了解《互联网黑洞》的价值和地位。

    此类书籍我看得最早的是国外作者的《信任代理》,然后就是这本《互联网黑洞》,还有一本没读过,但影响很大,就是肚子贱的《微力无边》。这三本书,不在一个层次,也正因此构成了互联网研究的几乎全部内容。

    《信任代理》就网络营销来说研究比较深刻,指出了根本性的问题所在,其地位是里程碑式的。尤其提出“信任”这个概念,几乎后来的研究者,都要引用,包括《互联网黑洞》。

    《微力无边》我没看,但据我所知侧重于微博营销范畴,技术型强于理念性,具体操作者可以更适合。而《互联网黑洞》这本书,则角度完全不同,它放眼最高,立意最远,研究的是互联网的全貌。这是其价值所在。

    这本书的好处,大家讨论得很多,其不足之处谈到的很少。但是,我看到的不足似乎更多一些,下面就举例点出几条来。首先,大家看这本书的封面,基本就是假大空、喊口号似的垃圾书风格。这本书叫《互联网黑洞》,但书里对“黑洞”这个名词却一笔带过,既没有解释,也没有阐述。只在一章的小节中提了两三次。文不对题,昭然若揭。

    还有,大家看,“史无前例的互联网忧虑”这句话,书里基本没有什么忧虑,反而让人看到更多乐观。这是典型的哗众取宠。再有就是“一起戳戳互联网思维的泡泡”,呵呵,可是书里压根就没有提什么“泡泡”,更别说“戳戳”了。

    诸位,封面完全在一个哗众取宠、吸引眼球的海报!并且和内容基本没有关联。据说,还是一位品牌大使给命名的。大家看看德鲁克的书,每个书名都朴实无华,那才叫自信!

    这本书的败笔还有序言,序言作者叫刀尔登,是位作家。诸位,一位作家为这样的商业研究的书做序言,我不知道能写出什么来!果然,那序言言不着边际,胡乱拼凑,不值得一读。借助名人的名头来为书提高身价,但也要看找谁,至少应该是个内行吧,是吧?

    以上说的都是小问题,我们现在看这本书观点上的谬误之处,这大概是大家要的干货。

    仲昭川在对互联网思维的认识和立意上,实际上一开始就进入误区。而这个误区居然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把只要是新生事物、新的做法,都归结为互联网思维的结果。这简直过于武断了!尤其表现在对小米公司的评价上。

    作者列举了小米公司六大秘籍,当然这六大秘籍确实让人耳目一新,打破常规。作者说这是互联网思维的结果。但是,大家想想,哪个时代不产生新事物呢?推陈出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方式。

    我们看看小米公司的六大秘籍是什么?作者总结说是:虚化办公楼、关闭会议室、大乱上下级、剔除KPI、发动自营销、放权消费者。我们看看,这六项里面哪个是因为互联网思维呢?最多是利用了一下互联网这个工具,甚至有的仅仅是管理观念的改变,与互联网并无必然关系。

    社会的每一项创新都会与科技的发展有关,但这并不能成为本质的变化。比如有了手机,你就说手机思维?有了电脑,你就说电脑思维?显然,达不到这样的层面,即便互联网的影响很大。

    作者和普通人一样,把创新归功于互联网了。我想问问作者,胖东来超市在节假日为自己的员工放假,这是不是非常创新呢?但是胖东来绝非互联网思维;海底捞也形成排队等号的局面,这也能归功于互联网吗?显然,是说不通的。

    这种思维逻辑,大概都可也把商鞅变法、胡服骑射都列为互联网思维的结果!作者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对互联网思维的根本认识上。这是一种“互联网迷信”,只要有新现象、新东西,就是互联网的,否则就显得评论者很落伍。固然互联网改变了很多东西,但是,其实,互联网改变的都是现象,并没有改变本质。

    那么什么是互联网思维呢?互联网思维,必须研究两件事。第一,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思维;第二,有了互联网之后思维有了哪些变化。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属于互联网所改变的特质,才是互联网思维。其实,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我的总结是两组词。

    互联网带来的是信息透明化和权力对等化。也就是说,有了互联网,信息垄断不行了,信息不对称被打破了,大家都能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想获得的信息;有了互联网,权力垄断也不容易了,尤其话语权,大家都有权力、有地方发言了。所以,在这两点下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我们的思维方式必须认同这样的前提、接受这样的现实而改变。互联网没有彻底改变信息透明和权力对等,但它确实加快了这一进程。

    《互联网黑洞》的作者似乎也认识到这一点,但并没有立足于此展开讨论,而是把一些不属于互联网思维结果的东西掺杂进来,显得很高深、变化很大似的。有些观点还特别乖异,我们再举例来说。比如作者说互联网时代是“赢家通吃”,只要你做第一,其他人就无法超越,学也学不来,除非去创新。这个观点听起来不错,但是,所谓的“赢家通吃”其实就是品牌垄断的正常经营结果,和互联网有什么关系呢?并且,“赢家通吃”在互联网时代反而受到了挑战。人们的信息开放、交流便利,给大家更多的选择,未必真的认同第一品牌。比如,有麦当劳,我可能更喜欢肯德基;有可口可乐,我可能更支持百事可乐。互联网产品也是如此,大家没有经历QQ式微而违心微信兴起吗?这不是“赢家通吃”,更像是“通吃才赢”。

    是的,现在几乎没有与互联网不相关的事情。但是相关联就是互联网思维的结果吗?不是,我们还可以说很多事情和手机的发展相关联呢,在往前,还都与电的推广相关联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手机思维”和“电思维”。不要说,电的覆盖不如互联网。

    作者还提到互联网思维就是“免费、分享、共享”,诸位,这几个词真的就是互联网思维的锁独有的吗?刚才仲兄问有和互联网没有关系的吗?呵呵,有关,但不独有,就不能算互联网思维。免费,作为一种促销手段,古而有之;分享,连鲍叔牙都懂的;共享,诸位,原始社会就已经做到了!

    作者在某个章节,对名人代言大家批判,说是企业家争相和名人攀交情,说什么你和葛优再好,消费者就会买你的产品吗?诸位,名人代言,是企业家表示和名人关系好吗?名人代言的原理是这样的,你喜欢这个明星,就会爱屋及乌地喜欢TA推荐的产品。至于这个企业和明星的关系,消费者真的没有去想过,也不关心。

    这些论断,体现的是作者对营销知识的缺乏,至少是理解不深刻。这一点,尤其在作者谈论品牌与口碑的时候,表现得更为突出。作者认为很多企业是做品牌做死的,因为品牌企业的一厢情愿,而口碑是流动的,是消费者的传颂。两者没有关系,完全不是一回事,还说互联网思维就要放弃品牌,做口碑。诸位,口碑和品牌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实际上,稍有营销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口碑只是品牌的一个传播结果,并且同时成为品牌传播的一种方式。而品牌也并非企业的一厢情愿,而是企业谋划、计划让自己的品牌成为什么样子,然后在企业行为中尽量强化和体现,从而让消费者产生相应的印象和评价。品牌,从来都是消费者是印象和评价,而非企业自己的设想。

    作者还把“品牌垄断”作为互联网思维的结果,这一点也非常牵强。所谓品牌垄断,就是说一旦形成品牌粘合度、忠诚度,其他品牌就难以替代或跟进。而这种现象似乎古已有之,和互联网时代有什么关联呢?毫无关联。

    在市场竞争阶段中,不仅品牌能够产生这种垄断的效果,其他因素也完全可以,比如早期“好酒不怕巷子深”时代的质量垄断,后来的款式垄断,尤其家具、服装行业,以及现在的家电甚至手机。这和市场竞争阶段相关,而与互联网无关。并且,在互联网时代,品牌垄断,包括作者所说的“口碑垄断”似乎都要被改变。

    这本书在互联网思维的基本立意上还算准确,但是在论述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偏离主题,且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大加评论,说服力锐减。当然,由于作者的研究经历和思维水平,这本书还是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甚至震撼的观点,这些值得我们学习一下。

    我认为,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有三点。

    第一,作者提出“思”与“维”的概念。说互联网思维,不是思,而是维。这个非常绝妙,抓住了根本。也就是说,互联网不是带来新的思考方式,而是启发你发现新的维度,新的角度。当然,这实际上也是创新思维在互联网时代的具体体现。

    第二,作者提出互联网不是科技的,而是人文的。这个观点也很厉害。互联网是科技的结果,但这个结果却是人文性质的。最简单的理解,因为它带来的是社会层面的影响,尤其思维方式的影响,必然是人文的结果。但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有看到。

    第三,作者非常准确地提出业态和生态的概念。业态大家比较熟悉,而生态确实是互联网的一大特点。什么是生态?生态就是一种环境,复杂的环境,这种环境一旦形成就有了自己的生命,不是谁能够强行干预的了。比如你建立一个草原,草原的生物不断增加、变化,这个你真的管不了了!这解释生态。如同我们建立一个微信群,群主只能在大的方面管理控制,但里面人群的思想、你们之间的交流,本人是控制不了的。微群,也是一个小生态。

    总之,今天我给大家介绍这本书,态度是客观的,尽管对仲兄很尊重,但绝不回避我的观点;也不会回避帮其炒作嫌疑,而不谈这本书的优点。至于这本书的最终评价,我想用我朋友王总一句话来概括,他说:“@仲昭川就是互联网界的德鲁克。”大家都知道德鲁克吧?这个评价相当高,我也很赞同。

    如果让我用自己的话来评价,我只想说:“我是对国内管理类作者的书天生排斥的,但要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确实值得一读,读后受益匪浅。”


 

 

 



 

发件人:<service@knowfar.org.cn>+(由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2071309464@qq.com<2071309464@qq.com>+时 间:2014年04月18日 19:31 (星期五)知远防务快讯2014.04.18[第240期][防务动态]

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评估俄军战斗力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知远防务快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战略规划和政策部部长弗兰克?潘多夫海军中将 在数日前面对国会众议院武装委员会的证词中表示,俄罗斯的常规军力是地区力量,其全球军力投送能力有限。

    其战备水平参差不齐,有的部队训练有素,有的训练水平不高。俄军遭受腐败的困扰,其后勤能力也有限。老化的装备、基础设施、地缘和社会问题将持续阻碍俄军的改革效果。

    2008年俄军入侵格鲁吉亚后,其军事表现暴露出了军队的一些弱点。俄国进一步投入军费,克服了军队的某些弱点。俄军变为更为小型、更有机动性的部队。其整体战备水平提高,大多数精英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俄军当前采取了更为缜密的联合作战方式。俄军还实施了编制调整,建立了地区司令部。这些地区司令部对作战规划、联合军种集成、兵力机动、情报支持和部队战术运用进行协调和同步。俄军还调整了作战条令,对机动速度、使用特种作战部队、信息和网络战给予了更多重视。

    俄军设立SNAP演习,通过这些低调的演习支持两大目标,一是提高部队战备,二是造成军队能能够快速从训练转为进攻作战的战略不确定性。

    弗兰克·潘多夫表示:北约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菲利普?布里德洛夫空军上已向北约提交相关建议。这些建议主要是进一步确认北约盟国的安全。作为这一工作的一部分,他将考虑实施军事演习,前置部署更多的军事装备和人员,以及增加海陆空部队的存在。(汪川编译自美国国防部网站)

    俄军针对乌克兰的军事集结态势和四种可能的军事行动想定

    数日前,英国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关于俄、乌两国军事集结态势的报告,简述如下。

    俄军入侵乌克兰的可能路线和已知部署图

一、四种可能的俄军行动军事想定

    据报道,图中所展现的俄军部队是战备状态,而不是演习状态。这些部队的前置队列中还包含了网络战部队,据说还有野战医院。美国驻欧空军司令布里德洛夫将军估计,只需要作战3-5天,俄军就可以完成有限作战的初步目标。这些部队的集结预示着要考虑进政治进程的四种军事想定。

    1、这些兵力部署只是莫斯科的武力展示,用以迫使乌克兰和其他力量必须接受克里米亚入俄的事实或者面对更坏的后果。这种想定下,一旦政治进程承认普京对克里米亚的掌控,俄军会很快撤离。但是这种想定的可能性已经被内政部部队进入高度警戒所打破,内政部部队的目的就是平定所占领地区的民众民心。

    2、第二种军事想定是俄军将暗暗支持或者组织乌克兰东南部的民事骚乱,以此作为打开俄罗斯通过顿内茨、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通向克里米亚的安全陆地走廊。乌克兰会在俄罗斯的非法操作下将丧失更多领土。

    3、第三种是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操控的,乌克兰东南部的骚乱和独立压力会引发乌克兰从第聂伯河的南部和东部一分为二。特别是乌克兰5月25日的总统选举的同时,如果发生乌克兰东南部地区的“乌克兰东南部总统”的影子选举,这会进一步激发这种趋势。

    4、第四种想定是俄军实施大战略行动、其将打通一条从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通过敖德萨、尼古拉耶夫通往克里米亚的西部走廊。同时还将俄罗斯族社区从德涅斯特河沿岸带入联通俄罗斯本土的连续走廊。在俄罗斯族人数少于三分之一的地区是否可以持续做么做还有待讨论,但会形成重要的讨价还价的筹码,如果对方初步默许他这么做。

    可能最后会出现将乌克兰分裂成南部和东南部由俄罗斯直接吞并或控制,西部由脆弱的基辅政府统治。这样一个“新俄罗斯弧形”地区对黑海-欧洲版图的改变会从根本上对欧洲秩序造成挑战。这将代表着向另外一个欧洲独立国家摩尔多瓦的土地攫取,并且带来不同种族间的暴力,这甚至会影响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的稳定。不用说,这一想定代表着全新的欧洲安全政治变化的起点,比冷战期间几乎任何事件都还要严重

二、相关地缘政治现实

    有些显而易见的地缘政治现实让俄罗斯的军事入侵变为现实的可能性更大。

    1、能源

    首先,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控制了乌克兰所有位于亚速海的海上石油和天然气田。从俄罗斯本土到克里米亚的东部走廊将截断乌克兰与亚速海的通道,把其作为俄罗斯领土的一部分,刻赤海峡的长期争端也会因这样的领土吞并而消失。

    2、粮食

    克里米亚85%的粮食供应依靠乌克兰,现在仍然需要乌克兰提供,但是当前从乌克兰大陆运送到克里米亚首都的陆路运输需要花两天时间。刻赤海峡的渡口只能每小时运送400人或者60台车辆,而刻赤港的设施很落后,缺乏粮食和易腐坏物的冷库。在这种情况下,克里米亚粮食供应链已经很紧张,俄罗斯的空中和海上输送难以轻易满足。俄罗斯打通安全的陆地通道将减缓这一个问题。

    3、军备进口

    尽管乌克兰产品只占俄罗斯军事进口的4.4%,但其一些产品类型对俄罗斯武库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俄罗斯从乌克兰进口的军事产品30%是SS-18(俄文代号:РС-20“军政长官”)洲际弹道导弹的关键部件。该导弹是由位于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的乌克兰南方机械制造公司研制生产的。该公司专家定期对这种洲际弹道导弹的战备状态进行检查和维持。SS-25(俄文代号:РТ-2ПМ“白杨”)和SS-19(俄文代号:УР-100НУТТХ)洲际弹道导弹由俄罗斯企业设计、制造,但其制导系统在哈尔科夫研制、生产。这3个型号的洲际弹道导弹占俄罗斯全部战略核潜力的51%。此外,俄罗斯民用和军用核领域所使用的天然铀约20%由位于乌克兰黄水城的企业提供。

    前苏联的军用和民用舰船上使用的燃气轮机和减速器在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生产。尽管俄罗斯工业已经掌握了大型燃气轮机发动机的生产,但还不能生产配套的减速器。俄罗斯水面战舰所用的减速器60%仍旧需要乌克兰提供。

    俄空军也严重依赖乌克兰的军工产品。乌克兰公司生产R-73(北约代号:AA-11“弓箭手”)近程空空导弹的自导头和R-27(北约代号:AA-10“杨树”)中程空空导弹。这两个型号的导弹是俄罗斯战斗机的主要机载武器。此外,乌克兰还为苏-27、苏-30和苏-35战斗机生产制动伞和液压系统。俄空军最新的前线轰炸机苏-34的生产也依赖乌克兰生产的配套设备。位于扎波罗热的“马达-西奇”工厂为俄罗斯包括安-124“鲁斯兰”在内的各型运输机生产喷气式发动机,还为俄罗斯武装直升机及运输直升机生产发动机。

    俄罗斯为了减少对“马达-西奇”的依赖而做了巨大努力,但尚未完全填补这一领域。根据雄心勃勃的换装计划,俄罗斯武装力量未来2-3年至少还需要3000台直升机发动机。俄罗斯出口合同的完成也要依赖这家企业。2013-2016年,俄罗斯签订了出口260多架直升机的合同,所有这些直升机都装备乌克兰发动机和辅助设备。3月28日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宣布冻结向俄罗斯提供军用产品。这一步骤即使不是马上也会在中期对俄罗斯军品的出口产生影响。

    可以断言,由于上述大部分乌克兰军工厂位于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俄罗斯面临沿第聂伯河分裂该国并在第聂伯河沿岸构建“俄罗斯走廊”的诱惑。

    4、政治进程

    五月份很关键。俄罗斯目前仍有理由以保护俄罗斯族人为由进行干涉。乌克兰的选举顺利的话,普京进行干涉的理由就大大降低了。如果选举不顺利,乌克兰东南部也搞影子选举,产生混乱和暴力情况,会进一步加强俄罗斯的干涉态势。此外,俄军战备已经3-4周,到五月中旬将长达8周的战备,长时间战备将大大削弱作战效能。俄军要么决定用兵,要么会在夏季之前退兵。

    两国的军事集结与政治平衡密切相关,出于多种原因,政治谈判能减缓危机效果。

 

卫星图片显示俄军正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若有需要1小时可以发动攻击

    数日前,北约发布了显示了俄军正在俄乌边境俄国一侧进行军事动员的卫星图片。北约官员表示,俄国集结的部队包括战斗机、坦克、炮兵和数千名士兵,一旦得到命令,就准备在12小时内入侵乌克兰。这些图片是数字全球卫星成像公司在3与22日和4月2日拍摄的,图片发现此地区出现的数十架俄国战斗机、直升机和步兵部队在去年并未出现。

    北约估计,有高达4万人的部队在乌克兰边境一带分散集结,在超过100个地点发现了俄军部队。英国皇家防务和安全联合服务研究所的研究员素亚金表示:部署在新切尔卡斯克附近的俄军坦克营、炮兵营和步兵旅距离乌克兰边境仅仅50公里。

    十多架M18直升机或者M124 Hinds 攻击直升机部署在别尔哥罗德的一个飞机场,其距离乌克兰边境仅仅40公里。

    俄军苏-27侧卫战斗机、苏-24击剑手歼轰机、以及米格-31猎狗战斗机在之前未发现飞机的布图尔利诺夫卡空军基地集结,其距离乌克兰边境仅150公里。

    素亚金表示:这些集结的飞机在战略上来说意义不大。这些飞机更多像是阅兵,而不是战备。首先,他们的航程有数百公里,向乌克兰边境移动90公里没有太大区别。如果俄军飞机没有基地服务或者武器储备,如果远离有后勤部队支持的永久基地,那么入侵行动的作战效果将大打折扣。

    根据素亚金所说,许多俄军部队距离乌克兰边境仅仅50公里,有些只有6-7公里的距离。在1个小时之内,这些部队就能突入乌克兰一侧,其他部队花费时间长一些。

    英国恰特姆院皇家国际研究所的研究员基尔·贾尔斯表示:2008年之后,俄军军事转型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立“永久战备部队”,其只需要一个小时机动就可以投入战斗。边境的军事集结并不绝对意味着俄罗斯准备入侵,但如果普京觉得有必要实施军事行动,俄罗斯军队希望做好发动攻击的一级战备。

 




 

发件人:陈申申<chensssh@gmail.com>(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4年05月05日 21:15 (星期一)Fwd: 乌克兰局势:美国的重大战略性失误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影响,这篇文章值得一看。

    编者按:从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站在美国立场上替美国利益说话的人。中国很怪,出了这么多替外国人利益考虑的内奸式人物。

美国重大战略性失误对中国崛起的影响

五毛

 乌克兰局势发展到今天,不管接下来走势如何,都是美国国家战略的重大失误。因为它从根本上毁掉了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逼着俄罗斯加强与中国的联盟。乌克兰乱局给美国造成的最大损失不是让它失去乌克兰或者克里米亚,而是让它彻底失去俄罗斯。

  美国现在最重要的战略对手是中国。这种局面是如此的显而易见而且迫在眉睫。中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美国,这是过去两百多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再过五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总量就将超过美国。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四代战斗机和航母,还有两艘正在建造中;登月和空间站建设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超高速导弹技术已走到了美国前面。而且已经在东海和南海地区不断加强与邻国争夺领土领海的力度。作为有着独立意识形态和战略核武器库的政治实体,中国也不像三十年前的日本那样被可以被美国操纵于鼓掌之间,轻易打压。美国最近才提出重返亚太的战略,已经很迟钝了。但在明确战略方向以后,仍然为了乌克兰这么一块“鸡肋之地”和俄罗斯决裂,几乎可以说是蠢到家了。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作为胜利者,乘胜追击,在欧洲、中东、中亚、南亚、非洲等地区不断的攻城拔寨,扩大胜利果实。从1992年的海湾战争开始,到肢解南联盟,再到入侵阿富汗与伊拉克,以及最近几年的中东和中亚地区“颜色革命”,基本上把原来和苏联争夺的“中间地带”全部变成了自己的地盘。

  但是,美国的战略家们显然不能理解“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中国式战略智慧,也对“背水一战”的道理不甚了了——也许他们知道,只是被过度的贪婪遮住了眼睛。不管怎么说,乌克兰是俄罗斯的“命门”。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面向黑海和地中海的咽喉,乌边界距离莫斯科只有400公里,而且基本是一马平川。乌克兰之于俄罗斯,比朝鲜对于中国还要重要。把“颜色革命”的战火烧到乌克兰,犯了两个“兵家大忌”,第一是在不能消灭对手的情况下把对手逼到死角,必然遭到最猛烈的还击;第二是把战场选在了敌人后勤补给线最短的位置。

    在与俄罗斯隔着一个黑海的叙利亚,俄方的支持已经让美国支持的反对派武装们难以取得像埃及、阿富汗那样的胜利。更何况这是在乌克兰,在俄罗斯的眼皮子底下?所以当俄军进入克里米亚,封锁乌克兰海港的时候,美国的第六舰队却连黑海都进不去,只能在遥远的地中海虚张声势、摇旗助威。

  但这些错误都只是战术意义上的。克里米亚乃至整个东乌克兰会不会并入俄罗斯,在当前的国际大棋局中,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战略对决的地点已经很明白,是中国的台湾、南海、东海。在远离主战场的地方取得一点胜利还是失败,其实无关紧要。

  数十年前,当苏联的攻势咄咄逼人的时候,美国人曾经不得不对如下问题作出重大的战略判断:如何处理与红色中国的关系。他们先后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和一个正确的选择。前者就是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了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粮仓,中国被迫反击。最后的结果是美国损失惨重,而让苏联在东欧和中亚地区赢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当美国最终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尼克松访华,跟比苏联还要“左”的中国建交,这才是正确的抉择。

  诱发中美在朝鲜开战的战略失误来源一个错误的认识:中国与苏联是铁板一块,都是红色阵营。因此他们未加分析就认为北朝鲜进攻南朝鲜是苏联和中国联合支持的,是整个红色阵营向全世界输出革命的起点,甚至是中苏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征兆。北朝鲜的攻击刚刚开始,美国的立刻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并在以后出动飞机轰炸中朝边境。这种做法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把事情做绝了”。

  事后的证据表明,在对北朝鲜的支持上,中国与苏联之间存在深刻分歧。苏联试图利用朝鲜战争把美国拖在东方,而中国实际上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搞建设,并不支持北朝鲜出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只是把反击定位于将北朝鲜赶回三八线以北,通过摧毁平壤和北部经济来实施惩罚,而不是占领整个朝鲜,也不把这个事情跟台湾问题联系起来,中国将会袖手旁边,并且继续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当时的美国战略家们谁也没有想到:红色中国其实需要美国的帮助来制衡苏联。

  今天的情况与六十年前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主角和配角交换了一下位置:在中国已经变得过于强大的时候,美国绝对不应该把俄罗斯逼到墙角,在乌克兰燃起战火。唯一正确的做法是:讨好俄国,离间中俄。

  在目前的双边国际关系中,中国最不能承受的就是中俄关系的恶化。这将使中国面临严重的腹背受敌的境地,严重分散她在经济建设上的精力——当年中国为了防止苏联的入侵,把许多重工业分散到内陆山区,主要国家领导人都不能同时呆在北京,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

    目前,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着某种同盟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铁板一块,甚至比当年的中苏同盟更加脆弱。漫长的边境线和历史恩怨让双方互相猜忌。要想给中俄关系上点眼药其实十分容易。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中俄输油管线建设。中国希望它能够直通大庆,而俄国其实倾向于绕开中国,把输油管线的终点放到自己在远东的港口,这样既可以把石油卖给中国,也可以卖给韩国日本等国,而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不必依赖中国。所以当日本表示愿意出钱资助后一种方案以后,俄罗斯立即暂停了和中国的合作,普京也公开表态后一种方案更有吸引力。

  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件更微妙的事:俄罗斯石油巨头、尤科斯总裁科尔多霍夫斯基被捕入狱。他此前曾公开宣布要竞选总统挑战普京,他控制的媒体也以公开批评政府为能事。而尤科斯是一直努力促成向中国输油的。国家利益和政治利益双重因素都让中俄输油管线蒙上了阴影。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淡化尤科斯事件,对普京示好,并且联合日本为第二种方案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输油管道改线是很有可能的。这无疑将严重恶化中俄之间的关系。

  然而美国对此视而不见。西方媒体疯狂炒作尤科斯事件,美国政府也反复向普京施加压力要求释放科尔多霍夫斯基,毫不客气的给普京扣上独裁者的帽子。至于小兄弟日本的努力,则没有给予任何实质性支持。最终,俄罗斯下定决心,选择了直通中国的输油方案。

  作为一个非常聪明和务实的政治家,普京其实一直努力想搞好和西方的关系。这在西方世界不断对他本人进行各种人身攻击——诸如沙皇、独裁者、克格勃头子……之后仍然如此。他不像查韦斯、卡扎菲这些人一样,通过煽动对美国的仇恨来巩固权力,而是尽量避免公开批评西方。主办索契冬奥会和G8会议的努力,是普京向西方示好的重要举措。为了让索契冬奥会能够广受欢迎,普京为此在国内政策上进行了许多开明的改革,以使之更符合西方的标准。但美国政府好像吃错药一样,反而认为这是提出更多要求的或者是羞辱普京的好时机,到处找些小毛病出来作为抵制索契冬奥会的理由。最后,西方主要国家首脑全体缺席索契冬奥会,让索契成了中俄首脑表演亲密二人转的舞台。

    普京肯定对此很生气。但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他不会将这些形式上的东西看的太重要。直到美国在乌克兰煽风点火,用街头革命的下三滥手段搞垮亲俄政府,俄罗斯和西方的决裂才变得无法挽回……

  尽管局面已经非常糟糕,但美国仍然可以选择尽快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承认克里米亚的现实,取消对乌克兰反对派的支持,允许普京建立一个亲俄的乌克兰政府……总之,就是来一次很丢人的战略撤退。这种局面下,面子肯定是丢完了,但如果能挽回和俄罗斯的关系,仍然是值得的。

  当前西方战略的核心问题,就是把俄罗斯拉入怀抱,共同对抗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北约组织应该予以解散,彻底取消俄罗斯的国家安全顾虑,在俄罗斯周边国家实现全面的战略退却,承认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鼓励俄罗斯融入欧洲经济。普京完全可能接受这样一个理论: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同行者,倒向西方是更加安全的。毕竟,美国离俄罗斯非常遥远,而中国就在旁边。

    现在的俄罗斯政府,不像中国或者美国一样,有独立的意识形态支撑,它不过是倚靠俄罗斯的民族意识和一个政治强人来暂时维持局面。它有点像武则天的武周政权,一旦这个强人离开,它只能倒向某一边。武则天如果选择儿子做继承人,唐王朝一定复辟;如果选择武性家族做继承人,继承者实际上就不是她的后裔,她的王朝也传承不下去。这个问题是武则天无法解决的,也是普京无法解决的。实际上普京应该也已经认识到——归根结底,他最后只能倒向西方,因为他绝对不可能再把权力交还给共产党。

  如果美国的战略家们,能够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欧洲和中亚给予俄罗斯足够的安全空间,在东北亚正确调解日俄的领土争端(在这方面连拥有重大领土利益的日本都表现得比美国更聪明),就有可能建立一个对中国全方位包围的战略同盟。这样的局面将是中国崛起所不能承受之重。

  但是,我们对此似乎完全可以放心。这样的战略美国早就有人提出来过,前几天也有美国学者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了文章,认为美国应该为了遏制中国而放弃乌克兰。还有更多的西方主流媒体也明白的指出中国才是乌克兰危机最大的赢家。但美国政府仍然不思悔改。这不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他正确的做法,而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它短时期内不可能实施如此长远的战略。用我们常见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归根到底都是体制问题”。

  新中国的政治领袖们似乎都喜欢从长远的战略的角度来思考对外政策。这一点基辛格在他的《论中国》一书中做了精彩的描写。他把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但我并不赞同这个说法。我不是专门研究外交和国际战略的,而是主攻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地区经济战略。作为一个外交家,基辛格只能从外部观察中国,而中国的战略选择只能从她的内部机制来理解。

  中国的政治制度,我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称之为是“一党执政的职业政治家制度”,美国的政治制度,则是一种两党轮流执政的非职业政治家制度。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一群以政治为终身职业的政治家,不用过度担心短期的战术得失,所以天生的更愿意从长远来制定国家战略。而轮流执政的政党,则不得不从眼前来考虑问题。没有哪一个美国的政党或者总统,能够承受短期内放弃东欧的政治压力,真正将战略中心转移到针对中国上面来。特别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对美国产生很直接的威胁,而是始终在“玩太极”。这种情况下,向中国战略转移并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政绩”,可以给中国某些具体的打击。反之,对付东欧中亚的那些小国,则效果可谓“立竿见影”,逮住一个灭一个,可以很容易的表现出领导们决胜千里之外的魄力,赢得民众支持,国内的反对势力也很难挑出毛病。

  在这种政治格局下,针对中国的长远战略布局是很难想象的。特别是要为了对付中国而对俄罗斯做出很大的让步,没有哪个美国政治领袖敢这么干。所谓的“重返亚太”战略,从目前的具体实施来看,并没有动真格,不过是政客们为了显示自己很聪明而喊出来的口号,当然也可以趁机增加军费开支,让利益集团们满意。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对乌克兰问题上的反应就很好理解了:表面上谁都不得罪,一投票就弃权,但实际上为俄罗斯提供支持。简而言之,就是让俄罗斯冲到第一线去吸引火力,替中国挨枪。中国在背后支持,但绝不出头,继续保持“人畜无害小白兔”的低调本色。一个拥有克里米亚的、敌视美国的俄罗斯是符合目前中国国家利益的。它将能更好的把美国的战略资源留在欧洲,为中国维持东亚地区的稳定局面创造良好的条件。这样中国就可以更加容易的争取十年左右和平环境。中国如果能按照现在的速度再发展十年,美国要想再来围堵就已经基本不可能了。至于俄罗斯,由于它的政府缺乏独立的意识形态支持,一旦普京离开,中央政府的权威就会迅速下降,出现严重的内部分裂,无力给中国制造像样的威胁。因此即使它现在除了克里米亚之外,还在东乌克兰获得更多的胜利,也不需要担心。

  当然,美国能够赢得冷战的胜利,也不是等闲之辈。它不会永远这么糊涂,当苏联入侵阿富汗,力量达到顶端的时候,它终于意识到问题所在,开始迅速寻求与中国结盟。等到中国已经强大到明显无法遏制的时候,它还是会知道去讨好俄罗斯的。对中国来说,目前的战略机遇期非常宝贵,一方面要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的局面,绝不容许出现内部的动荡,另一方面必须继续坚持低调、低调、再低调的外交策略,在一些外部摩擦中尽可能保持克制,隐藏实力,尽可能的延长俄罗斯把美国拖在欧洲的时间。等到最后终于不得不亮剑的时候,已是重剑无锋、独孤求败的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大国崛起之道也。

 

 

乌克兰危机令俄认清西方

俄罗斯政治评论家

2014年04月25日 环球时报

    西方因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无疑已对俄与西方关系造成显著破坏,也给莫斯科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制造了一定的麻烦,如八国集团、欧洲委员会全体大会或俄罗斯-北约理事会。经济领域的困难也已开始显现,制裁对俄国内政治形势也产生一定影响,因此莫斯科不能忽视这些问题的存在。

  然而,还必须认识到一点,即乌克兰危机及西方的强硬反应均在有意无意地推动俄罗斯最终认清自己至少在欧亚大陆甚至可能全球范围内的候补领袖地位。过去,俄罗斯无论如何都把与西方建立伙伴关系视为优先发展方向,如今西方在乌克兰事件中的立场最终令克里姆林宫坚信,试图打动宁愿承认除俄罗斯之外所有国家的利益的西方领导人是徒劳的。

  这促使俄罗斯回归不仅作为一个国家而且作为一个独立文明、始终实施独立内外政策的传统自我认知,这一趋势毫无疑问与后苏联时期俄国内占主导地位的“俄罗斯也是欧洲”的观念相左。俄罗斯融入欧洲的尝试并非首次,但却屡遭西方拒绝。事实上,俄罗斯的这一立场在西方以外不仅可以获得理解,甚至往往能得到热情拥护。联合国就乌克兰决议的投票不会欺骗任何人。至少,目前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危机显然会使莫斯科与北京走得更近。其他西方潜在竞争对手也会更关注俄罗斯,并借此在与西方国家对话中加强自身地位。

  我认为,近20年来西方在对俄关系问题上已第二次出现严重失误。第一次是在苏联解体后。无论喜欢与否,都不得不承认,对苏联解体付出“努力”最多的并非西方而是莫斯科自己。因此,不管怎样都是莫斯科解决了20世纪西方的主要地缘政治问题——苏联和苏联集团的存在,而且新俄罗斯精英阶层乃至整个俄罗斯社会对西方的信任一度达到不可思议甚至是不合理的程度。俄罗斯的确曾期待西方的“新思维”、真诚地希望西方能对俄罗斯做出的牺牲予以肯定并超越20世纪的简单竞争模式。

  然而,西方却错过了将俄罗斯打造成其真正盟友的唯一历史机会。他们一方面接受莫斯科自愿为新关系做出牺牲,另一方面仍然对莫斯科实施打压政策,这一点在上世纪90年代几乎公开支持北高加索和俄罗斯其他地区分裂势力的行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西方在经济上同样未给俄罗斯以其期待得到的帮助,而是优先选择后苏联地区对俄罗斯怀有历史复仇主义情绪而非通过合理、理智和长期方式解决与俄关系的国家作为自己的盟友。结果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俄罗斯国内情绪的天平倒向了相反的方向。俄罗斯人再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在与西方的关系中他们上了大当。奇怪的是,对西方政治家来说这却成了一个令人不快的意外。然而,这是任何一个对俄罗斯或多或少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预见到的。如今,西方再一次重蹈错误覆辙,而且变本加厉,完全拒绝承认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的切身利益,导致俄国内出现新一轮反西方情绪和莫斯科做出与可替代西方的力量中心加强关系的战略选择。

    本文刊载自《环球时报》“透视俄罗斯”专刊,内容由《俄罗斯报》提供。

 

 

动荡乌克兰,谁民主谁反叛西方说了算

环球时报

2014-04-18

    乌克兰局势迅速激化,政府军15日在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发起针对“亲俄武装人员”的“反恐行动”,导致11人死亡。乌克兰打开了政府军流血镇压东部城市亲俄反叛者的潘多拉盒子。

    这样一来,乌克兰走向内战的可能性迅速增大。克里米亚事变的全过程十分清晰,各方迅速“默认”了它的结局。而乌东部却不是,这里有多个导演,互不相让,乌东部的博弈如果充分释放,有可能是失控并惨烈的。

    值得注意的是,基辅新政权出动军队镇压东部的反叛,与两个月前亚努科维奇下令向在首都占领议会的示威力量动手,颇有几分相似。当时的部分示威者手里也有武器,打死了多名警察,首都的法治秩序几乎瘫痪。

    然而完全不同的是,今年2月亚努科维奇对示威者“清场”,遭到西方排山倒海的谴责和威胁,它被描述成“血腥的”、“反人类的”。而这一次,从基辅宣布要向东部反叛群众动武到真的发生流血冲突,西方舆论一片同情和理解的声音。两个月前亚努科维奇是“镇压民主”,如今基辅在东部采取的“反恐行动”则被看成国家政权的正当权利。

    乌克兰局势很难从是非的角度扯清楚,国家内政和地缘政治的现实利益复杂搅在一起。什么是民主和反民主,什么是镇压或捍卫秩序,做这样的定性并不取决于客观的标准,而是取决于评价者是否拥有足够的力量,能够用自己的评价影响世界舆论。

   西方的软实力使它拥有了在世界舆论中对各种冲突的政治定义权,西方的利益、而非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成为这些定义的第一出发点。因此虽然都有大量民众参加,都有武装人员卷入,都有外部力量支持,基辅两个月前和乌东部今天的事态得到西方截然相反的评价。

    在全球范围内,这样的双重标准一直被西方公开使用。同样是骚乱,如果发生在与西方关系紧张的国家,就是“民主革命”,如果发生在政府高度亲西方的国家,示威者就很可能被视为“激进分子”,西方对政府出手镇压就会沉默。

    由于西方的利益渗透到整个国际话语体系中,“民主”、“人权”这些词汇被包裹了太多西方试图强加给这个世界的东西。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使这些概念“脱西方化”的艰巨任务,恢复它们原本的涵义。各国在国内无疑都要建设实质的民主,不断发展人权,但当在西方影响力最大的国际舞台上碰到这些词时,我们都要多一个心眼,要仔细甄别它们的纯度。

    最近二十几年,西方支持的“民主革命”带来国家繁荣、稳定的例子几乎没有,那些国家未来怎么样,尚在未定之天。然而非常清楚的是,这些“民主革命”扫除了西方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一个又一个障碍。那些国家大多亏了眼下,未来情况不清,而西方已经稳赚不赔。

    乌克兰局势走到今天,已经完全无法再从民主或非民主的角度观察、评判之。其实从一开始,这个角度就是西方舆论帮助虚构的,苏联解体后这么多年,乌克兰逐渐演变成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地缘政治博弈的前哨。

    我们也只有从地缘政治这个有些冰冷的视角,才能看懂今天的乌克兰究竟在发生什么,悟出在世界很多地方,西方对类似事情有时高呼“民主”,有时语焉不详的真正原因所在。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4年04月30日 09:47 (星期三)

乌克兰危机与中国的选择

梁京

    随著普京推动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美国和西方对俄国的制裁将不断升级,不愿表态的中国将被迫明示自己的选择:是站在俄国一边,还是西方一边。事实上,已有足够多的迹象表明,习近平已经做出了选择,那就是站在普京一边。

    近代以来的历史多次告诉我们,联俄抗美,对中国的长期利益会带来非常灾难性的后果,习近平以及鼓吹民族主义的当权精英并非不知道这个历史教训,但他们为什么还要重蹈历史覆辙?这当中有很多利益的算计,也包括重要的情感因素,如习近平对普京的个人崇敬,而在这种情感因素背后,则是中国精英迷信中央集权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严重地扭曲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影响了他们对人类文明大势的判断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的共和试验正处在关键时期,地方自治蓬勃发展,加快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但正是孙中山对大一统的迷恋被苏俄利用,打断了这一充满希望的进程,把中国引入歧路。结果是,数以千万人死于非命,几亿人口完全失去自由,农民更是深陷贫困。若不是毛泽东从联苏抗美转向联美抗苏,怎么可能有后来邓小平的改革成就?

    普京拉拢习近平的企图很清楚,他算计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力。尽管普京对美国和西方的抱怨并非没有道理,但问题是,历史已经证明,俄中两个文明搞在一起会害人害己。性格决定命运,对个人如此,文明也一样。中俄都有偏好政治集权的性格,这容易让两国的权力精英堕入情网,却注定成就不了好姻缘。这是因为,政治集权与人类追求自由的文明大势不相容。

    不过,在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文明的性格与俄国很不同,那就是中国文明有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底色,因此与美国文明有深层的心灵契合。两个文明能在今天拥有超越其他文明的全球影响力,并非偶然。在传统文明中中国文明的社会流动性最高,而美国则为现代文明的个人自由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地。因此,美中两大文明联姻,有利于人类自由秩序的扩展,这一点,已为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所充分证明。

    不过,过去三十年人类的自由试验出现了重大失误,那就是金融全球化削弱了民主的效能,让资本与权力的勾结成为一种全球流行病。在美国是利益集团搞定了立法者,在中国,是当权者直接下手抢钱,在俄国是资源大亨干政,在许多穆斯林国家则是独裁者家族鸡犬升天,虽然形式各异,结果都是切断了底层上升的通道,社会不公,令青年人对未来失去希望。

    美国精英应对这个重大失误负重大责任,这个失误也严重削弱了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不过,正是在如何理解和对待美国的失误和影响力下降这个问题上,普京正在犯非常危险的错误,而习近平可能在犯更大的错误。普京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很可能他认为别无选择:听任乌克兰投奔欧盟,意味著自己的政治死亡,而冒险赌一把,也可能是死,但终归是一条好汉。普京的自私就在于他此次狂赌料定习近平会支持他,他相信美中矛盾加剧只能对俄国有利。

    普京的算盘对个人有利虽然没有错,但美中矛盾加剧是否对俄国有利则大有问题。事实上,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和谁的责任,美中对抗对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险的,俄国也不例外。历史上,毛泽东与美国对抗曾加大了把苏联拖入与美国核大战的危险,令赫鲁晓夫头痛不已。

    至于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陷入全面困境,而且,正如《经济学人》杂志不久前所注意到的,中国规模宏大却极度扭曲的城市化正在给中国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对此,中国权力精英和主流文化精英并没有展示走出困境的能力和智慧,而是越来越深陷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迷茫难以自拔。

    表面上,美国相对中国的实力大不如前,且民主政治问题多多,但美国社会依然活力不减,自由和民主试验在社会网络技术的支持下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美国确实也面临历史性挑战,白人日渐成为少数,由WASP*开创的优秀精英文化能否传承和发扬,面临考验。但无论如何,美国的自由试验,对于人类自由进程的意义依然重大,对中国更是具有不可或缺的启示价值。

    因此,如果中国因支持普京加剧乌克兰危机而不惜走向与美国全面对抗,将是一个后果非常严重、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本义是指美国当权的精英群体及其文化、习俗和道德行为标准,现在可以泛指信奉新教的欧裔美国人。此群体拥有庞大的经济、政治势力,构成美国上流社会和中上阶层的绝大部分。尽管美国社会日益多元化,但他们的文化、道德观和价值取向,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著美国的发展。(摘自维基百科)

 

 



乌克兰不是俄罗斯的后花园

Ukraine is neither colony nor a backyard of Russia

乌克兰驻英大使 Volodymyr Khandogiy

本报记者 李晓枫

2014-05-04

    《华闻周刊》:你认为这场危机下一步会如何发展?

    乌克兰大使:俄罗斯一直以来凭借其坦克、战斗机、武装直升机以及边境武装力量来威胁乌克兰。国际社会多次以坚定态度谴责俄罗斯向乌克兰输出恐怖主义的行径。由俄罗斯特种部队带领的武装恐怖分子持续骚扰侵犯乌克兰的公共建筑,杀害当地居民,将许多乌克兰人、外国记者和欧安组织成员押为人质。考虑到当前严峻的形式,乌克兰持续在国家东部地区进行反恐怖主义行动,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重建并维持法律与秩序。与此同时,乌克兰时刻准备为保卫国家而付出任何政治上的、外交上的、军事上的各种手段。

    《华闻周刊》:这场危机对乌克兰有怎样的影响?乌克兰政府下一步会如何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乌克兰大使:面对俄罗斯无端的侵犯,乌克兰社会定然坚强抵抗。基辅正在准备5月25日的这次公平、民主的总统选举投票。乌克兰政府正在逐步履行4月17日“日内瓦会议”所达成的协议,首先第一步即是一次广阔并深入的宪政改革,其中最重要的焦点就是权力移交,重视逐渐扩大的地方社会群体的权利,同时保护少数民族及其语言。战略的另外一点是增强与欧盟、美国、英国、欧安组织等国际伙伴的联系。政府一直坚持这一道路,在安保方面,上述的反恐行动仍将继续。

    《华闻周刊》:乌克兰危机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乌克兰大使:乌克兰的严重危机是由我们“霸道的邻居”一手“制造”的,最开始是对克里米亚无端的野蛮占领和事实上的武力兼并。这一行为的背后原因是俄罗斯领导层在新时代下的帝国强权主义倾向。乌克兰曾经是沙俄帝国的一部分,之后又成为了苏维埃帝国的一部分。如今,克里姆林宫竭尽一切可能想要将乌克兰这一主权国家归为其附属国,完成它的苏联复兴计划。十分让人遗憾的是,苏联解体20年后,现代俄罗斯的领导者仍然难以接受乌克兰已经成为独立国家的事实。乌克兰不再是殖民地,也不再是俄罗斯的后花园。

    《华闻周刊》:这场危机演变成为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否将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乌克兰大使:世界没有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会忘记它是如何开始的。莫斯科在乌克兰的动乱中负全部责任,俄罗斯破坏了国际和平与稳定。这个国家严重侵犯了国际法律和两国双边义务。如果想要重归和平稳定,维护全球安全系统,那么乌克兰需要协同国际社会继续对俄罗斯表达强硬态度,联合起来对俄罗斯进行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一切手段,迫使俄罗斯遵守其国际义务。

    《华闻周刊》:乌克兰危机对地区和全球态势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会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转折点?

    乌克兰大使:危机所产生的后效分析可以足足成为另一次访谈的内容了。简而言之,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径已经构成了对国际关系、法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安全状态的威胁。如果俄罗斯不受到任何惩罚,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新的一次“冷战”。我们目睹了俄罗斯试图违背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如今的局面造成了现存国际安全系统的不平衡状态,可能导致对不扩散条约制度的违背。

 

 

 

普京的危险行径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教授、卫生政策和管理教授、地球研究所主任 杰弗里•萨克斯

    乌克兰危机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和暗地里都在煽动东乌克兰的分裂,并完全不顾国际法,宣布俄罗斯有单边干预乌克兰的权利。俄罗斯的挑衅性政策势必造成它与西方的冲突。

    普京在最近的一次电视讲话中解释了自己的观点:俄罗斯目前的边界是暂时性的,是由历史意外事件造成的——如1954年克里米亚由俄罗斯转交给乌克兰,及1920年代俄罗斯领土转交给东乌克兰。普京声称,现有边界是在武断情况下决定,俄罗斯有权利和义务捍卫邻国的俄罗斯族。

    普京也表示,如果俄罗斯族要求回归,俄罗斯就必须响应他们的要求。普京明确地向听众指出,东乌克兰在沙皇时代被称为“Novorossiya”(新俄罗斯),明显地暗示如今那里可以再次成为“Novorossiya”。

    普京显然认为,对邻国不断施加压力和侵犯其主权,迫使其接受俄罗斯的要求,能让俄罗斯变得更强大、也因此更有能力对抗西方。不久前,俄罗斯强烈反对美国和北约军事干预利比亚、叙利亚和塞尔维亚,理由是西方是在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如今,普京又声称有权不顾邻国的主权,而原因仅仅是俄罗斯要捍卫海外俄罗斯族的权利,包括他们脱离所在国家加入俄罗斯祖国的权利。

    普京无疑希望在不引起西方强烈反弹的情况下制造既成事实——就像在克里米亚那样。即使不采取入侵,俄罗斯也可以使用威胁、陈兵、秘密行动和慷慨激昂的言辞动摇邻国。这些可能已足以实现包括让邻国就范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目标。

    但普京的铤而走险可能给俄罗斯带来极坏的后果。尽管西方可以了解的不愿意在北约边界外的地方与俄罗斯陷入军事冲突,甚至不太愿意采取经济制裁,但普京的行动已经引发了美国和欧洲日益增长的强烈反俄情绪。不管借口是什么,如果俄罗斯军队越过其边界,西方的反应将强烈升级;如果俄罗斯采取在暗中进行政治动摇的措施,来自西方的压力将积累得较缓。但这样的压力是无可避免的。

    俄罗斯与西方现有的贸易、投资和金融关系已经受到严重破坏。新投资项目和合资计划被叫停。西方投资者给俄罗斯机构的贷款也被叫停。俄罗斯银行和公司将面临日益加剧的信贷压力。

    在短期,俄罗斯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抵消资本外流,但资本流逆转的后果将在几个月后凸显。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很难想象若它干预、颠覆或吞并乌克兰其他地区,它与西方的正常经济关系还能持续下去。换句话说,如果第二次冷战真的爆发——可能性看来越来越高——俄罗斯将是长期经济输家。欧盟显然可以不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就算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完全被切断也不会造成威胁。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出口只占欧盟主要能源消费的不到10%。但俄罗斯却会因此蒙受巨大收入损失。

    普京似乎认为俄罗斯可以通过加强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来弥补与西方经济关系的恶化。但科技和商业是紧密相连的,很难将世界割裂为数个经济区。中国知道其长期经济繁荣,取决于同美国与欧洲的良好经济关系。普京似乎没有认清这一点,甚至也没有认识到,苏联经济是因为被技术更先进的经济体孤立才崩溃的事实。

    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实力取决于它能否实现关键部门的技术升级,包括航空、高速铁路、汽车、机械和重工业等。而这只有在俄罗斯公司紧密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与采用尖端科技和先进工程技术的德国、日本、美国和中国公司紧密合作才能实现。

    当然,情况可能变得更糟。新冷战可轻易变为热战。许多美国人已经开始呼吁武装乌克兰,以此威慑俄罗斯。然而,尽管军事威慑有时会有效,西方却应该强调贸易和金融制裁,而不是以军事方式应对俄罗斯的挑衅。

    军事反应可能造成灾难,比如让乌克兰沦为第二个叙利亚,让成千上万的人因此丧生。

    毫无疑问,北约会在必要时捍卫其成员国。但不能因为俄罗斯的好斗行为,让强硬派主宰西方政策争论。强硬路线扩大了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境内的冲突,导致大量人命伤亡,却没有为受影响国家带来有意义的政治或经济解决方案。战争绝非政治的另类延续。战争只会带来破坏和灾难。

    普京对乌克兰的行动显然有其国内政治考虑,利用其对外冒险主义来巩固国内政治基础。俄罗斯经济萎靡不振,俄罗斯人民受够了被压制,更不用说俄罗斯无处不在的腐败了。但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威胁入侵东乌克兰,似乎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政客们往往把战争视为解决国内困境的良方,这是个令人恐惧的现实。

    近年来,俄罗斯与西方都把国际法玩弄于股掌之间。西方违反了塞尔维亚、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主权。如今,俄罗斯也明目张胆地对自己的邻国如法炮制,并时常以西方的先例来为自己开脱。

    俄罗斯真正的长期利益在于多边主义、融入世界经济及遵守国际法治精神。普京当前的道路充满了后果严重的风险。他正在损害俄罗斯的经济前景,也让世界面对日益增加的战争威胁。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各方回归被它们抛弃已久的国际法原则。

 

 

 

 

 

 

发件人:zqw5000<zqw5000@163.com>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5月04日 13:08 (星期日)附 件:1个(2014年4月.rar ) 查看附件,

中国经济的下半年预测和建议

各位请提前准备

卢麒元

2014-05-01

    “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克强同志会选择第三条道路。所以,同志们,为了更美好的将来,准备过三年紧日子吧。”中国经济的剧烈调整已经开始了。我们高度关注这次调整的方向、烈度、时间以及结果。

  错误的货幣政策

  中国经济的剧烈调整是被动的,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接近尾声了,美元的实质利率开始回升了,美元开始大规模回流了。其他国家必须应对美元出现的调整,各国央行要么加息,要么贬值本幣。有趣的是,中国央行既不加息也不贬值本幣。此种做法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必然刺激资本外逃,必然导致资产价格崩溃。在如此混乱的局势下,多数投资者必然选择增持现金,出现「钱荒」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当然,钱荒也有积极意义,终于可以促进政府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了。套用一句流行的句式:危机倒逼改革。

  错误的结构调整政策

  确切地说,中国早就应该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了。5年前,迫于巨大外部压力,管理层实施了4万亿(总量18万亿)刺激计划,终结了已开始的经济结构调整。去年下半年,再次用4万亿的2.0版本阻止了第二次结构调整的机会。新届政府运气实在不算好,现在外部环境已发生变化了,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完成,即将结束量化宽松的货幣政策。没有美国量化宽松的顺风车,中国版的量化宽松就缺少了依据(外汇结存将迅速减少)。如果霸王硬上弓继续滥发货幣,人民幣将面临彻底崩溃的局面。看来,4万亿的2.0版本已经失效,本届政府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将被迫重启延误多年的经济结构调整。

  为什么必须调整经济结构呢?由于中国实施隐性的联繫汇率制度,货幣发行权失去控制,不能自主管理通货膨胀,实质负利率长期处于两位数的超高水平,这就导致工业生产部门利润长期低于通货膨胀水平,其结果就是不动产溢价远远高于工业部门利润,迫使资本逃离生产部门转向房地产等不动产投资,在未能实现产业升级的前提下,工业部门开始出现退出和转移的迹象。如果中国不能顺利完成工业化,产业结构将不能支撑人口结构,国民经济发展将彻底失去动能,中国将无法顺利升级为发达国家,而极有可能陷入拉美化。事实上,错误的货幣政策已经帶来灾难性后果,再不及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中国将错失本世纪极为难得的发展机遇期。

  美欧日都在成功改革

  与中国错失调整良机相对应,美国勇敢地抓住了2008年这个关键性的歷史时刻,他们开始了义无反顾的调整。经过5年的艰难调整,美国要素价格基本恢復了正常水平,整体生产率水平得到了歷史性恢復,经济重新获得了强大的竞争力。与此同时,欧洲在德国主导下,也开始了歷史性调整,在统一财政的歷史进程中,欧洲的生产率水平开始缓慢回升,整体竞争力在逐渐恢復之中。即便是反应迟缓的日本,也于今年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他们的生产率水平在提升,整体竞争力也在恢復。

  毋庸置疑,2008年对任何国家都是调整的最佳机遇期。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非但放弃了已开始的调整,反而进行了莫名其妙的逆向调整。短短5年时间,中国的要素价格变得极度扭曲,生产率水平急剧下降,整体竞争力迅速降低,产业未能升级而是在丧失,国民经济情况已经不容乐观了。现实地看,已经被逼到背水一战的地步了。

  上策:先税改后金改

  今年下半年,是中国经济调整的关键时期。管理层的不同选择,将会帶来完全不同的结果。

  第一种选择:霸王硬上弓,延续4万亿2.0版本,甚至启动4万亿3.0版本。好处是,确保地方债继续扩容,房地产价格继续上升,确保经济高速增长,确保就业继续增长。坏处是,拒绝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高端产业无法形成,中低端产业向外转移,提前结束工业化进程。结论是,在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完成调整后,中国经济陷入全面危机直至崩溃。

  第二种选择:以不变应万变,坐视流动性极度短缺,任由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好处是,所有的资产泡沫一次性破灭,要素价格开始回归合理水平,各类资源开始重新分布,产业升级重新启动,经济结构开始调整优化。坏处是,房地产价格崩溃,金融机构承受重创,地方财政陷入困境,经济增长陷入衰退,就业状况急剧恶化,社会保障压力剧增。结论是,国民经济陷入全面衰退,管理层可能面临下课的危险,但国民经济尚有復苏的可能性。

  第三种选择:有选择地调整,有先、有后、有保、有放,先改税政而后改金融,保障财政金融而严控不动产投机,坚决调整要素价格并努力稳住资产价格。好处是,封死总负债增长,避免泡沫继续膨胀,有效管理通货膨胀,逐步理顺要素价格,促进资源回归工业部门,继续产业升级,维持工业化进程。坏处是,各级政府要过紧日子,地产商要大规模破产,经济增速有所降低,就业情况未如理想,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结论是,大家集体捱苦日子,一起努力完成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努力提高国民经济生产率水平,提高国家整体的竞争力水平,促成国民经济再次高速增长的机会。

  显然,应做出第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下半年将有一次小阳春,明后年将陷入大萧条;第二种选择,下半年开始进入大萧条,明后年会在滞胀中挣扎;第三种调整,下半年陷入衰退,明后年逐渐走出衰退,2017年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毋庸置疑,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现在当然应该是现金为王。

  有能力的投资者,应该选择美元计价的资产进行投资,等待中国经济调整完成后再度回归。就理性而言,笔者并不主张以爱国的名义牺牲个人利益。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应该放弃改善国家的机会,都有责任和义务推动政府作出明智的选择,也应该配合政府进行极其艰难的经济结构调整。我们应该用有限的资源支持产业升级,推动中国完成工业化进程。

  至于对管理层,也许危机才是最好的老師,在危机中才能开启最伟大的变革。我们期待着新一届政府励精图治,扭转危局。

  笔者想重述一遍对经济问题的一般性分析。中国经济由于货幣发行失控,导致要素价格全面扭曲,使得资源配置极度倾斜于不动产部门,最终迫使产业升级中断,提前终结了工业化进程。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建议,通过坚决果断的税政调整,强制性地回归要素价格,重新调整资源配置,继续产业升级,完成工业化进程。为了平顺地进行调整,要使用成本控制(避免使用数量控制)的方式调节流动性,使得资产价格波动处于可控制的区间之中,确保金融体系不至于崩溃,确保财政体系能够正常运转。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应该制订一篮子财政金融政策,确保经济政策的系统性、连续性、有效性,确保国民经济的稳定性和可控性。财政金融貌似复杂,其实极其简单。真理是朴素的,朴素的东西必然简单。财政的真理就四个字:量入为出。金融的真理就四个字:收支平衡。

  国人对新届政府寄予厚望。只要新届政府拿出决心和勇气,义无反顾地进行调整,全国人民苦捱3年,定可开启嶄新局面。

 

 

 

 

楼市周期性调整中国准备好了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易宪容

2014-05-11

    当持续上涨了20多个月的住房价格开始掉头下跌、当各个城市的住房销售急剧性下降、当不少地方政府都希望松绑已经住房限制政策来救市时,这些都表明中国住房市场的周期性调整已经开始了。而且这种调整已经成了一种趋势,如果没有重大的政策冲击,想阻碍这种调整已经是不可能的。甚至于即使政府要救市,估计这次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调整也是不可逆转。

    为什么说国内住房市场的周期性调整已经开始?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与当前国内住房市场的性质有关。可以说,近十多年来,尽管政府的职能部门和房地产开发商一起制造了许多混淆是非的概念,比如什么住房“刚性需求”、“改善性住房”(其实这些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把住房打扮为一个完全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消费产品,以便能够让政府出台更多鼓励民众进入住房市场的优惠政策。但从本质上来看,这十多年来中国住房市场完全是一个投资投机的炒作市场,比如说,当前中国住房市场流行观念是做多、做空、看涨、看跌等,就是一个以投资为主导的市场。

    对一个投资投机为主导的住房市场来说,其购买者的目的、定价基础、价格运行方式及供求关系与消费为主导的住房市场是完全不同的。以投资投机为主导的住房市场,购买者进入市场目的在于预期住房购买之后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卖出,而这种预期又取决于金融条件,比如说利率高低、融资杠杆率大小、信贷获得容易程度等。如果金融市场条件对投资者有利,投资者都会预期住房价格上涨,住房市场有更多的需求涌现。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住房需求可能会无限膨胀,或者说只要购买住房有钱可赚并可利用银行金融杠杆,这种住房需求就可能无限大。如果投资者预期房价会下跌,那么住房需求就可能急剧下降,甚至下降到零。这就是十多年来国内住房市场的基本情况。也就是说,以投资为主导的国内住房市场主要由市场预期来决定。如果住房市场预期发生了逆转,那么这个市场的周期性调整就开始了。

     从经验上来看,中国这个以投资为主导的住房市场,其价格已经持续上涨十多年了。这个市场的房价持续十倍的上涨,不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而且已经是不可持续了。比如,我们不用通行的房价收入比、房价租金比、实际房价上涨水平来衡量(这些指标早就显示国内住房市场泡沫巨大了),只要看当前一线城市的土地总值会知道当前国内住房市场泡沫有多大。比如1990年,东京土地总值相当于美国GDP 63.3%;1997年,香港土地总值相当于美国GDP 66.3%;今天北京土地总值相当美国GDP 61.6%。这也意味着当年日本及香港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地产泡沫破灭,那么当前北京的楼市泡沫离破灭也不远了。北京是如此,中国其他城市的情况也是这样。

    其实,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是无可复加了。无论是从国内绝大多数城市出现的一个又一个的“死城”、“睡城”、国内居民持有太多的住房来看,还是从政府权力涉及房地产市场过多过深、中国经济的完全“房地产化”来看,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完全是不可持续了。只要金融市场条件有少许的变化,整个住房市场的预期就发生逆转。市场预期的逆转也就意味着国内住房市场的周期性调整开始了。而目前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并非仅看到市场预期发生的根本的逆转,也并非仅看到国内住房市场周期性调整已经开始,最为重要的这种调整国内居民及企业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十多年来的中国房地产市场,除非少数城市之外(比如广州、深圳及海南),绝大多数城市的住房市场的价格都是只涨不跌,更不曾出现什么住房市场的周期性调整。当住房市场的价格只涨不跌,作为一个以投资为主导的市场,也意味着任何人只要购买到了住房就能够大获其利,就能够赚钱。由于在中国住房市场有一个这样的购买住房只赚不赔的赚钱效应,也就使得进入住房市场人就越来越多,各个城市房价也就越推越高。如果房价出现周期性调或下跌,中国住房市场投资者是承受不了的。这也就是为何中国住房市场“房闹事件”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如果政府对此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当房价出现周期性调整时,这些“房闹事件”就可能由经济转化为社会问题。

    还有,国内银行也可能是这样,当房价上涨,银行可以把给住房市场的贷款及居民的住房按揭贷款看作是优质资产,这种贷款做得越多,对银行的赢利越是有利。所以,国内各银行纷纷抢占住房市场贷款份额。但是,当前住房市场出现周期性调整时,不仅作为抵押品的住房价格会全面下跌,而且以住房及土地作为抵押品的也会全面贬值。银行贷款的不良率就可能全面上升。这就是最近国内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原因所在。

    而住房市场的周期性调整可能冲击最大的是地方政府。这不仅可能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暴露出来,也可让政府财政风险增加及地方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显示出来。这就是当前不少城市的地方政府极力救市的原因所在。但是国内住房市场周期性调整已经成了一种趋势,地方政府要救市不仅没有作用反之只能把问题搞得更糟糕。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吸毒成瘾,如果不经过这种周期性调整的阵痛,要让经济恢复正常是不可能的。

    总之,国内不少城市的住房销售急剧下降但价格下跌很小,这不仅意味着中国住房市场是以投资为主导的市场,也意味着这些城市住房市场的预期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即投资者不敢或不愿意再进入住房市场,住房投资需求正在全面萎缩。而国内住房市场预期逆转也意味着国内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已经开始了。对此,中国住房投资者、企业、银行及地方政府准备好了吗?这才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的关键问题所在。

 

 

 

未来两年的行业趋势

愚公

2014-01-20

   国内一位很著名的成功学大师说过:“趋势就像一匹马,如果在马后面追,你永远都追不上,你只有骑在马上面,才能和马一样的快,这就叫马上成功!”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未来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设想一下,晚上带着家人去吃饭,拿出手机点击附件餐厅,看完餐厅介绍,对比之后,挑一家 评价好的、好吃又实惠的餐厅,在手机上领取一张会员卡,定好座 位,等时间到了,点击导航,直接去吃饭,不用排队。

   吃饭的时候,哪个好吃的就拍个 照,放到微博或朋友圈,晒一晒,与朋友共享,因为以后朋友来这里吃饭的时候,凭着你的分享,朋友 可以优惠,商家还要给你返利,既 能吃到好东西,分享又能赚钱,真 的很惬意。

      吃完饭,去商场购物,看到哪个产品喜欢的,拿起来扫一下二维 码,用手机比比价,放入网络购物 车,逛完商场,在手机上点击送货 时间和送货地址,直接付款,不用拎东西,也不用排队,然后去看电 影,因为电影票在吃饭的时候已经 用手机买好了。。。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生活,你觉得能实现吗?我想很快!

    巨人的倒下:世界上曾经有一家世界500强的企业,名叫“柯达”,在1991年的时候,他的技术领先世界同行10年,但是2012年1月破产了,被做数码的干掉了。    

   当“索尼”还沉浸在数码领先的喜悦中时,突然发现,原来全世界卖照相机卖的最好的不是他,而是做手机的“诺基亚”,因为每部手机都是一部照相机,近几年“索尼”业绩大幅亏损,于今年倒闭。

    然后呢?然后原来做电脑的“苹果”出来了,把手机世界老大的“诺基亚”给干掉了,而且没有还手之力,2013年9月,“诺基亚”被微软收购了。

    发展倒逼转型升级,整合、创新引领时代发展:

    一、360的出台,直接把杀毒变成免费的,淘汰 了金山毒霸;

    二、淘宝电子商务2012 年一万亿的销量,逼得“苏宁、国 美”这些传统零售巨头不得不转型,逼得“李宁服装”关掉了全国 1800多家专卖店,连天上发了卫星的“沃尔玛”都难以招架,如果马 云“菜鸟”行动成功的话,24小时内 全国到货的梦想实现,那么这些零 售巨头的命运又将会是如何?

    三、马云“余额宝”的出台,18天狂收 57个亿资金存款,开始强夺银行的 饭碗。

    三马(马云、马化腾、马明 哲)的网上保险公司的启动,预计 未来五年将会有200万保险人员失 业,其他保险公司将何去何从?
    腾讯微信的出台,6个亿的用户还在 增加,直接打劫了中国移动、电信 和联通的饭碗。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隔壁开火锅店的张三,卖手机卖得比你好的时候,你不用觉得惊讶,因为,这是一个跨界的时代,每一个行业都在整合,都在交叉,都在相互渗透,如果原来你一直获利的产品或行业,在另外一个人手里,突然变成一种免费的增值服务,你又如何竞争?如何生存?     
    所以,未来的竞争,不再是产品 的竞争、不再是渠道的竞争,而是资源整合的竞争,是终端消费者的 竞争,谁能够持有资源,持有消费者用户,不管他消费什么产品、消 费什么服务,你都能够盈利的时候,你才能够保证你的利益,才能 立于不败之地。

引领时代的都是“骗子”:
 
30年前说下海能赚钱的人,被认为是骗子。
 
20年前说炒股能赚钱的人,被认为是骗子。
 
15年前说保险能帮到大家的,被认为是骗子。
 
10年前马云说互联网能改变人们的生活,也被认为是骗子。

     那些说别人是骗子的人,生活一成不変,生活质量一天比一天差 !而那些当年所谓的“骗子”却成了时代的标志!“每一次新的机遇的到来,都会造就一批富翁!”

当别人不明白的时候,他明白他在做什么;
当别人不理解的时候,他理解他在做什么;
当别人明白了,他富有了;当别人理解 了,他成功了。

    任何一次机遇的到来,都必将经历四个阶 段:“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来不及” 。任何一次财富的缔造必将经历一个过程:
 
    “先知先觉经营者 ;后知后觉跟随者 ;不知不觉消费者 ! ”
 
     反省一下,你有错过吗?人生比努力更重要的是选择!与时俱进是财富的源泉哦!

    发生在身边的变化:

第一、当摩托罗拉还沉醉在V8088的时候, 不知道诺基亚已迎头赶上。
 
第二、当诺基亚还注重低端机市场时,乔布斯的苹果已经潜入。
 
第三、当苹果成为街机的时候,三星已经傲视天下。
 
第四、当中国移动沾沾自喜为中国最大的通 讯商时,浑然不觉微信客户已突破4个亿。
 
第五、当中国银行业赚的盆满钵满高歌猛进时,阿里巴巴已经推出网络虚拟信用卡。
 
第六、当很多人还在想租个门面房开个小生 意时,光棍节一天中国互联网上创造天价成交额。不要说停止学习,就是慢一点都有可能被淘汰出局。

    未来十年拼什么?答: 整 ~借 ~学 ~变
 
    一:整;资源整合!

    你能整合多少资源,多少渠道,你将来就会得到多少财富!
 
    二:借;造船过河不如借船过河。

趋势,无法阻挡;
抉择,要有智慧!

    三:学;今天的企业家,赢在学习, 胜在改变!
    柯达、诺基亚、李宁、索尼都输在了 不学习、不改变。
    古人云:富不学富不长,穷不学穷不尽!

    四:变;要想改变口袋,先要改变脑袋!

    这个社会一直在淘汰有学历的人,但是不会淘汰有学习力愿意改变的人!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

    名师指路不如重叠成功人的脚步!面对挑战我该怎么办?

马云说:不要等到明天,明天太遥远,今天就行动.
第一、改变一种行为不要拖到明天,否则它会 变成你的习惯。
第二、拒绝一份诱惑不要拖到明天,否则它会 造成你的伤害。
第三、抓住一次机会不要拖到明天,否则失去 了就不会再来。
第四、不要让今天的行动拖到明天,否则它无 法带来精彩。
第五、不要把今天的幸福拖到明天,否则它将 一去不复返。
第六、不要把机会拖到明天,因机会是唯一的 你还要等到明天。

    牛根生最后送上一句:品牌的98%是文化,矛盾的98%来自误会,资源的98%是靠整合。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4年05月05日 09:28 (星期一)附 件:3个(image001.gif 等...) 查看全部附件

新一輪國企改革或再成圈錢狂歡

香港經濟導報 孫浩

2014-05-04

    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要求主管部門從管實體企業爲主,轉換爲管資本爲主,因此國企改革也相應地變爲國資改革了。國資委的改革方案未及出台,很多地方卻以上海爲先推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這些方案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熱點均爲混合所有制、國有資本投資及營運公司、 國有資産證券化,而且都提出了時間窗口和數量指標,頗似要來一場新的大躍進。滿街的人都在喝彩改革的新衣漂亮,卻不知一場空前的圈錢狂歡似將開始。

趁機搭建更大的融資(圈錢)平台

    前些年的經濟刺激政策在各地催生了一大批政府的投融資平台開展鐵公基以拉動GDP,如今債台高築,償債壓力日甚一日。這些平台已基本喪失新的融資功能。地方政府的巧婦正愁於無米事炊,未料想國資改革卻成爲了新的大利好。

    趁國資改革之勢,廣東省國資委近期推出了54個國企的招商專案,擬引進民間資本1000億元。重慶則推出100個國企的開放專案擬引入民資2000億元搞混合。各地都有這樣的計劃。這些都是假企業之名的政府行爲,依然是權力與資本的結合,並無改革新意。令人警惕的是前些年的融資平台(也是企業)是舉債,要償還,如今變爲資本運作,國有資本放大了功能,民資願者上鈎,贏虧自負了。今後各級政府將可以更上一層樓假資本運作爭相圈佔不用償還的民間資本,豈不快哉。

    決定起草者大概沒有想到地方政府和大國企會這樣解讀改革的奧妙,以致還爭相建立或改制國有資本的投資公司,而且國有資産的證券化成了一個熱詞。擁有4萬億國有資産的廣東省國資委要求到2015年資産證券化率從目前的20%提升到60%,要新增20戶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80%的下屬企業至少要擁有一家上市公司。作爲省屬四大資産營運公司之一的廣新集團,已有七家上市公司,今後還要打造自己的上市公司群,志在成爲國內擁有最多上市公司的集團,除已有好幾家公司在A股市場排隊等候外,最近又從不起眼的汕尾撈出三家公司確定上市意向。

    據統計,中國地方政府的非金融國有企業資産爲42.7萬億,依據各地的方案作偏低的測算,即使今後五年內證券化率達到50%,那也是20萬億以上的上市資産,僅按5~6倍的溢價,即可放大爲百萬億以上的市值,如此的資本魔方怎不令人神往。如果再按資本額的20%溢價增發,那至少就又是一個20萬億。以五年國內A股市場1250個交易日來計算,那麽每天要圈進160億元的資金。何況這僅僅只是地方國資,央企的盤子比這還要大。各地在制定方案的時候不知有沒有想過這樣一個前景。這很像58年大躍進的時候糧食産量放衛星,只要膽大就行。誰會想到改革會變得這麽貴。

前景堪憂

    上述謀劃如果是企業行爲,則沒有什麽對錯,能做去做就是。問題在於其實是國資平台上的政府操作。這麽做本身就違背了改革的精神而可能産生危機性的後果。

    第一,市場被政府操控的局面可能空前加劇。這次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從這個意義來講就是政府要退出市場。如果基本規則不變,以爲國有資産從實物的企業形態演變爲資本的價值形態就可以擺脫政府管控這樣的邏輯並不成立。資本以價值形態出現就便於在資本市場、證券市場、産權市場乃至於産業領域內的行業、企業之間騰挪穿越,政府通過投資公司以及投資基金進行股權投資幾乎可以抵達自己想到達的任何領域,加上公有資本對其他資本的融合功能和放大功能,政府直接配置資源和操控市場的能力會空前增強。但這未必是好事情。

    第二,若如各地所願國資搞上市大躍進,那將對中國的證券市場造成空前的衝擊,只恐股災不遠。如果去掉權力的支撐和政策的傾斜,國企的效率低下是不爭的事實。通過包裝上市,嬌豔的桃花不久就會變成潰爛的癰疽,多少普通股民又將虧掉自己的血汗錢。而且這種現象將隨海外上市而全球傳播。

    第三,民資的安全性將更無保障。國家建立國有投資公司的目的是“重點提供公共服務,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産業,保護生態環境,支援科技進步,保障國家安全”。但已經有人說了,公有資本具有資本的共性即逐利,所以公資也會看上什麽就投什麽。這就很難保證政府就不會動用權力去強行收購或入股他看上的民企,或強逼民資嫁給公資。如此資本市場也就成爲了包辦的權力市場。前些年山西的煤改就是這樣做的,筆者稱之爲社會主義改造。這種做法並未得到清算,只恐怕今後會在更大的範圍內發生這種社會主義改造。

    第四,有可能産生新的創租和腐敗空間。各地的國有投資公司和投資營運公司正在吸收社會資本組建股權投資基金,共同參與國企改制上市以及社會上其他的資産證券化,這無疑有巨大的套利空間。原始股一塊錢進去一上市可能就會變成幾十塊。已有若干社會資本捷足先登。人們不清楚是按什麽規則和流程來操作的。有創租必定就有尋租,有尋租一定就有腐敗。看來又將催生一批權貴資本大佬,他們玩的是幾何級數的資本魔方,所以其規模和量級將是空前的。

真改革的前提有待創造

    要真正按照決定的精神健康開展國企和國資的改革,至少要創造兩個條件:

    第一,政府要往後退。地方政府不能充當國企改革的領導者。地方政府的企業化是當今中國的現實,擁有行政權力的政府是所在地最強勢的企業,國企以及將更多演化出來的國資只不過是政府掌控經濟的操作工具。臍帶連着政府的國企再怎麽改革也不會有正常的市場定位。同樣的道理,國資委也不應當是國企與國資改革的主管部門而自己正是新一輪改革的物件。

    第二,國企改革首要的其實是所在産業佈局的調整。這一點改革的決定表達得很清楚。其中首位的是“國有資本加大對公益性企業的投入”,可是在地方的國資改革方案中,幾乎看不到公益性的提法和相應的部署。其實投入公益才是國資公共性最本質的體現。但公益不以盈利爲目的,地方沒有興趣也就可以理解了。這同時也說明決定雖然寫得好,但卻只是一個原則性意見,無法實現對改革的硬約束。現實已經說明國資改革的硬約束如果建立不起來,那麽改革跑偏也不需要支付什麽成本。看來,起碼應當要求各地根據中央精神和自身實際情況提出國資佈局的負面清單。如果有了這一條,情況多少會好一點。

    本文節選自2014年4月21日出版的第8期香港經濟導報,閱讀全文歡迎訂閱經濟導報。
 

 

 

 

当危机来临,政府应选择汇率贬值还是量化宽松?

新趋势

2014-04-27

    我们一直对汇率基本稳定条件下的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充满巨大的担忧,若中国能够首先实现汇率市场化,那么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或许可以平稳的度过难关。多数投资者似乎认为中国官方的力量足以维持市场秩序,并减少市场的波动性。但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人民银行并不能在既定的汇率目标下随心所欲地调整其货币政策,进而增加国内经济问题解决的难度。

1. 固定汇率下央行失去货币政策独立性

    货币主要是以银行存款的形式构成,当前国内货币派生主要为两个来源,一个是商业银行贷款,另一个是央行外汇的买入所形成的外汇占款。央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的方向将直接决定国内货币供应:当央行在用人民币买外汇时,就会产生外汇占款,央行的货币供应就会增加;当央行用外汇购买人民币,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就会减少。而央行的操作形成的外汇占款是商业银行存款的重要组成部分,严重影响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央行一直在遏制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步伐,所以一直是在增加货币,但是一旦人民币转为贬值压力时,央行若要维持汇率稳定,就必须用外汇去购买人民币,这意味着如果不贬值,将直接减少银行存款,对国内形成巨大的货币收缩,对经济和金融市场形成通缩式调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若要维持汇率稳定,央行的将很难获取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我们曾判断,当人民币进入贬值压力时,央行若既要维持汇率稳定并又要使国内货币供应不产生的大的影响,央行就需要购买国债来对冲其在外汇市场操作引起的货币收缩,即中国版QE。

2、人民币可能已经高估,未来资金流出压力巨大

    目前认为人民币汇率还是低估主要包括两类人,一类是代表国际社会的利益集团,他们一直都会坚持人民币升值,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利益,另一类是国内对国家经济实力的盲目崇拜者或政府的马屁精。在我们看来,人民币汇率可能已经高估,理由有三:

    第一,加工贸易的汇率不敏感性导致汇率过度升值。从2006年开始,人民币汇率升值近30%,但我国的贸易顺差一直不见萎缩,所以国际社会也正以此为由在强调人民币低估。但从贸易结构就能够看出,由于汇率升值,中国一般贸易从2008年开始已经陷入逆差状态,因为一般贸易产品的成本基本来自国内,所以一般贸易对汇率极为敏感,而持续的升值导致一般贸易顺差得到深度调整,逆差不断扩大。但是加工贸易的产品成本主要来源于国外,因此对汇率并不敏感,尽管汇率升值明显,但加工贸易顺差一直在持续扩大。两种贸易的盈余之和表现为我国的贸易总盈余仍为顺差,且总体变化不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加工贸易虽然对汇率并不敏感,但是对一些要素如劳动力、土地、能源、水、环境污染成本等确实非常敏感,而这些要素在未来都需要不断调整。目前劳动力和土地价格已经大幅上升,而能源价格、水和环境污染成本在未来也会大幅上升,届时加工贸易顺差将会大幅加少,具体表现将是大量外资企业的撤退,从而使国内贸易顺差总额减少甚至陷入逆差。因此,从贸易结构上看,人民币汇率已经升值过度,这种过度完全是由于用汇率调节加工贸易贸易盈余的错误实践所导致的。

    第二,利率虚高导致汇率虚高。当经济运行平稳的条件下,利率较高的货币回报率较高,会形成升值压力。而由于国内房地产泡沫和地方政府的刚性融资需求已经使国内利率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所能承受的范围,形成利率虚高。下图为所有非金融企业的回报率[(净利润+财务费用)/总资产],该回报率从2011年开始便一直明显低于银行实际贷款利率。由于很多企业参与人民币汇率投机,而较高的利息回报率更是为汇率投机增加了安全系数,推动汇率投机升级。因此,长时间的利率虚高很可能已经导致汇率虚高。

    第三,虚假贸易加汇率投机推动汇率持续升值。由于人民币之前持续的升值,市场上已经形成了很强的升值预期。很多企业为了能通过汇率升值获益,纷纷通过虚假贸易来增加结汇额度。企业通过虚假贸易进行汇率投机,非常容易使汇率的脱离基本面的螺旋式上升:首先虚假贸易会虚增贸易顺差,为汇率升值构成了虚假的基本面条件,使汇率形成脱机实际的升值动力,而这种升值动力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汇率投机从而进一步虚增贸易顺差,再进一步推升汇率,这样便使人民币形成了自我循环的虚幻升值现象。从我国与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统计来看,近年来中国统计的贸易顺差虚增非常明显,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在虚假贸易和汇率投机的共同作用下,已经明显的脱离了实际基本面,形成虚高。

    从2006年开始,人民币汇率经历了由低估到平衡、再由平衡到高估的变化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外汇流入一直在持续不断的通过增加外汇占款的形式增加国内货币供应量。在2006-2007年间的最高峰的时期,新增外汇占款几乎占到了M2新增50%。到2014年初,虽然外汇占款增长有所放缓,但仍占M2新增量的20%,由此过去10间,外汇占款流入的周期性变化直接决定了国内经济的周期性变化。但是,过去10年中外汇占款来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的时期有所不同,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5-2007年,外汇占款主要来源于贸易顺差,使企业辛苦赚回来的利润,因此这部分资金非常稳定,不会逃离中国;第二阶段,2009年-2011年,外汇占款主要来源于金融账户,主要是由于国内经济大幅刺激和美国量化宽松导致的热钱流入,这部分资金带有很强的投机性,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使会想办法撤退的;第三阶段,2013年7月至今,主要来源是金融账户和虚假贸易,是上海自贸区政策以来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投机,是完全的投机型资金,非常不稳定。目前人民币汇率已经高估,一旦国内经济疲软,大量的投机资金会选择外逃,届时汇率贬值压力巨大,这将给央行的汇率和货币政策选择上形成巨大的挑战。

3、资金跨境流动影响国内经济的路径

    由于外汇占款是由央行直接干预外汇而产生的货币发行,因此该部分货币直接掌握在结汇者的手中,央行虽然会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来锁定与外汇占款等量银行现金资产,但是外汇占款是银行存款,因此存款准备金率无法完全消除外汇流入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由于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是商业银行的行为,而外汇占款是结汇者通过与央行的交易拿到新增货币,因此当外汇占款流入较多时,实体经济流动性较好、经济活跃、通胀压力明显,而此时央行一般会进行一定程度的货币收缩,便会形成银行间流动性趋紧而实体经济流动性宽裕的局面,即银行缺钱但企业不缺钱,此时虽然货币政策很紧,但企业的信用风险不大。当外汇占款开始减少时,实体经济的流动性会明显收紧,如果此时央行还不能放松货币市场,就会出现实体经济和银行都缺钱的局面,此时经济会面临较快的下行压力,如果央行及时放松货币市场,就会出现银行不缺钱但实体企业缺钱的现象,就会出现银行间流动性很好,但企业资金非常紧张,而此时信用风险会明显提高。

4、资金流出将对国内经济收缩明显

    很多乐观派认为国内经济不存在系统性风险,他们的证据包括:中国政府的债务率是不高的,即使加上地方政府债务,债务水平在全球来看也很低;房地产价格泡沫严重,但银行的房产抵押贷款占比还是较低的并且还是比较安全的。在我们来看,他们遗漏俩个重要方面:第一,根本没有把资金流动可能产生的影响考虑在内,而在我们看来这是最可能出现问题的一块,而且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第二,他们没有系统得考虑房地产问题。我们相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是可以化解的,大不了中央政府接过去,但房地产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房地产问题严重性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房价泡沫的严重程度,另一个是经济依赖度,而目前看着两方面问题都是比较严峻的。房地产泡沫是比较严重的,房价下跌之前,银行永远认为自己的贷款是安全的,总以为做了足够的抵押,但是房价一旦开始下跌,银行就会发现原有的抵押不再那么安全了,这个在国内某些地方问题已经出现。另一个方面,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度,我们认为是非常深的,无论从地方财政,还是国内任何一个行业包括消费,都与房价密切相关,这从2013年政治局一句“促进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就能经济增长出现改善这一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密切度。经济与房地产高度相关,这意味着什么?就当房价开始下跌时,出问题的贷款不仅是房地产行业贷款,所有的行业的贷款都会出现问题,这就是国内经济非常大的潜在风险。更为重要的,房地产泡沫一旦和资金跨径流出相结合起来,经济会出现严重通缩: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经济担忧,资金开始外流,而资金外流又会加重货币紧缩的程度,使资产价格出现更深幅的调整,如此恶行循环下去。

5、危机加速器—利率市场化

    倡导利率市场化的盲目改革派,很可能是出于对银行的丰厚盈利的不平衡,的确银行现阶段盈利相对其他行业较好,但与以往相比已经明显下降。利率市场化,符合改革方向,更符合市场对资金决定作用大方向,但是我们必须考虑两个方面:第一,市场化之后资金配置会更加有效率么?答案是不一定的,特别从现阶段国内实际情况来看,利率市场化可能导致资金配置更加无效,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在资金配置上占了绝对优势,但他们的资金需求绝对是不符合市场有效原则的,而且收益和风险明显也是不匹配的,这两者资金配置越多,经济体系积累的风险就越严重。第二,国内银行承受能力。目前国内房地产泡沫严重,银行杠杆水平较高且资产质量开始恶化,银行盈利能力开始明显下降。我们知道,金融危机都是以金融机构破产导致的,而利率市场化无疑是在本就面临很大压力的情况下再进一步虚弱银行利差,只会使银行免疫力进一步下降。利率市场化改革是要进行得,但目前整个阶段非常不适时宜。考虑到这两个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现阶段急于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不仅不会是资金配置更有效率,反而会进一步增加风险的累积,同时还会进一步削弱银行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一旦出现大规模流出,银行业可能会面临灭顶之灾,所以我们说如果政府非要加快实现利率市场化,那么国内距离金融危机爆发也就更近了一不。

    问题总结:综合上面的几个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内经济已经面临非常严重的系统性问题。从任何单一方面看,问题总是可以控制,但如果几个方面关联起来,那问题就会非常严重。假如我们的房价不是那么高的水平,即使汇率高估一点、地方债务多一点,都不会出现大问题;再假如地方债务没那大,即使房价高一点,也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在或者房价很高、地方债务很重,但如果没有资金流出的威胁,问题也没有多严重。但可惜的事,这几个方面的问题都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并且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叠加,一旦某一个方面发生逆转,其他方面就会很快关联起来,形成巨大的收缩力量影响经济,处理不好就会形成一场经济或金融危机。

    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及效果评估。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开始显现,政府正在不断的出台一些温增长措施,其效果我们不必多说,只用一句话来概括:经济下行压力是由房价、利率、汇率等价格因素造成的,属于乘除法,而目前的稳增长措施都是财政性的,基本属于加减法,因此措施和问题不是一个量级上的,因此也很难扭转经济下行的趋势。但随着经济下行日益严重,国内央行可能会采取那些措施呢?
第一、我们建议首选汇率自由化。央行干预汇率导致外汇占款流入是影响货币政策的主要原因,而央行干预的目的是汇率稳定。如果央行能够率先实现汇率市场化,当外汇流出较大央行没有干预,汇占款式就不会出现大的没有变化的,因此国内货币也不会出现收紧,只不过是汇率贬值罢了。相反,由于贬值预期的形成,商业银行更加愿意增加外汇头寸,反而会增加外汇占款。国内房地产泡沫虽然严重,如果能够屏蔽掉外汇流出的影响,那破坏力会小得多。同时暂缓利率市场化,待金融机构度过难关后在实施利率市场化进程。

    第二,如果央行还保持汇率稳定,最好的办法是央行直接购买国债或增加再贷款来对冲维持汇率稳定而导致的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收缩,即中国版的量化宽松。

    第三,降低准备金率,鼓励商业银行再次扩大信贷。这一方式效果很难断定,首先银行可用资源包括资本充足率、存贷比都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另一方面,目前坏账率开始上升,银行信贷投放开始变得非常谨慎,开始进入信用收缩周期中,放松银根可能形成流动性陷阱,除非政府再次施压银行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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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的能买下美国?

亚洲财富俱乐部

2014-04-23

   在美国金融危机楼市泡沫崩溃后,美国人惊呼中国人大有抄底买下美国之态。现在,中国人投资美国房地产的新闻报道都让我们感受到中国人的气势。而且几乎都是一次性付款,这让习惯贷款买房的美国人毫无竞争力。

    美国房地产过去的大卖家是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但是危机之后大量机构退出了市场。现在富裕的中国投资者开始接盘,在去年美国发放的投资移民“绿卡”中,中国富豪比例占压倒性优势。

    美国最大的在线房产信息查询网站Zillow,现在已经直接对中国开放查询购买服务。现在有美国州政府为了吸引中国引资,愿意免费向中国公司提供土地。

    阿拉巴马州州长Robert Bentley表示,为了吸引金龙精密铜管集团Thomasville的一个项目,愿意提供土地或其他支持。如果这笔交易达成,意味着金龙集团可以免费拿到40英亩土地,其中包括一个价值150万美元,50000平方英尺的厂房。

     中国在美国买地更多的是房企。

     去年4月万科集团斥资6.2亿美元拿下了一个旧金山的豪华公寓项目。一个月后,北京泽信控股集团投资15亿美元,拿下位于奥克兰海滨的商住发展项目。

    Soho中国的张欣则联手巴西Safra家族14亿美元买下纽约通用汽车大厦40%股权。

    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地区,中国富人几乎买下当地所有的房子。

    难怪金融博客Zerohedge惊呼中国正在买下整个美国。而据CNBC报道:在加州的Irvine,危机后美国一些最大的房地产开发重新动工。当地房地产业在重生,不过救世主是中国人。当地一名叫Kinney Yong房产中介说:“他们(中国人)认为还有升值空间。”“现金驱使他们这里来,他们要把钱放在某个地方,或者投资某个地方。”

    中国企业对于金融危机中遭打击最严重的地区尤其感兴趣。CNBC曾详细报道大量中国投资者扎根汽车城底特律。

    作为中国企业向美国稳步扩张的一部分,数十家中国公司涌入底特律扎根。中国公司投资美国的汽车新技术,出售从安全带到缓冲器在内的一切配件。中国公司雇佣有经验的工程师和设计师打造汽车产业,并完善自己的供应链条。

    不仅仅是美国。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用钱撩拨世人的神经。中国人满世界甩钞票,除了房地产,艺术品、波尔多葡萄酒、海外并购等都以创纪录的价格交易。“中国龙”仿佛要吞咽世界。

    面对中国资本,美国《财富》杂志曾以“中国买下全球”表达出外界的一片惊叹。法国《费加罗报》称,中国正在对世界“进行无限度的扩张”,从企业、土地到港口、债务,中国人无所不买。

    路透社报道称,随着对海外目标的胃口从自然资源扩展到食品和银行等行业,2013年中国在企业海外收购领域结束日本两年来的统治地位而成为亚洲头号国家。

    投资银行家说,在中国大公司寻求新的收入增长源,以及试图购买更多全球品牌从而进一步打入其他市场的情况下,预计2014年的并购交易数量将有所增加。

    根据2013年的数据,中国公司进行的海外并购活动共耗资562亿美元,最大一笔交易是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共斥资71亿美元收购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汤森路透公司的数据显示,虽然总额不敌去年的621亿美元,但远远多于日本公司今年的407亿美元。

    数据显示,就价值而言,能源和电力仍在中国海外交易中占主导地位,尽管在并购总额中的比重已从5年前的52.3%下降至44.1%。与之相反,金融的比重增加了三分之二,上升至14.4%。

    没错,中国令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感到害怕。中国真的可以买下美国甚至全世界吗?

    剑桥大学中国发展教授彼得•诺兰是少数能以中国人视角观察世界西方人之一。在去年出版的一本发人深省书中,他剖析了人们最担心中国一个问题——中国正在买下全世界。他的答案是否定:我们已融入中国,而中国却未融入我们。

    他认为世界经济如今已被少数但占据主导的企业所改变,它们几乎全部植根于发达国家,拥有统治性品牌与超级技术。这些全球性公司对境外投入巨资,尤其在中国。此过程中,它们逐渐丧失国家属性和忠诚度。

    中国正如何融入这个新世界?它本身是个巨大发展成就。但该成就是建立在向世界级制造商提供工人和市场的基础上。2007年至2009年,中国28%的工业附加值、66%的高科技产业产值、55%的出口和90%的高新科技出口,都出自外国投资的企业。因此,这个国家是对外国人管控的体系至关重要的贡献者——若发达国家的民众和政府对这些全球企业不满,那中国人的不满岂不多得多?

    中国并没买下世界。1990年至2012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从2.1万亿美元飙升至23.6万亿,高收入国家在其中占比高达79%。2012年,美英对外投资总额分别为5.2万亿美元和1.8万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仅为5090亿美元。中国的净投资额(本国对外投资和别国对本国
投资的差值)更是可悲,为负3240亿美元。

    正如彼得•诺兰所言,一直以来中国公司显然不是国际重大并购活动的主角。因自然资源短缺,中国努力寻求,但即便是在这个领域,其对外投资在外国大鳄面前仍相形见绌。这种分析说明什么?最重要的含义莫过于,中国几乎没打造出任何在全球范围内举足轻重
的企业。此外,正是发达国家巨型企业的领先地位,让中国公司发现极难得偿所愿。

    从中国人的视角看,其经济的显著特征是仍依赖于他国技术——这解释了为何中国如此迫切地想获得技术。更进一步的含义是,中国其实距离“买下全世界”仍相去甚远。对所谓中国冲击力的疑神疑鬼纯粹是空穴来风。

 

 

 

 

 

 



 

发件人:杨芳洲<569867047@qq.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还有15个联系人保存所有收件人 时 间:2014年04月05日 22:48 (星期六)

农业部副部长兼职外国公司七周年

----本文同时发至中纪委、监察部和国安委

杨芳洲

2014-03-29

    美国股市报告等说明,自2007年03月至今的七年时间里,前中科院副院长、现任中国农业部副部长兼农科院院长、中央候补委员李家洋,一直就是从事转基因种子商业的美国杜邦公司的顾问。尽管国家法规规定,国家机关人员不得兼职商业公司,但那法规似乎无效无用,李家洋不但继续为外国公司利益而可以动用中国的国家权力和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权力(难怪那些外国公司比中国公民更知道“一号文件”呢,也难怪“一号文件”是那么忠心地为 外国转基因商业利益服务呢),且可继续逍遥法外。

    那让我想起,2010年,前新华社记者金微实事求是地报道了美国杜邦公司的先玉-335玉米种植使用区域发现老鼠规模死亡等异常现象,指出美国官方资料说明该品种父本PH4CV含有转基因成分、为该规模异常提供了最可能的解释。因实事求是和讲真话,金微的饭碗被砸,且受到农业部官员和转基因商业公司及其关系媒体的轮番舆论轰炸和造谣诽谤。

    对比看,中国农业部多年来搞的转基因食品作物推销,充满了谎言欺骗(多数说法来自美国法规已经禁止的转基因商业广告),甚至产品审核和进口审核等等搞营私舞弊都是公开的,却一直逍遥法外且变本加厉。就其关于PH4CV和先玉335所做的谎言狡辩,本人已经做了驳斥(相关文章附后),这里再简单说些那些驳斥文章提及较少或未提到的事情。

一、转基因作物可伤害老鼠生命安全,已发生多次

    首先,金微报道所说的转基因作物可伤害老鼠生命安全之事,并非首次发现。譬如,美国军方研究机构早在2005年发表的调研报告就有清楚说明,相关原文如下:

    Biowarfare Lessons, Emerging Biosecurity Issues, and Ways to Monitor Dual-Use Biotechnology Trends in the Future.
USAF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September 2005 ……The genetically modified strain killed 60 percent of wild mice. Even more disturbing was the fact that the genetically modified strain also killed large numbers of mice who had been vaccinated and were resistant to the parent virus and a more virulent strand. The Australian researchers, aware of the biowarfare implications from this line of research that used relatively simple genetic modification techniques,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ir research would serve as a blueprint for terrorists seeking to develop a new strain of pox virus.

    大意:转基因作物杀死了大约60%的田间老鼠。研究人员意识到,这个规模杀伤现象为使用转基因技术武器搞生物战争或搞恐怖袭击而提供了应用实例,即:转基因生物技术应用有双重性,必须从生物战争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监测转基因技术应用及开发。

    该报告还说:趋势显示,转基因作物技术正在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那些国家并没有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相关管理体系和国防及防疫体系,因此,那就为恐怖组织使用转基因技术武器提供了国际条件,这是美国所必须提高警惕和有所预防的事情。

    注:2004年,美国学界反思转基因作物开始商业化十周年,耶鲁大学讨论提出了一个见解:转基因食品作物是“垃圾技术”;它能否成为“黄金技术”,不是取决于转基因技术的发源发祥地欧美国家,而是取决于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亚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由此,美国的转基因商业公司开始把转基因食品作物的推销战略重点转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就此趋势,美国军方于2005年就清楚指明了转基因技术产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所包含的转基因技术滥用及管理失控所带来的生物战争或生物恐怖袭击之可能性。

    注:该报告显示,转基因作物对老鼠的杀伤作用,是超过90天(或超过两代)而开始显现的,即:中国农业官员照搬转基因商业公司的所谓90天饲养老鼠的转基因作物安全性评价之“国际标准”,纯属商业欺骗;相关安全评价所用时间必须超过90天(或至少两代以上),且不同动物的所需时间也不同。

    注:法国学者于近两三年用实验提出了与美国军方相同的见解,其论文却被撤消;中国农业部官员为此撤消而喜气洋洋并大加宣扬。可是,那个撤消和中国官员的得意,并不能改变美国军方早在2005年就指明的转基因技术产品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所带来的生物战争可能性,也不能改变美国白宫的强化生物国防的政策:最近两三年,美国白宫反复强调生物技术应用及科研开发的双重性即危害风险,因而美国必须继续强化以防御转基因技术武器进攻的生物国防建设。中国农官的得意不过说明了中国的国家管理失控、反映了中国的那些官员有多么愚蠢而已。

    注:就转基因作物造成田间老鼠规模死亡的现象,美国军方及白宫看到了生物战争的威胁和强化生物国防建设的紧迫性;而中国呢,农业官员说,田间老鼠规模死亡是铺用水泥造成的(哪个国家的农田铺设水泥呀?!),并放肆地和恶毒地攻击中国军人和他们提出的中国也要开始自己的以防御转基因技术武器进攻的生物国防之规划和建设的政策主张。

一、杜邦公司的拙劣狡辩

    新华社发表了金微署名的报道后,全国反响强烈,民众需要知道父本为含有转基因内容的PH4CV的先玉-335玉米是否为转基因作物非法进口和非法种植。譬如,美国官方记录说明,作为先玉-335的父本PH4CV专利含有转基因内容,并有美国专利局的转基因品种内容的类别编码。

    中国农业部农科院转发了该品种权利人杜邦公司的声明,说那不是转基因内容,理由是:“第800类和第302子类是在《美国专利分类体系》中所使用的一种检索体系,以便于美国专利审查员检索现有成果中的转基因植物,并判断申请中的专利是否具有可专利性。……就PH4CV自交系玉米专利而言,专利文件封页上的《摘要》仅仅说明了美国专利审查员在所有应该检索的范围中,曾经在第800类和第302子类范围内进行了检索,并不意味着PH4CV自交系玉米是转基因的。下面是《美国专利分类体系:前言》的网址链接。由于它仅仅是一个分类体系,其所描述的范围是广泛的。http://www.uspto.gov/web/patents/classification/uspcindex/front_page_preface.pdf 。”

    事实:该连接是美国专利局发表的如何使用专利分类编码的指南文件,而并非是专利局如何为某专利做分类登记审批,即:该公司声明及所给连接是驴唇不对马嘴。 按照该公司声明说法,就好比是身份证官员到北京东城查找张三、结果没找到而看到了西城的李四,就给李四颁发了张三的身份证。哈!如此拙劣的狡辩。

    关于如何给某专利做分类登记审批,美国专利局有如下指南手册文献:

    Examiner Handbook to the U.S. Patent Classification System。This Examiner Handbook is intended for use by U.S. patent examiners, although other users may find it helpful as well.。

    连接:http://www.uspto.gov/patents/resources/classification/handbook/index.jsp 。

    该文献清楚说明:

    [1] 专利分类编码系统是为专利局官员审批使用的,尽管其他人员(譬如任何公司、任何专利发明人及其律师、或任何民众个人,等等)也发现它很有帮助。

    [2] 如何分类,专利局官员依据专利申请的申明内容而定,批准专利之产权保护限定在专利所具有的内容范围之内,即:若某专利申请没有某内容(譬如未来发生的事件而不是专利现有的内容),那么,专利局就不会给该内容所属分类编码、审批官员也不会做该类专利内容的审核,当然,也就不会在没有的内容范围之内而做批准和予以产权保护。

    比方说,在北京的某家庭生了个女孩子,户口登记注册则依据家庭所在城市、然后是区域和街道等分支地址做女性公民户口登记,不会为人口检索方便或为了维护那孩子未来生活迁移等权利、就到上海和广州也给她做做男孩的户口登记注册。

    再说了,杜邦先锋公司说明,先玉-335的父本为PH4CV、母本为PH6WC。为两者而在美国官方做产权保护的登记注册,该公司对登记问题的回答清楚声明说,其母本PH6WC是不含有转基因成分或内容的;然而,就父本PH4CV却没做那个声明。问题:若为检索方便而给PH4CV颁发转基因类别的产权保护,难道PH6WC就不需要检索方便了吗?为什么不给PH6WC也做个转基因产权保护和检索方便的同样分类呢?哈!

一、副部长李家洋为先玉-335权利人提供了什么顾问服务?

    如前说,新华社发表金微的署名报道,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需要知道真相。就该报道发表,杜邦先锋公司中国办事机构很快就开始与新华社交涉,其第一时间行为并非是遵循市场惯例而为其行为是否合法而提出解释或辩护,却是索取数据,表现足够异常。

    众所周知,杜邦公司和孟山都公司发财致富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搞生化武器。无疑,农作物造成老鼠规模死亡,就是搞生物武器的重要案例、其数据就有重要意义。如此,该公司第一时间考虑的是索取数据而不是为其行为是否合法做解释辩护之异常表现,是不难理解的。

    问题是,作为先玉-335权利人即杜邦公司的顾问的农业部副部长兼农科院院长李家洋,为该公司提供了什么数据顾问服务?经过谁的批准?中国农业部官员为什么要对中国民众搞“商业机密”的保密、却为外国公司提供顾问服务呢?那些数据的应用双重性是否得到了有效的国家管理?

     前不久,中国农业官员黄大昉终于被迫承认,他兼职外国转基因推销机构ISAAA的服务内容之一,就是为该机构提供数据;然而,那些数据提供服务是否经过国家批准?为什么相关数据对中国社会是“商业机密”而实行保密的、却对外国转基因作物推销机构提供那么及时且那么忠诚的服务?中国国家机构的人员还是属于中国和为中国服务的吗?这个问题同样摆在农业部副部长李家洋面前。

    这些国家机构人员兼职外国机构的问题,若不是足够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还能是什么问题呢?美国主要媒体报道说,就转基因种子事情,美国方面已经向中国“开刀”了、譬如抓了两个试图偷盗美国转基因种子技术的中国“间谍”;如此,在中国,就没有盗取转基因作物及其杀伤力在中国应用的案例数据的“间谍”吗?

    见到转基因作物给田间老鼠造成规模杀伤,美国当局是当即考虑到生物国防问题和转基因技术双重性问题,而中国当局却是用造谣诽谤等不择手段的方式掩盖真相、对讲真话的公民搞打击报复和砸饭碗。在美国,有国家机构官员兼职外国机构,那就立即停职并交由国家安全和司法部门处理;而在中国,国家机构人员兼职外国机构,可以逍遥法外和得意洋洋。多么鲜明的对比。

 

 

 

红旗Linux倒地令人痛心

解放军某部队助理工程师 王文伯

2014-04-11

  今年2月,媒体报道了中科红旗倒闭的消息,宣告国产操作系统旗舰“红旗linux”失败。对我国信息技术领域来说,这就好比“两弹一星”的研制突然流产。然而,如此危及国家信息化根基的重大事件,社会各界却鲜有关注,这是很不应该的。

  研发“红旗linux”操作系统,本是基于国家安全的战略举措。上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爆发。由于伊拉克和南联盟的计算机操作系统100%是微软和其他外国公司的,为美国成功瘫痪其通讯系统提供了方便。这给我们敲了警钟,为在未来战争中避免遭受毁灭性信息打击,必须拥有自主研发的计算机操作系统。此后,中科院奉命实施研发,1999年发布红旗Linux1.0版,到去年已发布8.0版,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政府部门。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一个承载着重大使命的战略工程,因公司董事长去世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加上合资各方意见不一、管理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等,在实施十几年后轰然倒地,整个社会没有起码的震动和反应。对此,我们需要认真反思,深刻总结教训,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发展根基的事业,必须有不同于一般项目的思路。

  首先,要有坚定的国家意志。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决不能长期依赖外国,必须坚定推进自主研发,否则会永远受制于人。建国初期,我们以毫不动摇的决心,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搞出“两弹一星”,至今都是国家安全无可替代的杀手锏。像“红旗linux”这样的重大项目,应以百折不挠的国家意志推进,决不能任其自生自灭。

  其次,要有“十年磨一剑”的长远打算。在任何领域实现突破、创造经典,都要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持久不懈地下真功夫。美国网络游戏《魔兽世界》,研发时间长达10年,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精致设计,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玩家的心理和感官诉求,推出后便以压倒性优势统治全球网游市场。在操作系统领域,微软的Windows研发了几十年,至今仍有30多个开发团队,数千名技术人员持续不断进行升级和完善,才保持了长久的领先优势。我们打造属于自己的操作系统,是在落后基础上赶超,更要有长期的艰苦努力才能实现。

  其三,要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制度优势,重大战略项目的研发、推广和管理,应区别于一般项目,要借鉴研制“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和机制,不能让市场过度左右。对“红旗linux”倒地,全社会应给予高度关注,国家有关部门更要重视,重整旗鼓,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让倒地的“红旗”早日飘扬起来。

 

 

 

不要拿哈耶克忽悠中国改革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何自力

2014-04-15 环球时报

  中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全方位改革,引领这一改革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道路。然而一些人对此并不认同,竭力用哈耶克主义影响中国改革。

  哈耶克主义是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提出的以否定国家干预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理论的总称,是流行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西方各国政府以哈耶克主义为指导,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削弱国家干预,强化市场调节的措施,如推行国企私有化、放松金融管制等。

  然而,哈耶克主义并没有给西方国家带来长期福音。随着市场自发作用的加强,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和矛盾不断显现和激化。具体表现为实体经济不断萎缩,政府靠债务维持公共支出背上沉重包袱,国家竞争力锐减,外贸赤字不断扩大,最终酿成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其后的欧债危机。

  可以说,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危机已经宣告了哈耶克主义的破产。但这样一个理论现在却被一些人当宝贝一样在中国到处兜售。他们宣称国企占有优质资源却效率低下,缺乏创新精神,要求将国企私有化;片面夸大所谓的企业家精神,认为企业家赚钱了是企业家有本事,亏本了是政府政策误导所致,主张只有市场才能有效配置资源,政府的任何干预都是乱伸手;为私人资本控制社会资源、绑架公共权力、蚕食公共利益的行为鸣锣开道; 极力美化和兜售已经千疮百孔的美国模式,肆意贬低和歪曲中国道路。这些主张貌似前卫激进,其实就是哈耶克主义的翻版。

  必须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伟大事业。谁都不能拿改革当儿戏。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艰辛探索和实践,中国摸索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构建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中国道路彻底改变了中国落后的面貌,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其更符合中国国情,更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是哈耶克主义根本不能比拟的。哈耶克主义无助于中国顺利实现发展方式和经济体制的双重转型。

  信奉哈耶克主义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已经深陷衰退,一些发展中经济体信奉哈耶克主义则导致了经济失败、贪腐成风、内乱不止。中国若照某些人的主张用哈耶克主义指导改革,势必重蹈上述国家之覆辙。现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已全面启动,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谨防哈耶克主义的误导。

 

 

 

 



发件人:zqw5000<zqw5000@163.com>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5月04日 13:08 (星期日)附 件:1个(2014年4月.rar ) 查看附件,看完无不感动!

    注:习远平是习近平主席的弟弟,1956年出生,习家最小的孩子。

回忆我的父亲习仲勋

习远平

2014-05-05

    父亲走了11年了。今年10月15日,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

    作为他最小的儿子,站在他的墓前,对着他的雕像,我想说些什么呢?我能说些什么呢?他老人家走过的这百年,是中国扭转乾坤、翻覆天地的百年。这百年的中国历史太丰富了,他的人生历程也太丰富了,我看不尽,听不够,也享用不完。我只能在我的思念中寻找,寻找他老人家在我一生中留下最深烙印的东西。

    少儿时,父亲就教育我们说:对人,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他还不止一次写给孩子们:“雪中送炭惟吾愿。”“雪中送炭”的待人情怀不但贯穿了他自己的一生,也从小给我们子女树立了一生待人的准则。纵观父亲一生,在党内生活非正常期间,历经冤屈、坎坷、磨难,却从来无怨无悔、顾全大局,一生都在“雪中送炭”。该谦让的,他谦让了;该忍耐的,他忍耐了;该承担的,他承担了;该挺身而出时,他都挺身而出了。他由衷地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人所共知,在党成长的漫长岁月中,无论是在“左”的或“右”的错误发生时,“没整过人”,就是在人一生最艰难的时刻帮了人。在那些蒙冤岁月里,父亲对污蔑不实的所谓“问题”,能揽过来的就坚决揽过来,宁可一个人承担责任,也绝不牵连他人。他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许多人听了这话落泪。“没整过人”应该是他老人家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雪中送炭”的事情。

    小学课本里有一篇《孔融让梨》的故事,一字一句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父亲从小对我——他这个小儿子的特别家训。父亲不止一次拿着课本,给我念这一课,拉住我的手,给我讲这一课。谦让,是父亲教给我最重要的人生课程之一。在家,谦让父母,谦让兄弟姐妹;在外,谦让长辈,谦让同学同事;谦让荣誉、谦让利益、谦让值得谦让的一切。谦让,既意味着自己对个人荣誉、利益、所得的放弃,也意味着自我人格的升华。我感谢父亲,走入社会以后,我终于明白,父亲让我从小养就的谦让习惯,在面临复杂社会关系,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家庭与国家利益时,获益良多。不仅使复杂关系、棘手难题的处理容易获得公平、公正的结果,同时容易赢得群众的普遍认同和普遍尊重。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了不起的英雄。13岁上初中时,父亲就因参加进步活动,进了国民党陕西省监狱。1962年,他因小说《刘志丹》遭遇康生诬陷,蒙受不白之冤16年,其中“文革”冤狱7年半。“文革”期间,家人包括我们这些孩子无法探望他。当时,社会上传说很多:有说他提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马克思了;有说他一次批斗以后重病而死了;还有说他自杀了,或失踪了,众说纷纭,杳无音信。我们一家人心上阴云笼罩:父亲可能早已走了,早已不在人世了。

    直到1972年,我们一家人利用春节千辛万苦聚首北京,打听到罗瑞卿伯伯的孩子们通过给周总理写信的方式与罗伯伯重逢相见,全家人才重又燃起希望,一起商量说:我们也给周总理写信。给总理的信发出时间不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人了,其中两位还是父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候的老人。来人传达总理的批示说:你们的父亲还健在,不久会安排与家人见面。我们既兴奋又激动,相约见到父亲时,谁都不许哭,不让父亲担心。

    1962年,父亲蒙冤时,我才6岁,离开父亲时,我才9岁。在我心里,父亲早已是一个遥远的、可思而不可见的梦。梦里的父亲一头乌发、身材伟岸,既威严又慈祥,可当他一旦走近,我扑过去要抱住他时,他却消失了。7年后,得知他还在人世,我悲喜交集,见父亲的前夜,竟一夜无眠,浮想联翩:父亲的形象一次又一次被我重新描摹,父亲见我的第一句话一次又一次被我反复猜测……

    见到父亲时,我震撼了。父亲与我幼小心灵中的父亲形象已截然不同:一头乌发已然不见,瘦了,苍老了,两鬓斑白。他凝视着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谁都没想到,父亲与全家人相互打量着,见到我时,他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听到他这样问我,大家都哭了,父亲的泪水也夺眶而出。他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说:“我高兴!这是我高兴的眼泪!”唐朝诗人贺知章有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7年生离,我识父而父不识我,真是彻底颠覆了诗人的语境。一家人最大的欣慰是父亲依然健在。与父亲团聚,长相厮守,是此刻全家人唯一的期盼。一家人感到最振奋的是:虽然岁月无情,但父亲依然是一派壮心不已的气概,我们放心了。

    只是,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疑团:这么多年,没人探望,没人说话,远离亲人,与世隔绝,“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后来,听他慢慢谈起往事,我们才知道,对父亲那些沉重岁月的表述,用“熬过来”这个说法是个天大的谬误。

    身在冤狱,父亲对人民、对党的信念没有过丝毫动摇,他一直准备着为亲爱的人民、敬爱的党继续工作。他说,马克思的晚年,不是背诵拉丁文的诗歌,来保持敏锐的思想和记忆吗?没人说话,我就对自己说话!他开始背诵《矛盾论》、背诵《实践论》、背诵“老三篇”,不但磨砺思想,也磨砺语言。慢慢地背诵如流,昼夜不舍,晨昏无辍,本应度日如年的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悄悄流走了。

    为了保持一个好身体,父亲坚持了长年锻炼,把枯燥的身体锻炼做成了一天最愉快的事情:每天,他先是做一日两次的斗室转圈,先迈步正着转圈,从1数到10000,然后退步倒着转圈,从10000倒数到1;接着,他用肩膀撞墙,用后背撞墙,用拳、用掌击打全身;最后,仰面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仰面躺着,是当时监管方要求的睡觉姿势。监管方固执地认为,侧身睡不易观察到自杀行为,坚持要求被监管人仰面睡。为了这个“奇葩”规定,父亲仰睡了多年,上千个日夜,这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我想,父亲的身体锻炼中奇特地增加了“仰卧起坐”的情节,肯定是为了对这个“奇葩”规定“以毒攻毒”。

    还是为了有可以持续作战的身体,父亲对自己多年抽烟的习惯也实行了“严格管制”。他原来每天要抽两包烟,逐步减少到每天只抽一支烟。早饭后,点燃烟,只抽上一口就掐灭;吃完午饭,点燃再抽,这次,抽到一支烟的一半,又掐灭,放在一边;晚饭结束,才是他真正享受抽烟愉悦的时间:这次点燃烟后,可以抽完余下的半支烟,直抽到手指掐捏不住烟卷的时候。

    沉冤得雪的父亲回到战友们身边时,大家都十分吃惊。小平和叶帅当时就愣住了,叶帅说:仲勋同志,你16年备受磨难,身体竟然还这么好?!毫无疑问,父亲在逆境中长年砥砺的敏捷思维和健康体魄,对他后来主政广东,大胆施行改革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及至年齿渐长,阅世日深,我对父亲蒙冤人生中锲而不舍的身心砥砺有了更深的理解。16年蒙冤,父亲为什么能够天天如一地无畏面对,是因为在他心里,人民至上,党至上,为党和人民而战斗、奋斗,是他心里的无上快乐。“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16个字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顺境如此,逆境亦如此。在这样无私的精神世界里,个人荣辱得失毫无位置。无私方能无畏,父亲蒙冤生涯中的无畏,正是源自他的无私。

    父亲一生,参与完成了党的两大历史使命:一个,是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创建了众所周知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而另一个,则是在邓小平、叶剑英的亲自支持、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创建了广东经济特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红军抗日的出发地;而经济特区的创建“杀出一条血路”,对此后中国的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起到了“先行一步”的引领作用。参与完成这两大历史使命,父亲都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没有无私无畏的政治胸襟,这两大使命的完成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广东经济特区的建立,我亲历其时其事,有一点集体记忆中的个人补充。改革开放至今35年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老经济特区日新月异,带动浦东、前海、横琴、南沙、上海自贸区等一批新的经济特区成批崛起。父亲要是还在,看到他在中央支持下亲身参与决策、参与实施的特区建设事业发展得这么快,他该多么欣慰啊!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你父亲甫一复出,临危受命,主政广东,《光明日报》第一天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广东媒体第二天就全文转载,并在全省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久,又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放权,要广东的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他的政治灵感是从哪里来的?我总是从不犹疑地回答说:“无私无畏!”

    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政治禁区比比皆是,冲破禁区的政治勇气首先来自无私无畏的政治胸襟。要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实实在在“杀出一条血路来”,没有无视安危、不怕犯错、责无旁贷、义无反顾的无私无畏精神,就不敢大胆颠覆禁锢思想的政治教条,也无法提出任何新观念、新政策、新办法,去面对和解决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如我父亲者,当时有一大批老同志,由于无私无畏,变得有识有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复出履新后的历史贡献。

    1978年,我已考入洛阳外国语学院。因为是部队院校,管理甚严,暑假只有7天假期,我匆匆去广东探望父亲。没想到一见面,父亲就给我出了题目,要我陪妈妈到深圳去,一路多看看,了解第一手资料,要大胆谈看法——一个年轻大学生的看法。沿途,我看到地里干活儿的几乎都是妇女,当家男人多数跑了,逃港了。我看到被抓的浑身湿漉漉的偷渡者,被铐着,武警牵狗押送着,因为当时偷渡是“敌我矛盾”。我看到深港两地的白昼:深圳这边,沉寂渔村,香港那边,繁华闹市;而两边的夜景,深圳这边,渔火昏暗,香港那边,灯光辉煌。强烈的反差,让我有了强烈的诉说冲动,父亲鼓励年轻大学生说看法,我是“匹夫有责”。

    我回到父亲身边时,带去了所见所闻。我说,明摆着,这边贫穷,那边富裕,谁不向往美好生活呢?这边姓“社”,那边姓“资”,老一辈革命一生,要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还不如500多万人的香港呢!这类议论,也是当时社会上的私下话题。父亲听着,记着,沉思着。

    后来我慢慢知道,父亲为了了解第一手资料,不仅跑遍了广东的23个市、县,还与秘书经常悄悄上街买菜,碰见谁,不管认识与否,就家长里短地与人聊天,多方面了解了广东当时的穷困:5500万人,1000万人吃不饱,“鱼米之乡”的老百姓几乎既没鱼吃也没米吃;粤北的主食是红薯,而吃的主菜是空心菜。这可不是今天我们吃的又细又嫩的空心菜,那时的空心菜,又粗又长,产量很高,却难以下咽,号称“无缝钢管”。同时,他也了解了“逃港潮”的一时泛滥,不只是沿海人觉悟出了问题,更是我们的经济出了问题。父亲希望从不同方面得到最真实情况的印证,以形成自己的政治思考、政治决策。我探望父亲的假期之行,恰好被他抓了一个“飞差”。

    今天,特区已经发展变化得认不出来原来的模样了。谁能想到,今天深圳第一家上市酒店深圳新都大酒店,当年只是贵州生猪出口基地;而处于更中心位置的深圳五星级阳光大酒店,当年则是湖南生猪出口基地。今天,“那边”,香港人络绎不绝迁居深圳,在深圳安家落户;而“这边”,美丽富足的深圳令民众乐居,“逃港潮”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当时,许多优秀企业家参与了改革,一批国有企业、股份企业、民营企业,现在都已成为享誉世界的企业航母。父亲的百年诞辰,他们纷纷表达哀思之情,共同的心声是:广东的先行改革开放,使他们和他们领导的企业提前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而改革开放的红利也给南粤大地带来巨变,无数年轻人享受了伴随巨变而至的稳定工作和舒适生活。我相信,父亲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面含微笑,注视着这一切。父亲当年实施广东先行开放的壮举,遭受过多少无形的政治压力,经历了怎样艰难的政治选择,父亲没有说过,我们亦无从猜测。但有一条是肯定的:父亲内心的使命感来自人民,人民的追求就是对父亲的命令,父亲只是又一次听从了人民的召唤而已。

    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人民是父亲的根。50周年国庆大典,父亲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焰火十分壮观。当璀璨的光彩一次次照亮父亲面庞时,陪同的领导同志说:“江山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打下来的!”父亲感慨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父亲一生,始终对得起毛主席给他的评价: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父亲对人民的那个亲,人民对父亲的那个好,我有特别的记忆——

    1975年,父亲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结论,在洛阳耐火材料厂“休息”。组织上安排了一套三室的房子给我家,在工人宿舍区。当时,家里热闹,不断人,“谈笑有乡邻,往来皆百姓”。工人们常来串门,谁家来客,我家里准多一份好吃的;我家里有了伙食改善,也短不了端给左邻右舍。至于厂里热气腾腾的大澡堂子,工人们喧哗嬉闹的声浪,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场景。当时,父亲有了一个泡澡的“癖好”:每天早晨9点,大澡堂子刚换上新水,他就下水泡着;只要我在他身边,就招呼我一起泡。一块儿泡着的,还有下夜班的几十个工人。我至今记得,父亲那时是最快活的:额上挂满汗珠和水雾,身子泡得红红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心底的笑,大声与工友们说着工厂的事、家庭的事,还有国家的事。现在,改属中钢集团的洛阳耐火材料厂旧址还在,印象中,大澡堂子还热气腾腾地开着呢!回想起来,父亲的泡澡“癖好”其实是与人民“泡”在一起的“癖好”,是与人民坦诚相见、交流无碍的“癖好”。

    我能感觉到:父亲鼓励、敦促乃至命令他的孩子们走近人民、与人民不离不弃、与人民同甘共苦,似乎是他内心本能的呼唤。无论什么时候,孩子们只要与最底层人民贴近了,他就特别高兴。记得父亲在洛阳耐火材料厂时,我19岁,在北京服务机械厂当工人,先当翻砂工,后来改变工种当车工。当车工时,起先干16车床,后来“进步”了,干18车床、20车床,直至干30车床。30车床加工大部件,走刀时间稍长,走刀间隙,师徒俩够时间互相点颗烟。记得我节假日回到洛阳看父亲,很得意于自己的“进步”,告诉父亲说,终于干上30车床啦,我可以不那么累啦!父亲沉默半晌,语重心长地说:我看你去干翻砂工更好,在最脏最累的岗位上,才能与工人的心贴得更紧,知道幸福来之不易!

    父亲的话,对我影响至深:当工人4年,一天没敢懈怠。师傅见我干活踏实,可每天只吃一盒白饭、一勺猪油、一撮盐加白菜,就常常把卷着大葱猪头肉的烙饼塞在我饭盒里。那4年,我几乎每年都评上先进生产者、师徒模范,至今,妈妈还珍藏着已发黄的当年的奖状。
为了让我这个小儿子离人民近些、再近些,父亲还对我提出很严苛的要求:1975年秋天,我和哥哥都回到洛阳看望父亲,待了没几天,父亲就撵我,说:“远平啊,让你哥带着,去他插队的梁家河看看吧。你当了工人,工资虽然低,比起你哥呆的地方,可幸福多了,陕北农村才是最苦的!顺路,去你大姑那儿看看,别忘了大姑一天一碗羊奶的情意!”大姑是父亲的亲妹。1968年,哥哥15岁,因父亲问题的牵连,被有关部门多次关押审查,出来时,身体非常虚弱,全身都是虱子。哥哥到关中富平老家大姑家里休息很长时间,大姑一天一碗鲜羊奶喂着,他才慢慢调养好。

    我和哥哥先到了富平县城关镇大姑家,我至今不能忘记,见到父亲的亲妹妹大姑时心里的震撼:大姑一辈子在老家当农民,虽然才50多岁,但头发已经灰白,苍老得让人心酸。家徒四壁,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富平地处八百里秦川,曾是汉高祖的粮仓,是陕西的富庶平安之地,当时也处于困厄之中。我们当时过得苦,可老家的农民更苦。这时,我也才理解了为什么父亲临行前,亲自张罗那么沉的礼物带给老家,好几瓶河南当时的名酒,都是父亲一点一点攒下的:鹿邑大曲啦,宝丰大曲啦,张弓大曲啦,林河大曲啦。他在对大姑表达救回哥哥生命的感激。同时,也是在尽自己当时能尽的最大努力,力图犒劳一下在我们一家艰难时伸出援手的老家乡亲们。父亲的礼物分给大姑和乡亲们的时候,真的激起了一片欢腾。可吃饭时,酒可不是一人一杯那么奢侈,而是倒在一个小盅里,一人一小口,转着圈喝。

    接下来的行程让我体会了父亲催我陕西之行的深意:他老人家是要让他未到过黄土地的小儿子,认识陕北农民,认识陕北农民的生活。那时,从富平到铜川,坐两小时火车;从铜川到延安,坐一天长途汽车;从延安到延川,坐大半天汽车;从延安到文安驿公社再到梁家河大队,几十公里,徒步。这样的行程让我累得精疲力竭,早早睡下了。可一样行程的哥哥,到达梁家河的当晚,就召开大队党支部会议,直到深夜。陕北农时晚,7月麦收,正是农忙,也正是陕北农村支部书记们最忙的季节。

    第二天,哥哥投入紧张的农活,我也上了“火线”。陕北土地贫瘠,广种薄收,村里最远的地远在10里路外。这时,我才发觉,与陕北农民相比、与哥哥相比,我差得太远啦!他们力气可真大啊,近百斤重的一捆麦子上了肩膀,10里山路要一气儿走下来,中途不能落地休息,一落地,麦子就散了。就这样,在黄土高原的山路上来来回回,扛着一捆捆麦子,像是小跑,一扛就是一天,直到天黑,衣服被汗湿得能拧出水来。

    晚上,哥哥特意把窑洞里他的铺让给我睡,因为他的炕席下面撒了六六粉,可以防虱子、跳蚤、臭虫。可是第二天,我还是被咬了一身水泡,痒得没处抓挠。我问哥哥怎么样,因为他睡的炕席下面没撒六六粉。哥哥笑了,说:“我的皮肉已经被咬结实了,现在,任什么东西再咬,也咬不动啦!”

    在梁家河乡亲们眼里,我是远道来的稀客,又是陕北“老革命”的亲子、本大队支部书记的亲弟,由此,我获得了最高礼遇:一家一家派着吃饭。乡亲们用白面馍款待我,而这是他们成年累月也吃不上一次的东西。我清楚地记得,即便是全村孩子最多、最穷的那一家,也用酱油膏煮了汤,下了十几个荷包蛋,做了白面饸饹来管我的饭。只有一件事,家家都是共同的:不上桌的老人妇女后生,吃的全是黑黑的糠馍。我心里流着泪,享受着陕北农民的崇高礼节和深厚情义。

    父亲吩咐我的这次陕西之行,既让我终身难忘,也让我终身受益。此后,我不止一次回到陕西农村。我慢慢认识了陕西农民和他们的生活,再没有什么苦和难,能在我的眼里称得上是苦和难;也再没有任何障碍,能分离我与陕西老家乡亲们的血肉之情。父亲的葬礼上,我记得一个让我永难忘怀的特别画面:他静卧在鲜花丛中,遗体正前方安放着陕甘的小米、家乡的黄土,送他最后一程。

    父亲晚年,守望深圳,守望广东,守望这块他付出心血汗水的南粤大地,默默注视、关心着它的变化。他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只是每年国庆、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在《深圳特区报》上发表一篇“祝辞”,表达他对这块热土的期待和对这里人民的挚爱。新世纪的2001年国庆,父亲对深圳市的“祝辞”这样写道——“今年以来,深圳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重要工作部署,把握大局,大胆开拓,科学决策,调整产业结构,以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带为新的起点,在把深圳建成高科技城市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在2005年深圳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力争在2010年左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方面开了好头。我在深圳近十年,对广东,尤其是深圳有很深的感情。对深圳前进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个成绩,我打心眼里感到十分欣喜。”这是他老人家对南粤人民最后的祝福。234天之后,2002年5月24日,父亲安然离去。

    2000年时,父亲在深圳兰园种了一棵榕树。如今,父亲走了,榕树还在,它在兰园长大了,根深叶茂,它在父亲的第二故乡,吮吸着故乡人民给予的雨露甘霖,郁郁葱葱地生长着。我一见到这棵榕树,就想起了父亲,在我心目中,这已成为他老人家扎根在南粤大地人民中的一个象征,他没有离开广东,没有离开深圳,他还和南粤大地这片热土上的人民在一起。

    父亲离开工作岗位以后,诸多方面不止一次请求他写回忆录。父亲说:“我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一生,个人是渺小的,个人没什么东西要写的,由历史、由后人去评说吧,我什么也不写!”当然,他确实不必写什么,他服务于党和人民事业的赤诚,几乎是“存乎于心,发乎于情”的一种天然,不必刻意记载。他不希望被人记住。

    父亲百年诞辰,家里陆续收到一些各方面送来的纪念文稿,情浓意挚。文章叙说父亲一生中参与完成党建立陕甘边根据地和建立广东经济特区两大历史使命的光荣,寄托着对百年父亲的哀思,也告慰父亲:人民想着您呢,您在人民中是受到尊敬的。我想,父亲如果天堂有知,党和人民继续着改革开放的事业,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他老人家一定会含笑欣慰的。

 

 

 

在李作鹏邱会作百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陶铸之女 陶斯亮

    没想到让我讲话,我本来昨天晚上想去买一束白色的花束,想献给邱会作叔叔,但是人家告诉我,百年的纪念活动不能送白花,所以今天来我幸亏没带花………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我接到春光给我发的邀请通知后,我特别的感动,也有点五味俱全。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源于一段历史吧。我这个人啊,自认为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甚至我爸爸说我是一个温和到没有什么原则的人,就是我只会右不会左。但是,在文革中我因为参加了二医大红纵,没想到这个红纵就是反邱会作叔叔的,因此我也就被卷入了进去,邱叔叔那时是总后勤部长。66年国庆节我上了天安门城楼,被李讷带到主席身边,我紧张的、语无论次地就跟主席也不知道说了一些什么,对邱叔叔压制我们不满。那时候群众一起来,就一哄而起,就压不住,邱叔叔吃了大苦。我绝对没想到我那么一个小毛丫头怎么能搅得天翻地覆地,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一生心中都是一个心病,我想随着岁月流失,可能这件事不知不觉地就过去。       

    可是呢,人对自己的一生所作所为都是要负责任的,我们都说人的头上是有神灵的。所以我想,借这次机会向邱会作叔叔表答我最真挚的谦意,请原谅我年青时候的幼稚和无知以及狂热,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对任何人都没有私仇,就是好象中了邪一样,就是不由自主地去做一些荒唐的事情。好在我父亲和邱会作叔叔的友谊没有受到这个影响,他们依然是非常相互欣赏的老战友,这点让我欣慰。   

    我觉得现在今天参加这个邱会作叔叔和李作鹏叔叔的这个活动,我觉得有个想法,就是不管过去怎么样,人民已经为他们平反啦,我曾经听张思之说过一句话,他是公审时的大律师,他跟我说,那根本就不是法律审判,是政治审判。他说如果让再做他们的律师,我会做无罪辩护。       

    所以现在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不论是林彪叔叔,永胜叔叔,吴法宪叔叔、李作鹏叔叔、邱会作叔叔,其实人民已经都是在正面看,已经铭记了他们,认可了他们的丰功伟绩,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欣慰的。所以现在,从我们来说,我刚才听了一句话,就是李作鹏叔叔临终前说他的骨头都是红的,这个话让我非常感动。       

    我觉得我们父辈用革命的一生,用鲜血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红色的基因,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因不能让他退色,我们应该把他传承下去。

    我们现在被人叫什么高干子弟、什么官二代、什么太子党,我觉得这些都非常不准确,我更愿意承认我们是红二代,因为我们确实是红色的第二代,我觉得这个称呼还是比较准确的。我们红二代应该支持习近平,把反腐进行到底,因为现在的反腐败进入了最关健的时刻,可以说进入了白热代的阶段。还有就是我们也支持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的改革,因为这场的改革比起我们第一次的改革可能是更深刻,我们八十年代的第一次改革,那个时候的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恢复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我们的这次的改革,是让我们全部的中国人都富裕起来,进入小康社会。       

    我觉得我们红色的后代,我希望我们发挥我们的正能量,能够支持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把反腐进行到底,把改革进行到底,我非常谢谢路光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了了心中这个心愿。      

    谢谢!

 

 

 

 

 

发件人:zqw5000<zqw5000@163.com>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时 间:2014年05月04日 13:08 (星期日)附 件:1个(2014年4月.rar ) 查看附件

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多左派?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体改所研究员 高梁

2014年5月7日

    简介:高梁,其父顾准是“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49年到文革结束中国大陆惟一一个思想家”,文革中两次戴上高帽的“右派”;而他却是“非主流经济学家”,“反思改革者”中的一员,一个“左派”。他说:“没有毛泽东的恩德,有中国的今天吗?我们家可以说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但这一条,我从来都是坚定不移地。”他与中国的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认为,MBO(管理层收购)“是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办法”。

    我对政治问题没有很深入的研究,也不想公开表态。如果讲左右翼各自的诉求,从右翼看主要是三条:一、更激进的市场化私有化的经济政策,二、对外关系上主张更加向西方开放,三、在政治上主张更加快速的民主宪政。如果把政治方面的东西去掉,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构成30年来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政策的基本成分。

    我自己是在经济改革理论和实际政策的研究工作走过来的,当我看到最近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态势,曾经感到困惑,进一步思考,对经济现状有了进一步的想法。一方面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体,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性质,已经从过去的带有很大独立性、单一性的状态变成今天这个局面,其中间有很多黑暗面,即民对官、对政府的批评。今天政府方面的一些情况,比如官商勾结,分配的两极分化到了一个全社会不能容忍的地步。

    怎么去看我们今天的经济的改革开放,今天的成就和积极面在什么地方,它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冷静的客观的判断,可到今天为止,这些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为此我和一些改革的朋友们几乎没有办法坐在一起讨论。

    我讲两条:第一,改革到今天,在所有制结构上如果人们还在抨击有太多国有垄断,这在统计数据上是不支持的。国有成分占全部经济产值的1/4,国有资产全部资产不到50%。在这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寻租腐败、化公为私、MBO(管理层收购),MBO恰恰在一段时间内是那些号称改革派、自由派大力鼓动的东西,它导致了重大的社会分裂和败坏了政府和社会风气,到了今天所谓自由派的鼓动者们还不认账。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么多左派?这是从现实中给他的教训,这和30年前在文革时期深受其害时,才会产生这么多的自由派是一样的,人们的意识来自于社会存在。

    第二,从现在的经济结果来看,我有一个痛切的感觉:从技术进步的自主能力看,从对国外资本和技术的依赖看,从我国当前实际的产权关系看,我们国家正在逐渐脱离独立的地位,而带有了1949年以前某种性质的半殖民地化的状态。不管对1949年的革命有什么样的看法,中国从1911年到1949年奋斗了近40年,革命的口号是“打倒列强”。今天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技术能力上,经济发展对西方资本的依赖,不能令人满意,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济政策缺乏独立性的根本原因,这也多少给我们国家的国防和主权带来了影响。

    我一直在想,苏联在90年代垮台分成好几块,但到今天没人敢去欺负苏联,反而苏联较弱小的GDP,敢去欺负日本。我们呢?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美国、日本、东南亚、越南、菲律宾都敢挑衅我们,咄咄逼人,步步紧逼。我不认为是我们的领导人没有骨气,而是我们在技术上有求于西方。久而久之,我们的独立就会受到影响。

    有人说,我这是极端的经济民族主义,其实民族主义有两重性:希特勒的民族主义和日本的民族主义是扩张性、侵略性的,而被压迫民族,高举民族主义旗帜,是为求生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尊严,那是正义的,是能够号召民众的,是有生命力的,这样的民族主义当然应当提倡。混淆两种性质的民族主义是荒谬的。我们今天的民族主义,没有任何侵略性。因为我们直到今天,在技术上并没有真正达到完全自立的状态,何谈去侵略别人?我们国家百年来的革命史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争取民族独立、富强的历史。

    这就关系到对今天的时代本质的看法。今天尽管美欧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济上走下坡路,但并不是说,西方霸权已经结束,或者他们已经放弃维持自己的世界霸权的意愿。和平发展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和平发展的力量确实不小,但不等于说这个世界没有侵略反侵略、压迫反压迫的斗争。中国在这个世界环境下,如果不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我们的改革开放的设计,包括政治改革的设计,都是有问题的。第一是否能行通,第二,激进的私有化和“宪政改革”对国家是否有好处,要多加考虑。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鉴于我们今天的状态,我们希望政府在政治体制方面,要不断的增加民主的因素,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苏联式的民主化道路不能走,这是我的基本态度。

    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百年不遇的崛起机会,不要因为主观上的失误和外部力量的推动,使我们走上苏联式的道路。苏联91年解体给俄罗斯带来灾难,走这样的道路中华民族不是好事,但某些外国是乐见其成的。随便举例来说,中国是一个能源十分缺乏的国家,油气的储藏很少,较丰富的油藏无非是在西部。国内石油的生产成本不会超过40美元一桶,但我们实际消耗的油60%要进口,用100美元/桶。如果我们连这点油都没有了,那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成本要大幅度提高,几亿工人的辛苦劳动成果,都进了资源拥有者、资本拥有者、技术拥有者的腰包,经济发展成果就会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所以,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治体制或者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

    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一个混合结构,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国家,也不同于东南亚和拉丁美洲,为什么?为中国60年来积累了一个令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羡慕的工业和科技体系,这个体系是西方列强不敢轻易向我们动手的基础,现在尽管还有很多缺点和弱点,国有体制避免不了的弊端,但毕竟是我们的财产。

    我过去没有这个体会,我跑了很多工厂去看,很多人的印象是,国有单位和工厂不干活,效率多么低。但恰恰是那些被看作计划经济堡垒的军工厂,拿出了很多先进的东西。不能简单的看国有经济和国防。尽管我们现在和美国的F22、航母比起来,我们很小儿科,但人家就是不敢动我们。一旦我们连这个都没有了,我们就回到了1911年,随便就可以来个“二十一条”。经济的崛起,科技和国防力量的强大是民族崛起的根本,任何改革不能动摇这个根本,政治架构也必须在这个基础上,为了富强、独立、统一,在这个基础上把我们的公民自由和平等、政治架构的民主化往前推进,这是我的基本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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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比美国梦更精彩

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 张维为

2014-04-09

  美国梦下滑,中国梦强劲上升

  中国梦和美国梦都包含生活和政治两个层面。在生活层面,两者差别不大,两国的百姓大都相信通过诚实的劳动,自己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美好。过去30多年中,至少已有超过美国人口总数的中国人实践了这样的梦想。但在政治层面,中国梦和美国梦存有相当的差别。美国梦强调美国人自己界定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保证了生活版美国梦的实现,而中国梦则强调“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整体观,强调中国今天所选择的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最佳途径。

  问题是美国梦今天遇到不小的挑战。过去20来年,美国多数人的收入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做了这样的评估:尽管有经济复苏的迹象,但现在美国经济的规模仍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小15%。他认为GDP不是衡量成功的好指标,更相关的指标是家庭收入。美国今天的中位数实际收入比1989年(即25年前)的水平还要低;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收入还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他感叹:“美国自称‘机会之地’或者至少机会比其他地区多,这在100年前也许是恰当的。但是,至少20多年来的情况不是这样。”

  与美国梦一路下滑的情况相比,中国梦则展现出强劲上升的势头。就笔者的观察而言,中国梦已经比美国梦更加精彩。仅就物质生活而言,过去20来年,多数中国人事实上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如果一个中国人过去20年里移民美国的话,今天再回到家乡,他可能会强烈感受到中美两国命运的巨变,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这个趋势看来还将继续下去。

  最近的一些民调也印证了我的判断。美国皮尤中心2013年跨国民调表明85%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表示“非常满意”,在美国,这个比例为31%。英国的WWP集团发布了《中国梦的力量与潜力》调查报告,认为“中国梦的吸引力未来可超越美国梦”。受访中国人中有超过1/3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理想国度”,但这种看法仅限于当前,有42%的中国民众认为,再过10年,中国将会成为“理想国度”。

  资本独大,美国梦被“出卖”

  这就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不是政治版的美国梦出了问题?两位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唐纳德·巴利特、詹姆斯·斯蒂尔于2012年出版了《被出卖的美国梦》一书,他们认为美国的政客、政府、富人、大公司之间的权钱交易动摇了美国梦的基础,使得普通美国人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美国政府替富人减税,用的理由是富人能给美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但这种局面基本没有出现。富人不热心把利润汇回美国国内,而是更多地把钱财转移到开曼群岛等逃税天堂。

  其实,美国与其天天不厌其烦地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政治模式,还不如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政治体制的问题。对美国政治制度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美国的民主制度,基本上已经被各种充分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利益集团所绑架,美国人曾引以为自豪的“三权分立”今天几乎成了政府“无能为力”甚至“政治瘫痪”的代名词。

  美国“三权分立”制度困境在于:从一个更大范围看,它无法摆脱资本力量的控制。换言之,“三权分立”仅仅是一种局限于政治领域的制度安排,而在政治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似乎可以左右美国的许多制度安排。一个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应该能够确保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这三股力量严重失衡,资本力量独大,这就是美国梦被“出卖”的主要原因。

  中国梦的前景更精彩

  美国资本力量独大的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对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哈罗德·迈耶森惊呼:“这个裁决似乎证实了中国人对美国民主的批评,即美国民主是富人的游戏。”上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决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美国民主就真成了“钱主”,连美国右翼参议员麦凯恩都忧心忡忡地说:“美国今后将丑闻不断。”

  相比之下,中国模式下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的动态平衡,特别是中国政治力量的相对强势和中立,在受到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必要制约的同时,大致维持了自己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能力,这是过去30多年中国崛起比较顺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也可由此而推论:如果中美两国都继续沿着各自的道路走下去的话,多数中国人实现自己梦想的前景应该好于多数美国人,换言之,中国梦的前景总体上将比美国梦更加精彩。

 

 

 

 

还有哪些利益集团绑架中国国家政策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2014-05-08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领域里最重要的进步就是逐步的制度化。它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最高政治权力的交接越来越按照事先规定的程序进行,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表。这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肯定地知道,大概到哪一年,在开什么样的大会时,什么样的领导位子将会传给谁。

    其历史意义却不能小看:这样的制度化不仅是1949年以后在共产党的体制下,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上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状况就是:皇帝不能退休,因为皇帝是天子。他要么是在位子上一直坐到死,要么被人推翻、改朝换代。

    从1990年代末以来,正因为有了最高权力交接的制度化,以及与此相关的重要会议的定期化(这也是制度化的一部分),就使得在中国社会里面,每逢新一届高层领导接班前后,或有什么重要的会议召开之前,公众就会有很多的期待。期待什么呢?期待有什么重要措施出来,期待即将出来的政策更加附合他们的利益;一句话,民众期待着“大动作”出台、改革开放政策有“大的突破”。

    中国的民众对于每届新领导的政策创新的期望,大部分时候都太高,对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的出台都期待过高。期待过高的原因,是它们建立在一个根本的忽视上,即忽视了在改革开放的30年进程中,中国的政治和行政系统里面,已逐步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固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一开始时,力量还不够大,对整个的改革开发大局势还看得不很清楚,但是时间长了,他们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如今,他们已经能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时候、在哪个部位上做什么和怎么做、讲什么和如何讲,才能使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相对最大化。

    我仍记得15年前,我一位在体制内做事的朋友说的一番话。我出国留学后第一次回国,聊天时这位朋友讲:“你出国快10年了,回来以后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可能要换一副眼镜了。你出国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大的争论多是和意识形态相关,现在不同了,大家越来越搞清楚自己的实际利益在哪儿,所以现在的矛盾都是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在搏斗,意识形态问题变得很次要。”

    这句话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一个非常清醒的明白人的观点。当然,现在有这种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但在1993年秋就有这样的看法,确实是判断准确。

    我的这位朋友当年的判断是站在体制内经验的立场上获得的,如果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会有更深刻的启发。我在读博士时读过的书里,有几十本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其中一本,是美国马里兰大学讲座教授奥尔森(Mancur Olson)的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国家的兴起和衰落》,1982年出版。他这里用的“国家”不是state(国家政权),而是 nation,表达最符合我们中国人定义的国家,既包括政权,也包括人民。这本书出版两年后即获得美国政治学会的大奖,也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和书评,其中就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森,和以“寻租理论”而出名的经济学家 G.Tullock 。

    这本书的要点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它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它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机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会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这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

    此书的案例非常丰富,包括英国、美国,以及二战前后的德国、日本。今天,如果把奥尔森的理论运用到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某些大的方面的观察,也是非常契合的。

    毛泽东时代从1949年到1977年,在中国很难找到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特殊利益集团(有一个例外,以后再专文论及),因为毛不让国家体制稳定,过几年就搞一次运动。毛的运动伤害的人太多,必须否定,但客观地讲,这种没几年就翻天覆地大动荡一下,确实不易形成稳固的特殊利益集团。当然,有人会说毛自己身边也有一个利益集团,但毛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瓜分者,他是最高统治者,两码事。

    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讲,特殊利益集团只有在相当长的政治稳定性之下,才能慢慢形成巩固起来。中国进入邓小平时代,大的动荡越来越少,尤其是1989年风波以后,保持了20年的基本政治稳定,为利益集团的形成提供了大好气候。

    任何一个在中国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只要有一定的观察力,就会数出来有哪些特殊利益集团。比如说,在中国常听到水电系统是重要的利益集团,它强大到了不仅把中国的大江大河,而且连中等的江河,都圈过去了,建电站大坝,每个项目都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元的资金。许多中国人也能讲出来谁是该利益集团最重要的代表,当然还有那些总是设法找到科学技术的“理由”来为该集团上项目论证的“专家”们。

    此外,在这20年中新出现的房地产业,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能在中国做房地产的都不是一般的人,因为土地资源非常稀缺,特别是在大城市。

    更不要忽视,中国的计划生育系统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人口老化非常快,国内外很多学者测算,到了2030年,如果目前人口控制的趋势不变,中国的在职劳动力和退休人员之间的比例,会出现根本的转折点,上班人口支持不了退休人口的负担了。既然已从数据模型上测算出来,距离那个转折点也就是2030年,还有一代人的时间,那现在就应该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乃至废除。国际上很多研究证明,一个社会要想长期有效地对生育实施控制,最文明的办法是大幅度推动免费的基础和中等教育,尤其是在农村和妇女中间——世界上凡受过中等或更高教育的妇女,就会自愿减少生育。这远比中国现在采取的强制手段好得多,后者导致了很多悲剧的发生。强制的人口控制,也导致了男女失衡。

    但是,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证明有效的以普及免费教育促进自愿节制生育的政策,没有被中国政府所接受?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全国至少有几十万的干部,或者更多,就是靠着“计划生育”当官、掌控钱和权。

    在中国,人们多半能讲出那些特殊利益集团之后,各自有哪些人脉?因为每个利益集团都不只需要在经济资源上运作,更重要的是要有政治上的保护。特殊利益集团必须是政治资源与商业资源的结合体。

    今天中国的普通公民,哪怕对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再不满,也没有办法对付。而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公共政策特别是国家的发展政策后所造成的负面结果,却是要全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去买单。利益的大头是他们承包,而代价的大头却主要是普通民众承包。因此,在这样的格局下,每当高层领导换届、重要会议举行时,中国的公众就会对“出台新政策”、“推出好措施”有很高的期待。

    客观而言,特殊利益集团并非中国独有,这是进入工业化、商业化之后,人类社会普遍遇到的现象。在美国、西欧的体制下,也可以列举出一些利益集团,比如美国与石油有关的、与金融业相关的利益集团等。在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中,被人们指责最多、主要是被美国的中左派咬着不放的,是军方-产业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总是渲染别国的军事力量在突飞猛进,对美国的安全提出了挑战。军产集团只有不断把针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讲得很大,才能在大饼中分到更多的份额。

    我本人认定,在美国另一个大特殊利益集团是律师,该群体虽然没有军产集团显眼,但对美国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大。因为美国是一个法律至上的社会,这是它的长处,法律是如此重要,所以吸引了很多聪明人进入这个领域。当律师的也可以从政、从商,都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虽然在美国、西欧也存在特殊利益集团,但它们的大环境体制与中国的非常不同。在美欧的体制下,那些利益集团虽然可以影响法规政策,却没法一手遮天。第一,没有哪个特殊利益集团可以长期操纵选举行政首脑的全过程,尽管会影响它。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美欧的全国大选中,常有异军突起,比如目前的奥巴马,就是明显的例子。

    第二,特殊利益集团也无法一手操纵全国议员的选举,尽管当中确有一部分是它们的游说者,但它们不可能把国会的两院操纵在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关军产利益的政策辩论时,两边吵得翻天覆地,有利于军产利益的方案也会被否决。

    第三,特殊利益集团也不可能一手操纵全国的媒体,尽管会影响其中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利益集团能在美欧的体制下,控制全国所有的重要媒体——公共政策辩论的平台和揭发官商勾结的战场。比如在美国,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斯蒂格利兹和克鲁格曼,都把在主流媒体上批评小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当成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要务,其批评的力度,连很多欧洲学者都觉得太猛烈了。

    第四,美国和西欧也是全球化程度非常高的地方,始终处于激烈的国际竞争。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理论看,一个介入高强度多方面国际竞争的国家,其利益集团时时会被迫作出妥协。

    上述四种制约,使得美欧的特殊利益集团,并不能长期绑架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尽管会影响一时或一处。然而,这些制约条件在中国现有体制下,要么不存在,要么非常脆弱。这才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担忧的理由。

    相对令人鼓舞的变化是,中国在这30年中的国际化趋势,比以前有了极明显的进步。在这个领域,有时会把特殊利益集团试图一手遮天的状况戳一个洞,露出一缕光线,甚至迫使它们在某个具体问题上不得不退让屈服一下,使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得以进步。比如,中国的卫生系统也是特殊利益集团,SARS“非典”出现初期还想一手遮天,结果是国际化的原因,它经由香港传到多国,才导致失责官员撤职、公开抗疫的良性局面。三鹿奶粉也差不多,要不是新西兰总理让其驻北京的大使馆跟中国政府高层把事情戳破,隐瞒还可能延续下去。所以,我强调的是,那些普遍存在于美欧的三个制衡因素,在中国很脆弱,惟有国际化还能发挥较大作用。

    我们回头看一下相关的历史。在前苏联,最大的利益集团就是军产集团,它把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战略绑架到什么程度,绝大多数苏联人并不清楚,甚至连戈尔巴乔夫一类,在没当上最高领导之前,也差不多。戈已当了好几年政治局委员了,都不知道苏联的实际军费是多少。一直到他当了总书记后,才看到实际的军费是官方公布数字的近4倍。而到那时他才知道,这个真的数字,只有总书记、总理、国防部长、计划委员会一把手才清楚,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得不到真情。所以戈当了总书记后,就得出一个简单、清醒的结论:苏联必须终止和美国的新一轮军备竞赛,凭着苏联的经济实力再和美国搞下去,就会把国民经济完全拖垮。

    从目前解密的资料可以看出,当年苏联军费为何能在那么长的和平时期保持那么高,基本原因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用当事人的回忆录讲,他们控制了最高领导人的耳朵和眼睛——苏联没有自由媒体,也没有多党竞争,议会也不可能进行公开辩论,所以只有内部信息渠道,这个渠道是被军产利益集团所控制的。送到最高领导层耳朵和眼睛那里的信息,很多是夸张或伪造出来的,诱使高层在重要政策上,长期严重偏向军产集团。苏联的垮台有多种原因,但从1993年到现在解密出来的资料看,特殊的军产利益集团对国家发展政策的绑架,使其在军备竞赛路上全速奔跑多年,是垮台的一个基本原因。

    当然,这完全不是说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苏联一样。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在相关制衡条件缺失的前提下,即使新一届领导人也想老百姓之所想,意欲有所作为,当他们接班之后,想推出一些有开创性的举措来使国家更良性发展,使政策更公平、更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时,他们手中都不具备能够对付强大的利益集团、迫使其做出重大让步的权威。

    毛泽东当然有这样的权威,所以他隔几年就翻天覆地来一下。毛之后,只有邓小平有类似的权威。我们再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初期,只有邓才能让中国的军费控制在相对低的水平,并大幅度裁军。没有邓那样的权威,任何人都不可能迫使军队、军工做出那么大的让步,释放出更多的资源到中国的民生与经济发展中去。

    1989年夏秋之后,邓越来越不过问具体的政策。那时候成长的利益集团,他也不怎么去干涉了。之后,这些利益集团慢慢地愈益强大。在未来这些年里,除非出现非常情况,使任何领导人用老办法都不能有效处理,只能推出非常手段来解决非常的挑战——只有到那时,新的、高度的权威才能形成,才能迫使特殊利益集团大大让步。

    目前的中国高层确实有不同于过去的施政设想;再过若干年,中国的高层领导班子又要换届了。我觉得,现在的和下一届的领导人,即使他们内心里想做一些大动作的改革,但是因为他们尚不具备像1980年代初邓小平那样的权威,就没有办法迫使强大的利益集团做出大的让步。这将是未来很多年里的基本格局。

    所以,要想使得中国不至于国家的发展政策、公共政策在太多的时候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得太过分,我们只有坚决稳步地推动中国进入更多方面的国际竞争,这才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思路,比较现实的选择。

    注:《丁学良回望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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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豪与他们的时代

罗昌平

2014-02-28

    新词赤豪释义:拥有红色血统但不能被土豪、新贵等词涵盖的精英富人,他们的父辈以打土豪起家,他们的同辈以扶持新贵行权。词本中性,未来褒贬,取决于他们余生将何种选择,以及实质性推动。

  破旧的二八自行车拐入雨儿胡同,在33号蓝色铁门前停下,67岁的陈小鲁跳了下来,推车进院。
  院子很大,种有白皮松。自行车靠在院落,车把磨得发亮,车身暗红的铁锈却与周遭相衬——房子保持着半个世纪前的格局,客厅左拐是长长的走廊,顺手处可见老年证、公交卡。
  他是开国元帅陈毅之子、粟裕大将之婿。
  在北京八中对面的一间茶社,他向文革中批斗过的老师郑重道歉,并将全文公布,这构成2013年国庆的一道特殊风景。一个低调、朴素并略显清贫的红二代形象,由此占据报端。
  仅隔月余,他的另一面得以呈现。由他担任法人代表的三家企业一度持有安邦保险集团35%的股权,当保监会核准他成为公司董事之时,大手笔接踵而来:12月3日,举牌金地集团持股5%;12月10日,斥136.78亿举牌招商银行持股5%;加上下一步的计划,涉及数百亿资金。
  这种分裂的形象在部分民众的记忆中留下些许烙印。但是,跟他的文革道歉引起强大反响不同,财经媒体没有对这个潜行的资本巨鳄尽到披露的本分。
  但作为一个与生俱来的标签,红二代的表述过于宽泛,加之这个群体的内部分化剧烈,尤其没有考虑到后天的变化。我创造“赤豪”这个新词,则是试图精准描述其中一部分,他们有思想,情怀未泯,敢于面对公众,具备足够的财务自由,加之红色血统带来的权脉资源,使之在政经格局中可以扮演着特殊角色。或者说,这是公众与顶层之间唯一相对透明的桥梁。
  正如陈小鲁提出的“光谱学说”:共产党是个光谱,由七色组成,从深蓝到红。合起来才是白光。比之历史,现今的革命后代就是红光的色散,而一番番历史事件和个人经历正像棱镜一般。
  与陈小鲁一道,站着这样一个群体,那是一串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秦晓、孙丹、任志强、洪晃……职业上的便利,让我有很多机会可以近距离观察他们。不仅听得到他们的言行,还能部分读到他们的心理。

   一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二环之内,并非谁都能够拥有一套四合院,即便仅仅只是使用权。在最近这轮政治周期中,核心城区早先完成了一次暴力入驻,原住民要么治罪,要么被逐;继而,在后一轮商业入驻中,新住民在强拆中远迁城区。余下那些如碉堡般坚固的院落,基本就是由老一辈遗孀及红二代占据。
  红二代的规模基本固定,并逐年递减,但新晋的官二代却在不断增加,并对前浪形成冲击。当顶层力推官邸制,老去的他们此时才意味到,产权保护是何其重要!
  目前唯一公开表示“不应对特权恋恋不舍退让”的洪晃(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之女),也是因与外交部官司败诉后,让出了史家胡同51号院。
  在赤豪群体中,并非每个人都有陈小鲁同等待遇。他的少年曾随父亲住在中南海,在怀仁堂西侧的夹道内,他与邓小平、董必武等人的后代为邻。那时的海里很热闹,偶尔叫上一声“毛爷爷好”,还可以与主席同池游泳。
  除了父辈的资本,陈小鲁的增量人生始于文化大革命,他曾任八中革委会主任,发起成立了“西纠”(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四中革委会主任孔丹(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任司令,秦晓(原西康省委副书记秦力生之子)担任宣传部长。陈小鲁成了各中学都认可的学生领袖,以至于在当时的讹传与流言里,传单和急电中的“陈小虎”可同时在新疆、云南、广东与黑龙江现身。
  “西纠”获得国务院配置的住房、汽车、司机、厨师,孔丹可以与总理周恩来单线联系。他们试图制止武斗,但管不住。“如果你们一定要打人,也别在我面前打。”这是他自述的底线,也是他道歉的动因。
  大多数文革道歉者,都会强调自己没有动手,但对真相与细节语焉不详。
  从陈小鲁的履历可以看出,此后数十年他对人生方向的摇摆。1979年从人民解放军外语学院毕业后,担任驻英国大使馆国防副武官,后经副师级转业,历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之后多为社会身份,比如在联办担任研究员,后来是海南省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及至自己创办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一个并不有名的“标准系”已经运作20年了。
  其他几人,更像是“粉二代”,粉者,浅红也。
  孔丹在1978年成为吴敬琏的研究生,秦晓是山西矿业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先后调入煤炭、石油部工作。后来,两人分别成了张劲夫和宋任穷的秘书。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正是他们的好友,也是最新一位文革道歉者。
  六年后,孔、秦两人双双放弃从政,孔丹进入成立不久的光大银行,秦晓去了中信集团。秦晓自述“我们这批人不适合从政”,原因之一是中国面临的不是政治问题,是经济问题。在金融国企岗位上,两人都快速晋升,但各自的政治信仰渐行渐远。
  生于1950年前后,红色家庭出身,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这本是一个群体,相当一部分没有从改革开放中分享到好处。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精英,在改革开放后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正在或即将成为左右中国前途的牵引力量。如果聚焦赤豪这一个群体,在国有企业做事的比例很大,真正做个体、做私营企业的比例很低,因为当时不允许有私营企业。即使独立门户,大多数也是从国有企业进入的。
  用任志强的话说,这代人的共性,是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考虑得更多一些,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事儿忙活,都是在考虑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出现的分岐是,孔丹考虑更多的是“有国才有家”,秦晓与任志强认为是“有家才有国”。
  每个人都应该面对自己的过去,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赤豪们似乎更加无法回避亲历的文革。

   

   “向前走,不后看。”这是新一届班子的既定方向,但赤豪们的想法不同,他们已近暮年。
  2013年,红二代成规模跃入公众视野。“陈小鲁、宋彬彬道歉”、“秦晓、孔丹之争”、“任志强、孙丹出书”等事件赋予了这个群体更丰富的色彩和内涵。记忆的碎片一旦叠加,形成了清晰的历史地层,这一血泪史终于可以被书写或言说。
  两年前,《回忆与反思》在香港出版,这个由历史学者米鹤都主持完成的系列丛书,正是当年的文革亲历者口述史。在谈及丛书策划时,发起人在序言中说:“如果把文革比喻成一个人成熟之前跌的一次跟头的话,那么跌跟头的原因和条件是什么?这个跟头对不同的人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会不会再跌跟头?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萦绕在这一代人心头,既挥之不去又不得不想的一个人生教训。”
  这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扮演了试验品角色的一代人,但他们留给外面的世界,留给子孙后代的痕迹模糊不清,对自己的反思也少得可怜。发起人认为“不光待在回忆的阶段”,更应该反思“文革十年对中国社会的摧毁作用”。
陈小鲁并未出现在那本书中,当时的犹豫与现在的突破只能由他自己解释。他曾用“头羊效应”来解释群众运动——羊群中,头羊起着导向作用。头羊一走,大家就跟着走。文革中,头羊诉诸武斗,打砸抢烧,其他的人都会恐惧,于是没有人敢说真话,大家都随波逐流。

    三

  但道歉似乎并不存在“头羊效应”。尽管谁都忘不了这段经历,却未必都会道歉。即使私下说对不起,也未必敢公开说。一些红二代甚至批评陈小鲁“不像话”,另一些人还在为过去辩护。
  这正是红二代群体出现的巨大分岐,也是赤豪一词出现的原因。
  陈小鲁的退休生活,是由一堆聚会组成的。他说聚会分两种:一种是红色后人的聚会。围绕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有很多活动;还有战役纪念日,许多父亲战友的诞辰或者忌辰。推得掉的,他让大哥陈昊苏参加。另一种聚会,称作“尽社会责任”,比如《财经》年会,讨论政治形势;比如一些反思文革的讨论会,谈谈自己亲历的事。
  在红色后代的交往中,似乎已经达成某种默契,他们很少谈论现实政治,当然,并非淡漠或没有主张。“如果观点一致,愿意谈就多谈点,观点不大一致又愿意谈,就少谈一点,总是不能伤了和气。”也有例外,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成立不久,就发生了“内部争斗”。一名合唱团成员因为不满级别太低,率领一批成员离开成立了新的合唱团。
  还有,就是秦晓与孙丹的争论,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的情谊。
  集合红二代的机构很多,比如延安儿女联谊会、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等等,粗略统计上百个。就连薛蛮子也曾试图获得这一标签,但他被真正的红二代圈子排斥。
  这些机构一看名字,就能理解大意。赤豪们试图做些与此有别的努力。比如任志强与同僚做金融博物馆,发起政府智库50人论坛,是一种普及知识、还原历史的存在。又比如秦晓做的博源基金会,通过影响上层决策来实现制度变革。联办的系列平台,不仅赢利可佳,更是罕见的启蒙呼吁渠道。

  

  德国电视剧《我们的父辈》(UnsereMuetter,unsereVaeter)自2013年3月公映以来,引起巨大震动,亦是反思二战的佳作。
  五个青年人的父辈都是普通人家,不问政治,只想把日子过好,没有大野心,但他们都认同帝国,并且爱国,对战争持支持的态度。他们也都正直,会适时调整自己的态度。这样的父辈,对于他们的历史行为,又该如何评价或审视?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联邦德国就出现了一个口号:Vergangenheitsbewltigung(清算过去)。联邦德国总统威茨泽克表示,“过去在事后是无法改变的,也没办法不让它发生。但是面对过去要是闭上眼睛,那他面对当下也会成了盲人。”
  德国战后不讳疾、不护短,一直在进行清算过去、了断过去、战胜过去、克服过去的持久战,对二战时期的各个层面来了个兜底翻。《我们的父辈》是用新的视角反思那次战争,是一部让人睁开眼睛看过去的电视剧,虽有些微瑕疵,但不失为“持久战”的一部分。这是一面可资参考的明镜。
  在中国,红二代仍以自己的方式高举父辈的旗帜。他们集体行动、积极发声,各式各样的联谊会与合唱团是他们延续存在感和使命感的主要载体。他们缺乏随时占据媒体版面吸引公众目光的能量,却更在意于表达自己与往昔岁月的渊源。
  也就是说,他们即使能够反思自己的文革行动,未必一定面对公众,更不会触及父辈的历史形象。陈小鲁、任志强都曾坦言,他们自身的反思,源于文革后来涉及自己的父母。至于更深处,则点到为止。
  任志强这样回应社会的质疑:“有人只知道我有个红色的爸爸,不知道我有个富农的爷爷?文革时,连红色的爸爸也会因富农的爷爷而被批斗!有人以为是革命让爸爸分到了财富成为了受益群体,却不知道他们在重新分配的本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财富。”
  在历史学者米鹤都看来,父辈所埋下的种子,让高干子弟的“国家之子意识”非常强。对国家事务的表达与参与,既出于天然的使命感,也是内生的需求。并表现出一种“权威型人格”:“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与此同时希望自己成为权威。”
  时间让他们衰老,也让他们分道扬镳,只有少数至少仍在权力中央或聚光灯下。文革像一个长期革命过程的浓缩,像巨大革命画卷的缩微,“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杨继绳语)
  这能否被打破?显然,赤豪们迈出了关键一步,但可以做得更多。这个新词,目前尚为中性偏左,未来是褒是贬,取决于他们这一群体的余生,将采取怎么的言行,最终留下一个怎样的历史定格。


 


 

威斯勒,请对中国军队放尊重些

南京战区原副司令员 王洪光

2014年04月17日

    近日,美军驻冲绳司令兼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司令威斯勒声称,“如果接到命令夺回钓鱼岛,我们能拿下吗?当然可以。并且不需要登岛,只需海空进攻的方式即可消除(解放军)威胁”。美军太平洋总部一个驻地区的指挥官如此越权发声、口出狂言,明确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敌,是近些年所没有的。美军驻冲绳司令的战争恐吓,是想吓住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吗?期望值恐怕是高了。

    与威斯勒同级别的我军指挥员,鉴于我军外事纪律,不便于直接回应威斯勒的挑衅言论。笔者作为一个已经退出指挥岗位的原战区指挥官,想对威斯勒表明以下态度:

    第一,常万全部长在与贵国哈格尔防长的联合记者会中说,中国军队肩负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使命,做好了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就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所以,不论你如何叫嚣,在钓鱼岛问题上我国的政策方向不会变,我军作战方向和任务也不会变。

    第二,钓鱼岛当面是我华东地区,在国防安全上由我南京战区管辖。在东海上与贵部“管辖”范围重叠。钓鱼岛距我岸不足400千米,在军事地理上属于近海范畴。笔者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仅凭我战区武装力量,管控钓鱼岛还是绰绰有余的,我区战役火力能够覆盖钓鱼岛海域和空域。作为军人,我们都知道“护航”这个军语,过去的兵力护航,现在已经发展到火力护航。所以不要威胁在我钓鱼岛海域、空域执行任务的公务船、公务机。否则自身安全也会受到威胁。提醒你在动武前,好好研究一下兵力对比和战场环境,再搞一下兵棋推演或计算机仿真,看看胜算几何?否则可能收不了常

    第三,据说钓鱼岛曾作过驻日美军的航空兵靶常我区航空兵和其他远射火力兵种,在这个距离上正好也缺这样的一个靶常好处是我战区三军部署不需要前推,在原地只要调整射向,修订一下射击诸元和发射参数,即可使用。哪天我军宣布钓鱼岛为我战区靶场,你要有心理准备。

    第四,请你明白,我军熟悉钓鱼岛的军事地理环境,如果成为战场,守军是没有任何生存条件的。所以我军对钓鱼岛的行动,与贵军“无需派兵登岛,即可消除威胁”的做法所见略同,还请你将这一做法转告日方,请勿妄动。借此还要提醒一下将军,你的部队部署是否过于靠前了?如果要确保贵军的安全距离,建议你们退到第二岛链之外,那里暂时还是安全的。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笔者作为曾经的战区指挥官,本应与你的上级——太平洋总部指挥官对话。当下与你对话,是对你的尊敬。笔者当年曾与你的老上级——参联会主席佩斯和太平洋总部司令基廷,就中美两军感兴趣的话题单独聊过,并留下美好记忆。请你向你的老上级学习,不要动辄以武力相威胁,请对曾经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败过贵军的中国军队放尊重些。还要建议你好好学习历史,对当年的太平洋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认真补课,搞明白日本军国主义是什么东西。

 

 

 

律师不应为自我炒作鼓动社会对立

《环球时报》社评

2014-04-02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法制教育基地的所在地建三江近日成了互联网上的热词。当地公安局3月31日对外公布,江天勇等4人以律师名义煽动纠集38名“法轮功”邪教组织人员及家属在建三江的上述法制教育基地门前聚众滋事,扰乱社会秩序,被依法行政拘留5至15天,并处罚款200至1000元。

  此前一批律师通过微博宣称,建三江的法制教育基地是“黑监狱”,“非法拘禁”了一些法轮功人员。目前共有三批“律师”从外地前往声援并“抗争”。由于对事情的细节外界不甚清楚,造成近日网上相关信息和评论的混乱。

  从建三江警方公布的信息看,那4名“律师”有3名无律师执业资格,警方给予的行政拘留时间不长,这一冲突不久将告一段落。但同情被行政拘留者的其他律师在网上持续做激烈发言,事情在朝公共事件的方向转化。

  法轮功是遭取缔的非法邪教组织,跑到国外的该组织头目和其周围支持力量公开以颠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为目标,但它的影响逐渐式微,中国打击法轮功邪教组织的行动已获明显效果。

  中国基层仍有少数“法轮功学员”,他们同跑到国外的敌对组织是不一样的,基层政府对他们采取了办学习班等教育方式。学习班不是劳教,但有一定的强制性。这些学习班的法律性质存在某种模糊性。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逐渐深入,司法领域的各种模糊性都会逐渐消除,这是一个过程,该过程会对一些现实难题给出答案。

  那4名“律师”在一个突出的社会治理难点上没有为解决问题营造建设性,而是点燃对立,成为地方上群体事件从天而降的外力。

  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律师”空降到地方冲突点,他们不是通过合法途径为涉事者提供法律支援,而是鼓动聚众抗议,成为非法行为中的活动分子。

  我们认为,律师应当是遵守法律的模范,即使质疑公权力某个行为的合法性,希望促成改变,也应通过严格合法的途径行动。如果律师直接参与非法聚众滋事,他们就不是在搞法律,而成了搞政治。

  目前热衷政治行为的律师似有增多之势,至少从互联网上看,这部分律师或打律师旗号的人成了反体制的一支力量。最应尊重法律的这些人站到了挑战法律的前沿,这非常令人遗憾。

  这些人名义上在追求司法的公正,但他们很多行为的实际效果就是对现行法律威严的消解。他们经常把价值观放到法律之上,一些人还从根本上否定现行法律,这些都突破了中国法治建设对律师行业的期待。

  希望所有律师和向往做律师的人都回到现行法律体系的内部,促进这些法律的细致落实。律师不应热衷从政治角度挑战法律,为在改革中扩大发言权和议程设置权采取激进行动。

  不能不说,有些执业律师及“黑律师”通过参与群体事件而做自我炒作,这些人因此失去了法律人往往特有的理性自觉,表现出易在舆论场上博得掌声的偏执和狂热。

  一些律师和公共知识分子集中向基层冲突点上空降,这已是中国社会当前反复发生的现象。这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问题,它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利弊关系需要在更长时间里得到验证。在这个过程中,公知们应把真正的公益心放到个人出风头的利益之上,并因此保持一定的克制。

 

 

 

埃及政治向高压集权回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田文林

2014-04-29

  埃及一家法院28日判处683名穆兄会成员及其支持者死刑,其中包括穆兄会最高领袖巴迪亚。在埃及政局持续动荡,新的总统大选即将举行之际,埃及军方显然已下定决心将穆兄会“斩草除根”。埃及军方这种铁血做法,搁在两三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但现在却显得顺理成章。这说明,仅仅在3年多时间里,埃及政治气候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正从3年前的“民主狂热症”,重新向“高压集权”的状态回摆。

  2011年中东剧变被很多人理所当然地理解为“民主反对独裁”的“阿拉伯之春”,埃及也在穆巴拉克倒台后,将“民主化”当成医治百病的“万能灵药”。结果,埃及从一潭死水的高度集权的一个极端,迅速走向一盘散沙的另一极端。国内政党林立,高层权力纷争,权力日趋空转。民众也热衷街头抗议,仅穆尔西执政一年,埃及就发生7400多次民众抗议。埃及是典型的地租经济,政局混乱连累埃及经济倒退l5-20年,国家陷入建国60年来最糟糕的时期。

  托克维尔曾说过,“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埃及国内民主乱象持续蔓延,使民众乱极思稳,日渐认识到“秩序才是好东西”,国家最需要的不是无休止的抗议和争吵,而是井然有序的政治秩序。越来越多的埃及人开始怀念穆巴拉克时期(实际是怀念穆巴拉克时期的稳定秩序),认为“唯有强硬守律的军事领导人,才能将国家从危机中拯救回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埃及军方才借势发动政变,推翻穆尔西民选政府。这种军人干政明显有违民主法则,却被此前热衷民主的埃及人视为使国家重回正轨的救命稻草。“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埃及人已经用行动告诉世界:民主化不能拯救埃及,它只会使埃及越来越糟糕。

  然而,对埃及来说,仅仅恢复秩序还远远不够。从“1·25革命”到“6·30革命”,仅仅解决了“要秩序还是要自由”的紧迫问题,但没有解决“要革命还是要反革命”的本质问题。当初穆巴拉克政权就能保障秩序,但由于其推行服务少数权贵的内外政策,最终遭到民众唾弃。纳赛尔担任总统期间,同样实行铁腕统治,但由于其内外政策主要服务劳动大众,捍卫埃及的国家尊严,因此多数民众更愿意将纳赛尔视为“铁腕总统”,而不是“独裁者”,甚至当埃及在1967年战败的情况下,民众仍希望纳赛尔继续执政。这说明,阿拉伯民众并不反感“强人政权”,尤其在经历了民主神话破灭的教训后,民众对徒有其名的民主转型越发失去兴趣。事实上,埃及民众并不在乎未来政权是“民主政体”还是“集权政体”,更需要的是能解决他们切身问题的“好政府”。套用中国那句俗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从这一意义上说,埃及当权者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条广受民众拥戴的新型政治经济路线。如果埃及军方重新掌权,仅是为回到“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时代”,这将意味着“1·25革命”成果基本清零。但这显然是已经觉醒的埃及民众不能容忍的。正像与穆尔西短暂的“蜜月期”一样,埃及民众与埃及军方的“蜜月期”将可能同样短暂。

 

 

 

 

 



苏联归来 脚步声声

戴旭

2014-05-11 环球军事

    大约13年前,身在阿拉木图的笔者曾在《环球时报》上撰文,描述中亚百姓对苏联往事的眷恋,题为“难忘苏联”。岁月如梭,当笔者再度撰写苏联话题时,却意外地发现,“后苏联”空间内的百姓对老苏联的态度与以往相比已大相径庭。笔者原想再次以“难忘苏联”为题来讲述今天俄罗斯人对苏联的想法和态度,然而,耳闻目睹的素材却把笔者直接拉进“重返苏联”的节奏。事实上,“重返苏联”正成为一个节奏很强、很快的话题,它真实地摆在那里,不再像以往那样虚幻。有人说它是眼下乌克兰冲突的病根,是俄罗斯与西方战略冲突的焦点;也有人说它是俄罗斯人的梦想与光荣,并很可能成为一把钥匙,为世人打开通向俄罗斯灵魂的大门。

苏联印记,再度清晰

    笔者写这篇报道时,俄罗斯的电视机里正实况播报各大城市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场面:三色旗飘扬,彩带飞舞,口号震天。一切恍如昨日,笔者眼前浮现出当年与苏联同学一起参加劳动节游行的画面,一样的人群,一样的场面,一样的满腔激情。电视评论员反复提起苏联时代人们参加五一节游行的盛况,认为今天和昨日相比差异不大,“拥有共同的精神”。电视画面上一位被采访的老人则感慨道,“俄罗斯人在没有苏联的日子里已经熬过23年,苏联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

    从去年年底来莫斯科工作到现在,笔者每天看电视、听广播、与人交谈,最常听到的字眼就是“苏联”。“苏联时期”这几个字,甚至成了一些人表达观点时的口头禅。俄罗斯《消息报》副总编梅茹耶夫先生解释说,人们喜欢谈论苏联的原因各不相同,相同的是,俄罗斯全社会都对苏联充满思念之情。

    苏联是什么呢?它显然并非仅仅是赫鲁晓夫或斯大林。苏联不仅留在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里,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是老房子和旧家具,是动画片和夏令营。它携带着旧玩具和老唱片在俄罗斯几代人的情感世界里生了根。在感叹“苏联时尚”回归、“苏联物件”值钱的同时,人们恐怕难以否认那些旧时尚、老物件里的精神遗产。在今天的俄罗斯,苏联并不属于过去,它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对不少俄罗斯人来说,它不仅是一大批博物馆,不仅是美轮美奂的莫斯科大学和乌克兰饭店,也不仅仅是人们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它还是俄罗斯的推动力,是一个民族的自信。

    俄民调机构年初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7%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表示遗憾。其中有86%的老年人表示怀念苏联时代。而在25至37岁的受访者中,非常怀念苏联时代的受访者也高达37%。53%的人认为苏联解体完全可以避免。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季塔连科院士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场伟大的社会实验,它试图建立人类历史上最公正、最有保障、最能让人感受幸福的社会制度。公正俄罗斯党主席接受笔者采访时也对苏联文明赞誉有加。前不久笔者与原苏联共青团一把手、苏联科学院著名欧洲问题专家米罗年科聊天时听他谈起,苏联时期平均工资大约是150卢布,而顿巴斯的煤矿工人月收入可达700卢布,比苏共中央总书记、总理、部长的月薪要多200卢布。劳动最光荣,社会一切资源都归劳动者。他说,苏联教会人们彼此信任、合作和相互支持。苏联人从来不会弄虚作假,厂家和商家都不会为营利而去骗人。苏联时期可以有轻工产品短缺,但只要是打上“苏联制造”的商品,质量都绝对过硬。

苏联归来,脚步声声

    莫斯科一名叫尼古拉的大学教授说,苏联是俄罗斯人失去的家园,故园回首,定是一腔思乡之情。他认为,苏联已经成了一种思想,正在影响当代俄罗斯人的生活。笔者行走在俄罗斯的城镇和乡村,到处可以看到苏联时期的印记。曾经拥有苏联护照的人正在老去,但整个社会似乎更增加了“苏联激情”。老一代思念自己的青春岁月,中年人感叹自己曾是“欢乐的苏联儿童”,年轻人谈论苏联或是囿于血液记忆,或是沉醉于“生活在别处”的小资心情。但是,政治家、知识分子、媒体人为何也会时常“言必称苏联”?

    第一次在“透视俄罗斯”网站首页上看到那个标注着“重返苏联”的硕大红色方块时,笔者简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打开链接后方知虚惊一场,原来里面不过是一些对苏联时尚的回顾,并无“重返苏联”的呐喊声。但真的没有吗?

    半个多月前,俄罗斯举行盛大的“乔治丝带”十周年活动。“乔治丝带”是纪念苏联卫国战争的标志。“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总经理德米特里·基谢廖夫说,“乔治丝带”眼下获得了新生机,它已成为支持“俄罗斯世界崇高价值观”的标志。他强调“乔治丝带”活动不是政治活动,但西方媒体却把这一活动视为期待苏联归来的宣传教育活动。

    其实,对今年的五一劳动节,外媒也有类似观察。日本《产经新闻》5月3日的一篇文章写道,“普京政府美化苏联意识形态的路线愈发明显。1日,红场举办了苏联解体后首个苏联形式的‘劳动者盛典’”。文章称,苏联时期,五一劳动节与5月9日二战胜利日同被视为最重要的节日。莫斯科市长对恢复这一庆祝活动表示欢迎,称这是“民众爱国心高涨及国内环境良好的体现”。

    一个月前,俄罗斯议会下院的5名议员联名致函俄总检察长柴卡,要求调查“苏联解体的合法性”。议员们认为,在1991年3月举行的全民公决中,76.4%的苏联公民赞成保留联盟,而时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却采取违法措施,给苏联判了死刑。表面上看,来自3个党派的5名议员是在呼吁审判戈尔巴乔夫,但实际上他们是在为自己促使“苏联回归”的想法制造舆论。正如5名议员之一的费多罗夫所言,在乌克兰事件大背景下,提出苏联解体问题极为必要,“为了评价今天的政权机制,必须要对1991年苏联解体事件进行充分、可信的研究”,“这将有助于推动原苏联国家境内的民族解放运动”。

苏联重生,打造联盟

    从进入普京时代起,“苏联”便不再像叶利钦时期那样“备受侮辱、责骂和痛恨”。俄罗斯人再次看到了苏军战旗,重新听到了苏联国歌的美妙之声。普京还亲自签署命令,恢复“劳动英雄”称号,重塑苏联人忘我无私的奉献精神。去年4月,为促进俄体育事业发展,普京提出制定“全俄罗斯体育运动标准”。这一制度在苏联时期被称为“苏联劳动卫国制”,是一套针对全民身体素质发展做出规定的体育标准。

    没有人为苏联平反,因为它从来不曾遭受过彻底的否定。但是,在某些地方,俄政府和社会各界还是不满意那些叶利钦时代的阴影。一些议员和教育界专家抱怨说,在俄中学课本中,对苏联的评价仍然混淆是非,误导学生。虽说并没有大张旗鼓,但俄政府和社会各界并不掩饰,它们正在悄悄地“恢复苏联的荣光”。比如伏尔加格勒在苏联时期名称是斯大林格勒,现在,在每年的6个二战纪念日,该市将临时更名为“英雄城市斯大林格勒”。表面上看,这是对卫国战争的纪念,实际上是为苏联正名。

    俄罗斯政治精英为何对苏联一往情深?怀念过去首先意味着对过去的认同。西方认为,俄罗斯正在以更强硬的姿态重返国际舞台,展示出构建“俄罗斯帝国”的壮志雄心。当克里姆林宫开始对西方说“不”时,在西方看来,就必然意味着苏联的再次崛起。乌克兰危机让西方看到,俄罗斯已经着手全面反击,开始实现“重建帝国之梦”。俄罗斯战略学家们也承认,俄罗斯人对苏联的怀念,正是为了寻找重建一个强大国家的信心。

    俄罗斯列瓦达民调中心社会政治研究部主任鲍里斯·杜宾对笔者说,苏联对今天的俄罗斯来说更像是诱人的传奇。飞入太空的加加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显赫非凡的超级大国地位——俄罗斯历史上最关键的一些历史事件都与苏联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与二战胜利国的形象融为一体,苏联才获得民众在感情和道义上的巨大支持,苏联这个形象才形成当代俄罗斯联合民众的巨大魔力。苏联意味着联合,人们思念“联合在一起的岁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俄政府开始把民众对苏联的思念之情视为一种联合一切的强大动力。

    俄罗斯要在“后苏联”空间掀起新的一体化浪潮,要扩展海关联盟,构建欧亚联盟,要在经营新的牢不可破的盟国关系中寻找联合起来的生存哲理。客观讲,俄罗斯这样做无可非议,拥有北约的美国还要急于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经济联盟。但在华盛顿看来,俄罗斯把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以某种方式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让苏联重获新生的努力。事实上,普京推动俄罗斯复兴并非再造苏联——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苏联已死。人们有理由相信,普京是为了在维护国家主权、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等方面获取更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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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新保守主义文化思潮及其影响

陈树林

    苏联时期出版的《苏联百科辞典》对保守主义的解释是:信仰一切旧的、过时的东西,仇视一切新的、进步的东西。 [1]但是,今天对保守主义的理解并非如此武断,而更多的是把它看作也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观念。俄罗斯新保守主义是伴随俄罗斯社会变革产生的一种重要的文化思潮,这种文化思潮是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所形成的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在人们思想中的反映,同时又与政党的思想理论基础相融合、相重叠,因此,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从理论上准确把握俄罗斯新保守主义,对于透视俄罗斯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俄罗斯新保守主义思潮形成的历史背景

    首先,俄罗斯激进自由主义改革受挫唤醒了保守主义。在俄国的历史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思潮往往是一种共生关系。俄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决定了这两种思潮的重要地位。由于俄罗斯文化传统深刻地打上了欧洲文化印记,因此,欧洲文化类型和大西洋主义文化取向被大多数俄罗斯人所认同。罗斯受洗、拜占庭文化的深刻影响,特别是以东正教为核心的欧洲基督教文化基因所决定的某些共同文化特征,这些因素导致俄罗斯人以自己属于西欧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特征为荣,以加入西方世界阵容和与西方世界发达国家为伍作为归宿。西欧的文明、西欧的社会发展道路一直作为俄罗斯民族学习的榜样和进步的理想,由此,在俄罗斯的重要社会转折关口,以学习西方、照搬西方经验的西化派为主体的自由主义思潮就会凸显出来。18世纪的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时期出现了以恰达耶夫为代表的西化派自由主义思潮如此,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社会改革同样以自由主义思潮为急先锋同样如此。

    在最近的俄罗斯社会变革和转型中,自由主义思潮在变革初期也占据了上风。自由主义以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和经验为标准来衡量历经了70年的苏联体制,从而得出如下结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导致了俄罗斯偏离了欧洲发展轨迹进而招致误入歧途和落后的命运,苏联的斯大林模式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苏联体制是毫无民主和自由的专制制度等。因此,自由主义对历史采取了虚无主义态度,主张全面否定苏联的一切,推翻原有的一切。以盖达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采用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将苏联变成西方式的宪政国家。但是,自由主义的激进做法招致了两个可怕的后果:在国内,全盘否定苏联时期的一切导致俄罗斯历史的断裂,从而使社会陷入原有价值坍塌而新的价值缺位的真空状态,思想混乱、政治动荡、经济瘫痪、民族危机等成为俄罗斯社会的常态;在国际上,全盘消解苏联时期的一切,特别是苏联丧失世界强国地位而沦落为西方的附庸。苏联解体后,北约不断东扩,独联体国家也发生很大变化,原苏联的地缘政治空间和势力范围逐步缩小,俄罗斯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越来越小。俄罗斯所面临的这些不利局面显然与自由主义激进的做法密切相关,因此,为了使俄罗斯摆脱不利的国内外局面,作为自由主义对立面的俄罗斯新保守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新保守主义思潮显然是以对自由主义,特别是对激进的自由主义的反叛和矫枉过正的一剂良药被祭出的。

    其次,持续动荡的俄罗斯社会迫切需要稳定和秩序。苏联的解体尽管是在相对和平中进行的,新的体制也是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来的,但是,这种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完全生效。从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到新俄罗斯诞生后的近20年的时间里,俄罗斯社会转型极为困难。运行了近70年的苏联旧体制轰然倒塌,而新的体制顷刻间确立,尽管在表面上有了新的宪法、选举了新的总统、组建了新的政府管理机构、私有化改革也在快速推进,但是,原有的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管理秩序被打破,社会陷入了动荡和混乱局面。经济指标直线下降、多党政治之争导致权力失控、社会犯罪率飙升、腐败现象丛生,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等一切靠诚实劳动生存的人陷入了失业、丧失生活保障的窘境,道德水平下降、人心涣散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状态。如何摆脱社会的无序状态并重拾人们对生活的信心,迫切需要一种俄罗斯本民族的、被人们所能够接受的价值原则。因此,包括东正教原有的弥赛亚精神、博爱精神、罪感意识、宽容精神,苏联时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价值原则重新在人们心中燃起,回归传统、回归秩序、寻求稳定的诉求催生了俄罗斯新保守主义思潮。

    第三,多党竞争需要执政党建构自己的思想理论基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建立了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政治体制。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被废黜,一夜之间成百上千的政党在俄罗斯大地上诞生,苏联共产党的力量也受到严重的削弱。这些政党中既有代表自由主义激进改革力量的右翼力量联盟,也有极端民族主义的祖国团结阵线党,还有代表寡头利益的政党。由于苏联时期一直是苏共执政,而且实行的是党禁和报禁政策,并没有其他在野党的存在,苏联解体后,尽管一夜之间诞生了许多政党,但是,这些政党除了共产党之外,甚至有影响的政党都没有自己的思想理论基础,也没有进行细致有效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很多政党往往是一些乌合之众的临时组合和拼凑,既缺乏理论基础,也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许多政党的领袖大多都是苏共出身,缺乏充分的思想和理论准备。包括首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内,国家政治精英及其所在的政党都缺乏自己的思想基础。尽管俄罗斯1993年颁布的宪法明确规定,在俄罗斯,任何政党不能以任何一种理论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全体公民,但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特殊的社会核心价值却不可或缺。任何执政党在执政理念上如果不能顺从这种被广大民众所普遍接受的潜在的核心价值,就无法获得选民的信任,也就很难获得执政的机会,更不会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秩序的恢复。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政党选举之后,许多政党开始了自己的思想建设。例如,普京等领导的俄罗斯统一党作为执政党开始寻求自己的治国理念,而新保守主义无疑就是这个政党的首选思想资源,以此与共产党和自由主义政党划清界限。

二、俄罗斯新保守主义思潮的主要内涵

    俄罗斯新保守主义思潮的产生既有当下的社会现实原因,也有对历史上保守主义思想的继承。俄罗斯的历史上有丰富的保守主义理论资源,斯拉夫主义、民粹主义、欧亚主义等都可视为俄罗斯保守主义思想的理论资源。例如,俄罗斯的救世情怀与大国主义雄心抱负思想具有深刻的宗教基础和悠久的历史传统。俄罗斯人认为自己生来就被上帝选定,并有义务将天意传达于万民。俄罗斯人心中隐藏着对全人类巨大的宗教关怀,即他们的弥赛亚精神。俄罗斯人是自愿地背起十字架的人,并且以此为荣耀和幸福。他们有一种不但要拯救自己,而且还要拯救全人类的巨大抱负。俄罗斯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同样传统深厚,在古老的村社中逐步养成的集体主义精神在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根深蒂固。在村社里社员、邻里之间收成共享、好处均摊,这里过的是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人们相互关心、相互帮助,集体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相反,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观念则缺乏基础。这种集体主义传统在苏联时期的工厂、农庄、机关、家庭等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中也得到良好的保存和延续,同时,新保守主义也继承了苏联时期的某些思想观念。当今的俄罗斯尽管是苏联解体的直接产物,而且是在推翻苏联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基础上建立的。然而,历史无法割断,无论喜欢与否,传统决不会在一夜之间被完全埋葬。事实上,苏联的意识形态,在团结了整个社会后,保障了苏联的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和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空前发展和繁荣,使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并使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苏联依靠自己的意识形态敢于批判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维护全球秩序和世界稳定的支点之一。在普京看来,苏联的崩溃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苏联时期也有可以保留的东西,我们要强化对历史的尊重,尽管历史上存在问题;我们要加强爱国主义。要尽最大努力维护全社会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团结俄罗斯社会 [2]。

    正如俄罗斯著名学者多博林科夫所指出的,对于20世纪90年代因自由派的激进改革而正经受着严峻的制度危机的俄罗斯而言,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在我们看来,使俄罗斯摆脱危机并且复兴,这只有在保守的意识形态下才能实现。这种意识形态要求以我们多民族人民传统价值为取向,即权威的和负责任的政权、集体主义生活方式、支撑东正教和俄罗斯其他宗教的精神。[3]他认为,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精神和道德的复兴;强大的国家;多种经济结构的强大国有成分;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社会关系领域的构建必须从以集体主义为特征的历史传统出发;必须制定和着手实施使国家摆脱沉重的人口危机计划;从自身的内部结构来看俄罗斯应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俄国人民是俄罗斯族人民和文化主导下的各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有机整体;坚决抵御犯罪和与腐败现象作斗争;正确对待移民问题;俄罗斯应当恢复自身在20世纪90年代所失去的超级大国地位,这个超级大国是支撑国际关系和反对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支点之一。[4]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格雷兹洛夫指出:保守主义的常量是文化、精神、爱国主义和国家力量,其变量是指科学的发展、新技术的运用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5]

    我们抛开一些具体的社会发展目标和策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俄罗斯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内涵。

    第一,价值观上的爱国主义和强国思想。爱国主义和强国意识不仅在历史上曾经是俄罗斯民族的基本核心价值观念,同样也是当今俄罗斯全社会的精神支柱。尽管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和诉求有所不同,各政治派别分属不同阵营,但是,他们都把爱国主义和强国意识作为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俄罗斯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这种价值观对内有助于整合国内力量与增强国家认同感,对外有利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如果说在其他问题上不同社会阶层或政治派别存在争论或持有不同的政见,但在对待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问题上却从未有过不同意见,历来都能达成高度的一致。无论是历史上的西化派与斯拉夫派,还是今天的激进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其他党派都是如此。爱国主义和强国思想是当今俄罗斯社会的最大共识,也是俄罗斯社会得以发展的最坚实的思想基础。因此,普京当选总统后,始终把增强国家认同感、强化爱国主义作为俄罗斯的主流价值观。在普京第三次重返克里姆林宫之后,他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再次明确提出爱国主义。普京指出:在21世纪经济、文明和军事力量的新分布的背景下,俄罗斯应该成为一个主权的、有影响的国家。我们不仅应该自信、坚定地发展,同时还要保持自己民族的、心灵的统一性,不要失去民族自我特性,俄罗斯就是俄罗斯。……在公民义务中、在爱国主义中,看见我国政治巩固基础。[6]正是如此,才使普京赢得了民众的高度信任和支持,西方越是反对普京,百姓就越是支持普京。即便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为首的左翼更多地强调俄罗斯发展的独特性以及一些俄罗斯传统的价值观,但其中的爱国主义和强国思想也是必不可少的选项。他们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文明类型,它所体现的文化和道德传统是以共同性、集体主义(聚合性);爱国主义,个人、社会和国家紧密的相互联系(大国思想);对体现真理、善良和公正的最高理想追求(高尚精神);所有公民不分种族、宗教和其他差别一律平等和具有同等价值(国民性)为主要价值观的。 [7]

    第二,政治制度上的主权民主思想。普京在1999年执政之后提出了俄罗斯新思想.所谓的俄罗斯新思想的主要内涵是:一方面,市场经济和民主是一种超国家的普遍有效的全人类价值观;另一方面,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权威和社会互助精神等俄罗斯传统的价值观是社会团结的思想基础。2008年又提出了主权民主 (Сувереннаядемократия)思想。所谓主权民主就是强调在俄罗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实行民主制度。具体而言是指,在俄罗斯能否继续存在,它的政治制度是否是独立的、有影响的前提之下才关心俄罗斯采用包括民主制度在内的政治制度。民主只是作为振兴俄罗斯的手段时才更有效。在此,一方面强调民主手段的普世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民主制度的保障前提和最终目的。俄罗斯的改革、对民主制度的引进除了会遇到本国国情的一些阻碍,还会经常遇到西方世界的各种指责。西方世界自以为站在民主制的高地上,往往以老师教训学生的口吻对俄罗斯的民主制度指手画脚,更有甚者经常拿一些所谓的超越国家主权普世民主强加给俄罗斯,这种指责引起了俄罗斯政治家的警觉和反感。普京表示,俄罗斯会依自己对民主的解读而走民主道路,不会理会外界给我们设定的标准。在普京的政治智囊苏尔科夫看来,所谓主权民主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在这种方式下,政权及其机构和行动完全由俄罗斯国家来选择、组成和调整,从而为全体公民、各社会团体及各民族谋取物质福利、自由和公正。总之,新保守主义所期待的是一种可控制的民主。

    第三,民族关系上的民族有机统一体思想。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既有被视为具有强势地位的斯拉夫民族,也有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其他民族,还有包括蒙古族在内的东方游牧民族的后裔。不同民族不但生活的区域不同,而且各自的信仰也不尽相同。在俄罗斯,除了东正教之外还有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萨满教等其他宗教。不同民族由于各自的风俗习惯、语言、宗教信仰、政治诉求、人口数量、地区分布、发展水平等不尽相同,民族问题对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影响重大。苏联解体后,原有的加盟共和国基本实现了民族独立,这种民族独立的格局给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境内少数民族发展带来冲击,如何调整和重建新的民族关系对于国家稳定、社会团结至关重要。新保守主义思潮吸取了叶利钦时期车臣分裂活动的教训,一方面通过武力镇压少数民族的独立和反叛,另一方面通过民族和解和民族大融合实现民族团结。他们提出了民族有机体思想,认为所有生活在俄罗斯土地上的民族,不分大小、强弱,都是俄罗斯人,都属于罗斯民族。所有的民族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这种相对保守的策略有利于多民族的俄罗斯社会的团结。

    第四,经济上的混合经济模式。新保守主义在经济上推行的是一种私有和国有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这一经济路线的选择是对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大规模私有化和市场经济路线的一种矫正和修补。俄罗斯社会的转型是通过休克疗法快速实现的,缺乏市场经济的基础,不仅在法治和管理体制建设上缺乏基础,更主要的是缺乏私有企业特别是有规模、有实力的私营企业和资本主体基础,同样也缺乏外资投入和输入的基础和机制。在这种条件下必然出现了依靠廉价出口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利用体制不健全而侵吞国有资产、依靠军工等垄断行业一夜暴富的新贵们。原有的涉及到国家经济命脉和经济安全的行业落入寡头们的手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并没有因制度转型而增强。新保守主义力图克服上述弊端,结合俄罗斯的社会和经济现实而选择了混合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增强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保障税收和民生问题的解决。目前,俄罗斯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接近40%.自2000年至2010年的十年中,俄罗斯人的平均收入从2000美元增至1.3万美元。这种策略一方面降低了寡头对国家经济的控制,使税收和资源分配更加合理,从而为解决退休金、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等民生问题提供了经济保障,让普通的百姓也得到改革的实惠,从而增强继续改革的信心。

    第五,政治策略上的中派主义思想路线。为了充分调动俄罗斯社会的全部力量,实现不同政治派别的和解,新保守主义在政治上避免激进的自由主义或极端的保守主义路线,而是采取了比较宽容和温和的中间路线。中间路线不仅是一种政治策略,而且是对不同派别治国理念合理因素的吸取。在新保守主义看来,无论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还是左翼社会主义等派别的政治主张,都无法有效解决俄罗斯的社会问题,也无法凝聚俄罗斯各个派别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但不同政治思潮的主张中又有可以汲取的因素,如左翼社会主义中强调国家和集体的观念,右翼自由主义中强调民主、市场经济、个人私有等理念,上述几个派别的治国理念综合起来则是俄罗斯当下所必需的。但是,如何使不同的政治派别的主张得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必须以俄罗斯社会稳定为前提,既不能走不切实际的激进改革道路,也不能原地不动和走回头路。一方面通过实行主权民主限制外部力量借民主之名对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进行干涉从而引发社会动乱,另一方面又保持民主化改革方向,通过渐进的方式,结合俄罗斯的特点,逐步实现更为充分的民主和建立完善的法治的市场经济。

    第六,社会发展方略上以社会稳定和秩序为前提的改革。伴随苏联解体的俄罗斯社会转型无疑是一场不流血的深刻革命,这场革命是以颠覆原有的经济政治体制为前提的,历经70年的社会主义制度被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宪政制度所代替。新旧体制的转换引发了社会的动荡,原有的社会和国家秩序被打破,自上而下的改革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和适应过程。在经历了近20年的社会动荡和无序化之后,俄罗斯社会迫切需要稳定和秩序。新保守主义无疑抓住了俄罗斯社会当下的主要社会矛盾。没有社会稳定和基本的秩序就无法进行改革,同时,引发社会动荡和无序的改革也难以被接受。新保守主义在处理社会改革与社会稳定关系时更加强调稳定和秩序,特别是对内部与外部的各种有碍社会稳定的组织和因素极为重视,以国家的独立主权、稳定、秩序为基础和中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种改革。反对各种势力操纵俄罗斯的政治改革进程。

    第七,重建国际新秩序的对外战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元气大伤,国力剧降,从昔日的世界两强之一衰落为二流国家。当今的俄罗斯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远逊于美国,其国际影响力也相形见绌。面对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和主导的世界格局,俄罗斯的新保守主义在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上主张通过重建多极化、多中心的世界新秩序以代替现有的单极和单边主义世界秩序,力图恢复俄罗斯在维护世界和平、处理世界事务中的主动权和影响力,通过全面参与国际事务提升俄罗斯的影响力,也为更好地维护俄罗斯的国家核心利益发挥影响。俄罗斯抵制北约东扩、坚持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积极参与亚太地区事务、在中东事务上与美国角力等都是俄罗斯新保守主义重建国际新秩序的一种努力。

三、俄罗斯新保守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

    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文化思潮一方面受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影响,是对特定政治经济体制的自觉和反应,另一方面,这种观念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俄罗斯的新保守主义文化思潮是在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和价值诉求,尽管这种观念经常被一些政党和政客所采纳和利用,但是,这种代表了一个时期一部分人利益诉求的价值原则和社会理想必然通过信奉者的行为而对社会施加现实的影响,也会通过社会主体的行为而变成物质力量。俄罗斯新保守主义作为当下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思潮,被目前执政的俄罗斯统一党作为思想基础和执政理念,因此,其社会影响更加明显。

    第一,俄罗斯新保守主义思潮有助于重振俄罗斯社会信心、增强国家凝聚力、促进社会稳定。俄罗斯的社会改革走的是一条从上到下、急风暴雨式的改革道路。在短短的时间内,原有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以及与之配套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迅速崩塌,理想中的西方宪政制度在形式上得以确立,而实际上远没有完全发挥作用,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跟不上政治体制的变化。激进的自由主义企图通过五百天的休克疗法迅速完成社会转型,从而踏上西方的资本主义宪政之路,企图依靠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和自身的努力实现俄罗斯社会的华丽转身。然而,事与愿违,由于激进的自由主义持一种对过去完全否定的态度,全面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意识形态以及取得的成就,从而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混乱。从外在条件看,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真正帮助俄罗斯完成社会转型,而是给苏联设下了一个走向衰败和毁灭的政治陷阱。变革后的俄罗斯不但没有进入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反而沦落为发达国家的附庸,国际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这对俄罗斯政治精英和公民的心理是一种极大的打击。人们在痛苦中深刻地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并不可靠。

    从国内看,西方宪政制度在俄罗斯遭遇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长达70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一党执政的体制具有强大的惯性和影响力,新体制尽管建立起来了,但新体制内的人还是旧的苏联人,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还停留在苏联时代,只不过是昔日的共产党人摇身一变为自由党人、民主党人、人民党人、社会党人等,昔日的国企厂长变成了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昔日的州委书记等高官变成了国家总统、州长、市长等,昔日的无神论者变成了今天的东正教徒而已。政治变革的后果与人们的初衷存在巨大反差,这在支持和投身改革的人们内心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人们开始怀疑自由主义及其主张,自觉不自觉地到俄罗斯传统文化中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回归传统、期望稳定、重拾信心成为社会的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东正教、宗教哲学等包括白银时代在内的俄罗斯传统文化观念得以复活,苏联时期的爱国主义、强国思想等保守主义思想得以回归。以强国和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成为全俄罗斯社会的最大共识,这种共识有效地把俄罗斯不同社会阶层、政治派别、社会精英凝聚起来,形成巨大的社会合力,也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时,有了凝聚力的社会也使不同阶层和派别的大多数人得以和解,重建信心。保守主义思想共识和趋同也促进了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新保守主义主张充分发挥东正教会作用、武力平息车臣叛乱、限制国外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活动、打击光头党等黑社会组织的社会犯罪和官员利用改革的贪污腐败行为,强调社会稳定是改革的基础,强调本国的和民族的传统价值的重要性。

    第二,俄罗斯新保守主义经济路线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俄罗斯国力。俄罗斯新保守主义反对完全市场经济道路,主张市场经济加国家调控。认为能源、战略资源、电力、通讯等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或部门应收归国有,不能走市场化之路。打击金融、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对外贸易、媒体等垄断企业的各类寡头,通过扩大生产、提高税收、加强管理等手段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在普京执政的一段时间里,保守主义经济路线非常奏效,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人均GDP和总量都有大幅度跃升,不但还上了巨额的外债,而且有了可观的外汇储备。在具备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的基础上,俄罗斯的军队建设和实力不断加强,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民生得到较大改善。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了200%。8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两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

    第三,俄罗斯新保守主义政治策略有助于推动俄罗斯现代化建设新进程。上世纪90年代是俄罗斯社会转型最为困难的时期,无疑也是一个混乱的时期。尽管这个时期的经济、社会、民生等问题严重,但这一时期对俄罗斯政治改革而言却极为关键。在这10年的时间里,经济上,历经70年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商品价格形成机制、所有制多元化、外贸和金融体制自由化等都在法律上得以确立并付诸实施。政治上,俄罗斯拥有了新宪法,新宪法确定了多党竞选制度和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公民有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选举自由等人权。这种经济、政治体制尽管在运行时还不完善,但是,在经历了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通过法律程序过渡之后,这种政治体制得以确定下来。新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俄罗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运行规则。选举政治和多党制要求执政党采取更为中庸的政治策略,避免因过激而失去政权。俄罗斯新保守主义主张在政治上走中间道路,既不过分激进,也不过分保守,既不完全西化,也不回到过去。这种中间路线的策略有助于俄罗斯制定比较稳妥的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整顿和改善社会秩序、扩大个体自由活动空间、实现社会意识的现代化、实现社会的资本化、重建大社会等是俄罗斯新保守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诉求。

    第四,俄罗斯新保守主义对外战略有助于推动世界新秩序建构。俄罗斯不堪沦落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小兄弟和二、三流的国际地位,需要在国际上有所作为。俄罗斯新保守主义的对外战略主张建立世界新秩序而不满意现有的美国一极体系。俄罗斯深知,美国的根本战略不会让俄罗斯像苏联那样再次与其分庭抗礼,因此力争希望重建世界格局,建立一种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多极世界格局以平衡美国的霸主地位。新保守主义看到了俄罗斯自身具有的军事实力、丰富的自然资源、较高的国民素质、雄厚的科技实力、完善齐备的工业体系等优势条件,走一条实用主义的务实外交路线,在恢复自身国力的同时谋求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俄罗斯一方面积极开展与欧洲的贸易,尽力避免与美国的正面冲突,为自己营造有利的国际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俄罗斯加大对独联体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影响、阻止北约东扩、颠覆和阻止西方对俄罗斯周边国家的颜色革命、开发远东和积极参与亚太事务、发展同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一系列举措都使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显着提升。这种新保守主义的实用主义外交路线,既避免了自由主义在外交上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和屈从,也避免了极端保守主义强硬路线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和伤害,而且还为俄罗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发展机遇。

四、俄罗斯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反思与评价

    毋庸置疑,相对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等其他社会文化思潮而言,新保守主义文化思潮不仅比较接近当下俄罗斯社会心理预期和价值认同,而且还有执政的俄罗斯统一党的政治理念的推广,因此这一思潮在当前的俄罗斯社会发挥了较为重要的积极作用。俄罗斯新保守主义与以斯拉夫派和民粹主义为代表的古典保守主义和以俄共主张回归社会主义的极端保守主义不同,是一种在自由主义前提下的温和的保守主义。然而,任何一种社会文化思潮都有其合理性和相对局限性,因此有必要从学理上反思和评价俄罗斯新保守主义思潮。

    第一,俄罗斯新保守主义是对极端保守主义与激进自由主义两种主要文化思潮角力的一种平衡,但总体上属于自由主义文化思潮,是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在近30年来,俄罗斯的政治伴随社会改革而出现了十分有趣的局面。先有领袖后有党、先有名称后找思想基础的现象十分普遍。各种文化思潮与政治思潮也相互融合、相互重叠,出现了像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温和的自由主义、健康的保守主义思想等作为政党思想基础的理论。现代保守主义是团结党 (统一党)的政治思想体系,极端保守主义是俄罗斯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新保守主义是俄罗斯统一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如何在理论上把握新保守主义需要把其置入保守主义学术研究史中审视。保守主义并非俄罗斯的政治专利,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这种思潮屡见不鲜。

    西方学术界对保守主义作了许多有益而深刻的探讨,其理论成果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俄罗斯新保守主义文化思潮的类型和基本特征。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对保守主义的定义和类型作了大致区分,他认为有三种类型的保守主义定义,分别是贵族式定义、自主式定义和情境式定义.在他看来,所谓贵族式的保守主义是一种单一的、特定的历史运动的意识形态,即封建土地贵族对法国大革命、自由主义运动的反动;所谓自主式定义则认为保守主义是一个自主的、普遍有效的观念体系,由正义、秩序、平衡、中庸这样一些价值来定义;所谓情境式的定义认为保守主义重复出现于这样一种历史情境,即确立已久的体制受到根本性的挑战,那些支持该体制的人就会运用保守主义来捍卫它。因此,保守主义是可以用来辩护人和既定社会秩序、反对任何根本变革的思想体系。[8]

    根据亨廷顿的划分标准,俄罗斯新保守主义应该属于自主式保守主义类型。因为俄罗斯新保守主义同样视正义、秩序、平衡、中庸为自己的价值原则,但不主张回到苏联时代的旧体制,而且不反对俄罗斯的改革及其取得的成果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因此,俄罗斯新保守主义属于自由主义阵营,是一种相对保守的自由主义。另外,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俄罗斯新保守主义并没有用另外一种比较成熟而系统的理论反对自由主义或取代自由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尽管保守,但是不是主张回到过去,而是面向未来。正如哈耶克评价保守主义时所言:保守主义,从其性质来看,无法对我们现在的行动方向提供一种替代性选择。它或许能通过对当前潮流的抗拒而成功地延缓那些并不可欲的发展变化,但是由于它并不能指出另一个方向,所以它也就无力阻止它们继续发展。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保守主义的命运就必定是在一条并非它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被拖着前行。他还说:在任何时候,欲恰当地描述保守主义的立场,都要视现行发展趋势的方向而定。 [9]俄罗斯新保守主义显然是在不改变自由主义发展方向的前提下的一种策略,这是俄罗斯新保守主义与其他保守主义的所无法摆脱的相同命运。从近20年来俄罗斯社会变革的进程和方向来看,新保守主义基本上是在弥补激进自由主义的不足和缺憾以适应俄罗斯社会的现状而出现的文化政治思潮,一种政党之间政治妥协的策略。从俄罗斯执政党的执政策略上看,俄罗斯统一党执政以来,尽最大努力实现社会稳定,尽量避免过分的激进改革造成社会动荡以增加改革的代价和成本,因此,通过回归传统,吸取包括苏联时期在内的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等价值观来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尽量放慢改革的速度,避免因快速激进的改革而使俄罗斯社会解体。正如柯林伍德在谈到保守主义作用时深刻指出的,进步之轮需要有一个制动装置,必要之时为疯狂的革命进程减速,俄罗斯新保守主义就起到了改革制动装置的作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指出:在英国、法国这类自由民主国家中,只有自由派才是真正的保守派。这句名言同样适用于当前的俄罗斯状况。包括俄罗斯统一党及其精英普京、梅德韦杰夫等在内的俄罗斯大多数政党政要中,其主流思想和意识形态仍然属于自由主义,崇尚民主自由及宪政制度。他们的行为如美国散文家艾默生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在春天里和夏天里是改革者,在秋天和冬天里却成了守旧派。我们在早晨是改革者,在夜晚是保守者.这正好符合普京的拒绝革命、冻结激进的基本政治策略。

    第二,俄罗斯新保守主义为俄罗斯社会发展特殊道路选择提供了思想基础。从俄罗斯各种文化思潮的对比来看,尽管包括新保守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潮都与其政党理论基础和诉求密切相关,但是,它体现了俄罗斯国家发展方向和道路选择的理论诉求。新保守主义在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既不同于俄罗斯共产党的保守主义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同于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等主张的激进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要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以主权民主、爱国强国等为价值取向的自由民主之路。新保守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各种理论诉求充分体现出俄罗斯在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时所坚持的特殊性原则,而不是一味地完全复制和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这种理论的背后有着深厚的强调俄罗斯文化独特性和走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古典保守主义---斯拉夫主义以及苏联社会主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的思想底蕴。

    第三,俄罗斯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出现是俄罗斯文化重建过程中不同文化冲突、调适、整合、重塑的反应。俄罗斯社会转型必然伴随文化的重建,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卡夫丁峡谷和历史发展的必经之路。20世纪初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俄罗斯曾进行过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当时,列宁领导苏联共产党经过多年的努力,建立了苏联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以取代原有的资产阶级旧文化。今天的俄罗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已经实现了国家体制变革,必然需要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新文化。俄罗斯这次面临的情况与上个世纪初的情况相似之处就在于文化革命相对滞后和准备不足,需要弥补这种缺憾。包括新保守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潮的出现就是这种文化重建努力的具体体现和表现。文化重建需要从价值原则、国民教育、宗教信仰、文化事业、道德规范、法律制度、文学艺术等全方位入手,既要清除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专制,也要重建新的意识形态。去意识形态化迟早要被再次意识形态化所取代,新保守主义等思潮出现也是意识形态重建的表现。首先,俄罗斯新保守主义体现了重塑俄罗斯社会有序发展思想灵魂的一种理论诉求。

    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是集政治、哲学、文学、道德、法律等于一体的思想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深受俄罗斯现实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影响。俄罗斯在经历了转型的痛苦折磨之后,如何重塑一种可以最广泛凝聚社会力量的思想灵魂和价值原则十分必要,也是当务之急。历史经验表明,社会变革的效率取决于是否存在某种反映社会大多数利益的价值原则。没有共同的价值原则,公民就不能自觉地作出社会政治选择,就没有民族的认同感,就不会有有效的社会发展远景规划,也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应该说,俄罗斯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但是,如何使西方的自由主义在俄罗斯找到生根的土壤和改良西方的自由主义而成为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是理论界的一个使命。新保守主义文化思潮无疑是这种理论探索努力的方向之一。

    其次,俄罗斯新保守主义是俄罗斯传统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苏联时期社会主义文化与资产阶级宪政文化等多种文化资源交融的体现。俄罗斯社会转型实际上既是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和文化重建,同时也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融合的过程。历史上,东正教在俄罗斯文化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与西方的天主教和新教既同根同源,但又充满了对立。东正教通过对俄罗斯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四位一体地影响俄罗斯命运。 [10]宗教教派的斗争和政治利益的争夺导致了俄罗斯东正教与西欧天主教的冲突和对立。

    近代以来的俄罗斯文化发展总是试图向西方文化的回归,但又总是被西欧拒之门外。这次俄罗斯文化变迁同样有一种强烈的文化回归诉求。普京等人特别强调俄罗斯在文化上属于欧洲文明和东正教作用就是一个例证。2002年2月11日普京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的感觉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某种道德的、精神支柱。这里,它属于什么教派并不重要。所有的教派都是人们想出来的。如果有上帝的话,他应该是在人的心里。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宗教的哲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们这里,当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实质上代替了宗教)作为国家的宗教不再存在的时候,任何东西也不可能像宗教那样在人的心灵中有效地代替一般人性的价值观。除此之外,宗教使得人在精神上变得更加丰富。 [11]

    可见,普京对俄罗斯东正教和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俄罗斯新保守主义的文化重建还必须吸收苏联文化的合理因素和西方资产阶级宪政文化的合理因素,建构一种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新的文化。普京曾表示,提升军事力量可保障俄罗斯的独立和安全,从全球格局来看,俄罗斯也必须保留自己的民族和精神特点。俄罗斯已经作了深刻的民主改革,它引入了西方式竞争性选举。但是,完全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和文化风格必将丧失俄罗斯的个性,还必须建构俄罗斯新的文化。

    注释:

[1]参见《苏联百科辞典》,莫斯科,1980年俄文版,第628页。
[2]普京:《普京文集》(2002~2008),张树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39页。
[3][4]多博林科夫:《全球化条件下俄罗斯意识形态》,《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2期。
[5]转引自《当代俄罗斯的保守主义》,《欧洲研究》2009年3期,第144页。
[6]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ДЕНТА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ФЕДЕРАЛЬНОМУСОБРАНИЮРФ,(12декабря2012года),http://www.1tv.ru/news/polit/221862.
[7]张树华等:《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页。
[8]亨廷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王敏译,载《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1期。
[9]哈耶克:《自由主义原理》(下),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8、190页。
[10]陈树林:《俄罗斯命运的哲学反思----―索洛维约夫历史哲学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11]《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9页。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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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谈谈王沪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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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07

    编者提示:这是多年前网上流传的一篇旧文,近日华岳论坛再次刊发出来。虽然是旧文,还是值得一读。王沪宁在20几年的时间里由一个普通的副教授历经三任总书记的提携,升迁为身份显赫的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成为党中央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他是姓马还是姓修?他给中国的走向带来哪些影响?看看此文,或许就明白了。

一、中共内部有没有雅科夫列夫式的人物?

    苏联解体,苏共灭亡,一个来历诡秘的人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雅科夫列夫。史实表明,雅氏中青年时代即成为潜伏在党内的西方战略特务。他在美国大学研修,被中央情报局收买。政治上未成名前,他以政治学所谓新锐学者自拥,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词句掩护,变换花样地贩卖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体系,严重误导苏联的党和社会。他得到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赏识,平步青云进入中央决策层,很快象病毒一样侵袭了党的首脑和首脑系统的神经,掌握了话语权,使原本还算健康的改革步入歧途。其最重要的手段是:鼓吹“改造”共产党,最终迫使苏共退出了国家领导舞台;鼓吹“军队国家化、非政治化和非党化”,最终使苏军成为叶利钦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支持分裂势力、纵容波罗地海三国独立,最终瓦解了苏联;亲自并鼓动一小撮人肆意诋毁俄国十月革命史和苏联建设史,最终使苏共在全体人民中丧失了号召力;全盘美化和推行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及价值观念,最终颠覆了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同形形色色的反共分子暗中勾结,最终公开倒向其怀抱。

    盖棺论定,雅氏是苏联党和国家最凶险的敌人之一。19年过去了,苏东剧变留给中国党和中国人民的教训还有多少?中共内部究竟有没有雅科夫列夫式的人物?面对国内国外极其复杂的形势和情况,在自己的章程中仍然坚持信奉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首脑和首脑系统,难得不需要扪心自问、审视自身?其实,若干年以来,至少北京、上海两地稍为通晓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专家就注意到,中共内部确有一个无论其真实内心还是外在手段,都与雅科夫列夫不出左右的人物,并且正在沿着雅氏上升的轨迹上升。现在可以说,中共当前最大的危险分子,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是别人,正是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为了使人们,特别是没有经过系统地社会科学训练的人们,理性地了解王沪宁到底要说什么、想干什么,我们不得不对他的代表性观点条分缕析,剥出其中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内核。

二、要害是“军队国家化”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王沪宁以复旦大学一名普通教师,参与了中共“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文件工作。同时期还出任总策划,谋划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重新认识中国——1993中国发展报告》,亲自写作了其中重要章节,甚至用长途电话遥控书的勘正和出版。他在这个《报告》里,宣示了将如何颠覆中共的“战略路线图”。莫大的讽刺是,他居然带着这么一份礼物,调入中南海,献给赏识他的中共首脑人物!《报告》共分九个部分,王沪宁主写了“导论”和“政治篇”。这个《政治篇》恰似一部变天书。王沪宁在繁琐辞藻掩护下,定就了颠覆中国共产党、颠覆中国人民解放军、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口。王沪宁在未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之前曾说过:“别看我平时不声不响,我还是有自己追求的”。让我们来看看他这个“不声不响的追求”吧!要害是“军队国家化”《政治篇》在两处集中写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处是第37小节,另一处是第46小节。慑于当时的国内外气候,王沪宁以其政治变色龙的嗅觉,自然不会愚蠢到公开提出取消党的领导,相反,他还把“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强化党指挥枪的原则”写入小标题。但是,就在他虚晃一招的小标题下,却贩卖了极其恶毒的货色。

    首先,王沪宁歪曲我党我军的建军原则和建军史。众所周知,人民解放军从建军之日起,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无论政治指挥员还是军事指挥员,都是党派出的、代表党组织去领导军队的干部。军队对党是听从的关系,从来不存在所谓“军党一体化”的体制。我军之所以发展壮大的根基,不是靠某个指挥员对麾下的“慑服”,而是党组织的坚强有力作用。我军更不是张国焘那样的野心家培植个人权威和用来同党讨价还价的工具。而王沪宁却胡说,中国军队历任领导人都是“克里斯玛式的文职人员,只有这种领导人才能沟通军党关系,才能创设军党一体化的体制,才能对纯粹的军人构成巨大的慑服和感召力量”(《重新认识中国——1993中国发展报告》第75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又说江泽民多次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寄托了对以制度化的组织权威替补魅力型的个人权威的希望”(第75页)而第37小节的标题也赫然是:“军队组织型权威初步形成”。(第74页)对王沪宁的“妙论”应该作何解释呢?惟一的解释是:在他说这通“妙论”之前,人民解放军都是靠“个人权威”维系的,这是非制度化的领导,不具备合法性。而只有用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以来“初步形成”的“组织型权威”代替,才具备合法性。他这里所说的“组织型权威”,显然不是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而是另有所指,下文再叙。王沪宁就是这样篡改我军历史,为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进行历史铺垫的。

    其二,王沪宁抹黑军队同党的关系、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经济环境的重大变迁又为中国军队由政治性向‘国防性’转型提供了某种富有积极意义的条件”,“利益关系分化和重组的过程中,军队的利益有可能获得独立发展”,“军民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 在改革开放后,社会利益的日益分化进一步松动了这样多少已经只限于象征意义的关系”,“军职‘圣化’形象失落。在一个没有英雄崇拜的时代......变成一个普通的职业符号”。(第74页)够了,够了,这还需要别人再作什么解释吗?!王沪宁已经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军队将抛弃“政治性”,争取自己的独立利益;军队将不再“圣化”,即担当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而变成一个普通的职业;军民关系只限于象征意义。明眼人不难发现,这些貌似谈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词句,包藏着什么祸心?

    其三,王沪宁是中央委员以上高级干部中,“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唯一的系统鼓吹者。在做了历史的和现实的以上两重铺垫之后,王沪宁关于“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系统观点跃然纸上:

    1、军队非政治化“政治作用转变。……在现代化规律的作用下,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的广泛参与,无论在动机上还是在机会上都大大转变。”(第74页)“军人政治作用的转变是必然趋势……由一种伦理象征和权力象征逐渐变为一种职业符号。”(第86页)

    2、军队国家化“推动军队由政治军队向国防军队转型……有助于军队国家意识的复苏和加强。”(第75页)“提高军队专业化程度……还取决于新文化的植入……习得现代军人效忠国家的精神与普遍主义”。(第86页)

    3、军队非党化“进程在组织型权威逐步确立的过程中具有一种“宪政模式”的特点。”“现任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新领导权威也开始渗透到组织型权威中。93年军报发表三篇长篇通讯……可以视为树立新领导权威的努力。中国这样的国家,具有强烈现代化取向的领导权威对组织型权威的确立从而最终导向军队的国家化是有很大作用的。”(第86页)不妨稍为诠释一下这些晦涩的语言。

    按照王沪宁的解读,军队的政治作用就是“伦理象征和权力象征”,应该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政治集团、人民民主专政工具、人民的枪杆子等等吧。倘若把这种政治作用转变了,那么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岂非要发生根本改变?这不是赤裸裸地非政治化吗?

    按照王沪宁的解读,我军由政治军队转型,有助于国家意识的复苏和加强,将习得现代军人效忠国家的精神和普遍主义。言外之意是我军从来没有国家意识,不效忠国家。这与逃亡国外的民运分子恶毒攻击我军是“党军”而不是“国军”,有什么分别?

    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军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军队,自然也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常识。对此,挂着政治学教授招牌的王沪宁,是真的不懂呢,还是曲意制造两者的对立?按照王沪宁的解读,所谓“组织型权威”,其实是指“宪政”。而宪政是什么?不过是西方三权分立、两党制那些老套路。但是,王沪宁在推崇西方民主的同时,不小心露出了封建主义的尾巴——溜须拍马。他祭起自己几年前为吹捧赵紫阳而编造的“新权威主义”,东冠西戴,居然又吹捧起“江泽民的新领导权威”来了,并指江泽民也寄望于宪政(“以制度化的组织权威替补魅力型的个人权威”)。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此吹捧用意何在?标题为“加强军队建设”的第46小节最后一句话,彻头彻尾暴露了他不怀好心,即借助江泽民“最终导向军队的国家化”。勿容讳言,这就是他所谓“加强军队建设”的全部立足点和落脚点。历史的长河不会倒流。玄机在于,江泽民在多次讲话中曾批判“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反动谬论,而根据王沪宁的履历推算,他一定是参与了这些讲话的起草。那么人们不能不发问,是什么原因使王沪宁能够做到这样心口不一呢?

三、“资本家入党”的策划者

    江泽民在“军队国家化”这个问题上也许没有上王沪宁的当,但是在“资本家入党”问题上则可能中了招。中共建党80周年的讲话,其中一部分引起党内的质疑和批评,不少资深年高的革命家甚至发表了公开信,令党的首脑和首脑系统尴尬不已。而焦点之一大概就是“允许资本家入党”。

    谁是始作俑者?根据王沪宁的履历推算,应该就是这位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西方媒体热炒的“理论化妆师”。实际上,早于80周年讲话六七年,王沪宁就抛出了这个一度害了中共威望的“计策”。《政治篇》在“展望与政策”一栏,开宗明义地提出:94年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依然应该是开发政治资源。(第81页)怎么开发“政治资源”?王沪宁出于阶级异己分子的本能,将目标首先对准了中共自身。在标题为“尤其要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第40小节开场白,他振振有辞地声称:“执政党的功能、基础、任务和目标必将发生重大变革。传统体制模式逐渐显得与新经济基础、新社会结构和新文化氛围不相适应,实现党的深刻革新必须逐渐提上议事日程。”(第81页)这是什么意思?党的功能要变,岂不就是要改变与党的功能互为作用的党的性质吗?党的基础要变,岂不就是要动摇党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吗?党的目标要变,那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和社会主义这个眼前目标,岂不是可以取消了?

    谁都不会想到,今天李锐、谢韬、辛子陵之流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原来发端于六七年前的王沪宁。他是他们道道地地的祖师爷!谓予不信,请看王沪宁的具体策划。为着促使“党变”或者说“党的深刻革新”,王沪宁开了四副药方。第一副是“推动执政党的非行政化”。何谓非行政化?他拐弯磨角说来说去,戳穿了其实就是这么一句话:“党组织不再介入和包办政府部门的管理活动” (第81页)。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国家学说,我们或许可以同意党组织不能包办政府工作这种观点,但是说党组织不能介入“政府部门的管理活动”,则是绝对的谬论!资产阶级政党都不能够做到。奇怪的是,赵紫阳任上结结实实地搞过这种“非行政化”,如“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取消国务院各部委党组等,遭到老一辈革命家的严厉批评和全党的抵制;“六四”之后,为什么王沪宁还死抱住赵紫阳的阴魂,不离不弃,并隆重献给中共新首脑和首脑系统?

    第二副是“吸收各界精英分子入党”(第81页)。他不顾我们党挫败分裂阴谋以后高度团结统一的事实,危言耸听地说什么中共“这种超大规模的政党,人员、组织均难以做到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高度统一”,并说,为了适应“党的根本任务的转变”,“当前应尽量吸收各界精英尤其是文化知识精英和工商管理精英入党和抓紧重组现有党员队伍”(第81--82页)。不但吸收,还要“尽量”吸收,胃口不可谓不大,好象中共党员队伍中,严重缺了文化知识界和工商管理界成分似的。事态的发展证明,他所谓“精英”,不是中共党章关于入党条件所规定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而是新生的资本家阶层。用“精英分子”这样一个极为含混的概念,表述共产党员的标准,就为“资本家入党”开了口子。这也算是王沪宁进入中南海后“不声不响追求”的成功一例。只是好景不长。

    第三副是改组党的组织。他说:“学校、企业、公司、村镇的党组织相当部分已经只有名义,应该重新按行政区划设立党的各级组织部门”(第82页)。“按行政区划设立党的各级组织部门”是什么意思?就是把党组织变成松散的地区团体。这是赵紫阳试图改造党的一个计划,王沪宁又把它检了起来,真是情有独钟!

    第四副是“政策建党”。他幸灾乐祸甚至有些恶毒地说,改革“削弱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和思想建设的吸引力”,“人们的政治评判标准从抽象的教条和狂热的迷信”转移了(第82页),从而提出政策建党。什么“传统意识形态”,什么“抽象的教条和狂热的迷信”,何不明说出来呢?不就是中共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吗?王沪宁对之痛恨一至如此,是有原因的,后文将会逐一披露。当然,他在这副药方里也貌似全面地提到思想建党,但也只是这一句而已。总起来看,所谓政策建党,实质上是要用实用主义哲学,改造和武装我们党。他竟然荒谬地提出“党的纪律主要为这一政策过程服务”。几年之后,中共党内爆发了一场关于“资本家入党”的大论争,王沪宁这个乱党分子功莫大矣。

四、向“台独”妥协的政治投降主义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李登辉还在台上,台湾政坛的“台独”分裂主义,已经暗潮汹涌。王沪宁在《政治篇》中自然不能回避这一问题,那么他又给出了什么“妙计”呢?他在第47小节里向中共领导人建言,“要处理好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的矛盾,以事实判断压倒价值判断……”,“台独与分裂,无论从历史、民族、传统,还是现实,都应该防止”,“台湾民众获得国际社会的实际权利,是大陆要认真对待的”。(第86--87页)你看,王沪宁说的多深奥,又多轻巧!照他的意思,对付“台独”分裂主义,我们不必坚决反对,仅仅用一个“防止”就够了。而再看他使用的句式,似乎“台独与分裂”都还不是现实。这究竟是掩耳盗铃,还是故意麻痹人们的神经?恐怕只有多次打着中共政治学新锐学者旗号,去过台岛,并与那里政界和非政界人士有联系的王沪宁自己明白。“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又是什么玩意?翻遍王沪宁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陈述,都没有看到明确的解释。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用磨棱两可、含糊其词的概念以售其奸,这是一切机会主义者乃至阴谋家惯用的手法。后面的连载中,我们将更多地欣赏到这种把戏。不过,我们还是能够从他绕来绕去的闪烁其词中,发现他的真意。说穿了,所谓“事实判断”,是说台湾已然是独立的,我们应该承认“台独”的孪生兄弟“独台”;所谓“价值判断”,就是我们的主权观念、意识形态、一国两制方针。(参见第76--77页)要我们“以事实判断压倒价值判断”是什么意思,恐怕只具有理工科思维的人也弄得明白吧。好了,若然承认“独台”,若然不谈主权要求,等等,那么王沪宁自然会向中共领导人提出“台湾民众获得国际社会的实际权利”问题。实际上,他“妙计”的这最后一句,才是他的真正企图所在。请问王沪宁,台湾老百姓在世界各国没有旅游、经商、消费、居住、上学、交流等的权利吗?如果有,请问你还要为他们争取什么权利?熟悉的人都知道,王沪宁一贯做贼心虚,他在这里所说的“台湾民众”,其实就是台湾当局;“实际权利”,就是允许它同世界各国进行政府间交往的政治权利、外交权利。请问,哪一位中共领导人敢于做这样的决策?!

    历史常常有雷同之处。苏联波罗地海三国,由出现分离倾向到在西方干预下终于独立的情景恍如昨天。王沪宁的这些投降主义谬论,又与当年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之流对事态的一再忍让妥协,何其相似乃尔!

五、蹩脚的西方新自由主义传道士

    王沪宁本人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极为贫乏,但是这个惟西方马首是瞻的“精英”,对资本主义国家某些新出笼的东西,却表现出如蝇逐臭般的敏感和迷信,在代理和推销中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上世纪90年代,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并且长驱直入打进一批发展中国家的时候。王沪宁似乎从中看见了中国经过“六四”风波之后,重返西方道路的希望。于是在《导论》和《政治篇》中,用词不多却欣喜若狂地贩卖起新自由主义的货色来,并大大地“发展”了。这里不妨摘录几段以飨读者。“人们的社会人格发生变化,从计划人逐渐转向市场人,人们处在迅速扩大的市场社会中。”(第8页)“中国社会,政治的特性越来越突出其‘经济化政治’的特性。”“‘经济化政治’是目前以至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政治发展的总趋势,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第59页)“与当今国际社会政治发展的趋势一样,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途径一样,中国政治日益显示了一种‘经济化政治’的特点。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是客观的力量所致。”(第5页)

    众所周知,西方新自由主义最著名的概念之一是“经济人”,由此才建立其整个理论体系。王沪宁好象嫌“经济人”概念用在中国,力度还不够,还引不起振聋发聩的轰动及效应,竟然声音提高8分贝地喊出“市场人”“市场社会”,企图唤醒13亿“计划人”,俨然一副救世主的架势,殊不知恰好暴露了他的西方传道士嘴脸。至于他所说的大趋势——“经济化政治”,是不是鼓吹把市场经济的原则带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是不是鼓吹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诸君自会明断。如果以上还不足为论,还不足以证明王沪宁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让我们的社会变天,那么可以说,没有比他的下述“重要思想”更露骨的了。“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既存在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又存在等级——阶层。”(第9页)“93年中国法制建设的总体思路在于以法律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但必须在原有的政治制度框架中进行。从长远来看这一思路有悖于法制经济的建立。”(第66页)我们不禁要问教了多年政治学的“精英”王沪宁,等级和阶层是可以划等号的吗?你是第几等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又是第几等级?在人民内部分等级,这种模糊以至篡改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修正主义伎俩,若干年后结出了苦果,严重误导了中共首脑和首脑系统对社会结构的判断及对社会成员的认识,以至闹出“资本家入党”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大笑话,演出了企图使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变天的序幕!

    我们还要问现在身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的王沪宁,不管你怎样拐弯抹角,我们都已看出,1994、1995年的时候你就断言,“从长远来看”,“在原有的政治制度框架中”“以法律构建市场经济体系”,“有悖于法制经济的建立”,是不是要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倘若连中国的政治制度都改变了,你要建立的是哪家的法制经济?

    以上分析了王沪宁在《重新认识中国——1993中国发展报告》中反马克思主义,乃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系统的立场和观点。这些东西的出现,并不是王沪宁偶然的或一时的认识失误,而是他长期的一贯的政治背景和政治信仰决定的。下面将披露他在几个重大和关键时刻,是何等阴险,包藏着什么祸心?

六、背景

    同王沪宁以往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相比,《重新认识中国 ——1993中国发展报告》的《政治篇》,创造了几个第一:第一次明确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第一次明确鼓吹改变党的性质和宗旨,让“精英分子”入党也就是资本家入党;第一次明确鼓吹所谓“事实判断”,要求中央政府承认“独台”;第一次明确鼓吹“市场人”“市场社会”,市场经济必将抛弃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问题是,王沪宁何以在1989年政治风波才过去不多几年,在中共14大坚定重申四项基本原则过去仅仅一年,一般的“持不同政见者”尚不敢胡言乱语之时,就敢于道出这种极其鲜明、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有什么背景和来头吗?

    点检一下王沪宁的履历不难发现,正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王沪宁去了一趟美国,在一所培养美国统治阶层的“常春藤”学院进修半年多;又去了一趟台湾。他是得了别人的真传,还是衔着别人的使命而为之?又是否因为已经有了中共首脑和首脑系统的卵翼保护而有恃无恐?但不管怎说,《政治篇》作为王沪宁本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之登峰造极,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同时又与他以往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一脉相承。

    事实上,早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王沪宁就一直与一帮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如今蛰居国外的“民运人士”打得火热。他是王军涛、高渝主持的《经济学周报》的热门撰稿人,是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的当红小生。政治学界广泛流传的“北严(严家其)南王(王沪宁)”,更说明了两人在贩卖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方面沆瀣一气、此呼彼应。他还是李锐、鲍彤、李慎之、曹思源等思想极右人士看好的“新锐”。至于王沪宁与上述人等的秘密活动及往来,亦应有人证事证。所有这些,一个负责任的中共干部部门是不难查出的。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当时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和国家教育部负责人,都坚决反对把王沪宁调入中南海?但是,当时某个大人物,却独独对这个不仅在1989年以前,甚至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还朝共产党泼粪的人那般偏爱,这是为什么?

    远的不说了,我们且透过王沪宁1988年、1989年打着学术名义的两篇代表作,看看这位“学者”骨子里究竟卖的什么药。第一篇是《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三期第55-64页,以下简称《转变》)。

    研究过政治学的人一眼就可以看穿,《转变》无论就其方法论还是基本观点,都抄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化理论”。后者是冷战期间美国政府直接拨款和指导的官方学派,所设计出来的一套官方理论。它的矛头,直接对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它的目的,是要对包括苏联、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促使其和平演变,并与社会主义阵营争夺刚刚获得政治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这在它的要义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所谓“现代化理论”,归根结底是要人们相信,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是后发的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它头脚颠倒地解释和说明历史,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动力,归结为本来属于上层建筑的人们的价值观念、感情、心理、态度等,即所谓“政治文化”,完全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背道而驶。

    王沪宁的《转变》,可谓彻头彻尾贯穿着这种唯心的历史观和反动的政治目的。限于篇幅,我们不准备批驳他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否认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根本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歪理邪说,这里只揭露王沪宁文中所表达的政治目的。

     《转变》在抄袭西方“现代化理论”诠释中国“政治文化”时,从纵的方向上把中国“政治文化”分成“古典结构”、“近代结构”和“最近结构”。刨去王沪宁那一大堆故弄玄虚的废话,所谓古典结构,其实就是指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原则和思想。对于近代结构(王沪宁有时也写做“现代结构”——引者注),王沪宁讲得比较坦白:“近代结构基本上基于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价值系统”,“现代结构的内在含义在于西方民主主义文化,在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杰佛逊等人提倡的自然权利、主权在民、社会契约、权力分立等观念”。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原则和思想,或曰资产阶级民主吗?!

    什么是最近结构?王沪宁十分肯定地说:“最近结构,即1949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指导下形成的政治文化结构。”这当然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上升为统治阶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原则和思想,或曰社会主义民主。

    王沪宁做这样一个区分,是为学术而学术吗?显然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第一个算盘,是吹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而大力吹捧,自然是为着向人们兜售。王沪宁声称,体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古典结构,“重心性、重伦理、重修身、重至善、重道德,因而政教不分,政学相同”,是以文化为中轴的政治文化。体现西方政治文化的近代结构,“重社会、重法制、重权利、重制约,因而政教相分,政学相分”,是以制度为中轴的政治文化。王沪宁对后者崇拜得五体投地,赞美道:“这一结构是近代中国没有达到的境界,故特别具有吸引力。”且不说他的比较是否正确,这不是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才是特别具有吸引力的境界吗?!联系到他把所谓最近结构,也算作以文化为中轴的政治文化,其褒谁贬谁不是十分清楚吗?!联系到他在1988年2月8日《世界经济导报》一篇文章中所说,“不走向政府功能的国际化不利于四化建设的蓬勃发展,应当在这个新维度下,推进全面改革……”“国际经济也会向政治体制提出自己的要求,将可以成为推动中国政治发展新的力量”,云云,王沪宁乞灵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不是达到望眼欲穿的地步了吗?!

    同样是这个王沪宁,在即将调入中南海前夕,却突然连篇累牍地在上海《文汇报》等媒体上,发表衷心拥护邓小平有关论述的文章。这不是欲盖弥彰吗?然而,这既无耻又无济于事。猎手们都懂得,恶狼即使披上羊皮,也遮不住那双贼眼。历史会留给王沪宁原形毕露的那一天。

七、妄图颠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王沪宁的第二个算盘,是大力诋毁和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须知王沪宁《转变》发表的1988年,正是邓小平领导中共粉碎方励之、刘宾雁等人掀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恶浪的第二年,也是中共13大后赵紫阳的右倾调和主义蠢蠢欲动之际。一方面是重量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败走麦城,元气大伤;另一方面,赵紫阳展现的政治姿态仿佛令人回味无穷。但无论如何,谁都能感到,鼓动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同共产党公开对抗,是暂时使不得了。正是在这个时候,王沪宁跳了出来,发表了《转变》。如果说顶礼膜拜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是王沪宁灵魂的本原,是《转变》之矢;那么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转变》之的,是王沪宁深为不齿的。而王沪宁挑在这个时候出来放他的矢,全部意图就在于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输血打气、出谋划策,指点他们隐身在共产党内,用和平的办法谋求演变直至颠覆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一句话,改用软刀子杀人!这样说,会不会冤屈王沪宁呢?

     前已提到,王沪宁给社会主义民主下了一个非常明确肯定的定义:“即1949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指导下形成的政治文化结构。”但是,它在王沪宁眼里却是空中楼阁,是异端,是早产儿、木头人,甚至是个怪胎。请看:“最近结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为主导,以超越近代结构为目的,更不去言古典结构。然而,最近结构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才能超越,这也是当时设计者立论的基础。这一点在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中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中国还不具备”,“结果是最近结构被高度强化,其中最激烈的成份被扩大,以压倒其他结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出乎意料的是,‘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指资产阶级民主——引者注)被无意地制止了,而‘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指封建主义——引者注)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发展环境,继续生长,甚至介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表现为一些奇特结合与联体。”“1949年后,近代以来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转变的步伐放慢了。”

     “最近结构既形成了又没有形成。说其形成,是因为它也有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了;说其没有形成,是因为自我否定不断,还在寻求自己的血肉之躯。”“价值核心其实并非高不可及的东西,而是普遍的但深入人心的几个概念……但最近结构中缺乏这样的价值核心。”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超越法学世界观的,但在从未有过法学世界观的中国,它带来的结果并不都是积极的。”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弦外之音是:社会主义搞早了,搞糟了;中国没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太可惜了;社会主义民主无血无肉,没有灵魂;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中国。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典型论调,被王沪宁罩上学术外壳端了出来!

    依照王沪宁的逻辑,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出路何在?他以特有的政治嗅觉断言:“总结历史变革,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还是倾向于走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 ‘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的道路,这是需要的,也是必然的。最新的转变使之更加明朗化了。”“在既存体制尤其是政治体制发生转变的条件下,政治文化的转变是必然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恢复了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的演进。”王沪宁与赵紫阳当时企图大刀阔斧地把政治体制改革引到资本主义方向,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不过,王沪宁的倍加阴险却在于,他要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使用“掏心”战术,打出了“主轴变动”的旗帜,策划从内部消解马克思主义。他绘声绘色地说:“时下处于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还不能说确立了确定的价值系统”,“今天铸造价值核心,就是把握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转变的总体过程,选择有利于这场转变的核心概念”,“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基本上围绕着最近结构的价值系统展开,一旦这个主轴变动了,整个政治文化就势必要转变……当务之急是形成新的价值系统”,“使近代结构中体现现代民主精神和人文思想的成份找到依托点,找到生长的机制”。直到1991年6月,在提交南京大学一个研讨会的论文中,王沪宁还隐晦地表示要“除开”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被时不我待的主观期望和客观性整个地冲垮了。……研究它,须除开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甚至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思维定势’”。

    王沪宁在这里忽悠来忽悠去,到底想说些什么?有必要翻译一下。他无非是说,中国当前的民主政治建设(或政治体制改革)缺乏目标和参照系;要由封建主义+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怪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转变,必须提出新的口号;为此,首先必须抛弃“最近结构的价值系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宏扬“近代结构”的精神——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总而言之,进行“主轴变动”。为此,王沪宁还用赞赏的语气描述改革十年后中国政治思想的变化:“(一)从革命性文化转向建设性文化;(二)从政治倾向文化转向经济倾向文化;……(五)从精神偏重文化转向物质偏重文化;…… (八)从理想描绘文化转向现实描绘文化。”

    请看,告别马克思主义,告别革命,告别政治,告别崇高,告别理想,真可谓五毒俱全!是什么蒙住了某些人的眼睛,一条毒蛇睡在身边仍毫未觉察呢?!日月如白驹过隙,转眼到了1989年。由于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纵容放任,这一年春天开始,国内外敌对势力在大江南北推波助澜,掀起一场严重政治动乱。动乱的目标十分清楚,就是推翻共产党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动乱对每个共产党员都是特别严峻的考验,更不要说对于处在风口浪尖、需要面对青年大学生、身兼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特邀研究员的大学教员王沪宁。那么,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这波空前未有的时代风浪中,此公经受住考验了吗?亦或扮演什么角色?

    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入党不到五年的“政治新秀”——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特邀研究员,却于动乱之际趁火打劫,向中共射出了又一支冷箭。他在1989年5月问世的复旦学报第三期发表文章,题为《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体认:以“五四”为中轴》(以下简称《体认》),非但更加顽强地表现出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膜拜,再次往中共的身上泼粪,而且企图火中取栗,煽动青年学生制造更大的、改朝换代的政治动乱。当然,狐狸总要藏好尾巴才出洞,这一切依然是用隐晦生涩的文字包装的。

    先来看前一方面。首先,王沪宁故意把水搅浑,歪曲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意义。

     众所周知,1919年5月肇始的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产业工人、学生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帝反军阀的全国爱国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决定了五四运动的性质和意义恰如毛泽东所论:“在于它带有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由此,五四运动成为划分时代的标志,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之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则以进步思想界介绍、宣传和研究社会主义为突出特点。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其时已经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而王沪宁是怎样污蔑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呢?这要从他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谈起。《体认》明确宣称,辛亥革命是对所谓“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肯定。什么叫“新政治价值合理性”?虽然王沪宁故技重演,还想拿这个抄袭来的洋名词忽悠人,最终也不得不漏底:“质言之,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取自于西方文明中的民主主义”(复旦学报1989年第三期第33页,下引此刊只注页码),“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实质上就是西方民主主义的价值”(第34页)。我们帮他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

    接着,他喋喋不休地重复道,什么“‘五四’精神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于追求现代文明的政治价值合理性”(第32页),什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推动体认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是一项首要任务”,“新文化运动的一项主要任务,便是想最终确立新政治价值合理性”,“体认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努力,是‘五四’的主要 趋势”(第34页),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新价值合理性的风暴”(第35页),等等。并称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在认同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方面,基本相同”。

    从以上不难看出,王沪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本事不可谓不大。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英美等帝国主义的群众爱国运动,说成性质同辛亥革命一样,纯粹追求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启蒙,说成掀起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风暴;把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同落后于时代潮流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相提并论;王沪宁就这样有意篡改历史,给中共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起点涂抹了污点。

    王沪宁并未就此止步,以其阶级异己分子的本能,他不会放过中共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功绩。如同他在1988年祭起“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污蔑中共一样,这一次他把法宝换了个名字,叫“新价值合理性”,公然污蔑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同国民党反动派一样,都举着所谓“新价值合理性”的旗帜,企图一笔抹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宗旨。他说:“中国社会自二十年代末后便陷入内部两大势力的武装冲突之中。在这场斗争中,双方都坚持新价值合理性的旗帜……这种夺取 政权建立政权的方式,不同于民主主义本身的逻辑”(第35页)。

    王沪宁矢言“双方都坚持新价值合理性的旗帜”,这真是莫名其妙的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动政权斗争了28年,牺牲了千千万万革命烈士,到头来却是要在中国实现他的“新价值合理性”,即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只有王沪宁这类政治骗子才能如此指鹿为马。事实上毛泽东早就批驳了这种反动谬论,指出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甚至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有原则的不同。表现在一部分纲领上,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上,宇宙观上,革命的彻底性上(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8页)。不过,从王沪宁的这种逻辑中,人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在他心中是多么根深蒂固,简直成为衡量一切、检验一切的唯一标准。

    顺便说说,王沪宁过去的许多文章,其实都贯穿着这样的标准。比如1986年5月《世界经济导报》上的“‘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就借总结历史教训之名,攻击中共“对社会生活有着全面的政治领导权,而党的领袖对党又有绝对的领导权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两年以后,这个政治变色龙为向赵紫阳献媚取宠,却大吹特吹“新权威主义”),攻击我国社会“完全谈不上司法独立”,“缺少尊重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传统”云云。可见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已经给他打上深深的烙印。由此又联想到今天某些人大作消解革命、涂鸭英雄的文章,如《集结号》之流,其源盖出于十多年前的王沪宁。

    但是,人们,请不要忘记,言说历史最终是为现实服务的。王沪宁在那个特定的岁月,抛出这样一篇充满“新政治价值合理性”主旋律的文章,决非为文而文,也决非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意在言外——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毋庸讳言,在1989年春夏之交党和国家经历生死考验的危难时刻,王沪宁不但已经是“名人”——复旦大学最年轻的国际政治学系副教授,而且已经是“红人”——被某个人物相中,充当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特邀研究员。以那时追捧“新秀”的世态,应该说他在青年学生里有一定影响。那么他是怎样发挥影响的呢?是与党同心同德,共度危难吗?

     事实胜于诡辩。仔细研读《体认》,我们有充分根据说,王沪宁在那些风云诡异的日子,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说他白天是人、夜里是鬼,一点也不过分。正是在《体认》这篇黑话连篇的文章中,他把对中国没能走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耿耿于怀、心有不甘、念念不忘的情结,化作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忘乎所以地鼓吹西方民主“是合乎历史发展的”,给四五月份正在向全国蔓延的严重政治动乱煽风点火。请看:“直至今日,我们还不能说……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得到了全面的、普遍的、切切实实的体认”(第34页)。“自‘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传播,使对来自西域的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本身发生异议……已将民主区分为旧民主和新民主,已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和劳工大众民主的差异……无异冲击了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体认……未能推及到现实运作之中”(第36页)。“近代以来以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顶峰的新政治价值合理性的风暴……无力促成一种符合要求的全新的权力结构。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迟迟无法流畅地展示。这样一种结局,值得深长思之”(第36页)。“七十年过去了,我们反观历史,看到了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是合乎历史发展的,但同时也看到中国社会蕴含着阻碍它变为现实运作的种种机制。直至今日,中国社会依然受着这场风暴的影响”(第36页)。“中国之政治文化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文化,基本上是‘以文化为中轴的政治文化’……一旦支持它的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受到质疑,这种权力结构距分崩离析就为期不远了”(第33页)。

    不需要多作解读,一切有良知的人们,都可以从王沪宁这些近乎歇斯底里的哀叹中,读出他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渴望向往,以及煽动青年学生加剧闹事的险恶用心。

    “新政治价值合理性”得不到体认,现代化没有很快实现,全是因为社会现实中阻碍重重。要“促成一种符合要求的全新的权力结构”吗,那就让旧的权力结构“分崩离析”吧,而首先是使“支持它的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受到质疑”!这还不是发出要推翻中共政权、推翻马克思主义的明确信号?!四五月份的动乱发展到六月初的反革命暴乱,是不是有王沪宁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一份“功劳”?!

     事实上,王沪宁在这篇《体认》里,也不乏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鞭鞑。他声称:“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政治价值体系,内在地不具备工具合理性的详细成分,而是以经济的充分弘扬为社会基本组织的架构”(第35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过去一直着力维护自己的新政治价值,也未及着力做工具合理性的研讨,在突然掌握了全国性政权后,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不难想见”(第36页)。什么叫“工具合理性”?王沪宁也没有正面回答,但我们还是能从他的下列陈述里找到答案:“其实,对工具合理性的研究并不是没有,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提出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弹劾权和考试权五权制衡的政治发展战略,均是极为精彩的。梁漱溟对新政治价值合理性也有透辟的研究,他曾提出:‘民主宪政在中国,都要从其固有文化引申发挥,而切于其当前事实,不断袭取外国制度。’然而,工具合理性……由于新政治价值合理性没有最终得到体认,而没有实际的价值”(第36页)。

    说来说去,王沪宁仍旧离不开资产阶级宪政那出戏,离不开三权分立、多党制、议会制那些老套路。我们始终不明白,王沪宁贩卖的这种货色,究竟“新”在何处?共产党的老祖宗们不是早就把它揭露得体无完肤了吗?如果说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的青年学生受其蛊惑,还情有可原,那么中共的高级干部甚至首脑为什么竟会上当?这里也要善意地提醒当今中共高层,由于王沪宁掌握了一部分话语权,他从西方抄袭的一些磨棱两可的概念,已经打进中共各种文件,正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共长期形成和经过检验的正确思想体系,可能给党带来难以预测的危害。

    也许是王沪宁像雅科夫列夫那样接受过特殊训练,太过阴险狡诈,或者后台太过强大,以至于一个有着七千万党员的党代表大会,还要将他“决定”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然而,从以上我们援引的材料看,莫说书记处书记,莫说中央委员,就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他的条件也根本不够。难道中国共产党真的朝中无人了吗?!

    作为这个系列檄文的结束语,我们愿将貌似王沪宁的同党,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云飞扬2002年11月24日发在《博讯》上的评论,献给广大网民和中共高层,请三思:“中国在八十年代思想最理智又最激进的改革学者,是王沪宁,而绝对不是所谓赵紫阳的那些左膀右臂(指鲍彤、陈一咨、严家其——引者注)。当时赵紫阳曾经要重用王沪宁,王也为赵出谋划策(请查看当时海内外资料)。我再次恳求大家,是否可以把1989年以前王沪宁的文章,和上面三位1989年前的文章拿出来比较一下,前者是脚踏实地,要一步步改革,最终在中国消灭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党(先使共产党有名无实!);如果我们现在把那三位请回中南海任高级智囊,他们还会提出更好的对付共产党的软刀子吗?”

    连中共的敌人都看出来了:借着改革的旗号——先使共产党有名无实——最终在中国消灭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党!王沪宁是不是一步一步这样做的呢?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4年04月30日 10:43 (星期三)附 件:2个(image001.gif 等...) 查看全部附件

一个中右的立场永远是特立独行哪怕是孤立的

朱学勤 杨鹏

2014-04-29

    朱学勤先生从学者角度出发,审视“右边”,提出“一个中右的立场永远是特立独行的,哪怕是孤立的。”记载文本自媒体团队转发这篇本该被遗弃的访谈,亦是觉得这一话题在当下值得更多探讨。“中右是一种平衡的力量,反对权势,也反对暴力,反对非理性的做法。所以很难很难,意味着牺牲,至少要准备长期孤立长期寂寞。”

    A=朱学勤,Q=杨鹏

    Q:作为批判与反思革命史的学者,您对“right”有何见解?

    A:Right这个名字起得好,而且你们占先。之前我一直有个想法,中国能不能办一个杂志,这个杂志就叫Right。因为Right这个英文单词的几重涵义我都非常赞赏。第一是所谓“右”,第二是“正确”,第三还有“权利”的意思。我认为这三个东西是当下中国最紧缺的。这是最值得欣慰的。虽然它很幼小,很单薄,很孤立,但是我相信他代表了一个民族文明的发展。也要做好思想准备。前途非常曲折,遍布荆棘。这样一个Right,也许问世没多久就会被扼杀、窒息。完全有可能。

    Right的概念最早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所谓“右”又可分为中右与极右等等,我比较心仪的是所谓“中右”。因为“极右”走向种族主义,盲目的民族主义,甚至有可能走向法西斯主义。“中右”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如果讲近代的起源,至少应该从英国的辉格党人的传统说起。辉格党人中右的代表作——1791年埃德蒙德?柏克(Edmund Burke)的《法国革命感言录》,实际上是辉格党人思想史的文献。辉格党并不是人们想象的保皇党,他们是支持美国革命的,支持美国脱离大英帝国。对法国革命初期也抱同情理解的态度。只是当法国革命走到比较暴力的、偏执的、专制的极端,辉格党人就开始反对了。

    到了法国革命时期,“中右”就是吉伦特派的立场。吉伦特派本身就是革命党中的一个派别,并不是反革命阵营,只是不赞成后面雅各宾派那种极端的做法。在对法国革命持一种理性的、同情的、批判的立场的学者中,做得最好的是托克维尔。他并不是简单地站在王党的立场上反对法国革命。他是站在历史的、理性的角度对王党和法国革命极左的一翼都给予激烈的抨击,而且是深刻的理性分析。

    最能说明中右立场的就是托克维尔母亲的外祖父留下的那句名言。“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 这些自由派老贵族,初期是支持法国革命的,当年都是启蒙运动出版商的赞助者。在法国革命第一个阶段,是投身革命的,只是到了第二个阶段, 革命者非常非理性地要把国王一家送上断头台的时候,他们才站出来反对这种暴民的做法,并且留下那句名言,“我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他之所以说这句话是因为之前已经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过了。我觉得这就是中右最好的表达。

    “中右”如果说还有一个表达,就是法国革命结束以后王党归来,整个欧洲各个王室弹冠相庆,在维也纳召开著名的维也纳和会。王党们的舞会通宵达旦,有一个法国自由派贵族,冲进舞会大吼一声。“你们什么都没有忘记,你们什么都没有学会。”这一声我觉得有穿越历史时空与人心的力量。“什么都没有忘记”,这些王党没有忘记革命前作威作福的权力;“什么都没有学会”,经过大革命如此极端的洗涤,他们也没有吸取教训。如果只是以复辟王政为能事,还是会受到历史的报复。果不其然,1815年确立的波旁王朝,到1830年就被推翻了。

    这些就是我所心仪的历史上中右的一些经典人物、经典文献与经典名言。从埃德蒙德?柏克到托克维尔家族,到那位大吼一声的无名的自由派贵族。这就是中国最缺少的中右的价值理念、中右的立场。当国王强势的时候,中右站在国王面前理直气壮地为人民辩护。当人民失去理性的时候,他又同样毫不畏惧地站出来为国王辩护。这种立场我觉得是中国最缺少的。

    在社会被两种极端的力量撕裂的时候,一个中右的立场永远是特立独行的,哪怕是孤立的。

    中国讲独立知识分子讲了几十年,但是很少想过,独立首先意味着孤立,意味着两头都不落好,意味着两边的交叉火力会把你射死。在中国趋炎附势的人太多,当然趋炎附势更主要的是体现在趋附强势。此外也有另一种趋炎附势,当社会失去理性时,他们又转过来对非理性的暴力力量趋炎附势。中国太缺少这种精神了,所以我很赞成你们所做的Right的事业。

    Q:在中国近现代革命中,谁最能代表您所说的中右立场?

    A:五四运动中,中右立场最典型的代表是梁漱溟。当年对于火烧赵家楼事件,他提出,火烧赵家楼的学生要开庭审判,因为触犯刑律。打了曹汝霖,烧了人家的房子,砸了人家的私有财产。北大学生这样一种过激行为,在民国初年法制刚刚确立的时候是应该受到审判的。他当时提出两条:第一,必须开庭审判,不能纵容;第二,必须当庭特赦。不审判不足以维持法制的尊严,不特赦不足以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这是最正确的一个立场。非常可惜,当时举世汹汹,“千人之诺诺”,淹没了“一士之谔谔”。现在回头看,只有梁漱溟当时最正确。

    中右是一种平衡的力量,反对权势,也反对暴力,反对非理性的做法。所以很难很难,意味着牺牲,至少要准备长期孤立长期寂寞。像梁漱溟这样的选择,60年,没有人搭理他。

    Q:在当代史中,站在中右立场的是怎样的一群人?

    A:文革时期,梁漱溟一直是与文革不合作的。也有奋起抗争的,像顾准、张志新、王佩英等。这些人实际上都站在了文革的极左之外,他们的立足之地实际上是一个中右的立场,最后遭到了无情的迫害和屠戮。

    到了改革,中右的立场,说白了就是被官方说成自由化的这种立场。无论是80年代初还是后来清除自由化的那些知识分子,虽然自觉程度不一,但是不约而同地都站在中右的立场,反对极左思潮的复归。

    到了90年代以后,中右立场的代表人物就是前阵子过了90周年诞辰的李慎之。李慎之当年做了自由主义破土第一声的工作。他1999年写的国庆50周年感言,《风雨苍黄50年》,在中文的语言环境里,是可以和1791年埃德蒙德?柏克(Edmund Burke)的《法国革命感言录》相媲美的。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在极其艰难、极其凶险的环境当中,挣扎到现在,一直受到打击。基本上官方不待见的、被左流所拒绝的这批人,都是站在右边的一群人。

    Q:概括一下的话,中右群体可否视为文化与秩序的防护堤?

    A:如果讲右边的文化立场的话,可以这么说,是保守主义的立场,维护人类文明的传统,反对用暴力的手段来颠覆它,打断它,摧毁它。在政体上,可以说是民主主义,要求共和政体,要求宪政。他既反对个人的权威走向专制、走向独裁的帝制之维,又反对社会底层以非理性的方式来报复暴君。在经济上,当然取一种市场经济的取向。市场在经济学家看来就是围绕着价格的波动买卖双方的商业活动。但是从文化的角度看,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人们自发的、自然的、天然的一种经济活动,这是深深地植根于人类本性的,深深植根于几千年的传统的。市场并不是哪一个人的创造,而是从几千年的传统中滋长出来的、自然而然的一个东西。市场可以被暴力朝夕之间取缔掉,但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又会不可遏制地生长出来。市场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力量?因为市场植根于人性,植根于传统,植根于文明。

    Q:在您看来,目前迫切需要哪些思想层面的启蒙与推动?

    A:我觉得就是“中右”的启蒙。尽可能地向公众讲清楚这100年走过的曲折。从五四到文革,他们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极左的思潮从思想到政治是怎么席卷中国的。另外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也要尽可能向民众讲清楚。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那么反动,也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值得维护,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像英国的光荣革命,像美国革命,都是1.0版本的小革命。像我们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1.0的版本。要警惕的、要反对的,就是把这种1.0的版本扩大为2.0、3.0。在这些方面要做的事很多,要说的话也很多。

 

 

 

台湾李敖谈钓鱼岛,令国人汗颜!

2013-12-30

      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也会去参拜靖国神社!而我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今天我想起在抗日战场和朝鲜战场上用血肉之躯抵抗了小日本和美帝机枪大炮的几千万中国先辈……我欲哭无泪,我想跪下叩万个响头……却找不到他们的牌位!

     日本人为什么要参拜靖国神社?因为对于大和民族来说,里面所供奉的:都是他们民族的英雄呀!为了国家民族的荣誉,日本军人可以驾机冲向美国军舰,同归于尽!战败时可以集体剖腹!剖腹!你知道怎样剖腹吗?把刀插进腹部往胸部用力一剖,再横着用力一刀!淋漓尽致!为了祖国的尊严,你们谁敢!谁愿?!不敢就没有资格说日本人!

      张自忠,是谁?邱少云,还记得吗?朝鲜战场上的两位特级战斗英雄是谁?回答的出来吗?你知道他们的事迹吗?你知道他们是怎样死的吗?今天我们已经把他们遗忘的差不多了吧?我们已经蜕变了,我们已经没有了精神,我们不配做中国人,我们的时代罕有英雄,罕有男子汉!我们丢了祖宗的脸,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一样窝囊!当然这指的不是我们的政府,而是我们的这一代人。我们的政府懂得强国之道,懂得什么叫忍辱负重,后发制人,我们的政府建立了丰功伟绩。而我们的青年,除了象狗一样叫几声,骂几声,无所作为。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领先了几千年,多少英雄豪杰,多少王朝强盛之极天下之大,唯我独尊,侠客英雄,君子大家层出不穷,他们能够舍生取义,光明磊落,精忠报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而今天为了钱可以没有人格,更何况什么国家民族的尊严?!没有想到,到了今天,中国已经找不到什么英雄!即使有,也被官吏当作花瓶装饰一下政绩!被一些白痴当做傻瓜猴子嘲笑!今天是我们自己有人看不起中国传统的东西,它们是西洋的走狗!我们的英雄不应该被忘记。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日本人有靖国神社可以参拜,我们没有!也没有人要去!烈士尸骨还在,名字已经消失……我想找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我想请日本人告诉我当年是谁在中国的哪个地方和日军血战过!不过日本人肯定不告诉我,我们的英雄已经战死几十年,日本人仍然害怕他们。但今天我们比抗日时有钱,日本人却变本加厉地唾弃我们!这不能怪他们,我们是活该的:一面我们的尾巴翘得如此之高,欢迎日本的二流商品在中国称雄,陶醉于日本影片,崇拜日本明星,我宁愿他崇拜东条英机,将来成为中国的东条去灭了日本。一方面我们的下一代很多被娇生惯养,严肃的东西不看,中国历史一问三不知,中国的未来是一大堆软骨头的孬种。当日本人在小学课本里彻底扭曲侵华历史时,我们的教育学家居然在讨论金庸武侠小说要不要入选中学教材!更何况,我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居然连英雄都唾弃。这已不是悲哀那么简单了!在民族精神上,中国人不如日本人。

      日本人说:从总体上看,支纳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种族。在总体素质上,南方支纳人又要远远优于北方支纳人……我们日本人(除了只会叩头的少数政客外)愿意称你们国家为支纳,不愿称它为中国,但我们称宋代以前为中国。我们轻视支纳人的一个原因我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日比谷公园,指着缴获北洋水师的战利品对我说,日本就是在打败支纳的北洋水师后,才成为世界上主要强国的。当我来到支纳的时候,我发现支纳人比我想象的还要低劣,他们对我这个毫无背景的日本学生点头哈腰,说什么都是日本的好……   

       我问他们支纳一个在韩战中为了完成任务宁愿被火烧死的英雄时(邱少云),他们居然说那种傻瓜再也不会有了。我们日本有靖国神社……我们日本人将会永记为国殉死的英灵,他们在靖国神社里享受他们应得的敬意。每当我们唱起为国而逝的英魂啊,你要常常回到慈母的梦中,我们就会感慨万千,永志难忘。支纳人,我们敬拜靖国神社时,你们根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对他的说法我深有知己之感,他日我若在战场上遇到他,必先干上三杯再打!张自忠将军在枣宜战役壮烈而死,日本高级军官亲自抬棺!虽为敌人,杀死日本人无数,但日本人起码知道,英雄是用来崇拜的,这样的英雄,即使是敌人,也应表示万分的敬意。只有这样敬重英雄的民族,才能长盛不衰,日本人就是这样的民族,日本人不是看不起中国,而是看不起现在的中国人。我们的祖先他们不敢辱没。只有我们这些不肖的子孙自己才干出辱没祖宗的事,忘了祖宗的许多精神和思想精髓。日本人只尊重强者,你打死他,也要尊重你。日本人唾弃弱者,你越跪得欢他越把你当狗对待。而我们是弱者。

      中国的历史上,有多少英雄惜英雄的故事,如今只是故事罢了。现在的人连自己眼前的英雄都讥为傻瓜!何况别人的英雄?当然,我说是有立场的,日本人的英雄是我的敌人,但即使要灭之而后快,也应先敬三分,对于本国的小人汉奸,即使是同一祖宗,也应诛杀而唾弃。我们有的人看不起先辈,看不起父辈,认为他们老土,但正是在这些老土的父辈身上,才有希望看到中华民族真正的精华,正是他们直接间接和日本美帝斗争,才保住了我们的最后一点尊严。今天中国周边形式严峻,也有许多英雄在大叫骂娘,让我感到中国真的没有希望了,关键是没有人想一下我们能干什么?

     我们要报仇,但只不是用嘴!那只会象阿Q!血债要血还,但我们要懂得尊重自己尊重敌人,大丈夫喜怒不露,杀人于无形。如果,打一场仗可以打出我们的民族精神来,可以让我们的科技和工业前进一大步。那么,我们打!无赖的老年日本人根本就不承认侵略过中国!无知年轻日本人根本就不知道侵略过中国!无耻的军国主义者说当慰安妇在是一种荣耀!我们却在自我安慰的寄希望于日本人的良知!而他们认为我们这些可怜的第三世界在编造故事以敲诈他们的钱财……

      我们应该学习犹太人:曾经集体拒买一家德国工厂的产品,最后导致这家公司的彻底破产!起因就是因为这个公司的.裁说了一些所谓理解希特勒的话!现在德国人对犹太人特别好,您知道为什么吗?原因有二:一个是怕,因为犹太人特别团结;第二个是犹太人的狠:犹太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纳粹分子的追杀!只要在这个地球上发现有任何藏匿的纳粹分子,他们就一定就会抓捕绑架,如果实在无法得手,那就杀!看看我们中国呢?!对刽子手的仁慈,无疑就是自杀!

 

 

 

台湾是面破碎的镜子

英国《金融时报》特约撰稿人 郑东阳

2014年03月25日

    台湾学生的“占领”运动将何去何从?24日,占领立法院后的学生冲进行政院后,被台湾警方强制驱离。当天早上警察清理行政院大楼时逮捕了61人,其中有35人可能会被起诉。

在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全数缺席下,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等8个常设委员会24日联席初审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通过提案要求行政院撤回服贸,并重启谈判。马英九政府正面临极为尴尬且难处理的局面,一些学生组织已经呼吁在台湾全岛罢工停课,以让更多的人能到台北市参加抗议活动。

2012年台湾大选时,我在台北观选。我可以感受得到年轻人对政治的不感冒。这些小清新的年轻人喜欢那些简单的小情歌,没有罗大佑般充满社会关怀的愤怒,而是讨论什么叫美丽、什么叫丑陋、什么叫疏离……对他们而言,自己和自己的对话就是政治。但两年后,他们发起了这场抗议活动,并称为“向日葵运动”,因为这个名称代表阳光和透明度。

关于此事,很难做出谁对谁错的结论。贸易自由、尊重民选政府,纠正偏差可以靠集会游行和选票,都是普世价值,但在台湾学生与政府的冲突中,坚守哪个与不坚守哪个,让两岸的人们从来没那么纠结过。

  服务贸易之争是在争论贸易自由么?

    研究台湾和香港问题时,很难适用一些通俗的方法论,比如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往来问题。理论上,市场原教旨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一般支持者会批评那些认为大陆在让利、香港人不懂感恩的观点,因为所谓的“特供”(香港大部分农副食品由内地进口,为此内地还建立了供应和食品安全检查系统,以满足香港对食品质和量的要求)是正常的贸易行为。同样,那些认为大陆游客是“蝗虫”,甚至反对自由行的言论也是挑战普世价值。

    最为复杂的是,双方的经贸往来背后有“统战”因素,有时讨论的语境没办法转换成单纯地讨论贸易自由、民主规则问题。特别是对台湾这样一个主权定位和前途都未决的民主政体来说,已经不能完全用普世价值体系来解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但假议题就是假议题,不要高尚地说学生是在如何要回自己的民主等,占领立法院行政院可以说是争自由,但离求民主还很远。这一时间过程中马英九政府黑箱操作、程序不正义等问题都是值得讨论的。

    但假设马英九政府更尊重程序,服务贸易也完全有利于台湾,学生们也还是会占领立法院,因为这一行为本质上是来自对大陆的恐惧,与欧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类似风波里的主要诉求“反资本、反全球化”实则不同。这项与大陆签订的服务贸易协议将允许两岸在一系列服务领域、从银行业乃至殓葬馆,对对方进行投资。反对者担心两岸过于紧密,台湾会因此被大陆控制。另外一种声音支持降低某些行业的贸易壁垒,但反对国民党立法委员依仗其立法院多数党的优势强行将这一动议提交至立法院进行投票,而未对协议进行承诺的逐条审查。

    近年来,台湾已经出现了左倾的苗头,但还未出现可靠且理念真诚的左翼政党。而大多数所谓的反财团、反资本和反全球化的运动都喜欢搭两岸关系便车,认为马英九与财团勾结,大财团则是两岸关系缓和后最大受益者。学生运动将台湾一些民众近年来对马英九两岸关系政策上的不满推向了高潮,触及了人们关心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包括国民党的独裁历史、以及台湾与大陆之间令人不安的关系:不断崛起的北京坚持“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双方经贸往来越频繁,台湾越依靠大陆,最终必将与大陆实现统一。贸易自由一说在这一事件中似乎不能简单适用。

    坦白说,以台湾今天的文明程度,流血和暴力镇压几乎不可能出现。至于社会运动应该把握到什么程度?是否应该尊重民选政府、尊崇体制?而纠正其偏差又该采取什么行动?占领立法院和攻陷行政院是否是很好方式?学生的社会运动能不能代表台湾人民?动用警察权强制驱离学生是否有正当性?都值得探讨。

    美国社会学者赫希曼认为,面对一个国家地区或者组织的衰落时,一般有三种选择:忠诚、呼吁、退出。显然学生们的诉求属于呼吁。代议制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可以呼吁,抗议,但纠正方式并不仅仅只是如此。台湾不是大陆,驱离学生有本质不同。除非你在质疑当年大多数人选举出的马英九政府的合法性,但若是如此,你可以去推翻,甚至对公权力诉诸暴力。

    我不知道有多少学生是出于自己的判断,又有多少是搭便车来表达自己的不满。马英九危机公关能力饱受批评,而且缺乏政治智慧,这样的结果除让大陆微博上的脑残粉雀跃外,哪一方都不讨好。至于一些台湾媒体发表的“台湾民主法治最败坏的一天”的看法,则有点上纲上线,更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台湾问题症结是“与捆绑了十亿消费者的威权政体打交道”

    撤回服贸、重启谈判再所难免。但怎么能够与大陆签一个不损主权又保经济成长的协议,对当下的台湾,是个无解的难题。不签又能怎么办,能提出一个替代的经济成长政策么?作为一个几乎完全靠贸易的经济体,台湾能放着身边巨大的经济体不开放吗?即使民进党在未来几年内,在所有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完全执政,也很难改变两岸关系不断拉近的长期趋势。

    台湾经济依赖于贸易,而大陆是其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也是台湾巨额贸易顺差的来源。在台湾制造企业的供应链中,大陆处于中心地位。台湾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有80%流向中国大陆。除了这种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之外,大陆还在以许多其他方式对台湾施加影响力,造成难以长期抵御的局面。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大陆区域依然布有导弹,大陆施加的影响,包括双边和地区性经济协议,制约了台湾的国际空间。服务贸易协议便是如此,马英九政府称,没有这一协议,台湾就不能与其他国家和贸易组织签订协议,比如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组织。

    大陆对台政策也会左右在大陆有投资和固定资产的数十万台商的政治选择,这些台商有不少是巨头。过去两岸达成的许多共识,也许只能说是国共共识,或者说是“郭台铭共识”,因此马英九才会不断被质疑。

    理论上,这很正常,民主社会里,商业巨头本身就有影响政策的能力,欧美也是如此,一些跨国巨头公司也游说国会,让当局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对华政策。但因两岸关系的特殊性,使得这种让步有可能是致命的。比如2012年大选期间,一些商业巨头在临近投票前公开表达了对马英九的支持以及对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担忧。自从台商蔡衍明入主台湾著名的传媒集团旺旺中时后,这家媒体变得比大陆在香港投资的那些左派媒体还无操守。

    面对这些强大的压力,台湾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唯一用来说服国际社会以及大陆民众的是其成熟的民主社会制度、较为先进的社会治理经验。任何一个主政台北的领导人,维持现状时,都可以有理有据地指出,政府只是在遵从公众的意见。这也是台湾最大的筹码,两岸关系缓和贸易正常化,受益的其实不仅仅是学生们批评的财团。不少大陆民众因为这种正常化,得以认识CCTV以外的台湾,甚至对台湾现状投以羡慕之情。

    台湾民众渴望两岸关系正常化带来的和平与经济成长,但他们并不愿意为了得到繁荣,而放弃一些价值。但北京的立场是无法动摇的,北京的影响也是无法回避的。

    前华尔街日报驻京中国总编、道琼指数中国总执行官James McGregor先生根据自己在华十多年的经历给在华外企写了本书,名为《十亿消费者》(One Billion Customers)。书中谈到,欧美许多跨国巨头与北京进行贸易的过程中,甚至政府与北京的贸易谈判中,有许多他们难以启齿,甚至违背他们价值观的一些事情,但为了这个消费市场,他们还是做了。而近年来中国已成为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的重灾区,一些高官子女不断被安排进公司。

    在中国执政党内部,其实还是有相对积极的力量,比如具体涉及到经贸的部门比意识形态浓厚的部门要开明一些。比如WTO协议的中美部分,最后是妥协的结果,这个协议安抚了中国政府内部两派批评最激烈的官员,电信和保险部门。中国只允许外资在保险公司中占有49%的股份,而外资在电信增值服务中的股权比例也从51%降到了50%。作为交换,试图改革的那一派被允许加快部分城市开放这些业务的时间表。

    大陆当局并不能完全代表十亿消费者,内部也有正在兴起的制衡力量,服贸协议、WTO协议等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力量其实也在制约着大陆执政者。若美国等当年完全拒绝中国,放弃十亿消费者,也许今天的中国会变得更加没办法接触。在朱镕基任总理期间,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和其它贸易谈判,中国还第一次建立了各部委间的征询机制。中国自上而下的命令式体制在遇到商业和经济问题时正经历着变革。但即便如此,如何与之打交道还是个难题。

    中国大陆与马英九当局过去这些年开启了一个更紧密联系、乃至未来会走进政治谈判的两岸关系。表面上,推动这种趋势的力量是经济往来,但趋势本身却更为复杂,并非仅仅出于经济原因。

    台湾在1991年宣布“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后,时任陆委会副主委的马英九,作了一个题为《终止动员戡乱后对中共及两岸关系之定位》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中华民国之主权及于大陆全境的立场不改变,但仍然坚持“现阶段我政府与中共政府不作政治性、实质性接触”。比较重大的调整则是放弃以“戡乱”方式统一中国,与此相对应的是不再视中共为当然的“叛乱团体”,同时将中共定位为“实际控制大陆地区之敌对政权”。

    马英九的两岸关系观大概也就局限于此。“内战尚未结束的两个政治实体”显得十分粗暴但也无奈,毕竟台湾已经解严。其实北京也十分纠结,“以经促统”固然是其选择的一种可行方式,但也让一个更为真实、可以接触的台湾展现在大陆青年人面前,尽管台湾没想象中那么好。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弗里德曼曾预测,香港的明天取决于两种速度的比较:香港的内地化,或者内地的香港化,哪种发展的速度快,将决定香港的未来。同样,对台湾也是如此。

走向民粹化的台湾让问题更为复杂

    台湾社会虽然没有左翼政党,但也正在民粹化。

    比较令人担心的是,台湾的民粹化有了大陆因素,使一切看起来更有道德优势。他们的逻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形容:一架飞机上,一些对机长不满的乘客占领了机长室,一些人认为这种行为可以忽略,因为他们觉得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架飞机正开往敌营。民粹化的伤害是很难挽回的。比如健保问题,台湾全民健康保健保障十分全面,但亏空也很严重,政府屡次希望提高民众缴纳的健康保险额度,但因抗议不得不搁浅,民众的想法是“又要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2012年大选时,让我最难受的是,在立委选举中,一个号称要让健保免费的组织都能过得几十万票。

    台湾领导人难干,几乎已到了任何公共政策都出现意见分歧、莫衷一是的状况,不仅仅是两岸议题。而且台湾年轻人与他们的父辈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生下来,就呼吸着民主的空气。对他们而言,民主不是作战的武器,而是生活的工具,是不满意时的一记“否定”。同样,他们也正在面临台湾经济高速增长后的停滞期,各种泡沫的崩裂,失业率上升,“念不起书”的忧虑不断萌发、“流浪博士”的说法悄然风行。因此,他们不信任权威,也不信任经济学者,更不信任当局,甚至对自己都缺乏自信。这种极端不信任未来会持续很久。

    台湾地区前景到底如何?未来怎么办?很多人寄望马英九政府给明确答案。我相信不仅马英九没办法给答案,蔡英文如果2016年能上台也没办法。或许只能说台湾与大陆太近了。虽然台湾对中国大陆而言,只是个有意义的他者,但如今看起来更像是一枚破碎的镜子。

    (注:作者系前凤凰周刊编委,曾担任媒体台湾新闻记者多年。)


 

 

 

读劳伦斯·却伯的《美国宪法》

朱苏力

2014-05-11

    1978 年哈佛法学院宪法讲座教授劳伦斯·却伯(LaurenceH.Tribe) 出版了他的宪法专著《美国宪法》,立刻获得了普遍的赞扬。1980 年该 书被评为“全国最出色的法学著作”而荣获三年一度的法学著作奖,此后成为当代美国各州、联邦以及外国法院最普遍引征的头号现代美国宪 法著作。十年后,却伯根据美国宪法的发展修改丰富了该书,出版了该 书的第二版,这一版比先前增加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这部近2000页(中译估计有250万汉字)的巨著奠定了他作为当代美国宪法的最著名学者之一的地位。

   说起来,令以难以想象的是却伯教授与中国还有些历史联系。他本世纪三十年代出生于中国(按出生地主义他也可算是中国人!)的一个俄籍犹太人的家庭,5岁时到了美国,16岁进入哈佛大学,后进入哈佛法学院并以优异成绩毕业(magnacum laude)。仅十年之后,就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美十名最优秀的法律教授之一。他1985年出版的《宪政的选择》“确定了他作为我们时代最领先的宪法思想家”(评论者语)。他思路极其开阔(笔者曾读过他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定理为理论指导的长篇美国宪法论文!)、文思如涌(至1987年他已出版了十几本专著,近百篇论文。)、雄辩(作为倾向于自由派的学者,他曾多次在已趋向保守的联邦最高法院出庭辩论,获胜率竟高达70%以上;他多次就联邦最高法院人选问题出席参议院的听证会,并且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哈佛校园一度流传这样一个笑话:八十年代末期,却伯教授发现自己的办公室被人安装了窃听器,不知何人所为(此乃实事,一般怀疑是联邦调查局所为,因却伯思想属自由派,以法律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法学院的学生们开玩笑地说,这乃是却伯自己所为,目的是为了记录自己的日常会话,防止思想遗失——由此可见其思想之丰富、并且在日常言谈中不断流露。

    却伯教授的这部宪法著作是美国法学院的宪法教科书之一种。作为美国宪法教科书,是很难写成学术著作的。这是因为美国宪法和法律的传统与学术专著的要求之间有难以两全的内在冲突。美国虽然有当今世界上最久远的成文宪法文件,但作为实际运作的美国宪法制度,却是由法官根据对宪法阐释而累积建立起来的。翻开美国宪法,人们发现不了有关作为美国宪政制度的特点之一的司法审查的明确规定;又例如,尽管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大量管制经济的法律并有大量的管制经济的活动,而宪法上并无明确的这种授权,有的只是在异国人看来含义不清的“管制州际贸易和涉外贸易”的权力。这些权力的行使以及支持这种权力行使的合法性的制度,是历史形成的,“是一个非常连续的历史的构成;它是长期以来一系列并不完全一贯的妥协的产物;它反映的不是一种理想,而是反映出一套有时被强化、有时有冲突的理想和观念”(页1)。因此,要了解美国宪法,仅研究美国宪法文件根本不行,而必须研读大量联邦最高法院的决定。因此,几乎——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所有的美国宪法著作又同对是美国宪法史著作。

   然而,实在的历史并不是依照逻辑体系平滑展开的。历史有大量的断裂、错位、大量的断裂的连续和连续中的断裂;而大量的偶然事件,却又成为某种规则、某种制度的种子。如果这样去记录、叙述美国宪法,宪法“就有从根本上成为奇闻逸事并支离破碎的危险”(页1),而不可能成为理论性著作。理论总是从特定角度对历史上的事件的有选择记录、独具匠心的想象组合和某种清醒的和不清醒的有针对性的阐述。但这种理论化的历史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在一定意义上,选择的同时就是排斥、就是否认、就是压制、就是要把丰富多样的实在和更丰富的实在的意蕴概括进一个有意无意预设的框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观念结果的理论,包括理论化的历史,总是对桀骜惊不驯的实在历史的征服。理论化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为了积累传播知识,这甚至是必要的。然而以这种作法来教授和看待美国宪法,也许理论上成功了,但它不仅有违历史,而且一进入司法实践和司法传统就会行不通。因此,一部好的同时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美国宪法著作,必须在保持历史之丰富性及历史解释的可能性之丰富性与理论的总体化倾向及要求之间保持一个必要的张力。

   却伯教授的这一专著比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也许这正是其获得普遍好评的原因之一。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美国宪法的七个基本理论模式来组织作为该书所讨论的宪法原则、规则、理论和实践。他认为,“这七种模式代表了从18世纪至今美国法律中为宪法性论证和决定的主要选择”(页2)。这些模式是(1)权力分离分割模式、(2)隐含受制政府模式、(3)预期确定模式、(4)政府运作恒常模式、(5)偏爱权利模式、(6)同等保护模式和(7)结构性正义模式。

   却伯教授认为这些模式“代表了大致相近的趋势、强调和方法,而不是精密的正式体系,提出的这些体系并非相互排斥的”;“任何特定时期的宪法话语都来自不止一个模式所独有的观点和范畴。这些模式所反映的既不是完全清醒的思想格局,也不是完全不清醒的解说性结构;它们结合了这两种意识层次上的因素”(页2)。他认为这些模式具有特别的历史根源,在法律和政治实践中有具体反映,而不完全是强加的思想构建。可以说这些模式是却伯教授在吃透了司法决定和律师论证后提出来的。

   这七种模式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的,但相互之间并没有一个有序的承续关系,它们同时隐含在宪法里,在一个历史时期里,有一个或几个模式同时起作用。最早的、占主导地位的是为了制约权力而提出的分权模式。分权包括两大部分,在中央政府是横向的三权分立或分离;同时采用联邦制,中央和地方之间纵向的权力分割。却伯教授认为尽管这一模式一直到今天持续有影响,但这个模式主要是在美国内战之前的年代扮演了深入广泛的角色。与模式(1)相伴的还有两个补充性的模式(3)和(4):预期确定模式以及政府行为恒常模式。这两个模式从不同的侧面要政府制度保持稳定和原则的普遍性,从而使人们得以恰当安排设计自己的活动。却伯教授认为这两个模式源于权力分离分割的一些预设,但这两个模式从一开始就明显超出了制衡观念(页5)。

   却伯认为在20世纪三十年代之前与模式(1)、(3)、(4)相伴的还有模式(2)。这一模式基于一种形式主义的和本质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联邦、州、地方政府和个人的权利,认为这些权利是不变的,是由这些事物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这就隐含着一个有限政府的模式,有些事政府不应管,也不能管;越权就是违宪。在内战前,个人权利主要由州和地方政府保护。因为这时的理论假设是地方政府与大众更接近,更好地表达了民众的声音。而内战之后,这一权力逐渐由联邦政府承担。

   但如何划分政府的权限呢?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不可避免。于是出现了社会与联邦司法之间的剧烈冲突。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新政和这两者促成的智识运动,模式(2)最终衰落了,其中的制度界限与个人权利之间的特殊联系被切断了。经济的大变革以及伴随着的观念性革命摧毁了这样一种确信,即财产权和契约权是普通法中显现出来的某些事物自然秩序的结构。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由并不简单是盲目的社会力量和偶然的经济力量的合力,而是政府的积极活动的作用。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法官们再也不满足以界定政府机构的内在限制和内部界限来保护正义,他们在政府权力公正问题上耗费精力地寻求一种新理解。却伯认为从1937年以来的这种追求,以及这种追求的成功和失败标志着现代宪法思想的历史。取而代之的,却伯教授认为,一方面是法学家仍然不时求助于干预确定模式和政府行为恒常模式。另一方面是依据美国文化而提出一些偏好的权利,专断地将之确定为“免受除合理性得到最强有力(most compelling)证明之外的一切政府的涉入”的权利。这种模式(5)涉及到的有交流表达权、政治参与权、宗教自主权和个人隐私权。它并不寻求界定对所有政府机构的权力的固有内在限制,而是规定有一些领域应当排除政府权力。另一个竞争性的模式是同等保护模式(模式(6))。这一模式要求司法确定一些应当对所有人同等开放的社会和法律结构的根本方面,反对政府对所有应当同等对待的人们的基本权利持不同待遇标准。却伯教授认为在当代,美国宪法中出现了模式(7),结构正义的模式。他认为这是由于社会的一般性变革,由于六十年代末期任命的一些最高法院法官对模式(5)和模式(6)的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有争议。这一模式“完全由从模式(1)至模式(6)已有的观点构成,但在其有关政府决策制定的结构性关怀与有关个人和社区权利的实质性关怀的联结方式上仍然是独特的”(页8)。

   通过对七个模式的分析,似乎令人无从下手的庞大的、不整齐的、甚至有内在矛盾的美国宪法实践、宪法历史和宪法理论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和形态;一个历史的发展、演化、蜕变的体系;一个理论的结构体系;一个多种宪法观点共存、互补、联系的体系。也许,却伯教授的这部宪法著作之所以在诸多美国宪法著作中引人注目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结构方式完成了历史、理论与多元宪法理论的统一。

   却伯教授认为当代宪法的核心问题是要在限制政府权力和利用政府的权能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如果说20世纪以前的宪法强调的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的话,那么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们已日益接受、并且事实上经常要求政府主动干预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因此传统宪法中的权力分割分离和制约以限制政府的理想与要真正实现自由政府必须干预而不是消极无为这种现代确信之间有不可避免的张力。由于美国传统宪法的文字限制,却伯教授认为,这后一种确信常常以特殊形式通过法官对宪法的解释而体现出来,进入现代宪法的话语。例如,政府必须为表达自由的机会提供便利,这种观点是作为对政府限制言论和集会的禁止而出现的。又如,政府至少必须保证人们某些最低限度的生计和住房,这一影响更加深远的观点穿着的语言外衣是禁止未正当化的政府歧视和程序不公的政府剥夺。而这种宪法观念的转变从根本上看是社会转变(却伯认为这一转变在美国还没结束)的结果。

   另一个美国宪法的理论问题也许是美国所特有的问题,即在一个民主风行的时代,为什么要由不是选举产生的法官来决定政府行动是否合宪,而不是由大众选举产生的国会来决定如何行为。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普遍的宪法、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问题,也许是不可能发现答案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最基本形式是,为什么一个合法性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国家会选择以信奉一个原初协定——由人民制定的、对其后代有约束力、并且有意结构得难以改变——来构成其政治生活”(页10)。

   却伯教授以一个行为科学的实验例子提出了宪法制度作用问题。他认为宪法制度的作用就是为了防止社会的短期波动而危及社会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他认为在传统的社会中,宗教或其他社会深层的持久确信曾起到这一作用。而在一个现代的多利益主体多元社会中,“只有类似宪法的明确的协定才可能很好地服务于这些目的”(页11)。为了使社会不受一时的压力的影响,也许必须建立强制执行宪法协定的机制;“为获得以后的、更大量的利益,有效的设置一定要包括(1)或者可以防止当有近期小利时偏好发生变化,(2)或者保持主体不随变化而行动的措施”(页11)。美国宪法和依据宪法建立起来的司法审查制度就是这一机制的作用。

   但这答案并没有结束问题,因为法官自己也许会越出宪法委托给他们的权威领域,并因此为个人冲动服务而不是为宪法服务。对于这种危险,传统的问答是,由于司法部门“为严格的规则和前例所约束”,由于“对剑(行政执法部门)和钱包(立法拨款部门)都[缺乏最终]影响”,联邦司法部门“也许真可以说是既无强力也无意志而只有判断”,并因此也许可以期望它一直是“最不危险的”部门(页12)。但这个回答是无力的,它没有回答司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问题——尤其在一个司法失去神圣的光环之后的年代。
却伯对美国司法部门的特殊作用提出了一种广泛的功能主义解释。

     他认为以民主的合法性而怀疑司法的合法性问题低估了在政治对话中严格的宪法话语和司法决定的位置。在司法中,法官、律师通过对宪法文本中有关权利责任的语言措辞中的深刻差别进行辩论,这实际是在国民生活中进行说服教育,同时也是一种道德教育;其目的不在于为冲突各方寻求一个永久性的一致,而是寻求一个以司法调整的无尽的斗争。他认为尽管其他部门也宣誓要维护宪法,但在这个由政府各部门参加的宪政话语中,司法部门有一种独特的权能来保持一种独特的许诺,司法部门通过对有多种解释的宪法的研读而对政府权威作出解说并证明其正当。他认为只有一个没有日常政治责任、但又相应地有责任受职业同伴和警惕的普通批评者监督的对话机构(即司法部门),才可以指望保持这样一个许诺。却伯教授又认为,尽管宪法应当强调司法部门的作用,但不应过多停留在对司法权能和合法性问题上的讨论。因为美国“宪法不仅是对联邦法官的命令,而且是对美国的一切公共政权的命令”(页16)。因此,却伯教授在全书中,并没有将宪法问题约简为宪法的机构问题,而是自始至终贯穿了对实质性问题的关注。“不可否认,对一个问题的答案如何很重要取决于由谁来回答问题,因此对机构的担扰不可避免地与一些实质性担扰相关;但不能许可机构问题永久性地遮蔽了那伟大的真理,那就是,我们所解说的毕竟是一部宪法,而不只是宪法的司法处置”(页17)。

   上面是基于该书第一章对该书主题的一个概括,书中对美国宪法的具体细节大量的细致精到分析自然无法一一涉及。即使对其主题,本文也无法、或者不愿作一个真正全面的批评。这是一部美国学者写的美国宪法专著,以一般的宪法理论或政治社会哲学理论加以批评,而缺乏对美国社会的透彻理解最多是隔靴搔痒,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在下文中我想谈一谈阅读此书的两个问题。

   首先,有必要指出,这部著作只是对美国宪法的解说,是对美国宪法的一种解说。将之泛化为普遍的宪法理论或哲学,或者将之视为对美国宪法的唯一解说都将犯下非背景化的错误。却伯教授在该书的第一版序言中就说到:美国宪法是明知不完整的、经常是故意不确定的(页vii);而且全书的分析无一不是结合了对特定的美国社会历史背景的思考。不仅如此,却伯教授本人的政治倾向和他写作该书时期的美国宪法的变动也必然对该书的表述和强调有影响。却伯是美国宪法学界倾向自由派的学者;他写作再版该书期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现了保守派法官占主导地位、从而对美国宪法作了一系列保守主义解释的局面;一些司法前例的效力被削弱、甚至有可能被推翻。却伯教授对这种倾向明确提出了批评(第一版序)。因此,该书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他的宪法观和对美国宪法的理解作全面解说和论证,为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司法界。例如他强调宪法不仅是对法官的命令,而且是对立法和行政官员的命令。他直接指出如果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关系重大的司法决定,立法官员有权按照他们自己对宪法的理解而颁布新法律以维护被联邦最高法院所否定的宪法性权利。不了解并重视这一背景,就难以恰当把握却伯对美国宪法的解说和宪法批评。

   应该指出,该著作的政治倾向性一点也不减少该书的学术价值。其实,所有认真的学术著作(这就排除了为商业利益或评定职称而草率拼凑的所谓学术著作)都具有倾向性,都是有感而发、有感而作;不存在中立客观的、因而优越于他人、他人应当或必须接受的理论视角和学术结论。却伯自己也在书中指出这一点。宪法的解说和批评都涉及到对价值的选择,涉及到在对立的观点中选择“站队”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对于我——一个中国读者的启发。首先是宪法。宪法按其西方字面来说指的是国家的实在的根本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才写了《雅典政制》,考查了各城邦的宪法,而当时的希腊各城邦并没有成文宪法。亚氏只是描述了各城邦的实际政治运作的根本性规则。但是在17、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影响下,近代宪法被文字化了,被仅仅视为是规定性的,甚至实践中被等同于现代民主制;由于对文字的迷信,人们似乎感到文字规定可以改变社会中政治的运作。但历史已一次次证伪了这种宪法观。今天,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成文宪法,曾有美国学者研究发现从文字上看这些宪法实在是差别不大,而实际运作差别很大。这种现象或者表明文字性宪法不可能有效表现,更谈不上有效制约社会的运行机制;或者表明应当修改我们对宪法的理解,应当把宪法理解为一个社会中实际政制的描述。由于美国宪法和法律传统,美国学者对美国宪法的理解历来都具有这种具体性,而不只是阐述宪法的所谓“原理”和美国宪法文字本身。
   相比之下,中国的宪法研究过多地注意了规定性,而不注意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社会政制运作的概括和描述。依照这种观点,结论之一必然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宪法。的确,中国直到近代以前一直没有成文宪法,也没有与近现代西方相似的实际的宪法制度。但这种观点的最大误区是否认任何社会政治运作都具有制度性的因素,它进而使我们不重视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政治运作的考查总结概括。同时,这种观点又是以西方宪法(甚至是以法国和美国宪法)为标准的产物:如果说我们历史上没有与西方宪法类似的东西就没有宪法——宪法在此被神圣化了,宪法被等同于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西方的意识形态(17、18世纪的西方的政治国家话语)。却伯的著作也许有助于我们打破这种由中国人制造的西方宪法中心的迷思。却伯的著作雄辩地也切实地展现了美国宪法的演化、发展及其内在模式的流变。今天的美国宪法的确还是二百多年前的那部宪法,但却伯的分析却显示又不完全是、甚至完全不是那部宪法。却伯说宪法是一个无穷尽的、一个国家(Nation)的世代人都参与对话的流动的话语。如果我们以一种现实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来重新考查中国历史和现实,也许更有利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改革和开放;也许我们可以为人类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却伯的著作还指出一点,不存在一种普遍有效和永恒有效的宪法制度模式(其他西方国家的历史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法国自1789年革命以来宪法已换了多部,而英国从来就未曾有过一个确定的宪法文件),宪法模式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如果我们以那种基础主义的哲学观看待宪法,试图设计一个万古长新的制度,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中必定是一个失败。无疑,中国当前的改革要求政府转换职能,减少政府对社会特别是经济生活的干预。但如果以为这就证实了18世纪西方的宪法观(有限政府、三权分立等)是永恒的真理,那就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如同却伯教授的细致分析所表明的:在现代社会,为了社会的利益和保障个人权利,政府应当、同时也必须积极主动地干预社会。

   美国宪法毕竟持续了二百多年了,除了添加了26条修正案(而其中大约只有十几条意义特别重大),美国宪法文件没有变化;那么美国宪法又是如何得以演化流变的呢?却伯教授的著作(当然还有其他人的关于美国宪法的著作也显示了这一点)表明了法官、律师对宪法文件的阐述性的适用是推动美国宪制适应美国社会变革的动力。通过这些人的相互冲突性的合作(一个矛盾的表述!),一部明知含糊、故意不确定、甚至今天看来曾有过重大历史错误的(关于美国黑人不算完全的人的文字仍然存在)美国宪法变成一个非常细致具体的可操作化的制度。只要粗略一翻,读者就可以感受到那些如此一般性的语言在这些法官律师的手下竟变得如此精致微妙和具体,如此富有可塑性却又如此坚韧;因其可塑,所以美国宪法可以随美国社会发展而流变;因其坚韧,所以美国宪法又确实在规定限制了美国社会和政府。而这一切又不是恣意的决断,而是有一定的合理性证明的(justification)。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里并不是在赞美美国宪法制度本身,而只是在赞美美国法官和律师们的工作和技巧,赞美他们在传统中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地维护了美国社会制度。一部宪法之所以能保持这种张力,在我看来,主要不是宪法文字的功绩,而是实施者的功绩。这种宪法的实践传统是中国法律界非常缺乏的。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法学界和法律界把宪法只作为一种理论,而未能以自身的法律学识和法律技巧将之投入创造性的社会实践,因此我们的宪法理论缺乏活力。我们最多只是直接粗糙地引述一些宪法条文,其中看不见知识、看不见语言和现实的丰富潜在性。而其原因,我并不如同一些学者那样将之归结为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我更多地看到的是我们法学界和法律界学术传统的欠缺,我们智识的开发不足。
   由于美国的普通法传统和中国的法律传统,多年来中国在翻译介绍美国法学著作时常常出现一个接收美学的问题,我们介绍的几乎全是不涉及或很少涉及美国司法判决的学术著作(例如可称之为美国法学第一名著的霍姆斯的《普通法》至今没有一个中译本,甚至节译本也没有)。这有预期读者的问题,也有译者自己的一系列问题。然而,对美国法律影响最大的可以说首先是法官的司法决定(其中绝大多数都可以称之为出色的甚至是第一流的法律论文),其次是从具体案件的分析下手的法学著作。因此,如果要想真正了解美国法律,也许我们法学界和法学翻译界应当作一个知难而进的方向调整,把目光扎得更深一些。却伯教授的这部著作就是基于对宪法性司法决定的分析而写出的著作。对中国读者来说,初读这部著作,也许与我们习惯的理论性宪法著作的概念相悖,会感到难以把握。但这也是我们拓展自己的关于理论学术著作的视野和增长把握学术著作的能力和机会;是我们更切实而不是泛泛了解外国法所必需的。这也是我认为值得推荐却伯教授的这部著作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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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精神虚脱

复旦大学校长 杨玉良

2014-04-30

    在很多中国高校多年来一直发誓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英国职业与教育调查公司QS最近公布 了“2010亚洲大学前200名”排行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连亚洲前10名都没进。中国高校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复旦105周年校庆前夕,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杨玉良校长。

一、校园鼓乐齐鸣闹哄哄建不了世界一流大学

    记者(以下简称记):早在1993年7月的干部会议上,清华大学就提出到2011年建校100年之际,争取把清 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而此后,清华大学又公布了具体的时间表,即 2011年力争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020年努力在总体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北京大学也在1998年就宣布用17年时间,即在2015年把北京大学建设为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北京大 学主动为这一“计划”延期,认为需要更长时间,但同时表示,肯定有一批优秀学科会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有了两位“老大哥”带头,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学“创世界一流”运动风生水起,中国大学集体陷入“创一 流”的焦躁状态。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杨玉良(以下简称杨):我经常提到两点差距:一是在大学精神上的,包括教授、学生的精神素养;二是我 们的高等教育体制,说到底还是办学自主权不够。

    一个世界一流强国,不可能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应该是全世界优秀青年学者们的 聚集地;凡是在这里学习的人,都会把这里当做他一辈子的精神家园。要达到这些非常不容易,大学的精神、 品位必须非常高。所以,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在学校中莫名其妙地闹哄哄,鼓乐齐鸣,因为这会降低学校的高雅性。高雅不是 培养精神贵族,而是要培养精神境界高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心中不仅装着民族,而且装着全人类的问题,如气 候问题、环境问题、核武器问题等等。

二、大学出现精神虚脱国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不能没

    记:我们的大学精神缺失是什么原因?

    杨:现在大学精神有点迷失,出现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作为全社会来讲,包括大学,功 利主义盛行。具体到老百姓,就是嫌贫爱富。大学应率先回归到大学本身的高尚上去,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

三、老说改革,坚持和回归与改革的差别在哪里?

    现在的改革和国际接轨比较多,虽然这也重要,但对大学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大学都是这个国 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大学的精神不能虚脱。大学教师必须真正崇尚学术崇尚真理,对国家、民族包括整个 人类要有非常强烈的责任。大学一虚脱,这些就都没了。

    功利主义体现在教师身上,就是教学上教会你考试,人才培养上只要你能找到工作就可以;学生也是这 样,选择的专业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而是根据自己出来能否当大官,赚大钱;教授的功利主义,就是奔着 SCI和课题项目,忘了做学问才是他们一切的出发点。所以我明确赞成鲁迅对“才子加流氓”的批判,另外一个就是“才子加帝王气”。这些会贻害科学、贻害社 会。南开大学原校长毋国光曾说,办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办一个氛围,让社会看起来,你真的是一个纯洁的学术 殿堂。

    如果连大学里都有贪污受贿、权色交易,那社会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四、大学过分赶时髦 成为就业服务站

    记:功利就摆在眼前,学生要就业,老师也有职称和收入的压力,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杨:现在我们学术至上的精神坚持得不够。再看看当年西南联大,那时学者也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啊,但 当时为什么就能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所以说,现在缺的是精神。

    作为教育来讲,就业是一个结果,但不能把就业作为目的,本末不能倒置。就业不是一个学校能包揽的, 就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有关系。经济不好了,岗位就少,就业可能就有问题。就业还和学生自己的选择有关 系,如果不一哄而上,我们有一个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架构,就业也会得到改善。

    当精神虚脱后,大学就开始过分地赶时髦,成为服务站。

    大学一定要注重自己的传统。世界一流的大学表面上看起来都显得很保守,剑桥、牛津、耶鲁都是以保守 著称的。所以,大学教育不能纯粹为了就业。学校教得好不好,学科布局合理不合理,招生太多或太少,社会经济 情况如何,企业的用人理念,学生的选择和就业观。一系列的因素决定了就业的情况。

    社会上现在有种不良倾向,把就业都怪罪于学校,这是不对的,学校只是负责各环节中的一部分。高校不 能像农民,今年大蒜好卖就种大蒜。我反对现在大学从边缘移向中心的观点。大学不是边缘也不是中心,它有自己的位置。中国不出大师是因 为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记:您认为理想的大学的使命是什么?

    杨:现在学术也被异化了,学术直接成为了赢利手段。有一个表现就是办些低层次的班。应该有一批人为了学术而学术,但现在这样的人很少。如果大学里的教师也没有这样的人,就有问题了。

    知识分子的特点,应该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说,学术是有使命的,每一个从事学科基础研究的人 都是在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所谓的“钱学森之问”,不出大师,实际上就是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社会责任是大学存在的相当重要的价值。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的学者应当站出来,写文章说话,发警世之言,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解决之道在哪里。大学的学者不应做破坏性的讲话,而是做建设性的讲话。

    当社会出现各种问题,国家处在转型时期时,学者们应当研究清楚,我们该往哪里走。中国历史上,包 括“五四”、“两弹一星”,都是学者在关键时刻作的贡献。我们的肩上承担着民族文化的积淀、传承和发展,对 世界优秀文化吸收的责任。

    只有大学有如此综合的功能。大学如果有所失范的话,那么对国家的毒害性就非常大。所以我真诚希望所 有大学的领导,包括国家的领导人看到这一点,否则过分功利化的倾向会把大学引向歧途。

    当前来讲,回归和坚守,比改革更重要,回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回到大学应有的状态。大学担负着培 养一代代精英的责任,像北大、清华、复旦这些学校培养的人以后的素养怎么样,决定着国家的走向。对中国 这样一个大国来讲,这批人的素养甚至决定着世界的安宁。所以二战之前,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表示担心,发现德国、日本的法西斯教育特别危险,果然这代人出来以后世界不能安宁。

    记:回归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有什么具体的做法?

    杨:首先要废除荒唐地对一个人、一个学校进行评价所谓的定量指标,比如SCI。

    哈佛大学罗尔斯教授,15年不发表任何文章,一直琢磨他的《正义论》,现在这本书成为了经典著作。 但他讲课非常认真,当他讲完一学期的课后向大家告别,学生们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

    他已经离开教室很远,学生还在鼓掌,为他的学术精神而鼓掌。有在场的中国学生问,你们要鼓到什么时候?他们回答,要这个教授在很远的地方仍然能听到掌声。

    我们有没有这种精神?我们的这种评价指标就有点像改革开放初期分房子一样,算分,一篇SCI多少分, 这样的评价怎么能培养出真正的学术大家来?复旦正尝试用更科学的评价方法,比如,一个院系搞得好不好由 国际专家来评估。

    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对世界文化了解宽容是领袖的资质。

   记:20年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杨:复旦为什么要进行通识教育?因为20年后中国不得不扮演负责任的强国、大国角色。要有这么一批 人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按照现在的人才培养成长规律,35岁~45岁是极其关键的,这些人现在正在校园里学 习。这些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第一,全球视野,非常开放的心态。不要像美国的政治家一样,觉得美国是最好的。如果你不听我的话, 我派个军队打掉你。不要忘了,这个世界存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东西。这个 世界如果只存在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的话,就是世界末日。因为文化也像基因一样,需要杂交后产生新的文 化,不能太狭隘。

    第二,要对本专业有深入的理解,否则你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一批学术大 师是不行的。

    第三,他们的伦理道德标准怎么样?贪婪的美国金融家在华尔街折腾,使全世界遭殃。你要培养这样的人 吗?

    第四,有适当的口才和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不管与哪个民族、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不管从事任何专 业,都需要沟通能力。

    第五,对自然和人文必须有批判性的理解。不要以为科学家就不需要人文素养,那只是一个科学工匠,成 不了学术界的领袖。学术领袖必须是一个人格上非常完整的人。一流的科学家都有深厚的哲学素养,甚至连哲 学家都为之惊叹。所以,要澄清几个概念。通识教育是一个理念,不是和专业教育对立的。在这个理念下,专业课程、专业 基础教育和应用类学校的专业课程有什么差别?我们会更加强调这门学科的智慧,强调基本学术思想、方法和 学术史,而不是仅仅教你考试、解题的技巧。

    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容忍和宽容,又有专业基础,这样的人在今后的各种领域里 面,才能成为领袖。我们通识教育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正在改进。

五、大学校长不光是找钱的

    记:回到您的身份上,有人说国外的大学校长都是去找钱的,您认为大学校长的使命是什么?

    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大学校长一是找钱,一是找人。这是一个误解。找人的话也是本学科的人先去 找,找钱当然也要找,但不是校长的根本任务。我总结了一下,大学校长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要出来发警示之言。

    第二,大学校长是社会道德的楷模,自己不能失范、失德。

    第三,大学校长是大学使命和传统理念的守卫者,包括新的传统的创造者,是一所大学精神的代表。

    第四,大学校长是这所学校学科宏观布局的总设计师,具体如何办好一个学科则是该学科的教授与专家的 事。

    记:按照您说的标准,给自己打多少分?

    杨:最多65-70分,我在不断地努力。所以说,一个大学校长,第一,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来阅读,因 为世界上是没有大学校长这个专业的;第二,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写作;第三,必须要给自己有冷静思考的时 间;第四,必须是全校教职工的校长,不是新闻媒体的校长,也不是上级官员的校长。

六、大学能改变社会现实吗

    记: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多以应试为主,到了大学之后,4年内是否很难把已经接受了十几年的应试教育理 念改过来了?

    杨:对。这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但是不能因为困难就随波逐流。只要我们坚守大学使命,不是说把它改变 过来,至少有所改进。而且坚持几代 人的话,就会不一样。所以,大学要保证一定的保守性,否则如果老是受世风的裹胁、浊浪的席卷,那么大学在起到民族精神的 中流砥柱这方面的作用就没有了。大 学的领导都要明白这一点。如果连我们都不坚守的话,问题就比较大了。 反复地强调,不断地坚持,多年后就会看出效果,我们得有这个理想和信念。
 

 



德国人的教育原则

    德国人获诺贝尔奖人数占总数的一半。通过国家介入,德国宪法禁止对孩子过早开发智力,避免将孩子大脑变成硬盘,留给孩子大脑更多的想象空间。孩子在小学前“唯一任务”就是快乐成长。

    教育重点在:

1、基本社会常识(人与人和大自然和谐相处之道)。
2、动手能力(做家事)。
3、保护孩子情感胚胎,浇灌情商,不该过度开发孩子知识力(培养慈悲心)。

    原以为在德国祇有幼儿园孩子不允许学习专业知识,后来才发现上小学的孩子也不能学习额外课程,即使这个孩子的智商超过同龄人。来自科隆的桑德拉写到:“今年我儿子7岁,我向学校老师提出,能否额外教他一些东西,因为他5-6岁时就自己在家学会了基本的阅读、书写和简单的数学计算。

    老师表示反对并说,'您应让您孩子与其它孩子保持同步'。一星期后我再次去见老师,并出示了孩子高智商证书,希望得到她的理解和支持,但老师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似乎我像来自外星的人一样。”

    老师进而解释,孩子智力被过度开发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必须给孩子大脑留下想象空间。过多知识会使孩子大脑变成了计算器硬盘,常此下去,孩子大脑就慢慢变成了储存器,不会主动思考了。

    尽管如此,我对德国禁止学前教育的做法还是不太理解。为了搞清楚这问题,我专门请教了德国教育人士,他们让我找《基本法》来看看。翻开联邦德国宪法,我大吃一惊。其中第七条第六款明确规定,禁止设立先修学校(Vorschule)。

    我还是不明白德国宪法为何这样规定,只好再请教有关教育专家。他们告诉我,孩子在小学前的“唯一的任务”就是快乐成长。因为孩子天性是玩耍,所以要做符合孩子天性的事情,而不应违背孩子成长规律。

如果说在上学前对孩子非要进行“教育”的话,那“教育”重点只有三方面:

一、基本的社会常识,比如不允许暴力、不大声说话等。
二、孩子动手能力。在幼儿园期间孩子会根据兴趣参与手工制作,让他们从小就主动做具体的事。
三、培养孩子情商,特别是与人和睦相处的能力。

    原以为只有德国才有如此奇怪的规定。后来查了一下欧洲有关国家的情况才发现他们对小孩子的做法基本上大同小异。例如匈牙利立法规定:严格禁止教授幼儿园期间的孩子学习写作、阅读、计算等。幼儿园教育是免费的。

    与欧洲相反,当前亚洲中国/香港/台湾的孩子在幼儿园期间已把小学一年级知识基本上都学完了。人们有理由担心,欧洲孩子在起跑在线已输给了中国孩子。其实,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

    欧洲人普遍认为,孩子有自身成长规律,他们在相应阶段要做相应的事。表面上看中国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很扎实,但他们的想象力和思考能力已被破坏掉,由此造成了孩子被动接受知识而疏于主动思考的习惯。

    暂且抛开中西教育优劣的争议和评判,让我们来关注德国教育的成果: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德国人(含移民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德裔)获得的诺贝尔奖人数将近总数一半。换句话说,8200万德国人分享了一半诺贝尔奖,而全球另外70多亿人口只获得了剩下的一半。

    难道这是种族的问题?恐怕没这么简单。让我们重新审视德国教育,看看他们的做法是否值得我们藉鉴。同时也希望中国教育工作者别沾沾自喜,因为今天所做的事,其实是毁了中国/香港/台湾的一代又一代。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4年3月27日 15:10主题: 转发: 从历史看“国民性”

从历史看“国民性”

张英

2014-03-25

    16世纪末的澳门版画。明代曾经实施海禁, 断绝了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在张宏杰看来, 这个 “大监狱” 式的国家, 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 “国民性”。万历年间, 利玛窦通过澳门到达中国, 他对中国男子的看法是: 只有妇道人家的愠怒, 不能作战打仗。

    梁启超说,凡是经过重重内乱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纯洁国民性的,内乱会在老百姓心目中培养起六种倾向:侥幸、残忍、彼此倾轧、虚伪狡诈、冷漠凉薄、苟且。

   “今天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当今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也是由历史塑造的。”畅销书作者张宏杰的新书《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论的是中国人的品性。

    上大学以前,因为课本枯燥刻板,历史课是张宏杰深恶痛绝的课程之一。1990在大学读书时,他读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和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史》,三本书引发了他对历史的兴趣。“《万历十五年》打通了历史和现实;而人性让我找到了进入历史通道的钥匙。”

    2000年1月,张宏杰的第一本书《千年悖论》出版。2004年,《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出版。在海关工作的福建读者石悦,站在书店里读完这本书,后来就开始在网络上用“当年明月”这个名字写《明朝的那些事》。

    2006年,《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这本书给他带来了众多机会。在一位读者的帮助下,张宏杰调到一所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不久又破格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师从葛剑雄。博士毕业后,再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后,还上了《百家讲坛》。
张宏杰已不再写小说:“现在对社会的反思批判功能上,历史彻底取代了文学的‘启蒙’作用。历史是民族的记忆,一个不会反思、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自尊心巧妙地消失了

    南方周末:“国民性”在中国是个有争议的词,在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林语堂《中国人的气质》、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和龙应台《野火集》之后,你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又想表达什么?

    张宏杰:自民国开始,关于如何提高国民性和民族素质,一直都有很大的争论。我实际上从国民性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变化。这本书也可以叫“中国历代民族精神的演变历程”。

    提起中国历史,我们最爱说“五千年文明史,泱泱大国,文化灿烂,礼仪之邦,中国人民勤劳勇敢”。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国和过去中国本质上的不同,两者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文化断裂。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行,他想象中国人应该都像诸葛亮、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文天祥这样,光明伟岸、个性分明、讲气节懂礼貌。但到中国后,芥川龙之介发现,用他的原话来说“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的中国,而是小说中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写这句话前,他正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当众脱下裤子朝美丽的湖水里撒尿。

    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在乾隆初年,强行驶入广州湾修理船只和进行补给。那是中国社会鼎盛时期,可是他们对中国人印象十分不好。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鸡鸭除了缺斤短两,肚内填满沙砾和石块;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

    1793年来中国造访的英国外交团长马噶尔尼,彻底打破了歌德、伏尔泰此前对中国的想象。英国人注意到,中国人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船上做饭的厨师试图隐藏鸡腿,人与人之间漠不关心,冷酷无情,他们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英国人要停船救人,中国船员根本不理睬选择继续航行。

     而英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等地方看到的中国人,活泼自然,聪明有创造力,他们的记录说:“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

    南方周末: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张宏杰:马噶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中国)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巴罗认为,中国人缺乏自尊心,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儿童和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只以成败论英雄

    南方周末:这是中国人国民性的由来?

    张宏杰:改变要从秦朝开始,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开始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穷要打、富要打。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已经形成,但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平民百姓,不管出身贵贱,只要有军功战绩,都可以根据杀敌多少,获得相称的爵位,获得功名富贵。有野心的人,可以通过打仗、杀敌,血腥的屠杀,获得人口和土地。

    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性就屠杀了七百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商鞅不能容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把他们全部流放到偏僻的边境,穷山恶水当中去,从此再也没有人反对他了。

    秦朝到汉朝以后,中国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是只求胜利,只问结果,不择手段,往往出现大规模的屠杀,出现屠城现象,满城杀光,一人不留,胜利者一个比一个残暴。

    南方周末:“以成败论英雄”的开始?

    张宏杰:成败论英雄,出自宋代苏轼的《宋襄公论》。毛泽东认为宋襄公打仗的时候不肯半渡而击,结果打输了,是一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很多史书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宋襄公虽然失败了,但很多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他们感叹在礼义缺失之时,宋襄公却依然秉持礼让精神。

    中国文明的倒退,应该说是从元朝开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较残暴,靠暴力统治;明朝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则是专制集权到顶峰,他认为凡是威胁到朱家统治的,文人、商人阶级,有目的地进行清除和屠杀,往往是满门抄斩;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扬州十日屠城,杀死80万人;嘉定三屠,浮尸满河。

    清史记载,清朝入关以前,经常跑到关内烧杀抢掠,非常残忍,从东北跑到山东,就是为了抢牲口、抢人,清兵向努尔哈赤汇报时,是把人、马、牛、驴混到一起的,因为满族人是从奴隶社会直接发展过来的,所以满族大臣喜欢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体系,靠暴力恐怖统治中国,杀光了有血性的男儿,给中国发展造成了大倒退。

    南方周末:为什么说明朝对中国影响最大?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从社会底层起家,发明了政治流氓统治术,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这一政治统治方式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朱元璋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禁止海上贸易,闭关锁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对内控制社会、民间的一切组织力量,打击商人大户,避免商人财富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朱元璋明令取消了全国所有商业经纪人和中间商,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商业活动存在。老百姓的一举一动,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彻底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

    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村庄,无事不相往来。大明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明朝还发明了廷杖制度,把大臣当成皇帝的奴仆,取消了丞相制度,皇帝控制了所有的政务,把专制集权制度推向高峰。在明代的专制基础上,清代皇帝们积三代百余年努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

    晚明有一句话叫燕巢幕上,就是燕子在窗帘上做窝,明知道这个窗帘是靠不住的,人家一拉这个窝就碎了,但还是全心全意地把这个窝建得非常好。南明小朝廷的时候,皇帝一个个都不争气,大臣们也都知道朝廷肯定是靠不住,但还是拼命地争。不是说团结起来对付满族人,或者是镇压农民起义,就是能捞一天钱,先捞一天钱。船马上要漏了,我不说急着去补漏洞,或者跳到另一只船上,还在船上抢那么一点粮食。这种心态如果跳出历史,你会感觉很不可理解,但是身处那个时代,你又很能理解:每个人都觉得我对大势是无能为力,那么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一点是一点,能抓到一点是一点。

“以德治国”,成本最小, 效果也最小

    南方周末:梁启超、鲁迅他们一直都在提倡改造“国民性”,但没有成功。

    张宏杰:梁启超说中国人身上有奴性,甘于帝国的统治,甘于暴力的统治,不敢反抗;缺乏公德意识,只有私德意识;缺乏尚武精神。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三大弊病。要改造中国,关键是改造每个人,通过写小说、办学校、办报纸的方式,思想启蒙,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身上的缺点,唤醒老百姓,变成新民。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取得政治改革的成功。

    梁启超的思路后来被鲁迅所继承下来。鲁迅对制度变革丧失了信心,他说如果没有新的国民,这个国家换什么招牌都是没有用的,人还是原来的人。所以鲁迅整整20年时间,不停写作,攻击中国人的劣根性,希望唤醒老百姓。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胡适、孙中山、蒋介石式的国民性改造试验?

    张宏杰:蒋介石认为改造中国国民性,最直接的方法是开展新生活运动,他制定非常详细的新生活规范:比如吃饭的时候咀嚼时不要发出声音,鱼骨不要放在桌子上等等,通过政府力量强制大家执行。各省积极贯彻,差派政府官员到饭店检查,强迫老百姓遵守新的行为标准。胡适马上说这种运动产生的影响肯定是负面的,肯定助长老百姓更虚伪,大家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结果真是如此。

    胡适的核心是用制度来训练国民。

    孙中山提出,中国人从臣民到国民,必须对民众进行政治制度的训练培养,分阶段完成国民性改造。他在《建国方略》一书中提出了三步走的构想。

    国民党基本是按照这条路往前走的。

    南方周末:中国人还是喜欢用“以德治国”来改造“国民性”。

    张宏杰:黄仁宇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明白的说法。他说中国古代这样去做,因为这种做法成本最低;中国不是一个建立在数目字上的社会,你没法用比较复杂、精微的手段去控制和调整,你只能寄希望通过意识形态的办法,把人的贪欲约束到最小的程度。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也是,从梁启超到鲁迅到毛泽东,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都认为改革国民性就是每个人洗心革面,从我做起,纠正自己的行为习惯,整个中国就会变化。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社会对个人的影响是更决定性的。整个社会环境、社会体系文化惯性在那里,每个人去改变自己,整体跟着改变,这完全是一个神话。能够通过道德去解决的,只是非常小范围内的问题。

    梁启超说,凡是经过重重内乱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纯洁国民性的,内乱会在老百姓心目中培养起六种倾向:侥幸、残忍、彼此倾轧、虚伪狡诈、冷漠凉薄、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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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桢视野里的周恩来

马军

2014-04-27

    吴国桢和周恩来均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前者曾留美获博士学位,作为蒋介石的密切追随者,历任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等要职。后者在留法勤工俭学中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协助毛泽东展开武装斗争,最终夺取了政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他俩在少年时代是交谊颇深的挚友,成年后却成为政治上的死敌,其关系的演变极富传奇性和戏剧性。探讨两人交往过程的文章不少,但均非学术之作,材料也多出自道听途说[1]。笔者现依据吴国桢已刊及未刊回忆录[2]等一手材料,试图勾勒一个吴氏眼中的周恩来,并着力反映两人几十年间友谊和苦斗的交织。

一 同窗好友

    吴国桢,字峙之,1903年10月21日生于湖北建始。周恩来,字翔宇,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历史的命运使两位少年成为了中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主办的天津南开中学的同学。吴国桢于1914年夏入学,年仅十一岁,是当时全校年纪最小的学生,人称“小吴”,被编入己一班。周恩来则属丁二班,比吴早到校一年。尽管吴国桢和周恩来不在同班,又有着五岁的年龄差距,但他们之间却逐渐“铸就了至密的友谊”[3]。事实上,构成这个特殊圈子的还有另一个叫李福景的同学,他性格温厚,成绩优异,年龄介于吴和周之间。吴国桢回忆:“至少大约在两年中,我们三人不仅共度了大部分的业余时光,还彼此交流内心深处的思想和青春抱负”,“三人对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均能达成一致意见”[4],以致旁人常将他们称之为“三剑客”[5],而他们也差一点模仿《三国演义》里刘、关、张那样“桃园结义”。共同的见解源于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三个孩子都深受儒学教义的熏陶,在吴氏看来,当时的周恩来“是完完全全的孔子信徒”[6],绝对想不到他将来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1960年11月,吴国桢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口述采访时,对南开中学时期的周恩来做了这样的概括[7]:

    周恩来是个卓越的学生,他的中文在校中名列前茅。他还参加过演讲比赛,但那时他并不像个好的演说家,由于声音太尖,所以只取得了第5名。他是个了不起的组织者,在南开组织了一个社团,名称很有趣,叫敬业乐群会。他很喜欢我,我那时是全校岁数最小的,所以他特地在该社团内建立一个童子部,并选我为部长。那时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他经常阅读我的日记,也很重视我的日记,并在社团月刊中予以刊出。他还是个很好的演员,参加了学校的话剧社。他长得很清秀,声音又尖,如果我们演戏,他总是扮演女主角。他要我也参加剧社,但我是个笨演员,没有适合我演的角色,但他设法让我当一个夫人的差童,这角色完全不用表演。他是个非常好的女角扮演者,每年南开都要上演一出戏,而且是面向公众的。他演戏如此出色,以致经常收到向他表示崇拜的大量信件。

    察证相关史料,吴氏的说法相当准确。在校期间,周恩来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批上“传观”两字,获得的国文奖项至少不下四个,分别是丁二班国文传观第二名(1914年12月)、三年二班默国文最优者(1916年5月)、全校国文会考第一名(1916年5月)、毕业考试国文最佳者(1917年6月)[8]。周也是各类课外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在1916年10月初的一次校内演讲中的确获得了第五名,前四名分别是郑道儒、马骏、段茂澜和孔繁矞[9]。至于敬业乐群会,则由周恩来和二十多位同学联合成立于1914年3月,首任会长是张瑞峰,副会长常策欧,周恩来任智育部长,以后又先后担任该会的总干事、副会长、会长和《敬业》杂志总编辑。童子部增设于1915年夏,吸收十五岁以下的低年级同学参加,周恩来负责指导该部,李福景任部长,吴国桢为重要干部。

    周恩来还是南开中学新剧团的骨干成员,参加编剧、导演、布景,并演出了许多新剧,后来被著名剧作家曹禺称为“革命话剧的先驱”[10]。当时正处五四前夜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新剧,是作为旧剧的对立面而被倡导起来的。新剧在南开的活跃则源于校长张伯苓的倡导,演出的剧目大都取材于现实,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受到了广大校内外观众的欢迎。不过由于社会风气毕竟未开,男女不能同台演出,女角由男子扮演。周恩来在剧中多扮演女主角,例如《一元钱》中的孙慧娟、《仇大娘》中的范蕙娘、《华娥传》中的华娥、《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醒》中的冯君之妹等等。尽管周恩来是业余演员,但由于演技突出,“不仅在天津一个地方有名,在北京和上海的名声也不小”[11]。事实上南开的许多师生都参加了这些剧目的演出,吴国桢虽在其中,但的确都是演一些小角色,如《一元钱》中的秋葵、《仇大娘》中的仇禄、《恩冤缘》中的烧香小孩等。

    作为《敬业》杂志的总编辑,1916年10月周恩来在《敬业》第五期上也确实刊发了吴国桢的部分日记,并且加上了大段的按语:

    既入南开,处稠人广众中,所交益多……相交以天真,相待如兄弟者,仅得二人焉。一曰李新慧(福景),一曰吴峙之(国桢)。新慧年长峙之三龄,聪敏异人,非同凡俗。峙之年十有三,入南开方十一龄耳。彼时吾一见即许为异才。逮相识既久,始知峙之之才,纯由功夫中得来。盖幼秉异资,复得家庭教育,锻炼琢磨,方成良玉。读峙之家训,阅峙之日记,知峙之修养之纯,将来之成就不可限量,盖叹世之子弟不可不有良好家庭教育作基础于先也。不仅此也,吾之处新慧、峙之,既一秉诚心矣。而吾每睹新慧,辄令余化愁作喜,推心置腹,有愿作竟日谈,何可一日无此君之慨。及晤峙之,则促膝论道,抵掌论文,欢愉快乐中寓庄严之气象,心神为之清朗。故二君虽幼于余,而实余之益友、诤友。

    字里行间,反映并证实了周、李、吴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契合,而且周恩来对吴国桢的家教、天赋、人品、才学均极敬慕,并且预言了“他这位知心朋友的远大前程”[12]。吴国桢四五岁时就是个异才,甚至能够熟练地逐字倒背《三字经》,有“神童”之誉。周恩来对这位小弟弟的格外偏爱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吴国桢被刊发的日记共有十八段,约5,000字,多为读《资治通鉴》、《战国策》等书的心得,以及校园里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其中有三段直接涉及到与周恩来的交谊,而且这也是迄今所见吴谈及周的最早文字:

    课暇,与周君翔宇(恩来)、刘君浩、沈君祖征等商议球队进行方法……

    四月八日余偕会中童子部队队员,往高家庄李氏小学比赛筐球。是晨七点半由校中起身,同行者十一人,内有姜更生先生,为吾作向导。会长周翔宇君送吾至门前,祝吾等凯旋归……

    课余与友人周翔宇谈及会事,翔宇曰:“办理会事当用开诚布公之法,凡有益于会者必当竭力为之,然后方能使会务发达。”余曰:“岂独此耶,治国者亦然。今袁项城以不诚待人,故至于死,此其明证。古语有云:以诚待人,以奇用兵,岂不信哉。”翔宇闻言,颔首者再。且曰:“善哉汝言也!”

    在三年的密切交往中,有一件事令吴国桢颇感蹊跷,那就是总是侃侃而谈的周恩来惟独对自己的身世避而不谈,也从未向人谈过自己的父亲。“尽管他经常到我北京的家里来玩,但他只邀请我到天津的家里去过一次。从偶尔的谈话中,有时是他流露出来的,我感觉他的父亲要么是早已死去,要么陷入了某种不名誉的、难以启齿的事件中。”[13]吴国桢因此推断,周恩来可能存在着某种家庭问题[14]。

     1917年夏,未及毕业的吴国桢提前考入了北京的清华学校。周恩来则在拿到毕业证书后和吴国桢同时离开南开中学,1917年8月至1919年4月赴日本留学,其间曾短暂回国探亲。1919年5月,两人分别在北京和天津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1919年9月周恩来入南开大学,次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周出国前,两人还经常通信和见面[15]。李福景离开南开后,亦随同周恩来赴欧勤工俭学;归国后,他成为了一名技术人员,以后一直在京奉铁路任职,从不参加任何政党和政治活动。后来吴国桢一直打听李福景的消息,但因为自己一直在南方工作,与李会面无期,两人不知不觉中疏远了,再也没有见过面。

    几十年后,令吴国桢寻思的是:“三剑客”在青少年的成型期有着如此密切的交往和相同的见解,“但在以后的人生中,竟然各自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成了一个坚定的民主信奉者,而周恩来则变成了纯粹的共产党人。至于李福景,就我所知,他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而是保持中立。”对此,吴认为应当从三人各自的家庭背景中寻找原因:“无疑我们都来自中产阶级,我们的家庭既不富也不穷。我的家庭是很幸福的,但周恩来则不同。他是由他的伯父养大的,尽管他表面上给人感觉一切都好,但我总觉得事实并非如此。显然他雄心勃勃,但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却没能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而不得不自己谋生。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法国和英国在中国招募劳工,并聘用能说外语的大量翻译随同前往,周就决不会有出国的机会。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心一定非常痛苦。正是靠这次机会他去了法国,并且深入到那场大屠杀带给欧洲的混乱与不满之中,以致狂热地信奉了共产主义学说。”李福景的情况又是一回事:他兼祧两家,两个叔叔都无子女,他的生活受到严密的庇护,人生道路从一开始就标定好了,后来他成了一名工程师[16]。

二 廿载别离

    1921年吴国桢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获选赴美国留学。192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周恩来于1920年11月赴欧后,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曾发起组织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从巴黎回国。

     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欧洲,两人失去了联系,却分别深受西方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的熏陶,由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吴国桢回国后,一直找寻周恩来的下落,只听说他已经回国,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并在黄埔军校任职。一次有人告诉吴国桢,周恩来可能在汉口,吴遂前往寻找,但没有结果。回国之初,吴国桢应张君劢之请,曾短期出任位于江苏宝山(今属上海)的国立政治大学教授。但其志毕竟不在学术,而是从政,旋即在蒋作宾和孔庚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1927至1928年间先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江苏交涉员公署秘书兼交际科科长等职。

    有一天,吴国桢去上海法租界看朋友,在一辆无轨电车上偶然看到了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人,从走路姿势和脸的其余部分看,很像是自己的老朋友周恩来,于是挤过去同他谈话。但此人说他不认识吴。吴说:“听声音你就是我的朋友周恩来。”此人回答却是:“不,我不是周恩来。”车一停,那人就匆匆跳下车,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群中[17]。这个人究竟是不是周恩来?如果是,那为什么不相认呢?或许在国共分裂以后,周恩来是被通缉、悬赏头颅的要犯,一来怕暴露自己,二来也怕连累吴国桢。当然,这只是推测,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只有历史才知道。

    从1928年起吴国桢转赴华中任职,1932年初还临时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秘书。蒋对这位年轻练达的留美博士印象至深,很快任命他为汉口市长,吴时年仅二十九岁,可谓仕途青云!然而周恩来的命运却大相径庭,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面,1927年8月1日他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随后长期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他又前往中共在江西的根据地。

    吴国桢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对共产主义自然持批评态度,他对周恩来从一个读圣贤书的儒家信徒变成一个共产党人实在感到费解:“我难以想象他那样有理想有智慧的人,一个我在南开所了解的人,竟会真的去信奉共产主义。”[18]当时蒋介石在汉口设立了剿匪总部,作为当地的主要行政官,吴国桢的部分职责就是协助铲除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在此过程中,他获得了许多有关周恩来行踪和活动的秘密报告,对周可谓格外关注,“尽管我早已了解了共产主义的真实本质,对其不抱任何指望,但对昔日的同窗好友,我仍然有些心软……总是倾向于做一些有利于他的保留。”[19]

    然而有一件事令吴国桢受到了强烈的震撼。1931年,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干部顾顺章被国民党抓住了,他立即被带到蒋介石在汉口的总部。顾供出了约三十个散布在各省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他还揭发说,周恩来对许多这样的组织有一种监督权,而且还训练了一个特别行动队来执行共产党的纪律。那时顾顺章的家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内,由于国民政府对外国租界没有警务权,因此决定立即从汉口派一个特别分队给顾的家属,提供秘密保护。于是匆忙间从吴国桢的市警察局抽走了一个警官。但那人很快就回来了,他告诉吴一个很惊人的消息:顾顺章全家已被“解决”,据某位邻居证实,一个长相酷似周恩来的人也曾到过现场[20]。这个报告令吴国桢十分不安,虽然他从各个角度进行查证,但无法找到否定性的证据。此时的吴国桢最想弄清的问题是:周恩来是否真的改变了,以及是如何改变的?直到1937年下半年他才获得了这样的机会──两人分别二十年后终于在汉口重逢。

三 合作抗日

    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西安事变的周恩来,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潮流下来到了汉口。此时他再也不是那个头颅被悬赏十万大洋的“逃犯”,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副部长,此外还是“陕甘宁特区政府”和“八路军”的代表。

    自南京失守以后,武汉三镇成了抗日的重镇,作为汉口市长的吴国桢政务非常繁忙。一天他下班回家时,妻子黄卓群突然告诉他,周恩来来过了,并留下一张名片。吴国桢立即赶往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旧日租界中街89号大石洋行),于是就有了他俩久别后的第一次团聚,两人紧紧握手,彼此间很有礼貌。在吴国桢眼中,“就外表而言,尽管过了这么多年,周恩来仍然是老样子,他的特点仍同昔日在学校里一样,看来年龄和许多的艰苦经历都没有在他那平滑而俊俏的脸上留下印痕。”[21]为了重叙旧情和尽地主之谊,吴国桢决定举行晚宴招待周恩来。至于怎样招待这位老友,吴国桢和妻子考虑了很长时间。他们认为周恩来是个共产党人,可能不愿出席一个正式的宴会,于是就办了一桌十六元的三等晚宴,只请了少数几位在汉口的南开朋友作陪。周恩来那天非常高兴,老朋友们都在,他喝了一杯又一杯酒,令每个人都感到快慰。“当他对谈话兴趣盎然时,看上去仍然富有生气。一谈到“昔日的好时光”,他的表情会洋溢出感人且恰到好处的温暖。”[22]

    饭后,周恩来对吴国桢说:“我得还礼,但我的住处不如这里舒适,可否借你的家,请今天这些人再来叙旧,由我订菜。”吴国桢应允了。到了这一天,大家吃到了由银行公会大厨师料理的三十六元一桌的酒席,这是汉口所能有的最好最贵的一餐,而周恩来带来的酒也是最好的。大家气氛融洽,喝了又喝,都有点醉了。南开同学段茂澜冒昧地问周恩来:“你的薪金是多少?”周答:“5块钱”。“就这些?”大家吃惊地叫道,周说就这些。于是有人问:“你怎么付得起这顿饭钱呢?”周说:“由我的党来付。”又有人问:“那你的皮衣呢?”周回答说:“也是党提供的。”还有人问:“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党提供的呢?”周说:“你们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党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客人们一个个走了,只剩下周恩来和吴氏夫妇俩。周问吴:“你对现在的职位满意吗?”吴说满意。周想了一会儿说:“我估计你最多能当上一个部的副部长,你的抱负是不是比这还高?”吴说:“我的抱负是尽我所能为祖国服务。”周说:“我也一样。”于是就告辞了[23]。

    二十年后的重逢尽管表面上一切都是高高兴兴的,但吴国桢内心却对这位故友深怀疑虑和警惕。吴在1955年这样写道:“对任何一个不太了解他的人来说,他似乎没有多大变化,但对我则不同,我太了解他了。在南开时,我就能凭直觉辨别出一个长于扮演女角的周恩来,和另一个向我倾吐真心的周恩来之间的差别。在汉口我俩重逢时,我发现真实的周恩来不见了,主要是那个作为演员的周恩来在谈话……”[24]

    尽管如此,两人的表面关系一直是友好的,彼此都避免谈论国家政事,以免伤及私人友谊。1938年5月张伯苓来到武汉为南开筹款,南开校友闻讯后,一下子聚集了一百多人在汉口金城银行二楼欢迎老校长,吴、周均出席。此后,吴国桢为张校长洗尘,请周恩来等校友作陪。张伯苓也在汉口味腴川菜馆宴请过周恩来和吴国桢等。1938年10月下旬当汉口行将陷落时,一天晚上周打电话给吴问:“你的厨师还在吗?”吴说还在。周说:“我的已走了,我想同你再吃一顿饭,我设法弄些酒来。”不一会儿,周恩来果然带了两瓶高级红葡萄酒来。周问吴:“蒋委员长已经走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吴说:“我要尽可能长地留在这里。”周问:“你到哪里去?”吴说去宜昌。周于是建议吴坐车和他一起走。吴国桢想了好一会儿,客气地说,也许时间会很紧迫,届时两人没法联系,还是各自安排走人最安全。周恩来走后,半夜又给吴国桢打来电话。当时日本人的炮弹已打到郊区。周问:“你现在走吗?”吴说:“我还要等一会儿。”周说:“你有没有重新考虑我的建议,我们一起离开?”吴说:“我还是原来的想法。”于是两人就此分手,后来各自到了重庆。据吴国桢的事后认识,周恩来当时很可能是试图对其实施统战[25]。

    重庆时期,吴国桢先后担任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要职,而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长也几乎一直长驻重庆,住在曾家岩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据吴国桢回忆:“除了在公共场合或开会,我们再也没有见面。”[26]如果说,在抗战初期国共间的合作尚称融洽,那么在进入中期以后则是纷争不断,尤其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更是几乎导致两党的破裂。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吴国桢和周恩来的关系。当时,南开校友总会曾推定周恩来、吴国桢、王文田、杭鼐如和杜建时五人为总干事。吴和周有时同到津南村南开中学碰头,或到张伯苓家吃饭,彼此相遇常因政见不同展开争论。面对两个得意弟子,张伯苓从中调和说:“我看多晚你们两个人不吵了,中国就好了。”[27]当然,两人的裂痕并不是老校长的一句话所能弥合的。据吴国桢的哥哥吴国柄(同是南开校友)回忆,当时弟弟曾劝说他要与周恩来保持距离:“周恩来这家伙是共产党的老狐狸,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但是终究将是势不两立,立场与我们不同,他是位危险人物,你以后不要与他接近。”[28]

    经过了这些年的接触和观察之后,吴国桢终于意识到周恩来“已变成了中共一个多么厉害的人物!”[29]在他看来,共产党通常不太靠个人来争取朋友和施加影响,几乎没有哪一个共产党人会努力去塑造自己的风度和个人魅力,但周恩来却不同,他运用其独特的才干有力地推进着中共的事业。吴国桢曾将与之接触过的共产党人分为四个类型,即沉默寡言型、狂风大作型、以愚掩精型和紧张不安型,但周恩来似乎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是独一无二的[30]:

    当一个人同毛泽东谈话时,不管毛是否开口,都会让你始终记得他是个共产党人。但同周恩来谈话时,你就会逐渐忘记他是个共产党人。当一个人同别的共产党人谈判时,会强烈地意识到对手的刺耳语言和无理立场。但若同周恩来谈判,则会被诱使相信,事物有两面性,在搞清楚之前,只有先相信他的话才是公平的。

四 针锋相对

    如果说抗战时期吴国桢和周恩来的关系,可以用“大合作,小龃龉”来概括,那么在此后的国共谈判和内战中,双方则处于针锋相对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国共两党为争夺中国的执政权而展开大搏斗的缩影。

    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奔走于延安、重庆、南京和上海之间,吴国桢则是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尽管吴没有直接参加和谈,但作为政府方面的主要新闻发言人,在中原内战、东北停战、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等问题上,都与周恩来展开了频繁的论战。两位昔日的挚友为了本党的利益,借诸报端,常常指名道姓,唇枪舌战[31]。彼此见面时,也时常充满了原则性的争论,据吴国桢回忆:“我到南京不久,他就拜访过我。国民党军队刚占领了东北的长春,对用武力占领长春,他提出了强烈抗议。当然,我是站在我们政府一边,会谈一点也不和睦。”[32]

    1946年5月中旬,吴国桢调任上海市市长。周恩来亦时常从南京来到上海活动,下榻于马斯南路(今思南路)107号的周恩来将军公馆。期间,周恩来夫妇曾前往拜访吴国桢夫妇,四人举行过一次茶会。但两人裂痕已深,双方谈话不多,只是寒暄而已,惟恐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7月间,社会上曾有传闻说,中共将派一万名武装农民袭击上海。为此,周恩来曾专门面见吴国桢并向其保证:“此说绝对不确,莫亲信此种谣言而惊慌。”[33]10月间又有一天,周恩来来到吴国桢的办公室,抱怨说自己在沪外出活动时,总是被特务跟踪。吴则辩解说,这是为了保护周恩来[34]。不久,周恩来离开了上海,此后两人虽然都还有约三十年的生命历程,但再也没有见过面。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国共争斗的焦点。在此过程中,吴国桢常常赤膊上阵,出现在冲突纠纷的现场。吴因此屡屡指责周恩来是那些“混乱”的幕后制造者!在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中,两人作为己方的主将之一,你来我往,以特殊的方式,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彼此拼杀着。1948年底中共军队胜利在望,由周恩来作为主要成员的中共中央将吴国桢定为战争罪犯。然而,共产党的政策一向有其灵活性,就在解放军即将发起渡江战役,攻克南京和上海之前,周恩来还安排了一次对吴国桢的策反。一个吴国桢的留美同学受派前来转达中共的意思,但具有坚定反共思想的吴国桢拒绝了诱降[35]。

    战犯归战犯,能干归能干。在国民党高级官员中,吴国桢一向以亲民、勤勉和干练著称,其作风确实与旧官僚迥然不同。对于这一点,周恩来也是承认和赞赏的。1949年4月25日凌晨,北平崇文门外的电车公司发生重大火灾,烧毁了五十九辆电车。在处理过程中,该市公安局官员出现了官僚主义作风,周恩来得知后严厉斥责:“发生了这么大的事,领导不到现场,甚至连知都不知道,还不如吴国桢呢!吴在重庆当市长,发生重大事件,像重庆大火和日本飞机轰炸后都亲自赶到现场。国民党市长能做到,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公安局长还做不到吗?”[36]周恩来就此下令,以后北平发生重大事故,公安局长、处长要去现场调查情况、处理问题。

五 隔海关注

    国共内战以中共的全面胜利而告一段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周恩来出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作为红色中国仅次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第三号人物统治着大陆。而吴国桢在上海易手前夕,即辞职前往台湾。为吸引美援,蒋介石在1949年12月任命其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吴也逐渐成为国民党内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和陈诚的第三号人物。一方要“解放台湾”,另一方要“反攻大陆”,吴国桢和周恩来的争斗依然紧锣密鼓。根据现有的材料,即使在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时代,国共双方的最高层人士通过中间人仍保持着一些秘密接触,但周恩来却再也没有与吴国桢发生过联系。周可能认为,吴的反共思想既系统又根深蒂固,要策反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当时吴国桢也是身怀氰化毒物,一遇不测,便准备随时成仁。

    在几年的对峙以后,吴国桢这一方出现了重大变数!吴氏主台期间,他所迷恋的“民主政治”逐渐与蒋氏父子的特务政治发生冲突,而且愈演愈烈。1953年4月,吴辞去“台湾省主席”一职,旋即赴美。1954年2月,吴国桢藉美国新闻媒介强烈抨击台湾当局,由此公开决裂。吴国桢反蒋并不亲共,甚至反共要远甚于反蒋。他自流亡以后,先是住在芝加哥附近的埃文斯顿(Evanston),靠替报纸撰稿和演讲为生,有时也为美国的反共和远东政策提供一些谘询意见。

    1955年12月他写就了长篇英文手稿《夜来临》(The Night Cometh),这既是他的回忆录,也重点回顾和研究了共产主义在华的崛起、发展和成功的技巧。其中,吴国桢对周恩来作了强烈的批评,嘲讽他是“天才的演员”。吴国桢为什么要以如此犀利甚至是谩骂的笔调来对付自己的老友呢?吴的解释是:他要揭示周恩来的“真实本性”,不让他继续成为整个自由世界的阻碍[37]。一方面是大陆易手,另一方面自己又不见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真是有心复国,无力回天,这些都令吴的内心极度愤懑,以致屡出恶言。

    1960年11月1日至10日,吴国桢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美国中国学家裴斐(Nathaniel Peffer)和韦慕庭(Martin Wilbur)的采访,主题是1946至1953年间吴任上海市长和“台湾省主席”的政治经历。其中有一节专门谈及他和周恩来的关系,措辞要比《夜来临》温和许多。

    1962年美国纽约皇冠(Crown)出版社还出版了吴国桢撰写的一部英文政治小说《永定巷》(The Lane of Eternal Stability)。该书以1900至1949年北方某地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其中的两个主人公兰玉文和何大刚,就是以吴国桢和周恩来为原型的。在书的结尾,何大刚终于意识到了主义的“欺骗性”,幡然悔悟,与兰玉文携起手来。当然,这样的情节安排可能只是吴国桢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永定巷》的撰写缘由,吴国桢曾声称:“小说能使更多的人知道历史的真相!”[38]

    1965年,吴国桢迁居佐治亚州的萨凡纳(Savannah),并应聘为州立阿姆斯特朗大学(Armstrong State College)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直至1974年退休。根据其同事的回忆:“国桢谈过他和周恩来是同学,因为他经常用那段经历,来解释周对时事采取的行动和可能的反应。”[39]显然,尽管远隔重洋,在野的吴国桢始终密切关注着在朝的周恩来。

    和吴国桢早在1954年就脱离政坛不同,周恩来的政治生涯一直延续到其生命的终结──1976年1月8日。二十多年间,他和毛泽东几乎主导了中国大陆所有的政治运动和经济进程,其历史作用自有公正、全面的评说。不过,可以确认的是,周恩来也没有忘记吴国桢,这里有几件事可以证明。

    其一,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去世,在吊唁过程中,周恩来曾对南开校友说:“小吴可以回来么!”[40]

    其二,吴国桢的四叔吴经文在50年代初曾去找湖北老乡董必武谋事,董一见他就说:“你是国桢的叔父,我写信与周总理请他想办法。”周恩来获悉后将吴经文安排在文史委员会工作,一直到他1976年去世[41]。

    其三,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关系重新建立。美国华裔科学家曾组团回大陆参观,团员中有许多人认识吴国桢的二女婿厉鼎毅博士。他们到北京后周恩来亲自招待,谈话间,周突然发问:“你们哪位知道吴国桢的近况?”问了一两次。尽管团员们大多知道吴国桢的情况,可是彼此观望,没有一个肯贸然说话[42]。

六 往事如烟

    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吴国桢“甚为哀痛”[43],世界各地报纸登载许多追悼文章,凡是登在纽约报纸上的,吴都仔细阅读。其中有一篇文章曾提到周恩来每次到沈阳,一定要亲自去看一位老友,最少也要打电话给他,好多年都是如此。虽然文中并未提到这位老友的名字,但吴国桢推测此人就是李福景[44]。

    1982年11月,吴国桢的长婿俞益元博士从美国回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齐燮元的女儿去看望俞时(齐在世时,与俞的先父交谊甚好),送了一张周恩来和吴国桢当年的合影。这张照片是1917年南开中学放春假时,两人一起在北京的某家照相馆照的,周十九岁,吴十四岁,周穿的是一件薄长衫,吴穿童子军制服。周坐在长靠椅上,吴站在椅子的后面,两人手牵着手,面带笑容,情同手足。周、吴原来各有一张,后来均不知去向,齐女的这张照片亦不知从何而来。

    俞益元返美后将此照呈给了自己的岳父。吴阅后触景生情,沉浸在回忆之中,随后在照片背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45]:

七十年事,今又目睹。

约为兄弟,后来异主。

龙腾虎变,风风雨雨。

趋途虽殊,旨同匡辅。

我志未酬,君化洒土。

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字里行间,概括了吴、周的交往历程,也浸透了吴国桢的惆怅和感伤,两人一切的恩恩怨怨都已成为了过去……在同时代人中,像吴国桢和周恩来这样“同窗不同路”的例子并不鲜见,即使有着血亲的宋氏姐妹亦莫不如此,因为信仰和政见不同,她们至死也未能重逢。这与其说是他们的人生悲剧,不如说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悲剧!

    吴国桢晚年十分关心中国大陆的发展,对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政策极为赞佩。他曾应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邀请,拟于1984年9月回国访问,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庆典,其间也必然要走访他曾与周恩来共度少年时光的母校──天津南开中学。然而,天不遂人愿,6月6日他在美国的寓所突然去世。耄耋之年,吴国桢之所以打算返回内地,并不表明其意识形态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主要还是因为他思念故土,希望中国富强。正如其夫人黄卓群所释:“虽然他不赞成共产党,但是他对大陆寄予希望。他曾说,像现在这样好好地做下去,五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一大强国。”[46]

    周恩来在少年时期便曾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愿,这自然也是他所期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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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瑞卿专案组的日子

张英华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杨敏

2014-04-23

    1965年12月,正在昆明巡视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急召至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被批判为“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 1966年3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罗瑞卿的批判升级。3月18日,罗跳楼自杀,造成双脚跟骨粉碎性骨折。会议最后作出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称其“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是“埋藏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5月18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审查小组,对四人进行审查。其中,罗瑞卿案由军委处理。

    “我当时就是公安部一个副科级干部,做梦也没想到,竟参加了对老部长(罗瑞卿1949年至1959年任公安部长)的审查。”在公安部离退休干部局官园支部活动室,84岁的汪春耀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直到现在,回首那次特殊任务,同在专案组的时任总政保卫部第四处副处长张英华仍然深觉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党内斗争的复杂和残酷。今天推送本刊〖往事〗《在罗瑞卿专案组的日子》,由本刊记者杨敏采写。推送的另一篇是今本刊〖封面故事〗《王石审判王石》中的《王石的自我审判》(3),由本刊记者刘炎迅、丁尘馨采写。              ——星星君

    1966年底,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接到总政通知,要求派出一名副处长,参加中央专案办公室的工作。12月29日,时任总政保卫部第四处副处长、42岁的张英华被总政保卫部副部长郝苏找去谈话。此前,张英华曾多次参与对干部的政治审查,还曾参加过“黄克诚专案组”,属于“党最信任的那类人”。

    “郝副部长说,让我参加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明天到‘三座门’报到,接受新任务。”在国防大学第一干休所,今年九十高龄的张英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英华瘦高的个头,浓重的河北口音,多年的保卫工作训练了他非凡的记忆力。上世纪90年代,他成为中国最早的计算机用户,多年来,习惯于每天晨起浏览新闻、回复邮件。回首这次特殊任务,虽然已相隔近半个世纪,他仍然深觉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党内斗争的复杂和残酷。

进专案组

    12月30日,张英华一早就到俗称“三座门”的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小会议室报到。会议由总政治部主任兼军委副秘书长肖华主持,参加者为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郑瀚浩、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柴瑞林、总参谋部作战部副处长王亚志、原罗瑞卿办公室秘书邓汀、公安部的一位副局长,以及张英华,共7人。

    肖华首先讲话。他说:“康生同志几次来电话,督促我们成立罗瑞卿专案组。今天到会的同志都是专案组的成员,我们这个专案组就算正式成立了。”会上规定了保密原则:办案内容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片纸只字不能带出;会议和外调记录一律记在保密手册上,有页码有编号,用完上交;专案之间不能串通,等等。专案组的办公地点设在国防部大楼的肖华办公室,专案组人员对外称“肖办秘书”。专案组的第一件事,是搜集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1966年3月的京西宾馆会议以及1966年4月公安部揭发、全军批判罗瑞卿会议的材料。

    1965年12月,正在昆明巡视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急召至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被批判为“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

    1966年3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罗瑞卿的批判升级。3月18日,罗跳楼自杀,造成双脚跟骨粉碎性骨折。会议最后作出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称其“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是“埋藏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

    5月18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审查小组,对四人进行审查。其中,罗瑞卿案由军委处理。

    根据搜集的这些材料,专案组对罗瑞卿的问题进行了分类,分为“不突出政治”“抢班夺权”等几类。之后,又以1949年划线,将审查内容分为两部分: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表现(包括个人政治历史)和解放后主持公安、军队工作时的路线错误。

    由于专案组缺乏公安系统的人员,1967年5月起,又从公安部陆续调进5个人,其中就有公安部二局一处的副科长汪春耀。“我当时就是公安部一个副科级干部,做梦也没想到,竟参加了对老部长(罗瑞卿1949年至1959年任公安部长)的审查。”在公安部离退休干部局官园支部活动室,84岁的汪春耀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但当然还是觉得有点荣誉感的。凡是抽调进专案组的人,无论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工作能力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

赴川外调

    张英华、王亚志和汪春耀主要负责审查罗瑞卿1929年以前的历史。在1966年3月的京西宾馆会议上,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写了一份揭发材料,对罗瑞卿未参加南昌起义一事提出了质疑。“他到哪里了?这段历史应该审查清楚。”为此,专案组决定派张英华到广州调查。

    1967年6月,张英华赴广州。大街上到处都贴着大标语“打倒广老谭”,后来他才知道,“广老谭”就是黄永胜,意为“广州的谭震林”。

    到广州第二天晚上,张英华见到了黄永胜。他觉得黄永胜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还不时说几句玩笑话。他没想到,一年后,黄接替杨成武当了军委办事组组长,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

    黄永胜说,1927年时他并不认识罗瑞卿,后来才知道罗当时在武汉黄埔军校分校学习,他自己则是在中央警卫团当战士。1927年7月下旬,军校和中央警卫团的很多人都参加了南昌起义,但罗却没参加。他对此感到怀疑,因而写了份揭发材料。除此之外,他也没有更多的线索。

    从广州回京后,专案组从中组部借出了罗瑞卿的档案查看。张英华等人果然在其中发现了一些疑点,如:关于罗瑞卿1926年加入共青团一事,几份材料上的介绍人均不相同;入党介绍人,解放前后填写的也不同。

    1967年7月和10月,王亚志和汪春耀两次入川,向所涉及的几位证人进行调查。汪春耀觉得王志亚军事知识非常渊博,暗自佩服,但当时并不知道,他曾经做过彭德怀的秘书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调查发现,罗瑞卿所填的三个入党介绍人中,陈刚秉和任伯芳都已过世,只剩潘先知。经过四处寻访,他们终于打听到,潘先知当时在四川合川县政协担任秘书长。他们连夜去合川统战部查阅了潘的档案。在其自传和干部登记表中,多处写到他与罗瑞卿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同学,“感情甚笃”等。但是,没有发现潘曾经介绍他加入中共的只言片语。

    第二天,他们找潘先知谈话。潘大讲与罗的关系如何密切,但他承认,在得知罗担任了公安部长后,给罗写过信,没有回音。“我们推想,这可能就是罗把入党介绍人从潘先知改为任伯芳的原因。”汪春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与此同时,张英华等人在北京、沈阳和哈尔滨等地也展开了调查,取得了大量的旁证材料。两组人员将材料仔细核对后,基本勾勒出了当时的情况:1927年底,罗瑞卿离开汉口四川会馆到湘西常德,在国民党的杂牌部队“新编教导第五师政治部”当了一名“上尉宣传员”。不到半年,罗去了长沙,正赶上长沙“马日事变”,立刻乘轮船赴南京,于1928年7、8月份间到了上海。

    在上海,罗瑞卿遇见同乡任伯芳,两人相处甚好。任伯芳刚刚与中共地下组织接上关系,罗向其请教之后,写信给中共中央,说自己在武汉黄埔军校时入了党,后来与党失去联系,要求恢复党的关系,证明人为任伯芳。

    当时大革命失败,许多党员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纷纷来到上海寻找组织关系。罗的信送上去没几天,就收到通知,让他在外滩公园手持报纸,等人来接头。来人是中共中央军委秘书欧阳钦,在询问了相关情况之后,告诉罗组织关系已经恢复,以后与一位陈姓同志联系。就这样,罗瑞卿入党了。

“二办”成立

    1967年夏,风云变幻。8 月11日,造反派贴出“肖华是党内军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大字报,肖华倒台。8月17日,“军委办事组”成立,取代了军委办公会议。9月下旬,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

    据杨成武后来在《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中回忆,罗瑞卿专案组代号为507,成立之初负责人是周恩来。1967年9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主持召开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指示清理专案,以便让没有问题的老同志参加初步定于1968年举行的中共“九大”。

    会后,周恩来立即在中南海怀仁堂西大厅召集会议,作出部署:原来由谢富治主管的专案办公室,改称“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简称“一办”,中央党政机关审查对象划归“一办”。军事系统审查对象则划归“二办”,由杨成武负责,下设饶漱石案、彭(德怀)黄(克诚)案、罗瑞卿案、贺龙案等10个组。一办的后勤保障、办公费用等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二办”由军委办公厅负责。

   10月25日,杨成武召集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二办”正式开张。会上确定,二炮政委李天焕、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金涛、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成学俞三人兼任“二办”副主任。

    为了充实力量,二办先从驻京的总参、总政等机关选调干部,随后又向北京、广州等军区发电,要求报送“政治思想品质好、历史清楚、懂政策、守纪律、工作能力强、没有参加群众造反组织的比较优秀的干部”。到1967年底,陆续有100多名干部调来“二办”,但仍未按计划调齐。

    “二办”成立后,总参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许心荣担任了罗瑞卿组副组长,又从海军、空军和各大军区调来6人,原来的人员部分退回原单位。办公地点从肖华办公室搬到翠微路的总参招待所。

    张英华成了留用人员。“他们既不放心我,但又离不开我。因为在组内我了解案情,熟悉公安业务,属于业务骨干。”张英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两个月后,张英华被增补为副组长。

审问罗瑞卿

    外调回来后,1967年11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张英华、王亚志和汪春耀三人到罗道庄审问了罗瑞卿。

    当时,罗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警卫某师一个连队的院子里。与罗瑞卿一同关押在此的,还有彭德怀、彭真、谭政、刘仁、万里等人。每人一间斗室,走廊上设哨兵。室内一张木床,一桌一凳,窗户上糊着纸。审讯间在一座小平房里,大概十二三平方米,摆设简陋,只有一张桌子、几个凳子和一个暖水瓶。为了这次“交锋”,事先他们作了充分准备。怎么提问、什么时候举证都做了设想,对可能遇到的情况都预想了应对的办法。

    穿一身旧军装的罗瑞卿被警卫搀扶进来。他神色平静,但透着机警。待罗瑞卿坐下后,张英华开门见山地问:“你入过团吗?”他注意到,罗惊了一下,但很快就镇静下来。“这个问题,我作交代,我没入过。”罗承认,他在干部登记表中所写的,1926年在四川南充中学时由一个老师介绍加入共青团,不是事实。

    张英华有点意外,很快又问:“你入过党吗?”罗瑞卿沉默下来,好一阵不说话。“诸位,今天就不要再问了,我讲吧。”罗瑞卿抬起头来,“以前写的简历中入党地点和时间不是事实。”

    张英华和王亚志说了一些鼓励的话,给他纸笔,让他写了一份简要材料。在结尾,他写上了“认罪”二字。写的时候,他一反往常的平静神态,显得有点激动,手略微发抖。字比较大,共写了两页纸,200字左右。张英华将这份“认罪书”上报至军委办事组。在罗案久攻不下时,这显然属于“阶段性硕果”。

    几天之后,11月19日,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开驻京部队高级干部会议。张英华记得,主持会议的吴法宪称:“杨代总长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那篇文章发表之后,威力之大,就像大炮一样,把罗瑞卿的堡垒轰出缺口了,他承认自己是假党员了。”但在张英华和王亚志等人看来,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之后,全国各地都陷入白色恐怖,罗瑞卿却冒着生命危险到处找党,实属难能可贵,应当认定为“因入党心切,而手续并不完备”。

“特务”问题

    专案组的另一个审查重点是罗瑞卿的所谓“特务问题”。

    1967年7月,康生在一次会议上说,罗瑞卿在延安时的老婆拱平是特务,现在在南京。当月,张英华等四人去南京,将在一所中学工作的拱平带回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看押。此后的两三个月,张英华等人几乎每天去审问拱平。

    据专案组了解,在延安时期,在“抗大”担任教育长的罗瑞卿与抗大学员拱平结婚。不久,拱平称有病要去西安治疗,之后一直未归,后来进入了国民党的《黄埔日报》当记者,与《中央日报》的一名记者结婚。但经调查,没有发现拱平曾从事过特务工作。

    年底,从“二办”又转来一份揭发材料。上海监狱中在押的一名老中统特务称,上海刚解放时,他曾在街上遇到另一个中统特务杨宝昌,杨偷偷告诉他:“公安部的罗部长也是我们的人。”随后,杨宝昌被押解来京,由专案组负责审讯。但调查显示,杨根本没有可能与罗瑞卿相识。

    11月,罗瑞卿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治疗左股股颈骨折旧伤。1968年2月9日,专案组给杨成武、李天焕写了一份报告,称如让罗瑞卿继续住在医院里,对审讯十分不利。“他吃住舒服,拒不认罪,为了突击审讯其特务问题,我们建议立即出院。”2月11日,在专案组的命令下,罗瑞卿被迫出院。

    “那份报告是李天焕亲自到专案组授意的。我们当时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写成了那份报告。这就是那份报告出笼的全过程。”张英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月16日,专案组在《关于对前段工作的检查和今后工作的任务》的总结材料中承认,罗瑞卿的“特务问题”经过45次审讯,仍未突破。“我们决定树立必胜信心,连续审讯,开展强大攻势,从政治上把他打倒。”

    27日,在由张英华担任主审的一次讯问中,对于罗在1928年1月至6月期间所担任的国民党“新编教导第五师政治部”上尉宣传员的性质,办案人员和罗瑞卿发生了激烈冲突。

    办案人员认为这段历史应属于反革命历史,罗瑞卿坚决不同意。在僵持不下时,有的办案人员辱骂罗为“死硬派”,说“一切反动派都是愚蠢的,你就是最愚蠢的”。

    罗瑞卿终于失去了平静,愤怒而绝望地喊道:“毛主席啊,有什么办法?逼着我写我就写吧,写了死了就算了,死了我还要申诉,毛主席你老人家知道不知道!”

    张英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公安部对国民党“军政警宪特”的认定标准,在解放战争期间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上尉以上军官的属于“五类分子”,但罗瑞卿任国民党上尉是1928年。所以,最后没有对他的这段经历做出“历史反革命”的结论。

被撵出专案组

    1968年3月,中国政坛再起波澜,“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打倒。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接任“二办”负责人。

    罗瑞卿专案组人员又一次进行了大调整。汪春耀等5人回公安部参加学习班,海军航空兵后勤部政委张晓山调任常务副组长。许心荣、张英华仍为副组长。办公室由翠微路招待所,搬到了京西宾馆九层。

    5月,专案组写了一份报告,称没有发现拱平是特务的有力证据,建议把她放回南京,由原单位继续审查。“实际上就是把她放了,她没问题。”对于杨宝昌,专案组也做出了结论:罗瑞卿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10月底,在专案组的一次党支部委员会上,有人提出:“在专案组内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右倾思想,有的人精神状态有问题,需要进行批判。”理由是,许心荣、张英华和王亚志等几人多次写报告,要求给不够逮捕条件的审查对象降格,改为拘留、监护,或送回原单位审查;同意罗瑞卿住院治疗;给审查对象送“毛选”、订《人民日报》;送老花镜和生活用品等。为此,三人被批判为“包庇敌人”“起到了敌人起不到的作用”。王亚志因曾当过彭德怀办公室的秘书,就更被怀疑为安插到专案组内的“坐探”和“钉子”。

    11月27日,三人被撵出了专案组。许心荣回总参,后被发配到新疆军区工作;张英华回已被“军管”的总政,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王亚志被押送回总参,后发配“五七干校”劳动。

    对罗瑞卿的审讯持续到1968年底。1969年1月,罗瑞卿终于获准入院治疗,做了截肢手术。1973年,被解除“监护”。

    1975年8月,罗瑞卿被任命为军委顾问,1977年,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三次审查

    文革结束后,中央专案组办案人员经历了多次异常严格的政治审查。1976年到197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和总政保卫部组成了“七号办公室”,以审查曾在中央专案组“一办”“ 二办”和“三办”( 1968年成立,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的干部)搞过专案的人员。

    对张英华的审查结果为:没有问题,可不做结论。

    1982年至1984年张英华任军事学院(国防大学前身)院务部副政委期间,根据中央对参加过中央专案组的人员进行严格审查的指示,军事学院党委组成调查小组,对张英华在罗案组的问题进行审查。最后认定,张英华在专案组期间表现良好,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抵制错误的东西。

    1984年9月18日,全军整党办公室发出《关于调查原中央专案小组第一、二、三办公室军队办案人员的通知》。由总参牵头,总政、总后、海军、空军、二炮及各大军区组成“联合调查组”。这次调查,耗时、耗资之巨,远超前两次。

    在这次调查中,对张英华所做的结论依然是“没有问题,不做文字结论”。不过,他被认为对1968年2月27日那次审讯(对罗瑞卿使用了带有侮辱性的言辞)“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

    1984年整党期间,公安部举办“一、二、三办专案人员轮训班”,共283人参加。汪春耀成为该部参加过中央专案组的人员中,少数几个没有进轮训班的。
 

 

 

 

由唐到宋,中国人性格的转变

中国人民大学国史大讲堂

2014-05-05

    唐代女人外向泼辣,宋代妇女却内敛柔和。唐代女人喜欢骑着高头大马招摇过市,宋代妇女却只能站在重重帏帘之后,掀起一角向外悄悄张望一下。唐代妇女可以和男人一样,大呼大叫地参加集体体育运动,宋代妇女却裹起了三寸金莲,讲究起行不动裙,笑不露齿。唐代妇女以丰肥壮硕为美,而宋代追求瘦弱和病态,比如张子野的《菩萨蛮》中所描写的那样:“轻怯瘦腰身,纱窗病起人。”

  唐人粗豪,宋人细腻

  凡是唐代的事物,无一不博大恢宏,健硕丰盛。唐代洛阳龙门石窟中的大卢舍那佛,气势不凡,雍容华贵。韦炯墓壁画中那肥硕的女子和强悍的男人,李爽墓中那双手握拳、瞪目怒吼的天王陶俑,昭陵石雕中那八匹神采飞扬的骏马,无不体现出唐人强烈的自信和力量。

  宋代文物的风格则细腻而文雅。最有名的宋代雕塑是晋祠的侍女像,艺术评论家说它的特点是“流畅、秀丽,特别是在刻画性格、心理方面更有超越的成就”。和这尊侍女像一样,宋代雕塑体型普遍变小,竹雕、木雕、象牙雕大行其道,它们均以小巧细致,富有生活情趣而取胜。

  唐人热烈,宋人内敛

  唐人喜欢画骏马、苍鹰和牡丹。因为这几种热烈、奔放、大气的意向正抒发了唐人性格中的慷慨和雄健,特别是牡丹,因为其热烈奔放,艳压百芳的强劲感官冲击力和至强至烈的色彩感染力而成为唐代的国花。与宋代的文人画家却偏爱画梅兰竹菊,它们独处山中,低调含蓄,幽冷寂寞。

  唐瓷大气,宋瓷精致

  唐瓷以雍容自然而取胜,宋瓷则精致而谨慎。小山富士夫说:“唐瓷华贵,宋瓷纯净,明清瓷器精细俗艳。”宋瓷或为纯白、漆黑,或为清澈无垢的青白,或为幽玄深邃的粉青。与大气粗朴的唐瓷相比,它简洁清秀,反映出宋人细腻内向的心理性格。

  唐诗热烈,宋诗沉思

  唐朝文人们“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他们热情地向往建功立业。李白“十五学剑术”、“一射两虎穿”;岑参“近来学走马,不弱并州儿”。他们下马能饮酒,上马能杀敌。

  宋代文人却不再向往到边塞去领略风沙,习武从军在他们看来是卑贱的事业。宋诗中很少出现边塞、骏马和战争。唐人笔下的边塞壮丽无比:“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对比之下,宋代为数不多的边塞诗词中最有名的那一句范仲淹的“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读起来是那么的凄凉。如果说唐诗体现的是少年精神,那么宋诗则充满了中年人的冷静和沉思。

    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唐宋两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变化源于宋代统治者对武器的恐惧。

  也难怪,从开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二百二十年间,中国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过的:先是生灵涂炭的安史之乱,然后是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后来又是乱成一团麻的五代十国。

  武人统治的时代,人人都朝不保夕。不但老百姓流离失所,连皇帝都是高危的职业。梁太祖朱温、闽主王延钧、赵王王容,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等人都是死于儿子(或养子)之手。兄弟相残更是司空见惯:梁太祖的儿子们互相残杀,到梁朝灭亡时,8个儿子(养子)一个不剩。五代14帝中,除唐庄宗、周世宗留个了几个子嗣外,其余12位皇帝的子嗣,都被人斩草除根。

  因此,宋代政治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武力的全方位防范。开国不久,赵匡胤就通过“杯酒释兵权”,戏剧性地解除了几位最有实力的将军的军权。接着他又在制度设计上费尽了脑筋。

  在成为皇帝之前,赵匡胤的最后一个职务是“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也就是皇帝的禁卫军司令。他深知在这个职务上,一个人可以做成什么样的事。因此宋朝建立后,这个职务被取消了。与此同时,赵匡胤又把军事指挥权和军队调动权分开。这就从制度上杜绝了军事政变的可能。为了降低人们对武官职务的兴趣,在宋代官僚制度设计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晋升却非常缓慢。宋代朝廷之上,武官见了文官,总是自觉低人一等。《宋史·曹彬传》记载,即使是曹彬这样位居枢密使高位的武官,每次在道中迎面碰到士大夫的车马,都会主动地命车夫驶入旁街小巷,所谓“必引车避之”。

  除了给武将戴上枷锁,赵匡胤破天荒地给武器也加上了锁链。

  开国十年之后的开宝三年(970),以一条哨棒打下了四百八十座军州的宋太祖颁布了一条意味深长的法令:京都士人及百姓均不得私蓄兵器。他显然不想再有第二个人用哨棒把他的子孙赶下皇位。

  赵匡胤的子孙们十分重视祖宗的这条“祖制”。淳化二年(991)、天禧五年(1021)、景佑二年(1035)、庆历八年(1048)、嘉祐七年(1062)、宣和六年(1124)、宣和七年(1125),宋代七次颁布禁止私人藏有武器的各种法律,禁止的地域范围从首都扩展到了全国,武器种类则从兵器扩展到了老百姓生活日用的刀具。宋代南方林木繁密,百姓通常用袴刀来开荒种田。天圣八年,宋仁宗却下诏禁止老百姓再使用这种刀:“川陕路不得造着袴刀。”景佑二年,皇帝又下诏重申此令,并规定,不但使用者有罪,连造刀的人都要严惩。

  除了对武将大力防范,赵匡胤也没忘了给文臣套上笼头。

    精明的宋太祖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权分割成了几块,将军权交给枢密院,将部分行政权交给新设立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他又设“三司”来专门管理财政,分掉了宰相的财权。在地方上,他同样也大行其“分权”和“制衡”的秘诀,规定地方官由中央派出,任期只许三年。为防止一把手独断专行,他为各地知州设立了名为通判的副手,来监督知州。他又派转运使到各地管理财政,取消地方上的财政处理权。

  虽然代价是形成有宋一代难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赵匡胤终于排除了一切使贵族阶层死灰复燃的可能,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达到“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的乾纲独断境界。宋太祖显然是一位爱读历史并且热爱思考的武人。我们不得不说,他在制度设计上表现出的天才,除了秦始皇外无人可及。在专制集权的方向上,赵匡胤做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极限。有宋一代,继秦朝之后,实现了专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级。

  宋代的基本政治设计,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

  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宋代民间流行的俗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在宋代,将军们不管立了多大功勋,也难有文臣那样的风光。有人说,即使是率兵数十万,收复幽蓟十六州,也赶不上一个状元及第时的荣耀:“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

  宋代男人开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们的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正如梁启超所说:“相尚以文雅,好为文词诗赋训话考据,以奇耗其材力,即有材武杰勇,亦闲置而无所用武,且以粗鲁莽悍见屏于上流社会之外。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赵匡胤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氏身家安全的结果,却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安全。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在北宋几次耻辱的失败之后,赵宋王朝终于被驱离中原,南渡另立。

  从北宋中期开始,亡国灭种的威胁如同乌云一样,一直笼罩在每一个宋人的心头,并且终于在南宋末年变成事实。这是分析宋人性格的不可忽视的一个背景。事实上,在大宋王朝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宋人都生活在一种惴惴不安之中。越到后来,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就越灰色和悲观。这就是宋人痴迷梅花、竹子、兰花、菊花这些幽雅冷静意向的原因。

  梅兰竹菊在宋代以后被称为“四君子”,成为中国文化中一种代表性的意向组合。分析这四种意向,我们会发现它们有一种共同的精神特点:梅在严寒中怒放,展现着严酷环境中的不屈。兰独处于幽谷之中,代表着寂寞中坚守清操。竹则未曾出土先有节,表达是士人的自制和节操。菊花傲霜而开,残败犹抱霜枝,象征的同样是在逆境中的抗争。总结起来,这四种事物所表现的,其实都是对即将到来的严酷环境所做的一种心理准备,为在死亡、在被征服的威胁面前坚守气节而进行的自我精神动员。

  这是宋代士人独特的共同文化心理。宋代读书人普遍意识到,“文明的深秋,甚至文明的冬天就要到了,霜雪将摧残中国的士人,于是士人们只好为此做精神上的准备,用梅兰竹菊的精神来‘武装自己’”。

  因此,宋代士人的性格与唐代完全不同。唐代文人傲岸不逊,豪饮高歌,笑傲王侯,斗鸡走马,出塞入关,挟妓交游……,身上充满了充沛的活力和无忧无虑的乐观。他们是青春、自由和欢乐的。而宋人不再有可能跨上战马,去寻找自己的理想。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时刻处于威胁之中,他们所能做的,却只有老老实实寒窗苦读,在案牍中消磨掉自己的一生。因此宋人比唐人敏感、脆弱得多,作品中迷漫着对人生茫然无着。连宋代的少年都是少年老成,愁绪满怀的。唐代“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宋代少年却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淡淡忧伤中得到心理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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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张献忠:你死我活的“革命战友”

聂作平

2014年05月13日

    有句著名的话,叫“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说明了人们在试图抵达和还原真实的历史时面临的艰难和尴尬。由于立场、视角和目的千差万别,哪怕是相同的史料,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也可能得出迥然不同的历史结论。更何况,一旦抱定了“古为今用”这种类似于“六经注我”的理念,那就更可能通过对史料的取舍甚至夸大,从而得出与真实的历史近乎南辕北辙的结论。对历史的误读即由此产生。长久以来,对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两位农民起义领袖关系的研究堪称功利主义之下的误读典型。

    作为中国农民起义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大人物,李自成和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战争,是导致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

    李自成,原名李鸿基,家里几代人一直以养马为生。父亲死后,家道中落,李自成不得不到一个姓艾的地主家里放羊抵债。成年后,李自成到甘肃当边兵,后又回到陕西做驿卒。崇祯裁撤了全国驿站,驿卒李自成下岗,只得另谋生路,而这所谓的另谋生路,对一个生逢乱世、不事稼穑的粗豪汉子来讲,只有杀人越货才是最简单、最直接可行的。这样,李自成于崇祯三年加入到了造反者行列。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他和李自成有着诸多共同点:同乡(陕西定边人)、同龄、同样当过兵,甚至在同一年加入农民起义队伍,后又成为明末农民领袖中一时之瑜亮式的大佬。崇祯三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暴动。他自号
“八大王”,又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这一队伍初属王嘉胤,后来自成一军。

    尽管后来李自成的名头比张献忠更响,势力也比张献忠更强,但追根溯源,在起义的最初几年里,张献忠的地位要比李自成高。明末农民战争史上著名的荥阳大会于崇祯八年召开时,张献忠已是与高迎祥、老回回、曹操分庭抗礼的十三家领导人之一,李自成则只是高迎祥的部将。不过,李自成凭借个人素质和才能,很快便脱颖而出。

    明末农民军初起之时,多数都是乌合之众。这些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的队伍,基本没有远大的政治诉求,一般只是攻城略地,把粮食吃光了或是围剿的官军来了就往山里跑,偶尔也打几仗。由于破产的农民持续增加,这些队伍也就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前面的战死了,后面的继续跟进,因此才会出现朝廷对农民军进剿得越厉害,农民军反而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的怪圈。不幸的崇祯和他的大明王朝,就掉进了这样的怪圈。

    如前所述,如同过江之鲫的农民军,相互间大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隶属关系,而是处于各自为战的相对独立状态。官军正是抓住了农民军的这一弱点,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使得农民军在崇祯七年前后遭受了相当大的挫折。

    如何应对官军的各个击破,成为各路农民军首领迫在眉睫的问题。在这一大背景下,荥阳大会于崇祯八年召开。会上,十三家领袖议而不决,拿不出一个能够让众人信服、切实可行的办法。李自成以一个级别低下的闯将身份发言,他提出:匹夫也可以奋臂一拼,何况我
们有十万之众!现在,我们的部队相当于官军的十倍,哪怕是守卫辽东的关宁铁骑赶来,也不怕它。现在的唯一办法就是分兵出击,各自
开拓一片天地,至于成与否,那就听天命吧。

    李自成的提议得到了十三家领袖的首肯。就在这次会议上,农民军作了战区划分:革里眼、左金王抵挡川、湖官军;横天王、混十万抵挡陕西官军;曹操、过天星守卫河上;高迎祥和张献忠经略东方;老回回、九条龙往来策应;射塌天、改世王作为增援部队。李自成的另一建议也得到了十三家领袖的认可: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均分。

    荥阳大会后,李自成作为高迎祥的部将,随同高迎祥和张献忠联军东下,由河南而安徽,攻下了朱元璋的老家中都凤阳。朱元璋家
的祖坟被扒,朱元璋出家的寺庙被毁,大批官员和富人被处死。消息传来,朝廷震恐,崇祯不得已下了“罪己诏”。也就在这时,李自成
和张献忠之间发生了有史可查的第一次冲突:两位农民领袖因为争夺战利品——主要是乐工和乐器——竟至反目成仇。此后,李自成分兵
西进。两年后,高迎祥被明军俘杀,李自成继承其衣钵,正式成为与张献忠平起平坐的十三家领导人之一。

    在十三家领导人中,李自成和张献忠是最为耀眼的“双子星”,紧随其后的另一重要人物则是绰号“曹操”的罗汝才。罗汝才先前独自带领一支队伍,在谋士吉珪的辅佐下,时或招安,时或反水,几度反复,如同戏剧舞台上的白脸权奸曹操。因此,当不少农民军在和官军的对决中被瓦解或大大消耗时,他的势力却在稳步增长。随着时局的发展,无论李自成还是张献忠,抑或明朝政府,都意识到如果能把罗汝才拉到自己的阵营中,对自身军事力量的增长将有重大意义。当时,罗汝才选择了和李自成合作。按正史的说法,李自成善攻,罗汝才善守,两人联手正好可以优势互补。但两人的关系始终是比较松散的合作关系,他们约定,凡是攻下城池所得子女玉帛,按照四六比
例分配。从史料记载看,二人联手的业绩不错:李、罗时分时合,先后在河南和湖北一带连续几次打败官军主力,并一举攻克湖北重镇
襄阳。李自成攻下襄阳后,自封为“奉天倡义大元帅”,以襄阳府为襄京,标志着他已不满足于以往猴子掰苞谷式的游击作战,而是想要
从行商变为坐商,建立自己的政权。作为李罗集团的合作伙伴,罗汝才被李自成封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

    西谚说“患难朋友才是真朋友”,东方智慧则认为,由于人的劣根性,大多数人都只可同患难,却不能共富贵。遗憾的是,闯王李自成也属于这大多数人之一。李自成本人一向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罗汝才却妻妾成群,即便在官军步步紧逼的困境下,军营里也养着几支戏班子。

    对此,李自成很看不起他,认为罗不是能够成大事的人。随着李罗越做越大,李自成担心罗汝才将来会尾大不掉,于是动了杀机。崇祯十六年(1643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李自成派出一支精锐小分队,毫无征兆地冲进了罗汝才的大帐,将还在睡觉的罗汝才杀死在床上。罗汝才的军师吉珪也于事后被杀,罗汝才部二十余万人马除了少数逃离外,大部分被李自成整编。这家曾经业绩不错的“股份制公司”,以李自成独吞全部投资及收益告终。

    李自成之所以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情况下火并罗汝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本质者则莫过于“一山不纳二虎”的思想作祟。当时河
南一位叫郑廉的士大夫评论此事说:“一国不堪两君,一营宁堪两帅,或南面而臣人,或北面而臣于人,为顺为逆,莫不皆然。”李罗从
合作到谋杀的嬗变,如果说其中掺杂了李自成对罗汝才个人品行的不满的话,那么李自成和张献忠这对貌合神离的合作伙伴,其实质则是互相提防、敌视乃至欲除之而后快的敌人。

    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张献忠受朝廷招安,屯兵于湖北谷城。是时,李自成被洪承畴击败,带着百余人马前往谷城投奔张献忠。张献忠不但不予接纳,反而准备干掉李自成,幸好李自成警惕性高,事发前一个人骑着一头驴子,仓皇狂奔六百里,从商洛的山路间逃脱,投奔到老回回(即马守应)营中。受此惊吓,李自成满腔愤怒,一病数月。此仇李自成当然不会忘掉。

    三年后,张献忠在河南信阳被左良玉击败,几万人投降,要不是遇上天降暴雨,腿部受伤的张献忠也差点成为俘虏。就像当年李自成落魄时来投一样,张献忠也带着几十名残兵败将,前往投奔李自成。李自成是一个起于草莽的农民,信奉的是江湖义气——既然你当初不仁,就休怪我今日无义——他也不打算收留张献忠,招待很不客气,并想趁机把送上门的宿敌消灭。

    罗汝才和张献忠交情不错,出面说了不少好话。在罗的苦劝下,李自成勉强打消了杀张的念头。但张仍处于危险中,罗汝才给了张献忠五百人马,叫他尽快离开是非之地。张献忠于是转向湖北发展,李、张二人的矛盾公开化。

    1641年开始,李自成的发展势头比张献忠更猛,先是吞并了罗汝才部,后又接连干掉了昔日的另一些合作伙伴,如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小袁营袁时中、乱世王蔺养成。那位曾在他穷途末路时收留他,并为他治病养伤的老回回,虽然没被处死,但也被剥夺了兵权。至此,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只余下了李自成和张献忠。

    这时,张献忠刚刚攻下武昌,李自成心里很不快,他派人以贺喜为名赶到武昌,警告张献忠说: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被杀,下
一个就轮到收拾你了。这不算,李还公开张贴告示,宣布“有能擒献忠以献者,赏千金”。

    张献忠自忖目前不是李自成对手,只得放弃刚到手的武昌及周边县份,率军进入湖南以图发展。后来,他又溯长江而上进入四川,建立大西政权。随着甲申年的到来,张献忠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势力都更强大——地更广,兵更精,名更著,粮更多;但势力的强大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反而让他更加焦躁不安,原因在于李自成发展得比他更快,势头更猛。

    依据时间推算,正当张献忠围攻重庆时,他获知了李自成进京、崇祯自缢身死的消息。他一向不服李自成这个昔年地位远不如己的同
庚加老乡,但现在李自成终于先自己一步推翻了明王朝。在张献忠看来,拿下京师就差不多意味着神器在手,就能像当年的刘邦或朱元璋
那样,从一个农民领袖一跃而成为一个王朝的开国之君了。因此,在张献忠眼里,李自成进京乃是甲申年最大的噩耗,这一噩耗导致了他
后来的自暴自弃。

    一件流传甚广的小事可以证明张献忠内心深处对李自成的嫉妒和不服:张攻占成都后,派出细作深入民间,凡偶语触及者皆处死。一
夜,有两夫妇在床上闲谈,其夫斥责妇人说:你说的都是些张家长、李家短的事。细作探听 到后向张献忠汇报,张献忠笑着说,他说的张
家长李家短,就是我张家要胜过自成的李家之兆也。总之,张献忠无法忍受极度的失落和不服,但李自成远在京师,且势力在自己之上,
对他只能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所作为,他只能把四川,把他打下的一座座城市及其人民当作出气筒——倒霉的四川民众成为了可怜的替罪
羊。

    李自成的成功导致了张献忠某种程度上的自暴自弃,这一点,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鲁迅先生对此深信不疑。他曾精辟地总
结道:“他开初并不想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

    通过上面的简单叙述,我们大体能洞悉李自成和张献忠之间真实而耐人玩味的关系。他们的确曾是合作伙伴,但更多时候是不折不扣
的竞争对手。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比他们和自己的敌人——大明王朝——之间的矛盾更缓和。关于李张之间这种关系的转换,笔者曾总
结过:“起义之初,当各股农民军的势力都还不够强大,都还不足以和政府分庭抗礼时,当他们面临被官军各个击破的危险时,本能的
利益驱使下他们召开了荥阳大会,并作出了联合对付官军的决策。这时候,应该说,各股农民军之间没有很大的矛盾。但是,当他们各
自都拥有了一定的地盘和势力,官军并不是最主要的威胁时,他们之间就开始了彼此寻找机会吃掉对方以便独大一方的博弈。事情至此,农民军已不再是当年那些活不下去的饥民组成的乌合之众,而是旨在争夺天下,至少也是企图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利益最大化的一方诸侯。”

    令人惊讶的是,数十年来对李张关系的主流定论,是将他们定位为肝胆相照的革命战友。在G70高速(即福州至银川高速公路)湖北十堰谷城出口处,挺立着高达十多米的李自成和张献忠雕塑,即取材于前面讲过的李自成差点丢了性命的谷城之会。在现代语境里,谷城相会时的险恶被着意隐去了,向我们传达的是另一种与史实相去甚远的所谓双雄会。根据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改编的《双雄会》和《谷城会献》两部影片中,李张二人虽有些小矛盾,却是坦诚相见的农民领袖,在中间作祟的只是张献忠的军师徐以显。两位农民领袖如同亲密的战友,在谷城这个偏远的地方,结成了矢志推翻大明王朝的同盟。

    如果说《李自成》和《双雄会》是艺术作品,不能算作严肃历史的话(其实对一般民众而言,这种艺术品对他们的影响远甚于严肃的
历史著作),那么在严肃的历史著作包括历史教科书中,我们也几乎看不到关于李张关系的深入分析,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更是鲜见揭示。有意无意中,给我们传递的仍然是艺术作品粉饰的革命战友和革命友谊。

    “革命战友”这根绳子,把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两只蚂蚱强行拴在了一起。顺理成章的是,革命战友之间的明争与暗斗,必须被忽略、被遮蔽、被避讳,在实用主义的需求下,它们因为不合时宜而“读者不宜”。至于如此一来,历史会被怎样误读,显然,便不是专家学者和艺术家们所要关心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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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两性关

郑连根

2014年05月13日

    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礼崩乐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两性关系比较混乱。一些统治者荒淫无耻,非礼奸淫的事件几乎不胜计数:有子通庶母的,还有兄妹私通的,更有君主霸占臣子妻子的……

    需要说明的是,史书上之所以记下这些绯闻、丑闻,多半不是因为两性关系本身,而是因为这些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后来都影响了历史,成了政治事件。但仅就这些有明确记载的案例,便足以令人咋舌。

    夏姬原是郑穆公的女儿,后嫁给陈国的夏御叔,生下一个儿子,叫夏征舒。夏御叔死后,夏姬同时与陈灵公、孔宁、仪行父君臣三人保持着情人关系。陈灵公经常穿着夏姬的内衣在朝廷上炫耀,还公然邀请大臣孔宁、仪行父一起到夏姬家喝酒、鬼混。三人喝了酒就更肆无忌惮,陈灵公对孔宁、仪行父说:“我看夏征舒这小子长得很像你们啊。”孔宁与仪行父则说:“我看他长得也像您啊。”说完三人哄然大笑。

    夏征舒已经成年,听到谈话,感觉受到了莫大羞辱,就在三人喝完酒离去时射杀了陈灵公。孔宁与仪行父赶紧逃跑,才免于一死。射杀了陈灵公后,夏征舒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篡夺了陈国的政权,自立为陈侯。这便是陈国历史上有名的“夏征舒之乱”。

    楚庄王以平乱为由出兵,很快又把夏征舒杀了。楚庄王杀了夏征舒,但没杀夏姬,不但没杀,他自己也被夏姬迷得神魂颠倒,甚至要
娶夏姬。但楚国大臣申公巫臣劝阻了楚庄王,说夏姬是祸水,跟她有瓜葛的男人都会倒霉;再者,大王您要追求仁德,而不是追求女色,“贪色为淫,淫为大罚”。

    听了这一番劝谏,楚庄王放弃了夏姬。随后,楚国大司马子反又要娶夏姬,申公巫臣再次劝阻,后楚庄王将夏姬赐给一位作战勇猛的军官连尹襄老。但“跟夏姬有瓜葛的男人都倒霉”的判断,像魔咒般跟随着这位风流美丽的女人。不久,尹襄老也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战死,连尸体都被晋国抢了去——夏姬又一次成了寡妇。

    成为寡妇的夏姬被楚庄王派人送回了郑国。不久,申公巫臣借出使齐国的方便,绕道郑国,在驿站馆舍中与夏姬相会、成亲。随后让副使回楚国复命,自己则带着夏姬私奔到了晋国。私奔之事惊动楚国上下,楚国大司马子反更是醋意大发,下令将巫臣的家族成员一网打尽。申公巫臣发下毒誓,要报复子反。他报复的手段是让晋国帮助吴国发展军事,吴国的军事实力由此大增。晋、吴两国对楚国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夏姬,这个女人居然能对“国际局势”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这恐怕是她自己都不曾想到的。对于夏姬“性开放”引发的恶果,晋国叔向的母亲作过经典的概括:“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可无惩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是郑穆少妃姚
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灵”是申公巫臣的字,子灵的妻子害死三个大夫、一位国君、一个儿子,并且导致一个国家(陈国)灭亡,这么严重的恶果,难道还不值得充分警醒吗?

    “万恶淫为首”,混乱的两性关系常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道理在今天也并不过时,现在查出的很多贪官,他们之所以走上腐
败道路,原因不也经常是“没经受得住金钱和女色的诱惑”吗?我们当然不能把贪官腐败的责任全推到女人的身上,就像不能把陈灵公、夏征舒等人的悲剧全推到夏姬身上,但我们不得不说,人类在性事上的作为确实是很多恶性事件的重要诱因。

    夏姬之外,齐国美女文姜也是春秋时期两性关系混乱的代表。文姜是齐襄公的妹妹,她还没出嫁时就与哥哥(当时齐襄公还在做世
子)通奸,后来嫁到了鲁国,成了鲁桓公的夫人。文姜嫁到鲁国十五年后,齐襄公向周天子的妹妹求婚。按照周朝礼法,齐国要邀请跟周
天子同姓的诸侯国君来为齐襄公主持婚礼,鲁桓公由此成了为齐襄公主持婚礼的人。文姜听到消息后,非要跟丈夫一起回齐国,这本来就
不合“春秋礼法”,可鲁桓公架不住耳边的唠叨,答应了文姜的请求。

    更荒唐的是,回到齐国后,文姜和齐襄公旧情复燃,再次通奸、乱伦。鲁桓公非常恼火,痛骂了妻子。不料,文姜向兄长兼情人的齐襄公告了自己丈夫一状。

    为了掩饰丑闻,齐襄公设宴款待鲁桓公,同时交待公子彭生在送鲁桓公回驿馆的路上将其杀死。果然,彭生送鲁桓公回驿站,在车内猛力拉折了鲁桓公的肋骨,鲁桓公一命呜呼——一桩兄妹通奸的乱伦丑闻最后发展成了一起谋杀案,而被谋杀的主角竟然是堂堂鲁国国君。

    乱伦丑闻曝光后,文姜自己也异常羞愧。鲁桓公死后,鲁庄公即位,鲁庄公即文姜的大儿子。鲁庄公虽知父亲是被母亲和舅舅合伙害
死的,但他也拿这个风流的老妈没办法。顾及孝道,他还得派人去接文姜回鲁国。但文姜羞于回鲁国见儿子,她在车子走到齐国和鲁国交
界时感叹道:“这里既不是鲁国,也不是齐国,我该在此安身啊!”并派人回复鲁庄公说:“我性爱闲适,不愿意回宫。如果非要我回宫,除非我死之后。”于是,鲁庄公只好在祝邱为母亲建馆舍。从此,文姜就来往于禚和祝邱之间,直到终老。

     在一个变革时期,社会上原来的清规戒律松动了,人们在经受心灵焦虑的同时,也获得了行为上的自由和观念上的解放。有多种多样的行为模式可供人们选择,至于怎么选,就看每个人的思想境界和智力水平了。大多数人的思想境界和智力水平其实都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转型时代,他们没有坚定的价值观和充分的定力,难免会被时代裹挟。人们随大流,“跟着感觉走”,很容易摇摆,也很容易成为权力、金钱和情欲的奴隶。如此,一批又一批的人在社会转型时“跌跤”甚至“流血”,也就不足为奇了。但看官如果就此认定春秋时期的两性关系极其混乱,那恐怕也是有些武断的。史书上还记载了一些别样的事例,可窥探到当时两性关系的另一面。

    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伍子胥率吴师攻楚,攻陷郢都。楚昭王带着妹妹季芈出逃。逃亡的路上还遇到了强盗攻击,惊险万分。危难之中,幸好有个叫钟建的臣子背着季芈赶路,最终脱险。郢都被攻陷后,楚国申包胥到秦国求救兵,哭了七天七夜,终于感动了秦哀公,秦国出兵帮助楚昭王复国。复国后,楚昭王要替季芈找丈夫,季芈谢绝。她说:“做女人的原则就是要远离男人,钟建已经背过我了。”楚昭王会意,就把她嫁给了钟建,还顺道封了钟建一个官:乐尹。

    在逃难的路上被一个男人背过了,就一定要嫁给他。看来,季芈依然恪守着“男女授受不亲”的周礼。既然有人坚持“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那么“烈女不嫁二夫”的信条也就为某些女性认可。

    鲁庄公十四年(公元前680年),蔡哀侯在楚文王面前赞美息国国君的夫人息妫如何如何漂亮。楚文王听着心动,就带着食物到息国去款待息侯,趁机灭了息国,然后将息夫人据为己有。息夫人无奈,又跟楚文王生了堵敖和后来的楚成王,但她一直不主动说话。楚文王感到奇怪,就问什么原因。她说:“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意为我一个女人侍奉了两个丈夫,即使不能去死,那也没什么好说的呀。

    如果说季芈和息夫人的观念保守,那还有比她们更保守的。宋共姬原是鲁宣公的女儿,她嫁给宋共公不久,宋共公就死了,她一直为
宋共公守节,坚决不改嫁。这还不算,一天夜晚宋国宫殿发生了火灾,别人都逃难了,可宋共姬不出,为的是守礼仪。因为当时有“妇人
之义,保傅不俱,夜不下堂”的礼教,即贵族妇女若没有保姆的陪同,不可一个人在夜里外出。宋共姬恪守礼教的结果是被烧死在宫里。

    宋共姬的做法在今人看来当然是很“愚”的,但在当时,各国诸侯相聚于卫国澶渊,共同为其志哀,褒奖她“越义求生,不如守义而死”的人生信条。

    从夏姬到宋共姬,女人的两性观念在春秋时期竟有如此巨大的跨度,我们该如何概括春秋时代的两性关系?其实,这种“难以概括” 恰恰是所有转型时代的共同特点。在转型时代,旧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已经解体,但新秩序和新观念尚未建立,一切都要靠人们自行
摸索。在这种情况下,新与旧交叠在一起,美与丑混杂于一处,叛逆与保守互相激荡,人们的行为模式由此空前多样,两性关系之复杂也
就在所难免了。

    春秋时期,正常的婚姻要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六个正规步骤,谓之“六
礼”。那时的媒人,不仅仅保媒就完事,他们还是国家法定的官员,掌管男女结合、登记造册、夫妻诉讼等政府职能,可以说他们就是当时“婚姻法”的主要推行者和监管者。但就像任何时代的政府监管都有漏洞一样,春秋时代男女自由择偶乃至私奔的事也屡见不鲜。

    《左传》记载,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时郑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郑国徐吾犯的妹妹长得很漂亮,公孙楚已经聘为妻,可
另一个叫公孙黑的也叫人去强下聘礼,与公孙楚争妻。公孙楚和公孙黑都是郑国宗室,都很有势力,徐吾犯谁也不敢得罪,就将此事报告
给了郑国的执政官子产,请子产裁断。子产回答:让你妹妹自己选,她想嫁给哪个就嫁哪个。公孙楚和公孙黑也同意。

    于是,两人就开始公开PK:公孙黑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地进门,陈列了聘礼就出去了;公孙楚则“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徐吾犯的妹妹看了这两人的表现后说:“公孙黑漂亮是漂亮,然而公孙楚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于是,她选择嫁给了公孙楚。此事展示了春秋时两性关系人性化的一面:当追求者众多时,女子可自由选择。

    《左传》中还记载一件事:鲁国泉丘有一女子,梦见用她的帷幕覆盖了孟孙氏的祖庙,于是就和女伙伴一起去主动追求孟僖子。她们两人都嫁给了孟僖子,一男二女还在泉丘之社盟誓说:“有子无相弃也!”这位泉丘女子就是孟懿子的母亲。

    还有,鲁国大夫叔孙豹路过庚宗(今山东泗水),在一个女子家吃了一顿饭,住了一夜,跟这个女子有了“一夜情”。多年后,那女
子突然领着儿子找到了叔孙豹,说这个孩子就是那次“一夜情”的产物,现在要认爸爸。这种事情放在今天会怎样?相信大家立马就能展开复杂联想。可当年叔孙豹很愉快地就接受了母子俩,既没做亲子鉴定,也没想着各种办法隐瞒、摆平。而此时叔孙豹早已与齐国大族国氏的女儿结婚,且有了两个儿子。

    关于春秋时期男女自由恋爱的种种情形,还可从《诗经》中得到佐证。《诗经》第一篇《关雎》写的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诗中所说“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不就是自由恋爱前期的思念之苦吗?若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
哪有资格“寤寐求之”,既然没资格“求”,又何必瞎操心,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

    《卫风·氓》诗写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及我谋。”这里透露出的,不就是一个男子以“抱布贸丝”为名行“泡妞”之实的恋爱把戏吗?男子心急火燎地追求“淑女”,淑女们似乎也不甘落后,且看《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山上长着挺拔的扶苏树,池塘里开着漂亮的荷花。我来到这里,没有遇到子都(郑国著名的美男子)那样的大帅哥,却遇到了你这个坏小子。这不就是女子和情人幽会时的戏谑之语吗?

    顺便提一下,春秋时期包括两性关系在内的各种社会乱象刺激了思想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开出了不同的救世药方。法家主
张用“严刑峻法”把人们严密监管起来,这个办法后来失败了;道家教导人们要清心寡欲,不要瞎折腾,这个办法不能普遍推行,因为绝
大多数的人做不到;儒家则呼吁“仁政”,倡导“忠恕之道”,让人们做事要“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说,在“神”的观念在人们的心中消退之际,人的理性也就成了乱世中判断是非对错的唯一依凭。只有充分地开发个人的理性,人们才能在转型社会找
到安身立命的力量。怎么样充分开发人的理性呢?孔子给出的办法是“反求诸己”,通过不断地学习来开发每个人生命中本有的理性,“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应该说,孔子的这个办法还是靠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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