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随着越来越多的日本官员和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军刀下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已经越来越明显了。中国要是还幼稚地幻想,未来会比甲午战争败得还惨! 这个世界是看谁比谁狠、谁比谁强的世界,是肌肉和力量说了算的世界。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回归俄国,靠的是俄国的实力。中国要想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也要靠军事实力。 军事专家的文章道出了当今世界的本质。 这期文集还需关注的是汉心先生的文章,一个一味主张人权、私权的国家是可怕的,这个国家今日的许多堕落从官到民就是在这种理论主张下发生的。像群狼似地个人主义国家是没有出路的。请仔细阅读汉心的文章。本期文集从22日上网开始,一周内将不断充实新内容,望读者注意观看。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 道路选择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4年4月23日

目录

特稿一

仲大军:资本狂欢的时代在中国已经结束

《财经》:东莞深陷大规模劳资矛盾

汉心:“个人主权”并非促人向善的政治选择

秦晖:怎样才算是儒家

彭培根:中俄建筑大师电视巅峰对话

彭培根:理性建筑的呐喊者

卢映西:十日谈,无字碑

特稿二

军事专家:中国的和平发展与 道路选择

军方将领:奥巴马已出格 解放军将不按常理出牌

中国人已经闻到战争的气味?

吴必康:英美渐进式霸权转移的历史和理论逻辑

恩格尔 那小兵:解读刘亚洲《甲午国殇》

怡安路透:2014年全球10大政治风险

包华清:中国和日本关系的本质

马立诚:坚持对日新思维提出的和解之路

经济

红星博报:美元开始反转?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货币总量116万亿元 世界第一

苏庆义:我国一季度外贸形势分析与展望

管清友:不要期待政府抱薪救火——第一季度宏观数据与局部降准

李迅雷:今年首要任务是避免财富被洗劫

新京报:不动产登记制2016年全面实施 将冲击中长期房价

黄卫东:导致我国亿万财富流失的四大经济政策

邹晓梅:刚性兑付是否可持续----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危机的启示

长士:张维迎在博鳌论坛图未穷匕首见

霍默静:中国学者对中国信心的“倒挂”

吴敬琏:中国改革不能回避7个问题

彭真怀:大道至简 纲举目张----中国的农村和城镇改革

徐景安: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最大的政治

郎咸平:中国低工资高物价的秘密

胡星斗:建议彻查房县豪华办公楼“面子”背后的腐败

包宇:思考未来十年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创新

爱龄:上届十年的反思?

政治

斁韦:中国的习王政治

黄纪苏:中国是否革命取决于社会分化程度

颜元叔:中国的前途不在台湾在大陆

王绍光: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

汤因比:世界的未来在中国 人类的出路在中国文明

欧阳君山:为什么是一元天下而非多党争局

俞可平:民主还是民粹——中国的民意政治

文史

快报:汉族是一个高度混血的民族

单平:无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濒临消亡不可避免,也不可怕

单平:搞好民族团结 稳步推进民族融合

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

夏剑钦:《心仪集》自序

一殷:电影《天注定》在法国被喝彩----被禁映的中国电影

葛浩文:中国小说在西方不特别受欢迎

张培森: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

雪珥:大清甲午战争战败的一个原因是密电码被盗

 格上:关于藏南的弃与得

朗钧:毛泽东林彪反目成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果壳网:破碎的地狱----2.5亿年前是什么造就了大灭绝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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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狂欢的时代在中国已经结束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4年4月22日

    中国未来(已经发生了)的劳工问题,将是习李政府面对的可能比经济问题还要棘手的重大社会问题。经济一下滑,效益一受影响,工资待遇马上出问题,接着就是劳工的问题。经济问题将直接引起社会问题。所以,在一个经济下滑的历史时期,工会问题将成为一个社会新焦点。

    中国工人阶级不再沉默!最近广东等地连连出现工厂罢工事件。从格兰仕两千多工人砸工厂宿舍食堂,到东莞鞋业几万工人罢工,到深圳公交车司机罢工,到东莞电子企业工人罢工。

    工人抗议的浪潮接连不断,似有星火燎原之势。

    中国的新一代产业工人一旦觉醒起来就必然产生报复性的行为。三十年的老帐新帐攒到今天一起算,这将是新政府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大问题。中国是一个有工人运动传统的国家,长期压抑工会,为虎作伥,必将遭到劳动群体的爆发性抵抗。

    工人阶级的觉醒,意味着新一轮改革的开始,这是对本届政府的一大考验,是回归劳工立场还是继续偏向资方?

    如果中国的发展出现的结果是穷人造反,那就说明这场改革出了问题。

    人民日报也发文说话了:“工人维权意识的增长,导致了维权行动的屡屡发生。不只是“格兰仕打砸”和“耐克鞋厂罢工”这样的激烈形式,就连每年一度的“用工荒”,也不过是工人在权益荒芜的境遇下选择“用脚投票”的结果,这是工人维权意识觉醒和法治社会发展的必然。如果劳动部门,再不对相关企业进行劳动权益的督促检查,则对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密集型加工大国而言,必然面临严峻的考验,甚至关乎社会稳定这样的大事。”

    格兰仕工人打砸工厂最新消息

  4月14日,广东中山,格兰仕工人打砸工厂,抗议工资低于公司招工时承诺的标准。约2000工人从凌晨零点开始,将宿舍、饭堂、超市、大门、电动叉车、警车以及办公室电脑设备等悉数砸毁,工厂所有保安跑光。一直持续到凌晨6点,有大批特警进厂戒备,公司总裁亲自到厂道歉。

    新浪微博消息

    4月19至20日,广东省深圳市,东部公交公司329、839、353、359等7条公交线上千工人罢工。因薪酬太低、伙食差、住宿差、乱扣乱罚等原因,东部公交353线工人于16日发起罢工,聚集龙岗区政府示威,持续至19日,罢工线路增至7条,20日,工人被数百警察强行驱散,多人被抓捕。http://t.cn/8sjn8kG

 

 

格兰仕员工打砸工厂并非酒后闹事 300人已辞职

 新京报

2014年04月24日

  4月15日,广东中山格兰仕工厂被员工砸了,参与者有上百人。因为微波炉扩产,这个工厂今年年初才刚刚投产。格兰仕曾经是叱咤中国小家电行业的“价格屠夫”,如今被指因低薪而遭员工打砸。业内分析认为,事件背后凸显的是以“价格战”为纲的格兰仕正遭遇低成本模式带来的困境。

  与此同时,美的工厂也出现“工人主动停工”,格力则被曝克扣员工数千万奖金,被扣上“血汗工厂”的帽子。中国家电制造业在内销不畅、“人口红利”逐渐流失的大背景下,进入了严峻的调整期,类似现象未来可能会再度上演。

  格兰仕刚刚投产的工厂被员工砸了。

    4月15日,一条图文并茂的帖子被广泛转发。帖子爆料称,4月14日,格兰仕(中山)电器有限公司约2000名工人从凌晨零点开始,将宿舍、饭堂、车间流水线、超市、大门、电动叉车、警车以及办公室电脑设备等悉数砸毁,工厂所有保安跑光,一直持续到凌晨6点,有大批特警进厂戒备,公司总裁亲自到厂道歉。

  打砸事件在网上传开。格兰仕官方随即发出一份声明,称此次是“200多名员工聚集事件”,并将原因归咎于新员工酒后闹事。“闹事员工极少,真正打砸的仅有几名员工。闹事员工仅对厂区内的自动贩卖机、小卖部设施等进行打砸。事件中无任何人员损伤。企业采取理解、关心、爱护的柔性处理办法,通过与员工恳谈对话的方式在大约凌晨5点平息事态。”

  “并不是因为酒后闹事,参与的也远远不止200人。”事发后,已经辞工回家的小黄对新京报记者说。小黄回忆,那天打砸持续了整个晚上,一开始有一个宿舍的人起哄说“这个厂太黑了,坑我们”,然后两三个宿舍的人都加入进来。

  “其实,事发的主要原因是格兰仕给的工资很低,只给原来招工时承诺的三分之二,招工时说3000-4500元,每个星期都有休息,包吃包住,可是进来后根本不是这样。”至今,小黄依然愤愤不平,“一个月才2500-3000元,白班夜班轮倒,星期天也要上班,每天工作10个小时,吃宵夜也要自己掏钱。”

  小黄说,事发第二天,他和很多朋友都辞职了。据了解,此次事发地点——格兰仕中山厂区因为微波炉的扩产,2014年刚刚正式投产,到目前为止仅有数月。

 

 

东莞深陷大规模劳资矛盾

《财经》新媒体记者 高笑楠

2014-04-24

  上月底,反服贸反大陆的标语,还挂满台湾立法院;这月底,位处大陆东莞的全球最大鞋厂裕元厂区内,却打出“打倒台湾人”的标语--两岸民间你来我往的呼声,吊诡而讽刺。

  如果你这几天有幸去裕元厂区内围观的话,会看到这样一副祥和景象:工人们早上悠闲的溜达到车间打卡,之后,有些人驻足闲聊,有些人结伴出游,有些人干脆返回宿舍睡个甜美的回笼觉。

  时至今日,裕元工厂内的工人怠工已进入第19天。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怠工,因参与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被学界称为现代“五卅运动”。

  裕元工业系台湾宝成集团旗下一家实力雄厚的跨国集团公司,在东莞﹑中山﹑珠海﹑黄江等地,有182条生产线,雇佣近16万员工。是NIKE、ADIDAS 、REEBOK等知名运动品牌的制造商,堪称该产业内的“富士康”。本次怠工,就发生在裕元位于东莞的厂区内。

  刚刚历经扫黄风波、GDP增幅下跌的东莞,这个两岸三地富商眼中的欲望之都、利润之源,也因此迅速变身为他们的烫手山芋。

  在职员工以“临时工”身份参保的记录表

  事情源于一批即将退休的工人,发现自己明明已缴满15年社保,退休后却只能领取400-600元的养老保险。细查后发现,原来这15年来,工厂一直按最低工资(临时工标准)为自己缴纳社保基金。

  4月5日,裕元厂方的大陆负责人在某公园内与工人开会,允诺与台方沟通后,14日给出答复。但14日当天却并未如约给说法,大批工人由此正式怠工。

  每天早上,上万工人聚集在厂区大门,打出激烈的标语,高喊口号,诸如“打倒台湾人”,赶走台商。参与怠工的人数一度高达5-6万。期间,事情似乎一度出现转机:厂方于21日妥协,贴出告示称,愿从5月1日起全额缴纳社保,也愿意在工人同意的情况下,补交之前的社保金。然而,这一承诺却并未将工人们召回生产线。

  要知道,裕元工厂从去年底相继将几条生产线迁往东南亚;同时,工厂在罢工事件发生后,传出谣言:要在短期内补齐十几年的社保金,工厂面临倒闭。

  在“撤资”和“倒闭”的双重风险下,工人们十分担心工厂给出的这些承诺还能否兑现。大家要求:“把赔偿款直接打到工资卡上。”不过,他们的口号虽然颇为激烈,情绪愤怒,但行动却相对平和理性。

  在长达近20天、约6万人参与的怠工运动中,没有破坏工厂里任何财产,没有打砸生产线,不可谓不是奇迹。这些相对平和、理性、非暴力的怠工行动,与这些工人的平均年龄有直接关联。

  据观察,参与本次怠工的工人,大部分年龄在40岁以上。一个有着2000人规模的车间中,有一半人是40-50岁之间、退休在即的中年人--这也是为何,社保问题会更让他们紧张,而非几年前富士康厂区内怠工的那些年轻工人。

  “我认为这是一个蛮重要的里程碑。”曾主持过两岸三地大规模工厂调查的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潘毅,对《财经》新媒体这样解读本次怠工事件。

  以前大部分怠工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加工资或加班问题,而这次怠工的要求则比较特别,“第一次要求赔偿社保”。

  需要从这一怠工诉求转变看到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诉求,已从原先的“赚钱返乡”,变为“留在城市、成为城市居民”--社保直接事关在所在城市领取养老保险。

  当耕地被侵占、城乡矛盾激化等多重问题叠加时,越来越多外出打工者,会在退无可退、又无法留在城市养老这个夹缝间挣扎,罢工几乎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潘毅将此称为“整个社会亏欠农民工20年的后果”。

  需要进一步看到的是,这场延续至今仍无消停之势的怠工,已逐步沉淀在两个矛盾焦点:一个指向资方和厂方,另一个则直指地方政府。

  裕元作为上世纪80年代即进驻广东的台商工厂,要说漏缴工人社保这样的违法举动,在长达二十余年间,完全不被东莞有关部门知晓,实在难以信服。

  “这个劳资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转化为政治矛盾。”潘毅说。

 

 

 

 

发件人:hanxin69911<hanxin69911@126.com>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时 间:2014年04月24日 11:08 (星期四)附 件:1个(个人主1.doc ) 查看附件

“个人主权”并非促人向善的政治选择

汉心

    当下中国,源于市场经济催生的个人主义“进步”想象,不少人认为,社会生活不需要脱离实际的上层建筑,也不在乎国家立场和集体精神,甚至以为,只要健全法制、弘扬民主,即使没有社会道德和公共责任,也能保障社会正义和人生幸福。

    然而,社会实践表明,个人权利和价值观的确立,不应是一种低度的个人需求,其有效性并不都出自于文义周全的政治和法律教条,而更多是经验性的人事交往和生活感受,其遵循的是彼时彼地公序良俗和民心归向。

    所以,中国历代制度设计皆不支持个人主义和社会“结党”营私,而是着力强化讲信修睦,不废一元家国道统。其合法性讲求的是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和文化上的性善论,再辅之以对前代治乱经验的策略性借鉴和扬弃。

    是故,社会大众在总体上都重视家国互利、齐心协力,反对忘恩负义, 不支持个体单干和市场化的唯利势图。

    基于中国文化属性和古老的依存关系,我们仍然需有一种超越市场,无涉帐面计价的信赖与合作,并由此重建塑照应人心,眷顾人伦情感的统领性观念。它不仅有赖于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协力、同舟共济,还能援此协调社会系统和谐均衡。

    在当今时代,国家并不是一个虚设的政治学概念, 事实上也没有人能置身于国家之外孤立地存在, 所以,无论是否认可其派发的身份和观念,甚至爱国与否,都很难先入为主预设立场, 因为很少有人能游离于国家之外单独解决社会事务,确立自己的自由和政治主权。所以,除非文艺化的任性逍遥,或是出于学理偏好而故意远离国家政治,显示一下“公民不服从”,否则,任谁都得有明确的国家归属并受制于相应的政治文化规训。所以,无论如何特立独行,或强调个人拥有自由和主权,却仍然需要关注来自外部的肯定和评价,并据此认领自己的社会角色,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尤其在中国,市场化虽然催生了个人维权的正当性,但仍然需要一种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直抵精神深度并主导着大众理想的无私品质和集体观念,它有益于共同体间相互认同,彼此依附,并由一系列温情而颇富人伦的语词和互助方式来完成对社会成员的调度和统辖。

    殊知,这种远离利害冲撞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不仅有助于发现人情物理之本质,并由此开启人与自然休戚相关的共生原则,还因其通人情而体物理,敦化人人向好的“风尚”,可以最大限度促成社会重视团结互助精神,礼赞美德善举,让效率优先与国家公道理想兼容同步, 从而在遏止权力和资本弱肉强食,切割人伦的同时,确保市场差序格局中扶贫济困、普惠众生的正义性。倘如此,则除了强调主体内修以提升个人品质,于现代公共生活而言, 不仅是一种有意味、有高度而且和谐自洽的文化生态,也是一种可以穿越名利局限,走进历史并获得意义感的心理期待。

    特定社会文化,就其广义而言,乃是一种有效的结合方式,一种可以安身立命,消解个体孤悬的稳定性互助家园。所以,其不仅有自足的内生机制和经受历史选择的韧性,还承载了不可替代的精神因子和交流语码,它取决于共同体累积的经验、命运感及其可通约的价值体认,并由此归纳而成为具有普适性的观念形态,是故,凡人皆必然对应于其中,没有人能拒绝特定文化对自身的塑造,大而言之即国家意识形态,小则事关饮食男女、伦常待人处世。因此,一种文明能在相当长的时期有效并构成了义涵丰富的历史,就其发生学而言,都是为了确保国家族群优越的知识系统,没有任何人会逆向选择对自身不利的文明装置,更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属性而被他者所定义,其存在本身不仅有意义,能够自证高尚和光荣,还能据此建构一套普遍而有效的生活原则,其预设的公共愿景和政治峰值,至少表达了与所处环境中人们性情相适应的广泛诉求。

    马克思主义也认为,个人主义及其权利这一命题,不是源于观念的产物而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结果,是伴随着再生产形成的支配与被支配体系,人们只有在具备了充分的社会条件,才可能享有相应的权利。所以,那种只诉之政治立法,或仅凭“市场调节”即可确认自由主权的想象,无非是制度和法律偏爱者一厢情愿的教条。在多数情况下, 人的行为动机并不单纯取决于制度设计,而是缘起个人处境感受和人情关系,是活学活用,以人弘道,而非道弘人的经验阐发和实践领悟。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抽象的法则并不能勘定人的属性和价值范畴,也不必然导出顺天理、合人情的正确结论, 相反,在纷繁的人事扞格和利益纠缠之中, 多数人并不都是基于法律的“公正”而自愿承担后果,更多的服从仍然是:古老的道德训示和良心不安;是构成人们社会关系的条件和交往伦理,如彼时的处境态势、社会风气、面子、人情和羞耻感等。

    或许,这种纠结于个人低度空间的权利观念,的确有助于抵制老套的政治专横,但于个人精神和社会正义的塑造,以及共同体求真向善的伦理建设则意义不大。一般而言,过于紧张的功利主义不仅有悖于心平气和的德行养成,还会因政治“打包配送”导致公众只关心个人权利,不能对生活本身应有的多样性进行价值排序。不仅如此,还可能因法律人的圆通,“关系网”的多重寻租而迫使当事人担心成本飚升而宁愿耍赖、犯横甚至公开违法。其结果是,我们对社会价值和政治正当性的理解就会剑走偏锋,从而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有了精致的权力硬器和经济装备,就能让社会变好,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人生难题。

    所以,市场化、民主和个人主义之可能,不单是取决于我们都能主导自己的选择,它还是一种心灵结构和生活方式,并贯穿于特定社会的文化与交往历史之中。是故,仅在政治经济上强调个人主权,或局限于市场决定,以个人为终端的社群关系并不不理想,也很难由此安顿人心,确立持久而稳定的有机同盟。或许,我们可以基于“政治进步”而有理由珍视个人自由和主权,也不刻意寻求国家或组织依附,但却仍然需要有一种不受市场侵扰的“法外”伦理加以调剂,这当中不仅仅流于亲疏关系而互相体贴, 还应当有“无缘大慈”的同情与人文观照, 并立足于不计得失、助人为乐的古老原则,让每一个与自己相关人都能得到抚慰和救济,觉得做一个好人很体面,而且有价值, 从而才能保证多数人都可以作出向善的选择。

    有鉴于此,一切基于为社会立法,为世道立心的理论和主张,如果忽视了平常生活的真实细节,缺少对历史因缘和人情世故的尊重与顺从,则所有看似“文明正确”的倡议都很难获得广泛的支持。殊知,社会生活依次第而言,既有物理维度的方法和功利性科仪之举,也存在着社群交往而形成的强弱、主从和统领性的价值形态等,一系列相互交错的地方风格和人文品质,它不单主导着政治发展的基本向度,也规定着人们日常行为。所以说,有效的制度安排不仅取决于法理之下的公正, 还必须有能与之匹配的社会伦理、大众性情,以及文化上的积极鼓励与支持。否则,就算有志存高远的淑世情怀和完备的“市场设计”,也会受制于缺德文化鼓动的利己主义多吃多占,其结果势必造成市场交易扭曲,社会人心败坏,最终引发公众对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的抵制和厌恶。所以,无论是基于什么样的观念和立场,大公无私和集体精神仍是发扬人道的基本原则, 它不仅可以确保社会有足够的向心力,还能给人以依靠,让人有安全感。

 

 

怎样才算是儒家

清华大学历史教授 秦晖

2014-04-23

    孔子以及后来的孟子,都生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发生最剧烈变化的“周秦之际”,对于这个时代的变化,他们都觉得是礼坏乐崩、山谷陵夷、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因此他们感时伤怀,积郁难平,愤世嫉俗,疾首痛心。

    孔子在整理典籍中寄托了他对现实的抨击和对他所想象的“三代”黄金时代的憧憬,并表达了他要“兴灭继绝”、“克己复礼”、挽狂澜于既倒、复兴周公之道、重振“三代”文明的希望。然而这些希望不断破灭,满腔悲愤的孔子在“乘桴浮海”、“居九夷”的感叹中,怀着“吾道穷矣”、“哲人其萎”的愤懑,赍志以终。

    显然,孔子不是个趋炎附势、歌功颂德的人。他对当时社会和统治者,夸奖不多,指斥不少,尤其是对活着的统治者几乎没好话——死去的“先王”可以是完人,孔子也没少对之歌功颂德,然而他们已经死了,不能给孔子以恩宠,而活着的统治者对这样的“哭庙骂殿”则是很不待见的。

    对孔子,不管是褒还是贬,都得从这点出发。过去反孔批孔的,说孔子对现实不满是“历史倒退论”、“今不如昔论”,是“九斤老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辟狂”。

    几十年批儒,孔子最大的罪状就是这个。而褒孔扬孔的,则说孔子的这种不满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是“独立人格”与“社会良知”的体现。总之,复古倒退也罢,批判精神也罢,相反的评价针对的是同一个事实:就是孔子对现实不满。

    那么孔子对什么样的现实不满?当然就是对“周秦之变”不满。在当时的剧变中,孔子是维护周制,主张复古,宣传“王道”,反对最终导致秦制的“霸道”的。而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另一股潮流,即法家,则是推动秦制的。周秦之变背后的思想冲突,主要就是所谓的儒法斗争。

    今天人们一方面知道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奴隶社会”,另一方面也知道所谓的“封建”即封邦建国诸侯林,这样一种西周宗法贵族政治与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帝国“专制主义”是差异很大的两回事。在这个意义上,孔孟时代的古儒确对秦政式“专制主义”十分拒斥。

    当然这并非像一些以现代观念拔高儒家的人讲的那样是因为古儒中有什么“自由民主”因素,而就是因为孔孟弘扬的是以宗族认同、小共同体本位、大宗封建小宗、封臣依附于封主、封主保护封臣为基础的周制,他们是以“封建”反“专制”、以贵族政治抵制皇权-官僚政治的。

    正是在西周社会结构及其价值体系已经“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以“吾从周”为志的孔子及其学派才应运而生。而整理“六经”既是对“周制”(或“三代之制”)的系统化叙述,更是弘扬“周公之道”的一整套价值宣示。

    然而孔孟的努力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孔、孟两人当时都是到处碰壁、倍感孤独的“丧家狗”。但是他们的学生也有很得意的,因为在那时的大潮中儒门后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化。

    在“礼坏乐崩”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孔子身后“儒分为八”,其中有影响的主要就是思孟与荀子两支。荀子“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再“从周”而改行“法后王”,汇合于李悝、商鞅代表的法家潮流。而思孟一支则历经坎坷,与法家和秦制激烈冲突,以至发生“焚书坑儒”。

    虽然“焚坑之祸”实际上是全面压制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并非只对孔门(首当其冲的那些方士还并非儒家),后来儒者只讲坑“儒”是为了突出自己的烈士形象。但是应该承认,在“周秦之变”中最鲜明地“从周”的儒家是这场镇压的重点。

    所谓“燔诗书,明法令”的说法和“以古非今”的罪名,都明显地体现了“周秦之变”背景下的儒法冲突在这场事变中的重要性。而这也导致了儒门分化加剧。有些人,例如后来号称汉代“儒宗”的叔孙通,靠曲学阿世、谄媚“暴秦”仍然混得不错,而且秦亡后还有奶便是娘,“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

    而另一些人,如以孔子七世孙孔鮒为代表的“鲁诸儒”则相反,他们对暴政忍无可忍,从“异见人士”真正变成了革命党。最后孔鮒带领“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即陈胜)”,投身反秦起义。在兵败陈下的悲壮一幕中,孔鮒这个“缙绅先生”居然与农民造反领袖陈胜一同死难。

    于是孔鮒与叔孙通,上继孟子与荀子,代表了大分化中儒者的两种主要选择:是像孔鮒那样继续做“丧家狗”,甚至不仅“丧家”还丧身,成为反抗暴政的“烈士”呢,还是像叔孙通那样改换门庭做“看家狗”?应当说多数儒者还是依违两者间,既不能像孔鮒那样杀身成仁,也不愿像叔孙通那样寡廉鲜耻。

    然而在不断碰壁之后,还是叔孙通的道路显得越来越有优势。到了汉景帝时代,一些儒家还宣传推翻暴君有理,宣传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结果在如今可以被称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那次“辕黄之争”中,碰了一鼻子灰,汉景帝宣布革命理论不能再讲,“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正好西汉前期几十年间由道家演变而来的黄老之学是主流思想,而汉初黄老继承庄子的犬儒主义,提倡顺其自然、恢诡谲怪、因是因非、无可无不可,像孔老夫子那样死脑筋想不开一定要“吾从周”,那不是犯傻吗?于是在“上好申韩,下必佛老”,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的氛围中,后来之儒越来越学乖了,懂得“圆融通透”了。

    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先生把韩非发明的“三纲”弄过来,完成了“儒表法里”的改造,于是武帝龙颜大悦,儒家据说也就得到了“独尊”的地位。尽管董先生在放弃“革命”的同时还把那装神弄鬼的谶纬之学弄来,想对皇上保留一点“上天示警”的约束,但后来在曹魏到隋唐间皇上们又感不爽,下辣手杀了许多人,把谶纬禁绝,于是“上天示警”也不灵了。

    这样,儒者便完成了从“丧家狗”到“看家狗”的演变。“百代都行秦政制”,体现“周公之道”的“五经”自然显得太虚了些,经典尽管还是经典,但不能过于当真:“霸道”既然惹不起,“外王”既然搞不成,我们就玩“内圣”吧!

    今天理学家讲滥了的“内圣外王”其实本来源于《庄子·天下篇》,是道家之言,并非儒家祖传。孔子那时只讲“远圣”(尧舜等远古圣王)而从不言今圣。所谓“远圣”也只是通过行仁政安天下,而不是通过修身养性体现出来的。那时的儒学只讲“外王”,而不讲什么“内圣”。只是在外王无可挽回地变成“外霸”后,儒学才逐渐变成“向内用功”的心性之学。

    有种自由主义,我把它叫做日本式自由主义,它的特点是强调个性,强调个人的权利,但是它针对小共同体、针对家庭、针对周边的人。日本在明治时代特别提倡这些,就是六亲不认只认天皇,福泽谕吉就是这么主张的,他一方面认为自由是人最可贵的品质,同时又认为自由是要效忠天皇的。

    这个自由只是从你周围那个熟人社会摆脱出来,你要敢于反抗爹妈,反抗家族,敢于六亲不认。但你必须知道“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你必须歌唱“我把党来比母亲”。这种人虽然是从大家庭中叛逆出来的,但他身上已经不具有儒家文化了,什么孝啊,基本上抛开了,等于传统的叛逆者。

    还有一种,简单点说就是不满现实,追求一种理想,当然这种理想可能是近代理想和儒家理想兼而有之的,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一种和家庭、和传统决裂的自觉。

    中国自秦制代替了周制以来,儒家士大夫中就潜藏着很大的不满,有一种“从周仇秦”的情绪,这是毛泽东最不满意儒家的一点。“文革”中他一直讲“儒法斗争”就是这个意思,以为儒家喜欢贵族制不喜欢官僚制,喜欢分邦建国,不喜欢中央极权的大一统。

    讲得简单点,喜欢那种道德社会所谓的“三代之治”,不喜欢秦以后的那一套东西,实际上西方进来的思潮在中国受到欢迎就是这一帮人,他们是基于对秦制的仇恨来欢迎西方的,他们认为西方的那套就是仁义道德。

    中国是礼仪之邦,三代本来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秦以后就堕落了,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中国堕落是西方的原因,要恢复三代的理想只有学习那些新的东西,才能颠覆家天下,才能恢复天下为公。在他们看来,民主选举就是天下为公,就是推举制,“几欲天下为公,亲亲不得三代之遗也”,一开始这个东西就是和民主共和接轨的。

    说实在的,我们现在很多声称是儒家的人实际上是伪儒,因为他们都赞扬秦制,今天你衡量什么人是儒家很难说,但是什么人不是儒家还是比较容易说的。

    什么人不是儒家呢?第一,欣赏秦始皇的人肯定不是;第二,欣赏毛泽东的人也不是。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是把孔子的祖坟都刨了,一个就是直接焚书坑儒的。孔子的九世孙孔鲋就是投奔陈胜吴广造反的,他投奔陈胜吴广是为了抵抗秦制,伐无道、诛暴秦。

    传统儒家精神怎么适应近代以来的潮流?总体上我有一个看法,近代西学东渐早先就是受到反法之儒的欢迎,认为西方的那套就像三代的推举之法,“己欲以天下为公”,而从秦以后就不行了。那么我们之所以搞民主共和就是因为这和我们以前的理想是一样的。

    晚清最早引进西学的时候,人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民主共和,对个人主义、个人权利这些东西很长时间是没有人注意的,真正注意到个人主义是从日本传来的。

    现在的我们,仍然是要为一百多年前的理想奋斗。在这个奋斗过程中有人认为儒家的传统资源也是可以起到作用的,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从传统以及近代历史看,的确是这样。

    今天有人提倡新儒家,如果这个新儒家是和秦制妥协的,那我只能说这不是新儒家,是伪儒家。因为不管新儒家还是老儒家,儒家的特点就是和秦制不妥协。

    怎样算是儒家?对现实不满,对秦制不妥协。

    (本文据当代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秦晖先生两份讲稿整理而成,有所删减)

 

 

 

 

发件人:PKAP<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收件人:zdjun2011<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4月26日 09:22 (星期六)附 件:5个(2013年彭培根院士在中非工业合作论坛拍的发言稿.docx 等...) 查看全部附件

中俄建筑大师电视巅峰对话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彭培根

俄罗斯建筑大师 Levon Ayrapetov (上海世博会俄罗斯馆设计人)

    俄罗斯建筑大师 Levon Ayrapetov 中文名字叫翁培韬,生于 1960 年。他与另一位俄罗斯女建筑师在 2006 年创建了PAPER 建筑设计局。这个设计公司成立后,数年内在各种设计大赛中崭露头角。参加上海世博会的俄罗斯馆设计竞赛的有 23 家设计单位。PAPER 一举夺魁。

    CCTV 财经节目之一,一位才高艺大的编导爱新觉罗·趙阳格格负责制作这一档中外行业大师之间的智慧碰撞的节目。计
划大约累积够半年的播放量时就会陆续播出。现在(2012 年 8月)已经存有二十一集了,再等三、四个月就可以“上视”了。

    翁培韬与我见面之前,在上海已经与一两位建筑大师谈过话,但是他觉得他们与中国文化的修养没有太多的关系;因此,提出了更换对话人的协商请求,因为翁自己读了二十多年的儒家和道家的书,尤其是《老子》(註一)。所以趙阳向她的老战友-歌唱艺术家王丹(台湾同学会的一位会员傅盘铭博士的夫人)推荐一位可以与翁大师对话的人。于是我就这样上了巅峯对话。我对俄罗斯的文学和音乐很钦佩和欣赏,因此对这位熟读中国书籍的翁大师当然倍加感兴趣。

    在上节目时,我将自己设计的清華校园上海裁缝手工做的现代唐装带到了电视台。这是用西方人用来做燕尾服的、不会起皱的重磅黒丝布当衣料;用缅甸进口的大粒菩提子做扣子(因为男装不能用布扣,以区别女装)。没想到翁培韬试穿后很喜欢,就穿着上了节目。我自己则穿一件黒色橘皮皱纹的皮西服上衣上阵(註二)。这样电视画面的效果就很戏剧性。洋大师穿着现代唐装;而代表中国的对话人,则穿着黒皮西装上衣来对话。形成一个戏剧性的对比画面!(图片)

    对话中翁大师主要内容之一是谈了些他对上海世博会俄罗斯国家馆的设计理念。俄罗斯馆占地面积 6000 平方米,是规模最大的一类自建馆。展馆由 12 个塔楼和“悬浮于空中”的立方体组成,“象征着生命之花、太阳以及世界之根” 12 个“花瓣”形成塔楼群,顶部的镂空图案则表现了俄罗斯各民族的多元文化的特色,其外部装饰组件可以自由排列,形成巨幅“活动画面”的墙面。

    翁谈到他对中国文化的喜爱,还有从读中国书籍中,给他带来的俄中文化结合出来的创意灵感。他也谈到俄中两国的一些相似的国情和社会现象,以及它们如何对建筑设计產生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他还对一些中国大型公共建筑,是由西方国家的 建筑师来设计的。但是这类的建筑在西方国家(包括俄罗斯)是不可能被允许建成的。他因而感到不解。因为这些建筑物的设计违反了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建協(UIA)一系列的原则。我插一句:“那是因为这些西方所谓的建筑大师,缺乏职业道德,把中国当成新武器实验场;设计了一些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绝不可能建成的建筑”。翁说他同意我的观点。

    我还告诉他因为中国政府有很好的开放的态度,在大型公共建筑的设计上对外国建筑师提供了公平的机会。但是有一些外国建筑师中的害群之马浑水摸鱼地分得了一大杯美羹。这些建筑师(略低于 5%的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建筑师)所做的卑劣可笑的设计使中国建筑界、知识分子以及人民代表们极为愤怒。于是,很多专家和民意代表,不断地上书给国务院的领导反映,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这些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于是签署文件出台规定来防止大型公共建筑出现一些恶劣的设计。在2006 年国务院办公会,温总理批评说:“我国有些重大的公共建筑物有贪大、求洋和没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因此,依据这个精神,国务院《建质 1 号文件》(五部委联合颁布),就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对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拨乱反正的文件。在过去十多年中,国务院的【1 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方面的政策。我在对话中的发言内容主要在于:

    (一)俄罗斯这个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对他们的文学作品非常钦佩和喜愛,例如《卡拉馬佐夫兄弟》、《安娜卡列妮娜》、《战争与和平》,还有我最喜爱的小提琴家 David Oistrakh 等伟大的音乐家和艺术家,他们的音乐都富有诗意和哲理。主要是因为俄罗斯人半年都生活在冰天雪地里,所以才能有坚强的生命力和意志力,同时沉思再沉思,才能有持续的艺术创作力。持续地產生世界一流的文学、音乐和音乐家、哲学家。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思想家,在社会主义的研究和实践上有带头羊地位,那就更是不在话下。

    (二)针对翁设计的俄罗斯馆,我是非常钦佩的,它是我最欣赏的五个馆(包括中国馆)之一。十二个自立的雕塑意义的方形结构是统一中有协调和变化,有点像清代国画大师黄宾虹的 “乱中有序”的艺术效果。 在这一个大长方形基座上,冒出十二个像大烟囱似的雕塑体,看来是象征着俄罗斯民族,跨越于欧亚两洲之上的,和中国一样的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

    从这十二个“烟囱”可以看出俄罗斯的、欧洲的、亚美尼亚的(翁是亚美尼亚人)、哈薩克的、俄罗斯正教的、穆斯林的、犹太的等中亚的和高加索的、还有和中国文化的 MOTIF(神韵);但是最难能可贵的,是因为翁培韬读了二十多年老庄哲学的书,因此他在俄罗斯馆上每一种文化的神韵 都是点到为止。因此达到了“和而不同”并且没有相互争奇斗艳的感觉。

    我用老子第二章(註)的观念来赞扬翁的设计,他很高兴地说我是他的知音。他自己也引用了一些《老子》书中的话。好在两位(在同声传译室内)一男一女的翻译都有很高的水平,对《老子》书中的中翻俄(我听不懂)或俄翻中(我从这个水平可以推论中翻俄一定也不错)都比较到位,肯定是事先做足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三个附註:

    《老子》第二章是老子对宇宙、人生和美学的《人文相对论》。

    我在清華大学教了 24 年的理性建筑(Rational Architecture),2008 年被评选为“精品课”之一,虽然是用英语开课,但是我自己写的讲义,开宗明义第一页前就是老子第二章:

    [原文]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恒也!是以聖人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弗去。

    彭培根对【原文】所作的现代中文的演绎:

    天下人都知道一种美之所以为美,于是就有產生了丑陋感。大家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例如满街都是“雷锋”,那就風不清哪些事实善事;哪些是本来就该做的事了)。于是就分不清善与恶了。所以有和无互相赋予生命,难和易相辅相成的,长和短是对比才能显现的,高和下形成了倾斜,音与声是相互谐和的,前和后互相接随(註三) 这个道理是永恒的。因此聖人用无为的人生观来对待世事,用行为而不是言语的方式来施行教化:宇宙万物自然地周转而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开始的。不断地有新的创作或生產但不拥有;有所作为但不去持有,功名有所成就而不自居。正由于不居功名,对于得失就无所谓。

    其实有些中文古文用英文来演绎,反而比现代中文用字少。

    “Everyone recognizes that which makes beauty -beautiful and thus the concept of ugliness arises.Everyone understands that which makes goodnessgood and thus the concepts of badness arises. Hence,being and none being give birth to each other; dificult and easy complete each other; long and short are form each other; high and low lean on each other; sound and echo are harmonious with each other and before and after follow each other………

    註二:我校前任校长顾秉林院士,在 2010 年清華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时,也穿着我设计的这种现代唐装,与国学研究院的文化主题相得益彰;体现了中国科学家和中国大学者的儒雅的風度(图片)。在一片西装通吃天下的社会现象中,看到中国文化再生的苗头。本人倍感鼓舞!谢谢顾校长!有好多网友发帖,诸如:“这服装真有特色!在哪里可以买到?”

    2012 年 CCTV4 台《文明之旅》节目,我校历史系著名教授彭林先生主谈“礼仪与服装”。我当嘉宾,也展示了我的现代唐装系列;中外嘉宾都试穿了我的服装当模特走秀。(图片)

    註三:翁培韬几次提到《老子》的哲理。我就顺着他的兴趣,谈到《老子》第二章中的两段内容。用现代的语汇来印证一下蛮有意思的。原文是:“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不美矣;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用现代的话说是:我班的女生穿了一件很漂亮的粉红色连衣裙;其他同学很羡慕,结果两周后,班上好几位女同学都穿了这个样式的连衣裙。于是先这种穿连衣裙的几个女生,要不把裙子送人,要不就把裙子剪了;不再穿来上课了;呵呵!翁大师也乐了。

    另外一段原文:“……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前后相随……”,我就拿“前后相随”来演绎,这就和愛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异曲同工的哲理;比方说:美国和俄罗斯的最快的战斗机绕地球三圈比赛,从上海起飛到太平洋,因为俄罗斯最新战斗机速度太快,远远在美机之前,到达伦敦上空时,俄机已经绕行了地球一圈以上,飛到了美机的后面,这时伦敦的市民拍了一张照片,看起来美机领先了俄机。这就是时间和空间的相对论。

 

 

 

彭培根:理性建筑的呐喊者

----用现代化的科技与方法让传统文化在建筑中重生

建筑畅言网记者

2014年4月23日

http://www.archcy.com/interview/designer/381fc9ab87cc51b4

    清华大学资深教授、著名建筑大师和建筑评论家、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董事长—彭培根

    他,是一个既有强烈民族情感又处处用西方观念看问题的人。他因强烈反对国家大剧院、“鸟巢”体育场以及CCTV新大楼等外国建筑师设计方案,以至于建筑界或学术界,有不少人认为他是一个仗义耿直的、以理服人的建筑评论家。

    他,虽然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政协委员,但是,他的多项有关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呼吁或建议,获得了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有些甚至被当作相关政策条款予以落实。

    他,和蔼可亲,既不愿意别人称呼他为彭董,也不愿意别人称呼他为老师(他说幼儿园到高中才是“老师”)或教授,只想别人淡雅如菊地称呼他为老彭!

    他,就是清华大学资深教授、著名建筑大师和建筑评论家,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董事长,中国第一位获得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的外籍建筑师——彭培根。他还是联合国-生态安全科学院的院士,2009年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评选为“建国六十周年对城乡建设有贡献人物”之一。1992年,他还荣获“优秀外国专家奖章”。

    素有“建筑界的彭大将军”之称的彭培根,虽然已经70多岁高龄了,却仍然活跃在建筑设计与评论的第一线,用他那古道热肠与执着,为中国的国家大事以及建筑行业献言献计。他认为,中国的建筑应该是在传承文化的同时,通过现代化的科技与方法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力。难怪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理由(陶斯亮的先生),写过一篇有关彭培根的报导,标题就是“彭吉歌德”。

    什么是建筑,什么是建筑设计师?

    作为一名资深的学者,彭培根是一位非常重视科学、哲学与艺术在建筑设计中得以综合落实与应用的人。他不赞成用“专家”来称呼啊他或其他绝大多数的“专家”们。他赞成用“专业工作者”(PROFESSIOANL).他认为,建筑应该是反映当代人类文明进程、创造明日更好(或者破坏现有)生活环境的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综合结晶。如果用老子的思想观点来看建筑,那建筑就是一把“双刃剑”:优秀的建筑能在反映当代人类文明进程中起到正面的作用;而形式主义的丑陋和俗不可耐的建筑,则在反映当代人类文明进程中,起到负面的效果。而建筑设计师就是一个能够综合了科学、哲学和艺术去设计的建筑,反映当代人类文化进程的、创造明日更好的(或破坏现有)生活环境的城乡建设工作者。

    重庆朝天门CBD城市设计及建筑概念设计图

    广州新白云机场办公区设计效果图 2004年竣工

与时俱进地培养我们的民族建筑师

    近年来,我们的邻国日本涌现出了很多获得国际认可的建筑设计师。近日,日本建筑师坂茂成为了第7位摘得普利茨建筑奖桂冠的日本人,这也开创了日本建筑师蝉联两届普利茨建筑奖的先河。纵观当今中外的建筑设计师,不难发现,中国的本土设计师能获得国外认可的仅是沧海一粟。目前,在我们国内,其实不乏一些高水平的建筑设计师,缺的只是给这些设计师展现自己能力和水平的一个大环境。彭培根认为,王澍能获得2012年的普利茨建筑奖,其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因为当时的杭州市委书记给了王澍展现自己设计水平的一个很好的平台。这在中国大陆是万分之一的难能可贵的机会。如果再有100个杭州的书记,肯定还有中国建筑师能够获大奖。因为中国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巨大的素材,可以消化后在二十一世纪的文明中,重生(REBIRTH)出来啊!.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指导方针下,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很多领域的研究和实践都达到了可以与外国平起平坐,甚至是超越了国外的水平。为什么我们在民族建筑设计师的培养方面不下定决心,给予他们展现自己设计能力的更宽广的环境,多培养出几个马国馨、王小东、程泰宁、崔彤和崔恺等这样的建筑设计大师?为了让我们国家不再成为洋设计师的“试验田”,彭培根表示,现在真的已经到了要多培养一些我们自己优秀的民族建筑师的紧要关头了。

引入外来建筑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近年来,国内很多地方城市都喜欢追求“奢靡崇洋”建筑。2006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同志在针对城市建设工作时,强调要从管理和制度上,解决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综合措施控制城市建设中贪大求洋、浪费资源、缺乏特色等问题。然而,如今一些大城市,特别是一些历史文化名城,洋建筑师的一些“狂草建筑”仍然有着很大的市场。彭培根对目前国内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首先注重美观,然后才在可能的条件下做到经济、适用”的建筑设计趋势,把整个社会的建筑带到一条争奇斗艳的歪路上感到痛心疾首。

    彭先生表示,他本人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并不反对国外的建筑师在中国设计一些精品建筑;95%的外国建筑师,所做的设计都还不错,但是,不幸的是,其余5%的外国建筑师,他们设计的那些重要的公共建筑物,绝大部分都违反了建筑法规,或者可持续性的原则。为了形式主义而违反基本结构原理,浪费能源,甚至违反基本常识!但是彭培根认为在培养民族优秀建筑师的同时,也绝不反对交一些学费,引进国外的优秀建筑设计。但是,他非常反感那些在中国建筑市场里,违反国际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违法基本结构原理或者国际通用安全规范的、在自己国家绝不允许实施的洋设计师设计的建筑。他认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和城市的建筑设计所寻求的突破方向,必须要建立在国际性的原则、结构常识内和这个国家的政策、经济条件的基础之上。如果那种丑陋的、新奇怪诞的洋建筑继续充斥在我们的城市空间里,试问,若干年后,我们拿什么样的城市空间去熏陶自己的国民?

    广州新白云机场总体规划以及CAAC中南局总部办公楼设计 2004年竣工

    山东博物馆竞标方案效果图

法国出不了好的建筑设计师

    彭先生笑言,上帝造物很有意思,给了法国人很多好的画家、雕塑家、服装设计师、葡萄酒酿造家以及化妆品制造家,但就是不给他们好的建筑大师,这也是和他们这个民族的性质有关。有不少人都认为设计中国国家大剧院的法国人保罗·安德鲁是一位“建筑大师”,但彭先生确不这样认为。他说安德鲁是学道路桥梁的工程师。他的公司叫“Airport Design” . 是设计飞机场的(有几个都部分坍塌了)。“公关”能力非常厉害!加上法国政府还帮他们的建筑师们“加强法语文化的影响力”。如虎添翼!

    2000年6月上旬,两院140名院士及114名知名建筑师、规划师及工程师分别联名上书中央要求撤销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方案,彭先生就是114名建筑界专家中积极响应人之一。他从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以及设计安全的角度,通过若干个例证,强烈批判保罗•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方案是有如“外太空掉下来的杂种和臭蛋”。它除了存在安全隐患外,更为明显的是这个建筑完全破坏了它周边的文化和视觉环境,与古都北京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他甚至认为安德鲁有关“要保护一个古老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逼到危机的边沿”的话,是蛮横无理的语言,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工程师”。

    彭培根说:“我在清華大学是教《理性建筑》精品课的。因此,我评论或批判一个建筑设计都是以建筑法规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等理性和法律为主;国家大剧院最要命的就是,当有紧急情况需要逃生时,它的逃生通道要跑250米才能逃出到室外;其中有150米左右在五万吨的玻璃水池下;一旦出事,就会是全世界媒体的头版头条!”。彭培根还认为,城市风貌需要民族的灵魂,北京的城市文脉正在消失之中,原有的城市格局和城市文脉所剩无几,这个“未来派”外星建筑将给古城雪上加霜。

    另外,彭培根对于CCTV大楼以及奥运会主体育馆等这些由外国建筑设计师设计的、形状怪异的建筑物也表示强烈的反对。他认为,中国的建筑市场不能刮起一窝蜂地追求“视觉刺激”和“另类”新颖的怪风,国内的建筑师也应努力研究提高素质和文化。朴实大方、功能合理、符合中国实际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筑,才是中国国内所真正需要的建筑。他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就是批判这些妖魔鬼怪建筑物,但是彭培根也说到95%的德、加、美、英等外国建筑师,在中国都做了很好的建筑设计!他演讲完后,得到了180多位哈佛的和美国东海岸赶来听讲的师生们的起立鼓掌。英国的权威建筑专业杂志ARCHITECTURAL REVIEW(建筑评论)的总编辑Paul Finch写了社论来支持彭培根院士的演讲观点。

本土化的设计需要与时俱进

    本土化设计是近年来我国建筑设计界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彭先生认为,本土特色是与我们国家的文化传承一脉相传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的,要想落实有中国特设的建筑设计,那么所有的建筑师就必须要对中国的文化有一个通盘的了解,还要吃透它、消化它。然后再通过现代化的科技与手段,让这些文化特色重新焕发现代化的生机。他拿他办公室里的桌子举例:看起来像中国的八卦图像,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九边形。当人在这个桌子上开会的时候,眼睛所注视的正前方是没有对立面的。开会时,那种尖锐的心理气氛会有所缓和。再比如,大地建筑与台湾HSIC事务所合作的代表作——庄严大气和古朴圆融,同时又体现了与现代文明世界相结合的山东博物馆设计方案,尽管最终因为某些原因没能中标,但它那在依山就势与借景(借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的宏观构思下,结合西方设计手法与现代文明理念,采用代表星宿的28根觚状的大立柱与六角形建筑主体平行交织而成。720度的可视面,极大增强了博物馆建筑在视觉上的可视性与雄伟气势,依旧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山东博物馆竞标方案效果图

    中旅大厦

中国设计师带出国门的应该是传统文化

    近年来,中国的一些本土设计师开始走出国门,到国外去竞争设计项目。作为走出国门的一名中国本土设计师,是为国外的建筑设计市场带去一个中国符号化的建筑作品,还是一个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品?彭先生表示,如果设计师带去的设计只是一些符号化的东西,他认为只适合在唐人街这些地方,如果换到了别的地方,老外就很难接受了。但是,如果设计师把中国禅宗的宁静、非常简谱的、符合现代建筑、形式随功能而生的这种有文化内涵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品摆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很容易被接受。比如说中国台湾东海大学的规划和设计,它就没有任何中国的类似楼台亭阁的符号,但是,彭先生却认为,就文化内涵和校园的“静”和“净”而言,东海大学是他到过的近四十个国家与地区中最能达到禅宗境界的大学校园。

建筑师应该具有更多的人文关怀

    彭培根与日本建筑师坂茂、中国台湾建筑师谢英俊一样,都是具有人文关怀的建筑师。“大地建筑”一贯强调“理性 建筑”的核心是源于人民,自1986年以来,就一直热心于农村建设和农房设计。通过创办“大地乡村建筑发展基金”、捐献资金、聘请农村建筑专家、利用杂志的专栏连载刊登农村房屋建筑方面的知识、发行电视录影带帮助农村建筑师安全兴建公共性建筑等方式。大地建筑对该基金会捐献了两百多万元,因此“大地鄉村建筑发展基金会”在全国边缘穷地区贡献了七十六个村镇的规划,和培训“赤脚建筑师”,默默地为国内的乡村建筑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彭培根和他的合伙人们,也关注城市住宅的设计,他们表示,在一个仍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不要好高骛远,一心想当“大师”;做住宅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对一般市民和低收入的群众有发自内心的关心和爱心。

    采访结束后,彭培根那敏锐而富有逻辑性和理性的批判性言论让笔者充分体会到了一位大学教师的话:“中国现今社会需要彭培根这样的勇于直面人生的真正爱国和敬业的读书人。”

    (注:本文仅代表受访者个人学术观点)

 

 

 


发件人:x8b8x8<x8b8x8@163.com>(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北京 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4月26日 19:19 (星期六)

十日谈:无字碑

卢映西

  2014-03-30

    去年美国共执行了39例死刑,位居世界第五。近年来正规的医药公司已经不愿为当局提供执行死刑的注射药剂,美国执法机关只好从不太正规的药房配药,这居然引发了几起奇葩官司:一些死囚起诉当局,说这些来路不正的药物可能会造成巨大痛苦,简直惨无人道!当然,官司输了,该痛的还得痛,该死的还得死。去年实际执行了死刑的国家共22个,中国据说排第一,但具体数据属国家机密。

  2014-04-03

  清明节快到了,在网上看到作家舒云的文章《江青死后究竟葬于何处?》。原来江青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东南隅,墓碑正面刻着“一九一四年——一九九一年,先母李云鹤之墓,女儿女婿、外孙敬立,二零零二年三月”。文章最后说:“碑文名号并没有用其一生最响亮的名字‘江青’,而在她的石碑之后,空无一字。”

  2014-04-04

    美银美林在最近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反腐扫黄运动已经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政府存款异常高增长,商品销售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报告建议中国当局把闲置的财政资金花费在社会福利项目上,努力逆转这种趋势。换句大白话来说就是,“打土豪”和“分田地”必须同时进行。只打土豪不分田地,那是与梁山好汉同一档次的行径,不可能有前途。这点道理早年的共产党人是懂的,现在却要外人来教,而且很可能教都教不会。

  2014-04-10

    如果市场经济是可持续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就全错了。现在已经看到的是,市场经济到最后只能靠不断投入货币这种“打鸡血”的方式来苟延残喘,比如西方正在进行的量化宽松、中国前些年的“四万亿”。张维迎、陈志武两位教授昨天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痛批“四万亿”,到现在还在贩卖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货色,大概他们以为背后有总理撑腰吧。

    网友评论:“四万亿”的投放,表面上看似缓解了危急,但从长远看却是加重了危急。极不可取!博主回复:看出“四万亿”是“鸩”不难,看出市场经济必有无解之“渴”不易。

  2014-04-11

    前几天,一位年青的主持人在电视节目中因痛斥腐败搂不住火而被当场换下。放眼望去,同样搂不住火的,还有目前的反腐形势。随着“大老虎”一个接一个被揪出来,下一步似乎就要剑指“老老虎”了!眼看剧情渐近高潮,大家都热切地期待着充满悬念的“下回分解”——如此精彩的表演会不会又被镜头之外的力量叫停?有道是:谜底周一见,且行且珍惜。

  2014-04-15

    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自然有人担心国有资产流失。但也有人担心民营企业吃亏,例如冯立果先生撰文说,自晚清以来,民营企业在混合所有制中就一直“命运多舛”。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混合所有制不过是老佛爷用剩的裹脚布,不但不是什么新东西,而且于国于民都未必是好东西。也不知这块破布如今沾了哪路仙气,又抖起来了

  2014-04-16

    有消息说多家比特币交易网站被银行停止服务,又有消息说中国首台比特币ATM登陆上海。实际上,比特币的设计思想只是简单地模拟黄金的开采过程:总量有限,越挖越少,终至枯竭。黄金早已被现代经济实践赶下了“世界货币”的宝座,山寨黄金又怎么可能有前途?道理虽简单,然而迷者自迷,批者又不得要领,致使闹剧绵绵,一地泡沫。

  2014-04-17

    雷颐先生撰文指出,当年无所不在的“票证”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有力物证。此说不无道理,却有点事后诸葛亮的意思。看看眼前吧,市场经济失败的证据早已俯拾即是,就算按邓小平“两极分化”、“新的资产阶级”的标准,那也是上了邪路,可是整个国家却仍在邪路上“决定性”地狂奔。难道还要等下一个事后诸葛亮给我们讲故事吗?

  2014-04-24

    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哪?李总理的诊断指向企业的投资自主权是否得到落实。这种本事放到三十多年前,堪称神医。在市场经济幼年期,盈利机会比比皆是,只需简政放权一招,就能让整个市场繁荣起来。然而世上哪有“一招鲜,吃遍天”的好事?到了市场经济老年期,盈利机会越来越少,这时只能靠政府的货币刺激人为地制造盈利机会。激一下,市场就多活一阵,同时离那头也更近了一步。把老年病误诊为儿科病,那是要出医疗事故的。

    2014-04-26

  扫黄扫到我头上了。由于工作需要,我常到新浪的“爱问”搜寻学术资料。因为扫黄,已经很长时间搜不到了。但愿像我一样的广大非黄良民的不便,能够变成扫黄官员加官进爵的政绩。有时候想不明白,难道黄不黄是姓“社”姓“资”的本质区别,要劳当局如此兴师动众?禁果都已经吃了,有没有那片树叶真的很重要吗?


 

 

 

 

 


发件人:三军<2011@163.com>收件人: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4月15日 08:25 (星期二)

    大军网编者按:2014年4月22日,约150名日本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执政以来,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议员官员越来越多,这说明当今世界仍然没有脱离丛林法则,中国的现代化越来越需要军力护航。下面的文章提出“军刀下的现代化”值得注意。 这是一篇网上 流传已久的文章,不知出自何人之手,打着梁光烈的旗号。之前很多人看后一笑置之,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文中观点日益显示出它的深刻性。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道路选择

军事专家

2014-04-12

    同志们,写下这个题目的心情很沉重,因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屡次遭到外部势力的打击和直接侵略而中断,最典型的就是1927-37年的所谓黄金十年,这十年以现代的眼光看一点也不黄金,这中间有1931年的9.18东北的沦陷,有冀东伪政权的成立,但相对来说,1927-37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基础设施建设有相当进展,军队建设也有起色,中国有了一点希望。

    但这是日本所不能容忍的,侵吞了东三省还不满足,便迫不急待的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被迫以焦土抗战政策苦撑8年,中国虽然惨胜,但失去了外蒙,元气大伤,财产 损失在6000亿美元以上。经过8年战火的摧残,本以贫弱的中国更加一穷二白,可以说日本的侵略特别是全面侵华战争大大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不允许中国发展,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一直是列强特别是日本始终不变的国策,我们对此应该有着最痛切的历史教训。

    国与国之间有合作,但更本质的是竞争、冲突和冲突的极端形式——战争。合作是暂时的、有条件的,竞争和冲突是绝对的,是历史的主轴。因此,所谓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主题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最多也只能做为权宜之计),这种说法既没有什么经得起推敲的理论依据,更不符合事实和历史经验。

    不要说中日两国这样的地理上、历史上的死对头,即使是60年代的中苏分裂也足以说明任何国家都以追求国家利益为唯一的行动准则,而没有给道德留下任何空间。

    当年中苏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面对共同的敌人,而且中国低下的科技水平使中国不可能对苏联形成威胁,中苏还是分裂了,并进而走向了尖锐的对抗。个中缘由头绪很多,但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苏联不愿看到一个日益发展、日益强大的中国和它比肩而立,哪怕仅仅有这种趋势还远未成为现实也不行。

    如果有着共同意识形态、共同敌人、一强一弱的中苏都可以分裂,那么所谓和平与发展是当代试题的咒语主导下的中国政略、战略及外交的虚幻性、脆弱性、危险性就十分的明显了。之所以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主题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是一厢情愿,起着有害的作用,原因如下:

    第一,列强打击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其一贯的国策。

    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教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可以得出这样一条历史规律∶列强打击(包括用全面战争手段)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其一贯的国策。在过 去的160年是这样,在今后的160年仍然是这样。

    其二,发展就意味着危险和威胁,没有战争权就没有发展权。

    发展就意味着危险、威胁,这是世界历史的通则,只有在中国历史上才有特例,如大汉王朝在当时的地理极限内打败所有对手之后,就可以“关起门”发展了,并进而产生了“天下主义”。因为不论从人口、军事、经济、文化任何一方而衡量,没有任何族群和大汉族比肩,甚至看不到任何族群有这种比肩的潜质。

    在战国时代,一国的发展就意味着对另一国的威胁,这才是世界历史上的通则,也是西方外交的核心和基石。西方外交的鼻祖是法国的红衣主教黎塞留,正是他第一个在外交领域走出了中世纪的“蒙味”,开创了现代外交,抛弃任何道德与宗教的束缚,一切以国家利益为轴心旋转。他制定的外交政策使法国受惠200余年,主宰欧洲,而他策划的30年战争则使德国生灵涂炭,分裂为诸邦小国,永远处于动荡之中,直到卑斯麦统一德国。而德国统一进程表明,没有卑斯麦的“战争权”,就没有国家的统一,更没有发展权。

    第三、军刀下的现代化是中国唯一的选择。

    中国威胁论是完全正确的,这正是典型的西方思维。我关起门来发展自己的经济,招谁惹谁了?这种中国式的思维方式不仅是愚蠢的,也是不能和国际接轨的。在战国时代,在国家利益这一残忍的领域,容不得任何温情,谁要看抱着一丝一毫的幻想,谁就会遭到大历史残酷的惩罚,中国的发展对日本等当然是威胁,中国自己可以不这么看,但中国几乎不可能改变日本等列强这种已经和国际接轨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所以我们的思维基点应该是也必须是∶中国的发展就是对日本等的威胁。

    按“理”说,每个国家,民族都有生存权、发展权,比如中国经济发展了,就要进口石油,为了保护生态,中国封山育林,就要进口木材等原材料,这是再自然不过再有“理”不过的事情了,但列强有列强的“理”。象中国这样的大块头,要是2010年石油采购达到1亿吨,2020年采购达到3亿吨,列强会容忍吗?

    争夺基础性生存资源(包括土地、海洋)是历史上绝大多数战争的根源,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会有变化,但不会有本质的变化。发达、先进、文明如以色列,不是为了屁大的地方 (包括争夺水源)和阿、巴打了50年,还在一天不停的打吗?为了争取再正当不过的发展权(除非中国人永远安于贫困、连发展仅也放弃),中国就要准备战争,这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更不是由我们中的一些善良人士的善良愿望决定的,事实上这是由“国际惯例”和列强决定的。

    中国20年来的和平与发展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即列强已经准备再一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要发展,要维护自己的发展权,就要准备战争,只有准备打仗才能蠃得发展有空间和时间。20年来和平牧歌式的发展已经终曲,下一个上演的节目是也只能是∶军刀下的现代化。

    第四、(大)外交决定内政

     即使中国目前最鹰的鹰派也不一定主张现在就打仗,虽然我们有足够的充足理由,比如国家统一之战,比如维护南海权益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权,珍惜中国160年来少有,因而极为珍贵的发展权,但是,当这种发展权也日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必须拿起武器,捍卫中国人发展权的时候。

    内政决定外交,这没错,但不要忘记在这个战国时代,(大)外交也决定内政。这不仅是理论上的表述,更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经验的表述,70 年代中国的国防支出超过了科、教、文、卫支出的总和(因而人民生活比较贫困)。我当然 不希望今天中国的军事支出超过科、教、文、卫支出的总和。事实上,中国最需要投资的是教育。但列强允许吗?难道毛泽东就不想把更多的钱投到科、教、文、卫上吗?

    有人说,根据所谓苏联解密文件,证明六七十年代苏联并没有全面入侵中国的计划,即使这些解密文件是正确的,也不能说明“历史的真实”,棋局都是互动的,没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的中国做了最充分的精神和物质准备,极大的增加了苏联全面侵华的风险和成本,历史也完全向另一个方向转折,软弱者只会招引侵略,从这一角度讲,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和平捍卫者。

    第五、求善得恶,中国未来10年能和平吗?

    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剥夺中国人的发展权,列强有许多牌可打,最明显的三张牌是“三岛”,其中又以台湾牌最有效。台海之战何时爆发,决定权既不在我们手里,也不在台独分子手中,而是在美日手中。如果爆发台海之战,那就不仅仅是统一之战,更深层的是美日决心剥夺中国人的发展权,再一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如历史上的甲午之战,日本全面侵华,不仅仅是割地赔款,更为本质的是日本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剥夺中国人的发展权一样。

    因此,我们必须以战略决战高度看待台海战争。而以我们现在的武力水平,对美日而言还谈不上战略决战,特别是对美国更够不上战略决战,因为中国只有不多的洲际导弹,而且美国已经铁了心要发展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要阻止延缓台海之战爆发的时间,首先就必须把台海之战上升到“对称的战略决战”的水准,即鱼死网破的程序,如果我们不能赢得台海之战,后果将比甲午战败还惨。

    因此,不战则已,战则要全面毁灭日本,把美国打成残废,这只有核战才能胜任。求善得恶,这是我们目前政策的最终结局,求恶得善,只有拥有全面摧灭日本,把美国打成残废的能力才能赢得和平,否则台湾问题拖不过10年,10年内必有大战!

    第六、霸权是大国存在的本质特征。

    什么是大国?有霸权就是大国,没有霸权就是任人宰割,命运(包括发展权)被别人操控的木偶。霸权在这个战国时代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问题只是你意识到没有,是主动追求,还是被动*近。中国的一切问题,包括三岛问题,战略产业发展问题, 国内各阶层利益调整问题,最终都是为中华民族争夺霸权的问题。

    要争霸权就不能内斗不已,内部要安定团结,英国由于海外殖民的巨大利益,早早地实现了“工人阶级贵族化”,日本从中国撮取的巨额赔偿和市场不仅有利于上层,也使日本下层获得巨大利益。

    时代不同了,国情也不一样,但实质没有变,我们不仅要以霸权的视角看待军事、外交问题,更要以霸权的视角看待内部的阶层,阶级利益的调整问题。

    只靠压榨剥削本国下层的上层精英阶级,在这处战国时代是不能代表民族利益的,它们是腐朽的,没落的,没出息的,应该被消灭的。

    成熟的,智慧的上层才能代表民族利益——即对内实行“让步政策”,领导下层共同获取海外利益,(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以后再详谈,中国是有巨大的海外利益的,只是我们还没有积极主动的去开发)。

 

 

 

    编者按:不久前,有人曾以为乌克兰事件会让美国重新和俄国敌对,这样中国可以处于相对宽松的环境。现在看,这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美国包围中国的大战略一点没变。奥巴马访日前表态: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此话一出,中国军方将领马上做出以下反映。

奥巴马已出格 解放军将不按常理出牌

鹰派将领

  奥巴马昨天表态,称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几乎可以想象安倍听到这些话欣喜若狂的样子。奥巴马这番表态出格了。靠口水无济于事,反而更能激发中国人民和军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我们有多种手段、多种能力控制钓鱼岛,不按常理出牌。

  用美日同盟唬人,中国不吃这套

  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天表态,称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结合美国驻冲绳基地司令威斯勒之前就钓鱼岛的狂言,几乎可以想象安倍听到这些话欣喜若狂的样子。全世界大概只有日本最在乎美国官员的表态,中国对钓鱼岛的既定战略决不会因为美国谁说了句什么话,而有任何改变。

  但奥巴马这番表态出格了!难道他不知道,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本无争议,争端起因是美国非法私相授受。难道他不知道,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长期默契,因日本政府的挑衅被打破。难道他没看见,安倍一再就钓鱼岛,以及历史问题口放狂言,刺激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安倍做了种种坏事,大概自己也很心虚,否则不会如此迫不及待地想寻求华盛顿的一点点安慰。就算是奥巴马出于地缘战略的需要,想安抚一下焦虑不安的安倍政权,但也不能不顾历史和现实,乱说话。要知道,这样的话会严重误导安倍的。

  在日本非法“国有化”之前,钓鱼岛在中国舆论场上不是热点话题。在日本挑起钓鱼岛争端后,用武力夺回钓鱼岛也并没有成为中国社会认真讨论的选项。中国一直强调和平解决钓鱼岛争端,但日本人和美国人一再提醒我们“非和平”的解决方式,这是在渲染中国政策的“进攻性”,为“中国威胁论”制造素材。 无论是和平解决,还是武力夺回,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上有自己的原则和节奏,节奏可能会因为日本或美国的一些动作而调整,但原则和目标不会变,更不会因为美国人说了句话而变,不会因为有个日美同盟而变。中国对自己命运的掌控力随着国力的增长不断提高,中国人对以自己选择的方式收回钓鱼岛充满信心。

  奥巴马和安倍显然把美国想得太“举足轻重”了,忘了美国早已今非昔比。美国现在未走出经济低谷,恐怖主义的梦魇依旧缠身,中东、中亚硝烟未消,乌克兰又风云再起,美国纵有三头六臂,无奈十指摊开,岂能全力帮携它的日本小伙计。在美国林肯纪念墙旁竖立了两座纪念墙,一座是“韩战纪念墙”,一座是“越战纪念墙”,美国人自我解嘲说,这是美国建国以来,唯一没有打赢的两场战争。'其实,他们心知肚明,这两场战争他们真正的对手都是中国军队。当年一贫如洗百废待兴的中国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面对着比八国联军多出一倍的十七国联军,都毫无畏惧,现在岂能被一个比十七国联军缩水八倍的美日军事同盟所吓倒?

  靠口水无济于事,反而更能激发中国人民和军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唬人的把戏只对意志薄弱的人有效,但中国人民不可能吃这一套。我们绝对不会按照你们的思路被动接招,跟你们打什么宋襄公式的堂堂之阵,在我火力射程之内,凭什么我们要按照你们的设计,在一个面积不足五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搞什么“岛礁攻防战”、“拉锯战”?我们有多种手段、多种能力控制钓鱼岛,我们一贯的战法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按常理出牌。你们本应该是懂的。

  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但绝对不惧怕威胁。我们不用你们提醒,就知道战争的残酷性。上战场流血牺牲的首先是我们军人,因此,我们比谁都酷爱和平,但我们更知道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其价值甚于个人的生命。

 

 

 

中国人已经闻到战争的气味?

2014-04-21

    我已经听到了战争正在走来的脚步---斯诺登“叛逃”是美国给世界设的弥天大局"。

    2013年6月,中国按照俄罗斯提出的高于国际市场的价码(按照常理是不可思议的交易),向俄罗斯签订了27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8090亿)的石油供应合同,向俄罗斯采购了100架S-35飞机和大批S-400系统,动作如此之急促,数量如此之巨大,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领导人已经闻到了战争的气息。

  高价进口俄罗斯石油,就是为了拓宽石油供应渠道和加快储备量破解马六甲困局,防止战争来临被战略封锁,保证战争机器的运转;向俄罗斯以每架8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亿3千万元)的天价采购那么多S-35飞机,就是为了加快构筑战时制空权。

   今后十年中国进于战争高危期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今后十年持续的经济危机几成定局,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军事冒险的可能性就会变高,现在国际问题非常严峻。

    现在美国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在逼迫他们,必须来一场战争,而这个战场首选是亚洲,矛头必然是中国。主要原因如下:

    1、美国的经济大头,是军火出口,大家知道,当今世界,科技最强的就是美国,其中尤以其军事科技最为发达,美国向外出口的大头都是军事装备,技术,系统,还有无数的软件配套,美国的真正发家历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让美国卖军火发了大财。只要世界乱,美国的军火出口将开足马力,创造极强大的经济活力!世界各地的银子源源不断的流入美国。

   2、俄罗斯人核武库太过宠大,美国心里害怕,而中国核武库相对来说要小,又主动宣布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所以,发动大规模常规战争,中国是非常理想的对象,中国须警惕。

  二、台湾回归中国的时机日趋成熟,美、日必会武力干涉中国的统一,所以中国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

   目前,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经济上已经完成了整合,只有军事与政治方面还未完成整合,完成中国的彻底统一,今后十年必将是中国的一项重点,但美、日为首的反动势力必定不愿看到一个强大中国的出现,必会干涉,军事干涉中国的统一的可能性非常高,所以中国必须做好相关的准备。

  三、南海局势已经失控,南海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猛然增高。

   说实话,中国的政策一直都是想和平方式解决与南海各国的领海争端,都由于美、日、印黑手的插入,和平方式解决与南海各国的领海争端的可能性正在逐渐降低,军事摊牌的可能性几乎不可避免,越南、菲律宾都在积极备战,如果他们有和平解决南海领海的诚意,越南、菲律宾为何又要积极备战?要知道越、菲都是穷国,不把钱用与国家的民生,而去买武器,其动机不言而喻。

    越南、菲律宾与中国海上进行战争,他们那来的底气?明眼人一看就会明白,美、日给的,所以中国必须做好相关的准备。美、日的优势就是海洋霸权,中国的能源目前只能从海上运输,这是中国的命脉之一,海洋出口被美国堵住那是灭顶之灾。

  越南、菲律宾两国判断,南海对中国如果发生战争,美、日必会掺和进来,这也是越、菲两国不惧怕中国动武的底气所在,从目前美国的军事布局来看,美、日军事干涉几成定局。

  美国立国已经200多年了,美国成为世界霸权也已经有近百年历史,美国注定要衰落了,美国在一个一个台阶的往下走,无论他们用什么样的招数,这都是必然的趋势,而中国在沉寂往复去百年之后,在一个一个台阶往上走。这也都是必然的趋势。

  美国盛极而衰,这是历史的规律。谁也挡不住。不管美国这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高兴还是不高兴。

  都会在几十年后逐渐的衰弱下去。从历史的角度看,帝国衰落是通常会用战争来挽救其衰落的命运,所以,美国有战争来换救自己的衰落的命运可能性徒然增大,中国须警惕。

  大力发展国防,主要是大力海军,这样就可以防止美国主动对华战争。今后十年中国进于战争高危期,中国要做好准备!

  当今的中国与西方力量对比发生的一个显着的变化是,中国不再象100年前那样,在外国侵略时战场只能局限在中国,中国也有能力将战争引向侵略者的本土。

  而西方屡屡对外战争得利的原因在于战场局限在被战争的国家,即使输了战争都不会对自己的国力构成威胁。所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对于被抢劫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提高是很担忧的。被抢劫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提高,对抢劫者来说,就是威胁。所以有“伊拉克威胁论”、“朝鲜威胁论”、“伊朗威胁论”、“中国威胁论”。总之,能够保护自己,就是对强盗的威胁。

  正因为有这样显着的变化,美国已经不可能自己对中国下手,他需要通过代理人来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削弱中国分裂中国,实现自己的最终的侵略目的。

  美国在侵略伊拉克前,不是挑拨伊拉克与伊朗进行“两伊战争”了吗?英国美国在上世纪不是教唆德国侵略苏联吗?但是他们自己最后必然卷入战争。

    普京将要执政的12年让中国躲过了一场战争,中国需要自己的生存空间。俄国也一样。

  美国的生存空间是全世界,他们把全世界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

  任何一个美利坚之外的国家想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就是动了美国人的奶酪。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式里,全世界的奶酪都是美国的。结果中国在南海都不敢说话,别说动手了。美国说了,那里是美国的利益所在。没错,任何海洋,都是他们的内湖。因为他们有强大的海军,看看那航母就知道了。

  普京连任,是俄国人之福,也是中国人之福。起码,十二年之内,美国想发动针对中国的战争,多了一个大大的忌惮。对中国的战争,是美国朝思暮想的事。只是条件还未成熟。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对自身坚持不懈的壮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俄罗斯了。

  经济危机日益加深,而且看不到尽头。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100个量化宽松也解决不了问题,只会使问题越积累越大。

  按照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接下来的事,自然就是战争了。资本主义要生存,战争是必然的选择,否则它只能自己灭亡。帝国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更高一级的形态,不是什么慈善家,会选择避免战争而自己消亡。它的本质就是战争。

  经济危机造成的巨大窟窿,没有人能够填补,只有战争。我们已经处于战争前夜。货币战争正在进行。这是一种看起来不那么野蛮的战争形式。货币战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会留给真刀真枪的战争了。

    如果普京将要执政的12年让中国躲过了这一场已经毫无疑问的战争,中华民族将迎来真正的复兴。普京的十二年,这是老天留给中国民族的一个历史性机会。

 

 

 

英美渐进式霸权转移的历史和理论逻辑

吴必康

2014-04-22

    古往今来,大国崛起和强国相争一直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争霸惨烈。英国在19世纪确立世界霸权时,面对着多重挑战。英国与法、俄、德是传统的争霸国,曾发生战争乃至引发世界大战。但是,英国不得不对美国“另辟蹊径”,从早期的打压走向妥协,继而在二战后被迫和平让位于美国。美国则是经历劣势、均势、优势三种战略态势。两国经过打压与抗衡、妥协和竞争、合作又遏制的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渐进式霸权转移,展示了除争霸战争以外的“迫不得已的和平转移”方式及其博弈之道。这对中国思考全局战略,少走弯路,以较小代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提供历史参考。

    “春秋无义战”:霸权转移的历史和理论

    强国争霸,连绵不绝,既是永恒的历史主题,又是难解的历史之谜。其中,霸权问题首当其冲,矛盾复杂,争夺惨烈。核心问题是重大利益冲突,包括动荡的利益格局变化、激烈的利益争夺和不同的争夺方式,有关的思想理论也随之产生。

    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雅典迅速崛起,与斯巴达发生争霸战争,史学家修昔底德总结道,“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①后世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专指新兴大国挑战既有的霸主国,霸主国必然应战,战争不可避免,这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修昔底德也是西方第一个揭示战争因果关系和经济因素的史学家。他注意到商业贸易和利润争夺,还提出,“在战争中,金钱比军备更重要,因为只有金钱才能使军备发生效力:特别是在一个陆地强国和一个海上强国作战的时候,尤其是这样的”。他还分析出新兴雅典败于内部斗争、政策紊乱、对外扩张、外敌、同盟者背叛等原因,②迄今使人深省。不过,修昔底德虽批评战争的惨烈,可能由于其书未完成,难见对争霸战争的批判性认识与和平思想。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互相征伐,形成长期的争霸战争,实为夺取更多的财产、土地和人口的利益之争,反映了周室衰微后的利益格局大变革和社会动荡。对此,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实际上,这是以复古形式要求在天下大变中保持稳定和秩序。孟子疾呼“春秋无义战”,谴责争霸战争。儒家将“仁”作为政治伦理和国家间关系的最高境界。“仁”原指人人相亲爱,儒家将其提炼升华,赋予其丰富内涵,期望把人与人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调整到中庸和谐的良好境界。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相比之下,修昔底德的思想中难见“春秋无义战”那样有思想高度的历史批判与和平境界。“修昔底德陷阱”和“春秋无义战”显示出,自古以来中国和西方对争霸战争有不同的主流观念,也预示了二者国际关系、外交哲学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西方崇尚实利、变革、武力,中国重视义理、稳定、和谐。这一差异对当代中国复兴形象的塑造,可以作出历史文化说明。

    中世纪以来,“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打出来的”,其封建制度“不仅为政治所必需,也是经济所必需”。③近现代欧洲争霸战争有英法“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普奥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西方大国莫不为利而争,为霸而战,也出现众多理论。

    均势理论是最具西方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思想,既古老又时尚。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到19世纪英国外交名言“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再到冷战中美国外交家基辛格的继承发扬和亲历实践,均势理论可谓常见又常新。该理论认为,在大国力量对比中,均势不可少,要形成制衡霸权的稳定性国际体系,防止一国独大;制衡方法有制造两极或多极抗衡、通过第三国对抗或缓冲、扶弱抑强、多国结盟、军备竞赛、分而治之等。1936年,丘吉尔指出,“英国四百年来的外交政策一直就是反对大陆上最强大、最咄咄逼人和最霸道的强国”,为此,“英国总是不避艰难,加入较弱一方,将它们联合起来,打垮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无论它是谁”。④此言是英国均势外交的经典表述。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中,英美不仅是均势战略高手,也先后是两个霸权国家。由此来看,均势理论在实践中首先是强者理论,为强者所用。

    权力转移理论在二战后兴起,它质疑传统的均势理论,认为大国实力接近才是引起大国权力关系变化和战争的最重要原因。简言之,经济强大→政治崛起→军事扩张是大国发展的必然逻辑。该理论不仅用于解释美苏冷战等,也是美国维持霸权的思想基础之一,近些年又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主要理论依据,认为中国也将依此必然逻辑扩张。⑤实际上,该理论可认为是“修昔底德陷阱”的现代翻版。随后,霸权转移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罗伯特·吉尔平注重国际政治的稳定与变革以及霸权兴衰周期。他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争夺财富和权力——没有变化;兴衰周期有两个要素:新兴大国要求改变国际体系,财富和权力分配结构发生变化。⑥他认为霸主防止霸权转移有三种选择:发动战争消灭或削弱新兴大国,绥靖退让,更多扩张;还认为帝国衰落原因是过度扩张和成本太高、入不敷出及腐败等。1996年出版的《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年》一书提出,国家有从幼年、青年到老年的生命周期,必有兴衰的变化。其序言认为超级大国美国力不从心,日、德、欧盟无法承担“大任”,“没有人能够确切说出,15年或20年之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将处于何种地位”。⑦18年过去了,中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热议话题。

    早在1904年,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就以全球战略观念分析世界政治,提出了与马汉“海权论”齐名的“陆权论”以及欧亚大陆中心为“心脏地带”的理论;还提出中国可能成为“对世界自由威胁的黄祸”。⑧1919年,他又提出:“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⑨英国为什么进行战争?麦金德坦言,英国是“为市场而战”,⑩道出西方争霸战争的本质。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虽流派众多,但都包含了两个基本内容:一是权力和利益,二是权益的分配方式。它们提出种种学说,主流理论多认为凡强必霸,争霸必战,零和博弈,有关英美渐进式霸权转移的专题解说不多。另外,这些理论往往有意无意地避重就轻,回避资本主义国家争霸及其外交哲学的本质: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众所周知,资本追求利润至上,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近现代历史才产生了一次次“为市场而战”的争霸战争。另一方面,资本追求利润,需要成本—效益核算,计算得失,并由此决策。西方政界学界关于外交和经济等政策的大量辩论,就是一种成本—效益核算活动,计算国内外经济账和政治账等。实际上,西方大国外交是资本外交,霸权争夺就是资本争夺。

    资本精于成本—效益核算。其中,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为此,资本外交具有明显的商业思维和行动逻辑:以各种方式手段不断探查成本—效益关系,不断冲击对方底线,查明成本代价,取得成本—效益的比例,索要最大利益,并由此决策。反之,成本平于或高于效益水平则不可取。这意味着,争霸政策要接近到自己的成本底线才开始清醒和妥协,直到成本底线可能被击破才停止,资本才会转向“吃不掉对手就握手(妥协合作)”的图利准则。英美之间渐进式霸权转移的核心原因就在于此。

    “取之有道”:霸权转移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美国从1783年独立到二战后全面取代英国霸权地位,历时160余年。1783~1865年是第一阶段,历时82年,基本态势是英强美弱。第二阶段从1865年内战结束到1918年一战结束,美国迅速崛起,形成美英“均势”状态,历时53年。第三阶段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后完全取代英国,历时30年。从美国角度看,这是从劣势到均势,再到优势的历程,而且“取之有道”;对英国而言,这是从打压到妥协,再到退让的历程,不得不“让之有利”。一取一让之间,虽激烈博弈,但避免了生死之争,渐进式霸权转移完成。

    第一阶段:英国打压与美国抗衡。这一阶段从1783年美国独立到1865年南北内战。独立战争结束了英国殖民统治,但英国虎视眈眈,伺机卷土重来,而年轻的美国野心勃勃,急于扩张。英国凭借强大的工业、经济和军事力量确立霸权地位,多方面打压美国,甚至企图分裂美国。美国经济、科技和教育落后,政治松散,内部矛盾多,不得不长期处于弱势,不过,国力虽弱,为求生存发展,必须敢于抗衡英国。两国矛盾尖锐,常有冲突。

    第一次大冲突是1812~1815年第二次美英战争。美国向英国宣战,直接原因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任意劫持美国商船和水手,深层原因是双方互相挑战对方的核心利益底线,激烈争夺美洲霸权。美国企图借机“解放”加拿大,扩张领土,控制北美,将英国彻底逐出美洲;英国要捍卫加拿大和帝国“海权”,企图借机武力“粉碎”美国,于是攻占其首都,焚烧总统官邸。由于美国顽强抵抗,双方停战,以“平局”结束,恢复战前状态。这意味着美英相互冲击对方底线,查明了成本—效益关系,由此,美英关系发生三个重大转变:第一,战争表明美国国力不足,阻止了美国与英国争霸的冒进势头。第二,美国转变扩张方向,避强击弱,避开北部强大的英属加拿大,转向力量空虚的西部和南方进行扩张。第三,两国都认识到武力成本太高,无法战胜对方。英国难以武力打垮美国,美国不敢吞并加拿大,彼此避免直接的战争冲突,这为开启渐进式霸权转移道路确立了最基本条件。

    随后,美国推行避强击弱的策略,逐渐形成先建立周边的“美洲体系”(本地区霸权),以后图谋世界霸权的战略。1823年,美国宣布门罗主义,要求欧洲列强不在美洲殖民扩张,以示抗衡,同时表明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避免招祸。门罗主义成为19世纪美国的基本外交政策。“在1900年之前,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和门罗主义,实际上就是美国版的‘韬光养晦’。”另一方面,这意味着美国在国力不足时避开欧洲强国以免受损,要挥戈向弱敌。如1846~1848年美国对弱势的墨西哥发动美西战争,夺取了墨西哥一半领土。

    第二次大冲突发生在1861~1865年美国南北内战时期。这是美国崛起中最艰难的时刻,也是英国扼杀美国崛起的大好机会。英国未敢派兵参战,但挑战了美国的核心利益。英国联合法国、西班牙等明里暗里支持美南方分裂势力,出售军火战舰,图谋分裂美国,两国甚至濒临战争边缘。英国议员指出,“英国准备只承认林肯先生为北方各州的总统,默认南方独立”。美国坚决抗衡,扬言进攻加拿大,终因美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及时阻止了英国的分裂图谋。经过惨烈内战和战后重建,美国终于渡过最艰难时刻,解决了国家分裂和奴隶制等严重内部问题,为经济腾飞和国力大增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是美英关系的关键性转折点,英国亡美之心彻底破灭,美国扭转劣势格局,确保了渐进式霸权转移的存在和继续。

    在第一阶段,美国地大物博,野心勃勃,但国力不足,内部不稳,一方面必须敢于以弱抗强,以求生存发展,另一方面不得不有所收敛,内外兼修,争霸限于美洲。由此形成了此阶段的渐进式争霸战略:稳固内部和养精蓄锐、韬光养晦和避强击弱。同时,美英经贸关系密切,相互需要对方的市场和资源,基本无损双方资本集团的利益需要,这为渐进式霸权转移准备了基本的经济条件。英国有亡美之心,但美国的抗衡使其风险成本太高,最终无可奈何。

    第二阶段:美国崛起与英国妥协。这一阶段从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到1918年一战结束。英强美弱态势告终,两国比肩而立处于均势,面临多国争霸的新世界格局。美国跨出美洲,开始面向世界争霸,渐进式霸权转移进入了有重大实质意义的新历史阶段。根本原因是美国迅速崛起,国力赶超列强,英国虽依托大英帝国仍有较大综合实力,毕竟逐渐衰落,无力打压,相反,需借助美国抗衡德国的崛起争霸。于是,19世纪末,英美出现改善关系的“大和解”。

    这个阶段正值美国“镀金时代”,是美国赶超的关键时期,国力取得四大进展:逐步解决经济、科技和教育落后问题,实现了惊人的经济腾飞;通过一系列改革,调控政治松散、腐败严重和社会经济矛盾等国内问题,强化了国家凝聚力;完成了大规模领土扩张;军事力量崛起,奠定了争霸世界的武力基础,而且择机加入一战,大扬军威。

    具体而言,内战后美国加速工业化,经济迅速发展,不仅快速超越英国,到19世纪末期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而且随后出现更大的加速度增长:1910年美国工业产量几乎是第二位德国的两倍,英国沦为世界第三位;美国人口达一亿之巨。美国实力超越列强,拥有巨大的工农业和军工生产力。教育和科技方面,内战烽火中的林肯政府不忘通过莫里尔法案,规定政府可利用公地发展教育,建立了公立大学和职业教育体系,适应了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需求;同时,美国从欧洲的“科技殖民地”起步,在20世纪初期成为教育和科技大国。19世纪末期,美国兴起进步主义运动,针对贪腐盛行,推动政治经济、社会公正和道德等多方面改革,包括限制垄断集团的反托拉斯法,制定保护劳工利益、环境和食品安全的法律等,有利于焕发国家活力和维护社会稳定,为经济崛起提供了有力保障。军事方面,19世纪90年代马汉提出著名的海权论,“海权历史,就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他认为,海权是国家强盛繁荣的主要因素,必须有强大的舰队、商船队和发达的基地网,海军战略就是建立海上优势,实现国家目标。面向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美国,从此积极发展以海军为主的军力。实际上,马汉的海权论体现了美国迅速崛起时期的国家意志和战略发展方向——争霸世界。

    实力大增的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相比德国和日本咄咄逼人的争霸态势,可谓“有所作为”又“进取有度”。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外交名言“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成功在望”体现了这种新的战略风格。一是继续避强击弱。美国先拿欧洲大国中老弱的西班牙祭刀,发动1898年美西战争,夺取其殖民地古巴、波多黎各及其亚洲的关岛和菲律宾,跨出“美洲体系”,冲向亚洲和世界,进入扩张新阶段,从此作为世界军事大国崛起。二是争霸讲究“方式方法”。美国进入帝国主义时期,迫切需要夺取新的市场和资源,提出了重新瓜分世界的“门户开放”等政策,但又宣称无意兼并扩张,不轻易与英、德、法等强国发生大冲突。三是等待时机称雄。在英德争霸的一战中,美国先是中立,坐山观虎斗从中牟利,直到1917年看准双方精疲力竭的最好时机与英国结盟,为“和平”而参战,战后俨然以世界领袖自居。

    虽然美国在金融、外交和海军等方面尚无压倒英国的优势,不过整体来看,内战后的美国崛起是一种超大规模的全方位崛起,包括由基础到高层的六方面。一是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的基础层次,二是社会相对稳定和政治稳固的基本层次,三是经济、教育和科技大规模高速发展的实力层次,四是潜力巨大的军力层次,五是积极扩张又进取有度的外交战略层次,六是国家意志坚定,思路明确。人类历史上,类似的超大规模全方位崛起是罕见的,在当代,唯有尚在发展中的中国可初步相比。这使英国不得不面对一种“大到吃不下”的美国崛起。

     英国虽然江河日下,但还拥有庞大帝国、强大的海军和金融力量等优势,对美国尚未完全处于下风。不过,在新的争霸格局中,英国还面临德国、日本咄咄逼人的崛起争霸,独力难支。于是,“英美由战争、冲突逐步走向了接近与和解。……到19世纪末,英国启动了向美国‘转让’世界霸权的进程”。“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衰落中的英国不得不在巨大压力下作出了战略选择:

    第一,从英德经济竞争、殖民地争夺、地缘政治等多方面尖锐矛盾判断,认定德国是最直接和最危险的争霸对手。近在咫尺的德国争霸更急切突出,掩盖了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争霸。

    第二,调整政策,对美妥协,意在利用美国抗衡德国等对手,维护自己的霸权。恰好美国也与德国多有殖民争夺和贸易冲突等矛盾。于是,英美出现改善关系的“大和解”:英国在委内瑞拉危机、加美边境争端、美洲地峡运河等不伤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牺牲别国,对美国扩张作出妥协让步,承认了门罗主义和美国的地区霸权;在瓜分中国问题上,英美就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达成共识;在美西战争中,美、德海军发生马尼拉对峙,英国支持美国,压制德国;美国则在布尔战争中支持英国,尤其是在一战中与英国结盟对德作战。对英国而言,大和解实为大妥协,避免大冲突,以让步谋利用,换言之,“让之有利”。此举虽迫不得已,毕竟务实明智,且让步有限。

    第三,利用与美国的种族和历史渊源关系、语言文化、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共性,创造英美民族相互认同的价值观,消除英美之间长期的敌意恶感,宣扬英美都是优秀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人类文明的领导者,注定要主宰世界等。一战结束后,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欢呼“英美言归于好、同心协力”,都是民主自由国家,英美要作为世界的托管国,共同维护“和平”。简言之,英美要结盟共存,共管世界。美国顺势利用。这种盎格鲁撒克逊思想同样意在利用美国维护自己的霸权,且正好发生在美国迅速赶超英国和英国逐渐衰落时,也许在有限意义上是百年前“中美国”或两国集团(G2)论的早期历史版本。这些思想对英美渐进式霸权转移的延续,发挥了掩盖矛盾、避免冲突、促进合作的战略作用。

    从资本进行成本—效益核算的角度看,对于“大到吃不下”的竞争对手,资本会“吃不掉对手就握手(妥协合作)”,这就是英国对美和解的实质,也是渐进式霸权转移的核心原因。

    在第二阶段,美国由弱变强,内部稳固,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具备了“大到吃不下”的实力,迫使英国有限妥协退让,又似乎不“急于求成”,形成了此阶段的渐进式争霸战略:实力在先、争霸在后,“有所作为”又“进取有度”。英国已无亡美之心,反而开始和解以求利用,“让之有利”。

    第三阶段:合作与遏制中的霸权转移。这一阶段从1918年一战结束到二战后,历时30年,渐进式霸权转移进入了最后的决定阶段,在英美既彼此合作又相互争夺遏制中基本“顺利”完成。此时出现了两大历史变化因素:一是两国基本战略态势大变,英美均势告终,进入美强英弱阶段。历史天平不可阻止地倾向美国。二是两国再次面临多国争霸的新的世界格局,产生各怀异心的“共同需要”。衰落的英国面对三个最强大竞争对手德国、美国和苏联,既无力独自对抗,也难以玩弄均势制衡从中牟利,霸权地位已摇摇欲坠。问题只是“花落谁家”?

    一战中,美国大发战争财,意满志得,英国受重创,继续衰落。英国债台高筑,欠美债务多达40多亿美元,美国成为英国的大债主。两战之间,德意日法西斯兴起,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英国的争霸冲突又不可避免,再次转移了英美争霸矛盾。二战中,虚弱的英国自身难保,再受重创,不得不又依靠美国援助以抗衡德国,对美负债高达200多亿美元。二战后的英国到了破落地步,加之冷战发生,英国又必须依靠美国挽救经济和抗衡苏联。而且,英国长期赖以为生的庞大殖民帝国也分崩离析。概括而言,英国的衰落已从19世纪后期的局部衰落向二战后的全局衰落发展,这远不是具体数据对比的衰落,而是历史性衰落。 

    相反,二战中美国大发战争横财,成为世界最强国,拥有最有利的战略态势,全面争霸的时机成熟了。而且,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与英国结盟参战,打败强敌,又在二战后制定马歇尔计划,挽救英国和西欧的破败经济,对英国可谓居功至上。美国要取代英国摇摇欲坠的霸权地位,似乎水到渠成,不过,这并非一帆风顺。

    首先是美国本身的问题。1929年华尔街股市暴跌,美国陷入长期的重重危机,本国经济受到沉重打击,社会政治动荡,并引爆世界经济大危机。这是美国和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综合性危机。它重创了美国实力,延缓了美国的争霸势头(不过,经济大危机更多打击了别国,一定意义上有利于美国。现代历史表明,美国治疗自己生病的最好药方,就是使别人生病更重)。而且,国内盛行孤立主义、和平主义等,人们普遍不愿卷入外界纠纷和战事,这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传统,也限制了美国迅速争霸。

    英国尽管衰落并多方与美国合作,但绝不情愿交出霸权,可谓且退且战。美国是步步为营,逐次争夺。英美围绕国际领导权、海上霸权、战时战略、金融霸权和殖民地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激烈争夺,互相遏制。对美国而言,这是一种“取之有道”的战略:没有采取全面决战的传统争霸方式,而是“分解霸权,化整为零,逐步夺取”,将霸权分为不同部分,分别处理和夺取。

    1919年的巴黎和会是列强确立战后国际新秩序的重要会议,美国开始谋求世界霸权,但未达到目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国际联盟。美国总统威尔逊倡议建立国际联盟,欲确立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与英、法发生外交较量。英国力图在战后保持霸权地位,遏制美国。斗争结果是国联成立,美国却因与英、法争夺领导权失败而拒绝参加,实为被排除在外,争霸遭重挫。国联因没有美国参加,成为英法维持大国地位的工具,遏制了美国争霸势头。不过,美国继续耐心等待新机会。不久,在围绕海上霸权的激烈争夺中,美国于1922年迫使财力困窘的英国签订《五国海军条约》,正式承认美英海军力量的对等原则。美国获得重要胜利,有效遏制了英国势力,终结了长期的英国海上优势,夺取海上霸权。二战中,英美既合作又勾心斗角,如在军事战略中,美国主张实行“西欧战略”集中打击德国,要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英国却主张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地中海战略”。美国积极反对殖民主义,鼓励英国殖民地民族自决和独立,意在战后肢解大英帝国,丘吉尔极力抵制。美国还迫使英国接受美国建立联合国的方案,终于在战后排挤了英国,掌握了世界主导权。 

    超级大国必须拥有金融霸权。美国下定决心,最后夺取英国残存的金融霸权。二战使本已虚弱的英镑贬值,英国的金融霸权地位遭遇空前冲击,美国乘机利用《租借法案》等手段继续削弱英镑地位。战争还在半途时,英美两国就表现出对战后金融地位和巨大利益的高度重视,开始设计有利于本国的战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英国由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提出“凯恩斯计划”,美国提出“怀特计划”。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代表英国利益,竭尽全力进行艰巨的谈判,以至身心疲惫不堪。但是,丧失实力的英镑无法抗衡带有黄金和原子弹的美元的压力。美国不战而胜,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使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确立了美国的金融霸权。

    总之,实力更强大的美国利用英国的困境,步步为营,逐次争夺,形成了第三阶段渐进式争霸战略:当仁不让又“取之有道”,既合作牟利又遏制防范。英国且退且战,尽可能争取“让之有利”。最终,英国迫不得已,和平交出百年霸权地位,沦为二流大国,代之以英美“特殊关系”:衰落的英国和称霸的美国相互利用的关系,但实际在更大程度上是战后英国需要继续依赖和利用美国。至此,英国退让,美国进取,渐进式霸权转移完成。

    “股权变化”:简要总结和分析

    英美之间的渐进式霸权转移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未如传统争霸那般发生惨烈战争,相对平和,不过,这是一个复杂激烈的博弈过程。形象而言,英美关系犹如一家“合资公司”,渐进式霸权转移的演变好像是公司逐渐发生股权变化,原来的大股东的股份越来越少变成小股东,而小股东的股份逐步增多变成大股东。双方彼此争夺,相互遏制,又“合资经营”,相互利用。美国主要是运用“大到吃不下”的强大实力和“取之有道”的方式,英国是且退且战,力求“让之有利”。这个博弈过程包括双方的一系列战略条件和方式方法。

    第一,两国实力对比的决定性、渐进性和内部稳固性,为渐进式霸权转移提供了基本历史条件。一是英国先天不足和实力衰落。英国本土小,资源和人口少,虽有庞大的殖民帝国可依托,但终非久远之计,随着帝国瓦解,原形毕露。英国科技、经济和军事等优势在多国竞争下节节败退,国力接连受到争霸战争削弱。二是美国崛起具有“大到吃不下”的实力,足以迫使英国妥协。三是英国并非急剧衰落而是渐进式衰落,美国崛起是渐进式崛起,即使从内战后的第二阶段算起,也有80多年。渐进式衰落和渐进式崛起产生了两国实力对比变化的渐进性,有了战略缓冲空间。相比之下,在英德争霸关系中,德国从1871年统一到1914年发动大战只相隔43年,而德国法西斯的迅速崛起则用了不到10年。

    实力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强国永远不会向弱国转移霸权),也是渐进性的根本前提。同时,国内稳定性是国力根本,也是这种决定性和渐进性的内在基础。美国在内战前,国内问题众多,经过内战胜利和战后调控,才重新稳固了国内社会政治,迫使英国放弃了分裂美国的图谋。1929年美国又陷入多年的经济大危机,经过罗斯福新政才重新稳固。英国在众多战争和危机中,也费尽艰难保持了国内稳定性。它们留下了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历史经验教训。

    第二,双方战略回旋余地大,为渐进式霸权转移提供了历史空间条件。在美国崛起过程中,英美彼此无法凭武力完全击败对方,留下相对和平的发展空间;彼此市场大,相互需要多,经贸关系密切,又留下广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具体而言,英国在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以后意识到无力彻底打垮美国,并且需要美国的广大市场;作为霸权挑战者的美国从未攻击英国本土,也需要贸易,两国产生了19世纪中期以来长期的相对和平。虽然这些军事和经济因素不是唯一因素,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有缓冲作用。换言之,双方的利益空间多,留下了避免决战的战略回旋余地。

    第三,长期以来多国争霸的世界格局,为渐进式霸权转移提供了历史机遇。19世纪以来,英国先后受到法、德、俄、日等国的争霸挑战,这不仅大大削弱了英国,且多次掩盖转移了美国争霸矛盾,还使英国必须依靠美国,创造了英美合作机会,有利于美国。此外,英美两国有大西洋阻隔,双方均可借助大洋为安全屏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两国直接冲突的可能性。 

    第四,美国争霸“取之有道”,英国力求“让之有利”,为渐进式霸权转移提供了一种非传统的现代历史演变方式。美国发展史上充满武力扩张和霸气征服,但夺取霸权不得不讲究“方式方法”。简言之,一是并非传统般的“杀死”霸主,而是以自己的壮大,利用各种手段和机会使霸主的“资本”大贬值,乘机“收购”。这是一种典型的“资本运作”方式,符合资本的成本—效益的最佳比。二是美国在崛起和帝国主义思想狂热中,对英国基本保持了战略冷静和耐心,反而实现了夺霸目标。三是“取之有道”的方法,包括上述的韬光养晦和避强击弱、“温言在口,大棒在手”等,特别是在后期采取“分解霸权,化整为零,逐步夺取”战略。回顾历史,美国没有采取全面攻击大决战,一蹴而就的传统争霸方式,而是先在19世纪末取得经济优势,与德国共同消解了英国经济霸权;又在教育科技方面急起直追,建立美国优势,消解了英国霸权的重要实力基础;随后是建立海军优势,迫使英国签约承认美英海军力量对等,终于取得海上霸权;最后是在二战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夺取了金融霸权。同时,美国利用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独立运动,长期瓦解英国殖民霸权。英国不得不“让之有利”,避免决战毁灭,保存了基本利益,并且多方面利用美国谋利,利益关系相对平衡。一取一让之间,虽激烈博弈,但完成了渐进式霸权转移。

    总体来看,渐进式霸权转移的主要特点可归纳为两国矛盾不少而不失控,实力对比是渐变而非剧变,利益关系相对平衡而不绝对失衡,美国野心勃勃却“取之有道”,英国虽不甘心但终究务实面对,“让之有利”。

    当今,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问题成为世界性关切热点,必将深刻影响两国和世界。当年的美国崛起和英美关系,与当今的中国崛起和美中关系,难以直接比较,不同处比比皆是。两者至少有基本性质、根本目的、关系方式、社会基础和历史环境条件等众多不同。当然,两者在若干方面确有一些重要的类似性,可资比较和研究,以提供历史启示,且至关重要。其中包括战略哲学和实力的生成运用的学问。不过,篇幅有限,需另外论述。可以说,超越美国不是中国的最高目的,超越而称霸更不可能、不必要、不应该是中国的根本目的。“修昔底德陷阱”不是绝对必然,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不可能实现。历史发展不是简单重复,总是在以往基础上超越而创新。历史悠久的中国可有此信心、智慧和能力。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4年4月21日 15:19主题: 恩格尔、那小兵:解读刘亚洲《甲午国殇》

    评语:这个德国鬼子认为中国人至今没摆脱奴才状态,所以这样的国民是难以打仗的,更难以打胜仗。尽管这些外国学者对中国做了很多研究,但以这篇文章看,他对中国的了解几乎等于零,因为他从来没有研究过中国如何打赢朝鲜战争,解放军如何打赢国军。在他眼里,中国仍然停留在甲午战争时期。这就是恩格尔的可悲之处----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还不知道另外一些方面。

解读刘亚洲《甲午国殇》

恩格尔 那小兵

    那小兵:您在《日本人为何不向中国人认罪》那次的采访受到广大中国读者热烈回应,最近刘亚洲将军也在他的《制度、战略、信仰、国运》中谈到了类似看法,我非常希望您就刘将军的一些主要观点为大家进行延伸解读,您可以自选要点探讨,自由发挥,好吗?

  恩格尔:汉斯.伯格教授(《德国专家谈钓鱼岛战略》嘉宾)和我都读了刘将军最近这篇访谈文章,我们都认为这是目前中国最高水平的军事战略思想文献。但是,在西方人眼中,这篇文章更多的是提出了问题,但依然没有真正解读为何甲午至今所谈及的弊病没有消失,甚至更加严重。我们看得出刘将军欲言又止的心情。有些事情我们作为外国人也不好说出来,但今天是个例外,我就大胆说一些吧。

  习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在谈及我对中国历史看法之前,我先谈谈我为何热衷中国历史研究吧。冷战末期,我还是个刚从波恩大学本科毕业的哲学研究生,我从荷兰坐火车到北京,那是我第一次穿越这么多国家,火车穿过柏林墙时,我心里很紧张,窗外是各样铁架子和工事,然后继续开到华沙,再进入莫斯科,上来一队戴着大盖帽的苏联兵反复检查我的护照,把我的水果统统扔到了垃圾桶里。我顿时明白什么叫着"政治"了。之后,我穿过西伯利亚平原,进入蒙古。蒙古人给我一种刚强而野蛮的感觉,因为我看到他们的男女列车员在车上偷偷做爱,并不十分忌讳被看到。

    到了中国境内,中国海关人员比较热情,那是刚刚开放时期。车上有个中国留学生问我:"你不是东德人吧?"我好奇的反问:"你如何看出来的?"他说:"你穿的凉鞋不是苏联制造的那种,所有东欧国家都穿那种凉鞋"。我马上对中国改革发生了兴趣。我学过俄国历史,然后学蒙古历史,到中国我就决心学中国历史了。因为我会八种外语,可以读许多国家的文献,在中国不久,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何中国历史书籍内容与国外文献有那么多的不同?"我就此问过我的中国教师,他听了马上非常紧张,总是不肯多谈。这反而让我更加好奇了。

  我不久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何中国几乎每个朝代皇帝都要搞文字狱,烧掉许多书?"而且,我发现大多数中国历史书籍都是历代人篡改过的,有许多伪书和逻辑矛盾的地方,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历史70%失传,剩下的都几乎都不真实"。那么为何有这么多人有意让它不真实呢?当然,统治者都刻意保护着一个秘密。我认为,中国人需要的不是真实,而是利用价值,利益追求才是中国人的生活体验核心,也就成了一种信仰内容。

    那么,有可能让中国人变得有刘将军希望的那种"有信仰,有人格,有战略思想吗?"(有,毛泽东的战士!)我对此也十分纠结。真正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就明白,中国统治者都不希望中国人有独立人格,更不希望有民族主权意识,天下只有一个人是"上帝儿子(天子)",其余的都是奴才或庶民,这是中国儒家伦理和官本位制度的基本前提。有了信仰那还了得?一旦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那么谁还当奴才呢?至少奴才也得花钱雇佣了,这等于官本位制度的自我颠覆。那么奴才会不会有战略思想呢?不会,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奴才只会看主子眼神做事,奴才想要的就是把奴才做大做稳,然后压迫更多奴才。

    刘将军说中国甲午时代的军人像农民,其实我看更像奴才;他们根本没有德国或日本人那种武士精神和灵魂。当然,刘将军也提及了红军的崛起,那的确是因为有了信仰,不过,我要反问刘将军:为何那种信仰丢掉了呢?我告诉你,真正的信仰是不会失传的,被丢弃的信仰一定有虚假概念,无法提供现代人类价值观力量了。

  奴才精神不在是一个个别现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才是中国与日本乃至其他西方国家不同之处。日本人已经在革新中成为国民,他们有权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土地,因此日本的"忠义"概念是符合逻辑的,天皇与国民的关系就是这种权利互换的结果,传统信仰因此与法律统一起来了,否则忠义只是一种空谈。奴才不可能得到这种待遇,相反,统治者会采用更多的惩罚手段压迫奴才。就如满清统治者那样,设立种族等级制度,搞制度内制度外区别对待,让一部分人有权有势,另外大部分人处于饥饿边缘,然后可以任意剥夺这类恩赐出去的权力和利益,让奴才感到自卑而服服帖帖。

    你想想,数百年这种模式统治之下,中国人如何能从奴才变成真正的国民?大清王朝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维稳上面了,对付日本和俄国是不得以而为之,以为可以应付过去,根本没有什么国家发展战略。如果有的话,那只是如何保住满清统治者这个外来政权如何继续奴役汉族人民罢了。也正因为中国满清统治与中国人民权利是根本对立的,刘将军所虚设的胜利条件都根本不存在,这也就归咎到我以前一直强调的中国"异治"模式问题了。

    要改变这个老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民主选举,让统治者与人民打成一片,人人平等,推行宪政。可惜,现实中每个要改革的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古老的问题:你改革这种奴才模式就等于要逃脱奴才枷锁,你就是汉奸!乾隆皇发明了"汉奸"这个词就是给那些敢于反抗他的汉人用的,他是"汉",反抗者都是"奸",很可笑,但这是真实历史。如今义和团们依然熟练运用"汉奸"帽子,这是中国可怕的现实中问题。

  那小兵: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您如何解读刘将军所引用的这段话?

  恩格尔:其实与上个问题一样,满清选择走"船坚炮利"洋务运动模式是为了延缓其外族统治的手法,不论是"摸着石头过河"也好,还是"国运战略"也好,统统离不开这个前提。他们不会为了中国汉族老百姓福利而搞民主宪政的,就如乾隆皇禁止枪支让军队使用,怕汉军人数优势对自己不利,而满清禁止出海等也是一样道理。满清统治者为何搞文字狱?他们就是要篡改"中国人"这个最基本概念,让中国人忘记真实的自己,每个人自愿把"奴才头衔"套在头上,甚至连儒家所剩那么一丁点的士大夫精神也要变成奴才犬马精神,这不是几个军舰管带牺牲生命就可以赎回的,而是需要一个民族数代人的反思反省,需要刻骨铭心的悔改,才有希望。

    我想刘将军自己也没有给出答案,甚至把红军这个不是答案的答案给硬塞进来了,这才是关键分歧点。我也十分尊敬袁伟时教授,但他刻意回避对满清殖民统治的否定,甚至认为满清宪政失败是满清与袁世凯的配合不得力,我实在不敢苟同。我认为,不但满清与中国人民利益对立,而且中国封建制度中无法达成任何制度创新,这是政治理念问题,也是技术层面问题。这里我引用一下刘将军的话:"中国历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战略家,但是难以有跨越数代人的长久性大战略和实行这种战略的意志。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叫嚣的是"国运相赌"。清朝就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即使国家战略正确,如果没有正确的军事战略配合,国家战略照样无法实现。纵观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家战略,最能说明这一点。清朝经过30年洋务运动,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将强未强。清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失去。日本则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8次扩充军备,准备"举国发动,国运相搏"。谁的国家战略目标正确,一目了然。但战争结果是,正确者失败,错误者胜利。差距就在军事战略上"。

    这段非常精彩,我们为何至今依然说"让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何老不断提及"摸着石头过河"?难道这不正是没有长远国家战略的结果吗?日本以命相赌,因为每个人都愿意成为一颗子弹;中国人无命相搏,因为每个人的命都不在自己手中,今朝有酒今朝醉,能贪就贪,能嫖就嫖,能溜就溜,这样的民族会有真正的长久国家战略吗?武器是什么?它是国民的生命化身!中国的武器就像房地产一样,都是用纳税人汗水积累的,但中国公民有权投票选议员讨论国防预算吗?日本人可以,日本也有权说不,这才是根本区别。没有国民精神的武器只是一堆装样子的房地产罢了,最多只是GDP达标工具。请问,那时候中国才进驻钓鱼岛,武器要多先进才能像菲律宾那样保卫自己领土?

  那小兵:刘将军认为中国国运向好发展,日本国运向坏发展,他引用美国学者研究说:日本患上了一种"胜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国家都敢侵略。看看日本人甲午战争后的旅程,他认为就是一场奔丧的过程。直到牺牲了上千万军民,挨了两颗原子弹,输得一干二净:交出了朝鲜,交出了满蒙,交出了台湾,除了一个冲绳之外,其他吃进去的东西都被迫吐了出来。

  恩格尔:我对他这段话很失望。军人需要一种"居安思危"的情怀和直觉,不知刘将军是否用这段话安慰自己和中国同胞?他忘记今天中国所处环境的险恶了。八国联军来时,中国整体力量依然比入侵者强大,只是兵力运用不得当,无法救援,而且西方各国各怀鬼胎,美国从中妥协疏通;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虽然国力更加衰弱,但有英美苏牵制日本,而且受到苏美大力支持,在最大牺牲后依然取得胜利,但是,如今不同了,中国四面都是虎视眈眈的潜在敌人,俄国、印度和日本都是具有巨大威胁力的对手,美国却是个非常不稳定的角色,可敌可友,连南海诸国也借机生事,他们都希望中国与其中一方开战而渔翁得利,绝非可以拉中国一把的人。中国正面临改革瓶颈,而且国际局势诡异多变,我诚恳希望中国人民保持清醒,反思自己在信仰、战略、制度的缺失,最终把握好国运机遇!

 

 

 

2014年全球10大政治风险

怡安路透 世界能源参考

2014-04-21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济始终是全球面临的最大风险。从欧元区债务危机和中国经济硬着陆,到美国债务危机,如何避免金融崩溃,是过去五年来一直让分析人士忧心的问题。

    如今这一切已过去。2014年,整体经济形势相对稳定。但地缘政治局势却备受瞩目,缺乏全球领导力和协作的G零世界局面在上演。那么,今年的10大政治风险是什么呢?

    10. 土耳其

    土耳其是2014年尤为脆弱的新兴经济体。该国面临叙利亚内战外溢效应、库尔德反抗势力重新抬头,以及公众反对总理埃尔多安引发的更多政治不确定性。埃尔多安对党内外反对力量作出激烈反应,而选举日益迫近。

    9. 变幻莫测的克里姆林宫

    俄罗斯总统普京仍是全球最有权力的人,掌握着这个举足轻重国家的大权。不过,普京的受欢迎程度已远不如从前,俄罗斯经济在连续10年被寄予厚望后开始陷入停滞,并且仍严重依赖石油。这意味着俄罗斯在国内外事务上将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但普京推行其偏好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并未减弱。普京在2014年或许会有令人大跌眼镜的举动。

    8. 中东乱局扩大

    中东乱局已持续三年,甚至将进一步升级。2014年,随着伊朗对伊拉克影响力的增强,伊拉克的暴力事件预计将猛增。美国在中东扮演怎样的角色、伊朗核问题、基地组织、以及埃及和突尼斯的过渡等相关问题,可能使得该地区更加动荡不安。

    7. 基地组织2.0

    阿拉伯世界的动荡让逊尼派极端势力和基地组织重新抬头;叙利亚冲突对众多圣战者而言犹如吸力强大的磁石。美国本土较当初“9.11”事件过后已变得相对安全,但中东和北非各国政府以及西方在这里的目标,却容易受到攻击,因此面临更大的风险。

    6. 战略数据

    受政府作用力影响,互联网及互联网管治正在由自下而上的开源领域,转变为自上而下的战略领域。这种趋势在2014年预计会更加明显,商业经营成本自然也会上升,特别是在网络安全变得更加脆弱的情况下。

    5. 产油国

    非常规能源革命对地缘政治产生重要影响,但各种破坏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产量增长的影响,近年来对产油国的影响有限。但随着闲置产能加速增长,2014年这一趋势将发生改变,价格面临向下压力,且产油国之间竞争加剧。像俄罗斯、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和沙特等产油国可能感受到压力。

    4. 伊朗

    伊朗核计划继续推进,国际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鲁哈尼去年6月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这些因素令伊朗与西方通过谈判达成全面解决方案的几率大增。虽然达成协议的几率较高,但同样也有风险。如果谈判破裂,则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就会大增。无论如何,今年对于伊朗核谈而言,将会是不成则败的一年。

    3. 全新的中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他重要领导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力度超过以往20年。但中共仍然面临艰巨的政治考验,若有重大失误,可能危及改革和政权。改革过大过快可能在党内引发不满,既得利益群体若利益受损,可能反应激烈;但若改革力度过小,又会引发公众不满和抗议。

    2. 分化的市场

    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印尼、南非和土耳其这六个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将迎来非常重要的选举。经济增长放缓,来自新兴中产阶级的需求增加,这导致不确定性增强。此外巴西、土耳其、哥伦比亚、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发生示威活动,表明一旦公众灰心丧气,可能很快就会走上街头。

    1. 美国混乱的联盟关系

    继美国在中东外交政策失误、斯诺登揭露“棱镜门”、美国政府停摆让海外盟友困惑不安后,对国际社会而言,美国的对外政策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和预测。作为安全合作伙伴、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以色列、英国、日本等国的选择并不是很多。但像德国、法国、土耳其、沙特和巴西这样的二线盟友,情况并非如此。为了避免与美国关系过于密切,防止前述不利情况的冲击,这些国家的政府将开始改变国际定位,这会影响到在这些国家经营的企业和投资者。(完)




 



 

发件人:李延明<13051506082@163.com>+(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4月20日 07:06 (星期日)附 件:1个(包华清__中日关系本质(1).doc ) 查看附件 映雪

中国和日本关系的本质

包华清

2014-01-04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过:“日本人是有史以来我见过的最卑鄙、最无耻的民族。”

    法国总统戴高乐评价日本: “日本,这是一个阴险与狡诈的残忍民族,这个民族非常势利,其疯狂嗜血程度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吸血鬼德库拉,你一旦被他看到弱点,喉管立即会被它咬破,毫无生还可能 。”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评价日本人:“日本人的性格是非常变态的。在欧洲人看来,日本是一个血腥变态嗜杀成性的民族。日本人顽固不化、任性作为、刚愎自用、愚昧无知,对上级奴颜卑膝,对下级凶狠残暴。日本人动不动就杀人,动不动就自杀。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心上,更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心上。所以,日本充满了混乱和仇杀。”

 中国和日本关系的本质

    多年来,某些中国人在谈到中日关系的时候,总要重复一下中日友好的调子。然而,历史与现实非常明确地显示,中日友好的提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综观中日两千年的交往,中国与日本之间,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之间从来没有过平等友好的关系。

    宋朝以前,日本称臣于中国,而中国人毫无保留地传授文化与技术,特别是在唐朝,日本人多次派人到中国留学,而中国也有鉴真东渡等。从明朝开始,则是日本人对中国不断侵略、破坏,不断残杀中国人的历史。中国强盛时,日本人是中国人的门生,而中国人奉日本人为上宾;中国衰弱时,中国人却沦为日本人的刀下鬼。

    中日之间过去没有过友好,现在也没有。将来会不会有?现在言之过早。中日友好,充其量只是一个虚幻的愿望。中国发展对日关系时,必须以史为鉴,而不能以虚幻的愿望为基础。

“东夷貌柔顺”的伪装

    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早在盛唐时即已显露无疑。唐大宗时朝鲜内乱,中国应新罗之请以宗主国身份平乱。唐高宗龙翔三年(公元六六三)日本以援助百济为名,出动舟师数百。占领锦江口。唐朝不得不遣刘仁轨领兵击之,“仁轨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贱众大渍”。一千二百多年后的甲午战争与这一幕何其相似,同样是朝鲜内乱,中国以宗主国身份平乱,然后日本乘机寻衅。然而,强弱易势,甲午之战的结果是日本吞并朝鲜、屠城旅顺、割取台湾、牟获暴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痛苦和灾难,给日本国民带去了巨大的欢乐和利益。

    显然,日本人在唐代对中国的尊重不过是他们崇拜强权的特性的表现。当时的日本尚处于近乎蒙昧的时代,无论在文化技术和国力上都远远落后于大唐。于是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卧学习制造工艺、建筑美术、典章制度等等,并仿照中文草书偏旁等而造成日文,使日本开始走出原始时代,完成所谓大化革新。日本人向唐朝称臣的目的,无非是要通过引进文化来改善他们蒙昧落后的状态。当时日皇即告诫其使者:“言语必和,礼意必笃,毋生嫌疑,毋为诡计”。史称东夷貌柔顺,没有识别倭人的伪装。

崇强鄙弱的日本人

    二战后,日本对美国千依百顺,连天皇也每天早晨起来就去给麦克阿瑟鞠躬行礼,获得美国的信任,以从中国和亚洲掠得的资金购买设备和获取先进的技术,如汽车、电器、半导体等。一旦感到羽翼丰满,就开始看不起美国人。把美国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水平说得一无是处的《日本敢于说不》,就是一个例子。

    然而,美国在计算机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把日本远远抛在后面。而南朝鲜等生产的随机存取芯片也侵蚀了日本的市场占有,这无疑是给那个狂妄无知的索尼总裁打了一计耳光。他曾狂言日本的一兆位的存取芯片能打破美苏的战略平衡,认为日本人的智力无与伦比,殊不知日本不过是在做计算机里最简单重复的一个部件而已。而现在,这个日本人在藐视中国人之余,又对美国人毕恭毕敬了,连声说他不反美国,他最佩服美国人。

    在日本人这种对强者的恭敬面前,善良的中国人看不到日本人的目的,而把他们当做了谦卑好学的朋友。李白就曾写诗哭祭阿倍仲麻吕。中国人确实是重情义的民族。但是日本是如何回报中国人的善良与帮助呢?

    以唐朝之强势,日本人吃了败仗之后自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侵犯,而且他们表面上还对中国非常恭敬,不时派人朝贡,领取赏赐。但一旦中国势弱,日本立刻变了态度。宋朝抑兵太甚,版图收缩,国力疲弱,于是日本便不再朝见中国天子,而向北方势力日盛的辽国称臣,只是从中国引进历法、医药、印刷等技术。

    到明朝时,更有日本民众自发组成团队到中国沿海行杀人越货之事。明史记载倭人“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问则张其而肆侵略,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开始时,他们还假装是入贡使者,一有机会则杀掠而去,没机会就呈上土产换取赏赐。明太祖洪武二年四月,倭寇数次侵掠苏州、崇明,杀略居民,劫夺货财。此后倭患连年不断。

    到明成祖时,其规模越来越大,大的寇群多达万人,小的数百人,其据点深入沿海各省,到处为害,已形成一股极为残暴的海盗武装,其所侵犯的地方,无不杀个鸡犬不留。如成祖三十四年,拓林一带倭寇“犯乍浦,海宁,攻陷崇德,转掠西塘、双林、乌镇、菱湖诸镇、杭城数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抚李天龙束手无策”…成祖四十一年春,“倭馅福建永宁卫,大掠数日而去。复攻永宁城,破之,大杀城中军民,焚毁几尽”。总计沿海倭寇肆虐达七十八年之久,明朝天下骚动,耗费国库巨额经费,军队死伤数十万。后经戚继先等与之苦斗多年,才告平息,但中国也因此元气大伤。而倭寇屠杀中国居民十多万,抢劫财产难以计数,更从此开始轻视中国。

企图灭亡中国

    明万历年间,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前三百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六十多小国之后,出兵二十一万,攻占朝鲜,意欲以朝鲜为基地,一举征服中国。丰臣秀吉的计划包括:占领中国后定都北京,将朝鲜王移至日本,巩固中国的统治之后,即向印度进军。这一计划的主旨就是将日本举国从贫瘠的岛屿上迁移到大陆,也就是日本后来的所谓大陆政策。

    在丰臣秀吉时代,日本的国力当然不足以完成这一设想,而且其计划也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明朝虽然内政疲蔽、外交乏术,但毕竟是个大国。李如松出兵朝鲜与倭兵恶斗,尽管中国军队多次中了倭寇的狡计,也终于迫使日军撤退。

    丰臣秀吉的美梦虽然破灭,却鼓舞了后来的日本人。此后,日本的战略家们便开始不断研究和制订灭亡中国的周密计划。一九二七年,田中义一的占满蒙、灭中国的详细计划可以说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对中国的资源人文的了解程度与其用心之险恶、计划之周密,任何不麻木的中国人看了都会出一身冷汗。

根深蒂固的恶意

    缺乏危机感的中国人却似乎并未把日本的威胁放在心上,使一直在暗中窥视等待时机的日本人终于找到机会,刚从西洋学会了制造枪炮,便立刻拿中国人开刀。一八九四年引诱清朝出兵朝鲜,然后借保护侨民为由,向中国不宣而战,攻城掠地,奸淫杀戮,逼迫清庭割地赔款。此后中国人在日本人眼里更是猪狗不如,成了杀光、抢光、烧光的对象,男人的脖子被当做比试刀锋的试验品,女人被日本人任意奸淫后开肠破肚,儿童成了日本人刺刀上的玩物…世界历史上有哪个民族像我们一样遭受过如此的耻辱?今天连菲律宾、印尼人都动辄打杀中国人,不就是因为我们曾经被日本人杀得太惨,所以谁都敢踩我们一脚?

    由上可见,说中日人民有过友好的历史,是不符合事实的。持这种说法的中国人的唯一根据,是唐代日本留学生与一些中国学者的密切交往。然而,这种交往是由中国向日本单方向的文化和技术输出,日本留学生对其中国导师的尊重,根本不能作为日本对中国友好的证明,只能证明中国人对日本的无私的善意。在唐朝以后的所有年代,包括宋、明、清、民国,日本人对中国不但没有尊重,反而一有机会就疯狂地侵略破坏、烧杀抢掠。日本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恶意。

    日本人以恶意对待中国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任何对不起日本的事,而正是因为我们教了日本人大多的东西。日本没有创造自己的文明,他们引进了中国文明作为其文化的根本。日本人要称霸世界,必须首先彻底打垮它的启蒙老师一中国,以摒除它固有的自卑心理。一旦消灭了中国,日本就可以把自己标榜为世界文明的一支,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这种心理,和那些武侠故事中不肖弟子艺成之后要杀害恩师是同样的。

不能以己度人看日本

    如果我们作一个统计,考虑与中国人接触过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我们将看到,无论是日本军队还是日本平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国都是极端仇视的。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做危害中国人的事。在中国施行“三光”的日本兵当然不用说,那些控制中国矿山工厂的日本管理人员,用最残忍的方法折磨中国劳工,制造了数以百计的万人坑,被劫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也被日本平民残酷迫害而大量死亡。

    当日军占领南京时,日本全国一片欢腾,《东京日日新闻》上连载两日兵“百人斩”比赛的比分。106:105的进度成了他们饭后的谈资。

    在所有与中国人直接接触的日本人中,90%以上用了极端残忍的手法对付中国人,而其它没有直接接触中国人的日本人,大都则赞同前者的作法。直到今天,日本人中间认为日本曾经侵略而不只是“进入”中国的有多大比例?认为日本应该向中国赔罪的又有几个?

    如果我们不以实证的态度去回答这些问题,而是泛泛地认为任何地方好人总比坏人多,甚至凭空断言日本人中90%是好的,那就太不能汲取教训了。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思想方法和道德准则去估量别的民族,不能假定别的民族有着和我们类似的善恶观念,否则,日本的所有行为就会变得无法理解。每一个民族都有它持有的个性。我们应当从他们的行为总结出他们的“习性”,研究他们思维和行为的规律。

自欺欺人的善意

    实际上,在我们与日本接触过程中,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显示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一千多年以来,日本人使用的种种手段可以说是老一套,可我们总是上当,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根据日本人的特点来揣测他们的用心。

    多年来,很多反映日军侵略的电影,都带这样一个套路。皇军凶残,但总有一两个有良知的日本人不惜生命同情帮助中国人。这样拍的用意很明显,但是我们应该想一想、问一问,这种情节的构造有事实的根据吗?这种到处都有好心的日本人的现象可能发生吗?

    答案是否定的!在南京大屠杀的几个星期内,没有证据显示有任何日本人救过任何中国人,倒是有一个德国纳粹党员叫拉贝的实在不忍看日军的兽行,感于当地人民平日对他的友善,保护了很多人。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没有任何记载证明有电影里那种“浪漫”的日本人救中国人的事情,倒是有不少中国百姓抚养战后被父母遗弃的日本婴儿的事迹。如果真有电影里那种善良日人,当年的保护人与被保护人今天岂不会成为新闻里大力宣传的对象?

    这些电影和类似文学作品起到的作用,就是在观众头脑中造成了一种假象,认为日本人其实跟中国人差不多,他们的暴行只不过是因为受了军国主义的灌输。显然,这种将一切归咎于军国主义的说法颠倒了固果。日本的残暴由来以久,从中国历史看至少可以追索到明朝的倭寇,如果从日本本身的历史来看,嗜杀的血腥特质其实是其文化固有的一部份,军国主义的产生实际上是这种特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相反。

什么是日本的民意

    在抗战期间,日本为了消磨中国人的斗志,鼓吹东亚共荣圈政策,一边对中国人大肆屠杀,一边大谈“中日亲善”,欺骗了不少人,也勾引了汪精卫等汉奸。现在,如果我们自己大谈中日友好,自己捏着鼻子哄自己,不仅淡化了日本罪行的严重性,还麻痹了我们应有的警觉,实在是不智之举。中日友好的说法从中国人嘴里说出来,,更加加深他们对中国人的轻视。受害者跟逍遥法外、否认罪行的日本人只能让日本人感到可笑讲友谊,莫非是被杀怕了,要忘却不共戴天之仇,想求皇军日后留条生路?

当日本某某首相上台时,有些人总要称对方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样向日本示好,结果如何?日本人越发轻视中国,越发颐指气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桥本龙太郎敢朝拜靖国神社,敢在钓鱼岛周围陈列大批军舰,军国主义再次粉墨登场……难道不正是因为得到了中国长期以来委曲术全的态度的纵容?

在中日建交前,日本尚未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否认侵略。而七二年之后,日本修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等种种事情就不断发生,这一切,与某些中国人发明、倡导所谓“中日友好”不无关系。

每当日本政府高层人士发表“错误”言论,中国方面必然指责这是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或是极右分子在歪曲历史。然而,只有“少数”日本人是祸水的提法,明显是一种主观臆断。如果日本人大多数是反对军国主义,承认侵略有罪的,那为什么在战后五十年里,他们没有选举出一个历史观不那么反动的政府呢?

九六年的大选中,为了争取选票,日本自民党在其纲领中加上要求内阁成员应该参拜靖国神社等条款,同时桥本首相亲去参拜战犯灵位,“感谢战殁者”。日本的执政党明知这一类行为必然会激起亚洲各国极大愤慨,但为取得日本民众支持,不得不冒由此风险来表现他们的“爱国”。日本的民意如何,由此一目了然。

日本为什么不对中国道歉?

    战后,在美国的包庇下,军国主义分子控制了日本的政坛。随着日本经济势力的膨胀,军国主义已经卷土重来、甚嚣尘上。他们不仅仅是否认侵略,他们把日本的大东亚战争美化成解放亚洲的“圣战”。在他们看来,这样能给日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战争,当然是多多益善。承认侵略有罪,就意味著日本民族必须主动放弃征服中国乃至世界的“梦想”,这对没有得到足够教训的日本人来说是不可能的。

    九四年八月,《朝日新闻》访问了包括首相在内的内阁大臣,提问他们对“大东亚战”的认识。结果十九人中,只有五人承认有过侵略。而这五人中,没有一人对侵略中国表示悔罪之意。美国在九五年九月二日,在珍珠港记念日本投降,邀请日本首相参加,结果日本全国舆论大哗,认为是对日本的侮辱。明白了日本人对其侵略战争的这一认识,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向中国道歉了。我们也可以预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日本皇军是还要对中国人行“善举”的。对此“恩德”,我们只有指望届时中国军队能礼尚往来:报日本之万一了。

    日本的年轻人,多数看不起中国人,而且视中国为敌人,据最近的民意调查,日本的大学生大部份认为中国是日本最大威胁。而极力向西方和亚洲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也正是军费开支为世界第二的日本人。

    而在中国方面,最近,《中国青年报》的调查表明, 99.4%的中间青年认为须牢记日本的罪恶史, 95%以上的人认为地不能容忍日本右翼分子美化罪恶,毒化日本下一代,80%以上的人认为日本正走向军事化的危险道路,认为日本时亚洲以及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在对日本民族的性格的评估中,半数以上的人选择了“残忍”作为主要特徽。

应看清中日关系的实质

    今天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交往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中日人民之间的敌意,也随着互相了解的增加而深化。年轻的中国人比他们的长辈更加仇恨日本。原因非常简单,在更多的交往中,中国人才认识到仇视敌视中国的并不只是几个头号军国主义分子,而是整个日本民族。

    日本人非常清楚,日本跟中国结下了血仇,这种仇恨若不加以消解,日本过不了安心日子。对日本来说,未来的发展道路只有两种选择:

    1)承认日本对中国和亚洲犯下的罪行,与军国主义划清界线,放弃其征服亚洲乃至世界的野心,争取亚洲人民的谅解。

    2)美化日本的罪恶,对下一代灌输军国主义的“光荣”,以在未来适当的时机全民发动、东山再起,以铁血武力扫荡亚洲,将一切与日本有仇的民族斩草除根,建立“东亚共荣圈”。

    所有迹象表明,日本选择的是第二条路。这里的原因,一是日本固有的顽固,二是因为日本在二战中损失极小而获利极大,以总计三十万的平民死亡人数换取了对亚洲彻底的掠夺与破坏,而日本人,包括众多罪大恶极的战犯都没有受到惩罚。

    强弱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日本通过侵略使自己变强而他人变弱,奠定了其今日繁荣的基础。今天的日本处处把自己当成亚洲在经济和文明方面的领袖,如果承认侵略有罪,就得象德国一样向受害国赔款,象德国一样象向受害国谢罪,就必须彻底放弃日本人优越、日本就应当统治亚洲的“信念”,就会动摇日本社会经济和道德的基础。日本这样的民族,如果没有受到沉重的教训是绝不可能自动反省的。从日本看来,打一次大东亚战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利益,又怎么能否定战争呢?

    既然日本不会承认侵略罪行,它就要考虑这个问题:怎样对付坚持要讨回公道的中国人?从这样的现实展望中日关系,我们看到的是一场生死搏杀。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中日友好既没有历史的根据,也没有现实的基础。向中国人民宣传并不存在日友好观念,必然造成思想上的错误和混乱,不是导致人们思想麻醉,就是引起国人对政府的不信任。用“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之类的想法来指导中日关系的发展,虽然动机良好,但却只是一厢情愿,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实现的。

    历史的教训使我们必须以最现实的方法揣测日本的用心,中国人民争取正义的事业和日本军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才是中日关系的主流与实质。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4年04月20日 08:47 (星期日)附 件:1个(资讯 4-20.rar ) 查看附件

    编者按:马立诚一直被人骂作汉奸,现在听听这一派人士的观点吧。

坚持对日新思维提出的和解之路

----在共识网青年学者沙龙第四期上的发言

原人民日报评论员 马立诚

2014-04-14

  马立诚(原人民日报评论员):听了各位的意见,获益不少。同意主持人说的,解决当前中日关系的困难,需要新思维,需要大智慧。

  我先介绍几位德高望重的智者的一些看法,有助于我们探讨这个问题。一位是何方老人,92岁了,1938年到延安,曾任张闻天总书记的秘书、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他创办了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并任首任所长。他两次对我说,中日关系不能以历史为基础,而应该以现实战略利益为基础,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历史为基础,那么美国与英国、法国与德国、俄国与德国、美国与日本根本就不可能搞好关系。第二位是原中联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主任朱良,今年90岁。朱部长给我写了一封信说,2002年的时候,你写文章提出对日新思维,很有勇气,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朱部长是老革命了,他说:“应该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年进行这样的引导”。第三位,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80多岁了,写过《日本第一》和《邓小平时代》,在中日两国都有很大影响。他今年1月来中国,我跟他就中日两国关系交换了意见。他对我说,中国现在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而且中国的民族主义比较厉害,日本受到很大压力,很紧张。目前中日两国关系的主导面是中国,中国掌握着中日两国关系的主动权。日本现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是对中国压力的一种反弹,但基本的态势是日本害怕中国。其实日本可以成为中国的朋友。第三位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也80多岁了。今年春节,我跟余先生通电话,他在电话中对我说,中国和日本只有和解这一条路可走,别的路都是死路。

  我赞成以上诸贤的意见。我认为,致力于推动两国和解的对日新思维,是唯一的救赎之路。

  钓鱼岛没多大实际价值,中印、中越、中马(来西亚)之间的领土海岛争执,面积比钓鱼岛大得多,有的甚至大1.5万倍。中日两国为了一个小小的钓鱼岛这样紧张,本质是什么呢?是新兴大国向原有大国和权力现状提出挑战,即国际关系理论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原来的东亚权力平衡由于中国迅猛崛起被打破了,这是东亚权力的转移,日本很不适应。有的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要适应中国强于日本,至少需要10年左右的心理时间。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这本书里说,德国和捷克在1938年9月关于苏台德地区的主权争执,实质上并不是苏台德地区的主权归属问题,而是对整个中欧的主导权问题。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之争,实质是东亚主导权之争,争谁是老大。法国学者克劳德·迈耶2010年在法国出了一本书,我们社科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书名是《谁是亚洲领袖,中国还是日本》。迈耶看出了这一点,他说中日之间的争斗,实质上是争夺东亚的主导权,争夺更高的外交地位。希望这一次权力转移,能够以和平方式进行。应当说,全球化的新形势增加了和平转移的概率。

  我们要反思的是,近些年来中国民族主义飙升。袁伟时教授说是燃烧的民族主义。李泽厚、易中天、徐友渔也都发表了同样的意见。比如2012年8月85个城市反日游行打砸抢烧,就太过分,国际影响恶劣,陈晓鲁说是搞文革。前一段,我国驻40个国家的大使找各小国报纸发表文章骂日本,犹如小孩子打架,让欧洲人看笑话。还有我们的电视台播放300部反日电视剧,国人都倒了胃口。北京的报纸就先后发表4篇文章批评说,拍这么多这些反日电视剧,不是播种仇恨吗?而且很多电视剧剧情十分无聊。

  过去,我们是用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理论压抑民族主义,苏东剧变,冷战结束,情况就变了。阶级斗争理论让位,民族主义逐渐高涨。为什么会高涨?这是社会内部问题和外交问题相同相连的产物,是政治精英主导和民众自发情绪相结合的产物。大致原因有五条:一是我们的社会凝聚力在80年代末急剧流失;二是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以后,传统的意识形态衰落了,玩不转了;三是执政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以上这些问题都需要调动民族主义来平衡;四是早年屈辱经历和今天的虚骄之气未经理性过滤混在一起产生了粗野的躁动;五是近些年来东亚各国民族主义飙升,互相刺激。

  经济绩效和民族主义,是非选举的政权维持统治的两个主要支撑。八九以后,为了反击西方的制裁,国内大力调动爱国主义即民族主义资源。有人说,这样做也是为了转移国人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民族主义燃烧起来,日本是首当其冲的,因为中日战争离得比较近,中英鸦片战争时间久了。

  我们看到,利用民族主义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做法没有成功,反倒加剧了我们在国际上的孤立。比如,有人说要把日本打成一片火海,有人说几星期就可以把越南打成植物人,还有人说“到了在南海动武的时候了”等等。这些媒介舆论,使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动向产生了很大疑虑,他们认为中国媒介上说的话都是代表政府的,因此他们希望美国力量介入东南亚,以维持平衡。美国最近高调“重返亚洲”,与东南亚国家的需求一拍即合。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国内民众也对我国在国际上的孤立产生了疑虑,提出了很多质问。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刘吉前些天对我说,我们国内一些人在媒体上威胁和谩骂日本,其实帮助了安倍,使安倍在日本国内获得了更多资源,并且使日本的主张在国际上获得更多支持。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对我们的南海、东海主张表示支持。支持日本的国家却比我们多。另外,我们一方面支持国际法庭对日本捕鲸的裁决,另一方面拒绝国际法庭对领海争端的裁决,这种矛盾的态度反映了立场混乱。另外,就国内问题而言,民族主义也没有缓解国内矛盾的激化。就此看来,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要遏制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慎重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力量越大,越要谦逊。

  也有学者对我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有虚假成分。理由是,2009年2月,俄罗斯军舰向中国新星号货船开炮,击沉货船,打死5个中国船员,另有2人失踪。俄罗斯比日本还狠得多。结果呢,上边不让深入跟踪报道此事。按理说,民族主义的意思是,谁对中国人不好,我们就反对谁。俄罗斯多次炮击中国船,打死中国船员和渔民,对中国人这样凶残,为何不游行?这位学者提出,我们的民族主义是选择性民族主义,是操控下的民族主义。这位学者的意见,供大家思考。

  日本极少数右翼不时大放厥词,破坏中日关系。我们要揭露和批判日本右翼的言行,坚持钓鱼岛主权,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要看到,绝大部分日本人并不是右翼,他们希望和中国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繁荣的中国需要与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改革中的日本也同样需要与中国和解。我们国内有些人对日本情况不加分析一概而论,动不动就要动武,就要“降伏日本”,这是一种破坏性盲动。对此,我国学界很多人指出,这也是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念头。

  实际上,我国某些人这样强硬的表态,脱离了民众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认知与需求。

  香港《南华早报》说,今年1月,日本发放中国人旅游签证11万个,相当于去年同期的10倍。有的中国游客接受采访说,对两国的争端感到厌倦了。他们承认喜欢日本文化,喜欢日本产品。据报道,今年春节到东京最高级的三家百货商店购物的中国人比去年增加了325%,三家商店销售额比去年增加了400%。香港《镜报》说,2013年,丰田汽车在中国大陆销量比2012年增加49%,日产汽车增加30%,双双创出在华销售最高量。上海2013年十大百货公司销售额第一名就是日资八佰伴浦东新区总店。今年春天,在武汉和北京观赏樱花的民众挤爆了公园。就此而言,中国国内已经产生了反思民族主义的健康的因素。2012年10月,1000位中国两岸三地知识界人士就中日关系遇到的问题签署声明,在坚持钓鱼岛主权的同时,批评了中国有关部门中断两国友好城市交流,中断高中生交流,以及把日本图书下架的做法,指出不应中断两国文化交流。

  邓小平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要搞意识形态。邓小平还说,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两国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可是我们外交领域还有人搞意识形态。比如,中越两国存在大量的岛屿争端,越南从有争议的岛屿中开采石油,从贫油国变成富油国,还把石油卖给中国。去年底和今年初,越南还举行两次反华游行。我们的官员却说,中越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矛盾好解决。这是意识形态色彩太重。我认为,我们现在偏离了邓小平的对日外交指导原则。邓小平时代也有钓鱼岛争端,但他老人家站得高,从中国长远的战略利益来看问题。我们现在看问题,是战术角度,高度不够。


  有些学者说,对日本问题的处理是衡量中国外交文明和外交理性重要的试金石,我赞同这个观点。我最近的一本著作是《仇恨没有未来——中日关系新思维》,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我的思想。中日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和解是唯一的前途。对于战败国,不能过于苛刻。在欧洲一战结束之后,凯恩斯就是这样主张,他不同意战胜国对德国过于苛刻。苛刻的结果,就埋下了二战火种。中国现在强大了,不能动不动就要压服别人。这个全世界都看得非常清楚。中国文化传统是,泽被远方,仁者无敌。换句话说,就是永远高举和平的旗帜,应该以这样的心胸来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包括日本的关系。能否处理好中日关系,是中国能不能顺利融入全球化的一个关键,这对我们是一个考验。总的来说,中国与日本应该向法国与德国学习。日本应该学习德国的反思精神,中国应该学习法国的宽容胸怀,以经济融合为前导,为建设亚洲共同体展开对话,捐弃前嫌,共同努力。

 

 

 

 

经济

 

    大军网提示:中国第一季度GDP环比数据或显示经济放缓程度加深。虽然GDP环比数据显示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失速的程度加深,但对政府而言,该指标比同比数据的吸引力更小,同比数据稳定而且基本上一直维持在7.5%以上。国际性企业仍在押注中国会实现经济增长。国内经济界也有各种看法,看好看淡看灰的都有。在俄国,主张自由市场政策的政府部长们已经被靠边站了,俄罗斯将越来越依赖于政府垄断。随着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及其商业环境的恶化,这个全球最大的能源出口国有可能面临多年的缓慢增长。企业家们在越来越多的地方看到了政府的身影。中国经济将来会如何?可能也会有所变化。

 

发件人:老毛<anchormao@gmail.com>收件人:(无)时 间:2014年04月20日 22:45 (星期日)附 件:2个(USD_MONTHLY_2014-04-21.png 等...) 查看全部附件 Fwd: 红星博报

美元开始反转?

红星博报

    美元指数经过一段时间筑底,线头似乎有掉头向上的趋势。一旦美元指数确定了向上的走势,中国的外汇储备便没有了贬值之虞。热钱逃离中国虽然会带来流动性紧缩等问题,但可以遏制通胀,减缓企业压力。

    记得前期说过,今年资本市场最大看点,是美元指数的反转,反映在政治层面,就是奥黑在开年所说"行动的一年",并信心满满在与中国的金融战中不会落败的底气所在!

    我曾经暗自预判,2014年4月20日前后,是美指结束自08年以来的底部调整,开启正式反转之路的一个时点,并预判上行周期4.5年,上行目标位102。相应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2018年贬值,目标价是10。但随着日期到来,我内心彷徨......

    如果看美指图形,时空量价配合到位,走势非常漂亮,几乎可以确认,美指反转在即。

    再看工业大宗。除原游似乎咸鱼翻身 曙光乍现外,几乎都已败相毕露 岌岌可危。但我从基本面看,近期的地缘发酵,已对美元构成极大牵制,它使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比如,此次基辅"政变"的幕后推手 到底是谁?亲俄派亚氏政权被推翻,真是俄普的"廉颇老矣"?还是"各方"策划,牺牲短线地缘利益?

    引"美元"入局?从而在中东和东北亚以外,再打下一个"活眼"?若此时美元反转,打砸工业大宗和全球股市。万一勒索胁迫不成,是否会加速中国向西?是否会强化中俄关系?是否会引发地缘"爆破",这真是奥黑希望的吗?

    乌克兰东西分裂已成定局,基辅新政府不想分裂,但不成想军队这么不给力。如果无法拖美国"下水",欧洲又无钱可出,那可能只能"和平分裂"啦。

    下周奥黑开始出访亚洲,首站日本,难怪小日本又开始挑衅。叙利亚化武已被运出,伊朗铀浓度也已下降。当世界重回冷战,欧亚大陆的战场也已划下,来吧,出招吧!

 

 

 

 

    仲大军点评:中国货币量激增,是外部货币大量加进入的结果,这些被量化宽松出来的美元也包括日元欧元,套走了中国的实物,留下一堆贬值的人民币。这几年国内的高通胀,就是中国人的储蓄财富在被稀释。这是一场大国间的财富转移。损失的是中国老百姓。

中国货币总量116万亿 世界第一

中国人民银行

2014,4,15,

    中国货币量已位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四分之一,是美国的1.5倍。

    当下数据

    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16.07万亿元,同比增长12.1%,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末低1.2个和1.5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32.77万亿元,同比增长5.4%,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末低1.5个和3.9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O余额5.8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一季度净回笼现金242亿元。

    历史数据

    中国近几年的广义货币量具体数据为:2007年首次突破40万亿元,至40.344万亿,2008年为47.517万亿,2009年突破60万亿元大关,至61.022万亿,2010年为72.585万亿,2011年突破80万亿关口,至85.159万亿;2012年m2广义货币总量逼近100万亿大关,达97.42万亿。跨年增幅至少为17%。

    全球对比

    从存量上看,中国货币量已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四分之一,是美国的1.5倍,比整个欧元区的货币供应量(约75.25万亿元人民币)多出不只一个英国全年的供应量(2012年为19.97万亿元人民币)。

    回顾2010年,中国的M2余额才刚与欧元区旗鼓相当,2008年,中国的M2余额更是排不上全球前三,落后日本、美国,可见中国货币存量增长之快。

 

 

 

 

发件人:IWEP IGI<igiiwep@vip.163.com>+(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4年04月24日 10:37 (星期四)附 件:1个(我国一季度外贸形势分析与展望.pdf ) 查看附件

我国一季度外贸形势分析与展望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苏庆义

April 24th,2014

mathe_sqy@163.com

    4 月 10 日,海关总署发布我国外贸一季度的统计数据。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 5.9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同)下降 3.7%。其中,出口 3 万亿元,下降 6.1%;进口 2.9 万亿元,下降 1.2%;贸易顺差 1028.3 亿元,收窄 60.9%。按美元计价,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 9658.8亿美元,下降 1%。其中,出口 4913.1 亿美元,下降 3.4%;进口 4745.7 亿美元,增长 1.6%;贸易顺差 167.4 亿美元,收窄 59.7%。

    可以看出,无论是以人民币还是以美元计价,我国一季度外贸总额均下降。一季度外贸下降令我国实现全年外贸预期增长7.5%左右的压力陡增。因此,分析一季度外贸下降的原因,以及预判二、三、四季度的外贸增长形势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一季度外贸下降的原因分析

    去年一季度虚假贸易盛行导致的进出口总值基数高是今年一季度外贸下降的主要原因。2013 年第一季度,为实现人民币套利交易,通过外贸形式流入流出的热钱陡增,统计得出的进出口总值大幅增加,也就是虚假贸易,由此导致 2013 年第一季度外贸增长虚高。虚假贸易导致 2013 年第一季度进出口总值基数较高,直接导致今年一季度外贸呈现负增长。由于一季度恰逢春节假期、2 月只有 28 天等原因,一季度外贸总额往往明显低于二、三、四季度。比如,2011 年和 2012 年第一季度相比第二季度外贸总额分别低 12.7%和 14.0%。但是 2013 年第一季度进出口总值仅比第二季度低 4.7%。从同比增速来看,2013 年 1 月和 3 月外贸分别增长 27.05%和 12.02%,除了 4 月外贸增长 15.55%外,2013 年其余月份外贸增长均没有达到两位数。

    由于主要通过香港市场进行套利交易,虚假贸易主要发生在内地和香港的贸易中。因此,还可以通过内地和香港贸易额的增长看出虚假贸易现象。2013 年 1 月、2 月和 3 月,内地和香港贸易额增长竟然分别高达 83.0%、35.7%和 88.7%,明显高于其他月份的增长。总体进口价格下跌是一季度外贸下降的重要原因。一季度,我国进口总体数量增加 4%,但是由于总体进口价格下跌 5%,进口总额依然表现出下降态势。最为明显的是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一季度,我国进口的铁矿石、煤、原油、大豆、铜等大宗商品价格分别下跌 8%、14.2%、4.7%、10%、11.2%。因此,尽管我国对这些大宗商品的进口量分别增长了 19.4%、5.1%、8.3%、33.5%、37.8%,但是以进口额表示的大宗商品进口增速依然有限。这直接影响了我国的总体进口增速。

    中美双边贸易总值增速偏低也是一季度外贸下降的影响因素。中美贸易对我国外贸而言至关重要。2013 年,中美贸易占我国外贸总额的比例达 12.5%。2013 年 1 月、2 月和 3 月,中美贸易额分别增长 23.3%、4.8%和 4.2%;2014 年 1 月、2 月和 3 月,中美贸易额增长则分别是 11.9%、2.1%和-3.4%。从季度增长来看,2013 年第一季度,中美贸易额增长 10.8%,而今年第一季度,中美贸易额仅增长 3.7%。由此可见,今年一季度中美贸易增速明显降低。中美贸易额增速降低既源于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降低,更主要是因为中国从美国进口增速下降幅度较大。2013 年第一季度,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和进口增速分别是 6.8%和 19.9%,而今年第一季度,出口增速和进口增速分别仅是 1.4%和 8.6%,下降幅度分别达 5.4%和 11.3%。3 / 5

二、我国外贸形势展望

    预计我国第二、三、四季度外贸增速将会显著回升。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

    外部经济环境较好。今年一季度外贸下降并非源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事实上,今年的外部经济环境要好于 2013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各大组织均看好 2014 年的世界经济,认为 2014 年世界经济增速要显著好于 2013 年。如 IMF 预计 2013 年世界经济增速为 2.9%,2014 年世界经济增速是 3.6%。其中,欧洲经济将结束持续多年的负增长,实现正增长。与此同时,世界贸易额也将有大幅提高,2014 年的增速较 2013 年将提升 2 个百分点。4 月 14 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年度报告则预计 2014 年全球贸易增长 4.7%,是 2013 年全球贸易 2.1%增幅的两倍多。外需是拉动中国出口的重要因素,外部经济环境的持续向好有利于未来数月中国出口的增长。

去年二季度开始,虚假贸易显著回落,进出口总值基数恢复正常。2013 年的虚假贸易一直持续到 4 月份。4 月份,我国内地对香港贸易额增长依然高达 53.6%,但是 5 月份增速显著下降为 5.8%,虚假贸易现象得到遏制。虚假贸易显著回落使得去年 5 月份及此后月份的进出口总值恢复正常,虚假贸易造成的外贸总额基数过高的问题不再存在。因此,从今年 5 月份开始,虚假贸易对外贸增速的负面影响将消失。尽管外贸增速将会显著回升,但是实现全年外贸预期增长 7.5%左右依然存在一定压力。原因如下:

    一季度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有限。今年一季度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从去年末的 6.0539 下降至 6.2180,贬值幅度达到 2.64%,几乎“吞”掉了 2013 年人民币即期汇率 2.9%的升值幅度。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利于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从而促进我国的出口。但是,一般而言,人民币汇率对外贸的影响会有超过半年的滞后期,人民币贬值对出口4 / 5的促进效应至少要到第四季度才会显现。而且,从实际有效汇率来看,人民币贬值幅度并不大。反而是去年下半年人民币的升值效应会在今年第二季度继续发挥负面影响。

    今年余下三个季度的外贸增长率要超过 10%,全年外贸增速才能达到 7.5%,而未来三个季度外贸增长超过 10%具有一定难度。尽管 2011 年后三个季度的外贸增速达 20%,但是 2012年和 2013 年后三个季度的外贸增速均不超过 6%。尽管二、三、四季度外贸形势会有显著好转,但是今年余下三个季度要实现超过 10%的增速仍有一定难度。

三、指导性的对策

    短期内稳定人民币汇率。尽管一季度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有利于我国的出口,但是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宣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区间从 1%扩大为 2%,人民币汇率将面临更多双向波动。人民币的大幅双向波动将影响出口企业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判断,无法给出口企业稳定的预期,从而影响出口企业的结售汇。甚至可能出现由于出口企业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误判而亏损的情形。这将不利于企业的生产和出口决策。因此,尽管长期而言,扩大人民5 / 5币汇率波幅有利于中国经济,短期内,中国人民银行应该密切关注汇率走势,降低人民币汇率的实际波幅,使我国出口企业充分利用一季度人民币贬值的利处。当然,如果人民币汇率继续贬值,也有利于中国出口。

    目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迷,为我国进口所需的产品创造了有利条件。扩大对这些大宗商品以及其他所需商品的进口既有利于我国的生产、出口、消费,以及为未来增长和发展奠定基础,短期而言也有利于稳定当前的外贸形势。此外,由于克里米亚问题,美欧等发达国家对俄罗斯进行联合经济制裁。我国可抓住此次机遇扩大从俄罗斯的原材料进口。2013 年,我国从俄罗斯进口增速是-10.3%。2014 年,我国从俄罗斯进口应尽可能实现两位数增长。总之,我国应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制订相关进口战略,有计划地扩大进口。

    扩大同新兴经济体贸易。我国目前正在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除传统的美日欧等出口市场外,也在积极拓展新兴市场。但是,今年一季度,我国同新兴经济体外贸增速并不理想,比如同印度贸易增长 4.5%、同东盟贸易增长 4.9%、同俄罗斯贸易增长 4.7%,同南非和台湾贸易则分别呈现较大负增长,分别是-27.7%和-18.2%。可考虑同时从出口和进口着手,鼓励企业增加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

 

 

 

发件人:清友会<qingyoutalk@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 收件人:(无)时 间:2014年04月18日 12:36 (星期五)附 件:2个(不要期待政府抱薪救火——兼评一季度宏观数据与局部降 等...) 查看全部附件

不要期待政府抱薪救火

——兼评一季度宏观数据与局部降准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 管清友

2014 年 4 月 16日

电话:010-85127430 邮箱:guanqingyou@mszq.com

    核心观点:对幻想放水刺激的人来说,难道忘了李克强总理的话吗?“如果我们放松货币政策,多发赤字,犹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短期来看,局部降准恰恰意味着全面降准向后推迟。长期来看,政府不会抱薪救火,即便降准也是汇改的副产品,并不意味着放水刺激。

    一季度宏观数据尘埃落定,GDP 增速放缓至 7.4%,中国崩溃论再度发酵。我们不建议过度乐观,但更不建议如此悲观。中国经济虽然增长放缓,但的确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这种变化不是表现在增长数字上,而是在质量、效益和结构上。从质量和效益上看,经济增长的水分被挤出。

    首先,消费的“脱水”最为明显。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2%,增速比去年全年回落 1.1 个百分点。但分项来看,下滑的主要是限额以上的餐饮消费,其中大部分是所谓的集团消费和公款消费。这种消费增速下滑的背后是反腐力度不断加强、铺张浪费受到抑制,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的正常消费急剧萎缩。

    其次,虚假贸易催生的出口水分被挤出。一季度出口同比下降 6.1%,进口同比下降1.2%,但出口增速下降主要是受到了虚假套利贸易规模收缩的冲击:3 月对港贸易同比增速骤降 44%,“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出口同比骤降 63%。实际外需并不像数据反映的那样差,扣除对港出口的部分,3 月份出口实际同比增长了 6.7%。进口下降也主要是因为央行引导人民币贬值,挤破大宗商品融资套利贸易的结果。

    再次,无效投资大量减少。中央铁腕反腐,“官不聊生”,地方政府出现消极怠工是导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的原因之一。减少的这部分投资很多是无效投资,并不见的是坏事,有助于市场出清、缓解产能过剩。中长期看,中国的投资率缓慢下降是个趋势。2008 年以后的投资率与 PPI 走势“大分岔”,意味着投资率大幅上升是政府配置资源的结果,缺乏微观基础,因此投资率下滑也不可避免。从结构上看,经济增长的动力得到优化。

    首先,从生产角度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占比提升。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速滑落至 9%以下,按照过去工业增加值和 GDP 增速正相关的线性逻辑,今年一季度GDP 增速大概率滑落至 7%之下。然而,统计局公布的一季度 GDP 增速 7.4%,超出市场预期,主因在于第三产业增长继续加快,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升至49.0%,比去年同期提高 1.1 个百分点,高出第二产业 4.1 个百分点。随着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升,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根据国研中心的测算,在 2000 年前后,中国一个百分点的 GDP 增长吸纳的就业人数在 80 万人左右,现在是 140 万-160 万。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虽滑落至 7.5%左右,但已足够吸纳 1000 多万人的就业。

    其次,从支出角度看,需求结构不断优化。一是消费占比提升。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为 64.9%,比上年同期提高 1.1 个百分点。二是民间占比提升。投资需求中,一季度民间投资的比重达到 64.8%,比去年同期提升 1.5 个百分点。消费需求中,尽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显著放缓,但萎缩的主要是公款消费,普通居民消费呈现加速增长态势。经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正在不断创造新变化,但资本市场却仍然沉溺于唯 GDP 的旧思路。这种思路导致的典型担忧集中在投资减速上。一方面,房地产市场进入下行周期,商品房销售额减速,库存加速堆积,将显著拖累房地产和相关产业的投资。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利率市场化推进、产能过剩、地方债务约束以及越来越受到关注的环境约束,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增速缓慢下降是个必然的趋势。

    但中长期来看,传统投资引擎的失速恰恰为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创造了机会。未来中国可以通过促改革、调结构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其中,最大的增长潜力在于弥补服务业“短板”,继续提高第三产业占比。这要求政府利用财政税收杠杆培育和壮大生产性服务业,同时更有效的运用社会资本来增加服务业供给。随着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和改革红利不断释放,未来经济有效供给增加,有助于对冲传统行业投资减速带来的长期下行压力。

    短期来看,二季度经济同样存在诸多积极因素。一是政府加快盘活存量政策,通过促改革、调结构来助力稳增长。比如加快棚户区改造、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加快铁路投融资改革等政策,都有助于对冲房地产下行周期造成的投资下行压力。二是外需有望回暖。

    发达经济体逐步摆脱美国寒冬冲击,重回复苏轨道,再加上一季度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下行以及扩大出口退税等措施,二季度出口回升几成定局。综合来看,二季度经济可能与一季度持平或略好于一季度。因此,当前中央有充分的条件保持政策定力,降息降准等“更强有力措施”短期内不会出现。除了经济下行尚未触及就业底限之外,降准或降息的信号意义过强,一旦采用可能会导致市场形成政府放水刺激的预期。不仅可能滋生资产价格泡沫,而且去年以来的去杠杆也将功亏一篑,市场出清将进一步推迟,产能过剩将雪上加霜。更重要的是,贸然放松银根也不符合政府的创新宏观管理思路,即从大投资、宽货币转向定向投资、稳健货币,从西医疗法转向中医疗法。

    不论从主观还是客观角度来看,中央最可能的选择仍然是定向发力、预调微调。典型的方式是今天国务院常务会提出的县域农商行和合作银行降准,旨在定向增加长期资金投放,降低实体融资成本。这种局部降准恰恰意味着全面降准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中国版QE 更是遥不可期。

    对幻想放水刺激的人来说,难道忘了李克强总理的话吗?“如果我们放松货币政策,多发赤字,犹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政府不会抱薪救火,醒醒吧。

 

 

 

今年首要任务是避免财富被洗劫

 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

2014-04-20

    在过去30年中,中国私人财富的增长速度超过全球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据贝恩咨询提供的报告,截至2012年,中国约有70万名高净值人士(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可投资财富达到22万亿;其中,4.3万名超高净值人士(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财富总额则达到6万亿。

但是,包括高净值群体在内的中国私人投资者,在资产配置方面存在明显的错配现象,隐含着较大风险。因为众多投资者的资产结构中,包含房地产在内的实物资产配置比重过高,金融资产中低信用等级的品种占比过高,从中长期看,这一定会出问题。

房产增值过快或面临跌价风险

     从过去10多年看,房地产的增值速度远远超过任何一类有价证券的投资业绩,如股票、债券或其他理财产品等。房地产也成为中国大类资产中市值最大、私人资产配置占比最高的一类资产。但世界上不存在只涨不跌的东西,中国房价从2000年开始,总体呈现一路上涨的走势,这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以及人口抚养比下降导致储蓄率提高有关,又与城市化进程处于快速推进阶段有关。但这些曾经促进房价上涨的因素,正在转变为阻碍房价上涨的因素,如经济增速已经下滑,人口抚养比也开始上升,城镇化也已经过了高速发展阶段,处于中后期了。

    市场永远说不清楚的是,资产价格是否已经包含了投资人的乐观预期或悲观预期,因此,寻求合理的估值方法就显得尤为必要。对房价合理与否的估算方法很多,且不同的估算方法得出的结论基本都是一致的,即房价水平偏高。即便如此,仍有不少人认为房价不会跌,还会继续涨下去。这种带有普遍性的认识误区应该要纠正:

    第一,认为房价不会跌的理由之一是城镇化过程远未结束,很多农业转移人口还没有购房。姑且不讨论城镇化后期对房产价格的影响,仅就目前高企的房价能够让多少农民工买得起房而言,对居住房的现实需求就要大打折扣。如果穷人都购得起房,那么美国等发达国家就不应该有贫民窟了,拉美国家早就可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了。

    第二,不少人说现在购房大部分属于刚需,因此房价是可以获得支撑的。这貌似有道理但却不合逻辑。因为满足居住需要的可以是购房,也可以是租房,如果预期未来房价要下跌,那么,目前租房的租金成本显然要低于按揭贷款的利息成本加上首付费用的机会成本(用首付等额资金购买高信用等级固定收益产品的收益)。因此,所谓的刚需,其动机建立在房价会继续上涨的假设上。一旦房价下跌成为普遍预期,所谓的刚需也将随之消失。

    第三,还有人认为,即便房价下跌,但由于泡沫不大,故下跌幅度也非常有限。但即便泡沫不大,也不能认定下跌空间不大,因为房地产还可以出现“负泡沫”,即房价出现过跌现象,在不少国家房地产崩盘时期都发生过购房者出现“负资产”、弃房而逃的案例。

流动性或将成为始料未及的风险

    中国私人投资者由于过多地将资产配置在房地产和其他实物资产上,如黄金、珠宝、艺术品等,由于这些资产的交易相对上市证券而言,存在诸多不便,故一旦出现价格下跌,则转让会有困难,这就是流动性风险。

    比如,目前市场挂出的楼盘价格,与实际成交价格有一定的差距,这就构成了流动性风险。一旦房价出现暴跌,则会出现卖不出去或卖出成交价格比挂牌价低很多的风险。A股市场的流动性较好,市场无论大涨或大跌时,都伴随着交易量的放大。但公司债市场则是有价无市,流动性很差。房地产市场毕竟不是证券化的市场,今年以来,二手房市场的交易量已经出现了大幅萎缩,一旦房价出现大跌,则因不能及时卖出而导致的资产大幅缩水的风险是必须考虑到的。

    流动性风险可以通过对冲手段来规避,这是技术手段。但从资产配置角度看,对于流动性比较差的资产如实物资产配置过多,是流动性风险增大的主要原因,如国内居民的家庭资产结构中,房地产占63%,而发达国家大约在30%-35%之间。当然,实物资产配置比重过高,原因是过去实物资产的投资收益率惊人。但自2011年三季度以来,黄金、有色金属、煤炭及一些矿场的价格走势均出现了趋势性的回落拐点,而中国建筑周期也是在2010年见顶回落,这些都可以表明实物投资的高收益时代已经过去,应该减持实物资产的配置比重,同时应增加金融资产的配置比重。

    中国私人投资中,股票、债券及理财产品的配置过低,占比不到10%,这意味着投资者对金融资产的认知度还十分低下,更不用说配置海外资产了,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资本账户的管制导致了国内投资者海外投资比重极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公司治理结构好、技术和管理领先的跨国企业往往可以给投资者更好的回报,而国内上市企业要逊色很多。但这不等于私人投资者没有渠道来改善自己资产配置流动性的可能,关键是投资者要提高投资的基本素质还需要很长时间。

    “刚性兑付”掩盖下的信用风险在加大

    近五年来,随着理财产品市场的迅猛发展,固定收益率信托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资管产品以及城投债、公司债等层出不穷,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信用风险。尽管所有的理财产品合同中都有风险提示,或者有不保本、不保收益的说明,但中国的投资者虽然签了合同,还是相信银行和信托公司会还本付息。这就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理财市场潜规则,即“刚性兑付”。但这种刚性兑付实际上是存在一定前提的,即银行和信托尚有实力为可能发生的坏账买单,一旦出现了流动性风险或债务危机,则刚性兑付的薄纸就会被捅破。

     今年3月份发生了超日债不能按时兑付的违约事件,这尽管是国内交易所市场的历史上第一例违约事件,但场外市场的违约事件应该更多。尤其是很多信托产品实际就是类贷款项目,在经济增速下行、产能过剩和企业债券水平高企的情况下,这些融资项目的风险就更大了,如中诚信托、吉林信托等都存在产品问题。2014年信托的到期量大约在4.5-5万亿左右,兑付压力巨大,而大量融资类信托计划的抵押以房地产和土地为主,均面临不可知的房价和地价的变化;而对于2010年后大量成立的能源类产品而言,则面临着产能过剩、PPI持续下行的行业危机。

    实际上,无论是银行还是信托,目前之所以还没有出现坏账率的大幅上升和信托产品的实质性违约事件,原因或是新债还旧债的技术处理,或是通过自己兜底去遮盖。但如果是大量产品同时出现兑付困难,那就无法实现刚性兑付了。事实上,这些年来这些高收益、低信用等级产品的规模高增长,也是反映了投资者风险意识的淡薄。因此,一旦中国再度出现钱荒等系统性风险,则信用风险的大量暴露也将不可避免。

 

 

 

不动产登记制2016年全面实施

将冲击中长期房价

新京报

2014-04-22

    国土资源部昨日在其官网上发文表示,将在2016年全面实施统一登记制度。

    国土部还明确给出了时间表:在2014年建立统一登记的基础性制度,2015年推进统一登记制度的实施过渡,2018年前,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投入运行,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基本形成。

    国土部表示,此次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目标明确为“确认和保护产权,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在实施统一登记后,新证书投入使用。但是,原来已经颁发的各类证书继续有效,不强制换证,而是逐步替换旧证书。

    潘石屹预言房价会跌 专家:中长期对房价有冲击

    去年,房地产商潘石屹曾经表示,如若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房价马上会跌。对此说法,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北大教授陈国强表示,“若实施房价不会马上大跌”,他认为,即便把住宅信息统计出来,不意味着房产信息将会无条件向社会开放。

    陈国强解释,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由管理部门掌握,“在一个人没有触及法律或者成为被调查的对象,恐怕房产情况不会向公众公开透明。”他认为,进行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只是为下一步房地产税的征收准备前提条件,但是并不意味着不动产统计登记完成是房价下跌的一个时间节点。

    人民大学科研处处长、经济学院教授刘元春认为,房地产要回到市场调控中,“市场调控需要制度完善的体系:一是土地市场的制度完善。二是税收体系改革。”因此,他认为,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是一种中长期制度建设的范畴,“从中长期来讲,对房价仍有冲击。” (记者李丹丹)

    不动产登记面临哪些阻力?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孙宪忠教授认为,对于推行不动产统一登记,最大的阻力将来自于利益纠葛。不动产种类多、范围广、结构复杂,涉及国土、住建、林业、农业等多个主管部门。另外,时下不动产登记工作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一是对既得利益的考虑和受部门格局的限制,整合起来举步维艰;二是社会普遍性的顾虑,也使得其缺乏持续动力。再加上出于对反腐的顾忌,导致不动产登记的积极性并不高。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目前不动产登记推进面临两大阻力,首先涉及到个人私有财产或者隐私,人们不愿意配合,这与国人“有财不外露”的观念有关,同时也担忧个人财产信息泄露。另一个阻力是人为因素,一些地方或部门属于拥有多套住房的群体,进行不动产统一登记、住房信息联网,无异于打破既得利益,所以大多不愿主动配合联网工作。(腾讯新闻综合法制晚报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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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我国亿万财富流失的四大经济政策

黄卫东

    摘要:评价对外经济交往是否成功的标准,是能否以较少物资和劳动生产商品出口,换取较多物资和劳动生产的产品,而不是拿物资去换取不断自动贬值的外国货币欠条。我国当前实施的四项宏观经济政策,导致我国亿万财富流失,主要包括:第一,开放零售市场,让外资获得大量利润,拿走大量物质财富;第二,引进外资,让外资合法拿走利润;第三:依据外汇储备增发货币,让人民币成为外国货币代用券,将国内各种经济资源免费交给外国精英控制;第四:实施出口导向政策包括出口退税和低人民币汇率,以物资换取自动贬值的赖帐外国货币欠条,导致低价贱卖损失。

    关键词:货币主权,经济政策,市场开放,引进外资,出口导向

    我们的经济发展目标,毫无疑问,是让全国人民都共同富裕起来。所谓富裕起来,就是每个人拥有更多财富,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就是每个人消费的产品更多。其前提和方向是,我们应让国内物质财富不断增加。这需要我们在对外贸易中,能够出口我们用较少资源生产的产品,进口国外较多资源生产的产品。然而,近年来,我国正在实行的4项宏观经济政策是与财富积累的方向背道而驰的。

    1.对外开放零售市场,让外资获得大量利润,拿走大量物质财富

    美国资本家将耐克鞋交给中国的工厂生产,每双鞋仅需支付人民币100元,而在中国销售一双耐克鞋,售价高达1000元[1]。等于美国资本家每在中国出售一双耐克鞋,就能不消耗美国任何资源,免费从中国拿走多达九双耐克鞋。

     苹果手机也是在中国生产的,苹果公司仅需要付出不到1000元,就能拿到一台中国产的苹果产品,转手在中国市场售价高达4-5千元,甚至高于美国市场价格[2],利润是300-400%,等于苹果公司每在中国售出一部苹果手机,就免费得到3-4部苹果手机。虽然苹果手机是针对美国的通信网络和设施优化设计的,拿到中国,其功能并不与中国的通信网络匹配,远比不上国内著名通信公司生产的手机,但是,苹果手机生产出来以后,在中国掀起了消费热潮。仅2011-2012年,在中国就销售了2千万台,拿走了上百亿美元利润,等于让苹果公司在中国免费拿走了数千万部苹果手机。

    事实上,美国通过这样的虚拟化经营远不止运动鞋和手机,还包括了几乎所有服装品牌,和几乎所有其他类别的品牌,例如汽车、电视机、冰箱、电脑等等,只有那些不方便交给中国生产的,他们才会自己生产,比如涉及到保密的军事工业、高技术产品等等[3]。中国汽车行业的利润大部分都是被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公司拿走的,2008年,福特(美国车)、丰田、本田、日产、现代等企业的外国母公司,在中国汽车市场获取的净利超过2000亿,占整个中国汽车行业利润的60%左右。美国通用公司在中国的产量只占它全球总产量的4%,但是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占到了通用全球总利润的25%[3]。

    相反,美国和西方并不对我们开放零售市场,仅仅让我们成为美国加工厂,而我们对美国开放零售业。导致财富以这种方式流失的另一关键因素,是很多人在思想上对美国的盲目崇拜,使得美国通过对我们媒体从业人员的思想控制,进而控制主流媒体和大众消费习惯,让美国资本家可以赚取高额利润,免费拿走了大量物资。其结果是美国基本不搞工业消费品生产,却能从中国免费拿走大量工业消费品,成为世界上人均消费最多的大国。美国哈佛大学尼尔弗格森教授总结为“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的经济模式[4],等于中国为美国免费生产,做美国的经济殖民地。

     2.引进外资,让外资合法拿走利润

    2009年,温家宝总理指出,我国外贸出口60%来自外资企业[5]。我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11年外资在我国的平均净利润高达10% (不包括境外利润),远比国内企业高;而我国民营资本家一旦做大,大都选择移民国外,既带走很大部分财富,又以外资身份到国内经营自己的事业,获得政府优惠。

    更严重的财富损失是外国资本家采用高价进口,低价出口的办法,将大量利润留在了国外母公司。我们估计,因进出口贸易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就高达每年1万亿美元[6-7];中科院一项研究发布的国家健康报告表明,我国2011年被美国掠夺,损失3.66万亿美元[8]。我国的大量资源变成商品输出到美国和西方,这是我国资源走向枯竭,物价不断上涨,环境难以改善的根本原因之一。

    很多人幻想通过引进外资获得先进技术,实践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外国资本家不可能因为在中国投资办厂,就教给中国人技术,从而失去技术垄断带来的垄断利润。引进外资的结果,是挤垮了内资,使我们已经掌握的技术也随着自己的企业的倒闭而消失,不但没有获得技术,在很多情况下,还消灭了我们已经掌握的技术。我们必须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技术或通过购买掌握技术。

    还有一种荒谬的观点认为,引进的外资就引进了资本,就增加了我国的资本,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问题是,外资的收益是属于外国资本家的,不是我们引进外资,外资的资本收益就归我们。

    一些人认为,我们引进外资,获得了税收。问题是外资的利润,都是中国人民创造的,本来就是属于中国人民的。税收只是从外资利润中拿走了一部分,外资仍然从中国拿走了本来属于中国人民的大量财富。在我国储备大量外汇情况下,所谓外国投资,实际资本还是我们免费提供的。早在六十年代,法国和德国当政者就批评美国贸易逆差下的投资资金,实际是法国和德国贸易顺差,储存在美国的美元,等于是法国和德国提供的;而且让美国增发美元,就能增加对他们的投资,是经济殖民化[9]。

    过去殖民地时代,殖民者通过武力控制,在殖民地建立工商企业,让社会增值的财富大都被殖民企业拿走,从而实现财富掠夺,现在我们主动引进外资,让外国资本家合法地免费拿走财富。早在2004年,我国开放的28个行业中的21个行业的前5位企业,都被外资控制[10]。大量外资涌入国内,收购、控股各个行业的龙头骨干企业,从而构成垄断,还控制我国的经济,直接威胁到相关产业发展和经济安全[11]。

    3. 错误的货币制度导致财富流失

    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禁止政府主动增发货币,此后我国主要依据外汇储备增发货币。根据央行公布的资产负债表,目前我国的基础货币27万亿都是对应外汇储备增发的[12-13],使人民币成了美元等外国货币的代用券,每一元人民币都对应了央行手里储备的外汇。这等于将货币增发权交给了美国等国精英。由于央行将外汇储备作为人民币增发依据,认为不能用掉,用掉人民币就没有发行依据了[12, 14],因此,换来的外汇储备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等安全性高的债券。美国国债利率5年期仅2%左右[15],而国内的优惠政策,使外资利润远超我国国债利率,即使按照美国也购买我国国债,我国国债利率6%计算,我国每年损失就高达1万多亿元(27万亿*4%利率差)。

    人民币以美元为增发依据,而美元的增发依据,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增发美元购买了大量房地产债券,很多是美国没有工作穷人的购房贷款,直到2014年初,还有1.53万亿美元的增发依据是这种垃圾债券[16],等于部分人民币增发依据是美国没有工作的穷人开出的借贷欠条。

     在这种增发模式下,在中国境内的中外企业出口商品,获得外汇,国家央行就增发人民币购买美元,等于商品出口导致国内市场商品减少,反而增发货币,增加国内市场上货币量。按照经济学理论,等于在两个方面促进物价上涨[17],这是最近 10年来物价高速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与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控制物价是背道而驰的[18-19]。近年来我国还实行“藏汇于民”的政策[20],让企业出口商品换美元储存起来,现已淀积上万亿美元,可以用于借贷等经济活动[20],等于美元成了中国的合法货币;等于将上万亿美元财富交给美国人,仅考虑美元贬值,每年损失财富就达到数千亿元。

    依据美元增发货币,为了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增发货币,我们就必须拿物资出口换美元,储备起来,不得使用,等于免费送给美国物资,或者说,等于将增发人民币免费交给了美国政府。而储存的美元或任意一种货币本身并不是财富,必须使用它换成商品,才能变成财富。事实上一个社会上的所有物质和非物质财富都是有主人的,并不存在与货币相对应的无主财富。货币本身是商品交换的工具,是人们需要这个工具,愿意拿所拥有的财富或商品换货币。然而,现代货币发行机构并不承诺兑现货币,货币,包括美元,仅仅是国家通过法律强制实行的,是与蒋介石发行的金圆券性质相同的法币[21]。

    由于我们承认美元的特殊地位,承诺美元可以自由兑换人民币,从而无法调控国内基础货币增发数量,将市场经济下最重要的管理工具交给了美国。当美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利率很低,到处泛滥的时候,我们也就被美国绑架,不得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市场上货币过多,容易诱发通货膨胀。现在又要承诺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政府储备的美元,等于基本交出货币主权。当美国实行货币紧缩政策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高利率,防止资本家兑换手里货币资产为美元,以获得更高利润,带来美元枯竭,由于经济上对外依赖,美元枯竭,就会导致经济崩溃。因此,我们正在推进的承诺货币可自由兑换美元,其直接结果,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都被美国政府绑架。当我们减少行政控制,扩大市场范围时,就等于我们将相关经济主权交给了美国。

    我国政府手里的外汇储备3.8万亿美元[22],大部分是美国银行账户里 的各类资金,包括购买的美国国债,是美联储账户上的数字,还有一些借给了美国公司,例如两房公司的债券,总体上由央行下属机构外汇管理局管理,小部分是现金,储备在央行和国内商业银行及国内个人手里。这说明人民币的增发依据,大都在美国人手里,这实际上让美国绑架了中国金融和经济。

  货币本身是商品社会商品交换的工具,也是管理和控制社会资源的一种工具。将货币增发权交给外人,等于将部分货币主权和国家经济主权交给外人,等于将国家的资源交给外人,还因储备大量外币贬值而带来巨大损失。过去殖民者在殖民地发行货币,让殖民地老百姓自觉地拿物资和劳动换殖民者的货币,可自动掠夺财富,我们现在依据美元储备增发人民币,等于主动交出货币主权。

    我们在法律上应尽量避免国内任何个人和组织储备外币,除了必要的贸易往来所必须的外国货币。国家应实行贸易平衡政策,由国务院通过关税和商品税等政策,央行负责汇率政策等调配进出口量,从而达成外汇总量控制目标;外汇总量目标是由国家独立自主能力决定的,我们应逐步提高独立自主能力,降低储存外汇总量,此外,国家应推进对外往来用人民币结算,以减少外汇需求量,降低外汇总量控制目标。

    4.出口导向政策包括出口退税和低人民币汇率导致低价贱卖损失

    2012年我国出口退税高达10400亿元,从而让企业在国外市场降价贱卖产品而流失财富;降低人民币汇率,同样使出口产品价格下降,带来财富损失。根据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我国外贸年损失至少1万亿美元[6-7]。这超过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的所有损失,使美国实现了殖民中国掠夺财富的目的。

    西方国家搞出口退税的目的,是推销新产品,垄断市场获得垄断利润。我国的经济学家们则认为我国生产过剩,与其让过剩产品积压变成废物,不与换成美元储存起来。问题是美国不事生产,其美元价值实际是我国的低价商品来保证的。没有我们的出口,美元就会严重贬值了。这种出口物资换美元,其结果是物质资源的真正减少,导致矿石煤炭等资源价格猛涨,带动物价上涨。如果商品在国内消费,大部分物资都会回收利用,例如,美国钢铁工业原料80%是回收的废钢铁,反而会减缓资源枯竭的速度,减缓物价上涨;考虑技术的进步的反作用,总的效果应是物价上涨速度存在下降的趋势。

    我国产品积压的根源是我国老百姓收入较低,而不是消费过多。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我国占一半左右人口还属于贫困人口。多年来,我国老百姓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生产增长速度,使国内消费严重不足,仅占生产的30%左右,远远低于美国70%以上,其他国家60%水平,企业生产过剩越来越严重, 我们主要依赖出口商品换美元来解决生产过剩,占国内产出一半送到国外,带来物资出口,国内商品减少,人民币反而增加,从而导致物价猛涨。

    经济学家认为保出口可防失业带来的经济崩溃。但就业从来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日本和西方各国妇女大都不工作,且工作时间短,按照中国标准,失业率高达50%以上。现在美国基本不生产工业消费品了,基础工业产品也大量进口,国内工作主要是相互之间的服务,工作收入仍然很高,从我国或其他国家进口1美元商品,10美元出售,其差价就成了美国的国民产值和国民收入,其经济实力很大程度上是虚的,主要依赖我们的出口商品,可是人均消费的工业消费品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美国政府对失业者提供高额救助,使美国没有工作收入家庭的收入超过中国85%以上家庭。由于老百姓收入高,企业利润大,从而经营风险小。其消费的产品主要来自中国,包括直接或间接输入。相反,我国以13.5亿人,不到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生产了世界一半左右工业消费品和工业基础产品[23],等于我国人均生产量是其他各国的4倍以上,可是,国内老百姓人均消费水平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2011年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资料,我国占人口一半以上的近7亿农民的年人均生活费支出为5221元,按当年汇率计算,人均每天生活费为2.27美元。而世界银行规定现在的贫困线为每人每天生活费为2.5美元。如果用世界银行这个标准衡量,目前中国6.56亿农民,从整体上说,都没有脱贫[24]。我们应让人们工作较短时间,就获得足够收入,过上富裕生活,避免低价贱卖流失财富。

    5 讨论和总结

    巨大的产出和与之相比小得多的消费之间的庞大财富,大部分都低价出口换成美元了。一方面,美元本质上是美国统治者印出的不仅不兑现,而且还自动贬值的美元欠条,而且我们储备的美元欠条中的大部分是美国银行帐号上的数字,还在美国人手里,美国可以有多种理由随时没收。例如,不久前卡扎菲和萨达姆都被西方没收了数百亿美元资金。依据外汇储备增发货币,等于货币增发依据在美帝手里,让美国绑架了我们的金融和经济主权。

    另一方面,外国资本家在我国资产在不断膨胀,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资料,2007年底,外资在中国持有2.11万亿美元资产[25],而我国当时的外汇储备仅有1.55万亿美元。由于央行的外汇储备是印人民币,从出口资本家手里购买的,而外国资本家手里对应的人民币资产超过我们的外汇储备,说明这些外汇资金的真正主人还是外国资本家。美国通过入侵市场,垄断技术设备等获得高利润,从而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免费从我国获取了大量工业消费品。

    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带来的是不断恶化的环境。我国所有城市大气颗粒物年平均浓度(PM10)[26]均比世界卫生组织的大气污染标准[27]高3倍以上,属于严重污染。由于采用极低的水质标准,例如,我国属于水质良好的二类河流总磷是0.02<TP<0.1; 湖泊是0.01<TP<0.025, 均低于美国伊利湖治理要求TP<0.015mg/L,实际我国大部分天然水体被严重污染[28]。根据环保部2013 年发行的《土壤污染与人体健康》,全国仅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就达3 亿亩,占耕地总面积1/6。我国沿海很大部分土地因工业化而遭受污染,难以恢复,随着沿海工业向内地迁移,正在污染更多的土地。

    更严重的问题,是随着我国海量产品的出口,生产产品的各种资源也随之而流失,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就是资源枯竭,物价猛涨,环境恶化。例如,由于过去十几年供应全世界稀土市场的掠夺性开采,我国重稀土资源仅够开采20年了[29]。我国开采的铁矿石平均品位已经从10年前40%降低到25%[30],而国外的铁矿石品位高于60%[31]。为了供应能源生产这些工业消费品,我国2012年消耗了39.3亿吨不可再生的煤炭[32], 占世界消耗量近一半,主要来源于国内。由于开采煤炭的资源利用率仅40%[33],等于一年消耗了近100亿吨煤炭资源。长期大量消耗我国的煤炭资源,致使我国优质煤炭资源迅速减少,现在我国很多煤矿开采的煤炭是被放射性物质严重污染的劣质煤炭。

    例如,云南临沧11个煤矿开采的褐煤的放射性铀平均含量达到624 Bq/ kg [34],是世界平均值31倍,最高含量达9800Bq/ kg,达到铀矿开采水平,是世界平均含量490倍;浙江171个煤矿生产的石煤的铀平均含量达到918Bq/ kg[35],是世界平均值46倍。大量使用这种劣质煤炭,对我国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和环境造成了严重危害,例如,湘西金矿使用煤渣砖建房,给人们带来的额外辐射剂量当量最大达到6.61mSv/a,超过污染控制标准5.61倍[36]。优质煤炭资源的减少,使煤炭价格也大幅上涨,例如,2005年10月山西大同动力煤的价格为400元/吨,到2008年7月就超过1000元/吨[37]。矿石资源的逐渐减少,引起矿产品价格的迅速上涨,是我国物价大幅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反,如果大幅度提高老百姓收入,让产品留在国内消费,则反而能够循环利用这些资源,从而防止财富流失。

    我们必须尽快停止四项方向性错误的经济政策,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独立自主经济体系。建议禁止外资进入我国零售市场;通过出口收税和优惠内资等政策,挤压外国资本家,同时使用外汇储备赎买部分外资资产,将外国资本家礼送出境。独立自主增发货币,发展可再生能源等各方面技术,建立独立自主生产和技术体系,实行进出口平衡的对外贸易政策。此外,解决当前我国生产严重过剩,防止采用出口解决过剩,导致财富流失的根本办法是提高劳动者收入,增加国内消费能力,让物资在国内循环,从而同时解决投资效益等问题。建议以老百姓最低收入增长率考核官员,提高百姓福利,扩大国内消费市场,让物资在国内循环,避免出口流失,实现共同富裕和人民生活可持续提高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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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兑付是否可持续: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危机的启示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邹晓梅

Apr. 18 2014

zouxm8948@163.com

    2014 年 3 月 4 日,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发布公告称,该公司发行的“11 超日债”第二期利息无法按期全额支付,正式违约。这是国内首例债券违约事件,结束了以往债券全部刚性兑付的历史。很多人士认为,超日债券宣布违约可能是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的重要拐点,打破了市场刚性兑付预期,将对债券市场形成较大冲击,但是有利于市场风险释放和风险重估。债券市场的刚性兑付已经打破,但是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计划等非标资产的刚性兑付尚未打破,发起人和投资者之间的隐性担保依然存在。本文将讨论刚性兑付对金融稳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并分析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危机对中国影子银行体系打破刚性兑付的启示。

一、刚性兑付存在的问题

    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是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商业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以及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计划,大多是非保本浮动收益型。但是,投资者和银行、投资者和信托公司之间似乎达成了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即,理财产品和信托收益权是安全的,即使出了问题,也有银行或信托公司兜底,这就是所谓的 “隐性担保”。此前几起与信托计划有关的刚性兑付事件,更是坚定了投资者的这种信念。

    例如,2014 年 1 月,中诚信托宣布以股权投资附加回购的方式为即将到期的“诚至金开 1 号集合信托计划”兜底,使得信托业刚性兑付的神话得以延续。短期内,刚性兑付对投资者和发起人都有利。一方面,投资者获得了投资收益,避免了损失;另一方面,刚性兑付使发起人保住了声誉,留住了客户。但是,长期内,刚性兑付是不可持续的,它对金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发展都相当不利。

    首先,刚性兑付导致投资者只关注投资收益而忽略了风险,即,投资者对风险不敏感(risk insensitive)。一方面,这将导致投资者的风险收益不匹配,经济繁荣时期,影子银行资产收益能够满足融资成本,一旦经济下行,出现尾部风险,资产的预期收益将难以弥补融资成本,影子银行体系将面临破产的风险。另一方面,投资者对风险不敏感使得影子银行的融资成本不受风险约束,这将刺激银行和信托公司过度冒险,盲目提高杠杆率。近期出问题的信托计划就暴露出资产管理人不严格履行受托人义务,投资于高风险行业、产能过剩行业,放松对项目的尽职调查及风险控制等问题。例如,中诚信托“诚至金开 1 号”的融资企业就存在多个煤矿产权不明晰,实际控制人在当地经营民间借贷长达数年等问题。

    2011 年,在房地产加强调控的背景下,新成立的房地产信托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仍然分别增长了 96%和 71%。2013 年第四季度,中国信托行业净资产只有 2355 亿元,却承担了 10.91 万亿信托资产,广义杠杆升至 46 倍。影子银行的过度冒险行为为金融稳定埋下了隐患。其次,当出现系统性冲击,发起人无力维持刚性兑付时,投资者会很快从风险不敏感型(risk insensitive)投资者转变成风险敏感型投资者(risk sensitive),对资产进行风险重估。但是长久浸淫在高收益低风险幻境中的投资者由于缺乏相应的信息,必将对理财产品和信托计划失去信心,纷纷将其赎回或是停止融资,这必将导致冲击放大,引起金融恐慌。

    最后,刚性兑付不利于金融市场成熟。一方面,投资者的风险意识难以培育起来。另一方面,刚性兑付人为地创造出一个没有违约记录的市场,不利于市场建立起相应的防火墙,一旦危机爆发,损失必将成倍放大。就像几十年没有发生过火灾的森林一
样,死掉的树木在森林中横七竖八的躺着,到处是灌木、树枝和落叶等易燃物质,一旦火灾爆发,将很快蔓延到整个区域。

二、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危机

    国外影子银行体系也存在隐性担保问题。Gorton 和 Souleles 曾分析过美国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隐性担保问题,他们认为隐性担保是投资者和发起人重复博弈的结果,是发起人为规避监管与投资者达成的不成文规定,因为担保一旦落实在纸上,就将受到相应监管,他们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美国资产支持证券利差与发起人的信用等级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1。

    实际上,美国影子银行体系中最大的隐性担保存在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oney Market Mutual Fund, MMMF)。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是美国利率管制时期的产物,并很快发展成银行存款最主要的替代品。一方面,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能够向投资者提供与活期存款类似的流动性,投资者可以随时赎回基金份额;另一方面,货币市场基金向投资者支付短期红利,并将资产净值(Net Asset Value,NAV)稳定在 1 美元,因此投资者可以利用货币市场基金进行支票签发、账单支付和证券交易等活动,正是这一
特征让货币市场基金迅速成为银行存款的主要替代品。1980 年至 2008 年,货币市场基金的资产规模从 764 亿美元扩大至 3.8 万亿美元。

    货币市场基金不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覆盖范围内,也不受美联储最后贷款人机制保护。但是,自1983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采用2a-7规则管理货币市场基金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货币市场基金只发生过一例违约事件(资产净值跌破 1 美元)2。如此低的违约记录实属不平常。虽然货币市场基金一直遵循较为安全的投资模式,但是如果没有发起人或相关部门的干预和支持,货币市场基金应该会有更多的违约记录。

    据统计,2007 年 8 月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至少有 36 个美国和 26 个欧洲货币市场基金接受了来自发起人或是母公司的支持。零违约记录导致投资者错误地认为货币市场基金的资产净值不会低于 1 美元。虽然在货币市场基金募资说明书和销售材料里都明确表明,投资本息不受担保,但是投资者还是相信基金管理公司或是政府的隐性担保是存在的,因此大量的资金涌入美国货币市场基金。虽然,后来美国放开了利率管制,但是隐性担保使得货币市场基金仍然更具有吸引力,因为美国银行存款保险的最高保额为 10 万美元,难以满足机构和富人的投资需求。

    2008 年 9月 15 日,雷曼兄弟公司破产。2008 年 9月 16 日,货币市场基金“Reserve Primary Fund”由于持有雷曼公司发行的 7.5 亿商业票据而遭受严重损失,基金净值跌至 97 美分。这起货币市场基金违约事件改变了投资者的风险预期,导致投资者的恐慌情绪迅速蔓延。投资者纷纷将其持有的货币基金赎回,货币市场基金出现挤兑。

    几天之内,美国一级货币市场基金(prime money market funds)资金流出总额达 3000亿美元左右,这其中有很多基金与雷曼兄弟公司的债务没有关系。货币市场基金不得不大量抛售其持有的资产,以满足投资者的赎回要求,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更多的货币市场基金资产净值跌破 1 美元。与此同时,政府型货币市场基金(government-only money market funds)的资金流入大幅增加3。

    货币市场基金是美国影子银行体系最大的资金供给者,持有大量的商业票据和回购协议等资产,因此,货币市场基金危机能很快蔓延至其它市场。鉴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在金融市场中的重要性,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联迅速采取行动,缓解投资者对货币市场基金损失承受能力的担忧,防止货币市场基金危机进一步蔓延。

    2008 年 9 月19 日,美国财政部设立了一项名为“货币市场基金担保—临时担保项目(Money Market Fund Guarantee-Temporary Guarantee Program)”的保险项目,动用最多500 亿美元的外汇稳定基金向公开发行的、合格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提供担保,即,只要货币基金资产净值跌破 1 美元,该项目将提供资金,将基金的净值恢复至 1,以防止货币市场基金挤兑蔓延扩散,作为补偿,参与该项目的货币市场基金需要支付费用。2008 年 9 月 22 日,美联储设立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 Money Market Mutual Fund Liquidity Facility,AMLF),该计划以最优惠利率向储蓄机构和银行控股公司提供无追索权贷款,使它们有资金从货币市场基金处购入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帮助那些持有 ABCP 票据的货币市场基金满足投资者的赎回需求,并向 ABCP 市场和整个货币市场提供流动性。

    在财政部和美联储提供的紧急救援下,美国货币市场危机逐渐化解,2008 年 10 月,针对货币市场基金的赎回基本停止。2009 年 9 月低和 2010 年 2 月初,财政部和美联储先后退出了以上两项救助计划。

    虽然,财政部和美联储采取的紧急救助措施防止了货币市场基金危机的蔓延扩散,但这并非解决货币市场基金风险的长久之计。而且,财政部和美联储的救助措施,使得货币市场基金享受了类似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人的保护机制,但是它们却不用接受
类似于银行存款那样的监管,对银行存款来说并不公平。因此,金融危机过后,美国监管当局和研究机构开始探讨货币市场基金的改革问题,从制度层面上防范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例如,要求货币市场基金放弃使用稳定资产净值,转而使用浮动资产净值;对货币市场基金的赎回做出限制;向货币市场基金提供保险,要求货币市场基金缴纳存款准备金;将货币市场基金分成优先级和股权级,优先级的资产净值保持稳定,而股权级的资产净值为浮动;把货币市场基金当做特殊目的银行进行监管等。

三、对中国影子银行体系打破刚性兑付的启示

    中国的银行理财产品及信托计划与美国货币市场基金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银行存款的主要替代品,是影子银行体系最重要的资金来源,规模大,涉及的投资者众多,一旦发生危机,必将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2014 年下半年是信托偿债高峰期,届时很多有问题的信托计划都将暴露,刚性兑付将难以为继。因此,监管当局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控制金融市场风险。首先,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应当打破刚性兑付的局面,让风险及时释放,提高投资者的风险意识,让投资者用脚投票,成为金融机构活动的监督者。同时,还应建立起相应的司法程序和金融申诉机制,区分资产管理者的责任,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其次,中国应借鉴美国应对货币市场基金危机时的经验教训。为防范刚性兑付打破时出现的市场恐慌,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应做好应急预案,防止危机蔓延扩散,并进一步探讨相关的监管问题,在长期内完善金融稳定机制。

    1 详细情况参见:Gorton, G., Souleles, N.S., 2005. Special Purpose Vehicles and Securitization . NBER
Working Paper 11190.

    2 按照规定,当货币市场基金的 NAV跌至 0.995 美元时,基金的资产净值就要采取盯市原则,因此被称作“break the buck”;1994 年,曾有一只小规模的货币市场基金破产。但是,该货币基金主要由银行持有,所以他的破产对货币市场基金和投资者产生的影响很小。

    3 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分为免税型和应税型两种,前者的规模很小;后者又分为两类,一级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商业票据、回购协议、大额存单和欧洲存款等货币市场供给)和政府型货币市场基金(主要投资于国库券和机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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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在博鳌论坛图未穷匕首见

长士

    资改精英张维迎在博鳌论坛开了头炮说:“混合所有制,我认为短期来讲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是可以的,怎么让国有企业逐步民营化,变成私有企业,但是不可成为一个长期稳定制度,如果混合所有制成为长期稳定制度,它一定是严重的腐败”。

    资改精英张维迎在博鳌论坛总算揭开了“混合所有制”的谜底就是全盘私有化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让人们终于看清了当代资改精英是打算玩弄和利用“混合所有制”来达到全盘私有化的反革命目的。

    原本这全盘私有化目的是30余年来不可告人的,总还是要打着红旗来反红旗,现在资改精英张维迎把所有的伪装全部撕得粉碎,公开跳出来得意忘形的大胆宣称“混合所有制”的目的就是全盘私有化。混合所有制只是过渡,最终就是全盘私有化。

    资改精英张维迎为了防止“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企业如果不能在短期内被私有化,特别是私有经济反而向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发展,就恶毒的造谣诽谤说“一定是严重的腐败”,横蛮的将“严重腐败”的帽子要带在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头上。而真正的“严重腐败”就是全面私有化!就是搞垮国企,掠夺国资,卖国求荣,与民为敌。

    资改精英张维迎这是在明目张胆的对抗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3月5日在全国两会上旗帜鲜明的强调:“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的铁血重要指示。

    资改精英张维迎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国有企业加强是在深化改革中通过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而不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不思改革,确实要担当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在推动改革措施上加大力度”。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孤胆力战群魔,打破了走资派用高层“民主”决策来“挟天子以定诸侯”的反革命阴谋;打破了走资派用高层“民主”决策来对抗人民民主专政的反社会主义阴谋。

    国有企业将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

    习近平总书记的强硬表态将“混合所有制”化腐朽为神奇,就是要将公私合营的“混合所有制”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来加强国企;就是要让“混合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发展,将私营经济真正发展成为民营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经济。习近平总书记的强硬表态就是要彻底粉碎走资派的一切反革命阴谋;

    习近平总书记的强硬表态让走资派与资改精英防不胜防,迫使资改精英张维迎之流终于赤膊上阵,毫不掩饰地彻底曝露其死心塌地的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汉奸国贼本质。让13亿人民大众终于看清了走资派与资改精英的真实面目!

    走资派企图借混合所有制之名,行全盘私有化之实,也未免太心急了,太心虚了,太心黑了,“混合所有制”才刚开始搞,就迫不及待的宣布“混合所有制”只是过渡,最终目的是要私有化。真可谓是图未穷,匕首见!

 

    附文:

中国学者对中国信心的“倒挂”

英国《金融时报》 霍默静

2014年04月09日

    和每一场国际论坛一样,第一天很重要,因为是基调。

    今年博鳌论坛第一天引人注目的是一场晚上八点半开始的为时90分钟的会员俱乐部夜话,主题是《经济学家“六问”: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并不意外,主题之下聚焦仍为中国,但意外的是,在场的四位外籍嘉宾对于中国的创新能力远比中国的几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乐观得多。

    面对同一个主题,主办方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均为外方发言嘉宾,每位谈及中国的创新能力及前景时,大都信心满满。

    陆金所董事长兼CEO计葵生(Gregory Dean Gibb)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创新压力很大,但民营企业的创新投入已经超过了西方国家,比如腾讯、阿里巴巴、小米等等。而且他认为在未来3-5年,中国有几个行业会超过美国和欧洲,电子商务发展到互联网金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的规模、创新的能力、资源、动力,人口对新东西的接受度,加起来还有创新跟传统行业混合,用新的业务模式来经营,其实我觉得再过一个五年,我们会看到、听到很多例子、很多新的方法是中国先做出来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荣誉主席梅拉梅德(Leo Melamed)认为中国有创新的历史,但还需要创造鼓励创新的环境,但他同时表示:“因为中国聪明人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很多,如果大家愿冒这个风险的话,我就绝对不会质疑中国的创新。”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他也认同中国在历史上有很多发明,比如火药,但他认为创新与发明 是不同的,创新要应用到经济生活中,而中国要提高创新能力必须依靠知识产权的保护。

    与上半场不同的是,下半场是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和全球合作论坛副秘书长张其佐。

    从张维迎提出的问题“政府应该创造什么样的环境来鼓励创新?”开始,下半场的讨论因为代入了中国政府和政策的角色,变得不再那么乐观和纯“经济话题”。张亚勤认为“政府在整个企业发展创新过程中扮演作用是很大的,最大的作用是应该用市场起作用,把审批流程减到最少。企业最怕的是政策的不可预测性。”高纪凡则对中国过去20多年的不鼓励创新的环境给予了批判,他认为“通过获取资源取得成功”的“优不胜劣不汰”模式不改变,创新难以成功。而经济学家张维迎则一针见血,认为中国企业整体创新能力不行的原因是“体制”,“政府就不应该管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事情”,他还指出目前所谓鼓励创新的补贴政策导向也有问题。

    这种对中国的创新的缺乏信心一直持续到对话的尾声,当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先生在论坛结束时向台上的中国发言者提问:“你们觉得中国的创新能力何时可以赶上美国,与美国并驾齐驱?”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的答案是“活着时候看不到”,陈志武的说法大同小异:“目前的体制下不指望”,而全球化合作论坛副秘书长张其佐则委婉地用“要看此次能不能抓住深化改革的机会”来回答,作为民营企业家的高纪凡则说:“这个问题20年后再来回答”。最乐观的是张亚勤,他给出的答案是50年,并调侃说愿意与张维迎打个赌。

    但是,会后作为上半场发言嘉宾的陆金所董事长兼CEO计葵生则表示,他并不太认同几位中国发言者对中国创新前景的判断,他说:“25年前我第一次来中国,我想不到目前中国的样子,想象不到博鳌现在的样子,对于中国未来三五年的创新能力,都是不能轻易下(消极)结论的”,而对于他对中国的这种乐观,他则归因于中国拥有的巨大资源分配空间。计葵生表示:“只要把资源更多地分配到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我有信心中国人(创新)的动力还是有的。”

    无独有偶,像这样外国的观察者、无论是学者还是企业家对中国充满信心,而中国的学者、企业家及官员对中国前景则忧心忡忡的信心“倒挂”,并不是第一次。在中国“两会”后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也是如此。

    是外国观察者过度乐观?还是中国的学者和企业家对于自身的判断过于悲观?对此,《博鳌观察》特约编委、斯坦福大学奈特访问学者李小鸣则认为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中国人对于中国多少有些“爱之深、痛之切”,因为中国人身在其中,容易对切身的问题感受更深,而且希望自己的国家是“完美的”。而另外一个方面,外国人看中国,容易注重数字,比如GDP,而同样从中国城市的发展变化来看,北京、上海等地的变化是很快的,连美国创新中心的硅谷一两年内的变化都没有中国城市的变化快,这会给外国的学者和企业家形成一个面貌上的印象,多少有些“距离产生美”。但无论是中国观察者还是外国观察者,都有其理论和现实的基础,没有办法说谁对谁错。

    4月10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将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而外国观察者的信心能赢到多少背书,中国观察者们的担忧能得到多少缓解,也许会有一个暂时的答案。

 

 

 

中国改革不能回避7个问题

吴敬琏

2014-04-17

  中国的改革在这30多年中,很多改革都是这样磕磕碰碰、磕磕碰碰的,但因为它方向是正确的,不怕慢,不怕措施不起眼,在往前进,不要倒退,倒退就麻烦了。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举步维艰呢?为什么这个腐败问题三令五申,而且说要造成亡党亡国,可是它却继续蔓延而变得十分猖獗呢?根本的问题在于体制。

  1、谈行政改革:监管应转事前为事后

  过去监管办法是事前监管为主——许你做才能做。事前监管主要的办法是审批,这个弊病很大。所以市场监管要从事前监管为主转向事后监管为主,要从实质性审批转到合规性监管,因为规则在这里,违反了规则在运行过程中就管你处罚你。这个行政审批讲的每一项,大概都有具体的措施,这个文件、审批到什么程度,还要通过各方面的讨论。定了以后,就需要打破阻力,要让它转型。

  2、谈垄断:改革是为公有制经济添活力

  国有企业垄断,从头到尾一直有一个口号贯彻,但是内容变了,就叫做国有为主导。

  江泽民总书记报告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确立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呢?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个话也是老话,而且文件里面也有这句话,国有还是要占主导地位,但这次的解释比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解释更加开放、更加灵活,它讲到国有制为主导,就是国有经济要控制,但只要控制关系和关系经济命脉行业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十五次代表大会这个话,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是什么呢?又发生了争论,比如说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电信,电信当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应该国有,但当时实际情况已经变成了两分天下,像华为和中兴,而且华为从来就是一个私营企业,中兴后来改制了。所以到了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就把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进一步规定,规定为三个行业一个领域。三个行业:第一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第二是自然垄断行业,这个有点争论;第三是提供公共品和公益性的行业,这个是不赚钱的行业;第四是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叫做高新技术产业和重要产业中的骨干企业,据说这个在起草组就争论了很厉害。这以后在世纪之交改革里面,其实证明了这三个行业和一个领域中有一些也不需要国有控制。

  改革在世纪之交其实进了很大一步,剩下来把国有控股的事情做好,都要变成多元的公司,二级公司在世纪之初到了集团公司的时候就卡住了。理由就是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的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的支持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他们抓住第一句,就是要发展公有制经济,怎么发展呢?发展国有经济。我不知道三中全会怎么做,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武汉讲话,两个毫不动摇第一句叫做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活力,怎么增强活力呢?我觉得这个改革以来就证明了,就是改革增强活力。

  3、谈土改:完全放开需要时间

  关于土地制度是否全面放开的问题,我觉得三中全会肯定要做一个决定,但是要走到什么程度很难说,因为反对声音很强。有两种反对,一种反对是管农业的同志,认为这会冲击18亿亩红线。当然在我来说,我觉得没有问题,美国也有用途管制,完全放开了用途管制也还是有的,但是这个阻力很大,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对土地的依存度,大豆基本上依靠进口,粮食现在也有问题,当然不光是土地问题,还有安全问题、污染问题。另外是各级地方政府,各级地方政府有利益问题,而且有负债率,现在负债率很高,许多地方看起来很繁荣,其实资不抵债,不过我们没有像美国这样地方政府倒台。

  如果土地开放了,或者征购价不高,差价拿不到,利益就会受损,这个有实际困难,今年土地出让金一线城市大幅度增长,如果它们没有这笔钱今年就露馅了。所以处理上走到什么程度,这就需要像十八大说的:不但要有勇气,还得要有智慧。北大的周其仁教授写了很多,他有很多实际的调查,也提了很好的意见,不知道领导们是否采纳。

  4、谈金融:存款保险制度是把双刃剑

  我们一定要建立存款保障制度,没有存款保障制度,竞争一加强,银行一到底就麻烦了。

  但是存款保障制度本身是双刃剑,你如果是一般性的全部赔付的话,就造成了银行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就是反正国家赔偿,我随便怎么弄。所以它的推行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会使得现在银行的利益格局发生很大变化,现在我们存贷利差很大。

  在现在格局下,其实我们实际坏账率很高,但是表现出来的坏账并不高。利差大有一定原因,出现变动会有什么影响,我们还要做很多考虑,来防范大改革中出现的风险。

  根据过去的改革经验,在一个很紧的经济环境下推出改革风险比较大。以银行的状况,就是货币超发、负债太高,资产负债表里隐藏着很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保证出台的时候适度,另外一方面还要还要预做一些准备。

  第一,现在各个地方好象出现了比全国海量投资还要厉害的情况,这个要制止,这个东西会造成很大的风险。

  第二,灵活运用经济措施,稳住宏观经济。我们的宏观部门就是两个,一个是财政部,一个是中央银行,这两个有充分的能力运用它们的手段。

  第三,负债率过高和资不抵债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应该实行债务重组,比如说最近一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就是铁道部有3万亿的债务,怎么办?现在它变成企业了,第一要求活命,那当然最后就落到财政身上。另外一种意见是你有净资产,你应该出售净资产,出售股权。还有是有些地方一贯的找财政部,要求给它钱,说日子太穷了。财政部说:你有那么多开发区,卖掉。这是一种思路。

  第四,建议动用国有资本存量去偿还或有债务,我们有些或有债务,就是说它大概是债务,但现在明显的不表现为债务,比如说社保,社保政府被有承诺,但是老职工帐户是通胀的,这就是或有债务,把或有债务最小先还了,因为大概99%都是债务,虽然现在不是债务。我很欣赏去年上海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国有企业上海家化,像化妆品、牙膏,卖了,把它用来补充养老金,老工业城市都出现了这个问题,老工人的社保基金国家都拿走了,这个帐户是空的,还有像公租房等等都有这样的问题。

  最后,打击贪腐分子,贪腐分子肯定是对进一步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改革的阻碍,打击贪腐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是赢得民心,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预先消除阻力。

  5、谈财税:资产负债表隐藏巨大风险

  最近这三年,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率极具升高,这两天大概要报国家审计署对于乡以上政府负债情况,有各种各样的猜测,现在最低的估计大概是20万亿,20万亿也就是三年前是10.7万亿,现在是翻了一番,这个是很危险的。

  93年的时候,分税制改革,国内外舆论都认为行不通,叫做政令不出中南海,但结果挺顺利,当然中间有点技术性的问题。如果能够保证它实现,我们会出现一个新局面,像从90年到91年,整个社会信心是改革,92、93、94打开了一个新局面,老是说中国的崛起就是靠这场改革,当然改革也有很多缺陷。所以我们需要认真的去研究这些问题,保证改革真正能够推向前进。

  6、谈竞争:没竞争的市场比没市场可怕

  改善竞争环境,说的是要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你不形成这样一个市场体系就没有办法在资源配置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一个是讲它的重要性,另外可以看到这句话里面虽然说的很短,但是切中我们的实际。

  我在90年代说过一句话:没有竞争的市场比没有市场还可怕。这就是行政保护、地区保护、垄断等等,使得这个市场缺乏竞争性。市场缺乏竞争性就不能够形成有效配置资源的价格,不能形成这样的价格就不能够有效的解决。所以一定要强调要有竞争性。

  7、谈非禁即入:对公民天然活动的保护

  从事什么活动,这是公民的天然活动,当然为了公共利益有些活动可以限制,但是一定要这样,反不是法律明文禁止的都自由进入,过去的办法叫做正面清单,就是说政府许你做什么你才能做什么,非禁即入就是上海自贸区讲的负面清单,哪些领域是要行政许可的?我们《行政许可法》也是这样的,当然上海自贸区现在意见很大,负面清单一开出来长的不得了,但这个不要紧,正面清单是许你做的以外全部取消。这个目标是逐步达到的,但一定要建立这样的目标,就是”非禁即入”。

  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就是形势逼人,只要稍微有远见的人都会看到不改革就是邓小平92年说的死路一条。但我们有责任,特别是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人,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弄清楚,到底我们国家的目标是什么?途径是什么?然后一切机会朝向这个目标往前走。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非禁即入,这是基本原则,因为现在第一条解决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从事一切不违法的社会活动,这是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但是要实现这一条,它第一步可能并不理想,我看网上很多人骂上海自贸区,说负面清单怎么把正面清单反过来点一遍。但我还是对它比较看好,因为透明了,让大家知道了,而且我们可以预见你要保证自贸区的承担,这个单子一定会缩短。

  中国的改革在这30多年中,很多改革都是这样磕磕碰碰、磕磕碰碰的,但因为它方向是正确的,不怕慢、不怕措施不起眼,在往前进,不要倒退,倒退就麻烦了。

  最后,我想说:经济学家不是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可以告诉你在某时某刻就会发生什么事,经济学家他不会这样说,他一定说在发生了什么条件变化之下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

  一个很顺利的状况,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一个很好的路线图,我们提出一些基本的要求包括在内,而且很巧妙,可行,我们又能够群策群力,保证能够打破阻力贯彻下去,那么中国肯定能够为世界人民最初巨大的贡献,真正能够撑得起。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改革没有能够推进下去,甚至出现了倒退。现在的经济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不能够继续再错,如果再错可能革命就会发生,在中国的条件下,革命是不是能够改善我们的状况?能够振兴我们的民族呢?在中国条件下至少从近代史来看不会。然而也要看到,这种危险其实是存在的。我们能够做的是预测所有的结果,然后来做准备,但是不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议论,因为我们不是旁观者,每个人都是这里面一个主人公的角色,要采取行动,这个行动首先是弄清楚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决问题,然后参与到改革的实践中去,包括我们的企业,你只要是合规经营的,越赚钱越是爱国的表现。

 

 

 

大道至简 纲举目张

----中国的农村和城镇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彭真怀

2014-04-18

   彭真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地方政府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编者按:彭真怀,一位走在路上的学者,中国青年杂志2011年第8期封面人物,以“国士真怀”名之。在过去十多年里,彭真怀有着不一般的经历,他一个人给决策层写了几十份政策建议和调研报告,讲真话,讲实话,言人所未言,言人所不敢言,每一份都受到了重视,有的直接影响了重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影响的个人专著有《东北调查研究报告》、《西部调查研究报告》(分别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新型城镇化之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彭真怀看来,执政党有一个传统,每隔30多年就会写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现在也处在这样一个时刻。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步,是对1979年以来的30多年进行深度反思,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个重点领域分清是非对错,正确的就坚持,不对的要找出错在哪,才知道如何纠偏改正。彭真怀建议,执政党可以考虑写第三份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过去30多年历史进程有一个清晰的表达。因为改革并不是一个新提法,有了30多年的经历。从源头上进行一次系统清理,列出改革本身的负面清单非常有必要。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彭真怀相信全面深化改革可以卸掉不该背的沉重包袱,以对未来负责的全新气象启程,推出10个再平衡战略。

写一份历史问题决议 卸掉改革历史包袱

  我觉得,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期待,与1949年以来的60多年有关。当然,更多的是与1979年以来的30多年有关。对这一点,首先要有一个常识性的认知,要不然就说不清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在国家治理能力上,有很多矛盾一直在积累,一直在苦苦维持,走到今天压得整个经济社会挪不动步子了。由于剩下了一大堆60多年、30多年啃不动的硬骨头,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困难前所未有,压力前所未有。

  只有在这样一个大历史观的背景下,才可能对全面深化改革走向和路径作出准确判断。否则就是答非所问,文不对题。记得小时候种地,长辈总是先把地里的石头、树根和杂草清理干净,然后再播种。用种地的思维看当下一些人的议论,他们还在就事论事地说一些芝麻蒜皮的事,停留在很肤浅的碎片化层面上。我看,这些人就缺乏这样一个大历史观。执政党有一个传统,每隔30多年就会写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觉得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时刻。

  在我看来,全面深化改革要对1979年以来的30多年进行深度反思,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个重点领域采取不破不立、边破边立和先破后立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首先分清是非对错,正确的就坚持,不对的要找出错在哪,才知道如何纠偏改正。因为改革并不是一个新提法,30多年几乎是天天说,月月念叨,年年在干。我认为,从源头上进行一次系统清理,列出改革本身的负面清单非常有必要。建议执政党可以考虑写第三份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过去30多年历史进程有一个清晰的表达,卸掉不该背的沉重包袱,以对未来负责的全新气象启程。这是我对全面深化改革走向的一个总体判断,而这样一个工作迟早要做,早做早主动,越晚越被动。

反思改革走样变形 讲清楚六个突出矛盾

  我不赞成改革已死的说法,这样的说法等于把澡盆里的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尽管这个洗澡水确实很脏。出现这样的说法,反应出很多人对改革走样变形的苦闷、焦虑和愤怒。30多年来,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举措,有相当一部分堕落为实权部委、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谋取利益的借口,堕落为腐败官员及其亲属子女攫取财产的工具。也因此激化了矛盾,掏空了国家,离散了人心。这样的改革既不是老路,也不是邪路,更不是正路。我听到过很多人质疑,这就是我们所要的改革吗?其他的不说,我单就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六个突出矛盾进行审视,就发现与改革走样变形有关。

  比如说粮食安全这个突出矛盾,五年前我写过一篇《我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讲真话》,指出了这个最迫切的挑战。当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是应对温饱的权宜之计。实际上没有完全想清楚就干了,按当时的人口把生产队的土地都分光了,而且说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后来发现人口有增减,在农村出现了矛盾,想到过大稳定、小调整。但调整过程中麻烦太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就说长期不变了。这个后果是什么呢?表面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有稳定性,但实际上完全不顾农村的实际情况。1980年至今,有2亿多外嫁女,土地在娘家,成为一个普遍的经济社会问题。这些外嫁女生的孩子,在农村没有承包地,现在有3.5亿多,其中的2.7亿青壮年进城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流动,两头都没有着落。这在过去就是流民,历朝历代都是最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这个问题长期积累,是一个隐患。想到这种根上的事情没人管,我是睡不着觉。2004年以来一共发了11个“一号文件”,加上上个世纪80年代的5个,总共有16个。这些文件都说种粮食是可以挣钱的,但事实却是明摆着的,800多个产粮大县都是财政穷县。黑龙江省70个产粮大县中,有43个财政收入不足亿元,有21个还没有摘掉贫困县的帽子,有60个仍靠财政转移支付维持政府运转。我在农村调研时发现,很多村庄的房屋常年无人居住,断壁残垣,荒草丛生,拆又不能拆,卖又卖不出。山东省乳山市樗树崖村约有600处宅基地,其中荒废多年的房子有200多处。留在农村种地的,都是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被称为“386199部队”。这个村庄是一个缩影,在农村种地的都是弱劳力,粮食怎么能安全呢?

  我算过一笔账,全国2.5亿个农户承包了18亿亩耕地,平均每个农户的经营规模大约为7亩,人均大约为1.39亩。但平均数不代表大多数,现在有14个省份人均占有耕地不到1亩,660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0.5亩,也就是说这些省和县的农户经营规模已经很小。这些数据,还不包括各地侵占耕地后以次充好的情况。我还算过一笔账,农民种水稻、小麦和玉米三大粮,扣除农资成本上涨因素,亩均净利润是185.2元。也就是说,就算按户均7亩地、夏秋两季都收粮计算,每年种粮净利润不到2,600元(185.2元×7亩×2季)。这就是农民种粮收入的家底。30多年来,我没有看到哪个部门或者哪个领导,对这场农村改革进行过深刻的反省。

  我认真研究过这11个“一号文件”,发现存在四个失误:一是主题每年换一个。今年搞新农村,明年搞农村水利,后年搞农村科技。就像熊瞎子掰玉米,掰一个扔一个。县乡同志跟我讲,还没来得及想明白头年的事,来年又变了。其实,农村工作冰冻三尺,只有抓住一个主题,连续干个三、五年才会有成效。二是篇幅庞杂。最少的7,000多字,最多的13,000多字,越到后来字数越多,洋洋洒洒上万言。其实,干农村工作得出实招,每年围绕一个主题想出过硬的几条就可以,执行起来简便易行。三是内容重复。写了初稿以后,都要先征求17个涉农部委的意见。这些部委关注的,自然是本部委分管的活儿少了没有。增加了新的很起劲,但少了却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与切割涉农财政资金有关嘛!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怪现象,2/3的文件内容都是重复的,新增内容大多是“加快推进”、“适时推出”、“进一步落实”之类,充斥着正确的套话、空洞的官话和没用的废话。其实,农村工作围绕一个主题,根据头年干的效果,再确定来年与此相关的三、五条完善措施就可以,这样才会踏石留痕,抓铁有印。四是发布时间错乱。这么多年来,“一号文件”的发布时间都在每年一月份的月底,或者29日,或者30日,或者31日由新华社授权发布。这恰恰是春节前后,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同志都知道,这个时间节点在农村哪还有心思做事?过了正月十五,就又要着手准备三月初的全国“两会”,然后进行上下部署。其实,文件早在头年12月中旬,就已经在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为什么不能第一时间发布呢?

  比如说产能过剩这个突出矛盾,25个主要产业有21个是过剩的,甚至是严重过剩的。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改革一开始就在讨论,似乎是出了不少招数,但为什么30多年久调不动、久转不变呢?你的宏观经济政策一会儿松一会儿紧,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企业被你整晕了,自然就没有调整转变的压力,大不了到房地产市场上做投机生意,不差钱。我注意到,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实权部门,隔三差五就制定一个产业投资目录或者引进外资目录,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就按照这个目录重复投资引进,全国270多个地级市、30多个民族自治州(盟)、4万多个乡镇也争先恐后,甚至像华西村、南山村这些行政村都在找关系拼抢。因为你不按照这个目录干,就没有人认可你,更谈不上政策、项目和资金配套。

  我曾经看过很多地方政府的所谓“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所有的产业设计都是重复的,都试图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各打算盘。什么原因呢?各自都在画地为牢,考核官员的主要指标是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总量。我在苏北、鲁南、豫东和皖北四省交界的淮海经济区调研,很小的区域内重复建设铁路、机场和港口,产业低水平复制,资源低效率运营,产业同质化程度高达80%。我很感慨,欧盟27个国家都能做到一体化,欧元区各国的货币体制都能打破,但作为一个国家的若干省、一个省的若干个市就是协调不好,就是做不到一块去。目前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京津冀区域合作,都还停留在开会闲扯的表面形式上。一些参会者自己都在偷着乐,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相信这些合作会有真东西。

  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对涉及国计民生的主导产业,比如水、电、气、矿产和300平方米以上的超市,都有50年、100年甚至更为长远的国家战略。但相比之下,我们不仅没有这样的国家战略,甚至连五年规划都不能有效实施,都变成了一堆废纸,又怎能不造成当前产能过剩的严重后果?现在是三条大狗、三条野狗和一群小狗,谁也吃不饱谁也饿不死。在国际市场上买什么什么最贵,卖什么什么最便宜,一吨钢材的利润,甚至不如一个鸡蛋。以北部湾为例,北海、钦州和防城港3个港口同处广西,直线距离不超过300公里,但由于各自为战,彼此之间形不成港口经济一体化。问题还在于,除了广西北海、钦州、防城港在广西组成“小铁三角”外,广东湛江、广西钦州和海南海口还在北部湾形成了一个“大铁三角”。长期以来,大小“铁三角”之间竞争大于合作,整体发展滞后,哪里还谈得上综合竞争力?这样的闹剧,同样发生在辽宁锦州、葫芦岛和营口3个港口。

  彭真怀:比如说资源枯竭这个突出矛盾,全国108个资源枯竭型城市,都面临着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没有准备好的困局。我所调研的白银、大庆、鸡西和伊春等资源枯竭型城市,无一例外,都存在着产业单一化的致命缺陷。走的都是抛物线型,有资源时日子好过,资源没了,相关配套产业全面崩溃,全面引发贫困、失业和环境问题。2012年上半年,我考察了山东省煤炭资源枯竭和江西省钨矿资源枯竭,心情特别沉重,感觉到这是一个对后世子孙没法交代的大事。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每一代人应为下一代人留下生存和发展空间,本来是一个常识。30多年来,年年都在提保护资源,但这些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三次产业结构,都是二产占大头,二产中又以钢铁、石化和建材为代表的资源型产业占大头。这种情况,严重透支了国家的承载能力,终于走到了今天这种无以为继的地步。

  类似于这样的蠢事,我们现在还在干,最突出的就是南水北调。从水资源丰富的长江调水,今后会不会诱发更恶劣的生态环境破坏?在三峡以上修建了2,000多个水电站,有央企的,也有省里的,还有市里县里的,甚至还有乡镇和村里的,把长江干流和支流破坏得支离破碎。这还不算,又要从东、中、西三条线实施调水方案。这种搞法的恶果已经显示出来,一是西南丰富的水资源受到损害,云贵川三省的大面积干旱越来越严重;二是武汉、上海等长江中下游工业重镇受到影响,秋冬枯水期在芜湖一带已出现长江断流现象;三是资源利用成本和工业布局效率的真实性被歪曲,北方工业用水高成本和南方水资源优势同时遭到扼杀。我在想,与其用数千亿资金挖数千公里河道,可不可以从改变工业布局方面去思考呢?既然80%的水集中在长江以南地区,为什么不更多地在南方布局工业呢?类似的问题,还包括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和北煤南运等重大战略,我们不能再干这种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荒唐事了。

  比如说环境污染这个突出矛盾,正呈现出总体恶化的态势,雾霾成为全国人民心中的伤痛。城市的楼越盖越高,越来越密集,有些专家说城市越大越好,北京就应该成为一个5,000万人的城市。受这些所谓专家的误导,全国有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大规划大圈地之风从直辖市、省会城市一直刮到地级市,大马路、大立交、大绿地和大学城愈演愈烈。这种好高骛远的建设规模,完全脱离了资源、环境和交通的承载力,全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99%以上达不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雾霾治理主要是城市的事,提出要限制城市车辆,但这仅仅是治理的一个方面。据我了解,雾霾跟农村改革虎头蛇尾还有一定关系。麦秆、豆秆、高粱杆等庄稼的秸秆,本来是很好的家禽家畜饲料,但由于当初土地分配鸡零狗碎,每家的地块有限,一家一户的秸秆没有经济价值。每到冬天,农民就会把秸秆就地焚烧。华北农村冬天还有取暖习惯,但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蜂窝煤。包括北京在内,城市中的城中村、棚户区和老城区,也还是这种取暖方式。从更深层次看,农村的水源、土壤和空气在过去30多年大多被祸害了,这个情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就看到了。

  比如说政府债务这个突出矛盾,现在可以公开的有20多万亿,所有变化大的城市都有债务负担,这与1983年地市州机构改革不配套有关。我没有用“发展快”这个词,是因为这些城市都生病了,根本谈不上发展。我研究过,全国655个城市的土地出让收入,过去10年每年都在1.5万亿左右,占当年财政收入的六成以上,哪还有什么心思搞什么工业和农业?一届政府寅吃卯粮,把今后50~70年的土地收益一次性收取。地方官员有的倒下了,有的高升了,但结果都一样,都留下债务黑洞这么个烂摊子。继任者怎么办?唯一的做法就是把这个黑洞捅得更大,更大规模的卖地。每一任地方官员上任就调整规划,实际上就是为卖地做规划,债务风险越来越大,拆东墙补西墙,成为十年不赖、百年不还的烂账,最后都得国家给背着。

  我想说的是,按照《土地承包法》,农民有30年土地使用权。但根据《土地管理法》,农业用地要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必须首先变性为国家所有,同时给农民一定的补偿。对农用地是一套法律,对非农用地却适用另一套法律,相互矛盾。这些年,我一直为农民土地权利奔走呼喊,但来自不同渠道的声音提醒我:我们体谅失地农民的生存状况,也了解补偿标准太低、补偿款不到位这些个情况。不过,如果只保护失地农民的权利,那整个经济高增长的大局还要不要维持?如果征地补偿让农民衣食无忧,地价到底会有多高?那样的话,工业化、城镇化成本不就上去了?成本上去了经济建设不就下来了吗?失地农民的命运是惨了些,但改革不就是“小利”服从“大利”吗?

  这些年,对于土地财政引发的调控与反调控,一些人只是在现象上提出批评,却没有触及到要害。地方官员对我说,生地变熟地要先垫钱,基础设施也要前期投入,那么所需资金从哪里来?说到底,他们只有一条道走到黑,用手中的土地从银行“杠”出贷款。至于下一步怎样推动土地价格按预期升值?他们只有拼命炒房地产,因为房地产价格高,才会拉升土地市场的价格。风险在于,这样一个“土地-金融-房地产”环环相扣的闭路循环,必须持续不断地有效运转。否则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倒塌。我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全国市长当中只有20%能够干满5年任期,你让那80%的市长呵护一个城市怎么可能呢?他一定会急功近利地完成履历表上的晋升阶梯。我想,他向上走的理由无非是为了获得一个所谓的级别,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给他这个级别?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让一个市长在一个地方干10年、20年?

  比如说就业压力这个突出矛盾,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困局中,一直拿不出一个好办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分析一下宏观经济环境就会很清楚。现在原材料成本上涨了25%,劳动力用工成本提高了28%,人民币升值了30%,实体企业的毛利润在1%~3%之间徘徊。在这种情况下谁还做实体经济?一个国家没有人做实体经济,那么就业岗位从哪里来?民营企业倒是可以解决85%以上的就业岗位,可以提供89%以上的产品服务,但民营企业家的情绪都很低落,他们当中,一半以上已经移民或正在移民,另外一半有移民意愿。人心丢了,是最大的危险。最近,各方面都关注重审顾雏军的案子,希望这是一个破冰的举动。把颠倒了的是非纠正过来,才能把民营企业家的人心温暖起来。当然,这仅仅是第一步。

  我听到很多民营企业家说,他们手里有钱不知道往哪里投,也不知道投出去能不能收回来,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感到不安全,越干越恐慌,越干越没劲。他们特别希望与国有企业平等竞争,进入一些以往不能进入的投资领域和基础产业。但民营资本毕竟不是财政资金,投出去赚到钱,企业才能生存,才能为社会做更大贡献。因此,能不能吸引民间资本,吸引多少民间资本,实际上取决于能不能保证民间投资获得安全稳定的收益。我觉得,在这件事上,要讲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遵循资本运行规律,不能要求民间资本不计代价地去承担更多社会义务。现在应当尽快补课,根据非公经济36条(2005年)、中小企业29条(2009年)、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新36条(2010年)明文规定的政策措施,对执行落实情况进行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和大扫除,创造条件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和创造力。

谋划再平衡战略 十颗棋子决胜改革大棋局

  其实,所有这些矛盾都可以简单化,中华民族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大道至简。我用三个字就能说明白,哪三个字呢?就是“再平衡”。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十八大报告本身已经作了一次高度浓缩的概括。报告的原文指出,过去5年、10年,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取得了成绩,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我的理解是,因为不平衡造成了不协调,因为不平衡造成了不可持续。而且因为30多年来一直不平衡,所以也就一直不协调和不可持续,也就是所谓的“依然突出”。所有热爱这个国家的人,都期待习李拿出勇气、措施和办法,把这些矛盾一一化解。按我的一孔之见,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期待,实际上就是再平衡战略的治国新理念。这是十八大以后,我一直在琢磨的一个大棋局。

  我认为,把全面深化改革看成是一个大棋局,谋划金边银角,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改革的复杂性、尖锐性和关联性。善弈者谋势,必须慎思之、明辩之。从战略思维看,全面深化改革的10颗关键棋子走对了,就可以全局皆活。我把这10颗棋子叫做十大再平衡战略,先在这里抛砖引玉,向各位有识之士请教。一是城乡再平衡战略;二是产业再平衡战略;三是地区再平衡战略;四是生态再平衡战略;五是文化再平衡战略;六是社会再平衡战略;七是发展再平衡战略;八是军事再平衡战略;九是治权再平衡战略;十是外交再平衡战略。在我看来,这十个大的方面都需要重新总结和回顾,这其中可以有肯定,但更多的应该是批判性反思。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就要看这10个关键棋子怎么摆,每一个棋子如何对应上下、左右、前后的关系,把齿轮咬紧了。

  这10颗棋子当中,决定全局胜负的,也就是你所说的最核心的部分,我认为是城乡再平衡战略。这个脉络很清楚,如何把农村这个资本池激活起来,是解决上面六个突出矛盾的抓手。我看到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的报告,全国真正的非农户籍人口只有27.6%。这个数字,跟我10多年来的研究基本吻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还有72.4%的农村人口,意味着农村人口还占全国人口的2/3以上,意味着改善农民生存状态是国家进步繁荣的根基。现在大家都在泛泛地谈扩大内需,从亚洲金融危机到现在18年过去了,这个内需始终扩大不起来,为什么?因为扩大内需的前提取决于农村购买能力,农民的腰包鼓不起来,整个国家就谈不上内需拉动。

  我觉得,这是大棋局的守护底线。执政党毕竟靠农民建立的政权,要有良心,要对得起农民。我经常讲,执政党需要对农民保持必须的尊重,对农业保持必须的敬畏,对农村保持必须的清醒。没有什么增长或发展,比改善农民的命运更重要。从国际经验看,很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出现过农民贫困、农业凋敝和农村没落的现象。我们可以冷静地想一想,如果占人口70%以上的农民,觉得全面深化改革跟自己没有关系,自己不是受益者,或者看不到受益的希望,弥漫着一股受害者、受损者和受排斥者的情绪,这个改革会怎样呢?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亏欠农民太多,压抑过久一定会出大乱子。

  回过头再看看这些年城市的状况,表面折腾的背后,也都存在城中村、棚户区和老城区,住着一半以上的贫穷人口。这些贫穷人口当中,又有一半是设区地级市的农村人口,把县改成区了,农民还是农民。这些年在各地调研,我还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城市里还有1亿多劳改、劳教释放人员。他们是城市的边缘人群,没有稳定的工作,基本的生计都没有着落,摆个小摊做个小买卖,也没有空间。我记得2009年6月在北京调研时,读到了小学生谈理想的作文题,有一个小女孩说她的理想是当城管。因为当了城管之后,看到妈妈在街边卖茶叶蛋,她就可以慢慢地追,慢慢地撵,不让妈妈摔倒……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文明层面上的城市,必须具备生存保障才有存在的必要啊!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复杂多变,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的市场需求下降,这在客观上倒逼我国经济增长从国外转向国内,从城市转向农村。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是我国内部调整的大好历史机遇。这种机遇,不是像某些学者说的那样,是什么产业转移之类的机遇,对这一点千万不能误判。在这个机遇面前,我建议把“新型城镇化”放在城乡再平衡战略的起点上,纲举目张地打破“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业后农业、先市民后农民”的狭隘思维,消化困境中的水泥、钢材、建筑、建材等行业的过剩产能。我们今天讨论改革,必须明白改革需要找到一条主线。抓住牛鼻子,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就清晰了。

读懂新型城镇化 明确全面深化改革主线

  怎样看待对“新型城镇化”的争议?这种争议,主要反映在对“新型”两个字吃不透,需要释疑解惑。全世界都在说城镇化,我们也按照这种思路搞了30多年,突然间有了“新型”两个字,很多人转不过弯来。我觉得,“新型城镇化”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最伟大的创造性贡献。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人类的城镇化都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新型城镇化”就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针对68万个行政村、260万个自然村的特殊国情,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只有这样,才会避开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就业压力,才会有人种粮有人养猪,中国人可以养活自己。

  早在2008年6月奥运会召开之前,我就提出了“新型城镇化”这个建议。这部经如果不念歪,就可以实现农民收入增加、农业资本盘活和农村土地升值三大目标,国家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就会因此实现革命性的超越。

  我有时也很纳闷,现在是个人就敢说自己是城镇化专家,随随便便发表意见。我发现其中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真弄清楚,还在说什么城市越大越好这类胡言乱语。在我看来,对什么是“新型城镇化”一定要敢于谈真问题。在这个重大的国家战略方向上,让错误的言论混淆视听,容易造成更大范围的思想混乱。其实,既然叫“新型城镇化”,就一定是与当前正在推进的城镇化不同。2010年就有各种社会舆论,批评当前的城镇化是“伪城镇化”、“半截子城镇化”或“不完全的城镇化”,甚至认为是“病态城镇化”或“畸形城镇化”。我一直注意倾听这方面的批评意见,从中学习、借鉴和体会了很多真知灼见。

  综合起来,我大体上梳理了当前城镇化的十大重症:一、制造了城镇化率的数字泡沫;二、放大了户籍壁垒的制度缺陷;三、暗藏了土地财政的隐性风险;四、侵蚀了耕地资源的保护红线;五、引发了攀比冒进的失控开发;六、催生了商业贿赂的高发多发;七、扭曲了干部考核的评价导向;八、漠视了城市自身的弱势群体;九、割裂了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承;十、恶化了生存发展的环境空间。其中最值得单拎出来的是,各类群体事件有一多半是农村土地制度造成的,贪腐案件也大多跟土地连在一起。早在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已经想到了“平均地权、涨价归公”,有些人现在是装傻还是真不知道呢?还有,日本、韩国实行土地私有制,但土地增值部分也要拿出来分享。相比之下,我们国有、集体土地的增值,怎么可以明目张胆地装进少数人腰包呢?

具体的设想

  我有一个完整的总体思路,今天在这里简单地说一说。这些年,我去过10多个历史文化名镇考察,体会到要尊重中华民族老祖宗的教诲,郡县治则天下安。2800多个县(市、区),占国土面积92%,占人口75%,这个大头必须安定。具体怎么办呢?我认为可以静下心来,选择30个产粮大县先行试验,在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和民族地区各选择6个点,进行县城和小城镇的局部封闭试验,连续干三、五年。所有的制度,包括土地、户籍和财税在内的30多个制度,都要为这个试验让路。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30多年的死结彻底解开,趟出一条内生型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我在想,评价改革要看这个大头能不能做好。大头做好了,国内人民支持,世界各国尊重。用“新型城镇化”统揽改革全局,就抓住了纲,就打开了城乡再平衡战略思路,就顺势撬动了其他9个再平衡战略。我最近一直关注这样一个情况,“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报告显示,1998年全国耕地面积19.45亿亩,2010年已下降为18.26亿亩(人均仅1.37亩),其中2/3为中低产田。我记得,早在2006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纲要时,国务院要求到2020年底必须确保不低于18亿亩耕地。按照这一要求,从2006年到2020年,耕地最大净减少量不能超过2,700万亩,年均不到200万亩。但也正是从2006年开始,各省用地需求每年都在1,500万亩以上,耕地占补平衡的数据造假触目惊心。没有人思考两个常识性问题,东部新垦耕地从哪里来的,是可以完成的任务吗?中西部新垦耕地又从哪里来的,其中有多少能成为有价值的耕地呢?

  我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是主张限制甚至禁止地级以上城市继续扩张的,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更要把现有的各种资源有序向县城和小城镇转移。比如北京,央企总部全部有序转移,中央部委附属规划设计研究院(所)全部有序转移,高校2/3有序转移,医院2/3有序转移。二战以后,英国议会通过新镇法分散大城市各种资源,美国波音飞机、好莱坞、西点军校和哈佛大学等分布在小城镇,法国、德国、日本和韩国也采取了类似做法。我觉得今天也该换一种思维方式了,地级以上城市要做的,是改造城中村、棚户区和老城区,分期分批地清理多年的历史欠债。如果还硬撑着,这些城市累死了不说,还把县城和小城镇拖垮了。这是决定胜负的一步棋,走对了,过去所有的失衡就会调整过来。

  我在研究“新型城镇化”时,谈到过要趋利避害。但究竟避什么害?害到什么程度?一直没有人敢于正视或愿意深究。我是怎么看的呢?从1983年地市合并开始,全国突然冒出了200多个地级市,都是由原来的地区行署改头换面。做法上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把原来的两、三个县就地改成市区,再带上5~10个县(市),集中优质资源畸形膨胀。我经常说,这些地级市用文件落实文件,用会议贯彻会议,就靠搜刮县(市、区)活着,条件成熟时一定要撤销。讲这种话是得罪人,但总得有人讲吧。不信你看看,这些地级市拼凑的所谓开发区,产业定位上照抄照搬,产业培育上喜新厌旧,产业选择上贪多求全,产业格局上自成体系。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实际上就是没有任何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投资灾难。还有,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交通安全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事件差不多都发生在这些地级市。我想,只有了解到这个实情,才可能下决心刮骨疗伤。

  我在主持研究信阳市农村改革发展试验区时,与农民进行了面对面的多次座谈。他们说愿意进城,但他们当中有76%的人愿意进县城和小城镇。从全国的情况看,现有建制镇(含县城所在地城关镇)19,249个,加上1.8万多个乡,人口多、地域大,是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存在各种基层微观事件。这些镇综合实力增强了,城乡和工农连接的纽带就有了,农村社会公共品的提供基地和服务载体也就有了。我总觉得应该顺应这个民意,第一步把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首先转化为可以有偿转让的产权形式,当农民选择县城和小城镇就业或定居时,可以通过宅基地使用权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同时也获得进镇落户或创业的启动资本。第二步把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改为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彻底解决产权主体不清问题。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当立足于让农民真正受益,避免激化长期积累的矛盾。

  有人担心,县城和小城镇一级规划管理水平低,会不会造成农村资源的新一轮破坏?我也有同样的担忧,但这不是停下脚步的理由。就农村现状来看,我认为需要推进合并小型村、缩减自然村和拆除空心村。在这一点上,要有大慈悲心,引导农民过上好日子。所有的文化教育、医疗养老、污水垃圾处理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都不可能布点在这些村上,再大的政府财力也会被这些村耗干。

    正因为如此,现有每年200多亿元的村村通公路、农村电网改造和通讯建设,实际上缺乏通盘考虑,在很多地方甚至强化了农村的贫穷现状。我这10多年来一直是反对的,因为我看到很多村庄通了公路、电网和通讯后,一两年内就被撤并所造成的浪费。想想看,每年200多个亿,这10多年就是2,000多个亿啊!都是无效的!

    我估算过,通过迁村并点进镇,全国可以退还耕地1.5~3亿亩。再加上打谷场、村边林、取土坑塘等村庄附属用地,保守估计可有效利用耕地4.5亿亩以上。这本帐算清楚了,就可以找到打开全面深化改革之门的钥匙。

    我最近看到许多反对革命的文章。但问题是,没有革命的压力,推动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换句话说,谁愿意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推动改革?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些人超越自己的既得利益,否则走到最后就是社会撕裂,谁的既得利益也保不住。关键的一步是,具有改革意识的习李,在获得应有的权力后,能不能下最后的决心,把可能的革命压力变成现实的改革动力,从而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代价较小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

 

 

 

中国低工资高物价的秘密

香港中文教授 郎咸平

2014-04-20

    中国改革开放造成的巨大奇迹之一,就是形成了西方国家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则是低工资高物价的新的经济现象。

  由于把中国的低工资和高物价结合在一起,把美国的高工资和低物价结合在一起,这就使中美两国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要远远高于货币收入之间的差距。在实际生活中,美国工人仍然能够独自一人养活一家子四、五口人,而中国工人夫妻俩一起没日没夜地干,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还时常还需要爷爷奶奶来接济。

  为什么中美两国工人货币工资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而中国工人供养家庭的能力在下降?甚至下降到了夫妻二人做工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的状况,这种状况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工业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罕见现象。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现实呢,答案十分简单:中国财政。

  无论是美国的低物价,就是中国的高物价,都是中国财政运行的结果。这就是美国政府比中国人还要关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

  首先,就美国低物价来说。中国财政补贴一是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按商品发放;二是通过亏损补贴的方式对企业发放。

  其次,就中国高物价来说,则是中国实行高额税收和通货膨胀的结果。中国税收占消费品价格的比重竟然高达6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只有36%,中国老百姓每购买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64元的税收,超过商品本身近1.8倍。如此惊人的高额税收加到商品价格里面,自然会造成物价高高在上。

  如果灾难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是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中国老百姓同时还要承担因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货膨胀的损失。中国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汇率比大约1比7来增发7元人民币来平衡,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大约2.3万亿美元,国内由此增发的人民币超过16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3.4万亿市场货币流通量(M0)的近5倍,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造成老百姓手中货币的大幅度贬值,物价自然会相应大幅度上涨。

  在此我们看到了一个让中国老百姓欲哭无泪的荒谬现象:中国出口商品越多,赚取外汇越多,老百姓就越倒霉。如果中国不出口商品,而是用于国内百姓生活,既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不会发生对外财政补贴;或者退一步来说,如果中国出口商品白白送给外国,不收取美元,国内也就不会增发人民币,货币也不会贬值,中国老百姓的损失也会小一些。可现在却是,生产的商品出口到了国外,由出口商品换取的美元也借给了国外,而把由此增发的人民币留在了国内市场上,变成了没有任何商品做基础的“纯粹废纸”。由于这些增发的“纯粹废纸”与现有货币一样流通,必然会造成现有货币大幅贬值和物价大幅上涨。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不仅损失掉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财富,连手里的货币财富都在遭受贬值损失。

  反观美国情况恰恰与中国相反,美国市场上的货币流向了中国,中国的商品流入了美国市场,由于市场上货币减少商品增加,必然导致物价下降,美国老百姓手里的钱便能购买更多商品。再加上流向中国的美元又通过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回流到了美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可以用中国的这些钱来增加公共品的供给,能够进一步起到降低物价的作用,提高美国老百姓货币的购买力。

  如果是站在中美两国老百姓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国家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将更加清楚,中国老百姓生产的商品,被美国老百姓用美元买走了,美元被中国政府拿走了;美国老百姓得到了商品,中国政府得到了美元,而中国老百姓唯一得到的,就是手里现有货币的贬值。

  结果就是,美国给中国印发美元纸币,中国给老百姓印发人民币纸币;美国用这些纸币为美国老百姓换来了所需要的各种商品,中国则相反,用这些纸币从中国老百姓手里换走了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而形成这个财富魔方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货币增发和商品增加之间的分离: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中国市场上,不断稀释着老百姓手里货币的购买力。

  这就是美国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低工资高物价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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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最大的政治

----在《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发言

徐景安

2014年3月29日

    全国人大财委副主任彭森提出一个问题,怎么处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我们发展不下去了,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深化改革还没真正迈出步子,经济就掉下去了。于是,发展又成了最重要的,回到重发展、轻改革的老路。中国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或者说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大家似乎很清楚,但实际又不清楚。

    经济为什么掉?投资已达临界点,中国投资率畸高,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造成产能过剩的严重后果。如今地方政府债务高达18万亿,靠投资拉动已难以为继。出口也达临界点,我国对外贸易占GDP比例,大大高于全球化的美国、出口导向的日本。希望出口恢复到过去的比例水平没有可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3年为负数。内需持续下降,我国最终消费率畸低,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中央严控政府消费,而居民消费上不来,叫了多年的需求结构调整不能如愿。中国一技独秀、畸型发展的房地产业也已到达顶峰而趋向滑落。中国经济滑坡已不可避免,能否不发生大崩盘、大衰退,取决于新的支撑点,但今天还没找到。
一说发展,我们总是在供给上做文章,振兴这个、发展哪个,还是靠投资拉动,现在弄得什么都过剩。其实问题的核心是老百姓的消费上不去。为什么上不去呢?医疗、养老、教育这三大块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也就是民生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大多数老百姓不敢花钱也没有钱花,经济就上不去。现在敢花钱的人是富豪,买豪宅、名表和名包,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居世界第一位。中国90%以上的百姓都有消费需求,这是中国经济的巨大引擎,但由于三座大山的压制,正常的消费需求释放不了,才造成过剩的假象,实体经济发展的空间被压缩,这是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

    中国见怪不怪的现象就是:盖政府大楼有钱、三公消费有钱、奥运世博有钱、火箭登月有钱、修路架桥有钱……,就是保障民生没钱。养老统筹叫了20年,至今统不起来,该中央统的,推给省统,省也不统,因为谁统就得担责、兜底、贴钱。反正中国一碰到民生问题,就推、拖、磨,理由就是没钱。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常住人口已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但拥有户籍的人口只占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一。深圳常住人口1300万,而拥有户籍的人口只有260万,占常住人口的五分之一。常住人口,包括流动人口都对GDP、对财政收入作出贡献,但他们不能像户籍人口一样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有户籍的是贵族,非户籍的是二等公民。2013年深圳人均GDP已达22000美元,为中国大城市之首。是没有财力解决吗?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欧洲一些国家发生了财政危机,闹得政府要破产,是民生负担太重了,把政府压垮了。而我们的问题正好相反,是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由此造成内需不足,影响经济发展;贫富悬殊,社会两极分化;利益冲突,政治不稳定;生态恶化,环境问题突出。

    这么一说,自然得出结论,搞民主呗!政府由民选,政府要讨好民众,民生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这似乎没错。问题是中国改革是否从民选起步?这就分歧大了。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搞民选,社会动荡是必然的,到头来民生问题不仅不能解决,还闹出更大的乱子来。

    没错,民生的背后是民主,但不能离开民生问题搞民主。民生的直接问题是分配,应该在合理分配上引入民主因素,推进政改。就拿二次分配来说,2012年国家财政收入117210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37517亿元、国有企业实现利润21959.6亿元,三项共计176686.6亿元,占GDP34%。 如果加上地方债务总额12.1万亿,四项合计29.7万亿,占GDP57%。这么大一块蛋糕怎么分配,是直接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的。有什么理由,信息不透明,决策不公开、执行不监督呢?民主从这儿搞起,政改从这儿搞起,会不可控、出乱子吗?就从预算法修正起步。我认为,这容易达成共识,再反对民主的人也没有理由反对。其实,西方的民主制度也是从财政预决算的审议、监督起步的。现在中央连下八道禁令控制政府开支,从长远看应制度化、法治化解决,预算向社会公开,发挥人大的作用,政府敢乱花钱吗?

    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五大领域,应明确目标、重点与主线。当年邓小平就是抓住发展经济问题,启动改革开放的。1979年我参与起草我国第一部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目标就是为了发展经济,主线就是引入市场机制,措施就是向企业放权、向地方放权。今天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如邓小平所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可是,我们的认识还是停留在30年前,依然认为“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怎么摆正发展、民生、改革的关系,是急待明确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重温邓小平的原话是必要的: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

    在邓小平看来,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改善民生,发展的重要就是“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

    我们在实际执行中发生了重发展、轻民生的错误倾向,忘了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以致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说发展就有钱、讲民生就没钱。而在这背后是巨大的的利益驱动,对政府官员来说,发展涵含着红色、灰色和黑色收入,而民生则是劳心、劳神、劳力之事。

    当年邓小平说:“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那么今天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最大的政治。

    为什么?今天就发展论发展已发展不下去了,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保障发展的成果落到改善民生上,这就能扩大内需,经济才能持续增长。不仅如此,民生改善了,社会分化缓和了,社会就稳定了;民生改善了,不满情绪缓解了,政改就能顺利推进了;民生上去了,文化服务均等化了;民生上去了,生态环境就改善了。所以, “保障和改善民生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改革要紧紧围民生这条主线推进。

    这就涉及执政理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所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定位是“实现幸福中国”,即以民众幸福为目标、以改善民生为主线,推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全面改革。

    现在要搞“十三五”规划了,却从来没搞过“民生长远规划”,医疗、养老、教育等民生问题是要系统化、制度化、目标化解决的。现在的五年规划,是发展规划,其中民生也有一章,大都是定性、不定量的,什么逐步、健全、覆盖,无法考核。财政分配,先保政府开支,再保重点项目,民生永远放在最后,于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美其名曰一年办几件实事,零敲碎打、贴膏药,弄成养老五轨制,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企业、城镇、农村都不同,而且差距百倍。政府公务员有养老金8000元以上的,给农民养老金只有80元。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养老制度。如果不系统化、制度化、目标化来解决,采取给农民一年加多少的办法,到哪年能解决?在发展第一的执政理念下,忙发展、忙招商、忙项目,民生哪顾得上?

    日本的经营之神稻盛和夫用了一年时使频临破产的日本航空扭亏为盈,他谈到经营秘诀时说:“只有把员工的幸福放在第一位,大家团结一心,经营者与员工的心灵产生共鸣,企业才能走出困境,才能获得健康发展。”“许多人认为,企业的经营,最重要的是确立经营的战略,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公司风气和员工的意识。也就是说,如果每一位员工都能够以自己的公司而自豪,都能够发自内心地为公司服务,那么这一家公司就一定会发展得很好。相反的,员工成为批评家经常批评自己的公司,那么,这样的公司就一定会破产,经营者再努力也好不起来”。

    今天我们的民众能够以自己的国家而自豪吗?相反成为了批评家,经常批评、理怨政府。把民众的幸福放在第一位,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对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目前陷入的困境与危局,说到底是背离了这个本元,所谓深化改革就是要从理念到制度回归本元。

 

 

 

 

发件人:union<union10000@gmail.com>(由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NULL.NULL>+时 间:2014年04月22日 10:43 (星期二)

建议彻查房县豪华办公楼“面子”背后的腐败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14-4-22

    中国各地政府及各部门的豪华办公楼蔚为壮观,成为各个城市最漂亮的建筑,甚至成为各地的“面子工程”。

    湖北省十堰巿的国家级贫困县房县花上亿元顶风违规建设占地120亩的超豪华政府楼,被说成是为了全县的“面子”。一棵树几十万元,其中多少腐败,也是为了“面子”?笔者在十堰市到处可见政府以及各部门的豪华楼堂馆所,目前也正在顶风兴建市疾控中心豪华大楼、市城建服务中心豪华大楼大概也是为了“面子”?

    据政府人员说:十堰巿政府负债500多亿,仅茅箭区债务150亿,而该市财政收入仅100亿,茅箭区财政收入仅10多亿。该巿房地产开发几近疯狂,大量楼盘空置,一片又一片黑楼鬼城,难怪十堰巿被称为全国十大房巿危城。但十堰市政府为了GDP和政绩,即使房子卖不出去,仍然鼓励开发新楼盘,不顾政府信用,拼命举债建设,欠民营企业巨额债务超期不还。而且政府不允许房地产商降价,否则楼市将全面崩溃。

    新楼无人购买,却遍地开花,堪称十堰奇观。十堰市很可能成为中国房市、地方债、银行坏账综合危机的最早几个城市之一。

    为了“面子”,为了政绩,某些官员就可以透支当地几年乃至十几年的财政收入,竭泽而渔,请问:到底是为了谁的“面子”?贪官的面子还是老百姓的面子?据十堰民众向笔者透露:某区领导被老百姓称为“南霸天”,今年年初废除某工程招投标结果,违规违法直接把工程给了亲朋好友;另一区领导不经招投标,做了上百个岗亭,每个岗亭数万元高价采购,规定每个小区都要安装,安装完即成为废物。这些岗亭大概也是官员的面子工程吧?

    老百姓的面子应该是漂亮的学校、基层医院、农家房屋,绝不是政府办公楼!在许多发达国家,每到一处,最漂亮的往往是学校,最简陋、破旧的往往是政府大楼,别说发达国家,就连发展中国家古巴也是如此。

    目前中央政府正在大力开展反“四风”运动,太及时了,对于追求贪官面子的地方政府必须问责,对于主要领导必须撤职查办!

    房县豪华办公楼事件一出,十堰巿纪委马上表示严厉查处,但是全国人民都知道那是“做做样子”,笔者接触的政府内部人员也称是“作秀”,“老子查儿子,哪不明摆着是骗全国人民吗?”据称,该楼的建设,巿领导早就同意,而且工程大多给了亲朋好友。所以,笔者强烈建议湖北省纪委甚至中央纪委派团去房县彻查豪华办公楼背后的腐败,同时也该调查一下十堰市正在顶风建设的其他豪华楼堂馆所。

 

 

 

思考未来十年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创新

中国绿色实验室创始人 包宇 

2014年2月

    过去5年,因为工作背景和个人兴趣的关系,我得以和北美,北欧,以色列等地的一百多家机构,包括科技创新型企业,投资机构,和政府部门,开展了合作交流。在国内也因为承担科技部等部位的研究课题和和组织国际交流论坛,体会到国家对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迫切愿望。

    “创新”可以从三方面来看:即创新的规律,创新的动力和创新的主体。

    (一)创新的规律,即对创新本质的认识。

    90年代末国家领导人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不断进步的灵魂”这个论断后,“创新”一词被大量使用,但是对于“创新”的本质是什么?人们探讨不多,当然这也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命题,到目前为止,我看到最好的一个论述是前任瑞典国家创新体系署主任在一篇论文中提出来的,即“创新离不开研究,研究是将财富转化为知识,创新是将知识转化为财富”,这个论述似浅实深,在欧美政经各界得到广泛认同,成为很多政策和法案的理念基础。

    我觉得这个论述对国内的借鉴意义很大,体现在几方面。

    第一,这是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维框架,创新的起点和终点都和财富的使用和创造有关,凡是能将“知识转化为财富”就是创新,就是新兴产业,但真的要将“知识转化为财富”落到实处,就会发现对法律,知识产权,财政资助,大学教育等方面诸多提升的需求。我们国内真正依靠知识创新财富的企业还很少,但欧美先进企业都基本都是在不同程度基于这类商业模式运作的。

    第二,前沿的,科学的,深入的“研究”是创新的基础,是源头活水。我们国内认识上有不少误区,比如认为“创新”是一种发展冲动,“创新”主要取决于胆量,取决于突破现有框架,比如认为“创新”主要是观念层面的,不考虑需要大量有效的知识筹备的支撑,又比如将“研究”和“创新”划等号,认为拨款做一些新研究课题,就等同于支持了“创新”。

    第三,“知识”是创新的核心要素,但“知识”不仅限于科学技术知识,很多社会人文知识,也是“创新”的来源,比如金融业就是典型的知识经济产业,对一个市场,行业,乃至国家发展变化趋势综合分析把握能力,在金融投资活动中的地位甚至比电子工程技术在IT行业中的份量还重。而且从欧美发展历程来看,知识经济和第三产业的核心是金融业,因为只有金融业的直接融资服务,才能推动对创新创意,传媒文化,以及各种服务业的投资,以传统银行信贷为主的,要求抵押担保的间接融资是很难提供这种支持的。

    “创新”一定是面向未来的。对任何竞争来说,最大的优势是先于竞争对手把握未来,正是因为要在不确定的未来,获取确定的成果,所以创新需要研究的基础,任何“研究”的本质是为了获取对确定性的把握,不管成果是自然科学知识还是人文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创新”不是用来急功近利的解决眼下问题的,对于个人,企业,乃至国家来说,很多当下迫切的问题,其实解决的办法是很清楚的,主要起决于解决问题的决心

    (二)创新的驱动力,即为什么要创新,为什么会有创新。

    在现实层面,目前国内有资源和意愿推动“创新”的是主要各级政府和一部分企业。政府对“创新”的考虑,还主要是从经济增长来看的,往往落实到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打造新的产业高地,少数观念比较前沿的政府机构,会考虑提升构建投资发展环境,为此,各级政府一般通过安排财政资金,来直接推动某个具体项目或课题的开展。企业层面,推动创新的方式,绝大部分体现在安排投资,上新产品项目。

    以未来十年的视野来看,这种模式有很多问题,需要改进。

    第一,政府和企业都很难准确的预设面向未来的“课题”,这个问题在过去已经被大量讨论了,所谓政府的产业规划,其实具体到一个经济开发区,往往本身和上级政府的投资规划,或者外部产业转移的意向有关,无关所谓“创新”,而在中国经济从外向型到开放型,从外贸到内需转型,从政府主导到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今天,这个外部环境已经不存在了。

    第二,政府和企业都是“供给方”,“供给方”在“创新”中,是一个环节,但不是全部。这也是国际上,对“创新”规律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互联网时代,“需求方”,即社会大众,在好的“创新”中,越来越体现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即使在国内,在诸多新兴企业的快速发展中,已经充分体现出来。有两个例子,都已经引起从中央领导到社会百姓的广泛关注,一个是中关村的小米手机,成立三年,销量已经过千万台,公司估值超过成立30年的通讯上市龙头企业中兴通讯,而其自身既没有手机生产线,也没有社会销售渠道,手机的设计研发,销售和用户服务,都通过互联网完成。另一个例子是杭州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互联网金融服务用户在其互联网账号中的资金,可以实时存取于“余额宝”理财项目,年化收益大大超过活期存款,成立一年,吸收资金规模超过3000亿人民币,成为国内最大的理财基金。

    第三,如果说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意味着“需求方”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实际上意味着,符合社会整体价值导向和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才是“创新”动力的真正来源。我认为无论政府和企业,只有真正认识并落实这一点,才能推动经济转型发展。例如消极的方面环境成本没有体现在追求GDP发展的过程中,以至最终导致众多城市的大面积严重空气污染,积极的方面,随着城镇化,人们对衣食住行和精神文化生活方面,会有很多新的需求,满足这些需求,就是企业创新的空间,而这些机会,都是难以通过政府的规划,或者企业过去的投资方式来推动的。

    也有很多创新,并不完全基于技术和商业,即“社会创新”,即通过一种模式机制的设计,以社会的力量,来解决社会的问题,也非常值得重视。

    很多世界五百强企业都是面对全球消费者的B2C企业,但中国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或面向机构型客户的B2B企业。这某种程度上暗合了国内过去发展模式的痕迹,一个企业,如果是面向全球消费者的,一定就要深入研究消费者的需求,并和其他对手开展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一个能面向全球消费者的企业,总是比一个面向机构客户的企业,理论上有更大的市场机会和发展空间,因为机构和组织的需求差异性和客户空间,肯定不如作为个体的人的空间大。

    (三)创新的主体,即谁在“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

    理论上,行为实践符合本文前述的分析的“创新规律”,利用前述的面向社会价值导向的“创新动力”的理想主体,同样,反过来看,目前的政府部门,企业,大学,研究单位,离这样一个状态,都有相当改进的空间。目前我们的政府部门在规划推动一个整体性的创新战略时候,落脚点往往过于具体到一个产业,一个区域,甚至一个产品的层面,例如光伏;企业在推动创新过程中,大部分缺乏研究和研发的支撑,创新成为一个产品项目行为,或者大部分企业,对管理创新,产业链创新,发掘客户需求的创新重视不够;对大学和研究机构,对于输出成果,过于注重数量指标评级,例如论文和专利数量,不是从“有价值的知识”这个角度来衡量的。

    这也是我和同事们发起GreenChinaLab绿色创新实验室的初衷。

    2008年初,因为我在天津滨海新区负责所在集团的大型综合园区投资项目,市政府邀请我为市领导介绍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趋势,继而天津市信息化办委托我牵头负责“无线天津城域网”项目的总体规划和设计。这在当时,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比较前沿的课题。我邀请了来自企业,大学,政府机构和国外各方面的专家进行了分析研讨,我们发现建设一个物理的网络,并不是实现市政府目标的核心,关键在于为市民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服务,而在“政府网”这样一个框架下,优势在于政府各部门开放资源,特别是长期积累的,对市民有帮助的各类公共数据资源,整合形成各项便民服务。由此,项目定位,我们也更新为“天津滨海新区信息社会创新计划”,获得了有关领导的高度认可。

    在推进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和来自欧盟各机构的专家开展了交流研讨,当时他们对中国也在进行这样的项目感到惊讶,邀请我参加了2008年7月份,在赫尔辛基经济学院CKIR“知识创新研究中心”召开的年度论坛,并应邀介绍了中国的情况。之后欧洲朋友,邀请我们作为中国第一个代表,加入了“欧洲创新实验室”既ENoLL国际组织。这个组织是欧盟支持的三大面向未来的创新组织之一,专注于推动社会化的,以人为本的创新实践和研究。其理念是,让社会社区成为创新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非仅仅是被动接受者,从而本质性的提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

    GreenChinaLab团队主要推动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持续的分析研究国际创新趋势,以及和国内未来的结合点;第二是承担了若干项研究课题;第三是面向未来国内社会需求,探索中国资本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投资的机遇。

    深感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大转型的时代,随着中国基本完成大型城市和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社会在各方面都会出现新的需求,中国从以物资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也必将转型为以内需和服务业为主的开放型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唯有积极提升整体知识创新水平,才能保持经济长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而在经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国内也具备了落实“创新驱动增长”的人才和物质基础,各类创新型的机构和企业将在这个过程中做出重要的贡献。

    GreenChinaLab是独立创新和投资趋势研究中心,是欧盟ENoLL组织第一个中国成员。
 

 

 

上届十年的反思?

爱龄

2014-04-10

     前10年胡温奉行极端的不作为主义和经济GDP主义,留下了很多烫手山芋。

    一、这10年,没有认真严肃地着手治理腐败,反而还形同放纵腐败,10年来腐败已成了官场主流,尾大不掉了。

    二、各级政府机构本就一直臃肿重叠,这10年不但没精简,反而到了失控地步,地方政府想怎样设立机构就怎样设立,家族集体掌权,买官卖官,啥都能畅行无阻了。

    三、三公消费挥霍掉的资金十分惊人,如果按一亿60岁以上的农民每月领55元养老金算,一年挥霍的三公经费足够给全国老农发10年养老金。

     四、世博、奥运虽然长脸,却耗费了太多经费;各地的并无必要的超宽阔超豪华政府大楼、路桥基建、特别是高铁,远超实际造价的投入,把各级财政掏出了一个个大窟窿,这些本可以不开支和可以少开支的钱,汇总起来足可以彻底解决老少边穷地区的教育和交通,可现在还有太多山区孩子在用土坷垃当课桌,好些学校还在靠境内外民间义士资助,无论城乡的幼儿园都成了家长的吸血机,很多还算不太穷困的地区供孩子读大学成了狗舔烫油锅的痛苦选择。

    五、在片面“城市化”目标的引导下,各地的招商引资和工业园,在这10年里迅猛扩张,而且全部是在中心城市四近占用最宜现代农业的平地良田,形成了山丘田土大面积荒芜或半荒芜,平地良田急剧减少,自然环境严重破坏的局面,严重透支了后人的饭碗,种下了“无粮不稳”的隐患。

    六、特别是这10年的房地产政策,更是为下一届丢下了一个连锁效应极深极广的难以收场的特大烂摊子,中国经济因这10年的房地产,已经严重畸形了!

    七、这10年,国企的垄断运作和改制,掏瘪了全国人民的腰包,导致了大量国资流失;各大银行向外国出售的银行股,使国家经济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而天量购持美债、两房债券,又让太多的中国人的钱成了镜花水月,这些钱要能用于国内民生和国防,该办多少事啊!

    八、这10年,为了国际关系,为了国际声誉,免除外债和对外巨额采购,不但用掉了太多的钱,还培养了外国对中国的“用钱依赖症”,以后在国际上都很难打点了。

    九、重叠、沉重的税收制度,已经让民营经济苦不堪言,再加上房地产的夹击,民营实体经济正在一年年衰弱下去,中国经济的后劲实在堪忧,

    十、奉行了多年的出口退税政策,早已完成了换取外汇购买现进技术和设备的使命,而这10年竟然仍在奉行,让中国人为外国人献血打工,形成了损内益外的出口财税政策。

    十一、这10年里,已20年无人过问的农田基本建设,除了地震后因安全问题而得到维修的病险水库外,农村水利、交通问题一直是政府工作的盲区,而“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期限已满,却没有对“满30年”后的农村政策作出任何改革,一国的根基产业前途迷茫。

    十二、全世界大都公认有害的转基因粮油,这10年被大力推广,为国家民族的未来布下了巨大的阴影。

    十三、面子思想,政绩取向,眼前利益,短期行为,使得全国城建都顾上不管下,这10年连连发生的城市内涝,向亿万市民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敲响了警钟,同时为治理大面积的已修好的建筑排涝病患,留下了普遍性的难题。

    十四、这10年从不改变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使中国成了全球少有的屡受周边国家挑衅领土主权的大国,中国城了各国都想啃一口的唐僧肉,为下一届保卫国家主权和外交工作留下了种种隐忧和难题。

    十五、这10年完全有条件废除实在早就应该废除的、万恶的城乡二元化户籍制度,然而这10年似乎忘了这回事儿,这10年里,继续制造着不公平,啃噬着几亿农民的自尊,掠夺着农民的利益,全方位地吸食着进城务工农民的血汗,制造着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阻碍着社会和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这项沉重的历史遗留问题,无疑又推给了下一届。

    十六、这10年里不仅没有废除任何一项专事制造不公的双轨制政策,没有切实有效地解决全民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失业保障、殡葬等关乎国民福利的问题,尤其是遭到全民声讨的“双轨制”,“双轨制”产生与1993年硬说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连逃避责任都没想好出处?难道还要责怪到毛泽东时代吗?被迫的磨磨蹭蹭纠正“双轨制”却又不敢指明其错误的实质,不知到底是真纠正还是假纠正。连全国人民和主流媒体全都警觉到了的人口老龄化、劳动者后继乏人等强国第一要素的人口问题,竟麻木不仁,10年里从未调整过计划生育政策,给下一届又留下个大难题。

    十七、对百万退役军官被剥夺干籍20多年的问题“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临下台前又搞出了个“国办函”,20多年的“解困”政策“换汤不换药”地翻版变成了1+1政策。这等于鼓励百万退役军官继续维权,同时又给下届政府留下了一个“烫手山芋”。

     十八、这30年来,贪官和富人出国定居、钱移外国,并不鲜见,但不成主流,而这10年里,特别是近几年,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可以说中国被弄得 “人财两空”了,难道不是下一届的一大麻烦事吗?

    十九、农业极不平衡、满目疮痍、明天能够否吃上饱饭,就不再说了,其他如国家矿产资源失控,无序开发和无序出口资源,寅吃卯粮,矿难不断;垄断国企天价垄断市场,和房地产一起,吞噬着国人内需;地方政府只剩下了卖地、招商和搞基建的本领,极少有官员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阴影日浓;严重畸形的房地产一旦崩溃,银行和上下游产业链都要大受其累;在十面埋伏的危机中,民营实体经济日渐衰弱;资金乱用,超发货币,导致通货不断膨胀,民生日益艰难;社会道德全面下滑,黄赌毒骗异常猖獗,百姓怨生载道,绝大多数国人都觉得没有幸福感、缺乏安全感……

    值得欣慰的是新一届政府看清了中国现状,把治理腐败,环境,企业转型,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但愿几年后强大的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

 

 


 

发件人:郭园园<mutou0815@163.com>(由 zdjun@263xmail.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4月23日 10:34 (星期三)

读者来搞

党中央并习近平总书记:

    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认为目前应围绕三件事开展工作,第一是要把现有财富分配好,包括现有财富和当年财富。居民的存量财富已很不公平,相当一部分来自违法,如:小产权房不交税,一些企业少交税费,一些权力人黑色收入很多,一些居民不劳而获大量收入等。财富分配不公,已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不满意,因此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要清理存量财富,把违规收入清理出来,收归国家,首先要清理房地产。二是实行财产税,把不劳而获的财富大部分收交国家。三是调整当年国民收入分配办法,取消不劳而获部分,用制度限制灰色收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四是实行城乡内外一体化政策,让劳动技术挣钱。

    第二是要降低物价,把各种物价降到合理水平,群众最不满意的除了收入不公外就是物价上涨过快,目前我国的收入水平居世界中下水平,而物价可居世界高位。如,城镇住房价格高出成本三分之二以上,一般居民三十至四十年劳动才能买一套普通住房,百元以下消费品价格高出成本五分之四,群众对此很不满意,因此必须解决。首先解决土地垄断,把土地收益收归国家,二是用制度解决腐败问题,解决腐败的第一制度是解决会计制度,让权力不敢要钱,会计制度规定规定收入及支出必须实行实名制,出据者必须保存账本备查,否则不能入账。三是管好垄断企业价格,国有垄断企业工资不能高于公务员工资。

    第三要解决居民福利的公平问题,福利不公平已超过收入不公平,福利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如住房,城中有宅基地房屋者一日之间可变成几百万几千万富人,进城者一生劳动收入不够买一套住房,一样中低收入者有人住公房有人住福利房,还有人需购买商品房,有人住房公积金一年几万元,大量的人很少或者没有,有的人一年医疗费消费几百万元,有的人因无钱治病提前死亡,义务教育学校教学质量差距很大,一般家庭进入好学校需要数万元。养老金差距也很大。群众对此很不满意。因此必须解决。首先实行城乡居民、工人、干部一体化政策,不搞特殊,二是住房是居民的大头,国家要制定公平的政策,解决空房及小产权房,就能解决公平问题。三是医疗要 公平。免费医疗证和比例医疗者要公开,免费者谁免费谁拿钱,教育差距很大,好小学与差小学差距大,必须解决,教育医疗由中央,省级两公平举办,一到县级,不公平就会出现。

    要解决好这三件事还必须要群众参加,无论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的执行,都要让群众参见,群众已参加这三件事就可解决好,劳动者积极性就可大幅度提高,大量已出国的人员就可回国,科技创新的高潮就会到来,国民经济就可持续快速发展。

    此致

敬礼

山西省潞城市农经局

郭晨野

2014-4-12

 

政治

 

大军网编者按:中国目前出现的如其说是习李政治,不如说是习王政治。这一对搭档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值得关注。

中国的习王政治

斁韦

2014-03-29

    周永康一案虽一直悬而未落,但所有人都知道周已经是瓮中之鳖,只待揭蛊。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近日三峡集团董事长、总经理齐齐被免的消息又展现出中共意图在电力领域打“大老虎”的意图。

    这些在胡温时代民众想都不敢想的反腐动作,不仅让舆论惊叹,也使得中共党内进一步了解习近平的政治勇气和个人能力,这其中就包括王岐山。据极为接近高层的消息人士透露,近日王岐山在与某国企老总私下交谈时,由衷地感叹(习近平)这个老大让我心服口服,我只要踏实做事就可以了。

    这句话流传出来之后,据悉一些熟悉王岐山的人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在他们眼里,个性张扬的王岐山一向是个自信于自己的能力的政治领导人,甚至有些自视甚高,谁也看不上,很难对一个人心悦诚服。而从他嘴里说出这番话,也表明习近平的政治能力确实让他折服。不过细想也在情理之中,两个人都有着相似的家庭出身,都是从底层做起,熟悉民情,喜欢单刀直入不说空话套话。习近平性格是外柔内刚,王岐山脾气是雷厉风行就像军火库,这也决定了两人的搭档会极为默契,如同“钢铁公司”。

    王岐山略带恃才傲物的性格和不按套路出牌的工作方式,在过去两年间也被中国民众看得一清二楚。早在十八大上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之时,与王岐山共事多年的好友黄江南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王的思路不落窠臼,他很多事情的做法想法,不按官场的思维来……中国的官僚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个岗位上应该说什么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说,都是有规矩的,每件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官场其实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这套规矩是最安全的,也是最落俗套、最不用费脑子的,但王岐山一定不按这个套路。从中共反腐方面的做法也证明事实的确如此,如建立中纪委网站、开展巡视组工作等。

十大人物之王岐山

    不过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今年3月份全国两会之时,王岐山当着所有代表的面批评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当时王儒林正开始念一份显然是早就准备好的稿子,这时王岐山打断了他,要求他“讲短点!”当王儒林回答说可能短不了之后,王岐山生气地说,“你说话肯定是说我的发言如何重要”。王岐山接下来说,“我刚才又没稿子,你怎么知道并事先打印出来那么多呢,这不是形式主义么?你不用念了!”中共高层领导很少会当着其他人的面指责另一位高层领导,尤其是以这样一种唐突的方式,足见王岐山毫不给人留情面的性格。

    这一批评似乎相当恰当,因为国家媒体新华社随后报道称,王岐山发言的重点是要求强化党内监管、改善党内工作作风。但就是这样一个性格桀骜、能力很强的中共官员,却表达出对于习近平的“心服口服”,从中也足见习近平个人的政治能力。实际上,同样出身红色家庭的习近平与王岐山关系一直很好,两个人的友谊甚至可以追溯到早年同在陕西上山下乡之时。据陕西省延长县作协主席张思明采访习近平的文章记述,他曾为写作习近平在延安插队的经历,前往延川县梁家河采访,并于2002年赴福建拜访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他曾听习谈起,下乡初期,一次从北京返回延川,因路途遥远,先到了冯庄找王岐山借宿一夜,两人合盖过一床被子。当时习带着一本经济方面的书,却让王岐山留了下来。

习近平的“手”和王岐山的“鞭子”

    在2012年两人携手共同进入常委之后,当时斁韦就认为,围绕十八大这一路线精神,中共正在形成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强有力的三套马车,为习保驾护航。其中的一套就是“习王反腐体制”。作为上任之后的第一把火,两人联手添柴,让这把火烧得漫天赤红,延及整个官场。且不说这两年间多少苍蝇落马,单是打掉周永康这只“老虎”就足以使两人被后人频频提及。

    早在2013年王岐山推动金融领域反腐之时,就有知情人士透露,王岐山之所以能够如此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习近平对王岐山的绝对信任,甚至可以说,目前在反腐败尤其是金融领域的反腐败问题上,习近平已经全权交付王岐山,不作任何干涉。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习近平的支持,王岐山很难有这样的政治能量做这样“翻天”之事,或许这也是习为何让王心服口服的重要原因。

    王岐山在表达对习心服口服的同时,还说到了“自己只要放手去做就可以了”。王岐山曾在上任之初向纪检干部们提到了《纸牌屋》这部美国政治剧,消息称,王岐山在提及这部美剧时,非常重视剧中“党鞭”这一政治角色。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王恰恰就扮演着中共这个党派的“党鞭”角色,警示党内官员要遵循党纪,保持队形。但细细想来,王岐山如果以“党鞭”自喻,而习近平就是挥舞党鞭的那只手。如果没有鞭子,赤手空拳难有作为。同样如果没有挥舞的手,鞭子也只能静静地躺在那里,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习、王搭档,自然是顺手至极,也无怪乎王岐山能够发出那样的感叹了。

出身、经历、性格决定二人搭档默契

    习近平、王岐山两人搭档为何能够如此默契?有观察人士表示,这要从两人的出身、人生经历和性格方面来观察。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勋之子,王岐山系另一位在中共建政后担任重要角色的元老姚依林的女婿,共同的家庭出身、相近的年纪,决定他们在政治动荡的年代受尽苦难,曾一度亲身活动在中国大陆社会的最底层,接触过真正的劳动人民。

    此外,习近平从河北正定的县委书记做起,王岐山则是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开始仕途生涯,两人自然对于民情艰辛,对于大小官员的种种手段知根知底,这也都决定了他们在此后的行事作风上养成了不说套话、不说空话的习惯。这也是为何王岐山能够直斥王儒林发言不要念稿,为何习近平能够说出“小康不小康,关键问老乡”这样的“大白话”。

    可以说,看上去敦厚的习近平,在性格上实际是外柔内刚,就像当年毛泽东评价邓小平那样,是一个“钢铁公司”。而王岐山的脾气则从里到外都是雷厉风行,说一不二,更像军火库。大凡中国人交往,很是讲究对脾气一说,习王二人无疑就是极为对脾气,配合也就自然默契了许多。从今天来看,即使是那些一直用“权斗”思维来看中国的人来说,习、王二人都是一党,足见二人的默契已经显露在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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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革命取决于社会分化程度

中国社科院 黄纪苏

2014-04-18

  【编者按】4月12日,解玺璋作品《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举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剧作家黄纪苏、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学者秦晖、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等学者齐聚一堂探讨“中国往何处去——梁启超和他的自改革”。剧作家黄纪苏认为“竞争导致分化,分化走向垄断,垄断终结竞争,这是社会兴衰循环的常轨。走到第三阶段,社会就变得腐朽,失去公平,失去合法性,又需要改良或革命了。中国的革命,不妨从社会和阶级的角度想想它的前因后果。”以下为黄纪苏发言实录:

  辛亥革命最多算非典型改良

  黄纪苏(剧作家):我想解玺璋先生之所以写这部书,是因为近代史是中国当代何去何从最重要的一个参照,我对近代史不但没有专门的研究,阅读也非常有限,虽然社科院近代史所就在我家隔壁。

  从上世纪初到1980年代大家也都是谈论梁启超的的思想,但2000年以来社会上对梁启超似乎还有另外一种谈法,那就是谈这位近代名人的著名儿媳妇林徽因,谈她主持的著名沙龙,谈她周围的著名男人,总之,谈的是一种“贵族”人生的样板。当代中国产生对“贵族”的需求,大概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沿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一路走来,开始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富起来后一方面要上层次,也就是讲究,甩掉“大金镏子”、“农民企业家”之类的粗放形象;另一方面就是希望天长地久、长宜子孙,到手的东西“神圣不可侵犯”。这两样东西“贵族”这个词都准确地包含了。于是《格调》、《上海的风花雪夜》、《上海的金枝玉叶》、《最后的贵族》、《张氏姐妹》、《民国四公子》、《红色贵族》等书风行一时,快成“贵族”和想成“贵族”的人手一本照着勤学苦练;于是政治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一路走高。梁家儿媳的“贵族”沙龙就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修葺一新、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重新立起来的。

  梁家“贵族”生活的奠基人当然是梁启超了。梁启超的上辈可不是什么“贵族”,1980年代出版毛主席岳父杨昌济的日记,其中某日就有用梁任公也是农家子弟的例子勉励“毛生”自强不息的内容。估计梁任公父辈也就是个小地主吧,这个我没查过,但肯定不是世家。

  去年秋天朋友邀我去天津,说有梁启超和李叔同的故居,我说咱哪儿不去就去这俩地方吧。梁启超故居有两栋西式洋楼,最先只有一栋,是辛亥革命后两三年盖的,后来又加盖了一栋读书办公的,即所谓的“饮冰室”。梁启超不是商人也不是职业政客,我相信他的怀抱志向也尽在苍生和学问。但这样的豪宅还是让我一惊,我想它对于近代思想史以及近代社会史其实都是有价值的:财富向一部分人集中的速度怎么这么快呢?

  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是主张改良不要革命的。但社会上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少数人,其财富爆炸式的增长,这可跟磨磨蹭蹭的渐近改良不是一个节奏啊,跟革命倒是一个节奏。

  我过去看民国老照片,发现老百姓全都黑不溜秋的,名符其实的“黎民”,我原来还以为是照相器材的原因呢,但再一对比同时代的照片上的“民国范儿”如林徽因陆小曼徐志摩,一个个都挺白净的,看着跟绝大多数中国人分属两个不同人种似的。社会两极化成这样,革命不就是呼之欲出了么?

  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是剧作家,“家”谈不上,但我的确写过几个剧本,其中《切·格瓦拉》最后一句是:“我在想,革命是不朽的。”其实我也经常在想,怎么才能避免革命。我希望能够为革命釜底抽薪,而不为革命扬汤止沸。

  解先生这本书讲的是辛亥革命之前的那一段,他为中国错过立宪改良、走向辛亥革命而惋惜。其实,很难说立宪改良没成功,也很难说辛亥革命就是革命。在我看,辛亥革命就是立宪改良的成功。武昌这边炮一响,北京那边袁世凯向孤儿寡母一皱眉头,不就基本上“和平转型”了么?全国没乱多少天,人也没死多少个,虽然“虚君共和”没戏了,但对皇室的优待写进了约法,民国的阁员时长进宫给逊帝下跪,遗老遗少在上海天津的租界里诗酒风流,日子过得相当不差,这能叫革命么?应该叫非典型改良吧。

  问题不在于辛亥革命断送了宪政改良。问题在于宪政改良完成之后又发生了革命——从1927到1949年的大革命。这场革命有很多内外原因,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部原因是社会资源的分配太不平均了。记得1980年代翻阅丁文江编撰的《梁任公年谱长编》,1927年南方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梁启超跟他的孩子通信谈到这些,说这是流民(游民)在闹事。

  中国是否革命取决于社会分化程度

  刚才王焱先生说了一个观点:中国没有地主。对此我有一点不同意见。王先生可能是说中国并非阶级分化多大的社会。这要看怎么说了。自周秦之变以来,中国的社会流动的确比较快,财主不三代,穷人不到头。很多人,包括梁漱溟和早期毛泽东,都持这种观点。但阶级固化的程度不高,并不等于阶级分化的程度不高,循环的速度快些而已。每到大灾大荒之年,豪强大量购进土地,大批自耕农沦落为佃农流民游民,这些无地农民小则打家劫舍,大则起义造反。

  前几年我到四川大邑参观刘文彩的宅子,太奢华了,完全可以成为当今土豪“上层次”的样板房。院里有一幅楹联把“既富且贵且寿”的主人姬妾成群的生活描写的十分生动,我用手机拍下来了:“花泉成园,喜燕小莺娇,红杏墙头春意闹;神仙有窟,看云迷月澹,蓝桥路指密情深。”

  最近任志强他们鼓吹“乡愁要有乡绅”,我这算是替他们提供点乡绅的信息。刘文彩家财富积累速度也是爆炸式的,一代人之间,就集聚了几十万亩土地。靠的什么,院里还有副对联其中说得明白:“大展经纶,由商而政而军,扶摇直上”——这简直就是刘汉刘总和谷俊山将军的二合一了。他一家几十万亩土地,那么会有多少家自耕农沦为佃农、流民或游民,一加减乘除不就出来了么。

  梁启超先生当年正确地指出了革命的社会基础是流民(游民),可惜他没接着指出流民的主要成因在于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而不爆发革命,那只可能是蜜蜂的社会结构,而不会是人类的社会结构。今天很多人一方面穷奢极欲,争当革命的病因;另一方面又对革命的病状愁眉苦脸,赖这个赖那个,实在是可笑。更可笑的是他们认为革命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一大群傻子遇上了几个骗子或疯子。也许那几位真是骗子或疯子,但问题是那一大群傻子为什么跟疯子傻子走而不跟你走呢?再说了,谁比谁傻呀。无论是“打下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还是“分田分地真忙”,解决的都是食、色这样的基本人生需求,不糊涂啊。

  我非常望中国够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完成政治和社会管理的现代化转型。但革不革命,不取决于你希不希望,取决于社会分化到什么地步。

  我承认,人是希望社会分化的,希望自己出人头地,挣得比别人多、混得比别人好,这的确是人性。但不希望比别人挣得少、比别人混的差,这也是人性,是同一人性硬币的另一面。

  1980年代大家都觉得自己有可能在社会分化中胜出,于是人性的这一面大行其道。但19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社会分化得几家欢乐几家愁,而且后面追上前面、下面替换上面的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不畅通,

  这样人性的另一面就出来了:凭什么好处都被你们哥几个得了,钱都被你们姐几个捞了呀,而且还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拆二代的没玩没了?!

  竞争导致分化,分化走向垄断,垄断终结竞争,这是社会兴衰循环的常轨。走到第三阶段,社会就变得腐朽,失去公平,花光了合法性,就又需要改良或革命了。中国的革命,不妨从社会和阶级的角度想想它的前因后果。


 

 

中国的前途不在台湾在大陆

----台湾学界大佬对中国大陆的客观认识

台湾大学教授 颜元叔

在亚美学堂的演讲

2014-04-12

     打开天窗说亮话,中国的前途不在台湾(什么叫做“台湾经验”?可笑!),中国的前途不在港澳,不在海外华人,不在舔洋人后跟的学运民运小丑,中国的前途在中国大陆,在那13亿心含“鸦片战争”之耻,心含“八年抗战”之恨的中国人身上!

     他们的衣衫褴褛地制造出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他们蹲茅坑却射出长征火箭和载人飞船,他们以捏泥巴的双手举破世界纪录,他们磨破屁股夺回整打的奥运金牌,他们重建唐山而成联合国颁奖之世界模范市……同胞们,他们为的是什么?没有别的:他们爱此“中华”,他们不能让“中华”再陨落!

     为什麽美国人那么爱美国,为什么日本人那么爱日本,为什麽有些走向“世界公民”(可笑的痴梦!)的中国人就不爱中国?爱中国,不再只是口号,不再只是情绪,而是要像大陆50年,苦心孤诣胼手胝足,不仅流汗甚至流血地干,干,干!把大庆油田打出来,把北大荒垦出来,把葛洲坝拦江筑起来……难以屈指的各种建设,无数的建设,把中国建设起来,这才是爱中国!

      而中国已经被热爱了50年;她将继续被热爱,被那群建国者,真正的建国者,所热爱(我手边这部大陆编《新英汉辞典》,这部大陆版《辞源》,编得如此周全,印制如此精致,细小的铅字用放大镜看都划划清晰,而且从来没有看到一个错字:我为他们的心血表现而发抖!而我们台湾,50年来,哪部英汉辞典不是翻译剪贴日作!惭愧哪,台湾经验!)。

     他们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

    大陆上的人说,他们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痛心的话,悲痛的话,却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话。试问:不是一辈子吃两辈子的苦,一辈子怎得两辈子甚至三辈子四辈子的成就?50年前中国落后西方百年,50年后还落后10年20年(基础科学若干部门已与西方比肩,甚至超前)。

     这不是一辈子吃两辈子苦成就的么?50年前中国参加奥运亦总是扛着零蛋回,50年后中国的奥运成绩已扬名世界。谁敢再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这就是“吃两辈子苦”的成就!

    我的老同学傅孝先留在大陆的姐姐,搞化学研究的高级科学家,52岁就死了,是活活地给研究工作累死的!累死,多值得的死!她不累死,千千万万的她与他不累死,中国科学怎麽迎头赶上西方!怎么出人头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建设文明文化也是要死人的??尤其是要“超英赶美”搞建设;而不“超英赶美”,永远跟在英美之后吃英美屁,中华怎么振兴,怎么出头?

     所以,50年来,中国大陆是“炼狱”。什么是“炼狱”?就是经过火的洗礼,能够升入天堂。中国过去50年的苦难,是“炼狱”的苦难,是有提升功能的苦难,是有建设性的苦难,是追求成就的苦难。

      就像你要考上台大而一年不看电影的苦难,程度不同,性质则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苦出头来的中国人,如今在人类中已经崭露头角了。所以50年的苦难不是负面的、消极的、毁灭性的;它是中国的大蜕变,政治蜕变、社会蜕变、到精神蜕变(现在的中国人不再是“差不多先生”,而是竞泳则争半掌之长,射卫星不出毛病的“精准先生”)。

     而我们在台湾,侥幸而不侥幸地躲过了这场“炼狱”的煎熬,50年隔岸观火躲过了这场火之洗礼。就个人的福利言,我们是幸运者;就重建民族国家的责任言,我们是十足的逃兵!我们就像肢体残障者站在路边,看着一队队的男女好汉走上战场,看着他们、她们的尸体被抬回来,或者看着他们、她们流血呻吟地爬回来,裹好创伤又冲上去。

      我们呢,隔岸观火;而他们呢?他们拼搏,他们打仗,他们打的是我们的仗,打的是150年来的民族复兴之仗,打的是为全体中国人争一口气的仗!而我们呢?我们还在讪笑他们的厕所没有门,讪笑他们的所得低,甚至视他们为仇敌!我们究竟是什么?一群没有良心的市侩?一群没有人性的畜牲?

     “中国之光”中国人共用

     然而,一个民族国家的羞辱,像雾一般落下来,无可取舍,你非承受不可(就算你入了美国籍,认同美国,为美国去中东作战;你若战死,你的仆告中仍然是“美籍华人”,而不会像别人一样成为“美国人”)!

       何必骗自己啊,昨日今日以及今后的三五万日,民族主义还都是当令的食品,不认同自己的民族只有做异族之奴。同理,一个民族国家的荣誉,也无可取舍,它会像太阳一样,你非被照射到不可。中国今后的光荣,苦尽甘来的光荣,你是无法拒绝而非接受一份不可,连反中国的中国人也将同浴于中国的光辉中! 

     这就是说,我们在台湾的中国人管你是台独、独台、或统派、或无党无派,一旦生为中国人,今后你将分得一份“中国之光”。虽然我们没有为这“中国之光”之诞生做出什麽贡献;无功受禄,我们实在太侥幸!侥幸之余,我们至少要“吃果子拜树头”吧?总不能吃了果子,又对那棵树冷嘲热讽或视之为敌吧。这是什麽样的一种肥心症,象皮病!

      中国的问题狠复杂,其实也狠简单,简单得只有一个字:干,干,干!多加三个字:苦干,实干,硬干。因为中国缺乏的就是成就,要成就只有干。干,说来容易做来难。个人想干,个人有惰性;团体想干,团体会涣散。 

    这时候,你自己摆脱不了惰性,就得有人鞭笞你;团体反侧於涣散,就得有人严加管束。其实,就像你考大学,你自己督促不了自己,就得有师长有父母在后面鞭策,甚至补习班鞭策也是应该,假使你想考上大学,而考上大学就是一切!就中国言,建设国家就是一切!於是,在中国的问题上,你就知道为什麽有集体主义之必要,社会主义之必要,权威专制之必要!

    当然,假使中国有1万年的悠闲时间来完成她的现代化,那麽一切慢慢来,随各人今天做一点明天做一点,1万年做不成,10万年总可以做成吧。可是,中国原已落后,而这是一个竞争白热化的世界,我们哪能悠闲!我们不仅要快,而且要比别人快;不快不足以竞争,不比别人快不足以超前,至少迎头赶上。

      这就更显出专制、集体、极权之必要!因为,只有这种精神,这种体制,才能团结一切的人,团结一切的意志,一切的力量,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处处攻关,力成大业。

      就算是西方人笑讽中国人是“蓝蚂蚁”,我们为建国却必须做“蓝蚂蚁”,必须是千千万万的蓝蚂蚁,像蚂蚁一般单纯一致,才能造就出比我们个人大千千万万倍的大堤坝。

      再造中华,必须是每个人捐弃一己之见,乃至捐弃一己之身,为的是中国这个大堤坝之建成。要讲求个人意志,要讲求个人欲望,个人利害,必然是蚁群四下溃散,永远建不成任何东西!而中国就是要建设,要成就。

     这就是为什么,为历史上此刻的中国,我胆敢高呼:反民主!反自由!反西方民主!反西方自由!抽象地说,自由民主绝非绝对之善;而落实在历史的流程中,对此时此地的中国,它们是相对之“恶”!因为,自由只会使中国涣散,民主只会使中国崩溃。

    有人也许会讥笑:中国人为何如何可怜,竟然承受不了自由民主之“福”!我要反问以这种西方价值为价值的人:自由有什麽了不起!民主又好在哪里!日本、德国的称雄,是它们的民主自由超过英、美?英国如今衰微了,是它的自由衰微?民主衰微?美国今日超强,是它的自由超强?民主超强?而美国的自由民主扩散开来,正好变成美帝国主义的原动力!

     不是烟草资本家有剥削的自由,台湾怎麽变成美烟的垃圾场!“鸦片战争”还不是一个君主立宪笃信基督的英国做出来的“撒旦之战”!而最重要的关键是:这些东西对中国有什麽好处?这些东西能帮助中国达成中国的历史目标?曾经有学生问我:老师,中国民主重要还是强大重要?

      我说:废话,当然强大重要。中国若不强大,而中国自由民主了,中国可没有什麽东西可以保证,中国不还是清末民初的中国,不还是次殖民地的中国,不还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中国!所以,中国人必须以一条裤带束紧千万亿腰杆,中国人才得解放,自中国近代史中解放!自列强的囹圄桎梏中解放!

     当西方人对你翘起拇指叫“好”时,你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西方人是充分了解这13亿“蓝蚂蚁”的可怕,这13亿众志成城的“蓝蚂蚁”的可怕,於是他们用“自由民主”的口号,企图分化我们,打散我们,划割我们,制造我们的内在矛盾,让我们自己互相抵消。

    因为,拿破仑早已叮嘱他们,“让这条龙睡吧,他一醒来,西方世界就麻烦了。”可怜可鄙亦可悲那些蠢才,连这点简单道理都猪油蒙心看不透,一味地接受西方价值,试图分裂中国,为西方的终极利益服务……让西方继续为世界之主,中国为奴,而尚自以为是为了中国好。

     我告诉你们:当西方人对你翘起拇指叫“好”时,你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除了你们这一小撮猪油蒙心的小丑之外,天下任何聪明人都深知“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民族利益就是我们最大的私;而为国自私,更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当行本色,美国人更是如此。

       世界已被西方帝国主义dominate二三百年,洋奴们,心头被殖民的洋奴们,台湾的“日本人”和香港的“英奴”们,难道你们的“婢妾惰性”如此深重,如此安於为奴现况,不也想换换主子,让中国人骑在世界之屋脊上!

      这条路中国一定会继续走下去!中国已经强大,明日的中国若不更强大,那麽天理就不成其为天理了。反省我的爱国情操,似乎浓烈得近乎疯狂;其实,我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只是一个识时务的人而已。 历史大趋势这麽明明白白地摆在面前,我跟着它走,实在只是大潮流的跟屁虫。但是,我乐於做这麽个小虫子,因为今后中国的历史命运之完成将正是我一生梦想之实现。我如今是每天喜孜孜看着中国把世界金牌一块块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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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 王绍光

2014-03-29

  【内容提要】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既然如此,一国人民如何看待“当家作主”的含义、一国体制如何落实“当家作主”就至关重要。本文从理论上区分了两类民主: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依据实证材料,本文提出三个论点:第一,中国人民期待一种不同形式的民主,即实质性民主,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这是民主的需求方。第二,中国已在理论和实践发展出一种不同的类型的民主,即代表型民主,而不是代议型民主。这是民主的供给方。第三,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基本上符合中国人民对民主的期待,使得中国现在的体制在老百姓心中享有较高的正当性。

  【关键词】民主 代议型民主 代表型民主 正当性 群众路线

  一、前言

  过去二十多年,有两种世界观一直针锋相对。

  第一种世界观体现在已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一句口头禅里:“你别无选择 。”(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统计,撒切尔在其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五百多次,以至于有人给她起了个绰号,叫“Tina”。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实行自由主义,世界已别无选择。

  1989年初夏,日裔美国人福山把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历史的终结》。在这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福山断言:“20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到20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福山之所以敢大胆预测“历史的终结”,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为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实施西式自由民主的具体技术细节。在那篇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①

  今天,虽然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说已成为学界与思想界的笑柄,但其变种仍花样翻新,不断出现。不少人不再使用“别无选择”、“历史终结”之类的说辞,但他们依然坚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今天就是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明天。

  第二种世界观体现在反思全球化运动使用的两个口号里:“拒绝单一选项,拥抱无限空间”(One no, many yeses)②;“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③。这里被拒绝的就是撒切尔们、福山们鼓吹的经济与政治的自由主义。

  这两种世界观的对立首先反映在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上。经过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前一种世界观在这方面已处于守势。但在民主问题上,前一种世界观似乎依然坚挺。虽然西方民众普遍对竞争选举出来的官员不信任,虽然一些西方思想家呼吁超越“选主”,倡导参与民主、协商民主、抽选代表,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西式代议制民主是当代唯一可欲与可行的民主制度,各国的不同只是代议制的不同形式。不管是采取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执政者只能通过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产生。这种世界观不仅在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也颇有影响。

  本文的基本论点是,代议型民主只是一种金丝鸟笼式民主,不应是、也不可能是唯一可取的民主形式。相反,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中国实践着的代表型民主具有巨大的潜力,它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民主是可能的。

  把西式民主称为“代议型民主”恐怕没有太多异议,但把中国的政治运作称之为“代表性民主”也许会遭到国内外不少人的质疑。说到中国,这些人往往会不假思索地给它的政治体制贴上一个标签:威权主义政体。问题是,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标签像狗皮膏药一样被随处乱贴,从晚清时代开始,一直到民初时代、军阀时代、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习近平时代无一幸免。中国政治在此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贴在中国政治上的标签却一成不变,这岂不是荒唐?这个概念与其说是学术分析工具,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诅咒。由于一个简单的“威权主义”标签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且无法与历史上、国内外其他“威权主义”政体区隔,于是,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我们就看到了一大堆带形容词前缀的“威权主义”,包括“有活力的威权主义”、“适应性威权主义”、“参与性威权主义”、“回应性威权主义”、“高认受性威权主义”等,不一而足。这些前缀形容词听起来往往与“威权主义”相互矛盾。如果一个政治制度“有活力”,并带有“适应性”、“参与性”、“回应性”、“认受性”,把它叫做“民主”岂不是更合适吗?

  本文把中国的实践定义为“代表性民主”,并将讨论:什么是代议型民主?什么是代表型民主?两者之间有哪些区别?各自有什么特点与优劣势?但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也许有必要先从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说起。

  二、一个“悖论”?

  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有一个似乎不证自明的基本假设:只有领导人经由竞争性选举产生的制度才会享有认受性,④而威权主义体制不可能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但大量实证调查数据表明,被贴上“威权主义”标签的中国体制一直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戴。

  近年来,全球最大的独立公关公司,爱德曼国际公关有限公司每年都会发布《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其最新报告于2013年初公布。⑤这份报告发现,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比2012年上升6个百分点,达到81%,仅低于新加坡,在所有被调查国家中居第二,远高于美国的53%;就各国平均而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仅为48%。⑥实际上,在过去历年的爱德曼调查中,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一直在各国中名列前茅。

  不仅爱德曼的调查如此,在过去二十年里,不管是什么人进行调查(包括那些对前人调查充满怀疑的外国学者),不管用什么方式进行调查(包括最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抽样调查),不管被调查对象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最后的结果基本上大同小异,即中国政府在人民群众中享有高度的信任感。⑦现在,在熟悉调查数据的学者圈里,对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异议。例如,在一篇发表于2009年的文章中,约翰·杰姆斯·肯尼迪的归纳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所有旨在检验民众对中共看法的调查都显示,七成以上的调查对象支持中央政府与共产党领导。无论调查的提问方式如何变化,结果全都一样”。⑧又如,2010年,布鲁斯·吉利与海克·霍尔比格在一篇合写的文章中总结道:“虽然关于中共政权稳固的原因何在还存在不同看法,但具有广泛共识的是,中国的现今政权在人民大众中享有相对强有力的支持”。⑨2010年以后进行的研究全都得出与这两位学者毫无二致的结论。⑩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概述上述现象:一个“威权主义”体制受人民拥护的程度比很多“民主”体制高得多;或一个受人民拥护程度如此之高的体制却被贴上了“威权主义”的标签。无论怎么概述,看起来都是矛盾的。

  为了摆脱这种矛盾,那些不愿放弃“威权主义”帽子的人想出了各种各样的说辞。据他们说,毛泽东时代的政府之所以支持度高,那得归功于高压手段加意识形态灌输;改革开放以后的政府之所以支持度高,那得归功于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11总之,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高不是因为其体制好,而是因为暂时存在一些有利条件。他们的潜台词是,不管中国民众现在对政府的支持度有多高,这个威权主义体制终归是难以持久的。

  然而,严谨的学术研究证明这些貌似合理的说辞其实毫无根据。在分析“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说法的解释力并不像西方很多中国问题专家期待的那么强。没有任何扎实的证据表明,中国政权的民意基础高度或完全依赖其耀眼的经济表现,或依赖其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操控”。12同样,在系统分析数据的基础上,留美学者唐文芳及其美国合作者也批驳了上述种种说辞,认为它们统统站不住脚。13

  要摆脱上述矛盾,其实很简单,只要摘掉“威权主义”的有色眼镜,中国体制认受性高的原因就显而易见了,它反映在三方面:第一,从需方看,中国人总体而言更偏好代表型民主(或实质民主),而不是代议型民主(或形式民主);第二,从供方看,中国已发展出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论与运作方式;第三,从效果看,代表型民主的实践使得中国的党国体制能较好地回应社会需求。简而言之,中国体制之所以认受性高,是因为中国践行了一种符合本国民众心愿的新型民主——代表型民主。

  三、中国人的民主观

  民主的原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然而,如果问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含义与实现形式,世界各大文化圈里的人民理解未必相同。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说法,但对那个被叫作“好东西”的“民主”理解却非常不同。我们切不可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大家都喜欢民主,他们支持的就是同一种东西。西方不少人自负地相信,只有他们对民主的理解才是正宗的、对民主唯一正确的理解,这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实证研究表明,东亚的民主观有其独特之处14,儒家文化圈的民主观有其独特之处15,中国的民主观也有其独特之处16。如果有人不去追求中国人自己理解的那种民主,而是费尽心机试图在中国复制西方人理解的那种民主,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称不上是“民主派”,因为他们背离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违背了民主第一定律:人民当家作主。

  对民主的理解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从形式上理解民主,另一类从实质上理解民主。前者关注某些据说是民主特征的东西,后者关注政策是否产生了符合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结果。如果这么划分,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属于哪一类呢?“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恰好包含了与两类理解相关的问题。在被问到对民主内涵的理解时,受访者有4种选择:有可能通过选举改变政府;享有批评当权者的自由;贫富收入差距不大;所有人都享有衣食住等必需品。

  表1对比了9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况。我们看到,确有近三成的中国大陆民众认为,民主首先意味着赋予人民选举政府官员的权利;还有4.2%的民众把民主理解为自由(如批评当政者的权利)。选择这两种形式标准的人加在一起,约为民众的1 / 3。更多的人倾向从执政的成效来评判政治体制是否民主。28.9%的人把能否控制贫富差距作为民主的尺度;更有近四成的人认为,只有保证所有人都具备衣食住等生存必需品的体制才称得上民主。选择实质标准的人加在一起,比2 / 3还多。可见,在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心目中,民主是实质意义上的民主,而不是徒有其表的民主。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台湾实行的是不同的政治体制,但台湾民众理解民主的方式与大陆民众没有太大区别。在东亚其他国家,倾向形式民主的人更多一些,基本上在五成左右,只有泰国超过2 / 3。

  也许有人会怀疑表1的受访者中成年人居多;在怀疑者看来,年轻人也许会更倾向接受“普世”的民主标准,亦即形式民主或程序民主。如果这个假想成立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普世”民主标准看齐。实际情况如何呢?

  依据最新的(即第三波)“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图1显示了年轻人(即生于1980年以后)心目中的民主。17在中国大陆,分别有30%的年轻人把民主理解为“良治”或“社会平等”,两者加在一起占被调查人数的六成;而把民主理解成“民主程序”或“自由”的人为四成。中国台湾的情况依然与大陆不相上下。进一步分析表明,中国年轻人对民主的理解与成年人的理解几乎没有什么差别。18除了大陆与台湾以外,多数年轻人在实质意义上理解民主的国家还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只有蒙古、菲律宾、柬埔寨是例外。但即使在后三个国家,仍然有一半人在实质意义上理解民主,与在形式上理解民主的人旗鼓相当。

  仅仅与亚洲邻居相比,中国人对民主的实质性理解还不太突出。但如果与美国人相比,这个特点就十分明显了。表2所依据的数据来自2010年在美国所做的民调以及2011年在中国所做的民调,它包括了两组、四个选项,测度人们到底是在形式上(A组),还是在实质意义上(B组)理解民主。很明显,美国人更注重民主的形式,而中国人更注重民主能否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

  内地研究机构的相关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与境外研究机构的结论是完全吻合的。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1年进行的调查同样发现,中国人的民主观对内容与实质的重视远超过形式与程序。19

  四、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

  偏重内容与实质的民主可以称之为“代表型民主”(representational democracy),而偏重形式与程序的民主观可以称之为“代议型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总体而言,东亚人民,包括中国人民更偏好前者而不是后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这两种类型的民主却相去甚远。表3列举了两者之间在三方面的差异。

  对于代议型民主而言,最关键的概念是“代议士”。“代议士”是英文representative的一种中文译法,流行于清末民初时期,现在这个英文词通常被译为“代表”。20不管如何翻译,它指的都是由选民选出来的人,主要指选出来的议员,但也包括选出来的行政首脑(如美国总统)。不过,将representative译为“代表”在很多情形下是不准确的,因为在欧美各国的民主理论与实践中,选出来的人并不是选民的传声筒,不是人民的代表。21恰恰相反,一经选出,这些人便可以依据自己的主观判断行事,因为据说“选民不是天使,对公共事务未必有健全理性的判断,会常常出错,甚至会被领入歧途”,需要有“政治判断能力”的精英为他们把关。22换言之,选举只不过是普通民众向政治精英授权的一种形式。选出来的精英们不必原汁原味地代表人民,只需代人民议政、替人民做主即可。这种制度倡导者的话很直白:这些选出来的人“根本就不是选民的代表……民主国家需要的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公民选举出来的议员(代议士)!”23

  既然不让人民大众自己当家作主,只许一小撮选举出来的精英(美其名曰“代议士”)为民做主,这种体制的民主性体现在何处呢?代议型民主的辩解方式是重新定义民主:把要求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民主叫做 “古典民主”或“乌托邦民主”;而现代民主则被定义为“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或代议士经自由竞选产生的政治体制。24经过重新定义以后,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标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存在自由的、竞争性的多党选举,政体便是民主的;不存在自由的、竞争性的多党选举,政体便不是民主的。25

  为什么经过自由竞选产生的政府便是民主的呢?有两种不同的理论为其提供支撑。一种理论强调选举的授权功能(授权论),其关注点是政客如何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涯;另一种理论强调选举隐含的惩罚功能(问责论),其关注点是政客如何结束他们的政治生涯。

  按照授权论的说法,在竞选过程中,政党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张,并推出各自的候选人,选民则有权选择支持哪个政党或哪个候选人,他们会把选票投给自己心仪的政党与候选人。既然当选者是在得到了选民赋予他们的授权后才开始执政的,这种体制当然是民主的。

  但授权论实际上基于三个未加言明的假设,缺一不可。第一,选民们是理性的,他们清楚全面地了解候选政党与候选人的各种政策主张、实现这些政策主张的前提条件、执行这些政策主张的可能后果;第二,政客们会恪守承诺,上台后会不折不扣地推行自己在竞选过程中主张的那些政策;第三,按竞选纲领推行政策符合选民的最佳利益。但满足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容易,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大量实证研究发现,选民未必是理性的,往往在政治上十分无知;26政客在很多情况下不愿、不会也不可能按竞选纲领行事;况且,如果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竞选语言付诸实施的话,选民不大可能从中受益。27更糟糕的是,现代选举是极其昂贵的,参选政党与个人必须筹集高额竞选经费,否则根本没有当选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对参选政党与个人而言,重要的不是一般选民,而是那些有能力捐款的金主们。既然没有金主抬轿子就上不了台,这些金主才是真正的“授权者”。

  问责论的前提就是假设:第一,政客未必会恪守竞选承诺;第二,即使他们恪守承诺也未必对选民有利。问责论进一步假设,当出现上述情形时,选民肯定会不满;在下一次选举到来之时,不满的选民会把当政者赶下台,选另一批政客上台替换。这就叫做问责,下台的可能性是问责的基础。如果代议士希望连选连任,不想下台,那么他们就必须在任时小心行事,以赢得选民的欢心。

  问题是,现代政治制度都十分复杂,任何一项政策从酝酿到草拟、到拍板、到出台、到贯彻落实,会卷入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派系、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官员。除此之外,政策效果的好坏还取决于内外环境。选民如果对政策的效果不满意,他们未必准确地知道应该惩罚谁。政客当然一定会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或借口卸责(英文叫shirk),把选民的不满引向别人、别处。

  另一个问题是,问责论假设,可供选民挑选的政党与政客很多,不满意甲,可以选乙;不满意乙,可以选丙;以此类推。实际上,在两党制下,只有两个党可供选择;到多党制下,选择也不多。在挑选余地不大的情形下,选民往往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出现下面这幅漫画中描绘的局面。28

  更何况,对政客而言,连选连任固然不错,即便败选,天也不会塌下来。不仅如此,离开政坛后,也许油水更大。例如,近年来,美国将近一半落选国会议员投入游说团体,薪酬比担任议员高得多。29再如,克林顿夫妇,一位是前总统,另一位是前国务卿,退出政坛后,他们每年的讲演收入便是天价。30换句话说,在政坛干几年后退出政坛有可能获得高额“期货”回报,问责的潜在威胁恐怕只是个“纸老虎”。

  由此说来,不管是“授权论”还是“问责论”都无法说明所谓“代议民主”在什么意义上是民主的。三位研究代议制的权威学者对此的评论是:“代议政府的创立者期待,他们鼓吹的那些体制安排会通过某种方式诱导政府服务于人民的利益,但他们并不准确地知道为什么会如此。两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还是不清楚”。31

  与代议型民主不同,代表型民主的关键概念不是“代议士”,而是“代表”(representation)。按照经典著作《代表的概念》作者汉娜·皮特金(Hanna Pitkin)的定义,“代表”的含义是以实现公众最佳利益的方式行事,代表的主体是否经过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产生是另外一个问题。32代表型民主的基本假设是,民主可以经由各种不同的代表机制实现,不一定非得要由选举产生的代议士来实现。既然如此,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标准就不再是存不存在自由的、竞争性的多党选举。民主理论大师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说,“民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政府持续回应其公民的偏好,而所有公民在政治上完全平等”。33这里,重要的不是代议士在多大程度上能为选民代言(representativeness),而是政府对民众偏好的回应性(responsiveness)。达尔的这番话实际上为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设定了标准:代表型民主的标准。需要进一步厘清的是达尔所说的“偏好”(preferences)。我们认为,这里的“偏好”主要不是指人们的主观要求(wants)。无论何时何地,政府都不可能、也不应该迎合公众的漫无边际的欲念。相反,“偏好”指的主要是民众的客观需求(needs),以及他们就需求而提出的意见、建议等。

  为了与“授权论”和“问责论”加以区别,我们可以将以上说法称之为民主的“代表论”。

  五、中式代表型民主的理论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它有四大组成部分,分别回答四个关键问题:代表谁?由谁代表?代表什么?怎样代表?

  (一) 代表谁?

  中式代表型民主理论的回答是:人民。所有中国人都熟悉毛泽东的名言“为人民服务”;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被镌刻在中南海新华门和中南海东门的影壁上。“为人民服务”并不是指,人民被动地接受服务,其真实含义是与人民一道,通过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那么谁是“人民”呢?不管在哪个国家,“人民”(或“公民”)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是不断变化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毛泽东说出了他当时对“人民”这一概念的理解:“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34在此前后,毛泽东一直把“人民”看作一个历史的、变动的政治范畴,而不是泛指一国的全部人口,但唯一不变的是,他所理解的人民主体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虽然,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体依然是广大劳动群众,同时也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中国革命与新中国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将亿万普通劳动人民群众第一次带入了政治舞台。

  强调代表的对象是人民与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在自由主义的词典里,根本不存在社群、阶级这些群体概念,更不存在人民。只有追求一己私利的个人才值得代表。

  (二)谁代表?

  在西式主流代议理论中,只有选出来的代议士(所谓“政务官”)才有资格代他人做主,其他人都不够格。但在现代,不管在哪一种政治体制中,都有大批非选举产生的官员(所谓“事务官”)实实在在地行使着政治权力。说他们没有资格代表别人实际上也免除了他们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压力,仿佛只需按部就班、照章办事就万事大吉了。

  在谁代表的问题上,代表型民主的回答是,所有行使政治权力的人,既包括正式选举出来的代议士,也包括手握实权的其他官员。中国把所有行使某种权力的人都统称为“干部”。所有干部都有责任代表人民的利益。

  毋庸置疑,干部属于列宁所说的“先锋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摆出“精英”的派头,以“精英”的方式行事。恰恰相反,有责任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必须通过各种方式与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改造自己,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5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各级干部“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36因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37这也就是说,各级干部都必须在“干中学,学中干”,不能“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38他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39这与“授权论”、“问责论”对代议士角色的设想(即高人一等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代表什么?

  在西式代议制中会设置表达机制,让人们把自己愿望(或偏好)表达出来,形成对代议士的压力,希望因此影响政府的决策。“愿望”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它既包括人们的主观要求,也包括他们的客观需求。如果稍加阶级分析,我们就会了解到,衣食无忧的社会中上层往往表达的是主观要求(如减税、同性恋婚姻、表达自由),而囊中羞涩的社会下层往往表达的是客观需求(就业、就医、就学、住房等生活保障)。实际上,社会下层表达的客观需求也是社会上层的客观需求,因为后者也同样离不开衣食住行、就学、看病、养老 等。只是由于他们的财力在支撑体面生活以外仍有富余,才遮蔽了他们也有这类客观需求的真相。由此可见,社会下层的需求是全社会的需求,而社会上层的要求则未必是全社会的要求。需求与要求还有一个区别:前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比较稳定,而后者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变来变去。

  为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型民主要代表的是人民的客观需求,而不是随意表达的要求或转瞬即逝的观点。

  当然,客观需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有饭吃、有衣穿是最关键的需求。但进入比较高发展水平以后,这类生存需求的重要性便下降了,其他需求的重要性开始上升,如吃得好一些、穿得漂亮一些、行得方便快捷一些、住得宽敞舒适一些、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代表人民的基本需求也要与时俱进。这就要求各级干部在听取社会各阶层表达出来的要求的同时,不断深入社会底层,关注他们变化着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代表必定是一个能动的建构过程。

  (四)怎么代表?

  人们通常把群众路线看作共产党传统中的民主决策方式,但群众路线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代表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正是把群众路线作为自己“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参见刘少奇在七大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中国共产党把亿万普通老百姓第一次带上了政治舞台,40而亿万民众的觉醒是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布兰德利·沃马克把以群众路线为特色的中国体制称之为“准民主体制”(Quasi-democratic system)是有道理的。41群众路线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核心所在。

  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关于群众路线的论述汗牛充栋,毛泽东的一段概括最具代表性: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2

  在代议民主中,代议士与民众的关系集中发生在竞选期间。一旦当选,具备了行使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代议士便获得了自由裁量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代选民做主。如果代议士在任职期间也会接触民众的话,那也主要是竞选动作,为的是博得选民的青睐,以便在下一轮选举中再次当选。因此,他们倾向做那些有利于巩固与扩大自己选票基础的事,而对那些与巩固、扩大选票基础无关的事,则不闻不问,哪怕这些事正好对民众有利。对代议士而言,参与投票的选民才是争取对象,才有接触的必要;而对那些不参加选举的民众,则可忽略不计。而不参加选举的民众恰恰往往是那些底层民众。

  群众路线不同,它要求各级干部“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43“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44这里所说的“群众”即“人民大众”,与“人民”同义;而“人民”首先是指工农兵和其他劳动人民。45

  为了弥补代议民主的弊端,一些西方进步学者倡导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希望为普通民众创造更多能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机会与渠道。46即使与民主程度更高的参与民主相比,群众路线也独具特色。47图2将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进行了对比。

  图2展现的是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的理想状态。两者的第一个差别是图中的箭头指向。公众参与的箭头由利益相关群体指向决策者,这是指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利益相关群体有权闯进去,影响决策;但这也意味着,决策者不必迈出议事殿堂(见图2:A)。群众路线的箭头由决策者指向利益相关群体,这是指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必须放下身段,主动深入到利益相关群体中去,它是决策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见图2:B)。

  两者的第二个差别是有没有阶级分析。公众参与往往暗含多元主义的假设,把所有利益相关群体设想为势均力敌,以为他们都能平等地参与决策过程,最终会达成政治上的均衡(见图2:A)。群众路线则会区分占有各类资源的强势群体与资源匮乏的弱势群体。贯彻群众路线的理想状况是,决策者更多地接触弱势利益相关群体,更多地听取他们的呼声,因为他们的利益更需要关照,他们主动影响决策的能力更弱。这样做表明,群众路线不是一种不偏不倚的路线,而是偏向普通劳动人民的路线(见图2:B)。

  现实中的公众参与和群众路线也许与理想状态相去甚远。就公众参与而言,不同的社会阶级,参与能力相差很大。有些阶级占有金钱、人脉、知识等方面的优势,参与政治的意愿十分强烈,影响决策的能力很强;另外一些阶级则每天忙于糊口,无暇或没有能力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见图3:A)。公众参与的不平等使围绕在“参与”概念周围光环黯然失色,48其必然后果是更有利于表达“要求”,而不是“需求”。

  贯彻群众路线对各级干部有相当高的要求,他们不能坐等老百姓上门,必须主动深入人民群众。如果干部的群众意识薄弱、群众观点淡化,哪怕他们依然走出去,也会“嫌贫爱富”,亲近强势社会群体,成天出席商务活动、剪彩现场,与企业家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甚至以输送利益为筹码而索贿、受贿。这时,接触弱势群体就成了应付差事,或作秀(见图3:B)。这是群众路线的软肋,过于依赖干部的自觉性。与群众路线相配套必须存在一整套机制,迫使各级干部不得不时时与基层的普通群众打交道。大力宣传群众路线,把群众路线的落实方式制度化,对群众路线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让它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形成对各级干部的强烈期待与硬性要求,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另一种迫使干部贯彻切切实实群众路线的方式是将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结合起来。虽然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各有特色,但它们并不互相矛盾、互相排斥。公众参与的比较优势是,它有助于表达民意,对决策者施加压力;群众路线的比较优势是,它有助于干部培植群众观点、了解民情、汲取民智。两者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完全可以搭配起来,使它们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见图4)。例如,政府可以一方面促使干部贯彻群众路线,一方面对劳动大众进行政治上的增力(empowering),使他们组织起来,获得参与决策的意愿与能力。如果这样做,在劳动大众的需求表达对决策产生较大影响的同时,其他社会群体的合理要求表达也不会被忽略。

  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基石,也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主要实现途径。

  毛泽东曾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不管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都十分注重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尤其是毛泽东做出了表率。用邓小平的话说,“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49改革开放之初,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依然十分强调群众路线。邓小平就曾说过:“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50

  毋庸讳言,80年代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群众路线这份丰厚的遗产被不少人淡忘了。虽然,在官方话语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人民服务”之类的提法仍不时出现(频率大幅下降),但在很多地方却不再有贯彻群众路线的具体配套措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1年前后才发生变化。互联网兴起后,不断升高的公众参与压力也许是群众路线复归的主要推动力。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在此前后,一些省市区(如重庆、广东、山西、江苏、湖北、西藏、云南)开始重提群众路线,并将它的落实制度化、常态化。到2011年底,“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已在全国范围蔚然成风。除上面提到的地区外,河北、浙江、安徽、陕西、吉林、甘肃、新疆等省区的省委主要领导也带头下基层,与群众“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并大规模选派干部住村蹲点调研,力求摸到群众的脉搏,贴近群众的心窝。51进入2012年后,更多的省区(如青海、广西、宁夏等)启动了类似行动。

  与此同时,不少地方开始组建群众工作部(简称“群工部”)。群工部最初于2005年出现在河南省义马市。该部整合了信访、民政、劳动人事、社会保障、司法、科技、公安、国土资源、城建等部门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部分职能和人员,集中办公,现场答复群众诉求。义马经验不久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可,并逐步推广到河南省的18个地级市和158个县(市、区)。52此后,山东、湖南、黑龙江、贵州、辽宁等省也在地县两级设立了类似机构。2011年6月,海南省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层面的群众工作部。53

  2012年,中共十八大选出了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历来视群众工作为中共的生命线。早在他担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1988~1990年),他便建立了干部“四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政策宣传下基层)的常态机制。54在2011年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习近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树立群众观点,坚定群众立场,坚持群众路线,增进同群众的感情,并创新群众工作方式方法。55十八大召开前夕,在2012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他再次强调,“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坚持党的一切工作体现人民的意志、利益和要求,这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56

  习近平是中共十八大报告起草组的负责人,这份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人民”一词,共出现145次,这无疑是其人民意识的流露。57为了加强各级干部的人民意识,党的十八大结束几周以后,中央政治局便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58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把群众工作列为干部培训的重要课程。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决定,从当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59

  图5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群众路线的回归势头。“百度指数”是以百度网页搜索和百度新闻搜索为基础的海量数据分析服务,用以反映不同关键词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的“用户关注度”和“媒体关注度”,它能直接、客观地反映社会热点和网民兴趣。60图5显示,在2011年以前,“群众路线”的百度指数一直在均值线(破折线)以下徘徊。但此后两年,该指数越过了均值线,并在十八大后快速攀升,现已达到从未有过的高度。

  在过去几十年的实践中,群众路线已发展出三类机制。第一类是了解民情、汲取民智的机制,包括调研、抓点、蹲点、以点带面等。第二类是培植群众观点的机制,包括访贫问苦、“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下放等。61此外,还有一类配套机制,目的是迫使各级干部牢记群众路线、践行群众路线,包括定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定期展开整风活动。62这三类机制同时发力时,群众路线便能得到切实的贯彻。63

  在所有群众路线践行机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调研,因为它是最常用的机制;即使在群众路线提法销声匿迹的年代里,调研的传统依然持续,只是频率较低、深入不够。64随着群众路线的复归,对调研的重视程度也大大加强,“调研”的百度指数攀升便是明证(见图6)。

  在提出群众路线以前,毛泽东已极度重视调研,并身体力行。他于1927年春天在湖南做过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调查。井冈山时期,他又进行过宁冈、永新两县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调查、分青和出租问题调查、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调查、分田后的富农问题调查、有关两个初期的土地法的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65成为中共领袖后,毛泽东又反复向全党强调进行调研的重要性。延安整风时期,中共中央于1941 年做出了《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66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两次要求“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67,一次是在1956年前后68,另一次是在60年代初69。

  十八大选出的新班子带头人习近平在身体力行调研方面也堪称典范。不管在哪里工作,从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的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到河北省正定县委,再到厦门市委、宁德地委、福州市委、福建省委、浙江省委、上海市委,一直到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他都勤于调研。2002 年10月,刚到浙江走马上任,习近平便展开了密集调研,头两个多月,在外调研的时间占工作的一半左右;头九个月,他已跑了90个县、市、区中的69个;702005年,习近平全年有117天在外调研,做了30次大的调研;71五年间,其足迹遍及浙江全省山山水水。722007年3月27日,他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几天以后,他便于3月31日开始对浦东展开第一次专题调研;其后,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他就把上海市19个区县调研了一遍。73用习近平自己的话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74在十八大上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习近平依然坚持到基层进行调研。75不仅习近平是这样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历届常委们也都是这样一路走来的。76

  与由学者或智库进行的调查研究相比,这里所说的决策“调研”有八个特点。

  第一,调研的定位是决策的必经程序。在毛泽东看来,决策时,“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77哪怕是选举出来的所谓“代议士”,不经调研就决策也不可取。因此,毛泽东建议,凡是决策,“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78毛泽东的告诫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79对调研后决策的要求,陈云说得更加形象:“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80习近平完全认同对调研的这种定位,认为“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81

  第二,调研的主体主要不是秘书、顾问等辅助人员,而是决策者本人。例如,虽然毛泽东曾委托其身边工作人员(如秘书田家英)进行调研,82但他更强调领导干部“要亲自出马”,“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83因为“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的”。84他本人以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彭真都曾到各地进行调研。85今天,下基层调研仍是中国各级第一书记的必修课与基本功。习近平的切身感受是,“直接与基层干部群众接触,面对面地了解情况和商讨问题,对领导干部在认识上和感受上所起的作用和间接听汇报、看材料是不同的”。他因此告诫,“现在的交通通信手段越来越发达,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但都不能代替领导干部亲力亲为的调查研究”。86习近平特别强调各级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要亲自下去做调查,亲自主持重大课题的调研。“因为对各种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的决策,最后都需要主要负责人去集中各方面的意见由领导集体决断,而主要负责人亲自做了调查研究,同大家有着共同的深切感受和体验,就更容易在领导集体中形成统一认识和一致意见,更容易做出决定”。87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0年印发的《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30天,市、县级领导干部不少于60天,领导干部要每年撰写1至2篇调研报告”。88

  第三,调研的主题可以随时变化,但主要是对决策者负责任范围内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以及形势发展变化带来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新课题。具体到当下,就是要“深入研究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入研究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研究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研究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点问题,深入研究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全面了解各种新情况,认真总结群众创造的新经验,努力探索各行各业带规律性的东西,积极提供相应的对策”;“尤其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更要主动调研,抓住不放”。89

  第四,调研的对象是与决策相关的那些“能深入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90包括“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91更具体地说,“既要调查机关,又要调查基层;既要调查干部,又要调查群众;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局;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方,应成为调研重点,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和研究”。92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调研对象的角色并不完全是被动的,他们也是调研的能动参与者。决策者应该在群众中,与群众一起展开调查、一起进行研究。

  第五,调研的态度是“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因为“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更何况,如果不是“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群众就不会“知而不言、言而不尽”。93只有“和群众做朋友, 而不是去做侦探……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94依据自己的实际经验,习近平的建议是,“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和厂矿车间,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智慧。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既要让群众反映情况,也要请群众提出意见……这样才能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95

  第六,调研的目的是既要了解民情,也要汲取民智,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向群众请教”、“向群众寻求真理”。96对决策者而言,了解民情是为了知道该做什么,汲取民智是为了知道该怎么做。主动从老百姓那里汲取他们的智慧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体现。

  第七,调研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主要是“走出去”(如访谈、蹲点)与“请进来”(如座谈会)两大类。“走出去”是指,“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请进来”是指,“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97不管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关键是要接触基层干部群众。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在办公室难以听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找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新思路和新对策”。98“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形式是有选择地开展蹲点调研,解剖“麻雀”。蹲点调研“要注意选择问题多、困难大、矛盾集中,与本职工作密切相关的农村、社区、企业等基层单位,开展蹲点调研,倾听群众心声,找准问题的症结所在”。99当然,调研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在坚持传统方式的同时,也应“进一步拓展调研渠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学习、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调研方法,如问卷调查、统计调查、抽样调查、专家调查、网络调查等,并逐步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调研领域,提高调研的效率和科学性”。100

  第八,调查与研究并举。调查的作用是对某一现象或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把握一手经验材料;研究的作用是“把大量和零碎的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综合,加以系统化、条理化,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它的内在规律,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决策”。101调查与研究并举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用陈云的话说,“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102“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103没有细致的调查,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104没有认真的研究,调查就等于暴殄天物,辛辛苦苦收集一批终将会被弃置的材料。“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调查结束后一定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进行一番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把零散的认识系统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质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105

  由上述八个特征可以看出,调研体现的正是群众路线的精髓:“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调研到决策的过程正好回答了有关代表的四个问题:代表谁?由谁代表?代表什么?怎样代表?

  近年来,笔者与合作者进行了两项有关中国政府决策模式的研究,一项是关于中国医改决策过程的研究,另一项是关于中国《十二五规划》形成过程的研究。它们都清楚地表明,调研是中国决策模式的最大特色。106换句话说,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中国的政治过程确实践行着代表型民主。

  六、结语

  通过与代议型民主进行对比,这篇文章梳理了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也许国内外有不少人仍会对把中国的政治体制称之为“民主”耿耿于怀,在他们看来,历史已经终结,民主只能采取一种形式,即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代议型民主。既然,中国政治制度的运作方式与代议型民主不同,那么它就肯定不是民主的。这种武断与霸道是典型的“一叶蔽目,不见泰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鹖冠子·天则》)。如果中国也有人也持这种看法,那只能叫做“目有昧则视白为黑,心有蔽则以薄为厚”(苏轼《明君可与为忠言赋》)。

  但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相信,中国践行的就是某种民主。如表4所示,中国大陆有27%的民众认为,本国的政治制度是完全民主的;50.4%的民众认为,本国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但存在某些小问题;持这两种判断的民众加在一起高达77.3%。认为中国并非民主的人只是极少数,仅占民众的1.7%。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只有在越南,认为本国是完全民主的民众比重比中国更高。107如果有人对此断言,中国老百姓把本国政治制度看作民主是种误判,那么他们自己才是被偏见蒙住了双眼;如果有人断言,中国老百姓太愚蠢不了解民主为何物,那么他们根本不配谈论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谈民主首先要相信人民大众的判断力,而不是把民众看作扶不起的阿斗。那些把自己看作启蒙者、救世主的人实际上是民主大道上的绊脚石。

  中国人为什么会把自己的政府看作民主的政府呢?因为民众把政府是否回应老百姓的基本诉求作为判断它是否民主的标尺,而中国政府对民众的诉求的确具有较强的回应性。表5显示,相对于亚洲其他地区,认为政府对人民诉求的回应程度“非常强”的大陆民众最多,达28.2%,比越南高4.7%,比台湾高25.8%;加上认为回应程度“比较强”的人,中国大陆还是排第一,达88.1%,高于居第二位的越南(85.2%)2.9%,高于居末尾的蒙古(25.0%)63.1%。

  如果我们尊重中国老百姓对民主的理解、相信中国老百姓对本国政治制度的判断,本文开头提到的“悖论”便迎刃而解了:中国人偏重实质意义上的民主;既然政府对民众基本诉求的回应性较强,民众自然将政府看作民主的政府;这种民主就是本文着重讨论的代表型民主;对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民众没有理由不信任。

  三位美国学者的最新研究为上述判断提供了有力支持。他们发现,“要解释中国人民对政府为什么高度信任,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回应性是最重要的原由”。108“亚洲民主动态调查”项目的负责人、台湾政治学者朱云汉的研究与上述结论也完全吻合:“这个政权显示出保护贫弱者、保障其获得基本必需品的意愿与能力;它稳步推进政治改革,加强法治;人民可以感知它对自身需求的回应性。这一切是人民对政权机构持续信任的最重要原因”。他并断言,“由于中国具备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革命遗产,也由于它在世界上处于独特的地位,它正在建构另一种政治正当性的公共话语体系,正在开辟它自己的政治现代化道路”。109

  这当然并不是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十全十美。与其他政治制度一样,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存在很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相当严重,需要下大气力改进,没有任何固步自封的理由。但我们也决不能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还带有缺陷便妄自菲薄,把自己的优势当作劣势随意抛弃。不经过深思熟虑便盲目“接”别人的“轨”是愚不可及的。如果听信他人忽悠,自废武功,到时候,一定会追悔莫及。人世间的政治制度必定是“天有所短,地有所长”(《列子·天瑞》)。因此,只有秉承“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孟子·梁惠王上》)的立场,才能“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

  *2013年6月4日,作者出席了由巴黎第八大学等法国学术机构举办的主题为“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China”的学术会议,并以“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vs. Representational Democracy”为题做主旨发言。这篇发言便是本文的基础。作者衷心感谢各国学者在会上提出的评论与建议。

  【注释】略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Wang Shaoguang,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发件人:欧阳君山<ouyangjunshan@vip.163.com>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时 间:2014年04月22日 19:18 (星期二)附 件:3个(欧阳君山:为什么是一元天下而非多党争局(上).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仲老师好!可忙?中共思想政治走向深思系列之三,打破世人最常犯也最容易犯的顽见——一党制违背竞争。特呈您处,请过目指点。谢谢!君山

为什么是一元天下而非多党争局

----中共思想政治走向深思系列之三

欧阳君山

    【说明】整个学界对党制论不约而同地哑了,现实上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为一党制背书——这可能是中共不得不面对的最真实的深层舆情,喊起来“三个自信”,但不少人要么色厉内荏,要么阳奉阴违;理论上的原因是他们认为一党制违背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竞争!本文从竞争之道切入,通过一步步的分析揭示:(一)竞争不是为竞争而竞争,在特定的竞争系统,必定存在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二)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并不神秘,而就是特定的竞争系统的均衡点;(三)均衡是整体的均衡,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实质上意味着整体及整体价值;(四)整体及整体价值也必须由具体的个体“我”来承载,要不然,就是产权不清,导致“公地悲剧”。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党制论所依据的产权清晰之道与竞争之道不相冲突而相融合,产权清晰正是百战归来化一元。这从根本上打破了世人最常犯也最容易犯的顽见——一党制违背竞争。文章也对多党制和“历史的先声”作出了回应。本文基本论述来自作者在中共十八大后的长篇论述——《中国共产党:敢问路在何方——注目礼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普世价值》,这里略去文献索引。

    【关键词】党制 产权清晰 市场失灵 公地悲剧 历史的先声

中共的双重标准:一元化Vs多元化

    政治体制是一个国家的“定海神针”。自辛亥革命推翻近三千年悠久的中华“帝制”后,中国在艰难曲折并反复试错中踏上“党制”道路,并历经中国国民党时代的摸索,最终转型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但问题远没有结束,由于国家机器在操,中共一元化政体在实践上未有、可能也难有公开的挑战者,但在理论上,质疑一直没有中断过,借毛泽东的说法,过去有“右派分子”的“进攻”;借邓小平的说法,而今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按中共的既有说法,中共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属于“历史的选择”。但由于一元化政体与“世界潮流”大相径庭,尤其从西方“普世价值”话语看,一元化几乎就是“一党专制”的马甲,中共骨子里或许也是自惭形秽——大前提也在于鸦片战争后民族自信心的急剧跌落——遂以“中国特色”退而自守。对于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而言,对于原本也具有浓厚的天下主义情怀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言,这无疑令人遗憾。

    但事实上,中国在近现代的浴火重生中最终走上中共一元化领导的道路,不只是历史的选择,更重要的是逻辑的选择,两者并且不可分割,紧密联系在一起,乃逻辑的选择造就了历史的选择。什么逻辑呢?不是中共自己宣称或打造的理论逻辑,也不是过去中国国民党宣称或打造的理论逻辑,更非任何的“中国特色”,而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产权清晰之道。通俗讲,中国之所以走上了一元化体制的政治道路,原因在于一个国家需要且只需要一个老板,没有老板是产权不清,老板多了也是产权不清。

    这原本应该得到主流学界的响应,但蹊跷的是,党制论公开以来,包括上一篇公开《习总外访为何讳言“一元化”政治体制》后,无论体制内外,还是所谓“左”“中”“右”,抑或主流与非主流,全都不约而同地哑了——某再一次被“光荣孤立”,连“笔墨官司”也没法打,鲜明彰显某发明并营销注目礼理论以来的基本态势:千里走单骑,匹马戍梁州!

    著名学者曹思源先生长期以来鼓吹“人间正道私有化”,让某引为同道,遂把党制论已公开的文章悉数呈上,并在《“孝顺”论为何引来嘘声》中指名道姓请商榷,没料到他失语了。这是不是充分说明:在学问面前,一般人更容易派性,而难以理性;更容易自以为是,而绝难实事求是?

    有趣的倒是一学者朋友在电邮中大呼上当:君山兄,原来你苦心孤诣打造注目礼理论,就是要为中共一党专制圆场,真后悔与你探讨注目礼。某迅即回复:请注意了,某不过是把利益逻辑从经济学拓展到政治学,把产权清晰之道从做企业拓展到治国平天下,这是你们所信仰的西方主流思想的主流逻辑!党制背后的逻辑即政治私有制,属于真正的人间正道私有“化”。如果说为一党制圆场,你们岂不要自捆耳光?

    或许也是无话可说,颇有黔驴技穷之感,个别人从学术层面蹿到道德高地,认为某这是为个人私利而迎合现实,要不得啊,前车之鉴啊,小心啊!似乎语重心长,但某毫不客气提醒:“千万别以己度人!你低,别人未必就低;你贱,别人未必就践;你脏,别人未必就脏。”某略读历史,不只是正史,也包括野史,从历史总结出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邪不压正,正能胜邪,做人要光明正大,少玩技巧,甚至不玩技巧,岂奉迎哉?一些人成天惯喊自由民主,可对不同政见,动辄蹿到道德高地打棍子,甚至直接以动机扣帽子,某深以为惑:他们是啥大神下凡呀?

    整个学界对党制论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哑了,现实上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为一党制背书——这可能是中共不得不面对的最真实的深层舆情,喊起来“三个自信”,但不少人要么色厉内荏,要么阳奉阴违;理论上的原因是他们认为一党制违背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竞争!他们会理直气壮地反驳:姑且承认一党制符合颠扑不破的产权清晰之道,可它公然违背同样甚至更加颠扑不破的竞争之道,如何?这一点在著名学者于建嵘先生身上得到印证,某前不久专门拜访他在宋庄的东书房汇报党制,感觉他就在竞争之道上卡了。也是在于大侠建嵘先生那里,某听到了迄今为止对党制最狂妄的评论:“君山,你的意思,我都懂!”某抚其肩一叹:“于大侠且高且明,然懂其一,未懂其二也!”

    在竞争之道上卡,或者说,在一元化与多元化的关系上掐,明显也属于中共没有想清楚弄明白的难题。这集中表现在中共对一元化与多元化的说法上,尽管在国内把一元化喊得震天响,但一到国际或外交相关场合,中共多是大讲特讲多元化。据不完全的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最高领导人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都在外交或国际相关场合宣讲过多元化之理。今年3月下旬,习近平作为国家元首造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时,所作演讲的主题即扣在多元化,不仅大力倡导多元化,如讲到“‘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而且认真论证多元化,如引用《左传》上的古话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显而易见,这就是内外有别、双重标准,难道这也能够堂而皇之冠以“中国特色”?如果多元化在逻辑上确是至理,为什么国内不也大讲特讲呢?为什么政治上不也高谈阔论呢?为什么思想上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地位呢?下面咱们就从探讨竞争之道开始,深入剖析一元化与多元化,进一步阐述为什么党制落实于一元天下而非多党争局。

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

    毫无疑问,竞争属于常识。举目四顾,不仅人间处处有竞争,而且地球时时有竞争,所谓“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竞争堪称生命的底色。作为中共党政军的重要缔造者,毛泽东对竞争之道的认识极其坚定,实践高度自觉,人到晚年还孜孜于“设置对立面”,这应该也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初衷。在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后,毛泽东曾风趣地表示:“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个一吨重的大勋章!”这不是玩笑话,没有对手,没有压力,没有竞争,连生命本身都会枯萎!据称,在日本北海道,有种味道珍奇的鳗鱼。由于生命脆弱,鳗鱼一离开深海区,要不了半天全死光。但一老渔民却总能让鳗鱼活蹦乱跳地回港,由于活鱼价格高,老渔民成了远近闻名的富翁。秘诀何在?原来,在整仓的鳗鱼中,老渔民总要放进几条狗鱼。狗鱼原本是鳗鱼的对头,但在成仓的对头面前,也只有四处乱窜的份,但恐吓鳗鱼够矣。就这样,一仓死气沉沉的鳗鱼全被激活——感谢竞争吧!

    但竞争之道是不是颠扑不破呢?No!道理很简单,人类的一切竞争,是为竞争而竞争吗?当然不是,竞争是为择优而竞争,目的是择优乃至最优化。即是说,竞争有明确的终点,它的名字叫最优。可最优存在尽头吗?常言道:没有最优,只有更优。但这只是句漂亮话,在特定的系统内,确实有更优,但终归最优,最优化不是没有止境的。也就是说,竞争之道不是颠扑不破的,在特定的系统内,存在着不可竞争——准确说是不再竞争——的价值点位。这正像丈量长短的尺子,它丈量他物,但从不丈量自己,正如有关于尺子的谜面所打趣的:“看来很有分寸,满身都是标准,可惜从不自量,专门算计别人。”这是无可奈何的,不只是度量衡,也不只是竞争,任何一组具有内在联系或构成相互作用的变量,如要达到一个稳定态,都不得不依赖于一个不变的存在。亦如美国第34任总统哈里·杜鲁门在自己办公桌上所标示的座右铭:“The Buck Stops Here!”别人可把问题推给他,可他已是至高无上的总统,他还能把问题往哪推呢?

    这似乎过于常识,一部分人可能不满意,尤其是那些“言必称希腊”的人,会认为这缺乏学术含量,他们已惯于故作高深。咱们看一看堪称“西方人思维方式训练圣经”的欧氏几何,作为史上第一个高度形式化的知识体系,它包含5个公设、5个公理和23个概念,及由之演绎而来的洋洋洒洒467个定理,解释平面世界的全部几何问题,极大展示科学理性的简洁优美。但欧氏几何并非一以贯之,467个定理是从5个公设、5个公理和23个概念证明出来的,但5个公设、5个公理和23个概念是没有被证明的,它们证明467个定理,但无法证明它们自身,其可信性是人为赋予的,这也正是所谓公设、公理和概念的本义。欧氏几何从逻辑上深刻提醒:如形式系统无矛盾,则必不完全,存在它自身不可证明的命题。这实际上就是由奥地利数理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在1931年正式论述的“形式主义不完全性定理”,也称“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当然也适用于竞争之道,任何一组具有内在联系的变量,或者说,特定系统内各变量的相互作用,都适用于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更明白讲,一个特定的竞争系统,必定存在着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它不是彻头彻尾都是竞争出来的,就像欧氏几何不是彻头彻尾都是证明出来的。

胡说八道的“市场失灵”

    一个特定的竞争系统,必定存在着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这不只是逻辑上的常识,事实上也属于经济学上的常理。作为逻辑常识,这是哥德尔定理顺推的;作为经济学常理,咱们不妨来一次反证,即看无底线的自由竞争会导致什么结果。结果已经出来了——“公地悲剧”,这是在分析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公共品问题时常被提到的著名命题:一群牧民在一块草场放牧,无偿的,当然是好事。但正因为无偿,每个牧民都希望放养尽可能多的羊,结果就是羊的数量无节制增长,草场严重超负荷,质量大幅下降,以至最后成不毛之地,羊只一只只饿死,牧民一个个破产。显而易见,无底线的自由竞争导致整体的悲剧,损害每个竞争者的利益,无一例外。

    按主流经济学的说法,这是所谓“市场失灵”。当然也就是自由竞争失灵,即竞争之道并非颠扑不破。逻辑上讲,鼓吹自由竞争的主流经济学早已经自捆耳光,证据还包括“搭便车效应”及别的种种市场失灵表现。但实际上,这种种并非什么市场失灵,牧民为自我利益计而多养几只羊,错了么?无论公地悲剧,还是搭便车效应,抑或别的市场失灵表现,市场个体都只考虑了一桩事,那就是现场中自我利益的计算,何错之有?“市场失灵”纯属胡说八道!不就是人性自利吗?如果人性自利有错,问题就远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整个市场无效,甚至人性该死——人就是个罪孽,当天诛地灭之!

    那原因究竟出在哪呢?价值点位!要启动市场竞争,首先要确认价值的点位,即为着什么价值而竞争,要不然,市场就没有方向,竞争就陷于无序,自由即沦为投机。最简单的,拿月饼生产来讲,如果不对包装作出管制,比方用材不得超过2种、重量不得超过月饼本身重量多少倍、费用控制不得超过成本的5%,产商就有可能在包装上走火入魔,乃至使价值流失殆尽,月饼的生产变质为月饼包装的比拼。

    竞争是为着价值而竞争,自由是向着价值的自由。也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的竞争系统,必须先确认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这一点更从新兴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上充分彰显。为化解公地悲剧,尤其是为缓解地球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形势,自由市场机制也被引入生态环境保护,这就是新兴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典型的如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之所以能够建立,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所谓“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把“总量管制”明摆着扣在“交易”之先。实际上,这不是环境权益市场的独特性,而就是自由市场模式的一般规律。之所以要有总量管制,之所以总量管制要在交易之先,目的就是确认价值点位,为自由市场指出价值方向,可以在价值点位内竞争,不可以在价值点位外自由。事实上,如没有总量管制,交易品又怎么会稀缺呢?如根本不稀缺,交易又从何谈起呢?环境权益如空气之前之所以未入市交易,不就因为被认为不稀缺吗?

    包括公地悲剧在内,既有经济学所谈论的种种市场失灵,实质上都不是市场失灵——市场根本不可能失灵,而是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市场,没有先确认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交易机制”缺乏“总量管制”,不符合自由市场的标准模式。拿公地悲剧来说,牧民为自我利益计多养羊,这正是市场机制的根本动力,何错之有?错在没有先通过总量管制确认价值点位,为自由竞争指出价值方向。

“公地”为什么“悲剧”

    那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说总量管制,总量管制又如何确定呢?咱们先看一个最简单的案例——“冰淇淋商贩难题”:

    一条街,长100米,有两家冰淇淋商贩。显而易见,他们都希望赚更多的钱,构成竞争。假设冰淇淋消费者愿意为吃冰淇淋走25米,更远就可能放弃消费愿望。如果为消费者考虑,同时也为冰淇淋供应商考虑,冰淇淋车柜的最佳分布方案是:把100米分成两个50米,两个商贩各自站在两个50米的中点,各自覆盖左右25米。但由于竞争的需要,两个商贩都会把冰淇淋车柜悄悄地向对方挪动,从而吃掉对方一部分消费者。天长日久,两位商贩最后可能发现他们肩并肩地站在100米的中点,街两头25米的消费者可能放弃冰淇淋消费,商贩和消费者的利益同时最小化。

    显而易见,这属于特定系统的自由竞争,但最后结果与公地悲剧一样,全盘皆输。原因就在于商贩的自由竞争缺乏价值管制,各自投机心理发作,致使冰淇淋车柜偏离最佳分布方案偏。这里的冰淇淋车柜最佳分布方案就是该竞争系统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他们也可以自由竞争,但应该向该价值点位接近,由于投机侵蚀,他们事实上离该价值点位越来越远。作为该竞争系统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这也是该竞争系统的均衡点,只有他们站在各自50米的中点,才能够吸引更大多数的消费者,他们的利益才能够达到最大化。

    像冰淇淋商贩难题一样,公地悲剧几乎都是因为个体盲目的自由竞争偏离特定竞争系统的均衡点。拿牧场来说,一个特定的牧场放养多少只羊,既不影响草料的再生产,也不浪费草料的供养能力,这是可科学求解的。但由于盲目的个体自由竞争,只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没有谁念及长远,更没有谁顾及全局,无人求解特定系统的均衡点,所谓自由竞争必定偏离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乃至最后全盘皆输。

    由于气候变暖的巨大压力,二氧化碳的排放权交易成为新兴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的热点乃至焦点,原因就在于国际社会就温室气体排放已达成明确的总量管制目标。多年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就发表报告称,至2100年,地球气温升幅必须控制较工业革命前高2摄氏度的目标之内,届时,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排放应接近于零。该总量管制是如何确定的呢?这就是科学求解的特定系统的均衡点,既不应影响人类的发展,更不能影响地球气候系统的稳定及整个生态圈的安全,在二者的张力中求得2摄氏度内的均衡点。

真实不虚的整体及整体价值

    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是特定系统的均衡点,这实际上最自然不过。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了常识:竞争原本就不是为竞争而竞争,而是为均衡而竞争,均衡乃竞争的目标,当然不可竞争——准确讲,是不再竞争。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讲,均衡正对应于资源配置最优化,竞争的目标原本也在于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一旦达致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还竞争什么呢?可为什么在公地悲剧中,也包括冰淇淋商贩难题中,自由竞争却不能发现价值点位、达致均衡、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呢?

    以牧场的公地悲剧为例,牧民之间是自由竞争的关系,谁来求解均衡点并考虑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每一位个体都算计和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为什么要考虑整个系统的资源配置最优化呢?即便某一位牧民看到长远和全局,为无序放养而忧心忡忡,甚至发现了价值点位,要求采取统一的自保行动,可别的牧民接受吗?谈判与博弈于是不可避免,由于短期利益的诱惑和搭便车效应的存在,“集体行动”天然高难,现实更可能是大伙儿一起堕落,直至悲剧的发生。事实上,“公地”几乎就是“悲剧”的别名。这也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上充分印证,尽管气候变暖证据确凿,且形势越来越危急,但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一直不大。今年4月中旬,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发表报告说,2000年至2010年,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平均每年增长2.2%,高于此前30年1.3%的年均增长率;如不采取更多措施,至2100年,全球平均温度将比工业革命之前高3.7至4.8摄氏度,大幅超出2摄氏度内的控制目标。

    个体及个体利益的存在真实不虚,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所谓自由竞争,它奠定自由竞争的起点;但整体及整体价值的存在也真实不虚,不承认这一点,也无所谓自由竞争,它构成自由竞争的意义。公地悲剧有力地表明了,在个体及个体利益之外的确存在整体及整体价值。自由竞争要实现均衡,达致资源配置最优化,必须以整体及整体价值为目标,均衡原本就是整体的均衡;要不然,公地变悲剧的命运就不可避免,最后祸害的还是个体及个体利益。诚可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什么才是不可竞争的呢?在特定的竞争系统,不唯有整体及整体价值吗?整体及整体价值天生即不可竞争。

    更进一步,公地悲剧不只是揭示了整体及整体价值的真实不虚,更重要的是昭示了整体及整体价值也必须由具体的个体“我”来承载,也必须转化为某一个“我”的具体利益;用西方经济学另一个重要概念来描述,整体及整体价值也必须“产权清晰”。从产权清晰的角度讲,公地悲剧之所以发生,乃至公地之所以沦为悲剧的别名,即因为公地产权归属不清晰。还是拿牧场的公地悲剧来说,如果牧场属于某一个牧民,他无疑会考虑全局及长远利益,甚至千方百计算计出最适合放养多少羊的均衡点,既不浪费草地的供养能力,又不影响草地的再生能力,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不只是整体及整体价值,甚至一切美好都必须有清晰的产权主体,都必须由某一个具体的“我”来承载,而且还必须转化为利益来由“我”代表。要不然,就一切都是虚的,沦为漂亮的口号。毛泽东说得好:“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没有人代表的路线,更明确讲,没有人把路线作为自己的利益,所谓路线不就一条线么?所谓天下不就一幅图么?当今世界,从贸易争端,到金融危机,到环境污染,到生态破坏,到气候变化,到军备竞赛,系关人类命运的全球性危机日益严重,但国际社会的应对可谓捉襟见肘,这已从长年应对军备竞赛与近年应对气候变化的低效甚至无效上上充分彰显。原因何在?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那就是人类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整体,虽有“联合国”,但缺乏“世界政府”,没有谁真正以天下为己任,天下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天下,怎会不虚?岂能不殆?

产权清晰之道融合竞争之道

    是不是到了作了结的时候?竞争不是为竞争而竞争,在特定的竞争系统,必定存在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这一点可在逻辑上以哥德尔定理顺证,也可在经验层面以公地悲剧反证。从具体内容讲,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并不神秘,而就是特定的竞争系统的均衡点,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讲,均衡点正对应于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更朴素的是,均衡是整体的均衡,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实质上也意味着整体及整体价值。公地悲剧从反面证明,整体及整体价值也必须由具体的个体“我”来承载,要不然,就是产权不清,从而导致公地沦为悲剧。这就是近现代中华在黄河九曲之后最终选择一元化政治体制的逻辑必然,包括国家乃至天下在内,都必须归于“一”——一个清晰的产权主体,产权清晰之道颠扑不破!道理其实已在《习总外访为何讳言“一元化”政治体制》中阐明,这里不过是通过深入剖析竞争之道,进一步阐述产权清晰之道与竞争之道不相冲突而相融合,恰恰就是百战归来化一元。

    中共自诞生起,一直以国家甚至民族的整体及整体价值自任,代表整体及整体价值,承载整体及整体价值。毫无疑问,这能够为中共一元化领导地位奠定坚实理论基础。尽管中共过去作为革命党是阶级性的,而且阶级性极其鲜明,但即使如此,中共也以国家甚至民族的整体及整体价值自任。后来历史选择了中共的一元化领导地位,中共在自任国家甚至民族的整体及整体价值上无疑变得更加真实。现实上的确已难有挑战者,甚至未来也不允许有挑战者,历史的血酬不能白付。中国乃至中华民族能只能坚持并改善一元化政治体制,能且只能坚持并改善中共的一元化领导,尽快接近真正的整体均衡。

奥尔森的旁证:权力竞争贻害民众

    咱们一路的论述都是根据西方学术思想,从哥德尔定理到公地悲剧,从人性自私到市场失灵,从欧氏几何到自由市场模式,从产权到均衡,也可谓“言必称希腊”。但最后结论却为一元化政治体制作出了雄辩,似乎偏离了西方学术思想的主流。实际上,这一最后结论也不偏离西方的学术思想,只是稍微有点偏门。这不得不提到一位颇有影响的制度经济学大师,他就是美国学者曼瑟尔·奥尔森,以研究“集体行动的逻辑”而举世闻名。奥尔森别具只眼地发现,市场上的竞争造福消费者,垄断贻害消费者;权力上的竞争贻害老百姓,垄断造福老百姓。在《权力与繁荣》中,奥尔森并进一步区分出“两手”:“看不见的右手”指导生产者先做好事再垄断市场,“看不见的左手”引导流寇垄断权力再做好事。显而易见,奥尔森陷入了经济学逻辑与政治学逻辑或者说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精神分裂,但他对权力竞争贻害民众的洞见与产权清晰的一元化政治体制颇显暗合。奥尔森之所以能够洞见权力竞争贻害民众,据称与他看到的一则故事有关:

    一群人,不务正业,专事抢劫,可称之为“匪”。他们先是流动抢劫,从乡村到城镇,抢一阵子就换一个地方。日子过得也有滋有味,但风险太大,随时有被受害人致残或被官府捉拿处死的危险。劫匪已失散好几个兄弟,心底里渴望能稳定下来。后来发现一座高山,山下有大片良田和人烟,山上有洞天福地,还有个风光旖旎的湖泊,算得上一处风水宝地。匪们就此安营扎寨,白天下山抢劫,晚上山中休养,逍遥似神仙。但不久,劫匪发现山下的居民都搬走了,良田大片抛荒,无人可财可抢。他们遂不得不重新计议,决定以税代抢。第二天就派人与山下居民约定,以后再不抢了,反而要保护各位居民,只征收一点点税来维护秩序。养牛一只,月缴五角;养猪一只,月缴三角;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税收也不滥用,仅用于对外内贼和外寇,维护居民们正常的休养生息。

    这就是“流则为寇,坐则为王”,李自成当年不就这样吗(参见中共思想政治走向深思系列之二的《习总外访为何讳言“一元化”政治体制》)?如果劫匪不思安稳,不念长远,他们就不会以税代抢,系统自然离均衡越来越远,这里的税实质上构成劫匪与居民之间的一个利益均衡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权力好人也沦为流寇;一旦权力垄断,甚至坐下来进行稳定而长远的博弈,权力坏人也升为君子。事实上,稍微观察大自然就知道,凡流水冲涮之地,不仅不会有鱼,甚至连水草都不会有,只有沉淀才能带来生机。接着奥尔森的话讲,如果经济事务上自由竞争是自然的,甚至社会事务上自由竞争也是自然的,乃至其他事务上自由竞争都是自然的,但在作为一个系统之定海神针的政治权力及相应的政治体制上,自由竞争不是自然的,反而垄断是自然的。这或许也就是政治权力及政治体制作为人类事务中不可竞争的价值点位吧!

多党制为什么会是一元多派

    无可否认,放眼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不是一元化政治体制,更非一党制,政党竞争是现代国家的常态。那根据产权清晰的一元化逻辑,是不是可以说大多数国家都处于分裂状态,根本上偏离国家整体及整体价值的均衡呢?咱们先看一个小故事:

    话说在美国一个小镇,街道边开了两家店铺,不仅门对门,而且经营的商品也差不多。也可谓“冤家路窄”,两个店主还经常指责对方不好,乃至针尖对麦芒,比如同厂家的暖瓶,你卖红色的,我就卖蓝色的;你卖八美分,我就卖七美分,闹得不可开交。附近的居民乐得看热闹,有时间就去这两家店铺门口捡便宜。多年以后,一个店主老死了。就在当晚,另一个店主也神秘地搬走了。人们来到空荡荡的两个店铺,才发现店铺后面的仓库是通过地道接通的。原来,两个店铺的老板是一对表兄弟,他们统一进货,然后把不同价格、不同品种的货物摆在不同的店铺里出卖,不管居民选择什么商品,其实都是同一个仓库里的货,他们给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其实只是一种假象。

    政党竞争或者说多党制是不是故事中所说的一家两店也即一元多派呢?先撇开多党制还是一党制不论,首先可以肯定的,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作为整体及整体价值的存在,要不然,可能就谈不上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即是说,归于一元是现代国家的本质,区别只是在于整体性的强弱不同。拿年轻而现代的美国来说,史料显示,它原本不是一个整体及整体价值的存在,最初只是一些松散的社团,它们甚至不希望政府的出现,但最后之所以不得不也组织政府,乃是因为的确需要有跨社团的组织来协调整体及整体价值。可以说,美国政府的诞生,是整体及整体价值真实不虚的现实证明。既然都属于一个整体及整体价值,不管什么党派,只要不公开分裂国家整体,不公开否认国家整体价值,应该都可以归结到一元。众所周知,无论美国共和党的总统,还是美国民主党的总统,他们就职时都必须手按《圣经》宣誓,他们的政策主张也都不否认所谓的自由主义及普世价值。这难道不有力表明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只是一元下的两个派别?

人间正道一元化——兼复“历史的先声”

    美国文豪马克·吐温说得好:“道理经常在于人们深以为然而不尽然的地方。”实际上,一元化的逻辑藏在每个人的举手投足之中,因为人的行为基本动机就在于求同合一。这正是一注目礼概念所轻松表明的,注目礼的意思极其简单,就是不能够循环自证。比方人家问“尊姓大名”,答:“我叫‘欧阳君山’,欧阳君山的‘欧阳’,欧阳君山的‘君’,欧阳君山的‘山’。”这就属于循环自证,用自己的名字解释自己的名字,绕了一个圈,不知道的人还是不知道。正因为不能循环自证,人需要来自于别人的他证,但这往往意味着歧异,有时候甚至悬如天壤,比方“我”认为“我”是黄金,但别人认为“我”不过黄铜,怎么办?这就需要克异求同,直至最后得到别人的注目致礼——认同甚至高度尊重。人生的问题千头万绪,甚至千变万化,但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克服“我是什么”与“别人认为我是什么”之间的歧异,达到“我是什么”与“别人认为我是什么”的合同。这应该也是“大同”构成人类理想的原因所在,可能也是不少宗教强调“一神”如伊斯兰教所谓“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的原因所在,因为微观上人的行为基本动机就在于求同合一。那一元化逻辑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吗?八个字:人间正道,颠扑不破!

    走笔至此,不得不提一桩公案,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先声”,指的是中共正式建政前在与以蒋中正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当局的斗争中曾旗帜鲜明反对国民党一党制。这不仅反复见诸于当时中共报刊的重要社论,如《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曾发表题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的社论,称“美国是人类社会的成功模式的榜样”;而且也直接见诸于中共高层的谈话与文章,如毛泽东1944年对到访延安的美国代表团谈到:“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甚至当时还没有进入核心领导层的邓小平也在1941年的文章中写道:“‘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但“宜将剩勇追穷寇”成功后,中共并没有真正超越国民党的一党制,而只是取而代之。这里当然有中共当时与国内各党派的力量对比出现急剧变化的原因,而且也有中共当时与美国的关系急转直下及与苏联的关系日益亲密的原因,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解释,结果就是中共前后不一,不客气讲,背信弃义。可能中共不承认,但的确也是中共不敢轻易碰触的伤疤,从公开的史料看,毛泽东似乎不敢碰,邓小平似乎也不敢碰,遂视而不见。有学者把相关言论汇集并编辑为《历史的先声》出版,据称竟成为中共的禁书。

    毫无疑问,这算中共一个道德污点。但如果换个角度看,这何尝又不是以大信取代小信、以大义压倒小义、以今日之大我代谢昨日之小我,从而维护更高的前后一致呢?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如果产权清晰之道颠扑不破,如果一元化逻辑颠扑不破,中共为什么要履行原本就不正确而且多少带有策略性和统战性的陈辞呢?中共刻意回避“历史的先声”,充分反映出一个无奈现实:鸦片战争后,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尽管中华在黄河九曲中走上了党制之路,但相关理论严重不足,党制不是理论与实践相吻合的结果,而主要是实践超前理论乃至历史压倒逻辑的结果,在孙中山、蒋中正及国民党是如此,在毛泽东、邓小平及中共同样如此。

    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懂了的就努力创造条件去做,不懂的就要抓紧学习研究弄懂,来不得半点含糊。”中共当务之急是虚心静气,真诚坦荡,实事求是,求解党制的理论,让理性之光照进历史的隧道,以产权清晰之道重新梳理中华近现代历史,作出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的历史决议,让整个中华民族实现大和解,放下包袱,昂首挺胸再出发!

    最后续一句:出于种种原因,不少人对某的党制论深感不满,乃至“恨屋及注目礼”,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弹不出有意义的质疑。实际上,只需要沿着产权清晰之道往前一推,就可得到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一个国家归属于一个党,这是产权清晰,那一个党呢?作为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共归属于谁呢?按产权清晰之道,难道整个天下要归属于一个人不成?都是产权主体的国家天下,那我们的自由民主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点评:请看一篇典型的官样文章!在概念里面绕来绕去。学术界整天就是做文字游戏。

民主还是民粹

——中国的民意政治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俞可平

2014-04-24

  [摘要] 民意政治的兴起,是近年来中国政治一个明显的特征。特别是随着博客、微博和微信等网络新媒体的兴起,“民意”正在深刻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和中国政治的进程,并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民意政治的兴起及其对政治过程影响的增大,是中国社会政治进步的表现,是中国走向成熟民主的一个必经环节。但是,中国目前的民意政治还存在着重大缺陷:一是过分偏重于决策环节,而忽视了授权环节;二是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三是缺少足够的制度化公众参与渠道;四是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印记,极端的平民化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民意政治的合法性基础。这就需要领导层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和看待民意政治的兴起,将它纳入政治发展的长远规划和政治改革的近期议程;进一步完善民意表达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科学的利益表达和处理机制,扩大和增加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把民意表达和处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让公民通过合法的渠道表达其诉求,从而防止和克服民意政治畸变为民粹主义、网络暴力和暴民政治。

  [作者简介] 俞可平(1959-),男,浙江省诸暨市人,政治学博士,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哲学和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国际比较政治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增量民主与善治》、《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中国は民主主义に向かぅ》、Democracy and Rule of Law in China等。

  民意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日益加大,这是近年来中国政治一个明显的特征。特别是随着博客、微博和微信等网络新媒体的兴起,民意正在深刻地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并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过去几年中,许多在普通民众中影响广泛的政治事件直接是由民意引发的,如“贵州瓮安事件”、“厦门PX事件”、“四川什邡事件”、“重庆雷政富事件”、“江苏启东事件”、“甘肃陇南事件”、“浙江海宁事件”、“广东乌坎事件”等;一些违法官员在民意的要求下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如前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等;一些政府的重大决策也迫于民意而发生重大改变,如“四川什邡事件”直接导致了当地政府调整相关政策,原定的钼铜项目被迫停顿下来。

  民意政治正在中国悄然兴起。“民意”再度成为中国政治的流行词汇,被视为中国民主政治的重大进步,“敬畏民意”也成为流行的政治口号。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正式将民意当作评价政府绩效和制订公共政策的基本依据,例如,江苏省江阴市的“幸福江阴”计画,试图用民意来倒逼政府的改革;浙江省湖州市的“民意导向警务”活动,则试图用民意来引导和评价员警服务。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决定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在中共各级权力部门进行“群众路线教育活动”[1],这既可以看作是中国新领导人对毛泽东开创的中共政治传统的自觉延续,也可以看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民意的再度重视。

  然而,人们也不难发现,民意政治在中国也产生了另一种后果:民粹主义的兴起。汹涌的民意有时也变成一种“软暴力”,扭曲了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在网络上,不少带有明显偏激的言论形成“网络暴力”,压制社会的理性行为,干预独立的司法审判和正常的决策程式,侵犯包括官员在内的公民的合法个人权利。一些商人和政客甚至不惜动用金钱和权力,雇佣“水军”或“五毛”人员制造所谓的网络“民意”,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那么,中国的民意政治究竟拥有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生态?民意影响政治的主要机制和重点领域是什么?民意的兴起对中国政治的发展又意味着什么?它究竟是民主政治的进步,还是民粹主义的泛滥?努力阐述并回答这些问题,正是本文的主要内容。

  一、民意影响决策的主要机制

  民意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基本依据。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民意实际上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合法性来源,几乎所有决策者都会声称自己的政策反映着广大公民的意愿和需求。中共在这方面表现尤其突出,“群众路线”被认为是中共取得政权的重要“法宝”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群众路线”就是一种民意政治。中共历届领导人在总结经验时都反复强调,什么时候党与人民的联系紧密了,党的事业就会成功;什么时候党脱离人民了,其事业就会遭致失败。施行“改革开放”路线以后,邓小平再度运用了民意这个“法宝”。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2]。然而,公共政策是否反映公众的需求和意愿,并不取决于决策者的愿望,更不取决于决策者的自我宣示,而首先取决于是否存在一套通畅地传递民意的表达机制和体现民意的决策机制。邓小平不仅提出了“人民满意”论,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要确保政府政策反映民意,关键在制度。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他大力推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特别重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制度建设。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十三大首次提出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改革议题,着手建立一套真实反映民意的决策机制[4]。经过三十年来的摸索,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意影响决策的特殊机制,主要是影响决策的民意表达渠道和处理机制。它们包括:“两会”、“内参”、“政治教育活动”、“信访”、“听证会”、“恳谈会”和“网络问政”等。其中,有些机制在过去就以某种形式存在,但现在具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作用;而有些则完全是这些年中形成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过去所没有的。

  ——“两会”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制度化民意表达机制。“两会”是一年一度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简称,也是中国法律规定的基本政治制度。“两会”制度从1949年中共建政后不久形成,其中“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早于“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人大”)。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召开,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年9月15日召开。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两会”自身的活动并不正常,经常被各种政治运动中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陷于停顿状态。改革开放之前,即使召开“两会”,其重点也不在表达民意上,而是在完成党和政府交付的“法定程式”,它们也因此被戏称为“花瓶”。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种状况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是“两会”开始常规化和制度化,“两会”各有自己的年度例会。其中,人民代表大会从中央到省、市、县、区、乡镇均召开年会,而政治协商会议则只在县市级以上才召开年会。其次,除了完成党和政府交付的法定程式外,“两会”开始日益重视民意的收集和表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参加“两会”前,通常会想方设法征求自己所在地区或行业的公众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种“议案”、“提案”。这些“议案”、“提案”分别经由人大和政协的“提案委员会”审核后,直接提交给政府责任部门,政府责任部门在收到这些“议案”、“提案”后必须就如何处理这些“议案”、“提案”作出回应。每当各级“两会”召开前夕,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设法听取民众的意见,然后形成各种各样的“议案”、“提案”,已经成为公众民意影响政府决策最重要的制度性渠道。据统计,从2000—2010年间,“两会”提案和议案数量超过了10万件[5]。近年来,许多网民还通过微博向“两会”代表和委员提出各种建议,出现了所谓的“微博问政”。“两会”的年度例会,也因此成为社会关注度最高的政治事件,是中国政治的一道风景线。

  ——“内参”是中共内部民情上达的重要政治信息渠道和决策依据。中共执政后,为使各级权力机关了解民情、作出正确决策,逐渐建立了一整套十分完备的内部政治信息传播机制。五花八门的“内参”,不同于向上级权力机关汇报和请示工作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是反映存在的问题、民众的意见,以及报送者处理相关问题的建议。“内参”所载内容多半是不宜公开发布的政治信息,包括负面的政治信息,如民众的抱怨等,因此,许多“内参”都被列入保密范围,不得随意扩散。在过去,中共的“内参”体系主要由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组成。尤其是新华社,至今仍维持着最为重要的高层决策所依据的“内参”体系,包括《参考要闻》、《国内动态清样》、《内部参考》、《内参选编》、《参考清样》等。20世纪90年代后,中共决策系统中的这一“内参”制度进一步发展,除了新华社、《人民日报》、《求是》等官方媒体拥有正式向中央决策层报送的数十种“内参”外,中央多数部委也各有其定期或不定期向中央决策层报送的行业性和部门性“内参”,一些重要智库如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国家行政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都各有其多种“内参”直接报送中央决策层。一些地方政府近年来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内参”体系,作为地方党政机关了解当地民情和制定地方政策的重要依据。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内参”中反映民众意见和需求的内容日益增多,而决策者经常在重要的“内参”上就一些具体的问题作出“批示”,作为对民意的一种回应。

  ——“群众性政治活动”是脱胎于原先的政治运动的中共特有的民意收集机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是中共至今仍声称坚持的优良传统。中共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时,屡屡通过群众性政治运动来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曾经获得极大的成功。1949年执政后,中共继续了这一政治传统,更加频繁地发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包括“土地改革”(1947—1952)、“镇压反革命”(1950—1953)、“三反五反”(1951)、“反右”(1957—1958)、“人民公社”(1958)、“大跃进”(1958—1960)、“社会主义教育”(1962—1966)、“四清”(1963—1966)、“文化大革命”(1966—1976)、“批林批孔”(1974—1975)、“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5—1977)等。但是,这些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性质逐渐发生了重要变化。自“四清”开始,它们事实上已蜕变为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的主要工具。历次政治运动,均造成了难以计数的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吸取过去群众运动的教训,力图在恢复其作为联系群众纽带的同时,避免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因此而成为“群众性教育活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历届新任中共领袖都发起过多次这样的群众性教育活动,从“三讲”(即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决定,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为期三年)、“保先”(即2004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期一年半),到“科发”(即2008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期一年半)、“创先争优”(即2010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争先创优”活动,为期一年半至二年),再到2013年下半年启动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这些“学习实践活动”或“教育实践活动”虽然不再像过去那样广泛发动群众搞“人人过关”,但仍然声势浩大。例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涉及了7,500多万党员和370多万个党组织[6]。所有这些“教育活动”,除了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自我批评、自我教育外,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活动期间专门听取普通党员和其他民众的意见,然后根据这些意见提出具体的“整改措施”,并向本部门或本地区的民众作出“公开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完成这些“整改措施”,接受民众的监督。这些“整改措施”和“公开承诺”,实际上就是基于民意之上的决策[7]。

  ——“信访”(人民来信、来访的简称)是目前中国最普遍的民意表达机制。中国的信访制度也由来已久,早在1951年,当时的中央政府就颁布了《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但那时信访制度的主要职能是接收各地群众给中央领导和中央领导部门的来信,这被当作中共联系群众的一种形式。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信访的职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民意表达和收集制度之一。1995年,国务院正式颁布《信访条例》;2005年,国务院再次颁布修订后的《信访条例》。根据这两个法令,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8]。根据这一条例,从中央到地方县级政府都正式设立信访办公室,一些重要的权力部门也内设了信访办公室,如全国人大和公、检、法部门,专门负责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根据相关规定,所有信访部门在接到公民的来信来访后,应当将来访者的诉求加以记录和分类,然后转交给相关政府部门,政府部门通常须向信访部门和上访者回馈其处理意见。信访制度和信访机构从而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民意诉求渠道之一,也是公民合法地影响政府政策的便捷途径。

  地方领导干部走出机关到基层单位的所谓“接访”或“下访”,是信访的一种新形式。从1992年开始,全国各地的信访数量连续迅速上升,在2003—2004年间达到信访的“洪峰”。2003年的6月至9月,国家信访局来信来人上访的数量同比分别增长了67.3%和58.4%[9]。为了处理大量的信访问题,防止正常的信访演变成群体性事件,从21世纪初开始,一些地方试行主要领导干部直接接待群众来访的新制度,增加了一条普通民众直接向决策者反映诉求的重要渠道,成为基层决策部门了解并处理民意的重要制度。这项制度推行后,明显减轻了信访机关的压力。因此,2009年,中央办公厅发布《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在全国普遍推行领导干部接访制度。2012年《人民日报》报导称,全国信访总量已连续7年下降。然而该报导同时指出,仅2011年一年,全国县以上领导干部接待来访的群众就达337.2万人次,可见整个信访总量仍然非常之高。[10]

  近年来,信访制度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趋势:从正常的个人上访演变为非正常的“群体性事件”。按照官方的界定,“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11]。“群体性事件”是民众表达对政府及政府官员不满的一种特殊方式,实际上是一种集体的抗议和示威。由于这种非正常的民意表达方式通常会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对政府形成重大压力,因而,它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民意表达形式之一。群体性事件的表现形式及数量在近些中获得了快速增长。有学者也把“群体性事件”称为“社会性突发事件”,并认为在眼前的中国这类事件多达15个种类:集体上访、静坐、集会、示威游行、示威抗议、罢工、堵塞交通、封堵政府大门、冲击政府、公共混乱事件、骚乱、民族间纷争、网络聚集、传闻引发的集体行动,以及组合形式的集体行动[12]。20世纪90年代以后,群体性事件的增长速度几乎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一样,年均超过9%。有学者估计,群体性事件在1993年为0.87万起,1999年为3.2万起,2003年为5.8万起,2011年则高达19万起[13]。群体性事件正在以一种独特的形式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它不仅是民意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形式,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网络是中国目前影响最广泛的民意表达平台,也是普通民众影响政府决策的最重要机制。中国是网民大国,目前网民已经超过6亿,仅新浪的微博用户就超过了5亿,腾讯的微信用户超过3亿,而且还在快速增长。“两会”、“内参”主要是官方的民意收集渠道,“信访”、“群众活动”虽然直接与民众接触,但民意通常要经过多层过滤,唯有微博和微信等网络工具,既方便实用又几乎没有“信息过滤”,因此,在合法的公众参与渠道相对缺少的情况下便迅速成为公众表达其民意的最重要平台。网络议政和网络参与是中国网民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网民区别于他国网民的重要特征。中国的网民纷纷利用网络平台发表对时政的评论,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传播各种政治信息,因而,以博客、微博和微信为代表的网络平台,成为民意汹涌汇集的海洋。与这种现实情况相适应,中国领导人,如前总书记胡锦涛和前总理温家宝,十分重视网络民意,并使之成为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各级政府纷纷开设了自己的门户网站,其中不少政府还在门户网站内开辟了专门的民声通道,或另外创办专门倾听市民意见的网站,鼓励本地居民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如辽宁沈阳市的“民心网”等。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也专门创办了反映网络民意的“内参”,如人民网的《网络舆情》、《舆情分析》和新华社的《舆情摘要》等,直接报送中央最高决策层。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效仿,监视和摘报当地的网络舆情,作为其决策的重要参考。

  ——“听证”是各级政府在制定与民生相关的公共政策前听取民众意见的新机制。听证制度在西方国家一直是重要的决策制度,是西方民主的基本制度之一,也因此在中国一直被视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从21世纪开始,听证制度开始引入中国,先是在地方层面进行试验性推广,但很快被中央政府采纳,是胡锦涛、温家宝执政时期在民主决策方面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温家宝在就任总理伊始就明确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制定重大政策之前,必须经过听证程式。2008年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明确规定重大决策必须举行听证。2010年进一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专门就政策听证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式。作出重大决策前,要广泛听取、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意见采纳情况及其理由要以适当形式回馈或者公布。完善重大决策听证制度,扩大听证范围,规范听证程式,听证参加人要有广泛的代表性,听证意见要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14]。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适时引入了听证制度,在一些重要立法出台之前召开听证会议。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条例,进行立法听证和政策听证的尝试。虽然中国至今还没有《听证法》,但在事关民生的重要政策问题上,如自来水、家庭用电、煤气和出租车费的涨价等,举行听证会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听证会主要是政策制定者听取民众代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尽管在如何选取民众代表、是否真正尊重民众意见方面充满着争议,但听证制度已经成为民意影响决策的正式制度,而且这种制度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无疑在逐步增大。

  ——“恳谈会”也是近年发展起来的政府与公民进行对话协商的新制度。“恳谈会”在各地有不同的称呼,例如“政策对话”和“民主协商”等,其基本内容是基层的政策制定者就某项特定政策听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其中,最有影响的要数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温岭市的松门镇早在1999年就开始推行“民主恳谈会”,乡镇党委和政府就一些具体的民生问题听取民众的意见。此后,这一制度在温岭市范围内得以推广,并且有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一度成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典范[15]。“恳谈会”主要应用于乡镇和村一级的决策过程,是居民和地方当局之间的协商对话,是一种直接民主。尽管学者和民众对此好评如潮,但因为涉及地方政府向民众的分权和地方的行政效率,一直难以得到大范围的推广。

  除了上述这些机制外,民众表达其诉求和意见,并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和政治生活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渠道。例如,大众传媒,过去群众运动时期遗留下来的“意见箱”制度,“举报”制度,领导干部“下基层”制度,上级到下级部门的“巡视”制度,各类智库的调研报告,等等。

  二、民众关注的主要问题

  民众所反映的问题与提出的诉求,大多与其切身利益直接相关,因而千差万别。但从地区和国家的整体来看,每个时期的民意都有其特定的关注热点,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的政治经济现状。可以说,民意是社会政治的晴雨表,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例如,“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民意关注的焦点是平反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国有企业改制时,民意关注的是职工下岗就业;城市化进程加速时,民意关注的是拆迁补偿。如此等等。目前民意关注的焦点问题主要有哪些呢?综合相关调查、观察材料,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

  ——民生问题。毫无疑问,普通民众最为关心的当然是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等民生问题[16]。纵观近年来各种舆情调查和分析报告,民生问题始终占据民意的核心地位,主要集中于所谓的“三难”(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房价飞涨,使社会中下层居民买不起房,或被银行贷款绑架,成为“房奴”。药价高、好医院和好大夫少,加上医疗腐败和医疗保险制度不完备,使得普通居民看病面临物价高、好医院难进的双重困难。现在的适龄学童大都是独生子女,父母们都希望孩子能上好一点的学校,但好学校与众多学生相比总是稀缺,因而也与看病难一样,广大家长在孩子上学时面临学费高、好学校难进的困难。这“三难”被一些网民戏称为新的“三座大山”。除此外,下岗失业、退休养老、社会保障、食品安全、交通拥堵、公共安全、物业纠纷等基本民生问题,也是舆论关注的热点。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一些特殊的民生问题,也逐渐演变成民意的焦点,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和环境保护等。

  ——土地征用。城镇化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快速的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成就之一。但中国的城镇化速度令世人吃惊,其中还另有奥妙。1978年,城乡人口比是17.92%∶80.02%;2000年,为36.22%∶63.78%;2011年则完全颠倒过来,变成了51.27%∶48.73%[17]。驱动快速城镇化的直接动因之一,是地方政府从中获取的巨大土地收益。由于中国的土地产权分为城市与乡村两种不同类型,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乡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国家所有的土地政府可以做主,集体所有的土地则由村民委员会做主。土地的市场价与对农民的补偿款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价,少则十几倍,多则上百倍。经济学家吴敬琏估计,地方政府这些年中从农民手中攫取的土地溢价至少在3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18],土地收益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然而,地方政府的这种土地收益,是以剥夺农民的权益为代价的。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必须对失地农民进行合理补偿,但并非所有地方政府都能按中央政府要求的那样理性处事。许多失地农民既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又没有固定的职业和基本的养老等社会保障,成为所谓的无土地、无职业、无保障的“三无农民”。不少农民觉得自己在土地征用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便向政府发出强烈的抱怨,直至形成所谓的“信访潮流”。以南方的浙江省为例,仅1999—2002年的3年间,就征用农村集体土地154.69万亩。因土地征用而去省里上访的,2000年为342批、1,015人,2001年为333批、1,010人,2002年上升至470批、1,615人[19]。

  ——拆迁安置。这是与土地征用有密切关系但又有所不同的热点问题。大量的拆迁安置也是城镇化进程的产物,但除了城镇化外,大型水利工程和建设工程也带来拆迁安置的问题。例如,三峡工程的安置移民,就多达140万人。拆迁安置比土地征用更加复杂,它不仅涉及农村居民,也涉及一些城镇居民。由于城镇化及大型工程的需要,对居民的房屋进行拆迁,然后进行适当的补偿并重新对其进行安置,这直接关系到居民的安身立命,稍有不妥势必引发居民与开发商的激烈冲突,最后双方都有可能会求助于政府出面调解。如果居民以为政府的调解失却公平公正,最后就会将其不满转向地方政府。近年来大量对政府的民怨直接由拆迁安置引发,各地还不时发生暴力冲突和恶性人命案件,如2007年重庆的“最牛钉子户事件”和2009年四川省成都市的“拆迁户自焚事件”。每年召开的“两会”,按其本意应当是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议论国家大政方针,但近些年中比“两会”代表和委员进京更多的是“访民”,其中相当多数的上访由拆迁安置引发,这些“访民”希望借“两会”之际引起上层对其问题的关注,在上层的干预下满足其需要。

  ——环境污染。中国迅速的现代化确实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GDP”年均增长连续33年超过9%,但为之付出的代价极其昂贵,其中主要代价之一就是环境污染。“GDP”崇拜和以“GDP”主导的官员绩效考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不计环境成本的增长模式,“先发展,后环保”曾经是许多地方政府的发展思路。虽然中国政府在前些年开始调整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模式,但为时已晚。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的程度已经触目惊心,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活品质和生命健康,促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神经变得日益敏感。广大的城乡居民纷纷开始环境保护的自救行动和维权行动,其中引人注目的举措就是日益关注周围的环境质量,主动反映周边的环境状况。不仅如此,当民众的环境权益面临威胁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采取抗争行为,例如上访、示威、游行,直至演变成暴力对抗。近年发生的大规模官民冲突事件,许多是由环境问题引发的,如厦门市和大连市的PX项目事件、四川省什邡市的钼铜事件、江苏省启东市的排污事件等便是典型案例。据专家统计,由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仅2011年,环境保护部就直接处置突发性环境事件106起[20]。

  ——社会公正。中国共产党信仰社会主义,并把它作为执政的基本原则。从理论上说,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更强调平等和公正。因此,在中共执政伊始,就推行均贫富的分配制度,致力于消灭占据大量财富的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长时间中,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很小。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城镇的基尼系数只有0.16,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只有0.2889,平均为0.2797[21]。但这种均贫富的收入分配制度,导致了居民生产积极性的严重不足,使中国长期处于严重的贫困状态。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为了克服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制定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强调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结果是,一方面经济迅速发展,财富急速增加;另一方面,贫富差距迅速拉大。据学者统计,1980—2010年的30年间,中国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从0.2862攀升至0.48[22]。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了十年来(2003—2012)的中国基尼系数,这十年一直在0.47到0.49之间波动。但学者的统计远高于此,2012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一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23]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收入累计占所有家庭总收入0.1%,而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收入却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23.4%,是前者的234倍;而且,城乡人均收入和东西部区域性人均收入的差距也在拉大。[24]财富分配的不公,直接导致了教育、卫生、安全、住房、司法等方面的明显不公,成为公民对政府的不满增加而信任减少的基本原因。一些调查表明,多达60%以上的居民觉得社会不公平[25]。常言道,“不平则鸣”。种种社会的不公平,便成为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民意诉求的焦点内容。

  ——司法不公。中国有着长期的“人治”传统,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才正式提出要建设法治国家,并把“法治”当作国家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之一。但走向法治必然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制不完善、法外干预、法官腐败、以权代法、刑讯逼供、有罪推定、地方保护等因素均会严重影响司法的公正。各地确实不时有一些民事和刑事案件,由于权力和金钱的干预而出现不公正的审判。此外,中国特有的信访体制和维稳体制,又进一步增加了许多干预独立司法审判的政治因素。一些已经判决的案子,当事人甲觉得不公平,便向上级投诉上访,上级部门的干预有可能影响原先的判决,这样又可能引发当事人乙新的不满。在“稳定压倒一切”方针的指引下,地方政府会以“息事宁人”的思维去解决民众的某些强烈诉求,从而在现实生活中会形成一种“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奇特政治逻辑。在信访热点问题中,由民众感觉司法不公而引起的“涉法信访”不仅占据比例高,而且持续时间也长久。一份课题报告指出,四川省乐山市仅2009年就发生“涉法信访”4580件(人次),占该全部信访总量的79%[26]。向政府讨要“说法”,成为近年来许多民众的强烈诉求。由于司法不公的现象成为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的体制性问题,因而也成为公众舆论的热点话题。

  ——腐败特权。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痼疾,从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转向市场经济后便不断加剧,直至现在还处于高峰值状态。从工程承包招标、稀缺资源供给、商品买卖回扣,到孩子上学、病人住院、官员选拔、荣誉评选等,几乎涉及社会各个领域,案值也从数千数万元到数亿数十亿元。腐败的大量出现,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陡然增大了行政和交易成本,使普通民众深深地感觉到社会的不公平和政府官员的不可信,从而长期成为公众舆论关于党和政府工作的最大关注点。实际上,许多中高级官员的腐败案最终事发,舆论的披露和介入功不可没。近年来,另一个与腐败紧密相关但更为可怕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就是愈演愈烈的特权。特权是制度许可或至少并不违法的特殊利益,它虽然极不合理但却不被法律追究。特权是一种制度性腐败,其危害比官员的普通腐败更为严重。在上学、就业、升官、医疗、退休、交通、住房等利益纠纷突出的领域,特权现象便紧跟其后。在民意的关注中,特权与腐败通常被不加区分地看待。近年来的许多民调表明,官员的腐败特权是民众关注度最高的社会问题。上引的一份调查称,有75%多的居民认为官员腐败是目前最大的社会问题[27]。

  ——民族主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迅速崛起,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综合国力也日益强盛。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中国的声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响亮,中国的国际地位前所未有地提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大大增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为中共执政后所未有。这样,一方面,中国继续强调对外部世界开放,并学习借鉴国外的优秀文明成果;另一方面,许多民众开始有意识地抵触外来文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绪开始高涨。一些原来并不敏感的问题变得敏感了,特别是对外来的刺激开始产生强烈的反应。在民众中,反西方特别是反美的情绪变得日益强烈,对一些外交纠纷特别是领土纠纷,民众开始发出自己的强烈呼声,并且对政府的外交政策形成强大的压力。例如,“中美撞机事件”、“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南海岛礁之争”、“钓鱼岛之争”等,都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公共舆论事件。以2012年的网络舆情为例,“钓鱼岛与反日游行”以及“黄岩岛与南海局势”两个议题高居中国最有影响的三家论坛(天涯、凯迪、人民)、两家微博(新浪、腾讯)和两家社交网站(人人、开心)的榜首[28]。民众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已经成为政府制定内外政策日益重要的依据。

  三、民主还是民粹

  民意政治的兴起,是中国近年来政治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民意政治的兴起有许多种表现:其一,民众对政府的诉求日益强烈,并且努力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出来。更多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不再将自己的不满和要求埋藏在内心,而是选择了公开的表达,甚至不惜采取一些极端的表达方式,如群体性事件等。其二,民众表达其各种诉求的渠道大大增多,只要有强烈的表达意愿,即使最底层的穷人,也能找到表达其意愿的方式。除了传统的渠道外,民众更多的是利用新兴的民意渠道,如利用手机和互联网等新媒体,甚至通过外国人和外国在华机构表达其诉求,出现了所谓“告洋状”的现象。除了合法的表达渠道外,民众也大量使用“非法的”渠道,如“群体性事件”等。其三,公众的民意已经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公共决策不可逾越的环节。从中央最高层领导到地方政府官员,倾听民意,关注舆情,已经是其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政府决策完全弃民意于不顾的时代已经过去,敬畏民意开始成为更多官员的政治态度。其四,针对民意政治的兴起,一些相应的制度开始建立。它们旨在规范和疏导民意,同时也力图使公共政策反映民意,如听证制度、信访制度、协商制度等。其五,一批“意见领袖”开始出现。例如,近年来出现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和微博“大V”。改革开放前,中国从来不存在也不允许存在所谓的“意见领袖”,随着民意政治的兴起,这种状况被彻底改变。人数日益增多的“意见领袖”,每个人的微博“粉丝”可以多达数十万、数百万,直至数千万,他们的一言一行往往有很大的社会反响。这些“意见领袖”通常表达的是他们对政府政策和现实政治的意见和批评,尽管许多政府官员可能对此并不满意,但这种现实已经难以改变,“意见领袖”的许多意见事实上正在对社会公共事务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重点做好这些“意见领袖”的工作,也成为中共意识形态管理的新内容。

  民意政治在中国兴起的深刻原因,首先在于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形成。民意政治,归根到底是一种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对公共政策和政治改革议程的不同态度,实质上是不同利益群体对改革进程和社会现状的不同反应。从总体上说,社会强势阶层及其代言人掌控着关键性的利益表达渠道,他们可以通过大量合法的途径来表达其意愿,并决定性地影响政策制定和改革议程。相反,社会弱势群体很难有机会通过合法的利益表达机制影响政府决策,他们的声音经常被“沉没”。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对决策进程影响微弱的渠道,甚至通过所谓“非法的”和非正常的机制来表达其诉求,如信访、网络和群体性事件等。

  其次,民意政治的兴起,也是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几千年残暴的专制政治传统,使中国的普通民众即使在自己利益受损时,也常常选择“政治的沉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把人民当家做主当作核心的政治价值,民众的权利意识获得空前的觉醒。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民主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尤其是随着居民经济利益的增大,其政治权益的需求也随之增强。当自己的正当权益遭受侵害时,越来越多的公民不再忍气吞声,而敢于表达自己的诉求,直至与政府进行抗争。这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和政治文化的变迁。

  最后,中国民意政治的兴起还与现代信息科技的发展直接相关。特别是电脑技术、手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结合,使得普通民众即使在传统的民意表达渠道阻塞的情况下,也可以运用诸如手机、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表达自己的诉求。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信息网络在中国的民意政治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于正常的民意表达机制不够通畅,另一方面则得益于现代信息技术在中国的快速普及。正像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一样,她也是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

  民意政治的兴起正在极大地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中国的政治进程。与此同时,如何看待民意对政治的这种影响,也成为中国政治讨论的重要议题。一些人把民意的兴起看作是中国民主进步的成果,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民粹主义的表现。究竟应当如何认识民意政治的作用?在我看来,民意政治的兴起,本身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政治进程的重要内容,它深刻地体现了社会重大转型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双重性。

  不少人认为,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成就集中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特别是在民主政治方面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一些海外的专家学者甚至认为,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是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在内的社会整体进步过程,政治生活的进步也相当明显。如果从多党竞争、分权制衡、总统直选等典型的西方标准来看,中国的政治确实没有实质性变化,但如果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公民社会的兴起、官员的选拔、政治透明、公共服务、公众参与、政府责任、法治建设等角度看,就可以发现中国政治的重大变迁。换言之,中国的政治改革,主要是治理改革。一般认为,治理改革主要是一种工具理性,而制度改革则是一种价值理性。然而,从长远看,这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治理改革本身也包含着某种价值理性,治理改革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体制变革。如果政治体制的变革严重滞后于治理变革,两者之间就会形成巨大的张力,传统的体制反过来会影响治理改革的绩效。治理与体制的这种辩证关系,在中国的民意政治中得到了典型的体现。一方面,民意表达渠道的增多和民意对决策影响的增大,满足了民众的参与需要;另一方面,整个公民参与体制并未发生重大变革,既定的政治体制便严重阻碍了民意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正能量”,反而使民意政治具有某种“负能量”。

  民意的表达和处理机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民意与决策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实的民主进程。无论是与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相比,还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行政治体制相比,中国现行的民意表达机制和处理体制都带有自身的特征。最重要的特征,就在它兼有民主和民粹的双重性。一方面,有更多新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渠道来表达民意,决策者也更加重视民意,民意对决策的影响日益增大。这体现着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是民众力量日益强大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无论是民意的表达机制还是民意影响决策的机制,都还很不规范,民意的自由表达和合适处理还缺乏健全的制度环境,民意对决策的影响和作用还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换言之,民意对决策的影响还有随意性,并带有深刻的民粹主义烙印。从中国政治发展的总体格局和长远趋势来看,这种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民意政治,是中国走向更加成熟的民主政治的必经环节。

  从本质上看,民意对决策的影响增大,是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民意表达渠道的增多,其实就是公共参与的扩大。公共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在竞争性选举相对不足的现实情况下,公共参与对中国的民主进步意义尤其重大。民意受到决策者的更多重视,从而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更加深刻,这表明了公共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公民的愿望和需求,是“权为民所用”的一种体现。民意对公共政策影响的加大,不仅对宏观政治的进步意义重大,而且对维护具体的公民权利也有着直接的意义。许多民意引发的公共事件,直接结果是改变了原先损害公民权益的政府决策,维护了公民的正当权利。例如,一些污染性工程项目被迫停止,一些冤假错案得以平反,一些违法拆迁和土地征用得到纠错,实际上都有效地防止了对公民正当权益的不适当侵犯。一些典型的官员腐败案例由于民意的介入而得以进入司法程式,客观上也对公权的滥用形成了一种社会的制约。

  然而,中国目前这种民意政治存在着重大的缺陷。首先,现行的民意政治过分偏重于决策环节,而忽视了授权环节。按照民主政治的本义,“人民主权”或“人民当家做主”首先应当体现在“权为民所赋”和“权为民所有”,然后才体现在“权为民所用”。与强调“协商民主”的现实政治相适应,中国现行民意机制发生作用的主要领域也在“权为民所用”。这属于决策民主或“民主决策”的范畴,民主决策对于民主政治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却是不充分的。如果没有健全的民主授权机制,“权为民所有”和“权为民所赋”就难以得到保障。

  其次,现行的民意政治还缺乏足够的法律保障。民意表达的基础是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这些也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新闻和结社自由权,但至今仍无专门的新闻法和社团法。这既是导致公民的言论表达权不时受到地方官员公然侵犯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网络暴力”相当泛滥的重要原因。前述的所谓“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政治现象,更是法治精神缺失的典型体现。

  再次,缺少足够的制度化公众参与渠道。尽管近年来公民表达意见的渠道迅速增加,但增加的主要是网络渠道和信访渠道,常规的民意表达渠道依然明显不足。甚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些法定的“民意代表”,与其所在地民众之间也缺乏健全的联系机制。这就产生两种后果,一是非正常的公众参与事件不断增加,例如群体性的上街“散步”、“喝茶”;二是由于运用类似信访和网络等工具表达意见受到一定客观条件的限制,网上民意便带有某种偏向,民意的真实性容易受到扭曲。

  最后,中国目前的民意政治带有显然的民粹主义印记,极端的平民化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民意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例如,2012年的一项公众民粹化倾向调查发现,“49.5%的受访者具有民粹化特征”,其中,31.3%的人属于民粹特征显著群体,18.2%的人属于有一定民粹化倾向群体。在民粹化特征群体中,男性占55.8%,女性占44.0%。在党员群体中,民粹特征显著者占30.8%,有一定民粹化倾向者占20.6%。从行政区划来看,日常居住地为乡镇、村的受访者中,民粹化特征群体和民粹特征显著群体所占的比例均为最高,分别占乡镇、村受访者的57.5%和41.3%;居住在直辖市的受访者民粹情绪较低,比例分别为48.1%和29.0%。日常居住地为海外的人,民粹特征最不显著,比例分别为21.7%和8.3%”[29]。

  综上所述,民意政治在中国的兴起,本身就是中国政治进步的产物,并且反过来正在强劲地推动着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无论对政府还是对民众,它都是一把双刃剑,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作用。要增强其推进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减少其助长民粹主义的消极作用,唯一的途径就是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领导者应当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和看待民意政治的兴起,将它纳入政治发展的长远规划和政治改革的近期议程。要进一步完善民意表达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科学的利益表达和处理机制,扩大和增加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把民意表达和处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让公民通过合法的渠道表达其诉求,从而减少非正常的公众参与和非法的群体性事件。简言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和法治,是防止和克服民意政治畸变为民粹主义、网络暴力和暴民政治的根本途径。

 


 

 

世界的未来在中国 人类的出路在中国文明

英国学者 汤因比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讲师 刘涛

2014-04-15

    阿诺德•汤因比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试图以其皇皇巨著《历史研究》,揭开文明兴衰的谜题,启发人类对未来道路的探索。

    直到1973年,时已暮年的汤因比依旧没有停止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探索。在不断出版新作的同时,汤因比与当时日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两年的漫谈式对话,主题是人类在21世纪的未来。汤因比和池田,一个是西方人,一个是东方人,互相抛开了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狭隘和隔阂,在精神自由的海洋里进行高屋建瓴式的未来学式的全景探索。在这场漫谈中,汤因比透露了对21世纪中华文明的无限期望。

西方无法引领人类未来文明

    可能让池田略微感到失望的是,作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亚,而中国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汤因比心仪的东方文明,不是在那个时代经济上升和物质繁荣、技术高度发达的日本,而是依然在“文革”中徘徊、物质生活依然相当贫乏的中国。尽管面对一位日本文化界的顶级名人,汤因比也直言不讳未来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路的是中国,而不是日本等国。

    汤因比坚信未来的人类只有走向一个“世界国家”,才能避免民族国家的狭隘,才能避免民族国家因为狭隘国家利益追求而带来的人类社会的灭亡。而人类社会要过渡到一个“世界国家”,西方社会是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的。西方在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就再也没有形成一个天下主义的国家来统一西方世界,而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恰恰是西方在罗马帝国分裂和灭亡之后西方历史发展的主线。而西方文明在过去几百年对世界的武力征伐将世界带入到一个统一的经济市场,西方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促进了全世界各个文明学习西方文明而自强。因此西方世界在经济和科技上影响了世界,在政治上却完全无法为世界建立一个整合和统一的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国家”。西方不仅无法为世界提供永久和平的整合模式,而西方本身内部都无法统一。

    而在未来人类的利益整合和利益协调的过程中,汤因比也非常不看好西方的民主模式。池田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思想影响很深的东方学者,坚信未来世界的统合的方式应该是根据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原则和人民自愿的原则,因此世界民主是统一世界的关键。而汤因比作为文明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则以穿透五千年历史的深邃眼光指出,如果仅仅依靠国家和国家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社会和社会之间的民主协调,那么人类社会很可能在无尽的争吵和争端中走向衰落,而这样的漫无边际和漫天要价的民主进程很可能在人类社会还没有迈出任何一步之前,人类就在工业化的无止境扩张中灭亡了。汤因比非常睿智地指出,人类历史上长时间的和平和“世界主义”国家从来都不是出现在民主协商之中,而民主的雅典恰恰在民主内部争端中而走向衰亡。

    汤因比的观点特别值得我们在后美国时代和后西方时代深思,西方式的民主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的变迁,曾经是人类制度文明象征的西方民主制度现在已经逐渐僵化和腐化,成为西方前进的障碍,以至于西方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后民主时代”不可避免地到来。如果再把西方的日渐势衰的多党竞争民主移植到“世界国家”的建立过程中来,那就真的要贻笑大方了。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已经让人们看到100多个民族国家一旦利益发生分歧,任何一个微小的协调都是多么困难,更遑论要建立一个世界政体和世界国家了。

    的确,20世纪后半期的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无数生灵涂炭的教训,人类无论如何也是在向进步文明的方向上发展,汤因比当然知道现在的人类不能再像过去的帝国那样依靠武力来统一,因为在核武器时代武力统一就意味着人类同归于尽;而人类也绝对不可能依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来实现统一,那样人类恐怕还没有完成世界整合过程的百分之一,就面临着过度工业化和环境的空前灾难了。而西方文明在汤因比眼里看来是无法主导人类未来方向的文明,美国更是以罗马帝国“暴力征伐”的特征而演化成为一个军事主义的帝国,而这在汤因比——这个对人类古代的军事化文明多有研究的智者眼中,绝对是一个衰朽的文明的先兆。那么世界出路在哪里?

世界的未来在中国

    在和池田的对话里,汤因比给出了完整的答案: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人类的出路在于中国文明。为什么汤因比会有这样的看法?汤因比在与池田的对话中自我总结了八点原因:

    一、中国在漫长的21个世纪里,尽管也多次经历过混乱和解体,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完整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文明帝国的稳定秩序中,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区域的世界主义模式可以为今天的人类提供宝贵的经验。

    二、中国人在其漫长的历史中都保持着人类社会中可贵的天下主义的精神,恰恰中国文化是距离狭隘的民族主义最远的。

    三、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使得中国文明符合了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

    四、在儒家和佛教思想中都存在合理主义思想,使得中国人在漫长的时代中有分寸地建立和坚守着自己的文明。

    五、道家思想对宇宙和人类之间奥义的认识,以及对人类社会试图主宰宇宙的不以为然。恰恰是中国的道家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与合理性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六、东方宗教和哲学思想中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以及反对针对自然和环境世界的统治和征伐欲望。

    七、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民族已经显示了,亚洲人同样可以在西方人领先的领域赶上和超越西方人,例如在经济和技术领域日本人所显示的卓越超越能力那样(那时候在1970年代,中国崛起的序幕还远远没有拉开)。

    八、日本人和越南人在西方人的优势和霸权面前,展示了勇气和信心,日本人在经济领域,越南人在军事领域都展示了巨大的勇气(汤因比这里指的是越南战争)。因此这再次证明了亚洲人未来是可以领导世界的,关键是要将这样的勇气和信心转移到人类历史和人类新文明和和平建设领域。

中国应对人类文明尽更大责任

    汤因比坚定地认为,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发展出的是工业主义、技术主义,在政治上则是民族主义,因此西方征服世界的后果是各个非西方国家都模仿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主义模式,因此全球越来越有政治统一的需求,因为通过工业和技术的全球扩散人类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地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下一步的关键就要看中国了。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依靠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可以将亿万人民根据文化情感纽带的联系而组织在一个以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为文明基准的国家。因此在汤因比眼里中国是真正的“文明国家”,这里的文明既含有古代文明帝国的意思,也含有文化情感纽带的深刻联结的意思。汤因比的观点的确再次证明了中国从本质上是文化的概念,是一个文明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概念。

    汤因比告诫说,西方在经济和技术上影响和征服了全球,但是却留下了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林立世界的超级难题,这个政治真空将由中华文明来补足。而只有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给予世界永久的和平。因此汤因比对未来人类社会开出的药方不是武力和军事,不是民主和选举,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文化引领世界,这个文化就是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汤因比最终的论点是,一个历史上一直是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也将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汤因比在上世纪70年代的论点非常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去阅读发掘,站在中国崛起和中华文明复兴的高度去认真审视,这是一项无比重要的工作。其重要性甚至不亚于中国在GDP总量上跃居世界第二。

    在21世纪,中国经济将创造奇迹,“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化”也将担当起在后西方时代提升人类文明的伟大责任。中国并不排斥学习西方,相反还要加大学习西方的力度,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的成果,努力革除弊政,修正本身文化中不符合现代化的因素,同时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不断发掘、研究、建构、阐释和再阐释中华文明中能够提升当代人类文明的重要因子。一个文明高阶段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复古主义,更不是盲目崇拜古代的一切,而是在一种人类文明更高阶段结合现代因素的文明复兴运动。因此中华文明必定是要联结现代性的因素才能在更高的阶段更好地促进人类社会的世界大同。中华文明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改革精神,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的文明多元共生理论,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中的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的和谐精神,以及中华文明和平世界主义的天下世界观,中华文明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注定将照亮整个21世纪,促进人类世界向更高层次的价值理性方向发展。

    公正地说,西方在崛起的阶段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宪政体制、公民社会和福利国家等现代思想资源,西方的成就是巨大的,对世界影响是深远的,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和生生不息正好就体现在善于根据时代而不断吸取先进思想,而在学习和容纳的过程中又不迷失本位自我,最终将外来的先进思想转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无限扩张,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物壮则老,水满则溢”的阶段了,西方文明每往下走一步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自己的反面,文明的衰落在西方文明上得到充分体现。而积极吸收了西方个体思想、个体公民权、法治思想和功能分化的中国,可以在整体思维、多线思维、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等多方面运用中国文化的智慧创造出中西合璧的崭新人类文明。





 





From: "大汉 <2011@163.com>"To: "zdjun <zdjun@263.net>"CC:Sent: 2014-04-20 07:56 Subject: 汉族混血

汉族是一个高度混血的民族

现代快报

2014-04-18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近日向记者透露,该中心正在进行的《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中的生物考古学考察》证实,汉民族为多民族融合而来的“混血民族”。本报综合消息

  古代中原汉民体质像今天的南方汉族

  朱泓告诉记者,该项目以中原地区出土的人骨材料为研究对象,经过两年多的信息搜集和数据分析发现,中原地区汉族体质特征古今差异明显,并从宋代开始进入“混血”状态。“这两点发现从生物考古学角度证明,汉民族确实为多民族融合而来。”这一研究成果为丰富中国汉民族形成过程中各个古代民族的迁徙和融合模式,以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等重大理论问题的阐释,积累了体质人类学方面的科学证据。

  据介绍,古代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与现今当地汉族体质特征差异较大,反而更趋同于今广东、广西和福建等南方省份汉族。“经过几十个遗址、数以千计的数据测量得出,古中原类型人面部具有‘低面、阔鼻、低眶’的特征,与现代北方汉族面部狭窄而高,鼻宽、眼眶宽度和面部扁平度均为中等形成反差,”朱泓表示,“中原汉民族面部特征的古今差异表明,古代汉民族必然在某些阶段经历过其他民族血统的融入。”

  研究发现,从前秦时期至汉代,中原地区居民均属于古中原类型。但从宋代开始,当地汉族体质特征开始偏离该类型,出现了较大的遗传学距离,显示出更为混合的体质性状。朱泓说,这是因为接受了较多来自其他族群的遗传学因素。

  生物考古学考察证实了“一般常识”

  朱泓表示,汉族以古华夏族为主体、由历史上多个民族融合而来,这已是一般常识。但以往的研究多以历史文献记载为基础,脉络形成并不精准。此次依托考古学的考察,汉族为“混血民族”已被证实,意义重大。据介绍,《汉民族历史形成过程中的生物考古学考察》2011年立项,以汉民族形成过程中各地区古代居民及动植物遗存的形态学特征、遗传学形状为研究重点,意在探索各古代民族的迁徙和融合模式。

  相关链接

  汉族因汉王朝得名

  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是上古时期黄帝和炎帝部落的后裔,炎黄子孙。“汉”原指天河、宇宙银河,《诗经》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汉族旧称汉人是因中国的汉王朝而得名,汉朝以前称“华夏”或“诸夏”。

  汉族还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悠久的民族,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截至2009年,汉族人口约为13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9%。除中国外,汉族在东南亚、北美洲和西欧也有较多分布。

  四大人种

  什么是种族? 种族,即人种,是具有区别于其他人群的共同的遗传体质特征的人群。种族与民族完全不同。种族是根据人们的皮肤颜色、头发的形状和颜色,眼、鼻、唇的形状以及血型等生理、生化性质而划分的。

  民族是根据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状态等特征的人们共同体而划分的。因此,种族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概念,民族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概念。

  根据人种的自然体质特征,生物学家以本质主义方式(即以体质特征为标准)通常将全世界的现代人类划分为四大人种:欧罗巴人种(又称白色人种或高加索人种或欧亚人种)、蒙古人种(又称黄色人种或亚美人种)、尼格罗人种(又称黑色人种或赤道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又称大洋洲人种或棕色人种),俗称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和棕种人。比如,我国五十多个民族基本上都属于蒙古人种,即黄种人。

 

 

 

无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濒临消亡不可避免,也不可怕

——一论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

单平

    著名民主党人高洪明写文《危险 无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濒临消亡》。我支持高洪民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要求政府帮助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主张,这也是我的主张。但又觉得高洪民对于无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濒临消亡,有些多虑了。中国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多数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少数民族的语言,多数也不完备,不能表达出比较复杂的意思,特别是在现代环境中,这个缺陷更明显。有不少少数民族人数很少,可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交流的范围过窄。离开民族聚集地,与其他民族进行交流,就必须使用汉族的语言文字。这使得本民族语言的有用性很低,长此下来,使用本民族语言的人会越来越少。其结果是,无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濒临消亡不可避免。满族是人数有一千万的第二大少数民族,本来满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但由于其高度汉化,已经很少有人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了。这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不可避免的趋势。当然,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长期的过程,不应该有政府任何的强迫。政府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选择。

    我们应该搞清楚,某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一种载体,不是民族文化本身。汉族的语言文字也能记录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汉族的语言文字经过五千年的发展,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文字之一。不但中国有13亿人在使用,世界上也有上亿的人在使用。学习汉族的语言文字对少数民族大有好处。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有六个民族:壮族1617万人、满族1068万人、回族981万人、维吾尔族839万人、蒙古族581万人、藏族541万人。有意思的是最大的三个少数民族:壮族、满族、回族都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通用汉族的语言文字。满族曾经有过自己的语言文字,但已基本消亡了。壮族解放后,在基本上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情况下,人为地造出“壮文”,但使用效果很差,没几年就很少有人使用了。我们不能说,这三大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三大少数民族文化就消亡了。所以,即使无文字少数民族语言消亡了,也不是意味着他们的民族文化消亡了。

    高洪民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曾拥有和使用本民族文字的,有藏、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朝鲜、傣、彝、俄罗斯、苗、纳西、水、拉祜、景颇、锡伯等15个民族;”“中国目前便于书写、学习和印刷出版的少数民族的文字有: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朝鲜文、壮文、哈萨克文、锡伯文、傣文、乌孜别克文、柯尔克孜文、塔塔尔文、俄罗斯文、彝文、纳西文、苗文、景颇文、僳僳文、拉祜文和佤文等19种文字”。但这是一个不完整,不客观的官方描述。真正的情况是,只有五种“官方”认可的少数民族文字被使用: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朝鲜文。每当有重大官方文件时,民族出版社会出这几种文字的版本。应该说,除上述五种文字和使用邻国文字(如俄文等)外的少数民族文字也已濒临消亡了。所以无论少数民族的语言还是文字,除非邻国在使用外,都会自然消亡。夸大的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显然是有问题的。

    我主张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可以用有三种教育形式:民族语言文字型、双语型、汉族语言文字型。少数民族可以自由选择。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由父母选择,14岁到18岁,由本人与父母协商选择,18岁的成年人由本人选择。应该允许政府等宣传学习汉族语言文字的好处,同时,对学习汉族语言文字不能有任何强迫。政府应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学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政府容忍并支持少数民族选择不学习汉语言文字,只学习自己的语言文字,反而会使少数民族放弃内心对汉语言文字的抵抗,接受汉语言文字。相反,我们强迫少数民族学习汉语言文字,限制他们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结果是两种语言文字都学得很差。这就是现实中藏人、维吾尔人的语言文字状况。政府支持少数民族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坚持几十年,不但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不会增加,而且会大幅度减少。这是一个悖论现象。应该把接受汉语言文字的过程看成是自然的过程,长期的过程。千万不要做欲速而不达的事情,并因此产生新的民族矛盾和冲突。

    高洪民说:“本民族的民族语言、民族信仰、民族文化、民族文艺、民族生活、民族传统和民族特征发扬光大,薪火传承直到久远。”我同意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等应该保护,如果要改变,一定出于少数民族的自愿。但我认为,少数民族文化等,从整体来讲是,很难“发扬光大”。少数民族的服饰、歌舞几十年来,在汉族的帮助下,有了很大的改进,使其更优美了。但这不是“发扬光大”。还有“薪火传承直到久远”,从长远讲这是不可能的。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从某方面讲,就是汉族在五千年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周边的少数民族的历史。今后五百年,中国还剩多少少数民族?应该所剩不多了。汉族应该学习少数民族好的东西,但少数民族要发展,要进步,就要学习和接受汉文化。现在中共不敢提民族融合是不对的,这是一个历史规律,无法抗拒。但千万要记住,要温和地而不是强制地,要缓和地而不是急促地推进这一过程。现代信息发展,交通运输发展,人际交往发展,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过程,少数民族要求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也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过程。所以,我们用不着那么着急,更不应有那么多的担心。

 

 

 

搞好民族团结 稳步推进民族融合

------六论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

单平

    在民族问题上也有右的错误,主要是:1、政府人为地提高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例如:五十年代为多个本来无文字的民族“制造”文字;使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在民族学院学习,“民族意识”大增。2、不敢大胆地提“民族融合”。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特别是藏族、维吾尔族民族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依靠民族团结,“民族融合”。过分的民族意识,对其他民族是排斥的,对自己的民族是极端守成的,不想做任何改变。这显然与符合历史趋势的“民族融合”是对立的。我们希望少数民族、汉族都不要有过分的民族意识,都要顺从“民族融合”这个历史趋势。民族融合并不等于汉化。以满族为例,经过三百多年,满族与汉族的密切接触,满族完全接受了汉文化,汉文化也吸收了满文化好的东西。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搞民族识别,总的是好的,但有失误之处。比如:满族或可以不定为少数民族。满族入关建立清朝268年,已高度汉化,辛亥革命以后,满族特权取消,满人已与汉人完全相同,这样又经过了四十多年。一个人群必须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才能成为一个民族。满文化已融入汉文化,满族已完全接受汉文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她就不应该成为一个民族。壮族是一个人造的少数民族。过去并不存在壮族。也许壮族在政界,有较强的影响力,所以人为地制造出了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壮族。我们都知道广东等南方省份有客家人和土著人之分。客家人是从北方迁来的汉人,而土著人是本地土生土长的人,从人种上,他们与越南人是相同的。但在民族识别时并没有把广东等南方省份的土著人认定为少数民族,在广东、福建等地区,客家人、土著人都定为汉族。但在广西,当地土著人却被定为少数民族。参加民族识别的人说,当年他们看了很多土著人家的家谱,发现其中祖上从北方迁入的记述是假的。但也说明了这些人家认同了汉文化。他们已自认为汉人几十年、几百年了,还有必要硬把他们划为少数民族吗?应该说,壮族的大部分(特别是在城市、在平原地区的)不应算少数民族。只有在山区的,保留了较多的民族特点的民族支系应算少数民族。民族识别工作总体上是好的,但在一些方面有些“过”。人为地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比如,一些满族人、壮族人早已认为自己是汉族人了,甚至几代人都这样认为了,现在又让他认识到自己是满族人、壮族人了。

    国家实行少数民族优待政策,这是正确的。但它只应针对在民族聚集地的下层少数民族,而不是针对所有少数民族。说实话,优待都给了一些中上层少数民族,而这些少数民族是汉化最明显的,结果他们获得了比汉族还优越的位置上,成了少数民族贵族了。而低层少数民族往往得不到任何优待。由于有了民族优待政策。满族人口在十年内增加了一倍。(从500万增加到1000万。)对少数民族的优待政策的不当使用,也增加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甚至助长一些少数民族的骄横、依赖心态。

    政府和汉族不要去做增强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事情,但也不要指责、限制少数民族的一些人自己去做增强少数民族意识的事情。这两者有明显的不同。政府这样做,是阻碍民族融合,增强了少数民族本来不强的民族意识,是做了一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情,少数民族这样做,是少数民族的权利,政府对此应该允许和尊重。对于过去有的民族文化、民族标志,如果少数民族要求,政府可以帮助恢复,但对于没有的,就没有必要去新建了。五十年代,政府为几个较大的本来没有文字和文字很简陋的少数民族创建文字,就完全没有必要。在民族学院、民族中学中没有汉族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处于一个封闭的小圈子,环境不断提醒他,你就是少数民族,民族意识被激发出来,被增强。比如对少数民族优待政策的泛化,也在时时提醒少数民族,你就是少数民族,你就应该受到优待,如讲应与汉族平等,有些人就不满。

    对于民族融合,首先它应该建立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如果像现在西藏、新疆,你民族团结都搞不好,怎么推进民族融合?其次,天下一定不要搞强制,不要急于求成。这是长期的,缓慢的事情,甚至要几代人才能完成。我们需要的是耐心、是坚持。

    我想搞好民族团结、稳步推进民族融合,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对少数民族应该是尊重的,友善的,信任的。要宽容对待少数民族的不同,要礼让三分,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教育汉族工作人员遵守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对违反民族政策、宗教政策错误的汉族工作人员,该处分就要处分,该调离就要调离;

    二、诚心诚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进步。开发自然资源,要听取少数民族的意见。搞民居工程,本来是好事,但一定要得到少数民族的同意,如不同意,就先不要搞,不能做好事,反而引起民族纠纷;

    三、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宗教、语言文字,如要改变,应该是少数民族自己同意才能改变;

    四、教育要搞三种方式:民族语言文字式、双语式、汉语言文字式。由少数民族自己选择,绝不能有任何强制。但政府要宣传少数民族学习汉语言文字的好处;

    五、在内地办民族中学是对的。现在有一万藏族学生在学习,那就应该招收近两万维吾尔族学生,还应招收其他少数民族学生。注意一定要从民族聚集区中下层少数民族中招收学生。还有民族学院,大专院校的民族班都应大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所有这些民族学校、民族班都要做一个改变,就是要有一半汉族学生,与少数民族一起学习、生活。领导干部、公务员应该带头把子女送去上学。要求他们结交少数民族朋友,并把少数民族朋友带回家里做客。在学校放假期间,应鼓励少数民族学生家长到内地来探望子女;

    六、国家应鼓励、促进少数民族、汉族相互迁徙。要把公民迁徙自由、居住自由写入宪法。据估计,每年大约100万名内地汉人农民工到新疆打工,其中约10-15%有组织的在新疆定居,有几十万维吾尔人到内地打工。在西藏,也有这种情况。这说明了有相互迁徙的需求,政府就应该因势利导。让更多的少数民族到内地学习、经商、工作、打工、参观、旅游、看病。推动更多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到西藏、新疆工作、落户。一般来讲,并不存在,汉人来后挤掉少数民族的就业和致富机会的问题。这都是带有“排汉”思想的少数民族人士的偏见。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地有大量的维吾尔人、藏人聚集,做生意、开餐馆等,但往往被当地政府和居民所排斥,这是完全错误的。只有使汉族与少数民族更多的相互接触,相互了解,才能促进民族融合。政府应该推进藏人、维吾尔人到内地,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方便,例如建立小型民族聚集区,建立宗教场所;

    七、要充分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尤其对于全民族信教的少数民族,更要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千万不要攻击和亵渎依斯兰,攻击和亵渎藏传佛教,因为它会严重伤害维吾尔人、藏人的情感。有人担心维吾尔人、藏人信教会不利民族团结、民族融合,这是不对的。回族是高度汉化的少数民族。他们除宗教信仰与汉族不同外,几乎完全接受汉文化。我问过五六十岁的回族朋友信教问题,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父辈每个星期都要到清真寺去做礼拜,他们只是偶尔去,而他们的子女几乎不去。宗教信仰对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没有不好的影响。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信仰基督教,但他们并没有认同西方文化,抛弃中国文化。宗教信仰是人类的一种精神需求,它会逐步与民族分离的。

    八、应该逐步增加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最终达到与其人口比例相适应。但这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少数民族干部的素质明显低于汉族干部的素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能为增加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降低干部队伍的整体水平,这是得不偿失的,是失大于得的。在干部使用上,对少数民族干部与对汉族干部要有一样的标准,要择优录用。政府当然应该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但要使少数民族干部都达到汉族干部的水平,可能要用一两代人的时间。少数民族干部要德才兼备,不能主张独立,不能排汉。要精通汉语,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生活在主要为汉语言文字的环境里,不精通汉语是没有办法做好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可以信教,可以穿着民族服装。除了要经常学习以外,少数民族干部还要到内地去任职。应鼓励更多的汉族干部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应该要求他们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交朋友。对少数民族干部一定要关爱有加。任何一个对少数民族有偏见,不懂政策,不能与少数民族干部友好相处的汉族干部,都不能去西藏、新疆工作。

    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大量招收维吾尔族职工,要吸引更多的维吾尔族家庭到兵团所在地落户。可以在几年内,使少数民族比例大于40%。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作用不是要加强武装,震慑少数民族,而是要与少数民族友好相处,融为一家。在新疆、西藏的企业、事业单位都应该大量吸收少数民族来工作。少数民族人员如果素质达不到要求,政府应开办培训班免费培训。到西藏、新疆的人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与藏人、维吾尔人友好相处,一起工作、劳动。

    十、政府应对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家庭给予特别的关爱,首先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同时帮助他们生产、就业。尤其要尊重他们,不能歧视他们,少数民族需要汉族对他们的尊重,胜过对他们的生活帮助。要改变使少数民族与外界社会隔绝和受社会排斥的情况。对于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少数民族家庭,可以进行扶贫移民、生态移民,将其迁移到自然条件好的地区去。比如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在地去。要让他们接触到现代化的生活。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善贫困的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会使少数民族改变对政府,对汉人的看法。

    十一、允许西藏、新疆从资源税和其他税收中提取更多的部分归地方财政支配,专项使用,用在提高地方百姓的收入,改善百姓的生活环境,让地方百姓得到好处上。在西藏、新疆的国企的利润也要有一部分留在当地。要使当地民众感受到平等和公平,要他们参与到西藏、新疆的发展建设过程中来,并能够从中受益。

    十二、改善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医疗、科技等的落后状况。鼓励、动员更多的汉族专业技术人员到西藏、新疆去工作。应公开承认和正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在文化、教育、医疗、科技方面的差异,相互帮助和学习。在教育方面,应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但在人才选拔和任用时,必须做到与汉族一视同仁,不搞特殊化。否则,易于使一个民族变得懒惰。在中小学的教育中,要教育学生,对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们,要彼此相互尊重,尊重他人的信仰和生活习惯,不能因信仰和生活习惯不同而相互嘲笑和鄙视。对成年人也要教育,要求汉族人首先做到对少数民族要尊重,不歧视。少数民族也不能不尊重汉族,敌视、排斥汉族。对汉族专业技术人员更应严格要求,应该以自己的工作推进民族团结、民族融合,而不是相反。

    十三、要充分发挥文学艺术、广播电视、报刊书籍、网络通讯的作用。文学艺术部门、主流媒体在宣扬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注意要减少说教,多采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对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不要简单采取禁止、批判的方式,更不能进行压制。要靠思想斗争,说服教育。一时说服不了,也不要着急,可以慢慢来。三宽(宽容、宽松、宽大)是解决思想问题的好的方式。

    十四、继续推动在西藏、新疆的经济开发、投资建设,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成青藏铁路,进行塔里木盆地的石油、天然气开发等,都起到非常大的,好的作用。今后,国家应鼓励中央地方国企,各类企业,私企、个人到西藏、新疆投资建设。西藏、新疆也应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包括境外流亡的藏人、维吾尔人的投资,参与西藏、新疆的开发建设。当然,在开发建设时,要听取藏人、维吾尔人的意见,要注意保护西藏、新疆的自然生态。“大西线引水工程” 应该尽快上马。它虽然投资巨大,但效益也非常大。如果建成,将彻底改变西藏、新疆的落后面貌。随着西藏、新疆的开发建设,民族融合会更快到来。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

姚大力

2014-04-23

    在考察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国家认同问题时,元朝灭亡后的那几十年中人们对元朝的态度,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是明初甘为元遗民者为数众多。这里所谓遗民,指的是经历改朝换代后拒绝在新王朝担任一官半职的人们。这样一种遗民概念的完全形成,大概要到元明之际。但是,凡在前一个王朝作过官的人,不应当再改仕新朝,这一道德约束实际上是从宋朝起就得到大力提倡和强调的。所以宋朝灭亡以后留下大批遗民,这是大家都很了解的。当然上述道德约束并没有要求作遗民的人直接去反对新政权或者从事秘密抵抗运动。他们完全可以承认新王朝的合法性,只要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不再作官)就可以了。著名的宋遗民谢枋得就公开承认“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只不过他本人已是“宋室孤臣,只欠一死”而已。1传说中的商遗民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当宋元时代的人们按领土国家的概念去考量这段史事时,他们发现,像这样作遗民只有死路一条;因为普天下的粮食,包括蔬果甚至野草,莫不属于周朝所有。因此他们宁可把“不食周粟”解释成不接受周的俸禄。当时人写诗说:“谁向西山饭伯夷?”那意思是:“伯夷久不死,必有饭之者矣。”这是实际上在婉转地说,他们并不是真不吃从周朝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

  元朝这样一个由蒙古人做皇帝的王朝,也留下大批心甘情愿的遗民,并且其中绝大多数自然是汉族。他们的个人遭遇差别很大。其中名声最大的三个被明人称为“国初三遗老”,入明后分别参加过编写《元史》、评阅科举考试的试卷等文化活动,但拒绝到明政府里面正式做官,居然都安然无恙地活到八九十岁。三遗老中间最有名的杨维桢写过一篇《老客妇谣》,借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不愿再嫁的话题来表白自己的心情。据说有人把这篇诗拿给朱元璋看,建议朱元璋杀他。朱元璋说“老蛮子止欲成其名耳”,没有采取行动。还有一些人就不那么幸运,因为也有一点名气,躲了几年,还是被政府找出来,强迫他们做官,结果只好自杀。郑玉、王翰就是这样死的。当然更多的人没有这样戏剧化的命运,能够平安无事地以遗民身份了却一生。

  二是遗民心态的泛化。如果遗民是指拒绝在新王朝做官的人们,那么遗民的范围就应当限于那些获得过在新王朝做官的机会而又拒绝了这种机会(包括拒绝科举考试)的人们。这样的人数量总是有限的。但遗民的心态却可能扩大到比之大得多的社会范围中去。元明之际的遗民心态突出地表现在对改仕新朝的人们非常不以为然的社会舆论中间。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晚年因为子孙犯罪受牵连,被流放四川,死在中途。当时流传一个小道消息说,宋濂对自己一生小心为人,却几次遭遇命运颠簸很有点想不通。在夔州的一个寺庙里,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向一位老和尚请教。老和尚问他,“于胜国尝为官乎?”宋濂回答,曾经作翰林国史编修。老和尚于是沉默无言。宋濂当晚就吊死在寺院客房里。另一则关于周伯琦的逸闻也很有典型性。此人是元朝末代皇帝很欣赏的亲信,也是当时有名的文人。他被放到江南做官后就一直赖在南方不肯回朝。朱元璋进攻苏州时,他与张士诚一同被俘。朱元璋责问他说:“元君寄汝心膂,乃资贼以乱耶?”于是先赐他大醉三日,然后处死。这些传说的真实性当然大有疑问。虽然后来确有人(例如谈迁)相信,宋濂曾经应召入元廷作翰林国史编修;但大部分人还是根据有关他的传记资料认定,他“以亲老不敢远违固辞”,“实未受官至京师也”。宋濂自己也曾明白声称:“在前朝时虽屡入科场,曾不能沾分寸之禄”。上述传言说他自认做过元代朝官,显然不会是事实。至于周伯琦,自然不为朱元璋所喜欢;但他是回到家乡江西,“久之乃卒”,也不存在被朱元璋处死之事。然而,传闻之词的缺乏事实依据反倒说明了它的可贵。因为它表明了当时人们对事情本应当如何发生的普遍见解。对降臣结局的想像,正好反映出明初人们遗民心态的泛化。

  三是明朝推翻元朝而统治中国,这件事在明初的人看来,它的意义不过是实现了一次改朝换代而已。这一点给钱穆以极大的刺激。在他的长篇论文《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里,钱穆非常敏锐地发现,当时人们大都“仅言开国,不及攘夷”,“心中笔下无华夷之别”。在钱穆看来,元亡明兴,远不止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一个结束异族统治、“华夏重光”的“大关节”。值得注意的是,钱穆自己感觉到,这是从当时人的历史语境出发而自然应该达到的认识。但实际情况却与他的想法大相径庭。元朝灭亡了,人们并没有伸直脖子吐一口恶气,大骂它是“伪政权”。元朝一百年统治的历史合法性并没有随这个政权的被推翻而一同失落。当然朱元璋在他出师北伐的檄文里讲过“驱逐胡虏”,这句话被后来的人们广为引用。但在更多的场合,他一直力图描绘这样一幅历史图景:元末政治衰败,群雄并起。元失天下于群雄(有时候他也会说是“群盗”),而明朝立国,乃是从“群雄”或“群盗”手中再夺得天下。所以他说:“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据当时流言,奉命北伐的徐达因故意放纵元顺帝北逃而受到朱元璋的责备。徐达反问朱元璋:“彼虽微也,亦尝南御中国。我执之以归,汝何治焉?”

  钱穆确实可以说是目光如炬。他只是从以上所列举的三个方面之一,就一下子切入问题的核心所在。即: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尽管“华夷”的种族意识始终存在,非汉族对于人口比自己多数十倍的汉族的征服与统治,往往还是能够被汉族所接受。这是为什么呢?

  对上述问题的一种最具有影响力的回答,就是所谓“文化至上主义”(culturalism)的解释。它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华夏或者后来的汉民族很早就认为,华夏文化是一种普世适应的文化。华夏与周边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不是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一种普世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也就是文明与半文明、乃至非文明之间的差异。这样,在前近代的中国人看来,所谓“夷夏之辨”表面上是族类或种族的差异,实际上主要是一种文化的差异。蛮夷如果提高了文明程度就可以变成华夏;相反,华夏的文明如果堕落,他们也会变成蛮夷。“文化至上主义”的解释认为,由于这样的立场出发,华夏民族的文化归属感超越了它的政治的或族类的归属感。也就是说,中国文化至上主义的传统把汉文化、而不是国家或族类(即种族)作为忠诚的对象。只要能够坚持“用夏变夷”的文化策略,那么从政治上接受蛮夷的统治也是可以的。

  在回答以汉族为主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在历史上多次接受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的统治这个问题时,文化至上主义的解释确实有它很奏效的地方。蓝德彰在1980年发表一篇论文里指出,清初文人对元代汉族士大夫的行动有一种特别的关注。相类似的境遇使这两个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同样深刻地感受到,由于汉族政体在军事上和结构上的种种弱点所导致的满族统治者君临天下的局面,可以由“充满力量的、真正的、普遍和永恒的汉文化主流”来加以补偿。文化至上主义就这样克服了“被更狭隘地加以界定的各种政治忠诚的见解”,从而使人们能够在明清之际的王朝更递完成以后,“抱着对他们自身文化的普遍性与永恒性的信念,参与到新的满-汉统治政体中去”。在这里,文化认同起到了超越政治、宗教乃至种族隔阂的功能。

  但是,从现代人的观念看问题,“文化至上主义”的历史解释听上去总是有点让人不舒服。因为照这种说法,好像汉民族的祖先一点国家观念或者爱国主义传统都没有,无论谁跑来统治他们,似乎都不是不可接受的。我以为,至少有两种原因,导致我们产生上面所说的这种感觉。

  一个原因是,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产生以后,人们的国家观念与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国与国的关系方面,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决不能容忍来自另一个国家的势力或集团的统治或操纵。在国内,一个人口上占多数的民族也不能容忍被一个人口上属于少数的民族的来支配统治。可以说,一个超越任何政府、政权形式和政治体制具体性质的永恒的、不可侵犯的“祖国”观或者国家观,其实是与近代民族国家一起成形的。在民族国家之前的“王朝国家”(dynasty-state)或“帝国式国家”时代,前面说到的那种国家观即使不是完全无影无踪,至少也不具备多大的影响力。今天的法国在罗马帝国时是它的一个行省,后来统治过那里的法兰克人是一个外来的日尔曼部族。而英国的皇室直到今天仍然是十一世纪侵占英格兰的诺曼底人的后裔。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今天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并没有从民族主义的当代立场出发,为他们的祖先曾经接受了外族入侵的结果而感到羞耻。这个结论对中国人当然也是适用的。

  “文化至上主义”解释使我们感觉不太妥贴的第二个原因,确实与这种解释本身还有一定的弱点有关。在从文化观的层面去解释“夷夏之辨”的时候,它基本上忽略了对前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作出必要的历史解释。公正地说,文化至上主义的解释者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在前近代的中国根本不存在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这一解释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一处甚至明确写道:“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天下’和‘国’是两个历史悠久的并列观念。”但他紧接着又说,在后来,中国人对二者的“含义和对它们各自的尊敬程度发生了变化。”列文森没有详细阐述前近代中国人对国家的“尊敬程度”究竟是如何变化的。但是,从他提出的中国近代思潮由文化至上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的命题来看,从他断言“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来看,很明显,他认为中国在近代以前是缺乏充分的国家观念的。在这一点上,列文森实际上还受到了他早年的研究对象梁启超见解的影响。他在自己著作里引用梁启超的话说:“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独立之势,吾氏之称禹域也。谓之‘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两人真正想强调的本意都应当是,从中国传统本身很难产生出近代样式的国家观念。但是在事实上他们却把文化至上主义与无论何种形式的国家观念都置于互相对立的位置。好像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年君主专制统治历史的国家,居然一直不存在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前面提到的蓝德彰的文章,实际上只讨论了“十七世纪人们的看法”的一方面。明清之际的人不但关注参与到元政权中间去的那些人的想法,也高度关注拒绝与元合作的那些人们的行为思想。而只有在把上述两种态度结合在一起加以对照考察时,我们才有可能对当时人们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的历史状况产生更准确的认识。

  粗略地说,战国秦汉既是中国完成从早期国家向充分成熟的国家形态转变的时期,也是中国特殊的“天下中国观”形成确立的重要时期。关于这个问题,罗志田在〈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一文里已对有关事实作出很细密的清理讨论。14这里只需要简单地提一下它最基本的几个特征。为讨论的方便,先从中国这个概念讲起。它在商代出现时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到秦汉时候,“中国”一词已经具备了它在后来被长期使用的三层含义。一是指包括关东和关中在内的北部中国的核心区域;二是指中央王朝直接统治权力所及的全部版图,在这个意义上它实际指的已经是一个国家;第三,它也是一种对汉族的称呼。

  关于天下的观念,日本学者安部健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表的〈中国人的天下观〉很值得重视。在这一长篇论文中,他已经考察过“天下”一词在《诗经》、《尚书》以及诸子著述中的使用情况。在安部看来,天下观念从商周时代的“京师-四方/四国”的观念中蜕化出来,是战国时代的事。因此他把战国之前称作“原天下观”时期。到了汉代,天下也有三层含义。最狭义的天下即所谓“赤县神州”,它与中国的上述第二层含义相重叠。它的第二层含义指作为国家的中国与它四周被称为“蛮夷”的种种部落所构成的世界。天下的第三层含义以为中国之内有九州,中国之外更有大九州,所以“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第三层的“天下”,为中国人所不了解的外部世界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和知识框架,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但它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没有什么直接关联。除了被记载在正史外国传里,以及在偶尔接触到据说是出产在那里的奇珍异兽时会稍稍想起它们外,它们对中国人来说其实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前近代的国家观就是天下观和中国观二者的结合。排除了天下的第三层含义,中国不但是天下的重心所在,而且也是天下唯一的国家。根据另一个日本学者尾形勇的研究,“天下一家”在战国还是“天下合一”的意思,到汉代终于变成“天下归于一家。”我们不敢说,从诸侯继起到七国争雄的这段时期,中国历史是否还存在着出现另外一种结局的可能,那就是在今天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演变出一种均衡的多国体系来。但至少在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后,这种可能性似乎就再也不存在了。天下中国观形成一个中心投影的图像。中国在投影的中心部位,从一个中心点向外辐射。统一国家的边界可以随国力的盛衰而伸缩。非汉族的部落被压缩在边缘地区。边缘的放大必然引起中心部位以更大的比例增长。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来处独立之势”,应当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应该赶紧补充说,除了元朝和清朝,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王朝从来没有把今天中国的全部疆域括入自己的版图;即使汉族所在的地区,也很多次出现多国并存的局面。但是出现在汉族社会周边的非汉族政权,哪怕它们的控制地区实际上非常大,例如吐蕃、南诏,更大的如突厥、回鹘这些游牧国家,因为都被类似中心投影法所绘制出来的图像压缩在“天下”边缘的狭隘地带里,所以它们的存在并不干扰天下中国观的成立。与周边的情况相比,天下中心地区的多次分裂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分裂时期的国与国之间甚至还发展出一套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但是从观念的层面,这种分裂被顽固地看作只是统一国家衰败时的不正常局面和下一次统一的孕育期。中国的古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什么不是倒过来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因为前一种说法更加能够突现统一不断生长的过程,它从分裂的局面中孕育产生,经历全盛时代而后走向衰弊,而这种衰弊又正是实现下一轮统一的预备期。只有统一的王朝才可以被视为正统,也就是具有充分的合法性。正统以外有各种“变统”,指的是合法性发生变异。而处于分裂时期的各国自身,往往都自称正统、自称“中国”,把对方看作自己实现统一的对象,称作“北虏”或者“南蛮”。朱元璋称杨维桢为“老蛮子”,正是继承的金、元对南宋国民的称呼。分裂时期也有一些小国家不敢有统一天下的野心,那就得承认自己的臣属地位。五代时期的一个吴越国王临死叮嘱部下“子孙善事中国”。弱小国家与自以为强大的国家一样,都没有想维持一个均衡的多国体系的观念。

  天下中国观既然排除了均衡多国体系观念的生长,历史上分裂时期国家对国家的征服和统治关系,也就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被转换为实现“中国”内部统一的征服和统治关系。也可以说,恰恰是天下中国观抑制了对中国内部更小单元的那种国家认同的产生和巩固。把一个汉族政权征服和统治其他国家的历史看作是中国内部实现统一的过程,这对历史上的和今天的汉族都是比较容易达成的认识。但当一个少数民族的集团或政权征服并统治了汉族社会的时候,情况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族类差异的障碍能够得到妥善安置,那么从天下中国观的立场出发,这个事实也就是可以接受的。而我们已经知道,“夷夏之辨”在中国人看来根本上是一种可能加以改变的文化差异。因此,结论自然是“能行中国之道,则为中国之主”。如果再回到一开头提到的钱穆心中的那个问题:历史上的汉族为什么会接受来自汉地社会以外的非汉族政权的征服和统治?也许我们应当说,文化至上主义只是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它的背后,还有一种来源于天下中国观的更深层、更基本的思想影响。

  秦汉时代的天下中国观本来包含着一层汉族王朝国家的内涵。汉民族对非汉族王朝的认同,需要对原先的天下中国观作出重要的调整。这个调整的过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很多建立在汉地社会的区域性的或全国性的非汉族政权。学术界往往称它们为“异民族王朝”或“征服王朝”。建立这些政权的少数民族都来自中国北方,因此把它们叫做“北族王朝”也许最合适。这些北族王朝包括:十六国时期的很多国家,北魏及其继承国家即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代时候的后唐、后晋、后汉(都是沙陀族政权),辽、金、元,还有清。

  就这一系列北族王朝的历史特征而言,公元十世纪上半叶是非常重要的时代界限。在这之前(也包括十世纪上半叶)的北族王朝建立者,在入主中原之前,多经历过一个在汉族社会周边地区长期活动,以雇佣军身份介入汉地社会的政治斗争、逐渐演变为支配汉族政治-军事局面的重要势力、最后在那里建立自己政权的漫长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有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逐渐疏远、甚至完全断绝了与自己的位于或者靠近内陆亚洲的原居地之间的联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魏。建立北魏的是从大兴安岭北段跑出来的鲜卑部落。从表面上看,他们立国中原后,还不忘记派官员去祭奠在家乡时所崇拜的祖先居住的“石室”。关于这个石室和北魏派人前去祭拜的史料记载,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呼伦贝尔地区“嘎仙洞”的发现而获得证实。但北魏统治者在保留与故地的象征性联系的同时,却在实际上中断了他们与大兴安岭北端同族部落之间的真正的、活生生的联系。证据便是居住在他们祖居地的鲜卑人,恰恰是在北魏时期被改用另一个汉语译名来称呼,这就是室韦。鲜卑和室韦其实是同一个民族名称(*sirbi)的两个不同形式的汉语译名。不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们与故地血亲部落的联系总之是断绝了。这种断绝,意味着他们失去了维持自己的种族和文化认同的一种至关紧要的资源。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这些王朝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被征服地的本土资源,也就是汉文化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有些时候,甚至他们与汉族之间的族类界限也变得有点模糊了。五代时的沙陀政权视契丹为“夷”,言下之意,他们自己当然就属于“华夏”的范围。而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果然也称沙陀统治者为“恶汉儿”。无论可恶不可恶,他们总之已被认作为汉人。当时有一个沙陀将领被人怀疑要自立为皇帝,但也有人不相信,理由是:“自古岂有秃头天子、跛脚皇后耶?”可见在当日人们衡量君主身份的合法性时,对沙陀人种族身份的权量甚至还不如“秃头”、“跛脚”一类仪表缺陷来得重要。以上讲到的这些北族王朝,它们的建立者事先都有一段被魏特夫在《辽代社会史》里称作向汉地社会“渗透”的漫长经历。它们可以看作是“渗透型”的北族王朝。

  与它们大不相同,十世纪上半叶以后建立的辽、金、元、清等王朝,都是真正“征服”型的王朝。它们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将一大部分汉地社会纳入自己的版图;同时始终把位于内陆亚洲或其伸延地区的“祖宗根本之地”视为领土构成中的重要部分,把它当作自己种族和文化认同的珍贵资源。中原王朝的首都从黄河以南被搬迁到今北京,应该说就是征服型北族王朝领土结构变迁所留下的重大历史影响之一。征服型王朝的种族本位主义的意识和表现比渗透型王朝更为深刻和显著。元代在地方行政长官设置上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相牵制的做法,清朝的满汉双员制,便是最著名的例证。

  汉地社会较先面临的是渗透型北族王朝的征服与统治。天下中国观也由此面临第一次不得不加以调整的历史局面。对北方汉族最初的反应,可以通过下面这段话获得简明扼要的了解:“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对此,北族统治者的态度也可以用一句话切中要害地表达出来:“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两种立场的冲突激发许多出惨烈的个人悲剧。北方汉人态度的关键转折,川本芳昭以为,大概发生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时代。这就是天下中国观第一次调整的简单情况。

  第二次的调整,或许并不如同一般可能想像的那样,发生在最初的征服性王朝亦即辽王朝建立的时候。它发生在元灭宋进而统一中国的前后几十年里。很多新的因素,似乎使得这次调整应当显得异常艰苦。首先是对国家忠诚观念的进展。从北宋开始大力提倡的对改仕新朝的明确否定,经过近三百年鼓吹,给士大夫在宋元之际的政治选择架设了一道前所未有的道德限制。其次,南宋长期面对占据着华北汉地的金政权所造成的“夷夏大防”的心理紧张,在紧接着发生的蒙古威胁面前被进一步地扩大了。再次,当元朝的水陆大军浮汉入江、顺流而东的时候,汉族文明所面临的,乃是它从未经受过的、可能会在它业已退守的南部中国被完全摧毁的严峻命运。所以,尽管征服与抵抗是历史上常见的主题,南宋人们在国家灭亡前所表现出来的忠诚观念和忠诚行为,仍然在中国历史上显得非常突出。但是,总的说来,这次的调整,所用的时间,比前一次却要短。从留下来的大量史料来看,大多数人对元的抵制,还是出于忠诚于旧王朝的动机;对他们从种族观念出发的民族主义意识,不应当想当然地予以过高的估价。至于个中原因,我们已经在前面简单地讨论过了。有些学者现在说,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原民族主义”的萌发时期。在我看来,这种“原民族主义”如果真的存在,那么它也是带有国家主义性质、而不是种族性质的“原民族主义”。

  所谓“认同”,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联接为一体的心理过程。也可以说,认同就是一种归属感。如果说国家观念所讨论的是人们心目中的国家应该是何种形态的问题,那么国家认同所讨论的,则是人们对于国家的归属感的状态、性质和表达方式等问题。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国家认同主要发生在参与王朝国家统治体系运作的官僚群和作为国家候补官员的读书人中间。但是,由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向其他社会群体的渗透,也由于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权力至少是部分地直接伸向民间,这种认同在一般民众中间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西欧在公元1000年左右可以说根本不存在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在此后的几百年里,欧洲的近代民族国家从它们的“中世纪起源”当中逐渐产生、发育。从那时候起,西欧的国家认同基本上是以民族国家认同的形式发育、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情况与之完全不一样。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认同,在民族国家产生以前很久就已经生成,而且一直持续地存在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间。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混乱,所以需要在这里稍稍加以强调。

  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认同由三个层面构成。它的第一个层面集中体现于对在位专制君主的忠诚。皇帝就是国家。直到西汉后期,“国家”仍然还可以被用来指称皇室的近亲成员。汉以后,个人而被称为“国家”,变成皇帝一个人的特权。忠君与报国差不多是可以互相等同的概念。国家认同的第二个层面,被聚焦于维持着属于某一姓的君主统系的王朝。王朝在则国家在;王朝亡则国家亡。当人们说“自古无不亡之国”时,他们心目中的国家当然只能是指一个又一个的王朝。宋朝皇室投降蒙古后,一直代替小皇帝决定朝廷军国大政的老寡妇太皇太后写信给还在抵抗的将领说:“如今我和小皇帝都已向蒙古称臣。你还能为谁守城呢”?对皇帝个人和对本王朝的归属与忠诚,在大多数场合是相一致的。但是二者有时也会发生互相冲突。蒙古俘虏了南宋小皇帝以后,逃到南方的官僚们为组织流亡朝廷,又先后拥立过两个年幼的皇帝。效忠于流亡朝廷的文天祥被俘后,元朝将领问他:你不追随投降的天子而“别立二王”,“如何是忠臣”?文天祥的回答是,被俘的皇帝虽是我的君主,但不幸不能再执掌国政。他接着说:“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臣也。”这个例子生动地表面,“宗庙社稷”,也就是一姓王朝,是前近代的中国人国家认同观念最基本的核心。前面已经提到过,在改朝换代时前政权的参与者不应再为新王朝服务的观念,自宋代开始得到大力的强调。王朝认同的增强,使得遗民行为和遗民心态在宋和宋以后每一个王朝的覆灭时期都成为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支撑着元初的宋遗民和清初明遗民的精神世界的,主要是王朝认同,而不是种族认同。

  然而古代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并没有完全局限于王朝这个层面。王朝总是有兴有灭。但它们在时间上前后相连续,于是出现了超越这个或那个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一个政治上共同体的观念。这个历时性的政治共同体就叫作“中国”。王朝可能结束,中国却没有结束。它的生命会以下一个王朝为形式而生存下去。分裂时期的各王朝往往都自称“中国”,把与它并存的其他国家政权称为“北虏”或者“南夷”,也就是把它们看作处于“中国”边缘的附属地区。而从追溯分裂时期中国历史的后来人的立场看来,由于这些分裂王朝都自称中国,也由于建立这些王朝的皇室出于不同的民族集团,因此他们对其中的哪个王朝或哪几个王朝可以代表中国,会产生不同的、有时还是针锋相对的看法。因此也就引发了所谓“正统”问题的争论。争论的各方根据各自认定的“正统”王朝排列出各不相同的中国历史的正统序列。

  但是,不管这些具体序列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也不 管有些人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正统也可能会中断(也就是不存在具备充分合法性的王朝),“中国”和正统这两个观念本身,就是对超越了这个或那个具体王朝的一个历时性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追求的意识。这应当就是前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认同的第三个层面。当然,这个层面上的国家认同,当时还只是一种在论证现存王朝的历史合法性时连带产生的带从属性质的意识。国家认同的核心,就像我们刚刚说过的,还是王朝认同。

  但是上述情形,在清王朝的最后20年,也就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前后20年间,发生了极重大的变化。变化中的国家认同自然需要从本土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中去寻求表达自己的适当形式,但它实际上并不能依赖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本身就蜕变出来。来自外部世界的因素,对中国近代史上国家认同的变迁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武装和外交压力下被迫打开国门。传统的“天下中国观”越来越失去成功地解释当前世界的实际效率。陈独秀在晚年曾经回忆说,直到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他才知道原来世界是以国家为单位组织起来,而中国只是其中的一个国家。这时候他已经22岁。这一点被今天的人们看作不过是最起码的常识,但它对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大众却是一项破天荒的新知识。现在,中国面临着如何在世界性的多国体系中生存下去的严峻挑战。如果说在过去那个“自古无不亡之国”的时代,任何一个特定王朝的灭亡并不妨碍中国自身的依然存在,国与国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不过是一段在一统天下的国度内部改朝换代的故事,那么现在亡国却意味着“中国”这个历时性共同体本身的灭亡。1898年,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不久组织“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相号召。当时他所说的“国”和“种”,还是指的清王朝和包括汉族与满族、蒙古族在内的“黄种”人。但是他的反对派却给他带上一顶“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政治帽子,并由此引发一场不大不小的论争。上述指责意味着,人们已经发现,维护一个现存的王朝与维护一个作为历时性共同体的中国之间可能存在矛盾与冲突。以王朝为核心的国家认同的立场受到严重的质疑。在新世纪的第一年,章太炎在日本的演说中提出要“卫国性,类种族”。他所说的“国”,不但超越了具体的王朝,而且与现存的清王朝是不能相容的;他说的“种族”,更是排除满、蒙等族的汉人的种族。

  面对由多国体系构成的陌生世界,中国传统的“族类”的观念也被注入了新的内涵。“种”或者“种族”现在有了三种不同的含义。一是与白种、黑种、红种相区别的黄种人类群体,它包括汉、满、蒙古人,也包括日本、朝鲜等亚洲人在内。二是全体中国国民作为一个族类的生命延续体,这就是康有为提出“保种”时所谓“种”的意义。三是中国之内的各民族划分,如汉族、满族、蒙古族等等。我们看到,在西方形成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民族概念(大体上把民族理解为一国的全体国民)和形成于十九世纪后期的把民族视为在文化及血统或生物学上具有一致性的人们群体的概念(即种族的概念),几乎同时传入中国。于是在中国产生了两种民族主义的思潮或运动。一是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它强调在现存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全体国民的认同意识。另一种是种族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 /ethnicnationalism),它推动了汉民族、满、藏、蒙古等族各自的民族主义。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民族主义之间当然可能存在互相的冲突。例如章太炎所坚持的排满、排蒙古族的激进的汉民族主义立场,就使得他主张把满族、蒙古族等等排除在汉民族的中国之外。而辛亥革命临近时,一个满族出身的浙江省议会代表则宣称,无论将来的国体如何,东北作为满族的家乡,绝不应该是一个省份,而只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是,中国近一百多年以来的历史现实已经表明,尽管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种族民族主义诉求,在中国的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方面,国家民族主义的立场始终具有一种支配性的影响,中国保持着它的统一,虽然有时候好像有一点吃力。很多外国学者把这种所谓“令人吃惊的统一”看作是“中国的神话”。例如著名的政治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白鲁恂说:“以西方的标准看来,今日中国就好像是罗马帝国或查理曼时代的欧洲一直延续到当前。而且它现在正在行使着一个单个的民族国家的功能。”在另一处,他又写道,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如同帝制罗马或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历史统一体在后来所发生的那样,在一个大帝国的版图之内导致诸多民族国家认同的产生。他接着说,“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一直艰难地致力于将一种文明硬塞进一个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去。”

  为什么白鲁恂会把他所揭示的现象看作是一种“神话”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就因为他完全是在“以西方的标准”衡量中国历史。如果从中国历史变迁的自身逻辑去分析,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以下这些原因,来说明为什么国家民族主义总是支配着现代中国国家认同的领域。第一,从天下中国观到统一王朝的国家认同意识(包括对北族王朝的认同意识在内),乃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育过程中长时期持续的历史记忆与经验,它深刻地影响到现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的形态。例如现代中国人对中国的多民族构成和中国版图的见解,就与王朝国家的政治遗产、特别是清朝政治遗产有着极密切的历史联系。第二,少数民族的种族民族主义意识的发生发育,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相比显得有一些滞后,结果除了在外蒙古各部成为例外,它们大都未曾演变为成功的独立运动。第三,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是在国家面临灭亡或被列强肢解的危急形势下产生、发展起来的。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紧迫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各民族的种族民族主义诉求。

  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中国学领域内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对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与现状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不少西方观察家和学者看来,由于经济改革所导致的各地区间越来越巨大的发展差异,由于前苏联及东欧发生的划时代的历史转折,也由于反帝国主义的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及指令性计划经济的中止,会使得原先由上述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所支撑的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国家目标、现代化途径乃至社会结构等等在转变过程中发生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会因此分崩离析吗?这就是西方学术界产生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问题意识的背景。对中国人来讲,这似乎是一种过分严重的背景估计。但是,由此引发的讨论仍然对我们反思自身有相当多的启发。

  我们现在知道,对国家观念的价值强调,在中国并不始于近代。而近现代中国为回应国际体系的环境刺激,包括西方列强的蚕食鲸吞、日本侵华战争、东西方之间的长时期冷战和与前苏联关系的恶化,把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极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国家主义”的主张。对“国家利益”的强调似乎无论如何也不会过分。过去有一句朴素的“工农兵语言”,把国家利益与小集体的或家庭、个人的利益之间的关系比喻为大河与小河流水的关系。这句话说:“大河水涨小河淌。”它的用意并不在揭示从大河水涨可以推知小河淌的逻辑;它是要告诉人们,只有大河先有水,小河才会有水。这里不必去追究工农兵为什么竟会讲出这种完全违反普通自然常识的话来。但它确实非常生动地反映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立场中突出的国家取向。在民族关系方面,国家民族主义力图通过强调全体中国人都是“龙的传人”,是“黄帝子孙”,是“同种、同血脉、同文化”,从而在不同民族中强化共同的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稍微换一个角度去观察问题,那就不难发现,对一个已经有漫长历史和意识自觉的多民族国家来说,要想将归属不同民族的全体国民整个地转换为一个种族意义上的民族,肯定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把黄帝或者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或共同象征,主要反映了汉族、或者至多也只是汉族和一部分少数民族的共同意识。它很难被另外一些少数民族大众所真正接受。正因为如此,在推进中国人的国家认同的策略方面,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迫切需要实现历史性转换的严重时刻。这就是要通过加快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以此作为要求人民认同国家、并且对国家保持政治上忠诚的合法性基础。这本来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题内应有之意义。民族国家的形式,最初正是通过将权力主体转移到全体国民一方,也就是形成所谓人民主权而实现的。权力在民以及各不同阶层民众之间的基本平等乃是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精髓,同时这也正是民主的基本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与民族的意识同时诞生。十八世纪西方的民族主义,在极大程度上是一场限制政府权力、确保公民权力的政治运动。而英国的民族主义更以一种在其他地方都未曾达到过的程度与个体自由密切结合在一起。民族主义在它的原发地是民主政体的催发剂。但它在向其他不同地区传播时,它与民主原则的最初等同性很可能消失。对这样的民族国家来说,民主化就成为它必须面对的历史任务。

  今日中国的巨大经济增长和大面积中国人口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事实上成为加速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最好基础。同时这种机会并不总是援手可得的。即使经济增长的奇迹能维持一个很长的时段,也不能指望人们会始终对这一点保持较高的满意程度,因为它可能导致代际价值目标的转移。在新世纪到来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中国人,很可能会把他们的上一代认为是来之不易、因而倍加珍惜的生活与工作环境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给予。在他们中间可能产生与上一代很不相同的追求。如果我们有那么一点预见的眼光,那么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还应该作些什么?这就成为每一个负责任的中国人不得不思考的严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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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仪集》自序

夏剑钦

    心仪古人大概是读书人共同的情结。清安徽桐城人刘大櫆为其同乡张佩芳(字荪圃)《陆宣公翰苑集注》所作的《序》中说:“其平生读书穷极幽远,于古之硕德名贤、嘉言美行,无不跂而望之,以为不可及;而所心仪不置,则尤在唐之陆相一人。”说明张佩芳读古人书,便非常敬重和向往古代贤人的高尚品德、嘉言美行,其终生心仪不变的尤其是唐代著名的丞相陆贽。

    回顾我有生以来的心路历程,自认心仪古人大概应从六岁半小学发蒙算起,往后竟终生不渝。不过,其间的心仪对象多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而未能像荪圃君那样“尤在唐之陆相一人”。

    1952年9月,我开始到本村的观阁小学读书,学校就在著名的关圣阁南端。这里是本乡黄岗、银星二山冲小河的汇合处,阁与学校倚山面水,环境十分优雅宜人。在语文书上读到的董存瑞、卓娅与舒拉,以及在关圣阁壁画上看到的桃园三结义刘、关、张等英雄人物,都成了我幼小心灵中心仪的伟人。1956年初秋,我考入杨花完小,高小两年都因成绩优秀而获特等奖,并于1958年顺利考入浏阳二中读初中。当时合作化的高潮已经兴起,随后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等狂热运动也殃及到了中小学,天灾人祸,弄得我们初三时就开始过苦日子,以致今日我对那时初中语文课讲了哪些古代人物,他们有些什么嘉言美行,都早已模糊不清了。只记得那时自己已迷上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小说,不仅看连环画的《三顾茅庐》《草船借箭》和《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故事书,还借整本的小说躲着读,对书中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和孙悟空的神通广大,不仅心底佩服,而且经常津津乐道其中的英雄故事。

    1961年考入浏阳一中读高中后,我虽课外爱读的小说已转为《红岩》《苦菜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现当代小说,心中崇拜的是江姐、娟子、母亲、林道静、少剑波、杨子荣等革命英雄,但自从遇上一位从省城发配来的语文教师邓潭洲先生之后,自己心仪古人的历程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记得潭洲先生是1962年上学期中途来教我们语文课的。时令已进入初夏,上第一堂课那天天气有些闷热,先生开讲的课文是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一堂课45分钟只讲完课文的第一大段,不足300字,但先生汗如雨下,挥之不止,从裤兜里拿出来拭汗的手帕也湿透了。尽管先生讲课大出汗这一怪现象令我们有些疑惑不解,但先生用普通话高声朗读古文的抑扬顿挫、饱含激情,讲解“褒禅”之名的来由,“花山”今作“华山”的音谬,以及阐述作者游山的后洞“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的深刻哲理,却使我们第一次感受到这篇古文通过纪游而进行说理的奇妙。因而先生开讲并未多介绍王安石的为人与为文,我们却已对这位古人的务实探索精神和借记叙以说理的别致,佩服得五体投地。

    第二天又用一堂课,先生讲完了课文“于是予有感焉”起的后面三个段落,几乎每个学生都对文中“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的辩证关系深信不疑,同时对作者提倡的百折不回的探索精神以及反对浅尝辄止、半途而废的道理心领神会,并想马上付诸实施,希望早一点像王安石那样来一次游山探险。邓老师被学生们的求学精神感动了,当场表态向学校领导请示,利用星期天带我们一起去登游县城北郊的道吾山,并预先布置作业,游山后大家都写一篇作文《游道吾山记》。结果那次游山,全班同学人人大有收获,作文水平陡然提高。邓老师又从40多篇作文中选出两篇优秀者,写上“传观”二字,贴在年级教室走廊上让大家欣赏、学习。

    从那以后,我们对每周的语文课都兴趣特浓,以致对背诵默写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和白居易的《琵琶行》等诗歌之类的课外作业,都一点不厌烦,而且课堂上大家争着举手背诵。与此同时,我们对古代文学家,尤其对唐宋八大家的崇拜和景仰也就与日俱增,心仪不已。

    我与邓老师接触越久,越感到他和蔼可亲,有时还到教工宿家去看望他,并从师母为他做饭中发现了邓老师那天初上课堂那么出汗的秘密。因为当时大家仍在过苦日子,粮食定量,男生每月31斤,女生28斤,当老师的却只有30斤。邓老师身材高大,3两米一餐,又没有什么油水,更难得吃到肉,当然填不饱肚子;于是用一个大磁缸蒸饭,3两米加好多的水,蒸成的稀饭,当时可饱肚腹,但吃下去不仅不经久,还会出现一紧张就大出汗的现象。我们知道了这一情况后,有的女同学便省一点粮票送给师母,我则有几次见到厨房大师傅削下的藕节,便捡起来洗干净送给师母。师母说:“这个好,有淀粉,不吃还浪费了。”我们的师生情谊也由此更加增进,他俩待我如同子侄。

    1964年高考,我因为自己学习成绩一直比较优秀,便非常自信地填报了同济大学建筑系,考后踌躇满志,心想当个建筑工程师的愿望一定能实现。谁知“社教”中的湖南那年极“左”,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紧,我这个富农子弟的档案早已被打入另册。结果望眼欲穿的录取通知书总是不来,同乡几位家庭出身好的子弟早已入学了,我还蒙在鼓里傻等;直到班主任告知我“莫等了,回去安心种田吧,或者学门手艺”,这才死了心。然后是回乡种田,面朝黄土背朝天,什么苦力活都干过,还“见人矮三分”;接着是结婚、抱孩子、当民办教师,从耕读小学、民办初中到公社五七中学教高中。尽管父母在“文革”中遭批斗,被抄家,但我还是抱着“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信条,勤奋工作,争取好的“出路”。不过,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我这辈子竟还能上大学。

    是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让我以优异成绩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重新圆了大学梦,从此开始了人生新的航程。圆梦的幸运来之不易,使我不能不加倍地珍惜和努力。知识的饥渴,读书的欲望,写作的冲动,使我如同拼命汲濡的海绵,认真听课之外还大量阅读各种刊物和名著;一流的教师,生动的讲座,常常使我觉得难以分身。那时给我们上课的,大多是中老年教师,胡裕树先生和李家耀老师授现代汉语,严修老师讲古汉语,柳曾符先生授《说文解字》与书法,陈光磊先生讲修辞学,汤珍珠老师讲汉语方言,许宝华先生讲音韵学,范晓老师讲汉语句法,濮之珍先生讲语言学史,骆玉明老师讲中国文学史,还有宗廷虎、游汝杰、陈炳迢等老师给我们开了选修课,张世禄教授还邀请北大的王力先生给我们汉语专业开了一次音韵学的讲座。听说严北溟先生的讲座《佛教与文学》讲得出神入化,我也到哲学系大教室去旁听了六次。这些从“文革”十年的压抑与折磨中“解放”出来的先生,此时特别精神焕发,似乎要把十年中耽搁的知识传授一骨碌都补给我们,让我们获得了人生最难得的知识享受,至今想来真是三生有幸,受益终生。

    课余时间和星期天,我们则大多在文科阅览室里度过。也就是在阅览室里,我多次读到邓潭洲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发表的论述韩愈、柳宗元的大块学术论文,才恍然大悟,知道当年那位从省城发配下来教书的邓老师,原来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是一位谙于国学、文史哲兼通的著名学者。于是肃函致候,开始了我们师生之间的书信往来。

    复旦四年,我在完成学业之余,曾利用到上海青浦县搞方言调查的机会,与沈钟伟同学一起用国际音标记下了母语浏阳话的音系;研读《诗经》有得,在《学术月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论文《“薄”非“语助”辨》;为与人辩论屈原不是苗族人,在《江汉论坛》发表了近万字的《也谈屈原族别问题》。毕业那年我们汉语专业17名同学分配计划中没有湖南的名额,我便是通过当时借调在出版社当编辑的潭洲先生,交上那两篇文章给时任社长的黎维新先生,才得以叩开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大门,安排到该社新成立的辞书编辑室工作。这段难忘的经历,不仅加深了我对与日月同辉的《诗经》《楚辞》等古典文学作者的崇敬和心仪,同时也加深了我对潭洲先生的了解和敬仰。

    我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头几年,邓老师的两部力作《谭嗣同传论》《王船山传论》都已出版,正在为筹备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和恢复《船山学刊》赶编一批重要论著和论文集。“文革”中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而遭革职的处分得以平反,“新生”后的潭洲先生特别精神焕发,常常为著述或帮人改稿而工作到深夜。那时我们都住在出版局在上大垅的一栋楼房里,他家住四楼,我们住六楼,我有时到电大班授完古汉语课后还要去他那儿坐坐。记得有一次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现在是好时代,要抓紧时间多做点事。你学的汉语专业很有用,但不要局限于古汉语和方言研究,还可以多读点别的书。湖南历史上的许多人物值得学习研究,你可以把古汉语作拐棍,钻研一点湖南的文史。”说到他正在撰著中的王船山、谭嗣同,他有些激动,认为这两位先贤都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人杰”。说船山作为一位遁迹荒陬、身居瑶峒的乡间老儒,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而能卓然自立,发愤著书至如许之多,治学范围至如许之广,更是中外历史上所罕见的;其治学的求实精神和博大气象,特别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景仰。

    正是受了邓老师的启发,我工作之余开始与湖南师大孙雍长兄一起搜寻湖湘方志和文集中的文章,选编《三湘纪胜》一书。1983年秋,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吴慈生同志来长沙组稿,通过徐日晖同志找到邓老师,请邓公为当时的《祖国丛书》撰写关于王夫之、谭嗣同的两种通俗读物。邓公勉强接受任务后,不意竟将其中《卓越的思想家王夫之》一书的撰著任务交给我承担。他鼓励我说:“不要怕,这是一个读书写作的好机会。先读一些船山的著作和有关船山生平的书,一年后再动笔也来得及。”并随即从书架上取下《读通鉴论》《宋论》《张子正蒙注》和《黄书》《噩梦》等船山的代表作,要我读后再来拿《王船山先生年谱》与《船山师友记》等书。

    随后的数月,是我自复旦毕业后又一段如饥似渴的读书时光。船山的书振聋发聩,它使我大为震惊,有时还真像梁启超说的“心弦震得直跳”。我越读越信服谭嗣同所说:“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认为这句话可说是真读了船山书的人的共同感受。大约1984年夏天动笔,至1985年春节期间,我才完稿了那本小书8.2万字,并于赴桑植县任职锻炼前将书稿寄往上海。其间提纲的敲定,史实的订正,以及对初稿文字的润色,都离不开邓老师的启迪和耳提面命。此书虽到1986年才看清样,1987年出版,但邓老师自己承担的《为改革而献身的谭嗣同》一书,却因工作太忙、延期交稿而耽搁了出版时间,竟至先生1991年逝世后才由岳麓书社出版。每当我注目上海璧还原稿上先生修改的熟悉字迹,回想当年酷暑炎天,先生盘坐木椅,一边袒腹摇扇、一边凝思改稿的情景,总会使我忍不住潸然泪下。

    1990年6月我调到专事古籍整理出版的岳麓书社之后,更对湖湘先贤的著作情有独钟,乃至将本版图书的出书理念升华为16个字——“道承湘学,言纳百家,繁荣学术,积累文化”,作为出版社的文化追求,镌刻在书社门厅的正面墙壁上。根据读者购书和市场的要求,我们集中力量,加大投入,改三大湘人全集的单本付印为全套推出,于1994年至1996年内组织出版了曾国藩、左宗棠、王船山三大全集。在整理《船山全书》的过程中,虽然我本人只承担了其第十二册的校勘标点任务,但从其中一种《张子正蒙注》整理中的版本新发现并撰文发表,我再一次见证了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所学古汉语的“拐棍”作用和功效。

    由于心仪古人和对编辑工作的热爱,2001年我因《晚清七十年》一书引咎辞去社长职务后,又主动请缨担负了《魏源全集》20册的整理编校工作,并任编委会执行主编。经过四年多时间的黾勉努力、全身心投入,终于在2004年底高质量地完成了全集的编校任务。全集成功出版后,我又抱着一种对魏源“高山仰止”的崇敬之心,将多年来的调查研究所获和编校全集的心中所蕴蓄,撰写成《魏源传》一书,于2006年在岳麓书社出版,可说是继撰写船山先生传记之后,再一次履践了自己神交古人、心仪前贤的夙愿。

    2005年底退休之后,我没想到还能继续结缘湖湘先贤,有幸参加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主导的文化工程《湖湘文库》的编辑审稿工作。在草拟《文库》甲编湖湘文献书目的过程中,我得以从古至今地遍搜湘人著述目录、方志和湖湘出土文献资料,同时搜索历代寓湘人物的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报刊,再一次深切感受到湖湘先贤的可敬可爱,湖湘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因而在这八年的《文库》书稿审读之余,也为湘贤人杰诸如周敦颐、陶澍、邓显鹤、罗汝怀、郭嵩焘等撰写过有关议论或学案之类的文章。

    回顾这30多年的所读、所获和所作,几乎可以用“心仪古人”四个字来概括。于是在这年近古稀的时候,我试着将自己除研究浏阳方言、编纂字词典和《魏源传》之外的著述文论统编成《心仪集》一册,分为船山编、魏源编和杂论编三个部分,既是敝帚自珍,也是对自己心路历程的一次检阅。

    我作为一个30多年前穷居山乡的民办教师,能在“而立”之后上大学、进出版社,并在为人作嫁、尽心编书之暇涉足学术,写出一些心仪古今学人的篇章辑成本书,实应感谢自己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感谢母校复旦大学诸多师友和先师谭洲先生的教诲与栽培,更应感谢支持我上大学的父母、妻子和弟妹等亲人。故而,我承蒙挚友刘拥军先生推荐,由中国书籍出版社支持出版的这部文集,还当作为我向母校和父母、亲友们汇报、感恩的一份礼品,虔诚奉献。

    2013年春于长沙市咸嘉湖路望岳轩

 

  

电影《天注定》在法国被喝彩

----被禁映的中国电影

一殷

    点评:被外人叫好的、丑化中国的电影能是什么东西?把中国写得丑陋不堪除了去快感外人,还能干什么?这就是一些中国导演下作的兴趣。)

    中国导演贾樟柯的电影《天注定》12月11日在法国公开放映引起轰动,法国舆论一片赞声。法媒夸赞贾樟柯电影《天注定》:伟大的导演对走到爆炸边缘的国度的喊话。

    12月24日,法国《解放报》刊出姜武在《天注定》中持枪的海报,并刊出法国媒体对《天注定》的影评;权威报纸《世界报》说:“这是当今中国前所未有的一部重要影片”;《电视全览》周刊(Télérama)说,“这是真正的一巴掌”;音乐电影评论杂志《音乐廉洁》(Les Inrockuptibles)周刊说,这是“刻不容缓需要去看的一部杰作”;《首映》(Première)杂志说,“这是一部蕴含美与暴力的巨作”;《正片》(Positif)杂志说,贾樟柯是“当代最伟大的导演之一”;《回声报》形容《天注定》是一部“了不起的惊人之作”;《巴黎人报》说《天注定》是一部“扣人心弦和富有教益的电影”;《新观察》的评论是:“贾樟柯是一位重量级导演”。

   《天注定》被法国《电影手册》(les Cahiers du Cinéma)和《解放报》及《首映》杂志评选列入2013年世界十大最佳影片。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还解读了《天注定》故事的事件根源:《天注定》中4段故事令人想到中国社会的许多真实案例:姜武扮演的大海的原型,据说灵感来自山西胡文海恶性杀人案,但也让人联想到杨佳袭警案和其他社会不公导致的恶性杀人案。王宝强扮演的冷面杀手周三儿,原型来自悍匪张军和周克华杀人案件。赵涛扮演的小玉,原型一看便知是湖北巴东县的邓玉娇。罗蓝山扮演的跳楼自杀青年,让人没法不想到富士康集团的多起跳楼自杀案。

    以下是法国《解放报》的影评:伟大的中国导演贾樟柯发出声音啦,这是对一个社会走到爆炸边缘的国度的喊话。

    毫不夸张的说,《天注定》用四个连续的故事描述的是整个国家:当代中国的,劳动工人的,残酷的,巨大的贫富差距的,暴力的,充满了资本热情的并且已然腐朽国家。

    冷色的画面,充满现实主义的描述方式,贾樟柯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导演,根源于自我的经验,贾樟柯给予电影一种张力,让我们不寒而栗,在电影院的座位上,我们都打着冷战,这个导演,不禁展示了他的勇气,还有点他的狡猾,当然这一切是缠裹在一把刀片上的。

    贾创作的四个故事都是来源于中国真实的事件,其原型都是有互联网事件原型的,互联网——那里仍保存着中国媒体环境中的一丝新鲜气,这四个故事都来自同一个模式:自由个体,被体制压迫,将体制打碎,谋杀,逃跑或死去。

    第一个故事中,一个被农村权贵腐败和以权谋私压迫的男人(姜武饰演),结果了5个人的性命;第二个故事是一个骑自行车人的肖像(王宝强饰演),这是一个孤单气质强烈的年轻人,靠偷盗和杀人为生;第三个故事,宾馆的服务员(赵涛饰演)在被当地两位镇干部强迫要求陪同桑拿按摩时,出于自卫刺死了对方,最后自首;最后一个,讲述了一个打工的年轻人,受不了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压力,最终自杀死亡。这个年轻人,还是个学生,却开始工作,在恶劣的条件下生产,组装我们所用的智能手机。

    四个故事没有连接,但把它们整合到一起,却有一种力量。无需连接起来,只需呈现出来,他们的回声在大屏幕上回荡,像4次锤击。

    铺开中国描述的地图,贾樟柯小心翼翼的将四个故事放在四个不同的区域,人们说着四种不同的方言。为了强调这一线索,导演还特意宣布了这是受到中国古代传统画作的启发,在同一张画布上用不同的场景展现一个整体国家的全景……人们不禁要说,《天注定》所表达的中国并不是美丽的山水画,而是充满了腐败、犬儒主义、暴力的地狱之图。

    充满诗情,但不少画面血腥暴力,让人震惊,两者之间似乎充满矛盾:一种带血的唱词,这不是固定类型的某种影片。

    片名叫《天注定》,英文是“A Touch of Sin”(一丝恶念),这与胡金铨的《侠女》英文名“A Touch of Zen”(一缕禅机)神似,可以理解为贾樟柯向功夫片大王胡金铨致敬,而北野武工作室的资金上的参与,也让影片有了北野武电影的痕迹。当然影片至始至终是充满贾樟柯风格的,他用实力证明了一件事:这个家伙什么都能干!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撰文评论说:《天注定》还像一部中国底层社会的史诗,隐现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动荡变迁:灰色的古城墙下,推土机夷平的空旷土地,乡村的凋敝,躁动的人际关系,城市的膨胀,农民工卷入大工业枯燥生产的磨难,年轻女子们在声色场所的诱惑表演,官员,土豪,婚外恋,列车翻轨,都是表现这个变迁时代的元素。

    注:《天注定》是一部2013年贾樟柯编剧、导演的中国电影,由姜武、王宝强、赵涛和罗蓝山主演,获得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中国原计划于2013年11月上映。虽然传言被禁映,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官方消息可以证实该片被禁。

    10月30日传出《天注定》被禁消息。当天下午1点,出版人王小山在其微博上最先发布了《天注定》被禁的消息,不过他之后不久即删除了这条微博。片方回应称并不知道影片被禁这件事,也没有接到任何书面通知。贾樟柯在12月8日接受采访表示目前还处在一个讨论沟通的过程中,并且认为该片一定会上映,但多久之后上映还未确定。

 

 




 

    编者按:昨天(21日),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举办了“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与会的汉学家葛浩文,似乎有备而来,当着中国作家的面说了不少不中听的话。葛浩文谈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国文学在西方,地位还没日本、印度甚至越南高。

中国小说在西方不特别受欢迎

葛浩文

2014-04-22

    “虽然中国现在是世界瞩目的焦点所在,但绝对不可以因此就断定外国读者当然会/要喜欢中国文学。”现实是,“近十多年来,中国小说在美国英国等英语世界不是特别受欢迎,出版社不太愿意出版中文小说的翻译,即使出版了也甚少做促销活动。”

    为什么中国小说不受欢迎?

    葛浩文说:“中国小说如同韩国小说,在西方并不特别受欢迎,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日本的,印度的,乃至越南的,要稍好一些。之所以如此,可能是与中国小说人物缺少深度有关。当然,也不是所有小说人物都没深度,不少女作家的人物写得就很好。但大体来说,中国小说还是有着明显的倾向:即,叙述是以故事和行动来推动的,对人物心灵的探索,少之又少。”其“小说要好看,才有人买!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可能是跟中国的爱国教育有关,或是讯息不够流通,或是作家一般无法不透过翻译来阅读其他国家文学, 也可能是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作祟。”

    中国小说为什么不好?

    葛浩文部分同顾彬。“莫言,他可能是近年来唯一一个不懂任何外语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可否认的,他或许看过其他诺奖得主的作品,但是他得透过翻译来阅读,这也不仅仅是莫言一人而已,我知道的所有作家都一样。顾彬认为这个缺失导致中国小说视野过于狭隘,我同意他的说法。中国作家到国外旅行演讲,必须完全仰赖口译的协助,因此自行到处走动与当地人接触的机会少之又少,通常就是和中国同胞在一起,等于是人的身体是出了国了,但是其他种种(语言,心态)还是留在中国。难怪不少人认为当代文学缺少国际性,没有宏伟的世界观。”

    葛浩文也批判中国作家写的太快:“常给人粗制滥造的印象,出版后评论和读者照单全收,不太会批评作品的缺失(或许是没看到问题所在),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过于冗长,似乎不知见好就收的道理。为什么中国作家那么爱写那么长的小说?为什么要加入那么多描述,甚至是芝麻小事的细节,把小说变成文学百科全书?是因为稿费是按字计酬吗?还是因为缺少能力判断什么需要舍去?”

    葛浩文还拐弯抹角批判中国作家写作很“业余”,“我的想法是,如果中国小说构思写作严谨又具国际性,相信绝对可以走出去的。西方小说-fiction-这个类型经过长时期的演变到了二十世纪基本定形, 怎么写才算是好作品,有不成文的约定(当然也有例外)。另外,市场也会决定一个小说该怎么写,这是很现实的,尤其在世界各地阅读大众日益减少的现在。”“中文小说很难找到这么脍炙人口的第一句,相反的,中国的小说一开始就是长篇大论介绍一个地方,可以吸引国内的读者,但对英文读者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个隔阂,让他们立即失去继续读下去的兴趣。”

    葛浩文顺便批判中国作家爱用成语这些陈词滥调,“中文作品里有许多陈词滥调的成语,我个人的经验是,成语的滥用是中国小说书写无法进步的原因之一。”

    葛浩文为自己的翻译辩护:删改是编辑做的

    厄普代克曾说,“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好像是个只有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一人的孤独领域。”接着厄普代克推测译者“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中文原文”。“他完全错了。”葛浩文说,“我并没有独占美国的中文小说英译。”“如果真的逐字翻译,我翻译的小说绝对没有一本是可以出版的。” 而在中国,对葛浩文的非议其实是他没有逐字逐句的翻译,但葛浩文说,“英文和中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两种语言,真要逐字翻译,不但让人读不下去,而且更会对不起原著和作者。可是,不管我怎么说,批评我翻译的人常指责我没有逐字翻译。”葛浩文因为是莫言英文版的主要译者,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葛浩文也获得了更多名声。但即便在莫言获得诺奖之后,葛浩文说,他还是会按照其一贯翻译哲学进行,“翻出作者想说的,而不是一定要去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作者说的。”

    葛浩文澄清了一个事实,就是译文的更动绝大多数是美国或英国出版社的编辑所做的,“但中国读者,尤其是媒体,总指我为罪魁祸首。这些英文的编辑既然不懂中文或中国文化,编辑过程中,当然就用他们唯一可用的准则--英文读起来顺不顺,这也是他们判断一部译文优劣的标准。”

    葛浩文是尊重编辑的删改的,相反在他看来中国编辑都胆子太小了。“一部作品从书写到出版到阅读的过程,最重要的配角就是编辑,但是与西方出版界截然不同的是,中国的编辑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或地位,顶多就是抓抓错别字罢了。”“世界闻名的作家大都有一个了不起的编辑帮他们成为伟大的作家。即使是写作才华很一般的,我们翻开小说,也常会看到作者感谢他/她的编辑的致语。很不幸的,中国小说只有在出版后翻译成英文时才得到如此应有的待遇,但这些英文编辑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当然只能用他们熟悉的西方标准来看这些小说。”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4年4月21日 11:04主题: 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

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组长 张培森

    杨尚昆同张闻天有着将近40年的友谊,称得上是知己的战友。2007年为纪念杨尚昆诞辰100周年,我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位同志打来电话,说要带电视台人来采访我,约谈关于杨尚昆同张闻天的交往,于是从有关材料中找出了一份1986年杨尚昆的一次谈话记录。这次未曾公开发表的谈话,是他当时应我们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请求进行的一次谈话,时间是1986年8月30日,地点是北京三座门他办公的会议室。这次谈话由于有张闻天的夫人,同时也是杨尚昆的老战友刘英参加,共同的经历,共同的体验,杨尚昆谈兴一直未减,话题虽然离不开张闻天,然而实际涉及到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而这次谈话目前留下的就是这份密密麻麻的录音记录稿。如今距离那次谈话已经20多年,杨刘二老均已辞世仙去,参加这次谈话的编辑组的同志也只剩下两人,我和编辑组前组长萧扬。为了不让这次难得的谈话湮没,便根据这份录音记录整理成文。

    上海时期的张闻天

    我和闻天两个人是四中全会后一起从莫斯科回来的。他一回来就到宣传部去了。闻天那时的思想也都还是受莫斯科训练的那一套,和王明差不多。我知道当时许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因此在上海这一段从他思想来说都还是教条的。不过闻天在苏联确实算是学得最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是他。一个是王稼祥。博古和我差不多,现炒现卖。博古人很聪明,有捷才,善辩。而闻天是接触了实际以后才觉得王明这套不行的。

    四中全会王明是反立三路线上台的,但四中全会后所实行的实际同立三路线差不多,不同的是取消了全国暴动计划,取消了行动委员会。那时甚至闻天也都还没有认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搞的都还是以城市为中心这一套,那就是靠罢工、示威,搞“飞行集会”。那时南京路上有个先施公司,我们的人就去那儿先放个鞭炮,然后几个人高呼口号,于是行人便围了上来。这时警察就跑来抓人,这样每次我们都要被抓走一些人。工厂罢工说起来就是起哄,一个工头打了人,就一个车间马上停下来。工会也是共产党的。这样一闹巡捕就来抓人。工厂的基础垮了。恢复一段后,手就又痒了。就这么恶性循环。

    面对这种情况闻天就有些感觉,觉得这种办法不行。特别是1932年他出席江苏省委会议的一次讲话,他的这种思想表现得最明显。那时没有上海市委,江苏省委就是上海市委,我当时是省委宣传部长。当然,他当时思想还没有后来那么彻底。他讲得多的还是从工作没有搞好这个角度说的,总是说没有准备好啦,太仓促啦。但觉得这样搞不是个办法,这一点是提出来了。认为这样搞下去没有什么意思。

    淞沪抗战起来时,上海有十三家日本纱厂同时举行罢工,也是搞得轰轰烈烈的。因为那些工厂都开在闸北,闸北被日本人一占领,工人们就都跑到租界上来了。工人们都有爱国心,于是就组织一个罢工委员会,为了维持工人生活,就靠“民反”(全称为“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一笔者注)在社会上募捐开粥场。每天每个工人可以领两餐稀饭。有一天宋庆龄通过人向我们表示要捐两千元,那时两千元可不简单,是光洋呵。但这时凯丰就主张不接受,我就主张接受。凯丰那时在团中央,我在江苏省委宣传科。我就去跟闻天商量,闻天也主张接受。这样才把这两千元接受了下来,那时我们还办了张报纸,三天出一期。这件事我们还登报公开表示感谢。当时为什么有人不接受,就是说宋是第三党。那时有个公式,说第三种势力即中间派,他的欺骗性更大,比国民党还要坏。这是套的斯大林对社会民主党那个公式。所以总的说来闻天这一段并没有完全脱离教条主义,但是实际工作使得他觉得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

    所以他那时自己的思想活动同他文字上写出来的东西,已经开始发生距离。他这时有几篇文章已经可以看出有点想要纠正一些“左”的东西,但是那个思想并不彻底。

    中央苏区时期的张闻天、博古和毛泽东

    闻天到中央苏区大约比我早十天。我到了中央苏区时他正在做报告。我一去就先向小超(邓颖超)报到,她当时是中央秘书长。报到后她就安排我住处,我一看那个房里还有张床,她告诉我说那是张闻天的。闻天回来一见面就说,你到啦!好好。并说,我那时(指在上海时)跟你说了句再见,就是指的在这里见呀。那段时期我跟他住一起,在那间房子里差不多同住了几个月。在中央苏区,起初闻天还是宣传部长,我那时是宣传部干事。后来派我去办党校(名字叫共产主义大学)时,闻天是校长,我是副校长,不过实际他没有管。

    编辑组同志问:张闻天本人在1943年《反省笔记》中,曾经检讨初到苏区时所犯的反“罗明路线”错误,但申明自己当时主观上并未想到为了想要反对毛泽东,而且指出直接领导反“邓毛谢古小组织”的是罗迈(李维汉)。对此应该如何看?反“罗明路线”时我已经到了瑞金。这一段斗争我知道是博古发动的,策划这件事我估计也是博古。那个时候博古叫总书记。为什么说是博古起这样的作用呢?因为斗罗明时我还在瑞金,起初罗明表现很硬的,并不承认错误。那时我同博古都住在一个楼上,博古是同陈云他们两个住隔壁。看到罗明不承认错误,博古就有点慌了。因为他已经把这个斗争发动起来了,他不胜利那他不就垮台了嘛!于是就找了很多人同罗明去说,去劝罗明,说你一定要服从大局,不要这个样子。后来罗明就承认了,承认是他的错误。当然后来整人这个事是罗迈(李维汉),斗邓毛谢古时我已经不在瑞金,但我知道罗迈一去苏区就组织了一个组织局,组织局书记就是李维汉,可以说罗迈掌握了生杀大权。所以我估计这件事策划是博古,具体到整人是李维汉。至于文章嘛是闻天写的,他那时思想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当然那时他也只能那样写。

    闻天同博古两个原来在思想上基本一致,后来慢慢地他们两个就分开了。因为博古坚持教条坚持得比较厉害,他到中央苏区后就把闻天实际上从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中排挤出去,叫他到政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我想当时博古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把毛架空,你虽然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按实际的职务来说,具体的工作是在人民委员会,也就是总理那里。这个完全是按照苏联的一套来套的。第二你张闻天在政府那边工作,你就少管中央的事情。然而闻天同博古他们两个那时一直是有斗争的,思想也是有所不同。博古比较个人突出,闻天这个人毛主席就说他是书生,他是书生气重些,但书生气也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字眼。这就是说他比较喜欢研究理论,这个人的文笔是不错的。他去政府工作,这就恰恰给他提供了一个单独考虑中国革命实际道路的机会,特别是同毛主席接近了。因此我觉得闻天转变的关键是在遵义会议前这一段。不过毛主席起初也没有同他交心,是慢慢地才交的呵。因为在他的脑子里,博古同洛甫是一条绳子上两个蚂蚱。王稼祥去苏区去得早,我估计毛大概多少把他的思想暴露的,首先是跟王稼祥。至于对张闻天,他还是先试得试得来的。不过在瑞金他们这几个之间并没有什么私人交往。那时候反毛反得最厉害的是任弼时。第一次宁都会议恩来是中央代表团团长,恩来还没有到,是任主持把毛主席撤掉了。所以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还讲,最后在中央苏区剩下的一个反对他的就是任弼时。(刘英插话:他真是记得清!)这个人在这方面是这样的。所以任弼时如果他不死,“文化大革命”也非整死不可。我觉得闻天那时也从弼时那里听到过一些反毛主席的话的,开始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弼时那时认为毛主席有些东西不妥当,比如包括肃反他认为毛主席该有责任,但是毛主席从来不认为肃反他有责任。

    我最近想,毛主席在瑞金也有没有“左”呢?比如说查田运动,你们现在看看有个文件那是很“左”的,那是毛主席主持搞的呀。那时总的当然他不当权,但是他做具体工作,他这个查田运动就是“左”的。(刘英插话:我在于都第二次扩红,他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的就杀。后来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我是觉得“左”的。后来是洛甫来了一封信,说反对扩红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我们才把这些人放了。)查田运动的结果是整了一批中农,至于富农那时早就没有了。那么在这种高压下就扩红,创造红军一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然扩红成绩是主要的,但是那样的方式是不好的,事实上等于抽丁,像兴国那里抽得就根本没有什么壮丁了。

    从动员突围到遵义会议

    长征出发前闻天发表一篇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我们开干部会动员突围就是靠的这篇文章。因为长征之前博古同李德他们两个到过我们三军团,这是他们第二次到三军团,第一次是打广昌(战役)时同彭德怀当场吵架那次。这次他们又来就讲到要突围,就说中央没有内部文件,就是张闻天同志有篇社论,所以闻天那篇文章是代表中央的。不过文章讲得很隐蔽,不懂得一点情况还看不出呢。这里要说一个问题,关于这篇社论我记得上面有个训令,训令上写着“供干部讨论会用”,所谓讨论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开个干部会,师团级或县团级统统说清楚,没有那个事。那时我是三军团政委,顶多是跟师长们说了,连团长都不知道。毛主席多次讲这件事,说没有说清楚,其实为什么一定要说清楚才能走,部队嘛,只要下命令就是喽。

    前方的同志对你们(指长征初期刘英所在的中央纵队一笔者)后头那个“红章纵队”(笔者按:长征初期红军部队按照李德的“设计”,一、三两个主力军团分别列为左右两翼,掩护着中间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作“甬道式”的前进。杨尚昆所在的三军团担负着右翼的掩护任务。刘英则在当时代号叫做“红章纵队”的中央纵队担任巡视员。)意见大得很啦,甚至叫它“混账纵队”。前方有时要等候两三天,才等得上你们。三军团最恼火的一次是过湘江,因为等中央纵队迟了一天。湘江一仗是同白崇禧的部队打的,打得很苦,损失很大。所以前方一些同志都怪你们,说就是你们把我们拖垮了的。还有一点,就是中央纵队的同志每人都手里拿着火把准备走夜路,前方的同志一看他们在那边走就骂,因为军队里的战斗部队是根本不许点火的。(刘英:不点火的话。那些行李就全完啦!)

    遵义会议我记得是这样的,博古讲完之后第一个报告的是洛甫,他总结长征前面这一段,基本的东西是毛主席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很尊重毛主席。毛主席对他也比较重视,从毛主席这方面说,我找你一个教条主义营垒的人出来打头阵。接着毛主席做了一个补充的东西,这就讲得比较厉害一点。遵义会议那个文件也是洛甫写的。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之后。不过把博古拉下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这个是遵义会议定了的。闻天的转变可以说同他跟毛主席两个人在中央苏维埃政府接触有关。由于受毛主席影响,毛主席跟他谈了一些问题,所以遵义会议他就站过来了。我看大体上就是这样。但是遵义会议如果要他说王明整个路线错误,我看闻天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这里还有个共产国际问题。(刘英插话:那时大家对国际都很迷信。)这一段他同毛主席的关系是很好的。

    关于会理会议

    会理会议是在会理(云南)附近一个村子里开的。出席会议的有林彪、聂荣臻,三军团就是我和彭德怀。我还记得就是在一个茅草棚子旁边,也就是露天里开的。我那时脚受了伤,是用担架抬着去的嘛。会理会议主要是批评林彪要毛下台,也牵连到几个军团。因为从遵义出来这一段部队就是走路,那个时候怨言很多。一天走来走去,打圈子,也没有说清楚究竟要搞什么,就是下命令。所以部队疲劳得不得了。走的中间你挤我,我挤你,谁的力量大谁就跑得快。一军团同三军团碰到路上谁都不让谁。

    特别是干部团陈赓对一军团杨成武那个团意见大得很,就公开骂,跺起脚来骂。因此可以说那个时候思想是很乱的。

    在这种打圈圈情况下,很多人就跟洛甫反映说,这样不打仗又死那么多人,是不行的。对这种打法洛甫也不了解。彭德怀也不了解,因此也跟他讲,其实毛对彭不了解是最不高兴的。这里还有王稼祥军事方面对毛有意见,他又不跟毛直接讲,就跟洛甫讲,洛甫就跟毛讲,毛就发脾气。会理会议本来正式题目是批评林彪写给中央的信,信是要毛下台,要彭德怀出来指挥。但是会上有人却出来说是张闻天到了三军团司令部,同彭谈了多少多少。我就起来作证,我说我是政治委员,整天同彭德怀两个在一起,根本没有这个事。张闻天没有到过三兵团。所以这就怀疑到张闻天同彭德怀联合起来反对毛主席。这根本是个冤枉,毛主席却一直深信不疑。我以为毛同张的疙瘩那个时候就结下了。不然为什么明明是要批评林彪那封反毛主席的信,结果却又要把张闻天同彭德怀拉出来?那个会上非常紧张呵。

    瓦窑堡的一场争论

    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党内实际是有些不同主张的。那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来,就是要脱离陕北,占领太行山,然后向绥远发展,背靠内蒙。他提这么个战略计划,好像就是在洛甫那个窑洞里,不是在毛主席那个窑洞。(刘英插话:对。那时开会都在洛甫那个窑洞。)大家都不赞成他这个意见。(刘英插话:我记得还争论得很厉害。)因此东征彭德怀不愿意,林彪不愿意,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因为他们都了解毛主席的意图,就是要脱离根据地,那时大家都怕脱离根据地。因为走了一年多,好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又要走,怎么得了呢。

    实际上毛主席提出的这个主张大家都不赞成。所以后来毛主席就改了。东征是走一步看一步,瓦窑堡不是留了一个留守处嘛。但他并没有放弃他那个意见,后来是没有能按计划打胜仗。周恩来、博古他们就留在了瓦窑堡,洛甫没有留,是跟着我们过河的。东征战绩是很不错的,占领了很大一片地方,但是县城一个没有占领。正是这个时候,国民党想要同我们合作,博古还有王稼祥他们一起到了前方,于是中央在山西大麦郊开了会。后来决定回头,就回到了西边。可见那时就有点不同的主张了。

    张闻天反对毛泽东同江青结婚

    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他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洛甫那个态度很坚决的,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以后不是经常毛主席开会就骂么,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我看他最忌恨的是这件事。那时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给他表示的就是洛甫。(刘英插话:他那时是党的负责人,因为好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闻天告诉我,这样他就写了个信给毛主席送去了。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过去有个传闻,说江青同毛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另外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相反他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就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这时他已经同她结婚了,所谓结婚实际也就是那么回事。

    那时正是中央开六中全会,前方不少人都去了延安。当我们去看毛主席的时候,江青从窑洞里出来,贺老总就问,毛主席,这是个什么人呵?毛主席就说,嗨!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怪。贺老总就说,主席家里出来一个我们都不认得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问啦?后来没有过几天就请我们吃饭。我是吃了两次饭,头次就是请罗瑞卿他们那一次,我知道洛甫那次没有去。

    所以我觉得在延安恐怕这件事是洛甫使得毛最恼火的,甚至于他可以联系到王世英写的信也是洛甫在里头搞的。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以后他对洛甫的态度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讽刺挖苦。所以他们两个分道扬镳,搞得慢慢距离远,恐怕是从长征后期就开始了,不过会理会议后主要是走路,还看不出什么明显分歧。我说闻天同志一方面过去是有些教条,另外一方面他确实很喜欢研究理论。这个人就是社会经验太少,很天真,太天真了。

    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张闻天关系的变化

    中央的事情我也并不完全清楚,特别是那个长征中间。我在延安当然是住得久,那时我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我作为北方局书记,后来整风时又让我当党组书记,所以政治局会议我都参加。我以为在保安时候,闻天同毛主席关系还是不错的。后来我就到前方去了。我1939年回一次延安,那时我就感觉得到不那么对头了。1940年我回到延安,闻天当时就只管宣传,别的事他一般都不管。我看他那时很苦闷,我去看他时,见他成天在剪报,他是很注意收集材料的。反正闻天那里我到了延安是经常去串门的。甚至于毛主席在延安讲过这样的话,意思就是你又不管,你又管不了事,你还把着这个位子不让出来。(笔者按:张闻天1943年在《反省笔记》中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就已经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总书记让出来,是毛泽东当时不同意提出这个问题;《笔记》又申明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闻天跟他去谈过一次,这是闻天跟我讲的,这个事情我统统交给你,我不管了,一切听你的。毛主席当然欣然接受了。他就是要把权都抓到他手里。

    可以肯定,在延安这一段或者说在延安后期毛对洛甫看法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也没有注意到他在遵义会议是拥护他的路线主张的。我觉得他对洛甫有成见。比如洛甫为什么到晋西北去考查?那就是毛主席说了很多挖苦的话,什么“言必称希腊”,中国的实际一点不懂,没有调查研究,等等。实际上是指的洛甫,我们都听得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洛甫的情绪就很坏,自己就走了,走了这个事情不是就更好了嘛!你毛主席一个人拿主意去,我离开了。这个时候洛甫是不是也有点觉得我是一个党的负责人,你得跟我商量商量。从洛甫这一方面来想有点觉得你毛泽东不尊重我。

    “二十八个半”问题与“抢救运动”

    闻天对王明的印象一直是不好的,这我知道。在莫斯科中大学习时他对王明的印象就不好。所以你要说他佩服王明,那是根本不会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完全是陈伯达他们搞出来的。在延安讲“二十八个半”的时候,他们把博古、洛甫都算上。我就说如果要算,这些人都不能算。为什么?因为“反中共代表团斗争”时我在支部局,我就算一个反的。博古那时还在,不过他已经不在学校,那时他在中国问题研究院。洛甫那时已经到了红色教授学院。他除了礼拜六来一来学校以外,其余时间根本就不来。他当时既不是支部局的,又不是学校学生。所以那个事同他没有关系。抢救运动任弼时同志不赞成,是我听弼时当面跟我讲的,他说这样搞不行。不过那时弼时有些正确主张毛主席也拒绝。康生那个家伙坏透了,记得斗柯庆施那一天要我们中直学委会布置,我就提出有什么证据说他是特务?没有!就要开会轰,我就不赞成,我一个,邓发一个,李富春一个都不赞成。就去找康生,他是学委会(副)主任,对他说,这个不行,斗了下不了台怎么办?康生那个时候态度糟糕得很,就说书记处决定了的,你们照着执行。我们就去找弼时,弼时说“我也不赞成”,但表示他也无能为力。结果斗争会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七八点钟都下不了台。几乎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攻这个柯庆施,其实一点证据都没有,就是说什么看到你在街上戴个黑眼镜呵,又是怎么怎么样啦,搞逼供信。后来主席在一次会上就问到,你们开那么长的会干什么?康生你知道吗?康生却说,是他们要开这个会,我就没有要他们开。你看他又这样子说话。

    记得有个叫韩进的在延安审查时把他整得很苦。其实这个人是我过去在上海时,他被敌人抓去枪毙,但没有被打死。脑袋受了伤没有死就躺下装死。晚上一个卖豆浆的老头看他还有气救了他。以后伤稍微养好了一点就跑到租界上找到我,我还给了他几十块钱。延安整他时怀疑他是托派,还说他是日本人,实际都是康生那个“推比法”推出来的,因此就被关过,当时举证就说韩进是已经被敌人枪毙了的。实际上康生那个时候想搞老干部。中直机关就有十几个老干部上了名单要准备抓起来的,房子都准备好了,这我是知道的。就是因为柯庆施这一关没有能攻下来,就觉得没有把握,康生就赶紧收场。如果柯庆施那个时候乱扯一下,那就不得了啦。那个时候还私设公堂,实际上就等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不过范围很小。

    党校还搞出一个什么“红旗党”,这也是康生搞的,他在杨家岭做大报告,说什么河南呵、湖北呵都是“红旗党”。反正周总理管的这些省委都成了“红旗党”。(刘英插话:党校有个特别支部专门管这些人的。)这时候就是真的这样整了的嘛!那时连钱瑛这样的干部也整得很厉害呵,因为钱瑛是在南方局管组织工作的。周总理那时也苦闷得很呵。(刘英插话:他不好讲话呵。)六届六中全会前,王明在外面曾经写了个《三月政治局会议总结》,毛主席认为它是个纲领,非常恼火的。这个事情那时就责备到了周总理身上,所以审干后期康生搞的那个“红旗党”出来,周总理是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实际上是整周总理。

    我那时住在山上,我吃饭都要走他门口过,吃饭之前都要到他那里去看一看,我看他那时情绪很不好。但是那时没有总理也不行呵,国民党的这一套也只有总理能对付呵。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总理。整风后期还有人正式向毛主席提出说,教条主义批判得差不多了,现在应该转向批判经验主义。毛主席不赞成。所以毛主席这个人,他全部是在矛盾中活下来的。但是基本的是要保存他这个权,所以历史上谁反对了他,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关于高岗事件

    毛主席这个人非常多疑,后来张闻天在莫斯科当大使时,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因为那个时候当(苏联)大使的就有张闻天和王稼祥,而在王稼祥当大使时同张闻天当大使时比较,苏联政治局对张就比较王要重视,规格要高。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回来时候苏共政治局委员请你们吃了饭,送了东西。(刘英插话:莫洛托夫讲他是杰出的外交家。)当然洛甫同志都如实报告了,他并没有隐瞒这个。这就又联系到你张闻天是苏联培养出来的,王稼祥也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为什么对你就比对王稼祥要好?所以为什么高岗的事情也把张闻天扯进去了。你(指刘英)大概不知道吧。(刘英答:知道。不是也检讨了吗。因为那时他去看他了。)我看这里有个我们不知道的内部毛主席的想法问题。其实张闻天他去看高岗有什么关系呢。(刘英插话:就是。他同高岗在东北一起工作,从国外回来自然去看他,当时还不知道他出了问题呢。)因为有个说法,说高岗那个时候集中力量反对少奇,反对总理,也可能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因为毛主席后来看到形势不对,他就反对。反正他对少奇同志既觉得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对他又觉得有些事情没有经过他(刘英插话:意思就是把他架空了),这是对他有意见的。后来这个问题慢慢就搞得复杂了。那时召开的财经会议实际上是高岗发难反对总理;同时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是饶漱石发难反对少奇。这两个会议实际上都是高岗在里头搞的。高岗不是提出中国的列宁问题解决了,斯大林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要当斯大林。毛主席那时都知道他这些活动。

    所以毛主席不就试着瞧嘛,就试试他那个“中央轮流当主席”大家赞成不赞成。高岗事件已经要发生了,这时毛主席要到杭州去,走之前在怀仁堂开了个会,就提出“轮流做庄”问题,结果没有人赞成,都不赞成这个东西。所以开完会之后毛主席就上车了,是我陪他到杭州去的。

    那个会开完以后,高岗就找到陈云,说你为什么反对“轮流做庄”?你应该赞成呵。陈云就说,这个不行嘛!你看哪一个够呵?高岗就说,你一个,我一个。陈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就报告了主席。所以这时主席就非常注意这个,这你是夺他的权么!高岗对小平也讲了。小平那时就说,咳!都挂了像的嘛!你在这些像里头找么,其他人都不够资格。那时不是有几大书记么,毛刘周朱,你看只有在这里头找么。所以以后高岗就不敢找小平了。小平就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就跟毛主席说了。所以毛主席看中了小平同志政治上厉害。

    庐山会议

    闻天当大使从苏联回来以后他同毛主席讲话就不投机了,他很少去,毛主席也不大见他。庐山会议时我知道闻天同志想同毛主席单独谈一次,但毛主席拒绝了。庐山会议是突然一下子变了的。会议本来是要反“左”,就是反那个时候的“左”倾。按照少奇的话,就是叫做“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所以上山的时候大家都是从反“左”这一方面考虑的。不是写了个“纪要”么,那时乔木还没有去,由我牵头找了几个书记先写了一段。彭德怀的这个信一去,主席并没有马上表态。那时很多组都拥护彭德怀这个意见。华东组表示赞成彭德怀的意见,还有西南组也都觉得彭德怀讲得有道理。陈伯达这个家伙不是个好东西,他就讲“唯我彭大将军”,就是说只有彭德怀敢讲这个话。

    这个信当时并没有印发,但是毛主席找了几个大区的书记都去看了。毛主席一听这个会上方向变了,变得好像是对着他了,他着急了。所以就决定发,就把这个信印发了。彭德怀后来不是讲么,我是写给你的信,你为什么要发?发了以后就在我们住的那个招待所后头一个饭厅里开了个会,这个会上毛主席就摊牌了,说你们说彭德怀这个主张对,那你们就把王明请回来,我去打游击去。发脾气了。彭德怀那时也太硬了,就站起来说,你不要煽动!这时毛主席脸色就很难看了。这样会议一下子就转过来了。

    后来突然一下又来了一个军事俱乐部。这事当初坏就坏在罗瑞卿上,李锐、田家英还有吴冷西几个在一起从一个什么地方走出来,本来没有事,却碰上了罗瑞卿,他们就有些紧张,赶紧拐了个弯,其实何必那么紧张呢。罗瑞卿这个人是搞保卫工作的,警惕性高得很,马上就去报告了毛主席,这就成了军事俱乐部。至于张闻天、彭德怀他们和聂老总住的是一个大院子,靠得很近,吃饭好像还在一个食堂。当然彭德怀要写信给毛主席这个意思张闻天是知道的,张闻天在华东组讲话他也同彭德怀说过,彭德怀是支持他的。可是你想想看几个政治局委员为什么不可以交换意见?你过去不是也说过可以交换,而且彼此要做工作么。如果政治局委员都统统不敢讲话,那怎么能行呢?

    我那时不是在办公厅么,从毛主席那次讲话以后,那些小组的发言都统统提出要求收回。闻天那个发言记录还是我给他送去的。后来闻天自己打个电话给我,他因为看到形势不对,要求把它收回。我说这个问题我决定不了,你是政治局委员(笔者按:八大后张闻天已是候补政治局委员),我问问少奇同志吧。少奇说,就把它收回吧,算了,不要印了。少奇同志那个时候实际上有一套比较正确的思想,以后就不敢讲了。少奇同志也是怕这个事情。他去找乔木讲过,他要乔木去跟主席讲。乔木说这个我无论如何不能代替你,你要讲,你去讲,我不能讲。后来写决议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商量,说无论如何不能写成个“反党集团”呵,你乔木也是在呵。后来乔木说是毛主席要他写“反党集团”,特别是有个“军事俱乐部”问题出来后,这个就非“反党集团”不行了。所以乔木也是非常违心地写那个东西。事实上乔木基本是同意彭德怀意见的。

    庐山会议以后闻天在科学院写的很多东西,都是经过我转毛主席的,毛主席根本连理都不理。那时候我不是有时也跑到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那里去看一看么,去了我还要跟他报告,不然将来又说我是如何如何。毛主席问,他怎么样?我说情绪还好,他在做研究工作。他那时不是经常跑国际书店买书么。他那时确实是坐下来搞研究。从那以后他就是一落千丈,这个中间实际就牵扯着一个高岗、一个彭德怀这些案子,毛觉得张闻天在后头都起一定作用。反正我看他对这个事情是深信不疑。

    “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情况

    我们这个党后来“文化大革命”留有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明明是毛主席讲过的话,他可以重新变过。比如瞿秋白的那个《多余的话》,毛主席看了,也亲自跟我讲过,说秋白这个同志是书生,说他文章写得很好。他那个意思就是说并没有出卖什么党的秘密,或者说他是叛徒。后来忽然不晓得怎么一下子说他是叛徒。也是他讲的。所以他有些事情不知怎么搞的。

    武昌会议的时候,毛主席是正式交了权的呵,是交给刘少奇的。但是他实际并没有交呀。他这个交就是政治局会议他不到了,因为他那时精力有限,一天躺在床上,但事实上什么事情他不同意,你都得推翻。他不是那个时候对小平同志有意见么,说小平同志封锁他么。他以前说高岗时提出过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有个独立王国么,这是讲的高岗。后来“文化大革命”前他就提出来另外搞个计委,另外搞个书记处。计委他是搞成了,就是把余秋里,还有林乎加他们调来,把李富春架空。李富春这时也知趣,就写封信说我不管了。把全部事情都归秋里去管,余秋里当然是尊重李富春的。当他提出另外一个书记处的时候,当然邓小平同志不好讲话。周总理就讲,这个恐怕不好吧。那个时候他想调什么人当书记呢?他就想陶铸。所以以后说什么陶铸是刘少奇调到中央来的,这对于刘少奇来说,确实是个大冤枉。

    上海会议时他还提出来他要挂帅,说“我是帅,邓小平是副帅。”这样刘少奇摆到哪儿去呵。所以开完会回来,大家都议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呵。当然谁也不好去问啦,不过彭老总当场就顶了他,说你不早就挂帅了么。另外他还说李富春怕鬼,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一段又把李富春搞成常委,没有搞几天就又不行了。总之主席后来弄得没有章法,谁都不知道他要搞什么。

    “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关在里头,什么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不是听说毛主席他认为“反周必乱”么。我看他那个时候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一个人帮他支撑那些事情不行。你叫毛主席当总理他当得了吗?(刘英插话:当不了!)所以对于周他是这个样子:一方面觉得这个人也不那么听他的话,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没有这个人不行。而周也善于在这个中间调和。我们过去不是讲周是不倒翁么。周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是一个顶梁柱,如果没有他那就不得了,没有他这个和稀泥,那就不知道国家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刘英插话:后来不是毛也不信任他了么?)不信任也没有办法,不信任哪一个搞得了呵?你康生搞得了?王洪文想当总理,但是王洪文也好,张春桥也好,都不行。所以“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他自己也觉得这个摊子这样下去不得了。当然他自己最后归天了,这个摊子也就只有让给后人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觉得对他刺激最大的是林彪事件,因为他认为林彪是一直拥护他的,是他一个比较忠实的信徒。林彪居然干出这种谋杀手段,对他刺激太大了。所以林彪事件以后所有老的他都不相信了,就相信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然还有江青。所以后来就反常反得极端了。

 

 

 


大清甲午战争战败的一个原因是密码被盗

——本文选自雪珥《绝版甲午》

2014-2-7 07

    国内史学界的许多学者研究中日甲午战争那一段历史,挖掘了战争失败的原因,什么日本明治维新变得强大、什么大清朝廷腐败 等等。学者雪珥从海外购得晚清史料中发现,原来大清战败原因竟然是密码为日本获得,此后大清有关情报(包括军事方面)均在日方掌控之中……

“钓鱼”密码

    日本外务省的"周到服务",显然令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有点意外:他拿到手的那份长长的文件,居然已经一反常态地翻译成
了中文。

    这是1894年6月22日,为了从朝鲜共同撤军的事宜,双方已经来回折冲了近20天。日本政府不仅不撤退军队,反而决定增兵。汪凤藻手上拿的,就是这一"决不撤军"的照会,甲午战争史上著名的"第一次绝交书"。

    被谈判搞得焦头烂额的汪凤藻,显然无暇多考虑这一反常的"周到服务",朝鲜那边,日本军队无论在人数还是装备上都占尽优势,北京的总理衙门和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日本方面的消息呢。

    汪凤藻将"绝交书"交给了译电员,用密码电报赶紧拍发。这次可以比以往效率高多了,毕竟省下了一道从日文翻译成中文的程序。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报,密电都是各自译成密码后交电报局拍发,各国皆然。当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将密码电报送交电报局时,日本照例抄录了一份副本。但这一次,日本人再也不用为破译密码伤脑筋败了,他们拿出了自己写的中文版的"绝交书",略加比对,中国使馆的密电便显出
了原型。

    日本政府只不过主动花了点日语翻译成中文的功夫,中国使馆就主动将密电码全盘交出。主持"绝交书"中文翻译和密电破译的,正是日本外务省的中田敬义,因此功劳,他后来官居外务省政务局长。

    日本人获得了密码,汪凤藻自6月6日至8月4日的全部54件往返密电均被破译。日本人不动声色,从此不仅掌握了中国使馆与国内的全部通讯,而且,还从中截获了大量军事情报。而清廷却毫无觉察,整个战争中一直未改密码,以致在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件也被全部破译。

    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海军实力相差无几,但日本舰队总是能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集结优势兵力,除了陆上的情报人员之外,应 该也与此密码的泄露有相当关系。

    直到1938年中田敬义本人披露此消息之前,中国方面对此都懵然无知。而中田敬义揭秘时,大清国早已灭亡了27年,日军的铁蹄 也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具体负责破译的电信课长佐藤爱麿后作为日本全权代表出席1907年6月的第二次海牙万国和平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鉴于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偷袭行为,全面修改了国际法。佐藤爱麿此后又担任过驻美大使。其子佐藤尚武担任过日本外务大臣及二战中末期任日本驻苏联大使,苏军挥师攻入中国东北,他是第一个得到消息的日本人,未知他在这样的晴天霹雳下,是否还有心情回味父亲破译中国密码的昔日荣光?

    百多年来,多如过江之鲫的甲午战争研究者,对此细节多未重视,而美国人却似乎受到了启发。这一用"钓鱼"手段破解密码的方式,后来被美军原样用回到日本头上。当时,美军从日军一系列电报中,发现十分频繁出现的"AF"代码,估计应该是指中途岛。为了进一步查实,美军便用浅显的英语拍了一份作为诱饵的无线电"报,报告中途岛上的淡水设备发生故障。果然,不久以后美军截获的一份日军密码电报声称:AF可能缺少淡水。自此,美军便对日军动向了如指掌,太平洋战局大为改观。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4年4月21日 10:40主题: 转发: 关于藏南的“弃”与“得”

关于藏南的弃与得

 格上

2014-04-17

    导读:现在中印的争议领土主要是东部的藏南和达旺以及西部的阿克塞钦。中国拥有西部的阿克塞钦,而印度侵占着东部的藏南和达旺。坚守阿克赛钦是中国的高明之处,阿克赛钦虽然非常荒凉但它的地势非常重要,看看地图就可以知道了(见上图),它居于中亚的制高点,紧临印度的首都和中心城市,它的地理优势远甚于藏南和达旺。如果说藏南和达旺是两块肥肉,而阿克赛钦就是中亚的镇妖塔和刺向印度心脏的利剑。

    首先要说藏南其实谈不上放弃,如果一定要说放弃的话那就是毛泽东放弃的:1962年11月前线战斗大获全胜,以至于到印度报道的西方记者都说“只要一两个师的中国军队,就足以横扫印度全境”之际,毛泽东却断然下令回师,甚至一直撤退到了战前实际控制线以北20公里,留下了一场“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胜利”。在军事层面,藏南早在1962年就已经被“放弃”了。而在外交层面,多年来关于藏南,中方的谈判立场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以实际控制线为准划定永久边界。按照这个原则,由于早在1962年就在军事上“放弃”了藏南,一旦印度接受这一主张,藏南在军事外交法理上均会被彻底“放弃”。当然中方的谈判立场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印度必须承认中国对阿克塞钦的主权,而由于下面将要说到的因素这对于印度并不是那么简单。

    对于“弃藏南”,想来这里有许多愤青朋友会义愤填膺,在他们看来,藏南“是我国青藏高原最肥沃的一块土地,雨量充沛,亚热带气候。在夏季,由于迎着从印度洋上吹送来带着大量水分和热量的西南季风,这里温暖而多雨,年平均降水在9000毫米以上。是世界上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肥沃得有‘西藏的江南’之称”。而且,从人文地理来看,山南属于西藏是毫无疑问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神王”六世达赖就出生于山南。因此这块地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的,是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住的.....

    然而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当年毛泽东为何会在大胜之际突然撤军,如此轻易地“放弃”了已经到手的藏南?

    原因很简单:那帮西方记者是“外行看热闹”,毛泽东却是“内行看门道”。他之所以下令部队迅速回撤到“麦克马洪线”以北,是因为他明白:只要在山南再耽搁上十天半月,那支久经沙场的精锐之师就会全军覆没。军事斗争,是“外行看装备加上数人头,内行看的则是后勤、后勤、后勤”。在决定打1962年那一仗的北京香山会议上,周恩来特别嘱咐的就是“一定要把后勤搞好,绝不能再象朝鲜战争那样由于后勤的因素增加部队的伤亡”。在绵延的青藏高原与巍峨的喜马拉雅山上能保证大兵团作战的后勤支持,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奇迹。

    然而,毛泽东和周恩来清楚地知道,这个奇迹只能保持两个月。麦线背后是海拔数千米的念青唐古拉山脉, 关山重重。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山而上,冬季大雪封山, 夏天暴雨倾盆。我军进入麦线以南作战, 一年里八至十个月没有可靠的后勤,唯一的空当就是秋天那短短两个月。事实上,1962年的那场战争从发动到结束也就是不过两个月,中国军队最充分地利用了西藏自然条件留下的那个宝贵的唯一的窗口。

    然而,前线雪片般传来的捷报却并不能改变山南的地理条件。西藏高不可攀的“天”才是我军最大的敌人,才是真正不可逾越的障碍。只要一过11月,铺天盖地的大雪就将切断18军在藏南的后路,使刚刚见证了我军辉煌胜利的藏南变成一片军事死地。

    对于那些迷信“不惜一切代价”就可以克服天堑的朋友们,这里有两个故事与你们分享:

    藏南处于我方控制之下的墨脱是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上世纪八十年代,不知哪位领导搞的拍脑袋工程,非要修通一条路进去,为西藏自治区成立多少周年献礼。那条公路居然真修通了,还开了一辆汽车进去----那辆车至今还在墨脱----车刚开进去没几天,一场山洪引发了泥石流大爆发,随着滚滚泥石轰然而下,刚刚修通的公路短短几小时内即告彻底全毁。

    汽车不能通,那么飞机呢?由于没有条件修机场,只能是用直升机了。同样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尚处中美关系的蜜月时期,专门为改善青藏高原上的运输条件从美国进口了一批UH60“黑鹰”直升机。没过多久,一架“黑鹰”飞墨脱时遭遇山间强气流袭击,所幸飞行员反应敏捷才幸免坠毁。但回到基地后,瞠目结舌的维护人员发现直升机坚固的金属尾梁竟被生生拉长了整整一公尺!最终鉴定结论是无法维修,整机报废。

    这就是西藏高不可攀的“天”,这就是我军在藏南需要面对的可怖的自然环境!至于大自然的威力有多大,相信2008年512的汶川大地震已经给我们演示得足够清楚了!无怪乎,刘伯承元帅曾感叹:“能在那里驻扎下去的,已经不是人,而是一群灵与肉铸就的钢筋水泥!”试问那些大叫大嚷“不惜一切代价”,“朝藏南移民几百万”的人们,你们有准备到那里扛一天的枪站一天的岗吗?就算你们有准备,你们有那本事吗?自己做不到的,就别要求别人!

    任何一个有基本军事常识的人都会承认,在后路如此之不可靠的地形下驻军甚至作战绝对是犯了兵家大忌。因此毛泽东在1962年攻击得手后迅速地把部队撤回来,是一个军事家精准的计算,绝不是那些看了平面图就哇哇叫,都不知道去看看等高线的酸文人可比的。然而这却又引出了下一个问题:既然明知道打下了也守不住,为何还要打这一仗呢?

    答案只能是:1962年的那场战争根本就不是为了藏南那9万平方公里打的。什么“边界争端”,什么“自卫反击”,不过是为了争取舆论与国内动员的宣传而已。可笑的是多年以后许多人却把宣传当了真。从军事分析的角度看,笔者认为当年印度在边界上搞些摩擦捞些小便宜是真,但挑起军师兵团级大战的可能性却等于零。最有力的反证就是:如果印度真要打的话,那是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偏偏非要把战事选择在对方仅有的后勤线开放的那两个月里。换言之,当年的战斗完全是中方主动发起,中方主动结束。

    而对于打这一仗的目标,毛泽东在香山会议上说得非常清楚:“起码要保证三十年的和平”。三十年的和平用来干什么呢?用来消化西藏,用来确保对西藏的绝对控制。当这三十年过去时,毛泽东设定的目标已基本达到。事实上,和平维持了不止三十年,一直到中国修通了青藏铁路。这条铁路的修通才是那场战争真正的重大意义之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毛泽东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收复藏南”,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藏南不可守,更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那场战争是在争夺整个西藏,而不是什么边境领土争议。说起来,也只有整个西藏几百万平方公里那么大的赌注,才值得跟印度打那么一场大仗!这里要特别提一句:鉴于藏南是西藏最大的粮仓,倘若藏南被保留在西藏手里,西藏也就基本拥有了粮食自给的能力, 而在藏独远未肃清之际,这就意味着中央会失去节制西藏的一张极有用的王牌。西藏问题, 大患不在外而在于内。对于中国的西藏,最大的威胁不在藏南,更不在新德里,而是就在拉萨。这一点必须切记!

    对于藏南问题,中国的三大利好

    当然,所谓“放弃”藏南是暂时的,只不过这个“暂时”恐怕是要长达数十年。在此期间,由于印度方面的原因,中印之间是无法就边界问题谈出结果的。而由于边界始终未定,藏南的领土争议是一直存在的,这是藏南问题的第一个大利好。

    以实际控制线为准划定永久边界意味着承认“阿鲁纳恰尔邦”的存在,印度无疑是捞了大便宜,然而作为交换条件的承认阿克塞钦属于中国却是印度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首先是印度政党林立,任何在边界问题上的“妥协退让屈膝投降”都会引发一场政治大风暴,导致政府倒台。同时在军事上,西藏对于中国是边陲,对印度首都新德里与大城市孟买加尔各答却是近在咫尺,作为战略要地阿克塞钦的归属直接关系到印度首都的安全。

    最后,也是最重要但却最不为国人所知的,中印在西线的领土争端其实远不止阿克塞钦,还直接牵涉到印度与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的领土争端。按照印度的说法,整个克什米尔都属于印度,因此印度不承认巴基斯坦在其克什米尔实际控制区与中国的划界,而且印度还认为巴基斯坦为了换取中国的支持,把大片属于印度的土地“非法割让”给了中国。因为有了这么一层,中方的“以实际控制线为准划定永久边界”实际上就无异于要求印度永久承认克什米尔的“分裂分治”。这从立国之本的高度,简直是在要印度的命!要知道,克什米尔对于印度来说,就跟台湾对于中国差不多.....

    藏南问题的第二大利好就是,虽然藏南对于我军是常规战争之死地,但只要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修建了大型水坝,局势便立即颠倒,届时藏南对于印度就成了大规模水攻之死地:高达几千米的自然落差,多达几百亿立方米的大水,倘若放水一淹,就别说什么阿鲁纳恰尔邦的几百万人口了, 就连下游的孟加拉恐也将遭池鱼之殃而沦为人工鱼塘.....

    藏南问题的第三大利好,也是最为根本性的一条,在于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远远超出印度,而且在印度周边的布局已相当深入,可以说是立于不败之地的遏制之局。曾有印人抨击曰,中国高调反对西方对其的所谓遏制,但西方对中国并没有什么真正的遏制,而未受世界关注的是,中国对印度才是实行了有条不紊严密布局的遏制政策。本人对此论深以为然。然立于不败之地,尚需待敌之败也,中国需要的是在一场超长距离赛跑里彻底地战胜印度。

    从根本上讲,在英国殖民者来到南亚次大陆前,印度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已,那里存在的是一大堆操着千奇百怪鸟语的土邦,根本没有一个以印度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国家政府。二战后离开南亚次大陆时,英国殖民者留下了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但也留下了一套议会下院多数加专职公务员的英式管理机制。尽管如此,印度的统治体系从根本上仍然是松散的,无法为长期在安全与经济领域同时展开的竞赛凝聚国力。

    当这样的竞争达到相当的强度并持续相当的时间时,印度比前苏联更容易陷入内乱乃至分裂。因此,想要最终收回藏南,就要为印度准备一个“苏联解体”式的方案。印度解体后“阿鲁纳恰尔邦”就会在文化归属的拉动水攻威胁的恐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很自然地回归。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届时我们已经成功地把藏文化彻底纳入中华文化体系之内。这个文化融合是需要时间的,而1962的战争加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2008年的持续斗争,争取到的正是时间。

    要解决中印的边界问题,不能只从边界纠纷的局部看问题,而要从中国和印度的国家的战略高度看问题,中印边界的这几块地的归属关系到中国和印度的长期的国家利益和国力的涨缩。

    现在中印的争议领土主要是东部的藏南和达旺以及西部的阿克赛钦,现在中国拥有西部的阿克赛钦,而印度侵占着东部的藏南和达旺。东部的藏南和达旺虽然富饶,但它的最大缺陷是易攻难守。如果当时中国在取得边界战争胜利后留在东部的藏南和达旺不退的话,将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藏南和达旺紧邻印度的平原地区,印度会很容易集结大量的军队对藏南和达旺进行攻击,而藏南和达旺与西藏的中心地区间的交通极其不发达,更不说远离中国的内地了。因此,中国要及时调集大量军队到藏南和达旺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一时靠中国军人的勇敢和牺牲守住了藏南和达旺,长期在藏南和达旺征战也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国力。印度和越南等小国不同,它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对小国我们可以一次性重击叫它很多年都不敢出声。但对印度这样的大国则不然,即使它被击败了一次,但它可以很快又集结大量军队卷土重来,而且藏南和达旺离它的平原近,因此它的军队调动和后勤保障都非常容易。

    而藏南和达旺远离中国内地,中国的军队调动和后勤保障却非常困难,中国要在藏南和达旺与印度进行长期的拉锯式的争夺战争会严重消耗中国的国力,而且在中国要在藏南和达旺与印度进行长期的拉锯式的争夺战争也不符合中国的战略要求。中国当前的战略是东防美日,西稳中亚,把西南做为中国的大后方,因此稳定西南大后方是中国的战略要求,而中国要在藏南和达旺与印度进行长期的拉锯式的争夺战争会使西藏和四川云南长期处于临战的最前沿,使中国的大后方变成了前线,中国的战略后方缩后到了湖南湖北,会造成中国的长期的不稳定,更会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

    坚守阿克赛钦是中国的高明之处,阿克赛钦虽然非常荒凉但它的地势非常重要,看看地图就可以知道了,它居于中亚的制高点,紧临印度的首都和中心城市,它的地理优势远甚于藏南和达旺,如果说藏南和达旺是两块肥肉,而阿克赛钦就是中亚的镇妖塔和刺向印度心脏的利剑。一旦中印发生战争,中国的重装部队从阿克赛钦冲下来,可以轻易而举的攻破印度首都新德里,再势如破竹得南下横扫孟买等印度经济中心地区,使印度再次战败。而且阿克赛钦紧临印巴争议地区,在印巴战争爆发时可以有力地支持巴方,让印度战而不胜,陷入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因此阿克赛钦是高悬在印度头上的一把利剑,中国所拥有的这把剑可以轻易的置强敌于死地,印度也清楚这点,所以它多次要求中国把阿克赛钦给它,就是想避免被这剑刺中心脏。同时阿克赛钦是中亚的制高点,居高俯视中亚各国,进可以制服中亚各国,退可抵挡中亚各种势力的渗入,就是由于中国拥有阿克赛钦,所以几十年来不管印度怎么发展军事,它都处在被动防守,阿克赛钦牢牢控制着印度,保证了中国西南后方和新疆的几十年的安全,同时牵制了印度大量的人力和资源,大大延缓了印度的发展。

    有人认为现在是要和平发展,要和周边国家和睦相处,所以阿克赛钦不重要了,可以放弃了。这种人太天真了,当今这个世界虽然经济高度发达,和平成了主题,但这个世界从本质来说还是个弱肉强食的丛林。国家和国家间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较量一天都没有停息,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更没有永远的朋友。亲兄弟都要闹分家,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事就更多了,以前的苏联,阿尔巴尼亚,越南,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所以任何时候自己的国家利益是最重要的。

    因此在边界问题上,中国要有清楚的认识,在任何时候中国都要有战略优势。因此关系到中国国家战略优势的地方中国万不可放弃,不然后患无穷。所以在对印的策略上要抓住几点:一,阿克赛钦是中国威镇中亚的制高点也是印度的命门,中国千万不可放弃一寸阿克赛钦的土地;二,巴基斯坦是牵制印度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控制中亚的桥头堡和稳定新疆的屏障。因此中国一定要保护和帮助巴基斯坦,有了它中国在中亚就有了根基。

 

 

 

 

毛泽东林彪反目成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林彪事件”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林彪拥趸的商榷

朗钧

    内容提要:本文以“九大”选举风波、“李必达事件”和毛泽东下令摘掉人民大会堂和武汉东湖宾馆墙壁上的语录牌等史实为线索,对毛-林交恶的初始状态做一些讨论。本文指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党内生活的具体实践就是杜绝“宗派””朋党”的出现。黄吴李丘最终“倒大霉”固然和中共党内的“株连”之风有关,也和自己行为言语的不检点有关。本文还指出:林彪思想和毛思想之间的依从关系,类似于盲肠和肌体之间的关系。林彪拥趸在为林彪辩护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逻辑困境和表达困境境与林彪思想遗产的历史学定位和政治学定位有关。

    “林彪事件”研究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但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林彪拥趸,关于毛-林反目成仇之初始态的陈述含混不清。诸多关于“林彪事件”研究的文章都将1970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定为毛林反目的起点。还有些文章将毛林关系恶化的起点追溯到1969年3月毛泽东弃用陈伯达版本的“九大”政治报告,选用张春桥版本的“九大”政治报告之事。

    “九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就下令摘掉人民大会堂和武汉东湖宾馆墙壁上的语录牌,并当着林彪的面发出过一次“王八蛋之骂”。此一骂对林彪而言犹如斯芬克斯之问[1]。虽然这些事对于表征毛林反目的初始态有着异乎寻常的提示作用,但是这些事却几乎绝迹于官方和林彪拥趸关于“林彪事件”研究的文本中。

    追溯毛林反目的时间起点,对于看清“林彪事件”的本质至关重要。本文将通过毛泽东下令摘掉人民大会堂和武汉东湖宾馆墙壁上的语录牌之事所表征出来的毛林反目之初始态做一些讨论。

    一、毛泽东下令摘掉人民大会堂和武汉东湖宾馆墙壁上的语录牌

    邱会作曾经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毛主席九大以后说了很多对林总的话,我们并不是看得很重,直到庐山会议才入梦初醒(或半醒)。诸如毛主席说“四个伟大讨厌”,去掉“三个副词”,去掉大会堂的语录,“缔造的不能指挥呀”,等等。

    1969年5月底,毛泽东离开北京去武汉。这是毛泽东于“九大”闭幕后第一次去武汉。到达东湖宾馆,下榻梅岭一号后,毛泽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工作人员仿照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做法,摘掉武汉东湖宾馆墙壁上的所有“毛主席语录”牌。

    下令摘掉了人民大会堂和武汉东湖宾馆墙壁上的语录牌还嫌不够,毛泽东还曾当面羞辱林彪,发出“王八蛋之骂”。

    舒云女士在《为林彪元帅辩护》文中是这样谈及和解说毛泽东的这次“王八蛋之骂”的:“‘九大’后,毛、林的关系开始变化。这时刘少奇已经被打倒,江青集团的羽翼也已经丰满,毛泽东再也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迫切需要林彪帮一把了。在毛泽东眼中,军队的权力越来越大,佔据了一半以上的省級第一把手。毛泽东连着做了几件事,甚至当着林彪的面,让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掛的語录牌统统摘下来,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沒有了。”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人民日报负责人时也谈及过“去掉大会堂的语录”之事:“九大”刚刚闭幕不久,毛泽东交代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统统摘下来。周恩来遵照毛的指示令大会堂工作人员摘下了悬挂的“毛主席语录”牌。一日,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说:这些王八蛋的东西没有了!

    林彪当然清楚毛泽东这番话的矛头所指,心里很不是滋味。表面上林彪没有表示什么,私下里却不买帐,吩咐属于军队系统的京西宾馆顶住,照挂不误,有意唱对台戏。

    和普通百姓一样,中共高层的话语系统中也有通俗的成份,也经常通过笑骂坦率表达自己的好恶。彭德怀急眼时就对毛泽东出言不逊:“华北座谈会,×了我四十天娘,这次我×二十天娘,不行吗”[6]。林彪也曾因严慰冰给叶群写匿名信对陆定一大爆粗口:“你和她天天在床上××,……”。彭德怀失态是因为毛泽东说他反党;林彪失态是因为陆定一一语双关让他难堪。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会骂人。

    1957年春季,毛泽东建议出版蒋介石文集,并对此建议做了特别的说明:“许多人都恨蒋介石,但大多数人不知道他是怎样一个王八蛋,所以我们必须出版他的著作集。”有毛对蒋介石的“王八蛋”之评价,出版蒋介石文集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1959年的8月18日-9月9日,紧接着庐山会议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彭德怀元帅拒不承认“军事俱乐部”的存在,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钟伟将军手指着台上主持会议的林彪高喊:“你们不是在逼彭总交代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吗,算我一个,也把我拉去枪毙吧!”9月1日,毛泽东为发表他的七律诗给《诗刊》编辑部写信。信中说“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这首诗,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

    毛泽东的话语霸权不仅霸道,也很有特色。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被毛泽东骂作“王八蛋”符合那个时代的政治逻辑。

    “九大”刚刚闭幕,毛泽东就下令摘掉了人民大会堂和武汉东湖宾馆墙壁上的语录牌。还直面林彪发出“王八蛋之骂”,按照林彪的说法,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那么,这等效为一万句的“王八蛋之骂”所倾斜出来的愤懑清楚地表明,毛主席真的生气了。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团结的“九大”刚刚结束,毛林之间怎么会从“亲密战友”“法定接班人”的亲密关系急速转换成可以不留情面地破口大骂的关系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毛-林之间反目成仇?是一件很值得研讨的事情。

    二、“九大”选举风波

    在林彪拥趸的拥林文章中,关于毛林反目的叙述存在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只叙述毛泽东一方做出的伤及林彪一方的言论和举动,尽量少谈和避谈林彪一方做出的伤及毛泽东一方的言论和举动;第二种倾向是在分析毛林反目的初始状态时,多将毛的猜疑和无常无限度地演绎和夸大,将毛泽东描写成一个无端发难,凭空降罪的孽待狂。

    由于上述两种倾向的作用,在毛林关系的恶化的的叙述中,那些直接导致毛林关系恶化的事情都被有意地略去了。例如前文引述,舒云就认为毛泽东下令摘下人民大会堂墙壁上掛着的語录牌,并直面林彪发出“王八蛋之骂”只是因为如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毛泽东再也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迫切需要林彪帮一把了;
    第二个原因:“军队的权力越来越大,佔据了一半以上的省級第一把手。

    舒云的说法过于牵强。其中臆想和推测的成分太多。毛泽东不再需要林彪的帮助就必然导致要摘掉人民大会堂墙壁上的语录牌吗?“军队权利越来越大”就必然导致毛泽东要面对林彪发出“王八蛋之骂”吗?舒云做出的因果分析显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舒云没有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具体事情导致毛泽东要做出下令摘掉大会堂的语录牌并直面林彪发出“王八蛋之骂”这样的举动?

    林彪拥趸的研究倾向甚至影响到国外文革研究者对“林彪事件”的认知。比如美国人罗斯.特里尔在他所著的《毛泽东传》中,对毛林关系的恶化做了一个极不严肃的类比,特里尔说:“对于第二号人物来说,命运总是不寻常,诸如丘吉尔阴影中的安东尼.艾登。”。

    中共“九大”开幕当天,毛泽东就在开幕式上发出了要把“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呼吁。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毛林反目的序幕正在被悄悄地拉开。

    尽管江青对林彪在1968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所做的将文革类比欧洲文艺复兴的即席发言很不满意,但是,江青还是在会上率先提出要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大”的党章上写明“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以此锁定林彪接班人的地位,使别人不再有觊觎之心,也好让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复议了江青的提议。毛泽东对在“九大”党章明确写明林彪接班人的地位之事一直思虑重重,但考虑了一夜后还是表态同意了。毛、江、张的举动说明,毛泽东江青一方还是想和林彪叶群一方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的。

    尽管林彪不满意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但是林彪最终还是放弃了做口头报告的打算,实际上是放弃了在“九大”会议上重申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关于文革的意义堪比欧洲文艺复兴的说法(因为江青不高兴),老老实实地宣读了张春桥姚文元版本的“九大”政治报告,尽管念得很不流畅,结结巴巴的。

    如果毛林双方能够自觉遵从求文革路线之大同,存名利计较之小异的原则处理已经出现和即将出现的矛盾,毛林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能够维系得下去的,至少不会那么快地走向崩溃。

    中共“九大”1969年4月1日开幕。会议的前半程风平浪静,会议进程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愿望和部署顺利进行着。

    1969年4月14日,这一天大会的议程只有两项:第一项议程是要通过林彪做的“九大”政治报告,确立被后来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之为“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九大”路线。包括林彪及其黄、吴、叶、李、邱在内的1510名“九大”代表举手通过了林彪所做政治报告。

    第二项议程是通过新党章。当1510名“九大”代表举手通过“九大”新党章的时候,林彪作为毛的接班人地位被固化,这意味着林可以在毛死后接管其全部权利。

    毛泽东用法定“接班人”的位置回报了林彪全力支持毛泽东的文革政治路线的实际行动。接下来的事情,毛泽东就是要看看林彪是如何回馈自己的了。看看这个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亲密战友是不是一如既往地效忠和尾随自己。但是,大会休会10天之后,到了大会即将闭幕的最后一天,即4月24日这一天,不愉快的事情出现了。毛泽东绝没有想到,当林彪所做政治报告和以明确“接班人”地位为核心内容的新党章刚刚被全体“九大”代表举手通过仅仅十天,林彪就带领黄、吴、叶、李、邱等人在当天举行的中央委员的正式选举中,用一个不疼不痒的小动作回报了毛泽东。

    毛泽东不想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搞“清一色”,即中央委员会中不能只都是毛林各自班底的人马。但是,毛的“五湖四海”是有条件的。毛泽东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得票数进行了精心的设计——既要让这些老家伙当选中委,又不能让他们得票数超过三分之二,过半数即可。选举结果显示,陈云、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得票数均没有超过900张(总选票数1510张),红军之父朱德只获得选票809张[12]。邱会作、吴法宪均在回忆录中承认,他们曾参与到毛泽东的“选票把戏”中去。只是他们的叙述已经变了味道。

    如果毛想通过“合法”途径杯葛林彪一伙,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毛只需暗示江青动员汪东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浩亮、于会泳、刘庆棠、祝家耀、迟群、谢敬宜、聂元梓、陈阿大等人不投林彪叶群的票,这些人等谁敢不从;如果毛动员周恩来、康生、谢富治、李德生、陈锡联、纪登奎、刘格平、王效禹等人不投林彪叶群的票,这些人也一定会惟命是从;如果毛泽东还暗示朱德、刘伯承、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不要投林彪和叶群的票,这些老帅百分之百乐于从命。果真如此,林彪的得票数也和朱老总一样,将将过半,他的接班人人形象将如何维持?但是,毛泽东“选票把戏”的把玩对象只局限在“右倾”人物范围内。毛并不打算和林彪叶群玩“选票把戏”。

    毛泽东没有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和林彪及其班底人员玩“选票把戏”说明了什么?说明至少在“九大”选举之时,毛还没有打算和林彪分手。但是,毛泽东万万没有料到,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选票把戏”最终玩到了自己老婆江青的头上。

    “九大”中央委员会委员正式选举之前举行了“预选”。江青在她所在的西南组获得全票。江青为此振奋不已。而林彪得知后却大为不悦。林彪通过叶群吩咐黄、吴、李、邱在正式选举“九大”中央委员的时候,不要投江青的票。叶群转述林彪的话说“不能让他们得全票,要杀一杀他们的锐气”。

    正式选举前,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办公室说:“我是不会投11楼票的(江青当时住在钓鱼台11楼,此即指江青)”,黄说这句话一则表明自己的态度,二则是在暗示他人也不要投江青的票。李作鹏后来承认,“我们几个都把这句话听进去了,都没有投江青的票”。

    “九大”中央委员会选举结束显示,在正式投出的1510张选票中,江青获反对票8张。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都有反对票入账。邱会作回忆,在江青所获的8张反对票中,有的选票上,江青的名字还被打了“×”。

    估计这8张反对票中的6张应该来自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这六个人。而另外两张中的一张反对票可能来自江青本人;而剩下的一张或许来自陈伯达。李作鹏所谓的“我们几个”是否包含陈伯达?待考。而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上打了“×”的反对票也只能来自:林、叶、黄、吴、李、邱这六个人了,或许还有陈伯达,但决不会来自江青本人。
选票公布后,江青一伙人很恼火,要求验查选票,查出投反对票的人。张春桥敏锐地察觉到投反对票的“决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周恩来态度暧昧,不予表态,将有关情况直接上报毛泽东。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三个人的说法是不一样:

    吴法宪回忆说:康生这个人向来比较鬼,对选举结果发生了怀疑。于是,派和江青就派中组部的郭玉峰来大会秘书处查选票,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没说话,这件事不了了之。

    李作鹏回忆说:选举散会后,康生在毛主席那里提出要进行追查看谁不投江青的票。毛泽东当即驳斥说:“那还追查得?你若追查,就要犯政治原则错误。”这样康生才不敢乱来胡搞。

    邱会作回忆说:康生表态:“要查选举中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毛主席指示,选举自由。另外,我们实行的是无记名投票,无法调查,这个问题要向毛主席报告”。江青一伙提出要查选票的事,周总理还是向毛主席汇报了,并得到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要查选票中的问题,就让他们去查吧。我是不参加任何人违反党章的大合唱。”这样,事情算是最后了结了。

    由于江青的恼怒,黄吴李邱曾经为投“反对票”而感到后怕。

    黄永胜说:“可能惹祸了。”吴法宪说:“本来就不当去搞那些事。”李作鹏说:“在暗角里说话,嘴巴硬邦邦,现在又屁股稀松松。”邱会作说:“别人少了选票,我们担忧干什么?真是够那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毛泽东在公开场合阻止了江青一伙要求查选票的无理要求,江青丢选票之事看似不了了之。但是,以毛之掌控力和洞察力,他会算不出来这区区几张反对票来自何方?出自谁手?

    三、李必达事件

    江青最终是否验查了是谁在“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中投了自己的反对票是一件无法核实的事情。参加过“九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选举计票工作的迟厚泽在《中共“九大”内幕琐忆》中言之凿凿地说“江青事后曾对这8张反对票进行过秘密调查”。但是,迟厚泽的文章对江青这一严重违反党纪的行为却没有给出详细描述。

    迟厚泽的说法影响很大,麦克法夸尔就在他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中延续了迟厚泽的说法[21]。然而,迟厚泽的说法到底是确有证据的表述还仅是一种猜测?读者不得而知。

    无论江青是否查验了选票,在“九大”刚刚闭幕,九届一中全会尚未召开之际发生的“李必达事件”却为毛泽东和江青指明了“九大”选举中那几张“反对票”的来源方向。

    李必达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后经黄永胜的前任秘书于贯文推荐,做了黄永胜的秘书。作为秘书,李必达目睹耳闻并窃听了黄、吴、叶、李、邱反江青的活动和言论。

    “九大”中委选举刚刚结束,九届一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李必达连续写了两封告密信给江青,揭发黄、吴、李、邱在背后咒骂江青之事。之后,李必达又将一封揭发信交给了卫戍区司令温玉成。温彷徨犹豫之后,还是把信交给了叶群。黄永胜得知李必达揭发检举自己之后,下令秘密逮捕李必达,并通过吴法宪调动军用飞机将李必达押送广州军区非法监禁。在飞往广州的飞机上,李必达在《毛主席语录》最后一页纸上写下:“因为我揭发反革命集团罪行,所以被害,请求革命同志帮助我向毛主席报告。”机组人员在飞机上拾到语录本,交给吴法宪。

    李必达告密后,黄、吴、叶、李、邱乱作一团。黄永胜曾打电话试探江青的反应。江青在给黄永胜的回复电话中说:“你要来抄我的家吗?”随即挂断电话。周恩来也承认江青也曾给他打过电话,说:“我可能要遭到暗杀。”

    九届一中全会闭幕后的某一天,江青曾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向黄吴李邱等人出示过李必达的告密信和江青本人转报毛泽东的信封。江青的信封上写到:“即送主席亲阅”,毛泽东在江青的信封上写得“主席”二字上画了一个圈,又画了一个箭头划向江青的名字,并写了一个“退”字。邱会作当时做出三点判断:第一、毛看了李必达的信;第二、江青承认新式骂人的材料;第三、毛主席没有批示,这表明毛主席没有为江青做主。

    周恩来曾就“九大”中央委员选举问题告诫邱会作:“原则问题你们要坚持,在一些小的问题上,常常会被别人抓辫子,要吃大亏的!”。“李必达事件”出现后,周恩来再次点拨邱会作等人:“你们有意见,我也知道的,但随便议论是不好的。今后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周恩来的忠告,黄、吴、李、邱们是听不懂的。

    “九一三事件”后的第11天,即9月2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黄、吴、李、邱进行隔离审查前的最后一次谈话。谈话期间周恩来重提两年前的“李必达事件”,说“你们抓了李必达,连李必达的未婚妻都搞得不知下落。”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承认,当总理几次问及“李必达事件”,我知道我们要倒大霉了[24]。但是邱会作认为“李必达事件”只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才显现出可以让黄吴李邱“倒大霉”的判断肯定是不对的。应该说,从李必达“告密”的那个时刻起,林彪和黄、吴、叶、李、邱就注定要“倒大霉”了。

    如何评价李必达的告密行为呢?

    李作鹏和邱会作在回忆录中两口同声地指责李必达“品质太坏”、“灵魂被腐蚀”。告密是文革时代的风尚。忠诚和背叛只是一种行为的两种表述。发生在文革时代的告密事件何止百万件,其中相当数量的告密事件和林彪要无限忠于毛泽东的宣传有关。当林彪要求每一个解放军战士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时候,并没有预设前提,比如事关黄永胜或吴法宪的时侯,就不必忠于毛主席而要去忠于黄或吴了。对李必达行为的道德评判不应该超越那个时代的局限,腐蚀李必达灵魂的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及其“个人崇拜”的说教。

    江青将李必达的揭发信送交了毛泽东。毛泽东阅读李必达揭发信后的态度,至今诸方均未有丝毫的透露。依照常理推断,李必达信中揭发的内容绝不会给毛泽东带来什么愉悦的心情。但是,李必达的告密信写得如此之及时,或许会给毛泽东带来一些惊喜,因为李必达的检举信为出现在“九大”选举中的反对票做了准确无误的注脚。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回忆录中都为自己的“反党集团”之罪名大呼其冤。但是说句实在话,中共建国后,出现在党内最高层的四个“反党集团”中,最具“集团”模样的就是林彪一伙,和江青一伙。最不具“集团”相貌的就是所谓“高饶联盟”和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黄吴李邱与林彪的“反党集团”之罪名或许夸张了一些,但是与“宗派”和“朋党”之嫌难脱干系。

    “朋党”在中国古文化中是一个负面名词,“结党营私”是“朋党”的最大特征。在共产党内,正统的人际关系应该是搞“五湖四海”。毛泽东说:“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做‘圈子’,又叫作‘摊子’”[25]。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党内生活的具体实践就是坚决杜绝“宗派””朋党”的出现,这叫作“防患于未然”。黄吴李邱最终“倒大霉”固然和中共党内的“株连”之风有关,但也和自己行为言语的不检点有关。身有“朋党”之嫌不要说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在今天也是要“倒大霉”的。

     “李必达事件”的严重性,不止于揭发信中涉及的关于反江青的内容。“李必达事件”对毛泽东最重要的提示在于黄吴叶李邱在处理李必达问题时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可能并不介意小人物李必达的死活。但毛泽东一定会介意黄永胜将广州军区视为自己的私家地盘,秘密拘押私家仇人的行为,以及吴法宪擅用职权私调军用飞机鼎力相助黄永胜的行为。“李必达事件”的处理模式事先事后均不请示和上报毛泽东,毛这个中央军委主席在“李必达事件”中被黄、吴、叶、李邱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而事件本身之导因却和揭发黄吴叶李邱咒骂自己夫人江青的检举信有直接的关系。国家机器和军用设施的使用是如此之恣意和随性,那么有朝一日,毛林一旦翻脸,毛政权的易手岂不易如反掌!

    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将李德生派入军委办事组,意在打破林彪对军委办事组绝对控制。这是“李必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采取的最重要的举措。所谓“掺沙子”就是从“李必达事件”发生后开始的。而不是像官方所说的那样,只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才开始的。

    毛-林交恶的开端和结束伴随着两桩告密事件:李必达的告密事件始于端,林豆豆的告密结于尾。李作鹏、邱会作在诅咒李必达的同时,却对林豆豆的告密行为不掷一词。其实,李必达的行为和林豆豆的行为属于同一种道德规范,只不过该道德规范既有悖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也有悖于西方传统的道德规范。该道德规范是“个人崇拜”的运动的衍生物,并与“个人崇拜”的教义有内在的统一性。这种道德规范只具有一个特征:就是不讲任何传统道德规范。林彪就此种道德规范的发明者和倡导者。林彪及其“死党”先后被李必达和林豆豆出卖,在与毛的交恶过程中自尝恶果,实在是一种报应。

    四、九届一中全会政治局委员选举之谜

    江青在“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中丢失选票的事情并没有因“九大”的闭幕而结束。在紧接着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在选举政治局委员的投票过程中,江青再次获得反对票。

    “九大”闭幕,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拟定新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经过几轮讨论后,毛泽东拍板,敲定了新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尽管“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出现了反对江青的反对票;尽管“李必达事件”已经出现,但是毛泽东还是违反中共党论资排辈晋升之潜规则,恩准吴、李、邱这些中将级别的人物跨越元帅、大将、上将以及诸多资深政界要员和江青、叶群、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道进入政治局。毛泽东此举给了黄吴李邱在毛林之间进行选择的一次机会。

    新科政治局委员选举那天,毛泽东宣布:可以自己选自己[26]。

    政治局选举的结果显示,多人获得满票277票。而江青只获得270张选票,再次获得7张反对票[27]。

    对江青而言,“九大”中央委员选举中的那几张反对票被“重新”投入了九届一中全会的票箱——张春桥所说投反对票的“决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的判断似乎已被证实。也就是说,“九大”上N1/1510的反对票,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以N2/273的形式重新显示出来。分母的变化缩小了投反对票人的范围,分子的不变化说明两次投反对票的似乎是来自同一伙人。

    但是情况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各自的回忆录中都极感荣耀地承认自己在“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中投了江青的反对票。但是关于政治局委员的选举中江青得到的反对票的陈述却大不一样。吴法宪和李作鹏的回忆录索性没有涉及政治局委员选举这个情节。邱会作的回忆虽然涉及了政治局委员选举这个情节,但是没有明确表述自己到底是投了江青的反对票还是赞成票。

    不做表述实际上也是一种表述!

    善用兵者隐其形。但是,“李必达事件”的突然出现,将这些老兵向江青放黑枪的身影清晰地显影在毛泽东的视场中。于是他们有点害怕了,他们没有胆量继续玩反江青的游戏了。笔者猜测: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在政治局委员选举的时候,可能违心地投了江青的赞成票。

    林彪、叶群、黄永胜如何作为?不好判断,因为人已死,且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总之,出现在政治局委员选举中的那七张反对票到底来自何方?至今没有证据和信息以供研究和讨论。

    五、毛林反目心照不宣,双方过招旁顾而言它

    对文革路线的苟同和对权利的计较这两者之淆合,使“林彪事件”从发生、发展直至结束,存在着一个诡异的特征,是以往历次所谓“路线斗争”都不曾具有的。心照不宣的心理暗示使毛林双方从来没有在事关政治路线的重大问题上发生过正面的冲突。言不由衷的坚守与反对使毛林双方各自的表述自始至终都处在一种旁顾而言它的状态中。无论是关于“天才论”的争执,还是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争执都是一些表向之争,而实质性的图谋则被包装和隐藏起来。

    例如,王年一说“毛从未明确交代他坚决反对设国家元首的真实意图(是否有某些不便启齿的权谋考虑就不得而知了)”[28],但是王年一只说对了一半,难道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真实意图就不是出于“不便启齿的权谋考虑”?毛泽东不想做国家主席是真心的。林彪对国家主席的位置兴趣不大也是事实。本质的问题在于毛不想让林再做“接班人”了,而林还想保住“接班人”的位置。双方关于设国家主席的表述都是在旁顾而言他。

    又例如,林彪拥趸坚持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率众反张春桥是为了反对文革。但是,资料显示,庐山会议上林彪及其“死党”问罪张春桥的理由是因为张春桥“反对说毛主席是天才”。此罪名之荒唐可笑显示了林彪的小聪明和大愚蠢。毛泽东说了句实话:“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个借口”[29]。关于“天才”问题的争论之本质是什么呢?毛泽东没有说。其实,关于“天才”问题的争论之本质就是林彪要捍卫自己评价毛泽东和诠释毛泽东思想之特权,而毛泽东则要坚决收回之。此事与张春桥何干?毛林围绕“天才”问题的争吵也是指鹿为马,指鸡骂狗的旁顾而言他。

    又例如,张春桥反对吴法宪要把从“九大”新党章中删去的“三个副词”重新写入新宪法草案的提议,其险恶用心明明是对着林彪去的,但吴法宪非要说张春桥“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反对毛主席。”面对吴法宪低劣的旁顾而言他,毛泽东这样回复:“什么伟大的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吴法宪的烧鸡大窝脖之丑态可笑存史册。

    林彪指使叶群教唆黄、吴、李、邱在“九大”选举中投江青的反对票也是一种小儿科的把戏。林彪执意要玩这种旁顾而言它的游戏毛泽东当然乐得奉陪。因为毛泽东不可能像林彪那样,为了给自己的老婆拔份在中央全会上破口大骂,这有失伟大领袖之体统。于是,在私下的非正式场合,毛泽东直面林彪破口发出“王八蛋之骂”,此一骂是在向林彪示范一种更高级更霸道的旁顾而言他。

    林彪自文革始就一直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保驾护航。那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就是毛林携手将江青推上政治舞台的一个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就是江青对林彪的尊称。这些年来,林彪拥趸(例如王年一)在为林彪辩护的文章中[30],想极力开脱掉林彪对这个历史文件应负的政治责任,其文字苍白无力,还不如不写。

    1967年4月12日,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旨意,批准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登台演讲。江青用讲典的方式,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周期律向全党全军发出警告,第一次从防止“财产权力再分配”的角度解读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内涵。这个演讲稿经林彪极力推荐,又经毛泽东三次修改,以《为人民立新功》为题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国,成为毛林江合作的一个结晶。
林彪为了讨好毛,还将江青的干部级别从九级升至五级[31]。

    在1968年3月24日打到“杨余傅”的大会上还对江青极尽阿谀吹捧之词:“江青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杰出的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感情。……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她有很大的创造性。”[32]

    毛夫人江青在文革中风光无限,林夫人叶群在文革中也是无限风光。俩夫人拉拉扯扯、狗苟蝇营。但是,曾几何时,江叶间的关系也演变成江青和王光美、叶群和严慰冰之间那种猫三狗四、乌七八糟的关系了。

    林彪在做著名的5.18报告的那天,曾对陆定一恶狠狠地说“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33],护妻之心之切之坚之不容置疑溢于言表。但是严慰冰对叶群的伤害毕竟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伤害。而且严慰冰的匿名信是不公开的,是写信者和读信者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匿名信事件后来被炒作完全是因为林彪要替老婆出气才被搞得沸沸扬扬。林彪一伙对江青的伤害则完全不同,这种伤害是一群大老爷们儿对一个女人的伤害。不仅如此,这种伤害居然以“自由选举”之名,发生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在人民大会堂的会场上,这显然就不只是对江青一个人的伤害,毛之难堪之尴尬可以想象。林彪尚有护妻子之心,毛泽东怎么就会对林彪率众伤害江青的举动置若罔闻?

    问题在于林彪刚刚登上“接班人”的宝座,又与毛泽东没有政见路线上的分歧,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招惹江青,触犯龙颜呢?林彪难道真的不知道毛泽东和江青是政治夫妻?林彪难道真的不知道江青在文革中的全部政治作为都是在实践毛泽东的文革理念?是经过怎样的力量评估和形势判断让林彪做出恶搞江青这样如此愚蠢的决断?林彪真的以为毛泽东可以任凭他这个非毛姓的储君式人物为所欲为了吗?多年来,笔者对林彪此举百思不得其解。

    林彪死后,姚文元写过一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文中引《红楼梦》中的“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诗句比喻林彪。这种比喻很形象,但并不准确。林彪“狂”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那个“猖”字似乎有些问题。此“猖”字与自以为坐稳“接班人”宝座,就操控黄、吴、叶、李、邱之选票,暗算江青同志时的林彪之心态、之判断、之抉择是不吻合的。此“猖”字似可改为一个“蛮”字则较贴切,此“蛮”字可用于评估林彪所拥有的政治斗争谋略的等级和水准。“蛮”字用大白话解释就是有点“蠢”或“笨”的意思,其中还有些“愣”的味道。

    “九大”新党章顺利通过。林彪已经坐上“接班人”的宝座。“得一人而得天下”[34]的痴心梦想终成现实。套用毛泽东句式,那“已经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之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35]

    但是林彪忘记了一件事情:当今天的太阳还没有落下去的时候,明天的太阳是升不起来的。林彪用自己和喽啰们的几张“反对票”回报毛泽东是何等愚蠢。“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对林彪政治谋略的过高评价。因为林彪只有谋“大谋”之谋念,而无谋“大谋”之谋略,他的政治谋略和他的军事谋略相比,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没有什么可比性。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曾警告彭德怀说,“我毛泽东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四个月后,彭德怀不信邪,在庐山会议上上书毛泽东,指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对经济建设的危害。毛泽东履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诺言,将彭德怀罢官撤职。

    来而不往不是毛泽东的秉性。“李必达事件”和“九大”选举风波之巧遇就是导致毛泽东下令摘掉人民大会堂和东湖宾馆墙壁上的语录牌最直接的原因,并构成了毛林反目的初始态。毛泽东破口送出的“王八蛋之骂”清晰地表明:反目初期的毛林关系就已处在极为凶险的状态中。以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和这个凶险的初始态有关,都是这个凶险的初始态的延续和演变。

    然而,邱会作在30年后的回忆录中得意洋洋地说:“在九大,林总同江青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林总胜利了。”[36]林彪在“九大”上除了指使黄、吴、叶、李、邱在中央委员选举中投了江青的反对票,给江青添了点恶心,好像并没有取得其它的结果。那么“林彪胜利了”又从何谈起呢?

    林彪真的胜利了吗?

    林彪在“九大”选举中表现出来的“小不忍”将其从1959年开始,苦心经营十余年方才初见成效的“林家王朝”,在“九大”新党章通过后仅仅十天,就显现出了土崩瓦解的覆灭态势。

    “林彪事件”是以“小不忍”为开端,以“大不忍”为结局的一场闹剧。小不忍则乱了大谋,大不忍则丢了性命。

    六、毛泽东对于林彪的斯芬克斯之问

    摘掉人民大会堂的语录牌对于林彪而言不亚于摘心摘肺,别人可能没感觉,林彪是一定会有感觉的。然而,林彪确实难以应对毛泽东看似玩笑却咄咄逼人的做法和说法。

    做一个简单的排列组合计算,林彪大致有下述AB-CD两组,共四种答案可以正面回应毛泽东:

A、同意将“毛主席语录”牌说成是“王八蛋东西”,不同意将其摘下,要继续挂下去;
B、同意将“毛主席语录”牌说成是“王八蛋东西”,同意将其摘下,不能继续挂下去;
C、不同意将“毛主席语录”牌说成是“王八蛋东西”,不同意将其摘下,要继续挂下去;
D、不同意将“毛主席语录”牌说成是“王八蛋东西”,同意将其摘下,不能继续挂下去;

    AB两种回答的共同前提是一致的。都承认语录牌是“王八蛋东西”。

    林彪是否可以选择答案A呢?显然是不可以的。因为既然是“王八蛋东西”,还要坚持挂在那里,除非林彪的脑筋出了问题。
林彪是否可以选择答案B呢?既然承认这些东西是“王八蛋的东西”,那么摘掉这些东西,本应是顺理成章的回答。但是,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如果选择答案B,林彪难以应对继续的追问——既然是“王八蛋的东西”,它为什么会,或怎么会出现在那里呢?有此一问就问到了林彪的疼处。

    CD两种回答的共同前提也是一致的,都是不承认语录牌是“王八蛋东西”。

    林彪是否可以选择答案C呢?显然不可以。因为不是“王八蛋东西”这样的评价标准过于低下。天底下不是“王八蛋东西”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是不是都要挂到人民大会堂的墙上呢?

    林彪是否可以选择答案D呢?好像也不可以,因为不是“王八蛋东西”的东西中,虽然会有很多很一般的东西,但是一定会有一些很好很好的东西呀,万一漏挂了多可惜啊,比如毛主席语录牌。

    上述分析纯属字面上的分析。如果结合文革的政治背景,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啦。因为毛泽东所谓的“王八蛋的东西”是指写有自己说过的话的牌子,毛怎么说都没关系。而林彪若言“这些王八蛋的东西”,从语言逻辑上讲,虽然属于附和毛泽东的说法,但已经落入了毛设下的文字陷阱。把语录牌说成是“王八蛋东西”,无疑是一种冒犯,此冒犯在文字狱的年代可以轻而易举地被上纲上线到“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高度。

    总之,只要在“是”或“不是”“王八蛋东西”的前提下讨论问题,就必然要就落入“武大郎服毒”——吃也死,不吃也死的境地——这就是笔者所谓的毛泽东对林彪的斯芬克斯之问。林彪闻毛之问之后,尽管五味杂成,心情不好,但是并没有乱了方寸,他没有选择AB-CD中的任何一组答案,而是保持了沉默,是正确的选择。

    可以断言,如果没有激化了的中苏关系将战争和核战争的危险放在了毛泽东的面前,毛林关系的全面崩溃根本拖不到1971年9月13日。中苏边界的紧张的战争状态拖延了毛林关系走向崩溃的进程。给了林彪一个可以缓解毛林关系的机缘。但是这个天赐的机缘还是被林彪浪费掉了——阎仲川发出的那个“林副主席一号令”再次刺激了毛泽东敏感的政治神经,此刺激强化了毛泽东拿掉林彪的决心。周恩来和基辛格在北京机场会谈后,中苏开战的危险性开始逐渐下降。“当主要矛盾退化为次要矛盾后”,毛林关系的恶化便又重新上升成为中共高层政治生活中的主旋律。

    1970年春天,毛泽东就如何“废黜”林彪“接班人”身份已经有了全面的构想。毛泽东首先提议召开四届人大并建议新宪法不设国家主席。接着,毛泽东携带张春桥亲赴苏州,向林彪推荐张春桥做接班人,向林彪传达明确的“歇菜”信息。

    但是,事情并没有恶化到一定要鱼死网破的地步。林彪只需将安生立命的沉默或苟同坚持到底,全力拥护毛不设国家主席的提议,甚至建议在即将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修改党章将接班人的名字改成张春桥,或干脆建议删除党章中有关接班人的那段文字,就可化解眼前的危机。即使危机没有被完全化解,也不至于即刻招来灭顶之灾。可林彪在大祸临头之际,偏偏放弃了自己鼓吹的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处事原则,而是想要凭借“接班人”的合法身份,凭借黄、吴、叶、李、邱还有老夫子陈伯达的簇拥和毛泽东泾渭两分、楚河汉界了。林彪一改“九大”上躲在暗处向江青放黑枪的策略,牯牛岭上明火执仗,剑指张春桥,要清君侧了。林彪要在庐山上和毛泽东掰手腕的决定是绝顶愚昧和绝顶错误的。走出这一步后,林彪就万劫不复了。

    毛-林反目凶险的初始态表明,毛林关系不发展成后来那样鱼死网破的结局几乎是不可能。除非其中一方首先退让。但是毛泽东是不可能退让的。退让了,他就不是毛泽东;只有林彪退让或许结局不会那样惨烈。没准儿毛会给林一个类似邓小平那样“留党察看”的下场。当然,林彪低头后,落得个类似刘少奇和彭德怀那样的下场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人固有一死,或死在北京某医院的病床上,或死在温都尔汗的荒原上。相比之下,病死卧榻总比跌落万米高空后再葬生火海要好得多——林彪在生死攸关的时刻选择了一个最坏的结局。

    七、林彪拥趸的逻辑困境与林彪政治遗产的历史定位

    翻看林彪“死党”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的回忆录,均对毛泽东的“王八蛋之骂”没有一句一字的记载。同样,林彪拥趸中虽不乏考证派和索引派,但是他们也尽量在“林彪事件”研究的相关文章中避谈了毛泽东的“王八蛋之骂”。

    林彪拥趸为什么忌讳谈论毛泽东的“王八蛋之骂”呢?

    林彪拥趸忌讳谈论毛泽东的“王八蛋之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一旦提及毛泽东的“王八蛋之骂”,就不得不提及毛泽东下令摘掉人民大会堂和东湖宾馆墙壁上的语录牌这件事。于是,林彪众拥趸将不得不面临林彪曾经面临过的那个困境。毛版之斯芬克斯之问,林彪当年无言以对,林彪拥趸今天就可以从容应答了吗?即使忽略掉语录牌是否属于“王八蛋东西”这样刁钻尖刻的前提,只是单纯回答是否应该摘掉人民大会堂和东湖宾馆墙壁上的语录牌这样简单的问题就够林彪拥趸们琢磨一阵子的啦。

    林彪拥趸可以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同意摘掉人民大会堂墙壁上的“毛主席语录”牌吗?那岂不就站到了林总的对立面上去了吗?这与林彪拥趸的定义和身份也不相符合啊。

    林彪拥趸可以站在林彪的立场上,不同意摘掉人民大会堂墙壁上的“毛主席语录”牌吗?林彪众拥趸中,文革时期已成年者为多数,他们在沦为林彪拥趸的时候多为五六十岁的老人,有的甚是七八十岁的古稀之人。流失的岁月真的淡化了他们的记忆?使他们竟然去怀念无论走到哪里都要与毛语录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场景吗?

    政治人物在正式的公开场合和媒体上的公开行为和公开言论构成他的思想遗产和政治遗产。至于某个政治人物在私下说过些什么后做过些什么只能成为小说家的素材,用于天马行空的想象和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

    尽管毛林反目的结局凶险惨烈,但是林彪至死都没有在公共场合对毛泽东及其文化革命说一个“不”字。不是他不想说,是他说不出来。几十年形成的阿谀和奉承的语言惯性已经使林彪丧失了正常表达其它情感的语言能力。以往全部对毛的吹捧最终网罗成了一个无形的嚼子勒在林彪的唇齿上,让他说不出话也发不出声来。

    林彪和毛泽东最终是鱼死网破了。但是,林彪的思想遗产却与毛泽东的思想遗产骨肉一体,血脉相连,正所谓“打碎了骨头连着筋”。

    林彪的思想遗产是什么呢?姑且不说他为自己设计的晃动小红书紧随毛泽东的丑陋形象,也不说“九一三”之夜爬上256专机的绳梯的仓皇身影。就言论而言,可以代表林彪思想并写入史书并流传后世的是什么呢?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还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还是“三个副词”抑或是“四个伟大”……

    中共定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林彪属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但是,如果因此就说林彪思想是毛思想的一部分似乎有些不妥,因为毛林毕竟反目。那么说林彪思想是毛思想体系中的一块反骨?似乎也不准确。因为林对毛思想的阐述始终使用的是“最高级”,例如“最高”、“最活”“顶峰”等等。那么怎么来形容林彪思想和毛思想之间的依从关系呢?笔者以为,林彪思想仍然是属于毛思想的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是一个极端类似于盲肠的那个部位。文革就是这根盲肠发炎所致,搞得整个肌体发烧发热。

    中共认定,“个人崇拜”无论从说教还是实施形式都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所以,以“个人崇拜”为核心内容的林彪思想就要像盲肠一样从毛思想体系中被切除了。清除了林彪思想后的毛思想,才是中共认可的健康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就是林彪人生的最大悲哀。

    但是林彪对毛泽东大搞的“个人崇拜”的做法并不是一无所获。被中共“八大”删除的“毛泽东思想”一词,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由林彪和毛泽东本人的努力才被重新写入“九大”新党章。文革虽然被否定了,但“毛泽东思想”这五个字却历经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至今安然无恙地存留在那里。林彪或许会为此含笑九泉了。

    总而言之,无论切除与否,那根盲肠仍然是来自于曾经的肌体这个基本事实是不会因实施了切除手术而改变。

    林彪拥趸在为林彪辩护的过程中面临的逻辑困境和表达困境与林彪思想遗产的历史学定位和政治学定位有关。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37]一根被切除后又扔在垃圾箱里的盲肠,拣起来?还是不拣起来?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结束语

    毛泽东和林彪反目成仇了。但是毛泽东手指摘掉了语录牌的空空墙壁,双目直视林彪发出的“王八蛋之骂”还是有些语焉不详。毛之骂中,到底是那些构成“最高指示”的文字符号是“王八蛋的东西”呢?还是写上了“最高指示”的那块木头牌子是“王八蛋的东西”呢?还是将毛思想割裂成碎片,为了“立竿见影”而“急用先学”的倡导者是“王八蛋的东西”呢?

    总而言之,林总之林林总总,将党文化中最不成体统的东西十足地放大后,一览无遗地暴露给世人看。此种不成体统之公然膨胀是大革文化命之必然结果。叙述、展现和剥离此种不成体统之林林总总是一种煎熬,更是一种病态的体验。

    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

    一維絕則不傾,二維絕則不危,三維絕則不覆,四維絕則不滅。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管仲之言差矣!

    终稿于2013年10月2日北京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4年2月20日 9:43主题: 转发: 破碎地狱:2.5亿年前,是什么造就了“大灭绝之母”?

    页岩气的开采,会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吗?

破碎地狱:2.5亿年前是什么造就了大灭绝之母?

果壳网

2014-02-18

    (文/Colin Barras)地球,2.55亿年前,大戏即将落幕。这场古生代大戏曾经高潮迭出——茂盛翠绿的森林里曾遍布30米高的石松和木贼(今天它们只有一丁点高了),长达2.5米的巨型千足虫四处爬行,翅展达0.7米的类蜻蜓昆虫掠过天空,海洋中更是蜂拥着长达2米的类蝎子生物和10米以上的肉食鱼类。

    到了约2.52亿年前,这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被史上最严重的一波灭绝事件冲击得面目全非。6500万年前终结恐龙时代的集群灭绝事件,虽然一直占据着头版头条,但它仅仅消灭了3/4的动植物物种而已,而“巨大灭绝”(Great Dying,更正式的名字是二叠纪末灭绝事件)却终结了超过90%的物种。就连昆虫都遭受到重创,这个坚强的族群往常是可以平安渡过灭绝事件的。在“巨大灭绝”发生后贫瘠的土地上,微生物抓住了再次主宰地球的机遇,就像最初动植物出现之前那样。复杂生物体花了1000万年才又夺回了地球的控制权。

    但究竟是什么引发了“巨大灭绝”?是决定恐龙命运那样的外星撞击?是火山喷发或板块动荡?还是简单微生物的肆虐?现在,在长长的一串“首犯”和“协犯”后面,我们可以再加上另一个备受争议的条目——液压破碎(fracking)。

    液压破碎法最近成了头条,它是一种击碎岩石来提取碳氢水合物捕虏体以用作燃料的技术。而一项最新理论揭示,超大尺度的自然“液压破碎”引起了“巨大灭绝”。不仅是“巨大灭绝”,它也可能是恐龙在白垩纪末期消失得如此迅速的原因之一。

    二十年前,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那起臭名昭著的大灭绝事件的原因。全球范围内,那一时期的岩层均含有异常高浓度的铱。铱是一种在地球极其稀有,而在外太空广泛存在的稀有金属。这些岩层通常还含有一种只有经过极高压撞击才能形成的非正常的石英形态(柯石英)。这与外太空岩体撞击地球的观点相符,它向外扩散撞击冲击波,向大气挥散尘屑。这些尘屑形成了“冲击冬天”,遮蔽阳光长达数年,使植物无法进行光合作用而饿死,以植物为食的动物也相继饿死。

    撞击科学

    1991年墨西哥湾巨型希克苏鲁伯撞击坑(Chicxulub crater)的发现,是一起决定性的事件。这个撞击坑的形成年代为6500万年前,直径为180千米(参见《地质》杂志,第19卷,867页)。所有人都被吸引了,地质学家也不例外。这一发现符合“大灭绝事件是由特殊环境引发的罕见事件”的观点。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古生物学家彼得·沃德(Peter Ward)说:“从1990到2000年,学界范式是,大灭绝事件总是与天地大冲撞有关。”他形容自己当时也是完全的信服者。

    因此,地质学家竞相寻找铱异常与柯石英,来与其他灭绝事件匹配。在澳大利亚和南极洲二叠纪末的岩石中,确实发现了一些线索,但铱异常浓度未达到令人信服的程度,只是恐龙消失时的1/10。不仅如此,在二叠纪末灭绝的时候,不但不是“冲击冬天”,反而是“温室夏天”。英国普利茅斯大学的理查德·特威切特(Richard Twitchett)说:“灭绝事件之前的温度与现今差不多,但早三叠世却是个温室世界。”他说,灭绝事件的高峰出现在地球温度迅速上升之际,大约升温了8到10℃。

    这跟恐龙灭绝时的样板根本就不一样。正因为如此,沃德和其他研究者开始倾向于寻求非传统的解释。过去20年间不断进步的地质定年技术已经能够确定,二叠纪末灭绝事件与一次大型火山喷发事件在时间上一致。这次火山喷发使现今西伯利亚25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被岩浆覆盖。而在地下,“玄武岩省”可能覆盖了至少两倍这么大的面积。

    沃德说:“正是玄武岩省使事情一发不可收拾。”随着火山喷出岩浆,大量的二氧化碳也被释放进入大气中,可能足够引起灾难性的全球变暖,甚至可能引起能够延续到现在的后期效果。

    错误的数字

    但或许也不是这样。在英国利兹大学研究“巨大灭绝”的保罗·威格纳尔(Paul Wignall)说:“数字仍然不对。”尽管西伯利亚火山规模非常大,释放了大约 20万亿吨的二氧化碳进入大气,比我们现在每年释放的300亿吨要多得多,但仍只能满足引起2.52亿年前温度巨幅增加所需气体量的1/5。再说了,玄武岩省经历了千百万年才能形成,而化石证据表明灭绝事件速度要快得多,大约介于1万到6万年之间。

    这正是珀斯西澳大利亚大学的地质学家埃里克·托维尔(Eric Tohver)仍坚持小行星撞击观点的原因。但如果那时没有大型撞击证据,那么好吧,肯定会有一个稍小一点的吧。

    托维尔与他的同事一直在研究巴西中部阿拉瓜伊尼亚撞击坑(Araguainha crater)的撞击结构。想要为这样的撞击坑定年并不容易,但他们将它的形成年代定为2.547亿年前,前后差不过250万年。托维尔说:“我们可以肯定,它发生二叠纪末。”它没有希克苏鲁伯撞击坑那样大,勉强够40千米宽,要20个阿拉瓜伊尼亚撞击坑才能填满一个希克苏鲁伯撞击坑。埋藏在撞击坑之下的东西可能是关键所在。托维尔猜测,当时这一区域被广阔的浅海覆盖,其下是渗透性极差的泥岩。而在泥岩的下面,大量的甲烷从岩层中溢出。即便是现在,泥岩下的那些岩层也富含有机碳。

    托维尔的观点认为,小行星撞击时引起了一系列9.3~10.5级之间的超强地震,使撞击坑附近1000千米范围内的泥岩破碎,迫使富甲烷砂体溢出。他认为,这一场景的证据是:撞击事件之前形成的二叠纪岩石里,会有垂直的砂体结构穿过,但是撞击后才形成的更年轻的岩石,里面却没有这样的砂体。(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vol 387, p 66)。

    这个过程与液压破碎法或水力压裂法(hydraulic fracturing)在原理上相似。液压破碎法是将液体泵入岩体,以使岩体破碎,继而释放出其中的捕虏甲烷。不过,人为破碎而释放的甲烷大部分在电厂被收集用来燃烧,阿拉瓜伊尼亚撞击释放的所有甲烷却都进入了大气。据托维尔基于围岩碳同位素的计算,其数量达到了惊人的1.6万亿吨。

    由于甲烷是效果极强的温室气体,巴西释放的甲烷效力相当于135万亿吨二氧化碳,用来解释2.52亿年前令生态系统失去控制的全球变暖绰绰有余。

    威格纳尔说,用现代液压破碎法作对比确实是夸张了,却令这个假说正好赶上了时髦。但他并没有被说服,不光是因为阿拉瓜伊尼亚撞击的时间推测范围只是勉强包括了巨大灭绝发生的时间而已。他说:“测年结果是推测性的。”他认为,托维尔的团队发现的、与二叠纪末“破碎事件”相关联的垂直砂体结构变化,仅能反映当地数百万年间的地震紊乱,根本与撞击无关。

    挪威奥斯陆大学的亨里克·斯文森(Henrik Svensen)对这个观点的思路要更热心一些,他甚至认为小行星撞击引发的“液压破碎”可以解释恐龙那种规模的灭绝事件。但他不太确定,托维尔对阿拉瓜伊尼亚撞击的解释是否正确。对于二叠纪末期这次灭绝事件,他认为,破碎是有的,但不是撞击导致的。

    十多年前,斯文森与他的同事开始研究西伯利亚玄武岩省,以期了解怎样的火山活动能造成全球危机。他们的注意力被俄罗斯地质图上一些非同寻常的圈状构造吸引。他说:“我们在地图上一看到这些构造,就知道我们必须研究它们。”

    它们是一些奇特的似烟囱状结构,岩体的垂直剖面显示它们充满了火山物质、沉积物及被称为蒸发岩的盐类沉积。当他和同事采集管道中的样品并带回实验室加热分析时,样品产生了大量能轻易破坏臭氧层的氯甲烷和溴甲烷气体。

    斯文森认为,西伯利亚火山喷发确实喷出了大量温室气体进入大气,但更重要的是,它们烘烤了其下埋藏的富有机质页岩和蒸发岩。这一过程在10万年内产生了超过100万亿吨的二氧化碳和几万亿吨的卤烃,比如氯甲烷。最初,这些气体在深处的包体中聚集,但随着气压的增加,上面覆盖的岩石无法再承受,因而逐渐破碎而形成了似烟囱状结构。每一个“烟囱”都会爆炸式地喷发温室气体,将破坏臭氧层化学物质喷入高空大气。

    这能够解释极端全球变暖事件,会导致部分物种灭绝,但同时还会带来另一个致命因素。随着大气中臭氧层的减少,越来越多的紫外线到达地球表面,对那些熬过气候变暖的生物继续造成伤害。支持这一幕的证据就是二叠纪末灭绝事件中森林的消失。威格纳尔指出,如果灭绝事件完全由全球变暖引起,森林是不会消失的。他说:“喜暖植物本来可以向极地迁移,但事实上极地森林本身却被清扫一空。”

    其他学者也发现了直接证据,表明臭氧层消失至少是大灭绝事件的原因之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辛蒂·洛依(Cindy Looy)及其同事发现,晚二叠世岩层中的异常孢粉化石与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遗址附近的异常松柏花粉很相似。畸形花粉同样在新西兰靠近极地臭氧空洞的高纬度地区发现。所有这些,都与高度辐射有关。

    诚然,自然的“液压破碎”不是唯一能够既引起全球增温又会释放破坏臭氧层气体的机制。最近提出的另一个新颖观点认为,西伯利亚玄武岩省源自于地幔的一处非正常区域,这个区域能够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和能破坏臭氧层的氯化氢气体,而不需要任何附加的“液压”作用(参见《自然》杂志,第477卷,312页)。

    在几十年的研究后,最大灭绝事件仍然是一个谜团,这是不争的事实。洛依说:“有关这个谜题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我们离完全解开它还非常遥远。”

    无论托维尔或斯文森的“液压”模型是全部还是部分答案,它都照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纪元,因为地球正在进入另一个危险的暖期。就像艺术家小野洋子(Yoko Ono)2013年早些时候在纽约州的一次反对现代液压破碎法的示威游行中所说的那样:“液压破碎法能毁灭土地、自然,然后是整个世界。”或许结果会这样——虽然不是她所想象的那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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