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自苏东蜕变后,冷战格局消失,历史似乎已经终结。但二十多年后,地缘政治再次显示威力,国家利益之间的争夺再次刀兵相向。冷战时期形成的传统对立格局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凸显,中苏板块和欧美板块两大利益板块始终存在着对峙,新的国家矛盾不断产生,中日冲突、俄乌冲突等地区间的冲突不断上升到世界级的国际冲突。面对这样一个动荡不宁的世界,各个国家都在清醒,特别是中国已经清醒,苏联解体的惨痛经验教训已经刺激了中国。最近发生的乌克兰事变,甚至使中国的右派也意识到民族分裂的可怕后果,进而思考中国的民主如何实行。总之,乌克兰事变给了中国一清醒剂,也使中国政府更加警惕由颜色革命导致的国家和民族分裂。近年来一系列外部冲突都给中国人上了一课,都使中国愈发谨慎,从委内瑞拉到乌拉圭,从埃及到叙利亚,从前南联盟到格鲁吉亚,再到乌克兰,这些国家的民主化都是中国的镜子。中国如果盲目地照搬西方理论,又不知会出现什么惨剧。天佑我中华,没使人民生灵涂炭 ,没使国家四分五裂。中国人靠自己的智慧走了一条独特的路,现在才看出,中国人是聪明智慧的,中国模式也在日益变得清晰起来! 于是出现了习近平主席访欧期间的一系列讲话。这些讲话表明中国成熟了,中国经过一个世纪的摸索终于明晰了自己的道路。

    但是摆在习李面前的任务是沉重的,首先是清理上两任时代严重的贪腐问题,不仅要拿下周等政界巨贪,还要拿下军界刚刚暴露出的谷俊山等巨贪。不管这个任务如何艰巨,只要顺民心,有人民的拥护,习李肯定能打赢这一仗。只有与腐败时代彻底切割,习李政权才能稳固,中国才有和平安宁的希望。攘外必先安内,中国要在世界站稳脚跟,就必须与体制内的顽疾坚决斗争。恢复共产党好的传统,改正错误,维护好国家利益, 解决好新的民族问题,新一届政府就可以获得人民拥护,中国就有希望实现政治和经济的转型。】

中国开始输出自己的理念

----中国正在明晰自己的道路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4年3月23日

目录

特稿一

习近平主席在欧洲各国的演讲

高寒:何时迎来中国多元文明绚丽朝霞——读习近平在欧洲学院的演讲

陈功:民主不可能通过转型实现

彭培根:时过八年再访台湾见闻和沉思

台湾著名近代史学者武之璋的四本著作

卢映西:十日谈:闲看猴戏

特稿二:俄乌冲突对中国的启示

张树华:民主化幻影与乌克兰泥潭

普京:就克里米亚独立并加入俄罗斯演讲

普京主持記者會 称乌克兰新政府违宪 幽默强硬回应美欧制裁威胁

郝薇薇:颠覆者普京的“前世今生”

薛理泰:中国从俄乌争端获利巨大

王小宁:乌克兰是最大输家 西方国家或为输家 俄罗斯或为赢家

商人:读懂乌克兰危机

《俄罗斯之声》:中国头号军事技术合作伙伴面临政治危机

----中国发动机技术至今仍未摆脱对外依赖

杨俊锋:乌克兰转型困局对中国的启示

经济

外媒:中国经济还有什么经念?----记中国经济50人论坛

贾根良:加入TPP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方针背道而驰

宋泓:未来10-15年中国拥有自主发展的新机遇

杜建国:中石化搞“混合所有制”对谁有利?

美国科学研究院:转基因食品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转基因农业是可持续农业的反面----普京警告奥巴马蜜蜂灭绝将引发世界大战

页岩气革命:上帝没有抛弃中国

王维洛:南水北调工程后患无穷

报刊:辽宁号航母来华的曲折过程----徐增平,因爱国送祖国一艘航母

田书华:中国先秦哲学是西方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

黄卫东:从中美央行法异同探讨我国央行法修订

政治

欧阳君山:中国为什么坚持一元政治体制----中共政治思想深思

熊自干:有纪必执 对官方智囊中的党员更应动真格

官员:对新疆20万干部下乡村的思考----兼谈对公知的质疑

西德前总理施密特再谈中国——中国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

胡星斗:信访制度及弱势群体经济学分析

胡星斗:中派宣言

郭松民:谈谈乌有之乡

曹长青:日本的“韩寒”被揭露之後

文史

靳大成:孔子的学习方法与学习孔子的方法

靳大成:不复梦周公——追忆八十年代与栾勋老师

习近平:我的自述

彭丽媛谈幸福家庭生活

栾慧:来自星星的王岐山

 马勇:从领导集团知识背景看未来十年中国政治走向

红二代与官一代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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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最近习近平主席在对欧洲各国访问时的讲话,前所未有地表达了中国的文化理念,这种水平的讲话是历代中国领导人没有的。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表现,使前两届国家领导人江、胡黯然失色。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理论认知上,经过三十多年来的摸索,到习近平这一届,中国的新政治思想已经成熟,新政治模式已经成型,因此,在下一步的政治实践上,必将有新的举措。中国不能永远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中国必然有挺起腰杆的时候,理直气壮的时候。习李政权正在拉开这一时期的序幕,让我们拭目以待。

习近平主席在欧洲各国的演讲

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4年3月28日,柏林

尊敬的魏茨泽克前总统,

尊敬的施密特前总理,

尊敬的魏迈尔副主席,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古腾塔克!大家好!我很高兴应魏茨泽克前总统和科尔伯基金会的邀请,与大家见面。首先,我谨对科尔伯基金会在促进中欧相互了解和理解方面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诚挚的谢意!

    5年前,我曾访问过贵国。当时,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还在发酵,欧债问题初露端倪,全球经济笼罩在一片不安之中,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感。那次访问期间,中德决定推动各领域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以实际行动共克时艰。

    5年后,我高兴地看到,欧洲在应对主权债务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经济复苏迹象明显。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稳定锚”和欧洲一体化的推动者,发挥了关键作用,赢得了国际社会赞誉。我们为中国同德国和欧洲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

    当前,中德关系正处在历史最好时期,双方交流合作的广度、深度、热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事实证明,中德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不仅可以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而且可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为什么中德两国交流合作能出现这样的好局面?我认为,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过双方长期努力,懂得了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国情、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要相互理解、真诚相待,善于倾听对方意见,设身处地从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是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了解越多,理解越深,交流合作的基础就越牢固、越广泛。

    众所周知,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面对中国的块头不断长大,有些人开始担心,也有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必然是一种“威胁”,甚至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墨菲斯托”,似乎哪一天中国就要摄取世界的灵魂。尽管这种论调像天方夜谭一样,但遗憾的是,一些人对此却乐此不疲。这只能再次证明了一条真理:偏见往往最难消除。

    纵观人类历史,把人们隔离开来的往往不是千山万水,不是大海深壑,而是人们相互认知上的隔膜。莱布尼茨说,唯有相互交流我们各自的才能,才能共同点燃我们的智慧之灯。

    借此机会,我想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题,就中国改革发展谈点体会,希望有助于增进大家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

    中国早就向世界郑重宣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中国已经确定了未来发展目标,这就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形象地把这个目标概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有13亿多人,只要道路正确,整体的财富水平和幸福指数可以迅速上升,但每个个体的财富水平和幸福指数的提高就不那么容易了。同样一桌饭,即使再丰盛,8个人吃和80个人吃、800个人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深知,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高13亿多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中国要聚精会神搞建设,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一个是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间,中国社会战火频频、兵燹不断,内部战乱和外敌入侵循环发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堪回首的苦难。仅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就造成了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的人间惨剧。这段悲惨的历史,给中国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中国人历来讲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就像万物生长需要阳光一样。只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才能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当今世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还能走得通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仅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只有和平发展道路可以走得通。所以,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事实胜于雄辩。几十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强调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多次公开宣示,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在政策上是这样规定的、制度上是这样设计的,在实践中更是一直这样做的。当然,中国将坚定不移维护自己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何国家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总之,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去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中国改革开放作出了顶层设计,提出了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我们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长远发展奠定更好的制度基础。

    中国正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将激发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7000美元,进入了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快速升级的时期。2013年,中国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工业制造业。中国服务业比重和地位将继续提高,高附加值和高技术产业比重将不断上升,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也将不断涌现。未来5年,中国预计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累计将超过5000亿美元,还将有超过5亿人次出境旅游。

    中国先哲老子讲:“大邦者下流。”就是说,大国要像居于江河下游那样,拥有容纳天下百川的胸怀。中国愿意以开放包容心态加强同外界对话和沟通,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我们期待时间能够消除各种偏见和误解,也期待外界能够更多以客观、历史、多维的眼光观察中国,真正认识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

    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华民族和德意志民族是两个伟大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德国不仅以其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制造业闻名世界,而且在哲学、文学、音乐等领域诞生许多享誉全球的巨擘,他们的许多作品早已为中国民众所熟知。这些作品中,有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文学巨著和不朽诗篇,有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人的哲学辩论,有巴赫、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等人的优美旋律。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中国读者都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愉悦、感受到思想的力量、加深了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

    德国人说,山和山不相遇,人和人要相逢。中国人民同德国人民有着悠久交往历史和深厚友谊。此时此刻,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位中国人民爱戴的德国友人,他就是拉贝。70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侵入中国南京市,制造了屠杀30多万中国军民的惨绝人寰的血案。在那个危急关头,拉贝联络了其他十几位在华外国人士,设立了“南京安全区”,为20多万中国人提供了栖身之所。拉贝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大屠杀内情,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证据。1996年,中德共同建立的拉贝纪念馆在南京开放。去年底,由南京市建造的拉贝墓园修复工程落成。中国人民纪念拉贝,是因为他对生命有大爱、对和平有追求。

    还有一位德国友人叫诺博,是德国葡萄专家,2000年至2009年间他同助手汉斯17次来到中国山东枣庄,向当地农民传授葡萄栽培、嫁接改优技术,将传承几百年的家族商标无偿授予当地酒厂使用。诺博和汉斯资助了8名当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学。2007年,汉斯突患癌症,弥留之际仍不忘自己资助的两名学生尚未念完高中,嘱托诺博把2000元助学款带给他们。2008年8月1日,当诺博把钱交到孩子手中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动得潸然泪下。

    这只是中德两国人民友好的两个感人片段。长期以来,众多的德国朋友为中德关系发展、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21世纪是合作的世纪。心胸有多宽,合作舞台就有多广。未来5年至10年对中德来说都是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两国合作将呈现更多契合点,不断获得新动力。我相信,当“德国制造”和“中国制造”真诚牵手合作,我们所制造的将不只是高质量的产品,更是两国人民的幸福和理想。作为亚洲和欧洲最主要的两大经济体,中德经济加强融合,实现亚欧两大经济增长极强强联手,定将对世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5周年。德国文学家莱辛说,历史不应该是记忆的负担,而应该是理智的启迪。贵国前总理勃兰特曾经说过:“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中国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人民从自身经历中形成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觉选择,我们也真诚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携手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谢谢大家。
 


习近平在布鲁塞尔欧洲学院的演讲

尊敬的菲利普国王夫妇,

尊敬的范龙佩主席,

尊敬的迪吕波首相,

尊敬的德维戈主席、莫纳尔院长,

尊敬的各位使节,

老师们,同学们,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欧洲学院同大家见面。首先,我向学院的老师们、同学们,向各位关心和支持中国发展的欧洲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在弗拉芒语中,布鲁日就是“桥”的意思。桥不仅方便了大家的生活,同时也是沟通、理解、友谊的象征。我这次欧洲之行,就是希望同欧洲朋友一道,在亚欧大陆架起一座友谊和合作之桥。

    刚才,我和菲利普国王夫妇一起,参观了位于根特的沃尔沃汽车工厂。这家工厂是比利时最大的汽车生产企业,也是中国、比利时、瑞典三方经济技术合作的典范,在“中国投资”和“欧洲技术”之间架起了一座互利共赢的桥梁。

    欧洲学院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是人们反思战争、渴望和平的产物。人类历史总是伴随着战争魔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促使欧洲人民痛定思痛,在让·莫内、罗伯特·舒曼等一批政治家领导下,开始联合自强,为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而奋斗。

    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欧洲学院不仅成为欧盟的重要智库,而且成为“欧洲政治精英的摇篮”。范龙佩先生说,欧洲学院“始终位于欧洲一体化的核心”,体现了“在战争废墟上诞生的欧洲信念”。

    老师们、同学们!

    就在欧洲学院成立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1975年,周恩来总理和索姆斯爵士审时度势,作出了中欧 建交的决定。现在,中欧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60多个领域建立了对话磋商机制;2013年双方贸易额达到5591亿美元,双方每年人员往来500多 万人次,留学生总数近30万人。中欧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之一。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欧关系发展空间还很大,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为了把中欧关系推向前进,中方需要加深对欧洲的了解,欧方也需要加深对中国的了 解。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 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

   借此机会,我想给大家谈谈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希望有助于大家观察中国、研究中国、认识中国。介绍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选择中国几个最显著的特点来讲讲。

    第一,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了。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创造 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 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 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第二,中国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在工业革命发生前的几千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科技、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的第一方阵之中。近代以后,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夜郎 自大、闭关锁国,导致中国落后于时代发展步伐,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列强入侵不断,中国社会动荡不已,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穷则思变,乱则 思定。中国人民经过逾百年前赴后继的不屈抗争,付出几千万人伤亡的巨大牺牲,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中国人民对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记忆犹新,尤其珍惜今 天的生活。中国人民希望和平、反对战争,所以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不允许别人干涉中国内政。我们过去一直是这样做的, 今后也会这样做下去。

    第三,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有成功也有失误,甚至发生过严重曲折。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先生领导下,我们从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出发,探索和开拓国家发展道 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和平发 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 路。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

    第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取得了历史性进步,经济总量已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作为有着13亿多人口的国家,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 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无疑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中国经济总量虽大,但除以13亿多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第 八十位左右。中国城乡低保人口有7400多万人,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有1000多万人,几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和落户城镇,还有8500多万残疾人。 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2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差不多相当于法国、德国、英国人口的总和。今年春节前后的40天里,中国航空、铁路、公路承 载了大约36亿人次的流动,相当于每天都有9000万人在流动之中。所以,让13亿多人都过上好日子,还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中国目前的中心任务依然 是经济建设,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第五,中国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我们的先人早就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强调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前 行,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我们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 区,需要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我们推进改革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图难 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随着中国改革不断推进,中国必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同时,我也相信,中国全面深化改革, 不仅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推动力量,而且将为世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总之,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要看,物质和精神也都要看。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 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 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

    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有一个法国作家说,朋友看朋友是透明的,他们彼此交换生命。希望我的介绍能够让中国在你们眼前更透明一些。我也真诚希望,欧洲学院能够培养出大批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人才,为中欧关系发展源源不断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老师们、同学们!

    中国和欧洲虽然远隔万里,但都生活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之内,生活息息相关。当前,中欧都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刚才, 我说到我们希望同欧洲朋友一道,在亚欧大陆架起一座友谊和合作之桥。我们要共同努力建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座桥梁,建设更具全球影响力的中欧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

    ——我们要建设和平稳定之桥,把中欧两大力量连接起来。中国和欧盟面积占世界十分之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3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要和 平不要战争、要多边不要单边、要对话不要对抗是双方的共识。我们要加强在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挥关键性作用。文明文化可以传 播,和平发展也可以传播。中国愿意同欧盟一道,让和平的阳光驱走战争的阴霾,让繁荣的篝火温暖世界经济的春寒,促进全人类走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

    ——我们要建设增长繁荣之桥,把中欧两大市场连接起来。中国和欧盟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是世界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我们要共同坚持市场开放,加快投资 协定谈判,积极探讨自由贸易区建设,努力实现到2020年双方贸易额达到10000亿美元的宏伟目标。我们还要积极探讨把中欧合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结 合起来,以构建亚欧大市场为目标,让亚欧两大洲人员、企业、资金、技术活起来、火起来,使中国和欧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

    ——我们要建设改革进步之桥,把中欧两大改革进程连接起来。中国和欧盟都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革进程,都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双方要加强在宏观 经济、公共政策、区域发展、农村发展、社会民生等领域对话和合作,尊重双方的改革道路,借鉴双方的改革经验,以自身改革带动世界发展进步。

    ——我们要建设文明共荣之桥,把中欧两大文明连接起来。中国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欧洲则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 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中国 主张“和而不同”,而欧盟强调“多元一体”。中欧要共同努力,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始终支持一个团结、稳定、繁荣的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即将发表第二份对欧盟政策文件, 重申中国对欧盟和发展中欧关系的高度重视。去年,中欧共同制定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在近百个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雄心的合作目标。双方应该一道努 力,尽早把蓝图变为现实,让未来10年的中欧关系更加美好。

    老师们、同学们!

    近年来,欧洲学院日益重视中国,开设了欧中关系课程,还积极筹建欧中研究中心,致力于欧中关系研究。中方决定同欧洲学院共建中国在欧盟国家的第一个“中国馆”,提供1万册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等各领域发展情况的图书和影视片用于学术研究。

    “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建议同学们多到中国去看看。耳闻是虚,眼观为实。中国愿同欧方一道努力,争取到2020年实现中欧学生年度双向交流达到30万人次。

    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中国的未来属于年轻一代,欧洲的未来属于年轻一代,世界的未来属于年轻一代。希望中欧双方的同学们用平等、尊重、爱心来看待 这个世界,用欣赏、包容、互鉴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上的不同文明,促进中国和欧洲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促进中国、欧洲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理解, 用青春的活力和青春的奋斗,让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变得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

 

解析习近平的欧洲演讲

----引经据典35次,欧洲59名人被举例

2014年04月04日

    习近平、奥巴马先后在比利时对青年发表演讲,领导人出访如何用语言文字“俘获”人心。

    比利时当地时间3月26日下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布鲁塞尔对公众发表了一次公开演讲,但这一安排并不在早前白宫公布的奥巴马欧洲行程中。有观察者指出,奥巴马这一“临时决定”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前宣布4月1日将在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有关。

    位于比利时布鲁日的欧洲学院号称“欧洲政治家的摇篮”,据该学院教师透露,学院在奥巴马演讲前几日收到了邀请,于是匆匆派出150名学生前往布鲁塞尔做演讲听众。短短一周内,欧洲学院学生先后现场聆听了两位大国元首的演讲。

    时至今日,国家领导人外访的目的早已不仅局限于会谈与签协议,展示国家形象、拉近与访问国民众距离的公共外交也是外访重要目的。接受媒体采访、发表署名文章和在公开场合发表正式演讲是最为常见的“俘获”到访国人心的方式,这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往往起着基础与长期的正向作用。

    3月15日,中国外交部公布了习近平访问欧洲的行程,其中包括访问欧盟总部并在欧洲学院发表针对学生的演讲。奥巴马的此次演讲同样被冠名“对欧洲青年的演讲”。尽管如此,两位国家元首对青年演讲的内容大不相同,一如外界预测,奥巴马的演讲关键词为“乌克兰问题”,而习近平的演讲则以向欧洲介绍一个更真实的中国为主题。

    颇为有趣的是,欧洲学院的一些师生先后聆听了奥巴马与习近平的演讲。一位老师在随后举行的中欧高级别研讨会上提到,奥巴马在演讲中甚少提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概念,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习近平在演讲中几次提到中国始终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这或许与欧洲学院时刻关注欧洲一体化并多年向欧盟输送政治精英相关。

    什么样的听众决定什么样的演讲内容,领导人外交访问中公开演讲讲什么、怎么讲大有学问。

    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演讲中显然也深知他们的听众想听什么。习近平与奥巴马的演讲中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比利时人爱喝啤酒的传统。奥巴马在演讲伊始便拿出了美国人演讲不可缺少的幽默段子:“你很难不喜欢上一个以巧克力和啤酒闻名的国家。”习近平则是借啤酒讲道理:“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两人提到啤酒时都引起了现场观众的笑声,现场气氛活跃。

    另一个两人都不约而同提及的关键词是战争。奥巴马讲战争后的持续和平与欧洲精神,习近平讲中国经历的战争与对于中国人的影响。完全不相同的是,奥巴马在演讲中几乎没有提及美国历史,而是强调美国与欧洲人思想的共同点。习近平则借历史解释中国与欧洲人的不同——中国独特的历史决定了中国现在选择的道路。

    “强调中国有和平的传统,介绍中国正在走的道路”是近年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发表演讲的主要内容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习近平出访所发表的演讲中,运用中国历史与文化讲述中国的尝试颇为突出。据统计,在习近平四次公开演讲中,至少35次引用中国古诗文;提到了25位中国历史中的名人。这是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出国演讲中提及最多的一次。

    比利时根特大学教授Ann Heirman听完演讲后评价习近平做了一次“非常中国”的演讲,但她同时也认为坐在台下的比利时青年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学习和文化积累才能完全听得懂。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比利时演讲时习近平非常直白地表示:“希望我的介绍能够让中国在你们眼前更透明一些。”这是中国领导人以最为清晰的方式表达中国想让世界了解自己的迫切愿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专家Natarajan Ishwaran对记者表示,对于中国最感兴趣的部分是中国文明的变迁,以及中国要如何适应和进步。

    一位德国听众对于习近平在德国演讲时提及的“中国每个个人的财富和幸福”印象深刻,但同时对于演讲中“和平存在于中华民族基因与血液中”的相关说法不是非常理解,他认为这或许与德国对“基因血统”问题较为敏感有关。

    在接下来在比利时的演讲中,“血统基因”的说法被换成了“历史”的经验。而习近平在演讲中分条款、简单易懂的“中国五个特点”让比利时听众觉得更为容易理解。

    最后一场演讲结束,习近平在包括欧洲各国使节政要、当地学生、教授等在内的现场听众起立鼓掌声中微笑着走下台阶。现场听众之一、前外交学院院长、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对记者说,在欧洲,起立鼓掌不是客套,而是一种表示赞赏的方式。

    11天、四个国家、两个总部、四篇文章、四次公开演讲、一个国际多边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上月24日起的欧洲访问于4月1日正式结束。公开发表的语言和文字,是观察领导人出访意图的重要材料,记者将习近平此次出访在国外媒体上发表的四篇署名文章与在公共场合发表的四次公开演讲(不包括其他场合的讲话)进行统计分析,以期看出习近平在出访中想要对欧洲说什么。

形象称谓 定位关系

    中荷关系:荷兰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中荷是中欧合作的缩影和典范、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荷兰,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法关系:世界大国关系中的一对特殊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关系前列、中法关系正处在承前启后的重要时刻、法国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中法利益契合点多,互补性强。

    中德关系:中德关系正处在历史最好时期、双方交流合作的广度、深度、热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未来5-10年对中德来说都是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近年来中德合作一直领跑中欧合作、中德合作是两个经济奇迹创造者的携手并进。

    中比关系: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发展之路上的利益共同体。

    人文沟通:提及法国名人34位包括希拉克、戴高乐、拿破仑、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米勒、马奈、德加、塞尚、莫奈、罗丹、苏菲·玛索、医生贝熙叶、军医乌埃尔、公益人士方芳、鲍埃尔教练、阿兰·佩兰教练;提及艺术形象3人,包括冉·阿让、卡西莫多、羊脂球。另提及凡尔赛宫、罗浮宫等建筑,卢瓦尔-罗讷水系,画作、歌剧、芭蕾舞、体育、美食、时尚、电影等。还引用了当地俗语“打铁方能成铁匠”、“一点又一点,小鸟筑成巢”。

    提及德国名人19位包括莱布尼茨、歌德、席勒、海涅、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巴赫、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拉贝、诺博、汉斯、莱辛、勃兰特;艺术形象有墨菲斯托。提及名言包括,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说“唯有相互交流我们各自的才能,才能共同点燃我们的智慧之灯”;德国文学家莱辛所说“历史不应该是记忆的负担,而应该是理智的启迪”;德国前总理勃兰特所说“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另还引用德国俗语“山和山不相遇,人和人要相逢”。

   提及比利时名人6位包括让·莫内、罗伯特·舒曼、范龙佩、菲利普国王夫妇、索姆斯爵士。另还提到比利时“天堂公园”、布鲁日(在弗拉芒语中“桥”之意)、比利时根特的沃尔沃汽车工厂。

    注:因在荷兰未做演讲,未提及人文内容,故在此不列。

习近平如何介绍中国?引经据典35次

    引用中国诗文纵论古今。荷兰引用诗文次数:1 引用: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法国引用诗文次数:15

    引用:五十而知天命;知行合一;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不畏浮云遮望眼;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而不同;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吃水不忘挖井人。

    德国引用诗文次数:12

    引用:黑云压城城欲摧;国虽大,好战必亡;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大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大邦者下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比利时引用诗文次数:7

    引用:智者求同,愚者求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细数中国名人增进认知

老子出镜最多

    法国举例17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聂荣臻、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张骞、郑和、徐悲鸿、左丘明、晏子、玄奘

    德国举例2人孙中山、老子

    比利时举例6人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老子、孔子、墨子

    注:因在荷兰未做演讲,未提及此内容,故在此不列。

比喻举例深入浅出

    荷兰北京和阿姆斯特丹相距近8000公里,但再远的距离也不能阻挡中欧相互走近、扩大合作的步伐,不能阻挡双方民众相互吸引、增进友谊的热情。

    法国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德国同样一桌饭,即使再丰盛,8个人吃和80个人吃、800个人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深知,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高13亿多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

    比利时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

    在弗拉芒语中,布鲁日就是“桥”的意思。桥不仅方便了大家的生活,同时也是沟通、理解、友谊的象征。我这次欧洲之行,就是希望同欧洲朋友一道,在亚欧大陆架起一座友谊和合作之桥。

    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发件人:Gao, Han<gaohan2005@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4年04月04日 09:38 (星期五)

何时迎来中国多元文明绚丽朝霞

——我读习近平在布鲁塞尔欧洲学院演讲

高 寒

    习近平这篇讲话很值得细读和玩味。因为它代表了当今中国共产党思路的一个要害:在国际上讲多元,求理解;而在国内则干一元,讲霸道。这是从空间维度上看; 若从时间维度上看,则是:当年自己弱小时,曾慷慨激昂大讲多元,而一旦翻身执政后,则要玩霸道、讲一元了:东西南北中,老子就注定领导一切,还万世一系, 永永尊载!

    以上议论,很有点“右派”的味道了,当然右派也最爱听。可如今的中国右派们,又哪一个不是在自己多少有点统治权的小圈子里,玩霸道、讲一元呢?从刘晓波、 余杰掌了点小权的独立中文笔会,多次拒绝袁红冰入会,排挤袁红冰“激进”的那一元,以及打击、甚至落井下石高智晟、郭飞雄那一元,到几乎所有的民运组织的 头头脑脑都在玩假的真程序或真的假民主,再到相当一个多数的号称自由主义理论家、法学家、政论家和网上写手,……,均在这种伪“自由主义”的猖獗下或助纣 为虐、或静若寒蝉、或背过脸去,似乎他们成天抢占的那个道义制高点、那个声讨中共的一整套“普世价值”,对自己反而却不适用了,反而从来就无须乎反求诸己 似的。如此这般一来,你就可以知道,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宪政和法制还有多远了。

    同样,中国的左派这边厢,也好不到那里去!对任何道理、任何事实,不是首先看这道理、这个事实本身站不站得住脚,而是先用“身份”开道,“标签”先行。只 要给任何批评一贴上“右派”、“卖国”、“带路党”、“修正主义”、“西方”、“美国”……的标签,自己似乎就无论怎样罔顾事实、无论怎样理屈词穷,就都 可以摆出一副大义凛然、声讨敌军的模样,似乎那国际上的民族矛盾、反帝反霸,就自然而然可以用来掩盖或漠视国内那惨烈的阶级矛盾、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似 乎只要是反帝国主义,反资产阶级,反资本主义和反修正主义,……,就无论怎样反,就统统可以自然而然、理所当然地让自身升华到爱国主义、无产阶级、社会主 义、马克思主义这些道义的和历史的制高点上了。在中国左派们的视野、理论和价值观中,几乎可说是完完全全地和彻彻底底地屏蔽和抹杀掉了那种数十年来一直是 作为中国制度之主要危险、即以空想社会主义为导向的、从小农社会主义到封建社会主义的专制皇权主义的大复辟——而“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与历史的发展进程成反比的”《共产党宣言》。

    所以我要说,中国的左派、右派或官派,在灭掉对手这一点上,都几乎是从一个模子中浇铸出来的。在这一读懂中国现、当代史的症结点上,从蒋介石到毛泽东、到刘少奇、到邓小平,再到今天的习近平,人们究竟看到了多少变化呢?还不是老黄历照旧下去而已。

    总之,什么时候中国的左派和右派、民派和官派,能在骨子深处懂得了与其将对手消灭,不如与对手竞争,与其自唱自拉自己正统正确,不如让全党全民作出选择, 并且还要从顶层设计和国家的强制力上来保障这种多元竞争和多元平衡,那么,在那个时候,也只有在那个时候,中国才多少有点希望了。

    莫非真要等到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也统统走进历史、并与我们的前辈们一道成为后人的教训之后,在信息化时代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80后、90后和00后一代,才可能会甩开沉重的历史包袱,而迎来中国多元文明的绚丽朝霞?!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4年03月16日 09:13 (星期日)附 件:1个(三篇 3-16.rar ) 查看附件

民主不可能通过转型实现

中国安邦集团董事长、首席分析师 陈功

2014年03月13日

    民主有可能通过转型实现吗?

    最近几年,“转型”这一词汇相当流行,很多人期待民主转型能够在中国实现。什么是“转型”?学术上花哨的说法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①,当然这是学者冠冕堂皇的解释,其内在而真实的意思,其实就是社会向民主转型。

    说道社会转型,就不能不提及“阿拉伯之春”。埃及是在转型,突尼斯是在转型,利比亚革命是转型,整个“阿拉伯之春”其实就是社会向民主的转型,过去所说的发生于东欧的“天鹅绒革命”也是在转型,但这些转型并不成功。突尼斯的政治动荡还未有定论,埃及现在干脆又恢复了军政府统治,而利比亚甚至连个权威的、能够实施有效治理的政府都没有……。

    在西方理论当中,土耳其勉强算是一个成功转型国家,但实际土耳其直到现在也未真正完成转型。土耳其军政府下台,埃尔多安的民选政府上台之后,国内政治动荡,权力斗争激烈,街头示威不断,贪污和腐败到处皆是,就在2013年,埃尔多安在街头政治示威的压力下,一次就因贪腐问题而撤销了一半的内阁部长职务。所以,从社会实践结果来看,“转型”其实只是西方理论界的理论和概念,更是西方政治家不成功的理想实践。

    在转型问题上,关键之处在于西方理论家的一个错误。他们不明白的是,民主并不能通过转型来实现。事实上,不但西方政治家不明白,就连福山也没完全搞明白这个问题。所以,他才会态度反复。法兰西斯?福山这位学术大师级的人物,先是在《信任》一书中提出了重要的信任问题,阐述了信任这个社会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作用。但此后福山又在一篇文章中发出惊人的表态,美国需要民主专政,不需要党派斗争,需要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革②。

    有的时候,民主的期待尤其是长期的等待,会导致歇斯底里的偏执,这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有的人就会争论说,即便是“坏的民主也比好的独裁要强”,这其实是典型强词夺理的文字游戏。人们追求民主,完全不是为了更加糟糕的生活,更加混乱的社会,这种噩梦般的社会完全违背了梦想的逻辑,本身就抹黑了人们的美好向往,用理性缺陷代替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西方的民主是一种有序的民主,它提供了一种有序而自觉的社会环境。但很多西方政治家和西方学者,出于各种原因在享受着真正民主所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却要求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冒着混乱和丧失发展财富的危险去追求他们自己其实也不太明白的所谓“不言而喻的真理”。一旦这种意图与社会愤懑相结合,所造成的危险和混乱是可想而知的。

    民主是一种强烈的秩序,是一种明显的自我约束体制和理念,民主自古就是社会秩序的理想化身。“民主”一词本是源自古希腊,它本身就是民众与治理和秩序的一体化表现。民主的实现,与能否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信奉有关,而能否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信奉,以至形成共识,关键的关键,就在于民主的一个政治发育过程。任何一个讨论“民主”却没有讨论这个政治发育过程的人,都是照本宣科、一知半解的人。因为民主的政治发育过程以致民主政体系统的最终形成,它们与民主的关系是一个整体,虽然这不容易分辨,但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真实而充分必要的政治过程。

    究竟什么是民主的政治发育过程?

    所谓“民主的政治发育过程“,是指一个复杂的、理性的、综合的社会运动过程。这样的一个社会运动过程,甚至只有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超过人性的本能才具有实际意义。在这样的政治发育过程中,首先要有一大帮具有政治理想的政治家,去组织,去宣传,民主政体的好处。他们的鼓动和宣传,最终形成了整体社会的一个教育基础,民众不但由此了解民主的益处,并且愿意让自己的利益融入这样的社会秩序当中,而不会总是期待个人利益超越社会秩序。

    事实上,仅仅靠这样的一帮政治人物也是不够的,这些政治家自己的信任度都大成问题,如何赢得别人的追随和信任?通常帮助他们实现政治理想的,还需要有外部和内部的社会环境。其中最主要是宗教环境和外部社会压力。以美国为例,宗教环境是很重要的,五月花号的人都是新教的信奉者,他们为此充满理想和追求,千里迢迢从英国来到美洲大陆。外部压力也是很重要的,比如日本走向民主政体,就与强大的外部压力有关,战争以及战败的结局,让他们痛彻心扉,利益横竖都会失去,残存的理性让他们的王室和强权才会低头,放弃部分利益,让渡于民主秩序体系。

    最后还有普遍的教育和学习,这是大众知识和民主意识的培养和塑造系统。一律的无知,一律的自我,只会造就盲目的跟风和暴民,不会形成理性,更不会形成秩序。民主在这种情形之下,只是冠冕堂皇的一个藉口,是一顶掩盖各种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行为的虚假皇冠。所以,民主政治的发育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这是一项需要时间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还前途未卜的系统工程。

    现在也有所谓“共识社会”的说法,号称这是“第三条道路”。问题是怎么来的共识型社会?共识不是天生的,共识的形成靠什么?还是威权和法制甚至独裁,中国的文革时期也有“革命”的共识,但与民主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共识型社会是一种结果,代替不了民主的政治发育过程。只不过有的人,搞不清其中的关系,但又认识到民主及其秩序的到来,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就搞出来这么个“共识型社会”的东西来。

    与我们的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相比,西方的民主,不但拥有这样的政治发育过程,拥有一大批充满理想情怀的政治家,还有宗教、法律、市场经济以及教育、外部环境的支持,这些缺一不可的民主元素,西方国家大都具备,所以民主政体才能得以稳定实现并存在。事实上,在我们的世界中,民主政体的实现是偶然的,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小概率事件,大多数国家现在不可能具备实现民主的社会条件。亚洲国家、农业国家或是封建国家,这样的国家可以转型为法制国家,但不能转型为民主国家,也许远期甚至超远期有这种可能性,但至少其中的政治发育过程也需要极长、极长的时间。

    那么这样的政治发育过程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呢?

    对于那些急切期盼民主社会到来的人,必然要问到这个问题。如果以香港为例,大概需要50年以上的时间。如果以土耳其为例来看,也需要同样的时间。香港社会,港英政府开始的时候进行的也是总督治下的独裁统治,维护的是英国的国家利益。后来在上世纪中期发生了各种社会运动,同时香港的腐败问题也很严重,于是港英政府开始更多的咨询民意,更多的利用香港华人社会来治理香港。此后的香港逐渐的步入法制轨道,但尚未完全实现民主选举。如果从上世纪中后期开始计算的话,那么迄今已经有50余年了。

    土耳其的社会革命颠覆了国王政权,但长期以来,政权的实质没有改变,解决的实际只是国王的存废问题,换上一个个军长当国王,军队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依旧保持有国王般的影响力③。如果从埃尔多安政府开始计算,土耳其稳定的民选政府,实际仅仅开始了11年的时间,而且治下的腐败问题所导致的社会动荡还有严重化的趋势,所以算起来土耳其的民主政治发育过程恐怕也需要50年的时间。民主的政治发育过程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有经济因素在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个民主政治发育过程中,必然涉及到社会重大利益的重组,这种利益重组的完美程度,决定了民主的秩序和结果。否则,只是提供了颠覆民主化成果的基石。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的政治发育过程并非是线性的平滑过程,这总会涉及到不同的阶段,其中有进步,有反复,甚至有重大挫败。

    不同的学者对民主发育过程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和阶段划分,我以为民主的发育过程,可以这样分为五个阶段④,民生、民意、民法、民权、民主。其中,民生阶段,主要就是市场经济阶段,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造成普遍富裕,市场打通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培育了民主。民意阶段,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导致财富积聚,而财富地位将会导致各种意见的表达,社会意见渠道将会形成并互动,甚至相互打通造成社会舆论声浪,这个民意阶段的实现,也是需要时间,并不容易,很容易反复。民法阶段,主要是因为各种意见的表达,均具有不同的利益角度,需要一个权威的整合,用法律来加以体现,而法律是要靠有代表性的权威来制订的,所以这个阶段是威权与法律相融合的时代。民权阶段,是在前面几个阶段顺利达成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个阶段的民众意识和权力意识已经拥有了理性基础,权力格局已经趋于稳定,宪法得到共同的尊重。最后的阶段,才是真正的民主阶段,是理性政治秩序阶段。这个阶段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民主的秩序,秩序的民主。

    从这样的民主政治发育过程的阶段来看,香港已经处于民法阶段,正在向民权阶段迈进。台湾则仅仅在民意阶段向民法阶段迈进。中国这边尚只是介于民生和民意阶段,至于很多号称已经“转型”的阿拉伯国家,甚至连民生阶段都尚未达成。不过,我们还应该坦然承认的是,民主终究是一个“好东西”,不要以为我们现在还难以品尝的东西,就一定是“坏东西”,这样去想、去思考问题,甚至还这样去解释问题,那格局和气量就太小了,格调就太低了。尊重历史发展规律是不会错的,我们应该承认,民主的确是一个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好东西”,它绝对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它代表着未来的大趋势,只是它只有在我们的长期实践基础之上才能真正而有效的实现。

    注释:

①引自百度,中国学者的解释。

②引自21世纪经济报道,赵忆宁,http://www.21cbh.com/HTML/2012-11-7/wONjUxXzU1NjUwOA.html

③土耳其军人政权阶段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进步,比如改革了文字,实现了拼音化,经济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国家地位得到了提高,但总体看,这一切的取得与权力性质应该无关,因为整个土耳其社会并未继续向前迈进,军人政权反而在阻挡这种进步的可能性。正是因为如此,土耳其的民选政府才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④中国也有学者认为分为三个阶段的,用“宪政”来标志民主的实现。笔者认为此认识过于狭隘,因为即便有宪政的社会环境,也未必真正具有民主社会的秩序。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陈功是中国安邦集团董事长兼首席分析师。安邦咨询公司是中国内地一家独立智库机构,专注于财经与公共政策研究。)
 

 


 

发件人:PKAP<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收件人:还有23个联系人保存所有收件人时 间:2014年03月23日 10:13 (星期日)附 件:1个(时过八年再访台湾 见闻和沉思.docx ) 查看附件【时过八年;再访台湾的见闻和沉思】

时过八年再访台湾见闻和沉思

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 彭培根

2014 03 21

    2006年应邀, 我曾经在台湾由北而南,在台湾八所大学(文化大学、台大、淡江大学、中原大学、台北科大、清華大学、东海大学和成功大学),还有建筑师的公会(不是工会;是行业协会)等处,进行了学习、交流和讲座。 展出并简报【理性建筑】课(2008年才被评审为我校《精品课》之一)的教学理念、体系、方法和学生们的徒手快速设计图,还有学生们不记名的,对教师的评分和评论记录表。台湾的同行和师生们都非常惊讶和赞叹,大陆清華的学生徒手设计的基本功如此好!英文也这么好!还有,上过理性建筑课的好多的学生都进入了美国一流的大学!

    此后,有八年没有时间和精力回到经常想要去的宝岛。因为还在清華教书,还要对一个一千多人的企业(1985年成立的中国第一家合资设计集团)的本部和十五个分公司的生存和发展负责。 我们到台湾去交流一趟不容易啊!这次是我的大学母校【中国文化大学】的校长-李天任教授的親笔信(请见附件)邀请我去讲座; 我就总的一次把五、六年来, 商量去台湾学术交流的人情债,集中一次还清。 2006年新竹的清華大学的工学院院长陈力俊(后来当过四年校长;是我新竹中学的同班同学)也给我发过邀请讲座的函之一(附件)。这次回台湾,因为时间有限只能停留五天,我个人就在台北,我太太觉得机会难得,就不参加我的讲座,有我的较为年轻的哥们,带她去看看还没有去过的地方,基本还是历史、文化创意或民俗的旅游点。

  2006年我们去了台湾两个月,回北京后俊萍告诉朋友们,我们没去过阿里山和日月潭;大家都难以置信!台湾的自然景观真的没有太吸引人的地方。俗话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我的老家就在洞庭湖畔啊;我们跑去台湾看阿里山和日月潭干嘛? 我们除了去过以上的大学(尤其是东海大学是陈其宽建筑大师设计的;大家都以为是贝聿铭设计的;不对! 他只合作设计了一个著名的基督教堂外,我们去过的地方都是以人文和艺术为主的景点:故宫(当然啦!)。台中美术馆(日据30年时代就建立了雏形;但是不是现在这个地址;1980年新建的才是现在这个馆的所在地。占地9630坪 = 31,815平方米;但如包括雕塑公园,占地就是:102,000平方米。很巧!去年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会;UNISCO的占地面积也是三万平方米)和【热带雨林馆】(台中市政府的官员名片都以此馆图像为LOGO)、台南赤坎楼、高雄高工馆和淡水老街。最好吃的餐馆是台南的夜市和台北吉林路的【好记】餐厅,尤其是烤乌鱼子!!! 台湾的人文环境和一般市民的饮食文化是值得一去之处。这次我们五天都只在台北,就在建筑师公会座谈一次,还有大学一百八十多人的学术交流讲座。另外两处,因时间太紧张,就合并到文化大学的(对社会开放的)活动里。

    首先,我在这个文件(光盘中)有一个【2006年拍摄台湾精选】的照片。 其中最值得提出的,就是陈其宽大师在1963年规划设计的【东海大学】(在台中市)。陈其宽建筑大师三十多年来,他的国画油画和抽象画都很杰出; 美术史学家吴讷孙(西南联大毕业;1949年耶鲁大学美术史硕士)在陈的画册序言中,赞誉陈其宽为“三百年来第一人”。据说陈2007年去世后,留下的油画都在二\三十万美元一幅。2008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过【陈其宽80回顾展】。 他所设计的东海大学,是用一个在缓山坡上的MALL 式中轴空地和绿地;左右两排大榕树。然后是两层楼高的大三合院四合院(入口对着MALL),总体布局了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和校长办公室。 基本一个大四合院就在角落,整个院落的硕大空间,只种一棵大树!像国画的山水画一样,留出廣阔的空间,给人呼吸和自由想象。灰瓦坡屋顶和就地(可以培制咸鸭蛋的红土)淘选出来的(有大柚子大小的石头做基础墙。用台湾鄉土的红砖做墙。我个人认为,就文化内涵和校园的“静”和“净”,是我到过的近四十个国家中最能达到禅宗的境界的大学校园。

    由此,我联想到1999年,国家第二会计学院(成立于2002年1月,学院是中国第一家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的大学)的一段回忆。这个会计学院是在厦门。因为厦门的总体规划是我在1985年,受到中央引进智力领导小组(组长是姚依林副总理;已故)和厦门市的委托,以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为平台,我指挥和协调六个国家的十一位中外专家,五个月完成了153平方公里的总体规划。当时的总规划师是美籍華人国际规划大师白瑾先生(这次去台北,我们去看望了先生)。因厦门的这段业绩,财政部长项懷诚先生对我说:“培根,我很想请你来设计这个学院,但是我们认识快二十年了。就算你们参加了设计竞赛,得到第一;别人还是会联想。为了避嫌,你来帮财政部担任这个项目的顾问好了…… ” 。我请问在十八大反腐之前,有几位这样廉洁的部长???!!! 后来我请示朱总理对这个国家会计学院的规划设计,有何指导思想或理念,他说:“校园要像修道院一样寧静;才能修心养性!将来少作一点假账”。这是一种何等大智慧指导思想啊!据说朱总理对浦东长江商学院的建筑,也提出过这样的指导思想。反过来看看大陆的各大名校,都像一个个大卖镀金文凭的学店。教授的平均基本工资,相当于一个军人的中校甚至是少校的待遇。只有清華六分之一的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 钱学森先生的母校),已经有三十一人次得到过诺贝尔奖。中国如果再不改革,还是官本位和军本位地、不公平地和国际不并轨地对待知识份子。再三十年,各大名校也不会有人得到诺贝尔奖!

    上面说到东海大学的禅宗的或修道院似的寧静境界;但是,当你到了史丹福大学,真正像修道院的建筑群中时,又觉得会闷死人! 那是因为史丹福大学做到了修道院的建筑形式,而没有东海大学的深入到骨髓中的真正禅宗的寧静的精神和神韵!东海大学在1965年就创办了,是基督教的大学.但是校董会聘用了曾国藩的孫子曾约農先生(牛津博士)。曾校长提出的要求,就是他要用《朱子治家格言》来治校。也就是:“黎明即起, 扫灑庭厨…….”。 基督教的大学,但是用儒家的理念来治校! 因此,东海大学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学生都是勤工俭学, 只有极少数的工人。食堂中,除了厨师外都是学生自己是工人。 可惜这个传统没有完整地被执行下来。

  东海大学的建筑系馆不在这个MALL的两侧,它和北京的清華大学,加州BERKLEY大学还有西雅图的華盛顿大学(新建筑馆),共同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建筑馆】是全校最不协调和难看的建筑。 哈哈! 我在文化大学刚毕业后,服完一年预备军官兵役时(因为是国军的“红五类”,所以在海军总部当了一年少尉工程官) 出国前,在东海大学建筑系当过一学期的助教。系主任漢宝德教授(哈佛博士)向校董会申请,没有批准,他没告诉我;因为有几位反对的校友教师,说“文化大学才办学四年,他们的毕业生跟我们(东海)不能比。为何不用我们自己的优秀得多的系友?” 我后来才知道漢教授没有让我马上走人,是漢教授自己支付我的工资。

   这次去台湾,有几次很有意义的懷旧的聚会:

    (1)文化大学的校友郭仁贵在我们3月9号到达后(小我十岁的郭明晓董事长親自开车到机场接我们;他是位海空货运的钜子之一) 在没有到郭仁贵的接風宴之前,我们顺道去了郭明晓的500平米的家。他家里放满了他二十多年的文物收藏。像一个小博物馆。在台北丽晶酒店,台菜接風小宴。来宾有周其新(后面有介绍)等六位。郭仁贵是【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会长郭俊次的弟弟。

    郭俊次先生曾任(李登辉时代的)与立法院秘书长。1986年通过先父鸿文将军的斡旋(早已过了十五年的保密期),他们郭家七位曾通过新加坡(没有出入境纪录)来到北京钓鱼台,代表李登辉来商谈和平统一的各种可能的意向。详情以后会写入历史。

    (2)3月10号一大早,先去看望我的義姐李辉(在家里叫玲姐),她今年也八十岁了.她是师范大学的硕士,后来在师大担任教授和
行政职务二十多年。她的先生-周敢-我的義姐夫是国军海军机械学院毕业后,在交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在美国西北大学(芝加哥)获得博士学位。曾 以海军中将的军阶担任台湾中山科学院院长,2006年我也曾去看望过他们。在那之前,周将军退役后五年内,我没和他们联系过,免得引起注意和误会。

    见完他们,就去看望了我的先生八十岁的白瑾大师(前面有对他的部份简介。白先生曾任美国最著名的建筑师事务所 SOM(即设
计上海金茂大厦的事务所),担任总规划师,主持过華盛顿五万人口(在美国可是一个不少的人口数)的城市更新的等获奖项目 。

    由白先生家回来,我从小一起成长的六十多年的老友,与我们就在【文教会馆】吃自助餐,之后刘兴漢将军(他在国军部队,因与上级同名同姓;所以被命令改名)親自驾车(在车上好侃大山)去桃园龟山鄉去看望一位我们俩同年的小学同班同学-吴曼丽。此地叫-【长庚养生文化村】,是长庚医院集团建设的养老基地。他们非常有愛心地和非常细心地规划和设计了一流的养老基地!请看照片。

    (3)与我从小一起成长的六十多年的老友夫妇们聚会:刘兴漢-与我同年,少将退役;在大学兼课。他弟弟刘兴邦- 比我小三岁,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曾任台北市女篮教练。他们兄弟俩的父親是刘味书将军(已故)黄埔一期。秦晓隆-比我小五岁,是新竹科技园區内一家电子公司的总裁。刘衛中-少将退役,他的父親是国军已故的陆军总司令刘安棋。我们到吉林路的【好记台菜馆】 聚餐(最古老和地道的台菜),之后又去了一家茶/咖啡馆侃大山到23点。

    (4)我们文化大学建筑系的同班同学在【好记】聚会一次-参加的同学有-林增吉:我们在新竹中学校友;又是文化大学的校友。他是大地建筑集团在台湾的副董事长和总工程师,他是结构大师。曾任台北市【土木工程师公会】的两任理事长,59岁到61岁居然还有毅力到同济大学再拿一个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台湾海峡的海底隧道的设计方案】。六年前,我和俊萍看到他写的近两寸厚的《论文》时,钦佩和感动得要哭!许俊美-是台湾【建筑师公会】的理事长;陈银河-是此会的前任理事长;他曾是和我们上山找美国兵(我们看不顺眼-他们搂着我们大学的美丽女生大摇大摆)单挑的七个会武术的同学之一。他曾是代表:【台联党】的立法委员。还有另外七位同学和一位女生班长于淑婷。

   (5)3月10日我们再访故宫博物院,请见照片。建议大家再去故宫院时,买些鼠标垫带回来送人。上面精美的印制图画为郎世寧等画家画的花鸟图。只要台币150元到250元一个。如果你要送20个北京的朋友茶叶,那你就需要两个大箱子来装。但是如果你买这种20个鼠标垫,叠落在一起才十几公分厚;又很轻。

    (6)3月11日到12日:

    A)去看望了(李登辉任内)的前法务部长廖正豪教授。他曾经因为极大力度地打黑和打大老虎,得到民意测验的97% 的支持度。这是蓝绿两党空前;也极大可能是绝后的记录。廖教授现任【向阳公益基金会】的董事长。在台湾的大学和北大法学院江课。

    B)【台湾不动產协会】的理事长黄南渊3月12日,在【喜来登】酒店,共用港式点心。黄先生曾任【营建署】(部分职能有点像大陆的住建部)。他是台湾建筑界的大佬!在建筑的使用和艺术的评估机制上,有很多的著作;也有很大的成就。

    C)13号上午,周其新老兄和他的儿子周昌平,开着最新型的奔驰休旅车带我们去吃上海早点,结果这家【高记】老店,要十点才开门, 其新兄是他们的老老顾客,所以为我们提早开门 40分钟;吃到了上海煎包。上午我们去参观台北探索馆(就在市政府的四楼;后面再单独简介)。中午其新兄在世贸大楼33层宴请,他是国民党台北市大安區的主任委员(相当于大陆的區委书记;但是只管党务;不像大陆的书记党和政一把抓;权力巨大);现在是荣誉主任。大安區是全台湾外省籍的居民和最富裕的居民區,也是无论任何选举,全台湾蓝票的比率最多的选區。他还兼任了台北市(有具体事务要管)的顾问。参加午宴的有著名的近代史评论家武之璋;他曾经在中央4台的节目【天涯共此时】和鳳凰衛视演讲,收视率都达到了【9】;客人还有【营建署】前总建筑师叶宏安;郭明晓夫妇;李庆安-泛太平洋集团的CEO、孔孟协会的副理事长和周昌平-年轻汽车专家;长得像电影明星;呵呵!

    (8)3月11日还去看望了一位VIP人物,他六年前曾经是台湾最重要的政坛人物之一,现在已经辞去政界的职务。因为没有事先徵求他是否同意引用我们的谈话;所以我就将他的大名匿名了,称他为MMM先生为好;与他们的合影也没放在这个文档里。我们还拜访了他们的机构的秘书长NNN先生。这位MMM先生认为【礼运大同篇】中写道的“选贤与能”, 并没有说要用选票来选出贤与能来.台湾选举了五十多年来,选出来的是否为贤与能,值得思考。我提出大陆的鄉以下选举刚刚起步,嚴重贿选等弊病太多,选出来的都是绝对的土豪劣绅。而且村民星期天都到基督教堂,去打一两个小时的瞌睡,然后出来领钱。村支书记召集党员会议也要给钱。孟子说“上下交争利而过危亡矣!”。 MMM先生说他也知道这种事,这是很危险的!希望大陆能想出办法来改革这些事物。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是我们这次访台的最为感慨和受教育的参访。3月12日孫中山先生的诞辰日和植树节; 我的哥们郭明晓夫妇带我们还有谢啓大女士(前立法委员和新党主席)到宜兰的五结鄉和近冬山与太平洋入海口之处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参观访问。这
个艺术中心从1996年兴建-2003年竣工;历时七年。占地24公顷(X15 = 460亩)。包括:国光剧团、台湾豫剧团、台湾国乐团和台湾音乐馆。还有表演厅+展示馆- 工艺坊等。

  核心建筑为传统艺术中心园區(包括展览大厅)、台湾戏剧艺术中心还有一条宜兰的老街,修旧似旧地维修后,成为一条步行老街。

    这里的建筑设计是通过公开招标竞赛,总体规划-是由【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发展基金会】(刘可强教授主持)一期核心建筑得到第一名的【竹间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设计,主持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建筑师是:简学义 + 唐寧)。

   建筑材料都是很民俗的,朴素、粗曠和大氣的材料:清水混凝土、哑光的土红砖、哑光无色的油漆的粗面木材和深灰色的坡屋顶的瓦。还有一条将要入海的『近冬山河』。简学义没有出过国。他的朴素的原生态的艺术智慧,做成了这一片领头的一期建筑群。太美了!各位自己看照片吧! 有一处雨水入地的地方,有70公分见方的铁格子地漏。建筑师在上面撒了一些小鹅卵石;这就是细心的地方。将大铁格子艺术柔化了!前期规划和二期以后的建筑设计人在后面有一个列表。

【掌上明珠生态餐厅 + 禅院 + 美术展览馆】是我们去传统艺术中心之前,吃午餐的地方,也是好的不得了和美得不得了!还是各位自己看照片吧!

    3月12日植树节;19:00到22:00 我在文化大学的台北市區的校园进行讲座: 题目是:【生态文明与大陆城镇化的矛盾与和谐的辩证】

    3月13日上午我们去参观台北探索馆;就在台北市政府的四楼;请大家注意看照片, 台北市政府的三个大门,没有一个门有“门卫”或“传达室”。市民直接可以去找各个部门,甚至是市长本人。台中市政府也是一样(在2006年的照片文件夹)在台北市政府的大厅里,大家会看到一个黑色花岗石上,刻着描金字的:【礼运大同篇】。这是西漢【礼记】中的一篇。它是世界第一篇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献。

    下午,其新兄带我们去参观【台北市松山文化创意园】,是一个日剧时期的卷烟廠【注意:台湾写“烟”是“菸”】,还有【玻璃工坊】改造的文化创意园。 直到1990年这个“菸”廠年產值还有22亿台币。结果还是下决心改造了。 然而,“从文化上得到的综合社会效益可能会超过好几百亿!”, 创意园的一位高级职员如是说。

    有件重要的事; 我在2006年曾经些建议给台北市政府,建议用汉语拼音(其实就是註音符号用拉丁字母写出来)来写路名护照等。原来的英文拼写,是最早于中国接触的传教士,根据梅州的客家语拼写出来的拉丁字母。没想到这次看到已经改了六年了!他们可能回了信,寄到我留下的通信地址(清華大学)但我没收到???

    3月15日 谢谢郭仁贵兄弟派出统一集团的车送我们到桃园机场。

   总而言之,台湾的中華文化和地方性的文化,还在令人敬佩和赞赏地良性地结合着向前发展,综合成果已经达到很自然的,国际公认的一流的水平之一。民主的进程也和文化一样,越趋健康和良性地发展。希望大陆能够多多赞赏台湾人民的善良和与人为善的普遍素质。心中力求像东海大学的老校园一样地寧静;向传统艺术中心和松山文化园一样,好好地学习和吸收传统文化和艺术,再努力创新。参考他们市政府机关,如何敞开门来真正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自筑城堡高高在上;视人民如虎狼远离人民群众。

    阿弥陀佛! 功德无量!

 

 

 

 

发件人:PKAP<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收件人:Chichang <chichangwuu@gmail.com>+Peter <peterchow@gmail.com>+Daniel <daniel.chou@gpjevent.com>+Zhong Dajun<zdjun2011@163.com>时 间:2014年04月06日 21:52 (星期日)附 件:1个(武之璋的四本著作的简介.docx ) 查看附件

台湾著名近代史学者武之璋的四本著作

清華大学 彭培根院士

    前言: 2014年3月12日在台北,本人有一场两百多聽众的大型讲座《生态文明与大陆城镇化的矛盾与和谐的辩证》,我的朋友武之璋来捧场,带来他的四本热门的书。他写的书的根据都是国民政府的最原始的最基层的档案。我觉得非常地有历史的真凭实据和独到的观点。我邀请他到北京来交流;他3月18日到3月22日,这五天中武先生与我校统战部和图书馆进行了会谈交流。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 台湾研究所也进行了交流。以上三个单位,他都赠送了一套四本的著作。他的文章被刊登在大陆的雜誌《炎黄春秋》上。他也与该雜誌的资深同仁会面和交流。武先生曾在鳳凰衛视和CCTV4(天涯共此时节目中)演讲各一小时。讲题是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千秋功过;收视率高达“9”!以下是武先生自己对他的四本著作纲要的简介:

    清華大学 彭培根院士 2014年4月4日

懸崖勒馬

    馬英九先生在總統大選中獲得㭍百多萬票,獲得壓倒性的勝利。馬勝選後,泛藍支持者指望馬英九能夠撥亂反正。清除陳水扁時代留下來的惡政和歪曲的歷史。趕走政府中陳水扁留下的台獨的徒子徒孫。更重要的是糾正民進黨台獨、成立的臨時性質的:“教育改革委員會” 去中國化的邪說。但是萬萬沒想到,馬上臺後宣佈要做「全民總統」,要顧慮到「不選我㭍百多萬人的感受」。政策向綠頃斜,配合綠營繼續搞去中國化、歌頌日本建設,任用大批綠營官員。藍營從此視馬為叛徒。
作者從思想脈絡追究馬的作為,發覺馬內心深入早已認同民進黨的部份論述。但是綠營的論述,非但在邏輯上不能成立。且多系並不存在的「偽議題」。其論述只是騙選票用的。

    馬之所以相信民進黨政之論述,原因是馬英九不暸解民進黨,不瞭解台灣社會,甚至不暸解國民黨。於是作者出版「懸崖勒馬」乙書。除了批評馬施政的缺失以外,並且深入剖析台灣社會及國、民兩黨的特性。點出馬對國、民兩黨及台灣社會誤判的部份。希望糾正馬思想上的謬誤。 作者對馬英九及台灣政治、社會之觀察細膩、深入。頗有參考價值。

二二八真像大揭密

    很多人都會說二二八是台灣人的心中的隱痛。連教科書都說二二八是官逼民反。國民黨殺了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國民黨為此背負了原罪。除了政府賠償所謂「受難家屬」。各地蓋紀念館。馬英九年年含淚向受難家屬道歉、致哀。

    但是二二八真相根本不是如此。

    作者花了十餘年時間,翻遍所有相關擋案、報紙、當事人回憶錄。嚇然發現真相並非如此。

    真相是皇民份子,煽動自以為是日本人的台藉日本兵、流氓。滿街打、殺外省人。各地縣、市長不是被俘就是逃亡。台藉警員不是參加暴動,就是逃走。整個台灣都已淪陷。國府不得已出兵平亂。十餘天後台灣恢復秩序。民間發起勞軍活動。張燈結彩,大擺酒宴。二二八死亡六百多人,失蹤壹佰多人。合計八百多人。每人領到六百萬台幣。受傷者,甚至被警方做過筆錄者皆可領到賠償,二二八可謂人人有獎。

    二二八的歷史傷痕是假的。敎科書的說法也是揑造的。二二八是民進黨騙選票的偽議題。

原來李敖騙了你!

    作者曾經是李敖的崇拜者。年輕時看過不少李敖的書。後來發覺李敖言行不一。文章矛盾之處很多。開始懷疑李敖的人格跟學格。經作者多年研究,嚇然發覺李敖是台灣亂源。原因如下:

    一.李敖主張全盤覀化,認為中國文化腐朽不堪,毫無價值。替台獨去中國化舖了道路。

    二。李敖用曲筆,甚至僞造文書的方式醜化孫中山,醜化兩蔣,醜化國民黨,甚至羞辱國軍、歪曲抗戰歷史。替台獨「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國民黨執政沒有正當性」的理論打下了基礎。

    三用行動、用金錢幚助台獨。如協助彭明敏逃亡、資助台獨雜誌等。民進黨的台獨理論以及攻擊國民黨的史料皆來自李敖。

    李敖自稱統派,又為何資助台獨。作者發覺李敖父親在抗戰期間曾做過漢奸。李敖自幼有弒父情結。後又因個人恩怨弒父對象投射到蔣介石身上。故其言行矛盾,思想混亂。作者引用大量史料,以外科手術的方法,解剖、觀察、化驗。深入李敖的內心世界。揭穿李敖的真面目,並且希望台灣人不要再被李敖欺騙。

中庸研究

    中庸是西漢偽書,並非傳說中曾子傳給子思。考據者多認為中庸成書於西漢,而且可能是集體創作,此說已成定論。

    中庸內容駁雜,間有儒家、道家思想。中庸原系禮記中的一部份。地位不甚突出。宋儒強調中庸,並經理學家擴張解釋。到明朝中庸成為理學之根源。

    其實孔子在論語提到中庸只有兩次,其一是,「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而民鮮能久矣!」。其二是,「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這兩句話的真意已不可解。

    作者從邏輯、文法、語意學的角度,比較中庸與孔孟儒之不同。認為中庸非正統儒家思想。並且提出亞理斯多德邏輯學有「排中律」。駁斥坊間認為亞理斯多德也主張中庸之說。

    作者並從中國人民族性的角度批判中庸對中國人民族性之影響。其研究方法殊為科學。

 

 

 

 



发件人:x8b8x8<x8b8x8@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北京 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3月07日 16:17 (星期五)

十日谈:闲看猴戏

卢映西

2013-11-30

    “深化改革”的高调响彻空中楼阁之际,网文《一个老改革者的肺腑之言》像幽灵一样在虚拟空间播种真知。文章作者是李昌平先生,一位接地气的思想家。在人们以为改革已经失去共识的时候,李文标志着关于改革的新共识正在形成:改革已经背离初衷,改革需要反思!新共识的地火PK深化改革的高调,谁主沉浮?

  2013-12-06

  人创造了神仙,然后倒头便拜,于是有了宗教。创造了商品、货币,然后倒头便拜,马克思称之为拜物教。市场也是人类的独创,亚当·斯密就说过“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一只狗与另一只狗公平审慎地交换过一块骨头。”今天看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说要“更加敬畏市场”,才知道拜市场教在中国已经很有市场了。

  2013-12-08

  媒体终于发现,在北京一派繁华的表象之下,居然还有人为贫困所迫,蜗居在距地3米之下的井底。《人民日报》微博发出悲天悯人的评论,末了也只能重复一个千年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当然,历史实际上并没停滞,毕竟我们已经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旧社会发展到“地上有‘鬼城’,地下有‘穷鬼’”的新时代,民族复兴之日据说已经不远了。

  然而不管怎样忽悠,古老的荒诞依旧万变不离其宗。科学技术已经发达到把人送上月球又接回来了,但却不能让每个人在地球上找到一个基本的安身立命之所,甚至不能让人类免于饥饿。这种“上天入地”式的荒诞,究竟还要持续多久?

  附《人民日报》微博:北京有人蜗居井下,让多少人牵肠挂肚,难道地上的高楼大厦,注定不能给他们哪怕一个立足之地?井盖底下,忍辱的是生存;污水沟旁,蜷缩的是尊严!如今,井盖被封、天气渐冷,那些“井底人”不知去向,他们能找到安身之所吗?井底蜗居是个呼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2013-12-29

在12月10日的曼德拉追思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眉开眼笑地与丹麦女首相赫勒·托宁·施密特举着手机玩“自拍”,这一不成体统的举动引起舆论大哗。第一夫人米歇尔在现场隐忍不发,在返程的专机上仍隐忍不发,直到回白宫关上房门才雷霆爆发。据说这对“第一夫妻”现已正式分居。让一个还未长大的男孩当总统,难道能彰显美式民主的优越性?

  2014-01-20

  中国连续几年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持有美债已超1.3万亿美元。一个发展中国家,自身很多民生问题尚无钱解决,却有大笔钱借给世界最强国,在任何稍有常识的人看来都是非常荒唐的事情。但叶檀女士却认为此事没什么可指责的,因为它符合经济规律!我仿佛看见服饰专家正在论证那位光身子的皇帝其实穿着衣服,而且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

  2014-01-21

  邓小平说过制度不好使好人也无法做好事,这是至理名言。但他没想到的是,市场经济正是这种不好的制度。比如说,节俭是好事吧?然而从中国古代的管子到西方现代大经济学家凯恩斯,都发现节俭不利于经济繁荣。又如,反腐是好事吧?我们看到目前中国的反腐力度前所未有,餐饮业的发展却跌至近年最低点(“庆丰包子”除外),而且公款消费减少及广大公务员消费能力下降,已冲击到各行各业。所以要想做好事,先得改造市场经济。

  2014-02-12

  什么叫吃力不讨好?看看最近东莞的高调扫黄就知道了。6525名警力的真枪实弹和央视国家队的“长枪短炮”震撼出动,只换来网络上一片倒彩声。卖淫嫖娼是市场经济的痼疾,全世界都找不到治理良方,难道中国真出了高人?如果没本事反思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还是继续吃包子吧,那才是既吃香又讨好的治国之道。

  2014-03-04

昆明“3·1”暴恐事件死29人伤143人,让人想起2009年乌鲁木齐的“7·5”事件,那次死197人伤约1700人。古老的“冷兵器”一再造成大伤亡,而且至今不见维族上层人士公开对暴行表示谴责,说明中国面临的挑战可能比美国的“9·11”更为棘手。30多年的改革,看来真是把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2014-03-06

在官方审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富强”排第一。致富的途径,邓小平的说法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谁知先富的人摇身一变成了人民代表,直接先富代后富了。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最富有的“两会”亿万富翁代表、委员在最近8年中平均财富增长了3倍以上。代表富得快,人民真呀真高兴。

  2014-03-07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好词放在美国,或者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会被视为正面价值,而且他们做的未必比咱们差。然而,咱庙堂上的秀才们大笔一挥,就把这些“普世价值”统统收归“国有”,叫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好东西都姓了“社”,让姓“资”的怎么活?

把普世的说成是自家的,看起来霸气,实则委琐。人家就敢把自家的私货硬说成是普世价值,咱敢吗?当然,说句实在话,咱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私货。但再不济也不能指鹿为马自欺欺人啊!把老百姓当猴耍,最终必会发现,老百姓还是老百姓,他们才是看猴戏的。

 

 

 

 

 


发件人:zqw5000<zqw5000@163.com>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3月02日 15:34 (星期日)附 件:16个(120年前日本大胜甲午舆论战.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民主化幻影与乌克兰泥潭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张树华

2014-02-26 环球时报

  在俄语中,乌克兰一词的意思为“在边缘”、“边沿地带”。长期以来,乌克兰人曾为此忿忿不平。1990年前后,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政治民主化改革陷入困境,统一的苏联国家岌岌可危。正是乌克兰率先打出“独立”、“主权”的旗号。1990年前后,原苏共乌克兰共和国克拉夫丘克“第一书记同志”,摇身一变,成了乌克兰共和国“总统先生”。他企图让乌克兰摆脱苏联束缚,投入西方阵营,挤进民主、文明、富强的“欧洲大家庭”。

  然而20多年过去了,事与愿违。乌克兰这个以“欧洲粮仓”著称,在苏联以工程师比例最多,制造业和工程技术最发达的国度,几乎沦落到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发展程度“垫底”的境地。仅从1992年到1999年间,乌克兰国民生产总值下降75%,约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生活远不如苏联时期。

  10年之后,乌克兰又爆发了一次“橙色革命”。国际上一些政治势力欢呼雀跃、欣喜若狂,以为这是继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民主化的“第四波”。然而,没过多久,“颜色革命”狂热之后,一切又现回了原形:“变了色国家”的老百姓从“失望到激动,从激动到希望,从希望到等待,从等待到忍耐,从忍耐再到失望”反反复复。被折腾和被忽悠后,老百姓得出了一个心酸的结论——颜色革命并不能创造民主和幸福的神话;西方国家输出的并非“真民主”,也并未把他们当做“真朋友”;西方输出的是混乱和无序,追求的是地缘政治私利;乌克兰不过是大国棋盘上的棋子,老百姓只不过是政客争权夺利的垫脚石。

  实际上,乌克兰与其说是“民主化”,不如说是政治商业化、市场化、帮派化、地区化;与其说是民主政治,不如说是对抗政治、帮派争斗、清算政治和复仇文化。民主只是争夺利益的手段,议会成为争夺的场所。而掌权的人,这几年是“钢铁大王”,随后又是“天然气公主”,如此反复。在此,劣质民主、民主陷阱等概括再准确不过了。2005年,甚至连克拉夫丘克本人也万分悔恨地表示:“如果在1991年,我要是知道祖国会沦落到如此状况,我宁愿斩断自己的双手,也不会签署《别洛韦日协定》!”

  又一个10年过去了,“民主样板”变成“民主鸡肋”:民主变质,社会倒退,道路迷失。总统、总理变化如走马灯一般,贪腐盛行,政治清算不断,国家秩序混乱不堪。

  回想20多年来,苏联东欧的政治变化令人深思。不少苏联东欧地区的民族分裂势力或共产党内部的异己分子摇身一变,由“第一书记”变成“民选总统”。而一旦夺取了国家大权,这些“自由民主”斗土们旋即又成了独裁者,武力驱散议会,欺世盗名,贪污腐败,足令西方支持者尴尬。民主已被手段化、庸俗化,成了政治斗争的口号和手段。一些政治势力给自己贴上“民主”标签后,便像找到了政治避难所和保护色,从此有了免受批评,并可肆意指责别人的权利。

  20多年来,乌克兰等国在发展道路上陷入迷失,彻底陷入了泥潭,不能自拔。左右摇摆,东拉西扯,或东或西。近三个月以来的时态虽波澜起伏,但不足为奇,可以说是政治逻辑的必然,乌克兰在迷惘中又回到了10年前、20年前的原点。放眼未来,如果乌克兰各方力量不能尽早在国家建设和发展道路这些根本性问题上达成共识,而是继续陷入党派纷争、民族和区域矛盾等泥潭中,继续在财阀、党派利益中周旋,那么乌克兰将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大国政治“夹缝”的束缚,无法逃脱“周期性”政治动荡的怪圈,也无法摆脱边缘化生存的泥潭。

 

 

 

 

发件人:HGS <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4年03月21日 08:49 (星期五)附 件:1个(乌克兰事件 3-21.rar ) 查看附件

就克里米亚独立并加入俄罗斯演讲

俄国总统 普京

观察者网 独家全文翻译

2014-03-19

    当地时间3月18日,俄总统普京、克里米亚议会议长康斯坦丁诺夫、克里米亚总理阿克肖诺夫和塞瓦斯托波尔市议会主席恰雷,共同签署有关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条约。签字仪式结束,俄罗斯国歌奏响在克里姆林宫。

    在签字的前一刻,当天下午3时(北京时间18日晚7时),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向议会上下两院发表电视演讲,就克里米亚问题阐述俄方立场。现场听众包括俄国家杜马议员、联邦委员会成员、俄联邦各地区负责人和公民社会代表,以及前来商讨入俄事宜的克里米亚领导人。普京发表了极具爱国激情的演讲,不时为与会者全体起立欢呼、鼓掌喝彩和泪水所打断。

    签字仪式前,普京请求俄议会批准有关克里米亚加入俄联邦的条约,并表示相信此事会获得议会支持。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自3月18日起俄罗斯的法律及其它法规在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正式实施。

    3月1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领导人签署入俄协议。以下为留俄青年学者高原、糜绪洋为观察者网独家翻译普京演讲全文:


中午好,尊敬的联邦委员会成员们,杜马议员们:

中午好,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代表们:

    是的,他们在这里,和我们的俄罗斯公民们在一起。(掌声)

    尊敬的朋友们,我们今天聚在这里,为的是解决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一个对我们来说有历史意义的问题。3月16日,在克里米亚举行了全民公决,此次公决完全符合民主程序和国际法规则。

    参与公决的有82%的居民,其中超过96%的选民支持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这个数字非常具有说服力。

    要想知道为什么要进行公决,只需要了解一下克里米亚的历史,要知道从过去到现在,克里米亚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又意味着什么。

    克里米亚渗透着我们共同的历史与骄傲。这里坐落着古老的古希腊城市克森尼索,正是在这里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了洗礼,使得俄罗斯成为一个东正教国家。它的这一精神遗产奠定了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共同文化、价值观与文明基础,注定使得我们三国的人民结合在一起。在克里米亚有俄罗斯士兵的墓地,凭借这些士兵的英勇作战,俄罗斯在1783年将克里米亚收入自己的领土。这里有塞瓦斯托波尔,传说之城,伟大的命运之城,堡垒之城,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故乡。在克里米亚有巴拉克拉瓦和刻赤,马拉霍夫古墓和萨布恩山。这里的每一个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是神圣的,是俄罗斯军队荣耀与勇气的象征。

    克里米亚是独一无二的多民族文化混合体。在这一点上,克里米亚与大俄罗斯非常相似,在几个世纪中,这里没有一个民族彻底消失。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与其他民族的代表在克里米亚的土地上生活、工作,都保持了自己的风格、传统、语言和信仰。

    顺便说一下,在克里米亚半岛今天的220万居民中,有近150万的俄罗斯人,35万以俄语为母语的乌克兰人,还有29-30万克里米亚鞑靼人,公投已经表明,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期望加入俄罗斯。

    是的,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克里米亚鞑靼人受到了非常残酷地对待,就像苏联的其他民族一样。我只说一点:当时受到镇压的有成百万的不同民族的人,当然其中也有俄罗斯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我认为,应当采取一切必要的政治与法律手段来恢复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权利与英名。

    我们将会满怀尊敬地对待居住在克里米亚的少数民族。这是他们共同的家园,他们的小小祖国。我知道克里米亚人会支持这一点:在克里米亚将有三个地位平等的官方语言——俄语、乌克兰语和克里米亚鞑靼语。(掌声)

    尊敬的同事们!

    在克里米亚人民的心里,在他们的记忆里,他们曾经是,也始终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份信念建立在真理与公平的基础上,它无可动摇、代代相传,在它面前,任何时间与环境变迁都是无力的。我们在二十世纪一起经受了许多动荡与变革,但这些变化也无力改变这份信念。

    (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将俄罗斯南部一大块划入乌克兰版图,上帝会论断此事——这是无视当地人口构成所做出的举动,今天,这块土地成为了乌克兰的东南部分。1954年,根据将克里米亚划入乌克兰的决定,塞瓦斯托波尔也同时被移交给乌克兰,尽管当时塞瓦斯托波尔还是从属于俄罗斯的。提出这一决定的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是什么推动了他做出这一决定?是为了在乌克兰赢得自己的声誉?还是为了自己30年代在乌克兰组织大规模镇压的举动赎罪?这一点让历史学家来研究吧。

    对我们来还有一点很重要:这个决定(把克里米亚交给乌克兰)明显有违宪法,即使在当时也是如此,这是私相授受。自然,在极权国家里,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居民无处申辩,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既成事实了当时在百姓中也产生了疑问:克里米亚怎么突然归乌克兰了?当然,当时从宏观视角来看,这个决定也只是表面文章,要知道这都发生在一个巨大的国家之内。只是当时完全不能想象,乌克兰和俄罗斯会有一天成为两个不同的国家。然而,这件事还是发生了。

    令人惋惜啊!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成为了现实。苏联解体了。这件事发生得如此之突然,很少有人明白这过程与结果是多么戏剧性。许多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其他共和国的人民期待新的联合,期待独联体会成为新形式的国家共同体,毕竟独联体承诺使用统一货币、统一的经济空间和共同的武装力量。可是这一切都只是(空头)承诺罢了,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新的庞大联盟。这样,克里米亚就突然就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国土了,俄罗斯这才意识到,克里米亚不仅仅是被偷走了,而且是被抢走了。

    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俄罗斯自己促成了苏联的解体,却丢下了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的基地——塞瓦斯托波尔。成千上百万的俄罗斯人在一个国家上床睡觉,醒来时却已身在俄罗斯之外了。俄罗斯人一瞬间就在过去的共和国里成为了少数民族。俄罗斯民族成为了世界上最分裂的民族。

    今天,许多年过去了,我听说,在1991年时,克里米亚人像一袋土豆一样被踢来踢去。对这个说法,我认为很难有更贴切的比喻。作为国家的俄罗斯是什么?是那时的俄国吗?俄罗斯低下了头逆来顺受,将委屈吞了下去。我们国家当时处在一个沉重的状态,完全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们却不能忍受如此明目张胆的历史不公正。这些年,许多俄罗斯公民和社会活动家不止一次地提出了这个议题,他们说,克里米亚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而塞瓦斯托波尔是俄罗斯的城市。

    是的,这些我们都明白,我们的心和灵魂都感受到了。我国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俄乌人民的手足之情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关系,毫不夸张。(掌声)

    不过,今天我们要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想和你们分享21世纪初的那些谈判的细节。当时的乌克兰总统库奇马请我加快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划界进程。直到现在,这一进程基本没有推进。俄罗斯模糊地承认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一部分,但是这一谈判根本没有进行。了解了这一进程的停滞后,我下令启动划界的工作,我们实际上从法律角度已经承认了克里米亚是乌克兰领土,同时也最终终止了这一问题的讨论。

    我们不仅在克里米亚问题上迎合了乌克兰,在亚速海和刻赤海峡的划界上也是。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对我们是最重要的,它不能因为领土问题而陷入僵局。我们当然期望乌克兰会是我们的好邻居,希望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使用俄语的人能生活在和睦、民主、文明的国家之中,期望他们的合法利益可以在符合国际法的基础上得到保障。

    但是局势开始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一次又一次,俄罗斯历史遗迹被毁坏,甚至俄语也不时地遭受被强迫同化的厄运。当然,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被这20年间连续不断的政治和国家危机所折磨。

    我理解乌克兰人民想要变革的诉求。多年来当权者带来的所谓“独立”已经让人们厌烦了。总统换了,总理换了,议员换了,但对国家和人民的态度还是没有变。他们“榨干”了乌克兰,为了权力和金钱而互相内斗。当权者不关心人民的生活,不关心乌克兰人为什么要为了生计而背井离乡。我要强调,这些乌克兰人不是为了发展而移居到什么硅谷之类的地方,而是为了生计而外出打零工。去年仅在俄罗斯就有300万乌克兰人工作。有些数据表明,在俄乌克兰人的工资在2013年达到了200亿美元,这几乎是乌克兰GDP的12%。

    我再重申一次,我很理解那些喊着和平的口号,上独立广场示威,抗议腐败、执政无能和贫困的人。人们有权和平抗议,也可以通过民主程序或选举来更替自己不满的政权。可是,在乌克兰近期事件的背后站着另外一些人,他们有着不同的目标:他们筹备又一次政变,他们计划夺取政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伴随这一进程而来的是恐怖、杀戮和种族迫害。政变的主要执行者是民族主义者、新纳粹分子、恐俄者和反犹分子。

    这个所谓“政权”,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提出声名狼藉的法令修改语言政策,这直接钳制了少数民族的权利。这些“政治家”们在西方的赞助人和保护人马上出面,让议题的发起人收手。公允地说,这些背后的大佬还算是聪明人,他们明白这种建设“纯净”乌克兰族国家的举动会导致什么。于是法案被搁置了,搁置到一旁,不过显然还是留作备胎的。关于这条议案存在的事实,西方媒体倒是一声不吭,估计是指望人们能快点忘记。但是所有人心里都很清楚,这些二战时希特勒的帮凶——斯捷潘·班杰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二战时纳粹支持的傀儡政客,波兰大屠杀的主犯之一——观察者网注)分子的继承人在将来会想要做什么。

    还有一个事实很清楚,到现在乌克兰也没有一个合法的政权,没人能与之进行谈判。很多国家机关被篡权者霸占着,这些人对乌克兰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放任不管,而他们自己——我想强调这一点——他们自己还处在极端分子的挟持之中。现在,甚至要求现任政府的官员出来见面,都要得到广场上那些斗士们的允许。这不是玩笑话,这是当下的现实。

    那些抵制政变的人很快受到镇压和惩罚的威胁,首当其冲的就是克里米亚。因此,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居民向俄罗斯求助,希望俄罗斯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和人身安全。他们希望俄罗斯不要对乌克兰已经发生的事情坐视不管。在基辅、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其他乌克兰城市,这些事仍然在上演。

    我们当然不能忽视这样的请求,我们不能让克里米亚的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否则就会成为一种背叛。

    首先我们要保卫人民和平自由地表达意愿的权利,让克里米亚人民自古以来头一回决定自己的命运。然而,我们从西欧和美国听到了什么样的回应?他们说,我们违反了国际法。我想说,首先,他们自己想起了还有国际法这么一个东西。这很好,应该为此而谢谢他们,晚知道总比不知道好。

    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违反了什么?是的,俄罗斯总统从上议院手中获得了向乌克兰动武的权力。但是严格来说,这权力到现在还没有被使用过。俄罗斯的武装力量没有进入克里米亚,当地的俄罗斯驻军完全符合此前的国际协议。是的,我们加强了当地的俄罗斯武装力量,但是——我要强调这一点,我要让所有人都听见——我们甚至都没有超过驻克里米亚俄军的人数上限,2万5千人,这只是以备不时之需。

    我们接着说独立公决的事情。

    宣布独立,安排全民公决,克里米亚议会的这些举动完全符合联合国有关民族自决的章程。顺带一提,乌克兰自己在脱离苏联的时候也走了同样的流程,经历了完全一样的步骤。乌克兰有这样的权利,而克里米亚人这样做却不被接受,什么道理?

    除此之外,克里米亚政府还有科索沃这一先例,这一先例是我们西方的伙伴自己造的,亲手制造的,和克里米亚现在的情况完全一样。他们承认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来是合法的,并向所有人证明,科索沃独立不需要得到任何中央政府的允许。联合国国际法庭根据联合国章程第一款第二条条例同意了科索沃独立,还在2010年7月22日说了如下这番话,我来逐字逐句地引用:“联合国安理会不会(对科索沃独立)采取措施,不会禁止单方面的独立声明。”还有:“普适的国际法不会包含禁止独立的禁令。”这些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我还能找到一个官方文件的引用,这次是美国2009年4月17日签署的备忘录,正与国际法庭审理科索沃事件有关。我再来引用一下:“独立宣言或许经常违反母国家的法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违反了国际法。”引用完毕。

    他们自己白纸黑字写的东西,推广到全世界,强迫所有人接受,现在倒义愤填膺起来了。凭什么?要知道克里米亚人的行动完全符合这些规定。为什么阿尔巴尼亚人(我们很尊敬他们)在科索沃能在这么做,为什么我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就不能做?为什么?

    同样也是美国和欧洲告诉我们,科索沃又是个特殊情况。那么在我们的同行们看来,科索沃的特殊性体现在哪里呢?哦,原来体现在冲突过程中有大量人员死伤。这算什么,司法证据吗?在国际法庭的仲裁中这根本不算个事儿。用双重标准都没法形容这种说法。这是惊人的、原始的、赤裸裸的恬不知耻。西方不能为自己的利益就把一切事情都那么粗暴地拼凑起来,同一件事情你今天说它是白的,明天说它是黑的。你们拿伤亡作为独立的理由,是不是西方国家希望任何矛盾都导致人员伤亡?然后才有资格获得解决?

    我直说吧:假如克里米亚自卫军没有及时控制局势,那里也会出现人员伤亡。老天帮忙,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在克里米亚没有发生一起武装冲突,也没有人员伤亡。听众们可以想一想,这是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要对抗人民和人民的意志是很困难的,或者干脆就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我想要感谢乌克兰的军人,他们为数不少,一共有2万2千全副武装的士兵。我想感谢你们没有用流血解决问题,没有用血沾污了自己。

    在这件事上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说什么俄罗斯是在干涉、侵略克里米亚。听起来怪怪的。你听说过历史上有过不放枪、不死人的军事干涉吗?

    尊敬的同事们!

    乌克兰局势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近几十年来发生在世界上的种种事件。自从两极体系不存在后,地球上的太平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遗憾的是,关键性国际机构的地位不仅没有得到巩固,反而在不断退化。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以美利坚合众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们并不喜欢国际法来,他们倾向于推行强权主义。

    他们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唯一的例外,他们坚信世界的命运要由他们来决定,坚信只有自己是永远正确的。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为所欲为:一会儿对这个、一会儿对那个主权国家动武,以“要么与美国站在一起,要么成为美国的敌人”(出自布什为纪念发动伊拉克战争一周年而发表的第二次讲话——观察者网注)为原则构建同盟。为了给自己的侵略加上合法性的幌子,他们从国际组织中挑选需要的决议,要是找不到,那就管它联合国(大会)还是安理会,一概忽略。

    在南斯拉夫他们就是这么干的,1999年,我们都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在20世纪末,在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上空,持续几周呼啸着导弹和炸弹,随后便是如假包换的军事干涉。喂,难道安理会通过的相关决议允许这么做吗?一点都没有!然后是阿富汗,接下来是伊拉克,在利比亚问题上,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也被公然撕毁,说好的是开辟禁飞区,结果公然开始轰炸了。

    还有一连串的“颜色革命”。我理解,这些国家的人民受够了暴政、贫困和没有前景的日子,但是他们的情感被人无耻地利用了。这些国家被强加了一些既不适应生活习惯、也不符合传统和民族文化的政治标准。最后带来的不是民主和自由,而是混乱、暴力和接二连三的政变。“阿拉伯之春”已经变成了“阿拉伯之冬”。

    类似的剧情也在乌克兰发生了。2004年,为了把需要的候选人送上总统宝座,硬是搞出了个法律框架外的什么第三轮选举。这种荒谬绝伦的事情纯粹就是在嘲笑宪法。而现在呢,干脆赤膊上阵,训练充分、装备精良的武装分子被拉出来解决问题。

    我们明白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明白,这些行为的目标是指向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指向欧亚的融合。尽管如此,俄罗斯还是真心希望能与西方的盟友展开对话。我们一直希望能就重要议题与西方国家展开合作,希望能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开放且诚实的。但我们没看到你们为此所做的任何努力。

    相反!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骗,别人在我们背后替我们做决定,留给我们的都是既成事实。这在北约东扩时发生过,在他们把军事设施放在我们边境边上时也发生过。西方一直向我们保证:“喏,这跟你们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说得好轻巧!

    美国反导系统也是这样推进的。尽管我们对此十分忧心,那些(装有反导系统)的卡车还是往前开。俄罗斯获得公平竞争与自由市场的许诺,然而在签证事宜的谈判上,西方却一拖再拖,还是这样。

    有人威胁要制裁我们!可就算不制裁,我们也已经生活在层层限制之下了,这些限制对我们的人民、经济与国家来说非常致命。比方说,从美苏冷战时开始,发达国家就拒绝向俄罗斯输入先进技术与设备,还列了一个所谓的禁运名单(巴黎统筹委员会——观察者网注)。今天,这些限制看起来是解除了,但实际上依然存在。

    总而言之,我们有理由认为,无论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还是在二十世纪,对俄罗斯的高压政治都声名狼藉,到现在依然声名狼藉。就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立场!因为我们用自己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因为我们不虚伪!所以我们总是被边缘化。但是凡事都有个极限。在乌克兰事件上我们的西方伙伴们玩过火了,表现得十分粗俗、不负责任,且很不专业。

    他们很清楚,无论是在乌克兰还是在克里米亚都住着上百万的俄罗斯人。这些人是多么地没有政治预见和分寸感?才会如此不顾后果的的行动啊!俄罗斯现在退到了无路可退的边缘,就像一根弹簧被压到底,它是会猛烈地弹起来的。要永远记住这一点。

    今天,我们必须阻止那些歇斯底里的叫嚣,要对冷战的宣扬者们说不。(你们)必须要承认:俄罗斯是国际事件中自主且积极的参与者。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国家利益,需要得到理解和尊重。

    我们感谢理解我们在克里米亚行动的人们,我们感激中国,中国领导人从历史和政治角度全面地考虑了克里米亚局势;我们高度评价印度的冷静与客观。

    今天我还想问美国人民,问这些为独立宣言而自豪的人,问这些认为自由高于一切的人:克里米亚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难道不正是体现了这高于一切的价值吗?理解理解我们吧。

    我相信欧洲人会理解我们的,尤其是德国人。在东德与西德合并的政治协商中,并非德国的(西方)盟国都支持这一合并。而我们则相反,苏联完全赞成德国人的历史性统一。我相信德国人没有忘记这一点,希望德国公民们也能支持俄罗斯的恢复民族统一的努力。

    我也在这里对乌克兰人民说,我真心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我们无论如何都不想伤害你们,不愿伤害你们的民族感情。我们始终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我们和那些为了自己的野心而牺牲乌克兰统一的人不一样。他们举着“乌克兰至上”的标语口号,但正是他们在不惜一切地分裂这个国家。今日乱象的罪魁祸首正是他们。

    亲爱的乌克兰朋友们,希望你们能听我说。不要相信那些用俄罗斯来吓唬你们的人,他们宣称,在克里米亚之后还会有其他地区会被俄罗斯割占。我们不想看到乌克兰的分裂,我们不需要。至于克里米亚,它始终是俄罗斯人的,是乌克兰人的,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

    我再重复一遍,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克里米亚是所有生活其上的人的故乡,它在今后也将如此。但它永远不会是班杰拉分子们的!

    克里米亚是我们共同的财富,是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这片战略要地应当处于强大而稳定的主权之下,而在今天,这一主权国家只能是俄罗斯。否则……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不仅要对乌克兰人说,还要对俄罗斯人说,我们和你们,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我们都将会很快失去克里米亚。请考虑一下我所说的这些话吧。

    我再提醒一下,在基辅已经有人扬言加速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了。这对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俄罗斯的军事荣耀之城将会出现北约的舰队,而这将会威胁俄罗斯南部,这不是什么稍纵即逝的骚扰,而是切切实实的威胁。如果没有克里米亚人的这一选择,这一切都很可能会发生。为此我要感谢克里米亚人民。

    顺便说一下,我们不反对与北约合作,完全不反对。我们反对的是在存在军事集团对抗的情况下,北约关起门来自己发展军事组织,我们反对军事组织霸占我们家门口甚至驻扎在我们的历史领土上。我完全不能想象我们到克里米亚的北约舰队去作客。最好让他们到我的克里米亚来作客,而不是我们去他们那儿。

    坦率地说,我们为现在乌克兰所发生的一切心痛,乌克兰人民在受苦,他们不知道今天该如何生活,明天又会怎么样。我们的这份担心很容易理解,要知道我们是近邻,我们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基辅是俄罗斯城市的母亲,基辅罗斯是我们共同的源头,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缺了对方。

    再说一点,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说俄语的人,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当然,首先奉劝乌克兰自己要关心百姓的权益。这是乌克兰国家和领土主权完整的保证。

    我们希望能和乌克兰保持友谊,希望乌克兰是强大且自给自足的主权国家。对我们来说,乌克兰是首要盟友之一,我们有许多共同的项目,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都相信这些项目会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乌克兰一片和睦,俄罗斯愿意和其他国家一起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与支持。但是,我再重申,这只有在乌克兰人民自己能够维护社会秩序的情况下次才能实现。

    尊敬的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居民!

    过去几天,整个俄罗斯都为你们的英勇和尊严所叹服,正是你们决定了克里米亚的命运。在这些天里,我们从来没有这么近过,我们互相扶持。这是真正的团结。这种历史性的时刻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成熟以及精神成就。俄罗斯人民表现出了如此成熟而强大的力量,用团结统一支持了自己的同胞。

    数百万人民的意志是俄罗斯外交坚定立场的后盾。全民族的团结、各主要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支持是它的基础。我感谢所有人表现出的爱国情感,感谢所有俄罗斯同胞。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将来也保持这种团结,以解决俄罗斯面临的各种问题。

    显而易见,我们正遭遇来自外部的各种压力,但我们应当自己决定,我们是要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还是将其拱手让人,不知所措?已经有些西方政客用制裁和内部矛盾激化来威胁我们了。我想知道,他们期望的矛盾是什么?他们指的是形形色色的“国家叛徒”呢,还是他们觉得能打击俄罗斯经济,激起民众的不满?我们将接下这些不负责任、极具攻击性的言论,并用相应的手段来回应。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我们永远不会挑起与盟国的对抗,相反,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建立文明的睦邻友好关系,这正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

    尊敬的同事们!

    我能理解克里米亚人的心声。他们在公投中提出的问题既直接又明确:克里米亚要么和乌克兰在一起,要么和俄罗斯在一起。我很自信地说,克里米亚与塞瓦斯托波尔的领导人、立法机构的代表们在制定公投问题时,已经超越了自己团体的政治利益,而是首先考虑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但鉴于这一地区在历史、人口、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殊性,任何别的选项无论乍看起来多么诱人,都只能是过渡的、临时的、不稳定的,必然导致克里米亚局势进一步恶化,并对人民的生活带来灾难性影响。克里米亚的公投选项是强硬的、毫不妥协的、没有任何似是而非的成分。公投的过程公开又诚实,克里米亚人民清晰地、坚决地说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想要和俄罗斯在一起!

    考虑到种种内外因素,俄罗斯也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俄罗斯人民现在持什么观点?就像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那样,俄罗斯人也有不同的观点,但是绝大多数——我想要强调是绝大多数——俄罗斯公民的立场都是显而易见的。

    你们知道不久前在俄罗斯进行的几场民调结果:大约百分之九十五的俄罗斯公民认为,俄国应该保护克里米亚俄罗斯族及其他民族居民的利益,百分之九十五!还有超过百分之八十三的受访者认为,即使代价是俄国与某些国家关系恶化,俄罗斯仍应该这么做。百分之八十六的我国公民相信,克里米亚至今仍是俄罗斯的领土,是俄罗斯的土地。这是非常重要的数据,它绝对能和克里米亚公投的结果相呼应——百分之九十二的克里米亚人支持与俄罗斯合并。

    因此,压倒性多数的克里米亚居民和绝对多数的俄罗斯联邦公民都作出了决定,支持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与俄罗斯联邦重新合并。

    如今,这件事关乎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它的根据只能是人民的意志,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是政权的源泉。

 

宣言

尊敬的联邦委员会成员们!尊敬的国家杜马议员们!

俄罗斯公民、克里米亚与塞瓦斯托波尔的居民们!

    根据在克里米亚举行的全民公决的结果,尊崇人民的意愿,我把《接受两个新联邦主体: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加入俄罗斯》的宪法性法律提交联邦委员会审议,并请联邦委员会批准待签的《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加入俄罗斯联邦条约》。

    我不会怀疑你们的支持!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4年03月14日 10:32 (星期五)附 件:1个(140306普京烏克蘭事件記者會講話及答問全文.doc ) 查看附件

    美國傳媒在烏克蘭事件上完全露底:偏頗失實。美國文化及精神在走下坡路;美國已沒底氣去面對及呈現「對方」的聲音。普京記者會講話及答問,看普京的自信、有腦、有研究並完全掌握烏克蘭的複雜性;道理,在他的一邊。下文,有西方、尤其美國媒體不報導的可怕事實:所謂的反對派活活燒人,並濫用酷刑。

普京主持記者會 称乌克兰新政府违宪

幽默强硬回应美欧制裁威胁

观察者网全文翻译

2014-03-05

    乌克兰局势最新消息:在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批准普京对乌克兰使用武力、俄军进入克里米亚后,欧美威胁孤立普京严惩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昨主持记者招待会,称乌克兰新政府是“违宪政变”,尖锐批评腐败的乌克兰执政集团,详细阐述对乌克兰政策以及俄对乌使用军队条件,嘲笑西方双重标准,强硬回击欧美的制裁威胁。观察者网全国独家翻译3月4日普京记者会全文。感谢扬云飞网友提供翻译支持。

    普京:大家中午好。你们知道(今天)记者招待会的规则吗?我建议这样做。不要把我们今天的会面搞成采访,而是聊天。所以希望你们先尽可能地提问题,我会记住它们,尽我最大能力进行回答。然后再发表我自己的看法,谈(乌克兰事件)的各个方面,尤其会深入谈那些大家特别感兴趣的细节。

问题1:普京总统(原文为敬语)。 我想提个问题(由于您很久不露面,我们这里积攒了很多问题),您如何评价在基辅发生的事情?是否认为目前基辅存在合法政府和实权总统?您会在哪些前提下和他们进行外交往来?最后,大家现在经常谈到2月21日达成的妥协文件,您是否认为乌克兰局势还有可能回到这个协议的框架内?谢谢。

问题2:普京总统(原文为敬语)。俄罗斯许诺对克里米亚进行财政支持,昨天(俄罗斯)财政部已经接到(相关)任务。你对此是否已有规划?我们究竟会出多少钱?从哪凑集这些钱?会以什么条件付款?何时会付款?要知道,那里的形势相当危急。、问题3:在何种情况下,您会在乌克兰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这和俄罗斯此前的国际承诺相符吗?您刚刚举行过军事演习,最终动武的可能性有多大?

问题4:关于克里米亚想了解一下。依您所见,现在那里还有针对俄国人或是俄罗斯族的威胁吗?局面现在是在转好还是恶化?我们现在得到的是很矛盾的消息。

问题5:如果您最终决定开战,您是否考虑过战争对您自己,对国家,对整个世界带来的风险?比如经济制裁,全球动荡、西方国家拒绝给我们签证或更严酷的封锁?西方政客经常谈论这些问题。

问题6:昨天俄罗斯(金融)市场对上议院的(动武)决议有剧烈反应,卢布汇率降到历史性的低点。您对此有准备吗?您认为对经济会有冲击?是否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比如?举两个例子,您不认为央行关于卢布转为自由浮动汇率的决定过早吗?是不是需要临时取消这项决议?

    普京:好的,提问暂时结束。我现在开始(回答),然后我们继续(提问)。不要着急,我尽量可能多回答。

    首先,我要对在基辅、对乌克兰全境发生的事情做个评价。评价只可能有一个——这是违宪政变和武装叛乱。这点不容任何人反对。有人反对这点吗?我对此也有一个问题不解,我那些最近经常通电话讨论乌克兰问题的同僚们(指欧美领导人)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为什么(退让)到这个地步?

    希望大家注意。(2月)21日,三个欧洲国家——波兰,德国和法国的外长——以及我的代表(俄罗斯联邦人权问题全权代表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卢金)的见证下,亚努科维奇总统和反对派已经签署了协议。而根据这份协议——我想强调的是无论协议好坏,只是根据事实来说——亚努科维奇已经基本上让出了自己全部的权力。反对派的一切条件他都答应了:他同意了提前议会选举,提前总统选举,答应返回到2004年宪法,这都是反对派的要求。他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也答应了西方国家的要求,也首先答应了反对派的要求,不使用武力。他可没有发过任何向可怜的游行者们开枪的命令。他,不仅仅如此,还下令全部警力撤出首都,而警察们也执行了这个命令。然后他去了哈尔科夫参加仪式。就在他刚刚到哈尔科夫的同时,本来反对派应该让出被占领的政府机关。相反,反对派立刻占领了他的总统官邸,占领了政府大楼,许诺的那些条款全部被推翻。

    我现在也问自己这些问题:为什么?我也想弄明白,为什么当初这样做?亚努科维奇本来已经实质上交出了权力。而我认为,正如我亲口对他所说:他没有任何重新选上的可能性。而(周围)所有人也都赞同我,包括最近经常给我打电话的那些同僚们。那么,反对派为什么一定要搞非法的、违宪的行为,并把国家(乌克兰)拖入我们今天看到的混乱当中?至今基辅到处是带面具,手持武器的匪徒在游荡。而这个问题压根就没有答案。他们是想侮辱谁?是想示威吗?

    这在我看来是无比愚蠢的行为。并制造了他们意料以外的结果。就是这些行为导致了乌克兰东部和东南部的动荡。现在可以谈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

    在我看来,这种变化在很久以前就有预兆了。从乌克兰独立的第一天起。普通的乌克兰公民,普通的乌克兰汉子,就必须忍受尼古拉·克罗沃夫的统治。克拉夫丘克、库奇马、尤先科、亚努科维奇依次上台,人民始终被折磨,生活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或者说基本没有发生任何好的改变。贪污腐败达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我们在俄罗斯做梦都想不到。财富集中和社会分化问题,在俄罗斯已经是超出容忍标准的程度,在俄罗斯已经导致了尖锐矛盾,但在乌克兰,这些问题是俄罗斯的平方,或者立方。你们知道吗,那简直不可容忍。原则上说,人民需要改变可以理解,但我不能鼓励非法的变革。

    在前苏联地区,政治结构非常脆弱,经济停滞,所以我们更应该绝对在宪法框架内解决问题,任何违宪的做法都是根本性的错误。说起来,我理解那些 “买单运动”的拥护者(майдан,maidan,买单,乌克兰语赶集市场的意思,2013年抗议活动的名称就叫“欧洲买单”运动,后来所有反对派被称为“买单分子”看起来要一语成谶了——译者),虽然我不欢迎这种更迭政权的方式。

    与此同时,我也理解那些买单分子,那些坚决要求根本性变革的人们。为什么他们这么要求?因为他们已经习惯看到这样的变革:一个小偷被其他小偷与诈骗犯所替代。不仅如此,各地人民甚至都不能参与地方政权的组建。有段时间,俄罗斯的地方领导人由总统提名,但仍然需要地方议会批准。在乌克兰,地方领导人完全由中央直接任命。我们这里已经有了地方选举了,而那里连(选举的)味道都闻不到。在东部地区,第一批州长都是寡头,亿万富翁。人们当然没法接受,因为人民认为他们的财富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偷来的。说起来俄罗斯也有很多人赞同这样,而现在这些人还被拉来执政了。

    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卡拉梅斯基先生被弄来当州长。他正是一个罕见的诈骗犯,他甚至在两三年前把我们的寡头阿布拉莫维奇忽悠了。或者像我们这里开明的知识分子圈子的用词,“给耍了”。签了合同,搞了个什么交易,阿布拉莫维奇就转给了他几亿美圆,而这厮没有完成交易,却把钱给吞了。我曾经问他:“嗨!您为何干的如此不体面?”他回答:“我自己也没想到,这样还能(骗)钱”。我的确不知道后来这事怎么样了,(阿布)拿回自己的钱了吗?交易最终完成了没?我都不知道。但最迟到两三年前,现实中还有这样的事。然后这种骗子就被推选为州长,被派到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们当然不满意,原来不满意,之后继续不满意,因为自称自己是合法政权的家伙,每个都干得出这种事。

    不可忽视的一点,必须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让人民选择自己的命运、自己家庭的命运、自己故乡的命运,这里我想强调:不管人们在哪里居住,在国家的哪个地区居住,他都有权平等地改变国家命运。那么今天的政权是不是合法的?一部分议会是,但其他的一切都不是,尤其是那个临时总统的所谓合法性,那里压根没有任何合法性。我只认一个合法总统(亚努科维奇)。当然大家都知道,都明白,他没有任何权力了。虽然我已经反复强调,但还想重复一下:毫无疑问,从法律角度来说,合法总统只有亚努科维奇一个人。

    根据乌克兰法律,有三个办法把总统解职:一是总统自然死亡,二是他自己辞职,三是弹劾。宪法里有弹劾条款。而这要由宪法法庭,最高法庭,拉达(议会)共同参与。这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过程。这个程序从未被启动,所以从法律角度上来说,亚努科维奇当总统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不仅如此,我认为,正是因为这些法律的限制,新的伪政权才决定解散宪法法庭。而在乌克兰乃至欧洲的法律框架里根本就没有这种条款。但非法驱散宪法法庭还是小事——大家仔细品味一下这句话——(反对派政府)下令总检察院启动对宪法法庭成员的起诉流程。这要搞什么?这是自由审判吗?怎么能这样呢——下令展开刑事调查?如果有什么违法行为,刑事犯罪,法律机构自己就会发现并且按程序处理。而你们直接下令展开起诉调查——这是无法无天,这是彻底疯了!

    现在谈谈关于对克里米亚的经济援助。你们知道,我们已经决定,针对克里米亚提出的人道主义援助申请作出回应,俄罗斯已经开始组织相关的工作。我们当然会完成承诺,但多少钱,什么时候,资金筹措方式,我还无法确定。俄罗斯中央政府现在正在做这些事情。那些与克里米亚接壤的州地方政府也需要支持,以便他们更好的支援克里米亚人。这些我们当然都会去做。

    关于出兵,使用军队。目前还不必要,但是有这种可能性。对了,马上可以说的是,我们刚刚举行的军事演习,他们和乌克兰的局势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很早就准备演习,只不过没有宣布,因为这就是有突然性的部队应急测试行动。计划很早就已经制定,国防部长很久以前就向我汇报过。现在,如你们所知,演习结束了,昨天我已经下令相关部队返回常驻地。什么情况下会动用武装力量?这个当然是极端情况了,非常极端的情况。

    首先,关于动武的合法性。就像你们知道的那样,我们这里有现任合法的总统、我反复确认过。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关于动用武力的直接请求,目的是保护乌克兰公民的生命,自由和健康。

    我们最担心乌克兰发生什么?我们看到新纳粹分子、种族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在乌克兰的部分地区,包括基辅到处乱窜。你们,作为媒体的代表,肯定都看到过,一个合法的州长被用铁链和手铐锁在广场上的一座建筑,冬天,很冷的时候,他被浇上冷水,在此之后还被关到了地下室受到拷打。这是什么事?这是什么——民主吗?这就是民主运动?说起来,他刚刚被任命,就在12月份。就算那里的官员人人都是贪污犯,但这个还压根没来得及偷到一毛钱呢。

    而当占领“地区党”总部大楼的时候呢?你们知道吗,当时发生了什么?那里根本一个党员都没有。出来的是两三个工作人员,技术职员,一个工程师对袭击者说:“小伙子们,放了我们吧,放了女人吧,求你们了。我是工程师,我和政治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关系”。结果他就被人群开枪打中眼睛。第二个同样的技术职员被赶到地下室,有人朝他扔“莫洛托夫鸡尾酒”(燃烧瓶),然后他活活烧死了。这难道也是民主的体现?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理解了乌克兰公民的忧虑——乌克兰公民包括俄罗斯人,包括乌克兰人,包括所有住在东部和南部的俄语居民。他们担忧什么?他们担忧的就是无底线(行为)。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些无底线行为在东部区域蔓延,如果人们请求我们的帮助,那么我们就会依照现任总统的合法求助,保留使用一切力量的权利,以保护这些居民。我们认为,这是合法的行动。当然这是最极端情况。

    除此之外,我还想对你们说: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认为,乌克兰,不仅仅是我们的邻居,也是我们真正的兄弟国家。我们两国的武装力量——他们是拿同一支武器的同志,朋友,他们当中很多都有私人友情。而我相信,并且想强调,乌克兰军人和俄罗斯军人不会站在战壕的两边,一定会站在战壕的同一边。

    说起来,我说的情况,说的两国的一致性,就是目前在克里米亚发生的事实。请注意看,感谢上帝,那里没有任何人开枪,也没有任何牺牲者。除了一周前的广场上踩踏事件。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自动聚集起来,封锁了军营,军队和他们谈判,认可军队应该服从本地人民的要求和意愿。没有任何的军事冲突,没有任何人开枪,没有任何一声枪响。

    这种情况下,在克里米亚动武的必要性,就自然消失了。这里没有任何的必要性。我们采取的唯一必要行动是加强我们军事基地的安保,因为一直有针对他们的威胁。正如我们所见,种族主义武装已开往克里米亚。我们这样做,正确而且及时。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在东乌克兰(暂时)不需要采取类似的行动。

    再强调一下。我下面说的内容不是我的职权,我们(俄罗斯)也不准备进行干涉(乌克兰内政)。但是我们认为,乌克兰全体公民,重复,无论他们居住在哪里,都必须拥有同样参与国家决策,决定未来命运的权利。

    如果我坐在那些自封的合法领导人的位置上,我会尽快加快完成相关的授权法律程序,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关于管理内政,外交,经济政策的能力,更别说取得乌克兰未来的全民授权了。(金融)市场的问题。关于市场么,就像你们都知道的那样,在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市场就表现出一定焦虑。这首先和美联储政策有关系。他们改变了金融方阵,为了刺激美国经济,所以吸引资金从发展中国家回流美国。这是整体趋势,完全和乌克兰无关。我印象中,金融市场损失最大的是印度(而不是俄罗斯)。金砖五国的其他国家也受损了,俄罗斯的确也在这个范围内。说起来比印度损失的小点,但是也有损失。这(美联储政策)是根本性的原因。说到乌克兰的局势,是的,政策总会对市场有各种影响,钱喜欢安宁,平静和稳定(不喜欢变化)。但是我觉得,(市场做出的调整)是战术性的,是暂时的波动。

    问题7:普京总统,请问,您是否预计到了西方各国对俄罗斯的举动有如此强硬的回应吗?您能讲讲您和西方领导人们的谈话细节吗,因为刚刚新闻发言人宣布了一些事实,比如G8峰会将不在在索契举行,您怎么认为?

    普京:说到预计的反应,G8峰会是否召开,以及其他谈话内容。我必须指出,我(和西方领导人)的谈话带有保密性质,部分内容甚至是通过专线电话进行。所以我不认为我有权利公开这些谈话的内容。当然我可以引用部分我的西方同僚们的公开发言,不点名,做个总体评价。

    我最注意他们的哪些发言?我们经常被指责为行为非法。而我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认为,你们的都是合法的?”他们(西方)回答:“是”。我不得不提醒他们,美国和盟国对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做的事情。在那里,他们要么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要么扭曲了这些决议内容,比如说在利比亚。那里,如你们所知,联合国只要求对政府军设置禁飞区,结果(北约)进行了轰炸,派出特种部队参与地面进攻。

    我们的西方朋友,尤其是美国,总是清晰明确的指出自己在全球和国内的利益,然后坚定的要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他们以这句有名的话勉励自己:“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敌人”(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语——观察者网注),然后他们把整个世界都拖下水。谁不跟着搅合进去,那么马上就会被敲打,根据经验最终都会被抓点小辫子。

    我们的出发点(与西方)完全不同,我们的行动都必须完全合法。而且我本人也是国际法准则的支持者。我想再次强调,我们认为,即使我们最终下定动武决心,即使我最终决定动用武装力量,那么这一行为也必然合法,必然完全符合国际法准则。我们有合法(乌克兰)总统的请求,我们依据自己的义务,也遵循我们的利益,我们需要保护那些有历史渊源的人民,有经济联系紧密的人民。保护他们!——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而且这是人道主义任务。我们不想奴役谁,不想命令别人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看到那些人被压迫,毁灭,被侮辱,我们不会坐视不理。我希望现实不要逼我出手。

    问题8:您如何预测西方对乌克兰局面的反应,如何评估他们对我们的威胁?比如拒绝索契G8峰会,比如经济制裁。

    普京:谈到制裁。制裁造成的后果,首先要由那些发起制裁措施的人来考虑。我想,在现代世界里,所有的(经济)事件都互相联系在一起,并且互相依赖。制裁当然会相互造成一些损失。但是这种损失是相互的。这是他们需要考虑清楚的问题,这是其一。

    其二,最重要的一点。我已经说过了我们行动的理由。那么我们的(西方)伙伴们的制裁依据何在?他们支持违宪政变和武力夺权,宣布这些人合法并且努力支持他们。说起来,就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耐心等待,甚至准备和伪政权合作。我们不想停止合作。就像你们知道的那样,前几天我甚至下令给政府部门研究如何与基辅伪政权保持联络,而我们其实并不认为这些人是合法代表。我的目的是保持经济和工业领域的协作。我们认为我们师出有名,而各种针对俄罗斯的威胁——都是无效的和有害的。

    说起G8,我不清楚到底会如何。我们在作G8会议的准备工作,准备在这里招待我的同事。如果他们不想来,那就不用来。

    问题9:请允许我提问关于沟通的事情。根据我的理解,您认为克里米亚的阿克谢诺夫是合法的权力代表。那么您是否准备以某种形式和基辅自封的合法政权沟通?

    普京:我刚刚说过了,您,可能没有听清吧。

    问题10:我的意思是。您在他们的高层领导内是不是有特殊联络,为了解决政治问题。

    普京:在基辅高层我没有朋友。那里没有总统。而且在全民选举之前也不可能有。说到克里米亚,当然了,克里米亚的议会是在2010年成立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2010年12月份。他由100个议员组成,分别代表6个党。在之前的总理辞职后,克里米亚议会根据程序和法律在克里米亚议会上院选出新的总理。当然他就是合法的。那里完成了法律规定的全部流程,没有任何的违规。前几天有些武装分子企图强占克里米亚议会大楼,这当然引起了克里米亚人的很大担忧。人们以为有人想把克里米亚变成基辅,制造恐怖事件与混乱。当然克里米亚人会非常担心了。所以他们才设立了自卫委员会并且控制了全部(本地)武装力量。

    说起来,我昨天看了一下文件,他们手中的力量很强,简直是一个加强的军区。那里有几十台C-300防空导弹,几十台白杨导弹,2万2千军人和其他各种武器。但是,感谢上帝,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些武器没开一枪就落到了克里米亚人民的手里。

    问题11:普京总统,可以确认一下嘛?那些包围克里米亚地区乌克兰军队的的人——都穿着非常像我们俄罗斯的军服。他们是俄罗斯的士兵?

    普京:您自己去看看前苏联(的商店)。那里到处都是类似的制服……随便去我们这里的商店,就可以买到任何制服。

    问题12:但是那是俄罗斯的士兵还是不是?

    普京:那是地方自卫队。

    问题13:(自卫队)训练的这么好?如果我们拿他们和基辅的自卫队来比较的话……

    普京:我亲爱的同事,请看看那些砸了基辅的人吧,他们训练精良。他们,众所周知,都是在边境的基地接受了训练:在拉脱维亚,在波兰,在乌克兰本土。都是有备而来。他们由接受了长期的训练,他们以几十人或几百人为一群行动,他们的行动有指挥,他们由良好的通讯系统。就像发条一样运行。你没有看到过他们的行动吗?他们看起来非常专业,就像特种部队。为什么你会认为克里米亚的人们会比不上他们呢?

    问题14:如果是这样,是否可以得到您的明确说法:我们(俄军)是否参加了训练克里米亚的自卫队?

    普京:没有!我们没有!

    问题15:你对克里米亚的未来有何看法?你认为它是否可能并入俄罗斯?

    普京:不会。我认同这样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居民,必须在拥有安全保证和自由决定权的情况下,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不过,如果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享有这个权力,如果世界不同地点的人们都能享有这个权力,那么没有人能阻止其他国家自决的权力。据我所知,这是联合国多项文件所规定的。尽管如此,我们将不会煽动任何此类的决定,也不会鼓励这种情绪。我想要再次强调,我认为只有本地居民才有权决定自身的未来。

 

 


 

 

发件人:HGS <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4年03月21日 08:49 (星期五)附 件:1个(乌克兰事件 3-21.rar ) 查看附件

颠覆者普京的“前世今生”

新华社新华国际 郝薇薇

2014年03月19日

  “用理智无法理解俄罗斯,用普通的尺子无法衡量俄罗斯,她有独特的气质,对俄罗斯只能相信。”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的这段诗句曾被无数次地用来形容俄罗斯人捉摸不透的个性,如今,用在普京身上,更是恰当不过。

  很多人以为,普京会拿着克里米亚待价而沽,至少先与西方做一番讨价还价,结果,他连交易都不肯做,毫不犹豫地把克里米亚揽入怀中,动作之迅疾完全颠覆想象与预期。
  
  如果用理智来理解,得到了克里米亚,失去的将是整个乌克兰,布热津斯基不是说过,没有乌克兰,俄罗斯便无法成为帝国,普京那个孜孜以求的欧亚联盟梦怎么办?
  
  如果用理智来理解,得到了克里米亚,俄罗斯将陷入冷战结束以来与西方最严重的对抗,外部环境恶化了,普京那个振兴俄罗斯的宏伟目标怎么办?

  如果用理智来理解,当然看不懂普京的作为。他是个颠覆者,颠覆理性的判断,更要颠覆冷战之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他不是不在乎欧亚联盟,不是不想要乌克兰,也不是只相中了克里米亚,他要的是一个更大的东西,借克里米亚撬动美国的霸权,建立起一个俄罗斯可以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新世界。
  
  3月1日,在普京获得在乌克兰动武的授权之后,俄罗斯《观点报》如此评价:俄罗斯恢复了自己作为世界力量中心之一的地位,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事件,为后苏联时代和单极世界划上了最终句号。

  有人会觉得,俄罗斯太自负。自17世纪世界格局纳入体系轨道以来,一个个体系在颠覆与被颠覆中传承。通常认为,颠覆者都是冉冉上升的力量,尤其是经济当量,不是区域的老大便是老二。与历史上的颠覆者相比,俄罗斯的状况实在差强人意,经济增速勉强超过1%,经济结构依旧严重失衡,GDP即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只能排名老五。

  能不能是一回事儿,想不想则是另一回事儿。普京的颠覆雄心,自去年斯诺登和叙利亚问题上的“斗法”便已露出端倪。而从18日关于克里米亚问题的讲话来看,他对西方已彻底死心,他似乎笃定地走上了一条颠覆西方主导世界的道路。

  仔细读来,普京的讲话真是一篇极好的战斗檄文。
  
  他质问,乌克兰可以因“民族自决”脱离苏联,为什么克里米亚不能以同样的缘由脱离乌克兰?
  
  他质问,对科索沃,西方向世界证明,没有中央政权的允许也可以宣布独立的,为什么克里米亚的“独立”就是违法?

  他质问,美国人将自由视为高于一切的价值,为什么克里米亚人自由选择命运就不算至高无上的价值?
  
  他质问,两德统一,连它们的朋友都远非全部赞成,俄罗斯坚定地支持了这一进程,为什么“俄罗斯世界”的统一就不能获得支持?

  他痛斥,这不是双重标准,而是赤裸裸的厚颜无耻,是今天把它说成白的,明天把它说成黑的。

  他痛斥,两极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伙伴”把世界搞得那么地不太平,推行强权,为所欲为,需要时,把各种决议信手拈来,不需要时,便蔑视联合国和安理会的权威。

  他痛斥,西方对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武装干涉,痛斥“颜色革命”带来的混乱、暴力和无休止的政变,痛斥西方把“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 

  对这样的世界,普京充满了愤懑,于是,他要去颠覆这样的世界。

  走上这样一条路,现实的“倒逼”是起了作用的。普京说,俄罗斯真心想与西方对话,但一次次地被欺骗,一次次地被当成局外人,一次次地被迫接受既定的事实。

  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曾一心倒向西方,希望与欧美建立“同盟关系”,却被当成了跟班小弟,战略空间不断被挤压,核心利益不断被吞噬,即便入了八国集团,也不过是个“二等公民”。“9·11”之后,普京第一个给布什打电话,布什桌上19份阿富汗情报有17份来自俄罗斯,可即便如此卖力,俄罗斯又换来了什么?

  而拿近的说,索契冬奥之前,普京不断示好,但西方依然弃他不顾。《时代周刊》曾警告,如果西方在索契避开普京,普京的反应会波及更大的领域。当下发生的一切,似乎预言成真。普京说,一切都有限度,在乌克兰这件事上,西方越过了底线。

  接下来的问题是,遭遇现实的“倒逼”,就定要颠覆现实吗?这需要简单地回顾一下普京的“前世今生”。

  所谓的“今生”,是想说普京的叛逆个性。他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考大学时,为了能进克格勃工作,不听父母和老师的劝告,放弃保送民航学院的机会执意报考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去年,他又与前妻公开分手,成为彼得大帝之后第二位在位离婚的俄罗斯国家元首。

  而所谓的“前世”,是想说草蛇灰线地埋在俄罗斯人性情中的“第三罗马”情怀,这是一种天赋使命说。15世纪拜占庭帝国灭亡,在欧陆名不见经传的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因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自视为帝国继承人,之后,莫斯科自称为东西罗马帝国之后的“第三罗马”,是世界文明的新中心和基督教、东正教的新捍卫者。一个叫菲洛费伊的修士说:“两个罗马已经垮掉,第三个罗马在屹立着,第四个罗马不会有了。”这种自负的使命感流淌在俄罗斯人的血液里,不时转化为救世主冲动。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救世主意识经由全部俄国历史直达共产主义,现在看来,它也被现代俄罗斯继承了下来。

  用理智无法理解俄罗斯,对俄罗斯只能相信。对普京,我们该相信什么?很多人不相信他真的会撬动世界的秩序,但至少他已在欧洲大陆搅动起了新一轮的均势波动,一些人悲观地认为欧洲将重回“冷战”,还有人更悲观地想,未来会走向热战。谁又能说得清呢。

  虽然有时用理智无法理解俄罗斯,但我们还是希望俄罗斯和这个世界能够运行在理性的轨道上。

 

 

中国从俄乌争端获利巨大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薛理泰

2014-03-20

  克里米亚电视台17日报道,对公投全部选票的统计结果表明,96.6%的选民赞成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俄总统普京签署了《关于承认克里米亚共和国》的法令,称公投体现了人民意愿,他已经下令承认克里米亚共和国为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其中塞瓦斯托波尔城在该国拥有一种特殊地位。

  美国总统奥巴马16日签署总统令,对七名俄罗斯政府高官和四名乌克兰高官实行经济制裁,认为他们要对乌克兰乱局负责。奥巴马表示,美国和欧盟永远不会承认克里米亚从乌克兰分裂,加入俄罗斯的公投结果。白宫发言人17日表示,美国正在评估乌克兰提出的军援请求,目前将援助限制在经济范围,因为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让俄罗斯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

  俄罗斯、乌克兰聚焦于克里米亚的争端,其实是在俄罗斯、乌克兰亲西方势力、美国和欧盟四方之间进行的一场赌局。在这场赌局中,俄罗斯输了第一局,美国、欧盟和乌克兰亲西方势力赢了;在第二局中,俄罗斯转守为攻,扭转了被动局面,稳操左券。

  除了俄罗斯,过去乌克兰是前苏联最重要的加盟共和国。早先莫斯科评估局势,认为假如乌、俄关系继续恶化,乌克兰必然同欧盟建立经济同盟,日后俄罗斯只能沦为像德、英、法这样的二流国家;况且,乌克兰迟早会加入北约,今后俄罗斯在西边打开大门,就直面北约强大的军事力量,形禁势格,陷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僵局。长此以往,俄罗斯仅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次要的角色,在制定世界秩序时被边缘化了。这是当初影响莫斯科决策的远程考量。

  另外,克里米亚原本就是俄罗斯的领土,60年前被俄罗斯送给了乌克兰;如今当地居民绝大多数是俄罗斯族;位于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港又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主要基地,如果俄海军被逼迁出该港,则黑海舰队不啻自废武功了。前述因素则是当初影响莫斯科决策的近程考量。

  基此,无论克里姆林宫主人是谁,在克里米亚问题上难以作壁上观。究其底蕴,因为兹事体大,涉及俄罗斯核心利益,莫斯科势难坐视,而克里米亚又距离美欧心脏地带太远,美欧鞭长莫及。

  2008年8月,俄罗斯在格鲁吉亚采取有力的军事行动,就是为了阻止格鲁吉亚加入北约。作为北约东扩的必然后果,乌克兰内部出现变乱,势难遏制地会投入西方阵营。乌克兰远比格鲁吉亚强大,俄罗斯自需谨慎对待。不过,让克里米亚重返俄罗斯,毕竟是一条底线,其他就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如今症结在于,俄罗斯下一步怎样走?16日,普京告诉德国总理默克尔,他正在关切乌克兰东部、南部的紧张局势。这显示他对克里米亚局势成竹在胸,正在目光远移,何去何从,尚待日后决定。

  乌克兰东部、南部工业地区俄罗斯族众多,同西部农商业地区亲西方居民的矛盾正在激化,不能排除出现突发事变的可能性。届时普京仍然有出狠招援助该地区俄罗斯族的可能性。一次大战爆发,俄罗斯为了援助同属斯拉夫族系的塞尔维亚,不惜参战;二次大战中,希特勒挥师南下征服南斯拉夫和希腊,同稍后德军进攻苏联,也有密切的关系。鉴此,即使此刻美欧不想在克里米亚与俄罗斯对抗,以后也有可能处于“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窘境。

  假若俄罗斯跨越了红线,染指乌克兰其他地区,则大大提升了这场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东、西方对峙的赌注。美欧可能按照1994年美、俄、英、乌四国签订的《布达佩斯备忘录》,动用军事力量维护乌克兰的安全,联合对俄罗斯动武了。

  冷眼旁观,读者可以发现,迄今中国从俄、乌争端中获利巨大,并且是战略性的获利,从而可能成为最大赢家。浅析如下:

  首先,俄罗斯强硬出兵克里米亚,首次以武力改变了冷战以后欧洲的版图,是对美欧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一大挑战。西方或会得出结论,美国在军事领域最棘手的对手,亦即“老二”,应该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一度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就欠缺后劲了。

  其次,严峻的事实摆在美欧面前,“西线无战事”此景不再矣。俄罗斯还没有恢复元气,尚且如此颉颃,日后美欧岂能对之掉以轻心?此后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时,再也不能摆脱后顾之忧,像过去那样锐意挺进了。换言之,美国再也不能继续将注意力聚焦于亚太地区了。美国贯彻亚太再平衡的政策迟早会失去以往的势头。这是不依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再次,在贸易、投资诸领域,美欧难免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在国际社会进一步孤立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势必更加仰赖中国的广阔市场、雄厚资金和外交声援。诚如俄罗斯外长对西方制裁作出的评论,当前俄、中两个大国关系日趋紧密,西方要孤立俄罗斯是没有前景可言的。这说明,莫斯科针对乌克兰政局剧变采取因应措施前,已经把俄、中紧密关系视为对抗西方制裁的有利条件了。面对西方强劲的制裁措施,俄罗斯只能同中国相偎取暖而别无他途了。

  再次,北京早先提出的中、美两国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从今往后,对华盛顿说来,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也更有说服力了。这也说明北京领导人确实是有远见卓识的。

  最后,既然美国开始将部分视线移向东欧和俄罗斯,不能像近年表现得那样,专注于亚太地区,则日本和菲律宾未获美国的有力承诺和支持,势必要知所进退,原先持有的有进无退的强硬立场,或会出现松动的迹象。概言之,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处境会有所改善。

  据此观之,俄罗斯、乌克兰争端确实改善了中国的战略地位。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来源: 联合早报网 | 来源日期:2014-03-20

 

 

 

 

乌克兰事变最大输家是乌克兰自己

----西方国家或为输家 俄罗斯或为赢家

王小宁

乌克兰事变后,引起中国政治右派中的一些人的一片欢呼声,认为这是西方国家的胜利,俄罗斯的失败。俄罗斯做出强烈反应后,他们又鼓动美国、欧盟采取强硬措施,甚至不惜开战。还从主观意愿出发,认为俄罗斯这次完了,也会暴发乌克兰之变。但是美国、欧盟能听你们的吗?陈破空还希望美国出兵占领中国呢,这可能吗?一个中国人,汉奸也不能汉奸到这种程度。幻想太多,是会失望的,最后是指责美国、欧盟表现软弱。

俄罗斯出兵进入克里米亚后,西方国家宣布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效力有限,更不敢与俄罗斯开战。最后的结果,将如同六年前的格鲁吉亚事件一样,听任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要知道,俄罗斯比六年前,更为强大,俄罗斯是有着强硬的性格和大国情绪的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有几百年极其亲密的同盟关系,乌克兰事变已经触动了俄罗斯的底线,俄罗斯不出手才怪呢。克里米亚的面积很小,但重要性相当于乌克兰的三分之一。俄罗斯得到它,就相当于得到了三分之一个乌克兰,还有对黑海的控制权。俄罗斯早想要回来了,此次正好趁机实现这个梦想。乌克兰事变会很快尘埃落定,国际地缘政治将出现重大改变。

乌克兰是乌克兰事变最大的输家。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1、乌克兰会失去克里米亚地区,这个结果几乎不容置疑;2、乌克兰存在着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可能:亲西方的,比较贫穷、落后的西乌克兰;亲俄罗斯的,比较先进发达的东乌克兰。此次事件后,即使没有分裂,也将加大东、西乌克兰之间的裂痕;3、乌克兰独立后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摇摆,多次改变政体,更换政府,长期不得安定,人均GDP从超过俄罗斯,下降到只有俄罗斯的三分之一。乌克兰这个国家不能搞“一边倒”,而应在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保持中立。乌克兰的政治家和广大民众如果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将会付出新的,更大的代价;4、乌克兰新政权最终是会向俄罗斯妥协的;5、美国、欧盟实际无力救助有四千万人口的乌克兰,乌克兰加入欧盟也不能很快摆脱经济困境;6、乌克兰经济困境将更加剧烈;7、乌克兰靠街头政治,靠过民众过激行为推翻民选总统,这违反了民主法治规则,它将使乌克兰永远得不到安宁;8、乌克兰政治、经济前景暗淡。乌克兰事变怎么会是民主的胜利,乌克兰人民的胜利呢?只要经济上不去,过两年,广大民众还会闹。应该乌克兰的政治家、广大民众懂得这些道理的时候了:国家要想好,必须遵循民主、法治的原则;不论对俄罗斯,还是对西方国家,乌克兰都应该保持良好的关系。

西方国家或为输家。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1、西方国家通过乌克兰事变,想使乌克兰成为完全倒向西方的国家,但是它很快会发现,乌克兰又回到中立立场上去。这对西方国家无疑是个失败;2、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的制裁措施,效力有限,它们还会回到与俄罗斯打交道的立场上来;3、西方国家无力阻止俄罗斯得到克里米亚地区,只能坐视俄罗斯因得到克里米亚而更加强大;4、西方国家不敢与俄罗斯兵戎相见,只能进行军事恐吓,这种军事恐吓对俄罗斯只能起相反的作用;5、美国、西方国家在此次乌克兰事变中,使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全面降低;6、西方国家将背上乌克兰这个大包袱,这是一个有四千多万人口,经济搞得一团糟的国家,它足以把欧盟拖垮;7、西方国家不得不加大它在欧洲的力量,从而减少在亚洲的力量,使其对中国的遏制更加困难;8、乌克兰事变的结果,迫使俄罗斯与中国关系更加紧密,这是美国和西方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9、乌克兰事变使俄罗斯更加坚定地走向强国强军的道路;10、西方国家将从1990东欧政治巨变、苏联解体后的进攻态势,转入退却态势。

我说俄罗斯或为赢家。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1、俄罗斯可以不费很大力气得到梦寐以求的克里米亚地区;2、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出兵,全国高度支持,国内更加团结,政局更加稳定;(相反,如果表现软弱,反而会造成民众的不满)3、乌克兰事变,告诉俄罗斯人民,俄罗斯必须走向强国强军的道路;4、促使俄罗斯领导人下定决心,一定要解决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的紧密联盟问题;5、一部分俄罗斯人对美国、西方国家的幻想彻底破灭;6、俄罗斯政府、人民都会认识到中国是俄罗斯的真正朋友;7、俄罗斯的国际影响扩大;8、美国和西方国家不但不会长期与俄罗斯做对,而且会高看俄罗斯一眼。美国和西方国家既不想,也没有做好准备,与俄罗斯、中国实行冷战、热战。

乌克兰的今天会成为中国的明天吗?如果我们还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乌克兰事变进行客观的分析,就能得出结论:不能。在中国,西方的影响很小,亲美、亲西方甚至可能成为负资产,这与乌克兰完全不同。在中国,政治反对派如果以推翻中共为目标,鼓动民众上街,很少有人会响应。乌克兰早已是一个准民主国家了,而中国不是。中国要先进行第一次革命,首先实现民主的目标,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一次完成两个目标。乌克兰此次已经是第三次、第四次革命了,中国将来是否会发生第二革命,还很难说。所以说,乌克兰事变对中国影响不大。中国要出问题,将出在中国内部,以房价崩盘为特点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加剧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从而引发政治危机。乌克兰事变也会使当局有所警悟,正如某民运大佬所说,每一次海外政治事变,都使当局学到一些东西,使其统治更加精细化。我认为,此次当局会认识到,不能像乌克兰那样,命令军警在白天,在公共场所开枪射杀反对派,这样反而会激起更大的反抗。中国的政治反对派也应该明白,中国的老百姓虽然人心思变,但又人心思定,他们不会同意翻烧饼,搞乱中国、搞垮中国。首先,企图仰仗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就会输得一败涂地;其次,打倒、清算的政治主张都是极其有害的;第三,采取过激行动,不法行为,企图靠编造政治谎言欺骗民众,反而会失去人心;第四,在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好的旗帜。

乌克兰事变发展到今天,对中国有什么影响?有一个流行的新词叫做:“躺着中枪”。我把它改一下,叫做“躺着受益”。中国现在就是躺着受益:1、俄罗斯将更加靠向中国,中俄之间会成为准同盟关系;2、俄罗斯要有所得,必须要有所舍。它会把重点放在它的西部,而不是东部;3、乌克兰即使成为了亲西方国家,也不敢得罪中国,它会积极发展与中国的经济、贸易、技术关系,以求经济解困;4、美国和西方国家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日益强大的俄罗斯身上,把一部分针对中国的军事、外交压力转向俄罗斯;5、国际社会将更多地注意“中国因素”。大国红利将逐步在中国显现。很多人太不懂得国际地缘政治学了。比如,中国要求外蒙回归,俄罗斯只有无条件支持。俄罗斯要迅速强大,从哪里获得巨额资金,只有从中国。中国是不会白给它巨额资金的,这就需要交换。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俄罗斯可能同意舍弃的是什么?中国做一切事情,都要以中国利益为着眼点。中国不是美国的小兄弟。这点将使中国的亲美派很失望。

有人会问,你对西方国家反对克里米亚全民公决是怎么看的?我认为,只要是民主国家,对地区要求独立、回归的全民公决就应该采取支持的态度。美国和西方国家可以支持东帝汶、支持南苏丹的全民公决,为什么不支持克里米亚的全民公决?我支持克里米亚全民公决,也支持台湾、西藏、新疆全民公决。尽管我是坚决反对台独、藏独、疆独的。我早就分析过,台湾多数民众不想很快统一,但也绝不同意独立。新疆全民公决,疆独根本不可能得到多数。占人口40%的维吾尔族人也有很多是反对疆独。西藏高度依赖内地,它要独立,三个月都支持不了,哪个国家可以一年给西藏几百亿元的财政援助?达赖喇嘛也反对西藏独立,因为他也意识到西藏独立,意味着西藏的衰落。全民公决在任何国家、地区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中国也应该就国家最重要的事务进行全民公决,特别是对于宪法,对国家根本制度应该进行全民公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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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乌克兰危机

商人

2014-03-02

一、乌克兰这次政治危机有其必然性。

    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没有任何预兆的前提下,拒绝加入欧盟,这算是这次乌克兰政治危机的一个导火索。但即使没有这个导火索,也会有其他的导火索。因为乌克兰政治危机爆发有其必然性,当然这个必然性与中国无关。

    1、首先是两个阵营的对决。

    懂乌克兰历史的人都知道:基辅罗斯之后,特别是在蒙古军队蹂躏了欧洲之后,乌克兰名义上是在立陶宛波兰大公国的统治之下,实际上却是属于无政府状态,所以出现了“哥萨克”。哥萨克一开始是一种职业,一种半军事化,半农牧民华的组织。但立陶宛波兰大公国却在通过册封正规哥萨克军的手段,拉拢一群哥萨克贵族。这个策略看似当时不算成功,可是效果却在几百年后显现出来了。

    哥萨克大起义最后一次是有博格丹领导的,而且算是比较成功的一次。哥萨克起义是为了摆脱立陶宛波兰大公国的统治,以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和获得更多的正规可萨克册封的名额,当然也有不干涉东正教的宗教要求(这个是次要的)。起义成功了,起义却给哥萨克名族带来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与立陶宛波兰大公国的谈判破裂、克里木汗国背信弃义、奥斯曼土耳其虎视眈眈、沙俄不怀好意,真的是四面楚歌,乌克兰要存活下去,必须要选择一个有力的后援。乌克兰何去何从,博格丹当时面临抉择。起义的目的是指向立陶宛波兰的,政治目的明确,所以不会倒向立陶宛波兰。克里木汗国和土耳其是哥萨克的天敌,不能选。最后就只有沙俄了。

    臣服沙俄后,一部分哥萨克才反应了过来,他们失去了更大的自由,而且被册封的哥萨克贵族也失去了自己的特权,所以有一部分乌克兰人倒是更加还念之前的波兰立陶宛公国,特别是在乌克兰西部地区。而东部和南部因为沙俄长期影响,特别是跟沙俄一起并肩作战赶走土耳其人,民族有了更多的融合,所以他们的政治倾向,更多的是偏向沙俄。

    乌克兰的分化走向了必然,集中表现在了一战时期。乌克兰两派,分别加入了协约国和同盟国,并参战。后来即使在苏联时期也有哥萨克骑兵进行反抗,在二战时期甚至不惜加入了德国阵营。即使在今天,乌克兰的官方语言是乌克兰语,但在乌克兰东部和东南部民间使用最多的还是俄语;而在乌克兰西部,几乎全部使用乌克兰语,甚至有人根本就不会说俄语,或者以说俄语为耻辱。

    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两个阵营的人再次被调动起来,也是必然的事情。不需要调查基辅独立广场抗议者的背景,只需要站在人群中间听听他们说的话就知道----很浓重的西部口音。

    2、美国和西欧的思想渗透。

     乌克兰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之一。自由程度大大超过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主流发达国家。这是西方情报部门渗透最佳的场所,而乌克兰人这种崇尚自由的性格也不在乎这种渗透,甚至明知道这是美国人的渗透,他们也乐于接受。橙色革命和2013年末政治危机,基本上所有人都知道,美国人在背后推动这场革命。如果这种情况在中国,基本可以定位为叛国了。明知道美国在后面搞鬼,你还拿钱去闹,那不是叛国是什么?

    文化不一样,也就意味着价值观不一样。乌克兰人乐于接受美金的资助去革命,每天200-400格里的乌克兰货币,虽然现在贬值得厉害,但对于一个普通乌克兰人来说,也算是高收入了。我们公司有几个员工,天天闹着跟我说,要给他们放假,他们要去革命,每天有额外收入。我问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公司工资不低啊。后来我知道了隐情,白天革命,晚上性派对。如果天气不恶劣,这种革命我也愿意参加啊。还有性派对。

    这种制度也真实只有在这种极度自由的国家才能出现的现象,但殊不知绝对自由就是没有自由。游行者是享受了游行的权利,可是克里夏杰克大街的商店店主对你们恨之入骨吗?你们享受了在克里下杰克大街散步的权利,把基辅交通搞得一团糟,所有的车都要绕道。

    支持反政府的人,有工资、有性派对。支持政府的人,也有工资、也有性派对。可是反政府方面钱多、妞漂亮,所以当然占上风啦。几天以后,基本上就看不到支持政府的阵营了。从什么时候没有支持政府的阵营了呢?告诉大家,从亚努科维奇从中国回来以后,一个星期以内,这个阵营消失了。至于为什么会在亚努科维奇访华后,支持政府的阵营失败,下文有解释。

    3、乌克兰总统的陋习和亚努科维奇的政治失策。

    乌克兰总统的陋习众人皆知。我估计中国人在一定地位以后,还是希望有一定的历史地位,最好流芳千古。但要说乌克兰人没有流芳千古的想法,我也不信,但乌克兰总统干的事情,都是遗臭万年的事情。库奇马总统不与民争利,那是因为他卖的是军火,变卖军队现役部队的装备,甚至连一些国宝级别的武器也被变卖了。所以库奇马时期,乌克兰的面包大约0.5格里一个。

    到尤先科时期好东西,基本上该卖的已经卖完了,不该卖的也卖了。所以爱是与民争利,一上台就敛财,到后来权利被季莫申科架空,季莫申科也狠狠的赚了一把。特别是通过政治流感,让背后的医药财团转的盆满钵满。乌克兰面包价格大约3格里一个,涨了6倍。

    到了亚努科维奇时代,亚努科维奇也是一点也不含糊。直接伸手问企业家要乌克兰好的企业,基本上都被亚努科维奇家族霸占了。

    当然在霸占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硬茬。开口要乌克兰某航空公司时,那家航空公司宁愿倒闭,也不愿意把公司送给亚努科维奇家族。所以大家都知道,基辅飞北京的直航不复存在了。

    亚努科维奇把手伸到PRIVAT银行时,银行总裁强硬的威胁到,家人都已经在国外了,如果强要银行,那么银行立马破产,乌克兰大部分的贸易无法进行,乌克兰经济将会被瘫痪。所以PRIVAT银行并没有易手,并且运行正常。

    亚努科维奇及其家族的贪得无厌,算是得罪了整个乌克兰的资产阶级,让资产阶级人人自危。财团老板们基本上都是家人出口,资产转移,就把自己和生意留在了国内。

    敖德萨是乌克兰最大的港口,大部分的进出口货物都是通过敖德萨,而敖德萨“七公里”市场理所当然就是商品集散地。而管理这个市场的,就是亚努科维奇的儿子。2013年,敖德萨警察强抢七公里市场的华人商品,就算很大程度上得罪中国了。

    彻彻底底得罪中国的,还有另外的原因。其实在尤先科后期,总理是季莫申科。她虽然是亲欧派,但并不影响跟中国搞好关系。俄罗斯不卖的关键武器,季莫申科不怕开罪俄罗斯,敢于卖给中国,引得俄罗斯抗议连连。季莫申科很清楚,乌克兰不管亲俄,还是亲欧,对中国都没有根本的利益关系,中国需要的是技术,乌克兰需要的是资金。两者一拍即合,与中国签订了很多大型项目的合作,当然季莫申科是小人,她得到的好处也很多。中国对乌克兰的投资已经启动,很多都是国企牵头。但乌克兰换总统了,季莫申科入狱,亚努科维奇虽然没有直接拒绝承认季莫申科与中国签订的合同,但处处刁难。资金已经投出,收回不能,继续投入受阻,以至于这些项目都是进退两难。这些大型投资受阻,算是亚努科维奇彻彻底底得罪中国政府了。

    由于亚努科维奇过度的贪婪,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已经是危机重重了。就在这个时候,亚努科维奇在是否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不管怎么样选择都是错误的,都会把矛盾激化出来。然而亚努科维奇终究做出了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拒绝加入欧盟。不能说一个选择是错误的,那么另外一个选择就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他选择加入欧盟,他会死得更惨。两条路都是危机重重,他选择了一条不会死于非命的一条路,但这条路可能会结束他的政治生命。

二、两条不归路

    由于乌克兰与独联体国家的特殊性,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俄罗斯为主的独联体国家。这种特殊性短时间内无法改变。例如:莫斯科有一家大型机械厂,生产成套设备。而制造成套设备的各种零件,需要从乌克兰生产。而乌克兰所生产的零件仅仅适合于GOST标准(全苏国家标准),所以也只有俄罗斯需要买他们的产品,除了俄罗斯为主的独联体国家,谁也不会买他的产品。作为俄罗斯,只能从乌克兰进口,作为乌克兰,只能出口给俄罗斯,这是一种惯性,但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当然要改变这种惯性。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在努力改变这种对双方的依赖性。俄罗斯很幸运,他有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普京。普京把工业分成三类,1.是一般的民用产品,2.能源(天然气为主),3.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命脉的高科技产品。1.对于民用产品,俄罗斯向乌克兰打开自己的市场,加重乌克兰经济对俄罗斯市场的依赖。2.对于能源,这是俄罗斯手里的一跟大棒也随时是一根胡萝卜。乌克兰听话时,能源降价,不听话时,能源升价。3.对于高科技产品,一方面俄罗斯尽量使其能国产化,另一方面即使在产品能国产化后,也继续从乌克兰进口,以达到让乌克兰继续依靠俄罗斯市场的目的。当然,在俄罗斯能国产化后,也就有了压价的资本。

    乌克兰比较倒霉,没有普京一样有远见的政治强人。他的经济在努力摆脱俄罗斯市场,但是很遗憾,没有一个能够得到延续的政策,国家的精力都消耗在内耗中。除了一些没有什么科技含量的产品的标准开始欧化以外,其他的要么早苟延残喘的等待着来自俄罗斯的订单,要么就眼巴巴的等着中国来撒钱,买自己的看家宝贝。

    从今天的情况看,乌克兰的经济似乎是离开俄罗斯便是死路一条的处境了。如果铁心跟着俄罗斯走也不会有问题。问题在于在思想上,乌克兰早就跟着美国和欧盟走了。信息交流过于自由。各类信息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而欧盟的信息战一直都比俄罗斯要厉害很多,这个我想不需要我多说了。

    苏联刚解体时,东南部的人民基本都希望跟俄罗斯走,西北的乌克兰人民都想跟欧盟走。但现在呢?普通民众和学生就不说了,基本都是希望加入欧盟的。他们幼稚的认为,欧盟,特别是德国会给他们钱,给他们免签证。目前愿意亲俄的人,恐怕只有企业主了。企业主是跟着订单走的,订单就是一个工厂的方向,工厂和制造业才是一个国家的力量。能从这个层面看待乌克兰政治问题的人,少之又少。

    当然除了西方思想渗透的原因外,还有些历史原因。乌克兰人憎恨俄罗斯在乌克兰搞种族灭绝政策,而且反复宣传,让每个乌克兰人都知道这一点。甚至立法:否认苏共在乌克兰搞种族灭绝政策罪。当然历史情感原因是次要原因,甚至历史原因是在西方媒体反复宣传下放大了的。

     我身边的乌克兰普通学生,不管是东部还是西部的,基本都是希望加入欧盟的,我只能轻轻的说声,你们的幼稚,也就是我们的优势。我接触到的搞金融的人,也都是希望加入欧盟的。第一美国给予了他们一部分资金的支持(我真的不明白,美国人给钱支持他们国家闹革命,他们竟然高兴)。第二他们只有建档的金钱进入境的观念,我不得不说“精英误国”,在这里我要举个例子,说一下精英误国在乌克兰的情况。我认识两个搞金融的人,算是社会精英了吧,跟他们分析了一下乌克兰亲俄亲欧的选择。

    我问:因为乌克兰拒绝加入欧盟,俄罗斯决定给乌克兰天然气降价,这样不好吗?答曰:不好!普通人只看到天然气降价了,却没看到给俄罗斯开放了两个免税口岸。每年给俄罗斯商品免税的钱差不多等于天然气打折的价格。

    我们先分析这一段信息,我给他四个字:自以为是。他在大家只注意天然气价格的时候,注意到了开放免税口岸而沾沾自喜。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精英却不懂得1+1大于2。天然气价格下降意味着整个乌克兰制造业成本下降,乌克兰贸易是面向全世界的,而开放的几个口岸确实只针对俄罗斯的。这是一个共赢的合作,而乌克兰获利比俄罗斯还要大,算是俄罗斯给乌克兰的一块大蛋糕。

    我与这个精英的对话还在继续:我问:如果加入欧盟,乌克兰的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将不对乌克兰开放自己的市场。乌克兰工厂将破产并被国际大鳄给吞并。答曰:我们依靠俄罗斯市场,所以我们只能生产低端产品。如果我们加入欧盟,我们将被迫生产高端产品。你看波兰捷克都过渡得很好。

    我只能“呵呵”他一脸。我不想跟他说什么。产业链升级需要多少年,中国至今还在为产业链升级继续努力。我在这里给大家摆出来另外一段对话,这是我与我的客户----文尼察一家食品工厂老板的对话。

    我问:2014年贵公司要扩大生产吗?答曰:如果亲俄,我们要扩大生产,并从中国引进新的四旋盖生产线。

    我问:如果亲欧,贵公司可以开发欧盟市场,我们将配合贵公司,给您推荐适合欧盟的原材料。我们公司的产品也卖往欧盟,符合欧标。答曰:卖往欧盟,我们需要拿很多很多的证书,一份证书需要1年,一份证书需要上百万欧元。我们是做食品的,欧盟需要卫生证明,我们可以配合欧盟做到我们所有能做到的,但如果他们说我们的水不合格怎么办?难道我们要以一个公司的力量,改变整个城市的自来水系统吗?即使我们能改造,需要多长时间呢?再拿到所有许可证之前,我们的货物卖到什么地方呢?

    银行精英的眼光还不如一个小企业企业主呢,企业主以非常务实的态度看待亲俄、亲欧的政治问题,比起满口民主自由的学生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可是巨大的革命浪潮中,几个企业老板的声音谁有能听得到呢?

     乌克兰全民推动加入欧盟的过程中,普京放出了狠话:如果乌克兰加入欧盟,天然气不降价,并不享受俄罗斯关税联盟优惠政策。亲俄,死!亲欧,也是死!亲俄,被如浪潮般的革命给淹死。亲欧,经济破产,被俄罗斯给制裁死。

三、2013年底这场革命目的何在?

    如果说2013年底革命是为了抗议亚努科维奇拒加欧盟,那么亲,您又错了。最多说,这场革命的导火索是亚努科维奇拒欧盟。要说目的,那就要看是谁的目的了。看看参与者是谁吧!

     1.首先反对党!反对党当然是要夺权,他们的背后领导人是季莫申科财团,季莫申科被捕入狱,这个罪有应得。但是说季莫申科是政治迫害的宣传从未停止。基辅克里下杰克大街的尽头,有一个宣传季莫申科被政治迫害的阵营从2012年欧洲杯开始就再那里驻扎着,1年半来风雨无阻,在哪里宣传着这种信息。季莫申科家族势力算是坚定的反对党,他们与亚努科维奇的仇恨不共戴天。他们反对亚努科维奇,我觉得属于正常。

    2.被迫害资本家巨头 他们是被亚努科维奇迫害的一批人了,他们巨额财富或财富来源被亚努科维奇家族占有,这些资本家巨头理所当然会不遗余力的对亚努科维奇落井下石。对于他们的目的也很明显,也能理解。   

    3、国外势力 乌克兰前总理说过,欧洲哪些外交官员们在游行队伍中推波助澜,做与其身份不符合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信息量很大,也很耐人寻味。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让乌克兰加入欧盟?说得难听点,如果乌克兰真要加入欧盟,欧盟还未必接受呢,对吧。既然不是为了乌克兰加入欧盟,那是为了什么呢?

    我觉得有两个目的:1、不要过分亲俄,而远离欧洲。2、如果不能亲欧,那就乱吧,越乱越好。

    4、普通民众普通民众分两批:

     1、无知而无畏的学生和市民。他们能想到加入欧盟能够让他们更方便廉价的旅游欧洲,但他们想不到,工厂倒闭了,哪来什么钱取旅游呢?他们想加入欧盟能够给他们经济支援,让他们的生活质量跟欧盟一样,他们想不到,自己不努力劳动,永远得不到财富的道理。他们能看到苏联对乌克兰制造了巨大的饥荒,却看不到如果没有苏联,乌克兰可能现在还四分五裂,根本不会有一个欧洲第二大国家的版图,如此广大的版图,全拜苏联所赐。他们看到了推倒基辅最后一尊列宁雕塑后的欢呼,却看不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拨款,来保护这尊雕塑,以后呢?对不起,这个拨款取消了。因为无知而无畏,因为无畏而更加无知。

    2、被雇佣的水军。200格里-400格里一天的工资,对乌克兰人还是很有诱惑力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俄罗斯、乌克兰革命的高潮总是发生在冬天,2月革命、10月革命、苏联解体、橙色革命、乌克兰2013年年底政治危机,无一例外都是冬天。为什么?因为冬天工厂不工作(这个跟中国不一样),大量的工人闲置在家,有的是时间和精力,所以就被召集来闹革命了。有专门的人从事这样的生意,跟组织者谈价格:闹几个小时,晚上可否离开,闹到什么程度,是否要见血,见火。他们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挣钱。给钱就闹。

    所以第一个星期过后,人民不再是单纯的为了不加欧盟而聚会了,而是各有目的。反对党和资本家,是为了赶亚努科维奇下台而闹。国外势力,为了乌克兰乱而闹,直到亲俄势力下台。民众要么无知而闹,要么为钱而闹。所以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亚努科维奇下台而闹。

    上文提到,至于为什么会在亚努科维奇访华后,支持政府的阵营失败。原因很简单,中国没有在经济上支持亚努科维奇,只是在口头上支持了一下他,说提供核保护。没有强大经济支持,也就没有人为你闹。400格里一天,这个数字不小,1人400,100人就40000,如果需要10万人分庭抗礼,就需要4000 0000一天。没钱,对不起,那就没人。

四、中国如何应对。

    亲俄或者亲欧,其实对中国影响都不是很大,中国需要的只是乌克兰的技术、农副产品和少量的市场,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而技术随着中国自己的赶超,我们也越来越不稀罕他的那点家底了。对于乌克兰来说,乌克兰更需要中国的经济支援。也就是说,乌克兰更需要中国,而不是中国更需要乌克兰。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政策的执行有延续性。江政府到胡政府,再到习政府。国家的走向也许在改变,但与某个国家签订的协议基本没有变过,不会因为某些事情而毁约。甚至在乌克兰发生大规模排华后,中国依然在政治上没有抛弃乌克兰。反倒是乌克兰因为政治人物的更迭,不断的变更对中国的政策。

    季莫申科作为亲欧的领袖人物,在下台前与中国签订了很多经济合作的具体合同,也卖了很多关键的技术给中国,甚至连俄罗斯都在抗议乌克兰卖不该卖的武器给中国,损害了俄罗斯的利益。

     亚努科维奇亲俄的主要人物与中国关系也不错,继续推动了于中国的各种合作。让中国人在乌克兰的生存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至少警察很少查中国人护照了(敖德萨除外)。但是他彻彻底底得罪中国了,上文提到了,我这再复制一下:“敖德萨是乌克兰最大的港口,大部分的进出口货物都是通过敖德萨,而敖德萨“七公里”市场理所当然就是商品集散地。而管理这个市场的,就是亚努科维奇的儿子。2013年,敖德萨警察强抢七公里市场的华人商品,就算很大程度上得罪中国了。彻彻底底得罪中国的,还有另外的原因。其实在尤先科后期,总理是季莫申科。她虽然是亲欧派,但并不影响跟中国搞好关系。俄罗斯不卖的关键武器,季莫申科不怕开罪俄罗斯,敢于卖给中国,引得俄罗斯抗议连连。季莫申科很清楚,乌克兰不管亲俄,还是亲欧,对中国都没有根本的利益关系,中国需要的是技术,乌克兰需要的是资金。两者一拍即合,与中国签订了很多大型项目的合作,当然季莫申科是小人,她得到的好处也很多。中国对乌克兰的投资已经启动,很多都是国企牵头。但乌克兰换总统了,季莫申科入狱,亚努科维奇虽然没有直接拒绝承认季莫申科与中国签订的合同,但处处刁难。资金已经投出,收回不能,继续投入受阻,以至于这些项目都是进退两难。这些大型投资受阻,算是亚努科维奇彻彻底底得罪中国政府了。”中国政府这次是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教训。

    证据呢?有!《中乌关于进一步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提到:扩大和支持两国实业界开展相互投资,共同努力改善投资和经营环境。什么意思?意识说,乌克兰的投资和经营环境不好。既然不好,那对不起,我们不给什么钱给你。

    尤先科亲欧派对中国大体上过得去,该卖的技术卖了,该执行的合同执行了,在关键时刻跑中国来要钱,开口就3个亿。胡主席点头,给了1.5亿。当然这个钱给你也是有代价的,马上又签了很多投资合同。

    中国要做什么呢?我不管你亲俄或者亲欧,只要你在维护中国在乌克兰利益,卖中国所需要的技术,改善了华人在乌克兰的生存环境,那么我可以给你适当的经济支援,在关键时刻,我也会给你一些政治支援。让你在政治危机中有更大的筹码。如果你让中国企业受损,让中国利益受损,不管你亲俄,还是亲欧,对不起,在关键时刻,虽然中国不会落井下石,给你面子,但不会给你一分钱的实际利益。

    还是那句话,亲俄亲欧跟中国没有一毛钱关系。甚至一个亲欧的、贫穷的乌克兰,对中国取得关键的技术,占领更大的市场更有利。季莫申科就是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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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头号军事技术合作伙伴面临政治危机

----中国发动机技术至今仍未摆脱对外依赖

《俄罗斯之声》

2/13/2014

    目前乌克兰国内骚乱、破坏基础设施以及重新划分财产等有进一步加剧的现实威胁。尽管中乌两国已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旦政局突变,乌克兰的一些武器和技术向中国出口仍可能会受到影响。

    中乌两国建交已20余年,双方似乎均刻意避开军工领域的合作,涉及军贸的只字不提。实际上,中国是乌克兰军事工业第一大消费国,乌方更是期望中国在2013年后成为乌克兰头号军事技术合作伙伴。

    迄今为止,乌克兰已向中国出口了约30类军事技术,其中涉及用于航空母舰、大型舰艇的动力系统、大型运输机设计、超音速高级教练机、坦克发动机和空对空导弹等关键装备。一些西方媒体媒体甚至称:“没有乌克兰就没有现在中国的国防成就”。

    20余年中,中国几乎从乌克兰拿到了想要得到的全部军工技术。尽管乌克兰的军工家底已被摸得一清二楚,但在局部单项技术领域,中国仍将持续加强与乌军工的合作。

    双引工程抄底乌军工人才

    中乌军工合作,始于苏联解体后那段特殊时期。其时,独联体各国动荡不安,人心惶惶,工厂、机构大量倒闭,军工领域许多专家、教授失业,收入锐减。特别是一些尖端行业,大量一流的工程师陷入赤贫,美国、德国、以色列、韩国、新加坡等国科研机构纷纷派出专家前往俄罗斯、乌克兰,以优厚条件招揽人才。

    韩国的人才计划卓有成效,乌克兰专家只要联系韩驻乌使馆,就可以拿到签证和机票,并提供一个月工资。工资报酬没有统一标准,视专家本人资历和贡献大小,一般1,500到2,000美元/月,知名专家3,000到4,000美元/月。

    中国也加入了这一轮人才争夺,采用的招揽方法类似韩国,但得益于苏联时期中苏友好的渊源,一些留苏专家学者通过学术交流、个人友情联络等多种形式,从乌克兰请到了不少顶级专家。

    瓦良格号被中国改装成辽宁舰

    在这段难得的时期,中国主动出击,目的性很强,直奔军工领域的关键技术,通过个人关系转让其技术成果。中国海军专家李杰形容那时的工作说,中国人坐一个星期的火车,从满洲里出去,穿过西伯利亚,取道莫斯科,再到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进行摸底、契合,很快知道了对方有哪些技术可以进行合作;之后,马上就有大批的乌克兰专家赴华,介入具体项目。

    中国当时的基础技术比较落后,刚开始技术交流的层次比较低,规模也比较小。后来,中国用轻工产品交换先进设备,乌克兰专家开始大规模赴华。这些专家大多是毛泽东、斯大林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重视中苏友谊,生活要求不高,工作严谨,有问必答,技术、材料很爽快地提供,甚至掏心掏肺。

    歼15舰载机技术同样来自乌克兰

    大约是1993年后,双方交往起来就不那么顺利了。“有些技术材料绝对不给你,想要必须有些手段。”李杰说,有人用一箱二锅头或中国的小土特产私底下交换一些东西,但像过去那样在实验室里正儿八经的实验,要价越来越高了,“后来干脆只谈钱,没钱门儿都没有”。

    为了招揽苏联军工人才,中国政府为此启动了一项“双引工程”,专门引进独联体国家的人才和技术。据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主抓这项工程,并放言说:“这是一批穷十年之力都无法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对我国而言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定不能错过。”

    歼15原型机来源于乌克兰

     为做好“双引工程”,国务院授权国家外国专家局于1991年正式设立国家“友谊奖”,用以表彰外国专家为中国所做的贡献,各省随后相继设立不同地方政府友谊奖。乌克兰籍专家奥坚科·沃洛德梅尔、科瓦连柯、阿诺·阿夫恰茹克相继获得国家级友谊奖;卡强·鲍维尔·尤力耶维其获得江苏省友谊奖。

    合作领域广泛成就巨大

    200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内部报告称:据不完全统计,10年来,通过官民并举,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双引工程”,从俄罗斯以及其他独联体国家大约引进上万名专家,2,000多个技术项目。

    乌克兰是“双引工程”的重点地区,每年都有大批专家、学者应邀赴华讲学或从事科研。中国驻乌克兰使馆一秘李谦如在一篇署名文章中说:仅2006年,国内邀请乌克兰科技界专家学者赴华约150批次,2,000多人次。

    中乌军工合作,除了转让“瓦良格”号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型项目外,在舰船、坦克、飞机的动力系统,特别是各型发动机方面,表现最为突出。

    目前中国诸多水面舰艇,包括“瓦良格”号在内,还有“中华神盾”舰所用的燃气轮机DN/DA-80、中国为巴基斯坦开发的“哈立德”主战坦克所用的柴油发动机6TD-2E、新一代高级教练机猎鹰-15所用的发动机AI-222,以及适合高原山地直升机的发动机,均来自乌克兰。改良后的DN/DA-80,其可靠性、可维护性、大修周期、使用寿命均超过乌克兰原装。

    燃气轮机是现代化大型战舰的“心脏”。《汉和防务评论》称,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就从乌克兰“曙光”机械设计科研生产联合体引进了UGT-25000燃气轮机,不过当时没有转让技术。进入21世纪后,因经济窘迫,乌终于同意转让全部技术。

    有关乌克兰帮助中国建造“中华神盾”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据公开报道,早在2001年4月,时任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的曹刚川曾率团访乌,专门造访乌最大的几家军工企业,其中就包括量子所及其配套的“火花”无线电设备厂。

    据乌克兰量子科学研究所所长利西采透露,从2001年起,量子所生产的“卡什坦-3”型系统有一半销往中国和韩国。特别是北京在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承办权后,明显加大了对该系统的订货。西方防务分析专家认为,从这个时候起,乌开始参与“中华神盾”舰的设计工作。

    此外一些航空技术,如L-15的气动布局、中型运输机“运八”和大型运输机的研制和改进上,双方达成了一些协议。有消息说,乌克兰帮助中国建造与“尼特卡”地面训练系统相类似的设施,用于舰载航空兵飞行员的训练教学,并向中国出售了4套阻拦索。但中国方面始终未予证实。

    中国发动机技术至今仍未摆脱对外依赖

    据乌媒称,早在2006年10月,中国就曾派遣大型军事代表团访乌,讨论乌克兰帮助中国培训航母飞行员的可行性。此后,中国工程师、飞行员、海军技术专家便开始频繁访问“尼特卡”试飞中心。

    中乌除了航母、战机、地面坦克、装甲车的动力系统合作外,还有导弹技术方面的合作。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引进苏系飞机以及苏系空空导弹新的制导头。为了能让那几百枚R-27空空导弹的性能得到更新,俄罗斯基于担心仿制的原因,没少为难中国。

 

 

 

 

乌克兰转型困局对中国的启示

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杨俊锋

2014年03月19日

近来乌克兰局势激烈变动,克里米亚地区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导致俄罗斯与欧美激烈角力,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乌克兰曾和中国一样实行共产主义体制、同属过社会主义阵营,并都与俄国毗邻、渊源甚深;而又有不同的是,乌克兰早在20多年前脱离苏联独立,并宣布实行自由民主政制,但至今政局一直如翻烙饼般反复,转型步履蹒跚。这对正在起步民主转型的国家,尤其是中国而言,自然更值得关注。

颇富戏剧性的是,在乌克兰独立之初,许多乌克兰人天真地认为,一搞民主,幸福生活便随之而来;乌克兰能在不长时间内成为第二个加拿大,小麦成海、牛奶成河;甚至断言10年后居民生活可望接近英、法等国水平。

但现实却极其残酷。乌克兰进入后极权时代已20多年,但不仅政局反复震荡,而且经济也连续负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挣扎在贫困之中;4000多万人口,却有1400亿美元的外债(当然这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政客利用民众追求眼前的物质实惠心理,为迎合大众而大肆举债)。按理说,就经济增长而言,自由市场远优于计划体制,但相比之下有些集权国家却反而维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相似地,原本苏联集权体制下非常严重的腐败问题,不仅未能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随着苏联体制解体而消失,独立后的乌克兰反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总之,乌克兰的转型不仅和不少国家如埃及、泰国一样非常艰难,而且被认为是失败案例。

可见,自由民主虽是人心所向,但转型成功却并不容易。这自然也再次成为各种支持集权主义的“左”派幸灾乐祸、否定自由民主的口实。因此,乌克兰局势不能看作单纯的国际时事,其中还蕴含着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即如何转型、转型的困难究竟在哪里?

社会分化和对立下的转型是危险的

乌克兰转型困境的最重要根源,是国内严重的结构性和根本性的分化、对立。俄乌关系绝对是“剪不断、理还乱”。一方面,乌俄差不多可谓同文同种:乌本身就有不少俄罗斯族,而且多数乌克兰人和俄国人都同属斯拉夫人,乌语与俄语也极其相近。早在17世纪,乌克兰人为抗击波兰主动加入俄国,而克里米亚更原本即是俄国领土,只是在1954年为纪念乌克兰加入俄国三百年,才被苏联当局划给乌克兰。

但另一方面,民主制度更为成熟、经济更为发达的西方世界对乌克兰显然更具吸引力。而且,俄乌又因历史积怨甚深。苏联时期的残酷高压政策导致以欧洲粮仓闻名的乌克兰遭受严重饥荒,大批乌克兰人被饿死,这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苏联专门利用饥荒清洗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

更具体地讲,东乌克兰多俄罗斯族、讲俄语、信奉东正教,社会情绪亲俄,其中以俄罗斯族为主的克里米亚就更具强烈的回归俄国倾向。但西乌克兰深受西欧影响,乌克兰族占绝对优势、大都信奉天主教、讲乌语,具有强烈的乌克兰民族意识和去俄归欧倾向。

这导致乌克兰国内形成了亲俄和亲欧群体的严重对立。而乌克兰极为敏感的地缘位置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立:乌克兰恰位于欧盟和俄国的连接点,俄国将乌克兰视为固有势力范围,西方则支持反俄的反对派。乌克兰政治家们在亲俄和去俄亲欧之间的反复摇摆和过度投机,更加剧了国内认同的撕裂。

在这种严重的社会对立下,成功转型必不可少的基本社会共识和认同就很难达成,政局反复动荡也就不可避免。相似的是,泰国政局动荡则很大程度上源于城乡对立。相比之下,蒙古、韩国和日本等国,民族构成单一、不存在严重的族群对立,因此转型就较为顺利。

乌克兰的族群对立还造成新政治秩序和权威无法有效建立,进而造成地方割据和贪污腐化的盛行,也阻碍了政党政治的正常发展,为政治操纵行为提供了空间,如总统利用其地位影响独立议员选举。

因此,在存在严重社会对立的情况下,转型不仅很难并还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和代价,其中还包括可能导致领土分裂。这对多民族、多宗教、城乡差距严重的大国尤为如此,而这些特征中国都具备。因此,不能简单把乌克兰转型失败作为维护现有体制的借口,面对现实情况,我们要怀有真诚的担忧。

设计可行的民主方案要比打破集权难得多

转型绝非一打破专制秩序并宣布实行自由民主,便会万事大吉、水到渠成。即便表面上建立起民主宪政体制的外壳,真正落实却很难。

乌克兰独立后的严重贪腐和经济衰退,错不在自由民主本身,而是原集权体制的贻害。虽然乌克兰独立后宣称实行自由民主体制,但政府机构一切如旧,机构臃肿、职责不清、效率低下、极不透明、办事程序繁琐;旧的官僚阶层基本上未被触动,官僚们利用市场化为所欲为,对企业敲诈勒索使其更不堪重负。这是导致腐败严重和经济不断萎缩的根源。

自由民主的一个重要的隐含前提是,它同样需要一个正当、有限而又有效的政治权威。但乌克兰未能及时建立起这样的新权威,也是腐败盛行、社会混乱以及经济衰退的根源之一。自由市场不等于无政府主义,它有赖于一个有限又有效的政府来提供基本的公共秩序和服务,及必要的基础设施。否则,经济发展不仅不会随着宣布实行市场经济而自动发生,反而可能衰退。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有些集权国家反而能保持经济较快增长。集权固然压抑个人权利,却可能会更为有效地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并有可能在一定限度内保证发展经济所必须的产权和经济自由。

乌克兰转型的进程也说明,相比于打破集权体制,设计和选择切实可行的自由民主体制更为复杂。例如,在政体上,转型国家都面临议会制和总统制的选择。相比之下,议会内阁制更能保证行政权受制于民意、行政首脑更迭容易,不容易出现政治僵持;但缺点是政府不够稳定、效率可能相对低下。相对而言,总统制或半总统制下政府更为稳定、权力更为集中、效率也可能更高,但议会对总统的制约有限,总统除非因犯罪而被弹劾,否则便无法更换,因此容易导致个人独裁,也反而容易出现政治僵局。后一种情况,能部分解释乌克兰当下的政局动荡。

法治则是重建权威和秩序的根本保障。乌克兰表面上不缺法律,但却难以落实;有司法机关却缺乏独立、公正和权威,乌克兰宪法法院也缺乏超脱于政治的中立性。几乎每次大选,都会被指责为舞弊,但却无法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规范和解决;原本只是穷尽其他正当途径后作为最后选择的街头抗议,在乌克兰却极为频繁、激烈。

类似情景对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即便是声言毕生追求宪政的孙中山,在宋教仁遇刺后,在案件已初告侦破、司法程序启动之下,却仍坚拒法律解决的建议,决然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解决。若一个国家不能树立起规则至上的普遍共识和自觉意识,转型就很难成功。

民主转型需要民众尤其是精英的妥协

建立新的秩序、权威和法治,根本上依赖于整个社会达成基本的共识。而社会共识达成,固然取决于社会的对立和分化不能太过严重,但也同时离不开妥协精神。这也是乌克兰转型困局的重要障碍。各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清算,重复着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这也是为何表面上乌克兰建立了民选、分权体制,但却无法有效运转的重要原因。

我不否认,街头抗议本身是自由民主的体现,民众也当然享有不服从的权利。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过度激烈和频繁的街头政治,却会反过来危及自由民主,也是自由民主尚欠成熟的标志,同时说明这个国家缺乏基本的政治共识和法治。

事实上,自由民主政治是一种妥协的政治。它不仅取决于制度的设计,还取决于民众尤其是精英的妥协精神。从根本上说,妥协是寻求对话协商。善于妥协的民族和时代,往往少有大的震荡和苦难,并且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英国自由民主的建立和发展,不是因为杀掉国王,而是因为实行了君主立宪。美国独立后,十三个州其实是各自独立的国家,但它们并未像中国历史上那样,由一个强大的州武力统一,而是通过讨价还价后的巧妙妥协,订立联合条约成为宪法,组成一个新的国家。而法国大革命杀得人头滚滚,带来的却更多是恐怖和倒退;巴沙尔断然拒绝调停,并要铁腕镇压到底,使叙利亚至今仍深陷内战泥潭。

缺乏妥协的文化,当然非乌克兰所独有,而是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痼疾。中国自古以来,相互让步、达成妥协的情形,就极为少见(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清室和平退位);相反更多的是不达不目的誓不罢休,总希望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消灭对方。即便主张“和为贵”、“中庸”的孔孟,也动辄称论敌为“小人”、“禽兽”;若大权在握,则更可能直接肉体消灭——对此,连苏轼也认为诛杀用言论“疑众”的少正卯,是动用公权法外尽诛异己的“无罪而罚”。而在当代,残酷无情、斗争到底的绝对思维,更曾被革命文化高度宣扬,而妥协则被视为软弱无能、不够彻底的代名词,被批倒批臭。这样的惨痛代价和血泪教训,举不胜举且并不久远。

自由民主不应被妖魔化,但却非万能药。中国这艘巨船要调整航向,自然就更为不易。看到目前的乌克兰局势,阐明这些道理,并非反对自由民主,而是意在提醒人们成功转型的复杂。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4年03月23日 08:49 (星期日)附 件:1个(资讯 3-23.rar ) 查看附件

中国经济还有什么经念?

----记中国经济50人论坛

外媒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10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人员除了经济学家还有政府高层部门、经济研究机构、知名企业家,年会由论坛学术委员会根据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确定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发表专题演讲,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今年经济非常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提出金融危机进入第二阶段。

    体制内高官认为金融危机进入第二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10日表示,从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过去,只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兴经济体开始危机了,中国房地产先出问题,并且政策调整解决不了金融深层次的问题。

    造成中国危机的基本因素并没有消失,更重要的是中共政府在应对危机过程中采取了很多超常规的措施,这些超常规措施在阻止危机扩大的同时也加重了经济的恶化。李扬表示,判断危机是否过去,就要看实体经济领域中经济发展方式偏颇以及经济结构扭曲的状况是不是得到解决,现在显然没有解决。

    李扬认为,实体经济层面的房地产,谁都知道它是一个大问题。今年6月中国房地产登记系统启动之后,除了高房价问题外,房屋过剩问题也将水落石出。现在这个问题非常突出,金融部门都在做准备。大家都说今年实体经济要出问题,首先就是房地产出问题。

    李扬强调,危机深入到如此程度,根源在于实体经济出了问题,产能过剩已经是一个“癌症”。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去,还得靠投资,而投资上来后,又导致更多的产能过剩,这是体制的纠结。而对于迫在眉睫的金融问题,李扬认为,发达国家是宽货币、紧信用、低利率,而中国的金融是宽货币、高利率、贷款难、贷款贵,这几个现象很荒谬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今天金融业的现实。中国金融体系必须动手术,不能靠政策调整,因为政策调整解决不了深层次的问题。

    中国经济今年非常困难 与会各界专家担忧

    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10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4年年会上表示,中国经济今年还会非常困难。因为积累了十多年的问题要梳理和解决,而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吴敬琏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何防止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房地产是支柱产业的争论本身就是计划经济的思维,能赚钱的产业都是好产业。如果央行还要大量印发钞票,房价还会继续上涨。

    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年会上表示,今年,也许到明年整个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对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内容是很重要的。至少在今年推出改革措施的时候,有利于稳增长的,调结构的改革措施先往前排。

    中共的体制也成为与会各界关注问题。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在演讲中表示,改革就要改政府和体制,要把原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政府,改成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对政府来说只能处罚政府才能促进改革,这就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而现在对市场做处罚、对老百姓做处罚的很多,唯一对政府是没有处罚这一说的。

    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张承惠在年会上表示,地方政府的过度竞争,背后的实质在于地方政府成为实实在在的利益主体。所有的地方政府都特别关注财政收入,因为钱多好办事,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成。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在演讲时表示,靠政府来建设市场经济,这是不得要领的。张维迎分析称,市场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个人权力和自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所说的改革应该是政府怎么把权力还给市场。

    与会成员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之一是金融改革,难点在于如何在坚持改革的同时避免系统性风险。中共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演讲中表示,如果国内金融产品全是刚性兑付,隐含担保,没有违约事件发生,那么中国永远不可能有健康的金融市场。

    中共国务院参事夏斌认为,一方面,要允许出现局部性违约,释放风险,甚至允许个别金融机构倒闭破产;另一方面,基本稳住金融大局,尤其是稳住银行,避免出现挤兑。

    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的观点与夏斌接近。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突出矛盾集中在影子银行、房地产、地方债务三个方面,彼此互相联系,解决要靠对当前的利率双轨制并轨,这必然带来市场出清,很多风险就会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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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2014年03月17日 09:14 (星期一)

加入TPP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方针背道而驰

贾根良

2014-03-15

    贾根良,1962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经济思想史、演化经济学、创新经济学与科技管理、发展经济学、东亚与中国经济,

教育背景

1983年6月毕业于天津商学院(现天津商业大学)
1995年6月毕业于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1984.7—1986.9 安徽财贸学院教师;
1989.7—1992.9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讲师;
1995.7—1996.3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1995年12月破格晋升副教授;
1996.3—2005.9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1999年3月破格晋升教授,2000年12月被聘为博导;
2005.9——作为引进人才调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重要荣誉和称号:2004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如果我国加入TPP,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将通过TPP控制和支配我国高端产业和国内市场,压制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反之,如果我国不加入TPP,TPP国家的贸易转向将“倒逼”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笔者按:这是去年六月份国内在讨论TPP时笔者撰写的短文,始报内参,不被采纳;后投稿两家报纸,遭拒;原因就是我的观点“很可能”不符合中央领导人的意图。当时,商务部等国家职能部门正在研究我国是否加入TPP的问题,我知道,商务部基本上被美国战略家洗脑了,这对国家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要反映我的看法,希望他们能警觉,但没有达到目的。由此可见,揣摩领导意图,阻碍逆耳忠言上达决策层的“唯上”在目前的中国仍是多么严重,我们的媒体也是这样。这种“偏听则暗”正在把中国的一些改革开放政策引向歧路。然而,《探索与争鸣》杂志编辑对我的观点很感兴趣,当时向我约稿,该杂志2013年第9期发表了我的《中国为什么要远离“请君入瓮”的TPP》(见本博客该文),更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我的观点。这样,我的这篇短文就没有再发表的必要了,上传于此,聊做纪念。此外,决策层决定加入TPP的巨大危险仍然存在,这篇文章仍有其重要价值。 

  一、不加入TPP将“倒逼”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国内有人从中国不加入TPP将丧失对美日一部分出口市场的角度建议我国加入TPP,按照这种观点,如果TPP在中国不加入的情况下成功地签署实施,那么,中国对美国和日本的出口企业将受到直接影响,因为它们将直接面对来自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生产商的不平等竞争。日本人斋藤德彦在分析中国缘何改变对TPP置之不理的态度时,甚至把这一因素看作是关键性的:“中国开始谈及此前从未涉及的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问题。这一动向的背景是,中国对本国可能被排除于世界贸易秩序之外感到焦虑。‘中国模式’就是作为‘世界工厂’而大量出口产品,但这一模式并非坚如磐石。中国国内的人力费用正在急剧上升,在“廉价”这一领域已被东南亚赶超。如果越南加入TPP并获得关税减免,今后中国在竞争中还将陷入更加不利的局面。”(见新华国际:《外媒分析:中国缘何对TPP改变姿态》,2013年6月2日)

  确实,TPP由于越南等低端产品向美日出口的增加将减少我国低端产品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但我国没有必要为这种贸易量的减少而担心,因为这正是我国结构调整所要压缩的出口。赞成加入TPP的人之所以对这种贸易量的减少大惊失色,原因就在于没有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试想,如果要实现从“进口高端产品、出口低端产品”到“进口低端产品、出口高端产品”的历史性转变,不压缩这种出口怎么有可能达到这一目标呢?既然这种低端产品出口的减少是与我国压缩这种出口的目标不谋而合的,我们还有必要对TPP恐惧吗?如果从我国转型升级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我们恰恰可以得出与赞成加入TPP的相反的结论:为了与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争夺对美日低端产品出口而加入TPP,无疑将阻碍我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而不加入TPP,TPP国家的这种贸易转向将“倒逼”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加入TPP将压制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

  经济史研究说明,美国和英国都是通过贸易保护和限制外国直接投资情况下崛起的。继英美崛起之后,德国、日本和韩国的后发工业化之所以获得成功还得益于一些新的措施,例如,兴建国有企业、对农业保护和政府通过银行业分配和协调工业信贷等。在目前的WTO框架下,虽然这些先发工业化国家曾经采取过的一些措施被禁止了,但仍允许发展中国家对上述国有企业、农业保护和金融业问题具有自主权,允许未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的国家使用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因此,在WTO框架下,虽然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技术经济追赶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但仍存在着追赶的可能。

  然而,在美国主导的所谓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TPP中,发展中国家在WTO框架下对国有企业、农业保护和金融业等方面的自主权被禁止了,发展中国家技术经济追赶所能采取的政策空间极大地被压缩了,这对中国改变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地位的努力非常不利。

  首先,工农业产品贸易零关税。TPP的零关税将为美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高端产品全面占领我国市场创造条件,我国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将彻底地被跨国公司所控制,我国将完全丧失在全球价值链中从低端到高端转型升级的可能性,不言而喻,加入 TPP与我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既定战略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知识产权问题。奥巴马已经把《反仿冒贸易协定》秘密编入遏制我国的TPP之中,《反仿冒贸易协定》的目的是为了避开世贸组织和其他国际性仲裁机构,并捏造理由来查封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商品,甚至无须确凿的仿冒证据,只需宣称有“合理理由”怀疑。所以,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发展中大国都不考虑加入。

  再次,国有企业问题。TPP提出了全新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提案,该议题要求消除政府通过国有企业采取措施支持产业升级的做法,其目的就是扼杀发展中国家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力量。按照格申克隆的理论,一国经济越落后,它就越没有现代企业组织与发达国家富可敌国的国际垄断企业相竞争,这就需要国家通过建立国有企业,创造比较优势,引导私人经济进入报酬递增的高端经济活动之中,在这方面它发挥着特殊企业家的作用,是发展中国家先进技术和先进组织的引导者,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国有企业的产值在新加坡的GDP中仍占20%的原因。

  最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美国拒绝在TPP中采用WTO的“国家间争端解决”方式,主张当外资企业遭遇争端时,诉诸于“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方式,直接委托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解决。由于“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赋予企业起诉国家的权利,弱化了东道国对外来投资及其投资者的控制权,而且ICSID是世界银行集团的机构,受到美国支配,其裁决有利于美国及其公司在所难免,所以该条款遭到澳大利亚的坚决反对。

  三、不加入TPP、中国可走的路很宽

  赞成加入TPP的另一主要观点认为,替代TPP的思路不可行、早日加入TPP可以提高中国对新一代贸易规则制定话语权。这种观点是天真的和草率的,它既不考虑TPP的性质,也不考虑加入TPP有害还是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而是天生地相信强者设定的规则范围是不可挑战的,中国只能在美国划得圈中讨价还价。如果TPP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不符合亚太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加入它难道不是“助纣为虐“吗?而且,在美国主导、美日联盟的情况下,所谓提高中国对贸易新规则制定话语权只不过是幻想而已。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排除美国和自由化程度较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在亚太地区显然是替代TPP的一种思路,而且是比TPP更可行的道路;除此之外,我国还可以实施比RCEP更有发展空间的“亚欧大陆发展战略”,甚至可以向“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共同体”提出与拉丁美洲33国建立33+1自由贸易区的动议。中国并不是除了TPP无路可走,而是可走的路很宽广。从这个角度来看,企图以TPP围堵中国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而已。

  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应对TPP的根本措施

  我们认为,美国在TPP上对中国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战略,故意不邀请中国,使中国产生在国际贸易中被孤立、将丧失海外市场的焦虑感,美国经济战略家深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内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按会照其理论不断地渲染和夸大不加入TPP的严重后果,最终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推动下,诱使中国政府在较长时期犹豫、观望之后,下决心加入到TPP谈判中。然而,一旦中国介入TPP谈判,就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陷入到再也无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陷阱之中,最终使美国经济战略家达到“请君入瓮”的目的。最近国内舆论上在加入TPP谈判上的呼声高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过去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加入的时机不成熟,现在已经开始转变为媒体上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认为中国应该尽快加入。

  正如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当前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笔者认为,这才是我们正确认识TPP的指导思想,按照这种精神,我国在推进上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等应对TPP战略措施的同时,应该通过国内经济一体化、加快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从而加快进出口结构的调整,应对全球化形势的新变化。否则,一旦TPP国家谈判完成,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确实将面临更大的困难,美国通过TPP围堵中国产品海外市场的目的将有可能得逞。因此,笔者希望我国政府明察秋毫,不要被赞成加入TPP的错误观点所误导,不要做出重大决策失误,坚定地拒绝加入TPP,把精力完全集中到加快进出口结构的调整和新的战略布局上,否则,我国将彻底丧失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可能。

 

 

 

 

发件人:IWEP IGI<igiiwep@vip.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4年03月17日 12:37 (星期一)附 件:1个(未来10-15年中,中国拥有自主发展的新机遇.pdf ) 查看附件

未来10-15年中国拥有自主发展的新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宋泓

March 17th, 2014

songhong@cass.org.cn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和平和发展的国际环境,抓住全球化所带来的战略机遇,中国通过吸引外资和对外开放获得了快速发展。那么,未来中国面临什么样的国内外环境、是否还有新的战略机遇期呢?本文的研究发现:在全球经济低迷、金融动荡的未来年中,由于构建了强大的自主发展能力,并拥有巨大发展潜力,同时还可以抵御国内外各种风险的冲击,因此,我国拥有“自主发展”的难得战略机遇期。利用好这种战略机遇期,不仅可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也可以顺利完成工业化过程,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甚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跨过发达国家的门槛。

    关键词:战略机遇期 自主发展 国际环境 国内能力建设 有效政府

一、引论

    有关贸易价值增值的研究是最近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OECD和WTO的最新研究,除了显示中美之间的贸易差别没有传统的贸易统计的那么大以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发现是:用价值增值表示的贸易依存度大幅度降低。以2009年为例,最高的国家也只有60%左右。一些大国,比如,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则非常低,分别只有8.65%、10.24%和11.12%;中国和印度也不例外,也只有16.6%和14.61%。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道理,即:对外贸易的贡献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低。因此,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发展必须建立本国的产业体系,并依靠自身的企业和产业。

    那么,落后大国的产业体系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这类企业和产业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先进的技术、培养本国的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来逐步推进的。从几个成功发展起来的大国的情况来看,在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建立出口创汇能力、引进国外技术以及本国产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非常重要。而这种机制建立的前提条件是:强有力的政府推动以及较强技术吸收、消化能力。其中,本国社会精英阶层的图强抱负以及强力政府的有效运作最为关键。因为,即便最初没有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一国政府,短期内也可以通过引进外国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功能性地帮助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吸收和消化这些进口技术;中长期则可以通过兴办教育,大批量地培养当地人才等来实现。

    在这种发展过程中,一国内部的能力建设和外部环境之间的机遇及其互动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如果遇到了好的战略机遇期,并利用得好,那么,整个经济就可以获得快速的发展;反之,如果没有战略机遇期,或者没有利用好,那么,整个经济的发展就会减缓。

    以战后日本的发展为例。在明治维新以来大力推进国民教育、精英们励精图治的基础上,二战后,日本,首先,充分利用了1950年代初期的朝鲜战争,和美国建立了盟国关系,并实现了经济恢复。其次,1955年以后,利用相对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大规模引进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尤其是进行大规模的临海重化工业的建设和发展;1960年代,则着重引进和发展当时的新兴产业,比如,电子和喷气式飞机制造等产业(ozawa, Japan’s technological challenges to the west, 1950-1974,1974,P20-21)。到1970年代初期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日本基本上完成了国内产业体系的建设和现代化,并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最后,在1970年代中期以及198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及广场协定的国际动荡时期,在欧美国家纷纷陷入“滞胀”状态之时,日本经济却有效抵御了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自主发展,并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

二、战略机遇期与一国的发展

    战略机遇期,是一个国家在它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中所拥有的、有可能获得快速发展的一段时期。很大程度上,这种机遇期,是由一个国家的能力(利用外部条件的能力和自主发展的能力)以及外部环境所提供的机会来共同决定的,是一个国家与其所处的内外环境互动作用的结果。

    在一个国家发现和利用国际机遇的能力很弱的时候,即便是具有很好的国际环境,也很难获得较快的发展。在历史上,我们见识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即:在同样的国际环境下,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脱颖而出,发展起来,大部分国家则坐失这样的机遇。在另一个极端上,如果国际环境恶劣,或者国际机遇有限,那么,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这时,即便是一个国家具备利用国际机遇的能力,也只能获得有限的发展。只有内外部两方面的条件都具备的时候,一个国家才能够获得快速的发展。这时,我们会说,该国的发展拥有良好的战略机遇期。

    给定国际环境,根据把握、利用和创造战略机遇的能力,可以区分这样几种情况:其一,国内的能力薄弱,无法把握和利用外部提供的战略机遇的情形。当一个国家弱小的时候,国内发展缺少资金、技术和人才,需要大力引进和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同时,又不具备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能力。这时,国内能力建设至关重要,因为即便是有良好的外部条件,该国也不能够充分利用。

    其二,国内的能力达到了可以充分利用外部战略机遇的水平时的情形。当一个国家的内部实力大大增强,并具备了一定的吸收和消化能力之后,良好的外部环境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时的战略机遇期,就主要依赖于外部环境,比如,有没有良好的引进技术、管理和人才的外部环境等。如果利用得好,一个国家就可以获得快速发展。

    以建国以来我国的发展为例。建国初期的1950年代,我们实行“一边倒”(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获得前苏联156项工程援助,经济快速发展,并初步建立起较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随后的1960年代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对内,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困难;对外,和苏联的关系破裂,而和西方的关系尚未建立起来,孤立无援。这一时期,我们的技术引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仅从西方国家引进了一些急需的民用项目。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绩效甚差。1970年代初期,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开始改善,并为技术引进打下较为扎实的基础。加上这个时候,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西方国家也发生经济危机。利用这些机会,我国加大了技术引进的力度和步伐。比如,1972年,我们先后从法国和日本引进了4套化纤和2套化肥装备等。1973年,进一步提出在3-5年内,引进26套大型项目,支持农业、基础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是在引进而又封闭的条件下发展的。这一段时期,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限制了吸收消化能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第一,没有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以国有企业为主,缺乏自主研发能力,容易陷入到“引进——消化吸收——再引进”的重复之中;第二,受困于恶劣国际环境的限制,没有对外开放,缺乏国际竞争压力,也和国际产业发展以及技术进步的前沿发展相脱离,从而陷入到“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之中。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的改革以及对外开放使得我国国内能力的建设大大加快,国际机遇的利用能力也大大提高,技术引进和经济发展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1978年,我国和日本、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230多个项目,成交额达到78亿美元,合同数量和金额比建国以来的总和还要多。不仅如此,还建立了“出口创汇、引进技术和外资,以及国内企业和产业发展”之间的良性促进机制,并获得了快速发展。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甚至逐步获得了抵御不利国际环境冲击的能力。比如,1998年亚洲金融冲击下,我们采取的国内刺激措施,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我们采取的大规模政府刺激政策等。

    其三,对外依赖减弱、自主发展能力增强时的情形。一个国家,随着内部发展的自主动力逐渐增强,以及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逐步提高,对于外部环境的依赖就会减少;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掌控内外部的冲击,可以获得自主发展的新机遇。

    以1997年和2008年两次大危机时候的我国刺激政策为例。实际上,这些政策都遏制了经济的下滑趋势,并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果。当然,从机制上讲,我们完全可以更多鼓励民营企业和市场机制的加入,也可以通过招标、提高透明性等措施减少建设中的腐败现象出现,等等。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掩盖或者否认一个事实,即:我们有能力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国内也有巨大的需求。这正是自主发展潜力的体现。

    最后,当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进入到发达国家之后,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自身的影响创造自我发展空间,或者战略机遇期。

三、我国所处的阶段和所拥有的新战略机遇期

    我国目前处在如上的第三种情形下。

    首先,经过建国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了强大的自主发展动力。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庞大的、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并成为世界工厂。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已达到17.6%。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我国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钢铁、水泥、汽车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迅速成长起来。2013年大陆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达89家(含香港),比2002年增加78家,总数位列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二位。
1以进出口产品的数量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制造业体系完备性,我国很早就和美国、日本以及德国一起,成为世界上产业体系最完备的国家。以1992-2008年的出口产品数量2来分析,17年中,我国平均每年出口产品的数量为4742.12种,仅次于美国的4871.18种,高于德国和日本的4729.24种和 4550种。而据Carrere el.(2007)的研究,1988-2004年间,世界159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出口产品数量仅仅只有2492种。进口产品数量方面,与美国、德国和日本相比,1992-2008年间,我国进口产品的年平均数量(4798.76)处在第三位,仅次于美国(4881.88)和德国(4864.59),而高于日本(4774.18)。

    目前我国处在大规模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中后期阶段。建设和发展所需要的钢铁、水泥以及设计等等我们都能够自我满足。作为一个衡量指标,在国际工程承包合同的招标中,我国连续多年都保持第一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的工程建设以及配套的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我们的教育和科技体系也能够支持目前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我们可以以世界上最有效的设计、施工和成本建设成世界最好的高铁系统、高速公路网络,机场、车站,建设世界上最漂亮的桥梁和隧道等一个个人间奇迹。简言之,我们已经具备依靠自身的能力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强大物质、技术、管理和人才基础。

    其次,我们已经深深融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大家庭之中,并获得了快速发展。从1980年代中后期、尤其从1990年代开始,利用亚洲四小龙产业转移的机会,我国成功地融入到东亚经济体系、甚或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一方面,我们联系着中间品和零部件的供应地——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并和这些经济体长期保持巨额逆差;另一方面,我们联系着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并和这些国家和地区保持着巨额的贸易顺差。作为中介,我们既是亚洲工厂,也是世界工厂。通过以我国为核心的全球生产网络,从2003年以来,我们也将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纳入到这种国际生产和消费体系中来。

    这样,我们一方面建设和积累了利用世界科技、管理、人才以及国际市场的强大能力和网络,另外一方面也积累和建立了雄厚的物质和金融基础,可以抵御外部环境的各种冲击。比如,外汇储备,至少可以使我们免受发展中国家经常遭受的金融危机或者金融动荡的冲击,庞大制造网络体系也能够更好地抵御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这种既融入世界,同时,又能够有效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是很多国家不具备的。这也是目前和3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决然不同的重要条件之一。

    再次,我们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经过30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012年,我们的人均收入仍然只有6000多美元,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我们尚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国内的很多硬件,比如大城市的公共交通网络、卫生设施以及公共服务体系等建设还需要10多年时间才能够完成,二三线城市的建设差距更大。从最新公布的城镇化规划来看,我们的发展仍任重道远。软件方面,服务业部门的发展仍然滞后,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中的改革还需要大力推进等等。在18届3中全会的《决定》中,已经提出了扩大这些领域的开放,深化改革的具体要求和举措。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一个坚强而有效的党和政府的领导,能够排除各种内外干扰,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心全意搞建设。

    总之,经过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世界经济进入到长期低速增长状态,并且,随着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剧烈调整,国际金融市场充满动荡。在低速增长、金融动荡的环境下,一个国家能够免受冲击,并保持稳定就很不错了;而同时积累了强大的自我发展能力,并具有巨大发展空间的国家,则是凤毛麟角。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只有这类国家可以获得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就是这类国家中的佼佼者。

    如果说,改革开放30多年中,我们所拥有的战略机遇期,更多的是一种外部机遇的话,那么,未来10-15年中,我们所拥有的战略机遇期,更多的是一种在开放条件下的自我发展机遇。作为一个中等收入的、相对开放的国家,我们既积累了强大的自我发展能力,也具有巨大的自我发展和提升的空间,因此,在未来相对较长的、全球经济低速成长时期中,我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独善其身,并获得较快的发展。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新的战略机遇期。风景这边独好!

四、威胁我国新的战略机遇期的主要风险

    未来10-15年中,有不少风险会冲击我们,并有可能使我们丧失新的战略机遇期。

    第一,国内的各种矛盾激化,并导致自乱,从而丧失这种机遇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尤其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一些产业被淘汰,工人要重新就业。调整过程中,不少人会失去工作,收入也会相应受到影响;另一方面,长期鼓励创业和发展的政策使得一部分人、一部分行业和地区的人先富起来,并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在这种转型中,收入分配不均、社会不公、腐败等矛盾激化的风险会加大,并有可能危及稳定的经济发展进程。如果国内不稳定,自己乱了,那么,新的自我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就会白白丧失,并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由领土争端,或者周边敌对势力的挑衅所引发的战争,导致西方国家,或者周边国家对于我国的群起攻击。

    随着我国实力的上升以及影响的扩大,一些国家、尤其和我国有领土争端,或者历史上有过冲突的国家,感到了压力,蠢蠢欲动,试图组建各种反华联盟。比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所谓“共同价值外交”,明目张胆地包围中国,遏制中国。最新通过的防卫大纲也赤裸裸地针对中国。如果这些国家太出格,超出了我们的容忍限度,或者我们决定在领土争端采取更加主动的策略等,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局部战争,甚至多国参与的局部战争。结果,西方国家趁火打劫、群起攻之,使得我国建设进程被打断,并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孤立。战略机遇期丧失。

    针对如上情况,我们要特别注意,并预设相应的应对战略。总体上,虽然,小规模的冲突是我们可以容忍和承担起的,但是,大规模的冲突以及被孤立、封锁的情形,却有可能使我国的发展陷入困境。

五、结论和启示——如何利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1)一国发展中的战略机遇期,既受该国利用国际机遇的能力限制,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在内外条件都契合的时候,一国经济会获得快速发展。

    2)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强大的自我发展能力,以及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加上国内发展的潜力巨大,因此,即便是在全球经济低速增长的情形下,未来10-15年中,我们仍然拥有自主发展的难得战略机遇期。

    3)这种战略机遇期的充分利用也面临着很多风险。其中,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国内调整以及国际范围内对于我国崛起的担心和误解尤其值得关注,并预设防范议案。

    我国现在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是拥有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即:现有技术积累与国内建设和发展需求之间所形成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是对于新技术的研发更加迫切——进入到产业前沿以后,很多技术不能再通过引进获得:要么是现有的技术拥有者不愿意提供,要么是我们需要的很多技术,也许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需要独立探索和突破。

    那么,如何利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并促进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和经济的转型升级呢?

    利用好新的战略机遇期,一方面要大大加快国内的建设和发展,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改革各种不合理的机制体制,释放和调动服务业发展的潜力和活力。另一方面,更要在对外开放中,适度、谨慎推进,保证国内产业升级的顺利实现。

    未来10-15年中,我国面临的迫切发展议题包括:

    1)全国范围内,顺利、彻底完成工业化进程。比如,建设和完善全国性的高铁网络、高速公路网络;建设二三线城市的地铁网络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的卫生和公共服务体系;稳步推进城镇化。

    2)从事关键领域和核心环节的技术攻关,顺利完善和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目前,我们一些欠缺的技术和人才,很难从国外引进,只能通过自主创新、尤其是针对性的技术大攻关来培养。

    3)建设和升级全国性的宽带网络等,实现信息现代化。

    4)随着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事务广度和深度的扩展,以及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我们也需要建设现代化的、具有全球干预能力的军备基础。在这些领域中,我们可以进行大规模、高质量的大建设。如果能够利用好这段难得的机遇,我们就可以顺利、快速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并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结合18届3中全会《决定》的落实执行,大刀阔斧地推进国内的改革:

    1)在医疗、卫生、教育以及金融、电信、交通重点领域中,改革现有的经营和管理体制,促进竞争,增加供给;
    2)加快建设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3)促进国内的生产要素流动,改革不合理的定价体系。通过这种改革,释放经济发展潜力。

    在对外开放方面,我们既需要谨慎、适度推进,以我为主,切忌急躁冒进,也需要高瞻远瞩,长远谋划。在这个阶段上,我们要特别注意维护企业和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在开放过程中,以它们的竞争能力来决定开放的程度、速度和范围。我们不能够盲目跟进美欧国家最近通过区域合作大力推进的所谓“高质量、高标准”的大开放。开放并不是越大、越宽、越彻底越好,一定要和我们的能力相匹配。目前,我们可以推进的开放有:

    1)在多边贸易的框架下,建立我国自己的普惠制体系,对不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系统性、规范性的开放优惠。
    2)建立以我为主、以我为中心的区域贸易网络体系。建议主要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小发达国家推进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建设,并根据我国企业和产业能力的成长不断拓展。
    3)密切观察美欧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积极研究、甚或参与这类谈判,利用10多年、甚或是20多年之后的开放来倒逼国内的改革以及企业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并在多边贸易体制和多边贸易谈判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

    总之,在这个战略机遇时期,我们需要在一些领域进行改革,打破垄断,增加竞争,但总体上,更需要在服务业发展、技术创新以及社会保障等领域中进行高瞻远瞩的指导和干预,以实现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由中等收入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转变。

 

 

 

 

发件人:djg1973<djg1973@sina.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3月01日 20:18 (星期六)

中石化搞“混合所有制”对谁有利?

杜建国

    2月19日,中石化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已同意在油品销售业务板块现有资产、负债进行审计、评估的基础上进行重组,同时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社会和民营资本持股比例将根据市场情况厘定,上限可能不超过30%。

    当日,中石化板块涨停,这说明中石化上市公司的股东都赚了。此外,未来参与“混合所有制”的投资者们可能会更为大赚的。中石化等央企目前拥有庞大的非股份化、非证券化资产,若通过引进私人资本参股实行证券化,那么只要在评估时压低资产价格,单是这一项,就会令投资者获得高额回报(比如,现在媒体大肆宣扬铁总资产仅四万亿,所负债务则高达三万亿。这绝对是大大低估了铁总的资产。未来铁总若按照这一估价来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令投资者们获得高回报)。众所周知,这种先例不胜枚举,无须赘述,至于中石化的混合制改革实践,将是个具体的博弈过程,其结局目前尚不得而知。
“投资者”们未来会大赚,那么对普通民众、对广大消费者又将会造成什么影响呢?或者说引入私人资本后,中石化加油站的油价会涨还是会跌呢?毕竟油品销售是直接面向消费终端的,这才是事关亿万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奇怪的是,数日来媒体对此大都不予置评。这真是令人费解。数年来,为了给私人资本参股两桶油的国有资产制造借口,媒体可没少在两桶油和消费者之间制造对立,这其中油价话题又是重点。媒体持续制造中国油价高的舆论,称油价高是因为两桶油垄断,为此需要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可事实上,除了比美国等极少数国家高之外,中国的油价比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油价都是要低的。美国油价低,是因为美国是世界霸主,拥有享受低油价的实力,至于中国,则还做不到。

    除了与国际市场油价挂钩外,作为国有企业的两桶油的定价权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中国政府的手里,由发改委这一政府部门来制定。因此,两桶油在油品销售领域虽然占有巨大的市场份额,但是并没有享受到高额的垄断利润。况且与媒体在世人面前制造的虚假印象不同,在油品销售这一领域,根本不存在政策性垄断,不仅中国私人资本,而且依据入世协议,自2005年起外国资本也开始涉足(比如笔者在北京就可以看到道达尔公司的加油站)。据媒体报道,截至2012年,两大石油公司加油站数量约占全国加油站总数的54%,也就是说两头有之外的加油站数量,也占据半壁江山。面对如此庞大的中国市场,外国资本加油站的业务在华开展的并不太顺利。为什么?重要原因之一是两桶油的油价并不高,导致外资缺少盈利空间,自然也就不愿或难以迅速扩张。

   现在允许私人资本参股油品销售板块了,而企业是要向股东负责的,新股东是要求高回报的,未来的中石化将更多地反映参股的私人资本的利益。那么这将导致什么后果呢?

    学者张捷近日指出,要让新的参股者满意,无非是通过两个渠道,一个是内部的,一个是外部的。内部的就是要减少包袱,比如过去国企改制后,就进行大规模的职工下岗,或降低职工待遇,这样就能减少企业的成本,以增加盈利。外部的,那就是针对消费者,即油价将会上涨,否则无法给予投资者回报。私人资本之所参股中石化,是为了赢利,除了前面提到的以较低价格掌握更多资产的手段外,油价上涨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为简便有效的办法。随着私人资本在中石化中的力量越来越大,未来发改委在定价时将越来越多地顾及他们的利益,否则他们不可能参股。可以说,中石化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其基层员工不太可能有什么好处,对普通消费者更是如此,只有对参与“混合”的资本集团才有利。

    对于油价上涨这一极大的可能,媒体却视而不见。一前一后,态度迥异,令人三思。铁路领域也存在相似的现象。作为跟两桶油一样持续受到媒体攻击的铁道部,其罪名之一是票价高,可事实上中国铁路的普通列车车票已经是多年没有上涨了。等铁道部一分为二后,铁路总公司的市场化改制开始提上日程,这时候媒体突然改了口风,开始宣扬铁路客票价格太低,需要涨价,否则铁总将会破产等等。一方面压低铁总资产,一方面鼓吹提高票价,这两者若落实,投资者们就一本万利了。

    媒体与学界在此还耍了一个花招。他们攻击两桶油垄断——暂且不论这一攻击的不合理之处,那么正确的解决办法,本来应该是打破垄断,而打破垄断的途径应该是进一步拆分两桶油,或者由其他资本成立新的企业,来与两桶油进行竞争。但是,媒体却没有坚持这样逻辑,而是鼓吹减少国资所持的比例,允许和提高私人资本参股。私人资本参股中石化形成所谓的“混合所有制”后,其实中石化依旧还是中石化,根本就没有改变油品销售的竞争态势,改变的只是股东的成分而已。假如中石化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垄断企业,它的老板是张三,现在它引进了战略投资者李四,老板由一个变成了两个,可是,这与消费者何干?这对消费者有什么好处?消费者的选择难道因此而增加了?

    我不明白,有些人老是指责央企垄断,可是,又没人拦着你(所谓的正式的垄断领域其实极少),你干吗不去建一家新的同样的企业来跟央企竞争、而非得去参股人家呢?为何总想着吃现成的呢?像大飞机,中国现在还没有研制出来,只有中航和商飞两家央企在参与。那些抱怨私企缺乏投资机会的人士,为何不在这一领域进行投资呢?若投资成功,这可是一桩利国又利己的好事啊。难道这些人士是在等着中航、商飞大功告成后,再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吗?没人不许柳传志研发芯片,没人不许任志强去建造航母,也没有人只许史玉柱卖“脑白金”,可这些亚布力论坛的常客却老是抱怨央企垄断以至于缺乏投资机会。王健林老板还要求若参股就必须得控股,否则干脆不参股。别人种树时,他啥也不干,躺在床上骂别人垄断;等桃子熟了,他要求深化改革,搞混合所有制,参股摘桃子。是这么回事吗?有本事学任正非、梁稳根,自己干出一摊子来啊。

    2014-2-24

 

 

 

发件人:徐<xll0224@mail.sh.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15个联系人保存所有收件人时 间:2014年02月20日 10:23 (星期四)To: 美国科学研究院正式宣布:转基因食品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转基因食品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美国科学研究院

    一、危害人体健康。

    2009年5月,美国环境医学科学研究院推出报告称:“一些动物实验表明,食用转基因食品有严重损害健康的风险,包括不育,免疫问题,加速老化,胰岛素的调节和主要脏腑及胃肠系统的改变”。美国科学院环境医学研究院得出的结论引起了轰动。

    报告强烈建议:转基因食品对病人有严重的安全威胁,号召成员医生不要让他们的病人食用转基因食品,并教育所在社区民众尽量避免食用转基因食品。

    对于转基因的的侵害原理,研究院指出:插入到转基因大豆里的基因会转移到生活在我们肠道里的细菌的DNA里面去,并继续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吃了之后,我们虽然不吃转基因食物,在我们体内仍然不断产生有潜在危害的基因蛋白质,“说透彻一点,吃转基因玉米,会把我们的肠道细菌转变成生活着的农药制造厂,可能直至我们死为止”。

    报告发布后,美国卫生部2009年底也发表科学论文,指明转基因食品可对内脏造成伤害。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调研报告显示,多数民众对转基因持有负面态度和怀疑态度。

    其实,早在2008年,美国科学家便证实了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的小白鼠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同年《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同年4月,美国政府主管食品药品的部门FDA宣布撤消它在数年前颁布的CRY 9C转基因玉米种植的工业指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该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安全有严重威胁。世界著名生物学家普什帕米巴尔加在审查了600多个科学期刊后得出结论:转基因生物是令美国人健康急剧恶化的一大因素。

    在美国,转基因食品虽然不做标识,但是经过官方鉴定的非转基因食品,也就是天然有机食品都会打上明确标识。

    二、产生超级杂草

     不下十种“超级杂草”正在美国22个州至少上百万公顷农田中肆虐。这些农田的共同特点是,都种植了转基因作物,并且使用了孟山都的“农达”专利除草剂。

    “我们过去用不了一滴农药就能杀死的小草,如今被转基因转成了对所有农药都刀枪不入的超级大草。”安德森是美国田纳西州西部的农民,从去年开始,他就开始为一种叫做长芒苋的杂草头疼。

    这种草每天可以长七八厘米,最高能长到两米多,把农作物全都盖在底下,见不到阳光。这种粗壮的杂草非常结实,收割机经常被它们打坏。

    如今,除草剂“滋养”出来的抗除草剂杂草布满了农田,农民被迫喷洒毒性更强的除草剂。遗憾的是所有的除草剂对这种超级杂草都无济于事,孟山都说开发针对这些变异杂草的除草剂还需要6年时间。

    农民不可能等6年,为了除草,他们想尽办法,或者干脆用手工除草,在投入几十万美元代价治草依然无效后,不少农民选择放弃。超级杂草在转基因种植区蔓延,一些耕地被迫荒芜。

    三、产生超级害虫

    美国转基因农田里还出现了“超级虫”。由于转基因作物并不针对次生害虫,这使得一些次生虫渐渐成为作物的主要害虫。而除虫剂让这些害虫有了抗药性,变成超级虫,农民虽然投入更多的药物治理虫害,却仍无济于事。

    美国国家科学院说:长期实践证明,所谓防虫害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需要拿出农田的20%套种同类天然作物,以便让害虫“有饭吃”,避免它们成为抗体“超级害虫”。就是说,转基因作物不但没能防虫害、反而促使原本是小虫害的害虫变成“超级害虫”。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用16年的实践事实和统计数据明确说明,长期种植转基因作物会给农业经济带来无法纠正弥补的副作用。

    四、美国掩盖转基因危害的真相

    事实是,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已经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发出警告:转基因食品有内在的危险,并可能制造出难以检测的过敏、新的疾病和营养问题。它敦促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做严格的长期测试。但是,白宫下令该机构促进生物技术发展。

    最终,FDA招募了孟山都的前律师迈克尔泰勒来负责研究出台转基因的政策。这一政策出台后实行至今,政策宣布,任何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研究都是不需要的,食品的安全与否全由孟山都和其它生物技术公司来决定,泰勒后来成为孟山都的副总裁。

    1992年,美国总统老布什宣布,转基因食品与天然食品实质相同。此后,各届总统的态度都是支持转基因作物开发,奥巴马也不例外。

    奥巴马上任后任命孟山都公司的说客伊斯兰西迪基担任白宫农业贸易代表,受到美国社会的猛烈抨击。就此,《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说:“谁是我们的谈判代表?谁才可以真正代表美国农业的广泛意见?”

    让运动员兼裁判员,让与转基因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来裁定转基因,这就是美国政府的做法。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中国有关部门对转基因采取的态度仿照了美国的办法,与美国完全一致,是一脉相承的。

    五、美国应对转基因有安全底线

    但值得关注的是,不管如何支持转基因作物开发,美国政府始终有个底线:严防转基因作物侵入现有的天然农业生产系统和天然食品供应系统。美国的天然农田面积远远超过转基因农田面积,而且,转基因农田大部分都是远离天然农业和与世隔绝的新开垦田地。美国法规保障美国有足够质量和数量的天然农田战略储备,即:一旦造成巨大危害而不得不放弃转基因作物和现用农田,美国还有足够的天然农田养活全体美国居民。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设置了转基因安全底线。请问我们的农业部,我们有这样的底线吗?你们是怎样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的?

    一份转基因食品清单,供中国家庭参考!

    中国农业部已经批准种植的转基因农作物有:甜椒、西红柿、土豆;主粮作物有玉米、水稻。今后可能陆续批准的农作物有小麦、甘薯、谷子、花生等。进口的转基因食品有大豆油、菜子油、大豆等。目前只有花生油不是转基因的。

    麦当劳、肯德基的食品基本全部是转基因的。猪、牛、鸡饲料是转基因玉米、转基因大豆。转基因大豆油是用6号轻汽油浸出的。没有承诺不使用转基因成份,或没有回应查询的品牌:食用油和调味品:太太乐、辣得劲、迎春楼、四季宝、金象牌、粤皇、味好美牌、美味鲜牌、贵夫人、家乐、老蔡、阿香婆、元宝牌、百味佳牌、老才臣牌、鹰唛、好乐门、红宝牌、福临门、红灯牌、狮头唛、大满贯、鸿禧牌、金龙鱼、花旗、刀唛

    饼干:乐之、趣多多、鬼脸嘟嘟、奥利奥、天伦、美嘉思、丹麦蓝罐曲奇。

    即溶饮品及冲调食品:雀巢、美禄、雀巢巧伴伴、麦斯威尔、果珍、伊利、南方、金味、南国、百草堂、荔八江。

    饮料及奶制饮品:康师傅、伊利、杨协成、非常可乐、京华、娃哈哈、新奇士。

    婴儿食品及奶粉:雀巢、三鹿、伊利、安怡、安满、亨氏

    膨化食品及零食:可比客、卡乐B、品客、明治、卡露芙、旺旺

    糖果及果冻:雀巢、雀巢奇巧、瑞士糖、喜之郎。

    雪糕:雀巢、五羊、和路雪、伊利

    另:转基因大米也在悄悄流入市场。

    转基因蔬菜的识别:

    转基因蔬菜一般具备的特征如下:

    1、没有传统蔬菜参差不齐的外形,普遍个头均匀,型大体长,色泽光艳,质地鲜嫩,如黄瓜、茄子、丝瓜、洋葱等;

    2、非传统原始地道的味道,无论是烹调前或烹调后的气味还是滋味具备与传统蔬菜明显的区别,如甜椒等;

    3、非当地时令菜蔬,各类蔬菜的一大特性就是均具备很强的季节性和地域性,有部分非当地时令菜蔬并非依靠外地长时间保鲜和运输而来,而是靠转置耐寒或耐高温基因所得。

    被确认的转基因食物如下:1、生菜2、甜椒3、玉女番茄4、紫番薯5、非洲鲫鱼6、非洲鲇鱼(塘虱鱼)

    需警惕几大知名“转基因大豆油”品牌!转基因大豆油利用中国广大消费者的不敏感,或者说是消费者对于“转基因潜在危害”的无知,已经在中国市场上横行了多年。并且对于中国人民的健康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潜在损害,也成为围剿东北大豆,使之濒临困境的主要原因。现在市场上的主要品牌有:

    一、金龙鱼牌,大豆油、色拉油、调和油等,市场占有率约40%,资方为新加坡丰益国际华裔郭鹤年家族+美国ADM公司;

    黑龙江农垦总局下属的九三油脂本来是坚定的“东北原生大豆油”加工商,近年来为摆脱企业生存危机,被迫在沿海各地也开设了几家工厂专门加工舶来的“转基因大豆油”,这种企业其实最需要消费者支持,拉一下就是坚定战士,推一下就彻底成了叛徒。

    另外,我国目前各地方食用油品牌仍然多达数百个,大多数为降低成本,采用转基因大豆油,但是市场占有率不大,购买时可看清标注,如“本品为转基因大豆油,巴西大豆,浸出”等字样,购买时需请谨慎。请同时注意,花生油如“鲁花”(山东民营企业),“胡姬花”(属丰益国际)目前是不含转基因的,可以购买。

    香港环保组织提供的转基因食品品牌。冻肉类湾仔码头,纪文KIBUN,厨师牌VALLEY CHEF,饼乾固力果百力滋GLICO PRETZ,愉快动物饼GINBIS ANIMAL BISCUIT ,四州甘大滋FOUR SEAS BISCUIT STICKS,明治MEIJI蓝罐曲奇KJELDSENS,庄家CHIN TAI CHANG, 百乐顺BAHLSEN,时兴隆SZE HING LOONG,帕玛拉特PARMALAT , 冷饮乐天LOTTE ,DRYERS’ ,雀巢NESTLE,阿波罗雪糕APOLLO,腌制品四洲紫菜FOUR SEASSEAWEEDS,金龟唛LADYBIRD,果之皇KOS, 薯片类旺旺WANT WANT,绅士牌PLANTERS,童星点心面MATSUDA BABY STAR NOODLE,桃哈多粟米条TOHATO CARAMEL CORN,卡乐B CALBEE , 卡乐B.粟一烧CALBEE GRILL-A-CORN,品客牌PRINGLES,珍珍JACK’N JILL,时兴隆SZE HING LOONG 。 调味料美极鲜酱油MAGGI LIQUID SEASONING , 家乐牌鲜露KNORR LIQUID SEASONING,顶好牌BESTFOOD , 雀巢NESTLE , 鹰粟粉/鸡粉/鸡精KINGSFORD’, 谷类瑞士维多麦WEETABIX , 雀巢NESTLE , 佳格QUAKER, 宝博士POST,面包雀巢NESTLE , 四洲FOUR SEAS , 群翼 味美思MAYME SEE , 立洲食品LAP CHAU 。 果酱罗拔臣ROBERTSONS,绅士牌PLANTERS 顶好SKI,罐头金宝汤CAMPBELL , 史云生S, 即溶食品阿华田OVALTINE,雀巢咖啡NESTLE,美乐家MELITTA , 大排档DAI PAI DONG, 麦斯威尔MAXWELLHOUSE , 雀巢美禄NESTLE MILO , 饮品新奇士橙汁SUNKIST,果汁先生MR. JUICY, 雀巢仙美高NESTLE CHAMYTO , 雀巢达能鲜乳酪产品NESTLE DANONE,百福豆浆PAK FOOK SOYA PRODUCT,罗拔臣ROBERTSONS , 奶粉安怡ANLENE,安满ANMUM,雀巢克宁NESTLE KLIM,雀巢即溶奶粉NESTLE NESPRAY,雀巢三花NESTLE CARNATION,雀巢能因NESTLE NAN , 婴儿食品雀巢NESTLE,奶制品安佳牛油ANCHOR BUTTER,芝司乐芝。

    无论专家怎么鼓吹转基因无害,我们只要记住:美国人基本不吃,目前动物饲料也严控!

    二、欧盟绝对禁止(包括动物饲料)

    三、中特食品严禁转基因

    四、世博会严禁转基因食品

    五、亚运会严禁转基因食品

    六、非洲人饿死也不进口转基因

    七、大运会严禁转基因食品

    八、俄证实转基因食品使动物三代绝种

    九、农业部幼儿园禁止转基因食品?(农业部明明知道转基因食品有害,自己的后代不吃,却大量进口让全国人民去吃)

    十、财政部食堂禁止转基因

    我们还有生存权吗?我们还有退路吗?珍爱生命,抵转基因食品!民以食为天, 健康第一。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4年3月17日 9:10主题: 转发: 转发:普京警告奥巴马蜜蜂灭绝将引发世界大战

转基因农业是可持续农业的反面

----普京警告奥巴马蜜蜂灭绝将引发世界大战

2013-06-讯

    美国野生蜂群超过90%已经死亡,80% 养殖蜜蜂也已死亡。如果没有了蜜蜂,人类还能存在多久?爱因斯坦曾预言:“如果蜜蜂从世界上消失了,人类也将仅剩 4 年光阴!”因为植物没有蜜蜂授粉,地球生态将严重恶化,转基因推广将毁灭地球和人类!普金上周会见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的记录揭示,俄罗斯领导人对于奥巴马政府班子在“蜜蜂灭绝”不断增长形势下继续保护全球种子与农作物转基因巨头先正达与孟山都“极其愤怒”,克里姆林宫警告这“几乎确定”将导致世界大战。

普京警告奥巴马,蜜蜂灭绝将引发世界大战

    普金上周会见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的记录揭示,俄罗斯领导人对于奥巴马政府班子在“蜜蜂灭绝”不断增长形势下继续保护全球种子与农作物转基因巨头先正达与孟山都“极其愤怒”,克里姆林宫警告这“几乎确定”将导致世界大战.

    根据俄罗斯自然资源与环境部今天在克里姆林宫公布的记录,普金对于奥巴马政府班子拒绝讨论这个严重的问题极为发怒以至推迟三小时拒绝会见访问莫斯科的美国国务卿克里,但后来宽厚的会见他,以免对两国之间关系造成更大的暗隙。

    俄罗斯与美国之间这个问题上分歧的核心,俄罗斯自然资源与环境部的报告说,是正在毁灭我们星球蜜蜂群的新烟碱类杀虫剂,有“无可争辩的证据”证明它化学上属于与尼古丁相关的一类刺激神经组织杀虫剂,而且,如果无视不制止的话,将毁坏我们世界种植足够喂养世界人口食物的能力。

    这种状况已经如此严重,俄罗斯自然资源与环境部报告,以至在瑞士、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斯洛文尼亚与乌克兰率先禁止在欧洲大陆种植使用这种杀虫剂的最危险的转基因作物后,欧洲委员会本周制定了对这种“杀死蜜蜂”杀虫剂的两年预防性禁令(2013年12月1日开始)。

    被禁止的两种最令人恐惧的新烟碱类杀虫剂为Actara与Cruiser ,均为瑞士全球转基因种子与杀虫剂巨头现正达的产品,该公司在全球 90 个国家雇佣26,000 职工,世界转基因种子市场份额为世界第四位。

    重要的是注意到,该报告说,(瑞士)现正达,以及生物技术巨头孟山都、(德国)拜耳、(美国)陶化学与杜邦先锋,目前控制世界转基因种子、转基因作物及其使用的杀虫剂、除草剂的近100%。

    还必须特别注意先正达,该报告继续,2012 年德国法院对先正达提起刑事诉讼,起诉先正达故意掩盖转基因玉米杀死牛群的事实,并且,在发现他们的“性别偏移”除草剂阿特拉津(莠去津)污染了 2,000 多个供水区域5200 万美国人的饮用水后,在美国一项集体诉讼案中被罚款 1.05 亿美元!

    (按:除草剂阿特拉津(莠去津)是中共农业部批准不加控制纵容广泛应用的除草剂!阿特拉津(莠去津)对美国2,000 多个供水区域5200 万美国人的饮用水造成污染,在中国竟然毫无问题、安然无恙!)

    目前的状况究竟多么惊人可怕,俄罗斯自然资源与环境部报告说,《美国鸟类保护》2013年3 月公布的报告中发出警告“我们整个星球处于危险之中”:“最为对于世界范围最为广泛使用的称之为新烟碱类杀虫剂的类尼古丁杀虫剂的影响进行的研究的一部分,《美国鸟类保护》呼吁禁止用它们对种子处理,同时中止所有应用申请,一直到对这些产品对鸟类、陆栖与水生无脊椎动物和其他野生动物的影响进行了独立的审查。”

欧盟:挽救我们的蜜蜂!

    “非常清楚,这些化学品具有影响整个食物链的潜在影响。新烟碱类杀虫剂的环境存在,它们倾向与随水流失渗透入地下水,以及它们在无脊椎动物中的积累性与很大程度不可挽回作用的方式,提出意义重大的环境性担心”,Cynthia Palmer 女士说。她为美国领先的鸟类保护组织《美国鸟类保护》的农药计划担任经理,也是该报告的作者之一。

    《美国鸟类保护》聘用世界知名毒理学家皮埃尔·米那奥博士领衔该项研究。这个100 页的报告,题目为《美国最广泛使用的除草剂、杀虫剂对鸟类的影响》,对 200 多项新烟碱类杀虫剂研究进行了审查。这些研究包括有产业界自己进行的研究,通过《美国信息自由法》获得。

    这个报告对鸟类与水生动物系统的毒理学风险进行了评价,包括对新烟碱类杀虫剂及其取代了的老一代农药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比较。该项评估结论,新烟碱类杀虫剂对鸟类以及鸟类赖以生存的水生系统具有致命损害作用。

    “涂有新烟碱类杀虫剂药膜的一颗玉米种子就能够杀死一只鸣禽鸟,皮埃尔博士说。“哪怕用称为吡虫啉的新烟碱类杀虫剂处理过的一小颗麦粒,或者油菜籽种子,可以使一头鸟致命中毒。而且,孵蛋季节每天吃少到一颗涂有新烟碱类杀虫剂药膜玉米种子的十分之一,足以影响繁殖。”

    该项新的报告结论,“美国以及世界范围地面水与地下水遭受的新烟碱类杀虫剂污染水平,已经超过能够杀死许多水生无脊椎动物的临界水平。”

    对揭露引起诅咒的这个报告迅速做出反应,俄罗斯自然资源与环境部报告说,很大规模的一群美国养蜂农与环境保护者对继续使用这些新烟碱类杀虫剂起诉奥巴马政府。起诉书声明:“我们要将美国环境保护管理署送上法庭,因为他们未能保护蜜蜂免受杀虫剂的危害。尽管我们做出最大努力,就新烟碱类杀虫剂造成的问题向EPA提出警告, EPA 继续忽略农业系统存在问题的清楚警告。”

    这些转基因作物、杀虫剂、除草剂等农药与种子造成的世界农业系统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俄罗斯自然资源与环境部报告进一步说,欧洲委员会对新烟碱类杀虫剂发出禁令后上周公布的建议报告有所反映,该建议报告提议对所有在欧盟没有注册的种子与植物宣布违法承担刑事责任。该提议报告强调:

    “欧洲正在赶往1939 、1940 年代…欧盟委员会提议的新法律,将使欧盟官僚机构《欧盟植物品种管理机构》尚未“试验、批准与接受”的任何蔬菜种子的“种植、育种或贸易”成为非法。”“这个法律称为植物繁殖材料法律,它企图让政府负责管理几乎所有植物与种子。依据这样一项法律,居民庭院中种植非监管种子的植物,可以认为刑事犯罪。”

孟山都正在用转基因作物与草甘膦等有毒农药灭绝蜜蜂!

    俄罗斯自然资源与环境部的报告指出,监管欧盟采取这样的行动看来非常严酷,但是,这样的法律的出发点是为了清洗这些转基因培育的“种子怪胎”,防止它们继续污染欧洲大陆。

     所有这些情况中最为令人困惑的是,俄罗斯自然资源与环境部的报告说,而且特别导致普金对美国的愤怒,是在已经对环境导致灾难性损害的情况中,奥巴马政府反而做出努力保护这些有毒有害杀虫剂、除草剂生产商的利润,而且,正如《卫报》2013年5月2 日报道《美国拒绝欧盟断言杀虫剂是蜂群崩塌主要原因的结论》详尽报告的那样:“欧盟本周对禁止与蜂群崩塌相关的新烟碱类杀虫剂两年的提案进行表决。美国政府的报告,与此不同,对蜂群崩塌发现了多种原因。”

    然而,奥巴马政府保护这些生物技术巨头毁坏我们世界的“更为真实”的原因,俄罗斯自然资源与环境部的报告说,题目为《巴拉克·奥巴马如何成为孟山都在华盛顿的人?》给予了清楚的说明。该报告说:“在他2008 年的胜利之后,奥巴马对食品问题发挥巨大影响的联邦机构的一系列关键岗位聘用了孟山都的人,特别在农业部与美国食品药物管理署:在美国农业部,孟山都 Danforth 中心前主任罗杰·彼齐任命为国家食品与农业研究院主任。孟山都负责政治政策的前副总裁迈克尔·泰勒被任命为美国食品药物管理署副专员,人称‘新食品安全问题沙皇’。操控 FDA 使孟山都奶牛转基因生长激素获得批准的总指挥就是泰勒。”。

奥巴马对联邦机构一系列关键岗位聘用了孟山都的人

    更坏的是,2012年9 月公布了一项研究揭示转基因玉米与乳房癌与器官损伤相关以后,俄罗斯停止进口孟山都转基因玉米,《俄罗斯近日新闻》披露了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这些措施的反应:“上周对农业年出预算案进行表决时,在最后一分钟美国众议院悄悄通过了一项附加条款,在面临健康风险下保护转基因种子免受诉讼。”

    “该附加条款,官方称之为‘农民保证条款’,被生物技术游说反对者嘲笑为‘孟山都保护案’,因为该附加条款在无论什么消费者健康担心情况下剥夺了联邦法院立即停止种植与销售转基因种子作物的权力。”
    “该附加条款,也被公开斥责为‘生物技术骑马者’,本应当通过农业的委员会或者司法委员会进行审查。与此相反,没有举行任何听证,而且,民主党大部分议员对HR993 议案投票时对这样一个附加条款毫无所知(民主党人在上议院占多数)。 HR993 议案是批准短期资金防止联邦政府关门的议案。”

    2013年 3月26 日,奥巴马悄悄签署了这个“孟山都保护法”,因此使美国人民,在数千人因转基因食品生病倒下而且数百万人因此必然死亡时,对这个生物技术巨头束手无策,丧失了对付这头怪兽的任何法律手段。正如俄罗斯自然资源与环境部的报告揭示的那样,超过美国野生蜂群 90% 已经死亡,80% 养殖蜜蜂也已经死亡,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严峻的农业可能遭到毁灭的启示。

转基因生物体是必将造成全球饥荒配方的5个理由

    1 、专利的种子: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被剥夺他们为下一年度留种的传统权利。如果生物技术突然失败,他们将无种子重新播种。

    2 、土壤丧失肥沃性:转基因农业严重依赖化肥、除草剂、杀虫剂等农业化学品。它们的积累导致土壤丧失肥沃性。草甘膦除草剂尤其造成问题。

    3、单一作物/ 丧失生物多样性:转基因农业为单一品种种植作物。工业化大农场已经造成 75% 种子多样性丧失。历史上的爱尔兰大饥荒就是种植单一农作物的恶果。生物多样性保障食品安全。

    4 、“终结”种子技术:其设计转基因地关闭农作物再次发芽的能力。转入“终结”基因的种子能够交叉传授花粉给自然品种,造成具有发芽能力的其他种子丧失繁殖能力。

    5 、依赖中央控制化的食品系统:家庭为单位的小农户以及中等规模农场构成的网络提供比中央控制化全球系统更坚实的食品安全保障。农业规模越大,它们失败造成的后果越严重。要有全球观念,但是吃饭要依靠当地供给。

    结论:转基因农业是可持续农业的反面!

 

 

 

页岩气革命 上帝没有抛弃中国

资料

  前几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美国时,国人都在关注安倍和奥巴马如何谈论钓鱼岛问题,却疏忽了他们之间谈论的另一个重要议题。那就是安倍恳请奥巴马允许美国向日本出口页岩气,但却遭到了奥巴马决绝的的回绝。

  突如其来的“页岩气革命”

  我大学学的是采矿专业。去年夏天,我在纽约度假时顺路看望了大学的一个同学,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与矿产能源的开发。
  “金融海啸后,你知道美国经济为什么回复得这么快吗?”闲谈之中,他突然问我。
  “该不是因为你吧。”我没当回事儿。
  “很多人还不知道,美国已经掌握了低成本的页岩气开采技术。这几年天然气越来越便宜,能源成本的降低,提升了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他很认真的说。
  “有道理。”我也认真起来。
  “更重要的是,摆脱了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这是美军从中东撤军的根本原因。”他继续说。
  “中国没有页岩气吗?”我开始有点着急。
  “谢天谢地,中国的页岩气储存比美国都大。但是我国还没有掌握开采技术。”他还是以前那样不紧不慢。
  和传统的天然气不同,页岩气是一种从地下页岩层里开发出来的天然气,尽管人们早已知道它的存在,但由于需要特殊的技术,一直没有成为可以利用的能源。
  正像网络技术改变世界一样,页岩气开采技术的革命也在改变着世界。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的页岩气开采技术有了突破性进展,使其产量在几年内增加了数十倍,尤其产生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影响被称为“页岩气革命”。
  看看美国最新的汽车展,就会知道“页岩气革命”的力量。美国汽车厂商几乎都在推出以页岩气为燃料的汽车,又便宜,又干净,PM2.5排放几乎为零。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将有能力成为天然气出口国。由于天然气可以在很多领域代替石油,美国的石油将会自给自足。
  一个没有必要从世界各地争夺石油资源的美国,会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产业竞争上,它的注意力也自然就会从中东移向亚太。

  今天的伦敦,明天的北京

  看到页岩气革命对美国的好处,不觉中羡慕嫉妒恨。谢天谢地,在自然资源方面,中国从来不是“神弃”的土地,甚至中国得到了更多的偏爱。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页岩气储量,下面是IEA调查的世界各国页岩气储存情况。

1, 中国, 1275 兆Ft

2, 美国, 862 兆Ft

3, 阿根廷, 774 兆Ft

4, 墨西哥, 681 兆Ft

5, 南非, 485 兆Ft

6, 澳洲, 396 兆Ft

7, 加拿大, 388 兆Ft

8, 利比亚, 290 兆Ft

9, 阿尔及利亚, 231 兆Ft

10, 巴西, 226 兆Ft

    在加速吞噬中国民众健康的PM2.5,几乎都是来自燃料,最大的元凶是煤炭,其次是石油。就拿天然气和典型的石油燃料柴油相比,每用天然气替代1升的柴油,就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0.63千克,一氧化碳可减少90%以上,碳氢化合物减少70%以上,氮氧化物减少40%,二氧化硫减少90%,噪声降低40%左右。至于我们最关心的PM2.5呢,天然气的排放量接近于零!

    我国目前的能源最主要还是依靠煤炭和石油,在不远的将来,如果我国将1/3的能源用页岩气代替,再将1/3的能源用核能代替,对剩下的3分之一的传统燃料再加以技术改造,那么北京也可能象曾经的雾都伦敦那样,蓝天重返,阳光普照。不仅如此,我国的能源成本将会更低,甚至不再依赖进口。我国的能源组合也会更合理,不会受制于其他国家的牵制,我们可以腾出更多的能量和时间,让我们及其后代更安全,更幸福。

上帝之手拨弄的世界新格局

    进入现代社会,能源一直是支配世界的政治格局。日本偷袭珍珠港敲响了亡国的丧钟,其直接原因是因为美国拒绝向日本出口石油,从而引起日本的恐慌。至今各大国频频插手中东事务,该地硝烟不断,其原因也是对石油资源的争夺。

    页岩气革命,既蕴藏着改变世界势力地图的机会,也孕育着中国人重塑“美丽中国”的梦想。

    在核电安全受到严峻拷问,且又找不到低成本低污染能源的日本,其领导人急于进口页岩气的心情是可想而知。尤其是当日本错误地把中国当作敌手时,他们更是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庆幸的是,上帝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但我们千万不能忘了:上帝给的只是机会,而不是现实。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4年02月28日 08:49 (星期五)附 件:1个(2-28.rar ) 查看附件

南水北调工程后患无穷

王维洛

2014-02-16

    南水北调工程决策在前,可行性研究在后,工程即将完工才发现基础数据没有做好,程序颠倒,搞的还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

工程将竣工基础数据竟没做好

    二○一三年十一月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鄂竟平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访问时承认,南水北调工程的基础性工作没做好。

    什么是一个工程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基本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而言,最基础的数据就是北方缺多少水?为什么缺水?作为水源的汉江到底有多少水?有没有多余的水可供北调?

    二○○一年北京取得二○○八年奥运会的举办权。打着为北京奥运会提供清洁水的旗号,二○○二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建设南水北调工程,主要是中线工程,并立刻开始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移民工和分段渠道建设工程等。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这个重大决定时,并没有经过审查批准的南水北调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直到六年之后,在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国务院第三十二次常委会议才审议批准了《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总报告》。这是决策在前,可行性研究在后,一个完全颠倒的决策程序。

    据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识到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独断专行、靠领导拍脑袋的决策错误,认识到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极端重要性。万里在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他指出,〝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而发展又极不平衡的大国,现代化建设任务之繁重,是过去任何历史时期所不能比拟的。这大大增加了决策工作的复杂性和困难性。稍有不慎,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也有南水北调工程决策在前,可行性研究在后,工程即将完工才发现基础数据没有做好,程序颠倒,搞的还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

汉江是〝北水〞非真正〝南水〞

    汉江发源于陕西省西南部汉中市,从西北向东南流,经过丹江口水库,最后在武汉入长江。汉江流域面积十五点九万平方公里,流域涉及甘肃、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河南六省市。甘肃、陕西、河南三省属于〝水少的〞中国北方,而不是〝水多的〞中国南方。汉江流域则是长江流域中传统的干旱地区。汉江流域的平均降雨量八百七十三毫米,与南水北调的输入地华北平原相仿。该流域的降雨呈北方地区的降雨特征,年际变化大,年内分配不均。汉江是长江各大支流中变化最大的河流,黄家港站的最大流量为二万零九百立方米/秒,最小流量仅为四十一立方米/秒,最大流量为最小流量的五百一十倍,不适合做南水北调的水源。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根据汉江的多年平均径流量制定的,一说有五百五十四点六亿立方米。以南水北调中线方案年调水量一百四十一点四亿立方米计算(渠道实际输水能力达四百亿立方米),调水量占多年平均径流量的百分之二十五。

    但是南水北调工程取水口是在汉江的中间丹江口水库处,而非在汉江入长江的武汉,因此应该以丹江口水库以上的径流量为准。根据退休工程师邓联木的资料,一九三○年到一九七八年年均入库径流量三百七十九亿立方米,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年年均四百三十三亿立方米,一九九一年到二○○二年年均二百六十二亿立方米,二○○三年到二○一○年年均三百七十一亿立方米。以哪个流量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基本数据呢?鄂竟平不能回答。本文取二百六十二亿立方米,调水量占多年平均径流量的百分之五十四。

    此外,陕西省有引汉江济渭河的引汉济渭工程,调水量十五亿立方米;湖北省有鄂北引水工程,调水量十四亿立方米。减去这两个工程的调水量,所剩只有二百三十三亿立方米。这样调水量占多年平均径流量的百分之六十一。

    世界著名的水资源专家ROBIN CLARKE《水》一书中指出,取水量占径流比例越大,造成的水资源管理的问题越大。根据欧洲的经验,比例在百分之五以下,不会造成问题;比例超过百分之二十,则会造成严重问题。因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完工之日,便是汉江河流生态系统死亡之时,如果不立即采取补救措施的话。

先节水,后调水?

    其实南水北调工程的最大问题在于为什么要搞这个工程?据说是为了解决北京人的喝水问题(强调是喝的水,参见梅洁:大江北去)。按北京有二千万人,每人每天喝水(包括做饭做菜)用水十升计,北京人一年用于喝水的水量是零点七三亿立方米。按每人每天生活用水一百三十升计(德国水平),北京人一年的生活用水量为九点五亿立方米。难道每年从汉江调水一百四十一点四亿立方米真正是为了解决北京的喝水问题吗?

    北京人均生活用水量在每天三百升以上,是德国的二点三倍以上。北京普通人的用水量并不高,在德国水平之下。但是有一组群人的生活用水量却远在普通人之上,这样就拉高了人均生活用水量。北京拥有诸多私人游泳池,又拥有很多十分费水的高尔夫球场、人造滑雪场、滑冰场、人造湖泊和水景房。正是这些奢侈消费,导致了北京人均生活用水量大大超过德国。那么,能说北京在工程上马之前做到节约用水了吗?

    现在又提出一个新的理由,南水北调工程是为了提高北京和华北下降了的地下水位。北京的湖泊和河床底部现在都铺设了不透水的人工合成材料,就是调再多的水也是无法渗入地下的。

南水北调的后续工程

    和三峡工程有个三峡后续工程一样,南水北调也需要立即就有后续工程。后续工程任务繁多而艰巨:

    第一:立即着手从长江干流调水救汉江的工程;第二:调大量武警保卫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输水渠道的安全;第三:治理汉江和丹江口水库的水污染;第四:给输水渠道加盖,防止空气中的污染物通过降雨污染了要输送到北京的饮用水;第五:解决丹江口大坝下游汉江河道的干涸问题;第六:解决因调水而产生的下游地区生活、生产用水严重短缺的问题;第七:重建水渠道通过地区的防洪体系,弥补减小的泄洪能力,制订新的防洪规划;第八:拆除对输水质量可能造成影响的诸多城镇、村庄,继续移民;第九:拆除丹江口工程多余的发电机组,并建设新电站弥补发电量的损失;第十:解决已经搬迁的移民〝无土地、无工作、无出路〞的问题。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旦完工,不输水是不行的,少输水也是不行的。但是汉江河流生态系统无法承担如此大的输水量,因此还要从长江干流调水。从短期来看,可以从三峡大坝上游的支流调一些水去增加汉江的水量,但只是应急措施;从长远来看,从长江干流调水,只能从三峡水库调水。这就需要增加三峡水库的蓄水位和增加三峡大坝的坝顶高度。这个在三峡工程规划中已经打好了伏笔。三峡水库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大坝坝顶高度海拔一百八十五米。在不改变大坝高度的情况下,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可以提高八米。但是这还不能满足南水北调的需要,需要再增加坝高。人们从丹江口大坝加高的实践可以看到,增加坝高并非一件难事,十分困难的是移民和淹没损失。

    从长江干流调水救汉江,会加剧三峡大坝下游地区的缺水风险。自从三峡水库蓄水后,鄱阳湖、洞庭湖面积的缩小加剧,湖底出露的次数和时间加长。如果再从汉江调水,将来从长江干流调水,下游地区的缺水问题会更加严重,鄱阳湖、洞庭湖的湖泊生态体系会崩溃。这样又需要再后续工程,就是从西藏调水,这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的非理性行为。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安全问题比三峡大坝更加严峻。三峡大坝是守一个点,国务院颁布了安全保卫条例,调了几千武警,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一条线,总干渠长一千二百四十一点二公里。总干渠是一条高架在中原大地的悬河,一旦发生渠毁事故,比黄河在洪水期溃堤的后果还要严重。输水渠道被炸的事故过去就有发生,如著名的红旗渠就几次被人炸毁。调几千武警,可能还不能保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输水渠道的安全。

    简单估算,南水北调后续工程的费用要远远超过南水北调工程本身的费用。在此人们必须再付一次学费,就像为文化大革命付了一次昂贵的学费,而什么也没有学会一样。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4年03月25日 09:23 (星期二)附 件:7个(他因爱国送祖国一艘航母,辽宁号“来华”过程揭秘.) 查看全部附件

    您是否知道,我国的第一艘航母是一位爱国人士捐献的。他的事迹很感人,看得我热泪盈框。我们国家这样的人多一点,贪官少一点,卖国贼少一点,我们就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果你看了以后有同感,那就请您转发出去。我发给您邮件时从来没有提过这样的要求,今天是第一次,我想你一定不会使我失望. 谢谢!

辽宁号航母来华的曲折过程

----徐增平,因爱国送祖国一艘航母

报刊

    提起航母“瓦良格”号,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要说起当年是谁把它从乌克兰买回来的,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说来你也许不信,当年买回“瓦良格”的那位香港商人,其实是咱们土生土长的山东人,他出生在烟台,在潍坊长大,参军来到济南,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广州军区体工队转业后移居香港。而这次购买航母,他还是从咱们济南踏上的征程――― 他的名字叫徐增平。

    前几年的9月初,在上海的一次朋友聚会上,记者见到了徐增平先生。这位部队篮球运动员出身,年近六旬的全国政协委员,高高大大、热情豪爽,言谈举止间明显打着山东人的印记。提起购回航母的事情,眼前的徐增平却变得非常低调,只是惜字如金地说了句:“这是个百年不遇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啊。”短短的话语,让人体会出了当年他毅然挺身而出的那份侠肝义胆。徐增平的几位朋友谈起了当年他购买“瓦良格”号的惊险、曲折、艰辛以及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上篇——曲折艰辛“航母梦”

    说起“瓦良格”号航母,人们知道是香港创律集团1997年着手投标买回的。其实早在1991年,乌克兰就曾想高价出售过“瓦良格”,而且还向中国抛出过“橄榄枝”。

    1、原名曾叫“里加”号

    1991年底,曾经辉煌的苏联轰然倒塌,庞大的家业由参与独联体的15个加盟共和国来瓜分。前苏联的第二艘航空母舰“里加”号(以苏联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的首都 “里加”命名,也就是后来的“瓦良格”号)在解体前只完成了70%的工程。解体后该舰归乌克兰所有,而乌克兰无力完成它,俄罗斯又不需要它,也无力提供资金造完。在费了一番争执和相互推诿后,乌克兰终于打出高价出售的招牌。

    2、曾喊出20亿美元高价

    一开始乌克兰叫价4亿美元,可不久又提价到20亿美元,并承诺造完它。转眼6年过去了,“里加”号改名“瓦良格”号(苏联为纪念在日俄战争中沉没的“瓦良格”号巡洋舰),乌克兰既没有造完它,也无人再去关心它,“瓦良格”号就一直停放在尼古拉耶夫黑海造船厂的船台上,任凭风吹日晒,直至整个船体锈迹斑斑。世人的目光再也难以聚焦在它的身上,它好像变成了一堆废铜烂铁。原先动辄数亿美元的要价,似乎再也难以提起。

    3、首次谈判秘密进行

    1997年10月下旬,身为香港创律集团董事会主席的徐增平看到一则路透社的消息:《乌克兰拟出售一艘未竣工的航母》,报道称“因为乌克兰同俄罗斯就履行苏联时期合同的谈判宣告失败,前苏联领导曾向这个项目投入了5亿美元的资金,但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这个项目就搁浅了。由于俄罗斯缺钱,乌克兰只好被迫寻找外国买主。”

    得知消息的徐增平马上赶赴乌克兰,声称要将其改造成一个大型海上综合旅游设施――― 包括舞厅、旅馆和博彩设施等,日后将其停泊在澳门附近海域。

    4、购航母需满足四个条件

    徐增平初步搜集到乌克兰对购买“瓦良格”号提出四个条件:首先要提供由一流银行开出的资信证明,证明公司在银行有5000万美金以上的存款,而创律集团当时的银行存款只有大约3000万港币;其次必须证明购买这艘航母不做军事用途;同时这个商业项目要获得国家级批准,并且还要获得目的港所在国家签发的进口许可证。

    5、兵分四路做购舰准备

    了解清楚这些,徐增平迅速作出决策,公司人员兵分四路马上开展工作:第一路马上派手下赴乌克兰进行初步接触;第二路寻求多种可能,满足乌克兰方面提出的有进口许可证等方面的条件;第三路利用多种渠道,筹集资金,保证资信证明符合要求;第四路在北京设立临时办事机构,沟通多种关系,搜集各个方面的信息。

    回忆起那段时间的情况,徐增平曾向朋友感慨:筹集资金的工作虽然艰难,总算能一笔一笔地不断落实,而满足招标条件的工作却比想象的更加艰难,也更有戏剧性,几乎像一场赌博。

    6、澳门“豪赌”买手续

    根据当时澳门的特定情况,徐增平制定了一个颇为有效的战略:找一个在澳门各方面都“走得通”的人,花钱把各种手续办下来。

    他很快找到了这样一个人。坐下来一谈,那人开价就要1000万港币。徐增平还价到500万,先后谈了10多次,最后以600万成交,商定手续两个月完成,徐增平先付一半定金,双方只有承诺,没有合同。最终,这场“豪赌”成功了。1997年12月底,那位商人把有澳门政府确认的项目批准证书、进口许可证正本交到了徐增平手中。

    7、买航母从济南踏上征程

    1998年1月24日,农历除夕,创律集团筹集的资金全部到位,香港汇丰银行开出了 5000万美元的存款证明。这时离2月1日乌克兰要求的最后日期只有一周时间了。这一天,徐增平带着200万美金现钞,先飞回山东老家陪父母过年。大年初一又从济南飞到北京,年初三登上飞往莫斯科的班机再转机飞基辅。

中篇 ——竞拍航母一波三折

    1、初登“瓦良格”坚定购舰决心

    1998 年1月27日,徐增平从基辅登上了开往尼古拉黑海造船厂的火车。来到船厂后,在厂长陪同下徐增平和助手登上“瓦良格”号,考察了全船。“瓦良格”号簇新完整的舰体,精密的结构布局,每一样都让徐增平购舰的决心更加坚定。尤其是那四个巨型发动机,每个造价就要2000万美元。接下来四天时间,徐增平的时间都被两样东西占据着:一是说话,二是喝酒。朋友说,后来徐增平曾经告诉他们,那四天他是泡在伏特加中的,一顿饭十来个人,一喝就是几十瓶伏特加,感觉每个毛孔排出的汗水都是伏特加。零下20多度严寒中,开着门窗,还满身大汗。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徐增平赢得乌克兰所有官员的信任和好感。其中一位负责人私下对徐增平交了底:“我们一定给你最优惠的价格。”

    2、连带造船图纸一块买进

    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初步定价在1800万美元,乌方不负责“瓦良格”号出港后的任何事情。可当徐增平又提出需要航空母舰的设计图纸用于改造成旅游设施时,乌方代表坚决不同意了,说这是国家最高军事机密,需要报请国防部批准。徐增平说,我们回去要改装成娱乐城,没有图纸怎么行?我宁肯多出点钱,也要把图纸带走。乌方几个代表低声商量了一会儿,坚决地说那就2000万美元。徐增平装作与助手商量后很不情愿地说:“2000万我们认了,但图纸不能少一张,而且从现在开始,请你们派兵保证航空母舰安全,不允许任何人未经许可登上该舰。”

    朋友介绍说,徐增平当时与乌方谈判承诺以现金交易,先交200万定金,余款由中国银行以电汇形式分期还清。这对当时的乌克兰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迫切需要大量现金,卖航母那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3、被跟踪遭遇节外生枝

    之后几天,徐增平满以为事情差不多了,就跟公司几个随行人员打算一起去欣赏一下基辅的美丽风光,放松一下心情。临行时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一再叮嘱他们不能走得太远。还郑重提醒他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当时的乌克兰是各国特工的乐园。

    果然不出所料,后来徐增平他们在去基辅大教堂游览时,就发现了问题,两个经常在黑海造船厂门口转悠、明显不是东欧人的游客,老是在他们身边不远处跟着。徐增平分析,看来他和乌克兰的这桩秘密交易已经引起某些国家的注意。

    4、乌方突然提出公开拍卖

    事情随后果然变得不太顺利。随后几天,乌克兰方面一直没有任何消息。直到第10天,乌方才打来电话通知见面会谈。他们通知徐增平,由于某些原因,“瓦良格”号将在三天后通过公开拍卖的形式正式拍卖,请中国朋友做好准备。听到这个消息,徐增平火了,质问对方定好的协议为什么轻易就变卦?乌方有关人员当时只是微笑没做任何回答。

   在乌克兰方面随后举办的答谢会上,乌方一位负责人悄悄透露了实情:有几个国家和地区给乌克兰发了外交照会,其中美国、俄罗斯、日本、法国、韩国、越南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对这次购买航母提出质疑。

    另外,这些国家和地区还反对私下交易,要求将“瓦良格”号公开拍卖。乌方解释说,他们既要尊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要求,又要照顾到与徐总的谈判实际,所以才决定三天后公开拍卖。因为在这么短时间内,别人绝对来不及准备,只有中方能满足他们提出的条件,自然也只有中国人也就是徐总的公司能中标了。

    5、拍卖会上的较量

    三天后,在基辅市最着名的佳士得拍卖行,“瓦良格”号航母拍卖会正式开场。根据乌克兰方面的要求,参拍人需要提供资质证明、国际信用证明、用途规划、专家论证报告等一大堆材料。现场果然只有创律公司准备的材料齐全充足,符合乌方所有要求。
展示完各种材料,就是公开竞标了。美国和澳大利亚叫到1400万美元就没有了声音。韩国又叫了1500万美元,日本叫了1700万美元,韩国又叫了1800 万美元,这时徐增平举牌叫了2000万美元。主拍人连叫三声无人再叫,拍垂落下,拍卖成功。徐增平当场办理了拍卖成交的有关协议。

    6、当晚有直升机降落舰上

    就在徐增平成功拍得“瓦良格”号的当晚,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船厂厂长接到报告,“瓦良格”号上有架直升机降落。徐增平听说后马上找到厂长,请他立即安排夜间警卫人员,而且还要求增加警卫人数,费用完全由中方负责。后来徐增平得到消息,当晚的直升机是乌克兰最重要邦交国的武官随员租用的乌克兰民用飞机公司的直升机,时间是六小时。

    7、航母资料有20吨重

    直升机降落事件发生后,徐增平担心有啥闪失,觉得事不宜迟,第二天一早,他就和助手以及造船厂厂长一同乘飞机由基辅赶往黑海造船厂。徐增平和厂长两人在飞机上就航母设计图纸移交一事进行了探讨。

    厂长告诉徐增平,那些资料起码有近20吨重,他们用了两个大资料库来放它。如果中方运回去再翻译的话,仅专业翻译就要一百人干两年,还要数十名其他技术人员再去核对校准,工作量之大难以想象。

    8、走进神秘航母资料库

    来到船厂,经过一番仔细验证审核后,在警卫军官跟随下,徐增平和船厂总工程师来到六楼的航空母舰专用资料库。徐增平注意到,资料库内每层楼都有有线电视监控系统和红外线报警装置,还有两人组成的巡逻队定时逐层巡逻检查。

    来到六楼后,只见保管员和警卫军官各取出一把钥匙,两人各自插入上下的锁眼,然后各自旋转密码盘核对密码,同时分别用右手放在两个电脑触摸屏上,不一会儿电脑发出声音:“密码正确,掌纹无误,欢迎进入第x资料库。”

    一进资料库,徐增平就感受到这个资料库的宽大和标准:每个资料柜都是铁制的,整齐地分行排列着,柜上用俄文标注着物品名单,窗户都用厚厚的窗帘遮挡着,室内温度适宜,柔和的日光灯管发出轻轻的嗡嗡声,房间内几乎一尘不染。保管员随手打开一个柜子,只见柜内整整齐齐排放着纸质封皮的资料档案。

    徐增平问“不知资料都还齐全吗?”总工程师自豪而有把握地说:“凡是我们乌克兰掌握的资料都在内,我保证,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好好保护它。”

    9、图纸资料装满八辆卡车

    让徐增平难忘的是,当天等到所有的资料柜都装上车,由海关的人封固好车厢后,只见刚才还面无表情的警卫军官们,突然一声号令,立刻所有警卫人员都从楼里跑了出来,列队在卡车前。随着又一声口令,所有的人都严肃地向卡车敬礼,船厂厂长和海关商检人员也都不由自主地举起右手行礼。徐增平当时看到身旁的船厂厂长和总工程师等人的眼眶慢慢红了,流出了大颗大颗泪珠。
这些图纸资料加上铁箱子总重量约有四五十吨,当天运走时整整转满了8辆大卡车。8辆卡车当晚直奔基辅机场,资料连夜运回国内。

    10、再去乌克兰交涉图纸

    这些图纸运回来后,经过仔细查对,发现30多万张设计图纸中,有部分关键部位的图纸缺失。后来徐增平经过多重渠道了解得知,原来在徐增平他们到船厂之前,乌克兰国防部和俄罗斯的情报人员已取走了那部分关键图纸。后来,徐增平再赴乌克兰,通过私人关系,终于说服了黑海造船厂厂长和总工程师,将船厂工艺室保存的另一套完整的图纸拿了回来。

下篇 回家路走了整整四年

    1、海上起程受阻一年半

    1999年7月,创律公司雇佣拖船,拖着“瓦良格”号开始了漫长的航程。不料,当该船驶抵土耳其北部黑海水域,准备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在第三国的提醒下,土耳其政府加以拦阻,强行命令“瓦良格”号退回黑海。土耳其方面以“瓦良格”号船体过大,一旦出现意外,可能会撞上伊斯坦布尔大桥,阻塞海峡为由拦住了它。8月,“瓦良格”号又试图通过海峡,再次遭到土耳其政府的拦阻。“瓦良格”号被阻挡在黑海中,飘荡了很长时间后又返回原海港。中国与土耳其从此开始了长达一年半的谈判。“瓦良格”受困黑海期间,创律公司每天向拖船公司支付8500美元,每个月必须向乌克兰港口当局支付1.7万美元的停泊费。朋友们回忆,那时的徐增平可称得上是内外交困,因为当时正是金融风暴之后,筹款非常艰难,他们公司迫于无奈曾先后两次向乌克兰申请延期付款,付出的代价就是罚息。

    2、不明国籍直升机再降甲板

    黑海受阻期间,在2001年3月还发生了一件怪事,一架不明国籍的直升机降落在“瓦良格”号的飞行甲板上。从直升机上跳下几个人进行了一番测绘后,在拖船船员来驱赶时又驾机飞走了,临走前还用粉笔在甲板上用法文写下“法国人到此一游”,不知是何目的。

    3、提出20项放行安全条件

    2001年8月25日,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决议,同意让“瓦良格”号通过其海峡。另一方面,土耳其海洋署向中方提出“瓦良格”号通行海峡时必须具备的20项安全条件:

    1、 10亿美元的“风险保证金”;2、中国官方提供书面保证;3、必须由国际认可的保险公司担保;4、护航“瓦良格”号通行海峡拖船数量必须增加一倍(即由中国最先提升出的8艘增加为16艘,并且必须有高马力拖船);5、通行海峡时,全舰四周必须灯火通明;6、舰上必须配置锚链及拖揽收放机械组及人力组以备必要;7、舰上必须安置发电机启动机械照明;8、舰上必须建立无线电通讯以保持安全联系;9、在通行海峡前,土方派技术监督小组至舰上检查安全条件是否齐备……

    4、冲出博斯普鲁斯海峡

    “瓦良格”号原定10月25日起航通过土耳其海峡,不料风浪突起,拖带“瓦良格”号的拖船缆绳也因风浪太大而断裂。“瓦良格”号通过土耳其海峡的第一关――― 博斯普鲁斯海峡,自24日起也阵雨不断,视野狭窄的坎德里弯角,弯度80度,暗流汹涌,不适应庞大且无动力的“瓦良格”号通行。

    土耳其海洋署下令停航,等待天气好时再说。为了确保“瓦良格”号在“最低危险程度”下通过海峡,中方多次组织拖船在黑海口演习拖带“瓦良格”号的作业。

    11月1日,土耳其天气晴朗,博斯普鲁斯海峡风平浪静。土耳其有关部门从凌晨起关闭了世界上最繁忙的水道之一的海峡,以便让“瓦良格”号航空母舰船体通过。

    上午8时,晨雾散尽,这艘没有动力的庞然大物在11艘拖船拖行和12艘救难、消防船的前呼后拥、护航托带下进入曲折狭长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瓦良格”号以4 节航速缓缓前进,到下午2:30,终于安全驶过海峡最后一个危险的弯角,顺利通过了这一狭窄的水道,入宽广的马尔马拉海。船队继续在夜晚中航行,11月 2日早晨进入狭长但曲折较少的达达尼尔海峡,当天下午进入爱琴海。

    5、途中遭遇强风

    11月3日,由6艘拖船拖曳的“瓦良格”号在爱琴海斯基罗斯岛附近的国际海域遭遇前所未有的风暴,它与拖船连接的拖缆扣相继被刮断。这个庞然大物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海上失去了控制,横冲直撞。“瓦良格”号脱离拖船之后飘向埃维亚岛,距该岛岸边只有80公里。

    不过希腊商业海运部表示,这艘航母并无沉没或搁浅的危险。救援人员竭尽全力拯救,花费了很长时间基本控制了航母。一架希腊救援直升机在航母甲板上着陆,把船上的7名船员送到雅典以西的一个军用机场。经体检,医生证明他们情况良好。11月7日,3艘拖船和1艘希腊船只用拖缆固定“瓦良格”号,最终将其控制住。 “瓦良格”号从风暴中脱险后,经地中海,穿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不允许其通过),出大西洋,经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尔马斯,2001年12月11日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经莫桑比克的马普托,2002年2月5日通过马六甲海峡。2002年2月11日晚抵达新加坡外海,2月12日进入南中国海,2月 20日进入中国领海。

    6、平安抵达大连

    2002年3月3日,历尽艰险的“瓦良格”号终于抵达大连。早晨5时许,它在六艘拖轮拖行及一艘引水船的带领下,离开了大连港外锚区,徐徐向内港进发,这六艘拖船前三后三排列,使得“瓦良格”保持平衡。在此期间,海面上的交通受到管制,任何船只都不能进出。

    上午9时许,“瓦良格”抵达内港。中午12时,“瓦良格”号安全靠泊在大连港内港西区4号散货码头,结束了航程15200海里、耗时四个月(123天)的艰难远航。

    回家路走了整整四年。

向“红色资本家”徐增平致敬!

    记者在网上看到,有人称徐增平是“红色资本家”,还有人称他是“‘瓦良格’的再生父母”更有成百上千的军迷在此表达对徐增平的敬意。那么现实中的徐增平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在创律公司的简介上,有这样一段他的简历:徐增平出生于1952年4月。1971年参军到济南空军,1973年到广州军区体工大队。现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创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

    徐增平的朋友告诉记者,徐增平1983年从广州军区退伍,从商经营电器、地毯及农副产品贸易。1988年,他已经身家千万。这一年他携妻子――― 前中国女篮主力刘克先一起移居香港。他们在香港创办了创律集团,主要经营房地产、建筑设计、酒店投资管理、石材工业、国际贸易、金融投资、文化演艺等。

    相信许多人还记得:1997年6月1日,柯受良驾驶着那辆喷涂着“创律集团”字样的轿车从壶口瀑布上空飞越黄河,就是由徐增平的创律集团赞助的。

    1998年11月11日,新华社香港分社曾以《徐增平表示购买前苏联航母服务国家》为题刊发消息。文中说:“创律集团主席徐增平向记者表示,一旦国家需要,我和创律将毫不犹豫向国家献出这艘航空母舰,为国家服务。这才是我的最终目的。购买这艘航母的目的是‘以商业行为之名,行服务国家之实,希望对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所贡献。’”

    在宏大的历史潮流中,每个人的作用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就是由于这微不足道的作用,却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这些人正是凭着一腔热情和无畏的勇气,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英雄。从这一点上看,徐增平的义举,大大推动了中国航母的建设进程。

    让记者感到机缘巧合的是,曾发出“不搞航空母舰我死不瞑目”、最早呼吁中国要建航母的中共中央常委、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1994年到2000年期间曾担任香港航天科技的副总裁。香港航天科技曾与徐增平在地产业务上有过多次合作,1997年还扩大了和徐增平公司的合作规模。记者去年在刘华清副主席去世后曾经采访过刘超英。29日记者电话联系上刘超英,刘超英介绍,她跟徐增平是在他购买“瓦良格”后认识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国企干部、军人的后代,刘超英对徐增平替国人把握历史机遇,不顾个人安危,不惜损失个人商业利益,倾其家产,大胆拼搏的义举十分佩服。“如果我们人人都能学习徐增平这种国家利益至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中国的国防建设将会更加持久强大。”刘超英说。

    如今,“瓦良格”号已经成功下水试航并改名为“辽宁号”,并已改建为中国海军第一艘航母。倾其家产为国家买下“辽宁”号航母的创律集团董事长徐增平和“瓦良格”的第一买家――― 已经不存在了的澳门创律公司的名字将留在中国航母的发展史上,因为他们曾为祖国国防事业立了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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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秦哲学是西方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田书华

(8610)6656 8736*:tianshuhua@chinastock.com.cn

    主要内容:

    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海外哲学都有很多流派,但对中国社会影响最深的哲学流派主要是:儒学、道学、佛学以及近代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佛学来源于印度,马克思主义来源于欧洲,儒学、道学才是中国自己的哲学。中国的儒学和道学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但是两千多年来这两大哲学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影响到全世界。

    从经济学理论体系来看,西方经济学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为完备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虽然西方经济学有很多流派,但最有影响的经济理论也是有两个,分别是:产生于18世纪的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和产生于20世纪的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

    通过对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秦哲学思想(儒学、道学)和产生于18世纪以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和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道学与西方自由经济理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儒学与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思想理念是一致的。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与中国道学理论都主张“无为”、“不管”,而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与中国儒学则都主张“有为”及“管理”。

    通过对西方经济学产生背景的分析,我们发现了中国先秦哲学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关系:中国先秦哲学是西方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例如: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受中国道学思想的影响较大,而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受中国儒学思想的影响较大。可以说,中国道学是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中国儒学是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

一、中国道学是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

(一)中国道学与西方自由经济理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1、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

    亚当•斯密(1723-1790),1723年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的寇克卡迪,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在他去世的200多年间一直被誉为经济学界的“至圣先师”,无人不顶礼膜拜。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该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自由经济理论”的正式创立。

    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自由放任”,主张完全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自由地经营工商业,自由竞争,自由地发展国内和国际贸易,扫除经济上的一切障碍,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政府的职责仅仅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安宁,投资于某些纯属共同利益的事业,别的什么都不必干了。亚当•斯密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发地调节者经济的活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是:自利——理性——利己而不损人——社会利益的实现——自由放任。即:从主观上讲,每个人都有利己心,而这种心态是驱使人们追求最大利益的动力,虽然每个人并不是都想要增加社会财富,但是,在他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财富,这种“无心插柳”的效果甚至比想要促进社会利益的效果还要好。这就是看不见的手的实质内容。

    这种自由经济理论不仅为其追随者所推崇,而且很快被社会所普遍接受,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概念日渐深入人心,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到18世纪的后25年,自由竞争的各种制度日臻完善,迎来了自由竞争的黄金时代。亚当•斯密的旗帜就是市场经济的象征,它开辟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自由主义的新时代。

    2、中国道学与西方自由经济理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道学的代表人物是老子,生活于大约前571年至471年之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其代表作是《道德经》。

    道学的核心思想是“无为而治”,认真拜读《道德经》就会发现,道学的无为而治思想与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是一脉相通的,老子早在2600多年前就提出了自由经济思想,比西方亚当斯密提出自由经济理论早了2200多年。

    老子认为最好的治国之道,就是人们都感觉不到其存在的无为而治。《老子》第17章曰:“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大意是,最好的统治者,人民并不知道他的存在;其次的统治者,人民亲近他并且称赞他;再次的统治者,人民畏惧他;更次的统治者,人民轻蔑他。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才不相信他,最好的统治者是多么悠闲。他很少发号施令,事情办成功了,老百姓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老子告诫国王,应无为治国。《老子》第37章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大意说:大道是无为而又无不为的。侯王如果能按照道的原则,无为而治,万民百姓就会自化自富,而得以充分发展。

    《老子》第57章曰:“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意思说圣人统治者只要做到无为而治,则百姓就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我好静,人民就自然富足;我无欲,而人民就自然淳朴。

     老子的无为而治,并不是不作为,而是要顺其自然,不乱作为。《老子》第60章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大意说,以无为之道治国,顺其自然,就不会有鬼神类的副作用,既使有副作用,危害也很小。

    可见,道学的精髓就是“无为”或“不干预”。因此,从思想理念来说,中国道学与西方自由经济理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二)中国道学与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渊源探究

    1、西方 “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一词来源于中国

    这个观点可以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laissez-faire(自由放任)”的定义而知。

    《不列颠百科全书》对“laissez-faire”的定义是:“主张政府尽量不干涉个人和社会经济事务的一种政策。此词的起源不明,在1756-1778年间盛行与法国。”

    我们知道《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编篡是非常严谨的,没有100%的把握,百科全书是不会轻易下结论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虽然没有明确说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本源于中国,但《不列颠百科全书》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关键的线索,那就是在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在启蒙运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里,法国流行过这个词。另外,《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没有否认后来英语世界流行的laissez-faire这个词是法语,但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却不能回答它为何在这段时间里开始盛行,它起源是什么。

    为什么“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突然在1756-1778年间开始在法国盛行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当时的欧洲形势,其实在17-18世纪期间,中国与欧洲的交往甚为频繁,这时欧洲的传教士经常来往于欧洲(包括法国)和中国,这些传教士除了传播宗教之外,还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和传播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思想,当然,这时中国也有一些人前往欧洲进行交流。

    知道这些,就会使我们明白“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一词突然在1756-1778年间开始在法国盛行的原因——是受中国道学的“无为”思想的影响。

    2、西方自由经济理论思想的源泉来自中国的道学

    经济学界一般把亚当斯密看作是自由经济理论的创始人,但是,在斯密的背后是法国的重农经济学派魁奈和杜尔哥,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产生深受魁奈和杜尔哥重农经济学派的影响,而魁奈和杜尔哥经济理论的产生又深受中国的道学的影响。

     (1)受中国道学影响,魁奈首次把 “无为”译成“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并创立了依赖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

    从16世纪起,大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通过传教士进入欧洲,到了17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和对中国商品的消费成为时尚,形成遍及欧洲的“中国热”。“中国热”对18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魁奈就是在这个时期吸取了老子的“无为”思想,并第一个把“无为”译成“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并创立了依赖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
魁奈的全名是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18世纪法国政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1694年6月4日魁奈出生于巴黎的蒙福尔•拉穆里的梅里村,他的父亲尼古拉•魁奈是个律师。在兄妹13人魁奈排行第十,因此幼年魁奈未能受到很好的教育,甚至到十一岁时,仍然目不识丁。魁奈十三岁时丧父,因想行医,十六岁时到一外科医生处做学徒。不久到巴黎著名雕版术家罗歇福的门下工作五年,同时在附近的大学研究医学,并学习化学、植物学、数学、哲学等。五年后回乡,在蒙脱开业做外科医生,时年二十四岁。作为医生,他的声誉日渐提高,很多知名人士亦去就诊。1730年魁奈发表了论文《放血效果的观察》,很受医学界的重视,并因此和当时著名外科医学者佩洛尼等相识,被聘为巴黎外科医学会的常任秘书,因而移居巴黎。1749年,魁奈五十五岁时,被任为法王路易十五的宠姬朋巴陀侯爵夫人的侍医,住进凡尔赛宫。1752年,因治愈皇太子的痘疮有功,又被任命为路易十五的侍医。由于他的医学上的成绩和治好国王和皇太子疾病的功劳,由国王赐封为贵族。

    魁奈从移住凡尔赛宫后,有更多的机会同哲学家和思想家交谈,借以熟悉法国的政治经济情况,这一时期也是欧洲和中国文化交流频繁地时期。这段时间,法王路易十四派还遣到中国的5位传教士都拥有“御前数学士”兼科学院院士双重头衔,这些传教士到中国的主要目的其实不是为了传教,而是为了研究中国文化。魁奈与这些传教士们同为国王身边的人,关系密切,使其能从同为“御前数学士”传教士那收集大量中国资料,从传教士们那里吸取了中国文化,特别是老子的“无为”和“自然法则”思想。

    1754年(魁奈60岁)后,魁奈才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受中国文化影响,魁奈还通过庞巴杜夫人敦促路易十五于1756年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了显示重视农业的仪式“籍田大礼”。1758年魁奈第一次把中国道学中的“无为”译为“自由放任”,并受无为等思想的影响,创立了依赖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

    无为而治是中国道家的理论核心,法国重农经济学创始人魁奈将老子的“无为”译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意思就是政府放手让商人自由进行贸易,以反对政府对贸易的干涉。laissez-faire一词先在法国宫庭、上流社会和欧洲流行一时,后直接被英语采纳,并日益呈现燎原之势。到了19世纪早期和中期,laissez-faire这一词成为了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同义词。因此,自由放任后来已成了西方自由经济的代名词了。

    1769年,魁奈出版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该书让他赢得了“欧洲的孔子”的称号,该书的第八章标题即为“中国的法律同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法则相比较”。魁奈在论文集《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中,首次提出“重农主义”概念,为了显示其神圣和权威,居然将出版地点标明为“北京”。魁奈后期作品还有《自然权利》,其核心内容是强调天赋人权、人身自由、经济自由等,反对政府干涉控制,这其实就是道家自然法则的社会翻版。并且在当时宣扬重农学派思想观念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的文章中,大量引用的不是欧洲的文献而是中国的典籍。

    (2)法国重农学派人物杜尔哥的经济自由思想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

    杜尔哥是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按马克思的评价,杜尔哥的理论体系使“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

    杜尔哥的经济学著作《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经济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熊彼特认为它已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这部著作也与中国有着某种关联,1763两位在法国学习神学的青年学成后准备回国,杜尔哥希望他们回国后能够把了解到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写信向他提供相关信息——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而且其政治经济制度被欧洲的思想家们认为是世界的典范,杜尔哥向两个中国留学生提出了52个问题,这就是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其内容主要涉及财富生产和分配。让这两位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回答,以帮助法国思想家全面掌握中国的经济情况。为了帮助不具备经济学知识的他们理解这些问题,杜尔哥对有关经济学原理作了解释,这些解释就构成了《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内容。杜尔哥所提出的问题都与他所掌握的中国经济知识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他是受中国情况的启发,也直接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才形成了该书。所以说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受中国的影响最深,而此书又影响了后来的亚当斯密。

    杜尔哥的经济学观点认为,在市场活动中可能会存在一些损害效率和公正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有理由干预市场,市场有自我矫正的能力。对于市场中的欺骗和伤害,期待政府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就如同要求政府为所有可能摔倒的儿童都提供床垫一样。那些被欺骗的消费者可以从中学习到经验,不再与行为不端的商人打交道,而商人将会陷入信任危机而受到惩罚。可以看出杜尔哥的这一思想同中国道学的“无为”思想是一致的,这一思想也被认为是后来的哈耶克自发扩展的市场观念的重要来源。

    3、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直接受重农学派的影响

    (1)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位哲学家

    亚当斯密这位经济学的鼻祖和他的伟大的作品《国富论》像一颗最亮的星星,在历史的天空中闪闪发光。因此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而使人感到称赞的是,亚当斯密不仅仅是一位经济学家,还是一位哲学家。 亚当斯密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逻辑学教师和道德学教授,其第一本著作就是在1759年出版的哲学著作《道德情操论》,并且该书获得了学术界的极高评价。

    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他的父亲是律师、军法官和海关监督,但是却在亚当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去世。在此后的生活中,亚当斯密就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终身未娶。18岁前,亚当斯密在家乡的苏格兰上学,之后的六年赴牛津大学求学,在牛津大学虽然获得良好的教育,但是却阅读了大量的书籍。27岁后,亚当斯密在原来的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逻辑学和道德学的教授。在1759年,亚当斯密出版的《道德情操论》获得学术界的极高评价。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讨论了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一系列概念,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道德情操论》对于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起到了更为基本的作用,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圣经”,堪称西方世界的《论语》。

    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用同情的基本原理来阐释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并对各种道德哲学学说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的行为应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应该说亚当斯密的哲学著作《道德情操论》是他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的基础,因为只有读了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而只有读了《国富论》才会知道应该怎样 “利己”。

    (2)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直接受重农学派魁奈和杜尔哥的影响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于1776年3月9日出版问世的。而亚当斯密写作这部巨著直接受到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因为,亚当斯密是在完成对法国的考察之后写成《国富论》的。

    1764年2月-1766年10月,亚当斯密进行了为期近3年的欧洲大陆之行,1764年7月5日,斯密在图卢兹给休谟(苏格兰哲学家)的信中写道:“为了消磨时光,我已开始写一本书(就是《国富论》)”;1765年10-12月,亚当斯密访问了日内瓦,并多次会见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领头羊,中国文化的狂热鼓吹者,他的名言是“我们不能像中国一样,真是大不幸”; 1765年12月-1766年10月,他在巴黎逗留的10个月收获极大,会见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重农主义者魁奈、杜尔哥、奈穆尔、老米拉波等,在巴黎期间,斯密还曾将他正在创作中的《国富论》一书的某些观点,征求过魁奈、杜尔哥等重农主义者的意见。回国后,斯密即开始《国富论》创作,1773年春他携带初稿前往伦敦,准备交给出版商出版,但是,他在那里看到了许多新的资料,包括1774年以后杜尔哥特地寄给他的被称为“稀世珍本”的《关于课税的备忘录》。为此,他又用了3年时间对初稿修改和补充。到1776年3月9日,《国富论》这部经济学巨著终于问世。

    斯密与魁奈和杜尔哥的多次讨论,以及杜尔哥为其提供的重要材料,对他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具有重要的帮助,可以说,法国重农学派对斯密自由经济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而法国重农学派又是受中国道学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另外,亚当•斯密还从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那里了解到了司马迁(道学流派)的经济思想,司马迁在《货殖列传第六十九》的第三段中已明确提出了“供求关系”的经济思想,并用“低流之水”进行比喻,斯密受到启发,将其称为“看不见的手”。因此我们可以说,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的产生是直接或间接受到中国道学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事实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确实引用了大量中国文献。

    4、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代表哈耶克将老子视为其思想教父

    哈耶克(1899—1992)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奥地利社会经济学家,自发秩序理论创始人,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哈耶克是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被尊为当代自由经济的鼻祖。20世纪中叶,凯恩斯等国家干涉主义抬头,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再次阐明了自由经济的神圣地位。哈耶克因此也成了20世纪自由经济的象征,是自由市场的旗帜,享有“斯密第二”的美誉,被尊为当代自由经济的鼻祖。除《自发秩序原理》外,哈耶克还著有《致命的自负》、《通往奴役之路》,表达了他对干涉主义的极度担忧。1960年哈耶克在其《自由秩序原理》中,借用自然科学中的“Spontaneous”一词,提出了“自发的秩序”概念,并把社会秩序分为两类:自生自发秩序和“人造秩序”。1988年哈耶克出版了生命中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提出了“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也称“扩张秩序”),将其自发秩序理论推到了巅峰。

    让哈耶克名垂青史的是他的“自发秩序理论”,而这一理论被认看做是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重要发展和补充。而哈耶克本人却认为中国道学经典著作《道德经》中的“无为思想”是对“自发秩序理论”最经典的描述。1966年9月,哈耶克在东京作《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的反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的体现吗?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子的“无为思想”对哈耶克的影响是多么的大。

二、中国儒学是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

(一)中国儒学与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思想理念是一致的

    1、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

    凯恩斯(1883-1946),1883年6月5日生于英格兰的剑桥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凯恩斯是20世纪上半叶一位才智横溢的理论创新者、是当时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也是布雷顿森林体制的缔造者之一。

    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出现了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传统的经济理论无法提出有效的帮助各国政府摆脱困境的对策。1936年凯恩斯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使得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系统化。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他主张通过刺激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为刺激社会消费需求的增加,他主张政府采用征富济贫的收入分配政策,从而提高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扩大社会消费需求,从而有利于刺激生产,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学说的出现,标志着西方经济理论的一次革命,即由崇尚自由放任转向政府干预,把政府视为市场制度合理的调节者和干预者已成为主流经济学家的信条。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70年代,对当代西方国家国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凯恩斯之后,他的追随者进一步发展了国家干预理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会永远处于危机之中,而是经常出现繁荣和萧条交替的现象,因此,在经济政策上就不应该片面实施扩张政策,而应依据社会经济的具体发展状况,实行紧缩与扩张的政策。他们利用IS-LM分析,肯定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重要地位。另一代表人物詹姆斯•托宾还指出:“宏观经济政策,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同时实现所规定的社会失业和通货膨胀目标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和结构性失业,除了实施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外,还要辅以工资指导性政策、收入政策以及劳动政策等。

    2、中国儒学与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思想理念是一致的

    儒学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卒于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儒家代表人物是为春秋时期的孔子、孟轲、荀况等。

    儒学的其代表作是“四书五经”。儒学随着历史阶段和服务方式的不同,其形式和理论主张也不尽完全相同。先秦的原始儒学,两汉的经学,魏晋六朝以玄学形式出现的儒学,宋明的理学,明清时兼有实学特点的儒学,以及近代以来融收了西学之长的新儒学,都在具体形态和思想内容上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但是,无论其怎么变化,但都万变不离其宗,即都以“仁义、礼智、道德”为依归,都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其人生哲学的宗旨,都主张积极入世,报效国家。

    在经济思想上,儒学主张由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例如:从儒家早期的代表人物孔子、孟轲、荀况等人来看,孔子希望依靠国家力量实现资源配置的平均状态,认为国家干预的理想状态是顺应人民需求,用少的资源消耗给人民带来大的实惠,体现仁义、公平和效率的“大同”世界的资源配置,即“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孟子生动地提出资源的稀缺性与选择问题,“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汉代董仲舒主张“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荀子认为政府应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搞好基本设施建设以保护生产,引导人民生产劳动,通过“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等,实现先裕民再富国。再如:始于汉宣帝首设“常平”仓,以避免在年成好时谷贱伤农,又使贫民在灾年时有所依靠,这实际上是国家干预思想大面积推行。此后,常平仓的设立成为唐、宋、元、明、清历代王朝的通例。设置常平、平准机构,开展国家对贫民的借贷、免除灾区赋税、通过兴办国家工程开展赈灾救灾等,就构成了中国汉代后历代王朝国家干预的基本内容。

    实际上,两千过年来,尊奉儒学的中国各朝代都在强调“秩序”,都是“管”与“国家干预”的体现。

(二)中国儒学与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渊源探究

    丹麦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曾经讲过:“真理有两种,小真理和大真理。一个小真理的对立面是一个谬误,但是,一个大真理的对立面则是另一个真理。”

    经济学理论也是这样。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备受推崇,自由经济理论影响世界整个,因此世人尊称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而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对立面“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也备受青睐,自从上个世界3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之后,主张政府干预、反对自由放任的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学说迅速风靡西方经济学界,直到今天还一直被各国政府采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也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

    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提倡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而凯恩斯却反对这些,他提倡国家直接干预经济。他论证了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目标;他的这种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核心的思想后来成整个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甚至可以说后来的宏观经济学都是建立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凯恩斯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敢于打破旧的思想的束缚,承认有非自愿失业的存在,首次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对整个宏观经济学学的贡献是极大的。

    本文第一部分指出“中国道学是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下面的部分我们将论证“中国儒学是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

    1、凯恩斯是自由经济学派转为干预学派的

    凯恩斯出生于萨伊法则被奉为神灵的时代,认同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就能维持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他一直致力于研究货币理论。因此,凯恩斯原本属于自由经济理论学派,直至20年代末仍信奉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保护主义对于国内的经济繁荣与就业增长一无可取。甚至1929年同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就德国赔款问题论战时,还坚持国际收支差额会通过国内外物价水平的变动,自动恢复平衡。

    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他感觉到传统的经济理论不符合现实,必须加以突破。 1936年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简称《通论》)出版时,凯恩斯一反过去的立场,转而强调贸易差额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相信保护政策如能带来贸易顺差,必将有利于提高投资水平和扩大就业,最终导致经济繁荣。

    2、受中国儒学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由自由经济理论学派转为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学派

    凯恩斯本是一名自由经理理论学派人物,是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追随者,然而,受中国儒学思想的影响,他的经济思想逐步开始变化,最后从自由经济理论学派转为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学派。这还要从一本经济学著作《孔门理财学》说起,《孔门理财学》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名著,也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部。

    《孔门理财学》是由陈焕章(1880--1933年)的博士毕业论文修改而出版的,陈焕章,字重远,广东高要人。18岁到广州长兴里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读书,与梁启超为同学。23岁中举人,24岁考中“恩科联捷进士”,保和殿复试朝考“钦点内阁中书”,入进士馆。后申请出洋留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奉派为留美学员,先入库克学院学习英语,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考入纽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学习政治经济学,宣统三年(191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毕业论文是《孔门理财学》。

    由于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确实有与众不同只处,答辩通过以后哥伦比亚大学就破例同意用学校的经费为他出版,而且将这本书收入“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于是暴得大名。该书应该是是中国人在西方出版的最早一部经济学名著,集中总结阐发了儒家的经济思想,是中国人第一次以西方语言向世界全面展示中国古代儒学思想的重要著作。《孔门理财学》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分别讨论了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一般经济学说及其在消费、生产、公共财产方面的思想。陈焕章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模式来安排《孔门理财学》的结构和体例的。《孔门理财学》曾经在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界引起较大影响,并受到不少重量级经济学人关注。

    《孔门理财学》出版的第二年,权威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出现了一篇由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者罗斯(E.Ross)撰写的书评。文章认为陈焕章打通了中西经济传统,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接上了孔子以降的中国伦理学和社会学资源,相互补充,使得《孔门理财学》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

    《孔门理财学》也受到凯恩斯的高度关注,为此,凯恩斯还专门为该书写了书评,凯恩斯为《孔门理财学》写的书评于1921年发表在影响很大的《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上。二十世纪初,这本剑桥的经济学杂志是国际上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学报。凯恩斯当时在剑桥经济学圈中崭露头角,刚刚当上《经济学杂志》的主编。他对此书甚为推崇,认为这本书“基本内容一部分属于中国经济史;一部分是世代相传的诗篇和格言,其所涉话题只与最广义理解的‘经济’有关。其章节标题虽为‘生产要素’、‘分配’、‘公共财政’等等,但装入这一牵强框架的是大量讨人喜欢的教诲性内容。”认为孔子以后的中国人的经济史研究方法同西方现代经济学家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十余年之后,凯恩斯写出了自己的《论货币》。凯恩斯的眼光非凡,比如他从《周官》里看到了最早的货币交易制度。他还指出中国学者很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和“货币数量说”。他引用了明初大儒叶子奇在1378年就提出的“价格下降,应当发行纸币;价格上升,应把纸币收回”。为什么凯恩斯推崇这部书?大概是凯恩斯是把经济学同道德伦理相结合的最后一位经济理论大师。

    1936年凯恩斯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经济思想彻底底从自由理论转变为国家干预理论。

    凯恩斯能为《孔门理财学》写书评,并把该书评发表在世界著名经济学刊物《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上,可见,凯恩斯应该对孔子(儒家)思想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这不能不对其经济思想产生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凯恩斯由自由经济理论学派转为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学派,中国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3、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当然凯恩斯经济思想的转变也有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上个世纪啊三十年代爆发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是产生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历史原因。作家纳森(R.Nathan)在一部小说的序言中对这场危机是这样描述的,“我所记叙的,是发生在1929—1933年大危机期间的一个真实故事。当时,美国遍地都是失业者。没有工作、没有金钱,又无家可归的人充斥着整个社会。失业的人有的流落街头靠卖水果糊口有的全家都无处安身,只好搬到公园里的违章小屋,靠捡破烂维生”。这就是当年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结局。

    如何摆脱这种危机?按照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人们应该深信:危机与萧条不过是由经济活动中的暂时性摩擦带来的混乱现象,只要置之不理,就会自动恢复常态。连危机期间的胡佛总统也仍然信奉“自由经济理论”,胡佛认为要听天由命,并宣称上帝会使美国很快复兴。然而,放任不但没有使严重的萧条得到克服,相反却日益加深。在危机底谷的1933年,德国的失业人数为800万人,而美国则达到1400万人。这一年全世界的失业人数共计5000万人。因此,不管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现实的经济政策却不得不弃之前行。当时,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然而,这时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安然无恙,处身在世界大危机的暴风圈之外。

    对于这种资本主义现实,以往的经济学无法承担这一使命。固然曾有马克思经济学预言到这种资本主义的残破局面,但它却无助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况且,美英等国视马克思为敌人,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不允许任何转向马克思、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潮存在和蔓延,因此,他们不可能照搬当时苏联的模式。

    怎么办?如何拯救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亟需一种崭新的经济理论以拯救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于1936年应时而生。凯恩斯经济学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现实的需要,使英美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云集其下。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意义在于阐明了一个社会的宏观经济中总供给(总产量)的水平是如何决定的,提出了经济活动不能放任自流,国家和政府必须对经济活动要有所作为。

    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里,凯恩斯提出国家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凯恩斯理论一出,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接受他的理论并开始执行“新政”,资本主义从萧条中回归了。凯恩斯主义似乎拯救了资本主义世界。

    参考文献:

1、《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道德经》,老子 著,万卷出版公司出版,2009年版
3、《西方哲学史》,[挪]G.希尔贝 著,董世俊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4、《何为哲学》,谭立群 编著,中国编译出版社出版,2010年版
5、《经济学》(上、下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
6、《孔门理财学》,陈焕章 著,宋明礼 译 ,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7、《中国儒学之精神》,郭齐勇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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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美央行法异同探讨我国央行法修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副教授 黄卫东

2014年4月

    摘要:本文对比了中美央行法在增发货币依据方面的规定和实际执行情况,其差别主要在于,美国央行法禁止增发货币购买外汇,中国央行法则规定可以增发人民币购买外汇,实际执行时,主要用来购买外汇,从而导致人民币成了美元代用券,交出了货币主权。本文对修订央行法的建议主要包括,央行应以稳定物价和金融为主要施政目标,禁止增发货币购买外汇,规定增发货币主要用来购买国债和少量商业机构债券;将央行划归人大管理,禁止国务院干涉央行;物价与广义货币发行量密切相关,建议将商业银行划归央行监管;

    关键词:货币增发,央行法,美联储,外汇。

一、美国联邦储备法对货币增发的规定及其执行情况

    美国央行法是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储备法》,后经过多次修订,最近一次修订是1980年[1]。它规定建立美国央行-联邦储备银行,维护美国货币系统,使其具有良好的市场弹性,通俗讲,就是可以适应市场上货币需求的变化;发行货币,贴现商业债券(就是印钱购买商业银行手里的债券);监管美国的银行等[2]。

    在十九世纪,美国各州各自拥有独立的银行系统,中央政府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银行来管理国家的货币和银行系统[3]。这是因为美国是由多个相对独立的“邦(现翻译为州)”组成的联邦制国家,各州在财政经济上相对独立,直到现在,各州仍然各自制定税法,对美国其他州和其他国家的公司和老百姓,实行歧视的税务政策。当时是信用货币时代,商业银行可以根据储备的黄金白银等发行代表黄金白银欠条的银行券作为市场上的货币,货币持有人拿着货币到货币发行银行兑现的时候,必须兑现黄金白银,各州政府管理境内银行[3]。这种体制所发行的货币受黄金白银储备量限制,难以应对市场对货币需求变化,曾多次引起美国金融系统崩溃,大量银行关闭,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

    1907年美国发生的严重金融危机,促成了美国国会于1913年通过了《联邦储备法》[4],建立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可以依据农业和工商业票据(债权)增发货币了,称作票据贴现,就是联邦储备法授权联邦储备银行印美元可以用来购买商业银行手里的票据。虽然货币发行量还受黄金储备量限制,但不需要与黄金储备完全对应了,到1971年8月又废除了对外国政府承诺的美元可兑换黄金,美元发行量与黄金储备无关,也不再受黄金储备量限制了。

    美联储成立不久,美国政府参加一战,发行了大量国债,联邦储备法授权联邦储备银行可以买卖政府债券,美联储当时就购买了大量国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由于国债风险小,美联储主要依据美国国债增发货币,或者说用增发货币从商业机构手里购买美国国债,将增发货币投入市场。依据国债增发的美国货币一直占90%左右。2008年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是史无前例的。当时美国各大银行持有大量严重贬值和难以兑现的房地产次级债券,导致资金紧张。美联储为了救助这些银行,第一次增发美元从银行手里购买了大量房地产债券,直到现在,还有1.57万亿美元,此外通过向商业银行购买国债,向市场投放2.16万亿美元货币。与危机发生前的08年同时期比,基础货币增加了近4倍。这些都反映在美联储官方网站上每周公布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5],如表1所示。

表1、美联储资产负债表(重新整理,单位亿美元)

时间

19-Feb-14

20-Feb-08

黄金

110.4

110.4

特别提款权

52.0

22.0

铸币

20.4

13.6

美国国债

21609.5

6703.7

联邦机构债券

514.1

0.0

两房公司担保债券

15686.9

0.0

协议购回证券

0.0

387.5

商业贷款

1.0

613.7

投资资产

17.7

0.0

货币互换

3.6

0.0*

外汇资产

240.7

0.0*

资产收益

3236.1

963.7

总资产

41492.2

8814.6

流通货币

12025.6

7805.0

商业存款

26106.2

103.2

小结:基础货币

38131.8

7908.3

逆回购

1938.9

386.1

政府存款

781.6

49.3

其他负债

81.7

85.7

总负债

40934.0

8429.4

净资产

558.3

385.2

    *美联储没有单独列出该子项,并入资产收益项了。

    表中除资产收益项外,都是美联储用增发美元购买各种债券形成的资产,而资产收益主要是美联储购买的各种资产的购买价格与当前价格之间的差别,本表将其归总到一起了,也包括少量其他项目如自有资产和待统计项目等。 负债项中存款是商业机构在央行存款,代表的是商业银行等机构的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加上流通货币就是基础货币。从上述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可以清楚看到,美元增发的主要依据是国债和商业债券。在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前,很长时间里主要是国债。08年初基础货币,包括流通货币和存款,共7908.3亿美元,而对应的用于购买国债的货币就有6703.7亿美元,占近90%。发生危机的2008年底曾主要依据商业债券,甚至包括大量垃圾房地产债券增发货币。到现在,基础货币为3.81万亿美元,国债和政府债券占2.21万亿美元,而商业债券主要是两房公司担保的房地产债券(MBS)1.57万亿美元,很多是美国失业的穷人买房的债券。

    2008年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主要根源是房地产市场暴跌,导致很多房地产债券价值一路走低,导致持有这些债券的银行处于困境[6]。美联储增印美元购买这些债券,从而救助了手持大量这种债券的商业银行和公司。也可以说,美元的增发依据,很大部分是垃圾房地产债券,当然,美联储通过印钱购买这些垃圾债券,使它们的价值随同房地产市场都被重新高估起来,美联储也趁机兑现了部分债券,回收了部分基础货币。这种手法,与庞氏骗局,已经没有多少区别了。下图是几种途径增发美元的相关历史数据。

    按照美国联邦储备法规定,美联储无权增发货币购买外国货币,可以借助和外国央行签订货币交换协议获得外汇,干预货币市场[7]。货币交换协议目的是调控货币市场,不是作为货币增发依据,是有期限的,通常都是短期的,到期必须换回,从而基本上不存储外汇。政府只能拿财政收入,特别提款权等购买外汇,不能通过美联储增发货币购买外汇[7]。外汇买卖的操作是由美联储来执行的,政府的外汇资产也主要由美联储来管理。

 二、我国央行法与实际操作:依据外汇储备增发货币

    我国的央行法是中国人民银行法,与增发货币相关的条款是第二十三条第3-5项:

    第二十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为执行货币政策,可以运用下列货币政策工具:
    (三)为在中国人民银行开立账户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再贴现;
    (四)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
    (五)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其他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及外汇;

    与美国联邦储备法的差异,主要是关于外汇买卖。美国联邦储备法没有授权美联储增发货币购买外汇。按照美国法律,美国政府可以同国外央行进行货币互换,美联储代表政府在货币市场买卖外汇,执行货币互换。例如,08年年底和09年年初,美联储就曾与欧洲央行进行货币互换,最多的时候,超过了5000亿美元[5],主要是帮助欧盟各国解决美元匮乏问题。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后,欧盟境内很多银行购买的美国债券,因美国几大银行倒闭而变成废纸,带来恐慌,很多资本家将美元资金转往美国,带来欧盟市场上美元紧张。欧美货币互换,很快就缓解了市场上美元紧张状况,从而缓解了恐慌,美元又回流到欧盟市场,美国和欧盟央行也就逐渐减少了货币互换,很快退回了货币互换额度。这种货币互换,属于美国帮助欧盟经济,防止欧盟经济崩溃,反过来危及美国经济。这也是双方同盟关系的体现。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因陷入越战泥潭等原因,经济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物价猛涨,也曾常年借助西欧各国的货币互换[7],获得外汇以进口物资。

    我国的央行法是人大于1995年3月18日通过,2003年12月27日修订。在95年之前,政府直接让央行增发人民币,借给政府使用,由于几届政府多次超发货币,带来严重的物价飞涨,尤其是92年的通货膨胀,促成了央行法的制定。为了避免政府干预货币发行带来的通货膨胀,央行法第29和30条,特地规定央行不得对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各级政府债券。美国联邦储备法并无这样的规定,但是,联邦储备法规定美联储对国会负责,不受美国行政当局管制,以稳定物价和金融为主要目标,从而不需要特地作此规定。

    在实际操作时,由于商业债券风险大,央行主要增发货币购买外汇,外汇储备成了我国货币增发的主要渠道。下图是1994年以来,我国增发基础货币与依据外汇增发情况,数据来源于央行公布的数据。

    图中的外汇占款就是购买的外汇所用的人民币,它们进入了国内市场,成为基础货币。1994年外汇占款仅占14%,到2007年就超过100%了。当外汇占款多于基础货币时,这时央行发行债券回收了部分基础货币。央行也因此储备了大量外汇,到2013年底已超过3.8万亿美元,对应增发的货币超过27.1万亿元(=央行资产负债表中除货币黄金的外汇资产),超过市场上的基础货币。从1994年以来,依据外汇储备几乎成了我国人民币增发的唯一渠道。这是央行编著和发布的《金融知识国民读本》明确指出的[8],也很清楚地反映在央行每月公布的资产负债表[9]上。

三、依据外汇储备增发人民币带来的问题

    美联储主要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从商业银行手里购买美国联邦政府债券的方式,向市场投放货币。由于美国财政部通常以新债还旧债,只要美联储持续、稳定地购买国债,美国财政部就可以永远维持相应的债券融资额度,这些基础货币也就会永远保持流通,不被美联储回笼。因此,美国财政部实际上是无偿获得了增发的货币。

    我们依据外汇储备,尤其是美元,增发货币,增发的人民币都拿来换美元,换来的美元如果被商业机构换走,就会回收市场上的人民币。要实行人民币增发,换来的美元就必须储备起来,不得使用,等于将增发人民币免费交给了美国资本家。

    我国政府手里的外汇储备3.8万亿美元中大部分是美元,这些美元中的大部分是美国银行账户里的各类资金,包括购买的美国国债,是美联储账户上的数字,还有一些借给了美国公司,例如两房公司的债券。虽然总体上由央行下属机构外汇管理局管理外汇储备,只有小部分是现金,储备在央行和国内商业银行。说明依据美元增发货币,人民币的增发依据,大都在美国人手里,这实际上让美国资本家绑架了中国金融和经济。

    依据美元储备增发货币,等于人民币是美元代用券。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实际是替代央行储备的那些美元的,与我们直接用储备的美元做货币基本没有区别,等于交出了货币增发主权。当美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利率很低,到处泛滥的时候,我们也就被美国绑架,不得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市场上货币过多,容易诱发通货膨胀。当美国实行货币紧缩政策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高利率,防止资本家兑换手里货币资产为美元,以获得更高利润,带来美元枯竭,由于经济上对外依赖,美元枯竭,就会导致经济崩溃。因此,我们正在推进的承诺货币可自由兑换美元,减少行政控制,扩大市场范围时,就等于我们将相关经济主权交给了美国。其直接结果,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都被美国政府控制。现在我们的经济还没有被美国完全控制,主要原因是外来投资还受政府监管,我们还自主决定进入我国的外国资金投入的方向,还不准投机资本进入中国。去年我国两次控制基础货币数量,都引起资金紧张。我们的基础利率(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2-4%远高于美国0.1%,也是因为我们的增发人民币都拿去换美元,交给了美国资本家。

    依据美元增发人民币的主要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外国资本家拿着美元到中国投资,我国的央行就增印人民币换外国资本家的美元,从而向国内市场投放人民币。到目前为止,外来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对应增发的人民币约9万亿元,约占基础货币三分之一。换来的美元都存在央行,如果美元被企业使用了,增发的人民币就会被央行收回,等于免费将增发人民币交给外国资本家。在这种增发模式下,国内市场上本来流通的货币数量是适应的,可是,外来资本家来投资,就会向市场增加投放基础货币,而且投放的基础货币都交给了外来资本家。长期以来,因为这种模式而增发的基础货币,使我国国内市场上投放的基础货币增加了50%,这不可避免导致物价上涨。更严重的问题是外国资本家拿着人民币就买下了中国的工厂,控制了中国的资本,从而控制了中国经济。现在西方资本家不费一枪一弹,仅靠印刷货币, 没有几年时间,到2004年底就控制我国开放的28个行业中21个行业的前五大企业[10]。

    另外一种人民币基础货币增发模式,是外贸顺差获得美元,从而央行可以印人民币换美元了。在这种增发模式下,国内市场上的商品出口而减少了,人民币反而增多,从而在两方面促进物价上涨。我国通过这种方式,最近10年增发的基础货币约 18万亿元,由于采用低价贱卖换美元的政策,包括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美元,降低人民币汇率,出口退税补贴等政策推进出口换美元,实际净送出的商品价值高达30万亿美元[11],同时又向市场上增加投放了18万亿元人民币。采用这种方法,既支持了美元购买力,又把通货膨胀留给了自己。以至于现在美国精英可以大印美元投放市场,自08年以来,美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一直低于0.1%[12],接近0,也就是说美国的商业银行几乎可以不用支付任何成本,就可以借到美元,如果从其他商业银行借不到钱,就可以到美联储去借。虽然美国人的工业消费品生产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美国的物价上涨速度却逐渐下降,最近几年一直在历史最低点。

    过去10 年,我们不但滥发了钞票,投放的基础货币从2002年的4万亿增加到2013 年的27万亿多, 10年增发的基础货币是前53年的5.8倍,超过前30年总共投放货币的400倍(央行公布的M1),而且滥发的钞票都交给了自己的战略敌人,让美国人要么买走了我们的劳动果实商品,要么买走了我们的工厂,以控制我们的经济。这是实行出口导向政策,千方百计换取美元的结果。 根本原因是很多主管人员将美元当成财富,认为产品积压会变成垃圾,不与低价贱卖换取美元这个代表“财富”的东西。不久前,某官员在给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13],口口声声称美元为美金,就是很好的例子。

    人们称美元为美金,是40多年前的老黄历了。过去有段时间,美国政府曾经承诺西方各国政府可用美元兑现黄金,也就是说,那时美元代表了美国政府承诺兑现的黄金欠条,等同黄金,故此被称作美金。自从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先生宣布取消美元兑换黄金后[14],美元只不过是美国一个机构美联储开出的不兑现欠条了,这是很普通的常识。在提到美元来历的很多经济学教科书,特别是货币银行学教科书中,都会提到这个常识。所谓美元是不兑现的,是说你拿着美元,到发行美元的机构美联储,不能兑换到任何其他东西,不管是黄金,还是废纸, 最多只能兑现另外一些美元,例如,可以拿一张1百美元的钞票换几张5美元和10美元等等的钞票。美国政府唯一的承诺,是你可以拿着美元缴纳美国政府的税[15]。 你只能到市场上去购买物资,随行就市,实现兑现。问题是,市场上的物价价格是不断变化的,40多年前,1美元可以兑换到近1克黄金,现在只能兑换到 0.02克黄金了,美元欠条所代表的财富是不断自动减少的。所以,现在的美元,准确地说,是美国国会下属机构美联储发行的,不负责兑现的赖帐欠条。是与蒋介石发行的金圆券性质相同的法币。事实上一个社会上的所有物质和非物质财富都是有主人的,并不存在与货币相对应的无主财富。现在部分美元的增发依据是美国垃圾房地产债券,我们依据美元储备增发货币,等于依据美国垃圾房地产债券增发货币,这不是荒唐透顶吗?

    很多人自豪于我们的生产能力的极大提高。问题在于,我们的生产能力属于谁,是为谁服务的,实际上它们大都是外国资本家的,是为西方服务的,美国哈佛大学尼尔弗格森教授总结为“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的经济模式[16]。虽然我们的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大部分工业基础产品和消费品产量占世界一半左右,相当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之和了。但是,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大部分劳动果实都出口给国外消费了, 让美国人不再需要生产工业消费品,就能享受[16]。国内老百姓仅消费了不到一半的产品。这是因为美国资本家让其控制的美联储印美元,拿到中国,就是“投资”,就能买下中国的工厂,成为中国工厂的拥有人,从而拥有中国工厂及其生产的产品和产生的利润,可以免费拿走它们,从而拿走了我们的物质财富。根据中科院一项研究报告, 2011年美国从我国拿走的财富高达3.66万亿美元,等于当年我国国民产值一半[17]。

    一个能称得上的成果,是国家积累了高达3.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但是,外国资本家在我国的资产还超过了我国外汇储备,等于储备的外汇还是属于外国资本家。例如,国家工商总局公布2007年底外资在中国持有2.11万亿美元资产[18],而我国当时的外汇储备仅有1.55万亿美元。也许有人认为,如果外国资本家出卖资产换走我们的外汇,我们就得到其资产,虽然这些资产都是中国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外国资本家只是拿了一笔美元欠条存到中国的央行,并无什么贡献,本来就应该属于中国人民;然而,这些资产大都是专为外国消费者服务的生产能力,一旦外部市场消失,也就成了过剩产能,会很快倒闭成废物。因此,我们实际上一无所获,等于每年免费给西方生产了大量产品,当西方的经济奴隶。

    随着我国海量产品的出口,生产产品的各种资源也随之而流失,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就是资源枯竭,物价猛涨,环境恶化。例如,由于过去十几年供应全世界稀土市场的掠夺性开采,我国重稀土资源仅够开采20年了[19]。我国开采的铁矿石平均品位已经从10年前40%降低到25%[20],而国外的铁矿石品位高于60%[21]。为了供应能源生产这些工业消费品,我国2012年消耗了39.3亿吨不可再生的煤炭[22], 占世界消耗量近一半,主要来源于国内。由于开采煤炭的资源利用率仅40%[23],等于一年消耗了近100亿吨煤炭资源。长期大量消耗我国的煤炭资源,致使我国优质煤炭资源迅速减少,现在我国很多煤矿开采的煤炭是被放射性物质严重污染的劣质煤炭。例如,云南临沧11个煤矿开采的褐煤的放射性铀平均含量达到624 Bq/ kg [24],是世界平均值31倍,最高含量达9800Bq/ kg,达到铀矿开采水平,是世界平均含量490倍;浙江171个煤矿生产的石煤的铀平均含量达到918Bq/ kg[25],是世界平均值46倍。大量使用这种劣质煤炭,对我国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和环境造成了严重危害,例如,湘西金矿使用煤渣砖建房,给人们带来的额外辐射剂量当量最大达到6.61mSv/a,超过污染控制标准5.61倍[26]。优质煤炭资源的减少,使煤炭价格也大幅上涨,例如,2005年10月山西大同动力煤的价格为400元/吨,到2008年7月就超过1000元/吨[27]。矿石资源的逐渐减少,引起矿产品价格的迅速上涨,是我国物价大幅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反,如果大幅度提高老百姓收入,让产品留在国内消费,则反而能够循环利用这些资源,反而防止了物质财富的流失。

    市场经济下, 一个社会的利润主要留在企业。公有制下,企业利润归国家和集体,现在外资企业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其利润,都属于外国资本家。这是美国人不搞工业消费品生产,人均消费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中国人以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生产了世界一半商品,人均生产量是世界除中国之外4倍,人均消费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
  优惠引进外资政策和依据外汇增发货币政策,实际是西方在殖民地为殖民者谋划的政策。在中国的改革年代,实行这种荒诞的经济政策,就是一种主动请外国资本家来殖民的殖民地政策,它让西方资本家非常满意。美国通用公司的资本家得意地说,“中国人得到了GDP,我们得到了利润”[28]。

    旧中国的统治者不能维护民众利益,组织民众抵抗外国的侵略,靠出卖经济主权获得西方资本家的支持,来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新中国建立后,我们通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向西方证明了我们保卫国家的能力,还建立了包括战略核武器在内的强大国防。在核威胁时代,大国之间的热战是不可想象的,只要我们维护好了我们的战略核武系统, 具有毁灭美国的能力,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就是非直接的,至多是代理人之间的战争。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实施西方贩卖的殖民地经济政策,免费奉送我们的物质财富。

四、政策建议

    由于美元是国际贸易主要结算货币,某些关键物资贸易结算的唯一货币,一国经济上如果不能独立解决这些关键物资的供应,必须从美元结算的国家进口,政府为维护经济的正常允许,就必须储备美元,成为货币兑换市场的最终买家,当汇率飙升严重影响经济稳定的时候,就必须政府出面使用美元购买任何个人或机构卖出的本国货币。当一国政府手里的美元储备耗尽时,就会形成汇率市场崩溃,从而带来经济崩溃。因此,承诺货币自由兑换,实际等于该国政府承诺其储备的美元与本国货币之间相互自由兑换。美国推动自由兑换的目的,是让各国政府必须储备更多美元,以应付波动更大的市场需求,政府不得不投入庞大的资源去维护汇市和经济的稳定,增发货币购买外汇成为各国政府的主要手段,等于让美国占有货币主权,成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

    要收回货币主权,防止人民币美元化,避免成为美元代用券,就必须依据国债增发人民币,增发的人民币主要用来购买国债和国内商业债券;同时管制外汇,保持贸易平衡,只持有少量外汇。对外贸易的目的是拿我们的产品换国内需要的物资,而不是外国货币。我们前30年和西方战后30年都有非常成功的经验,与发展国内市场经济可以并行不悖。

    二战后30年,西方国家一直实行外汇管制,美国也禁止老百姓买卖黄金,将黄金逐出了国内货币市场[29] ,从而将货币非市场化了,突破了市场化货币时代,货币发行量受黄金储备量限制,从而满足了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当时的美国和西方经济发展快,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30],其很多做法,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学习和借鉴的。

    直到今天,美国实行的货币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非市场化的,人为的法币制度[31]。第一,美元是不兑现的欠条,是法律强制用作国内市场交换工具的法币。第二,美元的发行量是由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人为控制的,只是美联储设置了一种机制,努力根据市场需求量来决定货币发行量,不受其他因素,包括政府行政当局影响,并非市场化的结果。 其关键机制是控制物价上涨速度在1-3%水平,既不上涨过快,引起通货膨胀,也不上涨过低,甚至物价下降,引起通货紧缩[32]。在实际操作中,美联储逐渐总结出调控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来控制货币量的方法:根据物价变化速率决定该利率目标,称作联邦基金利率,当市场上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大于联邦基金利率时,增发货币购买国债等增加货币投放量,相反,则减少货币投放量。这种方法克服了直接根据市场货币量来增减货币,由于市场上流通货币量不易统计带来的问题[33]。

    我们和美国西方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状况和需求,来调节货币发行量。将货币主权交给美国中央银行,让美国央行调节我们的货币量,必然给我们带来灾难性后果。现在虽然只是部分交出了货币主权,已经给我们带来资源走向枯竭,环境逐步恶化,物价猛涨,就是具体体现。

    为了防止行政当局干涉央行货币政策,可以学美联储办法,将央行从行政机构中独立出来,直接对人大负责。控制物价是自80年代以来,美联储的主要货币政策目标[32]。我们的央行应以控制物价为目标,调节购买国债数量,在国债到期兑现后,及时购买新国债,保持市场上货币供应量。

    比制定法律更重要的是执政者的理念。只有掌握正确的经济规律,才能管理好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是生产和消费平衡,要达到消费和生产的平衡,在市场经济下,就必须提高劳动者收入,增减老百姓购买力,提高国内消费能力。对外贸易的目的是以我们生产过剩的商品换取我们短缺的商品,以较少劳动和资源生产的产品,换取外国更多劳动和资源构成的产品为目标,而不是低价贱卖商品换取外国货币,应以贸易平衡为基本原则。引进外资只是将企业利润免费交给外国资本家,而没有任何所得。外国资本家的资本还是属于外国资本家,我们无法通过引进变成我们的资本,也无法通过引进外资获得技术。获得技术的主要方式是购买技术和自行研发技术,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央行主要目标之一应是控制物价,也应该是控制物价的唯一重要部门。商业银行产生衍生货币,而物价与包括衍生货币在内的广义货币相关,我们应学习美联储,改由央行统一管理。相关管理机构,如银监会,应划归央行管理。使央行能够调节衍生货币量,从而调控物价。

    针对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主要建议如下:

1、建议修改第一条,增加央行维护物价稳定的施政目标。
2、建议修改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三点、第五条、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和等涉及管理央行权力部分,修改为由人大来管理央行,央行对人大直接负责。
3、建议修改第二十三条第五点,增发货币主要用来购买国债和少量商业机构债券,禁止央行增发货币购买外汇,进行货币互换时,用于购买外汇的货币占基础货币的比例不超过10%,期限不超过3个月,且不影响物价稳定目标。建议第二十三条第六点修改为国务院有货币政策建议权。
4、建议取消央行法中容易引起歧义的第29-30条,该条与第23条相关条款冲突,建议将其修改为,央行在施政目标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国务院不得干涉。
5、建议修改第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五十二条涉及商业银行监督管理部分,同时修改商业银行法,将商业银行监督管理权划归央行。
6、建议增加一个条款,禁止商业银行,公司和个人持有外汇,防止外币在我国流通,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规定外汇所有权属于国家,由央行统一管理。非政府机构和个人持有外汇,必将导致大量外汇沉积在民间,等于奉送大量财富给外国政府,更重要的是让渡了部分货币主权,让外国政府干涉了我们的经济(例如,部分商品从国内市场消失),必须予以禁止。

    参考文献:

 

为什么政府应实行外汇管制?

黄卫东

    一般认为,外汇管制是指一国政府为平衡国际收支和维持本国货币汇率而对外汇进出实行的限制性措施,或者说,是一国政府通过法令对国际结算和外汇买卖进行管制的国际贸易政策。这种说法,掩盖了当初各国实施外汇管制的主要意图,从而为推翻外汇管制政策打下了基础。

    外汇管制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货币主权,防止外来货币侵犯国家的货币和经济主权。考察战争年代,可以更清除地看到这一点。在战争年代,外汇管制是各国的通行做法。没有外汇管制,敌对国家拿着纸印的货币,就能买走国内的物资,等于让敌人可以用纸印的货币欠条,就可以拿走我们的战争物资来对付我们了。尤其在西方国家,各国上层流行通婚,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战争时期,对本国丧失信心,选择支持敌国的例子,在历史中比比皆是。

    二战前,真正的国际货币是黄金,由于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殖民地,加上英国政府承诺英镑可自由兑换黄金[1],在殖民地推广,从而成为当时使用最多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战争发生后,各国不仅对外国货币进行管制,而且对黄金进行管制,货币不再可自由兑换黄金了。二战前的1930年代,由于发生经济危机,西方各国首先开始了经济战。那个时代,除了西方国家,真正独立的国家所剩无几,基本都是西方各国的殖民地和名义上独立的半殖民地。因此,西方各国开始的经济战,实际上就是世界范围的经济大战,各国都管制黄金,限制黄金出入境,取消货币可自由兑换黄金,当时形成了三大货币区,美元区,英镑区和法郎区[2],这是三国在其统治的殖民地推行自己货币的结果。

    严格的外汇管制,首先是将黄金外汇等化为国有,禁止民间持有,民间在进口商品需要兑换外汇时,需要经过政府批准。早在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发布命令,禁止美国民间持有黄金,由美国政府统一管理黄金[3]。当时西方各国,包括英国取消货币可自由兑换黄金后,货币都成了法币,普通老百姓早已多次品尝过法币的贬值问题,例如,1924年前后德国纸币的崩溃;美国也在很长时间里,由商业银行承诺发行可兑换黄金纸币,但是,商业银行容易倒闭,使这种纸币变成废纸,美国也每隔几年就发生大规模银行倒闭事件,使大量钞票变成废纸[4]。因此,在西方各国对抗时期,无人愿意使用外国的纸币,从而自动屏蔽了外国货币的流入。战后30年,西方各国也一直实施外汇管制,尤其管制作为投资资金的外国货币特别是美元的流入[5]。

    现在各国都使用法币,人们都习惯于使用法币。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人们更愿意使用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国家和经济体的货币,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大家减少使用本国货币,使货币主权丧失。

    欧元的产生,突破了很多传统的概念,尤其对货币主权概念产生了冲击。这是欧元区各国自愿相互融合经济的手段,而且各加入国共同拥有欧元增发的主权,欧元增发收益也由各国共享,这与殖民地使用殖民国家货币的代用券,是有本质区别的。

    在市场机制下,货币主权是国家经济主权中最重要的的权力。当货币主权被外国政府占有,外国政府增印货币,就可以占用我们的各种经济资源,占有我们的资本。我国央行从1995年开始以外汇储备为发行依据[6],交出货币增发主权以后,到2004年,仅几年时间,我国开放的28个行业中的21个行业的前5大企业都被外资控制[7],其原因就在此。让民间持有外国货币,简称外汇,等于让渡我们的货币主权,其实际效果相同,同样会导致大量经济资源被他国占有。我国央行鼓励藏汇于民,放松对外国货币的管制,让外国货币在金融市场上流通,等于放弃货币主权。即使国家央行今后不再依据外汇储备增发货币,收回货币增发主权,由于外国货币在民间的流通,已经侵蚀了很大一块货币主权,外国资本家一样可以占有我国的经济资源。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当时美元就可以在国内流通,加上国民党政府滥发货币,当时人们就更愿意储存和使用美元。

    其次,要达到维护国家货币主权的目的,我们在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制度下,国家还需要实行对外贸易平衡政策,只持有少量外汇。央行增发货币,主要是购买各种债券,其中购买国债是主要途径。而政府储备大量外汇,不论是使用财政收入,还是使用国债,都是使用自己的货币,这个货币都来源于央行,都是使用货币购买的外国货币,从而都是导致本国货币成了外国货币代用券,让渡货币主权。杜绝让渡货币主权的唯一途径是国内没有人和机构持有外国货币。这在现代社会是难以做到的,除非学美国,将我们发行的人民币变成国际货币。但是,我们可以象毛泽东时代那样,通过外汇管制,只持有少量外国货币,从而减少货币主权被侵蚀。

    毛泽东时代,我国实施的是严格的外汇管制,包括外币所有权属于国家,严格禁止外币在我国市场上流通;国家只持有少量外汇,最多时也仅有几亿美元外汇,从而很好地防范了外国货币对我国经济主权的侵蚀。美国推销货币可自由兑换,是因为美国政府通过军事和经济威胁,让美元成为很多关键物资的贸易结算货币,从而让各国无法在国际贸易中不使用美元,从而在自由货币兑换下,可以更多地被个人和企业持有和使用,可以侵蚀他国货币主权了。

    直到现在,西方各国仍然对外国货币进行一些管制,尤其管制外国货币以投资名义的流入,完全自由的货币兑换是不存在的[8]。在日本和西方各国,外国资本占有比例较低,大都不到10%,远低于我国。我国出口量60%来自外国资本家[9],这一比例远大于西方各国。

    现在我国号称是外汇管制国家,实际管制水平很低,低于很多西方各国。我国政府官员统计[8],一般贸易已经没有管制,资本项上真正得到管制的不到15%,85%以上领域都基本放开了,只是西方不承认。央行推行藏汇于民政策[10],让金融界放开了外国货币的流通,商业银行可以存储外国货币,可以放贷,可以抵押外国货币到银行贷款等等,等于经济体中货币主要使用者企业之间已经可以使用外国货币做交易工具了。所以,我们的经济主权早已被西方侵蚀,经济产出大都被西方免费拿走。根据中科院一项研究报告, 2011年美国从我国拿走的财富高达3.66万亿美元,等于当年我国国民产值一半[11]。美国哈佛大学尼尔弗格森教授总结为“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的经济模式[12]。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早就成了美国的经济殖民地。随着大量产品出口,我们的资源随之流失,带来的是资源走向枯竭,环境严重恶化,已经给我国人民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了。产生这种后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放弃了货币主权,包括放弃外汇管制,让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

    二战结束后,美国统一了西方,苏联崩溃以后,东欧等国也加入了美国经济体系,成为美国对付中俄的主要工具。中美关系虽然不是处于冷战和热战状态,但是,一山不容二虎, 中国除非甘心被美国统治。由于中国文化凝聚了世界最多的人口,即使在最穷困羸弱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也能抵挡和挑战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美国必然要象肢解苏联一样,肢解中国,才能彻底消灭中国挑战美国的潜力。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记者时说,“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13]。暗示美国人要维护自己的生活水平,必须遏制中国,防止中国人富裕起来。如果我们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那样实行货币自由兑换,交出货币主权,必然象俄罗斯一样,被美国从内部瓦解我们的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14],使我们的经济遭受俄罗斯一样的崩溃,给中国人民带来一场经济灾难,导致千百万人死亡,国家内乱和分裂。美国人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尝试了在朝鲜和越南的热战以及数十年的冷战和封锁,无法战胜我们,只好通过交往来遏制中国,所谓遏制中国战略,仍然是以中国为敌的战略,只是表面上不再宣称中国是敌人了,其实,美国精英,包括美国现任总统,如小布什[15],都曾一再公开宣布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和学术杂志上,经常会有以中国为战略敌人的文章。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来制定国策,取消货币管制,搞货币自由兑换,交出货币主权,已经给中国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了。

 

 

 

政治

 

习近平第一个五年会打掉三只大老虎!

胡德平

    据港媒报道,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与友人私下谈话中曾透露,习近平第一个五年任期内,将会打掉三只“大老虎”,分别是周永康、徐才厚和李鹏。

    “对于胡锦涛和贺国强,这犹如三座大山,他们根本不敢想象去扳倒它。但是习近平动真的了,一旦动真的,大家就看到了,原来腐败老虎其实也是纸老虎。习近平也是中南海出生的,根基相当深厚,他不用像平民出身的胡锦涛、温家宝那么谨小慎微,谁也不敢得罪。习不声不响,但是动作凶狠,估计经过五年打击,贪腐会在中国官商界大为收敛。”

   不过胡德平担心习近平能否做满10年任期,因为中共十九大上“老虎们”一定会有凶猛的反扑,试图把习近平拉下来。









发件人:欧阳君山<ouyangjunshan@vip.163.com>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4月06日 18:10 (星期日)附 件:4个(习总外访为何讳言“一元化”政治体制.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仲老师好!最新文章特呈过目指点,应构成闻所未闻的创新性思考,全文两万字稍余,分上中下篇。周末愉快!君山

中国为什么坚持一元政治体制

----中共思想政治走向深思系列之二

欧阳君山

    【说明】本文从习近平主席日前在欧洲学院的演讲相关内容出发,围绕大是大非的中国道路问题,重新梳理了中华近现代史,并挖掘出历史选择“一元化”政治体制的理论逻辑——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大讲特讲的产权清晰,简言之,一个国家需要且只需要一个老板,没有老板是产权不清,老板多了也是产权不清。这一点出人意料,也出奇制胜,不仅澄清对一元化领导种种似是而非的看法,而且击垮对一元化领导种种冠冕堂皇的攻击,既在根本上贯通了中西文化,化解“中国特色”自娱自乐的理论困境、自说自话的话语尴尬,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普世价值无缝连接,从而为中共承载普世价值及中华文明全球化奠定思想基础;也从根本上贯通了历史,不仅贯通了中华现代史与中华古代史,而且贯通了中华现代史两个重要时期即中国国民党时代与中国共产党时代,极大彰显一脉相承,从而为中华民族实现文化和解、历史和解、政党和解奠定理论基础。

    本文所论述的党制已经超越了作古的帝制和正当其时的民制,并正在颠覆着西方主流政治学及西方“普世价值”话语体系,对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打造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注目礼理论 党制 产权清晰 政治公有制 历史选择

引子:中国特色不是中共理屈词穷

    4月1日,在即将结束访欧行程前,习近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应邀到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在介绍中国时特别提及“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并简要回顾了历史:“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被认为是次演讲最引人注目的亮点,有舆论甚至解读为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首度对外宣示中国不会进行类似议会制、多党制和总统制的政治改革”。

    实际上,这不过中共的老调重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共就一直高唱类似的论调,毛泽东时代颇显理直气壮嗓门高,由于国际大气候的变化,也伴之以国内小气候的变化,改革开放后嗓门没那么响亮了。真正的区别可能是在于:习总的文史哲修养更加深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更加自信,敢于在国际场合信言之,如此而已。但习总实际上也没有充分展示自信,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也一如继往地大谈“中国特色”:“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特色论”当然没有错,而且几乎是“万金油”,适用于任何一个国家。更何况泱泱中华确实颇有特色,很多方面甚至还独具一格,宏观上最明显的就是五千年文明绵绵不绝,这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习总多次强调过这一点。但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全球化时代,尤其在普世价值话语风行全球的当今,动辄“中国特色”未免小气,甚至有理屈词穷之嫌,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个别包含一般”的哲学原理,而且一定程度上还露了理不直气不壮的“马脚”。这事实上已有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习总笼统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而对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内涵的中共“一元化”政治体制讳而不言。不只是习总讳言,这差不多也是中共长期以来的惯例,虽然动辄“特色”,但究竟特色何在、什么特色,要么大而化之、语焉不详,要么欲言又止、一笔带过。据不完全的观察,在外交访问或国际场合,中共尤其讳言最明显的特色——“一元化”政治体制。难道真的理屈词穷乃至于“家丑不可外扬”?

上篇:特色就是党制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上首先提出来的,原话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论精神实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少上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还是比较早的,乃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的,原话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已十分丰富,不只是包含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纲领,而且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国防、外交、历史和宗教等各方各面,有源流有先后有轻重,蔚成治国理政的理论体系。由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教授秦刚先生领衔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概括为13论: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论
社会主义发展战略论
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
社会主义国防论
社会主义和平统一论
社会主义国际战略论
社会主义依靠力量论
社会主义领导核心论

    在号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时,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牢牢把握”8个基本要求,可视为精要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目录:

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
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
必须坚持和平发展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为什么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

    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普适的,应该说无所谓特色,不管姓“社”姓“资”,也无论国家大小,任何正常的国家或执政党都应该奉行,典型的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坚持和平发展。另有某些内容,典型如走共同富裕道路,应该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或政党不曾公开提倡的,可构成中国特色。但恰恰在彰显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上,当前中国技不如人,不只是逊于一些福利国家,甚至大幅逊于某些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这已在“基尼系数”上反映出来,在长达8年的空窗后,国家统计局在2013年元月一口气发布了过去10年的基尼系数,其中2012年为0.474,高于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基尼系数平均值0.44(2010年)。但按多家第三方研究机构的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警戒值0.5。西南财经大学去年底公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高达0.61。

    恩格斯曾表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政府的治理水平及效率可作为判断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视角,可从政府的治理成本讲,中国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据国家统计局曾公开的预算内数据,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1978年为4.71%,2006年上升至18.73%——不仅远远高于同年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这正如邓小平在1987年4月曾指出的:“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邓小平甚至还表示过:“到2049年之前,中国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为什么说“党制”才是“特色”之所在

    那什么内容或哪些方面构成真正的中国特色呢?应该说赫然夺目,这就是最后一条: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形式上讲,无论在中共的重要报告中,还是在其他官方文件中,乃至相关理论论述中,这一条几乎都被放在最后,颇显压轴甚至画龙点睛的意味。更重要的是,从内容上看,尤其结合当前的世界潮流看,一国之主义“张扬”一党之领导,不说独一无二,却也凤毛麟角——难道还不足以称特色?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呢?按官方的说法,坚持党的领导,并非一党专政,有所谓“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而且被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并非对等,这里有明确的主体,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更有所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的高调。显而易见,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中共“一元化领导”,要害在于“一元化”,实质在于“以党治国”——可称为“党制”。就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一样,一元化以党治国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核心,亦诚特色之所在。

    中共一元化领导的实质在于以党治国的“党制”,这一点应该说毫无疑问,并从中共高度重视党建上充分反映出来。党建被赞为中共一大法宝,一般在讲到坚持党的领导时,也会讲到改善党的领导,二者同属于党建的中心内容和核心目标。如果不是“党制”,党建又何以举足轻重?但史料显示,在理论和话语中,中共一直未曾直接声称自己要以党治国,更不曾公开把以党治国作为自己的特色,似乎有意回避以党治国及相关说法。尽管中共对自己的“一元化”领导地位并无芥蒂,认为属于“历史的选择”,透着某种奉天承运的自信。《共产党宣言》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毛泽东也指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可豪放高昂的中共为什么不公开承认自己所践行的“党制”呢?

中篇:党制属于历史的选择

为什么文明的优劣需要历史的检验

    中华原本是无“党”的。夫子云:君子群而不党。即是说,有道之士,团结他人,但不结党营私。中华语文中,一“党”字似乎就没好意,组词亦多贬,典型如“党羽”。繁体“黨”就是“尚黑”,打娘胎里落地,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说文》云:“党,不鲜也,从黑,尚声。”的确,四海之内皆兄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同”实属自然而然,为什么要结党呢?

虽无“党”,但有“制”,而且不是一般的制,应该说是相当沉着的定型。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就职演讲”中,习近平都提到中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写到中华文明时,一开篇就以十分谨慎的笔调提到,中华文明是古代文明中唯一幸存的超巨型文明。这一点的确让人自豪,因而也发人深省,文明的优劣要如何判定呢?显然只能是实践的检验——本质在时间的市场淘汰!但问题并没有完,实践的标准放多长合适呢?从眼前看,甚至从100年看,落后就要挨打,人类都应该学习甚至崇拜西方文化;但放到300年甚至500年呢?西方文化明显经不起检验,数据显示,气候变暖主要是西方国家历史的碳排量造成的——如果地球人早都像西方人一样生活,今天不只是气候变暖,可能早已经“后天”了。中华文明或许“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物质上不如现代西方文明让人刺激,但她经受历史的检验。仅凭这一点,就值得今天几陷天诛地灭之境的人类深刻反思和借鉴。

为什么绝对应该尊重中华文明

    长期以来,对中华文明和西方文化有许多具体而微的研究,意见和观点更是形形色色,但多忽其大体,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实际上,不管一种文明或文化的内部具体如何,封建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专制也好,民主也好,科学也好,愚昧也好,有宗教也好,无信仰也好,黑人种也好,白人种也好,大陆型也好,海洋型也好,内省文化也好,外向文化也好,讲逻辑也好,不讲逻辑也好,窝里斗也好,不窝里斗也好,其他种种也好,完全可置之不理,但都可以肯定,该一文明的总格局是人与人的博弈——只要是人的文明,任一文明的总格局都是人与人的博弈;这一总格局与任何其他因素无关,唯一只与人性人心人情紧密相关。如果从外部看到某一文明长时间大体稳定,甚至一直处于大体稳定的状态,可以肯定,该一文明内部格局已至博弈均衡,借用弗朗西斯·福山的话讲,已是“历史的终结”,要不然,不可能老是大体稳定。对这样的文明,应该表示尊重!如果这样的文明不属于小文明——小文明可能会存在特殊性——而是巨型文明,甚至是超巨型文明,更应表示尊重!

    中华文明正是这样的文明,一者五千年绵延不绝,大体一直稳定;一者超巨型,人口和面积都是超巨型的,绝对应该尊重!不幸的是,由于对进化论的痴迷,对科学技术的迷恋,对物质财富的追求缺乏节制,长时间大体稳定的中华文明被认为是“长期停滞”,甚至被认为属于落后甚至异端,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写道:“如果要问,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如此遥远的历史,为什么进步却微乎其微?”

为什么说“百代多行秦政制”

    具体到作为“定海神针”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华文明所内含的定型就是“帝制”,这是后来提出的相对于“民制”的说法。在中华历史上,由于主流意见对帝制所声称的“朕即天下”实则政治私有制不存在分歧,争议是在于统治方式即“儒法之争”,尤其在于行政结构,即“封建制”与“郡县制”之争。主流意见在郡县制,早在北宋,苏东坡就有一个总结:“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所谓“宗元之论”,即中唐柳宗元(字子厚)所写《封建论》,该文讲事实、摆道理,旗帜鲜明对郡县制作出雄辩。

    现实胜于雄辩,中华历史自秦以降,一直到清王朝覆灭,奉行的都是郡县制,诚如毛泽东所言,“百代多行秦政制”。原本,秦之郡县制即从周之封建制演变而来。春秋战国乱悠悠,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始得以重新一统天下,为吸取周王朝的惨烈教训,“废封建”而“行郡县”。秦王朝虽十三年而夭,但郡县制并没有偕亡,汉、唐、明、清诸王朝初期甚至也都有过分封制的尝试,但最后一律以血的教训而流变并定型到郡县制。

为什么说王国维自沉至少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落水

    但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帝国主义。殖民者破门而入,不仅有器物文明,更有精神文明;不仅有笔杆子,更有枪杆子,多杆齐下,导致“天朝”权丧国辱,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一步步丧失,直到荡然无几,诚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1949年8月5日——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不久,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国务卿艾奇逊总结了“西方的影响”:

    “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中国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后总是能够驯服和融化侵入者。他们自然会因此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岂只是“激起了骚动和不安”,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师王国维在昆明湖投水为道殉,其遗嘱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历史学家陈寅恪解释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这应该可视为一个鲜明的符号,优胜劣汰也好,“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也罢,不说王国维的自沉代表了中华文明的衰落,但至少也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落水!

为什么半盘西化没能够拯救帝制

    作为古老文明的重要内核,帝制进行了挣扎。早期有“洋务运动”,实质可称为“半盘西化”,所谓“中体西用”,也算颇有成效,弄了个短暂的中兴,尤其表现在海军的从无到有上。史料显示,1888年,清王朝北洋舰队正式组成,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多人。北洋大臣李鸿章不无得意地表示:北洋海军“声势已壮”!并非吹牛,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的统计,清王朝的海军实力,排名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大列强,居世界海军第八位。甲午战前,日本海军的吨位、炮位及海战潜力,实远落后于清,在世界排名第十六位。

    但出乎意料的是,甲午一战,海军方面,北洋一败涂地,全军尽墨,连主力舰也被日军所掳;陆军方面,牙山一声炮响,清军瓦解土崩,日军追亡逐北,一路势逼京师。令人痛心的是,此时日本陆军刚刚新建,可用之兵不过十余万,而清陆军总数不在百万之下,而且都是久战之师,不可一世。何也?非器不如人,乃制不如人。当清王朝海军总司令丁汝昌在威海卫被日舰重重包围时,正预备自杀殉国,收到一封来自日本海军总司令的劝降书,有言:“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

为什么全盘西化也未能拯救帝制

    帝制试图以政治改革来自我挽救。当中日《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消息传到京师,从朝廷内的官员,到在京的举人,以至外省的疆吏们,乃至普通百姓,一夜之间纷纷关心起国事来,掀起一股向皇帝上书潮,接受并代奏上书的都察院一下子热闹未凡,“车马阗溢,冠衽杂沓,言论滂积”。原本信奉“群而不党”的国人也开始了结社,据梁启超的统计,自甲午到辛亥年间,有章可考的各种公开社团,盖有160余家之多。政治改革的确是当时一股热潮,通常被认为保守者的慈禧太后,也认为非变法维新不可。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光绪皇帝的急遽与康有为的操切,好不容易在1898年张罗起来的变法维新运动一百天玩完,史称“戊戍变法”,亦称“百日维新”。

    帝制甚至也试图立宪革新,也堪称“全盘西化”之努力。这是有例可循的,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日本原本中华文明圈内一衣带水的小邻居,自明治维新建立“君主立宪”后,国力日涨,先是在1894年开始的甲午战争中打败清王朝,后又在1904年开始的日俄战争中打败沙俄。特别是当日本战胜沙俄的消息传出,“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之论上下蜚起,“立宪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或许也是感到大势所趋,清王朝1905年10月即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并于次年9月1日正式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不管真诚假意如何,现实是天公不作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1908年相继归西,清朝廷近乎群龙无首,帝制再次与和平转型失之交臂。

    历史是从容的,但历史时刻常常是仓促的。由于内外交困,时间已不耐烦,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全国风起云从,多地提出自立,脱离清朝廷的统治。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在袁世凯的主导下,1912年2月12日,溥仪皇帝退位,清王朝灭亡——从始皇帝元年开始,走过2132年的帝制寿终正寝。毛泽东曾评价说:“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

为什么说民国仿佛是“五代十国”

    怎么办?帝制作为中华文明的政制内核,堪称“定海神针”,文明或文化的问题或许可以慢慢来,也需要慢慢来,但政制问题属于当务之急,国不可一日无政制,就像国不可一日无主。这让人想起武昌起义中的有趣一幕,战斗打响后,革命党人群龙无首,作为湖北军第21混成协统领的黎元洪被逼封为“大都督”,原因是他比较德高望重。那取帝制而代之的能是什么制呢?中山先生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政制上,“宪政”被认为世界潮流,所谓宪政(Constitutional Politics),源于古希腊文的“民主”(Democracy),意思就是“人民的权力”。相对帝制而言,宪政就是民制。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多月,当全国17省代表在南京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时,几天前刚从美国科罗拉多州敦复城(Denver)一家中国餐馆打杂回来的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重要原因就在他长久以来就振臂呐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民制”的确开了张,宪法也立了,三权也分了,国会也有了,议员也选了,总统也有了,脑后的辫子更是齐刷刷不见了,但民治真正就来了吗?正可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从1913年中华民国主要缔造者宋教仁遇刺,到1915年袁世凯称帝,到1916年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到1917年的张勋复辟,闹剧一幕幕,领导人如走马灯,国会更是乌烟瘴气。从历史上的王朝更替看,新王朝诞生,一统是最重要的标志。但无论是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期,中华民国都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地理上没有,政治上也没有,法律上更没有,精神家园上更没有,历史仿佛重新回到了“五代十国”。

    从礼崩乐坏看,由于武重文轻,也由于物质主义的兴起,再加上外国势力的窥测和介入,民国的混乱程度甚至有可能超过五代十国,乃至史上其他王朝崩溃时期,受影响的普通民众所占比例更高。史料显示,从1912年到1922年,全国兵变即达179次之高,原因多在于缺饷。这充分反映民国的混乱程度,最讲究纪律也最有保障的军队尚且如此,何况一般层面?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曾吟过一首读史诗,写照的或许就是他躬逢其“盛”的晚清至民国时代:

风虎云龙亦偶然,
欺人青史话连篇。
中原代有英雄出,
各苦生民数十年。

为什么孙中山“背叛”民制

    人多指责袁世凯称帝甚荒唐,背叛民国。实际上,荒唐者岂只袁世凯,早有人“背叛”民国。这就是被中国共产党尊奉为革命先行者、被中国国民党尊奉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一定意义上讲,在背叛民国上,孙中山比袁世凯还抢先一步。早在袁世凯公开称帝前,1913年9月,国民党以武力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认为原因“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遂强力把原本三权分制的国民党,改组成由他个人独裁的“中华革命党”,并清除一批革命元勋,包括黄兴在内。尽管1916年7月“护国运动”结束后,中华革命党被宣告停止活动,但孙中山对独裁的要求应该并没有退却。一直追求“建立民国”的孙中山为什么忽然嚷着要独裁呢?

    按历史学家唐德刚的分析,与袁世凯一样,孙中山要求独裁也是因为对议会政治绝望,这应该是可信的。由于民制一时难以操办,孙中山实际上悄悄转向了“党制”,他的独裁要求不只局限于党内,而是放大到国家。1915年,孙中山就明确表示:“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1920年,他更是郑重声明:“本总理向来主张以党治国。”孙中山甚至明确提出过“党在国上”:“当俄国革命时,用独裁政治,诸事一切不顾,只求革命成功……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日,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国民政府时期流行“党国”的说法,源头应该就是这。不得不承认,同为对民制的绝望及超越,相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陈旧、落后甚至迂腐、愚蠢,孙中山的走向“党制”棋高一着,至少政党政治具有现代感,符合世界潮流。

为什么孙中山从学英美转向“以俄为师”

    有意思的是,似乎与放下“民制”而转向“党制”相应,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上,孙中山的兴奋点也从英美转向苏俄。孙中山原本言必称美国,“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时,入盟书即所谓“创立合众政府”,但临终遗嘱却指向苏俄,曰:“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924年10月9日,孙中山在致蒋介石的信函中也明确提出:“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一般认为,中俄两国不仅山水相连,而且同属于农业大国和帝制古国,相通相同之处应该多于中国与美国或英国,俄国的确有可能更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这应该也是后来毛泽东感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原因。但孙中山大力号召向与北洋政府关系紧张的苏俄学习,除了饱含对苏俄支持中国革命的感恩之外,重要原因应该也在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开创了“党制”的范式,曾明确表示:“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

    “以俄为师”不是虚情假意。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不仅受到孙中山的礼遇,而且被认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孙中山甚至把他比作对美国建国有重要贡献的法国将军拉斐德。国民党还派出了专门的取经团队,1923年8月,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全权代表,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俄,主要目的是学习苏俄建党治军领政的经验并“联俄联共”。但三个月的行程结束后,至少蒋介石本人是大失所望:“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苏联政治体制是独裁和恐怖主义的统治工具,它与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完全不同,这是我出访苏联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一直呆在国内,我们恐怕永远不会发现这些。”极其可能,这构成蒋介石后来终老都要“反共”的心理起点。就像“联共”一样,国民党的“反共”也是源自孙中山,很早就明确表示:“共产党能守吾党范围,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处理之法。”但蒋介石因苏俄见闻而反中共,大错特错,中共的确与俄共有一脉相承之处,但其实一开始就有天壤之别。

为什么说“以俄为师”使国民党发生了质变

    蒋介石当时刚获得孙中山信任,还不是国民党的主要领导,而且他现实上并没有反对苏俄党制,终其一生也不曾真正超越“党制”,即便是后来经营台湾地区。孙中山一直为党组织的松散而苦恼,曾多次“折腾”自己一手创建的党,但一直不得其法,幸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得以俄共为师,此时距他1894年11月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已近30年。正是比较系统地学习俄共后,1924年元月,国民党得以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正式宣布改组。按历史学家金观涛的分析,国民党仿照俄共实行改组,使国民党发生了质变,从“一般政见认同团体”跃到了“意识形态认同团体”。

    国民党从此焕然一新,中国的革命局面也从此为之一变。1924年12月,3000人的黄埔学生军即把陈烱明赶出广东,并迅速统一广东全省,遂后即开始北伐。北伐其实也是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因为国民革命军当时不到10万人,要打倒的军阀一个个都是庞然大物,但战争在两年多后即告胜利,国民党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力量来自于哪里?制度就是生产力,力量正来自于“党制”。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相当程度上就是国民党“党军”。

    从1925年7月组织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国民党便是“党制”的实践者。1928年9月,国民党发布《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明确宣称“本党始终以政权之保姆自任”。随着后来形势的发展,国民党的以党治国更是登峰造极,以至于蒋介石不仅提出国民党是“唯一救国的党”,更鲜明亮出三个一——“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蒋介石虽不执行中山先生“联俄联共”的政策,但在贯彻“党制”上,似乎比俄共也有过之而无不及。1937年2月,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中央五届三中全会通过所谓“根除赤祸案”,明确要求解散中共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

为什么中共在党制上会自相矛盾

    中共作为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的党,继承苏俄党制,原本自然不过。但南京国民政府退踞台湾之前,中共主要是作为“在野党”,尤其是力量弱小充当“反对派”时,中共更是旗帜鲜明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不仅反复见诸于当时中共报刊重要社论,如《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曾发表题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的社论,称“美国是人类社会的成功模式的榜样”;而且也直接见诸中共高层的谈话与文章,如毛泽东1944年对到访延安的美国代表团谈到:“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甚至当时还没有进入核心领导层的邓小平也在1941年的文章中写道:“‘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

    但中共实际上也是按“党制”运营,尽管抗日战争期间也在边区推行过“三三制”,但总体上并没有超越“党制”,任弼时1943年元月甚至针对性地指出,“建立‘三三制’政权并不是要放弃政权中党的领导作用”。议会式政党是不控制军队的,“党制”最鲜明的特征应该就是“党军”——这是国民党的叫法,共产党后来形象地称之为“党指挥枪”。中共在这一点上可谓不折不扣,不但组建党军,而且比国民党甚至俄共做得更彻底,这鲜明反映在所谓“支部建在连上”。党军是苏俄成功的重要经验,但“支部建在连上”有可能与苏俄无关,是毛泽东实践出真知的创造,后作为中共建军治军的基本原则,有力奠定“党指挥枪”的组织基础。1927年9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奔向井冈山,有感于南昌、秋收起义相继失败,他反思得出“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并确定就在江西永新三湾村对部队进行改编,主要内容就是把支部建到连上:在连队设党支部,在优秀士兵中发展党员,在班排设党小组,在连以上设党代表并担任党组织书记。显而易见,这属于典型的“党制”,乃军队建设高度统一的自然需要。也符合中华的民间传统,有句话叫“上阵父子兵”,过去的军队曾以一家一姓命名,如南宋初年岳飞领导的抗金军队即被称为“岳家军”,帅字旗上就写一大大的“岳”字。

为什么国共两党会一山难容二虎

    国共两党同为“党制”的奉行者,而且某种意义上还是双胞胎,都得到苏俄的哺育,都以北洋军阀为革命对象,但由于一开始就各有各的主义,而且后来各有各的军队,再加上历史上的恩怨情仇,国共两党的碰撞几不可免。如何是好?孟子曾提出不对称关系的相处之道,所谓“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与“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纯粹从策略讲,国民党为尊的时候不懂得以大事小,倒是共产党弱小的时候颇谙以小事大。这似乎已注定,一旦共产党壮大起来,势必“一山难容二虎”。从“党制”逻辑看,这一点最自然不过;从现实感应看,蒋介石深知这一点,毛泽东深信这一点。抛开“党制”逻辑,纯粹从党际伦理讲,即使共产党打倒甚至消灭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也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这正是“第二次国共内战”之前及之中两次和谈皆未果而终的重要原因,之前1945年8月开始的重庆谈判经一个多月的反复协商,虽签署了“双十协定”,但并没有解决两党的核心矛盾,在“双十协定”正式公布的第三天即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就发布了“剿共”密令;之中1949年4月进行的北平和谈正式时间不过三天,主要是讨论共产党方面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蒋介石斥之为“丧权辱国”,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客观讲,两次和谈都是鸿门宴,重庆谈判更像是蒋介石“作秀”,但弄巧成拙;北平谈判更像是毛泽东“游戏”,但正中下怀。

为什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虽分为国共两党的核心,但同为中山先生的信徒,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党制”的实践者和发展人,如要对二公作一个比较,应该说毛泽东比蒋介石更彻底也更坚定。蒋介石虽高唱“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看起来赤裸裸的,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存在某种妥协性。历史学家余英时曾评价蒋介石“无效独裁”,这应该是中肯的。蒋介石虽也讲文化,而且圣贤情结非常之重,但外王魅力仍然不够,连国民党内部的明争暗斗也一直没有解决好,以至抗战之中还闹腾出“汪伪政权”。

    毛泽东的评论或许一针见血,蒋介石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北平谈判尤其重庆谈判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当面过招,可明显看出毛泽东政治上的高度清醒。节奏就是佐证,重庆谈判时,国民党是强势的一方,协商了一个多月;北平谈判时,共产党成强势的一方,正式会商就三天时间,相比之下,毛泽东是不是颇显乾纲独断?蒋介石是不是有些优柔寡断?更重要的是,是不是渡过长江是核心条件之一,共产党坚决要求过,国民党坚持拒绝过,毛泽东在这一点上毫不含糊,反对“划江而治”,不过也得过,并拒绝了来自苏俄斯大林的婉转调停。

    顺便说一下,史家后来有不同看法,不少人认为斯大林并未阻拦中共南下过江。这可能也是政治上的糊涂,具体细节可再考,但斯大林出面调停本身就已经构成阻拦,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斯大林真正不阻拦,不说支持过江,至少也应该沉默。作为当事人,毛泽东对“老大哥”斯大林的阻拦有深切的感受,并且一直耿耿于怀,后来曾说到:“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这一点也彰显中共走自己的路!

    一部现代中国史,一定意义上就是国共两党的天下逐鹿。从中华历史的演进观之,应该说与史上改朝换代时的英雄逐鹿如刘项楚汉相争毫无二致。重要区别是在于西方政党政治的引入,同时掺杂外来的思想武装和本土的军事武装,过去的英雄演义遂成了现代的政党竞争。但英雄演义的本质还是不变的,逻辑其实很清晰,“党制”把党作为一国之主,可党也是一个组织,何尝不需要一个主或者说核心呢?孙中山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不就明确党员一个个签约按印绝对服从于自己吗?常言道:“兵熊熊一个,将雄雄一窝。”这也是历史选择中共的重要原因,不只是历史选择了“党制”,也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下篇:党制符合逻辑的选择

为什么逻辑的选择更加根本

    胡耀邦说得好:“历史是混不过去的!”历史的选择让人豪情满怀,但更重要的是历史的检验。因为选择也可以是一时误选,检验才更体现恒久远。中共一元化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但能不能经受历史的检验呢?这原本是一个未来时问题,但实质上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即历史的选择是否也符合逻辑的选择。逻辑的选择排除了历史或然性,无疑是更加根本的选择。马克思主义也强调历史的逻辑和理论的逻辑相统一。如果“党制”吻合理论的逻辑,为什么就不能千秋万代乃至“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呢?

    中华党制是由孙中山所奠基,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孙中山实践出真知,多年的革命经验与教训让他深切认识到一个素朴的道理:一个人干不了革命,但一个没有核心的组织也干不了革命。正因为如此,在中华革命党的誓词中,不但有“附从孙先生”字样,并强调“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另一方面应该就是苏俄革命的成功让孙中山眼睛一亮,曾明确提出:“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从后来广州国民政府的运营看,苏俄党制确实是国民党的重要参照和借鉴。

为什么党制的形成要追溯到马克思主义

    那苏俄党制是从哪里来的呢?现实上讲,苏俄党制的诞生可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成立了由立宪民主派控制的临时政府;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苏俄的开创者列宁早期曾提出“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把其他阶级和政党看做‘反动的一帮’”,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还提出搞多党合作,并实际推动了同社会革命党的联合组阁。但1918年3月,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宣布退出联合政府。后在1921年因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牵连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事件,于1923年和1924年被先后取缔。

    苏俄党制的强化和定型是在斯大林时期。由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已极大巩固,更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再加上国际环境对苏联构成压力,1936年11月,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作了题为《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旗帜鲜明表示:“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可以存在,这就是勇敢和彻底保护工农利益的共产党。”“党制”从此正式走入苏俄宪法。

    理论上讲,苏俄党制的形成无疑要追溯到马克思主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从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是行动派,不仅提倡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而且通过自己的政党付诸现实,《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一定意义上,斯大林宣布苏联只有共产党可以存在的话不过是向《共产党宣言》交的一份合格答卷。完全可以说,共产党的“党制”自信是马克思主义赋予的。

为什么须有个体以天下为己任

    可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的自信从何而来呢?症结或许在《共产党宣言》突显的“整个”一词!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在是不是代表整体时,心态与行为会截然不同。史料显示,李自成开始起义的时候,地道土匪一个,“所至焚荡屠夷”,后连打大胜仗,兵马百万,觉得自己可得天下了,“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仿佛仁义君子。李自成为什么前后判若两人呢?之前认为天下不是我的天下,自己不代表整体,故乱之;之后认为天下就是我的天下,自己代表整体,遂治之。

    这并非李自成特别,更非之前就小气而之后就大气,而是深刻揭示了一个道理:整体必须有个体来代表,也必须由个体来代表,必须化为个体“我”的利益来代表!要不然,所谓整体即沦为虚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每个个体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可整个天下是不是也构成一份利益呢?如果整个天下也构成一份利益,谁来追求及代表即“以天下为己任”呢?

    这正是始皇帝的丰功伟绩,在经历乱悠悠的春秋战国后,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使天下重归一统。的确应该“劝君少骂秦始皇”,李斯起草的绎山石刻写道:“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诚哉!唯有“一家天下”,方能“兵不复起”,天下太平。有意思的是,也正是从始皇帝开始,原本人人可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朕”成为皇帝专用,最常讲的恐怕就是“朕即天下”——没错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必须要有一个“我”声称天下就是自己的,才可能真正为天下担责。

    为什么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呢?很简单,没有人代表的路线,更明确讲,没有人把路线作为自己的利益,所谓路线不就一条线么?所谓天下不就一幅图么?当今世界,从贸易争端,到金融危机,到环境污染,到生态破坏,到气候变化,到军备竞赛,系关人类命运的全球性危机日益严重,但国际社会的应对可谓捉襟见肘,这已从长年应对军备竞赛与近年应对气候变化的低效甚至无效上上充分彰显。原因何在?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那就是人类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整体,虽有“联合国”,但缺乏“世界政府”,没有谁真正以天下为己任,天下不是谁的天下。

为什么说党制的逻辑在产权清晰

    毫不矫情地声称“朕即天下”,这正是“帝制”的巨大合理性,它其实是把产权清晰放在第一位,正切合私有制的逻辑。“民制”口口声声主权在民,其实是且只是代理,难免代理人亵渎、把持乃至侵吞,正陷入公有制的泥潭。孟子见梁襄王,曾明确提出天下“定于一”。《吕氏春秋》专门有一个“执一”篇,明白写道:“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所谓“定于一”与“一则治,两则乱”,用现代经济学的话语讲,就是天下有主,乃产权清晰的“政治私有制”。

    整个国家乃至全天下都必须有一个清晰的产权人——“我”,从而让“我”以天下为己任。这一点脱离常识,尤其与民主常识南辕北辙,不亦荒唐乎?如果说荒唐,事情确不少,随便举一例:空气人人必需,人不呼吸,几分钟就得呜呼,可空气一直以来就一文不值乃至如今被严重污染。这是为什么呢?主流经济学的答案三个字:不稀缺!价值是由稀缺程度决定的,空气虽极重要,但不稀缺,所以一文不值。初一想像不刊之论,细一究却似是而非。微软公司的视窗软件稀缺吗?一点也不稀缺,就微软公司而言,它几乎可无限复制,甚至使Windows像洪水一样泛滥于全世界,可Windows为什么还价格高昂呢?答案应在于Windows有人代表,是一个有主之物。而空气呢?一个无主的东西,没有人代表,这就是为什么空气不值钱,因为它是一份没主的利益。这正是低碳经济的伟大意义,它实质上是通过使碳排量成为实在的利益,从而让空气有了清晰的产权人。不只是空气,只要属于无主之物,不论真理与正义,还是家国与天下,抑或别的利益与价值,恐怕一律逃不过被亵渎的命运!

    凡事必先清晰产权,心与神一,所谓“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为经济”。“党制”的逻辑合理性正在于产权清晰,它虽没有毫不矫情地声称“朕即天下”,但也没有故作矫情地声称“民即天下”,而是在代理不可避免的条件下通过一次性委托回归于“一”——产权清晰,此诚“党制”之奉天承运,也正是近现代中华历史最终选择以党治国的逻辑必然,黄河九曲终归海也!

为什么有“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之说

    20世纪被历史学家余英时称为中华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时代”,超过“五代十国”,也超过“五胡乱华”。这应该是可信的,而且主要的权重就在民国,不只是时间的权重,更重要的是黑暗与混乱的程度。这存在诸多方面的物证,如一项对近代四川的农民生活的研究表明,自1835年到1910年,物价总平均上涨为122.5%,75年间上涨一倍多,应该说比较低;但1915年即建立民国4年后,物价水平开始呈指数式猛增。民国的“丰功伟绩”还表现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主要的粮食进口国,以至被某些外国人称为“饥饿之邦”。作为中华文明的经济和组织基础,乡村社会在民国时期开始大幅破产,有统计显示,20世纪20年代初,中原河南农业人口中居然有10%是土匪。

    为什么新兴的民国甚至比晚清有可能还要混乱和黑暗呢?分析起来或许很复杂,但根本原因应该就在于国家失去一统,社会重新陷入“流动性过剩”危机,人际相交流寇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稳定性因而道德感都荡然无存,就像流水冲涮之地,寸草难生。天下无主,必致暴力泛滥,价值崩溃,道德沦丧,历来如此。老百姓之所以信奉“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原因也正在于此。战国时代不就是一典型吗?西汉大学者刘向痛心疾首地写道:“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民国号称“民制”,一开始就偏离产权清晰的正道,国家无主,岂能不乱?这应该也符合系统论,没有一个收敛点,系统是不会趋于稳定的。

为什么说产权清晰之道颠扑不破

    产权清晰之道堪称颠扑不破!这鲜明表现在人类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上,尽管在不同地区或不同阶段都有特殊的探索甚至异端的存在,如英国在“二战”结束后的国有化运动,但总体上应该可以肯定,一部人类经济活动史,就是一部讲究产权清晰的私有制的历史。借用流行的“五形态”术语讲,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经济私有制”一以贯之。家族企业的风行,充分彰显了经济私有制的强大。有资料显示,现今世界上85%左右的企业是家族企业,包括福特、三星、家乐福、标志雪铁龙、沃尔玛等著名大企业在内。而且家族企业也普遍兴旺,美国《商业周刊》一项调查曾显示:在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公司中,有177家属于家族企业。

    产权清晰之道也表现在人类政治活动的组织方式上,尽管在不同地区或不同阶段也有特殊的探索甚至异端的存在,如20世纪70年代的柬埔寨“红色高棉运动”,但总体上应该可以肯定,一部人类政治活动史,就是一部讲究产权清晰的私有制的历史。欧洲中世纪的漫长彰显了“政治私有制”的强大,像今之家族企业,从5世纪一直到15世纪,甚至可延长到1581年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尼德兰联合共和国(荷兰)的成立,整个欧洲被一个个的家族统治着,“朕即国家”。更有力的佐证来自于中华历史,浩荡五千年,尽管数次改朝换代,即从一个家族换成另一个家族,但作为产权清晰的政治私有制即帝制,不仅巍然屹立,而且近乎无人置疑。

为什么产权清晰的政治私有制日趋消亡

    当历史进入近现代后,更准确讲,是资本主义兴起后,产权清晰之道开始在经济和政治上分道扬镳,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道景观:首先是经济私有制继续风行,乃至如今通行天下,市场化席卷全球。其次是政治私有制逐步消亡,乃至如今举步维艰,民主化包举宇内。尽管“以天下为己任”仍被认为崇高的理想,但毫无疑问的是,而今再也没有谁敢公开叫嚣“朕即天下”。与此相应,不仅帝制国家绝种,就是“党制”国家也凤毛麟角。试问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政治公有制”也!

    从19世纪开始的社会主义运动,更准确讲是共产主义运动,不仅直接冲击市场化与民主化潮流,而且向背后的经济私有制与政治公有制同时宣战,要求把经济私有制革命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政治公有制革命为共产党党制。也曾经灯火辉煌,以至整个世界一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东西方阵营,而且一度颇有东风压倒西风之势,但“老大哥”苏俄终究没能支撑下去,在73岁时仓惶仆地——1991年12月5日,红旗在克里姆林宫上凄怆落下。半年前,曾任苏联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后任俄罗斯首任民选总统的叶利钦在“民主俄罗斯”集会上慷慨陈辞:“我们的国家很不幸,她被决定去做马克思主义的实验。命运把我们迫到这个方向,这个实验不是在非洲的一些国家,而是在我们的国家开始。总之,我们已证明,这种理念没有存在的余地。这理念很简单地把我们推到世界文明国所走的道路之外。”

    毫无疑问,“苏东剧变”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之挑战的重挫,从而也再次反证了市场化和民主化潮流的强大。时位于美国国务院思想库的弗兰西斯·福山弹起“历史的终结”之高调,把以经济私有制和政治公有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制称赞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逻辑上原本不搭调的政治公有制与经济私有制成了一对看起来亲密无间的搭档,浩浩荡荡打天下。如果承认产权清晰之道毋庸置疑,现在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政治私有制近现代以来一蹶不振呢?

为什么不能说是生产力发展动摇了政治私有制

    原因首先应该在于欧洲近现代以来的历史逻辑!由于工商业的崛起,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农业文明下的均衡被打破,封建领主一个个开始热衷于财富积累,国家也一个个转向财富及暴力的大规模生产乃至扩张,甚至“有钱能使神推磨”,宗教也开始通过革新承认“弄钱乃人生要事”,导致整个系统的活性及熵值——既指活跃度,也指混乱度,故称活性及熵值——迅猛增强。这是史无前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感受深切,《共产党宣言》不惜笔墨予以描绘并感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可系统活性及熵值的指数式增长为什么会挑战政治私有制呢?马克思提出了解释,诚如《共产党宣言》所重点阐述的:“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显然没有错,但似乎不够细腻,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抽象过快并上纲上线之嫌。别的所有制关系或上层建筑具体内容且不论,至少就政治私有制而言,它来自于产权清晰之道,岂是随便可动摇的?一部分人认为是民智不开,古人偏好“封建”,现代人一个个喜好自由民主,好像人性发生了突变,明显荒诞不经。

为什么“我”有效私有的“财产”极其有限

    真正的原因在于内在的理论逻辑,这就是政治私有制本身的局限,更一般地讲,是私有制本身的局限。私有制以产权清晰为本,这毫无疑问,问题是一个产权主体真正能有效私有的“财产”——最广义的财产,可包含一切有价值的物与事——极其有限。很简单,作为产权主体的“我”是有限的,时间极其有限,精力极其有限,生理极其有限,有形的一切都极其有限,所以“我”能实际有效私有的财产极其有限。

    至于对财产的消费及享受,更是极其有限,诚如庄子所言:“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在江苏华西村口,有碑铭刻着原支书吴仁宝先生一句话:“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如此素朴的道理,谁不明白?谁能反对?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任何人的身体都极其有限,就是浑身长嘴吃不停,也只有一个胃去容纳和消化。

    如果某一份财产超过“我”能实际控制的限度,岂只问题来了,而且砸下一个大难题。秦始皇“振长策而御宇内”,以武力取天下,但也自找麻烦,如何治理偌大的天下呢?虽然叫嚣“朕即天下”,但也只是名义上的,始皇帝不可能真正私有一个天下。任何人,包括圣明如周文王,都不可能真正私有一个天下,因为一个天下完全超出一个人能实际控制的财产限度。秦廷进行了辩论,丞相王绾提出应在远地分封诸侯,这是周文王当初的做法;但始皇帝以史为鉴,赞同廷尉李斯所担心的诸侯造反,最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这就是“郡县制”取代“分封制”。

为什么雍正皇帝会成为“劳模”

    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类似的问题已经摆到了欧洲国王们的案上:财产迅猛增长,完全超出“朕”能有效控制的限度,怎么办?区别是在于:秦始皇的财产激增是一统天下所外生,主要表现为人口规模尤其是国土面积的增长;欧洲国王们的财产激增是生产力革命所内生,主要表现为物质财富尤其是系统活性及熵值的增长。两相比较,似乎内生的财产激增来得深沉有力,带有质变的性质。

    更致命的是,资产阶级靠工商及科技起家,不仅带来个体活性的极大增强,而且导致人群组织规模的极大扩展;不仅打破自然经济结构,而且打破分散而治的金字塔式政治结构;不仅很容易形成“群众运动”,而且很容易得逞“运动群众”,再高明的封建国王恐怕也难以驾驭,毕竟一个个国王也是血肉之躯。纯粹从工作量讲,统治一个从农业文明向工商文明跃进的国度,工作量显然远大于统治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

    手头没有欧洲国王当时工作量的数据,但清王朝雍正皇帝的勤政情况或许可供参考。史料显示,雍正皇帝每天睡觉不超过4小时,一年里只在自己生日那一天休息,虽然只在位13年,但在数万奏折中的批语即多达1000万字。这里面有雍正的励精图治,但无疑也因为清王朝统治的国土与人口双双超大。欧洲的封建王国虽然在国土与人口上双双偏小,但雍正时的清王朝是一个成熟的农业文明国度,而且历来崇尚无为而治,活性及熵值应该大大小于从农业文明向工商文明跃进的西欧封建王国。可检诸中外,抚今追昔,几王能如“劳模”雍正皇帝?

为什么经济私有制也转向经济公有制

    这应该就是政治私有制至近现代被政治公有制群取而代之的根本原因,理论上讲,首先是向工商文明的跃进挑战了欧洲一个个国王血肉之躯的生理限度,进而导致封建帝制的逐步瓦解,直至消亡。如果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也首先是向工商文明的跃进暴露了政治私有制的局限,它所创造的财产已大大超过一个国王所能实际控制的限度。

事实上,就是纯粹的公司财产,大到一定程度也不能够有效私有。这正是股份制之所以流行的重要原因,如拔掉控股不考虑,经济私有制一定意义上也在向经济公有制发展。早在1932年,就有研究表明,1929年全美最大的200家工业公司中,有数量占44%、资产价值占58%的公司股权十分分散,不存在占支配地位的股东。尽管家族企业仍然是企业的主流,但也有资料显示,在欧美国家,越来越多的古典私人家族企业已逐步演化为多元产权公司。从这一意义上,由于现代社会的活性及熵值增强,经济公有制也在与政治公有制合流。

为什么政治私有制的转型代价高昂

    经济私有制与政治私有制本是产权清晰演绎下的双胞胎,但命运再次垂青于经济私有制。从历史现场看,经济私有制向经济公有制的转型洋溢着和平与算计,而政治私有制向政治公有制的转型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始于1566年的尼德兰革命被认为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代价不菲,不仅时间长达40余年,超过中华历史上绝大多数改朝换代的时间,而且首领即后来被尊为荷兰“祖国之父”的威廉·奥兰治在胜利之际被对手刺杀,充分反映政治私有制的挣扎。事实上,尼德兰革命还谈不上推翻西班牙封建帝制,不过是尼德兰从当时西班牙的封建统治下独立。而且新建立的联合共和国也仍然保留了封建的面子,“荷兰”是简称,正式名称是“The Kingdom of Netherlands”——尼德兰王国,奉行君主立宪制。

    似乎印证了封建帝制对生产力的压抑,从西班牙获得独立之后,荷兰发展成为17世纪的航海和贸易强国,商船数目超过欧洲所有国家商船数目总和,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继西班牙之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宗主国。这产生了示范效应,当然更因为资本主义的车轮滚滚向前,欧洲主要国家相继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政治私有之封建帝制不是被虚化替代,典型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被推翻替代,典型如法国大革命,但几乎都山回路转,代价惨重。以1642年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例,不仅时间上长达半个世纪,而且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不知多少人头落地。

    在欧洲之外,虽然资本主义本身发展严重不足,远没有到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地步,但由于欧洲国家的殖民改造,更重要的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压力,应该再加上权利观念的影响,国家也一个个相继从政治私有制向政治公有制转型,君王或皇帝也不是被替代,就是被虚化。或许,这就是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吧!

结语:超越特色论

    以上就是对中国为什么走上了“一元化”政治道路的回答,不仅梳理了“历史的选择”,更重要的是阐明了普适的理论逻辑。回头一看,历史之所以选择一元化道路,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国情可能也起了作用,但真正的原因实在于理论逻辑,是逻辑的选择造就了历史的选择。历史可能误选,唯逻辑才是真正混不过去的。有意思的是,这不是中共自己宣称或打造的理论逻辑,也不是过去中国国民党宣称或打造的理论逻辑,更非任何的“中国特色”,而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标榜的产权清晰之道,当然也符合西方主流政治学所标榜的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属于真正的普世价值!通俗讲,中国之所以走上了“一元化”体制的政治道路,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一个国家需要且只需要一个老板,没有老板是产权不清,老板多了也是产权不清。

    从产权清晰程度讲,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种根本制度——“帝制”、“党制”和“民制”。就像公有制企业的虚伪一样,“民制”其实是虚伪的,口口声声“民即天下”或“民有天下”,但实质上是且只是代理人运营,甚至代理人操控,乃至代理人反控所有者,民有沦为乌有,就像国有企业的命运一样。“党制”与“帝制”都符合产权清晰之道,“帝制”声称“朕即天下”,“党制”奉行“党即天下”。更重要的是,“党制”极大扩展产权主体人的优选范围,能够避免“朕天下”或“家天下”在选主接班时的局促,从而更容易接近于“公天下”的稳定均衡。从这一意义上讲,“党制”超越“帝制”,是“帝制”的现代升级版,堪称现代世界政治制度的最佳选择!从历史和文明的高度讲,“党制”堪称近现代中华民族不屈探索的伟大成果,是全球化历史征程中西合璧的美好结晶,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奔未来的浴火重生!

    毫无疑问,中国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大国,中共作为一个中西合璧的执政大党,停留于“特色论”是不够的。个别包含一般,真正民族的一定是真正世界的。“中国模式”著名学者张维为先生曾表示:“现在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过15、20年,也许就不用‘中国特色’这个词了,也许社会主义主流版本就是中国这个版本。我们需要话语自信,中国到了建立一种话语体系的时候了。”习总说得好:“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懂了的就努力创造条件去做,不懂的就要抓紧学习研究弄懂,来不得半点含糊。”中共当务之急是实事求是,把“特色”真正讲清楚,把“党制”真正讲明白,最终由“特色”入“党制”,走向真正的普世价值,彻底摆脱理不直气不壮甚至理屈词穷的境地。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既然“党制”堪称现代世界政治制度的最佳选择,那为什么现代中国(包括中国国民党时期和中国共产党时期)存在诸多问题呢?典型如官僚腐败,这是过去中国国民党公开承认的,也是如今中国共产党坦诚承认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现代中华由“帝制”而“党制”,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相关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澄清,治国理政的思路陷入混乱,可借用毛泽东评蒋中正的话来概括——“独裁无胆、民主无量”。作为长期执政的中共要防范执政风险,实现“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当务之急是理论上返本归源并正本清源,实践中必须在改善中共“一元化”领导上下功夫,尤其必须大力压缩国家机器及干部队伍,推进并强化包括经济自治和社会自治在内的民治,坚决而又彻底走出“若重举重”的政治幻觉!

    (本文作者欧阳君山系注目礼理论体系创建人,微信号zhumulizhifu,对“党制”的完整论述请参见《中国共产党:敢问路在何方——注目礼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普世价值》)

 

 

 


发件人:xiongzg<xiongzg@sina.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北京大军观察中心<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4月06日 14:54 (星期日)附 件:1个(“有纪必执”对党员官方智囊必须动真格.doc ) 查看附件

有纪必执 对官方智囊中的党员更应动真格

熊自干

    [摘要] 虽然中央反复强调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统一,但自由化却长期干扰改革方向。位居官方高级智囊的共产党员顽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该文以吴敬琏教授为例,分析这种违纪行为的严重影响和后果。中央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从严治党,强调有纪必执,对他们更应该动真格。这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应有之义。

    [关键词] 党纪 党员官方智囊 四项基本原则 自由化 群众路线教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思想政治统一。党的纪律是这种统一的保证。对我们这样复杂国情的大国尤为重要。

    思想政治理论是这种统一的灵魂、方向和动力。思想理论错了,或受到干扰,就会迷失方向、走错道路,或者各行其是,酿成国家民族灾难。

    思想政治理论统一方面,领导干部、媒体人和学者中的党员最为重要。他们有崇高威望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称号,文化高、知识广,受过专业训练,被视为精英,在意识形态上对群众影响广泛。尤其是官方智囊中的党员能量最大。他们居官方顾问地位,不但对官方影响大,而且他们的观点往往普遍被认为是领导层的见解。他们的言行对社会,甚至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学者和媒体具有极强的引导作用,对是否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着重大作用,最终影响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关系党、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

    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为了保证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和贯彻,在党内生活中赋予党员在党的会议、党报、党刊上关于党的政策问题讨论,和对上级组织提出意见、建议的权利,规定了保障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的措施。在这个基础上也必须对违背党的纪律的党员进行处分。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从严治党,一方面贯彻双百方针,充分吸取意见,另一方面,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与此同时,习近平在最近召开的中纪委全会上指出,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束之高阁的空文。为保证党的思想政治统一,必须认真贯彻总书记的这个指示。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 :“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公开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反对改革开放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改革开放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给予批评教育;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上述行为,是除投敌叛乱以外对党和国家、民族危害最严重的。条例处分行为中贪污受贿、失职渎职以及道德败坏等只是局部问题,而这是影响全局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

    这种行为的重要影响,是其散布的错误观点在群众中和社会上形成违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这种观点控制了话语权,会转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例如改革中同以人为本相对立的以资为本、一切向钱看,“左”比右好、“左”是革命派,或右比“左”好、右是改革派等。前者导致社会道德败坏、干部奢淫贪腐,破坏商业秩序、生态环境,扩大贫富和社会差别。后者更干扰改革方向,或企图走回头路,或鼓吹自由化,都会葬送社会主义现代化,甚至亡党亡国。

    这条规定是近一个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曾被我们视为仿效榜样的苏共,和在他领导下实现现代化打败不可一世的希特勒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瓦解,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很重要的一个是,一些自由化思想的理论家和媒体的煽风点火。其惨痛教训千万要记取。对违背上条规定的必须严惩。

    但是,改革以来虽然中央充分发扬民主,贯彻双百方针和民主集中制,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反复强调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统一,然而却长期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的干扰。虽然僵化思想在反复重点批评下已不成气候,但许多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却借助社会上广泛的形而上学思维影响,打着改革派的旗帜,片面解读中央领导的话,歪曲改革开放,宣扬自由化。有的甚至受到领导的支持和媒体的追捧,影响广泛,严重干扰改革方向,造成严重后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教授就是特别突出的一个。他是党在建国后培养的第一代经济学家,解放之初就受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教育,改革中又送他到欧美访问考察,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和重用,享有多重桂冠,无论是官方民间、学术宣传等内外场合他出镜最多。他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家最高行政领导机关高级顾问,加上他自己一再标榜在中央决策中起重大作用,因而他的言论影响很大。

    吴教授被一些媒体称为“吴市场”而闻名。尽管如采访他的经济观察报记者所说,“联系当时的政治气候,显然“吴市场”深含“不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贬义”(《马国川:从“吴市场”到“吴法治”》 2008年08月30日新浪财经 来源 经济观察报),但一分为二地看,他在全党全社会缺乏市场经济知识的改革初期对普及市场经济知识是有贡献的。他批评“左”的错误思潮,揭露政府和国企的体制弊端,挞伐以权谋私,对推动思想解放的作用也应肯定。中央也十分重视并采纳了他意见中的合理成分。然而,他主要意见的最终目标与中央却是南辕北辙。

    例如他从不提公有经济主体、国有经济主导和发挥政府调控作用,却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反复贬低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反对政府调控。

    中央一再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他却一概否定公有经济效率,攻击国有经济主导。他对中央这次《决定》抵制私有化主张、仍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表示“遗憾”。(《吴敬琏:“决定”的精髓与挑战》,2013-11-18中国改革论坛,来源:财新网)他2013年出版的《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一书中,和2011年7月在国际经济学会(IEA)第16届全球大会开幕式作主题发言时,都指责我国国有经济仍控制着经济的关键性领域。(《吴敬琏:中国市场经济出现倒退》,7月6日中国改革论坛,来源:《和讯》)他说社会主义与否与国有不国有没有什么关系,问题是怎样定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理想。(《吴敬琏:我被轰出中石油》,2013-10-16 中国改革论坛,来源:财知道)
中央一再讲要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他却追求所谓的“纯市场经济”,一概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他说“党和政府驾驭下的市场那根本就不叫市场了”(《吴敬琏前瞻十八届三中全会:体制改革已到关口》,2013-09-15 中国改革论坛,来源:凤凰财经)。

    中央早在2002年16大就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而他却说“中国从苏联式的经济政治体制向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并没有完成”(《吴敬琏:中国发展道路与中国改革》,2013-08-29 中国改革论坛,来源:《中国企业家》),说还是“半统制经济”(《吴敬琏:中国市场经济出现倒退》)。由于他是名声显赫的党员官方顾问,这些言论极大地影响了许多官员、学者和媒体,在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起了别人难以起的作用。

    吴教授不仅是我国自由化的“旗手”,而且他的自由化言论也从反面催化“左”的思潮。因为辩证地看,“左”是右的影子。被卷进“左”的错误思潮中的有些人,缘由也有对抗自由化肆虐的成份,本意是反对自由化,只是同样有形而上学思维。

    由于吴教授是借改革推销自由化,把反“左”变成反社会主义,对其自由化言论又玩弄概念以另一种解读狡辩,而他的具体主张中也包含有合理成分,让人难以辨别,但在2013年8月7日中国改革论坛转贴《中国经济年鉴》上他撰写的《中国经济的未来方向》中,他自己陈述其指导思想和追求最终目标则十分清楚:“欧美模式”、“自由市场经济”。作为国务院高级顾问不可能不知道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提出的总任务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而他在该文中却删掉了其中社会主义定语。众所周知,当代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他在专论中国经济的未来方向,尤其特别强调“两条路径泾渭分明”的文章中,在讲追求目标时删掉“社会主义”限制词,当然是指资本主义现代化。

    由此可见,吴教授在改革中同党最多只能算“同路人”(《马国川:从“吴市场”到“吴法治”》 ;《吴敬琏:市场化改革的中国经济面临两种前途 》2010年2月5日 中国改革论坛),但同路却同床异梦。他确实“改革”的旗帜举得很高,尤其执着,但正如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过的:“某些人的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

    吴教授同时受过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教育,有60年实践经验,按理不应该犯教条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学说一直存在争议,他的两本学术代表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立论前提,道德观和经济观存在矛盾,前者是人性为公,后者认定人性自私。许多学者认为他的市场经济理论存在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益的矛盾。吴教授建国之初就受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扎实教育,党送他到西方访问考察,却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市场经济理论,而陷入市场原教旨主义,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要教条地照搬美国。

    如果说上述证据还嫌不足的话,那么上述2008年被各大媒体大张旗鼓宣扬的马国川关于经济观察报采访他的《从“吴市场”到“吴法治”》的文章,更明白无误地道出了上述判断。他首先痛批他以前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然后详细叙述了他“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学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早已遗忘,分析问题没有基本的理论框架“,“形成自己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那是1980年代{到美国)重新学习(西方)经济学以后的事情。”“在耶鲁的三个学期,我的时间主要花在‘补课’上”,“一方面从头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另一方面仔细观察美国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说他从此“发生了质的变化”,“获得了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申明“从那时起,我一直坚守这一信念。”

    那么他的信念是什么呢?他多次在追述改革中的分歧时说,对于改革“目标有过不同的设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种:一种属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东亚模式’),另一种属于‘自由市场经济’(‘欧美模式’)。大致说来,官员钟爱‘东亚模式’,邓小平多次讲过要学习新加坡那种强有力的政府加市场经济的做法;而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向往‘欧美模式’。……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标还远未达到。”(参看马国川的这篇文章,和他本人上述的两篇文章:《市场化改革的中国经济面临两种前途 》和《中国经济的未来方向》),文中毫不掩饰他是后者。这充分说明,他的理念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老自由资本主义。

    他同大多数经济学家主要关注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不同,并很少关心市场经济微观活动,而是一再强调他最关心的,是改革的大方向,是最终要建立什么体制。((参吴晓波:《吴敬琏传:为“商品经济”翻案 》 ,2010-1-27中国改革论坛;《吴敬琏:改革如何过大关》,2014-01-08中国改革论坛,来源:《小康》杂志)他所说的大方向同中央是背道而驰的,实际是全盘西化。正是这种信念促使他执意扭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改革中广泛存在形而上学影响,在纠正过去“舆论一律”错误中,又一个倾向掩盖另外一个倾向。在贯彻双百方针的同时,又误读民主集中制,把民主同集中对立起来,把发扬民主同执行纪律对立起来。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资本主义有其合法地位,对普通学者的自由化言论应该包容,但对于党员学者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公开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反对改革开放的文章、演说是违背党章党纲的,必须受到党纪的处分。

    他是国务院高级顾问,中央27年来反复强调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统一,却置若网闻。特别他被媒体吹捧为改革派的旗帜,(参见《百度百科:吴敬琏》;《吴敬琏传》,2010年2月9日人民网,来源:《中国经济时报》;《吴敬琏:贫富悬殊缘于机会不平等 把反腐和反富混同是错的》,2011-1-21中国改革论坛,来源广州日报;《吴敬琏:要小心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2013年12月6日中国改革论坛, 来源:央视《经济半小时》;吴晓波《吴敬琏传:为“商品经济”翻案》;《吴敬琏:改革如何过大关》)而他对媒体一再重复的几个观点被媒体和学者反复炒作,其言论具有全国影响。而且他又是在形而上学思维猖獗的条件下打着改革派的旗帜,其影响不是显性,非常隐蔽,从这点讲也在自由化的严重干扰中起了别人难以起到的重大作用。尤其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政府市场关系,改革中这两个基本的、核心的关键问题上坚持同中央唱对台戏。中央强调保持党的纯洁性,意识形态领域的腐蚀对党的肌体伤害最为严重,这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应有之义。

    当前腐败已无孔不入,各方面的反腐都在开展,然而对全局影响最大的这个领域竟然还是空白。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对像他这样顽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级党员智囊,更“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束之高阁的空文”,必须动真格贯彻习总书记的上述指示。只有这样才能煞住对改革方向的干扰,贯彻基本路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简介】 熊自干,男,汉族,1931年4月生于湖南,党员,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人才资源开发中心离休副教授。1980年起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党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曾任湖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理事。【通信地址】 邮编 430019 汉口后九万方三村32号附8号401,电话 027-82639740 E·mail xiongzg@sina.com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4年3月17日 15:37 主题: 转发: 新疆20万干部下乡村后9天后的反思与质疑

对新疆20万干部下乡村的思考

----兼谈对公知的质疑

南疆

    3月3号从乌鲁木齐出发开始在南疆住村采访,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9天,令人感动的、正面的、积极的内容,我都已经如实的发表了,这里不再赘述。仅仅浅谈一下令人气愤的、失望的、甚至是危机四伏的一面。

安全保障方面

    20万区直机关干部下基层,说句实在话,这等于是在未来三年的时间里,将20万干部的身家性命全部赌上,作为“聚民心”的筹码,如果赌赢了,新疆才有资格谈后续的长治久安、如果赌输了,自治区党委、政府身败名裂,干部失望了、同时民心也彻底散了,这一散,新疆估计很难再恢复平静了。

    这里不得不赞扬一下这20万区直机关的干部,哪怕是为了政治前途也好,屈服上级淫威也罢,总之,他们来了。抛妻弃子,来到了很多连新疆本地少数民族都不敢来的地方。

    这些干部的安全自然成为了自治区决策层最关心的问题,对此,自治区“三民”活动拿出了一大笔专项资金,保障干部们的安全,毫不夸张地说,关于安保问题,自治区决策层想到了每一个细节,但是我自己亲眼看到的呢?

    山寨的电饭煲、山寨的煤气灶、劣质茶壶、暖瓶、板凳、桌椅,可以毫不夸张的讲,这次自治区拿出的专顶资金,虽然不能说给每一个干部配备高档的生活用品,至少购买正品的钱绰绰有余了,但是,当这一笔已经被定义为“专款专用”的资金,经过地区、县市、乡镇的手,就已经开始打折扣了。这一点,从生活用品上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其次,一般安保采取1+1+4+6的模式,即每一个村一个警务室、一个民警、4个协警、6个民兵,为的就是保障在新疆任何一个地点出现暴恐事件,在两分钟之内,就有警力能够赶到,这一点,说句实话,的确基本做到了,但是呢,人到不一定力量到,因为我们住处没有围墙,而且是旱厕,女同志们连起夜上厕所都不敢,我们不远处的警务室内,睡得一滩烂泥,不是说不能睡,至少应该轮流值班吧。在这个节骨眼上,暴恐事件一触即发,但是基层的安保人员的安保意识真的不强。

    当然不能完全怪罪于基层的安保人员,工资没有发到位。在这个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年代,谁会真正操心,这里又要问一句,每年远高于军费的维稳经费都去哪了?顶层设计的再好,落实不到底下,办实事的人没有动力,一切都是空谈。

阵地建设方面

    先不说国家,自治区对南疆四地州近几年投入相当大的财力和物力进行基层组织建设和阵地建设。这里先简单的解释一下阵地,浅显地讲,就是村委会的硬件设施。往深的讲,就是通过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软实力的渗透让党和政府占领老百姓心里的这块阵地。但是我亲眼看到的呢?

    南疆农村唯一的娱乐场所就在村委会,但是我所在的村委会,连个篮球架都没有,空荡荡的一片,村里的会议室也落满了灰尘,整个村委会没有一张报纸,更别说理应标配的阅览室和活动室。

    阵地建设首先要把村民吸引到村委会,给他们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和设施。所谓无事生非的道理便是如此。只有吸引了老百姓,让老百姓将闲暇的时光消磨在休闲娱乐上,,从而能让者百姓心里对村委会的硬件设施产生依赖,才能避免一些疆独分子趁虚而入。如果一天到晚吃了睡睡了吃,生活失去了乐趣,疆独分子只要在一个村做窝,不出半年,立即能让鄞善暴恐事件重演。

    同样,在内地,村委会已经成为了一个解决邻里纠纷的重要途径,然而我走访的这些村,老百姓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意识,在他们眼里,村委会就是几个房子,领导下来检查的时候,升升国旗,做做样子,没有一点实际意义。

    同住的干部大哥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抓不住老百姓的内心,阵地建设得再好都没有意义,“如果不聚民心,就算共产党花了大价钱盖了高楼洋房,南疆的少数民族也不会买共产党的帐,可能他们的眼里,这一切都是“胡大”(真主)给的。”

农业设施方面

    这一点,乡党委书记说了一句可能是真正符合国情的话。

    乡农业灌溉基本都是土渠,国家、自治区、地区、县市都进行过水渠防渗工作,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各自为战,没有办法形成合力,力量是散的,投入的再多也没有意义,他认为,如果这些年多方持续的投入能够形成合力,统一指挥,可能乡所有的渠早都已经做好水渠防渗了。

    基层的乡村就像是一张画纸,时刻盼望着上面能来画一笔,但是老大画一块、老二画一块、老三再画一块,虽然看起来,大家都画了,但是这张画纸始终无法形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说句实话,工作将近两年以来,我下了三次基层,对于乡村也大大小小看过很多,不是说乡村的权力机构不想发展,在繁重的维稳任务下,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在南疆地区所接触的乡村干部,没有一个是细皮嫩肉的,且不论男人,对于城市里一个个爱美的女人来说,谁愿意自己皮肤粗糙无暇搭理,24小时待命,天天把头栓到裤腰带上生活? 说句可能有点偏激的话,我认为,基层干部留在南疆就是一种奉献。

    我想到两会上一个代表说不赞成给公务员涨工资,说自己一个月工资一万多,一年将近20万,说党和政府对得起自己,我就笑了,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南疆基层公务员待遇能达到你的一半,我也不帮南疆基层公务员说话了,可是人家连你的五分之一都达不到。同时,我希望自治区能够将薪资朝基层大幅度倾斜,天天喝茶看报的人趁早卷铺盖滚蛋吧。

    我从自治区组织部了解到2009年之后,南疆大批汉族干部逃离了这片土地,每年南疆虽然不断在增编设岗,但是考进来的毕竟没有走的多,而且南疆生活的汉族百姓也出现了快速流走的趋势,“如果没有一种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可能再过十年左右,南疆就没有汉族了,再过三十年,新疆就彻底不属于中国了”,住村的一位干部大哥这样说。

    这些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我希望那些在内地、在北疆生活的所谓的意见领袖正儿八经的来南疆的村落扎扎实实地看一看、走一走,你们是“精英阶层”,话语权掌握在你们的手中,衷心希望你们多接点地气,现在都在提打通“最后一公里”,你们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喝荼看报、怎么可能打通最后一公里?

基础教育方面

    住村走访的时候,一位33岁的维吾尔族大哥给我们说,他儿子现在上学用的课桌,是他当年上学用过的,听到这句话,我们都愣了愣。 于是,今天跟着工作组去村里的学校看了看。我们的工作组长,一位大姐几次没忍住偷偷的抹眼泪,在见到校长的时候,要不是旁边的工作人员暗示和劝阻,以大姐直率的性格,怕是早开始劈头盖脸地骂了。

    整个学校没有硬化,全是泥土地,幼儿园里几张破烂的小板凳、整个幼儿园没有任何玩具,一旁用来取暖的煤炉上,一个炉圈断了三截,没有暖瓶,孩子们在学校连口热水都喝不上,午餐是一块拳头大的、成人咀嚼都费力的馕,这儿一块馕竟然需要八毛五,还是从100多公里远的喀什运过来的。

    是的,很无语,村里的维吾尔族都会打馕,为什么非要从喀什购买馕再送过来?农村一块钱可以买一块直径20多公分的馕,为什么一块拳头大的馕需要八毛五?

    在小学部,我们印证了那位33岁的维吾尔族老大哥说的话,破旧不堪的桌椅板凳,老师的讲台上都有一个洞,一个个孩子感觉是从土堆里爬出来的一样,同样破旧的炉子、同样无法喝一口热水,在学校的土操场上,有一个水泥砌成的破旧不堪的乒乓球案子。孩子们拿着只剩下木板的球拍快乐地打着球,孩子们说他们最喜欢打乒乓球。大姐笑了笑对我说,“除了乒乓球,什么娱乐设施都没有!孩子们不喜欢这个还能喜欢什么?”

    晚上九点吃完晚饭,大姐号召大家开会,一直开到十二点,每一个人痛心疾首的表情历历在目,老大哥看到孩子想到了自己的孙子,他的孙子两岁多,一百多件玩具,他打算把孙子的玩具全部送给孩子,旁边军人出生的大哥说,他打算号召战友捐点钱,“看着这些孩子,我心里过意不去。”

    各位凭良心讲,如果你们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你们愿意让孩子去学校学习吗?要我我肯定不愿意,我还不如让孩子在家跟着我,也免得受那份罪。

    为了稳定南疆四地州,中央、自治区对南疆四地州的投入巨大,已经开始实行12年义务教育,这里我忍不住问一句,钱呢?钱去哪了?要是钱真的全都下来了,南疆四地州的辍学率至于这么高吗?

    这里我又要赘述一下关于南疆基层教育问题带来的巨大隐患。

    在村里我们发现40岁以上的村民对党和政府都是感恩的,这里的老百姓真的特别淳朴,一个66岁的老大爷告诉我说,在以前,巴依老爷(地主)早都把水全部占领了。他们种地根本没水,现在基本家家户户都能浇上水了,这就是共产党带给他们的实惠。说实话,我真的很感动,南疆的老百姓真的非常容易满足,并不是说党和政府做的很好,至少他们经历过那些年代,看到了这些变化。

    但是15到20岁的年轻人则抱有不同的想法。他们通过广播、电视、网络了解到了外面的世界,但是看看自己生活的地方,巨大的落差让他们有了抱怨。说实话,有抱怨是正常的。但是由于他们自小没有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很容易被疆独分子利用,说简单一点,他们就是墙头草。

    都说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极端宗教同样也在从娃娃开始渗透,因为没有接受教言,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很容易为了“圣战殉教上天堂。”

    这里要忍不住说一句,义务教育如果不扎扎实实的推广下去,年长的一代老去,年轻的一代成长起来,下一代的极端思想会更加严量。说的不太贴切一点,这就是一个洗脑的过程,我们在自己的国度,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重,拥有义务教育得天独厚的条件,却不去贯彻落实,从而让极端宗教把年轻人给洗脑了,这个问题难道还不严重吗?还不应当反思吗?

关于三民活动

    首先,我要表明一点,我不是五毛,我只是希望新疆这片土地能够长治久安,能够进入经济发展的正规,所有在新疆这160万平方公里生活的人们能够过正常人的生活,不再担惊受怕。同样,这960万平方公里生活的人们也能够安居乐业、幸福美满。

    说句良心话,这次区直机关20万干部下基层住村,自治区提出来“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的政治任务,我个人来讲,是觉得这个决策非常英明和正确的。我个人认为,关键是访、重点是惠、核心是聚。如果这20万区直机关干部能够扎扎实实的访到民情,其余的问题就容易很多了。这几天和很多住村干部交流,大家的观点一致,惠民生不仅仅是给他们盖房子、修路、修学校,关键是让南疆的少数民族群众知道这些东西是谁给的,否则就回到了上文提到的老大哥的那句话,“共产党花再多的钱,他们也不买共产党的帐,他们可能认为是胡大(真主〕给的。” 所以,这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访到最真实的老百姓的心声,其次是惠民生,切实解决老百姓心中最想解决的问题,最后,才能达到最核心的一步,聚民心。

    现在中央、地方都知道,民心已经散了,一旦有足够势力的团体揭竿而起,“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历史就会重演,所以现在要高压。 高压自然不是长久之计,长久之计是重新聚集民心,当年共产党打下江山,唯一的资本就是民心,可悲的是建国65年,共产党的这个最核心的资本现在虽然不能说消失殆尽,也算是岌岌可危了。这里说的不仅仅是新疆,全国都一样。

    习李上台给我最大的印象不是反腐倡廉、不是改革,而是希望。也正是这星火的希望对老百姓的心慢慢的起了化学反应。老百姓在观望,观望是否希望能够成真。

    这九天的时间,住村干部们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至少每一个点滴我都看在眼里,这些区直机关干部的表现也燃起了我的希望。 当然,这才仅仅9天,我真心的希望住村的干部们能够扎扎实实完成这三年的任务,为新疆、为整个中国争取到一个喘息的机会。

    我仅以一个平民百姓的身份奉劝各位“公知”,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当然批评也是一种爱国,但是极端的批评还是趁早算了。考虑问题结合国情、结合实际,一旦社会动荡、遭殃的还是我们最普通的公民。

 

 



 

发件人:陈申申<chensssh@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4年03月16日 22:10 (星期日)附 件:1个(中国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汪晖对话前西德总理施密特 ) 查看附件

    各位好!去年我们都看到了施密特对中国的分析。很多人认为是托名制作,因为很难想象一个西方人对中国的事情会有那么广泛的了解,而且判断是那么准确。现在的这份谈话或许能说明施密特确实有那样的功力。申申

西德前总理施密特再谈中国

——中国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

2014-03-14 南风窗

    编者按:施密特是当代德国的重要政治家,1974年至1982年间曾任西德总理,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有过会晤,长期关注中国及其历史文明;退休后,施密特来中国15次,中国成了他后半生研究的焦点课题,至今出版了《伟人与大国》、《理解中国》两部有关中国的著述,对中国人民抱以友好感情。汪晖是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中文系、历史系双聘教授,2013年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同获“卢卡·帕西奥利奖”。

    去年1月31日下午,在赫尔穆特·施密特位于汉堡的家中,汪晖与施密特有过一次有关中国与世界的长谈。谈话用英文进行,个别地方施密特用德语说明,再翻译为英文。去年12月,施密特对谈话进行了修订,今年,对话被翻译成了中文,《南风窗》这里刊发的是此次对谈的节选。

引 子

汪晖:谢谢你安排了今天的会见。来见你之前,我心里也有些问题,但我们还是先随意谈话,看能够讨论哪些问题。可以吗?

施密特:这样好。

汪晖:你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谈到早年访问中国的经历,还谈到邓小平在会见的时候吸烟。

施密特:我见过他3次。每次时间都很长。他是个了不起的倾听者。跟毛泽东很不一样。

汪晖:毛泽东说得很多?

施密特:他说得其实不多,但他并没有用心听。他对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而且一信就是几十年。

中华文化的自我更新与重构

施密特:中国有一件事让我没法儿彻底理解。中华文明、包括她的语言文字等等,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了。3000多年前的古文明不止中国一个,我们有埃及、伊朗、希腊、罗马。但那些古文明都已经消逝了。今天的伊朗已经不是古代的伊朗,今天的希腊也不是古代的希腊,印加帝国则更是不存在了。可是中国依然存在,而且历尽4000年沧桑,中国又突然复兴了。这是怎么做到的?

汪晖:我的看法是,中华文明有一种构造和重构自身连续性的倾向。虽遭多次打断,但这种内在倾向一次次令其不绝如缕。因此,我认为儒学是一种政治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文化。

施密特:儒学文明是公元元年左右兴起的,差不多是孔子逝世500年后。也就是说,中国的4000年文明,儒学顶多只覆盖了一半。

汪晖:确实是这样,中华文明是由各种力量重构的。我读过你的一些书,你关于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令人惊叹。

施密特:而且,儒学后来一度衰落。到公元900年左右才重新崛起。

汪晖:儒学衰落时期的几个朝代,统治者和学者多多少少也在试图重构儒家意识形态。

施密特:如今它又回来了。

汪晖:是的。他们总是在试图重构它。最难理解之处在于,中华文明曾被契丹、蒙古和女真等游牧民族重创或打断,但那些游牧民族统治者也试图遵循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来重建它。他们往往会尊崇儒学,但同时以不同方式保留自己的文化和多样性的认同,最终也丰富了中国文明。

施密特:中国的政治文明有一个方面不同于其他文明:中国历代儒学王朝并没有独尊一种国教。儒学是哲学,是伦理,但不是宗教。你们中国人信仰的不是神。作为儒者,你或者你的先辈信仰的是什么?

汪晖:孔子自己说过“敬鬼神而远之”。

施密特:你的理论是说,经过那么多朝代,那么长的岁月,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原因是不断自我更生(reinvention)?

汪晖:在某个范围内,是的。

施密特:那在别的范围是什么情况?

汪晖:在别的范围内,例如,在农村,有好些遗产一直传承下来。直到20世纪,中国都是一个农业文明。“耕读传家”一直是中国人的主流生活方式。但如今有了大变化。另一种大转型正在上演。

施密特:农民总是比较保守的。他们固守祖辈、父辈教给他们的东西。全世界的农民都是这样的。这不是什么中国特色。

汪晖:这当然不是。但在保守的同时也有激进的一面。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学习中国古代经典了。

施密特:毛泽东号召你们学?

汪晖:也算也不算。毛泽东说,我们要“评法批儒”—批判儒家、支持法家。就连我们中学生也被要求阅读儒家著作,然后加以批判。我们就这样读了不少古代典籍。

施密特:大约和孔子同时有另一位大哲学家老子。毛泽东批不批老子?

汪晖:不批。老子多多少少被看作跟法家有点联系,同时又充满了辩证的思想。毛泽东读过老子的书。他把老子当作谋略书来读。老子也确实可以从兵法的角度来读。

毛泽东的“七分功”

施密特:当我上世纪90年代访问中国的时候,我问人们对毛的评价,异口同声的说法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人们现在还这样说吗?

汪晖:毛泽东是中国人的一个情结。现如今,人其实是很难用这么精确的比例来说明的。

施密特:他也解放了中国妇女。这一点眼下常被忽略。要说毛泽东有什么成就,他为妇女解放铺平了道路,对吧?

汪晖:绝对是。另一个问题是尽管我们会在一个时期受苦,但那段历史却会成为下一阶段的基础。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面临很大压力,人们想让他贬低毛泽东,但邓拒绝了。因为他深知,在“文革”造成巨大损失的同时,毛泽东时代也给中国国民经济打下了基础,搭起了框架。他的这个决定维系了共产党的存在,也巩固了其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否则,中国可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施密特:这仍然有可能发生,可能性不大,但并非绝无可能。然后必然会再度出现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这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

汪晖:在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至今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话题。但他在“文革”期间说在他看来党内只有极少数人懂马克思主义。他是在70年代说这个话的。

施密特:马克思信奉的是产业工人革命。毛泽东信奉的是农业无产者的革命。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要革命。如今,马克思的革命是闹不起来了。德国就业人口中只有26%的人是产业工人。

汪晖:可德国的就业率还是高于欧洲平均水平。

施密特: 是要高一些。不一定比荷兰、北欧或波兰高。但说到底产业工人还是一小群。比他们两倍还要多的人,虽然工作,但不是工人。他们坐办公室,在电脑前工作。统治世界如今是用电脑的。

汪晖: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中国仍然有近3亿工人—农民工。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动阶层。在20世纪初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只有不到200万的工人。

施密特:你们必须废除户口制度。

汪晖:我想会很快。相比于过去,户籍的意义已经大幅度下降了。目前的问题是土地所有权。因为每个农民都拥有一小片分到的土地,如果他们移居到城市里,他们仍然对那片土地拥有权利。

施密特:这也得改改。

汪晖 : 这是中国的大问题。有很多讨论。许多居住在城郊的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

施密特:但户口制度不废不行。

汪晖:中国改革是从地方上开始的。很多政策,中央政府最后只是去肯定它。它们不是政府发明的。

城市化带来的改变

施密特:我想中国已经发生的重大变迁之一就是你们不再需要那么多农民了。他们正在移居到城市。城市则越来越大。北京已经有1900万人了,上海则接近3000万。这意味着农民从父辈继承下来的保守性格会有所削弱。

汪晖:有道理。

施密特:如今,中国人不再信仰父辈和祖辈。中国人信仰的是赚钱。

汪晖:是啊,这是个严峻挑战。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估计,到2035年,全球75大城市中,有25大将是中国城市,如果是这样,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将发生彻底改变。

施密特:城市化意味着人口聚集为群众。而群众心理学迥异于家族心理学或市场心理学。群众是可以诱导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也许意味着,全体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可诱导的群众。

汪晖:目前中国领导人和知识精英在争论一个问题:未来改革的路径问题,城市化之类的趋势等等。基本上大家同意,由于全球化的大背景,城市化趋势不可阻挡,这是讨论的前提条件,但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公有和集体所有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

施密特:我不敢肯定我理解了您的意思。

汪晖:争论是关于土地私有化问题的。有些人认为,因为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公有和集体的,我们需要土地私有化。另外一些学者则不同意。他们主张乡土重建,也就是说,在城市化进程的同时,重建乡土社会。因为即使未来50年,中国的农业人口急剧减少,我们仍会有5亿农民。

施密特:我猜,中国今日一个村的平均规模是1000人吧。几百年前是几百人。甚至在孙中山时代也只有几百人。1911年中国的总人口有多大规模?

汪晖:大约4亿。

施密特:现在有13亿了,而且13亿人大多数住在城里。这个进程一定会持续,无论你是否乐意。

汪晖:可是在中心大城市的生活并不舒适。中国政府并不一味鼓励巨型城市化,更希望看到城镇化。

施密特:那问题就更复杂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小城镇—其实就是大村子。据我估计,上海的人均生活水平是一些小城镇的10倍。在这方面,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也很显著。由于大部分中国家庭受制于一胎政策,中国将逐渐变成一个老龄化社会。这将是21世纪中叶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汪晖 : 太对了。儒学的一个教诲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讲的是尊老,讲的是同情心。但随着城市化进程,这些情感都受到了挑战。

施密特:我可以设想未来美国和中国之间会开展一场竞赛。两国都不得不同时加大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力度。美国人略略领先了,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社会保障网络,而中国的还不健全,部分城市有了,但更多的城市并没有。

汪晖:的确。过去10年,中国正努力重建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医保体系。尽管保障标准还很低,但已经实现了全覆盖。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中国拥有了可以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体系。报纸上说,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提高社保标准,但另一方面财政的负担似乎太重了。

施密特:医学的昌明可以缓解压力。我们的子孙比我们活得长,至少可以长5年。我今年95岁了还活着,要感谢现代医学。中国既有现代医学,也有中医—一部分有价值,一部分是胡诌,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

汪晖:中国人平均寿命已经达到70多岁了。

施密特:那么快?

汪晖:是的。

施密特:真惊人。我还以为是58、59岁呢。

汪晖:已经达到70岁了。

施密特:将来会达到80岁的。

汪晖:是啊,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远高于印度,和俄罗斯相当。当然还比不过日本,但也没那么低。

施密特:这个指标还会提升。而且,与此同时,政府行动的自由度会大大降低。

汪晖:对。社会对政府行动的压力增大了。首先,时代变了。全球化对中国影响深远。同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独立性依然较高。城市居民的意愿非常强烈。以前,抗议活动主要发生在农村,如今,市民则充当起先锋。

施密特:但与此同时这些抗议不是针对中央政府的。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事件甚至加强了中央权威的合法性。

汪晖:是的,那是另一个现象。很多抗议的诉求是社会公平。

政治改革

汪晖:有一点我想向你请教。在中国,不仅是在知识分子圈子里,而且在党内,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争论—政治体制改革。所有人都知道,政治体制要改革。但应该怎么改?你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何建议?

施密特:说句玩笑话,我会说“感谢上帝没有让我处在中国领导人的位置上”。要同时做太多事情了。一方面,中国能做到领导层每10年一换届,以年轻的领导人代替年长者,让我很吃惊,这很有好处。另一方面,作为外国人、欧洲人,我不了解中国领导人和他的同事们,没法儿给出意见。只是觉得,在同一时段有太多任务要完成,是非常困难的。

汪晖:比如说,政党制度怎么改?

施密特:西方、欧洲,本来大多数只是巴掌大的国家,相互还不怎么友好,可是它们就有本事搞出一套宣传来影响你们的思维。我想,邓小平当初说要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也就够了。什么叫“中国特色”?我认为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不论她是否愿意,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中国停不下来,停下来就会有数千万人失业。但在这方面,德国人比中国人更不平衡,德国的就业对外贸的依存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德国人还在说中国人搞坏了世界经济平衡,简直搞笑。德国人、日本人、中国人都对世界经济失衡负有责任。顺便说说,台湾资本已经离不开中国大陆了。回想70年代,台湾还被称作“福尔摩沙”呢。记得邓小平有一次跟我说,他希望能活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亲自踏上香港的土地。我觉得他心里想的其实是台湾。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抬头则是一个危险迹象。

政党政治与民主危机

汪晖:你的谈话很有启发性。我还有一个问题。中国有一些人在政治改革方面持另一种观点。他们希望更彻底地效仿西方制度。但也有一些人说,我们是需要民主,例如基层选举和顶层的一些机制,但并不一定是投票式的民主。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施密特:民主不是人类的终局。在未来的若干世纪里,可能会在不同方向上有好几种发展。现代民主问世只不过200来年。美国人从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那里借来一些理念,并在《独立宣言》里宣告了现代民主的诞生。民主有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说,4年一选,政治家就只能捡好听的说给民众听。多党制并不是政治进步的最高点,我不会向中国推销它。英国人把它强卖给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荷兰人也曾试图把它兜售给印尼人。印度的民主其实并不奏效。我不会建议埃及、马来西亚、伊朗和巴基斯坦去盲目地引进民主。民主是西方产物,孔子没有发明它。发明它的是孟德斯鸠、约翰·洛克和一些荷兰思想家。

汪晖:很少有西方领袖会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

施密特:这并不代表我一定是错的。

汪晖: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到2030年中国就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施密特:讨论这会发生在2030年还是2040年,是有意义的。

汪晖:这是19世纪以来全球历史的一大变局,不仅对中国而言是如此,对亚洲也是如此。如何评估这一变局呢?在这个变局下,我们如何讨论政治制度的变迁?

施密特:人们对西式民主感兴趣的一个原因是无需流血就能实现政府更替。这是个很大的优势不假,但这改变不了民主是西方产物的事实。它在古希腊的雅典运作了不到200年,在古罗马从未真正运作过,然后就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运作过,直到美国独立为止。英国算是个先驱,但他们贩卖奴隶。甚至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也是蓄奴的,只有雅典公民才有投票权。有一个雅典公民,就有3个没有投票权的居民,其中一个就是奴隶。美国甚至到了19世纪中叶还公开搞奴隶制呢,美国南北战争也是为了奴隶制的存废。到了本世纪中叶,你瞧着吧,墨西哥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及其子女将构成美国选民的一半。到时候不论谁是总统,都得顺着那些选民的心意。美国会从一个世界大国变成另外一副样子。

东亚危机与孤独的大国

施密特:我们本来是打算进行一个私人会面的,现在已经谈了3个钟头了。您还愿意再谈一会儿吗?

汪晖:是的。东亚局势正在恶化。从晚清以来日本是这个地区最强的国家,它对中国的复兴没有准备。我经常访问日本,我发现日本人被某种迷茫情绪缠绕。他们觉得,虽然中国有种种问题,但她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在崛起。

施密特:日本只有1.2亿人口,中国可有13亿。

汪晖:我的许多日本友人认为,日本最好的出路是融入亚洲。但也有一些日本朋友觉得,今日的局势越来越像明清时代的东亚形势。

施密特:日本处境的基本事实是,日本在这一地区根本没有朋友,菲律宾、韩国、俄罗斯、中国、印尼,一个都不是。那些国家都被日本入侵过。所有的邻居都恨日本,即使今天的日本并没有犯任何罪行。日本从未真正理解过这一点。德国犯过的战争罪行绝对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多,但我们比日本人幸运得多,有邻居愿意帮助我们。我们的父辈所犯下的罪行,是我们必须反省的。靠着这种反省,德国重新被欧洲接纳这种奇迹才可能发生。如今的欧盟虽然运行得很糟,但它毕竟使得任何两个欧洲民族之间爆发战争变得不再可能。但日本同周边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排除。

顺便说一句,我这辈子最震撼的一次经历,就是在那霸南端的姬百合之塔前凭吊二战死难者的亡灵。“姬百合”是主要由冲绳当地女学生组成的护士队。在美军登陆冲绳的战役中,她们大部分死于战火。在附近的慰灵碑林里,人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名字、中国人的名字、俄国人的名字,甚至还有德国人的名字……没有其他的符号,只有死难者的名字。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都被一样对待。说到冲绳。我觉得如果遵从冲绳人民的意愿,他们会脱离日本独立。

汪晖: 他们甚至曾经拟过一份独立宪法。不过今天时过境迁,尽管冲绳仍有政治运动,但重点已经是美军基地问题。

施密特:冲绳美军基地是个要害问题。强暴妇女的恶行当然发生过。

汪晖:这是一大难题。比较战后德国和日本的不同境遇,在中国,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德国跟日本如此不同。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一个是,美国在东亚和西欧采取了不同政策。是美国纵容了日本的战后民族主义。

施密特:与其说是美国,不如说是麦克阿瑟。

汪晖:正因如此,日本的一些进步人士认为,当今的天皇制度并非日本固有天皇统系的延续,而是麦克阿瑟占领时期的产物,这是当前日本民族主义的重要背景。

亚洲的未来

汪晖:10年前,亚洲区域一体化讨论得很热烈。日本、中国、韩国曾经付出很大的努力。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是第一个提出东盟10国加1国实施自由贸易机制的国家。你应该记得这一点吧。

施密特:我不记得了。

汪晖:中国提出了10+1的方案,10个东南亚国家加上中国,形成自由贸易区。日本和韩国接着提出了10+3。当时对亚洲一体化前景有一种乐观情绪,欧洲的经验给我们很大鼓舞。

施密特:它肯定搞不成。

汪晖:一位著名日本学者曾建议说,亚洲的区域一体化可以彻底不同于欧洲的一体化。一个原因是欧洲一体化依托于国家间关系逐渐形成一种超大型国家的体制。亚洲一体化不可避免也涉及国家间关系,但是其类型却是网络式的,不会以形成超大型的统一政治体为目标。我明天要去参加柏林洪堡大学举办的国际法全球史大会,会谈到这样一些问题。

施密特:国际法是400年前的一项发明。跟孔子学说比起来,跟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比起来,年轻多了。中国人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你们有统一的书写文字。你们甚至可以看懂一些日文报纸。你可以不懂日本哲学,但你能读他们的报纸。

汪晖:尤其是学者,我们可以查阅大部分日本古籍,因为很多都是汉文典籍。

施密特:相比欧洲来说,这是一个大优势。5亿欧洲人,一国有一国的语言文字。这个困难不容低估。

汪晖:拉丁文呢?

施密特:欧洲人相互之间说英语。拉丁文太难了,那是教授的语言。

汪晖:那么文化认同的理念呢?

施密特:历史上它没起过什么作用。最后一次扮演角色是12世纪的意识形态。后来就式微了。

汪晖:中国的语言是个大问题。如果拿中国与印度相比……

施密特:印度有1000种语言。

汪晖:有1000种,所以不得不相互说英语……

施密特:上层是说英语。孟买街头的百姓可不说。

汪晖:我问过一位计算机专家。他说印度软件业很发达,堪与美国相比。但说到硬件,就得看中国了。中国由于语言差异,不得不自主开发一套系统。这就是中国和印度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各自地位的由来。

施密特:而且印度的人口密度比中国更大,土地更有限,而且这个矛盾还在加剧。谢天谢地,你我不是这个世界的领导人。(笑)

(翻译:马觉)

 

 

 

 


发件人:huxingdou<huxingdou@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263.net>+时 间:2014年03月21日 13:40 (星期五)信访制度及弱势群体经济学分析;中派宣言

信访制度及弱势群体经济学分析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上、信访制度及其重塑。

    信访制度是指公民个人或群体以书信、电子邮件、走访、电话、传真等参与形式与国家的政党、政府、社团、人大、司法、政协、社区、企事业单位负责信访工作的机构或人员接触,以反映情况,表达自身意见,吁请解决问题,有关信访工作机构或人员采用一定的方式进行处理的一种制度[1]。

    中国的信访制度虽然在历史上起到了反映民情、化解矛盾的积极作用,现在的中国新领导人也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取消了对地方政府的信访排名,通过大接访等工作也确实解决了一部分访民的诉求,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信访制度早已演变成为聚积怨恨、激化矛盾、制造动乱的温床,成为专制主义清官情结的祸国殃民的遮羞布,它悖离了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客观上成为政权合法性、政治认同性流失的重要渠道,成千上万的访民成了它的牺牲品。

    信访制度违背宪法。《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可是,信访制度不与宪法接轨,基本上不解决信访问题,也没有赋予解决访民问题的权力。所谓的信访专治,国家耗资巨大,而地方政府上报的信访解决率却大多为虚报,真正解决问题的很少,相反一些部门力图通过高压来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成千上万的冤民漂泊首都街巷,露宿马路桥洞,饥寒交迫,有的甚至被监控、关押、毒打、劳教、判刑。这些都是违背宪法条例的。

    信访制度不仅违宪,而且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现行信访制度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具有两个方面的职能,一是政治参与,也就是公民通过信访给国家有关机关写信或走访反映民情社意,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批评或建议,即所谓的“民意上达”;二是权利救济,即信访作为一种正常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程序,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但在实践中,不仅各种诉求往往交错在一起,出现“信访问题综合症”,而且公民往往把信访看成是优于其它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一种特殊权利。信访制度具有了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强烈的“人治”色彩,它虽然作为一种民情上达、申冤维权的特殊通道,对社会起着安全阀、对老百姓起着宽慰剂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的是,这种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客观上消解了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

    如何重塑或者从根本上改造信访制度?

    我建议废除行政型的信访制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立法监督型的申诉总局,在各省区直辖市、市、县设立垂直管理的申诉分局,负责对信访问题的法治化统筹监督与处理,另外设立对人大申诉局负责的申诉专员制度,专事听案、调查,向检察院举报。各地申诉分局的任务,一是接待上访人员,建立档案,将案件分类提交到一府两院处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部门提供信息动态服务。二是督促行政复议,对复议结果不满的,指导申诉者异地起诉。三是派出申诉专员倾听民情,独立调查。四是代表人大,全面监督一府两院对申诉的处理过程和处理结果。

    申诉人员必须先到县(区)级申诉分局申诉,对结果不满意的,然后可逐级到市、省申诉,实行三级终结制。北京的申诉总局不直接接待申诉,只负责宏观管理和监督,这样可避免大量的上访人员拥入北京。各级申诉分局即是北京总局驻地方的代表,其财政开支由中央财政统筹解决,人事任免等权力悉归北京的申诉总局,地方政府不得插手,各级申诉分局的一把手由北京下派或省级人大下派,锻炼若干年后可以调回原地。

    县、市、省三级申诉分局负责将案件提交到地方相关的部门解决,该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地方部门不得拒绝复议;该起诉的起诉,曾经起诉并且对诉讼结果不满意的,申诉分局负责指定异地重新起诉的地点,实行二审终审制。案子只能重新起诉一次,申诉者依次到县(市)、省申诉局所指定的法院起诉、二审。重新起诉的费用一般由申诉者自付,这样有利于避免滥诉;对于特别困难者给予免费和律师援助。

    如此,重新起诉的人仍然太多,怎么办?可由申诉局邀请社会著名人士组成独立的初评委员会通过民主投票裁决:确实可能有冤情的,予以受理;对于明显胡搅蛮缠者,告知他最可能的结果,诉讼费用自己承担。如果有少数人对异地重新诉讼、二审结果仍然不满意并且继续申诉的,保障其申诉的权利,进行劝导、教育;其中滋事闹事者,该治安处罚的处罚,该判刑的依法判刑。由于异地起诉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情关系、行政干预,所以,继续申诉的人不会很多。

    建议制定《申诉法》,规范申诉局与政府、司法部门的关系。申诉局不得代替政府进行行政复议,也不得代替检察院批捕、法院判刑,而只是提供独立调查的信息,指定异地起诉的地点,监督复议和诉讼的过程,建议处罚措施。对于申诉局的独立调查结果,政府、检察院、法院必须充分尊重,假如地方一府两院存在着行政不作为、徇私枉法等行为,各级申诉局有权向人大提交报告,反映事实,提出责任追究的建议,包括弹劾官员,追究刑事责任。

    申诉局建立后,国家信访局和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信访机构全部撤消。对原有的信访工作人员进行法治培训后,转岗至人大申诉局,或者充实到地方法制办、法院。

    申诉局会不会成为又一个信访局?我们认为不会,第一,申诉局隶属于人大,确保其财政上、组织上独立于各级政府,保证它的自主性和公正性;第二,申诉局有调查权、指定受理权、监督问责权,这符合人大的职能和改革方向,有利于强化人大的作用。而且,申诉局的优点在于,避免了大量的上访人员进入北京;申诉局既不像信访局那样没有权力,也不是准司法机构或司法替代机关,案子最终还是要由复议和司法的法治程序来解决,只不过,它强化了独立性和责任追究。

    之所以把行政型的信访局转变为立法型的申诉局,是因为:第一,通过对信访制度的改革促进人大制度的改革,将宪法中全国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落到实处,各级行政部门不但不能干预人大的工作,相反他们都要接受人大的监督。也就是说,立法型的申诉局符合人大改革的方向,能够促进人大的改革,也实现了冤案申诉、处理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基本接轨。第二,人大是立法机关也是监督机关,申诉局设在人大,便于案件的法治化解决和加强监督。

    除了建立立法监督型的申诉局之外,我认为,还必须进行其他方面的整体改革:

   (一)将申诉案件上网,公诸民意,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

    (二)公布人大代表、申诉专员的联系方式。
    (三)保证行政复议的独立性、公开性,将一些抽象行为、内部行为、国家行为纳入复议受理的范围。
    (四)撤消审判委员会,保证审判的独立性;从以侦查为中心转移到以审判为中心。
    (五)实行无罪推定制度,对嫌犯进行讯问必须进行全程录象或者有律师在场;进一步确立司法回避制度、错案冤案追究制度,严厉惩处徇私枉法、打击报复的行为。
    (六)进一步改变司法鉴定之自侦自鉴、自检自鉴、自审自鉴的体制。
    (七)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改革国家赔偿制度,提高赔偿的兑现率和赔偿标准,进行精神赔偿。
    (八)建立现代民意表达机制和现代新闻制度,鼓励媒体更多地履行舆论监督的职责,允许媒体报道信访冤案。
    (九)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完善财务公开、行政公开等制度,发挥工会、协会等公民团体在代表社群民意、调解纠纷、监督政府中的作用,建立广泛的民众利益表达组织。
    (十)查处各地的黑监狱,废除学习班、收容教育等侵害申诉者权利的不合宪不合法的制度,强化对官员的问责,对确有冤情的上访公民进行道歉、赔偿。

    下、弱势群体经济学分析。

    基于信访制度的研究,我提出了“弱势群体经济学”理论[2]:弱势群体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弱势群体的权利现状以及如何将有限的权利、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科学。弱势群体经济学针对社会权利缺乏所引起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现状,以保证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达到可以满足正常生活的最低值和尽量提高他们的社会满意度及生活幸福度为目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经济学假设、原理,构建新的模型,得出有益的结论,寻求科学的解决方法,并以此作为理论依据,指导社会权利供给和社会财富分配等方面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及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救济制度的建立,从而对有限的权利、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从根本上改善弱势群体的地位。

    弱势群体经济学的核心原则是权利与正义。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制度、文化、技术等都是外生变量,而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同理,弱势群体经济学把权利作为内生变量,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把权利作为外生变量的状况,它与公共选择理论、宪政经济学异曲同工。

    弱势群体经济学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行为及有限、稀缺的资源配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关系在内的经济关系;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政治选择、政党、利益集团、选民、官僚、议会的模型与行为特点;而对于西方经济学来说,微观经济学是将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则是以国民经济整体运行为研究对象;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研究穷人物质条件的匮乏,医疗教育的改善之道;而弱势群体经济学更加重视对权利匮乏的研究,不仅医疗教育的权利,而且更多地研究话语权、迁徙权、投票权、组织权、申诉权(信访人员)等。可见,弱势群体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弱势群体的权利现状以及有限的社会权利、资源的配置[3]。

    按照弱势群体经济学理论[4],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推动,政府的存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政府又是制造弱势群体的元凶。弱势群体现象的背后是权力与权利的博弈,是政府对公平的侵犯。只有在法治和民主约束之下的有限政府,才构成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宪政。单纯的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寻租的制度化、公权力的资本化,并不有利于弱势群体,只有市场化加宪政化,以宪法约束政府权力,才是有利于弱势群体、解决信访难题的治本之道。一般的资源配置活动应该交由宪政法治的市场去完成,因为市场竞争的利润平均化、劳方的组织化动态博弈都有利于弱势群体,宪政法治的市场在资源配置的静态和动态效率方面都优于政府。如果没有宪政,政府和政党处在宪法之上,宪法本身就会成为一党一派的工具,甚至成为政客手中的玩物,此时即使有宪法,弱势群体也必然遭受暴政的迫害。没有宪政民主,政府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就会无限膨胀,其行为和决策就不能被限制在弱势群体的有效监督之下,他们甚至会反过来把法律规则和司法程序玩于股掌之上,由此而必然产生大量的冤假错案。

    信访群体属于无权阶级,产生的根源是权利的丧失。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合理的权利供给。而考虑到权利的边际效用,应该注意权利在分配过程中向弱势群体的倾斜。所谓权利的边际效用,是指在对权利理论化后,每单位的权利所能给权利拥有者带来的效用,这是权利概念在传统经济学边际效用理论中的延伸。同一产品,分配给富有者微不足道,分配给贫困者却能满足其基本生活,产品的不同配置方式给整个社会的总效用带来的变化是不同的。同样,权利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同样的权利配置给非弱势群体和绝对社会性弱势群体所带来的社会效用是不同的,绝对社会性弱势群体得到这些权利产生的效用远大于非弱势群体得到同等权利所产生的效用。已经拥有的权利越多,权利的边际效用就越小;已经拥有的权利越少,权利的边际效用就越大,因此将权利、资源更多地配置给信访群体、弱势群体将大大地增加社会的总效用。

    弱势群体经济学追求新“帕累托最优”,即资源分配的此种状态——提高弱势群体的权利、资源占有量或人均收入至富人的权利、资源占有量或人均收入不断减少而其效用从保持不变转为开始下降之临界点。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即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也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由市场供求所形成的均衡价格,能够引导社会资源实现有效配置,使任何两种产品对于任何两个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都相等,任何两种生产要素对任何两种产品生产的技术替代率都相等,从而达到任何资源的再配置都已不可能在不使任何人的处境变坏的同时,使一些人的处境变好。弱势群体经济学所追求的新帕累托最优,最大限度地改善资源配置使之有利于弱势群体从而改善弱势群体的状况,同时保证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发展,增加社会总效用。

    弱势群体经济学提出了弱势群体恶性循环论、弱势群体悖论:弱势群体人员越多,有效需求越不足,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就越多,而政府的干预导致公民权利的减少,于是产生更多的弱势群体,陷入弱势群体恶性循环。弱势群体悖论:只当弱势群体拥有投票权并且投票权具有足够的决定力量时,法律政策才能有利于弱势群体(信访群体)。但当弱势群体的投票权具有足够的决定力量时,弱势群体已经不是弱势群体了。所以,法律政策对于弱势群体(信访群体)永远是无效的。法律政策是强势群体的产物或者说法律政策是弱势群体之外的群体博弈的产物。

    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全体人民的幸福。只有当信访群体、弱势群体的问题解决了,社会经济问题才算真正得以解决。由此,弱势群体经济学提出无痛苦增长理论:只有在大多数国民无痛苦或者少痛苦时国民收入增长才有价值,或者说只当国民痛苦指数为0或者小于0.5时,经济增长才是有效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痛苦指数是通胀率加失业率,而弱势群体经济学的痛苦指数是:识字率、人均寿命、个人卫生费用支出占总卫生费用的比率、食品合格率、环境危害指数、通胀率、失业率、犯罪率、腐败黑数、社会正义指标如贫富差距(基尼系数)、信访人数占比、冤案占比等的加权综合,它在0~1之间,0代表无痛苦,1代表完全痛苦(全体国民痛苦到极点)。无痛苦增长率等于痛苦增长率即GDP增长率减痛苦指数,如果无痛苦增长率为负数,那么经济增长是得不偿失的,对痛苦增长的弥补最终拉低经济增长率至无痛苦增长率的水平。如果无痛苦增长率较低,说明痛苦指数比较高,信访群体、弱势群体的处境堪忧。

    由于弱势群体的存在,一般来说,经济既不能实现宏观的资源最优配置,也不能实现微观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除非提供有利于弱势群体的经济政策,否则,基于信息传递成本的原因,弱势群体获得的价格及其他信息有限,市场均衡不存在。最优的资产构成是各种资产的边际收益率相等,此时财富的总效用最大化。但是由于弱势群体对于资产的选择权十分有限,比如不可能购买房产、贵重金属、艺术品、古董等,使得弱势群体无法实现最优的资产构成,也不可能实现总效用最大化。

    弱势群体的存在不仅影响经济效率,而且由于对信访群体等的“维稳”成本普遍超过了地方财政的民生支出[5],大大地扭曲了地方的财政结构,恶化了弱势群体的处境。

    如一些地方政府、司法部门,为了不影响自己的政绩,不给中央留下坏印象,便派出大量的工作人员进京,对上访公民进行截访(劫访),在北京设立秘密黑监狱,关押上访公民;各地方设立信访教育所,软禁上访公民。

    每逢中央召开重大会议或重要节日,地方政府派出的大量临时进京人员,汇同长期驻京小分队和省驻京办事处人员,吃住高档宾馆,开支特别巨大。同时,由于各省市、各地区的财政状况不同,因此,在京截访人员的补助标准差距也较大,上访量大而经费紧张的市县,大部分住中低档宾馆,有的甚至租房住,自己起火立灶,吃住由单位负责,另外每人每天补助100-150元不等;经费好一点的省市,每人每天500元包开(自己找地方住,自己吃饭),每月另报500元通讯费;还有少数地区的补助形式是将责任和补助费捆在一起的,即每月发给个人15000-20000元,一切“活动经费”、“应酬费”均在其中,但是必须保证没有一个上访者进入信访登记、上账(输入微机)。

    据最高法院院长在全国人大所作工作报告中透露,2012年最高法院共接受群众来信来访60.1万人次。在各级地方,如2011年度《张家界年鉴》统计,张家界市各区县、市直各单位在那一年里共受理来信来访9.5万件次。面对信访严峻形势,花钱买稳定成为较为普遍的选择。在38个乡镇(场)进行调研走访时,发现有40%左右的乡镇每年花费在信访维稳上高达6万元,有的乡镇每接访一次平均花费1-2万元[6]。

    为了控制上访,各地“信访办”变成了“截访办”。一到敏感时期,政法委领导督办,公检法、司法局、信访办等各个部门都调动起来,成立联合班子,全面围追堵截。把上访的人拦截下来,送上汽车,送回家,派人看住。在维稳敏感时期,有的乡镇和基层政法部门为“稳控”一名上访老户一般需要安排2-3名工作人员24小时轮流值班。采取人盯人、陪吃喝、开房间、塞红包、陪旅游等各种手段稳控上访人员。乡镇稳控任务重的,就动用能用的全部力量上阵,全员皆兵,严防死守。还有,驻京办截访。现在驻京办也肩负截访的任务。有些信访大省大市,驻京办的主要任务主要是截访,把各自省市前来上访的人员在北京拦截下来,送返回乡。甚至,许多市县雇用安保公司截访。据统计,在北京,有100余家保安公司分别受各地方政府委托,将各地进京上访进入马家楼中心等候的访民接出后安置、稳控,这样的安置、稳控点很多。众多保安公司的生存,就全靠各省驻京办提供的访民“客源”维持。再有,对访民办学习班、拘留、送劳教等。有的地方,把上访者强行塞进学习班,限制人身自由,强迫上访者写下不再上访保证书和交纳保证金。还有的地方把上访人员以妨碍公共秩序、精神异常为由送往精神病院,逼迫上访人员服软自动息访。

    国家的产生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集权国家的制度成本远高于民主国家,它不但违背了组成国家的初衷,而且国家反而造成了对于弱势群体的伤害。制度成本越高的国家,弱势群体的数量越庞大,信访群体的处境越困难。

    注释

[1]百度百科:信访制度[DB/OL].http://baike.baidu.com/link?url=i8d-WNGEYZKJWhbHiW-q8JEWyk44KulKgFCksYOLkT_rvfUE3Qg0jS6H7svUZMNSyYPVpWyd0Bz3h7IJ995QX_.2014-1-24
[2]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简论[J].经济论坛,2009.07
[3]胡星斗.弱势群体经济学及经济政策[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0.O2
[4]胡星斗. 弱势群体经济学宣言.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选集[M].香港.2013.O8
[5]天价维稳成本为何降不下来[N].济南日报,2009-07-09;任华,胡星斗.中国上访维权公民现状调查及建议.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选集[M].香港.2013.O8.
[6]当前基层信访维稳工作陷入四大困局[DB/OL].http://www.zjj.gov.cn/govmach/lzw/2013050888757.shtml
 

 

 

 

中派宣言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我们超越左派与右派、官派与民派、权贵与民粹。
我们超越宪政与公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
我们超越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制的对立。
我们主张中道、中庸、中和、中派。
我们主张宪政社会主义、可控民主。
我们主张“四民主义”、公正社会。

   

    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或法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
    宪政优先于民主,建设法治国家优先于建设民主国家。
    宪政社会主义或法治社会主义既尊重宪法的至高地位又保障政府应有的权威性、既致力于建立有限政府与法治国家、捍卫公民权利又强调建立有效政府、避免民粹主义混乱。
    宪政社会主义既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师,同时也反对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和暴力专制的社会主义。
    宪政社会主义兼顾宪政民主与社会稳定、法治分权与中央权威、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
    宪政社会主义主张实行“四民主义”——“民有(人民拥有国家主权和财产权)、民授(高层实行代议制、人民通过民主方式授权于政府、人民不直接管理国家)、民治(基层实行地方自治与村民自治、人民直接治理)、民享(人民分享发展成果)”,以“四民主义”为指导思想进一步改革中国、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统一中国,以“四民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以“四民主义”涵盖、创新、超越三民主义,化解大陆与台湾意识形态的分歧与对抗,创造两岸人民能够共同接受的价值观。
    召开制宪会议,在全国人大设立违宪审查委员会,同时成立宪法法院,废除违宪的法律、制度、文件、指示;同时,维护执政党、中央政府在宪政之内、宪法之下的权威性、有效性。
    以废除劳教制度作为实行宪政、建设法治国家的突破口;废除信访体制,设立隶属于人大、有利于监督的申诉制度,促进信访案件的司法化解决。
    宪政社会主义主张实行可控民主,大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人大代表选举作为政治改革的突破口,人大代表一旦当选、履职,应暂停原来的职业,但保留公职,发放人大代表薪酬;官员不得担任人大代表,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非官化。
    实行协商民主、中国特色的公推公选,提倡室内民主(通过电视、礼堂、教室等发表竞选演说)、法治民主(而不是“文革”式的无法无天的民主),反对街头政治;建立代议制度,公民只选举产生权力机构或立法机构,然后由权力机构或立法机构通过选举及协商产生行政官员,暂时不搞全民直选行政官员及最高领导人。

    三

    中派主张建立共享型市场经济。共享型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公平、均衡与普惠。共享型市场经济主张民有、民治、民享,产权共有、股份共享、社会分红;强调不同人群、不同地区的普遍占有、平衡发展。

    建立共享型市场经济,关键是实现权利共享,然后才能利益共享。

    为了共享权利,必须立法保障公民的话语权、决策权、管理权、组织权、出版权、罢工权、迁徙权、监督权、司法权;废除官员的特权型养老、医疗和福利待遇,确立公平、统一的社会保障原则和社会保障体制,让官员、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城市职工、无固定工作者、农民、农民工拥有同一张社会安全网。

    实行民有制、共有制以及经济民主、劳动民主、管理民主;实现收入均等、全民福利;以所得税、遗产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实现地区均衡与共同富裕。

    降低国人的税收负担,进一步减少对工薪阶层的征税,实行个体工商户、小生意、小业主零税收制度;改革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制度,降低民营企业的税收;出台社会保障税,取代五险。

    扩大低保范围,提高低保标准,根据低保者有无劳动能力给予不同的低保待遇;建立综合性公积金制度,公积金资金不仅可以用于住房,而且还可以用于教育、医疗和养老;建立农村个人账户制度,国家和地方财政扶助、扶贫资金、个人缴费的合作医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资金全部打入个人账户。

    打破金融垄断、废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改革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扩大私人银行试点,将规范的地下钱庄合法化,进一步发展股份制银行、股份合作性质的企业,发展企业债券,允许企业在一定条件下自主集资融资。
颁布《农村金融法》,放宽农村民营金融组织的市场准入限制,规范民间金融活动,允许农村土地、住房的抵押贷款;建立农产品无追索权贷款制度,即农民以农产品抵押贷款,当市场价格低于贷款率时,农民可放弃农产品,同时贷款自动变成销售收入,无须偿还贷款;当价格高于贷款率时,农民可以卖掉农产品,偿还贷款。

    颁布《农业保险法》,以农业生产保险和再保险制度、房屋保险、财产保险、及国家对于涉农保险的扶持与补贴来帮助人民抵挡各种自然灾害,减少农民由于旱灾水灾和市场波动带来的损失。

    统一城乡土地制度,城乡居民皆有权根据土地使用规划而自由地购地建房,打破土地和房地产业的垄断;城市居民有权到农村去购房、创业,从而降低城市的房价;农民也有权进行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有权在集体土地上不需经过征地、只需遵循规划而自办私人企业(非乡镇企业)、自建开发区(而不是必须征地后由政府才能建),这样才能把土地的收益留给农民。

    加快农业科技的推广工作,所有农业类大学、农业科学院必须在基层设立大量的技术推广点,做到全国每个乡镇都有站点。国家应尽快出台农产品质量评价标准、农产品等级标准,建立县乡一级农产品质量检测机构和信用制度,推行农产品的优质优价。支持农产品深度加工、农工商结合、产供销一体化、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大统一经营。

   

    中派主张继续解放思想,开展社会正义运动,建设公正社会。

    实行“社会民主”,保障人民工作的权利、医疗的权利、福利的权利、住房的权利和依据其能力接受教育的权利;遵循“抑制官权,节制资本,改善民生”的原则,建立民生国家;消除特权、腐败,缩小贫富差距。

    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制定反腐败法(廉政法)。反腐败法确立相对独立的反腐败机构,鼓励举报,规定公职人员操守,对影响力交易、回扣、非物质性的好处、性贿赂等予以惩处等。

    实行“三阳光”、“三监督”制度。所谓“三阳光”,即阳光行政、阳光财政、阳光财产;“三监督”即新闻监督、公众监督、人大监督。改革人民代表选举制度,促使人民代表大会认真监督预算、决算和支出状况;严格执行预算法,追究超预算开支、非预算开支、改变预算开支项目的责任;逐步取消预算外、制度外的收费;向社会公布预算内、预算外、制度外的收入与支出的详情直至每一项采购、开支的情况,接受民众的监督。

    制定阳光(财产)法案即公职人员收入与财产申报法。按照“渐进妥协、实事求是、减少阻力、消除障碍”的原则,设定5年的执法过渡期,公职人员新进、调动、晋升皆需申报与公开财产,原岗位不动可暂时不申报与公开财产,但最长期限5年,期满后或者退出公职,或者公布财产。凡主动公布财产者,财产与收入不符的部分缴纳特别税,税率约80%,剩余的财产合法化,不再追究公职人员的法律责任;凡不主动公布财产者,一旦被揭发或查处,依照有关法律惩处;退出公职者,缴纳60%的特别税,剩余的财产合法化;在5年过渡期内收受的非法财产,一律依法惩处。

    取消特供制度,取缔国有医院中的高干病房,禁止干部的公费疗养;缩减庞大政府,降低行政成本;大幅减少公款吃喝、公款用车、公款旅游出国的“三公”特权消费。

    制订《劳工权利法》、《平等权利法》,缔造中国的劳工权利、平等权利新时代。改革工会体制,由工人选举产生或罢免工会领导人,促使工会能够代表工人群体;出台罢工法,制止非法罢工,保护合法罢工,保障劳动者和资方双方的权益;禁止地方政府非理性地弹压一切罢工,避免劳资矛盾转变成官民矛盾。

    取缔对农民的种种歧视,在金融、财政、土地、就业、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消除贫困、救济穷人、解决食品安全、环境卫生、贫困人口教育等问题、纾解民生困境;改变慈善行为的官方垄断,由社会举办慈善公益事业。

    建立国民信息系统或身份证电子系统,以三至五年的时间废除二元户籍制度,统一城乡人民的劳动用工、社会保障以及财政、金融、土地等制度,赋予农民享有全部的国民待遇,赋予外来人口同城待遇。

    开展“扒粪运动”,揭露社会黑暗与弊端、抑制权贵经济;充分发挥媒体“第四权”的监督作用,鼓励批评性和揭露时弊的报道,以媒体自由和新闻民主遏止既得利益集团。

    以公益诉讼立法、保护举报人立法作为公民问责、公民监督的突破口,任何公民只要有证据,就可代表全体受害人起诉挥霍公款、破坏环境、股市舞弊等行为。

    制定社会保障法,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免费基本医疗、免费基本养老的“三免”制度,在打工子弟中实行教育券制度,教育券由政府发放,可携带,在学校中抵学杂费。

    制定《住房保障法》,完善保障性住房制度。

    建立乡村职业学院,对农民进行技术文化培训,设立农民电视台。

    对于沙漠化、荒漠化严重的地区、黄土高坡以及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分阶段把农民和居民迁出。

    制定《工伤事故和职业病赔偿法》,加大赔偿力度,促使企业加强对职工的劳动保护。

    五

    开展“高贵中华、文明中国”活动,摈弃谎言、阴谋和暴力的政治,服从规则、程序、透明和监督,完善民主法治,保护人权产权,弘扬诚信、大爱的精神,提倡谅解、妥协、对话、双赢的理念,改变枪杆子里出政权、流血夺江山、敌我势不两立、一山不容二虎的传统思维,提升官德,培育公德,使中华民族高贵起来,使古老中国文明起来。

    实行教育立国、教育第一、科教优先的国策,将其写入宪法,将教育指标列为各级官员政绩考核的第一指标;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力争在五年之内将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到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六,努力压缩行政成本;大幅度提高教师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偏远地区教师的工资待遇;大幅度提高学生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的覆盖面和额度;大力鼓励民办教育特别是民办大学的发展,鼓励公办大学改制为民办、成立董事会,向社会筹集资金;取消对民办学校在职称、评奖、高考录取等方面的歧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将继续教育学院改革为以职业教育为主。增加中学、大学的实用技能课程;普遍开展对工人特别是新工人(农民工)的技术培训;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研发支出,对于研发投入实行免税等优惠政策;改革国家化、行政化、营利化的教育体制,改变应试教育、唯智育、唯论文数量和科研经费数量、忽视劳动与实践的教育现状,鼓励学术异见,倡导大学精神,培养完善人格。

    将孔子的诞辰(阳历)9月28日确定为教育节或新的教师节,以彰显中国人民尊师重道、传承文化、提升道德的大国风范和气魄,提高国家的软实力,提升全体国民和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两岸统一。

    六

    我们主张宪政法治,同时强调适度的政府权威。

    我们主张可控民主,维护社会稳定。

    我们信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中道共富的宪政社会主义,反对暴力、专制、封建的社会主义。

    我们信仰人本幸福的价值观、礼义廉耻的文化精华,反对藐视人、忽视人性、漠视国民的传统思维。

    2012-2-6
 

 

 

 



发件人:yuanyuhua <laoshi46@126.com>发送日期:2014-03-12 22:27:56收件人:CAOCHENGYI <caochengyi08@163.com>抄送人:主题:郭松民:谈谈乌有之乡

谈谈乌有之乡

郭松民

    乌有之乡自创办以来,已经走过了一段辉煌而艰辛的历程。2012年后,乌有之乡再次来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她面临着一个重新定位和重新选择方向的问题,如果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乌有之乡将再次走向辉煌,如果做出了错误选择,乌有之乡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沦为历史名词。

乌有之乡曾以一小网站之力抗衡整个主流舆论界

    乌有之乡创办于2003年。当时的大背景是,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被深深的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中,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恶果,如贫富分化、环境污染、腐败、黑社会及黄赌毒再度出现等,已暴露无遗。因此,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原来统一的中国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界逐步瓦解,从自由主义阵营出走的“新左派”就私有化、市场化、国家安全、如何看待“文革”等问题已经同自由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2003年由学者祝东力等人编辑出版的《思潮》一书就反映了争论双方的主要观点。这种争论的意义是历史性的,它表明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已经走出后文革时代,其深厚的左翼传统开始复苏。

    不过,虽然思想界争论的很激烈,但由于主流媒体封杀左翼声音的“默契”,这些争论并没有在大众媒体上得到任何反映,一般民众对知识界的分化浑然不觉。主流媒体仍然在起劲的宣传市场乌托邦,其传递的全部暗示就是“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在乌有之乡网站出现之前,体制内的“老左派”也试图发出不同的声音,以军旅作家魏巍为主创办了《中流》、《真理的追求》等杂志,笔者曾经看到过几期,深感他们的担忧是合理的,对问题的剖析也是尖锐深刻的,但老左派最大的问题话语体系过于陈旧,这限制了杂志的影响力。后来,这两份杂志因为对“三个代表”的提法有所批评而被停刊,“老左派”遂转移阵地,创办了“毛泽东旗帜网”,但影响力远不如乌有之乡。

    从2003年到2008年,乌有之乡以讲座、网站、书店三位一体的方式运作,成了泛左翼学者集体发声的平台。在自由主义思潮统摄了全部主流媒体,严密封杀左翼声音,官方媒体又对自由主义舆论曲意迎合的大背景下,乌有之乡以一个小网站抗衡了整个主流舆论界。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乌有之乡,新世纪前10年的中国舆论界真可谓万马齐喑,乏善可陈,这是乌有之乡最光辉的时刻,必将载入中国当代思想史。

    在早期的乌有之乡,有三个人的名字不能不提,那就是韩德强、左大培、杨帆。他们当时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家(杨帆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左派,只承认自己是非主流)的“三剑客”。韩德强以《碰撞》、《竞争经济学——萨缪尔森批判》两书知名,当时主流经济学正处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鼎盛时期,舆论普遍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解决一切问题,但韩德强却以毫不含糊的语气指出,由于市场中“信息不对称”和“力量不对称”的普遍存在,“马太效应”不可避免,在很多时候,市场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问题产生的根源,这一论断在当时给人以空谷足音的感觉。韩德强并预言10年之内资本主义必将爆发大危机。而左大培对国有企业存在的必要性及历史功绩的论证,杨帆对国家经济安全、经济自主权的强调,都令人耳目一新。乌有之乡给在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下令人感到窒息的舆论界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

    非主流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争论,随着“郎顾之争”的登场及顾雏军的落马而获得了完胜,主流经济学因此变得声名狼藉,虽然主流经济学家还占据各种有利位置,但话语霸权已经开始从他们手中滑落了。

    在同一时期,黄纪苏、祝东力、孔庆东等学者对文化界崇洋媚外的恶劣风气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关于《色戒》的讨论可谓石破天惊,连一向目空一切的南方系媒体也开始关注。此外,民间学者老田对文革史的研究,李昌平、童小溪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慧丽在兰考进行的合作社实验的经验等,也都通过乌有之乡的平台向外传播。

    在笔者和乌有之乡接触的过程中,有几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2004夏天的一天,第一次到乌有之乡书店听讲座,当时书店还在北航西门外的一幢小楼上,底层卖书,上层办讲座。那次是童小溪讲三农问题,我去的时候,听众已经坐满了,基本都是大学生,连楼梯上都坐满了人。当时正值酷暑,书店里没有空调,听众个个挥汗如雨却又神情专注,令人动容。

    和乌有之乡“掌门人”小范的相识也十分有趣。有一次讲座后我提了几个问题,结束后正要离开,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从后面拉住我,自我介绍“是乌有之乡的”,希望认识一下,他就是范景刚!小范身材矮胖,窝胸凸肚,憨厚一笑满口黄牙,操着带浓重河南腔的普通话——这副形象和我原来想象的玉树临风,俊秀飘逸的青年革命者的形象大相径庭。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小范朴拙的外表下,有一颗火红的赤子之心,他是一位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为乌有之乡的发展呕心沥血。

    那几年周末在乌有之乡听讲座的日子是快乐的,往往在讲座之后还有电影沙龙,我对电影的兴趣就是从关于《色戒》的讨论开始的,后来竟出版了《电影的战术》一书。往往活动结束后,几个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相约到街边民工消费的“无产阶级大排档”以AA制的方式一起吃饭,虽然清苦,却其乐融融。

转折: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到争夺政治领导权

    2008年,乌有之乡发生了重大转折。如果说在此之前,乌有之乡还是一个泛左翼学者共同发声的平台,主要功能还是和主流精英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话,那么从2008年开始,乌有之乡开始转向参与争夺政治领导权,她看上去也越来越像是一个“政治团体”了——尽管我认为乌有之乡从来都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

    乌有之乡发生转折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右派抛出了《零八宪章》,明显表现出要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的态势,试图“三年决战”。一直希望中国回归社会主义的左翼学者和群众不能不对此作出反应,把注意力从启蒙转向预防颜色革命的政治动员;二是从左翼学者和群众的角度来看,启蒙的工作也已经基本完成,比如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与功绩的问题,文革的问题、大跃进的问题,改革开放的性质问题等等,在左翼内部已形成共识,政治斗争的问题已提上日程。

    乌有之乡发生转折的第三个原因是个人性的,那就是张宏良的横空出世。

    从任何意义上说,张宏良都不像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学者”,而更像是一位极富感染力的宣传鼓动家和演说家。2006年,张宏良以一篇《当前中国左派和右派的斗争》进入人们的视野,他在文章中梳理了“老左派”先做“投降派”后做“吴三桂”的政治经历,令人拍案叫绝。我的感觉是好像还从来没有人如此清晰准确地为1976年10月以来的“老左派”画过像。

    此后几年中,张宏良以乌有之乡的网站、讲座为平台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演讲。他看问题往往入木三分,一针见血,他的演讲极富感染力,令人热血沸腾,他还善于创造新名词,比如“美国鹦鹉”、“大众民主”、“精英政治”(当然,有些词不是他原创,但是经由他反复使用,而为广大左翼群众所普遍接受)等等。很多网友就是为了专程听他的演讲而来到乌有之乡的,对于乌有之乡在2008年之后影响力的急剧增大,张宏良的确居功至伟。

    在张宏良的万丈光焰下,其他左翼学者显得有些黯然失色,这引发了一些摩擦和不愉快。此外,对张宏良提出的,可以被简单概括为“保党救国”的政治路线,也导致了泛左翼内部“乌有之乡”和“旗帜网”两大山头的争论,但总的来看,乌有之乡仍然是泛左翼共同认同的精神家园。

    2008年后,由于种种机缘,乌有之乡逐渐形成了两大精神领袖的格局。一位是张宏良,他为乌有之乡网友提供了一条政治路线,后来概括为十六字方针:“反腐锄奸,整党救国,大众民主,共同富裕。”严格说起来,这一方针的发明权应属于张勤德,但由于张宏良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张勤德,所以网友们又往往把这一路线和张宏良联系在一起。另一位就韩德强,他奠定了乌有之乡的哲学基础,就是“文化决定论”,简言之就是通过培养“新人”来构建“新社会”。

    我这里使用“精神领袖”一词,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意思是他们当时在乌有之乡的网友中影响力比较大,非其他左翼学者可比,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乌有之乡出现了对他们的膜拜,也不意味着他们拥有强制别人的权力。

    但张、韩两位在哲学上都存在明显的短板,这成了他们后来逐渐失去影响力的原因之一。简言之,张宏良在哲学上有形而上学的倾向,他经常会做出一些绝对化的全称肯定判断或全称否定判断,如2006年底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张在演讲、文章中将其和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并列为第三次“伟大的转折”,在当时非常鼓舞人心,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转折”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多了以后,自然会影响到他在网友当中的威信。

    韩德强在哲学则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事实上,他也从不掩饰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批判,笔者曾开玩笑地将其称之为“韩克思主义”。唯心主义导致他在政治上经常做出错误判断,提出一些饱受争议的政治主张,比如“支持梁稳根进中央”等。当然,影响最大争议最激烈的口号,莫过于“XX当总理,人民共富裕”,他并不是这一口号的唯一提出者,但却是左翼学者当中影响最大者。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张、韩两人在哲学上、政治上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以我近距离的观察,他们都是纯洁的理想主义者,我没有看到他们利用自己影响力牟取私利,他们都过着清贫的学者生活。

    隐然成为一种政治运动的乌有之乡之所以由盛而衰,除了张、韩两大精神领袖在哲学上存在的短板外,最主要的外部原因当然是2012年的重庆事变。

    如果说,2007年“重庆模式”的横空出世,使左派看到了依托体制内健康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复兴的可能性的话,则2012年重庆模式的被绞杀,则使得这一主张受到严重质疑,乌有之乡两大精神领袖的格局也随之解体。

    乌有之乡和重庆的关系一直被外界揣测,但据我所知,这更像是一场单相思的爱情——重庆模式受到乌有之乡的热烈拥护,但由于乌有之乡早早地被人贴上“极左”标签,重庆方面对乌有之乡一直是极力避嫌的,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至于“巨款资助”云云,就更是秦火火、薛蛮子之流欲置乌有之乡于死地的无耻谣言了。重庆模式被绞杀后,乌有之乡之所以没有被像右派所希望的那样被一网打尽,两者之间只有精神上的联系,没有实质上的联系,应该算是一条最根本的原因。

    但遵循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不变规律,重庆事变给乌有之乡造成了严重影响——网站被封闭,讲座被禁止,只剩下书店苟延残喘,乌有之乡一时间门可罗雀。两大精神领袖因为备受质疑而失去了光环。据我了解,张、韩二人目前和乌有之乡的关系都已经转变为“普通左翼学者和红色网站之间的正常关系”,而不再享有原来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影响力。

乌有之乡向何处去?

    2013年,乌有之乡书店从靠近人民大学的北三环,搬迁到了四号线的北方终点“安河桥北”,这是她第一次远离北航、北大、人大等著名高校云集的海淀区中关村附近。虽然这次搬迁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但这更像是一个象征:乌有之乡从中心走向边缘。

    严格说起来,现在的乌有之乡已不再是乌有之乡,而是“乌有之乡的废墟”。乌有之乡早已风光不再,似乎已人老珠黄。

    难道不是吗?说她是一个政治运动吗?那么她的主张是什么呢?说她是一个泛左翼共同发声的平台吗?现在还有那位左翼学者需要通过乌有之乡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呢?

    曾经盛极一时讲座、座谈会、电影公社(沙龙)等活动早已成为一种美好的回忆。取代原乌有之乡网站的“乌有日刊”网站,其影响力和点击率同前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到目前为止,似乎只有“红色旅游活动”在顽强而寂寞地坚持着,但是,难道乌有之乡要作为一家“红色旅行社”而存在吗?

    两大精神领袖的离去为乌有之乡的再出发提供了机会,但他们所留下的巨大空白也随即被人们感受到了——无论如何,张、韩都是能够提出主张和愿景的人。但现在,乌有之乡似乎失去了主张和愿景,变成了一个布满了主张和愿景残骸的“平台”。

    乌有之乡再出发,需要总结经验和教训,从2012年到2014年,两年过去了,经验是什么?教训又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乌有之乡面临困难的选择。她能洗刷干净被强行泼在身上的牌号为“极左”的红色油漆吗?她能回归泛左翼共同发声的平台吗?她能继续作为一个左翼政治运动而存在吗?

    在我看来,乌有之乡可以做的事情其实有很多。10年来,乌有之乡积累了深厚的理论资源,但还没有据此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更没有将其打造成强有力的理论武器。乌有之乡需要利用这些理论资源,有组织地开展理论工作,在世界已经分化为1%对99%的今天,99%不能只是高喊“另一个世界可能的”,他们还应该知道另一个世界——新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应该有一张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蓝图,那怕很粗糙的,也至少可以作为完善和讨论的基础。

    我想,未来撰写思想史的人,如果发现尽管经历史无前例的大论战,但最终没有形成“乌有之乡学派”,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

    乌有之乡应该作为一个民间的、社会主义取向的政治运动继续存在,而不应该简单地拥抱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目标,也不应该只是简单地怀旧,乌有之乡不能只是靠对毛泽东的缅怀来寻找存在感,而更应该继承毛泽东未竟之业。应该善于把工人、农民、农民工、失业学生、下层白领的呼声归纳为政治主张,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来。只有举起有感召力的旗帜,乌有之乡才能恢复生命力。

    作为一个民间的,并且甘于民间的具有社会主义取向的政治运动是有前途的——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和乌有之乡相伴10年,一路走来的资深网友对乌有之乡一点期待吧!

    我对乌有之乡仍然是抱有希望的,最后用我在2011年创作的《乌有之乡之歌》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黑夜沉沉不见星光,
一支火炬在远处闪亮,
乌有之乡聚集着年轻的理想者,
背负着人民的希望艰难在成长。
继承先辈接过红旗勇敢向前闯,
披荆斩棘遍洒火种胸中有朝阳!

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理想,
平等自由是我们的向往,
乌有之乡聚集着热爱真理的人,
毛泽东的嘱托我们来承当。
追求正义追求民主不惧风和浪,
未来世界属于我们光明在前方!
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

 

 

 

发件人:Beiming Ma<ma.beiming@gmail.com>+收件人:(无)时 间:2014年03月22日 08:46 (星期六)附 件:2个(周末文_2014_12.pdf 等...) 查看全部附件

日本的“韩寒”被揭露之後

曹长青

    在俄国冬季奥运会开幕之际,日本爆出丑闻,其花样滑冰参赛选手的伴奏曲被揭出造假,谱曲者是冒牌的,即该乐曲作者有代笔。此消息立刻震惊了日本新闻界。

    伴奏曲的作者佐村河内守(Mamoru Samuragochi)是日本大红大紫的作曲家,被称为“多产的音乐天才”,由于还耳聋,被誉为“日本当代的贝多芬”。摇滚乐在西方和亚洲的韩国香港等地流行,但日本却是个迷恋古典乐的国度。

    不知道这是不是日本人不疯狂左倾的原因之一,因为摇滚乐刺激、纵容情绪宣泄,而古典音乐则陶冶人的情怀。有报道说,单是东京就有 10 个专业管弦乐团。名震国际的指挥家小泽征尔等出现,更增加了日本人对古典音乐的热爱。在这种背景下,佐村河内以创作交响曲起家。

    佐村河内的经历似乎很传奇:他声称 10 岁时就能钢琴演奏贝多芬和巴赫作品,35 岁时因得了退行性疾病而丧失了听力。一个耳朵听不见的人能创作出交响曲,这本身就是贝多芬式的奇迹,而且佐村河内的交响曲还以他家乡广岛当年遭到原子弹轰炸(父母幸存)、以及日本 2011 年跟海啸奋战等为主题,这类所谓“政治正确”的题材,在哪里都会受到欢迎,而残疾人谱写的“美丽”就受到加倍的热捧。

    日本公共电视台 NHK 去年还为佐村河内制作了纪录片《灵魂的旋律:失聪音乐家》,赞颂他的天才。美国《时代周刊》也曾专访佐村河内,引述他的话说,丧失听力是“上帝的礼物”。佐村河内对《时代周刊》说“我倾听自身。如果你信赖内心的声音,就能创造出更本真的东西。”

    此句构成最大讽刺:他的作品是别人代写的——“本真”的正相反。在俄国冬季奥运会开幕之际,那个为佐村河内“代笔”18 年的音乐老师受不了良心的煎熬,最後出来说出真相,曲子是他代写的,佐村河内的耳聋是假的。“日本贝多芬”是一首精心设计的欺骗交响曲。

    骗局被揭穿後,舆论大哗,民众愤怒,粉丝痛心,还有人发起诉讼(指控商品欺诈)。媒体结论说,佐村河内“最重量级的作品是他自己的伪装”。结果佐村河内很快发表了 8 页纸的书面道歉,表示“对背叛和伤害很多人而发自内心地道歉……对生活在谎言中而深感耻辱”,并表示他本人也会尽快出面致歉。他的律师在声明中说,“他背叛了粉丝,让他人感到失望。他知道,他无法为这些事情寻找任何借口。”

    日本音乐界的这起造假事件,很像是中国韩寒造假的翻版。韩寒是以“少年”的作品赢得读者(以其父韩仁均名义发表,必定默默无闻),佐村河内则是以“耳聋”的“残疾人”作品赢得观众。他们都是利用了人们善良的天性中对“孩子和残疾人”的自然的特别怜爱,而“成功”。但面对欺世盗名,日本大众和文化界、代笔者本人、赞助机构、媒体等四个层面的反应都跟中国完全不同。

    首先,日本民众一面倒怒斥造假,整个社会一片谴责声浪。佐村河内的 CD停止出售、公演停止,文化界也完全没有人出来为佐村河内辩护。这种情况很像美国。虽然美国媒体有政治理念不同的激烈的左、右派之争,但如果发现造假,则是左右异口同批。美国民众更是一面倒。在这种阵势下,造假者几乎都是像这个“日本贝多芬”一样,立刻得出来道歉。于是造假事件迅速以“恢复真相、正向价值胜利”结案。

    而在中国则是另一幅拿到世界上会让所有中国人蒙羞的怪相:韩寒这个靠作文比赛作弊起家的中国文坛头号巨假、从小说到文章一路都是代笔的事件被揭出两年多了,至今网络上仍有一批韩寒的大众粉丝为他辩护。但大众“迷糊”的罪魁是文化人。不仅众多当年歌颂过韩寒的文化人绝不肯出来谴责韩寒的造假行为,第 11 页共 30 页更有以画家陈丹青为典型代表的文化名人,在有几千篇揭露分析韩寒造假的文章面世(见集中这些文章的《倒韩网》)之後,仍然力挺韩寒。陈丹青居然说:如果韩寒作品是他父亲(韩仁均)代笔的,他就连韩仁均也一块喜欢。如此这般肆无忌惮、理直气壮地支持造假,蔑视诚实和真实的价值,实令人目瞪口呆!!!

    (最早造假的就是曹长青假造《人民日报》海外版。他到我所在学校作报告,非常得意地自吹他的杰作,并当场分发剩余的该报。他还讲到把 People’s 改成Peking’s,以方便抵赖。而且曹长青用假护照回国,出来後大吹自己如何造假了得。杨建利跟着学,也用假护照回去,被曹长青提醒了的官方抓了个正着,蹲了五年大狱。曹长青如此肆无忌惮、理直气壮地亲自造假到了非法地步,蔑视诚实和真实的价值。居然不能令他自己目瞪口呆。用假护照登机给全球反恐制造麻烦,是重罪。-马)

    第二,佐村河内的代笔者隆新垣面对自己的内心煎熬,最後决定说出真相,原来只为挣点钱(获代笔费数万美元),因为由耳聋的人“创作”出曲子,才更有卖点。他在揭露佐村河内的记者会上说,“但我受不了高桥大辅(用“佐村河内作品”做伴奏曲的冬奥会日本滑冰选手)卷入到我们的罪行中,被世人视为一个同谋者。”他说佐村河内从未耳聋,他们经常交谈,失聪只是“他表演给外界看的一场戏”。隆新垣还披露,佐村河内曾威胁说,一旦此事暴露,他就自杀。但韩寒的代笔者们(最大嫌疑人:一是韩寒之父韩仁均,二是韩寒的出版人路金波)不仅至今没有出面说出真相,而是继续为“韩寒”这个伪人狡辩,因为他们都是韩寒这个“少年天才”作品的直接获利者。

    第三,原来赞助佐村河内的音乐机构,都一致出来谴责这种造假行为。唱片公司日本哥伦比亚株式会社在表示“深感惊愕与气愤”後,停售佐村河内的唱片。日本各地管弦乐团纷纷表示将取消以佐村河内作品为主题的音乐会。九州交响乐团考虑起诉佐村河内以追回门票损失。有评论说,在不爱打官司的日本,此举堪称愤怒之情的极端表现。另外广岛市长取消了曾给佐村河内的“市民奖”。市长接受采访时说“我们都惊呆了”。

    而在中国,“韩寒”的作品还在继续卖,还有报刊继续捧骗子,甚至最近还有人为骗子的作品拍电影。我没在网上读到任何一个韩寒作品的出版社、出版商出来谴责韩寒造假的报导,也没看到有谁起诉韩寒用伪作品欺骗读者。当然,有些出版商本身就是参与造假者,所以决计跟韩寒父子一起无耻到底。他们对“韩寒”的书照出照卖照宣传,明火执仗地继续用文字“三鹿奶粉”赚钱。

    第四,在这个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媒体的态度跟中国决然不同。佐村河内的骗局曝光後,引发了日本大型新闻机构的致歉浪潮。虽然他们跟大众一样,事先并不知情,是为了宣扬正向价值而报道称誉了这个“当代日本贝多芬”。但发现这是骗局後,日本媒体纷纷向读者观众道歉,承担其追求真实的新闻责任。曾给佐村河内做记录片的电视台 NHK 发表正式道歉声明:“我们大为震惊,并深第 12 页共 30 页感愤怒”,佐村河内曾经跟他们确认他是乐曲的作者。日本大报《朝日新闻》在致歉声明中说,“我们希望他(指佐村河内)解释自身的行为,不过媒体必须自省轻信催泪故事的倾向。”

    可在中国,根本看不见那些报道和歌颂过韩寒的媒体向大众致歉。尤其严重和恶劣的是,从两年前揭露韩寒造假的浪潮开始,到今天为止,被视为自由派的《南方周末》,不仅一路最歌颂韩寒,甚至在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揭露韩寒造假文章出来後,在大众常识的鉴别足以给韩寒造假定性的情况下,《南方周末》坚持力挺韩寒。而且,在被人指出韩寒父亲创办的网络书店为《南方周末》主编的书大作广告,并直接销售(有书款分成的利益关系)之後,《南方周末》不仅不对如此黑白分明的利益关系做出解释和道歉,更以“胜似闲庭信步”的姿态继续为韩寒背书。一个举着“自由派”牌坊的媒体和其主编都可以厚颜无耻到如此地步,“韩寒”这种巨骗可以在中国横行,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仅就韩寒事件的反应,你可以在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中清楚地划分两类人:一类是真实价值的追求者,一类是“人气”的追求者。“韩寒”自己说的很清楚,他永远和多数人站在一起,一语道破他要的是“人气”的天机。真正自由主义的追求者,首先是真实价值的追求者,哪怕那条道路上只有他自己。人可以有认识的局限、观点的错误和改变,但公然造假、维护虚假,则是自由的敌人——无论他举什么“民主、自由、人权”的牌坊,无论他怎么嘲讽时弊。人类的最大邪恶是从造假开始。

    把“人气”作为追求目标的人,通常是可以为个人私利不惜一切手段、敢撒弥天大谎的人,可以是一手舞剑、一手举盾、随便自相矛盾、毫无原则底线的人。这就是为什么韩寒後来写出恶劣透顶的韩三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这三篇的内容,可以让韩寒在中国得到最大限度的个人保护,无论他怎么例数中国社会的弊端。

    一边装模作样怒斥中国黑暗(要老百姓的掌声),一边告诉中国百姓你们就配猥琐在黑暗中做奴隶(讨统治者的欢心),天下没有比这种两头通吃更可恶的伪人了!

    《南方周末》就韩寒问题的表现,比他们发表多少所谓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东西都更让我相信:和追求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相比,他们更是为人气、为博得大众掌声而嘲讽时弊!一旦真实和自身利益发生冲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站在自身利益一边,不惜为虚假辩护。一个作家或一个媒体,无论他们喊多少“正确”的口号,都没有维护一个虚假对自由价值的摧毁更严重。无论《南方周末》发表
过多少嘲讽时弊、赢得百姓掌声的文章,对韩寒这个巨假的维护,都会是中国新闻史上不堪的一笔。这种主动自愿地协助造假、维护造假,比政治上被动地迎合虚假更令人蔑视!

    中国对韩寒的造假和日本对佐村河内造假的不同反应,清晰地展示了两国在人文道德上的巨大差距。在韩寒事件中,最可悲的是,韩寒这个巨假的维护者,是以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的,就因为“韩寒”这个笔名曾嘲讽政府,他们就视而不见、宽容维护、甚至协助他撒弥天大谎;如此功利心态,如此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是真正追求自由者的对立面。所以,自由派文化人的捧韩寒,护巨假,才是中国最令人心寒之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艺学通论”讲座

孔子的学习方法与学习孔子的方法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 靳大成

2013年10月31日

    摘要:现在的国学热,海外遍设孔子学院,国内推广“四书”等儒学经典,各种国学院、读经班遍地开花。此前,不管是70年代的批林批孔还是80年代改革开放引进西方新思潮,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无一例外受到各种误读曲解或恶意批评。我个人对孔子的认识走了“之”字形路,从大批判式的初次接触到改革开放后的误读,再到现在的较深入领悟,慢慢对孔子和儒学思想有了一点理解。重新认识我们与孔子的关系才能找到今天理解他的正确方法。清末从经学研究中走出来,却又落入全盘否定儒学的窠臼;同时,对孔子思想的纯学术研究仅仅是我们理解孔子的一个方面,儒家思想并不只存在于故纸堆、博物馆中。实际上孔子的思想仍然活在我们身上。学习孔子不能靠章句之学,而必须能联系实际功夫上身。因此,孔子的学习方法与学习孔子的方法是需要我们重新面对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批林批孔、重读经典、上身、士

一、孔子的难题与我们的难题

    我是1984年考入本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师从钱中文先生。我也是从这里毕业的,大家不必称我老师,就算是你们的一个前辈学长。研究生院从1978年恢复招生,我们84级和上一届83级有个明显的不同:相对而言83级出的局级干部多,84级出的江湖散仙多。大概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生院的集体罢餐、罢课全是从我们这届开始。所以说,我们也曾年轻过而且比你们现在还能折腾,有相当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氛围。

    我们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教学体系是比较特殊的。比如文艺学通论这门课,如果与高校相比较的话,我们的文艺学专业的教学体系课程似乎不配套,不成体系。我们的老师不用上课,没有教学任务,所以,虽然不是按照高校那样,依部颁标准传授知识,但一般是讲述自己的心得与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的老师在堂上讲的,一定是他自己最新的最有体会的东西。这里我也谈一谈我研究孔子和儒学的一点体会。

    2500年前,孔子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今天有些像,礼崩乐坏,王纲解纽,无所适从。我在文章里曾这样来描述:四顾茫然,心无所依。今天如果有学生来问我:“老师,你对目前的社会现象如何看?怎么评价我们的历史?今天这个时代,儒学是应该复兴还是改造?文化建设应该如何办?”说实话,我不知道。春秋时代,孔子也不知道,他一开始可能也很困惑。孔子何许人也?出自没落家庭,宋贵族后裔,甚至一度找不到自己父亲的墓地。有一年,鲁国的季氏在国中宴请鲁国的士人,按说孔子作为十几岁的青少年,作为士的后人是可以参加这种聚会的。孔子穿得非常整齐地去了,但是到了大门口却被阳虎给拦住了,说:“季氏是宴请国中的士人,你没有资格参加。”这是当面羞辱。可见当时的孔子是非常落魄的,他找的工作也是看管仓库、放牧牛羊之类的活,但孔子的簿记做得非常好,什么进货出货存量呀,管理牲口呀,样样在行。所以后来他说,我少也賎,即出身微,什么粗活儿全都干过。

    俗话讲“三岁看老”,孔子小时候玩的游戏也和人不同,就爱和玩伴们搞点小祭祀。一般的孩子玩什么捉鸟逗猫爬树之类的游戏,而孔子喜欢模仿祭祀演礼。孔子的“志于学”和我们所受的早期学校教育是很不一样的,孔子拜了很多师父,而且学会多种“鄙事”。所谓多乎哉不多也。鲁迅在《孔乙己》中写:孔乙己捂着一盘茴香豆,怕孩子抢,说“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君子不必多能鄙事。这话说得多好啊,确实没必要知道很多:现如今网上信息那么多,博客八卦那么多,知道那么多有何用,有什么意义吗?没有意义。

    孔子自言年十五志于学,到底学什么东西?80年代新思潮滥觞。记得1984年李泽厚先生来做报告,我们那时候跟你们现在一般大,特别浮躁轻狂,能一知半解地知道一些西方文艺理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等。李老师当时讲马克思-韦伯,讲斯宾诺莎的如何观察历史的名言,在师辈中表现得不同。不过我们当时认为,我们国家几十年来经历文革造成的文化乱象,除了领导人的原因和政治、经济的原因,几代知识人多少也是有责任的,不遗余力地拿来了苏联的体制。我们当时经常跟老师辈们辩论,有时是拿他们当靶子作批判的对象。记得当年文学所所长刘再复说:“现在不是导师带研究生,是研究生带导师。”他在一个会上和同辈学者们调侃道:“我比你们强,年轻人经常去我那儿,我知道许多新的知识,”因为师辈们学俄文,他们熟悉苏联的一套知识。但不少人不懂英文,对西方当代理论不清楚。这就是所谓研究生带导师。上世纪80年代时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当时热衷于艺术人类学,罗伯特•莱顿的那本《艺术人类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面具的形式》就是我组织翻译的。那时我们急切地试图翻译西方理论,以新的西方学术知识和师辈们对着干。当然这里面也包含对传统文化的非常错误的批评。现在才明白,孔子在他的时代所遇的种种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变换了形式全遇见了。而这一点正是我们必须沉下心来,重新面对我们的传统,重新思考孔子与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的重要理由。

二、我走过的“之”字路

    我只上过中学,没读过高中。中学毕业后正是上山下乡,工厂矿山,赶上了“批林批孔”运动。为什么我对孔子的认识走了一个“之”字形?1971年9月林彪事件出现后,怎么向全党全国人民交代成了毛主席的一个心病。1973年8月后,中央开了一个会,决定开展批林批孔,挖思想根源。据汤一介老师讲(文革中为梁效成员),当时在林彪家里搜出很多古代典籍。在某个会上,江青问周恩来:“我没怎么读过四书五经,总理你读的很多吧?”实为影射周恩来,因为周恩来被同事们称为“周公”。周恩来话锋一转:“春桥你应该读过吧?”张春桥答道:“我没读过,但为了批判,目前正在猛读。”我相信他们没怎么读过,但为了批判孔子,他们就需要把牛棚里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包括汤一介老师请出来。汤一介老师文革中曾给江青上过课,据说江青的领悟力极强,一点即通,涉及后来的儒法斗争典籍等都非常明白。据说:林彪家里藏书大概有八万册。而且以古代经典为主,有些书上经常勾勾画画。此时开展批林批孔,是为了什么,林彪和儒家真有什么关系?文革初破四旧不是已经把传统文化打烂了嘛?批林批孔至少有一个实际的目的:就是为了再巩固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借林彪事件,再次打垮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从思想上论证文革批判传统文化是正确的。林彪虽然常与陈伯达等相互赠书,一生也读书有自己的心得,但他无非织户出身,初中文化,考入黄埔军校,他对儒家经典能了解多少?可能知道一点,在这个意义上,非说林彪跟孔子有关系受孔孟之道影响,就好像说拿破仑的后来横扫欧洲的战争跟他的基督教信仰有关系。但是四人帮必须拿这个说事,而且影射周恩来,周恩来被称“周公”、克己复礼等等。当时的口号是反对复辟,反对倒退。报刊上开始出现大量批判文章,中共中央还专门编发了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在全国下发。

    我那时在工厂,因为喜欢写字读书,曾被选为我们车间理论组的组长,厂中心组会经常召集我们学习,包括写不着调的大批判文章,这是政治任务。学习马列理论和写大字报,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可以暂时脱离生产劳动,相比较在生产一线干活,是一项比较轻快的活动。那时接触孔孟之道,稍有常识的人读学习材料,就会感到作为批判对象的孔孟之道的言论并不完全是他们强加的意思,都会觉得那种上挂下连很牵强。但我当时是相信的,跟着一起做大批判文章。可是接触经典文本之后,有些话就像一颗种子落在土壤中一样,扎下了根。比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个句子非常美。可当时你不能说美,你必须批判。当然在批判的时候这个句子也顺便记下来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多么好的句子。这些传统文化的精华虽然经过“五四”的冲击、文革的批判,但这些模塑了我们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形态的语言,句子,真是熠熠生辉,具有非常大的感染力和生命力。那时还看到朱熹一些文章,虽然我们只能写泼污水式的大字报,但是记住了很多朱熹的话语。我不知道对我后来有什么影响,九十年代后,看钱穆编的《孔子》,《朱子新学案》,仍非常感动。比如说,大家可以翻看《朱子语类•训门人》,你们就看“训门人九”中写道:思量一件道理不透,便飏去。掉放一壁,不能管得,三日五日不知拈起,每日只是悠悠度日,说闲话逐物而已。敢说公等无一日心在此上!莫说一日,一时也无;莫说一时,顷刻也无。悠悠漾漾,似做不做,从生至死,忽然无得而已。

    学者最忌的就是这个悠悠度日,说闲话逐物,朱子批评得真到位。你们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整天上课读书就叫抓紧时间了,就不是悠悠度日了。其实你并没有抓住你要做的东西,只是被动成自然地应付课程,因为你想求想学的东西不在你的心里,没有上身。时至今日重读这段话,仍让我觉得非常惭愧。儒学非常强调入世,强调实践,这就要念兹在兹,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终食之间不违仁。这个日课功夫,今天我们谁做得到?

    你们比我正好小了一个世代,三十多年吧。现在提倡国学,赶上国学热,全世界都在设立孔子学院。我经历了文革前,文革,文革后,改开,如鲁迅所说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过来又革过去。今天,则是反方向的又一轮地消费孔子, 于丹者流或者其他一些提倡儒学的人在用自己的方式消费孔子,而且是用一种商业化的方式,其对待传统文化的粗暴程度绝不亚于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现在消费孔子山寨化孔子主要是市场经济的力量。今天我和我的学生辈子侄辈们交流,我稍微讲一讲我理解的传统文化,他们就会听不进去,因为现在体制和流行时尚给他们灌输的观念已经很牢固了。比如我讲谦谦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孩子们就会反驳我说:在学校或者在职场,必须张扬,否则人家根本不会注意到我,很多事情就没有我的份。这是小的例子。

    (一)改革开放前对孔子代表的传统文化批判

    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中国人精神比较阳痿,都是内向的,不张扬的。这是不对的。刚才我问大家读过哪些儒家经典?可是读过不等于得着了,不等于理解了。读书是需要感觉的,要有体悟,读书必须上身,要有痛感才可以。我现在才明白自己读了很多的东西,由于某种意识形态或者流行观念的影响,你的理解产生了误读“偏角”,结果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个偏角从那儿来的?是我们不知不觉习染来的。你们是从小身处在市场化、扩招、教育产业化、全球化网络化等文化的熏染下,这是你们的习染。而我们习染的是相反的方向。其实在文革之前,对孔子的讨论也非常热烈。大致可以梳理出四五派,还算是半学术的讨论,像梁漱溟,马一浮 、陈寅恪等,这些人在文革之前,声音是最边缘的,几乎发不出声音,但这些人是坚守儒家思想的,但他们永远是作为打击的对象,熊十力就算是特殊关照了,每一本书一出,也就是200册,只给他印200册,马一浮基本连出书都没有。此外,还有极左一派,包括关锋、杨国荣、戚本禹等,批孔孟之道是政治上的极左派。还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比如象郭老呀,翦伯赞先生,任继愈先生呀,等等。但是在大的时代氛围里,我所接触得几乎都是以阶级斗争和阶级观念来分析的。他们有一套唯心唯物的术语。治中国哲学史的会很熟悉这个过程。其实,用唯心唯物认识论的概念来套中国思想,是很牵强的。这是在批林批孔之前之中还有小的争议。

    在文革结束之后,为了批判四人帮,曾经在山东开第一届哲学史会议,大家用的术语概念还是文革前文革中的这一套,就是不能还孔子和儒学本来面目,用不相干的系统和概念来解读。我们怎么读书,读书为什么?我以为我在读,但到底是我在读吗?还是我跟着别人,跟着流行的思想在读,在解?海德格尔说:这是语言在说我。在文革之前批判传统文化是相对说理的,你可以不同意,可以辩论。但是到了文革,到了批林批孔就走了到了一个极端,无以复加的极端,走到头了。

    (二)改革开放之后的思想潮流

    改革开放之后,思想潮流变了,开始反方向的解读了,用西方的民主科学理性批中国传统。比较典型的走得比较远的批评者有刘小枫、甘阳。他们当年编 “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和“走向未来”丛书齐名,影响很大。其中用科学主义史观批判传统的最极端的例子是金观涛等。今天你们听这些名字感到很陌生,但在改革开放之初,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时大家在学校里,宿舍里,课堂上讨论,餐厅里聊天谈论的都是他们。刘小枫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把鲁迅以来的传统都给质疑了。比如说中国人或者没有彼岸,或者缺少终极追问,儒道释三家跟基督教的博爱一比,基本不值一提。我们看当时刘小枫《拯救与逍遥》这些书,他说的是比较复杂的,从孔子、屈原到鲁迅都做了一些梳理,跟基督教的情况做了一些对比,总之是说中国文化怎么怎么不彻底,未究竟。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解。金观涛是用科学主义在探讨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理性与民主?他说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结构。从“五四”,到建国后十七年,发展到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这条路线走到头了;而另一个是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在现代化思路中反方向的误读。中国传统文化很倒霉,一百多年来一直在接受批判,不断地被抹黑,被曲解,被污名化。全面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中国现代史以来的重要思想文化特点,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这个历史过程很复杂。注意我虽然对这段历史是持反思批判态度的,但并未简单地作一价值判断上的否定,这个历史有其原因和复杂过程。今天我们又在潮头浪尖上,这个潮流一直在摆动不停。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接触孔子的。我相信我的前辈,我的同辈和你们这一代人,无一不处在这种潮流的摇摆中,无一不受这种潮流变化的影响。真正能在大潮中独立思考,超拔而出的,少之又少,难得一见。能在事后作出深刻反省已属难能可贵了。

三、孔子的学习方法

    这里我不是一般地谈孔子的方法学,而是结合了我们当下的历史情境和年轻学人的现状来谈的。我们学习孔子,就得象他那样,不是从定义出发,从教条出发,不是本质主义先给出个一二三的抽象标准,而是在具体情境具体细节具体人事上来谈方法的问题,这才有实际意义,这就必须有一个及物的当下指向。

    (一)“身体力行”

    我首先要问,我们所接触的传统文化的经典,在高校我们的那个“读”法,真的是在读吗?我的经验是,这是没办法用上课的方式获得的。现在高校里的高堂讲章,只是在我们与经典之间造成了理解的障碍而已。重要的经典一定要自己读熟才能有所领会的。这就要日有常课,而且,得身体力行。象《论语》我读得很熟了,当然现在的读和文革处在那个潮流中的读不太一样,同时和时下所谓的新新儒家们也不一样。对原典的认知不同,大致表现在价值判断上、处理文本上的方式、也包括自己的生活选择上。这里我所说的“体”不是本体论的哲学意义上讲的,而是我们具体的肉身,身体来说的。

    孔子的教学内容,包括大六艺,小六艺。小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 ,大六艺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六艺不是儒家的发明,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来的。小六艺是初级课程,其中强调了射、御的学习训练。为什么?从孔夫子到毛泽东,都不是培养书呆子的,都有践行,有体锻,有武学。我也认为,今天,咱们大家不能做两脚书橱,至少需要有点体能训练。除了读好书,写好文章,能跟老师谈学问之外,如果生活中发生什么实际问题,能解决吗?当路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帮人吗?所以需要体育锻炼:跑步、打球、游泳,爬山,走路,练拳等。孔子的学到底学什么?为什么要学习?他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非常不同的。这个“体”的日常训练是从我们的教育系统中挤出去了,我们的体育课不成功。我们看宋明的大儒还有强调“体”的,只是到了那些乡愿、下学、末流,就没有了。凡是读书把身体读坏的,一定不是好学生。“体”的问题,包括了修身的东西。修身除了坐、卧、行、住要符合礼仪之外,还包括身体的锻炼。他们是有的,所以他们会骑马驾车、射箭。如果没有这些,他们的团队在外出行早就出事了。

    他收服子路为弟子是个例子。子路仅比孔子小八岁,孔子个子很高,九尺六寸,山东人;子路也是高高大大,他见谁也不服。他是头上插着野鸡翎,胸前挂着野猪牙,好武,很蛮横的一个人,迎面就侮辱孔子。而孔子以礼诱之,比试射箭,让子路心服口服。子路这人是直肠子,他一旦服你就彻底服你,唯老师之命是从。自觉担任学长的角色,给学生们分配工作,跟着孔子走。从此,这个团队在外边,再也听不到“恶声”了。尚武的精神本身就是儒学里面的重要内容。《孔子家语》中子路见孔子:

    子路见孔子,孔子问曰:“汝何好乐?”对曰:“好长剑。”子曰:“吾非此之问也,徒谓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学问,岂可及乎?”子路曰:“学岂有益哉。”子曰:“夫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士而无教友则失听。御狂马不释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绳则正,人受谏则圣,受学重问,孰不顺哉?毁仁恶仕,必近于刑。君子不可不学。”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斩而用之,达于犀革。此以言之,何学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砺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

    所以,在学习书本知识、专业技能之外,身体的训练和锻炼,包括艺术类的训练,都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做单向的、干瘪无趣的人。

    (二)“成才成器”与“君子不器”

    我们都说墨分为三,儒分为八。儒分为八,分哪儿去了?如果对儒家典籍比较熟的话,孔子把弟子们分为四门:德行、政事、文学、言语 。文学指的是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并不是今天literature的意思,但是只是文献典籍的研究肯定不行。他不是总告诫子游子夏嘛,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诸位想想:何为君子儒?何为小人儒?小人儒就是读过几本书,会点脰丁之学,有一孔之见的人。孔子拿子贡开玩笑说他是器,是瑚琏:他明明讲君子不器嘛。可我们都把自己弄成器了。这一点不赖各位,是大环境和体制使然,让大家成为专业分工的奴隶,这跟传统教育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和传统文化教育的方向、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的教育体制在存在很大的问题。是要有分工,但还需要有公共的东西,跟你的生活紧紧连在一起的东西。

    在四门中,言语的问题很重要。儒分为八,分到哪去了?由于我们知道思孟学派的《中庸》、《大学》及后来的《孟子》等奠定了宋明理学的重要来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由于孔子,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生活形态。以前是学在官府,学在贵族。民间社会中不存在。如“子产不毁乡校”,但那不普遍。通过孔子的努力,使得办学、游学、治学、采风访学这个活动,学术研究和教育下行到民间乡里,不再为官府贵族所垄断,成为重要的社会生活形式,对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孔子教了这么多东西。其中,政事,兵学,军事,有没有?肯定有。我们都知道由于孔子的努力,齐鲁之间在夹谷之会中,齐景公外交上失利,不得已归还了几块之前占领的鲁国土地。他在这个外交活动之间对鲁定公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所以他成功了。后来自卫返鲁之前,是冉有先回来的,因为季康子召孔子的时候,他们内部是有分歧的,当年是他父亲把孔子气走了。季康子很聪明,他先招孔子 的学生回来作为一个过渡。冉求一回来,就帮季康子打了一仗,结果取得大胜利。问冉求怎么打的?冉求答道夫子教的。可读过论语的人都知道卫灵公问阵这章。孔子对卫灵公很生气,看他不是个东西,内政一塌糊涂还想向外用兵?孔子就说:“事关国家祭礼之事嘛问我可以,军旅之事就算了。”(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尝学也。) 老夫子第二天掉头就走了。这些地方都透露出许多蛛丝马迹,都需要细致地重新去还原历史。儒学里到底有没有武学?有没有兵学?一个直接的证据就是吴起就是曾子的弟子。而且冉有是打过胜仗的。所以,要说成才成器,夫子培养了各种人才,但他强调君子不器,至少一个人不能被自己谋生的某一专业技术限制住,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全面发展的有健全、高尚人格修养的人,才能立足于社会。

    (三)语言观与“慎言”、“辞达”

   子贡是个特别善于表达的人,很会办外交的人。我们的中学都有修辞课,我们分工那么细,专门研究语法,已经变成语言学的分支了。可是那时候没有,只有言语,辞达而已矣。这里涉及到孔子的语言观。孔子的语言观和言说怎么看呢?他跟子贡是什么关系呢?说到语言问题,孔子一生在做文献,在做修辞在整理文献,当然是重视的。可是在教育弟子的时候,他说要讷于言,讨厌佞者。子贡是最能说的人。孔子非常烦。“佞”这个字解释起来很纷乱。我们可以称为强词夺理,狡辩。孔子的语言观是什么?他对言说采取什么态度?为什么让弟子少说话?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大问题。孔子对时人的教导是,谨言,少言,言必有中。为什么?他是针对时代风气,针对当时的潮流来的。今天亦不能逃其外。

    我们职业学者就会说吗?比如我和你讨论一个学术问题。学术讨论要讲基本事实,要讲道理,要有推论,有评价。实际中的情况呢,可能你明明不服我,但我言辞上占着上风,我明明讲的是个歪理,可在辩论中我老占上风,压着你。这就是佞。争辩讨论肯定是进学的一个途径,但它不是压制别人的借口,正确的争论方法是什么方法呢?如何进行正确的学术争论?比如:你说今天是晴朗的天,我说今天是阴暗的天。我们先把争议搁置起来,我问你,你认为什么叫晴朗?阴天的标准是什么?你拿什么来判断?我根据你给我的方法、标准、理由来往前推,能不能推出你这个结论检验。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假如我用你的方法比你推论的还深入,甚至纠正了你的错误,然后我再比较,看看我的方法能推出什么来?争论不是为了让你同意我或我同意你,而是让双方从他的逻辑原点一直推到结论上。不是骂战,不是压倒对方。这是苏格拉底和孔子讨论的方法。也即苏格拉底说的“助产婆”的方法。

    你看看现在你们的老师辈,也就是我们这辈人,谁这样讨论问题?没有。为什么?因为缺少真正的学术训练,尤其没有真正的向学之心。今天你看我们学界全都是孔子说的“固、必、意、我”,争论时对对方的观点毫不尊重,刚才我提到的“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可实际上呢,好象我比他多读了两本书,这个领域他不知道,我知道,于是得意洋洋,有优越感。其实你知道又有什么用?你知道的能不能帮助我们共同达到认知真理的一个目的?这都不重要了。正是因为对时代的观察,对现实的感受,对自我的认知才让我进入到《论语》的世界。原来读不懂,很隔,后来慢慢读懂,不隔。到后来发现,什么远隔三千年?不对,他就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其实他就是我们的老师,他就是我们不同学校的老师,同学,晚辈,这样一种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其虽百世可知也”,“十世可知也”,什么意思?一世是三十年,他说这段话的时候,看上下文,有两个方向,三百年前的事情能知道吗?为什么?他是根据文献了解的。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什么东西变化了,我是考证过的,有根据的。后面这句话是更广泛的意义。其虽百世可知也!他真有预见性,说得实在是太准了!今天我们跟他就是百世,接近三千年,我们对他的理解,为什么说他是原创性的思想家,他给我们提供的答案,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遇到的选择困难,危机,挑战,我们今天全都遇到了。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意义上去学习他,跟他对话,领悟他的思想,学习他的方法,用他的思想把他的种子种在我们身上,来应对当下的问题。不管是生活问题,学术问题,处理文本,要学习他这个。所以我很不情愿开什么论语专讲课。你信不信,在文学院一开论语课,马上变成知识考据,全在文献上,全在知识上,跟你的时代跟你的生活没关系,跟你的方法道路全没关系,孔子就成了我们消费的对象,或者是考古学的对象。当然,那个工作也需要,但如果只是这个维度,认识不了真正的孔子,也不会了解传统文化的真正命脉和精髓,这绝对不行。这就是我特别重视清初实学思想的一个原因。他们反对宋学的空疏,也反对教条主义地经学化地读论语。

    (四)“修身”

    一讲修身,你们会产生一套想象,视听言动呀,温良恭俭让呀,等等。孔子之后,从汉代董仲舒开始,儒学就变成经学。大家感兴趣可以把《儒林传》、《文苑传》读一读。看儒林传,可以看到从董仲舒到程朱,脉络十分清晰。有一点需要指出,孔子的学习方法,研究方法,整理古代文献的方法,是非常丰富和立体的。前面谈的小六艺,还有大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他做这个工作做了很长的时间,他跑到洛阳,去周的储藏室看了那里的典籍文献收藏。他跟老子也有过交往,他跟老子的对话也很好,史记孔子世家和孔子家语都保存下来。我们细读保留下来的这几段文字,会发现老子讲的话,隐逸和退守的意向非常明显。而孔子的反应,表面上赞美老子为人所不及,似乎很接近老子,实际上他跟老子的意向是相反的。老子对这个社会作的批评是让大家从中抽离出来,退出来,卷而藏之的。相反孔子的方向是入世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除此之外,各种礼也要学。周礼之繁复,的确是博而寡要,当年不能执其要,终生不能穷其学,实在太繁杂了。乐,是音乐,含着舞蹈。夫子的团队成员,他们是能唱歌、跳舞、弹琴的,是深通乐律的。而我们看后来明清笔记小说中的腐儒完全不会唱歌弹琴,为了考试读书弄得自己非常干瘪,弄得一点审美的情趣都没有。如果今天我们去参加雅集,有人唱歌,有人弹琴,有人高兴了就跳舞。我是舞太极。你们的聚会有没有身体的动作,艺术表演?今天只能少数民族人群中看到随时载歌载舞的场面,其实,我们的祖先也如此。我随便举个例子。

    《尚书•牧誓》篇 ,周文王,号称天下三分有其二,有很多部落都跟他,到了武王伐纣这一天,各个部落联盟,从西面北面南面来的,都是蛮夷,而商纣王是什么人?纣王是很勇武的人,也是艺术品位非常高的人,他刚从山东打了大胜仗回来了。商代的城池,精美的青铜器,酒池肉林,商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高级文明。而周武王的部落联盟全是蛮夷的,文化上落后的民族。到了城下要开战了,周武王是怎么收束训练这支乌合之众的?你看《牧誓》中说的: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御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这是战争前的训话,在打仗前一天晚上开始训练部队,一夜载歌载舞,第二天一战胜之,这可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我们想想当时的这个气势,一夜狂歌劲舞,把你身体的全部肌肉神筋细胞都活动开了。所以说,修身的内容和动作是非常丰富的。

    音乐素养好的人学拳也容易。因为音乐本身就需要调动你的均衡感,动作的缓急轻重,动作的整体性全都有了。我为了接近学生了解学生几年前也开始接触摇滚乐。什么崔健呀,候牧人呀,英国甲壳虫、披头士的音乐呀,听着很有意思。我们汉民族,身体动作僵化,不练武也不跳舞,读书人更是显得病病歪歪,没有生气。记得80年代初,郎平带领中国女排战胜日本队夺取冠军,大家都高兴,骑车到天安门,可我们没有情感表达的艺术训练和习惯,也不会发泄,只能扔帽子,摔啤酒瓶子。人家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他们楞是载歌载舞地庆祝,让人看了特别羡慕。这样看来,孔子是一个性情中人,决非后世描述的样子。可是在后来的明清科举制度下的孔子,文革批林批孔下的孔子,孔子成了什么样的人?其实他才是真正的音乐发烧友,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你看今天那个音乐发烧友能做得到?夫子是性情中人,饮酒无量而不乱。而且他在整理雅颂音乐方面,做了重要的工作。雅颂各得其所。他不但在这些方面做得非常优秀,而且当超出了所谓的“专业”,涉及到社会公共问题的时候,他绝不会象我们的专家们一样糊涂。尽管专业不同,比如我可以没看过你看的书,不懂你们专业。我能理解你,我们可以和不同专业的人有相关相交的话题和共享的知识。一个公共的话题,我们之间可以形成公共的知识。专业分工不能隔断我们的思想。

    (五)何为“士”?

    孔子还提出一些核心的东西,过去人们并不明说出来,其实如果把他整理的典籍做比较,特别是我们有了新出土的材料,就会发现三代的史实与事迹当然不是那样,他说的先贤圣王是经过他的编辑整理,加工粉饰塑造出来的。其实,说透了的话,如果没有想象力根本无法做历史,这个想象力就是用的今天的生活经验调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由现在的生活经历去理解当初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文学穿透的能力。《尚书》是经过他整理的,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尚书有很多漏洞,需要怀疑。在他的整理编排之后,他提出一套理想。首先是天的问题,天说的不太多,但没有一个天肯定不行,就好像共产党也讲天,代表全体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直强调群众路线。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如果没有天,或者没有人间之上的制约肯定不行,没有外在超越的力量,我们这个人间是不能存在的。会非常恐怖的。但是他讲的天,和两河流域的天、恒河流域的天,一样吗?不一样,这个天是不言的,不需要配人,也不是人格神。天何言哉?天意是我聆听。所谓天听即我民听,天视即我民视,“天地之间有杆称”,天的意志是体现在这里面的。这个东西的表达靠谁那?是靠君子和士。原来是靠圣王,圣王不在了,靠士。士是什么人?士是有社会地位的,虽然现在没有了,但在文化上还有,我们这一代传到这里,80年代有关知识分子的争论,因为它具体涉及到补贴和政策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高中毕业是知识分子。所以在座都是大知识分子了。

    孔子着重强调君子,《论语》中,一个是“君子”,一个是“仁”,出现的次数特别多,他在不同的场合虽然谈的同一话题,但内容却大不一样。有人批评说孔子的思想不确定,我觉得不对,我们看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讨论重要问题的时候,他是本质主义者吗?他会给出标准化定义吗?从不。比如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美?什么是正义?他全部都悬置,并不给出一个定义。他通过对话讨论让你自己把我们主观认为的意思全部自己否定掉了,就按照你自己的定义和标准,自己全否了。这不是说这些词没有确定的意思,当然是有的。我们看先秦和希腊表现形式不同,运思方式也不同,但这一点很相象。只不过孔子杏坛讲学,是娓娓道来,苏格拉底也是和朋友或者诡辨者当面讨论。但是你看《圣经》就不同了,包括《使徒行传》等,他们都是在喊,态度激越,屈怨、哀怨,他们是面对大众大声地喊,在控诉在指责,那个场景和孔子的环境完全不同。孔子不是在圆形广场上,不是在斗兽场上向广大人群喊话,而是私下的讲授,他不用喊。马其顿国王见第欧根尼,犬儒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说我愿意像狗那样生活,表达了对流行生活制度的抵制,认为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建立在稍纵即逝的感觉享受以及物质条件环境的优厚。每人都可以获得幸福,而且一旦拥有,就绝对不会再失去。人毋须担心自己的健康,也不必担心别人的痛苦 。亚历山大去见他,问他,“我能为你做什么?”他说,“陛下,别挡我晒太阳”。那是在广场,后来罗马帝国也是这种圆形的斗兽场。而学术讨论不是布道,本来就应该是大家围坐成圆,相互随时可以插话,没有喊叫。西方的修辞雄辩术是针对政议院的。凯撒面对几百个元老院的元老,特别是政敌,他要讲话,此刻什么声音最具有威力呢?就是大声质疑、谴责的声音。控诉,雄辩,滔滔不绝。而这种所谓“雄辨”跟孔子说的“佞”,只有一墙之隔,雄辩,不见得是好事。佞,强词夺理,言不由衷的语言表达方式,纵横家言,朝秦暮楚,机会主义,当然不能接近真相,真理。

    士,仕,从政做官。有不同的人来找他问学,求仕途,想当官。孔子没有回答出一二三条来。他只是告诉他们,要先行其言,言寡尤,行寡悔。根据你的情况来告诉你,你想当官。言寡尤,行寡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我有过政府工作的经历,在北京市宗教局一年半。特别感谢这段时光。我那段时间接触的官场,政府机关,特别的清白清明清贫。当时我们都是在食堂吃饭,招待工作一般是自己掏钱。外地兄弟单位来京找我帮忙的,我得凭我个人力量招待他,真是这样。后来风气就变了。言寡尤,行寡悔在仕途中的意义就是领导永远是对的。领导吩咐你做事,你按领导的意图去执行了,可是做出来之后又挨领导批评了。这时候你得说是没有领会好领导意图。如果你办好了,成绩永远是领导的。杜月笙有一套看人的标准,把人分为四等。最末等是没本事,有脾气。三等是没本事,也没脾气。二等是有本事,也有脾气。恐怕我们在座大多类此。而一等人是有本事,没脾气。胡锦涛是一等人的代表,中共历史上做了十年的副主席,顺利接任,太难了。有本事,没脾气,不显山,不露水。真正是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说到我对孔子的认识走的“之”字形道路,我们还是可以相当程度上还原历史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所蕴含的力量都存在。儒学在传统思想里是什么样子呢?在《儒林外史》的有名的人物马二先生那里,所谓儒学就是举业,功名,而且这是古今之士都需要求的。这是马二先生的认识,他说过,战国时,多是游说之士,因为只有游说成功才能做官,所以孟夫子的雄辩和说辞也有现实需求。而汉代是举贤良方正,象公孙弘,董仲舒都是通过举贤良做官,这是汉人的举业。到了唐代,诗文取士,所以唐代的读书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了宋代,用理学之士做官,程朱都讲心性讲天理文章,所以理学就是宋人的举业。到了明清,举业,功名,更是变成了读书人的大事。你看,历史上的儒学实际,孔子的道理和真精神就从流行的儒学中消失了。你看,马二先生实用归实用主义,他讲的也是一番道理。

    可以说隋唐开始,直到明清,是世界史上没有的先进的选拔制度,有助于上下层的流动。不管当官之后的地位如何变化,我还是代表我的地区、阶层。当然这种考试制度也有其弊端。大家可以看《儒林外史》中清代的科举将人扭曲成这样,跟我们今天的官场没什么两样。所以古人说:孔子既殁,千古之下,驾邪怪之说,肆奇险之行,侵轶我圣人之道者众矣,而杨墨为之魁,故其罪剧。孔子既殁,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为之首,故其功钜。

四、学习孔子的方法

    我早上打拳,人民大学有各种国学社,读经班或者兴趣小组之类的,一开始早上听学生们读经。后来我就开始指导他们读经,已经有七八年了。现在这轮已经变成我讲了。四书先讲一遍吧,然后才是荀子,这学期读了两个月论语还没讲完。讲解,也带他们读,读经时,要注意控制语速,声调的抑扬顿挫。读经典读熟了,现在的文章真不想看,没法看。现在学者的文章没文采。写研究性的论文干巴巴根本没法看。你看鲁迅,该用什么文体就用什么文体,该散文就散文,该小说就小说,该诗歌就诗歌。嵇康集,打油诗,小说史等都写得非常优秀。平时我们要细读经典,你阅读的越慢,越能品位每个字的味道,怎么读就变得非常重要。开学术会议一般是十分钟的发言,你不要小看这短短的十多分钟发言,见功力。写文章让别人读起来像是感觉语言长在你的身上的。只要有几部经典,真正读熟了,上身了,以后慢慢就感觉到变化了。现在我们说话很快,这都不对。出辞气,动容貌,似乎不是什么事情,不对。这也是我经常遇到的问题。今天没有人教我们这些,可谁又是我们的导师?从孔子之后,导师不存在了,只能把孔子奉为万世师表。这个问题几千年没有断,一直存在。夏天参加一个新书发布会,我当嘉宾,有学生提问,他说在这个会场上我们都说的很好,可出了会场,我还得面对我的现实,比如我得还房贷,我得完成推销任务,我得解决实际生活问题。我跟谁学习,谁来指导我?当年鲁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很直接很激进的,干脆不要什么鸟导师。走自己的路。我慢慢地,折腾这么多年,才意识到,所谓寻找导师,最关键就是要从经典入手。当然对经典也要有批判的,因为有些东西确实过时了。从董仲舒将孔子定于一尊之后,到了宋代,朱熹又开始重新校注,重新返回文本经典中。古人也在不断变化,就像不能教条主义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一样,他们也在不断地结合实际变化着。

    说到变化,孔子本身就是一个时者,一个能够权变的人,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他绝不教条主义地对待经典。他是有方也有圆的。他自己也强调这个权变,他说我们可以在一起学习,走某一条道路,从事某一项事业,有共同的志向。可是未可以与之权。权是什么?权是这个人真正把东西领会了,学会了,变成你身上的东西了,就像我打拳一样。我练了十几年的套路了,现在已没有任何套路了,现在我是走拳。因为我贯通了。可以就半个小时,把太极拳的体用精要告诉你,主要讲用。会用,就是会权。学习任何东西都一样,都是这个道理。

    也许有同学会问,青年人需要指引,需要导师,可导师何在?这是个问题。导师在那儿?导师就在经典里。可怎么对待经典呐?我58岁过了,跟着共和国成长的经历,自清末五四以来,说儒生往往就是这样的人:弱不禁风,迈方步,戴方巾,说话都拉长音。那是腐儒,猥琐的儒,可是反过来,1840年,西方列强来袭,用大炮改变了我们。我们也强调武力,斗争,包括阶级斗争,这个走到了极端。我们的这些外强的东西,武力的东西,一直到文革,都在批林批孔,真走到头了。我是属于后知后觉的,抄家,游行,批斗现在觉得荒唐的事情,在当初都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很晚才觉悟,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残是极致的,现在怎么反的?为什么孔子有预见性。再看论语,其中的话觉得传神极了。鲁迅告诉我们,靠自己,先谋生存,后谋温饱,再谋发展,这样说没有错,但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发展?是阶级斗争的方式吗?以暴制暴的方式吗?一个不留情的断绝方式吗?

    只有把革命作为无尚神圣的神话,这样一种思考方式,才会认为保守主义是完全负面价值的,才认为保守和自由是相矛盾的。儒学在要解决它面对的问题时,肯定不会采用过于激进的方式,那肯定是只能行于一时而不能长远的。儒学的思想中有没有保守性呢?有,但不如说它本身具有的批判性却被长期压抑住了。不用说孟子,孟子对统治者就是直斥的方式,当面开骂,耳提面命。孔子也是这样。说是述而不作,但有关三代的历史是他整理的。我们想一想,真有述而不作的吗?历史有没有真正的述而不作的?前面我说了语言的问题,言说的问题,表达的问题。说话声音控制的问题。其实,即使我转述一句话,我用什么语气强调来说,虽然字是同样的,但意思是完全不同的。就如这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怎么断句,强调语气不同,意思完全不同了。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原汁原味地“述”。跟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讨论问题有关,《哲学研究》107至111章,研究的问题都是相通的。说的语言和表达方式的作用,不存在运动是没有阻力的,语言一定有传达的问题。语言一旦经过声音就会产生能指、所指的问题。我们在看到异文的时候一定要敏感。没有述而不作,通过他的整理,我们看到三代是这样的。我们看到文武周公这是这样的。以他为导师,你要穿越这种语言。语言犹如物体空间运动,运动一定会遇到阻力。言说和表达也会遇到障碍,此时开始产生实际意义。言说中它会呈现为不同的文本。象前边引的马二先生的说法。同样的经典他是这样来理解解释言说的。刚才提到言寡尤,行寡悔,提到杜月笙的例子,胡锦涛的例子,这也是我给你们的一种“异文”。不管用什么文本,马二先生是上身的,他按照他的实用主义目的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说,马二先生的经学是上身了。

    西方的东西也是经历了“之”字形,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确实非常悲惨地在不断压抑、歪曲,进入到劫难中,只有进入到生活中,才慢慢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力量所在。传统文化有什么用呢?是供学生写论文或学者编文集还是仍然具有鲜活的力量?我觉得得用我的方法往身上使劲,得上身。比如,先从语言的方面和他们亲近,悬置任何的概念,意识形态影响和今天的问题,进入一种“直接面对”的状态。真是要带着问题读。读的时候有些年轻学生是不理解的,你还得耐心一点。慢慢读,读完之后学。长期让学生关注、跟踪某一种文体的艺术活动,让他们把文学从文献到艺术活动来对堪。有一个学生在天津教戏剧理论,我对她讲:如果不能写戏编戏,你在课堂上讲的是一堆知识,学生记下来的也是知识。你讲完了,学生走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我讲的可能对,也可能有问题,我讲的东西一定是跟我有关的,是学问上身的感觉。是我试过的。告诉同学,可以听,可以不听,可以反驳。如果听,后面会产生后果。人家游学,你们也游学,毛泽东也讲你们得实践,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最近四五年,我带学生去东北调查,跟着我走北京,去采风去做调查,只要你学会了入户,上炕头,端酒杯等,能和人接近打消距离,这个调研的功夫你就会了。不要僵硬的拿张表填写,拿录音笔做调查,那不是孔子和司马迁做的营生。跟老乡聊天,跟年长的婆婆聊儿媳妇,她就有很多的话说,然后就很自然的过渡到你要提问的问题上,儿子是自己的好,媳妇是别人的好。跟老伯伯话的就是端酒杯,老年之人戒之在得,少年之人戒之在色,老人有好多历史,你一逗他,不用你问,他自己就爱往下讲。这样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你想要了解的话题了。

    比如我们去东北采风,事先要求阅读《林海雪原》,因为我们要去海林,即它的故事发生地。看完一遍,学生写的报告是很表面的。可是当他们看到档案馆,看到实地实况,看到书中描写的鸦片,土匪,日伪政权,少数民族,就会受到很大的震撼。我一般会邀请日、韩、台的学者一起研究,一个台湾东海大学的学者,名叫赵刚,和我们一起去了解东北雪乡,他写了一万多字的感想。行前按照要求,他从台北到台南,在台南的某图书馆才找到一本《林海雪原》。读完之后,在文章中写道:“国民党必败”。这是生在台湾,从小受国民党教育,在美读完博回来的学者说的,他说我在国民党的文献中,不论是抗战还是内战,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种把理想主义同英雄主义结合如此好的文本,所以,国民党必败。用他的话说,《林海雪原》中的中共,姿势是起跳的,眼神是决绝的,生命是为他人的。你看,赵刚老师的这个穿透力特别强。前年龙应台的《1949——大江大海》,里面关于内战中的描述,简单地历史判断。对这场内战和国共斗争的妖魔化,过来一个甲子还在存在着,可见要穿越意识形态的限制是多么困难。双方都在妖魔化,60年了,还一直存在着,直接面对历史的真实是多么困难。然而你看李敖的《大江大海骗了你》,他讲的道理,就会明白龙应台是在那里失足的。所以我说,采风是需要用脚丈量土地,呼吸空气的质感,这感觉就来了。这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单位里有个读书会,他们读五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杂志,有年轻学者研究马恒昌,跑到齐齐哈尔,他想弄清楚为什么50年代中国工人有了主体意识?光看材料解决不了,就去当地找当年的老人,去档案馆,看实地情况。一个厂子的人,从旧社会过来的,为什么马恒昌愿意把自己的手艺无代价的教给别人?这样的研究要现出立体感来,都是需要实地采风才会有感觉有把握的。这样他的研究、写作都是拿脚量土地量出来的,当然会有感觉了。除此之外,积累东西,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知识系统是特别重要的。就比如说我们看戏,观舞台剧,一定把你最喜欢的戏,拆了它,拆几部,彻底拆透了它。此刻你再讲戏剧理论就完全就不同的,因为你有特别具体成熟的体会。就象我讲太极拳,什么是神宜内敛?我是有实际体会的,有实战的东西,这个讲就和只从书本出来从古人的论述出发完全不一样了。只有这样才能上身,才有自己的判断力。我最烦学生说,什么书什么剧看过看过了。那好,你看过了?跟我讲讲他说了什么内容,跟我说下,马上就卡壳了。论语里边讲要学而时习之,时习之嘛,第一篇第一章就说这个。这是学习的入门把柄。不重复读几遍,根本没用。就我自己而言,虽然我也杂七杂八地东看西看,但真正让我有把握做自己的判断的是先秦的典籍,左国史汉,西学就是柏拉图对话录和亚里士多德,包括马克思,文学艺术方面是19世纪的长篇小说。十九世纪欧洲的长篇小说,不管时代怎么变化,现代,后现代,它永远是迈不过去的艺术高峰。这些都是我最熟悉的东西,在我自己的知识架构和艺术审美趣味中,这几个因素是最基本的。我们学习就是要建立自己的这个知识和审美经验系统,这是你自己的。我自己的艺术感觉是这样培养的。

    比如我最近看了南大演的戏《蒋公的面子》,演的挺好的。看完之后,我虽不是做这行,但跟他们聊天的时候都聊到点子上了。由于有丰富的观演经验和积累,所以说的话内行听了在点上。举例来说,节奏,时间长度,包括说话的节奏和身体动作的节奏,孔子就掌握的特别好,都要掌握。象他说的那样:“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噭如也,绎如也,以成。”你看,这是他的音乐美学思想,也适用于很多的动作性的艺术。其实也特别简单,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貌似特别简单,但简单的真理不等于你可以容易学会。文革中冯友兰检讨说,我们这些旧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用就错。我们对待经典也是如此。冯友兰提出抽象继承法。越是简单地东西,光看书从文字上会了没有用。看书时以为懂了(这是我们培养的知识分子最易犯的毛病),放下书本就不是你的了,就没有理解了。所以要想读懂经典,理解孔子的话,就得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历史经验,来与之融合。就是解释学所谓的视界的融合,就是两种生活经验的相切,语言的融合。视界的融合增加了一个东西,我理解了三千年前的东西,我真理解了,他就变成我的东西了。

    我们就面对特别大的问题了,怎么创造,学习他是为了什么呢?不是把他博物馆化,他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问题,在这两个问题的碰撞当中,寻找新的出路。

    今天我提到“士”,将来你们毕业之后要生活,要就业,找一个职业去生活。他可能是技术性的,涉及到公共的理论,但大家一定有相切的东西,最中心的问题,共同尊奉的东西。我愿从“行、住、坐、卧”说起,也就是你的“进、退、出、处、受、授”,从这开始,因为今天乱套就是从这开始。看着是个小问题,官场,商业圈,高校,都是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出现问题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应对现代化的冲击和挑战中,轻易盲目地抛弃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什么都不信。我们的不信,从鸦片战争之后一直采取激进的路线,把我们的自己文化反掉了。全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一样把自己的文化做了如此彻底全面的毁灭。现代化没有这些东西,带来了今天的恶果。我们的空气、水、和食物等,出现了问题。

    这些东西不是简简单单书本的东西,你要文献的研究,也很好,比如说顾颉刚刘起釪做的《尚书》研究,就象夫子的门人游、夏之学,也很重要,做的非常好,涉及尚书的问题我就信他的研究,他基本上给了全面的解释了。但是除了专业研究外,人是生活在人群中的,他也要遇到公共性的东西,而这正是我们最缺少思考的东西。孔子则不同: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是在进入文献学习之前先有了人群中的公共的东西的学习。我们今天的礼崩乐坏甚于三千年前,韩非、李斯,攻击儒家,批评很尖锐。用李斯的话说,知识人讨论历史,议论古今,就是政治,就是对今天帝国的威胁。李斯的敏感恰恰证明超越了知识分子的专业研究、文献研究之外的社会意义。学习孔子的方法,首先要直接亲近经典,有多大的力量就用多大的力量学习经典来改变自己,要能够上身。我给大家讲一个女生的例子,她属于不爱红妆爱武装的类型,我带她去串东城的胡同,去南城的会馆,看历史的变迁,现在,社会上新的一轮变化又出现了。新的土改,拆迁和城镇化过程也在我们眼前发生,这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传统文化破坏巨大。她对我说,“我决心从南城学起,探访当年的传统武林,以某种艺术形式来再现,”她这就上道了,真是温故而知新,可以言师矣。你如果没有创造出你的东西,你就瞎学白学。跟我读经的同学里,文学专业的人是最难上路的,他们往往只关注典故、文献。非文学专业的不是,直接面对文本中的问题能和自己的生活问题相联系。文本就是生活故事,他用自己的生活体验文本中前人的生活,理解就能深入。有个男生,人大行政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只跟我早晨读了20天孟子,就毕业离校了,现在隔一段时间跟我发段感想,看他发来的文稿,知道他已经上道了。没有别的,就是让他们先读四书,再读左国史汉,再读柏拉图,不断地读,不是为了写论文,而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就是经典改变人的力量。我现在开始由博返约,说实话,我们做文学没有拿得出手的评论是不行的。到底什么才是好的文学研究?也有陈寅恪这样诗史互证的路子,也有蒋寅的路子,也有目前文化研究式的,也有我们常见的自说自话的文学评论。这个文学评论倒底是什么?如果写的评论文章读者看不懂,作者看不懂,对创作和作家的提高没有任何意义,强以某种外在于作品的所谓理论或观念来强拆,说给自己听,这样的评论作它干嘛呢?我身边的很多同行朋友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而要想找到有自己特点的东西最方便的办法是写你最熟悉的东西,你对之有感情,有痛感的东西。

     具体怎么做?我建议从你家史了解开始,从周边你最熟悉的人开始,了解家长亲人前辈的历史,其实只要稍一深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资料。因为家家都是大江大海呀。

    最后总结几句。怎么学习孔子,怎么学习研究看待传统文化?过去有汉儒的作法,经学化;或者宋明理学心学的作法,现代唯科学主义的作法,以及强调阶级斗争,或者以基督教价值观来批判传统的作法。现代史上,同样是接触西学。马一浮就没有盲从,而是创办复性书院,包括梁漱溟,在山东邹县做乡村运动。清初时很多的汉学家,实学派,也试图打破流行的思想框架来恢复儒学的真精神。如果真要按照原始儒学做的话,比如象孟子那样,或者历史上许多犯颜直谏的士那样,跟政治碰撞的话,历史上为自己的政治主张,信念,牺牲的士人特别多。我们社会是需要有一定公共空间的,原来是有的,就是乡间乡绅社会,如果在朝廷无法呆下去,就回到乡村。今天回不去,没有乡村了。这个文化在变,今天有什么办法?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没有什么标准化的一二三四的所谓方法,上面我所谈的,全是在与现实,社会,历史情境的互动中,动态中的自我反思与批判。这个批判是双向的。今天我们继承传统,可生活中许多传统文化的形式东西可能保存不下来,就好象我们老北京城里的城墙,胡同文化,保存不下来一样,可北京人的生活样式与美学趣味,一定能以另外的形式继续。又如我们的审美趣味,文化精神,比如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形成的我们味蕾,食文化中的香味,是可以而且可能换一种方式保留下来,这需要我们自己来创造出今天的形式保存下来。种在心上,发芽成长。就好象古食的味道会用另一形式表达出来。传统文化的目的因在今天会以新的形式因表现出来,展现它强大丰富多彩的生命力。孔子当年说过,其虽百世可知也。他有这个文化自信心。我们现在也必须要有这个信心。

   (整理:聂柳娟 张宪达,经过讲演者修订)刊发于《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201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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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复梦周公

——追忆八十年代与栾勋老师

靳大成

    我不是佛教徒,却也喜欢读读佛经,看看高僧传,揣摩揣摩坛经故事,如何一花开五叶之类,也和学佛的高人们经常过往。经是好文字,道理也高深服人。唯俺根器太劣,对其因果与宇宙论,下学无法上达,有点不信,有点怀疑,故读虽读,也练功持咒,但不能彻底,不能皈依。但我对于“缘份”,是信的。至少,和文学所诸位老师的相遇,真的是缘份。剪不断,理还乱,永远,永远的缘份。和栾勋老师,更是一种缘份。

    前三年曾听建平兄叹气,某个他下大气力引进的人材,在美读博的优秀女生,来所几年突然要调走,事前完全没有任何招呼。那天该生手里拿着一张表走到他面前,语气不容商量,毫无回旋余地,说请签字。签完字转身要走,一脸决绝,他问了声,某某某,能不能走前稍微坐下谈两句话?某生不好意思了,回来坐下,虚应故事,五分钟不到,就说,那没什么事我就走了。一去再也不回头。我懂,对年轻人来说,这里待遇低,机会少,清水衙门不说,关键是文学所当年的辉煌风光早已不再,和高校比已不具任何优势。这里顶多只是个临时落脚处罢了。我则异于是。自八七年留所二十六年了,虽然一向身处边缘,却也乐得自由自在,单位里任何主流的事都与俺无关,但对于文学所这个单位,种种人事往还,友情,师生情,刻骨铭心般地在意。

    80年代思想氛围之一瞥

    我们84届研究生,有那么一点儿说不清楚的“特殊”,与他们83届老大哥相比(他们这辈出局级领导,我们这辈出江湖散仙),根本没有他们的中规中矩。我们是“玩闹”的一代人。行为上似乎就像如今日的八零后一样轻佻,别看只隔一届,却似有代沟。我们是自我独立的一代,狂放不羁的一代,是新时期不戴红卫兵袖章的造反派,是继续革命批判传统文化并盲目推动且直接参与了引进西风二度的一代。

    看我们高头讲章,看我们口吐莲花、白沫四溅,看我们出尽风头危言耸听,看我们无知可笑却随时指点江山。语言在说我们呀。自以为突显的个性其实不过是上一轮反传统的更为粗暴的复制,只不过比前贤的错误主张多了些无知可笑的轻慢。于是我们在八十年代的高歌猛进中,过早地弄潮,在古汉语说不好的条件下强说着更不通的外语,在历史的必要需求中,制造了无数相当个人性的文化事件。别说,这个大趋势和话语强势,真的唬人,借助其势,再加上历史的真实需求,种种我们的滑稽可笑的随心所欲的经不起推敲的狗屁文字,都变成了堂堂正正的命题被传播与讨论。那种虚骄肤浅狂躁,惹得老先生不断地叹气:切莫把耸人听闻当成振聋发聩呦!还是钱钟书先生话说得透,在新十期十年的学术会上,他专门给所长刘再复的信中说,请转告年轻学人注意,不实之名,犹如不义之财!

    栾勋先生术业专攻中国古代文论,用他常说的话,叫出入经史。但恰逢此世道,他也不能免俗,也抵抗不住。他也和我的所有前辈老师们一样,在学术会议上或者私下讨论中,常常是静静地坐在一旁,认真地听着我们的胡说八道,以为我们口中的“语言在说我”是真正的西方宝典。出于一种前辈对后辈的本能的照顾和爱护,由着我们信口开河,并在所谓新的一定就是未来就是好的之天真信念下,很少当面出来校正我们的错误。与之接语,会听到出自内心深处的巨大的期待,和虔诚认真批判自己承担历史责任,却因满怀希望而非批判地看待我们年轻一辈所以才有的口吻:我们这代人如何如何不行了,而且完全不懂西学,你们外语好,懂得新东西,就看你们的了!在上他的中国古代文论课的时候,他经常讲着讲着先秦文论,话锋一转,就变成了时下最流行的新潮理论的讨论,他愿意听我们讲一讲。其实当时我们也并不真正了解多少,也是二道贩子,说得无非是转手货,往往还是水货。但栾老师仍表现出极大的求知欲,极其认真地听我们讲。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关注二十世纪新批评以后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也许可以说,这背后隐藏了某种危机感吧?

    坦率地说,整个八十年代文学界的学术,我们和师长们一起主宰了潮头,甚至似乎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其实无非是吐了几个卷舌音,说了些欧美原创听不懂我们自己也不懂的“R AND B ”。真诚的老先生们就以为我们是从小喝牛奶吃面包长大的,以为我们得了洋人的真传。其实不然。看着年轻人一个一个冒出来,谠言高论语惊四座,老师辈们显得很谦虚,我们却在老师们面前表现猖狂。我还记得八十年代中期某个文学黑马出来批评李泽厚先生,一时风头甚健,很搏人眼球。栾老师曾私下问我的看法。我说了对此公的印象,他表面上说的似乎是尼采,其实是以自己的黑格尔主义意识形态,驴唇不对马嘴地批判李泽厚的思想,还以为是在批判黑格尔主义。包括他思想与行文的混乱,我再不济,他玩的这套路数和毛病也能看得出来。栾老师的反应,仍是出于对晚辈的爱护,像鲁迅早期出于进化论观点对年轻人的看法,凡年轻的、后来的、晚出的就一定是新的、好的,充满善意地对其错误做了一些解释。这意味着,在我们八十年代学术生长期中,栾老师他们这代人,也是刚刚从文革的梦魘中挣脱出来,他们身上也仍残留着旧的精神镣铐,他们也是第一次面临着如何面对晚辈、学生咄咄逼人的场面,他们当时还没有从容应对的自信和经验。这并不是他们个人的事情,而是五十年代发展中断再经文革浩劫被摧毁扭曲的一种精神思想知识系统,面临新的形势如何自处,如何应对,如何变形、成熟的问题。有些做西方研究专业的师长转身很快,似乎如鱼得水。但做传统文化历史研究的人,这个转弯可就不那么简单容易了。在趋新蹈虚的风气下,他们扎实笃学的脚步让他们远远落在了风头人物的后面。

    为人谋忠 为己谋拙:不会生活的老先生

    栾老师的生活也是几十年一贯制,没有任何新变化。他特殊的家庭情况让他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一年,我们去南方参加一个学术会。我们坐在火车上一直聊天,到了饭点儿,我们几个年轻人,邀请栾老师一起去餐车吃晚饭。真是造孽呀。八十年代中期,我估计当时他的工资收入,也就是百余元吧。可我是当过七年工人,文革后第二批涨工资,带着三级工的工薪读的大学,而且没有子女,没有负担,一向“豪放”惯了。而且也不知道栾老师的家庭负担,就点了四个菜,加啤酒。点菜前,面对我们这几个学生,栾老师说,今天我请客。语气很硬,不容质疑。我也完全不了解他的情况,按照常理想当然地以为应该没事。印象中,这顿饭大概花了三十六七块吧。只见栾老师面无表情地付了费。事后我才知道,这大概是他身上带得全部的钱款。

    栾先生的家境后来是越来越窘迫。他自奉甚俭,可仍然堵不住家中那个巨大的窟窿。他借遍了,乃至于在一定范围影响了信誉。现在,今天,我也早就做了父亲,我完全能够理解他的心情。我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对他的身世处境有更深的理解,给予更多的帮助?在我的师友中,关心他帮助他的人非常多,人人皆伸手。可是,仍然改变不了他的命运。行文至此,我得对我的老兄许明,真诚说句谢谢。他这二十多年,真正做到了对栾先生的尊敬和帮助,远远超过了其他人,包括他调离单位去了上海,每次返京时,也仍不忘记去看望栾老师,并没有一次是空着手去的。

    就是这样的不幸,就是这样的憋屈生活,栾老师仍然有他自己的天地,有他的坚韧。回想起来,九十年代初的某一天,他把我和陈燕谷召集前来,一起商量,认为到时候了,必须有一个对传统经典的再认识,而这一点需要从学术上细致地梳理。因此,他想做一本书,再论先秦文化,不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和新材料,就是从现有文本出发,凭借你们熟悉的西方现代主义文论,重新阐述中国传统的精神命脉。我还记得当时的反应,一是感觉有点突然,二是我们缺少学术准备。我和陈燕谷商量了一下,回复说,这个项目工程太大,需要大动干戈,不是三五年能完成。或者我们暂且先放一放,等到合适的机缘再说?这一放,就是十年二十年过去了。现在想来,也许当初真的应该答应栾先生,一起把这本书做出来,哪怕是开个头,拉个大纲,深入地听一听他的想法也好!

    前清人仍继承着传统,知道给老师,教席,乡老,家长,前辈,尊长,每年就是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碳敬,或者节敬。我虽不知礼,但最后十几年,遵守了这个规矩,至少,每年的腊月或者节日中,必去栾老师府上看望一次。每次去,坐聊有长有短,但几句话,就能听到平时听不到的声音。栾老师心里有我,一直挂怀,所以见着我以后,说的话,从学术到人生,大到天下,小到职称和个人生活,都是一一点到,看着他日渐苍老的面孔,听着他一次又一次重复的话,心中只有感动。他这个人,是为人谋忠,为己谋拙呀。

    栾老师去世后的告别仪式上,碰见了陶文鹏老师,他非常感慨地讲了栾老师的一件小事,我听了相当震惊。那是八十年代初,他和栾老师出差去了新疆。在乌鲁木齐的一个大巴札(市场),他们正从那里穿行,忽然身后传来追逐喊打的声音,只见一群人手舞棍棒、刀具,在追一个年轻人,大约是因为什么原因发生了冲突,双方动了手。此时周围的路人纷纷避让,躲闪,更无人敢出头。当年轻人从栾老师身边跑过去后,他突然横跨几步,站在马路当中,拦住了那几个持械狂追的人。他手里拿着自己的社科院的工作证,大声地用一口淮阴腔普通话劝阻这几个手持棍棒刀具的追赶者,非常真诚急切地说:我是北京来的,我不认识那个人,但你们千万不要冲动,如果这样下去,要出人命,可千万使不得!栾老师身材矮小,清瞿瘦硬,平日文质彬彬,如果不是陶文鹏老师亲口对我说,我是想象不到他能有这么大的勇气出头来制止这种街头暴力冲突的。别看我习拳练武快四十年,说实话,如果我遇见了这种事情,敢不敢出面干预还真不好说。但栾老师当时并无丝毫犹豫,挺身而出,硬是果断地拦住了这伙追兵。可能他的正气、勇敢、真诚起了作用,那伙人就真的没有再追下去,终于使一场危险的惨祸消于无形。

    八十年代有一回在苏州开会,晚宴后,我们都喝了点酒,就问主办方,晚上有没有安排舞会?这里我必须说明一下,当时的舞会,是真正的交际舞会,非常“素”,绝对没有邪的歪的。主办方果然已经准备了。于是,我们三三两两来到舞厅。要是按今天的眼光看,整个舞厅的布局和设置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可在当时,音乐一响,仍然弥漫着一种飘渺迷离的气氛。我们其实也不会跳舞,无非就是年轻胆大,敢搭着女生的肩走路,拍子是全谈不上的。中间一次休息时,我回到墙边座位,正好挨着栾老师。他不跳舞,只自己坐在角落里欣赏,眼前的桌上放着两瓶打开了的汽水,两眼炯炯,喃喃地说,(淮阴腔)青春啊,人生啊!我能体会出在这灯红酒绿,乐音枭枭中,有一种深深的中年人的感叹。在回京的火车上,我在车站买了只烧鸡,一瓶白酒,几个师长同学围坐着,一起喝酒,啃鸡,谈人生,谈学术。一讲到学术,他就变了一个人,一一考问,你有什么根底,读过什么书,对某某问题如何评价?我还记得,当时是外文所的一位老先生问何西来老师,到底六十年代,蔡仪,李泽厚,朱光潜,等等,他们争论什么?何西来老师娓娓道来,谁谁谁什么观点,主张什么,论点何在,有谁质疑,真正精彩!于是话题又聊到了何其芳,杜书瀛老师就详细解释了何其芳的共名说,内容何在,理据是什么。酒快喝完之时,栾老师突然说了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不了解传统经典文化,就不可能建立新的现代文化。反传统的意思是重新开始,绝对不是要抛弃传统。说实话,在当时,我听了这话,根本不以为然。现在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才理解这话的意思。真乃颠扑不破的真理!回身四顾看看我自己的子侄辈,学生辈,七零、八零后们,常常表现出无知无礼,包括根本不了解不知道不清楚就敢对传统文化与历史大胆开口,从简单的道德判断出发轻下断言,既不能进入复杂的历史过程与细节,也无法理解前人的复杂心境,此时此刻,也只余一丝无奈微笑,这是语言在说他们,不是他们说语言。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被谁说。其实,夫子所谓四十不惑,不就是不被流俗卷着走,开始了我说语言吗?可惜啊,俺已奔六之人,才刚刚开始尝试我说语言。呵呵,此乃人生必经,历史必然,叹无可叹,唯希望后来学人,能醒悟得稍早一点儿。比我们少走一点弯路,少一点无知的主观固执,就能多一分对自己对人生对历史对世界的深刻理解和认识。

    最后的叮嘱:“执两用中乃常道”

    栾老师精于思考,亦擅著文。他写的文章,不论长短,也不论发在什么地方,比如,发在他的家乡淮阴师专的院报上,都会被反复转载,被人大复印资料刊发。但种种因素制约着他,很少能够把当初的势头持续下去。但他的思考从未停止,只要你和他聊天,就会感受到他的执着,长年累月,坚持不懈,始终在追问中国传统古典文化的那个究竟。但他的确不是那种追着赶着发表著作的人。淡于名利,内心沉稳,他只是慢慢思考,慢慢整理,一篇一篇地发表。特别是他以副高职称退休以后,开始每年发表一两篇非常有份量的文章,象说“环中”,论契矩之道,论神思,等等,虽文章不长,但很有内容,相当深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发现。从他晚年的这一批文章中,也能看出他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先秦诸子的思想,已经形成了有体系的相当成熟的想法了。所以,在他最后一次因病入院,我和高建平去看他时,他好象是在交待后事,又像是吐露心声,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我们现在必须把“矛盾论”改过来,用“两端论”来代替它。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需要坚持的不是矛盾论,是两端论,执两用中才是常道呀。这个,要做一篇大文章!我知道,他这已不是在说古代美学思想了,他是结合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与思考,站在历史的高度,为中国文化当下的症状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听了他的这番话,我和建平当场答应,等过了年,开了春,天暖和了,带几个学生过去,专门听他讲,并录下来,好好整理,形成正式文字后再深入讨论。可是我们都没有想到,栾老师竟然没能挺过去,那次探病竟然是永别。

    这里我略有一丝迟疑之感。

    以栾老师一生的追求,以他的眼光,才性,以他的学识,在今天时下的潮流风评中,他会怎么看待自己呢?他此生成功吗?他完成了自己吗?他对自己的生命历程感到满意吗?或者说,师辈们一生的努力成就,能够为我们留下什么?能够对前人后人有所交待吗?他们该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看着网络上、微博上年轻子辈对我们五零后的指责、批评、漫骂,颇有文革再来之感,无非是无限上纲,胡批乱斗,一杆子打翻一船人,似乎我们是可怜的什么也没做的愚昧无知上当的一代。面对这样的喧嚣,栾先生他们这代人会当如何呢?某种意义上,当年我们不也是这么看待师辈尊长的吗?

    一个人所遭逢的历史条件,时代环境,无法选择,不由你个人说了算。你是被抛入漫漫人生的。因此,师长前辈所经历的社会生活之变迁、动荡,经历的文革浩劫,思想专制,精神压抑,对传统文化前所未有的破坏,知识信息贫乏闭塞,也属历代仅见,虽然,仍能从中坚持正见并挣脱而出者,殊为不易。同时,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西风二度时,清末民初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场景,似乎又在重现。在道德、文化价值方面,坚持古典传统的立场,我想,有些人还是能够做到的。能够同时再坚持一种学术上的贯通,和当下对话,和西学对勘,并落实到具体的身体力行中来,几十年如一日地持守,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法华转,转法华,栾勋老师,您做到了吗?要是从世俗眼光来看,他著作不多,名气不大,似乎不算一个“成功”的学者。个人家庭生活情况亦如前述,也不会让他感到安逸,更不会开心。国事家事,匆匆一生,略显落魄,心理负担,相当沉重。但即使在生命最后时刻,仍不忘把几十年的心得与信念,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来探视的后学晚辈,只那一句以两端论取代矛盾论,执两用中是常道,透露出的消息,说明他的人生境界思想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在这个意义上,不也是求仁得仁,完成了使命了吗?夫子晚年子丧徒死,心境悲凉,感叹久不复梦见周公矣。然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一眼看清百世,言语道断,欲仁斯仁,在他身后而起的儒学,不就像是已听到了暴风雨前的滚滚惊雷了吗?

    此时此刻,栾老师,我想对你说几句话。我知道你对我,对我们“年轻人”(如今已奔六,不再年轻了)有期许。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届近耳顺之年,也在我五十八年的动荡,摇摆,浮沉,徘徊,曲折中,近些年来真正坚定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孔子思想及以他命名的先秦儒家学说,包括道学,不再是外在于我的“客观”研究对象,而是活泼泼的,能够上身的,必须践履的,坚定笃行的精神信仰,思想指针。在您这代人和我们这代人经历的风风雨雨中,中国文化屡受重创,惨遭浩劫,在一轮又一轮的逆风苦雨中,摇摇晃晃,步履蹒跚。但中国文化的精神,并未断绝。它通过你们,通过我们,活在我们的身上,而焕发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新的历史语境,危机与挑战,更是激发了它的伟大创造力。在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我感到充满了自信。德不孤,必有邻。不必向外寻找圣贤哲人,不必抱怨什么当代中国没有传统文化大师,我们自己就要做无恒产而有恒心的有恒者。念兹在兹,守中用中。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慎思而笃行,一以贯之。我想,即便起夫子于地下,看到今日的社会历史情境,哪怕圣人复现于此,也无能出其右者,也只有发扬直道而行的躬行精神吧?那伟大的仁学思想与中道观,必将融会于人类普世通行之道而放射光芒。对于这一点,正像三千年前夫子曾无比自信地说,其虽百世可知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刊发《文化纵横》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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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述

习近平

    格言:老实做人,扎实做事;不事张扬,只求实绩;勿忘人民,甘作奉献;鞠躬尽瘁,奋发有为。

    简述:我1969年从北京到陕北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

    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记得父亲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走上社会后,对这一点的体会就更深刻了。我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较好;如团结处理不好,凡事就做不好。特别是当年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得就是团结。

    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

    回想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

    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而后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渴望着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个机遇。

    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刘冰同志主持工作。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

    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

    上山下乡中对学习的渴望,使我与清华大学结下了读书缘。从政近二十年后,我在职读博士研究生就是在清华大学读的,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我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
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WTO等进行系列研究,著书并发表文章。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对基层有了深刻的了解,作出了再下基层的选择。1982年我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河北正定县。当时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至河北之前是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有刘源和我。我们俩不谋而合,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练人。有了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对再下基层充满信心,并义无反顾地下去了。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
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研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能说得过去吗?

    总之,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
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彭丽媛谈幸福家庭生活

习近平夜读诗书[图]

    习近平和彭丽媛这对夫妻,一个是中国的政坛新星,刚刚当选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中国久负盛名的少将歌唱家。两人的爱情故事一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们组成的家庭会是怎样的呢?

    彭丽媛15岁考入山东艺术学院中专部,18岁参军到总政,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攻读大专、本科直至研究生,获硕士学位(我国声乐专业最高学历)。她是国家一级歌唱演员,全国政协委员。

    20余年的舞台生涯,彭丽媛为什么总是光彩照人,有什么秘诀?她坦言道:“这跟我的家庭有关,如果我的婚姻不幸福,心有磨难的话,我能有这个光彩留给大家吗?”

    对于事业和家庭,彭丽媛的态度很鲜明:“一个女人,事业和家庭都很重要。若叫我为事业,不要家庭、不要孩子,我觉得不可以理解。家庭是女人的靠山,是平静的港湾。我的家庭,同所有老百姓一样,是一个普遍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彭丽媛原以为自己熟悉农村生活,吃过不少苦。可未想到,习近平经历过的生活比她更苦。

    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6月,祖籍陕西富平。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文革”中,习仲勋是第一批受冲击的干部,而这个家庭也是“文革”中被冲击的第一批干部家庭之一。

    1969年1月,习近平插队落户到陕西省延川县一个名叫梁家河的小山村,直到1975年回北京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习近平被分配到国务院办公厅,担任耿彪同志的秘书。

    在陕北农村时,当地的老百姓有空就爱跑到习近平的土窑里,听他侃大山。习近平给父老乡亲讲大山外的世界,讲古今中外的事。村里人深深地爱上了他,老老少少都喜欢找习近平聊天。习近平酷爱学习,白天干一天活,深夜还要在煤油灯下读书,读那些砖头一样厚的书。

    1972年8月,习近平作为知青积极分子,被延川县抽调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路线教育”。1973年冬天,习近平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带领社员到寨子渠打坝,当时天寒地冻,打坝的河渠里冰块很厚,不处理掉,坝基不稳,春天一融化,坝就塌了,会劳民伤财。

    工地上,习近平做了下渠挖冰块的动员,可是寒冷刺骨,社员们没有行动。习近平二话不说,第一个跳进冰水里往外搬冰块。干了一阵,群众感动了,纷纷脱掉棉袄、棉裤下水干了起来。习近平带领社员们日夜奋战,给村里打了十几个土坝,治理了好几条烂沟。习近平还给社员们大办沼气,解决烧柴问题。

    当时,陕西省政府有关部门曾专门到梁家河召开推广现场会。

    1975年,习近平被推荐上清华大学,临走时,家家户户都请他吃饭。走的那天,全村人都没上山干活,排了很长很长的队送他上路,送了十多里,社员们还在送。

    习近平哭了,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不想走,就在这里扎根农村一辈子吧。”一个和他非常要好的青年农民大声对他吼:“你快走,你上了清华大学,我们就有条件去北京,要不然去北京没有人管我们的饭。为了我们将来看北京,你非得走。”

    之后,送行的社员才依依不舍地回去了些。但十几个年轻人一直步行60华里送习近平到县城,晚上又一同挤在国营旅馆的一间平房里打地铺睡。第二天,习近平带着社员们到照相馆照了纪念照。

    那是山里人第一次照相,用了5.50元钱。习近平付钱时,社员们不让,你三角他五角就凑够了。 很多人认为,作为高干子弟的习近平身上却有一种“平民情怀”,这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

    有的人朝夕相见相知甚浅,有的人初见一面就相见恨晚。彭丽媛和习近平就属于后者。本来,彭丽媛最不喜欢那种媒妁之言介绍式的恋爱婚姻。她想象中的爱情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浪漫。在她的心灵深处,意中人既有清贫的书香之气和质朴无华,又有寒门天才的自信与傲骨。然而,她自己也没料到,命运安排给她的伴侣却是一个高干子弟。

    1986年底,朋友给彭丽媛介绍了个对象。当听说此人在厦门工作时,彭丽媛说:“两地分居怎么办?”她本不想接触,但听朋友说此人“出类拔萃”时,才答应见见面。当时彭丽媛已在歌坛拥有一席之地,且是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早在1982年她就已参加中央电视台第一届的春节联欢晚会,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获得满堂彩。

    见面当天,彭丽媛故意穿条大军裤到朋友家中。她有意考验一下对方是否只重外貌。一见面,彭丽媛心灰意冷,对方土里土气不说,还非常显老。谁知那人一开口就吸引了她。

    他不问“当前流行什么歌”、“出场费多少”之类,开口便问:“声乐分几种唱法?”

    彭丽媛回答后,他又问:“很对不起,我很少看电视,你唱过什么歌?”“唱过《在希望的田野上》。”他“哦”了一声,“这歌我听过,挺好的。”

    也许这就是心有灵犀。女友在楼下喊她,她没有走。她不仅同他谈了很久,还和他约定了下次“不见不散”。

    彭丽媛说:“当时我心里一动——'这不就是我心中的他吗?他纯朴又很有思想。’后来他告诉我,'和你相见不到40分钟,我就认定你是我的妻子了’。”

    第二次握手,两颗心更加被对方强烈地吸引着。他为她的执著、纯朴、善良而倾心;她为他的深刻、坦诚、顽强、也为他的事业心而倾慕。习近平坦诚地告诉她:“我从事行政工作,很可能一天十几个小时都不能顾及家。”彭丽媛说:“事业搞好了,家庭才能搞好,两者相辅相成。”

    谈历史,谈现在,谈中国,谈国外,谈生活,谈追求。临别时,他深情地对她说:“虽然我们都受过很多苦,但是我们都保持了原有的纯真和善良,希望再次相见……”

    结婚这么多年来,他们总是聚少离多。习近平先是从厦门市副市长岗位上调任闵东宁德地委书记,后调任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2002年11月又调任浙江省委书记,2007年3月,任上海市委书记。重任在身,他不能常常回北京来;而彭丽媛的工作单位在北京,也不能常常到丈夫身边去,两人一直过着当代牛郎织女的生活。可做丈夫的从不挑理儿,相反,他在生活中总是对彭丽媛说:“国家培养你那么长时间,尤其是部队培养你那么多年,已形成了这个状况——许多观众都离不开你,我不能让你为了我马上离开舞台,那样也太自私了。”

    彭丽媛很少对家庭付出,而习近平也要求不高,所以他们结婚后,心态一直都是平衡的。他们工作性质不同,但相互之间总能找到契合点。他搞行政,她当歌手;他研读政治、哲学书籍,她博览艺术、文学作品。习近平对彭丽媛不仅有丈夫的体贴和照顾,还有着师长般的关怀。“或许是年龄差距的缘故,他待我如同小妹妹。我认为他是所有女人心目中最称职的丈夫,女儿心目中最称职的父亲。近平很辛苦,心里牵挂着千家万户,哪里顾得上自己?有时我去看他,他还要把会议、下乡往后推,就为了有时间和我在一起。我觉得太麻烦他了,就很少回去。一回到他身边,我就给他做可口的饭菜,调剂一下生活。”像普通妇女一样,彭丽媛也操持柴米油盐,上街买菜。

    彭丽媛怀着平常心过非常平凡的生活,她从不将台上的感觉混同于台下的感觉。“近平回到家中,我从没有意识过是什么领导来了,他在我眼中,只是我的丈夫!我回到家,他也不会想什么明星、名人来啦,在他眼中,我就是他老婆!”

    习近平面对彭丽媛总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从未要求过彭丽媛在家做家务,伺候自己。他说:“我没有为彭丽媛的事业,生活方面操心过也帮不上忙。因此,我怎么能反过来要求她做这做那呢?只要她一切都好,在家干不干家务,我都高兴。”

    彭丽媛拿到硕士学位那天打电话告诉习近平,“是吗?”电话那头是习近平不紧不慢的声音:“你赶紧回来吧!”彭丽媛问:“怎么不祝贺我?”他说:“有什么好祝贺的?我这里有一大批硕士,还等着分配工作呢。”

    习近平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每次彭丽媛到他那里,他从不声张,很多可以携夫人一起前往的场合,也都不让彭丽媛参加,说:“成天带着老婆,别人会说闲话,影响不好。”

    习近平对彭丽媛的要求更是严格,他曾与她约法三章:“我是党员干部,你可不能走穴。”彭丽媛严格遵守。“近平是个很好的人,在任何人面前都不摆架子。他的同学有的出国成了富翁,他有条件出去,但他却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做人民的公仆。所以,我不能让丈夫放下五百万父老乡亲的重托而为自己一个人!”

    彭丽媛不仅深深地理解和支持自己的丈夫,在生活上也总是尽可能地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彭丽媛头一回到福建探亲,才体验到南方过冬没暖气的滋味。回到北京,她就惦记着给近平做一床棉被。街上卖的尺寸小,近平个子高,盖不住脚。她想起山东老家的棉花好,特地叫妈妈用新棉花做了一床6斤重的大棉被。

    正巧她要外出演出,先去东北,最后回到福州,她就背上鼓囊囊的大被子上路了,沈阳、长春、鞍山,走一路背一路。 搭乘沈阳——福州的航班时,有两个旅客指着她的大被子打起赌。 一个说:“这人像彭丽媛。” 一个讲:“笑话,彭丽媛能背着被子到外地演出吗?不信咱俩打赌!”

    同行的演员看着彭丽媛戴着墨镜,扛着被子的滑稽样更是一路取笑个不停。可她依然笑着说:“我彭丽媛就不能为丈夫扛回被子?!”

    到了福州,彭丽媛抱着被子颠簸了300多公里才到宁德。 当时,习近平还在宁德当地委书记,他盖上了新被子,连声说好。

    因为晚育,彭丽媛的女儿比妹妹的孩子还小。1992年,彭丽媛临产的日子里,习近平也不能陪伴她。为了工作,他依然三天两头下乡。那段时间宁德地区遇到强台风的袭击,习近平去了抗洪抢险第一线,整整三天三夜都没回家,更不用说到医院探望彭丽媛和孩子了。

    说起孩子,彭丽媛非常动情:“当初,我希望生个儿子,近平却希望生个女儿,结果还是他如愿了。看着他和女儿在一起时喜滋滋的模样,我怎能不乐在其中?女儿很像他,也和他最亲。我带她时,她老是调皮捣蛋,可是一跟她爸爸,她就乖得像只听话的小猫。”

    他们的女儿小名叫木子,大名习明泽。“希望她将来清清白白地做人,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说完,彭丽媛露出了母亲的满足与自豪。

    (文/佚名 摘自《湛江晚报》2007-10-05 ,原标题为《彭丽媛谈幸福家庭生活》)
 

 

 

来自星星的王岐山

栾慧、赵良美

2014-03-19

  66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3月5号那天回到“老家”——北京市人大代表团参与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王曾经担任北京市长,在听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谈及文化体制改革存在问题时突然插播。
  “现在网上很时髦的一个韩剧,叫什么星星?”王岐山问。
  代表们沉默。有年轻代表小声提及:“《来自星星的你》。”
  “对,《来自星星的你》。你看,你们官员都不知道。”王岐山说。全场大笑。
  王岐山说,他此前也看过韩剧。笑声之后的王岐山显得有点语重心长:“韩剧为什么占领了中国?甚至漂扬过海占领美国和欧洲。前几年他们就出了一个江南style。”
  王岐山说:“我也有一段没一段看看韩剧。韩剧走在我们的前头,它们的内核和灵魂,恰恰是传统文化的升华。”
  《来自星星的你》的男主角都敏俊长相英俊,是一位400多岁的外星人,有一份大学教授职务,对女主角深情款款,还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超能力,多次挽救女主角于危难之中。
  66岁的王岐山也有过研究室工作经历,精力充沛地忙着一份看上去可能是最忙碌的工作,对这个国家的反腐败事业深情款款,根据中央对腐败问题的共同看法,不反腐败,可能就亡党亡国。
  王岐山和都教授一样,也是一位拯救者。

  政治局常委的书单

  “睿智的、有几屋子书的都教授”是一个艺术创作角色,王岐山读的书,可是实实在在的。他不仅自己读书,还向别人推荐书籍。
  王岐山可能是最喜欢把自己的爱好说得极其详细的领导人,一般来说中国领导人甚少在公众面前谈及自己极为私密的个人生活和喜好,大多数谈论的,也都是喜欢的运动,提到阅读,也往往甚少谈到读什么书。
  王岐山是个例外。他会说看韩剧、听江南style,还跟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样追看美剧《纸牌屋》;他推荐的几本书,包括《旧制度与大革命》、《大清相国》和《公正》都受到各级官员们的追捧。

  王岐山很爱看书

  1969年,21岁的王岐山到陕西延安冯庄公社插队,成为一名知青。知青生活艰苦,白天要干农活,还吃不饱饭。每星期干6天,周日休息一天。很多人会在休息时打扑克,但王岐山却选择了读书。他趴在石板桌上看数理化,有时候甚至读一本外国的经济学书籍。
  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这本经济学的书是王岐山从习近平那里“扣”下来的。当时习近平在延安梁家河插队。有一次,习近平从北京返回梁家河,中途在王岐山处借宿,两人合盖着一床被子,习随身携带的这本经济学书就留给了王岐山。
  插队两年之后,王岐山离开冯庄公社,到陕西博物馆充当一名讲解员,其后又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西北大学就读历史系,毕业后再次回到陕西博物馆。王在西安参加了当时青年们组织的地下读书会,甚至读到一些禁书,比如威廉·夏伊勒所著,源于纳粹德国档案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等。
  “文革”时期,各地盛行这种地下读书会,成为很多年轻人获取知识、得到精神支持的重要途径。
  1979年,王岐山回到北京,成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名实习研究员。3年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看中了他,将他从社科院调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其后,王还担任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的所长。在此期间,他没有改变的习惯就是阅读。
  即使后来担任政府高级官员,王岐山在公开场合也会谈及看书。在担任北京市长期间,他反对官员讲套话,说,“有这时间还不如省下来读书”。2007年离任北京市长一职,在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之前,他也利用这一空闲时间“多读书”。
  他把韩剧流行归为内核传统:“文化产业的前景,还是离不开老祖宗的东西”,而这个结论是他“努力看书,从而悟出的道理”。
  王岐山喜欢读书,也喜欢荐书。
  1986年,他在担任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期间,就开始给朋友们荐书。当时,他推荐阅读的一本书是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所著的《激荡的百年史》。这本书就是一本日本现代化发展史,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讲起,到二战后日本重建。当时在所里工作的王振耀说,这本书其实是提醒大家日本在现代化中走过的哪些路我们需要避免。
  2012年,有两本书因为王岐山的推荐而声名大噪。一本就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著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另外一本则是官场小说家王跃文所著的《大清相国》。
  这两本书,王岐山早在2007年就推荐过。时隔5年,王岐山跃升中央决策层,这两本书重新一夜爆红。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王岐山在2012年11月30日,与反腐专家们座谈时提到的。彼时王刚刚被任命为中纪委书记半月。这本书阐述的大革命背景跟现在中国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
  《人民日报》曾就此评论称,当前的中国和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和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所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说。
  2011年,王岐山在西安看望大学时代的老师张岂之时,告诉老师,自己正在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我问为什么要读这本书?他讲了几点,说可以给我们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张岂之告诉《博客天下》,自己当时还没有看过这本书。“他讲了以后我再看,我觉得他的介绍还是准确的。”
  如果说王岐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可能跟其所学专业历史有关,其推荐的另外一本书《大清相国》,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书中所刻画的康熙重臣陈廷敬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一些人格理想。
  陈廷敬游历官场几十载而不倒,但他并不是一名庸官,而是一名能官、廉官。作者王跃文曾说,陈廷敬自身过硬,而且敢于去碰触一些难题。

  强势反腐

  《来自星星的你》里的都教授有底线,自己喜欢的女主角提交了一份抄袭论文,他会当场判为零分。十八大后接掌中纪委的王岐山,对自己、身边人和纪检队伍近乎苛刻。不通人情这点上,他有点像一个外星来的人。
  在王岐山身边的工作人员眼中,他是一个风趣而且爱开玩笑的人,只是这些玩笑在涉及腐败议题时会戛然而止。在两会上,王岐山与代表们讨论《来自星星的你》其实只是插曲,他更多的时间是在谈“党风廉政建设”。
  2012年十八大上,王岐山当选为中纪委书记。总书记习近平警醒党内,“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这位铁腕人物如何反腐引起媒体热议。
  半个月后,王岐山主持召开了一场与专家的座谈会,会风突变。
  中纪委从2000年开始,就组织专家座谈,许多与会的专家曾多次参会。在此次会议上,第一位发言的专家刚刚说了一句“尊敬的王书记”,就被王岐山打断,让其不要讲套话,不要念稿子。
  “参加王某人的会议,不准念发言稿。”王岐山说。
  其后参会的专家们纷纷放弃讲稿,从各个角度对反腐提出建议。对有些建议,王岐山连连点头。而专家们的讨论也时有“思想的火花迸出”。
  有观察人士注意到,以往参会以刑法方面的专家居多,现在囊括的专家包括各个层面,行政、司法,甚至政治学,反腐有从事后严惩向通过政治制度设计、事先预防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在2013年1月份召开的中央纪委委员学习十八大精神研讨会上,王岐山直接布置了“作业”,让中纪委委员们在下午开会之前先交一份亲自撰写的学习心得,根本来不及召秘书代笔。
  运转了10年的中央巡视制度亦发生了改变。2013年5月,中纪委派遣了10个巡视组到地方和企业巡视。与以往不同的是,巡视组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是一次一任命。
  巡视组巡视之后发表的通报也变得简洁而尖锐,少谈成绩,多谈问题。比如9月19日出版的《江西日报》在刊登第八巡视组的巡视通报时,全文一共1380字,65字肯定了当地的成绩,243字直陈当地官场“收送礼金”“带病提拔”等问题,再配以293字的严肃整改建议。
  5个月后,中纪委又展开了第二轮的巡视,此番重点放在了“一把手”的腐败上。
  “己不正,何以正人?”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后,将相当一部分精力也放在了纪委成员本身的监督上。
  2013年5月27日,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要求系统内的所有在职干部和职工,自行清退所有收受的各种名目的会员卡。
  王岐山的一位老友曾向媒体透露,前些年曾经有一位国企老总送给过王一张高尔夫球场的荣誉卡,后来王翻箱倒柜地找出来还给了该老总。
  王对于自身的严苛不仅仅是在中纪委书记任上。早在担任北京市长时,王岐山就表示,“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南方人物周刊》曾经在报道中提及,王岐山在北京工作时,市政府给了一套房子,但王在上调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王就将这套房子交了出去。
  2013年9月,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上线,反腐举报又多了一条权威的路线。王岐山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王岐山重视网络反腐,他自己身边还成立了一个网络工作小组,专门收集网络上的反腐信息。而中纪委秘书长崔少鹏透露,网站正是在王岐山的主导下建立的。
  网站的成立并不意味着线下工作的轻松。香港《凤凰周刊》曾在报道中披露,王岐山要工作人员把上访民众当亲人,接访时不能踢皮球。
  甚至称呼上也有要求,“看身份证后确定对方的年龄,大10岁以上要叫‘老叔’,大10岁以下的叫‘哥’,小的要叫‘兄弟’。一进来首先要握住手,然后另一只手半搂住对方,热情地道一声‘欢迎’!”
  与这些反腐举措推出的同时,是重量级高官的纷纷落马。公开资料统计显示,从十八大后至今,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已达22名,平均每月有2人落马。

  救火者王岐山

  都教授400年间从事过非常多的职业,医生、公务员、律师、银行职员和大学教授。王岐山的职业生涯中也从事过多个不同领域的工作,其中大多数时候是“救火”。
  王岐山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后来进入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研究室,担任实习研究员。对王来说,这是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他也干得很不错。这段时期,他参与编撰了《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和《民国人物传》,展现了出色的文字功底和史料处理能力。
  “如果这么发展下去,他肯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员。”时任民国史室副主任的朱信泉说。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刚刚结束,中国这艘暂时搁浅的巨轮正在试图调整航向,将重心逐渐转移至经济发展领域。
  也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王离开了历史的故纸堆,逐渐转向了与现实联系紧密的经济的研究,并且开始在官场崭露头角。
  这一研究领域的转变跟两个人关系紧密。一个是黄江南,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社会学家李银河。
  黄江南热衷于举行小型沙龙,认识了很多人,包括来自于《农民日报》的记者翁永曦以及李银河。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高度关注,特别是对当时经济发展上隐隐存在的“大跃进”风潮颇为警惕,他提出国民经济结构失调论,称中国在80年代初可能要出现一次结构性的经济危机。
  这一言论引起了李银河的关注,她把朋友王岐山介绍给了黄江南。黄与王似乎“相见恨晚”,在黄眼中,王虽然是学历史的,但“非常聪明,对经济知识的理解和吸收非常快”。王提出向中央提交一份报告。
  四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包括黄江南、翁永曦、朱嘉明和王岐山,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当时经济形势的分析报告,由王转交给姚依林。姚又将报告转呈给了陈云。最终这份报告达到了中南海,他们得到了一次与时任总理对话的机会。
  这是王岐山第一次担任基层与国家掌舵者之间的联络者。其后几年,他一直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1981年,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成立,该所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两套班子一套人马,由杜润生掌舵。杜润生赏识王岐山,在1982年将其从社科院调到农研室。农研室坐落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9号,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九号院”。
  在“九号院”,王的组织能力逐渐展露出来。他很快从联络室成果处的处长成为副主任。他热心、做事勤快,保持基层年轻人与中央的联系。
  而王此时的工作模式亦露端倪。他不讲套话,跟杜润生汇报工作极简短。
  王岐山在九号院待了7年,曾参与起草中央有关农村问题的多个一号文件,成为一名农村问题专家,从1988年开始,他转入人生的另外一站——金融。
  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广东受到波及。作为广东的窗口企业,“广国投”,即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发生严重资不抵债的情况。在政企不分的年代,“窗口型企业”享有政府支持,被视为政府的代表。这也成为广国投可以融资的基础。但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核算,广国投的负债率超出了政府的偿还能力。为此,王岐山决心让广国投破产。
  在广国投的债权人中,有一部分是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他们对王岐山的决定感到愤怒,表示要跟中国打官司。王岐山面临双重压力,既要维护中国利益,又要考虑到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上的形象。为此,他一方面坚持强硬,表示,广国投的破产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另一方面,他也向国际金融机构解释,窗口企业已经跟政府分离。
  王岐山成功处理广国投破产事件,被赞“有理有力有节”。2000年,王岐山回到北京,担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2002年,他又接受另外一项“救火”任务,被调往海南担任省委书记,解决这个房产泡沫破灭后的海岛经济发展的方向。
  但王岐山在海南只待了5个月,刚刚提出海南要走“生态立省”之路,2003年4月20日,他就被紧急调往首都北京,处理这座因SARS袭击而深陷恐慌的都市。
  王岐山将抗击SARS视为一场战争,在4月24日召开的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他直指,“军中无戏言”,要求工作汇报“一是一,二是二”。
  王岐山放弃一贯低调的做事风格,主动走到媒体的聚光灯下,接受采访,公开疫情,同时,他切断污染源、火速建立小汤山医院,经过两个月的努力,SARS疫情逐渐得到控制。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北京从SARS疫区名单中消除。

  王岐山的“超能力”

  都教授的超能力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多次挽救了女主角的生命。而王岐山也拥有自己挽救危局的“超能力”:卓越的口才、与人交往的分寸感以及学历史给他带来的长远眼光。
  “年轻时候的王岐山长得很漂亮。”李银河在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说,“我听说,他小时候是孩子王。”
  英俊的外貌,在人际交往中会占有优势,但是要成为领导者,需要的是口才、交际能力和见识眼光。
  这点在王岐山早年的插队生活中已经有所体现。从北京到冯庄公社,男知青们紧随王岐山,女知青则跟随王岐山的女朋友姚明珊。
  在知青们中间,王有很强的号召力。知青们有什么问题,都是找他进行调解。不太听话的知青也是由王来负责“调教”。
  王天生有调和反目者的能力,在陕西参加地下读书会期间,有两名学生“领袖”,因政治观点的差异互不往来,但二人跟王岐山的关系都很好。
  在中国官员身上,幽默被认为是一种稀有元素。当这种元素被用于外交场合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火花。
  2008年,王岐山担任国务院主管金融与贸易的副总理,开始介入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战略经济会谈。在他首次赴美谈判时,他将准备好的演讲稿晃了晃又放回口袋,然后脱口谈起他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看法。
  “在全球化浪潮发展的今天,各国经济发展面临很多新问题,美国存在保护主义也是正常的。”王岐山在讲话中,一面体现出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解,另一方面,他又开玩笑说,中国存在某些保守思想。“我们国家现在有的学者说,开放存在问题,开放得太大了,华尔街那批人太会赚钱,把我们的钱都赚走了。”
  直率和幽默的发言,令美国人耳目一新,连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都成为了王的崇拜者。
  美国《时代》周刊在2009年评选出的100位世界最有影响力人物中,王岐山占据一席。《时代》邀请保尔森点评这位昔日的谈判对手。“我所认识的王岐山行事果断,好学好问。他还有略显顽皮的幽默感。他敢作敢为,敢于接受任何挑战,接手以前从未做过的事,并且取得成功。”而在王岐山老师张岂之眼中,历史学专业出身的他,可以令他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一个学历史的人后来去抓经济,把潜在的才能发挥出来了,很投入。现在他抓廉政,最近请了一些历史学家在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议上做了廉政文化的报告,讲中国历史上的廉政。”张岂之对《博客天下》说,“看来他没有忘记着眼于历史的经验教训。”
  历史系毕业生王岐山把韩剧的内核和灵魂归结为“恰恰是传统文化的升华”,《来自星星的你》中的男性形象,抛开时尚的外形来看,确实也倾向于传统:年长、睿智、爱读书、有担当、综合素质强,还擅长解决危机。
  有人说都教授给了对现实中的男性不满的女性一个理想的标杆,那基层群众对王岐山的好感很可能也有类似之处,他给了不满官场陈腐气息的普通人一个关于官员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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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领导集团知识背景看未来十年中国政治走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 马勇

2014-03-17

  编者按:本文系马勇在共识传媒和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的影响以及2014中国的走向”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中共十八大产生的新的领导集团已经开始工作很久了,国内外对这一届新班子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看涨的以为这是中国百年来最好的班底,看衰的以为中国还将在十字路口徘徊,中国极有可能错失十年机遇。

  对于各种各样的看法,我不准备评论,我只是希望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研读新领导集团的“阅读史”,从他们已有的知识背景、知识储备,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观察视角。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届领导集团是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特殊形态,甚至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也没有见过的特殊形态,进一步说,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特殊时代,一个过渡期。

  今天的中国,当然不能直接了当地说成是帝制中国的延续,中国共产党确实给这个国家注入了若干新的因素,但就国家基本形态而言,今天的中国是“党天下”,共产党不仅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且负责这个国家一切日常事务,是比帝制中国“家天下”更集权的体制,因而正像这几年在谈论“中国模式”时突然领悟的那样,中国在经历了向西方学习一百多年后,竟然还有那么多“中国特色”。这些特色,无疑就是帝制中国的遗产。这种说法只是一个事实描述,并不涉及价值观。

  帝制中国历代开国君主无一例外精明过人,智慧超群,是丛林竞争中的强者,凭实力说话。他们打江山、坐江山,理所当然,具有那个时代的合法性。他们无一例外都像秦始皇帝那样,希望江山永固、王朝永续。因而,帝制中国历代王朝开国之后,无一例外注意接班人的培养,想方设法为皇子,以及宗室亲贵弟子提供最好教育,配备全国最好的老师,教他们知识、修养,使他们获得远高于民间社会的教育水准。比如我们现在知道的光绪帝,他的老师都是当时中国第一流学者,如翁同龢、孙家鼐等。对接班人的精心培养,可能是中国历史“超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也曾有过这样的认识,当时创办的或改造的几个高级干部子弟学校如北京景山,哈尔滨的军工大学,以及在苏联的一些特别学校,都具有历朝历代培养接班人同样的含义,期望以最好的教育资源培养一大批接班人,保证共产党的江山不变色。

  但是,毛泽东没有将这个方案坚持到底,在他执政大约十年的时候,就因为其他原因放弃了这个想法。一大批正在读书的年轻人被毛泽东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人都拥有这样的人生经历。

  知青经历当然具有很多正面意义,他们不再是生于深宫养育深宫,像章太炎骂光绪帝所说的“不辨菽麦”的“小丑”。这一代具有知青经历的领导人对中国下层社会有着非常深刻的记忆。这是积极的一面。

  底层生活的负面影响也有。这一代人离开了深宫大院,特别是像习近平这样的家庭,又因为家长被打倒的原因下去,底层社会的负面,让这一代人一览无余,使他们知道中国社会不易,也知道了中国社会的“潜规则”。因而这代领导人在个人修为上并非不可挑剔,这也是他们相互之间制衡伤害的一个弱项,他们没有办法像中国传统政治家那样“内圣外王”,更不可能像历代帝王那样既是政治领导者,又是道德楷模。

  由于这一代领导人很小就离开了校园,离开了书本,特别是那时最盛行的价值观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因而不论这一批年轻人多么爱读书,他们差不多都具有严重的知识缺陷,不知道世界,不能正确地理解世界,所知道的世界是被改铸过的世界,是意识形态重塑的世界,而且具有浓厚的苏俄倾向。习近平曾不止一次说过他对苏俄文学的阅读、喜爱,是可信的,苏俄文学就是195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的精神食粮。

  中国在1960年代与苏联关系恶化后并没有转身投入西方阵营,中国在那个时代向国内所描述的世界,对这一代人世界意识的形成影响巨大。这个世界意识就是对世界充满敌意,就是毛泽东一直告诫全党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因而这一代人内心深处不会轻易相信西方。这一点,又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一直宣扬“悲情”,宣扬“挨打”,一直抱怨帝国主义侵略等有关。

  在文革晚期,被中断的大学招生勉强恢复,以“工农兵学员”的名义让一批人重新回到了学校。习近平、王岐山、王沪宁、刘奇葆等都在这个时候进入大学读书。这是他们知识背景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很快恢复,1977、1978、1979这三个年份进入大学的这批人在中国叫做“新三届”。新三届个别年龄偏大的最近几年开始陆续退休,但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就是当今中国各领域的骨干,也是中国现在领导层中的主流,李克强、李源潮、胡春华等就是新三届的代表。

  19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充满活力、生机的最好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也是过去六十年中最好的。在那个时候,许多现代知识传入中国,几套大型丛书对西方学术的译介深刻影响了这一代中国人,也是这一代中国人今天还能对世界抱有适度理性的一个重要背景。

  1950年出生的这一代,不论是新三届,还是其他知识背景的,有许多人在1980年代出国留学了。尤其是中国历史上再也不会出现的“工农兵学员”这个群体,在那个充满希望的1980年代或出国留学,或重回大学深造。不管是出国留学,还是重回大学,他们对世界,对历史,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应该说与世界主流很接近。但是,这一部分或出国留学,或重回大学深造,都因为读书脱离了社会实践,因而在政治场上也就慢了一步,除极个别的例外,比如王沪宁,更多的人并没有成为当今中国政治层面的主导力量。而习近平、王岐山等这一批在1980年代坚持没有“回炉再造”的实践派,紧随改革开放的步伐,从底层打拼,付出艰辛努力,也就一步步升迁上来。我们不必过高估计家庭背景对他们仕途的影响,他们也是在过去三十年大浪淘沙冲洗出来的政治精英。他们熟知中国社会,知道中国问题在哪里,知道知识的意义,因而这一批实践派在1990年代差不多都到大学、党校读了在职硕士、博士。

  这批领导人在职博士当然没有办法与全职研究生比,含金量当然有差异。从负面看,是“赢者通吃”,是将那些辛辛苦苦读学位的人价值稀释。但是如果从积极层面看,表明这部分人对自身知识贫瘠的恐惧。是好事,不是坏事。

  从这批领导人知识背景看未来中国政治走向,能够得出这样几个看法:

  第一,这一代领导人在政治上仍然是过渡性的,他们的知识构成中还没有现代社会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储备。因而在未来十年,除非发生意外事件,中国不会发生巨大变革,在政治上往前走很远是不现实的。这是知识背景的制约。

  第二,中国政治在这一代领导人主持下向回走的可能性绝对不存在,他们对中国社会底层的认知,对1980年代的回忆,都决定他们在与世界的交往上依然会抱持积极的态度。不会在经济的交往上往回走,更不会重回闭关锁国。

  但是,这一代政治领导人有深厚的毛泽东情结,对毛泽东的政治艺术非常崇拜,在他们灵魂深处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毛泽东影子。这是这一代领导人独一无二的财富、特征。但是,随着毛泽东渐渐从神坛上走下来,这一代对毛泽东的崇拜应该是中国历史的绝响,不可能再影响到十年之后的时代。这一点也是可以预见的。

  第三,中国内部的政治发展在未来十年会增长一些新的因素,比如随着留学生回国越来越多,外部世界更加真实的形象会渐渐改变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当然,这也需要外部世界不断向中国释放善意,更加清晰地解释自己的意图,不要让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借机生事。比如,美国政府“重回亚洲”政策的宣讲,就远不如十九世纪美国的亚洲政策那样清晰,一个“门户开放”简洁提法让中国朝野增加了对美国的亲近感。中国在十九世纪晚期大踏步走向世界,进行改革,与外部世界不断持续向中国释放善意不无关系。而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在政治上裹足不前,甚至有时候感觉倒退,与中国政治领导人对外部世界真实意图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晚清中国领导人也曾怀疑过外部世界的用意,但当他们清楚明白中国的进步是共赢,对中国利多弊少,或有利无弊,因而能够在1901年之后毫不犹豫地踏上政治改革的道路。这段历史很值得国际学术界深思。

 

 

 

红二代与官一代划清界限


    红二代对前二十年的做法很不满意。1989年,江氏上台以来形成的权贵体制,致使中国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把他们老子打下的江山弄得危机四伏,不得不背水一战,这也成了红二代的心结。

    数百名中共太子党集体向习近平表态

    2月15日,在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组织举办的新年团拜会上,有数百名中共红二代太子党力挺习近平。该联谊会会长、中共元老胡乔木之女胡木英在会上作了发言。

    胡木英称:“多年积累的问题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这场斗争极为复杂艰难,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红二代认清形势,在这场斗争中,支持习近平,不打横炮、不帮倒忙……”

    陈毅之子要与官二代划清界限

    去年11月6日,大陆媒体曾披露红二代内部的分裂和对官二代的不满。文章说,当下的红二代虽然时时聚会,但政治歧见日益明显。不过,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之女马晓力称,无论“红二代”分歧如何,“保红色江山万万代”仍是他们的共识。

    2012年马文瑞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红二代的精神认同是话题之一,陈毅之子陈小鲁等红二代称“我们和官二代不一样,一定要划清界限!”“大部份红二代没什么权,也没什么钱!”

    江氏以腐败治国,执政期间,以贪腐和淫乱治国,收买了一大批江系官员,渗透在公安、武警、文宣、外交部、国企等等各个部门,横跨党、政、军。多年来,中国的国家重要行业已被利益集团所瓜分。

    看着这些江氏集团掠取巨额财富,赚得盘满钵满,很多红二代认为这些官二代霸占了他们父辈打下的江山,心里极度不平衡。

    习阵营与江集团的对峙将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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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的“滑落曲线”

张宏杰 阿尔法工场

2014-03-23

何去何从

  一

  乾隆六十年,乾隆皇帝最终确定了第十五子嘉亲王永琰做自己的接班人。

  这个接班人让乾隆满意的有四点:

  首先,从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自制力强。他起居有常,举止有度,学习勤奋,办事认真,从不逾规矩一步。这是最让乾隆欣赏的。

  其次,此人品质“端淳”,生活俭朴,为人谦逊。特别是富于同情心,待人十分真挚,善于为他人着想。

  第三,从学业上看,经历了二十多年严格、系统、高质量的帝王教育,永琰对儒家心性之学,颇有心得。他的修养是建立在学养的基础之上,因此根基牢固。另外,此子武功骑射成绩虽然比不上他的父亲和曾祖父,在兄弟当中也是首屈一指。

  第四,从外表看,嘉庆皇帝是清朝历代皇帝中长得最端正、最上相的一位。他中等身材,皮肤白晰,五官端正,一副雍容华贵的相貌。脸型介于方圆之间,显示出他性格的平衡和理智。经过从小就开始的仪表训练,他在出席大的场合时,总是举止高贵,镇定自如,讲话不慌不忙,富于条理。

  另外,这一年,嘉庆三十六岁。这个年龄,既精力充沛,又富于经验。生命由青春期的青涩,青年期的热烈,转为中年前期的稳健有力,正是主掌一个庞大帝国的最佳年龄。

  因此,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举行的这个盛大典礼仪式盛大华美,气氛祥和安宁,连天气都是如此晴朗灿烂。

九时三十二分,随着坐在宝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颗宽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宝”微笑着递到跪在他面前的嘉庆皇帝手中,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空前的纪录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平稳的权力交接顺利完成。

  二

  嘉庆三年腊月底,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得了轻微的感冒。嘉庆四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诸王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惯例来给太上皇拜年,上皇还能如常御座受礼。不料,初二日,病情转剧,身体各器官出现衰竭征兆,陷入昏迷。初三日上午七时,太上皇停止了呼吸。

  正在欢天喜地过年的大清国臣民们不得不穿上丧服,进入全国性的哀悼期。不过,没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绝。让大家真正感兴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虽然已经当了三年皇帝,可是嘉庆在全国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谜。除了他那张总是带着和蔼微笑的脸和几篇没有个性的圣旨之外,人们对他一无所知。不过,新皇帝的种种表现,似乎表明他是温和、稳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日上午,嗣皇帝就发布了一条让全国人都大吃一惊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珅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这职。同时,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展开,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

  举国上下,对这个影子一样悄无声息的皇帝,刮目相看。可以说,诛和珅是新皇帝处理政治危机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

  以诛和珅为开端,一缕缕政治新风,绵绵不断地从紫禁城吹散出来。

  亲政后第二个月,皇帝发布谕旨,今后皇帝出宫祭天及谒陵,随行仪仗减半,皇后和嫔妃不必随行,以减少出行费用。

  这道谕旨显示了新皇帝与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务实作风。

  几天之后,皇帝再次发布谕旨,禁止大臣们向他进贡古玩字画。大臣们向皇帝进奉贡物以邀宠这一不良风气是乾隆晚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从乾隆六十大寿开始,各地大臣争相向皇帝进贡奇珍异宝,名贵字画,以博皇帝欢心。嘉庆直言不讳地说,大臣向皇帝进贡古玩,除了助长贪风,别无益处。

  这道谕旨发布不久之后,他接到大臣的汇报,说上年底从叶尔羌采解入京的一块特大块玉石正在运送途中,因为道路难行,难以按规定时间抵达京城,请皇帝批准延期。皇帝发下了一道让全国人都目瞪口呆的谕旨:“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因为玉石虽美,无益民生,皇帝并不喜爱。

  连撰写圣旨的军机大臣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皇帝还真动真格的。通过这道谕旨,新皇帝的节俭形象,一下子树立起来了。

  三

  然而,在树完新风之后,大清朝的民众发现,这个年轻的新统治者,却没能做出更大的作为。

  嘉庆登基之时,大清王朝已经如同得了癌症的病人,而且到了晚期。体内的病症,比外在表现出来的要沉重得多。

  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腐败。

  只要没有蔓延开来,腐败就并非不治之症。局部的、零星的腐败现象,在任何时候、任何体制下,都会存在。然而,一旦蔓延开来,成为普遍现象,治理难度就呈几何级数增加。

乾隆中后期,腐败已经呈现集团化的趋势。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 “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一百数十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体系随之瘫痪。

甘肃冒赈大案就几乎把甘肃全省县以上官员都牵连在内。他们上下联手,相互配合做假帐,把八百多万元国库银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处,甘肃全省政府运作立刻瘫痪,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亡线。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五十六名之多。

  嘉庆亲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败。虽然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关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还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战争的艰巨性。他以为,如果“掐断了和珅的庇护制网络结构的花朵,它的根株便会自然枯萎。”杀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党羽,再掀起一个惩贪高潮,腐败的势头就会应声而止。

  可是形势的发展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虽然杀了和珅,虽然在十一个全国总督当中,六个被他撤换,虽然在他为配合镇压白莲教战争发起的惩贪高潮中,官场贪风一时有所收敛,然而,高潮过后,一切如旧。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无人不在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仍然无处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门利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

甚至嘉庆皇帝亲手树起来的廉政模范,时间稍长,也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腐败之中。最典型的是当初率先揭发和珅的谏官广兴。此人因为揭发和珅,深得嘉庆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军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扫除贪风,每年为国家节省数百万两白银,嘉庆帝多次号召全国官员向他学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贪污了四万两之多。

  乾隆时期已经花样百出的腐败,到此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腐败向底层全面扩散,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成为权力寻租者,一些普通公务员甚至成为腐败案的主角;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嘉庆十年前后发生的一些案件,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直隶省布政使司承办司书王丽南,是直隶省财政厅的一个小小办事员,顶多是股级干部,按理说并没有什么权力。可是从嘉庆元年起,数年之间,居然贪污了三十一万两白银。他贪污的手段非常简单,那就是私刻了从财政厅长(布政使)、处长直到科长的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虚收冒支,把国库银两大把大把装入私囊,近十年间,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和调查。

大清王朝的监督体系这张破网已经烂得形同虚设。甚至湖北财政厅(布政使司)的一个银匠,利用政府官员的糊涂马虎,不断私藏银两,几年下来,居然也贪污了五千两之多。

  自从嘉庆亲政开始,黄河几乎年年决口。每年朝廷下拔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额财政经费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员,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门里喝酒唱戏,一桌酒席,居然所费千两。治河经费,大多数都落入了这些官员的腰包。至于治河的工程,则处处偷工减料。应该用麻料的地方,掺杂了大量沙土;应该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却根本不往里放石头。结果,洪水一来,处处决口。

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或者说“编外警察”充斥基层。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工资,利用他们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

比如直隶省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钱塘等县,居然更多达一千五六百人。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取各项税费,如果谁不交,就关入私牢,严刑拷打。他们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贩,经常闹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从乾隆晚期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财政亏空”。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负债经营。到了嘉庆年间,这已经成了各地的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了财政亏空。为了维持政府运转,为了给官员开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处借债,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

  四

  责任心极强的皇帝几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辗转反侧,苦思解决之策。

  他决心加大“新政”力度,对贪官发现一个,撤换一个,绝不手软。

  从嘉庆七年到嘉庆十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高官,都被轮换了个遍。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很显然,运动式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摄力越来越低。事实上,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到了嘉庆时期,官员们的腐败热情已经高涨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前任头一天因腐败落马,继任者第二天继续腐败。

  耐心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

  “新政”看来挽救不了大清。他该何去何从?

方针已定

  一

  深秋的辽东大地,枫叶鲜红,松柏苍翠。嘉庆十年九月,嘉庆皇帝率领宗室及重臣,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在祭奠了新宾永陵之后,他们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大宗皇太极之陵)。

  在他的政治布局中,这次东巡意义十分重大。经过对帝国整体形势的评估和对“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终于确定了大清未来的行政方针,那就是“守成”和“法祖”。这次东巡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全国臣民正式宣传他的这一方针。

  皇帝在《守成论》中说,他多次阅读中国历史,感慨良多。他发现,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叶,往往有大胆的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乱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厦,自己另起炉灶。结果,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国家往往因此灭下了灭亡的原因。“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皇帝说,这段时间,他常常想起父皇留下的“敬天、法祖”的遗训。对比以往的历代王朝,大清子民们应该很容易发现,有清以来的历代君主,每一个都可以称得上是雄才大略,成就显赫。他们树立一一系列良好的作风,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事无巨细,都给出了如何处理的先例。这些智慧资源,足够他借鉴和利用。

  二

  嘉庆皇帝的这一决定,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回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嘉庆面临的问题,用“祖制旧法”,是不可能解决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庆,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已经超出了几千年间中国所有政治经验范围。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个盛世。这个盛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传统政治治理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无论是从权力制度的稳定性,还是物质财富的丰盈程度,还是国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经达到了传统政治的理想化境界。这一传统盛世的形成,已经耗竭了传统社会的所有动力。

  与此同时,这个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猛增使传统社会机制的承受能力达到临界点。要把这个盛世延续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传统政治经验的范畴,在“祖制旧法”之外寻找全新的出路。事实上,任何挑战,同时都是机遇。比如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当时不仅困扰中国一国,也是世界各国遇到的普遍现象。自地理大发现之后,玉米、蕃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种由新大陆向旧大陆传播,导致了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世界人口几乎同步增长。18世纪,世界人口从6.41亿增至9.19亿,增幅比例为43.37%;中国人口则从1.5亿增至3.13亿,增幅为108.67%。

  亘古未见的人口问题对世界各国提出了严峻挑战。然而,正是这种挑战推动了发展。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往往会推动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欧洲国家正是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来吸纳过剩人口,以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解决人口压力,从而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因此,历史对嘉庆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传统,而是主动大胆出击,全方位地对传统政治框架进行改革。那么,为什么亲政之初作风清新的他,却比任何皇帝都坚决地举起了“守旧”的大旗呢?

  三

  从根本上说,“接班人”心态,导致他做出这样一个今人看来难以理解的选择。

  “接班人”的性格特征,是“安全第一”。

  从十三岁那年被密立为储君,到三十五岁那年从父亲手中接过传国玉玺,这二十二年间,我们不知道嘉庆是何时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大清帝国的继承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和其他几个兄弟一样,从始至终在表面上装得淡泊无比。因为储位既是天下最诱人的位置,也是世上最危险的地方。更何况自己有这样一个精明、敏感、犀利、苛刻、强大的父亲。一个过于英明的父亲羽翼下不可能出现同样锋芒毕露的儿子。在自己盯着皇位的同时,他深知,老皇帝也在紧紧地盯着自己,观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只要他表现出一点点对皇位的渴望,立刻就会被老皇帝侦知。

  从父皇的种种举动中猜到自己已经被确定为接班人后,他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风险与收益共存,这是永恒的真理。太子这个职位,因为预期收益最大,所以现实风险也就最大。自古至今,一帆风顺的太子屈指可数,担惊受怕,险象环生,几上几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异处的倒是比比皆是。

  嘉庆深知,通往皇位的路是一根独木桥,一失足就粉身碎骨。对一个接班人来说,不犯一个错误比做一百件正确的事情更重要。历史上无数太子的悲惨命运提醒他,必须把自己脾气中的任何火气都磨去,把性格中任何任性的冲动束缚住。漫长的“接班人”生涯,对嘉庆皇帝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在二十多年的储位生涯中,他养成了凡事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条是安全第一、不犯错误、不留辫子。作人风格是中庸平和、不标新、不立异、不出格。换句话说,总是瞻前顾后,畏狼怕虎。政坛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紧张半天;任何一方政治势力的态度,他都会考虑和权衡。“稳健”,他自以为是自己的最大优点,实际上也是他的最重枷锁。

  四

  除了“安全第一”的性格局限外,头脑和观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作为一个从书斋中成长起来的皇帝,一登上帝位,他手中除了“圣人心法”和“祖宗旧制”,没有任何新的利器。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永琰知道,在这个洞察一切的老皇帝的时代,通向皇帝之位的唯一道路是“只问耕耘,莫问收获”,修身养性,克已制欲,用自己的道德表现和学业水平做唯一的通行证。

  所以,自从懂事起,永琰即以勤学闻名。皇十五子自认为天赋平常,所以学起习来异常用功,三九寒冬,深更半夜,还经常手不释卷。在他的诗集中每有这样的诗句:“夜读挑灯座右移,每因嗜学下重帏。”“更深何物可浇书,不用香醅用苦茗。”

  乾隆时期的皇子教育被后人称为是最严格、最系统也最成功的。乾隆曾经说过:“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期有裨于立身行已,至于寻章摘句,已为末务。”嘉庆的读书生活,主要是一个“讲求大义”,“修身养性”,“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建立“正确世界观”,使自己成长为一个中规中矩的儒家圣徒的过程。

  按照传统的标准,嘉庆皇帝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在乾隆的严厉督责和师傅严格要求下长大的永琰,品格端方,为人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标准化的教育,成功地一点点锤炼出他体内的种种杂质,成功地封闭了嘉庆皇帝的头脑,使他形成了静态的中世纪的思维方式。

  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圣人心法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祖宗旧制”。三十年间,嘉庆熟读了历朝《实录》,那些被史臣们不断圣化甚至神化,显得无比高大的祖先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让他心仪不已,他衷心钦佩他们的聪明、坚毅、敏捷、气魄。

他认为,祖先们留下的一卷卷实录和圣训,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智慧宝藏,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乾隆四十八年他随父皇东巡福陵时,所写数篇诗词都以守成为主题。
  
嘉庆即位之时,已经三十六岁。人类的悲哀就在于,他不是一种能永远自我更新的动物。一个人的基本构成,永远是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和经验。只有蓬勃的青春期是一个吸收、消化和成长的黄金时期。过了这个时期,即使学习的欲望再强烈,外界刺激再鲜明,他的接受能力也已经大打折扣。

  五

    做为一个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接班人,嘉庆皇帝虽然足够聪明、足够敏捷,也足够有耐心,却缺乏两样对伟大帝王来根本性的东西:勇气和魄力。

    事实上,在父亲尸骨未寒之际诛了和珅,对他来讲,完全是为了镇压白莲教这个火烧眉毛的任务重压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实行一些有悖于父亲方针的“新政”,也是危机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政策”。出如此重手,支撑他的心理能量是在漫长的储位生涯中积累起来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当白莲教危机一旦过去,他身上优柔寡断、忧谗畏讥的老毛病立刻复发了。

  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机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清楚这具表面看起来还有几分体面的躯体已经病入膏肓。然而,正是这种可怕的病相吓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招不慎,让这个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这是他绝对不敢承担的历史责任。

  嘉庆帝熟读经史,他十分明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项风险极大、成功率很小的选择。北宋王朝的变法、明朝中期的改革不仅没有解决好问题,反而使既存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台。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改革家,从商鞅、王安石到张居正,最终的下场无一不是身败名裂。拆掉祖先建起来的百年老屋,全盘重新建造,这绝对不是他的行事风格。不但大规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于承担的,甚至连小规模的“新政”都已经让他惶恐不安。

  在“新政”后期,他已经开始禁止人们使用“新政”这个词。他生怕人们认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亲的案。“不孝”这个罪名是这个品质“端淳”的人万万承担不起的。皇帝宣布说,父皇乾隆晚年虽然做了些糊涂事,但总结他的一生,错误和成绩至少应该可以二八开。父皇晚年的错误,正是因为他背离了自己早年的正确方针。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质上是回归父皇的正确方针,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调。

  当“新政”推行到末尾时,他的一系列政策被证明对扭转大清王朝的现状并无多大作用时,他开始不断地自我怀疑。而“洪亮吉事件”更让他惶恐不已。

  洪亮吉在乾隆时期,就以大胆敢言闻名,在嘉庆求直言的鼓励下,他上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奏折。在奏折的开头,洪亮吉就语出惊人:大清王朝现在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乾隆时期。今天的大清国政治之败坏,已经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经越来越近地滑向了悬崖边缘。天下大乱,指日可待。

洪亮吉说,皇帝的“新政”,手段又过于“仁柔”,惩贪表面上轰轰烈烈,但查处的都是撞到枪口上的倒楣蛋。由于监督体系实际上已经失灵,国法对于贪官们已经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守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因此,洪亮吉提出乱世需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极的情况下,必须痛下杀手,加大惩贪力度。现有行政官员,大部分都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进入官场。只有这样,大清才能有希望。

  这封奏折让皇帝十分震动。内心深处,皇帝觉得洪亮吉的许多话说得不无道理。可是,皇帝坚决不能同意洪亮吉对大清政局的整体判断,尤其反感的是洪亮吉的遣词用句和表达方式。

在皇帝看来,大清社会现在确实是面临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可以克服的。洪亮吉这个奏折的最大错误,是宣称大清朝廷的官员十有其九都是贪官,是认为大清政局的腐败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无法生存的地步,所有祖制旧法都要推翻。这是“公开诋毁乾隆以来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彻底地否定了自己,也彻底地否定了父皇乾隆,甚至还变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嘉庆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错误同时也极其危险的思想化身。如果说大清天下已经一团漆黑,那岂不是说明大清如大明一样应该被人推翻了?

  做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个时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为念的守护人,皇帝对这样的苗头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他从洪亮吉奏折中的几处小小措词错误入手,抓他的小辫子,把他发配到了新疆。

  洪亮吉案的发生,实际上标志着“嘉庆新政”的终结。这一案件的发生让他十分警省。他认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为是”,才导致了这个危险苗头的出现。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终的结果势必是洪亮吉这样的“全盘否定派”得势,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条“邪路”。

守成种种

  一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么,各种具体措施就应运而出。它们就像一套套早已经准备好的工具,整整齐齐地摆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里。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别的事放在—边,恭敬端坐,阅读先朝《实录》—卷,除巡狩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间。

  针对腐败问题、财政问题、人口问题,他一一根据祖先们的遗训,提出了一套中规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运动式惩贪失败后,皇帝认识到,仅仅靠杀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转官场风气的主要办法是选拔清官,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人,教育人,启发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说》中明确宣布了他选择人才的标准:“夫才德全备之人上也;德优于才者次也;才过于德者又其次也。德优于才犹不失为君子,若才过于德,终恐流为小人矣。……宁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确歉也。”

  皇帝同意洪亮吉的说法,即现在官场作风非常之坏。但是,皇帝认为,通过思想教育可以扭转风气。抓好教育,官员们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归善。因此,选好朝廷的中枢大臣,树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样,上行下效,来带动整个朝廷政治风气的转变,是他整顿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庆一朝的中枢大臣们,突出的特点是道德操守不错,办事谨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忠清直劲,老成端谨”被嘉庆十分欣赏,称赞他“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刘墉也因向称“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诰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书称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则“性清通,无声色之好,办事谨饬清慎。

然而,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缺乏杰出的政治才华,少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创新精神。

对于嘉庆一朝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决办法。宁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无德”或者“躁进好动”之人,是嘉庆的用人原则。虽然号称法祖,实际上这一用人标准与他的先祖们并不相同。且不说清朝兴起时大量任用“操守有亏”的汉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时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节,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辉煌。

  二

  教育式的反腐,其实是缘木求鱼。因为大清王朝此时的腐败是典型的制度性腐败。

  僵化的财政制度、失灵的监督体系、贪渎文化传统是嘉庆时政治腐败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则是财政制度。

如前所述,从雍正时期到嘉庆时期,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大清物价上涨了三倍。按道理,物价上涨之后,官员俸禄起码也应该同步上涨。然而自雍正养廉制制定之后一直到嘉庆年间,乾隆和嘉庆以“守祖制”为由,没有给官员们加过一次薪。

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英国人斯当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员们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中国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的引诱”,“据说大部分衙门里都还有贪污,中国官吏薪俸很低,但许多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产”。

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与财政改革结合起来,摆脱祖制“不加赋”的桎梏,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给官员加薪,把灰色收入变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庆皇帝坚决反对财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明代万历皇帝为了战争加派“三饷”,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所以,清朝历代皇帝一再强调,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这一点,嘉庆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决心凛然恪守“不加赋”的祖训。

不但不加赋,甚至由于经常豁免灾荒地区的税收,嘉庆年间的税收比祖制还有所减少。虽然人口增长了近一倍,但嘉庆十七年的田赋、盐课、杂赋收入,只有4,004.4万两,同乾隆十八年相比,前后六十年间只增加6.3%。财政收入严重入不敷出。

  治理财政困难,嘉庆皇帝的方针是大力提倡节俭。他在嘉庆十年说到:“朕惟厚生之道,在乎节俭。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给,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长,只有此数。若再性好奢华,不思撙节,势必立见匮乏,何以保生聚而庆盈宁?…当自知谨身节用,崇尚简朴。”所以,他的节俭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国大法。

  可惜,这种做法,后来证明对解决财政困难作用不大。

  三

  解决人口问题,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工商业。可是嘉庆皇帝却毫不犹豫地掐断出现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业之苗。

  其实,康雍乾时代几任皇帝除了鼓励垦荒等传统型政策外,已经在东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内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间,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是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两省。为了解决百姓生计问题,雍正解除了南洋贸易之禁。闽广等沿海省份华商前往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当时为荷兰统治)的贸易重新兴旺起来,从而解决了与外贸有关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计,同时,对南洋贸易又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也吸纳了部分过剩人口。

  乾隆则在雍正的基础上,解除了广东的矿禁。让民间力量可以开采铜矿,以吸纳剩余人口。广东解除矿禁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重大调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一省。18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的解除海禁和矿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工业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庆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这一抹曙光也许会演变成朝晖。

  然而,嘉庆帝是坚定的禁矿者。稳定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他这个问题上是毫不动摇的。

  嘉庆四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说,宛平县人潘世恩和汲县人苏廷禄,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隶邢台等县开采银矿。这个事可不可办?今天我表个态。

  皇帝说,开矿不是小事。开矿需要聚集众人,经年累月。以谋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众闹事,势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经营,也难以约束这么多人。如果听任一、二个老百姓,集众自行开采,更是非常危险。

  皇帝说,朕广开言路,不是要开言利之路。国家经费自有来源,怎么可以穷搜山泽之利呢?

  潘世恩、苏廷禄这两个人,以开矿为由,思谋其利,实属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严行管束,不许出境闹事。给事中明绳官员竟然把这样不合规矩的事上报给朝廷,明显是受了这两个人请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已,实在卑鄙,必须严加惩处。

  凡事以稳定为最高目标,导致嘉庆做出了这个错误决策。这一决定,是对雍正、乾隆时期新政策探索的开倒车。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

缘木求鱼

  一

  如果综合评价起来,嘉庆帝可能是清代帝王,甚至中国历代皇帝当中私德最好的。

  他是个禁欲主义者,不给个人享受留一点空间。甚至到木兰围场围猎,都完全是“遵守祖制”的需要,而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打猎。他严格按照先祖们的时间、路线,一点也不走样,打上两件东西,就立刻赶回去看奏折,绝不因景致优美而多耽搁一刻。“欲望”在他看来是最危险的东西。他的一生,从没有被声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他也是清代除了康熙以外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他心地确实很善良,也很善于用小细节表现自己的爱心的温情,为自己营造一个“亲民”、“仁慈”的皇帝形象。

  每次出巡路上,只要遇到百姓拦轿喊冤告状,他一定停下来,细细询问,批示有关部门迅速办理。他说,老百姓敢于拦御轿,那么一定是有比较大的冤屈,我再劳累也要及时处理。东巡盛京时,他甚至还亲自审问民案,为百姓做主。

  他待人非常平易。有一年提督湖北学政杨怿回京觐见皇帝,正值酷暑,皇帝正挥扇不止。一见杨怿进来,皇帝立即将扇子放在—边,非常详细地向他问起地方上的种种情况,虽然汗出如雨,浸透纱袍,皇帝却没再拿起扇子。因为按体制,大臣在皇帝面前不可以挥扇,所以皇帝宁愿与大臣同甘共苦。杨氏晚年回忆录中写到此事时,仍然感动得痛哭流涕。

  嘉庆皇帝的心非常之细。亲政不久,他就下诏说,乾隆皇帝曾赐一些功高的大臣们紫禁城骑马的特殊待遇。然而,满汉大臣有所不同。满洲蒙古大臣平常习惯骑马,汉大臣却很少会骑马的。所以,他特意下旨,规定享受紫禁城骑马待遇的汉大臣,特别是那此年迈力衰或体弱多病之人,可以乘车到紫禁城。

  甚至在他最粗暴的一次表现中,仍然含有温情的成份。虽然他对洪亮吉的奏折十分恼怒,但是在洪亮吉被关进刑部大牢后,他不忘专门派太监到刑部,传达一句“读书人不可动刑”,让刑部善待这个政治犯。这句话让洪亮吉感动了一辈子。

  在他去世后,朝中大臣们无不对他充满怀念。

  二

  在二十多年的统治中,皇帝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政治作风。

  即使不说嘉庆皇帝是清代最勤政的皇帝,也得说是“之一”。他深得乾隆皇帝真传,生活起居,如同钟表一样精确。在位二十二年,没有一天不早起。读完《实录》后,天往往还没亮,他就秉烛批阅奏章。他事事躬已总揽。早膳后召见大臣,往往多达十余人,披览奏折几十件,常常是忙得忘记吃午饭。遇到外出巡视时,更要早起数刻,提前把一天公事办完。在这点上,他颇有祖父雍正皇帝“事业狂”之作风。

  从皇子期间养成的每天大量脑力劳动的习惯,使工作已经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一天不办公,不理政,就浑身不舒服。嘉庆中期的一天,他早起参加一个祭祀典礼。典礼完成后,才上午十点钟,他决定回到乾清宫接见大臣。不料一问御前侍卫,侍卫说今天没有官员请求接见。皇帝有些怀疑,为何今日如此空闲?一问军机,这才知道,本来是有几名大臣要奏事的,可是睿亲王考虑到皇帝参加典礼,已经很累,况且天气十分炎热,为了让皇帝节劳,私自把他们安排到第二天引见。

  得知此情,嘉庆皇帝勃然大怒。他申斥睿亲王说:“朕年方四十,虽日理万机,从不以此为劳。引见这么几人,本来也不足为劳。” 睿亲王如此大胆,擅自改动官员引见日期,意欲何为?一番训斥之后,将他交宗人府严加议处,睿亲王好心没好报,被降职罚俸。

  和其他皇帝不一样的是,别人是“靡不有始,鲜克有终”,而嘉庆帝从来没有出现“倦勤”的情况。他的耐性、毅力,古今无二,天下无双。一直到临死,他还是保持这样的敬业精神,没有出现过任何懈怠。

嘉庆十年十二月,他依照惯例到中南海的瀛台观看冰技。碰巧那日没有奏折递进来。皇帝回宫后,无公事办,十分生气,下旨给大臣们说:朕每日孜孜不倦,勤求治理,即使外出,也必早起数刻,办完事才出去。你们这帮大臣,怎么能上行而下不效吸?我去看冰技,也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大冷天的有什么好看。你们倒趁机在家睡懒觉,畏避早寒,年长有尚可宽恕,年少者就大可恨。于是传旨.将满汉文武大小衙门的官员,—概严行申饬。

  节俭也是皇帝坚持一生的品质,他牢记父亲晚年的教训,对奢侈浪费一直深恶痛绝。嘉庆十六年,嘉庆5l岁寿辰时,御史景德奏请依照前代皇帝做法,在皇帝万寿时,于京城演剧十日,并请以后每年都以此为例。嘉庆览奏,勃然大怒,说朕亲政以来,惟以民生休戚为念,从无崇奈浮侈之事。况且朕就是真想大办庆典,你做为言官也该劝阻才是,而景德反以这种事上奏,实在太可气了。于是将景德以“溺职”罪革职,发往盛京(今沈阳)去充当苦差。这个马屁重重地拍在了马脚上。

  嘉庆皇帝二十余年中,始终未曾仿效其父南巡,也没有极尽奢华筹办寿筵,他展示给臣民的只有一道道崇俭去奢的谕旨。嘉庆的节俭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名声已经达于外国。出使清朝的朝鲜使臣徐龙辅记载,嘉庆朝“大抵以勤俭见称。观于宫殿之多朴陋,可谓俭矣。”

  三

  嘉庆十八年九月十六日黄昏,皇帝正在由避暑山庄返回北京,抵达北京城外的白涧时,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两路,于昨天上午攻进了紫禁城。他们与一些信教的太监里应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寝宫储秀宫附近。幸好皇子绵宁带领守卫部队全力抵抗,最终全歼起义军。

皇帝很清楚,这样天大的丑闻,一定会在历史上永远记载下去。这个污点,是永远洗不掉的,自尊心极强的皇帝深受刺激。第二天,皇帝向全国臣民下发了朱笔亲书的《遇变罪已诏》。皇帝说,我大清国一百七十年来,列祖列宗爱民如子,深仁厚泽,我虽然能力平庸,却也没有做过害民之事。然而,这汉唐宋明未有之奇耻大辱,却发生在我的任内。细细思量,问题还出在大臣们因循怠玩,不能体我的苦心,悠忽为政,怎么教育都不能清醒!

  从今以后,我当然要自我反省,改正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上答天命,下解民怨。诸大臣们,如果你们愿意做大清国的忠良,就请你们赤心为国,竭力尽心,以匡正我的失误,纠正不良的社会风气。如果你自甘卑鄙,那么就请你挂冠致仕,回家养老,千万别在尸位素餐,增加我的罪过!

  《遇变罪已诏》最后八个字是:随笔泪洒,通谕知之!古今中外,如此动情,如此委屈的圣旨,独一无二。

  三

  紫禁城之变是大清衰势的一个特殊表征。在它的背后,是大清深层次问题的不断恶化:人口压力没有丝毫减轻,流民越来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横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么静空天主、老佛门、一柱香、红阳教、清茶教、大乘法门等教门,接踵而出,目不暇给……

  嘉庆皇帝实际上已经做到了他的观念范围内最大的努力。他对每一个问题的处理都是尽心尽力,既耐心又坚决。二十多年中,他就犹如一个唐吉诃德,一刻不停地和风车博斗,然而却丝毫于事无补。腐败问题没有丝毫好转,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作风昏庸懈怠至极,种种离奇之事一再出现。

  嘉庆晚期的一年,他去祭扫东陵,路上兵部尚书突然向他奏报,带在身边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谁偷走了。皇帝大为震怒,部印失盗,不但不成体统,而且也极为危险,试想皇帝外出其间,如果发生意外,皇帝都没办法调兵遣将。皇帝下令调查,调查的结果更让人吃惊:大印居然是三年前就丢了,一直被随从的司员隐瞒到此时。虽然百般鞠问,最后此事仍然没有结果,不了了之。

  嘉庆二十三年武科考试后,皇帝按惯例为武进士举行传胪大典。这一天皇帝起了个大早,早早就位,隆重的典礼按时开始,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也就是武状元和武探花却怎么等也等不到,大典只好中止。事后一调查,原来是太监忘了开宫门,武状元和武探花四处找门,也没找到……

  虽然一再发生行刺皇帝、杀入皇宫的事件,可是宫门门禁这个小小问题怎么也解决不了。嘉庆二十四年四月,又有一名普通老百姓,乘守门者不当班,潜入紫禁城,一直走到内右门,深入大内,才被太监发现。

  有一次皇帝出门散步,发现大宫门外居然有人放羊,这些羊群就在皇帝眼皮底下悠然自得地漫步吃着“御草”。宫门鹿角之上,有人乘凉闲坐,不远处树林里有小贩们举行野餐,席地喝酒吃肉。皇帝一追查,原来这些羊是太监们养来换外快的,那些小贩都是太监们的朋友,想来看看皇帝住的地儿是什么样。

  乾隆以前,对皇室宗亲要求极严,约束极细,天潢贵胄们是整个大清社会素质最高,修养最好的一个群体。嘉庆中期之后,八旗子弟已经彻底腐化,宗室队伍中,出现越来越多的败类。在清查天理教起义的过程,嘉庆皇帝惊讶地得知,宗室之中,竟然也有加入邪教者!宗室奉恩将军庆遥,宗室举人庆丰,宗室海康都是天理教的外围组织红阳教的成员。天理教徒进攻紫禁城的计划,早就通知了他们,他们欣然决定参加,以便在起义成功后当上大官。只不过当天由于意外,没能共襄此盛举。

  后来导致了一场重大战争的鸦片,在嘉庆时期就已经成为了重要社会问题,宗室之中,吸食此物者极多。嘉庆二十四年朝廷举行大典,宣布这一年科举考试成绩。按理,充任导引官的贝子德麟应该早早来到太和殿前带领新科进士们站排行礼,可是太阳已经三丈高,他还没到场,导致大典无法按时进行。皇帝很奇怪,命人查找,结果发现此人正躺在家中吸食鸦片,飘飘欲仙的快感让他忘了自己身上的这个要差。

  皇帝大怒,当即把他拉到宫门外,重责了四十大板,革去爵位。

  可是就在这事发生几天之后,又有人重蹈覆辙。御前侍卫安成出任庶吉士考试的监考。由于没过足烟瘾,考试快完事了他才来,被皇帝革去了御前侍卫之职。

  除此之外,宗室之中开赌场的、嫖娼的、依仗宗室身份四处招摇撞骗的,到处都是。甚至那些被皇帝宣布圈禁起来的有罪宗室,居然能找到门路,让人把妓女送入监狱里供他们享受。凡此种种,严重败坏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声誉。

  皇帝忧心不已。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他煞费苦心,花了好几天时间,写成了一篇鸿文《宗室训》,发给每个宗室。这篇御制文章说,宗室风气败坏已极,许多宗室“所为之事,竟同于市井无赖。”

  和以前一样,皇帝的这篇教育文章不过是重复了一系列道德教条。说什么“若问予立身之要,曰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若问予应为之事,曰国语骑射读书守分。”

  皇帝命令,每个宗室都有要一本,让他们好好学习,改造思想。为了保证学习效果,皇帝还命令宗人府组织了一次考试,考试内容就是默写《宗室训》。据宗人府报告,考试成绩不错。

  可是这一教育运动开展了很长时间,宗室风气竟无一点好转。皇帝很奇怪,有一天特意召见散秩大臣、宗室奕颢、成秀、敬叙三人,问他们学习《宗室训》的心得。不想这三人瞠目结舌,居然不知道有学习《宗室训》一事,更没读过一个字!

  皇帝大吃一惊,感觉“实出意想之外”。然而除了痛骂宗人府官员“丧尽天良”之外,他再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三

  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就在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

  二十多年间,虽然经常心灰意懒,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过权柄,一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不倦地处理政务。

  其实,这种勤奋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成了一种“懒惰”着的勤奋。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遭。他不明白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皇帝越对扭转社会大势丧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经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实际上,他已经习惯于不动脑子,让祖宗为自己动脑子。“体皇考之心为心,本皇考之治为治。”只要祖宗说过或做过的,他都依样画葫芦地执行贯彻。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经升华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实录办事。嘉庆二十年,礼亲王昭琏因小事将其属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内,严刑拷打,手段非常残酷。皇帝闻知十分生气,判昭琏革去王爵,圈禁二年。嘉庆二十一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阅康熙《实录》,看到内有平郡王纳尔图打死无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当时康熙的处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监禁。礼亲王案远较之平郡王案轻,于是皇帝当日下旨,改变前判,“敬承家法”,将昭琏释放。

  嘉庆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宫内文颖馆失火。火势不大,内宫太监鉴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训,怕引来坏人混入宫中,没有开宫门命护兵入内救火,而是由太监们亲自扑灭。按理说这事处理得不能算错。可是嘉庆皇帝在八天之后读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实录》,内载乾隆帝规定,凡宫内园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开门放外边人等进内扑灭。于是皇帝根据这一记载,以违背乾隆指示为由,下旨处罚有关官员。

  正是在这种不论时间地点一律按《实录》办事的原则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沉沦,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四

  从亲政初期的伟大,到谢幕时的尴尬,嘉庆的滑落曲线如此令人叹息。在全面盘点嘉庆皇帝的统治时,历史书给出的词汇是“嘉庆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统治,前面连着“康乾盛世”,紧接其后的,则是“鸦片战争”。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腐败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蚀到国家肌体的几个重要器官,演变成了嘉庆晚期的沦肌浃骨,全面扩散。国困民贫交织在一起,大清帝国已经被掏空了精华,成了风中之烛,所以在他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才那么容易地沦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这个辛苦了一辈子的皇
帝,后来是做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进入了历史。

  失败的原因,是一直标榜“法祖”的嘉庆,在最核心的地方背离了祖先的传统。

  满清历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们一以贯之的特点一是“现实精神”,二是超凡勇气。皇太极说过:“凡事莫贵于务实。” 雍正皇帝也说:“本朝龙兴关外,统一天下,所依靠的,惟有‘实行’与‘武略’耳。我族并不崇尚虚文粉饰,而采取的举措,都符合古来圣帝明王之经验,并无稍有不及之处。由此可知,实行胜于虚文也。”

从努尔哈赤到多尔衮,正是因为他们头脑不受束缚,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实用,才成功地从东北走到了北京。从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现实精神的指导下,才出现了连续百余年间多次不拘定势的政治创新,生机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政治态势,不断生长、修正、完善的制度演变,才导致了康乾盛世的诞生。他们高举“法祖”之旗,法的正是祖先们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宏大气魄。

  恰恰是从高喊守成的嘉庆开始,清代皇帝们丢掉了祖先们的精神内核。对失败的恐惧,已经注定嘉庆是个失败的皇帝。因为一个没有缺点的人,注定是平庸的人。一个不敢承担任何风险的统治者,注定不能成大事。在这“千年不遇之变局”前,要想挽救大清朝,最关键的不是勤奋,不是仁爱,也不是节俭,而是眼光、观念和勇气。

  可惜,嘉庆皇帝缺乏的,就是这样的一双能发现问题的眼睛和解决问题的勇气。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于需要伟大人物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却是一个平庸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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