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本期文集将反思民族自治政策作为标题,意在反思近代以来的反民族融合政治的弊端。什么叫反民族融合政治?顾名思义就是不利于民族融合、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政策和政治体制。譬如,新疆在清朝和民国时都叫新疆省,是和全国各省一样的一个省,但建国后改为自治区。把原来的省改为自治区是否合理?建国之后的一系列民族政治和政策已经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刻。 】

自治体制不利于民族融合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4年3月11日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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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体制不利于民族融合

----从《山海经》来看汉族与维族的关系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4年3月11日

    引言:汉族和维族在四五千年前是一家。《山海经》给我们打开了一个纵横东西南北的广大疆野,使我们看到了祖先们交融组合的发展情景。到此为止,我们可以清晰地意识到,黄帝是中华民族五大先祖之一。在这五大先祖中,只有黄帝与今天的维吾尔族关系最密切,因为黄帝是一个西来的氏族,入主中原后,成为天下共主,并与土著民族融为一体,形成后来的汉族,而留在西域的黄帝后裔就是今天的维族、萨克族、蒙古族等。

当我们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我们怎样看待新疆的维吾尔兄弟、哈萨克兄弟以及蒙古兄弟和藏族同胞?就像一个早先分家分出了的兄弟,今天我们难道能把他们看成异族吗?谁会想到,五千年前我们有着一个老爷爷?!他们与汉族都有着割不断的血脉亲缘。

    自治还是国治?这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治理问题。自治是人为地制造民族隔离和隔膜,最后 可能造成国家分裂。既然有国家有政府,国治就要高于民治和自治。一味放任自治或民治,对国家安全不利。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各民族长期融合形成的大民族,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融合着今天各族的血液。并且,各民族的融合仍然在进行,但一些人为的错误的政治体制,却可能中断历时几千年的民族融合。事到如今,有必要反思建国以来反民族融合的一些政治体制以及弊端。

    什么叫反民族融合政治?顾名思义就是不利于民族融合、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政策和政治体制。譬如,新疆在清朝和民国时都叫新疆省,是和全国各省一样的一个省,但建国后改为自治区,把西藏、内蒙、广西都叫做自治区,这种做法是否合理?建国之后的一系列民族政治和政策已经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刻。

    之所以近代以来各个国家作出了一些不利于民族融合的制度安排,除了有政治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先祖的渊源不清楚,对世界民族融合史以及融合方法不了解。现在我们必须从源头上进行认识,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以及它与其他民族的关系。

     由国民政府任命的第一位新疆省政府主席吴忠1944104日赴迪化(乌鲁木齐)上任后对当地各民族领袖们说 ,过去把汉回强分为二,认为汉族和维吾尔、哈萨克族等是不同的种族。这种观点不对。实际上我们的祖先都是一个种族,一个血统。哈萨克为突厥族的一个支系,而突厥的祖先是匈奴,匈奴的祖先是夏禹王。夏禹王也是汉族的祖先。维吾尔族的祖先是匈奴,匈奴是夏禹王淳维的后裔,夏禹王是维吾尔族的祖先,而夏禹王是黄帝轩辕氏的后裔,所以维吾尔族同汉族一样为黄帝的子孙。从而可知,汉族和维族同是一个祖先。

    最近我研究《山海经》得到了很多中华民族历史源头的重要信息。我认为吴忠说得对,汉族和维族的祖先都可以上溯到黄帝,汉族和维族是黄帝后裔的两个分支,黄帝是汉族和维族的共同祖先。 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分家史。家庭大了,兄弟们就不断地分家,分到最后,变成了不同的民族。在东亚版图境内,许多民族都是从上古一个老祖宗那里分出来的。

    《山海经》就透露了这些历史密码。《山海经》是上古时期中华人类的地图和祖谱,它是通过世代口头相传流传下来的一本奇书,它记载了中华民族早期许多宝贵的历史。现在我将自己对《山海经的》 研究阐释如下。

一、《海外西经》透露出的信息

    1,黄帝的活动 主要在西北地区

形天与帝(黄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刑天与黄帝争夺神位,黄帝砍断了刑天的头,把他的头埋在常羊山。没了头的刑天便以乳头做眼睛,以肚脐做嘴巴,一手持盾牌,一手操大斧而舞动。

刑天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常被后人称颂为不屈的英雄,但真实的刑天可能是马家窑文化的部落首领,马家窑文化位于今天甘肃境内陇南地区西和县南境大桥乡 ,现在叫仇池山,海拔1791米,自然高度793米,一说在宝鸡市渭滨区差门乡(神农乡), 有神农炎帝的陵寝,现在山上有陵有庙。

 这里的帝,估计是黄帝。黄帝从西北方入侵,与刑天部落发生冲突。黄帝在争霸天下的过程中战败了不少部落英雄,战争打得十分惨烈,通过西部部落首领刑天的例子可以看出:头被砍掉了,仍然挥舞干戚搏斗。这场仗是在海外西经的范围里打的。

女祭、女戚(女直、女真)在其北,居两水间,戚操鱼,祭操俎。

女祭、女戚就是后来的女直、女真,这时它在海外西经的范围内活动,可能生活在西北一带,后来转移到东北地区。

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黄帝又称轩辕氏,轩辕的发音很像北方的戎狄部落玁狁、猃狁的发音:xianyun,所以黄帝的轩辕 可能就是玁狁、猃狁,是最早的戎狄。黄帝的活动范围可能在黄土高原以西的地区,或者在今天新疆和内蒙西部一带的广大地区。黄帝部落应当是仰韶文化之外的部落,后来东移南下。黄帝族的活动中心逐渐从西北转向中原。这可能也与气候和植被的变化有关。距今四千年之后,气候开始变冷,人类逐渐向气候温暖的地区迁移。加上多年人类的活动破坏,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导致在这里生存了几千年或几万年的人类逐渐向华北和华中迁移。

大家看看下面这张卫星地图,发白的地方往往是古代人类活动频繁的地方。这些地方的植被过早地被人类活动所破坏,导致生态恶化,最后沙漠化。如果退回五千年来看这张地图,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绝不会这么白。

这张地图告诉了我们一个惊天的秘密,即人类早期的活动是在北方一带而不是南方。因为在四千年到八千年之前,地球的温度比今天高三四度,北方地区适合人类生存,而南方地区过于炎热。随着气候和生态变化,人类的生活中心才不断南移。

 

 

    海外西经最后描写了西部的富饶和美丽,这一段描写了古代西部地区优美的自然风光以及富饶的物质产出

此诸夭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百兽相与群居。在四蛇北。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

人们尽可能去想象四五千年前我国西部地区的环境美好。那时的昆仑山下、塔里木盆地和祁连山北部以及今天内蒙西部地区,绝不是今天的荒凉、沙化模样。如果人类是从非洲走出来的,那么中国的西部地区就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山海经》有很多内容描写的是这个地方。

    所以,在四五千年前,华夏民族主要生活在北方地区,南方地区不太适合人类居住。华南地区是一片热带森林,瘴气流行,很少有人类。中华民族的南下是逐渐形成的。

二、《海外北经》

    1,功不可没的楚人

海外北经的范围大约在昆仑山、祁连山、黄土高原和燕山山脉以北。海外北经讲述了一个个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大禹部与共工部残酷厮杀的场面。大禹是黄帝的后人,共工乃神农氏炎帝之后,两个部落在海外北经的范围内展开竞争。几场大战之后,山川为之变色,土地为之血腥。这些事情在其他的史书里都没有记载,只有《山海经》透露了这些重要的信息,因此《山海经》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还要感谢《山海经》的作者和世世代代流传这些故事的民族,没有他们的历史记忆,仅从儒家的书中很难了解这些事情。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看,当年被周人视为蛮夷的楚人,功不可没。楚人的祖先是从西北地区进入中原的,他们把上古的历史和视野带进了中原。

楚人自称是祝融的后人,祝融到底是炎帝的后人还是黄帝的后人,在《山海经》里有两种说法,搞不清楚,但在其他后来的一些书里都把楚人说成是颛顼的子孙。颛顼是山东南部、河南东部的人。

楚国开国之初的祖先是季连,季连据说娶了商人盘庚的女儿。新发现的清华竹简上记载:“季连初降於騩(gui)山,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

这个騩山有人说在今天河南新郑一带,我认为还是《山海经》西山经中屡次提到的那个远在青海的騩山。“季连初降于騩山”这句话应当这样理解,即季连的祖先最早生活在騩山一带,而不是他出生于騩山。正是由于楚人来自西北,所以才有《山海经》中这么多对西北的鲜活记载。

根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国国王的祖先出自五帝之一的颛顼高阳氏,高阳乃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是帝喾高辛氏的火正,很有功绩,能使天下充满光明,帝喾赐予他祝融的称号。

共工氏叛乱,帝喾派重黎去平定叛乱,却没有战胜。帝喾就在庚寅那一天杀死了重黎,让他的弟弟吴回接替重黎火正的职务,仍称之为祝融。吴回生下儿子陆终,陆终有六个儿子,都是剖腹而生的。长子叫昆吾,次子叫参胡,三子叫彭祖,四子叫会人,五子叫曹姓,六子叫季连。季连姓芈,是楚国王族的祖先。

季连之后是熊绎、熊杨、熊延、熊徇霄敖楚成王、楚康王等。从《史记》的记载看,楚人是黄帝之后而不是炎帝之后。下面让我们来看内容。

海外自东北陬至西北陬[zōu]者。

海外是指从我国东北角到西北角的广大地域。海外北经大概西起新疆、青海东至河南河北的广大地区。下面我放上一张清末地图,了解我们先人早年的活动范围。今天的外蒙很多地方都是《山海经》提到的地方。

下面这张图,最值得注意的是位于中间部位的额济纳旗,这个旗是今天内蒙最西边的一个旗,它上下左右全被沙漠包围,南边是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尔沙漠,北边在古代却是一片巨大的海----居延海。在清代地图上,还能看出居延海的轮廓和面积,但到了今天,居延海已经萎缩成很小的水面了,大片的胡杨林也日益干枯死亡。

 

清末地图

 

但是我相信,额济纳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曾经是人类活动的中心,文化繁荣的中心。祁连山北麓流下来的水顺着黑河流到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湖泊----居延海。北海很可能指的就是居延海。

“居延”是匈奴语“天池”和“黑水”的意思。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夏,骠骑将军霍去病攻打小月氏,曾到过居延。《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说: “(霍去病)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这里的“过”字是指涉水渡过居延,可见汉代这里有相当多的水。不过,汉名将骑都尉李陵兵败投降匈奴,也是在居延这个地方。

唐著名诗人王维奉使途径居延,写下了著名的诗句《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肖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诗中的“长河”即居延海。公元1270年前后,马可波罗来到居延,曾经看到大片的水域。

汉武帝时,在居延设都尉,归张掖郡太守管辖,不仅筑城设防,还移民屯田、兴修水利、耕作备战,戍卒和移民共同屯垦戍边,居延即为中心地区,居延长城周边兵民活动在汉代持续200多年,形成大量居延汉简。这些竹简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被发现,成为我国重大的考古事件,填补了我国汉代书法一段空白。

这仅仅是秦汉时期人类在居延地区的活动。如果再上推两三千年到《山海经》记叙的时代,这里更是华夏先人活动的中心了。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今天地图上这么多大片的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尔沙漠在五六千年前可能根本不存在。

一目国在其东,一目中其面而居。一曰有手足。

这个国家的人只有一只眼睛,并且眼睛长在面部中间。 

柔利国在一目东,为人一手一足,反膝,曲足居上。

《淮南子·墬形训》载:“凡海外三十六国……自东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婴民、深目民、无肠民、柔利民、一目民。”这里的柔利民膝盖在后面,脚也是畸形的。

2,远古时期的大仗都是在西北地区打的

在五帝时代,也是就是在距今四五千年间,中华民族是个剧烈融合冲撞的历史时期。南来北往的民族都在北方大地上相遇。在现在的华北地区,有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三大板块对峙。在这三个文化之外还有几个西部文化,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楼兰文化、哈密文化、吐鲁番文化、敦煌文化、居延海文化或巴彦淖尔文化。这些文化的强大程度和分布面积不亚于仰韶文化,甚至它的活动范围比仰韶文化还要大。只是由于这些地方今天已经变成了沙漠或戈壁滩,很少有地下文物出土,所以这些文化至今没有被考古界发掘出来。

这个西部文化的活动范围北到阿尔泰山脉,南到昆仑山脉,西至里海之滨,东至贺兰山河套地区。这个西部文化一旦东侵,便会与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发生冲撞。下面这段讲的共工之臣相柳氏与大禹的战争,就发生在海外北经的范围内。这个地方可能黄土高原的北部。后来黄帝与蚩尤的阪泉之战,发生在今天河北西北部的桑干河流域。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撅、掘)之,三仞(rèn填充)三沮(阻止,终止),乃以为众帝之台。

大禹战败共工之臣相柳,血染的土地腥臭得不能生长五谷。大禹便将这块土地进行挖掘改造,但填充了三次都失败了。于是便把土挖出来堆成众帝之台。

共工是炎帝的后人,共工生后土!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是炎帝和共工的后人!被黄帝部属所杀,共工之臣相柳又被黄帝的后人大禹所杀。这是一场大战,流血漂杵,土地都不能种庄稼了。炎帝族与黄帝族之间的相互争夺可见一斑,并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现在最难判断的就是这个西部集团是炎帝还是黄帝。炎帝姜姓,姜姓与牧羊女有关,最早是放羊的民族。姜姓集团从西向东挤压黄土高原上黄帝的仰韶文化,于是就发生了激烈而残酷的厮杀。也可能黄帝是那个西部集团,他从西向东挤压炎帝的仰韶文化。

    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面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

在昆仑之北和柔利国之东(这个地方大概在今天的敦煌一带),有一叫相柳的人,长着九个头,人的面孔,蛇的身子。人们不敢向北射箭,怕的是共工之台。共工之臣至死也守卫着共工,令人畏惧。古代帝王和部落首领死后,都被后人筑台来纪念。红山文化遗址的一些山丘上散步着一些土台和石台。

看来共工集团的活动区域在今天的新疆东南部、青海西北部、甘肃西北部和内蒙西部一带。炎黄集团之间的战争主要发生在这里。

今天的中国地图很容易阻碍人们的自由想象。譬如,今天的内蒙西部是一片沙漠,甘肃北部和西北部是无际的沙漠,于是人们便下意识地认为这个地方没有人类历史。由于没有地下文物的考古发现,就导致这些地区是文化盲区。其实早年这里水草肥美,气候宜人,是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只是由于沙化,大量的地下遗物难以发现,于是这里成了考古的盲点。《山海经》告诉我们,不能将这些沙漠地区遗忘,要挖掘今日沙下的历史。早年人类在这里的活动都记载在《山海经》里。

另外,在上古时代,人类没有国界的概念,人类活动的范围无拘无束,广大的西部地区,南起昆仑山,北至阿尔泰山或贝加尔湖,西起里海,东至渤海,这一大块区域都是中国先人东西南北游走的活动范围,只不过到了农耕经济兴起之后,人们开始定居于华北和华中平原,再也不东奔西跑的靠游猎生存了。这时“中国”开始出现,周边的游牧民族都来争夺中原,胜者居中,败者居边,华夏和戎狄蛮夷的格局便出现了。

在炎黄时期,还没有戎狄蛮夷之说,并且,炎黄本身也是戎狄蛮夷。夏商之后,这种格局才出现。《山海经》清楚地告诉了人们这一事实。

深目国在其东,为人举一手一目。

深目疑似中东的色目人,当时有不少眼窝凹下去的中东人或西方人游荡在中国北部。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夸父与太阳赛跑,追到太阳落山也没追上。渴的要死,把黄河和渭河的水都喝干了,还没解渴。于是又到北边的大泽去找水喝,还没走到就渴死了,扔掉的手杖化作一片邓树林。

这是个著名的神话故事,就出自《山海经》。故事很古老,但语言不古老,很像后代人写的。这个故事编得太有想象力了。这里的“大泽”有人说是蒙古北边的贝加尔湖,也可能是黄河河套地区的大湖泑泽。夸父追日的故事显示出古人翻山越岭的能力。在人类处在游猎时期和游牧时期,其行走和奔跑能力是十分强健的。那个时代的人随便找出一个参加现代的马拉松比赛,可能都会拿第一。并且那个时代,没有国家疆界的限制,人类可无拘无束地在地球上游荡。从亚洲到非洲并不是一件难事。从欧洲到亚洲也不是什么难事。那时,又高又大的白种人在中国的北方地区有得是,下面的海经和大荒经里有多处提到。

这是一个人类最自由的时代,只要有能力组织起来,就可以跋涉千山万水,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而迁徙。就像候鸟一样,冬天来了,到南方去,夏天来了就到北方去。一年一度的大迁徙,也前面学过的《尚书·尧典》里已经透露过了。

再比较一下今天的人类,不要说出国要办护照,要签证,就是在本国内流动也要户口等手续。人类何时回归那个自由的时代?

《海内西经》描述 的雄伟奇特的昆仑之墟

    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西。

后稷是周人的先祖,葬在西部是自然的。氐(),中国古代的一个少数民族,居住在今西北一带,东晋时建立过前秦(在今黄河流域)、后凉(在今西北)。《诗·商颂·殷武》中有“自彼氐羌”诗句。周人的老祖宗后稷大约葬在今天的甘肃地区。这里是海内西经的范围。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而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所在。非后羿莫能上冈之岩。

这个昆仑之墟可能就是今天的喀喇昆仑山。“非后羿莫能上冈之岩”,后羿曾来到过这里,说明后羿的活动范围有多大。从山东到青海,到新疆,古代帝王的游走范围是很大的。

《海内北经》帝喾、帝尧、帝舜和丹朱之台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

在昆仑虚北面,西王母依着几,头上戴着胜(头饰),拄着拐杖。南面有三只鸟为她取食。

王母娘娘住在昆仑山上还是在今天新疆的天山一带,搞不清楚。我估计应当在今天新疆的中部地区。西周时期,周穆王曾前去拜访过西王母国,这个国家属于女氏社会,首领是女的。女氏社会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一直持续,像西川泸沽湖的女儿国到现代还保留着。这里的“梯”是凭、依靠的意思。“胜”是古代妇女的首饰。

    帝尧台、帝喾台、帝丹硃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

祭祀帝王之台在昆仑山的东北边。这个地方可能在祁连山北边。王海燕编的《山海经》地图中将帝王台的位置标在今天内蒙西部的额济纳旗一带。我认为完全有可能是这个地区。

这句话意义非常重大。帝喾、帝尧、帝舜的纪念台被设置在昆仑山东北的地方,不是在楼兰、敦煌、哈密一带,就是在祁连山北边的黑河流域的某个地方。这个地方在黄帝时期还是水草肥美,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只不过今天已经大面积地沙化了 。

《大荒东经》中的大壑与少昊

大荒可能是古人对山野和原野的一种称呼,大荒是与山、海、泽、野一样的被古人运用的名词。早期的人类一般居住在山地,平原上是一片片原始森林,古人站在高山之上眺望广阔无际的原野,看上去就像莽莽苍苍的大荒。

《山海经》用了三个概念来描述大地的地貌,一个是山,一个是海,再一个就是大荒。大地上扣除山和海,剩下的是什么?丘陵和平原。所以大荒就是那些既不是山又不是海的地方。

大荒东经的范围可能是华北平原的东边,这个地方就是今天山东的鲁南、鲁东南、胶东半岛以及今天的辽宁和江浙地区。

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

由于《山海经》里说到大壑,后来很多人认为大壑是大海。《庄子·天地》说:“夫大壑之为物也,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 意思是说大海泓宏,深远难测,百川注之而不溢,尾閭泄之而不乾。汉代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说:“沛乎,若巨鱼纵大壑。” 唐代元稹的《和乐天送客》诗有:“大壑浮三岛,周天过五均。”

以上这些人都把大壑当成黄海了。直到今年4月份我去山东蒙山金伯利钻石博物馆参观,才发现大壑是早年横贯临沂南北的地震沟。大约在六七千年或八九千年前,在山东的临沂地区发生过强烈的地震和地壳变动。这次地震造成了八百里的马陵山及云台山的台升,同时裂成了一个大深谷。这条大深谷纵贯临沂南北,这就是古史传说中的“大壑”。但是,经过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水土冲刷,这条大壑在今天已经不明显了 。由此可以看出,《山海经》确实是一本宝书,它记载的一些地方确实是存在的。如果今人完全破译了《山海经》,不知可以发现多少未知的秘密。

这个大壑横贯黄海之滨的山东日照、沂水、莒县、莒南、临沂地区。少昊在这里抚养过颛顼。“孺”是生育、哺乳的意思。少昊哺乳颛顼,说明颛顼是少昊的孩子,但司马迁的《史记》里却说颛顼是昌意的儿子。

《史记》里说,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黄帝娶了西陵之女嫘祖,生了二子,一曰玄嚣,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而《山海经》这里说颛顼是少昊生育抚养大的,和《史记》里说的完全不一样。到底谁对谁非?《山海经》可能更靠谱。由于出现了两种说法,后来有人就把昌意说成是少昊,把少昊说成是黄帝之子,晋朝的皇甫谧就是这种人。他的书《帝王世纪》也只能是牵强附会、望风捕影了。 

    1,黄帝是哪里人? 

《逸周书·尝麦解》里先后提到了四个人物,炎帝、蚩尤、少昊、黄帝。黄帝替炎帝打败蚩尤之后,由少昊来制定职官的名称,使天下从此后再也没出现过混乱。

从《尝麦解》可以看出,黄帝与少昊的关系密切,可能黄帝就是出自少昊部。《孔子家语·五帝记》记载:“黄帝乃少昊之子”。而司马迁的《史记》说黄帝乃少典之子。这个少典和少昊两个字十分相似!是不是就是一个人,因书写的不同而导致了歧义?

有一年我去山东曲阜,曲阜师范大学的骆成烈教授陪我参观少昊陵。出了曲阜市,向东走不到一里地就是少昊陵。在少昊陵后面有一小土丘,我们几个人登了上去。望着北面一片宽阔的田野,骆成烈教授说,这儿就是寿丘,黄帝生于寿丘,黄帝的出生地就在今天山东的曲阜。

所以,北宋时期,朝廷在少昊陵前面建了一座宏大的宫殿----景灵宫,专门祭祀黄帝。宋真宗帝“推本世系,遂祖轩辕”,以轩辕皇帝为赵姓始祖,于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闰十月,诏曲阜县更名为仙源县,将县城迁往寿丘之西,又兴建了景灵宫奉祀黄帝。四年之后宫殿建起,总共一千三百二十楹,规模十分宏大,“其崇广壮丽罕匹,岁时朝献,如太庙仪”,祭祀时用太庙礼仪,等级最高。

    既然《孔子家语》里已经写明黄帝乃少昊之子,那就可以理解《山海经》里说的“少昊孺帝颛顼”了。这是因为古代的帝王名字与他的部落名字往往混在一起用。这里的少昊是指少昊部落,是一个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人。

譬如,共工的名字反复出现在《山海经》、《逸周书》和《礼记》中,这时的共工就是以部落名字来替代当时那个首领,而哺育颛顼的那个少昊就不知是第几代少昊了。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对颛顼评价挺高:“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特别是颛顼足迹广大,“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dǐ shǔ]”。

一个帝王能走这么多地方,征服这么多大小部落。颛顼时期就足迹遍天下,黄帝时期也是同样。砥是平的意思,砥属就是远近归附的意思。颛顼的陵墓在河南内黄县城南30公里的梁庄镇,其西为帝喾陵。两个帝王都葬在中原,说明自炎帝黄帝之后,中原已经成了政治中心。颛顼早年的发祥地鲁东南地区已被边缘化。

《山海经》读后,我感觉黄帝活动的区域相当广大,整个今天的新疆地区直到黄土高原都是黄帝经常活动地区。少昊与黄帝这一族很可能是从西北部进入中原的一族,他们击败炎帝和蚩尤之后,将大本营设在山东西部一带,鸠占鹊巢,占领了中原地区原部落的地盘,扎根生存下来。 某一个黄帝部落的首领出生于曲阜寿丘也是有可能的。

中国为什么叫华夏?华就是早先的中原民族,夏就是从西北方南下东进的民族,两大民族融合形成了后来的汉族。汉族是几大民族的融合物。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来,中国的历史一再重演。像满清入关这样的历史已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整个中原地区,人种不知融合了多少次。所以,汉族是一个血液最混杂的民族。

三、《大荒西经》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有两黄兽守之。有水曰寒署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

在西北海以外,大荒的一个角落,有座山断裂而合不拢,名叫不周山,有两头黄色的野兽守护着它。有一条河叫寒暑水。寒暑水的西面有座湿山,东面有座幕山。还有一座大禹进攻共工国时曾经打过仗的山。这个地方很像新疆的天山。

有人把“有山而不合”这个地方说成是非洲的大裂谷了,说只有乞力马扎罗山处的地形才与此说想吻合。古人既没有轮船也没有火车,更没有飞机。唐僧到西天取经都历经千难万险。大禹和共工打仗怎么能打到非洲去?这些解释《山海经》的假说只不过逗人一笑。

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谷。稷之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

有个西周国,这里的人姓姬,吃谷米。有个人正在耕田,名叫叔均。帝俊生了后稷,后稷把各种谷物的种子从天上带到下界。后稷的弟弟叫台玺,台玺生了叔均。叔均代替父亲和后稷播种各种谷物,从此开始了农耕的生活。

这一句指出了周人的先祖是谁,就是帝俊。《礼记·祭法》中记载周人“禘帝喾”,意思是说周人祭祀的最早的祖宗是帝喾。如此看,《山海经》里的帝俊就是帝喾。帝喾称帝在颛顼之后,其活动范围主要在华中地区,但其子孙的一支后稷迁徙到了西方,经过十几代之后又打回了东方。

这一段说明,尧舜时代还是狩猎、游牧时代,农耕时代是自帝喾的儿子后稷之后才开始的,但南方地区的河姆渡文化早就有了农耕,只不过他们没成为主流民族,所以后稷成了“始作耕”者。

西周之国可能在今天甘肃的陇南陇西地区。这个地方早期是大地湾文化和马家窑文化。这两个文化都发现了五六千年以前的谷物。周人过去后继承和发扬光大了种植的传统。

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有榣(yáo)山,其上有人,号曰太子长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榣山,始作乐风。

    有个北狄国。黄帝的孙子叫始均,始均的后代子孙,就是北狄国人。黄帝是戎狄的祖先。有座榣山,山上有一个人,号称太子长琴。颛琐生了老童,老童生了祝融,祝融生了太子长琴,太子长琴住在榣山上,开始创作乐而风行世间。

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爰有甘华、璇(xuán)瑰、甘柤、瑶碧、白木、白柳、视肉、琅玕、白丹、青丹、多银铁。鸾凤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沃之野。

有西王母山、壑山、海山。这里有个叫沃的国家,沃民居住在这里。生活在沃野的人,吃的是凤鸟产的蛋,喝的是天降的甘露。凡是他们心里想要的美味,这里都有。这里还有甘华树、璇瑰玉石、甘柤树、瑶碧玉石、白木树、白柳树、视肉怪物、琅玕树、白丹、青丹等珍奇异宝。这里还盛产银、铁。鸾鸟在自由自在地歌唱,凤鸟自由自在地舞蹈,还有各种野兽,群居相处,所以这里被称作沃野。

如此美妙的仙境,令人向往。这一段反映了西北地区古代人类生存的环境是多么美好!那时大自然的植被和宝藏还未被人类破坏,人类可以尽情地享受大自然丰富的赐予。

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

这个轩辕之国与黄帝有没有关系,不知道。黄帝姬姓,居轩辕之丘,号轩辕氏。从上面的北狄国和这一句的轩辕国来看,黄帝很像西部地区的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山,名曰嘘。

大荒当中,有座山名叫日月山,是天的枢纽。这座山的主峰叫吴姖天门山,是太阳和月亮降落的地方。有一个神人,形状像人而没有臂膀,两只脚反转着连在头上,名叫嘘。

太阳和月亮降落的山一定在西部,估计这座山不会超出今天的新疆境内。

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qióng)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帝颛顼生了老童,老童生了重和黎,帝颛顼命令重托着天用力往上举,又命令黎撑着地使劲朝下按,于是天与地便分开了。黎来到地下并生了噎,他就处在大地的最西端,主管着太阳、月亮和星辰运行的先后次序。

1,罗布泊----消失的西部海洋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

这里的西海可能是新疆东南部的罗布泊。罗布泊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东端,海拔最低,仅有780米,在古代是一片面积多达几万平方公里的内陆咸水湖,比青海湖大多了。其实整个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几千万年前就是一片海洋,由于喜马拉雅山的崛起,这块地方成为陆地内海。

大约到了四五百万年前,塔克拉玛干的湖水干涸,而东部的罗布泊由于地势低洼,一直保持着上万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在古人眼里,这里就是一片西部的海洋。而在这个西海的南面,就是一座大山----昆仑山。流沙河在山脚下流淌,赤水河和黑水从这里发源。并且,在四五千年以前,这里水草肥美,气候湿润,是人类和动植物生存的天堂。直到汉朝时期,这里还有楼兰、乌孙、车师、龟兹、于阗、疏勒、大宛、大月氏、康居、羌族等十几个民族和国家在这里生存。

 

 

我相信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同时,这里有一个繁荣的楼兰文化或若羌文化,只是由于地面沙化严重,地下文物难以发现,所以这里的历史不为人所知。只有《山海经》将这一信息告诉了我们!《山海经》中所隐含的历史密码不知有多少,只是人们还不能破译。

从《山海经》可以清晰地看出,早期的人类是游牧民族,他们的足迹比后来农耕时代的人广大得多,他们对目前中国境内广大地域中的山川大河了解得比后来的汉民多得多。这一段对昆仑山的描写惟妙惟肖。《山海经》证明了中国的先民走南闯北,足迹广大。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古代的东西大通道以及文化分布。中国古人如果要向西走,可以走两条线。一条是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经武威、张掖、酒泉出嘉峪关,经敦煌到楼兰,再到南疆的和田。从嘉峪关走哈密是新疆的北线,可以西出中东到欧洲。第二条是走秦岭南麓的汉中,经祁连山南麓的青海境内到达昆仑山下。

    从玉门关进入新疆后,人们最常走的是经罗布泊北边的楼兰到库尔勒,或经鄯善沿着阿尔金山脚和昆仑山脚到和田这条路。

 

 

北边还有一条线,那就是从哈密到阿尔泰山南麓,向西一直走到欧洲。古时候,亚欧大陆上的人类流动主要沿这两条线运动。而罗布泊、南疆这条线路是气候适宜、水草肥美的路线。《山海经》里每每把西域地区描写成美丽的天堂,在四五千年前确实是这样的。

罗布泊的干涸仅仅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古楼兰据说兴盛了八百年,大约在魏晋之后默默地消失了,直到1900年才被外国的考古学家发现。人类活动是西部地区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

2,楼兰美女女尸就是西王母!

楼兰古城位于今天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若羌县北境,罗布泊以西,孔雀河道南岸7公里处,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形之中。

1979年冬,考古学家在孔雀河古河道北岸发现了3800多年前的数十座太阳墓。这种墓中间用一圆形木桩围成死者墓穴,外面用一尺多高的木桩围成7个圆圈,并组成若干条射线,呈太阳放射光芒状。其中出土了距今3800年的印欧人种的“楼兰美女”。这说明夏商周时期这里生存的是印欧人。这和《山海经》中记叙的“深目”、“白民”等人种相似。

可惜的是,考古界对楼兰女尸的认识至今停留在楼兰美女的境界,实际上这就是《西游记》中记载的女儿国的首领,再往上溯就是西王母娘娘。早年这里一直是女人为头领的母系社会。

附近的古代人类遗址中还发现了石球、手制加沙陶片、青铜器碎片、三棱形带翼铜镞、兽骨、料珠等人类遗物,还有一些50006000年以前的石刀、石矛、石箭头、细小石叶、石核等。这一切清楚地显示,今天的不毛之地楼兰,在新石器时期、青铜时代直至汉代前期,曾经是绿草萋萋、森林覆盖率达到40%的风水宝地。

2,流沙到底在什么地方?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

夏后开即大禹之子夏启,据说他是由巨石裂开而生的。他派了三个嫔妃上天,得到了《九辩》和《九歌》这些美妙的音乐。于是他开始歌唱《九招》。这里出现了《离骚》中的《九歌》,由此看出《山海经》与楚文化的关系。

这里提到一个重要的地方“天穆之野”,这是一座仙界般的大山,高两千仞,在流沙西边,《九辩》和《九歌》都是从此山传下来的。据此判断此山是新疆西部边境上的一座高山。

最后说说流沙。流沙是西域一个重要的地名。上边一句讲:“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这里又讲:“流沙之西……此天穆之野。”一个是昆仑之丘,一个是天穆之野,那么,流沙这个地方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 ?

现在网上的解释一般把流沙河说成是流经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的开都河,这里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南与库尔勒市相望,西南与轮台县为界。但这个地方也很难符合《山海经》所说的“流沙之滨……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这里距昆仑山还是有一段距离。那么,流沙是不是靠南一点,在新疆南疆的若羌或甘肃西部的敦煌一带呢?

有人认为流沙不像《西游记》中描写的那样,是沙僧藏身的一条河,而是一条被风吹着流动的沙漠通道。譬如,已经干涸了的疏勒河故道,走在里面就像走在一条沙尘流动的沙河里。这条故道是从甘肃出关后通向西域的必经之路。所以被人习惯地称作流沙。

疏勒河是甘肃省西部的一条内陆河,它发源于青海省祁连山脉西段疏勒南山和托来南山之间,西北流经玉门、安西等绿洲,消失于敦煌西部的沙漠之中。但这条河在《山海经》时代决不会干涸,可能还是流水潺潺的大河,所以不会被称作流沙。

判断到此,我们只有将目光投向塔里木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了。尽管在四五千年前,塔克拉玛干沙漠没有今天这么大,但在古人眼里也是一片浩瀚的流动沙丘和沙海。并且,“流沙之滨……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这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位置太符合了。

 

塔克拉玛干沙漠与昆仑山

 

 

1914年,由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位大家合撰的重要的考古学著作《流沙坠简》出版,,共3册。此书收录了英籍考古学家A.斯坦因在中国盗掘的敦煌汉简和罗布泊汉晋简牍。由书名可以看出,王国维和罗振玉也认为流沙在塔克拉玛干这个范围。

谈到流沙,不能不说说弱水。弱水就是从祁连山北麓流出的黑河以及下游的额济纳河。弱水绵延800多公里,先秦时匈奴称其为“弱水流沙”,《水经注》中也称流入居延海的额济纳河为“弱水流沙”。“居延”在西夏语里为“流动的沙漠”。这说明到了唐宋时期,居延海一带的生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几千年的人类活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居延海周边已出现沙漠。

看来,弱水与流沙还真有一点姻缘。水一弱,下游的湖泊面积就缩小,土地就要沙漠化,一刮风就要流沙。现在内蒙西部的沙漠就是因水弱导致的。居延海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干涸了。最近几年,黑河加大力度向下游放水,才使居延海重见水面。

沙化也带来了另一种好处,使汉代木简保持了两千年而不变。20世纪三十年代在居延海地区发现了汉代木简,这一发现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和居延汉简。

其实,如果再往下挖,额济纳旗地区的沙漠底下还不知有多少宝物呢!

四、《大荒北经 》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这是一个著名的神话。大荒当中,有座山名叫成都载天山。有一个人的耳上穿挂着两条黄蛇,手上握着两条黄蛇,名叫夸父。后土生了信,信生了夸父。而夸父不自量力,想要追赶太阳,直追到禺谷。夸父想喝黄河水解渴,却不够喝,准备跑到北方去喝大泽的水,还未到,便渴死在这里。应龙在杀了蚩尤以后,又杀了夸父,因他的神力耗尽,升不了天,就去南方居住,所以南方的雨水很多。

共工是炎帝的后人,共工生后土!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是炎帝和共工的后人!被黄帝部属所杀。这是两个不同的部族,他们之间的相互博弈可见一斑,并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共工臣名曰相繇(yáo),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歍(恶心呕吐)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yān)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rèn填充)三沮(jǔ),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在昆仑之北。

共工有一名臣子叫相繇,长了九个头而是蛇的身子,自己缠绕成一团,贪婪地霸占九座神山而索取食物。他所喷吐停留过的地方,立即变成大沼泽,而气味不是辛辣就是很苦,百兽中没有能居住在这里的。大禹堵塞洪水,杀死了相繇,而相繇的血又腥又臭,使谷物不能生长。那地方又水涝成灾,人不能居住。大禹填塞它,屡次填塞而屡次塌陷,于是把它挖成大池子,诸帝就利用挖出的泥土建造了几座高台。诸帝台位于昆仑山的北面。

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射。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bá)。

有座山叫系昆山,上面有共工台,射箭的人因敬畏共工的威灵而不敢朝北方拉弓射箭。有一个人穿着青色衣服,名叫黄帝女妭。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

魃(bá),旱魃,传说中能引起旱灾的鬼。

蚩尤制造了多种兵器用来攻击黄帝,黄帝便派应龙到冀州的原野去攻打蚩尤。应龙积蓄了很多水,而蚩尤请来风伯和雨师,纵起一场大风雨。黄帝就降下名叫的天女助战,雨被止住,于是杀死蚩尤。女因神力耗尽而不能再回到天上,她居住的地方没有一点雨水。叔均将此事禀报给黄帝,后来黄帝就把女安置在赤水的北面。

这一段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黄帝派应龙到冀州之野去攻打蚩尤。说明蚩尤是一个北方民族。冀州就是今天的河北北部一带。黄帝与蚩尤打仗的地方在涿鹿,今天河北这个地方还保留这很多传说。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pin)牡,是为犬戎,肉食。有赤兽,马状无首,名曰戎宣王尸。

大荒当中有座山名叫融父山,顺着河流可以进入这座山。有人名叫犬戎。黄帝生了苗龙,苗龙生了融吾,融吾生了弄明,弄明生了白犬,这白犬有一公一母,自相配偶,便生成犬戎族人,吃肉类食物。有一种红颜色的野兽,形状像普通的马却没有脑袋,名叫戎宣王尸。

这一段把犬戎的来源暴露得很清楚。犬戎是黄帝的后人,黄帝是犬戎的老祖宗。犬戎和华夏实际上在黄帝时期都是一家。有些犬戎进入中原,成为中原的农耕民族,有些犬戎始终在北方游猎,成为游猎和游牧民族。

到了周代春秋时期,戎狄蛮夷的概念才最终形成。居住在中原的称华夏,居住在周边的称夷狄。其实在华夏与夷狄之间,只不过是位置变换了一下而已。特别是一些进入中原的夷狄,后来都变成了华夏。

1,汉族是一个高度混血民族

从五帝时期的华夏到秦汉以后汉族的形成,至少历时三千年。在这三千年间,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夷族与陕西河南地区仰韶文化的华族以及南方地区的苗族等最早进行融合,继之是西北部进入的夏族,形成华、夷、苗、夏、狄、蛮等几族大融合。由于夏族在一定时期取得了统治性的胜利,占据了中原主导性的位置,所以人们以华夏民族来形容位于中部地区的这个国家——中国。

从此,中原成了各族争夺的宝地,占据了中原,就等于取得了天子的地位。晋朝末年,中国出现过“五胡乱华”的局面,其实早在几千年期间,中原这个地方不知发生过多少次“戎狄乱华”,中原地区就像一个民族搅拌器,或者基因大染缸。北方和西方过来的民族不断入侵,中原地区的原住民不断被迫南下。经过几千年的搅拌和融合,到了秦汉,天下定于一尊。各民族的融合基本形成,大汉民族初具雏形。纵观汉族几千年的形成过程,人们会深深地感叹这一民族血缘的多样性和基因的多样性。

汉族,是一个多元民族的代名词,准确地说,是夷狄与华夏融合的产物。汉族的来源是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裴里岗文化、敦煌文化、楼兰文化、居延文化、罗布泊文化、大溪文化、良渚文化等文化的综合体。今天的少数民族在五六千年以前可能和汉族一样有着同样的祖宗。所以,我从来不把满族、蒙古族、维族、藏族、回族、朝鲜族、苗族、傣族等看做异族,因为在七八千年或五六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宗是相同的,我们的身上流着共同的血液。尽管后来分开了,但在几千年以前,或许是一家子。

从血缘角度讲,汉族是个高度混血的民族。先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民族交融是怎样形成的。《诗经·大雅·思齐》记录了周人祖上的历史:

“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大任是周文王的母亲,即王季之妻。大任这个女性来自什么地方呢?任姓是东方国家的姓,任国在今天山东的济宁一带,大皞的后裔。在商朝时期,各诸侯国便实行了“同姓不婚”的制度。远在陕西西部的周国,要到几千里之外的山东来娶妻。而王季的母亲,即古公亶父的妻子是来自姜姓国家,炎帝的后裔。“思媚周姜,京室之妇”说的就是周文王的奶奶周姜。

至于周文王娶的是谁的女儿?《思齐》里已经说了,“大姒嗣徽音”,即继承美好品德的大姒。大姒,姒姓,是来自莘(shēn)国的女人,大禹的后裔。山东西部今天有个莘县,早年的有辛氏、有莘氏在今山东曹县西北。商汤娶的就是有莘氏之女。陕西合阳东南(韩城境内)也有姒姓之国,有人说周文王之妃太姒即此国女子。

周人姬姓,娶的媳妇都是异姓女子。这说明在夏商之时,华夏民族已经实行“同姓不婚”的制度。到了周代,各国诸侯严格遵循这一规定,《左传》里记载了大量诸侯夫人带姓的名字,如卫灵公的夫人南子,一看名字就知道是宋国国君的女儿。宋国子姓,嫁出去的女子都叫什么子。齐国姜姓,嫁到各国去的女子都叫什么什么姜,如穆姜,哀姜。

鲁国姬姓,鲁国国君娶遍了周边国家的女子。所以,在中国古代,越是王族和公族,越是血缘混血最厉害的人群。鲁国世代与齐国、莒国、杞国、宋国、邾国、须句国、颛臾国、任国、宿国、郯国、楚国、秦国等这些不同姓的国家联姻。而晋国更多地是与北方的戎狄联姻。著名的五霸之一晋文公,就由戎女所生。

这种“同姓不婚”的姻亲文化一直延续到秦汉、唐宋和明清。典型的有西汉时期,汉朝连年与匈奴联姻,互相嫁娶女儿。唐朝嫁文成公主到西藏,而到了清代,满蒙成了联姻最多的两个民族。

由于地域广大,中华民族在五六千年间的融合中,综合了太多的民族成分。只有深入了解历史,才会克服那种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情绪。汉族是世界上最善于容纳的民族。海纳百川,只有善于容纳,才会有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应当有着最宽容和包容的胸怀。

遗憾的是,近些年里,国内冒出一些极其狭隘而偏激的“大汉族主义”。这些人应当好好学学历史,丰富自己的知识,开阔自己的胸怀。

、《海内经 》

《海内经》没放在海经里,而是孤零零附在大荒经最后。为什么?因为这一经既不讲山海,也不讲大荒,主要讲五大先祖的历史。它先后讲了黄帝的族系,大皞的族系,帝俊的后裔、少皞的族系和炎帝的族系。此经有点象上古族谱,内容非常宝贵。它与前面所讲的《逸周书》的“史记解”一样,给我们透露了上古各氏族部落珍贵的信息。

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之(对人以慈爱为本)。

朝鲜在东海之内,北海的一角。这里古人的海的概念与今天差不多。但这个北海是指哪个海?是渤海,还是朝鲜北边的海?

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

这里说颛顼是黄帝的曾孙!与大荒西经中的说法不同,与司马迁《史记》中所说的也不同。

   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百仞无枝,有九欘(zhú),下有九枸(gōu),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爰过,黄帝所为。

,树木弯曲的地方。枸是盘错的树根。这里记载了一棵高约百仞的大树,大皞曾在这里走过,黄帝也曾在这里做过事。当时中国的中原一带,长满了高大的树木,最大最高的上百米,被先人视为绝地通天的神树。

建木是上古先民崇拜的一种圣树,它可能位于天地的中心。传说建木是沟通天地人神的桥梁。由于大皞、黄帝等帝都是通过这一神圣的梯子上下往来于人间天庭,所以在广汉三星堆中出土的青铜神树上,有枝叶、花卉、果实、飞禽、走兽、悬龙、神铃等。这种神树的原型,可能就是建木。

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大皞又被称为伏羲氏,大约是北辛文化(在山东西南部)晚期的人,早于炎帝和黄帝。大皞一族是中原地区的先民,是农耕民族,但遭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屡屡入侵,并逐渐融化融合了游牧民族。皞伏羲氏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先祖之一。华夏文化主要起源诞生于大皞伏羲氏一族。

大皞族的一支后来迁徙到西南大巴山一带,成为巴人。就是四川的三星堆文化也与东方的鸟图腾有关。

阅读《山海经》,你会发现此书很少提及大皞,也很少讲述少昊一族的故事,只有在这里提到了大皞的几个儿孙。大皞伏羲氏是今人公认的中华民族最早的祖先,但在《山海经》里却很少讲述大皞族人的故事,更多的是炎黄两族后人的故事。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一是说明大皞历史比较久远,二是此书的作者楚人并非大皞的后裔,对大皞族的事情不甚了解。

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

在这里出现了舜的名字。这说明帝俊不是舜。帝俊是什么人呢?很可能是帝喾。

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shu)。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

炎帝的孙子叫伯陵,伯陵与吴权的妻子阿女缘妇私通,阿女缘妇怀孕三年,生下了鼓、延、殳三个儿子。殳最初发明了箭靶,鼓、延二人发明了钟,作了乐曲和音律 。

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

鲧的儿子是大禹。大禹是黄帝的后代。按这种说法,大禹是黄帝的曾孙,而不像《史记》中说的那样是玄孙。

《史记》夏本纪载:“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

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

奚仲造车,奚仲是车子的最早发明者。从这一段可以看出奚仲乃帝俊的后裔,即帝喾的后裔。这一支后来一直生活在山东西南部和江苏北部,以徐州和薛城为中心。

我这个仲姓的人很可能就是帝喾的后人。有一年我到徐州去参加当地仲子研究会成立活动,参会的有一位当地仲家村的仲姓村民。他说他们那里祖祖辈辈认奚仲为老祖宗。从奚仲到仲虺,仲氏出了几个著名人物。无怪唐玄宗看完仲氏祖谱后感慨地说:“朕观诸谱,仲氏最古。”司马迁的《史记》把帝喾说成是黄帝的后人,但从《山海经》中看,帝俊(帝喾)是东方的帝王,与黄帝关系不大。

少皞生般,般是始为弓矢。

少皞是东方民族的首领,鸟图腾,可能属于大汶口文化。少皞亦作少昊,名挚,东夷族部落的首领,与大皞(太昊)是两个不同的部落。

少皞嬴姓,可能是因为降生于嬴水之滨。嬴水是山东汶河上游的一条河,发源于古代嬴族的原居地,这里有古嬴城遗址。传说他在穷桑这个地方登上帝位,可能就是山东泰安南边的大汶口,后徙都曲阜,占领了大庭氏的地盘,建立了一个鸟图腾的氏族部落王国。他以五鸟、五鸠、五雉、九扈24种鸟命名氏官,如以玄鸟氏作司马,掌官兵权,以祝鸠氏作司徒,管理民事,以鸬鸠氏(布谷鸟)作司空,掌管建筑,以爽鸠氏作司寇,主管法律,以鹘鸠氏担任司事。用五种雉鸟分别作为掌管金、木、陶、皮、染等五位“工正”的官名。把九扈鸟作为九位农工官员的名称,掌管农业耕种收获。

少皞一族后来散布在整个华东、华中以及华南地区。历史上的嬴姓国有50多个,分布在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其中较著名的有嬴、盈、郯、莒、费、奄、江、黄、徐等国以及秦国和赵国。从嬴“以国为氏”以及衍化出来的姓氏有120多个。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zēng),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

帝俊赐给羿弓箭,让他去扶助下面的小国家。这个羿应当是前羿而不是后羿。从这里看,帝俊很像天帝,天神。

矰,古代射鸟用的拴着丝绳的箭。

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

在这里,帝俊好像又成了下界的帝王,一共有八个儿子,晏龙发明了琴瑟,三身的儿子义均成为能工巧匠。如此看,帝俊很可能是帝喾。

倕,尧巧工也。相传尧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倕的巧匠,故称巧倕。《墨子·非儒下》中说:“ 奚仲作车, 巧垂作舟。”《楚辞·九章·怀沙》载:“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拨正。”《山海经·海内经》中有:“又有不距之山,巧倕葬其西。”

由此看,帝喾的后人多是能工巧匠,发明了很多东西。当时的文化中心应当在今天山东的西南部,江苏的北部,河南的东北部。奚仲的后人居住在山东薛城一带,这里后来出了鲁班和墨子这样的优秀科技人物。

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大比赤阴,是始为国。禹、鲧是始布土,定九州。

大比赤阴是人名,他最早开始建立国家。后稷大概在今天甘肃境内,陇西和陇南地区,在马家窑文化的范围内。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

共工乃炎帝部落的后人,炎帝和黄帝两个部落的后人一直在争斗,厮杀。这是炎帝一系的人,后土乃姜姓,炎帝的后人,此人后来被尊重可能与治水有关。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yīn堵塞)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羽山在今江苏连云港一带)。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洪水滔天。鲧偷取天帝的息壤用来堵塞洪水,没有得到天帝的命令。天帝派祝融把鲧杀死在羽山的郊野。禹从鲧的腹中生出。天帝就命令禹最进行土木工程,遏制洪水,安定九州。

息壤,神话传说中的一种能够自生自长、永不耗损的土壤,是天帝休息之地的土壤。鲧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这是鲧被杀的另一种解释。堙,堵塞,塞也。

    1,中华民族的五大祖谱

    《海内经》读完后,我最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华民族先祖的多样性。

从地下考古发掘可以看出,四五千年前,中国版图上至少有十几个考古意义上的文化,不知有多少大大小小的部落。前面学过的《逸周书·史记解讲述了上古四五十个氏族部落的故事,但到了司马迁的《史记》,中国人的先祖便缩小到黄帝一支,其他谱系如大皞、少昊、炎帝等皆付之阙如。并且,司马迁还把黄帝和颛顼、帝喾、尧、舜、禹说成是一家子,黄帝是颛顼的爷爷,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尧是五代孙,大禹是重孙子,舜居然是黄帝的八世孙。

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有人质问过他。这些质问也被记入了《史记·三代世表》:“张夫子问诸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谬秋?”

张夫子说,《诗经》记载,商人的先祖契和周人的先祖后稷都是无父而生,司马迁却把他们都说成是黄帝之子,这不是与《诗经》相矛盾吗?

对此,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中答道:“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人不知,以为泛从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

司马迁说凡是当帝王的都必须先辈“德泽深后世”,是上天对有德之人的报答。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所以他的子孙祖祖辈辈都要当帝王。这显然是汉代时期的一种血缘论意识形态影响了司马迁对历史的书写。这种血缘论直到文化大革命时还在社会上流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

司马迁在此文开头坦承:“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着。”五帝和尧舜禹三代距今历史遥远,殷商以前的祖谱已经看不到了。在看不到的情况下,他就主观地将黄帝以后的几代帝王都安排成一个族系。这显然是人为地主观地在塑造历史。

从《山海经》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至少有五大先祖的源流,一是大皞,二是炎帝,三是少昊,四是蚩尤,五是黄帝,但在司马迁所写的正史《史记》里,前四大先祖的谱系基本缺失,所记叙的只有黄帝一支的历史。这就使三千年间不断有人提出疑问。《国语·周语下》记载了太子晋说的话:“夫亡者岂繄[yī]无宠?皆黃、炎之后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学术界一些人如顾颉刚先生便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有人写文章论述颛顼、尧、舜皆不出于黄帝(崔述)。并且,如果仔细阅读《左传》,就会发现春秋时代的著述还没沾染上司马迁时代的意识形态病。

《左传》里记叙最清楚的是大皞的祖系。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鲁国西部的一个小国须句被南边的邾国灭掉了,须句国君的女儿成风是鲁国君主鲁僖公的母亲,她说服僖公出兵拯救须句。她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僖公便派兵将邾国人赶走,恢复了须句国。

通过成风的话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鲁国周边分布着好几个大皞的后裔国家,风姓国家,但是这些东方古老的民族已落入“服事诸夏”的境地,西部过来的诸夏如周人成了统治者。这些大皞的后裔国最著名的一个便是颛臾。《论语》里记载过季氏欲伐颛臾的故事,被孔子制止了。颛臾小国坐落在今天山东平邑境内的蒙山脚下,城池坚固,易守难攻,鲁国对它觊觎已久,一直不敢动,因为它的身份地位太高了。颛臾是中华民族老祖宗大皞的直系后裔,担负着祭祀太皞(大皞)和有济(济水)的重任,又被历代帝王尊为东蒙主,专门祭祀蒙山之神。

古代人对山川相当敬畏,济水和蒙山都被专门的氏族世世代代祭祀。大皞一族是华东地区的老部落。《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陈,太皞之虚也。”陈即今天河南省的淮阳县,这里有大皞的陵墓。由此可见大皞一族的疆域和范围,结合《淮南子》的记叙,大皞族当年的生存和活动范围北到河北,东到朝鲜日本,南到江淮,西到巴山秦岭。

《左传》还详细描述了少昊族的故事。鲁昭公十七年(525),鲁国南部的郯国国君郯子来访。鲁昭公设宴招待他,席间,鲁昭公问道:“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回答说:“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

这一段话清晰地道出了中华始祖的几大源流。这里提到的五帝是黄帝、炎帝、共工、大皞和少皞。黄帝以云来记事,他的百官都以云命名。炎帝以火来记事,百官以火命名。共工氏以水记事,百官以水命名。太昊氏以龙记事,他的百官都以龙命名。少昊挚即位的时候,恰遇凤鸟飞来,因此便以鸟记事。

我国古代各民族如此繁盛,风俗习惯如此不同,如此丰富多彩,但到了汉代司马迁的笔下,这些历史都被删去,就剩下孤零零的一个黄帝。大皞和少皞等被一笔带过。这种状态可能也不怪司马迁,因为在夏商周的时候,对祖先的祭祀中便排除了大皞、少皞、炎帝、蚩尤、共工等。

《礼记·祭法》中记载:“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国语·鲁语上》中说:“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与《礼记·祭法》中说的略有不同。但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华先祖的几大祖系如大皞、少昊、炎帝自夏商周开始便被排除出祖宗祭祀的视线之外。这种黄帝一元的系统早在司马迁以前就形成了。我们能责备司马迁吗?

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曾指出,晋人皇甫谧的《世本》和《帝系》的祭祀系统都是以《国语·鲁语上》和《礼记·祭法》为基础整理而成的,炎帝系统和太皞、少皞没能进入这一祭祀系统的原因,是因为炎帝系统的各支是属于“异德合姓”的姻亲,而太皞、少皞集团则在东方,与周人关系较为疏远。

其实,通过阅读《山海经》,我们还可以悟出一个道理,即任何历史都是胜利者的历史。一旦黄帝族作为一个胜利者入主中原,其他部族的祖先都被排斥出局或被拉入门下。到了汉代大一统的时代,由于统治的原因,官方也乐于将天下祖系定于一尊,于是便形成了始祖一元体系,把各族领袖都拉进来,虽非在血缘上都有关系,但是在祭祀系统上,具有一定合法性。这就是夏商周以来形成的历史建构。

总之,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族融合的大民族。从人类种族史上看,可能再也没有像中华民族这样高度融合的大民族了。有些民族几千年来一脉单传,血缘很纯正,但中华民族在上古时代便形成了“同姓不婚”的文化,正是这种文化使中华民族变成了一个易于融合的民族,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山海经》给我们打开了一个纵横东西南北的广大疆野,使我们看到了祖先们交融组合的发展情景。

2,汉族和维族在四五千年前是一家

到此,我们可以清晰地意识到,黄帝是中华民族五大先祖之一。在这五大先祖中,只有黄帝与今天的维吾尔族关系最密切,因为黄帝是一个西来的氏族,入主中原后,成为天下共主,并与土著民族融为一体,形成后来的汉族,而留在西域的黄帝后裔就是今天的维族、萨克族、蒙古族等。

当我们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我们怎样看待新疆的维吾尔兄弟,哈萨克兄弟以及蒙古兄弟?就像一个早先分家分出了的兄弟,今天我们难道能把他们看成异族吗?谁会想到,五千年前我们有着一个老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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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昆明事件反思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刘军宁

    最近发生在昆明的恶性暴力事件,在中国人的心头投下了一道深深的阴影。更让民众担忧的是,从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以来的一系列相关事件,似乎不是偶发的 孤立事件,而可能是一个不确定时代的开端。不仅新疆已经成为火药桶,西藏地区积累的紧张情势同样令人担忧。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层的反思,只有找出这一 系列事件背后的因果关系,才有可能找到有效可行的解决办法。造成目前这种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里,我想专门谈谈对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看法。 在我看来,新疆与西藏问题的急剧恶化,与长期实行的民族划分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根据1949年以后中国实行的民族划 分政策,中国被划分成56个民族,同时在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实行差别待遇。就像划分阶级成分一样,中国的民族划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是斯大林极权主义的遗产。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 的稳定共同体。他的这一定义是中国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官方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

    但是,这样的定义没有可操作性。这个定义没有说明多大范围、多大程度叫“共同”,它无视迁徙和人口流动等因素,没有涉及同一民族信仰不同宗教如何处理。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四标准,“中华民族”完全称不上是一个民族。按照19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的观念,从56个“民族”完全可以衍生出56个国家的诉求。

    如果说“民族”的概念 含混不清的话,那么,“民族区域自治”则名不副实。这个制度根本没有可行性,而且还是制造隔阂、怨恨和冲突的渊薮。中国的五大“民族自治区”都是由所谓的 多个“民族”构成的,怎么能指定其中的某个“少数民族”来独家“自治”这个地区呢?通常,这个“民族”在划定的区域内在人口上已经不占多数。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排他性的,不是包容性的,是静止的,不是动态的,不能适应该区域人口的变迁。况且,中国在体制上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大一统。但大一统与“自治” 却是不能并存的。换句话说,有大一统,就不可能实行真正的“自治”。在整体的大一统之下,所谓的局部区域自治必然是假自治。要检验这种区域自治的真实性,看看其一把手的背景和产生方式就一目了然了。

    民族划分与民族自治制度没有能够解决本来就存在的族群之间的问题,而是在不同族群间划出不可 逾越的界限,在各族群之间实行差别待遇。这样不仅造成了族群之间的鸿沟,而且还区分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这就把族群间的差异与隔阂固定化、永久化,造成 族群的敌意与对立,并最终从摩擦走向对峙,促使族群间的冲突不断升级。

    民族划分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有民族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满意,被执行者都不满意。它做到的不是让相关各方都满意,而是都不满意。最近的昆明事件进一步激化了汉族与一些族群之间业已存在的敌意。不仅如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赋予了“少数民族”自治的权利。而汉族人和汉族地区却得不到这一权利。其他“民族”都能自治,唯独汉人不能,是汉人能力低下,不配自治吗?这是政策的制定者们所必须回答的追问。造成各方都不满的政策不可能是有效、成功的政策。相反,自实行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来,中国的族群之间的问题反而呈现出加速恶化的态势。我们不能不问,民族划分与民族区域自治是有效的解决方案吗?

    其实,中国历史上是不划分民族的。不仅在 中国古代没有民族的概念,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对所谓的民族做法律的划分。从法律上界定民族,通常只流行于实行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在香港、澳门、台 湾,也不实行民族划分的制度。易而言之,中国的56个民族和相应的民族划分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被生硬地制造出来的,是伴随着阶级成分划分和斯大林主义一起来到中国的,而不是中国固有的。民族划分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背后仍然是阶级斗争思维,并且是为了专政大一统的需要。

    有人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身的问题,而是这项制度没有真正得到落实。对这种看法,我不同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如果真的落实,必然要产生严重的排他性,并酿成更大规模的悲剧性冲突。最合理的政治制度,是由聚集在一起的各个族群的人共同治理当地的公共事务,而不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更不能把不同族群的人排斥在当地的公共事务之外。是排他,还是包容,是制造隔阂与冲突,还是化解隔阂与冲突,这是衡量政治制度是否合理的一个根本尺度。用这个尺度来衡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全不合格。挑起族群之间对抗的制度绝不是可取的制度。

    既然民族区域自治是不可取的,那么用什么样的制度来取而代之?我认为,这个制度就是联邦主义下的全国各地全面自治,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族群都自治,大家合在一起共治,组成一个复合共和(即联邦)。这种制度以赋予每个地方平等的自治权来取代基于族群不平等的假自治。这件事固然有难度,那就不妨先从取消民族身份划分入手,取消户口、身份证和履历表上的“民族”栏,取消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划分与称呼,实行人人平等,把保留和守护各族文化传统的权利还给各族群民众。政府的职责就是尊重并保护这一权利。

    现在是重新审视中国的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时候了,改行能促进族群之间共处与融合的制度,只有中华大地上各个族群的民众共融共处,中国才能有一个安宁的未来。

 

 

 

新疆问题生成缘由和求解探索

新疆东西部经济研究院院长、现代新疆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经济学家 唐立久

2014-03-06

  作者简介:唐立久:1962年出生新疆乌鲁木齐。1989年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先后在大学、政府和企业任职,现任新疆东西部经济研究院院长、现代新疆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经济学家。著有《不发达地区经济实证研究》、《发现新疆》、等9部作品,在国内外共发表论文100余篇。

  2014年新疆暴恐分子在春城昆明实施了致29人死亡,伤140余人的“3?01”暴力恐怖事件,震惊国人。我们在强烈谴责暴恐分子的同时也应冷静思索,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惨烈的暴恐事件?我们认识新疆吗?我们能走近新疆吗?究竟何谓新疆?认识新疆,或许我们不仅凝视更要反思和透视,才能找到解决新疆问题的思路。

  当下的新疆,对外形象展示就是简单的大美和辽阔,或是反分裂、反恐的决心和行动。夜深人静,每当我细细沉思,这些年来,新疆人群中,“你们”和“我们”二元结构不是弱化了而是强化了。近5年发生的一系列涉疆暴恐事件需我们沉思:新疆问题是政治经济问题还是文化冲突问题?新疆问题的成因是什么?露头就打,以暴制暴,以血还血是唯一的路径吗?新疆问题是可逆转还是不可逆转?

新疆问题历史追溯

  新疆,先秦称之“柱州”,汉朝始改为“西域”,一直沿用到清朝统一天山南北,之后建省“新疆”。新疆位居东西方交通孔道,历史上十分频繁的民族迁徙和交往,导致了新疆古代原住民错综复杂的种系族属和民族关系。

  早在先秦时期,《穆天子传》等典籍里就记载了新疆情形。古代中国形成了“四海”的概念。南海指今日南海,东海指今日东黄渤海,北海指贝加尔湖,西海就是指里海,这“四海”之内,包括新疆地区。前101年,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开始了对西域的管辖。公元前60年,驻扎西域的日逐王贤掸降汉,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统属。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诸地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

  西域都护府断断续续的存在了近百年(公元前60年至公元23年,公元74年至公元75年,公元91年至公元107年)。公元123年,班勇出任西域长史,此后,西域长史府作为中央政府管辖西域的行政机构持续到魏晋时期,楼兰城则是西域长史府的所在地。唐代又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管理新疆地区,自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起,到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止,安西都护府共存在约170年。

  此后,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长期中断。北宋时期,西域存在着高昌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喀喇汗王朝三个并立的地方政权。到了南宋时期,于阗王国并入喀喇汗王朝,但又出现了西辽王朝。蒙元时期西域大部分地区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明代,西域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明朝中叶,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

  即使是中央政府没有管辖西域的时期,也与新疆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例如,公元45年,西域18国请复置都护,甚至要求以送儿子到洛阳学习当人质。632年,西突厥迎立泥孰,是为咄陆可汗。泥孰被推举为西突厥可汗后,即派遣使臣至唐朝表示内附。在北宋时期,962年、965年以及981年和983年,高昌回鹘皆遣使献方物于宋。981年其王向宋太宗上书时,自称“西州外甥”。

  新疆问题早期生成与“双泛主义”相关。突厥原是公元5世纪前后,生活在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名称。公元552年,突厥建立汗国,其鼎盛时期疆域辽阔,后分裂为东、西两个突厥汗国,随着东西突厥汗国的相继灭亡,其后裔逐渐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11世纪以后“突厥”这一概念,已不是原先的突厥人,而是对突厥语系诸民族的统称。

  “双泛主义”,即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泛伊斯兰主义是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马丁鲁提出的,其思想核心是联合所有伊斯兰国家,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治实体;泛突厥主义的宗旨是要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语系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

  “东突厥斯坦”是19世纪末期西方者提出的,他们把俄罗斯中亚地区称为“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的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并制造新疆是“东突厥”人家园的概念。因此“东突厥斯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成为一个政治概念。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发祥于奥斯曼土耳其和俄国喀山的鞑靼人社会的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而让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能够在维吾尔族社会中成长的摇篮,就是大量接受了奥斯曼土耳其和俄国喀山的鞑靼人社会影响的“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维吾尔族社会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一部分宗教人士”和新兴的工商业资本家们之所以要发起“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就是出于对于民族的危机意识。在当时新疆特殊的双重社会结构下,地域社会中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不断加剧;在传统的维吾尔族社会公共管理体系下,民族社会层面上的阶级分化日益严重,所以造成了这种危机意识。

  由于“近代维吾尔文化启蒙运动”与“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之间的这种思想传承关系,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深受泛突厥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影响,它的基本思想就是“推翻中国的统治”和争取“民族土地的解放”,而它的最基本的行动特征,就是攻击和排除一切具有“中国”符号的东西。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第一个重要的组织特征,就是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参加者为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另一个重要的组织特征,是通过“伊斯兰教圣战”的口号来号召维吾尔族民众。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既有受到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影响的部分,更是缘于当时的维吾尔族社会的现实。

  清王朝在新疆所构建的政治体制,是把维吾尔族民众看做是满族统治者的属民而禁止他们与汉族社会接触,将维吾尔族居住的新疆看作是满族的领地而禁止汉族向这里迁移,目的就是把维吾尔族纳入到为牵制内地汉族而建立起来的藩部体制里。此体制让维吾尔族身处在伊斯兰教的“乌玛”与中华文化间的夹缝中,同时阻止了维吾尔族民众形成中国人和中国国家的意识,变成一个孵化独立思想的病灶,深深地埋植在了维吾尔族社会的肌体里。这是新疆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

  满清王朝和民国政府治疆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胡萝卜加大棒,却未真正解决新疆根本问题。真正使新疆问题得到控制和改善是建国后,党组织建在基层特别是乡村+政治思想+阶级关系统领。但改革开放之后,泛突厥主义思想的侵入和深化,加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极端宗教思潮的渗透,让新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当代新疆问题的缘由

  人们不解和困惑,为什么近5年来新疆暴力恐怖事件频发?新疆为何突然间变得愈来愈不稳定?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代新疆问题生成可追溯到四十年前。

  严格的说,在新疆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失误始于改革开放前的1975年。当时,在中央及新疆高层部分人打着“全面整顿”的旗号,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民族政策及方针,在新疆问题上犯了两个严重的失误。

  一是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驻疆人民解放军在王震将军的领导下,响应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号召,弘扬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

  1954年10月25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管辖部队番号》,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于同年11月1日正式运作。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新疆屯垦事业由原军垦农场开始逐渐转变为正规化国营农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企业化生产代替原军队自给性生产。60年代,全国大批知识青年到来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农牧团场基本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园林化,新疆现代工业基础主要由生产建设兵团缔造。然而,197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却做出决定: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建制,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二是几乎释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由托乎提库尔班、尼牙孜·乌买尔、司马义·依不拉音·哈斯木帕尔沙等建立了全疆范围内的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将组织名称改为与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人民革命党同名,并将成立时间定为1960年11月12日,与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权(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均于11月12日建立)是同月同日。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统一的集团组织,组成了以托乎提·库尔班为主席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及由若干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1969年8月20日,暴乱发生,其中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的暴乱分子抢劫了县民兵武器库,当地公安及武警分别予以围歼,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及其他凶器,阿洪诺夫等10名暴乱分子被击毙,其余均被俘获。这是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新疆的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分裂集团案件,据统计涉案人员达5000余人。

  然而,在获取充分、确凿的证据的条件下,1975年8月自治区革委会却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案处理重新做了认定:除在暴乱中被击毙和做其他处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为该党成员,而以犯有政治错误作为结论;对部分罪恶轻、认罪服法的服刑人员也分别做了减刑或提前释放处理。

  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使中央失去了一支最有效的震慑“疆独”的力量,几乎释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更是使新中国成立以来反“疆独”斗争的成果丧失殆尽。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疆独”分子不可能掀起大的分裂活动,但是一旦政治情势发生变化,大的分裂活动就很难避免了。

  尽管后来邓小平听从王震建议,指出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错误的,而且鉴于新疆农垦事业面临的实际状况和兵团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元气已大伤,损失无法挽回,时到今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新疆地方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

  总体来说,1949年后30余年,新疆民族关系相对融洽,暴恐事件较少发生。毛泽东时代治理新疆具有八大特征:阶级关系和斗争遮蔽民族宗教等关系和矛盾;多种文化有基本价值认同:奔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目标;工资福利与西藏成为全国最高地区;各族人民特别是支边知识青年有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光荣感和神圣使命;粮票布票等票证在全国高标准;党群关系一条心,这是各族团结的核心;对少数民族生活必需品茶叶糖布匹等实行低价优惠供应;公社化后自留地未“割掉尾巴”,城乡差距较小。

  改革开放初期10年,新疆生产力得到解放,开放态势明显,新疆问题一度缓解。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民族宗教体制和政策的固化及双泛主义思潮的渗透泛滥,新疆问题有恶化发展的态势。

  首先是民族宗教关系高于法律法制关系。在改革开放以前,阶级关系地位最高,民族和宗教问题暂时被遮蔽了,加之新疆实施高工资政策和利益分配较为公平,使得新疆问题相对缓和,呈现稳定祥泰的气象。改革开放时期,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被经济建设取代,但未建构法律至上的机制和公民社会体制。事实上,在新疆民族宗教关系至高无上,甚至大于法律法制关系。

  同时,新疆伊斯兰教发生了巨变,据统计,新疆伊斯兰教清真寺由1979年的2000多座发展到现在的2.43万座(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的迅猛增长),教职人员由3000多人增加到2.8万多人。新疆穆斯林平均500多人拥有一座清真寺,而中东平均1200人,伊朗约1.1万人,埃及约为2500人。新疆初等教育学校及大中专院校近5000余所,新疆清真寺的数量是学校的5.3倍。新疆有8921个行政村,平均每个村拥有2.7座清真寺。特别是极端宗教思潮进入新疆对信教人士影响较大,不少人利用合法身份借宗教活动宣传和鼓动分裂思想,尤其是这几年,在国内外环境共同作用下,极端原教旨主义在新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性发展。一些穆斯林连伊斯兰教最基本的“五功(念功、礼功、斋功、课功、朝功)”和“六信(信安拉、信先知、信经典、信天使、信末日、信前定)”的教义都不知道,更不知晓伊斯兰教的教规,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和汉人不一样”。

  其次是民族政策出现了诸多的偏差和失误。在落实政策上,大力拉拢少数民族上层,如以前的贵族(农奴主、巴依)和他们的后代、宗教界的上层人士等,为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和一系列社会改革中的“扩大化”“平反”,却把一批拥护中央的少数民族积极分子打成极左分子。仅仅在宗教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为1500人“平反”并恢复了教职。少数民族上层并未因落实政策对中央怀有感激之心,反而抱怨自己受到的“迫害”,甚至或明或暗的支持分裂势力。

  另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于共和国初期新疆违反民族宗教政策的汉族干部也进行了“平反”,例如197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宣布:“1952年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对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央当时撤销王震同志的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财委主任,是不公正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使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

  再次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和内地以及新疆内部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在毛泽东时代,中央的民族政策和内地大力支持新疆,新疆地区的工资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维吾尔族人的生活质量和当地的汉族人也差不多。改革开放开始以后,由于实施优先发展沿海地区战略,使新疆各民族和内地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急剧拉大;“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新疆少数民族中除了少数人先富起来了,大多数和汉族人一样,其生活水平和质量与这些人的落差很大。而新疆汉族由于在整体文化层次方面还是要强于少数民族,又实行了计划生育,人口的增长比少数民族小,还有一些内地富人来新疆经商,这使得少数民族和当地汉族的贫富差距拉大。

  新疆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少数民族对生活的不满必然高于其他地区。上世纪90年代进行的国企改革,大批职工下岗失业,新疆地区是国企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加之,实现少数民族人口差异化政策,新疆南疆人口增长迅猛,使得新疆大批“富余”劳动力被迫外出打工,尤其因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奔波操劳在社会最低层的新疆少数民族,由于民族、文化及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很难融入到客居地的社会中去,他们有着比汉族地区外出谋生的人更大的工作和生活困难。像在深圳很多新疆来打工人员受到歧视,找不到工作,为生活所迫转而偷窃的事情比比皆是。但当地打击偷窃治标不治本,导致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当地的企业为了防止工人团结反抗,更极力煽动民族矛盾,使民族矛盾日益加剧。

  第四是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加剧新疆问题。由于新疆民族宗教问题复杂,抓了汉族腐败分子怕少数民族借此掀起对中央的不满搞分裂,抓了少数民族腐败分子又怕少数民族认为是民族歧视,结果,“疆独”分子一宣传“汉人和维奸贪污腐败,欺压维吾尔人”就能引发少数民族的共鸣。

  第五是大汉族主义倾向加剧新疆少数民族的不满。部分汉族人宣称从“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的建立起,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从未中断过”,把突厥汗国、高昌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喀喇汗王朝、西辽王朝、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的新疆地区的地方政权的历史一笔抹煞,这种大汉族主义倾向加剧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不满。

  新疆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暴力和恐怖活动?还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立法?抑或极端宗教主义的盛行?族群的隔膜和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间不平等、不尊重、不信任和世代生活方式的改变?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

  我以为,新疆问题的表象是暴力和恐怖活动,实质是泛伊斯兰、泛突厥和泛民族主义的叠加共振及法制至上理念的缺失。加之,贫富悬殊、利益对立、文化隔阂、公民意识不足等,这一切也给新疆不稳造成较大的影响。新疆问题的求解不仅是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提升之路,更是法制、平等、尊重、信任、公正和思想及文化认同之道。

国家认同下新疆主体意识

  新疆发展,促使我们思量一个问题:实施新疆发展主要依靠何种力量?中央,兄弟省市区,抑或新疆自身,谁是新疆发展的“主角”?更进一步的问题:新疆发展的驱动力何在,外部依赖还是新疆主体意识建构?诚然,中央以及兄弟省市的鼎力支持不可或缺,但,更需要新疆政府和新疆各族群的努力,新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方可实现。

  关于“援疆”有着不同的声音,“援疆小恩小惠换取稳定论”、“资源开发抵消援疆成就论”、“谁援助谁论”等等。我以为,在祖国大家庭里,只有互相尊重和相互支持,没有“支援”一说。“援”字本身就是对我们新疆人的歧视。

  当下新疆社会撕裂的两个现象:一是汉族群体把新疆所有问题都与“三股势力”(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挂钩,一出问题首先想到的是“三股势力”;二是维吾尔群体把新疆所有问题都与民族和宗教联动,维护本民族文化和利益的倾向更为激烈。维汉矛盾对新疆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低估的。

  60年来新疆进行民族团结教育,是强调“你属于什么民族”?“你的母语是什么”?“你所属宗教信仰”?“你所属民族的生活习俗为何”?总是在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区别和差异,而不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共性,不是强调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历史和长远的共同利益。

  我们需要反思:把所有新疆问题都往“三股势力”这个大“口袋”里装,把所有新疆问题都贴上“民族”、“宗教”的标签来说事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当下,新疆各族群间的交融程度高于历史上任何时代,其主要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往来和交流。现在的问题是,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民族内部的认同逐步加深,再加上剥削阶级的消亡,各民族由阶级依附转化为民族依附,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增长,形成了在民族认同感上的“人文生态失调”。

  新疆社会撕裂趋势加剧的成因,既有伊斯兰教的影响力日益壮大——“全世界有15亿穆斯林兄弟”,也有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迷失及贫富悬殊的原因,更重要是缺失以法律法制为纲的制度。弥合新疆社会分离,从国家层面上讲,法律不能被政策左右,政府权限、民族关系和宗教管理必须置于法律关系之下;从新疆层面上讲,需要构建新疆认同及新疆人主体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疆各级政府和新疆各族群必须担当发展的“主角”,建构新疆主体意识,并使之成为新疆发展的驱动力。

  早在1982年我20岁,从新疆财经大学毕业时,由于主修经济统计学,当时我想对新疆经济做一个综合研究。在以后几年里,在遍阅新疆各类图书馆和乌鲁木齐为数不多的几家书店的图书和期刊后,发现有关社会科学领域的书刊,基本全是内地或国外的“泊来品”,充斥着空泛的内地、国外经验,即依照他们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新疆问题,而这些对于新疆本土发展来说,不能有效的解决问题。

  一个问题常常困扰我,我是哪里人?我的根在哪里?

  1986年,我对全疆30多个县市跑了一圈,实际上,截止目前,我已经在新疆广袤的土地上探访和实地调研不止三圈。我认为,新疆和内地省区差异明显,应该依据新疆实情,进行针对性研究。新疆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一大命题。地缘的多元性,决定新疆的发展必须在世界系统中求解;生态环境平衡是新疆发展的底线;资源的全面性、生物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包容性要求新疆的发展是多维的、动态的,体现人文精神价值。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近四年来,新疆经济发生了结构性和系统性的变化,2012年新疆非石油工业增加值1463.89亿元(石油工业增加值1386.17亿元),占全区工业增加值的51.36%,50年来新疆非石油工业增加值占比第一次超过石油工业增加值,即从资源大区转向经济大区的第一阶段,向追求效益、质量、环保的第二阶段迈进。未来新疆建构现代产业体系,要重点发展以物流、旅游、文化、金融、特色农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和装备制造、污染小吸纳就业多的轻纺服装工业。对消耗大量水资源,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重化工如煤化工、PTX等高污染产业要非常慎重、科学规划、提高技术和环保准入标准,并在规模上适度限制,避免由于技术落后和开发粗放对新疆环境社会造成不可逆的永久伤害。

  从地缘区位和成本管理以及保障新疆经济社会体系的高效运行角度透视,新疆经济重点为铁路、公路和航空产业。新疆还需要与央企等各类经济组织组建合资的石油公司、天然气公司、能源银行、轻纺和旅游产业等,因为这些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公司的组建和运营区别于现在的分公司,更利于增加和促进新疆本地的就业和税收,提升新疆自身造血能力和民众分享资源开发成果。

  有观点认为,“新疆一些大学生由于没有就业和工作,他们迷惘、彷徨,甚至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学生家长为此而多方奔走,政府面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焦虑之心不亚于学生家长。”我以为,如何建构体制和政策,可能是解决新疆大学生就业难的关键。比如,在疆央企员工本土化率的制度安排,引导大学生创业的政策制定等。

  如果不改变“政策依赖型”思维模式,克服“等靠要和拿来主义”思想,全面实现新疆发展恐将成为空话。在这种思维定式下,对新疆优惠政策越多,人愈加变得懒惰,实际上对新疆越是有害。

  此外,还要转变四个方面的观念:一是由“单纯供给型发展方式”向“民生改善、消费者主导发展方式”的转变;其次是是由“全力支持大企业大集团发展”向“支持大企业大集团与中小企业,特别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中小企业发展相结合”的转变;再次是由“聚焦疆内”向“以区内为主并开拓中西南亚市场”的转变;最后是由“注重经济发展”向“注重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与发展相结合”的转变。

“交心为上”的思想建构

  20世纪80年代,一位诗人写到:“让教育之风,吹掉南疆妇女脸上的面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先辈从来没有遮盖过自己女儿们的脸,所以我们这代人在尊重伊斯兰规则的同时也应该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但现在,不仅是南疆的乡村,就是乌鲁木齐这样的大都市,都可以看到很多面戴黑纱,身穿黑裙的女人们。维吾尔的艾德莱斯服饰的确很美,可在某些人眼里“不清真”,鼓动穿黑袍、蒙面纱。

  从2012年起,新疆经济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在许多人看来,新疆经济发展了,社会结构等其它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其实,跨越式发展并不等于长治久安,在战略和政策不变的情形下,经济发展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区域,新疆社会结构的变革需有一个纲,我以为那就是对新疆各族群一视同仁,让他们不仅感到有尊严、被尊重,还有被尊敬的感觉。新疆的稳定首先是人心的稳定。

  “交心为上”的思想是:以法律法制为核心,平等公正博爱,民族间互尊、互信,新疆人皆兄弟。

  7世纪汉传佛教最伟大的译经师玄奘把佛教融入了中华文明;11世纪维吾尔族诗人﹑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撰写的《福乐智慧》把伊斯兰思想注入西域文化。今天,我们需要当代的玄奘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把伊斯兰教和维吾尔文化契入并创新中华文明,这就是“交心为上”之思想。

  近代历史上,封疆大吏杨增新口碑最好,可为“交心为上”的楷模。他崇尚老庄哲学,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维吾尔兄弟都称老将军,树大拇指。对宗教、杨是逢节去拜,随喜,宗教界也称赞。

  由国民政府任命的第一位新疆省政府主席吴忠信也颇得人心,他是1944年10月4日赴迪化(乌鲁木齐)上任的。吴从1936起一直担任蒙藏委员会——国民政府处理民族关系最高机关委员长,中国民族专家。1945年初他对当地各 民族领袖们说:过去把汉回强分为二,认为汉族和维吾尔、哈萨克族等是不同的种族。这种论调是不合理的。实际上我们的祖先都是一个种族,一个血统。哈萨克为突厥族的一个支系,而突厥的祖先是匈奴,匈奴的祖先,却是夏禹王,夏禹王也是汉族的祖先。据历史的考证,维吾尔族的祖先是匈奴,匈奴是夏禹王淳维的后裔。由此看来,夏禹王是维吾尔族的祖先。夏禹王的祖先为黄帝轩辕氏,故维吾尔族同汉族一样为黄帝的子孙。从而可知,汉族维族同是一个祖先。

  我的解读是:吴忠信之汉、维哈同缘说可能未必科学,但其用心则是真切而诚恳的。他想以此来确认新疆突厥系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表达出对兄弟民族间的信任和尊重,进而强化国家认同以抵制可能出现的独立思潮。

  “交心为上”需要确立法律法制至上的理念。然而,“两少一宽”(即中共中央1984年第5号文件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造成民族间司法地位不平等,使得对于少数民族的刑事犯罪难以处理,使少数民族遭受“污名化”,从而强化民族间隔阂,最终起了挑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作用。

  “交心为上”需要体现尊重平等公正信任的思想。如果把恐暴分子与一个民族挂钩,没有信任和尊重,新疆问题只会恶化而不会谐和。按照“交心为上”的思想,把暴恐分子和民众区分开来,暴恐分子再危险,如果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就不会有前途。

  信任是交心的首要条件。近几十年来,新疆地州市的中共党委书记只由汉族担任的制度干部制度就是民族歧视的主要表现。从现代史上看,铁木尔·达瓦买提在上世纪60年代就担任过托克逊县委第一书记。在新疆他是第一位担任县委第一书记的维吾尔族,而赛福鼎·艾则孜在上世纪70年代,更是担任过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由此可见,关键还是在于对少数民族干部究竟如何正确认识和使用。

  经济发展未必能够解决新疆族群和睦、交融,如果没有价值观和文化引领,反而会加剧社会分化,制造族群紧张的状况。新疆的历史不应该是仇恨、暴恐、杀戮和战争的历史,“交心为上”,真正为民生考量才是治疆之道。保卫共同的家园是我们新疆人的责任。因为我们及其子孙要一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很久很久。

新疆共识路线图

  其实,2012年和田劫机事件、2013年巴楚县色力布亚镇4.23、11.16案、鄯善县鲁克沁镇6.26案及疏附县12.16案、莎车县12.30案等暴恐事件等的发生,已释放出新疆问题正在升级的信号,有演化为“文化冲突”的态势。

  新疆问题已呈现三个趋势:一是暴恐活动范围从南疆、向全疆,进而向全国发展,手段从砍刀、铁棍、土制爆炸品向信息化技术化发展,对象从主要针对在疆汉人,到包括军警系统、政府部门、公共区域、人员密集场所、具有政府和汉族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场所发展;二是维吾尔社会的宗教氛围日渐加深,对于极端宗教思潮的泛滥,不仅政府担忧,部分维吾尔群体也深感不安;三是政府与新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似乎从“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换,2013年6月喀什、吐鲁番、和田多地爆发暴力事件之后,政府“抽调50名正厅级领导干部赴全区50个敌社情复杂的重点乡镇开展反恐维稳工作”,敌情复杂的乡镇,已经多达50个。

  新疆暴恐势力第一次在北京实施恐怖袭击,使得困扰新疆的一个区域问题瞬间具有了全国性的意义。虽然新疆问题求解复杂,但不能过于悲观。维吾尔族并没有中东那种极度主义文化基础,逊尼派是属于比较世俗的一派,讲究发家致富,喜欢物质精神享受并重,绝大多数人并不支持疆独,更不支持恐怖主义。即使新疆历史上极少数的几次极端原教旨主义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因为维吾尔族整体唾弃极端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没有民族,也代表不了任何宗教。

  在当下,哈萨克人可以自由选择留在中国还是投奔哈萨克斯坦,塔吉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人也都如此,他们留在中国是诚心诚意和汉、维吾尔等其他民族共处,他们不再有文化自卑感,同时也没有阿富汗和伊朗那种原教旨主义文化,乐于在大中华文化中享受生活,另外,回族人口在新疆增加迅速,且文化与汉族亲近程度较高。

  反恐是维护稳定的重要部分,但不能把维稳等同于反恐;要把一般民众的不满、发泄,以及少数犯罪份子的刑事犯罪,同有组织的恐怖犯罪活动严格区分开来;要分清恐怖份子、恐怖组织与恐怖行动之间的区别;不要把对恐怖分子的愤怒,扭曲成对一个民族的恐惧和隔膜;不要避免将恐怖主义同特定地区关联,造成某地区的污名化;不要把对暴力的还击,扭曲成对一个民族的歧视和敌意,那正是疆独分子想要的效果。

  新疆问题的解决之道可否是“交心为上”,建构新疆共识和新疆认同的机制?

  新疆共识的路线图是:由民族认同过渡到新疆认同、公民认同、国家认同的进程,期间需要采取政治制度创新、“交心为上”、新疆主体意识培育、公民教育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族群平等交融、资源合理开发、增加民生收入等主要措施。

  北京大学马戎教授认为,“在解放初期,我们的解放军和干部到新疆之后,哪有今天援疆的财力?但是我们很快就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凭什么?就是凭人家看你是真心实意地尊重人家,真心帮助人家,真心地把少民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我觉得这一点是最最核心的、彼此信任与沟通的基础”。

  新疆进步的标志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相待,永远不说不可能;时时找问题,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都应该进行自我反省;克服并减少狭隘偏见和民族本位思想,凡事都应养成多从对方考虑的思维习惯,出现问题第一反应找方法,学会倾听和沟通,而不是找借口推卸责任或指责对方。

  达成新疆共识和新疆认同,必须改革和调整现有的政策法规,新疆不是汉族的新疆,也不是维吾尔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加快发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可否在新疆规模以上的企业要按一定比例招收民族劳动者,这要立法成为硬性指标,在疆央企要主动承担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利用央企强大的教育系统,培养民族现代产业工人和管理者?能否着力实施公立民汉学校合并,达成相互学习语言,强化沟通,以实现新疆人认同和获得公平教育的目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汉教育分离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必须清除人为设置的族群差异,否则,孩子从小培养的族群记忆,会增大日后社会交融成本。

  从“7.5事件”发端,至恐袭天安门和“昆明3?01”暴恐事件升级为全国性问题,此亦不是终点,而是新的开端。新疆问题已不是简单的压制能解决的,还需中央层面对新疆政策有立意高远的根本性改革——不仅是政经方案,更不是暴发户思维——而是结合宗教的和文化的系统集成解决之道。这恐怕是世界难题。

 

    小资料:

    人口的急剧增长,资源与人口严重失衡,绿洲文明和居住的分散化,使传统生产与生活方式与向工商业社会转化的问题。

    汉唐两朝实行“移民实边”政策,设置都护府与军屯,从内地移民去西域。

    1949年,新疆433万人口 ,维吾尔族329万,在总人口中占 76%;汉人为29万,约占5%左右。1964年,新疆人口剧增到727万,维族为400万,在总人口中占55%;汉族为232万,占比32%。1982年,新疆人口1,308万,维族人为596万,占比为45.8%;汉人528万;占比 40%。至2010年,新疆人口达到2181万,维族人口1007万,占比46.2 %;汉人为875万,占比为40.5%。

    新疆的农业和生活用水主要靠雪山融水,不能指望降雨。因此,当地的居住和农业区是沿河流呈线状分布的绿洲文明,生态支撑力脆弱。新疆地区人口的迅速增加,导致当地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与大规模的沙漠化,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的恶化便是新疆荒漠化的一个缩影。

    据官方资料,20世纪50年代,新疆有5平方公里以上湖泊52个,湖泊面积9700平方公里;到70年代,湖泊面积减少至4000平方公里。玛那斯湖逐渐演变为沙漠;博斯腾湖退化为咸水湖;乌伦古湖湖区周围的植被大量枯死;艾比湖演变为第二个罗布泊。湖泊干涸意味着绿洲文明的萎缩,新疆的荒漠化面积扩展到80万平方公里,沙漠面积扩展到全国沙漠的60%,传统农牧业严重萎缩,造成大量失业人口。

    人口越多,与资源矛盾越激烈。

     解决的办法:实行人口双向流动,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

    内地应有计划地吸纳新疆的维族打工人口,在沿海工业地带建立维族村,减轻新疆的生态压力。

    只有改变现有的生育模式,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

    改变现有的资源消耗方式。预防未来生态难民的发生。

    需要注意的是,民主化解决的只是政治权利问题,难以解决就业、人口与资源、民族矛盾问题。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4年03月07日 12:34 (星期五)

一个新疆警察的往事经历

中国旧闻日报

2014-03-02

    本报讯:两会召开在即,昆明恐怖袭击,这明显是通过故意制造混乱来示威!非常不愿意做这种选题,一是很沉重,二是敏感词太多,三来很多话题不好说,比如王震的故事,就很敏感。还能说什么,谴责恐怖分子的暴力杀害,哀悼死者吧。本报的特点是一般不刊发评论性文章,尽量用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感的文章来追忆旧闻。新疆反恐任重道远,具体如何反恐,让我们听听一位新疆实习警察的详细讲述。文章结尾处,送你一个争取恐怖袭击中活命的小窍门。

    总算从这个被北京农村包围着的大学毕业了,逃离般的喜悦加上很高兴有三个同学选择了和我一样的服务地区,散伙饭上我喝的人事不省,第二天恍惚着就被架上了飞机,伊尔飞机很大,不过声音也很大,我揉着耳朵出了机舱,一股干燥的热浪迎面扑来,W在我身后说到:“新疆的天看起来这么蓝啊!”没错,这里的天很蓝,如果不刮风的话,可是当时没人告诉我,新疆就是我们选择的而且今后工作的地方。

    暴乱实录

    第一节课的内容全是在播放有关新疆民族分裂分子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录像,这些录像深深的震撼了我,我把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给大家讲述一下。

    巴仁乡暴乱

    乱糟糟的镜头开始,乡政府门口聚集了几百名维族人,摄像机架设在政府办公楼的顶层,环顾周围围墙外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群,院子里少的可怜十几个警察带着钢盔拼命的顶着大门防止暴徒冲进大院,几个武警无助的端着半自动步枪站在临时搭建的掩体里不知所措,这时院外一声巨响,镜头一转,围墙外升起一沙土(老师解说到这是暴徒扔的一个炸药包想要炸开围墙,但没有成功)随后枪响了,这是为了压制暴徒防止他们继续用炸药包爆破围墙。

    另一段片断开始,这是有关搜寻一些武警官兵的镜头,镜头一、在河边的几个战士从浮土中拉出一具头几乎被砍断的尸体,这是一个掉队的通讯员;镜头二、一段破围墙后面一具身上布满刀口的半裸尸体,头皮被割掉,这是一个指导员,暴徒为了要他的毛衣先用棍棒打昏了他,脱了他的毛衣后在用刀捅死他,割掉了他的头皮;镜头三、靠着院墙的一具尸体,军装被鲜血染成了黑色,手指全都被砍掉了,因为当时的政策限制他不敢开枪一直到死他的冲锋枪里还压着满满的子弹,暴徒扳不开他的手指来取走冲锋枪所以就砍断了他的手指。

    后面的镜头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就没有再放了。“在死了六名武警后,自治区的维族头头终于同意这是反革命暴乱,军区才派军队和建设兵团的民兵进入该乡平暴。老师原话引用。

    激动人心的镜头开始了,一辆接着一辆的解放卡车驶过黄土飞扬的村庄,车头上架着机枪的战士眼睛中充满了仇恨,民兵扛着的半自动步枪都上着明晃晃的枪刺。战士们成战斗队形沿着白杨林向目标地集结,所有的暴徒最后被压缩到一个小学,一个维族战士大声着喊话,大概是让他们投降吧,但回答他的是枪声,枪声此起彼伏,不断有战士受伤被抬下来,一个镜头是一个战士的屁股被打中了,卫生员忙不迭的用剪刀剪开他的皮带、裤子洒上止血粉,当时没心没肺的我还在笑,被老头狠狠的瞪了一眼。

    天色渐暗,为了防止暴徒趁夜色脱逃,解放军发起了冲锋,3分钟后一切都结束了,沿着果园的水沟排了一长串暴徒的尸体,手枪、半自动步枪、自动步枪堆了一地,一个大概只有十几岁的孩子的尸体吸引了我的目光,虽然他的皮带上还插着一个手榴弹,当时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但现在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他不是孩子而是武装人员,狂热宗教情绪毁了他,如果我在战斗中遇见了这种情况我会毫不犹豫的开枪,因为首先进入我眼睛的是他手中的枪而不是他的脸,我不会为他的狂热宗教情绪送上自己的性命。

    最后一个片断,追悼会上白发苍苍的母亲摸着被白布裹着的儿子的尸体,突然拼命的扇儿子的脸,骂着他的儿子不为她养老送终。我把脸转了过去,培训班的同学们都和我一样潸然泪下。

    伊宁暴乱

    汽车里的摄像机镜头慢慢转过来,一群维族人喊着口号沿着人行道前行,不断有人汇集其中,所过之处商店的门窗俱毁;在高楼的窗户里摄像机拍下如下镜头,在宽阔的道路两头,汇集着两拨人马,一头的维族人纷纷准备着砖头石块,一头的武警整齐的拿着盾牌封锁着路口,过了一会儿,武警的身后停满了卡车和消防车,持盾牌的武警开始整齐的前移向维族人群靠近,石块如暴雨般飞来,不断有武警被砸中跌倒,但马上就有同伴将其扶起防止掉队,当离暴乱人群还有二十米左右时方阵变为若干小方阵,同时卡车里冲出来潮水般的手持木棒的民兵,两股力量合并后迅速散开成为三人战斗小组,冲散维族人并同时实施抓捕,捆好的人直接撂到了卡车上,如流水线般迅速的完成。

    平暴后的镜头,大街小巷一片狼藉,被推翻点燃的汽车仍旧在冒着浓烟,被无辜打死的汉族市民横尸街头,一汉族女青年被砖块砸死后还被毁容,一卖报纸的民工被打死后还被搜走了仅有的十几块钱身上还被点燃报纸进行了焚烧,医院里到处是满身献血的汉族人,一个中年男子的嘴中不断吐出大量的血块。

    爆炸物搜缴:果园的窝棚旁铲开浮土,掀起铁皮,豁然出现几十枚苏制手雷和地雷;挖开地道,几百枚自制手雷闪着银光散落其中。

    围捕恐怖分子:前略,一恐怖分子竟然潜到了围捕警察车队里的一个丰田越野车里,其拒绝投降,干警向车里投掷催泪瓦斯,暴徒估计是忍受不了引爆了携带的炸药包,只见越野车一下膨胀起来,红色的烟雾冲出车窗,到处都是鲜血。如果不是亲眼看见这些录像,很难相信这就是我看见的歌舞升平的新疆所发生的事情,而他又的确发生过。老头关了投影仪,我的心长久的难以平静下来。

    追捕车臣恐怖分子

    我参加的第一个案件是追捕一从车臣潜回新疆的恐怖分子,线索很少,只好走访群众,调查流动人口,审讯在押犯,放线人,拖的大家都很疲惫了。大概是10月份的时候了,天气也凉了,正好是警备值班的最后一天,下午内勤提前半个小时下班回家接孩子去了,我们一帮光棍正在楼里张罗着炖羊肉准备喝酒,在外面走访的两个侦察员突然打电话回来说发现我们要抓的人正在打公用电话,我们全都像是股上被电了一般的冲下楼去取枪,可是内勤已经走了,枪柜打不开,十几个人只有队长拿着一把手枪,剩下的人只好空着手冲上了车赶往维族人聚居区——二道桥。

    和一直跟在嫌疑人后面的侦察员会合后,简单研究了一下地形决定立即实施抓捕,一组人员堵住胡同口,一组在后面支持,两个维族干警贴身上去,装作熟人打招呼上前握手,在嫌疑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两个人就上前顺势一期将其按倒,但没有想到的是嫌疑人竟然挣脱,还将其中一名干警扎伤,翻过旁边院墙逃出了胡同,支持组只好包围了这个院子,很多情况不明,担心他有炸药,没人敢冲进去。

    简单观察后发现他竟然躲在一个装炭的小屋,狂喜,若干人拿起院中的石灰顺着墙根摸了过去,都倒了进去,所幸的是他没有炸药,在门口拿着唯一一把枪的队长也没用武之地,嫌疑人熏晕了竟然!两个人冲了进去,那绳子捆了出来。关进看守所后我才有机会仔细的看了看这个在车臣打过仗的恐怖分子,个子很矮,一身腱子肉,看起来就是面目狰狞。

   两个同事正在审问,这个家伙一言不发,就是狠狠的瞪着审讯他的人,仿佛要把他们的形象刻入心中,审讯持续了四十多个小时,失去耐性的一个干警拿起电警棍冲上去就是一棍,恐怖分子一声不吭就倒在了地上,一个人拿起一桶水往他头上冲去,没有反应,我默默的看着这一切,老同志说没关系,那电棍击一下人就会站起来了,转身把电警棍递给了我,我踌躇着,老同志很不耐烦的催促我,拿着电棍,按下开关,蓝色的火花跳跃着,捅向倒在地上的人的心口,火花在胸口飞舞,但就是不见他站起来,我们开始担心要出人命了,就把他送到了看守所的医务室,没想到医生检查了一下说人没事儿,只是睡着了。后来铁嘴终究被扳开了,原来他们在阿富汗受训的时候就有反审讯训练,针对俄国人的审讯练就的反审讯能力对付我们简直是绰绰有余。

    这种情况在后来的一件事情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在引渡俄国人抓获的恐怖分子时,这个恐怖分子在进了我们的车后,放声痛哭,说总算活着回来了,维族同事告诉我,他可是车臣雇佣军里的老兵了,在战场上死都不怕,却害怕俄国人的审讯。

    后面参加的案子很多了,我算比较幸运的,参与的案件抓捕还算顺利,但其他人可就没这么幸运了。一个同事在克州搜查的时候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从院中伸出的黑枪击中牺牲,一起合作过的库车公安局的副局长在追捕中为了掩护战友牺牲,参加完追悼会后,心中仇恨的情绪直到现在也难以平息。

    讲讲其他人吧,在和田工作的时候,和田防暴队的一个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聊起了他的经历。他是和田防暴队的元老,从组建开始一直在里面工作,几乎所有的行动都参与过,他含着泪说刚组建的时候,大家都没有什么经验,行动的时候沿用老的思路,结果每次都有人受伤牺牲,以至于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只要一听说进房搜查腿就发软。

    虽然人性的弱点不可避免,但总是在克服,每次行动都争着穿防弹衣,98年以前我们的条件不好,防弹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穿的,只有冲在最前面的人才有得穿。

    现在当然好多了,警用装备已经很现代化了,行动的时候只要房中有抵抗,我们就不冲进去了,狂扔催泪弹,我们有时就在想当时要是有这么多催泪弹,我们牺牲的人也许会少的多。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但现在还不能说出来。

    注意:当警察的朋友,新疆的抓捕和内地不一样,如果你们有机会来新疆参加行动,请带好钢盔穿好防弹衣,遇到开枪抵抗,就像军人一样猛烈还击,不要担心平民,如果对手退进房子,别进去,让催泪弹先去。审讯的时候,千万不要害怕,尽情发挥你的想象力吧,你我在这方面不如克格勃。

    沙雅暴乱

    沙雅,新疆阿克苏下的一个县,在塔里木河边,这里有一次维族人富于传奇色彩的一次暴乱。规模小于巴仁乡、伊宁暴乱,但绝对的初步显现出外派回来的恐怖分子良好的军事素养。

   沙雅县很小,纵横也就五六条街道,沙雅旁边有一个监狱,县里有一个看守所,县里驻守着武警一个中队,解放军的一个团部。

   九七年,境外潜回的恐怖分子与监狱里在押的几名被判刑的民族分裂分子以秘密接上头,策划了一次越狱。在下午外出劳动收工的时候,在一个队里的数人突然向押送武警发起突然袭击,用预先带进的尖刀将两名武警杀害,夺取了两支自动步枪,四十发子弹,然后对此队的服刑人员进行煽动,要求他们参与此次起义,将拒绝参与暴乱的服刑人员杀害后,前往沙雅县郊的胡杨树林,与在此接应的恐怖分子汇合。

    得知消息后武警立即出动准备追击这批恐怖分子,武警判断这伙恐怖分子很有可能将向喀什逃窜,遂全体出动进行堵截,出乎我们预料的是这群恐怖分子竟然没有向外逃窜,而是在公路袭击了警车杀死干警后杀回了沙雅县,袭击了武警中队,将留守人员全部打死后,打开了军火库,取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包括自动步枪、手枪、手榴弹等,而此时的武警中队还在公路上准备设卡堵截。

    离武警中队两个街区的解放军团部听到了枪声,立刻进行了紧急动员,并向上级请示是否可以开枪,他们此时还不知道恐怖分子袭击武警中队得手并且沿街向东准备袭击县政府,恐怖分子沿街已经开始大肆屠杀,肆意开枪,有两名警察及数名群众被打死。解放军战士迅速占领制高点架起了两挺机枪,恐怖分子行进速度很快,已经进入了解放军的射界,此时的四名战士在未接到上级准许开枪的指示前,迅速开火封锁了前往政府的道路,事后证明这几个战士做的完全正确,否则恐怖分子一旦突破,不设防的政府必将被血洗。

    团部的另一部分战士也迅速的迂到了恐怖分子的右翼,此时恐怖分子看到攻打政府的可能性已经没有并且后面已经被赶回的武警封锁,右翼和前方的解放军火力压制很猛,遂向北逃窜,最后被包围在了一个地势较高的坟场中,残余恐怖分子借助地势不断开枪,投掷手榴弹,竟然使解放军久攻不下,但最终因为难以突围剩余几人全部自杀。

    沙雅事件,持续时间很短,但造成了大量的军警和平民的伤亡。以致于后来的追悼会上沙雅万人空巷,花圈从礼堂摆到了公路上,境外的东突恐怖组织也大肆宣扬此次事件炫耀自己的功绩。

    以后沙雅县的驻防就很强了,各地州也吸取了大量的经验教训。以后各位有机会到沙雅可以看看在邮电招待所的墙,上面至今还留有当时的弹孔。

    赠送大家对付恐怖袭击的小窍门:装死!对,你没看错。危险来临时,如果无法逃脱,暂时还没被恐怖分子看到的情况下,就倒在地上装死。如果旁边有其他死者的鲜血,就将血抹在自己的脖子上、脸上。最好能同时拉过一个其他死者,压在自己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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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统治新疆始末

智效民

2014-02-17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一大批中共高级领导人和“左翼”文化人士去过新疆,其中包括周恩来、王明、康生、任弼时、毛泽民、陈云、李先念、邓发、周小舟、滕代远、俞秀松、陈潭秋、方志纯、孟一鸣、林基路以及杜重远、茅盾、张仲实、王为一、赵丹等等。他们有的是路过,有的是到那里工作。另外,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尽管只剩下三万余人,但还是组织两万多人向西挺进。因此人们自然要问:在那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为什么要作出如此选择呢?这一切,都与被称为“新疆王”的盛世才有关。

  一、1928年“七·七事变”

  在介绍盛世才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下民国以来新疆的政治状况。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迪化(今乌鲁木齐)和伊犁两地的革命党人立刻发动起义经示响应。结果,迪化起义因遭到新疆巡抚袁大化的镇压而失败,伊犁的革命党人则取得胜利。1912年1月,伊犁都督府成立以后,曾经派兵进攻迪化,但由于南北议和的消息传来,双方息兵停战。不久,袁世凯任命原新疆按察使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兼民政长,从此新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
  杨增新(1867-1928)字子周(又字鼎臣),号荩臣,云南蒙自人。他1889年考中进士,先后在甘肃、新疆两地担任重要职务。进入民国以后,随着政局变化,他在1914年6月担任新疆将军,1916年7月担任督军,1925年1月改任督办,一直掌握着新疆的军政大权。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新疆与伊犁的统一和阿尔泰地区的统一,使新疆从四分五裂的状态下变成了西北地区的坚固屏障。不仅如此,杨增新在行政方面严厉打击贪污受贿,使官场风气为之一变;在经济方面积极创办民族工业,开垦农田,改变了财政不能自给的状况;在外交方面与苏维埃俄国友好相处,恢复了边境贸易;在民族关系方面重视与宗教界人士的合作,从而缓和了汉族与穆斯林的矛盾。这一切,既有利于维护其统治,也有利于社会稳定。
  作为中华民国的封疆大吏,杨增新始终以保持新疆的稳定和统一为使命。他深知如果新疆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他曾经说过:倘若新疆一旦政纲失握,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之狼贪,恐此大好河山将沦陷于异族之手。为此,他对于内地的政坛风云和军阀混战,采取了“认庙不认神”和“纷争莫问中原事”的态度;对内地到达新疆的人员,则注意严加防范。北伐战争胜利后,杨增新发表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电,因此他被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兼保安总司令。就在这时,新疆交涉署署长兼军务厅厅长樊耀南突然发动政变,将杨增新杀害。
  樊耀南(1879-1928)字早襄,湖北公安人。他18岁考中秀才,1904年被湖北选送日本官费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据说他是一位自奉谨慎、品学兼优、多才多艺的人。樊学成回国后正值清朝末年,因不满现实,遂在家乡设馆教书,不问政事。辛亥革命爆发后,樊耀南重出江湖,先后担任新疆法政学堂教员和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的顾问。1917年黎元洪当了总统以后,任命他为新疆阿克苏道尹,后来又担任迪化道尹兼军务厅长、交涉署署长和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监督(校长)等职。1928年7月7日,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邀请杨增新等政要参加。典礼结束以后,樊耀南举行宴会。宴会期间,杨增新被樊耀南埋伏的杀手杀害。
  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正当樊耀南以为大功告成,前往省长公署宣布自己执政时,民政厅厅长金树仁一面派部队固守要隘,保护省城,一面率省政府卫队包围了省长公署。于是,樊耀南在混战中被乱军击毙。这一事件在新疆历史上被称为“七·七事变”。当然,也有人怀疑刺杀杨增新并非樊耀南主谋,而是金树仁所为,或者是苏联在幕后操纵。
  金树仁字德庵,1883年生于甘肃河州。杨增新早年担任河州知州时,因整顿吏治,兴办书院,使金树仁受其恩惠。杨增新主政新疆后,金树仁应其召唤,于1915年西出阳关来到新疆。不久,金参加新疆全省县长考试,以优异成绩胜出,被委任为阿克苏县县长。随后他在基层历练十余年,终因政绩显著升任省公署政务厅厅长。
  对于杨增新和发生在新疆的“七·七事变”,著名考古学家徐炳昶曾有如下评价:“荩臣将军为一极精干的老吏,实属一不可多得的人才;以人种庞杂、政局不定之新疆,彼竟能随机应付,使地方安靖,洵属功多过少。不过其思想极旧,以为深闭固拒,即可成功;近二三年政治变化,尤在他意料之外,近来因应殊未适宜,故致此变。”当时,徐炳昶是北京大学教务长,同时以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的身份在新疆考察。考察期间,他与杨、樊二人多有接触。此外,他还拿杨增新与慈禧相比,说杨“思想旧,好愚民,是他极大的短处。”
  “七·七事变”以后,金树仁将樊耀南用残酷的磔刑处死,然后召开各级军政要员会议宣布事变经过。于是,他被推举为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兼总司令。随后,南疆北疆的军事将领和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也纷纷通电表示拥护。1928年11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承认新疆“七·七事变”之后的现实,正式任命金树仁为新疆省政府主席。

  二、1933年的“四·一二政变”

  金树仁主政新疆后,在继承杨增新统治方略的基础上,又有很多创新。为了培养人才,他一方面派人到德国、日本留学,一方面在各县设立中学、在50户以上的村庄设立小学。为了发展经济,他在修筑公路、兴建牧场、改良品种的同时,还利用外资开发本地矿产资源。1929年甘肃大旱,他多次拨款赈济当地灾民,被誉为“恩被全陇”。
  当时新疆孤悬塞处,外敌窥伺已久,而中央政府又鞭长莫及,一旦发生冲突,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巩固国防,加强军队建设,金树仁于1930年派省府秘书长鲁效祖到上海、南京等地延揽军事人才。当时正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担任科长的盛世才表示愿意到新疆效力,经过考察,他终于如愿以偿。这一年年底,他辞去原来职务,取道苏联抵达新疆。

  盛世才,字晋庸、又字德三,1897年(一作1895或1896)生于奉天(今辽宁)开原盛家屯。他小时候在奉天读书,后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科,1917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留学。1919年回国后弃文从武,入广东韶关讲武学堂学习。毕业后,他跟随教官郭松龄返回东北。回到东北后,郭担任了东北陆军讲武堂教官。当时张学良正在这里学习。经张学良推荐,郭松龄被张作霖任命为奉军第八旅旅长,于是盛世才在他手下当了一名排长。郭对盛非常赏识,不仅让义女邱毓芳(邱父时任团长,是盛的顶头上司)嫁给他,还举荐他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盛世才应召回国,在郭手下担任营长。郭松龄兵败身亡后,盛世才逃亡日本,在孙传芳、冯玉祥、蒋介石等人资助下,才完成日本陆军大学学业。1927年盛世才学成回国后,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中央军校附设军官学校教官和参谋本部第一厅作战科长等职务。
  盛世入疆后,由于他来自南京政府参谋本部,金树仁对他颇有戒心,只给了他一个“督办公署上校参谋主任”的闲职。在此期间,盛世才委曲求全,惟命是从,想方设法获得了金树仁的信任。不久,他担任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这为他拉拢学生、培植亲信提供了良好机会。
  1931年2月,哈密王府军官和加尼牙孜、总管尧乐博斯发动武装暴动,甘肃马仲英乘机率部入疆,致使新疆陷入大规模民族仇杀之中。为此,金树仁先后派鲁效祖和张培元为总司令、盛世才为参谋长率部前去围剿。经过几个月苦战,先后将马仲英、和加尼牙孜击败。1932年,马仲英派马世明联合和加尼牙孜进攻哈密,盛世才出任东路剿匪总指挥,又将敌人击退。1933年初,马世明率部进犯,盛世才两次解围,将马世明打败。盛世才屡战屡胜,使他获得“常胜将军”的美誉。
  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政府参谋处处长陈中联合迪化县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在归化军首领巴品古特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归化军”由十月革命以后流亡到新疆的白俄组成。因为这些人到达新疆后有“归化”的要求,所以金树仁便把他们武装起来为己所用。于是,人们把这支军队称之为“归化军”。归化军骁勇无比,战斗力很强。他们不仅为金树仁镇压各地暴动立下汗马功劳,也因为与金树仁的矛盾而萌发叛乱之意。
  政变爆发后,金树仁仓惶逃离迪化,并命令盛世才率部火速返回省城平叛。与此同时,政变领导人陈中也派人来到盛世才的驻地,请他支持政变,共同主持新疆局面。第二天盛世才率部达到迪化城外,但是却按兵不动。这时,陶明樾找到东北义勇军的首领郑润成,请他出兵支援。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从东北流亡到新疆的一支部队,他们参战以后,迫使据守在城内的政府军很快投降,陈中等人遂控制了局面。4月14日,政变发动者召开会议,商量由谁出面维持局势。由于政变各方均没有足够实力,而盛世才却握有重兵且近在咫尺,再加上这几年他已树立一定的威信,于是大家一致推举盛世才为新疆临时督办,推举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这次事件在新疆历史上被称为“四·一二政变”。

  三、盛世才控制新疆局面

  盛世才上台不久,便通过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向斯大林秘密提出将新疆划入苏联领土并成为其加盟共和国的要求。但由于当时中苏两国刚刚恢复外交关系,再加上鉴于1904年日俄战争的历史教训,斯大林对日本特别畏惧,如今中日两国交战在即,这将大大缓解日本对苏联的威胁,所以斯大林没有同意。

  1933年6月10日,南京中央政府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飞抵迪化,名为“宣慰”,其实是为了调查“四·一二政变”的真相。黄慕松下车伊始,便与陈中等人联系密切,从而引起盛世才的猜忌。盛世才害怕陈中等人联合黄慕松取代他的地位,便决定先发制人。6月26日,他以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为名,在督办公署埋伏杀手,将应邀前来的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逮捕,随后即以“谋叛罪”将他们押到东花园击毙。于是,在盛世才的逼迫下,作为“钦差大臣”的黄慕松只好悄然返回内地。面对这一局面,南京政府因为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只好顺水推舟,任命盛世才为新疆督办,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主席。这一年年底,盛世才又以涉嫌谋叛的罪名,将刘文龙及其全家软禁,并指定年迈多病的朱瑞墀担任省政府主席。朱瑞墀于第二年3月病死,于是盛世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对新疆实行独裁统治。

  当时,新疆还有马仲英和张培元两股势力,与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马仲英原名马步英,甘肃河州人,是马步芳的堂兄弟。马仲英拥有兵力一万余人,活跃于北疆等地。张培元有八千多人,占据伊犁一带。盛世才上台以后,马仲英和张培元先后率部进攻迪化,对盛世才形成夹击之势。盛世才除了率部迎战外,还向斯大林求助。1933年10月,他派自己的外事处长以“看病”为名,到莫斯科与苏联当局接洽。随后,他从前线返回迪化,与斯大林派来的特使签订了秘密协定,其中包括苏联向盛世才提供300万卢布的军火(内有30架飞机和机枪、通讯器材)等内容。作为回报,盛世才答应向苏联出让开采黄金、石油和其他矿山的权利,并在新疆修筑一条通向苏联的铁路。此外,盛世才还答应要在新疆“推行和扶植共产主义观念”。

  在此前后,盛世才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他经常邀请总领事到家里做客,饭后还请对方参观自己的书房,并且说他在学生时代就信仰共产主义,书架上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主义问题》等著作,就是他的秘密藏书和必修之课。除了这种“精神贿赂”之外,在客人离开时他还有贵重礼物相赠。因此,苏联总领事向莫斯科汇报说:盛世才相信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研究颇有心得。(参见《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下册,第64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不久,斯大林派苏联红军进入新疆,换上中国军队的服装,先后将张培元和马仲英击败。张培元失败后被迫自杀,马仲英也退往吐鲁番、喀什一带。在此之前,盛世才还以召集军事会议为名,把东北义勇军首领郑润成等人逮捕并处以绞刑。至此,盛世才在斯大林帮助下消灭了全部异己势力,牢牢地控制了新疆的局面。

  为了帮助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斯大林多次向盛世才提供巨额贷款,其中1935年8月高达500万卢布,1937年1月又提供250万卢布。另外,“斯大林应盛世才之邀,向新疆政府派遣了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的顾问和技术专家300余人。这些顾问中,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或在苏联、共产国际工作过的,原来是中共党员而后来又转为苏共党员的中国人20余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党的‘一大’时的共产党员、化名为王寿成的俞秀松。”(同上,第649页)

  鉴于盛世才的种种表现和斯大林的战略决策,共产国际于1934年指示中共中央要重视新疆问题,并要求把新疆作为通向苏联的国际通道。为此,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1935年长征期间,他与毛泽东在四川懋功会晤,并召开了军事会议。当时毛泽东提出进军陕北、夺取宁夏、从而以外蒙古为靠背的“北进计划”,而他则提出三个行动方案:一是向川北、甘南以至汉中发展的“川甘康计划”,二是毛泽东提出的“北进计划”,三是向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进军的“西进计划”。他还说:“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了马仲英部的叛乱。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暂时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对于张国焘的第三个方案,毛泽东也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张国焘回忆录》第三册,第230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版)由此可见,无论“西进”还是“北上”,都与苏联的支持和新疆的局势有密切关系。了解这些问题,对进一步解读中国近现代史颇有帮助。

  1936年4月,盛世才在苏联的帮助下,颁布以“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为内容的“六大政策”。一时间,新疆各地红旗飘扬,到处悬挂着斯大林和盛世才(据说还有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四、全面奉行亲苏亲共政策

  两个月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经过新疆,要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于是他成为长征以后与盛世才最早取得联系的中共高级领导人。随后,中共中央果断提出“宁夏战役”计划,其要点有二:一是占领宁夏,控制河西走廊,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二是与东北军合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该计划经共产国际批准后,由中国工农红军组织两万多人的西路军渡过黄河向西挺进,以便打通前往新疆的“国际通道”。为此,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9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克里姆林宫。

  讨论中国问题。

  建议:认为可以同意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计划草案(通过向宁夏和新疆运送武器支持中国红军等。)

  9月11日,他又在日记中说:

  确定对中国的决定:

  “(1)同意中国红军的行动计划,即占领宁夏的部分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明确指出中国红军不得继续向新疆方向推进,否则红军便有可能脱离中国的主要地区。

  (2)提前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1.5万-2万支****、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季米特洛夫日记》第4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国红军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一年10月,陈云和滕代远等人从苏联经新疆回国。在离开莫斯科之前,陈云向共产国际再次提出需要大批军火的要求。季米特洛夫对他说,经苏共中央批准,已经准备了90辆坦克、90门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一并运往中苏边境。为此,季米特洛夫在12月2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录:

  1166吨箱装货物(这里指向中共提供的援助——原注)。

  由外贸人民委员会负责提供卡车、燃料、弹药等。

  已给财政人民委员会发电报,在拨出200万卢布之外,再提供:50万美元,5000卢布(其中15万美元已用于订购外国制式的飞机)。

  484名相关专业的军人(驾驶员、技术员、指挥员)将进入新疆政府服役。(同上,第48页)

  12月中旬,当陈云、滕代远等人抵达霍尔果斯附近时,看到苏联为他们准备好了大批坦克、大炮等军事物质。但据说是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苏联当局改变原有计划,致使陈云一行以及大批军火滞留在中苏边境的苏联一侧。

  这时,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到马步芳和马鸿逵的顽强狙击,再加上中央指挥失当,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1937年4月,西路军残部一千余人被困在祁连山一带,当时还滞留在中苏边境的陈云受命去号称“新疆东大门”的星星峡接应。为此,盛世才派出专人专车,把陈云、滕代远等人从边境对面接到迪化,并专门设宴招待这些远方的朋友。随后,他根据陈云的建议,派数百名官兵和数十辆军车,载着粮食、军装等大批物资,由迪化出发,前往星星峡寻找弹尽粮绝的西路军残部。当李先念等西路军残余人员被找到时,他们被盛世才的举动感动得流下眼泪。

  1937年5月,西路军残部400余人到达迪化,以督办公署“新兵营”的名义进行训练。这些人由盛世才提供给养,由苏联提供枪支、弹药、坦克、火炮、装甲车和飞机等军事装备。

  同年10月,中共中央经过仔细研究,决定抽调50名得力干部,由周小舟率领从延安来到迪化,秘密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对外称“南梁第三招待所”)。当时因陈云仍然滞留在迪化,于是中共中央委任他为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

  五、盛世才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

  1937年11月下旬,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盛世才利用这次见面的机会,向他们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请延安派更多的干部到新疆来工作,二是他自己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第一个要求,王明立即答应;但是对第二个要求,却因为事关重要他无权决定。据说,当时王明和康生听了盛世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话以后,非常吃惊。大家觉得:“盛世才如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岂不意味着沃野千里、与苏联为邻的新疆,不费一枪一弹便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下册,第652页)
  据《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分析,盛世才的要求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重视。证据之一是毛泽东把他的弟弟毛泽民和数十名亲信派往新疆,并被盛世才委以重任;证据之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上同意了盛世才的入党要求。因此,1938年3月任弼时到莫斯科汇报工作路过新疆时,曾经对盛世才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他入党,“但由于多年来新疆与苏联的密切关系,此事非请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可。”(同上)
  这时,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更加亲密。1938年初,苏联未经中国中央政府同意,就派一个骑兵团和一个空军支队进驻哈密。为了掩人耳目,该团采用新疆地方军队的番号,对外称归化军骑兵第八团,简称“红八团”。这个团的实际人数有一个旅之多,是一支配备了飞机、坦克的机械化部队。它不仅严重地侵犯了我国主权,还扼守着我国内地通往新疆的咽喉要道。
  与此同时,盛世才还先后办了三件大事:一是以新疆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名义,将大批衣物和军火运往延安;二是根据陈云带来的指示,尽快从新兵营中选拔一批优秀人才到新疆航空学校和兽医学校学习专门技术;三是经八路军办事处第二任主任邓发同意,从新兵营调黄火青担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兼审判委员会委员长。
  1938年10月14日,邓发通过共产国际远东地区联络员向莫斯科发来电报说:“飞行员训练班的25人中已有24人能够独立飞行了,训练班将于11月5日结束,17名技师也在学习中取得了成绩。但是督办只有已经超过飞行期限并对高级飞行有危险的Y-2型和P-5型飞机。请拨给我们三架供高速飞行、轰炸和歼击训练的飞机。”为此,季米特洛夫要求“最好能满足他对调拨教练机的请求。”(《季米特洛夫日记》第81页)一年以后,盛世才又从“新兵营”中挑选30多人送往苏联,以便为新疆培养更多的人才。

  六、盛世才秘密加入苏联共产党

  为了进一步讨好苏联,盛世才觉得有必要亲自去苏联一趟。于是在1938年8、9月间,盛世才携全家以妻子“看病”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
  对于盛世才访问苏联,国民政府并不知道。曾经长期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外交官A.M.列多夫斯基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档案和相关资料,对这次会谈作了介绍。列多夫斯基说: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盛世才。当他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新疆的托派、军队、资源和民族问题等等)之后,还向对方提出了加入苏联共产党的要求。下面是有关这方面的档案资料:
  会谈记录中指出,他(盛世才)对自己要求入党的愿望作出的解释是,他了解马恩列斯的学说之后,知道这是惟一必须信奉的学说,况且他根据经验确信,世界上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践中援助较弱小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以他要求入党的愿望增强了。现在他得到了这样幸运的机会,亲自同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交谈,因此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如果斯大林同志认为可以接受他入党,那他是很幸运的。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如果督办非常坚持这个要求,那他不反对,但是伏罗希洛夫同志说,这会损害督办的工作,因为蒋介石和杨大使(中国驻苏大使)知道后都会很不满的。
  督办回答说,这需要保守秘密,无论蒋还是杨都不知道此事。(《斯大林与中国》第223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出版)
  上世纪50年代,已经到了台湾的盛世才也谈到当时的情况。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对斯大林说:“我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一九三七年,我通过陈绍禹、康生和邓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绍禹、康生、邓发、陈云和任弼时等人对此一致同意了,但又说要与第三国际商量之后再作最后决定。”最后我说:“我希望能迅速受到党的考验和教育。所以,我也很渴望知道你们(引者按:指斯大林等人)关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斯大林立刻明确地回答说:“你现在就可以入党。你回新疆之前,我会再次和你谈这个问题。”(转引自李嘉谷:《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加入苏联共产党》,《百年潮》2000年第8期)
  接下来盛世才继续写道:“当我们正准备返回的时候,一位党的官员带着斯大林的指示来旅馆拜访我。根据这个指示,这位格鲁吉亚独裁者(引者按:指斯大林)个人的意见是给予我特殊的照顾,立即吸收我加入苏联共产党。换句话说,即使我是中国人,也可以做俄国共产党员!这位特使又要我签署了服从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书,而在这之后我将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犹疑不定的心情安静下来之后就表示了同意。以后不久,第二位官员给我带来了党证,号码是1859118和一本党章。”(同上)
  随后,盛世才还与苏联签订了不平等的《新苏租借条约》(亦称《锡矿协定》)。条约签订后,苏联在新疆获得了驻兵、采矿、征用土地、出入境运输、利用一切自然资源、装设电话和无线电台等特权。为此,美国历史学家艾伦?惠廷认为:这个“协定给予莫斯科在新疆享有非常广泛的特权,以致使新疆成为一个既不受乌鲁木齐控制也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国中之国。”(《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下册,第657页)
  盛世才与苏联反目以后,曾经向蒋介石描述了这个条约的签订过程。他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间,苏联派员秘密到新疆来,给我一个绝对秘密文件,系租借新疆锡矿条约,内容非常荒谬与不合理,完全带有侵略性质。彼时职要求修改内容,以及缩短租借年限,苏方来员答复谓:你一个字都不能修改,你系联共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命令,更应该为苏联的利益作斗争。”(同上,第657-658页)
  此外,在1941年1月,盛世才再次向苏联提出成立新疆苏维埃共和国并加盟苏联的要求,但斯大林基于其战略利益的考虑,还是没有答应。

  七、毛泽民执掌新疆财政大权

  如前所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一大批中共领导人来到新疆工作,或者是经过新疆前往苏联“看病”,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就是其中一个。

  毛泽民字咏莲,后改为润莲,1896年生人。他从小在家乡务农,只读过4年私塾。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他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1925年以后,他离开湖南,先后在广州、上海、天津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他来到江西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银行行长,协助毛泽东掌管财政大权。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负责筹粮筹款和保障供给等工作。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他担任国民经济部部长,继续负责财政工作。
  1938年2月,毛泽民携第二任妻子钱希均(第一任妻子系小脚妇女王淑兰)赴苏联“看病”,从延安路过迪化。盛世才要求他留在新疆,他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化名周彬留了下来。盛世才任命他为新疆新疆省财政厅副厅长,代行厅长职务。
  同年4月,毛泽民写信向中共中央汇报新疆的财政情况和改革新疆财政的设想之后,又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请党中央派一批能理财、懂会计的干部来新疆工作,二是希望把陕甘边区政府制定的关于财经方面的法令、文件寄过来,以备参考。为此,毛泽东在批示中说:“请陈云同志替他办,财政事情第一要紧,不但那里好,将来也大有助于我们。”(《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斗争纪事》第1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出版)随后,中共中央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选派一批党员干部,乘汽车来到迪化,其中有毛泽民的第三任妻子朱旦华。
  朱旦华来到新疆以后,先在迪化女中担任教导主任,后来又担任反帝会女中分会指导,省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和省妇女协会秘书长等职务。反帝会的全称为“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是盛世才成立的一个类似政党的组织。它的会长是盛世才,历任秘书长是俞秀松、黄火青、万献廷、王宝乾等共产党人。
  1938年9月底,新疆召开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由黄火青和毛泽民等人起草的《大会宣言》等文件。为此,朱德、彭德怀代表八路军发来贺电称:“新疆自四·一二革命以来,在督办的正确领导之下,……创造了有利于各族人民的许多事业,使政治、使政治、文化、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同上,第20页)大会期间,毛泽民由财政厅副厅长改任代理厅长的职务。

  毛泽民掌握新疆的财政大权以后,认为新疆币制不统一给流通带来很大不便,于是他进行了币制改革。在毛泽民的提议下,官商合办的新疆省商业银行于1939年元旦正式成立。该银行官股占60%,为大洋300万元;商股占40%,为大洋200万元。2月1日,新币在新疆全境正式发行,原有的旧币一律作废。为此,毛泽民制定的兑换标准是“旧省票四千两(后改为六千两)兑换新币一元,喀票(喀什地区货币)一百六十两兑换新币一元。”(同上,第27页)与此同时,为了完成币制改革,贯彻新的税制政策,毛泽民在全省财经系统和各地税务部门安排了大批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务。

  1939年11月,新疆省政府公布了由毛泽民重新修订的《新疆省限制金银出境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每人只限佩带饰金二两,饰银五两出境,超过规定者均没收,并以扰乱新省金融,破坏抗战后方论罪。”(同上,第41页)

  但是这一切非但没有改变新疆的财政困境,反而让整个社会陷入极度的物质匮乏之中。为了应急,毛泽民在1938年发动“募集寒衣运动”。据《新疆日报》报道:“迪化全市各单位共捐银票六百九十二万九千一百两。……远在苏联学习的盛世琪、陈秀英夫妇亦捐献省银票一百万两。”(同上,第22页)盛世琪是盛世才的四弟,他们夫妇捐献的数额居然可以与全市总数相媲美,可见他们占有巨额的财富。

  为了“支援前方抗战”,毛泽民还发起“献金运动”。据说在这次运动中,由于“各族各界群众涌跃献金,其中有六、七十岁手扶拐杖的老太婆和七、八岁的小娃娃,甚至乞丐亦将其平日仅有之一点钱交到献金台去”,所以“到1939年底,共捐款二百余万元。”(同上,第42页)

  1940年年初,担任阿克苏行政长的黄火青发布训令称:“本区发现贫民沿街沿门或在通街大道,桥梁要口呼喊乞讨,有失地方观瞻之雅。各县应查实,对其中老弱病残,无依无靠不能工作谋生者,每月发食面三十斤以维持生活。”(同上,第44页)

  1940年2月,毛泽民从苏联“看病”回来以后,他的妻子钱希均已经离开新疆返回延安。据《革命与爱:毛泽东与毛泽民的兄弟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出版)一书说,钱女士后来有这样的回忆:“当时,我很想不通,苏联派来许多飞机,运来大量的物资支援中国的抗日,我们不去抗日前线,却在这里与军阀搞统战。”于是在1939年冬党组织同意她返回延安,并批准了她的离婚要求。

  1940年5月,毛泽民经邓发介绍与朱旦华结婚。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出生,毛泽民为了纪念这个出生地,为他取名毛远新。毛远新在文化大革命中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因此而红极一时。

  这时候,尽管新疆的财政危机已经非常严重,整个社会也陷入极度的物资匮乏之中,但是当局仍然在组织群众大搞歌咏比赛。据有关资料记载,1941年1月29日,“因市面羊肉缺乏,羊肉商趁机抬高市价。为了稳定市场肉价,改善群众生活,财政厅召集羊肉商人开会,毛泽民讲了话,他要求各肉商售肉以合理化为主旨,不得任意抬高肉价,从中渔利。”(《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斗争纪事》,第57页)到了2月25日,财政厅又组织平价委员会“召开商界大会,会上宣布了对囤积货商的处罚。毛泽民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同日下午,反帝总会在总会办公厅召开第六十六次常务干事会议。秘书长王宝乾主持会议。会议决议编制反帝会会歌、新疆民众俱乐部组织章程,举办维族歌咏比赛会和关于四月革命宣传问题等”事项(同上,第59页)。

  八、杜重远“四渡天山”

  就在盛世才访问苏联的时候,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已经进入高潮。当时,所谓第三次“莫斯科审判”刚刚结束。这次审讯的对象是以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23人,罪名是“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审讯结束后,布哈林和李可夫等20人被秘密判处死刑。随后,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叶若夫,也因为其助手贝利亚的告发被处死。与此同时,就连斯大林、加里宁、莫洛托夫等人的家属和亲戚,也纷纷被逮捕或处决。
  从苏联“取经”回来以后,盛世才以斯大林为榜样,开始了大清洗运动。时任新疆学院院长的杜重远就成了第一个清洗对象。
  杜重远原名杜乾学,1897年4月27日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1917年东渡日本攻读陶瓷制造专业。1923年毕业回国后投身于实业救国的同时,曾发动抗日示威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化装逃往关内,在上海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并买下位于淮海中路的一幢花园洋房。从此,这里就成为中共特工密使、上海救亡人士以及政府高官要员来往活动的场所。1933年,邹韬奋、胡愈之主持的《生活》周刊被查封后,杜重远于第二年创办《新生》周刊,其寓意和目的显而易见。
  1935年5月,《新生》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该文因涉及日本天皇而受到日方非难后被上海当局查封,杜重远也因此锒铛入狱。1936年春,杜重远“因病”获准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就医,张学良曾化装赴上海探望。借此机会,他向张学良提出与中共以及杨虎城、盛世才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建议。不久杜重远提前出狱,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并参与策划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杜重远在太原与周恩来再次会晤并达成共识。他们认为,抗战的胜利取决于中苏联合,而新疆既是中苏联合的交通要道,又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根据地。因杜重远与盛世才有同乡、同学之谊,周恩来建议他去新疆工作。
  1937年10月13日,杜重远“一渡天山”来到迪化,受到盛世才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款待。盛希望他能够留下,但杜没有答应。杜重远返回内地后,在邹韬奋主持的《抗战三日刊》连续发表《到新疆去》的通讯。后来,他把这些通讯汇集为《盛世才与新新疆》一书,由生活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面世后,在社会上反响很大,许多年轻人因此对新疆产生了浓厚兴趣,纷纷要求到新疆去。
  1938年6月杜重远“二渡天山”赴新疆考察,但他因为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要参加即将召开的大会,于7月初匆匆离开迪化。不久上海沦陷,杜重远把家迁到香港,与上海《立报》总编辑萨空了一同来到武汉,在胡愈之的住处见到周恩来和叶剑英。周恩来再次鼓励他们前往新疆,于是杜重远于10月初乘飞机“三渡天山”抵达迪化。下了飞机以后,他们看到街道两旁张灯结彩,到处张贴着“列宁主义万岁”、“六大政策万岁”的标语。为此,杜重远根据《新疆日报》和《反帝战线》刊登的文章和自己的感受,写了《三渡天山》的通讯,对新疆和风土人情、所见所闻作了详细报道。
  随后,盛世才委任杜重远担任新疆学院院长,萨空了担任《新疆日报》社副社长。为了安心工作,二人返回关内迎接家眷。1939年1月,杜重远辞去国民参政员、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的职务,谢绝了美国友人劝他去美国办实业的邀请,带领全家“四渡天山”来到迪化。
  第二年2月,茅盾和张仲实(马列著作翻译家)应杜重远邀请来到新疆,分别担任新疆学院教育系和政治教育系主任。随后,茅盾又担任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兼艺术部部长,于是他又把王为一、徐韬、赵丹、叶露茜等人请到新疆,成立了新疆实验话剧团,并排演了著名的话剧《战斗》。赵丹来新疆之前,曾向茅盾打听情况,但因为盛世才严格检查出入新疆的书信,所以茅盾不敢以实情相告。赵丹到达新疆以后,才知道这里的情况和他想象的大不一样,这让他追悔莫及。
  1939年9月,周恩来路过新疆去莫斯科治病时,盛世才设宴招待,茅盾也应邀出席宴会。当时茅盾想送孩子去苏联留学,便悄悄托邓颖超给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杨之华捎信。后来杨之华回话说:只有中共领导人的子女,苏联才接纳上学,你的两个孩子不符合这个条件。

  九、新疆开始大清洗运动

  1939年下半年,杜重远发现盛世才对他不怀好意,便以生病为由提出辞呈,盛世才立刻同意并把他软禁起来。1940年2月,萨空了因调解盛世才和杜重远的矛盾无效,怕自身难保,便借口离开新疆。为了营救杜重远,他在临行前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并把这封信留给毛泽民,请他等周恩来回国时转交。据说周恩来回国路过新疆时,曾与盛世才交涉,要杜重远与他同机返回关内,盛推托说:“等下次飞机送他返回关内。”同年5月,茅盾和张仲实看到形势不妙,也以母亲病重为由,请假返回内地。在此期间,盛世才又炮制“阿山案”、“回案”、“崔荣昌案”、“六星社案”等一系列案件。
  1940年6月22日,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陈潭秋向延安汇报工作时写道:“新疆政治危机日前严重,督办在民族问题上,将蒙、哈、柯族代表全部扣留,并将其中一部分逮捕。不久前,又逮捕哈族领袖沙里福汗。今年二月间,阿山哈族因拒绝而发生暴动,盛世才派军队和飞机去镇压,屠杀了数百人。逮捕了维族三领袖。弄得社会不安,人人自危。”此外,盛世才还多次发布公告,“号召公务员及民众互相监督和检举敌控奸细,托匪……,并允许直接向他告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斗争纪事》第52页)
  1940年9月,盛世才曾派毛泽民审理杜重远案。杜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我决非托派,硬说我是托派,此系最大痛苦者也,比受酷刑还苦。”第二年5月,盛世才以“汉奸”“托派”和“阴谋暴动”等罪名将杜重远正式逮捕,受其牵连,赵丹一、王为一、徐韬以及包括财政厅长、边务处长、新疆一大批高级官员纷纷被捕,总数在1200人左右。
  1941年冬,盛世才密电苏联当局,说《新疆日报》社社长王宝乾是“陈培生阴谋案”的幕后策划者,其目的是推翻新疆的现政府。此为,他要求立即逮捕王宝乾,或将其调回苏联处置。1942年3月,盛世才的四弟、曾任新疆督办公署卫队团团长和机械化旅旅长的盛世骐在家里中弹身亡,盛世才认为是盛世骐的妻子陈秀英和苏联军事顾问合谋杀害了他的四弟,并因此发动政变。于是他将陈秀英投入监狱,严刑拷打,逼她承认自己的罪行。事后,盛世才写信向斯大林绘声绘色地汇报了这一案件,其中除了阴谋暴动外就是不正当男女关系。当然,也有人说是盛世才杀害了他的四弟,原因是盛世琪与他和政见略有不同。事情发生以后,陈潭秋向延安和莫斯科汇报说:“盛世骐成为盛世才反苏反共阴谋的牺牲者。”苏联当局得知此事后,认为这是盛世才为了投靠蒋介石所做的准备。为此,斯大林派外交部副部长德卡诺佐夫携带莫洛托夫的信来到迪化,试图阻止盛世才继续行动。两人见面后,德卡诺佐夫对盛世才说:“你是联共党员,要永远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能动摇。”但是盛世才对他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了。……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我要在新疆建立民主统治。”

  十、盛世才离开新疆

  1942年7月,蒋介石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的朱绍良、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长翁文灏、空军总指挥毛邦初等人飞抵达迪化。经过谈判,盛世才答应中央政府的下列要求:1、严防苏联在新疆各地发动骚乱事件;2、由内地抽调军队来新疆加强防务;3、在新疆成立国民党党部;4、中共人员一律停止在各机关工作,并集中起来听候发落;5、中央政府派人接收新疆航空委员会;6、由外交部派人接管新疆外交办事处。

  一个月以后,宋美龄亲自飞抵新疆,代表蒋介石任命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同时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务。1942年10月,盛世才向苏联当局递交一份备忘录,要求苏联政府在三个月内必须撤走包括军事人员在内的所有非外交人员。随后,盛世才将中共在新疆的人员集中起来,由陈潭秋领导进行整风学习。不久,任弼时指示陈潭秋说,莫斯科同意把他们转送苏联,但是陈潭秋认为:“我们过境大成问题,我们将处于东归不得,西去不能的危险境地。”

  1943年年初,盛世才将软禁的陈潭秋、毛泽民、孟一鸣、潘同、刘希平、徐梦秋、林路基、马殊等人分别投入监狱。随后,重庆派内政部次长王德溥率人专程来到迪化,以“特派新疆审判团”的名义对他们进行审判。6月5日,陈潭秋、毛泽民、林路基以“危害民国罪”被判处死刑。9月27日,这三个人和陈秀英等人被秘密处决,并呈报重庆验证。在此期间,王还对杜重远案进行复审。随后盛世才用毒药剥夺了杜的生命,并把他秘密埋葬在督办公署的东花园附近。
  1944年8月,国民政府明令撤销新疆边防督办公署,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调盛世才为返回重庆,担任农林部部长。至此,盛世才结束了他对新疆的十余年的统治。【完】


 

 

 

 

 

发件人:徐力励<xll0224@mail.sh.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时 间:2014年03月06日 13:56 (星期四)附 件:1个(含泪读完马伟明院士的获奖感言_____.doc ) 查看附件 含泪读完马伟明院士的获奖感言,
 

    笔者按:我是含着泪水读完马伟明院士的获奖感言的。就是这样一群人,在市场化的大潮中,仍然在坚守自己的信念。正是他们铁一般的信念,支撑着共和国的四梁八柱。他们是共和国的脊梁,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他们才是共和国最可爱的人,他们才是共和国真正的骑士。他们应该成为崇高的榜样,他们应该成为共和国的明星,我们愿意做他们的粉丝。----卢麒元

马伟明院士获奖感言

----批露中国海军全电推进、电磁弹射器研制

2014-01-27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是一名军队的普通科技工作者,我叫马伟明。今天,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回顾近30年的科研创新之路,我深深体会到,作为党和军队培养的院士,必须以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军队战斗力为己任,以打赢未来战争为目标,勇于担当,敢为人先,全身心投入科技创新实践,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决定了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前途。”谁抢占了自主创新的先机,谁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我们知道,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我国的现代化进程长期受到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制约。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研制新型常规潜艇,需要进口高效能的十二相整流发电机系统。在与外商的技术谈判中,我们提出该型电机系统存在“固有振荡”问题,对方却不屑一顾,傲慢地声称他们的产品不存在问题。

    马伟明41岁时成为中国工程院最年轻院士

    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没有科技的强大,中国就谈不上真正强大,而科技的强大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唯有靠中国人自己发愤图强,真正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我们用仅有的3万5千元,造了两台小型十二相电机,在洗脸间改造的简陋实验室里开展研究。1800多个日日夜夜,我们反复试验,拆了装,装了拆,测量、记录、分析,仅实验记录和报告就堆了半间屋子。在对数十万组数据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我们终于查明原因,成功研制出带整流负载的多相同步电机稳定装置,发明了带稳定绕组的多相整流发电机,从根本上解决了“固有振荡”难题,此项发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当我再赴该公司验收设备,指出该类电机系统存在的设计缺陷时,外方首席专家还狡辩:“你的理论太离奇,我们听不懂。”说完转身要走。当时一股热血直冲头顶,我强压怒火,直视对方,一字一板地说:“先生,我们是在讨论科学,你不懂,我可以免费教你!”外国专家一下子就懵了。当他们从世界专利索引上证实“带整流负载的多相同步电机稳定装置”是由我发明的,又提出“私下交易”,要我帮他们解决“固有振荡”。我对他说:“专利技术是有价的,它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我的祖国!”此后,这家公司不得不将原来视为核心机密的整套设计图纸送我们审查,并花高价购买我们的专利。从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到向我们购买专利,从对我们傲慢无礼到请求我们解决技术难题,这件事说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二战以来,各国海军一直致力于高性能潜艇的研制。但由于潜艇空间狭小,承载重量受限,为其提供体积小、重量轻、容量大、效率高的交直流电源,一直没有理想的解决方法。当我们率先提出用一台电机同时发出交流、直流两种电的设想时,电机界普遍认为,这是天方夜谭。搞技术创新,就是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经过充分论证,我们首次提出电力集成的技术设想,经过16年刻苦攻关,终于研制出了世界上首台交直流双绕组发电机系统。该产品2002年通过鉴定,正式生产装备部队。从此,中国潜艇真正拥有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心”!受此鼓舞,我们马不停蹄,集中力量,向第三代集成化发电系统的研制发起全面冲击,多项关键技术被突破,3兆瓦级高速感应电机系统很快研制成功。这一创新成果先于美国研制成功,几步跨越确立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在电机研制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中国风力发电的主要设备还被国外垄断着,我国为此付出昂贵的购买费用。我们决心利用已经掌握的相关技术,主动作为,打破垄断。经过两年多努力,成功研制出大功率风力发电变流器,其性能指标均优于国外同类产品。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应,一台风力发电变流器对中国的销售价格,从230万元一路跌至90余万元。这项技术对于我国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具有划时代意义,国家发改委特将我们研究所确定为国家新能源接入设备研发实验中心。

    三代新型供电系统电机和风电关键设备的研制经历,使我更加坚信,欧美国家在电气工程领域的垄断不是打不破的,在核心技术上超越欧美也不是不可能的,落后更不是中国的代名词,只要坚持不懈的自主创新,不断提升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就一定能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超越!

    一支军队的发展,离不开科技优势作后盾。在新军事变革加速推进的今天,谁先抢占科技制高点,谁就能在未来战争中赢得主动。

    我认为,对军队来说没有平时和战时之分,只有战争和准备战争之别。而战场上的胜负,更多的取决于战争准备。在新军事革命挑战的今天,军事科技在战斗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敌我双方的较量,更多的表现为科技领域的比拼。作为军队院士,首先是一名战士,我深深感到自己的使命高于天,责任重如山。

    舰船综合电力系统是舰船动力平台的第三次革命。它将日常供电、电力推进供电和现代高能武器供电三者合而为一,由于取消了传统的机械推进装置,从源头上降低了声隐身问题的解决难度,同时为电磁轨道炮、激光炮等新概念武器上舰创造了条件。十几年前,美、英、法等发达国家就开始研发这一系统,现已进入实船应用阶段,而我国新型舰船还未能迈过这道坎。本世纪初,我们联合国内10多家科研院所和军工企业,展开课题攻关。但是,其中负责一重要分系统研究的单位,几年来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本来就比别人落后了20年,如果再停滞不前,差距就越拉越大。在普遍认为不可能短时间内取得突破的情况下,我横下一条心,毅然带领团队投入该项关键技术研究,不到4年时间,完成了最关键的电力推进子系统的理论分析、样机制造、系统集成以及功能试验考核,全面突破了新型感应推进电机和新型变频器的核心技术。这关键的一小步,使我国全电化舰船技术整整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一举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研制水平。

    我和我的团队秉承这样一个信念:只要海军装备建设需要,再大的风险也要去闯,再硬的骨头也要去啃,再重的担子也要去挑。

    某项尖端技术,是近年来世界海军强国争相发展的重点领域,是代表未来新型主战舰船标志性的核心技术。我们瞄准前沿,主动作为,超前介入,自筹资金对这个项目进行自主研发。有人劝我:“一个世界科技大国斥巨资历时十几年都没有完成的项目,你还要强攻硬上,是不是疯了?你现在已经功成名就,万一搞砸了,就可能债务缠身,身败名裂!”我也知道风险很大,但搞科研就得担风险,国防建设急需,天大的风险也要干!否则,国家要我们这些院士干什么?5年里,我们不分昼夜地连续攻关,就连大年初一也在实验室过。遇到的困难不计其数,承受的压力难以想象,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在军委、总部和海军首长的高度关注和支持下,2008年我们终于研制成功小型样机,接着又做出了1:1单元设备样机,突破了全部关键技术,实现了与世界最先进技术的同步发展。当7位院士、8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前来参加成果鉴定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专家抚摸着样机,激动得流下热泪。军委胡锦涛主席在反映攻克这一技术难关的报道上批示,要继续对马院士的科研工作予以支持。胡主席的亲切关怀,使我们团队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决心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发扬“两弹一星”精神,为共和国的国防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每一项事业的成功,都离不开核心价值观的支撑。在充斥着太多利益和诱惑的今天,唯有坚守一份淡泊和清贫,才能潜心攻关克难,勇攀科技高峰。

    我觉得,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要有精神支柱,要以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作为支撑。有人说我这个人,人如其姓,是一匹脾气倔、性子急的烈马。其实,这个比喻挺好!我心甘情愿做一匹驾辕拉套的马,为了国家利益和国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有人问我,你最缺的是什么?我说是时间。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很多技术特别是关键技术存在着一代甚至几代的差距。因此,我们必须与发达国家赛跑,与时间赛跑,外国十几年搞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在更短的时间内,发挥后发优势搞出来。有人算过一笔账,一年365天,我们没有双休日,没有寒暑假,基本上是“五加二”、“白加黑”,天天在搞科研,1年顶别人3年。2007年,我父亲患胃癌到武汉做手术,当时我特别忙,天天在实验室,把已经联系好住院的事忘说了。老爷子见几天没动静,气呼呼地闯进实验室,对我吼了起来:“马伟明,你上不管老下不管小,家里事不闻不问,你究竟着了什么魔?”我一听懵了,这才想起来,赶紧安排送老爷子去医院。事后我也内疚,感到这些年来对家人确实亏欠太多。但我不后悔,强大家、亏小家,是当代革命军人义无反顾的选择。

    有人问我,你这么拼死拼活,究竟图的是什么?我回答,我一不图名,二不图利,三不图官,就想实实在在为国家和军队做点事。我认为,盯着名利,科研之路注定走不远;盯着权力,科研大门早晚会对你关闭。我和团队搞了几十项课题,我从不在别人的科研成果上挂名;我们拿了很多奖,一些人以为我们赚了很多钱,但知情人却称我们是“最穷的教授”、“高智商的傻子”。说实话,如果我们只想个人发财,每个人都能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但作为军人, 不能只盯商场、忘了战场,只图赢利、忘了打赢!有一次,组织上到学校考察干部,一名首长提名要我当校领导。我当时想都没想,就婉言谢绝了。我知道自己的舞台重心在哪里,我们搞科研的人必须心无杂念,远离功名,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干上二三十年,才可能有所成就。

    有人问我,你最担心的是什么?我最担心的是人才断档,后继乏人。我时时提醒自己,生命有尽头,事业无止境。唯有把培养后人、提携后学作为神圣职责,我们的事业才能得到延续。我也是在组织的培养、师长的教诲、同事的帮助下,一路走过来的,34岁晋教授,41岁当院士。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恩师张盖凡教授,他是我军电机学科的开拓者,我们团队的创始人。7年前,张教授殉职在他钟爱的工作岗位上。他对我影响最深刻的,就是他的那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人梯精神。我对培养年轻人也非常重视,我希望他们超过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给年轻人出思想,出课题,出经费,让他们在重大课题中施展才华。近10年来,我们团队先后培养了7名博士后、70名博士和116名硕士,连续两年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这些年轻人,不少人在重大科研项目中领衔担纲,有的已在国际国内科技界崭露头角。我把国家“十五”某重点预研项目的关键技术,交给年仅23岁的博士生王东组团攻关;把1000多万课题经费交给赵治华博士搞研究。这些年轻人都不负众望,干出了出色的成绩。

    在我们研究所实验大楼前,矗立着张教授的铜像,每次走过铜像前,我都感觉他在慈祥地看着我们、谆谆地教导我们。能够告慰于恩师的是,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为了建设强大的国防,我甘愿做一颗铺路石,为青年英才铺设通往成功的道路。

    今天,我站在这个领奖台上,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莫大荣誉,但这一荣誉决不仅仅属于我一个人。光荣,属于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属于军内外为了国家强盛这一共同目标而奋力拼搏的人们,属于千千万万长期在一线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

    谢谢大家!

 



收件人:Zhong Da-Jun<zdjun@263.net>抄送人:18666226686<18666226686@vip.126.com>+时 间:2014年02月18日 12:30 (星期二)附 件:1个(图解十八大三中全会改革方案-文字版.ppt ) 查看附件

    我的好友牛衛东董事长学习【十八三中全会】心得,编辑了一个 PPT 教学视屏材料。这不是绝大多数的单位宣传部门,能编制出来的材料。建议上传【大军经济研究中心网站】。牛衛东是【中节能集团】一个组成公司之一的董事长。 他是位经世致用的哲学家和有正义感和理性知识的社会活动学者。 《作为科普和传播十八大精神的很好的学习材料》 彭培根 院士 推荐 2014 02 21,(要蓝底黄字!)

改革是深刻的革命

----解读十八大三中全会

中节能集团某公司董事长 牛衛东

    经济领域

    非公有制财产同样不可侵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容侵犯,非公有制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1) 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
(2) 水电气价改革
(3)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4) 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建立公开规范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改进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机制。凡是能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
 (5) 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进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6) 允许民生资本设立银行,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快房产税立法,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动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

    民生领域

    开放“单独”二胎

    (7)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研究制足延迟退休政策
    (8)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建立公开规范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改进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机制。

    取消医药补医
    (9) 取消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格,建立科学补偿机制。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加快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

    搜索学生考试多次选择
    (10) 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搜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行政领域

    探索实行官邸制。
    (11) 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不准违规配备公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不准超规格警卫,不准超标准进行公务接待,严肃查处违反规定超标准享受待遇等问题。探索实行官邸制。

    (12) 减少领导职数,更改纪委书记提名主体,加强中央事权,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

    (13) 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

    (14) 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

    (15) 事业单位去行政化,理顺城管执法体制

    (16) 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理顺执法体制,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

    法治领域

    (17) 废止劳动教养,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18) 减少死刑

    (19) 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一、重大意义和指导思想

     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1) 指导思想,

    (2)改革重点

    (3)改革时间表

    (4)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经济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决定》内容涵盖15个领域

    (5)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6)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公有制经济财产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同样不可侵犯。

    (7)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资本经营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产比例,2020年提高到30%。

    (8) 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9) 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10)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

    (11) 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12)凡是能由市场决定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

    (13)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护机制。

    (14)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

    (15)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16)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推动办公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严格控制结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额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

    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17)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18) 改进预算管理制度,

    (19)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20)适当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

     (21)完善税收制度

    (22)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23) 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24) 放宽投资准入

    (25)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26) 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

    (27) 发展基层民主

    (28)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

    (29) 扩大内陆延边开放

    (30)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发展

    (32)维护宪法法律权威

    (33)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31)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34)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确保依法独立公证行使审判权检查权

    (35)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36)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

    (37) 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

    (38)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

    (39) 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40) 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

    (41)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42)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实行官邸制。

    (43)提高文化开放水平

    (44)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取消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格,建立科学补偿机制。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允许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45)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46) 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

    (47)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48)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49) 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50)健全公共安全体制

    (51)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52)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53) 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理制度

    (54) 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

    (55) 改善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解释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

    (56)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

    (57)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敦促落实。

    (58)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

    (59)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

    (60)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社会参与机制。

    牛卫东编辑

 

 

 

俄罗斯人不再承受历史包袱

凤凰博报

2014-02-09

    那小兵:莫洛夫,您如何评价昨天索契冬奥开幕式中的节目?更进一步讲,您如何解读俄罗斯新的历史观?

    莫洛夫:作为一个俄罗斯人,我对这次开幕式感到非常自豪,可以坦言,俄罗斯终于敢于面对自己的历史了。这个开幕式与中国2008年奥运开幕式有很大不同,中国奥运开幕式强调“和”的概念,试图把世界放入“和谐框架”中,其中只有中国古代历史,回避了近代和现代中国历史,而俄国此次开幕式突出了“自强不息”的主题思想,从第一个“彼得大帝西征”情节开始,然后进入亚历山大一世击败拿破仑情节,之后再进入非常表现主义色彩的“红色苏维埃”时代,最后用幽默的喜剧表现手法进入“新俄国时代”,搭配着柴可夫斯基的古典音乐,这充分表现了俄罗斯人的民族文化自信,他们不再纠结于“黑暗沙俄”,也不在忌讳“红色恐怖”,更不在乎“改革动乱”,俄罗斯终于在精神上解脱了沉重的过去。

    那小兵:我注意到此次俄国的历史节目确认了“俄国一千年历史”,这比过去苏联教科书中的表述减少了近五百年,为何俄国历史学有了这种改变?

    莫洛夫:我认为这是俄国价值观改变所引发的改变。与中国用“文字出现”作为历史开端的旧史学标准不一样,俄国与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如今都采用了“国家体制”为本国历史开端的做法。比如,日本历史从天皇出现算起大概约2000年,美国历史从美利坚合众国开国算起,如此等等,更注重政治文化与体制的传承关系,尤其是主权传承关系。与中国人崇拜祖先的信仰不同,俄国人信奉东正教,这注定俄罗斯最终要走向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尽管依然受到西方各国的抵制。从这次表演中可以看到,俄罗斯人把“红色恐怖时代”看成了“工业化奴役时代”,这是一种微妙的思想更新,从中与西方工业时代在感情上拉近了。如果说俄国与中国在历史上曾有过某些缘分的话,我认为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蒙古人同时占领了俄罗斯与中国,但俄国通过坚持抵抗保存了城邦自治权,这让俄国沙皇最终反客为主,成为了欧洲蒙古各部的“白可汗”,进而发动了向西向南的领土扩张,而中国在蒙古人殖民统治下人口大减,明朝时领土龟缩到汉朝时代格局;第二次是彼得大帝与康熙时代,这两个豪杰都是喜欢西方科技的人,但彼得大帝是俄罗斯人,他首先做的就是消除俄罗斯人身上蒙古习气和部落文化,对俄国进行了全面“文化基因”改造,让俄罗斯搭建了西方文明的基础,而康熙作为一个鞑靼征服者皇帝,他也对中国进行了文化改造,推行了“留发不留头”的同化政策,同时东征西讨与拉拢回帮与西藏,组成了第一个“中华联邦”,最令中国人扼腕的是彼得大帝和卡捷琳娜迅速占领了整个西伯利亚,让满清这个来自西伯利亚的部落错过了继承蒙古人旧帝国的机会。第三次是后斯大林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蜜月与冷战,马列主义无神论与中国巫术思想不谋而合,苏联走上历史岔路,中国再次堕入专制集权深渊,两者同性相斥,中国投向美国出卖了苏联,苏联人对此刻骨铭心。尽管戈巴乔夫与邓小平都是走西化道路的人,但中国始终无法在文化基因上有所突破。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至今停留在“相互利用”关系,但意识形态上隔阂越来越大。俄国最忌讳的美国?但我看俄国心理上最想成为另个“美国”,这就是俄罗斯的底牌。

    那小兵:您提到俄国与日本的“文化基因”改造,这对于中国读者几乎是个空白,您如何解释这种情况?

    莫洛夫:我认为社会改革最根本的工作是改造文化基因而不是政治制度本身,这点上中国知识分子多抱不同看法。从历史实践中看,俄罗斯彼得大帝搞“西化生活”和日本明治维新搞“脱亚入欧”都为后来的社会与政治改革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相比之下,中国人受儒教思想影响,抱守残缺,搞“中学为本,西学为用”,人民始终无法形成强大高效的逻辑思维方式,来来去去都陷于意识形态伪命题,这对于这样一个大民族是致命伤害。俄罗斯之所以改革成功了,因为苏联统治下所残留的利益集团被彻底打破,然后在普京领导之下获得重组,全国人民基本上对于“西化道路”达成了共识,心理上的西化远胜于中国人。日本人也同样如此,甚至提出与西洋人结婚改变日本人遗传劣势,可见日本人勇于根本改进自我文化的特性,虽然他们外表上还保留这某些本民族传统。相比之下,中国人的改革总是从外表做起,穿西服,盖大楼,但心灵里面都是儒家那套人生观,思想方式依然是“阴阳转化”那套巫术思维。这种心理特性来自儒家的中庸之道,认为和谐是最高理想境界,人与人之间“和为贵”,个人内心要保持一种“矜而不争”,达到肉体和灵魂的中庸平衡,保持良好自我感觉。俄罗斯东正教强调“自我忏悔”,但每次忏悔的结论都是“我们必须更加强大,我们必须成为真正的西方霸主”,这种“罪感文化”要比中国人那种“悦感文化”更有进取精神多了。就像老朋友安德鲁所言:“女人裹脚,男人留小辫子,这些都是中国人自封的国粹,你敢批评他就和你急,不需要问原因的”,我认为“中国人”这个概念是权力阶层虚构的,让每个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是这块牌坊的一部分,生怕失去了自己身上的“中国人”,结果永远无法彻底改变守旧文化基因,这也是中国无论改换任何制度都无法实现真正社会现代化的原因。

    那小兵:呵呵,您这是让我难堪啊,我可是当您的挡箭牌呢。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祝愿俄罗斯东奥圆满成功。


 

 

 


 

发件人:陈申申<chensssh@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4年02月24日 11:36 (星期一)  乌克兰乱得一团糟。文章作了很有生活气息的简要解释。申申

乌克兰的政治危机

林总总

    今天发一个帖子,说明下乌克兰政治危机吧。

一、乌克兰这次政治危机有其必然性

    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没有任何预兆的前提下,拒绝加入欧盟,这算是这次乌克兰政治危机的一个导火索。但即使没有这个导火索,也会有其他的导火索。因为乌克兰政治危机爆发有其必然性,当然这个必然性与中国无关。

    1、首先是两个阵营的对决。

    懂乌克兰历史的人都知道:基辅罗斯之后,特别是在蒙古军队蹂躏了欧洲之后,乌克兰名义上市在立陶宛波兰大公国的统治之下,实际上却是属于无政府状态,所以出现了“哥萨克”。哥萨克一开始是一种职业,一种半军事化,半农牧民华的组织。但立陶宛波兰大公国却在通过册封正规哥萨克军的手段,拉拢一群哥萨克贵族。这个策略看似当时不算成功,可是效果却在几百年后显现出来了。 哥萨克大起义最后一次是有博格丹领导的,而且算是比较成功的一次。哥萨克起义是为了摆脱立陶宛波兰大公国的统治,以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和获得更多的正规可萨克册封的名额,当然也有不干涉东正教的宗教要求(这个是次要的)。起义成功了,起义却给哥萨克名族带来了亡国灭种的危机。 与立陶宛波兰大公国的谈判破裂、克里木汗国背信弃义、奥斯曼土耳其虎视眈眈、沙俄不怀好意,真的是四面楚歌,乌克兰要存活下去,必选要选择一个有力的后援。 乌克兰何去何从,博格丹当时面临抉择。 起义的目的是指向 立陶宛波兰的,政治目的明确,所以不会倒向立陶宛波兰。 克里木汗国和土耳其是和萨克的天敌,不能选。 最后就只有沙俄了。

    臣服沙俄后,一部分哥萨克才反应了过来,他们失去了更大的自由,而且被册封的哥萨克贵族也是去了自己的特权,所以有一部分乌克兰人倒是更加还念之前的波澜立陶宛公国,特别是在乌克兰西部地区。而东部和南部因为沙俄长期影响,特别是跟沙俄一起并肩作战赶走土耳其人,民族有了更多的融合,所以他们的政治倾向,更多的是偏向沙俄。

    乌克兰的分化走向了必然,集中表现在了一战时期。 乌克兰两派,分别加入了协约国和同盟国,并参战。后来即使在苏联时期也有哥萨克骑兵进行反抗,在二战事情甚至不惜加入了德国阵营。即使在今天,乌克兰的官方语言是乌克兰语,但在乌克兰东部和东南部民间使用最多的还是俄语;而在乌克兰西部,几乎全部使用乌克兰语,甚至有人根本就不会说俄语,或者以说俄语为耻辱。

     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两个阵营的人再次被调动起来,也是必然的事情。不需要调查基辅独立广场抗议者的背景,只需要站在人群中间听听他们说的话就知道----很浓重的西部口音。

    2、美国和西欧的思想渗透。 乌克兰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之一。 自由程度大大超过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主流发达国家。这是西方情报部门渗透最佳的场所,而乌克兰人这种崇尚自由的性格也不在乎这种渗透,甚至明知道这是美国人的渗透,他们也乐于接受。 橙色革命和2013年末政治危机,基本上所有人都知道,美国人在背后推动这场革命。如果这种情况在中国,基本可以定位为叛国了。明知道美国在后面搞鬼,你还拿钱去闹,那不是叛国是什么? 文化不一样,也就意味着价值观不一样。 乌克兰人乐于接受美金的资助去革命,每天200-400格里的乌克兰货币,虽然现在贬值得厉害,但对于一个普通乌克兰人来说,也算是高收入了。我们公司有几个员工,天天闹着跟我说,要给他们放假,他们要去革命,每天有额外收入。我问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公司工资不低啊。后来我知道了隐情,白天革命,晚上性派对。 如果天气不恶劣,这种革命我也愿意参加啊。还有性派对。

    这种制度也真实只有在这种极度自由的国家才能出现的现象,但殊不知绝对自由就是没有自由。游行者是享受了游行的权利,可是克里夏杰克大街的商店店主对你们恨之入骨吗? 你们享受了在克里下杰克大街散步的权利,把基辅交通搞得一团糟,所有的车都要绕道。

    支持反政府的人,有工资、有性派对。 支持政府的人,也有工资、也有性派对。可是反政府方面 钱多、妞漂亮,所以当然占上风啦。几天以后,基本上就看不到支持政府的阵营了。从什么时候没有支持政府的阵营了呢? 告诉大家,从亚努科维奇从中国回来以后,一个星期以内,这个阵营消失了。至于为什么会在亚努科维奇访华后,支持政府的阵营失败,下文有解释。

    3、乌克兰总统的陋习和亚努科维奇的政治失策。 乌克兰总统的陋习众人皆知。 我估计中国人在一定地位以后,还是希望有一定的历史地位,最好流芳千古。 但要说乌克兰人没有流芳千古的想法,我也不信,但乌克兰总统干的事情,都是遗臭万年的事情。 库奇马总统不与民争利,那是因为他卖的是军火,变卖军队现役部队的装备,甚至连一些国宝级别的武器也被变卖了。所以库奇马时期,乌克兰的面包大约0.5格里一个。

    到尤先科时期好东西,基本上该卖的已经卖完了,不该卖的也卖了。所以爱是与民争利,一上台就敛财,到后来权利被季莫申科架空,季莫申科也狠狠的赚了一把。特别是通过政治流感,让背后的医药财团转的盆满钵满。乌克兰面包价格大约3格里一个,涨了6倍。

    到了亚努科维奇时代,亚努科维奇也是一点也不含糊。直接伸手问企业家要乌克兰好的企业,基本上都被亚努科维奇家族霸占了。

    当然在霸占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硬茬。 开口要乌克兰某航空公司时,那家航空公司宁愿倒闭,也不愿意把公司送给亚努科维奇家族。所以大家都知道,基辅飞北京的直航不复存在了。

    亚努科维奇把手伸到 PRIVAT 银行时,银行总裁强硬的威胁到,家人都已经在国外了,如果强要银行,那么银行立马破产,乌克兰大部分的贸易无法进行,乌克兰经济将会被瘫痪。 所以PRIVAT 银行并没有易手,并且运行正常。

    亚努科维奇及其家族的贪得无厌,算是得罪了整个乌克兰的资产阶级,让资产阶级人人自危。财团老板们基本上都是家人出口,资产转移,就把自己和生意留在了国内。

    敖德萨是乌克兰最大的港口,大部分的进出口货物都是通过敖德萨,而敖德萨“七公里”市场理所当然就是商品集散地。而管理这个市场的,就是亚努科维奇的儿子。 2013年,敖德萨警察强抢七公里市场的华人商品,就算很大程度上得罪中国了。

    彻彻底底得罪中国的,还有另外的原因。 其实在尤先科后期,总理是季莫申科。她虽然是亲欧派,但并不影响跟中国搞好关系。俄罗斯不卖的关键武器,季莫申科不怕开罪俄罗斯,敢于卖给中国,引得俄罗斯抗议连连。 季莫申科很清楚,乌克兰不管亲俄,还是亲欧,对中国都没有根本的利益关系,中国需要的是技术,乌克兰需要的是资金。两者一拍即合,与中国签订了很多大型项目的合作,当然季莫申科是小人,她得到的好处也很多。 中国对乌克兰的投资已经启动,很多都是国企牵头。但乌克兰换总统了,季莫申科入狱,亚努科维奇虽然没有直接拒绝承认季莫申科与中国签订的合同,但处处刁难。资金已经投出,收回不能,继续投入受阻,以至于这些项目都是进退两难。 这些大型投资受阻,算是亚努科维奇彻彻底底得罪中国政府了。

    由于亚努科维奇过度的贪婪,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已经是危机重重了。 就在这个时候,亚努科维奇在是否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不管怎么样选择都是错误的,都会把矛盾激化出来。 然而亚努科维奇终究做出了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拒绝加入欧盟。 不能说一个选择是错误的,那么另外一个选择就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他选择加入欧盟,他会死得更惨。两条路都是危机重重,他选择了一条不会死于非命的一条路,但这条路可能会结束他的政治生命。

二、两条不归路

    由于乌克兰与独联体国家的特殊性,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俄罗斯为主的独联体国家。 这种特殊性短时间内无法改变。例如:莫斯科有一家大型机械厂,生产成套设备。而制造成套设备的各种零件,需要从乌克兰生产。而乌克兰所生产的零件仅仅适合于GOST标准(全苏国家标准),所以也只有俄罗斯需要买他们的产品,除了俄罗斯为主的独联体国家,谁也不会买他的产品。 作为俄罗斯,只能从乌克兰进口,作为乌克兰,只能出口给俄罗斯,这是一种惯性,但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当然要改变这种惯性。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在努力改变这种对双方的依赖性。俄罗斯很幸运,他有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普京。 普京把工业分成三类,1.是一般的民用产品,2.能源(天然气为主),3.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命脉的高科技产品。 1.对于民用产品,俄罗斯向乌克兰打开自己的市场,加重乌克兰经济对俄罗斯市场的依赖。 2.对于能源,这是俄罗斯手里的一跟大棒也随时是一根胡萝卜。乌克兰听话时,能源降价,不听话时,能源升价。 3.对于高科技产品,一方面俄罗斯尽量使其能国产化,另一方面即使在产品能国产化后,也继续从乌克兰进口,以达到让乌克兰继续依靠俄罗斯市场的目的。当然,在俄罗斯能国产化后,也就有了压价的资本。

    乌克兰比较倒霉,没有普京一样有远见的政治强人。他的经济在努力摆脱俄罗斯市场,但是很遗憾,没有一个能够得到延续的政策,国家的精力都消耗在内耗中。 除了一些没有什么科技含量的产品的标准开始欧化以外,其他的要么早苟延残喘的等待着来自俄罗斯的订单,要么就眼巴巴的等找中国来撒钱,买自己的看家宝贝。

    从今天的情况看,乌克兰的经济似乎是离开俄罗斯便是死路一条的处境了。如果铁心跟着俄罗斯走也不会有问题。问题在于在思想上,乌克兰早就跟着美国和欧盟走了。 信息交流过于自由。各类信息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而欧盟的信息战一直都比俄罗斯要厉害很多,这个我想不需要我多说了。

    苏联刚解体时,东南部的人民基本都希望跟俄罗斯走,西北的乌克兰人民都想跟欧盟走。 但现在呢? 普通民众和学生就不说了,基本都是希望加入欧盟的。他们幼稚的认为,欧盟,特别是德国 会给他们钱,给他们免签证。目前愿意亲俄的人,恐怕只有企业主了。企业主是跟着订单走的,订单就是一个工厂的方向,工厂和制造业才是一个国家的力量。能从这个层面看待乌克兰政治问题的人,少之又少。 当然除了西方思想渗透的原因外,还有些历史原因。乌克兰人憎恨俄罗斯在乌克兰搞种族灭绝政策,而且反复宣传,让每个乌克兰人都知道这一点。甚至立法:否认苏共在乌克兰搞种族灭绝政策罪。当然历史情感原因是次要原因,甚至历史原因是在西方媒体反复宣传下放大了的。

    我身边的乌克兰普通学生,不管是东部还是西部的,基本都是希望加入欧盟的,我只能轻轻的说声,你们的幼稚,也就是我们的优势。我接触到的搞金融的人,也都是希望加入欧盟的。第一美国给予了他们一部分资金的支持(我真的不明白,美国人给钱支持他们国家闹革命,他们竟然高兴)。第二 他们只有建档的金钱进入境的观念,我不得不说 精英误国。

    在这里我要举个例子,说一下精英误国在乌克兰的情况。 我认识两个搞金融的人,算是社会精英了吧,跟他们分析了一下乌克兰亲俄亲欧的选择。我问:因为乌克兰拒绝加入欧盟,俄罗斯决定给乌克兰天然气降价,这样不好吗? 答曰: 不好! 普通人只看到天然气降价了,却没看到给俄罗斯开放了两个免税口岸。每年给俄罗斯商品免税的钱差不多等于天然气打折的价格。

    我们先分析这一段信息,我给他四个字:自以为是。 他在大家只注意天然气价格的时候,注意到了开放免税口岸而沾沾自喜。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精英却不懂得1+1大于2。 天然气价格下降 意味着整个乌克兰制造业成本下降,乌克兰贸易是面相全世界的,而开放的几个口岸确实只针对俄罗斯的。 这是一个共赢的合作,而乌克兰获利比俄罗斯还要大,算是俄罗斯给乌克兰的一块大蛋糕。

    我与这个精英的对话还在继续: 我问:如果加入欧盟,乌克兰的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将不对乌克兰开放自己的市场。乌克兰工厂将破产并被国际大鳄给吞并。 答曰:我们依靠俄罗斯市场,所以我们只能生产低端产品。如果我们加入欧盟,我们将被迫生产高端产品。你看波兰捷克都过渡得很好。

    我只能“呵呵”他一脸。我不想跟他说什么 产业链升级需要多少年,中国至今还在为产业链升级继续努力。我在这里给大家摆出来另外一段对话,这是我与我的客户----文尼察一家食品工厂老板的对话。 我问:2014年贵公司要扩大生产吗? 答曰:如果亲俄,我们要扩大生产,并从中国引进新的四旋盖生产线。 我问:如果亲欧,贵公司可以开发欧盟市场,我们将配合贵公司,给您推荐适合欧盟的原材料。我们公司的产品也卖往欧盟,符合欧标。 答曰:卖往欧盟,我们需要拿很多很多的证书,一份证书需要1年,一份证书需要上百万欧元。我们是做食品的,欧盟需要卫生证明,我们可以配合欧盟做到我们所有能做到的,但如果 他们说我们的水不合格怎么办?难道我们要以一个公司的力量,改变整个城市的自来水系统吗? 即使我们能改造,需要多长时间呢? 再拿到所有许可证之前,我们的货物卖到什么地方呢? 银行精英的眼光还不如一个小企业企业主呢,企业主以非常务实的态度看待亲俄、亲欧的政治问题,比起满口民主自由的学生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

    可是巨大的革命浪潮中,几个企业老板的声音谁有能听得到呢?学生们,你们还是在学校好好读书吧。经济民生你们不懂,政治你们太幼稚,所以只能被西方的伪民主忽悠了。

    乌克兰全民推动加入欧盟的过程中,普京放出了狠话:如果乌克兰加入欧盟,天然气不降价,并不享受俄罗斯关税联盟优惠政策。 亲俄,死! 亲欧,也是死! 亲俄,被如浪潮般的革命给淹死。 亲欧,经济破产,被俄罗斯给制裁死。

三、2013年底这场革命目的何在?

    如果说2013年底革命是为了抗议亚努科维奇拒加欧盟,那么亲,您又错了。 最多说,这场革命的导火索是 亚努科维奇拒欧盟。要说目的,那就要看是谁的目的了。看看参与者是谁吧!

    1.首先反对党!

    反对党当然是要夺权,他们的背后领导人是季莫申科财团,季莫申科被捕入狱,这个罪有应得。但是说季莫申科是政治迫害的宣传从未停止。基辅克里下杰克大街的尽头,有一个宣传季莫申科被政治迫害的阵营从2012年欧洲杯开始就再那里驻扎着,1年半来风雨无阻,在哪里宣传着这种信息。季莫申科家族势力算是坚定的反对党,他们与亚努科维奇的仇恨不共戴天。他们反对亚努科维奇,我觉得属于正常。

    2.被迫害资本家巨头 他们是被亚努科维奇迫害的一批人了,他们巨额财富或财富来源被亚努科维奇家族占有,这些资本家巨头理所当然会不遗余力的对亚努科维奇落井下石。对于他们的目的也很明显,也能理解

    3、国外势力 乌克兰前总理说过,欧洲哪些外交官员们在游行队伍中推波助澜,做与其身份不符合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信息量很大,也很耐人寻味。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仅仅是为了让乌克兰加入欧盟? 说得难听点,如果乌克兰真要加入欧盟,欧盟还未必接受呢,对吧。既然不是为了乌克兰加入欧盟,那是为了什么呢?我觉得有两个目的:1、不要过分亲俄,而远离欧洲。2、如果不能亲欧,那就乱吧,越乱越好。

    4、普通民众 普通民众分两批: 一是无知而无畏的学生和市民。他们是被欧美洗脑的一代人,他们能想到加入欧盟能够让他们更方便廉价的旅游欧洲,但他们想不到,工厂倒闭了,哪来什么钱取旅游呢? 他们想加入欧盟能够给他们经济支援,让他们的生活质量跟欧盟一样,他们想不到,自己不努力劳动,永远得不到财富的道理。他们能看到苏联对乌克兰制造了巨大的饥荒,却看不到如果没有苏联,乌克兰可能现在还四分五裂,根本不会有一个欧洲第二大国家的版图,如此广大的版图,全拜苏联所赐。他们看到了推倒基辅最后一尊列宁雕塑后的欢呼,却看不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拨款,来保护这尊雕塑,以后呢? 对不起,这个拨款取消了。 因为无知而无畏,因为无畏而更加无知。 二是被雇佣的水军。200格里-400格里一天的工资,对乌克兰人还是很有诱惑力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俄罗斯、乌克兰革命的高潮总是发生在冬天,2月革命、10月革命、 苏联解体、橙色革命、乌克兰2013年年底政治危机,无一例外都是冬天。为什么? 因为冬天工厂不工作(这个跟中国不一样),大量的工人闲置在家,有的是时间和精力,所以就被召集来闹革命了。有专门的人从事这样的生意,跟组织者谈价格:闹几个小时,晚上可否离开,闹到什么程度,是否要见血,见火。他们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挣钱。给钱就闹。

    所以第一个星期过后,人民不再是单纯的为了不加欧盟而聚会了,而是各有目的。反对党和资本家,是为了赶亚努科维奇下台而闹。 国外势力,为了乌克兰乱而闹,直到亲俄势力下台。民众要么无知而闹,要么为钱而闹。 所以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亚努科维奇下台而闹。

    上文提到,至于为什么会在亚努科维奇访华后,支持政府的阵营失败。原因很简单,中国没有在经济上支持亚努科维奇,只是在口头上支持了一下他,说提供核保护。没有强大经济支持,也就没有没有人为你闹。400格里一天,这个数字不小,1人400,100人就4000,如果需要10万人分庭抗礼,就需要400 0000一天。没钱,对不起,那就没人。

四、中国如何应对

    亲俄或者亲欧,其实对中国影响都不是很大,中国需要的只是乌克兰的技术、农副产品和少量的市场,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而技术随着中国自己的赶超,我们也越来越不稀罕他的那点家底了。 对于乌克兰来说,乌克兰更需要中国的经济支援。也就是说,乌克兰更需要中国,而不是中国更需要乌克兰。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政策的执行有延续性。 江政府到胡政府,再到习政府。国家的走向也许在改变,但与某个国家签订的协议基本没有变过,不会因为某些事情而毁约。甚至在乌克兰发生大规模排华后,中国依然在政治上没有抛弃乌克兰。反倒是乌克兰因为政治人物的更迭,不断的变更对中国的政策。

    季莫申科作为亲欧的领袖人物,在下台前与中国签订了很多经济合作的具体合同,也卖了很多关键的技术给中国,甚至连俄罗斯都在抗议乌克兰卖不该卖的武器给中国,损害了俄罗斯的利益。

    亚努科维奇是亲俄的主要人物,与中国关系也不错,继续推动了于中国的各种合作。让中国人在乌克兰的生存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至少警察很少查中国人护照了(敖德萨除外)。 但是他彻彻底底得罪中国了,上文提到了,我这再复制一下:“敖德萨是乌克兰最大的港口,大部分的进出口货物都是通过敖德萨,而敖德萨“七公里”市场理所当然就是商品集散地。而管理这个市场的,就是亚努科维奇的儿子。 2013年,敖德萨警察强抢七公里市场的华人商品,就算很大程度上得罪中国了。

    彻彻底底得罪中国的,还有另外的原因。 其实在尤先科后期,总理是季莫申科。她虽然是亲欧派,但并不影响跟中国搞好关系。俄罗斯不卖的关键武器,季莫申科不怕开罪俄罗斯,敢于卖给中国,引得俄罗斯抗议连连。 季莫申科很清楚,乌克兰不管亲俄,还是亲欧,对中国都没有根本的利益关系,中国需要的是技术,乌克兰需要的是资金。两者一拍即合,与中国签订了很多大型项目的合作,当然季莫申科是小人,她得到的好处也很多。 中国对乌克兰的投资已经启动,很多都是国企牵头。但乌克兰换总统了,季莫申科入狱,亚努科维奇虽然没有直接拒绝承认季莫申科与中国签订的合同,但处处刁难。资金已经投出,收回不能,继续投入受阻,以至于这些项目都是进退两难。 这些大型投资受阻,算是亚努科维奇彻彻底底得罪中国政府了。

    中国政府这次是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教训。证据呢?有!《中乌关于进一步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提到:扩大和支持两国实业界开展相互投资,共同努力改善投资和经营环境。什么意思? 意识说,乌克兰的投资和经营环境不好。既然不好,那对不起,我们不给什么钱给你。

   尤先科是亲欧派的一个烂人,但对中国大体上过得去,该卖的技术卖了,该执行的合同执行了,在关键时刻跑中国来要钱,开口就3个亿。胡主席点头,给了1.5亿。当然这个钱给你也是有代价的,马上又签了很多投资合同。

    中国要做什么呢? 我不管你亲俄或者亲欧,只要你在维护中国再乌克兰利益,卖中国所需要的技术,改善了华人在乌克兰的生存环境,那么我可以给你适当的经济支援,在关键时刻,我也会给你一些政治支援。让你在政治危机中有更大的筹码。 如果你让中国企业受损,让中国利益受损,不管你亲俄,还是亲欧,对不起,在关键时刻,虽然中国不会落井下石,给你面子,但不会给你一分钱的实际利益。

    还是那句话,亲俄 亲欧 跟中国没有一毛钱关系。 甚至一个亲欧的、贫穷的乌克兰,对中国取得关键的技术,占领更大的市场更有利。季莫申科就是典型的例子。

   就随手一写,写了些在乌克兰的见闻,观点如有错误,勿怪。有错别字或文法错误,勿怪。 最后我想上几张照片,克里下杰克大街的场景,但搞了半天也不成功,算了。 其实我见到的场面非常和谐,独立广场上炊烟袅袅,老头们做着他们的民族特色食品(用柴火烧出来的),任何人都可以去吃,我也去吃了,红菜汤味道很好。

 

 

 

 

街头政治不一定带来民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马克·马佐尔

2014年03月04日

    起先是埃及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然后是去年伊斯坦布尔的加济公园(Gezi)抗议,如今基辅、加拉加斯、萨拉热窝和曼谷也加入进来,人们纷纷涌上街头,追究政府的责任。一股“大众动员”浪潮的势头越来越强——在投票人数不断下降、民众普遍政治冷漠的当今时代,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不会为这一幕感到心潮澎湃。当横亘在掌权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遥远的距离被彻底打破,没有什么比这一刻更尖锐地揭示出大众政治的本质。职权的排场已毫无意义,军警瓦解,独裁者受到孤立,再也撑不下去。1989年12月,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对着嘘声四起的人群那迟疑的挥手,预示了他后来不光彩的逃跑和最终的死亡。

    2011年,全世界媒体目睹了解放广场上一场史诗般的斗争,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让出开罗市中心控制权的那一刻,也是其政权结束的开端。过去的一周,相同的一幕又在基辅上演,在警察向游行群众开火后,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总统被罢免。

    可是当暴君退场,接下来又该怎样?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们目瞪口呆地望着前总统在其豪宅的高墙内建起的“乌克兰迪斯尼乐园”,那里面有私家动物园,全尺寸仿古游艇和新古典主义的蹩脚装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Susan Rice)宣告美国政府站在“乌克兰人民一边”。但谁才是她口中的“人民”呢?这里面包不包括自由党(Svoboda)极右翼分子呢?这群崇拜二战法西斯分子斯捷潘?班杰拉(Stepan Bandera)的人也曾出现在广场上的游行群众中间。前央行行长阿尔谢尼?亚采纽克(Arseny Yatseniuk)现在代管新政府,但在克里米亚陷入动荡和经济溃败的情况下,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自从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爆发以来,犬儒主义者就一直喜欢预言:街头暴力没有好结果。他们以“雅各宾专政”(Reign of Terror,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译者注)为例,说明以“更大合法性”为名义推翻合法统治者的结局,并列举出拿破仑的例子,称用武力去缔造民主制度的企图往往带来暴政。他们质疑,那些抗议人群到底是一群自治的个人,英勇地集合到一起;还是一群愚蠢的被误导的棋子,投入一场自己不甚了解的权力斗争?要么把街头抗议贬损为暴民统治,要么将其美化为人民意愿——两者之间有区别吗?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说民主还有什么内涵的话,抗议的权利肯定是其核心内容。剥夺抗议者向往真正政治变革的权利,将使抗议本身变成空洞的形式。例如,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活动分子无法更深远、更持久地改变银行的运营方式,标志着这场运动的失败。然而,当街头抗议产生切实的政治影响时,它必须考虑后果。

    过去几周,有多少亚努科维奇的抗议者思考过推翻他以外的事情?对腐败的愤怒在过去几年催生了无数集会,尤其是在紧缩和高失业率加剧贫富差距的情况下。但示威并不能有效地终结腐败。终结腐败需要的是体制改革,它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基本上无影无形,缺乏戏剧场面;它是街头抗议的对立面,街头抗议追求的是尽可能公开、戏剧化、立竿见影。开罗和基辅市中心抗议民众的共同点是他们的背景高度多元化。但这一特点也解释了,他们为何不能缔造持久的政治未来。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仍然成立:没有组织,什么也干不成。波兰团结工会(Solidarity)之所以转型为波兰政坛长期存在的力量,是因为其领导人明白“组织起来”的必要,而且其工会活动的根源让它从一开始就拥有了组织结构。穆巴拉克被推翻后,明白如何利用埃及政坛新阶段的不是解放广场占领活动的任何一位领导人,而是穆兄会(Muslim Brotherhood)。

    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人民”之说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为什么西方应当反思其过去所称的“民主转型”的陈旧观念。“民主转型”一词本身的暗示意义是:我们只需要等待终将到来的美好结局就行了。但一些转型走错了方向,一些转型根本没有带来重大变革。多年前,保守派的英国理论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批评了他所称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易犯的毛病”——即认为只要推翻暴君,就可迎来自由的绽放。阿拉伯之春令人沮丧的结局表明这种观点是多么站不住脚。

    推翻暴君有时确实能带来自由。但有时候,它只能引来新形式的暴政。如果革命者既热爱自由,又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开展长期的政治斗争,那么革命将迎来美好的结局。如果人们在革命中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受外部干涉,那就更好了。如果缺乏上述两种条件,那么我们很难对革命的结果寄以厚望:在类似近期基辅那样的欢快时刻之后,尾随而至的必然是长期、艰难、混乱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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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中医的实质就是反对中华文化

—— 北京学者聚会驳斥“反中医大会”的谬论

孙惠军

2014年3月6日

    据网络报道2014年1月19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反中医大会”,参加者虽然寥寥无几,但是颇为自命不凡,他们认为会议是为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民族素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步伐”,进而自诩“上海第一届反中医大会打响了草根科普爱好者群体讨伐中医药的第一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历史将铭记这一刻!”果真是这样吗?

     3月6日北京举行第50次“天地生人学术座谈会”,邀请了来自各行各业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学者十多人就此进行了专题学术讨论。民间中医协会常务副会长、振兴中医基金会秘书长、天地生人学术讲座组织人孙惠军教授主持了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次上海反中医大会的召开不是偶然的,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关于中医存废问题几次思想斗争和大争论的继续,争论的核心和焦点是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反中医的实质就是反对中华文化。

    年轻时曾干过赤脚医生的北京工商大学86岁的张以宽教授首先发言,他指出中医学伴随着华夏文明诞生、发展、成熟,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保障炎黄子孙的健康,使其生生不息,繁衍壮大,功不可没。作为当代主流医学的西医,其核心技术和理论不过才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就已经暴露出大量严重的弊病。因此迷信西医进而贬斥、取消中医的议论,不但错误而且荒谬,我们必须严加驳斥。

    曾留学苏联的几位地质学家也与会发言。核工业总公司北京地质研究院孙文鹏研究员回顾了自己接受国外还原论的教育,回国后通过反思学习研究传统文化的经历,他着重指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主要反映在易经、道德经和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中,反中医的这批人如方舟子、张功耀等根本不懂传统文化,他们反中医的目的就是反对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同样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地质系的中国地震局地质所徐道一研究员说:当全国人民爱国热情高涨,充满信心努力实现“中国梦”的时候,竟有这么一小批人居然鼓吹“取消中医”,这实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因而在网络中批评者多,赞同者少。他们在广大群众中陷于形影相吊,十分孤立的境地,因而文章不敢署名。原国土资源部石油地质研究院孙惠军研究员近年着重研究传统文化,尤其着力于中医文化和哲学。他认为,中医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体系完整、独具特色而且保存最为完好的部分,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才明确指出:中医是打开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最近组织召开的几次民间中医会议充分说明;民间中医人才济济,真正的中医藏于民间,振兴中医的希望在民间。要想弘扬传统文化就请从支持民间中医,弘扬中医文化做起。新的生态文明时代呼唤;在中医天人合一、平衡和谐等哲学理念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生命健康医学。

    原山东省法制局副局长、中国基建优化研究会环保节能专委会副会长牛长源高级工程师发言;中医文化为我们大力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核心理念和哲学基础。无论从节能环保、发展循环和绿色低碳经济,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还是从改进资源浪费型经济结构的角度,中医文化不但不应废除,而是正当用武之地,应当大力弘扬。北京世界华人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老军人张培林自我介绍,他几年前得了椎间盘突出,经中医治疗完全康复,至今未犯,事实说明了中医的博大精深和神奇疗效。可是同样得了此病的一位战友,笃信西医动了手术,至今瘫坐在轮椅。他深刻地指出,不应用中医“天人合一”、和合哲学、阴阳平衡等理论观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国际战略问题研究者、杂志社长兼主编边蜀原说:现在有些人站在反中医的立场,打着信科学,反愚昧的旗号,祭起科学主义的大旗,行民族虚无主义之实,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实际上成了西方仇华势力的代言人。

     受过西医科班教育的马家瑛、崔萍两位女大夫及民间中医气功师姜秀英均已自己身边亲人得了癌症后到处求医治疗的经历,生动地说明中医治疗癌症的神奇功效。她们举例说明:凡是不信中医,迷信西医的“先进科技”,凡是接受放、化疗的癌症患者,不仅钱财榨尽,而且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无尽的痛苦,最后往往加速病人的死亡,正所谓“虽杀死了癌细胞,但同时也结束了患者的生命”。

    原兵器工业部第5设计院总设计师胡祖尧高工评价会议说;我们对反中医论的批评是科学的、说理的,今后也应保持这种理性的态度。他建议把大家的意见总结整理成文上网发表并上报,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人知道。

    座谈会发言踊跃,气氛热烈,内容丰富,开了四个多小时大家还言犹未尽,在批判“取消中医论”错误观点的同时,对与会者也是一场学习和教育。话题中有当代人类健康面临的严峻形势,食品安全、生态危机、雾霾等等严重威胁着人们生命安全,西方主流医学的弊病、中西医学与中西文化的比较、发展中医的方向、道路,医疗体系的改革与设计,普及养生知识,加强中医教育,解决中医人才缺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问题。

    本次座谈会是由宋正海、孙文鹏等学者建议发起的。宋正海书面发言说,北京天地生人学术讲座自成立24年来坚定捍卫和支持中医,努力促进中医药事业的振兴发展。但讲座从不反对西医,只是希望:中医西医应在平等基础上相互尊重,实现真正的优势互补,共同进步,反对中医的思潮是错误的,所以响应者越来越少,进行适当的批评以正视听是必要的,但争论可能会长期存在。倾听、研究反对中医之声,对中医进步不一定是件坏事。

 

 

 

 

 

 



人民币进入下跌通道了吗?

大军观察  

    2月25日早盘,在中间价止步五连跌、出现微幅反弹的背景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即期汇价开盘急跌,跌幅一度达到266基点。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2014年2月25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1184,较上一交易日微升5个基点,从而结束了此前连续五个交易日的下跌走势。隔夜国际外汇市场上,投资者预期乌克兰将获得国际援助,从而有利于欧元区经济前景,市场风险意愿由此得到改善,欧元汇价也一度随之上行,并拖累美元指数走低。截至纽约汇市收盘,美元指数下跌0.06%至80.22。受此影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25日小幅走低。

    然而,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价并未跟随中间价走升,而是继续呈现跳空低开、低位震荡走势。数据显示,当日该即期汇价低开于6.1060,较上一交易日收盘走低76个基点,之后快速跌落至6.1250,较上日收盘大跌266个基点,创下去年8月23日以来的最低水平。随后,该即期价回升至6.1120附近开展整理,较上日收盘仍走低约140个基点。

    市场人士当前普遍猜测,近期人民币持续贬值或是受到了央行政策引导,旨在扭转市场上的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抑制短期套利资金流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1月份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4,658亿元人民币,环比大增1.3倍;当月代客远期净结汇为1,548亿元人民币。分析人士认为,结售汇顺差持续大增,背后或暗藏了大量“热钱”流入,而人民币升值预期稳定、境内外利差高企,则是“热钱”流入的重要基础。

    市场人士表示,经过近期急跌之后,市场上的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已经有所降温,在岸和离岸市场即期汇率套利窗口已基本封闭,加上近期境内银行间市场资金利率持续下跌,境内外利差显著收窄,本轮人民币贬值效果正在显现。后市而言,分析人士认为,鉴于货币政策延续性,预计人民币汇率整个一季度都将保持中性偏弱走势;中长期来看,综合考虑国内经济增速相对较高、贸易顺差有望持续等因素,预计人民币汇率不会出现趋势性贬值,但阶段性走软和走强交替、双向波动幅度扩大或将成为常态。

    2月5日,人民币连续9天大幅下跌,跌去了去年整个涨幅的四分之一,在18日再次下跌,跌去91点,险些跌停。这是奇怪吗?不奇怪,只能说明中国房价泡沫已经在爆裂。单纯的看人民币的下跌,还不能说明问题,如果结合其它的数据来看问题已经很大。那就是1月份9402万亿存款不见了。这就是有问题了,实际上是房价泡沫破灭已经开始。

 

 

楼市降价潮大蔓延 广州一房企全线88折

综述

2014年2月25日

    杭州房价存20%降价空间 传宁波俩房企酝酿降价 崩盘论引热议 高库存城市或先降 三四线城市现裂痕

    春节刚刚结束,国内房地产市场形势急转直下,杭州、常州等地纷纷传出部分楼盘“六折甩卖”的消息。不止长三角区域,网易财经获悉,广州房企时代地产上周也拉开全线产品价格大调整,统一对广州区域旗下产品实现全线88折扣优惠,折扣可谓幅度空前之大。这一场降价风波是否会波及全国导致楼市“转熊”呢?业内人士称,在信贷吃紧和高库存压力下,房地产分化已蔓延至一二线城市之间,市场调整预期越来越强烈。

长三角拉开降价大幕 广州有房企跟风全线88折

    今年以来,香港楼市降价持续,中介亏损关门,可以“惨烈”形容,而这一降价态势或已波及内地。王石日前公开表示2014年楼市非常不妙,曾预言房价上涨的任志强也一改口风认为市场受库存量影响2014年房价将开始回落。

    本月中旬,杭州一名为德信北海公园的楼盘突从单价18000元每平方米直接降至15800元每平方米。

    这一波降价仅是开始。紧接着杭州另一楼盘天鸿香榭里则以直降6000元来吸引客户认筹。微博上更是爆出杭州当地楼盘,一家名为阳光郡的项目从单价17500元降至13800元,万科的北辰之光从16800元降至13000元。而这场降价大战中最受关注的则是来自江苏常州名为雅居乐星河湾的楼盘,爆出目前毛坯均价仅为7000元/平方米,最低价格约为5380元/平方米,而此前毛坯房源均价为12000元/平方米,可谓是六折抛售。

    该楼盘销售人员向网易财经透露,这样的降价在全国仍属罕见,主要还是因为楼盘开发商今年在长三角拍下了八个地块,资金一时紧张急于回笼资金。他透露,至于之前的业主因降价所遭受的损失,开发商将把损失的差价补给业主。

    不止是长三角区域,网易财经获悉,年前刚在香港挂牌上市的广州房企时代地产(01233,HK)上周五也正式对全线产品价格进行大调整,统一对广州区域旗下产品实现88折扣优惠,相比之前折扣幅度可谓空前之大。

    据悉,今年春节期间,该公司旗下位于广州白云区一名为时代花生的楼盘项目加推楼盘仅对外是97折扣,而目前则是高达88折扣优惠幅度。而据该楼盘置业顾问透露,若昨日当晚实现认购的话,还可以申请到总价上再优惠高达10万额度。对此,时代地产一郭姓的营销经理则表示这仅是公司例行营销动作,没有特别的原因。

    这一轮楼市降价也直接在资本市场表现出来。周一开市,A股市场上房地产板块表现低迷,低开低走,成为市场下跌主力。截至收盘时,板块平均下跌4.10%。A股龙头的保利地产下跌高达8.51%,招商地产下跌8.07%,金地集团跌7.66%,万科A跌6.56%。状况惨烈。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认为,尽管当前每个楼盘降价的原因不同,但是总体来看还是受城市或区域板块库存量大,公司销售压力也较大;部分产品偏高端或有部分缺陷,遇到销售瓶颈;此外开发商想尽快回笼资金,拿地“换仓“谋求下一轮市场发展机会。

    广州房企时代地产上周也拉开全线产品价格大调整,统一对广州区域旗下产品实现全线88折扣优惠。

银行信贷审批吃紧 高库存直逼部分楼盘降价

    “近期杭州、常州降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整个市场层面受到银行信贷紧缩、“钱荒”的影响”,张宏伟认为,银行利率上浮,银行放款放慢,导致开发企业对于资金的需求度迅速提高,部分开发企业或由于过去拿地用力过猛消耗资金过多,同时销售层面面临周转率下降,资金面短缺的危机。

    近期,一位已在上海购置房产的人士对网易财经透露,日前通过中介下定了一套静安区的二手房,尽管已经开始在走银行的贷款申请,但很担心贷款能否及时批下来,因为银行朋友向他表示现在个贷审核很严格,相比以前没那么容易。

    在市场上,银行层面的消息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愈发紧张。上周五晚间有消息称,交通银行已全面暂停所有房地产项目贷款,对所有新增授信业务暂停受理;对所有已上报但尚未批复的授信业务暂停审批;对所有已批复但尚未签约的业务,暂停签约。不过,有媒体24日又报道称交通银行否认曾下发过通知。兴业银行24日晚间则正式确认,旗下业务已暂缓办理部分房地产新增授信业务,停办房地产夹层融资业务。

    房地产信贷收紧直接波及了这个资金密集型产业。其实在今年早些时候,香港地产大鳄新鸿基开始打出首轮降价后,万科董事长王石就公开表示2014年楼市非常不妙,曾预言房价上涨的任志强也一改口风认为市场受库存量影响2014年房价将开始回落。

    来自中原集团研究中心一则最新的报告则显示,该机构对杭州、常州楼盘大幅降价进行调研发现,若市场存量大,库存有压力的城市存在较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前期房价过快上涨,目前及未来新增供应较为集中的区域更须引起警惕。

    从城市层面来看,杭州和常州有很大的不同,但两地的商品房库存都创新高。据中原地产统计,杭州2013年末存量突破11万套,约1464万平方米,同比2012年末存量面积增加41.05%;2013年末常州商品房可售余量达1173.82万平方米,可售周期近20个月。

    中原集团研究中心研究总监张海清认为,上述两地的降价在市场上尚未形成全范围的楼盘降价跟风潮,但后市供应压力较大的区域,降价促销的压力更为凸显。

    杭州一个楼盘降价招致原有业主的反对,导致售楼处被砸。也有别的开发商选择给前期业主补偿。

城市分化正持续加剧 后市调整预期趋紧

    这一场降价风波是否会波及全国导致楼市“转熊”呢?朗诗集团董事田明在2月24日的媒体会上担忧称,没想到行业内资金链趋紧张来得那么快,尽管杭州和常州降价是个别现象,但对2014年楼市整体行情看淡。

    中原房地产市场总监张大伟指出,现在城市分化已持续加剧,不仅三四线城市出现分化,目前在一二线城市的部分城市区域也出现分化。对于一线城市来讲,由于之前涨幅过猛,随着信贷收缩,需求增量赶不上价格涨幅。而部分二线城市则因区域库存过多导致。

    根据中原地产监测数据显示,以常州住宅市场为例,2013年该区域供求比为1.4,且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处于降价的杭州楼盘区域,当地供求比高达1.8。2013年底该区域内的万科与滨江楼盘已低价入市。该机构预计后续仍有楼盘价跟进。

    “北京二手房价出现19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这就是一个信号。尽管当前市场不可能出现大范围、大幅降价,当前价格处于酝酿阶段,预计未来局部区域市场价格调整越来越近”,张大伟说。

    据悉,国家统计局数据公布数据显示,2014年1月份全国70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相比上月下降数量扩大至6个;但二手房方面,下降数量扩大至13个,而上月仅有5个。其中北京二手住房价格指数环比跌0.1,扩大0.5个百分点;上海涨幅下跌扩大0.4个百分点。

    网易财经注意到,高库存其实早在2013年底国家公布房地产投资数据中已体现。截至2013年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49295万平方米。2012及2013年全国住宅待售面积增幅逼近40%,远远超越了住宅的销售增速。存量压力持续增加。

    上述中原地产报告分析认为,一线城市在最近五年普遍存在含住用地供应不足的行情,5年累计供地销售比仅为81%;而二线及三四线城市则土地供应过剩,均明显高于100%。

    二线城市在2010年土地供应达到峰值,大幅超过当年住宅销售面积;而三四线城市则在2011年达到峰值。在2010年后,二三四线城市每年都保持着土地供应大于住宅销售的水平。张海清透露,上述三四线等城市可供开发建设的土地总量是每年持续增加的,前期土地供应过多的二三四线城市,未来房价下跌的可能性极高。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4年2月18日 9:01主题: BBC:中国是否会再次震撼世界?这一次也许不再是它的经济腾飞,而是经济崩溃

中国是否会再次震撼世界?

BBC经济事务编辑  罗伯特•派斯顿

    中国是否会再次震撼世界?这一次也许不再是它的经济腾飞,而是经济崩溃。

    除非你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时刻的狂热爱好者,你可能没有听说过武汉(这是毛主席横渡长江的传奇发生的地方)。但它也许比中国任何其他城市更能讲述中国非凡的30年现代化和财富积累,其经济奇迹,如何接近尾声的故事,以及它为什么面临一个灾难性崩溃的严重危险。

    在武汉,我采访了市长唐良智,其资金和实力会使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相形见绌,自惭形秽。他在五年时间里为该市的一项重建计划花费2000亿英镑,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武汉这个已有10万人口的城市成为一个世界特大城市,给中国第二大城市上海带来严峻挑战。单单武汉一座城市在基础设施上的支出就与英国全国更新和改善基础结构的支出相同。仅仅在这一座城市,数以百计的公寓楼、环城公路、桥梁、铁路、一个完整的地铁系统和第二国际机场都在建设之中。

    武汉市中心的旧建筑被推翻,以便创造一个高科技商业区。它将包括一座造价为30亿英镑的600多米高的摩天大厦(比伦敦最高楼--碎片大厦高出一倍),是世界上第二或第三高的大楼。当然,我访问武汉的目的是要讲述一个更广泛的故事。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每隔五天建成一座新的摩天大楼,他们还修建了30多个机场,25个城市的地铁,三座世界上最长的桥梁,超过6000英里的高速铁路线,26000英里高速公路,商用建筑和私人住宅的开发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BBC:

第三次浪潮

    现在我们有两种方式来看待这个有可能难倒埃及法老和罗马人的景观重塑。这当然可以被视为一个快速城市化的国家所需要的现代化。但是,这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平衡经济的症状,这个经济的增长来源并不是可持续性的。

    也许我拍摄的《中国如何愚弄世界?》的电视片想要说明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经济放缓的迹象已经显现。加上最近中国金融市场的紧张表现,可以看出作为始于2007-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三次浪潮即将到来(第一波是2007-2008年的华尔街河金融城的崩溃,第二波是欧元区危机)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2008年秋季,雷曼兄弟倒闭后,世界贸易突然出现剧烈的收缩。那对中国是灾难性的,因为其增长主要由向西方的出口所带动。当我们的经济破产时,我们停止购买 - 几乎在一夜之间,遍布中国各地的工厂拉闸了。

    我在那个时候访问过中国,亲眼目睹可怜的农民工把他们所有的财产打包,包括他们的婴儿,肩扛手提地踏上返乡的路途。这一幕令政府感到震惊,并且威胁要打破执政的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的隐性契约,那就是他们放弃自己的民主权利,以换取更富裕的生活。因此,在美国政府的鼓励下(我们采访了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汉克•鲍尔森),中国政府发动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 4000亿英镑的直接政府开支,并下令国有银行“敞开他们的钱包”,毫无拘束地大肆放款。

    借贷风潮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计划奏效了。就在大多数富裕的西方国家和日本的经济停滞不前的时候,中国却迎来一个经济繁荣期,经济增长率迅速回到了已经持续30年的10%。但是,但经济增长的来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其生命力总是有限的。

有毒投资

    这一问题有两种看待方式。首先,即便是采取巨大的经济刺激措施之前,中国的投资速度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在经融危机爆发前,投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约40%,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大约三倍。甚至比日本经济起飞阶段的投资还要大,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初期开始放缓。在金融危机出现之后,随着刺激措施和所有的建筑项目上马,中国的投资飙升到前所未有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

    问题是:当一个大的经济体以这样快的速度进行投资,以催生财富与就业时,其中很大一部分投资将永远无法产生经济回报,因为这些投资远远超出了理性决策所能产生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有成片成片的新建居民楼无人居住,甚至整个城市里的灯都从来没有亮起来,为什么有闪闪发光的高速公路几乎看不到车辆。但这些大部分的支出和投资之所以是有毒的是因为它们的资助方式:中国出现借贷膨胀。中国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迅速上升,已经达到大约15%。占全国产量的比例从2008年的大约125%增加到目前的200%。

    惠誉公司的分析师朱夏莲说:“大多数人知道中国出现了信贷膨胀,但他们不知道其规模。这一切起源于2008年,当时中国银行界的规模是大约10万亿美元,现在其规模已经达到24万亿到25万亿美元。”她说:“这14万亿到15万亿美元的增长相当于整个美国商业银行界的规模,而美国达到这一规模是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换言之,中国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复制了美国的整个商业银行系统。”

经济增长放缓

    更广泛地说,对于整体经济而言,当经济增长在稍长的周期由债务推动的投资或消费带动时,就会有以下两种结果之一。如果经济增长泡沫及早破灭,并以一种可控的方式放缓,并采取措施重建经济,这样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来产生增长,其后果将是经济增长放缓,但灾难将被避免。但是,如果贷款继续以极快的速度增长,那么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的。那么,中国的经济奇迹将会发生什么呢?

    中国政府宣布经济改革,从理论上讲,将在几年时间里重新平衡经济,让它远离债务推动的投资转向中国人消费拉动的经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中国著名投资者查尔斯•刘向我解释,中国的增长率可能从目前的7-8%回落到多远:他说:“我认为中国可以做的非常好,如果增长的质量转化为更高的附加价值。那么它有可能达到4 %。 ”

    此外,查尔斯・刘的4%增长率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可能是深远的:它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是一个足够快的速度来满足人们对就业机会和更高生活水平的渴望,它是否快到足以防止普遍的抗议和骚乱。而如果该借贷及投资的膨胀不能被束缚住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不仅会动摇中国,而且会震撼全球的那种崩溃。

 

 

 

 

发件人:djg1973<djg1973@sina.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2月15日 14:57 (星期六)

央行将被法兰克福和华尔街控制?

杜建国

 2014-2-15

    2月14日,媒体(第一财经日报以及财新网)报道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将出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成为央行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外聘人才之一。报道还说,“这一职位的性质是聘任制公务员,为某种创新安排,不同于内部提拔产生的干部,薪酬可能更为市场化。”看来,马骏履新后,既有了官员身份,又照样拿着投行的薪水,真是美差啊。

    欧美投行出身的马骏先生,凭借什么过人之处被委以重任呢?对此我一无所知。从网上搜到的他的介绍来看,也都是极其简略,让人无从知晓其被委以重任的依据何在。我最初注意到马骏先生,是因为两年前的“2013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将达十八万亿元”案。

    2012年6月14日,经济参考报刊登报道《养老金缺口放大加重财政负担 最新报告称: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将达18.3万亿元》。该文称:“由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牵头的中银研究团队和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牵头的复旦大学为主的究团体撰写的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 .3万亿元。……从2013年起,如果逐步划拨80%的国有股份到社保系统,加上退休年龄的提高,将能使我国养老金账户累积结余持续约30年;到2050年,年度养老金收支也将保持基本平衡。”

    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此论一出,舆论大哗,人心惶惶,不少人甚至开始担心不久就会领不到养老金了。6月18日,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刊文辟谣,指出“2011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还结余近2万亿元,看人口结构,2012年、2013年不会出现猛然增加的退休人员,同时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还在继续扩大,实在不太可能收支缺口忽然增至18.3万亿元之巨。”

    2013年,马骏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等人撰写的报告《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再次宣扬社保巨额亏空,需要将国企资产的80%划归社保。

    事实如何呢?2013年11月27日,财政部公布2012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显示,全国社会保险基金2012年收支结余7480亿元,年末滚存结余37540亿元。既然2012年滚存结余达37540亿元,为何金融界与媒体却总是宣扬社保即将出现巨额亏空?因为媒体与金融界(中国的财经媒体与金融界实际上结成了联盟)需要为国企划归社保基金制造借口。

    庞大的国企资产大规模地划归社会保障基金,对谁有利呢?笔者能肯定的受惠者只有一家: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这一部门,啥也不干,啥成绩也没有,却要求将国企资产划到它名下,这勇气不知从何而来。此外,国资脱离国资委的管束后,将为进一步的处置——比如私有化等——提供方便(详细分析见笔者对三中全会《决定》的解读)。

    这位轻率地制造社保亏空舆论以至于引起社会骚动的投行人士,被央行任命为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请问央行及周小川行长,你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中国金融界对华尔街的仰慕是人所周知的,比如,2008年9月金融海啸来临之际,曾任朱镕基总理秘书的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先生(当年李剑阁先生曾有名言:人民若上得起学、看得起病,政府就会破产),还坚称美国经济没问题。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出任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一事则说明:中国金融界不仅与华尔街如胶似漆,而且跟法兰克福(欧洲金融中心、德意志银行总部所在地)鱼水情深。

    2003年4月,即被国内外媒体誉为反腐英雄的朱镕基总理退休后一个月,朱总理的翻译朱彤女士也结束了自己的翻译生涯,被德意志银行任命任命为中国区首席运营官,2011年6月30日起又升任中国区总经理。

    很多人对翻译出身的朱彤女士现在竟然担任德意志银行中国区总经理一事表示不解,在我看来,这种认识还是有些狭隘了。毛泽东和托洛茨基,都是靠耍笔杆子起家的,毛泽东的文章分别被胡适与李敖奉为白话文的典范,托洛茨基则被萧伯纳称为“小册子之王”,两人后来却集军队缔造者和指挥者一身,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托洛茨基同时还是苏联工业与科技之父)。毛泽东与托洛茨基能跨界,朱彤女士凭什么就不能呢?再如朱镕基总理的公子朱云来先生,是南京气象学院学大气物理学出身的,不是依旧成了华尔街的翘楚,直至今日已能在中美金融界呼风唤雨了嘛。所以,朱彤女士的成就并不令人意外吧。

    2008年金融危机后,无论在纽约还是法兰克福还是伦敦,投资银行家们的名声都不太好,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依旧能够任命投行出身的马骏为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这种反潮流精神着实令人敬佩啊。

    另,今番标题党了一回,请读者们包涵。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4年01月29日 20:38 (星期三)

华尔街财阀有钱却没有自信

保罗·克鲁格曼

2014年01月28日 纽约时报

    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存在明显的经济代价:尽管生产率在提高,工资水平却停滞不前,而不断增加的债务让我们更难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此外它还有很高的社会成本和民生代价。比如,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严重的不平等导致了更严重的健康问题和更高的死亡率。但是不止如此。事实证明,极端不平等不仅造就了一个跟现实之间存在巨大脱节的阶级,同时还赋予了这些人巨大的权力。

    眼下的一个例子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他就是身家亿万的投资人汤姆·珀金斯(Tom Perkins),风险投资公司KPCB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的创始成员之一。在写给《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编辑的一封信中,帕金斯哀叹“百分之一”的人所遭受的公众批判——并把这些批判跟纳粹对犹太人的攻击相提并论,暗示我们正走在通往又一个“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的路上。

    你可能会说,只有他才这么疯吧,不知道为什么《华尔街日报》会刊登这样的东西。但帕金斯并不是唯一的特例。他甚至不是第一个把累进税支持者比喻为纳粹的金融巨头。早在2010年,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斯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就声称,提议堵住对冲和私募基金经理的税收漏洞,就如同“希特勒1939年入侵波兰”。

    还有一些富豪忍住了不谈希特勒,但仍然抱有同样偏执多疑和狂妄自大的政治和经济观点,并且大言不惭地宣扬它们。

    我知道这么说不太温和。但看看华尔街指责奥巴马总统妖魔化和迫害富人的各种发言和文章吧。奥巴马只不过说了一些明摆着的事实,即有些银行家举止不当。再看看这些指责他的人中,有多少提出过自我中心得离谱的说法,说他们受到的感情伤害才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家庭债务和过早实施财政紧缩之类的事情。

    那么,要说清楚的一点是,如果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2012年获胜,极富阶层,尤其是华尔街那些人,实际上会比现在在奥巴马任内的获利多。随着布什减税政策的部分取消,以及为支付医疗改革而进行的大幅加税,1%阶层的税率已或多或少回到了前里根时代的水平。同时,在过去一年里,金融改革派也取得了一些令人大为意外的胜利。对那些基本上靠监管薄弱聚敛财富的投机钻营者而言,这可是个坏消息。因此,可以证明,那1%的人输掉了一些重要的政策之战。

    但任何群体都会有面对批判的时候,在政策冲突过程中发现自己站在了失败的一方;这就是民主。问题是,接下来会怎样。普通人会从容应对。即使政治上的挫折让他们愤怒、苦闷,他们也不会大呼自己受到了迫害,把批评他们的人比作纳粹,坚持认为世界是围绕他们的情感伤害转的。但富人不同于你我。

    的确,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有更多财富,随之也就有了更多权力。他们有吸引一群阿谀奉承的人围在自己身边的能力,很多时候的确就是这样。这些人会说他们想听的话,但从不告诉他们,他们有多愚蠢。他们习惯了被尊重,不仅是来自自己雇佣的员工的尊重,还有那些想让他们捐助自己竞选的政客的尊重。因此,当发现钱无法买到一切,无法让自己远离逆境时,他们很是震惊。

    我还怀疑,如今的金融界巨头对自己的成功的本质缺乏自信。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制造产品的行业大佬。相反,我们说的是那些投机钻营者,他们把钱倒来倒去,靠着每次倒手时从中揩一点油水致富。他们或许会吹嘘说自己创造了就业,让经济运转了起来,但他们真的在创造价值吗?我们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因此,我怀疑,一些富人自己也怀疑,正是他们自己的那种自我怀疑导致他们更猛烈的抨击批评者。

    我们以前就经历过这种情况。当我们读到类似于帕金斯或施瓦茨曼的不满言论时,很容易想起FDR(富兰克林·罗斯福)1936年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演讲,他当时提到了“有组织的财阀”势力的仇恨,并声称,“我欢迎他们的仇恨。”

    不过,不幸的是,与FDR相比,奥巴马总统没做那么多事,无法得到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富人的仇恨。但除了进步派给予肯定的工作,奥巴马也做了其他事——而且就像FDR一样,他和进步派总体说来确实应该欢迎那种仇恨,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做了正确的事。

    翻译:王湛、土土

 

 

 

 

发件人:zqw5000<zqw5000@163.com>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2月15日 08:20 (星期六)附 件:7个(大陆新娘台湾建党_率党员拜毛主席崇拜毛思想.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李敖十评毛泽东。 精彩而公正,文风不像李敖,内容基本可取

中国大陆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

台湾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朱云汉

为2012年9月

    我今天来给大家做这个报告,我希望它产生的作用是给大家进行一次震撼教育。如果我没有达到这个效果的话,就算我失败了。

    我今天报告的主题是中国大陆的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那么它也扣紧了今天的主轴议题,就是全球化的挑战。我必须说,我面对的各位都是二十岁上下,最年轻的时代。各位是生逢其时,也生不逢其时,就看各位要以甚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自己的未来、面对人类的未来。为甚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们即将迎来的二十一世纪,它可能是我们记忆所及一个变动最为剧烈的世纪。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出现了,而且还会持续出现。也就是说,你往前看,你不可能去期待一个非常平稳的、安逸的大环境。这个是各位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那么我就要把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变化趋势跟各位做一个分析。

中国的兴起及其未来的角色

    我先从在华盛顿引起非常热烈讨论的《日蚀》(Eclipse)说起。作者是一位印度籍人士——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任职于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智库。《日蚀》的副标题是《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应用下》。这本书非常严肃地对未来世界的经济格局做出了分析预测。为了吸引读者的眼光,作者以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假设情景作为开场白:

    2021年美国面临财政破产危机,美国总统从白宫驱车前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位中国籍总裁签下一份纾困方案协议,然后取得了紧急融资3兆美元的贷款,同时承诺美国要遵守一系列各种各样的条件。这些条件可能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希腊、西班牙在寻求纾困时所必须要接受的城下之盟。他对这个假设的场景下了一个句点。他说:“此刻,世界主导权的交接仪式业已完成。”这是这本书的开场。

    这是一个虚拟的但不是完全天方夜谭的场景。萨勃拉曼尼亚的分析是有非常完整架构的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分析。他根据从1870年到现在全球的经济格局变化,包括各国的GDP、贸易和资本进出口占全球的比重等不同指标,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处于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引导地位的关键阶段。他的预测是,2030年前后,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宰制地位将非常类似于1970年代的美国和1870年代的英国。人民币作为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它来临的时间和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并且他认为作为分水岭的时间,2030年,还可能提前。

    当然,这本书的观点不是所有观察全球经济的重要学者或者专家所共同接受的,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包括伦敦《金融时报》非常有名的作者马丁•沃尔夫(MartinWolf),他也特别为这本书写了很长的书评,提出一些略微不同的观点。

    并不是说他完全否定这本书,只是认为中国作为一个超级的强权,还有很多内在的先天的限制和缺陷。美国仍在某些方面具备优势,包括科技创新、军事、由大学和研究机构所代表的美国的综合实力、英语、民主制度的软实力等,这些可能成为中国超越美国获得全球主导权不易克服的障碍。我相信这个论题还会继续持续下去。我们暂时也不必再做细节讨论。但是,我可以换一个角度带大家去看。刚才的评估都是以国家为单位。

    事实上,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整个经济的动能,即它的主要的发动机,并不是真正以国家为主要单位,而是在世界层次能够进行国际分工、进行非常繁复的跨国交换、合作。那样一个经济的发动平台,事实上都是一些全球性的都市。它们是创建中心、信息中心、金融中心,同时,也主导全球的产业链、产链、管理、设计,以及融资,等等。最重要的平台是层次。因此,从全球性层次未来可能的变化来看,同样可以得到刚才那本书《日蚀》那本书给你刻画的情景。

    就在上个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和全球顾问公司麦肯锡所属的自主机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观察了全世界75个具有世界城市条件、并且是未来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城市,到2025年可能会出现的兴起和追赶的过程。根据模型,他们列出了75个城市中到2025年全球排名最靠前的全球性都市,把这些城市叫做2025年最具活力的75个城市。在75城市中,有29个会在中国大陆,不包括台北。根据推测,到那时,会进入全球最具活力、竞争力、创造力、成长动力的城市的,欧洲只有3个。美国拥有次多,仅此于中国,但也只有13个,远远落后于29个。如果把台北当作一个独立经济体,2010年它的GDP全球的排名是32。但是很可能,根据这项估计,到2025台北会在第50名。

    东京在2010年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根据麦肯锡的估计,到了2025,它只会排名第10。如果我们以都市作为整个经济资源的整合、创造力的发动机,整个创新的载体,那么你可以发现未来的不到15年里会出现那么大的剧烈变化。在这29个城市里,有些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像上海、北京。有些是大家想不到但却会成为名列前茅、最具竞争力的城市,比如沈阳、重庆。

    在前20名世界级城市里,有13个在中国大陆,而且你会看到一些你想象不到的城市。深圳已经可以想象了,虽然它25年前不过是一个小渔村,但现在已经是一千万人的城市;武汉可能也不奇怪;佛山,大家知道佛山在哪里吗?广东。佛山还算有点名气,很多武打片常常会提到佛山,是“武术之乡”。它其实是个卫星城,但现在已经是一个五六百万人的都会区,而且还在快速成长;东莞?大家很难想象东莞,一个台商聚集之地,它也具备世界城市的条件。

    香港在这个排名里已经看不见了,而是在前30名。

如何正确理解中国的兴起

    所以我下面要跟大家讲的是“台湾社会精英21世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正确理解中国大陆兴起的历史意涵。这个功课做不好,台湾整个社会根本不知道怎么面对未来。

    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讲,我认为中国大陆的兴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于世界而言是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过去300年的人类历史中,只有三个历史事件可与之能比:即1789年法国大革命;十月俄国共产革命,以及十九世纪后半期美国的崛起。可以说,过去全球秩序的大变化在引导中国发展模式演进,但在未来,中国大陆兴起会带动全球秩序的重组。

    要理解中国大陆兴起可能对世界带来的冲击,首先要客观全面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而到今天为止,很多台湾社会精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还处在落后、追赶、补课的过程。

 为甚么会有如此巨大的认知落差?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太容易用自己熟悉的历史知识和认知框架去理解中国大陆的发展模式,这一倾向无可厚非,但很可能让我们得不到全面的理解。因为我们的认知基础中事实上充满着以西方为中心的谬误、偏差,而我们自己浑然不知,因为我们很习惯这种思维,以为那是唯一的角度和视野。

    美国自己也会偶尔提醒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完全不了解中国大陆?不了解它的体制?不了解它的历史?不了解它为甚么能够快速地崛起?”所以前一阵,《新闻周刊》有一个封面,设计得非常挑衅、刺激。它把毛泽东像倒挂,然后把部分标题也倒挂,念下来就是“Every thing you know about China is WRONG”,也就是你把过去所知道的事情、你以为你知道的中国都抛开吧,很可能你的理解是错的。但是我认为,即使《新闻周刊》能有这种反省,它也未必能够以一种非常客观、平衡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大陆。我们如果不调整原来那些先入为主的、形成我们偏见和选择性认知的思维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形成真正平衡的理解。

    首先我们可以从人类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这样定位过去三十年或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大陆。有人把它叫做“奇迹”,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持续性经济增长,因为它的持续性增长的速度事实上超过了过去“东亚四小龙”的纪录,超过了从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也超过了美国内战以后美国的崛起过程,更超过了德国的兴起,以及更早的其它西方先进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速度。

    不仅如此,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范围的工业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能以这种速度在那么大的范围开始进行工业化。这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中国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消灭贫穷,有三亿多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脱离联合国所界定的贫穷线。

    我们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以那么短的时间进行越级式、跳跃式晋升。今天中国大陆在国际分工中,它既是低端的,也是高端的,整个横跨。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希望两岸是垂直分工。对不起,这个选项早就没有了——中国的分工既是垂直的也是平行的。它可能仍旧在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成衣、雨伞,甚至圣诞节的装饰品;但是同时,它有能力把卫星发射到太空轨道上、可以帮别的国家建造最先进的高速铁路。华为的通讯设备、交换机绝对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品牌相竞争。所以它能够同时跨越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又继续在劳力密集的层次。

    中国本身也是一个经济体系,内部有着非常巨大差异的庞大体系。它以最快速度融入世界经济。中国加入WTO是一个坐标,2001年,到现在只有11年时间。它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超过德国。而且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超过绝大多数OECD国家,尤其是看关税的话。也从来没有开放国家能够在全球吸引那么巨大的资金,还可以参与金融全球化。并且中国直接就发展建构出了二十一世纪水平的通讯和基础建设。很多人发现,在三十年中,中国在扮演一个前所未有的角色——这个角色过去是美国在扮演的,就是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如果中国不能扮演这个角色,那么全球经济复苏就会减慢。

    这些都是我们对于中国大陆兴起从历史坐标上来讲的客观历史定位。由于我们常常会执着于名目性的GDP的计算方式,所以中国大陆经济体看起来会小一点。如果真的用购买力均等方式来估计的话,根据最权威的刚刚过世不久的荷兰的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估计,事实上中国在1982年就已经超过了德国,1992年PPP的GDP已经超过日本。到了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相当于美国的86%了。所以按照这个估计,三年之后,它的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到201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还会是印度的2.5倍以上。当然,有人会质疑和挑战这些估计,但有更多人觉得这个估计可能还略显保守,因为这些估计还是在2008年9月全球出现金融海啸之前。

中国如何实现史无前例的兴起?

    现在我们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是:这样一种快速的、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兴起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一个学期的课去回答,我在这儿就压缩给大家三个简单的理解切入点:

    一个是中国大陆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摸索奋斗三十年,这三十年并没有白费。很多人以为中国1949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都浪费掉了,是完全黑暗时期。其实这个认知本身就是错误的。这个时期不完全是。反而可以说中国这个时期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很多人因此而牺牲——去建构了改革开放的基础,这个基础让其它开放国家没有办法去模仿,只能理解而难以复制。

    中国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这个体制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动员、渗透的能力进入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并且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

    另外,中国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它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集体化,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所有。而这个庞大的集体资产,大部分是国有资产,是中国后来三十年快速发展的资本。其它很多国家没有走这条历史道路,就很难有这个历史条件。
 
    中国还充分发挥了“大”的优势。我在政治系给一些研究生开的“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变迁”课上,开宗明义跟他们讲,理解中国大陆时,有三件事情你要记得,尤其是如果你过去是以台湾看世界这种角度的话:第一个是中国非常大;第二个是中国非常非常大;第三个是中国非常非常非常大。

    “大”可能是负担,是巨大的包袱,但也可以把它变成巨大的优势:第一,中国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可以完全发挥它的磁吸效应。现在很多关键性核心产业,没有规模是没办法发展的,根本不可能建立。台湾不可能建立一个航天工业,台湾也不可能建构一个高铁动力火车的产业体系,因为没有这个市场和规模。全世界航空集团严格说起来到今天为止只有两个,一个是波音,一个是空中巴士,而且空中巴士把欧洲所有国家的资源、人才、市场整合在一起才有可能跟波音抗衡,那么第三个最有可能的就是中国大陆。如果把这个巨大规模的潜力展现出来了,那它就产生巨大的磁吸效应。

    全世界所有跨国公司没有不挤破头要进入中国,先插个旗、占个位置的。不止CEO,连美国所有的排名前五十学校的校董都会说,我们学校有甚么大中华战略(greater China strategy)?你必须要回答出来。你没有回答出来,就代表你的大学在二十一世纪没有一个潜在性的规划。世界500强的CEO也是一样。

    这样一来的话,中国就可以对所有外资要怎么进入中国设定很多特别的、在一般情况下跨国企业不会答应的条件。比如,美国通用汽车进入中国,就把它一个新的研发中心放在上海。任何其它国家说“你得来我这儿设研发中心”,通用汽车根本不会理它,因为其它国家没有这个谈判筹码。也因为有这个规模,中国就有完整的科技体系、产业体系。

    大家会说,台湾怎么总是代工,总是只能在生产阶段做一些创新。因为坦白说,我们的规模只能说是美国的所有科研体系中的一个分工小组。中国大陆要发射一个人造卫星,里面所需要的所有的知识、体系它都自己具备,但台湾不可能。而且中国大陆前三十年的自力更生也逼着它去建立一个完整体系,虽然体系的水平可能参差不齐,有些很接近国际一流水平,有些还很落后。但没有关系,因为一旦有这样一个体系,它要追赶、要学习、要模仿,就很快。今天即使美国把整个火箭设计的蓝图交给台湾,台湾也无法复制,因为台湾没有足够的队伍去吸收、理解这样一个设计方案。

    另外,日本人过去常常讲东亚雁行效应,或者说雁行理论,就是说它有一个垂直分工,领头羊是日本,后面跟着四小龙,再后面跟着东盟——第二批新兴工业体。但是我们讲,中国大陆自己内部就可以形成一个雁行效应,它内部就可以进行垂直分工。也就是说,它的成长动力,可以从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再到大西部,其中有好几个层次,因为中国有不同的发展条件,包括劳动价格、土地价格,等等。它在改善生产力的时候,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改善空间。另外也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在过去三十年充分掌握着后发优势。后发有时候是可以先至的。后发优势有很多要诀,譬如说第一,你可以学习过去的成功经验,避免错误,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特别是如果你有能力去模仿、复制,然后在这复制的基础上再去改良的话,那你可以进步非常非常快。

    同时,中国大陆明显地采取蛙跳式技术更新。当中国大陆要安装一个有线的座机都很困难的时候,它其实根本就是一举先跨入了无线通讯、数字通讯。同样地,中国大陆可能第三代通讯这一块儿的技术方面输给韩国、西欧,但它现在已经开始布局它的第四代通讯。这就是我们讲的蛙跳式技术更新。另外,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时机让它成为快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管在生产、产品营销、金融整合,全球经济都在这个时期突飞猛进。所以你现在很难去想象,四五十年前台湾刚开始要快速发展经济的时候,王永庆可以去华尔街融资?不可能嘛。他可以去纳斯达克上市?也不可能。这些都是因为在过去三十年里,有一个可以进行全球生产布局的供应链。当然它有很多要素配合,包括贸易自由化、通关的便利、后备运输、数字通讯。所有这些条件,中国大陆都在这个时期充分地掌握并发挥后发优势。

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来理解

    到今天为止,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都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叫做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当然有人可能用不同的名词,有的人会说它是国有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但其实没有关系,我觉得大陆官方对自己国家经济体制的这样一个界定,其实应该认真对待,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宣传品,或者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其实它真正地告诉了我们这个体制里一些很重要的特色:

    一方面它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大多数商品的原料中间原料以及劳动市场供需,以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从这个方面讲,它是充分运用了市场机制对促进其整个经济体系效率的正面作用;另外在所有权方面,这一经济体制是有多种所有权并存的,它们之间既竞争也有共同发展、相互引导。它有国有的,有集体的,有民营的,有外资的。国有企业其实是中国现在仍旧占据着整个经济最骨干、最核心的那些部门。如果你去看上海的上市公司,前二十、前三十大的公司都是国有的,不管是银行,不管是钢铁,不管是运输。

    到今天为止,中国大陆还坚持农村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绝不轻易跨出私有化这一步,因为私有化很快就会使农民丧失土地,会出现农村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中国历史上这种经验是斑斑可考的。所以这不是从它的意识形态,而是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刚才讲过,国有企业占据战略部门,金融、能源、运输、通讯、基础工业,包括钢铁石化和航天航空,等等。但它也在不断克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均衡问题。当然,做到甚么程度见仁见智,但这个动力还是在的。它不断要追求平衡发展,包括增加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更完整,尽可能用财政移转性地支付来化解城乡、区域、劳资、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矛盾。

    如果你从中国自己的意识角度去看它,有一些措施也是史无前例的,包括它把所有的农业的税收全部取消了,对于农村的医疗、农村的教育,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进行补贴,也是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的大变。

    上面讲的是大陆的经济体制。还有就是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其中最突出的设计就是一党专政。这个体制看起来和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但它的重点在于一党专政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和治理能力,这是我们要去了解的。

    这里面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就是它解决了继承危机问题和个人独裁的问题。一般来说一党专政或威权体制很难克服这两个门坎,至少从毛泽东以后,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些制度去克服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任期制,一个是接班制。这一体制解决了个人独裁问题,贯彻集体领导。所以说中国大陆的政治局常委就像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当然这个总统是由政治局常委几个人一起做,各自有各自的分工,但最重要的决定要寻求共识。

    另外,这一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执政能力问题。共产党就扮演这个最重要的任务,即人才筛选和创造人才内部竞争机制,让有一定资历条件能力的人,能够在这个体制里循序渐进,承担更重要的责任。

    它也鼓励、引导地方政府在自己方面的不断创新。中央本身还扮演一个核心的统筹角色,因为它仍有一个相当大的协调和制衡的权力机制在手上,包括大军区制、人民银行大分行制,控制基本能源、运输、通讯、国土资源,控制宣传工具,控制人事任命权。这是它面对地方的一些重要节制。

    但另外一方面,它又像是一个联邦制,省这一级的权力有些时候甚至比美国的州还要大。它没有宪法做依据,但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联邦制的,就是让各个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可以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试验创新。而且它让中国大陆整个巨大板块能够进行区域竞争,不仅是省和省要直接竞争资源、人才、投资,甚至一个县和一个县之间都要竞争。所以像苏州下面的昆山,从一个农村突然一跃变成一个高科技的重要基地,接下来旁边的那些城市都开始模仿它,都想变成另外一个昆山。这一体制也有足够诱因让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利益主体,所以地方政府常把整个管辖范围看成自己的一个大的企业集团。所以它能够调动所有的资源。政府自己就像企业集团的总部。

    这个政治体制面对的最大挑战,其实就是刚才讲的怎样进行人才选拔、淘汰不适当的人,确保适当的人能够摆在适当位置并且受到监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是全球最艰巨的一个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这个人力资源部门管理的挑战当然超过任何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不管是美国通用,还是微软。它事实上也可能超过过去我们认为最庞大的一个官方体制——美国的国防部。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共产党整个内部对于人才的筛选、定期淘汰、选拔竞争,很像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套人力管理。为甚么?第一是因为它的封闭。你要做总司令,你不可能空降,必须至少从少尉开始做起,必须在体制里上来。但不是每个少尉都有机会做到上尉,不是每个上尉都有机会做到上校,不是每个上校都有机会做到少将。金字塔最后到了最顶端的时候,只剩下七个人;或者是政治局委员,只剩下不到三十个人。同样,美国有几个四星上将,有几个三星上将?就是这样一个金字塔。

    但是它同样要确定,为甚么将来不是张凤强,而是另外一个海军少将会做到海军司令呢?用甚么机制去管理、筛选?这是一个庞大的极为艰巨的任务。但是倒过来讲,其实其它人类社会没有面临过这样的挑战。

    如果你到北京去长安街,看到一个不挂牌的、看起来非常隐蔽的大楼,就是这个人力资源管理部的总部,中央组织部。它要负责1300万人的党员干部,从选拔开始,到训练、到考核、到晋升、到淘汰。另外,虽然它没有我们一般定义下的民主机制,但它自己的社会主义民主机制不是纯粹表面的东西。它有它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干部选拔与考核。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中国大陆很多城市的组织部每年都要委托学术机构或者民调中心,针对这个市的所有部门进行民意调查,看对它表现满意不满意。凡是掉尾的部门都会被警告。第二次再掉尾,任职人会被撤职或降职。所以它有很多自己在运用的机制。

    可能大家也不知道,很多的中国大陆城市,尤其沿海比较发达的城市,它们的市民参政要求比较高,都有利益相关者咨询与协商机制。它们重大的建设必须要让居民或者是涉及到的企业或是不同的专业团体进入其协商机制。另外,它也发现地方政府可能有时候不一定贯彻中央的一些政策和要求。所以事实上它也允许适当的矛盾和压力释放,也就是说在某一点上来讲,它其实是默许串联、举报、上访甚至抗争的。因为抗争是让很多地方民众完全不能接受的一种措施,这种巨大的反弹可以曝光,曝光以后就会派人下去调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候正好会揭露弊端。而且它现在有非常严格要求,对于大规模群众事件,地方的一把手要亲自处理,而且绝对不能随便动用武力。

    这些都是中国大陆在面对一个快速变迁的转型社会时的举措。中国大陆实际上不断在调整自己内部的很多机制去化解社会矛盾、让社会利益也有一定的表达机制,以及形成对干部的制衡,叫“问责”。它最近也引进责任审计。任何一个副厅级以上的干部在卸任以后,他任期内所经手的所有的经费、预算要经过审计,这样才算真正完成交接。在这个过程中也常会发觉问题。这个是中国大陆内部不断在进行制度调整的一些很明显的与时俱进的机制。

    另外我们要去了解,一党专政体制也不可能没有它的文化背景。这个文化背景本来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文化背景。因为这个体制实质上建立在满足“民享”,而不是“民治”。

    它的政权基础是很抽象的,可以意会却难以言传,叫“民心”,而不是选票。“得民心”,就是原来中国传统当中政治正当性的一个核心概念。

    儒家本身的“民本”其实也是一个精英政治,用这个精英政治手段试图来实现“民享”或“民本”的目标。当然,不是有这个目标就能实现的。事实上它可能面对各式各样的障碍,甚至面对无法跨越的难题。

    总之一句话,这个政治体制的政治正当性的建构不是没有它论述的基础的。也因为这样,面对中国大陆政治体制,中国大陆用那么快速的工业化全面崛起,西方学者是非常困惑的。因为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如果没有“民治”,怎么可能有“民享”呢?不过中国大陆学者可以问你这个问题:菲律宾也有“民治”,但是它有“民享”吗?所以这两者之间也不能直接划等号。

    另外西方学者也发现他们不能否认中国大陆三十年的具体成果。他们观察中国在北京奥运会、处理四川汶川地震灾难、应对全球金融海啸时所展现出来的统筹兼顾的能力,让很多国家发现他们的政府都没有这个条件以那么快速有效的方式去应对那些危机、迎接那些挑战。

    所以前一阵美国《纽约时报》有一个很有名的专栏作家,写过《地球是平的》这本畅销书,叫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他最新的一本书里有一个章节叫《让我们做一天中国》(Let’s be China for a day),因为他觉得他也看到了美国的体制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他很担心美国的体制会处在不断的内耗过程中,没有办法让这个国家真正有效地面临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他特别在意美国一定要发展绿色经济,一定要对气态性能源投入大量的科研预算。但他发现,美国代表石油界、能源界的利益集团太庞大了,他们在国会可以左右所有这一类型的立法。所以他很感慨。他说,我们能不能有一天做一天中国,在那一天把所有二十一世纪需要颁布的立法全部颁布了,然后第二天回去做美国。当然这是一个梦想,但他用戏剧化的论述来说明这两个体制的不同。

    举个例子,比如上图中汶川地震灾区的住房重建,基本上只花了三年时间。在重建中,完成了540多万户的新建或整建,解决了该地区1200多万居民的住房问题。大家知道540多万户是多大一个数字吗?全台湾所有的住宅的户数是多少,大家知不知道?800万户。在三年里,盖了70%的台湾所有的住宅面积。这种规模的重建数在全世界是不可能的。到目前为止,日本东北海岸的垃圾都还没完全清理完毕。

解读中国崛起要有大历史观

    我跟各位提醒一下,解读中国崛起一定要大历史观。没有大历史观根本看不清楚。所以为甚么我一开始用“兴起”而不是“崛起”,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应该是“再兴”而不是“崛起”。因为在乾隆时代,用安格斯•麦迪逊的计算方式,即购买力等值的GDP,当时中国国民生产总额占全球经济体系1/4。它在二十世纪初期一度降到最低,只有3%,一蹶不振,也因为其它国家进步太快,尤其是西欧,还有美国 。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只是在恢复它在世界上的份额,也在恢复它在东亚的地位。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它在恢复过程里面的一个插曲而已。这个插曲现在不见得会马上落幕,但是在十年内一定会有一个很明确的结果,大家可以看得到。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已经在重新塑造世界秩序。但这不是它第一次塑造世界秩序。在历史上,它就曾经是一个塑造世界秩序的重要行动者和成员。

    大家可能不知道,600年前,明朝的时候,中国曾经占全世界贸易有多大?50%。西方国家的白银基本上都汇集到中国了,因为有大量贸易顺差,有茶叶、丝绸、瓷器这几个出口大项,而且它自己内部的制造业也很强,所以不太需要进口。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大历史观的话,应该把中国的“再兴”或者说“崛起”放到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这个理解很重要。我把它叫做怎样去看待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而这就是二十世纪的最后四十五年到二十一世纪整个世界历史巨大变化的主轴。

    你现在看到的欧洲面对的所有问题,日本的长期衰落,其实都在这个大历史脉络里面。可以说人类历史已经跨入一个新的阶段,传统的“南北关系”开始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甚么叫传统的“南北关系”?就是说北方的工业化国家永远掌握科技、军事的优势,宰制了全球,制定全世界的各种游戏规则。而且他们一直以各种手段,有时候是自由贸易,有时候是掠夺,来维持他们永久的优势。他们有和这些南方国家比差距非常悬殊的生活水平。全世界的财富以及创造财富的手段集中在他们身上。最典型的是他们出口非常高价值的工业产品,换取非常廉价的工业原料、农业产品和能源,可以出口几吨的香蕉,去换一部收音机。常常有人把这叫做南北的不对称交换。

    这种不对等关系可以让非西方世界很多国家全面崛起,不仅是四小龙,还有更多的新兴经济体系。它们也进入快速工业化国家,也进入过去北方国家最擅长的科技尖端领域,也会去挑战原来北方国家所支配垄断的先进产业。这时候南北的交换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改变很简单,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凡是中国和印度(不)会生产的,或者自己国家生产无法满足自己国内需求的所有的产品,价格都会上升。凡是中国和印度(也可以加巴西)会制造的,其价格就会不断下降。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为甚么我们五年前买一个鲑鱼便当,鲑鱼越来越小,便当越来越贵,因为它的总产量要增加起来很难,虽然它一部分是养殖的。反过来,一个DVD播放器,你到夜市去买,2000台币,1500也可以买得到。再过几年,iPhone这种智能手机,在1000人民币以下是家常便饭。这就是南北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我们正进入一个三百年来未有的大变局,全世界生产活动重心会快速向(非)西方世界转移。

    甚么叫“西方”?传统西方,就是西欧,加上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当然也有人把日本放在里面,这是另外一种定义,传统西方不包括日本。不过日本在心态上常常自以为是那个集团里面的一个成员。全世界财富与权力快速重新分配,也不过是非西方世界在恢复他们在世界经济与政治舞台上的份额,如此而已。

    我刚才也讲过中国曾经是世界经济体里面一个举足轻重的成员。大家知不知道,其实阿拉伯也是,印度也是——至少在西方还没有把它纳入殖民地势力之下时,它根本就是全球经济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只不过过去,最多两百多年,世界经济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变化的发生说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世界不会真正永久保存在那儿。事实上它已经起了剧烈变化,西方国家一些敏锐的观察家已经看到了。在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之前,前《新闻周刊》的总编辑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2008年就出了一本书,叫《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就在探讨这个大历史变化和大趋势。

    他描绘说,当前的转折是过去五百年来人类历史第三个重要的结构性转移。第一个是西方世界的崛起,主要是指西欧;第二个是美国的崛起;第三个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这是他的原话。新加坡李光耀管理学院院长马凯硕,一位印度籍的著名学者,也写了一本书,叫《新亚洲半球》(The New Asian Hemisphere)。因为历史学家把美国崛起叫做西半球(west hemisphere)的崛起,是以美国为首的西半球的崛起。他借用这个概念,说亚洲自己就是一个“亚洲半球”,它会变成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一个新的要角。

    这本书也讲到,其实中国、印度、穆斯林和很多其它民族曾经就是世界历史的主角。没有阿拉伯人把天文、医学、数学,还有古希腊的一些经典传回欧洲的话,欧洲是不会有文艺复兴的。过去500年世界GDP比重分布(此图贴不上去,可看附件)

    有很多学者都是在对这个大历史做分析。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参考。像安格斯•麦迪逊这本对人类经济两千年的最宏观的经济史的研究。我想到大陆有一个学者叫韩毓海,《五百年来谁着史》。这是麦迪逊做的非常精致的历史估算,对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每个经济体时值规模的估算。这个估算需要收集大量的材料,运用很多不同的估算法。这个图只是展现他数据里面的一个部分(上图)。

    我们看1500~2000年,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大的历史变化。中国最迟到乾隆末年、嘉庆初期,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比重始终是超过1/4。有时候稍微小一点,可能正好有战争,有时候会大一些,但是基本上都是在1/4上下。

    印度在世界经济中也是一个相对而言非常大的经济体,随后它就全面纳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开始被殖民被掠夺的过程。

    美国在十九世纪后期内战结束以后突飞猛进,尤其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达到顶峰。但是我们要想,美国、欧洲这两个总人口不过占全世界十分之一多一点,曾经能够享有全世界几乎一半以上的生产力。

    坦白说,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外,不是一个常态。这个特殊的例外是不可能维持很久的。因为其它国家一旦独立、一旦不挨打,就可以开始发展、模仿、追赶。有些成功,有些没那么成功,但是大趋势还是在的。要维持科技永久的大幅领先,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欧洲原以为美国都是一些剽窃、模仿的非常不上轨道的殖民地,怎么可能可以追赶?但美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开始全面追赶。

    在追赶过程中,美国其实也是山寨大国。所有欧洲有的东西,一两个月以后,在纽约、在波士顿就会有复制品了。美国干嘛要尊重欧洲知识产权?我因为这样做,还要支付你那么大的权利金?它在追赶的时候当然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美国今天领先了,就反过来要求你要严格遵守知识产权等等,作为贸易谈判的重要手段。其实这个追赶过程都很类似。反过来讲,其实中国输出很多重要的发明,从来没有向其它国家收过任何权利金。

    大历史有很多角度。大家千万不要被现存流行观念所捆绑,全部思维观念其实已经定势,而忘了还有其它各种不同的角度。你作为台大的学生,就是应该要有多元的视角,要有批判性的思维,要能够超越流行的看法。

非西方世界崛起呈现多元现代性

    安格斯•麦迪逊根据这个模型对未来做了估算。这个估算跟我之前讲的《日蚀》那本书其实很呼应。虽然他的重点主要放在GDP,而萨勃拉曼尼亚的重点是全球经济活动的比重,特别是贸易和投资。他们侧重的面不一样,但是整个大趋势是非常类似的。

    按照这个模型估计,西欧2030年占全世界的比重会从过去最高峰,石油危机之前的1/4多一点,降到13%。

    美国相对来说减缓速度会比较慢,因为美国还会有新移民,人口还会增长,它的科技创新整体来讲是优于西欧的。从现在很多学者对这个数据的看法来看,中国大陆的比重应该是一个保守估计。最重要的一点,西方在石油危机之前曾经占51%左右,二战刚结束的时候大概占56%多一点。美国、英国、法国等重建战后世界,建构国际体系中所有重要的制度和规则,也不奇怪,因为它们站在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领先支配性地位。

    但是整体来看,西方到2030年会低于三分之一,而广义的非西方会超过三分之二。这个世界就绝不是我们以前熟悉的那个世界了。历史一定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这个变化已经出现了,不过它的终局还没有完全形成,还在一个演变的过程中。

    譬如说,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把G8当一回事了。几年前G8不得了,不要说G8峰会——严格来说是G7,其中俄罗斯是很勉强作为第八个成员,而且它和其它七个董事格格不入——即使G7财长碰面都是一件大事,全世界的资本市场、投资人都会关注。现在呢?G20。为甚么要出现G20?为甚么G8、G7要把舞台让出来?因为形势使然。我们现在讲金砖五国,包括南非在内的BRICS,开始挑战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了,并且已经在西方主导的既有的合作体制和规范外设立一套自己的合作机制,当然还在萌芽阶段,但是已经有一定的动能。

    中国崛起带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根本改变了工业产品和原物料之间的交换条件,加速全球财富的重新分配。当然,这个重新分配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相对来说在走下坡,也有幸运者,比如说天然资源非常丰富的人口又很少的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因为它们有很多森林、铁矿、油页岩,还是可以受惠于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

    但从核心价值观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一元现代性历史格局在消失。西方代表最先进的,其它国家就是慢慢模仿和靠拢,进步和落后的坐标是非常清晰的。

    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二十一世纪的特征就是多元现代性。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的国家,可能会以不同的路径走向现代化,而且它们成熟稳定的现代化社会的模样、组织原则中,有现代性成分,也有共通的成分,也有其特殊的成分。不是每一个国家最后都会演变成美国,或者演变成德国。事实上日本就不是。日本作为一个高度现代化国家,其实它的社会、政治运作模式和美国、欧洲很不一样。不过我们有时候忽视其差异,只看它们共通的地方,勉强去运用一元现代性的历史格局。

    非洲这十年来巨大的变化,是非洲独立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景象,其实都是因为这些国家全面加速和中国大陆、印度、巴西的关系,形成新的经济交换和互惠关系。中国大陆和非洲贸易额在2011年就达到1600亿美元,占非洲对外总贸易的18%。

    反过来,中国也更依赖非洲的能源。中国也开始进行各类投资,到2010年底有400亿。在这个时期,中国本身很多金融机构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在上一个十年,2001~2010年,中国进出口银行给非洲提供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贷款,短期、长期、融资,是672亿美元。而世界银行,这个过去全世界最重要的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性贷款的机构,在这个时期只不过进行了500多亿美元的融资。你就可以看出这个变化。中国也减免了35个贫困国家300亿美元的债务。现在一个新的重要金融机构在非洲发展,开始在非洲扮演角色,就是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它的总资产超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亚(非)洲开发银行的资产总和,它要和跟非洲合作的中国中小企业开始对非洲进行融资。

    在拉丁美洲,你会看到同样的景象。细节我就不多谈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发展的道路会影响到人类的未来。它震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撼动了过去传统的国际发展机构对于发展和治理的话语权,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前这些机构知道它们认为应该怎么指导非洲、拉丁美洲、亚洲怎么发展,怎么进行政治改革,怎么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但它们过去的这种支配地位发生了剧烈变化。也因为有这个变化,所以林毅夫才可能变成世界银行的副总裁。

    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可能在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版图上的,当然在台湾我完全没有感受,但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你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在美国式资本主义和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体制以外,开创第三条道路。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它会逼着第三世界所有国家的政治精英重新去思考,怎么样去平衡正当程序、维持国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发展结果,应该用甚么样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策略来追求它们之间的平衡。

    最近,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学人》杂志也意识到这种挑战,虽然它对中国大陆体制不太愿意用官方的名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给它取了另一个名字,叫做“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但它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变化,因而忧心忡忡,说西欧福利国家模式面临崩解,美国资本主义面临挑战,国家资本主义在新经济体中变成一个主流思想,不仅是在中国大陆,而且是在很多非西方国家。

    所以如果要我对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的新坐标做一些揣测、描绘的话,我会认为,金砖五国会成为非西方世界的领头羊、代言人,会逐渐取得全球议题的话语权,G7会逐渐失去制定多边体制与规范的主导权。当然并不是明天就会看到一个焕然一新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已经在进行,而且在十年、十五年,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可以看到,美国和欧洲,因为其相对位置开始下降,经济的挑战压力开始上升,除了像德国可以维持很好的竞争力以外,它们内部的贸易保护主义会上升。

    反而新兴经济体会变成维护全球贸易的主角。二十年前,它是完全反转的景象。我也预测,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依存度会不断增强,彼此在贸易、金融、能源和环境上更紧密合作。金砖五国在新德里召开最近一次的峰会时已经达成协议,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开发银行。这个开发银行一旦成立的话绝对会侵蚀现在世界银行的地位。

    同时我也认为,美元最终会失去世界储备货币的独占地位,但是完全取代美国的超主权货币也很难在短时期内出现。这时,国际贸易会呈现多种货币结算的多元化局面和区域化格局。比如,在某一个区域中,某一种货币是主要的资本市场操作和结算的货币。当然欧元也会有它的位置。人民币成为东亚主要货币的可能性看起来与日俱增。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为甚么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G20。很简单,它要新兴经济体承担新的责任。第一,希望它们能够扩大支出、扩大消费,带动西方国家的出口。而且希望国家能够注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它的全球性的金融或财政援助方案,动用它们的储蓄、外汇存底。你要人家贡献,你就必须在饭桌上给人家多一副碗筷,多一个席位。

    在很多不同领域,除了经济以外,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关注的全球变暖问题,怎样完成一个后《京都议定书》新协议。

    这个游戏规则过去是西欧在主导的。因为美国非常抗拒整个构想,不愿接受任何一个全球性的强制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变成一个被动的大国,所以欧洲变成领头羊。欧洲在设计游戏规则时,其实在很多方面还是以自己利益作为第一位考虑的。这个主导地位在2009年就被挑战,从此以后不可能恢复——必须要协商,必须要面对以东亚、印度、巴西这些国家为代表的非西方集团对全球气候变暖公约的要求。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世界已经在剧烈变化。虽然说金砖五国作为一个紧密的政治集团还谈不上,内部还有很多矛盾,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之间,不过2012年3月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上,可以从政策宣言里看出,他们也找到了对全球性议题共同的立场和看法。因为它毕竟还处在一个急起直追、相对落后的位置。他们提出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这话是甚么意思?就是说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包容、失序的。但这是一种正面表述的方式,来说它们对现存体系的不满。
为甚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总裁,永远是一个美国人做,一个欧洲人做?世界上经济的实力已经出现了那么巨大的变化,如果西方国家把这些管理机构、多边体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放的话,非西方国家就另起炉灶;如果你内部不改革,那我从外部改革,会带来更大的冲击。

    我们来看东亚的经济新秩序。我认为也很清楚。中国和印度就会变成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带动东亚经济成长的火车头。东亚国家整体上来讲会降低对美国与欧洲市场的依赖,并强化与其它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包括拉丁美洲、中东、非洲。

    中国大陆也会成为带动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的龙头,不会是日本,日本看起来可能性比较低。而且我们常常不太关注的一点就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所以我们会以为面海是一个最大的优势。也没有错,在历史上某一个阶段陆上战争很多、贸易障碍非常严峻的时候,海上通路是最通畅的、无远弗届的。

    但是一旦政治障碍可以克服的时候,陆上运输的经济效益比海上还要高。现在已经在进行这样一个新的变化。泛亚铁路系统会变成整个区域经济整合的加速器。不久之后,就会有高速公路,还有高速铁路,从昆明直接到新加坡。如果朝鲜的改革速度真的加快的话,高速铁路从长春经过边境到平壤,再到首尔,也不是完全不能想象的。这样,整个中亚这条传统陆上丝路就透过现代的运输体系被重新建构。这些都可能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东亚新秩序。

    东亚国家即使不是形成正式的、有形的货币同盟,也会是某种形式的货币同盟,包括他们自己的货币和货币政策,以及相互增加持有对方的国债,人民币也会变成这个区域里面日渐重要的一个结算货币和亚洲债券市场的主要计价货币。这就是我讲的泛亚铁路系统的建构。这个建构是在不断加速、进行的。今天一个货柜从重庆(一个过去认为交通极不方便的落后山城)花不到十五天就可以到达德国汉堡,中间不需要通关,因为沿路的所有国家都签了一个协议,可以让一个封关的货柜可以直接到达欧洲。同样一个货柜,如果要从上海运到鹿特丹,需要二十一天以上的时间,而且要确定海向、马六甲海峡的海道都不是问题。很多新的变化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台湾的国际策略

    总要讲台湾吧。我给大家的建议是,要开始跳出以西方为中心的思维、超越单一现代性的坐标,适应多元现代性的格局。台湾要准备重新融入亚洲、重新连结非西方世界。我们对南亚太陌生,我们对中亚一无所知,拉丁美洲非常遥远,非洲对我们来说完全是充满着风险的大陆,但很可能是台湾很重要的未来要在经济、文化和其它领域拓展的新空间。

    可是你要在这个地区进行新的合作和交流,你的心态就要非常开拓,要摒除文明优越感,要接纳包容多元价值。

    不要以为你知道甚么是进步,甚么是落后,其实未必如此。我们可能有时候对自己的印度尼西亚佣都不够包容。要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传承和发展经验,面对中国大陆,要学习以小事大。如果没有这个智慧的话,那么台湾会吃足苦头。
    我认为,台湾最重要的策略和指导思想是“得道多助”,就是你每天不是去埋怨别人对你不好,而要自己提升自己的存在价值。人家为甚么对你好?为甚么重视你?台大毕业生为甚么可以得到比北大、清华毕业生更高的薪水?凭甚么?凭你父母亲过去的努力吗?还是凭你天生就享有这个权利?都没有。

    在现在这个世界上,要打破这种思维。你要证明你自己的存在价值。整个台湾更是如此。台湾必须在国际分工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在开发新市场经济体的过程中。帮欧美名牌高科技代工这条路看起来已经走不下去了。台湾不仅在经济上要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新兴产业和新兴经济体的开拓上、在国际社会也要扮演建设性的角色,包括协助化解大国矛盾、引导和谐,不制造问题、不激化矛盾,不要成为其它国家的负担,而且要对全球地区性问题扮演最起码的该扮演的角色。台湾连温室气体排放可能都不愿意去承担责任,这样很难去获得别人对你最起码的尊重。

    还要运用自己既有的优势,补偿弱势。事实上我们还是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生产资源整合能力,可以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生产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运作全球生产和供应的链条。我们在语言、文化和宗教方面有我们的深厚传承。我们和中国大陆、美国、日本都有特殊的关系,怎么样把这种特殊关系变成我们的一种发展优势或者立足点。而且我们可能需要依赖企业或者民间组织作为参与国际的最有活力的主角。另外要避开自己的劣势,要避免在主权议题上硬碰硬,避免掉入大国对抗的漩涡,更要避免在军备竞赛上虚耗资源。

    最后是结语。我最近看了一个部落格很有感触,大家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叫“野武士部落格”,它在讲日本失落青年的心声,十年薪资停滞,十年能不能保有工作的提心吊胆,十年成家买不起房子,父母能够接济他的能力不断萎缩,社会整体往前看都是荆棘满布,看不到起色。

    台湾一定要去避免这样一个困境。时间关系,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013-12-08 朱云汉 深夜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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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中国人诧异的德国物价

杨佩昌

  德国是欧洲商品价格的洼地,连精明的瑞士人也开车到德国加油购物,但只要是花费大量人工的行业,就很贵。

  一

  2012年凤凰网组织十大著名博主前往澳洲考察并与前总理陆克文对话,离开澳洲的时候,大家都想买些礼品带回国。由于我对国外情况多少有些了解,所以带队买东西的事情就落在我头上。我们在墨尔本街道上寻找商店,突然看到了一家超市:ALDI。我眼睛一亮,毅然决然地告诉大家:走,去这家商店!你们要买什么东西,在这里一次性买完。
  大家都听我的话,大包小包地购买。从这里出来之后,我们又去了几家普通的澳洲商店。经过比较,发现同样的商品,澳洲商店的要贵很多。大家这才叹服:还是老杨的决策正确。
  我为何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呢?原因很简单:这是一家知名的德国连锁超市。以我对德国的认知,德国商店卖的东西,价格一般都是很公道的,怎么也贵不了。
  去年12月,我带几个企业老板去欧洲考察。一位朋友托我帮他带双运动鞋回来,在巴黎的一个体育用品商店偶然看到运动鞋打折50%!我内心一阵狂喜,毫不犹豫地买了三双。到了德国把我气得差点吐血:此牌子的运动鞋,在巴黎打折后的价格竟然是德国的原价,而且德国在此基础上又打折30%。
  内心虽然不爽,但我知道,法国商店并不是欺诈,只是巴黎价格比德国的要贵而已。经常在欧洲各国游走,我得出的结论是,德国是欧洲商品价格的洼地,需要什么东西,尽可能到德国购买。我这点经验欧洲人都知道,就连精明的瑞士人也开车排队到德国加油、购买食品。
  汽车、房子、名表比中国便宜,能买5万欧元以上的汽车就是富人

  二

  那么,德国商品和中国比较,它们之间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汽车比中国便宜。对中国人而言,德国最知名的产品莫过于汽车了,不仅质量、性能好,而且安全可靠,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德国汽车售价比中国至少便宜两倍,有些还能到三倍以上。十几年前,我带队到欧洲考察,一位旅居德国的中国导游闲暇时向团员们展示他新买的豪华宝马跑车,红色,顶篷能升能降。据行家介绍,这款车在国内至少卖150万元人民币,但导游告诉我们,他只花了4.8万欧元。
  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工资虽然高,但并不存钱,所以能买个5万欧元以上的汽车就是富人了。德国人也和中国人相同,都羡慕有钱人。我一个好朋友是企业培训师,他两个学生分别买了保时捷和法拉利跑车,我几次去德国他都叫上这两个学生过来,开车带我去兜风。虽然对汽车价格有些好奇,但我对汽车没有研究,所以也没有准确记住车价,但可以肯定的是并没有超过10万欧元。
  高档跑车比中国便宜,中高档的宝马、奔驰、奥迪轿车也不过几万欧元而已。一般的大众汽车、法国雪铁龙、日式低档车也不过几千欧元,高档点的也就上万欧元。到了二手车市场,价格之低更令人吐血,几千欧元的汽车比比皆是,而且还都是好车。中国人开个奔驰就不知道姓什么了,但奔驰在德国普通人就能买得起,甚至连出租车都是奔驰。在德国上学期间,广告栏上居然有同学打出这样的广告:“二手车转让,五成新,100欧元。”刚开始以为他少写了一个零,后来才发现,一两百欧元转让的旧车多的是。
  房价比中国便宜。准确地说,德国房价比中国三线城市贵,比二线城市便宜。如果和中国的北上广相比,德国人的房价就成乡巴佬的房子了。以德国首都柏林为例:一套位于市中心区域的两居室(50平米)的楼房报价7.3万欧元,一栋建筑面积120平米、土地面积403平米、拥有5个房间的别墅报价22.99万欧元。我曾在柏林的夏洛特宫附近看了一栋商用楼,一万平米的简装修大楼,居然只要350万欧元。而我在杜塞尔多夫的朋友推荐了一座庄园,13万平米的面积,其中建筑面积1.3万平米,售价也才500万欧。唯一不好的地方是,太空旷了,晚上会害怕。我们几个人过去看房子,晚上出来没有路灯,道路两旁是一排排几个人合抱的参天大树,吓得连汗毛都立了起来。

  而租房价格就不等了,一套两居室、70平米的住房大约在350-600欧元之间,和北京一样,决定价格的重要因素是地理位置。德国人大都愿意租房,原因很简单,德国房价连年不涨,把钱压在房子上面不合算,也就是说没有投资价值,所以还不如租房。而租房很规范,房东不会随便涨价,更不会随意撕毁合同。只要租房者愿意,可以商谈租赁期限,十年二十年都不是问题。当年我在莱比锡租的房子是60平方米,价格是150欧元,当然这栋房子专门租给学生的,对学生有优惠。后来作为访问学者到了弗莱堡,租住的公寓也是60平方米,一室一厅带厨房,也才230欧元。需要说明的是,弗莱堡是德国房租最贵的地区之一。

  名表比中国便宜。我每年都会带老板和官员去欧洲考察,最令人疑惑不解的是,每个人见到高档表都两眼发光。也许是导游会忽悠的缘故,团员们见到百达翡丽直接就抢购,把店里的这款手表全都买光。导游说:你们真的很幸运,竟然碰到了百达翡丽,说明你们是有福之人。我心里暗笑,这个导游比赵本山都厉害,同时也纳闷,跟我来的都是些精明商人,怎么会上导游的当呢?价值几十万、少则十几万元的百达翡丽,竟然眼睛不眨一下就买好几块?
  印象也很深的一次是带一个企业代表团去德国学习,其中一个浙江老板共买了8块手表,包括价值8万欧元的卡地亚镶钻手表以及江诗丹顿、格拉苏蒂、劳力士等。我实在忍不住了,问她:“你买这么多,不知道导游吃回扣吗?”她反问:“回扣能吃多少?如果我在国内买,价格要比这里贵两三倍!”从此之后我不再纠结于导游吃回扣的问题,放手让他们购买。
  在欧洲购买高档手表,除了价格低廉之外,还可以在出境时退税。欧盟规定,短期来访者购买的商品均可退税,税率为10%-15%之间,至于退多少,要看商品种类,越高档的东西退税越高。为什么呢?因为欧盟比较讲理,他们认为,你不在他那里消费,所以要退回消费税。
  食品、饮料比中国便宜,最贵的葡萄酒约30欧元

  三

  咖啡比中国便宜。星巴克咖啡在美国本土卖得比中国还便宜,这个消息一经央视报道,几乎尽人皆知。那么,德国是什么情况?德国高档餐馆的咖啡价格如下:普通咖啡1.7欧元、卡布基诺2.5欧元、纯奶咖啡2.8欧元、拿铁咖啡2.8欧元、浓缩咖啡1.8欧元。而普通咖啡馆,价格基本上在1-2欧元之间,如果按照人民币与欧元纸头1:8的汇率来计算,大概合8-16元人民币。由此看来,德国咖啡价格是要比中国低一些。要知道的是,德国普通人的平均月工资大约为三千欧元,相当于2.4万元人民币,德国人收入比中国人高十倍。这样比的话,内心就不平衡了,哪还有心思喝咖啡?

  德国咖啡这个价格几乎没有大的变动,现在如此,前十年也是这样。当年在德国喝咖啡,多少觉得有点贵,但现在的心情却有些不同:每次喝咖啡就想,与国内相比,相当于德国人给打了5折。不是吗?中国咖啡馆里的咖啡30-50元一杯是不是很正常?
  回过头来看,星巴克咖啡在中国为何卖得比其本土贵?这个问题应该去请教中国的税务局和海关了,此外还有工商、城管、消防、卫生检疫、建设等部门,它们的回复最为权威。其中建设部门最关键,它们非常清楚中国的房租比国外贵多少,毕竟他们也是经常出国考察,见过世面的人。

  面包等食品比中国便宜。
  德国除了咖啡价格比中国便宜,另外一个更便宜的恐怕就是生活必需的食品了。一个内含十片的普通大面包0.35欧元,好一点的也就大概一两欧元。超市里的食品大都以欧分计算,只有肉类才以欧元为单位。通常10-20欧元就可以买到一大筐的食品,足够一星期食用。如果节省点,每月拿100欧来购买食品应该绰绰有余。
  一袋足够吃一天的面包才卖几毛钱,显然连成本都不够,为何在超市卖得如此便宜?答案是,德国政府给了补贴。政府认为,税收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所以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农业补贴。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反映的就是这一思想,农民种地的时候就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帮助。尤其是在必需的生活食品上,德国政府的补贴力度更大,因为政府要让生活必需品低廉到任何人都可以购买,不让一个人有饿饭的危险。所以,即使乞丐也不会有生存的压力。乞丐之所以去要饭,只不过他们认为这也是一种生存方式。
  饮料比中国便宜。
  不带气的矿泉水一般是0.5欧元左右一瓶,和中国相比差不多。而带气的就很便宜了,大约0.15-0.3元之间。不带气的依云矿泉水在欧洲是平民价格,1000毫升一瓶(大瓶)的依云,价格才0.58欧元,不到5元人民币。据说国内售价20多元人民币,这个价格真不知道是如何定出来的,如此高的价格真敢想。如果不是商家的暴利思维在作怪,那就只能去问问税务和海关部门了。
  果汁、可乐等也很便宜,大都在0.5欧元左右。牛奶也如此。一升牛奶最便宜的就0.18欧元,常见的也仅仅0.35-0.5欧元之间。当年在德国读书的时候,渴了就喝牛奶,因为牛奶比矿泉水便宜。啤酒和葡萄酒的价格就更低廉了,在普通超市里,啤酒就几毛钱一瓶,葡萄酒则价格不等。便宜的0.99欧元,一般的在1-5欧元之间,好的也就10欧元左右。到了专卖店才会看到10-30欧元的葡萄酒。我多次在德国和法国葡萄酒专卖店询问,是否有拉菲葡萄酒,竟然没有人听说过。我又问:你们这里有100-1000欧元左右的葡萄酒吗?他们很迷茫地看着我说:你想让我们除了葡萄酒之外还加送小姐吗?
  德国饮料不贵,这和德国税收不高有关。也许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德国税收不高吗?表面上看很高,但实际上并不高,因为德国对于消费品只在销售环节收税,即征收7%-19%不等的增值税,而不像某些国家在生产环节收一次税、在流通和销售环节再次分别收税,造成多重收税的局面。
  中国货便宜,涨了价的中华烟才40欧元一条。

  四

  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国货,其价格可以用惊喜来形容。一次笔者和德国培训协会的特鲁沃博士逛街,他买了三件T恤衫,共花10欧元,他送了我一件。打开包装一看是“made in China”,我们两人相视大笑。当然质量还是很不错的,10年过去了,至今还在穿,如果不说出来,没有人会相信是10年前购买的衣服。
  中国生产的茅台酒更为便宜。当茅台在中国已经卖到1000多元的时候,德国商店里的茅台才卖到几十欧元。一位德国酒商从中国进口了几十箱茅台酒,可惜在德国卖不出去,十多年过去了还在地下室保存。他问我要不要,如果要的话每瓶按30欧元甩卖。当时不知道茅台酒在中国的价格,最重要的是缺少经济头脑,所以没有答应购买。回到中国听说茅台的价格后想买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德国人早已出手。
  还有中国的中华牌香烟,在普通免税店仅卖15欧元一条,在机场免税店相对要贵一些,也才30欧元左右。不知道是中国哪位出口商心疼外国人的钱包,把价格降得如此之低?好消息是,上个月去欧洲,发现免税店里的中华牌香烟终于涨价了,每条40欧元,大约折合人民币330元。
  至于中国产品在德国为何卖得这样便宜,实在没法深究,也很难搞明白。那么,德国商品为何普遍便宜呢?根本原因是德国政府进行了大量的补贴。这样做的理由是,必须保证每个人的生存,让民众不会为基本的生活用品发愁。他们的税收不会用于三公消费,更不会偷偷放进自己的腰包。
  其他商品价格低廉的原因比较多,首先,他们只是单边征税,而不是在所有环节上重复收税。其次,没有隐形费用,所以他们的价格基本上能反映出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第三,德国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在透明而有序的市场环境下进行自由竞争。如果商家故意抬高价格,其后果只能是被消费者抛弃。这也反映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价格最高、最混乱的地方莫过于火车站和机场,因为商家认为这些人不过是匆匆而去的过客而已,宰掉一个算一个。而德国火车站的价格最低,而且非常稳定,也不会因人而异地乱喊价格(德国商店一般不讨价还价)。奇怪的是,在一个没有工商部门检查的国家为何如此呢?原因很简单:成熟的经济体制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及诚信的威力制约着每一个妄想一夜暴富的商家。
  铁路有点贵、理发按摩价格贵,女人吹洗头发需65欧元

  五

  德国铁路有点贵。德国比中国便宜的东西还有很多,无法一一列举。交通问题比较复杂。德国人主要的出行方式是开车。虽然汽车便宜,但油价略贵,价格在1.2-1.5欧元之间浮动,这是德国人对石油课以重税的结果。但他们的公路没有收费站,不需要交任何过路费,这样也能节约不少银子。
  最贵的是火车,因为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而且不收费,所以乘坐区间火车的人并不多,往往一节车厢只有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显而易见,德国火车是亏本的,但火车必须运营,怎么办?唯一办法是提高价格。因此,德国火车票价比中国大概贵一倍以上。当年我在德国生活,感到最大的生活压力是交通,每周前往其他城市游玩,花费不菲。即使购买周末票,也需要29欧元。虽然周末票可以5个人享用,但你哪能随时就找到其他4个人呢?相对而言飞机价格就比较公道,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票价大约在50欧元左右。如果能提前预定,往往会得到更为便宜的折扣,有时还能发现29欧元的优惠票价。
  理发按摩价格贵。未出国之前,发现很多国外华人喜欢留长发,当时不明就里,还以为是欧洲流行这种发型。到了德国之后才发现,华人留长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理发太贵。男人剪发加吹洗45欧元,即使最便宜的发廊,至少也得25欧元,这种便宜的地方往往还不容易找到。而女人剪发就更贵了,加上吹洗竟然65欧元,定型则需要80欧元,对中国人而言简直是贵得离谱。
  一个大姐嫁给德国人后,在柏林市中心租了一套位于二层的房子。一位中国女士找到她说:“咱俩合作吧!我做按摩,你提供一间房子。”大姐同意了。没想到生意相当红火,每天都有5-6个德国人过来按摩。而她们的宣传方式很简单,也很古老:在门口的大街上立一个简易的海报架,上面写:中国按摩。如此做法,德国人居然来了。可惜德国没有城管,否则海报架就有可能被没收。她们这种非正规的经营方式不用交税,所以价格比较便宜,每小时60欧元。
  对德国物价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从中可以看出,但凡是能机器大规模生产的商品,便宜;政府提供补贴的生活必需品,便宜;未经过中国海关的奢侈品,便宜;出口到德国的中国货,便宜。相反,德国只要无法机器生产,花费大量人工的,例如理发、按摩,很贵;为了支撑某个产业发展,即使亏损也必须经营的,例如火车,也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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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文稿》网站2014年1月24日刊发文章《“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反驳杨继绳《墓碑》一书对于三年困难时期的论断。该文作者此前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刊文批评“饿死三千万”的说法。
 

“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

——对杨继绳先生两篇文章的答复

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特聘教授 孙经先

2014-01-24

    编者按:香港出版的《墓碑》一书,称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人。最近几年,孙经先教授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进行了分析,坚持用事实揭露《墓碑》一书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明确指出“饿死三千万”是重大谣言,并正在编著《还历史以真相》一书。重要的历史见证人、93岁高龄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为该书作序:《有力揭批“饿死三千万人”谎言科学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真相》。最近两年,杨继绳先生又于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并于2013年12月在《炎黄春秋》第12期上发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孙经先教授这篇反驳文章,对“饿死三千万”重大谣言的来龙去脉作了辨析,以正视听。

一、《墓碑》篡改、伪造数据事实确凿

2013年9月9日,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用事实揭露了《墓碑》一书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数据,制造了“饿死3600万”的重大谣言。文中列举了十个典型实例,揭露了《墓碑》是怎样篡改、伪造数据的。杨继绳先生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以下简称《谣言》)一文中对我们的批驳进行了辩解。我们先对杨先生关于这十个典型实例的辩解逐一进行剖析。

1.《墓碑》说四川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死了350万人”,我们经过查证1953年和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后,指出《墓碑》的这一说法是非常荒谬的。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谣言》一文在对一些枝节问题进行了无理纠缠后不得不承认,“这个例子中死亡比例这么高确实不同寻常。孙先生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愿意更改书上的这个例子”。这样,尽管是很不情愿和十分的遮遮掩掩,但是杨先生毕竟已经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愿意更改”。

在那个历史时期,我国一个专区级别的行政单位也就只有几百万人。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专区居然饿死了350万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在读到《墓碑》的这段话时马上就断定这一定是错误的,查证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只不过是为了用实际数字说明我们的判断。在涉及高达350万人死亡(这一数字相当于正常情况下当时全国一年总死亡人数的一半)这样巨大的数字上,杨先生连核对一下人口普查数据这样简单的工作都不做,就把这一极为荒谬的数字写进了《墓碑》,成为“全国饿死3600万”、“四川省饿死1000万”的重要依据,让人很难相信他在其他数据上能够有认真负责的态度!

这样荒谬的数字在《墓碑》中绝不是只有一处。例如,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人口总数只有136万人的“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县和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居然“饿死近百万人”;1958年只有6万人多一点(60971人)的甘肃省临夏市,1959年和1960年居然死亡4万多人(41381人)。(《墓碑》的说法见该书142页、141页;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见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临夏市的数据见临夏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临夏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198页)我们在对《墓碑》一书进行查证的过程中发现,只要有人在某种场合下说了一句“XX地区饿死XXX万人”,就都会被杨先生写入《墓碑》一书,成为他“确认中国饿死3600万”的重要依据。

2.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凤阳县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该县“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饿死60245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继绳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

杨继绳先生的说法纯属诡辩。让我们看一下陈振亚报告的原文:“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人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达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后兼任凤阳县委第一书记):《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很明显,陈振亚在这里说的“共死掉60245人”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数。但是《墓碑》把“共死掉60245人”篡改为“共饿死60245人”。为了掩盖这一篡改,杨先生删掉了原报告中的“浮肿病达27735人”这句关键性的话,因为“浮肿病27735人”这一数据就已经否定了他“共饿死60245人”的篡改。

此外,经我们查证后发现,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继续篡改数据,把陈振亚报告中的“全县死绝的有2404户”篡改为“全县死绝8404户”。

3.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调查报告中说:信阳事件中信阳地区的死亡总数为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其《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以下简称《走向谬误》)中,又进一步被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不得不承认:“我要肯定孙先生在总死亡人数与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间所做的区分。两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紧接着又做了诡辩:“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

情况究竟是不是杨先生所说的那样呢?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该调查报告说: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于桑、武人文:《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60年6月18日)这里的“死亡总数436882人”明确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数,而绝不是杨先生所说的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杨先生的辩解无法改变他篡改数据的事实。

杨先生说我们在查证时“没有看到……死亡549171这个数字”,其实,我们早就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查证。查证的结果是:杨先生对这些数据都进行了篡改,他把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检讨报告中的总死亡人数549171人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11月统计数是549171人”。

通过以上两个典型实例,人们可以知道,陈振亚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的调查报告中的死亡人数都明确指全部死亡人数。这就揭露了杨先生所谓“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完全是强词夺理。

4.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6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辩解说:“按大饥荒时代的语境,在总结大饥荒的教训时,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无为县志》记载的是户籍统计的总死亡人数,他把这样的死亡人数居然也说成“就是饿死人数”。

由以上实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杨继绳先生的一个荒谬的思维逻辑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而这是贯穿在整个《墓碑》中的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

5.福建省《宁德市志》114页记载,宁德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承认:第一,他出现了疏忽;第二,他在《墓碑》中直接引用了《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但是他“没有找《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核对”;第三,他在《墓碑》中的说法与他所引用的《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中的说法有重大区别。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无论杨先生如何辩解,都改变不了《宁德市志》中“宁德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7706人”在《墓碑》中被更改为“1960 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这一基本事实。

6.《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我们经过查证指出,《临夏市志》记载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他的这一数字“引自李磊的遗著《悠悠岁月》”,“李磊可能把临夏回族自治州误写为临夏市”,“我没有将李磊的数据和两个地方志核对,这是我不细致的地方。孙先生的批评促使我核对。再版时将作改正。”这样,在这个问题上杨先生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将作改正”。只是杨先生把错误推到一位已经去世的老人身上,显得很不厚道,为什么杨先生在写《墓碑》一书时不去核对一下地方志呢?

7.《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我们经过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因此,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对于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的说法,杨先生在辩解中说,他的这一说法是引用了郑义和晏乐斌二人的文章,但是杨先生没有提供任何事实说明这一说法的真实性。由《江口县志》的记载可以知道,这一说法是伪造的。

在上述无为县、宁德县、临夏市和江口县等几个例子中,杨先生都引用了其他人的明显错误的数据。上述无为县、宁德县、临夏市和江口县等几个例子中有关数据的虚假性都是很容易鉴别的,只要到国家图书馆查阅一下这些县(市)的地方志就可以了。但是杨继绳先生在研究这样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时,却连这样简单的鉴别工作都不去做,并且在我们已经指出了他的实质性错误以后,不但不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还为自己进行徒劳的辩解。

8.《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我们经查证后指出,《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辩解。在对杨先生的辩解进行评述前,我们要指出一个重要事实:《常熟市志》对三年困难时期常熟县的浮肿病发病、治疗和由此导致的死亡人数做了明确的记载。这一记载如下:“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县内各地不同程度地发生营养不良性浮肿病,……其发病特点为冬春剧、夏秋瘥。发病高峰时全县有病人4.9万余人,各地组织医务人员开展全面防治,办临时疗养院350余处,采取重点疗养与全民保护相结合,以及治疗、休息、营养三管齐下。1961年1月至5月,有近5万人进行疗养,其中90%以上恢复了正常。……至1962年夏消除,历时两年半。”1960年冬“县内各地出现浮肿病患者,少数病人死亡。县、社卫生部门组织医务人员,对病行集中治疗。”1961年“3月下旬,据卫生部门调查,全县浮肿病患者尚有13900人,以1月下旬为高峰,患者达29666人;1—3月份死亡367人。”(江苏省常熟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常熟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7、41页)由此可以知道,常熟县的浮肿病死亡人数应在数百人左右。

杨先生查证了《常熟市志》,那么上述的这些明确记载杨先生难道没有查证到?或者查证到了不愿意公布?

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辩解说:“《常熟市志》1990年版,第1029-1030页有各年人口数据的记载。”“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然而,人们可以知道:第一,《常熟市志》第1029-1030页记载的是常熟县历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而不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第二,杨先生是利用他自己编造的一个极为荒谬的公式,计算出了常熟县的“饿死人数”。第三,他把他自己用错误公式“计算”得到的数据说成是《常熟市志》的记载。

十个典型实例中的另外两个,即《墓碑》中的“《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也都属于这种类型的篡改和伪造。

二、一个制造谣言的“杨继绳公式”

杨继绳先生提出了一个“饿死人数”计算公式,这一公式按照《墓碑》的叙述可以表述如下:取三年困难时期之前和之后的某几年死亡率的平均值作为基准(杨先生把这一基准错误称为“正常死亡率”),然后利用公式:某年饿死人数=该年年均人口数×(该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计算某一地区“饿死人数”的数字。下面为了叙述方便,把它称为“杨继绳公式”。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完全错误的。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了一大段话,认为这个公式一点也不“荒谬”,充分暴露了他对现代数学的一窍不通。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向杨先生普及一下数理统计学的最基本的常识。

稍微了解一些数理统计学知识的读者都知道,要想建立一个计算三年困难时期饥饿死亡人数的统计学公式,就必须以随机方式取得我国若干地区与死亡人数有关的详细数据,其中至少要有这些地区这一期间的人口死亡率、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正常死亡、由于各种疾病死亡、饥饿原因死亡和其他原因死亡)的数据,然后严格按照数理统计学的原则和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些统计规律,这些规律一般可以用回归公式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这种公式一般来说是非线性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数学公式是不是正确,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下面我们就用实际统计数据来揭露“杨继绳公式”的荒谬性。

湖南省常德地区1960年年均人口为404.6万,死亡率为45.4‰,按照“杨继绳公式”计算,常德地区1960年“饿死”人数为14.6万。但是据《常德地区志·卫生志》记载,1959冬到1960年,常德地区浮肿病“死亡近6000人”。(常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市志(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常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地区志·卫生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88页)利用“杨继绳公式”计算出来的数字是实际水肿病死亡人数的24.3倍。上一节中常熟县的实例也说明了这一公式的荒谬性:按照《常熟市志》的记载,常熟县浮肿病死亡人数约在数百人左右,而这一公式却计算出常熟县“饿死11000多人”,把人数扩大了十几倍到二十倍左右。

我们就很多地区的情况都对“杨继绳公式”进行了验证,验证的结果表明,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来的“饿死人数”,比实际统计数字通常要大几倍、十几倍、几十百,甚至几百倍。杨先生《谣言》一文中说:“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不是坐在书斋里能够计算出来的。” 可恰恰就是他自己,利用他提出的这一荒谬的公式,“坐在书斋里”“计算”出了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和许多地区的“饿死人数”,从而制造出了一大堆谣言。就在我们已经指出这一公式的极端荒谬性之后,他在《谣言》一文中还继续使用了这一错误公式。

三、究竟是谁“脱离中国实际”

“饿死三千万”的说法起源于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如何正确地看待这些数据,是搞清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究竟是不是“饿死三千万”的关键。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杨继绳先生在《走向谬误》一文中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说:“孙先生不了解我国人口数据的采集过程,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他在这一脱离中国实际的认识上,推出了一系列脱离中国实际的结论。”

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究竟是不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我们认为是,杨先生认为不是。这是我们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对这个问题,1983年前后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先生最有发言权。李成瑞先生明确指出:“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请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这段话明确告诉人们,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这就完全否定了杨先生的错误观点。

从杨先生的两篇文章可以看出,他根本不了解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基本内容和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数据的采集与汇总过程。在户籍人口统计数据中,“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的形成过程与人口变动(出生、死亡、迁出和迁入)数据的采集过程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过程,“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根本不需要独立采集。这就是在这一问题上的“中国实际”。

显然杨继绳先生对这些内容一无所知。他在《走向谬误》一文中说:“中国的人口数据最基层是由生产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的”,“生产大队干部在一起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几个人,生了几个孩子。迁出数、迁入数也是上报时回顾的”。从表面上看,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着杨先生所说的这种情况。但是他在这里模糊和遗漏了更为重要的情况。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我国农村地区基层户籍登记机关是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所以杨先生所说的“生产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实际上是上报到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负责户籍登记的人员那里。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负责户籍登记的人员在接到这些上报数据后,就要按照户籍管理制度的规定,分别将这些人口变动数据登记到本公社的“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登记册”中,并且在本公社的常住人口户口簿中“根据人口变动,随时填入或者注销”。这就是说,杨先生所说的情况,仅仅是户籍登记的一种形式和辅助手段,这种情况改变不了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这一实质。

我们已经说过,对户籍统计数据来说“人口总数”数据的采集和“人口变动”数据的采集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过程,“人口总数”数据根本不需要另外独立采集。杨先生却说基层上报数据时,人口总数数据和人口变动数据“这两组在理论上应当互相对应的数据在统计实践中没有数量上的对应关系”,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杨先生为了说明他的观点,在《走向谬误》一文中提供了一个“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这个表格上只有当年“年末总人口”和当年“人口变动”两大项,没有上一年岁末总人口数的数据。据此,杨先生说:在表格上“当年总人口比上一年总人口增长多少没有显示,也无法算出。这样,当年总人口的增长和人口自然变动就无法核对。我想,这应当是当年总人口的增长数和当年人口自然变动数不相等的原因。”

杨先生在这里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我国的户籍统计工作是每年都要进行的,“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是每年都要填写上报的,并且在本单位和上一级户籍管理部门都要存档的。某个乡、镇(人民公社)上一年的岁末人口总数在该乡、镇(人民公社)上一年的“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上是明明白白记载着的,这样“当年总人口比上一年总人口增长多少”,虽然在当年的“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上没有直接显示,但只要把它和上一年的统计表一对照,立即就可以计算出来,而绝对不是杨先生所说的“无法算出”、“无法核对”。所以杨先生所说的“这应当是当年总人口的增长数和当年人口自然变动数不相等的原因”,是完全错误的。杨先生完全否认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是户籍统计数据,这就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正是杨先生自己在这一脱离中国实际的认识上,推出了一系列脱离中国实际的结论,走向了“饿死3600万”的巨大谬误。

四、杨继绳先生的数学错误

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这一时期我国国际移民人数极少,可以不考虑),一个国家某一年的人口总数增长数(即“该年岁末人口总数”减去“上一年岁末人口总数”)应当等于这一年的人口自然增长数(即“这一年的出生人口数”减去“这一年死亡人口数”)。国家统计局1983年人口数据中出现的重大的令人难以解释的矛盾就是:在1954年到1982年期间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我们把这一差异称为某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即某年人口异常变化数=该年人口总数增长数-该年人口自然增长数。由人口异常变化数确定的人口变化称为人口异常变化,人口异常变化数大于零称为人口异常增加,小于零称为人口异常减少。

国家统计局1983年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突出表现在:从1960年到1964年连续五年出现了数额巨大的人口总数异常减少的情况,五年合计异常减少了2644万人。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重大矛盾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1960年到1964年连续五年我国人口总数异常减少2644万人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这是研究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杨继绳先生等人把我国这一期间人口总数的大量异常减少(合计2644万人)全部(或绝大多数)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这样就出现了“饿死三千万”的谣言。

我们利用数学思维方法证明下列基本结论:对于户籍统计数据来说,人口异常变化数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虚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纠正,与出生和死亡的漏报及其补报行为无关。因此,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出现的我国这一时期人口的大量异常减少,不可能是由人口死亡造成的,这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饿死三千万”的重大谣言。

杨先生显然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基本结论是对“饿死三千万”的彻底否定,所以在《走向谬误》一文中,他首先用了极大的篇幅否定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户籍统计数据,然后又试图推翻我们的证明。杨先生企图推翻我们的上述基本结论,只能是一件徒劳的事情。

五、关于漏报户籍就无法生存的问题

杨继绳先生在《走向谬误》、《谣言》两文中说:“在那个年代,每一个人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为紧要的是赶紧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户口关系’的转移是‘粮油关系’转移的前提。不办户口就没有饭吃。孙先生断定当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迁移后不上户口,这些人吃什么?”这里杨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那个年代漏报户籍“就没有饭吃”。一些年轻的读者对我们的研究也提出过这一质疑。这里需要把这个问题说明一下。

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吃饭”问题分为两种情况。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粮食凭票证供应,户口关系是粮食关系的前提。没有户口关系,市镇居民就没有粮食关系,也就买不到粮食,当然是难以生存的。但是,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居民的绝大多数来说,他们自己就生产粮食,是不需要购买粮食的,更谈不上需要“凭票证供应”粮食的问题。当时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三级所有”是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指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村居民只要在生产小队参加劳动,就会按照一定的“人劳比例”从生产小队中分得粮食。只要有了粮食,他们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

我国在1956年到1959年大批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1960年到1964年开展的市镇人口大精简运动中精简的重点就是这一部分人。这些人被精简以后,他们绝大多数都回到了农村原籍。我们所说的漏报户籍的人口,就是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这次迁移,实际上是回到了他们原先就生活在那里的家乡,那里有他们的家人和原先就居住过的住房(这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农民工返回家乡)。他们只要在自己家乡的生产小队参加劳动,就可以分到粮食,他们是不需要购买商品粮的,不存在“没有饭吃”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在一个时期没有户籍对生活的影响并不是太大。至于这些人漏报户籍的原因,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先生认为:大精简运动中“由城市迁到农村的人口,对于落户农村却不那么积极。有些人认为,精简城市人口是暂时的,一旦经济情况好转就又会回到城市,所以宁肯把户口装在自己口袋里,也不愿在农村落户口(群众称之为‘口袋户口’),免得以后再到城市落户口时遇到麻烦。”

杨先生在《走向谬误》和《谣言》两文中还说:“当时不带户籍、没有粮食关系的人口流动是有的,就是从农村逃荒出来的饥民。”我们讲的很明白,我国这一期间出现的迁移漏报户籍人口主要是在1961年到1963年开展的精简市镇人口运动中产生的,这些人精简以后绝大多数都回到了他们的农村原籍,这些人根本不是“盲流”。把这些人同“盲流”混淆在一起,显然是非常错误的。

六、杨继绳是怎样走向“饿死3600万”重大谬误的

杨继绳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据我所知,全国性的调查有一次。”关于这次调查的情况,他在《走向谬误》中说:“1961 年底,粮食部长陈国栋、国家统计局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让各省填报一个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件事,杨先生在这段话的注解中特别注明,他2003年9月25日专门到周伯萍家,周先生当面向他确认了这件事。杨先生的这一说法有着重要影响,是他确认“饿死3600万”的关键性依据之一。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看一下周伯萍先生的儿子周轩进先生是怎么说的。周轩进先生明确指出:“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确的。”杨先生说他2003年9月25日专门到周伯萍家,周先生当面向他确认了“全国饿死人几千万”。周轩进先生明确指出:“爸爸绝无可能对任何采访者公布什么饿死人数。即使是确实采访过爸爸的杨继绳,公布的对爸爸的采访记录中,也借爸爸之口,掺杂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论。”“爸爸恪守的这两个数据,就是两次‘缺粮人口’之间的差距。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饿死人数’,但绝不等于饿死人数。”(周轩进:《先父周伯萍周年祭——<白金婚风雨情>续记三》,参见《中华魂》网站)周轩进先生的上述回忆,充分揭露了杨继绳先生借周伯萍先生之口所“确认”的所谓“全国饿死人几千万”,是对周伯萍先生原意的重大篡改和伪造。

《墓碑》一书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这种欺骗性表现在,这部书是在“纪实”的名义下,引用了大量地方志、档案、对当事人的采访和各种形式的其他资料,来论证所谓“饿死3600万”的。因此为了揭露“饿死3600万”的荒谬性,我们就必须对《墓碑》提供的这些资料逐一进行查证。我们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一查证工作的。经过查证我们发现了以下基本事实:第一,《墓碑》中许多地区的“饿死”人数是通过极为荒谬的“杨继绳公式”计算出来的,不是实际统计的结果;更有甚者,对不少地区,杨先生把自己计算的结果伪造为地方志的“记载”。第二,《墓碑》在使用大量的地方志、档案、对当事人的采访和各种形式的其他资料的数据时,都把其中的“总死亡人数”篡改、伪造和解释为“饿死人数”。第三,《墓碑》大量使用了虚假的、荒谬的数据,而对这些数据的来源和真实性根本没有进行查证和鉴别工作。第四,《墓碑》把许多地区由于各种错综复杂原因造成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全部或者绝大多数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

在《墓碑》一书中,上述这些都不是个别的情况,而是普遍的、贯穿全书的现象和思维逻辑。我们所给出的若干例子,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些典型实例而已。我们在即将完成的专著《还历史以真相》中要对此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分析和揭露。谣言终究是谣言,历史的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传说国务院 各部委将被重组

中华论坛

2014-02-19

    据悉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务院机构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形成的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来的27个减少为18个。其方案主要调整内容有:

    一、国务院组成部门的调整

1、国家发改委进一步收权,转变发改委职责。彻底取消发改委对微观管理实务和具体审批事项的职权,逐步将其主要职能转变为宏观规划的制定和研究。将发改委全称改为国家发展与改革规划委员会。

2、撤销科技部。将科技部的科研规划和管理方面的职能并与教育部,将教育部改为教育科学部。

3、把科技部经济领域的科技管理职能并入工信部。将工业和信息化部改成工业与信息技术部。

4、撤销国土资源部。将国土资源部的资源管理职能并入环保部,组建环境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的土地规划与管理职能划入住建部。

5、撤销铁道部。将铁道部并入交通运输部,在交通部下组建铁路运输管理局,负责铁路建设规划、铁路运输的统一调配和管理。将地方铁路局改制为铁路运营企业集团,实现铁路运输市场化。

6、撤销水利部。将水利部与农业部合并,组建大农业部。

7、撤销计划生育委员会。将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卫生部合并,组建人口与卫生部。

8、将审计署与监察部合并。重新定名为监察审计部。

9、将人力资源和社会劳动保障部和民政部合并。重新定名为社会工作部。负责就业、社保、社会救助、社团注册方面的事务,将原民政部的行政区划调整审批的职能划入发改委。

10、基本保持外交部、国防部、商务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和人民银行。

11、为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属于国务院组成部门,而是独立的国家机构,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平级。 

12、国家安全部降格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改名为国家安全总局。

13、将国家民族委员会、国家宗教事务局与国务院侨办、港澳办、台办合并。重新组建并定名为国家和平统一委员会。

    二、国务院直属机构的调整

1、撤销国家税务总局。将原国家税务总局职能并入财政部。在地方则取消地方税务局。

2、撤销国家工商总局、质监总局、安监总局和药监局。将原国家工商总局、质监总局、安监总局与卫生部下属的药监局合并,重新组建并定名为国家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总局。

3、撤销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体育总局。将原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体育总局并入文化部。

4、撤销国家统计局。原国家统计局并入发改委。

5、撤销国家林业局。原国家林业局并入农业部。

6、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原知识产权局并入教育科学部。

7 撤销国家旅游局、文物管理局。原国家旅游局和文物管理局并入文化部。

8、撤销国家宗教事务局。原国家宗教事务局与国家民委合并;国务院侨办、港澳办、台办并入,重新组建并定名为港澳台侨和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9、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国家防腐局并入监察部,成为监察部下属的国家局。

    三、国务院办事机构调整(拟取消的国务院办事机构)   

1、国务院侨办、港澳办、台办一同并入港澳台侨和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2、国务院法制办并入司法部。

3、国务院研究室的规划职能并入发改委,文件起草职能并入国务院办公厅。

4、国务院新闻办、国家档案局并入国务院办公厅。  

    四、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并入国家发改委。

2、新华社实行企业制度改革。  

3、合并地震局和气象局。组建地震与气象研究中心,定义为官办科研机构。

4、中科院、工程院和社科院不再作为事业机构,转制为官办科研机构。

5、合并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组建国家金融业监督管理总局,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之一。

6、撤销电监会,成立新的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能源监督管理总局。

7、将社保基金会和自然基金会进行企业化转制。 

    五、国务院管理的国家局调整 

1、将国家信访局划归司法部管理。

2、将国家粮食局划归农业部管理。

3、撤销国家能源局。将能源开发规划职能划入环境资源部,将能源价格监管职能划入新成立的能源监督管理总局。

4、中国民用航空局改为国家民用航空局。

5、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划入新设立的国务院直属机构市场监督管理局。

6、将煤监局并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六、新形成的国务院组成部门有原来的27个减少为18个,分别为:  

1 、外交部

2 、国防部

3 、国家发展与改革规划委员会  

4 、国家民族与宗教事务委员会  

5 、社会工作部  

6 、教育科学部  

7 、工业和信息技术部  

8 、公安部  

9 、监察和审计部  

10、司法部  

11、财政部  

12、环境资源部  

13、国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14、交通运输部  

15、农业部  

16、商务部  

17、文化部  

18、人口和卫生部  

    七、国务院直属机构仅有6个,分别为:   

1、国家海关总署  

2、国家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总局  

3、国家金融业监督管理总局  

4、国务院参事室  

5、国家安全总局  

6、国资委(国务院特设直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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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人除了移民海外还有其他路吗?

北京万通公司董事长 冯仑

2014-02-10

    摘要: 冯仑表示,面对不断的制度震荡,民营企业正像毛泽东早就看透的一样,只能“软弱、动摇和摇摆”。可选择的生存之道无非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者迎合共舞、舍财求证,或者被动适应、保命留财,最后实在不行,“走为上”,移财移民、海外发展。

    面对不断的制度震荡,民营企业正像毛泽东早就看透的一样,只能“软弱、动摇和摇摆”。可选择的生存之道无非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者迎合共舞、舍财求证,或者被动适应、保命留财,最后实在不行,“走为上”,移财移民(微博)、海外发展。

选择一:实业救国

    第一种选择,其实不是在今天而是在1895年到1949年。当时的企业家张謇、范旭东、卢作孚、穆藕初等在他们的事业中坚定地践行着“实业救国”的理念,他们是民国企业家的标杆和样本,称为当时企业家效仿和追随的偶像,为民营企业树立了学习榜样。那时候,实业是工具,救国是他们的社会理想。他们的状态其实是士绅们对工商世界的一种精神转型,“这种不是来自古典时代的商人,也不是来自买办和洋务前辈。这些企业家与他们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政治家有着同样的精神结构,只不过,他们是用企业来作为实现自己社会政治理想的工具”(高超群语)。拿张謇来说,他对当时清末的腐朽体制绝望,认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于是走到体制外,下海经商,“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清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之后,他历尽艰辛,通过办企业,成功地带动南通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不仅办实业,为股东赚钱,坚持民营为主,规范管理,而且大量兴办教育、医疗、慈善等社会事业,一时之盛引来许多效仿者,其中不乏被后世亦奉为楷模的卢作孚和荣氏兄弟。除此之外,张謇还积极参与社会改革运动,特别是带领企业家阶层组织预备立宪工会,发起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要求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制,建立责任内阁。辛亥革命后,他还弃商从政,出任孙中山政府的实业总长、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工商总长与农林总长,“既贯彻官府意图,又为工商界代言”(马敏语)。

    今天的民营企业中的九二派,或者可以与当年的绅商(亦称士商)张謇等相类比,在改革开放的大变局中,不仅与同时代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有同样的使命感和精神结构,而且抱有强烈的济世情怀,创办实业,参与社会建设,投身公益。问题是今天的现实能否给他们一个不同于张謇和卢作孚的前提与归宿。

选择二:将错就错,换取利益和安全

    第二种选择,在一党长期执政、政府无比强大的情况下是一种主动将错就错,换取最大安全和最多利益的方法。早在1927年,国民党立足稍稳,就试图以党代商民组织整合独立的民间企业(商人),之后,它又规定了训政时期以党治国六条原则,确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训政体制,商人再次回到传统中去,人和商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受到很大限制。1949年共产党执掌政权,主张“限制、利用、改造”民族资本,最终消灭资本家阶级,到1956年仅用一个月时间就迫使民营企业“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交出企业,称为无产阶级一分子这一时期乃至后来我们看到最典型、甚至最成功的人物是荣毅仁。荣家在1949年前已是中国最大民营企业财团,横跨纺织、面粉和金融等多个行业,荣毅仁是荣家第二代,留洋归来,留在大陆见证了共产党进城和指掌政权的过程。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对荣毅仁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老板换了。”荣果然主动将企业交给了政府。荣其实早就表态说:“我跟党是相依为命的。”他还在群众大会上当众高声表白:“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失去的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的尔虞我诈和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信任,这是金钱所不能买到的。”荣毅仁对党和政府的积极态度得到了回报,他被党保驾为上海市副市长。公私合营不久,毛泽东又出面保他,不仅免于反右整肃,而且上调北京出任纺织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当中周恩来又奉毛泽东旨意保护他免遭迫害。文革之后,邓小平请他复出帮政府创办“中国国际信托公司”,作为改革开放、与世界打交道的商业窗口。他的态度仍延续他的逻辑,把所有属于自己的钱财捐给政府,暗中加入共产党,表面上以董事长名义经营国有企业。这一回他的回报是:政治上被党安排为国家副主席,当他去世时得以覆盖中共党旗;同时,他儿子、荣家第三代荣智健在香港凭借自己努力和中信的便利,大发其财,成为当年的中国首富。

    那一时期,紧随其后的还有北京同仁堂的老板乐松生等。今天,我们在人大、政协领导名单中可以发现不少民营企业家,在他们身上,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方式上,都闪现出当年荣毅仁的身影。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企业没有被逼捐给政府,也没有公私合营。但愿历史不要开他们的玩笑,再给他们一次重复1956年故事的机会。显然,如何用法治的力量保证民营企业家的利益和精神传承,仍然是“横亘在中国社会经济面前的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个问题,是下一个30年审视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也成为考量中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商人命运的重要风向标”(王俞现语)。

选择三:被动妥协,委曲求全

    第三种选择是被动适应,以不断地妥协、委屈求全保全已有的即得利益。如果说第二种选择多表现为少数大型民营企业,那采取被动适应的态度则是绝大多数的中小型民营企业的无奈之举。1949年共产党进城之后,先是提出保护民族资本,然后一步步改变政策,又提出要“限制、利用、改造”,在流通领域统购包销,通过“五反”打击民营企业的经济合法性和道德上的正当性,直到最后强制实行定息、公私合营,到1956年使民营企业彻底被消灭。一位当事人(桂勇)回忆道:“不合营你也生存不下去,为什么?劳资纠纷不断,就是工人不断斗你你也不能开除他,工人即使不干活也得发工资,企业原料不足、业务不足,国家把金融、原材料全部控制好了,私营企业拿不到原材料,给你拿的也是价格两样的,工人的组织——工会已经成立,税务机关已经较完善了。我们已经是走头无路乐,不要说厂里,连家里的钱都拿到厂里开支,到最后家都破产了,资本家风险压力很大,这样,资本家就没有什么内在积极性了。”这就是当年所谓敲锣打鼓“公私合营”把企业拱手交给政府、走进社会主义的真实情形。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对此也直言不讳,他说:“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他还说:“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陈云也算过帐:用1.15亿的定息让71万私人资本拥有者敲锣打鼓交出23亿的资本,实在是很合算的。这71万人就是被动适应,仿佛被温水煮青蛙,他们弱弱的希望和最后的幻想就是保全手头仅有一点可怜的资本与权益。然而,正如毛泽东所坦陈的,共产党“良心不多”,结局是灭亡和“绝种”。

    其实,今天绝大部分民营企业最担心的并不是有一天政府拿刀架脖子上,强迫交出企业和资产,而是害怕历史出现惊人的重复:渐渐的国进民退,政府的手越来越长,越来越忙,传统意识形态强势回归,在道德上丑化民营企业和“有钱人”。近几年,陕西的煤业整合,河北的钢铁整合,以及房地产领域的去市场化等等,都令人似有历史再现的恐惧。在强势而又以法治国(而非依法治国)的政府面前,民营企业家是一群可怜的待宰羔羊,所谓选择,实际上就是没有选择的选择,维护的只是等待死亡的权利。

选择四:远离是非之地

    第四种选择就是“趋避之”,就是逃离是非之时、是非之地(譬如移民),就是躲开社会制度和政策的震荡,也就是躲避没有法制的政府。过往一百年,在几次大的社会震荡和制度变革时,都有一些重要的民营企业因为逃离(避)而幸存下来、发站起来,改革开放之后又回到大陆,从而延续了企业生命,创造了百年老店的传奇。1945-1949因躲避战乱和害怕共产党新政权斗争,不少上海的老板逃到香港,一时蔚为风气,这批人后来在港战后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企业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有一些又回到大陆继续开拓生意,延续着企业生命和家族的光荣。还有一类名义上是洋人、其实一直在中国本土开展业务的民营企业,因为在海外的血脉一直未断,即使在中国大陆财产归零,也游刃有余,东山再起,重回中国。比如说怡和公司,180多年前由两个苏格兰青年创办,一开始他们的业务就在中国广州,后来一直延伸到整个中国内地,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大城市;到1949年时,怡和在整个中国已雇佣了2万多人,在东南亚地区还雇了几千人。1949年,中共的军队进入上海接管政权后,以半买半剥夺的方式强迫大班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放弃了在中国大陆的所有财产。这时他只好退到香港,重新创业,以区区 ***万再次打拼,经过几十年努力,又使怡和帝国重新恢复,在除中国大陆以外的整个东南亚地区雇佣了20万人,成为全球500强之一。临近97香港回归的时候,他记得1949年的痛苦经历,于是再次以“趋避之”的方法将公司的注册地迁到新加坡,事后15年,我见到怡和主席的时候问他,当时为什么要离开香港,他不紧不慢地拿出两张表格对我说:“我的责任首先是把公司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也就是受法律保护的地方,这两个表说明离开香港后,我们的业务没有停下来,反而发展更好了,具体地说就是投资回报率比巴菲特要高,增长率比李嘉诚也不差。”最近几年怡和公司在中国大陆的业务又有很大发展。回过头看,两次都因为部分业务在一些稳定和有法律保护的地方保留下来而使企业得以延续,甚至快速增长。

    今天有一些和海外有密切联系的民营企业或者在海外上市,或者将一部分业务挪到海外,也有一些企业家以移民的方式获取安全退路,这些都属于象当年上海老板和怡和公司一样没法活下来的选择。一些媒体和学者对富人移民、财产外流的现象持批评态度,其实,为什么不能自己检讨一下我们的体制和政策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让民营企业没有安全感、因而采取“趋避之”的策略以求生存。这就像一个地方社会治安不好,良家妇女都不敢出门,躲在家里甚至搬去另外的城市,你却不检讨政府责任、打击罪犯、改善治安,反倒怪罪良家妇女为什么不出来让坏人调戏和侵犯,真是岂有此理。

    总之,在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急剧变化、政策多变的环境下,过去一百年民营企业家以所有人生智慧可以想到的能够穿越制度转移和体制摩擦造成的死亡逻辑的秘诀无外乎这四种方法。这过程中隐含的最大的死亡陷阱其实就是吴晓波概括的民营企业在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经典困局,即:无论哪个执政党,也无论什么样自称了不起的政府,只要我们还没有走出这一陷阱,民营企业就难以真正穿越体制的死亡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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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冯仑,再说在商言商

王瑛

    2014,看来人们仍然不想让"在商言商"这个词儿冷却。

    在商言商的原意,本是说商家要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问题,站在商家的立场上谈问题,以商业的方式解决问题,使交易降低成本,使交易双方获取最大利益。

    在商言商在不同的语境下,含义还有这样、那样的扩展和延伸。

    一如,清末民初,商人的经济实力、思想意识较以往都有了新的显著发展,商人自身组织程度大为增强,商会开始以独立社会力量的崭新姿态登上社会舞台,商人的时代使命感应运而生,由此受到各界瞩目。清政府为维护统治,一方面实施振兴工商、奖励实业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试图将商会和商人的行动限制在商务范围之内,不允许商人干预地方政务,过问国家内政外交。清商部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中明确规定,且三令五申,告诫商会“会议之内凡所论断,一以商情利弊为宗旨,不得涉及商界以外之事”,并特别强调对这一规定当“一丝不容稍溢……恪遵定章,认真经理”。是可谓要求商人“在商言商”。而清末民初,直至民国,中国商人,实业家、企业家中涌现了一个多么令后人敬仰的一个群体,不在这里详述。

    再如,这句话常被用在商人与熟人做生意时,强调在商业活动中,人和人的交往上,以商业上的事情为主,不要掺杂和考虑太多的私人感情,甚至被作为生意的"前提"提出来。

    在2013年的语境里,"在商言商"毋庸置疑已经变成了"企业家"或称商人不说官方和权力不愿意、不高兴听的话。由此引发的那场争论无论相关人士怎么说,也离开了"在商言商"的原意,变成了典型的谋利避害的政治言说。

    2014开年,冯仑又把“在商言商”扩展成"商人不做商人之外的事情",特别强调商人要守本分,本本分分地说话,本本分分行事儿。为了加深受教诲者的印象,冯仑还不惜在公共言说中使用了这样的说法:"看别人进洞房,自己高潮,干啥呢?",和2013年初在亚布力论坛上关于“企业家——小媳妇”的提法以及言说风格一以贯之,冯仑在这篇各媒体广为流传的访谈中,用男人、女人、男厕所、男澡堂等等不厌其烦,不忌下作地教导企业家和商人守住本分,不要给别人、给自己添麻烦。这倒是和当下今上不忌以抓捕、审判王功权教训企业家守住本分唱着一个调调儿。令人瞠目的是冯仑还特意说到"在小潘的生日上,我们没有提及王功权,因为当天有很多人。王功权的事情我也是在媒体上看到的,并没有持续关注,我的精力主要在生意上。"看到这些言说和表白,不知道人们还认识不认识那个十几年热心公益,和权力保持距离,坚持公共言说的冯仑。

    我们注意到,冯仑在这篇访谈中是把"企业家"和"商人"混用的。"媒体和公知不能绑架"的是"企业家","不能做商人以外的事情"的是"商人"。我难以分辨冯仑是要把这两个实际上不同语义的词分辨开来,还是要混搭下去。我只是感到这根底里有一层意思是"别拿自己太当回事儿"。

    冯仑们的确已经把姿势摆放得很低、很低,已经低到了张爱玲提到过的"泥土里",低到了污了贵体、脏了华服的浑水里,低到了让官家放心,让自己也睡得着覺的地界儿里;为了低得到位,姿势也已经很是难看,难看到会令你的来日、你的后人难堪。呜呼哀哉,何至于此!

    我们不禁想问,2013、2014,以及冯仑们似乎已经预见到了的2015、2016,2017,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会发生什么,竟然使得荣耀了不下二十年,经营这份荣耀不下二十年的冯仑们做这样的选择和牺牲。

    2013,我们头顶的这片天空,确实阴晴不定,雾霾霭霭,可是难道真遮得住阳光普照,清风拂面;2013,我们脚下的这片水域,确实沉渣泛起,浊浪再现,可是难道真挡得住"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说到冯仑们的"成功"与"荣耀",它源于30年来的开放、改革、进步,源于30年来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趋势与逻辑,来自他们作为行动者自身的勇气、担当、创造和努力。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形成今天这样的能力,展示了值得期待的未来。柳传志、王石、任志强、冯仑、李彦宏、马云、王健林、刘永好等等、等等,还有在关押中的王功权,一个长长名单,一个耀眼的英雄榜,他们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脊梁,是撑起这座大夏的柱石。

    对于中国的未来,对于中国的现代性和平转型,你们和你们代表的企业家阶层,企业家群体,及其所代表的不断发展着的工商文明,是多么重要的支撑。

    ——这个阶层和群体是在改革开放中已经获得了财务自由的人。财务自由,是一个人心灵自由、思想自由,人格独立,自由选择的基础。中国社会从前一个30年,到后一个30年,再到今后的30年,不同程度上摆脱了对原有体制的人身依附,获得了财务自由的人们,才有可能成为具有创造能力的建设者,成为理性、善意、包容,懂得妥协和宽恕的公民。我们的社会从文革中走出来,所有的背负还没有放下,应有的切割还没有完成,后一个30年,也许还包括下一个30年,我们都还需要为在某个"拐点"上彻底告别那个体制,完成切割,实现和平转型创造条件,而其中最最重要的条件,就是造就越来越多拥有了财务自由,有能力拒绝依附这个体制的人。30年来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在财富创造、税收缴纳、就业分担上贡献举足轻重的 民营工商阶层。工商业主再加上职业经理人在人数上也应该是不低于几千万人了 。这些有了基本财务自由的人,在精神上是不断努力,摆脱矇昧,拒绝恐惧,克服惯性,赢得自由,独立地站立起来,还是长跪不起,拒绝担当,逃之夭夭,决定着这个社会转型和发展 的方式、进程、前途和代价。

    ——这个阶层和群体为自身的人身权、财产权、经营权的确立和维护所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和这个社会的进步,和中华民族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和完成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拥有同一的向度,同质的价值诉求。中国大陆30年来的瘸腿改革,步履艰难,一摇三晃,走走停停,时进时退,中国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获得的每一真正意义上的空间,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都离不开他们自身的创造和建设。有个企业家朋友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空间是自己拳打脚踢地拱出来的。环境不好、条件恶劣、风险超大,一直以来是一个基本事实。没有哪个商家不愿意心无旁骛地做自己选择的事情,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在商言商"。但这是需要前提条件的,有制度保障的。当这些条件和保障不具备、不成熟,当市场、当商家所必需拥有的平等、自由、法制严重缺位,这些条件和保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靠当下今上赐予的,一定是在市场活动、商业活动的参与者的博弈和努力下逐步建立起来的。这个过程不是"在商言商"而是为了实现踏踏实实"在商言商"而言政、参政、建政的过程。在中国面对未来的建设中,已经形成规模的工商阶层是市场经济及其与之相应的法制建设、体制 建构和社会发育的重要建设力量。而他们的建设就是他们对自身人身权利、私有产权的维护,对市场经营环境的持续优化,就是为保卫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市场经济及其法律制度进行的理性博弈,就是越来越对拿"人大代表"当真,积极地参与到 国家法律修订、制定的活动中去 。

    刚刚出炉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洋洋洒洒60条,其中透露出的最为重要信息就是博弈格局的形成,博弈时代的到来,人们争取掌握自己命运的一切努力将汇聚成流、成势。路确实还很长,但原本如此;所有努力,点滴积累,但仍在令人振奋的大时代里。如果冯仑们曾经拥有,现在还实际拥有着成功、辉煌、资源、影响 ,也还不打算离场、移民,即使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是不是起码不要如此不堪的自我精神矮化,如此怯懦地拒绝担当。更不该竖着这样的牌坊,高扬这样的旗子。冯仑说,"媒体和公知不要绑架企业家",这可又 从何谈起!冯仑说的"媒体"不过是数量、影响一直受限的市场化媒体,冯仑说的公知不过是被权力和民粹严重污名化,一盘散沙状的学人和"大 v",有什么力量绑架企业家?不过是一些说法、做法挑战了你们尚存的良知而已,让你们不很舒服而已。其实,大可不必,不如继续努力,打点良知,封装深埋,不让它打扰你的睡眠,破坏你的心境也就是了。

    冯仑,昔日朋友,请务必珍重,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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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李改革是中国重登世界之巅的契机

吴稼祥,袁训会、邵龙豪

2014-02-20

  嘉宾简介:吴稼祥,男,1955年生于安徽省铜陵县大通镇河南咀江边渔村。1982年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11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高级研究编辑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副研究员;2000年3月赴美客居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3年。

独立知识分子应该根据政治信仰发表观点

  袁训会:最近看吴老师在微博上有不少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评论,但大多是些碎片化表达,今天想听听您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系统想法。

  吴稼祥: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了结了,公报写得不能再清楚了,有什么不同的看法看公报就行了。前段时间争论特别多,现在没什么可讨论的。

  因为,我认为,那些在这个时候仍旧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已经不是一个讨论和说理的问题,就像两党制的美国,一个共和党一个民主党,民主党在执政,共和党肯定不高兴,你想想看,奥巴马提的任何政纲共和党能同意吗?反过来也一样。

  袁训会:您说的这个所谓的“共和党”在中国是指右翼的还是左翼的,或者兼而有之?

  吴稼祥:左右都有。但中国现在的改革要用路线比喻来说,是不应该有左右的,这就好比瞎子走路,左边点一下,右边点一下,中间再点一下,看哪一点安全,中间一点是安全的。政治一定要走安全的那条线路,左右是在提供一个危险的边界,你按左的走还是右的走?搞政治的人跟学者讨论不是一回事,你可以提出你的看法,没有问题,但是关键是现在中国很多看法并不是一个认知问题,而是权力问题。

  袁训会:您是说知识分子在讨论政治的时候也存在一个权力的问题?

  吴稼祥:肯定,美国的知识分子也有党派。在我看来,政治上的观点从来就不会是独立的,一定是党派的观点,除非不是政治。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历史阶段,政治上的观点都不可能独立,你一定会偏向于一个利益集团或者一个党派。在美国谈政治,不是民主党就是共和党,要不然就是绿党。因此,在我看来,真正的独立知识分子应该是那种不是因为“受贿”才发表观点,也就是说,不是别人给你提供经费你才发表观点,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政治信仰发表观点。假如不是有人给你提供经费让你来发表这个观点,那这个知识分子的观点就跟利害没有关系的,只跟你认为的是非有关系。

  袁训会:您认为当下的中国已经没有所谓的独立知识分子了?

  吴稼祥:当然会有,我不是说没有,肯定会有,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这样一群人,但现在的问题是,你们要看到,在当下中国的舆论场上起主导作用的是哪些人。

利用新媒体进行权力斗争祸国殃民

  邵龙豪:但不管怎么样,关于公报,大家还是有些不同看法。

  吴稼祥:你这个“大家”是打引号的。现在的信息传播有一种新的模式叫做病毒性传播模式。什么叫做病毒性传播?就是SARS式传播加上信息传销,继而造成节奏性传染。一个个在吃饭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传播一个组织化的精神,组织化的情节。而原本这些信息是并不存在的,是任何人都不能验证的情节,但它们却以传销的方式,一传十、十传百、百传万,然后大家就认为这是共识了。

  袁训会:这其中,确实有些观点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吴稼祥:我认为,这些人都是组织起来的。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状况,政府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人把它扭曲,做得好的,却很少有人去说。

  比如说,习李上台后,原来因为上访被抓的人放了近七万,没有宣传;西藏过去一直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在那旅游,老是要查你的证件,现在都没有了,也没有宣传;这次废除劳教制度,全国的劳改犯每天都在释放,微博上有什么正面的激烈反映吗?没有!

  这种组织化的手段混淆公众视听不说,它更大的害处在于把很多完全不相干的人都卷入政治生活中,甚至还有很多人把它当成职业。本来这些人是能够去学一点谋生手段,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但最后却被动或者主动地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袁训会:但也有很多人认为新媒体的出现其实是在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比如有一种观点就说微博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言论自由,而微信则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结社自由。而且,新媒体是很多发达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没有遇到的新问题,那您怎么看待新媒体对中国改革进程的影响?

  吴稼祥:作用确实非常大。实事求是来说,大得令人害怕。因为它确实在民众的公共空间里对舆论有着强烈的放大作用。比如在美国,新媒体对奥巴马的当选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因为通过新媒体,他动员90后等大批年轻人,把投票的参与度提高了,而现在大部分年轻人去投票,他投的不是政治家的票,是偶像的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新媒体对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执政者应该正视并重视新媒体所反映的民意。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把互联网搞成一个派系斗争的工具。

  邵龙豪:您这样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会不会有过于强烈的主观因素在里面?

  吴稼祥:我觉得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情境性的产物,在一种情境中他才可能有相匹配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我认为,互联网在过去这几年,起到的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交网络应该起到的作用,它没有真实的反应民意,因为其间充满了组织化的信息。就像我前边说的,组织化信息的背后更多的就是权力斗争,但是利用互联网来进行政治权力的博弈是殃及老百姓的一件事情。

  因为互联网本身是老百姓表达自己心情、表达自己诉求的地方,如果都把它变成一个所谓大V相互引导下进行政治权力博弈的场所,甚至争论和谩骂的上都是一拨人,只是为了把话题炒作出来吸引大家注意,这是一种很邪恶的诱导方式,而这样的手段在商业上和政治上都是不能允许的,所以需要一定的管理。而在我看来,互联网最好是还原它社交网络的本来面目,成为网民们自娱自乐的场所,它可以让大家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最好不要把它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

  袁训会:其实新媒体在在民主国家不可能被这样利用。

  吴稼祥:在民主国家它的政治作用比较小,为什么?因为,拿它来做政治斗争,风险太大。一旦被揭露出来,这个政权就完了,而且这种伎俩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因为你要组织一个话题,不管是执政党还是非执政党,他总是可以根据这个话题来寻找这个风险源在哪里。况且,他们也犯不着这样做,因为可以光明磊落地用选举来“夺权”。

  邵龙豪: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中国赋予互联网更多的政治功能,其实也是一种扭曲和危险。

  吴稼祥:这个做法是有传统的。从1921年开始就是这样,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只不过现在出现了互联网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工具罢了。

  邵龙豪:但是人们更多地积聚在新媒体发表政治观点,某种程度来说,不也正是因为现实里的参政、议政渠道过于狭窄了吗?

  吴稼祥:也有这个因素,但主要还是我刚才说的组织化操作的因素。如果真正是老百姓的诉求的话,他不会异口同声地说这个改革是集权改革。因为普通老百姓是不会太关心这个改革机构本身的。他主要看你的改革措施,哪些对我们好哪些对我们不好,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利益。

成立两大机构是不是集权 是“体外组阁”

  邵龙豪:很多人认为“国安委”和“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是一种集权表现。

  吴稼祥:这两个机构跟集权有什么关系?美国有这个机构,是集权吗?台湾也有,怎么不叫集权呢?你可以说在民主条件下这两个机构会受到限制,但是也不证明这个机构成立就是集权的,美国和台湾如果成立了这个机构就是集权,那这种行为不是破坏民主了吗,肯定会遭到巨大反对的,但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

  在我看来,成立这两个机构只是共产党内部的一种协调机制。都说是集权,那么集权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呢?我的定义是,社会、经济、文化三种权力被政府所吸纳,这叫第一层集权;第二,政府的权力被党收了,地方的权力被中央收了,中央的权力被一个人收了,这也叫集权。而不是说产生一个机构就是集权。你看这次公告,我在微博里已经指出,在市场等方面有十四项都是在向社会放权,如果这样子还被称为是集权这不是笑话吗?

  袁训会:那么,这两个机构的人事安排,会不会也是一些人认为的所谓“集权”的原因?

  吴稼祥:这个用自己的人很正常。你们看,在民主国家,总统上台也要用自己的人,那叫组阁制,不叫集权。而且政治就是必须用“自己人”,全世界就是这个规则,不然组阁干什么?为什么要组阁呢?他能够用一个不执行自己命令和理念的人吗?民主党上台就是用执行自己理念的人在执政,即使在这个情况下他还要在这些人中间挑选更加能执行自己意志的人来重用,这就叫集权吗?如果你们认为这个就是集权,那么我也可以说,所有西方的组阁制都是集权。

  邵龙豪:可能一些人会觉得,在美国等民主体制下还有反对党制衡,但我们这儿如果都用自己的人,会有什么力量去制衡呢?

  吴稼祥:这个制衡就是人民制衡。人民不是消极地,而是会积极地反映和参与变革。他们会看你的改革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进一步深化还是走向反动,然后据此来进行配合或者是反对(改革)。一个组织机构本身是中性的,就像你出门坐车一样,你不能说开车出去一定是要去自杀或者一定就要撞人。

  袁训会:还有人担心这两个机构一旦出现的话,会对现有的政治架构构成冲击,比如说,有人就担心,国务院会因此而架空。

  吴稼祥:怎么会把国务院架空呢?这都是莫名其妙,杞人忧天。架空也好,不架空也好,目的是为了改革,这是第一条。第二,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问题,改革领导小组就是李克强来当组长,怎么会架空呢?第三,如果从事实上来讲,在中国,国务院在某种意义上从来都是空的,哪有不空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架空与否,而是这种“污名”都是莫须有的。因为任何一个事物的诞生,都是有很多方面影响的,不能从一面来理解。

  中国的改革跟改革机构的诞生是相辅相成的,像改革领导小组,那是改革派的机构,反改革派才应该害怕啊,改革派怎么能吓成这个样子呢?就像1980年成立了体改办,当时是一个部级单位,这是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1982年这个改革机构就升级了,叫国务院体改委员会,这个体改委员会的主任就是赵紫阳,总理兼任,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一年才算是真正开始改革的年头。到了1998年的时候它又变成部级单位了,体改办公室,2003年成了一个司级机构了,越来越低,后来就变成国家计委了,你能说那时候的改革进步了?这样的话,你要说集权的话,那这种情况下算计划委员会集权还是改革委员会集权?国家计委把改革办给吞了,你说这是不是集权?所以说,是改革还是不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你的改革机构是否有,级别是什么,它的地位提高改革就开始了,它地位下降改革就停滞了,它没有了,改革也就没有了。

  邵龙豪:但是有些观点认为这是党内集权。

  吴稼祥:党内是把“组合制”变成“组阁制”,因为他有自己的执行机构,没有这些机构能干什么呢?他不就只能等着任人宰割吗?原来的改革派为什么都没好下场,一方面是因为以前的改革派有些心急,不搞试点,一下全国推开,效益还没产生,恶果就来了,另一方面不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执行机构才导致所谓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吗?。

  改革不是儿戏,实施起来很不容易。你看,历史上的光绪皇帝还不是依然一败涂地?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你成立一个新的军机处,你说这是集权吗?在我看来,这实际是体外组阁,当年胡耀邦也用过这种办法。当时,邓力群是兼了中宣部部长和书记处研究室主任,整天和胡耀邦对着干,怎么办呢?反正你书记处研究室也用不上了,我就体外组一个阁,专门成立一个书记处办公室,你能说这是集权?就像一个人一样,一辆破车因为发动机坏了不能启动,原来的发动机修不好了,他又增加了一个发动机,怎么可能是集权呢?这是中央内部的权力博弈,我们把这个叫做统一政令,不叫做集权,民众只要理解到这是一个组阁的行为就可以了。

  再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成立国安委也是一种分权。怎么说呢?军队在当今世界来讲基本都是国防军,没有党卫军。中国现在却基本是党卫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当年做了一个安排,那就是让总书记不仅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也是国家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是因为国家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里没有执行机构,所以实际上它就成了一个虚职。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就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来领导军队,他以党的名义来领导,因为国家军委主席的身份是空洞的,但是成立国安会,不就是国家军队的一个执行机构吗?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个身份可能就会被另一个机构所支撑,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分了军权呢?原来中央军委的这些人大部分不在国家里任职,都在党内、军队内任职,现在你有了一个国家安委会的时候,当他愿意用安委会来领导军队的时候就是国家军队了,就是军队要绝对服从国家安全这是底层意义上的分权。

  第二,这也是对军队权力的限制,因为国安委里有很多机构,除了军队以外,还有国家的外交系统甚至某种意义上的司法系统,这几大系统跟军队在一起权衡,它也不一定是个集权机构,也可能是个分权机构,内部有很多相互的制约,因为它是一个下探机构。这样的话,如果有这个国安委以后,安全部就有可能成为军队在安委会中的一个执行机构,就成为安委会的军队这一部分的军事机构,就可能实体化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成立国安委,对整个国家来说这是多么智慧的一个安排啊。

中国现有政治运行机制的最大问题是不确定性

  袁训会:很多时候,改革确实需要权威。

  吴稼祥:我们不用这个话说,“改革需要权威”这句话是不对的,改革是需要执行机构,这个说法比较靠谱一点。

  表面上来讲现今这个执政团队的权威比较大,但是没有执行机构。而没有执行机构,就像一个人没有手和脚,上面的大脑还被很多力量按在那个地方,底下站的地方还有一堆掣肘。这样该怎么执行自己的意志呢?再举个更形象的例子,就像开车的司机一样,确实给了你很多诸如“最佳司机”似的荣誉头衔,而且司机名义上的确具有了一切驾驭权,但是那个方向盘有好几只手搭在上面,或者从背后抓住你,还有一些人坐在你边上,动不动拉一下方向盘,你说这个车好开吗?

  我觉得这种现象我也可以接受,但是你不要打着一般老百姓的旗号,也不要打着真理的旗号,你就说我们是党派的不同意见。当然中国没有这个正常的权力博弈机制。但是一个社会分成不同的观点,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所以西方实行多党制,就像人要用两条腿走路,因为它有一个选择和平衡,我们现在党内有两派也是很正常的,不是说不正常,不承认它才是不正常的。问题是这样一种互动方式,受害的是国人和老百姓,你给人带来这么多的苦闷和焦躁。但是也不要太过悲观,因为要从西方政治理论来看,你组阁是因为你干几年要轮换,你干不好就下台,其实中国也有制约和制衡的问题,我们的轮换机制也基本形成,十年就是一个周期,干好干不好十年就下去了,没有必要恐惧。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有一个很大的的制约机制就是十年以后会有不同的派系上台。

  袁训会:但这个机制的问题应该比民主国家还是要大一些的。

  吴稼祥:它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具有太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不是公开的,不见阳光以后就有很多很丑恶的东西,政治就显得比较肮脏,就有可能出现扔氰化钾到你家,出现政敌被人从楼上扔下去,就有可能通过把老百姓弄死以后来制造恐怖事件,这类事件在民主政治中也会存在,但是不可能大规模地拿一般老百姓来作为筹码。这是们这个体制目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所以,我总说,一个后进国家、后发展的国家,要走到一个现代化正常性的国家,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运气的。美国人运气好,遇到了华盛顿,台湾人运气也不错,遇到了蒋经国,但是总会有一点痛苦或者考验,我们也有可能会出来这么一个人,但是这不是必然的。

  公告的指向包含“政治现代化”的实现

  袁训会:我注意到,这次决定的改革总目标里有这样一句话,那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提法。

  吴稼祥:换个说法,实际上它的指向就是“政治”现代化。

  袁训会:但是从政治学层面来讲,治理民主离政治民主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吴稼祥:这是一个代名词,因为现在他不能直接说出来,但是里面具体内容都有。中国的政治有其特殊性,说和做往往并不完全一致。你不能光看他说的,就像这个报告,你不要看它戴的什么帽子,你要看它站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它这个总目标就是告诉你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是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政治制度现代化难道还能拒绝民主吗?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纲领性的报告,只是一般人看不懂。我认为这个报告有双重的迷彩衣。第一重就是用经济改革来掩盖政治改革,刚才说的“带帽子”和“站位置”又是一层。

  袁训会:也就是说,那种说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走向将是“政左经右”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吴稼祥:是的。而且在这个报告起草之前,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开始了。31个省市区的政协主席退出常委,而且有可能明年两会期间省委书记都不再兼人大主任了,为什么?异体监督,体系现代化。而如果政协主席放在共产党内,那怎么有效监督?原来政协所有违反党的言论可能都会被制裁,因为你是党的机构,但假如他不在你的常委里面,那他提的建议是在外面提的建议。你现在不能抓他,抓了他会喊的,这是中央赋予的权力,要真正跟你协商。也就是说,同体变成异体,也就形成了制约。而且,这个报告也是一个“家常型报告”,不能一下说这十年能干成多少,他只能说当下能说的话,不可能把所有的底都抛出来。接着还有十九大,十九大以后还有一个三中全会,这个三中全会只能管这五年。

中国现行改革选择的是“撑船过河”模式

  袁训会:新一届政府上台以后,您一直显得比较乐观,特别是比对前一届政府的乐观程度大很多。但也正如您所说,微博上、社会上对您还有不少批评的声音,我不知道您怎么对待这种声音?

  吴稼祥:不予理睬。因为在我看来,我的乐观是基于对现实的分析,不是盲目的。判断一个政治家有三个维度,一是看他是什么人,二是看他做什么,三是看他说什么。我知道他是什么人,所以我才这么说。就像一个跳高的运动员一样,他假如今天没跳过五米,大家都黑他,觉得他永远都不行,但是我知道他有可能今天家里出了一些事故或者是身体不适,他没跳过去,但是我觉得他一定能跳过去,那是因为我了解这些事情,我了解他是什么人,了解他的实力。

  而且,现在的改革也就三条道路:一条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在我看来,摸着石头过河真正的含义就是试点和试错,因为你改革就不知道水底下是什么东西,所以你要看看,不要一脚踏下去淹死,这是风险防范意识,这对经济改革是适合的,因为它每一个都马上产生效益。但是在某些领域里不总是适用的或者总是完全适用的,但对于政治改革而言,这个石头就是摸不到的。因为,政治改革不可能让当官的人马上得到好处,而且老百姓选举也不能一开始就能走上规范的轨道,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当然也是需要实验,但不是摸着石头就能过河的,而是要设计出相应的改革方案出来,比如说从哪个地方开始改,从什么阶层开始改,这些都需要一点点设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好的改革永远是地方的冲动和政府的管理相结合的。

  还有第二条路就是休克疗法,就是那些很多攻击摸着石头过河的人的观点,桥在这儿,你怎么不走呢?摸什么石头呢?这次十八大报告和三中全会报告就被保守派定义为邪路的,苏联、东欧就这么干的,叫休克疗法。休克疗法有一个风险,强大压力下,休克晕过去以后不一定能醒过来。不仅如此,桥上有很多定时炸弹,还有机关枪、导弹,你走试试,会让你血肉横飞的,所以那条路是不能走的。

  于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改革路线就是第三条路,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具体说的是什么改革路线呢?是撑船过河的路线。在河里,但是站在船上了,不站在河里了,因为风险太大了,但是这个摸就指的不是用手摸了,而是用竹竿子摸,因为水里可能有鳄鱼,你摸一下把手给咬了。所以现在三中全会的改革路线、改革方法和道路就是撑船过河的改革道路。如果撑船过河的话,眼睛能向前看了,因为有船了,没有必要担心底下的鳄鱼咬脚,要是摸着石头过河就会害怕,因为眼睛都看着水里,撑船则都是看前面、看对岸,不会走错方向。

比阶层固化更可怕的体制内外流动僵化

  袁训会:据我所知,80年代存在有一个人才断档的问题,于是像您这样的年轻人之所以能大有作为,能被体制吸纳进去,进而参与改革,但是,今天这样的可能性好像就要小很多。

  吴稼祥:三中全会报告已经回答你这个问题了。在“干部”那一段里,说干部要有上下流动、内外流动,不受体制的限制。也就是说,像你们这些年轻人只要干得很好,也可能被体制吸纳进去,特别是里边用到了这么一句话,叫做“得天下英才而用之”,但是这个势还没到,还没组织好。打个比方,你要想开展一次体育比赛,要想所有运动员都来参加比赛的话,那你怎么办呢?你首先得把体育场修好,现在还在修体育场,还没到(选运动员)那个阶段呢,因为施政纲领刚出来。

  但是,改革如果不能解决(人才参与)这个问题,永远只能是少数人的改革,是不可能真正成功的。孔老夫子也说过,“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有人参与,你这个事业才能兴旺。现在,为什么说改革很多人不兴奋呢?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好处啊。就改革而言,体制内的人可能会得到好处,因为有人会升迁,做公司的也可能会得到好处,因为他的财富增加了。相反,现在这些成天在说话的人既不是做官的也不是做公司的,改革对他们没什么好处,你要让他们看到改革的好处,他们才会支持你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的执政者应该创造一种局面,一种机制,让全社会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投身到改革的事业中来。应该说不分阶层,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党员和非党员,不管是否是体制内,打破一切藩篱,继而实现一切人才都能为改革所用。我相信这一届一定会做到这一点,这也是检验改革能不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袁训会:今天也确实遇到这种问题,就是阶层流动固化。

  吴稼祥:阶层固化一直存在,但是我认为比阶层固化还厉害一些的就是体制内外的流动性,阶层是个纵向的,体制内外是个横向的东西。现在很多年轻人做了很好的研究,评不了职称。你必须在一个机构里才能评职称,你只有“卖身”才能拿到职称,将来有没有可能有这么一种状况,有一个中立的职称评定机构。比如我,我是1988年1月就评的副研究员,到现在还是副研究员,因为没地方评。我认为,应该有一个社会中介机构,给那些独立的研究人员评职称。只要你的论文合格,你做出来的东西水平过硬,你就可以被一个权威的中立机构来认可。在这个机构里边,有来自于各个高校、各个研究机构或者世界范围内的独立评审人员,大家通过了,你就可以获得职称,不管你干什么,你就是在家里养马也可以,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才会呈现一个向上的态势。

  不要看一个政治人物怎么说 要看他怎么做

  邵龙豪:您前边说过,政治人物可能存在一个“说”和“做”的不统一,能不能结合当下的情况,具体说说这一点呢。

  吴稼祥:对,不是要看一个政治人物怎么说,而是要看他怎么做。因为政治人物说的有些话,可能是在麻痹政敌。这个就相当于在山头上要战斗,他要披着一层迷彩服,所以,政治人物说什么并不重要。

  袁训会:从前边的谈话看得出来,您基于个人判断,看好当前的执政领袖,也就是说,您认为当前的改革,已经有了一个比较英明的领导集团。但同时您也肯定注意到了改革阻力之大,那么,我想问的是,您对未来的改革进度有没有一些预判?也就是说,走到什么阶段就能判断这个改革已经成功了呢?或者说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吴稼祥: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报告展示的思路是非常好的,可能逐步开放三个空间,第一个就是人大系统,吸收退休官员、企业家,还有那些有一定政治视野和政治操作能力的人,让他们真正参与改革、发表观点,至于到底怎么个开放法,这个细则应当还在研究中。

  再一个就是要开放政协,政协的空间可能要更多地给予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没有说话的地方也不行,他们会着急。现在各个省的政协主席从常委里退出,实际上就是要给政协独立空间,某种程度上来讲,可能政协主席的权力是下降的,但是群众参与的程度会提高,落实的话,政协也就相当于美国的参议院了。

  邵龙豪:但是退出常委,不是在削弱政协的影响力吗?

  吴稼祥:主要的还不是影响力的问题,是你有发言的地方,有了参与的地方,作用是慢慢显现,逐步增大的。总比政协主席有话不在单位会上说,跑到外面去说然后抓你这样好吧。

  第三个开放的空间就是基层,按照赵紫阳的想法,当时是从村一级选举一两年,要真选举,应当说,现在很多地方的选举不是真选举?这就要求有一个全国通用的选举守则,在选举过程中有严格的法制制度,有竞选人,最好是独立的专业人群,比如研究生、大学生。选举最好选在暑期,让大学生做业余竞选人,一个选区一旦有两个竞选人举报某人贿选,便立即取缔他的候选资格,这个法律应该严格执行,对于闹事的,公安局一定要抓,没什么好说的。

  也就是说,一定要有一套竞选的保障体制和选举的培训体制,要教老百姓怎么填票,怎么样叫做弃权,什么样叫选举票,而且你有哪几种权利,这叫真选举。为什么要从村里开始呢?因为,中国目前出现的社会问题,大部分都是很初级的问题,比如城管打人、抢车、冤案上访,只能靠由基层向上级逐步扩大的民主选举解决。因为,民主选到什么地方,上访就会变成下访,这是百试不爽的,全世界都一样。

  做到上边几点,知识分子也就有了出气孔,地方老百姓也有自己的表达机制。当然,我说的地方选举试点,不是马上铺开,是要划区选点,先选几个省,再在这些省选几个地市,地市再选几个县,县里再选一些乡镇,逐级试点,成功以后慢慢推广,不要着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老百姓就能看到希望。

  袁训会:您认为这件事情是不是在这届政府就应该可以落实?

  吴稼祥:应该。

单靠革命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袁训会:我比较担心的是,改革的速度跟不上民众的期待,也就是说,改革启动了,但启动的时机却晚了,又或者说改革不能很快解决现存的问题,继而让民众在期待中失望。有一种观点说,往往在这个时候,革命就有可能会爆发。

  吴稼祥:那不会的,中国人是这样的,一般来讲,政权翻船有一个基础条件,那就是老百姓吃不饱,活不下去,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吃饱饭的情况下是不倾向于造反的,历史上从来如此。。

  当然,哪朝哪代都有对现政权不满意的,拿当前来说,老百姓可能会通过不满意表达自己对政策和制度的不满,比如上上街或者在网上写一点建议。还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到,现在是热兵器时代,不是冷兵器时代。冷兵器时代,老百姓不满了,他可能抄一把刀找到官府,而官府的武器本身也好不到哪儿去。现在呢,老百姓的武器能跟公权力掌握的相抗衡吗,拿把锄头就能推翻现政权的条件再也不具备了?因为力量太不对称了。

  热兵器时代,民众反抗最激烈的方式也只是集体上街了,这方面过去有苏联、东欧国家等案例,近有“阿拉伯之春”,全体人民集体上街。但是,到了中国出现这种情况,一定伴随着响应的非常事件,以八九为例,学生们上街的一个重要肇因是胡耀邦的突然辞世,而这样的事情应该说是很偶然的,是很难遇到的。

  应当说,政治问题的不确定性从来都是极大的,所以,我希望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人,最好都能回到原来的起点上考虑怎么做对这个国家有好处,各归其位,各尽其责。目前这个阶段,能不能取得共识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各个阶层的人都能把利益从政治中抽取出来,而知识分子首先应当做到这一点。我希望知识分子能真正站在这个国家和天下苍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根据遵从自己的内心发表观点,一起来珍惜这个对未来而言既可控又进步的改革方案。

  遗憾的是,现在的左右极端都不这样想,现在极右就是要武革,巴不得马上把执政党干掉,极左就是回到文革,我认为,这两股力量以及他们的政治主张都不可取。因为,他们设定的未来都不可预期,而且可能带有巨大的灾难性,等于是把现在没有走完的路给截断了。

  中国政治走的弯路太多了,每一次武装革命或者暴动,都相当于打断原来练的功夫,而这个功夫是不能通过捷径所代替的,革命以后还得重新开始练。因为,革命很有可能就是推出一个强人上台,然后他成为一个有着巨大魅力的克里斯马型领袖,然后像希特勒那样一上台就实行民粹主义,也不是不可能的。中国还要死多少人才够?所以,我认为,革命从来都是不可预期的。

  而中国的改革就像是盲人走路,左和右都不是其所指向的目标模式,目标应该是走向一个现代化的政治和现代化的生活。当然,即使你走到那一步,实现了目标,社会也未必会很完美,但不同的就在于这样一个社会会给民众提供选择的权利,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再退一步说,实现了这个目标,至少大家不会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会怎么样。

  邵龙豪:在这种现代化的制度下,应当说,个人的境遇应该更多地同自己的能力和责任成正比。

  吴稼祥:对,那个时候一个人做得怎么样,完全取决于他自己,做得不好他不能过多地抱怨社会。当然,这样一个社会,它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它也有问题,但它会逐步自我完善。美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建国之初,白人是他们的主要执政者,也就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控制这个国家,但是一代一代还是逐步放开了,比如逐步将选举权放给妇女和有色人种。所以,社会进步是逐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我是一个保守派,我从来不认为,来一次大的革命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为问题还没有讨论清楚,中国到底这个路怎么走,实行什么样的体制都还在争论不休,你只能一边施工一边讨论,看看哪个地方好一点就往前走一点。

未来九年是中国重登世界之巅的契机

  邵龙豪:我觉得有很多人失望,是源于多次期望的落空,就像您说的过去十年是“失去的十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抱有很多期望的。

  吴稼祥:我觉得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中国有希望的地方,那么多人都希望中国好,希望执政者做好事别做坏事,希望他们说的话能够兑现。但是我可以这样讲,习和李是我们在一百年来所能遇到的最好的“大大”的了,或者说是最好的领导人了。造就他们这样的人才不容易,是大苦大难造就的,他们都下过放,吃过苦,当然,也不是所有吃过苦、受过难的人都能成为人才,但一旦成就,那就不是一般的人才。而且,不仅他们俩,包括现在常委班子里的这些人,他们都是非常能干的人。所以这一届班子执政期间,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包括台湾),迅速的走向重登世界之巅的一个关键性的时期,未来的十年,还有九年,我满怀信心。我觉得这一拨人的操作能力非常之强。

  袁训会:最后,想请吴老师谈谈国际因素对未来改革的影响?

  吴稼祥:国际因素,现在显然不少人有这样一个误解,他们认为西方所谓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巴不得我们和平演变到一个西方政体,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美国我不好讲,日本是肯定不希望中国民主化的。像日本首相安倍现在这样闹,他有两种企图,一种就是跟中国对着干,恢复它的国家主权,慢慢重新武装日本,武装日本不仅仅是为了打仗,更是为了经济。因为,现在的日本是个不完全主权国家,它的制造业增长点已经耗尽了,这个国家已经衰老了,于是,他想通过折腾,继而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

  而美国一旦同意日本恢复主权的话,它的自卫队就变成国防军,国内的内需就会增加一大块不说,同时还会有大量的武器会出口。应当说,日本的武器里边,相当一部分是超过俄国和美国的质量的,这将会是一个重大的外贸收益,这是其一;其二,我觉得日本的近代以来就有这样一种国家政策,当然,现在不一定这么想,上策是占领中国,中策是分裂中国,下策是搞乱中国。某种意义上来讲,共产主义就是他们送给我们的一个“阴谋”。

  倘若中国要民主化了的话,中国会怎么样呢,那必然会释放大量民主自由的红利。现在经济都已经好成这样了,再释放一次自由民主红利的话,经济体势必变得更大,日本同中国的差距就会随之变得更大,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再者,自由、民主以后,中国的周边国家都有可能跟中国组成联邦,至少是中华大联邦没有问题了,台湾、香港、澳门,有可能再加上新加坡,这样的话,中国就有可能变成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联邦国家。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在已经不是资本主义时代,更不是帝国主义时代了,现在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波动的话,任何国家都不愿意看到。所以,应该说其他大国在当前是不会插手中国国内事务的,但是一旦中国发生动乱,它们可能会选择插手,因为中国动对世界影响都不好。

  所以,我相信现在的外部环境还是相当好的,只要内部能够有序发展。再一点,我觉得中华民族非常幸运,在经济改革时期有一个香港,可以像苗圃一样,把它的市场经济幼苗移栽在各个开发区(指四个特区)里面,长成中苗以后又移栽到浦东,那么,到现在,基本上商品经济的树已经是木已成林,很难再毁灭了,这是个不可逆的结果。

  另外,中华民族还非常有幸的一点是,留了一个台湾,台湾相当于中国民主政治的苗圃。台湾的存在,让我们没有任何借口说中华民族不适合搞民主,因为台湾已经成功了实现了民主。

  我认为,在一党执政条件下逐步的试点开放市县选举这个道路也是不可逆转的,如果这个过程完成了,我们由此就能迎来最伟大的制度前景,其意义可以堪比西周。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华文明的第一次大裂变,我们现在是第二次大裂变,这样的话,中国就可以重登世界之巅了。

  所以,我希望给执政者一点时间。我发过一条微博说,要有信心,有耐心。目前的这个决定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纲领,是这一届政府在目前条件和形势下能做出来的最好的一个表达,我认为不可能再好了。

  而且,这里头还有一个语境转换,三中全会以前什么语境,那会基本上是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三中全会开过吗,就变成了,这也可,以那也可以。我们拭目以待吧,各自过好自己的生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一直有个看法,那就是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对这个国家最大的贡献。当你听到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表达的时候,我希望能做到两点,第一是要有求证的精神,任何一个消息,除非得到了论证,我希望能把它悬挂在墙上,不要轻易穿在身上;第二,要有一个讲理的精神,任何观点都要看论证,未经论证的观点不要轻易相信它,论证完了,还要看它论证得是否有理。总之,我觉得,对于发表或者传播信息的人来说,具备了讲理和求证这两个精神,中国各个方面都会正常很多,而且,这样每个个体所受的伤害也会相对少一些,中国的整个环境也会随之更健康一些。

  袁训会、邵龙豪:谢谢吴老师!

 

 

 

 

 


发件人:<fangsiyao007@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还有17个联系人保存所有收件人时 间:2014年02月24日 23:21 (星期一) 北京智囊透露习近平令人耳目一新的治国方略(宏徵教授转來),请看博讯热点:政治体制改革

支持习近平就是支持你自己

西媒

2014年2月20日

    习近平在2013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表示,2013年的中共和1948年的国民党情况相似,如果不彻底改革,将失去人心、失去江山。他还指出,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他会走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强军但不和美俄争霸。市场经济:国企民有化、农民拥有土地私产。这是全球首次独家披露习近平的完整治国方略。

    博讯驻北京记者采访和中南海高层有密切关系的智囊人士,他表示,中华民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发展生存或者走向灾难,在这个关键时刻,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只有支持习近平,中国才能度过目前的危机,这不仅攸关中华民族复兴,也是世界是否避免灾难的时刻。习近平掌权后忽左忽右,许志永被判刑等事例,国内外批评指责习近平的声音此起彼伏,该人士建议支持习近平的谈话引起记者极大兴趣,听完该人士的系统性分析,意识到本次谈话内容极其重要,应该从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习近平的执政方针。

    该人士归纳,习近平的治国理念是:“一个梦想,四个策略,打造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治理系统”。

一个梦想

    该人士对博迅记者说,所谓一个梦想就是:继续追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让人民过上体面、正义、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在过去中共执政60多年来,中国的国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功绩在于分期分批使6亿人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世界上建立了强国地位,但由于始终没建立为全社会所接受的价值道德体系,意识形态教育假大空、形而上学,践踏法治和蔑视人权,使得共产党的执政丧失人心,全民腐败(全民腐败严重到停车场的收费员都借机贪占,不开收据就少收费),理想全无,道德丧失殆尽。现在非但国民普遍对共产党失去信心,就连党员、干部也不例外,所以出现大批裸官,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纷纷逃离中国。没有能力离开留在国内的民众怨声载道,大多数人已经把自己放在政府对立面——逢政府官员必反,认为国家政策和自己无关。该人士说,其实可怕的不在于走左或右,而是全社会趋利化为最高生存目的,理想道德丧失,为短期利益不在乎手段,这才是最可怕的。

    习近平在2013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表示,2013年的中共和1948年的国民党情况相似,如果不彻底改革,将失去人心、失去江山。

    美国民主党下一届总统候选人热门希拉里曾说,20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国家。她给出的理由是中国没有长期的投资和产业建设,所以会口袋空空,最可怕的是,共产党教育出的中国人脑袋空空。

    这位人士认为,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不壮士断腕做彻底改变的话,那么,中国多少代人为民族振兴所做的努力将付诸东流,而共产党政权可能被人民抛弃。由于根本就没有其它有能力的选择,如果中共突然失去权力,中国马上会有数千乃至上万个政党,中国社会将陷入混乱,中华民族陷入万劫不复,中华民族复兴之梦毁灭。这不但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所以习近平认为,在这个时候,他万死不辞,勇于担当,在历史时刻发挥力挽狂澜的作用。他的这个决心应该和江胡曾党内元老进行过深度沟通,特别是得到江泽民的指点和大力支持,倾权力支持他成为一代对国家和民族有担当的领袖。所以为了中华民族复兴之梦,习近平是豁出去了。

四个策略

    在具体实施上,这位人士将习近平的思路归纳为“四个策略”,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是为“四个策略”保驾护航,深改小组是制定方针和设计路径,这四个策略分别阐述如下:

    1、 民主的道路

    习近平深刻意识到,实施民主的第一步不是空喊口号,而是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这里所谓大处就是反封建意识,建立公民和人权意识。中国民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官员满脑子封建意识,认为自己是清官大老爷,是人民的父母而不是人民的服务员,认为自己天生是有特权的。几千年封建的官民概念,深入每个中国人的DNA和血液。而老百姓则一方面缺乏公民意识,认为国家、政府和他人的好歹与自己无关,往往将自由民主错误的和不尊重法律秩序、甚至破坏和挑战法律联系在一起。要改变形式必须重拾五四运动反封建的大旗。从小处着手,比如八项规定,打击奢靡之风,虽然给经济造成一定打击,但弘扬了正气,使得官员摆正自己的位置,不再把吃喝、鱼肉人民、权力寻租当做理所当然的事情。使自己过和人民一样的生活,感受人民的疾苦。尽管可能对GDP造成一定的打击(餐饮和奢侈品滞销),也是值得的,在所不惜,因为通过占有国有财产和资源挥霍、大肆吃喝而形成的GDP不是复兴民族有效的经济增长。

    所以对习近平来说,民主的道路从高举反封建的大旗开始,逐步改变党员干部及民众的观念。用习近平的话就是走群众路线,端正党群观念,如果这一关过不去,任何民主体系的假设就是一场作秀、没有根基的房子。而摒弃了封建观念、掌握了现代公民概念的民众,以及具备现代执政理念的共产党政府才能是真正民主社会的基础。这位人士对博讯记者说,包括习近平吃庆丰包子,其真正意图就是反封建,是告诉官员:我都可以成为百姓的一员,和他们同甘苦,你们还有什么必要山珍海味?

    2、法治之路

    该人士表示,习近平颠覆性的提出维稳就是维权,充分体现他对百姓的尊重。他讲话指出,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造成社会动荡的主要根源,法治必须保护百姓的幸福生活,保证公平正义。以前的政治维稳是强压,习近平换位思考,切中问题的根子——社会不稳的最大原因是群众权益得不到尊重,尊重法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保障。习近平反复强调一切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包括反腐。在习近平管理下司法和检察,将逐步走向较为独立、相互监督,并向司法独立迈出稳稳的一步。这位人士认为在习近平10年执政结束时,不能说中国已走向完全法治,但至少将比过去有极大的改观,并将稳步而坚定的在向完全法治的道路上前进。

    目前对周永康集团及政法系统的清洗和整顿意在严惩一小撮、教育一大批,使得整个政法系统的人员深深意识到他们握着刀把子是为了维护法制的尊严和独立、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民的权益,而不是欺负人民的。

    2、 完全市场体系的经济之路:国企由官有向民有转变、土地归还农民

    对此,该人士解释说,完全市场经济意味着,将触及一大批权贵利益对市场资源的垄断。与民争利、谋取暴利,这是竭泽而渔、自杀性的集体行为,长久以往形成的“在我身后哪管它洪水滔天”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末日意识。

    习李对国企和土地都有令外界吃惊的举措,总体上将是国退民进。这条路的标志性动作是大批国企民有化,而不是继续坚持国有化。分期分批将上百万亿的国有资产出售的现金、或者将股权分配给全体民众。这一做法正在研讨中。

    如果这一招能得到实施的话,会有以下好处:a)民心归顺。b)带动内需。c)彻底打垮权贵集团和他们掠夺的载体(国企),而实际上国企、权贵集团是改革主要障碍。国企改革不是私有化而是民有化,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公有制早已异化,沦为官有制,成为权贵集团的取款机。

    这位人士对博讯记者说,习、李下定决心使国企彻底实施混合经济和股份制改造,让民营参股,并且逐步分配股份及利润为全民所有,让百姓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让民营企业可以与国企公平竞争。习、李认识到,只有这样,才能释放中国人民创造财富的巨大潜力,帮助中国既渡过政治危机,又渡过经济危机。

    在土地问题上,特别是农有宅基地,也会拿出新的政策,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拥有私产,这样可以使得农民成为共和国的支持者。

    4、建设强大的外交和军事,但不争世界第一和第二

    该人士说,一个没有强大外交与军事的国家是得不到尊重的,习近平认识到军队必须打击腐败,整顿军心,多花时间在训练,一切为了打仗,提高军事斗争能力。这位人士认为,在外交上不会挑战美国老大的地位,相反会与美国继续加强经济互相渗透,外交和军事上的良性对话,中国甚至非常愿意把世界老二的位子留给俄罗斯,不与俄争世界老二的地位,演好当今世界的“三国演义”,切不可为所谓的G2说法沾沾自喜。但中国将坚决维护中国在亚洲的核心利益和在亚洲的领先地位,中国将不惜代价捍卫这个地位,如果形势所迫,也不惜一战,特别是和日本的领土争议上,中国将毫不让步。在习近平时代,中国的外交和军事有可能取得一个显著进步的标志——将成为亚洲的老大,这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外交史上的最大里程碑。过去几百年都未曾实现过。

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

    官方媒体2月17日报道,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该人士说,国家治理现代化将是习近平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的最大的贡献,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演化为一个民主和法制道路上具有现代政府管治理念的真正的执政党。可以形象的对习近平做如下描述:具有里根勇于改革的决心、普京维护国家主权的民族独立勇气,但他更会向李光耀学习新加坡执政党长治久安的经验,从蒋经国和台湾学习走向开放社会的经验,并向南非学习社会和解,跨越仇恨的宽容政策的精髓。从习李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国家治理的体制是转变为小政府、服务型政府。近日习近平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是中国社会开始走向成熟社会的转折性事件。

    该人士对这个提法做了解读,现代化治理的道路将只能在民主与法制前提下前进,这位人士认为,尽管设置任何时间表都没有意义,但一旦习近平的改革见效,中国民众的理念、党员干部的意识将脱胎换骨,这条道路必将引向一个由重生后的共产党参与的多党协商民主选举及在法治下的新闻自由的社会。

为了子孙后代几十年后还骄傲的称自己是中国人:支持习近平就是支持你自己

    该人士表示,对中国的发展、对于习近平的解读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一定坚信三点:

A)有耐心、有信心,不能急躁,只要不停下稳步的前进,就是进步;
B)13亿中国人的精神重建不是一朝一夕能建成的,也需要每个人的参与;
C)只有中国人自己可以救中国人,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改造中国社会,共建美好未来,不能寄希望于任何外来神力。

    目前,中共和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是一个往上走还是往下走的十字路口:往上步步艰难,往下加速很快。习近平勇于担当,敢于承担历史重任。如果他的改革成功,他将对中华民族甚至世界历史都功莫大焉。该人士呼吁,为了这个神圣的历史使命,和关系到中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所有人——包括全体民众、党员干部,甚至权贵和既得利益者,都应把小我放一边,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和我们的子孙在几十年后还能骄傲的称自己是中国人,支持习近平就是支持你自己。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4年02月25日 08:57 (星期二)附 件:1个(三篇 2-25.rar ) 查看附件

中国知识界已经官僚化黑帮化

----在北师大演讲的部分内容

辛可

    辛可,1973年生,原名辛梦尧,祖籍宁夏,现居北京,所习专业为历史学。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嬉笑怒骂,自成一格,描述了现实社会中最真实、最阴暗的一面。出版有《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逼下梁山》、《斯文扫地》等著作。

    以我的观察,现在的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的知识精英、文化精英,尽管个个装的很斯文,都是正人君子,其实很多都是口是心非,是标准的假货和水货,我把这种现象称为伪知识界与伪知识精英。我写《斯文扫地》,就是要撕下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的遮羞布,扒光了给大家看,到底是什么德行。为什么我可以写这本书呢,因为我就是这伪知识界中的一员,精英算不上,我也是个伪知识分子啊。我今天到北师大,跟同学们交流,就是代表中国的伪知识分子来向各位报告,让大家看看,我们都是些什么东西。

    那么什么是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呢?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把它归结为四化,就是官僚化、帮派化、货币化、剽客化。我们小时候一直被灌输一种东西,就是要好好学习,为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几十年了,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不敢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最发言权的是贵校的董藩教授。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中国的知识界和知识精英,是货真价实的实现四化了,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的官僚化。在《斯文扫地》里我说过,中国的学界就是官场。如果大家稍微留意的话,发现中国现在的文化教育界特别好玩,绝对是中国特色。你会发现,在许多专家教授的名片上,写满密密麻麻的各种头衔,实在写不下,就写在反面,最让人惊艳的是,教授、研究员后还来个括弧,写着XX级或相当于XX级,如此等等。虽然“学成文武艺,贷于帝王家”是中国的传统,可毕竟那时候社会分工不充分,读书人除了走仕途,实在也没有别的体面的饭碗。现在社会分工如此明显,社会为知识分子创造了很多体面的饭碗,还要括弧后来个相当于XX级。但凡有点成就的学者,很快就把学问丢在一边,先弄一个帽子戴上,从此每天琢磨如何让帽子更大、更威风。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在中国的各种象牙塔里,最威风的莫过于各种老爷,学究们只能靠边站,他们真正掌握着大量的公共权利和学术资源。只有头上有个乌纱帽,才能弄到大把的资源,把自己打造成各个学科的泰斗和掌门人。在这种气氛下,谁还愿意老老实实坐冷板凳呢?

    与之相反,官场上又是另一番景象,官员们喜欢在XX级后边加括弧相当于教授,中国的知识界是教授后边加括弧相当于XX级。余秋雨先生都名满天下了,我看见他在电视上还动不动自称是正局级干部,原来盛名天下尚不及正局级的大帽子唬人。这似乎很符合中国人所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难怪蒲松龄先生都71岁了,还要为小科长的位置奋斗不息;国家级风流才子唐伯虎为了名片上能加个括弧,甚至铤而走险玩高考作弊的把戏(有人说他是被冤枉了)。风流夫子孟浩然也要跑到长安城钻营,好不容易见到皇上,吓得爬在床下不敢出来,弄得非但不风流,简直是斯文扫地。在所谓的象牙塔里,装满了各种型号的老爷,他们掌握着资源分配权力,呼风唤雨、风流潇洒,似乎在为年轻一代的读书人昭示着奋斗的方向,坐冷板凳过时了,搞个乌纱帽才是人间正道。弄成这样,学术的自由与价值也就不用再提了。据说曹禺先生晚年追悔不已,跟他的老同学钱钟书等相比,自己碌碌无为混了几十年,荒废了老本行。可如果曹禺先生再生一次,故事会有第二个版本吗,我看不会。

    伪知识精英的剽客化。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此剽客非彼嫖客。嫖客是搞了人家要买单,也算是公平交易,剽客是偷了人家的,非但一毛不拔,还要贴上自己的标签。如果把剽客误读为嫖客,实在太影响古今中外嫖客们的声誉。眼下的伪知识界,真的有点像是剽客横行的时代。大家上网搜索一下,知识界剽客数量之巨、程度之高,足够让大家叹为观止。其中不乏文化名流、专家教授,甚至大学校长,至于那些小剽客,更是星罗棋布、不可胜数。中国如果指着这些大小剽客来创新技术、振兴文化,甚至获诺贝尔奖,真是千古笑谭。剽客们的作案手段很多,不妨在此列举一二:

    一是肆无忌惮地抄袭别人的作品,或在原作基础上重新演绎一番,或直接抄来为我所用,把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发挥到了极致。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大家到网上搜一下就会了然,一定能大饱眼福。

    二是雇人写作,然后署上自己的大名,俨然是某某行业的专家和权威。被雇佣的人良莠不齐,水平总是有限,其作品价值可知。很多人不学无术,却著述等身,都是得宜于剽客的作为。

    三是找个题目,连哄带骗从国家弄到银子,指挥学生和门人干活,以第一作者自居。象牙塔里的学术带头人,不少就是这样的货色。其行状有点像电影里的黑社会老大。学生和门人不干也不行啊,除非他不想毕业了。

    四是充分发挥新传播技术的功能,七拉八凑,动不动就搞出所谓煌煌巨著。文老师就是这样的模范。以前编一套辞书或大典,得集合成千上百顶级的知识分子干上好多年,现在洋洋千万字的作品,有几个高中生、几台电脑,几个月就搞定了。编辑《四库全书》差不多用了十年功夫,倘若国家级大才子纪晓岚先生地下有知,是不是羞愧地再死上一次。跟文大师比,纪晓岚先生也太没才、效率太低了吧。

    苏轼说:“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以剽窃别人为最大耻辱。可为什么当下的中国会突然涌现出如此多的剽客?原因无他,大家都不愿坐冷板凳,不学无术,不做剽客又能如何。再说大家都很忙,没时间料理学问,但为了升官发财、装点门面,又需要学术作品做装饰品、当台阶,剽客横行也就在所难免了。虽然做剽客多少要承担道德的压力,可跟名利地位相比,这点压力又算得了什么!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何况当剽客可以换来颜如玉和黄金屋,何乐而不为呢。

    伪知识精英的帮派化。欧阳修是宋代的大学问家,个人以为,在所为的唐宋八大家里,他的文章当拜第一,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朋党论》,大意是君子结为朋党,是社稷之福。如果欧阳修活到今天,看着正人君子结帮拉派,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兴趣写一篇《帮派论》。现在的伪知识界,在很多方面,都借鉴了民间社会一些帮派的弄法,呈现出帮派化的倾向。大家发现没有,为什么现在的文化思想界这么热闹,就是出现了很多圈子,类似旧社会的帮派,党同伐异,斗得你死我活。凡是不论是非,只要是自己一伙的,就极尽吹捧之能事,各种肉麻的大帽子往上堆,能想到的形容词一个也不放过,丝毫不考虑别人屁股的承受能力。给大家举个例子,易中天先生出了个全集,把那些说书的东西编到一块,青年领袖韩寒说,易中天真能憋,以他的成就,到现在才出全集!其实韩老师忙着玩赛车,没有好好读书,比易中天还能憋的人多的是,比如钱钟书先生,到死都不愿出文集。既然韩寒先生拍得这么起劲,易教授自然也要拍回去。为何,大家都是一伙的嘛。对于不是自己一伙的,就另当别论了,不但口诛笔伐,而且动不动要操别人的妈,甚至动手打人。比如说xx之乡那伙人,只要提起所谓南方系,且不看人家到底说了什么,就把汉奸的帽子送过去,满嘴脏话,不共戴天。这种不论是非,党同伐异,斗得你死我活的玩法,不就是过去的黑帮吗?有人说现在中国的文化界严重分裂,根本原因就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不讲是非。

    在学术教育界,更是这样,出现了各种小圈子,为首的说文明点就是学霸,头上顶个官帽子,门生故旧控制着各个关键岗位,各种公共资源和学术资源一把抓,俨然是某个专业某个行业的地头蛇,南霸天。你想在这个学术领域发展,对不起,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拜学霸的码头,加入我们的团伙,否则你别想拿到任何资源。就算你有点成就,我们也会群起而攻之,把你消灭掉。这些学霸和团伙控制着大量的经费和项目,号令天下,跟民间社会的帮派有什么两样。很多很优秀的学者,包括在国外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学者,为什么在国内就玩不转,没人待见呢,原因很简单,你没拜码头,你不是我们一伙的,想在我们的锅里分一杯羹,没门。

    类似的例子太多了,特别是北大清华这些重点大学,这种现象有没有,我想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我怕说出来以后没法混,就只好到此为止了。如果不打破这种帮派化的学术圈子,合理的分配资源,我对中国学术发展没任何信心。

    伪知识界与知识精英的货币化。在《斯文扫地》里,我写了这么一段话:当小人是生意,做君子也是生意;革命是生意,反革命也是生意;骂人是生意,被骂也是生意;标榜爱国是生意,做汉奸也是生意;衣冠楚楚是生意,袒胸露乳其实也是生意;做小鬼是生意,当钟馗也是生意。

    总之,一切都是生意,说得文明点,就是一切都被货币化,包括文化、学术、我们的良心都变成了人民币或美元。文化也好,学术也罢,不管嘴上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其实都是为了钱。跟失足妇女一样,我们也是出来卖,只是卖的东西有所不同而已。儒家讲“君子固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玩意都过时了。职业操守和知识分子的尊严在物质欲望前溃不成军,大家集体向孔方兄投降。当知识分子放弃精神追求,而选择以满足物质欲望为己任的时候,实际上真正的知识界也就轰然垮塌,只留下一个伪知识界来支撑门面。

    有件事我觉着特别好玩,就是易中天先生在各种场合,动不动就讲自己“站着把钱挣了”。就算他确实站着把钱挣了,有必要反复向全国人民强调这个吗?如果我可以全国人民的话,我想劝易先生一句,我们都知道你站着挣了,以后别再叨叨这件事行吗?只有曾经穷疯了的人,才整天显摆这种东西。话说回来,跟很多伪知识精英相比,易中天这样做,起码还比较真实。很多人明明站着、跪着、躺着把钱挣了,还标榜自己视金钱如粪土,装得挺像正人君子。我并不反对知识分子发财致富,知识分子就应该过得体面些,但我觉着衡量一个知识分子价值的标准,不应该是站着或躺着挣了多少钱。为什么现在连煤老板都看不起我们,原因无他,跟人家拼谁站着或跪着挣的钱多,人家能看得起我们吗?如果把文化、学术、良心、尊严都货币化了,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谁还愿意在象牙塔里,坐在冷板凳上做学问呢。

    最为可悲的是,就连宗教信仰也呈现出货币化的倾向。在《斯文扫地》里,我把他总结为主持老板化、和尚白领化、寺庙企业化、神仙货币化。其实就是一个字,钱。也许只有在中国,寺庙可以出租、搞各种公司、甚至搞连锁,完全变成经营机构。各位如果想创业的话,搞个寺庙经营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这也不影响大家的生活,照样可以喝酒吃肉、当官发财、交女朋友,甚至娶妻生子、养小三。你看那些主持的派头、说话的口气,不就是一个个大老板吗?最逗的是,在中国各种神仙都被货币化了,神仙变成了产品,成为某些人赚钱的机器。如果释迦牟尼自己要被上市,变成股票,会不会后悔千辛万苦搞这么个东西出来。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既然一脑门子发财的思想,你还出家干什么?看着那些顶着各种官帽子、一门心思升官发财的东西,你不觉着很好玩吗?我实在想不明白,对着那些被他们货币化、用来买钱的神仙,他们心里没有丝毫的畏惧之心吗?当神仙都变成人民币、美元的时候,你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还能有什么指望吗?而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知识精英,事实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种种绝不是中国知识界的全部,我已说过,除了这些活宝伪精英,知识界也有很多踏踏实实干活的人,他们是中国的希望。等中国的老百姓厌倦了活宝们的表演,他们的道德才华终将绽放出来,那将是中国知识界另一个光辉的时代。萧伯纳说:“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更美好。”对于中国的知识界,我也抱着与萧伯纳先生类似的期待,也充满信心,毕竟我还年轻,有的是时间。

 

 

 

 

中国的政治制度何以优于西方

新加坡文章

    新中国六十年历史,虽然常常分为两个三十年,但双方在终极目标上有一个共性,就是探寻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前一个三十年希望通过强调意识形态和主观能动性, 打破资本主义法权,以一种反现代化的方式追求新的现代化之路。后一个三十年则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标志,一路走过不平凡的历程,创造出时称“中国模式” 的全新现代化之路。

  中国的模式从被质疑到被全球广泛承认,得益于两点。一是它本身的巨大成功。中国在短短的三十年间超苏(俄)、意、英、法、 德和日本等称雄近、当代的强国,高居全球第二,成为影响世界的巨大存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四亿贫困人口脱贫,整个社会都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无可辨别的事实,自然令人心悦诚服。目前全球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最少十年、最多二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10年第一期刊登了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的文章,预测204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达123万亿美元,是2000年全球经济产出的将近三倍。 中国的人均收入估计将达8.5万美元,比欧盟高出一倍多,远远高于日本和印度的水平───中国从2000年的穷国变为2040年的超级富国。不过从中国自 己的历史来看,这三十年真正的伟大变革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从过去仅仅是上层的变迁转为整个社会的演变:中国不再是一个几千年以来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 开放的、纵向和横向流动的工业社会、商业社会,并几乎同时和世界进入信息社会。

  二是以美国为发源地、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动摇了全球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信心。BBC在27国2.9万人所做的调查表明,仅有11%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在正常运行,而有23%的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存在致命弱点,世界需要新的经济制度。另有51%的受访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系统需要规范和改革。而最悲观的是法国人,有43%表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全失去信心,认为需要彻底抛弃。这个时候,中国的成功自然就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更何况,同样是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却在危机中出人意料的再夺三项桂冠:汽车销售量超越汽车王国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出口贸易额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总量力压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这种顺势也飞扬,逆势也飞扬的非凡表现,着实匪夷所思,堪称奇迹中的奇迹。

  中国模式的优异表现必然引发全球对其成功原因的研究,目前也算是百家争鸣,呈一时之盛。从国民性的角度认为,中国勤劳、节俭,储蓄率高,从而为投资积累和提供了巨大资本。从全球化的角度又认为,中国具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是人口红利效应,因此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得以成功实施,并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认为,中美在七十年代的关系改善,导致中国打开国门,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和抓住西方产业转移的机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力量。从比较经济的角度讲,认为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有的研究者更细致于具体的经济、社会措施,如认为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是中国奇迹的根源,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等等不一而足。

  应该说,这些研究都一定程度的说明了中国成功的原因,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回避了政治制度因素----如果不是决定性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政治制度如果放到全球、两岸政治比较的视野下,就会发现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一党制,这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在欧洲,当英国、法国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上台之后,国家发展政策立即改变,要么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要么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富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助的政策,像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保险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富人减税、扶持财团的立场。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台湾在两蒋时代,还制订类似于大陆的“六年发展规划”,但民主化之后,就统统不见了。毕竟政党执政只有四年或八 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的了四年或八年以后的事情?再有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补贴上升了,但对农业的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益, 但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于短期分配却可以讨好民众,对政党的选票有利。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 积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积也是中国的两倍,却解决不了全国的温饱问题,而中国的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两倍。

  不仅对内政策处于不确定中,就是外交也同样。小布什时代就极力搞单边主义,到了奥巴马时代就积极主张多边主义。希拉克和施罗德时代,中法、中德关系极佳,但到了萨科奇和默克尔时代则急速逆转。台湾的民进党上台就挑衅大陆,国民党上台就推动两岸交流。这种由于政党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导致经常性的南辕北辙式的一百八十度调整,其严重后果可以想象。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二在于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三号航站楼,三年完成,这在西方连审批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然是万里之遥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法国、美国等国就是应对本身发生的突发事件时,都相当混乱和低效。2003年法国发生酷暑、 2005年美国遇到卡特琳娜飓风袭击,就是如此。在灾害极其严重的时刻,法国总统希拉克继续度假,直至假期结束。而这次酷暑造成全法上万人死亡!小布什总统则是三天之后才终止度假,去指挥救灾。而灾区早已成为人间地狱,以至前往救援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灾,以至他们叹息宁愿选择前往伊拉克!去年, 一场台风同时袭击两岸,大陆可以迅速疏散一百万人,台湾却应对无力,造成六百多人死亡和失踪的惨剧。

  低效率一向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其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正如宣布不参加2010年11月选举而震撼美国政坛的民主党参议员埃文-贝赫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为何离开参议院》的长篇文章中所说的:“解决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挽救经济、能源政策、医疗保险改革等关乎国家未来的紧急课题堆积如山,但国会却处于(什么工作都不能做的)瘫痪状态。”而国会不能工作的最大原因则是 “顽固的党派主义和不知妥协的僵硬思想”。他还指出在担任参议员的12年里,美国国会成员抛开党派之争,在美国这个大框架内团结一心的经历只是在2001 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出现过一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没有办法防范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然而危机爆发后,即使进行修正,也无法消除其后果,更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目前来看,更深层的危机是这种制度也阻碍新科技的产生和应用。比如在当前能源危机的时代,美国加州一家制造太阳能公交车的公司,在美国屡屡碰壁。因为这涉及传统汽车行业以及能源公司的利益,还有工会的利益,它们各个都有强大的游说集团。后来这家公司决定到中国来试试运气,却被广州市政府所接受,并迅速更换。显然,一个不被财团绑架 和影响的政府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决定。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三在于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民众最为不满,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党制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的结论?首先,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 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其次,中国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同一进程的国家(根据 总部在德的透明国际2008年数据,中国腐败程度列72位,印度85位,俄罗斯147位)。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罗斯的教训,才使得全球正视中国反腐的经验。第三,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尽管合法, 却无法改变其钱权交易的本质。就如同色情业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无法改变其钱色交易的本质。但合法化的效果是腐败减少了,因为这些行为已经不属于腐败。这就如同,色情业和赌博业在中国是非法的,中国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这自然要高于色情业和赌博业是合法的国家。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

  当然,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它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在一党体制下,有能力对之进行打击。中国的“双规”制度、实名举报制度、官员公示制度,就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空内,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现在名列亚洲廉洁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纪七十年代却是另一番光景。由于腐败过于严重,当时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打击,结果竟然引发香港警察暴动,将廉政公署占领。其腐败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腐败的有效遏制,根据西方的经验有三条:一是经济发展,可以高薪养廉、建立完善的银行监控体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钱权交易的合法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败的哪些国家都是最贫穷的国家,像民主了两百多年的海地,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与海地为伍的还有伊拉克、阿富汗等美国一手扶持的民主国家。而且在相近的情况下,越民主越腐败。古巴和朝鲜虽然也不是发达国家,但廉洁程度远远超过上述民主国家就是一例。一向不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的新加坡,亚洲廉洁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洁度在亚洲名列第二的则是中国香港特区。极为巧和的是,它们均是华人社会。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在一党制没有腐败刚性的前提下,也同样会达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是全球领先的廉政水准。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四在于这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词。这实是意识形态的想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证例)。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民主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如台湾的民进党时代),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者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最近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了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合人民币600 多亿,这个项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人为这么大的损失而负责。如果中国一个项目决策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责任人怎么可能会被放过?

   说起来,还是和民主制度脱不了干系。在民主社会,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有人追究吗?制造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吗?高达500亿美元 (近3500亿人民币)、持续数十年的马多夫诈骗案,有官员被追究吗?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这就是为什么,当台风袭击前夜,大陆的官员严阵以待,理由是:避免灾害发生。因为发生了灾害,当地官员是要被追责的。台湾的官员则度假赴宴。理由是:灾害还没有发生。

  当然,西方由于任期制的限制,官员往往有短期的过客心态。像台湾,除了台北和台中,各县市都巨额亏损,但各候选人仍然不断福利许诺,根本不管钱从何来,如何清偿账务。自己做的好,也未必连任(克林顿时代尽管如此成功,却无法保证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胜利),做的不好,如小布什,却仍然可以连任。政党利益往往高于国家利益。关于这一点,在奥巴马上任以来第一次的国情咨文中有着明确的评论:“我知道,两党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国民沮丧的是如今在华盛顿,好像每天都是选举日。我们不能每天只想着让对手成为媒体嘲弄的对象,不能永远抱着分出胜负一决高下的心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因为有权反对就拖延或阻挠所有法案的通过。在华盛顿,人们可能会认为和对方唱反调是游戏规则,无论自己的观点是多么虚伪和恶毒。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众有所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使民众对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国都变成天天像选举日,都无法承受两党的恶斗,更遑论其他国家。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西方一方面指责中国是党政一体,另一方面又认为执政党不受制约,但同时又承认中国出台的许多法律都是对行政权力进行约束的。既然是党政一体,对“政”的制约难道就不是对“党”的制约吗?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五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中国政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炼,可以说能力是最主要的标准。但在民主社会中,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奥巴马信伊斯兰教就肯定选不上)、性别(希拉莉的败选)、种族(黑人、白 人)、形象(如马英九)、是否会做秀和演讲才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前第一夫人希拉莉、布什父子总统),但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像奥巴马,仅仅做过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行政经验,结果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这在中国可能吗?

  此外,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往往选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至少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如果放眼两岸,其对比更是鲜明。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六在于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英、法、美三国均如此。台湾则比较独特,国民党代表主张统一的外省人,民进党则代表独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上台之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 群体。中央政府则借转移支付的手段,对同党执政的地方大力倾斜。

  造成多党制无法代表全民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选举。一个群体的利益要想得到保护和重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投票权。二是必须有相当的数量。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则无法受到有效保护。以法国为例,国民议会立法要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着传统罩袍。尽管法国有五百万穆斯林,而且主流持反对意见,但由于立法机构无代表,五百万在法国也是少数族裔,根本无法改变被决定的命运。目前在法国还有一百多万没有投票权的外国人,每年都要办理在法国的居留。但从去年起,每人要交纳三十至七十五欧元不等的费用。但却没有征得这个群体的任何意见。但是当法国政府决定仅仅增加门诊费一欧元的时候,就在全法国引起广泛争论和政党博弈。之所以如此不同,就是因为这个群体没有投票权,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选举还造成另一个极端。以印度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扫盲计划成效甚微。原因在于,扫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而地方政府对扫盲并不热心,原因之一在于文盲越多,选民越容易控制和影响,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选票。

   中国三十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保障体系,到后来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试点农村退休保障。整体上讲,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观的作用。这也是海内外研究学者所公认的。中国的这一特点如果和其它施行西方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更为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要么被民粹主义挟持,往往造成过量的分配,以至于损害政府长期分配的能力。要么被社会精英所把持,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又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的盛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操纵选票和误导民众更为容易。这已被无数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所验证。

  随着中国一步步的成功,制度性原因也越来越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焦点。 2009年年底,圣诞节前夜,法国时事周刊《视点》以八十页的规模推出中国特刊,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没有西方价值观说教,完全从客观的角度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对于中国的成功,则通过对汉学家Cyrille J.D JAVARY先生的采访,做如是说:“中国两千多年来,被单一政党领导。以前中国的领导阶层是文人儒臣,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在古代中国的国家科举制度,选拔了当年国家的最优秀人才,并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遴选、任命制度,为国家选备人才。今日中国,要加入共产党并不容易,候选者要经过被深入调查表现和多年预备期考评。对“共产党”一词的理解也颇有新意:“共”代表“共同的,给所有人的”,“产”字,表示“产能,或者‘生产方式’”,“党”字,代表“政党”。在 1921年创立共产党的时候,就将它定义为:“为全民谋求共同生产方式”的政党。今天,我们甚至也可以理解为,“领导中国为全世界生产产品的”政党。

   此外,2010年1月29号《纽约时报》文章发表卡特琳·本霍尔德的文章《随着中国崛起,与西方经济冲突也在增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认为,中国缺乏‘民主’是一个优势,让它可以做出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变革。香港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诸立力说:‘民主政体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它每天都要面临公众的压力,每隔一段时间要爱接受民意调查的检验。中国很幸运,可以作出长期的战略决策,然后将这些决策付诸实施。’”。什么是 “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变革?”比如计划生育。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几次推动计划生育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百姓会用选票把这样负责任的政党选下来。

  来自德国的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师,德国埃森高级人文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斯拉沃热·齐泽克,也认为“中国之所以发展得如此地快,不是因为其脱离了威权主义的统治,相反,而是由于这种威权主义统治所带来的。”

  不管他们使用什么语言,从什么意识形态出发,都认识到了中国的一党制才是中国成功的真正原因。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民族和文化的不同,有些看法仍然是隔靴搔痒。至少在我看来,中国一党制的成功,还在于做到保持了政治的独立性。

  其实不管什么制度形式,从政治本身上来讲就两种。一是政治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二是政治处于非独立状态。无论东西方,政治都是长期居有独立性地位的。西方政治失去独立地位的原因一是资本崛起,一是普选的产生。前者令政治受制于财团,后者受制于选民大众。

   虽然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专业化程度越来越强。政治这一行业也不例外。但在民主制度中,由于必须有选举,而选举上受财团的影响,下受大众的制约,从而导致政治本身失去了独立性。其后果就是社会的完全福利化(大众的需求)和经济危机化(财团疯狂追求利润必然的后果),然后经济危机和福利制度又相辅相呈,共同扼杀民主政治的生机。

  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处于独立状态的。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发展了“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 轻)、“天命”理论(西方是三权分立和制衡)。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时还发展出一套政治权力的自我制衡。

  清朝的覆灭、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没有改变中国政治独立性的状态和传统。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资本力量开始崛起,其影响力日增。但仍受政治权力的最终制约。

   正是由于中国政治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不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左右,才能充当中立的决策者和裁判者,也才能制订国家的长远发展规划,而不是进行短期的财富分配。如果中国采取西方的制度,2万多亿外汇储备将很快被各政党竞相许诺、挥霍一空。当然中国的的一党制也与其它国家的一党制有所不同。这既有民族传统的 “民本思想”的影响,也有历史上,中共本身就是源自工农的政党。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最终会形成什么模式,现在很难下定论。正如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说的“你是无法用旧模式中的词汇来理解一个新模式的”。 中国显然正在开创出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

 

 

 

 


唯一能够“毁灭”中国的战争样式

军事评论员 戴旭

2014-01-03

    2013年,世界无战事,但四处飞鸣镝。这一年暗伏的玄机,远比前几年局部战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要严重得多。

一、美国踌躇满志,奥巴马声东击西:中东偃旗,东亚擂鼓

    站在20世纪打败所有帝国挑战者的霸业基础上,美国21世纪的国家战略是:分割包围欧亚大陆三大政治力量中东伊斯兰世界、俄罗斯和中国,并使其进一步碎片化,以完成全球帝国的建立。

    历经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三任总统二十年接力征伐,美国在三条战线都取得了重大推进:对中东伊斯兰世界非亲美力量的扫荡接近尾声;俄罗斯战略空间已被压缩至格鲁吉亚和乌克兰 ;对中国的C形地缘战略包围也基本完成。

    奥巴马上任的时候,面前有三个战略选项:一是继续解决中东最后两个被包围成孤岛般的非亲美国家叙利亚和伊朗,彻底完成“大中东改造计划”;二是通过把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拉入北约 继续挤压俄罗斯;三是收紧对中国的战略合围,并伺机启动其潜伏在中国的思想同盟军,里应外合向心突击。

    俄罗斯在格鲁吉亚的大打出手和对乌克兰的断然“断气”行为,让美国感觉到北极熊的张牙舞爪绝不是虚张声势,中亚战线已短兵相接势难再进。权衡再三,奥巴马和他的执政团队选择 了和俄罗斯“重启”关系。希拉里于是推出“巧实力”,美国决定在另外两个战略方向上齐头并进(如此,美军留在阿富汗的战略理由已不充分,奥巴马于是宣布2014年撤军)。

    奥巴马第一任期最重大的战略举措,是公开宣布战略东移。美国务院推动成立排斥中国的TPP,以从外交、经济上孤立中国;五角大楼则宣布实施对华空海一体战,计划2020年完成将美国 海空力量的60%调集到亚太。政治、经济、军事组合拳挥向一再表示和平发展的中国。

    美国风起,亚太浪随,列国立即选边站队。个别国家如菲律宾和日本,还以嚣张的挑衅姿态跳上前台不断滋事。其中以日本走得最远:不仅置中日外交共识于不顾,新任首相安倍还摆出 “不怕被说军国分子”的顽固姿态,准备和中国全面对抗。菲律宾极力想把美国重新请回苏比克港。印度和越南则暗送秋波,阴为觊觎。

    以亚太诸小牵制中国之后,美国玩起了声东击西,虚晃一枪,魔手伸向突尼斯、埃及,并拳击利比亚,趁茉莉花革命之势,欲“火烧”叙利亚和伊朗。美国对叙利亚一度发出最后通牒, 英法也跟着呲牙助威。关键时刻,俄罗斯和中国全力斡旋,叙利亚暂时躲过一劫。这并不是美国买俄罗斯的账,而是因为美国还没有从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乌合之众中找到合适的代理人;同时 ,美国曾以民主“临幸”过的伊拉克、利比亚,爆炸、仇杀不断,而埃及民选总统又被军方强行拿下,让美国左右为难,心神不宁。斯诺登是另一个让奥巴马团队纠结的因素。由于这个横空 出世的揭秘者抖出了太多美国政府监听全世界的黑幕,一贯站在道义高地指责别人的美国像被突然摔了一脸狗屎尴尬不已。很显然,此时美国若再一意孤行采取军事行动,很难赢得舆论喝彩 和民意及盟友支持。美此时借故对叙发威,意在转移视线,俄罗斯以消除叙化武为由换美息怒,正好递一台阶。

    中国体躯庞大且核棒在手,非常规武力可取;叙利亚又一团乱麻难以下手,而智慧的伊朗人趁机摆出柔软身段。奥巴马索性“好人”做到底,不顾中东两个最铁盟友以色列和沙特的愤懑, 接过伊朗橄榄枝。一度剑拔弩张、狼烟遍地的中东到此竟偃旗息鼓,再次证明这个世界上只要美国不闹事天下便太平的事实。

    总之,在第二任期的第一年,奥巴马没有找到可以扣动扳机的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真的开始欣赏品鉴自己的奖章了。近代以来,在帝国目标激励下的美国总统, 无不以在世界上建立赫赫武功为第一政绩。不满足于第一任只斩杀卡扎菲的战绩,第二任期的奥巴马在下一盘更大的棋。继中亚战线收缩之后,它有可能在中东战线也开始收缩,对曾经志在 必得的叙、伊“按下不表”且听下回分解,以集中全球力量,用于亚太战线——再次虚晃一枪,重新瞄向中国。

    二、亚洲版“一战”的幽灵和日本的帝国记忆:新太平洋战争?

    2013之后就是2014,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整一百年。美国的战略家早已发现(其实是其全力鼓动、促成的结果)“亚洲当前情况跟1914年一战之前有一些有趣的类似”。而中日“两国 政府都不希望在历史敌人和当前的对手面前示弱”。美国战略家们于是想到,可以在亚洲复制一下百年前欧洲同归于尽的“剧本”。这就是美国对钓鱼岛争端不持立场的根本动机。

    同时,2014还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中国没有忘,日本也没有忘。日本选择2012年9月11日宣布“购买”钓鱼岛,是对美国战略东移围攻中国进行了全面研读之后,做出的重大国 策。从此时起,中日之间的争端从领土、资源之争,转向了战略之争。东亚的战略格局,从此走向真正的三国演义。美国希望挑起中日对决,使双方实力相互抵消一如欧洲之英德;而日本希望 作为美国战略马前卒挑战中国,引美中决战,日本趁机实现重新武装,实现西太平强国崛起。这在日本一些海空军将官——如前联合舰队司令五味睦佳的文章中毫不掩饰。

    眼下日本羽翼未丰,尚不敢对中国全力开战。但若中美对决,中国实力受损,而日本趁机壮大,最后则可对中国实施全力猛扑,再演甲午故事,中断中国第三次现代化复兴。

    美日各怀鬼胎,在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后各自的表现中已渐次凸显。日本一味蛮横,美国则两面三刀,一面用军机突防中国识别区安抚日本,一边又用美国民航向中国报备出卖日本 ,一边挑衅中国一面又讨好中国。

    2013年12月1日是奠定二战后期政治格局最重要国际法的《开罗宣言》发布70周年。但日本举国鸦雀无声,选择性遗忘当年投降书中的核心内容。联想到年复一年的历史争议,一个试图颠 覆二战结果的日本呼之欲出,而七十年前由于不满一战结果,德国开始复仇的一幕似乎在东亚“复活”。美澳菲“理解”日本重新武装,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国也支持日本在东海防空识别区问 题上的立场,又仿佛让人看到当年英法绥靖祸水东引的情景……俄罗斯也表态不对中日领土纠纷持意见。日本远交近攻大有成效。

    2013年中美俄日朝韩等亚太大国领导人几乎同时换届,新棋手,新路数,让2013一开年就不同凡响。

    毫不理会金融危机的深不见底,美国加速空天飞机和电磁弹射航母试验。继F-22“猛禽”和V22“鱼鹰”之后,“全球鹰”也开始进驻日本。美日太平洋军演密度不减,而调门开始拔高。 喧闹声中,日本放开了武器出口。这是日本强大工业转向大规模军事装备生产的第一步。这一年日本下水了第三艘事实上的航空母舰“出云”号。这是用中国赔款建造、又在入侵中国时担任 旗舰的一艘排水量近万吨的装甲巡洋舰的名字。日本以此命名新航母,带有明显羞辱并挑衅中国的历史意味。

    而中国军队除了歼-15飞速成军,“辽宁号”航母也以史上最快的速度成编队出训南海。习主席连续视察部队,提出“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与此同时,歼-20加紧试飞,歼31次第亮 相,无声助威。中国海军三大舰队联手远出第一岛链,同时与俄罗斯海军展开演习。

    朝鲜不甘配角,2013年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并发射卫星。作为战争前奏和准备工作一部分的军备竞赛正在亚太地区如火如荼展开。二战结束后,中美日俄战机第一次高密度地聚集在西太 平洋。战机的背后,是亚太各国政治家运筹帷幄,是全世界的屏息静气。

    2013年的世界,犹如一场惊涛骇浪来临前的狂风暴雨。这个激烈的序曲,事实上决定着东亚的命运和未来一个时期世界政治和军事的看点:由于美国全球战略和日本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军事态势将会继续恶化。而世界其他地区则由于美国的无暇他顾而呈现相对平静,俄罗斯将趁机在原苏联地区推进“一体化”。

    又一轮天翻地覆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大洗牌在酝酿。近代史上流血最多、死人最多的亚太地区将再次成为主战场。

    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静水流深的信息思想战:唯一能够“毁灭”中国的战争样式

    二战以来,几乎每一次美国的战略转移都包含着一场由新技术引起的世界军事革命,冷战是核武器,海湾战争是信息化,此次美国战略东移包含着的是由网络技术引发的网电空间战和信息思想战的混合物。前者被局限在传统军事领域,而后一种隐然成形的战争形态则突破军事概念。2013年发生的由境外某种神秘力量操纵,某些反中共、反中国政府、反华的势力群起响应, 啸聚在一些外资控制的中国门户网站上,连续发起围攻军人和爱国人士事件,遭到广大爱国网民的自发阻击。在国家相关部门的配合下,“网络上甘岭”阵地战取得阶段性胜利。文化搏杀、 思想争夺,网络大战虽无硝烟炮火,其实一样惊天动地,惊心动魄,对中国军事思想界的震动和启迪,将日益凸显。联想到二十年前拥有几万枚核弹头和近400万大军的苏军,被无影无形却无处不在的信息思想战彻底侵蚀、肢解的场景,联想到不久前被“推特”轻易推倒的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国家倾覆始于思想瓦解,网络时代“政权一夜垮台”的事实,让人不寒而栗。正所 谓静水流深,中国打击网络谣言引发境外“非民间力量”大举网络攻击等,已经显露这种新形态战争的端倪。而洪博培试图依靠几亿中国手机用户和网民“扳倒中国”的公开演说,也从一个 侧面证明“第五纵队”应该成为中国军事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舰、机,键盘,历史,现实,一切都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前所未有的新战争景观。

    电视和美元时代的信息心理战,是唯一能够打败苏联的战争样式,网络和美元时代的信息思想(舆论)战,也是唯一能够从理论上毁灭中国的样式。中国军人的眼睛,不能只盯着看得见的 敌人和他们手中的金属武器。网络时代需要全新的战争和反战争知识。

    甲午、一战、二战,苏联、东欧、中东,一个个历史的惨剧摆在中国的眼前,作为中国梦的历史背景参照。世界是残酷的,军事是多变的,战略是互动的。幽灵般的东亚战争会不会、何时会爆发,既取决于发起者也取决于应对者。答案在历史常识里,也在睿智的判断里。

    黑格尔说:雅典娜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到来的时候才起飞。乱云飞渡、暮色苍茫的2013年,战争与智慧女神的身影若隐若现。

    就在这一年,中国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启了新征程。12月26日,中国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同一天,安倍挑衅式的祭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不同寻常地引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暗喻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诞生于血火之中的新中国,不仅不畏惧强加的战争,还敢于主动迎接合理合法的战争,而每一次自卫战争都成为国家强力发展的助推剂;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注定要与光荣为伴,每一份血染的光荣都成为后世的珍藏。敲响战备的警钟,重塑坚定的信仰,唤醒无畏的人民,振兴战略性产业,我们的国家勇往直前,我们的未 来一片光明!!

    前进,中国!

 

 

 

 


发件人:zqw5000<zqw5000@163.com>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2月15日 08:20 (星期六)附 件:7个(大陆新娘台湾建党_率党员拜毛主席崇拜毛思想.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李敖十评毛泽东。 精彩而公正,文风不像李敖,内容基本可取

十评毛泽东

李敖

一、毛泽东的功过是非

    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翻天覆地,再造乾坤,20世纪的中国,有谁可与匹敌?

    激情学子,乱世英雄,投笔从戎,驰骋疆场,能文能武,出生入死,一介布衣而得天下,古今中外有几人?

    风云人物,盖世奇才,为所欲为,无所畏惧,敢教日月换新天。

    生当中国衰微之际,改造旧中国,使五千年中华推陈出新者,唯此一人耳。虽然,破旧立新,颠倒阴阳,洪流巨浪,横冲华夏,汹涌之势,迅雷不及掩耳,摧枯拉朽,涤荡九州,破坏之大、损毁之广,失误又何其多耶?

二、毛泽东的思想境界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思想,邓公也罢,胡温也好,莫能出其右者。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贡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造,在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化探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事求是,为民造福,放眼全球,保卫中华,伸张正义,抵制霸权。

    以中国之贫弱,而为全球所尊重,幸赖毛润之也。然而,功德不相济,利害总相随,有共工之力,无女娲之德,有刑天之勇,无孔子之仁,虽有大功,自满而亏,逞霸道之威猛而失王道之正,自遗其咎,功亏一篑,终未及无上之境界,诚为可惜!

三、毛泽东的哲学水平

   毛泽东的哲学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偏于道家,未及儒家,不得中庸之道,虽然长于哲学思辨,不以修身立德为本,奋勇终身,难免困惑。

    毛泽东是哲学家和政治家,他的哲学探索有一个伟大的教训,那就是说,纯粹哲学无论有多么“完美”,离开人生立德之本,虽有智勇,不能无穷。

四、毛泽东的政治得失

    毛泽东不愧为革命家和政治家,推翻三座大山,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创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共所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 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大义主张号召天下,使统一之中华独立于世界,使列强不敢再侵犯中华。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国力恢复,官僚阶级威风扫地,劳苦大众扬眉吐气,精神振奋,思想解放,革命成功,政治清明,为千古以来所罕见者。然而,自1955年“反胡风”和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特别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终于酿成了一场巨大的政治灾难。

    以毛泽东的阅历和经验,以毛泽东的学问和人品,何以铸成如此滔天大罪?深察其故,究其根源,毛泽东思想的缺陷就显而易见了。

    古人云,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毛泽东得天下之后,谦虚不足,骄傲有余,不修仁政之德,不求王道之善,逞雄斗狠,争强抗霸,一往无前,无暇后顾。结果,以暴易暴,矫枉过正,虽有余勇,过犹不及,自己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多所遗恨,追悔莫及。

    解放以前,革命的主要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毛选》之首篇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然而,所谓“攻守之势异也”!推翻政权需要造反、革命,巩固政权就要反革命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五、毛泽东的军事成就

    毛泽东是一位罕见的军事家。一介书生,不习刀枪,千军万马,指挥若定。

    出神入化的军事艺术,高瞻远瞩的军事思想,举世无双的军事谋略,取得了不可思议的军事成就。

    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和“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思想简明扼要,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军事哲学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善用奇兵,颇得出奇制胜的妙诀;调动敌人,深悟兵无常形之义。“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藐视敌人”,如此气魄,何人能及?

    20世纪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一页,恶斗不止,惨绝人寰,一将功成万骨枯。

    纵观人类百年战史,此起彼伏的苦战,多少生灵涂炭?死伤亿万,损失空前,徒然诞生出无数军事家,却不足以维护世界之和平。
以毛泽东伟大的军事成就对比他的政治失误,可见,战争是一种极有限的手段。

    兵家之不足,仁者之无敌, 可知矣!毛泽东长于战争,然而,好战必危,有伤大雅,惜哉!

六、毛泽东的文学造诣

    勤学苦读,手不释卷,终其一生,孜孜以求,虽学者不能过之。

    毛泽东的文学成就在散文和诗词方面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家。论者或以为空前绝后,浑如史诗般的绝唱,空前未有,后继者不可知矣!

    毛泽东的文章诗词,恣肆汪洋,可谓美矣!然而,雄霸之争,有损厚德,极富浪漫主义之美,脱离现实主义关怀,虽可谓之尽美,不能谓之尽善。何谓也?所谓“文以载道”,此中国传统文化之正宗也。

    非厚德不足以载物,非大道至德不足以正文,文章之道,大美出乎醇德,所谓“诗无邪”者,此乃中华诗教止于至善之宗旨也。毛主席诗词有屈子之风,虽尽骚人之奇,亦可以知不足焉!

七、毛泽东的艺术风格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个伟大的书法家,“毛诗”、“毛书”堪称双绝。毛泽东的诗词艺术和书法艺术以及他的战争艺术和政治艺术是统一的整体,相辅相成,互为关联,精神独到,意气纵横,尽情挥洒,狂放之极,实无愧于楚国之才俊也。

    真、善、美是统一不可分的整体,一旦有分别之心、隔阂之意,则真伪不可辨矣,善恶不能别矣,美丑不可分矣!所谓真、善、美的评判在于一心,心性本体合乎自然天道,本来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天性。

    惟其如此,人心可以知真伪,人心可以辨美丑,人心亦可以分善恶。现代文化成为分崩离析的“知识”散沙,真、善、美相分别,求真以为科学,唯美成为艺术,善德不修而修哲学,于是伪善丛生、邪恶不止,“神经错乱”和“精神分裂”成为普遍的“文明疾病”。“客观研究”使学者失去主宰,隔靴搔痒,缘木求鱼,不亦惑乎?

    《易》有“贲”卦:“白贲无咎”,此乃大美不言之意,中华美学之真谛,无上美学之境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乐而不淫”,其中大有深意,学者不可不察。以此判断毛主席诗词艺术和书法艺术,疏狂有余,严谨不足,虽然才华横溢,未见圆满正大庄严之象。惜哉!

八、毛泽东的人生成败

    人的一生是一个整体,功过是非,成败得失,往往是相反相成的。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有巨大的成功,也有惨酷的失败,伟大的胜利和严重的错误常常互为因果。惟其功盖天下,位尊中华,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成败。有人说,毛泽东的功过和成败要“三七开”,意思无非是功大于过。以人生成败而论,就要得出成功大于失败的说法。以成败论英雄,以功过定是非,固一时之短见也。无论“三七”、“四六”,或者“二八”、“一九”,根据是什么呢?主观臆断,感情用事,与古人无所损益,与今人无所教益,浑浑噩噩,终究是一笔糊涂账。
毛泽东的一生几乎涵盖中华民族的20世纪,毛泽东的人生成败是非恰好反映了20世纪中华民族的成败是非。

    今日评价毛泽东的意义不在于毛本人,而在于检讨中国百年道路。五四以后,中华民族的抗争历史不就是毛泽东的奋斗历史吗?大功大过、大成大败、大是大非、大喜大悲,不就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真实情景吗?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若以私怨和偏见,则难以有正见的结论。以公心论人物,只能以德为本才可以言得失。

    毛泽东的一生,急于功利,迫于形势,失德之处,在所难免,有开创之功,无守成之善,功败垂成,教训可谓大矣。

九、毛泽东的历史遗产

    毛泽东最大的功绩是创立新中国。立新破旧,主张通过“大乱”实现“大治”,在解放思想、振兴中华的历史转折时期,毛泽东的大智大勇具有扫除顾虑、开拓局面的作用,中华民族丢掉了历史包袱,奋勇图新,无所忌惮,启发思路,振奋精神,毛泽东思想对于20世纪的中华民族有发聋振聩的作用。

    然而,毛泽东最大的失误就是严重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在革命的疾风暴雨中操之过急,对立斗争太过,和谐统一不足,破有余而立不足,新旧截然而分,对于善恶是非缺乏应有的斟酌,急于批判,过于迫切,如此盲目草率,岂能辨别真伪?而所谓精华糟粕之论,缺乏依据,终究是无的放矢、一派空言。

    无论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败,无论毛泽东的英明与过错,他的一生已经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我们只有借鉴他的成功经验、吸取他的失败教训,继承这份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才可以保证中华民族的复兴走上正确的道路。

十、毛泽东的未来意义

    这是我们评价毛泽东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只有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才有前途!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最大的失误就是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导致新中国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方面的严重偏差,道德堕落,伦理败坏,以至于造成了全民族的信仰危机! 继承毛泽东的遗产,纠正毛泽东的失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恢复中国传统道德,这是毛泽东未竟的事业,也是毛泽东的一生给我们最大的启发。从三皇五帝到秦皇汉武,从孔夫子到毛泽东,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政统体系,继往开来,就必须把握毛泽东这个枢纽。毛泽东已经是我们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他给未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演变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不认清这一点就不足以认清中国的未来。

    毛泽东者,古今之奇人也。英豪盖世,才气过人,胆识超群,谋略非凡,遍观20世纪风流人物,非润之而何?然而,即使大大勇如毛泽东者,风云人物处于沧桑巨变中,虽有大功,难免大过,如何批判,颇费思量。
毛泽东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无数经历,多少是非?他那充满争议的一生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启发,权衡利弊,议论得失,是很值得玩味的一个中国经典。伟人已死,然而,他的经历和事业成为我们永恒的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本文以“十评”浅述毛泽东其人,以崇敬之心情和平静之心态,思之再三,可以息纷纷之说者,其唯德乎?虽有冲天之功,而无齐天之德,居功自负,非礼以娶江青,非法以任林彪,后患何其多耶?林彪之罪,江青之恶,无不在于毛主席失德之故。古今帝王,勤政爱民,俭朴节约,多才多艺,能如毛泽东者,实在屈指可数!然而,道德涵养稍有缺憾, 虽有毛泽东之奇才亦不足以解除困厄,不能自拔,何以救世?
《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信然。

 

 

 

大陆新娘组建中华生产党 率党员拜毛主席 崇拜毛思想

南方周末/环球网

2013-07-07

    远嫁台湾22年的“大陆新娘”卢月香,3年前在台湾创立了“中华生产党”,目前人数已达3万2000人,成为一股新兴力量。据悉,卢月香最近与国民党黄复兴党部谈判,计划让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其下设的“新移民委员会”,来换取一席“立委”的保送名额,一旦成功将是大陆移民在台湾获得的最高政治地位。

    感受到早期赴台的大陆新娘普遍受到歧视,卢月香为了换取尊严、争取更多陆配权益,先是创立了“中华外籍促进会”,后来觉得光是协会力量也无法提升地位,因而改变策略筹建了新政党“中华生产党”,才1年的时间就有2万1000名党员,截至今年6月为止,人数更攀升至3万2000人。

    自称是台湾最大的小党,卢月香谈到,中华生产党的党旗以蓝色为基底,代表“一个中国”的蓝营,左下角则镶有5颗红星,如同一面“蓝色”的五星红旗。卢直言,当时设定颜色时就想“愈蓝愈好,最好蓝得发紫”。

    据报道,以毛泽东思想教育全党,并形成“卢主席思想”的卢月香,4月份曾带领近百名党员到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突然跪下磕了3个响头,卢月香说,“想让台湾的立法委员、将军也来跪毛主席”。

    卢月香7月1日开始和国民党黄复兴党部谈判,规划让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其“新移民委员会”,争取一席保送“立委”名额。报道谈到,若协调成功,这将是大陆新移民在台湾获得的最高政治地位。

    2013年4月19日,北京下着小雨,47岁的台湾中华生产党主席卢月香顶着雨走进毛主席纪念堂。跟在她身后的是抬着花圈的近百名中华生产党党员。

   副主席杜润坤记得,大概是绕着水晶棺走到一半的时候,卢月香突然跪下了。像是多米诺骨牌一般,一个接一个,党员们也跟着他们的主席跪了下去。卢月香磕头,他们磕头,三个响头后卢月香起身,他们跟着起身。

    没有人问为什么。“我想让台湾的立法委员、将军也来跪毛主席。”卢月香说。

    2个多月后,7月1日下午,中华生产党主席卢月香走入台北市一家餐厅,开始与国民党黄复兴党部的谈判。如果谈判成功,中华生产党党员将以个人身份加入黄复兴党部下设的新移民委员会,而中华生产党将获得一个“保送”的“立法院委员”名额。

    “拥有自己的‘立委’,意味着在台湾政坛真正拥有自己的声音。”长年为卢月香提供政治建议的世新大学历史系教授曾祥铎说。

    “立法院”是台湾地区最高立法机关,若卢月香或中华生产党的“大陆新娘”成员成为“立法委员”,这将是大陆新移民在台获得的最高政治地位。这意味着,日后大陆民众将可能在台湾“立委”打架的电视新闻中看到卢月香或是其他大陆新娘的面孔。

    随着卢月香在台湾时间的增多,她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的认可越来越深,“当年一个人打下天下太厉害了。”她认为只有学习其成功经验,才能推动台湾统一。

    陈露介绍,党员小组成员会定期地向新成员介绍生产党理念,“主要是宣传卢主席的思想”。

    “卢主席思想”的核心是“树立集体观念,互帮互助,为统一不懈奋斗”。“每个党员都要把自己看成集体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学习毛主席奋斗史,加强两岸统一信念也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党部每周三会组织会议,会上大家讨论各自的生活、思想上遇到的问题与困难,大家共同解决。开会时卢月香无法到席,她便传一段视频回党部,“党员们看到主席就开心很多”,陈露说。

    “卢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这已是中华生产党每个党员的共识,学习主席奋斗史,体会主席思想更是每个新入党成员的必修课。

    此外,党部成员还会定期组织学习舞蹈,如东北二人转、云南傣族舞蹈等,学习结束后会在广场上集体表演。每次表演前成员都会说:“我们是来自中华生产党的舞蹈队。”“台湾人很少见到这么多人跳广场舞,很新鲜。”副主席杜润坤说。
 

 

 

 


发件人:zqw5000<zqw5000@163.com>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2月19日 13:35 (星期三)附 件:1个(精品文集7.rar ) 查看附件王蒙:毛泽东为什么非搞“文革”不可? 日期:2013-08-06 07:43:34 作者:王蒙 浏览:2217 评论:2

  照妖镜按:王蒙,这位八九十年代鼓吹“躲避崇高”论、羞羞答答为“追求堕落”正名的前文化部长,近年来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不得不正视毛主席伟大而崇高的一生。从下文可以看出,王蒙对毛主席发动文革初衷的认识还是比较客观而准确的。但不知王蒙是否能够意识到,自己正是受了毛主席营造的打破一切组织结构去追求彻底平等的思想和社会氛围的启蒙,才由学生时代就加入地下党的革命青年变为了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既然要彻底平等,每个人人格就也要平等,而在多数人无法崇高的情况下,就只有集体堕落才能实现彻底的人格平等。其实,中国革命本身就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很深,尤其是文革期间一度使无政府主义思潮广泛传播,自然会造就出一大批王蒙式的人物。

毛泽东为什么非搞“文革”不可?

王蒙

  我相信1966年的中国,“文革”已经是在劫难逃了。

  毛泽东是极富创意的不停顿地进行革命的人。他心比天高,才比天大。他来到地球上就是来干革命的,是造全世界的反的,尤其是要造那些比他与他的国家强大富裕自命优越的大人先生们的反。就像帕瓦罗蒂,他是来给人类唱歌的,不唱了,他也就离去了。

  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词《沁园春·长沙》有句曰:“粪土当年万户侯”。其实,毛泽东更有兴趣的是粪土当今万户侯、万卷书、亿万富豪。
  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有著名指示曰:“要敢于摸老虎屁股”,即要向强大者挑战。1965年,印尼总统苏加诺,退出联合国,首倡在奥林匹克运动以外另搞一个新兴运动会等,乔冠华趁着酒劲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苏加诺敢摸老虎屁股”,受到了毛主席的好评。一说是在对苏加诺表示支持的一个外交声明里,毛泽东给加上了“苏加诺摸了老虎屁股”的字样。为此还引起了前苏联外交部的自以为是的责备:“怎么能用这种低俗的词儿?”

  是的,毛泽东一生,他要摸国民党蒋介石的老虎屁股,他干脆赶走了这位老虎。他百分百地成功了。他要摸美国与联合国的老虎屁股,他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要摸前苏联这个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头号老虎的屁股,他也基本成功了。他干脆摸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屁股(除了与咱们站在一起的阿尔巴尼亚与对苏闹独立性的罗马尼亚),他也没有吃亏。他也摸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虎屁股,痛痛快快地骂了法共与意共。他摸了地主老财的老虎屁股,搞得地主老财哭爹叫娘,魂飞天外,并消灭了这个阶级。他摸了资产阶级的老虎屁股,只动了一个小姆指就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君谈笑定“资”“社”。1957年,他摸了大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的老虎屁股,其实,一摸就知道了,不是老虎而是老鼠最多是呱呱叫的青蛙的几乎体量等于零的小屁股,对于他老人家来说,实在是不堪一摸。在1958年,他要摸的是整个经济规律与经济体系的老虎屁股,他受挫了,是严重受挫,使老人家深感郁闷。而到了1966年,他摸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各种党阀军阀(他的话)的老虎屁股了,他要粪土这一切现有的自己的体制与权力运转机制了!

  20世纪60年代,“三面红旗”的受挫使毛泽东稍做调整,接着不是转弯而是一不做,二不休,变本加厉,干脆把“革命”往更加彻底的方向猛推。他老人家益发愤怒与蔑视世界上已有的所有社会体制和它们的代表人物: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前苏联式计划经济的、社会民主党与工党式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他都看不上。他认为,这所有的体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压制大多数,保护少数,使不平等变成永远。这一点在“文革”后期他谈“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最为惊人,也最为高深莫测。

  这一点他与列宁不同,列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在1989年底,前苏联解体以后,我听到过咱们的一位喜欢琢磨事的部级领导干部讲,资本主义大国要搞对我们的和平演变,优势在他们那一边,我们的应对方案就是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就是说靠组织的力量抵御演变。他的话应该说完全符合列宁的教诲。

  但是请看,天才的,集诗人、哲人、统帅、舵手、领袖气质于一身的毛泽东与列宁不同,他相信自己的史无前例的思想与艺术,相信群众,相信人海战术,却并不那么迷信叠床架屋的组织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车越坐越好,房越住越宽,脾气越来越大的官员(以上的说法是毛自己讲的)。他不相信正规的组织原则与组织程序,也不那么相信他的同僚战友。确实他的思想冲天震地,很难找到同道,叫做曲高和寡,与俗鲜谐。有时候他自己也可能解释不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他要求革命的彻底性,再彻底,再彻底彻底,永不停歇。他领导的时代,最喜欢批判的一个思想观念就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也就是说,他的革命机体是永无码头的海轮与永不停站的机车和永不落地的飞机。

  他决不俯首给任何组织,包括他个人缔造的与领导的组织。他有一个党章中没有规定过的工作方法:动辄搞一个五人小组、七人小组、联络员,这些非正规军一出现,就把其他的什么组织都管住乃至作废了。尤其是“文革”中搞一个“文革小组”,使政治局、书记处靠了边,甚至变成了“革命对象”。有些地位远远无法与毛主席相比的人,掌握芝麻大的权也要搞小组与联络员,以便拉帮结伙,整治对手,这其实是非组织活动了。

  主席整整一辈子,从来都是强调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却很少提建造制定什么法制规范。

  1966年“文革”中,他的发动红卫兵砸烂党委的各级领导组织体系的做法令人瞠目结舌。他所做的不似政变,恰似政变,至少像是解散内阁、国会与全部地方政府。更加罕见的是以领袖与导师的身份走上长安街头——天安门城楼,一次又一次地检阅快要发狂了的红卫兵小将;这几近于是发动街头斗争。他的反对御用红卫兵的说法令人想起“右派”反党的语言,不免晕倒。他的直接号召群众发动群众的艺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了军队他要紧紧拉到自己这一边以外,什么级别,什么官位,他都置若罔闻。他可真让人喝彩,让人高呼痛快,让人坚信这样的人物中国几千年才有一个,世界几百年才有一个(语出林彪)!

  从1949年,他几乎没有一年、没有一个月、没有一个星期好好反思一下调整一下休息一下过。他马不停蹄,不断策划,不断发动,不断号召。他左一拳右一脚,左一掌右一推拿:“镇反”、“肃反”、土改、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丁玲、批判赫鲁晓夫、“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彭黄张、批合而一的杨献珍、批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周谷城、批文联与所属各协会已经滑到了裴多菲俱乐部的边缘、批周扬并说准备派一个团把周扬轰下去。农村也绝对不是世外桃源:一年一年的整社、农村“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来又发展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也不知还要清什么),中国的历朝历代,从没有哪个政权能如此深入村落与农户抓政治运动的。

  此外城市“三反”、批《海瑞罢官》、批周信芳、批前苏联导演丘赫莱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最后,据说是在杭州西湖畔,风光绮旎秀丽醉人,有人甚至说那是一个消磨斗志的地方——刘庄或者汪庄高级要人宾馆,策划了史无前例、搞得鬼哭狼嚎却又风云激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总是有一个感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解放起来比设想的要困难得多,知识分子在压迫他们,官员干部在压迫他们,境外的帝修反在压迫他们或诱骗他们……这样下去,早晚新中国会走旧中国的老路。他甚至感觉革了那么大的命,这个社会早晚会变得与旧社会差不多。而前苏联的经验警告他,如果革命停滞不前,如果革命不彻底,如果共产党只知着眼于执政做官收税修桥修路发展经济,如果“只管粮棉油,不抓敌我友”,那么他的一大二公的理想只能作罢,中国的前途只能是与前苏联一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尤其是他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事业将会完全失败,不但会失败,而且会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抓住他在上述事情上的瑕疵来攻击他,来鞭尸……

  所以要趁着他还有强势的时候,再打几个大仗。  

 

 

 


《晚年周恩来》严重丑化毛泽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李捷

2013-10-14

    【核心提示】近些年,有人借“反思”之名任情曲解“文革”,实在不应该。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多处罔顾历史事实,用个人想象代替客观描述,用断章取义代替理性分析,用成见和情绪化看法代替公允的结论,这样的“反思”,究竟有何价值和意义?

    近些年,有人借“反思”之名任情曲解“文革”,实在不应该。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多处罔顾历史事实,用个人想象代替客观描述,用断章取义代替理性分析,用成见和情绪化看法代替公允的结论,这样的“反思”,究竟有何价值和意义?这里我们仅就此书中涉及毛泽东的一些问题,稍加分析,相信读者从中可一斑窥豹,明辨是非。

    此书是以一则关于毛泽东放鞭炮的小“故事”开始的。故事发生在周恩来去世后三周的除夕之夜,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让人放了一大阵鞭炮。除夕夜放鞭炮是中国人的习俗,毛泽东此举怎么会有“寓意”呢?可作者却认为这是毛对刚去世的周恩来的“大不敬”。但事实是,作为当时在场的见证人,张玉凤在《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中是这样回忆的:1975年除夕夜,身体极度虚弱的毛泽东听到“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读至此处,我恍然大悟,所谓“鞭炮事件”不过如此,和周恩来去世毫无关系。

    作者抓住鞭炮做文章虽只是文学性颇强的一个“引子”,却为全书奠定了基调,即周恩来的晚年时光迷雾重重,大有玄机。为了填充这个预设的叙事框架,作者像位徇私枉法的历史判官,使用各种手段让“卷宗”看上去更加可信。《晚年周恩来》对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手法非常娴熟。比如,书中称,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出于内心恐惧感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的先发制人之举”,随随便便就把毛泽东发动“文革”想象成了一种权谋。还称:“对于斯大林之死,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确出自毛泽东之口,但它真实的含义也不是像书中所言,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喜的是揭开了对斯大林神化的盖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使大家敢于讲真话,敢想问题;忧的是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因此毛泽东也担心中国出赫鲁晓夫,并逐渐把在工作思路上与自己屡次不一致的刘少奇看作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这是可以理解的特定时代思维。《晚年周恩来》却含混时间界限,以偏概全,来误导对这段历史并不熟悉了解的读者。

    为了指证毛泽东的所谓“老到权谋”,《晚年周恩来》揪住“伍豪事件”不放,做足了文章。书中谈到的发生在1967年的“伍豪事件”,事实本来很清楚,是江青等人故意制造事端,企图诬指周恩来为“叛徒”。面对“伍豪事件”,周恩来力陈事实真相,并整理上送毛泽东。经毛泽东严词制止,江青等人暂时作罢。在这个事件中,周氏每每渡过难关、险关,也和毛泽东对他一如既往的支持、信任有极大的关系。发动“文革”,推动“文革”,维系“文革”,毛泽东离不开江青等人,更离不开周恩来。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真实。

    书中对“伍豪事件”的叙述过程,大体上是客观的,问题出在作者的旁白上,这些旁白,就是想说明毛泽东是一个“深谙统御之术”、一贯耍权谋的人。比如书中的旁白称:毛泽东此刻无意整周恩来,但也不想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控制他的机会。对周在“文革”中的暧昧态度,毛虽说不高兴,但需要依靠他应付乱局,所以一直采取某种容忍的态度。毛对“伍豪事件”故意不表态,使其“从此成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余生一直笼罩在这一阴影之下,挥之不去,是他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这一大番话,没有注明依据,是作者的主观推断。实际上,关于“伍豪事件”,毛泽东先后做过两次批示。1967年5月,毛泽东对周恩来报送的材料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毛特意在“存”下划了两道粗杠。这个“存”字,在当时的含义很清楚,就是不声张、不扩散、不追查的意思。这和社会上的纠周批周之风是个鲜明的对照。至于把周恩来送的材料批给林彪和中央文革的成员看,这正好是5月17日江青送阅造反派找到的“伍豪事件”材料的范围,带有澄清的意味。这怎么能说是“故意不明确表态”呢?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又作了第二次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把这两次批示联系起来看,毛泽东的态度是明确的,对周恩来是信任的。第二个批示,早已公布于众,《晚年周恩来》却没有提及。这如果不是掌握史料有严重缺失,那就是有意回避了。

    为了给毛泽东的所谓“权谋之术”添油加醋,作者不惜倒打一耙,颠倒是非。照《晚年周恩来》的说法,林彪并非搞阴谋的人,倒是毛泽东在搞阴谋。请看:“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是被毛泽东拉下水的”;“选择林作为接班人,不过是为了斗倒刘少奇的权宜之计”;“九大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成为毛的一块心病。毛遂开始用心机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林彪在“文革”中发迹,并非偶然,除了他和毛的特殊历史渊源之外,更是其长期经营的结果。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林彪就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取而代之。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纷纷检讨“大跃进”失误之时,他又趁机大讲毛泽东的一贯正确、一贯英明,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毛泽东发动“文革”,林彪并非一身清白,而是起了推波助澜、趁火打劫的作用。在用人上,林彪更是乱中取利,力保亲信,排斥异己,用自己人来填补动乱造成的权力真空。林彪集团在“文革”中形成并迅速膨胀,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尤其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林彪集团的动机已比较明显。连作者也承认林彪在九大时“暗中做了手脚,在全会各组私下串联,营造声势,企图上下结合,一举搞垮张春桥”。可见,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所作所为是一次有组织、有目的的行动。他们想利用其在组织上的优势,借设国家主席的幌子,操纵整个中央委员会,达到“清君侧”、逼毛泽东就范的目的。《晚年周恩来》却不顾自己在书中叙述过的事实,借林彪之口硬说:“在林彪看来,这是毛预设圈套,成心整人。先是在他讲话上的问题上欲擒故纵,诱骗自己上钩,然后又翻脸不认账,大兴问罪之师。”这与其说是在史实基础上的分析,毋宁说是有意混淆是非曲直,为其预设的扬林贬毛的创作意图服务。

    《晚年周恩来》在周恩来病逝问题上浓墨重彩,做足了文章,总的指导思路是想证成毛泽东已厌弃周恩来,对身罹重病的周毫无顾惜之意,既拖延其治疗,又加大批其力度。该书还做出种种暗示,似乎毛是借故不出席周的追悼会,也未作任何悲痛的表示,甚至“认定周已经成为党内外翻案复辟势力打出来的旗子,如果要深入批邓的话,就一定要联系批周。这才是毛拒绝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

    关于所谓毛泽东拖延周住院治疗的情况,该书作者早就撰文解释过。这篇文章发表在1986年1月4日《人民日报》,题为《在最后的日子里》。作者那时已承认,周恩来为顾全大局,“强支病体,靠输血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抱病操劳”,比较客观地叙述了周因忙于国事而延期住院治疗的情形。事实上,只要稍翻材料,我们亦可知道周恩来在病重期间仍在进行繁密的政务活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许多事情只有周恩来亲自处理,其结果才更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对此,我们只能有一个词来形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同一位作者对同一件事做了判若两人、前后矛盾的描述,孰真孰伪,相信读者自有明断。

    《晚年周恩来》称:“周恩来在治病的问题上,却无法像普通人一样为自己作主,一切要听由毛泽东的摆布。”笔者在《周恩来传》里翻到了周在1974年3月8日的一个批注,就是对医疗组拟定的《检查治疗方案》写的,其中说:“根据目前情况,病者倾向于这次不做手术切除。”同一天,周就此事给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表示:“治疗方针仍按照你们原报告在这次施行膀胱镜检查,如可能仍采用通过膀胱镜进行电灼或者电切除;如因病情变化,需采用手术切除,则此次不予考虑,以后再议。”这次住院检查治疗,大体上就是照这个意见做的。

    稽诸史实,周恩来的逝世,实际上对毛泽东的打击是相当大的。他虽然在许多方面不满意周,甚至认为周太软,但对周的兢兢业业、忠心耿耿是毫不怀疑的,在维系党和国家的日常运转方面也离不开周。“文革”期间,每当周出现危难之际,毛总是出以援手;每当党和国家需要恢复正常秩序的时候,需要落实有关政策(如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文艺政策、教育政策等)的时候,毛也特别需要周的有力帮助。这是周屡经磨难而始终不倒的基本原因。

    《晚年周恩来》中对毛泽东的丑化,处处可见。通过上述几例,我们不难发现该书是在给读者灌输一种图解历史、演绎历史的观念。读了这部书,总感到作者是在用一种思想意向拉着读者走。在这种思想意向背后,又若明若暗地隐含着一种强烈的情绪。正是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作者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告别过去,完全抛弃了自己的过去,否定了自己的过去。然而,这种历史情结,并不是一声“再见”就能挥之而去的,它已化作潜意识深藏在作者心中,通过《晚年周恩来》这部书发泄出来。尽管作者看过不少档案材料,书中引用的史料确也不少,但因为笼罩着这层厚重的潜意识,就使得该书成为一种主观意图主观色彩浓厚、颇为情绪化的宣泄物,从而违背了历史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史德既不存,史识安在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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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已大大降低

资中筠

    在封建皇朝的时候,顶撞皇帝是要杀头的,甚至要灭族的,但是那时还有人敢于据理力争,面折廷争,为什么到了上世纪5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完全犬儒化,丧失了人格,没有了这种骨气和气节呢?过去皇朝时代,皇权是法统,儒家之道是道统,二者是分开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各自独立的。所以儒生就有一份自信,他可以告诉皇帝,哪些事情做的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哪些是不符合的。

    1949年以前,知识分子们反对国民党,也是因为他们对正义的要求比较高,对国民党的腐败受不了,觉得社会非常黑暗。但是现在呢,这些人都已经麻木了,正义感已经非常淡薄了,对过去不可容忍的事习以为常。49年以后,“导师”和“领袖”合二为一了,所有的理论都要出自权力中枢,这样一来,就把判断是非的能力给收缴上去了,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自信。

    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再启蒙”时期,理想主义被唤起来了,人们思想活跃,留下一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可惜,“再启蒙”时期太短,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了。只要有点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说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着可能失去很多东西。一方面觉得犯不上,一方面也没有信心。

    所以,现在我感觉到沮丧和失望。我发现,最关心现实、最敏感的倒是80岁以上的人。如果不去想,本来大家都过得好好的,包括我在内。但是我们这代人都有这个习惯,非得去关心社会正义、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往远处多想一点,就忧心忡忡。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种共识和道义的力量。 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很奇怪,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实际上是为专制主义服务。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国学也热起来,好像这样就爱国了。其实,现在“国学热”受到鼓励是为了抵制普世价值。一百年来都是这样,每当改革到攻坚的关键时刻,老一套就又回来。接受了船坚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业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时候,“国粹派”就出来了,反市场经济的民粹主义也出来了。他们说,我们国家原来就是很好的啊,甚至有人说自古以来就没有落后过。

    金钱能够收买人,也能够腐蚀人,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比起上世纪80年代来,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倒退了。从传统来看,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都有参政议政的愿望,“帝王师”当不成,就当谋士,用时髦的话叫做“智囊”或“思想库”,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往往为求见用而迎合,还是不能独立。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好改变眼睛向上,然后更加独立地去好好考虑一些问题。当前我们需要再启蒙。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高高在上去教育别人。其实“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例如我自己就经历过长期自我启蒙,在这过程中也受到过许多人的启发。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与“西化”或外部压力无关。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现在空间还是有的,有多少空间利用多少空间,尽人事听天命。现在毕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已经思想多元化了,有好多亮点,能够看到这里那里经常出现一些好文章和思想,问题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亮点连成一片?这就是启蒙。所以,现在是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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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要武传说”在中美不同的命运

胡新民

2014-02-10

  最近宋彬彬就在“文革”运动期间未能有效阻止暴力行为的道歉引起广泛的关注。与此相关的是“宋要武的传说”再一次成为话题。从1980年代起,“宋要武的传说”就广为传播,在某些名人学者的笔下似乎成为了正史。

  有位经历过“文革”运动的名叫千家驹的知名人士在《自撰年谱》中写道:“不是有一个女孩子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吗,在检阅时,毛说‘文质彬彬,要武嘛!’于是她改名为要武,她与人作杀人比赛,有一红卫兵打死了六个,她为了胜过别人,就打死八个。这都是真人实事,如非身历其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都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法西斯暴行,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黑暗恐怖时代。”还有位叫徐友渔的学者也在书中写道:“现在不少回忆文章都提及作者在目击女红卫兵打人之狠和虐待人方式之残忍时的震惊心理。如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就是被一些女红卫兵打死的,而且死后还暴尸校园。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套的宋彬彬。1992年香港《开放》杂志有文章,提到她亲手打死九人,后来有文章更正,说确凿的数字是七人。也许,她的动力来自毛泽东接受袖套之后鼓励她‘要武’。在文革前,毛泽东就鼓励并赞扬中国青年女性‘不爱红装爱武装’。宋彬彬也立即把名字改‘宋要武’。”

  上面两位说的“真人真事”拿不出任何证据,但却言之凿凿。实际上,宋彬彬当年的几乎所有的老师同学都证明她不但从未改名为宋要武,也从未参与或组织过任何打人等暴力行为。在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中她曾与同学两度劝阻殴打卞校长的暴力行为,并参与抢救卞校长。但1966年8月18日她与毛泽东在一起的照片使她格外突出,《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的冒名文章更使全国人民都相信她改名为宋要武。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接见她的第二天,即1966年的8月19日,她就公开宣布退出了运动,不久后成了“逍遥派”。为查明这段历史真相,后来师大女附中校友历经7-8年时间,将采访到的上百位师生的访谈资料汇集成专辑。这些资料证实,宋彬彬讲的是确实是真话。而流行了数十年的“宋要武传说”,只不过是一种有意无意的“误传”而已。

  这样的传说在中国至今大行其道。但在美国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2002年,宋彬彬发现了一本美国出版的关于性学的研讨文集,这本书是西方许多大学的参考书。书中有一篇美国学者Emily Honing的文章,内容以女附中8月5日事件为例研究女性暴力。Honing从没到北京和师大女附中做过调查,她的主要依据是一篇女附中原高一3班学生写的文章。美国朋友们认为她对宋彬彬的指控很能吸引西方人的眼球,以致西方学者读此文后都确信宋彬彬就是八五暴力事件的组织者。因此,不单是Honing,连为此书作序的一位世界著名的性学权威,也在序言中专门挑出Honing的文章,以宋彬彬和宋任穷为例来讨论问题。当时许多在美国的中国学者都很气愤,认为宋彬彬应该出来澄清历史真相,不能放任那小道消息或谣言由野史变成正史。因为这种书是在西方正式出版,西方大学都用它来当参考书。

  有人建议宋彬彬以失职、诬告及名誉诽谤罪起诉作者、序作者和出版社,还有人帮助联系好了律师。后经一位美国朋友居中沟通,使宋彬彬了解到,Honing是错在没有去北京和女附中实地调查,偏信了别人的文章;而出版社和序作者又都相信了Honing和前面那篇文章,他们都承认犯了学者不该犯的错误。由于美国朋友的调停,宋彬彬最终没有走法律程序,同意了由作者、序作者和出版社在一家著名学术刊物《亚洲研究通讯》(Asian Studies Newsletter)上向宋彬彬公开道歉。

  下面是《亚洲研究通讯》致宋彬彬的道歉函中译:

  原载《亚洲研究通讯》2003年春季刊(总第48卷第2期)第38页)

  “作为2002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女性与中国男性》一书的投稿人和编辑,我们向宋彬彬女士及其家人公开致歉。该书第一版述及宋彬彬女士应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暴行负责,实为严重的判断性错误。而且,长弓集团出品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通过采访表明,真实情况与宋女士参与了暴行的说法是矛盾的。本书的编辑为对宋女士及其家人造成冒犯和侵害深感遗憾。加州大学出版社同样表示歉意,并以夹页形式置于该书第一版剩余图书中。该书再版时,将对第I页和第259页的相关文字作删改。以下署名的编辑和作者希望通过本声明对他们给宋女士及其家人带来的任何冒犯和侵害表示歉意,并希望看到本 道歉文字的读者亦请对该书上述错误内容不予采信。

  苏珊o布鲁奈尔、艾米莉o汉宁、托马斯o拉奎尔、杰弗里 o瓦瑟斯道姆”

  在这件事上,美国的学者敢于承认犯了学者不该犯的错误。而我们中国的学者呢?要知道,这些年来,我们中国不少名人学者笔下误传的关于建国以来的“历史真相”,确实不是个别的!

 

 

 

黄纪苏在凤凰视频节目谈文革道歉

黄纪苏

2014-03-04

  作者按:凤凰网的编导来电话让我参加他们的“全民相对论”节目,议论一下前不久前陈晓鲁、宋彬彬等人的道歉风波。我对编导谈了自己的犹豫:电视节目需要针锋相对的观点打架才热闹好看,而我对文革、毛泽东这样的话题,态度从来是复杂而矛盾的。他说没事您就谈吧。这这类节目少不了要删节,为了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我按过去的习惯,把昨天自己讲的主要意思记述如下。

  一些人到了人生的暮年,对做过的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忏悔道歉,求得心安,是可以理解的。忏悔道歉的前提是真相,把事儿说清楚。师大女附中这件事现在说得有点别扭:张三打死了李四,张三不出来道歉,王五出来道歉,说没照顾好李四。这样的道歉,李四的家属当然不需要了。

  我觉得道歉忏悔应该是个人认知过程和情感过程的结果,就像刚才王克明先生所述自己的经历:当年打了人,长期郁结于心,乃至深夜痛哭,后来找个机会向被伤打的道歉,了却一桩心愿,这就非常水到渠成,顺理成章。我们反思文革,教训之一就是“集体行为”,即俗话说的一窝蜂、走极端、过犹不及,你造反我也造,你抄家我也抄,你打人我也打,千万别落别人后面。那么好,我希望今天的忏悔道歉别这样。我在网上浏览了相关视频,见有的道歉者谈笑风生不大像道歉的样子。如果整个社会在自我反省这件事上都能达到很高的境界那当然好,但恐怕不那么容易。所以,这件事还是先停留在个人层面好,外界少些压力,避免出现泡沫。

  至于“国家道歉”,如果就文革后的退赔损失、落实政策而言是必要的,因为这事只有国家能干。但笼统讲国家道歉恐怕容易混淆是非、模糊责任。说到这儿,我想起文革后有人倡议“全民族大忏悔”,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又没打人有又没抄家又没砸东西,忏悔不着啊。这位倡议者本人是文革造反派,迟至1975、76年还在写“评法批儒”文章,他们几个重点忏悔就行了,何必要拉上五十六个民族十亿老老少少呢?让被毒打致死的卞老师她老伴也忏悔,这不公道吧。当然了,有些人没打人是因为没机会,机会来了也照样。因此,也的确应该探讨文革暴行的制度、文化、心理等等方面的原因。刚才观众席上那位小姑娘说的好,我们今天很多极端、暴戾的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跟文革没什么两样。这是我们要探讨的。

  这次忏悔道歉,我估计它不会产生许多人所期望的效果。尽管如此,我希望它多少能推动对文革教训的总结,使悲剧不再重演。总结文革教训,刚才说了,重要的是弄清真相。关于文革的真相,我想在这儿特别强调一点,知识精英、政治精英也就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的痛苦遭遇当然要充分反映,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了解其他阶级和人群的文革经历及感受,因为没有他们,文革也搞不起来,也搞不到那样的程度。这些东西你如果不了解,你就不完了解文革为什么发生,不完全了解为什么发生的事件,你如何能防止它再次发生呢?刚才有朋友提到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当时住的是科学院宿舍,挨整的比较多,对面大铁门是军人宿舍,文革那几年可不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么?我个人的文革记忆比较黑暗,尤其是前期。我们那个院子住了不少户人家,只有两家有自己的卫生间,其他人都得排队上公共厕所,内急的时候来回走溜儿。我记得我们家被抄后第二天有邻居就来我们的卫生间方便(挨着我们的房子而不是在房子里),在这点上邻居肯定是支持或利用文革的。邻居来上厕所的场面几十年来总在我眼前晃悠。我从文革中总结的教训之一,就是不能让资源分配得太不平均。像今天两极分化成这样,其实是在全力以赴地为文革创造条件而且条件创造得真是太优越了。一旦机会到来,九地之下的草民前往九天之上豪宅,可就不是光为上个厕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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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走美国8年隐情

郎平

2014-01-17

    1986年.郎平在创造了中国体育史上的“五连冠”神话之后,功成身退。退役后,她本有担任北京市体委副主任(副局级)的机会,可郎平却做出了令人不解的选择――出走美国做穷学生,甚至还在国外打球。

    不少人感到诧异,可郎平自有考虑和难言的苦衷,在《激情岁月――郎平自传》一书中,郎平道出了当初她出走美国的原因以及在国外那段鲜为人知的艰难生活。本文即摘选自该书部分章节。

撤!不能躺在荣誉上

1986年,我正式退役了,先去北师大学英语,半年后,有一个机会,我决定公派自费去美国留学。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只想出去一两年,学学语言、开开眼界。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女排这些年,得到很多荣誉,人们对女排队员几乎是家喻户晓。虽然退役了,可我不能像普通人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老是被别人注意,身不由己,连上个街买东西,都受拘束。有一次,我想去看电影,买了票,故意迟到几分钟,等黑灯了,开演了,我们才找到位子坐下,没想到刚坐下,也许是我们俩的个子太高,还是被几个观众发现了,“郎平,郎平”地叫起来,这一叫,整个剧场都不安宁了,我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撤。

可是,很多人不理解我的“撤”,他们总觉得,“女排”是中国的象征,我是典型的“民族英雄”,似乎不应该加入这股“出国潮”。也有人挽留我:“你是世界冠军,你是有功之臣,国家不会亏待你的。”

我觉得自己似乎被误解了,我不是怕“亏待”,我就是觉得,国家和人民待我太好,我不能再躺在“冠军”的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不能天天坐在荣誉上。“世界冠军”只说明我的过去,而一旦从女排的队伍中退下来,我什么都不是,我得重新学习本领,我得重新开始生活,必须把自己看成“一无所有”……

我不愿当官

也有人说,不是可以到体校、体委做领导工作吗,但是,我不愿意当宫。

有一次很深刻的教训,我耿耿于怀,发誓不当官。

那年,我们在湖南的郴州训练。那时的训练基地条件很差,是那种竹棚子,透风的,冬天很冷。一个星期天,郴州基地的主任来找我,说领队让我跟他去一趟国家经委。那个时候的我很单纯,心想,是领导安排的事情我总得去做。到了那儿,我才知道,这个基地主任是向国家经委要钱,说是建设训练基地,我也帮着说话呀。也许,我说话管点用,上面果然给予考虑,很快就拨了钱。但是,我后来才知道,这笔款到位以后,他们并没有马上用来建设训练基地,有人把这情况告到纪检委,还提到了我,说是郎平去要的钱。体委要我写检查。我觉得特委屈,是队里的领导安排我去的,我只知道他们要钱是为了建设训练基地,至于他们拿了钱用在什么地方,我根本不知道。可是,领队把责任推得一千二净,他说他没让我去。

体委的批评很严厉:郎平,你要谦虚谨慎,你拿了世界冠军,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到处耍钱!后来,我只得写了个情况汇报交上去,上面也没再追究。

但这事的阴影在我心里再也抹不去。当了官就得顺着别人说话,上面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我没这个“修养”,心太软,老同情人,不是当官的料。所以,1987年4月我离开北京,到美国选学了体育管理。

一无所有的“国际农民”

到美国后,因为我拿的是公派自费的签证,所以不能工作,没有经济来源。

一开始,我住在洛杉矶的华人朋友何吉家,何吉看我穿的是奥运会代表团统一的制服,就要带我去买衣服。进商店一看,一套普通的衣服都要七八十美元,我下不了手,再说,花人家的钱,心里更不是滋味。

因为不能工作,我就只能把何吉家当作公家食堂,我吃饱了肚子,吃饿了心。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现在,一下子落到最底层,还得靠人家借我汽车、给我买衣服,我所有的优势一时都没有了,心里很难平衡。

后来,我慢慢地想通了,我来美国学习,就是要掌握自己过去没有的东西,开始新的奋斗。于是我决定离开华人比较集中的洛杉矶,去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因为不想老生活在他们的庇护之下。

移居新墨西哥州后,我在大学排球队做助教。学校给我的待遇是,可以免费读书。但说是做助教,其实就是在哄着一些水平很差的队员。一开始,我心里很难接受:我是世界冠军队队员,跑到这儿来哄一群几乎不会打球的大学生,位置整个是颠倒。但我不得不说服自己:不想颠倒,回中国去,你来美国,就是找“颠倒”来的。

为了独立自给,那年夏天,我在十个夏令营做教练,教孩子们打排球。来参加夏令营的孩子,纯粹是为了玩,从早到晚都得陪着他们、哄着他们,特别辛苦。当时,我语言还不过关,要表达点什么特别费劲。

那时的我特别穷,白天读书时的那顿午饭,我不舍得去学校食堂或麦当劳吃,就自己做三明治带饭,去超市买点沙拉酱、洋白菜、西红柿、火腿,再买两片面包一夹,这样,花五六美元,一顿快餐的钱,我可以吃一个星期。但吃到后来,见到三明治就想吐。

第一次回国,和女排老队员一起去哈尔滨市打一场表演赛,我的那些老队友,大都是处长、主任级干部,可我还是个穷学生,我笑称自己是“国际农民”。

第一次为钱打球

生活不独立,感觉便不完整,所以我必须勤工俭学给自己挣学费,更重要的是,这对我们中国运动员的价值是一种证明。

1989年,意大利甲A排球俱乐部老板聘用我,我太兴奋了,拿了人家的钱,我得好好干。我攒足了千劲,结果,第一天训练,活动得太猛,把肌肉拉伤了,但轻伤不下火线。第二天比赛,照打不误,我用一条半腿在那儿跳.3:0就把对方拿下了。

很快,我成了队里的主力。但是,赛季打到一半,我的右膝关节严重受伤,同时又崴了脚,不得不动手术,医生关照,必须休息一个月。

我心里又着急又难过,这样,我等于耍缺席四场球,结果,四场球全输了。老板一见我,总是这句话:“你的膝关节怎么样?”而他的表情是在说:“你的膝关节怎么还不好?”我当然理解老板的心情,俱乐部是靠赢球才生存的。我每天一看老板的脸色就知道是赢球了还是输球了,他的脸像天气预报。而且,一输球,老板不高兴了,工资拖着不发……

后来,我没等伤好利索,就咬牙上场,让朋友从美国给我寄来止疼片,先吞下四片再上场。有一阵,软骨碎了,小碎片就在关节里跑,又卡在了骨缝里,疼啊,刺激骨膜出水,四周都是积液。比赛前,先让医生把积液抽出来,打完比赛再抽,没办法,多痛苦、多麻烦,我也得坚持。你拿人家的钱,于不了也得千,我真是卖命地打。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是我生平第一次为钱打球。

一年后,我的签证因为这段工作经历,变为“工作签证”,在美国可以办绿卡了。而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以560分的托福成绩通过了语言关,而且,经过严格的考试成为新墨西哥大学体育管理专业的研究生。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美国生活,直到1995年应邀回国执教。而这段8年的海外生活经历,历练了我的心智,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宴。

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出国后“一文不名、一无所有”的生活,没有这些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经历,我的人生不会有第二次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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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零

  什么叫“七十年代”?生命总是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人的一生就像一片树叶,同一棵树上的叶子,每片都很相像,秋天落了,明年还会长出来。
反正都是这么一辈子。在年龄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用骄傲,谁也不用惭愧。

  古人说“百年期颐”。其实人,没几个能活到一百岁。现在有种说法,谁都知道,人活十年算一张,一辈子顶多十张,花一张少一张。过去,十块是大票子,现在不行,一百块一张,花得嗖嗖的。

  我的感觉,八十年代后,时间提速,生命贬值,跟钞票一样。现在的十年,顶多也就是过去的一年,或者连一年都不如。我现在是整六张的人了,跟早先的人比,也就四十一二岁吧,我这么估量。近百年,多少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全死在半道上了。他们,二三十岁就干大事,轰轰烈烈。不死也活不长,四五十岁就走,来去匆匆。活,活得短促;死,死得干脆。哪像现在,借药力或其他什么把时间抻长。最后多出几张又怎么样?出入医院,辗转病榻,想起来就犯怵。

  所谓七十年代,照理说,是一九七一到一九八○年;八十年代,是一九八一到一九九○年。但我的感觉,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七年才是一段,叫七十年代;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九年是另一段,叫八十年代。

  二次大战前,奥威尔写过《上来透口气》。故事的主人公(胖子保灵)是夹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已经发生,一次即将发生。有个黑乎乎的轰炸机,跟噩梦一样,老是在心头盘旋。小时候钓鱼的池塘,明明记着挺美好,瞒着老婆,驱车前往,就是为了看一眼。等他到了,什么都看见了,却大失所望。

  这种怀旧感,我也有。有人说,人一怀旧,写回忆录,就说明他老了,是这样吗?人会发胖变老像枯叶一样从生命之树上掉下来,并不可怕,早晚如此。可怕的是,他忘了自己也曾经年轻,还以为自己会永不衰老,富余的时间多着呢,跟周围的小孩一样。面对生命的大钟,死亡倒计时,滴滴答答,你会有紧迫感,“惜春阴,怕花开早”。珍惜生命,才会怀旧。怀旧有什么不好?

  我一直觉得,我身在二十一世纪,心在二十世纪。我最最怀念,当然是我年轻的时候。我说的七十年代,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下一个七十年代,我早就不在了。

冷战下的蛋

  我们这一代,所有日子,好日子,坏日子,全都是在冷战下度过。现在,大家都说冷战结束了,其实并没结束。崔健不是有首歌吗,《红旗下的蛋》。什么叫“红旗下的蛋”?就是冷战下的蛋。冷战才是大环境。冷战的意思是什么?是中国被人围困,掐着脖子,饿着肚子,滋味儿不好受。中国被围,领导有感觉,老百姓没有,有也很麻木。

  我们天天反帝,但不知帝国主义什么样,好坏没有对比。苏修,离得近一点,但直接感受,同样没多少。小时候,我见过苏联专家,是个女的,挺漂亮。我姐姐有苏联朋友,送过很多礼物,叫奥莉亚。后来,两边越搞越僵。我只记得,我牙不好,怕酸,苹果和梨,我挑梨。大家都说,好苹果都送到苏联还债了。只要是苹果,肯定是酸的。

  往事朝回想,有点纳闷儿,怎么找也找不着被围的滋味儿。这就像雨天不出门,从窗户往外看,外面越是狂风暴雨,里面越安静。更何况,当时有政治宣传:外面有解放军叔叔把门,里面有警察叔叔抓特务,心里特踏实,“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这是解放后的环境和气氛。无知者无畏。围城中的中国老百姓,对外面知之甚少。因为知道太少,所以对外面没感觉。我们感觉最深,全是红旗下的事,“风景这边独好”。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变了?一般说,是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前提是什么?是中苏交恶,中美建交。大家都说,这以前,我们一直是自我封闭,根本不对。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被人包围。现在,大家笑朝鲜,那可真是“好了疮疤忘了伤”。从包围到解围,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大家有点忘了。小孩不知道倒也罢了,大人也一般傻。

  现在,大家都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外面毫无了解,这不完全对。七十年代,我们对外面还是有一点了解,不是所有人都有,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当时的大事,几乎所有,我们这边都有反映(同样,大家难以想象的是,读古书的高潮,甚至“考古大丰收”,也都在“文革”时期,即“批林批孔”时期)。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波匈事件,不仅有图片,还有电影。越战,天天都有报道。“一九六八年风暴”,大家也知道。还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革”前就译出;异化讨论,也是“文革”前就介绍。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有大量的内部翻译,很多与外国同步,慢也顶多慢几拍,覆盖面极广。最近有人讲这事(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远没说全说透。不是别的而是书,给我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户。

含苞欲放的花

  我是鼠辈,1948年生。两个戊子转一圈,刚好又转回来了。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八年,对我来说,正好是二十岁到三十岁,青春最美好最灿烂,就是这一段。

  现在,因为改革开放,很多知识分子都怀念八十年代。比我小一轮的人,他们的感觉更突出。他们的启蒙是在八十年代。门一开,风就扑面吹来。光是一邓丽君,就迷倒无数年轻人。我们这茬儿人,感觉不一样。我们的感觉是,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对我们来说,七十年代是含苞欲放的花,天还冷,但已经有了花骨朵。我们的思想解放是受惠于这个时代。

  前一阵儿,我问唐晓峰(另一老鼠,北大教授,比我大几个月),你这辈子,哪段儿感觉最好,哪段儿感觉最坏。他说,插队最好,出国最坏。他在内蒙三年,美国九年,洋插土插,都是过来人。他是大环境坏,小感觉好;大环境好,小感觉坏。前边和后边,里边和外边,都有强烈对比。

  八十年代,特点是幼稚。表面非常开放,其实是翻烙饼,启蒙压倒一切。大家都是启蒙派,前后(解放前和解放后,“文革”前和“文革”后)没有对比,左右(左翼右翼)没有对比,舆论一边倒。九十年代到现在,才重新分化。

  启蒙的意思,中国古书的意思,本来就是帮小孩(童蒙)开窍。小孩不幼稚,还叫什么小孩?很多人说起我们这一代,光是失学失业、受苦受难,特别是含冤抱恨奔美国,专给美国人讲故事的,你要听他们讲,个个都是白毛女。我不是白毛女,更不是祥林嫂,不想受过一点苦,就没完没了倒苦水。相反,倒是非常怀念那段受苦的年月。怀念的不是苦,而是乐,苦中作乐的乐。

  历史上,兵荒马乱,照样有生活,不能说白活。我们也有我们的生活,最最值得怀念的生活。

废物点心

  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文革”很短。中学生在历史舞台上真正风光,破四旧,大串联,满打满算,只有五个月。点火要用火柴,呲拉一划,着了,点完还等什么,一甩手就把它扔了。

  我是坏孩子,中学时代,一直是坏孩子。我不喜欢我们那阵儿的学校,觉得当时的教育制度太坏(现在更坏),特别希望“改”。毛主席的讲话,减轻学生负担,我拥护。四中他们的呼吁,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也令人鼓舞。这是当时的心情。我甚至有点嫉妒。我想,这样的呼吁,怎么不是由我写。要是由我写,多好。

  “文革”初期,我很失望。中学,我们学校,干部子弟云集的人大附中,打手最多。他们批斗“反动老师”,批斗“反动学生”,抄家、打流氓、闹对联,欺负“狗崽子”(骂“出身不好”的同学),光是“斗”、“批”没有“改”。我印象糟透了。

  我在北京,只干过两件事,一是反打人,二是反对联,跟陈晓农(人大附中的学长,陈伯达之子,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已从社科院退休)、张木生(人大附中的同学,也是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现在是税务杂志社社长)、刘晓军(人大附中的同学,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岳小莲(人大附中的同学,律师)一起,没几个人。我们不属于任何学校的任何派别。

  我去过国务院信访处,当时在府右街,一点用都没有;也去过市委大楼,睡吴德的办公室,在那儿堵吴德。最后,他同意接见,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我问吴德,满街打人,中央知道不知道;对联不符合党的阶级路线,中央管不管。他很老练,甭管你说什么,翻来覆去就两句话:党的政策很清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十六条,“斗批改”,我盼的是“改”。他们不改,我改。冬天,我上大别山去了,跟木生一起,想在那里办一所新学校。可是,“一月风暴”,上海夺权,我的梦又破灭了。我终于明白,“斗批改”的“斗”、“批”还只是刚刚开始,毛主席心里想什么,我怎么知道,紧跟跟不上,算了。

  我们又被送回原地,我最讨厌的学校。毛主席不需要这帮小孩了,我们是废物点心。接下来是“复课闹革命”,接下来是逍遥,接下来是上山下乡。对我来说,七十年代,主要就是上山下乡。

  一九六八年,北京的中学生全都当了工农兵,除少数留城或上三线当工人,少数参军(主要是军队子弟,他们有特权),绝大多数都被派去修地球,不是山西、陕西、内蒙、东北的农村,就是东北、内蒙的兵团,还有云南的农场。

车站送行

  俗话说,生离死别。古人多少诗歌,全是写送行。“相送临高台,川原杳何极。日暮飞鸟还,行人去不息”,就是这种画面。出门不容易,出去一趟,不定回来回不来。生离和死别,其实差不多。掉眼泪,那是难免的。

  一九六八年,大批知青在北京站和前门车站出发,场面很壮观。郭路生(后面会讲)写过一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很经典。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气氛和心情什么样,他写得最好。

  我记性不好,但哪天走的,绝对不会错。那天,车窗外,一轮明月亮晃晃。同行的王志敏(插友,后来在某警官大学当教授,已经去世)跟对面的中年人说,你知道吗?“八月十五杀鞑子”,蒙古人不过中秋节。他是借中秋的月亮找话茬。谁知道,对面是个蒙古族。人家说不对,中秋是各族人民喜庆丰收的节日,不是你们才过。

  我走,是在大批人马后面,晚了点。当时特高兴,一点难过的心情都没有。学校,我不留恋。当兵有铁的纪律,可怕。工人围着机器转,紧张。我都不羡慕。这些地方,哪有农村好,广阔天地,漫长冬闲,更适合自由散漫的我。当时我这么想。

  记得刚回学校那阵儿,大家乱掐,以为把别人掐下去,自己可以上大学,我实在看不下去,索性躲家里。解放军派王长安(高六七五班的同学)叫我,我不去。

  我在郊区玩,游山逛景,主要是1967年,还有1968年的上半年。云水洞、沟崖、潭柘寺,我们到处跑,甚至蹬车子去海边,跟渔船出海捞对虾。萧漫子(插友,后来是一老总)就是这么认识的。

  这等表现,上学肯定没戏。我早想明白了,就算有机会,也轮不着我。我是谁?黑帮子弟,打“文革”头一天就是(七九年,我爸才平反)。

  插队,我不难受。我想,叫你们掐,怎么样?全是白掐。现在倒好,毛主席一挥手,都得往下走,大家又恢复了平等。我有一种解放的感觉,高兴还来不及呢,难什么受?

  好些人,平常不露面,全在这儿碰上了,又是握手,又是拥抱。突然,火车一动,他们拼命挥手,就像郭路生说的,“一片手的海浪翻动”。“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他们走了。

  郭路生没写一个“哭”字,但所有人都哭了——除了我。我心想,谁都得走,早晚的事。过几天,我也要走。我没注意大家的脸,不管走的,还是送行的。

  车一驶离,我就朝外走,大步流星。走到出站口,转身,回头。这一眼可不得了,我愣住了,所有朝我走来的人全都泪流满面。

两狼山下竟夕谈

  我到内蒙插队,本来是投奔张木生。我不跟学校走,自己找地方。学校说,你是自己找别扭。我跟学校吵了一架,动手摔门,咣的一声。漫子说我火气大。

  招兵买马,骆小海(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执笔人)说,要男女搭配,注意比例。他叫我网罗女生,我找了两人,她们又找了几个,骆小海的女朋友也在其中。有人说我别有用心(我心里说,不定是谁)。

  想去的人太多。我们在丁小林(插友,后来是老总)家聚议,门口车子一大排,被对门一中学看大门的举报,全都收到局子里。背对背审问,出身好的先放,出身不好的后放。我是最后几人,天黑才放出来。骑到张进京(也是一发小,后来在科委工作)家一看,他在大哭,骂世界不公平。其实,他比我先出来。结果,人少了很多。

  到了临河,小召公社,光明大队,第二小队,我才知道,男生一地儿,女生一地儿,根本不在一块儿。木生更是远在北面的狼山公社,路很远。

  有一次,我去看木生,在两狼山下。我们在饲养院的炕上聊了个通宵。我还记得,炕很热。聊什么?我回忆,有三条。

  第一,我说,“文革”和四清有关,四清和七千人大会有关,七千人大会和大跃进、三年困难有关,农村是个大问题。康生抓赵建民,说你们就是要开九大,通过投票,让毛主席下台,刘少奇上台,这是道破天机。问题的根子是大跃进。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要为彭德怀平反。四清,也是清算大跃进。毛主席咽不下这口气。“五七道路”,“军队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还是要重建他的乌托邦,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当年邹伏婴(也是一发小,现在在木生手下)的爸爸(邹鲁风,人大和北大的副校长)是怎么死的?木生,你还记得吗?两校调查团调查什么地方?不正是五八年放卫星最欢的地方吗?事实证明,这些地方后来正是饿死人最多,干部欺压群众最厉害,因而也最四不清的地方。刘要翻案,毛也要翻案,当然不可开交。

  第二,我说,农村的现行制度弊病太多,我研究过我们小队的账目,中国的农民,经过查田定产定口粮,根本吃不饱也没钱化,五黄六月经常断顿儿,群众打欠条,把队里的积累都掏空了,半夜狗叫,尽是偷东西的。学大寨,评工分,不但评不出什么干劲,还惹下一肚子气。三年困难后,公社的壳儿还在,但基本核算单位不断下放,就差一步没到位。大家对集体不关心,关心的是自留地。包产到户,现在看,思路还是对的。

  第三,我说,知青道路,根本问题是去留问题。滕海青讲大实话,下乡是为了解决城市人口的压力。咱们这些人,少数人走,多数人走不了。好好劳动,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甚至比他们还能个儿,改天换地什么的,我赞成。问题是,你是这么表现一下然后离开,还是永远在这儿待下去。我的看法是,越是大喊扎根儿的,越是为了拔根儿,拔不了才扎,不管愿意不愿意。比如农民,他不扎怎么办。北京宣武区的孩子,胡同的孩子,穷人的孩子,不扎怎么办。我们点上闹分裂,有一争论。有人说,插队好比过河,有人踩着石头过河,有人是被踩的石头,重在表现。我说,不愿意当石头的才当石头。表现好就走,并不是广大知识青年的出路。

  我胆小,这种反动话,只敢在底下说,绝不敢声张。木生胆大,什么都敢说。他写过一篇文章,讲农村问题和知青问题,成为手抄本。那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几乎传遍所有知青点。

  文章到处挨骂,人人都说大毒草。知青点的大字报,批判题目,经常是“老贫农怒斥张木生”。冬天回北京,大家都在吵。骆小海、孔丹、李晓东、徐浩渊(都是红卫兵时代的活跃人物),很多人都来找他。我吓坏了,劝木生藏起来,凡是认识点的人,一定要叮嘱,赶紧销毁,千万别再传。可问题是,覆水难收,这哪儿来得及。

  更糟糕的是,有人设局,引他出笼,在黄以平家辩论。辩论双方,正方是张木生,反方是一○一中学的任公伟(该校的四三派领袖)。任有一拨人。

  他们到处借录音机,幸好没借到。那天,骆小海、韩军去了,去是看热闹。他俩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元老,没错。但一○一那拨人把张木生想象成老兵,却是十足的误会。他们以为,中国的未来,是干部子弟与非干部子弟决战,两军对垒,没有中间派。我和木生,专门反对血统论,冤枉。但那个年代,血统是划分立场的关键。北京中学生,这个问题最突出。

  我去,目标很明确,就是搅局。我想制止辩论,制止不住,只好破口大骂,骂任公伟没安好心,会才散了。当时我想,完了完了,杀身之祸。后来,我听说,那次辩论,一○一的人整了材料,上报江青、周恩来,材料被扣下。后来,我听说,耀邦读过木生的文章,很欣赏。他是因祸得福,反而调进北京,成了农村问题的专家。他说,任公伟向他道过歉。

  我逃出考古所,就是木生去调。他们的调令很管用。记得我去农经所(社科院的农经所),陈一谘(前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头)送我一盒墨。他给社科院打电话,嗓门很大:李零本来就是我们的人嘛,前几年,他玩纯学术,脱离实际,现在,在党的改革精神的感召下,他终于归队了……

木生赶牛

    木生什么人?我还不知道。我俩发小,太熟悉。你别看他现在是个领导同志,看病拿红本,小时候淘着呢。这里讲个他赶牛的故事。

  我在内蒙,跟马牛羊鸡犬豕接触最多。这种知识很宝贵,我叫“畜牲人类学”。畜牲被人养,它怎么孝敬人,人怎么奴役它,奴役怎么引起反抗,反抗为什么失败,这是门大学问。比如猪和鸡,献肉献蛋,都是卖身不卖力,一门心思全在吃,记吃不记打。猪会拱门,呼哧呼哧,登堂入室,直接上家里找吃的。鸡会上炕,站我头上拉屎。我生病在炕,门是破门,赶走一回又来,赶走一回又来。它们敢这么欺负我!我火冒三丈,随手抄鞋,嗖,但见门口方向,扑棱扑棱,有只鸡当场毙命。志敏回来,熬了鸡汤——那是老乡的鸡。

  狗最忠诚,只听主人话,跟奴隶似的。人最喜欢狗,但骂不离狗。逮谁不顺眼,就骂谁是狗(他的意思是,贱胎孬种,不算人),根本不管狗的感受——反正它也听不懂。

  马,老是一惊一炸,我就怕他尥蹶子。还有牛,什么叫牛脾气,我深有体会。牛很老实,但脾气很倔,力气很大。老实人发脾气,那才不得了。我记得,队里阉牛,脖子上架根大杠子,四个大后生两边固定,提心吊胆。我呢,“甘居牛后”,两只手紧紧扽着牛尾巴,比牛更紧张。

  手术开始。它稍一抖动,我们就东倒西歪,摔倒在地下。多少次折腾,才把丫骟了。牛蛋,个儿很大,热腾腾,被老韩拿去下酒。我很好奇,不知什么味儿,没敢开口。

  记得有回,爬两狼山,有一地儿绝险,两腿打战。他们那边挺荒凉,却是长城所在。临走,木生说,我也进城,套个车送你。奇怪的是,他手里拿个蝇拂,好像老道。我纳闷儿,赶车不用鞭子,这算什么家伙?上路,老牛拉破车,很慢。我说,为啥不用驴。

  木生说,我有诀窍,你信不信,说快就快。他把蝇拂的把儿倒过来,噌的一杵。果然,牛蹬蹬往前窜。我没看清部位,他说是牛屄。但过一会儿,速度又恢复如前。木生说,没事,再来一下。牛又开始狂奔。如是反复多次,木生很得意。

  终于,“咚”的一声,老牛也会尥蹶子,重重踹在车帮上。它竟掉头狂奔,往回跑。我们傻了眼。

地下沙龙

  冬天,大批知青返城,不管是买票还是扒车。

  北京有很多沙龙。所谓沙龙,只是一帮如饥似渴的孩子凑一块儿,传阅图书,看画(主要是俄国绘画),听唱片(老戏和外国音乐,连日伪的都有),交换消息(小道消息)。高兴了,大家还一块儿做饭或下饭馆,酒酣耳热,抵掌而谈。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吃饭最明显。

  当时的我们,都是“时间富翁”,不但时间富余,还不吝时间,走路、骑车,一嘣子出去几十里上百里,一点不嫌累,一点不嫌远。那时,串门经常是挨家串,串哪家是哪家,闲聊神侃时间晚了,干脆睡人家。最近,我读《顾颉刚日记》,发现他老人家也这么串,家里常有客人留宿。可见,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电视、录像机,那时还不普及。当时还没有这类叫人失魂落魄挨家傻坐只听不说干瞪眼的法宝。聊天是主要的精神享受。

  大家关起门来,什么话不说?品鉴领导,纵论天下,“粪土当年万户侯”。漂亮女孩,也是很多人的兴奋点。当时的我们,让现在人一说,什么娱乐都没有,忒无聊。我不觉得。我觉得,我们有不少可玩的东西,别看不起眼儿,其乐无穷,就像我们小时候的玩具,简陋是简陋,乐子一点不少。要说缺什么,我看是外国电影。

  我记得,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不乏外国影片,除了苏联,英国、法国、日本,甚至美国的片子都有。后来,越来越贫乏。大量的资料片,特别是法国、意大利的风格片,有人临时配音发套票的那种,我们是“文革”后才大饱眼福。

  那些个冬天,太值得怀念了。外面天很冷,但屋里很暖和。强烈对比下的温暖,让人“心眼里头热乎乎”。我们是在时代的洪流之外,寻找另一番天地。

  沙龙都是地下。我们的幻想,就像石板下的草籽,是从石板的缝隙往外长,只等春天的来到。八十年代,很多东西,从地下变地上,全是从这种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我说,革命的种子早晚要发芽。

  除了聊天,读书最重要,这是最能消愁解闷打发时光的手段。没有功利,没有目的,只是为了找乐子。这种读书境界,后来找不到。

  当时,书不好找,大家都是逮什么读什么。但我居然读了不少书。从北京到内蒙,从内蒙到山西,我一直带着书。我还记得,我跟我表哥,翻山越岭,从权店往回担书,是个大雪天。我的书架就是由许多书箱组成。

  我第一次系统阅读马恩列斯毛鲁是在这一时期。联共党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文革”中的首长讲话和各种资料,第四国际资料汇编,以及右派言论等等,从伯恩施坦到考茨基,从托洛茨基到布哈林,还有铁托、德热拉斯、卢卡奇、阿尔都塞、索尔仁尼琴等等,那是什么“反动”看什么。灰皮书、黄皮书,各种古书和文学名著,都是我所热衷。过去,西方的东西有条线,十九世纪以后是列入内部读物,前面要加批判性的说明,我们要看的就是这种。

  “反动”的东西,只供领导看,这是特权。我们是占老干部的光。北京老干部多,换外地,不可能。这种故事,没有普遍性,外地同龄人,听了就生气。

  书,都是不胫而走。中学时代,我家有本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很多人不知道。好像刘静子(插友,后来是女作家)还是张小康(插友,后来是爱尔兰大使),她们跟我借,不知传哪儿去了。我经常上她们点,都是老朋友,也是好朋友。我回山西后,她俩给我来封信,说你丫有什么革命实践,也敢怀疑毛主席。

  我们的启蒙是在这一段。

没电话,怎么约会

  说起沙龙,有件事对我很神秘,怎么也想不起来,就是我们分住各处,怎么约好了往一起凑。现在,当然很简单,打个电话就得了,当年不行。

  我记得,电话普及是九十年代。这以前,电话是个稀罕玩意儿,家里装电话,都是单位装的,只有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才有。我们家,“文革”一开始就割走了。大家都没电话。就算哪家儿有,别人没有也是白搭,你给谁打,谁都没法接。所以事情就怪了,大家是怎么往起凑,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特别奇怪的是,有时人还不老少,住的很远,说到就都到了。

  回忆,痛苦地回忆,就是想不起来。这可比没电视、没冰箱、没洗衣机那阵儿我们都是怎么过的,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有人说,这还不简单,传呼呗。我觉得,这是记忆有误。他是把后来到处都有传呼的那阵儿提前,安错了历史位置。事情还没发展到这一步。

  还有人说,咱们那阵儿,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就串门,串门都是直扑人家的门,没人打招呼。这话没错。我还记得,早年学英语,说西方礼仪,学生见教授,一定要打电话,提前约会,当时我特不理解,觉得外国人怎么这么事儿。直扑当然太有可能,我承认,但总不能回回都这么扑吧?我半信半疑。

  总之,大家相信,所有聚会,都是就近串联,不管是腿儿着走,还是骑车溜,一传十十传百,总能把消息传到。再不行了,写封信,一两天也到了。还有人说,没准上回见面,就把下回的事定下来了。

  是这样吗?我怎么记不起来?

  想不到,这等小事,已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完全属于史前时代。

  人,真是健忘呀!

诗人郭路生

  郭路生是一人物。

  今天,已经没多少人知道郭路生了,别说八○后或七○后,六○后都没有多少人。但我知道他,北岛知道他,我们那一代的很多人都知道他。

  他是我们那一代的著名诗人,括号,地下诗人,没有正式印刷品的诗人。我听说,“文革”后,哪一年,北岛给他开过一个会,拿他当“文革新诗”的祖师爷,仗义。

  大概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吧,我见过路生。他是跟马雅(马洪的女儿)一块儿来的,在花园村木生他爸家。怎么来的,不记得了。

  那阵儿,我一直住木生他爸家。木生他爸被机关专政,关起来了,罪名是和早年顾顺章叛变的事有什么瓜葛,他妈住人大,不来。家里没大人,特自由。我们天天下挂面,就朝鲜咸菜,看书讨论,直到深夜。

  有一天,我回趟家,回来发现,他家被封了。我和刘靳延一块儿上的楼,被人盘问。靳延家也是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跟木生他爸一个单位,他特紧张,问他家在哪儿,他不讲真话。

  我到木生他妈家,工宣队在开批判会,木生哭了,他妈骂他,叫他不许哭。他爸自杀了。

  花园村,我忘不了。

  郭路生很腼腆,一点儿都不牛,不但不牛,还一点儿都不扭捏,特大方。他说,我给你们背首我自个儿写的诗吧,说着就开口朗诵,声音不大,口气透着深情。他念了两首诗,一首我忘了,另一首没错,肯定是《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

  马雅介绍说,他爱上个姑娘,谁谁的女儿,死去活来,撕心裂肺,这是写作背景。很多年后,在考古所(社科院考古所),路生来了,跟刘新光(刘靳延的姐姐,我的同事)来的,问我还认得他吗,他说他离婚了,精神不太好,在什么单位看大门。然后,很久都没见过面。

相信未来

  又是很多年后,黄源(北大校长的孩子,见面那阵儿,好像是一生意人)来了,说是想学古文字。当年,我们这帮附庸风雅的人,曾上他家玩,看画,听钢琴——北京的小圈子里风传,就他弹得好。他和静子约好,一起吃饭,然后去看路生。路生特意跑到车站来接我们,等了很久。他说,抱歉,我急着出来,没带假牙,形象很糟糕。

  他家住楼房,就一间,跟好几家伙住一个单元,共用厨房洗手间。进门,时光倒转,屋里的一切都让你想到过去。家具全是老式,“文革”前后才有的样式。靠窗,一张桌子,很小,是他写作的地方,桌上没有电脑。右边有个冰箱,大概只有半米高,是宾馆客房放冷饮的那种。左边有个衣橱。再过来,是张双人床。我记得,屋里好像没有电视。房间太小,什么也摆不下。

  天太热,没空调,也没风扇,只有扇子。我问,你怎么消暑。他说,天一黑,他和他爱人就熄灯,静静躺在床上,这样就不热了。他为我们朗诵,依旧深情。他说,他每天都写诗,刚才念的是新作。

  又是很多年后,路生给我打电话,说他在上庄买了所简易的楼房,农村盖的楼房,要我一定去看他。那边有古建,和曹雪芹有关,他补充说。我参观了他的新居,比从前好。还看了他说的古建,破破烂烂。我们在镇上的一家小馆吃饭,他坚持要由他买单。他说,他一直在读我送他的书——他记错了,那肯定是他自己买的。他说,他还记得花园村,记得木生,有时,记忆力又很惊人。他说,他很少出门,出门尽遇好人,大家对他太好,包括年轻人。他说,我们要互相加油,看谁更努力,很认真,很诚恳。

  我看,他一直生活在过去。但他说,直到今天,他还相信未来。看到他,我就想起了过去。过去好,是感觉好,唐兄说的没错。

四五事件

  一月九号,广播响起哀乐,一个声音宣告说,八号九点五十七分,周恩来逝世了。我心里咯噔一下,眼泪止不住,哗哗往外流。我不是哭他,而是哭这个国家。一月十一号,十里长街送行,我没参加。我受不了那种气氛,周围人哭,你也会哭。

  四三、四四,广场人很多,花圈很多,大家围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看诗,议论纷纷。诗多为仿毛打油体,半文不白,跟我读过的天地会诗歌相仿,水平不怎么样,但都是地地道道的群众诗歌,可以反映民气。我有点想不到,广场是这样。气氛热闹,并不怎么悲伤。

  四五下午,我在场。我的印象,广场人多是看热闹的居多。我开始理解古代的民变。群众自发,是不约而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有个广场,让他们聚起来,后果可想而知。当初修天安门广场,就是为了群众集会,地方早就预备好了。古代就怕这个,所以不修广场,也不许扎堆儿。

  事情一开头,大家预感不祥,不祥还是潜在的。大家没想作乱,只是好奇,想去可能出事的地点看看——看看会不会出什么乱子。看的人多了,也就成了乱子。这种能量聚变的过程,有人叫“广场效应”。我也是去看看,跟我老婆去的,到那儿就被挤散了。

  那天,天很冷,人还穿大衣,完全是冬天的温度。先头,大家还是聚在纪念碑周围。有人说,花圈被人搬走了。搬哪儿去了?谣言四起,大家乱猜。有人说,在中山公园。轰,我被人流裹挟,往前冲。呼啦啦冲进去又呼啦啦冲出来,好像也就一眨眼的功夫(那可是不小的一圈)。我们如一阵旋风,转眼又回到原地。这是朝北跑。

  有人说,不,在人大会堂。轰,大家又一窝蜂冲上人大会堂的台阶,一边冲,一边有人劝,千万不要被坏人利用。大家又回到原地。这是往西跑。最后,又有人说,花圈是藏在历博南侧的小楼,公安部的小楼。轰,大家又朝东跑。最后把目标锁定在这座小楼。我看见,历博门口的马路上,一辆汽车被点燃,还有自行车,黑烟滚滚,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轮胎味儿。

  广场上,有一幕,我印象最深。有个大胡子老外,大概是记者,离得老远,站在纪念碑的碑座下。他举起相机,想拍下这壮观的场面。“内外有别”,当时说起来,这还得了。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打”(可能是便衣喊的),老外的鞋、帽、照相机就飞上了天。本来,这人离我老远,根本够不着。但人潮汹涌,如同海浪。一个浪头打来,我就和他撞了个满怀。他不会汉语,只会嘟囔一个词。“毛主席”、“毛主席”,他绝望地喊叫,希望这个咒语可以救他的命。但转眼之间,他又被另一个浪头卷走了。

  小楼,有解放军围守,他们手挽手。群众发起冲击,一波又一波。石块如雨,砸碎的玻璃哗哗往下掉。有个战士的头被砸破,鲜血往下淌。群众把他拖出,一边包扎一边说,别打别打,他是人民子弟兵,不能打。解放军还是个神圣的字眼。围观的人,有冲在前面的,有躲在在后面的,全都议论纷纷。我过去听了一阵儿,谣言夹着揣测。有的说,肯定要镇压。有的说,人民政府,人民军队,绝不会镇压人民。大家都一惊一炸。

  僵持中,从历博深处跑出来一拨解放军,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们排着队,双拳握于腰间,夸夸夸,一溜小跑,赶来支援。大家看不见队尾,以为后面止不定有多少人,源源不断。“机关枪”,有人喊。哗拉一下,人潮倒退,全往广场跑。跑到半道,定睛一看,人数有限,哪有什么机关枪。大家又聚到小楼周围。

  僵持终于被打破。有人冲上楼,我纳闷儿,怎么全是十来岁的半大小子。他们好像没发现什么花圈,光是往下扔东西,扔下的东西,无非是桌椅板凳、书报纸张,其中有《毛选》和《语录》,我看得很清楚。然后,他们点火。火舌从窗口冒出,朝上卷。窗户四周是石头墙,烧不着。我心想,谁叫你们把可烧的东西全扔下来,没燃料了吧。说话间,没注意,天已经黑下来。

  突然,广场上所有的灯,唰的一下,全都亮了。灯柱上的扩音器传出吴德的声音,声音略有时间差,此起彼伏,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好像空谷回音。他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劝大家马上离开。

  人,渐渐散去。楼下的解放军开始灭火。我发现,刚才放火的那帮孩子,正跟解放军叔叔抢水龙头,双方的手攥在一起,他们一块儿灭火。……

  后来,过了多久,我记不清了,再去广场,往东南一瞥,这座小楼没了,神秘地从视线中消失,好像害怕大家再想起这个清明,想起这把火。但我还记着,记着这最后一幕。

  当天夜里,我写了首词,记录我的感受。在我心中,“文革”已经结束了。

  2008年6月2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检讨:本文经木生审阅,有些记忆不太准确。

  (1)“木生赶牛”,据他回忆,“牛屄”有误,“咱们赶的是被骟过的公牛,贫下中农教给我们,老牛皮糙肉厚,就是鞭子打,走长途,它顶多扭扭屁股,还是那么慢。骟牛生殖器两侧的肉最嫩,一捅就会加速度”。伯乐相马,不辨牝牡黧骊黄。我怎么跟他一样,把性别都搞错了。

  (2)“两狼山下竟夕谈”,据他回忆,不止一次,我说的那次是他搬到五星公社团结大队之后,在这之前,我们在小召和狼山也谈过,而且谈得更多。他说,他那篇文章是在五星公社团结大队写的,“但一开始并不是文章,而是写给天津知青孙家正的一封信。她看后曾带来一个人到团结大队找我长谈(那个人是谁我记不住了),并抄了我与陆翀兄妹长谈的记录。后来的手抄本就是这样散发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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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洪君彦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记录“总长女儿、主席老师、外长夫人”章含之讳莫如深的第一段婚姻,毛泽东亲自过问的一桩离婚案,章含之、洪君彦、洪晃,中国最著名家庭的悲欢离合,这场婚姻超出了私人话题,从中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巨大投影、社会的人情世态。

    我和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我与她的婚姻于“文革”期间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在这十年间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有多少人颠沛流离?这十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堪回首。——洪君彦

    作者简介: 洪君彦,籍贯浙江省慈溪,于杭州出生,经济学者,美国问题研究学者。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曾担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北大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等。1980年,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和东亚研究所出任访问学者。1986年,转到美国密西根大学任经济学系和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出任访问学者。1988年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1993年退休,现定居于香港。

前言

    2004年2月23日,香港《明报》世纪版开始连载我的回忆文章《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但文章刊登了三天,全文尚未登完就于2月25日停稿了。一篇文章突然腰斩,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停稿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在2004年2月26日在《明报》刊登的停稿启事所说的。我说:

    《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文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实写照。今应女儿洪晃的请求,续稿暂停。”

    女儿求我撤稿时说,当时她母亲病重住院,怕该文章影响她的病情,要我暂停。并说:“爸,你干脆多写点以后出本书。”所以女儿的本意绝不是剥夺我的话语权,而是发表文章的时机不对,所以建议我缓一缓,往后推。

    至于停稿后我的感受,我在2004年6月4日给女儿的信中也讲得很明白、坦率:“我已古稀之年了,还能有几年在世?趁我记忆力还未完全衰退,还历史本来面目。我们这代人活得很累很苦,留下一点史料给后人参考。你是我唯一的女儿,爸是爱你的,绝不会做出损害你的利益的事。但也请你了解爸爸的心情,让爸爸有生之年做点他随心的事。文章没登完便夭折了,亲友们问起我,我总有点不快,似有骨鲠在喉之感。”

    既然女儿已经理解老爸的苦衷;既然我已下决心不再哑忍,要在有生之年澄清我蒙受了几十年的不白之冤,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既然我要以“文革”幸存者的身份,留一些史料给后人;那么我必须把三年前完成的文稿进行修改、补充,以较完整的面貌呈献在读者面前。期望以此行动对读者、亲友以及我自己作一个交代。

    1942年,10岁的小学生洪君彦在上海福熙路547号洪家花园内

我不再沉默

    我和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我与她的婚姻于“文革”期间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在这十年间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有多少人颠沛流离?这十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堪回首。

    自1993年至今,章含之写文章、出书或接受访问,凡提到她和我离婚那一段往事,总说是毛泽东主席叫她离婚的。她说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是这样对她说的:“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我当时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离婚的事,真是闻所未闻。这一笔真是非同小可,从此陷我于不义。一些不认识、不了解我的读者均视我为人所不齿的负心汉。如此她就巧妙地把导致我们离婚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男方,并把自己在“文革”一开始就红杏出墙的事实全掩盖了。

    自1993年起,不时有燕京大学的老同学把章含之文章中有关和我离婚的段落复印后邮寄或传真给我,1995年我再次看到她在文章中对离婚一事颠倒黑白的说法。我忍不住对女儿说:“妞妞(洪晃的乳名),告诉你妈妈,她写她和乔冠华的忘年恋怎么写都可以,与我无关。但为什么把离婚的事实真相颠倒了?”洪晃说:“爸,你也可以写一篇《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当时我之所以没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实在不愿提起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所以尽管知情者均为我鸣不平,要我写出事情真相,我一直没提笔。二是不久章病重,女儿说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了。我念及旧时夫妻一场就作罢了。

    但是,此后章不断出书、上电视、出访谈录,凡谈到我们离婚,必然抬出毛主席,一再重复她定的调子。有时还说得更离谱,竭力渲染她是第一段婚姻的受害者。更有甚者,还有人推波助澜,以讹传讹。有个别毫无道德操守的文人,竟以她的文章为蓝本,抄袭、编造,添油加醋,杜撰一些令人作呕的情节,故事愈编愈荒唐,极尽造谣、诽谤、丑化之能事。其目的不外是牟取名利,结果却是把污水全往我身上泼,在我身上加踩几脚。

    此外,章善于利用传媒为自己造势。更善于借不知内情的青年记者或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口来歪曲事实。如今年3月上海某杂志的一篇有关章含之的访问稿中就有两处不实的文字。该文作者说:“她(指洪晃)并不知道父母离婚的实情是因为爸爸有了外遇。”请章含之扪心自问:她和我离婚的实情究竟是什么?访问稿中还有一段文字更加荒诞:“洪晃一个人躺在床上哭……妈妈问:‘你为什么哭?’洪晃说:‘因为你和爸爸离婚了。’妈妈说:‘别胡思乱想了,妈妈没有错,毛主席、周总理都是同意我们离婚的。’”章对女儿说妈妈没有错,她这样说不觉得亏心吗?而且章一向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现在把周总理也拉进去了。

    近日,在香港凤凰卫视一个短短五分钟的节目中,竟然听到主持人说:“毛主席鼓励她(指章含之)和她有外遇的丈夫离了婚,她的人生就更传奇了。”节目播出的当晚及随后几天我接到许多电话。一位知情者说:“主持人如此评价所谓的成功人士太可笑了。可见她太不了解章某过去的种种。”

    其实,与章含之离婚之后,我从不谈论离婚的事,也不愿谈离婚的真正原因。但章一而再,再而三,持续十几年,不厌其烦地讲述她奉命离婚的故事,来掩盖她和我离婚的实情。其目的无非是要美化自己,把自己装扮成纯洁无瑕的“简·爱”式人物,强调章乔恋如初恋般纯情,而章乔的结合更是千载难逢的旷世奇缘。我在章所散布的舆论笼罩下,感到很压抑。每次从报刊杂志或电视上看到章含之说毛主席叫她离婚,心里感到很委屈,无法释怀。

    自1993年至今我整整沉默了十几年。知道洪章离婚真相的同学和亲友大有人在,他们通通为我抱不平。他们催促我说:“谎言重复千遍便成真理了,你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1994年,我去澳洲旅游,一位敬重我的学生对我说:“洪老师,你一定要写出事情真相,你写了对我们学生也是个交代。”

    还有一位晚辈,她从法国巴黎来信说:“洪伯伯,几年前我读了章含之的《十年风雨情》,读到与你有关的章节为你感到不平!我虽是晚辈但对你过去的遭遇是知道一些的。你若再哑忍下去,那谎言便成为真理了。”

    如今我已年过七十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仍然彻夜辗转难眠,有时会从噩梦中惊醒。好几次想掷笔作罢。但是,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谁是婚变的始作俑者?到底谁是婚变的主角?我想:只有原原本本毫不隐瞒地写出事情真相,才能给所有关心、爱护我的人一个交代。

    1950年洪君彦与章含之在北海公园划船,这是两人第一次合影

“文革”带来灾难

    谈到我的离婚,不能不提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我的家变是在“文革”中发生的。由于我在“文革”中身受政治迫害和家变的双重磨难,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恐怖,至今心有余悸。

    记得自“文革”开始,我被“冠上”“黑帮”的称号起,至1968年8月进“牛棚”前,这两年间我挨的批斗有数十次之多,有时一天两三场,就像耍猴戏一样。每次批斗必然坐“喷气式”,必然挨拳打脚踢,有时还要戴高帽子游斗。在“文革”初期,我面临从天而降的灾难,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一次红卫兵在北大五四广场批斗北大校长、党委书记,也拉我去陪斗。我偷偷向四周望一眼,见到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压压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通通都有份。我稍为放宽了心。但是心里却在嘀咕,为什么把这么多好人都当做阶级敌人来批斗?为什么连我这个青年讲师也不放过?

抄家连累岳父

    此后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剃阴阳头,后是抄家。1966年8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遇到一位也在受审查的校领导,两个人匆匆打了个招呼。冷不防几个红卫兵冲过来把两人团团围住,说我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两人都剃了阴阳头。红卫兵还勒令我们不准理发。按一般人的理解,当时被剃阴阳头的都是罪大恶极的“地、富、反、坏、右”。如今自己头上剃得一块黑一块白,像狗啃似的,一看就像“坏人”。谁见到都可以揪住你批一顿、打一顿。连七八岁的小孩都会向你扔石头。这种侮辱给我的心理压力太大了。我觉得没脸见人,一直戴着帽子。那年代只求每天挨斗后有个栖身之处。

    1950年,一群风华正茂的燕京大学学生,右一为洪君彦

抄出毛主席亲笔信

    ……红卫兵要抄章士钊的家。顿时我的脑袋轰的一下,像要裂开似的。那年章老已经85岁高龄,怎禁得住红卫兵的折磨?我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被押到家中。红卫兵先批斗我,那时我已经完全麻木了,根本听不清小将们究竟批我什么罪状。我就像一根木头呆呆地弯腰站着,脑中一片空白。紧接着红卫兵对着章老嚎叫:“老混蛋,滚出来。”勒令章老站到院子中央。红卫兵用皮带恐吓,要老人低头。章老颤巍巍地站着,就是不肯低头。红卫兵折腾一番后开始抄家,他们拥进屋里,翻箱倒柜抄出许多古旧书画。他们把搜出来的东西扔得满院子都是,然后拼命在旧书画上践踏,声嘶力竭地喊叫,说这是“破四旧”。后来当红卫兵抄到毛主席给章士钊的几封亲笔信时,一下子傻了眼,态度突然缓和下来。几个红卫兵头头窃窃私语,接着几十个红卫兵一窝蜂地退到大门口,在大门上贴上了“痛打落水狗”的标语,然后在一片此起彼落的口号声中押送我回北大。在回校途中,我在卡车上迎风站着,脑袋猛然清醒了。想到刚才红卫兵对老人的凶神恶煞,心中十分悲愤。我回到北大已是午夜时分,马上偷偷用宿舍的公用电话询问岳父在家里是否安好。我当时真怕年迈体衰的老人出事。

    过了几天,星期六我回家,见到岳父时心情既愧疚又沉重。想不到他老人家第一句话就说:“君彦我连累了你,我当教育总长时,根本不知鲁迅为何人。现在红卫兵批判我,是我连累了你。”我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我说:“爸爸,您说反了,是我连累了您。”

    章士钊是位慈祥的老人,一向对人宽厚。在“文革”中,章老对我的关心、爱护常常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阵我情绪特别低落,回到家里总是沉默无言,有时唉声叹气。他老人家看出来了,安慰我说:“君彦啊,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波折是很正常的事,要想得开看得远。将来实在挨不过去的话,我会向上面反映的。”这番话给我莫大的安慰。

章含之态度变了

    也就是那个星期六,我第一次在亲人间感受到人情冷暖。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着女儿也整天带着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五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嚎啕大哭,抱着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我也哭了,把女儿搂在怀里说:“妞妞乖,不怕,不要怕。”

女儿大哭 章冷言嘲讽

    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如今是我政治上受打击最严重的时候,天天在学校挨斗。你明明知道我蒙受不白之冤,是无辜的,你不仅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

    我原以为我们夫妻间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我们在一起度过多年风和日丽、恩爱欢愉的好日子,多年来一向是琴瑟和谐。现在我突然遇到灾难。原来的光明坦途变成荆棘遍地,我一个人往前走太艰难了。我多么希望得到妻子的宽慰和扶掖,相濡以沫。结果却完全相反。但是我还是尽量设身处地为她着想,试图去谅解她。听到这番话我强忍着泪水,一言不发。我想:那天红卫兵抄家她也受了惊吓。再说她这个人最要面子,她认为我当时的种种遭遇是丢了她的脸,不免对我心存怨恨,才说了那样绝的话。然而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刺伤了我的心。因为她的态度与老人和女儿相比,太反常了。当时家里老的小的都同情我的处境,而与我相知十七载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绝情,怎能叫我不寒心!由于当时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只能默默忍受一切屈辱,把苦水往肚里咽。不过,那时我已朦胧感到:章含之对我的态度变了。

    1953年洪君彦陪章含之到上海见生母后,顺便到苏州一游

第三者出现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联,互相传授反封、资、修,反走资派的革命经验。1966年底,章含之也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所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当时我仍在北大“监督劳动”,只有周末才可以回家。我没资格串联,无法陪她同行,只能写信给大姐,请大姐好好款待她。我认为她在“文革”后心情也不愉快,出外串联是件好事,可以散散心。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她,乐意为她安排一切。

    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十七岁,一直非常疼爱我。1964年我母亲去世后,大姐对我的爱护又深一层。那时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只有我一人远在北京上学、工作。逢寒暑假我返沪探亲,大姐总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真所谓长姐如母。所以章住在她家,她对弟媳也照顾周到。大姐专门把亭子间为章布置成一间舒适的卧室,把章当上宾招待。在上海,章与张某几乎天天在一起。那时大姐看到章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挨斗受罪,大姐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着搂着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用好奇的口吻问舅妈。章却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似乎反倒是我外甥大惊小怪。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当时真是心如刀割,大哭了一场。她认为:弟弟在受苦受难,而弟媳却在跟一个有妇之夫行欢作乐,实在有违夫妻之道。她又气又伤心,简直无法忍受,恨不得立即把证据带到北京给我。等清醒后,大姐想:这万万使不得。她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大姐反复思量后,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

    所以,事发后我完全蒙在鼓里。1967年3月章串联回北京,对我冷冰冰的。我总以为是政治上的原因:她是革命群众,而我是批判对象。按照她的性格,跟我划清界限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哥哥洪君武告诉我:章在上海串联时,他已经感觉到章对我的处境漠不关心。哥哥曾经恳切地对章说:“含之,现在是君彦最困难、心情最苦闷的时候,你要多关心他,给他安慰和支持啊。”哥哥这样说,无非是希望在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章能和我患难与共,让我安然渡过难关。不料章竟冷冷地回答:“要是他真是修正主义分子,那我是要和他划清界限的。”事实上,我究竟是不是修正主义分子她应该比谁都清楚。

    1967年中期,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弄得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而且想到:我这般毫无作为、毫无尊严地活着,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是谓“士可杀不可辱”。

    1956年洪君彦同章含之在北京颐和园

得悉章不忠 放弃自杀念头

    但转而又想到:共产党员要是自杀,将作为畏罪叛党论处,罪加一等。这样更加会连累妻子、女儿。于是我曾设计到颐和园游泳,装作自然溺死,这样才可免除家人受牵连。正当这种自杀的念头萦绕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时,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杀的想法告诉了吟霞,妹妹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会不会连累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章和张某在上海大姐家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这件事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实在无法接受,倒使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妹妹说的对,我时时念及夫妻之情,处处考虑妻子的感受,为她着想。而她却背着我干这种事,我为她为家庭去自杀值得吗?于是我下了决心:今后不论人格再受辱,皮肉再受苦,也得咬紧牙关活下去。

    此时我联想到“文革”开始后章含之对我的种种。“文革”中自从我被剃阴阳头后,她对我一直很冷漠。我被审查期间,星期六如允许回家,我如蒙大赦飞也般地回到家中。她却用种种借口,如教研组要开会,战斗队要开会等等,千方百计避开我。她叫家里保姆做了菜,买了一大堆吃的,带上日常用品住到外国语学院去了。很多个周末家里往往只剩下妞妞和我在一起,那个阶段妞妞是我精神上唯一的慰藉。那时妞妞也很惨,因为爸爸是“黑帮”,所以连她上幼儿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剪掉结婚照

    当时还有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至今记忆犹新。章含之串联返京后,一次周末我回家,我外甥也随我去看妞妞。章含之东翻西翻找出几幅相片。相片上新娘披婚纱、新郎穿西服打领带,正是我和她的结婚照。不料她信手拿起一把剪刀,当着我和外甥的面,嚓嚓嚓把我的头像通通剪掉。一面自嘲地说:“与其让红卫兵来剪,不如自己剪了算了。”然后把自己那一半收藏好,把我的一半扔进垃圾筒。这可把我外甥看呆了。我目睹她的行为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没有出声。当时房间里一片死寂,气氛十分凝重。后来外甥问我:“舅妈是怎么回事?”我只报以苦笑。其实1957年我们结婚时已不流行拍婚纱照了。但她坚持要披婚纱,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应该按自己心意好好打扮,我就依了她。过去,这几幅结婚照是我俩美满婚姻的见证,我们曾经珍之惜之。而她现在却把我的一半剪下来扔掉了,弃之如敝屣,究竟是怎么回事?

手提包揭秘 章红杏出墙

    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我和她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要她把事情说清楚,她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当时已愤怒得不顾一切了。不顾我尚在受监督,也不顾我擅自离校会遭红卫兵一顿毒打。我真会跑到外语学院找张某人理论。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妈(指她生母)了。”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到:我和她结婚已十年,女儿也六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会和她和睦相处,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家。

    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来往频繁。当时在外语学院,章张之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当时岳母奚夫人也从章的行为中看出了蛛丝马迹,觉得情况不妙。老人家曾在私底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君彦,要是可能的话,你要多回家。”但我当时正在接受审查,实在是身不由己。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完了。从那以后我和章常常为了她的婚外情争吵,这给我女儿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中有记载:“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

    章含之的背叛婚姻、背叛家庭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使我很长一段时间夜不成眠,整夜眼睁睁望着天花板。即使每晚服三四片安眠药也无法入睡,白天恍恍惚惚。当时我正遭受严酷的政治迫害,但不论红卫兵如何羞辱打骂并不可怕。因为我自知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我自问为人处事一向光明磊落,对红卫兵的欲加之罪,心中很坦然。虽然曾因为忍受不了种种虐待有过自杀的念头,但终于挺过去了。如今与我相恋八年、结婚十年的妻子竟然红杏出墙,这等于在我背后捅了一刀。这等羞辱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一颗心如撕裂般痛。所以对我来说,家变的危机比政治迫害更加惨烈。妻子的不忠加给我的痛苦、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倍。

往事不堪回首

    那段时间,每到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我和章含之相识、相恋、相伴的往事就像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映现。我不敢相信,也无法想象章含之会在感情上背叛我。我们相识在1949年,我17岁刚考上燕京大学经济系。而章只有14岁,是贝满女中初中三年级学生。我们的交往从初中女生仰慕、迷恋大学生开始,发展到两情相悦而谱成恋曲。虽然称不上青梅竹马,也可算是两小无猜了。当时我俩走在一起,人人都说郎才女貌非常匹配,是令人羡慕的一对。我俩从手牵手到结婚,到生女儿,经历这么长时间的感情,怎么能说变就变?难道过去的卿卿我我、山盟海誓都是儿戏?我实在想不通。

    此时我想起章在上海对我大姐说的话:“毛主席说过今后大学只办理工科,不要办文科了,文科没有用。像君彦学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将来好到顶也只能到农村公社生产队当个会计,算算账什么的。你要劝劝君彦,叫他想开点。”听她用这种口气说我,我大姐伤心之极。其实从1949年起我与章一路走过来,我自问颇有进取心,一直是品学兼优的。那时我从大学生选拔为研究生,研究生未毕业就留校当助教,后升为讲师又担任教研室主任,可说是一帆风顺。所以在她眼中我是个体面的丈夫。她虽然不尽满足,至少是满意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受到冲击后,她就认定洪君彦这个人是万劫不复,永无出头之日了。这样的丈夫既不能给她带来荣耀,更不能满足她的欲望,只能给她带来耻辱。所以她急于摆脱我,急于逃出这段婚姻,另谋出路了。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爱的外衣,现在嫌破旧了,要换一件新的了。于是夫妻之间的恩爱、尊重已不复见,夫妻的情分已烟消云散,只剩下名存实亡的挂名夫妻了。

    1957年两人在东四八条章家举行婚礼,招待新娘的同学

两情相悦时

    回想我们相识的过程也颇有戏剧性。我第一次见章含之是在1949年的圣诞舞会上。那个年代,我们一批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的燕京大学学生,每逢圣诞、新年都会聚集在一起开舞会欢度佳节。1949年的圣诞夜是在北京市东单一家白俄罗斯人开的名为“石金”的西餐厅度过的。那里是当时青年学生时尚的交际中心。那天章是我同班同学朱文榘的舞伴。

圣诞舞会初邂逅

    我见到朱同学带来一位相貌秀丽、气质优雅、谈吐得体的女子。她穿一袭红旗袍,头发卷成当时流行的发型,打扮得很成熟、入时,颇有大家闺秀风范。后来才知道她只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所以我们只把她看做小妹妹。那时章一家人在东四八条朱文榘家借住,因章士钊与文榘的祖父朱启钤是世交。每逢周末,我们一群合得来的同学有时到朱家玩,有时到北海划船。章也喜欢和我们一起玩。

章主动写信追求

    她那时正值花样年华,又活泼健谈,我们也乐意让她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只把她当小妹妹看待。因此她给我写信我也不在意,没有复信。后来有同学告诉我:章含之对我有意思,曾因为我不复信而伤心落泪。他还对我说,我们一群同学中也不乏爱慕她的人,但她对我一人情有独钟。这位同学催促我表态,劝我不要辜负她的一片真情。当时燕大也有女同学对我有好感。所以也有同学持相反意见,说:“一个大学生,一个初中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还不如找一个年龄相若的。”但最终我被她的纯真和诚意所打动,开始与她交往。我单独约她到北海划船,或约她出来喝咖啡。

    后来我们过从甚密,几乎每个周末都有约会。多数是我进城约她出来见面,找一个她喜欢的地方游玩、谈心。晚上我便在城里寄宿在同学家中。有时我约她到燕京大学玩。1950年从燕大到城里,每天往返只有一班校车,所以她来一次便是一整天。我们一起在未名湖畔漫步,促膝谈心。她爱好文学,特别爱看翻译小说。记得当时她介绍我看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诗集等等,还和我讨论过徐的小说《风萧萧》。我觉得她虽是中学生,但文学修养比我好,写的信也充满感情,有文采。对她这方面我很欣赏。

    由于我俩都是上海人,生活习惯相同,又志趣相投,相处久了愈来愈情投意合,终于双双坠入情网。两人沉浸在甜蜜的爱河中,在花前月下度过许多浪漫时光。

    我是一个有承诺、言而有信的人,一旦认定章含之是我的女友,就一心一意等她成长。我决心等她上高中、上大学,直到大学毕业。一年又一年春来秋去,整整等了八个年头。八年间不论遇到什么诱惑,我从未见异思迁。倒是章曾经动摇,闹过分手的风波。

    1957年两人婚后在北京大学校园留影

两地书鱼雁传情

    我与章含之相识、相恋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有志青年都自觉自愿地投身到革命的大熔炉中锻炼、改造自己。我与章也不例外,从此我们的交往从谈情说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逐渐转变成革命伴侣似的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那时,我和她积极投身于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们各自参加学校的政治运动,见面的时间少了。1951年我随燕大土改工作队到广西土改一年。一年的土改生活给我极大的震撼、极深刻的教育。燕京大学的同学大部分出身于富裕家庭,在城市长大,根本不知道农村的贫苦农民穷到什么程度。参加土改后我们经历了无数的生平第一次:第一次与贫雇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第一次明白谁养活谁的道理,并以此进行阶级教育,启发农民的觉悟;第一次发动群众斗地主;第一次分享农民分到土地的喜悦;第一次在农村建党、建团、建立政权……

    经过一年多土改的教育,我们绝大部分同学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们与家庭划清界限,努力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改造成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衣着上,男同学脱下了西装革履,女同学脱下了旗袍、裙子,男女同学一律换上青灰色的人民装。也有个别人甚至表现出思想激进,“左”倾幼稚。在土改运动中我立了功得了奖章,并加入了共青团。那一年我虽远离北京,但我俩的感情反而近了,因为我定期收到她的情书。而来自北京的情书给我极大的精神鼓舞。每当我接到章的情书我立即回复,白天土改工作繁忙,晚上我常在油灯下伏案写信。我将自己在土改中点点滴滴的思想进步和亲身感受,通过书信传递给章。总之,从1950年起到“文革”前,在婚前婚后我俩一直是聚少离多,但是我俩共同的革命理想就像一条纽带把我俩紧紧拴在一起。因此,不论我俩身在何方,相距多远,感情不仅没有丝毫冷却,反而更炽热了。

婚后聚少离多 情意更浓

    1957年我和章结婚一个月,我俩就分别下放劳动。我作为北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燕大合并入北大)下放干部工作组的成员,到京西门头沟斋堂劳动;她随外国语学院到南苑大红门劳动。一个西一个东,两人分隔两地整整一年。我俩正当新婚燕尔,难免依依不舍两地相思。那时我俩每月返京相聚一次,此外就靠鱼雁传递相思之苦。1964年我又到湖北省荆州市参加“四清”运动半年。那时只要我与妻子分隔两地,来往信件不断,除互诉相思之情,也有关于工作、学习互相鼓励的词句。从相恋到结婚,直至1966年,我俩的两地书信至少超过百封。章的情书既有对我的绵绵情意,又有革命的豪言壮语,读来令我感动,令我振奋。所以我把她全部的书信珍藏着。曾经幻想:将来要是出本《两地书》也挺有意思。当然,随着遭到家庭变故,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想:如果局外人读过这些信件,读到章那些思念我的热情澎湃的词句,定可感受到她对我的一往情深,定会慨叹人生无常及人心之变幻莫测。

 门当户对定终身

    我和章含之随着年龄增长和学业进步,两人的感情又迈进一步。1952年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被组织上调至中央财经学院任政治课助教;1953年被选拔为北京大学由苏联专家指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后因工作需要,学校领导又把我从研究生班调出来当政治经济学助教,开始教书生涯。从此以教书为毕生事业,直至1993年因病退休。1953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标志。1952年章在贝满女中加入了共青团,1953年她高中毕业,由组织上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那时我俩志同道合,关系愈来愈亲密。章带我见过了她的父母章士钊先生与奚贞夫人。章老详细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受教育情况。我如实以答:“爸爸解放前是浙江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解放后银行收归国有了。我在杭州出生,三岁到上海,五岁上小学,初中、高中都在上海受教育……”

    两老对我印象很好。他们对我出身自银行家之家的家庭背景,以及我本身的人品、学业均感到满意。巧合的是,我那位曾在四明银行任董事长的表舅吴启鼎,原来是章老在重庆时相熟的牌友。章老认为章洪两家既门当户对,又知根知底,这门亲事他同意了。同时我把我与章的合影寄往上海家中。由于她年轻貌美,出身世家,也颇得我父母的欢心。如此我俩就成为男女双方家人,以及所有亲友、同学公认的一对,得到了众亲友的祝福。

    1953年我俩肯定了爱人关系,也就是彼此确定对方为结婚对象。这可意味着一生一世的承诺。我俩肯定关系后章把我当做最亲的亲人,对我十分依恋。我既有责任也乐意分享她的喜乐,分担她的愁苦。

    1957年小两口在北海公园九龙壁前留影

章病榻上真情表白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53年章含之突然病了,扁桃腺发炎,发高烧至四十度近乎昏迷。她迷迷糊糊地说一定要见我。她家人就设法打电话到北大,通过我的同事找到我。我听到消息后急急忙忙赶到城里,到东四八条章老家中。她一见我就激动得哭了,含着泪对我说:她怕自己会死,怕见不到我了。她的真情表白使我十分感动。我好言安慰她,叫她不要胡思乱想,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并答应她第二天再去陪她,这样她才感到宽慰了。那时北京交通不便,晚上没有车去西郊。我无法回北大,在城里又没有地方住。当晚我找到在报社工作的老同学,到他宿舍挤一晚。第二天一早我再次去探望她,因医生给她打过一针已退烧了。她的病虽很快康复,但她在病中对我如此依恋,似乎我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对我触动很大。从此我更加怜惜她了,关系更亲密。

    那时她把我当做唯一的亲人也有个原因,就是在她病前不久,十分意外地得悉章士钊夫妇不是她的亲生父母。她正为此苦恼,情绪极不稳定,心情很坏。我陪伴她、开导她,使她感到特别亲近。

章含之洒泪认生母

    1953年章含之十八岁时,一天她同母异父的哥哥谈炯明拿了一张章襁褓时在生母谈雪卿怀抱中的相片,来与她相认。谈炯明当时在中央乐团任定音鼓手,打听到章家的住址找来了。章含之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感到非常震惊。当她知道章士钊夫妇并非自己的亲生父母,而生母还在世时,她觉得自己长期受欺骗,委屈得不得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诉说身世,说自己从小到大没有得到母爱。她当时思想有些偏激,认为章士钊在北洋段祺瑞政府当过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她应该与旧官僚“划清界限”。因此把怨恨全记在章士钊夫妇身上,甚至想与养父母脱离关系。

章欲与养父母脱离关系

    为此,她写信给当时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彭真见到她的信中要求与养父母脱离关系,就派秘书见章含之,劝她要正确对待。告诉她:生母虽然和她有血缘关系,但抚养她成人,培养她成长的是章氏夫妇。秘书传达彭真的话说:“他们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从来没有虐待过你。不要偏激,不要一时冲动做出不符合政策的事。”当时她组织观念很强,很听党的话。彭真的话使她情绪稳定下来,正确处理了与养父母的关系。

    章含之自从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就产生了想见见亲生母亲的愿望。同年暑假,我陪同她瞒着章氏夫妇到上海见她的生母。她见到生母谈雪卿后免不了母女相拥哭泣,互相倾诉思念之情。但除此以外似乎没什么共同语言。因为章出生就已与生母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她的生母年轻时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小姐”。她与生母相认时,生母已年近半百,但风韵犹存,已经嫁给姓顾的进出口商人,育有三名儿女。1953年家里仍拥有洋房、汽车,生活颇富裕。

    1959年7月洪君彦携眷回到上海省亲时照的合家欢,二排右三为章含之,三排右二为洪君彦

瞒着养父母 与生母相见

    她住在生母家期间,生母与继父天天带她出外游玩,下馆子,想逗她高兴,但她仍感到不自在。因她觉得思想上与生母有隔阂,隔阂很深,无法交流。再说她想见生母的心愿已了,所以住了一星期就辞别生母离开上海,然后由我陪她到苏州玩了几天回到北京。关于她得悉自己的身世,关于她到上海与生母相认,章氏夫妇至死懵然不知。

突如其来闹分手

    我与章含之肯定关系后,一直以她的学业为重,从未催她结婚。所以我是家里众兄弟姐妹中结婚最迟的一个,连比我年幼四岁的小弟弟都比我早结婚。我也是大学同学中成家最晚的一个。我耐心等待章大学毕业。

    1955年春,一天章含之突然来北大,提出要和我分手。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十分愕然。我问她:我俩相处得好好的,再等两年就可以结婚了,为什么突然提出分手?还问她是否有了新对象。她说没有。我问她:那是为什么?她的理由是:她读的是外语学院,将来要从事外交工作,肯定有机会出国。而我只是个教马列主义经济学的教员,不可能出国。将来两个人的工作、生活无共同之处,她一直为此烦恼。因此不如早点分手。她说得轻巧,似乎一切合情合理。但我已经痴痴等了六年,难道六年的恋情一句“分手”就可以付之东流了?我当时觉得很委屈。我想:当初是你主动追求我的,如今上了大学又嫌我配不上你了。此后有几个月,她给我打电话或找我见面,都是为了谈分手的事。她要求我在履历表上,把章含之三个字从爱人关系一栏中删去。她说分手后仍然可以做朋友。那个阶段我因为想不通,性格一向开朗外向的我变得郁郁寡欢。此时北大经济系党组织察觉到我的情绪变化,开始关心此事,党支部书记主动约我谈话。他了解事情真相后,又亲自到外国语学院找章的组织了解情况,帮助解决此事。

    1961年妞妞出生后,一家三口乐融融

回心转意求原谅

    过了一段时间她又回心转意了。据说是外语学院的一位教师追求章,她动摇了。为此她学校的团组织批评她喜新厌旧。同时,她可能耳闻北大有人要给我介绍一位条件相当不错的女朋友。一天她急急忙忙到北大找我,哭着对我说:她后悔跟我分手,要我原谅她的幼稚。她真诚的眼泪软化了我,使我对她的出尔反尔再无芥蒂。再加上我中学同学的劝说,于是和她重归于好。此后若干年我们算是破镜重圆了,实际上这次分手的插曲已埋下了我们今后婚姻中风云迭起的伏笔。而事实证明:结婚后章含之跟我只能同欢乐,不能共患难,所以注定我俩不可能白头偕老。

喜结良缘 喜得千金

    1957年章含之大学毕业,我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婚礼。那时正值“反右”斗争轰轰烈烈展开,儿女私情就变成小事一桩。我俩在北大工会俱乐部举行了简单而朴素的革命婚礼。来宾中没有家人,只有经济系的教职员工。由我的恩师北大经济系主任陈岱孙先生主持婚礼,陈老宣布洪君彦和章含之结婚后,给宾客们发了喜糖就算完成了婚礼。而为了招待新娘的同学,就在章家(当时章家仍在东四八条)再举行一次结婚仪式。我们给来宾分了喜糖,与一班年轻朋友分享了我们的喜悦,仪式简单而热闹。

    结婚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那时学校里的党、团员几乎天天晚上开会。平时我俩各自住在学校宿舍,到周末才回家团聚。

返沪省亲 章博公婆欢心

    1959年夏天我和章含之结婚后第一次返沪省亲。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兴高采烈地欢迎我带了新媳妇归来。我俩和父母住在一起,章刻意要当一个好媳妇,主动帮我母亲洗菜、打扫、料理家务。她博得了公公婆婆的欢心,哄得两老喜笑颜开。我父母直夸这个媳妇既漂亮又孝顺,真是贤良淑德。我们在阔别多年的上海游玩,访亲探友,乐不思蜀。记得老父兴致特高,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全家在照相馆照了几张合家欢留念。那次上海之行,过得十分愉快,在归途的火车上,我俩还一直谈论、回味上海之行。

    1960年我们随章老搬到史家胡同五十一号。章意外怀孕,我得知喜讯欣喜若狂。当时国家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学校的伙食更差。章怀孕后想吃些可口的东西都没法办到。记得有一次我到莫斯科餐厅排长队,想买一份有营养的西餐给她吃,结果主菜只是一片墨鱼。1961年7月19日妞妞出生了,她就是今天的洪晃。见到她那红扑扑的小脸蛋,我心中充满初为人父的喜悦。但女儿生下来时头发稀少,大概是她妈妈怀她时缺乏营养。我这做爸爸的为此内心感到愧疚。妞妞是我们洪家最小的孙女,我小弟的孩子都比妞妞大。我妈说:“君彦三十岁才抱个囡。”妞妞深得祖父母的疼爱,而章氏夫妇更把这外孙女视为掌上明珠。1962年妞妞一周岁,我父母已是近七十岁高龄的老人,特地从上海到北京为孙女庆贺生日

    1961年一家三口

一家三口享天伦乐

    从妞妞出生到“文革”前,那段时间虽然政治形势已十分严峻,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但因为家庭和睦,妞妞又得到全家人的疼爱,一直生活在优裕、舒适的环境里。她的幼年是幸福的。那时家庭也让我感受到温暖、安宁。我每逢周末回家,妞妞要我陪她睡,给她讲故事。家里有一套英文的儿童百科全书,其中的彩色插图非常漂亮。她躺在床上听故事,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还硬撑到我讲完才睡。那时每周一次与家人团聚,与女儿共享天伦之乐,使我忘却政治斗争的纷扰和工作中的烦恼。

    可是好景不长,“文革”后我的人生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自从我受到冲击后,妻子就从鄙视我到背弃我。从前的恩爱夫妻变成了话不投机的陌路人;从前的温暖家庭变成了令人心寒的冰窖。我心里明白:我的家毁了。妻子的不忠深深地伤害了我,使我的情绪跌到谷底。但我还死要面子,心里的苦衷对谁也不说,也不能声张,真所谓咬碎牙往肚里吞。

“牛棚”给我启迪

    1968年我的处境愈来愈坏。有一次我被派到锅炉房劳动,任务是铲掉一个废弃锅炉的水泥座基。我扶着铁钎,由监工抡铁锤,突然监工的铁锤打偏了,一下打到我的手上。我感到钻心的疼痛,手一松铁钎就砸入我的小腿,伤口的血顿时往外喷射。我痛得卧地不起。由监工扶我走到校医院急救。医生检查后说幸好没打断腿骨,可是铁钎已砸穿骨膜了。校医把我的伤口用消炎粉简单包扎一下,既不打破伤风针,也不给止痛药就让我返。“牛棚”。我伤口整整痛了一个星期,晚上躺在稻草铺的地铺上,痛得无法合眼。第二天一早我一跛一跛地照常出工,不得休息。至今我的左边小腿上还留下一个深凹的疤痕。这是终身无法磨灭的印记。

    爸爸驮着两岁的妞妞于史家胡同

陷入婚外情的泥沼

    经历过这一切,我心情的悲苦可想而知。我特别羡慕那些有幸福家庭的难友。他们平时和我一样,既要担负沉重的体力劳动,又要应付极不人道的批斗、忍受突如其来的羞辱。但是他们有盼头,每到周末他们回家一次,再回到“牛棚”时就像充过电一样,脸上的愁云消失了,干起活来劲也大了。他们暗中联系,互相传递外面的好消息。他们会偷偷告诉我:知识分子快熬出头了。而我仍然只知埋头劳动,心中没半点喜悦,没任何盼头。
虽然每到周末我也回家,因为每周星期六下午六时至星期日下午六时,监改大院准许一般监管对象回家取粮票和替换衣服。但章经常避而不见,家里等着我的只有妞妞。我除了陪妞妞玩,给她讲故事,给她洗澡,没人可以倾诉。因为女儿毕竟只是个七岁大的孩子,她怎么懂得人间愁苦?她怎能明白世态炎凉?在她面前我还得强装欢颜,尽量逗她高兴。但是那个冷冷清清、濒临破碎的家,使妞妞的童年过得极不愉快。

    那时我在社会上、在家庭中感受到的孤独几乎使我窒息。我原本是个热情好客、喜欢热闹的人。但自从红卫兵把我打成“陆平黑帮”后,我被彻底孤立了。难得的是,我的同事田万苍教授在校园里见到我在“黑帮”队伍里低头行走时,还偷偷向我点头示意。这一瞬间的暖意令我心灵颤动,田教授的善良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那种与社会隔绝的情况下,家就是最安全的避风港。但我没家可避。那时的我犹如汪洋中的一叶孤舟,任凭狂风暴雨吹打,无处可躲无处可避。这孤舟几乎在汹涌的浪涛中淹没。

    也许是我太渴望精神上的温暖、慰藉了,也许是妻子的不忠在我的潜意识里埋下了反叛的怨气,这股怨气摧毁了我一向尊崇的道德观。我徘徊在失落、绝望的歧路上,感到十分惆怅、迷惘。后来我自己也陷入婚外情的泥沼。

难友嘘寒问暖互生情愫

    就在我最痛苦、软弱时,出现了一个既同情我、又仰慕我的人。一天正在劳动时,高音喇叭传来“揪出某某现行反革命、打倒某某现行反革命”的口号。不久“牛棚”里又多了几名难友和我们一起劳动,任务是到稻田去除稗子。和我分配在一组劳动的是西语系的一位女教师,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她因为视力不好,分不清稻田里的禾苗和稗子,常把禾苗当稗子拔掉了。因此常遭红卫兵训斥,说她故意破坏。她在劳动时总是胆战心惊地跟在我后面,要求我教她如何识别禾苗和稗子。一次劳动小歇时,她向我透露她有一个女儿。她伤心地说:“将来孩子长大了,要是知道有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妈妈怎么办?还不如现在死了算了。”大概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我很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奈,对她深表同情。这位女教师是我学生辈的。我没教过她,但她对我十分敬重,口口声声称我为洪老师。

    我们天天在一起劳动,她见我常常眉头紧锁,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经常对我嘘寒问暖。在当时我所处的绝对孤立的境况下,她的关切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深受感动。因此,我们从难友变成可以诉说心事的知心朋友。

    不久工宣队进校,在派系斗争中被揪出来的难友先释放了,女教师先离开了“牛棚”。但她仍不时关心我的处境,想方设法避开监视,冒险给我递小纸条,以此传递外界的消息来宽慰我。我们住“牛棚”的人一天三餐都排队去食堂打饭,她就趁机在我们排队时偷偷塞纸条给我。在当时这是我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1968年12月“牛棚”撤了,但我并未获得人身自由。我被派往三十七楼,住在学生宿舍接受监管。记得我住在三十七楼时,章含之曾来找过我。那是因为学校发还了我被扣两年的工资,是我通知她来取银行存折的。我们在宿舍走廊里见了面,我把存折交给她,她就走了。当时因为有红卫兵在场监督,夫妻间也未交谈,这是我在北大受难期间,章唯一一次到北大。

    直到1969年2月我才获准回到自己的宿舍。那时这位女教师不顾监视的目光,常到宿舍探望我,互相倾诉各自的苦难。两人有时谈到深夜,愈谈愈感到患难见真情,愈谈愈深入愈感到惺惺相惜,以致未能克制感情冲动,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过去我对爱情是非常执著的,认为一生只能爱一人,认为既然结了婚就要白首偕老、终身相伴。像我家兄弟姐妹七人,除非是半途丧偶,夫妻都是举案齐眉,相伴到老的。这也是我的主张,我的理想。所以我与章含之谈恋爱后从未变过心。在我等待她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尽管有不少相貌、才学、家世绝不逊于她的好女孩倾心于我,我都婉言拒绝了。因为我的爱情观是从一而终的。可是“文革”开始后我的婚姻、我的家庭已经完了。虽未离婚,实际上我已经是孤身一人。章的不忠彻底粉碎了我的恋爱观,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想:妻子已经嫌弃我了,如今既然有人倾心于我,对我好,给予我莫大的精神慰藉,为什么要拒绝?出于这种心态我接受了这位女教师,犯下了婚外情的错误。这事被红卫兵发现后大做文章。他们认为两个住过“牛棚”的“黑帮”竟然干出这种事来,简直是罪不可恕。我也因此受到了更严酷的惩罚。

    不久事情传到章的耳中,她气冲冲地责问我,说我丢了她的脸,跟我吵架。我理直气壮地说:“是啊,现在我和你一样也有了外遇。不过你做在先,我做在后;你做的是暗的,我做的是明的。咱们扯平了,谁也不欠谁。”说得她哑口无言。从此,我的家庭便彻底破裂了,再无挽回的余地。虽然自1966年章张之恋暴露后,我俩早已是同床异梦的挂名夫妻,但她并未提出离婚。那几年,我和章濒临死亡的婚姻就这样勉勉强强维持着。

   1970年在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

鲤鱼洲再经考验

    1969年春,八三四一部队进驻北京大学,由军宣队领导北大的运动。同年10月,林彪为了防止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向全国发出紧急战备指示。因此党政军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散转移。在军宣队的带领下,北大有60%的教职员工赴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我当然是其中的一分子。

    鲤鱼洲原是与世隔绝、荒无人烟的地区,由干校的五七战士围湖(鄱阳湖)造田,开垦出几千亩水稻田。北大的两千多名教职员工就在那里劳动,进行思想改造。为便于管理,军宣队按照军队编制,把干校的教职员工编入连队。如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组成一个连队,下设排、班等。干校的全体人员,个个称为“五七战士”。我摆脱了“黑帮”的称号,成为一名五七战士,也许境遇会好一些。可是我心理上丝毫没有轻松愉快的感觉。因为那时我党的组织生活尚未恢复,在干校的战士中间我仍被视为另类。对我来说,住“牛棚”也好,去干校也好,只不过是换个地方,变一种方式的劳动改造。

干校劳动 落下病根

    当初我们住的是草棚,后来住简陋的砖房,吃的是米饭就咸菜,那时近在眼前的鄱阳湖鱼产十分丰富,价格便宜,但领导硬是不让吃。说是为了培养五七战士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宁可舍近求远,特地从千里之外的北京运来咸菜当副食。后来我系的田万苍在食堂管伙食,他见干校的五七战士干的是超强度劳动,吃的是粗米饭就咸菜和水煮通菜,不见半点油星,很难下咽。田说知识分子太过艰苦了,很不忍心。他自作主张用极便宜的价钱买了几大筐鸭蛋腌成咸蛋,为我连队一百多人“双抢”时改善伙食。我们从凌晨干到天黑回来,吃晚饭时,每人获发一只咸鸭蛋,像见到山珍海味,个个欣喜若狂。此情此景和田万苍这位好心人令人难忘。

    在干校因为平时伙食太差,五七战士的肠胃里缺乏油水,人人感到营养不足。只能趁机会到南昌打牙祭。从干校乘船到南昌有一个多小时路程,但干校的纪律很严,五七战士要去南昌必须有充分理由才能准假前往。他们就借看牙医、汇款等理由请假。有时到南昌在街上见到头戴草帽、衣衫褴褛的一群男女,准是北大、清华的五七战士。当时北大、清华的战士有一个明显的标记,就是衣服、裤子都带铁锈色。这群两所中国最高学府落难的知识分子,可算南昌街上一景。那时馋了多天的知识分子,一办完事即拥进饺子馆。他们再也顾不上体面不体面了,每人一口气叫上一斤、两斤饺子,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

    知识分子不怕苦不怕累,但经不起铁锈水和疫病的侵害。当时我们喝的水是从井里打的铁锈水。那时用井水洗脸,第二天毛巾就变成铁锈红色。这种水根本不适于饮用,但我在干校两年(有些人是一年),煮饭、洗菜用的都是这种水。长期饮用这种水,对身体损害极大,最明显的变化是,在许多像我一般的壮年人身上会出现脱发、头发迅速变白,或牙齿脱落等现象。我在干校时,一年间就掉了六颗牙。

    在鲤鱼洲尽管自然环境恶劣、生活艰苦,但我仍然努力改造自己。在那里我除了学会盖草棚,还练就了理发的手艺。在干校,军宣队规定每十天公休一日,让五七战士洗衣服、理发、料理家务。当时北大的教职员有夫妻双双赴干校的,也有拖儿带女全家一锅端的。我单身一人无家务可料理,就自告奋勇拿起理发推子,替战友理发;那时也不讲究发型,只要把头发剪短,图个凉快就行。我用理发推子试过几个人就熟练了,自然而然地成了连队的理发师。于是一到公休日,战士们排着队要我理发,一天要理十几个人,一人花半小时,我的公休日就在替人理发中消磨了。虽然累得够呛,但我心中乐意。因为既可以为大家服务,又有机会与人交谈说说笑笑,可暂时排遣内心的郁闷和孤独感。

    回想鲤鱼洲的种种,最不人道的是军宣队明明早知道鲤鱼洲是严重的血吸虫病疫区,在早期却故意隐瞒真相,不顾知识分子的安危,把北大、清华近六千多教职员工赶到那里去生活、劳动。后来我们得知,鲤鱼洲原来是江西省劳改农场的所在地,因血吸虫疫病猖獗,不得不把劳改农场迁走了。在这片血吸虫肆虐的荒洲,劳改犯尚且生存不下去,军宣队却把它划为北大、清华知识分子劳动锻炼的“基地”。

    由于鲤鱼洲环境太恶劣,等干校结束后,北大、清华确有人因患血吸虫病而死。在干校普查时北大就有一百多人被诊断为患血吸虫病的嫌疑者,我是其中之一。经过重重劫难从干校回来时,我的身体被整垮了,健康状况一落千丈,“文革”的种种磨难把我从一个壮实的健康人变成一个未老先衰的人。那时落下的病根使我百病缠身,对我的后半生影响至大。

夫妻相见不相识

    我是1969年10月去江西的,直至1971年9月“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鲤鱼洲的北大五七干校结束,全体教职员工撤回北大,我才回到学校。在鲤鱼洲那样艰苦的环境里生活了近两年的我,完全是靠自己的意志力挣扎求生存。那时因女儿妞妞留在北京,为了询问女儿的情况,也有家书往还。但从家书中找不到片言只字的安慰话。其间,我于1970年夏天休假两星期回北京探亲。那时妞妞已九岁,因一向照顾她的外婆已去世,她妈安排她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住宿。我风尘仆仆从干校回到家中,丝毫感觉不到家的温暖,反而是寒气逼人来。因女儿住校了,只有到周末才能见到她,平时家中无人与我交谈。那时我的脸晒得漆黑,衣着邋遢,我不想见人也不愿上街。我常常独自坐在屋里看书,打发日子。

    而那时章含之已是外语学院的“通天人物”。毛主席派八三四一军宣队进驻外院,成立教改领导小组,章是副组长。因为她与我的处境不同,两人见面更陌生了。有时如果她回家,我只见到家中总是高朋满座。一班人高谈阔论,他们谈教改、谈学校复课。章摆出领导者的架势发号施令,口气很大。她忙得不可开交,而我在北大仍是审查对象,党的组织生活也没有恢复,心中感到十分委屈、不平。章在我面前流露出居高临下的样子,有时甚至盛气凌人。她的变化太大了,变得我几乎不认得了。我不禁想:过去那个温柔可亲、斯文优雅的人哪里去了?

    1971年9月我从鲤鱼洲干校劳动结束回北京时,章已在外交部工作,她是那年3月调到外交部的。从此她与我的地位更加悬殊了。当时电视除了重复播放八个样板戏之外,几乎无其他文娱节目。唯一吸引观众目光的便是每天的新闻联播,人人围着电视机看国内外新闻。所以在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外宾时经常出现的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而我有时也会被人指指点点,说:“瞧,他就是章含之的爱人。”连我的朋友、同事也半点不知章已变心,以为我们仍恩爱如昔,还好奇地向我打听章的动态。我不想说出真相,只能支吾以对,十分尴尬。章在外面是风头人物,在家里也是趾高气扬。她在我面前从来不提她的工作,似乎她所从事的是很神秘的机要工作。我厌恶她那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心态,根本不屑于打听。

离婚迫在眉睫

    1971年章含之随乔冠华参加联合国大会。待她返京后,她与乔冠华的绯闻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也有几位燕大老同学在外交部工作。据说章自进入外交部后,从来不愿提她的丈夫是谁。即使同事间闲谈家常问起她的家庭情况,她也只说有个女儿叫妞妞,至于丈夫的名字她始终不愿说。但我的同学却知道,她的丈夫是谁。所以章与乔部长的事很快传到我耳中。我听后一点不吃惊,心想:这回准是她又爱上乔冠华了。以我的亲身经历,不难想象她是如何取悦乔部长的。

章提出离婚 未提毛主席

    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离婚的事。她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这样对双方都好。”我听后心里非常平静。心想: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结果。我心里很清楚:像她这样有心计的女人,在没有找到更高的目标前是不会随随便便提出离婚的。试想从1966年章出现张姓的第三者,到1969年我也出现了第三者,章从未提过离婚二字,那并不意味着她仍然留恋那段婚姻和家庭。而是她有所企盼,有所追求。现在她如愿以偿找到了合意的人,不离婚更待何时?所以她一提出离婚,我就爽快地答应了,没半点争执。不过,当时她从未提起是毛主席叫她离婚之类的话。近年她口口声声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使我这当事人感到十分惊讶。

    既然离婚的事已成定局,那如何向年迈的岳父、向年幼的女儿交代?我想:老人家绝不愿意见到这样的结局;而我最担心的还是离婚对妞妞的影响。女儿那年才十一岁,小学尚未毕业,对大人的事似懂非懂。突然一个家散了,孩子能接受得了吗?要跟她讲清楚我们离婚的前因后果,如何启齿?章含之胸有成竹地提出:先办好离婚,等待时机成熟再向老的、小的交代。其实那时关于如何安排女儿,章早有打算。她通过一定关系取得了把女儿送到美国读书的名额。如此等女儿一走,她和乔冠华结婚时就少了一层阻力。关于女儿对章乔之恋的态度,在《红色资本》(2003年3月号)栏目《红门后代》中有记载:对章含之和乔冠华轰动一时的那段忘年之恋,洪晃的见解是“尊重但不接受”。女儿的这种反应,章早有预感。

    在办离婚前半年,当我得知她要送女儿到美国读书的计划后(那时妞妞并不知情),我趁1972年暑假把妞妞带到上海探亲。妞妞出生后一直在外公家生活,从未见过上海的亲戚。她周岁时上海的祖父、祖母来京看孙女,她毫无印象。我希望她赴美前见见洪家的伯父、叔父、大姑、小姑以及众多的堂兄妹、表兄妹。同时,女儿这一走不知何日才回国。我无法留住她,就格外珍惜与她共处的时光,我带她去上海度假是我们父女相聚的好机会。到上海后我们住在我大姐家,大姐特别疼爱这个侄女,除了每天准备好菜招待外,还要照顾妞妞,替妞妞洗澡。那些天大姐全家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在上海逗留十天,其间我还带妞妞和大哥的女儿小妹一起去无锡、苏州游玩。那短短的十天,我从女儿的欢笑声中感到无比欣慰。

    上海之行也聊以弥补我心中长久以来的内疚和遗憾。在洪晃著的《我的非正常生活》中,她的老友朱伟提到:“洪晃则在幼年太早又经历了‘情感缺失’。”这是实话。且不说父母离异带给她的伤害,即使在家庭完整时,父母与她相处的时间也太少,给她的亲情太少了。那时我和她妈妈都住在各自的学校里,只有周末才回家与她相聚。我当时所能做到的,就是星期六早点回家陪伴她、照顾她;每个月发工资后,按时把女儿的生活费和保姆费送交岳母。可是,“文革”后我成了“黑帮”,连尽一个父亲最起码的责任都难以做到。以上种种都是令我至今深感遗憾的。
欺上瞒下先斩后奏

    1973年2月,我和章含之去史家胡同附近的居民委员会办离婚。第一次去还碰了钉子。居民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冷言冷语地说:

    “办离婚没有登记结婚那么简单,你们为什么要离婚?理由是什么?”

    我们两人都说:“长期感情不和。”

    他又追问:“感情怎么样不好?说具体点。”

    两人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这一次离婚没办成就回来了。

办离婚走后门

    过了两星期章含之打电话给我,约我再去一次居民委员会。她说:“这次行了,可以办成。”我们走进居民委员会,接待我们的还是那位负责人。办事的是同一个人,但态度迥然不同。他和颜悦色地给我们倒茶,热情接待,一句话不问,利利索索地把离婚手续办了。事后才知道,章向外交部反映了第一次办离婚碰钉子的情况。于是外交部政治部主任派人到居民委员会关照,说:上次来办离婚的,你们知道是谁吗?下次章洪二人来办离婚,不许问长问短,照办就是了。想不到办离婚也可以走后门。

应章要求回家做戏

    1973年3月办完离婚,章要求我周末还是要回史家胡同,要让妞妞觉得家还是完整的。她要求我在事情未宣布前,在家里要装做没事发生一样。为了避免刺激岳父和女儿,我答应照办。于是每到周末我照样回史家胡同,在女儿和老人面前还要做戏,要强忍内心的痛楚,装着没事发生一样。晚上我照旧陪妞妞睡,讲故事给她听。妞妞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我却彻夜难眠。当时我知道妞妞不久要赴美,我想:如今我唯一的精神寄托,唯一让我牵挂的就是妞妞,将来妞妞一出国我就变成孑然一身了,此时一阵空虚、怅惘笼罩着我,人好像坠入了深渊。此后我又夜夜失眠,靠安眠药度日。我的痛苦,女儿也感觉到了。“他和我妈妈离婚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怪的恐惧,我怕我爸爸会死。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爸爸如果没有呼声,我就忍不住要把手放在他的鼻子上方,看看他是不是还在呼吸。”

    妞妞真是个绝顶聪明、善解人意的孩子。事实上,离婚后我在周末像往常一样回家陪女儿睡觉那段时间,离婚一事是瞒着她的。但从我忧郁的眼神和强装出来的笑声中,她幼小的心灵已感觉到家里出事了,感觉到我内心的痛楚。

离婚令女儿痛哭

    离婚手续办妥后,章含之再一次把难题交给我。她要我跟章士钊先生和妞妞交代这件事。她不敢开口跟章老谈离婚的事,她明知章老不会同意我们离婚;而女儿也跟我很亲,由我对女儿讲也比较好。我想:离婚已成事实,她老是不肯讲也不是事情,要我讲就讲吧。而且要我继续像做戏般度日太痛苦了,所以我也想快点了结此事。

    因为妞妞暑假后会出国,我必须在她出国前告诉她这件事,所以我先对女儿讲了。记得是1973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妞妞住在北大。我斟酌了半天才开口,我说:“爸爸和妈妈感情不好,已经办好离婚手续了。今天才告诉你……”妞妞一听就哇哇大哭起来。而使我吃惊的是女儿的第一个反应,她竟然说:“我学校里的小朋友知道吗?老师知道吗?以后我的家在哪里?”

    1973年洪晃出国前,与爸爸到照相馆合影留念

 “我的家在哪里?”

    20世纪70年代父母离婚在社会上似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连孩子也感到有压力。孩子一是感到丢脸,二是感到没有家了。关于父母的离婚,洪晃在书中写道:“那是一个最不好的五一节,我爸把我带到北大的宿舍里跟我谈话,这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分开了,但我爸爸还装装样子,有时候还在史家胡同住。这次我爸爸就对我明说,以后史家胡同就不回去了。那天我爸爸陪我从北大坐332到动物园倒111路,一直送我到灯市口,然后我就在马路边,看着我爸过马路到马路北边坐111路回北大,我就觉得我爸特惨。而我妈当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回避,她不知道这时候应该怎样处理一个小孩的感情。”

    离婚的事算是跟女儿讲明了,引得女儿大哭一场。女儿那凄厉的哭声刺痛了我的心,我对女儿的那份怜惜、愧疚,令我再次陷入痛苦中,久久无法平复。

    四个月后妞妞就离家赴美了。那时我已离婚,妞妞临行我无法去机场送行,只能在电话中告别。我说着说着鼻子一酸泣不成声就说不下去了。我对女儿思念已极,不得已只好拜托上海的妹妹吟霞和弟弟君涛,趁妞妞到上海转机时,到上海机场看望她一下。那一年,洪晃十二岁,还是红小兵时已远渡重洋赴美国学习、生活了。从那时起她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父母的关爱。洪晃在《我的非正常生活》一书中也谈到了她那几年在美国寄人篱下的感受。

    要说离婚后我最痛苦、最失落的阶段是在女儿赴美之后。“文革”这场浩劫剥夺了我的工作,剥夺了我的尊严。现在家没了,而唯一属于我自己的,与我最亲近的女儿也走了。女儿这一走我真是牵肠挂肚,因为那时中美两国之间不能通邮,更不能通电话。我与女儿的来往信件只能通过外交部的信使传递。妞妞刚去美国时,基本上每个月给我寄一封信。每封信我都要反复读好几遍,从中得到不少乐趣和安慰。到后来信就少了,可能她功课繁重了,顾不上按月写信报平安。有一次几个月没收到女儿的信,我怕她病了,内心一直惴惴不安。万不得已,我只好打电话到史家胡同询问妞妞的情况。章在电话中说了一句:“你以后再不要往这儿打电话了。”就收了线。从此我尽管仍然时常惦着女儿,但也学会了把思女之情埋在心里。
每逢佳节倍思妞妞
记得自1973年妞妞赴美直到1976年她返回北京,整整三年时间我都是一个人过的。那时我早已获得解放,有了人身自由。但我变成孤零零一个人,反而比关在“牛棚”里更孤独、更冷清了。最凄凉是每逢中秋节、春节时。在欢乐的节日里,家家户户合家团聚,吃月饼、吃团年饭,而我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几年在大年三十晚上,人们可以看到,在海淀长征饭店空荡荡的餐厅里,只有我一人在自斟自饮,偶尔我看到在远远那头的另一桌,也有一个孤家寡人在吃饭。他就是北大俄语系党总支书记孙某某,他的夫人是苏联人。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因政治原因他夫人不能来中国了,所以他也只能一个人过了。
其实每当过年过节,还是有我的堂兄或中学、大学的同学邀请我到他们家里过。我因怕见到人家夫妻恩爱、儿女绕膝的场面会触景生情,所以总是一概谢绝。那时我常常会想起妞妞问过我的一句话:“以后我的家在哪里?”
1976年,女儿从美国返京,听说是外交部专案组去机场接她的,但没人通知我这个爸爸,所以等到别人告诉我,我才知道女儿已经回来了。我当时那份惊喜和激动可以想见。

离婚激怒老人

    离婚的事向女儿交代过后,接着应该向老人交代了。如何能讲清楚?真是太难了。章含之根本不敢面对面向父亲交代此事,要我单独跟章老讲。我感到非常为难。章老当时已九十二岁高龄了,再加身体十分衰弱,长期住北京医院疗养。其实1971年我从鲤鱼洲干校回北京时,老人家已经在医院里了。那时我每星期都去北京医院看望他,从家中带去可口的菜和汤,坐上一两个小时陪他聊聊天。老人身体这么虚弱,我怎忍心用这等不愉快的事去刺激他,加重他的病情?我真怕他老人家受不了这个打击。

    不久听说章老受毛主席重托,即将启程赴香港促成国共和谈,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和老人谈了。我到北京医院章老的病房,先向他请安,问候他的健康情况,蹰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爸,我和含之长期感情不和,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了,这件事必须和您说一下。”章老当时非常吃惊,继而大为震怒。他提高嗓门激动地说:“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以先斩后奏,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们离婚后妞妞怎么办?”接着又问我,“是谁提出来要离婚?”我说是章含之先提出来的。章老马上问:“含之是否有人了?”我说:“有了,是乔冠华。”章老马上说:“你们的离婚过程一定有文章,这件事不能这么了结。我要找毛主席,等我香港回来再说。”说罢他气呼呼地闭上眼睛。这是章老听到我们离婚消息后的第一个反应,章老1973年5月25日赴香港,7月1日就在香港仙逝了。

     对于老人的去世我深感遗憾,老人对我的厚爱我铭感终身。我想:即使章老那年健康地返回北京,我也会劝老人家成全他女儿。过去几年章含之的种种行为,我从未向老人家透露半句。所以老人一听到女儿要离婚,总以为是偶然的突发事件。他满以为:只要他老人家出面,事情就可以挽回。殊不知他女儿的移情别恋已经不是头一回了。我心里想:章的心早就变了,又何必把人留住?章老所以反对我们离婚有几个因素:章老是很封建的,尽管他自己可以纳几房妾,但决不允许女儿未经他的同意就办离婚。在他看来,这是离经叛道的事,而他最不放心的是他视如掌上明珠的外孙女妞妞。父母离婚了,孩子怎么办?

    至于章含之书中写到的章老对我们离婚所表的态,完全是另一个版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不得而知了。

*  *  *

    胡适的《实验主义》写道:“真理原来是人造的……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按照胡适的话,真理和历史事实都可以捏造。似乎历史是一个百依百顺、任由人们装扮的女孩子。对这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历史这个女孩子任你把她如何涂脂抹粉,任你把她打扮得如何娇俏、艳丽,甚至整过容,等她年华老去,最终会露出她的本来面目。所以说,历史作不得半点假,真理也不容捏造、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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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秦城监狱偶遇江青

刘庆棠

2014-02-19

    【多维历史】刘庆棠生于1932年。“文革”期间,任中央芭蕾舞剧团革委会中共核心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芭蕾舞剧团党委书记、文化部副部长、中共十大主席团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1983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水煮百年网》刊登了由刘庆棠口述、刘庆棠整理的《晚年刘庆棠回忆:我在秦城监狱偶遇江青》一文,文中披露:刘庆棠在秦城监狱走廊里碰到江青,她看着刘庆棠,颇觉意外,但双方都没开口说话,各走各的路。她当时已显老态,走路慢,反应也慢。刘庆棠估计是监狱方面时间掌握错了,再加上她走得慢,就造成这样相见。这样碰巧撞上起码有两次。

    刘庆棠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

    本文作者陈徒手采访小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因为原在中芭工作、邻居张京海老师夫妇的介绍,有幸认识刘庆棠老师,开始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他是我少年时代的偶像,他所塑造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长青的形象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万分痴迷。他是个爱聊天的人,闲谈中说了很多旧事。我在1998年7月15日、2001年1月31日时曾详细笔录他的口述,现根据此记录原稿稍加整理成文。刘庆棠老师已于2010年夏天病逝,带走了一生的沉重叹息。他曾有写作回忆录的计划,可惜天不假以时日,来不及对自己一生的成绩和教训做一个真切的总结。现在整理的口述稿只是从他自己的角度,讲述了他所经历所知道的一些事情,一定带有以往历史的苦涩痕迹和片面性。

留着山羊胡子的姚文元

我与姚文元初次见面是在1968年,在样板戏剧团大会上见到的。

八十年代初期,在秦城监狱专案进行得差不多,一拨拨人走了,人变少了,就让我们几个一块儿看电视。看电视时,谁跟谁在一起,都有安排。我和迟群、王洪文三人在一起看了好几个月,姚文元突然加进来了,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第一次他来时留了胡子,山羊胡子竟留到胸前,秃了头发,跟我们打招呼,比过去开朗热情,很愿意讲话,他说:“你们都在这,都在这……”、“今天我们一块看,多几个人看热闹……”

工作年代他的话很少,让他讲才讲,不会主动讲话,是个挺闷的人。他在台上时很少开玩笑,在公开场合显得拘束。开会时要是周总理、江青在场,都要特意提醒一句:“文元同志说点意见……”他才会说一点。

我惊奇地问他:“怎么留起胡子?”他说:“好啊,留了胡子显得老成……”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变得十分爽朗。在看电视的过程中,他会主动评论。在我的印象中,他评价过女歌唱演员王静的唱法,还有一个殷秀梅是中央广播乐团的,这个团原来归姚文元领导,他对这个团的演员比较了解。有一次电视里播殷秀梅的独唱,他评论了一段:“在女高音中,殷秀梅是最好的,声音表达得好,情绪好……”他问我们觉得如何?我说:“你说得对,她学了美声,同民族唱法相结合,过去唱革命歌曲没有全用美声……”王洪文、迟群在一旁说:“你们是专家,要说起专业评论,我们是外行,懂得少,只是看热闹……”

姚文元原来内向安静,好看书。我觉得他到了秦城后性格是有一点变化。有一次看电视时我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事?他说:“看书,写点东西……”后来监狱里我认识的小朋友(指看守)告我,姚文元写了一本哲学方面的书稿,是谈辩证法的,他要求出版。

当年我是42岁,他有47、8岁,看上去显得老了,但他的身体素质还可以,还是显得健壮。他老跟我说:“锻炼锻炼啊……”我说:“我每天都锻炼……”他说:“我也锻炼……”他问我:“你看我怎么样?老成一点?”我说:“是起了作用,老一点了。”他听了就“咯咯”笑起来。过去他很少开玩笑,很严肃的,现在也说说笑笑,有时还笑得特别大声。迟群就愿意跟他开玩笑,逗了说。

想骂就骂的王洪文

我一开始是和公安部一位姓赵的副部长一起看电视,他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曾当过成都军区政委。谈到自己的事情,他说:“我一点都不后悔,是毛主席让我来公安部的。”

后来我和王洪文、迟群一块看电视,长达两年时间。屋里有两排沙发,一长一短,我们请王洪文坐前排,他愿意坐后排,说坐在后面便于议论。我们每人配属的卫兵也坐在后排,但他们都是小年轻,知道我们不会出事,他们尽在门外玩,等电视结束了才陪着我们回去。我们一般从晚上七点开始看,一直看到节目都没了,中间就是七嘴八舌评电视剧和文艺节目,会说哪位演员好,哪部戏好。

有一段时间突然加进来一个老广,五十五岁左右,不说姓名。小兵们说这个人原是总参搞情报的,出了大问题,出卖了什么重要的地下组织,所以请他回来开会就扣住,判他死刑,缓期执行。迟群和我心里明白,知道他想打进我们圈子,刺探情况,想立功减刑。小兵说:“你们要小心,他不怀好意……”我们说:“我们哪能看不出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钉子,合计把他拔走。

问他姓名、单位,他不说,我们就火了。王洪文刚好此时来了,他跟我们熟,有说有笑。老广问我们,我们不直接回答,防着这个人。

王洪文后来是什么都敢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无所顾忌。1984年国庆阅兵,我们是当天晚上看了,第二天监狱方面又来征求意见,我们都说:“没看够,还想看。”王洪文说:“对对,我们还想再看。”监狱负责审查的人希望我们看,好收集我们的反应,就说:“没问题,明天还放,重播一次。”结果转天白天又看了一遍,就王洪文和我两个人。王洪文评说一些,讽刺邓小平等台上的中央领导。他这样说时,屋里人很多。他们这样问我:“老刘,这么大的阅兵,看了有何感受?”我也没多说什么。

记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们去看那几块菜地,就当着散步锻炼。走着走着他突然间摔倒,迟群和我赶紧伸手搀扶他,但没抓住。卫兵不让我们动他,对我说:“老刘,他已经犯过好几次了,你们千万不要搀他,你们要搀他,十分钟才缓过来;不搀他,五分钟就缓过来了……”我们就坐在马扎上看着他,果然五分钟后他的手脚能动了,卫兵就上前扶他坐起来,拍他身上的土,他脸色还是刹白,眼睛睁不开。等他坐两三分钟后,想站起来,我们和卫兵搀他走了一圈,脸色就正常了。他主动问我:“庆棠,刚才我是不是患病呢?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看你们的神态,看我身上的土,我知道自己又病了……”他说,已摔过一二十次,大夫说是植物性神经紊乱,脸都摔破几次。

他后来悄声地跟我说:“过去曾有一个星期摔过两次,现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个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原来身体是很好的,茅台酒能喝两瓶,酒量接近周总理。记得当年“文革”中我们在京西宾馆开会,晚上大家一块到我们屋里坐一会儿,准备洒、花生米。就在这时,许世友司令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我就知道你们有酒,喝喝……”喝到兴致,他跟王洪文、我们几个人一一掰手腕,是一个有趣的人。

后来,迟群有病先离开秦城,国庆阅兵后又查出我得了肝炎,让我住院,只剩下王洪文一人。以后他的情况就不了解了,可以想像他的心情不会太好。

王洪文是想骂就骂,其实他谈论政治很少。姚文元与王的性格不一样,做事说话有分寸,我没有听见他与人吵架。迟群和我从来不乱说话,要经过思索才说一些。迟群和谢静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了解的事多,说话更谨慎稳当。

不说话的张春桥

张春桥后来很少说话,别人说好的不回答,说不好的更不回答,一般人达不到这种境界。他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请了原周总理治疗组吴阶平等6位大夫来看病,手术很成功。我在秦城无意中碰到他一次,看到他头发光了,显得很胖。

后来我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复兴医院,一位刘姓大夫告诉我,住在隔壁病房的是张春桥,见到来访的公安部部长,自己照样看报不搭理。部长说:“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不搭话。部长又说:“你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可以提出来。”张春桥还是不说话。旁边的人急着说:“张春桥,部长问你,你回答,你应有礼貌……”张春桥依旧不吭声,部长只好说:“今天先说到这,等有机会下次再说……”

可是没等部长出了房,张春桥就跟大夫们说话,非常有礼貌。

依我的观察,以前工作时张春桥确实话很少,别人说话他认真听,最后才说几句。江青、上海那些人佩服他,都听他的。讲一个比喻,如果张春桥说奔东,原来说去西的江青也只好改变,也奔东去。

毛主席病重时曾提出想看影片,甚至提了三看三不看的原则。这个事情就由我、广东省委书记韦国清、香港港澳工委梁某某负责,向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借来中外影片五百部。我事先审查片名和材料,然后打电话告张耀祠、张玉凤、毛远新,让他们到发行公司去取片子。

1977、1978年批判我时,提及这件事,就说我是巴结江青、张春桥,好像特意要给张春桥看电影,上纲上线很高。我说,你们冤枉张春桥,他爱看报纸,就是不愿意看电影。每逢节日上映新片前,我要打好几次催促电话,让他赶快审查,说:“五一节要上映,再不审查就来不及印拷贝呢。”他才答应说:“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审片时,他意见不多,总是说:“同意你们的审查意见,很好……”有时也会提几个小地方修改,江青、姚文元在这方面提意见提得多。

政治制度有问题,制约人,这样管制延长了很长的时间,管得那么严。审查电影万一错了,谁敢承担责任,谁都害怕。

我听张春桥说过,他不爱看电影,爱看书、看报纸,每天都要看香港几个代表性的报纸,养成习惯。

张春桥与邓拓曾经在《晋察冀日报》一块工作过,他当过邓的副手。1965年底批《海瑞罢官》之前,张春秋偷偷地向邓拓通风报信。1976年11、12月间,当时邓拓、“三家村”还没平反,《人民日报》刊登了批判张春秋的长篇文章,里面就提到张春桥给邓拓报信的事,把邓拓和张春桥都一块骂了。当时我们关在西直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看到了报纸,这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因为觉得突然,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事。我反复想这件事,觉得张春桥与邓拓有私人关系,在大风浪来临之前,他冒着风险通报只是希望老领导邓拓要有思想准备,能沉住气。

江青与文艺界二三事

我见过江青与周总理争执,争得脸红耳赤。江青对我们说过:“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周总理,但我们有时意见不同……”在我们眼里,江对总理是尊重的。我们当时就听说,当年在延安时周总理是支持江青与毛主席结婚的。

到人民大会堂开国务院会议,吃工作午餐不要交粮票。而到钓鱼台开会,江青要让我们交钱、交粮票,不许揩国家的油。老太太自己也交,非常认真。

京剧老演员裘盛戎老向几十元工资的青年人借钱,钱数积起来变得很大。江青知道后替年轻人焦急,要裘自己去还这些钱。

当时京剧名师李少春境遇不好,江青有意让他去当教员,有改善、保护之意。有一次李少春遇见我,就问:“让我当教员,你知道吗?”我说:“江青同志同意你去……”他怕此事是假的。但江青对此事很认真,一直惦记着。有一回李少春病了,精神方面压力大,有点失忆。开会时,江青问:“李少春同志怎么样?”浩亮说:“现在好一些,记忆好一点。”我把李少春跟我说的话转述一遍,说:“他有顾虑,怕是假的,怕去了又挨打……”江青一听很激动,动情地说:“你跟他关系密切,多做工作,对他的病情有好处。”我们就去找他,多方鼓励他。

后来李少春病危,住进积水潭医院。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江青,她说:“你什么时候去?你今天就去吧,代表我去看看他,问一下在治病方面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当天下午就去了医院,李少春爱人侯玉兰守在那里。李少春已处于弥留之际,我握住他的手,他睁开眼睛看到我,我小声地告诉他江青慰问的话语。他弥留了三天,在场的医生告我,他还是有下意识的反应,还有一种直感。

裘盛戎等名师由于历史原因有抽大烟的习惯,文革中被迫停了,受不了。裘有一天直接告诉江青,请求帮助。江青酌情同意,建议由医生控制,少量饮用,让他上台演出,同时慢慢戒掉。她说:“这是旧社会给他带来恶习,要劝他改正。他是国宝,应该好好保护。”

运动前江青曾对八一厂导演严寄洲的影片提了修改意见,严寄洲没改动。江青就批评他固执己见,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结果运动中江青的话被用上,整得他很苦。江青认为这样处理不好。1974年我管电影,江青找我:“庆裳,给你说一事,严寄洲给我来过一封信,很诚恳,说好几年没工作,想发挥点作用,闷得慌。文革中整他厉害,有人利用我随便说的话,折腾他不轻,弄得我现在很困难。你去一趟八一厂,不要提我,怕八一厂又有人折腾。你出面保他,让他出来工作,他有这个能力。你替我保一下,你明天就去,然后给我回电话,不顺利的话,我再给你出主意。”

我就去八一厂开座谈会,演员王心刚、张勇手、李炎,总政陈亚丁等都来了。我问八一厂创作情况,顺便抽空问到:“严寄洲同志情况怎么样?”陈亚丁说:“群众冲击厉害,压力大,靠边站,情绪消沉。”我又问,身体如何?他们说不错。我说:“事物是一分为二,他是有错误,但也是对电影工作有贡献的人,长期不工作,对八一厂是损失。身体挺好,应该早一点让这个同志出来工作,你们看有否困难?”陈亚丁听了觉得惊讶,他也明白这不单单是我的意见。王心刚事后告我,已向严寄洲转达,他流了眼泪,表示要做贡献。第二天严就出来工作了。

1977年严寄洲在报纸上刊登大文章,揭发江青怎么迫害他。我看了就想,其实有一段江青对他的导演工作还是过问了,力所能及地关心过。

毛主席冲江青发雷霆大火

江青爱发脾气,脾气确实很暴,但发错了,就检讨。前一段我在甘家口路上偶然碰到原来钓鱼台17楼江青处的服务员,我们俩闲聊,她说,江青爱发火,碰到难处理的事就焦急,发火厉害,但有时过几天她又会说自己脾气不好,请人原谅。

记得有一次开会,江青说:“听别人说,某某有问题。”我就向她解释,认为不是那么回事,她听了大怒,说:“你怎么还保护他?”江青就是说他有五一六嫌疑,她气呼呼地问我:“你打保票吗?”我说:“我打百分之八十。”事后我将调查来的材料告她,她才消气,说:“批评错了,你们不要生我的气,我这个人脾气急,我不是故意的,错怪你们了。你们要经得起批评,毛主席批我,那就是直接骂我了。我捅了漏子,主席在电话中骂我不对。”

从“毛主席批评”话题扯起,她就在那时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段故事。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叶群到处探风,到钓鱼台请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借口说拍摄机器收起来,不使用了。林彪、叶群从钓鱼台走了,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江青向毛主席电话报告,说几点几分林彪离开,毛主席五分钟内不言语,突然间大发雷霆地说:“你混帐,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江青吓坏了,拿着电话筒连喘气都不敢出,小声问:“主席,怎么改正?”毛主席说:“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江青迅速带着器材赶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承认错误,林彪很高兴,说:“这哪是错误……”这就是那张著名 的林彪学毛选照片的由来。记得1973年开十大,分组会上谈创作,江青闲时又谈起这段经过,主席五分钟内不说话突然大发脾气给人印象最深,其中高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到了以后才明白过来。

江青是内行,懂戏。看了戏后她会有所准备,拿着提纲提意见,说:“昨晚一夜没睡好,想戏的问题,主要的应肯定,但也必须做较大的修改,我提几条请你们考虑……”或者说:“我不懂舞剧,懂一些共性,你们自己研究……”《红色娘子军》里的“常青指路”一场戏,就是在江青指点下排练的,常青出场的动作,是我和演通信员的小彭一起编排的。

“曾担任过《红色娘子军》女主演的白淑湘能否演戏?”在当时是个政治问题,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参与过谋害闻一多的行动,解放后在沈阳被镇压。白说过对父亲怀念的话,也是人之常情。军代表揭发她反对现代戏,曾说握握拳头算什么艺术?运动一来就上纲,江青就让她到干校锻炼,喂猪,条件艰苦。我提出让白淑湘回来演戏,江青一开始说:“演《红色娘子军》记她一功,但她表现不理想。”后来过了一段又问:“她认识如何?”我说,不错,还坚持在干校练功,专业上刻苦。江青批评我说:“你护着这个,护着那个。”我说:“她本人有进步,剧团也需要。”我又说:“你不是说记她一功吗?”江青说:“那就把她调回来吧。”

江青提出艺术上要出新,戏剧内容不改变,就没有生命力。文革前她曾经做过秘密调查,看看旧京剧的演出情况,比如就调查过谭元寿上演的情况,查看观众到底有多少,她做过一番计算。当然,江青做样板戏是有政治目的,为文革造舆论。

八十年代我在秦城里面偶遇过江青。秦城有四个大院子,彼此放风时间不同,关在里面的人平常是见不着的。有一次我在走廊里碰到江青,她看着我,颇觉意外,但双方都没开口说话,各走各的路。她当时已显老态,走路慢,反应也慢。我估计是监狱方面时间掌握错了,再加上她走得慢,就造成这样相见。我算一下,这样碰巧撞上起码有两次。

心情郁闷的迟群

秦城分几个监区,各自的院子很大,种了不少果树,空气不错,我们可以在自己所属的院子里面跑跑步。在那个时节,我们能见到黄永胜,他当时身体已不太好,拿一个凳子,走一圈就坐一会儿。以前我们认识,但此时不能说话,只能彼此点点头。

在秦城里面,我知道戚本禹好打架,经常与公安人员吵。我们说过:“那头不安静。”后来听说戚要出去了,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到年头,回家了,到上海图书馆当历史组副组长……”

我跟迟群在一起的时间较长,俩人能聊得来。监狱负责人有一次问我们,是否希望种一点地?我说:“愿意。”这只是象征性的劳动锻炼,我和迟群两人都是农家出身,对种地感兴趣。我们就要了三小块地,大约有三十多平方米,一块种西红柿,一块种花生,另一块种白薯。我们挖地浇水浇粪,两个卫兵也帮我们干,干得也挺多,他们在部队里都是连级干部,大都是连长、指导员,二十七、八岁。收获的东西归我们,西红柿随便吃,打上水井的水洗了就吃,卫兵却不敢吃。我们说:“吃吧,我们共同流了汗水,好吃……”他们说:“真的不让吃,会受批评的……”结果就把多余的西红柿送到伙房。我们想吃花生,就让伙房炒。自己种自己吃,也算一种消愁解闷的方式。

迟群出来后跟爱人复婚,我去他家,他爱人爱唠叨,不断地说跟着受罪,吃了那么多苦头。唉,说这种话还有什么意义,心里很烦,迟群和我心里何尝不是那么想。我们俩聊天,我多劝他宽心,想开一点。

那一年,迟群住的公家房子可以按工龄买断,但爱人的工龄算数,组织上却说找不到他的档案,无法让他享受此待遇。如果能找到档案,买这一套房子就能便宜几万元。他当时生活待遇不好,省下这笔费用对他很重要。他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互相推脱,他只好到八三四一部队、教育部、清华大学来回找他的档案,不得结果。他说,战争年代自己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做了不少事,怎么就不能照顾一下,给开个证明?

很长时间他心情都很郁闷,不知道怎么办好?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桌旁想给中央写信,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请求上面予以帮助。刚写了“江泽民同志并转党中央……”几个字,就一头趴倒在桌上,是严重的脑出血。等他不省人事的时候,八三四一部队的人说找到他的档案了。

到八宝山送别时,仪式简单,来的人不多,看到迟群最后的样子,我的心情不好受。印象最深的是,有几个清华大学的老教授特意来送他,说明清华还是有教师记住他曾经做过的事。

业务出色的于会泳

过去有人写于会泳,贬的地方不够实事求是,不真实,没有说服力。

于会泳过去是部队文工团的,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对民间东西熟悉,熟悉的种类繁杂,比如四川清音、北方大鼓等,拿起来就唱。而他学的是西洋作曲,曾担任过作曲系总支书记。江青听说上海有这么一位人物,洋、中均会,表现力强,很合她的意思,就大胆使用他。

文革开始后,上海京剧团乱套了,于会泳做为工宣队进驻,犯了错误,又回到音乐学院。《智取威虎山》恢复排演,又把他请到剧团领导创作,唱腔设计很认真。

他写的唱腔,有的人觉得清新,与新的人物合拍、协调。有的老艺人却说四不像,非驴非马,不姓“京”。于很尊重这些意见,允许人家说三道四。实际上江青、于会泳很重视这个京剧姓“京”的意见,于觉得一定要重视京剧唱腔、京剧特点,让人一听还是感到京剧味。他配用西洋手法,加进戏曲东西,他是《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的主要创作者、组织者,几部戏演出都很成功。群众对于会泳很信任,他讲话顶用。

于会泳和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当年我们排《红色娘子军》前,到海南全岛转了两个月,采访不少人,实地去看娘子军活动的地区,写出舞剧台本,也有人说四不像。

后来于会泳主管北京京剧团,排演《杜鹃山》,反复修改。于会泳认为杨春霞合适,就从上海借调北京,把她留下。汪曾祺是主要作者,起了重要作用。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祺在其中是突出的。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应该很好地发挥他的业务才干。排练时,围绕台词修改,于会泳经常会向在场的汪曾祺等人商量,问这样行不行?于一般会采纳汪曾祺他们的意见。

运动中北京京剧团陷入动乱,形势比较复杂。我曾经管过一段北京京剧团,知道一点情况。原来军代表、《野火春风斗故城》的作者李英儒被审查,倒了,只好重新挑选军代表。江青向军委要人,要一位军级干部,周总理批准了。来了田广文,他是副军长,全军有名的战斗英雄。他当一把手,解决内部班子矛盾,很难,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他说话有人也不听。我当时在国务院文化组,团里请求来管管,我就出面帮忙解决,在当时起了一点作用。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于会泳抓创作还是很出色的。

在文化部工作时,于会泳和我的关系比较好,我们俩经历相似,参加过军队文工团,有实际工作经验。他在决策时愿意多听听我的看法,总是说:“你说真心意见。”这成了他的口头语。

1975年左右要解放干部,有不少阻力。我在会上说,文革这么大运动,证明一个人没错难度大,拿掉了,就不符合党的政策。经过考验的干部,应该恢复工作。于会泳坚决支持我的意见,排除了派别间设置的障碍。

1974年后我分管剧团、制片厂,参与过这些单位的追查,办追查学习班,当做大事情来做。文化部追查的特点是连环追,现在看是错误的。

张维民曾在东北当过省革委会副主任,由于同毛远新还有吴德的关系,调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管理整个文化部政治运动。他属于很左的一类人,运动积极,能干能说。

1976年10月6日以后的三四天,他灵机一动,马上掉过头,在部里夺权。念完“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后自动主持会议,把矛头对准于会泳、浩亮和我。他还说那些老话:“你们得赶紧揭发……”又对浩亮说:“你表个态。”我们说:“你不明不白,向你表态算什么……”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他说我们很猖狂。于会泳在一旁不吱声,没有什么表情。他心里是很明白的。

他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我很不是滋味。据说是在审查时偷喝了农药,很惨。当时审判时有一内部说法,就是一个部门只判一个人入狱,于会泳走了,就判我徒刑。于会泳这个人对创作执着、认真,是一个对艺术绝不含糊的人。

周总理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

   我是1951年就认识周总理,他对我的成长经历比较了解,看过我许多次演出,看过我主演的《天鹅湖》、《海盗》、《泪泉》等,懂得芭蕾戏,关心甚多。

七十年代初,在一次接见外宾之前,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党中央要组建新的文化部,让你到文化部工作。舞台上这么多年,让你马上下台不演出,我怕你想不通。过几天政治局开会研究,我要先打通你的思想,不上台演出行不行?”我说:“一切都是党培养的,听从党的安排。对舞台有感情,不演出会有留恋。现在只有害怕心情,过去我只做过一个剧团的工作,到文化部有种惧怕,水平低担负不了,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周总理说:“我告诉你,我干革命时没想到做总理,一开始我也害怕。根据我的经验,你这种心情是可贵的,兢兢业业,就能前进。要做工作,随时都会犯错误,随时改。”很快中央下发文件,宣布文化组十人名单。周总理以后高兴地对我说:“跟你谈话前原来还想需要半小时,想不 到十几分钟就做通你的工作。”

文革前紫光阁每半个月都有舞会,二三十人范围,参加的人有副总理、副委员长、军委副主席等,由中央歌剧舞院负责艺术组织工作。周总理对干部严厉,对一般群众好,院长赵沨怕总理见面批评他,有顾虑,就说庆棠跟总理熟,让我带队。

一个大轿车装四十多人,有十多个人的乐队,三四个独唱演员,二十多个女演员。跳累了就休息,表演几个小节目。我因为白天工作、排练累,体力劳动强,去紫光阁后我就坐在秘书中打扑克。周总理理解我的情况,跟我说:“你白天累,现在需要放松……”

江青从来不去跳舞,蔡畅大姐偶尔去过。舞会一般晚上11点结束,我们再吃点夜宵。

1966年6月初文革露出苗头,剧团工作大乱。我当时是剧团支部组织委员、演员队队长,我作为双料干部,也受到冲击,被贴了大字报,有人也不听我说话。而6月4日还有紫光阁舞会,我到处找人,说,中南海工作不能停,总理秘书给我打电话了,你们应该协助我,如果停了,中央会批评。我就带了上回原班人马去中南海。周总理问我情况,我说:“剧团已经乱套了,好不容易做工作才争取来的。”总理说:“那下次看情况吧。”碰到那么巨大的政治动乱,舞会以后就停了。

八十年代中期我因病出了秦城,就回老家休养。1993年还有补助,每个月给我们360元,水电费就要150多元,靠儿女、国外学生支助。1994年生重病花了一万九千,我写信给江泽民同志,他批了五万元,专款专用。写信还有一点希望,被逼着给中央写信。

我现在就是人家找我到大学教课,为别人筹办民营艺术学校。最想排舞剧《岳飞》,看了很多史料,也写了舞台台本,找了原来《红色娘子军》作曲家来合作。排戏很难,我总想在晚年做一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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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瓜瓜在英国

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1月11日

哈罗公学的中国少年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开通地下交通轨道的城市,伦敦的公共交通非常发达。从伦敦市中心坐地铁到Marylebone,再换火车,沿西北方向行驶,经过著名的温布利球场,不到半小时就到了著名的哈罗小镇。

    这一站的站名是Harrow-on-the-Hill,从字面上翻译,“山上的哈罗”,著名的哈罗公学就建在山坡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也曾在这里取景。整个高地全是学校的资产,许多地方都标有:私人地界,不得入内。虽然从地理距离上讲,这里离伦敦并不算远,但是一出地铁站,就立即感觉到这里完全是两种氛围。离开了城市的喧闹,一切都安安静静的。除了山脚下西敏寺大学哈罗校区的门口有一些学生模样的人在抽烟、闲聊外,整个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影。

    1572年,一名哈罗本地的富农——约翰·利昂从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那里获准在当地建立一所面向本地农民孩子的学校,这便是哈罗公学(HarrowSchool)。哈罗公学的兴盛和维多利亚时代英帝国的全盛是不可分的。丘吉尔、拜伦、约旦国王侯赛因、印度前总理尼
赫鲁这些世界级名人都是哈罗毕业生。1941年,正值“二战”最严峻的时刻,丘吉尔在哈罗公学对着800多名学子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说,成为当代英语文学的名篇。

    哈罗公学是英国著名的男生寄宿贵族学校,每年招生规模约在800人左右。像这样的学校,目前在英国也只有4个。在主路边上,每隔几百米,便能看到一处独幢小楼,这些被称为“House”的小楼,就是哈罗学生们的宿舍,在哈罗公学一共有12幢学生宿舍。造访哈罗的这一天,是12月19日。在哈罗公学的接待室,中年女老师一脸遗憾地说:“对不起,现在学生和老师都放假了。”

    哈罗小镇的主街上有一家规模不小的商店,橱窗里展示着不同颜色的制服、礼帽与皮箱、皮鞋的搭配,这家商店是专门为哈罗公学的学生提供服装的。“这里的规定很多,不同的场合穿不同的衣服。”老板热情地介绍起来。他指着挤得满满的衣架上的一套衣服说:“比如,打板球的衣服就有9套,每套有不一样的竖格和颜色,代表不同的队伍。这套衣服只有在一周两次的板球运动时才可以穿,不会在其他任何场合出现。”老板在这里开了好多年的店,跟这里的学生们也都混熟了。看记者的东方面孔,他还能随口说出几个日本或中国香港学生的名字。“这里管得很严,即使你的家离这里只有2英里远,你也得住校!”

    2000年,不满13周岁的中国少年薄瓜瓜进入哈罗公学,成为当年的800名新生之一。他和其他16个男孩一起住进了RendallsHouse。

    像英国的很多建筑一样,薄瓜瓜住的这幢宿舍也散发着幽幽古意。这幢建于1853年的砖楼,原名为GroveHillHouse,1912年被重新命名为Rendalls。“二战”期间,因为学员骤减,这里曾被另一所大学占用,直到1946年重新回归哈罗。在这里住过的哈罗学生,有的后来成为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作家或将军。有趣的是,这里还有一位中国人熟悉的名人,他就是《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BJ单身日记》、《诺丁山》以及热播情景喜剧《憨豆先生》的编剧理查德·柯蒂斯。

    不过,对那时的薄瓜瓜来说,他可能还无法用好奇的眼光和轻松的心态来体味这个全新的世界,虽然他将与之相处整整6年。这个少年当年正处于和母亲分离的痛苦中。薄瓜瓜后来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曾坦承那时候内心所受的煎熬:“一下子到了完全陌生的环境,特痛苦,特别想家人,尤其想妈妈。但是新生不允许用电话,一个月后才可以每周打10分钟,我就给妈妈狂发E-mail,可是老师已经给家长布置过,第一个月家里要和孩子中断一切联系,必须让孩子独立闯过这一关。我那时不知道妈妈为什么不回信,就不停地发——‘妈妈你在哪儿?我想你!你在哪儿?怎么不给我回?’一周就发了80多封。但为了锻炼我,妈妈就是不回复。那时候正好学校放一部电影,叫《SnowMan》,就是讲一个小孩和他爸爸的感情,他爸爸是怎么死的,变成雪人回来。我当时看着电影特别想哭,就赶紧跑到厕所去了。”
“想家就捂着被窝哭呗。一开始都是很难受的,逐渐习惯就行了。”若干年后的薄瓜瓜在接受采访时以轻松调侃的口吻来回顾那时候的自己。那时的他除了经受心理上的考验,还有来自实际生活的磨练。哈罗公学校风严谨,学生从中学时期就开始接受始于16世纪的传统精英教育。“学校管理非常严格,周末不放假,连本地学生也见不到家人。开始每星期只有60便士的零花钱,等于七八元人民币,就买点糖,要是被查出来都会被没收。”

    后来他也学会了和老师“斗智斗勇”:“我原来画藏宝图——怎么去藏这个吃的,不管是垫子下、床底下,还有墙上的画后面。唯一自己的隐私是一个小箱子,我就在里面装各种各样的吃的,就是中国带过去的香肠、方便面之类的。但有一次他们(学校)大搜查,把我的锁都撬开了……我们半夜做秘密活动,等夜深人静后,把枕头套子扯出来,悄悄地踮着脚尖走下楼梯,走过一个长的走廊,然后跑到厨房,吃一些剩下来没收走的东西。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你踮着脚走路的时候能听到老师在那里聊天;到了厨房把不管什么东西都往枕头套子里放,然后像圣诞老人一样再扛回屋子里来大家分,黑灯瞎火地拿手直接吃。”

    我联系到一位在伦敦的老师,他恰好在薄瓜瓜就读哈罗期间在那里工作。“他彬彬有礼,是被西方教育塑造出来的正常孩子。”谈起他记忆中的薄瓜瓜,这位知情者说,在哈罗公学,他亲见很多这个年龄的孩子终于离开父母的监管,整日在宿舍里逃学、不上课、玩游戏,“还有的私立学校也有女孩子拿父母的信用卡,买奢侈品等。可是瓜瓜没有这些毛病”。他甚至有些不自觉地捍卫在他心目中的那个阳光少年。

    作为世界级的著名学校,能进到哈罗公学里的外籍男孩,多少都有些不同的家世或背景。来自哈罗公学里的这位知情者说:“能进到这里的,当然都是有背景的。校方对这些孩子的信息都保护得很好,不会随便泄露出去。在这里,没有人把薄瓜瓜当成一个特殊孩子。外国孩子根本不在乎他是谁。中国学生里面,还有比他背景更厉害的,只不过大家不张扬。”在这位知情者眼里,薄瓜瓜就是哈罗公学里的普通学生,如果在哪一方面稍显特殊的话,这位知情者回忆说,如果学校有一个星期的假,普通孩子会留在英国,而“他可以回国”。“不过这在前几年还显得特殊些,最近几年,从大陆来哈罗读书的有钱人家的孩子越来越多,有这样条件的学生也非常多了。”他补充道。

    在这位薄瓜瓜曾经的老师看来,外界后来对这个少年的很多传言都是误解、甚至扭曲。“他是一个身心健康的孩子,没有犯过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后来看到他的家庭变故和关于他的很多传闻,我都蛮同情他的,也多少为他抱不平。他的很多小毛病被放大了,其实他跟其他小孩子没什么区别,甚至比别的孩子更好。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从小就看到一般孩子看不到的世界。其实他即便没有那么多钱,也能养活自己,过上不错的生活……”言语里颇为惋惜。

深宅里的童年

    薄瓜瓜是1987年12月17日在北京出生的。据说薄一波为这个薄家第三代取的正式的名字是薄旷逸,而姥爷谷景生见这个孩子憨态可掬,就给取了个“瓜瓜”的小名——这大概是谷家的传统,薄瓜瓜有一次告诉媒体,他的一个表姐叫果果,一个表妹叫桃桃。“瓜瓜”后来便成了他的大名。

    一位了解薄家的知情者说,瓜瓜小时候,一直被放在谷家,由外公外婆照料。谷开来大部分时间都与薄熙来住在大连,“只有孩子生病的时候她才回去”。谷家有五个女儿,谷开来是最小的一个,四女儿谷某一直单身,瓜瓜的生活她也照料颇多。薄瓜瓜后来半开玩笑说,四姨是唯一对他“板脸的人”。有一次因为瓜瓜理发时嗑瓜子,四姨觉得不礼貌,让他写了一份“足足有两页”的检讨,他笑称:“我的文科成绩一直很好,大概就和小时候写检讨有关。”其实他和姥姥、姥爷以及四姨最亲。

    薄瓜瓜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回忆的一些细节也让人颇为怜惜。“爸爸妈妈很少见到我,我一直在北京,他们在大连。我从小就习惯拿一个小本儿,然后就拿那本随便乱写。好像跟本儿来对话似的,像一个朋友一样,我说它听。有一次爸爸、妈妈来看我,我就不让他们走,抓着他们。他们就想尽办法,后来就说那咱们玩捉迷藏吧。然后我在那儿数数,正数着数呢,一睁眼,怎么人都没了?然后就看到他们坐车走了,我当时就好像哭得挺厉害的,然后也要追出去……挺难过的。”

    一位知情者形容儿时的薄瓜瓜“虎头虎脑、人见人爱”,“开来特别宠他”。“瓜瓜没有过过普通孩子的生活。他从小生活在深宅大院里,平时有警卫员照顾,出门坐汽车,不知道外面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薄瓜瓜称自己的姥爷谷景生为“黑眉毛爷爷”,爷爷薄一波是“白眉毛爷爷”。“跟我白眉毛爷爷每周见一次”,“都没有‘怕’他们这一说,他们都是非常和蔼可亲”。也许是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家人也特别宠这个孩子。

    一位见过瓜瓜的朋友还清楚记得20年前在谷开来的父母家,薄瓜瓜淘气地藏在沙发背后给他变魔术的一幕。曾在“开来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的一位员工,则记得另一个细节:某年大连组织赈灾捐款,谷开来还特地以“薄瓜瓜”的名义捐了一笔钱。下面的员工们本来一直在私下里偷偷议论瓜瓜的大名是什么,当看到捐款名单上印的“薄瓜瓜”三个字,才知道原来这就是孩子的大名。

    几年后,薄瓜瓜读了景山学校。在拥有很多“红色子弟”的景山学校,薄瓜瓜的身份并不显得特殊。一位老师回忆,薄瓜瓜“就是普通的小孩儿,并不是特别拔尖”。而数学老师对这个有着“长圆的鹅蛋脸”的学生的印象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有时候文静得像一个女孩子。”那时身体瘦弱的薄瓜瓜给老师印象深刻的是,隔三差五的假条,“请病假比较多”。

    瓜瓜9岁时写过这样一首小诗:“时晚民子遇,独院无父存。要知答明归,作真忘盼儿。”“诗的内容讲的就是傍晚放学,家长都来接孩子,而他却看不到父亲,父亲在外地。听说明天要回来,但他工作太认真,竟然忘了期盼着他的儿子。”薄瓜瓜后来说,薄瓜瓜当时的班主任回忆,有一次薄瓜瓜写了一篇《小雨还在沙沙下》参加景山学校的作文比赛,这篇作文是专门写他父亲的。

    不知道这段经历是否造成了谷开来对儿子的一种补偿心理。作为母亲,谷开来对瓜瓜的爱更是众所公认的——暂且抛开怎么评价她的“爱”和这个“爱”导致的结果。与谷开来早期合作过的C先生说,谷开来心气颇高,虽然后来她也曾以一名成功的职业女性形象走向世界,与海外打交道,但是毕竟彼时已人到中年,错过最好的年龄,所以她对瓜瓜寄予很高期望,特别希望身边有海外生活经历的人,如C先生,能多影响和指引瓜瓜,让他成长为西方文明世界里一名标准的“绅士”。

    像瓜瓜这样出身的孩子,从小拥有的资源当然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所能比拟的。他很小就曾被带到国外参加夏令营,去过日本、美国开眼界。虽然景山学校在中国也是很多普通阶层望尘莫及的“贵族学校”,但对薄瓜瓜和他的母亲来说,这里显然不是与他们期望相匹配的一个选择——薄瓜瓜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在学校,他拒绝上英语课,因为英语老师的发音在他看来“很不标准”。

初探英伦

    现在看来,薄瓜瓜2000年得以进入哈罗公学读书,是他与母亲谷开来的一个“阶段性胜利”。去哈罗公学读书的想法,应该是薄瓜瓜在1998年的第一次英国之旅萌生的想法。据知情者透露,谷开来大姐的女儿当时在英国读书,而“家里人分析,英国的英语最标准”,于是英国成了最终目标。一番商议,谷开来决定带着薄瓜瓜先去英国看一看。1998年初,利用瓜瓜放寒假的时机,C先生与徐明、谷开来带着薄瓜瓜一行四人去了英国,C先生回忆,此行他们参观了哈罗公学和牛津大学,当时还联系到台湾一位政界名人的儿子为他们做翻译、介绍。

    毫无疑问,为这次英国之旅全程买单的人,是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徐明就是付钱的角色,一路走一路付。”从英国考察一趟之后,他们又去了德国和奥地利滑雪。C先生回忆,徐明身上带了很多现金,以至于他们在入某个海关时遭到了移民官的怀疑和盘问。英语不好的徐明一度手足无措,在海外闯荡多年的C先生没有慌张,他向移民官展示了这一路的头等舱机票和五星级酒店预订单,告诉对方:中国还不太习惯用信用卡,但是这些材料证明我们有支付能力、也需要这些现金来支付未来的行程。四个人于是顺利入境。

    “徐明是我介绍给开来的。”C先生说。徐明在1992年成立了大连实德机械工程公司,正赶上大连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他承揽了大连站前胜利广场、星海湾、金石滩高尔夫球场等30多个大型土石方工程而使财富几何级增长。当时“徐明就经常因为企业经营、海外投资等方面的问题向我请教。当时徐明只有二十出头,人很聪明,不爱写字,但什么事情都记在脑子里”。

    C先生回忆,当时大连市有一家建材厂,“只有一两条生产线,做不下去了”,徐明把它盘了下来,开始生产塑钢材料。当时正值大连市政改造,“他免费给市政府大楼装了塑钢窗”,经此合作,实德的塑钢门窗被大力推广。1996年,大连市多条主干道两侧建筑及部分住宅小区居民楼须安装塑钢门窗。

    C先生也评价徐明“是天生的公关家”,“为人也比较仗义”,虽然徐明后来身价和社会地位一度暴增,但是他一直对C先生“毕恭毕敬”,“人前人后必称老师”。

    这一次欧洲之行大家玩得都很开心。C先生后来说:“那时候只是去看一看,因为瓜瓜英语还一句都不会,更没考虑以后学费之类的具体问题。”不过回国后,上了初一的薄瓜瓜从景山学校退了学,一心准备出国读书。

    1999年12月底,谷开来带着薄瓜瓜第二次前往英国,与上一次走马观花不一样,这一次,这对母子做好了长期生活在此的打算。这个决定对当时刚满12岁的薄瓜瓜来说,也是个颇有压力的举动。他后来在接受某电视台采访时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一开始最早到英国那是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前途。”一方面他已经离开了景山学校,另一方面在英国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学校,“假如说不能开创出一条光明的道路的话,那等于说两边都耽误了”。

    客观说,薄瓜瓜最终能进入哈罗公学读书,与自己的努力还是分不开的。他后来回忆说,他和妈妈到了英国才发现进哈罗的难度。“听说英国人刚出生就得报名,还要在指定的预备学校考察好多年,最后参加全英统考,过了关才能入学。而我当时连英文也不懂。”薄瓜瓜先是上了短期的语言学校,然后又进入派威克预备学校(PapplewickSchool)学英语——这家学校的学费一年2万多英镑,但它显然没有成为这对母子的障碍。

    “我当时是憋在屋子里每天背100个单词,先是在桌子上背,后来滚到地上背,前后挣扎,所以英文完全是突击出来的。”薄瓜瓜的进步很快,给了想帮助他的人以很大信心。“所以他们还是鼓励我报考哈罗。”哈罗公学也给了薄瓜瓜一次面试的机会。“之后就宣布给我一个附带条件的机会——参加当年的全英入学统考,并规定了成绩线,结果我的成绩除了拉丁文得B,其他六门都得了A。”

    值得一提的是,薄家“出事”后,很多媒体都写是海伍德(也译作尼尔·伍德)帮助薄瓜瓜进入的哈罗公学。据一位与薄家关系密切的G先生称,海伍德那时候还不认识薄瓜瓜,与他的入学完全无关。G先生透露,当时他们是通过伯恩茅斯那家语言学校的介绍,认识了一位“皇家英国军团”(RoyalBritishLegion,这是一个为英国现役与退役军人募款的慈善机构)的义工范多·维维安-梅(FidoVivien-May)。而这位义工证实他确实曾帮忙薄瓜瓜申请哈罗,但“那孩子得以入学,完全是因为成绩优异的缘故”。

    同样毕业于哈罗公学的英国记者吉米介绍,像哈罗这样的私立学校,通常都比较重视传统。“普通的哈罗校友也可以写信给负责招生的人,他们会考虑安排面试。这种资格都是平等的,不会因为写信人的身份不同而有什么特殊待遇。”作为世界著名的贵族学校,哈罗公学的门槛之高也是可以想见的。不过另一方面,无论哈罗还是伊顿,它们也都有招收外国权贵阶层的传统。“近几年,它们也多鼓励外国学生来哈罗。”“如果一个人在推荐信里写,他是共产党一位高官——而且很有前途的一位高官——的儿子,我想学校也会认真加以考虑的。”

    不管怎么样,薄瓜瓜如愿以偿进了哈罗公学。后来的很多宣传报道都将薄瓜瓜定义为“哈罗公学500年来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我们无法确认这一点,但是这至少给了他的父母无尚的自豪感。

海边小城

    谷开来带着薄瓜瓜第二次造访英国时,她并没有把落脚点选在伦敦,而是英国南部海滨城市伯恩茅斯(Bournemouth)。据知情者介绍,谷开来姐姐在英国读书的女儿此前为她介绍了这里一家叫“多赛特”的语言学校(DorsetInternationalCollege)。这家语言学校的创办人与谷开来在北京一家酒店见过面,大概商谈了薄瓜瓜到此上学的事。虽然这家语言学校如今已经关闭,但是当年谷开来带着薄瓜瓜正是投奔它而来。

    伯恩茅斯以气候温和的旅游胜地闻名,这里有顺着海岸线一直延伸的白色沙滩。薄瓜瓜后来在接受某电视节目采访时还提到:“我记得当时看着辽阔的大海就非常感慨,因为不知道前途会是什么样子。”

    经语言学校帮助,谷开来在伯恩茅斯靠海边一幢叫作基思顿(KeystoneHouse)的公寓里租房住了下来。由宝马经销店改造而成的基思顿是一幢三层楼房,下面两层是办公用房,只有三楼用于居住。房东理查德·史达利(RichardStarley)至今对谷开来有深刻的印象。他回忆说,谷开来平时很有礼貌,行事低调稳重,“是一位端庄的女士”。

    在房东史达利印象中,谷开来“是一位好妈妈,处处关心儿子,为儿子着想”。起初,谷开来把时间更多地花在支持儿子的学业上。语言学校的人士回忆,她先是走路把12岁的儿子送到学校,然后会在小城的高档餐厅享受美食,或者为客人们泡制绿茶,还与当地人练习英文。虽然谷开来在伯恩茅斯生活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一篇英文报道说,“许多和谷开来打过交道的人都为她着迷”,当地一家名为瓦伦蒂诺的餐馆老板形容她“美貌动人”。

    不过,谷开来也并没有把自己的角色仅仅限定在一个“陪读妈妈”上面。从基思顿的公寓房间远眺,能看到一只固定在半空的热气球,叫“伯恩茅斯之眼”。气球能把游客带到约150米的高空,游客在热气球上将海边小城的美景尽收眼底。

    彼得·贾尔斯·霍尔是这一气球观光项目的所有者和运营公司——VistaramaBalloonSystems的总经理。有一天,一位中国女性找到他说,她认为自己在中国的家乡城市也应该有一只这样的热气球。霍尔后来才知道,这位女士所说的“家乡城市”,正是与伯恩茅斯有些类似的海滨城市大连;而这位介绍自己叫Horus的女士的丈夫,就是这座城市的市长。

    在霍尔眼里,谷开来“穿着永远无可挑剔”,但是他也显然洞察到了这种个人魅力所隐含的另外一些信息。霍尔说,虽然谷开来住在一个普通公寓,但是她精致的装束和她对钻石、翡翠的嗜好展现了她的财力。“她让人眼前一亮。永远的细高跟鞋、短裙、丝袜,非常昂贵的珠宝。”霍尔说,“当你看见她走在街上,你看着她,你就会知道她极度富有。”

    霍尔回忆,谷开来当时提出“气球看起来是红白相间的足球”,说大连一家赞助了一个当地足球俱乐部的化学公司打算买它。“她起初是迷人而礼貌的”,但是双方渐渐出现了一些不愉快。据霍尔说,气球绞盘——将气球拴在地面的部分的价格是10万英镑,但是谷开来要求霍尔写25万英镑,其中15万英镑是给瓜瓜交学费。“我们不可能这样做。我们的财务人员无论如何不可能允许这样。”霍尔说,被他拒绝后,谷开来很生气。谷开来希望这个气球能在2000年早些时候,赶在大连的一场重要活动之前交付而未果。霍尔后来称“谷发出了愤怒的威胁”,“我们想,哦,天呐,她变得非常丑陋了,她的脾气实在是阴晴难定”。

    霍尔还记得,一些气球支付款的支票上写着“大连保税区”,可是他被告知是一家塑料公司支付了费用——后来证明,是徐明付钱买了热气球。当时的计划是,“一只气球将被安装在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的体育馆外”,“另外一只将被带往中国各地进行展示,以期能被卖到其他城市”。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耗资不菲的大连热气球项目命途多舛——热气球还因为一场焰火事故被毁。它“生命”的最后一次“露面”,是以“直升飞球”的正式名称,出现在对薄熙来的“受贿罪”的指控上。谷开来作证说:“我向薄熙来说了徐明想做这个项目,最后市政府就把这个项目放在了大连的星海湾广场上。”不过现在很多大连人对这个昙花一现的项目并无多少印象。

建筑师的“友谊”

    虽然那只“伯恩茅斯之眼”的热气球如今已香消玉殒,不过网上至今还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徐明与谷开来一道乘热气球“考察”的照片。只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照片的一角还有另一个“乘客”,他就是后来被称为“德叔”的法国建筑师德维尔(PatrickHenriDevillers)。
1960年出生的法国人德维尔1987年来到中国,在上海同济大学学习中文和建筑。据一位认识德维尔的知情者介绍,在上海期间他结识了未来的妻子关杰。关杰是一位出色的古筝演奏家,也是红色革命家关向应的侄孙女。1992年,德维尔跟随夫人来到关杰的老家大连,并在大连一家设计院谋到了职业。

    C先生很早就认识了德维尔。他回忆,当时是其夫人关杰从中穿针引线,介绍他们认识。因为需要一些多元化的背景,德维尔后来在C先生的顾问公司做“无薪顾问”。1994年,厦门举办了一个关于中国市场的大型研讨会,C先生主持开会,谷开来做了一个关于中国投资法律的演讲。应C先生之邀来厦门的德维尔,经C先生介绍认识了谷开来。德维尔后来告诉法国媒体,因为客户欠款,他找过谷开来求助,后来与她全家成了朋友。“她十分精明,表达能力很强。”

    上世纪90年代,正是薄熙来在大连大力打造市政建设之际。在喜爱艺术的德维尔眼中,大连因此成为一个富有生机的城市,“薄熙来使全市充满了活力”。德维尔说,薄熙来对他的一些看法有兴趣,“觉得我是个艺术家”。但德维尔否认他在大连挣到很多钱,他说他的设计方案没有得到过资助,他在大连的时光是“失去的十年”。一位认识他的人士说,虽然他是最早在大连开设计公司的建筑师之一,但德维尔的生意做得并不大。“他的方案出得很慢,很多客户没耐心等。”

    大连时期的德维尔也并没有给外界留下“与薄或谷关系很亲密”的印象,所以当谷开来后来在庭审的证词里提到,“2000年时,我带瓜瓜去英国留学,是德某某陪我们去的”,他的一些朋友还颇觉意外。

    德维尔后来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对一切传闻都予以否认。他说:他与薄家是友谊关系,受邀去薄家做过客,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叫他叔叔,他受命陪薄瓜瓜前往英国,但从没领到过薄家的经济报酬。不过,后来陆续披露出来的一些新闻,包括德维尔本人后来在法庭上的证词都表明,他与谷开来母子的关系远非“友谊”所能涵盖,他至少曾经是谷开来在英国经济活动的一名重要参与者。

    薄瓜瓜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忆及初到英国时的诸多困难:“那时比较苦,吃、住、行样样成问题,没有任何人帮忙,几天就要换个地方住。”薄瓜瓜说有一次,妈妈领他去一个新住处,又小又暗,条件特别差。“我一进屋就说:‘这不是贫民窟嘛!’妈妈一句话也没说。后来我对自己的态度特别后悔。”

    不知道是不是儿子的态度让她下了决心,谷开来后来在法庭作证时说,她带瓜瓜去英国时,“当时住房非常困难,所以我就想在英国以外买套房子”。谷开来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德维尔,德维尔建议在法国尼斯、戛纳地区买房作为投资经营,“还可以把房子出租获得收益,而且那里的房子还可以保值增值,还可以度假用”。德维尔的建议深得谷开来之心。

    身为建筑师的德维尔自然承担起物色房产的任务。他后来在法国尼斯和戛纳之间找到了一栋叫圣乔治的别墅,他后来提供的证词说:“圣乔治别墅位于戛纳的松树大道7号,一共三层,房屋面积有350平方米,总占地面积有3950平方米,带独立花园、游泳池、车库等。”他带着谷开来专门去了趟法国尼斯戛纳看了这套别墅。谷开来看后十分满意,决定购买。谷开来后来在法庭出示证词时说,她的想法是把这套别墅“将来留给儿子瓜瓜”。“作为经营性物业,对外出租,可以有稳定的收入”,而她的初衷看起来也显得很“单纯”:“因为我希望瓜瓜好好做学问,不为生计奔波,影响了前程。”

    谷开来让德维尔与别墅的房东谈好了价格:房款总价是220多万欧元,大概合200多万美元,连同装修一共需要300多万美元。“选中这座别墅之后,徐明正好来英国看我,我就跟他说了我要在法国尼斯戛纳地区买别墅的事,大约需要300多万美元。徐明当场表示由他出购房款,我同意了。”

    根据谷开来自己在庭审现场的供述,2000年9月,她和德维尔通过网络注册成立了“罗素地产公司”,两个人各持50%股权——因为法律规定必须有两个股东,所以德维尔只是挂了一个名而无真正出资。“他的股份实际上是代我持有的”,谷开来解释。成立这家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购买尼斯戛纳别墅,没有别的业务。公司注册好后,谷开来把罗素地产公司的开户行和账号告诉了徐明——徐明后来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证明他的公司当时汇了231.86047万欧元,折合323万美元到谷开来公司的账号上。

    “罗素地产公司”只是谷开来与德维尔的公司之一。英国公司档案显示,谷开来以HorusKai的名义,和德维尔在英国还成立了另一家名为Adad Ltd的公司;他们登记的注册地址一模一样,都是伯恩茅斯的基思顿公寓,但当时德维尔使用的是“卡伊”这个化名。不过,这家公司从未申报过任何账目,于2003年9月宣告解散——这个时间也与谷开来在伯恩茅斯公寓的租借一致。2003年,开发商欧蓝姆(PhillipOram)买下基思顿大楼,要求房客搬家,谷开来也搬走了。

    值得一提的是,海伍德死后,曾有英国一家小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采访了一名声称是海伍德保镖的人——迈克尔·莱特(MichaelWright)。莱特称谷开来在伯恩茅斯居住期间,与海伍德关系亲密,且二人逐渐对此并不避讳。“我见过他清晨从她的卧室中出来,衣冠不整。”莱特说。莱特后来甚至还讲述了一个更惊悚的他如何打退欲来此行刺的杀
手的故事。

    而英国电视四台(Channel4)去年特地制作了一档海伍德之死的纪录片,两位记者耗时一年多,把海伍德的生平调查得非常详尽。在伦敦,本刊记者约见了这部纪录片的采访者之一。她曾亲自去伯恩茅斯采访过,她非常肯定地说:“那完全是个谎言,是典型的英国小报作风。海伍德根本不可能出现在那幢公寓里。”

甘苦往昔

    当年的谷开来,实际上多少也是带着一腔幽怨去的英国。“把薄瓜瓜带到英国去上中学完全是她一手操办的,给我打了个招呼就走了,甚至这个事情是有赌气的性质,在此之前我有过外遇,而这个事情呢,她表示非常愤怒,她把瓜瓜带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赌气就走的。”薄熙来后来在法庭上曾做过这样一番陈述,虽是寥寥数语,但也是对那一时期他们夫妻关系实质的真实描述。

    2013年8月,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虽然本人没有现身,但是已在服刑期的谷开来用出具证言的方式,成为指控薄熙来某些罪名的重要证人。夫妻一场近三十载,最终竟以这种方式相遇,又以一场审判而结束,这令了解他们感情经历的一些亲朋好友们不胜唏嘘。曾经,他们的结合被视为“郎才女貌”+“志同道合”这种最佳夫妻模式的最佳样本。

   众所周知,谷开来也是一名地道的“红二代”。谷开来的父亲谷景生是山西人,早年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1951年,朝鲜战
争爆发后,谷景生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政委,与军长秦基伟一起开赴朝鲜,参加第五次战役,后来又出任国防部五院政委、党委书记。

    谷景生的夫人范承秀是范仲淹的后代,14岁即参加革命,当过八路军、游击队长,“抗战时期太行山区著名的才女、妇救会干部”。1957年,心直口快的范承秀因帮着知识分子说话而被打成“右派”和“反党集团”,有关方面要谷景生与妻子离婚。“当时,全军授予将军军衔的高级干部中被打成‘右派’的,唯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同志一人,将军的妻子被打成‘右派’的唯谷景生同志一人。谷景生同志当时正在国防部五院,是受到重用之时。妻子怕连累他,也提出要离婚。然而,谷景生同志却断然拒绝……他因此被调离五院降职使用,但他无怨无悔。”这是2004年谷景生去世时,薄一波发表的悼念文章里的一段。由此也可以看出,谷景生是一位有情有义之士。

    1958年11月15日出生的谷丽——后改名为谷开来——是谷家五姐妹中最小的一个。1966年,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谷景生和范承秀都成了首当其冲遭殃的老干部。当谷家遭受巨大变故时,谷丽只有8岁。父母相继被关押,四个姐姐又都被赶到农村。一位了解谷家情况的知情者说,谷家的其他四个女儿因为年龄稍大,“文革”前上学的上学、当兵的当兵,相对而言,小女儿谷丽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一篇介绍谷开来早期经历的文章说,小学还没有毕业,谷开来就不得不上房当泥瓦匠,还到副食品店操刀卖肉,卖肉时竟还是个叫人目瞪口呆的“一刀准”。“后来,为了更长远的生计问题,她决定学门手艺,她开始学弹琵琶,聪颖的她一学就会,很快就达到了专业水平,被确定为独奏演员。在北京电影乐团录音棚中为电影录音,《毛主席逝世》那部纪录影片的琵琶伴奏,就是谷开来演奏的。”——据一位了解谷开来的知情者说,谷开来的琵琶确实弹得非常好。有时出国访问时,兴之所致,她也会为客人们表演一段琵琶。但是对于她为那部纪录片伴奏,这位知情者则表示怀疑。

    我得到的一份谷开来早期的简历是这样写的:1973年参军,1975~1978年,在北京西城棉织厂当工人。1978年,谷丽参加了刚刚恢复了第二年的高考。后来有文章说,“因为坎坷的童年使她根本没学过数学,几近交白卷,但是她的文学答卷才情过人,竟一下就考上了北大法律系”。

    1978年2月,原在北京市二轻局五金机修厂当工人的薄熙来也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与谷开来相比,他此前吃的苦更多一些。“文革”时,薄熙来被关押在北京市立水桥北苑少管所,进“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近5年。因身高脚大,买不到尺寸合适的鞋子,脚都冻伤冻肿,薄小莹看到后,回家一针一线地为哥哥做了一双合穿的鞋子送到牢房去。薄熙来收到后大为感动。薄熙来后来告诉身边的人,他此生最感谢的人就是五妹薄小莹。“妹妹探监的时候给我送被子,被子里面藏着包子,陷在棉花里。”薄小莹后来也作为亲属,几次出现在济南中院。据参加过庭审现场的一位亲历者说,薄熙来每次进入法庭,都向亲属席方向看去,“他的眼睛一直在找他的亲人,到处看,一直到看到时为止”。

    薄熙来出事后,“‘文革’当中踹断父亲三根肋骨”的传闻一度流传甚广。早期接近薄家的C先生说,这种说法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见诸海外一些媒体,薄熙来对此也有耳闻。有一次闲聊中,薄熙来主动向C先生提及此事。他反问对方:“如果我真的像他们传说的那样,把父亲的肋骨踢断,那父亲后来还会原谅我吗?”他又说,父亲薄一波也是看重中国传统价值和伦理道德的人,如果他真的做过那种举动,那是绝对不会得到父亲原谅的。薄熙来又对C先生说,薄一波恢复职位后,只让他搬进中南海跟他一起住,言外之意薄一波还是最喜欢他这个儿子的 。

    相比于薄家,谷家平反得比较晚。一位知情者还记得,谷开来当年跟他讲述如何为父亲早日平反、获得工作机会而奔忙。“他们家在80年代后期才分到比较好的四合院,他们家没有儿子,女儿们都挺顾家,两个老人能镇得住。”这位知情者说,谷景生年轻时一表人才,而谷开来的长相和性格更多遗传自父亲。年轻时的谷开来灵动清秀,面相丰润。一位熟悉她的知情者说,她对自己长相唯一不满意的是腮骨过方,“耳后见腮”。某一年,谷开来告诉朋友,自己皮肤上长了东西,需要做手术。再见她时,整个脸型已有非常大的变化 。

    在与谷开来结婚前,薄熙来与北京市前市委书记李雪峰的女儿李丹宇有过一次婚姻。李丹宇是位军医,从当时的社会地位上讲应该是“下嫁”到还落魄的薄家。李丹宇后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薄熙来是在1981年儿子4岁生日那天,突然提的分手,之后李丹宇搬出了中南海,但却不同意离婚。两人最后对簿公堂,直到1984年,由法院判决离婚。

   1984年,中央办公厅干部薄熙来到辽宁大连金县当县委副书记——一位知情者提醒,“文革”结束后,谷景生曾经带中央整改小组到东北工作过,薄熙来的选择应该与此有关。不过这个说法无从核实。

   谷开来后来在正式场合都刻意强调是在1985年到了大连偶遇薄熙来,从而开始了一段浪漫的感情经历,避而不谈他们在北大共同求学的一年经历是否已相识。谷开来的三姐嫁的人,正是李丹宇的哥哥,而谷景生与薄一波都是山西出来的老革命,所以那时候的薄熙来对她来说也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物。而李丹宇怀疑薄熙来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可能已喜欢上谷开来。为此据说她还告了好多年。

   不管怎么样,谷开来当时是顶着一定压力嫁给薄熙来的,谷丽这个名字也是在认识薄熙来之后改的。一位知情者说,金州(当时的金县)著名的风景胜地“金石滩”也是他们一起取的名字,“金石为开,继往开来……这几个词来来回回的,他们觉得很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两人当时感情的深厚。

    一位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认识谷开来的人士回忆,那时候还是北大法律系学生的谷丽说话柔声细语,写一手好字。谷丽也有出国深造的机会,但是她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追随薄熙来去了东北——薄熙来当时只是一个副县级干部,前途未明,这段感情之初也没有任何功利成分。那时候从北京探望他们的一位友人,至今还对两人当时的寒酸记忆犹新:“他们家里有一间屋子,里面只有一张床,外面用一个布帘挡着,上厕所、洗澡都得到外面用公共的。”见有旧故来,谷开来还有些尴尬,“她给我切了个香瓜吃,我回去就拉肚子”。这位友人回忆,薄熙来当时“穿一个灰不喇唧的工人装”,头发也乱蓬蓬的。东北小县城的日子,远非北京所能相比。日子虽然清苦,但两人感情甚笃。1987年底,他们收获了这段爱情的结晶——薄瓜瓜。

“金牌律师”

    1988年,薄熙来出任大连市宣传部长,第二年当选副市长,仕途一路看涨。他的口才和形象也渐渐显出优势,与过去那个略显土气的县委副书记已不可同日而语。随着知名度和曝光率增多,关于薄熙来的一些传言也多起来。时至今日,我们没有能力去核实那些传闻的真真假假,但是据一位知情者透露,它对谷开来造成的伤害却是真实而深切的。

    “我认为薄熙来是她第一个最爱的人,也是第一个伤透她心的人。她自认美貌但是有比她更美貌的,她觉得自己不受重视。”伤心之余也许还有委屈——当时虽然挂着一个“沈阳军区陆军学院讲师”的身份,但谷开来其实为了这段婚姻放弃了工作机会。知情者透露,谷开来一度情绪低落,曾打电话给朋友,流泪倾诉自己的痛苦,也曾有一些举动来伤害自己。

    作为谷开来当时颇为信任的朋友,C先生劝谷开来不要在别人阴影下生活。“我劝她,不要迷恋做官太太,她完全可以利用她在法律方面的专长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谷开来对好友的意见也深以为然。

    一番酝酿,于是就有了曾经风头十足的“开来律师事务所”的诞生。据称,这是第一家以女律师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

    谷开来很快在律师这一职业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信和尊严,她的气质、教养、学识和能力通过这一职业得到充分展现。在此期间发生最有名的事情,便是后来被称为“胜诉在美国”的诉讼案。当时大连一家化工厂因商业纠纷被美国企业告至法庭,“中国方面不出面应诉,被美国法院做了缺席判决,判以1400万美元的赔偿。此事也惊动了当时的经贸部部长吴仪。她说,大连惹的祸,中国银行不能出钱,你们努力吧;官司打不赢的话,大连市政府就要出这个钱”。参与此事的C先生回忆。当时薄熙来的压力也很大,“那是90年代,大连政府哪变得出来那么多钱?”1997年,大连方面决定组成律师团赴美应对,谷开来担任律师团的主要律师,C先生也以顾问身份加入律师团。

    “我们当时确实比较辛苦,一个月内看了六麻袋的档案,从头到尾翻出来。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理由,成功说服法官召开紧急庭前会议,再给一次机会。”C先生解释说,“严格说来,这场官司不是‘胜诉’——实际上最后在重审的时候双方达成和解,我们支付了对方律师的律师费,起诉方则答应撤诉。这样也争取回来了1000多万美元。”

    C先生出生于北京,成长于台北,曾经长期生活在美国。在美国诉讼期间,C先生说,他利用自己家族在政界和法律界的人脉,给谷开来安排了很多活动,包括在华盛顿拜访了爱德华·肯尼迪的家庭,到国会与范士丹(DianneGoldmanBermanFeinstein)见面。范士丹是旧金山唯一的女市长,资深参议员。C先生希望能用这样杰出的女性来激励谷开来,坚持走自己的路。而谷开来的表现也令人称道。“开来很快就熟悉了外交上的场合、穿着、谈吐等等,她的衣服虽然不是很贵,但很得体。”

    “她其实挺有个性的,但是她懂得掩饰,分寸拿捏也比较得当。”C先生回忆,中国律师团在洛杉矶的时候,为谷开来举办了一个“开来之夜”派对,很多人都为她的风采倾倒。当时与谷开来合作过的美国律师柏恩(EdByrne)形容她十分聪慧,美丽迷人,英文十分流利,是“中国的杰奎琳·肯尼迪”。柏恩回忆,当年打赢官司后,谷开来邀请整个法律团队及家属到大连旅游,“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柏恩说,这是他近20年接触过的“最奇异的案子”。

    谷开来给合作过的另一个人——罗伯特·辛海因也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我认为她很有礼貌,非常善解人意,非常聪明。那些对她过于纵容自己、是一个魔女一样女人的指控,和我所见的绝对是180度的不同。”辛海因说,他们当时住在豪华的大连金石滩度假村,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晚上到酒店逐一与各位会面并握手,辛海因说他也对薄的性格魅力印象深刻,“他表现得更像一个美国政治家在公众中工作的样子”。

    C先生曾陪同谷开来到日本参加“东京国际法学会”,他真实感觉到她的进步。“她的英语口语起初磕磕巴巴的,后来也讲得很溜。

    到东京演讲的时候,她也很下功夫,把15分钟的英文稿子全部背下来,给下面听众的感觉她的能力非常强,这个演讲是最得分的。”

    这一时期,是谷开来作为独立的个体生活得最充实的时候。“她能表现自己的独当一面,她可以体现自己的才能,她讲话滔滔不绝,有条有理,周旋在世界各国人士的中间,处理客户的事情给外商留下的印象也很好。”C先生回忆。现在看当年那些照片,会感觉谷开来脸上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神情也非常自信。

    曾在开来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一位员工至今还保存着她的一张名片。名片上,谷开来的中文名字下面印着Horus.L.Kai。右边还有两个头衔:“美国人文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民族文化研究所秘书长”。C先生解释说,那时候谷开来还喜欢从事文化活动,所以成立了一个中国民族文化研究所,经常带着一些书画家,到国外参加各种文化交流活动。

    C先生回忆,有一次,他们一起去埃及等地参加一次文化交流活动,“在搭乘的埃及航空公司的班机上,我看到一本叫《HorusMagazine》的机上读物,我建议她说Horus这个名字象征太阳神,男女都适用,不妨就把英文名定为Horus吧,她也接受了,之后她律师事务所的英文名也注册为这个名字”。

    在大连时期,她更多以“开来”的名字出现,而刻意抛掉自己的姓氏。大连一度传言她是中央另一名谷姓高级干部的女儿。知情者说,薄熙来当时也支持她走这条道路,他私下揣测,一种心理是“她至少不会总是再为那些事情和他吵”。

    美国那场官司解决后,谷开来名声大振,甚至被媒体冠以“金牌律师”。当年某电视台还要以此为蓝本拍一部《胜诉在美国》的电视剧,男主角C先生选择了濮存昕,“开来”则选定了江珊。不过C先生说,当时只是先出了策划、制成宣传品,本想用于招商、引来投资,不料在上海电影节上反应平平,最后也没有真的开拍。

    不过,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也让谷开来的“金牌律师”形象打了几分折扣。1998年,山西作家赵瑜写了一部40万字的《马家军调查》,披露了很多内情,引起马俊仁的强烈不满,对外宣称要起诉赵瑜;而“金牌律师”谷开来马上旗帜鲜明地站在他一边,声称“有人在借着马俊仁制造耸人听闻的故事”。不仅如此,她还出了一本《我为马俊仁当律师》的书,与马俊仁一道在大连、武汉、南京等城市签名售书。与之相关的新闻报道当时也用很耸人的标题,诸如:“开来做好了替马俊仁当被告的准备”;“开来律师引火烧身,向我开炮!”

     赵瑜后来写过一篇文章,用很微妙的口吻提到谷开来:“1998年春节后,为续写末章我在东北再会老马,老马曾告诉我,开来曾把名叫瓜瓜的儿子送到马家军训练,他们一家人挺支持我的。我问瓜瓜练得怎么样?老马笑而未答,我当时想,子女到老马这里来训练,孩子的家长在市里当领导,就更好支持老马了。”

    这场纷争到最后不了了之,不过谷开来当时的举动被很多同行批为“业余”。C先生回忆,他看到谷开来到处为这本书签售,很不以为然。“我说开来,你是一个专业律师,你不要学艺人,在大连机场设个摊子签售,别人会怎么看你?”

    不久,一位大连当地的记者化名在海外发表文章,指谷开来利用丈夫身份,在大连招揽生意。考虑到薄熙来对外的形象问题以及未来的政治前途,加之一些风言风语,1999年,大连的“开来律师事务所”关闭。

    C先生后来也离开大连,搬到上海。以后,虽然每年仍与谷开来保持通话,偶尔也会在上海或北京见面,但两人除了寒暄生活上的琐事外,话题再很少涉及其他。在C先生心目中,那个曾经想努力做自己事业的一个优秀女性,已渐行渐远。虽然后来法庭出示的一些证词表明,谷开来当时在全国还有5个律师所,但是她基本上不再抛头露面。那个意气风发的“律师开来”也就此成为历史。

伦敦置业

    “爸爸常常和我议论妈妈,觉得她很伟大,有思想、有创意,做什么事都做得非常好。当年办律师事务所很成功,为了避嫌,她在事业的巅峰期毅然选择了放弃。爸爸说,其实这不是一个人的损失,而是一个事业的损失。他甚至说,如果当时他自己退下来,支持妈妈去做,她会做得更好!她退出以后,就像隐居一样,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爸爸有活动让她参加她也不肯。我特别理解,她最不愿意被罩在爸爸的影子下,失掉自己。”这是薄瓜瓜后来对媒体讲的一番话。对那时的谷开来而言,一方面失去了自己的事业,一方面又不愿意生活在丈夫的影子下,于是儿子薄瓜瓜便成了她生活的重心和全部的事业。

    当薄熙来在2000年离开大连到省里任职后,负气出走的谷开来正在异国他乡为孩子、为自己苦心经营着。在那些与她相识的人眼中,她是一位慈爱的母亲,为了儿子的学业搬到伦敦。一篇报道说:“她会在简朴的公寓里为朋友们准备热度恰好为84摄氏度的绿茶——据说这样可以避免烫伤茶叶;并且给来客们弹奏琵琶,一种类似于曼陀林的乐器。对一位中国高官而言,她是完美的妻子。”可是高官夫人的另一面,又是神秘莫测的。曾经与谷开来有过商业合作关系的一位英国人士透露,谷开来经常入住伦敦的文华东方酒店(MandarinOriental)。这座酒店位于奢华的骑士桥街区,是全球最昂贵的酒店之一。

    2013年底在伦敦采访期间,恰好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伦敦西区(WestEnd)再次成为全球最贵的写字楼市场。伦敦西区长期是富人或社会精英居住的地区,又靠近王室权力中心。那里虽然没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或夸张炫目的写字楼,但其地价之贵,由来已久。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宫殿——白金汉宫以西约4公里处,是高级住宅集中的伯爵宫(Earl‘sCourt)地区。在这个地区的一角,有一座红砖建筑叫ColeherneCourt,它因为是戴安娜嫁给查尔斯之前的居住地而名声大振,身价不菲。

    由海伍德之死引发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之后,英国媒体利用他们对本国法律和规章制度的熟悉,顺藤摸瓜,在这个伦敦传统的富人区发现了跟中国有关的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2002年,标致(Peugeot)子公司PSAWholesaleLtd想卖掉公司在ColeherneCourt的一套公寓。第一个找上来的客户是一位法国男子。时任公司秘书的巴纳比·史密斯(BarnabySmith)回忆,这名法国男子提出以“黄金地图公司”(GoldenMapLtd)的名义在香港办理了手续——这名法国男子即是建筑师德维尔。“黄金地图公司”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当时它没有借助任何银行贷款,就买下了这处价值73.6万英镑的房产。如今,这幢房产价值已逾150万英镑(约1500万元人民币)。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沿着这笔交易一直追踪到了香港,最终显示谷开来在香港经商的一名亲属也参与其中。

    这套公寓面积157平方米,在房间里可眺望窗外的公园。有报道说,薄瓜瓜2006至2010年就读于牛津大学期间,它曾被用作薄瓜瓜的“单身公寓”。有趣的是,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后来特地走访了这幢公寓,当他向公寓管理员出示薄瓜瓜的照片时,对方竟然还记得:“啊!这不是WaWa吗?”看到薄瓜瓜的照片后,对方“立即提高了分贝”——瓜瓜的名字被欧美人叫作“WaWa”——“我记得很清楚,他住在一楼,房间很大,有三间卧室。”

    买下ColeherneCourt公寓的一年后,“黄金地图”再次出手,在2003年5月以46万英镑又购买了附近一套面积较小的公寓。这套一居室装修时尚,四周是一个玻璃暖房,通向一个花园。2011年9月,这套公寓被挂牌出售。2012年1月,这套公寓以略低于70万英镑的价格售出。英国《金融时报》调查称,这套公寓的出售得到马莎百货联合创始人的曾孙迈克尔·马克斯(MichaelMarks)的协助。而马克斯似乎告诉过推销这套公寓的房产代理,他代表的是他在牛津和哈佛的同学薄瓜瓜。公寓在出售前进行了装修,花费约1万英镑。马克斯写信给这名房产代理,通知他:公寓中的一个保险箱得撬开并移走(因为密码已丢失),而房内的厨房设备与灯具可以留给新房客。

    尽管房产权再次记在“黄金地图”名下,但这套公寓收到的水电费账单、维修发票及其他信件,上面写的收件人全都是德维尔。公寓的邻居们表示,2005年前后,这名建筑师曾断断续续地在这套公寓居住过——德维尔于2000年离开中国,妻子关杰则留在大连照顾自己的父母与幼子,两人在3年之后离婚。当时他告诉一名邻居说,他的感情生活很复杂:前妻在中国;他的一名华人女友带着十几岁的儿子住在伦敦。曾受德维尔之邀前来做客的一名邻居,在这套公寓中看到了“巨幅的中国城镇规划图”。

    有一个细节是,在薄熙来庭审的案件笔录中显示:“谷开来出国时,有4000多万元人民币,300多万美元,50多万欧元,20多万英镑。”——2000年的时候,如此身家,实在不是一笔小数字。她凭借自己的财力购置房产,也是绰绰有余的。

哈罗校友

    到哈罗公学走一圈,才深深体会到什么是“低调的奢侈”。表面看,这里的建筑都很老,从主路走过来,也并不能马上就看到大片吸引眼球的绿地。可是偶然穿过一条小路,站在半山坡上,却发现眼下赫然是一大片绿草坪,几十块大大小小的球场,不时传出少年们的叫喊声。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哈罗一共有20块板球场、9个高尔夫球场和12个网球场。

   当年的薄瓜瓜就是这运动场上活跃的一个少年。有文章形容薄瓜瓜是“同学中公认的英式橄榄球球星”;而薄瓜瓜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哈罗公学期间,他报名参加了英国社会在学生中常年组织的“攻击性淘汰赛”,据说这是在全英所有公立学校开展的一项活动,要进行长达3年的残酷训练和淘汰,包括要过生死关、饥饿关、险情应变等等,由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特种兵军官担任教官,一轮一轮地淘汰。薄瓜瓜参加的这一期比赛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8名学生,而他是其中唯一的东方人。

    薄瓜瓜在哈罗公学的健康成长,也是薄家人颇为自豪并乐意公开的,否则不会引起一位正在大连闯世界的英国青年人的注意,他,就是尼尔·海伍德(NeilHeywood)。

    海伍德曾经告诉朋友,薄瓜瓜是靠他才进入哈罗公学读书的,在他死后,媒体把这个说法当成事实报道,但是与薄家关系很密切的G先生断然否认了这种说法。按照G先生提供的信息,海伍德在报上得知薄熙来的儿子在哈罗公学上学后,同样毕业于哈罗公学的他通过资源丰富的英国社会关系,动用他在哈罗公学的旧识,联系上了薄瓜瓜和谷开来——那时候谷开来已经住到伦敦西区的那所公寓里,以便就近照顾儿子。

    “皇朝会”(RoyalChina)是在伦敦市中心贝克街(BakerStreet)上的一家中餐馆。G先生说,2002年的某一天,薄瓜瓜母子在这里与海伍德有了第一次会面。“大连”和“哈罗公学”这两个共同点,把海伍德和薄瓜瓜原本处在遥远世界的两个人牵到了一起。海伍德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次会面会在9年后导致了他的被谋杀。

    尼尔·海伍德1970年10月20日出生于伦敦。他的父亲皮特是股票经纪人,母亲安从事电视直销业,上面还有一个姐姐。

    一位靠特殊关系才得以获得采访海伍德家人机会的英国记者形容,他是“失落的贵族”。中文版维基百科上称海伍德是曾出任过天津总领事的著名汉学家翟理思之子翟兰思(LancelotGiles)的后人,可以确认的是,这是一个错误。据这位记者同行得到的独家消息,海伍德的曾外祖父,也就是他母亲安的爷爷叫约翰·巴尔·阿弗莱克(JohnBarrAffleck),是1935至1938年英国驻天津的总领事——不过海伍德的这位祖先似乎在他的祖国也几乎被淡忘了,用Google搜索了好久,最后才在英文版维基百科“天津租界地”(ConcessionsinTianjin)的页面中,在历任总领事名单里,发现了JohnBarrAffleck的名字。

    从1928年出任总领事的翟兰思在1934年任职期间死于天津。那位阿弗莱克应该是去接他的职位的。据海伍德生前向家人形容,他的曾祖父“是女王派来的”,“驻中国最高官员”。他也很以这位祖先为自豪,家里的墙上还挂着这位祖先的画像。约翰·阿弗莱克应该是有爵位的,但是海伍德向家人解释说,因为他不是长子长孙,所以他本人并没有获得象征贵族身份的爵位。

    Harrovians(哈罗生),是专门称呼哈罗公学学生的单词,它包含了7位英国前首相。这样一个单词本身就是一种身份和阶层的暗示。海伍德从祖父、父亲到他自己都是Harrovians。据称哈罗公学很注重传统,哈罗生吉米解释说:“如果一个家族的很多人都上过这所学校,哈罗会优先考虑他的入学资格。”13岁那年,海伍德也顺利地进入哈罗公学读书。

    海伍德当年的舍监大卫·培瑞(DavidParry)至今仍保留着海伍德当年的照片。在他的印象中,这个有着蓬松而柔软黑色头发的少年并不是一个很勤奋的学生,“他以为进了哈罗将来会成为他的晋身台阶”,所以得过且过。培瑞说:“他身上有什么东西缺失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这很难表述。”
    在初级会考后,培瑞特别警告海伍德,假如他再不用功的话,可能进不了大学。回忆这位学生,培瑞说,没有付出就不会有回报,“但在这一点上我对尼尔并不确定,因为永远有捷径可走”。

    英国电视四台在2012年11月时,专门拍摄了有关海伍德之死的纪录片。为此,两位记者历时一年,采访了很多事件相关者。在伦敦,这位英国同行告诉我,当时他们联络了海伍德在哈罗公学的30位同学,可他们除了记得他喜欢TalkingHead乐队、运动不怎么在行之外,再无其他印象。尽管海伍德后来在中国的生活轨迹,很大程度上靠着他身上的“哈罗”标签,但是他在哈罗公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从未听到过他的消息。”培瑞说。他后来经常参加哈罗学生的婚礼和有意义的生日,“可是他一点消息都没有,他就这样离开了。这真有一点令人伤心”。

    海伍德在高级会考中表现不佳,进入华威大学(WarwickUniversity)念国际政治。华威大学“也不算太差”,是除了牛津、剑桥之外的第二级别的大学。在大学里,海伍德也没有给同学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在他的朋友眼里,海伍德是个“有魅力但却难以捉摸的人”。海伍德显然是个不安分的人。从哈罗公学毕业后,他曾开着自命为“骡子”的野营车穿越了大不列颠;从华威大学毕业后,海伍德曾在英国下议院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之后,他曾尝试开过一家电视制作公司,还曾通过在游艇上打工的方式,横渡大西洋去到美国,在佛罗里达一所做渔网的小公司里勉强做小时工糊口。为了省钱他被迫住在最廉价的旅馆里,整天与醉鬼、瘾君子混在一起。

    海伍德生前曾告诉家人,他的姥姥当年跟随曾外祖父也在天津生活过,会说中文。虽然她在海伍德10岁那年去世,但是已经给这个孩子留下许多关于中国的记忆,遥远的东方因而也成了他一直向往之地。于是,海伍德在22岁那年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中文。1993年底,他在这所大学结识了未来的太太王某某。据熟知他们的朋友说,王某某是辽宁本溪人,个子高挑,长相漂亮。3年后,他们一起到了海滨城市大连安家。海伍德在大连一所中学找到了教英文的工作,他们在大连生了一儿一女。

    做一名靠教英语来谋生的外国人,显然不是海伍德的目标。后来有文件显示,在大连期间,他就创办了多家公司,包括与朋友开了一家“海伍德与伯丁顿联合公司”(HeywoodBoddingtonAssociates),为寻求在大连和中国其他地方投资的外商提供咨询服务。据英国媒体报道,2000年,他在英国注册了“尼尔·海伍德联合公司”(NeilHeywood&Associates),“主要业务为撰写有关亚洲市场的分析文章,并为《经济学人》杂志撰写文章”。

    2000年的某一天,时任英国驻华使馆负责商业的一秘凯瑞·布朗(KerryBrown)接待了一个来自大连的英国人,说是咨询与中国女孩结婚的事情,这引起他的好奇。这个英国人便是海伍德。“他说他当时在大连教英语,那时候很少有英国人在北京以外的城市居住,我觉得和我的经历有点像——我以前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个地方教过英语;使馆的人通常都比较傲慢,因为这一层背景,我觉得我应该对他友善一些。”2013年12月21日,已在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任教的凯瑞·布朗,借回伦敦过圣诞节之机,在一家咖啡厅里向我忆起13年前的那一幕。在他眼里,海伍德人很随和,“是地道英国人的样子”。
    凯瑞·布朗当时的工作划分,正好是负责辽宁以及东北一带的商务活动。“在大连的英国公司并不多,而有港口和机场的一些项目,大连方面想和英国合作。”于是凯瑞·布朗有几次去大连出差的机会。

    “因为在大连的英国人不多,所以我去大连就找到了尼尔。我们在大连宾馆见面,他也没给我什么特别的印象,只记得他说开了一个语言学校,也就是很普通的一个英国人。”布朗回忆,海伍德穿着很随意的毛衣和牛仔裤,不像当时许多在中国的英国商人那么精明,一心想发财,“他看起来似乎只是在混日子”。布朗的印象中,当时海伍德也只字未提跟薄家有什么关系。

    不过这一切显然在2002年他与谷开来母子见面后有了改变。当时薄熙来在国内仕途比较看好,谷开来需要花更多时间留在中国。G先生说,当时海伍德对谷开来提议,他可以代为照顾薄瓜瓜——例如在期末时到学校去把他接回家,得到了谷开来的同意。

    那位曾在哈罗公学工作过的知情者说,后期他在哈罗公学见过海伍德,在毕业的时候,他也曾作为薄瓜瓜的亲友出席一些仪式。“尼尔会不时地帮助处理瓜瓜在求学过程中的琐事,然而薄家并没有花钱雇用他,他也没有义务替薄家跑腿。”作为与薄家关系密切的人,G先生后来特别强调,海伍德与谷氏母子的关系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再考虑到这个细节——当时谷开来给了海伍德一辆二手的奔驰车,让他可以方便接送瓜瓜,还让他使用谷开来在伦敦西区的那套公寓——这种关系究竟是“密切”还是“有限”,也只能由读者各自判断。

北京生活

    2004年,薄熙来离开沈阳,到北京出任商务部部长,谷开来似乎不再耿耿于怀于曾令她“赌气”出走的过往,而是更多地留在北京、陪同丈夫。曾经意气风发的“金牌律师”从公众视野消失了,代之以公众面前温柔、知性、得体而明事理的部长夫人。

    与谷开来曾有数面之缘的Z先生,是台湾政商名流,常年行走于海峡两岸,也是见多识广之士。谈论谷开来,他至今仍持很高的评价。“她是我在大陆见到的仅有几个有大家风范、诚恳而不傲慢的女性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这位Z先生特别提及,有一次,他在北京亚运村某高档酒楼宴请谷开来。在那里,他们偶遇某高级领导人之子。对方已有些醉意,“手里拿了一瓶威士忌里的蓝瓶,算是档次很高的”,看到熟人谷开来,他说:“给你们一瓶!北京现在也只有这家的鲍鱼还能吃吃,这个酒能喝喝!”谷开来皱着眉头看着对方摇晃而去的背影,然后又转过头来略带歉意地说:“我们高干子弟的形象都被这些人给毁了!”不过,随着后来诸多负面新闻的曝光,他显得有些困惑:“我觉得现在看到的开来和我当年看到的,好像完全不是一个人。”

    此时的谷开来需要对自己的角色和生活重新调整。2004年8月,她在回国后用英语给一个朋友发邮件写道:“你可能很难想到,我正在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几个月之后,她写下更为伤感的话:“我真的总在怀念伯恩茅斯的生活,那里很自由,并能让我获得进步。”

    地域的遥远并没有对这对母子的感情有任何影响。薄瓜瓜有一次做客某节目时说:“我跟妈妈沟通的形式经常是互相写书,她给我写一本书,我给她写一本书。”他说,他“曾在妈妈心情特别困难的时候”给她写了一本书,“在我心情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她也会给我写书”。

    也就在2004年,海伍德把家搬到了北京。这一选择是否与结识了薄家有关,不得而知。

    来到北京的海伍德仍旧以做顾问、咨询业为主。在西方一些媒体看来,对中国公司进行调查是一个快速增长又相当赚钱的行业。西方投资者认为中国公司经常虚报盈利,而且隔着千山万水,他们也弄不清楚中方的真实情况。因而西方公司需要雇用顾问或者调查员帮助他们。所以在其创办的“海伍德与伯丁顿联合公司”网站上,还有这样一句话:“Knowyourself.Knowtheotherparty.Inahundredbattles,youwillneverbedefeated。”(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按照英国电视四台的调查,海伍德的另一部分角色是充当中间商:替英国公司找到能够廉价制造产品的中国工厂,假如搭上线成交的话,他可以赚取15%的佣金。他们评论说:“这样的工作买空卖空,并非靠真才实学或本事,也许因为如此,他喜欢故作神秘,此时遇到他的英国人记得海伍德讲话刻意含糊,喜欢强调他认识共产党高层,例如跟薄家很熟,可以轻易把事情搞定。”

    不过至少从外表上看,海伍德的生意进行得不错。他后来在顺义后沙峪附近买了一个有三层楼的独幢别墅,但这套当时总价为400万元的房子让他背负着每月2万元人民币的贷款。他的两个小孩也进入显赫的英国德威学校北京分校(DulwichCollege)就读。两个孩子一年的学费是4万多英镑(约40万元人民币)——因为太太不工作,家庭全部经济负担实际都在他一个人身上。海伍德本人开始作英国贵族打扮,加入英侨商务协会,也参加英国使馆的各种宴会活动。

    曾在英国驻华大使馆任一秘的凯瑞·布朗此时已经回到英国从事研究工作。到北京出差再见到海伍德时,他注意到海伍德行为举止上的一些戏剧性变化。他穿着亚麻西装,翻毛靴子,系着细领带,“他当时看上去心情非常愉快”。布朗回忆:“但是当他和我说话的时候,会表现得精于算计。‘这个家伙不错,他很好,但是时间就是金钱。’”布朗注意到,此时的海伍德已经开始谈到薄熙来,“他声称对薄家很熟悉”。

    不过凯瑞·布朗倒是从另一个角度对海伍德在中国的身份做了解读:“英国使馆商务处通常比较傲慢,不给英国公司提供什么具体帮助,所以像海伍德这样的咨询公司就可以随便做,不需要政府介入。”

    尽管与薄家关系密切的G先生,否认海伍德与其家庭关系密切,但是海伍德身上有意无意的薄家色彩,无疑是为他招徕注意力的一个重要砝码。凯瑞·布朗说,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子女通常在美国读书,“像薄熙来这样把孩子送到英国读书、而且毫不隐讳地公开这一点的人并不多,所以英国对他也很感兴趣,也想借机拉近关系”。凯瑞·布朗仍然对海伍德和他的新工作表示怀疑。布朗说,他后来也做过咨询公司,“在中国的顾问靠关系为生,许多人声称和大领导有亲密关系,但事实上不是真的。这是一个被一些假象掩饰的世界”。

从哈罗到牛津

    伦敦市中心的Paddington站是个繁忙的大中转站,几乎每隔半小时就有一趟去牛津的火车。无需为等待太长时间而焦灼,也不必为座位拥挤而烦躁,你尽可以从容上车,以书或音乐为伴;一小时左右,再泰然自若地下车。虽然此时已身处伦敦西北60英里的牛津,但一路上的快捷和舒适,令你感觉不到任何不适或反差。

    这种感觉应该也是薄瓜瓜当初从哈罗公学迈进牛津大学的写照——几乎是一路坦途,没有任何障碍。哈罗公学时期的薄瓜瓜留给大家的是一个积极向上的阳光少年印象。后来任哈罗公学校长的梅尔·姆维克(MelMrowiec)先生是薄瓜瓜曾经的“班主任”(HouseMaster)。他在2009年接受采访时对薄瓜瓜评价颇高:“瓜瓜是我们哈罗公校的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和其他16个男孩一起进入我们RendallsHouse,他是当中最聪明也最认真的孩子,而且所有功课都非常棒……可以说瓜瓜让我对中国学生的印象好极了,他改变了中国孩子在我心中的形象,他周围的同学也从他那里知道了更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他是我非常难忘的学生之一。”

    据薄瓜瓜自己介绍,“我的学习笔记还被当作范本在学校印发了”,而他的毕业考试得了11个“A加星”。

    在哈罗公学工作过的一位知情者说,很多哈罗生在毕业时会设计一些毕业作品,以作申请大学用。薄瓜瓜当时也写了一本书——《还有不同》(UncommonWealth)。后来媒体兴起的一阵“瓜瓜热”中,是这样提及这一段的:“(瓜瓜)17岁时国外出版了他的英文专著《还有不同》,该书主题是反对盲目追赶时尚,已被新加坡出版社译为中文,正在征求本人同意出版。”其实这本书并不是正规的印刷品,“我记得他是在香港印的,送了一批给老师、朋友”,知情者说,看得出薄瓜瓜很用心做这本书,“排版、设计都体现得与众不同,当时我还觉得他这个创意挺好的”。

    2005年底,参加完英国“高考”——“A-level”考试的薄瓜瓜,把下一个求学目标锁定在了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的PPE专业,他后来形容这是“难度最大的考学”。据他自己说,当时一些了解牛津历史的朋友劝阻他“不要自找麻烦”,这反倒激起了他的好胜心。

    “在填报大学五个志愿时,我就只报了牛津PPE这一个,没给自己留后路,也算是‘背水一战’吧!”“非常支持我的是妈妈。后来我才知道,她支持这样报的原因并不是认为我会成功,恰恰相反,她曾预料我会经历一次重大失败,但她相信‘顽强奋战后的失败和轻易取得的成功具有同等价值’,你可以陶醉于成功,但更津津有味的是人生体验。”这对母子依然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沟通、交流。

薄瓜瓜所说的PPE,全称“Philo-sophy,PoliticsandEconomics”(哲学、政治与经济专业),是牛津哲学系的一个本科专业,也是最早由牛津大学创立的。牛津大学关于PPE专业介绍的网页上写道:“在过去的年月里,这个专业诞生了无数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同时也有政府首脑、杰出政治家、企业家、金融家、记者和其他杰出专业人士……缅甸的昂山素季、英国现任首相卡梅伦、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当年在牛津大学都学PPE专业。

    1994年出生的袁幼林在撒切尔夫人当年就读的萨默维尔学院(SomervilleCollege)读PPE专业。他对PPE专业做了一个详尽的解释:“‘二战’之前,牛津有一门课程叫Classics(经典学),主要是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一些经典——那时候认为只要读懂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经典,就可以有一种治国之道。‘经典学’专业里面出了很多英国以前的首相。‘二战’后,牛津觉得它已经不符合时代政治家的需要,所以就开始设了这个专业。一开始它叫ModernClassics(现代经典学),然后开始学哲学、政治、经济这三方面。”

    “学PPE专业的中国人的确比较少,录取率在牛津的所有专业里也算最低的之一。”袁幼林说,“在薄瓜瓜之前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是薄瓜瓜的下一届(2007)是没有中国学生的,包括香港人在内。2008级有一个中国人,2009级又没有中国人,然后再2010级是我一个。”不过最近几年,申请PPE的中国学生才略微多了点。薄瓜瓜确定不是牛津大学第一个学PPE专业的大陆学生。记者在网上搜到了原香港TOM公司CEO王兟即毕业于牛津的这个专业。

    朱泽平是2012年进入牛津Regent‘sParkCollege的中国学生。“通常中国学生在申请这个专业时心理上有一些畏惧。因为它的阅读量比较大,对语言的要求高。”跟薄瓜瓜一样,朱泽平也是初中时就到伦敦来读书的,他说,相比于从国内高中申请来的大陆学生,这一点上他们占据了不少语言优势。“像薄瓜瓜这样从哈罗公学毕业的,稍微努力一些,再加上有自信,申请起来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牛津大学的录取不是由一个中央的录取委员会决定的,而是由每一个学院自己决定的。”袁幼林说。笔试通过后,还要进行面试。袁幼林说,其实考试成绩并不是招生唯一的考量标准。“面试的时候还有一个标准是‘我希望在下面三年去教这样一个学生’。打个比方,比如我在面试薄瓜瓜的时候,虽然觉得他掌握的知识可能还不足够多,但是觉得他聪明、他能跟我聊天;或者我在考虑薄瓜瓜的背景,觉得他可能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想法,我希望能特别深入地了解这些想法、希望跟这个学生在以后三年里有更多的交流,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PPE专业与英国本土的政治联系的确比较密切。你看像议会里的FrontBench(第一排),可能百分之七八十都是PPE专业出身的。”朱泽平说,“如果对未来有一个很明确的从政愿望的话,可能还是会选这个专业。”朱泽平说,给他们上课的经济老师就经常对学生们开玩笑说:“你们那些想从政的第一年不许给我扔了经济这门课啊。因为现在FrontBench那些人全都扔了经济,看他们把我们的经济搅得一塌糊涂。”

    从哈罗到牛津,都是响当当的名校。儿子的优异表现,应该让丢失了自己符号的谷开来,又在“母亲”的角色上得到了甚多安慰。就是在进入牛津的2006年,薄瓜瓜在国内媒体正式露面,他第一次正面接受媒体采访。

    当媒体的光环笼罩在这个志得意满的少年身上时,质疑声也开始渐渐出现:薄瓜瓜求学6年的哈罗公学和要读3年的牛津大学,每年学费都是3万多英镑,这显然不是一个普通家庭能承受的。而薄瓜瓜在接受采访时说:“从16岁开始,每年我都是奖学金学生。我很自豪,我是以自己的努力,支持了自己的学业,没有给爸爸妈妈增添负担。”网站上一些关于薄瓜瓜的介绍上,写着他是牛津大学“全额奖学金全日制住校学生”。而薄熙来在2012年面对儿子在国外读书的资金问题时,有点不胜其扰,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一字一句地说:“全额奖学金!”

    耐人寻味的是,当哈罗公学被英国记者询问奖学金问题时,校方答复称:“我校从不提供全额奖学金。”

    “牛津的本科生只有一个奖学金,针对非英国人,是提供给非OECD国家的学生,中国也在其中。除此之外牛津大学是不提供任何本科生奖学金的。”据袁幼林说,“每年牛津在全球一共只有三个名额,中国唯一获得这笔奖学金的学生是辽宁的数学竞赛第一名获得者。”袁幼林解释说,牛津的奖学金主要给博士生和硕士生提供,偏应用类的比较多。“牛津还有几个中国奖学金之类的,但是主要都是给博士的,他们的限定标准一定要是研究生,博士拿的比较多,本科生是没有拿到过的。”

     一位同样毕业于哈罗公学的英国记者说:“学生想获得奖学金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学校提供的,但这更多的是照顾本土学生,薄瓜瓜确认没有申请到这笔钱;二是某些基金或慈善机构,指定某些条件给申请者提供奖学金,条件限制得太多,可能只有一个人申请。英国政府现在也在打击这种行为,因为它很容易滋生腐败。”这位英国记者说,他也通过多种渠道多次联系薄瓜瓜,想让他说明奖学金的来源,“他从来没有回应过”。

北京迷梦

    海伍德在伦敦的家并不好找。按照一位采访过其家人的英国记者给的地址,先是坐了向伦敦西南方向去的一条地铁线,出来已在泰晤士南岸的Streatham一带。再换公共汽车,又晃荡了几站下来,站定打量四周,发现这里的建筑和谷开来曾置业的伦敦西区有着巨大的落差。各种装扮的移民也明显增多。从公共汽车站又步行了近半小时,才找到海伍德家所在的那条街。

    这一条路上都是那种一幢挨着一幢的低层楼房,门脸不大,每家门前只有几平方米的小院子。此时正值西方传统最重要的圣诞节的前几天,周围的很多房子都灯火通明,门外也有圣诞的装饰,一派迎接节日的喜庆氛围。只有一幢深红色的房子一片沉寂——这就是海伍德的家。曾有一度,英国媒体蜂拥而至,找到仍住在这里的海伍德的母亲安,试图让她说些什么,但都被她拒绝。不知是不是不堪其扰,门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赫然写着:“小心有狗!”
    按了门铃,又敲了门,没人应。再按,再敲,还是一片沉默。天色已晚,又飘起细雨,在门外等了一会儿,家里还是没有灯光。无奈,只好离开。

    这里也是海伍德长大的地方。可以推想的是,与薄瓜瓜认识后,他必然曾经在这里与谷开来在西区的那间豪华公寓之间穿梭往来过。虽然他是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但是在谷开来母子这对城市的“新面孔”面前,他也并不拥有多少优势,甚至可能恰恰相反。

    不知道海伍德是否为此困扰过。他的祖上在大英帝国享受贵族的尊荣时,无论是薄家还是谷家的“红一代”,还正在为赶走异国的侵略者而奋力厮杀。只不过到了他这一代,昔日的荣光已经衰落到只剩下一个遥远而模糊的传说。恢复祖上曾有的荣耀,是海伍德此生最大的梦想。

    “他最大的心愿是有朝一日,能被女王用剑点肩(注:授勋的一种仪式),授他一个爵位。”海伍德设想的“加官晋爵”之路是,先在中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然后回英国从政,海伍德的家人说。

    于是在北京的海伍德为了荣耀家族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着。海伍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海伍德死后,外界一直在苦苦追寻,试图勾勒出一个真实的他来。可是很多认识他的人,给出的答应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

    “海伍德处在商业社会的灰色地带,他让自己显得是那种能搞定事情的人物。”在上海的英国贸易领事鲍勃·希德(BobShead),在一次英国大使馆的活动中见到海伍德。当时海伍德以阿斯顿·马丁(AstonMartin)公司的身份发放名片。当时海伍德还递给希德另一张名片,显示他的另一身份——“史宾赛·丘吉尔设计公司”(Spencer-ChurchillDesignsLtd)的中国总代表。这个公司的负责人杭莉叶塔·史宾赛-丘吉尔(LadyHenriettaSpencer-Churchill)来自著名的丘吉尔家族,她本人是一位设计师,当时想要把室内装潢的生意扩展到中国。杭莉叶塔后来表示,她和海伍德曾尝试合作,但他们的合作没有任何结果。

    海伍德的身份显得很微妙。一方面,正如贸易领事鲍勃·希德所形容那样,“他以一副典型的西方面孔出现在那些潜在客户面前,而那些客户喜欢像他这样有着公立学校背景、用上层阶级口吻讲话的人”。这可能正是要同西方世界打交道的新兴中国富商们需要的一张面孔;另一方面,像海伍德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在中国生活近20年,又有神秘莫测的背景的人,对那些对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抱以热望的英国商界人士来说,也是他们需要借助的一个很好的人选。

    曾任驻华使馆一秘的凯瑞·布朗则在其后的两三年间又见过海伍德数次,包括在伦敦,他们也会过面。“他没有公开说和薄家的关系,但是也没有掩饰。”凯瑞·布朗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海伍德,“英国对华贸易体系整体比较保守。英国老牌政治家讲究身份,强调阶层,不想真正了解中国。与美国这些国家相比,他们与中国相处显得保守而落后。而且英国的商业,也是被大公司所控制,你看卡梅伦这次访华,带的就是大公司,但是真正有活力的都是些中小企业。中国市场无疑又对英国的中小企业有些巨大的吸引力,这也是为什么海伍德会有生存土壤的原因。”

    而一度更引起诸多猜测的,则是海伍德的另一个身份——英国Hakluyt的顾问。Hakluyt公司是由曾主管与英国企业联络的英国军情六处(MI6)退休官员克里斯托弗·詹姆斯(ChristopherJames)于1995年创办的。海伍德死后,Hakluyt公司只是简短表示,海伍德并非Hakluyt员工,只是一名顾问,“很多大公司在中国都会聘请顾问”。“海伍德在中国从事商业咨询业务已经很久了,我们只是他提供服务的很多公司中的一家。我们对他的死感到非常难过。”

    可是这样的简短声明并不能平息外界关于海伍德是英国军情六处“特工”的传言——海伍德生前是詹姆斯·邦德的“粉丝”,他为自己买的一辆二手捷豹车专门申请了一个含有“007”的车牌;据说手机号码也有“007”。不过几位参与调查过此事的英国记者对此几乎都持否定态度。“哪有一个特工会傻到把‘007’印到自己的脑门上?”一位记者反问。在他看来,这反倒是海伍德喜欢夸大自己地位的一个典型事例。另一位知情者则这样谨慎地表述:“海伍德不可能是一个特工,但是海伍德对外一直声称他和薄家很熟,而当时薄熙来进一步晋升的机会似乎还很多,所以英国方面找他打听薄家的消息也不是不可能的。”

    “与海伍德合作过的中国同事并不是很喜欢他。”一位知情者说,“他虽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钱,但派头上像个贵族,显得傲气十足,又显得十分神秘,从来不说自己做什么生意。”

    海伍德的身份是阿斯顿·马丁的非董事顾问——一位知情者说,后来有媒体提到,海伍德生活奢侈,开一辆阿斯顿·马丁的跑车,实际上是北京的老板借给他开的。这位老板对海伍德评价很正面,认为他“温文尔雅”,“聪明、正直、有素质”,“不是以利益为重的人”。

    不过,有一个评价是共同的:海伍德很爱家人和孩子,“每次打他电话,他都是和孩子在一起”。采访过海伍德妻子的记者回忆,她也形容夫妻感情很好。她眼中的丈夫“喜欢和向上的人在一起,但他没有商业头脑”。

争议牛津

    建于1263年的贝里奥学院(BalliolCollege),是牛津最古老的学院之一,它的地理位置也恰好位于牛津市中心。去牛津采访的时候,正好看到贝里奥学院为了招生打出的条幅。“因为薄瓜瓜,这个学院都出了名了!”在牛津读书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调侃说。他又半认真地说:“以前,我们知道在牛津比较有名的中国人都是非常老的,钱锺书、杨宪益……年轻一代,现在最有名的人就是薄瓜瓜了!”

    贝里奥学院的创办人约翰·贝里奥是亨利三世时期的贵族,后娶了一位苏格兰公主为妻,而他的儿子也曾是苏格兰国王。他在杜伦主教的协助下,于大约1263年决定捐款创建一所高等学府,它是牛津最早创立的几所学院之一。英国前首相阿斯奎斯曾形容贝里奥的学生“平静地流露出一种自然的优越感”。

    与赫胥黎、亚当·斯密一个学院的薄瓜瓜,如果拥有这种优越感,也实在可以理解。在采访时称他就读的贝里奥学院为“创史学院”,这个名称似乎在牛津并不通用。“我猜想这样称呼是因为贝里奥自称为最老的学院之一,但是这样说的话很多牛津人会不服气的。”留学生刘一帆说。“通常认为牛津最老的学院是MertonCollege(注: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曾就读过的墨顿学院)或UniversityCollege(大学学院)。雪莱的一个睡棺就在UniversityCollege里面,克林顿的女儿也在这个学院读过书。”

    很难形容牛津哪个学院是“最好的”。“就像贝里奥隔壁的StJohn‘s学院,它是牛津最有钱的学院;那Merton传统上学术也很好;拍《哈利·波特》的ChristChurch也是很有名。”牛津大学的确是个令人时时心生敬畏的所在。比如和贝里奥学院一墙之隔的TrinityCollege就是牛顿曾读过的三一学院。不过据说两个学院有“世仇”,“它们两个隔壁嘛,自然而然互相有竞争啊,小争吵”。网上有一张薄瓜瓜和同学们作势撒尿,就是在三一学院的大门口拍的,这也是青春期少年的一种无伤大雅的恶作剧。

    薄瓜瓜曾用“刺激”来形容牛津生活,“特别是PPE的本科,公认是攻坚战……光读那么多经典原著,时间就紧绷绷的。经常为了突击学习没时间睡觉……但我享受每次考试之后的那种痛快感;脑迅速膨胀之后的收获让人很有成就感”。但是很多牛津人在谈论薄瓜瓜时,都会不约而同用到sociallife(社交生活)这个词,这也是那个时期的薄瓜瓜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薄瓜瓜有一次批评在牛津的中国学生不和外界交往,“他们建立了一个像X-man一样的,和这里的白人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与传统的中国留学生不同,薄瓜瓜擅长社交,朋友圈子也以英国人为主。有的媒体从他2006到2009年的Faceboo记录下他参加的各种社交活动。据报道,薄瓜瓜2008年曾发起过为汶川地震受害者捐款的活动,募款超过1.5万英镑,不过他组织的影响最大的活动是通过另一个社团——欧洲委员会(EuropeanAffairsSociety),那次名为“丝绸之路”的晚会请到了成龙,还有少林寺僧人的表演,吸引了近400名牛津学生参加。英国媒体后来说,那次活动是由一家汽车厂赞助的。

至今仍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圈里热议不止的一个话题,是薄瓜瓜当年参加“牛津联合会”(OxfordUnion)的竞选。“牛津联合会”其实是一个独立于牛津大学的组织,“但它特别有名,有的人甚至认为它跟牛津一样有名”。牛津博士生刘一帆解释,“英国真正的公共辩论,是从它开始的。历史上在联合会待过的人,很多后来成为知名政客”。

他说印度或巴基斯坦的留学生中有很多活跃分子也喜欢加入OxfordUnion的辩论,有的甚至以前做过联合会的主席。“他们有的后来去本国从事政治活动,不少人被暗杀了。所以前年有一名印度学生去竞选联合会的主席,明明没有选上,结果下来后很多人都说congratulations(恭喜)。”刘一帆笑着说。因为牛津联合会名气很大,有很多很有背景的孩子在里面。“他们有能力请来非常厉害的明星、政要,比如克林顿、迈克尔·杰克逊,最近的嘉宾就是阿富汗的卡尔扎伊。”因为牛津联合会的名气实在够大,这些名人也会把来这里视为一种荣誉。刘一帆说,联合会去年的主席是一位韩国学生,而他就请来了去年全球最红火的鸟叔。

“从大陆学生的传统看,我们确实很难进到这里面,一个是语言的问题,还有一个文化的问题,我们从小就不习惯辩论,也不会辩论。”刘一帆说。

当年的薄瓜瓜试图挑战这一格局。他参加了UnionLibrarian职位的竞选,据说这个职位相当于副主席。“在公认‘中国热’的当今,‘牛联’的大喇叭却很少有中国的动静……加入会员的中国人却寥寥无几,好像与我们无关似的。我觉得‘牛联’这么有影响力,应有中国的话语权,能发出中国的声音。所以在竞选布告中,我在自己名字后面打出了大大的‘中国人’三个字。”

只有联合会的会员才有资格投票。“牛津70%到80%的本科生是Union会员,但很多华人偏偏不是。”薄瓜瓜后来在一个节目里有些无奈地说。而《牛津学生报》后来的报道说,薄瓜瓜总是在给同学们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雨伞这样的小东西,到Union的终身会员资格(根据其官网最新显示是218英镑/人)。薄瓜瓜的一位朋友向《每日电讯报》回忆,投票当天有好些中国学生赶来为瓜瓜投票,但未获允许,因为他们是前一天才加入Union的,“瓜瓜试着争辩,但最后不了了之”。

据说薄瓜瓜最后以4票之差败给了一个英国人。“只可惜投票的几千名会员里没有几个中国人,开始我觉得挺孤独,但不管怎么样,最后证明了中国人不但能大大方方进入西方主流社会,而且在而后的辩论中,中国的声音也有机会博得响亮的掌声。”

“他当年应该没有参加过辩论。他竞选的也是一个比较偏社会活动而不是那种学术性的或政策性的角色。”一位了解内情的留学生说。与薄瓜瓜同时期的,真正获得一致认可的“名门之后”,是新加坡星狮集团主席李显扬的长子,也是内阁资政李光耀的孙子李绳武,“他是公认的辩论高手”,“据说也是那一届PPE专业的第一名”。

在牛津读书期间,薄瓜瓜还是“牛津大学保守派联盟”(OxfordUniversityConservativeAssocia-tion,OCA)的一员。OCA成立于1924年,是英国保守党的青年分支。一位朋友回忆,薄瓜瓜当时从“至少有500英镑现金”的钱包里掏出50英镑的现金交了会员费。“很奇怪一位共产党官员的儿子会加入保守派联盟。”他说。

学业之谜

在后来的媒体报道中,薄瓜瓜被形容为一位派对男孩——不事学业,热衷社交,花钱如流水。网上流传着他在牛津参加各种聚会的“纨绔”照,在他入学的第一周,他就买了许多香槟,在宿舍里搞了一个大派对等等。他的一个朋友形容他是一个花钱大方、不断给人买酒的人。不过,也有人认为是公众将可以理解的青春期行为过分放大了。“以前他的一切来得太容易了,所以进了大学后,他要叛逆或者小放纵一下,我们不应该对他过分苛责。”一位知情者说。“牛津本来就是一个很注重社交的地方,各种派对、各种舞会,在上面跟一个女生搂一下抱一下是非常普通的。我觉得什么也说明不了。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后来不在国内那么大肆宣传的话,这些事情就不会被放大。”一位留学生说。

如果没有2009年的毕业风波和他后来在国内的宣传热,薄瓜瓜应该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宽容——这一年,传出他因为成绩不及格而被牛津大学开除。薄瓜瓜在牛津时期的学业,后来也成了沸沸扬扬的一个热点。

PPE专业学期为3年。“PPE有两次真正的正式考试,一次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一次是在‘大三’结束的时候。除了‘大一’和‘大二’的第一个学期外,每一个学期的开始的时候都有一次考试,是考上一个学期学过的。如果你连续把那个考挂(未通过)的话,老师就会让你回去反省一下自己,然后再来考试。‘大一’学年结束的时候那场考试,我们叫预考,如果考挂了,那假期结束之后你还有一次重考的机会;你还是挂了的话,学院有两个选择:一是把你踢掉(开除);二是给你一个空档年(休学)。”学PPE专业的朱泽平介绍说。

所谓空档年,是指学生可以休学一年,出游或者参加别的社会活动,这在欧洲学生中很常见。薄瓜瓜后来告诉媒体,他没有被开除,是想用英国学制中的“空档年”推迟一年毕业。不过有媒体当时又“追杀”到贝里奥学院采访,校方的回复是“他被要求休学一年”。这就显得微妙起来。“如果学校要求空档年,实际上是让学生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一般是成绩的问题,除了你做一些激起公愤,特别不道德的事,老师都不会管你的。实际上文科要考得特别好很难,因为你要花很多的精力。但是要考挂也挺难的,真的要完全不用功,什么都不看,才能考挂。”朱泽平说。

因为被要求离校,薄瓜瓜不能再使用学校的设施,据英媒报道,他随后搬到牛津唯一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兰道夫(Randolph)住了一段,酒店每晚住宿人民币最低1400元左右。据说在这里,他还开了几次派对。当时薄瓜瓜在牛津期间,约会的是一名叫LaleCan的土耳其学生。他们一起组织了一个舞会,DJTimWestwood表演,薄瓜瓜还安排了成龙来做了场演讲。

薄瓜瓜在牛津留下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一位牛津博士认为:“薄瓜瓜在官僚子弟中算是好的,没有什么派头的。”牛津大学附近的一家高级中华餐饮店老板回忆起当时曾前来用餐的薄瓜瓜称:“他态度很傲慢。”薄瓜瓜与朋友一起举办派对,令该店员工将饭菜送去距离很远的聚会场所。这位老板说:“中国高干子弟点餐时从不说预算,对价格毫无概念,一副不管多少钱都付得起的样子。”

一位匿名的牛津教师也通过路透社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这位教师认为,薄是一个富有进取心、尖锐和擅长辩论的人,有那种在上课之余还能找到大量时间享乐的天分。一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有类似的看法:“从我与他打交道的经历看,如果不管那些传闻,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他是那种典型的英国私立学校出品的学生:聪明、强大,自信。”

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有一天,三名西装革履的中国外交官来牛津拜访贝里奥学院的院长安德鲁·格拉汉姆博士。他们说:“这件事情很让人难堪,因为中国很重视教育,如果薄瓜瓜的考试不通过,这会让他父亲和祖父都难堪。这位老师回答说:(既然考试不过让他觉得尴尬)那么他们就应该让薄瓜瓜更加努力地学习。”

在牛津大学采访期间,本刊记者也联系了贝里奥学院的前任院长安德鲁·格拉汉姆博士。也许意识到曾经的这位学生在中国引起的关注,之前甚少面对媒体的格拉汉姆博士很快回了邮件,他说很抱歉目前不在英国。但是他用邮件的方式正式回答了几个问题。

1.他并没有被退学,而是被要求离宿一年。该决定通过正常学生学业监督程序做出的。休学期毕,瓜瓜如约返校并参加了毕业考试。这些毕业考试为大学考试,不是贝里奥学院考试。他在哲学、政治、经济这门科目获得了2:1。
2.我们提供了毕业证书以证明他拿到2:1。
3.以贝里奥学院院长的角度来看,瓜瓜虽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但是他对学业的不够重视导致我们最后决定让其休学一年。返校参加毕业考试时,他取得的成绩是可信的。

对于《每日电讯报》所说的被中国外交官造访一事,贝里奥的前院长是这样回应的:“的确曾有一篇报道暗指中国驻英国大使曾来找过我。但此事绝不真实;无论是中国驻英大使还是其他使馆人员,从未有相关人员前来拜访我,或尝试来拜访我,更没有对我施加压力。虽然的确有使馆人员会见过薄瓜瓜的导师,但我并未发现有任何压力施加于导师(我相信如若有的话,作为那次决定薄瓜瓜去留的会议主持,我还是会知道的);无论如何,即使有人向我方施加压力,我方决定也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牛津留学生刘一帆解释,英国成绩分为四等:first,2:1,2:2 和third。2:1,是仅次于一等成绩的第二高成绩,“牛津因为优秀学生比较多,所以前二级给的比例也比较高”。英国媒体说,薄瓜瓜后来在没有老师教导的情况下在期末考试中获得了2:1的高分,“令很多人惊讶”。但是他的导师还是不为所动,拒绝为薄瓜瓜去哈佛提供引荐信,只提供了“就学证明”。

2009年5月,陷于学业麻烦的薄瓜瓜却因为获得“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的“大本钟奖”而在国内大红。主办方的解释是,薄瓜瓜因为“将中华文化和中国声音带入世界最高学府”。这次评选的主要负责人李俊辰的头衔是“英国华人青年联会主席”。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一再强调,在评选前并不认识薄瓜瓜。“我和薄瓜瓜只在颁奖典礼上见过一面,之前没听说过他,之后没有联系过他。”因为这个“大本钟”奖只颁了一年,网上也有传说,这个奖是专门为薄瓜瓜“量身定做”。李俊辰对此也矢口否认。

之前“大本钟”奖组织方也曾联系过在英国的另外一名华人。其家人说:“我当时还给他们建议,用‘钟’这个名字不好,中国人很忌讳。他们没有采纳。而且我跟组织者联系过一段,感觉不太对,后来就不参与了。”而另外一名在伦敦留学的中国学生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奖的含金量有多少,但是看到后来瓜瓜那么当回事地在国内宣传,觉得有些怪怪的。”

正是“被要求”休学的这一年,薄瓜瓜在国内颇为活跃了一段时间。2009年6月27日,薄瓜瓜以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学生的身份,戴着“首届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的桂冠,到北京大学做了一场演讲。当时的报道说,北大以“相当不低的规格”迎接了这位“杰出青年”。后来有人注意到,在距离正式开场两个小时之前,有8人分成两列站在阳光大厅的正门口,“白衬衫,黑裤,黑皮鞋,留着短发,戴着耳麦,面无表情”,“穿着制服的北大保安,一旁衬托,足足矮了半头”。后来有人透露,这几个“白衬衫”是组织方花钱外雇的专业保安人员。至于花费,则是由一家民营企业慷慨买单,“打了折的”。薄瓜瓜当天穿着一件中式立领白衬衫出席,有媒体描述,“他的肤色是健康的古铜色,据说前一天才从古巴回来”。

这一年,薄熙来在重庆拉开了轰轰烈烈“唱红打黑”行动序幕。重庆市门户网站发表了一篇名为《薄瓜瓜现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评论文章,将薄瓜瓜的求学经历上升到“制造中国声音”的高度。有趣的是,这篇文章援引了“英国BBC特邀评论员”尼尔·伍德(即海伍德)先生对薄瓜瓜的评价,称他是一位“天生的中国小大使”,还赞扬薄瓜瓜的英文水平已经超过了他的英国同学。2010年8月8日播出的重庆新闻里,薄熙来当天出席了一个名为“接见中国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代表”的活动。薄瓜瓜就坐在他右手边,而重庆市的其他领导则分坐在主席台的两侧。

2010年,薄瓜瓜还有一次颇引人注目的旅行。他与同为高官后代的前女友一起游西藏。照片的出处来自他本人的社交网站相册。镜头中的薄瓜瓜如寻常驴友一样与藏民合照、在玛尼堆前留影……然而从另一个视角的照片可以看出,这次旅行出动了不少安保人员随行保驾护航。

“清理门户”

当年海伍德案被媒体率先爆出后,曾有薄瓜瓜的同学向媒体透露,薄瓜瓜本人表示他与海伍德并不相识。但是后来证明,他显然没有说实话。当时曾有媒体形容海伍德是薄家“管家”,还有说“薄瓜瓜的男保姆”。海伍德的太太告诉记者,这种说法让她感到“很恶心”,“尼尔是他们的家庭朋友”。

在伯恩茅斯曾与谷开来有过合作的霍尔回忆,谷开来当时也向他介绍了两位生意伙伴:海伍德和德维尔。“帕特里克(德维尔)是谈判人,”霍尔称,“海伍德负责所有的文书和货运工作,那些通关所需的各种复杂操作。他很熟悉这些工作。”据霍尔说,谷开来和海伍德经常发生财务上的纷争。“主要是因为谷觉得这个英国人有些越界了。他说,‘尽管交给我,Horus,我会搞定这些,而不是你’。之后她就变得焦躁不安,因为她觉得他在做决定,但那是她的钱。”“我觉得她在财务问题上不清楚,也不怎么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尼尔是坦率明白的,我认为。”霍尔说,“他在这方面更有头脑一些。”霍尔最后又说德维尔和谷开来看起来比较亲密,“他经常握着她的手。我们经常在伯恩茅斯附近看见他们,他们看起来比朋友更亲密,可能是情侣,这是我们当时所认为的”。

谷开来与德维尔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大约在2006年产生了变化。据德维尔后来在法庭上出具的证词,2006年,谷开来便向他提出要将罗素地产公司——即法国那套海边别墅的拥有者——的股权转给徐明持有,徐明派人来办理手续,但是没有转成。“因为当时我咨询律师,律师告诉我,从税务的角度讲,当时转让股权程序复杂且费用不菲,于是决定等别墅的股权简化后再转让股权。”德维尔说。媒体后来发现,就在这一年,德维尔和父亲米歇尔共同出资,在卢森堡注册成立D2地产投资公司。值得一提的是,D2地产投资公司的登记地址是北京昂道律师事务所,即原来的开来律师事务所。这家公司从2007到2010年期间曾3次开出空头支票,不知是否与这套别墅的运作有关。

谷开来性格上的变化,不知道是不是与她的身体变化有关。据薄瓜瓜后来发的声明中说,2006年,“她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随后深居简出,自那以后,她已经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

    到了2007年下半年,谷开来又决定把那50%的股权转让给了海伍德代持。她后来在证词里说,因为不想让德维尔“霸占别墅”,所以让尼尔(海伍德)进来制约德维尔。不过,“尼尔只是代我持有罗素地产公司股权,他和德某某一样也只是一个代理人,是隐名的”。

    有意思的是,虽然表面上看,海伍德与德维尔在别墅的代持人上是一种竞争关系,但他们彼此却没什么恶意。根据德维尔的证词,海伍德当时还告诉他谷开来开始对他产生怀疑,而他认为这些怀疑是“不适当”的。而海伍德被谋杀事件曝光后,德维尔告诉媒体:“我们的共同点是都娶了中国女人,我们彼此十分了解。我可以断言,不管从哪个方面讲,他都不是一个行骗的人,他有着英国传统的高贵气质。”

    虽然德维尔对海伍德的股权转让因为种种原因也没有成功,但至少说明在那个时候,海伍德还是深得谷开来信任的。采访过海伍德遗孀的一位英国同行告诉本刊记者,后来当谷开来涉嫌谋杀的消息传来时,王某某还不相信。“已经认识了那么多年,怎么会呢?”据她说谷开来对海伍德的两个孩子也很好,西方媒体在形容他们关系时用了“godmother”(教母)这个词。

    德维尔在证词中说,2008年,谷开来又想把别墅交给郭某某的香港酒店集团经营管理,“谷开来还让我和薄瓜瓜一起与香格里拉酒店的领导和律师会面,介绍别墅的情况”。但此事不了了之。

    至于谷开来为什么失去了对“德叔”的信任,庭审的一些证词或许也能帮我们找到蛛丝马迹。王立军作证时说:“2009年下半年或者2010年上半年,在重庆3号楼,谷开来非常生气,指着德某某说:‘德叔帮我打理房产一年的租金好几百万,不仅不给我,还向我要钱。’后来我问德某某怎么回事,德某某说海外房产的日常支出非常大,租金等收入基本上都用于房产的支出了,同时自己为帮着管理房产也做出了很多的付出。”

    唯一一位地位没有被动摇的,是老朋友徐明。“徐明比较殷勤,会来事。他知道瓜瓜去英国读书后,赶紧在英国建了个办事处。”一位知情者说。徐明多年的忠心耿耿,让他始终处于这个圈子的核心地位 。

    在庭审时,以证人出现的徐明提供的大量证词,也让外界得以一窥这么多年来他地位“岿然不动”的金钱成本。谷开来后来在证词中说,2003年之前,“我跟瓜瓜在英国的费用都是我自己支付的”。2003年以后,她跟徐明提出,瓜瓜往返伦敦、还有一些海外朋友到国内旅行的费用,由徐明帮解决,“徐明很痛快地就答应了”,“从这以后,我和瓜瓜出国、回国以及中途到其他国家旅行的机票和旅行费用,均是由徐明支付的”。

    具体操作此事的张晓军说:“我为薄瓜瓜购买的机票主要有三类。薄瓜瓜在国外读书期间从国内往返英国、美国的机票,通常每年薄瓜瓜要回国三次;另一类是薄瓜瓜出去旅游的机票,比如2006年薄瓜瓜去德国看过世界杯,还去过威尼斯、阿根廷、古巴、巴黎、非洲等地;第三类是为薄瓜瓜的朋友购买的机票,这些朋友主要是薄瓜瓜的同学,还有一些是薄瓜瓜在国外结交的朋友、老师,国内的朋友比较少。”

    在谷开来心中地位没有丝毫变化的,当然还有儿子薄瓜瓜。2010年,正在大家还议论薄瓜瓜学业的时候,有消息称:薄瓜瓜已在2010年入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当时有传言,薄家找人游说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才完成申请哈佛的种种手续。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不肯回应这些传言。不过,单单从表面上看——2010年薄瓜瓜在牛津补考通过,当年即进入哈佛大学,也能看出他入学上的“与众不同”。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花费大概是一年9万美元。而去年薄熙来庭审披露出来的一些信息,也让这个培养精英的学术机构一度陷入尴尬——谷开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张晓军作证,2011年3月中旬的时候,美国哈佛大学来了一个40人左右的访问团,这批人从上海至重庆、重庆至北京的国内机票以及在北京居住的酒店都是由大连实德出的。后来肯尼迪学院发言人不得不出面澄清称“这是学生的个人行为,与学院和学校无关。学生用的钱是自己的钱,或是自己独立筹集到的款项”。

    根据庭审,2011年8月,“薄瓜瓜及其亲友一行六人”去非洲旅行。其间“薄瓜瓜从某航空服务公司租用了一架私人飞机用于他们迪拜至乞力马扎罗的往返旅程,费用共计8万美元”。加上酒店和行程的5万多美元,这13万美元,是徐明“从徐明私人账户”中支付的。从200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案发前,徐明代为支付的机票费用多达76次,一共300多万人民币。

    2011年11月份,薄瓜瓜打电话告诉母亲,自己的信用卡透支了几万美元。谷开来指示张晓军打电话告诉徐明,徐明马上找人还了这笔钱。这30多万美元不知道是不是他给薄瓜瓜付的最后一笔钱。

    谷开来作为高级官员的夫人,她和商人应该保持的距离和界限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现在看来,那些原本应该有的界限早已荡然无存。她在使用徐明的钱时,完全毫无顾忌。而薄瓜瓜是怎么面对这一切的呢?茨威格在给那位法国断头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写的传记中,提到她早年的奢侈生活,无比感慨地评价:“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不知道如果薄瓜瓜未来有一天读到此句,内心会不会有所动。

“终结者”王立军

    如果说德维尔、海伍德、徐明等构成了一道事实上的“谷开来圈子”的话,那么最后加入者、也扮演最后“终结者”角色的,是王立军。

    在北京生活后期,谷开来的健康出现了问题。据说在薄一波的追悼会上,她当场昏过去。被送到医院后,医生发现她服用的虫草胶囊中混合了铅、汞,“神经系统受到不可挽回的损伤”。谷开来认为这是有人蓄意投毒,而在她心里,早已对“嫌疑人”身份有了明确认定。
1977年,薄熙来与前妻李丹宇的孩子薄望知出生,李丹宇与薄熙来离婚后,将儿子改为“李望知”。谷开来对于这个孩子比较介意,是周围一些朋友心知肚明事。一位知情者说,读书时,李望知曾经在寒暑假时去大连看父亲,“开来知道他来,但避而不见”。薄熙来也知道谷开来比较介意这一点,只是“偷偷对他好”。

    1996年,李望知从北京161中学考入北大法律系。他的一位大学同学回忆:“有传言说望知是篮球特长生,但他其实不是。不过我觉得他应该不是通过高考的正常途径入学的。他体育确实不错,他身高大概有1.85米,身体素质很好,‘大一’时就是篮球和足球院队的,好像还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据同学回忆,除了加入这两个运动队外,“望知在其他方面表现得都很低调”,他也从来没有特意提及自己的身世。那时大家私下里传说“他是高干子弟”,“但当时薄熙来还没有薄一波有名,所以我们传他的不是‘薄熙来的儿子’,而是‘薄一波的孙子’”。

    从北大毕业后的李望知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之后,他曾在香港工作过一段时间,再之后又开了自己的公司。这段时间他也涉足很多领域,但“生意并不算做得很大”。

    据知情者透露,李望知后来结婚生子,妻子是大连一家著名企业老板的女儿,据说两人是在美国读书时认识的。“开来失去工作以后,性格有很大变化。特别是从英国回来以后,一看到某企业做得那么红火,她认为薄家偏向大儿子,不依不饶,弄得老薄很为难。最后逼得老薄没办法,把那家企业的进出口权给要了回来。可是开来还不甘心,她还找人调查李望知,看他在美国有没有财产之类的……搞了好多事。”一些朋友后来愈发觉得谷开来“变了”。

    一个看起来事业兴旺,一个仍然是在学校读书的学生。这看起来有很大差异,其实也许只是时间问题——李望知比薄瓜瓜整整大10岁。如果薄瓜瓜正常发展的话,假以10年,他的前途也未可知。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但是身边的朋友感觉,谷开来非常介意这一点,她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薄瓜瓜显得不如李望知。

    2010年,薄瓜瓜还注册了一家“瓜瓜科技公司”。“我当时一听这个消息就在想,瓜瓜这么小就开公司,开来也太宠他了!”一位知情人回忆,他也揣测,“开来是不是太着急和李望知比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薄瓜瓜公司注册的负责人是张晓军。张晓军原是谷景生的勤务员,和薄瓜瓜年龄相仿,因而关系密切。“瓜瓜回国都是他陪的。”谷景生去世后,他又到了薄家当勤务员,最后因协助谷开来杀人而被捕。

    谷开来认定自己被人为下毒后,在北京报了案。“据说当时没人理她,认为她是臆想。”一位知情者说。谷开来对办案人员的怠慢颇不满。2007年底的某一天,听到她抱怨的徐明为她介绍了“破案能手”、铁岭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

    徐明和王立军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他后来说,2006年,“朋友找王(立军)办事,他当场就办了,此后我们很熟”。徐明这位富豪很快以他通常的物质方式表达对这段“友情”的重视——他出资人民币285万元为王立军在北京购置了两套住房,并以其岳父名义办理了购房手续。

    王立军表现得非常积极,见面后没几天——2007年12月6日,他成立了“12·6专案组”,迅速把谷开来的司机和一位工作人员抓了,据说那两位倒霉的工作人员被无故在沈阳关了5年,也没有什么审判,直到海伍德案发后才被放出来。

    王立军的高度“执行力”得到谷开来认可,由此也收获了信任。2008年6月,王立军调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立军当时颇受薄熙来的重视。此后3年,王立军仕途通畅,从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一路飙升至副省级的重庆市副市长,成为薄熙来治理重庆倚重的一名重臣。而在“打黑”高峰期间,在谈到夫人的角色时,薄熙来说:“我的夫人谷开来是中国第一批律师。不仅法律知识,国际文化的知识也很丰富。她的知识,特别是法律知识在‘打黑’中给了我很大帮助。”

    王立军出现得晚,但在薄家的地位上升得很快。谷开来后来说,自“12·6”案后,她和王立军关系良好。与薄家关系密切的G先生认为,谷开来对王立军信赖,非常可以理解:丈夫整天忙于公事,唯一的儿子远在海外读书,王立军每天都可以到她的房间里,大事小事,她都找王立军商量。王立军“办事牢靠”,还甚至负责为谷开来安排医生与疗程,“薄熙来觉得太太的命都是王立军帮忙捡回来的,很是感激”。不过据说薄瓜瓜在美国的安保也是王立军负责的——对于王立军是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来实施的,我们不得而知。

    而对谷开来来说,她对李望知的怀疑一直没打消过。据媒体报道,直到2012年1月,谷开来与王立军关系破裂之前,她还让王立军去抓李望知。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有些怪异。据相关报道显示,李望知与北京一家叫“重耳”的投资咨询公司有关联——重耳是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的名字,他在年轻时曾因父亲晋献公的宠妃骊姬的陷害而被迫逃亡,而后经过种种努力重新夺回王位,并成就霸业。而李望知的化名李小白似乎也有深刻寓意。同为春秋五霸的齐桓公即名小白。公子小白在击败手足夺取王位后成为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李望知怎么看待谷开来对他下毒的指控?记者多方联系李望知,但一直未有回应。

    虽然李望知此次并没有被牵连进来,但实际上他与父亲的关系也受到很大影响。直到重庆事发几个月前,薄熙来还曾约李丹宇的哥哥李小雪见面,“指着一堆报告质问,李望知是否有意毒杀谷”,李小雪坚称这是无谓揣测,薄熙来才释怀。薄熙来后来在法庭上说:“因为王立军和谷开来认定‘12·6’案件是薄望知(即李望知)给谷开来下毒,我非常气愤,导致有6年时间,我对望知的上大学、结婚、生子都毫无所知,后来我知道错怪了望知。”

    虽然这一桩“投毒案”最终也不了了之,但是从整个事件发展来看,它最直接的效应就是引入了王立军这个“终结者”。

曲终人散

    到了重庆之后的谷开来无论从外形还是心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她在重庆有一个身份证,出生年份改成了比实际年龄小5岁的1963,名字则成了“薄谷开来”。没人知道她为什么这么改。对比起若干年前她刻意隐瞒姓氏而用“开来”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反差。一些过去的朋友去看望她,都觉得她变了,这种变化让他们担心,但他们又表达不出那种令人担忧的成分究竟是什么。“最顶级的医生每天都到谷家来,她很少出席正式场合,也停止跟旧识与朋友联络,她甚至连手机都没有。”谷开来一直坚信有人在谋害她,“我去了几次,她都说她中毒了,薄市长也中毒了,浑身都长了怪东西,她看我在笑,还不高兴:‘你怎么不相信我呢?’老薄也只能在旁边笑。”

   而后来对她的宣判词里也提及:“薄谷开来患有精神障碍,对本次作案行为的控制能力削弱。”

    那时的海伍德也感觉到了这种气氛,很快他也与谷开来产生了矛盾。

    根据后来谷开来的庭审内容:“2005年左右,经谷开来介绍,尼尔结识了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国内某红三代出身国企高管张某。其合作项目涉及法国的一处地产项目,以及重庆江北区建设的大项目。此项目如果如期完成,尼尔可从中获得1.4亿英镑的收益。但由于中国的建设项目受政治因素干预太多,此项目未能开工。”与薄家关系密切的G先生后来坚持说,谷开来的介绍只是“一个非常友好的示意”,“她从未参与那个建筑项目,也不是受益人”。

    2008年,海伍德写了一封E-mail给瓜瓜,“赔偿这次失败的项目和报答他多年来照顾薄瓜瓜的功劳”,“他要求索赔上千万英镑”。据G先生讲,“薄家非常惊讶”。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薄瓜瓜安排海伍德与他母亲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茶馆见面。海伍德向每个人道歉,说他并不是真想要薄家那么多钱,只是希望薄家帮他一把。

     可是据G先生说,2011年初,海伍德再次E-mail给薄瓜瓜,向薄家要钱。“这封信的口气比前一封更加急迫,还详细列出他当年如何帮忙瓜瓜办舞会,甚至如何在瓜瓜参加高等会考时,担任哈罗公校与瓜瓜父母的中间人。”G先生说,“谷开来听说海伍德又寄E-mail来,评论说海伍德这次真的疯了。”

     另一方面,关于那套法国别墅的“代持人”也在不断变化着。也在2011年,谷开来决定取消之前转给海伍德50%的股权,再次将该股权转让曾被她“剥夺”“代持权”的德维尔;2011年4月,已定居柬埔寨的德维尔回到中国并到重庆参观。德维尔说:“这期间我见到了完全变了样的谷开来。”又谈到别墅问题,谷开来要求德维尔“把罗素房产有限公司名下的股份(尼尔和我的)转移给徐明”。后来又让德维尔将全部股权转给徐明的女朋友某某。德维尔与徐明的女朋友见面,试图操作,但因为涉及手续繁杂,“没有转让成功”。

    此举又激怒了海伍德。德维尔后来作证,海伍德给他打电话,要求140万英镑赔偿。“我当时惊愕不已,说不出话来,而电话那头的尼尔则满腔愤怒边骂边走,发泄着对谷开来的不满,说他被她蒙骗了(法律上的蒙骗),威胁说:如果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全部揭发’。”德维尔当时安抚了海伍德。
不料,第二天德维尔接到一封邮件,说“有个叫尼尔·海伍德的人给他们打过电话,起诉罗素房产有限公司,并要求得到该公司50%的股权”。德维尔将此通过薄瓜瓜转给了谷开来。法庭上关于这幢别墅的产权转移证词令人眼花缭乱。按照德维尔证言,2011年7月,谷开来签署了文件:“把她的股份转给我,同时取消尼尔·海伍德的股份。”

    2011年下半年,薄瓜瓜用iPad跟母亲视频电话,海伍德威胁他。“当时通话的画面闪烁,说了几句就断了。”谷开来说,“我当时非常担心瓜瓜在美国的安全,怕瓜瓜在美国被撕票了。”谷开来不能容忍有人对她的儿子做出威胁,她是那么爱他,他们之间通信互称“大兔小兔”,根据庭审,于是,这年8月,她开始动了除掉海伍德的念头。

    2011年11月10日,海伍德再次致信薄瓜瓜,称“如果你言行不一,将会自食其果”。法庭后来作为证据出现的一句话是“Iwilldestroyyou”(我会毁了你)。怎么理解这句话,每个人了有不同解读。而在谷开来的庭审上,还称海伍德“将薄瓜瓜软禁于其在英国的住处,借此向谷施压”的细节。不过这些后来没有再被提及。

    可是谷开来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她决定亲自动手——她后来告诉徐明,尼尔是间谍,她是为民除害。

    可是在北京的海伍德并不知道这一切。虽然他曾在2011年跟一些朋友说“他自己处在来自薄家的难以承受的压力之下”,并计划于第二年回英国。

    2011年11月4日,海伍德坐上他的“007”银色捷豹轿车,离开了位于北京北郊的家,来到中国大饭店,见一个“来自上议院并经常光临的英国同胞”。对方与薄家很熟,或许是出于这一层关系与他相见。他还兴致勃勃地告诉对方,自己有几个新项目想商谈。但是,这个英国同胞已对他有点不耐烦。当天,他们也讨论起《华尔街日报》在调查的故事,海伍德主动提出,他要试试看能否平息这个传言。“我要‘消灭’这个故事。”他告诉客人。——当时《华尔街日报》正在调查关于薄瓜瓜的故事。在海伍德死后的11月26日,美国《华尔街日报》还是发表了轰动一时的“红色法拉利”报道。一位知情者说,在海伍德死之前,他也并没有和该记者有什么联系。

    最后一位跟海伍德聊天的朋友,是英国财经记者汤姆·瑞德(TomReed)。2011年11月9日,他们在北京顺义区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11月11日,海伍德参加了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跑车俱乐部”成立餐会,当天很多中国有钱人都在现场。11月12日早上,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要他到重庆去。11月15日,旅馆的清洁人员发现了他的尸体。

    海伍德在北京妻子王某某一连三天没有打通丈夫的电话,对方手机一直是“关机”状态。直到11月15日,她接到电话,告诉她丈夫在重庆去世,“起初不相信是真的,以为是骗局”。

    11月16日一早,王某某在亲友陪伴下去了重庆。当地警察告诉她,海伍德是饮酒过量,心脏骤停。她虽悲痛,但也并没有产生疑问——2004年的某二天,海伍德的父亲彼得正是在晚餐饮酒后,心脏病病发去世的,死时68岁。她想海伍德也是死于家族病。当时她给海伍德的母亲打了电话,他的母亲很伤心,但为了回避“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惨场面,她没有到重庆。

    11月17日,海伍德的尸体被火化。仪式很简单,也有英国的外交官在场。两个孩子留在北京,并没有到重庆。

    11月18日,王某某一行人回到北京。12月,海伍德的骨灰被带回伦敦安葬,海伍德的遗孀和两个孩子特地从中国飞到英国参加。他的朋友在一个教堂里举办了一场悼念会,他的英国朋友听说他因心脏病去世,虽然感到难过,但从未怀疑过。

    海伍德死后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一位朋友说,伍德给他的妻儿老小留下的很少,银行存款相当于一个“五位数”的英镑。他的遗孀和两个孩子甚至到英国出席葬礼的机票都有些困难,还是一位朋友慷慨解囊为他们买的。谷开来为了“保护”她的儿子,杀了海伍德,留下另一个哀伤的母亲。海伍德的母亲后来告诉英国媒体:“我非常爱他。我们母子关系不能再密切。我们每个星期都要通好几个电话聊天,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任何烦恼。”

    德维尔后来移居柬埔寨。他说他离开的时候,跟他到的时候一样,都是一无所有”。他在金边过着质朴简单的生活。直到谷开来杀人案浮现后,他前来中国作证。谈及这一事件,他引用老子的《道德经》为评语:“当魔鬼没有了可以伤害的对象,它自然会自己消失。”(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早已远离这个圈子的C先生则在2012年初的某一天拨通了徐明的电话——虽然他早已离开薄家圈子,而彼时徐明与谷的关系显然比他更密切,但是因为他早年对徐明的帮助,徐明对他一直尊敬有加,提到这一点C先生还感慨徐明“仗义、够义气”——徐明接了电话。C先生说有一桩在俄罗斯投资矿场的事宜,问徐明是否有兴趣。徐明接了电话,告之自己在香港,让C先生把相关资料传真给在大连的秘书,两人约定等徐明回大连后再当面沟通。此后C先生再打电话,怎么也联系不上徐明,问秘书也不知道他的行踪。他后来看报纸时惊出一身冷汗——2012年2月5日晚上,为王立军与薄熙来调和失败的徐明等三人搭乘徐明的私人飞机,从重庆直飞香港,后来转飞澳大利亚观望。不见有异才再回大陆,随即便被控制。

    2012年2月初,王立军与美国的李昌钰联络,说有一名外国商人在旅馆里死亡,需要他的专业知识进行法医学鉴定,他会派两个人专程送血液样本到美国去。然而李昌钰在美国等不到人。王立军本人在2月6日跑到美国领事馆去请求政治庇护。澳大利亚记者高安西(]ohnGarnaut)当时被请到美国领事馆当翻译,他说他一进图书馆里,王立军开口就讲谷开来谋杀海伍德的惊人故事。

    ……至此,另一场大戏又开始了……

    谷开来的父亲谷景生2004年去世,母亲范承秀今年己九旬高龄,曾经在重庆生活过一段时间,现在由四女儿陪伴住在北京东四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里。据一位2013年夏天探访过她的友人介绍,老人家至今无法接受谷开来杀人的现实。“以前门庭若市,现在门可罗雀。”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至此,这场交织着权力、金钱、爱情、阴谋的一场人间大戏全部落幕。这样的故事其实并不陌生,古今中外一直在上演,却又不断在重复。有人曾经问过薄瓜瓜:如果你妈妈掉进海里了,你爸爸也掉进海里,你救谁?薄瓜瓜说:那我也跳进海里,我要和爸爸妈妈在一块儿。而现在,他一个人在美国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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