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2013年春天的一天,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仲大军先生突然接到老朋友田涛的电话,说华为集团老总任正非先生在北京饭店邀请他来喝咖啡。于是仲先生见到了这位神秘人物----任正非。据仲先生说他们四人在空荡荡的大咖啡厅中间的一张桌子前聊了约一个多小时,主要是相互认识。这些年任先生从电视上见到仲先生几次,又看到他的一些观点思想,觉着这是一个可以谈谈的人。这两个有特点的人凑到一起,或许谈的就是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在中国改革的这三十年里,凡是不照搬书本、不机械模仿、有独立创造的企业都发展起来了,凡是有个性的中国企业都探索出了自己的道路。这些偶然性都在某些企业某些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现在是需要世界来研究中国的时候了。

中國的军力与谋略

俄国人评价中国的改革前途----民主会带来许多负面东西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3年12月23日

目录

特稿

谷氏家族名扬濮阳 谷俊山贪腐惊人

YST:中國的军力与谋略

华尔街日报:资本主义面临的最大挑战

董威于:财产私有制合法性及有效性的思考与探讨

为何世界都怕华为?它把六点做到了极致

欧阳君山:西方经济学这个蛋不必再扯了

七个未被报道的曼德拉语录

王维佳:曼德拉暴露中国媒体的糊涂范

飞虎队:我所理解的真实曼德拉

中美日在东海识别区展开大规模电子战

外媒:中国军队的死穴

克危克险:张成泽后的朝鲜

明镜网:中国国情参考数据

经济

李克强整顿影子银行

薛蕊 苏庆义:2013 年中国外贸形势分析与 2014 年展望

帕特里克•兹韦费尔:世界即将迎来人民币时代

东华:互联网干掉的下一个巨头会是谁

马克·麦克莱兰: 页岩气和美国国力的复兴

谢国忠:套利交易支撑资产泡沫 知情人离场

格林斯潘:从未想到它会来----为什么金融危机让经济学家猝不及防

谢平:互联网金融带来百年大变局

包宇:投资与创新

郭晨野:改革不劳而得的国民收入制度

杜建国:中国是在劫富济贫还是在劫贫济富?

江瓴蔚:中国医疗困境及原因分析

政治

那小兵:民主带来许多负面东西----俄国人评价中国的改革前途

恩格尔:日本不向中国认罪的原因

冼岩:西方民主制度只适用于中产阶级社会

凤凰周刊:王岐山脸谱

董威于:关于构建中国人权制度的理想模式的思考与设想

周方冶:新旧利益集团的政治博弈

未普:2013,中国舆论界的血雨腥风

徐达内:媒体札记:2013,舆论与领袖

傅高义:为中日寻找避免冲突的途径

文史哲

殷惟侯:神山的召唤(下)

赵汀阳:游戏改变之时的反思

钩沉:希特勒的经济奇迹

胡友松: 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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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氏家族名扬濮阳 谷俊山贪腐惊人

财新网记者

   谷俊山(1956年10月-),河南濮阳人,中将军衔。曾任总后基建营房部办公室主任、营房土地管理局局长,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副部长等职务。2012年2月,谷涉贪被撤职。已经移交司法。2014年1月,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谷俊山在河南的老家已被查抄,财物装满4卡车,其中包括一艘大金船以及一尊纯金毛泽东像。

    近日,谷俊山在河南濮阳的住宅图片曝光,这栋住宅被当地居民称为“将军府”。“将军府”占地十余亩,由故宫设计院工程师设计。

   谷俊山在家中排行老大,有三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其中四个当兵出身。小一辈中,六个外甥,七个侄女,都曾参军或上军校。妻子兄弟姊妹光彩门户,谷氏家族名扬濮阳,都系于谷俊山一身。
  谷俊山的妻子张素燕,原是柳河县制药厂职工。1988年,随谷俊山调入濮阳市公安局,起先是负责信访工作,后来逐步升职,曾任高新公安分局局长,市公安局政委。
  2001年谷俊山到北京任职后,张素燕也前往北京。她仍然是濮阳市公安局政委,但主要在濮阳驻京办负责信访接待和截访工作。
  谷俊山的小弟谷献军在濮阳开发的融金国际花园楼盘,占用了胡村乡胡村集的土地。该村老百姓到北京上访时,曾与张素燕有过一面之缘。
  村民们回忆,2012年农历八月十七日,天下着雨,村民们去中纪委上访。在信访办大院,张素燕大声地指挥着保安,驱赶来上访的村民。
  谷俊山经常回老家。但凡濮阳有新的书记或市长到任,谷俊山都会回来,和地方领导搞好关系。当地一名老干部说,濮阳多任主要领导均跟谷俊山关系密切。曾经,谷俊山得知济源市一位领导即将调往濮阳任职,即安排去济源视察。
  谷俊山每次回濮阳,大多住在军分区的别墅。平时该别墅由他妻妹一家居住。2013年1月,财新记者前去探访,那是有些年代的别墅区,共有三排,每排前后六户,独家小院,咖啡色屋顶,米黄围墙,外观静谧素雅。推门进去,枯叶满地,一片萧瑟。
  三年前,经谷俊山协调,上面专门拨款给濮阳军分区修建新宾馆。2013年初,该宾馆对外承包后试营业。有知情者透露,酒店中原本专门给谷俊山装修了一套超豪华的贵宾房,没想到后来谷俊山出事,那套贵宾房注定是等不来主人了。
  谷俊山当了大官后,谷氏家族中的人更加重视风水,买地置业、搬迁修墓等都要请风水先生。村民们说,谷家旗下开办的企业,名称中大多有个“容”字,也是专门请人算过的。“容”字上面是宝盖头,下面是“谷”,寓意福禄护佑谷氏家族。而谷献军甚至将东白仓村中他家门前的那条路,命名为容府大道,并立路牌。
  一溜儿灰色围墙沿马颊河东岸由南向北排列。站在桥上眺望,围墙内一座座仿古四合院灰色屋顶隐约可见。这就是濮阳著名的马颊河别墅区。
  别墅区占地约20亩地,原是几十户村民的责任田。2009年,谷俊山的小弟谷献军以每亩六万多元价格从村民手中买过来,修建了七栋别墅。
  七栋别墅中六套分属谷氏家族六位兄弟姊妹,余下一套谷献军计划送人,以答谢在其盖厂房时曾批地相助。2011年秋,别墅修建装修完毕。搬家之时,盛况空前,濮阳市多位领导亲自登门捧场,轰动一时。
  据去过别墅区的村民介绍,每套别墅都是独立的四合院,主楼三层错落,红柱回廊,飞檐峭壁。置身其中,宛如古色古香的老北京城。庭院里种着从外地运来的各色名贵树木,院里车库、电梯以及佣人房和食堂等一应俱全。
  七套别墅中,每套占地两亩多,谷献军家的那套占地约三四亩,尤为奢华:一层六卧两卫两厅,客厅80约平米,餐厅也有30多平米。楼上谷献军住的卧室,号称总统套房,仅红木家具就价值数百万。
  相对于马颊河别墅的静谧中的奢华,置身濮阳闹市区的“将军府”声名更大。谷俊山案发后,网上曾有人将谷献军在濮阳所建的“将军府”,误认为是传言中北京CBD附近谷俊山的府邸。
  “将军府”系2006年谷献军占用东白仓村十三四亩集体土地所建。有村委会成员说,当时占地没有任何手续,至于后来有无补办用地手续,无人知晓。
  这座被当地人称作“故宫”的“将军府”气度非凡,由故宫设计院的工程师亲自设计,仿照故宫建筑建造。主楼三层,配楼两层。门前回廊、室内的精美雕梁画栋,也出自故宫画工手笔。从2009年动工直至2011年夏天初步竣工,耗时三年有余。
  曾在“将军府”干过活的村民说,两名来自故宫设计院的老画工,以每人每天3000元的报酬,带着五六个工人干了三个月。谷俊山出事的消息传出后,谷氏家族人心惶惶,画工们的工作没完即打道回京了。
  整个“将军府”的结构可谓匠心别用,空中瞭望很像一把手枪。主楼阶前,有两尊站立的汉白玉大象,偏房前是金元宝造型的喷水池;后院有亭台、花园,长长的回廊蜿蜒期间;靠南围墙边的一溜房,专供管家、佣人住宿
  谷献军曾对人说,“将军府”这个名字是他大哥谷俊山起的。然而,谷俊山再无缘消受这座豪华府邸了。
  2013年初,一位东白仓村民向财新记者抱怨说,两年前,他儿子为建设“将军府”拉过土,3.7万元工钱,到现在都没结。
  后来身居高位的谷俊山,身边的追随者,不少是他昔日的战友,以及当初的上级。
  来自河南开封的战友宋某,已经专业到地方。谷俊山到总后任职后,将其调到总后某招待所当所长。另一位战友王某,能说会写,转业后到河南某地方法院当党委书记,谷俊山请他专门为自己的父亲树碑立传。在地方法院多年不上班的王某,直至谷俊山案发,悄然回到原单位。2013年中,宋某也被有关部门抓走。
  跟宋某、王某一样的还有冯某,他们“就像他的家丁一样”,唯谷俊山马首是瞻。一位昔日老部下,看到谷俊山北京家庞大无比的宅院里,除了常规设施,还有招待所、食堂,更有很多勤务兵和旧部服务忙碌。有一年谷俊山的父亲去世,昔日的上级、战友携带重礼纷纷来京吊唁,年过半百的他们还在其父的灵位前下跪磕头。

 

 

 

 

发件人:zqw5000<zqw5000@163.com>收件人:大军网<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1月11日 18:07 (星期六)附 件:1个(台湾专家的惊人分析,必须让习近平知道.doc ) 查看附件 台湾专家的惊人分析,必须让习近平知道

    殷惟侯注:这是我上网以来看到的最权威,最大胆,最有说服力的分析和材料。尤其难得的是,作者YST是台湾人。这篇文章习近平和总参谋部应该知道。希望网友转发,人多力量大,最后一定会传到习近平手中。

中國的军力与谋略

台湾 YST

    習近平和李克強是2012年11月15日正式走馬上任的,距今正好一年,這一年發生了好多事情,國際形勢也因此有不少改變。今天我們就來談談經過這些改變中國在國際格局中的新情勢,特別是中美博弈的新態勢。

    中國、美國和日本都在加緊磨刀,所以軍事上的改變顯得特別突出和重要。當然我們也看到外交上各國五花八門的言論和官員們不停地穿梭來往,只是這些不過是走過場,意義不大,特別是日本的放話和四處奔走行動近於無賴,因為它的實力最弱、合理性也最差。中國、美國和日本都非常清楚在最後攤牌的時候,不論是否真的開火,比的就是軍事實力。中美日的備戰是認真的,因為這場戰爭將決定列強在東亞的勢力範圍,所以誰都輸不起。

(一)外交

    甲. 中國的外交

    習近平一上任就做出了周邊外交的指導方針,為中國短期的外交政策定調,並且說到、足跡到、行動到,非常有效率。習近平最近提出「親誠惠容」的外交理念做為中國近期(未來五到十年)的外交指導方針。「親誠惠容」是四個道德方向原則性的理念:親就是親近,強調山水相連,需要成為朋友;誠就是坦誠相待,不搞陰謀;惠就是互惠,大家都有利益;容就是有大胸懷,能包容彼此的差異。總而言之,簡而言之,習近平對周邊外交近期的指導原則不外乎就是「睦鄰、安鄰、富鄰」這六個字。

    YST並不十分同意這種外交政策,它太過唱高調,有點做聖人的感覺和過於脫離現實,實際上不可能做到,這就使得在實際的外交活動中自縛手腳。大國的外交需要恩威並濟、有獎有罰,不能一味示好,在現實的國際環境中,這會被視為軟弱可欺。由於受到美國挖空心思的挑撥與設計,今天中國的周邊環境太惡劣了,這種一律有賞的外交方式容易導致部分鄰居認為有機可乘而進行勒索外交,這就好心沒好報反而落人口實。

    中國的外交必須運用兩手策略與多重手段,這樣才更能夠凸顯中國的外交原則。中國要讓鄰居深刻體會到:如果合意,中國是和顏菩薩;如果不合意,中國也可以立刻變成怒目金剛。

    譬如在這個時候寮國、柬埔寨和馬來西亞可以給予較大的優惠,泰國和印尼可以施小惠,韓國就必須斤斤計較不可以有任何退讓(朝鮮民族不可能是中國的朋友,它最終和中國反目幾乎是確定的(是否有反高丽棒子情结?)),朝鮮與緬甸需要薄懲,日本和菲律賓則必須嚴懲,越南和新加坡則需要警告,尤其是那個多嘴的李光耀父子。而且所謂優惠也只能是消費性的便宜,以後也可以掙回來,不能是永久性的損失,譬如劃界時的大方(緬甸),譬如毛澤東時代老毛一高興就送座山(朝鮮)、送個島(越南)什麼的。

    至於美國也必須拿出特殊手段,譬如亂講話的政客(參議員麥凱恩是最著名的例子)一律不准訪問中國。

    大陸不是有首歌叫什麼「一條大河」,歌詞裏面有兩句話有點意思:「朋友來了有好酒,若是豺狼來了迎接他的就是獵槍」,這才是國際外交的原則。所以迎接麥凱恩的只能是獵槍。

    本屆大陸政府一開始,習近平和李克強就分別首訪俄羅斯和印度,然後是中亞四國,南美洲與加勒比海國家順便美國,接著是東南亞五國,然後分別出席印尼的APEC會議和文萊的東亞高峰會,令人目不暇給。這種外交攻勢密集的程度創了中國的歷史紀錄,令人嗅到了一絲不安的氣息。

    至於鄰國的訪問,首先是韓國總統朴槿惠率領前所未有的龐大經濟代表團訪問中國,然後就是10月22日俄國、印度和蒙古三國總理同時訪問中國,這也是中國外交的歷史紀錄。

    俄國總理提出中俄是戰略夥伴,要進行科技合作;印度總理提出「中印邊防合作協定」緩和中印邊界的緊張情勢;蒙古總理與中國簽署「中蒙戰略夥伴關係發展綱要」,包括中蒙合作石油勘探並且討論成立邊界自由貿易區。韓國總統朴槿惠沒帶任何禮物,講一大堆軟綿綿的話就想換取貿易上的利益,高麗人心惡(人民永远在本质上是善良的,法西斯的罪行之一:统治阶级蒙蔽人民)中國絕不能讓她得逞(中国必须争取韩国,有经济基础和抗日基础,朴槿惠比李明博好得多)。

    乙. 美國的外交

    美國的外交看似不斷地出手,其實早已露出力不從心的疲態,原因無他,就兩個字,「缺錢」。

     外交是花錢的,尤其美國要做世界老大,能不撒錢給小弟們嗎?但是今天的美國已經沒有這個能力,除了埃及和以色列等幾個特殊小國家還真給點錢,其他的國家非但不給錢反而從軍購中狠賺一票。

    舉個簡單例子,美國的武器賣給不同的國家價錢是不同的,而且差異非常大。譬如2010年11月,為了營造印美友好氣氛,印度大手筆與美國簽約購買10架C-17「全球霸王」戰略運輸機作為給第一次訪問印度的歐巴馬總統的見面禮。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10架C-17總價為58億美元,也就是平均每架5.8億美元。想想看,同樣的一架C-17,美軍自己訂購的價格是1.5億美元,澳大利亞來是1.9億美元,英國是2.2億美元,而這次印度是天價的5.8億美元,幾乎是美軍的四倍。雖然聽說5.8億美元包括售後服務,但是這個價錢仍然是創紀錄的高價。

    再舉一個近一點的例子,一架阿帕契武裝直昇機AH-64E,美國自購的價錢是三千萬美元,但是今年賣給台灣的價錢接近六千六百萬美元,和F-16CD的價錢差不多,真是天價直昇機。簡言之,今天美國的外交是軍事外交,它的外交運作是以軍事為核心,圍繞在軍售、軍事聯盟和軍事威嚇的政策包裹中。

    現代武器非常複雜,絕不是一錘子買賣,售後還有維修和升級的問題,都是錢坑,譬如改幾行軟體代碼就是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但是你能不如數奉上嗎?要知道這些工作都是只能由賣方提供的,買方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能力,一丁點都沒有。於是美國就可以用軍售把購買國綁在自己的外交事務上,為美國的政治服務。我們隨便舉幾個例子。

    英國的戰略核潛艇攜帶的是美國的「三叉戟」(Trident)導彈,但是發射的密碼控制在美國手中,所以沒有美國的同意英國的戰略核潛艇根本發射不了導彈。日本與韓國的驅逐艦上面裝備的神盾系統都購自美國,但是神盾系統的控制密碼也是在美國手中,美國隨時可以阻止(Disable)這個系統的運行。至於家喻戶曉的美國GPS衛星導航系統,美國隨時都可以關閉針對某個地區的服務,而且也的確這麼做過對付中國的商船「銀河號」,當時「銀河號」完全失去方向在印度洋漂流。這就是美國對不聽話的國家如何曉以厲害。

    二戰結束後的六十年,美國非常成功地運用軍售做為外交手段、形成同盟關係、達到控制盟國,最終為美國的政治利益服務。仔細觀察,美國的這一套控制手段是建築在小國家們都有錢而且活在對峙或冷戰的恐懼中這個宏觀基礎上的。微妙的是,對峙可以,要是真打起來老大就不好當了。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挖空心思要在東北亞組織「小北約」遭遇困難,因為韓日有嚴重的心結加上韓國不敢得罪中國。今天美國的外交越走越困難,因為「華沙公約」已經解體「北約」其實已經沒有存在的價值、歐洲經濟不好必須削減軍費,第三世界的國家根本買不起美國武器,只有中東和亞州的部分國家有這個能力,這遠不能解決美國的外交問題,因為美國的利益遍布全球。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2012年美國國務卿喜萊莉.柯林頓訪問非洲,她居然是空手去的,真是成了國際笑話。兩手空空、皮包裏面也空空的喜萊莉只剩下一張嘴,只能說一些什麼「你們要小心中國搜刮你們的礦產」、「中國是新殖民主義者在非洲進行資源掠奪」....等等挑撥離間又酸溜溜的話,這些話在胡錦濤允諾非洲國家一百億美元的慷慨援助面前顯得多麼蒼白無力。是的,今天美國的外交主要也就是在國際上做一些挑撥離間的工作,喜萊莉.柯林頓美其名曰“巧實力”。

    不過美國這個挑撥離間的外交工作在東亞卻相當成功,不但有日本和菲律賓為它上竄下跳,還有新加坡的全力配合。美國一方面埋下釣魚島這個地雷,一方面用模糊的外交語言把「美日安保條約」的解釋權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任意玩弄。東亞的情勢因此變得異常緊張,美國自然樂在心裏。但是美國的“巧實力”終究是個虛實力,混得了一時混不了一世。釣魚島也好,南海問題也罷,面對中國的崛起終究是要攤牌的,時間不會超過十年。美國憂慮在心裏、焦急在顧此失彼的外交行動中。

    美國的問題是:一個GDP只佔世界總量22%的國家根本不可能做乾坤獨斷、支配世界的老大。更何況美國那個22%有太多水份,因為其中超過70%是服務業。想想看,非洲國家缺錢、缺食物、缺工廠、缺基礎建設,美國能輸出律師解決他們的問題嗎?2013年,美國在外交上的重大挫敗有三個:

    1.美國在敘利亞的情勢發展上舉棋不定和猶疑不決,不像一個領導者,美國實力的軟弱和道德的虛假被人看破手腳。相反的,在化學武器上俄國的普丁迅速提出可行辦法而美國不得不接受,等於是被普丁牽著走。這件事導致美國在國際事務的領導上嚴重受挫。

    2.歐巴馬總統由於面臨政府關閉選擇不出席印尼的APEC會議,導致這個會議完全由習近平主導。這個事件給全世界,特別是亞洲國家,一個深刻的印象,那就是美國自顧不暇已經無法關注亞洲的事物。

    3.最近愈演愈烈的「竊聽門」嚴重傷害了美國與傳統盟國之間的信任,尤其美國監聽德國總理梅克爾的手機通訊引發特大的政治風波。這個政治創傷是不容易撫平的,梅克爾可是三度連任的德國總理,威望極高而德國又是歐州第一大國,也是「北約」美國之後最核心的國家。不誇張的說,沒有德國就沒有「北約」。

    丙. 日本的外交

    一年來,日本在外交上非常活躍,它的外交活動有三個:1.價值觀外交;2.自由與繁榮之弧外交;3.環繞中國周邊的外交。說白了,這三個外交活動其實就只有一個,那就是日本打著民主國家的招牌抹黑中國是可怕的獨裁國家,企圖說服中國四周的國家聯合起來孤立中國。

    日本的外交非常幼稚可笑。首先,美國搞了六十年都沒有辦法孤立中國,日本有什麼本事在外交上比美國還能幹? 其次,日本不是一個正常國家,在外交和軍事上都聽命於美國,實質上是美國的附庸國。什麼時候主子不說話也不行動,由小弟跳出來當領導四處奔走和胡亂放話?

    日本的行為就像一個不自量力的小丑,難怪被歐洲各國冷淡接待,有些國家根本不給安倍有開口說話談“正事”的機會。安倍沒搞清楚,歐州國家都在鬧窮,失業率很高,眼巴巴望著中國這個大財主來投資,能搞意識形態孤立中國嗎?

    2013年10月26日,安倍把話挑明了,在接受【華爾街日報】的訪問中說(暗喻美國式微準備撤出亞洲),日本不但在經濟上要領導亞洲,而且在安全與軍事上也要領導亞洲,日本對世界的貢獻就是在亞洲抗衡與遏制中國。安倍這些話是有市場和影響力的,別的不說,大量的台獨分子和台灣的親日分子(譬如經常出現在電視發表誇耀美日的言論和誇張美日軍事力量的施孝瑋)都從安倍的言論得到鼓舞。有意思,日本好像忘了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犯下的反人類罪行、突然搖身一變就成副救世主了(正救世主是美國,這一點日本還不敢潛越)。

    現在誰都看得很清楚,日本決心要做亞洲的領導。所以安倍的第一件事,也是必須要做的事,就是修改日本的「和平憲法」,這是安倍的首相工作核心中的核心。

     YST個人認為安倍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安倍並不孤獨,因為任何日本首相如果要重振昔日大日本帝國的國際地位那麼目前是日本掙脫「和平憲法」的最佳機會,更是領導亞洲最後的機會。時機就是現在,過了這個村就沒了這個店,所以不論成功的機率多麼小也必須拼一把和賭一把。想想看,目前美國沒錢,也耗不起這個國力來遏止中國,只能施展“巧實力”讓小弟們先上,先消秏中國一陣。日本毫無疑問是美國的領頭小弟,而日本對這個工作求之不得,這是翻身的機會。日本不是傻瓜,你美國要利用我就得先替我鬆綁,解脫「和平憲法」的桎梏,我就賭一把做出頭鳥。(日本政客想恢复大日本帝国的辉煌不切实际。想摆脱经济停滞、政局混乱、遏制中国崛起、摆脱美国控制、修改和平宪法,成为正常国家是真实的。在钓鱼岛闹事,制造紧张局势,营造悲情气氛、参拜靖国神社、否定侵掠历史都是为了建立右翼主导的威权政治,重塑强大日本,在亚洲称霸除非中国崩溃。日本挑衅不怕输,输了照样达到目的,这才是危险所在。)

    美國太在乎它這個世界老大的位子了,YST認為美國與日本各有各的算盤,他們在「亞太再平衡」的戰略與“巧實力”的運用上真是各取所需與一拍即合,美國非常可能會同意日本修憲。這一點中國必須警覺,不能存有一丁點一廂情願的幻想,譬如美國會有道德與道義的考量。歷史上,美國不是一個信守承諾的國家,中國不能認定美國會信守安娜伯格莊園所開出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支票。在「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和「世界老大的寶座」之間,YST認為美國會選擇先鬆開鍊子放日本這隻狗咬中國。

    我們必須清楚認識,日本一旦修憲成功,亞洲的軍事競賽立刻就會白熱化,美國一定可以賣更多的和大量的武器,東亞與東南亞這塊亞洲最富裕的地方肯定會成為火藥庫,美國高興死了。沒看到台灣拿到「阿帕契」武裝直昇機時的歡欣雀躍嗎?台灣一再強調這是「阿帕契」最新的E型,遠優於大陸自製的武直-10,誇耀這種E型目前除了美軍就只有國軍有。這種政治氣氛和軍事味道就是美國最喜歡和極力營造的。

     這是一場好戲,我們等著看。

(二)中國的科技

    甲. 老觀念

     軍事是和科技密切相關的,在進入軍事的討論前,YST想先論述一下中國的科技,主要是澄清一些不合時宜的舊觀念並且更新和補充一些真實的現況。

    三十多年前,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流傳一句話:中國用一億五千萬件襯衫換一架波音747。上面這句話令全世界印象深刻因為它非常正確又非常形象,它給世人的印象是中國是落後的,中國用勞力密集的低技術工業產品換取西方先進國家昂貴的高科技工業產品。

    YST必須鄭重指出上面這個觀念今天已不再成立。真實的現況是,2012年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GDP)49%是工業產品,美國的工業產品只佔GDP的19%。中國大陸出口的工業產品大部分是有相當科技含量的機電產品,衣服、鞋子、玩具之類的低科技產品只佔中國出口的15%。

    2012年,美國GDP的總量不到中國的兩倍,換言之,中國的工業生產能力已經超過美國。美國生產力的絕大部分是服務業,譬如律師、會計師、保險業、銀行業之類,這些在戰爭時期是沒有貢獻的。上面我們說的這些數字都是以美元計價,如果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簡稱PPP)來計算,中國的工業能力就遠超過美國了,恐怕兩倍都不止。

    乙. 現實情況

    我們舉幾個中國高科技工業產品的例子。

    1.電訊業屬於高科技,而且是非常尖端的高科技。「華為」是中國最大的私人電訊企業,也是美國「思科」(Cisco)的競爭死對頭,幾乎「思科」的每一樣產品「華為」都有對應產品。最近「思科」競爭不過「華為」引起美國的恐慌(通訊是國防基礎工業),於是美國國會出手給「華為」在美國的銷售設置障礙。經過長時間的訴訟和爭論,「華為」不久前終於宣布撤出美國市場,即使在如此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下,「華為」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無線電設備供應商。

    2.超級計算機自然也屬於尖端的高科技。中國大陸的「天河二號」在2013年重新奪回世界超級計算機的冠軍,而且運算速度是第二名美國「泰坦」的四倍,體積卻只有「泰坦」的1.5倍。「天河二號」全部採用國內技術包括自主研發的中央處理器,飛騰1500CPU。

    截至2012年底,全世界最快的五百個超級電腦,其中72個是中國製造,僅次於美國,遙遙領先德日英法這些傳統工業強國。中國在超級電腦的製造總量和實際應用上超過美國只是時間問題。

     超級電腦的應用代表一個國家在科學研發的深度和廣度,中國實際運用這麼多的超級電腦就表示中國在科學上的研發已經走得非常廣和非常深了,這才是真正令美國害怕和擔憂的。

    3.重型機械也許不完全算是高科技,但是它是國家建設必不可少的工具,非常具有衡量一個國家工業實力的代表性。記得中國建設三峽大壩的時候,為了阻止中國這項偉大的基礎建設,美國禁止生產重型機械的著名廠商Caterpillar參與競標,可見重型機械的重要性。這件事當年鬧很大,因為急壞了Caterpillar,巨大的商業利益就這樣化為泡影。今天中國在重型機械的製造上已經超過美國,中國的重型機械非常先進,有些地方處於世界領先,譬如重型和超重型的起重機,美國和英國製造航空母艦等大型船舶所用的龍門吊就是中國製造的。
任何工程比的就是質量和速度,速度就是效率,效率就是價格,價格就是競爭力。中國建設與中國製造最令外國感到恐懼的就是「中國速度」,看看中國建造高鐵的工程速度就知道了,所有西方先進國家和日本都遠遠落在中國之後,他們競爭不過中國的,而且距離正在拉大。重型機械就是「中國速度」的基礎。

    我們來兩張照片,讀者就更有感覺了:

    圖01:這是四萬噸重型航空模鍛液壓機,清華大學設計,西安三角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製造。

    上面這座機器是世界最大的單缸模鍛液壓機,投產後極大地提高中國航空模鍛件的研製和生產水平。2012年,中國又製造了一座八萬噸的模鍛液壓機,是目前全世界壓力最大的。模鍛液壓機是飛機製造的重要工具,壓力越大的鍛壓機生產出來的部件品質越高,大型飛機的關鍵部件,譬如波音-747的起落架,就必須經過這種重型模鍛液壓機才能合格地製造出來。

    圖02:中國製造的重型運載卡車。數數看它有幾個輪子?

    YST在美國留學時第一次看到有十八個輪子的貨車,龐然大物令我嘖嘖稱奇,超過它的時候特別小心並和它保持額外的距離。但是這些十八個輪子的跟上面這種卡車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丙. 科技指標

    中國大陸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的論文數目、在專利申請上的數目、在工業生產上的創新項目這三個科技指標上如果不是在數量上領先也是在增加率上領先(这种领先没有意义,中国的学术腐败严重,剽窃、沽名钓誉、为职称的凑数论文铺天盖地,除了航天国防工业,真正的创新成果少,比发达国家差远了)。而最令其他國家害怕的是中國的科技發展是全方位的,也就是說中國不懼怕外國的技術封鎖。如果西方國家願意出口最先進的產品,中國很樂意買;如果西方國家對某種尖端產品禁止出口,中國也無所謂,中國可以生產次一等的,然後研發更先進的。

    目前西方國家領先中國的項目已經不多了,YST認為大概只剩下航太工業和生物醫藥兩方面,它們很快也會被中國趕上。(中国在追赶是事实,习近平纠风会影响科技学术领域,金融改革扶持创新也会有成果。但中国目前在世界产业链上主要仍在中下端,关键核心技术多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如计算机源代码、CPU、微电子技术、航空发动机、网络控制技术。最简单例子就是斯诺登揭露的网络监控,中国想做也做不到。)

    中國的大飛機C-919預定2015年試飛,訂購的數目已經達到四百架,銷售不成問題。中國國內的市場太大了,根本不怕歐美國家的抵制。就像波音公司的飛機一樣,中國的C-929、C-939、C-949....會相繼進入航空市場,形成 ABC(Airbus,Boeing 與 China)三足鼎立。

    丁. 一個中國軍事科技領先的例子

    今年09月26日在世界尖端武器銷售上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土耳其政府在遠程防空導彈的公開招標上選擇了「中國精密機械進出口公司」研製的FD-2000(紅旗-9的外貿型)。

    為什麼這是一件轟動國際的大事情呢? 武器製造代表一個國家的工業水平,遠程防空導彈不是一般的武器,它是尖端高科技武器的代表。所以中國遠程防空導彈打敗所有歐美國家的同類產品,代表的意義何其重大!這個嚴重性已經超過軍事到達政治層次。遠程防空導彈不是一枚導彈而已,它是由一個作戰系統構成的,通常以營為單位。我們用紅旗-9導彈營做例子,一個營有三個連,一個連包括:

一輛搜索雷達車;
一輛追蹤雷達車;
一輛指揮控制車;
六輛導彈發射車,每輛車裝載四枚導彈。

    另外每個營還配有一輛定位車、一輛通訊車、一輛電力供應車和一輛支援車。所以一個紅旗-9導彈營至少包括31輛特種車和72枚導彈,構成一個完整的作戰系統。

    土耳其招標,四個遠程防空導彈系統(營),總共288枚導彈和備用零件,標價四十億美元。有四個國家參加競標,最終中國勝出,它們被評審的優先順序和標價為:

1.中國的防盾-2000(FD-2000),標價34.4億美元;
2.法國與義大利聯合研製的紫苑-30,標價55億美元;
3.美國的愛國者-3,標價78億美元;
4.俄國的S-400,標價不詳,只知道大於中國的34.4億美元。

    幾乎所有的新聞報導中國得標都在強調中國勝出的原因是便宜,比土耳其政府公告的標價還低,甚至遠不到美國愛國者導彈的一半。

    YST對這些新聞報導非常不能認同。中國的防盾-2000擊敗所有的對手主要是因為性能好,其次才是價錢便宜。讀者要知道這麼大的一筆生意不是看看貨然後比一比價錢就決定的,而是要經過真槍實彈的打靶比賽。

    在土耳其的競標的打靶比賽中,中國的紅旗-9是九發九中,其他競爭者沒有一個不脫靶的,而且有些脫靶還不止一次,只有紅旗-9是全部命中,歐美軍火商啞口無言。比賽時,中國非常有自信,其他國家在打靶前,目標靶的飛行軌跡都是預先告知的,但是中國工程師對土耳其軍方說不必告知,目標靶隨你怎麼飛,你怎麼飛我都可以打。這個差別是巨大的。所以外界報導都強調紅旗-9的價格低廉,這是不對的,他們這麼說不過是為了保全面子。紅旗-9固然價格低,但更重要的是技術過硬,主要是靠技術取勝。想想看,地對空導彈最重要的指標就是打得準,如果打不著目標再便宜也沒人要。

    除了打得準,紅旗-9的其他指標也高出所有競爭者一截,譬如紅旗-9的反應時間最短,只有15秒,這是因為紅旗-9的系統安排非常合理。反應時間是防空系統非常重要的指標,在實際作戰時是生死攸關的差別,非同小可。

    為什麼YST要用紅旗-9作例子來証明今天中國的高科技武器有些已經領先世界呢?答案很簡單:地對空導彈是一個硬碰硬的、可以重複試驗証明的、打得中和打不中一翻兩瞪眼的、再偏心和再多歧視也不可能詭辯、強辯和抵賴的高科技武器。

    美國很多武器都是吹出來的,譬如F-22正前方的雷達截面(RCS)為0.0001-0.0002平方米,相當與一顆小孩玩的彈珠大小,這個絕對是偽科學。美國胡亂吹噓為的是造成戰爭心理上的優勢和銷售與價格上的優勢,事實上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F-22有多好很難驗証,只好由他吹噓。不過愛國者-3就吹爆了,打靶比賽輸給紅旗-9,一翻兩瞪眼,還有什麼好吹的?

    遠程防空系統直接關係到導彈防禦,這和軍事同盟是分不開的。土耳其正遭受「北約」強大的壓力,特別是來自美國的壓力。土耳其政府能否頂得住這份政治壓力還有問題,但是性能和技術上紅旗-9打敗群雄是沒有問題和無可辯駁的。(美国的军事实力不可能靠吹,美国的军事进步建立在强大的综合国力和不断实战的基础上,这又是中国无法弥补的。中国有一些“杀手锏”是事实,美国的武器就全公开了吗?真真有战略意义的法宝,谁也不会公开。美国用的是全世界的人才,拥有的技术基础和技术储备中国比不上,不能因为新武器“井喷式”亮相就盲目轻敌!)

(三)美國的軍事準備

    美國的軍事準備表現在不斷的、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和新武器的入役。

1.美日韓在黃海舉行聯合軍事演習,表面是應對朝鮮,實際是對付中國。
2.美國在加州海岸訓練日本海軍陸戰隊,這是訓練日本的進攻武力。
3.美國把駐紮中東的部分海軍兵力轉移到東亞和東南亞。
4.耗資一百多億美元大量擴充和修建關島基地。
5.新型濱海戰鬥艦服役並長期駐紮新加坡,控制麻六甲海峽。

    圖03:這是正在建造中、即將完工的第一艘「朱姆沃爾特」級驅逐艦。

    6.新型超級驅逐艦DDG-1000,又稱「朱姆沃爾特」(Zumwalt)驅逐艦,排水量一萬五千噸,每一艘造價38億美元(加上研究和設計費則為每艘70億美元,相較之下伯克級神盾驅逐艦為12億美元)。美國最初計劃建造24艘,後來減為7艘,最後決定為3艘,預計分別在2014、2016、2018年服役。

    第一艘DDG-1000「朱姆沃爾特」號在2013年10月28日悄然下水,由於高度保密,只有十名當地群眾觀看下水儀式。

    圖04:這是想像中「朱姆沃爾特」超級驅逐艦大發威力時的雄姿。從上面這張圖片我們注意到:

    a.「朱姆沃爾特」級的外型非常科幻,美國海軍聲稱它的隱形效果已經做到了極致,一萬五千噸的驅逐艦在雷達螢幕上顯示出來就只相當於一隻幾十噸的小漁船,這樣在大海中敵人要把它從大大小小數百個目標中分辨出來就非常困難了。

    b.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艦橋上佈滿各種雷達天線(相控陣平面陣列)、通訊天線和各種感應器,信息化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也是到達極致了。

    c.根據美國海軍的報導「朱姆沃爾特」級的第一艘並沒有裝備電磁砲,所以你在圖中還可以看到發砲時產生的硝煙。第二艘和以後的「朱姆沃爾特」級裝備的是電磁炮,發砲時沒有煙火,非常環保。

    雖然這麼貴,但是美國海軍認為朱姆沃爾特驅逐艦是威懾亞太的重要武力,是震撼亞洲國家的致命武器,可以確保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看到沒有?美國自己公開承認是以軍事力量來領導世界)。所以它們被派遣到亞太服役是一定的,首選基地應該是日本的橫須賀,配合美國駐紮在那裏的航空母艦「華盛頓號」。

    7.新型超級航空母艦「福特號」最近下水,全部由電力推進,裝備電磁彈射器和激光炮,造價140億美元,預計2015年服役。
    8.第二型隱形戰機F35預計2015~2017年服役。
    9.核動力空天母艦正在研究中,預計2040年以後服役。

    YST個人認為美國的空天母艦是一個笑話。想想看,美國連只有幾十噸的國際空間站都養不起了,哪裏還會有錢搞什麼幾十萬噸的空天母艦?中學物理告訴我們核動力在太空並不能形成推力(Propulsion),這是一個低級的和狗屁不通的科幻故事。美國一本正經地編故事,一方面是吹噓自己的科技實力,一方面是誘騙中國進入軍事研發的無底黑洞,就像當年誘騙蘇聯搞星球大戰一樣。

(四)日本的軍事準備

    日本的軍事準備非常認真和自信,它念念不忘1894年的甲午海戰。

    1.日本加速製造AIP潛艇

    蒼龍級潛艇連續下水,最近下水的是第六艘「黑龍號」,標準排水量2950噸,是日本最大的潛艇。蒼龍級可以深潛到五百公尺(這個厲害,顯示日本材料科學的先進),可以連續潛航三個星期,性能先進。日本使用蒼龍級潛艇可以非常隱蔽地刺探中國海南島的軍事基地。

    2.日本趕製大型水面戰艦

    第一艘兩萬七千噸的直昇機航空母艦「出雲」號才下水,另一艘同級的已經開始建造。

3.裝備新型的P-1反潛巡邏機,升級了SH-60K反潛直升機。
4.日本將再建兩艘排水量達到一萬噸的秋月級驅逐艦,將神盾級驅逐艦的數量增加為八艘。
5.積極訓練和擴張海軍陸戰隊。
6.日本在宮古海峽增設導彈部隊,裝備八八式反艦導彈。這種射程一百五十公里的反艦導彈足以覆蓋三百零三公里的宮古海峽。

(五)中国的军事准备

    中国最近一反过去在军事上低调的常态,主动发表解放军的新装备,几乎每次都引发国际的强烈关注与热烈讨论,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YST在以前的文章中就说过,现在是中国发展经济的关键时期,亟需和平环境,但是如果你反向从敌人的角度思考,这也是敌人趁机制造冲突来敲诈勒索的最佳时机甚至是把中国打趴下来的最后机会。所以如果中国不想打仗就必须示强,这正是大陆目前在做的。

    1.高速智能鱼雷

    鱼雷的研究和制造属于高科技,非常高的科技。智能鱼雷装备了主动和被动声纳作为导航,就像用主动雷达导航加被动反辐射处理能力的双制导导弹一样,但是前者比后者困难的程度高出很多也昂贵很多。YST曾经和美国一位研发鱼雷的科学家谈过这方面的问题,由于海水的温度和盐分都影响声音传播的速度,所以声波在海水中走的是曲线,这对判断潜艇的位置产生很大困难。另一方面,声波的讯号与噪音比又非常低,整合声波比整合电波困难很多,也费时得多。这里所谓「智 能」是指它有识别目标的能力,不会被诱饵欺骗,这其中的辨识功力和软体技术是绝对机密,不会外传的。鱼雷非常昂贵,但是鱼雷走得较慢又是在水中,所以有一样好处比导弹强,那就是试验的时候经常在后面拴上一条链子,打出去后还可以拖回来再用,呵呵呵!

    “机动五号”实战演习中解放军发射了一种大陆最新研制的高速智能鱼雷,而且具有定向爆炸的弹头,威力十分强大,可以将一艘几千吨的中等战舰炸成两段,即使万吨以上的大型船只被命中两枚也失去战斗力。

    普通鱼雷航速大约50节,英国的「旗鱼」鱼雷是75节(西方鱼雷的最高航速),但是俄罗斯和中国最新研发的「超空泡鱼雷」航速达到200节,非常惊人。

    YST个人认为中国大陆研发的这个高速智能鱼雷价值之高非比寻常,在实战中高档次的鱼雷所发挥的战力超过战舰本身,潜艇性能差点没关系,如果鱼雷性能大幅超前就更有机会克敌制胜。

    2.「东风-21丁」反舰弹道导弹

    这门武器是中国大陆研发的独门武功,是攻击大型水面船只(特别是航空母舰)革命性的武器,以目前的技术尚无法拦截。「东风-21丁」基本上改变了海军的战场和战术。根据报导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东风-21丁」部署在华南一带。这个武器系统YST曾有一个系列文章专门介绍,在此就不多说了。

    由于「东风-21丁」的威力属于战略层级,我们来张照片(见上):

   图05:外国媒体对中国反舰弹道导弹的射程评估。「东风-21丙」和「东风-21丁」的攻击范围分别用红色和橘色在地图中标示出来。

    想想看,如果美国航空母舰和大型船只不敢进入上面这个橘色区域,美国海军这仗就没法打了。至于日本海军就更别提了,无论是出海航行还是停泊在自己的港内都心惊胆颤,因为任何时候都可能祸从天降。

    3.「鹰击-12」反舰巡航导弹

    「鹰击-12」是中国大陆研发的科技含量最高、智能含量最高、隐身性能最好、弹头装药最多、飞行速度最快(四倍音速)的反舰巡航导弹,综合性能全球第一。
上述三种武器使中国可以从空中、水面和水下三维一体地打击敌人的大型船只,特别是航空母舰。

    4.「辽宁号」航空母舰与「歼-15」舰载机

    有关中国航空母舰的话题在媒体上谈得很多了,国外的报导最不靠谱,要宣扬中国威胁论的时候就夸张地赞扬它威力如何强大,要贬低中国的时候就说它是破铜烂铁。这些的评论都是听不得的,我们要有自己客观和谨慎的判断。YST根据自己的科学知识做几个重点说明。

    航空母舰的战斗力百分之百在它携带的舰载机,只要舰载机上了天,又能安全降落,战斗力就形成了。「辽宁号」与歼-15已经成功地做到这一步,所以不论外国人如何酸溜溜地说三道四都不重要,「辽宁号」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战斗力。你一定会问:「辽宁号」的战斗力有多大呢?回答是:歼-15的战斗力有多大,「辽宁号」的战斗力就有多大。

    目前国外已经服役的主力舰载机有:美国的F/A-18,俄国的苏-33与米格-29,法国的「阵风」,其他的就不入流了。

    如果我们拿歼-15和上面这些已经服役的舰载机做比较,那么歼-15不仅是第一流,而且是顶尖的。歼-15源自苏-33,苏-33的气动外型来自着名的苏-27,性能极为优越,无可挑剔,所以歼-15保留了苏-33的气动外型,但是无论机身的材料还是机内的电子设备全都重新设计过,是最现代化的产品。至于其他的舰载机都是中型机,歼-15是重型机,先天上就具有优越性和巨大的改良潜力。无论空战还是对地与对海攻击,F/A-18、米格-29和「阵风」都不如歼-15。由于F/A-18的EF型是CD型的加长型,所以是前三者之中最好的。

    YST对F/A-18EF是有一些成见的,这款飞机源自F-18,而F-18是当年与F-16竞争时被美国空军放弃的淘汰货,即使经过一改再改它的空战性能能好到那里去?最明显的地方就是F-18再怎么改机头并没有改动(头的外型一动就麻烦了),所以歼-15的头比F/A-18EF大,可以装更大的雷达天线,因此歼-15的雷达探测距离一定比F/A-18EF远。这是无法改变的物理性质。

    歼-15源自著名的苏-27,它的气动性能接近完美,不要说F-16,就是美国专为争夺制空权而设计的空战之王F-15也不是苏-27的对手。美国在冷战后曾经和俄罗斯进行很多次F-15与苏-27的实际格斗对抗,F-15每次都败下阵来。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海上的制空权争夺战中歼-15对 F/A-18EF拥有一定的优势。至于对地和对海攻击主要看所携带的导弹,歼-15的载弹能力超过F/A-18EF,而中国大陆是导弹强国,导弹的种类齐全、数量又大,美国并不具有优势。

    总结一句话,在F-35C服役前,歼-15是世界最好的舰载机。

    「辽宁号」的作用是把中国的制空权向海外前进五百海浬,这个贡献是巨大的。「辽宁号」就在离开中国海岸五百海浬处巡弋,这个距离是岸基战机可以到达的,来自美国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再多也不敢攻击「辽宁号」,因为美国战机处于绝对的劣势。

    五百海浬相当于九百公里,「辽宁号」已经证实歼-15载满弹药的作战半径至少是八百公里,加起来就是一千七百公里,覆盖范围正好是图05中的红色部分,一看就知道已经覆盖我们宣示的九段线以内的全部海域。等到西沙永兴岛的基地完成,中国的空中武力就覆盖到新加坡和麻六甲海峡了。想想看,「辽宁号」的 贡献何等巨大!

    5.远程空对空导弹

    中国非常重视远程攻击,研发的空对空导弹攻击距离越来越远。解放军最近披露的红外制导的格斗弹「霹雳-13」其长度与直径和法国雷达制导的中程导弹 「米卡」一般大,远超过传统所谓的格斗距离。「霹雳-13」可以透过空中预警机的数据链由战斗机首先发射,这种高速和高机动导弹它的过载通常高达20g几乎是不可逃逸的,引发美国的忧虑和日本的恐慌。

    其实中国还有两种雷达导航的空对空导弹性能超过美国的AIM-120,代号「 霹雳-12丁」(PL-12D)和「霹雳-21」(PL-21)。

    「霹雳-12丁」已经服役,有效射程200~250公里,超过美国现役最好的AIM-120C(最大有效射程80~130公里),也超过美国即将但尚未服役的的AIM-120D(最大有效射程200公里)。

    「霹雳-12丁」并不是中国最好的,中国工程师正在测试「霹雳-21」(PL-21)空对空导弹,它的有效射程就更远了。PL-21的动力系统是由固体燃料发动机和冲压喷气发动机的组合动力而成,有效射程达到三百公里,远优于美国现役和还在工程设计图纸上的导弹。

    「霹雳-21」是为美国的空中预警机量身订做的,歼-20隐形战机携带「霹雳-21」将是美国预警机最大和最有效的杀手。
在实战中,优秀的鱼雷比潜艇重要,优秀的空对空导弹比战机重要。

    6.「高新-6号」反潜巡逻机

    中国第一种专职的反潜巡逻机,代号「高新-6号」,已经研发成功,性能至少相当或优于美国的P-3C 。「高新-6号」应该很快就能服役,但是中国的海域辽阔,所需要的反潜巡逻机至少在五十架以上,形成这样的规模尚须时日。

    「高新-6号」就像电子战一样不宜多谈,这种东西都是高度机密,我们看到的都是皮毛,真正的精髓都在电脑软体里面,我们不知道,也无从评估和比较,所以是优是劣只有真打起来才知道。

    7. 052D中华新神盾驱逐舰

    YST以前说过驱逐舰是海军的骨干,也是海军的万金油。我们固然为辽宁号欢呼,但是中国最新型号的052D驱逐舰出现时,全世界都紧张起来,就是因为驱逐舰是一个全能的作战船只,是海军的骨干。

    052D是在052C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军事家立刻就被它的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发射管所吸引。052D的相控阵雷达优于美国现役所有的导弹驱逐舰和巡洋舰,052D的垂直发射管至少和美国导弹驱逐舰在同一水平。

    图06:最近网友在某军港拍摄到的052D驱逐舰,连舷号都还没有漆上。

    图07:052D上面的32管垂直发射系统(前后各一,总共64管)。

    052D上面的垂直发射管可以冷发射也可以热发射,可以发射不同的导弹,还可以多个导弹共享一个发射管,运作非常灵活,性能非常先进。

    美国、日本与韩国的宙斯盾驱逐舰排水量都接近甚至到达一万吨,垂直发射管九十多个甚至超过一百个(韩国的「世宗大王」);而中国的052D只有七千吨,垂直发射管只有64个。因此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日本与韩国的宙斯盾驱逐舰性能优于中国的中华神盾驱逐舰,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宙斯盾驱逐舰的核心装置就是「宙斯盾作战系统」,宙斯盾作战系统的核心是外面主舰桥上的四面相控阵雷达天线。日本与韩国的宙斯盾作战系统都是购自美国的降低性能版,我们略过不谈。

    目前所有美国的导弹驱逐舰与导弹巡洋舰的宙斯盾作战系统都采用SPY-1D无源相控阵雷达,而052C与052D装备的是中国自力更生研发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在性能上比美国的无源相控阵雷达高出一个档次。中国的发展是跳跃式的,跳过无源直接上有源,这就是后发优势。美国只有在未来的伯克III级导弹驱逐舰才会采用有源相控阵雷达,目前美国准备或正在建造伯克III但还没有一艘下水。

    052D别的不好说,但是在最重要的雷达系统上优于美国所有的现役驱逐舰与巡洋舰,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神盾」优于「美国宙斯盾」。中国人不可妄自菲薄。

    战争是系统对抗,052D与美日的驱逐舰孰优孰劣要真正开战较量后才知道。

    图08:中日主力导弹驱逐舰建造趋势对比示意图

    很多人认为日本的海军优于中国,因为日本五千吨以上的大型船只多于中国,这也是短视。实际上中国的造船速度世界第一,只要中央军委一个命令,中国大型军舰的数目很快就超越日本。中国国力之强大和日本根本不在同一阶层。中国造船的能力超过美国,而且可以同时建造五、六种不同类型的军舰,速度之快连美国也比不上。中国还没有全力造舰,那是因为中国的电子工业和新型武器发展迅速,造舰速度不宜太快。

    8.轰-六K

    轰-六K是中国大陆在原有轰-六基础上作了大幅修改,换上全新和最先进的电子设备,装配更强大的发动机所做的最新改型。轰-六K的航程8000公里,作战半径3500公里,载弹12吨,现有15架,预计生产两百架。

    在预计对抗美日联合的战争中,轰-六K将担任非常重要的任务。只要第二炮兵摧毁敌人的雷达站、导弹基地、通讯与指挥中心(这个任务对二炮而言一点都不困难),在歼-20领导的战斗机群控制的空域下,剩下的摧毁工作就可以交给轰-六K去完成了。

    美国与日本真正害怕的就是轰-六K,因为它的航程远、载弹量大。中国的精准制导武器性能高和数量大,这些都给轰-六K提供巨大的威慑力量。大陆如果真造两百架,那就真的准备打仗了。两百架轰-六K可以在三天内摧毁琉球群岛所有的海空军基地,在一个月内摧毁日本本土所有的海空军基地甚至重要的基础设施,譬如发电厂。

    什么X波段雷达、什么远程预警雷达、什么卫星通讯站、什么爱国者导弹基地、什么联合指挥作战中心....,只要战争一打响,「二炮」千弹齐发,不到两个小时都成了一堆灰烬,这几乎是可以保证的。

    轰-六K的作用和运用方式就是缩小版的B-52,它是目前中国投掷大量炸弹或特殊重型炸弹最经济的机种。它不会单机出动,也不会进入敌人火力密集的防空区,轰-六K执行任务必定是一个庞大机群,有护航战斗机,而且其中至少有一架轰-六K是不携带(或减少)武器的电子战飞机,它的任务就是战场电磁侦测和压制,通常在敌人的防空火力圈外就释放了远程制导弹药,然后打道回府。
我们来三张照片:

    图09:这是轰-六K的前身,轰-六H。它的机头还是老式领航员居住的透明舱,机尾有炮塔,机头下方的鼓包是轰炸需要的光电设备。

    轰-六K外型与轰-六H最大的不同就是取消机头的领航舱,换上现代化的雷达与雷达罩;机尾的炮塔也取消了,换上电子战的装备;还有进气口加大配合功率更大的发动机。

    图10:轰-六K服役使中国成为第四个有战略轰炸能力的国家。

    图11:轰-六K的攻击范围(注意关岛是包括在内的)。

    9.长剑-10巡航导弹

    长剑-10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替解放军海军研制的,研发重点在远程打击敌人,最初立项是针对台湾海峡的武力冲突,阻止美国与日本的战舰介入,要在距离国门千里之外歼灭敌国来犯的海军,所以取名「东海-10」。后来改变指标,转而以陆基巡航导弹为发展方向,所以改名为「长剑-10」。

    「长剑-10」是中国开发的最新型高亚音速巡航导弹,有陆射、空射、舰射、潜射等多种型号,射程1500~2500公里,空射型号达到3000公里。2008年开始装备,2009年出现在天安门国庆阅兵典礼上。

    「长剑-10」在研发时瞄准的起点高,所以一出世就达到美国战斧3的性能,非常先进,运用惯性、北斗卫星、地形匹配等多重方式的复合导航,命中精度达到5~10米。「长剑-10」有四种弹头可供选择,子母弹、钻地弹、350公斤高爆弹和500公斤高爆弹,其杀伤力大于「战斧」。

    YST认为「长剑-10」肯定是可以携带核弹头的,而且已经装备,只是中国不愿明说而已。

    有别于美国的「战斧」,有一型「长剑-10」可以攻击缓慢移动的目标,譬如海面船只(东海10的原始目标),应该是装备了雷达导引头。由于装药量很大,一万吨的战舰只要被命中一枚「长剑-10就会沉没,五千吨的战舰被「长剑-10」命中会断为两截。

    「长剑-10最重要的特色就在那个「长」字,它的战略价值也就在这里。轰-六K携带「长剑-10 」 是中国空中战略打击的主要手段,攻击距离可以到达夏威夷,美国太平洋战区的总部与指挥中心。由于这个战略价值,我们来张「长剑-10」照片:

    图12:中国具有战略性质的巡航导弹「长剑-10」(弹身上漆有 DH-10A代表东海-10 的改良型)。

    10.常规潜艇与核子潜艇

    根据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公布的报告,中国现有3艘攻击核潜艇、6艘战略核潜艇和53艘柴电潜艇,总共62艘,未来将达到75艘。

    中国的第一代核子潜艇已经退役,现役的核潜艇性能优异,这其中095攻击核潜艇性能特别先进,号称无形、无迹、无声、无电、无磁,也就是说几乎无法探测,它拥有比常规潜艇更强的大功率声纳系统,可以先敌发现和先敌开火。报告中陈述,中国的先进反潜导弹装备智能鱼雷探头,速度非常快、破坏力又大,日本最先进的柴电潜艇在使用AIP潜航时速度不到五节,一旦被探测到,在中国高速智能鱼雷的攻击下毫无生还希望。

    11.「东风-15C」钻地弹

    中国改进东风-15B弹道导弹研发出东风-15C作为钻地弹。由于东风-15C的高速(触地时速度大于六倍音速)它的钻地深度超过一百米,远比美国的「炸弹之母」钻地更深和破坏力更大。

    12.J-20隐形战机

    J20隐形战机预定2019年进入实战部署,但是由于情势紧张,J-20的试飞会加快,YST认为有可能会在2017年就开始小批量服役。如果真是这样,日本就紧张了,因为日本在2018年以前是不可能拿到F-35的。

    13.武装直升机

    中国大陆经过14年刻苦研发终于制造出第一种专职的武装直升机,代号「武直-10」(WZ-10)。「武直-10」的出现填补了中国陆军装备唯一剩下的空白,意义重大。其实中国陆军在此之前已经是世界第一,战斗力居全球之首,「武直-10」服役后是真正的如虎添翼。

    「武直-10」空重5.54吨,战斗全重七吨,属于中型武装直升机,装备两具完全国产的涡轴-九发动机,最高航速每小时300公里,巡航速度270公里,航程800公里。「武直-10」取名「霹雳火」,军中昵称为「秦明」(「水浒传」中的一员猛将)。

    中国大陆还有一种比较轻型的武装直升机,编号「武直-19」(WZ-19),别名「黑旋风」,和「武直-10」做高低搭配,主要用作侦查与警戒。

    在去年的珠海航空展览中「武直-10」首度出现在公众面前并且进行了非常精采的飞行表演,把武装直升机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表演得淋漓尽致,成为那届航展最闪亮的明星。

    图16:「武直-10」满挂武器重载飞行。

    上面这张照片清楚显示「武直-10」全副武装携带的武器是什么。「武直-10」有一对短翅膀供挂载武器之用。为了平衡,飞行器的武器挂载都是左右对称的,所以我们只要看左边就足够了。「武直-10」的短翅膀有四个挂架,它们可以选择挂对地导弹来摧毁装甲车辆,也可以挂对地火箭弹做大面积人员杀伤;短翅膀的外端承受力比较小,只能挂一枚空对空导弹。

    图16中的「武直-10」选择最平衡的武器,左右各挂一组(四枚)ADK-10重型反坦克导弹和一具火箭发射器(里面每一根管子装一发火箭弹),然后短翅膀的左右外端各挂一枚「天燕-90」空对空导弹,机头下方有一门23毫米机炮。这是满挂武器的重载飞行,「霹雳火」最多也就只能携带这么多武器了。

    当然,针对不同任务的需要,「武直-10」也可以选择四组对地导弹或四具火箭发射器或不挂空对空导弹或卸下机首的机炮。

    图17:中国特别设计为武装直升机专用的「天燕-90」(TY-90)空对空导弹

    「天燕-90」只有20公斤,红外制导,最高速度超过两马赫,有效射程六公里。直升机的装甲都强调底部和侧部防备地面的火力,由于「天燕-90」是专门为直升机格斗设计的,所以「天燕-90」的设计是从敌直升机的上方发动攻击,「天燕-90」具备天顶攻击的能力是因为它运用特殊的信号处理过滤地面产生的杂波,而顶部是直升机装甲最薄弱甚至是没有装甲的地方,所以击毁的效果特别好,「天燕-90」战斗部的重量达三公斤,杀伤威力大,特殊设计的近炸引信使破片形成一个圆形的杀伤环,可以有效切断旋翼的叶片,单发命中率为80%。
美国的「阿帕契」战斗全重接近十吨,属于重型武装直升机,在载弹量、航炮口径、航速与航程上都优于「霹雳火」,但是「霹雳火」的机动性和灵活性领先世界,纳米隐身材料也领先世界,除此之外「霹雳火」还装备了世界第一种专门为直升机设计的空对空导弹「天燕-90」比「阿帕契」装备的「针刺」(Stinger,大陆称「毒刺」)步兵肩射对空导弹性能更优秀,所以在战场格斗战中如果两强相遇「霹雳火」取胜的机率可能更大。

    「阿帕契」的特点就是发动机功率大和装甲厚,D型和E型的顶部装有一部毫米波雷达非常厉害,使它在云雾雨雪的恶劣气候下享有探测目标的巨大优势,这一点在全球武装直升机中是独一无二的。不过这样一来「阿帕契」不但成为造价最昂贵的武装直升机也是操作最复杂与维护最困难的武装直升机,飞行员与后勤人员的训练变得格外重要。

    「阿帕契」理论上世界第一,尤其它的「地狱火」反坦克导弹如果是采用主动毫米波雷达导引的新型号则威力非常强大,发射后不理,发射者可以立刻搜寻下一个目标,已发射的导弹会自动追踪直到击中目标,明显优于中国的AKD-10反坦克导弹,后者是半主动激光制导需要发射者不停地做激光照射直到击中。但凡事都有两面,主动雷达导引的导弹也比较容易受到干扰和诱骗导致命中率降低。

    「阿帕契」在中东的战场上表现超级好。但是「阿帕契」在中东的对手实在太弱,根本不存在有同类对手(伊拉克的空中力量都被美国空军消灭了形成一面倒),怎么比较?

    「阿帕契」如果面对后面有中国空军压阵的「霹雳火」是否还能胜出就存在很多未知数了。「阿帕契」孔武有力,「霹雳火」机动灵活;「阿帕契」装甲厚, 「霹雳火」的导弹专攻没有装甲的顶部;「阿帕契」的火箭弹与反坦克导弹和「霹雳火」的火箭弹与反坦克导弹基本威力相当;「阿帕契」的信息能力较高但使用复杂、价格昂贵,「霹雳火」的信息能力稍低,但是使用简单、价格便宜。

    战场上,性能高和更复杂的武器并不表示更优秀,实验室中性能指标样样领先的M-16自动步枪在越南战场就输给了AK-47,而且是惨败。

   「阿帕契」是否优于「霹雳火」纸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口水战没有意义,只有在台湾岛或琉球群岛或日本本土的战役中才能分出高下。

    根据专家的评估「武直-10」的作战性能可以排名世界前三甲与美国的阿帕契和俄国的卡-50形成三足鼎立,这个结论一般说来没有争议。

    最近台湾为「阿帕契」的性能超过「霹雳火」欢欣雀跃不已,这是没有意义的,是懂一点点军事皮毛的人在瞎嚷嚷,是军事专家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下说的场面话。战争是系统对抗,不是某一种武器与同类武器的捉对厮杀。武装直升机的运用多半是在拥有制空权下进行对装甲部队的攻击,这方面它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如果没有制空权,武装直升机就很容易遭到固定翼战机的地面摧毁和空中猎杀,根本没有机会发挥它树梢上的攻击优势。

    武装直升机不是争夺制空权的武器,一千架「阿帕契」也不可能保住台湾。台湾是个面积不大的岛,一旦丧失制空权,什么都完了。不要说台湾,就连日本如果丧失制空权,什么都完了。

    YST最不要听的就是最近台湾军方评估「中国大陆在2020年就具备跨海攻占台湾的能力」,这就像印度人常说:「上海再过十年就赶上孟买了」。说这种话真是丢脸和引外人发笑,但是它政治正确,台湾人爱听。

    14.无人机

    中国无人机的发展势头又快又猛,不但型号多而且性能好,美国所有的无人机中国都有对应的型号。譬如美国有「捕食者」,中国有「彩虹-4」;美国有「全球鹰」,中国有「翔龙」;美国有X-47B,中国有「利剑」。

    中国的无人机性能和美国的非常接近但是价钱要便宜很多。由于无人机在真正作战时消耗量很大,中国在这方面有不对称的优势。想想看,日本和韩国购自美国的「全球鹰」超过两亿美元一架,美国自己的生产价格也高达五千万美元,他们耗得起吗?

    无人机是未来空军的发展趋势,极为重要,因此我们有必要来几张中国无人机的照片:

    图18:2013年09月25日,「彩虹-4」无人机真机亮相北京国际航空展览会。

    上面这张图,你看到的「彩虹-4」不是模型而是真机,下面展示的武器应该也是拆卸了炸药和引信的真弹。

    「彩虹-4」无人机翼展18米、身长8.5米、最大起飞重量1330公斤,有效载荷350公斤。「彩虹-4」无人机最高航速达到每小时300公里,飞行高度达到7000~8000米,可以连续飞行超过40小时,适合执行远距离和长时间的侦查与监视。

    「彩虹-4」是武装无人机,有四个挂架,可以携带两枚空对地导弹AR-1和两枚精确制导炸弹FT-5。所以「彩虹-4」是具备侦查与打击于一体的无人机,用美国惯用的夸张语言叫做「发现即摧毁」。满载武器的「彩虹-4」巡航时间降为14小时。

    图18中,位于中间的白色导弹就是AR-1,它重48公斤,激光制导,最大射程10公里,弹头重10公斤;位于两旁黑头红尾的精确制导炸弹就是FT-5,它重100公斤,北斗卫星制导,是一种形似导弹的滑翔炸弹。

    「彩虹-4」的作战性能优于美国的「捕食者」,但是价钱只有「捕食者」的一半。「彩虹-4」在同类武器中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图19:这是「翔龙」无人机,中国版的「全球鹰」。

    「翔龙」的连翼设计在无人机中独一无二,机头突起部分是卫星天线的位置,指挥与通讯全部经由卫星。由于升阻比高,这种飞机特别适合长时间的侦查任务。

    「翔龙」是大型高空无人侦察机,翼展24.86米、身长14.33米、身高5.4米、最大起飞重量7500公斤,任务载荷600公斤。由于中国使用歼-8的发动机,它太大、太重、功率过高,非常不匹配,所以「翔龙」可以用每小时七百公里的速度(不需要这么快)在18~20公里的高空巡弋,但是工作时间只有10小时,远远不及「全球鹰」。等到中国研发出小推力、低油耗的涡扇发动机,「翔龙」的工作时间可以达到20~24小时。

    图20:这是中国最新型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在今年11月初突然亮相,型号和名字都不清楚,也是采用连翼。它和「翔龙」最显著的不同是采用V型尾翼,这一点更像美国的「全球鹰」。

    图21:这是中国的无人隐形战斗机「利剑」。

    图22:这是中国无人机的指挥控制室,非常现代化。

    无人机的指挥控制室通常远离作战区域,譬如战场在夏威夷或圣地牙哥附近,但是指挥控制室却在西安,相隔半个地球。

    读者还记得「神舟十号」航天员王亚平的太空教学吗?真正吓到美国的就是中国卫星全球覆盖的实时通讯数据链,这可是真正尖端高科技的扎实功夫。上面图片中无人机的作战就需要这个高科技功夫,目前只有美国和中国有这个能力。

    YST不同意目前流行的分组排名与评估。在无人机的领域,YST认为中国与美国属于第一梯队,中国落后美国并不多,短时间(十年之内)就可以赶上甚至超越。其他的国家即使是先行者以色列都只能排在第二梯队。

    在无人机的发展上中国的型号繁多,多过美国,真是百花齐放。譬如还有手抛发射和伞降收回的「彩虹-2」,这个无人机YST个人非常喜欢,因为它技术不低、但是价钱便宜和用途广泛。「彩虹-2」由电池供电飞行,声音小,隐蔽性高,几乎不需要维护,可以飞行一个多小时,实时传回非常清晰的电视影像或红外影像,遇到强烈干扰时会自动返航。它体型小巧,可以快速分解折迭放入一个手提箱里,携带非常方便。「彩虹-2」很适合前线的小部队,譬如一个步兵连甚至一个尖刀班,在战斗任务打响前对敌进行火力点的探测。像这一类的无人机我们都省略介绍了,只不过提醒读者中国在无人机的研发上既有深度,也有广度,非常地全面。

    15.小结

    今天的解放军已经走完机械化,正大步向信息化迈进,现代化的程度和美军并没有代差,而且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差距在快速缩小,有些地方解放军甚至领先。

    中国的工程师非常聪明,不盲目追求技术指标,注重实际应用,发挥系统优势,强调价格低廉,也就是武器必须用得起,以这种哲学研发出的产品有时作战性能反而超越昂贵的美国武器,红旗-9和彩虹系列的无人机都是这类例子。

    美国疯狂追求高科技和高指标并以此炫耀,导致天价却未必实用。在武器和军事技术上,美国非常张扬,采用夸张的宣传促销天价的产品,譬如超过两亿美元一架的「全球鹰」,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和误导,认为美国武器是神器、美军战无不胜。

    (中国的军事实力在快速增长是确凿无疑的,在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中中国必胜也是真实可信的,网上有人借黑龙江老农之名写了中国必败的一大堆理由,那是日本特务的攻心战。中国必胜最重要的原因一、共产党执政,二、中国人民有对日寇的复仇之心,三、日本乃弹丸小国,没有战略纵深,四、中国有维护抗日战争成果、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正道,能得到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五、中国有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六、中国有强大的、覆盖全日本直达关岛的二炮部队。七、中国有核武器,虽不能用,却足以令日本军心动摇)

(六)从军事演习到真实战争

    甲. 军事演习

    今年10月18日至11月初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举行为期超过半个月的实兵实弹演习,代号为「机动五号」。三大舰队精锐尽出,分别从大隅海峡、宫古海峡和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进行“背对背”式的对抗作战演习。中共军方称这是解放军海军十年来的一次大考,所以非同小可,我们也不可小觑。

    所谓“背对背”就是导演组不把任何一方的战术告诉另一方,这样演习中对抗的双方就可以各出奇招,更接近实战。

    “机动”是中国海军为跨海区和跨舰队演习所取的一种代号,所以“机动演习”无论是动员战舰的数目、演习的范围还是演习项目的复杂性,它们的规模都相当大,是对海军综合战力的总检验。由于耗资巨大,“机动演习”是数年才举行一次,前四次分别是在1991、1996、1999和2005年。

    解放军海军的组成有五个部分:

1.水面舰艇部队;
2.潜艇部队;
3.海军航空兵部队;
4.海军岸防部队;
5.海军陆战队。

    这次「机动五号」的演习除了海军陆战队,其它的部分都参加了。日本也不甘示弱,除了派出一艘驱逐舰进入中国演习区进行干扰和侦查,还派出P-3C反潜机来探测。日本接著宣布在11月01日到11月18日举行为期18天的军事演习,代号“离岛夺回”,顾名思义重点在两栖作战。日本这次演习规模比中国的「机动五号」更为庞大,出动六艘军舰和三百八十架战机,总兵力达到三万四千人,是自卫队总兵力的七分之一,其中包括日本最精锐的「西普连」,它是日本的陆战队,自然是这次夺岛演习的主角。

    看样子,日本真的和中国杠上了,安倍政府有种,我们等著看好戏。

    乙. 真实战争

     1. 中日之战有其客观存在的因素
战争的发生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误判。今天的中日对垒就是这种情形,日本对甲午海战的迷恋情怀仍然存在,习惯性地看不起中国,同时又迷信「美日安保条约」,坚信美日联军是举世无匹的,认为中国不堪一击,判断中国必定会屈服在美日联军的压力之下。
日本对中国的误判去年就曾发生过。日本在去年上演的「钓鱼岛购岛事件」事前是和美国商量过的,野田政府研判中国对「购岛」不会抗议,至少不会有激烈的行动,美国并不同意,但也没有阻止,所以日本还是做了。但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日本的预料,中国的反应非常激烈,日本在钓鱼岛的情势从过去的「有效管理」演变到现在和中国的「交叉管理」并处处陷于被动。

    美国在事前不阻止日本“购岛”的原因是美国想看到中日矛盾尖锐化,这对美国是有利的。事态发展也的确如此,日本把棋走死了,钓鱼岛问题不可能善了,日本除了紧抱美国没有第二条路。
日本现在是骑虎难下,只能一条道路走到黑再走到底。
日本最大的希望就是拖美国下水,这正是它现在积极进行的。

    2. 中国目前的处置非常适当

    中国目前在示强,这个态度对目前国际局势的发展非常适当,也非常重要,但到底能把这场战争拖多久是个未知数 。平面媒体上,中国的官方报导一再对日本发出严重警告,对美国表达强烈不满。电子媒体上,官方的CCTV不但对美日韩的军事准备作了大量的报导和分析,也对解放军的力量作出适度的披露,表达出保卫国家的决心与信心。实际行动上,中国一方面发展经济,一方面加紧磨刀,这是最重要和最实际的。

    这一年来中国的行动,方向非常正确、力道也够了。剩下的就看着办,战争的发动权操在美日手中,中国只能走著瞧。YST非常同意两位中国领导人说的话。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习近平说:解放军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中国一心一意求发展,即使备战甚至打仗也是为了追求和平环境,因为这样才能有更长远和更稳定的发展。中国的目标非常明确。邓小平的这句话是至理名言,它深入民心,激励中国人奋发图强,一切努力为的就是美好的生活。邓小平是伟人。

    看看中国一年来的各种军事演习都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进行、尽量逼近实战来发掘问题,用这种方式获得战力提升。譬如「机动五号」的“背对背”实兵对抗,一改过去红军必定战胜蓝军这种形式主义的硬性安排。这是习近平带来的改变。邓小平和习近平的话虽然非常简洁,但是对当前中国面对的恶劣环境而言中国所需要的应对之道都包含在这两句话里面了。很多话点到为止,很多事做到蓄势待发,这样就够了。

    中国人的哲学,话不可说满,说满必遭羞辱;势不可用罄,用罄必带来祸害。日本胡乱放话,美国的态度翻来覆去,这些都不能迷惑中国的脚步,中国只要把握邓小平和习近平的两句话就够了。

    3. 中国做出体制上的改革

    前面论述的中国备战都是硬件方面,但中国对应外国的军事压力所作绝不止这这些,在软件上中国同样也作出改革。今年11月中旬中国大陆举行第18届三中全会,会中通过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负责国外和国内可能发生的任何威胁,它不但修改军事机构的体制而且制定国家的安全战略和运作方式。今后中国面对外来的威胁时会更有效率地应对。

(七)中国对中日之战的认识

    YST个人对中国目前的国际情势是乐观的,但是有两项保留,一个是大陆的「恐美症」,另一个是大陆对台湾的「过虑症」,它们会直接影响中国的战略选择。我们下面将分别讨论。

    甲. 大陆的「恐美症」

    大陆民间的「恐美症」非常普遍,在各种军事论坛和聊天网站中都可以明显看到,它们出现的方式不外乎用各种不同的角度阐述如何在不引发美军参战的情况下能够武力收复台湾或军事打击日本。这是非常不切实际又非常危险的想法,根源就在对美国的恐惧。而这种想法正中美国下怀,因为对美国而言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大陆官方的「恐美症」则需要更细致的观察。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大陆官方的言论就不难发现中美两国并不处在平等的针锋相对,而是美国处处直接挑衅中国、中国处处避免刺激美国,在经济问题上如此,在政治问题上更是如此。很多情况中国分明是处于优势,但中国的应对也是退避。对此大陆著名的经济学家谢国忠称之为「丫环心态作祟」,2009年他有一句名言:「全球正巴望中国作主,我们却还是丫环心态」,这个比喻实在非常贴切。

    中国当然也有明白事理的,譬如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她在2006年就看穿了美国的色厉内荏。2006年12月布什政府派出史无前例的“经济顶级小组”(Economic A-team)由美国联储会主席率领六个部长访问北京,进行第一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三分之一的内阁成员出访一个国家是美国外交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件,这是因为美国已经火烧眉毛了。美国的经济摆明了已经一塌胡涂,摆明了这次来北京是要求中国高抬贵手、不要抛售美国国债(Treasure Bill,简称 T-Bill)、让美元缓慢贬值、避免美元崩溃,但是美国代表仍然摆出高姿态想用经济理论压中国听话。吴仪光火了,在大会致词的开场白中很不客气地说:「我们今天不是来听美国人讲课的。」(We are not in the mood to be lectured.)这就立刻把美国嚣张的气焰压住了。

    同样地,在军事上美国有很多弱点和难处,外强中干,处于霸王最后的挣扎。我们希望在「中央军委」中也有吴仪这样的明白人。
美国的经济摇摇欲坠,靠印钞票在混日子,而军事力量是建筑在经济力量上的。中国对美国武器上的吹嘘和军事上的耀武扬威要保持冷静并做出正确的判断。

    乙. 中国的战略选择

    无论是钓鱼岛问题还是台湾问题,最后面对的都是武力摊牌,而美国是绝对不会缺席的。中日之战和台海之战都不可能绕开美国。
我们用钓鱼岛作例子。中国解放军对美日联军的战争有三种状况,我们分别讨论。

    战争的地缘现实:钓鱼岛之战战场绝对不在钓鱼岛而是在琉球群岛,而且很快就会扩散到日本本土和关岛。

    状况一:战场限于琉球群岛。如果中国攻击琉球群岛不可能只攻击日军和日本军事基地而放过美军和美军基地,否则会吃败仗的。

    状况二:战场限于琉球群岛、日本本土和关岛。如果日军和美军从日本本土和关岛增援,那么中国就必须攻击日本本土和关岛,否则中国必败无疑。

    状况三:战场限于钓鱼岛附近海域。日本在钓鱼岛海域向中国开了第一枪,中国海军反击。中日在东海打一场海战,解放军只对日军开炮,美军作壁上观。

    状况一和状况二都告诉我们如果中国不对美军作战,那么肯定都会吃败仗。这就像美国在越战不越过北纬17度线最终吃败仗一样。当年美国如果越过17度线进攻河内,最糟的情况是中国出兵重演朝鲜战争,中美在狭长的越南中部高地进行拉锯战,最后还是签字停火在17度线,美国仍旧保住半壁越南而不是全输。

    状况三是目前绝大多数人公开谈论的中日之战,这个状况对中国是最不利的。首先,美国在这场海战作壁上观的机率几乎是0。美国最低程度的介入是提供情报,包括卫星情报和电子侦察情报(一定会),然后是物资供应(几乎一定会),最后是直接参战(如果解放军的胜利不是压倒性的)。所以,只有在中国拿出杀手武器重创日军并震慑美军的情况下美国才不会直接参战,这个机率太小了。其次,在三种状况中,第三种是中国取胜机率最小的。

     现代海战的交战时间都很短,几小时就完事了,其中真正开火的时间大概不到半小时。这是美日的长处,他们取胜的机率高因为他们在传统海战中比中国有经验。中国取胜靠的是底子厚、潜能大、有检讨战场的智能、能快速累积海战经验、战略纵深大、后劲足,擅长打大仗,这些优势在状况三都是无法发挥的。

    其三,中国即使战胜又怎样?请问:日本会像中国在甲午海战战败后一样向中国割地赔款吗?回答:当然不会,日本仍旧号称钓鱼岛是它的。要知道这是2014年的甲午海战,不是1894年的甲午海战,这中间120年的变化太大了,民智已开,国际环境全变了,除非日本投降,否则不可能作出任何让步。

    最后,你一定会问:那么中国即使赢了这场海战到底能得到什么呢?回答:除了仇恨加深,双方准备下一次更大的战争,中国什么也得不到。如果读者还不相信,那么就换YST问读者:中日在东海打了一场海战,美国没有参加(如了中国军迷的愿),中国也打了胜仗,譬如全部歼灭日本一支包括「出云号」的「十十舰队」,中国海军没有任何船只被击沉,但日本拒不投降。这时候美国百分之百会跳出来从事调停。

    请问读者:在美国的调停下,中国能得到什么?钓鱼岛吗?

    YST的回答:中国还是什么都得不到,因为中国并没有打败美国,过不了美国调停这一关。美国不是傻瓜,美国在停战调停上做出对中国的任何实质的退让(譬如承认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都会导致在亚洲的骨牌效应。我们必须了解美国和日本是同盟国,它们在利益的一些枝节上也许有分歧,但是它们在弱化中国这个最高的利益原则上是完全一致的。这就好像两个强盗,一高一矮,矮的有刀,高的有枪,他们合伙抢一个文绉绉商人的货物。他们或许在如何分赃上有分歧,但在抢劫货物上其动机和决心是完全一致的。

    高强盗叫矮强盗先上,矮强盗冲上去就是一刀,没想到那商人练过武,一招「亢龙有悔」把那个矮强盗打倒在地,然后傻兮兮地就住手了,因为他师父经常教导他「以德服人」的王道精神和「七擒孟获」的感人故事。于是那个高大的强盗连忙带枪上来“调停”,你认为大个子强盗会说:「您功夫了得,在下佩服,这矮子有眼无珠冒犯了您,他身上的银两都归您,给您陪不是,您的货物我们也不要了,大家就此别过。」吗?这大个子强盗如果真这么做,他从此在江湖上就不要混了。

    真实世界的情况是:这个商人必须通过大个子强盗手中那把枪的考验才能保住财产和性命。看到没有?这种大多数人想当然的中日战争型式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是纯粹浪费金钱和生命的、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如果大陆的「中央军委」愚蠢到选择状况三,那么这场仗就白打了。何苦来哉?

    丙.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过虑症」

    YST 对中国的东亚战略目标就是三件事:

1.解放琉球;
2.统一台湾;
3.关岛无害化。

    这其中解放琉球是首先要做的,这事干成,其它两件就顺水推舟了。

    没想到YST的论述遭到很多大陆网友的反驳,包括大陆著名的军坛大佬「刀口」。他们认为这是YST的阴谋,鼓动大陆和美国大打出手遭受重创,然后台湾就可以捡便宜重回大陆夺取政权云云,非常有趣。「刀口」更出言讥讽YST的论述有一股“岛民的俗气”,显然不把台湾人看在眼里。

    网民也许无知,但广大民意是具有影响力的,需要开导;「刀口」是解放军的现役军人,来民间军坛论述自然负有宣扬军威的使命,这种官方背景的人不可能随便说话,他的话非常可能代表解放军的主流思想,这就不可小觑了。

    大陆网友颇为一致地认为统一台湾应该优先,因为攘外必先安内。咦,这句话怎么这么耳熟,好象是蒋介石在一九三0年代武力围剿中共军队时发出的义正严辞,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大力反对的。怎么现在毛泽东的徒孙们又引用蒋介石的话把枪口对内不对著日本鬼子了?

    建国超过一甲子,如果中共现在还害怕国民党反攻大陆,那就太没有出息了。YST是从地缘政治做出判断,因为只要琉球群岛控制在一个强国手中,钓鱼岛的归属是不可能有稳定性的。可惜很多大陆网友看不清这一点。想想看,如果连琉球群岛的战略价值都看不见,谈论武力捍卫钓鱼岛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因为钓鱼岛没有军事价值,一丁点都没有。

     如果解放军攻下琉球群岛,则台湾两面受敌,撑不住的,只能投降。 大陆拿到的是一个完整的台湾,美国气死了。如果解放军先攻下台湾,美日凭借琉球群岛仍旧对钓鱼岛虎视眈眈绝不会放手的。中国为了稳住钓鱼岛还是要攻下琉球群岛,无法逃避这场和美日的战争,这就是两次动武了。况且大陆拿到的是一个打烂的台湾,美国高兴死了。

    至于“岛民的俗气”能不能证明大陆人民的视野真了不起呢?我看不能。“岛民”怎么了?拿破仑也是岛民出身。想想看,拿破仑的“俗气”是多少军人的梦想!北京人在大陆人中眼光和胆识了不起吧?怎么就让人烧了圆明园呢?

    北京人够超凡脱俗吧?居然能够活生生、一片片吃光了袁崇焕的肉。结果呢?亡了国,还留了三百年可笑和丑陋的辫子。大陆人如果只能嘲笑台湾人是“岛民”,那就太可怜了。说到底,两岸同胞是骨肉兄弟啊,习近平要建设海洋强国能少得了祖国的“岛民”吗?网上发言要慎重,大佬们更需要谨言慎行为我们立榜样。让我们回归正题。

(八)经济

    以前我们就说过,造成战争的原因,远因远比近因来得重要,远因是发动战争的目的,近因不过是发动战争的借口。譬如上个世纪的中日战争绝不是「卢沟桥事变」引起的,而是日本垂涎中国的领土和资源。

    今天美日联手对付中国,如果发生战争,原因不是钓鱼岛,而是防止中国的经济继续快速成长取代自己的领先地位,最终中国成为区域霸主而自己被边缘化。所以即使没有钓鱼岛的问题,即使中国把钓鱼岛双手奉上给日本,美国和日本仍然会联手遏止中国,直到中国回到过去的贫穷与落后不再威胁他们的霸权和经济地位。美日和中国如果发生军事冲突,归根究底是经济问题。

    甲. 美国的经济

    2013年美国的经济毫无起色,这是制度使然,庞大的律师集团、银行集团、军火商集团、工会集团.....等等各种利益集团把整个国家的生产压得喘不过气来,除了农业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和军事工业产品一枝独秀,大部分其它的产品哪里有什么竞争力?我们从美国的量化宽松就可以看到问题的症结,大量印出的钞票并没有用在国内开发新产品,而是流到国外的金融市场进行炒作、在国外圈钱。为什么?答案很清楚:美国国内的环境没有工业竞争的能力。

    欧巴马总统呼吁美国大企业把国外的工厂搬回美国增加国内的就业机会。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有成效吗?答案是:当然没有,因为欧巴马总统并没有创造制造业回归的条件。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美国律师实在太多了,企业怕被告。郭台铭(「鸿海」的董事长)就公开说了,美国加州圣地牙哥有一个律师集团拥有五百名律师,每位律师专门负责研究美国五百大企业中的一家,只要看到问题一有机会就告。你想想,这些大企业谁不怕?

    美国除了用滥发的美元在国外圈钱、用军事力量在国际上拉帮结派,剩下的就是到全世界搅局、制造混乱和军事对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销售美国的武器,才能显示美国的存在和军事优势,也才需要美国老大来介入纷争和主持调停。

    今年11月01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呼吁美国明确承认钓鱼岛的主权属于日本并且支持日本反抗中国的欺凌,文章中说欧巴马对钓鱼台属于日本的态度越明确北京就愈可能后退。同一天,美国杂志「National Interest」发表文章,题目是“How to win a war with China”(如何打赢一场对中国的战争),文章认为中国的优势在对外贸易,主张一旦战争发生美国就封锁中国的海外贸易,由此重创中国的经济就可以轻易获得胜利云云。

    《华尔街日报》是美国销售量最大的报纸,属于主流民意,这篇社论显示美国大众的民意已经完全倒向日本。 美国杂志「National Interest」的文章更清楚地表明美国的帝国主义思想,这些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但不需要害怕。别的YST也许不清楚,如果美国真的愚蠢到封锁中国的海外贸易,那么YST非常肯定首先发生的事情就是美国本土出现超高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任何美国总统都无法解决,看看是谁吃不消。

    乙. 日本的经济

    日本的经济在安倍的量化宽松下才稍有起色但是新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呢?答案是:由于大量钞票进入市场,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于是银行利率开始攀升,对日本这可是要命的。日本的国债超过GDP的200%,日本政府税收的一半是用在处理国债,全靠几乎是0的利息才得以维持,如果国家债券的利率上升到1%,日本政府就要出大问题了。安倍的“三只箭”现在已经不管用了。YST要看安倍政府怎么打仗?大炮一响,日本政府拿什么压低利率?

    丙. 中国的经济

    1. 外国的刻意唱衰

    即使在全球不景气中,中国大陆今年的经济成长仍然超过7.5%。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成长非常眼红,也感到害怕,于是各种唱衰中国的声音就出现了,包括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鲁曼经常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上大放厥词、刻意唱衰中国。

    经济是个软科学,什么问题都可以倒过来讲,害人最容易。像克鲁曼这种别有用心的人,他们的言论是不能听的,俄罗斯人缺乏自信就上了当,导致苏联解体,人民生活困苦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恢复。中国人累积了五千年的智能,经历过的困难多了去,但是无论面对什么困难都有自己解决的方法。

    中国是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庞大国家,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成长后想要继续高速增长当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是像新加坡这种小国开个赌场就可以解决问题。

    中国清楚知道自己面对的困难有多大,但是有自己的智能和自己的一套作法,不必假手外人,不容外人干预,也不怕外国唱衰。克鲁曼的经济学和诺贝尔奖对中国而言一文不值,中国听他的就完蛋了。

    2. 中国的宏观战略

    简单地说,中国未来的经济战略就是高铁战略。中国的宏观经济策略是用高速铁路把整个欧亚大陆连成一张网,带动欧亚的物流,然后放开手做贸易。YST认为这个策略可以使中国的经济继续高速成长至少另外一个二十年。

    如果没有战争(注意,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二十年后,YST估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达到全球的三分之一,中国的经济地位大致恢复到鸦片战争前的大清帝国(注:西方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根据购买力的计算,1820年中国的GDP占全球的32.4%)。

    铁路属于战略层级,是一个国家的战略资源,因为它的运输量远大于其它交通工具,特别是有些物质只能经由铁路运输,譬如坦克。铁路也是陆路运输中最便宜的,大约是公路运输的一半。中国深知铁路的重要,所以中共建国之初就成立铁道部,对修筑铁路不遗余力。中国的地形极为复杂,在中国兴建铁路工程特别艰钜,工程之浩大是世界之最,但也因此成就中国全球领先的铁路技术,见下图:

    图23:这是2009年正在四川兴建的铁路,建好后,蜀道就不再难如登天了。

    图24:世界高速铁路的最高营运速度,中国稳居第一。

    3. 高速铁路已经驱动中国

    大概二十年前中国计划修建高速铁路,这是非常高的科技,中国向法、德、日招标并引进技术。不到二十年,今天中国在高速铁路上,不论建造里程、运行速度、设计制造、还是安全管理都领先世界,当时的铁道部长刘志军功不可没。这人虽然贪污(一审被重判),但是他也的确为国家干了大事,刘志军是个人才,是真正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功臣。想想看,对比中国的汽车工业,同样地是以市场换技术,汽车工业的表现就逊色太多了。刘志军应了政治上的一句话: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

    上面的图表是世界各国高速铁路的最高营运速度,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国产“和谐号”高铁动车几年前就跑出了时速486.1公里,刷新世界铁路营运试验的最高速度。高速铁路驱动了中国,也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我们来几张中国高铁的照片,它们原刊载于大陆的「人民画报」。

    图25:高速铁路列车行驶在北京城内。北京的现代化美国的大城市望尘莫及。

    图26:京广高速铁路(全长2298公里,世界最长)的列车穿梭在中国南方的山岭中。

    图27:京广高速铁路的线路跨越了长江、黄河,经过了高山峻岭、平原丘陵,穿越了大别山、大瑶山等两百多座隧道。

     图28:这是京广高速铁路的行车调度室,墙上有醒目的的标语:「尽百分之百的安全责任 保每秒百米的行车安全」。

    图29:这是广州南站的候车大厅,宽敞又舒适。如此现代化的火车站国外没有。

     不过广州站的这种设计YST总感到有点不太适应,有这个必要弄得如此科幻吗?YST大概真的老了,不爱这么前卫的东西(浅薄,没文化),反而偏爱古典式的建筑。广州南站的建筑再次印证中共盼望国家现代化的意志。鸦片战争带给中华民族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大到中共的建国元老们拆掉了北京高大雄伟的千年城墙,还在首都建大炼钢厂,不但辜负了梁思成夫妇的精心规划与苦口婆心,更让中华后人跌足歎息。YST宁愿中华复兴晚五十年也要保住北京的城墙,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更何况,北京的城墙并不会妨碍中国的现代化啊!

    4. 高速铁路将带动整个欧亚大陆

    中国已经用高速铁路带动全国,中国计画用同样的技术带动整个欧亚大陆,这就是习近平主席在国外演说中不断推销的「新丝路」,把骆驼换成高铁。

    中国的铁路战略真是伟大!想想看,欧亚大陆是地球陆地最大的板块,也是历史上地球文明最发达和最灿烂的板块,人口超过全球的一半。当高速铁路把欧亚大陆的物流带动后,铁路经过之处每个国家都有钱赚,这就是中国外交政策「亲诚惠容」中的「惠」,也就是「富邻」。欧亚大陆这一块的经济肯定就火红了,那些岛国,譬如日本,还有被大洋隔开的美国,如何能不眼红?如何能不心急如焚?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正努力全面拓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中国的周边经济圈正在加速形成。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是带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其力道远超过美国,YST记得的数字是中国带动世界一半的经济,美国则不到两成。现在情势摆得很清楚:周边国家可以搭上中国的高速铁路顺风车发展经济发大财,也可以跟随美国的航空母舰到处瞎转悠和中国顶著干然后被边缘化自生自灭。

(九)关键的2014年与2017年

    中国与美日的斗争已经公开化与明朗化,未来有两个关键年,它们是2014 与2017。

    甲. 2014年的重要性

    明年是一个关键年,也是令人惊心的甲午年,我们观察重点有四个:

1.美国在中亚撤兵是否已经完成。
2.关岛的基地是否修得差不多了。
3.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就看这一年。
4.中国的战略开始发酵,压迫美日产生焦虑感,是否促使他们提早动武。

    乙. 2017年的重要性

    2017年是第二个关键年,观察重点也有四个,特别是第四个:

    1. 美国的大选和新总统。美国在2016年11月举行总统选举,2017年新总统就职。如果是一个鹰派人物当选总统,战争机率就升高了。目前候选人中以喜莱莉.柯林顿的呼声最高,她不但是鹰派而且对华极不友善,这个老太婆如果当选中美非常可能有一战。

    2. 美元恶化。美国的国债目前是17.14万亿,YST估计美国国债在2017年肯定超过21万亿,美国的税收有可能撑不住,这个时候美国总统有两个选择,一是勒索向中国借钱(购买更多的美国国债),二是教唆日本对中国进行武力挑衅。

    3. 台湾政治变色。国民党已经被马英九玩垮了,目前的趋势民进党在2014年的地方选举和2016年的总统选举都会获得大胜。2016年,无论是蔡英文当选还是苏贞昌当选几乎一定会紧密地配合日本的右派政客进行反中和独立运动,这是台湾独立的最后机会。

    YST 在六年前就写过系列文章从稳定性的观点对台湾做了非常详尽的分析:

    台湾的地缘政治是不稳定的,它必须依靠一个大国才能具有稳定性。也就是说,台湾必须也只能在中国大陆和日本之间做一个选择,因为美国对台湾并无领土野心,况且也隔得太远了。所以台湾独立一定是过渡的,几乎一宣布独立就会立刻和日本商量合并的事来获取长远的安全感,台独的终极目标是台湾并入日本成为日本的第五个岛。

    4. 日本配合台独政府

    如果民进党在2016年执政,日本就很有可能挑动台湾在2017年举行独立公投。这可不是开玩笑的,YST认为机率非常高,因为日本这个时候外交布局已经完成,最坏的情况就是和中国开战,那就打吧,反正美国和台湾已经有了战争的默契与准备。

    丙. 中国的对策

    无论是2014年还是2017年,东亚局势的发展都不在中国的控制之中,中国要提早准备,做到有备无患。该来的总是会来,中国大陆只能面对和接受这些无休止的挑战。中国最有效的对策就是加紧磨刀,然后看准时机抢先进入半动员状态,这就是威慑,同时开始抛售美元资产,这就是壮士断腕。YST的估计,一旦中国进入半动员,这就等于宣示了决心,美国有可能会被吓到而收手。

    中国必须准备打大仗,只要一出手,就立刻拿下琉球群岛。琉球群岛之于中国就像戈兰高地之于以色列,是个战略要地,解放军必须占领。日本如果自动放弃琉球群岛,中国可以让琉球群岛独立,恢复1872年前的琉球王国(见下图)。如果琉球群岛是由中国武力攻下的,那么琉球群岛就不能独立了,必须并入中国的版图。

    图30: 琉球王国在1872年的疆域。

    解放军的血不能白流。惩越战争那种傻事不能再做了。想想看,如果谅山现在还是控制在解放军手中,今天越南对中国能不伏首贴耳吗?(这个判断不对,占领琉球有历史依据,属于甲午海战前后中国的损失回归,占领谅山等于侵略,为现代国际政治不容。)这场战争中国输不起,输了台湾必定独立,赢了不但统一台湾而且名正言顺地拿回琉球群岛,这就永远稳住钓鱼岛并且看死日本。中国从此威镇整个亚洲。

    不要和YST谈什么「王道」的大道理。想想看,如果不先立威,何以行道?小国都犯贱,必须示之以威,不能总是诱之以利。痛打日本连带美国以后,中国号令东亚各国,谁敢不从?

    YST在一年前的文章中说得非常清楚,钓鱼岛之战,它的战场绝对不在钓鱼岛而是琉球群岛。这个时候就不能顾虑什么「美日安保条约」了,必须连驻日美军一起打,否则会吃大亏。如果中国认为惹不起美军,那就继续装孙子,逆来顺受就是了,我们可以接受。中华民族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韧性,我们能忍。

    YST非常同意林彪说的一句话:战场对阵永远没有“完全准备好”这种事情,有七成把握就要动手,如果等到完全准备好战机已经没有了。YST认为以目前的情势,中国面对美日联军至少有七成把握取胜,因为战场就在家门口。只要一开打,解放军就先取琉球群岛;只要日本出动本土基地的海空军,中国立刻就把战场扩大到日本本土;只要美国参与这场战争,中国立刻就攻击关岛。除了第一枪,中国一切争取主动。

    日本是个泼皮无赖,它的如意算盘是发动突袭打两个小时的海战占了便宜就叫停,然后由美国出面调停,慢慢地、一块块地蚕食中国。中国不怕鲸吞,就怕蚕食,所以中国决不能打局部战争和短时间的战争。这场战争不打则已,一打就必须分出胜负,必须打到日本签字投降,否则以后的谈判没完没了,也不会有任何结果,一切白做虚工。

    中国不急,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路都要上马,经济前景比谁都好,新武器成井喷状态,一切都按部就班地发展,等著美国怂恿日本开第一枪。

(十)结论

    1.美国陷入「窃听门」,被揭发监听35个国家首脑的电话,明显地透露美国对盟国的不信任和对自身力量的持续衰弱产生焦虑感。
    2.不信任是相互的,美国指望北约国家来亚洲搅和的希望非常小,一个老大带著一群离心离德的小弟们是成不了大事的。
    3.经济是一切的基础,靠军事来挽救下滑的美元是不可能的任务。美国是个快速没落中的大国,如果现在不作战略收缩来挽救自己的经济,等到下任总统再做恐怕就来不及了。
    4.过去中国的核潜艇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安全地进出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现在中国的大型水面舰队堂而皇之从大隅海峡、宫古海峡和巴士海峡三个方向进入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已经被切成四段。
    5.中国大陆用轰-六K携带长剑-10巡航导弹可以攻击日本全境和第二岛链内所有的目标,美国声称的岛链封锁事实上已不存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封锁中国的神话早就破灭了。
    6.蓝德公司最近向美国政府建议用陆基反舰导弹封锁东亚所有重要的海峡来阻止中国海军。这是黔驴计穷的馊主意,中国是陆基导弹的第一强国,美国是在关公门前舞大刀。中国的巡航导弹不但打固定目标,也打移动目标,譬如车辆和船只,美国摆在海峡旁边那些反舰导弹开战后几个小时就灰飞烟灭了,譬如日本在宫古岛的八八式导弹。除了日本和台湾,东南亚国家并不傻,为美国在海峡旁边架设反舰导弹百分之百会惹火烧身的。
    7.中国海军突破第一岛链,脚踩第二岛链,在西太平洋进行规模庞大的实兵实战演习;中国海军先进的电子侦测船已经在夏威夷(美国太平洋战区总部)附近搜集电子讯号资料,这是近距离探测和侦查美国的第三岛链。也就是说,美国在中国经济专属区所做的事中国今天同样地也可以在美国的经济专属区进行,中美海军在西太平洋的战争实力接近平衡。这一点在战争准备的运作中非常、非常地重要。
    8.2013年就快要过了,未来的观察在2014和2017这两个关键年。
    9.2014年日本不足虑,安倍色厉内荏,如果继续跟中国闹将会压垮日圆,打仗就更别提了。日本一打仗经济就垮,日本的粮食生产不足需要的二分之一,到时候吃饭都有问题。更何况,日本的六艘神盾级驱逐舰虽然好看,但是神盾系统的控制钥匙在美国手中,打不打是美国说了算。
    10.2014年我们首先观察美国在2月是否还会关闭部分联邦政府,其次观察美军的建设与训练推测美国动武的决心。美国这个国债门槛如果跨不过,每半年就必须折腾一次,那么这个世界老大就成了笑话。美国必须在动用武力和战略收缩之间作一个选择。YST认为美国会选择前者。

    11.2017年中国的周边情势比2014年更为凶险,因为台独势力会和日本力量合流。马英九是国民党的终结者,就像陈水扁是民进党的终结者。以目前的趋势来看,2016年将是民进党执政,台独声势将压倒独台声势。

    12.2017年,台湾独立将由暗转明,卖台者将一一跳出来与日本唱和,更重要的是台湾政府的力量将与日本力量汇合公开反中,其中最按耐不住的台面人物就是苏贞昌,他们家有卖国的传统与血统。
    13.我们必须认清台湾独立不过是阶段性的任务,台独份子的终极目标是和日本合并成为日本的第五个岛。
    14.台独政府公开挑明与日本合流其实是一件好事,原因如下:首先,敌我界限分明,陆台之间不再存在“有独台特色”的暧昧关系,断了大陆的幻想。其次,台湾的军队没有战斗力,台湾叛国在军事上与现在独台当家的态势其实差别不大。其三,打仗最怕和一个很弱的友军协同作战,所以国军与日本联手会成为日军的拖累,反而对中国大陆有利。

(十一)最后的评语

    所以美国目前大量发行美元的作法是做不长久的,而反弹一定会越来越大,最后一定一发不可收拾。我的估计美元五年之内必定出大问题,因为如果美国政府的收入还不够支付利息的话,美元信心一定会崩溃,美国再要举债就难如登天了。所以今年无论是谁当选美国总统美元问题必须在任内解决,这是一颗定时炸弹。

    欧巴马总统当然没有在他的第一任内解决美元问题,预测在他的第二任内也不可能。

    YST在文章中已经说过了,欧巴马是靠少数族裔(主要是黑人)当选总统的,他必须有所回馈。果然不错,欧巴马提出了他雄伟的医疗计划(Obamacare),欧巴马非但不能削减国家预算还要增加社会福利,美元问题自然越发严重。YST不是说「欧巴马医疗」(Obamacare)有什么不好,而是美国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支付如此伟大的医疗计画。

    现在五年过去了,美元果然出了大事,弄到政府暂时关闭。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亚洲峰会向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表示“中方高度关注美国债务的上限问题”。

    中国政府随后在10月11日提出警告,直接说明美国违约的严重性:美国若发生违约,将使中国所持的美国国债大幅减值,并通过重创美元对中国所持的其它在美投资造成连带损害,还会打击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

    美国今年是靠提高举债上限来推迟美元问题,但这是饮鸩止渴。明年2月举债的上限又到了,怎么解决?如法炮制吗?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美元的信用与信心将很快流失殆尽,因为总有一天美国的税收将不足以支付国债的利息,以目前的举债速度,这一天其实很快就会到来。

    YST 估计美元肯定撑不过二十年,快的话,撑不过2020年。中国正在加大货币互换的范围和力度,未来其它国家也会跟进,美国滥印钞票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国际抵制。

    美国在债台高筑的时候居然超级航空母舰、超级驱逐舰、超级核子潜艇和超级隐形滨海战斗舰接连下水,后面的还一艘艘跟著来。美国心里不在盘算如何勤俭度日来还债,反而挖空心思幻想什么「核动力空天母舰」这种天方夜谭的武力,这其中透露的讯息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美国压根就不想还钱,美国要用战争解决美元问题。同样地,债台高筑的日本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武装自己和美国联手:

1.拉下中国;
2.吞下钓鱼岛;
3.重返日本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亚洲统治地位。

    在上面日本的三个目标中,吞下钓鱼岛是最小和最不重要的,而后两个目标都以第一个目标的成功为前提。所以这第一个目标才是最重要的,它正好和美国的目标重合。美国和日本的利益目前是一致的,自然而然地就演变成西方帝国主义和东方帝国主义联手搞“亚太再平衡”,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讯号。

    《华尔街日报》11月01日的社论呼应和证实上面这个观点,美国人已经失去最起码的道德标准一步步变成国际无赖汉,中国即使不为了钓鱼岛也必须加紧磨刀。不要诧异,要面对现实,说到底,这终究是个丛林世界。

    殷惟侯认为:台湾YST即使不是专家,也是一个具有创新思维能力的高级军迷,他提出:解决钓鱼岛问题不在钓鱼岛而在琉球,这是真知灼见。但是有一个原则必须遵守:中国不开第一枪。对日本如此,对美国也是如此,要有耐心、比韧性。不要贪图先发制人的便宜,如果只有先发制人才能取胜,说明条件不具备,还要再忍、忍、忍。具体策略可能如下:

    1、 日本在钓鱼岛先开第一枪,中国可以用压倒性的火力还击,让日本付出十倍以上的代价并登上钓鱼岛宣示主权,控制钓鱼岛周边专属经济区的制海权、制空权。

    2、 日本再升级把战火烧到钓鱼岛海域,中国立即向日本正式宣战,声明:中国的目标是夺回琉球群岛,要求美国限期撤出,日本如果动员本土军力,本土也是中国打击对象。

    3、 美国不理睬,中国实行总动员,国民经济转入战时体制,并向美国发出最后通牒:如不撤出琉球,挨打责任自负。
    4、 择机对琉球发动雷霆万钧的全面进攻,先不打美军,一旦美军开火介入,立即主攻美军。
    5、 一旦中美交手不再有逐步升级,直接轰击关岛和日本美军基地。
    其余如YST所述。

    YST有几个问题没有涉及,殷惟侯补充略述如下:

    1、 中国内部的矛盾

    中国现在是多元化转型矛盾多发期,网上不同利益集团争论不休,和敌对势力的无声较量你死我活,好像一盘散沙。但中华民族在对外时一贯是万众一心的,中国人民恨贪官污吏,恨社会不公,但最恨的是汉奸、卖国贼。网上替敌对势力卖命的骨干就那么几百个,他们早在安全部门控制下,和平时期,有较量比貌似安定好,一旦开战,一个晚上就可全部捉拿归案。

    2、 中国战时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最大的困难是平衡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一旦开战,国民经济纳入战时体制,一切改革困难迎刃而解。战后中国经济将会在新的基点上起飞。至于战时的封锁、资金撤离、原材料短缺、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等等,有共产党,都不难解决,最多恢复配给制。

    3、 俄罗斯的态度

    中日战争,美国不介入,俄罗斯也不会介入,美国一介入,俄罗斯必然介入,至少是在情报、舆论、物资、军火上介入,甚至派军队到战区以劝和名义示威,在欧洲搞一些响动,让美国分心。除非美国先打俄罗斯,俄罗斯不会参战。

    4、 战争如何收场

    美国不介入,日本失去琉球,台湾海峡、东海彻底太平。美国介入,美国军力撤出西太平洋,中国主导亚洲事务,但决不称霸。如果美国介入,中国失败,中国失去钓鱼岛和东海主权,国内局势会动荡。美国不可能派兵登陆,那些“带路党”无主可带。中国会实行长期军事管制,直到恢复元气,待综合国力超过美国,再战。

 

 

 

 

发件人:yhytrans<yhytrans@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1月04日 14:37 (星期六)附 件:1个(资本主义面临的最大挑战.docx ) 查看附件资本主义面临的最大挑战

资本主义面临的最大挑战

华尔街日报

  【本刊讯】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13年11月29日刊登一篇综合报道,题为:《今后20年资本主义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什么?》,全文如下: 

    在华尔街日报的2013首席执行官委员会会议上,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主要高管齐聚一堂,讨论一些当前最紧迫的经济问题。鉴于这起最近发生的事件,我们向专家们提出以下问题:今后20年,资本主义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什么?应该对此采取什么措施?这场讨论涉及到2013年的首席执行官委员会报告书,并为11月26日在专家博客上进行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资本主义要想发挥作用,每个人都必须认为它是公平的游戏。

    卡尔·乌尔里希:资本主义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们认为游戏被操纵,以有利于资本提供者。资本主义之所以灵验,部分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特许各个企业有权提供商品和服务,作为交换,为其所有者赚取利润。资本主义还需要工人、管理者和所有者达成基本协议,即每个支持者群体的相对贡献都会得到合理和公平的认可。

    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发生了收入分配的显著转变。总之,底层75 %的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几。(与流行的看法相反,按照剔除通胀因素后的计算,就连最底层25%的境况也稍好于30年前),而最富有的人们的境况则得到惊人的改善。例如,最高层1%的人从1983年享有所有收入当中的10%左右,转变为到2013年获得所有收入的20%以上。

    这并不是说底层的境况变得更糟,而是经济中的生产率的提高不成比例地累积到最高收入人士,一般就是管理人员和公司资本的提供者手中。这对于这些人来说是大好事,只要特许权未撤销,只要工人、管理人员和业主之间的隐性契约保持不变。然而,对现状的威胁是,处于收入金字塔的底部的人们会更有组织,要求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很可能是通过税收政策),甚至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提供给公司的特许权的性质。甚至纯粹自利的资本供应者也应该看到,更大的公平感符合每个人的最佳利益。

    卡尔·乌尔里希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负责创新的副院长兼CIBC创业与电子商务教授。

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威胁

    罗莎贝丝·莫斯·坎特: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

    就内部而言,对企业,尤其是对大企业,还有很大的不信任。一个年轻的专业人士对一项创意所能说的最糟糕的风凉话就是:“这是如此带有财富500强特色……”,他们的意思并不是正面的。最佳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也并不一定会换来尊重。怀疑论者对其不屑一顾,认为只是公关而已。自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银行监管并没有改变,而许多新的丑闻则充斥媒体。如果这些趋势继续下去,那么与将会产生的不良后果和更为糟糕的情况相比,“占领华尔街”看起来就像星期天在公园里那样一般。美国政府现在有实现一个重要产业国有化的近期经验,这并非资本主义的一个典范。说得已经够多。我希望对这一挑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可以迅速加以处理。但是,对于工商业,会出现持续的公开压力,迫使其行为符合公众利益。“否则......”“否则”则是真正威胁到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情况。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仿效我在我的《超级公司》一书中所提到的企业。这些企业显示出创新和盈利,同时具有社会效益。IBM公司带头建立的新的雇主与学校伙伴关系,从在纽约布鲁克林,现在还在芝加哥实施的P-TECH计划(早期技术学院-高中大道计划)是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企业建立伙伴关系,以服务于社会,从而为所有人都创造机会时,资本主义就成为一种工具,而不是威胁。

    从外部来讲,资本主义受到这样一些国家崛起的挑战。它们的主权财富基金控制着巨额资金,其可能造成的扭曲尚未得到很好的认识。这些基金对于渴望获得投资,比如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的各国来说很有诱惑力。在这些方面,就连美国也可能有资金短缺。我并不反对外国所有权。在其他国家,我很高兴有余地可以让美国进行外国直接投资。但是,当富裕国家的政府开始拥有战略资产,它们不必屈服于市场的压力,它们可以资助本国的龙头企业,它们可能会破坏国家安全。公平贸易规则能有所帮助,如果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的一个隐含前提加以复议,也可能会如此。这就是以为政府无足轻重。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是美国公司的好伙伴。

    罗莎贝丝·莫斯·坎特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欧内斯特· L·阿巴克尔讲席教授,她在那里的专长是战略、创新和变革方面的领导力。

不要把资本主义与法规的缺位混为一谈

    金·坎贝尔:我认为资本主义是组织经济的最佳途径,远远超过其他途径。然而,亚当·斯密并不建议实行毫无管制的市场。如果人们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等同于缺乏规则和监管,那么我们就会冒抹黑资本主义,使之丧失为这样一种经济奠定基础的信誉的风险:它与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能够共存,即气候变化、政治稳定和社会的向上流动。有趣的是阅读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有关20世纪交替之际美国社会转变的最新著作,尤其是有关在两名共和党人——泰迪·罗斯福和塔夫脱——领导下的美国社会转型。他们的丰功伟绩就是通过限制其过激行为而维护资本主义。

    金·坎贝尔曾任加拿大第19位总理。

收入不平等日益严重所带来的高昂代价

    鲍达民:不断加重和持续性的收入不平等。 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以马内利·塞兹的研究,2012年,美国挣钱人当中1%的高收入者赚取了全国家庭总收入的19.3%——史无前例。这一差距也正在迅速拉大。1 %的高收入者的收入从2009年到2012年增长了31.4%,而其余的99 %的人们则只增加0.4%。对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和衰退的短期恢复的影响,经济学家仍有相当多的争论。然而,很少有人会不同意,不平等如不得到遏制,从长远来看会给资本主义带来高昂代价——由于其所造成的社会分裂,及其使社会安全网承受的压力。

    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和可持续的办法,是通过深思熟虑的教育改革和投资。虽然改变税法及其他形式的再分配都有助于缓解不平等的症状,但却无助于解决根本原因。收入不平等是自我强化的——随着不平等恶化,向上流动减少,促成更严重的不平等。而教育,尤其是着眼于职业培训的课程,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一领域,私营部门也可以发挥作用。例如,IBM在纽约布鲁克林帮助开发P-TECH学校,这所学校提供了一个为期六年的计划,整合了高中和大学的课程,以培养其毕业生投入技术行业的职业生涯。同类学校正在全国范围内,在与其他公司合作情况下得到开发。

    鲍达民是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总经理。

资本主义需要更多的长远思考

    米歇尔·里斯:许多国家和人民仍然受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资本主义肯定没有阻止危机,但它是危机的原因吗?我认为原因与其说是资本主义本身,不如说是有关回报率和报酬的短期看法。看一看美国、英国和瑞士等国有关高管薪酬与企业“肥猫”的争论吧。人们把这当做具有某些资本主义要素的社会所带来的不适的例子。

    恢复信任的一种方法是采取长期的观点。在一些行业,如保险业中,结果在很多年中展开,因此,这种观点是自然的。然而,许多行业仍每个季度都提出报告。与此相反,大多数时候,我们所面临的大多数问题诸如气候变化、老龄化社会和收入不平等等,需要在进行一些短期投资情况下采取长远的眼光。

    除了美国和西欧之外,一些国家已经习惯于从10年以上的角度进行思考。现在,其他人也开始采取长期的观点:就以纽约州为例。桑迪飓风袭击过后,纽约发起了“纽约州2100委员会报告”,以“制订21世纪的弹性战略。”例如,报告建议,该州应设立首席风险官、灾害风险融资机制,发展适应气候变化的经济学。

    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长期看法。这不仅可以帮助社会解决一些最紧迫的问题,使地球为下一代人做好准备,而且也使资本主义建立在比较牢固的基础。

     米歇尔·M·里斯是全球性再保险公司瑞士再保险公司的集团首席执行官。

资本主义患有日益失衡

    丽塔·冈瑟·麦格拉思:资本主义经济需要在资本利益、生产方式所有者和劳动力的提供者,大多是雇佣劳动,之间建立平衡。这种平衡是通过市场力量和制度规则的组合。我担心的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当事人之间的平衡似乎正在被削弱。

    监管过程被看作是不透明的,甚至更糟糕,被视为倾斜的,目的是只为与政界关系牢固的或能够负担得起强大的游说集团的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对银行监管的看法就是一个例子。财产权利受到猖獗的模仿和不断增加的网络犯罪的挑战。在这种犯罪中,黑客,有时是在政府支持下闯入并窃取有价值的知识产权。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觉得游戏被操纵。自1970年代以来的发展有削弱劳工力量的作用,其结果是工资基本上一直停滞不前,而企业及其领导人所累积的利润则已经飙升。收入不平等的加重、停滞不前的家庭收入和青年的高失业率正在削弱人们的信心,他们将不再相信,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会得到制度的回报。

    难道这一切意味着资本主义注定要倒霉吗?我认为不是——多年来,它已被证明是强大的和具有适应能力的,但我们需要解决它的一些最令人震惊的缺点。比如说,我非常赞成“占领华尔街”运动所产生的举措之一。这就是所谓的“滚动禧年计划”。按照这项计划,该组织只花一点钱就收购了长期拖欠的债务,然后简单地将其取消。这种创新具有恢复信心的潜力,或许还会建立更恰当的平衡。

    丽塔·冈瑟·麦格拉思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最近著有《竞争优势的终结:如何让您的战略与企业发展保持同步》一书。

资本主义如何才能在一个透明的世界上茁壮成长

    诺丽娜·赫兹:未来几十年将是超透明的。当今时代,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地点都能够成为重大新闻的记者;大家都将是狗仔队,也都可能成为狗仔队的猎物。这已经不仅是维基百科,也维基解密的时代。在其中,利用世界银行近日发布的“诚信应用程序”,人们可以上传对世界银行融资项目存在的腐败与环境问题或侵犯人权行为的关切。通过利用“好向导应用程序”扫描产品的条形码,消费者就能够弄清一件产品是在什么条件下制造的,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鉴于我们今天的情况是如此,试想,20年后的情形又会如何。对目前形式下的资本主义来说,这将构成严峻挑战。因为消费者和公民越有无处可躲,越是什么都能看见,关于资本主义已经背离了亚当·斯密的理想多么远,情况就越明显。斯密认为,市场和道德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关于顶层与底层的人们之间的鸿沟有多大,情况就会越来越多地被戳穿——这一鸿沟今天已经散发出浓烈的20世纪20年代气息。

   为了阻止反资本主义情绪升级,并避免永久抗议的状态,政府和企业必须承诺使资本主义成为更具包容性的制度。这意味着要解决其当前短视的时代精神,及其在再分配方面的失灵。

    诺丽娜·赫兹住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决策研究中心。她最近出版的著作是《睁大眼睛:如何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上做出精明的决策》。

    让资本主义百花齐放!

    肯尼思·弗里曼:要承认,“资本主义”是各式各样的,而不仅仅是美国式的。这将是困难的,因为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没有护照,也没有访问过其边界之外的国家。一场经济革命正在从中国到新加坡、尼日利亚和巴西的各国发生,把美国方式的最佳元素与本国的需要相结合。我们需要学习和尊重彼此的资本主义形式,让其所有形式都有机会发扬光大。

    肯尼思· W·弗里曼是波士顿大学管理学院的艾伦·奎斯特罗姆讲席教授兼院长。

资本主义的挑战也是其机会

    杰伊·胡利:宏观经济、人口和技术上的发展趋势显然是资本主义面临的最大挑战,但我们把这些趋势看做机遇。未来20年将迎来一个发现的全新时代。随着今天的新兴市场,如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继续沿着通往成熟的道路前进,我们将看到一个全球中产阶级的出现,对全球经济和文化来说,这个阶级所带来的变革将像16世纪和17世纪商人阶级给欧洲带来的变革一样大。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每一个类型的边界或障碍都成为多孔性的,因为信息、创新、创意和资本都希望获得自由,而这种权力的日益下放将打开新的大门,创造难以想象的机会。而技术将继续按照指数速率得到发展,帮助企业和人们实现从信息到见解和行动的飞跃。对我来说,这都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但观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牢记,所有这些机遇都将有其自身的挑战相伴随。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预测到,人们会日益关注数据安全性、知识产权问题,毫无疑问,还有法规和修改法律制度等等。

    杰伊·胡利是美国道富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福利计划如何威胁资本主义

    罗伯特·豪威尔:毫无疑问,未来二十年,资本主义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政府福利计划的持续扩张和联邦政府对资本主义基本前提的阴险侵犯。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企业家的冒险和奖励基础上的。冒险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失败。并非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会有赢家和输家。以为政府可以对企业实行法规,从而确保一切工作都会搞对头,没有人会受到伤害,这是资本主义理论的对立面。中央政府不能管理一个经济总量,使得一切工作对大家来说都取得完美的成功。然而,由于联邦政府既扩大了其福利计划——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支付得起的医疗法、食品券之类的——以致(有投票权的)人口的50%以上都依赖于这些东西,同时还加强了对私营部门的监管,致使其更难承担风险,更难以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甚至更难失败,所以美国梦,即每个人都希望有机会获得成功,将成为过去的事情。

    解决方案是遏制众多的福利计划,以使其成为安全网,而不是轻松的吊床。在长期内,它们必须在财政上健全。由于人口结构,如预期寿命发生变化,所以这些计划也必须改变。好政策必须胜过好的政治。因此,对过去几年已落实到位的、针对工商部门的种种法规,需要在其对整体经济、就业、工资和生活水平的影响范围内重新审查。美国要保持世界领导地位,就必须保持经济的领先地位。必须重新强调经济实力的重要性和经济增长对全球领导力的影响。

    罗伯特·A·豪威尔是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戴维·麦克劳克林工商管理学杰出客座教授,兼豪威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合伙人。

如何应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者

    布鲁斯·诺罗普:由于经常受到煽动性政治言论刺激,所以公众的误解是资本主义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必须揭穿任何的误导,从下面的观点开始:

    ——“当一家公司的利润丰厚时,它应该愿意给工人支付更多的报酬。”回应:这忽略了赚取资本的充足回报,并产生资金,以便再投资于该企业的需要。

    ——“公司支付低工资给员工是不道德的。”回应:自由市场是确定业务投入,包括劳动力的公允价值的最佳载体。

    ——“我们应该进行收入再分配,以减轻工作场所的不平等。”回应:促进经济增长是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的优越方式。

    ——“‘稍微增加’纳税不会影响经济增长。”回应:投资决策通常是在边际上做出,因此,成本方面的相对较小的变化可能会产生很大影响。

    ——“制定更多的法规遏制恶劣的商业行为的唯一途径。”回应:市场竞争往往可以提供更强大、更高效的动机,促使人们做正确的事。

    ——“政府应有针对性地为产业界提供激励因素。”回应:压倒性的证据表明,自由竞争是分配资本的卓越手段。

    虽然资本主义并不完美,但它是有史以来设计出的、用于促进创新、提高生产力、实现工商目标一致性的最佳体制。我们应该遏制其过激行为,但不能让无知和嫉妒摧毁它的魔力。

    布鲁斯·诺罗普是必能宝公司和电子交易理财公司前首席财务官。

    (尹宏毅译)

 

 

 


发件人:大漢魂<281076244@qq.com>+收件人:zdjun2011 <zdjun2011@163.com>时 间:2014年01月08日 10:20 (星期三)附 件:2个(关于财产私有制的合法性及有效性的基础的思考与探讨.d 等...) 查看全部附件,仲大军先生您好!

尊敬的仲大军先生:
    这二十年来,每当中国被西方国家(主要是美、英等国)肆意攻击和妄加评论人权状况不良时,中国政府和领导人(例如当年的李鹏总理)或政府发言人会一再声明:"由于中国的国情不同,中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问题。",对此声明,西方国家根本不于理睬。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筑就了今天辉煌的经济成果,但是同时问题在于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至今仍有半数人民生存权与发展权上连起码的保障都未获得。在短短的二十年中,把一个十几亿人口组成的大国的人民无情的分化为两个生存条件极为悬殊的社会群体。一方以城市市民及所谓的富人阶层为主体,另一方则是农民和城市贫民(主体是农民工)。后者被中国的媒体及学术界称为“弱势群体”(要知道,中人民是中国国家的主权者,是如何沦为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的!)
    西方抨击和职责中国政府侵犯人权事实上是没有根据的,如果说中国政府有什么过失的话,主要是没有及时而有效地保障中国农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层面上的人权。
    早些时,王绍光先生出版的《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中有句话:“市场化不能以分化社会为代价。”这句话在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且在我新长由衷的发出这样的心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能以分化人民为代价。而王绍光先生还指出:曾有两位美国学者写了一本名为《自由的代价》的书,里面有句话在自由主义者听来也许过于耸人听闻:“国家是最大的人权组织”。国家之所以是最大的人权组织,就是因为它有强制力,可以保护更多的人权(参见该书第55页)。
    按照洛克的观点,私有制基础是对“无主物”的占有权为根据,社会主义国家早就不存在“无主物”了,因此,社会注意国家的私有化改革根本没有依据,因此也是不合法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在波兰尼的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的2001年英文版撰写的“前言”中严正的质疑了苏联私有化改革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参见该书第5、6页)
    我从十月下旬开始把我自己的相关思考写成读“《大转型》与《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引发的思考”一文,敬请仲大军先生指点,指正。

董威于 2014.1.3

财产私有制合法性及有效性的思考与探讨

浙江 董威于

2012年12月10日

    直接引发笔者对本文主题长期思考的是张维迎的《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书第388页上最下端的一小节话。张维迎这样认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已被个人以各种形式所‘占有’,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事实上的‘占有’变成法律上的‘所有’(《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第 388页,1999年3月第一版,2002年8月第5次印刷,北京大学出版社)”,按照张维迎的观点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在十几年改革过程中被作为私人的个人以不同形式实际占有的国有资产是可以取得合法而有效的所有权的。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改革”便大功告成了。乍看起来,张维迎的观点既简单又现实。但从本质上看,就不难发现张维迎的观点存在的问题。在张维迎看来,只要谁是国有资产事实上的占有者,那么,谁就有可能通过国家的法定承认来成为国有资产的合法所有者。在这里,张维迎套用了谁“占有”谁“所有”的这一法定模式来为中国改革中以不当手段乃至不法手段及侵占国有资源的某些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正式取得实际占有国有资产的“合法”所有权奠定法理依据。约二十年前,笔者开始阅读一些中国的法律工作者编著及撰写的一些有关民法方面的读物与书籍时,对书中“占有”这个条目甚为注意。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对“占有”这个条目的说明几乎都是即“占有”是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为此,笔者一直以来甚为纳闷,难道对财产的占有仅仅是一个事实?无须任何说明那么简单吗?直至1998年夏,笔者认真反复阅读了由何怀宏先生惠赠的译著《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之后,尤其是何怀宏为该书写的那篇“代译序”,使笔者对财产私有制及财产私有权取得了一个较能认同的答案。因为,笔者从诺克齐这本书的中文译本的“代译序”第16页中读到了这样一段话:

    这里涉及到整个私有制根据的这一重大问题,在诺克齐看来,只要这种基于劳动的占有符合洛克的条件——还留有足够和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共有。只要不损害别人,占有一个无主物是合法的。而诺克齐认为私有制满足了洛克的条件的。即它虽不许别人再行占有但允许别人有偿使用的意义上并没有损害别人。另外私有制也有许多的增加效率、容有或鼓励各种实验和冒险,保证各种不媚俗的生活方式的优点。而加上了洛克条件(即不损害他人的限制条件)的私人占有理论。将能应付下述质疑:某人若占有了某中必需品的全部,那其他人怎么办?不允许某人占有某中生命必需品的全部,这不是如美国哲学家兰德所认为的基于生命原则(因为生命权不能解释所有权),而是为了避免某中大灾难。有必要逾越某些权利。

    从上述引证的这段文字看,占有一个“无主物”作和私有财产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私有制的根据的基础性条件,洛克的条件是:在不损害别人的前提下,占有一个无主物是合法的,那么,如果有可能损害别人的前提下,占有一个无主物是不合法的,起码其占有的合法性是不充分的。从占有一无主物合法的这一规定出发考量,占有一个有主物就是不合法的。因为这一点占有行为本身,必然以损害他人为代价。从洛克的规定性出发来考量,张维迎所说的“中国国有企业事实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个人以各种形式占有”的占有性质和占有行为、占有方式无疑是不合法的。

    何怀宏先生在下页(即17页)的下端还有一个说明:“然而,稍一触及历史和现实就可以知道,并非所有的实际持有都符合这两个正义原则的。有些人是通过盗窃、欺骗、奴役和剥削别人而得到自己的持有物的。这就因出了持有正义的第三个原则,即矫正原则。也就是说,要矫正实际持有(占有)中的不正义,纠正先前对前面两个正义原则的违反……而按照诺克齐的意见,只要某一持有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是不正义的,这后面的所有环节都不能说是正义的。哪怕这后面的环节相互之间是通过正当途径的转让。而不如此认定又不足以维护理论本身的完整性,因为不能说后面的一个争议环节可以证明前面的不正义是正当的。”从上述的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诺克齐的正义观是极为严格的。虽然其正义原则应用与现实社会中极为困难。但是,对于理论研究仍有着重大意义。这是因为,正义原则与先占原则在古代的罗马法中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在查士丁尼皇帝钦定的《法学总论——法学阶梯》第一卷的第一篇:“正义与法律”在其四条基本准则之上对于正义作出了如下的规范性表述“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

    在这里,正义原则是居于支配性的地位。正义原则是高于其他原则的,事实上也高于先占原则的。虽然从古代罗马法到近代的洛克,亚当·斯密都确认先占原则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这一原则应用于现实时是有条件的。因为,某一先占者不可损害别人的占有权。甚至像兰德这样的人都反对某一人独占了人类生命的必需品。而主张“有必要逾越某些权利”。其实,从兰德的这一主张的本质看,像她这样崇尚个人利益的哲学家在个人权利与权力一旦膨胀到危及全人类或全社会全体成员生存时,为了避免“某种大灾难”的发生,就有必要逾越某些权利。而这有必要逾越的“某些权利”,事实上就是在英国普通法中具有绝对性权威可以排斥一切权利的个人权利。这可以从威廉·布莱克斯通的伟大巨著《英国法释义》第一卷第一章的标题:个人的绝对权利。可以看到,布莱克斯通告诉我们,英国普通法不仅确认个人的绝对的权利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且要维护和保障个人的绝对权利不受侵犯。但是从兰德的上述主张中还包括着洛克对个人占有权的限制性条件——即何怀宏意义上的“洛克条件”……还留有足够同样的东西给他人共有。只要不损害他人,占有一个无主物是合法的。在此必须首先要指出的是洛克的先占原则是有条件的,即不以损害他人为前提条件。如果这一先占行为损害了他人的权益,即是不合法的。作为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的洛克,在他内心里对正义原则的不懈坚持的那种朴素而执着的真诚。但是,兰德的主张并不是从正义原则而出发,兰德仅仅是为了阻止“某种大灾难”的发生而主张采取一种权宜之计来缓解矛盾的激化。因为兰德担心,作为社会公众的生存权与个人对生命必须品占有权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而导致大灾难。因而违心地认可有必要逾越某些“个人的绝对”权利(她的主张在人类生命权面前采取妥协与让步这姿态是理智的,因为她内心深处认识到个人权利从本质上来看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洛克对个人占有的限制性条件是从正义原则出发的而兰德主张的逾越某些个人的绝对权利是从为避免公众的生命权与个人对生命必需品的占有权——独占权发生强烈的对抗出发的。在这里兰德与洛克的出发点是根本不同的。

    在梅因的《古代法》的第八章“财产的早期史”的第一页上的三个概念非常重要:即1,自然取得方式,2,先占,3,无主物。这三个概念在我的内心里纳闷了无年之久。在笔者看来,在符合正义原则的前提下,上述的三个概念大概可以确立私有财产权与私有制的合法性根据了。2004年3月初的某一天晚上,笔者在电话中向邓正来请教上述问题。当时邓正来激动地说,你的思考很有意义,也很有学术价值。并要笔者认真阅读诺克齐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笔者回答邓正来:我就是反复阅读了这本书以及梅因的《古代法》之后产生这些想法的。但是,邓正来立即提醒我:“你要当心你的观点可能会受到攻击和批判,秦晖的观点同你的看法比较接近。”于是就在当年8月21日上午,笔者在《南方周末》上读到秦晖先生那篇充满激情的文章—《秦晖纵论郎旋风》,其实当时,笔者根本不知郎旋风为何物。当笔者读到秦晖先生发自内心深处的那句“国有财产不是无主物”的旷世警语时,笔者内心激动得久久不能平息,事实上,在以往几年时光笔者常常想起秦晖先生这句旷世警语时都会感动不已,令笔者感动不已的并不仅仅是秦晖先生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和良知,更是忠于学术传统的良知与精神。说实在的,对郎咸平的观点与见解,笔者无甚兴趣。而秦晖先生那句“国有资产不是无主物”,才是本质性的。这是秦晖先生在告戒当时的国人:在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不能也不可以把国有企业的资产当作罗马法意义上的“无主物”来对待和处理。这是因为,古代罗马法意义上的无主物是可以以“自然取得方式”(梅因语),并通过“先占”占有当时为无主的财产为己有(梅因语)。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中国法学界对于秦晖先生的警句根本无动于衷,麻木不仁。

    现在回想起来,面对秦辉先生的警句,中国法学界为什么会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在笔者看来,这大概是因为中国法学界把产权改革派学者提出的一个假设性命题—国有企业产权虚置,当作科学定理来对待、认定了。中国法学界对这个仅是事实上的假设命题,在不作严格论证的前提下,就把它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来认定。

    重新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上来,即张维迎的说:“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个人以各种形式所‘占有’,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事实上的‘占有’变成法律上的‘所有’。”事实上,中国产权改革派所坚持的“国有企业产权虚置”的这一判断,实质上就认定中国有企业的财产为事实上的“无主物”,笔者起初认为:张维迎的这种认识和理解上的偏差仅仅是知识上的问题,或者是由于学术视野狭窄所致。但是,从他另一本“学术性”专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的286页上第7个注释的简单说明中笔者才看到了张维迎的内心的真实之险恶。其内容是:“资本所有化”就是指让在职官员和(企业)经营者转化为资本所有者。在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过程中,所屡屡发生的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经营者普遍性的腐败。与上述张维迎注释7中所提出的主张有着非常密切的相关性。从这一角度来推敲和考量张维迎的“资本所有化”的主张在客观上所起到的作用,其实质是在教唆中国的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层整体性的腐败和犯罪。然而,这一直接而恶劣的后果,又成为西方国家攻击和指责共产党一党治理下的中国必然腐败的根据。

    关于财产私有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根据这个属于系统性的论题,似乎绝少有人严肃而认真地探讨过。从而导致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想当然地认为:人性自私自利之本性乃是私有制的现实而真正的基础。事实并非如此的直接和简单,从本质上来说,一个具备了正义性与正当性的私有财产权才构成其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现实依据。而一个不具备正义性正当性的私有财产权是不合法的也是无效的。这就是要求每一个个人在对财产的初始取得必须以正当的手段以予获取。不然这一财产不仅无法取得合法的所有权而且也不可能取得一个有效的占有权。因此,符合正义性、正当性的私有财产权才构成其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真正根据。事实上,财产私有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依据也可以从这里导出。这是因为:一个具有充分的正义性,正当性,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根据的私有财产权体系,才真正构成一个具备了充分正义性、正当性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根据的财产私有制。如果没有一个具有正义性、正当性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私有财产权体系作为一个私有制的基础。那么,这个财产私有制就是不正义,不正当,不合法和无效的。因为其制度的不正义、不正当、不合法将受到无穷无尽的质疑!

    尚需全球法学界认真而反复检证的是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私有化运动与政策是否按照正义原则获取产权。尤其要对苏联实施的证券私有改革及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否以正义原则来取得各种产权的。俄罗斯和中国的法学界应当进行严格而全面的审查与检证。其实早在十二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为波兰尼《大转型》一书英文版写的“前言”( 《大转型》中文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之中已经对苏联私有化改革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提出了严正的质疑。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私有化主张,甚至是无所顾忌地扩展到对空气、海洋、公有森林、河流实行私有化,仅仅没有对阳光,公海主张实行私有化。但是,仅对空气私有化这一条,已经从根本上违背了自然法了。从古罗马的法学家西塞罗到近代的格劳修斯一贯秉承的自然法传统认为:阳光、空气和公海中的所有物件是“人人共有之物”,即是全人类共有共享之物,任何国家和任何个人都不可独自占有其中的一部分。这里引用一下秦晖先生的原文:“自然法实际上就是公正(justice)的同义词。没有公正,就是蔑视自然法,成文法的权威就没有来源,一句话,没有公正就没有法制”。从这一角度来衡量自然法在西方法律中的地位的话,自然法应在世界处于基本法的地位。但是,自以为是西方世界代言人的美国新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私有化主张是对自然法和公正原则的公然对抗!

    董威于 2013年12月21日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3年12月31日 9:48主题: 转发: 为何世界都怕华为?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2013年春天的一天,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仲大军先生突然接到老朋友田涛的电话,说华为集团老总任正非先生在北京饭店邀请他来喝咖啡。于是仲先生见到了这位神秘人物----任正非。据仲先生说他们四人在空荡荡的大咖啡厅中间的一张桌子前聊了约一个多小时,主要是相互认识。这些年任先生从电视上见到仲先生几次,又看到他的一些观点思想,觉着这是一个可以谈谈的人。这两个有特点的人凑到一起,或许谈的就是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在中国改革的这三十年里,凡是不照搬书本、不机械模仿、有独立创造的企业都发展起来了,凡是有个性的中国企业都探索出了自己的道路。这些偶然性都在某些企业某些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现在是需要世界来研究中国的时候了。

为何世界都怕华为?它把六点做到了极致

网文

2013-12-28

    爱立信全球总裁卫翰思(Hans Vestberg)说:“华为是我们最尊敬的敌人,”思科执行长钱伯斯(John Chembers)在回答华尔街日报提问的时候说:“25年前我就知道我们最强的对手一定来自中国。”任正非在短短26个年头里,创造了全球企业都未曾有的历史。为什么是华为?华为有哪些值得学习的地方?医疗器械创新网郑重推荐此文,你不看一定会后悔。

    《经济学人》称它是:“欧美跨国公司的灾难”,《时代》杂志称它是:“所有电信产业巨头最危险的竞争对手,”爱立信全球总裁卫翰思(Hans Vestberg)说:“它是我们最尊敬的敌人,”思科执行长钱伯斯(John Chembers)在回答华尔街日报提问的时候说:“25年前我就知道我们最强的对手一定来自中国。”这些话,都是形容一家神秘的中国企业——华为的。

    台湾政治大学商学院教授李瑞华认为,台湾的企业可以通过认识华为而有所反思,不要像“龟兔赛跑”中的兔子,在不知不觉中被乌龟超越了,更何况,龟已经变成了豹。

    为什么你需要了解华为,以及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因为任正非在短短26个年头里,创造了全球企业都未曾有的历史。

    它走得最远!如果没有华为,西伯利亚的居民就收不到信号,非洲乞力马扎罗火山的登山客无法找人求救,就连你到巴黎、伦敦、悉尼等地,一下飞机接通的信号,背后都是华为的基站在提供服务。8千米以上喜马拉雅山的珠峰,零下40℃的北极、南极以及穷苦的非洲大地,都见得到华为的足迹。

    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被誉为台湾的成吉思汗;而在中国大陆,享有这样声誉,带着部队征服全世界的,非任正非莫属。

    它给的最多!华为的成功,许多人归诸于中国政府的支持,实际上,最支持任正非的是15万华为员工。因为任正非用了中国企业中史无前例的奖酬分红制度,98.6%的股票,都归员工所有,任正非本人所持有的股票只占了1.4%,造就了华为式管理的向心力。李瑞华在1994年就开始接触到华为,对于华为的敢给,他的评价是,“把饼做大比占有大部分更好的智慧和心胸,甚至跟比尔·盖兹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最国际化企业七成营收来自海外,全球逾500客户

    你对华为的印象可能是“军方色彩”、“拥有中国官方支援”、“危险”、“残酷”、“饥渴”。但你一定不知道,他是一家百分之百的民营企业,《财富》(Fortune)世界5百强企业中唯一一家没上市的公司。根据《财富》的报告,它在2013的年营收将达到349亿美元,超过爱立信的336亿美元,成为全球通信产业龙头。

    它的营收,7成来自海外,比联想集团的4.2成还要高。《经济学人》指出,华为在150多个国家拥有5百多名客户,超过20亿人每天使用华为的设备通信,也就是说,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使用华为的服务。即使4G技术领先的欧洲,华为也有过半的市占率。

    它的技术研发能力,也超越一般人对中国企业的想像。华为拥有3万项专利技术,其中有4成是国际标准组织或欧美国家的专利。《经济学人》指出,华为已是电信领域的知识产权龙头企业。

    放眼世界5百强企业,9成的中国企业是靠原材料、中国内需市场等优势挤入排行,但华为,却是靠技术创新能力,以及海外市场经营绩效获得今天的地位。当过去的通讯产业巨擘摩托罗拉、阿尔卡特朗讯、诺基亚西门子等都面临衰退危机时,它却在过去10年间年年成长。这背后,究竟藏什么秘密?

    1、环境设计像Villa展示厅如美术馆,餐厅供5国料理

    在华为,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令人震撼的场景。这也是全球媒体中首度能够这么密集贴近华为总部的一次。

    连接深圳城内城外的高速公路,绿色指标上岔路左右写着“富士康”、“华为”。台湾与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两大科技厂商,隔着一条大马路相望。车子一开进华为园区,绿意盎然犹如大安森林公园,绿化程度居然高达40%以上,负责接待的人员说,任正非2012年刚把所有的树修剪过一遍。园区中心竟然还有一个湖。

    走进建筑物里更令人惊讶,环境设计有如Villa般的员工训练中心,博物馆般的办公室,美术馆般的展示厅,以及三大洋、五大国料理的员工餐厅。一瞬间以为来到了美国硅谷,连路上的员工都是边走边讨论得很起劲,整个园区充满了如大学城般活力与干劲。

    任正非把华为这个部队,从创业时的人民币2万元,冲到2013年预估349亿美元营收,成功的关键有两项:员工关系、客户关系。这个部队敢冲、敢拼,就在于华为有7万名把自己当老板的员工。

    2、“肯给”养出最拼团队,有员工一年就拿120万元股利

    华为没有上市,而是把98.6%的股权开放给员工,创办人任正非只拥有公司1.4%的股权。除了不能表决、出售、拥有股票之外,股东可以享受分红与股票增值的利润。并且,每年所赚取的净利,几乎是百分之百分配给股东。

    2010年,华为净利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人民币238亿,配出了一股人民币2.98元的股息。若以一名在华为工作10年绩效优良的资深主管,配股可达40万股,该年光是股利就将近人民币120万。这个数字,甚至比许多外商公司的高级经理人还要高。

    你要如何分辨你是老板级的员工还是打工仔的员工?在华为,从你的薪资帐户比较就很清楚。

    “我们不像一般领薪水的打工仔,公司营运好不好,到了年底会非常感同身受”,2002年从日本最大电信商NTT DoCoMo跳槽加入华为、LTE TDD产品线副总裁邱恒说:“你拼命的程度,直接反映在薪资收入上。”

    以他自己为例,2009年因为遭遇金融海啸,整体环境不佳,公司成长幅度不如以往,他的底薪不变,但分红跟着缩水。隔年,华为的净利创下历史新高,他的分红就超过前一年的1倍。

    这等于是把公司的利益与员工的个人利益紧紧绑在一起。在华为,一个外派非洲的基础堡程师如果能帮公司服务好客户,争取到一张订单,年终获得的配股额度、股利,以及年终奖金总额,会比一个坐在办公室、但绩效未达标的高级主管还要高。

    事实上,即使一个刚入公司的本科系菜鸟,起薪也比一般企业高,以第一年月薪人民9千元换算,加上年终奖金,年薪至少人民币15万起跳,比台湾领22K的毕业生高上将近两倍。

    工作2年至3年,就具备配股分红资格。在华为有“1+1+1”的说法,也就是工资、奖金、分红比例是相同的。随着年资与绩效增长,分红与奖金的比例将会大幅超过工资。即使是号称重视员工福利的欧美企业都很罕见,然而这个源头,竟然只是为了三个字“活下去”。

    3、26年坚持利益共享,一块饼大家分,“要活大家一起活”

    出身贵州贫寒家庭,家中有7个兄弟姊妹,身为老大的任正非,从小就学会要与父母一同扛起责任。高中那年,一家人穷到得去山上挖野草根煮来充饥。偶然有一块馒头,父母亲也会切成9等份,每个人只有一口,为的是让每个孩子都能活下去。当时任正非的父母,把粮食存在一个个瓦罐中,没有孩子会去动。即使高三拼考试、饿到受不了的时候,任正非也只会放下书本,自己跑到郊外去采野菜,就着米糠烙着吞咽充饥。

    “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这样,总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任正非回忆,即使每天要辛苦工作十几个小时养活一家人的父母,或是年幼的弟妹,从来也不会多吃一口。

    “要活,大家一起活!”这意念从此深植任正非心中,成为他创业后坚持利益共享的基础。

    不只把员工与公司的利益绑在一起,就连客户也成为其生命共同体。

    华为的企业文化中,第一条就是“以客户为中心”。“华为做为一家百分之百的民营企业,26年来生存不是靠政府,不是靠银行,客户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华为第五位员工,现任三位轮值执行长之一的郭平接受本刊专访的时候说。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事实上,“很多公司嘴巴上说维护客户的利益,实际上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两件事常是冲突的”,邱恒说。

    通讯产业会因为技术标准、频率波段不同,衍生出不同的产品,一个电信商可能会为了满足消费者,需要用到三种技术标准,采购三套不同的机台,其中安装与后续维修费用,甚至高过于单买机台本身。

    以一个制造商的角度,当然希望客户买越多套产品,才能赚取越多服务费。这个算盘连小学生都会打,但华为走了一个逆向的路:我来帮客户省钱!为反过来站在电信商的角度思考,主动研发出把三套标准整合在一个机台的设备,帮客户省下了50%的成本。

    “短期来看,我们是傻是亏,但长期就不见得”,邱恒说。客户省下的钱,可以用于其他投资,研发出更新的产品,从消费者端赚来更多的钱,再回头来跟你合作,双方一起成长。

    “当他只能赚一块钱的时候,肯定无法分给你一块五,他若能赚五块钱,你才有机会分到两块甚至三块”,邱恒道出一个简单的商场互利逻辑。

    许多技术创新更是从这个过程中而来:“华为是第一个把2G、3G、4G打通的人,靠一套设备就能提供多面相的服务”,郭平说。当客户提出问题或需求,华为的工程师会回过头去从基础科学中找寻解答,由此产生源源不绝的新产品与专利。

    4、拼服务,“脑袋对着客户”,明文严禁讨好上司,机场接机也不行

    邱恒说,一个领死薪水的员工,不可能主动去帮客户想出创新的解决方案。但华为的员工因为把自己当成老板,待得越久,领的股份与分红越多,所以大部分人不会为了追求一年两年的短期业绩目标而牺牲掉客户利益,而是会想尽办法服务好客户,让客户愿意长期与之合作,形成一种正向循环。

    把客户服务做到透,就是华为的胜出关键。

    “国际大厂比较容易耍大牌,不会愿意配合客户要求去量身订做产品,反正我给你什么就吃什么,美其名曰是教育市场,实际上是怕麻烦”,观察通讯产业达10年,权威研究机构顾能(Gartner)资深分析师杨敬宇说。

    他指出,一般派四、五个工程师到客户端驻点就算是大手笔,华为却可以一口气送上一组12人的团队,与客户一起讨论、研发出最适合的产品。若产品出问题,即使地点远在非洲乞力马扎罗火山,华为也是一通电话立刻派工程师到现场,与客户一起解决问题,不像其他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多半用远端视频遥控。

    能做到这程度,固然归因于中国有全世界最便宜的优质人力,但能让这群高知识工作者甘心乐意的为公司、客户卖命,除了配股分红的激励机制外,也与华为强烈的企业文化有关。

    “你们脑袋要对着客户,屁股要对着领导”,这是任正非反复不断对底下人说的话。他认为,大部分公司会腐败,就是因为员工把力气花在讨好主管,而非思考客户需求。因此,他明文禁止上司接受下属招待,就连开车到机场接机都会被他痛骂一顿:“客户才是你的衣食父母,你应该把时间力气放在客户身上!”

    5、拼海外,自愿者多到要筛选,无畏福岛核灾,一天抢通300基站

    在华为总部,我们遇到的每一位员工,不论是任职超过10年的资深主管,或是刚加入不到7个月的菜鸟工程师,甚至只是负责接送的司机,都把“以客户为中心”挂在嘴边,像是已经植入了DNA中。

    “口号人人会喊,但华为是真的落实,他的文化是活的,不是死的”,李瑞华观察:“判断一家公司成功与否,要看他的潜规则与显规则是否一致,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华为不只一致,还相呼应,这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

    华为的另外两个文化是“以奋斗者为本,持续而艰苦地奋斗着。”

    2011年,日本福岛核灾的恐怖威胁下,华为员工仍然展现了服务到底的精神,不仅没有因为危机而撤离,反而加派人手,在一天内就协助软银、E-mobile等客户,抢通了3百多个基站。自愿前往日本协助的员工,甚至多到需要经过身体与心理素质筛选,够强壮的人才能被派到现场。

    软银LTE部门主管非常惊讶:“别家公司的人都跑掉了,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只要客户还在,我们就一定在”,当时负责协助软体银行架设LTE基站的专案组长李兴回答的理所当然:“反正我们都亲身经历过汶川大地震。”

    在华为,一通电话就飞到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等世界各个角落是常有的事,往往一去就是3个月半年,而且是在最落后的环境做最艰苦的事。员工当然也可以选择不去,但“去,就是给你一个舞台,让你有机会学习、成长;年底绩效好,还可以多认股,多分红,为什么不去呢?”邱恒说。

    事实上,“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被外派到基层”,郭平说。过去在讲究辈分的日本企业,往往等上七、八年还轮不到升迁,但在华为奋斗10年,已是一个统管4千名研发工程师的中阶主管。这就是任正非的“少将连长”哲学。给予绩效优良、战功彪逼催如少将的职衔与权力。

    “华为的领导班子,都是一路从基层打拼上来的,只要有战功,30岁当少将,管几十亿美金的合同,都是很常见的事,”《活下去,是最大的动力!》一书的作者田涛说。田涛是任正非的密友,也是华为的顾问,他分析“能者多劳,多劳者多得”,这就是华为的企业精神。任正非虽然大量导入了IBM、GE、惠普等西方公司的管理制度,却对华尔街的金融体系非常不以为然。

    在他眼中,搞金融的人光靠数字游戏就能赚进大笔财富,真正卷起袖子苦干的人却只能赚取微薄的工资,这是全世界最不合理的事。所以他坚决不让华为上市,宁可选择把利润分享给员工。

    6、拼活化,革除元老级“障碍”,七千人辞职再回聘,两次新陈代谢

    这样的制度并非无懈可击,设计这套制度后,任正非还是时时刻刻在找出组织内的“黑洞”,很多人在华为工作10年,就已经赚到可以退休的钱,这就造成了一批阻碍公司成长的“沉淀层”,工号20000之前的,被称为是公司内的“贵族”,享有职位与年资上的特权。为此,华为分别在1996年与2007年,由董事长孙亚芳及任正非本人各发起了一次“集体辞职”的大运动,两次涉及的人数都将近七千人。

    以2007年为例,年资8年以上员工,只要自愿提辞呈,就可获得与年资相对应的赔偿金,最低人民币20万元起跳。辞职后如愿意继续留在公司,华为也会再次聘用,虽然既有股份不变,但职位与年资均按照该年的绩效重新计算。

    这种激进的做法引起当时舆论哗然,中国官方甚至介入调查华为此举是否有违法之嫌,但出乎意料的是,华为员工竟然没有出现激烈的抗争行动,辞职再回任的比率甚至高达9成9。

    这是因为不回任者必须在离开前将股份卖回给公司,而重聘者可能被降阶降薪,但持有股数不会因此稍减,只要公司继续成长获利,他依然可靠持股享受分红好处。

    这个做法,让华为一方面保全了资深者做为股东的利益,一方面又促进新陈代谢,让一批更年轻、更有能力的人上来,担当与其绩效相符的职位。一般公司会遇到的成长瓶颈与人事困境,它再一次靠“让员工当老板”的原则跨过。

    任正非在一次访问日本归来,体会到日本经历过大萧条处境,他自行撰述的一篇文章《北国之春》中描述华为的处境:“华为像一片树叶,有幸掉到了这个潮流的大船上,是躺在大船上随波逐流到今天,本身并没有经历惊涛骇浪、洪水泛滥、大堤崩溃等危机的考验。因此,华为的成功应该是机遇大于其素质与本领。

    什么叫成功?是像日本那些企业那样,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华为经过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会构成我们的灾难。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在任何一个华为值得鼓掌的关头,任正非都是采取这种当头棒喝的做法,让每个华为人头脑清醒,因为他也知道天道循环的道理,生与灭其实只在一线之间,唯有如此,华为才能在充满更多的挑战中找到下一个惊喜。

 

 

 

发件人:欧阳君山<ouyangjunshan@vip.163.com>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1月01日 15:03 (星期三)附 件:1个(西方经济学这个蛋不必再扯了——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科斯 ) 查看附件(元旦佳节辞旧迎新一乐)

西方经济学这个蛋不必再扯了

----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科斯思想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欧阳君山

    12月29日,由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华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主办;《学术界》杂志、《制度经济学研究》杂志、FT中文网协办的“罗纳德·科斯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国际交流中心举行。在收到主办方的邀请后,某郑重提交了题为《何谓交易?何谓交易费用?何谓“科斯定理”——罗纳德·科斯的两大发现及其局促与升华》(下一篇博文刊发)的论文。不像一般的附和科斯的论调,该论文界定了科斯的理论贡献,但也明确了科斯思想学术的不足及局限,并从俯瞰整个西方经济学的高度作出升华。

    但实在讲,某内心里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参与过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不能说没有意义,但也总让人难以遏止地想到一个词——凑热闹。一些人批评体制内的会议被论资排辈及程式压倒,就个人的观察,体制外的会议也一样不少,就是纯粹的学术会议,几乎也一样不落,不过是把论资排辈从官本位改为别的本位或程式而已,但学术本位是不大可能的。但就像过去一样,虽有会议程式,但某往往都能够不为物转,横刀立马,做某想做,说某想说。这一次科斯思想学术研讨会对某还是客气哈,程式上安排了主题发言,但某的发言却不客气地爆了次粗口:
 
    我叫欧阳君山,论述过一种称名为“注目礼”的理论,一位有深入交流的著名经济学家评论为“整个颠覆了经济学”,另一位有深度了解的青年经济学家评价为“创造体系”。注目礼理论为什么能够创造体系并整个颠覆经济学呢?我向本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已提到这一点,大家可在会议论文集上翻看,我就不重复介绍了。

    这里首先冒昧给大家提一个可能有点尖锐的问题:对交易,对交易费用,对所谓“科斯定理”,我们真的理解、真的懂吗?是真理解还是假理解?是不懂抑或装懂?偌大的一本会议论文集,一路翻阅下来,反正我没有答案。但我可以大致提供一个判断依据,那就是:从内在讲,学术是一连串的逻辑链条。这一点决定了:真正的理解是超越,没有超越的理解,其实只是一种假象。润之先生说得好,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样道理,不如科斯者,不是科斯主义者;等于科斯,也不是科斯主义者;只有超过科斯,才是科斯主义者。

    其次,请允许我在这里透过大家对主流经济学界爆一个粗口:西方经济学,这个蛋不必再扯了!为什么这样讲?道理最简单不过,在于且只在于一个常识,这就是西方经济学没有从“我”出发。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建基于人性自利。这没有错,人性首先是自利。一句中华古语更是把此一道理表白到极致,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而只有一个个的“我”,“人”是一个个“我”构成的,一切“人”的集合也都是一个个“我”构成的,“我”才是要害。即是说,西方经济学所谓的人性自利只是一个抽象的说法,它没有具体人格,缺乏具体的承载者,借用主流经济学批驳国有企业常常讲的一句话来讲——“所有者缺位”。注目礼理论之所以创造体系并整个颠覆经济学,原因即在于它从“我”出发,使人性自利的“利”有了具体的承载者,如此而已。这难道不只是一个常识?谁能反驳!马克·吐温一句话说得好,道理常常在于人们深以为然而不尽然的地方。西方经济学偏离的其实只是一个常识。科斯先生强调经济学要回归真实世界,我们为什么不回归“我”这一个最真实的最常识呢?

    西方经济学是一个扯蛋的玩意!十年前我就可以爆这一个粗口,由于我的“温良恭俭让”,大致就三分忍让、七分压抑了。今天之所以要透过大家给主流经济学界当头棒喝一下,不只是因为“我”逻辑的常识,也因为我过去十年的亲历亲见:(一)我亲历亲见了主流经济学界的蜻蜓点水,鹦鹉学舌,言必称希腊,势利眼,捧臭脚,及种种非理性行为;(二)我亲历亲见了主流经济学界的胡言乱语,从基本概念到整个经济学系统的成体系的逻辑混乱;(三)我亲历亲见了由学术逻辑混乱而导致的公共政策的错乱及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种种伤害,典型如房地产泡沫。

    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这里要透过大家给主流经济学界棒喝一声:诸位,别再自以为是,该醒醒了!总体上,原则上,西方经济学这个蛋不必再扯了!事实已经证明,扯这个蛋不仅已经侵蚀诸位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正在侮辱诸位高贵的才华及智商!

    当然,如果大家还要继续扯,我也莫可奈何,这是诸位的自由选择,但我就不再奉陪了。为什么呢?因为发言时间差不多了。

    言后,某大学经济学教授问及“注目礼理论怎么就颠覆了西方经济学?你不能喊口号呀,这得有论证”,某表示在论文和发言都提到了论证,只是这个论证太常识、太简单、太出乎意料,您没有相信而已,或者说,您目前还没有重视而已。“请再说说!”答:注目礼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颠覆堪称出奇制胜,主流经济学不是大讲产权清晰吗?国有企业不被认为毛病就在于“所有者缺位”吗?尽管只是“纸上谈兵”,但经济学理论作为利益逻辑的演绎,这里的利益也不能“所有者缺位”,而必须有一个具体人格来承载,这就是注目礼理论史无前例的大突破,它有一个主人公,这就是“我”——人人心底都有的“我”。正是“我”,使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西方思想所标榜的人性自利不再抽象,而有了一个具体人格,从“我”出发演绎的利益逻辑就不再“所有者缺位”,变成实的了,回归到真实世界,进而造就出真正真实的经济学——注目礼理论。

    某经济学家认为“我的话说得太大”,“犯众怒”。某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大,不过说了一桩大家还没有察觉的事实而已,问题倒在于说迟了、言轻了。学术被认为天下公器,何有众怒可言?发言中也已经强调,今天就是要透过在座诸位对主流经济学界当头一棒。硬要说犯众怒,某是屡犯,过去在文章中已N次“一杆子打翻一船人”。愿重申《孟子》中言:“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还有某经济学家谈到:“你扯你的蛋,我扯我的蛋,大家都扯,你不能让我们就不扯!”事实上,某并没有不扯他们的蛋,发言中就尖锐问道:对交易,对交易费用,对所谓“科斯定理”,我们真的理解、真的懂吗?某的论文即详细回答科斯学术思想中这三个基础问题。某一直在陪他们扯他们的蛋,注目礼理论就是西方经济学逻辑最自然不过的延伸,它通过返本归源并正本清源实现了利益逻辑的极致延伸和覆盖,打造了最大的“经济学帝国”。在某看来,该经济学家的该说法很好地折射出当前主流经济学界的最大问题,他们扯来扯去还没扯明白的,实质上是且只是他们自己的蛋蛋——西方主流经济学!

    ——生气了,不扯了!

[欧阳君山论西方经济学的颠覆]

世无英雄,竖子成名
“虽千万人,吾往矣”
三百年何惧之有

经济学的“范式”革命:从“经济人”到“注目礼人”
勿忘“我”
一般均衡的实质是普世信用
“汇率”是个伪命题——致部分经济学者和传媒公开信

低碳经济无关气候变化
水为什么远比钻石便宜
市场机制是不计划与计划的统一
西方经济学的颠覆
西方经济学是不是等于0

一论主流经济学不懂自由市场(文集)
二论主流经济学不懂自由市场(文集)
任志强豪言懂房市,老君山一笑掉大牙
西方主流思想属于伪自由主义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2月08日 19:02 (星期日)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曼德拉去世,各国元首齐聚南非,为曼德拉送行。这种状态引起左右各方的不快。曼德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还是看看他的真实语言,并发出两篇不同观点的文章。

七个未被报道的曼德拉语录

(谷歌翻译)

    7. On the U.S. war with Iraq:“If there is a country that has committed unspeakable atrocities in the world, it i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y don’t care for human beings.”

    论美国入侵伊拉克:“在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国家被认为是做出了无法形容的暴行,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他们不关心人类。”

    6. On Israel:“Israel should withdraw from all the areas which it won from the Arabs in 1967, and in particular Israel should withdraw completely from the Golan Heights, from south Lebanon and from the West Bank.”

    论以色列:“以色列应该从它在1967年从阿拉伯人那里夺得的所有地区撤出,特别是以色列应该完全从戈兰高地、从黎巴嫩南部和西岸撤军。”

    5. On the U.S. war with Iraq:“All that (Mr. Bush) wants is Iraqi oil.”

    论美国的两伊战争:“所有这一切(布什)想要的都是伊拉克的石油。”

    4. Mandela on Castro and the Cuban revolution:“From its earliest days, the Cuban Revolution has also been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to all freedom-loving people. We admire the sacrifices of the Cuban people in maintaining their independence and sovereignty in the face of the vicious imperialist-orquestrated campaign to destroy the impressive gain made in the Cuban Revolution. … Long live the Cuban Revolution. Long live comrade Fidel Castro.”

    曼德拉论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从成立伊始,古巴革命也有了来源灵感,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民。我们钦佩古巴人民的牺牲,维护他们的独立和主权的恶性帝国主义orquestrated竞选毁坏令人印象深刻的收益在古巴革命做出的脸。 ...古巴革命万岁。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万岁。“

    3. Mandela on Libyan dictator Moammar Gadhafi, his longtime supporter:“It is our duty to give support to the brother leader … especially in regards to the sanctions which are not hitting just him, they are hitting the ordinary masses of the people … our African brothers and sisters.”

    曼德拉论他的长期支持者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这是我们的责任给予支持,以哥哥的领导者......特别是关于它们不打只是他的处罚,他们打的普通人民群众......我们的非洲兄弟姐妹。”

    2. On the U.S. preparing to invade Iraq in a 2002 interview with Newsweek:“If you look at those matters, you will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attitud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a threat to world peace.”

    在2002年美国准备入侵伊拉克时接受《新闻周刊》的采访:“如果你看看那些问题,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利坚合众国的态度,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1. On a Palestinian state:“The UN took a strong stand against apartheid; and over the years, an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was built, which helped to bring an end to this iniquitous system. But we know too well that our freedom is incomplete without the freedom of the Palestinians.”

    论巴勒斯坦国:联合国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反对种族隔离,以及多年来,国际共识被修建,这促成了结束这种不公正的制度。但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自由是不完整的巴勒斯坦人的自由。

    (注:部分段落由谷歌翻译所译)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2月08日 19:06 (星期日)曼德拉暴露中国媒体的糊涂范

曼德拉暴露中国媒体的糊涂范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王维佳

2013-12-07

    今天一早起来打开电视看新闻,立刻感受到一派紧张肃穆的气氛,原来是南非总统曼德拉在清晨去世。某 大媒体的主播用慢速悲伤的语调宣布这一消息,原本只有几十分钟的新闻栏目,足足用了半个钟头来回顾曼德拉的一生。整个节目不断强调这位世纪老人为自由平 等,特别是种族和解而做出的奋斗。演播室连线驻美国前方的记者,第一时间传达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悼念讲话的精神,整个介绍长达数分钟,近乎对讲话全文翻译。 随后,屏幕底端出现了令人震撼的标题:“全球公民典范”!伴着香港歌手专门献唱的《光辉岁月》,镜头中再次不断展现曼德拉一生的辉煌瞬间,尤其强调他与原 白人统治者和解,以非暴力方式结束种族隔离的伟大历史功绩。

    短短几个小时内,新闻编导能够制作出这么政治定位鲜明、情感充沛饱满、内容资料 丰富的电视片,实在让人赞叹。随后整整一天中国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更是体现了快速而强悍的国际新闻反应和展示能力。当然,由于解读角度和煽情方式都基本一致,也不免让我这个从早到晚的实时关注者感到一丝乏味。

    赞叹归赞叹,乏味归乏味,作为媒体研究者,我又不免多想点什么。在国际新闻界,我们好像很久没有见过如此规格来纪念一位逝者了。回想今年春天,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逝世的消息传来,大媒体在报道时间和报道角度上也都让人感觉怠慢。 新闻中不断讨论的问题无非是委内瑞拉会不会政变,社会主义统一党是不是在利用查韦斯逝世做公众宣传收买民心等等。我当时在某大媒体做兼职新闻评论,拟定的 一个选题是回顾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国内实行的各种社会民主政策和福利政策,结果刚一提出就被编辑否决,通知我不能做和查韦斯相关的正面选题(当然抹黑的选题 也不能做)。至于他们否决的原因,我都有点说不出口,编辑很坦诚地对我说:“怕美国人听了不高兴”。这次经历,也让我彻底丧失在某些媒体上发声的兴趣,遂而推掉兼职,老老实实地回学校教书了。

    有点媒体阅听经验的人都知道,新闻界对一个政治人物去世的报道,从不会是简单地臧否个人,更是在传达 一定的政治观念和媒体立场。前面提到的两位逝者:一个在冷战结束后不断宣称忘记仇恨走向和解;另一个在新世纪还执着地对帝国主义实施抵抗而且言辞激烈。一个最终放弃了激进的社会经济结构改造,只谋求政治权利和种族身份平等;另一个将阶级不平等问题和大众民主问题重新带回现代政治。在当今中国大部分媒体上,哪个会被媒体讴歌、哪个会被媒体怠慢,恐怕结果早就注定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让人困惑,虽然表面都是中产阶级的普遍主义调调,但认真解读欧 美媒体新闻报道的人会了解,在国际新闻领域,国家立场是他们的一致倾向(例如,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国家的敌人永远存在民主和人权方面的问题,而国家的朋 友即使人权状况再糟糕都不会引起媒体关注)。这种国家立场不仅存在于与本国相关的国际问题报道中,比如领土主权冲突等,也存在于媒体对那些与本国事务并不 直接相关的他国社会问题和政治人物的报道中。

    巧妙的是,这种国家立场往往在具体的新闻语言上转换成一套政治上普遍正确的标准,只是应用的对 象上有清醒的甄别。然而,在中国诸多大媒体的国际新闻中,除了与本国主权和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在对其他国际问题和政治人物的报道中却很难发现一以贯之的 国家立场。相反,我们常常见到的是与欧美媒体一拍即合的普世标准。媒体动辄卖力歌颂同一个世界的美好,总是让观众为之动情动容。

    曼德拉逝世的报道就是一例,那么,在这个事件上,中国的大媒体有可能建立一套不同的叙述吗?其实,编导们只要花上一两个小时查一查真实的历史资料,动一动脑筋,新的视角并不难获得。

    南非的种族和解不是哪个英雄人物缔造的结果,更不是冲突双方本着和平的意愿自然形成的结果。曼德拉固然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也曾经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有着 高尚的人格和巨大的魅力。但是这位在冷战发展关键阶段被困于牢狱之中毫无行动自由的老人不可能给1990年代南部非洲的政治局面带来决定性影响。他只不过 是新的政治条件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很容易被塑造成民主和平偶像的最佳人选而已。曼德拉入狱前和入狱后的两个年代,不仅对南非来说是各种政治条件极为不同 的时代,对整个世界来说同样如此。南非人民为了解除种族隔离而做出的努力奋斗从来都不局限在这个国家内部,而是一个重要的国际事件,在这个事件发展的过程 中,中国起到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

    翻阅相关的历史文献,我们会发现,从1950年代开始,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就一直保持着与中国共产党高 层领导的通信,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每一封回复给对方的电文中都对这些抵抗运动表示出毫无保留的支持。不仅如此,如果离开中国、苏联和古巴等国对南非周边多个 国家民族独立和社会经济建设事业的持续支援,离开这些国际力量对南非国内抵抗组织的直接帮助,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不可能获得长期发展的条件和动力。

    如果我们像今天的新闻报道一样,把南非种族间的最终和解完全归结于开明政治人物的相互妥协,就等于掩盖了中国曾经参与其中的,长达数十年的国际主义力量支持非洲人民抵抗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而这恰恰是欧美国家乐见其成的舆论导向。

    概括来说,两个关键条件促成了1990年代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与和解局面的最终形成:

    第一个条件是二战之后亚非拉广泛而持续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些革命行动将自由和平等的诉求带给了被殖民达几个世纪之久的第三世界民众,让政治权利的扩大化成为 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力量的支持给解放运动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和政治舆论环境,其中包括各种人员、物资、技术的支持和在联合国范畴内 持续展开的与欧美原殖民地宗主国之间的斗争。
不仅如此,亚非拉殖民地人民对解放和平等的呼声还直接启发了原宗主国内部的社会运动,从而催生了二十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全球范围内要求种族平等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民主运动。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半个世纪的对抗(多数时候甚至是暴力的对抗),最后的政治和解不可能凭借美好的意愿而达成。在决定意义上,为南非黑人和印度人最终带来和平与平等的,恰恰是长期的暴力和非暴力抵抗,而不是相互谅解的宽容精神。

    第二个条件是冷战的最终结束。苏联等国在1980年代就逐渐撤出对非洲多国的各种支援,这使得共产主义力量在南部非洲迅速消退,也让非白人群体成为可以被精英阶层赋权、吸纳,而不至于继续带来赤化威胁的力量。

    此时,经过几十年的斗争,种族平等和政治平权的呼声已经在舆论上完全占据上风,南非的白人精英统治者必须做出让步,而共产主义与底层结合的威胁既然已经消除,欧美等国也就乐见种族和解的达成,而不会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有政治上的后顾之忧。

     在这样的条件下,仍然希望保持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顽固派力量遭到了国际禁运等制裁,最终不得不对非白人群体做出让步。而这走向和解的关键一步,恰恰是白人统治精英主动做出的,曼德拉也是他们从监狱中释放的。

    对于南非的非白人抵抗力量来说,因为民族解放事业的持续时间长,结束时间晚,错过了20世纪民主建国的最佳时机,因而在冷战中后期,他们其实已经不具备夺权 和重新改造社会的可能性,最终走向妥协也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结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曼德拉被象征性地推上了历史舞台,并凭借个人的魅力顺利地完成 了他的政治使命。

    如果我们能够对南非种族间和解的长期历史做出复盘,就可以很容易发现媒体报道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首先,媒体动辄长达半个多小时的电视新闻和占据数个版面的成千上万的报道文字,并没有透过曼德拉这一个人看到真正的历史过程,而是用尽全力、不厌其烦地去塑造一个“全球公民典范”,一个似乎是凭借着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就能够促成世界和平的个人英雄。

    可以说,这样的舆论效应,正是欧美国家大力抬举曼德拉想要达到的目的。曼德拉的成就与“和解政治”的达成掩盖了二战后民族独立、解放这一实质政治进程已经中断(或者说失败)的事实。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真的将“和解政治”当作一场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曾经的国际支援行动也是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而在中国很多大媒体的报道中,我们 完全看不到这个起码的“国家立场”。在所有的媒体报道中,曼德拉的革命生涯基本上孤立于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也孤立于所有国际力量,这样的报道不是真实客 观的,它基本上等于一场政治宣传。在曼德拉逝世的节点上,我们的一些媒体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欧美主流新闻媒体所主导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全球政治宣传。

    其次,媒体的报道竭尽全力展示曼德拉“和解”的和“非暴力”的一面,不仅掩盖了历史事实,而且通过在政治理念上否定暴力与和平的辩证法,显露了明显的保守立 场。如果细心去分析报道的文本,我们会发现媒体有选择性地引用曼德拉的名言,内容全部是要弃绝仇恨、达成谅解,塑造一种伟大宽容精神,用非暴力的方式达成人类的和平。与此同时,媒体对曼德拉生平的叙述则刻意回避了他与共产党密切联系、领导暴力抵抗运动的经历。

    1961年,正是因为不同意非国 大的“非暴力原则”,曼德拉与一群非国大成员自行组织了一个名为“民族之矛”的独立军事组织,并亲自担任主席。在当地共产党的配合下,“民族之矛”对约翰 内斯堡等地的市政厅发动武装破坏行动。正在曼德拉准备进一步在全国开展游击战的时候,他不幸被警察抓获,由此才结束了自己的革命生涯。然而,在所有的媒体 报道中,我们几乎都很难找到这段关键的历史。曼德拉并不是因为参与“不服从运动”这样的非暴力抵抗而入狱,而是因为发动暴力袭击才被判终身监禁,这是一个 基本历史事实,却被宣传“非暴力和解”的媒体“无意识”地掩盖。

    很显然,通过这样一种表述,媒体在为矛盾的解决划定一条唯一的出路,它所凭借的就是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和重新解读。在这样的报道框架下,他的人生史被有选择地展开叙述:那个年轻的、危险的、革命家的曼德拉未曾存在,而爱好和平、反对暴力的曼德拉则永世长存!

    最后,在曼德拉的故事中,媒体所强调的政治正确性是一种基于种族身份平等的承认政治。似乎南非社会的所有矛盾就集中于不同肤色的人能否消除歧视和隔阂,相互 尊重,只要基于种族肤色的矛盾解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就建成了。在忽视非洲大陆整个殖民历史和结构性不平等问题的前提下,这样的叙事很容易建立起来。

    为了回应媒体的简单化叙事,我们不用费力去解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形成的历史和经济背景,只要看一看当年非国大的政治纲领——《自由宪章》是怎么阐述的吧。这 份1955年起草的宪章宣称南非属于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无论黑人抑或白人,它不仅要求所有公民都有投票权、担任公职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 利,而且主张对矿山、土地和银行实行国有化。曼德拉本人撰写的文章指出:“它的确是一份革命性文件,因为它所设计的变革,只有打破当今南非经济和政治体 制,才能够实现”。

    由此可见,当时的非白人革命者非常清楚,种族问题是表象,它无法构成一个合理的政治目标,他们的纲领是要达成一个真正平等和民主的社会,这就需要对政治经济结构进行根本调整,对殖民体系进行根本清算。然而,冷战后的和解,正像今天媒体宣传的论调一样,将南非社会的根本矛盾 归结为种族歧视,只要解决了承认问题,就等于解决了所有矛盾,几百年的殖民和殖民的遗产就一笔勾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关于曼德拉和南非的媒体报道框架仍然“无意识地”起到了掩盖根本矛盾的作用。

    以上所列举的种种现象在这一整天有关曼德拉的媒体报道中绝不是个别问题,而是普遍倾向。行文至此,我自己也感受到媒体的可怕力量,这些有意无意的鬼蜮伎俩通 过每一个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塑造着大众的政治观念,成就一种简单而保守的舆论氛围,让重要的政治讨论和重要的历史事实被排除在公共视野之外。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近年来国家调动几百亿的巨额资金投入这些大型媒体机构,希望提高我国的国际传播力和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在这么大的 投入下,当前中国许多媒体这种连基本的历史认识和政治判断都很模糊,跟着欧美主流媒体的宣传口径起劲呼应的状况,是多么的令人遗憾甚至令人愤懑啊。

    2013年12月6日夜,清华园,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2月14日 09:57 (星期六)附 件:1个(三篇 12-14.rar ) 查看附件

我所理解的真实曼德拉

飞虎队

    我看了曼德拉的事迹后真的觉得他并没有吹的那么神,他本是一个暴力组织的领导人,虽然现今人们为他辩护说他是非暴力斗争失败之后才不得已采取暴力手段的,并且据说他也尽力避免对无辜人员造成伤害,但你若炸兵营或者炸警察局好歹还可说是反抗暴政,他的组织炸的都是像公共邮局这样的地方,这不是恐怖活动是什么呢?而且也确实有无辜平民死在他们手上。他一直被列在美国的恐怖分子名单上,与本拉登等并列,有趣的是,是到了2008年黑人总统奥巴马上台那一年才被取消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他很受委屈之处是他被白人关在单人牢房很多年,但这个关单人牢房其实据说最初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为了换取某些权利,据他自述他被白人关了27年从没挨过一次打,相反有一次他还想打监狱长官,对方被吓得连连后退,由此你也可知他即使是在牢房里也仍然有多么不羁,他在监狱里还被特许划了好多块地种菜种花,可以看电视,看书,看的书还是像什么“毛泽东选集”之类的,要知道当时南非可是一个反共国家,共产党在南非是被禁止的,而且这些书也不是他偷偷带进去的,因为可以大模大样公开摆出来看,由此也可见狱方对他有多优待,与他同一时期,世界上曾坐过各共产党政权的牢房和集中营劳改营以及一部分右翼极权政权监狱的政治受难者至少数以千万计,绝大多数人都泯没无闻了,很多更是死无尸骨,这些人里面我敢说随便挑一个出来受的刑虐都要比他痛苦百倍千倍,相比之下黑人坐白人的牢房那简直就不像是在坐牢倒像是在度假。因为他名气大,有组织,所以他的相对较小苦难相对较小牺牲就被无限放大无限拔高了。

    当然,大家都公认说他人品好,宽宏大量,我也愿意相信他人品好,但是他人品好有何用?他的组织和他手下那些人的人品可不好,简直就像是一些恶棍,南非种族隔离期间数以万计的死难黑人绝大多数不是被白人政府杀死而是被黑人自己杀死的,用轮胎套在头上活活烧死。

    他还是一个亲共分子,崇拜毛泽东卡斯特罗卡扎菲等独裁暴君。反共的自由主义异议分子们也纷纷称赞他是“自由斗士”,缅怀他。滑稽的是共产党和反共人士都同时称赞他,称他是自己这一边的,这我该相信谁呢?总不能两边都是他的朋友吧?这还有原则吗?

    我们还是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吧,他崇拜毛泽东,称卡斯特罗和卡扎菲是自己的“同志”(大意),对六四他也没有什么表示。中共也很投桃报李地一直支持他,在他死后第一时间盛赞他是“伟人”,称他是自己的“老朋友”,推崇备至。

    如果你实在不了解一个人,你可看看确定的好人和坏人是怎么评价他的,一个能被中共称为“老朋友”的人,即使不说一定是坏人,但难道不可疑吗?

    我反正感觉他不像是个“自由斗士”倒像是个披着自由斗士外衣的马克思主义者,反正肯定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主义那你最好谷歌一下)。

    其实,共产党和反共人士们都想利用他这块金字招牌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共产党是想利用他的名头反美反西方(也许还有别的用意如想利用他后期倡导和解的态度来劝诱屁民们以后不要清算自己);反共人士们则是想利用他的影响力来号召反抗共党专制。但是最后谁玩得过谁很难说,反正绝大多数中国人一听到“曼德拉”这个名字首先的反应就是“反抗西方白人假民主的英雄”。

    当然西方不论左翼右翼现在也都在拼命拍曼德拉的马屁,所以也许华人反共自由主义异议者们也人云亦云地跟风,但西方人拍曼德拉马屁用意并不单纯,首先西方人但凡在涉及黑白种族的问题上都会疯狂无理性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地搞“政治正确性”,因为白人别的不怕但很畏惧黑人(可能因为感觉对黑人有负罪感),所以特别自虐地讨好黑人;再次,在几十年来推动废除和制裁南非白人政府最力的英国和英裔国家,在这个事情中扮演的角色很不单纯,因为英国在历史上跟南非的荷兰裔白种布尔人主体民族是世仇,打过好几次战争,英国人死伤惨重。我以前在书上看到英国人打“布尔人”的故事时我最初还以为这个“布尔人”是什么在森林里草原上打猎放牧的黑人土著呢,后来才知道这是更早来的荷兰裔白种人,而且,这个荷兰裔白种“布尔人”居然也算是相对意义上的土著。

    南非这个地方并非像人们想当然地惯常认为那样是“黑人自古以来的固有领土”,其实最早的居民是布须曼人,这个布须曼人可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黑人,说不好是什么种族,有些学者将其单独划分为一个种族,大概算是介于黑人和黄人之间的一个种族,你不要看到别人在非洲大草原上被晒得很黑就以为人家是黑人。

    然后来的是荷兰裔移民,也就是布尔人,最后来的才是现在占大多数的祖鲁族黑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种布尔人倒才是更相对意义上的南非土著。

    这个道理就好比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错误地以为是以色列人抢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但实际上是犹太人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定居在这里了,后来也并没有完全离散而是一直有犹太人还生活在这里。相反巴勒斯坦的这些阿拉伯放羊娃倒才是伊斯兰教兴起之后才迁来此地的(当然犹太人也不完全干净,两千多年前也曾抢了迦南人的土地)。

    非洲当然不是黑人理所当然的全然地盘这本应该是一个常识,撒哈拉沙漠以北的北非从古到今一直都是白人半白人的祖居之地根本没黑人什么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同样的南非也不是什么“黑人自古以来的固有领土”而是也有白种布尔人的一份开垦功劳。黑人其实在古代的生活地域很有限,集中在东非中西非一带的丛林草原打猎采果子。白人没来之前黑人连种地都不会。

    曼德拉据说一大贡献是开创了南非的民主时代,这个说法其实也可商榷,不知道是我记错了还是大家都忘了这么一个简单常识:南非在黑人掌权之前本来就一直是一个民主选举国家,种族隔离是种族隔离,但南非的政体确实是民选政体,而不是什么专制独裁政体。这个投票权的范围有没有扩大到黑人我不清楚,但即使只是在白人内部选举那也是民主政体,民主就是这么定义的,就像美国以前黑人和妇女没有选举权只有白男人有选举权,但那也是民主政体;同理中国如果领导人至少是在八千万党员之间选举的我也勉强可把他称为民主政体,但这个习近平竟然连在他们那个九人小圈子里选举产生都不是而是隔代指定,这种傻逼国家我就是再体贴地想把它称为民主国家也不行啊是不是?

    当然,我并不是要为白人打抱不平,你说白人自己都不在乎,我去为他们杞人忧天那不是成了皇帝不急太监急了么?我就是就事论事,让你们看看这个世界是不是有荒诞之处。本来,南非实现种族过渡之后,有钱的白人都纷纷移民逃离南非,没钱的白人就逃不掉,想卖掉农场走人,但南非黑人政府对此似乎处理不善,全世界给南非的援助数以千亿计,南非黑人政府如果拿着这笔巨额资金大量廉价收购白人农场分配给黑人让白人走人,则不仅种族冲突问题解决了贫富差异问题也可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是这些黑人一上台首先做的事就是拼命贪污,拿到国际援助就第一时间贪污挥霍掉,甚至听说黑人连国际援助的生产物资如粮食种子之类的一拿到就直接当食物吃掉,而不是拿去种地。

    种族隔离虽然确实不好,但是南非白人最初种族隔离黑人也应该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吧,你看看现在的南非,从以前的发达国家变成发展中国家了,失业率从百分之几变成将近百分之五十了,凶杀强奸是家常便饭成了世界犯罪天堂,最惨的是:南非黑人统治者高层经常公开教唆“杀光白人”,现在南非有钱的白人都移民逃离得差不多了,剩下逃不走的穷白人被以比黑人高出四倍多的非正常死亡率被逐步种族清洗。

    很扭曲的是: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最强调“人权”的西方左派恰恰对自己本族裔的人权最视而不见,因为他们要做世界的“道德领袖”(用本族裔底层者的血来成就)

    曼德拉去世之后,全世界不论肤色种族左中右共党的反共的都异口同声称赞他,但是还是有一个骂他的,荷兰人就大骂“这个大黑鬼终于死了”,为什么?就因为荷兰裔布尔人在这个南非的政权种族过渡中是最大的受害者。 如果一开始不是自作多情地搞什么“种族融合”而是类似于印巴模式和以巴模式那样给白人和黑人各自划一块地各自建国去,也许现在问题会少得多。

    当然了,我这也是事后诸葛亮,而且这办法也不一定行得通,你看西方煞费苦心把印巴和以巴分别划分之后结果还是打得不可开交(当然如果不划分那还会更惨就像卢旺达),还被中共用心险恶地骂为“阴谋制造种族冲突”。关键是有色人种普遍都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心态,特别是这些黑人和回回,宁可不顾一切打来打去把命送掉,也不愿各自划一块地安安静静过日子去。

 

 

 

中美日在东海识别区展开了大规模电子战

东海爆电子战,美吃亏,副总统紧急访华

战况

    中国划分东海防空识别区后,据说中美日在东海识别区展开了大规模的电子战,此战导致识别区大面积导航、通信失效。

    美国的力量使用到顶点,依然达不到效果后,就开始寻求缓和,寻求妥协途径,此时拜登开始粉墨登场,美国副总统拜登匆匆访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据可靠消息来源,双方进行了高强度的电子对抗,中方的电子战力震慑了美方。至少1/2的争议区在对抗期间,频道被完全堵塞/强干扰。半个东海空域遭到中等/较弱干扰。
  此次对抗对区内未报备民航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一旦双方开火,未报备民航很可能遭到中美日三方的误击,或成为电子对抗中的疑兵/诱饵/替罪羊。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被迫紧急撤回原禁令并紧急命令美民航业立即向中方报备。

   白宫已经透过适当渠道向各航空公司暗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目前安倍政府正在进行紧急磋商。但是还没有达成一致。日本防卫省主张与美方采取同样行动收回成命。但是首相官邸认为此举会造成不可预测的连锁反应,并对国民信心造成严重打击。目前可以确定的是KJ-2000没有参战,只执行了外围警戒任务。
  外界正在努力打探参战机型和战法。但这些都是绝密,很难从中方搞到。美方倒是可能透露一些,但是近期也是不可能的。估计中方是高新和/或J-11吊舱干的。J-10是很难和EP-3搞电子对抗的。
  前两天美方B-52就挨了一电棍,今天EP-3又吃了亏,美国人估计是有鹰派官员要下岗了。被迫撤销禁报令,美国务院非常恼火,因为原先就知道早晚得报备。国务院原本打算默许向中方报备就不用担责任了,可是国防部的鹰派非要发禁令不可。
  这下篓子捅大了。等着看乐吧。

    我们划分东海防空识别区后,美国副总统拜登匆匆访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在笔者看来,兴师问罪,声色俱厉的事情,身为美国国务卿的克里和国防部长的黑格尔已经做了,这两位可是美国的实权派,都没有效果,所以拜登兴师问罪,意义不大。灭火协调、谈判默许才是其真正的意图。

    我们先回顾一下这几天的激烈斗争:
  一方面美国两架B-52飞机,裸闯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一方面美国两架P-3C飞机,带领日本鬼子的9架飞机,私闯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黑格尔兴师问罪,不承认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公开支持日本,给日本打气。
  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匆匆命令美国各航空公司,立即向中方通报东海防空识别区的飞行计划。
  从中可以看出中美斗争的阶段性规律:斗争反应期---斗争激烈期---斗争僵持期---妥协谈判期---回归平静期。

    斗争反应期:我划出东海防空识别区后,出乎美日意料。美日惊慌失措,恼羞成怒,开始反应,频繁外交协调立场,调动少部分兵力到我防空识别区进行试探,评估我战略决心和作战能力到底多大,以便做出更好决策。美国第一天就派出两架B-52飞机,沿我防空识别区的边缘地带,南北方向飞行,就是军事试探。发现我没有军事反应后,斗争开始升级。

  斗争激烈期:美日军政领导人开始发出各种威胁性声音,显示自己的决心和意志。同时派出更多的飞机闯入我东海识别区,进行挑衅。第二天美日就12架次飞机联合闯我防空识别区。克里、黑格尔、安倍、小野寺五典等纷纷发表强硬性语言,甚至日本外交大臣无理要求我撤回防空识别区,网络报刊杂志等舆论战也开始升级。中美日斗争进入高潮。

    斗争僵持期:斗争激烈期,美日的军政领导人的话基本说满了,毫无挽回的余地,给世界显示其足够的决心和意志:中国不撤回防空识别区不罢休。但实力的博弈,使斗争趋向僵持阶段。据说中美日在东海识别区展开了大规模的电子战,此战导致识别区大面积导航、通信失效。如果民航飞机在此电子战区域内,将面临巨大危险。美国的力量使用到顶点,依然达不到效果后,就开始寻求缓和,寻求妥协途径,拜登开始粉墨登场,担当妥协谈判的使命任务。

  妥协谈判期:这个期间,美国国务院要求所有民航通过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必须向中方通报飞行计划。
  这个期间,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向中方默许承认我东海防空识别区,大谈中美友好,加强经济合作的话题。
  这个期间,美日的飞机开始从闯我防空识别区,转向在第一岛链附近展开大规模的军演,以挽回自己的颜面,同时向世界显示自己的强大和不示弱。

   11月28日,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在菲律宾海高调耀武。
  这个期间,西方舆论一些报刊杂志的一些和平人士纷纷撰写文章,理解中国划分防空识别区的初衷和意图,提出一些善意的希望和建议,既给美国以台阶下,又对我提出一些要求。
  回归平静期:在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没有奏效的情况下,在根本无法撼动我决心和意志的情况下,美国就不得不默认中国防空识别区。
  日本看到主子都默许了,虽然心有不甘,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日本一直往前冲,根本没有给自己回旋的空间,所以为了保持颜面,日本人还会继续发表外强中干的言论,以发泄自己的委屈和不满。
  以上斗争规律,也已经被黄岩岛事件、钓鱼岛事件所印证。

    今日新闻消息,中国已经从2013年11月8日开始登记在日本的中国侨民,并计划将在紧急时刻安全的将中国侨民撤出日本。而在仅仅一天之后,中国召开了非常重要的会议;并且在会议之中,中国快速的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管理国土安全的职能。而随着中国在法理上获得了对国家安全可能爆发战争的安排外,中国在军事上早也加紧了部署和应对紧急情况的完全准备。

中国三大军事集结完成

  第一项,早在2013年9月份,中国大量的先进歼击机,轰炸机就已经以军事演习的名义部署到了福建厦门一带,并实施了高强度的训练和长途的军事攻击能力训练!
  第二项,在随后中国大量的先进海军军舰进行了换装和武器填充,基本上都是百分之百的满装运行!
  而第三项重大的军事集结,就是在前不久,中国在黄海和渤海某海域进行的军事演习。
 2013年11月23日,日本统合幕僚监部发布公告称两架中国战机在东海巡逻飞行。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拦截。两架中国军机分别是图-154电子侦察机与运八改进型情报收集机。
  这三次军事演习与众不同的是,都是距离中国海岸线非常近的地方进行的。虽然有些人对这三次演习充满了冷嘲热讽,但是实际上,这三次演习基本上都是达到预定位置之后就取消了军事演习!
  从中不难看出,中国所采取的就是迷惑敌人的战术,表面上声称是进行军事演习,实际上是进行密集的军事调动,之所以在渤海和渤海黄海交接处进行军事部署,一方面是协同作战,另一方面也是拱卫京津冀这个重要的中国政治中心!
  从目前军事部署来看,基本上已经部署完毕,包括空军,海军,还有二炮,基本上已经部署到位!
中国三度曝光战略武器,剑指美日
  在进行密集的军事部署的同时,中国同样的也曝光了中国的国之重器,战略性的武器。
  其中以二炮的战略核导弹,海军的战略核潜艇和核武器,已经先进的隐形无人机为重中之重。
  中国自从建国以来,始终对战略武器采取模糊战略。
  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到底有多少战略核武器存在各种各样的猜测,对中国的核能力也有着不同的解读。

  二炮部队近日组织多个导弹旅所有发射单元进行多波次齐射多波次火力突击演练。图为6枚东风11战术导弹集结。

  中国始终采取不否定,也不肯定的政策。但是随着中国周边形势的逐渐恶化,中国也开始寻求一种宣传上威慑。
  其中就包括适当的进行先进战略武器的曝光和使用情况进行展示。
  而中国如此大费周章的进行武器展示,最终的目的是警告美国不要介入中国的事务;
  同时警告日本不要采取伤害中国民族感情的事情,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警告日本不要走军事威胁的路线,否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高层求战心切,爆发冲突迫在眉睫

  从划定防空识别圈之后,中国就已经开始了军事试探。先是派遣多艘海警船在钓鱼岛水域进行巡航,并且登船进行了检查!
  紧接着派遣了侦察机和攻击机等先进战机对中国的防空识别圈进行了巡航。虽然日本也起飞了战机进行了监视,但是始终控制在可以规避风险的范围之内!不愿意和中国发生正面的冲突。
  就在美国和日本还想继续双簧想要骗取中国以沉默对应中日之间冲突的可能的时候,中国对在日本华侨进行了登记,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快速的撤侨!而日本最为依仗的两个中国不动武的原因——第一个中国政策不动摇,第二个中国不撤侨——现在中国都已经彻底的推翻了,并且采取了更为切实有效的措施!
  这让日本如芒在背;同时也让日本感受到了,中日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已经迫在眉睫!
   总之,对日本开战,中国人民一百个支持!在目前和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如果再不给日本一点教训的话,中国将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国际局势!到了那个时候行动,已经晚了!
  打击日本,不是民族主义,但是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民族主义,多多少少的有一点,还是可以的!总比一点都没有要强吧!

中国对日本摊牌:美国急忙表态日本听了沉默

  这两天,世界上最步步惊心的不是伊朗,也不是叙利亚,而是世界的又一个热点——那就是日本。
  在中国刚刚闭幕十八届三中全之后,立即拿出了实施建立防控识别区的方案,而且立即实行!这让日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美国急匆匆表态,日本却沉默不语。

  在中国建立防空识别圈之后,第一个按耐不住的倒不是日本,而是美国。美国高官甚至以解禁日本的集体自卫权为要点,发表了针对中日之间这次角力的旁白!
  对于日本来说,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梦寐以求的东西。但是美国的表态,几乎没有引起日本的欢呼,日本现在反倒出现了集体的沉默,而日本的沉默是有道理的!
  此前不久,中国在西太平洋进行军事演习,日本的军舰进入了中国的演习区域;中国的军队的表现引发了部分人不满,在随后外交部的抗议声中,某些人员受到了批评,而一些人受到了处分和警告。而随后,中国提出了要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国人或许不知道其重要性,但是日本是心知肚明的!
  对于中国的意图,日本也预感到了一些不测的可能。安倍的日本梦迎来大考,中国准备好了吗?
  自从安倍上台以来打着日本右翼的旗帜,想要翻身成为正常国家,同时将罪恶的侵略历史美化成英雄行为,此举既得罪了中韩等饱受侵略之苦的国家,同时也让日本内部出现了大分化!但是安倍对中国的一次次伤害性的试探,也为其凝聚了非常大的人气!而日本的之所以对中国为所欲为的底气,倒不完全是受到美国的怂恿和蛊惑;而是中国的一再忍让,并且不想放弃日本这个第三大经济体。

  日本统合幕僚监部发布公告,两架中国战机在东海巡逻飞行。图为日本航空自卫队拍摄的图-154侦察机。

  日本统合幕僚监部发布公告,两架中国战机在东海巡逻飞行。图为日本航空自卫队拍摄的运-8飞机。但是随着中国对日本的冒险行动越来越失去耐心和忍耐,中日之间的矛盾白热化,大有一触即发的感觉。
  作为中国来讲,自古以来就有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古训。所以当中国决定要和日本摊牌的时候,如果不是准备充分了,是不可能进行摊牌动作的!而此时此刻,中国进行防空识别圈的设定,似乎已经说明了,中国已经准备好了!至于是什么样的准备,美国和日本应该是清楚的。


 




发件人:HGS2<pcpt026@hot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2月13日 09:52 (星期五)附 件:1个(12-13.rar ) 查看附件

中国军队的死穴

外媒报道

    恰逢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期间,推进联合作战训练和保障体制改革、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大会描绘的军队建设宏伟蓝图,在南国军营激起热烈讨论。

    这些年,三军联训总是锣齐鼓不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军兵种的本位主义!南海舰队一名领导直言不讳地说。

    日前,驻广州战区部队实战训练,一位中共将军讲出的真话,曝光了军队体系作战中暴露出的死穴。

    中国新闻网引述解放军报的报导说,两舰相邻,喊一嗓子都听得见,作战数据却不能畅通传递——海军某支队官兵至今记得,那一次海上训练考核中的尴尬一幕。

    二炮装备型号繁多零件互不通用

    踏访座座军营,记者发现,种种标准化缺位的现象,卡住了战斗力生成的脖子。

    装备型号繁多,零件互不通用。第二炮兵某旅紧急拉动,300多台车辆装备,竟有90多种型号,通信营光是发电机就分为12种。旅领导倍感无奈:〝这要是上了战场,光是备件就得多拉好几车!

    技术体制各异,往往自设壁垒。某部考核现场,负责调度协调的勤务连长左右开弓,一手拿一个对讲机。为啥?因为各自采取不同的特定频段,通信、侦察两个部门的对讲机不能对讲。

    信息烟囱林立,难以互联互通。空军某导弹旅是周边多个友邻部队的战时防空领头协调单位,但他们的指挥信息系统与兄弟部队不能兼容互通。真到战时,各自为战,也意味着被各个击破。该旅领导叹息。

    考核标准不一,令人无所适从。年初至年末,某旅先后3次迎接上级考核,但是每次考核标准都不相同。官兵困惑不已:如果训练考核的指挥棒本身忽长忽短,部队如何能找准实战化训练的标尺?

    数据管理分散,不能聚沙成塔。大数据时代的战场上,数据就是子弹。但是,我军资料库建设明显滞后,按什么标准建库,按什么标准入库,数据分享有哪些原则,都缺少统一规范。

    登高望远,未来作战是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对抗,而标准化正是体系作战的基石。没有标准化,即使拼凑出了作战体系,也无法产生精准的末端执行力,不过是沙上建塔,风一吹都会倒,怎么经历战场的硝烟?

    标准化问题,解决好了就是战斗力生成的倍增器,不解决就将成为军队未来体系作战的死穴。一位将军的话斩钉截铁。

    报导说,发展带来的问题,还得用发展的思维去解决。要么,放弃自己的指挥信息系统,融入战场信息洪流;要么,固守一家之便,画地为牢,成为信息战场的孤军。面对这道两难的选择题,某团领导心里装满了苦涩。

    去年,某新型地空导弹刚列装该团,官兵们就发现,新型导弹与部队原有的防空装备联不起来,尽管摆在一起,还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几经探索,他们开发了指挥信息系统,终于让新老装备打出了组合拳。然而,好景不长,年终大考,该团奉命参加上级组织的实兵演练。演兵场上,官兵们寄予厚望的指挥信息系统,却因为介面协议、数据格式等不兼容,无法接入上级指控系统。

    没想到,家家户户都在搞标准化,到最后反而成了标准化最大的壁垒!该团官兵如此自嘲。

    往前走,代价不小;坐下等,损失更大。怎么办?广州军区某陆航旅政委窦国杰谈出了自己的见解:为什么同一代战机先后生产3种型号却差别很大,同一代军舰会出现ABCD等多种改进型号?过去,只看到了跨越式发展的好处,而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如果不从顶层设计上抓好标准化,跨越也会产生新的鸿沟。

    一颗螺丝,成了某团年终大考的焦点

    标准化,不是针对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而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长征。然而,一颗螺丝,成了某团年终大考的焦点,至今依然波澜未平。报导说,紧急拉动之时,该团一门新型火炮的牵引车辆出现故障,需要更换一颗螺丝。

    螺丝备件已经用完,考虑到这种车辆军地通用,他们到地方汽配市场寻购配件,结果失望而归:地方同型车辆的螺丝尺寸不一样,用不了。最后,他们不得不向生产厂家求援。

    厂家如果稍稍调整一下螺丝尺寸设计,与地方通用,哪还用这么麻烦?说到底,还是利益观念在作怪。说起此事,该团官兵抱怨不少。

    通向标准化的道路上,利益——这个我们过去讳莫如深的词语,越来越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小到一颗螺丝的尺寸,大到三军数据共享,处处都能看到篱笆墙的影子若隐若现。

    空军某部参加联合作战演习,商请演练地域驻军为其保障油料,但对方担心兼顾保障会影响自身训练,婉言回绝。于是,演习场出现这样一幕:战鹰编队掠空,自家长长的保障车队一路追随。

    舰艇远航训练,迫切需要各级各军兵种的数据支援,为什么大资料库却迟迟难以建起来?不少指挥员坦言,各单位各部门都不愿把手上的数据拿出来共享。只想从池子里抽水,不想往里面放水,水池如何能装满?

 

 



发件人:yuantiecheng<yuantiecheng@vip.sina.com>收件人:时 间:2013年12月12日 21:19 (星期四)附 件:1个(全球安全追踪20131212.pdf ) 查看附件 把握全球安全脉络,尽在《全球安全追踪》(20131212)

张成泽落马后遗症 加剧中国政商风险

克危克险

    朝鲜二号人物张成泽,也是一号人物金正恩至亲,被当局公开羞辱整肃,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面临在朝鲜的政商安全的关注。

    克危克险获悉,金正日某年来华考察中国改革开放成果,并得到中国领导人鼓励和支持。金正日结束对中国访问回国,专列穿过鸭绿江大桥后停下。看到中国那边灯火辉煌和朝鲜这边黑灯瞎火,金正日在江边伫立良久,而张成泽就伴随左右。据悉,金正日确实想师从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但身边没人。张成泽则是少有几个具有改革开放思维的人,并促成朝鲜多个新经济特区的建设。如今,张成泽轰然倒下。

    外界盛传朝鲜“亲华派”均没有好下场,但缺乏有力证据。不过,张成泽被控贱卖国家资源,矛头似乎直指中国。中国是朝鲜铁矿石及其他矿产的最大买主。金正恩掌权后曾抱怨朝鲜矿产出口价过低,并要求涨价。张成泽倒台应该是此事发酵后一个阶段性结果,负面效应未来还会继续释出。有专家认为,黄长烨叛逃时曾有近 2000 多名官员被整肃,而张成泽入党 40年,人脉丰沛,被肃清的人数可能高达两万名。

      张成泽之后的朝鲜可能更加僵化,弹性减少,风险系数上升。中国企业“走出去”热衷攀附政治关系。未来在朝鲜,除了面临牵涉张成泽派系的风险,中国企业还势必重新打理政商关系,政治和商业成本都会很高。面对朝鲜未来的不确定性,中国应该强化对朝鲜的政商安全评估 。

 

张成泽之后 朝鲜对中国仍然两难

克危克险

    朝鲜以从事颠覆国家阴谋活动,依照朝鲜刑法第60条对张成泽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金正恩如此快速而绝情地处决至亲张成泽,既显示金正恩政权的危机意识,又表明试图进一步巩固政权。朝鲜内外政策可能有一定变化,但维稳压倒一切。不过,基于地缘战略的悲剧性命运,无论朝鲜内部怎么演变,都无法绕开中国。

    从朝鲜官方披露的信息可以看出,张成泽通过摄政朝鲜及其与中国的关系获得了巨大地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但也付出高额代价。与中国的联系是张成泽最大资本,也恰恰是他最大弱点。朝鲜依赖中国生存,但并不想完全臣服。朝鲜的精英家庭和利益集团感到自己利益正在被张成泽及他的同盟所侵蚀,因而会支持金正恩采取果断行动。

    下一步,朝鲜可能会清洗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利益集团,但不太可能、也没有办法斩断与中国的一切关系。一方面,张成泽在中国和朝鲜两地苦心经营40年,高层人脉丰沛,即使整肃也无法一蹴而就。另一方面,即使对中国因素敏感,也还必须投鼠忌器。今年年初,金正恩引发中国的强烈不满,中国“余怒未消”。

    朝鲜官方声称经济政策继续,但并不实质意义,巩固政权才是第一位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每当朝鲜内部局势吃紧,周边国家自然会加强戒备,中国也不会例外。有报道称,中国安全部队已经到达中朝边界。这应该是中国在边境维稳,防止意外状况。

 

俄罗斯向远东移民 中国政商安全新挑战

克危克险

    日前,俄罗斯地区发展部长伊戈尔·斯柳尼亚耶夫表示,俄将借鉴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经验,向俄边境沿线和沿海地区迁移人口,建立城市中心和定居点,以推动边疆地区的发展。

    据悉,俄已确定将远东和西伯利亚作为加快移民的两大优先目标地区。这将给中国边境地区带来全新挑战。

    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已从 2002 年 644 万,减至 2010 年的 628 万。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占俄国土面积 80%,自然资源极为丰富,但平均每平方公里不足 3 人,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开发远东对俄具战略意义,是加强边疆地区安全和维护国家统一重要举措。

    近年来,吸引人口迁移,加快推动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一直是俄政府工作重点。普京已确立“面向东方”战略,提出“借中国风扬俄罗斯经济之帆”,其中开发远东是重要地区发展战略。2012 年,普京总统将开发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称为“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任务”,并在俄内阁设立远东发展部,部级单位。

    俄正在实施“2025 年前远东和贝加尔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该地区人口数量将从 1040 万增加至 1240 万。2025 年前,俄政府将投入超 2000 亿卢布预算资金,还要吸引 1 万亿卢布私人投资,以发展远东和贝加尔湖地区。

    俄罗斯基于安全考虑开发远东地区,对中国的政商安全影响复杂。经济上,可以扩大中俄经贸合作,商业机会增多,有利于中国东北地区发展。然而,俄罗斯鼓励本国公民迁移势必冲击现有政策。中俄两国在边疆经贸合作、边境移民流动模式、边境安全乃至中俄关系都将带来一系列重要影响,尤其是中国移民问题值得密切关注。

    编辑出版:克危克险编辑部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3年12月30日 11:26主题: 转发: 转发:2013中国最新国情报告:不看不知道 看完吓一跳

中国国情参考数据

明镜网

2013-12-27

●中国人口13.4亿,60岁以上1.78亿占13.26%,其中一半无子女空巢,最大问题心灵孤独。中国3亿人失业,2亿人口流动,单身1.8亿,5800万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状况堪忧,97%公民不具科学素养。

●2011 年中国进入全民焦虑时期,房价物价飞涨、医疗费用高、养老保险成百姓忧虑之源,中国人年收入全球排名第159位,71%的人生活艰难,65%以上家庭老养 小,74%的80后照顾父母力不从心,94.5%的人认为食品没有安全感。99.6%的人认为纯友谊越来越少,75.5%认为鲜有君子之交。

●中国68.5%居民认为房价高难接受,北上广深房租疯涨白领一半工资付房租。北京380多万空置房,城区郊区共出租房屋240万套,租赁人口700万。

●中国40%女性有出轨行婚外性行为,36至40岁是女性婚外情高峰期,民政统计数据显示每天五千家庭解体。

●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人口密度为135人/平方公里,韩国为470人/平方公里,日本为336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35人/平方公里,英国为245人/平方公里,从人口密度 来说,英国、意大利、德国、日本、韩国、朝鲜、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越南等国都比中国要高。除了上表中的这些大国外,下面这些人口比较少的国家人口密 度(人/平方公里)分别为: 比利时342,以色列309,荷兰483,卢森堡亚 181,瑞士 188。蒙古国(1.73)与内蒙古(20)、海南(216)与台湾(620)、朝鲜(192)与韩国(496)就是几个很好的比较。

● 中国资源丰富,有60亿亩草原,其中43亿亩可利用草原,仅草原面积就超过了印度国土面积。中国人均占有草原只有0.304公顷,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 半。 那么我们看看世界草原分布情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资料,全世界有永久性草原面积约34.8亿公顷,人均占有草原0.54公顷。大洋洲草原面积4.13 亿 公顷,人口2700万;中国草原面积4亿公顷,约占国土总面积的42%,人口13亿;美国永久草原2.34亿公顷,人口2.98亿;蒙古国草原面积 1.293亿公顷,人口244万;南美洲草原面积5.16亿公顷,人口2.64 亿;前苏联草原面积3.73亿公顷,人口不到2.85亿(1989年前苏联最后一次普查总人口是2.85亿,但现在比以前有所减少)。就是说这些地区草原 面积20.7亿公顷,接近全球草原面积的60%。上面6个地区除去中国后人口共有8.8亿人口,但却占有全球草原面积的48%,人均草原面积1.9公顷。 中国草原面积4亿公顷,人均0.304公顷。其他国家人口42.5亿,草原面积14.1亿公顷,占全球草原面积的40%,人均0.33公顷。就是说中国人 均草原面积比8.8亿人少,但是与其他42.5亿差不多。

● 中国人均耕地,在全球人口上2千万的52个国家中,中 国排名35位,人均耕地比中国多的34个国家的HDI平均为0.712,人均耕地比中国少的17个国家的HDI平均为0.719。英国、日本、韩国等国的 人均耕地都比中国少,农业强国荷兰人均耕地只有0.057公顷,台湾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大陆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已有666个县突破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 的人均耕地面积0.053公顷的警戒线,但这666个县大多分布在广东、浙江等东部发达地区。印度人均耕地是中国的1.36倍,但中国粮食在近年产量最低 的2003年也还有4.31亿吨(1998年为5.12亿吨,2005年为4.84亿吨),而印度2003年的粮食产量只有2.49亿吨(而中国1980 年粮食产量就已达3.21亿吨),中国2003年的肉类、禽蛋、水产品、水果产量均大大超过印度。说明人均农用地和人均耕地并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 发展。

● 中国政府特别富裕:中国政府的收入至少包括这样几部份:一是税收;二是土地收入;三是社保收入;四是彩票收 入;五是国有企业上交的红利;六是政府的收费和罚款。财政收入仅仅是指税收以及纳入政府预算内管理的土地收入和国企红利等,若后两者没纳入预算内管理,也 不算财政收入。邓聿文依此计算出2007年中国政府的实际收入是多少:按直接法计算出的2007年中国政府的收入为10.16万亿元,包括税收收入 47002亿元、预算内非税收入5691亿元、土地出让收入12763.5亿元、社保基金收入9656亿元、彩票公益金332.5亿元、预算外资金收入 12331亿元、其他收入13824亿元。按间接法计算的中国政府的收入是 10.28万亿元,按支出法则是10.86万亿元,三者相差都不大。根据计算结果,即使不考虑债务等收入,2007年中国政府收入也超过了10万亿元,比 财政部公布的5.1万亿元的财政收入要整整高出一倍。

一、关于犯罪率

根据法学教授陈忠林的研究,从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可以推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 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3 / 200。

笔 者注:这是1999--2003年的数据统计,我们记得那个时期暴 光的官员们还没有最近这十年这么多,说明现在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还要高于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还要高于1.5/100。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 /400,如果去除老人和儿童,说明成年人的犯罪率远远低于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是普通民众的2---3倍,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是普通民众的 6--7倍,是他们所处的环境条件诱发他们容易犯罪吗?他们手中可是握有财产、资源和政策法律的权力呀!他们在自己的圈内圈外可是高高在上,一呼百诺没人 敢管的人们啊!

二、关于房价与家庭收入的比例

合 理的房价与家庭年收入之比,世界银行的标准是5 :1,联合国制定的标准是3 :1,现实中,美国是3 :1,日本是4 :1,发达国家最高的是悉尼 8.5 :1,纽约7.9 :1,伦敦6.9 :1,首尔7.7 :1,东京7.9 :1,新加坡 5:1,而中国20--30 :1,北京上海杭州等甚至达 40:1。

笔者注:这个统计的数字与实际情况出入也是太大,可能按高收入人群统计的,实际上有许多普通人民用二、三百年,三四百年的工资也买不上一套离工作地点近些的像样点的房子,我们比万恶的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距离。

三、关于收入差距

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笔 者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重工资收入差距极大的现象?因为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是国有垄断行业,他们的工资标准制定 得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工资标准,而且这些部门的领导班子的工资实行年薪制,年薪可达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这些部门的领导班子也多是官二代们,真不知道 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怎么执行的?他们有什么功劳?他们创造了什么价值?他们制造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其他方面另撰文)

四、关于贫困人口

一向将称成功消灭了多少贫困人口列为政绩,称中国贫困人口只有4300万人。要分摊联合国经费时,中国说: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低于1. 25美元的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超过2. 5亿,高居世界第二位。

笔 者注:中国的统计数字总是不统一,各部门统计的标准有可能不一样,应用的范围有可能不一样,微微有差距说得过去,有时一差十万八千里能说得过去吗?以此统 计贫困人口为例,对国内人民群众说中国贫困人口只有4300万人,对联合国就得说实话,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超过2. 5亿,高居世界第二位!不理解是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上的外国人需要援助,还是这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2.5亿中国人更需要救助!

五、关于人均收入

195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韩国的3.2倍,日本的1.1倍。但经过50多年“翻天覆地”的增长,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日本的3%,韩国7%。

奥巴马日前接受采访说:中国人均生活水平停留在美国1910年水准。

笔 者注:从1955--2008年经过五、六十年“翻天覆地”的增长,日本超出了中国的人均收入34.5倍,韩国超出了中国的人均收入17.5倍,中国人均 生活水平比美国落后了100多年了耶。中国人民辛苦劳动经济增长的硕果没用到人民身上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如受美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日本、 韩国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吗?

六、关于官员人数和人民人数的比例

中国历代民、官的比例:西汉7945:1;东汉7464:1;唐朝2927:1;元朝2613:1;明朝2299:1;清朝911:1;现代67:1。

1998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说: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

笔者注:公务员越来越多,最新网上的统计消息,现在十八个人养一个公务员。人民当主人的谱是越来越大了,公仆们越来越多了,再过了几年,没准俩、仨人就可以用一个公仆了,只可惜主人们越来越累断了腰,儿女们越来越筋骨瘦,公仆们却一个个脑满肠肥滚瓜流油。

七、关于行政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

用于行政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25.6%,印度:6.3% ,美国:3.4% ,日本:2.8%

笔者注:中国用于行政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是印度的4.1倍,是美国的7.5倍,是日本的9.1倍。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的机构太臃肿,有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有一个不创造财富的运转这架机器的庞大的废物队伍。

八、关于医疗、教育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

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3.8%, 印度:19.7%, 美国:21.5%,日本:23.3%

笔者注: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印度却是中国的5.2倍, 美国是中国的5.7倍,日本是中国的6.1倍。为什么?印度、美国、日本重视和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思想素质、身体健康。而中国就是这3.8%,其中的80%还都用在2--3%的高官们身上享用。

九、关于政府增长和百姓收入的比例

政府收入增长了985倍百姓收入只增长了19倍。

笔者注:政府收入增长了是百姓收入增长的52倍!为什么?因为政府的人员越来越多,他们需要坐汽车、大吃八喝,国内外旅游,三房四院,二奶三情,办公楼越豪华越好,各种待遇越高越好,钱越来越多越好,权力越来越大越好,维稳的费用越多越好......

十、关于裸官人数

知道现在中国有多少“裸官”吗?118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也就是平均每个省(直辖市)有3万多名“裸官”,如按全国2000多个市县算,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

笔 者注:118万裸官,多么可怕的官场!这叫什么样的政权?据悉近30年来,中国外逃官员约为4000人,卷走资金近4000亿元,人均席卷约1 亿元赃款,他们在这里裸官能是为人民服务吗?还不是为了更多的享受,为了更多的贪财,并随时跑掉逃避制裁,这潜藏的威胁和危险中央领导们不知道看见了吗? 这样的人还能让他们再掌握政权吗?不知道我们的宪法是不是规定政府官员每个县市都允许50个以上的“外国人”掌权?希望它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历史现象。

十一、关于中美两国2004年财政比较

关 于中美两国财政公共服务程度比较的资料。以2004年两国财政支出为例,中国用于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为37.6%,美国为12.5%;中国用于经济建设 支出的比例为11.6%,美国为5.0%;中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为25%,美国为75%;用于其他支出的,中国和美国分别为25.8% 和 7.5%。

笔者注:国家 2004年财政支出

行政公务支出 经济建设支出 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 其他支出

中国 100% 37.6% 11.6% 25% 25.8%

美国 100% 12.5% 5% 75% 7.5%

比较 300.8% 232% 33.3% 344%

1、以2004年两国财政支出为例,中国用于行政公务支出是美国的3倍,说明中国行政机构有严重的臃肿、浪费现象。

2、中国用于经济建设支出是美国的两倍多,证明中国确实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是美国的两倍多并不算多,再多些也是应该的、正常的。

3、中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仅是美国的1/3,说明中国不重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工作,重官轻民,保护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意识非常差。

4、中国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是美国的3.5倍。其他支出的面比较广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是不是应该用纳税人上缴的税款支付的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中国的财政支出不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不向全国人民公布,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呗。

十二、关于中国非正常死亡的状况

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20万:

单项统计:

1.每年因自杀死亡者高达28.7万

2.中国每年约有二十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

3.每年医疗事故死亡20万人(估算)

4.中国每年死于尘肺病约5000人(估算)

5.每年约有13万人死于结核病

6.2005年全国共报告甲、乙类传染病3508114例,死亡13185人

7.中国每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约10万。

8.全国每年因装修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已达11.1万人

9.中国目前每年工伤事故死亡约13万多人

10.每年触电死亡约8000人

11.中国火灾年平均损失近200亿元,并有2300多民众伤亡

12.全国每年1.6万中小学生、3000大学生非正常死亡

13.各类刑事案件死亡年均近7万人

14.广州每年产生约1200具无主尸体

15.中国每年因使用不当导致农药中毒的死亡人数达上万人

16.每年食物中毒死亡数万

17.1986年因酒精中毒死亡9830人

18..中国每年过劳死人数达60万

19.承每年因大气污染死亡38.5万!

以上合计约230.5万!!!

笔者注: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20万,足可以超过一个小国家的人口了。从单项的统计数字看,这许多瞬间被夺取的鲜活生命多为儿童、小中大学生们,正 值中流砥柱的工人们、农民们、精英们;从死亡的原因看多为医疗事故、交通事故、工伤事故、污染事故、食物中毒事故、劳累致死、精神崩溃致死......这 些致死的原因都是许多社会弊病造成的,如果政府下大力量能少一些行政公务的支出,多一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解决对百姓就业及各种福利、安全的保 障,一定会使这些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大大减少的。

20.经由不安全注射传播的肝炎和爱滋病,已导致三十九万中国人提早死亡,并造成六百八十九万寿命年的损失(注:新华社公布的数字)

笔 者注:致病肝炎的原因多是营养不良及不卫生的饮食习惯所致,爱滋病在我国的传播有许多却是采血人员不负责任地将采血针头不经消毒反复使用造成的恶果。提高 卫生条件,保障食品卫生,大力宣传改变百姓的不良卫生习惯是我们长期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那些披着人皮或披着白衣天使却视人民生命为草芥,给人民的健康和 生命带来威胁的恶魔必须以法律严惩。

21.中国每年有将近一百万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

笔 者注:为什么每年会有将近一百万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这么庞大的数字?一是先天性疾病和先天性不足造成的,二是贫困的生活,缺乏营养缺乏照顾造成的,三可 能是性别的歧视、遗弃、拐卖等原因造成的吧。所以优生优育、普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男女平等、解决社会养老问题应该是我们长期的国策。

合计:328万以上,扣除可能存在重复部份,同时考虑统计不全部份,每年非正常死亡超过300万应该没有问题!其中80%属于责任事故!

十三、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的人数

据官方统计,2006年中国政府逮捕了604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嫌疑人,是2005年的两倍。同样,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而遭逮捕的人数在2007年(742人)相比前年增加了23%。

笔者注:什么人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嫌疑人?最近这些年暴出的因为反对城管队的野蛮制止零售和野蛮拆毁住房的群众,上访他们野蛮霸道行为,给人民生活和财产造 成极大损失的人反倒成为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嫌疑人。真是本末倒置贼喊捉贼了,不正确地处理这些问题,民愤只会越来越大,矛盾只会越来越激化,这是个危险的 讯号。

十四、关于政府费用的比较

各国政府费用比较:

德国:财政收入的2.7%,埃及:3.1%,印度:6.3%,加拿大是7.1%,俄罗斯是7.6%,而我们中国是30%!这还只算公务员部份。

笔者注:

各国政府费用与财政收入的比

德国 埃及 印度 加拿大 俄罗斯 中国

2.7% 3.1% 6.3% 7.1% 7.6% 30%

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的比

11.1倍 9.7倍 4.8倍 4.2倍 3.9倍

笔者注:中国纳税人的税款有1/3都用与养活公务员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民穷困的原因之一,中国人民的福利待遇极其低劣的原因之一,中国的环境得不到很好改善的原因之一。

十五、关于中国税收

今年的税收将突破6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要给政府纳税 4615元,平均以每户4人计算,相当于每家要给政府纳税:18461元。

笔 者注:“年税收将突破60000亿”,这篇文章可能是2008年或2009年统计的数字,因为2008年的财政收入是60000亿以上,2009年的财政 收入是65720亿,2011年的财政收入是103740亿元,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要给政府纳税 7980元,平均以每户4人计算,相当于每家要给政府纳税:31920元。这么高的纳税额可能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了。沉重的税赋决不是一项治国的良策,历 史的实践每每给出了证实。不过分析这三、四年间税收额猛增长的重要原因还由于比较加强了监督、监管和审计的力度,使一些偷逃税款、“合理避税”的现象有所 减少。今后仍要继续加强监督、监管和审计的力度,为减免一些税赋提供可靠保证。

十六、关于物价

物价,97号汽油是美国的1.3倍,电影票是美国的两倍,阿玛尼西装是美国的3倍,宝马Z4中国9万美元,美国是3万,Levi’s牛仔裤价格是美国的7 倍。房价,早已经远远超过美国若干倍了。

笔 者注:以2010年为例,美国人均收入36300美元,中国4700美 元,美国人均收入是中国人均收入的7.72倍,中国的许多商品价格却向美国看齐,甚至超过美国,真乃咄咄怪事,除了上面说的97号汽油、电影票、阿玛尼西 装、宝马Z4、Levi’s牛仔裤、房价等已经远远超过美国若干倍以外,像药品、学杂费、蔬菜、鸡蛋、水果、水费等等也都高于美国。中国这样的工资收入与 物价的比潜藏着一种人民群众不满愤懑的情绪,是改革开放的破坏因素,价格是调整市场经济的杠杆,无政府主义的暴利价格、疯狂价格是一些人私欲黑心的标尺, 是破坏改革开放的罪魁,政府必须扼制、裁定这些破坏价格政策的罪魁祸首,保障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

十七、关于劳动力工资增加速度

1997--2008年间,劳动力工资的增速是11.6%左右,但是财富性收入,比如国企利润增速是32%多,政府土地转让金收入的年均增幅超过33.6%。

笔 者注:1997--2008年间,国企利润增速和政府土地转让金收入是劳动力工资增速的三倍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了官与民争!官第一,民第二,民从属于 官,政府总是把官的利益置于百姓的利益之上,甚至达到政府的利益是全体百姓利益的三倍以上,这也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我们有这么臃肿的政府机构,有这么庞 大的“公务员”队伍,干部终身制,能上不能下,甚至从幼儿园,上学,工作,有病一直到退休了,离职了,关押了,死亡了,在一切生存的环境中,他们的特权待 遇利益都要高于普通百姓多少倍。

十八、关于环境污染的后果

空气、水、食品、药品污染的结果就是癌症村的出现,癌症的发病率大幅上升,先天缺陷大幅上升。全国每年约有20万--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残疾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

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估计,空气污染每年在中国致死的人数为65万以上。世界银行同年估计污染在中国每年致死75万,当是所有污染致死的数字!

笔 者注:空气、水、食品、药品的污染追其根溯其源,根子在政府,尤其改革后,那种盲目跟进,政绩保官,不懂科学,毁民毁财毁物的官场作风再度掀起黑风恶浪! 盲目引进的过时项目、垃圾项目、污染项目、泡影项目严重污染了我们的空气和水源;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黑心恶胆让一些人挺而走险严重污染了我们的食品和药 品;政府对这些现象开始时置若罔闻,可能只认为这些是“九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缺点和错误,不予干涉和制止,待这一切已泛滥成灾的时候,环境污染已经到 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环境污染的后果正吞噬着我们的山河、我们的民族!政府再想扼制这些污染却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时间。

十九、关于国有企业

天 则所报告展示统计称:与民企相比,2001到2008年间,国企少缴付的利息共计2.85万亿元,地租3.09万亿元,资源租5000多亿元,亏损补贴 1198亿元。合计起来国企少付的成本是6.48万亿元,国企享有的上述利益,远大于同时期国企账面显示的4.92万亿元累积利润总额。所长盛洪说:“国 有企业已被内部人控制了”

笔 者注:2001到2008年间,合计起来国企少付的成本是6.48万亿元,远大于同时期国企账面显示的4.92万亿元累积利润总额1.56万亿元,说明了 什么?说明了国营企业在2001到2008年间的七年经营,不仅没有获得一分钱的经营利润和其他利润,并且这七年少缴付2.85万亿元的利息,3.09万 亿元地租,5000多亿元资源租金,1198亿元亏损补贴 (这些应该是不消耗任何成本的),其中有1.56万亿元被吞噬掉了!这1.56万亿元被吞噬到哪里去了?那些国营企业多是大型资源、金融垄断企业,不受 竞 争的干扰,应该起码有经营利润的,应该有几万亿利润的,那几万亿利润又哪里去了?所长盛洪说:“国有企业已被内部人控制了”一点不假,这些控制国有企业的 内部人是无赖,是蠹虫,是侵蚀和损坏我们经济支柱的鹗鱼,政府不应该找他们算细帐,追回他们侵吞的财产吗?!

二十、关于中国失踪儿童

保 守评估,中国每年的失踪儿童总数在20万左右,而能够被找回来的只占0.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意外伤害是中国0--14岁 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每年有超过20万的0--14岁的儿童因意外伤害而死亡,64万名儿童因意外伤害致残。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因为贫穷导致自 杀、家破人亡的案件数,世界第一。

 

 

 

 

李克强整顿影子银行

2014-01-08

  李克强显然意识到,只要钱荒问题不解决,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而传统银行与影子银行之间的勾结更是导致了金融侵蚀实体经济利润的现状,也让地方债问题隐藏得更深。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李克强要实现自己总理任内的目标,都要对嗜血的金融领域动刀,只要影子银行不再肆无忌惮,银行借道敛财的能力将大大削弱。

  媒体从相关部门获得内部文件显示,李克强开始出手整顿影子银行了,但警示之余力度仍显不足。这份标注为国办发[2013]107号的《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107号文)是由李克强治下的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的,强调防范金融风险成为该文件的“主旋律”——对饱受社会诟病、为规避监管而挂羊头卖狗肉的银行理财、信托、融资担保、融资租赁以及私募股权基金等业务的风险敞口开始收紧,并且开始着手切断银行通过影子银行规避风险监管的路径。但因为缺乏更具体的细节内容,这份文件只能被认为是为下一步展开的规范金融行为的纲领性文件,但从中也透露出,中共高层已经不会再继续容忍金融业的“胡作非为”了。
  事实上,面对影子银行,中共高层尤其是作为经济大总管的李克强也确实应该有所作为了。近年来,打着金融创新旗号的影子银行在中国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其规模的膨胀速度更是惊人:2012年底,中国信托业资产规模为7.47万亿元,而到2013年3季度,已经达到了10.13万亿元,增幅达36%,同比增幅更是超过60%。而信托不过是中国影子银行的一个缩影,其他的诸如小额信贷、融资担保以及私募股权等领域更是鱼龙混杂,商业银行更是通过这些渠道来大幅敛财,导致资金成本超过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资本不仅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反而大量地从实体经济领域撤退,这对于李克强和他的经济改革团队而言,绝不是好消息。

  风险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之所以造成如今这种被动局面,与中共在处理影子银行等金融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是分不开的。以信托业为例,107号文中提出,“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是信托公司的功能定位,实际上这一点早在1999年第五次信托整顿和2007年第六次信托整顿中早已明确,但是在后续实际运行中,银信合作等理财和贷款业务早已突破这一范围,但官方在警示之余很少采取有效的实际行动,即使有规范性文件出台,也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监管的软弱纵容了信贷成为信托业最大的业务,大肆放贷却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经历过六次整顿的信托业大有重蹈覆辙的趋势。

  贪婪是会传染的,在赚钱效应的驱动下,商业银行成了影子银行规模迅速扩张的最大推手。借助银信合作等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商业银行将大量资产从表内转移到表外,在膨胀了信贷规模的同时更是突破放贷的利率限制和行业限制,将大量资金腾挪到房地产等资金成本承受能力强、政策限制流入的领域,将房地产调控、金融扶持实体经济等宏观政策化于无形。

  融资担保领域更是问题多多,这一安排本来是为了分散银行信贷业务的风险,但是却往往沦为了银行变相抬升利率、利益输送乃至腐败等的帮凶,在暴利的吸引下,银行置风险控制与不顾,甚至为了牟利而不惜内外传统造假,银行串通外部担保公司造假骗贷的新闻在中国已经是屡见不鲜。在放大了银行的金融风险的同时,更是将正常的信贷变成了高利贷,将实体经济的利润转移到自己的钱包。

  高融资成本直接导致实体经济偿债能力不足,借新还旧推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杠杆率,高杠杆已经成为摆在李克强深化经济改革面前的一道难题:中国要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产业层次,离不开金融对实体领域的支持,但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没有多少实体产业能够承受高昂的资金成本,让提升产业层次的投资变得没有吸引力,唯有虎口拔牙,把金融领域过度挤占的利润挤出来,平衡经济各环节的盈利能力,才有可能继续推进“新四化”。

  将金融监管的灰色地带纳入监管对规范过度膨胀的表外资产规模是金融监管发展的必然趋势,只要掐住商业银行转变资金属性的渠道,信贷资金的流向将更加可控,提升贷款利率的难度也将更大,从而引导金融资产流入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107号文的核心出发点也在于此,其中对抬升资金成本打击最为明显的包括以下三点:

  一、 商业银行代客理财资金要与自有资金分开使用,不得购买本银行贷款,不得开展理财资金池业务,切实做到资金来源与运用一一对应。这将对商业银行近年来热衷于进行的监管套利行为形成遏制。

  二、 推动信托公司回归信托主业,运用净资本管理约束信托公司信贷类业务,不得开展非标准化理财资金池等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业务。这一点一旦落实,信托公司充当抬升信贷利率水平通道的作用将被大幅削弱,待清理规模将超过两万亿元。

  三、 明确界定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与净资产比例上限,防止违规放大杠杆倍数超额担保,银行不得为各类债券、票据发行提供担保。

  但是,有了2012年四部委联合发布的463号文、2013年银监会8号文最终都没有对影子银行和银行理财等业务形成影响的前车之鉴,107号文能否最终对影子银行带来实质性的影响仍然需要关注。从李克强就任以来对2013年6月和12月金融市场爆的两次钱荒的处理过程看,中共高层依然在担心严格的管理会带来金融波动,不敢对那些风险控制不力的金融机构过度施压,这种犹豫的心理往往会被金融机构抓住而进一步扩张高风险业务,推动经济整体杠杆继续上行。

  对于李克强和他带领的金融管理团队而言,现在必须清醒的认识到,金融创新和严格的风险管理并不矛盾,要有能够鉴别创新和监管套利的能力才能做好“抓”和“放”。只有对那些不顾风险控制、惯于利用监管漏洞的金融机构痛下下手,才能引导金融和实体经济步入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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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中国外贸形势分析与 2014 年展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薛蕊 苏庆义

Jan 14th,2014

 mathe_sqy@163.com

    摘要:2013 年,中国外贸增速有所回升,增长质量稳步提高。由于影响出口的因素没有发生较大变化,出口增速和 2012 年持平;政策因素推动进口增速较 2012 年提升 3 个百分点。外部需求继续好转、人民币升值幅度可能降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面铺开等因素将会使得 2014 年的中国外贸形势好于 2013 年。但是,中国外贸仍面临美国的债务上限问题、欧洲经济复苏的基础不稳和人民币可能的持续升值等不确定因素。政府在出台外贸政策时应更加注重长期作用。具体政策建议包括:重视进口、重视欧洲市场、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帮助企业开拓国内市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一、中国国际贸易形势回顾与评价

    1、中国外贸增速回升

    2013 年,中国进出口总值 4.16 万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同比(下同)增长 7.6%。其中,出口 2.21 万亿美元,增长 7.9;进口 1.95 万亿美元,增长 7.3%;贸易顺差 2597.5 亿美元,扩大 12.8%。

   相比 2012 年,2013 年中国外贸增速有所回升。1981-1990 年中国外贸的平均增速是 11.7%,1991~2000年外贸的平均增速是 15.2%。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除 2009 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3.9%外,2002~2011年进出口总额的增速始终维持在17.8%和37.1%之间。但是,2012 年中国外贸增速显著下滑,进出口总额仅增长 6.2%。2013 年,外贸形势有所好转,进出口总额增长7.6%,比上年高出 1.4 个百分点。

    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回升的直接原因是进口增长率呈现显著回升。2002-2011 年的出口增长率均大于17.2%,而 2012 年的出口增长率仅是 7.9%。2013 年,出口增长率还是保持在 7.9%的水平,没有变化。但是,进口增长率较上年显著提高。除 2009 年外,2002~2011 年的进口增长率均大于 17.6%,而 2012 年的进口增长率仅是 4.3%。2013 年,进口增长率回升到 7.3%,较上年提高 3 个百分点。
 

    表 1 中国外贸年均增长情况

指标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10 2011 2012 2013
进出口总额 11.7 15.2 20.2 22.5 6.2 7.6
出口 13.1 14.9 20.3 20.3 7.9 7.9
进口 10.3 15.5 20 24.9 4.3 7.3
贸易差额 -34 172 1330 1549 2311 2597.5
说明:进出口总额、出口、进口的单位均是%,贸易差额的单位是亿美元。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海关统
计快讯。

    贸易顺差的扩大幅度低于 2012 年。2012 年,外贸增速虽然显著下滑,但是贸易顺差显著扩张,增长率达到 48.1%。2013 年,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但是增长幅度低于去年 35.3 个百分点。各大机构普遍预计2013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增长 7.6%,如果按此 GDP 增长率计算得出 2013 年的 GDP,然后计算外贸顺差占 GDP 的比重(外贸顺差/GDP)和外贸依存度,则 2013 年中国的外贸顺差/GDP 和 2012 年基本相同,约为 2.8%。2013 年外贸依存度较 2012 年下降约 2 个百分点。

    图 1 中国的外贸顺差/GDP 和外贸依存度(%)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

    从月度贸易形势来看,同历年情形类似,各月份的外贸增长率呈现较强的波动性(图 2)。整体而言,月度外贸增速呈现“U”型。上半年,进出口总值约 2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8.6%。对于出口,前 4 个月,月度出口增长均超过(或等于)10%,其中,1 月和 2 月增长超过 20%;5 月出口增长仅为 1%,6 月甚至出现负增长。对于进口,除 2 月进口负增长外,前 4 个月进口增长均超过 10%;而 5、6 月连续两个月呈现负增长。从季度数据看,进出口总值一季度增长 13.5%,二季度增速下滑到 4.3%。下半年,进出口总值约 2.1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6.7%。对于出口,7、8 月出口增长均超过 5%,从 6 月的负增长恢复过来。3 / 9在经过 9 月的轻微负增长以后,11 月出口增长达到下半年的最高值 12.75%。对于进口,7 月的进口增长达到 10.94%,扭转了 5、6 月的负增长。随后,除 11 月进口增长 5.34%外,8、9、10、12 月的进口增长均超过7%。从季度数据看,进出口总值三季度增长6%,高于二季度1.7个百分点,四季度增速继续攀升到7.3%。因此,全年外贸增速呈现“U”型。

    图 2 2013 年中国进出口、出口、进口的月度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

    2、出口市场继续朝多元化迈进

    2013 年,在与发达国家的双边贸易中,尽管中美双边贸易总额增长 7.5%,中欧双边贸易也扭转了 2012年下滑的趋势,增长达到 2.1%,但是中日双边贸易较 2012 年呈现更严重的下滑,下降 5.1%。与此同时,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的双边贸易额继续快速增长。中国与东盟、南非和中亚五国的双边贸易总额分别增长10.9%、8.6%和 9.4%。中国的出口市场继续朝多元化迈进。

    3、民营企业外贸比重持续增加

    2013 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92 万亿美元,增长 1.3%。国有企业进出口 7479.7 亿美元,下降 0.6%。民营企业进出口 1.39 万亿美元,增长 20.6%,占中国外贸总值的 33.3%。由于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远远高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贸总额所占比重有所增加。事实上,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在外贸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表 2 列出了 2006~2013 年不同类型企业外贸所占比重。从中可以看出,2006 年以来,民营企业所占比重持续增加,从 17.47%增加到 35.83%,比重增加了一倍,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占比重不断减少。

    表 2 不同类型企业外贸所占比重(%)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SOE 23.66 22.79 23.82 21.70 20.91 20.85 19.41 17.99
FAE 58.87 57.83 55.11 55.18 53.84 51.10 49.00 46.18
OE 17.47 19.38 21.08 23.12 25.25 28.05 31.59 35.83
说明:SOE 代表国有企业,FAE 代表外商投资企业,OE 代表其他类型企业,其他类型企业主要是指民营企业。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

    4、一般贸易增长快于加工贸易,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迅速2013 年,中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2.2 万亿美元,增长 9.3%,增幅高于 2012 年。加工贸易进出口 1.36 万亿美元,增长 1%,增幅低于 2012 年。由于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速高于加工贸易,一般贸易所占比重提高 0.8个百分点,所占比重达到 52.8%。与此同时,海关特殊监管区外贸增长迅速,增幅高达 20.2%。

    5、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并重

    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是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2012 年,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速要高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而 2013 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速要高于资本密集型产品。中国机电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 1.27 万亿美元,增长 7.3%,增速低于 2012 年,占总出口的比重是 57.3%。服装、纺织品、鞋类、家具、塑料制品、箱包和玩具等 7 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共出口 4618.4 亿美元,增长 10.3%,增速高于 2012 年,占总出口的比重是 20.9%。

    6、中西部地区外贸增速高于东部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地理和政策方面的优势,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依赖于东部地区。近年来,由于中西部地区外贸所占比重较小,基数较小,外贸增速要显著高于东部地区。2013 年,东部的的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浙江、山东和福建等 7 省市进出口值共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 79%。由于其增速低于中西部地区,这些东部省市外贸比重相比 2012 年下降了 0.9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西部省市的进出口则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13 年,重庆、安徽、河南、云南、陕西、甘肃、贵州等中西部省市的外贸增速都超过 15%。可以看出,中西部省市的外贸增速明显高于东部省市。

    7、对 2013 年中国外贸形势的整体评价

    外贸增速有所回暖,增长质量稳步提高。2013 年,中国外贸增速没有达到 8%的增长目标,2012 年也未实现 10%的增长目标,但是二者有所差异。2012 年外贸增速是 6.2%,低于目标值 3.8 个百分点。而 2013年外贸增速仅低于目标值 0.4 个百分点,可以说是基本完成目标任务。更为重要的是,2013 年外贸增速高5 / 9于 2012 年,意味着中国外贸形势的缓慢回暖,因为 2014 年外贸面临的内外形势均要好于 2013 年,2014年的外贸增速将会在 2013 年的基础上继续回暖。外贸增长质量的提高则给中国带来更多的福利。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所占比重回落,私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不断增加。由于大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定位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所占比重相应降低,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不断提高。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低于一般贸易企业,因此,这种态势有利于中国整体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中西部地区外贸增长明显快于东部,有利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也逼迫东部加快优化外贸结构,寻找外贸持续增长的新动力。主要大宗原材料进口价格下跌则有利于缓解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

二、中国国际贸易形势成因分析

    我们可以分别从出口和进口来分析外贸形势。一般来讲,影响出口的因素可以分为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需求方面的因素包括外部需求、汇率和贸易保护等,供给方面的因素主要是生产成本。影响进口的因素主要是国内需求,还有进口大宗商品的价格。此外,影响进出口的因素还包括贸易成本、政策因素等。下面,我们将分别分析出口和进口,然后简要分析 2013 年月度外贸增速呈现“U”型的原因。

    1、出口增速不变的成因分析

    前述已指出,2013 年出口增速和 2012 年相同,均是 7.9%,这说明影响出口的因素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首先分析外部需求。2013 年世界经济形势和 2012 年并无太大变化,主要是欧洲经济开始有所起色。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3 年 10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预计 2013年的世界经济增速要稍低于 2012 年。世界银行的《全球经济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和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分析与展望》(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也均做出了如此预测。但是,仍有两点对中国外贸有利的方面。一是欧洲经济下滑幅度降低。2012 年,欧盟经济下滑 0.4 个百分点,但是根据联合国《世界经济分析与展望》的预测,2013 年欧盟经济仅下滑 0.1 个百分点。在此背景下,2013 年中欧贸易保持正增长,扭转了 2012 年下滑的趋势。二是世界贸易额增幅提高。2012 年世界贸易额增长 2.7%,根据上述机构的预测,2013 年世界贸易额将增长 2.9~4%。全球贸易增速的提高有利于推动中国外贸朝好的方向发展。

    2013 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上涨幅度达 3%,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达几乎是 2012 年的 3 倍。由于升值幅度较大,人民币汇率成为影响中国出口的负面因素。国际贸易保护方面,2013 年年中,中欧光伏争端达成价格承诺,至此,中欧贸易史上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争端得到解决,这是有利于中国出口的正面因素。由于 2012 年和 2013 年国务院均出台了稳定外贸的举措,而政策因素已经难以对中国出口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政策因素对出口的影响有限。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作为中长期趋势性的因素,2013 年和 2012年并无太大变化。

    表3梳理了上述各因素对出口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或者是不产生影响。正向影响是指相比20126 / 9年,这些因素在 2013 年能提升出口的增速;负向影响是指相比 2012 年,这些因素在 2013 年会降低出口的增速。不产生影响是指 2013 年和 2012 年的情形类似,这些因素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 2013 年和 2012 年中国出口的增速没有发生变化。

    表 3 影响出口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世界经济增速下降 欧洲经济好转 世界贸易增速提高 人民币升值幅度提高
影响结果 - + + -
影响因素 中欧解决光伏争端 出台稳外贸举措 生产成本 贸易成本
影响结果 + * * *
说明:“+”表示正向影响,“-”表示负向影响,“*”表示不产生影响。

    2、进口增速提升的原因分析

    影响进口的因素主要包括国内需求、加工贸易出口、进口价格、政策因素等。如前所述,预计 2013年中国 GDP 增速为 7.6%,比 2012 年下降 0.1 个百分点,因此国内需求会有轻微下降。加工贸易出口增速下滑,不利于中间产品的进口。2013 年,进口价格下降 1.8%,会影响进口额的增长。上述三个因素都不利于进口增速。但是,2013 年中国进口增速较 2012 年提高 3 个百分点,这是什么因素推动的呢?政策因素或许是最重要的推动力。2013 年 8 月,国务院出台了一揽子稳定进出口的政策措施,并由商务部、海关总署等落实具体细则。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积极扩大商品进口,增加进口贴息资金规模。完善多种贸易方式,促进边境贸易。”,此外还决定逐步扩大服务进口。由于中国的进口规模与自身的经济规模并不相称,小于应有的进口规模,进口潜力巨大,这些促进进口的政策措施有力地拉动了进口,提升了 2013 年的进口增速。

    3、月度外贸增速呈现“U”型的原因

    2013 年 1~4 月,中国对香港的转口贸易和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明显异常,比如,前四个月海关特殊监管区出口增速竟然高达 259%。2013 年 5 月 5 日,外管局下发《关于加强外汇资金流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严厉打击虚假贸易。5、6 月虚假贸易明显减少,出口增速显著回落。此外,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日元贬值也是出口呈现前高后低的原因。中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7.7%,第二季度 GDP增长回落至 7.5%,造成第二季度进口减速。下半年,在稳外贸举措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形势好转支撑外部需求回暖的拉动下,外贸增速止跌反弹。上述原因使得 2013 年月度外贸增速呈现“U”型。

三、中国国际贸易形势展望

    1、对中国外贸形势的整体研判7 / 9

    要展望 2014 年的中国外贸形势,首先应该研判未来五年中国的整体外贸形势。我们认为,中国外贸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未来五年中国外贸将保持中速增长。前述已经指出,加入 WTO 后的 10 年中,除 2009 年外,2002~2011 年的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始终维持在 17.8%和 37.1%之间。如果将 20%左右或更高的外贸增速定义为高速增长,那么将 10%左右的外贸增速定义为中速增长是合适的。综合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外贸已不具备高速增长的内外条件,未来五年将保持中速增长态势。

   2、展望 2014 年的中国外贸形势

    2014 年的世界经济形势要好于 2013 年,外部需求将有所好转。IMF、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各大组织均看好 2014 年的世界经济,预计 2014 年世界经济增速要显著好于 2013年。如 IMF 预计 2013 年世界经济增速为 2.9%,2014 年世界经济增速是 3.6%。其中,欧洲经济将结束持续多年的负增长,实现正增长。与此同时,世界贸易额也将有大幅提高,2014 年的增速较 2013 年将提升2 个百分点。

    2014 年,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很可能将会低于 2013 年。2014 年,中国人民银行很可能会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浮动区间,将浮动区间从 1%扩大到 2%,这将提升对人民币汇率贬值的预期,从而改变人民币单向升值的局面。此外,随着美国经济向好,美联储有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意向,国际资本可能会考虑流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也会促使人民币贬值。综合起来看,2014 年,人民币汇率很难维持 2013 年的升值幅度。

    上述因素是对中国出口的有利因素,将会提升 2014 年的中国出口增速。国际贸易保护、稳外贸措施、生产成本等都将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是“中性”的。

    影响进口的因素如国内需求、加工贸易出口、进口价格、政策因素等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预计 2014年进口增速不会低于 2013 年。

    最后一个可能会对中国出口和进口产生正向作用的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实施。2014 年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面铺开的第一年,其大胆探索实施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将会有利于中国的出口和进口。中国外贸面临的较大不确定性在于美国的债务上限问题、欧洲经济复苏的基础不稳和人民币汇率可能的持续升值。2014 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又将会面临债务上限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经济,从而影响中国出口。虽然各大机构普遍预计 2014 年欧洲经济将会实现正增长,但是欧洲有关国家依然受困财政问题,而且结构调整依然任重道远,这些因素或许会掣肘 2014 年的欧洲经济。人民币汇率仍然存在持续升值的可能,如果 2014 年的中国经济能够实现更好的发展、国际社会普遍看好中国经济的话,人民币汇率可能会继续升值。上述不确定性均有可能会对中国外贸产生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判断,如果中国外贸面临的不确定性不会发生或者影响较小的话,2014 年的中国外贸形势要好于 2013 年。保守估计,2014 年中国外贸总额将会增长 8%左右;乐观估计,外贸总额的增长将会8 / 9达到 10%甚至 10%以上。

四、政策建议

    中国外贸告别高增长时代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是金融危机引致的外部经济形势不好,内因是力促贸易结构转型。贸易结构转型必然会影响外贸增速。比如,提升一般贸易比重将会降低加工贸易比重,加工贸易出口下降也将同时影响进口增速。因此,应该摒弃以往注重短期效果的贸易政策。未来政策应更加注重长期作用。

    1、继续重视进口

    2013 年,正是由于进口增速的提升,才使得该年的进出口总额增速得到提升,应更加重视进口的作用。

    事实上,中国的进口规模一直与其经济发展规模不相称,进口潜力依然很大。因此,一方面,应继续说服美国放宽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管制,另一方面,在已出台促进进口政策的基础上,更加有针对性和计划性地制订相应的进口规划。进口产品的目的大体上有三个:(1)弥补本国不能生产的不足,满足消费者的最终需求;(2)为加工出口而进口中间产品;(3)进口生产需要的技术、设备等,推动本国创新,促进中长期经济发展。未来几年,中国应统筹协调这些进口需要,在提升进口规模的同时提升进口的质量。

    2、重视欧洲市场

    由于中日政治关系的影响,中日双边贸易下降幅度较大,达到 5.1%。2014 年,中日政治关系很难缓和,将会继续影响中日经贸关系。因此,中国应寻求提升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性不言而言,中国正在谋求出口市场多元化,2014 年将继续为此努力。除此之外,由于预计 2014 年欧洲经济将持续复苏、实现正增长,中国应重视中欧经贸关系,推动中欧贸易增速的提升。

   3、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2005 年汇改至 2013 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已累计升值 40%。如此大幅的升值已经对中国的出口企业造成巨大的出口压力。在升值幅度已经如此大的情况下,人民币不宜再持续单向升值。因此,应考虑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使人民币能够有升有贬,减轻企业的出口压力。当然,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幅度和频率也不宜过大,使人民币维持一定的波动幅度有利于企业的出口。

    4、帮助中国企业开拓国内市场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企业在国外销售的价格低于国内价格,让国外消费者享受到廉价的“中国制造”。企业宁愿低价出口也不愿高价内销,必然是因为内销有更高的额外成本,比如存在地方保护、物流成本高、资金难以回收等。为此,应深度整合国内市场,加快国内市场一体化;加快发展物流业;地方政府应严厉打击欠款问题。此外,可出台补贴消费者的政策,鼓励购买外贸企业的内销产品。

    5、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外商投资企业往往专注于加工贸易,生产率较低。近两年,私营企业进出口增长较快,占我国外贸的9 / 9比重开始超过 30%。中小企业是私营企业的主力军,但其中的小微企业往往存在融资难的问题。为促进小微企业发展、提高小微企业外贸比重,应着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2013 年 7 月,国务院下发《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指出“整合金融资源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应尽快推动这些意见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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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即将迎来人民币时代

百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帕特里克•兹韦费尔

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 2014-01-08

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在近期访问上海时表示:“中国的货币,即人民币,目前的市场知名度还不是很高,但在我有生之年,人民币将变成几乎和美元一样无人不知的货币。”

初看之下,这一预测似乎不太现实。人民币很难说得上是一种全球投资货币,在各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中所占的份额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人民币地位的任何变化都离不开国际金融图景的深刻调整。但人民币目前的演进速度之快引人瞩目。作为交换中介以及计账单位,人民币将在三年内取得国际地位;而在十年之内,人民币或将取代美元成为全球的储备货币。

可以看出,人民币在很多领域的地位都在日渐上升。第一个领域是贸易。历史表明,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其货币将逐渐发展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角色。鉴于中国现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人民币目前的发展势头有对其有利。人民币已是全球交易量排名第九的货币,近期还取代欧元成为了国际贸易融资领域使用第二多的货币。因此,人民币在未来三年内成为一种重要贸易货币的条件已经成熟。届时,以人民币结算的交易规模应当占到国际贸易总量的约5%,较2012年时的比重增长了四倍。

人民币转型为国际投资货币的进程同样也在加快。这一进程的催化剂来自金融改革以及资本市场扩张。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公布的方案,中国计划拉长国债的收益率曲线,并打造一个能够满足国内外多种类型借款方和投资者需求的资本市场。这一动态,加上未来人民币汇率交易区间有望拓宽,应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一种国际投资工具的公信力。

中国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市场规模现已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排名第一。过去三年中,中国债市中流通的国际债券规模增长了约800%,麦当劳(McDonald's)、卡特彼勒(Caterpillar)等外国发行方也进入中国债券市场融资。

虽然当前中国债市基本不对国际投资者开放,但习近平推行的改革表明,这种局面将在短期内发生变化。因此,在未来五年中,人民币有望和欧元以及美元一道,成为国际债券市场中的三大发行货币。

弥补短板

人民币在成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方面存在最严重的短板。目前世界各国央行的外汇储备中只有0.01%是人民币,而美元所占比重达60%,欧元则为25%。但这一低微的权重掩盖了人民币的重新定位——这一过程始于2005年,当时中国废除了固定汇率制度。

在那之前,美元是发展中国家央行的唯一参照坐标。美元是各国政府外汇储备资产中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比重远高于其他货币,对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走势具有重大影响。

但自2005年开始,一种新格局出现了。美元对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影响力——即美元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波动同步性——逐渐减弱。此前,美元汇率每变动1%,新兴市场货币汇率平均会同向变动0.8%。如今,后者同步变动幅度已接近0.5%。

从弱势美元中获益

美元的损失就是人民币的进益。人民币曾经完全不具任何市场影响力,而现在人民币每变动1%将导致其他新兴经济体货币变动0.1%至0.2%。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这一趋势只会不断强化。如果目前趋势持续下去,在2025年人民币在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将达到30%,届时人民币将开始威胁到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

人民币获得市场主导地位的一大障碍在于中国自身。中国一直不愿开放本国资本账户,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出口以及持有巨额美国国债意味着,政策制定者们可能不喜欢推动人民币升值的政策。

但成为国际货币的好处——借款成本降低以及外汇风险减弱——最终将被证明为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以至于中国政府无法视而不见。因此条件已经齐备,人民币将逐渐成熟,以人民币计价的证券将逐渐成为国际投资者持有的核心资产,而这很可能导致美元资产遭到卖出。我们即将迎来人民币时代。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4年1月7日 8:34主题: 转发: 互联网干掉的下一个巨头会是谁

互联网干掉的下一个巨头会是谁

东华

2013-12-30

2013年是个很特别的年份。这一年,新技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穿戴式设备等)已经不满足于在自己的领域里战斗了,开始大举正面进军传统行业。没感受到的人浑浑噩噩,感受到的人都如临大敌。

这一年必将会成为“传统行业互联网化”的元年,成为中国商业史上毋庸置疑的分水岭。为什么会这样?首先,让我们问一个问题:互联网的本质是什么?

2006年的时候,我参加一个访谈,那时我在微软。我反复强调互联网是个提高效率的工具。现在我还是这么看,但是观点稍微有所调整:互联网从本质上来说,是通过技术的手段,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他本质上,解决的是“沟通”的问题,它把原来要跨地域,跨时间,跨语言无法沟通的状态都拉平了。

互联网也因此极大地释放了效率。互联网带来的变化在于,沟通效率的极速提升。这种提升,用消灭中间环节的方式,重构商业价值链,不参与重构的企业将可能面临灭亡,而参与重构的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去构建一个“新常态(new normal)”?

回到商业的本质:有人提供产品或服务,有人使用。因此,简单来说,商业可以简单分为两大环节:创造价值和传递价值。先说传递价值。

传递价值可以解构为今天广受认同的三个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互联网首先攻占的,就是通过自身的效率,缩短或者重构“传递价值”的商业价值链。过去这些年,谁最先被“解决”了?

第一批被挑战的是传统“信息中介”,比如传统媒体,以及依赖于传统媒体的衍生行业,比如传统广告、传统公关。当信息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随时随地获得时,传统媒体的中心化、时延性的中介价值,迅速贬值。信息中介产业迅速重构,广告行业快速与时俱进。

传统媒体之后,是零售业。

淘宝蓄力10年。10年前很多人不屑一顾,网上没法试穿,谁会买鞋子买衣服?看双十一的销售中的服装、鞋子的排名,他们不说话了。今年阿里销售额能到2万亿人民币吗?而全国的零售业规模才10多万亿人民币。马云与王健林的亿元豪赌,说网购规模能不能超过零售业50%。虽然今天不能定论,但很多品牌大幅度关店、商场人越来越少却是事实。最显眼的迹象是,沃尔玛开始关店了。王健林的“万达模式”是,以沃尔玛为中心,发展包涵餐饮娱乐的商业综合体。沃尔玛不是被淘宝打败,也不是1号店,而是被一种新的业态所革新。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沃尔玛也必然要改变。

另一种流通巨鳄是苏宁大卖场。苏宁的盈利模式是,一方面大量开店,获得巨大的用户,另一方以此获得和供货商的强大谈判优势,获取差价,和资金滞留。还记得吗,很多年前,很多电子产品宣布:我们从未授权任何网站出售我们的正版产品。现在来看,那是对现下传统渠道的一种保护,一种挣扎。而眼下,已经很少有人怀疑京东卖的不是正品,京东的价格,也已经变成网络零售价格的标杆,这时也倒过来逼迫了苏宁电商化。苏宁开始强调线下必须与线上同价。苏宁正式打响O2O之战。

另一个有趣的反击来自红星美凯龙。双十一的时候,一条来自红星美凯龙管理层的微信,在网上引发众议纷纷。微信内容显示,这位高管要求管理团队禁止线下店与线上电商的旗舰店同步合作。这一趋势的结果是,消费者会把线下店变成陈列店,但线下店也因此减少了销售收入,红星美凯龙也将大大减收营收分成。这是从根本上打击了红星美凯龙的盈利模式。与之相反,银泰百货在双十一的时候鼓励线上线下同价,他早就意识到这是没有办法抗拒的未来。作为马云的好友,沈国军可能早就意识到了,迟早变革将会颠覆现有的商业根基。

一切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行业都将被互联网打击。第二批被挑战的会是谁?

2013年,互联网集中地重大地打击了金融业。马云再次打响了第一枪,百度、腾讯随即跟上。身后更是一群互联网饿狼。

首先是存贷业务。银行的盈利模式是存款和贷款利差,阿里巴巴掌握了很多企业的交易数据,这就可以更合理的评估风险,通过蓄势已久的阿里小微金融,提供小额贷款。另一头,阿里今年决定撕下伪装,用支付宝和余额宝来吸储,向银行正面开战。余额宝出现后,支付宝不再是中间工具,而是变成了资金池。余额宝提供的其实是一种非常普通的金融服务:货币基金。但是,绝大部分普通人只会把钱存在银行,不知道什么是货币基金,他们只知道买了余额宝比活期利率高,买完了还是不知道什么是货币基金,但是却已经完成了个人资本投资。而,阿里,则成功的转移了数以千亿的活期存款。

然后是信用卡业务,它的盈利主要来自于刷卡的手续费以及分期付款的利率。现在包括拉卡拉在内的很多第三方支付都在抢食这块蛋糕,阿里当然也不会坐视。淘宝手机客户端推出一个功能叫“淘点点”。目前很多餐厅都配备wifi,手机接上wifi,可以通过淘点点直接点菜,点完拍下桌上的二维码,菜品就会直接送来。吃完之后支付宝直接付费。这群互联网“解放军”正在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气势一块一块吃掉银行的几十年来安享的蛋糕。支付宝会逐渐把银行架空为一个“管道”。

银行将面临和苏宁眼下所面对的一样的境遇,线下网点会从优势,迅速变为包袱,银行可能也终将走向O2O,网点也将变成线下体验店,但是,跨界的“万科社区金融”已经等在那里了。

第三波是物流的重构。

如果有一天支付宝的交易能够占中国零售的50%,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物流相当一部分都是由支付宝驱动的,这就是马云最具战略前瞻的地方。又是马云,还是马云。马云和沈国军的菜鸟网络目前正在全国各地开物流中心,根据天猫上的数据,可以精准的选取主要物流节点,除了物流,还可以根据各城市的精准需求,开天猫实体店,变成新形态的商业地产。菜鸟物流的愿景如果成功,将有可能会垄断中国的骨干网络,发货的顺序和时间都将使最优的效率,达成全国任何地方24小时到达的承诺。大数据的威力。如果菜鸟能够做到这点,其他快递公司要么差异化,要么就会沦为最后一公里的物流。

不管最终的物流竞争形态变成什么样子,必然会产生全国任何地方点对点24小时抵达的业态标准,这将进而刺激了信息流和资金流。这三流打通将会像水一样流畅。于是,一切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环节都将逐渐被颠覆,或者边缘化。

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本质上大部分是传递价值,而以往这些渠道分走的利润,在今天的效率来说,是过高了。当传递价值被重构之后,互联网将真正地进军传统产业,重构商业的源头:创造价值端。

那么,未来,互联网这种如同龙卷风般的变革将会进一步向哪些方向席卷?如果用一句话归结,那就是:互联网将会找到一切拥有不该属于该产业模式的高额利润,并把他们拉平。信息不对称,超高的品牌附加值,都是互联网解放军的目标。

比如传统教育行业,新东方将会遭遇巨大的危机。新东方至今主要还在用一种非常传统的模式在运营产业,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单项数千元的课程可以人满为患,但当互联网可以极大提高培训效率的时候,谁还会长途跋涉去北京上海付费去课堂上听老师讲笑话?新东方最值得警惕的对手,可能就是沪江网。下一步,哪些传统产业将会被重构?有三个方向也许值得大家关注。

第一、那些购买可以发生在生产前的行业。

定制化,反向购买。一切面对消费者的生产行业都有可能被重构,比如女装厂商、电视、冰箱、房地产等。这里面孕育着巨大的机会。沟通及其顺畅后,购买行为可以发生在生产之前。2C之后,将是2B。

第二、第三方付费模式将会进一步重构价值链。

路由器生产厂商原本单价300,现在只卖100,甚至免费,厂商在路由器内置CRM软件,从而可以提供面向消费者的广告。整个产业链被重构。

两年前,中移动不会想到,打败他的不是联通,不是电信,而是微信。而电视厂商们也怎么想不明白,怎么才能生产出一台2999的超大屏幕电视,还有钱赚?雷军做到了,只不过他的的逻辑是,我就按照BOM的价格卖,完全不考虑利润。他赚钱的地方也不在这儿。第三方付费,将席卷很多行业。

反击的电视厂商采取了两种方法:TCL的办法是,与腾讯合作,爱奇艺合作,生产智能电视。而海尔的办法是反向采购。今年九月份,海尔在天猫上通过预约订货的方式,完成了惊人的销售额。

第三、品牌将会被重构。

很多人曾经持一个观点“品牌是邪恶的”,对于用户而言,品牌是客户为了信任而付出的额外高成本。对品牌商来说,对应的就是额外高利润。简单来说,很多品牌附加值就是额外的钱买了放心。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额外的钱是为信息不对称所支付的钱。一旦信息不对称被互联网解决之后,就会产生新的品牌,品牌的意义也会发生改变。狙击传统品牌利润,比如淘品牌的崛起,就是一个方向。

2013是分水岭,马云是很多场战役的发令者。这些方向,将在2014年以及今后,越来越激烈地改变中国商业格局。大部分传统产业的“从业者”已经或者正在激烈地对抗这种变化,因为重构,意味着蛋糕要重分。

传统产业,你是愿意一起来分新蛋糕呢,还是守着可能就要不存在的旧蛋糕呢?

 

 

 

 

发件人:yhytrans<yhytrans@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时 间:2014年01月04日 15:16 (星期六)附 件:2个(页岩气和美国权力的复兴.docx 等...) 查看全部附件

页岩气和美国国力的复兴

戴维·黑斯廷斯·邓恩

马克·麦克莱兰

  【本刊讯】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出版的期刊《国际事务》2013年第六期刊登戴维·黑斯廷斯·邓恩和马克·麦克莱兰合写的一篇文章,题为:《页岩气和美国国力的复兴:戳穿衰落论?》,全文如下:

在不到20年时间里,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被普遍认为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自由民主的霸主的美国和后冷战时期的早期福山“历史的终结”的乐观情绪,已经让位于有关美国统治下和平终结的不断的宣言。美国的国力曾经被认为对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一种霸主地位来说具有根本重要性,现在却日益得到反省。人们回顾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及雷曼兄弟公司垮台之前的风平浪静的时代。使帝国的过度扩张和国内金融崩溃问题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国力所面临的一个严重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对手的崛起。中国经济增长的不顾一切的步伐导致高盛公司提出了一项经常被引用的预测,就是中国经济将于2027年超过美国,如果不是提前的话。按照这一观点,三个事件被认为产生了尤其重大的后果:美国对911袭击所做出的反应;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有争议的、长期的和无效的干预;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困扰着美国次贷市场的监管失灵。对许多观察者来说,美国处理这些事件的方式显示出了战略和政治上的失算和不力的应对。这种失误对国家的霸主地位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但是,就在财富和权力被普遍预言正在转移到东方的历史时刻,北美洲的石油和天然气部门中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却提供了有关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的可能性。页岩气和“致密”油的大量储备——从前要么未被发现,要么被认为技术成本过高而无法开采——现在却提供了在更大程度上保持美国经济实力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超越了从前的预测。人们在预测美国经济衰落的时候经常谈到美国对日益昂贵的外国石油的依赖。这一弱点由于美国获取这些供应的各国的不稳定性和石油市场的波动性而加重。一种可能性,即通过开采国内的页岩气和页岩油储藏,美国能够保持更多的经济实力,带来了出现一种地缘政治前途的前景,这种前景与人们目前认为可能的情况相比,更加类似于后冷战时代。对美国页岩气和页岩油新的开发提供了一种明显的可能性,就是支撑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础现在并不像人们一直认为的那样脆弱。虽然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和在阿富汗与伊拉克展开的军事攻势肯定损害了美国的国力,但是美国能源部门最近的迅速扩展却表明,对这些事件比较恰当的看法是,它们是美国卓越地位严重的暂时挫折,而不是致命的打击。像越南战争和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所造成的影响一样,它们对美国全球角色的影响也可能并不像当今时代人们的反应所表明的那样带有根本重要性。

本文以简介美国衰落的原因为开端,然后强调了这些论点的缺陷,尤其注重今后年代美国在经济上的相对弱点是否像人们所经常预测的那样可能。本文认为,美国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产业中的根本变化提供了对美国国力的与目前占居主导地位的说法所不同的未来描述。在美国和加拿大获得的非传统矿物燃料的新发现、开采方法方面的技术创新,以及能源效率的提高,可能会使北美洲在21世纪30年代以前在能源方面几乎获得独立地位。这种结果对全球政治的影响可能是美国财富要比人们目前认为可能的得到更大程度的保留,以及欧佩克国家和俄罗斯等主要的传统天然气出口国相对的财富和地缘政治影响的减弱。虽然这种结果从环境角度来看将会很成问题,也会引起争,因而得不到保障,但是在未来的任何成本效益分析中,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都可能会特别提到能源独立性。这一结果实际上不仅得到了共和党——以最近对环境问题游说集团的敌视态度而著称——而且得到奥巴马行政当局的欢迎。

美国衰落论

反击衰落论文献的企图总是包括这一体裁的某种形式的简史。实际上,有关美国衰落的思想有着很长的家史,绝不是美国外交政策话语历史上的一项新奇的发展。然而,强调衰落论传统的周期性质的历史在批驳目前提出的美国衰落的具体论点方面并不起作用。证明以前时代中论述过衰落问题的人们的观点最终是错误的,这种做法在阐明美国今天不是一个衰落中的国家方面毫无作用。1987年,甚至在美国的国力达到巅峰之前,保罗·肯尼迪就错误地指出美国的衰落,这一事实并没有证明帕拉格·卡纳2008年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认为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这一看法大体上包括两个组成部分:美国政体本身内部存在着促成其当前困境的因素;以及对美国国力的挑战者的崛起。

各种论点已经提出,表明即使没有竞争对手国家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美国最近的外交和经济政策大概也会带来美国国力的严重萎缩。有关帝国过度扩张和经济管理不善的主题在支持美国衰落的国内来源的文献中占居主导地位。简言之,美国的首要地位取决于其经济实力。而这种实力受到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和代价高昂的海外军事干预所造成的债台高筑的严重损害。奥尔特曼和哈斯认为,经济实力是美国首要地位的“先决条件”之一,只有在该国恢复预算平衡和解决债台高筑的问题情况下才能实现——而最近几年的特征则是布什行政当局2001年和2003年实行的大规模减税、医疗保险计划中增添处方药福利金,以及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干预。所有这一切都严重消耗了美国的经济基础。虽然奥尔特曼和哈斯提出了美国的一线希望,如果它放弃经济上的挥霍无度的话,但是另外一些人的看法却不那么令华盛顿感到惬意。他们指出,在短期赤字之后发生了中长期的衰落,其原因是高昂的社会保险开支。在其有关美国垮台后的世界的得到广泛阅读的分析中,法里德·扎卡里亚也指出了处于美国国力衰落核心的经济问题。

虽然有关美国未来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的确切预测因来源而不同,但是一种共识却是,这一发展轨迹肯定是向下的。美国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从1999年的30%下降到2008年的23%,按照一些估计预计到2030年将会跌破15%。届时,中国的GDP估计将已经超过美国,保持在稍低于20%。然而,正如吉迪恩·拉奇曼所说,处于衰落之中的不仅是美国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而且还有其重要的欧洲盟国所占比重。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经济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全都每况愈下,不仅最近几年是如此,而且从2008年欧元区的银行业危机和主权债务问题出现之前就是如此。

人们还重点提到最近的石油高价、全球石油产量超过预期的下降和美国的衰落之间的联系。迈克尔·克莱尔就与冲突和资源稀缺相关的问题著述颇多。他认为,由于20世纪美国国力的崛起取决于控制全球石油供应,因此无怪乎,美国的衰落也恰逢石油本身的一个衰落期。作为石油不断减产的证据,克莱尔指出了美国能源部2000年的预测,即全球石油的日产量到2010年将为9700万桶,到2020年将为1.15亿桶。然而,2010年全球日产量却只有8200万桶,按照现在的预测,到2020年将仅为8500万桶。克莱尔在其他地方的明显带有世界末日弦外之音的争论中指出,资源稀缺和每况愈下的能源供应将导致一场新的全球范围的、争夺能源霸权的30年战争。他把这场战争比作17世纪的同名冲突。这场战争的战败国将会被“抛弃和肢解”。

美国国力的恢复能力

除了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的具体潜力来重振美国国力的物质基础之外,还有一些论点也支持了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持续耐久力。考克斯认为,有三个核心理由支持在华盛顿到北京的一场权力转移是否真的正在发生问题上的保留意见。首先,经济被过于轻易地与国力混为一谈。第二,西方仍然保持着超过人们所公认的结构性优势和资产。第三,中国的崛起很可能会促使美国在东亚保持持久的驻军,导致亚洲其他国家与美国保持牢固的联盟,以限制中国在外交事务中的行动自由。类似的主题还得到了约瑟夫·奈的强调。他认为,经济增长和获得期望的结果能力方面的实际力量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夸大了。除了自己能够利用的软实力的大量储备之外,美国还保持着对中国的强大的军事优势。在奈看来,问题与其说是美国是否正处于衰落之中——他认为,美国有“相当大的概率”将在今后几十年内继续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不如说是美国能否成功地发挥“巧实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有了考克斯和奈作为一个有用的引子,批驳美国衰落论的论点就可以被宽泛地归纳为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利用了自由主义国际主义思想的一些方面,认为美国国力并非仅仅是其物质实力的粗俗的反应。第二个主题认为,中国的物质实力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一直被夸大,其弱点被过于经常地掩盖了。第三个主题认为,美国的经济实力一直被低估,因为近年来其经济增长的暂时挫折被说成是带有根本重要性,从而掩盖了美国经济的基本的稳健性。正是在这一主题背景下,美国能源面貌的恢复将在以下论述。

认为国力并不仅仅是物质实力的反映,这一看法既不新颖,也不局限于美国外交政策及其衰落的讨论范围内。实际上,从达尔到卢克斯、福柯和哈贝马斯,权力概念本身可能是政治学中最有争议的词语。只有最富于激情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才会否认,国力并不仅仅包括一国原始的物质基础。美国的霸权并非在中国的GDP超过美国的某个未来日期简单地转移到中国手中。如果GDP等经济计量方法是判断这种事情的唯一标准,那么欧盟就会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实际情况则是,当前国际秩序的一些特征使具有特殊的“美国特色”的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市场思想得以兴旺发展,而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在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的时候简单地消失。从前的霸主力量的遗产就是这种现象的证据,因为它们在国际体系中持久的角色超过了单单其当前的经济重要性所证明的合理程度。类似地,要想取代美国的领导角色,就必须有条不紊地废除现有的世界秩序的合法地位,以削弱美国的力量,而不是简单地将其经济降低到第二位。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合法地位没有从根本上被视为无效的情况下,中国不大可能会挑战美国。要挑战美国主导下的秩序的生命力,中国就需要不仅使当前的霸主失去合法性,而且为其他国家提供一项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对中国来说这极其难以实现,因为它缺少盟友,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它的专制主义的模式是可以输出的一种有吸引力的模式。

因此,中国承受着与西方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的软实力的严重匮乏。实际上,要想令人信服地取代美国成为霸主,中国几乎肯定必须拥有更大程度的硬实力来弥补其软实力的匮乏。对世界大多数国家来说,“首选的力量平衡者”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或者另外一个竞争对手。虽然由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处理不当,美国的软实力无疑受到损害,但是谈论软实力的永久丧失显然为时过早。虽然关塔那摩湾和阿布格莱布监狱所传出的图像有损于美国的声誉,但美国仍有范围广泛的一系列软实力杠杆可以使用,奥巴马总统从2009年以来执政的5年也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外国观察家眼中挽回了美国的形象。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决心遏制或者抗衡美国的国力。美国的单极地位并没有造成一个企图遏制它的国家联盟。与多极或两极的国际体系相比,在当前的单极体系中,各国有较小的动机要争权夺利。实际上,布鲁克斯和沃尔夫斯认为,冷战结束后全球实力在美国的大量集中,基本上使关于力量平衡和国际体系制约措施的传统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作用”。即使人们接受中国今后将成为一个伟大强国,中国的国力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体系,而这一体系反过来又取决于美国领导权的有效发挥。

美国经济中的弱点已经得到广泛的阐述,尤其是在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经济所承受的债务负担——民主党人认为是由于无所羁绊的和未加监管的市场所致;共和党人则认为是由于过度的开支——在有关国力从美国向中国转移的描述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美国模式的局限性却掩盖了剩余的、基本的结构性优势。美国可以继续利用这种优势来帮助维持其霸权,无论美国能源部门中最近的发展如何。就长期而言也许最重要的是,无论是与东亚还是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人口统计前景都要好得多。由于较高的出生率和移民相结合,所以美国将保持2.0以上的生育率。新的移民,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年龄往往要小于普通美国人,从而使整体人口的年龄下降。柯特金认为,到2025年,美国人口将增加1亿,从而确保了美国国家的持续繁荣和国力。这一人口增长能够确保,美国以大多数欧洲国家做不到的方式保持超过债务曲线的发展速度。奈也指出了对美国的国内稳定和保持美国国力来说是好兆头的一系列其他人口统计和社会指标,包括犯罪率、离婚率以及少女怀孕率下降、宗教活动持续的高水平以及稳健的公民社会。美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发所占的主导地位也将是美国国力的一个来源。目前在世界上头20所名牌大学当中,有13所位于美国。美国的科技主导地位将由于一个事实而得到扩展,这就是它与中国相比,花在研究与开发上的GDP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占2.7%)。美国还继续在诺贝尔奖得主的人数方面世界领先:到2011年,它已经赢得诺奖总数的39%和科学、医学以及经济学领域中诺奖的47%。

美国的国力还可能会由于美国经济的制造业部门的重振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几十年的衰落期间,制造业就业岗位被外包给了中国等低成本经济体。现在有令人吃惊的证据表明,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出现了新的蓬勃发展。美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正在变得更为廉价、生产能力更高,也更具有灵活性——所有这些特征对于寻找新的制造场所的投资者来说都具有吸引力。希尔金、津瑟和霍纳认为,到2015年,美国将创造80万个新的制造业就业岗位,从而使新的就业岗位总数达到320万个。他们还认为,在几个产品领域,包括计算机、汽车零部件、塑料和橡胶等,跨国公司使制造业务重新回归美国的转折点几乎已经达到。正是能源和制造业之间的特殊关系不明,美国制造业目前的发展将会持续下去,并预示着美国国力基础的重大而持续的创建。

页岩气、页岩油和美国的国力

在2011年在本刊发表的文章《彬彬有礼地衰落下去的艺术》中,奎因为美国相对衰落寻找理由,说奥巴马总统在外交方面的谨慎做法适合于美国当前的处境。但奎因却发出了以下的警告:“对美国来说,要想在今后几十年中避免相对衰落,就必须发现某种尚且未知的推进发动机,以重振本国的经济增长,或者是崛起中的大国遭遇某种严重的、不成比例的经济中断。”对于美国在国际政坛上保持卓越地位的前景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有迹象表明,这样一个“推动发动机”正在出现。在多年储藏递减之后,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正处于引人瞩目地时来运转的萌芽阶段。从前要么未被发现、要么被认为在技术上无法开采——仅仅5年前,这一观点还占上风——的页岩气和页岩油的大量蕴藏已经开始得到开发。这些活动表明,美国能源工业将发生一场彻底转变,从而助推美国工业基础的复兴,甚至为能源的自给自足提供潜力。这种最终结果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并非仅仅使美国的国力得到增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欧佩克和俄罗斯等传统的天然气输出国的相对实力得到削弱。这并不是说这种结果是有保障的。环境方面的担忧和对美国页岩气储备量的怀疑情绪仍然可能会破坏这宗结果。然而,即使有关美国页岩气和页岩油的比较乐观的预测得到充分实现,其对全球政治的影响也尚未被有关美国衰落的论述所充分考虑。事实上,这种影响在美国保持霸主地位的努力中为其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前景。

广袤的页岩地层位于美国比较靠南的48个州,包括纽约、宾夕法尼亚、俄亥俄、西弗吉尼亚、得克萨斯和北达科他广大地区的地下。虽然人们早就知道,这里存在着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蕴藏,但是这些油气层的低压力和岩石的低渗透性与渗水性意味着,这些储藏被认为在技术上或商业上无法开采。许多这类地区,如得克萨斯州巴内特页岩勘探区,20世纪90年代末甚至不在能源预测地图上。然而,技术创新,其表现形式尤其是水平钻探和液压破碎法,带来了对美国能源储藏的迅速的重新评估。液压破碎法牵扯到在高压状态下注入水、沙子和化学流体,以压裂页岩,使岩石释放出天然气与石油。困在页岩中的大量页岩气和与之相伴的致密油现在能够在美国国力的物质基础的转变过程中助一臂之力。

对美国页岩气储藏的重新评估是迅速和引人瞩目的。贝克研究所-赖斯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提供了有关对美国十年来页岩气储藏不断变化的评估的很有帮助的时间框架。2003年,国家石油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技术上可开采的美国储量为38万亿立方英尺。2005年,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能源部的机构——把估计结果提升到140万亿立方英尺。2008年,该局将估算结果进一步提升到380-900万亿立方英尺的范围(均值为640万亿立方英尺)。2009年,潜在天然气委员会估计,美国的页岩气储量为680万亿立方英尺。到2011年,先进资源国际组织则把估算结果再次提高,说美国的页岩气储量为860万亿立方英尺,整个北美洲则达到惊人的1930万亿立方英尺。作为世界上最大量的常规天然气蕴藏的所在地,俄罗斯估计拥有大约1700万亿立方英尺的常规总储量。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2013年的一份研究报告的结论是,在世界范围——美国和另外41个国家加在一起——页岩气储量为7299万亿立方英尺,从而把估计的全球天然气储量从常规天然气的15583万亿立方英尺的全球总储量提高了47%。页岩气对美国的影响很可能是十分积极的,因为美国与竞争对手相比得天独厚,能够有效地开采页岩气。

在美国,不断上涨的并不仅仅是对页岩气储量的估算。产量也一直在迅速增加。2006年,美国只生产了1万亿立方英尺的页岩气。到2010年,这一数字几乎增加了5倍,达到4.8万亿立方英尺。估计结果表明,到2040年,新的总数将会翻两番还要多,到21世纪30年代,新千年开始时产量还微乎其微的页岩气就会占美国天然气产量的50%以上。美国页岩勘探区的致密油的产量也显著增加。能源信息管理局估计,美国有技术上可开采的页岩油储量580亿桶,要比起2011年的估算结果多1倍多。2000年,美国日产20万桶致密油;2011年,日产量达到当年的5倍,即100万桶。现在的一些估计表明,到2017年,致密油的产量将会再增加5倍,达到日产500万桶。对美国致密油储量的估算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页岩气的评估。然而,如果产量的增加速度与页岩气产量不相上下,那么结果就可能更为举足轻重。列昂纳多·毛格里认为,一旦致密油的增产和生物燃料业被考虑在内,那么到2017年,美国就可能会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上的主要产油国。

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实主义者——其国际关系范式所注重的是国力的物质基础——被发现成为宣扬美国相对衰落论的急先锋,往往忽略构成对处于衰落论核心的一个重大难题的美国国力物质基础方面的重要变化。相比之下,麻省理工学院化学教授、中情局前局长约翰·杜奇则认为,页岩气的发现带来了“也许是最近半个世纪中能源储量估算方面的最大变化”。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工业迅速的时来运转产生了一系列国内和国外的影响。其中一些影响很可能会帮助巩固美国的国力,另外一些则可能会削弱常常被认为敌视美国利益的一些国家的经济基础。页岩气给美国带来的国内的经济收益已经很大,甚至在该产业的当前萌芽阶段就是如此。页岩气开发方面最近的蓬勃发展产生了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的效应。最明显的是,它使得美国没有必要进口液化天然气来满足国内需求,还很可能会使美国在中期内成为液化天然气的出口国。实际上,奥巴马行政当局已经批准了四个液化天然气出口项目。用来加工液化天然气出口的运输终端正在得到彻底改造,以便有利于出口。美国的天然气价格暴跌,给国内和业内的消费者带来明显的好处。天然气的定价点——在美国称为亨利·哈布价格——已经跌倒2008年水平的1/3以下。有关页岩气生产的长期国内影响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到2035年,普通的美国居民户仅仅由于天然气成本下降,每年就会为自己和提供产品的公司创造2000美元的可支配收入。实际上,天然气的价格已经跌到很低,因而给一些能源公司造成困难,因为它们不得不降低自己的页岩气资产的估价,在短期内把注意力集中在毛利较高的液化天然气和致密油上面。

除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不必进口天然气带来对经济财富的更大程度的保留之外,开采页岩气还带来一些间接的好处。由于用电量高,所以尤其是业内和制造业公司,很可能会得益于能源成本的下降。低成本的页岩气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化学公司的原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该经济部门为什么反对今后进口液化天然气,因为这种进口可能会使国内的天然气价格上涨。因此,除了在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中直接创造的数以十万计的就业岗位之外,化工、制造业和范围更为广泛的工业部门中的就业增加也可能会由于更便宜的天然气和电力而成为现实。一份研究报告说,尽管页岩气仍然处于增长的最初阶段,但却已经在美国创造了60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到2015年预计将使新的岗位进一步增加到总共87万个,从而为美国的GDP直接贡献1182亿美元。甚至在忽略许多其他经济与战略收益情况下,页岩气生产所带来的基本的税收收益估计在今后25年中就会达到稍低于1万亿美元。

尽管稍后将讨论另外一些环境方面的担忧,但与其他矿物燃料相比,页岩气的开采被认为无论是比煤炭还是石油,都产生较少数量的有害温室气体。迄今为止,美国依靠烧煤来发电严重阻碍了其全盘接受阻止气候变化的措施。与煤炭形成对比,天然气被普遍认为是通往尚且无法经济合算地加以实现的、近乎无碳的未来的桥梁。虽然无碳的未来仍然无法实现,但是页岩气却提供了要比燃烧煤炭等常规矿物燃料更为洁净的一条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页岩气所带来的环境方面的好处可能会超越在电力生产方面简单地取代煤炭。天然气的低价格很可能会刺激和促进技术变革的发展,尤其是在运输方面。杜奇认为,随着美国和全世界页岩气产量增加,天然气的价格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上确定,而不是仍然受制于地方上的变化。然而,这种结果必须克服高昂的运输成本,因为液化天然气的运输成本要比原油高得多。

在美国,最终也在其他敌方,天然气产量增加的一个后果可能是当前的传统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收益的大幅下跌,以及与之相伴的地缘政治实力的损失。对美国国力的未来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国家对美国来说在地缘政治上尤其成问题。页岩气为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种前景,即欧佩克和世界上常规天然气储量最多的俄罗斯和伊朗两国收入的长期减少。欧佩克将越来越多地指望亚洲市场,以图取代北美洲需求的大幅下跌。贝克研究所-赖斯大学对页岩气的地缘政治后果的研究很说明问题。由于页岩气的生产,到2040年,俄罗斯在欧洲天然气市场上所占的比重很可能会从2009年的27%下跌到13%。页岩气的生产还会大大削弱伊朗政权从事能源外交的能力。美国的页岩革命还可能会使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减少,从而限制美国对拉丁美洲的石油依赖。其结果是,美国将会在决定全球能源供应和价格方面扮演比目前更重要的角色。例如,目前为俄罗斯政策制定者的要求所左右的欧洲将需要更为密切地关注美国,在天然气进口方面向西看。即使美国对欧洲直接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被证明较少,美国对俄罗斯天然气需求的不断减少也可能使欧洲市场上的天然气价格下降。

目前,美国依赖国际上的稳定,以便在能源供应的安全常常存在疑问和油价上涨有损于美国和全球经济时满足自己的能源需要。自从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依赖的十二年中,对油价和石油供应的控制的波动一直相当大。2001年,每桶原油的价格为28美元;到2013年年中,每桶原油价格在100美元稍高一点的水平上浮动。整个这一时期,油价的大幅上涨大大加重了美国的经济苦难。正如罗伯特·祖布林所说,油价的上涨对美国经济所起的作用如同大幅增税。

通过21世纪初失业率的上升,人们感觉到了这些上涨的效应。失业率上升反过来导致抵押贷款的拖欠,摧毁了美国银行所持有的抵押贷款证券的价值。由此造成的政府为了避免金融体系发生总崩溃而对银行的救助使得美国纳税人新增了8千亿美元的账单。这场“信贷危机”所造成的经济滑坡不仅是持久的,而且是臭名昭著的。此外,2011年以来的时期内还发生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动乱所造成的能源供应中断,以致价格居高不下,尽管经济衰退造成全球需求减少,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措施也产生了持续的效应。这种事态发展造成了强有力的激励因素,促使国内的页岩得到进一步的开发,成为一种安全、稳定、廉价的能源来源,并可能会刺激技术创新,以便在中长期内,在一些运输功能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天然气,而不是原油。

不该有的乐观情绪吗?

尽管出现了以上的所有情况,但是在美国的页岩气生产革命能否带来美国范围更为广泛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命运的长时期的时来运转问题上,仍然存在着问号。对于本文提出的论点,有四项主要的反对意见。第一,拥有大量页岩气储藏的并非只有美国——实际上,中国的页岩储量要比美国多——因此,其所带来的好处不会使美国相对于别国的实力地位得到改善。第二,页岩气的潜力也被夸张,因为页岩井在长期内的可行性没有得到任何论证。第三,开采对环境的影响具有太大的破坏性,从而迫使政策制定者拒绝发挥其充分潜力。第四,即使美国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这种情况的影响也被夸大,因而不会使美国的国力得到大大增强,或者使竞争对手的国力大大削弱。

然而,只需更加仔细地考察一下其中的每项反对意见,就会看出这些保留意见大多是错误的。可以肯定,按照大多数最近的估计,美国并不拥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最大的页岩气储量。如前所述,美国的估计结果全都不到1000万亿立方英尺。中国估计拥有1115万亿立方英尺。大量的储藏也被确认存在于阿根廷(802万亿立方英尺)、阿尔及利亚(707万亿立方英尺)、加拿大(573万亿立方英尺)和墨西哥(545万亿立方英尺)。中东和俄罗斯也有仍然没有得到全面评估的页岩资源。尽管存在上述数字,但是几个因素表明,美国可能会从自己的储藏之中获得不成比例的好处。第一点——特别提及美国的欧洲竞争对手——就是,美国的页岩气开发所需越过的监管方面的障碍要少得多——就是说实际上与美国的其他类型矿物燃料相比。液压破碎法不在2005年的能源政策法案的主要监管条款管辖范围内。这项法案被普遍认为是对迪克·切尼的干预的一项让步。在美国,与多数发达国家不同,开发页岩气的矿权属于土地所有者,因此,公众的反对意见远远不像国家拥有矿权的一国中所见到的那样强烈。一口页岩气井的实际建设成本在美国也要比其他发达国家便宜得多。欧洲的页岩气井钻井费用可能会高达1400万美元,而在一些美国页岩勘探区内,钻井成本还不到这一水平的1/3。例如与波兰相比,美国的页岩气也常常更加靠近地表。美国的液压破碎法钻塔的供应量也大得多。持有大量页岩储备的企图其他国家的影响也由于一个事实而部分地减弱,这就是墨西哥和加拿大——可能是页岩气生产领域中美国的两个最大的竞争对手——都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也是整个北美市场和经济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经济体的发展也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与美国新兴的全球竞争对手相比大得多的好处。如果有更多的国家指望加拿大或者墨西哥来满足其能源需要,而不是指望沙特阿拉伯或者俄罗斯,那么这对美国来说会是有利的。

一些人质疑页岩气井长期的可行性。保罗·斯蒂芬斯认为,天然气要比石油的运输难度和费用更大,这将会妨碍具有全球价格而非地区价格的全球天然气市场的发展。开采页岩气还必须比开采常规的天然气钻更多的井,才能生产与之相当的数量的天然气。页岩气井的寿命也受到质疑。对得克萨斯州巴内特勘探区内的页岩气井的一些初步分析表明,在第一年和第二年开采39%,第一年和第三年期间开采50%和第一年到第十年期间开采95%情况下,页岩气井出现枯竭。这可能表明,页岩气井的寿命为八到十二年,而常规的天然气井寿命则为三十年到四十年或者更长。然而,随着技术的继续改进,枯竭率正在下降,从而表明,今后可能会进行更为高效率的开采。杜奇也认为,页岩气的开采成本约为每1000立方英尺2到3美元——相当于常规天然气开采成本的1/3到一半。

然而,对页岩气开采的出于环境的反对意见很可能会被证明是对美国页岩气工业,因而也是对这一论点的核心支柱的更为严峻的挑战。

像加拿大艾伯塔的油砂的拟议中的开采一样,美国页岩气的开采也引起严重的争议。出于环境理由对开采页岩气的三项核心反对意见出现了:怀疑其与地震活动有联系;地下水和含水层的污染;关于开采页岩气所产生的温室气体超过常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因而可能会使气候变化加快的论断。2011年俄亥俄州杨斯顿发生的一系列地震——其高潮为元旦前夜发生的里氏4.0级地震——按照许多科学家的判断是由与液压破碎法相关的废水注入井引起的。人们还对英国布莱克普尔附近的地震与液压破碎法之间的可能的联系表示了类似的担忧。与液压破碎工艺所牵扯到的化学药品造成的水污染也被认为很成问题。美国环境保护署2011年12月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怀俄明州帕维利昂附近的地下水和含水层被包括苯与甲烷在内的一系列化学物质所污染,起因被怀疑是该地区的液压破碎法开采活动。阿巴拉契亚山脉中的马瑟勒斯页岩的一些区域也引起担忧,因为居民们声称,自来水包含大量甲烷,以致能够把水点燃。

液压破碎法与常规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相比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气候变化是引起一定争议的一个问题。页岩气生产的支持者断言,它能够发挥通往无碳未来的桥梁燃料的作用,而批评者则认为,由于生产期间的甲烷泄漏,所以液压破碎法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促成温室气体的排放。2011年,《经济学家》杂志上的一篇社论说,有关页岩气充当通往比较洁净的未来的议论是错误的。虽然与原油和煤炭相比,它是一种比较洁净的矿物燃料,但它实质上并非仅仅与这些燃料竞争,而且还与可再生能源竞争。因此,所生产的每立方英尺页岩气都不仅使煤炭等比较肮脏的矿物燃料的消费量减少,而且还破坏了包括风能和太阳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因而可能会使对矿物燃料的依赖期延长,并推迟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即使主流科学观点认为,页岩气是比石油和煤炭更为清洁的矿物燃料,这一观点也受到挑战,因为康奈尔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认为,页岩气的开采要比常规的天然气开采,甚至比煤炭开采所产生的甲烷要多。

然而,出于环境理由反对开采页岩气的观点并非结论性的。鉴于页岩气可能会给美国经济增长和国家工业基础的复兴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所以在叫停页岩气开发之前,几乎肯定需要对其严重的环境损害提供更为确凿的证据。例如,自从2009年以来,俄克拉荷马地质调查局对该州的一系列地震的调查的结论是,液压破碎法和地震活动之间的联系不可能得到结论性的证明。人们的担忧大体上还涉及废水注入技术。这也是一些常规的油气开采活动的特征,因而实际上并非反对液压破碎法本身的论点。有关美国的页岩气开采所涉及的液体对水的污染的报道,相对于该国页岩气井的数量而言仍然很罕见。这表明,液压破碎法所造成的污染可能是由于局部条件或者工作上的松懈,而不是一种比较系统性的缺陷。康奈尔大学的研究报告表明,认为页岩气开采所产生的破坏性的温室气体超过常规矿物燃料开采,这种观点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离群值,因为许多其他科学研究报告强调了生产的低碳强度。

对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所造成影响的最为严厉的批评也许较少地注重可能会使该工业无法发挥充分潜力的挑战,而较多地注重一个事实,就是这场“革命”的重要性被夸大了。按照这一论点,即使非常规的石油和天然气使美国能够实现能源独立,这一结果也不会具有人们所断言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例如,美国与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能源出口国之间的能源关系并非一种简单的零和博弈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页岩气和致密油使力量对比有利于华盛顿,而不利于加拉加斯和莫斯科。正如迈克尔·列维所说,1973年的石油危机发生时,美国对外国石油和天然气来源的依赖程度仅占其能源需求的15%左右,起码在今后十年内,与此相比,美国可能不会更多地依赖石油和天然气进口。能源独立性,或者按照一些人所喜欢的说法,就是能源安全,不会使美国免受外来的能源冲击,美国的油价也基本上仍然由别处的事态发展所决定。即使美国变成一个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这也不大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欧佩克石油的需求,因而不会促使美国认为成问题的一些欧佩克国家的物质基础明显地削弱。即使美国本身不从沙特阿拉伯或者委内瑞拉进口一桶石油,美国的一些盟国,更为宽泛而言还有全球经济的运行,仍会依赖这类国家。因此,美国可能会仍然起码间接地依赖自己所厌恶的各种政权的能源出口,即使来自这些国家的油轮不在美国港口停泊。此外,如果美国的能源大开发的确导致委内瑞拉、伊朗或者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国力相对衰落,就像在最为乐观的情况下那样,这实际上可能会加重这些国家国内的不稳定。这种结果可能会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支持较高水平的防务开支,以维持国际稳定,因而破坏实现能源独立所带来的经济上的任何好处。

对于企图夸大增加美国的油气开采的重要性的人们,这种论点提供了一种有益的矫正。页岩气不大可能成为医治美国所有经济疾患的万能药,也不大可能成为征服其所有对手的银弹。但是尽管提出了上述的所有警告,美国能源面貌最近的变化仍是重大的,这些变化在急于预言美国的相对衰落的人们看来,基本上是次要的。页岩气很可能会为美国经济做出重大贡献,帮助刺激工业和制造业的增长,使美国能够降低用于能源进口的GDP所占比例。总体而言,这些因素是重新评估一种令人不安的共识的一大理由。这种共识就是,华盛顿作为全球霸主的衰落要么即将发生,要么不可避免。

结束语

当代事务的所有观察者所面临的阻碍严谨治学的障碍之一,就是夸大最近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就是相对于传统的行为模式或者较长时期的系统性发展趋势而言。经济学家称之为“当前的偏见”作为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强国,美国对这种推测的开放态度要超过任何别国。在采取了代价高昂的军事干预和值得质疑的经济政策之后,美国的相对衰落得到了广泛的预言,尤其鉴于中国引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为美国国力的持久性辩护的人们常常选择与衰落论者围绕着虚无缥缈的理由展开论战,强调软实力、自由民主规范的重要性,以及国力本身不断变化的性质。然而,本文却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做法,提出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在物质理由基础上为美国国力的耐力进行辩护:就是说页岩气生产领域中的革命要求从根本上重新评估美国国力的物质基础。虽然在环境问题、页岩气井的寿命和能源独立性的效用问题上的严重警告依然存在,但是对美国页岩气蕴藏潜力的比较乐观的评估表明,美国能源的未来与仅仅五年前人们的设想截然不同。当时,美国正在修建液化天然气终端,以便处理大量的进口。页岩气生产领域中的革命现在却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大量保留美国财富的诱人前景,这种前景是人们所未曾设想到的。这场革命还每年带来数以千亿计的美元——本来会用在能源进口上面的——现在却可以用于美国经济中的生产率更高的用途。如果未来的预测把加拿大的能源储藏考虑在内,北美市场也得到更为高瞻远瞩的展望,那么今后的局势对美国来说看来就更好。很可能会有大量美元从加拿大流回美国,而不是将这些石油美元像现在这样花在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或者卡塔尔。除了能源进口不断减少所带来的好处之外,页岩气生产还使天然气价格暴跌,从而不仅使美国消费者,而且使美国的工业和制造业利益的成本费用下降。

美国能源工业的复苏所产生的海外影响也可能会很大。充斥美国能源市场的大量廉价页岩气及其可能的出口,会使天然气在全球经济的运行中发挥重要得多的作用,尤其是如果包括中国、阿根廷、墨西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在开发这些资源方面仿效美国的做法。这种开发会促进并可能会加快天然气在越来越多的社会功能,包括发电和运输方面的使用。拥有最大的常规天然气储量的各国——俄罗斯、伊朗和卡塔尔——在这种情况下损失会最大。但是,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在内的所有主要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的中长期石油出口的价格却可能会下降,如果对美国页岩潜力的最为乐观的预测得到充分实现。虽然这些事态发展的全部地缘政治后果仍然难以确切地预测,但是中东作为大国政治博弈的场所,可能会丧失一定的重要性。到世纪中叶,在全球页岩气和致密油生产的新的背景下,中东在当前形式的油气的全球供应方面的战略核心重要性很可能会丧失。然而,中东的常规油气生产仍会在决定全球供应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只要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美国等大国就会继续向该地区投送力量。即使美国享有某种接近于能源自给自足的东西,它也会维护在保持中东和平方面的利益。美国的一些盟国和全球经济将继续依赖成问题的政权控制下的能源储备,即使美国自己没有这种依赖性。还有一些因素也仍然可能会阻碍页岩的充分可能性的实现,包括出于环境理由的反对意见和页岩气井的长期绩效欠佳等。即便如此,在对美国的衰落做出任何评估方面,页岩为美国开辟截然不同于许多观察家目前所设想的前途的可能性需要得到认真的考虑。

页岩气革命在国内和全球范围的全部影响可能十分惊人,因而不可能确切地预测。然而,很少有人会否认,其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两方面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可能很大。在罗宾·韦斯特看来,这些新的事态发展对油气市场所带来的震动“在能源领域中相当于柏林墙的倒塌。正像冷战的创伤在柏林终结一样,1973年石油禁运的创伤也正在宣告结束。这种变化的地缘政治影响是惊人的:我们再也不会依赖中东,或者与中国和印度等国竞争资源”。虽然很少有人会做到这一步,或者如此地加以强调,但是很显然,作为21世纪地缘政治变化的许多预测依据的这些假设必须在联系到全球能源经济的这些重大变化情况下加以重新评估。虽然页岩气革命可能并非相当于“柏林墙倒塌”,但是对于有关美国衰落的随意的假设来说,已经出现了不祥之兆。

(尹宏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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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利交易支撑资产泡沫 知情人离场

经济学家 谢国忠

财新英文网 2013-11-26

中国的资产泡沫越来越依赖影子银行系统的融资。套利交易已经变成影子银行的重要融资来源,这种套利交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离岸美元贷款的利率要远低于国内人民币贷款,套利者通过伪装成海外直接投资或者出口收入,将美元贷款转化成人民币,再以更高的利率借出去。最近大城市土地价格的飙升可能由此而起。

不稳定的融资方式在资产泡沫形成过程中的比重与日俱增,这会加大泡沫破灭时的混乱。如果投资者信心崩塌或者流动性趋紧,削减投机资产将会引发恐慌,继而出现硬着陆。

类似的套利交易催生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前的房地产泡沫,而美国利率的上升成为危机爆发的导火索。中国处于同样的危险之下,而且泡沫的规模更大。美联储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推高了中国的货币供给,部分就是通过套利交易的方式实现的。如果美联储削减QE,中国的泡沫就会破灭。

由于国内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源于地方政府开支与投资的最大化,唯一有意义的改革路径便是大幅度削减政府权力。但这似乎很遥远。

切实的改革计划可能提高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展望,投资会得到提升,这将抵消泡沫消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硬着陆还是软着陆?

硬着陆或软着陆并不能概简单定义为“好”或者“坏”,其结果最终取决于一国如何应对挑战。我倾向于认为软着陆并非通常而言的“好”的方式,而硬着陆则有可能通向更好的结局,进程也更快。
日本经济在1992年软着陆,韩国在1998年硬着陆。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认为中国会经历软着陆。当国内经济在2012年开始降速的时候,金融市场好几个月都充斥着对硬着陆的恐慌。我对经济软着陆的判断依据是银行贷款在信贷创造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中国的银行都归政府所有,当中国的房地产开发生面临流动性危机时,银行可能会重新设定贷款还款计划。“硬着陆”是债权人清算无法偿债的债务人所带来的滚雪球效应的结果。

软着陆通常是因为债权人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强迫执行债务契约所导致的当一个大泡沫靠着债务融资存在的时候,如果信贷协议在某一个环节出了差池,泡沫的破灭就会到导致硬着陆。因此,。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便是如此。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是典型的硬着陆,因为短期美元债务是当时投资-地产泡沫的主要融资渠道。当资金撤离的速度非常快,这使得大多数亚洲经济体经历了银行业崩溃以及货币大幅贬值,接踵而至的混乱冻结了所有正常的经济活动。

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硬着陆并未横扫所有地方,韩国走了一个极端,他们对金融部门进行快速的整合与资本重组,允许资不抵债的公司破产,同时大幅地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而另一个极端——泰国则在危机爆发15年后仍在解决危机留下的“余毒”。

套利交易的兴起

套利交易是国际资本流动中最重要、也是最具投机性的力量,不同货币的利率各不相同,信贷质量也会导致利率出现差异。当A国货币的利率高于另外B国,这通常反映出A国的通胀更高,继而可能会导致A国货币对B国货币的贬值,利差的大小也就反应两国通胀水平的差异以及前者货币贬值的程度。

与此类似,当两只债券存在利差时,利差的大小反应了债券发行主体破产的可能性的大小。因为货币贬值和企业破产不经常发生,许多投资者或投机者无法抵挡套利交易的诱惑。

这股力量最近“成群结队”地涌入中国,尤其是自9月美联储出乎意料地不缩减QE以来。热钱以外汇储备的形式浮出水面,刺激影子银行融资增加,也令大城市的土地价格大涨。

2013年前十个月信贷增长了近1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接近一半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例如信托和委托贷款。银行贷款在过去一直处于强势地位,融资方式出现多样化可能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这种改变是因为风险的上升和银行系统借贷意愿的下滑,那么这无疑是一件坏事情。中国的情况属于后者,土地和楼市的投机已经达到如此荒谬的水平,任何一个理智的银行都会尽快从中解脱出来。因此,借款人不得不寻找其他高利率融资来源。

跨境的套利交易对资本接收国的货币环境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外汇储备增加会导致货币供应的攀升,由此带来的通胀压力进一步支持了投机。所以当土地价格上涨,这就显得投机有利可图,这吸引了更多热钱的流入。

套利交易的供给方是由非投机性企业的盈利能力下滑所驱动但讽刺的是,,中国东部绝大多数私营企业的增长急剧放缓,部分企业将过去的利润积累起来,并将放高利贷作为一项新业务,其他一些企业则以他们的商业活动的复苏为赌注进行投机活动。

打个比方,中国大部分小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处境艰难,一些开发商向高利贷借钱豪赌大城市土地,他们经常跟当地企业借钱,那些当地企业正从卖产品转向了借贷。

即便是一些大型的开发商也以高利率向信托融资,资质好的地产企业的融资利率也达到两位数,相较于银行贷款,其额外的融资成本与这个行业的利率润相近,高利率贷款只有在土地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才能被证明是合理的。

套利交易和土地市场投机密切相关,实体经济盈利能力的降低令许多中小企业要么走上放高利贷要么进行土地投机的道路。美联储的QE政策进一步刺激了这种状况,由预期的投机利润所支撑的高利率令不少人蜂拥而至,因此产生的货币激增让投机者在当下能赚得盆满钵满。

泡沫不可避免地破灭

投机泡沫的破灭要么因为投资者信心崩塌,要么因为流动性趋紧,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是前一种情况,2007年次贷危机是后一种情况,美联储2005年的加息使得流动性被收紧。

中国的影子银行已经成为持续的投机活动的主要融资来源,今年一半的信贷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这样的融资方式通常时间较短,投机游戏依赖于于对于融资能够展期的信心,因为标的资产需要数年时间才会变成流动资产。这种信心依赖于土地价格在未来会上涨,其根基相当薄弱,当前只有大城市才能支撑,中小型城市都处境艰难。任何心理上的打击都会引发这种展期方式的断裂。

当美联储开始缩减QE时,中国的影子银行系统可能会面临剧烈的流动性危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耶伦近日表示,在失业率或通胀率达到目标之前,她都将继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这两项目标都有可能在明年达到,这将意味着中国长达十年的地产泡沫的终结。

泡沫和后果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在2012年有一个大的调整,当时经济也随之调整,因为新建住房的销售额接近GDP的15%。这些都是积极的进展。中国的劳动力存在缺口,经济下滑的后果可以较容易地吸收。困难的任务是处理金融动荡,但这种混乱不会变得越来越大。

但投机和经济增长今年“卷土重来”,这主要归功于政府的“维稳”宣言。这就像奇迹一样:只不过几句话就可以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恢复元气。从本质上来说,这能起作用的原因在于政府向投机者保证政府会进行兜底。经济如此依赖于投机,稳定经济增长几乎就等同于支持投机活动。所以印钞票只能是自我循环,对实体经济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套利交易成为了主要的融资来源。

中共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表态以及美联储在失业率上的前瞻指相互影响,也使全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沫,其规模甚至要超过2007年。

泡沫破灭对中国和美国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美国的泡沫主要在股票市场以及高端房地产市场,其债务并未快速上涨,因此当泡沫破裂时,倒霉的是投机者。中国的泡沫靠债务维持,其破坏力更强。

中国的泡沫将蚕食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例如,上海老房子中的小户型房价在今年上涨了20%,而大户型、高价位的房产并未如此快速上涨,其房价甚至低于两年前,小户型房价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总价相对较低,大概在100万到200万之间,这对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是可能的投机目标,但这些房产的单价已经接近于市中心昂贵的公寓。这就像是股市中的拆股来吸引低收入者进入。

改革不是投机

十八届三中全会落幕后公布的公报令市场较为失望,但随后公布的《决定》让市场为之一振,无论是“单独”两孩政策还是允许上海自贸区建立离岸保险公司,即便这些利好措施很小,但这都成为股市反弹的动力。股市大涨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政府对市场下跌的回应,他们相信未来市场再下跌政府还会有更多的“蜜糖”抛出来。

而真正的改革并不是给投机者的“蜜糖”。中国是泡沫经济,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都会触发金融系统的剧痛,但另一方面,不改革只是拖延这种阵痛的到来,到时候的疼痛程度只会更高。

中国的改革核心应是政府职能转变,而非对市场体系的胡修乱补;中国的经济挑战是投资过剩和产能过剩;金融挑战是通胀、泡沫和银子银行;社会挑战是环境恶化和食品安全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相关联的,政府希望以最大化投资、最大化收入和最大化开支来驱动经济,这种欲望就像是围绕市场的超引力,市场改善会在这种压力之下被碾碎。

例如,利率自由化听上去很不错,但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投机者或者开发商是主要的借款人,后者经常用他们借到的钱交税,利率市场化会将资金得到更高效的使用吗?当然不会,其他行业的经营盈利都不怎么样,他们可能无法参与高利率的竞争。在银行这边,谁会提高利率吸引资金?类似于城商行这样的高风险借款人或许会把资金供给地方政府。

瓶装水的故事

瓶装水在中国到处都有的卖,因为自来水直接饮用不安全,这是由环境恶化造成的,为什么当前水污染这么严重?其他工业化国家没有经历过如此严重的污染。中国污染严重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想要吸引投资,而忽视了环境也是这场游戏中的一大优势,因为这会降低产品的成本。因为没有其他力量可以对抗政府的影响,大范围的严重污染不可避免。瓶装水之所以如此普遍便是这个道理。

当瓶装水的需求增长,这也是一个投资机会。因此瓶装水安全与否成为一个问题,如果一国愿意牺牲环境以吸引投资,那为什么不降低瓶装水的标准呢?这确实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消费者不得不猜测哪瓶瓶装水是安全的。

接下来进一步要问的是,瓶装水如何变成一种收入来源。当一些供应商在市场上取得了成功,政府发现对这些企业征税更有利可图,如此一来瓶装水的价格也就上去了。

瓶装水的股市简单阐明了中国经济如何被畸形的政府力量所扭曲。因为消费者为瓶装水埋单,所以这就变成了政府的收入,这随后变成了更多的投资。

中国CPI正快速上扬,PPI快速下滑,这种分裂可能不会发生在其他国家。在中国,这两种现象同时出现。由于生产是亏钱的,要维持生产就需要更多补贴。因此政府需要找机会在销售端收税。随之而来,也就出现更多的PPI萎缩,CPI走高。

当然,以币值而言房地产泡沫要比瓶装水的故事大得多,但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满足政府。和中国其他不正常的经济现象一样,这是对政府超引力的折射。

真正的改革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在当前的环境下其他的改革都没有意义。但改造政府可能是一段长久而缓慢的进程,中国的泡沫经济将会照常发展,耗尽所有可利用的资金和所有潜在的借贷实体。最后的硬着陆很有可能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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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想到它会来

----为什么金融危机让经济学家猝不及防

美联储前主席 艾伦·格林斯潘

翻译 尹宏毅

    【本刊讯】美国《外交》双月刊2013年11月-12月一期刊登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从未想到它会来——为什么金融危机让经济学家猝不及防》,全文如下:

    (原文提要:艾伦·格林斯潘从1987年至2006年担任美联储主席。本文是他最近出版的《地图与领土:风险、人性和预测工作的未来》(企鹅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的节选。)

这是我从未料到的一个电话。2008年3月16日星期日那个寒冷而多风的下午,我刚刚打完室内网球回到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位高级官员在电话中讨论了委员会十年来最近第一次调用联邦储备法模糊但却是爆炸性的第13条第( 3)款。广义地加以解释,该款授权美联储把几乎无限度的现金借给几乎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计划借出近290亿美元给摩根大通,以便为该银行收购濒于破产的投资公司贝尔斯登提供便利。此前一周,美联储用光了近200亿美元现金。

贝尔斯登的消亡是全球金融稳定遭受侵蚀的一个历时6个月过程的开始,其高潮是雷曼兄弟公司2008年9月15日倒闭,从而引发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可以肯定,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牵扯到经济活动的更大规模的崩溃。但在此之前,短期金融市场——日常商业的推动者——从未在全球范围内停业。由于投资者从兴奋转向恐惧,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市场在一夜之间枯竭,导致世界范围内经济活动的收缩。

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标志着经济预测工作的一场生存危机。预测宏观经济发展的传统方法——经济计量学建模,其根源存在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作之中——在最急需它的时候失灵了。这令经济学家们感到懊恼。危机爆发前夕,美联储精密的预测系统没有预测到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重大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开发的模型也是如此。该组织直到2007年春季还断言:自从2006年9月以来,“全球经济风险已经减弱”,“美国经济整体仍处于良好状态……别处的迹象也十分令人鼓舞。”2008年9月12日,危机开始前仅仅3天,摩根银行——可以说是美国首屈一指的金融机构——推测,美国GDP的增长率将在2009年上半年加速。对于大多数职业分析家和预测工作者在危机爆发前的看法,《经济学家》杂志于2006年12月做出了也许是最好的总结:“市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绝大部分运行的发动机——看来工作做得很出色。”

是什么出了问题?为什么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对即将发生的灾难视而不见?为什么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专家未能察觉它的逼近?我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一个很陈旧的思想:“动物精神”。凯恩斯于1936年创造了这一名言:指的是“行动的自发冲动,而不是无为而治”。虽然凯恩斯是在谈论造成经济活动的一种冲动的时候讲这番话的,但是经济学家们现在却把“动物精神”一词也用来指窒息行动的恐惧。凯恩斯并非注意到经济决策中非理性因素重要性的第一人,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经济学家也肯定没有忽略其重要性。麻烦在于,这种行为难以衡量,对任何系统性的分析都加以顽固的抵制。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几十年里曾经断定,非理性因素与任何可靠的预测方法都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在几年密切研究动物精神在严重危机期间的表现之后,我逐渐地相信,人们,尤其是在极端经济压力期间的行为方式要比经济学家一贯认为的可预测一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可以得到衡量,也应当成为经济预测和经济决策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实证明,精神所显示出的前后一致性能够帮助经济学家识别股票、大宗商品和汇率新出现的价格泡沫,甚至能够帮助他们预测这些资产最终的价格大起大落的经济后果。

物质世界中的精神

    宽泛而言,动物精神的经济学涵盖了范围广泛的人类行为,与行为经济学这一相对较新的学科有很大重叠。这项研究旨在吸收有关行为的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版本,而不是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模型。有证据表明,有关人们在市场上的日常活动中的行为方式的这一比较切合实际的看法所追踪的经济增长路径,要低于人们如果是真正理性的经济行为者的情况。如果人们按照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所假定的理性水平行事,那么世界上的生活水平就会适当地提高。

从预测者的角度来看,问题不是行为是否是理性的,而是其是否具有充分的重复性和系统性,因而可以加以数字上的衡量和预测。挑战在于,要更好地理解著名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所说的“脑筋急转弯”:人们在做出许多,即使不是全部关于金融市场的日常决策时往往依据的快速反应判断。在恐惧和兴奋情绪面前,没有人幸免于难。这种情绪是投机性市场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但是,人们对恐惧和兴奋的反应方式却有所不同。这些反应造成了具体的、可以察觉的思想和行为模式。

对预测工作来说最为重要的动物精神也许是风险厌恶。选择承担哪些风险和规避哪些风险的过程决定了市场相对的定价结构。而这反过来又指导着储蓄向投资的流动。这是金融的关键职能。虽然风险承担对于生活来说至为重要,但是问题在于,更多地承担风险是否要比更少地承担好一些。果真如此,那么对较低质量的债券的需求就会超过对美国国库券等“无风险”债券的需求,优质债券的利息就会高于低质债券。情况并非如此,人们可以从中推断出明显的情况:虽然风险承担是必要的,但是它并非大多数人所积极寻求的东西。

对风险承受能力的范围,最好的衡量方法是通过金融市场的收益率差——即私营部门债券的收益率与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之差。这种差价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示出的变化小得惊人。例如,在南北战争刚刚结束后的年代中,主要公司债券和美国国债之间的收益率差距与二战结束后年代的差距相似。这种惊人的相等表明,美国风险厌恶的程度具有长期的稳定性。

  另一个强大的动物精神就是时间偏好,即倾向于更加看重对今天的一笔资产的索取权,而不是同一资产在未来某个固定时间的索取权。明天兑现的一项承诺不如今天传达的诺言有价值。投资者体验这种现象主要是通过其最明显的对等物:利率和储蓄利率。像风险厌恶情绪一样,时间偏好已经被证明非常稳定:的确,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利率已处于类似于今天的水平。从1694年至1972年,英格兰银行的官方政策利率介乎2%至10%之间。在通胀的20世纪70年代末,它飙升至17%,但从那时以来,它已经回到了个位数。

  时间偏好也影响着人们的储蓄倾向。强烈倾向于即期消费削弱一个人的储蓄倾向,而储蓄的高偏好则削弱消费倾向。纵观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在储蓄水平方面,时间偏好没有主要的决定作用,因为十九世纪后期之前,大多数人为了活命,都不得不消耗自己几乎所有的产品。很少有剩下来可以保存的东西,即使人们天生倾向于这样做。只有当工业革命的创新和生产率增长把人们从长期饥饿的魔爪下解放出来时,时间偏好才成为一项举足轻重的——并且非常稳定的——经济力量。考虑一下,尽管实际家庭收入自十九世纪末以来显著上升,但平均储蓄率并没有因此而上升。事实上,自1897年以来,在美国的和平时期,个人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几乎总是停留在5%到10%的一个相对狭窄的范围内。

本杰塞尔悖论

   除了时间偏好的稳定和可预测的效应之外,在这些长期趋势之中发挥作用的另外一种动物精神就是“炫耀性消费”,按照经济学家凡勃伦一个多世纪前对其的称呼。这是从众行为的一种形式,得到了比较现代的说法“比排场”的精确表述。储蓄和消费反映出人们使自己的幸福最大化的努力。但是,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与同龄人,甚至与自己的榜样相比的收入,而不是自己的绝对收入。1995年,研究人员对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群研究生和教职员工进行调查,问他们如果年收入为5万美元,而同龄人收入只有这一数额的一半,会感到比较幸福,还是自己收入10万,而同龄人的收入是这一数额的两倍会感到比较幸福。多数人选择了较低的工薪。这一发现响应了经济学家多萝西·布雷迪和罗斯·弗里德曼1947年进行的一项引人入胜的研究。这项研究表明,美国家庭用于消费品和服务的收入所占比例基本上不是取决于其收入,而是取决于自己的收入与国民平均水平的比较。调查表明,2011年具有平均收入的一个家庭花费的收入所占比例与1900年的平均收入家庭相同,尽管按照剔除通胀因素的计算,1900年的收入仅相当于2011年数字的很小一部分。

  这种从众行为还推动了投机性的市场行情涨落。当大众大量投资于一个牛市的时候,市场对于我所说的杰塞尔悖论变得极其脆弱,这一悖论以杂耍喜剧演员乔治·杰塞尔命名。在其惯常的表演之一中,杰塞尔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持怀疑态度的投资者不情愿地决定投资于股票。他开始时买入了一家股票成交量很少的、缺乏信用的公司的100股股票。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股价从每股10美元上涨到每股11美元。他对自己成为精明的投资者感到鼓舞,因而更多地买进。最后,当他自己的购进成功地使股价上涨到每股30美元时,他决定抛售。他给经纪人打电话要求抛售自己的头寸。经纪人犹豫了一下,然后回答说:“卖给谁呢?”

  当从众行为引诱几乎每个投资者都按照杰塞尔玩笑中的那个投资者的方式行事时,经典的市场泡沫便形成了。空头变为多头,从而推动价格进一步走高。在典型的情况下,在行情达到高峰时,人人都对市场笃信不疑,以致没有任何尚未皈依的怀疑论者剩下来去购买第一个新的卖主的抛售。

   这实质上就是2008年所发生的事情。到2007年春,债券市场上的利差已经显著缩小。被评为CCC级以下的“垃圾”债券和10年期美国国库券之间的利差已经下降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几乎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意识到日益增加的风险,但他们也知道,泡沫可能会在许多年里持续扩大。因此金融机构担心,如果它们紧缩太快,几乎肯定会失去市场份额,也许损失无法挽回。2007年7月,花旗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普林斯发表了现已著名的讲话,表示了这种担忧:“当音乐停止时,就流动性而言情况会变得很复杂。但是只要音乐还在播放,你一定要站起来跳舞。我们仍在跳舞。”

  金融企业接受一种风险,就是它们无法预料到紧缩时期危机的爆发。然而它们认为,这种风险是有限的。它们相信,即使一场危机形成,对复杂的金融产品的似乎无法满足的需求也仅仅会缓慢地减少,从而使人们能够抛售自己几乎全部的投资组合,而不会遭受损失。它们错了。它们未能认识到,市场的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者的风险厌恶情绪的程度,这种厌恶情绪是推动金融市场运行的主要的动物精神。危机爆发前夕,投资者当中的风险厌恶情绪的减弱使信贷利差日益缩小,并造成了巨额成交量,从而造成了流动性的外表和一种假象,即企业可以出售几乎所有的东西。但是,当恐惧诱发的市场紧缩开始时,这种流动性便在一夜之间消失,因为买主放弃购买。事实上,在许多市场上,在2008年的危机达到高峰时,投标几乎消失了。

肥尾如履薄冰

  金融机构如果保持充分的资本,本来能够保护自己免于付出其所承担的风险增加造成的代价——换言之,就是如果它们曾经未雨绸缪的话。遗憾的是,它们没有这样做。它们的准备不足所造成的危险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甚至在商业银行部门中也是如此。例如2006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代表所有的美国银行监管机构做出判断:“99%以上的所有投保机构都达到或超过了最高监管资本标准的要求。”

  如何解释本应对危机的形成起到抗衡作用的各种各样万无一失的缓冲措施的失灵?投资者和经济学家认为,金融风险管理的一个复杂的全球系统能够遏制市场的崩溃。起源于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哈里·马科维茨、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等人的研究成果的风险管理范式得到了学术界、各国央行和监管机构的彻底认可,以致到2006年,它已经成为称作巴塞尔协议II的全球银行监管标准的核心。全球范围的银行都被授权在一定限度内采用本公司具体的基于风险的模式来判断自己的资本需求。大多数这些模式都是仅仅依据最近四分之一世纪的观察结果产生参数。但是,就连涵盖最近50年的一个复杂的数字运算模型也不会预料到这场隐约显现的危机。

   与半个世纪以前的“经验法则”得出的判断相比,对风险起到校准作用的数学模型仍然肯定是风险评估方面的较好向导。迄今为止,人们很难对这种模型的构思框架吹毛求疵。斯科尔斯和与其已故同事费希尔•布莱克开发的优雅期权定价模式今天与1973年开发时相比,同样是成立的和有用的。但是,在2008年的危机以前年代的兴奋情绪的日益增强的状态下,私人风险管理者、美联储和其他监管机构未能确保金融机构资本充足,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未能认识到,随着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危机的传播即将显现出来的风险的基本规模和充分的程度。特别是,我们未能充分认识到所谓的尾部风险的扩展规模。

   “尾部风险”指的是发生的概率很低的、但却由真正发生时所造成的巨额损失所伴随的投资结果类别。经济学家假定,如果人们完全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行事,他们的行动就会产生与其提高生产率的能力相一致的长期增长路径。但是,由于人们并非无所不知,所以其风险承担的实际结果会反映出对长期趋势的随机偏离。经过充分的观察,这些偏离往往以类似于连续投掷硬币结果的方式分布,即遵循经济学家所说的正态分布:一条钟形曲线,其“尾部”随着概率的发生率缩小而迅速萎缩。

   这些假设在最近几十年中得到了检验,因为一些人们本来在一生中只能遇到一次的现象却频繁发生,因而无法令人信服地归因于纯粹的偶然。最生动的例子就是1987年10月19日史无前例的股市崩溃。这场崩溃在一天内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重挫了20%以上。没有任何概率分布的常规作图本来会预测到这场崩溃。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推测,金融风险的负面的尾部要比人们曾经假设的“肥大”得多——换言之,全球金融体系要比大多数模型所显示的脆弱得多。

   事实上,正如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之后的情况所显示,这个尾部的肥大令人恐惧。低估这种风险的后果是,金融机构未能预测到金融体系受到冲击时起到充分的缓冲作用所必需的额外资本的数量。

抢劫被现实

    2008年的金融崩溃提供了有关负面尾部风险的大量新数据。挑战将是如何利用这些新数据来做出对金融结果的范围和概率的一项比较切合实际的评估,把重点放在对金融体系和经济体构成最大危险的那些结果之上。人们可以希望,在未来的金融危机中——这种危机肯定会有——经济学家、投资者和监管机构将会更好地了解肥尾市场是如何运作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更好的模型。这些模型要更为准确地反映人性的可预测的方面,包括风险厌恶、时间偏好与从众行为。

    预测工作总是会有点像投掷硬币。但是,如果经济学家更好地把动物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模型之中,我们就可以提高我们的预报准确率。经济模型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当衡量和预测系统性的人类行为和企业文化的倾向。建模总是会因缺乏相关的历史先例而受约束。但与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情况相比,分析师对金融市场如何运作和失灵,要知道得多得多了。

   20世纪60年代的太平日子——当时,人们非常乐观地认为,经济计量模型提供了新的能力,以准确地判断未来——现在早已不复存在。由于往往被现实所抢劫,所以预测人员现在对我们超越眼前的地平线展望未来的能力信心不足。我们将永远需要超越我们的公式进行经济判断。预测者可能永远也不会接近特尔斐的预测法或诺查丹玛斯的幻想所获得的成功,但对于过去令人沮丧的表现,我们肯定能够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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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带来百年大变局

中投公司副总经理 谢平

2013年12月

    本文是中投公司副总经理谢平在昨日“最佳商业模式中国峰会”上的一个演讲。可以说,看懂互联网金融的现实和未来,只要细读此文就够了。

  互联网金融,最近说的比较多。大家注意看互联网金融的现状,国家政府已经在做课题了。这个课题目前已经有半年多了,目前没有正式的结论。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学的概念,人民银行在第二季度的货币报告当中已经给出了,互联网金融是没有作为一个正式定义的,现在这个定义在官方有关文件当中,已经给出了定义。地方政府,上海、广州、北京,都已经搞一些互联网金融的地方的特区,或者优惠政策等等。最近的发展,是中国支付清算系统成立互联网金融的专家委员会,想引入一部分自律监管,有可能引入自律监管的模式。

  现在正规的银行都跟互联网金融结合做,正规的商业银行想搭建自己的B2B平台。民生银行搞的比较大,想搞民生电商的平台,保险业就不用说了,现在三马保险正式成立了,保监会也给执照了。特别是交通银行的董事长说,我以后实体的网点就不批了,我就准备往互联网金融转。证券业开始证券非现场开户,作为法定程序已经允许了,原来是面对面签字的,现在科技发达了,这个没必要了。国泰君安拿到了央行开户的执照。淘宝网平台最近有一堆基金公司在淘宝网上卖基金。

  现在IT企业都在做互联网金融,最典型的是阿里巴巴,阿里金融,阿里小贷。京东正式推出了京东互联网金融,百度也搞,新浪、腾讯、国美、苏宁都推出了自己的平台,自己的网络,自己的社区直接推金融产品,目前来讲是可以的。

  三大移动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人民银行都给他们了第三方支付的牌照,这个是很可怕的。将来中国移动手机完全支付,很多人身边就没有卡了,一个手机就可以完全替代了。学术界就不说多了,研究很多。

  我们看一下互联网金融的商业模式。现在金融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银行模式,一种是资本市场模式。资本市场模式就是直接融资,通过上交所进行股票交易,一种是银行模式,典型就是工商银行存款贷款支付。我认为互联网金融有可能跟这两种模式并列,是第三种模式。

  互联网金融既不走银行模式,也不走资本市场上交所模式,它有可能是所有的存款人和所有的借款人,通过互联网平台直接交易。理论界我属于颠覆论的,我认为互联网金融是可以跟银行金融,和资本市场融资并列的第三种金融模式。现在大家认为互联网是银行的工具,或者IT企业干银行,干金融,不能跟资本市场,不能跟银行并列,甚至我提出是颠覆论。我相信人类未来通过互联网走直接金融的模式,不需要资本市场,也不需要银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理论界我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传统金融模式的互联网形态典型的意义就是手机网络银行,网络证券公司,网络保险公司,这是传统金融的互联网形态,这没有什么意思。第二种商业模式,现在看到的是移动支付和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的典型,在中国的典型就是支付宝。我们现在的支付模式是银行的模式,银行支付模式,每个人都在商业银行开户,你有银行卡,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开户,解决银行之间的跨行清算,支付宝颠覆了这个模式。有一些公司给员工发工资直接打到支付宝,员工用支付宝支付,然后转帐到别人的支付宝,这样,就在银行体系之外构成了支付体系。微信5.0支付也是这个模式。

  第三方支付未来的发展,有可能在银行支付系统之外创造一个新的支付系统。银行卡没有了,大家都是手机支付,Post机没有,都是二维码替代,我估计用不了几年就实现了。

  第三种互联网的形态就是互联网货币,互联网货币更可怕。大家都知道比特币。不管人类现在怎么样支付,怎么买卖商品,我们所有的交易,都必须用中央银行的货币,这样才形成一个定价,形成一个价格组成。但是网上交易,数据商品,数据商品的消费函数和购买,人类发明了点对点的,不是一个集中发行体制的货币,典型的就是比特币,这是颠覆性的,而且接受的人越来越多了。

  人类的货币体系,除了央行集中发行的信用货币,像美元、人民币之外,又出现双边的,没有集中发行的,私人货币的互联网货币,而且大家都认可,认为这个货币可以作为交易媒介,可以作为商品定价的基础。除了比特币之外还有别的货币用起来,完全匿名,完全非央行控制,这种趋势已经出现了。

  第三个颠覆性的,就是大数据的征信和网络贷款,看企业的行为数据就可以给企业的可能违约概率,在这个基础上就给他放款,B2B就是典型。这样就颠覆了我们放款的基本原理。不是根据企业资产负债表上可能产生的还款能力,而是基于这个企业的行为数据判断这个企业的还款能力,这种事情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比较典型的阿里小贷,京东货币供应量。所有淘宝网上的商户,阿里小贷根据它过去的数据,自动电脑生成商户的自信,给他透支额度,所有的商户可以根据透支额度随时贷款,按天计息。大数据的保险也是这样的。将来保险差别的定价,完全可以根据你行为的数据。

  比如,现在的车险是根据你去年车的事故的概率决定你今年的费率,大家觉得已经很先进了。互联网模式,可以根据这个人所有大数据的基础,爱不爱喝酒,是不是需要送小孩上幼儿园,你的公司是干什么的,你是不是经常加班,是不是经常睡不着觉,是不是有高血压,这些数据汇集在一起,给出这个人有可能出事故的概率,然后给出保险的费率。这种模式完全颠覆了现在保险费率的模式,现在已经开始了。

  B2B网络贷款,也是互联网金融的模式。在网上,你需要钱,你说我需要十万块钱的融资,这个融资想买家具,想干什么?这个人我可以给你钱,10万利率10%,那个人说给你5万,利率8%,这样网络就把贷款和需求解决了。为什么能解决?假设这个人知道这个人的违约概率,慢慢建立信用了。

  B2B网络带宽是债权,众筹融资就是解决股权问题。你有好的项目,你有好的电影剧本,在网上融资,谁愿意入股,告诉他你的钱是有风险的,将来赚来钱可以分,赚不来钱就拉倒。最典型的就是小额风险投资通过众筹模式解决了,美国已经规定这种模式是合法的。

  大数据在证券投资中的应用,这个应用非常广泛。互联网金融,尤其是人类的搜索引擎,云计算使人类收集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在证券投资当中发挥很大的作用,而且现在它对股价的预期非常有用。大家都看清楚了,互联网金融这些模式,我收集这么多互联网金融目前的经营模式,大家已经看出来。这些经营模式跟现在我们传统的银行模式,跟我们传统的IPO模式和上交所资本市场的模式不一样。互联网金融用互联网技术颠覆金融业的做法是可能的。现在不写信了,用互联网颠覆了,现在不买书了,有电子书,最典型的就是音乐,现在大部分人不买CD了,都是网上下载音乐。下一个有可能被颠覆的就是金融和教育。

  金融和教育是纯属可以数据化,而且不用物流支持的两个行业,完全可以网上实现。现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他们公开课的教育不做不行,这么做最终哈佛大学没有了。他们已经明白了,这个趋势不可阻挡。金融业是典型的纯数据化的,因为没有物流支持,没有任何实体。你理解一下金融的概念,金融就是数据。所有金融产品就是数据的不同组合,你这么理解金融就能理解了。
  互联网金融的原理。互联网金融的涵盖,就是用互联网的技术和互联网的精神,从传统银行、证券、保险、交易所,金融业态过渡到一般金融体系所有金融交易和组织形式。大家现在都是理解了互联网只是我的工具,不是工具。将来互联网金融能发展到什么形式,不取决于金融的发展,而是取决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互联网技术能发展到什么形式?我们不知道。
  理解互联网金融,首先一定要理解互联网精神。理解互联网金融的关键,支付清算,超级支付系统和个体移动支付系统的统一。从微观来看没有信用卡,手机取代一切货币,从抽象来看,如果这个国家,每个人,每个企业,都可以直接在网上开户,就没有必要在商业银行开户了。央行的支付系统能允许13亿人,两亿企业直接开户,因为这只是电脑技术问题很容易的。一定要理解人类的支付系统是可以变化的。

  第二,所有的金融产品和支付挂钩,这个怎么理解呢?比如余额宝。人类可以把支付和金融产品,和投资完全联系起来,这是理解的关键。你的货币在每一秒钟,你不用就是金融产品,现在余额宝做到了这点,所以利息每年是6%,等于是现钞的利息6%。

  第三,大数据信息下的处理风险评估和风险定价。人类以后对风险评估,风险定价,完全是大数据基础。你假设可以知道这个企业,这个人的所有金融数据、信息,你就可以给出动态违约概率,这样你给他的任何贷款就知道他的违约概率是多少了?这个作为一个模型是可以做出来的。

  第四,假设整个金融市场互联网化,这样教育成本极低,基于互联网技术的金融市场效率就非常高了。现在我们大量的金融市场的教育就是信息不对称,大量信息不对称引起教育成本非常高。假设互联网支持了金融市场,完全互联网化,完全是供求方和需求方直接交易,交易成本会减少很多,这就是科斯定义。

  第五,互联网期限匹配,数量匹配自动解决。通过IT技术自动寻找,搜索引擎的极端发达,就可以解决资金的期限匹配和数量匹配。

  第六,互联网金融可以使实体经济和金融产品相结合,交易可能性区间无限扩大。互联网金融有可能模糊了金融与非金融的界限。现在有很多IT就做金融产品,银监会没办法管,不知道做的是不是金融。互联网金融可以把金融和非金融,和实体经济继续模糊。这样人类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或者交易可能性边界无限扩大,本来交易有时空界限,互联网打通以后,交易可能性边界大以后,效率就提高了,就是交易可能性边界。

  第七,互联网金融的核心,产品的简单化,风险对冲简单化,风险对冲需求减少。互联网金融,很多金融产品变成APP,网上挂上,自动下载,自动对冲。目前金融学界和经济学界分析互联网的理论,基本上是够用的。现在互联网金融该不该监管在争议当中,但是前提不会变,只不过是将来的方法怎么寻找的问题。

  互联网金融取决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这是我跟学术界不同的观点。他们以为再怎么做没什么意义,只是我的工具,有可能金融是互联网的工具。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改变金融交易的组织形式,提高金融风险定价和风险管理的效率。资金供求直接交易透明。这些都是互联网技术对金融业有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

 

狼真的来了,中国面临大洗牌

    我们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它将改变人类赖以生存的经济格局。对许多企业家、银行家来讲,这回真的是狼来了!这篇文章值得细细读读,我们草民也不是局外人啰。在重大经济变革中,我们应是受益者。

    中国将面临大洗牌,各位准备好了吗?马云太恐怖了……希望你们看懂了----什么叫趋势!银行的老友们!狼来了!

    你的钱,以后是放银行还是放支付宝?就在2013年6月13日,阿里巴巴支付宝正式推出“余额宝”,简直就是逆天的节奏!明摆着和银行抢生意啊。同样一万块钱,放银行里按活期利率算,一个月只有三十多块钱,而放在支付宝里转“余额宝”,一个月收益300~400元,你说,你会放银行还是放支付宝里?

    通过“余额宝”,真正实现了平民理财、懒人理财。“余额宝”其实是打着擦边球轻松地废了银行的垄断,革的是银行的命。

    马云在中南海里和温总理讲:“很多人恨我,因为我们摧毁了很多昨天很成功的企业,一些既得利益者对我很生气,但我绝对不会因为你生气就不去做我认为对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把互联网当做一个生意,我们把互联网当作一场革命。”其实这话他讲了很多年,一直在做。

    马云说:天变了!世界在变,天已经变了。

    传统零售行业与互联网的竞争,说难听点,就像在机枪面前,太极拳、少林拳是没有区别的,一枪把你崩了。

    今天不是来跟大家危言耸听,大家都是朋友,互联网对你的摧毁是非常之快的。不是我厉害,是互联网厉害。如果你增加两万名会员,你可能要买100亩地、建商场,你要建巨大的仓库,我只要一台电脑就够了。所以我们的成本会越来越低,而效益会越来越强。

    “双十一”那天,191亿销售额是一个奇迹,1天1亿笔交易是个奇迹,但最大的奇迹是1天7,800万个包裹居然给运出去了。

    我再告诉大家,有些资料没有对外公布,2012年9月29日,海尔在我们这里卖出了12,000台洗衣机,一天拉断了海尔的几条流水线,而这只是我们“聚划算”做的一个小项目而已。可以想见,今后的商场会出现什么结局?

    我保证二三十年后,我们的孩子是不可能拉着手去逛商场的,不可能!我都不去!但是他们会去看电影、吃饭、看戏、交流,这是所谓的体验,绝不是买件衣服试一试。

    中国制造业要发生巨大的变化。今天你还在想“Made in China”,了,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后叫“Made in Internet”,所有的零部件、采购都在互联网上完成。刚刚我们的汽车节里,有两个小伙子造了一辆跑车,除了壳是模仿法拉利以外,里面所有的零部件都是在淘宝上采购的,这辆车破100多万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还上车展了,最后以140万人民币卖掉了,叫“Made in Taobao”。

    我们今年做到1万亿,3-5年内超越沃尔玛不再是一个奇迹了。对于明年我们公司交易额有多少,我半点兴趣都没有,因为这已经是保证的事情了。很多人输就输在,对于新兴事物第一看不见,第二看不起,第三看不懂,第四来不及。电商不会过时,只会洗牌,先定好位,十年磨一剑,谁与争锋???

    危机来了,你在干什么?

    跨业洗牌,未来的行业竞争,一场跨界分金的盛宴正在开始!你呢?准备好了没?请跟我来……眼界决定宽度,观念决定高度,脚步决定速度,思想决定未来!

    1、中国最近的两部影片《泰囧》、《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搅扰了当今中国的电影界,是演而优则导的明星。先不说影片内容见仁见智,但从票房上是能看出端倪的。这就是跨界的优势。

    2、最近大家还听到最震撼的一句话是,移动说,搞了这么多年,今年才发现,原来腾讯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3、最彻底的竞争是跨界竞争,你认为收费的主营业务,一个跨界的进来,免费,因为人家根本不靠这个赚钱,你美滋滋的活了好多年,结果到最后不知道怎么死的。

    4、典型的案例如瑞星杀毒收费,360杀毒进来全部免费,让整个杀毒市场翻天覆地。微信免费,让舒舒服服地收了十几年的通信和短信费的几大垄断运营商们大惊失色。马云今天正式宣布启动菜鸟计画,不知道行业大佬邮政快递会作何感想?

    5、和君商学院。中国大部分商学院,培训机构都收费,和君免费,用最认真,最实战的教学吸纳各大高校才子来培育。最好的投资是投资一个人的思想,思想都高度一致了,还有什么不好办的呢。所以和君通过免费的商学院,为公司招募了多少的人才,都不用培训,直接上岗。

    6、还有阿里的支付宝对银行的冲击。这种跨界的竞争,你感受到了吗?柯达的葬礼已经被人快要遗忘,摩托罗拉、诺基亚、东芝、索尼、爱国者都在排队等候档期。国美醒来的速度太慢、太慢,等它睁开眼睛,仓库里,剩下一地的悲伤,京东早已实现明目张胆地打劫。苏宁总算懂得翻个身子,好歹知道有人正在打劫!而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就实在是沉睡难醒,毕竟牛了这么多年,加上是政府的支持后盾,怎么都不相信,一个马化腾,就可以在短短几个月内,直接开仓取钱!一个微信软体的运用,在功能上足以把这两个巨头在电话和短信的收费利用方面赶尽杀绝!难怪现在急的跳脚,做出很没有水准的举动,让“江湖大盗”马化腾,狠狠的嘲笑了一番!醒来的速度不够快,就不用醒了,免得伤心,直接送火葬场罢了!

    7、未来十年,是中国商业领域大规模打劫的时代,所有大企业的粮仓都可能遭遇打劫!一旦人民的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来不及变革的企业,必定遭遇前所未有的劫数!沃尔玛正在关闭它的多家超市,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一富豪,正在面临醒过来之后如何转身。至于其他各类恐龙级的商业巨头,说真的,活下去都是一种耻辱!可惜,大多数人到现在还在把那些所谓亿万富翁当回事,在那里膜拜,却不知道,他们已经身心疲惫、头昏脑胀,看不清前途,找不到归路!更有甚者,居然还在扩张,还不知道进退!越来越快,一切都在一个大规模变革之中,无论是哪一家公司,如果不能够深刻地意识到金钱正随着消费体验的改变而改变流向,那么,无论过去他们有多成功,未来,都只能够苟延残喘,直到被尘土掩埋。

    8、跨界的,从来不是专业的,创新者以前所未有的迅猛,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门缝正在裂开,边界正在打开,传统的广告业、运输业、零售业、酒店业、服务业、医疗卫生等,都可能被逐一击破。更便利、更关联、更全面的商业系统,正在逐一形成,世界开始先分后合,分的,是那些大佬的家业;合的,是新的商业模式。

    9、机场,不能够是一个娱乐场么?不可以成为最重要的社交中心么?微信只是一个萌芽,摇一摇的背后,真正的契机在于,人们正在从家庭、办公室走出来,进入一个极大的、广阔的社交需求时代。还在留恋你的路边看板?还在把大把的钱投向电视广告?还在以为分众的电梯广告占据了终端?过时啦!

    10、要知道,未来谁的WIFI覆盖率越高,谁就越可以占据终端使用者的心。租个足够的资料流程量,使人们习惯从你这里进入免费的WIFI,你的广告价值都将无可限量。

     11、未来,酒吧还是酒吧么?咖啡厅还喝咖啡么?酒店就是用来睡觉的么?餐厅就是用来吃饭的么?美容业就靠折腾那张脸么?肯德基可不可以变成青少年学习交流中心?银行等待的区域可以不可以变成新华书店?飞机机舱可不可能变成国际化的社交平台?

    12、你不敢跨界,就有人跨过来打劫,未来十年,是一个海盗嘉华年,各种横空而出的马云、马化腾会遍布各个领域,他们两个是开了个头而已,接下来的故事是资料重建商业,流量改写未来,旧思想渐渐消失,逐渐变成资料代码。大资料时代,云计算的发展,一切都在经历一个推倒重来的过程。

    13、你瞧不起,看不见,不以为然现在正在以突飞猛进的形式取代传统的行销模式。未来几十年的市场的天地,不看学历、背景、能力的低门槛的创业方式受到青睐,冲击着各大企业的就业难问题。也引来商界、演艺界的名媛富豪纷纷为自己准备人生备胎?

 

 

 




发件人:包宇<baoyu@greenchinalab.org>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抄送人:抄送人时 间:2013年12月17日 02:53 (星期二)附 件:1个(投资与创新.doc ) 查看附件

投资与创新

包宇

    金融投资学里面有一对很经典的范畴,即一个投资标的的价值可以从市场价值(贝塔)和内在价值(阿尔法)两个维度去看。市场价值顾名思义,同样质地的商品,如果一个放在大市场上卖,总会比在放在无人问津的地摊上会卖出更好的价钱。内在价值比较晦涩一点,简单说,对于精明的投资人来说,如果他发现一件地摊货,比集市上的大路货其实手工更精致,设计更精巧,如果摆到集市上,可以卖出更好价钱,那么他就发现了一个阿尔法投资机会。当然,从更高层次来说,一个投资标的的贝塔和阿尔法是一体的,是内涵和外延的区别,并不可完全切割,但这两个范畴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的思考投资决策。

    首先一个典型的问题,投资人和被投资者本质上是什么关系?简单的说,所有投资人都希望去获取一个投资标的阿尔法价值,而所有被投资者,都希望尽可能多的实现其标的的贝塔价值。举个例子,巴菲特推崇“价值投资”,他喜欢在市场低迷的时候,投资那些市场价值被低估,但内在管理很好,竞争能力很强的企业,例如他金融危机后投资中国的比亚迪,他盛赞王传福是“爱迪生+韦尔奇”的天才。而反面的例子,中国很多创业板上市公司,由于市盈率非常之高,以至有的公司高管为了尽快兑现股份套现,IPO后不久居然不惜辞去董事长,CEO的职务。

    这个逻辑再往前,有一个微妙的推论。其实对于大型机构,特别是大型上市公司,作为职业经理人背景的高管是天然没有太多动力去真正大刀阔斧提升公司内在竞争力的,因为上市公司的考核几乎到了一季一报,普通股民要的是股价和盈利表现;而且管理层有很多选择可以来短期内提振公司业绩,例如轻率地砍去所有近期不会有回报的研发项目,裁员,出售增长中的业务部门等等,显然这些都可能严重损害一个公司的中长期发展机会。所以大型企业从来就不会是创新的主要来源,这是欧美投资者长久以来的共识,除非这个公司有一个杰出的管理层,从这个角度说,苹果和谷歌都是美国上市公司异数中的异数。甚至欧美大公司的董事会自己也这么认为,2009年时候,斯坦福大学的马丁.海明教授和我说,思科董事会早就决定,研发预算的一半,应该投资于思科公司以外,最简单就是收购创新型的中小公司,因为他们认定,思科的员工再优秀,也不可能想到硅谷所有的好点子。(当然,在欧美资本市场上,投资者也不会放任大型上市公司高管的“内部控制”游戏,这就是后来杠杆并购的兴起。)在欧美议会,涉及产业政策的立法,都以限制大企业无限扩张,保护中小企业发展为潮流,德国政府颁发给国际政要的最高荣誉名字就很有意思,叫“德国中小企业奖”,克林顿总统和朱镕基总理都获得过这个奖。

    倒是国内很多政府官员,投资人和企业家,一直有一个幻觉,觉得大的就是好的,在他们眼里,大非常重要,大就是强,大就能引领创新,这又涉及另外一个特殊的国情:科技,创新,哪怕是技术模仿,都需要资金和人力,而什么都离不开钱,大企业,只是因为规模大,有能力去搞一点科研活动。

    然而这样就好吗,从现状来看,国内的创新和竞争能力,离政府和社会的期望,以及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性还有很大差距。从总体上可以说,中国目前还有没有世界级的创新竞争力,这个话有点严苛,但并不过份。2013年,我和欧盟委员会下属在西班牙的JRC(欧盟协作研究中心)在班加罗尔研讨欧盟和新兴国家的技术研发合作,JRC的研究人员非常认真,他们提前半年研究了所有新兴国家的技术转移来源地,特别是中国,结论很意外,如果以专利所有权转移数量为指标,中国的第一大技术资源来源地是哪里呢?很多人都想不到,但答案也很合情理,既不是美国,也不是日本,更不是欧洲,而是宝岛台湾,因为台商一直在往大陆迁移产能,很多专利就这样发生了属地迁移,就是说中国企业连自主去从专利权层面引进技术都很少。如果以中国本土机构的专利申请量看,深圳一个城市占据了将近中国60%,而其中总部在深圳的中兴和华为两家公司,又占据了中国的45%,中国的中小企业,很多连生存都有问题,更谈不上有资源去做创新,其实这就是中国经济转型最严峻的挑战,中小企业不去搞创新,肯定也是没有出路的,整个经济体也没有出路。但是如何给他们创造这种条件,就涉及到整个社会发展和营商环境的问题,后面又有教育体制的问题,这个问题特别复杂。

    那我们如何理解过去中国30年的高增长呢?为何国际上,对中国期望这么高,金融危机时期甚至喊出了“中国拯救世界”,其实中国过去的高增长,主要源自十年前中国加入WTO,作为整个经济体而言,一个经济体实现了全球市场上的“贝塔价值”,当然对于那些在精准时刻果断投资中国各个领域的机构,也可以说同时实现了他们的“阿尔法价值”。最近有一个关于李嘉诚先生的专访,里面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邓公其实在86年和90年两次单独会见李嘉诚,当然这两个年份背后都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但李先生那两次会面都并没有在大陆实质动作,他真正大举布局内地,是在92年邓公南巡以后,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在商言商”吧。过去十年,政府和企业发现,发展经济好像很容易,只要勇敢的招商引资,经济就起来了,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背景,最近又出台了“自贸区”,民间的理解好像也是在延续过去的逻辑。

    投资大师邓普顿爵士说“公司是神圣之物,因为公司创造了世界上本来不存在的价值”,我想他指的公司应该是比较高端的,一群人集合起来,如果本着信念,理想,创意等动力实现的商业价值,和集市商贩买卖的差价当然是不同的,这种“世界上本来不存在的”价值因此是神圣的,是社会发展的源泉。

    对于中国的公司和企业家来说,过去10年,乃至30年,因为贸易开放而来的大淘金时代已经远去了,未来大家都必须找寻这种“世界上本来不存在的”价值,才能立足下去。

    在北欧其实早就是这样,我们知道上市公司都要申报信息,但是我后来听芬兰朋友说,在芬兰,即使一个公司不是上市公司,其CEO/CFO的年收入也要申报,这种立法精神导致什么结果呢,就是每个公司都必须凭独特的竞争优势才能立足,因为市场上没有“潮水”,也没有人能“裸泳”。在这种氛围下,一个芬兰公司的竞争优势,几乎就是知识和创新的优势,因为其他的资源,基本在市场上都可以获得(当然前提是政府不制造人为的壁垒),唯独这个领域,有自然的壁垒,是创新的竞技场。总结一点可以说,所有来自创新,自律,远见,协作等等而产生的价值,都可能是很好的阿尔法投资价值,就是未来中国的企业家和公司应该思考去创造的价值。

    通过几年的合作交往,研究了近200家北美,北欧,以色列的企业,如果向外看,全世界创新最活跃,全球化竞争力最强的三个区域是北美的硅谷,中东的以色列,和北欧的瑞典芬兰,他们又各有特点,硅谷最强在以Web2.0为典型的商业模式创新,以色列强在追求技术极限的硬创新,而北欧强在“以人为本式设计”的软创新。中国很多人,特别是不少政府官员,常常以为科技就是创新,其实大错。甚至如苹果公司,按经典会计科目统计,它的研发投资占销售额的比例不到3%,远低于10%的公认科技公司的标准。

    在全球化时代,知识自然和自然资源都可以自由流动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能通过开放引进,成为创新大国吗?如此这般,不是正好延续过去的经验和优势吗?貌似很多政策就是这样设计的。引出最后一个问题,中国未来的创新从哪里来?

    回想起2009年,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创投合伙人David陪我去参观哭墙,来到墙下,他忽然一脸虔诚的说,Mr.Bao,我要去祈祷了,我也非常希望你利用这个机会祈祷,我们都相信哭墙不只是犹太人的,任何人祈祷都是会现实的,奥巴马总统当选之前也来过这里祈祷呢。是的,只从投资角度谈创新,也许从来就是一个误解,伟大创新的动力与其说来自对财富的追求,还不如说是因为想实现心中梦想。

 

 

 

 



 

发件人:郭园园<mutou0815@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zdjun@263.net>时间:2013年12月22日 16:28 (星期日)附件:1个(改革不劳而得国民收入的制度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doc ) 查看附件

改革不劳而得的国民收入制度

山西潞城市农经局 郭晨野

2013年12月22日

    当前中国少数人不劳而得国民收入数字之大,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之高,已严重影响了强国富民的实现,不改革这个制度中国是没有希望的。

一、目前少数人不劳而得国民收入的大概情况

    第一,权力在工资外拿走的国民收入过多。据一些经济专家研究,各种权力每年用贪污、行贿等手段拿走的国民收入约占国民总收入的20%以上。

    第二,按现行房产土地制度,少数人拿走大量的土地收益,一是拆迁费,2012年财政部统计,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2.89万亿元。其中78%用于征地拆迁等成本性补偿。据调查研究,78%的补偿费中有80%左右是土地收益,计算下来,政府得到的土地收益是6300亿元,少数居民得到的土地收益是1.8万亿元。除此之外还有建设小产权房、无产权房及修街道、建学校等拆迁。据调查一些被拆迁者得到的 土地收益超2万亿元,建房、卖房者、权力也得到了大量的土地收益。

    第三是土地出租费。私营企业、集体、个人的各种房屋、土地出租。据调查研究,2012年租赁费收入在6-8万亿元之间,其中80%为土地收益约5万亿元。全年少数人大约拿走了15万亿元的土地收益,占国民总收入的30%左右。

    第四是权力消费的国民收入过多。据统计2012年权力消费政府、企业、个人国民收入约5万亿元,占总收入的10%左右。

    第五是劳动者得到的国民收入过少。据有关机构调查研究,全国工资收入约占国民总收入的25%。我认为25%里也有不劳而得、少劳多得的,20%为合理数,加上自主经营所得、转移所得,合理合法收入不超过国民总收入的30%。

二、不劳而得国民收入过多的危害

    第一,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劳动者得的少,不劳者得的多。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一是大学生、研究生等中高劳动者生活困难,据统计,2006年以后大学生不再统一分配工作,实行自主就业,约有80%的大学生、研究生异地就业。由于工资低、房价高、物价高、工作不能调动等原因,生活比较困难,30岁未结婚的很多,造成工作积极性不高;二是普通工人艰难度日。据统计,外出农民工有1.6亿,外出城镇居民工有1亿人,这些收入更低,住居条件很差,伙食水平很低,多数人住工棚和城中城边村居民房屋,北京还有人长期住在下水道,这些人长时间远离妻子家人,劳动积极性不高。

    第二,拉大了贫富差距。根据在一个县的调查分析,前5000户富人中,有权力者、经营企业者、经营房产者、被拆迁者,但是没有一户是劳动者。被拆迁者中普遍赔偿价值在100万到300万元之间,出租房屋者租金收入一般在3到10万之间。当地普通劳动者每月收入约1000元,5至10个劳动者相当一个房屋出租者,这就寒了劳动者的心,这个差距应该是世界唯一。

    第三,抬高了物价。无论是权力收入还是土地占有者的土地收入都加注在商品价值中,抬高了物价,特别是住房价格。据统计,全国房价中20%是建房成本,其余是土地价格和权力价格。据调查,某县城一户小商品店,年销售额15万元,其中租金是6万元,工资是2万元,其他费用1万元,说明房费把商品价格抬高了一倍。

 三、改革不劳而得国民收入制度的建议

     制度是第一生产力,好的制度是正第一生产力,坏的制度是负第一生产力,为此要建立好的制度。

    第一,改革对权力的产生与监督制度。一是逐步实行乡县市省直选制度,先从乡县开始,全国两年实现;二是建立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制度,这个制度就是群众监督。监督的方式是各级设立群众监督委员会。一半由群众选举产生,一半为自由参加者,赋予监督委员会有罢免官员等权力。

    第二,,土地增值收益90%以上归国家。一是国家要修改拆迁条例,条例要规定拆迁商品房、经济房、自建房等各种换房、付钱标准,如:城中村农民换房每人每户多少平方米,现在全国标准不一。有的地方换全部面积,有的户换房得上千平方米。因此国家要同意规定换房标准,余房付当年建筑成本价,不支付土地增值价,达到减少拆迁费用;二是不提高征地价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提高工业用地价格,我认为应收取工业企业已占有土地使用费,而不是提高企业再用地价格,其它建设用地也不提高征地价格,因征地价格和物价是相连的,地价高物价就高,得到征地费的是少数人,高物价影响的是大多数劳动者的生活;三是土地、房屋转让,土地增值收益全部归国家所有。房屋、土地出租收益90%以上归国家。

    第三,普遍开征房地产税。开征房地产税是降低房价的手段之一,还可提高房屋使用率。必须在全国顺利展开,有利于普通劳动者购房、租房,提高他们的住居条件,调动劳动积极性。

    第四,全国普遍实行养老保险及劳动者流动制度。全国无论什么行业用工必须给其交养老保险,全国流通。无论国有、外资、私营企业劳动者可自由流动,有利于亲情组合、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国家要制定这方面的制度。

    四、可以取得以下效果

    第一,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第二,大幅度降低物价,特别是住房价格;
    第三,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素质;
    第四,大量留学生回国,大量外国人才来华工作;
    第五,国家快速强大,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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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劫贫济富还是劫富济贫?

----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

杜建国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对《决定》中的部分内容有意见,详述如下。

一、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引入市场机制

    《决定》存在在不适合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域过分强调引入市场机制的倾向。

     1.《决定》第12条指出,要“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金融业的最高目标,应该是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业的经营原则应该是安全第一,避免金融投机泡沫出现,而不是什么金融创新。众所周知,美国以及英国等国自里根撒切尔时代以来,忽视实体经济,鼓励所谓的金融创新,结果这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金融创新一词在美国已经沦为过街老鼠。难道中国罔顾前车之鉴,也要搞那些金融衍生品交易?

    中国自身的经验表明所谓的金融创新是要不得的。温州经过一番所谓的金融改革实验,也以失败告终:一方面高利贷、集资诈骗等金融泡沫或骗局破裂、败露,一方面实体经济一落千丈。“炒房团”连自己温州老家的房价都炒得虚高,自去年以来,温州是全国大中城市中唯一一家房价大幅度下跌的。温州国企最少,金融市场化、自由度最高,按说最符合某些人的市场经济的标准,可结果呢?难道要让全国经济温州化吗?

    当前鼓吹金融创新的那些媒体和人物,其实有不少也是些骗子。他们平常鼓吹金融市场自由化,一旦出了问题,他们又让政府来填窟窿,这跟华尔街赚钱时候反对干预,等危机来了却又挟持政府救助如出一辙。突出表现有两件事,第一件是干预司法,逼迫政府对浙江东阳的骗子吴英进行改判。第二件,2011年秋天,温州投机泡沫破裂,可是媒体制造“救温州就是救市场”的舆论,逼迫政府为温州投机泡沫埋单,并进一步给温州更多优惠政策,结果导致温州的泡沫越来越大,损失也越来越大。温州靠当年辛辛苦苦卖打火机、皮鞋、小电器攒下的家底,被这几年的金融投机给败送得差不多了。温州被媒体给绑架了,给坑惨了。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巡视员方星海11月20日提出警告,明年某个时候,一两家中小型的银行发生挤提、倒闭的可能性很大。在金融创新和改革中要避免和控制金融风险,而不是制造和扩大金融风险,更不能把金融风险转嫁给人民群众和政府。

    巧得很,11月18日,即《决定》公布仅仅两天后,在北京访问的克林顿提醒中国不要重蹈美国覆辙:多年来美国的经济增长驱动力主要是金融业、房地产业,但这些行业并不提供多少工作机会,而且大多数的经济收入集中在了少数人手中。“金融创新”这种说法,根本就不应该出现。难道光有吴英、顾春芳、曾成杰还不够,还得折腾出个中国的雷曼公司来?

    当前中国经济内部存在着扎根实业、努力从衬衫换飞机升级为高铁换大米的趋势,同样也存在着放弃实业去搞投机、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企图不劳而获的趋势。鼓励“金融创新”,就是鼓励不走正路走邪路。

    2.《决定》第10条说,“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同时,《决定》第15条还说,“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

    上述内容指的是水、电、气等领域要彻底市场化吗?前些年一些地方的自来水领域曾进行过类改革,甚至引进过外资,结果水价高升,民怨沸腾。公交领域如果完全市场化,是想要回到十多年前北京马路上私人小公共横冲直撞的年代吗?如后面所详述的,早已经完成市场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广深铁路,票价高,车速慢,服务差,这种改革除了对资方有好处,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呢?第10条说,“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别的我不懂,单说水、城市公交、铁路,可都是“重要公用事业”或“自然垄断行业”,怎么又要“由市场形成价格”呢?铁路,天然具有垄断性,根本无法形成不同企业间的竞争,一旦决定由企业定价,铁路那还不成了资方的提款机,乘客只能任人宰割。不管是广深铁路,还是撒切尔失败的铁路改革,都是明证。

    3.《决定》第15条说,“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政府的职能之一本来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若其主要工作需要从别处购买,那干脆取消该部门得了。《决定》没有说明“事务性管理服务”都包括什么。比如,城管的工作是不是可以交给私企承包了?警察是不是可以向黑社会购买治安服务了?美国不少地方政府,让私人建造、管理监狱,然后从他们手里购买服务。有家名为“美国管教公司”的私人监狱与各州签订协议,必须保障其90%以上的“入住率”,因此一旦犯罪率下降,州政府就面临着支付违约金的风险,于是乎,各州警察便乱抓乱捕。有的监狱与法官相勾结,法官故意加重判罚,监狱赚得就多,再给法官好处。引入市场机制——“政府购买服务”,难免会带来腐败或寻租。期望中国不会重蹈美国覆辙。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还要注意“弥补市场失灵”。前述领域都明显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决定》并没有予以警示。

    基本医疗,也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决定》在此领域也试图推行市场化。对此我在后面予以详述。

    4.《决定》第13条很有趣,一面说“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一面却又说“整合科技规划和资源,完善政府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机制。”这两种表述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这一矛盾显示,笼统地、泛泛地、大而化之地谈什么市场导向之类的套话在实践中经常是靠不住的,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近年来政府确立了十六个重大科技专项并参与了组织实施,这推动中国工业科技取得了巨大进步。若完全听任市场,能行吗?指望天天泡在媒体上的柳传志、王健林、王石能搞出芯片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来?能指望温州炒房团不去炒房子而去投资4G移动通信基础研发吗?能指望史玉柱不卖“脑白金”而去投资量子通信研发吗?

    自相矛盾的是,《决定》一方面强调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一面又在第6条、第8条不提国企对等控股私企、人为限制国企的“功能”和投资方向,让国企实际上沦为经济体中的二等公民,直接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对此我在后面详述。

    5.《决定》第14条与第15条继续肯定和坚持宏观调控,习近平在《说明》中也指出存在“市场失灵”现象。

    进入2013年后,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引发各方担心。李克强在5月13日的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曾指出靠市场机制就能调节经济波动:“市场机制本身对经济运行具有自动调节作用,是能够调整一般性经济波动的。”

    但是到7月1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指出光靠市场不行,还得依靠宏观调控:“从国内外实践看,经济运行出现一定波动,有客观必然性。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七月份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后,立竿见影,经济开始止跌回升。可见,忽视宏观调控是不可取的。现在有人爱说中国创新了宏观调控方式,难道指的是以前没有的新事物“钱荒”吗?

    近年来,媒体掀起了一股诋毁宏观调控的舆论浪潮,最突出的就是贬低2008年的“四万亿”。是药三分毒,“四万亿”有问题,那就好好探究问题出在哪里,是财政手段有问题还是货币手段有问题?是支持实体经济错了还是让过多资金流入投机领域错了?可是媒体却故意混淆这些区别,夸大“四万亿”的负面作用,以图全面否定宏观调控。好了伤疤忘了痛,2008年人心惶惶,若没有四万亿,中国经济如何快速止跌回升?当时全球盛赞“中国拯救世界”,难道都忘了?吴敬琏的学生李佐军以及南方周末曾明说,恨“四万亿”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四万亿让中国在2008年走出了危机。

二、《决定》存在反市场倾向

    《决定》一方面存在过分夸大市场作用、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引入市场机制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存在妨碍市场发挥作用,压制经济正常运转的倾向。

    《决定》第14条讲的是“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要求“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

    有关“经济增长速度”、“产能过剩”、“新增债务”的表述,突出地反映出《决定》存在着的违背市场原则的倾向。

    1.目前政府有追随媒体的鼓噪而贬低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性、将经济速度与经济质效对立起来的倾向。不能将速度与质量对立起来。没有速度,哪来质量?若有质量,又怎能没有速度?如果经济速度降低能提高经济质效,那么深陷危机的希腊、西班牙等国就应该是全球楷模了。中国过去的长期高速增长,不仅有规模和速度,也有质量的提高。要提高质量,也需要速度做前提,因为只有在高增长时期,企业才愿意投资,对设备升级换代。未来中国经济要进一步提高质量,依旧需要伴以高速增长。

     当前,媒体刻意贬低改革开放三十五年的成就,称这三十五年的高增长光有速度没有质量,同时神化西方的经济。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称中国经济存在“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等弊端。我认为这一看法是有些片面的,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媒体的误导。

    中国经济的确有不少问题,不过凡事就怕比较,事实上,相对全球各大经济体而言,中国经济发展不仅速度最快,质量也最高。相对于中国,主要依仗吃老本的美国英国,他们不搞工业、忽视科技、鼓励金融投机、拿服务业冒充高新产业,他们才是真正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粗放低效”。中国经济若质量不高,老本吃光了的卡梅伦能跑来买高铁、核电设备、通信设备?中国经济已经告别“衬衫换飞机”的时代,开始迈入“高铁换大米、换牛肉、换矿石”的阶段。全世界大都在羡慕中国的高增长,唯独中国朝野上下都在在说自己的高增长粗放低效。不是说中国前三十五年的发展没问题,不是说不需要进一步提高质量,而是说,未来的发展,首先要承认最近三十五年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再更上层楼,而不能将其贬低为粗放低效。

    大家都知道,中国媒体的舆论基调主要由胡舒立、吴敬琏、张维迎等这些所谓的“自由派”给掌控着。媒体即“自由派”媒体为什么贬低最近三十五年、尤其是最近十年?因为,这些年来蛋糕越做越大,政府却不让他们霸占独吞了。你不让他们霸占独吞,你不由着顾雏军吴英们去抢去偷去骗,他们就把你说的一团黑,说你创新不足,粗放低效,等等,倒逼着你去、忽悠着你去“深化改革”,即放纵他们去抢去偷去骗。

    近年来,媒体鼓吹“降速提质”,只要调结构,不要稳增长,到今年七月,政府定调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来了个折衷主义。12月11日,厉以宁还在鼓吹中国经济应该“重在结构调整,不要去追求速度。”不要速度,只要结构调整,这不就成了休克疗法了吗?调结构这个筐,什么都能装。调结构,假如专指产业结构升级,那么恰恰需要以增长为前提,因为不增长就不营利,企业不可能大规模地更换新设备,产业升级也就无从谈起。不需要速度的调结构,只能是与产业结构升级无关的休克疗法,只能是破坏经济的结构调整。“自由派”就是一群纵火犯,企图让中国经济陷入危机,好倒逼改革,即趁火打劫。比如,今年有无数家媒体,一面鼓吹应该降低速度——降低速度必然导致就业率下降,一面却又抱怨就业难,鼓噪“史上最难就业季”来了,再不“改革”,“革命”就要爆发了。

    市场经济追求的是利润,是积累,没了速度就没有利润、积累,一面主张市场起决定作用,一面贬低速度,这是自相矛盾的。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胡舒立、黄益平们一面标榜自己是市场派,一面反对经济增长,有的甚至鼓吹经济危机、休克疗法对中国是好事情,他们纯粹是“破坏市场经济”派!前世行副行长、真正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因为判断未来中国经济将继续高速增长而遭到中国媒体围攻,前世行行长、华尔街的金融掮客佐利克因为鼓吹未来中国经济不会再高增长而受到中国媒体追捧,一冷一热,凸显中国舆论的荒唐。

    2.关于“产能过剩”。《决定》强调市场主导,第14条指出,“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可是,目前政府却又在大力限制、淘汰“过剩产能”,这实际上是限制了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若政府一味放弃审批权,任由企业自主投资,那实际上就是说限制“过剩产能”是错误的。如果限制过剩产能是正确的,那就实际上是说靠市场配置资源是靠不住的。一面鼓吹简政放权,一面强行“淘汰过剩产能”,这完全是自相矛盾。

     “产能过剩”,到底指的是什么?莫非中国已经富得流油,超过了瑞士瑞典新加坡等,不需要再继续进行建设、以至于大量产能显得过剩了吗?市场经济免不了有波动,有波动,就会有过剩。不是说否认落后产能现象存在,也不是说否认产能过剩现象的存在,而是说不能因为淘汰部分产能而牺牲掉整个宏观经济,牺牲掉增长。中国经济如果像日本那样停滞不前了,那么过剩就是严重的,如果预判将来中国经济依旧以较高速度增长的话,那么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就不会很严重。十八大报告指出,未来中国经济将持续较高速发展,因为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四大客观存在的需求。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当时的总理认为中国电力工业存在产能过剩现象,不让上电厂了,结果没出几年,电力供应就跟不上经济发展了,2003与2004年,全国各地都闹起了电荒,拉闸限电。殷鉴不远。现在一下子就让河北压缩钢铁产能六千万吨,这是理性之举吗?淘汰落后或过剩产能,与提高经济质量一样,都不应该以牺牲速度为代价,指望靠降速来提质,第一,这是本末倒置,第二,这是缘木求鱼,最终结果是速度质量都被牺牲了。

    3.关于“地方债务”。除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现在,中国大多数省份的经济规模,若放到欧洲,那就相当于一个大国,未来依旧需要趋利避害,继续发挥地方政府的正面作用。地方政府举债发展经济,乃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可媒体一面鼓吹市场化,一面却又反对地方政府举债,真是莫名其妙。地方债务危机,纯粹是这两年媒体通过歪曲夸大甚至造谣所炒作起来的话题。甚至在2013年9月份习近平与李克强接连表示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处在“可控范围之内”后,9月27日,《经济参考报》依旧造谣说地方债务较两年前翻番,并由此引起一场风波。

     媒体为什么起劲地鼓噪债务危机?2011年9月,吴敬琏的高足李佐军叫嚣中国将由于地方债务危机而在2013年七八月份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进而陷入社会动荡,届时,就有理由“以危机倒逼改革”了。南方周末刊文专门引了李佐军的话,来为其舆论宣传定调。即使地方债务没问题,那么依旧可以通过制造舆论倒逼中央政府强行禁止地方政府继续举债,这样一来有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链断裂,引发经济危机,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意图。今年六月,政府就生生闹出了一次“钱荒”。当时就有人欢天喜地,高呼接下来就是大规模的债务危机爆发了,危机和动乱终于来了。好在政府于七月停止了不作为,出手“稳增长”,他们最终空欢喜一场。

    “危机倒逼改革”,就是这两年由被“自由派”或“市场派”控制着中国财经媒体的宣传基调。地方债务、产能过剩、社保亏空、铁道部破产、货币超发、制造业危机、创新不足、教育危机等等各类关于中国经济的“危机”,都是媒体刻意鼓噪起来的。没有真实的危机,就制造出“危机舆论”来,拿舆论倒逼改革。

    尽管真正的经济危机没有如“自由派”所愿在2013年七八月份爆发,不过自由派以及成功地制造了弥漫朝野的“危机舆论”,用危机舆论来倒逼改革。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决定》的背景。

    媒体制造出来一些假问题,政府则把这些假问题当成了现实。某种程度上,政府现在是被媒体牵着鼻子走。

    当前,在全球经济严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正常的反应应该是担心经济下滑,可是中国政府竟然开始抱怨自己的增长速度太快了,要借压制“过剩产能”、“地方债务”等来人为地降速。今年六月份,政府甚至不正常履行职能,生生制造出一场“钱荒”来。像楼继伟,7月11日在美国大放厥词,说中国经济增速今年可能降到6.5%,他这是演的哪一出?

三、国有资产流失的危险,以及对国企的歧视

    1.《决定》第二大部分“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导语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但是,《决定》第8条却又说,要“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很明显,一家国有企业经过改制变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并且由“非公有资本控股”后,该企业肯定就不再是公有制企业了。前后这两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下面我们将看出,整个第二大部分“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即《决定》第5-8条的内容,存在大量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隐患。

    《决定》第6条说,“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按市场经济原则来说,国有企业与私企外企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是完全正当的(不仅私企外企通过股权交易等形式控制国企,而且包括国企通过同样的方式控股私企外企,也都是完全正当的);混合所有制和国企资本化,的确存在产生放大功能的可能。不过,混合所有制和国企资本化是个筐,存在着不同的运作方式,不同的运作方式带来不同的可能。放大功能之外,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国资流失和企业走下坡路。

    国企要卖给私企或外企并非绝对不可,前提是必须得保证交易的公平公正,即国企不会被贱卖掉,不会让人民蒙受损失。尤其是如果这家国企经营有方,盈利状况良好,也不缺乏扩张的资金,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不应该鼓励出卖自己的股权,否则就成了肥水流入外人田。除非买家出价的确合理,才可以考虑出售国企资产,否则就是国资流失。

    国企当中,还有大量资产没有被资本化,这些资产至少应该是以十万亿计的。未来若是对其进行债券化或资本化,决不能低估其价值。比如今年来,不少媒体宣称铁道部资产还顶不上几万亿的债务,这就是资产被明显低估的例子。

    众所周知,过去国企改制中,被贱卖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且被贱卖后,好多企业的绩效不升反降,今后的混合所有制实践,应该注意吸取过去的教训。遗憾的是,《决定》对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如何避免出现前述问题没有做出任何表述。

    自2004年起,大规模的国企MBO(管理层收购)被叫停,不过国企改制事件并没有完全消失近年来。近年来,“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失败案例,并不少见。下面仅列举三例。

    上海家化案。上海家化作为上海的老牌国企,是少数能跟西方日化巨头和化妆品巨头相抗衡的中国企业,从六神、美加净到高夫、佰草集,其产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2011年上海家化搞股权改制,被平安信托控股,不再是国企(其中是否有关国资流失,我们不得而知)。毫无疑问,平安这种金融资本只是有钱,并不懂得企业经营,但是平安却大力干预企业经营活动,好端端的一家企业如今被他们搞得鸡飞狗跳、乌烟瘴气。产权倒是明晰了,可企业呢?2012年五月,曾参与撰写世界银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国研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吹嘘“2011年上海家化国资退出的例子,就是国资成功退出的典范”。12月19日,原上海家化总经理葛文耀说道:“家化改制在上海国企改制中也算开创性的典型案例……但这次全市国资国企改革大会,只字不提上海家化。”恐怕是没脸提了吧!

    吉林通钢案。浙江私企建龙集团吞并国企通钢后,并不好好组织生产,遇到困难就甩包袱,等职工自己把企业搞好后,建龙又回来企图再次霸占企业,结果酿成了2009年建龙派来的高管陈国军被工人打死的“通钢事件”。建龙控股通钢,完全符合“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可这样的改革值得提倡吗?

    广深铁路案。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铁路系统的特例,早就从铁道部独立出来,进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报道说,现在广深铁路已经不再是国企控股了。这家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铁路企业如何呢?广深铁路的利润很高,大股东或老板们赚大了,可是票价高、车速慢、服务差,消费者很不满意。铁道部虽遭受媒体万般攻击,但十几年普通票价不涨,近年来又贡献出了高铁,至少就这两样来说,广深铁路能比得了?对比一下铁道部,可以说广深铁路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失败的。笔者并不反对铁路改革,可是铁路改革以及其它的国企改革难道要向广深铁路看齐吗?难道要将铁路这公器改成供少数人榨取全国人民的私器?

    不但是私人资本控股国企会出现问题,即使私人资本之间的股权交易,也不必然会有好结果。前几年,私企雷士照明引进了赛富软银、高盛、施奈德等所谓的战略投资者。2012年,这几家外国资本合伙“篡权”,背弃信诺,拒绝雷士照明创始人和第一大股东吴长江回归,并将企业搞得乌七八糟,最后酿成了雷士照明事件。

    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若是落到平安集团、赛富软银这类骄横、贪婪而又无能的投机资本手里,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再说,企业要发展壮大,并不必然依靠资本化、证券化,像华为,到现在也没有上市,照样干得很好。

    可见,混合所有制并不必然意味着“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完全可以出现相反的结果:国资流失肥了个人腰包,企业化公为私后反倒经营恶化,职工和消费者都受损。《决定》丝毫没有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予以分析或警示,这让我们不得不担心未来《决定》落实中可能不会避免这种局面出现。

    《决定》第6条指出要“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同时,第7条指出要“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上世纪九十年代,不少国企的股份制改制,便声称是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的。结果,一方面原本就是企业员工并参与创建和发展企业的普通职工,必需还得掏钱才能成为股东,或者普通员工应得的工资收入和福利被截留而转成股份,不从命的话就下岗失业;普通员工看似成为股东,但是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毫无发言权,而且只有极少甚至没有股息、红利等收入,一旦离职后股份变现也非常麻烦。另一方面,厂张书记总经理们则对自己大搞“股权激励”。最后,员工持股变成了管理层持股或“管理层买断”,厂张书记变成了老板,国企变成了私企。今后在发展混合所有制时,如何杜绝这种现象?“员工持股”将来如何避免成为骗局和掠夺?12月11日,厉以宁在2013央视财经主题论坛上又举起了“股权激励制度”这面旧旗子,这是历史重演的征兆吗?

    《决定》以及上海的20条倡导对于国企以后要只管资本,不管企业与资产,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说,以前国资委和广大国企职工把国企资产做大做强,反倒有错了?国资委只管资本,没权利管国企了,而各级国企缺了来自上面的监管,胡来一气怎么办?

    2.《决定》在国企私企之间没有一碗水端平,歧视、压制国企。

    “玻璃门”、“弹簧门”,常被媒体用来形容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歧视(这一点被严重夸大了)。《决定》显示,倒是对国企设置了“玻璃门”、“弹簧门”。

    《决定》第6条与第8条说,“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要“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若真正遵循市场经济原则,那么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与国企参与非公有制企业改革,私企通过股权交易控股国企与国企通过股权交易控股私企,都应该被允许或被鼓励,否则就是不平等,就是违背市场原则。可是,《决定》单单鼓励私企、外企(即非公有制企业)控股国企,不提国企控股私企、外企,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私企蒙牛一蹶不振,蒙牛老板牛根生在亚布力论坛上的那些资本家朋友,没一个伸手相救的,最后还是国企中粮来收拾了烂摊子。中粮控股蒙牛,就是纯粹的市场行为。难道中粮做错了?

    《决定》第7条说,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既然谈市场经济,何来“公益性企业”?哪个国家有这种说法和做法?“公益性企业”,纯粹是近年来媒体炒作起来的一个概念。2012年3月,记者问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对央企的定位,是要提供利润,还是提供公共服务?”李荣融回答说:“这些概念我都不懂。我的概念就是跟国际竞争,要能把中国经济带起来。”如果公益性至上,那么就干脆不要取消铁道部改为公司化了,过去铁道部十多年普通火车票价一直不变,这才是公益性的体现。又说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又说什么公益性,到底要哪个?

    《决定》第14条说要“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企业投资项目,……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可是,《决定》第6条却提出国有资本投资要“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既然企业是投资主体,那又为何特地约束国有企业的投资范围?国有经济当然要对国家安全等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但是这不应变相成为限制国有资本的市场行为,破坏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的借口。按照第6条的精神,国企是不是应该全面退出房地产?潘石屹、王石、冯仑们等一直反对国企涉足房地产领域,难道房地产领域要由他们来垄断不成?

    《决定》第5条说“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可是,《决定》第6条、第8条却不提国企对等控股私企、人为限制国企的“功能”和投资方向,实际上是与第5条相矛盾的。经过这些“关照”,国企实际上沦为经济体中的二等公民了,“弹簧门”、“玻璃门”其实是给国企设的。这还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精神吗?(上述内容是笔者在12月上旬写就的。12月19日,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称国企实现混合所有制有四种路径,其中在不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命脉、支柱和高新技术产业之外的领域的国有企业,“不需要控制并可以由社会资本控股,可采取国有参股形式或者可以全部退出。”这说明笔者的担心是完全有道理的,潘石屹、冯仑、王健林们垄断地产业的时代可能要来了。另外我们不禁还要问:“退出”时如何避免贱卖现象?)

    12月17日上海正式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简称“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仅仅因为将未来的国企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公共服务类三类,就招致了一部分人的不满,理由是国企不应该在竞争领域存在,否则就是“与民争利”。真是笑话,市场经济要的就是“争”,没有争,何来进步?再说,好的私企,没听说怕被同行国企竞争的。怕争的,不是懒汉就是蠢货。

    4.《决定》第7条指出,在国企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职业经理人制度,并非灵丹妙药,而是弊端重重。美国的经验表明,大企业的职业经理人——CEO们,拿着高额年薪,却很少能做出相匹配的贡献。不仅能力有问题,CEO们的职业道德也有问题,因为奖金或收入与业绩挂钩,于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奖金,他们盲目追求短期利润,置企业的长远利益与不顾,甚至不惜造假。金融危机爆发,就与CEO们的胡来很有关系,尤其荒唐的是,危机来了,CEO们不仅没有被追责,反而拿着高额离职金逍遥而去。杰克·韦尔奇,在中国被捧上了神坛,岂不知其在美国,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因为离婚而曝出的腐败丑闻而声誉扫地。中国的学界和媒体总是夸赞西方资本主义产权明晰,并因此而高效率、低腐败。这种观点是很片面的。私有制企业由纯家族式的或所有者与管理者合一的形式发展为股权分散的多股东形式后,企图以职业经理人制度来改进管理。但是,职业经理人制度却带来了新问题,现实中却常常见到CEO、职业高管们,一方面拿着与能力和贡献不相匹配的薪金,另一方面手握大权却脱离了股东们的监管而肆意胡来,或是追求个人利益胜过维护股东利益,或是做出错误判断而难以被及时纠正。所谓的私有制因为产权明晰所以不存在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不存在腐败低效之说,其实是脱离现实的。

    在中国,“职业经理人”的名声也不佳,像所谓的“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唐骏,就是一个学历造假的骗子。被媒体合力吹嘘为“青年导师”的李开复,同样也因为学历造假等劣迹而声名狼藉,其创办的“创新工场”,除了吹牛,毫无创新。从李荣融到傅成玉、宋志平、林左鸣,到管贤彤,国企系统的这些既有专业知识又有长期经验的不同级别的管理者,难道其“职业素养”还不如唐骏、李开复这样的骗子?放着他们不用而去指望什么“职业经理人”,那不成了弃良材而求朽木嘛。

    其实,多年来从国企里面挖人才——不管是管理者还是高级技工,反倒是一直是私企的惯用做法。比如,中国最大的私企造船厂熔盛重工,就是靠挖来原国企外高桥造船厂的总经理陈强,才建立起来并迅速进入世界船企前十行列的。

    此外,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必然意味着大幅度提高管理层收入,拉大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但是,《决定》第7条却同时要求“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这完全是自相矛盾。

    本人一向主张,国企在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并不是当务之急,当务之急是提高广大国企基层员工——从正式工、临时工一直到派遣工——的收入。遗憾的是,《决定》对这一方面没有任何明确表述,而“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股权激励之类的措施,只会扩大国企内部的收入差距。

    5.掠夺资本与媒体联盟操控中国舆论倒逼改革。

     本来国企与私企,就是白猫与黑猫,都是好猫,国民共进,可是媒体却故意在两者之间制造对立。

    近年来媒体一直鼓噪“国进民退”,这纯属无稽之谈。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非公企业一直高于国企,也就是说非公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一直越来越大,何来国进民退。

    2013年中国制造业500强中,国有企业以66.65%的收入份额贡献了85.07%的纳税份额,百元收入纳税率为8.69元,是民营企业3.05元的2.85倍。可见国企在履行纳税义务方面要远远优于私企。

    媒体说国企没有竞争力,这也是无稽之谈。习近平曾视察并肯定的武重集团、大连一重加氢反应器、大连船舶、中行沈飞、沈阳机床、沈阳鼓风,以及视察武汉时曾夸赞的上海振华重工,都是国企。他们都是凭自己的本事吃饭,都是凭竞争力在市场上站住脚的,这一点有谁能否认?

    李克强近期出访欧洲,大力推销中国装备制造,造高铁的南车、北车,造核电、火电、水电设备的一重、二重、哈尔滨电气、东方电气、上海电气、国机集团,以及搞4G基础研发的大唐电信,全都是国企。此番领导出访很风光,除了华为等个别私企,全是这些国企给撑腰了。

    2012年以来,造船业普遍不景气,但是国企沪东中华造船厂却一枝独秀逆势而上。为何?人家的产品好,利润高,还不愁卖。对这样的企业,干吗要急吼吼地去改了卖了?要卖了,也可以,但是买家得给个公道的价格。

    现在的大部分国企,是靓女不愁嫁,而非剩女愁嫁。想娶国企,想控股国企,拿出好价钱来吧。

    本来,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不明白,为何要单方面鼓励私企外企参与国企改革、甚至控股国企?国企的发展势头正猛,为何要冒险大改?

    说来好笑,恰恰是这些年国企干得不错,做大做强了,才更强烈地激起了好多人的觊觎之心和朝国企“吐痰”(张维迎语)的热情。如今在全球500强里面,中国国企大概有60多家了,这么大一块大肥肉,让张维迎吴敬琏们及其主子们直流哈喇子,急着要分蛋糕。一家私企或外企,你自己若是有本事,就自己干自己的,像任正非梁稳根那样,心无旁骛,将自己做大做强。可有些人,不埋头干自己的,净惦记着去参与人家国企的改革,这里面若没有好处,谁干呢?

   谁能参与国企改革?像上海家化的改革,平安集团能干得了,别人哪有份儿?赵太爷摸得,阿Q能摸得?

    任正非梁稳根,人家凭自己的本事和努力,能够把企业做大做强,人家不用打国企的主意,照样能发财。至于瓜分掠夺国资,也轮不到他们的份儿。像当年徐工集团改制,能有三一重工的份儿吗?未来铁道部改革,能有任正非、邓中翰、魏建军、李书福的份儿吗?

    三中全会刚结束,王健林就表态他要参与国企改革,还大言不惭地说参股就得控股,否则就不干。王健林拿地皮是把好手,不过拿地皮跟技术密集型产业是两码事。就凭王健林推荐、支持卡马乔执教中国男足、让全国人民因此而蒙羞的眼光,他能玩得转武重集团、大连一重加氢反应器、大连船舶、中行沈飞、沈阳机床、沈阳鼓风、南车、北车、一重、二重、哈尔滨电气、东方电气、上海电气、国机集团?假若二十年前这些企业也让他给改制了,还有中国装备制造业繁荣的今天吗?

    只有那些跟权力勾结的掠夺资本,只有顾雏军、张维迎这样的窃贼骗子,才会乐衷于所谓的国企改革。

    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其实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凭正经本事、凭着流血流汗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市场经济,这是“普通资本”;一种是啥正经本事也没有,又不想下力气,还特别贪婪,净想着不劳而获,或是跟权力勾结掠夺国企,或是靠金融投机掠夺人民,这是“掠夺资本”。这是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要让中国的霍多尔科夫斯基来掌控中石油中石化吗?要让中国俄国寡头化吗?是任正非、梁稳根式的市场经济,还是顾雏军、张维迎、潘石屹、任志强、秦晓、吴英式的强盗窃贼骗子式的资本主义?

    有句电影台词说的好:“我最看不起你们这帮打劫的了,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掠夺资本的特征,就是没技术含量,只知道吃现成的,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一方面与权力勾结,一方面却装作民间,把自己打扮成整个私企的代表,编造国进民退之类的谎言,自诩为“自由派”,企图以危机舆论倒逼改革,再抢一把。

    九十年代搞改制,毕竟还有个理由,国企经营困难,于是乎抓大放下,让管理层买断,书记厂长变老板。可现如今,中国经济形势在全球大经济体中最好,国民共进,国企、私企都在迅速扩张,理由何在?有些人这时候却急不可耐非得想打断这个势头。等国企进一步做大做强,把美国西方的企业尽可能多地挤出全球五百强后,等中国企业在全球站稳脚跟且不可逆后,你们再抢劫瓜分也不迟啊。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呢?当年国企徐工若卖给凯雷了,还有中国工程机械制造业的今天吗?

    按说,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抢一轮就行了,可是有些人就是没完没了。仅仅因为没让顾雏军们完全得逞,吴敬琏就说过去十年是“改革停滞”的十年。难道只有抢劫中国人民才叫改革?

    是勤劳致富,还是抢劫致富?这帮人对做大蛋糕毫无贡献,抢起蛋糕来倒是最积极、最拿手。

    从广州的《南方周末》到北京的财新传媒,中国的媒体大都成为掠夺资本的喉舌了。掠夺资本与媒体联盟,操控着中国的舆论,拿毒药忽悠政府,拿危机舆论来倒逼改革。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媒体牵着走的。可以说,本文所评论的《决定》中的大部分被容,并没有什么新意,都是媒体这些年来所鼓吹过的。

    媒体的力量一点也不能被小瞧了,他们现在在给中国朝野设置各类议题。像近年来受媒体与“公知”欺骗,各地发生多起反PX群体事件。PX被妖魔化,与2007年《南方周末》的煽风点火有直接关系,其中其评论员笑蜀更是在南周直接公开撰文造谣说PX有剧毒、致畸、致癌、高爆炸性,对第一次反PX群体事件——厦门事件——的发生起了舆论动员的作用。中国的高铁也遭受了媒体的持续围剿,其中胡舒立的财新传媒是急先锋,从歪曲到造谣,胡舒立是无所不用其极。大量媒体敢于肆意造谣,无所顾忌,不能不说这与政府的不作为和纵容有关。

四、“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只对社保理事会有利

    《决定》第6条指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将国有资产大规模地划归社会保障基金,是近年来媒体炒作的热点,政府金融部门的不少官员,也公开大力支持这种观点。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前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提出要将国有资产的50%甚至更多份额划归社保基金,理由是国有资产划归社保,正好体现了该国有资产的全民性质,是国企造福人民的落实。为了,媒体还不断报道社保,社会保障基金的迫切性。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貌似有理,其实站不住脚,而且会造成严重危害。

    1.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假如社保有了亏空,正确的反应不是急着将国有资产划归社保来填上窟窿,而应该是先弄清楚亏空是由谁造成的,谁造成的,就应该由谁来补偿,否则,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当前,非公有制企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国企最多占百分之二十,为什么让最多占五分之一的国企来承担应该由所有企业共同承担的责任?雇用五分之四就业人口的那些企业难道没责任了?国企要造福人民,这是理所当然的,假如现在依旧是改革开放之前,全都是公有制企业,那么国企股份以及利润划归社保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今天的所有制早已经多元化了,甚至非公有制企业的比重已经远超国企了,这时候继续以“全民财产,全民享用”名义,要求国企四处救火、填窟窿,实际上是让国企去倒贴非国企,是国资流失。让国企股份和利润解决社保亏空,根本不是“全民财产,全民享用”,而是打着全民享用的幌子拿全民财产倒贴私企外企。

    事实上,社保目前不仅没有亏空,甚至还有大量结余,即使未来有了大额亏空的话,那也主要不是由国企造成的。大家都很清楚,过去一段时期,大量私企在执行劳动法、社保法等方面很不积极,大量员工没有上社保。即使现在,依旧有不少企业想方设法尽量少给员工少上社保或不上社保。相对于私企,国有企业对员工的待遇无疑更好一些,在社保方面肯定也比私企做的好。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国有企业改革之前,国企员工的退休金、医疗等问题都由本单位解决。改革后尽管原则上都纳入社保系统,但是在新社保系统启动之前就已经退休的大量国企员工,其退休金、医保等支出,其实依旧由企业自己来承担。可以说,在这方面国企本来就已经额外替政府承担了社会责任。

    私企、外企等非公有制企业一样具有给员工交社保的义务。社保缺口若让国企来填,一方面造成国资流失,一方面将进一步助长非国有企业不认真履行社保义务的风气。

    现在有一种就让国企来担责的风气,很是荒唐。有的学者与私企老板甚至要求将国企利润交给私企,来帮助私企“减负”。我赚钱你来花,我挖窟窿你来填,这还有半点市场经济的精神吗?

    对于国企要造福人民,前提首先是要保值增值、做大做强。做大做强了,自然意味着解决更多的就业问题,上缴更多的利税,这本身就是造福人民的表现。让国企当“活雷锋”,也得有个度,否则的话,国企成了谁都来咬一口的“唐僧肉”,那么最后将会压垮国企。

    国企的社会责任一直远比私企表现优异,也就是说国企在这方面的支出要高过私企。2013年中国制造业500强中,国有企业以66.65%的收入份额贡献了85.07%的纳税份额,百元收入纳税率为8.69元,是民营企业3.05元的2.85倍。可见国企在履行纳税义务方面要远远优于私企。方面的贡献要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老实的。

    笔者绝不是反对国企造福全体人民,只是强调在当前中国所有制已经多元化的情况下,如何将造福人民落到实处,而不沦为变相替私企外企等填窟窿,是需要认真研究、慎重行事的。

    2.社保即将面临巨额亏空,这是近年来媒体持续报道的话题。事实如何呢?2013年11月27日,财政部公布2012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显示,全国社会保险基金2012年收支结余7480亿元,年末滚存结余37540亿元。既然2012年滚存结余达37540亿元,为何媒体却总是报道社保即将亏空?因为媒体需要为国企划归社保基金制造借口。

    比如,2012年6月14日,经济参考报刊登报道《养老金缺口放大加重财政负担 最新报告称: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将达18.3万亿元》。“由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牵头的中银研究团队和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牵头的复旦大学为主的究团体撰写的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 .3万亿元。……从2013年起,如果逐步划拨80%的国有股份到社保系统,加上退休年龄的提高,将能使我国养老金账户累积结余持续约30年;到2050年,年度养老金收支也将保持基本平衡。”此文一出,舆论大哗,人心惶惶,不少人甚至开始担心不久就会领不到养老金了。6月18日,人民日报刊文辟谣,指出“2011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还结余近2万亿元,看人口结构,2012年、2013年不会出现猛然增加的退休人员,同时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还在继续扩大,实在不太可能收支缺口忽然增至18.3万亿元之巨。”

    2013年,马骏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课题组成员李波撰写的报告《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再次鼓吹将国企资产的80%划归社保。

    媒体和所谓的专家就是靠肆意造谣,来为国企资产划归社保造势。

    3.将国企资产大规模划归社保,对谁有好处呢?首先对普通人民没有任何立竿见影的好处,因为资产划归给的是社会保障基金这个部门。媒体总爱混淆社会保险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有意无意地制造一个假象,好像划归的国资是用来替人民缴纳社保份额的(即使如此,这也是不可取的,如我前述),其实这只是长远未来的一种可能,而当下,只会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掌控者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有好处。《决定》一面强调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一面却强令将经全国人民与国企广大职工多年打拼才做大做强的国有资产划归社会保障基金这个部门(戴相龙郭树清们狮子大开口,要求划归一半!),收益也归社会保障基金,这叫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吗?国企和广大员工种树,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戴相龙郭树清郭们摘桃子,这叫啥?发挥市场机制?这最多叫金融帮欺压国企吧。

    如上海青年学者马宁指出的,多年来,作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者的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虽然在让资产增值方面乏善可陈,但是管理人报酬与托管费却是在稳步上升,也就是说他们对人民委托给他们的资产的经营管理不善,但是在经营管理中却充分地实现了他们的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戴相龙身为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党组书记,很少见到他说如何尽职尽责让基金增值,只见到他天天唠叨要让国企资产划归他的部门,哪个政府部门的干部有这么厚颜无耻的?社会保障基金这样的金融部门,如刘纪鹏教授所言,谁都不清楚他是怎么运作的,假如数以万亿计国企资产所产生的收益,由社会保障基金支配,让人放心吗?目前,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还无权处置划来的国企股份,将来呢?

    说来奇怪,同是国企,媒体对国资委管辖的实体经济企业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对非国资委管辖的金融央企则常常是网开一面。国资委所属的央企高管2011年平均年薪72万,被媒体骂作收入过高,而非国资委的金融央企,最近曝出有高管年薪超千万的,媒体却不拿来做文章了,媒体如此厚此薄彼,双重标准,原因何在?像中金公司,身为央企,其如何运作,我们一无所知,媒体咋就没有去批评的?

五、劫贫济富——有关社保缴费的内容

    《决定》第45条指出,“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先来看看第一句“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社会保险一部分是企业交的,一部分是员工交的,那么费率得到降低的到底是哪一方的呢?是企业交的那一部分,还是员工交的?还是双方都降低了?11月16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登出了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明确给出了答案:“首先考虑在适当时机适度降低用人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以减轻企业的人工成本负担……个人缴费负担并不重,在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方面,对个人缴费的费率调整并不迫切。”

    原来如此!竟然只是减轻企业的负担(即增加了老板的收入),根本就不考虑减轻员工的负担!员工“个人缴费的费率调整并不迫切”,难道是说员工个个都比老板还阔气吗?难道不是他们、反倒是宗庆后、王健林生活更有压力吗?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不管是农民工还是白领,中国各类工人阶级即雇佣劳动者阶级干得多,挣得少,收入一直被压低,这成为中国企业快速积累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源。尽管中国经济已经由加工衬衫玩具的低级阶段开始跨入与美日欧在高科技领域一决雌雄的高级阶段了,这一状况依旧没有什么改善。员工工资与企业利润的增幅相比,那简直就是龟兔赛跑。可在《决定》眼里,员工与企业相比,怎么就成了企业更应该被照顾了呢?既然社会保障基金需要充实、为此还要划转国企股份,那为何还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率,而且还是降低企业的费率?大量企业(特别是非公企业)少缴漏缴社会保险,导致社会保险基金得不到充实,人保部门为何又熟视无睹,从不解决?

    更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决定》在给资方减负的同时,不仅不给劳方减负,反倒要进一步给劳方直接加负!

    《决定》指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这一句完全是针对员工的,今后员工要延长缴费年限,减少领取年限,这实际上是加大了员工的支出和负担。跟企业分得的蛋糕“降低用人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相比,员工不仅得不到蛋糕,反倒要多付钱。

    一个赠予,一个索取,对企业和对员工、对劳方和资方的这种截然相反的标准,完全是在加剧贫富分化,是损不足补有余,而不是损有余补不足。《决定》一上来就说强调要“促进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可是在具体细则中却制定了完全相反的内容:劫贫济富!

    《决定》对资方和劳方的态度差异宛若天渊,其所依据的理由也是自相矛盾的。要降低(资方的)社会保险费率时,就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规模增大、支付能力增强”,给企业减负对社保无碍;要延迟(劳方的)退休年龄时,则说老龄化导致社保基金面临缺口,因此需要员工来填窟窿。请问,社保到底是充盈还是亏空呢?

    面对资本家时,他们说,资金充盈,应该给资本家减负;面对工人时,他们说资金有缺口,应该让工人延长退休,多交几年。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决定》偏偏把“适时适当降低(资方的)社会保险费率。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劳方的)退休年龄政策”这两句紧挨着放在了一起。难道这是在刻意通过鲜明对比来炫耀《决定》对企业、对资方的偏袒吗?这是唯恐劳动人民发现不了官方对自己的冷血和无情吗?这是对全国人民的莫大羞辱!

    另外,九十年大改制大潮中,为了给企业和政府减负,数以千万计的国企职工下岗了。这些职工中有很大一批人没能或无法再就业,长期以来甚至一直自行承担社会保险的全部支出。要说减负,《决定》也应该先减轻他们的缴费负担或对他们进行补偿,而不是先照顾企业。

六、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缺乏实质性内容

    一方面快速增长,一方面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决定》第44条说,“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一说法是正确的。这实际上是委婉地承认贫富分化的主要根源就是劳资收益的差距。初次分配中,除了劳动报酬,另一面当然就是资本收益了。多年来,中国一直是“资强劳弱”,劳资交易中,劳方本来就是弱势,而政府通常又站在资方一面,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到目前一直没有改变。

    今年6月,北京怀柔一家美资企业的老板企图欠薪跑路,结果被工人发现而遭扣押。警方称这是企业内部经济纠纷,不予干预。遗憾的是,警察这样的表现异常罕见。当前多数情况下,权力依旧站在企业一边,一如既往。

    8月28日,习近平视察大连船舶重工时说:“技术人员和工人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要抓好队伍的稳定性,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随着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工人待遇也要相应提高。”这一讲话当日由新华网报道了,但是随后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联播的专题报道中,这一内容都不见了。这种温和的表述难道也犯忌吗?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与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仅是必需的,而且也是完全有条件实现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铁换大米牛肉的阶段,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可是工资增幅相对于生产率的提高,相对于企业老板利润的增加,是大大滞后。像郭台铭向文波等企业家都说过,中国工人物美价廉,应该提高他们的收入。

    《决定》第44条还说,要“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当前,只要涉及收入差距、贫富分化问题,媒体就爱扯到城乡区域差距、行业差距上面,《决定》在此也照搬了媒体的流行说法。这一说法貌似有理,其实大缪。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目前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造成的,并非是城市剥削农村造成的,农民正通过进城打工或提高农业生产率来解决这一问题。行业收入差距,在多数情况下,是市场的正常表现,而且也在起伏波动当中,并非是因为这一行业的人剥削那一行业的人造成的(金融证券行业可能收入的确过高,倒是应该注意的)。当前在北京,同样一名妇女,若去当月嫂,月薪可以上万,若去当酒店服务员、商场售货员,可能最多三四千,两者间的差距并不存在不公正,政府让市场自行调节就可以了。政府若执意要缩小这一差距,难道是想强行限制月嫂的最高工资吗?另外,目前媒体炒作行业收入差距问题,主要是想转移劳资矛盾,并趁机攻击国企,说国企行业收入高(且不论这是否符合事实),非国企行业收入低,因此大家都应该恨国企去。
大多数中国人,是给老板打工的,这是中国贫富分化的关键所在,要提高、改善中国多数人的生活,就要改变资强劳弱的现实,“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决定》第44条一上来指出了这一正确方向,但是到后面又走偏了,奢谈什么城乡、行业差距,成了避重就轻、避实就虚。

    《决定》第44条说,“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那么《决定》在再分配方面有何举措呢?如前所述,在社会保障领域《决定》通过第45条落实的是劫贫济富,是拉大收入差距而不是缩小差距的再分配调节。至于在税收方面,则只是说说而已,毫无具体相关内容。

    《决定》第18条也曾指出,要“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可惜,依旧没有丝毫的相应的细则,比如公众期待开征的遗产税、房产税、资本利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里高收入的税率等等,都没有出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媒体突然集中发起了一轮丑化遗产税的舆论攻势,将遗产税妖魔化为对中低收入者的掠夺。当时就有人指出,这是媒体在试图阻止三中全会落实遗产税等内容。结果,《决定》真的没有相关具体内容。不知这是否是巧合。

    不仅如此,《决定》第44条反倒说要“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美国的经验早已证明:第一,指望所谓慈善事业能扶贫济困纯属妄想;第二,慈善捐助减免税政策,已经成为富人逃税的又一捷径。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杨鹏,早在2004年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秘书长时就曾毫不避讳地说:他们那帮人都不干净,而搞慈善、玩环保,就是为了“清洗企业家脸上的脓和血”。

七、医疗改革引入市场机制不可取

    《决定》第46条指出“鼓励社会办医,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这一点有些莫名其妙。社会办医,即私人或其他机构办医,跟办其他企业是一样的,肯定要营利。不营利,怎么活下去?或者,该机构不向消费者收费,但是却由政府或其他机构来支付?不营利那不成了活雷锋嘛!这还叫市场经济?

    第46条还说“社会资金可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多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前些年,国家的医院改制为私人医院的例子很多,大都不成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2005年,浙江瑞安第二医院搞了公立医院“民营托管”式的改革,结果托管方温州与上海的私企接手后,根本不履行当初的投资承诺,还用游医治病,高收费、小病大治甚至无病治疗,除了捞钱啥都不管,最后卫生局不得不于2011年将医院收回。此前在2010年,杭州市余杭区就曾花3个亿把7年前以7500万价格卖掉的20多家乡镇卫生院又悉数买了回来。而早在2009年1月份,上海首家“国有民营”模式的浦南医院正式结束5年的委托管理,重新纳入浦东新区公立二级医院管理序列。

    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政府职责和作用之一就是要“弥补市场失灵”,基本医疗正是“市场失灵”的典型领域。基本医疗本来就不适用私有化和市场化,而且过去改制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不知为何《决定》依旧要倡导“公立医院改制”。

    现在不是天天讲什么缺乏投资机会嘛,问题是你有钱干嘛不自己去成立一家医院,为什么非得去跟别人掺和、去改制人家,是不是光有钱没本事,只好吃现成的,只能打别人的主意了?

    另外,第46条用了“社会办医”、“社会资金”,以及第42条用了“社会力量办学”等说法,这些说法很不严格。市场运转的承载体是资本,而资本除了公有制资本,就是非公有制资本,没有什么抽象的“社会力量”、“社会资本”。王健林的资本,王石的资本,只是他们的私人资本,跟“社会”、跟张三李四有什么关系?上述说法应该一律改为“非公有制资本”。如《决定》第5条所采用的就是“非公有制资本”的说法。一份文件中不应该出现概念的混乱。

    这些年,不少媒体肆意攻击公立医院,挑动医患纠纷,来为“医疗改制”制造舆论,像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的记者柴会群,公然制造“缝肛门”之类的假新闻。政府对此却视若无睹,这不能不说是失职。

八、“教育改革”将使富豪权贵子弟获得特权

    《决定》第42条说竟然说“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这不就是“走后门”的另一说法嘛!不看分数那看什么?还不是看关系、看背景、看钱财嘛!“自主招生”的实践表明这一做法弊端很大。自主招生和放弃考试原则的结合,带来两方面的腐败:第一,拥有自主招生权的校方的腐败,如最近暴露出来的人民大学招生办主任腐败事件;第二,纨绔子弟摆脱了考试的平等竞争,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进入高校。

    任志强显摆自己小时候有辅导员照顾,现在有大领导半夜打电话关心,我等平民草根没他那样的好福气,我们只能靠考试来改变自身命运。只有靠着严格的、平等的考试,穷矮丑们才能“打垮胜高富帅,战胜官二代”,进入高等学府。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放弃这一原则,无疑就是给权贵富豪子弟以特权。有个所谓的少年女作家蒋方舟(其作品的作者其实是其母亲),高考作文几乎交白卷,其考分低于分数线大概六十分,可清华大学新闻学院依旧将这位高考作文近乎白卷的“作家”录取,这位“作家”被照顾进清华后还腆着脸指责其他学生是既得利益者。假设当年清华出身的胡锦涛现在与蒋方舟一起报考清华,那么依照自主招生和招生与考试相分离以及所谓的综合素质之类的原则,清华大学完全可以先招入蒋方舟,即使胡锦涛的考分远高于蒋方舟,即使蒋方舟因为有“国民党1947年就已经退守台湾”之说而沦为天下笑柄,也不受妨碍。南科大,打着自主招生的名义企图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并弱化考试的作用,蒋方舟则支持南科大,他们才是真正的利益集团。

    《决定》第42条说,要“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其实,课业负担跟学习成绩成正比,这是普遍现象。盲目地倡导减负,难道是想让学生成绩也降下来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无师自通的天才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当然得靠努力学习才能有好成绩的,何况天才人物还个个都很勤奋呢。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难道应该成为学生楷模吗?12月3日消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策划的2012年国际学生评估中,上海中学生再度高居榜首。同时,上海学生也以平均每周花13.8小时做作业的“纪录”,成为“课业负担”项的第一名。美国学生负担倒是轻,可好多人上高中了,连加减乘除都算不好,这种减负值得学习吗?去年奥巴马在竞选演说中说中国比美国有着更多的技工、工程师、科学家,因此美国在竞争中落了下风。没有课业负担,没有严格考试,哪来这么多技工、工程师、科学家?现在全球都在羡慕中国的教育成就,《决定》却弃之如敝履,这是想自毁前程、自掘坟墓吗?

    《决定》第42条还说,“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真是荒唐至极!什么叫“综合素质”?“综合素质”就是众说纷纭、根本不可能有固定标准的一种说法,标准不严格,也就最有利于搞腐败。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花大钱请私人教师,钢琴、画画、唱歌、舞蹈自然比穷人家的孩子强,这就叫综合素质比人家强了?照这个趋势,直接跳过科举制、退回到举孝廉、九品中正制就得了。

    小布什这种差生凭借关系背景就能进耶鲁,这就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吗?若贯彻“招生与考试分离”、“自主招生”、“综合素质评价”等原则,那么将只有一种结局:“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以后干脆取消所有考试,只比谁的父母有钱,谁的父母官更大就得了

九、警惕给富豪贪官以免死特权

    《决定》第34条说,要“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近年来,媒体、法学界、部分企业家——以爱参加亚布力论坛的那些地产投机富豪为代表——积极鼓吹经济犯罪不应被判处死刑,理由是“不杀人不偿命”,“中国减少死刑应坚决从经济犯罪领域起步”。

    “不杀人则不偿命”论有其合理因素,不过却存在片面化或表面化的倾向。经济犯罪的特殊性质在于虽然没有直接杀人,但是却可以造成间接杀人,情节严重的甚至可能大面积危害社会。

    死刑不应适于经济犯罪领域论或“不杀人则不偿命”论,存在着看问题片面化或表面化的倾向。经济犯罪的特殊性质在于虽然没有直接杀人,但是却可以造成间接杀人,尤其像集资诈骗案件或庞氏骗局,若任其蔓延,对社会会造成大面积危害,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危害性远胜于普通刑事案件。1985年温州“抬会”惨案、1997年阿尔巴尼亚因金字塔骗局败露导致的全国动乱,就是典型。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诸大银行以及相关的评级机构、审计事务所等都难逃干系,可是这帮人却没一个遭受法律惩处的。2010年美国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就对中国能对金融犯罪严厉惩处的司法制度表示了赞赏,说华尔街那帮骗子窃贼,在中国早就给枪毙了。

    在亚布力论坛上,任志强、张维迎带头高呼“救吴英就是救我们自己!”他们这真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啊。至于胡舒立与贺卫方,竟然对李昌奎这样穷凶极恶的强奸杀人犯都反对施以死刑。希望“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这一决定,不会被利用来给予大骗子大窃贼大贪官们免死特权。

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还是激发某些富豪的活力?

    《决定》第48条说,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目前中国存在的所谓的社会组织是什么?有由地产富豪、金融富豪等主导的亚布力企业家论坛,有由同一帮企业家成立的壹基金这样的所谓的公益组织,有由同一帮企业家成立的阿拉善see协会这样的“环保组织”,有在“平安案”中疑点重重的秦晓先生主持的博源基金会,还有行行色色的被富豪们豢养的NGO组织,以及“大爱清尘”这种撇清黑心老板对尘肺病所负责任的爱心机构。秦晓王石之流,一面跟权力勾结巧取豪夺,一面得陇望蜀,得了便宜还卖乖,摆出一幅“民间”“社会”的脸孔来要求“宪政”“法制”。现在不仅社会组织都是他们的了,连媒体也都已经听他们使唤了,如王健林所说的那样,还要怎样才算是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活力呢?假如有“亚布力过劳死白领论坛”、“阿拉善补偿九十年代下岗工人基金会”之类的社会组织,那还算是“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可是依照现状,被激发的无非是那些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地产富豪、金融投机富豪们的活力。

结语

    《决定》第60条说,要“宽容改革失误”。宽容“改革失误”的同时,也请同时宽容对“改革”的讨论和批评。改革这个筐,什么都能装。笔者并不反对改革,只是对于改革为了谁、如何改这一基本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余年,可是分配不公,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本来,进一步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一方面继续维持高速发展,一方面让广大人民分享发展的果实,共同富裕。可是,有些人,却净想着劫贫济富,企图把发展的成果全装进自己口袋里,为此竟不惜以阻挠发展、制造危机来倒逼改革。

    2013/12/10初稿, 2013/12/16二稿, 2013/12/21改定。
 

 

 

 



发件人:江瓴蔚<chianglingwei@yeah.net>收件人:zdjun2011<zdjun2011@163.com>时 间:2013年12月10日 19:37 (星期二)(论医改)医院是属于第三产业的事业型单位

中国医疗困境及原因分析

江瓴蔚

(一)今中国医当疗困境及原因分析

    当今中国的医疗事业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危机。中国和世界任何国家一样都有自己的医疗事业,中国的医疗产业在保持超高速,超“高效”运转:老百姓必须排队才能在医院挂上号,医院利润惊人,但恰恰是这两高之处暴露了中国医疗领域的严重弊病----看病难,看病贵。

    看病难的原因简单地说是由于中国政府过分看重市场,不重视公共投入,不重视用公共投入保障民生。医疗公共投入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这个再分配本应该由中国政府从全国人民利益立场上,跨地区、城市、城区进行,可是政府不重视公共投入,造成各区域人民在医疗公共投入上“自顾自的”。人民可以享有的医疗公共投入,医疗资源由自己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这导致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在中国现有模式下,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经济发达区域人民拥有的医疗公共投入多,不发达区域相对较少。医疗和吃饭喝水一样是人的基本需求,不论经济状况差异,所有人都有这种需求。对人民的这种最基本需求,决不能让经济状况来决定它是否得到满足,决不能把医疗产业一味推给市场,对医院实行市场化运作。医疗产业是最需要公共投入来满足弱势群体,底层民众需求的产业。不仅如此,因为很多时候人对医疗的需求和健康状况成反比,所以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应该是得到、拥有医疗公共投入最多的地区,可是现状却与此相反。中国的医疗供需严重不平衡,这是造成中国人看病难的最重要原因。医疗公共投入少的地区的人民由于本地医院实力差,医生水平低,他们的很多医疗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当中必然有人跨城区、城市甚至地区去更好的医院接受医疗服务,和当地人民一起排队,排队难问题也就不难解释了。

    中国老百姓遭受看病贵问题的困扰程度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每年中国有很多人得白血病、尿毒症等重大疾病,如果这些人能够得到及时救治,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可以存活的,可是因为负担不起高昂的治疗费用,他们中的很多人病逝了。剩下的通过救治捡回了一条性命,但是因病致贫,半生甚至一生的积蓄都没了,还有很多人欠了外债。对得大病的人而言,他们看病贵的原因和看病难类似,这是因为政府过分推崇市场经济,不重民生,把医疗事业也推向市场,对医疗福利的投入太少。在花费巨大的重大疾病面前,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能感受到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有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丰厚的医疗福利,得重大疾病的人可以报销大部分医疗费用。反观我国,过分搞市场化,把一切推向市场,即使对教育、医疗这样事关底层人民基本、重大权益的领域也不放过,对其进行市场化、盈利化运作,这是非常错误的。人人都会生病,当然得重大疾病的毕竟是少数,没得大病的占大多数,这躲过了重大疾病打劫的人也饱受看病贵问题的折磨。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医疗收费体制的问题,问题的表现集中在药品和检测费用带给人民沉重负担,其中尤以药品为重。就药品而言,医院以药养医,医生过多开药。

(二)改革医疗模式,建立“预付费跟踪反馈计效后结制”

    是什么造成了“中国特色医疗体系”?这其中当然有医生医德水平差的原因,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医疗收费体制的问题。体制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没有建立合理的医疗收费体系,甚至根本没有搞清医院应有的收费途径。第二,医院垄断了药品的销售,这是造成药价畸高的基础。

    医生从事的行业属于医疗产业中的医疗诊病业,医疗诊病业从属于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中的种植业,第二产业中的服装,食品等任何产业不同,它不生产任何产品,它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来实现自身价值。中国人饱受看病贵问题困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建立起一套合理的医疗收费评价系统,没能正视医疗行业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也没能建立起一套对应这种方式的收费系统。为什么这么说?相比服务业的其它行业就知道了。比如快递业,它的收费标准是非常明确的,拿顺丰快递来说,它的价目表上标明国内快递首重(1公斤以内) 收费22元,每续重1公斤加收10元。服务业计效收费模式是千百年来人类历史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形成的智慧结晶,不要说快递业这样由讲求现代化商业经营理念和规模经营的企业来经营的行业,其它的由个人来经营的、非常不起眼的,和现代化一点边也不沾的服务行业也是如此。比如你去一个非常小的城镇,问街边修鞋摊的修鞋师傅他怎么收费,师傅会告诉你缝线多少钱,订掌多少钱,修拉链多少钱。

(三)、剥夺医院售药权,实行彻底的医药分离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有一位名叫卫柏兴(化名)的先生创立了“药品底价查询网”,在此网站上可以查到很多药品的出厂价。卫先生是少有的敢于揭发医药行业黑幕的人,他曾长期在医药行业打拼,因看不惯医药行业的太多黑幕,转而走向公开药品出厂价。通过查询,很多人发现药品的售价竟然是出厂价的几倍甚至几十倍。网站在创立后迅速走红,强大的访问量导致服务器一度几近瘫痪。

    药价为什么那么高?高价除了产生在供应、流通环节,还产生在医院医生开药量提成,医院统计处方的人“统方费”。

(四)如何防止医生在诊断方面坑害消费者

    仅仅建立了“类支付宝付费体系”是不够的,现在医生的表现已经让我无法对他们的良心产生一丝信任了。“类支付宝付费体系”的特征之一是负责治病的医院医生根据诊断结果确定医疗按治病项目收取“治病费”。即使推行了“类支付宝付费体系”,为了多收费,医生照样可能把没病诊成有病,小病诊成大病。如何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最好的方法是由政府建立独立的医疗诊断机构,但考虑到此方法改革成本比较高更因为实行此方案后诊断机构只有一家,一家独大反而更容易加重医疗腐败,不利于患者,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让医院继续拥有诊断权,这种授予对消费者的不利影响可以通过加强对医院监管和确保消费者知情权来消除。

    在收费高昂的重大疾病的诊断上一定要求关键“证据”(如CT片等影像资料,化验结果)对号入座,但此严格讲求证据的方法并非对所有病症的诊断都适用。对“不同病症的确诊对“证据”的要求也应该不同,总得来说,对证据的要求要随病症危害程度的降低而降低。“证据”是医学检测结果,检测需要金钱花费,在各种病症的诊治中,检测花费的比例都不能太高。疾病对健康的危害越大,检测费用越高。危害小的病症,检测花费也应该相应得小。考虑到各种检测费用都比较高昂,在对待一些对健康没有太大影响的小病症上,若对证据的要求和大病症一样,反而会加重患者的检测负担。

五)剥夺医院检测权

    现在中国百姓看病贵感受的另一个来源是检测费用高。医生为了挣取提成,很多时候在明知病人不必做检测的情况下也让病人做检测。医院的检测费用是很高的,中国人的医疗消费有相当一部分是花在检测上,所以在保证医院收支基本平衡的情况下尽量降低检测费用也是减轻患者负担的一个方法。

    继续让医院在拥有治病权的同时拥有诊断权,这容易导致医院趁机欺压病人。病人在哪个医院看病就必须在哪个医院做检测,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病人在检测上却连自主选择权都没有。病人在哪个医院做检测并非由不同医院间检测服务的性价比对比结果决定,而是由医院的实力、医生的专业水平决定。假设你得了血液病,你知道某一级甲等医院血液病治愈率高,那里查血需要45元;而你所在地的三乙等医院查血只需要20元,但治愈率很低,我想你也不会为了节省这25元,放弃一级医院,选择三级医院。在现有医疗模式下,拥有治病权就会拥有诊断权,拥有诊断权就会拥有检测权。为了防止医院利用自己掌握的治病权让病人做不必要检测,恶意抬高检测费用,民众必须促使政府立法剥夺医院的检测权。医院可以通过医生,护士给病人进行测体温、血压、看喉咙等用简单医疗器械就能辅助完成的、花费很少的医疗检测,但如果医生诊断过程中需要病人做查血、B超、CT这样需要使用高科技设备才能完成的检测,医生必须让病人去医院外的专业检测机构。为防止医生利用自己的诊断权迫使病人多做检测,法律还应该禁止医院或医生个人投资、参股专业检测机构。打破医院利用诊断权取得的检测垄断,既能够防止医院让病人做不必要检测,降低诊断费用,也可以使医院通过检测结果造假,夸大病人病情的可能性被降低。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间:2013年12月21日 08:56 (星期六)附件:1个(三篇 12-21.rar ) 查看附件

民主带来了许多负面东西

----俄国公共知識分子如何评价中国改革前途

ATA基金会美国分会董事 专栏作家 那小兵

2013年7月28日

    那小兵:莫洛夫先生,当年你我在波士顿一起参加辩论会,你说俄国民主改革一定会比中国更彻底,今天回想起来的确有道理。如今你已经是普京总统的顾问,也是俄国媒体公知,是否可以用俄国经验探讨一下中国当前的问题?

    莫洛夫:中国人对于俄国改革争论最多的就是“休克改革”,这种改革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恐怖的,这和中国文革实在太相似了。从历史观点看,中国文革让中国人第一次在近代史上体验了经济低谷的生活状态,同时展示了共产主义最完整的生活方式,这让中国人获得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恰恰这点俄国人并没有同样体验,他们在后斯大林时代享受了相对的经济发展,民间对于改革并没有太高热情,叶利钦时期的混乱正好给俄国人补上了这堂课,而普京也因此成为了拨乱反正的领袖,树立了国家领袖威信。俄国人从最谷底的经济中看到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一方面排除了斯大林时代政治特权影响,另方面也警惕西方经济文化侵略的势头,从中选择了适合俄国人民福祉的发展道路。

    那小兵:俄国经济中有个一向被诟病的问题,那就是寡头经济和黑帮文化,这点上中国似乎没有那么明显,你可以比较一下吗?

    莫洛夫:寡头政治和黑帮文化在俄国社会中的确是突出问题,但这相比俄国共产党的权力垄断造成的腐败好多了。在俄共统治时期,法律是没有地位的,但如今寡头和黑帮都在法律可以抵御的范围之中。普京总统的强人形象很大程度就是依靠打击压制寡头形成的,显然俄国民众喜欢这方面的故事。和中国人类似,俄国人也习惯强人政治,民粹主义思想依然活跃,比如喜欢把强人美化成偶像,把道德集中体现在强人身上,感情上不像西方民众那样乐于分享民主权力,中国民众这点上和俄国人十分接近。比如薄熙来的号召力来自“唱红打黑”,打黑这点很像普京,但俄国人唱红的不太多,反而更期待民族主义复兴。俄国人心目中的民族复兴是加入欧洲文明,这必然倾向于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不会像部分中国人那样热衷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没有经历过任何西方理性启蒙历史过程,相反,中国政府宣传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屈辱”结合在一起了,这造成人们天然地和西方民主思想有对立情绪,这点上俄国人占了优势。

    那小兵:俄国经济至今很大程度上依赖能源出口,油价成了俄国经济的晴雨表,相比之下中国经济是较为完整的外向经济,虽然目前进入了较低发展时期,这是否能证明中国发展战略优于俄国的?

    莫洛夫:我认为不能这样简单地评估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GDP在俄国一向不是政绩指标,选民根本不理GDP这种噱头。

    首先,俄国在改革一开始就是深入思考了国家结构和俄国党派结构问题,俄国人决心从沙皇和苏维埃帝国中独立出来,一方面认识到那种庞大的多民族政治耗尽了俄国文化和经济精髓力量,另方面要建立更纯净的俄国文化以此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根除俄共大统思想,这点有些类似当年孙中山驱逐鞑虏,只是我们把自己驱逐出来了,结果后来还是和车臣打了许多年,但这都是历史了。俄国人对此总体感到庆幸,因为俄国人民获得的民主选举权力。

    相比之下,中国情况严峻的多,因为中国的官僚体制在经济发展中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它就是只大蜘蛛那样吸取中国经济成果,它的存在本身是投资的动力和结果,首先是排除了工人阶级,然后排斥了农民,如今正在排斥中产阶级,最后还会对中国中央政府形成强大压力。

    你看看西方国家和俄国的总统总理都有权撤换内阁成员的,中国总理没有这种权力,他的权力仅仅限于“增发货币”,甚至在地方政府和部委的压力下不得不保证GDP的7%增长率,这在俄国是不可能的。

    俄国总统是人民的代表,不是官僚体制的仆人。中国经济泡沫是这些官僚吹大的;一是土地财政,二是美元挂钩,把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领土当成印发货币的“抵押物”,甚至可以70年轮回一次,通过外汇管制政策建立人民币价值,这两个法宝让中国轻而易举的达到GDP膨胀的目的。

    然而,这背后却是个空心萝卜,人民福利被边缘化了,生活资源被货币化了,民族利益被产业化了,国家土地被污染化了,公共财富被私有化了,中国资产被移民化了,民族自信被愚民化了,这都是这个发展模式带来的严重后果。

    俄国只有一亿多人,日本也只有一亿多人,中国十三亿人,谁是真正的强国?大家心照不宣。俄国人在梦想多少年后成为美国那样的西方超级大国,日本人梦想成为亚洲的民主国家领袖,中国人梦想什么?恐怕依然是个“小康大国”格局,显然中国人的梦想格局很小,因为中国人心里没有一个大国的精神素质。

    那小兵:你的说法让我的同胞非常诧异,为何俄国人过去总说是中国人朋友却忽略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老一代至今热爱苏联文化,而俄国人却不为所动,这是为什么?

    莫洛夫:我们注意到一个倾向,中国人在国内受到许多宣传影响,总以为到外国就很受欢迎,就能享受到自由平等,但俄国确实不是这种地方。

    中国老一代所怀念的苏联早已经不存在,现代俄国是民族主义盛行的地方,光头党、新纳粹这类垃圾不少,但却是民主政治下繁衍不断的。

    民主带来了许多负面东西,这些东西是自由的附属产物,法治国家必须忍受他们的存在。和伊朗和朝鲜这些政教合一国家不同,俄国放弃了用强制思想统治国家的做法,采用的是世俗化的理性文明思路,不把国家道德强加到个人头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正是俄国民主化之后的本质变化。尽管俄国还没有做的这点,但美国人也没有完全做到,至少俄国和美国基本上是在民主架构中竞争的,逐步完善自己,永远不会停止。

    中国老一辈人喜欢苏联文化和喜欢唱红歌的原因一样,他们回忆青春,但却无法恢复青春,因此青春时代歌曲格外迷人,但如果把歌曲和政治路线混为一谈就是愚蠢了。

   那小兵: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中俄关系,但我感到俄国似乎对此有所保留,甚至在处理俄美关系、俄中关系和俄日关系中显得比较粗糙,这是为什么?

    莫洛夫:你回忆一下俄国外交历史,俄国人经历过无数强敌,但从来没有认输过,实际上也没有打输过,这造成俄国人对外的傲慢形象。在俄国人心目中,只有美国和德国可以匹敌俄国,根本没有任何亚洲国家可以与俄国匹敌,中国人断然不会有这种心理。这种狂妄心态却造就了俄国的强悍外交作风,西方人虽然看不惯却不感到意外,日本人也基本接受这种现实了。美国人显然非常会利用这点,凡是涉及东亚的重大事情总是把俄国拉进来,因为如果只有中国不可能完全牵制日本,把俄国拉进来就可以制衡中国和日本两国。

    我读过《三国演义》,没有魏国的话,蜀国和东吴就会打起来,道理就是这样。美国非常明白,俄国的存在有利于美国对欧洲的笼络和东亚的战略平衡,借力打力,英美人滑头特色。和俄国与日本相比,中国更多的压力来自国家体制和经济发展瓶颈压力,外交方面如果太用力反而成了画蛇添足,给自己添堵。

    那小兵:最后我问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你的观点是否多少带有普京总统的想法或态度?

    莫洛夫:呵呵,没有这回事,不过我们肯定讨论过这些方面的问题。

    那小兵:谢谢老同学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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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不向中国认罪的原因

德国教授 恩格尔

    那小兵:恩格尔教授,您和汉斯伯格都是我熟悉的德国学者,他专精军事历史,你则专精欧亚比较文化学,因此我想特别请你就中国、日本和德国关系上提出意见。我们知道,日本人一向崇拜德国人,中国人也一向崇拜德国人,那么德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的呢?

    恩格尔:谢谢您的采访。坦白而言,德国人比较认同日本人的文化和民族性,有某种程度惺惺相惜的意味。相比之下,中国人在德国人心目中一直是个鞑靼帝国统治下的“异治”民族,她缺少真正的主权意识,缺少民权意识,缺少独立人格,如此等等。中国文化在德国人眼中更接近于“古董文明”,就如埃及文明那种,但属于“活化石”文明。如果从战争角度看,真正的中华文明从秦朝开国就没有了,而后来的中华文明“复兴模式”到宋朝崖山战役也结束了。我这么说中国学者不认可,因为他们都以为“汉朝”才是真正的“中国汉族政权”,是“汉文化”代表。

    德国历史上是城邦国家,由许多城邦大公国结盟而成,因此德国人喜欢那种个人与城邦之间的忠诚关系,贵族与庶民之间存有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崇尚自我牺牲精神。但缺点是城邦主义严重,直到俾斯麦时代才真正统一起来,但始终保持着某种部落精神意识,因此各类行会、宗教团体、文化组织都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德国人对于中国式的大统帝国感到陌生而且难接受,而对于日本那种武士道精神和城邦制度传统非常习惯。德国人欣赏中国的先秦文化和社会精神,因为那时中华大地也是由城邦国家组成的,人与天,人与人,人与邦国等关系都类似于过去的德国。德国人对于后来中国历史中的少数民族城邦国家依然非常有兴趣。从战争历史看,蒙古与西夏之战在德国被看成是中国古代最英勇的战役,但中国人自己却不熟悉。

    另外,蒙金战争、蒙宋战争等都是德国军事学院历史系所感兴趣的题材,尤其是崖山战役这样一场蛮族和“初级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决战,它让中国人从此走上了没有主权精神的历史轨迹,令德国人叹息,甚至有德国人建议中国在崖山修建纪念碑。有个别德国人偏爱藏族也出于这种情趣。

    也正是出于这种感情,德国人心中当然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耻辱,德国人选择了复仇主义,由此产生了纳粹主义,最后,德国在把血流干后重新做人,经历了分裂和统一,这就形成了现代德国。许多中国学者认为德国是战败国,其实德国人的精神没有溃败,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德国没有被异族统治过,没有被“异治”的民族就不会丧失独立意志,也容易保存公民共治意识。

    当然,这背后原因非常复杂,我只是简单谈谈。同样,日本没有被外族“异治”过,因此没有中国那种服从大统天下的概念,搞民主制度比较容易,但问题是如何不搞军国主义,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中国很难做到这点,秦国大统模式注定了所有中国统治者都必须压制地方自治权力,方法就是剥夺民众的独立人格,先是搞法家专制,后来添加了儒家等级伦理统治,如同一个“少数民族贵族”统治整个“中华苍生”,产生了皇权与民权,“外族”和“本族”之间的永远对立,即使汉族皇朝也把自己当成“异族”看待,这可以是“八旗”也可以是“党派”,永远保持自己高于民众地位,这在全球是罕见的。

    那小兵:这种说法的确让中国人吃惊。这种“异治”是否造成了中国和日本乃至德国之间不同的现代化轨道?

    恩格尔:当然非常明显的起到了作用。日本天皇历史接近两千年而不断,中国则经历了数十个不同朝代和王朝,可见两者区别很大。日本神道与德国基督教不同,但也具有了某种普世价值特征,比如“忠”的精神内核,不论是人与人之间,贵族与庶民之间,都具有忠义的相互依托情感观念,这种观念不是儒家那种繁杂重复的说教,而是一种思想和情感方式,不因为地位不同而有差异。相比之下,中国人没信仰,但却有伦理,信仰是发至内心的感情感念,而伦理是大家遵守的规则,两者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大差距。日本的“忠”可以让日本人感到自我牺牲是一种绝对崇高,具有审美意义,而中国人的“孝”伦理却是嘴里说的,职位需要的,是做给别人看的。中国人有“忠”吗?我认为一个不信神的民族不会有真正的“忠”,根本就没有那种至高的情感和冲动。

    当八国联军打到中国时,德军攻打北京最英勇的就是胶东华人先头部队,不惜流血牺牲为德军立下汗马功劳,这让德国人后来常用华人部队打主攻。德国人在天津驻扎一年,建设了中国最早的西化管理体系,后来被推广了全国,可见中国人看重实惠,而不是愚忠。同样,德国在青岛统治十七年,当地乡绅个个拥护德军临时政府,市政建设一片欣欣向荣,后来日本人来攻打,青岛民众踊跃支持德军抵抗。

    当年青岛人欢迎德国人治理有几个原因,一是德国建立了一套平等的司法制度,德国人和中国人按同一套规则管理,治安良好,中国人第一次发现了“法律平等”的实施过程,二是德国人在青岛建立教堂和学校,德国教徒和中国教徒平等,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天赋人权”的信仰,三是德国人在远东建立设想是“百年计划”,不惜血本搞建设,青岛经济大大受益。德国在青岛的经济发展当时远远超越英国的香港,后来日本人和英国人攻入青岛也自叹不如。德国人在青岛的治理给后来的中国领袖人物一个良好印象,包括蒋介石也非常崇拜德国治国治军文化。我前年到青岛,一位老教授告诉我:青岛人最喜欢德国人,最恨日本人,虽然他们都曾经是法西斯。当年希特勒也支持中国多于日本,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武器和教官,甚至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时,只有德国人敢于相救,所以中国人对于“德国法西斯”没有特别痛恨。

    希特勒这个人十分看不起日本人,认为他们不配和德国争夺天下。二战后,德国人很快在思想意识上与美国融洽起来,一方面德国也是美国一样的新教国家,民族主义挫败后一步退回到普世价值原型,这个心理关不难跨越。东德则进入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圈,这个东西原本就是德国极端主义文化一部分,也不难调整,结果德国人成为西方集团和东方集团的宠儿。日本就不同了,他们改成和平宪法是出于不得已,不见得很真诚,但美国人让他们敬佩和服气,服从就服从了,久而久之也习惯了。美国人在日本没有搞皇朝更替,而是搞文化更新,这点比德国人更伟大。另外,日本在西化启蒙阶段就依靠与中国文化划清界限搞起来,通过对中国文化贬低而全力搞西化,因此现代日本人一直对中国文化有偏见,同时,日本被美国“和平”后一直无法摆脱“异治”感觉,没有自己的民族本体发展战略,必须依附美国战略,因此养成了依赖心理,像个不成熟的人,不成熟就不会感到有认罪责任。日本一位著名学者曾对我讲:日本可以向美国人认罪,可以向英国人认罪,可以向澳大利亚人认罪,因为英美都具备了忏悔文化,这种文化圈内的人有自我认罪的信仰,认罪是一种自我强大方式,但日本人绝不敢向中国人和其他亚洲国家认罪,因为一旦认罪就会被当成未来报复的理由,亚洲人没有忏悔文化。我个人认为日本人永远不会向亚洲人认罪,相反,德国人很诚恳地到青岛和在德国本土向青岛人民认罪了,德国人也就成了中国人的真诚朋友。

    那小兵:非常高兴您接受这次采访,给我们读者这么多独特的见解。补充一点,青岛人至今喜欢德国人,希望日本人能学习德国人,做中国人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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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制度只适用于中产阶级社会

冼岩

    最近发生在泰国的频繁震荡,再次证明了以多党制、普选为特征的西方民主制度,不适用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泰国自1992年从西方引进民主制度以来,虽有国王这一“定海神针”在,政局仍动荡不休。自2001年代表下层民众利益的他信当选以来,泰国的民主制度更突然全面失灵。按理说,下层民众占据人口大多数,民主制以人数决定选举胜负,下层民众的代表者当选属于正常情况,不当选才不正常,但这种结果,为什么反而加剧了政局动荡呢?

    现实的政治过程与粉丝们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想象截然不同。在泰国,代表所谓“中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党,其支持人数虽不如下层民众,但占据的资源却远多于下层民众。这些人不甘心选举的失败,千方百计要用选举以外的手段来否定选举结果,而他们又确实有能力这么做,这就是泰国政局动荡不已的根源。于是,军人起来政变了,宪法法院出来指责总理不应该主持电视台的烹饪节目而要求下台了,民众上街游行、抗议了......手段不一而足,军队、宪法法院、舆论,纷纷站在“中产阶级”一边,反对民主选举的结果,将他信及其继任者一个一个拉下马,甚至投入监狱,流放海外;现在,又轮到英拉了。

    讽刺的是,几乎所有被“中产阶级”以非选举手段推翻的总理,在执政方面都不是无能之辈。相反,他们往往政绩卓著,在经济、民生、禁毒、内政、外交诸方面成效斐然。但是这没有用,不符合掌握更多财富、资源的“中产阶级”的利益,纵然你做得再好,纵然有民主制度支撑,照样要被拉下来,附带后果是政局动荡不已,社会秩序受影响,经济承受损失。

    这种情况并非独见于泰国。实际上,拉美引进西方民主制的国家,大都发生过军事政变及政局的反复动荡。原因也和泰国一样,都是代表下层民众的政治家上台,遭到富裕阶层、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他们按人数、按选票不行,于是改变游戏规则,让枪杆子说话。这类政变、动荡频发的根本原因,是选举结果与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不相符,按人数对比的结果与按财富、资源对比的结果不相符。拥有更大政治能量的那些人,不能容忍自己的利益被一个票选程序否决,而他们又有能力扭曲这种程序——要么直接扭曲制度,操纵选举,即所谓“以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的“伪民主”;要么动用军队、法院、舆论,推翻选举结果,一次次从头再来。在一个财富分化严重、力量对比悬殊的社会,人数对比与实际力量对比的不相符,永远是民主制度的硬伤,也是政局反复动荡的病灶。这一病灶不清除,动荡不会终止。清理的方式,只有改变财富和资源的分配状况,要么像左翼主张的那样“均贫富”,要么让社会进步到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但是,代表下层民众的政治家上台,政策稍不如富人之意就遭政变之难,哪有可能真正推行“均贫富”的政策?在一种社会反复动荡、阶层冲突不断、经济发展受阻的状况下,又如何发展到中产阶级社会?所以,西方民主制度对大多数贫富悬殊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就像一个魔咒,成了社会长期停滞、动荡的代名词。

    由此可见,西方民主制度只适用于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数的对比与实际政治能量的对比相一致,社会经济的结构支持票选制度,民主制度才得以顺利运行,并成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助力和积极因素;而在上述对比不一致的国家,民主制度往往成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阻力和破坏因素。实际上,在西方发达国家,真正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也是在“二战”以后,随着中产阶级社会的发展才推广开来的。在此之前,西方所谓民主制度,其实是对投票人范围作了许多限制、使选举成为一种政治特权的等级制度。例如美国规定,只有达到一定年龄的白人男子才有投票权;大多数国家还有必须满足某种收入标准的规定。种种限制,目的都是为了避免一人一票的格局,使选举结果与现实的资源分配、力量对比状况相一致。正因为这样,民主制度才能给西方带来长期的发展和稳定。

    现代社会已失去对选举权利实行限制的观念土壤。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同时也使选举制陷入某种尴尬中:要么不搞,要么就只能搞一人一票。鉴于西方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表现,鉴于它对非中产阶级社会的不适用,发展中国家在改进自己的政治制度时,不能盲目服从由所谓普世价值所界定的“政治正确”,而只能服从社会治理的实际效果,从具体约束条件出发,寻找和创造适合自己国情、能够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制度组合。在这方面,近几十年的中国是做得最好的,这也是中国这30多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根本奥秘所在。

    笔者在前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奥秘是“独惠资本”;而中国之所以能做到“独惠资本”、其他国家却不能,原因是中国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其实,单论政府相对于民间社会的强大,中国并非第一。排在中国前面的国家,至少还有几个,例如朝鲜。但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化环境下保持强大政府及其对社会的控制力的。这才是成败的关键,也是“中国模式”成功的终极秘诀。那么,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一方面,它没有放弃,而是继承、利用了改革前的社会控制体系;另一方面,它又对这一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开放性改革。通过不断学习、应变,“摸着石头过河”,最终形成自己的一套能够在开放的市场化环境下保持政府强大及其对社会控制力的政治体系。这种体系保留了原来的政权组织框架,继续强调内部的集权和统一;它对社会的控制虽有所放松、收缩,但在鼓励社会多元的同时,保留了对重点领域和宏观层面的绝对控制,例如它坚持对信息、舆论、意识形态的基本控制,坚持对结社、集体行动的控制;通过直接掌控重要资源、发展国有企业、宏观调控、行政干预等手段,它也保持了对经济的一定掌控......这一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点:1,既开放,又控制,而不是一切都放开,2,虽引入市场体系,政府体系并未完全退出,而是在重点领域和宏观层面发挥主导作用;3,坚持政治的一元化,政府和执政党只允许一个声音,以政治的一元来掌控社会和经济的多元——后一点可能最重要,它是这个政治体系的关键和核心。所以,中国政府坚决拒斥多党制,因为这损及了它存在和效率的根本。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套政治体系,中国才有了这30多年令人惊艳的表现。从经济增长而言,中国既优越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也优越于发达国家;从政治和社会稳定而言,优越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前几年还有人预言印度将很快赶超中国,这两年已经没人提了。印度的短暂崛起、然后复归沉寂,与采用西方民主制的发展中国家之反复折腾一样,都是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结构不相适应的后果。谈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拿中国的官员腐败说事。然而,官员腐败并非中国这种政治体系的独特现象,而是经济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的常见病。在同等规模和发展程度的国家中,老牌民主国家如印度,新兴民主国家如俄罗斯,腐败的严重程度都在中国之上。在近几年透明国际公布的清廉指数中,中国都排在这两个国家前面。

    当然,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也很多,许多方面都需要积极改进。中国无须照搬与自己的经济社会结构不相适应的西方民主制度,但必须积极推动自己国内的自由、人权的增进。在发展经济、维护稳定的同时,中国应该从自身国情出发,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增进自由、人权之路。然而,国人也应该清醒认识到,自由、人权并非衡量一个国家治理水平和成果的唯一指标,它只是指标之一;对它的追求,应该在考虑其他目标的轻重缓急的同时进行。更重要的是,不要以为只有西方民主制度才能增进自由和人权。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今天的中国人拥有的自由已不可同日而语。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真正的好东西。中国人应该有信心,我们既然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之路,也一定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增进自由和人权之路。

 

 

 

收拾中国乱局 王岐山是当仁不让的候选人

明镜网

2013-12-05

    王岐山的名声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末崛起,当时他成功解决广东的债务危机,为自己赢得不少政治资本,之后也到了海南和北京。他在北京的任务尤其艰钜──处理被前市长掩盖的非典疫情,而这位“救火队长”不负众望,屡次都能把党赋予的任务顺利完成。

    不过王岐山时不时能一鸣惊人和他本人的性格密不可分。

    曾经有评论人士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王岐山:他是一个草根式的、知识分子式的、红卫兵式的、太子式的、我行我素的、聪明加鲁莽的等多重人物、性格的集合体。

    “王岐山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你觉得他是个农民,讲起话来你又觉得他像个北京痞子,他干起事情来又像个红卫兵,多重性格和多重表现都集中在王岐山身上,使他成爲最具个性的高官。王岐山身上的这些色彩,经西方媒体的不断宣传,也让他享有一定的国际声誉,使他成爲最适合西方口味的另类中共高官。”——这是北京圈内人士对王岐山的高度概括。

    有意思的是,王岐山在圈子内外也享有谦逊和正直的美誉。《南方人物週刊》曾用一个小故事来为读者展示:某日时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开车来到一个停车场,欲进入时,收费员因他是市长坚持让他免费停车,但王岐山认为不妥,于是两人僵持不下,导致后方车辆大排长龙,不得已下,王岐山选择先把车停好,再请助理如实缴钱。

    80年代初,王岐山与在经济领域崭露头角的高干子弟,还有知识界的精英,都有极为密切交往,并一举成为领军人物。在外界看来,如今的王岐山所表现出来的太子般的强势,都源自他早期的那段经历。

    可以说,王岐山的牛气和霸气,不是天生俱来的,而是自我培养出来的。这一点从中国外交官员向《明镜月刊》披露的独家内幕中,便可看到王岐山更全面的形象:王岐山每次出访,都会向他所下榻的五星酒店提出更换木板床的要求,即使住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也不例外。在纽约访问时,王岐山就提出了这个要求,中国外交官立刻要酒店换一张最硬的木板床,王岐山入住时首先会使劲按按床,检查一下床的硬度,“他对这方面的要求从不含煳。”一位知情者透露说。

    据中国外交官员透露,王岐山是个“老菸枪”,无论到哪里出访,无论住的是多麽高级的酒店,无论酒店有多麽严格的禁菸规定,只要一入住,王岐山第一件事就是点著一根菸,开始喷云吐雾,引发警报器也照抽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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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脸谱

凤凰周刊记者 吴如加 林子敬

2013-12-05

    王岐山准备用五年时间坚决遏制腐败的势头,为党风的根本好转打下基础。过往一年,王为带头遵守中央规定而推掉了各种人情往来,为避免与老友生疏,王岐山夫妇宁愿邀请一些朋友到家里做客,开伙煮饭。

 

    2012年11月15日,王岐山当选中纪委书记。他曾对友人称,因为年龄原因,或将只担任一届中纪委书记。本届任期五年,他将以“倒计时”的心态,逐步往前推进,力争为彻底扭转风气、遏制腐败打好基础。因过往多次临危受命的经历,舆论普遍将王视作解决问题的高手。此次中共决定安排王岐山执掌中纪委,解决最棘手亦最迫切的腐败问题。履新中纪委后,王岐山在一次座谈会中强调,“党的作风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接下来,在他执掌中纪委的这一年之内,多位省部级高官落马。
 

    纪检是王此前工作经历中没有涉及过的领域,与王岐山共事多年的好友黄江南分析,王岐山的思路不落窠臼,“他很多事情的做法想法,不按官场的思维来……中国的官僚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个岗位上应该说什么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说,都是有规矩的,每件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官场其实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这套规矩是最安全的,也是最落俗套的,最不用费脑子的”。

    黄江南非常确定:“王岐山一定不按这个套路。”

多次提到美剧《纸牌屋》

    坐镇中纪委之后半个月,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场专家座谈会,听取学者对反腐工作的建议。在会上,第一位发言的专家刚说了句“尊敬的王书记”,就被王岐山打断了。他希望在场专家们免去这样的客套话。

    诚如黄江南所言,王岐山告诉专家们:“参加王某人的会,不准念发言稿。”王岐山要求内部开会时多谈问题,不讲大道理,要求做报告的人“情况明、数字准、责任清、工作实、作风正”。曾参加过这样会议的人称,发言人被王岐山问倒十分常见。

    该知情人士表示,王岐山非常低调,在媒体的上镜率不高,一般上镜时也都是谈反腐败的问题。为此王岐山多少给民众留下“不苟言笑”的印象,但王本人私下幽默风趣,才思敏捷,会和下属开玩笑。只是这样的幽默和玩笑涉及腐败议题都会收止。

    王岐山针对现在一些大案要案多涉及经济、金融领域事务,要求纪检干部尽可能多学一些财务、经济、金融知识,王认为纪检干部知识结构要全面才能应对新形势下的查案情况。一位熟悉王的人士回忆,王曾直言,内行和外行查案的差别很大,要求纪检干部尽快变成某一领域行业内的内行、学者。

    此外,王岐山喜欢看书、强调制度设计,曾向下属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凤凰周刊》2013年总第470期曾详细介绍此书)、《大清相国》等书。

    《大清相国》是作家王跃文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讲述一代名相陈廷敬行走官场五十余年生涯,体现他揭时弊、倡清廉、恤百姓,充满着济世救民的理想主义情怀。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近期王岐山还曾向纪检干部们提到了美国政治剧《纸牌屋》。《纸牌屋》改编自英国同名小说,描述众议院和华盛顿的权力角逐。消息称,王岐山在提及这部美剧时,非常重视剧中“党鞭”这一政治角色。“党鞭”(Whip)一词源于英国,指议会内的表其政党的领袖人物,负责督导同党议员,并维持议会党团纪律,多为党内权威人士。政党的“党鞭”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多人。

    王岐山重视网络建设,认为中纪委作为权威机关,必须注重通过网络拓宽和民众联系的渠道。过去监察部网站排名比较靠后,王来后表示要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否则不可能把中央反腐倡廉的决策以及成果宣传出去,也难以反映群众对反腐的要求和建议。

    据透露,过去中纪委在人民网和新华网也做过在线访谈,但是最高只派出过正局级副主任。现在副书记、常委等人都在中纪委监察网站做过在线访谈。有消息人士透露,王岐山在开会时告诉工作人员:“你们统统都要到纪委监察部网站去做在线访谈,宣传党的反腐败主张。” 据知情人士称,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纪委平均每天会收到800来件信访,王岐山要求件件有着落。接访的工作量非常大,但是中纪委没有增加一个编制。王岐山要求局级、处级干部以及各科室的主任都必须要接访。过去没有接访任务的某科室被分配了三个人的指标,需要轮流接访,日程表已经排到了下个季度。

    在接访问题上,王岐山在内部会议上强调,要把上访民众当亲人,把接访当作纪委的责任和义务,而非“给老百姓办好事”,接访时不能来回踢皮球。有工作人员总结了一套“接访礼仪”:“看身份证后确定对方的年龄,大10岁以上的要叫‘老叔’,大10岁以下的叫‘大哥’,比你小的要叫‘兄弟’。一进来首先要握住手,然后另一只手半搂住对方,热情地道一声‘欢迎’!”

    王岐山准备用5年时间为党风、纪检工作打下基础,5年内坚决遏制腐败的势头。此亦是本届中纪委的中心工作和基调。即使在周末,中纪委工作人员也可能需要向王传送资料。王本人则时常强调,中纪委繁杂的反腐工作方针皆是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安排。

在家中做饭招待老友

    2013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提出反对“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作为中共整顿党风以及反腐的总执行机构,反“四风”亦成为中纪委下半年重要的部署。

    王岐山更是律己于先。王曾在广州、海南、北京等地任职,交游士林,商界学界亦多故人。往日王岐山偶尔偷得闲暇也与老友相聚。但今年几乎所有饭局,王岐山都一应不赴。甚至中秋节朋友们送来的月饼都坚决不收,他的夫人姚明珊也将朋友夫人相赠的月饼退回去了。时日一长,如何避免老友生疏,或是被认为官大了不好相处就成了难题。王岐山夫妇想出两全之策:宁愿邀请朋友们到家里做客,开伙煮饭,而且王岐山夫妇几乎都不喝酒。这样一来既遵守了中央的规定,挡住了一些应酬,又能和朋友们正常交往。

    王岐山带头遵守中央的规定,在一些事情、细节上甚至苛刻到“不近人情”的程度。2013年5月底,中纪委下发通知,要求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限期清退收受的会员卡。一位王岐山的老友告诉《凤凰周刊》,前些年有个国企老总曾送过一张高尔夫球场荣誉卡给王岐山,王从未用过。王想起此事后,让秘书翻箱倒柜找出来退回去。该国企的老总接到电话后十分为难:“企业股权都已卖光,没法退卡。”但是王岐山坚持,无论如何,必须处理掉。

    王岐山的工作风格注重由小到大,由浅入深,不急于求成。对此,一位接近纪委的人士解读为:“小作风问题都不让犯,更何况大腐败?”

    11月21日,中纪委下发了《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这是中纪委继治理公款买月饼、寄贺卡之后,对公款消费进行治理,持续反“四风”的又一次规范,被中纪委内部称之为“一个节一个节”推进至此。

    此时距离春节尚有两个多月。知情人士透露,中纪委提前两个月下达中央精神文件,意在防止一些行业企业开始为公款购买烟花爆竹等礼品准备原材料甚至下单,避免浪费。这表明此类规范绝非作秀之举。通知强调“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等年货节礼”,旁边特别用括号注明:慰问困难群众职工不在此限。称得上用心细致。

    2013年,中纪委的工作节奏被总结为:“一年一年抓,一个节一个节抓,一件事一件事抓”。另有纪委人员形容今年中纪委的行动如铆钉般层层“钉紧”。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结束,这份5年时间表预计或即将于近期公布,或将有更加系统、细致的规定出台。

公社里的读书人

    主政中纪委之前,王岐山的工作领域跨度广泛,历练颇多。从下乡务农、上书中南海农村改革,到莫干山会议,之后广东挽救金融,北京抗击“非典”,最新的中纪委书记这一角色,同样令王收获颇多好评。而他的每一次身份转变,都与当时的社会与经济环境密切相关。

    1969年元月,21岁的王岐山和两万多名北京知青一道,来到延安冯庄公社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多年后,据《京华时报》报道,王岐山对这段艰苦的生活仍记忆深刻:“后来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

    辘辘饥肠无从安慰,山村生活整日劳作也清寂单调,读书是当时不多的休闲方式之一,王岐山尤以此为好。王岐山所在的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至今记得王以石板为桌看理化数学,其中一本“外国经济方面的书,”曾引起村民的特别关注。

    据延长县作协主席张思明曾采访习近平的文章记述,这本“外国经济方面的书”是王岐山从习近平那里“顺”来的。习近平曾和王岐山同期在陕西下乡,一次从北京返回延川时,曾在王岐山处借宿,随身携带的一本经济学书籍被王留了下来。

    读书的爱好一直伴随着王岐山。出任北京市长时,王岐山公开称讨厌听别人讲套话,“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给他们扯这些事,留下时间我还不如多看几本书。”他尤其偏爱历史和西方经济学。

    1971年,闭馆5年的陕西省博物馆重新开门,亟需一批讲解员,王岐山等10名在延安的北京知青被挑中后前往西安,在讲解员的岗位上工作了6年。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2011年,时任副总理的王岐山与老友们叙旧,谈起博物馆的碑林时称:“让我现在去讲碑林都能讲。”

    在博物馆工作期间,王岐山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这一时期,王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参加当时在西安的地下读书会。在“文革”后期,不少城市都有“内部书店”,一部分高级干部享有在此类书店买书的特权。“读书会”成员中不乏高干子弟,因此在那个相对封闭的年代,“读书会”的成员往往能接触到常人看不到的“内部书”。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葛岩当年同为“读书会”成员,“西安有两个有名的中学生领袖,都是西北大学的子弟。由于“文革”中政见互异,两人不相往来,但却都视王歧山为要好的朋友。”葛岩回忆,王岐山曾约两人见面,以期化解矛盾,但未能成功。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王岐山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早在插队时就已显露,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也曾向媒体透露,彼时“哪个队的知识青年闹意见、打架,就叫他去,去开开会,让他去调解调解。”

    葛岩认为,王岐山身上有一种“人际亲和力和强烈的政治兴趣”。“文革”结束三十周年之际,葛岩在其纪念文章《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中写道:“在当时西安对政治感兴趣的青年人中,王歧山是敏感政治新闻的重要来源。”

    1976年,“读书会”的伙伴们就是从王岐山处首先得知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当时中央文件尚未传达,于是众人到饭馆“饮酒至酣”。在这一年早些时候的清明节,王岐山和“读书会”的朋友们就曾来到西安新城广场,参加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这在“四人帮”尚掌握大权的当时,是颇具风险的“反革命事件”。

对话中南海的“四君子”

    1979年底,王岐山作为实习研究员,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研究室工作。 时任民国史室副主任的朱信泉曾对媒体描述,王岐山是“一个热情、肯干、非常外向的年轻人……学了四年历史,基本功不错。”

    据《京华时报》报道,当时王岐山被分到了编纂《民国人物传》的小组。期间,他先是参与修订《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与作者贺觉非一起花了近半年时间将书稿敲定。之后,王岐山接着参与到《民国人物传》的编纂中。“如果这么发展下去,他肯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员。”朱信泉曾如此评价。

    1978年8月,王岐山的岳父姚依林出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姚依林出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就在这一段时期,王开始将一部分注意力从历史研究转移到改革和经济问题上。

    当时,中国长期积累的各类国民经济问题开始显现。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感到迷茫,也存在分歧。1979年,全国提出建设10个“大庆”、30个“大化肥”,以及若干个“大钢厂”,“大跃进”中打了鸡血一样的时局隐隐可见。

    这些急躁的政策,引起了社科院研究生黄江南的注意。当时在社科院的学生中,流行着一种小型沙龙,十来个年轻人聚在一起,讨论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就有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第一批研究生黄江南、朱嘉明,以及后来的社会学家李银河。

    “(在“文革”结束之前)从7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小圈子。”李银河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气氛非常禁锢,“国家乱成那个样子,大家在圈子里会讨论一些政治问题”。当时圈子里最热门的书,有乔治·奥威尔的《1984》、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以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在黄江南的记忆中,那时的讨论轻松愉快。“大家连玩带讨论问题,甚至还放个录音机在亭子里,大家一块跳舞。”

    “文革”结束之后,这些小圈子迅速活跃起来。提起当时的年轻人,李银河形容为:“简直就是群情激昂,在压抑了10年之后,有解放的感觉,觉得中国有希望了。就是这样一种欢欣鼓舞的气氛。”

    此后,黄江南结识了《农民日报》的记者翁永曦,翁将他的一帮朋友也带进了这个圈子。这些年轻人约定时间举行了三次讨论会。未曾想,由于口口相传,讨论会的影响力日趋扩大。第一次只有三五十人,第二次上百人,第三次则达到近千人之众。许多人慕名而来,彼此相互不认识。黄江南形容这样的相逢和聚会为“英雄不问出处,只较武功。”

    在讨论会上,黄江南对国民经济结构失调的分析勾起了李银河的兴趣:“我们当时认为,80年代初,中国可能要出现一次结构性的经济危机。这个很重要,但是咱们小老百姓议论也没用,要让领导同志知道。” 于是,她把王岐山介绍给黄江南。

    王岐山与黄江南等人聊了一次就理解了他们的想法,黄江南对王称赞不已:“岐山这个人,他不学经济真是可惜了。他异常聪明,对经济知识的吸收和理解非常快,第一次听就懂”。王岐山很快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

    于是,黄江南、翁永曦、朱嘉明,再加上王岐山,一行四人在北京车公庄附近的市委党校租了一个房间,在里头关了几天,写出了报告。在这篇题为《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的若干看法》的报告中,四个年轻人“预测了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

    为了这份报告,黄江南遍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经济数据,并得出结论:“58年、60年不是自然灾害”,而是“社会主义周期性的短缺危机”。如果不立即采取调整政策,那么过去的危机将有可能重现。

    在报告中,王岐山主要负责分析危机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他是学历史的嘛,任何一个政策,都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黄江南说。

    报告完成之后,王岐山首先向姚依林做了汇报。此后,姚又当面听取了几位年轻人的阐述,深感此事重要,于是将报告转给了陈云。陈云批示:“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

    这份报告最终转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处,赵在中南海一个会议室接见了他们。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在这里听30岁以下的年轻人汇报工作。”赵紫阳在见面之初,这样对他们说。实际上,这次对话发生于1979年底,当时翁永曦32岁,王岐山31岁,黄江南29岁,年龄最小的朱嘉明28岁。

    这次接见被后来人称为第一次“老青对话”,参与对话的,除了赵紫阳和三位年轻人外(朱嘉明此时在安徽参加改革会议,不在北京),还有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高层官员,包括姚依林、薛暮桥、马洪等人。

    黄江南做了主报告发言。“我们当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很狂的。”多年之后,黄江南对《中国新时代》杂志的一次访谈中谈及此事,笑道:“我们当时认为自己发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的规律。”

    这些年轻人尝试着告诉国家的掌舵者们:社会主义是有经济危机的。当时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认知。以至于时任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当场批判他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因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

    “他当时做了一个比较长的发言,发言的宗旨就是说,你们年轻人,理论都没学好,社会主义的我们不可能有经济危机”。在黄江南的回忆中,薛暮桥的发言最终被赵紫阳打断了,“你甭说了,我们不是听你说,我们听年轻人说。”

    黄江南认为:“过去的领导层里并没有反对市场经济的。陈云也好,姚依林也好,发展市场经济是共识。只不过是进程的快慢问题,所谓稳健一点或激进一点。从骨子里面,没有一个人反对市场经济,也没有一个人要坚持计划经济。我们说的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其实应该说是稳健派和激进派。真正的不改革派是没有的,我从来没见过陈云说要反对改革。”

    王岐山那时就提出“困难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二十多年后,王岐山在北京应对“非典”危机时,也是如此行事的。“要告诉大家,我们有困难,来了困难大家才不会怨恨。”

    这次对话后不久,《人民日报》在1980年的元旦社论中,提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警告,“这是中国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黄江南如是评价。 在那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年代,这次与中南海的直接对话,对当时的年轻人而言,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激励。他们意识到,自己可以参与国家的变革。“应该说我们的意见当时中央听进去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决策。国策上从大发展转为大调整。从发展政策变成危机对策。”

    从此之后,四个年轻人就经常凑在一块讨论研究、写报告。从生态、农业,到经济体制改革,无所不谈。“因为中央领导都比较认可,凡是我们送的报告,他们都比较重视。所以这个报告就成了一个系列,就叫‘四签名’。后来也不知道谁就给改成‘四君子’了。”

    “四君子”名气越来越大之后,各部部长不时会带着一些司长请他们去做报告、提建议。

    1980年夏天,黄江南和王岐山来到广州,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请他们为广东的经济改革出主意。于是二人着手开始调研工作,花了大量时间与省政府各个部门进行座谈,并走访各县、市及农村。

    “广东每个厅局的一把手带上各个处长,都来给我们汇报。我们当时给他们发提纲,就是问卷,让他们先做功课。做完功课他们来对着我们讲,我们就提问,一个个回答问题。”

    紧张的调研之后,两人开始着手起草报告。当时的广东正值盛夏,“我和岐山热得呀,那会儿也没有空调,就光着膀子趴在瓷砖地上,瓷砖地凉快点嘛。在小凳子上写,小凳子放在电扇底下,我们俩就趴那写。”

    报告完成之后,任仲夷召集所有负责经济的省长、副省长和厅局级干部至省委招待所开会,由黄江南和王岐山对报告进行说明介绍。

    “我们提出要重点依靠香港这个窗口,引进管理和技术,发展外贸型的经济结构。七山一水二分田嘛,广东省农业要以发展出口型产品的农作物作为方向。”

    后来广东省的发展进程,与这份报告基本吻合。但在这次会议上,王岐山和黄江南还是受到了尖锐的质疑。“我们说广东粮食不用自给啊,不用以粮为纲啦,进口也行,内调也行。广东地少嘛,要改成为出口服务的,要提高它的价值。”

    在民国时期,由于战乱和交通阻绝,广东省曾发生过惨烈的饥荒。饿殍遍地的景象给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广东省领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当时就有领导提出“以粮为纲绝对不能动”。会上,还有一些老干部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投机倒把现象深恶痛绝。“有痛哭流涕的,老同志的意识形态不能接受。”

    对此,王岐山和黄江南提出了“改革污泥期”的概念。“改革首先要走出第一步,一开始肯定会有一些泥沙俱下的时候。莲花只有顶破那层污泥出来了,才能开出秀丽的花朵。要是想从一开始就干干净净的话,那改革就没法搞。这个成本我们要允许,不能因为有这些我们就不动了,就不改了。不干净我们也要改。”

开放前线的金融专家

    1988年,王岐山出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此时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刚刚起步。这并非王岐山首次接触金融,早在发展所时期,为了启动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王岐山就曾与世界银行洽谈数亿美元的贷款项目。最终成功说服世界银行,将这些贷款给了中国。 从1989年,王岐山出任建行副行长,并在此后9年里一直在银行系统中工作,这是他迄今为止在同一性质领域工作的最长时间。

    在此期间,王主导了与美国摩根士丹利的合资协议,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在银行系统的这段长时间积累,使得王岐山对金融领域建立了深刻了解。但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却是他在广州省委、省政府任职期间经手的“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案。

    1997年,王岐山转调地方任职,出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其时,香港正处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中,股市地产大跌。而作为香港的“后院”,广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王此时赴任,颇有“救火”的味道。

    “对于借债问题的影响可以说最大。大环境好的时候,银行轻松把钱借给你,大环境坏的时候,银行就不得不逼你还钱,即使如此,金融业的损失也是最惨重的。”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卢瑞华在2006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如是回忆。

    “广国投”的全称是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于1980年,是中国第二大信托投资公司,仅次于中国国际信托公司,由广东省政府全资所有。1983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并享有外汇经营权。1989年被国家主管部门确定为全国对外借款窗口。

    在此之后,广国投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海外融资额总计50多亿美元。和当时的其他“窗口公司”一样,广国投的地位暧昧,一方面,在法律上,它是一个独立的企业;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浓厚的政府背景。而其大量的外海融资,正是建立在其政府背景之下的。

    这种尴尬的处境,源于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转型。

    1999年,王岐山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这样描述“窗口公司”的形成:“中国早年从计划经济体制走上改革之路,不可能有独立的企业信用。当时要向外借债,只有一个信用,就是国家的主权信用。政府还指定中国银行为唯一的对外金融机构。后来通过放权,冲破原有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体制,就把国家的对外信用也分解开来,放出一批‘窗口公司’”。

    “窗口公司”的债务虽然不具有主权债务的性质,但是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往往被国际金融市场视为风险较低的债务,而被广泛接受。在国际债权人眼中,中国企业从来未曾不还外债,这种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暧昧关系,使得中国企业成为了他们的“理想客户”。

    在当时的环境下,“窗口信用”确实为许多企业和项目的发展筹措了资金。广国投和“粤海”得以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离不开“窗口信用”。

    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政企分离成为必然趋势,公司日渐走向独立。此时,“窗口公司”的债务,实际上已失去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担保。但作为过渡手段,地方政府仍存在违规或违法开具担保、承诺或“安慰函”的情况。以至于一些外国金融机构将上述“担保”视作政府信用或主权信用。在放贷时,并没有对借款企业或项目进行严格评估或审核。

    在广国投破产之前,中国已有“中银信”、“中农信”和“中创”等三家信托投资公司倒闭,但此三家公司所拖欠的外债均有政府出面进行偿还。因此,“窗口信用”并未随这些公司一并破产,反倒被进一步强化了。

    “当时有种错误的想法,即海外银行借给中国国有企业的钱,认为这钱是由政府担保的;而企业也认为,向政府借的钱或由政府担保的钱就可以不还。当时规则不明确,所以借和贷双方都有责任。”卢瑞华说。

    及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加之自身的管理不善,广国投陷入了外债支付危机。其资产总额为214.71亿元,负债361.65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68.23%,严重资不抵债。而另一家“窗口公司”——粤海集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经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粤海资不抵债91.2亿港元。

    王岐山在广东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广国投和粤海的巨额债务。两家“窗口公司”的债务,不仅远超其自身资产总额,亦在广东省政府的支付能力之外,其中广国投的债务相当于广东省政府财政收入的30%。更何况当时面临债务支付危机的窗口企业,远不止广国投和粤海两家。曾有学者估计,当时中国企业在香港的国际债务总额,可能超过800亿美元,相当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外汇储备的60%。

    对于王岐山而言,重新立规矩的时候到了:“由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充当负债主体和投资主体、由政府在投融资过程中扮演主角的时代,在相当的市场领域必须结束了……以地方政府为背景的‘窗口公司’融资模式,必须从体制和游戏规则上改弦更张”。

    经过深思熟虑,广东省政府作出了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的决定。这个决定让国际债权人大感意外,他们原指望中国政府会为广国投和粤海全额偿付所有外债。

    由于债务规模巨大,牵涉到130多家境外债权人,其中包括一些当时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若处置失当,中国企业的国际信用将受损,负面影响极其深远。

    面对这一局面,一方面,王岐山采取强硬手段,向外界传递了坚定的信息,即“中国政府对广国投破产的处理完全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中国政府不该也不会替广国投还债”。另一方面,也积极向债权人解释广国投的信用不等同于主权信用,其“政府背景已被稀释,接近于零”。

    1999年,广国投正式进入破产程序,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境内外共有近500名债权人申报债权。此案历时4年,最终破产清偿率为12.51%。通过广国投的破产,王岐山以具体案例,对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即国有企业独立经营,政府不再对企业债务负责。

    而对于粤海集团,王岐山则采取了重组的策略。据其本人所述,原因就在于“粤海是境外集团公司,涉及五家上市公司,我们要考虑香港市场的稳定”,并且,粤海资不抵债的程度要小于广国投。

    经过与境外债权人漫长的讨价还价,2000年12月,粤海公司的巨额债务实现重组。平均削债率达42.78%,重组后的资产负债比例为67%,与之前相比已有明显改善。因此,这一重组项目也被《国际金融评论》评为2001年“亚洲最佳重组交易”。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广国投和粤海案只是广东所面临挑战的一部分。当时,广东省的金融机构普遍面临支付危机,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挤兑现象。

    1999年11月,“广东省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农金会金融风险处置工作协调小组”成立,王岐山担任组长。为了解决金融机构的遗留问题,广东省向中央银行借款380亿元,在一年时间内,对数以千计的中小金融机构,实施了停业整顿。

    卢瑞华回忆时说道:“当时向中央借钱是一个非常果断的措施,当时朱镕基总理是支持的。时任广东常务副省长是王岐山,他是银行家,他懂得这一规则,他提出来向中央借钱,我赞成。”

    2000年至2001年,广东省税收增加700亿元,中央的借款提前还清了。

“非典”疫区的“救火队长”

2002年,王岐山来到海南,出任省委书记。在任期间,王岐山改变过去“工业立省”的思路,提出“生态立省”的规划。

黄江南对此颇有感触,“所有的省委书记、省长,一般来说都要追求GDP,追求业绩,追求产值。他呢,就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他是从海南的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出发。哪怕自己在任的时候业绩不那么辉煌。”

“这就是一个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

2003年4月20日,在海南上任还不到5个月的王岐山,被突然召回北京,出任北京市代市长一职,再次被置于风口浪尖。这次他要处理的,不再是自己所熟悉的金融事务,而是传染病疫情。此时的北京,因为“非典”病例大量激增,而人心惶惶。

20日这天,北京“非典”确诊病例从37例激增至339例。早在4月3日,中国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卫生部长张文康曾表示,“中国局部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并说:“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4月4日,解放军总医院的退休外科医生蒋彦永率先披露北京瞒报“非典”疫情,国际哗然。

4月20日,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公开了“非典”的真实情况,同时将张文康免职,之后,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也引咎辞职。

王岐山正是在这样的时候被“空降”到了北京。在急赴北京的第二天,清晨8点零5分,王岐山就来到北京急救中心指挥大厅,这是他在北京的第一站。他一语不发,只是观察。王岐山面前,是一盘危局。

已退休的呼吸道传染病专家朱宗涵医生,被紧急任命为北京市“非典”防治专家组组长。王岐山出任代市长后,朱宗涵接到了让他去市委开会的通知。会上,王岐山和众人讨论了防治“非典”的初步方案。

“刘淇和王岐山都强调,必须把病人死亡率尽快降下来,每天都有人死,老百姓安能不恐慌?”十年后,朱宗涵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每天都有人死”,朱宗涵并没有危言耸听。王岐山上任第九天,病例数就从339例暴增至2705例。由于恐慌,市民中已出现抢购、囤积物资的现象。在4月24日的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王岐山提出:“我就要求你们汇报的时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军中无戏言。” “困难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这是王岐山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执政理念。

    他相信,透明和公开非但不会加剧恐慌,反而能够安抚人心。他将原来五天公布一次疫情的惯例,改为每天公布一次。因此,尽管北京感染“非典”的病例和死亡人数比此前成倍扩大,他依旧坦然:“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上任以来公布的数字都是非常准确的、坦白的。”当时WHO(世界卫生组织)的驻华代表则评价他“喜欢说实话”。其实,王岐山与WHO官员的第一次会面,气氛并不轻松。WHO的官员对于此前北京隐瞒疫情,非常不满,提出了批评。王岐山回应道:“你不满,我比你更不满,我了解的问题比你知道的更多。但当务之急是,我们要真诚合作,一起把北京的SARS控制起来。以前的事我们就不要花太多时间了,等以后再总结吧。”

在与WHO的合作中,中国的官员也开始学习如何与媒体打交道。这原本是WHO媒体组提出的建议,得到了王岐山的支持。北京市政府邀请了国外的专业培训机构,对“非典”指挥部的媒体工作进行培训。此类培训在中国尚属首次,开创了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在媒体的报道中不难发现,“说句实话”似乎是王岐山的口头禅。4月30日上午,王岐山出席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会后,他在接受央视半个小时的采访中,一共说了18次“说句实话”、“说实在的”。

在“非典”期间,他一反常态地保持高曝光率。他甚至对记者开玩笑道,希望能在自己的办公室安装一台直播电视。这样,市民们就能知道他在做什么了。“你们的市长知道你们的事;反过来,你们市长愿意把事告诉你们。”王岐山说。

在王岐山的指挥下,北京“非典”防治工作逐渐有了起色。5月12日,“国际护士节”,王岐山亲自拨通“非典”热线,问候留守120指挥大厅的志愿者。5月19日,北京新增确诊病例降至个位数。6月8日,北京新增“非典”病例为零。

6月24日,王岐山到任第65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将北京排除出疫区名单。

大城市治理,并不是王岐山仕途的最后一站,此后,王岐山又经历了多次身份转变,他因筹备2008年北京奥运会,出任北京奥委会执行主席,被人们称作“奥运市长”。2008年王岐山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又回到了他熟悉的金融领域主持工作。

2012年,王岐山再次变换了脸谱,执掌中纪委。

 

 

王岐山没有子女 乃中国贪官的大灾难

太阳报

2013-11-1

    中共第五代上台执政,加大反贪反腐力度,七、八个月时间里,双规了十一个副省级或以上高官、逾百名厅级高官。这麽短的时间内拿下这麽多贪官,是前所未有的,展现第五代的决心。

  当然,从中国「无官不贪」的现实出发,七、八个月抓这麽多贪官不算多,他们只是成千上万贪官的一小撮。而且这些贪官的问题,相信早在第五代上台、中共召开十八大之前就有人举报,中央也做了调查,掌握了相关材料,只不过没有立刻动手。他们背后当时也一定有人,或他们的后台当时大权在握,无人能动他们。等到第五代上台执政,党内高层权力斗争有了重大变化,派别势力此消彼长,就要拿这些贪官祭旗「说事」也。

  因为早已材料在手,立刻拿下也绝不会落空。当然,根据党内斗争规律,大家更知道今次反腐不会止于省级贪官,剑锋所指一定有「大人物」,某退休政治局常委已呼之欲出也。

  今次迅猛反腐的操刀手,是十八大上任的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王大人在此之前出任过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广东副省长、海南省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王不论在哪个岗位上,都是强悍人物,能力极强,有「救火队长」之称,专门解决棘手、疑难、危险问题。

    王岐山从政数十年,从无贪名,都说他相当廉洁。他没有子女,贪腐势力对他无从下手。因此,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乃天下贪官一大灾难也。

 

 



发件人:大漢魂<281076244@qq.com>+收件人:zdjun2011 <zdjun2011@163.com>时 间:2014年01月08日 10:20 (星期三)附 件:2个(关于财产私有制的合法性及有效性的基础的思考与探讨.d 等...) 查看全部附件,仲大军先生您好!

尊敬的仲大军先生:
    这二十年来,每当中国被西方国家(主要是美、英等国)肆意攻击和妄加评论人权状况不良时,中国政府和领导人(例如当年的李鹏总理)或政府发言人会一再声明:"由于中国的国情不同,中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问题。",对此声明,西方国家根本不于理睬。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筑就了今天辉煌的经济成果,但是同时问题在于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至今仍有半数人民生存权与发展权上连起码的保障都未获得。在短短的二十年中,把一个十几亿人口组成的大国的人民无情的分化为两个生存条件极为悬殊的社会群体。一方以城市市民及所谓的富人阶层为主体,另一方则是农民和城市贫民(主体是农民工)。后者被中国的媒体及学术界称为“弱势群体”(要知道,中人民是中国国家的主权者,是如何沦为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的!)
    西方抨击和职责中国政府侵犯人权事实上是没有根据的,如果说中国政府有什么过失的话,主要是没有及时而有效地保障中国农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层面上的人权。
    早些时,王绍光先生出版的《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中有句话:“市场化不能以分化社会为代价。”这句话在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且在我新长由衷的发出这样的心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能以分化人民为代价。而王绍光先生还指出:曾有两位美国学者写了一本名为《自由的代价》的书,里面有句话在自由主义者听来也许过于耸人听闻:“国家是最大的人权组织”。国家之所以是最大的人权组织,就是因为它有强制力,可以保护更多的人权(参见该书第55页)。
    按照洛克的观点,私有制基础是对“无主物”的占有权为根据,社会主义国家早就不存在“无主物”了,因此,社会注意国家的私有化改革根本没有依据,因此也是不合法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在波兰尼的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的2001年英文版撰写的“前言”中严正的质疑了苏联私有化改革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参见该书第5、6页)
    我从十月下旬开始把我自己的相关思考写成读“《大转型》与《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引发的思考”一文,敬请何新先生指点,指正。

董威于 2014.1.3

关于构建中国人权制度的理想模式的思考与设想

董威于

2012年12月10日

绪论

约二十年来,每当中国被西方国家(主要是美英等国)肆意攻击和妄加评论人权状况不良时,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例如当年的李鹏总理)或政府发言人会一再声明:“由于中国的国情不同,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言下之意就是:目前的中国还没有条件可以给人民提供更多的更广泛的作为人权的相关保障。的确,中国至今约有近半数的人民生存权与发展权上并未获得相对充分的保障,而在发展权上甚至连起码的保障都未获得。虽然,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力图改善这一状况。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上述状况却就是发生在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然而就是在这样短短二十年中,把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的人民无情的分化为两个生存条件极为悬殊的社会群体。一方以城市市民以及所谓的富人阶层为主体,另一方则是以农民与城市贫民(主体是农民工)为主体。而后者在中国一直被贬称为“弱势群体”,对于前者则既无贬称也无尊称。

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作为“弱势群体”的中国农民和城市贫民(既农民工)在生存权和发展权上的被忽视、歧视甚至事实上的剥夺,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中国政府所为。中国政府的责任是没有负起有效保障每个中国公民真正享有平等生存权与发展权。如果中国政府在每个历史事情都能做到有效保障七、八亿中国农民的生存与发展权方面的基本权益不被忽视、歧视、侵损的话,就不会发生今天十几亿人民被严重分化的严峻局面。然而要知道:就是这七、八亿中国农民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执政的根本基础。

西方国家在这一层面上抨击和指责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其依据并不充分,如果真要说中国政府有什么过失的话。主要是没有及时而有效的保障中国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层面的人权。我们不应忽视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是,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优先有限发展战略使得二十余年间,把国家的绝大部分资源都无条件地配置给了中国的工业和城市。由于中国政府忽视中国农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层面的相关权益,其过失首先伤及的是中国政府自己的执政基础。从根本上来说,西方国家,作为带有敌意并挑拨离间式的指责,是没有依据的。

早些时候,笔者从甘阳先生主编出版的“经典通识讲稿”丛书中王绍光先生所著的《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书中讲到拉美各国的“反全球化”和“反华盛顿共识”时,有句话在笔者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书中的原话是:“市场不能以分化社会为代价”。阅读时,笔者心中由衷的发出这样的心声“中国市场化改革更不能以分化人民为代价”。其实笔者也已经深刻的体会到,对于中国社会内部之间,人民内部之间,出现的严重分化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最高决策层早已有较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六大语重心长的阐述他关于建设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全新主张,这一全新主张所要解决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由发展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国现实经济及中国现实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的局面(笔者所指的发展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并不是邓小平先生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而是指源自西方以发展经济学为主体的理论体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六大上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主张,在于及时纠正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严重失衡所产生的偏差。

经过二、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的直接后果,是在于中国出现的已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或是所谓的“收入差距拉大”。而是造成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地区之间,以及贫富之间在生存条件,发展前景上绝然悬殊的关系。使得十四亿中国人民被无情分化为两个根本不同的社会群体。这从本质上来说,是严重违背邓小平先生的改革主张和改革初衷的。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上述有关城乡、工农、贫富之间所出现的极为悬殊的不和谐关系的相关问题。而中共十八大上的核心议题“在2020年前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事实上,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十四亿中国人民作出的政治承诺。而当下召开的三中全会,笔者认为是探讨如何真正及时有效的兑现十八大的政治承诺。

三十多年前,主张和倡导中国经济改革的邓小平先生曾经十分真诚、坦率的对中国人民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对这句话的意思笔者是这样理解的,按照三十年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作为条件,是没有可能同时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这样一个美好目标的,因此十亿多人民的中国,只能以先后次序来获得富裕生活。除了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之外,其中的大多数人可能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才有可能过上较为富裕的生活。确实,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人民要求实现同时过上同等富裕的生活,这恐怕像瑞士、瑞典、挪威这样既发达人口规模又相对较小的国家也不并不容易。因此对于当时的中国,人口世界第一,资源极度匮乏,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条件下,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再实现共同富裕,虽然显得有些无可奈何,但也不失为一种较为理性的主张。从上述的中国改革的逻辑源头看,通过改革与发展来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这一最终目标,乃是邓小平先生在中国改革初期提出来的主张。而且,也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先生在三十多年前对中国人民所作出的政治承诺。从中共十六大到十八大提出的一系列新的主张、目标以及实施一系列新政策新措施,从短期的目标和效果来看,乃是纠正改革与发展中所发生的偏差与错误。从长期来看,则是要力图使中国改革的车轮重新回到邓小平先生开创的轨道上来。如果笔者的上述理解与判断是有道理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中国政府就要着手解决早已严重不公平的中国现实,作为一项重大的社会改革工程来对待。笔者在以往的十年中,反复阅读了一本英国著名法学家密尔松的法学名著《普通法的历史基础》深受启发,其中第四章是“衡平法的兴起”。何为衡平法?按照著名法学家蒋为康先生的著作《普通法和公平法原则概要》一书248页上对公平法是这样下定义的:“公平法的意思是平等、公平和正义。公平法又译作平衡法与衡平法”。因此按照蒋为康先生的上述定义:公平法就是衡平法,衡平法也就是公平法。普通法在长时期的治理过程中,越来越显得僵化和教条化,常常发生有失公平的案例。在这一前提下,衡平法得以兴起并长期存在。面对中国改革的某些主张及相关的一些重要原则事实上早已严重僵化和教条化,甚至神圣化的倾向。似乎谁也不能对改革有丝毫的质疑,也不可提出正式的批评。笔者曾设想,对于这种情况,可以适度参照及借鉴衡平法的功能,为中国的改革设置一些必要的衡平政策与措施。如果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的话,应该设置一些必要的平衡制度,这样可能使处于弱势的一方在碰到不公正的际遇时会有一个可以与之抗衡的起点与平台。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像李昌平先生碰到的事件,通过不懈的努力,就有可能在社会基层自行解决。

笔者设想:中国模式的民主似乎可以从这里诞生。如果上述条件充分具备,那么,实现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能够肯定的成为必然。作为相对富裕起来的六七亿中国人民也会和政府保持一直的立场,会以平和的心态及实际行动来包容尚未富裕起来的七八亿中国人民的正当诉求。相对富裕起来的一方在对待尚未富裕起来的一方时绝不可以轻视或歧视的眼光和态度来对待。因为,就整体而言,他们穷困窘迫的处境并是因为懒惰和无能造成的,如果以歧视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必将会使他们心底产生永远无法磨灭的仇恨。而作为尚未富裕起来的那另外一半中国人民也不应以敌视的心态来对待对方。其实,双方可以互换一下位置设想下,不论是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还是个体成员,将又会怎样对待对方?因此,在人民的内部之间,在作为十四亿的单个个体所构成的人民这一最广大的群体之间,必须要保持一中共同和谐的关系,这一关系,乃是人民共和国能够实现和谐长村的现实基础,而且,或许这可能还是中国模式的共和制的真正基础。从长远看,实现十四亿人民的共同富裕才是十四亿人民在生存权与发展权层面上的人权取得有效保障的根本前提。而且,中国特色的宪政制度之路也有看可能从这里起步。

(二)

虽然,西方国家一直理直气壮的指责抨击中国人权状况严重不良。并且又常常指手画脚地教导中国应该如何如何尊重人权和改善,但是,中国如果按照西方模式构建其人权制度,那恐怕会使这个国家中的大多数民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实际意义上的赤贫者,使得这些民众连最基本的生存权有可能都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因为西方的人权理论与制度(主要体现与法律曾面上的制度)仅仅承认已经在事实上取得的财产的公民的私人财产权。对于尚未取得财产的公民以及如何使这些无财产公民以什么方式取得财产,西方的人权理论和人权制度几乎是根本不理会的。如果中国参照西方模式构建其人权制度,那中国的大多数民众将会遭受一场浩劫,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尤其如此。如果按照中国目前的情况衡量:在中国构建西方模式的财产——及人权制度。虽然也得到半数左右中国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但是,另外的近半数的中国人处于被国家遗弃的地步。他们将要忍受被国家遗弃的屈辱命运。西方的人权理论和人权制度,应用于西方国家也并完美无缺,更非正义和正当。因此,中国必须在人权理论及人权制度的模式上对西方模式进行实质性的突破。因为,如果不能在人权理论模式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就有可能使多数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权无法得到保障。在过去三十年中,有过许多众人要求和主张在中国的宪法上加上一条:“私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笔者以为,按照平等原则,在这一条款的下面应当补上:“私人财产取得权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条款。因为这一取得权的权利更为根本,更为基础。

通过普及享有平等的创业致富权与充分就业工作权,使尚未取得作为私人财产的亿万民众富裕起来。这一举措本身已经在社会实践层面上对西方的人权制度模式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就是这一实质性的突破才是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因为,有了这一革命性的突破,才有可能实现十四亿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而实现十四亿人民共同富裕的这一伟大目标是建设和谐社会和前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基础,如果没有这一坚实的现实基础,那么不论是建设和谐社会还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要让尚未富裕起来的那半数民众通过实现平等创业和通过平等就业,工作迅速富裕起来,使得这半数中国民众也能成为实质意义上的纳税人,而不再是需要国家救济的贫困群体,从而成为国家财政的源泉。使得这近半数的中国民众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创造财富和民族复兴与国家繁荣的荣耀,以及使全体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赖与自信。

自从1949年至今的六十余年充满曲折的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使得中国这个在世界近代使上屡屡蒙受耻辱的苦难民族,虽然不能说顺利地,但是毕竟还是迅速地强大起来,并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二大强国。如果仅以此成就所体现的功绩,也足以永远彪炳于人类的文明史册了。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的头几年,中国政府的某些官员常常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的改革口号来为实际改革可能出现的不公平事件和不公平现实辩护。表面看来,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上已做出了相当程度的调整与平衡。但在现实中,这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口号与所谓的原则,在现实中,它是软弱无力的,它从根本上无法左右现实的利害关系。一旦到了现实中,为了那个所谓的“效率”,立即就会完全放弃公平。虽然西方经济学一直认为:公平与下率不可兼得。对此,西方经济学几乎把它视为不可颠覆的科学定理。事实上,认为“公平与效率不可兼顾”这一结论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它的根据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偏见出发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学只承认资本的权利和资本的利益。因此,它就会本能的排斥社会公众的利益。而且从更深一层来看,它更是深深地植根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之偏见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偏见之中的。但是要知道,就是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如果从全社会的利益考量:不仅可以使“公平”与“效率”两者彼此兼顾与相容。尽管,就其两者的关系而论,公平与效率这两个概念不论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还是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均是相对立和相排斥的。但是,中国的现实则已经具备了使二者的关系转化为相互依存的性质。这就是说在当今中国,,为实现社会公平,不仅不会以降低全社会的经济效率为代价,而且还具备了能够实现中国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普遍提高的前提条件。

这是因为,如果中国在未来若干年内能够使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半数中国民众实际性的取得和真正享有平等的创业致富权。那么,再过二十年或三十年,那么可以想象在中国的大地上将会再创造出一个质量上比现在更加巨大的中国财富体系。甚至这半数中国民众经过一定的技术训练后作为劳动力所形成的生产力,并由此生产力而转化为现实的财富创造力,完全有可能在未来的三十年中创造出两三个日本国的总财富。甚至仅仅这七、八亿民众在今天看来仍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在未来可能创造出相当于整个美国的财富量。而且,还能使中国有效地避免跌入令人恐惧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堪困境。如果上述设想有一天能够真正的实现的话,这将会有充分的条件实现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当然,对笔者上述设想,在常人看来,也许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但是笔者的设想是有根据的,笔者的根据是:约十年前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的建设社会注意新农村的新主张,如果这一主张被采纳,并在全国农村全面实施,对于严重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是一条现实有效的出路,但是,建设新农村的资金从哪里来,国家财政拨款还是银行贷款。全国农村的全面建设要依托财政拨款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依靠银行贷款来进行全国性的新农村建设看来也没有可能。因为,直到2005年出版的《物权法草案》参考明白的告诉我们:中国农民信贷权的根据是什么至今都未确定。因此,林毅夫先生充满美好的理想的全新主张,要依靠这七、八亿农民的自主创业来实现。但是农民创业致富必须要取得信贷资金,否则将无从谈起。如果中国的银行系统能给全国有创业能力,创业愿望的农民必要的信贷资金的话(当然,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次思想大解放。因为,处于农民工地位的农民大多数没有什么财产可以作为贷款抵押物。而且这部分的农民一般与地方政府既没有直接也没有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人连买个人情的关系都没有)林毅夫先生今年年初曾乐观的预言:“中国经济20年超8%”我在他的基础上设想如果七八亿中国农民及其子女在未来若干年内能够获得平等的创业致富权的话,那中国经济增速三十年以上8%都能实现。如果仅以林毅夫先生的预言为标准,中国经济的年产总量在未来二十五年翻三番。也就是说如果预言成为现实,那么在二十五年以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400万亿元人民币。

(四)

令笔者一直深为忧虑的是: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主张社会公正与社会公平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真是不乏其人,但是主张人人平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却甚为罕见,同样的,追求人人平等的人民革命运动更为鲜见。在此可以看出,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不具有主张人人平等的思想传统。因此每更缺乏追求人人平等的精神传统。在这一历史前提下,毛泽东与老一辈共产党人,要创建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艰难程度,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其艰难程度的难以想象,不仅体现在1949年前后中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原始落后。使得社会主义制度严格来说根本无条件进行整体性建构。而在制度的精神层面上则更是无所依凭。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如何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具体的构想与详细的设计蓝图。在思想理念与价值观层面,虽然中华民族曾受到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陶冶与洗礼,和中国式马列主义——早期的毛泽东思想的热烈感染。但是,仅仅以此做条件,则远未具备作为能够有力地支撑起这个新制度的精神基础。因此,在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层面上,在几乎毫无平等价值历年传统可以遵循和继承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的根据上,要全新的建构一个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相一致的作为平等的价值历年体系,将会是难上加难。

虽然,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与发展,在全社会的不平等,不正义的现实常常普遍存在。但是在社会物质层面上倒是具备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性建构的充分条件。由此可以说,中共十八大上提出的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这一伟大目标是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的。并且在这一前提下,要在全社会构建一个全新的作为平等的价值理念体系(即以平等价值观为基础的信仰体系)则同样地是可能的。因为今天的中国事实上已经具备了充分的现实条件。近年的民意调查中,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诉求一直居于各种诉求的首位。而且,党和政府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确实也做了很多工作。

在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整体性建构的完成的前提下,构建一个以平等的价值理念为主导的信仰体系。这一事业的伟大壮丽,是前无古人的。因此为了这一事业能真正取得成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应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不懈的思想动员与精神动员。激发为每一位中国公民的思想能量与情感能量。用现在的一个时尚的概念叫作“正能量”吧。使作为整体的中国人民能够在正义的天平面前,自觉自愿地认同平等作为一种主流价值观的真正意义和内在价值。使人民能够深刻地认识到,作为支撑中国社会主义这座大厦的平等价值观和理念体系,本质上认为与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的生存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并且在此基础上,要十分耐心地培育中国的“民心”和真诚地塑造“民意”。笔者所说的中国“民心”,就是中国人民的心愿,笔者所说的“民意”,就是中国人民的意志。上述举措,就是要使全中国人民的自觉心愿和自主意志忠于近年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合、相一致。使十几亿的人民在国家面临重大危机的情况下再也不会变成一盘散沙。也从而使十几亿的中国人民在自觉地创造财富和物质文明的同时相应地成为精神文明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笔者看来,这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其意义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在二十五年后可能产生出以人民币计算所体现的400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意义所可能体现的重要性。笔者请读者不必轻率的怀疑笔者预测二十五年中国有可能达到400万亿人民币的生产总值。因为中国从5万亿元左右到50万亿元仅用了18年的时间。笔者设想:如果再用三十至三十五年时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完全有可能达到500万亿人民币。从这一关系中启发我们认识到作为物质文明的创造者的中国人民,以及作为精神财富创造者的中国人民,以及作为精神财富的自觉的生产者和作为精神文明的自主创造者的中国人民,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主体性力量。从本质上说这一伟大事业,是十四亿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因此,必须要依靠十四亿中国人民整体的力量和智慧来克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属于有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的全部主题工作及相关事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位公民必须承担的责任和履行的义务。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位公民,既是作为主体者而存在也是作为国家和民族责任的承担者而存在的。并且,同样是作为国家义务及民族义务的履行者而存在的。

(五)

笔者曾在前文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应从现在开始以十分的耐心来培育中国民心和塑造民意”,笔者认为,这是必须实施的一项社会文化工程。实施这样一项重大的社会文化工程的目的就是要把作为平等价值观理念体系有效转化为全体中国人民的自觉意愿与自主意志。从而使作为平等价值观理念体系提升为中国这个当代大国的普世价值。起码,应该让作为平等价值观的理念体系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成要素。当然,笔者深知,今天信仰多元价值观的人们会坚决的拒斥的,因此做好这项社会文化工程是十分艰巨、万分困难的。正如哲学家黎鸣先生所言,中国自古就没有信仰精神,因此没有信仰传统,在这一民族精神的传统前提下,要创立一种全新的信仰体系,并要全民族对它产生发自内心的相信与敬仰,但是在笔者看来还是有可能做好这项重大工程的。因为,四十年前在中国全国范围内普遍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经验,给笔者十分深刻的启发:像计划生育工作这样的与中国人民一直秉持的传统生育习惯与观念根本对立及严重冲突的政策主张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而有效的贯彻执行。像计划生育工作这样的社会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实践中做得可以说是十分成功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这恐怕是当年的提出计划生育这个旷世主张的马寅初先生也想象不到的社会效果。

客观地说,对于做好培育中国“民心”和塑造中国“民意”的这项社会文化工作的困难程度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困难程度做一个比较的话,虽然,笔者无法对两者进行严格的量化比较。但是,作为一些大概率的比较判断: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困难程度和有可能在做好培育中国“民心”塑造中国“民意”之上。这是因为,计划生育工作要直面每一对育龄夫妇,并且要把国家的政策主张与具体的措施贯彻落入每一对育龄夫妇身上。而且,首先必须切实的落入每一对育龄夫妇的心灵深处,从内心里认同并接受这一政策主张及相应的政策措施。并且转化为他们自觉节育生育的意愿和实际行为。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做好这项伟大的社会工程的具体工作是作为中国农村中千百万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劳动妇女。实在地说,做这项工作从未得到过正面而热烈的响应。尤其在刚开始的几年中,几乎所有人在面对计划生育工作者时内心都会本能地反感。但是,计划生育工作的成功经验却证明:正是对这些没有多少思想文化素养的劳动妇女的耐心工作,完成了两大属于文化层面的革命。一是对中国传统的生育习惯和生育观念的革命,二是对中国传统的生育制度和生育文化的革命。作为人类中的群体或个体,在面对任何形式的革命时都会本能地抵制与对抗,起码都会拒绝接受。但是作为十多亿的中国人民经过耐心的说服工作之后还是坦然地接受了这场革命。这一事实与经验可以证明:中国人民的可塑性是非常强的。而且是既开通又开放的。

如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从现在开始着手实施其培育中国“民心”塑造中国“民意”的社会工程的工作。把作为以平等价值观为基础的人权理念与人权制度有效地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心愿和自主意志以及作为国家的基本制度。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如果以这一主张所实施的具体的社会工程及相关的社会工程,起码不会受到全面的抵制与对抗。而且作为六、七亿人口的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弱势群体”完全有可能作出积极正面的回应。事实上,这一天他们等了三十年。很多人没有等这一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群体相当于近半数的中国人口,而这半数中国人口他们既是中国国家的主权者,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和中国政府的执政基础。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这一主张及相关的社会工程的实际意向是有利于这近半数人的正当诉求的。因此,他们很有可能会整体性表示出明确的支持态度。中国历史经验表面,仅有上述条件作为培育中国“民心”塑造中国“民意”的这项重大工程的主体工作就有可能做得比较有效和成功的。这是因为,中国的亿万民众,如果以西方的人文价值标准来衡量的话,也许确实存在着许多缺点与缺陷。但是,中国人普遍具备的那种通情达理的品质,却是弥足珍贵的。就有可能弥补其他方面的诸多不足与缺陷。因此仅仅作为通情达理的中国人的这一可贵品质的普遍具备,就有可能会使已经相对富裕起来的六七亿人口中的相当部分“开明人士”主动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有力支持者。只要中国共产党和整个政府的决策者们立场明确,意志坚定。

笔者在前文还指出:如果中国在未来若干年内,能够使作为中国处于社会“弱势群体”地位的六、七亿民众在经过技术培训的基础上实质性地获得并真正享有平等的创业致富权及平等的工作就业权。那么,由这七、八亿的中国民众作为劳动力所构成的社会生产力,并以此生产力所转化的社会财富的创造力。完全有可能在未来的三十年内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创造出一个质量比现在大得多的中国财富的财富体系,在未来三十年到三十五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仅可以达到林毅夫先生所预测的400万亿人民币,而且完全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过500万亿人民币。然而要知道,林毅夫先生的预测根据显然并不包括六、七亿尚未富裕的半数中国人口获得平等的创业致富权和就业权所可能产生的社会生产力。但是如果这部分尚未富裕的中国人在获得平等的创业就业权成为现实时,那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动力和潜在动力将大大突破林毅夫先生的大胆预料。笔者可以用比较保守的数据来评估,即未富裕的半数中国人也能获得平等的创业就业权所新增的生产力的前提下,再按照林毅夫先生的中国经济增速超8%来计算。前文我曾假设到2043年或204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50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我们按照超过8%的年均增长的条件下,月8.5到9年时间就可使中国的生产总值翻一番。在这里去个整数越9年翻一番,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尚有三十六年时间,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去年达到52万亿元人民币的基础可以翻四番:

2013——2022为104万亿
2022——2031为208万亿
2031——2040为416万亿
2040——2049为832万亿

笔者在前文指出:通过三十到三十五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完全有可能超过500万亿元人民币,就是说到2043年或2048年中国完全有可能是201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10倍。这绝不是神话。因为,以往的中国仅仅用了十八年就增长了10倍。而且,政府调控得当的话,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前提也完全有可能达到500万亿人民币的生产总值。因为,中国从五万亿元人民币到五十二万亿元人民币国内生产总值仅用了十八年。笔者考虑到一些相关的制约因素的客观存在,因此,从五十二万亿元人民币到五百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内生产总值使用三十六年时间。这就是说,同样增长十倍,而时间增加了一倍,说明理论计算所依据的增长率下降了一半。因此可以说,笔者的理论计算还是显得保守的。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我的上述预测和理论计算是建立在未来三十六时间内中国不会发生或不会碰到不可抗拒的重大事故的这一前提下的。如果到2049年,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到达了五百万亿人民币,这个时候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将会是多少?如果假设按今天的预估比例算作1比5,那么五百万亿元人民币将等于一百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从1949年的一百万元美元到2049年一百万亿美元的生产总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治理的中国一百年。那么中国共产党这一百年里所取得的执政绩效,以发展国家经济所体现的执政绩效衡量,在世界史范围内绝对是前无古人的。然后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化、自由化,大概任何一种化,也都“化”不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因为,仅凭这一百年的执政绩效已经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的合法性、正当性与实际的有效性。并且,在这一前提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只要具备充分的理性和气魄。在中国一国内首先实行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也有很大可能取得实质性的成功,起码会使加尔布雷斯描绘的“丰裕社会”望尘莫及。

(六)

笔者设想:至今尚未真正享有平等创业致富和就业工作权的半数中国人口在未来二三十年中,能够与已经相对富裕起来的另外半数中国人口享有同等的创业致富和就业工作权的话,那么,再过三十年或三十五年时间,中国的经济总量完全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过五百万亿元人民币。但是要达到这一宏伟目标,尚有几个关键性的系统工程作为必要条件首先要做好。

(1)国家发改委及新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具体制定某一阶段有关中国发展与中国改革的基本规划(计划)与总体方案时,首先需要包容尚未富裕的那一半中国人享有平等的创业致富就业工作权的正当诉求的实际落实。在能源开发,勘探开采,生产与供给(笔者在张召忠先生提出的中国海军应走向深蓝的主张的启发下,笔者近两年一直在酝酿着一个有关于“中国能源战略应走向深蓝”的主张。题目已在两年前拟好:初定为《关于中国公海能源战略的构想与思考》,这里提要一下:中国必须以实质获取及有效捍卫对全球公海中的约五分之一的矿产资源的勘探权、开采权和作业权。简言之,中国必须实现有效获取与实现有效捍卫其属于十四亿中国人民所有的约占全球公海中五分之一的矿产资源的实际所有权。在笔者看来,为了实现对全球公海中约五分之一的矿产资源的有效获取与捍卫相关的全部权益,中国首先应以自然法为依据,郑重声明中国的全部权益诉求。与此同时,中国应在未来若干年内用约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及二十万亿人民币来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和空军。作为维护和捍卫中国对全球公海中的约占五分之一的矿产资源的实际获取权与实际所有权的实力后盾。对于今天的中国,打造一支强大的海空军,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值得,因为在现实世界的实力政策面前,必须以实力政策来应对。十四亿中国人民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公海中的一切所有物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中国人民应享有与全世界人民平等的权利,因此,中国人民在维护和捍卫其全球公海中的全部权益要像维护和捍卫中国本国领土及领海的相关权益一样的坚定与明确。因为,中国人民对属于自己的相关权益的诉求、维护和捍卫。其行为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更是正当的。

由于中国领土上的矿产资源按人均占有率相对低下。而中国要实现全面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直接导致中国比其他所有国家提前对公海资源的开发权急生产性的作业权提出自己的正当诉求)

(2)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目标时(尤其在制定信贷政策目标),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也应充分包容七、八亿尚未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的创业致富所需要的信贷货币的正当诉求。今天,中国的广义货币M2余额已经达到了107万亿元人民币,而中国银行系统的贷款余额已达到70万亿元人民币的前提下。中国的货币当局对于半数的中国人民的信贷权的根据是什么至今搞不清楚。以往的二、三十年中,居然会无人知道以什么方式和凭什么条件给这近半数的中国人民发放贷款。中国的学术界,似乎很少有人为这近半数的中国人的贷款权进行过有力的声辩,而为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应获得与国有企业平等权利与地位而不断声辩的专家与学者比比皆是。这就导致了中国十八届三种全会就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时,一时找不到有力的理论依据,仅是不够明确地指出:农民的宅基地及承包地可以抵押和流转,这一抵押是什么意思,也没有说明。就算是指可以作为向银行贷款的抵押物。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主张与新办法,早在十年前,李昌平先生早就撰文在《东方瞭望周刊》上提出了。在笔者看来,关于如何解决中国农民的贷款问题,真正需要一次全面深刻的思想解放,要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解决上绝不可以使用双重标准。必须使中国改革的逻辑始终一贯,即中国改革的逻辑贯彻始终——以实现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本。因此,严格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应在全国人民中间普及平等的信贷权。现实的情况是:农民要获得一点农业生产性贷款比登天还难(令人欣慰的是最近从媒体上获知,浙江省某些县市的银行机构开始对农户发放一户一本的“信贷卡”笔者为此而欢呼!如果这一信贷模式在全中国普及实施,那么,将有上千万至几千万农民成为新的私营、民营企业主。秦晖先生的民主私有化主张便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现实)。这方面体现出来的弊端比改革前倒退了许多,因为在改革前:凡是农业生产性短期贷款,农村信用社一般都会提供。但在改革之后,农村信用社每年得到的那一点信贷额度,除了分给本地的乡镇企业之外,各种关系户都争不够。根本没有农业及农民的份。这就是三十余年的现实!关于如何解决农民的创业贷款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适度参照重庆市和江苏省为大学毕业生设立的创业基金模式来为2.5亿农民工设立一个规模庞大的多的农民工创业基金。重庆市为每一位大学毕业生提供二十万元无抵押贷款。而江苏省可以为每一位大学毕业生最高可达一百万元人民币的无抵押贷款。为农民工设立的创业基金。应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并扩展至各省、市及全国各县。具体的信贷额度适度而定。事实上,如何解决中国农民的信贷问题,就应该如笔者前文所建议的,设置一套系统的衡平制度,衡平政策以及相应的衡平措施来从本质上解决问题。笔者并非一定要反对宅基地和承包地抵押贷款的模式。笔者考虑问题的立足点是,如果中国的大多数农民都以宅基地承包地抵押给银行取得贷款。平时确实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一旦经济周期临近,并且经济危机发生,或类似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那样的危机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偿还贷款必将成为普遍问题。难道中国农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能归银行机构所有吗?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必须认真严肃思考的问题。当今的中国穷人,不仅在能力上被人歧视,在道德和人格上同样受人歧视。张维迎认为,穷人就是因为穷,因此在经济活动中的道德风险比富人要大的多。事实上中国穷人还不了债大多数情况下,决不是道德原因所致。要知道,中国这个国家就是中国的穷人拼掉可无数生命才得以建立的。每当民族危亡国难降临时,曾有几个中国富人表现出了应有的道德姿态和道德力量?笔者根本无意责难历朝历代的中国富人,更无意责难中国当代的富人。再者,笔者更从未有意偏袒穷人。事实上,邓小平先生从未忘记过在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根本目标。笔者凭四十年如一日地思考再中国现实问题为出发点,想问如下两个问题:1,当代中国富人中的大多数是凭什么致富的?而当代中国穷人又为什么一如既往的贫穷?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国人深思的问题么?当代的中国宪政派学和只会借用拖克维尔指责当年法国穷人的话来从道德上指责中国穷人。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把拖克维尔指责当年法国贵族没有像英国贵族体恤平民和在必要时救济贫民的善举而导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这一场历史教训当回事。从上述事实看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宪政派学者在智力和道德素养上缺乏某种基本要素。

(3)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并不是近年才开始的。笔者在这里所说的产能过剩问题并不是特指钢铁、水泥、玻璃或造船等行业和产能过剩的问题,而是指大多数行业出现的一般的产能过剩问题。实际上,1993年夏秋之交实施的控制总需求为基本目标的宏观调空之后就紧接着开始出现了严重的产品过剩与产能过剩的局面。政府似乎为了自己的权威性,从来没有作出过任何的反思和检讨。而中国学术界也至今对这一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信奉体制改革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则认为:经济问题要到经济以外的领域寻找答案。这是十五年前凌志军先生在一次电话中对我这么说的。当然也有过不同的声音。就是在1998年9月份,笔者读到张贤亮先生的一本书《小说中国》书中有一处谈到“超前消费”。张贤亮认为:马克思的观点认为,超前消费能刺激超前生产。因此,是积极的。但是,中国发生的乃是公款消费,因此,张先生是否定的。针对“超前消费”这一概念及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笔者给张贤亮先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笔者提出了中国应在大众中间积极地倡导“准时消费”。因为,这样对全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有效循环是关键。使我意想不到的是不足半个月,就收到了张贤亮先生的复信,他很热烈的回应我,认为我独立思考很有意义也很有价值。并告诉我:他准备在我思考的基础上继续思考下去,写成一篇文章。已经十五年了,我无从知道张先生是否完成了这篇文章。对待宏观调空,不仅得到全国人民的盛赞。而且,还得到中国学术界的一致赞誉,作为中国的普通民众仅凭直觉对朱容基总理的政策主张的认同笔者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中国经济学界中,也仅有上海财经大学的宋承先教授有不同的看法。1999年5月,笔者曾有意去上海拜访他,并向他请教一些货币学方面的问题,当笔者与谈敏副校长打听宋先生时,谈敏副校长很遗憾地对我说宋先生早些时候过世了。这件事情也已过去了十四年,对待宏观调空持否定与批判态度在中国学术界仅有一人,而且此人在中国学术界不仅被视为“另类”,而且笔者从1980年起就开始对他反感。但是,当我得知他对宏观调控从根本上持否定立场时,已是2007年。敢于批判和否定朱容基总理的这位学者就是何新先生。而中国学术界那些自以为能坚持学术人格与学术中立的学者们在1999年夏天则一味的拍朱容基总理的马屁。他们一方面敢于批判马克思,否定公有制的有效性与合法性,也敢于怀疑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政治品德。而且,天天在批判官本位。但是当中国政府的现任最高长官犯下如此明显的错误时,竟然会成为朱容基的马屁精。事实是:朱容基总理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要求与实际效果与中国改革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主张是相矛盾相对立的。因为宏观调控的实际效果会直接导致中国全社会的企业的生产效率及对产品的销售率严重地被抑制。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宏观调孔既虐待了各种企业又虐待市场。

这次十八届三种全会又重提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在全社会生产力普遍严重过剩的前提下,重提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国改革的第一原则令人振奋。只是笔者以为,改革的思路与方式应与时俱进、适时更新。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了生产力,已经远不是1978年时的那一点滴。同样也不是1992年可能具备的那么一点生产力。中国的生产力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呈几何级的增长。在这一大背景下,而且,从近期央视播出的记录片《大国重器》中可以看到中国在机器制造能力方面事实上早已超越了加尔布雷斯描绘的新工业国的水平。中国2.5亿农民工及其子女怎样才能获得技术,使用新机器。而且必须强调的是,解放人的生产力与发展人的生产力,其次才是解放现代化机器设备的生产力。起码二者同时并进。从今年开始,浙江省已经出现一种趋势,大批的企业用现代化机器设备代替人力。如果某一企业这么做,那么无碍大局,但如果大批企业同时这样做的后果,充分就业就要成为问题。因为中国绝不可以用弗里德曼杜撰的自然失业率来自欺欺人。所以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首先要解放与发展2.5亿农民工为主体的人的生产力为根本。使他们成为创造财富的一大新的社会群体。让他们成为实现中国全社会的共同富裕目标作为他们应有的重大贡献。

(4)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及有关生态平衡方面的问题已经非常严峻。尽管这些严峻的问题早已成为现实。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也必须充分的包容尚未富裕起来的半数中国人的创业致富就业工作权的正当诉求。解决上述的就一个系统性问题确实不易。今年春天,中国政府及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学者曾经非常乐观的宣示:“办法总比困难多”。中国是全中国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如果尚未富裕起来的半数中国人的致富愿望,这个国家不认同,不包容他们,他们会有一种无地自容地甚至被遗弃的感受。因为,在世界上也早已不存在未开化未发现的新大陆了。因此,就算这半数中国人真正恢复了中国人的自尊及开拓精神,就算他们具备了古希腊人的开放精神与近代西欧人的殖民精神,他们也必须以中国这块故土作为根据,才能有所作为。否则他们将寸步难行。除了这片土地能给他们提供生存的基本条件与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是没有可能找到更好的出路与前途的。这或许就是我所解读的这七八亿中国人的“天命”吧!

(七)

笔者在上一节里用几千字概述了要使七八亿尚未富裕的中国民众享有与已经富裕起来的其他半数中国民众有平等的创业致富就业工作权这一重大目标。笔者前一节文字从(1)要求国家发改委、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指定中国某一事情的改革与发展的总体规划与方案时,必须充分包容尚未富裕起来的中国民众创业致富与充分就业权的正当诉求,而且,必须在信贷政策及环保政策上给予充分的包容,尤其在国家就业政策上对2.5亿农民工必须首先获得充分的包容性。如何实现全社会长时期的充分就业,在西方世界,上世纪的凯恩斯革命与罗斯福新政就实现了这一目标。凯恩斯的革命主要是对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及节俭是美德的道德主张的革命。凯恩斯明确地告诉这个世界:假定个人在他们的活动中拥有约定俗成的“天赋自由”,那是不真实的,世上也不存在赋予那些权利的拥有者与获得者,以永恒保证的“契约”。宣称私人利益必定和社会利益相互一致,那是没有根据的,上天并非如此来统治世界的。说两者在实际上是一致的,这也是不真实的。(凯恩斯《预言与劝说》中文版,江苏人民出版社313页)凯恩斯站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上,宣示了他的主张,事实上,凯恩斯是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来考虑问题的,他深知仅仅靠私利上资本家阶级是无法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社会的利益的。事实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世界出现的普遍繁荣,就是凯恩斯主义主张主导下实现的,它使西方社会的普通大众的生存条件获得了普遍的改善与提高。即西方社会的普通民众在生存权方面所体现的人权得到了普遍的改善。西方社会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受惠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主张的。对此,需要强调的是,在两年前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则是新自由主义主张长期主导下的必然结果。凯恩斯从本质上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通过自由放任主义及市场机制的运作来实现全社会的利益。他从资本主义全社会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反对储蓄积极消费的主张。故此,凯恩斯才会冒天下之大不违和反复批判节俭是美德的这样一条近乎神圣的道德原则。笔者写信给张贤亮先生提出中国的普通大众应“准时消费”这一观点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五年。期间,中国社会中除了一些高收入的年轻人之外,中国人的消费方式,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可以说无丝毫的改变与进步。但是中国改革始终不渝地强调改革要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好象鲜有人认真地讨论过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为了什么?因此,也就少有人从中国改革的立场和要求出发来认真讨论如何解放中国的消费力与发展中国的消费力等相关的系统性问题。今年春天,国务院领导人总算发出了破天荒的“发展信息消费”的口号。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应该在二十年前就应该主张实施全民在各个方面消费的政策。不然中国的生产总值绝对量肯定还要大的多。普通商品的产能过剩问题不会像现在那么严重。本质上,不论是从计划经济的角度还是市场经济的角度和立场,均要力图实现社会在生产与消费相对平衡,供给与需求相对平衡。从现在起,中国千万不能忘记的是,在改变生产方式的同时,必须相应地改变消费方式,在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必须相应的解放和发展消费力。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模式应从根本上改变,因为宏观调孔要基本做到使中国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总消费与总生产达到平衡。否则,中国仍会重复二十年来偏重生产而轻视消费的负面效应。中国一直只重视储蓄。而二十年来中国人偏重储蓄的负面作用早已充分体现,这种储蓄行为的偏好比起凯恩斯所讽刺的“这种储蓄就好象不停地为了不吃蛋糕而烹制蛋糕”有过之而无不及。(熊彼德《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中文版240页)。

全中国的普通大众要树立一种消费是为了自己身心美好享受而不是为了让别人看的炫耀性行为的全新观念。首先要让以千百万青年为主体的社会文化工作者创造出一种根植中国本土但又完全开放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消费文化。从中国既有生产力及潜在生产力考量,这个工作能否做好,对于中国改革与中国发展能否顺利进行至关重要。因为,这一工作的性质才真正具有革命性质的社会文化工作,而且这一工作对于中国当代社会而言,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笔者记得约四、五年前的一天,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直播的一个节目,节目是清华大学的李稻葵先生在发表自己关于消费与生产的关系问题,令人失望的是,他认为:消费行为与消费方式是一种文化,但是,文化是无法改变的。言下之意就是目前的生产过剩与消费严重不足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的。但是,要知道西方社会大众的高消费时代的到来,按照罗斯托的名著《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所述。也是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开始的。也就是凯恩斯的主张成为西方世界主导性的主张开始的。这说明了西方社会中普通大众的高消费方式与习惯并不是早已存在的。西方社会中流行的大众高消费方式,它是随着西方社会的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而开始形成起来的。实现全社会大众的高消费,必须要以全社会生产力全面发展及劳动生产率全面提高为前提条件。但是,另一方面的问题同样值得注意:已经全面高度发展了的社会生产力体系如何实现长期、稳定而有效的运作?有一本名为《经济学中的制度》的书,其中一句话颇给人启发:“阿里斯认为,工业社会的公民,必须更加充分地消费……否则,工业社会就会全面崩溃。”(《经济学中的制度》中文版173页)。这里所说的“更加充分地消费”的原意大概和笔者十五年前给张贤亮先生的信中所提到的“准时消费”的意思是比较接近的。笔者深知,要想改变中国大众的消费方式与习惯,是极其艰难的。对待消费,中国人一般都持否定的态度或负面的评价。很少有人会比较理性地看待人民的消费行为。更不愿,也不会想到人民的消费行为可能还会对社会及对展开产生正面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据说西汉时期有一位真正关怀民生的学者,借春秋时齐桓公的贤相管仲之名写下《管子》一书,书中的《侈糜篇第三十五》中则破天荒的肯定了消费的客观作用。当然,也仅是对富人消费行为的正面评价。但是,这在中国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已经是空前绝后了。

今天,从中国已经具备的现实生产力以及其潜在的由七八亿尚未富裕起来的中国农民及其子女所可能转化的现实生产力这个前提下考量,在一种健康的富于建设性的消费文化的协同作用下,十四亿人民经过若干年的不懈努力,完全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美丽中国,一和全新的美丽社会,一个全新的美丽时代!而且,作为十四亿的中国人民在经济层面上的人权—即作为生存权与发展权所体现的人权获得了充分而实在的保障。并且,与此同时也相应的实现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及社会体制的有效转型。

笔者本文探讨的有关中国的人权问题仅限于指中国政府所强调的人权——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有关于人权方面的其他问题,将另撰文讨论。

董威于 2012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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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利益集团的政治博弈

——基于权力结构“同心圆”模型的东亚政治转型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周方冶

  摘要:政治转型的本质是权力结构在新旧利益集团的相互竞争下进行调适与重组的结果。基于权力结构“同心圆”模型,对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政治转型进行分析,韩国、泰国、印尼等国军人威权体制衰落的原因在于单极自律形态缺乏必要弹性,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难以有效疏导新兴利益集团尤其是中产阶级与资本集团崛起的结构性压力。威权统治后期,军人集团曾试图构建更具弹性的单极多元或寡头自律的权力结构形态,但是军人集团的历史局限性,使其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最终被迫退出政治主导地位,从而使各国相继转向衡平多元的权力结构形态。

    关键词:东亚; 利益集团; 权力结构; 政治转型

 关于东亚发展型国家政治转型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通常会形成不同的观点。有的强调外部因素,认为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1]( p53-54) ; 有的强调经济因素,认为是经济危机的影响[2]( p24-25) ;有的强调社会因素,认为是市民社会的蓬勃发展瓦解了威权体制的政治根基;有的强调文化因素,认为是本土文化与民主形式的融合推动了威权体制的民主化[3]( p19) ;有的侧重治理因素,认为是腐败无能的行政治理,使威权体制失去了民意支持。

  从解释力来看,上述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并在部分对象国得到印证。不过,目前的多数研究都偏重于宏观的概念判定或微观的现象解释,较少进行中观的结构分析,从而难以通过规范化的比较研究对政治转型的普遍规律进行梳理。本文将在中观层面提出权力结构的“同心圆”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对东亚军人威权体制的兴衰加以探讨和分析。

一、政治权力结构的“同心圆”模型

  所谓政治权力结构,是指政治系统中的利益集团在国家权力竞争与分配过程中的相对地位与相互关系。尽管东亚各国政治转型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就本质而言都是政治权力结构在新旧利益集团的相互竞争下进行调适与重组的结果[4]。基于直观分析需要,本文将采用“核心-边缘”的同心圆模型对政治权力结构进行分类和探讨( 见图1) 。
政治权力结构同心圆模型

  政治权力结构的同心圆模型包括三个圈层,从内到外依次是核心圈层、制衡圈层、边缘圈层,其权力地位逐级递减,越靠近中心区域所掌握的权力越多,越接近外围区域所拥有的权力越少,甚至有可能被彻底边缘化。核心圈层的利益集团在政治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掌握国策主导权,能够自主制定新政策,或是修订或废止既有政策,并通过国家机器予以贯彻执行。制衡圈层的利益集团在政治博弈中拥有常规否决权,能够以拒绝继续提供政治支持的方式,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常规渠道施加压力,迫使核心集团更改或放弃所提出的国策主张。

  边缘圈层的利益集团在政治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通常是被动的政策接受者,但在核心集团所提出的国策主张严重侵害其利益的特殊情况下,能通过暴力或准暴力的非常规渠道施加压力,迫使核心集团更改或放弃所提出的国策主张。

  从发展视角看,政治权力结构并不是静态固化的存在,而是动态演进的过程。各派利益集团在“同心圆”模型中所处的圈层,将会随彼此势力的消长而变化更替。新兴利益集团在拥有社会经济影响力后,势必要求相应的政治话语权。其目的一方面旨在维护其既得的社会经济利益免受不正当的侵害,另一方面旨在利用政治权力争取更多的社会经济利益,以满足进一步发展所需。如图1 所示,新兴利益集团的权力诉求,将对处于核心圈层的既得利益集团产生“替代效应”,从而引发新旧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和冲突。

  根据利益集团在同心圆各圈层的分布情况,可将政治权力结构划分为五类形态,即单极自律形态、寡头自律形态、单极多元形态、无序多元形态、衡平多元形态。

  东亚各国不同时期的政治权力结构,基本都可以抽象为上述五类形态。例如,韩国、泰国、印尼等国军人威权时期,主要表现为单极自律形态,即军人集团独占核心圈层,其他利益集团都被压制在边缘圈层;日本“55 年体制”时期,主要表现为寡头自律形态,即“政、官、财”铁三角把持核心圈层。其他利益集团都被压制在边缘圈层;新加坡李光耀时期,主要表现为单极多元形态,即官僚资本集团把持核心圈层,私人资本、宗教派系、种族组织等少数政治力量分布在制衡圈层;韩国、泰国、印尼等国威权体制瓦解后,短期内表现为无序多元形态,即核心圈层缺乏主导力量,各派政治力量在制衡圈层争夺政治主导权; 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以来,韩国、泰国、印尼等国主要表现为衡平多元形态,即核心圈层与制衡圈层都存在相互制衡的复数利益集团。如果从政治权力结构的视角来看,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政治转型,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单极自律形态到衡平多元形态的更迭转化。

二、社会发展共识: 军人威权体制的政治根基

  何谓“威权体制”? 西方学者通常将之与“极权体制”相对应,定义为具有如下特征的政治体制:存在一个领袖或一个领袖小集团,没有政党或只有一个脆弱的政党,没有群众动员; 没有意识形态,但可能存在一种思想意识;有限的但并非负责制的政治多元体制 。

  相较于西方学者侧重强调威权体制的“不民主”形式,笔者更赞成国内学者基于功能价值的概念界定,认为威权体制的本质在于“集中权力,保障权利”,即一方面集中国家权力,抑制政治参与的“分配性激励”,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制度及政策条件,引导社会形成“生产性激励” 。

  换言之,威权体制是以发展共识为前提的等级化政治秩序体制。对于威权体制而言,政治秩序与发展共识是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尽管东亚各国在构建威权体制的过程中,都曾或多或少诉诸暴力———通过政变上台的韩国、泰国、印尼的军人集团都进行过大规模政治清洗———但是,威权体制的政治秩序能在各国扎根,主要依靠的却不是政治高压或暴力威慑,而是所有利益集团对国民经济高增长的迫切愿望与共同预期。

  从政治权力结构来看,军人集团在单极自律形态下拥有不受约束的政治主导权,而其他利益集团则处于明显的政治不利地位,甚至难以通过常规渠道对军人集团进行有效制衡。但是,各派利益集对威权体制却有着相当高的认可度。韩国朴正熙实施“维新体制”的决定,在全民公决中赢得高达91. 5%的赞成票; 印尼苏哈托的专业集团党在20 世纪70 年代到90 年代的历次大选中,得票率始终在60%以上。

  各派利益集团之所以甘于让渡政治话语权,首要原因是军人集团能够肩负起引导国家建设的历史重任。在经历长期苦难之后,东亚各国的社会民众都迫切要求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但是,各派政治力量争权夺利,却使得韩国、泰国、印尼等国的民主政府普遍面临行政腐败、经济低效、社会分裂的困难局面,既无力亦无意推动国家建设。韩国、泰国、印尼等国的军人集团在夺权后,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明确提出国家建设的路线图,从而赢得民众的认可与信服。

  得益于权力独断地位,军人集团在涉及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的国策制定问题上能毫无掣肘的推动体制改革,突破传统利益集团束缚,从而为跨越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韩国在军政府时期,连续25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9%; 泰国在推行“泰式民主”的60 年代,年均经济增长率为8. 4%; 印尼在苏哈托掌权后的25 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7%。

三、新兴力量崛起: 单极自律形态的结构性压力

  东亚发展型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进程的道路上阔步前行,一方面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为军人威权体制提供了功能层面的合法性,有力巩固了威权体制的政治根基,另一方面也引起社会组织和经济分配方式的明显改变,促成了新兴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对军人集团不受约束的排他性政治主导地位形成了结构性压力。

  随着技术创新与资本运作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作为新兴利益集团的知识精英———中产阶级与商业精英———资本集团的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跻身制衡圈层甚至核心圈层的政治权力诉求。

  ( 一) 知识精英———中产阶级的平等诉求

  现代城市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业化的技术分工、城市化的人员流动、全球化的观念传播等影响因素,但更关键的决定因素则是国民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这在根本上巩固和拓展了作为城市中产阶级中坚力量的知识精英群体。

  威权体制时期,各国教育水平在高比例的财政投入下得到显著发展。韩国朴正熙执政期间,在校大学生人数从1960 年的10. 1 万增至1980 年的60. 2 万; 1988 年军政府下台时,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超过136 万,高等教育入学率高达39%。泰国军政府时期,在校大学生人数从1957 年的不足1. 5 万增至1974 年的10. 7 万; 1980 年半威权体制建立时,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超过20 万,每十万人中大学生人数约1891 人,达到甚至超过西方国家水平[10]。印尼苏哈托执政期间,在校大学生人数从1969 年的15. 6 万增至1998 年的238. 3 万,高等教育入学率也从1. 69%增至11%。

  知识精英群体规模的迅速扩充,一方面缓解了东亚发展型国家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过程中面临的人力资源缺口,并推动经济利益结构朝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政治权力结构中知识精英的分布格局。

  威权体制初建时,知识精英相对稀缺,因此有志从政者大部分都能通过加入或依附军人集团的方式跻身核心圈层。但是,随着知识精英人数倍增,权力核心层逐渐趋于饱和,大部分新生代知识精英被迫滞留在边缘圈层。尽管对知识精英而言,通过从商等方式也能分享经济增长的发展红利,但问题在于,军人集团在单极自律形态下拥有排他性的权力主导地位,从而使得跻身核心圈层的少数精英能够在付出相同努力的情况下,依托国家权力轻易攫取更多的利益回报和更高的社会声望,从而引起其他知识精英特别是即将步入社会的在校大学生的普遍不满,要求革除政治特权,构建平等的竞争机制。

 ( 二) 商业精英———资本集团的自由诉求

  随着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济腾飞,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商业精英逐渐在经济利益结构中拥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这就使得以商业精英为社会基础的资本集团不再满足于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依附地位,开始要求分享政治决策主导权,从而为自身开辟更为独立自由的发展道路。

  威权体制的主导者,韩国的朴正熙、泰国的沙立、印尼的苏哈托都在执政期间反复强调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以及对私人部门的扶持与保护。沙立政变上台后,针对私人部门和外商投资者的顾虑,特别在革命委员会的第33 号公告中明确承诺: 政府将不会投资于可能与私人部门形成竞争的工业项目; 政府不会将私营企业收归国有。

  从形式来看,私营企业似乎拥有很高的独立性和自由度,但在现实中,由于东亚发展型国家在市场经济起步之初,私人部门的经济资源积累相当有限,根本无法满足私营企业的发展需要,因此在资金、技术、市场等各项经济资源主要集中于公共部门、并为军人集团直接或间接把持的情况下,各国的政商关系通常都呈现“庇护-依附”的互惠式不对称关系。

  在韩国,朴正熙政府为提高私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包括贷款减息、税收减免、厂房用地优惠等在内的诸多补贴措施。其中仅贷款减息一项,朴正熙政府在20 世纪60 年代给予私营企业的补贴额就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3%,到70 年代推行重化工业发展计划期间,更是进一步增至10%。尽管朴正熙政府在形式上设定了相对公平的补贴原则,但在实践中,通常更“理解”政府意图的商业精英能获得更多的优惠政策。

  在泰国,私营企业通常都需要遵从传统的庇护制原则,依附于威权政府的权势人物,一方面谋求庇护,以免受公权力侵害,另一方面争取政府把持的稀缺资源,以利于增强竞争优势。

  在印尼,苏哈托执政后改变了苏加诺时期重视国有化、没收外国资产的做法,但却并未改变发展国有经济的政策初衷,对能源、金融、重化工等行业的国有企业大力扶植,从而使得苏哈托家族及其亲信密友能通过裙带关系的庇护制网络,有效把持国家发展的经济命脉和稀缺资源。如果私营企业不愿依附于威权政府的关系网络,就很难获得发展所需的经济资源与成长空间。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私人部门的资源积累日益雄厚,再加上海外经济资源的大量涌入,使得私营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对威权政府经济资源的依赖性不断下降,曾经有利可图的政治依附关系开始不再具有吸引力。

  从消极层面来看,作为依附者,商业精英需要为威权政府的权势人物提供源源不断的献金,以满足庇护者对个人敛财和派系分赃的利益需求。由于在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圈层,因此即使是掌握着市场话语权的财阀,也很难抵御来自军政高官的公权力侵害。后者一方面攫取庞大利益,另一方面却“不需要对商人群体承担政治责任,而且毫无理由认为,他们会希望采取或实施任何普遍性法规以维护商人的社会经济利益”。这就使得缺乏安全感的商业精英开始寻求更高的政治权力地位,以提高对公权力侵害的抵御能力。

  从积极层面来看,随着大型私营企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逐渐拥有国际竞争力,威权政府在“进口替代”时期奉行的保护性政策开始不合时宜。对于渴望更多资金、技术、人才和市场的私人资本而言,威权政府对国际融资的限制、对进出口的监管、对行业的特许审批等,都成为制约其扩张的重要障碍。于是,通过资本集团施加政治影响力,促使政府改弦更张,推行更自由的市场经济政策,也就成为商业精英的迫切诉求。

四、威权体制瓦解: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由于在单极自律形态下,政治主导权具有唯一性与排他性,并未给新兴力量预留发展空间,因此除非军人集团动用暴力镇压反对派,否则根本无法通过协商与合作的非暴力方式化解结构性压力。这就使得在威权统治后期,军人集团迫于形势开始对政治权力结构进行调整,试图构建新加坡式的单极多元形态,或是日本“55 年体制”的寡头多元形态,从而在更具弹性的架构下继续维持军人集团的政治主导地位。

  对于中下层政治反对派,军人集团一方面加强政治宣传,深化以国家发展为目标的政治共识,并承诺有步骤的政治改革,安抚中产阶级不满情绪,另一方面采取暴力的强硬手段压制民主运动,特别是激进学生运动。例如,泰国1976 年“10·6”事件,造成至少46 人死亡,100 多人受伤,3000 多名学生被捕[15]。韩国1980 年光州事件,造成至少154人死亡,4000 多人受伤或被捕 。印尼苏哈托执政期间,更是娴熟运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迫使反对派就范 。

  对于上层政治反对派,特别是拥有雄厚资本的财阀,军人集团则为其预留了政治发展空间,使其能在权力结构中跻身制衡圈层,甚至有条件涉足核心圈层。例如,泰国军人总理炳执政期间,曾鼓励私人部门通过正式的商业组织对国家经济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20 世纪80 年代初,炳政府设立公私联合咨询委员会,并使之成为国家经济决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委员会主席由总理兼任,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泰国商业协会、泰国银行家协会、泰国工业联合会的代表。从1981年到1987 年,该委员会总共审议通过经济政策决议143 件,其中三大公会提出87 件,政府与公会联合提出40 件,政府单独提出仅14 件。

  由于各国军人集团的领袖权威存在差异,因此各国在权力结构的调整方向选择上有所不同。泰国的政治强人沙立病逝较早,其继任者他侬在执政期间不仅大肆贪腐,并且无视军人集团论资排辈的等级传统,试图指定其子纳隆为继任者,结果不仅严重损害军人集团凝聚力,而且也使得沙立时代树立的领袖权威遭受重创。因此在炳执政时期,被迫赋予资本集团更多的政治话语权,使得权力结构的调整方向更偏向于军人集团在核心圈层与资本集团等政治力量共治的寡头自律形态。与此相比,印尼的政治强人苏哈托长期执政,有效保证了军人集团的凝聚力与政治领袖的权威性;韩国的政治强人朴正熙遇刺身亡后,其继任者全斗焕成功承袭了领袖权威的政治遗产,避免了军人集团的冲突分裂。因此,印尼与韩国的军人集团赋予资本集团的政治话语权相对有限,从而使权力结构的调整方向更偏向于单极多元形态,即军人集团独占核心圈层,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衡圈层政治力量的监管与约束。

  尽管军人集团为保持统治地位进行了改革,并且让渡了部分权力,但问题在于,无论是寡头自律形态,还是单极自律形态,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治主导集团提出很高的执政能力要求,从而使固步自封的军人集团日渐难以胜任。

  东亚发展型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奉行国家发展主义,因此政治主导集团的首要职能是稳定政治局势,并以强制甚至暴力手段集中资源办大事。军人集团拥有严格等级制度与集体行动能力,能在最大程度上契合国家发展主义的客观要求,从而成为社会发展共识的承载者,获得独断专行的政治主导地位。

  不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各类社会经济问题日趋复杂,政府管理对专业化的要求不断增加,曾经为军人集团所熟悉和掌握的命令式管理方式已不再适应形势需要。由于缺乏专业的行政管理人才,军人集团在政府工作中越来越多的倚重技术官僚。这就使得在威权统治后期,尽管军人集团依然在形式上把持行政权,但在具体工作中,行政执行权却为技术官僚集团所渗透和掌握。

  军人集团执政能力下降,最突出的表现在无力应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尤其是如何协调效率与公平的现实难题。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国民经济高增长,但另一方面也引起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发展失衡问题。在韩国,尽管威权政府通过“新村建设”有力推动了农村地区的发展,但主要资源集中于首尔及近畿的客观现实,使得地区差异相当明显,从而引起强烈的地域主义倾向。在泰国,“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导向使繁华城市与破败农村的反差明显,从而引起中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村民众的普遍不满。在印尼,贫富分化与马来人-华人族际冲突以及爪哇岛-外岛地域冲突的相互叠合,使得原本就缺乏凝聚力的“千岛之国”面临严峻的社会分裂难题。

  尽管军人集团意识到发展失衡的严重性,并且试图通过制定国家发展规划的方式出台对策,但最终却根本无力贯彻落实。一方面,随着单极自律形态的瓦解,军人集团不再拥有独断专行的决策权,必须兼顾各派政治力量尤其是资本集团的利益诉求,因此并不符合商业精英既得利益的公平发展政策,很难在政策博弈中顺利通过。另一方面,公共部门也很难承担经济改革的成本。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舞弊低效的行政机构,根本无力贯彻军人集团的改革意图。

  社会经济改革方面的无所作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军人集团的社会威信,使其失去了社会发展共识的承载者光环,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军人集团的组织凝聚力。

  对于军方保守派而言,曾经的历史使命感已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在下台前尽可能攫取利益。韩国朴正熙过世后,其继任者全斗焕高举“肃贪”的旗号政变上台,但掌权后的受贿金额却高达2259 亿韩元; 印尼苏哈托执政后期,通过裙带关系编织政商网络,其下台时的家族财产高达450 亿美元。

  对于军方革新派而言,军队国家化已是大势所趋,尽早退出政治泥潭将有助于挽回军人声誉。事实上,从韩国1987 年“六月抗争”运动迫使全斗焕政府下台 ,到泰国1992 年“五月流血”事件迫使素金达政府辞职 ,再到印尼1998年群众运动迫使苏哈托政府退位 ,尽管都要归功于中产阶级掀起的民主运动高潮,但是,如果不是军方革新派在关键时刻拒绝动用武力镇压,那么,看似风云激荡的民主运动就很有可能惨淡收场。

  随着军人集团退出核心圈层的政治主导地位,韩国、泰国、印尼等国相继在20 世纪90 年代形成了衡平多元形态的权力结构。尽管在形式上与西方发达国家颇为相似,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却使得东亚发展型国家很难有效发挥多元体制的优越性,尤其是很容易因为缺少政治主导集团而失去决断性与执行力。从1997 年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应对来看,多元体制下的韩国与泰国,并不比威权体制下的印尼更有作为。

  军人威权体制的衰落,根本原因是军人集团未能与时俱进,从而无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承担引领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任。事实上,近年来韩国的“财阀帝国”现象,特别是政治强人朴正熙之女朴槿惠当选总统,以及泰国的“他信派系”崛起,尤其是“电信大亨”他信及其妹夫颂猜与幺妹英拉相继出任总理,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资本集团主导下的单极权力结构的政治回归。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4年01月10日 09:04 (星期五)附 件:1个(~WRD000.jpg ) 查看附件 主题: 未普:2013,中国舆论界遭遇血雨腥风(附 媒体札记:2013,舆论与领袖)

    大军网编者按:年终岁末了,看点总结性的文章很好。官方在总结,自由派和反对派也在总结。通过这些描述,可以看出当前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博弈。下面发出的两篇文章出自反对派和自由派之手,他们的确要好好总结一下,你的正义性在哪里,正派性在哪里?靠下三滥手段是改造不了政治的。古往今来,都是这个道理。中国的正与邪是什么?谁代表了正,谁代表了邪?正义不是靠你自我标榜就能戴到头上的。以卑鄙去声讨卑鄙,以龌龊去代替龌龊,就出现了那些“正派勇士”和道德高地大V们的尴尬。

2013,中国舆论界的血雨腥风

未普

    2013,中国舆论界遭遇过去20多年来最寒冷的冬天。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12月31日刊发徐达内的文章“2013,舆论与领袖”,该文以一万五千字的篇幅描述了中国舆论界在2013年遭遇的血雨腥风。徐说:“这一年,习近平重塑了中国舆论,也重塑了中国舆论中的领袖形象”。

    不错,2013年就是在习近平的主导下,由当局在舆论界开展了一波又一波的整肃运动。整肃的对象,根据2013年年初的中宣部会议传达文件、九号文件和8.19讲话,有以下几种:1.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只要发出与党和人民利益相违背的声音,就收回经营权;2.不允许反马列毛言论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媒体上;3.坚持反党、反国家、反民族立场的所谓“新三反人员”不能继续呆在媒体,不能从事舆论宣传工作,不换立场就换人;4.加强党对媒体的管理和引导,以报道正面东西为主;5.不能让有“新三反”倾向的人在高校从事新闻人才的培养工作,等等。

    在这场血雨腥风中,受创最重的媒体是被《纽约时报》称作“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报纸”《南方周末》,受打击最大的知识分子是以批判体制为己任的自由派意见领袖。

    《南方周末》的厄运源于2013年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这篇广受欢迎的社论,被广东宣传部长庹震审查并删改成习近平的强国梦,故引发抗议浪潮。不少自由派人士打著“没有抗争,哪有改变”的条幅,支持南周,呼吁言论自由,南周因而遭到整肃。一年下来,元气大伤。先是换了主帅,下达删改指令者之一杨健,被任命为南方报业集团董事长。在新老总的操持下,南周在年终时对年初支持她的人发出了秋后算账的“通缉令”,令支持她的人大寒其心,在业界引来恶评。2014年新年献词“我们是南方周末,我们三十而立”已经没有了宪政的棱角。曾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南周,这一次发出无奈的感慨,“我们有时有力,有时乏力”,让很多读者失望。他们问,南周咋了?南周的脊梁何在?南周,你为何如此堕落?

    其实,在过去十年中,南周曾被整肃了十多次,而南周都挺过来了。但南周的2013年宪政梦献词,在官方眼里罪名很大。据全国记协副主席任贤良说,这是“公然挑战党的新闻管理制度”。中共宣传部门对南周痛下狠手,可见其严重性,而习近平要捍卫他的意识形态阵地的强硬姿态,也昭然若揭。

    不过也许我们还是不应对南周失望乃至绝望。虽然她的2014年新年献词差强人意,但如果你仔细看过南周的十七篇“我是……”的年度系列文章,你仍然会对这份报纸的坚持怀抱希望。看看这些标题,“我是医生,我以我血荐医改”、“我是律师,总有案件激发本能的正义感”、“我是检察官,我追查冤案”、“我是教授,你扶老人,我撑你”、“我是明星,青年志愿者之歌”等。这十七个人不仅表达了他们的职业本分,也表达了作为公民社会的十七颗微粒子对社会的期盼、守望和监督。

    但是,即便南周在这一轮整肃中能挺过去,其他被整肃的报刊却未必如此。2013年,受到冲击的报刊还包括《炎黄春秋》、《新快报》、《新闻晚报》等。此外,中国舆论界的整肃之风也刮到了香港。香港老牌报纸《明报》首当其冲,总编刘进图被免。人们都猜,此变故可能是因为中央不满《明报》对香港新闻的处理,《苹果日报》称,香港传媒全面进入寒冬。

    除了媒体,舆论界中体制批判者也受到巨大打击。从表面上看,官方对体制批判者的处理,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一视同仁,如不准贺卫方、李伟东、荣剑在网上乱说乱动,同时也销掉了张宏良、韩德强的微博账号,但这种处理仍然左右有别。左派的命运比右派好很多。孔庆东,张宏良、韩德强,虽然也给习近平添了不少麻烦,但仍然衣食无忧,可继续他们的教职。如北大不愿辞退左派教授孔庆东,却执意辞掉了自由派夏业良。

    2014年中国舆论界的形势会怎样?可能更残酷!刘云山已经放话了,“老祖宗不能丢、大道理还要讲”。新兴媒体的官方监管将进一步收紧,传统媒体的整合势在必行。已经有媒体人预言,大陆媒体各种死法即将上演。谁死谁活,十有八九,官方说了算。

 

   【附录】

媒体札记:2013,舆论与领袖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达内

    2013,势必是个可以在中国舆论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年份。这一年,习近平重塑了中国舆论,也重塑了中国舆论中的领袖形象。

人未老,报先亡

    虽说1990年代以来,中国媒体就一直是在政治和资本的双重压力之下谋求生存,而且,全球同行多少也是概莫能外,但是,夹缝从来没有像2013年这般逼仄。经营收入急剧下跌、意识形态控制收紧,再加上多桩内部丑闻带来的行业声誉损害,早就远离“无冕之王”称号的中国媒体从业者,像是被脱去了“皇帝的新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便是对那些以维护中共政治权威为宗旨的喉舌媒体而言,广告效益在2013年的加速下滑也已经构成了足以致命的危机。在新技术新渠道的冲击下,“报纸消亡论”、“电视消亡论”已经不再是“狼来了”的笑话。各项数据统计显示,中国传统媒体2013年广告经营收入急剧滑坡,远远超出了整体经济不景气造成的关联效应,甚至连曾经的新媒体代表——门户网站——都已经呈现掉头向下的征兆。这其中,尤以戴着更重管制镣铐和历史负担的纸媒为重灾区,仅一季度,中国报刊媒体广告市场投放季度同比跌幅即达到12%,为2010年以来最大降幅。上半年盘点之际,6家报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的已有4家,降幅最大的为ST传媒,达71.93%,而博瑞传播与浙报传媒之所以能保持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也只是受惠于网络游戏业务。

    心急如焚的记者编辑们,在这一年中,不断听闻报纸杂志裁员乃至关停的噩耗,尤其是在发达城市和财经、时尚报道领域,多有媒体已经难以承受广告经营压力之重,《好运MONEY》和《钱经》先后宣布停刊,第一财经不再续租宁夏卫视的上星渠道,一些沿海地区的都市报之所以还能维系,更多地是依靠缩减版面及降低员工薪水。

    “温水煮青蛙”,已经到了不得不跳出热锅的存亡关口。面对困境,在中国最大的城市,市委书记韩正10月亲自主导上海报业集团的重组,并承诺向缺乏市场销售能力的两张党报各自注入每年5000万元的财政补贴,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这个联合舰队的航向还没能给各地观望同行带来发现新大陆的确凿希望。

    面对提问,新集团当家人裘新轻轻摆了一摆手,“纸媒行业不需要悲观主义者,徒说无益”。解放日报旗下瞄准付费阅读模式的“上海观察”网在年末上线,颇具全国知名度的东方早报同期开始“自贸区邮报”、“饭局阅读”等新媒体尝试,并将其颇负盛名的上海书评、上海经济评论内容向手机端迁移。而最富有“断臂求生”悲壮意味的是,就在东方早报12月23日用整个封面宣布“中国上海互联网行动正在招募”的同一天,同城媒体新闻晚报被选中作为牺牲品,定于2014年元旦日停刊。

    “十年青春空飞扬,人未老,报先亡,新识旧友,何处诉离肠。千简万牍著文章,朝随露,夜伴霜。一夜北风旗幡乱,刀笔断,鸟弓藏,青丝白发,谁人不彷徨。往昔峥嵘随流水,落花黄,晚报殇”——这一曲丧钟挽歌,从新闻晚报编辑部里飘出,久久回荡在中国媒体从业者心中。

新快报溃散

    证监会11月底宣布IPO重启,算是给那些依靠上市公司生存的财经类媒体送去了一线生机。此前,由于这条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断绝,一批通过向拟上市公司索取广告费甚至“保护费”来获利的报纸杂志,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这,也正是2013年中国媒体业标志性风波——新快报陈永洲事件——的潜伏之处。

    新快报10月23日、24日《请放人》《再请放人》的头版,以及“敝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宣言,现在看来,根本就是自取其辱。轰轰烈烈的一场媒体维权行动,却因为记者陈永洲在电视镜头前如数招供罪状,而落了个一地鸡毛的下场。

    想当初,中国媒体可谓同仇敌忾,死守言论自由与职务行为两块阵地,群起抨击警权滥用,连新华社都曾发布过有利于新快报陈永洲的电稿及评论,一时间蔚为大观。然而,随着穿着囚服剃着板寸的陈永洲对着央视镜头一字一句地承认收受他人钱财、撰写不实报道,供称报社管理层直接参与其中,甚至还说出了“我也希望整个新闻行业能够以此为戒”,他的声援者们目瞪口呆地陷入了所托非人的尴尬境地。起初有多么慷慨激昂,现在就有多么情何以堪,起初有多么大义凛然,现在就有多么自取其辱——那些本来以为可以借此痛击公权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记者编辑,被对手狠狠地反扇了一记耳光。啪!打得眼前直冒金星。

    尽管至今仍有高举“程序正义”大旗者,指责长沙警方勾结三联重工、央视“未审先判”,但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之外,新快报事件已经测量出了更大范围内的“人心向背”。在宁愿看热闹的中国民众心目中,程序正义远没有那么神圣,“收黑钱”就是最大的不正义,因为陈永洲,记者的标签上已经被牢牢地印上了污点,未来的日子里也势必将被反复拿来当作话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头版战书”到“命运共同体”,再到“三而竭”,直至大翻转后的“四而溃散”,整个中国媒体行业——尤其是亲近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那一批——遭遇了一次巨大的信誉危机,也很有可能,是系列舆论斗争中具有深远意义的惨败。

    唾面自干还在于,随着新快报的节节败退、身败名裂,媒体行业中更多的类似龌龊行为被曝光。先是前调查记者龙灿因为难以忍受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在陈永洲事件中的“假装清高”,而奋起揭发对方“沽名钓誉”,此后,杭州、北京等地又陆续传来警方拘捕、法院开审记者编辑收受不法钱财的消息,每日商报经济部首席记者楼志文身怀六甲之际却因为涉案近80万元而站上被告席,让围观者一方面也为这个曾经获颁新闻奖学金的美女感到惋惜,另一方面更惊叹于媒体行业的灰色收入已经动辄百万计。

    其实,对业内人士而言,收受“开口费”、“封口费”绝不是什么新闻,甚至早已不是值得让他们感到羞耻的事。一个通行的自辩理由是,由于中国的媒体机构未能给予员工与其付出相匹配的体面收入,默许甚至鼓励了那些新闻寻租行为,也就是说,在一个整体肮脏的环境中,记者编辑们的道德水平没有理由、也绝无可能高出社会平均线。

    大恶小恶,轻重缓急,何去何从?是中国新闻专业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胡舒立,在新快报陈永洲事件告一段落之际,于新世纪周刊发表社评《新闻寻租不可恕》,强调:“无论愿与不愿,应当承认这是丑闻,其实不啻于新闻界一次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自我戕害,受伤最深的是矢志公义、推动社会转型进步的新闻事业。新闻界同仁只有自律自省、直道而行,才有可能挽回这一信誉损失。”

    然而,也正是这篇呼吁同行“自尊自强自爱”的宣言,令这位有着“中国最危险的女人”之称的业界领袖遭遇了成名以来颇为罕见的后辈不忿。如果说4月雅安地震时的“媒体添堵论”主要还是针对新闻职业素养的业界学术讨论,那么,半年之后,直接“诛心”。

    以孙旭阳、魏海田等为代表,市场化媒体记者编辑中的“少壮派”、“死磕派”利用微博微信,愤而指责胡大姐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道德感”,在关键时刻“倒向了那些可疑的势力”,“于事无补,于理不足,于情有亏”:“此时此刻检讨新闻寻租,有对陈永洲等人落井下石的嫌疑;此时此刻检讨新闻寻租,是对已经被伤害的陈永洲造成更大的伤害;此时此刻检讨新闻寻租,似乎站在了中联重科、长沙警方、中宣部和央视一边,也就是站在了不公正的威权一边;在此时此刻批评新快报和陈永洲的媒体人,有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嫌疑;此时检讨新闻寻租,也是媒体被强暴后的可怜的无耻的自虐行为!”

    至此,因为新快报风波而短暂凝聚的媒体命运共同体,被证明不过是一盘散沙,曾经作为声援口号的“今天所有媒体人都是兄弟姐妹”,听上去更像是个冷笑话。的确,要这些平素就以臧否他人作为职业的记者编辑们结成牢不可破的统一战线,恐怕真是件比登天还难的事。

大V的黄昏

    其实,在胡舒立的“直道而行”被嘲讽一个多月之前,对“理中客”的批评已经因为小贩夏俊峰被执行死刑而激化。在2013年9月审理的连串案件中,埋伏的裂痕仿佛一夜之间就浮出水面,以“理性中立客观”自持者被讥讽为一叶障目,“追求‘完美的受害人’,带着‘测谎仪’而不是录音笔去从事记者工作,像极了嗜血的媒体野兽”。

    “面对完美的压迫,谁有心情责难反抗的不完美?何况压迫越是完美,完美的反抗越不可能”、“如果你在不公正的情形下保持中立,那你其实已经选择站在压迫者的一边”——为了反击那些有关夏俊峰之子画作“剽窃”的指控,现为网易高管的钭江明和陈峰不惜与前同事、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韩福东断席绝交,而同样有南方系背景的宋志标更写出名篇《维稳战士与理中客》,指责“理中客”是在不自觉间配合了有司的舆论调控,“在舆论引导上充当了十分重要的‘维稳战士’,“在所谓‘求真务实’的托辞下,沦为虚伪的人。”

    夏天的风孕育了秋天的果。舆论决裂到了这等“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地步,激化出了这等“鱼死网破”的决心,实在是拜中共在9月之前实行的意识形态整肃行动所赐。而这,也正是贯穿整个2013年中国媒体舆论场的真正主旋律。

    之所以“小贩之死”会引发中国社交媒体上仿佛随时就要揭竿而起的一时激愤,是因为官方此前以打击网络谣言为名实施的一系列抓捕行动,其中又以商人王功权9月13日的被拘反响最为激烈,人称“黑色星期五”。

    这一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商界精英集体感受到了1989年以来最严厉的言论管制氛围,兔死狐悲、哀鸿遍野。一方面,是因为在过去四年中,网络社交媒体的兴盛让中国人享受到了革命性的信息传播便利和自由,如今一旦尺度收紧,“由奢入俭难”;另一方面,也的确是中共新领导层展现出了比前任坚决得多的控制欲望,习近平明显是在继承“延安整风”时代的方略,打击贪腐渎职官员,但同时也要将反对派的颠覆梦想——哪怕是王功权式的“公民行动”——扼杀在摇篮里。

    严格来讲,在传唤之前,王功权就已经不是微博大V,他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账号早已被注销。所谓“大V的黄昏”,是从薛蛮子开始。

    在被北京警方8月23日蹲点抓了个嫖娼现行之前,薛蛮子在互联网上确实有呼风唤雨的能力,因为以每天几十条的数量转发那些对公权力言行的控诉,他的微博账号长期位居影响力排行榜前列。在以出乎几乎所有人预料的不堪方式被捕后,尽管同样是有足够多的市场化媒体和民间意见领袖指责警方“选择性执法”,甚至连公认的中共立场维护者、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都曾经在微博中说出“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但仅凭“买春”人赃俱获这一项,这位曾经在微博上满口仁义的大V就已经跌下了道德高地。

    更何况,9月15日,看守所里的薛蛮子又在央视镜头前说出了“回复粉丝留言感觉像皇上批奏章”的大V感受,做起“飘飘然”、“忘乎所以”的自我批评时,他也真不愧是受过红色家庭的薰陶,让人恍若置身“延安整风”活动现场。至此,其实都已经用不着喉舌媒体再连篇累牍地反思了,即便有打抱不平者还在抨击官方终于暴露了借嫖娼之名整治微博大V的动机,或者指责这又是一次“污名化”行动,“大V嫖娼上了《新闻联播》”,但看着薛老汉如假包换地在电视镜头里手舞足蹈上演“投名状”,只要不是“水军司令”豢养的追随者,要么哑口无言暗承遇人不淑,要么就只能痛苦承认这实在是暴露了“小丑本色”,与其说是“自污”还不如说是“自甘下贱”。因为,无论如何,薛蛮子亲口说出并为之面露得色的“网络皇上”论,是与那些普世价值信奉者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薛大V活生生地展现了“民主逗士”的风采。

“没有开明绅士”

    本来,大V以及与之密切响应的自由派媒体人,有过一个美好开局。先是以“公民记者”身份实行网络反腐的朱瑞峰,把他于2012年底引爆的重庆官员不雅视频事件发挥到了极致,令纪检官员在新年伊始之际陷入动辄得咎的被动。而后,罗昌平的举报名满天下:2012年12月6日,这位财经杂志副主编连发三条微博,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经过半年的焦灼等待,刘铁男在2013年5月12日终被官方确认涉嫌严重违纪,而罗昌平本人,也因为这场开一时风气的反腐行动而在年末获颁透明国际清廉奖。

    正是受罗昌平和朱瑞峰的成功激励,在5月之后,相继有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新快报记者刘虎实名举报,前者指控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等高管,后者则剑指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并借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丑闻曝光之际,扩散对上海高院代理院长崔亚东的贪腐证言。事后被确认为新华社对外部夜班英文编辑周方,更是在7月中旬于个人博客中发布了“宣传口正部级领导赴宴喝美女人奶”的说法。

    但随着刘虎在8月被警方以涉嫌制造传播谣言的罪名刑拘、周方亦传出因多次造谣被吊销记者资格的消息,这股网络反腐热潮迅速冷却。及至11月底,本已被外界认定平安着陆的罗昌平调职研究院,不再负责财经杂志采编业务,这更让一些焦虑的围观者揣测他是受到了打击报复,至少也是“冷藏”。

    以定点清除微博大V为标志,以两高关于网络谣言的“500转”司法解释为武器,这一连串对异议者的打击,只是中共新任领导层整肃意识形态的组合拳之一。

    如果说“七不准”迄今还只是通过官方内部文件的方式传达,那么,习近平在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已经再明白无误地公开表达了这位中国当今最高领导人的强硬决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

    此后,随着中共高级官员及喉舌媒体在学习传达中的响应表态,新华社电稿中没有披露的最高指示——“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要敢于亮剑,不能爱惜羽毛”、“这个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妥协换不来和谐合作,斗争才能生存发展”——令那些将互联网视作抗争大本营的异议者心生寒意。9月18日解放军报上那句“只有像当年守上甘岭那样,铆在意识形态斗争阵地上、战斗在最前沿,才能打赢这场不见硝烟的暗战,夺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更是疾言厉色。

    对网络大谣大V的集中打击,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了行动。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出面召集的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算是通过划定“七条底线”先礼后兵。不以为然、甚至还沾沾自喜于抗辩的座上宾薛蛮子,两周后就付出了代价;因为网络推手秦火火被捕,李开复的微博主页被央视镜头扫过,欲盖弥彰地暗示了他就是“背后大V”;而另一位拥有千万级微博关注者的名人潘石屹,则是在9月12日,用在央视出镜表态认同两高司法解释的方法,证明了他是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微博大V——在谈到“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时,这位房地商的口吃被一些人理解为紧张所致,被另一些人理解为是在“自保”。

    奚落“潘结巴”成为那几天里的全民乐事,但对把言论自由看得比财产安全更重要的人们来说,调侃语气掩盖不住悲哀。

鲜衣怒马的奇兵

    这一切,并非没有先兆。

    大致是从5月起,反宪政潮流扑面而来。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下属的红旗文稿刊出人大教授杨晓青署名的《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其中“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论述,一语惊醒梦中人。

    再加上此后一系列经由求是理论网、人民网等转发的类似反宪政檄文,导致本以宪政作为愿景的大批知识精英一时哗然。尽管在对这些文章的发掘中,多少有些自由派意见领袖主动搜寻乃至对中共常规理论文章“少见多怪”的成分,但随着人民日报海外版在8月白纸黑字地连续发表三篇由马钟成署名的反宪政文章,将“社会主义宪政”亦指为“只不过要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最终达到‘资本主义宪政’的目的”,以及求是杂志10月刊亲自上阵发表《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波左倾思潮已经得到了最高级别的背书。

    中央喉舌之外,网络舆论场上此时也杀来了一支鲜衣怒马的奇兵。8月1日起,由新华网首发、王小石署名的《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在腾讯搜狐网易和凤凰网首页被同步推荐了接近两天一夜,新浪甚至持续到了第三天早晨——显然,只有最高级别的宣传官员才有此等号令商业门户集体遵命的能量。

    周小平更可谓一朵奇葩。比王小石更早一步,他的成名作《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就已经成为各大门户需要在首页推荐的雄文,紧接着,作为“正能量”代表,他又获邀出席那场著名的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9月22日,在李开复宣布返台治疗癌症之后,牢记“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周小平又得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的党建杂志社下属网站发表《十问李开复》,从“您到底有没有患癌”到“您与台独势力和藏独势力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您为何称‘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您为何要伪造历史,为何要把杀人犯美化成善良人”、“您眼里的优秀青年就是那些鼓吹吃烤人肉和仇恨祖国的青年吗”……

    看上去,周小平和王小石对右翼公知的阻击是颇有成效的,至少他俩的后盾应该满意。因为,及至12月,又有文风一脉相承的《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被部署扩散。而且,这篇直接宣布“我们相信习近平主席”、“我们支持习近平主席”、“习的智慧魄力、胆略卓识,坚韧稳健、柔里含刚的能力作风,对拨乱反正、稳定大局是心中有数、胸有成竹的”的网帖,已经可以享受到由新华社、人民日报发布正式稿件进行摘要推荐的规格。

    强攻之下必有反弹。面对这场从春夏之交开始的意识形态攻势,自由派意见领袖对习李新政的评价急转直下,更不消说年初那些因为彭丽媛出访装扮而兴起的“中国最美第一夫人”式赞赏,已经再无心情提及。

    当然,虽说舆论整肃的压力已经令太多人噤若寒蝉,但总归有一些迎难而上者,坚守批判态度。因为王功权事件,以王石、王瑛为代表的一批商界精英,公开反对柳传志“在商言商”的处世哲学。两高司法解释以及随之而来的“抓捕扩大化”倾向,更招致民间激烈抨击,要求以同等力度整治“官谣”,防止“寻衅滋事”成为一个予取予求的“口袋罪”:在广州越秀警方以“污蔑‘狼牙山五壮士’”为由行政拘留一位微博发言者后,不仅那些市场化媒体纷纷刊文批评,作为上级部门官方微博账号的@广州公安更是说出了“子产不毁乡校”的古训,一时传为美谈;而后,在解救所谓“500转刑拘第一人”、甘肃张家川初三学生杨辉的网络行动中,围魏救赵的民间战术又让当地警察局长遭遇了被人肉搜索出历史劣迹的莫大讽刺。

    相对而言,针对周小平的反击则充满了不屑的口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些同仇敌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宁愿辩论对手是像陈伯达、胡乔木、张春桥、姚文元、邓力群这样的中共早年“笔杆子”,也不想看到周小平“沐猴而冠”,以一幅“口含天宪”、“狐假虎威”的模样满嘴胡言——这简直是在侮辱智商。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中国市场化媒体中最优秀的一群记者发挥了他们的职业功底,从10月14日起接力“扒皮”周小平,直至证明他就是当年可以媲美秦火火的网络炒作推手。顺着各式《十问周小平》纷至沓来之势,新京报更于16日发表《周小平的“问与被问”说明了什么》,打响了中国正式媒体的第一枪。

    当南方都市报也已经更多地将锋芒隐藏在微博中时,凭借这篇富有脱敏意义的评论,新京报再一次证明了超越绝大多数同行的言说勇气与能力,并就此获得同道中人的致敬。事实上,在更早之前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中,这家媒体就已经展现了非同寻常的抗压能力。

新年献词风波

    说起来,中国媒体是从2013年的第一天起就感受到了“梦的尺度”。较之10个月后的新快报事件,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带来的舆论风波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为了抗议上级将原定的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改为“添加伟光正材料”的见报版本《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那群素有抗争传统的记者编辑利用互联网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联署行动,不论是否经过实名认证,他们似乎都已经不再惧怕秋后算账,在微博上放声大骂,前赴后继地用文字冲锋,仿佛只要能存活一秒就是胜利,直至账号被注销。

    矛头直指2012年5月由新华社副社长调任广东宣传主管之职的庹震。而且,这也并不是庹部长第一次遭遇属下媒体抗议,早在半年前的北京暴雨事件中,这位省委宣传部长就被南方系记者编辑普遍指责为“极度保守”,当时互联网上就流传有他删改南方周末当期特刊的截图证据。

    根据抗议者起初的指控,是庹震在亲自捉刀的封面导言中,引出了习近平那句“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之意,而“隔空向老大�媚眼”却�得如此拙劣,只写一百多字的最大恶果就是,硬伤太易被发现:众志成城写成了“众志成诚”;大禹治水的传说发生在约4000年前,却被写成“2000年前”……

    于是,在那场绵延一周的山呼海啸中,有些人是把庹部长的姓氏谐音用在类似“一坨屎”这样的词组中,有些人开始回顾南方周末历年新年献词的经典段落——作为中国最具声誉的报纸之一,以及新闻界公认的“黄埔军校”,南方周末20余年来播撒的那些火种在这个寒冬里星火燎原,几乎所有中国媒体和网络知名意见领袖都参与其中,向那些破釜沉舟的记者编辑送去温暖:机巧的东方卫视以纠正错别字为切入角度,在1月3日的深夜节目《子午线》中挺身而出,发布《舆论场:南方周末新年献辞引热议》之报道,这段1分半钟的视频引爆冬夜,不仅是激动难眠的南方周末支持者奔走相告,新浪腾讯搜狐网易凤凰亦均于首页展示其标题,甚至央视网也隆重推荐;媒体微博账号里的献词对比、以史为鉴、说文解字更加比比皆是,盟友队伍里不仅有@财经网、@潇湘晨报、齐鲁晚报、@爱奇艺,还曾短暂地出现过@湖北日报的身影;一些人相信,不仅南方都市报那篇《让无声者有声,让有声者多元》的社论是在暗表兄弟深情,新华社借刘云山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公开指示批评“鸵鸟”思维其实也是春秋笔法。

    借助微博这支全民麦克风,在亿万支持者的簇拥下,南方周末报社内部抗议者已经把昔日只于后台操作的新闻管制尽数公之于众。不过,即便是最激烈的抗议者,应该也知道,在现行体制下以“党政分开”的理论要求媒体自由,比在新年献词里写出“宪政”二字更加不可能。所以,自有业界、学界人士退而求其次,以宣传官员历来只做“事后审查”为由,批评庹部长“绕过编辑部”删改、重拟见报文稿,是一种粗暴违规的管理手段。

    正当这场抗议方兴未艾之际,6日晚间,南方周末的官方微博账号却发布一段声明,声称“特刊封面导言系本报一负责人草拟,网上有关传言不实”。这下,连代表中共中央机关报活跃在社交媒体中的@人民日报都莫名诧异,情不自禁地留下了一个其发布史上最短却也最特殊的记录——一个释意为“吃惊”的网络表情符号,瞪大双眼,冷汗滴落。

    然而,就是这份自认差错、为庹震正名的声明,反而进一步刺激了抗争。一份由南方周末新闻职业伦理委员会署名《南方周末新浪官微被迫发布“致读者”之不实声明的全过程》火速穿越重重封锁监管而至,并被支持者通宵接力转发。

    眼见同行的决绝勇气,那些掌控媒体发言权的编辑们也被深深地感染,比1月2日晚上更加不愿置身事外。23时许,@人民网即送夜话:“今夜星云变换,气温骤降,寒气袭人。出入应谨慎,冷暖需自知”;零点刚过,@新周刊贴出一幅来自中国气象局的卫星云图,说了句“这是28年来,中国最冷的一个冬天”;趁着夜深,网易不仅微博博客齐上阵,更用一个绝无仅有的新闻专题表明了自己是何等“有态度”:将华商报5日所刊评论作为头条,并把标题修订为更加直白的“南周献词事件不能靠鸵鸟心态解决”,再辅以《南周员工微博发公开信“对抗”官微》中的对比截图,以及南方报业门口举着“开放报禁”、“让梦发声”标牌的抗议者现场照片;新浪天津频道首页上,编辑也分明是在用六段标题作为“藏头诗”,拼接出“南方周末加油”的字样;继爱奇艺之后,淘宝网同样“不务正业”地前来助阵,寄语“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此刻,燕子飞往南方”;演员陈数之后,更多原本不太介入此类公共事务的文娱界人士亦加入微博声援队伍,姚晨、伊能静、李冰冰、陈坤、任泉…………

     在这些用尽权限向南方送去温暖的媒体中,或许没有谁能比新京报更加有体会,7年前,同样是因为遭遇包括撤换总编辑程益中在内的整肃,这家北京报纸断绝了与南方系的血脉关系,所以,在这个夜深人不静的时刻,先是@新京报评论及时奉上《韩国主流媒体罢工,要求脱离政府控制还原真相》的旧闻,而后又由官方账号送来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You Raise Me Up》。

    而风波在8日晚间再掀高潮,也正是因新京报而起。当天,局势本来已经在向缓和方向发展,有传言声称宣传官员已经与反叛的记者编辑达成妥协方案,但是,深夜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令气氛重新紧张。

    此前一日,环球时报刊登社评《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比起早前的《有必要冷静思考南方周末事件》,这篇新作更加直白地表达了对这场媒体风波的批评,声称“别逼一份中国报纸扮演它无论如何也承担不了的对抗角色”。对持续抗议了4天的南方周末记者编辑来说,这是比前一晚官微失守更加让人沮丧的现象。他们认定胡锡进团队写出“最新支持者是远在美国的陈光诚”的字句,就是在有意将事件政治化,就算是南都网以“环球飞狗叼盘精彩瞬间”的图片相讥亦不能泄心头之恨。继向时任环球时报评论部主任王文发出绝交短信后,南方周末前评论员笑蜀呼吁同道之人抵制该报,以惩罚其“递刀”之举。

    “递刀”的判断,源自各大门户网站对环球时报社评的首页推荐。8日早晨,又有一批在各地拥有指标地位的报纸奉命转载了这篇《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能够像拥有南方系血脉的云南信息报那样,同期刊发人民日报那篇呼吁新闻宣传管理者“跟上时代节拍”、“放弃生硬说教”的评论,已经殊为不易。

    在中央和北京两级宣传官员的眼皮底下,京华时报是以重拟标题为“任何改革不能损害前进大局”的方式服从指令。于是,在这种集体上阵的情形下,新京报的缺席就显得格外突兀。按照微博上当时流传的直播说法,有北京高级别宣传官员8日晚间亲至新京报,要求其跟进转载环球时报社评,但遭遇报社团队抵制,不仅记者编辑表达抗议以至屈辱落泪,甚至有称戴自更社长愤而提出口头辞职。

    根据街头报摊所示,稿子最终还是登了出来,在A20版右下角,标题是“《环球时报》就‘南方周末事件’刊发社评”,删除大半,尤其是最为抗议者所非议的“陈光诚”段落,整版亦无编辑署名——显然,督战官员也作出了让步。此外,人们还发现,直至9日午前,惯常一早就更新完毕的新京报电子版仍停留在1月8日版本上;5时01分,其客户端发布声明:因系统突发无法预估和控制的大BUG,今日‘新京报新闻’APP内容无法更新”;唯一更新的是其网站,编辑选择的头条是过去几乎不曾有过的娱乐人物访谈,标题——“我们还是在被动的位置”。

    再加上@新京报晚安帖——“走得太快,会把灵魂丢掉。应该停下来等一等,等灵魂追赶上我们的步伐”、早安帖——“如果你想要你从未拥有过的东西,那么你必须去做你从未做过的事”,就算是那些痛彻心扉的南方抗议者,也不能奢望新京报同人做得更多了。

    另一处失守重镇是同样多有高管源自南方系的潇湘晨报。与新京报不上网的做法堪称殊途同归,这份湖南最畅销报纸是一改惯例地特意将评论版公开,向天下人表明心迹。转载的“深思”稿被人民日报《要跟得上时代的节拍》压在下方,更由评论员杨耕身署名写就《今天我们如何弥合信任拨正情绪》,以表编辑部立场:“对这些‘时代的声音’,如果我们能够不再闭耳塞听,道路以目,或混淆视听,那么我们将可以收获关于良知与进步的慰藉。否则只能是时代之耻,历史之污。”

余波未了,寿则多辱

    风波看似以新年第二期南方周末在1月10日的如约正常出版而逐渐平息。不过,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具有无比讽刺意味的续集在年末上演。年初在南方报业大院外举牌声援反叛者的郭飞雄、刘远东,在12月底被广州市检察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等罪名起诉,而作为呈堂证供的,是一份盖有南方报业集团大红公章的情况说明,指认“集团所在地门口聚集大量人群,对集团正常工作秩序产生较大影响,人员车辆进出受到妨碍,集团一些会议被逼取消”。

    据此,曾经感受过声援温暖的记者编辑悲愤难当,群起指责官方违背此前承诺、实行秋后算账,多位员工以个人身份在微博微信上发布声明,强调那几日工作一切正常、未受任何打扰——机构法人与自然人的角色冲突在这一刻尽显无遗。然而,眼见大势已去,“恨不当年死,留作今日羞”的评语,已经被失望的人们赠予了南方周末,赠予了这个曾经在中国民主进程中担当先锋角色的媒体机构形象。

    事实上,半年前,当微博的抗议能力已经不复盛况之时,南方周末就已经因为另一个封面报道而陷入舆论纷争,被曾经的声援者讥讽为与环球时报“相向而行”。

    虽说在贯穿整个2013年的李天一强奸案中,原告被告双方均娴熟运用“操控舆论”的手法已经人尽皆知,但南方周末8月1日的《“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再调查: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还是给曾经为“伟大母亲”掬泪感动的人们带来了颠覆性的震撼。

    要知道,这位“上访妈妈”一年以来已经成为中国民众追求法治公平的标志性悲情人物,更被视作借此推翻中国劳教制度的突破口。经由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网事、人民网在内的媒体报道和网络号召,数以亿计的支持者站在她的身后,为她未成年女儿乐乐遭强奸并强迫卖淫的苦难而感同身受,为她因不满法院判决故连年上访却被处以劳教而打抱不平。4月12日,湖南永州市中院一审驳回唐慧要求劳教委行政赔偿的请求,曾满怀期望“毕其功于一役”的劳教制度反对者大失所望,当时,唐慧蹲坐在法院门口撕心裂肺的痛哭流涕,曾经让多少网络围观者同样流下泪来,“再也不相信司法”的呐喊义薄云天,声遏九霄。

    但是,作为中国最著名的老牌调查报纸,南方周末允许记者柴会群将那些将唐慧比作“撒谎的泼妇”的微博揭发,以白纸黑字的形式正式刊登了出来。据此,舆论激烈分野,环球时报自是跟进附议,指责“民粹”,叹息于“媒体的片面、公众的轻信、唐慧的‘闹’”,而本是南方系“同根生”的南方都市报却发表社论《若法治没有赢,唐慧亦不可能赢》,从标题开始就直接否定了南方周末的议程设置:“在为女儿与家庭抗争的数年里,没有谁有资格去要求唐慧成为没有缺点的抗争者。而以一个假想中的法治秩序去批判她,更展现了虚伪与残忍。”

“菩萨心肠、霹雳手段”

    大V的黄昏、小贩的秋后、天一的十年,甚至是南方周末的所谓“转身”,都是季节变换的象征。就算是天天叹息中国互联网是“谣言共和国”的人们,也得承认,在社交媒体兴起的过程中,受到更大打击的是以批判体制为己任的反对派意见领袖,也就是所谓的“公知、天使、导师”。2010年之前,中国音量最大的麦克风多半都向右倾斜,是微博的诞生,客观上给“自干五”、“爱国者”带来了更加急需的机会,也导致了更多的“公知”因为言多必失而褪去光环。这个道理,本来是不需要等到薛蛮子看守所谈笑风生后才尽显无遗。

    再加上9月前后董良杰、边民等多位微博名人的被捕,杀鸡儆猴,从2011年迅速占据网络话语权的这股力量遭受重创。尽管这些视批评为已任的意见领袖对活跃中国舆论、推动社会进步有着时代功绩,但是,在由暴力机器支撑的权力意志面前,他们的软肋昭然若揭,倘若再如南方周末所言,滑向“混杂了商业利益、私欲和嘲笑声的集合”,终归是不堪一击。

    况且,从秦火火、格祺伟等事例中,中共新任领导层完全有理由得出网络舆论受操控、不能完全代表整体民意的判断。而求是杂志更在当时刊发“石平”署名文章,定义“网络乱象更大的责任应由网站特别是主要门户网站承担”,给新浪搜狐们设计了另一条发展方向:“依托高质量的实用信息服务来增加流量应该大有用武之地,淘宝网等电子商务网站的巨大成功也提供了范例。我们希望商业网站走好,但要走正路。网络的媒体价值、舆论功能,更多还要靠专门的新闻网站。”

    就这样,只用了一年时间,习近平就已彻底改造了中国舆论的发展轨迹。如果说秋天之前,他的形象还有些模糊,那么,在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落幕之后,这位2012年年底接过最高权杖的“红二代”,已经展现了复杂而清晰的全方位领袖形象。就在2013年最后一天到来前夜,他代替总理李克强亲自出任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再加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以及并无悬念的国安会最高领导头衔,五大权力集于一身,实现了毛泽东时代以来最大程度的个人集权。

    所以,不论褒义贬义,人们现在都承认,他已经化身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结合体——“毛泽东的风格,邓小平的路线”。用萧功秦的话来说,就是新权威主义2.0版,用吴稼祥的期待来说,就是“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和如来智慧”。通过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手法,他试图在中国日益分化的利益群体间建立公约数。瞻仰毛泽东纪念堂,可以视作在安抚左派,废除劳教、开放“单独二胎”等,则可以视作是在回应右派呼声,但与此同时,他也强力打压极左极右,不允许那些尖厉的声音破坏“中国梦”。

    他愿意展现自己的平民姿态,从上任之初的轻车简从开始,就言传身教朴素作风,年末“吃包子”是最好的证明;他强力反贪、整顿吏治,纪检查处官员力度远超外界此前预测,那只传闻已久的“大老虎”俨然已是瓮中之鳖;他在对外关系上不再一味韬光养晦,仅凭钓鱼岛巡航和东海防空识别区这两项,就已经让人刮目相看,年末“封杀”安倍晋三更是底气十足;他承诺市场化经济改革取向,尤其是三中全会《决定》出台后,赢尽掌声,仿佛一夜之间就“重回蜜月”……至于因为控制意识形态而得罪自由派知识分子、被诟病为“政左经右”、“举国皆重庆”,乃至“通往极权”、“民粹主义”,在前面这些功绩前,就多少有些“曲高和寡”。

    总之,他既不是江泽民也不是胡锦涛。作为后邓小平时代第一个相对独立的中共最高领袖,他凭借从红色家庭里继承而来的道统,用一种毫不掩饰锋芒与自信心的方式,完全改造了过去20年间的总书记形象,调控着13亿人的喜怒哀乐。

    这种举重若轻的自信,淋漓尽致地体现在2013年另一件全民围观的新闻事件中,即针对薄熙来案的济南审判。以达到全世界最高水准的微博直播方式公开庭审实录,任由这位曾经的最高权力竞争敌手展现令反对者都不得不叹服的辩论口才和反应能力,那几天中国媒体躬逢其盛,在“最高导演”的允许下,共同见证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观。

    也正如这场世纪审判所呈现的,尽管因为遭受管制重创而步入下行线,但新浪微博依然保有中国舆论议程设置主导权。大V隐退之后的人气空缺,恰好给了政务账号趁虚而入的机会,而@人民日报、@新华视点、@央视新闻这三大“国家队”媒体法人微博已有合计3000万关注者。

带着镣铐跳舞

    只不过,在意识形态管理收紧的背景下,2013年的这个@人民日报也已经有了些改变,一年前开办之初时的“公知”式言论大幅减少。其中一个注脚出现在8月5日,央视特约评论员杨禹得以在身为人民日报子报的环球时报上发表《媒体官微应守住品质格调》,指责“有的传统主流媒体官博……忘记了本媒体的基本属性,把自己整成潜伏在执政党里的‘反对派’”——从种种迹象来看,这就是在不点名地批评@人民日报。

    而杨禹本人,也定格了央视的标签式形象。作为中国吸金能力最强的媒体,央视暂时还没有广告收入方面的苦恼,这家兼具中共喉舌和广告霸主身份的电视台,碰到的麻烦是来自民间几乎不由分说的“有罪推定”。“3.15”晚会上曝光苹果公司售后问题,不仅被讥为“广告敲诈”,更是淹没在了对“八点二十分发”的耻笑声中,年终之时,对星巴克咖啡在中国市场卖高价、对知名房地产企业欠交巨额土地增值税的批评,又招致“缺乏财务基本常识”的教训,特别是后者,引发任志强在微博上火力全开。

    相较而言,京华时报虽然也因为与农夫山泉之间长达大半年的口水战而被批评为缺乏专业水准,但当后者借新快报事件余威宣布起诉索赔时,至少没有太多同行在幸灾乐祸。

    《面对面》节目制片人王青雷的离职自白,更在年末时分给央视的厌弃者送去最好论据。这位白岩松的同事愤怒于“我们凭什么越俎代庖替代法律去判断谁是大V谁是大谣”,痛心于“见证了这个国家媒体从令人尊重到遭人唾弃的十年”,叹息于央视不能像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那样“用事实的报道和评论守卫新闻的底线”:“真正的溃败原因不是无法对抗新媒体的冲击,而是无法在艰难的舆论环境中,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勇气,用真实的声音赢得公众的尊敬和信任……当上层建筑显示变革魄力的时候,你又落后于你所忠实的体制,成为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这难道不是一个国家媒体最大的悲哀吗?”

    当然,在这个变革时代,痛楚于媒体“带着镣铐跳舞”的内部人,又何只王青雷一个。11月青岛发生中石化管道爆炸事故,当地半岛都市报和青岛早报“掩耳盗铃”、“把丧事当成喜事”的报道模式成为众矢之的,尽管这种淡化本地负面新闻的做法在中国各地都概莫能外,并有大众网总编辑朱德泉出面指责“公知煽动”,但耻辱感还是促使这两家媒体里的记者编辑不惮于在实名认证微博上公开向宣传官员表示抗议。

    要钱没钱,要名没名,要政策没政策……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那句“报纸必死,可万一新闻理想实现了呢”,和大河报记者朱长振在做了十几年调查报道后重操烤羊肉串旧业,听上去比新闻晚报的丧钟还要哀伤。

自救之路

    时不我待,种种压力转化成推动力,萌生危机感的媒体人加快转型步伐。按照连清川在《媒体死亡的真相》中的说法,“不是新媒体杀死了传统媒体,是新媒体出现背后的信息生产逻辑杀死了传统媒体……新闻晚报即将逝世,但是它所开启的时代,让所有怀有新闻理想和乐于拥抱新闻理想的人,倍感幸运。它不过是在提醒我们,是到了该重新认识新闻、重新组织新闻和重新革命新闻的时候了。”

    以个体或同人运营为特色的自媒体,依靠从供职机构中汲取的养份与资源,在2013年野蛮生长。尤其是微信公众账号,凭借着粘性、私密以及相对宽松的审查机制,成为最重要的新兴载体,涌现出从“深夜谈吃”到“爱范儿”,再到“华尔街见闻”、“槽边往事”、“滤镜菲林”、“智谷趋势”、“阿尔法工场”、“识局智库”等或生活时尚、或科技财经、或时政评论的大批内容细分代表。同样是从央视离职的罗振宇,则将“罗辑思维”视频脱口秀运作得风生水起,以两轮收获近千万元会员费的惊人数字以及“人格化”的传播理念,激励着心潮澎湃的效仿者。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技术进步,在2013年继续深入颠覆传媒业,重塑信息流与传播流。因为每个人或者机构都可以很轻易地获得媒体属性,专业媒体的中介作用越来越容易被绕过,传统的生产方式已与时代脱节。或者说,中国的媒体机构甚至还应该感谢新闻管制,如果没有这条“护城河”,它们的命运势必更加凋零。所以,不愿自我悲情的媒体投资者亦以整体机构形式向新战场进发,言必称互联网思维,即便暂时看不到可靠的盈利模式,但总要先跑马圈地。微博微信和客户端早已成为各类媒体的标准配备,新闻众筹模式试水,创业家、钛媒体、虎嗅方兴未艾,壹读、博客天下、周末画报、外滩画报的新媒体融合实验均初获成效,21世纪经济报道和都市快报还设立了内部孵化机制,鼓励那些不肯安分守己的内部员工单飞创业,中国经营报年末宣布将内部组织架构改为互联网公司项目团队式。此外,由媒体人转行创立的本来生活网启发了电商领域的灵感,社区化成为一些在本地仍具品牌优势的都市报转型方向。

    未雨绸缪的门户也在积极顺应移动互联网趋势。新浪腾讯各自改版,网易和搜狐视移动客户端为下一个高地,展开激烈缠斗,前者创立的真话频道广受好评,后者以分成模式招募自媒体作者进驻。连搜索巨头百度也在年终加入混战。

    那么,这些努力真的能够实现救赎吗?

    2013的流年不利已经给出了答案:错失了本来可以积攒更多的“黄金年代”后,中国媒体人必须做好由奢入俭的准备,无论钱包、声誉,还是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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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日寻找避免冲突的途径

傅高义

2014.01.05

    近日,中日关系专家,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科学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在日本《日本时报(Japan Times)》撰文,认为中日矛盾因历史遗留问题困扰着中日两国,目前,中日关系已降至冰点,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有必要改善双边关系,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文章编译如下:

    中国和日本是否可以找到避免冲突的途径,是否可以消弭相互间的敌意,并让这种敌意不再世代的延续下去;当中国和日本同时作为世界强国的时候,他们能够在未来和平地共存吗?

    当前中日关系的紧绷,是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所致。中日相互间对抗的怒气,都源于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日本率先开启现代化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一直因为中国在那时被日本这样一个岛国赶超而感蒙羞,同时,对于日本的侵华战争有着深深的芥蒂。

    日本在表达对发动战争忏悔的同时,一方面也在加强对本国历史自豪感的塑造。中国领导人担心军国主义在日本死灰复燃,而对于日本来说,日本领导人需要面对中国国内广泛而强烈的反日情绪,还有一个在军事规模、经济规模上都大过日本的崛起中国。同时,钓鱼岛问题阻碍着当前中日关系的发展,突发事故乃至冲突发生的风险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旦发生,中日两国的和解很可能再延迟至少十年,甚至更长,这不利于中国,不利于日本,同样,也无益于整个世界的发展。

    对于钓鱼岛这块贫瘠的小岛,双方争夺的原因在于,附近的海洋资源较为丰富。中日两国的海产供销世界,渔民们疲于扩大捕鱼范围,两国间渔业同行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同时,掌握钓鱼岛有利于北京更好的控制台湾,同时也可作为通向太平洋的跳板。

    上述这些缘由,却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中日双方会将历史的记忆,通通倾注在他们对于钓鱼岛问题的响应上。

    有90%左右的中日民众对于对方有负面情绪,在中国,二战题材的电影被频繁呈现在电视和网络上,这些作品旨在描述日军残酷的侵略行径,表达着对侵华日军的仇恨,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军方的将领公开表示对钓鱼岛争端的信心,认为中国会在这场争端中取胜。而在日本,影视文化中并没有渲染对中国的敌意,但在新闻中却频繁播放中国船只和飞机出现在钓鱼岛(尖阁列岛)附近的画面,还有中国民众攻击旅居中国的日本人,打砸日本车和商店,这些都让日本观众产生了惧怕和敌意。日本军方人士没有公开表示他们对中国的优势,但在私下的谈论里,他们也会表现出信心,认为美国会站到他们这一边。

    中国领导人是真正担忧军国主义在日本重燃。美国人在二战期间和日本也是交战国,但我们对日本最切身的了解,则是来源于战后同日本民间的交流,我最早是1958年至1960年在日本居住,之后每一年都去,我和我的美国同事们,目睹了日本如何在战后摒弃了军国主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邓小平的治理下,中日关系开始步入良性发展。邓小平1978年访问日本,他在访日期间曾这样说道:“在2500年的中日关系史中,只有50年是战争敌对的关系,”他希望恢复良性的中日邦交。在日本访问期间,邓小平分别同日皇(裕仁)、福田赳夫还有日本商界领袖见面,会谈的效果都很好。据后来的报道,会谈中,裕仁就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错误进行了道歉,并希望这样的事在今后不要发生。

    当时,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的演讲,获得在场人士经久不息的掌声,此外,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位乘坐日本新干线列车的中国领导人,在邓小平结束访问以后,日本商界开始协助中国建造包括电子、钢铁,汽车以及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工厂。

    为了强化那次出访的成果,巩固双边关系,邓小平允许将更多的日本小说、电影和电视节目引入中国,同时,中日青年间的友好交流也是从那时起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展起来。

    邓小平的努力在中日两国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提供给中国比其他亚洲国家更多的经济援助,协助中国开展现代化进程。那时,大规模的日本游客赴中国旅行,相当数量的民间社团结成姊妹合作关系,很多日本团体在访问过程中就二战时期犯下的错误向中国民众致歉。然而,日本政府却没有客观详细地向国民介绍侵略的历史,对此中国国内存在广泛的批评声音,而且这种批评不仅是出现在中国,西方亦然。

    很多中国民众担心,如果日本年轻一代没有充分了解那段历史,那他们有可能会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尤其是当很多日本年轻人到中国旅游时,接待他们的中国家庭常常感到惊讶——这些年轻人竟然对自己国家过去侵略邻国的历史不了解,大家不禁会问道:这是为什么?难道日本的教科书不教授这些内容;日本的博物馆为什么不介绍有关战争的恐怖记忆,甚至,当有些日本人在参观本国博物馆时还会以战争为荣。无论是中国,亚洲还是西方的民众,都不解为什么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坦承自己的错误,以史为鉴。

    而日本人却对几件事情非常知晓,例如二战结束后,蒋介石政权签署了中国不需要向日本要求战争赔款的协议,同时,很多日本民众都知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对于中国的经济援助远超过其他的亚洲国家,并认为这是他们表达悔过的方式,他们同样认为,在过去的交流中,很多日本政客和民众都以不同的方式向中国和亚洲人民表达歉意,但大多数中国民众却对此不甚了解。

    很多日本年轻人会不解,那些他们还没出生时候就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要他们来进行道歉,然而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民众,都认为几个固定的政客出面是完全不足够的。

    如果日本政府希望向其他国家表达善意,就需要拿出更有具诚意的态度,向世界表达对战争的反思,并且这种表态不应该终止。

    诚然,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想以本国民族的历史为荣,中国领导人在对19世纪末国家孱弱作出反思的同时,也欣慰于近几十年来国家经济的腾飞,富民安康;而日本领导人,在对二战历史感到羞愧的时候,同样也自豪于日本战后的和平发展,包括在过去的几十年,日本的军费支出维持在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以下,日本放弃发展核武器,长期保持较小规模的自卫力量。

    正因为目前的中日关系降至冰点,所以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有必要来提升中日双边的关系。习近平已经执政一年,并将会在未来的八年多内领导中国,而日本方面,安倍晋三是近年来唯一一位确保在第二年留任的首相,并很可能坐稳未来三年。两位领导人都具备从困难起步,采取艰难步骤的国内民意基础来改善双边关系。

    作为一名研究中日关系有大半个世纪,同时在两国都拥有很多好友的学者,我深切希望中日双方能够和平地发展下去,如果双方领导人都有这样一致的目标,希望以下建议能提供给他们作为参考:

    日方需要避免做出中方认为是挑衅的行为,包括最高领导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同时,重申自己对上世纪造成战争悲剧的歉意,忏悔。另一方面,我建议中方不应向中日两国都宣示主权的区域施压,同时避免国内再次出现反日游行。

    对于钓鱼岛争端,中日双方的代表应该寻求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能够让双方走下对抗的台阶,并确认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该问题。

    双方应该指派政府高级官员成立小组,这些官员代表各自国家的政府,针对特定议题进行常态性接触,展开广泛的讨论,借此增强多边的理解与合作。日本的代表需要来自主流政党,这样交流不会因频繁地执政党轮替而中断。

    未来几年,建议日本领导人准备一项内容充足的声明,强调日本在战后对世界和平所作出的贡献,内容可涵盖他们放弃核军事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联合国以及国际机构发展的协助;维持军费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以及拒绝向他国出售军事武器用于战争用途等。

    另外,准备出同样篇幅的声明,总结日本自民治维新以来日本在亚洲扮演的角色,包括对二战侵略历史的客观描述,对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对于明治时期以来的日本历史,要有全方位的覆盖;为必修课准备指导教材,让日本学生对于亚洲国家的批评,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以及战后对其他亚洲国家做出的贡献,有全面的认识。

    中国方面,建议在电视、电影、书籍等传播途径中,减少激发民众对日产生敌意的部份;而日本在战后致力于和平发展的过程,以及1978年以后对中国改革开放所提供的帮助,也应该向中国民众做更广泛的传播。中国的政策应该回到邓小平的时代,引入更多的日本文学、电影、电视以及更多的文化产品到中国。

    最后,中日民间交流的规模需要大幅度扩大。

 

如何消弭日中国民间的认知偏见

东京大学法学系教授 高原明生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1月07日

在2013年的日中关系中可以看到:在前一年9月所发生的激烈冲突影响仍然存在。虽然在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的交流正在逐步恢复,但是政治交流仍然处于停滞状态。日中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互不信任也未能消解。11月下旬,中国设定了防空识别区;而12月下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

从2013年夏到秋,才渐渐开始缓和的两国关系因此再次转向紧张。面向2014年时,两国国民彼此对日中关系的诸多问题的常识层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面对这一现实,思考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确认事实以缩小对事实认识的差距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方的认识

在许多中国人看来,2012年野田佳彦内阁政府购买三岛之事,意味着日本要改变尖阁诸岛(中国名:钓鱼岛)的现状。在2012年9月11日 之前,一些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以及政府系智囊的学者等提出过一种看法,认为日本政府购买三岛之事并不一定是对中国的挑衅或挑战,而是为了稳定国内石原慎太郎造成的紧张局面。但此后中国官方媒体随之展开的,是强烈的反日宣传活动。

也许正如FT中文版的读者们所熟知的一样,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说,尖阁诸岛(钓鱼岛)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时窃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归还中国的。中国政府认为,日本占有此岛,乃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而且买岛之事又违反了恢复邦交以及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政府之间关于搁置领土权问题的共识。

而从现实的角度看,中方媒体的连续报道显示:中国认为日本的一系列反应是过激而且带有攻击性的。比如2012年12月,当时中国海监总队派出一小飞机到尖阁诸岛(钓鱼岛)上领空时,日方令自卫队机紧急起飞;同月大选后重新上台的首相安倍在2013年4月及5月演示登上战车和战斗训练机;试图修改宪法、承认集体自卫权……等等。中国媒体对这些事件均做了大量报道。2013年末,日本设立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又制定了新防卫大纲、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以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上述文件批评了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所展示的一些依靠实力去改变现状的尝试。

如是,过去一年间日本的应对和中国媒体的有关报道,使得“日本是中国安全保障方面的巨大威胁”的看法广泛渗透给多数中国人。

日方的认识

反过来,日方对2012年9月以来的局面所持有的认识,则与此完全不同。

据日方理解,尖阁列岛(钓鱼岛)的历史主权并无争议。日方认为,从1895年把尖阁诸岛(钓鱼岛)编入冲绳县以来,一直到1971年12月长达76年,中方从来没有主张过对尖阁诸岛(钓鱼岛)的主权。鉴于近代以前的国境概念与近代以后不同,中国政府对尖阁诸岛(钓鱼岛)的归属也没有多大的关心。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指出,这个问题得到重视是从发现海底石油资源存在的可能性以来开始的。恢复邦交以及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时,日中两国避开具体涉及尖阁诸岛(钓鱼岛)。但是,日方主张:主权归属问题毫无争论余地,日本没有承认领有权问题的存在,也没有同意搁置此问题的事实。

1972年7月10日,田中角荣内阁成立三天后,当时外务省中国课在一篇名为《日中之间的悬案事项》的内部文件中就明确表示,因为尖阁诸岛属于日本领土是没有议论余地的事实,日本跟任何国家的政府也不考虑谈它的领土主权问题。日本政府的这个立场以后一直没有变。而1972年9月周恩来说邦交谈判中不要涉及尖阁诸岛(钓鱼岛),田中说“好”,1978年8月邓小平说可不在会议中谈,福田赳夫首相没有回应。但这些反应并不意味日方承认领有权问题的存在。

尖阁诸岛(钓鱼岛)五岛之中,四岛长期处于私人所有。日方表示,2012年政府购买三岛是为了进行平稳安定地维持与管理。而欲改变现状的是中方。中国1992年制定领海法,近年又根据2006年国家海洋局所制定的东海定期巡视制度派遣监视船,开始行使权力。中方海监的飞机到达该海域的领空,对日本海上保安厅来说是出乎预料,但在日本现行体制下只能靠自卫队机应对。中国媒体渲染的2013年日本防卫费的增加是11年前以来的首次,但这一增加与中国比又是微乎其微的。

除连续派遣海警监视船外、无人机的接近、单方强行设防空识区等行为,与中国在南海所进行的海洋扩张一样,是与现存的国际法秩序不相容的行为。中方一系列用显示实力尝试改变现状的行动,使得“中国是安全保障威胁”的认识也渗透到了许多日本人之间。《人民日报》揭载冲绳归属未定论,也使日方认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是中国。

中日双方的官方信号都存在矛盾

日中相互发出的“矛盾信号(mixed signals)”增强了双方的不信感。从中方角度来看,日本一面倡导改善日中关系,另一面却与近邻国家联合试图包围中国。安倍首相就任后一年以内,访问了所有ASEAN国家,并在东京举办了时隔10年的日本-ASEAN首脑会议。继夏天与菲律宾达成的协议后,日方又在会上与越南商讨向沿岸警备队提供巡视船。还有,安倍首相一方面说随时准备与中方进行首脑会谈,另一方面却参拜靖国神社,事实上关闭了对话窗口。

从日方角度来看,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又存在深刻的龃龉。1月25日,身为政权一员的公明党山口那津男代表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友好的会谈,5天后发生了中国驱逐舰雷达照射事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0月下旬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和睦性的演讲,一个月后中国却设定防空识别区。

关于参拜靖国神社,据安倍首相的谈话,并不是为了崇拜战犯,而是为站在对过去的痛切反省上,在战争牺牲者的灵前发誓永远不战,同时也表示愿与中国和韩国构筑相互尊敬的友好关系。安倍说:“日本决不能再次发动战争。我是在深刻反省过去的基础上这么认为的。面对战争牺牲者们的灵魂,我重新下定决心,发誓坚持永不再战……希望……怀着对中国和韩国的敬意,建立友好关系”。但是这些谈话内容,在中国是无一报道的。

如何消弭国民间的认知偏见?

为什么日中之间出现如此认识上的差异。一是,有关于对方的理解和思考方法的信息不足。比方说,接触中国政府发布和有关报道的多数中国人认为,2012年9月通过日本政府宣布国有化,是为日本初次占有尖阁诸岛(钓鱼岛)建立法律依据。实际上,自1895年以来,政府把尖阁诸岛租借给个人,至1932年卖给了个人。80年后再次买回,这也不意味强化法律实效。相反,有很多的日本人对于这些中国人的这种误解并不知晓。

第二,有关历史的问题,由于感情上的纠葛往往使得相互理解变得难上加难。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参拜供奉战争牺牲者的靖国神社,与对战争的反省、寻求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并不矛盾。靖国神社不是国立设施。尽管有很多人相信,但其实战争责任者的遗体也不埋在里面,在神社里也没有置放他们的牌位。然而,毕竟对多数的中国人来说,靖国神社1978年以来合葬受到极刑的战争责任者,而且在境内还拥有一座不承认日中战争为侵略战争的纪念馆,是侵略战争的象征。

在广泛相互不信任的局面下,关于安全保障问题在认识上的差异,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相互之间在感觉到对方的威胁的情况下,自身的防卫行为被对方看成是攻击行为,容易陷于安全困境,引发扩军。日本到底是否敌视中国,而要拥有攻击能力吗?中国是不是要从近海驱逐美军而确立自己的霸权,为此在海洋扩张,设定防空识别区吗?

为了摆脱这样的疑神疑鬼的状况而避免走上扩军竞赛,确认事实、正确解读对方的意图是不可欠缺的。当然,日中各方如有政治势力对国民故意隐瞒真相,为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利用对对方的负面感情的话,追求事情的真相就更是难上加难。首先,让结有信赖关系的两国学者,剔除政治影响,切忌感情用事,而冷静地进行学术交流是十分重要的。

日本和中国是无法分开的邻居,是世界的第二位和第三位经济大国。两国关系的发展,不但互惠两国国民,对全世界人们的和平与繁荣也极其重要。其实,两国国民现在即使相互抱有感情上的对立,同时又理性的深刻理解日中关系的重要性。两国政治家和有识之士以及企业家们,应当郑重倾听那些呼声,为了子孙万代,努力承担起改善日中关系的义务。那就从探明事实的真相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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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惟侯按:信仰篇牵涉宗教知识,看书、查网、修改十几遍才完成,许多问题还要深化,我的水平也只能到此为止。发出去的文章,泼出去的水,是非、成败只能顺其自然了。需要(上 旅游篇)及照片的网友可用密码ywh1945打开公用邮箱yinweihou1945@163.com查阅,请网友千万不要往我的公用邮箱发邮件,一来我难得打开,不能及时看到,二来我的文件和网友邮件混杂,网友会找不到想看的我的原创作品。谢谢!

神山的召唤(下)

信仰篇

殷惟侯

    信仰是支配人的言行的观念,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精神支柱,包括宗教信仰和科学信仰两大类,宗教信仰是固定不变的,科学信仰是不断发展、完善的。金钱、权力、迷信、感官刺激也会支配人的言行,但那不是精神支柱,是人的贪欲、愚昧和精神空虚的反映。人应该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如浮萍、如虫豸,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也干得出,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与喜乐。

    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信仰什么呢?“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在中国,这的确是最有吸引力的。随着文革的失败、苏联的解体、邓小平时代风气的败坏、物欲的横流,“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的确衰落了。信仰的真空给宗教甚至邪教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周围许多人,包括当初很“革命”的,都皈依天主、佛陀了。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信仰的是真理,是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科学的真理。真理是能够被实践证实的,证实是相对的,绝对真理存在于相对真理无限发展的长河之中。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形态,它没有终点,它不是完全真理,而是真理的一个方面。我的信念对吗?

    共产党毛主席教导我:物质决定精神,实践出真知,世间一切事物在矛盾运动中发展,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客观的、历史的、全面的、发展的、辩证的看问题,不断的总结经验、修正错误才是接近真理的唯一途径。我喜欢写东西,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帮助思考,写的过程是不断自我批判、自我完善的过程,久而久之成了习惯,使我面对人类大变局,能够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共产党、毛主席教导我: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是幸福的源泉,劳动最伟大。我真正过好了劳动关,真正和劳动人民打成了一片,在劳动中,我体会到:劳动、奉献才是幸福的永恒的源泉。

     共产党、毛主席教导我: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有了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听了共产党、毛主席的话,从少年起就做好事、就关心国家大事,我做好事从来不留名,也从心里不要人家报答,因为我做好事时内心充满了喜乐。

    共产党、毛主席还教导我: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几十年的实践确实使我体会到: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我奋斗了几十年,失败多于成功,没有升官、发财,没有成名、成家,但是我无怨无悔,从来没有想过要什么精神寄托。

    这次来神山和喇嘛、居士、信众交流,使我切身体会到佛教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刻,宏大。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通过顿悟,获得了大智慧,明白了宇宙终结的真理,立下普度一切众生的宏愿,讲了49年的法,其中包括各个不同的层次,真正达到大圆满的法,明白的弟子不多,因为佛理不是用语言可以阐明的,要靠修炼、靠积累功德去悟。佛陀达到终结真理不是靠实践,不是靠眼、耳、鼻、舌、身得到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实践出真知”只是凡人的办法,它的局限性源于感性认识的片面和错误,片面和错误是几千年来人类争论不休的根源。靠实践,人类永远只能认识表面的、肤浅的、相对的真理,这种相对真理只是真理微不足道的一缕,越是明白的多越是面对更浩瀚的黑暗和迷惘。而佛跳出了人类的误区,从终结真理出发解释了宇宙从无始到无终的一切。一个故事生动描述了科学的局限:一位科学家在努力攀登科学高峰,一步一个脚印,从无数前人的肩膀上爬上去了,他终于到了人类科技的顶峰,俯视后面,群山都在脚下,他累了,坐下歇歇,一抬头,发现佛陀正在遥远的更高的山上向他招手……。

    佛告诉众生:万物皆由因缘和合所生,肉体只是灵魂的一个临时的载体,一切众生都在三界六道中轮回,人间虽然没有地狱、饿鬼、旁生、阿修罗之苦,但仍充满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取蕴之苦,前世的因会结下今世的果,今世的业会得到来世的报。要消灾避祸,福泽绵延;要脱离轮回,往生西天极乐世界;要获得大智慧,成为掌握绝对真理,有无上法力的佛去普度众生,只有皈依三宝(佛、法、僧),奉行戒律,去除分别念,挣脱一切俗务、俗理的羁绊,一心从善,广积功德,静心入定,毕生修炼,苦研佛法,生起出离心、菩提心、无二慧才能实现。佛还告诫众生:虽然众生皆有佛性,最终都能成佛。但有幸成为人,是绝好的机会,只有人能通过闻、思、修达到圆满。如果贪恋人生的福报(贪),计较人生的不幸和困苦(嗔),拒绝彻悟(痴)就白活了一生,轮回一次不悟,两次不悟,再再不悟难保不堕入阿鼻地狱。

     由于不可知世界的无限,和对可知世界的决定性作用,(具体分析请看附件1【八万言书】之13【运用唯物辩证法给唯心论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任何人心中都会有一些不解之谜;由于每一个人从小就接触过、参与过:敬香、礼拜、扫墓、烧纸、唱诗、斋戒等等和灵魂多少有关的活动;听过、读过神话故事、圣经故事、鬼怪故事、八仙过海、西游记……;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一些匪夷所思的巧合,使人不能不想到神灵、因果、命运……;由于佛理虽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于是,大多数没有皈依的人,在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宗教的潜意识,至少也持“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态度。在一定的条件下,皈依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这里关键在于是否相信灵魂不灭,是否真有鬼神。一个青岛来的30多岁居士参加讨论,他问我:你信不信有鬼?我不信,而且多数人都不信,这才有“活见鬼”这个词。他说:如果你有耐心,我可以在3天内把鬼证明给你看。他最早研究的是易经,后来研究基督教,又研究外星人,最后,看了佛经,才明白,佛教才是圆满的终结的真理。他证明鬼是靠易经推算,可惜他第二天就随德州来的信众,下山了,下山对单个信徒是困难的,包车太贵。我有一个同学,写了一本“易眼看世界”,认为:鬼,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团。一颗千年古树被砍,砍树的人会不安,纠结,甚至生病,就是因为古树历经沧桑,已成为四周环境的支柱,有了一个信息场或叫灵性,你一个活了几十岁的人,你知道什么?你砍了我,我这个信息团就会缠着你。我说:如果砍树的是一个知道环保或信鬼神的人,他可能不安、纠结。但如果是一个没文化,只知干活、挣钱、吃饭的苦力,他不会不安,难道信息团就不缠着他?

    许多皈依的人,一开始也不信,当他们因病痛、失意、失败等等感到苦恼时,遇到了佛,听从了佛,虔诚地念佛,结果病好了,事业出现了转机,心情也豁然开朗了,他们就信了,皈依了。皈依是一个重大的界限,皈依后到处都是神迹,到处都是因果报应的证据,回想从前真是白活,于是刻苦攻读佛经,除了睡觉,吃饭,劳动,就是读经、念佛、帮助他人。一切尘世的美好事物都勾不起他们的兴趣,美味佳肴、性爱财富、旅游胜景、灿烂艺术、社会荣誉、事业成就、科学发现、情节扑朔迷离引人入胜的故事、摆事实讲道理的长篇大论都只会一瞥而过,因为那些都是没有意义的俗事。信众都觉得自己变得高尚了,内心也充满了喜乐,他们可以忍受清苦、不卫生和失去文明世界一切方便,甚至苦行,认为这是消业,是脱离苦海的必要过程。他们助人为乐是发自内心的,因为那是在积累功德。当然也有诚心念佛、皈依后始终没有遇到神迹的,那只能说明他心还不诚或前世业力太深,而不是神不灵。

    雷锋是一个纯粹的人,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内心阳光灿烂,做好事很自然,很快乐。但雷锋是个俗人,他也有凡人的喜怒哀乐,也有分别念,如果他活到今天,如果他不能容忍腐败、变质,他能出来抗争吗?如果他受到打击,冤屈,他还能一如既往的: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像夏天般的火热,对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敌人像寒冬那样严酷无情吗?凡人做好事出于良心,出于同情、体恤、感恩、友谊等等分别念,没有佛教信徒那样的功德动力。佛徒为了积累功德,成就大圆满,做好事,甚至舍己救人,粉身碎骨都在所不惜。革命先烈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是基于翻身求解放,基于中华复兴的伟业,大敌当前,许多时候也是迫不得已。翻身了,掌权了,有几个能像毛泽东那样永远惦记着人民!和佛相比,一切共产主义的高尚品德在持久、广博上都黯然失色。普世价值只讲人一律平等,而且容忍事实上阶级的、种族的、性别的、年龄的、意识形态的、政治体制的不平等。佛说:众生一律平等,皆能成佛;普世价值讲博爱,但不包括其他众生,也不包括和自己政治理念相左的人。佛讲爱一切众生,众生即父母,发大慈悲愿;佛不讲人世的自由,立下戒律,要信众遵循,但佛讲究的是脱离六道轮回的大自由,是根本、彻底的大圆满。

    基督教也讲博爱、讲平等,讲天堂,讲地狱,讲开天辟地,讲末日审判,讲基督为什么降世,为什么受难,人类有什么罪业,怎样摆脱苦难,升上天堂。基督教也有戒律,有摩西十戒,有登山宝训,基督徒互相亲如兄弟,互帮互助,比俗世亲人还要体贴、周全。孔子是救现世的圣人,道家是现世、来世兼修,主张一切顺乎自然,但基督、孔子、道家的理念没有佛陀那么高深、圆满,基督、道家、儒家弟子看上去也没有佛徒那么痴迷。佛教的传播太快了,晋美彭错1980年创办五明佛学院时只有20多个弟子,现在成为世界最大佛学院,师生过万,大多数是汉人,最多时聚众50万以上。洛登堪布1998年主持东祉寺以来,到东部汉人区传教,信众剧增,仅我周围就有十来人皈依,东祉寺正在建设,所需资金几千万,皆来自信众,我们也捐了几百,上师婉言谢绝,我们坚持:是一点微薄心意,实际是不好意思白吃白住,还辛苦上师,喇嘛陪同探讨佛理,陪护转山,念经。

    我曾经想,为什么那些学佛的人那么痴迷,和痴迷法轮功有什么区别?那些神迹和八十年代泛滥的大气功师的表演,和邪教蛊惑有什么两样!我怀疑所谓上师、活佛不过是一群骗子,说你前世是什么,来世会怎样,讲一大堆鬼话,有什么根据?现实世界,佛教有被利益驱动,过度商业化和奢侈豪华的一面,也有一些不法之徒利用佛教骗财、骗色、祸害信众的事,但那只是少数。来到神山,看到那么多信众,许多都是有文化的人,他们不愿浑浑噩噩的度过一生,思考着抽象,艰深的哲学命题,他们那么好骗吗?受骗可能,但皈依后那么卖力的去行骗为了什么呢?那么多寺庙、僧尼、上师、住持、活佛都是骗子?从几个接触多的朋友皈依后的变化来看,“信则灵”是确实的,包括活佛、上师,他们对佛陀深信不疑,久而久之修炼得自己也变成神了,他们的感觉、想象、推理甚至幻觉、梦境都变成了真实的存在,有人问晋美彭错,他的上师琼培嘉措大师圆寂后转世到哪里?晋美彭错毫不犹豫地说:就是现任东祉寺上师洛登活佛。这合乎逻辑,也是晋美彭错真心的判断。

    为了营造宗教氛围,佛教兴建了宏大的寺庙,庙里有释迦牟尼佛、其他众多佛和罗汉的塑像,门口还有四大金刚,四大摩崖石窟更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的教堂也一样是宏伟的艺术宝库,把圣经的故事形象地展示在世人的面前,是信众获得宗教感悟的圣地。没有寺庙、没有教堂就没有宗教。因为宗教需要一个人人可以感觉到的真实的存在,来巩固信众的信念,只靠圣经、佛经信众容易散去。

    宗教劝人积德行善,做好事,无疑对社会稳定,对公共事业是有利的,信教的人不孤独,有精神支柱,内心充满了喜乐,和没有信仰的芸芸众生比,他们是幸福的。一个社会不能只靠法制,靠权力干预来维持秩序;教育的功能也不是无限的,从孔夫子起中国就重视教育,两千多年的教化还不是照样出了那么多刁民、暴民、罪犯、汉奸、贪官污吏、乱臣贼子和昏君。有宗教从人的内心信仰出发来规范人的思想、行为,没有什么不好。

    但宗教不能干预政治,否则就会祸国殃民。感谢江泽民取缔了法轮功,如果不取缔,一个介入俗务,干预政治的邪教很容易迅速膨胀。如果法轮功有了上亿的信徒,并且和国外敌对势力勾结起来,这个世界会被他们搅得乌七八糟,连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都没有了生存的余地。

    中国所有被人顶礼膜拜的神灵,在世时都有缺点、过失和阴暗面。文圣孔子有受困蔡地的尴尬,有挟私报复的履历,有子见南子的艳遇,活着时也几乎一事无成;武圣关羽更是刚愎自用、目光短浅,最终使蜀国的基业毁灭。但历史只认伟人成功的一面。太平天国被灭后,书上写的都是“长毛祸害”的惨烈和诸王的丑事,孙中山却继承洪杨伟业,肯定太平天国,举起了“驱逐鞑虏,振兴中华”的旗帜,闹起了民主革命。我敢断言:将来的神州大地上,一定会从民间诞生一个法力无边,有求必应,受到千百万人顶礼膜拜的真神——毛泽东。

     佛陀是伟大的,信佛的人是快乐的,佛陀的伟大在于他不承认上帝或其他神造物,而是发现了本来就存在的规律,发现了终结真理,指出:众生皆有佛性,他是第一个把佛教的真理告诉娑婆世界的佛,并且发宏愿要普度众生,众生只要按照他指明的办法去做,就都可以解脱,修成正果。这样,信众面前不是只有服从,只有求上帝才能上天堂,而是要自己努力、积累功德,这是一个能产生强大内在动力的信仰。

    那你为什么不皈依?

    我为什么要皈依?这里,就是一个信字。人死如灯灭,什么灵魂,什么鬼怪,什么神迹,什么六道轮回,如果有人能当面证明给我看,哪怕只有一次,我就立马皈依。不是什么在家修行,不是什么求福祉、避祸患、得健康长寿,不是什么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而是彻底断绝俗世纠缠,出家修行。我的目标只能是获得佛陀那样的大智慧,掌握终结的绝对真理,好回过来普度众生。上师对我的宏愿,用两只手竖起大拇指,相叠,连说了三个,好!好!好!

    私下,我问皈依的朋友:如果你死时,真的如灯灭,什么也没有了,你这一生修炼,岂不是白活了。我的朋友说:怎么白活?正像您前所说,这一生是快乐的、充实的,而且是高尚的、积极地!问题反过来又会怎样?如果您死时,发现真的有来世,佛说的一切是正确的,又会有什么损失?我说:如果没有来世,修行就没有意义,如果只为自我安慰,何必一定学佛。学雷锋也可以快乐的、充实的,高尚的、积极地活着,而且是为现实的利益,为人民服务,为中华复兴尽力。如果真有来世,我这一生问心无愧,应有好报,我担心什么?

    我已经69岁,还有许多事要做,我不能冒险把不多的余生用来修炼不存在的来世,当然在信众看来,我这是执着于分别念,是没有缘分,是前世的业力太强。2008年7月,为了劝朋友不要痴迷佛教,我写了一篇【佛教科学论评注】(见附件2),神山归来,重读此文,没有一个字需要删改。

    同样一件事,在我看来是完全正常,可以用科学规律来解释的,在信众眼里就是佛祖保佑或前世造业。这次上山,出乎预料的顺利,我觉得运气不错,朋友认为是我心诚,是念四皈依,是上师保佑。我费心写的文章,朋友看了四分之一就不看了,在他看来这洋洋万言无非是分别念,是俗理。在我看来佛经几万卷只缺一个证明,我写的影响不了信众,要我皈依也首先要信。

    喇嘛对我说:你要是皈依,认真修炼,可以再活70多年。我说:那我140岁,打破吉尼斯纪录了,在尘世活再久,也是一霎那,有多大意义呢?喇嘛又说:早皈依和晚皈依结果是不同的。我说:不是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不是讲“临终时,只要潜心念佛,也能解脱”吗?

    我问喇嘛:你出家了,你周围的人是什么感受?你只顾自己圆满,难道不体恤亲友?喇嘛说:一人出家、五代受福,六道轮回、无始无终,一切众生都可能曾经是我的父母、亲友,我出家能护佑所有亲友啊!

     凭我对佛教的了解,弘扬佛教需要从迷信开始,像我这样拿科学研究那一套来学佛,一辈子也没法皈依。我对周围缺少信仰,为一些俗事烦恼,甚至轻生的人,常常真心劝他们信佛。他们像我一样质疑,我说先不要论理,你那些理离开佛的智慧太远,先要迷信,盲目的信。借用林彪的一句话: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信了后就皈依,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会有众神(教友)呵护,真的会摆脱烦恼,然后就是真信。问我:那你为什么不先迷信。我说:我没有你那么多烦恼呀!我不需要解脱,我即使皈依也不是为了自己,我为了普度众生所以要先弄明白“是真的吗”,否则,我会误人子弟,于心不安的。

    在和喇嘛讨论时,常常互相有鸡对鸭讲的感觉,喇嘛们可能认为白费心思了,其实他们的每一句话我都听进去了,我努力去理解他们,也许我真的缺乏慧根,是个执着于现世的,可怜的无暇之身,我确实有一些大问题,希望信众能够解答:

    释迦牟尼诞生于2500年前,佛理应该无始就存在,释迦牟尼顿悟后产生了佛教,顿悟前没有人知道因果轮回、极乐世界这一套。没有佛教的极乐世界是个什么状态呢?有人先于释迦牟尼成佛吗?人是由古猿进化来的,地球上没有人时,有六道轮回吗?有地狱吗?地球上无生命时呢?大爆炸时呢?

    佛法传承时不可能超越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嫡传弟子悟性最高的也只能无限接近绝对真理,因此,传承2500年,佛法的流失、变质是不可避免的。佛教派系林立,互相争论不休,虽说各派宗旨归一,毕竟路线不同,因此,哪个是真传?遇不到真传如何成佛?

    佛说:众生皆可成佛,发宏愿要普度众生,佛书上又说:六道中只有人可能有暇,成为能专心修炼的有暇人身太难得,能抓住机会皈依,修成正果的更是万千分之一。这个悖论何解?

    佛教产生于印度(尼泊尔那时是古印度的一部分),可是后来佛教在印度衰落了,掌握绝对真理有无上法力的佛陀,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佛教传到中土得到发扬光大,那是中土信众的功劳,后来中国有几次灭佛运动,文革也算一次,灭佛时,佛陀哪里去了?

    我在【佛教科学论评注】中说过:“毛泽东时代封建迷信、邪教、伪科学无容身之地,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后,从特异功能轰动、风行开始,封建迷信、法轮功、香功、高级生命、外星人、测字算命、各种稀奇古怪的伪科学、废除中医、地震不可预报、科学终结等等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证明:市场经济是骗术的领地,否则毛泽东就是唯一能震慑邪灵的真神。”毛泽东不是神,但是,在敌对势力肆无忌惮的妖魔化毛泽东的结果,老百姓真的会将毛泽东看作神了。佛教怎样认识毛泽东?

    佛教传到中东,遇到犹太人,他们有旧约圣经,两相交手,中东出现了基督耶稣,基督教在批判佛教的过程中完善了新约,成为今天发达国家的主要宗教。佛教传到中国遇到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教,中土的这两家都是功德圆满,影响深厚的信仰,互相交手的结果,谁也否定不了谁,聪明的宋儒把儒释道三家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相处。中东阿拉伯世界后来出现了一个伟人默罕默德,他作为最后的先知在批判佛教、基督教的基础上改造当地的多神教,创立了信奉唯一真主安拉的伊斯兰教,靠武力统一了阿拉伯半岛,还冲垮了印度的佛教。世界宗教的形成和演化如何证明佛教是唯一正确的绝对真理?

    进化论是达尔文创立的,是可以证实的科学结论,进化论加上现代古生物学、医学、生命科学、克隆技术和佛学是不相容的。索达吉堪布批判进化论,这是用佛理妄议科学。佛学怎样用令人信服的分析来对待科学的成就?

    宗教信仰的力量是如此的伟大,中国作为一个宗教多元化的世俗国家,能保持世俗的统治地位到底吗?如果大多数人都信仰佛教,难免有许多人为逃避劳作而出家,一旦几千万人出家为僧尼,中国的资源就会大量消耗在佛事上,生产力和科学发展能力就会削弱,佛教有没有办法避免这样的消极影响。

    佛陀宣讲佛学,至今2500多年,普渡了多少众生?为什么今天人类增长到70亿,罪业非但没有消减,反而世风日下,过度竞争,颠覆、反颠覆,发明了各种匪夷所思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究怎样能更有效地消灭敌人,还出现了搞恐怖袭击的宗教极端分子,人类如果不能控制竞争,不能和环境一起和谐相处,人类可能自我毁灭。人类毁灭了佛教怎么办?

    作为一个被侵略、被压迫、被掠夺了百余年,奄奄一息、一穷二白的旧中国,需要的是站起来,是复兴,使中国人能有尊严地、幸福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佛教能做什么?工业化?信息化?实现中国梦?抵御外敌的颠覆活动?如果世间的实际问题要靠科学,靠创造性的劳动来解决,佛教应该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才算真正的大慈悲?

    天葬太恐怖、太残忍,藏传佛教把天葬作为升天捷径,认为是福报,看天葬有利于生成出离心。但对于凡人,天葬和邪教难以区分,一旦刺激起兽性,祸害不浅。佛教如何避免天葬的负面影响?

    佛教禁杀生,主张吃素。进化的事实是,先有食草动物,后有食肉动物。杂食是猴子变成人的必要条件,如果人类都吃素,畜牧业、养殖业、捕捞业怎么办?只靠植物蛋白,70亿,甚至100亿人能健康地生存吗?除四害讲卫生是毛泽东号召的,那是为了造福黎民百姓,毛泽东是否应该为杀生而堕地狱?不要随便杀生是对的,一个虔诚放生的人,不会做坏事,要使人性彻底大慈大悲,需要从尊重一切生命开始。但是一个蚊子要叮你,你怎么办?疾病、瘟疫是细菌、病毒引起的,要不要防治?庄稼遇到病虫害又该怎样?放生,买来的螺蛳、乌龟、鱼可能得救,买就是需求,就是鼓励捕捞,这个动机和效果的矛盾怎么解决呢?

    上师没有分别念,因此可以吃肉,上师吃过的肉,喇嘛也可以吃,那么其他戒律是否也可以破呢?上师没有分别念也可以嫖吗?上师睡过的女人,喇嘛也可以睡吗?那些恶僧不就是打着这样的幌子作恶害人的吗?

    达赖喇嘛是观音转世的活佛,出走后变成政治和尚,搞西藏独立,还配合西方颠覆祖国,声称:死后接班人要民选,从根本上颠覆了转世说,他还鼓励自焚,完全不合人道。达赖死后在下一世达赖的产生上,达赖集团肯定会作怪。藏僧如何面对达赖?
……。

    我写这些影响不了信众,我也不愿妨碍佛陀普度众生,那我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我写作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理清思路,做一个明白人,人活在世上,除了生存,首要的追求就是明理,追求真理应该不是无聊的事。同时是为了分享藏区旅游的快乐,如果有朋友看了我的文章,能够获得一些启发,我也算做了好事,也算是以我的方式积了德。你说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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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之所以能得天下,首先不是靠纪律、靠民主集中制,不是靠土地革命、靠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也不是靠斗争策略高明和统一战线;共产党得天下,首先靠的是唯物主义的信仰: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完全自由的,最公平、最合理、最美满、最幸福的共产主义而奋斗!没有这个信仰,其他一切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民主革命时期,虽然推翻三座大山只是共产党的最低纲领,这个信仰的感召力也是宗教无法比拟的,因为奋斗得到的是切切实实的利益,而宗教却无法证实。解放后,由于共产党的廉洁高效,由于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的号召力、凝聚力、战斗力仍然居于支配地位。可惜,由于权力的腐蚀和毛泽东反腐蚀的失误,文革后,特别是邓小平时代,共产党唯物主义的信仰在腐败和不公面前崩溃了。一个没有信仰支撑的党靠什么长期执政?!因此,重塑科学的信仰应该是共产党最重大的历史任务。

    那么有没有可能重塑共产党科学的信仰呢?这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如果没有实际意义,再完美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成为不可动摇的信仰。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尖锐矛盾,资源的耗竭、环境的破坏威胁人类的生存。人类的竞争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加速人类自我毁灭的进程。人类要长期可持续发展,一要控制消耗,二要控制竞争。只有建立一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和谐社会,人类才能避免自我毁灭。这是形势逼迫的实际。

    追求幸福和快乐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动力,即使低级趣味也是如此。从人的需求来讲,一个人的需求受生理和心理的限制。古话说:广厦千间,夜眠七尺;酒池肉林,日食三升。个人的消费到一定程度后,物质上的享乐和心理的快乐,和幸福是不成正比的,因为人是社会的人,没有劳动、奉献的幸福感,没有事业的追求和创造、发明的愿望,没有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和成功的快乐,没有友谊、尊重、感恩之心和爱,就没有真正精彩的人生。奢侈、浪费、炫耀、攀比、妒忌、怨恨、追名、逐利等等都是无聊的低级趣味。人类需要科学知识,需要破除迷信,人类更需要道德升华,使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才能真正得到幸福和快乐。这是人类行为的实际。

    那些为了中华复兴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的先烈,那些在平凡的岗位上无怨无悔、默默奉献的劳动者,那些在国防科研领域为国家的安全和强盛作出了巨大贡献却享受不到应有待遇的科学家、工程师,那些最美的村官、乡村教师、边防军警、潜艇战士、建筑和环卫工人……,那些为捍卫真理辛勤笔耕、没有丝毫报酬却仍然乐此不疲的爱国者……他们是有信仰的,为了中华复兴,为了人类进步和幸福,尽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份力是人生的价值所在,是幸福和快乐的源泉。这是真实存在的实际。

    共产党必须惩腐败、限特权,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重塑科学信仰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共产党就失去了先进性,就失去了说服力、凝聚力、战斗力。同时要坚持共产主义道德教化,从党员、团员做起,从孩子的教育做起,不仅要学雷锋,做好事,还要通过为人民服务获得内心的快乐和幸福。要普及科学知识,要批判封资修和一切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要坚决的揭露敌对势力妖魔化共产主义的一切蛊惑宣传,要宣传英雄模范的幸福快乐和精彩人生,要逐步限制共产党员的物质利益,不能自觉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不配做共产党员等等等等。这是乌托邦吗?也许是吧。共产党长期执政,难免产生新阶级,权力和金钱严重腐蚀着每一个有机会腐败的人,要让共产党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好像和天方夜谭差不多。但是,反过来问:如果没有一支先进的队伍做表率,实现人类的道德升华,人类有明天吗?实行西式民主不可能控制竞争和消耗,不可能实现人类的道德升华。除了共产党,没有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可能进行这样的共产主义道德教化,靠宗教也只能救来世。当人类面临真正的危机时,只有像共产党这样,不仅有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长期稳定的政治纲领,还有纪律和统一意志的组织才能把人类带出误区,现在的共产党如果不能胜任,将来会产生一个新的,除非人类活该灭绝。

    针对信仰危机,除了回归宗教,有人要学西方普世价值,有人要恢复孔孟之道,其实脱离中国当前实际的都是不能实现的“春秋大梦”。

    普世价值和共生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信仰,它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政治信仰,是科学的,它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普世价值和资本主义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它的强大生命力来自看不见的手,调动起人的本能进行竞争,又靠有限理性建立法制以维持秩序。正是这看不见的手和人的本能,决定了这种信仰导致的毁灭也是不能自制的。资本主义不管如何纠错,如何完善,结果总是从一次危机到下一次危机,从一场战争到下一场战争,完全的理性受制于无限的竞争,结果理性失去了最后的支配能力,当今世界一切矛盾、冲突、问题和危机靠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的。

     孔孟之道也不是能救现代世界的信仰,从历史演进看,它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但它是中华民族的根,从根的意义上讲它的合理面比一切外来的东西更切合中国的实际。习近平最近在曲阜讲“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这是正确的,是毛泽东历来主张的。那么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依托的当前实际是什么呢?是共产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不断改革,不断自我完善地长期执政。这个现实决定了主流信仰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宗教,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西方普世价值或孔孟之道。这个主流信仰只能是曾经支撑共产党得天下的“共产主义”,它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真理;共产主义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基础上的道德风尚;资本主义剥削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必然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代替,按资分配和按劳分配必然为按需分配代替。包括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树欲静而风不止,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过渡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无阶级社会。包括继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和实现真正的普世价值并通过“三个代表”实现“共同富裕”,推动全人类向多样化的“和谐大同”世界迈进。

    有人问我:你到现在还相信“共产主义”?好像我是一个食古不化的出土文物。其实,和人不能没有信仰一样,人类不能没有理想。解决剥削、压迫、贫穷、落后、腐败、不公、战争、动乱等等一切现实问题都不能只是权宜之计,人类总要进步,进步总要方向、目标。如果历史终结于西方普世价值,人类只能自我毁灭。

    在殷惟侯看来,所谓“共产主义”不是一元化的僵化世界,而是解决了上述现实问题的,融合世间一切真理的,多元化的,不断发展、充满活力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幸福社会。初步的共产主义在本世纪内就可能在全世界实现。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综合国力上超过了美国,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真的不称霸,美国还会搞霸权吗?一个放弃霸权的美国和最强大的主张人类和谐大同的中国联手,世界上还有谁能胡作非为?扶危济困、脱贫致富,消除臭氧黑洞、控制气候变化,大规模裁减军备、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止局部战争、制止宗教和种族冲突、消除革命、暴乱的隐患,取消干涉内政和颠覆活动,提倡博爱平等自由、人道人性人权、科学民主法制、公开公平公正等普世价值,提倡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勇,稳居中庸法乎自然,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哪一件事是解决不了的?那时人类需要的不是恶性竞争,而是取长补短、协调共赢、可持续可控制的科学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中国一党执政的历史使命就会完成,一个无党派、协商型政治体制就会出现(详见附件3【西式民主的终结】),这样的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还会是人的追求动力吗?私有化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还能作为主导而存在吗?什么共济会、泰山会、江南会……各种各样控制经济、政治命脉的资本家协会还有存在的条件吗?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一个不断完善的,公平合理的,生产资料公有并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按需分配为主的世界不叫共产主义叫什么?

    2013年10月16日开始起草,12月21日完成,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2月22日 10:28 (星期日)附 件:2个(赵汀阳:《游戏改变之时的反思》.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大军网编者按:作者像个农民一样在担心工业化和网络化对人类带来的奴役和改变。技术和科技对人类的专制和异化早在一百年前就被人担心了,今天仍然有中国学者在杞人忧天。那好,还是像老子那样,去过小国寡民的小农经济生活吧。回归自然,不会有科技的束缚和异化,但世界的发展有可能吗?这些人只看到人类对技术的服从而没看到技术对人类的服务,人类是主人,仆人永远是仆人。赵先生应当多看看人类享受到的好处。

游戏改变之时的反思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赵汀阳

2013年5月19日

    赵汀阳认为现代正在结束,全球时代正在开始,而现有知识体系已经无法分析新游戏和新问题。第一,互联网正在重新定义自由和民主,不仅是作为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自由同时意味着免费,并构成互联网的自由平等精神。第二,技术进步可能带来新的专制,当人们越需要系统提供的生存服务,越可能自愿接受被控制,放弃自由而接受新的专制。第三,心灵日益自愿被体制化和奴隶化,在全球化时代,人们不得不警惕现代意识形态演变成系统化暴力。全球游戏正在变得越来越有相互依存性,任何自私的利益最大化已经不再可能。在赵汀阳看来,金融体系和媒体已经成为全球时代新游戏的最大赢家,它们是新游戏的最大权力,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之王。

    今天讨论的这个题目,其实我没有确定答案,这是一个新问题,而且是一个尚未稳定的问题,还在变化中,所以我不能说已经有个能够看得很清楚的答案,也许会有许多答案。因此,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思考,当场思考。

    面对新问题,首先的困难就是没有一套现成适用的成熟概念,能够用来恰当地反思正在发生剧变的时代。有些人也许不同意,因为现代思想就是我们手头现成的成熟观念,一直都很好用。可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现代正在终结而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已经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取决于什么样的划分标准。现代的衰落是慢慢发生的,是在现代的盛世就开始的,新时代的发生也是一个过程,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起点。也许,我们可以称呼这个新时代为“全球时代”。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全球化甚至在他那个时代就开始了,那时不叫全球化,而说世界化。马克思是对全球化最早进行反思的思想家,他相信每个国家的解放问题必须通过“国际主义”(因特纳雄奈尔)去解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各国的资本主义。但马克思似乎没有意识到,至少没有严重地意识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未必能够联合起来,而全世界的资本家反倒是有可能联合起来。这一点有些悲剧色彩,后来的全球化事实说明,各国的无产阶级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而很难大公无私地联合起来,而各国的资本家却在某些方面更有条件同流合污。

    马克思也是反思现代性的最早思想家之一,但那时的现代性问题并不严重,相反,那时属于现代盛世。100多年来尽管有许多欧洲左派思想家或激进思想家一直对现代性进行批判,但现代性还是一路高歌成为了世界的秩序、价值观和通用标准。现代创造的各种世俗好处都是具体而实惠的,貌似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比如各种技术进步所创造的物质、便利和享受,个人权利所保证的自由,市场化和民主化所制造的半真半假的平等,而现代产生的各种痛苦和危险却比较抽象和隐蔽,就像慢性病一样,因此,许多人相信,现代具有无限进步的能力,能够在不可救药之前克服各种挑战。

    曾经有一种说法,是福山发挥黑格尔的说法,叫做历史的终结。经济和民主得到充分发展的现代性被认为就是历史的终结。这个说法很快就被事实证明是错的,在现代性的顶峰之时,历史很快就重新开展并且全面进入全球时代,而真正终结的是现代。现代性的终结也是全球时代创造了新游戏的时刻。这是一个思维和行动经常失效的年头,人们能够熟练使用的思维方式在对付新时代和新游戏时,往往是无效的,于是出现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好像难以解释也一筹莫展。约书亚·雷默在《想不通的时代》中描述了美国主导的各种现代策略似乎突然都失灵了,甚至适得其反,比如国际秩序、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环境治理、地方动荡或各种目标不清的革命,与其说是动乱还不如说是乱动,诸如此类各种“想不通”的事情。总之,在今天,现代的概念和逻辑很难解释问题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思考新游戏。

    人们一般相信世界现在仍然处于美国主导的状况,美国作为游戏操盘人,应该比较清楚这个世界在干什么,许多事实暗示美国似乎也不清楚世界怎么了。美国20年来干了很多得失难说的事情,比如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到阿拉伯的各国革命,尽管美国大力投入,却似乎没有摆平局面,仍然战乱不止,很难说处处动乱对美国治下秩序有什么明显好处。现在美国又转向亚洲。这一切行动在动机上很合情,都是为了美国利益,但是否在思维上合理,就难说了。事与愿违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典型状况,以现代游戏的逻辑去操作全球时代的游戏,就难免事与愿违。

    中国的情况就更复杂了,作为高速发展的新兴国家,中国一脚踏着过去,一脚踏进未来,新老问题同时存在,同时存在于过去和未来的两个时空中,类似于量子同时存在于两个空间,于是,中国不得不同时操作两种游戏:现代游戏和全球游戏。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性到今天仍然在建构过程中,可同时又已经深深加入了全球游戏,参与建构世界的未来。双层身份双重游戏使得中国的问题更加复杂难测,但也并非没有优势,双重视野虽然混乱,却也提供了反思的机会,不至于固守既定观点。

    为什么对于今天的问题,思维容易受挫,事情容易想错?这是我们今天试图在一起共同思考的问题。思维失效在学术上的征兆,我相信有目共睹,典型表现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领域的话语变得非常可疑。比如说,十年前经济学是很受信任的,但是最近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声誉大挫,人们发现经济学家并不那么可信。这不是经济学家的错误,而是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的那些现代思维框架、概念和方法论可能不再适用新游戏,至少不足以反思新游戏。有个反潮流的经济学家纳西姆·塔勒布指出(Antifragile,2012):现代知识论的追求本身就非常可疑,现代试图预知未来,确定一切情况,然后建立坚不可摧(robust)的秩序或系统,以便应对一切挑战。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一旦遇到未知的挑战,就变得非常脆弱而崩溃。塔勒布说,真正能够保证有效生存的思维必须是“反脆弱的”,能够在不断受挫中受益,能够不确定地应对不确定性,也就是像生命而不是像机器那样去生存。塔勒布的反脆弱思维几乎就是老子那种行道如水的方法论的当代回声。在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这种思维应该是更有效的。

    为什么人们总是忘记应该像一个灵活多变的生命那样去思考?这可是人本来就会的。问题在于,一个时代都有其既定利益的受益者,于是,正在终结的时代的主流观念总是拒绝思想,总是希望人们不要去思想,而去遵循既定观念。每个时代的既定收益主体希望人们不要去想新的问题,不用去颠覆秩序,这样才能够维持自己的收益。因此,在一个时代终结的时候,人们总是迅速捍卫某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立场,回避反思,回避新思想,回避新问题,而直接把立场当成结论。这就是今天在网络和微博或其他言论空间所看到的那种无思想状态。只有立场,缺乏理性论证、分析和灵感,这就是一个时代正在终结的不思症状。

    在没有准备好如何思考剧变的世界的时候,现代既有的那些观念就是话语的救命稻草,所有想维持现代游戏的人,都拼命抓住和捍卫那些其实已经步履蹒跚的现代观念和价值观,那些观念成为不思考的借口,被毫不犹豫的宣布为不可质疑的。如果只能遵循政治正确的观念,还能思想吗?恐怕除了复述,还是复述。安迪·沃霍尔可以无节制地复制世俗形象,从而使世俗形象从习以为常的无意识状况变成一种对象化的反思,可是,复述政治正确的观念却没有那样幸运,恐怕不可能变成艺术,而只能把被强加的宣传变成主动接受的专制。

    现代观念本身并不是错的,它们都是现代的伟大成就,对于现代游戏很有效,但关键是,现代观念能成功解决现代游戏的问题,却未必能够解决全球时代的新问题,用现代概念来掩盖、回避或对付新问题是不对口的因此无效。如果坚持用现代性去理解全球性,思维和行动必定自我受挫。

    时代新问题之一:互联网重新定义自由和民主

    我并不反对现代的思想成果,而是说,现代思想需要在新条件下被重新解释或重新定义,以便适合新游戏产生的新问题、新规则和新标准。

    什么是新问题?比如说,互联网正在重新定义的自由和民主。互联网是全球化的一个典型隐喻,如果说什么东西长得最像全球化,甚至就是全球化的典型,那就是互联网。互联网意味着一个全球的思想广场,类似希腊的观念广场(agora),公民都可以到广场自由发言,公开理性辩论,寻求共识。作为普遍开放的自由交流空间,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自由和平等,但比现代的自由平等概念的含义更丰富,这种更丰富的意义来自互联网的网状关系存在方式,而现代的自由平等受制于个人这个实体存在单位。就是说,现代自由主要是个人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实现为个人权利,而互联网的自由不仅是作为免于强制(free-from)的消极自由,而且是作为自由获取(free-to)的积极自由,因此,互联网的自由(free)同时也意味着“免费”(free),这才是互联网的自由平等精神。于是,本质上说,互联网应该是一个免费的自由平台,是资源平等共享的平台。

    可是,应该不等于事实如此。目前的实际情况是,网络资源并非自由平等共享,而是要交费的,并非自由获取,甚至还被权力所入侵和控制。尽管互联网具有全球化新游戏最典型的特征,但却仍然被现代游戏的资本权力所控制,互联网的理念远没有实现。在此背景下就出现了像亚伦·斯沃茨(AaronSwartz)这样的网络革命者,一位网络共产主义战士,软件天才,著名黑客,他盗取了大量有版权需要付费阅读的科学技术知识,准备在网上无偿公布。今年年初受到美国法院指控盗窃,判30多年徒刑,之后他自杀了。他有一篇宣言叫“游击队自由取用宣言”(GuerrillaOpenAccessManifesto),他说资本主义霸权以网络收费的手段控制各种知识,把科学技术这些应该共享的知识资源变成商业的牟利产品,学术被资本所控制,也就意味着把贫困的国家和人民拒之知识门外,剥夺了穷人学习和发展的机会,这是一种可耻的暴力。既然信息就是力量,控制信息就是拒绝让人民分享自由权利和平等机会,就是反人民、反自由、反民主。他鼓励黑客们和科学家们联合起来,以网络游击队的方式把科学知识偷出来免费公布。传统的共产主义反对私有财产,以平等侵犯自由,代价太大,而网络共产主义却试图以合理的平等去扩大自由,因此是对现代的平等和自由概念的一种反思。无论网络共产主义是否得当,都不能够简单地用现代概念去反对的,因为它提出了新游戏的新问题。按照现代的概念,知识产权用于保护商业利益是正当的,但在全球化时代,这样的权利概念是否会变成一种新专制或者促进垄断性的剥削?是否需要在全球条件下重新定义、重新解释?这是需要反思的问题。

    时代新问题之二:技术进步可能出现新的专制

    现代有个典型观念叫进步,历史观也是按照进步观来叙事的。进步有许多类型,有观念或价值观的进步,甚至社会制度的进步,这些进步一直都存在争议,但科学技术的进步,通常被认为是无可质疑的进步。然而,在全球化条件下,技术进步会不会导致无法控制的灾难甚至种族灭绝呢?许多人会说,技术本身没有问题,是人有问题,人有可能使用技术导致灾难。理论上说,技术本身的确无过错,但是,技术有可能形成某种无法抗拒的诱惑,或者人类无法自控的巨大能力,以至于导致无法控制的违心后果。科幻想象的具体事情未必真实,但危险确实存在。现实地说,技术进步会不会在将来导致一种没有人对付得了的新专制?这是完全可能的。比如说,将来每个人都带有一个全部信息的芯片,能够确保安全、医疗和方便一切服务,大街上每隔50米就有一个能够为任何人提供全面方便服务的感知器,类似监控头,那时每个人无论走到哪儿,都有感知器马上感受到你的全部信息,并且为你提供一切对你可能有用的信息,毫无疑问,这会是一种普遍平等的全面服务,但每个人也可能对此种优良服务产生无法摆脱的依赖,就像毒品依赖。全方位的服务似乎提供了尽量多的自由选择和充分的平等,但同时也完全操纵了每个人的生活和思想,这是一种全新的专制:每个人好像是自由的,但是整个的自由选项和权利空间都被信息和服务所定义和预制,这种自由没有创造性,只有选项。这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新专制,而且非常可能实现。

    有人也许会说,我可以不要这个芯片。人显然有这个自由,可是恐怕很少有人去行使这项权利,因为那样就将失去人人需要的各种社会服务。当服务成为生存必需的系统供给,也就成为无力以抗的权力,人人都会“自愿”接受被控制,就是因为需要整个系统所提供的生活甚至生存服务,只好放弃自由而接受新的专制。社会越发达,人们的生存就越受制于技术、经济和社会服务,也就必需接受系统化的专制。以为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生存问题就普遍得到解决而只剩下自由的生活,这是现代幻觉,而且是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幻觉。事实上,高度现代化和全球化反而把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深深植入在复杂的技术和服务系统中,每个人都无法自拔,就是说,在发达现代的生存反而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难题,不再是一个双手劳动就能够解决的简单问题。对许多人来说,生存甚至变成一个比各种自由权利更难以实现的目标,一个更费力的目标。我们可以观察得到,在自由和民主不断得到推进和成功的时代,人们享有的权利越来越多,可是悖谬的是,生存反而越来越不容易。尽管物质水平普遍提高了,即使是穷人也能够温饱,享有各种电器甚至汽车,可是生存变成一个受制于系统的繁琐复杂而毫无成就感毫无创造性的机械过程。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民主所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文不对题,因为现代的解放模式对付不了新时代的专制问题。现代是对前现代社会的解放,却不是对未来社会的解放。

    如果说,现代初期是“知识就是力量”,现在是“信息就是力量”,那么未来也许是“服务就是力量”。通过技术服务达到新专制是完全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新专制是每个人在方便和舒服中不知不觉自愿接受的,自愿被体制化,自愿被支配。像这样的技术进步,或者社会进步,所带来的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幸福还是不幸?现在就需要反思。不妨做个小实验,假定暂时停止使用民主、进步、发展、合法性、程序正确等等政治正确的现代价值观,你还能够描述生活吗?还能够分析生活吗?如果离开了那些体制化的套话就感觉到思维困难,那就是被体制化的心灵,或许还是自愿被体制化的心灵,一开始是被灌输的,但慢慢就自愿体制化了。那么,这样又如何能够思考新游戏和新问题呢?现实比概念更有力量,思维必须抛弃套话的拖累去面对现实。

     时代新问题之三:全球化时代真正难以解决的是系统化暴力

    生活的体制化是一种无处伸冤的暴力。我愿意提到齐泽克对暴力的反思(编者注:斯拉沃热·齐泽克,斯洛文尼亚的激进思想家)。齐泽克将暴力分成两种:一种是主观暴力,这种暴力有个明确的行动主体,比如说凶手杀人,资本家剥削人,某国发动侵略战争,这种暴力来源清楚,人们知道谁害了谁。主观暴力比较容易对付,可以躲避,还可以去报复,因为你知道谁害了你。更深刻的是另一种暴力,齐泽克称为客观暴力,人们不知道谁在实施暴力,这种暴力是匿名的,没有为之负责的主体,它是无处不在的系统化暴力。齐泽克对暴力的揭露并不完全新奇,马克思所揭发的资本主义制度性暴力就是一种系统化暴力,齐泽克进一步揭发了任何系统化的暴力,不仅是经济制度,还有文化制度、心理制度、信息制度、话语制度等等一切能够把人和事情体制化的系统暴力。

    系统化的暴力并不直接伤害人,而是暗中通过规则、制度和程序去剥夺各种自由,限制各种可能性,程序正确地进行剥削,这种剥削似乎不是犯罪,而是通过制定标准和游戏规则而合法地获取暴利。系统化暴力甚至使人失去思想。这不是说,有个权力禁止人们思想。国家模式的专制权力事实上也做不到禁止人们思想,至多不许人说话,这是低水平的专制。系统化暴力通过改造和定义词汇概念数据库的方式使人失去反思能力,每当人一思想,就只能想到那些被系统认证为政治正确的词汇,慢慢地人们就习惯这样去思考,政治正确的思想是安全的,事先就正确了,感觉理直气壮。这是貌似在思想,其实什么也没想,只不过像机器人一样重复指令。心灵被奴役,这才是更可怕的暴力。真正难以解决的暴力就是那些系统化暴力,那些看不见或者看见了也没办法的专制。

    总之,现代价值观已经变成了现代神学,有目共睹的现象就是心灵体制化和心灵自愿体制化。人们不知不觉地受到各种系统的支配,只好自愿地依赖系统,就像刚才所说的,人们终究需要系统提供的服务。在现代世界中,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暴力仍然不是致命的,因为还有另一些国家有着不同的思想,存在对比,就存在反思的可能性。在全球化时代,那种试图一统江湖支配整个世界的普世意识形态就比较危险了,人们不得不警惕现代意识形态演变成全球时代的系统化暴力。

    时代新问题之四:全球时代完全可能创造比现代民主更好的民主

    现代游戏制造的许多系统化专制所以难以克服,其中一个有些悖谬的原因是,现代的系统化专制得到了民主和市场的支持。这就形成了一个两难局面:人们需要市场和民主,是为了避免专制;可是另一面,市场和民主也会产生专制,这种隐性的专制更难避免,而且还找不到反抗对象而无从反抗,因为压迫者是生活系统而不是具体主体。在本质上,民主和市场是同构的,都是大众选择,都是避免权力垄断的方式,但民主和市场却以系统化的方式形成专制:人们可以选择,但选项是被给定的。这个问题一直无法解决,但我们仍然愿意想象,未来有可能产生副作用比较少的民主和市场。

    就民主而言,如果认为现代民主已经足够成熟,就把民主几乎等同于现代民主。这种理解把民主看成是一个完成式的封闭概念,就很难对付新问题了。为什么一定要保守地捍卫现代民主呢?我们知道,现代民主不是民主的原始版本,原始版是希腊民主,现代民主比希腊民主更好吗?很难这么说,此一时彼一时,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当时语境和条件都是合理的。希腊民主是公议、抽签和表决的混合形式,如果民主追求的是平等和公平,那么希腊民主的混合形式要比现代民主的多党代议制更接近平等和公平。现代是因为限于现代国家条件才采取了多党代议制民主,并非因为现代民主是更好的。投票、党派、代议制都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缺陷,与平等和公平有着明显的距离,比如说,偏好加总本来就是一种很不完美的公共选择方式,个人理性选择的加总结果更可能是非理性的集体选择;还有,现代民主也无力阻止利益集团支配宣传和选举,因为那些操纵手段都是程序合法的。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问题,不必多说。问题在于,哪一种民主更合适?比如说现代民主或希腊民主何者更好?无法抽象判断,只能根据特定条件,只能说它们各有各的特定合理性。同理可知,在新游戏的条件下,难道不需要发展一种更新的民主形式,以便应付新问题吗?比如说一种能够拒绝金钱专制、信息专制、系统化专制的新民主。

    关于现代民主有多种神话,其中有一个很流行的是民主和平论,基本信念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不会发生严重的互相伤害,而总是倾向于选择互相合作,因为这个巨大优点,因此所有国家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当然,不是说民主国家之间没有矛盾,但据说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必定可以通过对话去解决,因此对话理论曾经很流行,哈贝马斯等都是对话理论的主要理论家。民主和平论的原始版本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民主和平论曾经成功地解决了欧洲的和平问题,二战之后,欧洲基本上理性地按照民主和平论的逻辑解决了欧洲的和平问题。欧洲是现代性的典型场所,该理论对欧洲特别合适,是欧洲自生自长的观念,可是,它对于其它文化是否也合适?在全球游戏中是不是也合适?这就需要反思了。

    亨廷顿指出的文明冲突虽然有些夸大,但对于康德式和平或者民主和平论来说,确实是个无法回避的挑战。康德式和平的条件是政治制度和文化高度相似的国家联盟,这个条件对于欧洲地区是合适的,但对于有着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多文化世界来说,就不合适了,简单地说,在亨廷顿条件下,康德和平是不可能的。世界上与西方不同的其它多种文化和国家,按照康德的逻辑,就似乎被自动排除在和平世界之外了,就好像说,其它国家就活该打仗或者可以被打,这显然不是世界和平之路。所以,康德和平或者民主和平论没有普世性,它不适用于世界多样条件下的全球状况,只是局部有效的方案,不是普世方案。如果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见我论证的“天下体系”,那是一个能够适应全球条件,基于多民族、多文化、多制度以及不同价值观条件的全球永久和平理论,是以共在存在论和关系理性为基础的政治理论,细节就不说了。

    总之,我想说的是,民主必须是一个始终可以反思的概念,是一个开放的能够不断改进的制度,显然不能以现代民主去封闭民主的概念。难道民主不能进一步改进升级吗?难道在全球时代不能够发明一种比现代民主更合适的民主吗?进一步说,民主是一种手段,目的是拒绝专制、保护自由和促进平等,假如未来人们发现另一种能够更有效拒绝专制、保护自由和平等的制度安排,难道不能称为民主吗?或者,不能命名为一种更好的制度吗

    时代新问题之五:现代知识追求的必然性和确定性受到挑战

    现代试图建构一切必然和确定的东西,知识、标准、规则和制度。必然性和确定性的追求,从根本上说是追求安全,是为了预知未来,把未来提前管理起来,这是现代的一个典型的人定胜天的梦想。现代人希望能够通过严格可信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去确定未来是什么样的,以便做事万无一失,永远正确。

    但是,事与愿违,当代科学已经发现,具有复杂性的系统几乎不可能被必然地或完全确定地认识。尤其是人类行为和系统的复杂性就更加难以预测,这一点在全球游戏的条件下就更加明显了,全球化创造的各种系统形成了人们无法全面理解和预料的环境,任何严密的制度、规则和模型都是脆弱的,都难以应对无法算计的变化。纳西姆·塔勒布的反脆弱理论解释了为什么那些设计和规划良好的公司甚至国家会突然崩溃。越是看上去万无一失的系统,在不可预料的挑战面前就崩溃得越厉害。对于非常精密的体系,只要有一个小漏洞,就可能全盘崩溃。换句话说,一个系统越具有典型的现代性,在复杂环境下就越脆弱。我在《第一哲学的支点》一书中试图论证说,在充满变数的游戏中,存在的逻辑不是必然性和确定性,而是与各种可能性保持互动的同步性。这种思维可能更适合复杂的全球游戏。

    我总会想起苏格拉底提出的一个让人着迷的命题:“无人会明知故犯”。这个命题听上去有些诡异,道理上是对的-------谁会傻到故意去做错误的事情呢?但与我们观察到的事实确实有比较大的出入,我们经常看到人们明知故犯。那么,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了?比如说,通常被概括为囚徒困境、搭便车、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金融投机、过度消费、破坏生态的生产、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军事竞赛甚至战争,都是明知故犯的错误。现代的存在方式充满了明知故犯的错误,根本问题在于这样一个道理:任何打破均衡的不当获利策略必定会被普遍模仿,从而形成互相作恶的均衡,甚至形成无法停止的作恶循环。换句话说,一种损人利己的策略必定会被普遍模仿,然后形成反弹报应,最后使所有人的行为策略都陷入自我挫败的状况。关于这个道理,我在《坏世界研究》和《每个人的政治》里有比较详细的论证,这里就不多说了。可以思考一个当下的实际情况:那些后发展国家所做的错误事情就是对先发展国家的错误的模仿,而这种模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人愿意永远被剥削被奴役。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游戏的恶循环不可能被道德批评和呼吁所改变,只能指望新游戏颠覆旧游戏,使作恶的策略不再能够获利,或者说,只能指望新游戏能够创造强有力的善循环,形成一个革命性的新起点,否则传说的人类末日或许就不远了。

    也许可以迂回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人为什么思想?为什么要劳神费力动脑筋?人不是为思想而思想,人类的存在没有这么奢华,思想是为了存在,为了生活,为了行动,思想与存在有着相关性,这样思想才有意义。思想的最大困难就是无法预知未来,这点休谟已经给出最好论证:不管有了多少知识,也不可能因此推知未来。就是说,通过知旧而知新是不可能的。于是,未来永远是开放的可能存在,是无法预订也无法预料的可能性,我们不可能事先知道哪一种选择是对的,那么,不存在事先诸葛亮的情况下,应该如何选择未来?问题在于,我们不可能等事后知道了再作选择,也不可能等着不行动,不管猜想的对不对,都必须行动,或者说,只好做出某种盲目选择,而且还只能选择一种可能性,不可能同时选择两种,这是人类面对世界和生活的根本挑战,一个存在论上的挑战。

    现代知识的梦想是一个全知全能的梦想,这是一个注定破产的梦想。尽管现代人会谦虚地说,认识整个世界是一个无穷过程。这种说法的意思是,即使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知识,也能够越来越逼近完全的知识。科学的进步被认为是现代知识成就的最好证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确实越来越深入,但对人类自身的生活理解却未必越来越正确,尤其对于人类的未来毫无把握,这一点正是现代知识的局限。认识自然是解密,而认识生活却是博弈,人是人的对手,对手可以自由地改变问题的答案,于是,生活没有唯一答案,也就等于没有确定性和必然性,因此,对于生活来说,试图把握未来的必然性和确定性的知识梦想注定破产。我们需要另一种思维。当失去必然性,剩下的思考对象就只有可能性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要理解的不是必然性,而是可能性,由于人代表着各种可能性,因此,在存在论上说,要思考的是人与人的互动关系,而从逻辑上说,就是可能性与可能性的互动关系。

    现代知识试图在可能性中发现必然性,比如说发现“历史进步的必然性”或者“历史的必然规律”、“历史的必然发展方向”之类,问题是,人、生活和历史的可能性并不听从知识所想象的必然性,层出不穷的可能性总是解构必然性。全球游戏使各种复杂的互动问题凸显出来,因此,今天需要一种新的知识论来思考可能性的互动性,否则无法理解全球时代的新问题。我试图反思哲学的一个根基问题:思想不是由“我思”(cogito)确定的,而是由“我行”(facio)决定的,因此,“我行故我在”(facioergosum)是比“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sum)更基本的问题。人的行动意味着各种互动状态:人与人的互动,可能性与可能性的互动,当下行为与未来的互动。“我行”的问题意味着存在的本质是未来性,就是说,存在不是因为必然性而具有意义,相反,存在因为可能性而具有意义。可能性不是简单地摆在前面的潜在未来,可能性并非给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的行为选择而不断变化的,任何行动都使未来的可能性组合立刻发生变化,就是说,未来的可能性因为人的现时行动而不断变化,同时,未来的可能性也诱惑着行为的选择,因此,人的行动和未来之间是一个互动关系。当意识到存在的意义在于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就可以进一步理解人类游戏的复杂性、语境性和互动性。

    回到如何解释苏格拉底的问题,关键要看清楚,对错的概念如果缺乏理解所需的条件、语境和互动性,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所谓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要看是在哪个范围内的知道?是在什么条件下的错误?是对于谁的错误?这样才有可能去解释为什么人们有时候宁可明知故犯,在什么意义上明知故犯。如果不给条件,就试图断言什么是正确和错误,就是在伪造必然性。我在《每个人的政治》的前言里提到的关于“好在哪儿”的故事,其原型是姜文,姜文是个认真的导演,他关心的问题是“好在哪儿”而不是“好”。这是个可怕的思想问题,足以问倒随便叫好的人。比如说,抽象地肯定人权、自由、民主等等大家都喜欢的词汇是好的,这比较容易,但要说说这些概念好在哪儿,就难一些,没准就说乱了。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国家需要一个宪法,宪法确定各种事情的合法性,那么,宪法自身的合法性在哪儿?逻辑上说,既然宪法的有效覆盖范围是全部公民,那么,宪法就必须是每一个公民同意的普遍契约。如何证明全体公民一致同意,这是个难题,通常把民主意见看作是证明,但这个证明显然不正确,因为多数人意见不等于全体一致意见。

    一般来说,几乎所有人算小账都不会错,只有遇到大问题才会算错帐。关于“小账”的知识大概相当于个人日常生存所需的生活知识,就此而言,每个人能够知道的几乎一样多,哪怕是爱因斯坦那么聪明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一点知识优势都没有。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方面,不存在知识论上的难题。关于生活的简单知识经常被编为一些格言警句而广受欢迎,但格言警句并不能使人变得更智慧,因为那些格言无非是每个人本来就懂或者很快就要懂的经验教训,只要进入社会,生活经验将会告诉每个人同样的道理。格言警句的意义不在于思想,而是人们的一种分享经验的方式。

    既然在世俗意义上,人人一样精明,这个时候如果还会犯错误,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偶然失手的低级错误,一是明知故犯。不过,明知故犯含义非常复杂,要在具体场景下分析,比如在囚徒困境中,两个罪犯的选择都是明知故犯的道德错误,但道德往往敌不过利益,那么,在单纯利益策略上说,两个罪犯的算计到底对不对?这仍然要看是在什么游戏中。如果在现代个人主义下的陌生人社会里,两个罪犯的算计是精明的,但如果在传统社会里,出卖同伙就恐怕不是一个精明策略,多半会因此失去前途甚至生命。因此,不能简单地随便把某个模式看作是定理,很多貌似普遍必然的定理其实并不必然,而要取决于在什么游戏中出现。游戏发生变化,道理就发生变化,这正是当下的问题。

    精明的现代策略似乎正在变得不合时宜,如果在全球游戏中坚持使用自私利益最大化的现代策略,就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明知故犯,就是说,即使不考虑道德错误,也是在利益上得不偿失自取其祸的策略。一个明显原因是,全球游戏正在各种存在之间形成越来越强的相互依存性,这是一个存在论上的根本变化,我概括为“共在先于存在”的存在状况,于是,任何一个存在的自私利益最大化已经不再可能,不仅做不到,而且必定自我挫败。比如说,现代帝国主义的霸权策略为什么越来越行不通,为什么效果越来越差?原因就是新游戏的存在状况变化了。这种存在状况的变化意味着:在新游戏里生存,人人不仅仅需要算小账,即使自私自利,也不得不算大帐,否则无法生存。既然存在取决于共在,那么就变成了人人有责的事情了。全球时代的存在本质是关系金融体系和媒体才是最大赢家

    既然现代游戏正在终结,全球游戏正在全面展开,我们需要反思现代什么事情正在被严重挑战。现代游戏的本质是什么?尽管人人熟悉现代性,比如个人主义、市场、自由、民主等等,但我愿意从另一个角度去反思,从运算单位的角度去反思。我相信运算单位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运算单位正是用来定义各种价值、规则和制度的存在论条件。现代有两个决定性的运算单位:一个是个人,一个是民族国家。所有的现代价值观、游戏规则和知识建构都是按照这两个运算单位而定的,比如说,有了个人这样的实体就有了诸如自由、个人权利这些价值,市场、竞争、法治都依附在个人运算单位上。民族国家也一样,现代的国际政治都以民族国家的运算单位为依据,它解释了主权、国际法、霸权、权力均势等等。现代的各种利益和价值观的冲突也都是这两个运算单位所致。显然,运算单位才是游戏的根本。

    如果这一点是成立的,那么,我们正在进入的全球游戏的运算单位又是什么呢?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很多问题就可能想错,很可能会习惯性地使用现代那些已经失效的或尚未升级的概念去分析问题,结果会是削足适履。当然,我不敢肯定我对全球游戏的理解是否清楚,因为全球游戏还有很大部分尚未展开,也许有些问题只有等待“事后诸葛亮”。不过我试图说说一些似乎可见的新问题。简单地说,在全球游戏中,决定性的运算单位大概可以称之为“网状存在”,典型的就像internet那样的存在,我愿意把internet看作是新存在方式的一个普遍隐喻,它表明了新存在的根本性质。也可以在存在论上说,全球时代的决定性的存在单位是关系而不是实体,关系决定实体,实体存在服从于关系存在,关系存在决定了新游戏的有效行为和规则。这一点就是前面所说的:共在决定存在。于是,在新游戏中,最大生存机会或者说最成功的生存方式不再是一个实体对自身进行全方位的防卫,而是充分利用网络式的关系存在路径去发展,争取能够成为网络关系中纲举目张的关键点,从而支配整个网络关系,也就支配了新游戏的存在状况。当然,这里所说的网络关系不限于internet,而是指全球游戏的各种类型的关系存在。

    有些分析家谈论过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哪些实力存在(power)是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通常的看法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我想说,按照现代概念去看,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仍然以现代的运算单位去看问题,美国和中国看上去就是最大受益者。假如换个角度,以全球游戏的运算单位去看,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都不是最大收益的存在单位,而是另外一些虽然仍然属于某些国家但同时在超越国家的实力单位。比如说,目前最大的受益者是金融实力体系和媒体体系(包括internet、手机以及将要出现的新媒体)。金融体系和媒体系统才是目前全球游戏中的最大赢家,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权力,他们是全球化时代的真正“世界之王”,甚至比大国更有影响力和支配力。全球的金融体系和媒体系统目前仍然受制于某些国家,这是尚未被彻底改造的现代存在方式,但从实际运作和前途上看,那些网络状的权力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生长着,在全世界像蜘蛛一样到处结网,像水一样无孔不入地流动,慢慢地控制行为空间和言论空间的一切可能性。银行决定人们能够做什么,而媒体决定人们可以想什么。也许你有疑问!难道人们不是有自由吗?难道不能坚持自己的选择吗?当然可以,人们想什么做什么,可以自己决定,但问题在于,有利于生存或者能够获利的言论和行为空间却是被系统决定的。如果和媒体主流意见不一致,那你的意见就不是优势意见,就会被排挤和遗忘。媒体决定了什么意见是能够受到欢迎的意见,同样,金融资本决定了什么行为是能够获利的行为。

    因此,金融和媒体是新的专制形式,是实际上最大的权力,这其实不是新鲜事情,这种专制早就开始了,只是越来越明显。无论游戏如何变化,权力都会找到最合适的路径和空间去生长,权力总会采取新形式去适应新游戏,网状存在就是权力在新游戏里的最佳生存条件。可以想象,随着全球游戏的发展,还会有多种同样具有网络式关系特征的权力出现,凡是能够像网络般生长的都会是全球游戏的权力集团成员。全球游戏的新专制的特点是,它依赖的不是政府、军队和警察,而是通过提供普遍全面的“最好服务”而使所有人为了得到必要的服务而自愿被支配,所以说,服务就是权力,更准确地说,资本、技术和服务三位一体的结合是权力。前卫的观念未必来自思想家,而可能来自新游戏的创作者,比如支付宝、谷歌、QQ、微博、微信之类,其中就蕴含着新时代的观念。

    据说生物技术和电子技术还将有惊人的发展,以至于不久的将来就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彻底全方位的服务,可以想象,人们将在得到一切所需的方便的同时也被全面支配和控制,舒舒服服地被控制。资本决不会错过与新技术合作而成为普遍权力的机会。未来的权力将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超越政府和国家的能力,也许可以称为“超越权力”(Transcendentalpowers)。在这里,我并不是在批判新权力,而是在反思新游戏的存在状况。任何游戏都存在权力结构,新游戏必定有新权力,取消权力结构的游戏是难以想象的。问题在于,世界很可能会与新权力同流合污,我们只能指望世界与新权力同流而不合污。因此必须思考世界需要什么样的配套秩序和游戏规则来保证世界免于疯狂,来保证每个人的生活意义。我想象的天下体系就是一种符合全球游戏的新秩序,一种与超越权力配套的超越秩序。

    原题:现代性的终结全球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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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经济奇迹

历史钩沉

    德国当年的经济奇迹,拿今天的中国比,可能也会黯然失色。二战前的德国,推行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通过国家的力量,收购和拥有企业,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

    希特勒上台后在一次演讲中说:“国家社会主义既不把个人也不把人类作为其考虑问题、发表意见和作出决定的出发点。它有意识地把国家当作它整个思想的中心......国家社会主义要求保护民族,必要时牺牲个人为代价。必须使每个人逐渐认识到,他的自我同整个国家的存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今天的中国,相比起当年的德国根本就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快走向了个人资本主义。但是,个人资本主义在对付外来挑战时将一败涂地。

德国民众的“强国梦”与纳粹政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德国被解除了军备,民族屈辱、经济萧条、社会混乱交互作用,希特勒的纳粹党,敏感地把握住了这种状态,适时提出了“修改《凡尔赛和约》、收回失去的领土,把相信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联系起来,团结整个德意志民族”,允诺要尽快改变战后军工企业停产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以及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把纳粹党视为解决德国社会问题、实现德国民族强盛的希望。纳粹党在1932年的选举中大胜,希特勒获得了组阁大权。

    取得执政地位后的希特勒和纳粹党,用国家(民族)社会主义吞噬了市民社会,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合一,建立了一个全权主义的国家。这在当时的德国几乎没有遭遇什么反对。在上上下下充斥着民族主义狂热的时候,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以迅速实现德国的复兴,很轻易地就成为了德国人最大的共识。正因为如此,纳粹的消灭异己思想、反犹太人的罪行,也就容易在复兴民族主义的旗下被德国人容忍。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之所以能够获绝大多数德国民众的支持,主要原因在于到1936年希特勒解决了德国大众的失业问题;当然,他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创造了“扩军奇迹” ,到1939年德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希特勒还推动德国的社会变革,推进了德国人的“社会化”,让他们感到了集体生活的温暖。仅1933、1934、1935三年,希特勒就把德国这个全世界赤字和失业率最高的、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国家改造成了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国,而且这完全不是靠外国投资和援助取得的。希特勒上台后积极扩大对外贸易,1932-1938年,德国在保加利亚、希腊、匈牙利、罗马尼亚及南斯拉夫等国的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分别提高了三分之一至三倍不等;1929-1938年,德国对外投资急剧上升,由12亿美元增加到40亿美元。

    国力的迅猛增强,大大提升了德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归属理念。 1935年1月13日,萨尔州举行了未来归属问题的全民公决,结果以90.8%的高票率,决定回归德国。同年,柏林获得了1936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政治和文化

    希特勒上台时所处的环境,比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恶劣,因为希特勒面临德国在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阴影,凡尔赛条约还在制约着德国。还有战争赔款,民族自信心丧失,还有法国还占领了一部分德国的领土。

    纳粹党的党纲里更是明确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要求将垄断性企业收归国有,工人分享企业利润,国家以廉价出租的方式扶持小商人,取消地租,禁止土地投机,要求取消不是靠工作而得到的收入,严惩高利贷者等;对外则要求废除歧视性的凡尔赛和约,建立一个强大的超越议会民主的中央集权的人民国家,致力于建立政俯控制一切的制度。

    在希特勒执政期间,德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几位导演都在这个时代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他们发明的许多拍摄技法好莱坞至今仍在沿用,尤其是为纳粹党拍摄的几部记录片堪称经典,开创了大场面电影的先河。 1936年夏天的柏林奥运会,成为希特勒和纳粹党宣传的盛大舞台。成百上千的外国运动员-其中包括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苏联人、波兰人……这些德国未来死敌国家的运动员们,集体向观众席上的希特勒和纳粹官员们行举臂礼。它也同样是希特勒的独创,在当时的欧洲被看作极其时髦的礼仪。

改善国内经济状况

    在希特勒的积极成就中,首先必须提到的是他的经济奇迹。希特勒把新官上任“三把火”中的第一把火,烧向了失业现象。 1932年作为德国失业最高潮,全国失业人士达600万人,德国6600万人口中,几乎一半以上的人口处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希特勒和纳粹党派才有机可乘,通过对民众“伟大的承诺”而步步高增声望。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降到了1.3%,而同期美国失业率为1.89%,英国为8.1%,比利时为8.7%,荷兰为9.9%,这样对比一下,纳粹党宣传自己“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还真不全是在自吹自擂。

    希特勒上任后的第二把火,烧向了德国几乎陷于停顿的经济状态。从1932年到1937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这些实在的数据表明:纳粹当局的确在不长的时间里,创造了德国经济复兴的奇迹。

    希特勒对内烧的第三把火,是重建社会保障体系、落实社会福利政策。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选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在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的同时,还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纳粹的属下工会劳动阵线,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仅1937年一年内,全德就约有一千万工人享受到了这项福利。 一时间纳粹报刊、电台和电影广为宣传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纳粹德国的工人也成为可能。

    德国还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1938年夏天,希特勒声称,德国要实现“每个德国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然而,纳粹这样的宣传并不是人们常看到的政治牛皮,而是在短短的时间内向人们兑现了的承诺。当时普通德国民众的赋税得到减免,退休人员开始享受医疗保险,德国士兵的妻子享受了最好的待遇。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这种成就远远超过了罗斯福的成就。美国直到二战以后,才做到了一般工人可以带薪休假,一般工人可以有汽车。

    纳粹政权靠社会福利政策换取了普通德国民众对其内政外交政策的全力支持,将普通德国民众对纳粹政权独裁专制的不满情绪减少到最低程度,以至于普通德国民众普遍认为希特勒的人民国家是一种讨人喜欢的独裁。在纳粹统治的短短12年中,德国民众与纳粹领导层保持了高度一致,德国民众被积极地动员起来将自己的命运与纳粹政权融为一体。

    从纳粹上台的1933年到1939年,德国的国民生产增长有的估计年达20%以上,有的估计竟达100%以上,但从总的情况看,德国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那么此大幅度地提高了全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聚集了可支撑一场世界大战的经济、国防实力,可想而知,纳粹德国当时确实是创造出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的。而相对应,西方英美等国于1937年又发生了新一轮经济危机,尤其是美国,1937年10月19日,证券市场崩溃,到11月,全国失业人口已达一千一百万人,另有部分失业人口五百五十万人。

    在此期间,纳粹德国举国大修高速公路和显示新德国帝国气派的各种宏伟建,希特勒还强调发展“人民车”、“停车场”、“自由贸易中心”、“公园”与“绿化区”的建设。当时德国有了世界上第一条的高速公路,德国在希特勒时代有了四千公里的高速路,现在德国高速路的四分之一还是希特勒时代修的,很有意思。而美国那个时代还没有高速路。人民的温饱问题几乎是在希特勒担任总理的一、二年时间内就实现了。

    汽车工业在纳粹德国“经济奇迹”的创造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希特勒上台刚刚11天,他就亲自主持了柏林汽车展的开幕式,并公开表示:要让德国民众每人都拥有1辆自己的轿车。希特勒把“国民轿车”概括为:最高时速100公里,百公里油耗小于7升,可乘载2名成人和3名儿童,售价不超过1000马克。在这里,他第一次使用了“大众汽车”(Volkswagen)一词。同时,高速公路网计划付诸实施。 3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在1933年至1938年之间完成。希特勒的汽车化政策为德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其经济体制是沿着加强纳粹国家对经济生活全面管制的方向发展,把以市场经济为主的体制变为以国家干预经济为主的体制。

对外扩张

    如果说希特勒上任后对内烧的“三把火”,让除了犹太人之外的大多数普通德国人得到了实惠,因而在政治上支持拥戴纳粹当局的话,希特勒对外也烧的“三把火”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大国。这让德国人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都大大增强,更加坚定地支持希特勒和纳粹党。

    希特勒对外烧的第一把火是秘密重整军备。经济奇迹是希特勒最享盛誉的成就,但不是其唯一的成就。希特勒上台后的1935年,德国实行陆军普遍征兵制,并正式成立空军,接着又大造军舰和潜艇。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使德国的空军力量超过英国,陆军力量也超过法国,成为欧洲军力最强大的国家。有计划的经济使德国的工业发展速度超过了英、法、美。 1932-1938年,生铁产量由390万吨上升到1860万吨,钢产量由560万吨上升到2320万吨。 1933年-1939年,德国军火生产增长11。5倍,1940年到1944年,平均的武器产量又增加了两倍。到了战争爆发的时候,纳粹德国的累计军费开支已经达600亿帝国马克,所占国家年度财政预算的比例从1932年的4%增加到了1938年的50%,相当于德国该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7%。同在1938年,英国的军费开支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美国为1%。

    对外希特勒烧的第二把火,是收复失地和和平扩张。就是通过不流血的外交征服,一步步使德国从一个战败国成为了“正常”国家。 《凡尔赛和约》使战败的德国一共丧失了拥有732。5万人口的73485平方公里的国土。希特勒上台后,经过一番折冲,不仅收回了萨尔地区、派兵占领了莱茵非军事区,而且在1938年3月让奥地利“回归”德国后,又把有350万人口的捷克苏台德地区纳入了德国版图。 1939年3月15日,德军占领布拉格。 1939年4月20日,希特勒五十大寿,德国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所有各兵种的军旗都集中起来组成了一个“军旗营”,这么多的军旗都向希特勒前倾致敬。

    希特勒对外烧的第三把火,则是通过举办1936年柏林奥运会,以最隆重的仪式,在德国人面前向全世界宣告了德国的重新崛起。希特勒亲自担任柏林奥委会大会总裁。他下令用16吨铜铸了一座奥林匹克巨钟,建筑了一座高达七十米的希特勒钟塔,建了一座能容纳十万人的运动场,建了一个可容纳两万名观众的游泳池,并修建了比美国洛杉矶奥运会更豪华的奥运村,1936年8月1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希特勒宣布开幕。会场上飘扬着纳粹旗帜,德国运动员通过主席台时,行纳粹礼,高呼“万岁——希特勒!”德国第一次通过电视播放了奥运会比赛盛况。在这次奥运会上,德国获金牌33枚、银牌26枚、铜牌30枚,拿了世界第一。通过举办奥运会,希特勒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和平英武的政治家形象。

    希特勒提出的对外政策纲领是用武力夺取”生存空间”,然后全面利用被奴役国家的工业、人力和物力,为德国统治阶级谋利益。希特勒对到会的资本家说:”如果我们要解决生存空间问题,我们就要运用整个民族积累起来的政治力量。所以现在大家争吵我们的军队是10万还是30万,这完全无关痛痒,问题在于我们的军队至少是800万。”800万军队的建设和夺取“生存空间”的战争对于垄断资本家来说,那将意味着神话般的巨额利润。所以,希特勒的讲话征服了德国垄断资本家的心,博得了他们的热烈掌声和喝彩。在这一次会议上,垄断资本家们就纳粹党执掌政权的问题,原则上达成了协议。

希特勒的“合法性”和国际垄断资本家的支持

    这里抄录一段据说是希特勒在战争开始前,对德国人民的一个讲话:“我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国家,它因为信任外国的诺言和由于民主政府的恶劣制度而面临着彻底的毁灭……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重新建立了秩序,并且大大增加了生产……发展了交通,使庞大的公路网得以兴建,运河得以开凿,巨大的新工厂得以出现,同时也致力于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与教育水平。我曾做到了使700万失业工人全体重新得到工作……我不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团结了起来,而且使他们重新武装了起来,我也曾致力于一页一页地撕毁那长达448条的条约,其中包含着任何国家人民和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忍受的最卑鄙的压迫。我把1919年从我们手里抢走的地方夺回来给了德国。我把成百万被迫与我们分离而饱受辛酸的德国人领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

    希特勒除了得到本国垄断资本家的支持外,还得到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美国大老板的支持。美国大垄断巨头摩根、洛克菲勒、杜邦、亨利.福特,英荷壳牌石油公司董事长德特丁,英国报业大亨罗特米尔,瑞典火柴大王克雷格尔和法国军火商康采恩施赖德尔.克雷佐等,都给希特勒提供了大量金钱。一些美国垄断资本的喉舌公然支持希特勒上台。 《纽约时报》于1931年6月1日写道:“假使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总理,那就显然在华盛顿更孚众望了。”美、英垄断资本家们把希特勒看成是把德国和欧洲从无产阶级革命“危险”下拯救出来的救星,他们希望希特勒上台执政,消灭德国的革命民主力量,以确保他们在德国的大笔投资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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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

胡友松 口述

九州出版社出版

  2008年11月25日,胡友松在台儿庄病逝,享年69岁。临终前她回忆与李宗仁难以忘却的婚恋往事:“在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是1966年7月26日,我与民国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正式结婚。从那一刻起,我的命运便同李宗仁联系在一起。那年,我27岁,李宗仁76岁。”

  见面“红包”300元

  1959年,我从北京第三护士学校毕业,分配到北京结核医院工作,又转到积水潭医院。期间,曾经有过两次无疾而终的爱情。之后,在下放到农村巡回医疗一段时间后,最终到了复兴医院。
  一次我和医院里的其他几位医生一道被邀请去参加国务院一个部委的联欢晚会,就在这次联欢会上我无意之中遇到以前认识的张成仁先生,他是上海很有名气的记者和翻译家。
  由于彼此都熟悉,所以,我们每次一见面,我就会把单位里的一些事情以闲聊的方式告诉他。有一次,我请他帮忙换个工作,因为我对自己干的这一行实在是感到厌倦了。张成仁很热心地对我说,他在北京的政界也有些朋友,有机会一定帮我多询问一下。看从哪个方面入手能够办成。我很感激。
  早在1966年的6月初的一天,张成仁碰到了老朋友程思远。两个人渐渐谈到了回国以后的李宗仁。程思远说李宗仁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一个人生活很不便,情绪也十分低沉。张成仁不解地问是怎么一回事,程思远说是由于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在跟着他回国后,不幸患乳腺癌去世了,李宗仁感到很孤独,也很苦闷。作为跟随李宗仁多年的老部下,程思远最了解他,想私下先物色一下,给李宗仁找个伴儿,来照顾他晚年的生活。张成仁就推荐了我,他说我如何如何合适什么的。
  张成仁找我要了一张近期的照片,说是介绍工作的时候要用。也就是说,最初张成仁把我介绍给李宗仁之前,并没有直接讲明他们的真实目的,而是首先问我想不想换个工作。我一听这个消息,当然觉得是个好事了。好像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已经到了正常的下班时间,张成仁打来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首先问我知道不知道一个叫做程思远的人,我想到他说的是不是那个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啊,于是,就脱口而出说知道这个人,但对方并不认识我。张成仁听了,笑了起来,在电话里对我说,等一会儿就和程思远一起来医院接我,就带我去见一个大人物。我听了,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平时张成仁是从来不会开玩笑的呀!今天怎么这样的反常呀!
  我站在医院的大门口等着,不大一会儿,一辆灰蓝色的伏尔加牌轿车慢慢停在我的身边。张成仁摇下车窗探出头,笑吟吟地让我快上车。我坐进轿车后,坐在后排的张成仁指着前排的一个身材精瘦的中年人,向我介绍说他就是程思远。程思远微笑着转过头,我也对着程思远礼貌性地点了点头。张成仁看着我有些迷惑的表情,故作神秘地对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也许会对我调动工作有好处。
  在路上,我静静地听着张成仁和程思远在随意地说着话,但话题的内容我也听不懂。所以,也没有插上一句话。轿车拐进了一条狭窄的小路,在门牌“西总布胡同5号”的门口停了下来。这时候,张成仁对我说,你知道今天我带你见的大人物是谁吗?我自然是不解地摇了摇头。张成仁说这个大人物是李宗仁先生,我听了并没有感到太吃惊,只是下意识地重复了一句,因为我在乡下的时候听村里的高音喇叭播放过有关他回国的报道,但为什么要带我来见这位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大人物呢?我只是感到困惑。
  我们三个人已经穿过小院子,来到客厅里。在我面前出现的是一个比程思远还要清瘦的老人,一看他明显的五官特征,尤其是那突起的颧骨,就知道是个南方人。我心里想这大概就是让我见的李宗仁吧。果不其然,程思远快步走上前来,对我介绍说这就是李先生,又对李宗仁说我是小胡姑娘。李宗仁微笑着操着一口浓厚的地方口音请我们坐,我也不知道他是广西人,更听不太明白他的话,只是看着他的手势,才明白其中的意思。我们坐下来后,我在李宗仁和张成仁互相寒暄时禁不住偷偷打量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大人物,当时的李宗仁头发已经花白,看上去年过花甲,他上身穿着一件深色的尼龙衫,下面穿着颜色较浅的好像是亚麻做成的裤子,虽然他坐下来以后人就显得更加矮小,但精神和气色倒还不错。我从他的言谈举止之中,明显地看出来他有常人所不可能具备的独特个性,显示出一副威武的将军气概。我心里想,大人物毕竟是大人物,尽管他外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只要一和他接触,那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就会不自觉地扑面而来。
  我亲眼见到的李宗仁,虽然已经是76岁的老人,但外表气色很不错,腰不弯,背不驼,说话声音很响亮。这个大人物虽然不是我在电影和图书中看到和想象当中的那种浓眉大眼、高大威猛的英雄形象,但浑身上下却不经意地展示出一种凛然正气的军人气质,同时又不失儒雅和善。据说他在指挥台儿庄战役时,日军的流弹曾经击伤了他五颗牙齿,后来还做过胃、胆切除的大手术,但仿佛这一切都丝毫没有损伤过他的健康。此时他在我的面前非常健谈,还很直白地发表对事物的看法和个人的一些意见,我心里感觉到他是一个很真诚、很实在,也不甘寂寞的好老头儿。这就是李宗仁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
  李宗仁很健谈,他一边和程思远说着话,一面又转向我来问一些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情况。随后,他又把话题转向张成仁,但说上两三句后,又把话题拉扯到我这里,真像是一场外交谈判。初次见面,我当然是想给这个大人物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所以,在回答李宗仁的问话时,发挥得还算不错。我们大约谈了一个小时,在时针敲响七点钟的时候,李宗仁热情地留我们一起共进晚餐。
  我们互相礼貌地让着坐,四个人坐定后,晚饭就开始了。望着一桌很丰盛的佳肴,我心里很开心,一是意外地见到了李宗仁这个想都不敢想的大人物,二是我真的好久都没吃上这么既好看又好吃的菜了。这时,坐在我旁边的李宗仁不停地往我的碗里夹着菜,还说让我不要客气,按照西方人用餐的习惯是不应该用他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的,但他又解释说,这是在中国,要按照中国的吃饭习惯,这样才显得主人热情好客。他还说,他在海外就一直没有改掉这个习惯,干吗要改掉这样一个中华民族传统的好习惯呢。我们听了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这是一个很风趣的老头儿,浑身上下充满了幽默感。我们一边吃一边说着话,李宗仁一直称我小胡姑娘,问我愿意不愿意到他这里来工作,主要是干些文秘之类的事情。我因为早已厌倦了在医院的护士工作,一听是到李宗仁身边工作,真是感到特别的吃惊,心里一阵狂喜,表示自己很愿意。李宗仁慈祥地点了点头,对我说,那好,我们就一言为定吧,你看什么时候能来,我每个月给你100元工资。我一听,心里别提有多么高兴了,在医院里累死累活才拿几十块钱。另外,由于单位人多嘴杂,是是非非的事情就特别的多,我感到自己终于修成正果,来到了心境平和的世外桃源。别的不说,就单凭能在李宗仁身边工作,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更何况100块钱的高工资也是十分诱人的呀!我从内心里特别感激张成仁。
  晚饭之后,李宗仁起身相送,他递给我一个大红包,说是第一次见面送给我的小礼物。我当即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连忙推辞,一旁的程思远让我接下,说这样推掉德公会不高兴的,我只好双手接下,连忙道谢。张成仁说他还要和李宗仁及程思远再谈一谈别的事情,就不留我了。走出胡同,我上了公共汽车,一路上,我的心里一直是乐滋滋的,脑子里还在回放着刚才在李宗仁家里的每一个场景,而在临走的时候李宗仁给的一个大红包里装的又是什么东西呢?我心里充满了好奇。我知道,这样的红包一般都是到了过年或有喜事的时候赠送的钱,但我都这么大了,又没有什么喜事来临,这个大人物总不会送我钱吧?但那又是什么呢?好不容易回到宿舍,我赶紧拆开红包来看—啊!原来里面装的是人民币,一共有300块钱。我一下子愣住了。

  “你有没有男朋友?”

  大概是过了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下午,我记得那天的天气不好,阴沉沉的,还下着小雨,李宗仁叫人把我接到了李公馆。那一天,程思远和他的夫人石泓也来了。 看得出,让我到李宗仁这里工作,他们是很慎重的。我们见面后又是一番长谈,我晓得,他们这样做的用意是想要更全面地了解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另外也好从我的 言谈举止中来判断是否适合在李宗仁身边工作。这天下午,由于到的时间比较晚,到了晚饭时间,李宗仁照例热情地留下我们三个人一起吃了晚饭。
  虽然是第二次来到李公馆,我依然是很小心地留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对这次见面自然是记忆深刻。我记得我们吃完饭之后,程思远和夫人石泓在客厅里休息,李宗 仁让我参观一下公馆,熟悉一下环境,他带着我先看了看厨房,再看一下他住的卧室,然后,我们俩一起来到了二楼的书房。李宗仁在介绍书房里一些图书摆放位置 的时候,语气很恳切地对我,他很喜欢我,希望我能够尽快到他这里来工作,当他的机要秘书。我点了点头,对李宗仁明确表态说随时可以来报到。李宗仁很满意地 说好,让程思远来具体安排时间。他还说为了工作方便,请我要住在他这里。房子很多,完全够用,这样工作起来方便。我听了他的这些话,也没有多想。接着,李 宗仁又问了我的年龄,有没有男朋友什么的,我也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表态说,我到这里工作是心甘情愿的,你让我住在这里我也没有意见,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合适的 对象,但将来总会遇到的,我要正常地恋爱结婚。其实,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对于今后能否碰上志同道合的男朋友,心里也没有底。但既然话是这样 说了,我不知道李宗仁听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在话音刚一落地就抬头看他一眼。只见李宗仁明显地愣了一下,尽管只是刹那间,但我却看得清清楚楚。他赶 紧掩饰住失态表情,然后装作很自然的样子对我说,那是当然的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就在这时,李宗仁突然做出了一个叫我始料不及的动作,他突然上前一 步,用两个手臂抱住我,就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当时我本能地慌忙躲开,又吓又羞一下子涨红了整个脸,心脏也感觉在怦怦地直跳。这也许是他在美国生活了一段 时间所学的西方国家的礼节习俗吧!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外国人不是在一见面都会热烈拥抱和脸对脸亲吻吗?我转念一想,也就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的了。想 到这里,我马上恢复了常态。
  接着,李宗仁又对我介绍书房里的摆设,我却没有完全听得进去。后来,程思远对我讲了一些有关李宗仁的婚姻和 家庭的点滴往事,我这才恍然大悟,他在书房对我的亲吻非同寻常。再后来过了很多年,我又看了李宗仁的结发妻子李秀文所撰写的个人回忆录,从中更多地了解到 了李宗仁的家庭生活。我再结合李宗仁亲口给我讲述的有关他的婚恋情形,再把从许多渠道得到的一些事情连贯一起,从中也就知道了更为翔实的故事。当初李宗仁 抛下李秀文和郭德洁结合,也是事出有因,决不是社会上流传的那种简单的喜新厌旧。李宗仁与郭德洁结婚后,李秀文是心甘情愿地退居在后,她知道李宗仁应该有 一个更适合他在政界发展的得力助手,所以,就默默地把她和李宗仁的亲骨肉李幼邻抚养成人。李宗仁偕同郭德洁一道出入各种社交活动当中,逐渐显示出个人的超 人才智。当然,我没有见过郭德洁,她陪同李宗仁回到大陆半年后就因为乳腺癌去世了。李宗仁很悲伤,也很痛苦。他多次向程思远表示自己年纪大了,身边不能没 有人,他说自从郭德洁离开他之后,他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作为跟随李宗仁多年的程思远,不能眼看着李宗仁一天天地消沉下去,在与张成仁碰面的时候,两 个人偶然把话题谈论到这里,是张成仁出于好心把我推荐给了程思远,只是因为事情还没有到公开的那一步。这些情况也都是在日后与程思远交谈的过程中,才逐渐 了解到的。
  程思远在第一次见到我之前,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全面了解到我的家庭出身和工作的情况,当然,这些都是事后我才知道的,那时我自 然是蒙在鼓里的。程思远见了我之后,对我的初步印象还不错,这才当即决定带我到李宗仁公馆里去。在与李宗仁见了两次面后,李宗仁喜欢上了我,可我却茫然无 知。就在第二次见面后,李宗仁亲自用专给他配用的红旗车,把我直接送回了医院宿舍。在我下车回头向李宗仁礼貌地告辞时,我看见李宗仁笑眯眯地冲我挥着手。 后来,程思远的夫人石泓告诉我:“德公那天特别高兴,在我们面前一直夸你好。”
  这是第二次见到李宗仁的情景,既然自己能得到李宗仁的认 可,我想马上就可以到他身边开始工作了。于是,我的心情也就放松了许多,不再像第一次回来那样急不可待了。果不其然,不久,就又有了第三次会见李宗仁的安 排。这一次,李宗仁直接对我说,你要到我这里来的工作,是做保健秘书。我一听,心里感到不是滋味,一开始不是说是做机要秘书吗?怎么又变成保健秘书了呢? 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当即点头,而是请他容许我再考虑考虑。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着,李宗仁让我做保健秘书,那机要秘书莫非不适合我来做而另选他人不 成?
  这样的一个谜团一直困扰着我,直到第四次见到李宗仁。这一次,李宗仁是照例又留我吃晚饭。但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陪同吃饭的既没 有张成仁,也没有程思远夫妇,而是来了许多看上去穿着中山装的干部模样的陌生人。大家只是相互客气地问个好,接着就各自吃饭。吃饭的时候,没有什么说笑, 我感到这个样子怪怪的,但除了李宗仁,由于大家彼此都不认识,所以也不好多说多问什么。在吃饭的过程中,也就是只有李宗仁和我在说着一些闲话,其他的人说 的话很少。这一次,李宗仁并没有问我是否愿意到他这里来,也没有直接挑明让我到他这里报到的时间,而只是随便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我似乎感到了一种不祥 的征兆,莫非是李宗仁看不上我的工作能力,准备另换他人了?也许上次告别,自己听说是做保健秘书而考虑一下出现了问题?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吃完了这顿晚 饭,感到一点味道也没有,我只有往最坏的地方去设想,难道这顿饭就是打发我从此不要再来李公馆的暗示吗?正想着,那一群干部模样的人纷纷告辞离开。李宗仁 照例派车把我送回宿舍,只是没有像第二次那样亲自上车来送,但我想,这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总不能每一次都得他亲自把我送回家吧。我总感到不会是什么好事 情。咳!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了!那一夜,我朦朦胧胧的,没有睡好。

  突如其来的求爱

  如果说在第一次见到李宗仁时听说要到他那里去当秘书是一阵欣喜的话,那么在第四次离开李公馆之后我的心情是一落千丈,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找不到答案,我自然郁闷起来,上班的时候无精打采地消磨时光。这时候,李宗仁又派车把我接到了他那里。
  我照例进了客厅,见到了早已在此等候的李宗仁。想不到这一次却发生了极有戏剧性的一幕—只见李宗仁快步迎上前来,一把拽住我的手,开口对我说了一句叫我 现在想起来都心惊胆战的话:“小胡姑娘,你能不能跟我结婚?”我当时一听这话,突然全身像中了高压电流一样,第二次见面时他在书房里让我毫无防备地吻了我 一下,已经叫我感到非常吃惊了,想不到这一次他会向我主动求婚。此时此刻,我顿时明白了上次他亲吻我的真实含义,那决不是什么西方礼节。本来从当初所说的 机要秘书悄悄转化成了保健秘书,已经叫我不太理解了,让我这样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给一个年迈的异性老人当保健秘书本来就已经勉为其难了。可让我万万没有 想到的是在我第五次刚踏进李公馆的大门时,就是这样一个大人物会突然当面向我提出了想和我结婚的请求!这该是多么荒诞的话题呀!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我才27岁,而这位大人物却是已经七十好几的老头子啊!……
  我真的是难以形容当时的复杂心情,我既不感到李宗仁对我的求婚是对我的侮 辱,也不认为这是天上凭空掉下一个大馅饼的好事。因为我对像李宗仁这样的大人物毕竟还是充满了一种高山仰止的情怀的,通过张成仁能够认识他总归是一件荣幸 的好事情。但对于李宗仁突如其来的求婚,我的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残存的一丝理性告诉我,不能当面对他一口回绝,这样太伤他的面子,或许对他是一个致命的 打击。但我又绝对不会去点头认可,因为这是我必须要慎重考虑的大事情。看着一脸诚恳的李宗仁,我的心一下子软了。我低声对他说,请你给我半个月的时间考虑 一下,好不好?我想,当时李宗仁在很冒昧地向我求婚时,他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毕竟这样冒失地脱口而出,也一定是感到很紧张的。当他听到我这一说,没有马 上回绝,自然是给了他一个台阶下,只见他似乎夸张地松了一口气,嘴里一连声地说着“可以,可以……”
  我对于这样的婚姻大事,自然是不敢 怠慢。回到宿舍之后,我的心里依然是乱麻一团。我真是矛盾极了。那天晚上,我是彻夜未眠。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目前自己不如意的工作,想到今后自己的前 途,想到如何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我想得更多的是自己已经老大不小了,可要嫁给一个比自己大49岁的老头子那该如何是好?可是,这个老头子却又并非等 闲之辈,自己如若是跟了他,那下半辈子的命运将毫无疑问地重新改写了!虽然李宗仁已经到了人生的暮年,但他总不能一直沉陷在丧妻之痛的悲哀中不能自拔,他 有权利在有生之年选择一份属于他自己所享有的爱!对于李宗仁的历史,我当然是从书本上知道一二的。当年的他,雄姿勃发,纵横疆场,叱咤风云,曾经在 1938年指挥过震惊世界的台儿庄大战,与来犯的日寇决一死战。1948年,在蒋介石被迫下野时,他又曾临时充当过国民政府的代总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逃 亡国外……李宗仁的确是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现在赶上老年丧偶,日常生活没人照料,他是需要一个妻子来尽这份责任的呀!
  到 了第二天晚上,我依然心事重重,真正尝到了失眠的痛苦。脑子里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时间难以理清思路。半夜里我实在支撑不住了,刚打了一个盹,突然脑子 里闪现出一个人来,那就是张成仁,是啊!这个时候,应该去问问他才对呀!既然李宗仁公开主动地向我求婚,我想肯定是他们事先预谋好的,我真想半夜就去找他 说个明白。
  天一亮,我一上班就准备给张成仁打电话,约他出来当面谈一谈。正在这时,李宗仁派司机来接我了。电话也没有打成,我就又身不由己地第六次来到了李公馆。
  这一次,我见到李宗仁,心情极不平静,而他却反而像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只见李宗仁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道:“我们俩的事情,通过国管局已向周总理作 了专门的汇报,总理说只要你同意,就让我们名正言顺正式办理结婚手续。小胡姑娘,我看,这件事情我们就这样确定下来吧?!”听了李宗仁的一番话,我还有什 么可说的?倒也不是什么行政命令,更没有任何人的强迫执行,关键是我看到眼前的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心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更没有说出任何不同意的理由 来。我顿了顿,对李宗仁说:“那既然是中央决定,周总理又有具体安排,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了这句话之后,我的心里反而平静下来了,眼睛正视着李宗仁, 只见他是一脸的激动,跨步上前,再次用他那双有力的手,紧紧地搂住了我,还轻轻地在我的脸上亲吻了一下。
  对于李宗仁的大胆求婚,还有我 如此轻易地接受了他的请求,整个过程都是懵懵懂懂的。当时,我之所以会当场应允了李宗仁,一是出于对他的好感,第二恐怕就是听他说此事已经惊动了党中央和 周总理,既然周总理都没有意见,那就表明他也是全力支持李宗仁的,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李宗仁在第一 次见到我后,就很喜欢我,经过第二次接触之后,他已决定想方设法娶到我。对于李宗仁的婚事,周总理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一直都很关心。最早, 李宗仁是想以找一个保健秘书的理由来引出他真正的目的的。周总理接到报告后很慎重,认为这样做不太妥当,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毕竟有着本 质上的区别,如果这样做了,传出去影响不好,所以,周总理经过再三考虑,不同意这么做,但他心里很明白李宗仁的真实意图,于是,就干脆挑明话题,成全李宗 仁,他曾对李宗仁当面说道,咱们不必雇请什么私人女秘书,如果李先生真的喜欢这位胡女士的话,你们可以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履行正式的结婚手续嘛!我国的 婚姻法没有男女双方年龄差异上的限制,只要符合婚姻法就可以结婚。有了周总理的理解和支持,李宗仁这才敢鼓足勇气当面向我求婚。

人逢喜事精神爽

  1966年7月26日,一场特殊的婚礼在北京市东城区“西总布胡同5号”李公馆里隆重而热烈地举行。当年27岁的我和已经76岁的李宗仁将军正式挽起了 手,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当时,我和李宗仁都沉浸在无比的欢乐和幸福当中。我自信自己一定会和李宗仁这个可爱的老头儿在一起配合好的,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其 他方面。
  当天的婚礼虽然没有像报界所渲染的那样有多么隆重的场面,但整个过程还是很热烈欢快的。因为前来出席婚礼的嘉宾和前来祝贺的人 士,都是经过李宗仁亲自列出,并经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一一审定的,所以,前来参加婚礼的人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身份,或者说都与李宗仁私下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的,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婚礼的与众不同之处。
  在婚礼的前一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高富有副局长还为李宗仁和我颁发了结 婚证书,并亲自把结婚证书送到我的手里,我看见证书上写有北京东城区区长戴庆元的签字和民政局盖的公章。由于婚礼就定在早已经整修一新的李公馆举行,许多 事情都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出面来办理,也不需要购置什么嫁妆、家具什么的,李公馆都有,其他的装饰呀、婚宴呀、人员服务等,都是公家来办,我根本就不 怎么操心,只是一向爱讲究的李宗仁请来上海师傅专门为我量身定做了两套西装,说新娘子就应该穿着漂亮些。结婚当天,程思远夫妇、黄琪翔夫妇、邵力子特订了 三个大花篮,提前送来,装点在大客厅里,特别鲜艳,也十分显眼。刘仲容、黄绍、刘斐、余心清等十几个李宗仁的旧时好友都前来祝贺。
  我们 的婚宴很快就开始了。因为李宗仁是南方人,所以他一直喜欢吃广东菜,为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还专门为他请来了北京华侨饭店的名厨掌勺,大师傅烧得一手 正宗的粤菜,真是又好看又好吃,可以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佳肴了。这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胃口也大开啊!酒宴办得十分丰盛,大家吃得也很开 心。客人们一边向李宗仁和我不断地祝贺新婚之喜,一面饮酒叙旧,气氛热烈,每一个细节都让我感觉温馨无比。这一天的婚礼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后来在自己遇 到更大的挫折和打击的时候,我就会仔细回忆我和李宗仁的婚礼场面,以此来安慰自己要勇敢地面对现实,坚强地活下去。
  当天的婚礼一直持续 到了晚上九点多钟,客人们才尽兴地陆续告辞。大家主要是考虑到李宗仁的身体,也就没有像年轻人结婚那样还要闹洞房了。我笑着一一与来宾们握手告别,在送走 最后一个客人时,我这才感到自己很疲倦。我想此时的李宗仁肯定很困乏,就赶忙回到客厅。想不到李宗仁还处在极度的亢奋当中,他一见我走过来,就很高兴地拉 着我的手,对我说他今天因为多喝了两杯酒,一点也不困,他还说自从郭德洁走了以后,我们家已经好久没有像这样热闹过了。接着,我就扶着李宗仁一道来到楼上 的卧室里,这也就是我们的新房。
  走进卧室,我的心里充满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我脱下西装,换上—件白色的睡袍。这时,李宗仁坐在一旁,轻声地对我说,以后我就叫你“若梅
  洞房花烛之夜,我向李宗仁直抒胸臆:“德公,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很敬佩你。我愿意嫁给你,是真心诚意的,不带任何私心杂念。我不图你的财产,只要 你能安度晚年,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尽管人们称我们的婚姻是‘梨花伴海棠’,或者说是带有荒诞色彩的‘老少配’,但我不在乎这些,我们在一起生活,有你对我 好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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