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治理期。与其说今后的任务重在抓经济,不如说重在抓人心,抓政治,抓人性。一个人性和人心变坏的社会,再多GDP物质财富也没用。所以,要改善政治,提高政治文明, 减少强制行为,多行仁政。要改变革命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传统的强硬作风,要进入以理服人、仁慈治天下、法治天下的历史阶段,只有以仁义治国才能恢复到天下大治的道统状态。不管哪种政体, 不管哪个党,离开了仁义治国,都会弄得不得安宁。“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这句中国政治遵守了几千年的原则始终在新形势下有效。

    要做到仁政和法政,那就需要人心来配合,还需要治心,正心,恢复传统的善行社会。无奈的是,多年的斗争文化已把淳厚淳朴的民风扭曲得不像样了 ,在某些领域,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厚黑社会。中国必须要回归那个温柔敦厚的诚信社会,否则迎接我们的是更大的难堪。冯胜平先生的文章看到了这一点。赵汀阳和李敖的文章都值得一读。

一轮改革的重点是治官

----仁政是中国几千年不变的政治学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3年11月28日

目录

特稿

苏文洋:挨打以后的不同表现

陶东风:比坏心理腐蚀社会道德——对比《甄嬛传》和《大长今》价值观

卢映西:十日谈:改革寓言

冼岩: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取决于整党、反腐的成效

骆家辉辞职的原因

刘浩锋:当今中国流行厚黑学

刘浩锋:警惕文华资本系统破坏中国梦

姚洋:改革首先需要约束政府

MOOC:互联网将如何颠覆这17个传统行业

汤敏:别人都慕课了我们怎么办

赵汀阳:现代性的终结与全球性的未来

经济

刘纪鹏: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就是要攻坚克难

冼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奥秘是“独惠资本”

杜建国:质疑李总理的的推销术----中国的产品过剩吗?

杜建国:黄岛11.22事故后又见姓资姓社论调

自贸:中国出重手,李光耀蒙了

罗伯特•佐利克:毛泽东模式与市场改革

施晓渝:探解广东工潮,试行暂时失业保险救助

施晓渝:尊重市场就要尊重市场的破坏性

施晓渝:中国梦的道德与经济基础

李昌平:一个老改革者的肺腑之言

余治国 叶楚华:古罗马之衰败实败于地产利益集团

刘海波: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地租公平分配与土地合理利用

许宪春:GDP核算体系将作重大修订

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挑战“全球不平衡”作为危机解释

黄奇帆:改革完善企业股本补充机制 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朱国林:农业部支持转基因的李家洋副部长曾受聘美公司

李玲:中国有能力给老百姓免费医疗

高 蓓:国有股比例与管理授权:基于混合寡占模型的研究

罗斯柴尔德:看不见的手的流变

金融家:华尔街的阴谋

政治

环球时报:美日挡不住中国崛起为一流强国

老索:中国用什么方法稳定了南海?

拉詹·梅农:亚洲迫在眉睫的权力转移

日本《读卖新闻社》:巩献田PK茅于轼----针锋相对的一场会谈

尹连根:论大陆媒体人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

秦晖:福利的高低正负与中国的转型

李敖:毛泽东让我们从心底里喊万岁!

施晓渝:毛泽东的红利

冯胜平:毛泽东的政治遗产

易中天: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李泽厚:改良不是投降 启蒙远未完成

文史

杜君立:最后的中国

黎鸣:重新读解宋儒张载的“名言”

藏瑾:国家之子

原副总理纪登奎夫人王纯访谈录

人物:陈毅之子陈小鲁

沈宁:我与红卫兵的几次奇怪遭遇----北京男八中一段往事

朱嘉明:思想可以走多远

朱永嘉:怀念在提篮桥的六年监狱生活

刘统:1948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真正原因

邰浴日:在布达佩斯领略看得见的历史

余画洋:两昊、三苗与微——尧舜及其族群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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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李延明<liymbj9206@126.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3年12月02日 18:22 (星期一)附 件:1个(2013.11.30《参阅文章》(105).doc ) 查看附件

    大军网编者按:中国人始终没文明到不靠武力来解决问题,城管动不动打人,执法者动不动打人,路人吵架动不动就打起来,甚至夫妻吵架也要动手。这种打人导致的后果就是社会不安。所以要提倡讲理,不讲 理的社会不会安宁,总是发生冤案错案,总是积攒一大堆上访人群。中国的社会管理方法要文明,不能永远停留在武力、暴力执法阶段。新一届政府要下大力气在文明施政上进行探讨。革命时期遗留的强硬作风和粗暴方法不能在和平时期延续,这是中国政治转轨的最大课题。

挨打以后的不同表现

原北京日报 苏文洋

    最近看到两篇访谈录。访谈对象是一个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原主任高锴。两篇访谈录的作者是丁东、邢小群,一篇发表在今年第11期《炎黄春秋》卷首,题为《我在全国人大的见闻与杂感》;另一篇刊载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小谈往事》一书卷尾,题为《我接触的风云人物》。

    高锴曾经在《北京日报》工作过,我虽在京报集团工作过30多年,却从未听说过其人,因此我对他很感兴趣。他在访谈录里谈到很多不为人知的往事,更是我感兴趣的内容。比如说,他讲自己是怎么参加革命的,是怎么“左”的。我近些年一直想研究一下当年的那些革命者、改革者都是什么原因推动的,我不相信人天生就要革命、要改革。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不说真话,而高老是说真话的。

    高锴在上海南洋模范小学、中学读书,和他同年级的有蒋介石的外甥,白崇禧的两个孩子。从1945年到1949年,这里出了135个中共党员。高老回忆:“1946年春假,我到杭州去玩,在回来的火车上,看到国民党宪兵在打骂一个卖鸡蛋的老太太,上前和他们争吵,下车时被抓到宪兵23团被毒打了一顿。挨打以后,人自然就‘左’了,凡是看到报上反对国民党的话,我都信。从这年开始我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要民主,要自由。”后来学校成立学生自治会,他是联络干事,另一联络干事是徐惟诚(曾任《北京日报》社长)。再后来他被发展成中共地下党员。

    国民党到了台湾后,据说也对在大陆上丢了政权有过深刻的反思。但是,我估计他们怎么反思也想不到,宪兵23团打人能把人打“左”了,打成反国民党政权的中共地下党员。

    我看到这一段往事,非常感慨。因为我们现在一些执法人员还是改变不了打人的恶习,凡是执法人员打人,我都认为这些人是在有意或无意地破坏人民的政权,拆人民政府的台。

    近来,各地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使得一些人沉冤得以昭雪。这些冤假错案中,有不少都存在着打人、刑讯逼供等事实。这样的例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搜索相关报道来阅读。

    我记得跑到上海杀警察的北京青年杨佳也说自己在上海挨了打,跑到首都机场引爆炸药的冀中星也说自己挨了打,而且还被打残疾了。或许杨辉挨打将成为一个悬案,但我希望所有打过人和准备打人的执法人员都明白一个道理:人是不会总是白挨打的,让你执法不是让你打人,无论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还是社会的稳定,执法人员的打人行为最终都是在自己给自己制造“敌人”。这些年的冤假错案,其实都是没有打击敌人,而是制造“敌人”。当年国民党的教训已经十分深刻了。无论如何,不许打人应当成为执法人员的执法底线。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0月09日 08:57 (星期三)附 件:3个(叶檀:大集权下的大改革.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比坏心理腐蚀社会道德

——对比《甄嬛传》和《大长今》价值观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陶东风

  近年来,一些领域的道德状况令人担忧:犬儒主义盛行,人际关系恶化,社会诚信缺失。更可怕的是,一些人其实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但出于一己私利,不是努力去疗救它、修复它,而是自觉不自觉地甚至无所顾忌地参与到对它的进一步破坏中。这种犬儒主义与投机主义的态度,比社会道德的损坏更为可怕。

  这些人之所以会这么做,并非是缺乏明辨是非好坏的能力,恰恰是在具备这种辨别能力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作恶和犯错。近几年流行的官场小说、宫斗剧就是这种社会风气投射到文艺创作中的一个结果。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主题是权谋:谁的权术高明谁就能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好人斗不过坏人,好人只有变坏、变得比坏人更坏才能战胜坏人。电视剧《甄嬛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甄嬛刚刚入宫时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简单纯朴的女孩,但在残酷的宫廷环境中,时刻受到以皇后为首的宫廷势力的暗算和迫害。经历了一系列惨痛教训之后,她终于懂得了一个“真理”: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你必须学会比对手更加阴险毒辣,你的权术和阴谋必须高于对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说,你必须更坏才能战胜对手。最后,甄嬛终于通过这种比坏的方式成功地加害皇后并取而代之,这就是《甄嬛传》传播和宣扬的价值观。

  对比同样表现宫廷斗争主题的韩剧《大长今》,可以看出两者价值观的差异:大长今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同样受到恶势力的迫害,但她没有通过比坏的方式战胜后者,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道德立场和做人原则。这样,作品的主题就是:只有坚持正义才能最终战胜邪恶。也许有人会说,《甄嬛传》比《大长今》更真实,因为生活就是只有学坏才能生存。且不说这种对生活的理解是否过于狭隘、过于偏激,退一步讲,文艺作品也应该高于现实而不只是简单地复制现实。在评价历史题材作品时,最重要的标准还不仅仅是真实性标准,而是价值观标准。不正确的价值观会导致观众把不正确的生存理念带入现实生活。

  我相信,绝大多数观众不可能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不可能不知道甄嬛用来对付对手的权谋与诬陷手段是不对的甚至可耻的,但一些人仍然选择了以甄嬛为榜样,选择了以恶抗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明知其恶而作之,明知其非而为之。这种犬儒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大面积泛滥,将会对社会道德造成巨大腐蚀。

  当然,文艺作品中的以恶抗恶、以坏抗坏的主题并不是空穴来风,根本问题是现实社会存在鼓励学坏的土壤或鼓励作恶的环境。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学做遵纪守法的好人,用自己的行动去实施合乎道德的行为,有可能会发现自己和环境、和周围的人群格格不入,发现自己总是吃亏,被嘲笑被冷落;相反,做坏事、做不道德的事则可能风险很低,甚至没有风险。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不是人们缺乏分辨是非好坏的能力,而是他觉得没有必要非得去遵纪守法,也很难不做错事——更不要说做好事了。

  在这种比坏心理的影响下,一些人不仅不会产生悔过与愧疚心理,相反还会产生冤屈和倒霉心理,或者投机与侥幸心理。即便他们真的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被绳之以法,也无法对整个社会产生警示意义,顶多只会觉得,这些人不过是倒霉蛋罢了,比他们更坏的还大有人在,而且一样过得很“潇洒”。

    如果任由一些人这样比下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只会越来越糟糕。要彻底改变这种犬儒主义的比坏风气,必须在全社会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诚信文化。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诚信文化也需要有载体,更需要靠人去躬行。在这方面,我们的文艺作品肩负着重要的使命。除了加强维护诚信的制度建设,我们还必须“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应该成为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责任。

 

 

 

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问卷调查结果

人民论坛杂志

    根据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显示,未来10年10项挑战分别为:

    第一大挑战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82.3% 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

    第二大挑战为“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80.6%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

    第三大挑战为“基层干群冲突”,63.2%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

    第四大挑战为“高房价与低收入的矛盾”,62.8%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

    第五大挑战为“诚信危机,道德失范 ”,61.7%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

    第六大挑战为“民主政治改革低于公众预期”, 52.3%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

    第七大挑战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51.6%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

    第八大挑战为“老龄化矛盾凸显,老无所依,老无所养 ”, 44.1%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

    第九大挑战为“大学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诱发不稳定因素”, 43.4% 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

    第十大挑战为“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36.3% 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

 

 

 

发件人:x8b8x8<x8b8x8@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北京 大军网<zdjun@263.net>时 间:2013年11月26日 13:04 (星期二)

十日谈:改革寓言

卢映西

2013-11-05

  李总理告诉大家:“我们之所以要稳增长,说到底就是为了保就业。”他没有告诉我们的是,通过促增长来保就业,实际上相当于吸毒寻幻觉。因为高增长率是不可持续的,将来增长率一旦下降,失业率必会暴增,到那时没人知道该怎么办,正如目前在西方世界随处可见的情形那样。要看清这种前景,本来只需一点常识。

  2013-11-06

  吴敬琏先生最近表示:我国过去20年的市场经济可以称为1.0版市场经济,现在要建立2.0版的竞争性的市场,要消除行政垄断、行政干预,更接近于现代国家的市场体系。但众所周知的现实是,“现代国家的市场体系”正无一例外地笼罩在愁云惨雾中难以自拔。在此昭然若揭的形势下仍然忽悠“接轨”,实在难脱“接鬼”之嫌。吴老到底是故意使坏还是老糊涂了?

  2013-11-07

  国考(公务员考试)的参考人数已达152万,20年间涨了344倍,平均77人争抢1个铁饭碗。这现象说明什么?专家学者纷纷发言,但无一说中正解:市场经济正在走向失败!风行世界的市场经济模式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这一论断在理论上早已得到证明,中外实践也屡试屡验。不知专家学者还要被这块石头绊倒几次?

  2013-11-08

  乌坎,曾是名动天下的村庄。许知远先生多次深入乌坎,撰文记述了这个村庄从集体行动的象征,到陷入“集体无能,人人都觉得不满,谁也不知该怎样改变”困境的过程,最后留下一个“天问”:村民真的需要民主吗?解答天问,有时候只须转换一下角度。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答案一目了然: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上层的花活救不了基础的衰朽。把眼界放宽一些,就会看到乌坎的困境只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缩影。美国连政府都能关门,难道不同样是“集体无能,人人都觉得不满,谁也不知该怎样改变”吗?这样的困境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全面失败,与民主无关。

  2013-11-09

  国际慈善机构“自由行动基金会”发布报告,指出现代社会仍广泛存在奴隶现象。全球处于奴役状态下的人口中有72%在亚洲,印度最多,1400万,其次是中国,290万。发达国家也未能“免俗”,状况最好的英国也有4600个现代奴隶。自然科学的进步已经根除了麻疯病,但社会科学似乎还无法直面奴隶现象的挑战。

  2013-11-17

  菲律宾遭遇史上最强台风,灾区情况惨不忍睹。中国政府开始只援助区区10万美元,外媒群起吐槽后,又追加了10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援助。菲律宾这个国家,近年来在南海问题上一再挑衅,确实令人讨厌。但一码归一码。钱花出去了,事情却办得不漂亮,让左邻右舍看笑话,搁普通百姓家里都是一件很闹心的事。

  2013-11-18

  【微寓言】从前,龙族挂羊头卖羊肉,鹰族挂狗头卖狗肉。龙族中有人眼馋人家的狗肉,于是就改革,挂羊头卖狗肉。哇噻,狗肉味道好极了!后来,鹰族开始上吐下泻,龙族却要深化改革:既要坚持以羊为主,又要提倡羊狗平等(也不管逻辑上通不通)。再后来,通过平等竞争,羊头被挤下去,狗头终于挂上来。然而好梦还未醒,龙族也开始上吐下泻了。

  2013-11-21

  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弗里德·穆拉德到中国来,听说中国医生要学功夫防身,震惊了一下。接着听说中国还有医生开药获提成,又震惊了一下。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取得了这么多连诺贝尔奖得主都闻所未闻的新成就,假如评奖制度确实公平,那么下一个诺奖肯定是我们的,搞什么“万人计划”选尖子冲诺奖纯属多余。

  2013-11-24

    美国向贫困人口提供补贴的食品券制度,本月开始缩减50亿美元开支,超过七分之一(约4700万)的美国人受到影响。虽然美国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但领取食品券的人大部分都不是失业者,而是“朝九晚五”的工薪族,只不过其工资收入尚不足以果腹,低于马克思设想的劳动力价值的最低标准。马克思看来还不够“激进”。

  2013-11-25

    1976年,老百姓边看批邓大字报边窃窃私语:“哼!要是这次不批邓,还不知道邓小平是好人哩!”这段历史让人看得心惊肉跳。为什么?因为历史总喜欢不断重现。当年的情形如果“穿越”到今天,大概会变成这样:老百姓边看法院布告边窃窃私语:“哼!要是这次不公审某某某,还不知道某某某是清官哩!”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1月23日 15:11 (星期六)附 件:1个(三中全会历史地位取决于整党.doc ) 查看附件

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取决于整党、反腐的成效

冼岩

    刚刚过去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是中共近二十年来最有作为、最具含金量的一次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改革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突破之显著,超出了外界最乐观的估计和期待。但是,正因为这样,会议和决定客观上也对执政党和政府提出了更高要求。执政党和政府能否达到这种要求,是决定《决定》的实践效果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关键,也是评价此次会议最终历史意义的关键,更是左右中国未来进程是“向上”还是“向下”的关键。

    以《决定》中有关国企改革的条款为例。可以说,《决定》中关于国企改革的条款,是此轮经济改革中最有分量的内容,因为它涉及到根本经济制度的改变。在《决定》颁布前,从《公告》内容看,满目都是“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之类,似乎此轮改革并没有触及国企,不少力举打破“国企垄断”的人为之灰心、失望。《决定》出来后,人们才知道前面的话其实只是烟幕,是为了掩饰后面足以造成地动山摇的根本性变革。

    《决定》明确的“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等内容,如果真正得到实施,中国的经济格局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是各种所有制的力量对比会发生根本变化,行业形态、发展方式和战略都将为之改变。往好处看,“国企垄断”将被彻底打破,民企活力将得到充分释放,在一种更完全的竞争体制下,经济的活力和效率都有望提高,消费者的意愿将得到更多地尊重与满足。但如果往坏处看,结果将更加触目惊心。山东鲁能、平安股份等侵吞国产的惊天大案表明,有着特殊背景和权力支撑的所谓“特殊利益集团”,早就将血盆大口对准了国企这一块当今中国最大的肥肉,没有三中全会《决定》,他们都敢于蚕食鲸吞,罪行被公开揭露后至今安然无恙,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有关条款,岂不是为他们“化公为私”的行径铺平了道路?

    这么多年来,特殊利益集团不仅是找到了一种办法,可以说是形成了一种机制,就是利用自己可以影响决策和执行的优势,将所有制度、政策都扭曲成为对自己有利,哪怕是那些初衷是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政策。如果这样一种政治生态和政策环境得不到根本改变,毫无疑义,俄罗斯叶利钦时代的昨天,将会成为中国不久的明天。无数国人奉献了努力与牺牲、辛辛苦苦几十年攒下的这点国有资产,很快就会大部分落入极少数人的私囊。所谓“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人们将发现,那些效益好、潜力大、被称为“暴利行业”的国企,参股、混股的都是背后有权力支撑的特殊企业,都是“自己人”,而且其中必然有很多此前名不见经传者;即使政府为参股企业设定规模和知名度的门槛也没有人,因为这些神通广大的人可以先参股知名民企,然后再通过此跳板参股国企——没有多少民企会拒绝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也一样,好的项目当然是让“自己人”参股,只有那些获利空间不大、前景不明朗的项目,才会拿出来点缀。“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更是如此,在劳动者话语权极其低下的当下,有能力操纵变革过程的资本者和管理者,必然有办法将大部分好处收归己有。如果这些条款早就出台,当年山东鲁能或平安股份的操盘者,也就用不着那么小心翼翼、拐弯抹角;山东鲁能已经吞进去的股份,更加不可能吐出来了;平安股份原国有股份的低价出让者,也不用再手忙脚乱地找种种理由自我辩护了。

    只要稍稍做些梳理,不难发现,三中全会罗列的其他多项改革措施情况也与此类似。越是重大、重要的改革,越具有双刃剑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三中全会及其《决定》,既可能为未来中国发展插上一双有力的翅膀,而可能将中国导入苦难深渊。三中全会《决定》的好与坏,三中全会本身的优与劣,最终都将取决于执政党有没有能力管束权力、将《决定》的实施纳入良性轨道。反过来观察此前习近平所大力推动的党内整风和反腐,就会发现他确实是用心良苦,一早就在未雨绸缪。

    对十八大至今的反腐与整风,笔者抱有相对大的乐观期待。从反腐看,毫无疑问,这一轮反腐的力度最大,同等时间内取得的反腐成果最多。更重要的是,反腐手段最有力。不但公开肯定和支持了网络反腐形式,而且体制内的反腐手段也有很大改善。尤其是此次全会《决定》,公布了对反腐机构的系列调整,必将使之发挥更大效力。最关键的是,近一年来,人们对习近平的工作方式也已有了一些了解。他的作风是:先堂堂正正布阵,然后稳步推进,逐渐收网。对于反腐,习近平现在显然还处于布阵和初步推进的阶段。由于反腐事关党国存亡,人们有理由期待,他在收网时会有大动作,取得大成效。

    更重要的是整风,这是对官员日常行为的矫正。外界舆论对习近平整风普遍评价不高,认为是人治回头,走毛泽东的老路。这明显是观念决定论,也是被西方庸俗政治观念包括所谓普世价值洗脑所致。整风当然是人治,但人治为什么就不行,就是过错呢?当下中国明明缺少法治,在法治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不搞人治搞什么?如果人治也不搞,岂不是只有“无治”、无政府主义了?这可能遂了某些人的心愿。不管他是什么治,重要的是看效果。从效果看,习近平整风成效显著,可以说是出人意料。尤其在国人极其关注的公款吃喝、公车私用方面,效果立竿见影。

    有媒体报道说,现在虽然公款吃喝少了,甚至许多高档酒店都受影响萧条了,但官员吃喝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了私人会所等隐蔽场合,公款消费变成了私企老板请客——这说的既是事实,又不是事实,甚至可以说是混淆事实、混淆视听。私人会所消费、私企老板请客,是一直就存在的现象,怎么能说是转移呢?真正的问题是,整风以来,吃喝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毫无疑问是少了,而且是极大数量地减少了。对于这一点,不需要任何统计数据支持,笔者就可以断言,因为这是从普遍人性出发所必然得出的结论。吃喝对于许多官员来说,可能是一种爱好和享受,还有一些人是为了应酬。但不管怎样,不大吃大喝不会死人。既然“上面”抓得这么紧,又有多少人会愿意冒着前途的风险来坚持吃喝呢?公款吃喝是极少见了,私款吃喝也必然减少。那些不以吃喝为乐、只是被迫应酬的人,至少找到了礼貌拒绝的很好理由,不会再哪怕是喝死也要坚持陪喝了;有兴趣吃喝的人,也必然减少频率;对于被应酬的对象(往往是上级领导或重要部门、重要位置官员)而言,你现在请他吃喝,等于是害他,因此也必然会导致官场交际应酬方式的改变。所谓好的政策、制度,并不是能够一下子就杜绝某种错误或犯罪,而是能够通过增加犯错和犯罪的成本与风险,改变人们所面临的利害格局,从而改变其行为。显然,这一点习近平整风做到了,因此它是不折不扣的善治和良政。

    判断事物的好坏、进退,不能依据某种理想化的标准,否则你永远也看不到事物的变化和进步,眼中只有“糟得很”。判断标准应该来源于现状与实际,凡属导致现状有所改善的,就是好方法、好政策。不要说什么“五十步笑百步”,五十步相对于百步,已经有一半的进步了,这难道还不值得肯定和赞扬?何况就公款吃喝、公车私用而言,据笔者了解的情况看,不仅仅是百步变成了五十步,而是变成了三十步、甚至二十步。这真是超出人们预期的进步。

    正因为如此,笔者对习近平、对三中全会《决定》,均充满期待。

 

 



骆家辉辞职的原因

----骆家辉家族被曝丑闻 亲属拖欠宁波民企货款1100万美元 

2011年11月08日

来源:凤凰卫视

    凤凰卫视11月8日《凤凰早班车》节目播出“宁波一公司称骆家辉亲属所开公司拖欠其货款”,以下为文字实录:

    杨娟:浙江宁波的一家公司表示说,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岳父以及妻舅的公司拖欠其货款,已经向中美两国的法院提出诉讼索偿,这家公司的名字叫做杰友升。

    杰友升表示,在和骆家辉的岳父以及妻舅的公司进行经贸往来的将近20年时间里,他们是前前后后拖欠了超过有1100万美元的货款,而骆家辉也曾经两度访问杰友升,而且为杰友升出面向当地的政府说好话。

    杰友升同时把骆家辉访问的短片放上了网站,另到现在在网上网友的讨论相当的激烈,事件也是可以说大大的打击了骆家辉来到中国之后所塑造的那种亲民的形象。而美国使馆在此前作出了回应表示说,骆家辉和这个案件并没有关系。

 

 

 

 

发件人:世界和谐科学院<tawh@vip.126.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0月30日 10:43 (星期三)刘浩锋喊话资本兵法刘文华:警惕文华资本系统破坏中国梦!文华大系统——金融自由名义下的中国最大的官商勾结腐败大系统

当今中国流行厚黑学

----文华大系统:中国最大的腐败系统?

来源:世界和谐网

2013-10-21

    内容提要:这种组织的恶性膨胀,与丑恶伪善价值的弘扬,难道不是曲解了国家金融改革的方向与目标?

    文华大系统——金融自由名义下的中国最大的官商勾结腐败大系统!

  在中国在不断走向现代化,中国经济日益向国际接轨,推动金融改革发展进步的时代,应当倡导诚信、开放、公正、公平的时候,刘文华创建的文华大系统却打着教授企业如何运作资本的名义,公开教导企业如何行贿各种政府部门和银行系统;大肆宣导“心情、人情、事情”!教授企业运用不正当的手法去贿赂关键人员,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关键节点”。

  本人是报着学习的心态加入“文华系统”,想学习一些真正的资本运营知识,于是我成为了21期的一位学员,可是,我发现,除了讲授一些基本概念以外,讲的最多的就是所谓“藏宝图”,实际上就是如何贿赂银行,贿赂官员,美其名曰“政商结合”。而讲的所谓资本运作的现实技巧很多在现实中是不可行的,如:什么拿一个古董到银行抵押,换钱;再去买更贵古董,再到银行抵押换钱,然后再买;如此循环往复等等,最后可以买到一个博物馆,而银行成为你的保管员,所有权都是你的等等;听上去很美好,实际上咨询过银行的人都知道根本不可行!还有很多概念,要么不切实际,要么只讲概念没有实操!整个活动忙着组建商会,让大家拍卖、捐助、冠名。更为可笑的是,文华系统中所讲的“家族系统”,不是教你如何提升素质,而是自我吹嘘,姓姜的就站起来大声宣称是自己是姜子牙的后代,姓赵的就说自己是赵匡胤的后代等等,简直是“成功学”的翻版,更为离谱的是,到了最后完全演变为一场“相亲活动”,单身女的上台,自我表白和说明,然后单身男的上台自我介绍,然后自由组合,简直就是“非诚勿扰”的再现!说白了就是通过婚姻重组来改变未来的命运,主持人还会宣布,曾经有多少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和真才实学相差太远!

  更让人觉得愤怒和可恶的是,满口讲的是诚信,却时时教授官员如何做权钱交易;比如讲到资本的权力分拆的时候,刘文华举例:**局长对于他这个职位,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如果他本人不用,就只有所有权,而使用权能产生价值和收益。。。。。。!而对企业家,他则时时提醒要“心情、人情、事情”其中的含义不言自明。而上述这些,又何谈公正、公平、诚信?!对你是诚信了,那对别人呢?课堂里一直在强调所谓“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大家就是自己人,可以做一些动作,可以联手对付外面。那外面人呢?要想获得利益和保护,是否只有加入“文华系统”呢?这个系统,实际上就是狭隘的系统,带有专制和自我保护主义!一个国家的商业氛围,不是靠全社会的商业诚信、商业文明、公开、公信,而是靠这样一种架构和氛围,如何有前途?在所谓“文华大系统”中还有众多所谓的“小系统”,各自形成保护体。这种落后的带有封建保护色彩的组织实在是多我们国家现代商业文明体系的重大危害,实质是阻挠了于世界商业文明的接轨!

  让人咋舌的是,在培训机构上了这么多年学,从来没有一家机构是公开教授学员如何实际贿赂官员的。在课程的第三阶段,安排有一天让学员模拟经营,你会发现,在这个活动中,你要去买各种古董、青花瓷等去贿赂政府官员,银行行长;你要贿赂证监会,你要打点税务局,你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头衔也是要花钱买来的。这就是“心情、人情、事情”的模拟实操版!实在搞不懂,这是讽刺我们当今的体制吗?而你不要忘记,这是实实在在在教你呢!我感觉非常厌恶!这不是把我们企业家都教坏了吗?现代商业的诚信体系难道是靠贿赂完成的吗?满口诚信,实实在在教我们做的又是什么呢?这种趋势如果不断蔓延下去,这种做法如果越来越被企业家接受的话,那我也不愿意再在这样的国度,这样的经营氛围中继续兴办我的企业,这实在是与现代商业文明背道而驰,这不是真正的“商道”,这是邪道!这根本不是真正的诚信!靠这样做大的企业,迟早要和贪官污吏一起受到法律的审判!如果这样的经营模式受到社会的公认,成为主流,我们的国家整体的价值观就完了,会受到世界的唾弃,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收购国外的企业! 在看所谓文华系统内部,带有欺骗色彩的项目也比比皆是,也有不少人由于相信是文华大系统的同学而投资金,结果上当受骗的。因此这个系统本身内部而言,诚信也堪危!

  另外,文华的财神们(宣传讲师)宣称每次课程会有银行和政府官员参加学习,事实上,真正银行行长来的很少,有1%都不错了。政府官员也极少,我周边近百个同学没有一个是政府来的;来的那些政府官员估计也是高危分子,如果是头脑清新的政府官员,怎么可能出现在这种地方?! 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么多企业家还趋之若鹜,纷纷来听呢?原来文华是利用了“传销”的手法,内部有一个个地域分明的传销系统,而且彼此不能交叉。每一个分公司交纳了150万后,会得到一定数量的学员名额,就开始招募学员,省级代理商500万,也获得名额数量,再抽头市级分公司等等,获得高额的返点佣金回报;招一个学员能获得3-4万元的回报,高额的回报利润吸引大家纷纷加盟,做的好的,分公司和个人还有高级轿车奖励等等,各种诱人的政策,让人有极强的冲动来经营这项事业,资本运作又是很多企业家所不懂和渴望的,本身名称就很有吸引力,招募起来比较容易,即使认为课程本身不好,在高利润的驱动下,也不会泄露天机!随着加盟的人越多,上当的人自然也就越多;很多内部学员都知道,自己是不会介绍自己的亲戚朋友再去听的,分公司的人则一再催促让你的爱人、孩子、长辈、朋友来学,做法和传销如出一辙!

  此外,文华的欺骗性也极强,利用它组建的慈善基金会来掩盖其实际经营中的丑恶做法;用口口声声宣扬诚信来遮盖其实际上不诚信的行为!文华一直再说要上市,要上市自然财务应该规范!可是,我们通行的十余人,每人学费6、7万,没有一个拿到学费发票!其他学员又有多少类似情形?这本身就是一个逃税的不诚信举动!如此,你还能相信其他方面的诚信吗? 这个系统越大,对中国现代商业诚信体系建设的危害越大,让不会歪门邪道的正直企业家受伤越深,对我们伟大的祖国商业文明建设破坏越深!这种组织的恶性膨胀,与丑恶伪善价值的弘扬,难道不是曲解了国家金融改革的方向与目标?可以肯定,这绝不是与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同一条心,更无益于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的科学发展。

    文华国际发展历程:

  文华大系统《 资本兵法》第1期会员留念学员,人数: 10人,清远——清新花园酒店
  文华大系统《 资本兵法》第2期会员留念学员,人数: 16人,清远——清新花园酒店
  文华大系统《 资本兵法》第3期会员留念学员,人数: 19人,清远——清新花园酒店
  文华大系统《 资本兵法》第5期会员留念学员,人数: 54人,清远——清新花园酒店
  文华大系统《 资本兵法》第6期会员留念学员,人数: 40人,清远——清新花园酒店

 

 

发件人:世界和谐科学院<tawh@vip.126.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0月30日 10:43 (星期三)刘浩锋喊话资本兵法刘文华:警惕文华资本系统破坏中国梦!文华大系统——金融自由名义下的中国最大的官商勾结腐败大系统

警惕文华资本系统破坏中国梦

----刘浩锋喊话资本兵法刘文华

刘浩锋

2013/10/28

1、人类文明转型与不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背景

    21世纪是个殊胜的新时代。人类提升文明转型的希望与不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困境同时交织并存。当西方的睿智哲人敏锐发现西方文化自性危机所在,寄望东方中华文明复兴,以破解世界难题引领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之时,而西方强势既得利益集团却不甘心世界话语权的丧失,不断制造地缘政治、经济掠夺、学术迷障,动用全力对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进行了全方位的包围遏制。因而,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中国,正当国情两极分化不断加剧之时,如何跨越类似西方周期分化的经济危机与经济危机之后引发的执政党更迭危机,已成为中国所有经济政治改革的重中之重。

2、喊话刘鹤:如何理解经济增长与经济崩溃的逻辑悖论关系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不久前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文中指出:在1929与2008的经济危机爆发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而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自由化经济政策。与此同时,经济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

    这究竟是何种逻辑关系呢?刘鹤语焉不详。纵观整个西方经济学界,也至今含混其词。这让人突然想起经济学诺奖获得者科斯年初公诸媒体的觉察反省,称现有的一切西方经济学都是飘在空中的理论。他呼吁转化一种思维方式。可是,世界的经济学家对此除了惊讶之外,大多充耳不闻。国内还有经济学者竟然无知地指责科斯这种说法同样语焉不详。

    事实上,正因为西方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逻辑问题。所以,一直陷入周期经济危机之中。尽管1929年的经济危机之后不得不倒逼改革,共和党籍的胡佛总统因此下台,而那些罪魁祸首——投机倒把的华尔街金融鳄鱼也一直逍遥法外。新上台后的民主党籍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输入社会主义的价值与经济方式,采取积极的财政干预政策,增大社会福利,但最后也不可避免的陷入滞胀的新危机。每次危机的爆发,都是两极分化的经济现象。可是让人遗憾的是,西方学术界完全丧失了对周期两极分化的数理逻辑上的科学解读。而这个问题,事实上是西方文化自性危机所在。只有解决了这个逻辑问题,西方文明才有出路。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所面临的两极分化的经济危机,根本上是模仿西方市场道路,与沿袭西方经济学指导基本经济政策所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逻辑基础是依托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工具,微观交易寻求个体局部利益最大化,创新基础就是提倡差异化竞争策略,追求主体的局部短期效益最大化第一,而罔顾整体与长远的效益最大化。因此,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只解决局部系统的效率问题,而不能解决社会整体的公平发展问题。

    问题是,差异化竞争与效率至上的秩序必然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困境,爆发经济危机,陷入互损循环的怪圈。对于这个问题的科学解释,其实“纳什悖论”就从数学上给出了答案。他指出:博弈各方如果只谋取一方效益最大化,导致的最后结果是既不利人也不利己的整体效益最小化。它反证出,博弈各方只有均衡兼顾各方效益,才能实现各方与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这个道理颠覆了古典自由主义以来充斥在西方政治学与西方经济学之中崇拜的“谋求个人利益至上不惜损人利己”的理性人价值基础。指出唯有依赖接纳矛盾的辩证逻辑才能驾驭系统避免割裂。但非常奇怪的是,这个著名发现,尽管纳什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并未推动对西方价值反省与文化重建。

    用中国文化“物极必反”来解释非常简单易懂。当追求效率的极致必然转向追求社会公平,天道经济学不妨将此称为“率极均衡原理”。追求社会公平的极致又必然转向追求效率。两者是辩证统一互补的关系,形成螺旋型运动轨迹。好比右腿与左腿,人要前进必然是两腿交替运动。但是,西方的根深蒂固的形式逻辑思维,无法主动运用辩证逻辑思维来破解难题。他们不知道天道宇宙真理法则,形式逻辑陷入悖论代表阳中有阴,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本身也是辩证关系。辩证逻辑蕴含着形式逻辑,是阴中有阳。在复杂性局部系统中,需要人们掌握辩证逻辑工具驾驭形式逻辑,才能避免系统的崩溃。在宇宙巨型系统中,佛陀教导的佛学小乘因果智慧其实就是教导人们运用宇宙辩证逻辑驾驭生活,跳出宇宙范畴的六道时空恶性循环。而大乘般若智慧是教导人们发菩提心,达成人与天的同心圆一一对应的同构,实现天人合一,荡涤心性,提升灵魂质量,直至获得大圆满的宇宙正果。

4、世界与中国经济危机在于西方科学方法论与逻辑工具的陈旧

    从斯密悖论到茅于轼悖论,经济学不管如何修修补补,乃至出现明显的学术硬伤,依然陷入逻辑悖论的困境之中。从而择优分配原理陷入追求“局部效益的最大化却导致整体效益的最小化”的悖论之中。它根本上与在等长的所有平面中圆面积最大的“等周定理”相背离。而社会主义革命要解决社会整体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消除两极分化的沟壑,恰恰依据的科学原理就是这个。只有解决整体的均衡发展才能避免产出市场与消费市场、财富分配的割裂,跳出互损循环的经济魔咒。因此,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坚持共产主义是实现大同社会的终极圆满的科学社会制度。

    可是,纵观学界,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依然不知疲倦做着空中楼阁的学问。大学灌输的依然是搭建局部有效的数理模型而远离客观现实。科研院所亦是如此深陷其中。以致传统逻辑学走入了死胡同。数理逻辑可以推进器物精致化发展,但传统数理逻辑并不能解决关涉整体与无穷的问题,而政治经济问题就是一个关涉整体与无穷的复杂性社会巨型系统。钱学森虽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综合集成方向,但为何至死没有解决科学构建复杂性巨型系统的世纪难题?

    是因为他没有掌握综合集成构建复杂性巨型系统所需的方法论与相应的逻辑工具。简单的系统依托排斥矛盾的形式逻辑就可以解决。但复杂性巨型系统是需要接纳矛盾的数理逻辑才能解决各个差异性局部的兼容与统一。

    他指出:“凡现在不能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或不宜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问题,都是复杂性问题,复杂巨系统就是这类问题[钱学森,创建系统学,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对于简单系统和简单巨系统都已有了相应的方法,也有了相应的理论与技术并在继续发展之中。但对复杂巨系统(包括社会系统)却不是已有科学方法所能处理的,需要有新的方法论和方法,这是一个科学新领域。这个新方法论是科学哲学命题,而方法来自于依托新方法论的新逻辑工具。

5、刘文华的资本兵法逻辑与中国金融系统的漏洞

    西方经济学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基础而构建的经济话语体系。逐利是其核心所在。而经济人的假设又以人性私恶假设为基础。正是这种假设,他们鼓吹的自由,导致了狼群对羊群豪强巧取的吞噬,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与人类不可持续发展。西方金融学与金融运行制度的设置,都是在这种范畴内。金融机构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保持着嫌贫爱富的品质与运行方式,它使得资金不断向富人集中加速通货膨胀,而穷人存入银行的钱却不断的稀释与贬值,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股市运行同样是富人坐庄兴风作浪,周期的搜刮散户游资,不但积累巨额资本。

    但如何才能避免损人利己实现利人利己共同发展呢?换句话说,如何解决个体局部短期利益与集体整体长远利益的矛盾问题,西方经济学因其所依赖的形式逻辑工具的局限而无解。在形式逻辑系统看来,一旦系统出现矛盾即是没有意义的。这就需要从中国天道文化中寻找智慧。太极图直观显示了阴阳的矛盾性可以在一个系统中互补兼容统一。

    近两年来,中国金融界突然跃起刘文华先生,以传授资本兵法兴办研讨会,打造项目交易平台的名义,不断集聚企业家、银行、政府官员,形成了庞大的企业金融系统。它的系统究竟成功的奥秘在哪呢?

    据官网介绍,刘文华不仅有着国际背景,他是英国奔纳斯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区执行董事;也有着国内背景,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广东省委员会委员。官网介绍,刘文华的成功之道,在于他总结众多国际顶尖金融家的成果,成功破解了世界顶级企业的成功密码,综合国内20年企业管理经验,为文华大系统创始人。这说明,资本兵法原理直接来自于西方企业与西方金融之道,刘文华是用西方破解金融之道来破解中国的金融系统,从而变化出惊人财富,获得成功。

    显然,解铃还须系铃人。西方金融秩序的制定者,自然知道金融系统的漏洞所在。尽管,西方学界一直在未能寻找到彻底接纳矛盾、解决无穷与整体论域的逻辑工具与系统,但他们洞察到了通过资本家抱团与资金分拆术,实效内部系统巨量资金的周期流动,以此不断提高企业的授信额度;文华资本兵法培训传授的融资36计,如“空手掘金之路”等来对冲外部金融系统的僵硬制度,如入无人之境,可以轻松完成对国家金融系统与全国储户资本的稀释,以及对社会产业的豪抢掠夺。

    文华八大系统,包括企业系统、流通系统、影响力系统、家族系统、慈善系统、健康系统、超越系统、文化信仰系统等。企业系统提出,没有缺钱的企业,只有不懂资本运作的企业家。影响力系统,提出影响力的势力范围没有边界。家族系统,认为家族系统是血脉传承,是“优胜劣汰”(丛林规则,而不是“扶劣并优”导向共富),它是信用系统的直接体现。因而,被认为是最稳固的利益共同体系统。

    信仰系统,主张合法正面共赢、不谈论政治不攻击他人,低调务实执着海纳川穹做到最好。超越家族、行业界限,打造信用系统广度质量和能量。超越系统。认为超越对手的最好方法就是接近他。超越国家金融的最好方法,就是不断集聚会员抱团融资,掏空国家银行,稀释全国储户的资产,将之变成自己的民间储备银行。

    慈善系统主张慈善有所为有所不为,认为不要以为你捐了点钱就是在做慈善。真的有爱心,把自己企业的员工,照顾好一些,就是真慈善(局部慈善至上)。宣称“为自己的系统负责是最大的慈善。”而《楞严经》指出:“行善不发菩提心是为行魔道”。所谓菩提心,是利乐一切众生的大圆满善心。

    流通系统认为,所有的资本都可以进入流通系统,实物、货币、无形资本都可以进入流通系统。资本在流通和交换或交易中创造价值。此外还有健康系统。

    网上介绍获知,文华系统从2011年4月开始到2012年1月不到一年时间,在全国有400家分公司,近15000个企业会员。到了第二十五期时人数却已达1200多人!短短二十几期,聚集了上万名企业家。文华系统构建起来的资金规模已经逾一千多亿元。

    这个系统成立有地区商会、各行业联盟等社团组织,用资本运作的技巧和系统的方法,在全国系统内开展经营,包括项目池与资金池的对接,风险投资、融资代理、企业商业模式设计,商业计划书编写,企业资本顾问服务等。在研讨会的形式上组建全国文化系统商会,整合全国企业家资源。而打造坚固的内部系统,必须仰赖内部成员之间的诚信与保密。也必须奉行不参与政治,不攻击他人的行为准则低调行事。他们的成员是由一群有事业基础和将来的企业家组成。而数万元并且每期增长万元的高昂会费也是一道门槛。他们为了规避“资本传销”的口实,将培训课转为研讨会形式,每一期学员组成是一个独立注册的商会。

    《资本兵法》号称五个境界,第一是“术”,第二是“道”,第三是“大系统”,第四是“国家营销”,第五是“无边界金融城堡”。他们宣称,“天下财天下人取之”,预备在100年后建成金融王国,成为中国的高盛。

    这样的系统无独有偶,而且开始泛滥。比如广州的红蓝紫系统,他们借用国家金融改革的机会,其学员到处拉拢人员,宣称“你知道没钱花就买房,没钱花就买车的秘密吗?你知道如何从零资产变成千万资产到亿万富翁的快速通道吗?无论你是已有成就的企业家,还是从零起步创业者或工薪者,你都不能错过一堂彻底改变你人生的课程《终极财富秘密》!如何利用信用杠杆,学会钱生钱的投资理财方式?如何迅速提升个人的银行信用?”

    总之,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企业内外的各种资源进行分类,并进行有效的组织,通过寻找节点、衔接利益、建立联盟来放大信贷效应。所谓没钱花就买豪宅豪车,就是通过企业抱团与资本捆绑,然后拆开周期流动提高授信,再选择有增值空间的商业豪宅,团购砍低两三成房价,一月内作出房产证,再通过市场高评房价选择最优贷的银行贷款,最后将房子扔给银行,套出资金还给银行或高利贷还有剩余。比如长沙月湖的藏珑别墅不久前二十多套天价别墅就是这样一次性团购买走的。

    作为嫌贫爱富的银行,职业经理人明知道个中猫腻,但只要按照系统规则运作,背后的真相往往可以相忽略。因为,对银行而言所挣是利差。而最终的受害者,是全国绝大多数老实的储户。越穷越储存,到头来减去通货膨胀率资金不断贬值。银行通过国家信用吸储的结果,是不断加速给富人输送利益。这种运作只顾局部系统利益至上,而不顾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的做法,是为行魔路。它不仅加剧两极分化,利用金融自由化改革建立自己的储备银行,学习西方共济会控制美联储幕后操纵政治与社会舆论一样,以庞大的资金游走股市、房市,放大金融资产泡沫,乃至一旦在资金外流过程中,足够大的企业家群与天文数字的资本盘可以抽空国家经济与金融,倒逼政治改革,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至于民族复兴真成了遥远的中国梦。

6、提醒文华系统:透过中国金融乱象看历史与现实的整体真相

    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要坚持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鲜明宣示,表明了中共的坚定政治立场。也给我了我辈不以身在草根的卑微之躯,继续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不断给民族复兴中国梦奉献力量。

    习总书记指出:“西方国家遏制我国发展的战略图谋没有也不会改变,他们不情愿看到一个社会主义中国顺利实现和平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保持高度警觉,不能抱任何幻想。”

    反省前苏联分裂与苏共倒台的历史,中国社科院李慎明指出:“苏共亡党意味着假马克思主义的失败,绝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苏共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了这些根本宗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放弃了最高纲领共产主义,它在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它不代表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就不拥戴它了。”

    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提醒罗斯福总统:“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因此而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潮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的议案,并授权总统全权安排。在美国政府的强势导引下,中国也同意了将退款完全用于办学。两国商定:从开始退款之年起,中国政府于前4年每年遣送100名学生赴美留学,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选派50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直至该项退款用毕为止。

    美国原总统克伦顿曾公开说“中国有一天也会走上东欧和前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路。美国必须做它能做的一切来鼓励这个进程。”

    布什政府为了将中国纳入西方的政治经济体系,则公然推崇“不流血的革命”,对中国实施“驯化改造”策略,从头脑深处进行心灵殖民的战争。美国曾专门安排非政府组织从政治经济策略上来服务此目的。美国的简单思维非常明朗,要遏制中国复兴,使得美国在全球政治上处于绝对优势。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露骨地宣称,“我们还支持开发新工具,使公民能够避开政治审查而行使其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正在为世界各地的团体和组织提供资金,确保将这些新工具以当地语言版本提供给需要的人,并为他们提供安全上网所需的培训。”太多的证据表明,互联网的运用,特别是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动政治打击,推行其自由价值观、话语权,神化西方政治制度,抹黑甚至完全否定我国的政治制度,阴谋策划政治颠覆的基本手段和主要途径。

    而早在1945年,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说:“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青年身上,要让它(指青年群体)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看看各大门户网站上各种色情图片与网站就是很好的例证。很多网站的背后都有源源不断的海外资金扶持。“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姿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而中国一些所谓的学者精英却通过各种方式正配合西方战略,大肆宣扬西方价值观,或对美政治经济体系进行合理性先进性甚至正义性解读,误导公众认知。我们发现,一些研究机构的研究员,以访问学者身份造访美国回来之后就变成了西方价值的传声筒。

    2006年,美国驻华武官弗兰克·科尔曼在为美国智库斯坦利基金会写的一份秘密研究报告中称:“为了影响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我们必须确保能够让中国最出色的智囊停止思考。独立思考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我们要让这种稀缺的资源变得更加罕见,直至完全无影无踪。”( 以上所引用,参见历史纪录片《较量无声》)言外之意,只允许依附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思考。

    这一点,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曙光、破产专家曹思源鼓吹的腐败有利于改革的“腐败善举”论可以得出结论。也可以从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的“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出卖人民才是严重的错误”的悖论中感受各种荒谬。

    著名的军事战略家戴旭曾指出:西方有五种方式进行和平演变的渗透。1、政治渗透:千方百计影响我国政治走向;2、文化渗透:企图改变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思想观念;3、思想渗透:依托舆论心战瓦解民众思想基础;4、组织渗透:培植代理人集团掩埋定时炸弹;5、政治干涉和社会渗透:培植反对力量扩大颠覆基础。

    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将军指出:“刚刚搞垮前苏联的美国精英们,空前自信地认为,只有接近、接触和接纳中国,逐渐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才能更有利的分化和瓦解中国。这是战略成本最低、代价最小、而效果最好的方式。”

    解放军总参三部刘晓北部长指出:“西方国家还利用他们掌控的国际金融体系,严密控制着中国离境资金的走向。有些腐败官员向境外转移赃款,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这些行为资料都在西方情报部门的数据库里边,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和军队的情报系统一直都在手机我军高级干部的个人信息,寻找他们的猎物……要预防经济腐败向防止政治腐败延伸,从防思想演变向防政权演变扩展。”“回顾近三十年来美国的所作所为,无论是以基金会的形式贿买学界帮闲,还是以思想渗透的方式影响重大决策,业已在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广泛开花结果。最后的障碍就在于军界——纵使不能让中国军队瓦解、倒戈,至少也要让其丧失斗争的智慧和意志。”

    以上种种,证明了中国复兴正遭遇的巨大的危机与困境。作为中国人,我们要始终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基点,不断协调发展个体利益、集体利益,也要均衡兼顾国际利益、人类整体利益,只有国际文化跳出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思维与放纵投机损人利己的价值基础,建立了各方互补共赢的牢固价值,实现国际分配的合理差异、整体均衡、良性循环,地球上才会真正构建和谐世界。

    当人们相信西方简单粗暴的语意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是刷新制度之时,我们却发现现实中,制度一旦制定往往是僵硬的,而人的灵活性可以不断规避制度的约束,这样的后果就是,巧智的人总是可以率先突破法律框架完成并不道德的利益目标。显然,制度无法解决治理人心的问题。治理人心需要圣贤垂范的德治,来淳化民风,引导文化价值朝向善方向持续不断运动。文华系统通过创新在制度上似乎规避了传销形式的风险,虽然对于它的会员企业而言,确实在一定阶段能够有利于企业的融资与跃进发展,但这种过于关注自身系统利益至上,而忽略了底层百姓大多人利益,也罔顾国家整体长远利益,必然促推中国经济两极分化,乃至引发金融危机。这样的系统是负能量,以小善而行魔道,必将破坏民族复兴中国梦。

    站在人民福祉与民族复兴立场,如何继承民族公天下的圣贤道统,坚持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而为世界人民谋利益的大同世界和谐社会理想,一直是鄙人创建和学体系之理想,与学以致用的严肃话题。毫无疑问,文化资本从创造到现今,短短两年多就创造了上千亿的资本系统,大有其可取之处。《文化内参》也显示,他们不仅要做中国的金融领袖,也要做未来中国的高盛,甚至也有要做空西方金融的豪言。显然,世界需要破除西方单极金融秩序的紧箍咒,但如果我们对西方只有颠覆而缺乏心怀博爱的平等之建设,酿造的苦果很可能是铤而走险的军事战争行为,对人类整体都是一颗难以下咽的大苦果。

    文华系统作为英国奔纳斯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区执行董事,是不是西方共济会在中国的子系统?我不知道。是不是西方从经济领域培植代理人掩埋的定时炸弹?我还是不知道。我相信刘文华真诚的爱国热情与真心全力推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但我要提醒他的是,文华系统这样做的后果,对其长远发展必是饮鸩止渴。一旦中国发生金融危机,刘文华将不可避免的成为替罪羊而走上审判台。而其通过虚拟提高信用、文华系统利益至上、抱团做空中国的金融计略,是对全国大多数储户利益的伤害,也是对社会主义追求公正与共富价值的伤害,从而必然遭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唾弃。

    在这个千帆相竞、民族文化复兴重焕异彩的新时代,惜哉刘文华先生。他的金融学水平远远超出中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中国很多的经济学家只是摸到西方经济学与西方金融学的大象腿而已,而看不出西方经济金融系统整体的危机与漏洞所在。但是,我更期望刘文华先生猛然觉醒,真诚发菩提心,将不义之财通过企业产权配置与各种给百姓谋福利的科学方式,更好的还富于民。如此,我愿意帮助他完善系统,使之亦为百姓、企业与国家共谋长久之福祉。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1月19日 08:52 (星期二)附 件:1个(三篇 11-19.rar ) 查看附件

改革首先需要约束政府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

    【编者按】本文是姚洋教授在11月17日“郎润格政”论坛《解读三中全会的改革政策》发言稿,未经作者审定。

    自去年十八大召开之后,我们对改革的期望都非常非常高。从这次公布的整个决议来看,很多改革是我们预料之中的,比如说二胎政策,这会影响到大概一千万的家庭。户口制度可能影响一亿到两亿人,这是改变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格局的政策。

    这一公报里有三点超出了预期。第一个是在党内设置改革领导小组。以前的改革是国务院的任务,现在变成党的任务,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第二是设定了时间表。通常我们不设时间表,这一次是明确说到2020年我们要完成所有改革,这等于是政府自己把自己的手脚绑起来了,如果到时候改革没有实现是可以问责的。第三是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如果说我们能把公报里提到的改革都实施,到2020年中国会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市场经济。

    文件说的都是在纸面上,其实公报中没说的也很重要。我简单说一下公报里没说什么。

    目前中国政府的问题有几个。

    第一是审批过度。现在的审批太多,就好比一个老太太提了一篮子鸡蛋,里头有一百个,可能有一个鸡蛋是坏的,(政府)就要求老太太把一百个鸡蛋都拿出来看一遍,费时费工,这样老太太可能就不来这儿卖鸡蛋了,就选择到路边去卖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需要城管来管理这些路边经营的原因。从这个例子反映一个问题:过度的审批对经济的伤害巨大。

    第二是政府特别爱挑选胜者,政府什么都是自己动手。比如说,科技部的资金很多,这个部用这些钱去社会上挑选胜者,去决定这个企业该拿还是那个企业可以拿到资金。现在还好一点,私人企业、外资企业都可以申请。但是这些钱到底用得好不好?没有人追究。

    为什么说政府挑选胜者最后会失败?这其中的问题其实不难解释。在美国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我们能记住的是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的创业历程。七八十年代初,美国有很多潜在的比尔·盖茨,也像比尔·盖茨一样在他父亲的车库里做着同样的事情,但99%的人都失败了。不过,这少数的成功和多数的失败却创造了市场的淘汰机制,创造了一个比尔·盖茨。这是符合规律的,因为高科技的成功率就是1%,甚至比1%还低。政府去挑选,再挑也挑不出这1%。

    第三是地方政府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比如说重复建设、过度投资、环境问题等等,这其实都跟地方政府有关,造成整个经济的“肠梗阻”。

    归根到底,政府主导经济的最大问题就是信息问题。哪怕所有的政府官员都为民作主,也相信绝大多数的官员是好人,但有一个问题,再好的人,再聪明的人也不能掌握13.4亿人想干什么,不可能知道近千万的企业想干什么。

    三十年代的时候发生过有关社会主义的大讨论,结果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失败了。(但如今看,哈耶克的观点却是有道理的。)哈耶克的观点是政府永远没办法解决信息问题,政府不可能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老百姓该生产什么。政府的作用应该分阶段性,比如说古代社会极其简单,劳工分工简单,大家都是农民,政府作为一个独裁者很管用,只需要提供军事、水利、救灾等职能就可以了,其他方面任由老百姓自生自灭。但现代社会不一样,中国已经进入了中上收入国家行列,要建立一个创新式的国家,需要一个开放的体制。让政府去挑选胜者的做法再持续下去,是很难完成社会发展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单纯经济方面设想的改革已经足够了,比如说明确减少审批,凡是企业投资只要不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大型能源交通项目的,一律都让企业自己做。以前发改委的审批是有等级的,三千万元以上的所有投资必须到发改委审批,现在都不用了。减少审批、开放市场,设立负面清单,除了负面清单上列的行业民间资本都可以做。金融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比如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体系开设中小银行。

    那么今后还需要改进什么?这就是全会报告没有说得太清楚的,就是如何约束政府。虽然三中全会决定中有很多要加强人代会的表述,但有没有像其他改革那样细?我仔细看了一下,没有看到。一个创新型社会,一个完备的市场经济是需要一定的政治机制和经济民主来配合的。所谓经济民主,不是说让老百姓都去参与经济管理,不是说让所有的工人都参与企业管理,而是要有一种开放的体制,把资源放到社会中,让社会来配置资源,而不是让政府来配置资源。

    大家可能会说,新加坡模式不是挺好吗?新加坡很成功,建立了一个非常高效廉洁的政府,什么都做得很好,整个新加坡的市场经济也搞的非常好,中国是不是可以复制这样一个体制?我觉得没有这种可能性。

    新加坡多大?新加坡的人口和面积都没有北京的海淀区大,海淀区的人口显然是超过500万,新加坡人口也就500万。如果想用新加坡的模式来做中国,注定是要失败的,造成的结果将是什么?中国的政府将变成一个救火队,不能容忍一点点小的冲突或者社会的不稳定,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政府永远无限责任,责任过大。中国的领导人的确非常忙,所有地方官员都非常忙,就是因为责任无限大,哪儿出事了必须有作为。当政府的责任无限大的时候,社会的活力也就下降了,政府无处不在地要管理这些事情。

    这一次三中全会注定要像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笔,它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但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解决中国所有问题,这一次全会肯定还会有些问题没有解决,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12月02日 10:10 (星期一)附 件:2个(别人都慕课了我们怎么办 教育报.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互联网将如何颠覆这17个传统行业

MOOC

2013-11-27

    互联网最有价值之处不在自己生产很多新东西,而是对已有行业的潜力再次挖掘,用互联网的思维去重新提升传统行业。我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互联网影响传统行业的特点有三点:

·打破信息的不对称性格局,竭尽所能透明一切信息。
·对产生的大数据进行整合利用,使得资源利用最大化。
·互联网的群蜂意志拥有自我调节机制。

    我把人类群体思维模式称为群蜂意志,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类群体大脑记忆库的建立:最初的时候各个神经记忆节点的搜索路径是尚未建立的,当我们需要反复使用的时 候就慢慢形成强的连接。在互联网诞生之前这些连接记忆节点的路径是微弱的,强连接是极少的,但是互联网出现之后这些路径瞬间全部亮起,所有记忆节点都可以 在瞬间连接。这样就给了人类做整体未来决策有了超越以往的前所未有的体系支撑,基于这样的记忆模式,人类将重新改写各个行业,以及人类的未来。

    这17个传统行业分别是:零售业、批发业、制造业、广告业、新闻业、通信业、物流业、酒店业与旅游行业、餐饮业、金融业、保险业、医疗业、教育行业、电视节目行业、电影行业、出版业、垄断行业。以下是对各行业的盘点:

    1、零售业

    传统零售业对于消费者来说最大的弊端在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在《无价》一书中,心理实验表明外行人员对于某个行业的产品定价是心里根本没有底的,只需要抛出锚定价格,消费者就会被乖乖的牵着鼻子走。

    而 C2C、B2C却完全打破这样的格局,将世界变平坦,将一件商品的真正定价变得透明。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信息获取成本。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商品的真正价 格区间,使得区域性价格垄断不再成为可能,消费者不再蒙在鼓里。不仅如此,电子商务还制造了大量用户评论UGC。这些UGC真正意义上制造了互联网的信任 机制。而这种良性循环,是传统零售业不可能拥有的优势。

    预测未来的零售业:

    ·会变成线下与线上的结合,价格同步。
    ·同质化的强调功能性的产品将越来越没有竞争力,而那些拥有一流用户体验的产品会脱引而出。
    ·配合互联网大数据,将进行个性化整合推送(如亚马逊首页的推荐算法)。

    2、批发业

    传统批发业有极大的地域限制,一个想在北京开家小礼品店的店主需要大老远的跑到浙江去进货,不仅要面对长途跋涉并且还需要面对信任问题。所以对于进货者来说,每次批发实际上都是一次风险。

    当阿里的B2B出现之后,这种风险被降到最低。一方面,小店主不需要长途跋涉去亲自检查货品,只需要让对方邮递样品即可。另一方面,阿里建立的信任问责制度,使得信任的建立不需要数次的见面才能对此人有很可靠的把握。

    预测未来的批发业:

    ·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未来的B2B应当是彻底的全球化,信任问题会随时间很好的建立。
    ·在互联网繁荣到一定程度后,中间代理批发商的角色会逐渐消失,更多直接是B2C的取代。

    3、制造业

    传统的制造业都是封闭式生产,由生产商决定生产何种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角色是割裂的。但是在未来,互联网会瓦解这种状态,未来将会由顾客全程参与到生产 环节当中,有用户共同决策来制造他们想要的产品。也就是说,未来时代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界限会模糊起来,而同时传统的经济理论面临崩溃。这也是注定要诞生的 C2B全新模式。

    小米手机就是一款典型的用互联网思维做出的产品。就像凯文凯利在《技术元素》中描述的维基百科,底层有无限的力量,只要加入一些自顶向下的游戏规则,两者结合后就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于是也就彻底超越大英百科全书。当前的制造业和大英百科全书有点像, 在耗费着各种人力物力去做一件及其困难的事情,完全没有用到互联网的力量。

    预测未来的制造业:

    ·传统的制造业将难以为继,大规模投放广告到大规模生产时代宣告终结。

    ·会进入新部落时代,个性化,定制化,人人都是设计师,人人都是生产者,人人都在决策所在的部落的未来。这,就是互联网的游戏规则。

    4、广告业

    传统广告行业理论已然崩溃,当前已由大规模投放广告时代转变为精准投放时代。

    谷歌的AdWords购买关键词竞价方式,可算是互联网广告业领头羊。传统广告是撒大网捕鱼,那么谷歌的AdWords就是一个个精准击破。

    AdWords的精准之处不仅仅在于关键词投放,投放者还可以选择投放时间、投放地点、模糊关键词投放、完全匹配关键词投放等等精准选择。

    不仅在搜索处如此精准,在网站联盟投放也讲究精准。只要各位在百度,谷歌,淘宝搜索过相应商品关键词后进入有这些网站联盟的网站,该网站广告处都会出你所搜索过的产品现相关广告。精准之程度,对比传统广告业可谓空前。这种做法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大数据思维。

    预测未来的广告业:

    ·未来的广告业将重新定义,进入精准投放模式。

    ·未来广告业将依托互联网大数据进行再建立。在未来,在你酒后驾车被罚后,也许你老婆的手机里面会出现是否需要为你购买保险的短信广告。

    5、新闻业

    传统新闻业被寡头垄断,在这样一种垄断之下,实际上是在垄断真相。自媒体,以及小微媒体可以说是随着互联网发展进程的必然产物。互联网进化最大的特点就是, 透明!透明!再透明!福柯说过话语的本质就是权力意志,如果说新闻业是话语霸权的主导者,那么自媒体就是对话语霸权的解构,使得话语权力回归到每一个有话 语权的言说者身上。

    传统新闻业的报道都是冷酷客观的,而自媒体则更加主观更加人性化,是以“人”的身份去做这样一份事业。也就是说未来的自媒体,不仅仅是某个行业新闻发布的品牌,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人格。

    从传统新闻行业到自媒体,可以看做是从话语权威机构对人的信息传播变为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对人的信息传播。另外,自媒体从业人员要想盈利,前提必定是需要依靠强大的个人人格魅力,吸引到真正为你疯狂的粉丝。引用《技术元素》的话:“目光聚集的地方,金钱必将追随”。

    预测未来的新闻业:

    ·传统新闻媒体的话语权衰弱,话语权将被分散到各个自媒体的山头。新闻业会反过来向自媒体约稿。

    ·自媒体模式必将寻找到可行的赢利点,届时未来会有更多的新闻业中的人会出走办自媒体。

    6、通信业

    可以说通信行业被OTT是注定的命运。传统的通信业,开路收费模式,如寄信、通话等都是为你开路然后收钱。而互联网的出现却完全无视这些规则,互联网要求人与人更紧密的链接,每一秒都可以以最低成本随时联系得到,于是3G的普及也同时意味着特洛伊木马的彻底接入。

    预测未来的通信业:

    ·世界可能不再需要手机号码而是WiFi,对电话和短信的依赖越来越降低,直到有一天电话的技术被彻底封存起来,就像当年的电报一样。同时手机号码,电话号码等词会出现在历史课本里。并非耸人听闻。

    ·未来你的手机不再需要2G 3G 4G 5G…..信号,而是WiFi,那时候的WiFi技术也将升级普及,WiFi技术会进行无缝对接,无处不在。当无线技术突破后有线宽带也将迎来终结。

    7、物流行业

    电子商务撬动物流行业。可以说物流行业沾了电子商务的光才如此红火。曾经的邮政平邮有谁还记得呢?虽然当前的物流业非常繁荣是互联网的产物,但是这个行业却依然一片乱象,参差不齐。

    从互联网的要求来看思考物流业面对的压力:

·电子商务要求服务更完善的物流。
·电子商务的不断繁荣决定物流将面临更大的承载能力。
·由互联网建立的问责机制会使物流业优胜劣汰。

    那么预测物流行业:

    ·最后会产生几足鼎立的局面,小鱼要么被大鱼收购吃掉要么自身自灭,而活下来的大鱼一定会建立起非常完备的整套流程。

    ·活 下来的物流企业对用户的服务也将随竞争优化,无论是对寄件人还是收件人,这些活下来的物流公司都会为其建立起完美的超越以前服务。无需阿里的参与都会建 成,只是时间尚未到来。随着时间的沉淀,这些问题自然会不成问题,只不过我们还需要耐心。是互联网要求物流行业的崛起,同时互联网也在要求更高质量的繁荣。

    8、酒店业与旅游行业

    传统的酒店业与旅游行业由于信息的不透明性,经常会发生各种宰客现象,由于很多集团的利益纠葛,使得个人消费者的维权步履维艰。而当互联网出现后,这些被隐藏在黑暗角落处的东西会被彻底挖掘出来晒在阳光下。“海南一万元午饭”事件就是一次很好的互联网曝光案例。

    预测未来的酒店业与旅游行业:

    ·互联网为二者建立起强大的问责制,未来一定有个大一统平台对这两个行业进行细致的评判考核。消费者受害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与此同时,这两个行业也将得到超越来自政府的更强有力的监督,不敢擅自作恶。

    ·从 消费者的角度再转移到这两个业本身来说,这两个行业的未来一定会利用起互联网大数据,对消费者的喜好进行判定。酒店可以为消费者定制相应的独特的个性房 间,甚至可以在墙纸上放上消费者的微博的旅游心情等等。旅游业可以根据大数据为消费者提供其可能会喜好的本地特色产品,活动,小而美的小众景点等等,旅游 业还可根据其旅行的时间地点以及旅行时的行为数据推送消费者可能会喜欢的旅游项目。

    预测未来这两个行业不仅会自律还会做的更好,利用互联网沉淀出的大数据,想象力无穷。

    9、餐饮行业

    美国很多州政府在与餐饮点评网ylep展开合作,监督餐饮行业的卫生情况。效果非常好。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从窗口去看餐馆里的情况,而是从手机APP里的评论!

    预测未来的餐饮行业:

    将会由互联网彻底带动起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点评中,餐馆也会愈加优胜劣汰。社会化媒体会将一件事彻底放大,一个真正好的餐馆会在互联网上聚集成一个小 部落。而一个没有特色的餐馆,连被评论的资格都没有。那么一个坑人的餐馆,无论有多少水军说好,只需要有几个评论就可以将它彻底毁灭。这就是互联网的规则 要求,透明一切,可以将你捧上天堂也可以将你打入地狱。

    10、金融业

    绝大多数人都不明白当时阿里为何要花如此高的代价从雅虎这只老虎口中夺回支付宝,直到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支付宝的余额宝事件,我们才恍然大悟,马云这个局布 得真是大!阿里要以互联网的搅局者姿态杀入金融业。用互联网的思维,让金融回归本质服务!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权力市场经济,基于权力寻租的原因,权力会扼 杀一切撼动其利益格局的苗头。

     但是权力寻租又如何?银行把钱投到房地产,而真正制造就业的中小企业却拿不到钱,实在 荒唐!如果金融最深刻的本质不是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利用使得社会整体价值最大化,只是逐利般本末倒置,那么这样的金融就是社会动乱的罪恶源头。资本实际上从 未摆脱伦理,这也是为什么有慈善的原因,资本从更宏观的人类群体意义来看是人类为未来发展的储备,是用来为人类群体用来发展自身的产物,而不是为某些集 团,个人用来享乐的。

    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一伦理支撑,人就不会建立社会以及国家这些命运共同体。

    马云那时候就说”如果银行不改变,那么我们就改变银行!”其实早在2010年阿里就已经建立了“淘宝小贷”的试水,这次不过是将历史再往前推了一把。金融业 本身面临的是历史潮流问题,已经不再是固有权力可以抵挡的事。有人认为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可能会重蹈“苏联式悲剧”,认为人缺乏监管就不可能自律。这些都很 对,但是他们忽略了,他们的致命弱点在于忽略了互联网的本质!

    过去的这些情况的出现无非是信息的隐蔽性,而有互联网 的世界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就如同造纸术的发明将信息再次流通打破宗教话语权威,终将引发革命一样。互联网会将所有隐蔽的信息都呈现起来,如有错误 还会进行自我纠正,不是什么旧的历史能够完全解释的东西,这是作者的视野盲区。

    有人认为互联网会将人格极端起来并, 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这又是对互联网的误会了。前苏联是由于对旧有体制的厌恶之后而建立起的极权社会,让人类遭受几十年甚至会上百年的灾难。这其中的原因 就在于信息的封锁,看看东德的《窃听风暴》就知道这种信息的封锁有多厉害,在那个信息封锁的年代,谁都没有获其他取信息的自由。而互联网呈现的确是将所有 信息汇聚起来,它本身拥有自我修复机制,能够将各种极端进行解构与瓦解,这是人类的群蜂意志,我们会有错误,但是错误过会必将会修复。不要以历史宿命论的 视野看问题,而是以技术改变世界的视野来回答。历史真正的声音不是要你去顺应过去,而是要你去顺应它的未来。

    预测未来的金融

    ·会全面互联网化。以大数据为依托,互联网会要求双方都有极高的透明信息,在最短时间内建立信任。

    ·投资方与被投资方的信任问题将会直接由互联网的游戏规则进行建立。同时风险的评估也会更加透明客观且准确。

    ·每一个被投资方的全部信息都会完全公开,从微薄到家庭住址到人生经历等等等。未来每个人连住址都将不再是隐私,他无法伪造任何虚假信息,也无法遁逃。这就是我要回答对于认为人需要政府监管才能进行融资的理由,未来不是政府监管你,而是这个世界共同在监管。

    11、保险业

    保险业是金融业的一种,这里我打算重点单独拿出来谈。传统保险行业最大的不透明性在于代理层级关系的错综复杂,以及上游的伪装信息。一款产品需要通过诸多过 分包装的手段来面向投保人。对于投保人来说会低估真正的风险性。而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受制于区域限制,保险产品无法面向更多的受众,保险公司只能以代理模 式为手段来推广产品。中国的保险行业是奇特的,这里面参杂了诸多的人情世故因素,与其说是用户在与保险产品打交道,还不如说是在与人打交道。是的,保险业 回归的时间到了。我们需要更简单更直接的面对面接触。

    预测未来的保险业

    ·将会逐渐摆脱人际关系,以更直接的方式面对投保人,全部风险利弊不再隐藏,而是由互联网的群蜂智慧来将其透明进行更公证的解读。大幅度降低个人判断的精力与误判的可能性。

    ·基于大数据,未来人类的所有行为都会上传到云端,那么保险行业的想象力一定会更加爆发出来。现在更像是一潭死水。未来的投保一定更细分更人性,依托广告业的变革,投保的广告也会更精准。

    12、医疗业

    对传统医疗行业就不吐槽了,北京取消淘宝挂号时,快刀青衣作为一个父亲就声泪俱下地写过一篇《奶爸亲历:为什么我要毫无底线地支持淘宝挂号!》。

    这同样是一个权力寻租的问题,同样我相信未来这些问题会被彻底瓦解。预测未来的医疗行业将全面与互联网接轨。从患者角度来说:

    各个医院以及医师的口碑评价会在互联网上一目了然,当你看完病你就可以马上对该医生进行评价,并让所有人知道。

    ·用户的生病大数据会跟随电子病历永久保存直至寿终。

    ·未来物联网世界会将你的一切信息全部联网。你几时吃过什么饭,几时做过什么事,当天的卡路里消耗统统上传到云端。医生根据你的作息饮食规律即可更加精准的判断。

    ·更 多时候患者可以选择无需医院就医,基于大数据的可靠性,可以直接远程解决,药物随后物流送达。从医疗行业角度来说:第一,病人描述病情的时间会缩短,沟通 成本降低过后医院效率也会大幅上升。第二,医院的不透明性会被迫开放,各种药品价格不再是行业机密。第三,当区域性的技术资源问题解决之后,医院也将进入 自由市场,变成以服务用户为中心的优胜劣汰。

    13、教育行业

    当前世界的教育行业可以说是一种精英主义教育,这种精英主义的教育并非是为了个性化发展人,而是为了培养出大学教授而设计。这是全世界教育的通病。价值取向及其枯燥并且单一化。

    这种金字塔模式的存在的原因就在于知识的封闭性,权威性,而如今互联网时代,这些知识的获取将不再是问题。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个人,如何不在教育中被异 化,教育的本质不应当是知识的灌输,而应当是独立思考人格的建立。我想谈的不是说互联网会如何来做一些符合当前教育行业价值观的事情。更多的,在未来,互 联网会改变全人类的价值取向问题。

    将单一片面的价值观打下神坛,让各种价值重新回归社会,对人的才能进行各种认可。这其实也就是马克思真正所预言的“社会主义”。

    预测未来的教育行业

    ·互联网会改变教育行业的价值取向,将单一的以成绩为主导的教育转变为对人个性的全面认可与挖掘,从单一走向多元,再从竞争走向合作。整个原有的金字塔型教育结构全部废弃,转变为“狼牙棒”形态。

    ·同时,开挖大数据,建立人格发展的大数据心理模型,对人进行个性化的发展以及长远规划。

    14、电视节目行业

    在美国,电视节目行业没有收到巨大冲击的原因在于其节目的原创质量以及美国人的习惯性依赖。但是在中国就没这么幸运,中国绝大多数的电视节目,我只能用“呵 呵”来回敬。虽然少有成功的节目,但这并不能阻挡互联网来融合这一切的趋势。传统电视节目时代,人更像是被迫选择,而互联网使得人的自由选择有了可能。将 选择权来了一个大翻转。

    预测电视节目行业未来

    ·互联网会让电视节目行业更加优胜劣汰,互联网并非是要取代电视节目,而是要对电视节目行业进行优胜劣汰的革命。

    ·各种有创意的网络节目会横空出世,挤压这块市场。(目前搜狐自制剧就是对这块市场挤压的例子)

    ·电视节目行业也可能会有本地化的OTT情况出现。你会看到本地的一个人在录一个本地化的方言节目,无所谓好坏,这是互联网长尾必然会诞生的产物,只要时机一到便会涌现。

    15、电影行业

    《致青春》的成功说明了一个由互联网狂欢主导的全新电影时代的正式来临。任何电影的营销策划都已经无法离开互联网,一部电影的成败已经彻底与互联网捆绑。

    谈谈互联网的要求:

    ·互联网要求电影行业也像电视节目行业那样,让更加优胜劣汰。豆瓣电影和时光网都是非常不错的产品,专门针对电影进行评论,使得消费者的选择时间得以控制。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类似维基百科的案例。

    ·互联网同时要求打破一切话语霸权的格局,不拘一格,将一切有新意的电影推向市场。

    ·电影行业必将迎来小众化个性需求。百花齐放。

    预测未来的电影行业

    ·将出现各种井喷状态,各种外行不断介入来搅局。原有的几大霸主地位降低,一个霸主地位会被成百上千的小霸主来取代。

    ·长尾小众化需求,部落化生存可能实现。未来的电影制作成本将大幅降低,一千粉丝足以使电影成功。还是像《技术元素》里说的,“目光聚集的地方,金钱必将追随“。

    16、出版业

    传统的出版行业在外行看来据说是暴利,不过他们自己说却是微利,因为成本相当的高,有个出版人曾经透露说他们最后只能赚10%的钱。这些事情,我也只是道听途说不知道真相。但是未来电子书的发行成本几乎是跟他们开了一个巨大玩笑,接近0啊!亲!

    传统的出版行业悲催了,因为未来除了营销策划基本没他们什么事了。但,只要转型也许还能踏上时代的末班车,还有、机会。

    预测未来

·纸质书只会有部分还会继续存在,1,经典著作。2,个性化定制。
·出版商将由互联网公司介入搅局,纸质书基本消失。
·传统出版商若介入互联网出版行业,将会更多的以营销策划者的姿态出现。
·正版书籍将会受到应有的尊重,盗版逐渐消失。
·由于出版成本为几乎为0,所以价格会普遍走低。
·长尾部落化生存,广告出版电子书不足以养活作者,那么一定会有全新的赢利模式出现。还是像《技术元素》里说的,“目光聚集的地方,金钱必将追随“。

    17、垄断行业

    我想从社会文化层面去谈这一行业。亨 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表示中国人的忍受能力来自于儒家文化的影响,对这种看法,我也用“呵呵”来回敬。熊培云在《重新发现社会》中表示如果中国正统 文化以墨家为首可能又是一番景象,对此我依然表示很纳闷。基于我对人性的理解,我认为中国人无论使用何种文化作为正统都会被统治者篡改利用,朱元璋可以删 掉孟子的君亲民贵思想,士大夫们可以拿着郭象注释的《庄子》来为自己的奴性找到合理的借口。

    同样的,希特勒可以拿着 尼采妹妹篡改的尼采手稿宣传纳粹主义,前苏联等可以拿着马克思的著作…….都懂的。根本原因都是基于在那些信息交流不发达的时代,任何信息都可以 被当权者屏蔽过滤,将经过删选的片面的信息发出去,从而导致听众永永远远只能知道那些被过滤后的信息。而互联网的出现则彻底颠覆这样一种状态,使得任何信 息都无法被过滤屏蔽,无论你是哪个国家的人,无论你是哪个名族,无论你信哪个宗教,只要你想知道信息,信息就会毫无阻挡的出现在你面前。互联网改写垄断行 业的各类事件我们都有目共睹,就不举例了。

    并且这种博弈会越来越多,信息会被越来越透明起来,权力与权力的制衡每天都在互联网上无声并且激烈地进行。互联网要求,透明!透明!再透明!

    预测未来垄断行业

    ·基于来自互联网的压力,总部门不断分散瓦解为各个分部门,部分权力回归市场。

    ·被迫透明各种所谓机密,黑暗无处遁形。只要被拖出冰山一角,最终互联网的意志会将整座冰山全部拖出水面。

    写在最后

    凯文.凯利的《失控》用蜂群作为封面来表达了某种禅意。而我在其中感受到了某种启示,所谓”失控“并非在描述一堆无意义的布朗运动,而是说这些无规则的布朗运 动全部都具有未来的历史意义。总有蜜蜂会偏离常规路径去寻找新的蜜源,虽然有大量失败,但只要有成功便会跳舞召唤同伴,带给整个族群得以生存的一个全新的 蜜源方向,当一个蜜源采集完时,所有蜜蜂就开始转向这些新的蜜源。人类社会同样如此。

    互联网就是一个新的蜜源地,这个蜜源会将人类蜂群带向一个全新的地方。这些蜜源改变了整个人类蜂群意志的蜜源结构,同样也将改变未来人类蜂群意志的基因结构。我们要乐观,尽管《乌合之众》里把人类描述成一群集体无意识的蠢货,互联网可能会放大这种愚蠢,一只乱跳舞的蜜蜂可能会给整个蜂群带来灾难的后果。但我们要相信的是,在互联网的驱动下,这种愚蠢一定会被群体智慧所修复。我最后再用形而上的态度来谈下我的感受。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绝对不变的东西,万物诞生于无,无中生万物,而这从无到有的生意味着永恒的流变。

    这种流变是有目的的还是无目的的,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被证伪,我以为我在看它,实际上是它 在看它自己。不是说互联网改变了什么行业,真正改变的人类在改变自己看看自己的方式。有阅历及深刻悟性的人,看自己的行业如同庄子所说的庖丁解牛一般,也像陈苓峰对话里说的“由艺入道”,不用眼睛口舌耳鼻等去看感知表面,而是用精神一点点地去连接背后的运作机理。悟性尚不够的人,没有完全入道的人,他只能 看到他行业变化的表面现象,并不知何故。

    本文来自:艺术•品味•梦想,分享一切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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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都慕课了我们怎么办

汤敏

2013年10月23日

  慕课,MOOC,需要冲破很多理念,冲破既有的巨大利益。

  慕课(MOOC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正在全球迅速兴起。短短一年时间里,慕课三巨头,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的EDX,斯坦福大学的Coursera和Udesity公司,联合了全球上百所一流大学,开设了500多门课程,500多万学生选修了他们的课程。我国大学中的几个龙头老大,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纷纷加入了这几个公司。当前,慕课已经从几个教授的试验,汇成了新教育革命的滚滚洪流。

  别人都慕课了,我们怎么办?

  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协会最近召开的慕课研讨会上,我提出了在中国推广慕课的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国推动慕课的重点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目前,国际上慕课发展的重点是在一流大学。而根据我国的情况,能不能将推广重点放在用来解决我国贫困地区的师资资源不足,以及三本大学里高水平教师不足的问题上?第二个问题,慕课仅是把学校现有的课程上网,还是要打造新的教育,开设新的课程?目前,慕课主要是把一流教授的课录下来搬到网络上去。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兴起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很多新知识、新内容还没有被大学教授所掌握。我们能不能在校外找师资、找课程?第三个问题,我们是跟在别人的后面,还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对此,笔者所在的公益慈善基金会——友成基金会,开始了我们的小小试验。

  为探索把慕课的方式率先用以解决贫困地区教育资源匮乏的问题,我们与人大附中合作,在人大附中初中一年级数学课堂中架上录像机,将其远程直播到广西、重庆、内蒙与河北的12个乡村学校。这些乡村学校的学生与人大附中的学生同堂上课、同堂作业、同堂考试。目前这一试验正在进行中。如果试验成功,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就能跟几万个乃至几十万个乡村学校分享,教育公平不再是个梦。

  我们做的另一个试验是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一起,在全国70所大学开设了大学生社会企业创业课。我们邀请了一批知名专家、企业家、大学生创业者现身说法,与大学生分享创业需要什么样的准备。这是一个学期的学分课,主课堂设在北京大学,其余的69个大学通过网络直播上课,远程提问与答疑。期末考试是由每个学生或一组学生拿出一份创业计划书,由各地的企业家和教师一起来评判。这个试验的意义在于,让创业课走出仅由大学教授讲授的封闭模式。同时,这也是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试验。如果这样的课能同时开在70个大学中,就能在我国上千所缺乏优秀师资的二本、三本院校,以及职业学院推广。

  慕课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能大大缓解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课程内容陈旧、教学方式落后以及学生创新力创造力不足等问题的手段与途径。更重要的是,慕课事关竞争。以计算机网络、新材料、新能源、3D打印制造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工业革命正在兴起,知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试想,假如印度10年后有几千万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以及全世界第一流的远程课程教育出来的学生,我们的学生还在用传统的方式、学习一些传统的课程,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去参与国际竞争?

  慕课是一场教育内容与教学方式的革命,需要冲破很多理念,冲破既有的巨大利益,需要大投入。我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看准了方向,选对了方法,就有可能比完全自由市场下的分散机制推行得更快,更好。在慕课上,我们有可能弯道超车,迅速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中国教育报》2013年10月23日第2版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3年10月21日 9:11主题: 转发: 现代性的终结与全球性的未来

现代性的终结与全球性的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赵汀阳

2013-10-17

    100多年来,尽管有许多欧洲左派思想家或激进思想家一直对现代性进行批判,但现代性还是一路高歌成为了世界的秩序、价值观和通用标准。

    现代创造的各种世俗好处都是具体而实惠的,貌似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比如各种技术进步所创造的物质、便利和享受,个人权利所保证的自由,市场化和民主化所制造的半真半假的平等,而现代产生的各种痛苦和危险却比较抽象和隐蔽,就像慢性病一样,因此,许多人相信,现代具有无限进步的能力,能够在不可救药之前克服各种挑战。

    这个说法很快就被事实证明是错的,在现代性的顶峰之时,历史很快就重新开展并且全面进入全球时代,而真正终结的是现代。现代性的终结也是全球时代创造了新游戏的时刻。

    这是一个思维和行动经常失效的年头,人们能够熟练使用的思维方式在对付新时代和新游戏时,往往是无效的,于是出现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好像难以解释也一筹莫展。比如国际秩序、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环境治理、地方动荡或各种目标不清的革命,与其说是动乱,还不如说是乱动。

    总之,在今天,现代的概念和逻辑很难解释问题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思考新游戏。

    中国的情况就更复杂了,作为高速发展的新兴国家,中国一脚踏着过去,一脚踏进未来,新老问题同时存在,同时存在于过去和未来的两个时空中,类似于量子同时存在于两个空间。于是,中国不得不同时操作两种游戏:现代游戏和全球游戏。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性到今天仍然在建构过程中,可同时又已经深深加入了全球游戏,参与建构世界的未来。双层身份和双重游戏使得中国的问题更加复杂难测,但也并非没有优势,双重视野虽然混乱,却也提供了反思的机会,不至于固守既定观点。

    为什么对于今天的问题,思维容易受挫,事情容易想错?这是我们今天试图在一起共同思考的问题。思维失效在学术上的征兆,我相信有目共睹,典型表现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领域的话语变得非常可疑。比如说,十年前经济学是很受信任的,但是最近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声誉大挫,人们发现经济学家并不那么可信。这不是经济学家的错误,而是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的那些现代思维框架、概念和方法论可能不再适用新游戏,至少不足以反思新游戏。现代观念本身并不是错的,它们都是现代的伟大成就,对于现代游戏很有效。但关键是,现代观念能成功解决现代游戏的问题,却未必能够解决全球时代的新问题,用现代概念来掩盖、回避或对付新问题是不对口的,因此无效。如果坚持用现代性去理解全球性,思维和行动必定自我受挫。

互联网重新定义自由和民主

    什么是新问题?比如说,互联网正在重新定义的自由和民主。互联网是全球化的一个典型隐喻,如果说什么东西长得最像全球化,甚至就是全球化的典型,那就是互联网。

    互联网意味着一个全球的思想广场,作为普遍开放的自由交流空间,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自由和平等,但比现代的自由平等概念的含义更丰富,这种更丰富的意义来自互联网的网状关系存在方式,而现代的自由平等受制于个人这个实体存在单位。

    就是说,现代自由主要是个人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实现为个人权利,而互联网的自由不仅是作为免于强制(free-from)的消极自由,而且是作为自由获取(free-to)的积极自由,因此,互联网的自由(free)同时也意味着“免费”(free),这才是互联网的自由平等精神。

    可是,应该不等于事实如此。目前的实际情况是,网络资源并非自由平等共享,而是要交费的,并非自由获取,甚至还被权力所入侵和控制。尽管互联网具有全球化新游戏最典型的特征,但却仍然被现代游戏的资本权力所控制,互联网的理念远没有实现。

    在此背景下就出现了像亚伦·斯沃茨(Aaron Swartz)这样的网络革命者,他盗取了大量有版权需要付费阅读的科学技术知识,准备在网上无偿公布。今年年初受到美国法院指控盗窃,判30多年徒刑。

    传统的共产主义反对私有财产,以平等侵犯自由,代价太大,而网络共产主义却试图以合理的平等去扩大自由,因此是对现代的平等和自由概念的一种反思。无论网络共产主义是否得当,都不能够简单地用现代概念去反对的,因为它提出了新游戏的新问题。

    按照现代的概念,知识产权用于保护商业利益是正当的,但在全球化时代,这样的权利概念是否会变成一种新专制或者促进垄断性的剥削?是否需要在全球条件下重新定义、重新解释?这是需要反思的问题。

技术专制的可能性

    现代有个典型观念叫进步,历史观也是按照进步观来叙事的。进步有许多类型,有观念或价值观的进步,甚至社会制度的进步,这些进步一直都存在争议,但科学技术的进步,通常被认为是无可质疑的进步。然而,在全球化条件下,技术进步会不会导致无法控制的灾难甚至种族灭绝呢?许多人会说,技术本身没有问题,是人有问题,人有可能使用技术导致灾难。理论上说,技术本身的确无过错,但是,技术有可能形成某种无法抗拒的诱惑,或者人类无法自控的巨大能力,以至于导致无法控制的违心后果。科幻想象的具体事情未必真实,但危险确实存在。现实地说,技术进步会不会在将来导致一种没有人对付得了的新专制?这是完全可能的。

    比如说,将来每个人都带有一个全部信息的芯片,能够确保安全、医疗并方便一切服务,大街上每隔50 米就有一个能够为任何人提供全面方便服务的感知器,类似监控头,那时每个无论走到哪儿,都有感知器马上感受到你的全部信息,并且为你提供一切对你可能有用的信息,毫无疑问,这会是一种普遍平等的全面服务,但每个人也可能对此种优良服务产生无法摆脱的依赖,就像毒品依赖。

    全方位的服务似乎提供了尽量多的自由选择和充分的平等,但同时也完全操纵了每个人的生活和思想,这是一种全新的专制:每个人好像是自由的,但是整个的自由选项和权利空间都被信息和服务所定义和预制,这种自由没有创造性,只有选项。这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新专制,而且非常可能实现。

    有人也许会说,我可以不要这个芯片。人显然有这个自由,可是恐怕很少有人去行使这项权利,因为那样就将失去人人需要的各种社会服务。当服务成为生存必需的系统供给,也就成为无力以抗的权力,人人都会“自愿”接受被控制,就是因为需要整个系统所提供的生活甚至生存服务,只好放弃自由而接受新的专制。

    社会越发达,人们的生存就越受制于技术、经济和社会服务,也就必需接受系统化的专制。以为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生存问题就普遍得到解决而只剩下自由的生活,这是现代幻觉,而且是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幻觉。

    事实上,高度现代化和全球化反而把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深深植入在复杂的技术和服务系统中,每个人都无法自拔,就是说,在发达现代的生存反而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难题,不再是一个双手劳动就能够解决的简单问题。对许多人来说,生存甚至变成一个比各种自由权利更难以实现的目标,一个更费力的目标。

    我们可以观察得到,在自由和民主不断得到推进和成功的时代,人们享有的权利越来越多,可是悖谬的是生存反而越来越不容易。尽管物质水平普遍提高了,即使是穷人也能够温饱,享有各种电器甚至汽车,可是生存变成一个受制于系统的繁琐复杂而毫无成就感毫无创造性的机械过程。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民主所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文不对题,因为现代的解放模式对付不了新时代的专制问题。现代是对前现代社会的解放,却不是对未来社会的解放。

全球性时代的系统化暴力

    斯洛文尼亚的激进思想家齐泽克将暴力分成两种:一种是主观暴力,这种暴力有个明确的行动主体,这种暴力来源清楚,人们知道谁害了谁。主观暴力比较容易对付,可以躲避,还可以去报复。更深刻的是另一种暴力——客观暴力,人们不知道谁在实施暴力,这种暴力是匿名的,没有为之负责的主体,它是无处不在的系统化暴力,不仅是经济制度,还有文化制度、心理制度、信息制度、话语制度等等一切能够把人和事情体制化的系统暴力。

    系统化的暴力并不直接伤害人,而是暗中通过规则、制度和程序去剥夺各种自由,限制各种可能性,程序正确地进行剥削,这种剥削似乎不是犯罪,而是通过制定标准和游戏规则而合法地获取暴利。系统化暴力甚至使人失去思想。

    现代价值观已经变成了现代神学,有目共睹的现象就是心灵体制化和心灵自愿体制化。人们不知不觉地受到各种系统的支配,只好自愿地依赖系统,就像刚才所说的,人们终究需要系统提供的服务。

    在现代世界中,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暴力仍然不是致命的,因为还有另一些国家有着不同的思想,存在对比,就存在反思的可能性。在全球化时代,那种试图一统江湖支配整个世界的普世意识形态就比较危险了,人们不得不警惕现代意识形态演变成全球时代的系统化暴力。

“网状存在”与“超越权力”

    既然现代游戏正在终结,全球游戏正在全面展开,我们需要反思现代什么事情正在被严重挑战。现代游戏的本质是什么?尽管人人熟悉现代性,比如个人主义、市场、自由、民主等等,但我愿意从另一个角度去反思,从运算单位的角度去反思。我相信运算单位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运算单位正是用来定义各种价值、规则和制度的存在论条件。

    现代有两个决定性的运算单位:一个是个人,一个是民族国家。所有的现代价值观、游戏规则和知识建构都是按照这两个运算单位而定的,比如说,有了个人这样的实体就有了诸如自由、个人权利这些价值,市场、竞争、法治都依附在个人运算单位上。

    民族国家也一样,现代的国际政治都以民族国家的运算单位为依据,它解释了主权、国际法、霸权、权力均势等等。现代的各种利益和价值观的冲突也都是这两个运算单位所致。显然,运算单位才是游戏的根本。如果这一点是成立的,那么,我们正在进入的全球游戏的运算单位又是什么呢?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很多问题就可能想错,很可能会习惯性地使用现代那些已经失效的或尚未升级的概念去分析问题,结果会是削足适履。

     当然,我不敢肯定我对全球游戏的理解是否清楚,因为全球游戏还有很大部分尚未展开,也许有些问题只有等待事后诸葛亮。不过我试图说说一些似乎可见的新问题。

    简单地说,在全球游戏中,决定性的运算单位大概可以称之为“网状存在”,典型的就像internet那样的存在,我愿意把internet看作是新存在方式的一个普遍隐喻,它表明了新存在的根本性质。也可以在存在论上说,全球时代的决定性的存在单位是关系而不是实体,关系决定实体,实体存在服从于关系存在,关系存在决定了新游戏的有效行为和规则。

    这一点就是前面所说的:共在决定存在。于是,在新游戏中,最大生存机会或者说最成功的生存方式不再是一个实体对自身进行全方位的防卫,而是充分利用网络式的关系存在路径去发展,争取能够成为网络关系中纲举目张的关键点,从而支配整个网络关系,也就支配了新游戏的存在状况。当然,这里所说的网络关系不限于internet,而是指全球游戏的各种类型的关系存在。

    有些分析家谈论过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哪些实力存在(power)是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通常的看法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

    我想说,按照现代概念去看,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仍然以现代的运算单位去看问题,美国和中国看上去就是最大受益者。假如换个角度,以全球游戏的运算单位去看,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都不是最大收益的存在单位,而是另外一些虽然仍然属于某些国家但同时在超越国家的实力单位。比如说,目前最大的受益者是金融实力体系和媒体体系(包括internet、手机以及将要出现的新媒体)。金融体系和媒体系统才是目前全球游戏中的最大赢家,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权力,它们是全球化时代的真正“世界之王”,甚至比大国更有影响力和支配力。

    全球的金融体系和媒体系统目前仍然受制于某些国家,这是尚未被彻底改造的现代存在方式,但从实际运作和前途上看,那些网络状的权力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生长着,在全世界像蜘蛛一样到处结网,像水一样无孔不入地流动,慢慢地控制行为空间和言论空间的一切可能性。银行决定人们能够做什么,而媒体决定人们可以想什么。媒体决定了什么意见是能够受到欢迎的意见,同样,金融资本决定了什么行为是能够获利的行为。
因此,金融和媒体是新的专制形式,是实际上最大的权力,这其实不是新鲜事情,这种专制早就开始了,只是越来越明显。

    全球游戏的新专制的特点是,它依赖的不是政府、军队和警察,而是通过提供普遍全面的“最好服务”而使所有人为了得到必要的服务而自愿被支配,所以说,服务就是权力,更准确地说,资本、技术和服务三位一体的结合是权力。前卫的观念未必来自思想家,而可能来自新游戏的创作者,比如支付宝、谷歌、QQ、微博、微信之类,其中就蕴含着新时代的观念。

 

 

 

 

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就是要攻坚克难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 刘纪鹏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发布,引发社会热议。为此,刘纪鹏教授应《光明时报》特邀写作此文,供大家参考。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表示,中央将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此举令人印象深刻,应当说是一项高屋建瓴的举措。  

    当前,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对于社会热议的金融体制改革、政府体制转型等几大议题,无一不是我国目前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难点和重点,均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未来改革一方面是自身难度大,矛盾盘根错节,需要大量的协调与统筹;另一方面,当前社会对改革的具体措施仍存在较大分歧。例如在金融体制方面,怎样打破金融垄断、引入竞争;如何在维持金融秩序的前提下进行潜移默化的改革;如何在现有的货币金融体制上,将以阿里和腾讯为代表的网商金融、以苏宁和京东等连锁供应商的供应链金融为代表的电商金融,以及以格力电器、三大汽车、三一重工等大型产业龙头为代表的厂商金融发展壮大,都是对金融监管体制的不断挑战。

    在国企改革方面,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国有独资按照现代股份公司制度构造,实现国家从管理国企向管理国资体系的转变,完善由职业经理人掌控的股份公司制度建设,完成现代化企业经营。这一问题尤其需要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破除部门利益导致的阻力,来统筹决策,进而取得改革的成功。因此,此次公报在宏观层面提出了基本方向,对于如何细化,则交由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进一步论证,既强化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又具有可操作性。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面临的另一大难题是政府体制转型问题。长期以来,有关国家审批部门既搞改革又搞审批,既搞新体制的拓展又搞旧体制的维护。这种审批体制代替了改革应有的创新,导致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体制运行不够顺畅。实践证明,真正成功的改革,要求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利益不能掺杂在一起,需要一个专门机构来领导和统筹规划。因此,未来的改革,就是要成立一个超越发改委、超越证监会、超越工商局等行政管理部门的经济体制改革领导机构,来推动改革任务的顺利完成。此次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正是为中国下一步改革提供了切实的组织保障。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的关键时期,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未来的发展若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因此,接下来的攻坚克难,就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来领导和推进,破除阻力,完成敏感而又艰巨的改革任务,人们对此寄予厚望。

    (刘纪鹏教授系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发件人:xianyan9738<xianyan9738@vip.sina.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时 间:2013年12月04日 14:27 (星期三)附 件:1个(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奥秘是.doc ) 查看附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奥秘是“独惠资本”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奥秘是“独惠资本”

冼岩

    对于中国这30多年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学界已有多种解释。其中有持肯定态度的,如“集中力量办大事”论、比较优势战略论等;持否定态度的,如“低人权”论、环境代价论等。各种解释听起来都有其道理,能够对应于经验世界中的部分现象与事实,但同时又总让人感觉没有把问题说透,没有捅破关键点,总像是隔了一层什么东西似的。

    最近,读卢周来先生《“中国例外”还是“普适规律”》一文,文中谈到对资本的超强激励是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原因,才使人有豁然贯通之感:这才是能够将所有解释像珠子一样串起来的那根绳子——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维持30多年的高速增长,其中中国独有、其他国家皆无的的秘密武器,就是“对资本的超强激励”。即在各种生产要素中,压低其他要素的价格,独独抬高资本的价格,独惠资本。具体表现是:全国各地浪涛汹涌的招商引资热潮,投资者被政府奉为上宾;甚至有一段时期政府公开要求:“领导干部”应与资本(具体指民营、外资企业的投资者))“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各地政府竞相创造条件让资本满意,结果造成中国对全球资本的超强吸引力,形成中国经济强劲的投资驱动。这种驱动与出口导向、比较优势战略一道,共同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奇迹性增长。

    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做到“独惠资本”,而其他国家却不能呢?原因在于中国有一个极其强大的政府。一方面,这个政府直接掌控大量资源,可以在基础建设、战略性行业等方面“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方面,这个政府对社会具有高度的控制力,能够压低其他要素的价格,包括劳动力、土地等,还能够放任经济高速发展造成的负外部性增长,例如环境污染。其他国家没有这样强大的政府,只能够望洋兴叹——这种解释,既囊括了前面各种解释的合理内核,又能够与国人对经济增长过程的现实感受相契合;既与左派“改革开放导致贫富分化”的判断相符,又与右派“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的观点吻合。所以,这才是“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高速增长”的正确答案。

    然而,中国的这种独特优势现在显然已走到尽头。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出口受阻,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长期压抑其他要素价格、放任负外部性增长的做法,已经积累起巨大的反弹能量,时至今日,政府也已经不得不改弦易辙,逐步放开其他要素的价格、重视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这内外两重因素的叠加,使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之路终于走到尽头,并且面临下行压力。

    在政府压低要素价格的能力客观上被削弱的情境下,中国经济的出路何在?如何才能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的答案是:既然政府的力量已经难以为继,那么就依靠市场,反过来压缩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出,据说企业界一片欢腾。这种反应,与自由派长期主导的倾向性舆论有关:一说起政府干预,人们能够想到的就是项目审批、市场准入等限制资本的方面;对于更大的、有利于资本的那些干预,例如压低其他要素价格、企业不承担环境成本等,舆论往往置若罔闻。资本家、企业家(就利益而言,此二者对外实为一体,企业家代表投资者利益,或者本身就是资本家)自己更不会主动提起,他们或者视之为理所当然,或者闷声发大财。现在减少政府干预,放开一些国企赢利领域让民企进入,资本的处境或将有所改善;但比之政府出手“独惠资本”之时,必然远远不如。也即是说,按照三中全会的设计,从现在开始,中国经济已经卸下秘密武器,只能在市场的跑道上与那些体制成熟、游戏娴熟的国家进行常规性竞争。在这种非对称竞赛中,由优势条件转为弱势条件的中国,还能够跑赢吗?最大的可能是:从此跌跌撞撞、举步维艰,再难现昔日一路高歌、酣畅淋漓的景象。

    其实,中国的优势并没有完全失去。“独惠资本”的客观条件确实已经不再,但制造出“独惠资本”这一秘密武器的强大政府还在,它还可能找到或创造新的秘密武器及独特优势,关键是中国千万不可匆匆忙忙自废武功。要知道,政府才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市场只是中国的弱项。无论现在怎么改革、怎么开放,这都将是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不得不面对的具体约束条件。经济竞争与其他竞争一样,只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以长击短,焉能反过来以短争长?只有认识、重视和利用这一点,中国经济才有可能走出活路,走得精彩;否则邯郸学步,取法乎上最多得其中,还可能淮橘成枳。

    虽然现在中国对资本的吸引力已经下降,投资方面必然受到影响,但今日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无疑是需求而非投资。发挥强大政府的作用,不一定要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在进一步释放市场能量的同时,如果政府能够利用自身优势,为市场发现或创造新的足够的需求,那么中国政府的优势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优势,中国经济又将插上“隐形的翅膀”,再续奇迹与神话。

 

 

 

 

发件人:djg1973<djg1973@sina.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时 间:2013年12月04日 02:48 (星期三)李克强总理的的推销术

质疑李总理的的推销术

----中国的产品过剩吗?

杜建国

    在最近的一系列出访活动中,李克强总理当起了“高铁推销员”和“中国装备制造推销员”。“中国制造已是风靡世界。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让中国的装备走向世界、誉满世界”,李总理11月29日在塔什干对随行记者讲的这番话,让无数中国人热血沸腾、充满自豪。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也是无比兴奋,可是,李总理紧接着讲的另一番话,让我感到莫名奇妙:

    “我们和中东欧国家恰恰有这种契合性。它们有需求,愿意用我们的装备,从高铁到核电、火电、风电等。这有利于消化我们的过剩产能,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

    我不明白,李总理为何非要强调自己的产品是“过剩产能”呢?

    无独有偶,11月26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时所发表的演说中,也有相同的表述:

    “中国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技术领先、设备成套、建设经验丰富,而且性价比好。现在这些领域部分产能是过剩的,因此我们的合作是双方的需要。”“中国核电、水电、风电、光电等新能源发展迅速,电力设备和技术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产能在国内也存在着过剩问题”。

    一面向买家推荐自己的产品,一面不厌其烦地提醒买家自己的产品其实是“过剩产能”——相当于说自己产品积压,这是不想让自己的产品卖出好价钱吗?

    波音空客向中国推销飞机时,微软苹果向中国推销软件手机时,德国人向中国人推销机床时,俄国人向中国推销苏——35战机时,以色列人向中国推销农业技术时,他们强调自己的东西是“过剩产能”了吗?总理,您的推销术也太卓然不群了。

     高速列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单机八十万千瓦水轮机组,150万千瓦的第三代核电机组,都是从国外引进吸收消化进而实现赶超的测产品,当初国外向中国出卖相关技术设备时,人家说自己的东西是“过剩产能”了吗?

    本来是高端紧俏商品,咋就成了“过剩产能”积压货?本来是靓女不愁嫁,到李总理嘴里,咋就一下子成了“剩女”了?您是想让自己家闺女嫁不出去呢,还是不想让她找个好婆家?相比于美德法日,中国的产品本来就价格较低,您再来上句“产能过剩”,是想让中国企业赔本吗?

    退一步说,即使自家的产品真的是“过剩产能”,在对外推销时,也不能向卖家明说啊。当年德国大众向中国推销“桑塔纳”轿车,“桑塔纳”应该是过剩产能吧,可大众还不是照样把这货色给吹上了天、并趁机在中国设了自己的工厂了嘛。

    在高铁与能源装备等高端制造领域,本来中国的产品质量上乘,价格公道,跟美德法日等少数掌握该领域技术的国家相比,中国产品无疑是更佳选择。本来在交易双方中,中国占据卖方市场的有利地位,掌握着定价权,可现在总理却非得屡屡强调自己的产品是“过剩产能”,这不是帮着买家来压低中国产品的价格嘛!本来中国的产品物美价廉,根本不愁卖,经总理这么一说,反倒成了中国求别国帮忙消化“落后产能”了,倒成了欠别人人情了。我若是罗马尼亚的总理,听了李总理的话后,那我一定会对李总理说,尽管你们中国货是过剩产能,可谁让我是你们的朋友呢,得帮你们解决困难,你们的东西我们可以要,不过价格得再打个对折啊。

    不久前,土耳其跟中国签订了红旗-9防空导弹协议,金额为30亿美元,假如跟土耳其谈判时中方代表对土耳其人说中国防空导弹是“过剩产能”,那么金额估计得至少一下子跌至20亿美元吧。

    我原来以为,在卖东西时说自己的东西是积压货,这种场景只会在《镜花缘》里面的“君子国”里出现,现在才发现,现实真的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啊!

    高速列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单机八十万千瓦水轮机组,150万千瓦的第三代核电机组,是数十年来中国无数的工人、工程师、科学家的汗水凝结的成果,请问总理,在您眼里它们统统都成了“过剩产能”,您这样说,对得住中国的工人、工程师和科学家吗?前人栽树,后人摘桃。总理现在出访时,无比风光,背后仰仗的是中国的财大气粗和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的竞争优势。总理在摘桃子时,就别再埋汰桃子是“过剩产能”了。

    再说,中国高端装备制造走出国门,也不是为了解决什么“产能过剩”问题啊。早在李总理当政之前,中国的这些产品就已经在国外有了初步甚至很好的销路了,那时候,并没有“过剩产能”这一说。早在2009年,美国就已经来考察过中国的高铁项目了。2012年,以色列已经与中国达成了修建高铁的初步协议。中国的核电、水电、火电设备以及电网设备,正在全球开辟越来越大的市场。企业出口赚钱,本属正常。至于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由于其产品好,不愁销路,走出去更是理所当然。现在怎么非得跟什么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扯在一起呢?难道产能不过剩,企业就不出口了?按照李总理的逻辑,波音空客、西门子沃尔沃、爱立信卡特彼勒、三星三菱,满世界卖自己的产品,也都是被“产能过剩”给逼迫的了?

    总理爱说中国工业“产能过剩”,我不明白,这个过剩产能到底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中国已经富得流油,不需要再继续进行建设、以至于大量产能显得过剩了吗?再说过剩的东西,应该是低端产业,如鞋子衬衫之类的,无论如何也轮不到高端装备制造这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吧。

    市场经济免不了有波动,有波动,就会有过剩。不过,如果预判将来中国经济依旧以较高速度增长的话,那么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就不会很严重。十八大报告指出,未来中国经济将持续较高速发展——最近李总理也有类似言论,因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四大客观存在的需求。要满足这四大需求,还需要大力发展中国工业,从长期来看,“产能过剩”是大问题吗?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当时的总理认为中国电力工业存在产能过剩现象,不让上电厂了。结果没出几年,电力供应就跟不上经济发展了,2003与2004年,全国各地都闹起了电荒,拉闸限电,这一点,读者们都应该记得吧。

    总理爱说中国工业存在产能过剩、光有速度却质效不高的毛病,对此我们都理解,不贬低前任,怎能突出自己的高明呢!不贬低过去,怎么有理由“深化改革”呢!不过,这些话在国内说说也就罢了,到了国外,尤其是向国外推销自己的产品时,依旧这样埋汰自己,这算什么呢?

2012/12/4

 

 

发件人:djg1973<djg1973@sina.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时 间:2013年12月01日 00:37 (星期日)

黄岛11.22事故后又见姓资姓社论调

杜建国

2013/11/28

    作为青岛“11·22”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事故的责任方,中石化这两天被人人喊打。对中石化进行批评是应该的,但是在众多批判声中,有一种论调却颇为偏激:该论调将普通的安全事故上升到“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声称事故之所以发生,是由中石化的央企身份造成的,国企制度就是事故之源;出了天大的麻烦,国企的干部们也不会承担责任;只有将国企变为私企,才能杜绝事故发生。

    比如,11月26日搜狐财经“新视角”刊发吕琦文章《央企制度是爆炸事故的温床》,称“法律责任很难追究到中石化头上……私企和国企在事故方面,面对着两套完全不同的问责机制。国企产权人不清晰,又由于政策法规上给与的特权地位,使得国企在发生侵权纠纷时很容易卸责,或者说找不到明确的受罚责任人。”吕文如此判断,令人瞠目结舌,难道作者竟然不知道早在11月25日,警方就已控制了石化事故相关人员七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人员两人吗?

    吕文的惊人之语还没有结束:“山西煤矿被大幅国进民退之后,矿难事故并没有减少、甚至更多,从许多新闻报道中得知的现象是,国营化的煤矿在安全机制和预防机制上反而不如之前的私人煤矿。……以私企转国营来降低矿难事故完全是浇油灭火。……面对中石化的这类特大事故,就长期制度而言,还要尽快推进中石化的私有化措施。如此,才可以不仅在事后问责,且在事前预防方面真正降低类似事故发生的概率。”

    对作者这番言论,笔者只能说是肆意造谣了。即使是普通民众,根据日常接触的新闻报道,也肯定能够得出近五六年来煤矿死亡事故急剧减少的印象或结论。自上世纪九十年起,中国每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急剧上升,到2002年达到最高峰:死亡6995人。2006年,死亡人数还高居6072。自2007年起,死亡人数开始急剧下降,这主要是因为煤矿领域进行了被称作是“国进民退”的整顿,关停并转了大量的私人煤矿、黑煤窑。2009年煤矿死亡人数已经下降到2700。到2011年,死亡人数开始控制在2000以内。今年死亡人数最多的煤矿事故四川泸州桃子沟瓦斯爆炸事故,其责任方就是私企。国家安监总局的网站上,数据多得是,该文作者动笔之前为何不去查对一下呢?

    本来出了重大事故,应该好好查找事故原因,可是大量媒体却借题发挥,将事件意识形态化,这完全是置一己立场于人民生命安全之上。

    说句公道话,私企企业主追求利润最大化,且作为企业之君主缺乏日常监管、约束,私企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员工待遇、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表现,常常不如国企。不仅在中国,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各国,都是如此。

    比如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事故本来较轻微,由于东电公司心存侥幸,舍不得做出较大牺牲,以至于留下了后患,让事故严重升级。事故发生后,东电的老板依旧蒙头大睡。而企业属于私人领域,日本政府无权参与事故抢险,只能干着急。事故两年多了,东电的老板依旧没有遭受应有的惩处。再如印度博帕尔惨案发生都快满三十年了,责任方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老板至今没有承担法律责任。可以说纯粹的私有制,既不利于减少事故的发生,也不利于对事故责任人进行追责。

    顺便说一下,抛开其他不谈,目前中国政府能够把事故责任人——不管是私企的还是国企的——迅速地送进监狱,的确是中国值得肯定的地方。东电的老板,若在中国,恐怕早就被送进大牢了。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导演奥利弗斯通就感慨说,还是中国好啊,要是在中国,华尔街的这帮罪犯早就被枪毙了。中国不少媒体人现在要求减轻对经济犯罪的处罚,这大概就反映了中国的类似于东电老板和华尔街掮客的那些人的诉求吧。

    对待国企与私企,中国的多数媒体一贯持厚此薄彼的双重标准,对国企马克思主义,对私企自由主义。2011年7月22日,一辆私人长途客车在京珠高速河南信阳段发生重大事故,死亡41人,媒体少有反应。第二天,发生了温甬动车事故,死亡人数也是41人,媒体就换了一副态度,要对“铁老大”食肉寝皮了。2013年6月3日6时,吉林长春德惠市的私企吉林宝源丰禽业有限公司,主厂房发生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共造成121人死亡。当时,见不到媒体人出来抨击私企老板为了发财而忽视生产安全的。等中石化青岛东黄事故发生,媒体人就个个义愤填膺了。

    本来国企与私企,就是白猫与黑猫,都是好猫,无奈如今的媒体却立场先行,好争论,爱折腾。期待一碗水端平的时代的到来。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11月28日 15:59 (星期四)附 件:1个(李光耀蒙了:中国出重手教训新加坡.doc ) 查看附件 转发: Fw:中国出重手

中国出重手,李光耀蒙了

----上海为什么更需要“自贸区”?

自贸

2013-10-13

    当时的世界第一大港新加坡的年吞吐量超过一千万标准集装箱。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是因为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朝鲜、台湾、香港和澳门甚至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从非洲和欧洲来的货物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由于一方面大船的运费大大低于小船的运费,另一方面大船因为太大,船上货物的目的地往往不单一,而且许多港口不能停靠大船(比如上海)。因此货主往往选择在新加坡转船。就是先用大船将货运到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转上小船再运到自己这里。这是因为新加坡距离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朝鲜、台湾、香港、澳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几乎是等距离。而且又是大船的必经之地,再加之新加坡又是自由贸易港。所以,即使中国大陆的期货交易虽然在上海,但是货物的交割地点仍然在新加坡。几乎上海期交所挂牌的所有大宗货物的交货地都是新加坡。新加坡仅仅每年的期货交割的金额就超过2万亿美圆。

    众所周知,物流的中心一定是资金流的中心,资金流的中心一定是金融的中心;金融中心一定会派生出商业中心、生活中心、服务中心……。为了处理自己的货物,世界各国的银行都需要在新加坡设立分行。一个人口不足500万的国度,外资银行就有几千家,银行需要员工就是几十万,为金融服务的行业则需要更多的人。这就是新加坡发达的根本原因。

    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发达的城市几乎都是当年鸦片战争后被迫通商的口岸。上海解放前就是整个亚洲的金融中心和物流中心。后来船越造越大,上海的大陆架地形导致大船进不了港,再加之中国的计划经济导致上海失去了自由贸易港的身份,于是上海慢慢地失去了物流中心的地位,接着又失去了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但是上海的地缘优势是一直存在的:上海不仅距日本、韩国、朝鲜、台湾、俄罗斯远东和香港澳门地区是等距离,而且南距广东,北至天津、大连、青岛、烟台、营口也几乎是等距离。更重要地是有一条大河(长江)辐射到内地。上海也不会像新加坡那样几乎是纯粹的中转港,自身的建设也需要大量货物。所以,如果把上海作为中转港口,优势要远远超过新加坡。这样,上海就会多出几千家外资银行,上百万工作机会,上海就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可是这一切都有着受到二个因素的限制:一是上海没有深水港,大船进不来;二是上海不是免税港,不是自由贸易区,国外的货物不能或者不便在上海中转。上世纪末上海就开始筹划在大小洋山岛上建设深水港。在中央以没有资金拒绝批准以后上海即完全自筹资金建设。其实,那时的资金被拿去4000个亿建设天津港了。这是很荒唐的。天津港因为不可能成为中转港,船进天津再去日本、韩国、朝鲜、台湾、俄罗斯远东和香港澳门地区是绕道,会增加运费和时间,根本不可能会有货主选择这样的路线。更主要地是,天津不是不冻港! 所以,上海洋山深水港的一期吞吐量就设计为2000万标准集装箱,是新加坡的二倍!加上上海当时的吞吐量已经接近1千万标准集装箱,因此这3千万标准集装箱的吞吐量一定有相当一部分是转运出港甚至转运出国的。所以,如果没有免税政策或者没有自由贸易政策,洋山港的作用就无法发挥。这就是为什么上海特别需要的《自由贸易区》的根本原因。

    在此之前,虽然国务院一直在卡《上海自贸区》,天津、深圳、广州也都在争取,但是最后花落上海是必然的。试着想想,如果上海没有这样的政策,天津、深圳、广州有了这样的政策又有何用?可能像上海这样带动全国的发展吗?事实上,上海洋山深水港建成才几年,世界所有货运巨轮就都已经能靠上洋山港码头,吞吐量早已经取代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一大港。虽然因为没有自由贸易区的政策和缺少内陆货区和配套设施,不能顺利转运国外货物,但是仅仅转运国内的货物就已经使吞吐量达到世界第一。如果上海洋山深水港再拥有自贸区的政策,吞吐量还将成倍的增长。这对拉动整个中国的经济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如果吞吐量继续增长,开挖“克拉运河”就不得不提上日程。因为正是泰国狭长的克拉地区隔开了印度洋和太平洋,导致所有从西部(欧洲和非洲)来的船不得不绕道经马六甲抵达上海。如果在克拉地区开挖一条运河,投资还不会超过温总理投资天津港的一半。最重要地是,新加坡是美国在海外的最大军事基地,美国最先进的战机F35和最先进的战舰濒海战斗舰都部署在新加坡,主要就是为了对付中国大陆的。一旦发生战事,美国就会封锁马六甲海峡,切断中国的石油供应。而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仅几星期而已。所以新加坡一直是中国与日本、台湾开战的绊脚石。如果开挖通克拉运河,所有西边来的船就不必道马六甲,不仅航程可以缩短3天,大大降低运费,最重要地就是废了美国的新加坡军事基地。

    《上海自贸区》将彻底砸了新加坡的饭碗 新加坡先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他们强大的公关力量对中国高层施加影响意图阻止上海洋山深水港的开发,在上海宣布将完全依靠自己的资金建设洋山深水港后,新加坡开始把重点转移到阻止上海获得自由贸易区。因为他们认为没有自由贸易区的政策,上海洋山深水港尚不足以取代新加坡的世界第一大港地位。 可是令人意外的是,洋山深水港仅仅一期部分建成,吞吐量就迅速超过了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一大港。

    本来,大小洋山岛的缺点是面积太小,远远小于新加坡港口。因此岛上几乎没有场地可供堆货。吞吐量应该不可能爆发式的增长。可是上海人将此劣势转化为优势,全球最大的港口机械生产商“上海振华港机”为洋山深水港配建了转运专用码头的一切机械,就是一个码头能够同时停靠几艘大船,可以同时用一套机器装船卸船。这样,大船转运小船就不需要先将货物卸在岸上再转到小船上而直接可以从大船转卸到小船上,根本不必落地,不仅大大节约了货主的时间更关键的是大大降低了仓储的成本。 另一方面,上海又建造了无数的万吨驳船,去内地的货可以直接卸在万吨驳船上通过长江去西部。最重要地是,东海公路大桥的建成,连通了上海发达的高速公路网,使得货物可以迅速进入上海和周边地区。根据规划,上海洋山深水港还将配套建设铁路专用桥(东海二桥),在奉贤的平安镇建设世界最大的火车集装箱编组站。这样,发往内地的集装箱也就不必堆放在洋山港,直接卸在火车车皮上再用火车头拉到平安编组后即可发往全国各地。

    相信,随着上海自贸区的获批,东海二桥和平安火车编组站的项目将迅速启动,洋山深水港的吞吐量最终很可能会迅速达到3千万标准集装箱! 现在上海自贸区的政策已经允许其它国家在上海进行货物交割,这就是说,新加坡的上海期货交割很快就会回到上海,仅此一项新加坡就将少收入几千亿!

    上海还将参与泰国克拉运河的开挖。本来无论怎样,即使不在新加坡转运,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朝鲜、台湾、香港和澳门甚至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从欧洲、非洲来往的货物还是得经过新加坡。因此新加坡对美国控制这些国家的航道还是有关键的意义。可是如果克拉运河一旦通航,因为航程差不多缩短3天,所有的船都不再会绕道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美国在新加坡的军事基地就将彻底失去了作用。这可是美国投入了上万亿的最大海外军事基地啊!新加坡每年因此得到的好处至少十几亿。而且今天新加坡能够如此强硬地对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仰仗的是老美的这个军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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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模式与市场改革

世界银行前行长 罗伯特•佐利克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13年12月03日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成为一个里程碑。早期评论大多集中在经济改革上,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次全会释放出了毛泽东模式和市场相结合的政治信号。

    好消息就是,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亟需结构转型,从出口和投资拉动型增长转向增加消费和发展服务业。我们绝不能低估此次全会的勇气。中国经济年增长率30年来保持在接近10%的水平,现在要改变计划不是小事。大多数国家对改革都犹豫不决,直到危机或者经济放缓迫使他们不得不改革。1960年世界银行(World Bank)列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01个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不太好的消息就是,中国往届领导人也说过必须改革,但既得利益群体抵制改革。因此,习近平主席似乎得出了结论,认为必须拿出一个政治计划,来扭转共产党和中央权力的衰减。

    这次会议成果中关于经济方面的内容从去年发表的《2030年的中国》报告中可以找到影子。该报告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编写,李克强总理是该报告主要的内部发起者,时任副主席的习近平也对该报告表示欢迎。

    中国这次的改革计划令人印象深刻,但没有清晰的时间表,因此实施细节就显得很重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被认为应该会限制特殊利益群体“看得见的手”,并减少资源的滥用。与控制污染的优先任务相结合,市场将被用来清洁环境,改善健康状况。农村财产权改革、更多的社会支持以及自由迁徙等,将有助于解决不平等问题。

    促进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旨在帮助中国劳动力提升自身产品在增值链中的位置。扩大的金融市场,以及更多由市场定价,将促成更有效的资本分配,并消除特权企业的补贴。新的财政权力将使税收收入与社会性支出更加匹配,不需要依靠极易引起社会争议的强征土地行为。

    李克强将通过推进城镇化来协调改革进程。历史上来看,城镇化与收入增加、知识型产业和服务业发展相联系。《2030年的中国》报告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从50%上升到70%。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指出,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规模和速度分别是英国第一次迁徙潮的100倍和10倍。

    计划在肯定实力强大的国有企业的同时,决定削弱它们所享有的优势。国企向政府缴纳的红利将增加。生产要素由市场定价将导致隐形补贴减少。储蓄、贷款以及其他资金来源转向市场定价也将起到同样的作用。

    但习近平也提醒国人,共产党是执政党,而他在领导这个党。党员接到了开展“自我批评”的命令,这与过去的纪律指示类似。与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相结合,它将为权力政治打开新的渠道。

    此外,习近平领导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七名成员组成,少于以往的九人。据报道,其前任胡锦涛并不总能影响另外八名常委的意见。富有个人魅力的习近平则采取不同路线:他将领导两个新成立的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对网民的压制表明,在实施可能引起破坏性后果的经济改革之际,习近平无意允许异议出现。习近平学习了邓小平抓住重点的策略和毛泽东的方法。

    认为此次全会的经济改革计划很重要的外界人士,应该回想一下中国政界的另一位明星人物:朱镕基。上世纪九十年代,朱镕基总理利用中国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契机实施内部改革。现在改革派要问的是,双边投资协议、WTO服务竞争谈判、甚至是最终的自由贸易协议等相关谈判是否将有助于本次会全蓝图的落实。美国、欧盟(EU)以及其他国家应该利用这些技术性谈判推动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转型。那么,我们将可看到毛泽东模式和市场结合的策略是否是内在一致的。

    (本文作者曾任世界银行行长、美国贸易代表和副国务卿。

 

 

 


发件人:<newscentre01@163.com>+(由 jinrongl_2003@163.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时 间:2013年12月04日 16:15 (星期三)附 件:1个( ) 查看附件 FW: 中日即将开战!中国正在做最后准备!

中国政府系基金正大量抛售日本股票

2013年12月04日

来源:新民网

    日本《产经新闻》12月3日报道,中国政府系投资基金在今年4月以后可能大量抛售了日本股票。截至9月底,能够掌握的投资额数据显示,中国政府系投资基金的投资额较半年前减少了七分之一,相当于缩小了6000亿日元。

    中国政府基金的名字已经从丰田汽车等众多日本大企业的大股东名单中消失了。分析人士指出,一方面,日本股市急速上扬促使这些基金抛售股票以图获利,另一方面这些基金仍维持着一定的保有量。通过名义变更,使外界无法知晓其投资状况。

    Chibagin证券对排名进入前10位股东的中国政府基金进行了统计,比如OD05 Omnibus基金。截至3月底,中国政府系基金对174家企业的投资额为42447亿日元(按时价计算)。到了9月底,中国政府系基金对40家公司减少投资6074亿日元。比如,截至3月底时,中国政府系基金对丰田投资了3001亿日元,是第9大股东;但到9月底时已经从排名前10位的股东名单中消失。

    Chibagin证券顾问安藤富士男表示:“基金的这些行动是纯粹的投资行为,是妥当的。股价上升后,很可能达到了获利目标。”

    此外,中国政府系基金还对所持有的软银和索尼的股票进行了减半操作。此外,这些基金还售出了其他一些公司的股票。不过,野村证券的资深策略师西山贤吾表示,在市场上也有人士认为,“实际上并没有减少持有股票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OD05摆脱了大股东的名义,也可能以“纽约银行”的信托名义登场。该基金运用委托“可以变化协议的形式”。

    该基金也可能有意回避明显的增持行动,因为如果大量持有一家公司的股票,就有必要提交持有报告。
 

 

 

 


初探解决广东工潮,试行暂时失业保险救助

施晓渝

2013,11,19

(草稿,供探讨)

    众所周知,广东工潮最近闹得很大面很广,如广州医学院有十二个维权工人一次性被逮捕,这是共和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一切说明广东经济已到了很困窘的地步,广东经济,除产能过剩,人民币升值,物价上涨,人口红利吃光,环保要求严格,各地之间竞争,劳动力涨价等全国普遍因素外,广东还有,

    一,到了设备更换期,也被称作产业升级,广东由于改革开放早,是私企外资最早投资发展之地,自80年代起已有二三十年了,机器设备陈旧该换了,其实产业升级只是用于对银行进行贷款的漂亮词,一般的低端产业没多大升级头,如缝纫机就是转动次数略高点而已。因不明前景老板不愿或没钱投巨资更换设备,企业生存发展遇到瓶颈,故而企业艰难,就业困难。

    二,由于地皮升值巨大,有地皮的想卖地产房产走人,没地皮的付不起涨价太多的厂房租金,企业难以维持。

    三,企业利润极薄,一般小老板的收入不如体制内教授高,特别是房产涨价过高,老板们宁愿搞房地产去了,而不愿搞实业。老板也难拿出钱来给农民工加薪,广东的工人一般就就两三千一月,国企合同工,如长城钢厂月薪只有800-1200元,根本没法维持正常生活。

    四,广东由于企业大的较多,一般农民工只能接触得到工头一级,而工头除了维护老板利益不可能为工人改善什么,他们替老板分忧对工人更直接更狠,往往激化矛盾,使得工潮增多。

    五,农民工因太累,且工作多年,有点积蓄找工作就不再饥不择食了,也想休息调整一下,有适合的工作才干。同时90后由于独生子女多,宁肯坐办公室拿低薪也不愿干重活,也造成了一方面招工难,另一方面找不到工作,企业因此也影响稳定。

    六,特别是广东农民工干了近三十年,农民工最多,而且不少已举家还带亲戚老表迁来,他们要扎根广东,因此要求生活稳定,旱涝有生活能过,市民待遇如各种保险医疗,子女上学等,故要各方面维权,所以广东显得比其他省问题严重。

    提了南方,顺带提提北方,北方有几千人代表近70万的银行买断职工在维权,他们包括七千万下岗职工都面临的问题,即当初他们的买断费还算钱,但由于国家持续不断的印钞,而印钞只有体制内或准体制的才能分享,广大体制外,也包括广大私企,并不能享受印钞红利,而且是他们手中的钱被摊薄,如三万元在十八年前还值钱相当于副教授一年的工资,而现在只是副教授年薪的五分之一不到了。说严重直接点,就是印钞是体制内剥削体制外的手段。因此,国家必须停止印钞刺激经济的手段,让体制外和体制内公平竞争。

    国家体制内费用极高,国家所有费用都摊在了企业头上,而企业是社会最底层,必须承受体制的各种盘剥,而且准体制的改革,教育医疗产业化加剧了农民工的负担,如石油垄断高价,水电气等价也一涨再涨,农民工增加点收入完全被涨价因素吞噬,特别是房价。一句话,所有的改革红利都被体制或准体制垄断拿去。因此必须大力削减体制内支出,消除教育,医疗,房产等政府垄断操盘参与控制行业的涨价因素。

    现最大的困境是:国家已使用光了所有刺激政策,如温家宝的四万亿已不能再用,国家只有在萧条厉害时印点钞票,稍有复苏又停止印钞,不知这种办法会使经济缓过气来,调整向好,还是加剧困难,最后总爆发。总之阵痛期不可避免,其表现就有工潮剧增。

    得出结论,最好的途径是农民工联合老板向体制要政策,如用工保险,即暂时失业时有短期补助等。

 

 

 

尊重市场就要尊重市场的破坏性

施晓渝

2013,11,20

    说起尊重市场,一群公知像打了鸡血,兴奋不已,反观下层百姓,他们却呆若母鸡,感到全身发冷,用发抖的手摸摸钱包,他们明白,全身又要掉一层皮。

    公知理解的尊重市场就是做大正向GDP,而百姓理解的尊重市场,就是物价上涨。这个世界,谁有资格,谁有权力,谁有能量尊重市场呢?肯定不是口袋干瘪的百姓。有个王占阳,要写《建立遵循普遍规律的现代市场经济》,不说也知他就是这些胡说八道。

    改革三十多年来,一次次的尊重市场,最终成了几千万国企工人下岗,做大市场结果是物价大涨,提升内需是体制系统内人员加薪。市场一次次淘汰都淘汰到下层,一次次发展都发展了体制系统的堆砌。

    30多年,媳妇也熬成婆了,难道就不允许人们吃点时间红利么?改革的莺歌燕舞又有几人能吃到红利?是的,中国的GDP已是世界第二了,可如习总所说,中国人还有一亿人每天消费不到一美元,即一月一百元的样子,这难道不够我们吃惊么?更多的人是勉强或基本维持家庭的繁衍,即社会劳动力的增殖。而这些人一般没有上网表达被认知了解的能力。

    既然如此,中国的增长都到哪儿去了呢?对这些讨论已不少了,总结起来大概是,做大了美国,做大了体制系统内,做大了库存。

    为了盘子而做盘子,即追求GDP,我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尊重市场难道是维护过剩的低端产业链?过剩的产能,钢铁,水泥,煤炭,还有出口赊销换美元库存等等,产出的增量已远大于消耗的增量,为了政治稳定,不得不印钞票保过剩的生产维持。这样逼得产业维持在低端,资金被虹吸而不能流动,官僚铁碗化而堕落,包括制造虚假需求的炒作维持繁荣如房产,都是定时炸弹。

    体制内系统占据了巨大的财富,政府资产,三公开支,系统内官人,高管,职员所持财产极多,少数人挤占绝大多数人,总之,体制对底层经济的盘剥已挤压得底层难以为继。

    巨额的外汇储备,巨大的库存,高额的体制系统内人员收入,高居的房价,庞大的地方债,层叠的官府机构,臃肿的体制系统内人员,大量贷款堆起来的大学,掏空家庭储蓄喂养的大学生,都是改革成果?

    特别值得提醒的是,其实人们忽略了最大的库存,就是密密麻麻的商店,星罗棋布的网售,丰富的家庭贮物柜,里面都堆满了库存,流通环节的极度过剩,一旦产业链崩溃,这些库存没法变现而贬损,整个危机的冲击力根本没法估计。

    改革到今天,市场化到今天,百姓再无兴趣也无力钻深化改革,让市场决定的迷魂阵了,反正受伤的总是百姓。当年朱镕基喊出要让公务员工资翻三番时,人们就清楚了市场的定价权在官员手上,今天广东劳工也喊出了要加薪三千的口号,他们有这市场的定价权么?市场背后无不表现出专政的力量,一批广东工潮劳工被捕说明了这点。如今,官员,高管,教授的收入翻五倍十倍更多,特别是下岗工人还抱着十多年前两三万的买断费交社保医保,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深化改革能解决这些问题么?还是继续深化官员,高管,教授的钱包么?改革总是在制造问题,深化改革总是在复杂化问题,真正缺乏的是梳理问题,反思改革才是摊在桌面上梳理问题。用深化改革代替反思改革只会是积重难返,工潮此波彼浪,老板跑路,外商拿货后失踪等无不说明这些。

    且问那些为三中全会兴奋的公知,你们懂尊重市场的意思么?其实,尊重市场,更重要的是尊重市场的破坏性,该阵痛的就要阵痛。86年的破产法揭开了改革的盖子,92年的砸纱锭承认了社会主义也有经济危机,95年后的国企改制大批量的国企被破产表明了有人要牺牲付代价。今天这个局面又来了,是该有人做出牺牲了,国企能搞垮,私企就不能搞垮?私有产权难到是保护没落产能?尊重市场就要放开市场的冲击,尊重市场就要支持危机的洗牌,尊重市场,就必须承受市场的折腾!

    是时候了,应该停止印钞维持和刺激,破产一大批产能过剩企业,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对失业工人进行救助,政府和体制系统内人员应过一段时间的苦日子,削减开支,裁减人员,减少收入包括退休人员收入,像取消军队文工团那样破产几所大学,对体制系统内人员普查房产,清退或低价回收政府和体制内人员的房产拍卖,乃至拿部分欠债过多的地方政府半破产消减其臃肿的机构等,用于补助失业救济人员。

    尊重市场如同面对大海,欣赏其碧波轻摇,也要承受其滚滚巨涛,破产一批企业,狠砍一批官员,牺牲一批学者,让我们在骇浪中新生吧!

 

 

 

中国梦的道德与经济基础

施晓渝

起草于2013年10月10号

    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经济强大,问题众多,前景光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形成的,是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与时俱进的,始终在一种动态平衡的稳定中发展。中国发展到今天,所有的问题,包括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制度的,都显现出来,面对和解决好这些问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内做出克服疑难问题的表率,乃至引领全球走出各种困境,都有积极地示范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的系列讲话拓展了我们的思维空间,习总针对我国的现实,提出了道德发展的课题,只有发展,完善,解决了道德和我国现实的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才能充实丰富提高,同时也为完整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夯实坚实的基础,从而避免出现发展过程中的颠覆性错误。道德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门丰富,高深,广阔的学问,只有做好了这个学问才能发掘特色社会主义的潜力,充分发挥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从而避免在制度和权力斗争的漩涡里兜圈子,整体社会共谋发展。

     任何制度都有其弊病,短处,都有发展与制度的冲突矛盾。那种骂得越狠越被加粉的现象对社会于事无补,干巴巴的招牌或发泄群攻或夸大变形转述事实的误导,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是和当前人们总体安居乐业的趋势相背离的。狭义的宪政,以自我为中心的宪政,是无益于中国的民主发展的,社会的内容不仅在于政权,更重要的在于民生,公义。无论什么制度,权力关系,社会最终还得落脚于人的最基本的活动,交往,交易,交流上来,只有保障人的最基本的活动的公正,公开,公效(社会效率)才是健康的社会,而道德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贯穿其中的根本。要把道德和法治做成民间和社会大众的行为,而不仅是官员和律师的精英裁判治理,社会才能长治久安。以现实为起点,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普众受益,就是好制度,特色社会主义是完全可以办到这点的,而不是什么刻意设计,纸上谈兵,笔下美景,任何设计离开现实起点,就会下笔千言,离题千里,乃至夹带个人欲望做大V,推墙夺权,激起社会动乱,不如不折腾。

    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既有历史机遇,也有现实原因,不能一概而论。社会问题,如腐败问题,官员机构臃肿费用庞杂问题,滥用职权和权力制约问题,侵犯人权和维权问题,决策和政策维权问题,权贵款大和底层贫疾问题,产权和土地私有问题,公有制和私有制等的问题,是过度期的问题,变化中的问题,逐步协调和谐的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仙方,不能死抠字眼较劲枝节,只能从大处着手,宏观考虑,动态解决。各国有各国的特点,只想他国的优点是不可能的,特色社会主义迄今是面对各种问题行之有效的体制,经济上我国可赶超发达国家,政治上创出新路是完全可能的。特色社会主义有可能通过改革自我矫正,如,群众路线,民主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西方可理解为白皮书制度,促进官民和民民交流,向人民交代政府的工作,听取民众的意见,随时调整改进政府的工作,总结发扬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好的经验和典例,如枫桥经验,鞍钢宪法,义乌小商品市场,高铁等等,这些都是体制改革的方法方略和内容。

    体制改革本质是完善道德和市场经济的结合。道德既鼓励奉献,更要坚持劳有所得,还要有感恩知报。讲道德应避免文革曾出现过的那种把道德和市场经济,奉献和合法所得对立起来的极左现象,道德必须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合理的挣钱,合法的赚钱,合情的得钱都是道德的内容,讲道德不能忘记曾经出现过的把”投机倒把“,家庭副业,个体经济当作新生资产阶级份子来革命,从而导致经济凋敝的苦日子,也要反对伪劣产品,制假贩假,血汗工厂,环境污染,浪费资源,权钱勾结,操纵市场等的恶性竞争导致的道德沦丧。社会发展随时在产生新矛盾,市场经济会经常出现新现象,市场经济的法制总在不断修正之中,但市场也不能像原始资本主义极端私有丛林竞争鼓吹者那样靠纵恶和治恶,赞赏厚黑无良和约束无度,鼓励钻法律空子和完善法律来发展,社会必须有基本道德观上的个人和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

    发展起来以后的中国比以前,面临更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权衡与选择,发展的综合关系和系统性更需科学,科学发展观就要坚持道德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就是要处理好GDP的增长和普众受益的关系,政绩工程和民生关怀的关系,环保和经济效益的关系,资源使用和子孙后代的关系,社会综合效率和平衡发展的关系。我们在走前人未走过的道路,尽可能的兼蓄并收各种制度,体制,所有制优点,扬弃避免弥补其缺点缺陷不足,我们要在中国和世界史来丰富的实践基础上,充实发展提升我们的思想理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特色社会主义会朝着中国梦的方向长足发展。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1月19日 17:08 (星期二)附 件:1个(李昌平.docx ) 查看附件

一个老改革者的肺腑之言

李昌平

2013-11-19

  摘要: 90年代以来,几乎每项改革都背离了初衷。

    我曾经自以为是坚定的改革者。我现在是改革的旁观者和质疑者,也是改革的建议者。我1983年元月参加公社工作,1985年担任乡党委书记。直到2000年离开体制,做过四个乡镇的党委书记。

  在我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多年的改革实践中,搞过无数的改革,可以称得上最有改革意识的乡党委书记了。我主导过的众多项乡村改革,几乎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瞎折腾”或“人走政熄”,极少有成功的改革。我在2009年出版的《大气候》一书中讲过我的一些“改革故事”。这里我不重复我哪些改革的陈年旧事了。

  2000年我辞去乡镇书记的职务,由吃体制饭的“公仆”变成了吃市场饭的“主人”。

  如果说在2000年前,我只算是个仅了解自己主导的改革或只知道局部地区改革的井底之蛙。但在2000年之后,我有机会到了更多的农村(在云南、贵州农村扶贫3年,还去过国内外很多地方的农村),还在城市(深圳、珠海、广州、北京等)当了打工仔、暂住者、“二等工人阶级”、“二等记者编辑”、“非法NGO社会工作者”等,亲身经历了中国城乡弱势群体的生活;我还认识了好多国内外研究中国三农的知名专家教授和官员,被成为了“最有问题意识”的三农“爱好者”。我的这些经历,让我由一个在一个县工作了十七年的“井底之蛙”,变成了一个在国内外精英和草民、体制内和体制外、上层和基层、中心和边远、现代和落后、左派和右派……之间穿梭的“自由乌鸦”,让我有机会看到、听到、感受到、体会到了中国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改革的炎凉感受。

  改革和革命一样,确实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改革确实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的每一个人。但是,改革发展到今天,赞美改革的人正在由多变少,对改革寄托希望的人正在由多变少,对继续坚持“既有改革”持支持态度的人正在由多变少。

  原因其实很简单:分享到改革收益的人正在由多变少,而为改革付出代价的人正在由少变多;改革正在让绝大多数人上升的空间越来越小,却让权力、地位等变成了极少数人的世袭之物;改革正在让“公平正义”和“有尊严的生活”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远去,改革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产生越来越深的不安全感、甚至恐惧情绪。

  怀疑改革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怀疑改革的人远远超过了曾经怀疑革命的人。邓小平曾经说: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导致了两极分化,那就说明我们(改革)走上了邪路。按照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改革定下的评判标准来检验改革,我们的改革正在走向邪路!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改革设定的评判标准没有错,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切身感受是完全一致的。

  90年代以来,不仅我李昌平“主导”的乡村改革是“瞎折腾”,我党中央和中央政府领导的很多改革都正在背离改革的初衷。如:中国改革发端于农村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可农民只在80年代获得了农村和农业改革的好处,进入90年代后,农民和农村迅速沦为了为改革付代价的对象;

  80年代以来的医疗体制改革,目的是为了增进全民的医疗福利,改善医患关系,可是改革后的实际情况是少部分人享受了医改的好处,少数人借医改发了大财,到90年代中后期,80%以上的城市居民、农民工和农民成为了为医疗改革付代价的群体。改革前,人们赞美医生护士是天使,现在,在越来越多的缺医少药者的心目中医生护士是“最值得警惕”的人;

  80年代后期开始教育体制改革,在各级政府财政每年对教育投入大幅增加的同时, 全民也迅速沦为了为教育改革付出高昂代价的“学奴”。学校变成了公司,校长变成了首长,教授变成了叫兽,学生变成了羊。

  起始于90年代的住房制度改革,体制内工作者和国有企业职工受益,地方政府、开发商和投机客发财,让无数的民众、特别是80后、90后、00后……付出代价,沦为了“房奴”,甚至有很多人连获得“房奴”资格的能力都没有了。

    地方政府有权有钱,让千千万万的农民付出代价。矿产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基本上是黑社会、黑心官员和黑心资本家的一场联合抢劫,极少数人发大财,矿产所在地人民和全国消费者付出了代价。

  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改制……创建资本市场等等改革,都避免不了改革等同于合法抢劫的命运。市场化改革数年,连人称“吴市场”的吴敬琏教授也坐不住了,惊呼:改革正在建立一个坏的市场经济制度。

  几乎所有的改革,初衷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终基本上都走向了背离。

  2003年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一时间让人民看到了我党“反思改革”的勇气,重新唤起了人民对改革的期待。但“反思改革”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就被“和谐”了。

  2003年以来,中央财政确实拿出了更多的钱以改善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并无大的改善,有些方面还恶化了。如中央财政统筹义务教育了,每年数千亿资金到了地方,迅速集中配置到了市县的“教育城”政绩工程,好老师、好学校向县市的“教育城”集中,有钱的农村孩子不得不到县城上学,要交择校费、生活费、住房费……家长还要陪读等等,读书更贵了、更难了。没钱的农村孩子,厌学、逃学不断增加,读书的人更少了。中央财政拿出巨大的钱搞义务教育,本来是为了更多的孩子能够读得起书、方便读书、读好书,可结果恰恰相反。教育沦为了地方政府城市化的工具、推高房价的工具、搞面子工程的工具;

  2003年以来,药品价格下调了20多次,每次都是两位数,可是,药品的实际价格不仅没有降低,而是实实在在的越来越高了,甚至过去弱势群体消费的便宜药也借政府降价之机退出了市场;

  很多地方政府搞的户籍制度改革,不是为了实现公民待遇均等化,而是把户籍作为一种奖励品奖励给少数所谓的“精英”人才,不仅没有解决既有的户籍歧视,而且还进一步扩大了户籍歧视。过去的户籍歧视只是城乡二元,户籍改革不仅没有消除城乡歧视,还发展为城城歧视、省省歧视……每一个城市都像一个“诸侯国”,搞得我等体制外吃饭的人像“丧国之犬”,搞得每年数百万大学毕业生户籍没有安放之地,让悻悻学子离开学校时甚感泱泱大国“无立锥之地”。

  我党一方面说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另一方面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却越来越远离党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代会、政治协商代会。党想得到、说得到,但做不到了!

  2008年经济危机,出口依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进口依赖却日益严重起来;旧的产能过剩还没消化,新的产能过剩却更加严重;旧的结构性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结构性问题却更加突出;……

  房价越控越高、“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轮番登场……

  三聚氰胺还没结束,转基因种子、转基因食品就偷偷摸摸铺天盖地了……腐败反了多年,战绩越来越大,腐败也越来越严重……改革发展到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都似乎进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政府想得到、说得到,做不到了!

  吴敬琏先生近乎于对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绝望了,老先生是经济学家,现在极少谈经济体制改革了,吴敬琏先生更多的谈政治体制改革了。“吴市场”变成了“吴政改”。

  温总理最近在深圳考察时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胡总书记最近在深圳特区30周年纪念大会上重申:“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

  吴敬琏期待的改革是什么样的改革? 温总理所指的改革是什么样的改革? 胡总书记所指的改革是什么样的改革? 他们说的改革是一样的改革吗? 未来30年,中国怎么走? 中国有多少人明白了? 同意了? 相信了?

  我们必须承认现实:明白未来30年如何继续改革的人越来越少了,参与和推动改革的人民群众越来越少了,改革正在官僚化、口号化,甚至很多地方的改革正在“专制化”和“钟馗化”,其改革是在外国力量、资本力量、专制者力量、腐败分子力量、黑恶势力力量的主导和推动下进行,人民大众越来越被所谓的“改革”边缘化,越来越多的民众对通过改革来解决改革中日益堆积起来的问题和矛盾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继续改革,迫切需要全党共识、全民共识,需要人民力量! 改革30年了,成绩是很大,代价也是巨大的,问题也是堆积如山的,应该坐下来对过去30年的改革做一次大总结、大反思和大辩论了。

  当初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是因为党领导人民对前面30年进行了大总结,进行了大反思和大辩论,全党、全民在大总结、大反思、大辩论的基础上有了“改革共识”——“三个有利于”,党对改革的方向、目标、道路、旗帜、战略等有了《决议》,绝大多数国民都是改革的推动者、参与者、受益者。

  邓总设计师不可能万岁,“不争论”也不可能万岁,这是规律!改革走过30年了,“不争论”早该过时了,现在是对前30年、甚至60年的方向、目标、道路、旗帜、战略等等展开大总结、大反思、大辩论的时候了。不要怕辩论,真理越辩越明,不辩论就不可能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我党要勇敢的重新领导一次对中国未来30年方向、目标、道路、旗帜、战略等等的全民大辩论,在全民大辩论的基础上,把认识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形成未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学发展”的新《决议》,以新《决议》指导未来30年的行动。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集全民、全党智慧的《决议》来明确未来30年前进方向、目标、道路、旗帜和战略,指导未来的行动。现在,任意由文人墨客随意解读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讲话中的只言片语来“引导”未来改革或借洋人、假洋人之“信口开河”为指导中国改革之“圣旨”的混乱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默认国内外文人墨客们随意把党中央领导中国改革的一个司令部拆解成两个司令部、甚至多个司令部,改革一定会乱套的、改革会无法无天的、改革会导致天下会大乱的,改革甚至会导致亡党亡国的!

  共产党应该找回78年前后探究真理的勇气和智慧,再次理直气壮的领导起对30年改革的大总结、大反思、大辩论。这既是共产党继续存在的需要,也是中国改革事业的需要。

  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就在于她数十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明确承认前进中的错误、并及时改正前进中的错误。这需要勇气、智慧和能力。如果一个政党连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勇气都失去了,这个党执政的时日就不多了。

  我李昌平之所以还承认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因为我对这个党还有期待。如果这个党永远都“不争论”,永远都假装一团和气,永远都不反思、不辩论,永远都不开诚布公的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永远都不敢纯洁队伍,还永远都撅着屁股(鸵鸟)自诩伟大、光荣、正确,这个党就不值得期待了!

  如果有一天,像我李昌平这样的共产党员都对这个党不抱有期待了,这个党恐怕就是赵本山的马甲了。但愿我曾经热爱过的这个党不要沦为一件任人想穿就穿、想脱就脱的马甲。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yuweiyuwei4@hotmail.com>收件人:zdjun2011@163.com<zdjun2011@163.com>时 间:2013年10月24日 14:48 (星期四)古罗马之衰败实败于地产利益集团

古罗马之衰败实败于地产利益集团

余治国 叶楚华

    推荐阅读《谁绑架了房地产:中国经济濒临衰退的前因后果》(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1月)

    在古代罗马社会中,地产的价值就像今日中国一样,在各种资产中最为受人重视。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所谓“恒产”的意思是指,君主要行仁政,让百姓们有稳定的生存收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是要做到“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要达到这一目标,这就要靠“百亩之田,勿夺其时。”

    早期罗马便是如此。当时的罗马,土地平均分配,所有公民都拥有一定量足以养家糊口的土地。反之,土地本身也是罗马公民权的物质保障。与此同时,只有拥有土地的公民才有参军入伍的职责和权力。对于这一点,曾担任罗马执政官的加图在其传世名著《农业志》中这样谈到——“最骁勇的人和最强健的士兵均系农民出身,尤其是他们追求诚实不欺、及其稳定的收入并极少招致嫉妒,而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他们极少有坏主意”。由此可见,平均分配的土地将罗马公民牢牢黏合成一个淳朴却强劲的集体。

    对于古代社会来说,自耕农义务兵组成的军队乃是最有纪律、最为强悍的作战团体。强大的集体意识则加强了行政官吏的廉洁意识、责任感与奉献感。因此,正是罗马早期的土地制度才为后来罗马军团横行天下数百年的历史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从数次布匿战争开始,罗马军团攻城略地,抢占了大片的土地。尽管对外扩张战争的胜利带来了大量的土地,并且确实也分配给所有的罗马公民。但土地占有却越来越不均。尤其在公元前218年颁布了克劳狄法之后,能获得稳定收益的地产更成为元老院元老与贵族们的主要投资对象。该法规定,禁止元老从事商业活动,并禁止他们拥有经商的船只。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日趋严重。希腊历史学家阿庇安在《罗马史》中这样说到:“富有者占领大部分未分配的土地,时间过久之后,他们的胆子大了,相信他们的土地永远不会被剥夺。他们吞并邻近的地段和他们贫穷邻居的份地,一部分是在被说服之下购买的,一部分是以暴力霸占,因此,他们开始耕种广大的土地,而不是单一的地产。”

    贵族与商业、军事新贵们大量使用战俘充作奴隶这样的廉价劳动力来经营土地,榨取暴利。与此同时,大量自耕农参军打仗,土地得不到打理,最终为大土地所有者无偿掠夺或低价侵占。自耕农日趋破产,丧失了当兵打仗的权利。他们纷纷涌入城市,他们中的大多数沦为在城中租房度日、无所事事的流氓无产者。

    随着拥有土地的自耕农数量的大幅度减少,罗马军队的兵员补充发生了巨大的危机,最终导致罗马在各条战线上纷纷败北,尤其是在北非的努米底亚遭受全军覆没之奇侮。面对这一样情况,格拉古兄弟在担任执政官之后毅然发动了土地改革运动。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颁布土地限额法令时,同样提出限制个人占有土地500犹格(125公顷)的规定来限制贵族过度占有土地,试图收回被侵土地分配给贫穷的罗马公民。之所以要这么做,提比略?格拉古这样给出解释:“意大利的野兽有他们的洞穴和藏身之地,而为保护意大利浴血奋战的人们除空气和阳光之外,一无所有;他们没有房屋,没有栖身之所,他们与妻子儿女一起到处流浪。他们作战保护了其他人的财富和奢侈,死时被授予‘土地的主人’,但未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但土地改革却遭到地产利益集团的强力反对,最终流于形式。阿庇安评价到:“少数对于这个法律和誓言有一些尊重的人欺诈地把他们的土地转让给他们的亲属,但大部分人根本就不理会这个法律。”而提比略本人却以自己被谋杀的代价草草失败收场。10年后的公元前123年,提比略之弟盖约?格拉古试图再次执行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法案,却在土地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之下最终步其兄之后尘被谋杀。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失败之后,土地兼并垄断的趋势日趋恶化,自耕农破产势头加剧,兵源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迫于形势,马略当政之后,不得不进行了兵制改革,从而埋下了了罗马共和国转型为罗马帝国的伏笔。马略规定,无论有无土地,只有是自由民都可以参军入伍。自此,罗马军队由义务兵制转化为募兵制,军队主力由自耕农转变成流氓无产者阶层。
到了罗马帝国时代,大地产上的佃农或奴隶几乎完全取代了自耕农。在地产利益的刺激下,罗马帝国的工商业与手工业数百年来一直停滞于前2世纪的水平,远落后于周边的北非、希腊与小亚细亚地区。与此同时,巨大的地产利润却整个罗马社会的风气急剧转变。有奶便是娘的流氓无产者缺乏政治参与公民意识,政府变成了腐化堕落的统治阶层玩弄的工具,政治权力与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官吏腐败不堪,军人唯财是命。

    尽管后来有图拉真、哈德良之类的英明君主能挽一时之狂澜,但罗马帝国的核心部分最终还是殒命于淳厚简朴的日耳曼蛮族之手。而后的东罗马帝国虽仍自称罗马,却不过是希腊人、马其顿人借尸还魂的产物。究罗马衰亡之因,无非在于地产利益集团的一支独大。数千年前的历史教训犹在眼前,又多几多今人能从中汲取到经验呢?

 

 

 


发件人:刘海波<lhbsea@263.net>(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woniu3786<woniu3786@sina.com>+时 间:2013年11月30日 17:29 (星期六)附 件:1个(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地租公平分配与土地合理利用.doc ) 查看附件

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地租公平分配与土地合理利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刘海波

    1、土地制度的概念体系与核心问题

    对于土地制度,我们缺乏准确、深刻、简洁的概念体系进行分析,也不理解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迄今为止,人们还在进行私有制、国有制优劣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争论,还在讨论中国是否要土地私有化。实际上,土地私有制与土地国有制这对概念本身就是很不准确很不清晰的,土地私有化的主张除了激发意气之争,对中国当下土地问题的讨论甚至只有误导的作用。本文以为,不需要争论国有还是私有,这种争论本身就是愚蠢的问题只能得到愚蠢的答案。本文不可能反对或赞成国有制,而是质疑概念框架本身。实际上,土地表面看来是国有制,仍然导致地租分配上极不平等;表面看来是私有制,仍然导致土地利用很不合理。

    本文认为,土地制度由土地上的财产权利与政府的土地政策构成,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地租的公平分配与土地的合理利用。土地政策与土地权利的安排是如何影响地租分配与土地利用的,要在各种情势之下具体地考察。

    就土地上的财产权利而言,所有权的概念意义也不是很大,同使用权、承包权等土地上的权利相比,所有权没有必要特别强调。在英美普通法法里面没有强调所有权的重要性,因为人们注重的只是具体的财产权利。在法律上人们拥有的不是土地,人们拥有的只是土地上的财产权利,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实中不存在理论上也不应该存在绝对的权利,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区别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而只是类别意义上的。我们需要注重的是具体的财产权利,所有权不是源头,也不是起始点。无论是70年的土地使用权,或者一两年的租赁权,甚至说某块土地可以通过的权利,还是所有权,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早年中国常见的占座,就是在露天电影厂前画一个圈,今天晚上有权利在这里坐,这是为习惯所尊重的时效为一个晚上的使用权或者优先占用权都可以看作是土地上的财产权利。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谁有所有权,而是哪种具体的财产权利,这种财产权利产生了什么样的利益,土地上财产权利的安排对于地租分配和土地利用的影响,才是问题的关键。

    亨利·乔治把地租(土地收益)作为思想的核心,形成其地租社会化理论。用了“外壳”与“核仁”的隐喻来土地与收益,他反对僵化地从土地占有的形式来理解土地公有。他说,“如果我们取得了核仁,可以让他们据有外壳。没有必要充公土地;只有必要充公地租”。

    我一向反对对“国有”进行财产权利的理解,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国有土地。国有在不涉及外国人时不是财产权利的问题,而是主权或政府特权问题。土地是中国人民的共同财产,它的意义在于对外国人——美国人、越南人等等的排斥,外国人在获得土地权利上或享有土地收益上不能同中国公民平等。宗族所有、集体所有、单位所有、个人所有等等才具有财产权利的意义,因为都具有排斥性。

    土地政策的内容包括土地权利税、用途管制、土地利用规划、建设用地指标等等。土地政策可以最深刻地影响土地的市场价值和地租归属,一块北京三环里的土地,被限制只能从事农业生产,其权利者的收益也很有限。

    地租是仅仅因为拥有土地上的权利就能够给权利人所带来的收益。地租由于土地的相对稀缺性产生,既由于人地比例,也可以由于土地被人为垄断的程度决定(即使地广人稀也可以因为大地产制产生高额地租)。构成土地制度的政策和法律可以深刻影响地租分配的结果。农业土地与城市土地的地租非常不一样,决定地租的因素乃由土壤肥瘠到位置远近,城市土地的地租差别极度悬殊。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不同地块的地理位置的差别所形成的级差地租,较之农业社会中不同地块的土地肥力程度的差别形成的级差地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前者之差,可以到达成千上万倍。

    我们在理解地政、地权、地租、地用时,我们在经验中考察具体的制度安排,而不追求本质性定义,比如什么叫效率?什么是最优的土地利用?什么叫公平?本文不是这种思考方式,甚至拒绝任何人将问题引向这种陷阱式的思考。

    2、土地制度安排的历史考察

    中国历朝历代所最注重的,莫过于土地制度。

    战国之前的时代,中国有过典型的封建土地制度。历代言封建不言井田,不谓真言封建,因为封建既是政治制度也是经济制度,不可分割。封建社会阶层是凝固的,出身决定了一个人的地位,身份决定一个人对于土地的权利。不过,领主所获地租不完全是私人性的甚至主要是公共财政性质的,领主是地方政府和国防军,属民所交地租成为地方财政和全国军费来源。

    中国的大一统始于秦,而关于奠定了强秦之基的商鞅变法,过去史学界有个标准的论点,即商鞅坏井田,开阡陌而推行了"土地私有制"。如今史学界仍坚持此种说法的人怕已不多,因为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从睡虎地出土秦简与青川出土的秦牍中已明确知道秦朝实行的是严格的国家授地制而不是什么"土地自由买卖",可以说均田制是秦国最早搞的制度。中国最兴盛的北周隋唐时代,也是均田制。均田制是政府按人丁或劳力平均分配土地,增人增地,减人减地。均田制大致保证地租在社会成员当中的共享。私人地主制或自由土地制度安史之乱后定型,此为中国历史一大分期。

    秦朝之后中国主流的土地制度是私人地主制,可以说,百代难行秦政制,也同样正确。封建制有其不平等的一面,但领主丧失了其公共职能(地方行政、军事),变为纯粹的地主,如法国大革命前,社会更不稳定。我以为,封建土地制度比私人地主制好,因为地租的共享与分享,社会比较稳定,实际上官职最平等的开放也是少数人的事情。均田制很难维持,操作难度太大。初始土地平均的私人地主体制是不稳定的,最后还是两极分化。历代变乱的原因除了政府暴政腐败,还有土地的集中——即社会成员地租享有的巨大差距,两者都要重视。

    族田制是族田地租在宗族成员当中均享和共享,这是范仲淹创造的制度。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范仲淹在苏州长洲、吴县置田十余顷,将每年所得租米,供给各房族人衣食、婚嫁和丧葬之用,始称“义庄”。 明代中叶以来,在长江以南、尤其是福建和广东的许多地方,宗族、寺庙、会社等组织占有的土地,逐渐超出了私人地主及自耕农所占土地,成为当地最为重要的土地所有者。冯桂芬说:“千百族有义庄,即千百族无穷民”。章学诚谓创建义庄可以“补王政所穷”。前贤的努力,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追求地租在社会成员中公平分配。

    俄国的村社与中国的族田,前者强调成员的同等份地,后者是成员对族田地租的分享,最直接形式是每个宗族成员均分族田地租(实物或货币);实践中的形式复杂:成员租种要减免地租额,族人享受族田地租提供的族内公共服务:祭祖赛神,修桥补路、教育、赈济孤寡等。

    历史经验表明村社与族田制度有顽强的生命力,不像均田制或国家授地体制那样不便操作与容易败坏。

    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开始和历朝开国一样,实现了均地小农,实现了大致的临时的地租均享。农业集体化才算完成制度创新,建立了村社土地制度,集体化的意义在于根本消灭了私人对于地租的竞争性获取,实现村社成员对于村社地租的均享。

    在美国,1862年5月林肯签署了《宅地法》,其规定,凡一家长之长或年满21岁、从未参加叛乱之合众国民众,在宣誓获得土地是为了垦殖目的并缴纳10美元费用后,均可登记领取总数不超过160英亩(960亩)的宅地,登记人在宅地上居住并耕种满5年,就可获得土地执照而成为该宅地的所有者。从1862年至1900年,至少有六十万个家庭从中得到好处。据统计,依据《宅地法》及其补充法令,联邦政府到1950年有2.5亿英亩土地授予移民。美国不是“土地国有化”国家,是国家先控制了大片土地再公平地分给国民私有的办法。在美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因为地广人稀及工业化进程已经开始,这个措施已经能够保障农地地租在社会成员中大致均享,佃农阶层不会出现。

    3、地租均享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所谓地租公平分配就是地租在社会成员中均享与共享。地租分配的问题是土地制度中的一个根本,没有做好这一点的,一定要出大事情。实际上,凡是共产党成功的国家靠的不是《资本论》,而是《地租论》。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一是靠中国共产党这种新型组织,二就是靠土地革命。蒋介石在台湾能立足,也是因为他用赎买方式进行了搞了平均地权的土地改革。土地是从事一切其它活动的前提,一旦少数人垄断地租,社会矛盾就会非常激烈。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尼泊尔普拉昌达的革命,其中的阶级斗争是非常残酷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土地制度形成了社会的激励机制,一个社会如果激励人们努力的行为变成占有和掠取地租,这个社会很容易陷入锁死的发展困局中。不要认为以掠取地租为目的攒钱买地、自愿交易就是一件好事。因为掠取地租的努力是通过骑到他人头上不用自己走路而不是造汽车的办法,如果有这样一支行军队伍,第一大部分人肯定要走路,第二其中人群的矛盾是你死我活性质的。中国皇朝时代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兴衰的周期率,为什么会这样呢?不仅要注意到皇朝时代的政治体制,也要注意它的经济制度。有很多人说因为没有民主,本文认为民主在这里面的作用很小,欧洲和日本封建制度没有这个周期率,和中国的土地食利资本主义关系更大。一旦陷入土地食利恶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会导致劳动者剩余的增加,即普通劳动者恩格尔系数持续降低,无从扩展内需。中国典型的土地食利资本主义发展了千余年,没有走向工业化,是合乎逻辑的。除非外来强力和共产党革命,不能打破这个困局。

    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和农业集体化,彻底打破发展陷阱,消灭了攒钱买地的“攒”字。这是中国工业化和经济成长的根本前提。当然,集体化之后的失误是另外一个问题,特别是忽视农业生产的特点,村社共耕或者集体农业生产体制导致的低效率。
马克思的地租论仍然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马克思说:“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上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 本文看来劳动价值论是一种道德理论,但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论也是一种道德理论,尽管可能是不道德的道德理论。理解地租分配问题,还要借助社会理论:理解不同制度下的后果。通过不同制度下地租收益分配的比较来讨论问题,例如:同等能力自耕农与佃农生活的比较等。

    限制地租之集中,削弱掠取地租之动机,并非限制土地的集中使用,也并非削弱在土地上追求有效利用的动机。

    4、中国土地制度问题之简明举要

    中国的土地制度名义上是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但是却出现土地级差地租为少数人占有(即和亨利?乔治相反的弃掉核,只要果皮),土地利用严重行政干预,并且在形成了以掠取和占有地租的社会激励机制,此为近十几年社会矛盾的主因。中国土地的地租均享与合理利用问题应该分门别类在具体中讨论。

    中国的草原占地广阔,必须大范围甚至数千平方公里范围内游牧才能利用,且必须有某种社会机制,严格管理其成员的行为。历史上,牧民们的养畜规模、冷暖季草场的放牧时限、轮牧转场的时间等都由部落统一部署,违者将受到部落习惯法的严惩,这种整体管理机制是建立在草场的部落所有制的基础上。建国后人民公社的建立刚好符合上述要求,因此是牧区的黄金年代。依据“产权理论”将草场分到户后,草场私化有从根本上破坏游牧的可能性,牧户定居后,定居点和饮水区附近人畜活动频繁,在以户为单位划定的草场上,放牧半径极度缩小,牲畜吃踩频繁,造成草地超载和极度放牧,导致定居点和水源区周围往往成为草场退化、沙化最严重的地区,而牧民则陷于贫困。中国牧区应该建设横跨适度地域范围的牧社组织,恢复游牧方式,同时赋予牧社组织成员平等额度牧权,通过放牧额度的交易可以进一步实现草原的有效利用。

    我国农村实行村社土地制度或集体所有土地制度,比之日韩台土地私有加限田制度,实际上更具优势,能够保障地租的均享和实现土地有效利用。村社土地制度保证农地地租在村社成员中的均享,需要增人必增份,减人必减份,份就是村社土地地租的份额;或者李昌平所说的多占地成员与少占地成员结平衡帐。目前条件下,需要弱化村社成员的承包权,强化其享租权。村社的代表村委会,要成为村社土地地租的收集人,从事土地出租、收取地租和在成员中分配地租的工作。农民的集体要考虑土地有效率利用,村委会从事土地整理和土地配套设施建设,追求地租的最大化,其土地规模足以进行土地整理,并有这个动力。这个模式下,土地整理、土地配套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的主体分别为村社和农户,一方面没有土地细碎化问题,另一方面是精耕细作劳动密集型的适度规模农户经营。这个模式不是通过土地流转,而是通过最佳租地农户的挑选,实现土地更合理的利用。

    村社土地制度,不足以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级差地租的分配问题。我国城市土地制度的问题,不是土地财政,而是土地财政不彻底不全面造成的,没有对于私人投资土地获利的可能性赶尽杀绝,没有对于土地增值收益颗粒归仓归于公共财政。我国城市土地制度,欠缺土地权利税(房产税),包括地上权利的保有税、权利转让的利得税(至少80%以上)、权利继承遗产税、权利赠与的赠与税。它的意义一个是公平分配,实现地租的社会成员共享均享;另一个是资源的有效配置,一个人能够住在什么地方,取决于他当下的财富创造能力,那么,中等收入者通过住房市场拥有中等住房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土地权利税事实上将导致不动产价值的重估,房产丧失其大部分投资属性。公租房建设不能代替土地权利税的作用。新加坡的保障房是村社逻辑。新加坡是个大村社,其保障房逻辑和按成员权分配宅基地的村社类似。只有小范围的城市共和国才宜采用这种制度。在大国,非农土地的地租分配问题更加复杂。主要是靠税收的办法,实现 “均占地价、增值归公”。政府应该建设平租房小区,大量平租房入市的意义在于打击多套房主出租私房获得租金时的议价能力,要理直气壮与民争利。国有企业要进行土地一次二次开发,封杀私营地产商获利空间。要鼓励国有企事业行政单位兴建公房小区,为其成员提供夫妻双方去世为止的居住权。房产税不能成为完全地方性的税种,要基于城市性质和全国、全省、全地区分享。

    实施上述政策,一部分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年限本文认为应该延长。中国城市住宅建筑寿命为何不到三十年?建筑用地50—70年使用权,是最大的浪费所在,也是房屋建筑耐久性的紧箍咒。为了土地的有效利用,需要长期的使用权。

    以上所说,仅简要列举而,乃在于阐明一种思考土地问题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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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核算体系将作重大修订

第13次赚钱机会登陆中国

统计局副局长 许宪春

2013年11月19日

  GDP往往被赋予“指挥棒”的魔力,而其核算体系对经济的走向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日前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浓墨重彩地绘就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蓝图,反映经济荣与枯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无疑需要应时而动。

  11月16日,在成都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透露,国家统计局将按照最新国际标准修订GDP核算方法,预计新核算体系将于2014年底至2015年初开始实行。《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新核算体系主要涉及五大方面的变革,其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入或将计入财产收入。

  经济核算体系涉及五大变革

  “目前,国家统计局正在依据2008年SNA的变化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若干新情况,对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的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基本指标和基本方法进行系统的梳理。”许宪春透露,计划将于2014年底或2015年初形成国民经济核算新的国家标准。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采用的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采纳了联合国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以下简称SNA)的基本核算原则、内容和方法。

  许宪春称,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随着经济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化而变化,2003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产生许多新情况;宏观管理和社会公众产生新的需求;国际组织又颁布了新的标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需要进行修订,制定新的国家标准。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研究与开发支出的处理方法毫无疑问成为了本次修订的重点内容,此外还包括改进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核算方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入计入财产收入、将雇员股票期权计入劳动者报酬等共五大方面的变革。

  研发支出计入GDP

  许宪春表示,关于研发支出,我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基础资料,我国分别于2000年和2009年进行了两次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以下简称R&D)资源清查,掌握了R&D经费支出及构成等数据;常规年度开展了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等研发活动的调查。这些统计数据为修订研发支出的处理方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依据2008年版SNA,将研发支出作为固定资本形成计入GDP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我们按照2008年SNA的要求,分别从生产方面和需求方面研究了将研发支出计入GDP的核算方法,并进行了初步试算,得出了初步结果,目前正在论证阶段。”许宪春表示。事实上,这些年来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亦发生了若干重要变化。

  “与1993年SNA比较,2008年SNA在基本核算框架和基本核算原则方面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许宪春表示,2008年SNA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基本统计指标口径和基本计算方法的变化,例如研发支出处理方法的修订。在2008年SNA之前的国际标准中,研发支出是作为中间投入处理的,2008年SNA中,给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的研发支出作为固定资本形成处理;不给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的研发支出仍然作为中间投入处理。

  从生产角度,各行业研发支出占增加值的比例不同,从而促使GDP的行业结构发生变化;从需求角度,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加,从而GDP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即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发生变化,投资率会有所上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会有所下降。

  知名经济学家左晓蕾曾公开撰文指出,对于正在经历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把企业的研发投资 “计入”固定资产投资,有利于激励重视GDP增长的地方政府更有力地推动企业投资研发,而不是简单扩大规模生产,这对于我国产品升级和企业转型无疑是正能量。

  “研究与开发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许宪春表示,科技创新逐步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研发的投入,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1.07%增加到2012年的1.98%。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研究员刘仕国此前曾向媒体表示,“知识经济”“科教兴国”等战略不仅要落实在具体的政策上,更应该反映在统计监测中,“新体系体现了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流理念与实践。中国是该实践的重要主体,应尽快践行这一体系”。

  土地流转收入计入财产收入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本次修订中将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入计入财产收入。我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并不拥有相应土地的法定所有权。但是,按照经济所有权的原则,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被视为拥有相应土地的经济所有权。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其他个人或单位使用所获得的收入构成居民财产收入的一部分。

  许宪春表示,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入已成为我国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所有权概念的引入,将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收入,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

  据农业部初步统计,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达到2.7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合同)总面积的21.5%,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核算方面,目前我国采用的是成本法,许宪春表示,近年来,我国居民住房需求增长较快,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房价上涨较快,相应地,房租价格也不断上涨,有必要改进现行核算方法。许宪春说,他们利用住户抽样调查的房屋租金、住房面积等数据以及人口统计数据,试算了近年来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得出了初步结果,目前正在论证过程之中,“随着房屋租赁市场逐步成熟,房租资料越来越丰富,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采用目前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市场租金法测算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

  雇员股票期权计入报酬

  第四方面的变革与雇员股票期权有关。近年来,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雇员股票期权作为激励员工的重要形式。2008年SNA建议,对雇员股票期权进行估值,并将其计入雇员报酬。

  据证监会统计,截至2013年4月30日,共有464家上市公司提交了股权激励计划,约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8.6%。其中308家上市公司的357个股权激励计划处于实施阶段。

  “雇员股票期权制度正在被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所接受和实施,因此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必要按照2008年SNA的建议,将雇员股票期权计入劳动者报酬。“许宪春表示,目前,我国政府统计制度中还没有包括雇员股票期权统计指标,今后应增加相应统计指标,为将雇员股票期权纳入劳动者报酬提供基础资料。

  此外,目前国家统计局正尝试按照2008年SNA的建议,把中央银行从事的金融服务区分为三类,即货币政策服务、金融中介服务和金融监管服务等临界性服务。

  1993年SNA关于中央银行产出的计算方法存在一定问题。关于中央银行产出,1993年SNA主要考虑的是金融中介服务产出,按照收费、佣金和间接收费的金融中介服务之和计算,并未过多考虑货币政策服务和金融监管服务等。而2008年SNA把中央银行从事的金融服务区分为三类,即货币政策服务、金融中介服务和金融监管服务等临界性服务,这样就能更加客观和完整地反映中央银行从事的金融服务活动。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0月11日 16:56 (星期五)附 件:1个(JustinLin从西潮到东风.docx ) 查看附件 林毅夫新书挑战"全球不平衡“作为危机解释

从西潮到东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 林毅夫

2012年09月15日

    2008年6月我接受任命,到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履新之前,我对未来四年想达成的目标有所准备。2007年,我曾经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上发表演讲,就我对经济发展和转型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一个国家如何加速其现代化等的思考,做了详细的阐述。世界银行是国际上最为重要的多边发展机构之一,其首席经济学家的工作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寻找走向繁荣之路。接受世行的任命,我希望能在这个平台上,继续将我的观点与学界进行交流,并希望利用此平台,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瓶颈、障碍,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经过四年的交流,我的这一认识更为深入,同时我也更有信心。四年后,我带回了两本书,一本是《新结构经济学》,就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发展政策提供一个反思的理论框架;另一本是《繁荣的求索》,这本书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并与我在世行作为首席经济学家四年的工作经验进行了结合。

    到世行之后,有些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全球金融危机突如其来,这场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最严重、涉及面最广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2008年6月我抵达华盛顿的时候,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还集中在粮食价格、石油价格的飞涨,以及如何治理通货膨胀,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这种输入型通货膨胀给其发展带来的挑战。我向同事提出:在通货膨胀得到遏制后,接下来是否会发生通货紧缩?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相信的是“大缓和”,认为发生通货紧缩是无稽之谈:基于此前20年的成功经验,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府都认为,他们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平缓经济的周期波动。不幸的是,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治理通货紧缩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

    其实,在危机爆发之前,我们对此也有过一次讨论。每年8月底,美联储都会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召开年度会议,邀请全世界最顶级的银行家、金融学家参加。2008年会议期间,我应邀去参加世行前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在其庄园举办的小型晚宴。出席这场晚宴的是几位欧美财经货币政策的最高负责人。在晚餐上,大家讨论的一个主题就是当时最关心的次贷危机。其中一个问题是:30年以后,人们会不会记住这场危机?讨论的结果让我感到非常惊讶,他们普遍认为,30年后人们基本上会忘记这场次贷危机;这次危机顶多只是将来大学金融教科书里面的小专栏而已。

    当时我和伯南克临位而坐,我问他,你何以对此有这样的信心?他的回答是:我们对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原因非常清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对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情形非常清楚,不会犯同样错误;我们对1991年之后日本房地产、股市泡沫破灭,经济长期萧条的原因非常清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对东亚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也非常清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我反问他,回顾他所谈到的每次危机,确实,我们对这些危机发生的原因都很清楚,不会犯同样错误。但是,由于危机触发的原因都有所不同,我们如何保证这次危机没有其他意想不到的因素,使其成为一个巨大的危机呢?当时在座的世界经济的领导人们对此一笑置之。

    三个星期之后,2008年9月,次贷危机演化为全面的金融危机。我认为,这场危机的爆发,整个西方世界对此几乎是毫无准备的,而且可以说是未预期到的。被称为“末日博士”的鲁比尼,由于在次贷危机前预测了危机的爆发而声名大噪,我却认为他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他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会引发美国、全世界的危机。他的预测机制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大家对美元失去信心,大量抛售美元,从而造成国际经济大混乱。而我们看到的情况是,美国房地产泡沫后,美元地位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所以,我并不认为他真正地预测到了这场危机。对于危机机制的认识是重要的,因为认识的不同,开出的药方也就不会一样。

    当9月份危机发生的时候,作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我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帮助世界银行制定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措施。这个应对措施在内部有很大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这场危机持续的时间,以及因时间长短所需采取的不同措施。当时普遍的看法是,这场危机最多会持续三个季度到七个季度。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危机最长的也就是七个季度;尤其是经过20年的“大缓和”,对金融货币政策的运用自如,时间不可能超过七个季度。如果危机持续时间在七个季度之内,当时他们提出的办法就是应该使用“自动稳定器”。也就是,危机过程中政府的收入会减少,失业增加,财政支出增加,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所以政府就会有赤字,而这个赤字本身就是一个自动调节器。

    当时我开玩笑问他们,会不会像圣经里面说的,跟随七年丰收之后的是七年的灾荒,这场危机的持续会不会不是七个季度,而是七年?当时大家都认为我太悲观。但是,我认为危机可能旷日持久难于摆脱,“自动稳定器”远远不够。政府应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用于在短期内创造就业、创造需求,长期内能够增加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率的项目上。2009年2月,我公开提出,为了走出这场危机,应该有一个全球的“马歇尔计划”,在全球增加基础设施投入,以帮助发达国家走出这场危机。人们在当时对这一看法普遍持保留态度。

    另外一场辩论是在2010年10月份。通过20国集团采取协同刺激措施,且各国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世界经济在2010年上半年出现了“复苏的绿芽”(green shoot)。据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秋季年会时,建议那些受危机困扰的国家退出积极财政政策,通过紧缩财政、减少赤字,恢复民间投资和消费的信心。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政府负债会增加,进而会影响民间投资的信心,经济复苏前景渺茫。

    而我的看法却恰恰相反,我认为如果政府退出积极财政政策,目标是减少政府的公共负债,但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我当时指出,这样的政策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增加,财政赤字反而会激增,给经济复苏蒙上一层新的阴影,进一步降低民间投资的意愿。这一担心不幸再次被证实。我当时提出财政政策的重点不在于如何减少短期赤字,而在于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质量,使其在短期能够创造需求、增加就业,在中长期提高生产率、经济的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实现中长期的财政平衡。这个观点在2011年秋季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主要政策方向。

全球失衡的根本原因

    从这些经验来看,我认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发达国家是没有心理准备的,而发生之后所采取的措施也是不到位的。我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上面对的最艰难的问题还不是这些争论,而是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的争论。我们都知道,在这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之前,国际收支有一段时间处于不平衡状态,美国的贸易逆差急剧增加,中国贸易顺差和外汇积累急剧增加。在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国际上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认为这场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中国和东亚某些经济体通过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然后用这些储备去购买美国国债,压低了利率,从而导致了房地产泡沫,泡沫破灭以后,就出现了2008年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

    也就是说,不管是在学界还是理论界,在国际上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这场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国际收支不平衡。按照他们的认识,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东亚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产生了大量贸易顺差;二是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经济体吸取了危机的经验教训,为了自保,积累了大量外汇,而要积累外汇,就必须增加出口,从而创造贸易盈余;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认为人民币币值严重低估,造成中国巨额贸易顺差。也就是东亚,尤其中国,是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这些假说在理论上都是说得通的,但它们与经验证据是否一致呢?

    作为首位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而且是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当我同别人就此问题进行争论时,总被认为是在为国家利益辩护。如果进行认真分析,这些说法的内部逻辑似乎是自洽的,确实可以建立一个理论模型,并根据这个理论模型推出那样的结论。但与经验事实是否相符却值得商榷。

    首先,东亚经济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战略,至今已经推行了超过半个世纪。事实上,一个可持续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并非建立在不断扩大贸易顺差这一目标的基础上,这一战略的立足点其实是融入国际市场,从而使进口和出口都实现增长,并在贸易部门创造比以往更优质的就业机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一进程成功地使东亚地区的生活水平快速提升,同时贫困率也被迅速削减。特别是在2000年之前,东亚经济体的贸易收支其实是大体平衡的。因此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战略,不可能是导致2000年及之后全球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

    第二,如果说国际贸易不平衡是东亚经济为了积累外汇而“自保”所导致的结果,那我们如何解释发生在日本和德国的情况?因为对于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它们的货币是储备货币,完全可以靠印钞票来支付各种需要,因而并不需靠积累外汇来自保,但2000年后,它们的贸易盈余增加的幅度和速度也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相当。同时,1993~1994年,日本的外汇储备只有1000亿,到2006年,其外汇储备也急剧增加到一万亿美元。当然这一数值比中国要少,但是增加幅度很高。这些完全没有自保需要的国家,外汇储备何以增加如此之多?可见这一理论同样不具有说服力。

    第三,将责任归咎于中国则更为奇怪。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最早是2003年春季由日本提出的,当年秋天,美国也加入这个“大合唱”。众所周知,2003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比1997、1998年还要少,而在1997、1998年,整个国际社会都认为中国的货币币值是严重高估,而不是低估。那么,为何贸易顺差变小,反而认为币值严重低估呢?而且,中国直至2005年才出现较大的贸易顺差,而那时美国的利息已经升高。如果说中国利用人民币币值低估来增加出口竞争力,从而赚取了更多外汇,那么相应地,其他同中国竞争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就应该减少,甚至变成贸易逆差,且其外汇积累也应该减少。但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不仅中国的贸易盈余在增加,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都在增加,而且大部分国家的外汇积累也都在增加。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累加尚不到1万亿美元,到2007年则已经增加到5万多亿美元。发展中国家自己不能印外汇,如果说中国把外汇都抢到自己国内来,那其他国家就应该减少外汇,为什么反而会大量增加呢?这跟经验事实是完全相悖的。

    上述三种假说都暗示,是东亚经济体在推动全球经济的失衡。然而,这条故事线并不符合基本的统计数据。虽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大幅增加,但美国对整个东亚经济体贸易赤字所占的份额却在显著下降。

    上述三种理论如果是逻辑自洽的,不管哪个,或者哪几个是真的,东亚经济在美国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都应该是增加的。但事实是,1990年代,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在美国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是51%,也就是说美国半数以上的贸易逆差来自东亚经济体。从2000到2008年,东亚经济体在美国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从51%下降到38%(见图1),这样来看,造成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东亚经济体在其逆差中所占的比重反而变小了。所以,虽然国外、包括国内的很多人都接受了以上三种理论,但这些理论同经验事实是完全不相符的。一个理论如果真能解释某种现象,不仅其内部逻辑必须自洽,且其推论也应该与所看到的所有外部现象相一致。而这三种理论同外部现象却是矛盾的。

    发生这场危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根源在美国。众所周知,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动金融自由化,允许各种金融机构进行创新,导致了高杠杆。而高杠杆也就意味着允许商业机构创造货币,创造流动性。过去五块钱只能作为五块钱进行放贷,现在却可作为十块钱、甚至二十块钱进行放贷。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格林斯潘为了避免美国经济可能出现的萧条和衰退,对利率进行了大幅下调,18个月连续降息26次,从2001年的6.5%急剧降至2003年的1%。在低利率高杠杆的状况下,带来了过度的风险投机,导致美国流动性过剩,进而在住房和股票市场上出现泡沫。这些泡沫的财富效应以及金融创新,允许家庭将其在房地产市场获得的财富增值进行套现,导致美国家庭过度消费。由于美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并没增加,但财富增加,通过套现增加消费使得家庭的负债急剧增加。连同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所增加的公共债务一起,美国政府从克林顿时期的平衡预算变成巨额的财政赤字。民间的过度消费、政府的过度消费,自然导致美国贸易顺差的急剧恶化。

    美国之所以能够将这种贸易逆差急剧恶化的情况维持如此长的时间,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元是储备货币,美国可以靠印钞票来支付其购买行为。由于这种高杠杆、低利率,也鼓励了很多短期投机行为,不仅造成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同时也鼓励了大量投机资本的外流。2000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入的资本是2000亿美元,到2007年已经猛增至1.2万亿美元。产生的结果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了过度消费和股市、房地产泡沫,另一些产生了过度投资,当然也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繁荣。

    但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通过经常账户赚取到的美元,还是通过资本流入赚取到的美元,在国内都是不能流通的,只有变成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兑换为本币才能在国内使用。中央银行如果将取得的外汇存放在保险柜里是没有任何回报的,所以必然结果是,央行将这些外汇拿去购买美国国债,或者进行一些投资。现在国际上流行的说法是,这些国家用外汇去购买美国国债,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这些外汇都是美国通过印钞票购买东西和作为外国投资流动过来的。我的看法是,如果在2003年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的苗头时,美国学界、政界、理论界能够很清晰地看到问题的根源,而不是委过于人的话,也许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可以避免,至少其危害程度能有所降低。

    金融自由化的影响,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同样也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监管,并实行高杠杆运作,另外还允许德国、法国、北欧等国银行可以利用其储备货币到南欧、东欧、拉丁美洲等国家进行套利。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之后,推动金融自由化最积极的就是华尔街和英、德等国高收入的金融家。而低利率的美国、英国、德国正是借助了金融自由化,到国外进行投机。套利的结果,就是债务危机。比如当前正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南欧,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由于大量的银行短期资金进入,一方面支撑了他们的房地产投资和泡沫,另一方面也支撑过度扩张的消费。在泡沫没有破灭之前,由于投资增加、消费增加,给他们带来一段时间的繁荣,而这个繁荣也推高其工资水平,增加政府税收和政府部门的工资福利。在这种状况下,欧盟协议规定政府负债不能超过3%,在非理性繁荣期,普遍都没有超过。这些繁荣都是由短期资金带动的,当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由于去杠杆化,经济放缓,政府税收减少,也就导致了现在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

    那么,又如何解释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呢?我认为造成中国贸易盈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处于当时发展阶段的中国,所生产的制造业产品恰好是美国所需的产品;其次,东亚其他经济体把他们过去卖到美国去的那些消费产品的制造全部转移到了中国,也就意味着把他们过去对美国的盈余转移到了中国,而此前中间产品的生产仍然在这些国家进行,中国对他们还有大量的贸易逆差。所以,中美贸易逆差如此之大的主要原因正是源于此。而中国外汇积累如此之多也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从二元经济结构变成一元经济结构,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在这些剩余劳动力没有用完之前,即使可贸易部门生产力增加非常快,工资也并不增加,这就给了出口企业赚取高额利润的机会。另外,我们进行的双轨制改革,并没有消除历史上的扭曲,而这些扭曲都会增加企业的盈余,使得企业的储蓄率远高于家庭储蓄率,这是主要原因。

    作为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我想把这些道理讲清楚非常困难,因为在华盛顿有一个潜规则就是不准质疑美国的政策,而且,大家也不自觉地把那些执世界理论与舆论之牛耳的经济学家所说的话当做真理。而我想把事实说清楚时,别人总不能平心静气地讨论,总是以为我在为中国的利益辩解。

新马歇尔计划

    作为一个学者,不仅要知道问题的来龙去脉,更重要的是要为问题找到出路。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是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情况非常清晰,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如果得不到欧盟必要的短期援助,他们马上会崩溃,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会比雷曼兄弟倒闭对欧洲、对全世界的影响更大。但是,即使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为这些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提供必要的短期援助,如果他们不进行内部结构性改革,降低工资、减少福利水平、金融去杠杆,那么这些援助都只是短期见效的止痛药,再过长则九个月,短则三个月,同样的问题还会以更大、更严重的方式卷土重来。

    大家非常清楚,进行结构性改革是必要的,但在政治上非常难推行。因为结构性改革固然在中长期能提高增长率、竞争力、生产力,但在短期内会减少需求、降低经济增长率、增加失业率。而目前,发生危机的这些国家失业率已经如此之高——例如,西班牙失业率达到23%,年轻人失业率达到50%以上。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又有何种动力去推行增加失业率的改革呢?而且关键问题是,即使这些国家有渡过难关的决心,咬紧牙关去推行结构性改革,由于失业率增加,社会开支必会增加,经济增长率减少,政府的税收又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财政赤字继续增加,金融市场就会对政府的还债能力产生怀疑,政府公债的利息负担又会再加重,这是不可持续的。

    按照过去的传统,当一国发生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处方基本上是标准化的:要求这些发生危机的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他们的竞争力。短期之内失业增加,就通过货币贬值、出口增加,来弥补内需的不足。这当然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给他们一笔贷款,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是标准的“药方”,但是现在这个“药方”起不了作用,因为南欧这些国家并没有自己的货币。

    虽然欧元区整体可以进行贬值,但遇到了一个限制条件:同样的结构性改革美国在2008年的危机之后也还没有进行;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到现在21年了,结构性改革也还没有进行。欧元区和日本、美国处于同一个发展水平上,他们的失业率水平都很高,他们的产品是相互竞争的,如果欧元区想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增加就业率,美国、日本就要减少出口,减少就业。可想而知,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欧元区想要以货币贬值的方式走出危机,美国、日本也会推出相应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大家也都看到,欧洲中央银行刚宣布要无限制购买政府公债,增加货币供给,伯南克马上表态美国也会这样做。这样的结果就是出现所谓的“竞争性贬值”,实际上到最后相对价格并没有发生变化。

    因此,对于未来的国际经济形势,我很悲观。我认为,欧元区很可能会不断开出止痛药,而最终结果都是货币化。美国、日本也很难真正推行结构性改革,所以失业率将维持高位,经济增长疲软。而政府债务在高失业率、高社会支出的状况之下,也会积累得非常快。比如日本在1991年时积累的政府债务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现在则已超过230%。在政府债务大幅增加的状况下,为了减轻政府举债的利息成本,这些国家都会推行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降低利率,使利率长期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上。正如日本从1994、1995年到现在,已经维持了将近20年的零利率。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十年、二十年整个国际经济很可能出现所谓的“新常态”(new normal),即经济增长率非常低、货币非常宽松、投资风险大而回报低的经济状态。

    目前,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已经恢复到1998年以前的水平,甚至更高,但是实体经济并没有恢复,投资者对此都心知肚明。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普遍过剩,所以低廉的资金不会流向房地产,而会流向股票市场。在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下,这会造成发达国家股票市场泡沫的不断发生、破灭。此外,过剩的短期资金也会大量流向国外,不仅炒高石油、粮食价格,也会有不少短期投机性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股市、房市,同时推高汇率。高汇率会影响出口,当实体经济的增长减弱,高企的股市、房市就会就会变成一个明显的泡沫,而泡沫总会破灭,从而投机资本就会开始唱空,游资大量抽离。这种资金的大量涌入和涌出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巨大波动,给宏观管理带来许多困难。

    未来是否有途径走出这种“新常态”的困境?我认为是有的。正如我在2009年2月份提出的,发达国家如果要走出这场危机,唯一的办法是创造一个替代IMF所提出的依靠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以创造需求和就业的机会。出于当前危机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的情况,应该有全球的反周期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措施,即全世界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于能消除增长瓶颈、短期能够创造就业、中长期能够提高增长潜力和竞争力的交通基础设施瓶颈、环境瓶颈等方面,以增加需求。如果规模足够大,其效果可以等同于过去单个国家在危机时实施货币贬值的效果。

    为什么要在全球范围来推行呢?尽管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老旧,可以改善,但是空间有限,如果仅靠其国内的反周期积极财政政策,不足以使其走出这场金融经济危机。但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是很差的,而且他们往往受限于政府财政状况紧张与外汇不足,无法实施大规模的投资。

    在这种状况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共渡危机。好比一个瞎子和一个瘸子在发生火灾逃命时,可以是瞎子背着瘸子。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基础设施的瓶颈,是好的投资项目,但是缺乏投资的资金。发达国家今天的货币还是储备货币,在增长缓慢、失业高企的状况下,最后必然会演变为将财政赤字货币化。既然必然会印钞票,为什么不能多印钞票来支撑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而类似中国这样外汇储备比较多的国家,过去都是将高额外汇储备投向美国、欧洲购买政府债券,现在债券回报率很低,风险很高,同样也可以将外汇储备用来支撑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民间还有很多主权债务基金、养老基金等找不到出路。

    所以,我认为走出危机的唯一道路应该是在20国集团支撑之下的全球复苏计划,除了给IMF提供必要的防火墙资金之外,同时也应该给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各个地区的开发银行增资,使其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以此作为杠杆撬动主权债务基金、养老基金等等。我在2009年首次提出这一观点时,赞同者寥寥,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些年来认同这一看法的人越来越多。

新结构经济学

    对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投入,是否能够推动发展中国家高速发展?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中国1997、1998年实施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以来,高速公路从4700公里增加到2002年的25000公里,在获得丰厚回报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要让这一经验的共享可行,我们就要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做出判断。我在赴任世行之前做过很多相关研究,从数字上看好像很悲观。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年到2008年,全世界仅有2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美国的差距能够缩小10%以上,其中仅有12个不属于欧洲国家或出产石油、钻石的国家,而且这12个经济体大部分位于东亚。除此以外,全球其他150多个国家都陷入了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有那么多国家会陷入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都有潜力得到快速的经济发展,因为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适用。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具有后发优势,所以其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两三倍,如果发达国家平均增长速度是3%,发展中国家就有可能是9%。为什么此前发展绩效欠佳?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思路决定出路”,问题就是,发达国家提出的发展理论给予了发展中国家错误的指引。

    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学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从现代经济学中分立出来的新学科。第一波发展经济学理论结构主义,主张进口替代战略,即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追赶高收入的工业化国家,必须发展那些发达国家具有战略优势的现代产业。而由于市场失灵,发展中国家只能依靠政府主导的方式,才能建立现代化的产业。比如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推行的超英赶美战略。

    但在实践中,这一战略的推行效果非常差。遵循该战略的国家在初期取得了部分投资拉动的成效,但很快就遭遇不断的危机和经济停滞。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发展经济学思潮发生改变,认为发展中国家缺乏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市场机制和市场配置效率,因此提出了“华盛顿共识”,即主张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但实际的推行效果比原来更加糟糕。从统计数字来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增长速度比60~70年代还要低,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按照那些理想模式推行的国家,比如苏联和东欧,最终经济崩溃,陷入长期停滞,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出现了所谓的“迷失的20年”。

    相反,那些成功的国家却是与这些理想模式背道而驰的。在20世纪50~60年代大家主张进口替代的时候,成功的发展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而在20世纪80~90年代大家谈休克疗法的时候,中国、越南推行的却是双轨制。当时学界有一个看法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全世界最糟糕的就是双轨制经济,结果却是中国经济获得了30年的高速增长。

    所以,当前的发展理论应该反思,为什么那些实施了“错误”政策的国家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而遵循“正确”政策的国家反而发展得一塌糊涂。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发展理论没有真正了解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仅是资源的最优配置,其本质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不断升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必然存在市场失灵,因而需要由政府给予有效的引导和支持。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比较优势不同,产业结构也不同。如果让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去发展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必然只能依靠政府来保护补贴,实施效果肯定很差。1980年代中国推行市场化改革,固然存在很多扭曲,但那是因为此前全面推行赶超战略造成的结果;如果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而直接去除扭曲,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必然都会倒闭,进而会造成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不稳定。

    很多人认为经济学理论应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但《国富论》只是简称,书的全名叫做《对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只是结果,关键是其“性质”和“原因”的探索。《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而工业革命则是在18世纪中叶发生的,也就是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的时候,工业革命刚刚萌芽,事实上亚当·斯密并没有看到工业革命。因此,在《国富论》中,假定了技术和产业是给定的,在此情况下,依靠“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自亚当·斯密到现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什么?资源配置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结构的不断变迁,而结构不断变迁必然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

    因此我们现在应当考虑的是如何创造条件,让各个国家在每个发展阶段都具有竞争力,并依靠竞争力积累资本,作为产业技术升级的基础。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倡导这个观点,这与过去的理论在逻辑和哲学观上有很大不同。过去的发展经济学基本上都是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来看发展中国家缺少什么或是哪方面做得不好。我认为应该反过来,发展中国家应重点关注自身拥有什么要素,以及在此要素禀赋下可以做什么,即自身的比较优势是什么,而政府应该帮助企业将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做大做强。

    如果各发展中国家能够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应该可以达到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8-9%的增长,从而在一代人之间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在两代人之内变成高收入国家。即便是在当前相当不利的国际金融经济环境当中,发展中国家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保持强劲的快速增长。比如,中国大陆现在雇佣的制造业工人共有8500万人,而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的制造业工人只有970万,韩国在80年代是230万人,台湾则不到200万人,香港是100万人,新加坡是50万人。目前,中国初级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已经超过每月2000元人民币,即350美元/月。我相信十年之内工资水平会增加到1000美元/月。所以,这些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会像20世纪60年代由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再由亚洲四小龙在80年代转移到中国那样,也会逐渐从中国转往海外。如果我们沿着正确的发展思路制定政策,掌握新的机遇期,我认为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都可以进入到快速发展的工业化阶段。

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缺陷,即以国家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从而使得美国可以通过印钞增发货币,长期支撑其贸易逆差与财政赤字。在国际货币理论中,“特里芬悖论”提出,为满足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增长之需,美元的供给必须不断增加,从而使得美国拥有的黄金的增速低于美元供给的增长,进而使得国际货币制度的基础发生动摇。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真正造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不是“特里芬悖论”,而是美国过度的财政赤字。20世纪60年代,在越战已造成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背景下,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伟大社会”的施政目标,大幅增加社会开支,造成美国巨大赤字,进而导致黄金储备不足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是由于美国财政赤字加上家庭赤字造成的,而非“特里芬悖论”。

    如果这场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不能快速走出去,美国国力一定会越来越受到削弱。美国GDP占全球GDP比重,从2001年的32%一路降至现在的23%,而中国的GDP占全球GDP比重则在不断增加。在这种状况下,世界很可能进入一个多元化的储备货币体系,包括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瑞士法郎等储备货币。其中重要的储备货币有三种——美元、欧元和人民币。

    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储备货币体系是否稳定?现在国际上通行的认识,是觉得这样的国际货币体系比较稳定,因为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冲突是导致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原因,而在多元货币竞争的情况下,如果一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缺乏自律,市场就会抛售该国货币,从而导致其失去储备货币地位,而各储备货币国家为了维持其储备货币的利益,也会比较谨慎。

    我个人的看法恰好相反,因为竞争、自律的前提是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健康。而在未来十年、二十年,这些发达国家都还存在很多硬伤,很多结构性调整根本无法完成。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必然存在体制性的缺陷。在国际流动性过剩、短期投机套利受到鼓励的情况下,我们会经常看到国际投机家唱空这个国家、唱多那个国家,大量资金流入被唱多的国家,一个结果是导致这些国家产生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第二个结果就是使得这些国家汇率大幅升值,竞争力下降,加剧泡沫程度,而这时国际炒家又会说这个国家经济不可支撑,开始唱空这个国家,唱多另外一个国家。最后,很可能会演变为各个国家轮流做庄。这可以给国际炒家带来很多机会,但会给这些储备货币国家带来很大冲击,使得国际货币体系更加不稳定,并进而造成对非储备货币国家的更大伤害。

    所以在此状况下,我们应该认真反思全球货币体系。周小川行长呼吁IMF扩大特别提款权,获得国际上很多人的支持,但是我认为这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因为特别提款权背后还是主权货币,主权货币的基础不牢,在此之上建立的大厦肯定不稳固。所以,我建议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提出的“班克尔”(bancor)的改进版——“纸黄金”,来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替代目前的国家储备货币,同时保留每个国家的货币,以固定汇率和“纸黄金”挂钩。

    “班克尔”是以黄金或者一揽子大宗商品作为基础,而我现在提出的“纸黄金”是完全信用货币,它具有黄金的特性,但又可以避免黄金的弊病,因为它是按照弗里德曼提出的“k比例法则”发行,即可以根据经济增长的需要来增长。这种超主权的货币,可以避免用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所带来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冲突。同时,保留了各个国家自己的货币,使其拥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避免目前欧元区发生危机的国家没有自己的货币,不能贬值的弊病。

   实际上凯恩斯当时提出的“班克尔”,在理论上比用美元做储备货币更具优势,但为什么没有被采纳?我认为有两方面原因,当时美国经济总量占全世界比重超过50%,而且那时美国经济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大家对美国经济很有信心,所以一方面美国不愿意放弃国际储备货币的利益,二是大家认为这样的安排比较方便。但是现在不同,美国总量占全世界比重已经降至23%,十年之内一定会低于20%,而不论美国、欧洲、日本,各自经济都存在问题,而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所以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可能会很不稳定,这对储备货币发行国和非发行国都不利。因此,我认为类似“纸黄金”这样的超主权货币,对所有国家而言将是消除不稳定的共赢选择。

力推“从西潮到东风”

    我的新书起名为《从西潮到东风》有三个原因。首先,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也同样认为,发达国家有一套完善的理论和完善的体制,发展中国家只要将其掌握并应用到发展中国家,按此作为样板来实践,就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但是,从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我们认识到,发达国家并没有完善的理论,也没有完善的体制,这场危机西方世界基本上没有预测到,而在危机爆发之后也提不出有效的对策,所有出台的政策都是滞后的。此外,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经济学家因提出发展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们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是无效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非常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发展中国家要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必须了解自身现实,以及要解决的问题本质,并发现机遇与限制条件,自己来发展理论。

    其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GDP在全球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国际经济板块与权力板块转变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矛盾和冲突。如何来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理直才能气壮”,如果理不直,即便我们是做正确的事情,也会气不壮,使我国在国际场合经常只能按照别人的音乐跳舞,处处处于被动地位。比如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国际贸易不平衡的讨论当中,国外的理论一致认为问题出在东亚、出在中国就是一个例子。

    在亚洲金融[1.27%]危机发生之后,东亚很多国家增加外汇储备和出口,学者可以很容易构建一个模型说明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出于自保的动机,但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方面。有些人可能知道真正原因,但是出于政治需要,“指鹿为马”,但是,更多学者是“瞎子摸象”,只看到表象,没有抓到问题的本质。“指鹿为马”加上“瞎子摸象”,必然会造成“众口铄金”,因此使得我们在国际谈判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尽管我们可以不去理会这些争论,埋头做自己的事情,但这终究不是办法。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自己进行研究,去了解问题的本质。我们身处发展中国家,除了可以看到发达国家提出的问题,还可以看到他们看不到的现实,这样可以使得我们能够提出更全面的理论,来把各种现象解释清楚。比如要解释这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我们不仅要看到中国的大量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还必须要了解到,除了中国与东亚经济,美国之外的很多发达国家同样也是贸易盈余,外汇储备大增,就连拉丁美洲国家也由过去外贸赤字转为了盈余,而且国际经济进入加速区并非仅靠中国的外汇储备,即便是三万亿的规模,与全世界总额相比也是很少的。只有把这些讲清楚,中国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化被动为主动。

    最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目前仅为5400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接近10000美元,与美国的48000-50000美元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作为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然有很多体制、机制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中国的社会与知识分子不能只停留在作为批判家的层面。要做批判家很容易,只要拿一个理想模型与现实比对,都可以下结论说现实不是理想的安排。但是,理想模型不能作为药方,我们必须要了解问题产生的原因、历史及现状,了解问题是内生还是外生的,以及解决问题有什么有利和不利条件,如何来发挥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这样才有办法在未来20年、30年继续保持比较快的增长。

    我长期持有一个观点——中国未来20年还有维持8%的增长潜力,很多人表示质疑。但是我们要看到,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中国现在正处于日本1951年的水平、新加坡1967年的水平、台湾地区1975年的水平、韩国1977年的水平。在同样的水平上,这些国家和地区利用后发优势可以维持20年8-9%的增长,为什么中国会不具备8%的增长潜力?尽管我们当前存在不少问题,但是日本、台湾、韩国那时也都存在问题。我们要了解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哪些是可控的,如何推动增长为未来创造更多条件和机遇,这样才能推动中国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快速增长。

    同时,这还不只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摆脱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开展建设,他们遵循的大部分是西方的理论,导致的结果却都是屡受挫折。我们作为中国这个最大、最有动力的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总结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不仅能帮助中国制定未来20年、30年的发展道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我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人均收入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应该是全面的复兴,包括思想意识形态的复兴。我们有责任去了解现实,提出新的理论和新的思想,推动新的思潮,这样才能真正帮助中国完成现代化,也可以帮助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那样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的伟大复兴。我将这本书起名为《从西潮到东风》,就是希望鼓励大家一起朝这个方向努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为作者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第66期“双周圆桌”内部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由论坛秘书处整理,经作者审核。本次研讨会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交通银行[2.37% 资金 研报]共同主办)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1月23日 14:48 (星期六)黄奇帆昨天发表重要文章在这个新闻下面

改革完善企业股本补充机制 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重庆市长 黄奇帆

2013-11-21 中国证券报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金融业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发展壮大,为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直接融资比重偏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够到位等问题。面向未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健全金融调控机制和监管体制提出了重要的改革举措,明确要求“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这些举措,指向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症结——企业股本市场化补充机制匮缺的问题。这对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资金流导向实物流,防止出现大面积企业债务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立企业股本市场化补充机制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结构不优、部分产能过剩、资本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一个突出问题还没有引起全社会的足够重视,就是我国企业股本缺乏市场化补充机制,致使企业债务过重。这是一个比政府债务更为严重的问题。目前,我国政府负债规模大体占GDP的40%—50%;而企业负债总额已达70多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130%,处于亚太经合组织国家最高区间,也高于世界成熟经济体50%—70%的水平(美国政府负债水平虽然高达110%,但企业负债率只有40%左右)。据标准普尔测算,我国经济今后五年若保持7%—8%的增长率,债务融资需求将达到18万亿美元,全社会平均资产负债率将达80%以上。这样高的负债率,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极大,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并切实加以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在负债经营循环反复中发展起来,基本没有跳出“举债—扩张—再举债—再扩张”的怪圈。上世纪80年代初,国有企业负债率普遍不到20%,但经过10多年累积,到90年代中后期升至80%左右,其中国有工业企业接近90%,以至于相当一批国有和民营企业陷入资不抵债、资金链断裂的危机之中。国家不得不采取破产核销呆坏账、债转股等“外科手术”,以及通过上市公司增资扩股,将企业负债率降到了50%左右。之后10多年,由于缺乏企业股本市场化补充机制,我国企业又进入新一轮负债扩张期,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负债率一路攀高,宏观层面则是间接融资占比居高不下、商业银行信贷融资一业独大。党的十七大提出“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本来已为解决这个问题指明了方向。但之后几年,国际金融危机不期而至,我国股市受大环境影响一直低迷,企业股本融资受到抑制,信托、租赁、小贷等“影子银行”借贷业务随之大幅扩张,年融资额从几百亿迅速增加到数万亿,今年1—9月就高达6万亿元。这些融通资金,对企业而言,都是债务,且利率比银行信贷高50%以上,从而使得企业融资成本越来越高、债务越来越重。这种状况长此以往,势必造成社会资金在债务链中逐利循环,不仅加剧了金融系统性风险,还给实体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障碍。

  企业适度负债本来是符合市场经济法则的,但过度负债会增加企业财务成本,降低企业信用,危及金融安全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行股票注册制、多渠道股权融资和规范债券市场,这些系统措施贯彻落实到位,将全面形成企业股本市场化补充机制,使企业负债降到合理水平,进而形成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使中国经济拥有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

  二、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

  怎样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的“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除企业利润追加投资、股票上市融资、全社会创业投资增加企业股本外,可考虑由政府设立股权引导基金(母基金),撬动国有资本、保险资金、社保资金、银行资金、私募股权基金、外资私募基金等各路资金参与,从而形成持续不断的企业股本市场化补充机制。

  一是政府产业引导资金。我国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每年有上万亿元产业发展资金,用于扶持科技研发、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和现代农业发展。这些资金若管理过严,使用效率会很低,常常是一年一年地往后结转,难以有效落到最需要的企业;若管理稍有疏忽,则会造成权力“寻租”,滋生腐败现象,也会诱发企业“骗补”行为。国际上,这类资金一般不采取补贴审批方式直接下达,而是通过专业基金公司来运作。比如,美国1958年推出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撬动630多亿美元资本为10多万家中小企业股权融资,苹果、英特尔、惠普等全球顶级企业都曾受益于此。韩国政府2005年设立1万亿韩元投资母基金,2008年又启动新增长引擎投资基金,今年规模达到3万亿韩元。我国也可以把这些产业资金设为母基金,通过招投标交给专业基金公司来进行投资。政府以母基金方式介入,可以明确投资方向或投资领域,但必须严格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干预具体投资活动。基金公司从市场募集2倍以上资金,与母基金形成配套。母基金不以盈利为目的,但需要盈亏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资金回收后,可继续投资到新的私募基金,如此滚动发展,可以不断壮大。

  二是国有股本投资。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这为扩大股权融资预设了一个通道。目前,我国国有资产规模已超过一百万亿元,净资产也有数十万亿元。可拿出上万亿国有资本,组建像新加坡淡马锡、美国伯克希尔·哈撒韦那样的投资公司,旗下管理若干个基金公司。它们本身不从事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不靠举债发展,而是投资国有、民营、外资各领域的实体企业。这样,就会对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形成强大的集聚效应,从而实现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大发展。

  三是保险资金。按照国际惯例,保险资金可以有30%用作股权投资。我国规定,保险公司投资于未上市企业股权和股权投资基金,账面余额不高于总资产的10%,实际投入则只有3%左右。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资产余额7万多亿元,如果按照30%的投资比例,即可形成2万亿元的股权投资基金。

  四是社保基金。社保基金的30%可用于股权投资,也是一种国际通行做法。我国规定,社保基金用于市场化股权投资不得超过10%,实际投入不到5%。这不利于社保基金保值增值,也不利于解决未来养老保险资金的缺口问题。我国社保基金目前有3万多亿元,如果按照30%的比例投资,即可形成1万亿元的股权投资基金。

  五是银行资金。国际上,商业银行3%的资本金可用于股权投资。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达8万多亿元,但在股权投资方面尚无实质行动。如果按照3%的比例,即可拿出2000多亿元,用以设立引导基金,按1:4放大,就会吸引社会资金形成1万亿的股权投资组合。

  六是私募股权基金。目前,我国有200多家基金管理机构、上万支基金,管理资金规模7万多亿元,运作模式已逐步成熟。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私募股权基金规模还很小,股本融资量也不大。一旦把它们的作用发挥出来,就可以激活银行里面的巨额居民储蓄,形成全社会海量的股权投资。国际上,发达经济体的私募股权融资与股市总市值之比一般在1:1左右,我国如果能达到这一比例,将产生几万亿乃至十几万亿的股权投资。

  七是外资私募基金。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投资的外资私募基金有10多万亿美元,但由于我国外汇管制严格,它们基本上没有进入国内市场。我国是全球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一直为境外资本所看好。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一重大机遇,加大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和开放力度,逐步放开外资私募基金(QFLP)准入,提高其投资额度,并实行相应的用途管制,在确保不炒房、不炒股、不炒外汇的前提下,使其进入实体经济领域成为股权。这样,每年完全有可能形成几百亿美元的外资股权投入。

  以上几个渠道的资金汇总起来,至少可形成10万亿元的股权投资组合,用以支持企业股本扩张。具体运作中,可由财政部等部委牵头,将政府产业类基金设为母基金,并委托给国家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与此同时,组建6—10个投资集团,像淡马锡、香港盈富那样,每个集团掌控1万亿投资,以分散投资风险,形成合理的竞争态势,提高投资回报率。

  三、规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是企业股本补充的主渠道之一。过去十年,我国股市发展不大顺利,全国GDP翻了两番,银行资产和贷款余额涨了6倍,保险余额和信托资产也涨了6倍,而券商资产总量大体没变,上证指数几乎零增长,丧失了经济“晴雨表”的功能。这种局面,既加大了企业从股市融资的难度,又使间接融资占比居高不下而累积金融风险,还严重挫伤了民众对股市的信心。

  国际上,成熟市场国家大多已建立起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比如美国呈“金字塔结构”,塔基主要是私募证券转让市场、粉单市场和场外柜台交易系统;塔中主要是纳斯达克和纽约全美证券交易所;塔尖是纽约泛欧交易所、纳斯达克全球市场和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英国则包括主板市场(伦敦证券交易所)、全国性二板市场、全国性三板市场(未上市证券市场)。历经20多年发展,我国已逐步形成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雏形。当前,应强化问题导向,对症下药,分类施策,确保资本市场健康运行。

  第一,主板市场。2012年底,我国沪深主板上市公司1432家,股票总市值22万亿元,占GDP比重只有40%。这一比例,发达国家的美国为1.38倍、英国为1.66倍,新兴市场的印度为99%、巴西为81%。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至今,美国道指已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并创下了新高。我国上证指数仍徘徊在谷底,A股IPO暂停至今已有一年多,何时解禁尚不明确。前几年,我国本已推出股权分置改革、海外上市公司“回归”以及金融产品创新等举措,但受制于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传统企业较多,国有股和法人股“一股独大”,分红、退市等机制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制度缺陷,股市配置资源的功能发挥不好,应当进行系统化治理。

  第二,中小企业板市场。深交所中小企业板块已启动9年,累计上市公司701家,股票总市值3.6万亿元,但由于上市条件基本沿用主板规则,不能满足众多成长型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需求。应当有针对性地建立适合成长型中小企业的上市交易制度,完善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制度安排,真正成为服务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平台。

  第三,创业板市场。该板启动4年来,吸纳上市公司355家,股票总市值1.5万亿元。其主要问题是,入市之初高市盈率、高发行价、高超募资金的“三高”现象严重,加之上市后业绩变脸、高管辞职套现、原始股东变相抛投、股价跌破发行价等问题突出,导致再融资工作受阻。应当在降低创业板上市标准、增强再融资功能、完善股权激励机制、完善退市制度等方面,建立有针对性的制度规则,更好地发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导支持作用。

  第四,新三板市场。目前,新三板挂牌企业345家,总市值402亿元,入驻主办券商79家。由于受市场融资能力、流动性、转板机制、交易制度等因素制约,企业挂牌积极性总体上不高。应当通过进一步降低投资门槛,建立双向转板机制和做市商制度,让更多非上市股份制公司进入市场,提升市场交易活跃程度,使新三板成为公司治理规范和价值发现的助推器,承担起“上市预备板”的功能。

  第五,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目前,我国有10多家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企业3435家。由于受长期以来的行政资源垄断,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化程度并不高,还不能有效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应当积极探索区域股权市场发展的新模式,除了允许地方国有企业资产入市交易外,央企、民企、司法诉讼、海关罚没等资产均可入市,形成企业破产、拍卖、收购、兼并的规范化交易平台。

  第六,海外上市。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企业迈出了境外上市的步伐。近年来,由于国内上市融资难度加大,而海外市场审批较为简便、再融资相对容易,国内企业纷纷选择海外上市融资,香港、新加坡、纽约就是比较集中的去处。当然,随着境外上市企业日益增多,信息披露不及时充分、公司透明度不高、内控机制薄弱、企业价值被低估、境外资产流失等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拟在海外上市的企业应当充分权衡利弊,选择合适的上市渠道,严格履行监管义务,提高企业规范化管理水平,塑造中国企业良好形象。

  四、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自2004年以来,我国新股发行实行核准制下的保荐制,适应了当时证券市场的发展状态,但弊端日益显现。一是监管部门对股票供应数量进行管制,严重影响了股市供求关系,加剧了新股发行高市盈率、高发行价、高超募资金的“三高”现象,削弱了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二是监管部门对拟上市公司绩效进行“实质性”判断,使得投资者形成“判断依赖”,弱化了投资者的风险意识。三是拟上市公司为达到上市目的,往往会充分“包装”,调优财务数据,尽可能规避发审会的前置条件,造成大量财务造假、欺诈上市等行为。四是新股发行程序繁琐,降低了新股发行的效率。五是对股票发行实行垄断管制,过度的行政干预容易产生寻租动机,滋生腐败。

  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成熟市场国家的通行做法,也符合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方向。从全球范围看,美、德、英、法、意大利、新加坡等国家都实行注册制,其共同特点是,股票市场化程度较高,有严格的信息披露和强有力的监督作支撑。我国股票发行向注册制过渡,有以下几个好处:一是可有效避免监管部门对股票发行的不当干预,更多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选择,这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题中之义。二是能给所有股份制企业公平自由竞争的机会,使其获得证券市场的资金支持。三是可有效简化审核程序,大幅缩短发行时间,降低企业筹资成本。四是投资者根据公开的信息作出判断与抉择,有利于培育理性成熟的投资群体,促进证券市场稳健运行和良性发展。

  推行股票注册制改革,并不意味着闸门洞开,任何企业都可以从股市“圈钱”,而是通过严格的事后监管和执法,给股市装上“防火墙”。目前看,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加大信息披露力度,严惩内幕交易行为。信息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也是投资者作出理性判断的基础,必须严格信息披露质量,建立追责机制,落实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主体责任。对一切造假上市、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均应处以重罪,让任何公司都犯不起这种错误。会计公司造假,永久撤销执照;证券公司造假,打入黑名单;企业造假,给予重罚;内幕交易人,终身不得入市或判刑入狱。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建立证券法庭,施以重典,杀一儆百。这方面,美国有极其严厉的塞班斯法案,违规者轻则重罚、重则入狱。

  第二,完善退市机制,尤其是垃圾股该退尽退。2001年以来,我国主板市场年均退市率仅0.5%左右,而纽约证交所超过6%,伦敦证交所超过11%,反差较大。我国这些年形成的垃圾股占1/4左右,长期处于跌破发行价的境地。对这些垃圾股,就应该壮士断臂,坚决退出,从主板、二板退到三板;三板市场还有交易价值的,限于法人之间的交易,散户不再跟进;如果这些公司不退出,就应当启动重组方式,让现在排队上市的700多家企业,利用这些壳资源,借壳重组上市。

  第三,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增强股民信心。完善股民投资回报机制,严格实行强制分红制度。探索建立集团诉讼、先行赔偿、上市公司退市补偿等制度,尽量减少中小投资者可能发生的损失。目前,我国建有余额达200多亿元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但尚未真正发挥作用,应尽快拿出具体实施办法。

  五、改革完善企业股本市场化补充机制可产生积极效果

  第一,改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改革并完善企业股本市场化补充机制,一方面,有利于企业股权结构的优化配置,让法人投资主体发挥投资决策权,加强对企业管理营运行为的监控和制约,避免“一股独大”造成决策专断,从制度上保证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高效的基金运作模式和成熟的股票市场,有助于企业健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及财务管理制度,提升整体运营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第二,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政府通过设立母基金引导股权投资,并非国进民退,而是国民共进,救实体经济于困难之中,对一时缺资本金但有市场前景的企业“扶上马、送一程”。而规范健康的股票市场,就是企业发展的“加油站”和“助推器”。双管齐下,既可提升国有资本比重,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又能让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轻装上阵,使介入其中的各种资本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增强它们对市场的信心,找到更多、更好的投资去向。

  第三,实现以增量推动结构调整。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仅靠存量调整,没有较强外力介入,三五年时间难以奏效。当有较大规模的10万亿元增量注入现有40万亿元企业总股本时,结构调整就会变得更容易。一般而言,股权投资选择性强,它们会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以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投向高效益、低消耗、有战略发展前景的项目,而不会选择过剩产能、污染企业和技术落后企业。这种市场化的资金链与创新链匹配、创新链与产业链匹配的方式,有利于推动优势企业加快发展、促进落后企业淘汰,比政府人为地调控项目投资和信贷资源更管用。

  第四,促进金融系统健康稳定运行。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只在金融系统内部对债务融资进行管控,不从企业增加股本融资、增强信用入手,是本末倒置。向我国企业补充10万亿元乃至更多的股本金,可使全社会企业负债率降至合理水平。实体经济股本结构的明显好转,可以避免企业债务链断裂,进而避免金融信用降低甚至全局性经济危机。通过私募股权为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注资,将显著增强中小企业负债能力和融资能力,改变目前大量信贷资金被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占用,而中小企业普遍得不到资金支持的局面,进而优化银行信贷结构,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水平。

  第五,投资者可从中获得更多效益。我国股权投资即便不能追求像淡马锡、香港盈富那样每年有15%的资本回报率,像加拿大、美国相关基金那样有10%的回报率,但8%以上总是可行的。政府得到的投资回报,可以作为改革红利,更多地用于民生服务。社保、保险资金的收益,将有助于提高全民社会保障水平。全社会参与私募股权和公募市场的投资理财,将获得比银行储蓄更高的收益。这是各方共赢,皆大欢喜。

  第六,助推政府职能加快转变。将财政补助资金由行政审批方式改为基金运作模式,将股票发行核准制改为注册制,不但能发挥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还将大大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帮助政府实现“触及灵魂”的职能转变,可谓“一石二鸟”。

  总之,改革完善企业股本市场化补充机制,是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防范企业债务风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性举措。可以预见,当中国企业股本结构得到根本性改善,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就真正产生了,中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就真正形成了,中国梦就会有更加良好的经济生态。

 

 

 

 


发件人:李延明<liymbj9206@126.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3年12月02日 18:22 (星期一)附 件:1个(2013.11.30《参阅文章》(105).doc ) 查看附件

农业部支持转基因的李家洋副部长曾受聘美公司

----转基因是“欺骗的种子,失窃的收成”

国防大学教授 朱国林

2013年10月29日

    (朱国林:河北省兴隆人。现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军军事统筹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曾在后勤学院、国防大学任教,军事学教授。)

  新华网北京10月29日电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近日在北京召开再论转基因与国家安全研讨会。以下为国防大学教授朱国林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参加了7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转基因与食品安全》国际研讨会,很有感触。科学家们再三告诉在场的听众说,你们是弱势,你们没办法解决转基因,但是你们可以远离转基因,不吃转基因。当在场听众请专家对我们国家最近新批准三种大豆进口做出评估。人家回答的很简单,那是你们政府部门无知,你们的科学家撒谎,这是原话。我感到非常震撼。长期从事生物多样性和转基因研究的法国应用生物物理化学博士阿诺德•阿波特克说,在农业技术中,科学已与商业联手,转基因农作物开发20年,讲了一个科学走错路的故事,转基因使大公司控制了食品和种子,为了天量的经济利益,对环境破坏和社会伤害置若罔闻。

    生物物理学与可持续领域开拓人、著名英籍华裔科学家何美芸表示搞转基因就是制造灾难,指出转基因危害健康、破坏环境的证据已无处不在。法国著名分子生物学家塞拉利尼复查了19种美国孟山都转基因公司测试的原始数据, 都显示转基因对肝肾产生负面影响,而孟山都对所有这些信息进行了屏蔽隐瞒。印度科学家范达娜•席瓦更是直言转基因是“欺骗的种子,失窃的收成”。从事农业研究55年的美国普渡大学植物病理学教授唐•胡伯披露在广泛使用的转基因大豆中发现了可疑的新型微生物,疑似导致大量母牛流产的致病源。唐•胡伯教授说,当后世回看我们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会惊讶我们怎么能够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和世世代代的未来的生存安全,去接受生物技术实验,仅仅是为了迁就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目标是把全世界的种子都变成转基因,专利权都属于它,100%。

  据公开资料显示,某副部长曾声称, 3—5年保证转基因大米占领13亿人的餐桌。他从2007年6月就受聘为美国转基因大亨杜邦公司生物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其职责是“帮助公司在一些重大议题上形成自己的立场,并且负责审核、监督公司基于生物技术的新产品的研发、测试和商业化过程 ”。直到2012年3月,有人举报,杜邦公司才从其网站上将名字撤下,并欲盖弥彰地宣布已于2011年停止。国务院《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27条明确规定,“在企业或者其它营业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的,给予记过或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附:朱国林教授发言透露的副部长是谁?

    网上可查的资料:农业部副部长李家洋,曾任杜邦公司顾问

    李家洋背景简历:李家洋,农业部副部长

    李家洋,男,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德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56年7月出生于安徽肥西,植物分子遗传学家。1982年初获安徽农业大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硕士学位,1991年获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博士学位,并进入美国康乃尔大学汤普逊植物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1994年回国工作,历任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助理、所长,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

    2004年1月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2011年10月任农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

  【百度百科】:李家洋[1](1956.7-)[2]安徽肥西人,植物分子遗传学家,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德国科学院院士[3]。

  1982年[4],毕业于安徽农学院(现安徽农业大学)学士学位。
  1991—1994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汤普逊(Boyce Thompson)植物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200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1年,美国科学院院士。
  2012年,德国科学院院士。
  2011年[5],获得美国植物生物学家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Plant Biologists, ASPB) 终身会员奖(Corresponding Membership Award)。2012年11月14日,当选为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于2007-04受聘为杜邦先锋顾问(2007-2011)

  现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2011-至今)。

  2011年5月3日,美国国家科学院(NAS)院士增选名单揭晓,本次共新增院士90名,其中外籍院士18名。其中李家洋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本文网址:http://www.szhgh.com/article/transgenes/201310/35676.html

    点评:标题新闻

    ●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耶鲁大学的蒂芬·罗奇说: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到2005年,外国公司可以从中国的零售、运输、酒业、金融等行 业获益6万亿美元。——(2013.9.12《参考消息》5版)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1月15日 10:17 (星期五)附 件:1个(三篇 11-15.rar ) 查看附件

中国有能力给老百姓免费医疗

----谈“免费医疗”与贫困人群医疗保障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李玲

2013年10月17日

    【核心提示】“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们享受的是免费医疗,因为他们公费医疗体系,到司局级以上基本上是全免费的,恰恰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愿意给老百姓免费医疗,也就是说他们在享受着免费医疗,不给老百姓免费医疗。当然,这个人群是一个比较少的人群,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打破医疗特权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他们执政理念的问题。”

  [嘉宾访谈]:17日16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以“免费医疗”与贫困人群医疗保障为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李玲]: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谈医疗的问题。

  [网友远航之帆]:10月10日,一则关于俄罗斯全面实行“免费医疗”制度的新闻引起网络热议。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教授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在考虑有关公共政策问题时应牢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建议国人不要幻想所谓“免费医疗”。您同意朱教授的观点吗?请您谈谈对俄罗斯的“免费医疗”的看法。

  [李玲]:我不太同意这个看法。确实是没有免费的午餐,医疗和吃饭不是同一个产品,医疗是像我们一般来说,它是准公共产品。我们可以看到有免费的产品,就是公共品。比如我们每个中国人享受的国防,它就是免费的,当然免费并不是说没有成本,其实我们是交了费的,国家组织起来给每个中国人提供安全。其实医疗也是类似于这样的概念,医疗的风险很大,个人没有办法来抵御,所以现代国家都建立医疗卫生制度,其实就是靠国家的力量组织起来,来抵御风险,给老百姓提供医疗安全的保障。所以,我觉得可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概念不能广而言之。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市场上交换的,也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是像午餐那么简单的产品。你想如果家庭里面都是交换,还有夫妻关系吗?还有子女和父母的关系吗?抚养你的孩子,不光是免费的,还是贴钱的。都用“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来套所有的产品和关系,可能也不是很合适。

  另外,对于俄罗斯的“免费医疗”,其实这个免费医疗体系就是他们创立的。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当时的前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之一,他们建立了覆盖全体国民的免费医疗体系,也就是国家通过税收来投资,医院是国家来建立,医生、护士都是国家免费培养给高薪,老百姓看病是免费的。前苏联创立的免费医疗体系,它其实对整个西方国家或者我们说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英国把它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作为国家名片在奥运会上的开幕式上展示,其实英国就是在1948年学了前苏联的免费医疗体系,英国的体系至今还是运行良好的。

  [网友孺安]: 类似的“全民公费医疗制度”中国改革开放前对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也实施过。这一制度难以持续的根源是什么?对广大老百姓来说,“免费医疗”是不是等于“免费午餐”?

  [李玲]:其实中国从新中国建立,也就是1949年到80年代,我们是建立了,实际上在国际上备受称赞的所谓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制度。我们当时国家干部,就是现在的公务员是免费医疗,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职工,他们是劳保医疗,农民是合作医疗。当时中国用不到世界上1%的医疗资源解决了近四分之一人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崇为世界的典范,在全球推广的。这个制度难以持续的根源还是我们工作的重点转移了,也就是80年代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当时我们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包括我们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都变成经济发展的配套。所以,我们也简单的把经济发展的一些原理或者一些规律把它套用到我们医疗卫生制度上面,所以也造成了很多的问题。

  [网友百合竹]:自2009年4月国务院发布新医改方案至今已快5年,陕西医改作为“中国医改的样本”一直备受关注,而其号称“全民免费医疗”的神木模式更是万众瞩目的焦点。近期有媒体报道,由于煤炭价格下滑导致县财政收入大幅减少,曾红极一时的神木模式目前已经难以为继。您认为神木模式难以持续和推广的原因是什么?您怎样看待通过公共财政兜底来实现居民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这一方式?

  [李玲]:对于神木的评价,我认为所谓近期媒体的报告是不客观、不公正的。神木面临的困境并不是免费医疗造成的。当年做全民免费医疗的县委书记叫郭宝成,不仅做全民免费医疗,还做了免费教育,一直到大学都是免费的,高中、大学。因为当时神木确实他们的财政是基于煤炭,在财政经济非常好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的理念是对的。经济发展了以后,应该很快地回馈于老百姓,所以他们做了免费医疗。他们做免费医疗,并不是导致今天他们的模式难以为继的,我认为其实导致神木模式难以为继,第一,当时的郭书记做了免费医疗以后,受到各级部门特别是上级部门的批评,把他调离到岗位,他分到榆林市人大副主任,换了一任领导来,我们都知道不同的领导执政的方式、执政的理念都不一样,再加上大的宏观经济的背景,就是煤炭价格下滑,所以导致他们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看到报纸上报道的,老百姓民怨沸腾,而它的财政大幅减少,并不影响神木模式的继续。因为神木做到全民免费医疗,人均医疗费用到目前为止也就是500人民币,也就是人均500人民币做到全民免费医疗,它通过比较好的制度设计,所以我们全中国的人均医疗费用在2500左右,我们没有达到,我们更应该说的是为什么神木能做到,而其他地方不能做到,500元人民币的人均费用,对神木来说绝对没有问题,完全是可以可持续的。而为什么神木模式难以持续,我觉得不存在难以持续的问题,我觉得完全可以持续的。难以推广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就是执政理念,说到底是人的问题,愿不愿意把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回馈于老百姓。所以,通过公共财政来兜底实现居民医疗保障的方式在我们国家是完全可行的。

  因为全世界现代国家或者文明制度的一个特征就是医疗这个问题,它是个人没有办法抵御风险,需要国家有制度安排。对于国家的制度,就是从老百姓手上或者通过收保险费的或者收税的方式,通过制度安排给老百姓兜底。

  [网友水墨风暴]:目前,我国的一些公立医院里,一边是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一边是干部病房如同星级宾馆,医疗资源严重浪费。有人认为,打破医疗特权、调整医院服务结构、平衡医疗资源是比“免费医疗”体制更重要的问题。对此您有何见解?

  [李玲]:我也不是太认同这个,我认为这是转移矛盾。真正有意思的问题是,第一个意思,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们享受的是免费医疗,因为他们公费医疗体系,到司局级以上基本上是全免费的,恰恰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愿意给老百姓免费医疗,也就是说他们在享受着免费医疗,不给老百姓免费医疗。当然,这个人群是一个比较少的人群,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打破医疗特权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他们执政理念的问题。这些人都拿着免费医疗在说老百姓不能享受免费医疗,这其实是理念的问题,靠他们怎么打破特权呢?当然,在各个国家,对各级干部是有一定的保障,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目前来说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我们的医改要建制度,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改已经五年了,制度在哪呢?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到底要给全体老百姓提供怎样的医疗保障。

  [网友教育广角]:最近,河北男子郑艳良因为没钱治病在家自锯病腿的故事被媒体曝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被媒体曝光之后,郑艳良获得了来自政府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帮助。郑艳良的情况并非个案,近些年有一些被媒体报道的重病家庭无钱医治境遇让人心痛。为何这些重病家庭需要通过媒体的报道才能获得救助?目前我国的“新农合”“大病医保”的运行有哪些问题?为何未能惠及这些“重症自医”的家庭?

  [李玲]:郑艳良在家锯腿这个事情被媒体曝光以后,冲击了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现。我想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看到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看不起病,要在家里自己锯腿。我看昨天还有更加让人震撼的就是一位老人癌症,自己剖肚子、割肠子,大出血去世。我觉得这些重症家庭无钱医治的境遇,通过媒体曝光后得到社会帮助,这不是制度安排,是个例,但它恰恰暴露了这几年医改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政府这些年在新农合的投入是加大的,包括去年做大病的医保,比如郑艳良到医院去,医生说30万,即使报销50%、60%,剩下的他还是支付不起,其实可以看出我们仅仅建保障制度还远远不够,比如新农合到今年年底要到300元的投资比例,其实解决不了老百姓大病的问题,它的后面是医疗服务提供体系,也就是各级各类的医院,应该承担起重病的家庭,给他们提供服务,国家财政应该跟上,给他们这些人提供救助。

  [网友福尔找摩丝]:河北省保定市卫生局副局长郭淑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医保现在新农合的政策是保基本、广覆盖,是个基本医疗(保险),像郑艳良这种又需要截肢又需要大量的治疗,应该按个例处理,按单独的补助渠道或者是民政、工会补助,因为他不在国家规定的20种大病补助之内。您觉得我国的大病补助列表需要扩充吗?锯腿事件暴露目前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哪些“短腿”?针对这些贫困人群的“个例”,我们是否有必要建立一个相对普适的应对策略?

  [李玲]:应该,确实应该。因为我们现在医保正在推广过程中。比如国家规定20种病是起始阶段,得这个病就有,得那个病就没有,这是很残酷的。我们国家应该真的学学神木的经验,如果郑艳良在神木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神木是把国家财政的投入,各级各类医保的钱和个人的支付综合起来,给老百姓提供一个全面的覆盖,这才是依托医院这个平台,你才能最终的解决。郑艳良其实也是可以去申请补助,最好的方法就是像郑艳良这样需要医疗的人,他能够勇敢走进医院,医院这个平台上把他的问题都解决了,不要他这跑那跑,跑了以后也不知道能不能给他报,到最后小病拖成大病,最后治不成了。我们要建立的制度是老百姓有病后敢去医院,到医院该付什么钱由医院来解决,保险、财政、个人的综合在这个医院平台上,让老百姓真正的病有所医,这是我们要建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网友干煸肉丝]:有专家认为,从社会正规制度安排来看,理论上人们的医疗保障至少可以从社会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商业保险三个渠道获得。但由于制度设计的局限性和制度之间缺乏配套和衔接,最终使弱势群体游离于医疗保障的制度之外,没有得到体制上的保护,构筑弱势群体的医疗救助体制是解决弱势群体医疗保障的选择。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您曾经特到过一个“因病致贫”的概念。医保中的“贫困人群”该如何界定?

  [李玲]:我个人不是太认为这个专家的看法,因为从社会正规制度安排,他说的只是其中之一,比如英国体制、俄罗斯体制,它其实就是一个全面普遍性,就是一个都不能少,人人都纳到免费医疗体系里面去。这位专家说的其实比较多的像是美国制度,比如社会福利制度、医疗保险等,我们看到美国遇到的问题恰恰是我们要吸取教训的,我曾经讲过一个观点,其实免费医疗,各种保险叠加起来要的制度要便宜,对比一下,刚才最后一刻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关门,很大程度上医疗是一个导火索,一个就是老年医疗保障费用不断上升,还有奥巴马医改方案政府要加大投入。美国恰恰是老年医疗和穷人医疗,就是我们说的弱势群体由政府买单,弱势群体要构建一个,美国在1965年构建的制度,穷人和老人都由政府买单看病。但是它的医疗服务体系,就是各级各类的医院是商业化运行的,它需要挣钱的,它需要生存。所以,政府的买单,给弱势群体买单,单位医院要挣钱,政府的费用就越来越高,到了美国最富裕的国家都难以危机,因为小病大看,美国的医疗费用的三分之一都花在最后要临死前一个月,把那些老人使劲的治。我们对比一下免费医疗制度,就是英国体系、俄罗斯的体系,英国人均医疗费用现在不到三千美元,美国,又是保险,又是商业,各种叠加的一个碎片化的制度,美国现在的人均医疗费用是八千四百美元,而八千四百美元里面,政府不是给穷人、给老人、军人,由政府提供,美国在8400美元总的医疗费用里面花了尽54%,算一算看,在美国医疗制度里面,美国政府只给一部分人解决问题,它是一个选择性的保障体系,就是弱势群体解决。但是,最终它花的费用近4600美元,就是政府给每一个美国人花的医疗费用近4600美元,英国是一个免费医疗体系,是全民普遍覆盖的,但是人均不到300美元,你看哪个体系便宜。

  从制度安排上是一个全覆盖的,全体百姓来分享、分担风险,而英国体系或者俄罗斯体系为什么便宜呢?它便宜的核心就是在于它是以国家的信誉来举办医疗服务体系,因为我们都知道,医疗其实是一个信誉产品,就是你信则有,不信则有很多纠纷。国家办医院,把国家的信誉搭进去,老百姓相信医生给我看病不是挣钱的,所以降低了很大交易成本。

  第二,在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里面,医生是由国家的钱养着的,不需要从哪个病人口袋里掏钱去,所以解决了医生这支笔的激励机制,而我们知道所有医疗费用都是由医生那支笔开出来了。为什么我们老百姓不敢医呢?因为医生过度检查,因为医生要挣钱,所以造成很多纠纷和浪费,而在英国或者俄罗斯的体系里面,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医疗成为阻碍美国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它的高起的医疗费用无法控制。

  我们回头看中国医保的贫困人群,可以说没法界定,因为得了癌症以后,动辄费用上百万,我想中国90%以上的人都可以是贫困人员的界限,都花不起钱来治,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真正覆盖全体老百姓的医疗卫生体系,让每一个医生能够对症下药,配套的是我们所谓价廉物美的服务的方式、药品、耗材、器械,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给全体老百姓提供一个保障的。

  [网友卡桑德拉]:2009年4月6日我国新医改方案出台时就提到方案的重心在解决最困难人群的医疗保障。您觉得这四年来,新医改方案的实施在这方面做的怎么样?有哪些成果和不足?

  [李玲]:应该说医改四年来,中国医改还是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问题也不少,主要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去四年的医改,主要是改革是在基层,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医疗服务中心,我们县级以上的医院、公立医院,因为中国是以公立医院为主体的服务体系,还没有改。没有改是什么意思呢?县级以上的医院还是要靠自己挣钱发工资,挣钱发奖金,挣钱维持医院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医院创收的机制没有改。政府这些年大量的钱是投在医保上,比如我们的新农合,我们的城镇居民的医保的发展都非常的快,但是老百姓拿着的300块钱的医保到医院去,医院是要挣钱的,所以一转身钱就没有了,这就是为什么老百姓普遍感觉不到,特别是出现像郑艳良的事,下一步我们的医改应该迅速把基层医院的经验扩大到城市,就是要破除趋利创收的医疗制度,真正建立公益性的医疗制度。

  [网友唐门膘局]:虽然郑艳良现在已得到救助,但这一事件只有靠媒体报道才得到关注不免让人叹息。这是否表明目前在我国爱心转化为医疗资源渠道还不够顺畅?当前中国的公益组织、慈善机制在困难人群的救助中发挥的作用有多大?怎样充分发挥公益慈善机制在贫困人群医疗救助方面的作用?

  [李玲]:应该说第一个层次必须是国家来建立的制度,才能让所有人得到保障,慈善我觉得只是一个补充,确实,我们国家慈善的机制还不够完善,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够完善,一方面是我们制度的安排,其实公益性在国外很大程度是靠税收,是税务部门来调整它的。你做公益慈善可以免除所有的税收,通过这个方法可以调节,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第二,我们国家在现阶段,公益慈善这一方面总体可能还没有到这么一个阶段,现在是鼓励,但是还要到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它才能成为一个大趋势。我个人还是认为,像郑艳良这样的事,更多的还是要靠国家制度来安排。老百姓的爱心只能是一个补充,不能把媒体报道这个人需要钱、那个人需要钱,靠老百姓发爱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政府的公信力损失太大,包括国家的公信力也损失太大,也就是一个国家应该给老百姓提供的必须要提供。

  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其实已经在联合国公约里面,已经是基本人权,既然是基本人权,它就是政府必须承担的一个责任,而这个责任是要通过建制度,而不能靠公众发爱心。其实这个事情你报道了,很多爱心人士给他捐钱,他得到很多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社会道德底线的冲击太厉害,对国家的形象、对政府的形象的冲击也太厉害。所以,英国,你看它为什么能够在奥运会上来展示它的医疗服务制度呢?就是英国人很多次的民意调查,全体英国人最自豪的就是他们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因为每一个英国人都免除了疾病的担忧,病了以后有国家的保障。所以英国人认为他们国家的医疗服务体系是社会团体的联合体,把这个社会连在一起,作为一个英国公民就可以享受这些。最近俄罗斯报道这个,其实对中国的冲击是很大的,我觉得我们中国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做好制度的设计,其实完全是可以给老百姓包括像郑艳良这样的提供一个保障,而且并不会花更多的钱,我们最近到福建去调查,就发现只要你把创收的机制改掉,其实政府还能省钱,并不是多花钱,一方面给老百姓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不会增加政府的投入,目前的投入就足以。而是我们目前为什么老百姓没有得到保障呢?我们现在医疗服务体系效率太低,这个效率是什么呢?过度用药、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浪费了大量的资源。所以,把制度设计好了以后,中国完全有希望像未来的郑艳良都能得到一个适当的治疗,不会再出现目前这样的极端事件。

  [网友老时代]:您认为我国社会该如何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家庭的医疗帮助力度?“免费医疗”的模式是否可以特别应用于中国弱势人群?我国进一步医疗改革的重点又在哪里?

  [李玲]:我觉得还是一个对全民的更好,如果能一步到位,可以对弱势人群先来试个点。因为医疗制度就是一个大树法则,大家一起分担它的费用,这就是为什么神木免费医疗,因为有30多万人,人均费用只有500块钱。所以,我觉得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还是应该把这些年改革行之有效的方法迅速地扩充到县级医院以及县级以上的医院,由国家财政来牵头、来引领,建立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制度,在这个制度里面我们的投资体系现有保险,各种保险,现有政府投入以及个人的支付,要把它整合起来花。我们的医院影响恢复公益性,恢复公益性就是真正对老百姓是因病施治,给老百姓提供的服务是价廉物美或者是货真价实,而不是过度的医疗,再加上我们要建立比较好的监督管理体系,以及药品、生产、流通和人才培养体系,我们国家曾经在经济那么困难的时候,都能给老百姓提供一个基本的保障,今天我们站在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上,我们完全可能通过比较好的制度安排为老百姓提供保障,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让老百姓感受到我们经济发展的成果,也真正能够让老百姓对我们改革开放有认同感。特别是习总书记最近提出中国梦,我个人认为中国梦里面一个非常核心的就是健康梦,因为健康长寿可以说是每个人的愿望。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不就是为了人的健康和幸福嘛,所以,从中国梦上来说,我觉得我们中国可能未来在世界上真正能站住的就是在医疗卫生领域,我们在过去四年医改,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我们能够继续努力的话,可以建设一个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它是以预防为主的,它是价廉物美的,它是覆盖全体百姓的,而且是可持续的。如果能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幸福感就会增加。中国老百姓对改革的动力也会增加。

  [网友孙亚非]:西方在贫困人群医疗保障方面有何举措及经验,可以借鉴?

  [李玲]:当然,正像俄罗斯免费医疗体系,就是把服务体系和投资体系合在一起的体系,英国体系,包括台湾、香港的,都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我们现在很幸运的,有一些信息技术,未来所能建立的是全新的医疗模式,我们政府要搭建这样一个平台,让每个人的健康有人管,像今天购物可以不在商场购,可以在家,未来小病的维护,在家就可以,有人管你,有大病数据库,随时有人跟踪你的健康和管理你的健康,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有作为的,特别是美国的医疗卫生的问题,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顽疾,没有办法。美国老龄化的问题,医疗费用不断的上升,再加上为没有医保的人,政府为他们买保险。美国像类似于这种关门的事还会继续发生,因为它的费用就是在不断的涨,政府背不起。我觉得我们特别应该从美国所走的路里面接受教训,千万不能走到它那一条路上去,而走出中国自己的路,能把这条路走出来,中国梦最靠谱的应该是健康梦,未来我们可以用比较少的代价、比较少的投入,就能维护全体老百姓的健康。如果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能够超过美国,这完全是可能的,那咱们就中国梦了,就实现了。

  [李玲]: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努力,希望中国老百姓能早日得到中国式的免费医疗。

 

 

 

国有股比例与管理授权:基于混合寡占模型的研究

高 蓓

gaobeibaby@163.com

    摘要:本文通过建立两阶段混合寡占博弈模型,分析了国有企业应如何选择国有控股比例及适当的授权激励合同。研究发现:为了达到既定目标,国有企业会放弃相对表现激励合同,选择利润收益合同作为占优管理授权;国有控股比例的不同对经理人的行为约束亦不相同;当国有企业仅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时,国有企业会将私有企业挤出市场,成为市场垄断者;在没有管理授权且国有控股超过40%或在利润收益激励合同下,国有企业将选择利润和消费者剩余之和最大化作为目标。上述结论对于中国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的股权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国有企业 国有控股比例 管理授权 混合寡占

一、引言

    国有企业改革能否成功,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一般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实践,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得国有企业重新恢复了活力,并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再次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国有企业中“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造成了诸多问题,如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腐败案和巨额亏损。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一深刻阐述和重大决策为国有企业进一步加快改革发展步伐注入了活力,坚定了信心。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在管理授权和国有控股比例问题上走到了十字路口,与管理授权密切相关的国有企业多重目标下的最优国有控股比例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诠释。如果说之前的实践及争论主要集中于要不要以及如何民营化的问题,那么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现代企业制度,实施了抓大放小,但是对于抓在手里的“大”是否控股以及控股多少最好并没有充分研究。实际上,国有控股比例过高不利于鼓励投资积极性,反而可能造成垄断,而国有企业的垄断则会扩大收入差距,并对经济增长不利(陈钊等,2010)。但如果控股比例过低,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企业忽视社会目标。因此探究合理的国有控股比例以及在此基础上实行恰当的管理授权,将在未来有助于国有企业进一步实现股权结构的优化,并实现其盈利和社会效益目标。

    本文通过建立混合寡占模型,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以产量为竞争策略变量而展开的Cournot竞争进行前瞻性的理论探讨。探讨的问题包括:第一、如何决定不同企业目标下的最优国有控股比例才能更利于其自身发展;第二、在众多的管理授权激励合同中如何选择最优授权;第三、上述决策会对整个市场结构产生什么影响。全文通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阐述和分析,将寻找到最有利于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管理授权激励合同和国有控股比例。

二、文献综述

    国外对管理授权的研究主要是根据不同的企业目标,选择不同的管理授权激励合同,以引导经理人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实现企业的最终目标展开的。文献中常提到三种授权激励合同,即利润收益(Profit-Revenues)型激励合同、相对表现(Relative Performance)型激励合同和市场份额(Market Share)型激励合同。

    利润收益(Profit-Revenues)型激励合同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分别由Vickers(1985),Fershtman(1985),Fershtman and Judd(1987),Sklivas(1987)(简称为VFJS)提出。VFJS运用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企业所有者(委托人)和经理人(代理人)的行为。在第一阶段(合同阶段),企业所有者拟定经理人的合同,并在博弈第二阶段引入产量竞争前予以公开。在这些模型中,根据事前的合同规定,经理人的所得正比于企业利润和收益的线性组合。在博弈的第二阶段(市场阶段),企业经理人运用其效用函数决定企业产量,因为他们的报酬取决于产出。

    市场份额(Market Share)型激励合同由Jansen et al. (2007)和Ritz(2008)提出。但市场份额的概念产生较早,Peck(1988)指出市场份额是经理人的主要目标之一,他进行的实证检验证明了市场份额而不是产品的绝对销量可能给经理人提供更积极的激励动机。市场份额型激励合同认为在双寡占两阶段博弈的第一阶段里,每个所有者提供给经理人的合同收益正比于企业利润和市场份额的线性组合。在博弈的第二阶段中,经理人进行销量或价格竞争。他们的研究结果认为,签订市场份额激励合同的经理人能实现比利润最大化时更多产品销量。

    相对表现(Relative Performance)型激励合同最早由Miller and Pazgal(2001,2002,2005)提出。Gibbons and Murphy(1990)通过引进相对表现评估合同扩展了利润收益和市场份额这两种观点。Joh(1999)、Aggarwal and Samwick(1999)和Fumas(2008)认为在多数情况下,企业所有者对经理人管理授权进行合同激励时会同时考虑企业自身及对手利润。Miller and Pazgal进一步标准化了这种观点,并将之称为相对表现(Relative Performance)激励合同。

    Manasakis et al. (2007)通过比较上述三种激励合同的不同表现,认为市场份额(MS)合同优于利润收益(PR)合同。此外,Manasakis et al.还总结得到相对表现激励(RP)合同与利润收益激励(PR)合同相比是占优策略。但Manasakis et al.的研究是基于对称的纯垄断(Pure Oligopoly)市场结构下进行的。如果在混合寡占市场上对不同的管理授权激励合同进行分析比较,所得结论会和在纯垄断市场结构下有所不同。

    传统的纯寡占理论(Oligopoly Theory)研究的是少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有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这种分析方法在企业单一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其目标时,有着对现实经济较好的模拟结果。但是随着企业目标的改变,该理论将无法很好地对现实经济进行解释。为了分析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寡占竞争,国外学者在纯寡占竞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混合寡占竞争理论。

    根据Matsumura(1998)的定义,把在某个同质或异质的产品市场上,少数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或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目标之一的国有企业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有企业之间竞争的市场结构称之为混合寡占(Mix Oligopoly)。混合寡占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是探讨国有企业部分国有控股后的社会福利效应。Matsumura还首次构建关于国有企业的部分国有控股的混合寡占模型,并证明了完全国有和完全私有都不能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因此国有企业最优股权结构应该是公私混合持股。De Fraja and Delbono(1989)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部分国有控股的社会福利效应受到该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当某一行业厂商数量众多、竞争激烈时,国有企业部分国有控股会使社会福利增加,否则,国有企业部分国有控股使社会福利受损。之后众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企业中的国有最优控股比例做了大量研究。可见,混合寡占理论已经成为当前分析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垄断竞争行为的有力工具。

    国内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大量研究,主要从产业经济的微观视角分析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中的国有控股比例和国有企业管理授权问题的研究也是分别进行的。

    对国有控股比例的研究,田利辉(200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国有股比例和企业绩效之间呈现左高右低的非对称U型关系。范琦(2007)运用2006年末截面数据就国有控股比例对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国有控股比例越大,该国有控股上市企业的经营业绩就越好。胡洁和胡颖(2006)提出由于我国上市国有企业中国有控股比例较大,不利于改善国有企业的治理效率和规范其经营行为,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存在着不确定的相关关系。高蓓和冯宗宪(2006)的相关研究表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重点在于建立明确的金融产权结构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国有商业银行最优国有化程度为50%。占硕(2006)对国有银行控股权的相关研究表明,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必须首先消除国有银行的垄断权,并且配合完善相关制度,以降低国有银行控制权的租金,才能让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达到预期效果。他的研究还发现:坚持国有银行完全国家控股或是股份制改革后放弃国家对国有银行的控股权都不能实现政府目标函数和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

    对管理授权的研究,周翔翼等(2006)认为当国有股份制银行采用管理授权后,其利润会有所增加,但最优管理授权的代理程度会随着国有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存款产品替代程度的增加而减少。黄新飞和张娜(2005)研究表明现有国有银行的激励机制是不合理的,造成了国有银行效率低下。单一的国家控股产权制度产生了大量的灰色收入,降低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也产生了大量的代理成本,损害了社会福利。其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导致国有银行经营者努力程度和整体经济效益的下降。

    从上述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关于国有企业控股比例和管理授权的研究都是分开进行的,很少有学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的研究。Manasakis虽然比较了三种不同激励合同的效果,但并没有涉及国有控股问题。国内相关研究虽然有对国有控股和管理授权问题同时涵盖,但往往只涉及到一种管理授权模式,并没有对三种激励模式同时比较。也就是说,与管理授权密切相关的国有企业多重目标下的最优国有控股比例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诠释。目前,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加快,国有企业将战略性地引入私有资本,国有企业股权将进一步多元化和合理化,但国家对于国有企业多大程度控股以及如何对代理者实行恰当的激励是决策层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而这正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通过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将会得到进一步完善,从这个角度来说,本文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于求实的态度,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相互竞争的混合寡占模型,侧重在不同管理授权激励合同和不同企业目标下来分析问题。其中国有企业有两种不同目标,并有三种授权激励合同可供选择,国有企业与将利润作为目标的私有企业在混合寡占市场下展开竞争。更确切地说,我们将考虑国有企业如何在既定目标下选择国有控股比例、是否愿意进行管理授权,以及他们将选择什么样的激励合同,这些选择对社会福利水平会产生什么影响。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三节建立混合寡占竞争模型,第四节给出模型计算结果,并分析结果的意义和探讨国有企业将如何选择激励合同,第五节是本文的结论性评论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三、建立混合寡占竞争模型

    我们从Matsumura(1998)的混合寡占模型出发,并加入三种授权激励合同,构建一个两阶段混合寡占博弈模型来分析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竞争问题。在混合寡占市场结构下,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国有控股比例和管理授权合同不仅决定着双方企业产量的变化和它们所占的市场份额,还会对各自企业利润及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产生影响。第一阶段国有企业确定国有控股比例,并决定是否管理授权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激励合同。第二阶段两个企业进行Cournot产量竞争。

 

四、计算结果及比较分析

    运用逆推的方法,我们首先解出两个企业所确定的Cournot产量,再分析国有企业如何决定国有控股比例及选择适当的激励合同。然后分析比较企业的利润以及社会福利。

    命题四:在Cournot混合寡占竞争市场结构下,在选择利润收益(PR)激励合同时,国有企业的目标是最大化利润和消费者剩余之和。

    可见,正因为国有企业不仅仅以企业利润作为目标,它必将尽可能大地增加产量水平()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消费者剩余水平()。

    ,说明在最大化社会福利和企业利润加权为目标及利润收益型管理授权激励合同下,国有企业控股比例越大,企业越注重增加产品产量,增大社会福利。

    当,,取和,即国有企业完全私有化时,经理人的决策与其竞争的私有企业一样,只关注企业利润,并以最大化企业利润和竞争企业利润之差为目标。

    总而言之,本文从混合寡占模型出发,加入三种授权激励合同,通过构建一个两阶段混合寡占博弈模型来分析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竞争问题,得到四个主要结论,即:为了达到既定目标,国有企业会放弃相对表现激励合同,选择利润收益合同作为占优管理授权;国有控股比例的不同对经理人的行为约束亦不相同;当国有企业仅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时,国有企业会将私有企业挤出市场,成为市场垄断者;在没有管理授权且国有控股超过40%或在利润收益激励合同下,国有企业将选择利润和消费者剩余之和最大化作为目标。

五、结论

    目前,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中石油系统内部高层多人落马,到中国远洋巨亏且面临退市,无一不显示了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可能带来的问题和风险。虽然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建立了诸如董事会、监事会等决策和监管机制。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并没有能够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运行和管理,很多企业仍处于人治状态。2013年中石油发生的腐败案件,很大程度上就是监督失效、管理失控的表现。此外,国有企业本身有很多优势,例如规模、贷款、政府补贴、政府资源等。但同时正是因为国有企业拥有较多的资源和优势,导致其对风险的关注不够,很容易产生扩张的冲动,不能应对行业周期性波动,在周期性低迷到来时往往容易出现巨额亏损。

    要解决这些问题,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大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打破国有企业中“国资”一统天下的格局。国有股占比的适当下调是改善国有控股企业治理结构的必然选择,但并不意味着盲目地将国有企业完全私有化,因此,国有控股多大比例合适,以及对国有企业的代理人实行何种激励方式能够较好的实现企业经营目标都是国有企业改制中需要着重关注的问题。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考虑了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两阶段混合寡占竞争博弈,且只有国有企业有管理授权的情形。在混合寡占市场结构下,本文所得结论与Manasakis等人在纯垄断市场结构下所得结论是不同的:我们的分析表明国有企业的占优策略是以利润收益(PR)合同或是市场份额(MS)激励其经理人(利润收益激励合同和市场份额激励合同是等价的),而运用相对表现(RP)激励合同会促使经理人背离企业的真实目标函数。

    同时从文中的模型结论可以看出,当国有企业选择利润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并采用利润收益激励合同,国有控股小于36%时,企业会引导经理人更积极地关注企业自身利润;而当控股比例大于36%时,企业将引导经理人关注社会福利。同样,当国有企业选择利润和消费者剩余最大化,并采用利润收益激励合同,国有控股小于19%时,企业会引导经理人更积极地关注企业自身利润;而当控股比例大于19%时,企业将引导经理人关注消费者剩余。在没有管理授权且国有控股超过40%以及在利润收益(PR)激励合同下,国有企业都会选择利润和消费者剩余之和最大化作为它的目标。我们的研究还表明当国有企业仅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时,国有企业会尽可能增加其产出水平以满足市场需求。此时私有企业会被挤出市场,国有企业成为市场唯一的垄断生产者。

    由此可见,当国家对那些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时,应将整体社会福利水平和消费者剩余放在首位,并引导其经理人实现国有企业的这一本质目标。在实施国有股适当退出时,应积极发展机构投资者、股权转债权、国有股出售、协议转让等形式,以解决当前国有企业中“一股独大”,国有控股比例过高的问题。此外,国有企业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原则下,引进管理授权,打破“内部人控制”的不良局面,建立激励合同来约束并引导经理人的行为对国有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完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但是管理授权激励合同的选择应该根据国有企业所要达到的既定目标进行确定,促使国有企业和代理人目标函数趋于一致,从而建立一套完善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这对于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保持优势地位,确保国有企业发展充满活力,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主要关注于国有企业有管理授权和私有企业无管理授权的情形。实际上,私有企业也常常有激励机制。以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这两个企业都有管理授权时的行为表现。文章只涉及了Cournot竞争,关于Bertrand竞争的研究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时 间:2013年11月23日 15:09 (星期六) Sen的妻子:“看不见的手”的流变

看不见的手的流变

哈佛大学历史与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罗斯柴尔德

中国社会科学报 记者 白乐

2013.11.08

  【核心提示】不能单纯地把“看不见的手”和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作为斯密整个经济思想体系的代表。斯密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并非绝对,他相信在一定形式上需要政府调控。另外,斯密的经济思想,除了著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完全市场竞争等,也包括非完全市场竞争。而后者才是斯密真正感兴趣的领域,尤其是《国富论》中提到的商人如何借用政治影响力来追逐个人利益的经济现象。

  11月1日,英国《经济学人》刊登文章《经济学史:亚当·斯密之语录》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一些名言常被后世读者误读,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经济学理论“看不见的手”的解读。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与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艾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及其丈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也曾对公众理解的“看不见的手”提出质疑。那么,在斯密的作品中,“看不见的手”具体含义何在?近日,本报记者带着相关问题采访了罗斯柴尔德。

追溯“看不见的手”其本源并非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

  罗斯柴尔德:我认为,在斯密的著作中,“看不见的手”只是一个比较小的论点。在斯密的作品中,“看不见的手”只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出现在斯密早年未完成的一部手稿“天文学史”(History of Astronomy)中。其中“看不见的手”指的是“看不见的神物”。斯密用它来嘲讽异教徒对于古代诸神的盲目信仰。

  第二次出现在《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斯密在书中这样描述地主:尽管他们生性自私贪婪,雇佣千百万劳动力为自己劳作,但他们同时分享所获得的产品。这些地主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进行生活必需品的分配,尽管他们没有打算去做,没有真正去做,却不知不觉促进了社会的利益。因此可以看出,在这里,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来讽刺那些地主“违背自己意愿,却无意中做出了善举”。

  第三次出现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即《国富论》)中。这也是“看不见的手”理论的来源。斯密在书中写道,“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一个并不是出自其本心的目的”。在这里,斯密用“看不见的手”讽刺个体商人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达成了一些他们无心实现的意图,无意中促进了公共利益的发展。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其著作中出现次数很少,他也没有定义过其本质。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文化信息,而非经济学思想或理论。

“看不见的手”过于简化斯密的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报》:后世学者对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关注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罗斯柴尔德:实际上,直到斯密去世一百年后,都几乎不曾有人察觉斯密曾使用过“看不见的手”这一词语。在20世纪之前,有关斯密思想的评论,很少引用“看不见的手”这个概念。20世纪初,学者和公众对“看不见的手”仍十分陌生。直到20世纪中后期,经济学家才把“看不见的手”确立为斯密整个经济思想体系的象征。然而,“看不见的手”的意义被许多学者放大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后世学者对“看不见的手”的解读?

  罗斯柴尔德:许多经济学家把斯密的经济理论,特别是自由放任政策的最优性,简化为简单的词语——“看不见的手”。我认为这是对“看不见的手”的误读,是经济学家及读者过于简化斯密经济思想的结果。

  以如此简单的词语代表“自由放任政策、完全市场竞争”思想显然是不恰当的。这种过度简化的后果,是不能领悟斯密真正想要表达的思想。我们应当完整地阅读他的作品,而不是只去读那些著名的段落。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样认识“看不见的手”?

  罗斯柴尔德: 我认为,不能单纯地把“看不见的手”和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作为斯密整个经济思想体系的代表。斯密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并非绝对,他相信在一定形式上需要政府调控。另外,斯密的经济思想,除了著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完全市场竞争等,也包括非完全市场竞争。而后者才是斯密真正感兴趣的领域,尤其是《国富论》中提到的商人如何借用政治影响力来追逐个人利益的经济现象。

辩证看待“看不见的手”之阐发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些学者认为斯密笔下的“看不见的手”是不是理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后世经济学家笔下的“看不见的手”学说。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罗斯柴尔德: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曾从斯密的思想中精心建立了“看不见的手”学说。这是升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著名理论之一。萨缪尔森对看不见的手学说定义称,“在市场完全竞争的情况下,追求个人利益可以促进社会的高效生产”。他在其著作《经济学》中写道:“单从看不见的手学说,无法推导出自由放任政策最优性。”在萨缪尔森笔下,看不见的手已上升为一门重要学说,这与斯密原作中作为文化信息的“看不见的手”也有一定差距。

  作为经济史学家,我需要非常仔细地研读斯密作品中具体词语的用法,研究他笔下“看不见的手”的原始含义。经济学家将其上升为理论,有他们的考虑,这一理论在当今无疑也具有重要意义,对人类思想史的贡献不容轻视,也不能抹杀。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回归到“看不见的手”所在的特定历史时代,从客观的角度去还原其原始含义,并辩证地看待后世经济学家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阐发。这是尊重历史真相的体现,也是严谨治学的要求。

  人物链接

  艾玛·罗斯柴尔德,1948年生于英国,是欧洲极负盛名的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代成员之一,哈佛大学历史与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她师从美国经济学家、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著有《失乐园:汽车工业时代的衰落》(Paradise Lost: The Decline of the Auto-Industrial Age)、《经济情操论:亚当·斯密、孔多塞及启蒙运动》(Economic Sentiments: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帝国的内在生活:一段18世纪的家庭史》(The Inner Life of Empires: An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y)等书。

  罗斯柴尔德的丈夫——阿马蒂亚·森是印度籍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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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的阴谋

金融投资家俱乐部

2013-10-12

    这是一场财富转移的战争,是权利再分配的游戏。钱没有消失,只是从这只口袋到了另外一只口袋。但不是完全转移,根据熵的定律,任何一种转换,都有损耗。每10年左右,发生一次源于华尔街,然后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和财富大转移,已是一种常态,一种规律。

    如同《圣经》所说的,天空像羊皮纸般卷起,而我们的后代,会乘着知识的诺亚方舟奔向遥远的外层空间。在旅途中,他们会翻阅由先辈留下的文明轨迹,包括本书,他们会看到我们明知绝望的努力。人生也有涯,以有限的时间追求无穷的物质,抗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诗歌的必要——那是心灵的需求。

    证券委员会如联邦储备局一样,并不是选民选出的政府的派出机构。那是挂着政府的羊头招牌卖狗肉的私人机构,不折不扣地代表私人的利益集团。“股市上,有人为了赚钱,尽量把事情搞得很复杂。实际上,亏钱的人买股票,早就把钱付出去了,货币流通量其实没有变化。钱没有蒸发,只是从一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联邦储备银行控制着整个过程。

    为什么会大萧条呢?信心。最早撤离市场赚回现金的人看到世道如此,不敢轻举妄动,他们有钱,没有损失,但不敢入市。钱不是财富,钱是财富的使用,也就是每天的交易。如果交易停止,一切就停止。人人失业,百业俱废,抓紧手中的钱,大家都这样,恶性循环。股市崩溃3年后,银行才崩溃,就是这个原因。

     首任证券会主席是肯尼迪家族的约瑟夫。这个家族培养出了肯尼迪总统。约瑟夫是为数不多的、在股市崩溃前逃出大劫并赚钱的大投机家。99%的人亏本,唯有他赚钱,你能说他只是运气好吗?

    约瑟夫赚钱后,帮助罗斯福竞选纽约州长,然后是美国总统。总统上任后,推出新政,新政的核心是金融。三个法律——银行法、证券法和货币相关的取消金本位,都和他的运作有关。约瑟夫相信,无论人员如何变动,制度保证了他的利益,当然他也留下了执行制度的班底。

    犹太人的宗教是一种少数人的精英统治宗教。它很日常,不如伊斯兰教那般狂热,但很严格。守规矩到了宁愿输掉战争,也不放弃礼拜的地步。犹太人不想赢得战争,是他们不愿意做地上的王,他们真正想做的是天上的王。犹太人只计较他们的宗教,那就是金钱教,或曰资本主义教。“资本主义已变成宗教,以致人们倾其所能去顶礼膜拜。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资本主义宗教,甚至是基督教的一支——新教精神生活的世俗化。” 希特勒深刻认识犹太教和犹太人,因此他采取了极端的措施:彻底灭绝犹太人。

    号称美国第一的大通银行,其标语就是:关系就是一切。某种意义上,华尔街讲关系比中国更甚。上市公司是由皮包公司、虚拟公司、控股公司、银行、保险公司、退休基金会组成的,私人股东可以忽略不计。华尔街认为自己能预测市场,那是不可能的。从交易数据中建立模型,分析单个公司和行业,甚至可以推动趋势盈利。但这种技术分析愈来愈走火入魔,愈来愈自以为是,脱离现实和基本。技术分析几十年如一日积累数据和信息,形成的一派胡言纯粹是混饭吃。股市崩溃的那一天,就是一切重新洗牌和开始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市场会向哪里走,没有规律。出手,买就买了,市场、机构投资者、股民,没有人清楚。知道意味着跟风和操纵,暴民心理、群众运动。当从未进过城的山区农妇也用卖鸡蛋的钱进入股市时,就没有人可以操纵股市了,市场的崩溃是迟早的事。大萧条均已通货紧缩告终,只有硬通货才能挺过去。而现在的硬通货是什么?是与信心等值的黄金。很多犹太人用金牙齿换一片面包。“基本上,犹太人都有金牙齿,这是他们的秘密。

    这个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极其平和,整个引起市场变化的只是金融数字,社会总财富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多。证券市场的变化,没有影响生产线和生产力。唯一的变化是华尔街券商的桌上,牛头转过了头。

    这伙人在1999年台湾普洱茶市场崩溃后转到云南,以3年时间低价将老茶收购一空。2004年介入茶厂收购重组,再用2年时间炒热市场,宣传茶文化,大约用2亿美元炒作。2006年大热开始陆续出货,到2007年5月高峰清仓,每一步都有计划,甚至雇佣股票操盘手做顾问。

    索罗斯:“罗斯柴尔德这个家族从不存在,它是犹太人集体小金库的总称。摩根、洛克菲勒都是从这个小金库取本起家的。从1815年下注滑铁卢之战,从拿破仑皇帝的失败中赚取巨额财富,进而直接掌控英国货币发行权;到进军美洲大陆,与新生美国政权展开百年争夺战,制造若干起总统刺杀案,通过建立美联储银行抓住了这个帝国的货币中枢;再到制造20世纪30年代世界大萧条,资助希特勒上台,操纵战争贷款,并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受益人,它的势力已控制了整个华尔街的60%,它通过金融系统来控制世界,主宰政治体制和世界经济。

    现在的金融风暴,只要注资就能解决。网络是华尔街包装出来的金融产品。摩根大通是彻头彻尾的犹太人银行,它在1995年设计了一种金融衍生品——“CDS”(Credit Default Swaps),中文一般译为“信用违约互换”,为目前国际债券市场上交易最多的信用衍生产品。CDS为美国吸引的存款不在少数,输出的通胀亦不在少数,它一层层包装,你说不清这种产品究竟是什么。冰岛之类国家,就是受其拖累濒临破产的。

    金融市场上,制定规则和玩规则是两回事。如同印股票的大股东和炒股票的小股民的区别。股票投资超出地产投资,是因为工业/金融/服务公司能创造价值,而地产并不创造价值。地产的价值基本上取决于供求平衡和通货膨胀。随机漫步理论以许多实际例子,跨了许多年代,说明了股票市场的陷阱。如果是长期投资者(至少5年、10年),应该投资股票指数。愿意冒风险投资股票,也最好将80%以上的资金投在指数上,20%用来学习投资。

    实际上,没有任何模型是可靠的。股市是人性、人心、人为的世界,怎么可能准确计算呢?犹太人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有很多流派。

    贷款银行房屋贷款打包后,转卖给房利美、房地美和投资银行,再将这些“打包”贷款转卖给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其恶果是:一旦贷款者无法还钱,消息最灵通的银行往往无动于衷,不会主动通知投资者。反正房屋贷款已经“打包”出售,欠的又不是银行的钱,着什么急?中间环节太多造成信息断流。由于“贷款打包金融产品”设计上的“巧妙”,每个投资者购买的通常只是房屋贷款的一小部分。每笔“打包”贷款的投资者可能有很多,但每个只借出了一小部分钱的投资者要么不太重视这笔小钱,要么一心指望别的投资者出面替自己维护权益,久而久之就造成了投资人“和尚多了没水喝”的局面。

    有一本蓝色的计划书,从如何造市到放松银根,从如何宣传到维持只涨不跌的趋势,6年计划,从2000-2006年,然后是出货,2008年崩盘,重组,到2010年的复苏,准备下一轮的造市,一环扣一环,精确细致,令人叹为观止。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造市者在中国做普洱茶,在美国造次贷,芸芸众生如同被带领的羔羊,任人驱使宰割,而文明领导者的牧羊人正是犹太人。上市公司就建立在对未来的预估上,把今天的一分利润,说得天花乱坠,让人以几十倍、几百倍的预期去购买,华尔街的秘密就在于此,如同美国被全世界“供养”一样,美国的过度消费恰恰吸引了全世界80%的投资。

    迄今为止,美国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占全球获得该类别奖项人数的70%以上,而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5%不到。从总数上看,获诺贝尔奖的犹太人占35%,而犹太人总数占世界人口比例约0.3%。全球10所顶尖大学,美国占了8所。全球100所最好的大学,美国占了72所。你很难想象下一次新技术革命会发生在美国以外的国家。

    当泡沫破碎之后,华尔街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更确切地说,是为了继续圈钱,而极力维护房价泡沫的膨胀。这当然也得力于格林斯潘对利息的一降再降,以及国会的认可。这一切都在做市商的计算和掌控之内。

    全美约有560万犹太人,纽约有150万。以色列也有700万犹太人,那是犹太人的前方和历史上的精神家园,纽约才是他们的大本营和后方。犹太人有自己的法典,他们积代努力,以金钱堆出物质基础,然后从精神上、文化上高层建瓴地构建,引导整个人类的走向。基本上,大部分叫得出名字的人类翘楚都是犹太人。从爱因斯坦到马克思,从佛洛依德到索罗斯,获得诺贝尔奖的一半都是犹太人。

    布朗大学俱乐部、耶鲁俱乐部、普林斯顿和哥大俱乐部,几乎都由犹太人经营。这些常春藤大学,美国思想和潮流的核心,和纽约的金融、时尚、广告、新闻等世界中枢的影响汇聚在一起,形成了犹太人的软实业。

    上海是当时全世界唯一不要签证就可以上岸的海港,仅1938年一年就收留了3万犹太人。何凤山,当时中国驻奥地利领事,以生命的签证帮助犹太难民出逃。每一刻现在都是过去。

    每一刻过去都是现在。这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决定一切。微软是上市公司,股东、股票,可以正大光明地影响、控制微软。控制微软较难,让司法部起诉微软却较容易。这次总共有19个州的小公司控告微软垄断。只要对这些公司都有投资,很少的代价就可以迫使政府动手。任何东西如果太大,超出控制范围,都会给人带来恐惧感。比较起来,法官最个人化,环节最少,反而最容易搞定。

    西方宗教基本上为基督教的三大派别所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其他杂教,占到全世界人口的1/4。而十字军东征,从此东方伊斯兰教信徒也占全世界人口的1/4。还有1/4是从印度开始的佛教,剩下的1/4就是中国人的无信仰的人生。中国人号称融世界宗教为一炉的儒道释,骨子里是天朝的自负和世界中国的优越感,实际上是点缀人生场景的热闹,彻头彻尾的不信。

    理论上,美联储是一个代表政府处理金融事务的机构,但它仍然是私人股份制的机构。美国是个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美国宪法200年不变,根本精神就是保护和发展个人、个人权益和私有制。国家公器包括军队、司法等所有制度,都以私有制为主。

    内线交易的获利可能是100%,被捉到的可能不到1%。股市如赌场,赌场庄家输率很小。他们用借来的钱造市,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市开户炒股,小输一点吸引别人入场,大输就不可以了。1929年华尔街股市大崩盘,大部分人触摸到了真相:股市不是投资,而是赌博。银行、证券、保险分业法案,像紧箍一样套住美国近66年。1999年国会和白宫同意废除这一法案,代以《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让金融业进入新战国时代,更为新一波的金融大风暴打开了大门。

    传统上,民主党是相信政府功能和扶持穷人的。美国犹太人,90%都投票支持民主党。美国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聚会,只要在开会三天前发一个通知,所有总统候选人都不敢不到。犹太人父亲教育孩子:“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接你?因为我是你父亲吗?你为什么以为别人帮了你两次还会帮你第三次?

    犹太人诵经中的名字,从第一个被迫害的耶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关进纳粹集中营惨遭杀害的600万犹太人都在其中。

    犹太人之所以注重教育,是因为他们灾难深重,这是他们期望翻身出头必须的第一步。在他们心中,教育是铁律、是宗教。不论如何困苦,犹太人必须完成世俗教育和终身的宗教出世教育。犹太文化中,富人帮穷人读书受教育是首善。但犹太教育中的对金钱财富和个人自私的追求,是光明正大的坚持。对信用、守时、商业道德和货真价实的要求。

    只有21点,赌客才有胜算的可能。其他大多数属于“负值期望”式的赌博。和其他赌博不同,21点是一种具有相互存在依赖关系的赌博,追踪出现的每一张牌,可以获得没有出现的牌的信息,如果未出的牌有较多A和10点,则对赌客有利,因为赌客容易获得21点。因为庄家要遵守五条原则,容易爆牌。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就可以加大赌注。

    电子交易的Level2就是俄国犹太人的发明。我们一直在用这套系统,目前把它公布出来,就是为了造市,让股市更快。如果所有当日交易公司的技术都由一家公司提供,那这上万个交易员每天的动静他们都会一清二楚。从清算公司到提供当日热门股票内幕消息,这种一条龙的服务创造和掌控了一个新兴的行业。这个新兴行业的兴风作浪对股市是有巨大影响的。

    股市就是一种赌博,当日交易赚得快、赔得快,和赌场一样,长线实质上也一样,很多人亏钱却没有意识到,认为只是账面损失。若是认真统计,就会发现没什么区别。著名的飞镖理论。既然如此,为何还需要证券公司呢?其实很简单,需要大家都有饭吃,将华尔街用各种模型、技术分析等行业语言包装起来,让别人不懂,则大家都有钱赚,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扮演的角色,从股评到经纪,从分析师到精算师,各司其职,人人都有饭吃。

    汇市万事俱备,就是炒的人太少,庄家花钱把市场做起来,没有羊群跟进,场面就做不大,庄家也撤不出来。所以,迄今为止,汇市只是少数人和机构的市场。玩外汇的本质是投机,因投机而赚大钱,需要不断做慈善才能弥补。这一对矛盾在索罗斯身上得到了完美统一。

    从马克吐温到写《小妇人》的奥尔科特,从反越战中心到流浪的波西米亚气息,美国的格林威治共和国就是世界文化之都,100多年来吸引着全世界的文化人在此论事谈诗、切磋较量,与只隔几个街区的世贸中心的资本主义金融中心互相影响、互为依托。世界史上没有一个被毁灭的民族和文化能像以色列一样,经过一段长期的蛰伏,在2500年后复国的。2500年的分散却未被同化,保持自己的宗教和习俗,居然还能复国,的确不可思议。

    因特网技术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发明,直到90年代,分为三阶段,共10年,推高股市。先做趋势,再推波助澜,形成高位市场后获利撤出,再做下一轮市场,这就是做市商的基本功能。

    从2000年的网络泡沫破灭,又开始房地产的布局,差不多又一个10年计划。从如何做市,到所有人入市,然后在第8年高峰时撤退,整个计划与网络概念如出一辙,几乎没有区别,以前叫“网络”,现在叫“次贷”。

    好的公司永远倾听顾客的意见,为市场提供利润更高、质量更佳的产品。真理永远是质朴的。倾听市场,采取行动,无论是政治家和生意人,只要这么做,给竞争者的空间就小了,礼物就大了。最好的方法还是传统方法。分析公司,分析人,分析产品,长期持有,巴菲特就是这种做法。巴菲特认为一个人的习惯、个性、资质以及行为是否理性,对成功有很大关系。

    巴菲特说:“写下最令你敬仰的人的优点,尽量模仿和培养,有一天你会惊奇的发现自己竟然也有这些优点。同时也记住那些自己不屑一顾的坏人的坏习性,避免犯同样的恶习。这样,你就会成功。诚实对商人而言是一项生意经。在当下的商业社会中,诚实是有代价的,付多少代价,如何付,怎样回收投资,这都是一门学问。诚实是一门要求巨大的知识和技能,需要反复练习才能掌握的技术。

    有了钱和安逸的生活后,人才可能追求道德,才能追求真诚。美国在物质生活的追逐上领先中国,在对真诚的追求上自然也先人一步。诺贝尔奖得主斯坦培克认为:“我们所赞美的特质,包括善良、慷慨、坦率、忠诚、理解、善解人意,在我们的社会中往往伴随着失败;我们厌恶的特质,尖刻、贪婪、占有、卑鄙、自私自利,恰恰是成功的特质。当人们赞美前者时,又不得不喜欢后者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解读巴菲特希望我们学习好特质、抛弃坏特质的话。他是在误导,他有钱后当然希望大家规规矩矩,自己也开始追求真实和道德。

    马多夫的10%之所以诱惑人,是因为没人能保证每年10%,50年不变。在美国,有多少行业能达到10%的回报?一般超市如沃尔玛,利润率不过5%。它靠规模赚钱。做股票完全依价格行为、动力和趋势下单,这就是技术分析派的关键。图形代表数字关系,也代表人类行为和思维。如果要使公司好融资,每天的交易量不能低于50万股。这就是如何让股票做起来的方法。

    修饰报表就能推动股价。先聘用成本较低的本地会计师整理资料,按上市要求整理,最后由五大事务所签章,这样会节约80%的费用。用这种方法,做一个反向兼并收购上市。

    如何在合法的范围内钻空子。归纳起来是三大法宝,即扩充营销、忽略成本和巧立名目。例如资助客户购买,甚至有的公司用自己的钱买自己的产品,署名客户,这样也可算销售增长。至于计入应收项目、并入投资收益、忽略成本、不计期权、增长折旧、勾销库存、采用另类盈利等,很多财技手段可以使大赔变小赔,小赚变大赚。他们一般把这些变动变成肉眼不易发现的报表中的小注脚,让投资人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到。

    投资大师巴菲特建议比尔·盖茨读价值投资之父格拉汉姆的《证券分析》前13页,该书是投资学的圣经,也是一般人读来乏味的法典,全书699页,只有前言有用。大意是说,股市涨时不要买,要乐见长期平滑的增长。他告诫说投资是保本取小利的运作,其他都是投机。

    德国证券界的教父科斯托兰尼,匈牙利出生的犹太人,写的一本充满智慧的书《一个投机者的告白》,他说金钱属于狂热追求它的人。致富的可能无非就是三种,带来财富的婚姻,商业点子,最多的就是投机。但大多数人的炒股票是赌博,真正的商机是创造出来的。

    格兰汉姆教导我们:“股市在短时间内像投票机,但在长时间内像体重器。”华尔街本身并不产生财富,它只是重新分配财富。做一个IPO上市,从定价、佣金比例、期权乃至其他服务,有时甚至得到全部融资的50%。从理性上,这个股票该这个价,但大部分人都是“跟风而动”的,他们无暇或不愿意去做功课,他们更愿意听耳语、悄悄话和马路消息。这就是群众心理,只要你能制造对自己有利的耳语和内幕,你就能引导群众盲目跟从。

    摩根是第一个美国亿万富翁的犹太人。摩根身后分为很多化身,其中包括摩根·斯坦利,也包括全美最大的银行大通摩根。全世界的唐人街都在市中心,全世界的俄罗斯街都在视野广阔的海边。犹太人经济委员会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摩根家族、索罗斯、洛克菲勒家族等代表组成。这些“喊水会冻结”的富贾,引领犹太人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民族,他们只占全世界人口的1/400,过去一度无寸土可居,现在占据了全球财富份额近50%的份额。

    安然事件中安然是一家号称世界第七大的能源巨擘。纯粹以财务技巧和收购兼并,设立了800多家空壳公司,公司占股但不控股,因此不表现在母公司账上。4年不缴一分税,数万员工的退休金可以随公司破产一扫而空。以高价收买了六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做假账,几年时间从一个小公司成长为上千亿美元的巨人上市公司。又用几个月功夫掏空资产,恶性倒闭。

    广义上,为整个市场作价、定价的人就是大做市商。这些人不是简单地使华尔街股市上下几百点,他们运作的是整个趋势,是长约10年的一场运动。这不是耸人听闻的华尔街阴谋论,而是实实在在在发生的事情。比如最近的两次股市崩溃,美国股市2000年网络股损失7万亿美元,2008年又损失7万亿美元,一模一样,以图形来看,完全重合。

追求财富和追求物质成为整个社会的第一需求

    当追求财富,追求物质成为整个社会的第一需求时,美国只发展出了一种哲学,即实用主义哲学。被欧洲讥笑了上百年没有文化以后,好不容易,有很多社会系统发展起来限制或规范人的私欲,终于达到了某种和谐。美国开始有文化,开始注意精神层面的建设。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坚韧吃苦,历史悠久。中国主流的汉族也被灭国几次,和犹太民族一样。我们两个民族最不同的是中华民族有包容甚至同化的特性。犹太民族坚持自己的文化。犹太人不管移民到哪里,都是犹太人。只有到中国,犹太人全部变成了中国人。

    市场先生的提法最早是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拉汉姆倡导的,他的看不见的手偶尔会一展峥嵘,露出庐山真面目,那就是“造市先生”。据说,美国公司长期的平均盈利率是8%,是所有国家和经济体中最高的。问题是,刨去财技的包装和虚假的报表,你看到周围有多少公司真正的盈利率是8%?

    据报道,在世贸大厦工作的以色列公司和关系企业,早几天就接到通知,说最近有恐怖袭击,让大家不要去上班。以色列的公司离奇撤离,说明他们有第一手证据,知道“9·11”事件会发生。

    第一次世贸被袭,是装着一车炸药的车停在停车场,将世贸炸出一个50米左右的深坑,世贸安然无恙。世贸的设计能够应付8级地震,而“9·11”中,飞机撞击的强度和影响并不如第一次的一车炸药,为什么会如同定点爆破一样精准,而且是两幢楼一起?

    副总统切尼是老布什的核心班底,他才是操纵者,小布什只是操刀手。他们一直在等待机会,没有机会就制造机会。表面上,是要搞掉伊拉克,实际上,布什团队,布什王朝,人人都是石油大亨,他们想要的是伊拉克的石油。美国人不愿介入二战,有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罗斯福总统才敢宣战。罗斯福清楚地知道,只有美国人的鲜血才能说服大众同意参战。“9·11”也一样。

    纽约人100年前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70小时,那时的社会共识是,吃喝玩乐的休闲也是福利,工作时间太长不快乐。后来消费主义兴起,大家认为消费才快乐,于是多工作、多赚钱、多消费。100年过后,纽约人又成为每周工作70小时,经济富裕、时间贫困的不快乐人群。

    “9·11”以后,伴随世贸中心大厦的倒塌,是华尔街铺天盖地的金融丑闻。这一切,如同狂暴的热带台风一样席卷整个金融行业,彻底摧毁了前一个10年所形成的既定市场,完全为一个新的市场的出现扫清了障碍。这一切,都有一个计划和组织,如同“9·11”一样,是有蓄谋的、计划内的。

    这一代人都把精力放到挣钱上,放到物质上。一流大学都开设商学院,实际上,商学院是个大拼盘,连学问都算不上,只是糊口的技艺。最根本的东西,即做假账的根源——股票选择权,是不可以触动的。这是激励机制的核心。股票选择权是个奇妙的发明,在股价的每个阶段,都可以用低于市价的价格购入公司股票。将股价与执行官的利益挂钩,这就是变相的福利。最妙的是这一块不计入支出成本,股价上升,选择权也上升。当股价涨到20美元,你仍然可以用10.5美元买到。无怪乎,所有执行官都要想尽千方百计提供股价,把亏损做成利润,把真账做成假账。不然,选择权就是废纸,就无法兑现。

    实际上,股票本身就是犹太人发明的。犹太人诫赌,转了几个弯发明股票。成立证交所,目的就是掩盖赌博的性质。股市是赌场的放大,只有坐庄者可以收些管理费,其余的大大小小经纪人可以收些手续费,策划鼓动人们上市的人可以收些找钱费,其余人等可以收培训费、宣传费、传销费。广大的股民就只会交入场费、学费,以及他们的股市美梦费、胜利畅想曲的享受费等等。

    最近的两波金融风暴的发起和破灭都是为了一个主题:从实体经济走向虚拟经济。放大市场规模,成十倍、成百倍地捞钱。犹太人理事会主席罗森:“成功不是以一个人财富多少来衡量,而是以取得成功的过程中克服了多少困难来衡量,以及取得成功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来衡量。”

    有本犹太人写的书,叫《百万富翁的思维秘密》,他说必须有富翁的心态,内化生效,才能成为富翁。首先不要看不起金钱,金钱不能用在带来快乐的不可用之处,而必须用在重要之处。不要抱怨,相信“自己创造自己的人生”。其次要想“赢”,要有实际行动去赚钱,要想出利用自己特点和优势赚大钱的方法。仰慕、尊敬、模仿成功人士。与他们交朋友,往来无白丁。

    那种愿意推销自己或具有传销热情的人容易成功。一个简单的方法: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列成从1~10的表格,有7~9的价值,就改进、提升;低于6分就放弃。但说易形难,基本上6分左右的都很难放弃。成功的秘诀是自己大于问题,让自己成长,让问题不是问题。把问题写下来,列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不知不觉,人就成长了。心有多高,梦有多大。赋予目标意义与价值,乐于接受正面能量。选择创业多余受聘,发掘周围的空间和机会,将快乐和职业结合到一起。简化生活,投资未来,以钱生钱,而不是卖力赚钱。尤其是,敢于冒险,敢于突破,克服恐惧,永远学习成长,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

    人始终受自己欲望的驱使,始终想成为什么有分量的重要人物。这种壮怀激烈的自我不满者,他们的不快乐是没有做到自己最想做的事,天天做的都是被生活所迫、很不愿做的事。要快乐很简单:找到自己,做真正想做的事。克林顿:“世界的全部问题是中东问题。”因此在白宫的最后一夜,他仍然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拉到一起喝咖啡。虽然失败了,但总要有人去做。大富就必须创业,最好是公司上市。小富就是存钱,但不是往银行存钱,而是往投资俱乐部存钱。靠买卖股票只有少数人赚钱,但发行股票,是大部分发行者赚钱。做生意、创业,有80%会失败,但做连锁,有80%会成功。

    美国社会的指导原则,不是要绝对地更加富裕,而是要相对避免更加贫穷。最使人感到贫穷的时候就是牛市,人人都发财,而你居然是旁观者。股市的实质是,将公司过去的业绩包装出来,然后开始说未来;或者把未来包装出来,然后叫卖。股市本身是不赚钱的,或者赚钱很少的,但是经过包装,以市盈率作价,可以成10倍、20倍的出售。

    一个犹太经纪商说:“控制一家上市公司并不需要51%,有30%就够了。股票上涨的原因,49%是行业本身,31%是市场好坏,20%才是公司本身。”对马多夫产生重大影响,让他彻头彻尾地抛弃以前的一切,以史上暴露数字最巨的庞氏骗局来经营一家假投资公司的这本《漫步华尔街》,最主要的论点是股市不管是从基本面还是技术面,都无法分析;下一刻市场是随意性的。任何人都无法战胜市场,要战胜市场只有一种可能,即长期投入指数。

    只要查你,总会查出点什么。只要账本在对方手上,就可以制造问题,没有问题也有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彻底地毁掉一切账本,最大的罪名也不过是毁灭证据。我的理解是犹太人把世界看成尘世,无论是耶路撒冷还是犹他州,甚至纽约,都不是他们的祖国。当年马克思说“工人阶级无祖国”,实际上是说犹太人无祖国。他们的祖国在他们心中,在精神力,在路途中。

    美国犹太人不顾一切地赞助以色列。它在中东所向无敌,最主要的是有无穷无尽的最现代的武器、高科技、财力支持,甚至人力支持。他们的地上之国以色列不能犯一点错误,否则会在强敌环绕中灭亡。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必须有无穷无尽,近乎天文数字的金钱供应。

    他是站在第一线的行动者,他是制造钱的金融家,但是居然整堵墙的书籍没有一本和金融有关,有的全是思想、历史、诗歌和艺术。“我们有专门的制作出版商,所有的金融书都是扯淡。”

     “制造股市,制造神话和各种文学,目的是股市需要群众,群众需要引导。14%的人赚钱,86%的人亏本,这个数字也是制造的。实际上,在14%里面,只有百分之几的人真正赚钱。”

    蜻蜓农场在曼哈顿和皇后区之间的东河上的罗斯福岛,未来就是完全的生态、环保、绿色、自给自足、低碳、高质量的个人生活。这种将农业自给循环生态的功能重新纳入城市的设计,代表了人类的新方向。

    金融整个是个空虚的东西。将金融做到人类的必需,变成了“原欲”,那不是一个人,或一代人做成的事件。有一只看不见的巨手在操纵整个市场,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大浪和泡沫。马克思要破坏一切、毁掉一切后再重建新世界,而乌托邦一代相信历史会留下有价值的东西,踏实诚恳的做事,推动历史前进是他们的使命。

    奥本海默发明了原子弹,爱因斯坦写信给总统推广,1848年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影响了100多年来的当代史,希特勒上台发现不到1%的犹太人控制了80%的德国经济,因而干脆发动犹太清洗,引发灭种危机,逾50%(约600万)的犹太人死于迫害。毕加索的绘画和世界第一大宗教基督教的影响,都已成为人类的财富。

    《二十年华尔街目睹之怪现象》是一本史诗般的金融通俗读本。 “如果你以为看到了一切,请再看一遍。”在当今中国财富急剧膨胀、英雄辈出的年代,寻找正确而简单的英雄路径,依然是中国的财富准英雄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

    网络泡沫破裂造成的投资崩溃,影响所及只占全国GDP的13%,而这一次次贷影响到全美消费者,消费者支出占全美GDP的72%。美国消费能力下降会强烈冲击世界经济,尤其是中国的外向型经济。2006年美国消费者支出为9.5万亿美元,中国和印度等国消费加起来不过1.65万亿美元。世界新经济力量如中印的消费能力,是不能取代美国消费能力造成的影响的。

    前两次泡沫破裂后的利率相差无几,几乎就是零利率政策。目的就是将这次泡沫破裂的后果用新一轮泡沫的五颜六色来掩盖,手段就是大发钞票,造成美元更大幅度贬值,扩大美国出口,对外将危机转嫁给他人,对内刺激服务业,尤其是服务业的核心——金融服务业的转移和成长。中国应该趁“需”而入,大力进入美国的产业、金融和服务业。要急捣黄龙,进入华尔街的核心——购买著名金融公司的股权。不要试图控制,入股便好。“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中国现代先贤的名言何其有价值!

    全球的GDP约55万亿美元。按统计,金融产品包括现金股票、期权期货、债券、金融衍生品等,约为实体经济的50倍,即虚拟经济的规模大约是2800万亿~3000万亿。

    当我审核下面送来的上市融资案时,首先看的是利润,其次再看其他。要让传奇成为现实的神话,我的处方是——利润、收购兼并、资本市场几个关联词。环境污染或全球变暖现象将吞噬人类的全部经济增长和对未来幸福追求的努力。全球变暖是华尔街准备炒作的一个题材,但它不是虚拟的,而是实实在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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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挡不住中国崛起为一流强国

环球时报

2013-11-29

     导读:
   ●中国的崛起路上需要全方位战略定力,要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对美日等有客观估计。
   ●中国崛起的原动力是老百姓要过更好的日子,而决非国家的刻意政治设计。
   ●爱国主义仍是中国下一步崛起必不可少的。

    中国崛起的战略环境是否在严重恶化呢?美日是否会联手发起对中国的全面遏制,并窒息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呢?还有,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应对未来的种种不测呢?这些问题离我们忽远忽近,真正能回答它们的,或许只能是时间。但历史的经验和国际政治的基本规律还是能帮我们找出脉络。一个重大的现实是,中国已经步入工业文明时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向前走了很远。中国与美国仍有差距,这使得我们在西方力量面前保持谦逊。但反过来说,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中国这么大的工业化国家被外部力量征服过,从外部击垮今天的中国,同样是西方无法想象的。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崛起的原动力是老百姓要过更好的日子,而决非国家的刻意政治设计。是中国老百姓更高质量的日常生活最终要把这个国家抬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位置。中国崛起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要中国自己不在根本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美日敢于遏制中国进行总动员的可能性极小。它们的大策略只能是对中国施加压力和影响,促使中国社会从内部自我严重变形,直至“崩溃”。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多发让西方看到一线希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依靠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取得的,但市场化也带来各种不安因素。中国人喜欢市场化进程带来的物质丰富和生活改善等,但接受不了市场化的资源分配结果,如区域差距拉大,贫富不均等等。这些内部因素已经导致中国对建设硬实力有点分心,对建设软实力则显得底气不足、怕遭议论。

  内部矛盾是中国崛起的最大牵制。它们的凶险会加剧内部分歧,导致国家战略定力的缺失。大国崛起必然冲击原有国际权力结构,伴随一定对外冲突。如果缺乏定力,国家就有可能进退失据,比如在未做好准备时与外部发生冲突,或者因没有调控冲突烈度的能力,丧失冲突爆发后的战略主动。

  中国的崛起路上需要全方位战略定力,要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对美日等有客观估计,既不低估也不高估威胁,并且不在国内外各种杂音中乱了脚步。作为崛起的大国,外部真正怕的不是中国走得快,走得猛,而是中国走得稳,甚至走得悄无声息。

  发展巩固战略定力,最重要的是解决国内问题,或至少让它们呈缓解之势。但舆论也很重要。中国存在意见多元很正常,很多争吵有利于科学决策,促进社会共识。但现在一些人热衷价值观的自我标榜,用一切西化对抗主流价值观,这种基于价值观的对立会带来各个方面的分歧,而且会越吵越分裂。这种分裂恰是美日特别希望看到的,也是它们要全力促成的。这是它们打乱中国步伐的捷径。

  中国需认真探索互联网时代的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不达成基本共识,它就永远是隐患。但无论我们怎么构建言论自由,那些煽动社会分裂和对立的言论,不能被纵容随意传播。那些违背法律精神公开造谣诽谤的,需要严格依法制裁。那些违背社会道德规范和人文价值观的,则应遭到舆论批评和学术批判。

  爱国主义仍是中国下一步崛起必不可少的,它除了是国家士气的重要源泉,还能在关键时刻对一些社会裂痕做出临时的紧急修补。弘扬爱国主义的社会环境已经深刻变化,这是一份额外的考验。如今国内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些抹黑爱国主义的异端邪说,它们的有害性尤其应当受到重视。

  中国的爱国主义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弱于美日的爱国主义,这应是条底线。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10月22日 11:27 (星期二)

中国用什么方法稳定了南海?

老索

    习近平访问印尼和马来西亚,宣布将双方关系提升为全面合作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南海惊天大变局,是中国外交的巨大胜利,是美国南海战略的彻底失败,南海大局已定。未见网络深度评论,请看老索观点。

    2012年5月黄岩岛事件之后,中国周边安全局势非常严峻。中国在东线和南线甚至中印一线上同时受到主权挑衅和战略挤压,在东海与美日甚至已经进入战术层面的对抗。这些全部在美国宣布亚洲再平衡战略之后发生的。在近半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应对基本处于守势。美帝国就是这个性格,想到了就敢做。

    2013年5月,菲律宾疯狂射杀台湾渔民事件,老索曾判断这是美国的反败为胜连环计,是美国在中国新领导强势反击下、在伊核、叙利亚问题上被动无措情况下采取的军事冒险行动,以求单点突破扭转局面。这个判断对错,只能等二十年后美国相关档案解密才能知道。但是一个月之后,菲律宾侦察机在南海莫名消失。老索乐了,中国的应对策略已经发生转变。

    菲机去仁爱礁侦察并不是头一回,但这回栽了,老索判断“菲律宾军机最大可能被导弹击落”。连续搜索英文网站,希望找到坠机海域是否有中国舰只活动的报道!但是没有找到。在热点地区军机进入事发地点,这是明显的挑衅或试探!美国侦察手段必然在跟踪。飞机失踪了,如果有中国舰只在附近活动,菲律宾以及南海周边各国应该感到紧张了;如果没有发现中国舰只,该轮到美国紧张了。中国借此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中国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这个信息不是随便发的。中俄恢复至同盟性质的关系,是近年中国外交的最大胜利,这是胡司令为他的继任准备的大礼,一份可以改变中美战略对抗态势的战略计划。中国军工为中国对美态度走向强势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在一系列军演中,中国军方展示了几乎可以反制美国现役所有武器的手段,这让美军终于冷静了下来。热切邀请习司令来坐坐聊聊,这恰恰暴露了奥司令在军事神话被连连捅破之后欲盖弥彰的焦躁心理和失去自信的狼狈心态。

    事态的发展表明,老索“警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陷阱”看来是多虑了。习总接受访美邀请,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思路,完全是有备而来。针对美日在东海不间断的军事挑衅,和制造菲台紧张以达到破坏大陆与台湾默契的阴险企图,中国单方面倡议“新型大国关系”,是对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高层次回应,也可以视同为军事层面上的一纸战书:中国准备好了!习总的性格也许就是这样,准备好了就干吗!于是南海有了动作,也替台湾人出了口气。

    吃闷棍的滋味是不好受的。美军与中国军队在南海对抗,美军占优势的是航母和潜艇。但似乎中国潜艇有某种绝招,它可以让飞机莫名其妙坠海,也就是说,可以把反潜飞机揍下来。战时搞掉反潜机,航母编队可探测的安全圈将缩小到舰载雷达的范围,那是恐怖的事情。潜艇失去舰队掩护基本是裸奔,潜艇对潜艇作战基本是三叉口摸黑瞎打,对半吃亏,而有舰队掩护的一方胜算更大。中国空军在南海演练分进合击,瞄得正是美军舰队,海军演练由北向南推进,正是在掩护潜艇!一旦反潜网被撕破,美军的对策是什么?它必须有大批岸基飞机掩护舰队和潜艇,从南海中部出击,切断中国海军进攻路线。但是现在这个在有效支援半径内的“岸基”—巴拉望基地还没有建起来,美舰队反潜机战时吃闷棍几乎是肯定的。而制约中国海空军南海作战的短腿是缺乏足够的前进基地。这是菲及其它国家吃了豹子胆挑衅中国的主要原因,也是美国赌定美军在海上冲突战中取胜的主要原因。

    但是就在九月以来南海剑拔驽张、演习对抗互抡大锤的当口,中国和印尼、马来西亚宣布“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则消息,说明中国在南海南部和马六甲地区取得了军事前进基地,中国海空军的短腿补上了,中美南海军事对抗的战略态势瞬间转化为中国一方的全面优势。这无异于宣布美菲士兵卖力军演全部白费,都回家吧!对焦躁不安的奥司令绝对是晴天霹雳,所以奥司令原计划访问文莱马来亚立马取消,他有总统专项基金,不是没钱来不了,而是无颜见人。

    (媛评:应该是原来的出访目的已落后习的大手笔,新计划没搞好,国内有与共和党在政府关门和医改问题的纠缠,共和党‘帮’我们了一下忙—这就是民主多党制的羁绊。)这则声明同时意味着,美日越等利用东盟联合对抗中国阵线被中国彻底瓦解了,天平向中国一边大幅度倾斜,南海危机已过,大局已定。这是习总上台以来以权威排除部门之见和私利干扰、协调军事和外交同步行动的努力取得的罕有的重大胜利。

南海大局已定,东盟入吾觳中

    中国使用了什么策略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或者这全面合作战略伙伴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能给中国带来什么?

    这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成功实践。中国在南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倡议其实所有国家都能理解。本地区只有中国有开发能力,给你些甜头,还给我主权,我用这礁石和美国捉迷藏用,买不买帐随你,开不开发由我,听话有果果吃,不听话锤你,你占了也是白占。这就是中国共同开发的含义。中国人吃亏常常是为了占大便宜,这是几千年来养成的本性,难改。中国与马来西亚和印尼在南海的争议其实最小,而且小马本来就是混水摸鱼跟越南后头占了几个岛,提心吊胆至今。借坡下驴是他们的最好办法。中国这回给他们造了这个坡。

    这是“中国准备好了”之后水到渠成采取的必然举措。老索说过,南海行为准则是中国的缓兵之计,不是放弃争议和主权,因为那时中国的舰队还没有造好。中国迟迟没有开造本土航母,不是没技术没能力,动力钢板电磁弹射载机武器系统全齐了,但把造航母排到最后,先造配套船只和飞机。这种安排的好处是配套船只造好后可以解决台海东海南海急需,将来航母下水就可快速成军,不用等米下锅。中国人不会做印度那种把船推下水再拉上来再推下水的傻事。中国近年井喷式造船造飞机,也是一种军力或战争潜力的展示。美国现在只有一个船厂能够造航母,造航母的钢板只有一家炼钢厂能造,而中国现在有两家船厂能造航母,造航母的钢板要多少有多少。中国的工业产值现在是美国的一点三倍,这是一个国家战争能力的鲜活证据。和这样的国家搞军事对抗,肯定中了邪。南海诸国站队表态的时候到了。

    “中国在完成国家领导人交接班之后,以习近平视察南海舰队为标志,正式拉开反击大战的序幕”。军队在过去两年针对美日的军演对抗赛中抡大锤攒足了力气,习总上台之后,抡着的大锤突然拐弯向南海砸下来,没有一个国家不害怕的,最先服软的是越南。因为越南人知道中国有句古话,“擒贼先擒王”,怕习总拿它开刀。而针对其它国家,中国其实只是利用了一下他们的弱点,给了些好处,就全部交枪投降了。

    南海诸国有如下共同的政治经济特性或弱点:

    1. 经济仍然以农业和初级加工为主,与美国的经济利益关系很弱,出口创汇依赖的大市场必然是中国,投资增长未来发展的外资来源必然是中国;

    2. 即便抢占南海油区,本国无力开采,而中国有办法不让外国公司参与争议油区的开采,占了也没用;

    3. 不管产不产石油,缺乏足够炼油能力,成品油主要依赖进口,战时经济无法自持;

    4. 即使占了中国一时的便宜,或者挑衅中国挨了锤子,为了经济民生,最后还得回到中国经济体中;要么只能被困受穷, 吃越南八十年代吃过的亏。越南斗不过中国,其它国家更不可能。

    5. 各国都有与中国发展更加密切经济关系的愿望,而其国内一部分狂热民族主义者是各国政府开展对华务实外交的主要羁绊,美国的影响并没有大到足以改变这种政治现状的地步;

    6. 各国国防虚弱,尤其首都近海,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抵抗中国或美国的一次海空突袭;除越南之外,只要中国能够提供诸国安全保障,防止与中国交好后遭受美国打击,美国日本或越南利用东盟联合对抗中国的企图必然瓦解;

    7. 各国经济实质上为当地华人或港台华资主导,在中国影响力如日中天的趋势下,与中国交恶会带来外资抽逃政局不稳国内动乱的危险后果,得不偿失。军队没钱就政变,这是穷国的通病,哪个政府都怕。

    只要有弱点,就可以利用,中国最擅长这个,步骤是先抡大锤秀肌肉,然后上课,教化他们的榆木脑袋,最后发果果。马来西亚有两年没给中国添堵了。估计中国给他上了课,自己掂量后,决定吃果果。有中资正在给他建炼油厂,大概这是其中的交易。一个炼油厂对马国绝对是亘古未有的大项目,等着分钱的大大小小官员多着呢。对付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分子,手段是送钱,拿了钱的这些人马上就是亲中派。中国领导人去印尼许多次,好处没少给,回报也很高,因为印尼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国内问题严重,美日掏不起那份钱,交不起这扶不上墙头的朋友,中国不帮忙,他们只能自生自灭。这一回习总到访,提升印尼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印尼的感觉应该就像被册封了一样。想一想这世界,除了中国,还有哪个西方大国发达国家有求于这些国家?!

    中印尼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什么能够破解美国利用东盟扼制中国的企图呢?关键在“全面”二字上。“全面”即包括军事合作。在中美南海激烈对抗形势下,与印尼大马的军事合作,就是要解决中国海空军在南海南端以及马六甲海峡作战的侦察与支援问题,解决如何在战时从美军背后捅刀子的问题。老索以前提出的在文莱柬埔寨设立军事基地的设想已经是小儿科了。习总这是大手笔!

    从马来西亚和印尼爽快答应全面交朋友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动作收到了奇效。 中美在南海上互抡大锤,周边各国全看在眼里,终于有机会见识到,原来中国已经如此强大,敢和美军叫板,中国已经如此有钱,几百万的导弹成排打,(媛评:不打要过期了,老旧的快去了,新开发的已来,正好检验军事科研成果,正好升级备战物资!)一次演习的费用少说十几亿啊。(捍卫主权、该花得花!)没有美国这个陪练,中国还真不好意思对这些小国动粗。这绝对是奥巴马始料不及的。美国这回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其南海搅局战略失败是显然的。

    当奥巴马被内外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习总的感觉应该非常惬意。东盟十国中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老挝已收入觳中,新加坡 、汶莱无足轻重,收服缅甸和泰国已成得垄望蜀之势,东盟在军事上已经不对中国构成任何威胁;越南已伏地叩首,让他呆在圈外,留着日后试刀立威之用,美菲如何成事?菲律宾经济政治将被孤立于中国圈外,中国的好处捞不着了,成为美国的包袱;美国继续折腾,只能是军事层面的困兽尤斗,即使建成巴拉望基地,也没有太大战略意义了。所以老索以为,南海危机已过,大局已经完全有利于中国,整个东盟在战略上已是中国觳中之物。

    美帝国想打谁就打谁,看来已经不行了,如老索言,“美国不会真打叙利亚”。南海的惊天大变局表明,美帝国想到了就敢做的性格恐怕也得改一改了,因为奥巴马及他的继任的对手不单是一个当今世界权力最大的男人,还是一个善使工具干粗活的劳动者。他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劳动者。他左手拿着锤子,右手拿着镰刀,服务于中国。也许只有等到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印上这个形象,目睹着这两样工具,美国高层才会真正意识到,贼喊捉贼戏弄这个人是多么的愚蠢,中国时代从他手里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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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迫在眉睫的权力转移

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拉詹·梅农

尹宏毅 译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http://nationalinterest.org)9月3日刊载选自该刊2013年9月-10月号的一篇文章,题为《亚洲迫在眉睫的权力转移》,全文如下:

    亚洲的地图绘制概念掩盖了从战略角度讲的“大亚洲”。这一地区从伊朗东部通过中亚和南亚延伸到印度尼西亚,从阿留申群岛延伸到澳大利亚,覆盖了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它由多种既有合作性的也有对抗性的交易联系起来。这些交易是贸易与投资流动、能源管道、跨越正式边界的民族、影响着人们目前观点的历史传统,以及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断变化的力量对比的结果。这并非一个封闭的系统。毕竟,许多大亚洲国家都与美国关系密切。而美国是一个非亚洲的太平洋国家,其实力使之能够影响整个该地区的力量对比和政治与军事上的结果。但是,在大亚洲东部战区的力量分配和西部战区的中断状况方面,美国将面临着空前的变化,因为国内的经济与政治上的制约因素限制着美国的选择。这反过来又会使该地区国家做出战略上的重新评估成为必要,对依赖美国保护的国家来说尤为如此。所有这一切都将破坏由来已久的分析框架和政策。

    这些迫在眉睫的变化无法通过宏大理论的棱镜来认识。这些理论是为了描述冷战结束后的世界而制定的,包括三项最著名的理论:“文明的冲突”、“历史的终结”和全球化。所有这三项理论的基础都是简单化的方法和历史决定论,而忽略了影响着大亚洲的多重、复杂和矛盾的力量。

    塞缪尔·亨廷顿有关持续不断的文明冲突的看法忽略了一种现实情况,就是在大亚洲地区,国家,而不是各种文明,仍是变革的主要源泉。诚然,在阿富汗、缅甸、吉尔吉斯斯坦、伊朗、斯里兰卡、中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某种类似于文明冲突的东西都是可以察觉的。但是,虽然它可能威胁着这类国家的凝聚力,但它并没有使这些国家融入到任何文明阵营之中。在亚洲,文化和宗教的影响具有分裂倾向,而非融合性的,并将继续如此。

    没有任何能够动员亚洲人的忠诚与资源、使各国的政策与印度的利益相一致的印度文明。在印度国内,印度民族主义——尽管存在着种种预言——一直未能克服世俗主义在该国的立国学说方面的恒久的吸引力。虽然世俗主义在实践中是不完善的,但与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意识形态相比,在印度政界却获得了较大的认可,并且仍然是印度唯一的全国性政治组织国大党的标识。而印度民族主义的印度人民党部分地由于与北方的“印度腹地”的关系,在印度南方的根基很浅。而印度南方则是该国很大一部分创新和经济的高增长的所在地。因此,印度人民党一直未能吸引国民的想象力。只有两次(1977-1980年和1999-2004年),印度人民党组建了多年的全国政府,而国大党则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或者通过联盟,一直主宰着印度的国家政治。

    印度的1.7亿穆斯林几乎同与其巴基斯坦教友一样众多,构成了反对亨廷顿的印度文明观点的另一个障碍。很难想象,要比千百万穆斯林公民对印度的未来构成更大威胁的事情。这些穆斯林十分害怕印度沙文主义的崛起,因而能够克服自己的宗教信仰内部的语言差异、地区主义和神学多元化。但是在印度,却没有任何此类的印度民族主义获得了充分的影响力,以致在穆斯林当中引起这种恐惧。印度教意识——把印度和印度教混为一谈的早期意识形态——从未获得很大影响力。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纳伦德拉?莫迪——一位印度人民党的灵魂人物和想当总理的人选——受到2002年古吉拉特邦对穆斯林大屠杀的牵连的影响。各种其他好战的印度教运动从未获得全国范围的追随者。

    而印度教的跨国潜力则更为薄弱。这是一种范围广泛的信仰,具有一系列的神、学说和仪式,由于扎根于地区、种姓、阶级和语言的差异而进一步陷于分裂。虽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存在着印度教教民,印度教的印迹在巴厘岛和东南亚其他地方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亚洲印度以外地方的印度教徒如果与印度这个大国所领导的一场基于宗教的政治运动扯到一起,会发现自己的前景陷入危险,而不是得到改善。此外,在印度需要盟友来抗衡崛起中的中国的时候,它如果采取一项具有鲜明文明特征的战略,会弄巧成拙。

    建立一个中华文明阵营看来同样是不合理的。儒教的跨国吸引力比不上民族主义在情感上的煽动力,尤其是在日本和越南,因为它们仍然受到与中国充满冲突的历史的影响。此外,如果中国发动一场运动,以组织一个汉族文明联盟,也会惹恼本国的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和维吾尔族,但是还有回族,因为回族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已经造成种种问题。虽然中国的少数民族占其人口的不到10%,但他们却居住在一半以上的陆地面积内。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进步使反对汉族的民族主义得到加强,而不是通过同化而受到削弱。藏族接连不断地自焚(自从2009年以来已经发生了 119起)并从事暴乱活动。在维吾尔族的故乡和能源储量丰富的新疆自治区,爆发了一次次炸弹爆炸事件和示威。西藏和新疆远离中国东部的权力中心。西藏与4个国家,包括中国主要的亚洲竞争对手印度接壤。新疆则与8个国家接壤。地理位置和民族构成加在一起,使维护国家的控制力更加困难。

    虽然中国领导层能够通过镇压和同化来遏制少数民族的动乱,但是周边地区的变化却可能会使这项工作难度增大。在一度由俄罗斯统治的中亚的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地区,新的国家已经崛起。该地区与新疆毗邻,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地区。分离主义的维吾尔族分子还能够在局势动荡的阿富汗寻求支持。中国的少数民族可能会被证明更为难以应对,如果一场长期的经济危机造成中国东部的政治动乱,从而削弱政府的权威的话。这样一来,少数民族对于汉族移民和建立汉族聚居的城市据点等问题可能会更加感到不满。在这方面,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政权制定了大规模的政策。西藏和新疆的动乱和暴力活动可能会大大扩展。

    中华文明像与之类似的印度文明一样,无法构成一项有效的外交政策的基础。持有最积极的接受态度的群体很可能就是亚太地区的3400万“海外华人”,其中大约一半居住在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但是,由于这些集团在东道国的国民财富当中所占的比重,所以他们在那里遭到妒忌,往往还有敌视。如果他们成为人们已经很害怕的一个国家看来所提出的谋求霸权的一种基于文化的诉求的助手,那么这对于他们来说会很不利。中国和台湾之间持续存在的政治鸿沟显示出在产生政治影响方面,文化上的亲缘关系的局限性。台湾不会加入北京所领导的一个文明联盟。这个联盟很可能会矛头指向美国,而美国对于台湾保持独立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或者矛头指向中国最强大的亚洲竞争对手印度。如果在文化上与中国最亲密的社会和国家不适合于采纳一项基于文明的战略,那么在与同中国关系更为疏远以及与之有发生冲突的历史的国家,比如印度、日本和越南打交道方面,北京就胜算更小。

    建立一个亚洲伊斯兰教阵营的可能性最小,因为没有任何明显的候选者可以充当活动中心。虽然在大小和人口方面举足轻重的巴基斯坦和印尼最为接近这一标准,但如果采取一项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亚洲战略,会使巴基斯坦进一步陷于不稳定,因为该国已经充斥着暴力活动,这种暴力活动源于围绕着谁是真正的穆斯林、伊斯兰教对其信徒的要求,以及非逊尼派穆斯林(阿赫马迪和什叶派)的权力问题的争端。至于印尼,它如果企图策划建立一个伊斯兰教联盟,会疏远巴厘岛、马鲁古群岛、北苏拉威西,尤其还有巴布亚的非穆斯林,因为那里的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情绪仍然保持强劲。

    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的论断——即苏联共产主义灭亡后,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仍然是全球唯一的意识形态——作为亚洲前途的向导也并不怎么出色。在伊朗、中亚、俄罗斯、新加坡和中国,人们对民主普遍存在矛盾心理。一些领导人利用“亚洲价值观”攻击他们所认为的自由民主制度下所存在的物质至上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批评这种制度缺乏对社会秩序、等级制度和社会义务的关照。他们谴责推行民主是扩大美国影响的努力,强调了务实的利益与民主原则发生碰撞的时候所出现的不一致性。俄罗斯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制定出一种不同的做法——把国家主权论、民族主义、东正教、社会保守主义和对西方人权规范的批评相结合。正如舆论专家所指出,这些情绪在许多俄罗斯人当中引起共鸣,其吸引力可能会超过大城市中反对普京的自由主义者的街头抗议活动。

    旨在在亚洲广袤地区建立反对美国的联盟的“亚洲价值观”宣言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它的一些支持者,如新加坡,在安全方面依赖美国,与其进行种种交易,其中一些具有文化上的重要性。尽管如此,这一做法的虚弱性并不意味着,亚洲人民准备拥抱民主,而不是专制主义的替代选择。考虑一下民主的印度好坏参半的经济记录、专制主义的中国惊人的经济成功、韩国和台湾在非民主制度下的高速经济增长率、越南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新加坡令人羡慕的生活水平与廉洁的政府之间的对比。亚洲民主国家在实行经济改革方面并非十分成功。由于没有选举周期和反对党的羁绊,中国实行改革的速度一直要比印度快。

    实际上,印中两国的鲜明对比产生了有关亚洲比较有吸引力的模式将会被证明是民主的印度还是专制主义的中国,以及两国迄今为止的经济记录之间的对比对该地区人们的态度的影响是否可能会超过西方的民主理想等问题。虽然亚洲的民调显示,人们大力支持民主,但是在具体问题,比如民主在提供快速的经济增长和高效廉洁的政府方面的有效性等方面,人们的反应则更为细微。重要的并不是,专制主义在促进经济增长或者遏制腐败方面是否胜过民主——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腐败是严重的——而是在于,专制主义的成功对亚洲人的政治态度的影响可能会超过“历史的终结”论断的假设。这还可能会解释地区民调所反映出的对专制主义的残存的支持。

    第三项宏大主题全球化与福山的框架相重叠。全球化问题上的专家们声称,实现经济增长和获得技术能力的愿望将会迫使各国采纳市场经济和开明的政治。但是,任何政府的首要重点都是维护自身的政权,而不是使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如果领导人担心,自由化可能会威胁到其政权、经济特权和人脉,他们就会加以抵制。朝鲜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也许更为相关的是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国家当中的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使全球化服务于自己的目的。

    亚洲各国政府对全球化的影响与全球化对政府的影响一样大。几个国家的政府限制贸易、外国投资和旅行。它们颁布外汇管制措施,操纵汇率,违反知识产权公约。它们对大众传媒实行检查,封锁互联网网站(甚至民主的印度也采取这种做法)。它们镇压反对派团体,监禁甚至杀害其领导人。它们对重要的经济部门实行国家所有。全球化的倡导者可能会反驳说,这种措施效率低下。但这种观点所忽略的一点是,各国政府所渴望的是获得稳定和控制权,而不是效率。如此看来,伊朗、中亚、中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大亚洲国家对经济或知识分子的交流所实行的限制已经达到了目的。偶尔地,拒绝采纳全球化学者所兜售的政策被证明是审慎的。1997年的东亚货币危机期间,马来西亚、印度和中国都对资本流动实行了限制,收效要比没有采取这种做法的印尼、韩国和泰国好一些。

    上述的三种叙事抬高了一种单独的力量,无论这种力量是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上的还是经济上的,认为它是决定性的,而国家则受制于它。但国家仍然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参与者。时髦理论是错误的,就是当它们宣称国家的重要性每况愈下,并断言,在主权受到制约、全球治理和非国家行为者的时代中,国家间的政治与军事竞争的重要性下降。亚洲最大的变化将尤其源自三个国家的成功、失败和战略选择:中国、印度和日本。

    由于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平均每年递增9%——一个无与伦比的纪录——所以中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30年,其经济总量有望超过美国。这种经济上的成功使中国领导人获得了丰富的资源,以推进自己的目标,提高自己在大亚洲的地位。经济繁荣还产生了另外一些力量源泉:识字率的几乎普及、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政治稳定、现代基础设施、出口飙升与巨额的贸易顺差、大量的资本储备、科技创新方面的长足进步,以及一个庞大与拥有多种能力的制造业部门。

    中国在大亚洲的贸易联系、投资和贷款已经使之成为一个经济体系的支点。它是9个大亚洲国家——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蒙古和台湾——的主要贸易伙伴。中亚地区——大约150年以来一直是沙皇和苏联的政委们的专属领地——正在被中国的贸易、投资、移民、文化项目、铁路和能源管道拉向东方。这种方向的改变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框架内发生:自从1991年,就是苏联解体的那一年开始。在另外一条战线上,上海合作组织为中国不断扩展的角色及其在中亚安全方面的利益,提供了制度上的合法性。在阿富汗,中国正在投资于油田和矿产,对抗印度扩大影响力的坚决努力(尽管一旦北约军队撤离,北京就不得不制定一项战略,以便在局势动荡的情况下保卫自己新近获得的资产)。虽然中印两国仍有矛盾,但前者已经成为后者最大的贸易伙伴(并累积了顺差)。西方已经采取行动孤立伊朗,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中国是伊朗首要的贸易伙伴,而伊朗则是中国第三大进口石油来源。在大亚洲的东部侧翼,俄罗斯通过石油供应、贸易和武器出售与中国保持联系,与此同时,由于共同反对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而诞生的一个“战略伙伴关系”——以联合军演为特征——使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论战、领土争端和边界的军事化宣告结束。然而,构成这种情况基础的是有利于中国的力量对比的显著变化。这也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美国的联盟(或者暗示的提供保护的承诺)横跨大亚洲,对澳大利亚、日本、台湾、韩国和菲律宾来说尤为突出。但是,这些承诺得到落实的背景将会与最近的历史有所不同。在衡量国力的标准指标方面,中国仍然落后于美国:这些包括GDP、国防开支、军队的力量投射范围和杀伤力、海上与空中的实力,以及科技创新。但是,这种指标掩盖了东亚正在发生的一种微妙但却十分重要的变化。中国使美国在保卫友邦和盟国方面所面临的风险增加。它这样做是通过增加开支、从俄罗斯采购现代舰只、潜艇与飞机、实现本国军事工业的现代化,以及提高自己的科技知识水平。这种情况在该地区并没有被忽略。

    中国现在所能给美国的力量造成损害的范围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并且将会扩大。“军队之间的”标准的比较,或者对相对的经济实力的对比,提供了有关美中两国在全球总实力的比较方面的简单情况。但是,这种比较却掩盖了东亚风险分布情况的变化,以及这种情况将会在多大程度上要求该地区各国——尤其是长期以来一直依赖美国保护其安全的各国(尤其是日本)——重新考虑人们所熟悉的防务战略。随着21世纪的推进,这些国家必须问一问自己的问题就是,美国将会在保卫其安全方面走多远,尤其是如果它们在小岛等外围领土的正当所有权问题上与中国发生冲突,或者挑战中国的“九条虚线”的有效性,因为这种做法实质上维护了中国对南中国海的所有权。重要的并不在于中国很可能会袭击这些国家,而是在于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就可能会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占上风,兵不血刃地使美国的可靠性产生疑问。这就是“孙子兵法”的用兵之道。

    但是,中国也面临着紧迫的问题。一种悖论就是,最大的问题也许来源于北京自从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开始以来在改造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成功。这一期间的社会经济现代化一直是革命性的。但是,所缺乏的则是中国政治秩序方面的相应的转变。其结果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就是,“基础”(社会经济力量)和“上层建筑”(国家及其机构)之间的脱节。其迹象包括非汉族的群体意识的增强、官方征地、腐败和环境恶化所造成的抗议活动的显著增加(2010年达到18万起,是2006年的两倍)、劳工骚乱达到了新的严重程度,以及一种落后于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意识形态阻碍了经济增长和管理工作。持续的社会经济变革只会使这种失调情况加重。共产党除了镇压、同化、审查和进行批判颠覆思想的说教之外,看来缺乏对此的解决办法。

     邓小平及其继任者维持秩序,部分地是通过确保高速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使中国人的生活彻底改变,带来了很少有人曾经想象到的机遇。但是,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从来都没有必要超出高速的经济增长的宜人背景的范围发挥作用。因此我们不知道它的稳定性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保持这一惊人的发展速度。高速的经济增长还使收入的不平等、普遍的腐败和环境恶化加重。所有这一切都使社会动乱滋生。共产党很可能会通过积极实施民族主义(真正的大众鸦片)和宣传中国摆脱积弱状况获得全球范围的大国实力来应对这种政体与社会之间的失调。但是,这可能会造成其自身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将会发现,更加难以向亚洲邻国保证,中国的崛起是良性的,它们不必采取措施加强自身的安全。北京在危机和对抗期间,尤其是在涉及日本或美国的情况下做出让步的余地也会缩小。中国公民日益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用使抗议者获得威力的信息和技术武装起来,因而将会对共产党是否言行一致做出判断。中国越强大,这种期望就会越高。

    汉学家当中的主流观点是,中国将会克服所有此类问题,或者甚至不会面临这些问题。但是,日益严重的资本外逃(规避官方对向海外转移资金的严格限制)以及选择移民到西方的富裕的中国人人数的激增表明,中国享有最多特权的人们正在两边下注。虽然中国可能并非行将崩溃,但其长期以来的成功可能会被一个动乱与带有不确定性时期所取代。等待着亚洲的挑战可能是一个步履蹒跚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崛起中的中国。中国如果长期陷入不稳定,就会产生范围广泛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可能会更多地依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使之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所以它的不幸会远远超出本国边界蔓延。

    如果说中国的成功经常成为头条新闻,那么印度引起注意的则是其失败。虽然90年代初的改革之后印度经济增长的加速得到了报道,但枚举印度的失败,尤其是相对于中国而言,则是比较常见的,而这种失败是很多的。印度2012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3900美元,位居全球第168位。对于中国来说,相应的数字则分别为9,300美元和第123位。日本, 36,900美元和第38位。对韩国来说(其人均收入在20世纪50年代初与印度看齐),为32800美元和第44位。印度的识字率是73.4%,而中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在90%以上。所有印度人当中有足足32%每天仅靠不到1.25美元生活(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而在中国则占13%,在印尼占18%,在巴基斯坦占21%,在伊朗占1.5%,在马来西亚占0%。在预期寿命方面,印度排在第164位;在大亚洲,只有巴基斯坦、尼泊尔、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的情况更糟。印度的婴儿死亡率排名第50位;该地区记录更差的仅有国家是阿富汗、巴基斯坦、柬埔寨、缅甸、老挝和孟加拉国。印度的基础设施陈旧,拖累了经济增长和外来投资,这和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联合国最近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对个人衣食住行的综合衡量——中,印度排在第136位,大亚洲落后于它的仅有国家是阿富汗、缅甸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类。印度贫血的工业-制造业基础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和减贫的一大障碍。印度的大学体系尽管在局部上达到了出类拔萃的水平,但却不能满足科学和工程学方面目前和预计的需求。2010年印度累计的外来直接投资为1910亿美元,而中国则达到5740亿美元,弹丸小国新加坡为2740亿美元。人口少得多的邻国泰国、台湾和韩国在绝对数字上十分接近,而在人均数字上则遥遥领先。虽然印度的信息技术部门得到了大肆宣扬,但其就业人数则仅占劳动力的很小比例,因而无法抵消该国制造业的弱点。

    印度的确取得了一些进展,其中包括贫困率的下降,使之成为可能的是印度自从90年代初以来经济的加速增长——90年代很长时间内平均达到6%,1998至2002年期间为5.5%,2003到2007年期间为8.8%,2008至2012年期间为6.5%——与1950至1980年期间3.5%的平均数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上述的生活质量方面惨淡的统计数字使得有关印度即将作为一个全球大国崛起的预测听起来很空洞。印度无法迅速弥补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印度也无法在没有强大的联盟伙伴的情况下在军事上抗衡中国,尽管自从它1962年在中国手下遭受惨败以来,印度在实现军队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一现实在今后几十年内将会保持不变。

    但是,印度与中国相比也有一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强项。中国的城市化、教育方面的进步,尤其是其严厉的人口控制措施在短短几十年内使总生育率,即育龄妇女人均生育率下降。这一比率现为1.55,大大低于保持一国当前的人口规模所必需的2.11的比率。相比之下,印度的总生育率为2.55。中国的人口正在减少,而且这种趋势还将继续,从而使退休人员所占比例增大,使退休人员与纳税人之间的比率发生倾斜,使用于非就业人口的开支增加。这种格局使“人口统计转型论”(经济发展降低人口增长)得到加强,这种情况在西方和日本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正如人口学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所指出,欧洲和日本是在变老以前致富的。中国的经验将会恰恰相反,这预示着保持经济的高增长率和投资率方面的种种问题。相比之下,印度人口的25%到2025年预计将不到24岁(而中国则为18%),从而保障了劳动力的充足供应。

    印度的一些明显的弱点是强项,这一点貌似奇怪,其实是合理的。印度缺乏对民主来说被认为是必要的先决条件(尤其是高识字率和庞大的中产阶级)。但是,印度于1947年建立了民主制度,从那时以来一直成功地对其加以培育。在将近70年中,经过一次次的国家、各邦和地方选举,权力多次和平地转移。印度是一个语言和宗教的万花筒。但这一特征远远没有妨碍社会稳定,而是使组织反对中央政府的民众运动的难度增大。这一制度还使各邦层次上的政治活动的重要性增加,从而使问题本地化。

    印度的多样性还使危机变得支离破碎,无论是克什米尔的暴力活动、锡克教分裂主义、部落和毛派的叛乱活动,还是政府现已放弃的把印地语规定为国语的努力所引起的骚乱。印度的政治制度中的权力下放的强烈要素使一种可能性减少,就是中央的动乱会向外辐射,覆盖全国其余地方——这与苏联时代末期所发生的和中国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形成对照。

    其次,还有印度政体的种种明显的优势。军队一直保持不干预政治。这带来了政治稳定的一种额外的源泉。尽管印度的民主存在种种污点(如遭到腐败与任人唯亲破坏的选举和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政党),但该国绝非面临与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严重失调相当的情况。印度的问题与中国相反:经济基础落后。这虽然是一项严峻的挑战,但却比不上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秩序的陈旧问题。

    三者当中的最后一个,即日本,早已解决了满足本国公民基本需要的问题。其生活水平可与欧美相媲美。日本是在二战结束后在美国的强加之下实行民主的,几十年来一直维护了这种制度,同时避免了西方60年代和欧洲现在所经历的那种社会动乱。日本作为单一民族国家几乎是各国之最(并实行了严格的移民政策来保持这种状态)。这种匀质性缓和了对于民主政治来说不可或缺的讨价还价与妥协。虽然90年代初以后,日本陷入了几十年的通缩,但它现在看来正在摆脱这一泥潭。它保持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工业和技术基础以及服务业部门。其经济仍为世界第三大。这些资产使日本获得了较快地增强本国军事实力的手段。日本还能够在不造成经济上的严重压力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由于与美国结盟,所以防务开支从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平均不到GDP的1%。虽然改变已经形成的格局会在国内外引起争议,但日本依靠美国的保护的几十年以来的战略——防务外包——将由于美中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得不大可能维持下去。日本防务战略上的变化迫在眉睫。如果认为选择局限于过去的军国主义还是目前的极简主义,这种看法是荒诞的。

    由于“和平宪法”、许多公民对放弃军事上的极简主义的厌恶,以及亚洲各国对日本帝国主义记忆犹新等种种原因,所以东京很难对新的环境采取应对措施。但是,由于日本经济在保持运转所需的几乎一切物品方面都依赖进口,所以日本尤其容易受到拥有能够封锁海上通道的海军力量的国家的侵害。日本将近70年以来一直是幸运的:世界上主要的海上大国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美国必须确保海上航线,包括亚洲的海上通道的安全。虽然美国的海军力量在许多年中仍将是举足轻重的,但是中国也依赖海上通道,因而容易受到这些通道受阻的影响,所以中国将继续扩充海军的实力,利用现有的大量资源。自从1945年以来第一次,日本将会面临这样一个方兴未艾的亚洲强国,它是一个决心要成为一流海上大国的敌手。

     日本还面临着严重的人口问题。虽然日本致富以后日本社会老龄化加速,但这一进程继续着,日本人看来也不愿意采取移民政策作为解决办法。日本人口现在接近于1.28亿,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将缩减到9700万。人口方面的制约因素将会影响日本在防务方面的选择,使之倾向于采用海上和空中力量,以及高科技武器,但这并不排除增加防务开支或者重新考虑现已确立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可能性。

    对大亚洲的许多国家来说,安全方面的最大挑战都将是抗衡中国。即使中国领导层很有节制地使用大棒,而却任意采用胡萝卜,同时强调中国的“和平崛起”,邻国也会两边下注。在国家政治中,言辞具有难以捉摸的含义,意图也很难揣摩。因此,各国反复琢磨彼此的行为,以及相对于造成新的力量对比的实力方面的变化。

    曾经与中国发生战争或者短暂交火的亚洲各国将尤其倾向于两边下注。在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它恰好将会与印度、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发生领土争端。虽然它可能会解决这些分歧,以安抚本地区各国,但这一直都不是崛起中的大国的考虑。中国比较可能会保持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对印度做出部分让步,而在尖阁列岛/钓鱼岛等岛屿,以及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和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问题上进一步坚持自己的要求。中国领导层如果依靠民族主义来应对国内动乱,就会更加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做出让步。

    如果中国不发生国内危机,它就会相对于其他亚洲国家占有相当大的力量优势。因此,旨在抗衡中国的战略将是集体性的,而不是单边的或双边的,就连美国也会寻求合作伙伴,来减轻相关的风险和成本。美国紧迫的国内需要——整修过时的基础设施、解决长期被忽视的社会问题、医疗和退休计划的不断上涨的成本、预算赤字和债务,以及退休人员的所占比例的不断增大——很可能会使美国领导人兑现代价高昂海外防务承诺所必需的政府收入与公众支持减少。因此,美国的承诺看来很可能会缩水,尽管美国目前口口声声要把战略重点转向亚洲。

    对于谋求抗衡中国的国家来说,最有效的集体战略就是使中国的重点和资源在多条战略上分散。鉴于中国的规模,所以这些战线十分分散,因而难以巩固。简单的地理位置表明,天然的合作伙伴是美国、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印度。但是,除了策划建立这种单独的联盟的困难之外,联盟的成员还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存在着经济上的依赖,并暴露在中国的军事实力之下,这使得凝聚力和采取集体行动的问题复杂化。

    尽管如此,这些国家之间在安全方面的协商增加了,一些国家(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行了海军联合演习。中国的崛起促使印度和美国两国在战略上趋同——这与冷战年代形成鲜明对照——两国2008年签订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是一个里程碑。事实上,这项协议构成了美国对印度作为一个核武器国家的承认——这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华盛顿传统的防扩散政策。然而,有关建立美印联盟的讨论是错误的。印度将会谋求获得与华盛顿之间伙伴关系所产生的物质上的和象征性的好处,而又不丧失影响力,或者使中国感到恐慌。鉴于中国靠近印度的地理位置及其不断增强的国力,所以加入一个明确的反华联盟所带来的风险会超过任何好处。这一逻辑也将为越南提供指导。

    日本将面临最艰难的选择。日本问题专家当中的普遍看法是,由于种种原因——公众的反对、准和平主义的文化、宪法障碍、对日美联盟的信心和本地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记忆犹新,所以日本不会放弃军事上的极简主义。但是,300年来,日本的外交政策当中既有孤立主义,也有帝国主义,包括两者之间的各种变体。迫使这些波动发生的往往是其外部环境的变化。此外,日本的选择并非局限于惰性或者帝国主义。它现在把GDP的很小一部分用于防务,因而可能会在不引起恐慌的情况下有限地提高其军事实力。另外,本地区各国的态度也可能会改变,具体情况要看中国如何运用其实力,尤其是如果日本增强军事实力,使之达到与一项多边战略相一致的水平,并解决与韩国和俄罗斯的领土争端的话。

     一些国家不会参加一个反华联盟。它们包括韩国在内,只要中国不构成威胁,而且继续充当朝鲜的主要支持者。俄罗斯也会这样做。其幅员辽阔的远东各省——差不多是法国的、德国和西班牙面积总和的3倍——人口稀少(刚刚超过600万,占俄罗斯总人口的4.2%),远离俄罗斯西部的工业中心地带(莫斯科远在5000英里之外),因而为这一地区提供军事上的支援难度很大。鉴于仅仅中国的四个边境省份(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和辽宁)就有大约1.6亿人口,所以情况尤为如此。俄罗斯的相对虚弱会使中国获得一条安全的北部边疆,并削弱任何包围战略的有效性。蒙古由于虚弱、暴露在中国实力之下并缺乏邻近的盟国,因而将会做出类似的反应。与此同时,老挝和柬埔寨将依靠中国来抗衡越南。就其本身而言,北京将会维护和拓展将其与俄罗斯、中亚、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相连的能源和贸易国内供应线,从而对抗任何包围战略。它还会谋求缅甸、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伊朗的沿海港口的使用权,以便为马六甲海峡、巽他和龙目岛提供补充。中国还会坚持主张,在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的任何协议都必须有中国参与,都牵扯到目前驻扎在韩国的美军的撤除或者大幅度削减。

    在大亚洲的西侧,中国将会取代俄罗斯,成为对于中亚各国经济与国家安全来说最为重要的国家。但是,在这一转变的同时,许多中亚国家将会恢复其文化上的南进轨迹,向着更大范围的伊斯兰教世界靠拢。这一进程曾经由于19世纪沙皇俄国的征服而中断。在加强其对中亚地区和阿富汗的影响力方面,中国将必须巧妙应对可能会流入新疆的文化与宗教潮流。另外一项挑战将是保障本国经济投资的安全以及安全上的利益,而又不引起不良后果,或者陷入这个可能会出现动荡的地区所发生的冲突的泥潭。而如果中国爆发政治上的危机,使得边远的新疆更加难以控制,而此时此刻,该省又受到破坏稳定的影响,那么上述的平衡行动的难度就会更大。

    中国在大亚洲的西部战区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巴基斯坦的分裂。这种分裂会破坏中国针对印度包抄战略的最重要成分,并造成局势的动荡,这种动荡随后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最西部省份。巴基斯坦的分裂对印度、伊朗、阿富汗和中亚来说会更加危险。其中每个国家都拥有与巴基斯坦接壤的边界和与之在文化和民族宗教上的联系。因此,这些问题肯定也会成为它们的问题。印度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十分关注巴基斯坦的实力,因而将会面临更为难以理解的新情况,就甭提应付这种情况了,尤其包括保持对一个缺乏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的敌手的核威慑。假如巴基斯坦解体,另外5个问题可能会出现,或者变得更加难以应对。一个就是民族统一问题,因为普什图族的故乡横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而俾路支领土则蔓延到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境内。第二个问题牵扯到把恐怖主义与激进的伊斯兰教相结合的群体。这些群体会发现,在克什米尔地区和阿富汗,由于没有强大的巴基斯坦国家机器,所以进行活动要容易得多。第三个问题就是管理印巴两国以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所共享的至关重要的水资源,而又不会导致上游国家与下游邻国的对抗。第四个问题就是跨越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地区和伊朗的跨国贩毒与犯罪网络可能会得到加强的前景。第五个问题是确保一旦巴基斯坦发生动乱情况下阿富汗的稳定。

    大亚洲西侧的另外一项挑战涉及稳定美军撤出后阿富汗的局势。迫在眉睫的是不负责任的竞争——参加者包括印度、巴基斯坦、中国、伊朗和乌兹别克斯坦——这种竞争受到恐惧和不信任的推动,却没有能够促进集体行动的稳健的地区组织来维护。更糟糕的是,作为彼此对抗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很可能会与阿富汗的一些武装集团建立保护者与受保护者的关系,从而使阿富汗的秩序更加难以维护。其中没有任何国家会由于阿富汗的动乱愈演愈烈而受益,但每个国家却都采取使这种情况更可能出现的方式行事。

    但愿这三项占主导地位的宏大理论之一提供了有关大亚洲前途的可靠向导。可惜的是,由于该地区有如此多的力量参加博弈,所以极小的框架是无用的。大亚洲就像一辆装满具有不同背景和信仰的乘客的庞大公交车。一些乘客要比另外一些重要,因而能够轮流把握方向盘。但这辆公交车拥有若干方向盘,却没有达成有关共同行动方针的一致意见,尤其是在驾驶员当中。这些驾驶员还缺乏地图,而且彼此并非充分不信任,因而无法选择一条路线或目的地。车辆的一些零部件陈旧而不可靠;另外一些尚未遇到崎岖的地形。浓雾掩盖了道路。

    大亚洲最强大的各国之间不同的利益及其缺乏有效的制度来为集体行动提供便利,这种情况的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在没有多边合作的情况下,无法有效解决的各种问题会被忽略,而且愈演愈烈。这些问题包括核扩散、恐怖主义、环境恶化、领土争端和军备竞赛。看来不可行的、人们所希望的结果包括避免陆地和海上危机的增强信任的措施;为合作勘探有争议的海洋能源储藏创造条件的协议;对河流流域各国所共享的水资源加以基于规则的管理;以及对交易密集地区的网络战、贸易和投资规定的行为准则。令人遗憾的不仅在于,这些挑战很可能会成为合作方面错过的机会,而且在于,它们可能会使力量对比的变化所带来的紧张和冲突的种种来源恶化。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如果在世,会发现这些悲剧式情形很熟悉。但我们的主导范式擅长于广度,却缺乏精细度,因而无法对其加以公平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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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献田PK茅于轼

----针锋相对的一场会谈

(根据录音整理)

时间:2013年7月29日下午

地址:北京朝阳区齐家园外交人员公寓

本次对谈由日本《读卖新闻社》中国总局长加藤隆则先生主持,录音整理:张弛

  (巩献田谈话的内容,无任何改动,技术性的有个别变动,如重复的有删除,事后需要说明的加在括号内。茅于轼的谈话内容,无任何改动。)

   巩献田:茅先生把国家和老百姓对立起来的说法是错误的,你的国际法知识是没有的,领土和主权,任何国家的正常的领导人都不会放弃的。就到这里吧,茅先生, 有幸和你对谈,你呢,很多观点我更清楚了,我原来不知道你有那么多错误观点,我后来看到你的书,我大吃一惊,你呢,一个是我从你这学到了很多东西,知道我 们国家有你这么个反动老人在,这么好的教材,对吧,希望你健康长寿,继续当我们的教员。

  茅于轼:刚才巩教授把我当成反面教员,我对巩教授的看法是,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客观世界,但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个人看法不同,不同的原因就是有的人他拒绝他不喜欢的事,所以他认为刘少奇是身体不够健康而死的,不是毛泽东搞他的,这个是我说的对客观世界的拒绝心理,这个人就永远变成愚昧的人了,人怎么变得聪明,得不断纠正自己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想法,这你就进步了,所以我说巩教授在这方面要接受你不喜欢的事实,你首先看是不是事实。

  巩献田:你的意见,接受事实,这是一个正直学者必须具有的品质,但是呢,谎言和欺骗,那是坚决不能接受的,你比如毛泽东“奸污妇女无数”,你又没有一手的材料,都是传说的,我作为学法律的,我怎么接受,首先你得有证据。
  茅于轼:他从杨开慧以前一直到江青,一连串的乌七八糟的事。
  巩献田:包括中南海在他身边工作的,有200多个人写了书,说毛主席的真相,驳斥李志绥的文章,可能你看不到吧,那个事实你就不接受。

    对谈全文:

  主持人加藤:两位老师,今天非常感谢,你们这么忙,住那么远,就自己一个人过来了,我表示非常感谢。我们是读卖新闻,是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一直关注中国的事情,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最近中国新的领导…… 在国内,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变化,这个时候,其中最热的一个焦点是毛泽东思想怎么看,为了这个,今天请两位前卫的老师来对谈,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今天我希望两位老师就是随便讲,然后我们今天讲话的内容整理一下,整理以后重新发给你们,然后确认,然后在报纸上,这个过程是非常严格的,两位学生就帮助老师。

  加藤:第一个问题,巩老师,现在中国有毛泽东思想评价, 有不同的观点出来,而且有些知道毛教,就是老百姓的信仰里面也出现一个毛教的信仰(巩:毛教? 茅:变成一个教了,就是毛泽东思想变成一个教了。)知识分子,体制内的,还有老百姓,一般的老百姓,商业里面的,就是买东西,很多商品摆摊的杯子啊,T恤,各种商业现象也出现,都有关于毛泽东的,那巩老师,我们可以叫做毛泽东现象,巩老师是怎么看现在的毛泽东现象的?

  巩献田:好的,首先感谢加藤隆则先生和竹内诚一郎先生提供这个机会让我和茅于轼对谈,我表示感谢,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读卖新闻这个影响很大的通讯社事后比较客观公正地来报道我们双方的观点,同时在这里呢,我还要传达一个信息,就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友谊是长久的,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是有传统的,所以一切破坏这种友谊的行为,我们过去常说侵略战争之苦,侵略国和被侵略国的人民都遭受了严重的苦难,所以我们传达的信息是加强友谊,维护社会正义,反对侵略,反对干涉内政。这个茅于轼先生呢,在当代中国是以一个著名经济学家的身份,同时获得了美国的奖励,但是这些年来发现他的这些观点和我了解的一般群众的观点正好是不一样的。主要一个是表现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上,一个呢,人民群众、国家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历届的文献,都认为毛泽东是人民的伟大领袖,可是在茅先生的文章中说他是人民公敌;那么人民群众认为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 星,《东方红》这歌曲不光中国唱,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古巴和国际友人也在唱,可是茅先生认为是人民的大灾星;毛泽东的功绩是领导了和创建了和缔造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使亿万中国老百姓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得到解放,是给解放人民带来幸福的,但茅先生却说毛泽东使人民的痛苦极大化,这就截然不一样了。

    我们一般认为毛泽东是高瞻远瞩的,他的预见是非常英明的,他预见苏联会变修正主义,卫星上天,科技界卫星上天了,红旗落地;但是茅先生却认为毛泽东是鼠目寸光,是截然相反的;那么我们认为毛泽东是光明磊落的,他的伟人人格魅力是非常大的,但是茅先生却认为毛泽东心理阴暗;毛泽东是爱人民的, 当人民喊毛主席万岁时,他喊青年万岁,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他是非常热爱人民的;茅先生认为毛泽东是孤家寡人;我们北京大学和所有正直的哲学界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是唯物辩证法的大师,茅先生认为呢毛泽东丧失了正常人的思维。可以说目前为止,全世界人民热爱的伟大革命领袖是毛泽东,包括去年在美国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有的人就举了主席像,有时候,加拿大的和美国的,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就举着主席像,世界人民热爱,可是茅先生认为毛泽东是孤家寡人;所以茅于轼对于毛泽东与很多人的评价是相反的,当然茅先生的理由和根据不是凭空说的,我想请教的是茅先生这样评价的根据,你的理由是什么?

  茅于轼:该我说了是吧。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客观的世界里,但是每个人的头脑想的非常不同,所以我想为啥不同,首先客观世界是一样的,我们看见同一个人同一件事是一样的,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看的东西非常有限,世界太大了,所以客观地讲,每个人都戴一副有色眼镜在看这个世界,你不想戴也不行,因为你不可能把世界都看清楚了,所不同的就是有的人知道我戴着有色眼镜的,我把颜色降低点,任何一个不同于我原来想法的事实,我都要加以认真的思考,到底我想的对还是这个事实对,有这么一个判断,我们就可以更接近于真理。相反,有一些人呢,他对于不符合他想法的事实,他一概加以拒绝,所以他永远不能达到真正客观地认识这个世界。所以对毛泽东的看法,我觉得问题根子在这个地方,我并不是说故意制造什么谎言,那是因为你看的东西不一样,你得到的印象不一样,而且你会拒绝一些对你不利的一种认识,刚才巩教授讲全世界人民怎么样美国人民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听不清),是不是周围的人都怀疑毛泽东啊,那我承认我怀疑,我以前也相信毛泽东,解放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相信毛泽东,大概只有不到0.1%的人不相信毛泽东,像钱学森这些在美国留学的人都回来了,回报祖国,建设祖国,但是这些人,90%的人都挨整了,好多自杀了,这是事实吧,是吧,我的一个亲戚就是这样的,我听到的故事就不计其数了,所以不能说中国人民都热爱毛泽东,世界人民都热爱毛泽东,这个就变成拒绝另外一部分客观事实,这个很不符合事实。
  加藤:茅老师,你说一个事实,但是大家戴的眼镜不同,那么这里就发生了分歧,出现分歧的最大原因在哪里?
  茅于轼:最大的原因就是对于很多事实他拒绝。

  巩献田:茅先生开始你的话是对的,不过要加以纠正,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地位中生活的,人是分为阶级和阶层的,不同的阶级、阶层的人对毛泽东有不同的评价,人民,我说人民群众就不包括敌人对毛泽东的评价,而我认为你呢,是完全站在人民的敌对立场上来评价毛泽东的,就你举的“事实”我想问,你说毛泽东是迷恋于阶级斗争,我问你阶级斗争是人为的吗?是人自己制造的吗?说反击右派,你一直耿耿于怀反击右派,茅先生有个特点他奸而不滑,险而不阴,他是危险的人但是不阴,他很坦诚,在某种意义上比较直爽,茅先生有句话叫做“我被准确的打成了右派”,反击右派,《邓小平文选》在80年和81年一共说了四个“杀气腾腾”。当时右派“杀气腾腾”,邓小平始终没有否定反右运动,问题是扩大化了。可能茅先生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亿万人民,世界是复杂的,可是整个民族呢,整个国家呢?右派,对新生政权建立刚刚7年,就叫你下台我上台,轮流坐庄;反对社会主义政权,反对中国共产党,像这样,是哪一个政权也不能允许的。

    你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万”人,你的根据是什么,现在山东大学数学家孙经先,他通过54年至82年,共29年的户籍统计,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即56年、57年、58年,这几年户籍统计的人口大量的增加,而60年却突然大量的削减,就是国家统计局的户籍统计数字和真实的死亡数字是不一样的,那么他的科学计算,山西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梁展东教授,还有山西省数学学会的会长李胜家教授,还有河南省的杨松林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是一致的,就是把户籍统计数字认为是真实的死亡数字,56,57,58,这几年是国家工业化,大量农村人口迁往城市,有的农村户口没有注销而城市户口就报上了,结果就大量上升了,还有人口迁徙,北大法学院有个姓赵的教授,他说他们村的一家有5口人在河北老家没有注销户口,到了东北又报上户口。还有一个现象6 0年,三年困难时期2千万职工动员回乡,2千万职工拿着回乡的户口是年底了,年初粮票布票油票东西都领了,他不想很快就落上户口,为什么呢,有的还想回到城里去,所以就没有落户,所以户籍统计结果,就形成60年比59年户籍人口减少1000万,但他不是死亡,是户口没有落上。说什么“饿死3000万”,这是完全错误的。

    你说毛泽东逼死刘少奇,你的根据是什么,据我读黄峥执笔的《王光美访谈录》发现,刘少奇在63年和65年期间,身体就不是很好,动不动就发烧了,吃不消了(注:我的根据:因为1963年刘少奇“出访东南亚期间奔波忙碌,回国后又接着紧张了一阵,身体就有点吃不消了。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肺部不好,有结核。少奇在小的时候得过肺结核,他的父亲也是因肺结核去世的,因此怀疑有家族病史。”1965年11月突然发高烧。“病情比较严重,躺在床上,烧还没有退。……他(刘少奇)说‘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见黄峥执笔的《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第314 页、348页、351页。)实际上,是你懂得刘少奇的遭遇呢?还是王光美懂得刘少奇的遭遇呢?王光美后来的答记者问中,就讲毛主席与刘少奇不是个人恩怨, 是路线分歧。实际上,毛主席对刘少奇是非常关心的,刘少奇在文革期间说我要到农村去,毛主席说你年龄大了不要去了,是劝刘少奇读书。还有你说毛泽东置周恩来于死地,都是莫须有的,因为文革,我们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周恩来紧跟毛主席,毛主席有什么事情都跟周恩来商量,在长沙毛主席还和他彻夜长谈呢,怎么可能是置他于死地呢?最可恨的是,茅先生你最可恶的地方是说毛泽东奸淫妇女无数,你这个根据呢,你这个捏造,确实是,作为一个学者实在是不应该的,丧失了起码的基本的良心。

  1994年我参加了中国西方经济学的大型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北京大学的陈岱孙教授(西方经济学会名誉会长),搞经济学的,你应该知道,他是我国西方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创始人,是元老,1900年出生的人,96岁去世,即96年去世,在这次会上他说,过去一度对西方经济学盲目批判,现在又对西方经济学盲目的吹捧,又存在一种危险,即盲目的推崇,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的推崇了是会带来很大的问题:一是误导改革开放,二是毒害青年学生。将近20年了。而在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方面,你的功劳是大大的,边际效益学派和制度学派,都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是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丝毫不沾边的。茅先生是学机械的,半路出家不容易,但是既然是专家在基本常识上应该是过硬的,但是茅老先生在谈商品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时候,你说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那我问你这个东西(水杯)和那个东西(手机)的价格由什么决定的,它(水杯)再短缺也不会超过手机的价格。 你这就掩盖了和反对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是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还有茅先生著作《中国人的道德前景》里,反对“大公无私”,和邓小平说的就不一样,邓小平是提倡大公无私,你这是保留私字,西方经济学,包括茅先生的,说一千道一万,有两个前提:一人人都是自私的,二这种自私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这就是茅于轼先生的信条,所以他鼓吹市场万能,喊什么价格万岁,确实误导了很多青年学生。

  加藤:巩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你说阶级的概念,很多分析是从阶级区别出来,那现在中国有什么阶级?
  巩献田: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有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大量的是小资产阶级。
  加藤;那么,支持毛泽东思想的是哪些阶级?
  巩献田:毛泽东思想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而茅先生代表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为极少数人服务的,茅先生混淆了一个概念,把剥削者和富人等同起来,剥削者和富人是不一样的,富人不一定是剥削者。
  加藤:巩老师的意思,中国还需要阶级斗争吗?
  巩献田:阶级斗争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它是客观存在的,过去毛主席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正确的,因为反动的、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时刻想要复辟的,那么后来取消了“阶级斗争为纲”,但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是掩盖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
  加藤:但是现在领导很少提阶级斗争。
  巩献田:《邓小平文选》里讲的很清楚,有阶级斗争,但不都是阶级斗争,
  加藤:现在的习近平主席他是没提过阶级斗争的。
  巩献田:我们的宪法,党章,你看一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宪法还规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就没有包括剥削阶级吧,宪法和党章是那样规定的,还有我们茅老先生,我看到研讨“宪政”会议你也参加了,“宪政”在国际上通用的法学辞典,大英百科全书,没有这个概念,只有“立宪政府”或“立宪政体”,他的标准呢,西方的标准,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是不一样的,我们有的人鼓吹的“宪政”,完全是西方的、不要党的领导、不要社会主义的”宪政”,那当然是与我国宪法相违背的。你要提倡”宪政”,先要遵守现行宪法,如果你对现行宪法都反对了,你要的“宪政”对当代中国就是有害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茅于轼:我记不住,记性不好,巩教授讲的多了。

  加藤:巩老师讲的阶级分析。
  茅于轼:阶级分析是什么意思呢?拿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就是坐在什么位置决定你怎么想问题,也就是从你的利益出发,恰好跟他讲的毫不自私正好相反,所谓阶级就是自私,资产阶级要压工人的工资,工人要涨工资,这就是阶级分析。
  巩献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歪曲。你说,你是无知呢,还是你别有用心的颠倒呢?阶级是经济地位不同,从而决定了他的思想意识。
  茅于轼:这就是我说的意思。资产阶级要压工人的工资,工人要涨工资,我去买一件衣服我要压低价,买他的他要抬价,但是我们两个的利益冲突是有均衡点的,你说的西方经济学不是西方经济学,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没有西方东方之分,也没有穷人富人,他是一门科学,没有西方的几何学,西方的物理学,没有的。
  巩献田:这里我要请教茅先生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茅于轼:没有听说过西方几何学,西方物理学,现代的经济学不分东方西方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问。我还是回到阶级分析来讲,我买一件衣服我要压低价,买他的他要抬价,最终买成了,这个价格对我来说是很合适的,我不会……对他来讲也是合适的,无产阶级要抬工资,资产阶级要压工资,最后怎么样,最后达成协议了,资产阶级觉得很好,我能赚钱,无产阶级觉得很好,我能生活,这就是均衡, 在经济学里叫做均衡。钓鱼岛问题就没有均衡。是日本的就不可能是中国的,是中国的就不可能是日本的,但商业问题是有均衡的,这个均衡双方都觉得挺合适,而 这个均衡的结果,我买这件衣服到底是多少钱啊,有个市场决定,你不能脱离市场,你可能多一点少一点,这个和讨价还价的技巧有关,工资也一样,工资是由什么决定的,他不是由资本家决定的,也不是由工人决定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市场供不应求就涨价了,最近不是民工荒吗?工资就涨了百分之好几十呀,阶级是这么个东西,一讲阶级分析,站在他自己的利益上,我买衣服就要压价,我们的计生委不会放弃计划生育,这就是阶级分析。
  巩献田:这不是阶级分析,这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最基本的是社会上有不同的集团,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那么你把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界限混淆了。

  加藤:换一个话题。
  茅于轼:我就不说了这样的话。
  巩献田: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
  加藤:想讨论一下社会问题。这本书(加藤手中拿着一本关于毛泽东热的书)是九一年出的,当时的毛泽东热,有一段,正好89年的“六四”之后,有些社会现象,有些崇拜毛泽东啊,研究毛泽东,现在也有类似的情况,等于是第二个毛泽东热,这个现象怎么分析?
  巩献田:之所以又发生又一轮的毛泽东热,与茅于轼极力推崇西方经济学,误导改革开放,使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和完善,变成复辟资本主义有直接关系。复辟资本主义使少数人暴富,多数人是贫穷的,两极分化,落到现在这种局面。我可以提供数字,每年自杀人口30万,这是建国以后少有的年份,外出讨饭的有200万,每年新产生犯罪分子(判处刑罚)的100多万,社会治安案件, 就在温家宝当总理时期,由开始时的600多万件到去年的1300万件。两极分化越激烈,社会不公平越加剧,茅老先生是承认的,越加剧,对毛泽东的热爱必然要升温。北京大学有教授就跟我说,无论怎么说,毛泽东时代人人是平等的,没有现在的老板、老爷、小姐和太太,人人平等的。但是,对走资派是进行斗争的,就是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所以现在我认为,茅老先生代表了被打倒了的走资派而死不悔改的那部分人的心声,所以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全盘否 定、极度仇恨的。

  加藤:巩老师的意思是说,改革开放以后很多社会矛盾出来。
  巩献田:它是因为私有化,否定了计划经济搞私有化,房地产私有化,住房私有化。现在矛盾是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告状,发生纠纷,原来就没有这个问题,是私有化造成的,破坏了计划经济造成的。
  加藤:现在,“三个代表”之后,企业家也可以入党。
  巩献田:企业家就是资产阶级。
  加藤:但是他们现在也有些人崇拜毛泽东思想。
  巩献田:这里就说起了《物权法》,《物权法》的争论,有人不保护国家财产,是只保护私有财产,这是错误的,而且他有个错误的提法,叫国家,企业,公民个人三者,所谓“平等保护”,谁来保护集体,企业,个人公民?只有国家才能保护集体、企业和公民个人。那么让资本家入党是违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一切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反对的,这个决策是个严重的错误。
  加藤:但是现在企业家也有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现象,怎么分析这种现象?
  巩献田:因为毛泽东思想它充满了唯物辩证法,他对民族和国家利益是极度关心的,就是要搞好企业,就我认识的人(变成资本家的人)来说,他也要学毛泽东思想,尊重员工,他也走“群众路线”,也有一种可能,他慢慢的改变(资本家的)立场。人,他都是活的,不是死的,也有的企业家他把全部财产都捐出来的,做公益事业。不过茅老先生的公益事业是违法的,是放高利贷的,那是不允许的, 知道违法还去做,那你就是不对的,茅老先生。
  加藤:现在的毛泽东热的社会现象怎么分析?
  茅于轼:我们讨论问题要有平等发言权,但巩教授已经两次打断我的发言,如果再有两次打断我的发言我就退出。
  巩献田:这是交流学习,你也可以随时打断我的发言。
  茅于轼:我们是定一个规则可以随时打断还是发言完再说。
  巩献田:随便交谈就谈不上打断。

  茅于轼:我还要继续讲阶级分析,阶级分析就是利益决定人的立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分析,每个人都有他的利益出发点,我刚才讲计生委不会废除计划生育,为什么?计划生育它罚你的款,罢你的官,权力非常的大,它不会放弃,国资委不会说国有资产的坏话,国土资源部不会放弃18亿亩耕地红线,都是阶级分析,毛泽东他的阶级分析是什么,他要维护他的绝对统治权,任何人挑战他的统治他就要把人整死,刘少奇照巩教授说法是自然死亡,没有受到迫害,他身体不够强壮在开封的医院里头,他自己死了,反右派自杀那么多人,都是自己死的,跟毛泽东一点关系没有,不光光是刘少奇还有贺龙还有彭德怀都是自然死亡,毛泽东没有责任呢?这个就是他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我看的比较全,刘少奇怎么死的,怎么打倒刘少奇,怎么斗王光美的,红卫兵怎么把刘少奇抓出来怎么打他的,国家主席怎么变成这个样子,这些我都看到了,所以讲我要强调的是我希望巩教授要接受这些你不愿意看到的事实,我接受所有的事实,我纠正我过去错误的想法,关于饿死人,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怎么计算饿死人,饿死3600万人,这个东西我可以交给你们,巩教授要看可以在网上看,今天早上我看我这篇文章,新浪博客我这篇文章在上头,新浪博客的茅于轼文,你要是有兴趣你可以看,我对这个问题有过反反复复的研究,为什么我这么关心呢,我本人就差一点饿死,我痛苦极了,你们大概都没挨过饿,包括巩教授没挨过饿,我在山东滕县庄里东村公社,差点饿死了,我饿的就是走不动路,脚肿的不得了眼变成一条线,我怎么活下来,我吃那个蝗虫,蚂蚱,我吃那个活下来的,我想起来我都要吐,那些饿死的人太惨了,就是生生的饿死,这些事实我们不能否认一定要有个客观的认识。

  巩献田:关于饿死人的问题,我是承认是饿死人的,当时中国有四个省最严重河南、山东、四川、安徽,但是有的省饿死的比较少,几乎没有饿死,现在的问题绝对不是三千万,而是不会超过二百万,扩大了15倍,那么还有一个问题,饿死人是事实,责任人是谁,1956年,中央内部有分工,毛主席退居二线,第一线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如果说直接责任是刘邓周,绝不是毛泽东,而是毛泽东是最早发现问题纠正的。

  茅于轼:关于讲到毛泽东奸污无数妇女的事,这件事我当然不可能有第一手材料,但是很多材料揭发出来这个人非常无耻,当然不可能给他录像给他录音,这不可能,但是很多事实凑起来看是符合逻辑的,这个,他这个人从延安开始从第一个老婆到杨开慧到贺子珍,一个一个下来,你看他的历史,党中央没有人像他这样,刘少奇也好,贺龙也好,这些人都很规矩,就是毛泽东是荒淫无耻,残暴而且他强奸谁谁也不敢说,谁敢说啊,伟大领袖要求,你有什么好推辞的,完全符合逻辑,所以这件事呢,《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这本书,他本来是神,谁也不敢碰他,现在乱七八糟的事,一个一个都揭露出来,我没有第一手材料,你说我造谣,我也没有办法,我是根据很多的材料凑起来,从杨开慧前头一个算起,凑起来,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公正的判断,不能因为他是一个神,我就看成他是多么了不起,对妇女怎么尊重,这个是片面化的。

  巩献田:这个我最后发言,我就结束了。
  加藤:今天主要是,讨论的是主题是现代的社会,刚才是问现在的毛泽东热是为什么,现在重新问茅现在毛泽东热的背景是什么
  茅于轼:现在,确实,很多人拥护毛泽东,这个不错,但是究竟有多少,还是百分之三十还是百分之七十,这个我也不敢说,但是呢,从历史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给中国人民没有带来一点好处,从解放那天开始,他就不断给中国人民制造问题,我本来很相信他的,后来一段一段我就很怀疑。
  加藤:那茅你这么说,可是现在有很多人,包括年轻人,相信或是崇拜,农村很多人天天拜他,这个现象怎么认识。
  茅于轼:这个我觉得巩教授是没错,改革以后,当然全体人民的生活都提高了,生活最低的也提高了,过去吃不饱,现在是吃的不好、挨饿的几乎没有,但是收入差距非常大,一看叫人非常痛心,这个是事实,于是有些人就追求毛泽东时代的所谓的公平,(那时)从物质上是公平,但权力上绝对是不公平,他一个人就在天上,底下人都变成奴隶了,农民连一点自由都没有,现在农民自由,为什么现在有人想念毛泽东,我觉得巩教授在这件事上是对的,就是因为现在贫富分化,政府官员非常的不廉洁,贪污,特别是欺负老百姓,没有人权,拆你的房就拆了,好, 你去上访,狗屁,没用,想薄熙来在重庆搞那个,想整谁就整谁,一点人权的保护都没有,不管是富人是穷人,都没有人权保护,这是当前的大问题,所以有人觉得毛泽东好,其实毛泽东更没有人权,随便杀人随便打人,学生把教授老师都打死了。
  加藤:那现在毛泽东热现象的背景是什么,两位老师是有共同的认识的,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矛盾。
  巩献田:有他不同的原因,我认为按照毛泽东思想来行动,那么可以逐步解决中国的问题,茅老先生正好相反,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错的,就是谬误,给人更大的灾难,这就不一样了,问题就在这。

  加藤:解决的方法不一样。
  巩献田:这个我说服不了茅老先生,茅老先生也说服不了我,但是我今天呢, 我对茅老先生有个结论,有个看法,我谈完以后,我就没有其他话了。我认为茅于轼先生是目前我知道的、披着所谓著名经济学家的外衣、被国外敌对势力的奖金和美元所收买的、专门从事攻击和诽谤,侮辱毛泽东同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个最全面、最系统、最露骨和最歹毒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他集中代表了人民民主革命所推翻的一切剥削阶级的利益,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就是那些死不悔改的党内走资派的心声;但他又是一个直爽的、能说出自己真实看法的老者,这是一个极好的、非常难得的反面教员和典型代表。
  加藤:现在社会有很多矛盾,怎么解决大家关注的矛盾?
  巩献田:是由阶级各方的斗争力量决定的,不是哪个人左右的,谁也左右不了,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你不让他斗是不行的,你阻止任何阶级斗争那是阻止不了的,正像美国的占领华尔街,你不让占领它,矛盾还在那里。
  加藤:习近平主席说空谈误国。
  巩献田:他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初衷是好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没有希望的,是能够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的。
  加藤:你说群众路线教育,七月份就开始的。
  巩献田:到明年七月一日,搞一年。
  加藤:你觉得还是毛泽东的路线?
  巩献田:因为群众路线讲的最多的还是毛泽东,为什么有毛泽东热啊,就是因为毛泽东他是最重视群众路线的,文化大革命是他发动的,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通过决议发动的,让群众起来揭发当时中国的黑暗面,当然出现了很多坏的现象,因为毕竟是人非常多,开始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镇压群众的路线。

  加藤:巩老师分析群众路线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原理?
  巩献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贯彻群众路线,其他阶级他是不可能真正贯彻群众路线的。
  加藤:那群众路线是?
  巩献田: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
  加藤:那它的目的是打倒另外一个阶级。
  巩献田:群众路线是消除当前“四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针对当前的坏风气来的,所以刘云山一句话讲的非常好,群众意见就是一面镜子,要照镜子,正衣冠。群众意见就是一面镜子。
  加藤:习近平主席说过,他是反对拿邓时代否定毛时代,然后拿毛时代否定邓时代,他就是反对的。
  巩献田:习近平的这句话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否定的是前 三十年,像茅先生讲的,前三十年是漆黑一团,人人没有自由,那么现在就是两个不能互相否定,这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要分析,该否定的一定要否定,不该否定的什么时候也不能否定,群众路线就没否定嘛。后三十年对于前三十年错误地否定了的,就必须否定。
  加藤:现在习近平主席能做到这一点吗?
  巩献田:我相信他会做到的,我们对新的党中央充满信心。
  加藤:茅,你对群众路线是怎么看的?
  茅于轼:我觉得群众路线没错,但是并不像巩教授所说的只有共产党才能行,现在全世界做工作都是深入到社区好多……包括我做的那个,都是深入到社区,那就是群众路线,没有人民群众支持,事情是做不成的。
  加藤:群众路线和民主化有什么关系?
  茅于轼:这两件事有很多重合的地方,民主就是老百姓能够监督政府,群众路线也有这么个意思,可以批评政府,我想这个是有重合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是民主是个法制的概念,你要讲规矩,群众路线不一定有规则,就是可以发动群众革命,可以“打、砸、抢”,这也算群众路线,这个就破坏规则,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我说的不太对哦,因为我是个经济学家,我想巩教授是法学家他更理解。
  加藤:那巩老师,你一直说西方的文化,西方的制度,毛泽东说的我们不能采纳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不能直接采纳。
  巩献田:我纠正你的说法,毛泽东说的非常清楚,实际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凡是好的都可以拿来要学,从来没有说不采纳,没有这种说法,而所是要通过消化吸收,不能照抄照搬,这是说过,要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

  加藤:那消化的结果,中国的民主化应该朝怎么的方向走?
  巩献田:民主,有两层意义上的民主,一是指国体,是谁的民主,哪个阶级的民主;二是指政体,如何组织自己的阶级的国家和如何实行统治。一般现在讲的,不讲哪个阶级的国家,哪个阶级民主,那么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就是现在的议会制、多党制等。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后,那么无产阶级民主,他有一个民主集中制,一般是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地方服从中央。现在民主有两个意思,首先是谁的民主。现在有些人,我主了就是民主,你主了就是不民主,那不行的。无产阶级所主张的民主,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作为国家主人。可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工人农民成了弱势群体,怎么也主不了了,只好由茅老先生这样的去主了。所以民主是有两层的,一层是同一 阶级的规则,当然说民主有规则这是对的,但是他的前提是谁的规则,谁去执行的,这就不一样了。

  茅于轼:这问题确实是这样、谁专谁的政,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但是我们解放之后,从来无产阶级没有专过政,我们的领导人有几个是无产阶级,大概陈云算是无产阶级,陈云当过工人,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无产阶级,你说是人民代表, 有几个是工人,当官的当军区司令的不是没有,少数的、少数完全不能体现出,我至少很相信毛泽东,因为他说过一句话依靠工农,我觉得这句话很好,但后来他们权力完全不依靠工农了,而且他对工农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那时的工人惨得很呢,42块钱的工资,十年不涨工资,农民饿死那么多,大部分都是农民,有什么好处啊?工人农民,现在他们还是不公平,但是现在工人一个月工资的购买力比过去一年的购买力还多,农民现在能进城打工了,在农村一亩地能产一两千块钱一年,他进城一个月就可以挣两千块钱,农业大大改善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农民的人权不能得到保障,占他的地、拆他的房,欺负他,你到哪去告状也告不赢,这是大问题, 这是我这本书中,写的《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注:茅于轼新出版的著作名称),这是法制的不公平,我们要解决公平的问题要靠法制,人人都有社会保护的权力,而不是专政,专政恰好是一部人没有权力了,被专政的人就没有权力了,为什么被专政,他是剥削,我刚才讲了,剥削这个概念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搞出来一个剥削,全世界就乱套了,现在当然是回归了,还承认剥削理论的是少数的少数,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讲和谐的发展,企业和工人共同成长,这个是普遍的思潮,你搞斗争那就完了,斗来斗去,斗就双输?我们要双赢,不要斗,合作的办法,不是谁对谁专政,而是人人有平等的保护,受到政府的保护,人权保护是靠政府的,自己没法保护自己的人权,现在中国问题要解决,不是靠无产阶级专政,而是靠普遍的人权,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不让他贪污,不让他为非作歹欺负老百姓,这是我们要走的道路。

  加藤:刚才茅说法制。
  巩献田:刚才茅老先生讲的有一部分话是对的,世界上的资产阶级没有一个是承认有剥削的,马克思的最大功绩就是揭露了工人受剥削的秘密,即剩余价值学说,他们鼓吹的“人权”就是资产阶级的财产权,你没有财产,你就没有人权,当代中国就出现这种现象,我有钱我有资本,甚至本来有罪可以买通人判无罪,这就是茅老先生主张的人权。资产阶级人权就是资产阶级财产所有权。
  加藤:现在有些学者提倡“宪政”,说“宪政”是发展的方向,巩老师怎么看?
  巩献田:提到“宪政”,是比较复杂的。说到”宪政”呢,作为中国的学者, 你必须遵守现行宪法,但是我们很多讲”宪政”的呢,他是反对现行宪法的,因为”宪政”有个原则,叫“合宪性“,要符合宪法,他的本意是规范国家政府行为的,叫”立宪政府“,那么有所谓主张”宪政”的,有的少数人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那当然是遭到了人民的反对,有一部人主张搞社会主义 “宪政”,那么他这个”宪政”概念也无不可,资本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一样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是公有制,是人民民主专政,是这样的,茅老先生一直认为不应该提专政,不应该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这是你自己幻想的,不是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没有中间道路。
  加藤:中国的宪法发展,巩老师是法学专家,应该清楚宪法里面原来是人民的概念,后来是公民这个概念的出来。
  巩献田:人民是个政治概念,公民是个法律概念,它们之间有联系,是公民的不一定属于人民,属于人民一分子的肯定是公民。
  加藤:但是宪法里很多是用公民。
  茅于轼:人民民主专政还是用人民。
  加藤:有,但是后面的全部是公民。
  巩献田:这个,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人民是讲集体的,是集合概念,公民是一个可数的概念,是指个体的,是有这样的区别的。
  加藤:但是宪法里面。
  巩献田:前面讲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作为一个阶级集体来讲,后面讲的是公民权利,讲的是个人,人民是集体的,是个政治概念,公民是法律概念,是个体的。

  加藤:那这样的话,法律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分吧?
  巩献田:宪法里面有规定的。
  加藤:但是公民是没有阶级的。
  巩献田:怎么没有啊,被打倒的、被推翻的,还有宪法规定要反对资本主义 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啊,这里意味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啊,是有阶级这个概念的,在总纲里面是有的(阶级这个概念的,宪法第一条就是 “工人阶级”领导的),我提醒一下,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赵光武主任就曾经对我说过,日本共产党访华的一个团体,在我国改革开放后,来访问中国的时候,其中有的成员在北京大学就说,你们中国有人说没有阶级斗争,可是我们日本是有阶级斗争的。
  加藤:茅老师,关于“宪政”?
  茅于轼:我不是法律专家哦,我只能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谈,“宪政”的核心思想就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因为社会要管理,他必须有个政府,而且它一定要有权力,有枪、有部队,但是你不能随便滥用这个权力,所以“宪政”的核心思想是限制政府滥用权力。
  巩献田:茅先生的这说法是非常正确的。
  茅于轼:那这个是和专政完全不同的概念,专政就是我专你的政,你不许乱说乱动没有发言权。
  加藤:你说监督政府,当然是需要的,监督的方式茅老师说是要法律来监督,巩老师说靠无产阶级的专政体制来监督,是这个意思吧?

  茅于轼:问题就在这,谁专谁的政,谁是无产阶级,毛泽东是无产阶级?他是务农,刘少奇、周恩来都不是无产阶级,所以没有理由说无产阶级一定是好的,他要来专别人的政,而且谁是无产阶级,我说了算,这完全乱套了是吧?所以我说问题不是谁专谁的政,现代社会全世界搞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都搞的一塌糊涂,比较富有的能安居乐业的,像日本都不讲专政只讲”宪政”,这个剥削理论完全错了, 我们改革以前没有剥削,穷的要死,改革之后有了剥削饿不死还富起来了,美国是个剥削国家,是个资本主义的典型,为什么美国那么富啊,你自己靠剥削能富得起来吗?剥削是财富的转移,现在全世界富有的国家,照巩老师的说法都是剥削国家越剥削越富,就是这么个事,这就说明马克思无产阶级,剥削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完全是错误的,劳动价值论完全错了,劳动能创造财富,也能消灭财富,改革以前我们的大部分劳动是消灭财富的,越搞越穷,那种劳动完全不能创造财富,什么 “上山下乡”把小孩都弄到农村去,大炼钢铁,炼了钢把国家弄得更穷了,那个劳动算什么劳动啊,消灭劳动消灭财富的劳动,劳动不创造财富,现在的经济学说什么,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创造财富,这个当然太多了,我们就不说了。

  巩献田:茅先生,你这个把毛主席、周恩来的出身说成阶级是错误的,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由有产阶级一部分,(特别是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变自己的阶级立场,加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而你用他们的出身来说是什么阶级,这是形而上学的,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鲁迅出身是什么?他出身剥削阶级,但鲁迅是站在完全的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但有的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后来他成了资产阶级的走狗,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这是不一样的。

  茅于轼:所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由谁来说的算呢。
  加藤: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血统论。
  巩献田: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血统论,是有的高干子弟为了保护自己的父母组成了“联合行动委员会”,到处搞“打砸抢”,他们的标语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历来如此”,是江青给他改了说“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继续革命”,是这样的,是纠正了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是有“联动”,即联合行动委员会,是部分高干子弟为主组成的,尤其是中学生,他们戴的袖章红布是呢子的、很宽,一般的工农子弟和大学生他们,即后来起来的红卫兵,他们不搞“打砸抢”的,即使搞“打砸抢”,也是极个别的。把亿万人民都参加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出现的这种现象,包括自杀、打死的,这个应该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不可能是那么温良恭俭让,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

  加藤:现在习近平主席,他是太子党,现在中国出现一个高干子弟的领导,是有什么时代的背景吗?
  巩献田:因为这个,推举一个党的总书记,是有各种因素决定的,这个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有人说习是红卫兵,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的素质,文化大革命的思维,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毕竟他是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我对现在这一代充满了希望。
  加藤:现在高干子弟的领导,习近平的出现,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
  巩献田:必然的因素是他是从基层慢慢的,逐步的上来,有实践经验,他去插过队,了解农村,在地方多年的工作,特别重要的是他特别强调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他特别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经典原著,因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不是源泉,是流,源泉是马克思而马克思主要著作是《资本论》和马恩的《共产党宣言》,这是必须学的,他一直强调这个,我相信他应该是有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的。
  加藤:是因为他是高干子弟吗?
  巩献田:不是,不是因为是高干子弟才能当总书记,温家宝和胡锦涛都不是高干子弟,在这些人中挑选,权衡各个方面,他也是经过选举产生的。
  加藤:茅老师,中国现在出现一个太子党的领导,有什么时代背景吗?
  茅于轼:我同意巩老师的意见,胡温都不是太子党,江泽民也不是太子党,但是太子党这次中央常委跟中央委员有好几个太子党,这个我觉得是有他的原因的,就说习近平为什么能做第一把手,我觉得不是他最有能政绩、最好、最聪明、最有学问,我们国家需要选像诸葛亮那样的人,习近平是不是这样一个人,我看不出来,那为什么选他呢,那跟他爸爸有关系,那还是跟太子党有关系,中国至少这一代,下一代不大会,也就到这一代为止,所以习近平他舍不得放弃毛泽东思想和这有关系的,因为他的权力来源给他有关系,这是他的想法,其实我觉得他想错了, 共产党执政是有合法性的,现在的共产党的合法性的来源不是因为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如果继承毛泽东思想,老早就被人给推翻掉了,而是因为他改革成功了,把中国最穷最穷的一个国家变成世界上中高收入的国家,现在我们的共产党领导,选举就是要选一个好领导,这个领导是相当好的,所以现在整个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习近平能够执政,跟他爸爸有关系,为什么选他,跟他爸爸有关系,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共产党能够执政的合法性,世界各国没有哪个国家怀疑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中国老百姓有少数争论他的执政合法性,大多数包括我在内,我认为他是合法的,他源于他改革成功了。

  加藤:巩老师,你怎么看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巩献田:执政的合法性有两层意思,一是法律上的合法性,那么就是不违背宪法,就可以执政,违背了宪法就丧失了合法性,这是从法律上讲的。从道义上讲,他代表了中国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那么他执政就有合法性,那么代表不了呢,就失去了合法性。是两层含义,一层是法律上的,一层是人民根本利益
  加藤:刚才茅说改开的成功。
  巩献田:改革开放邓小平曾说过,如果出现了两级分化,那么改革就是失败了;如果产生了新生的资产阶级,那么改革就走上了邪路了。我认为改革现在是失败了,是走邪路了,我坚决反对茅先生说的改革开放成功,我不承认,作为某一方面做得好,我承认,整体上看改革并没有成功,而是走上了邪路,如果没有走邪路,为什么全国群体性事件每年是多少万起,工农成了弱势群体?
  加藤:巩老师,现在习近平主席提倡中国梦,两个百年的目标,这个也是改革开放的延续。
  巩献田:如果回到邓小平79年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么中国梦就可能做的好;如果违背了“四项基本原则”,那就是痴人说梦,就是白日梦,中国就会陷入更加混乱的境地,因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你违背了“四项基本原则”肯定乱了。
  加藤:就是富国强兵,国家富裕,这是毛泽东一直强调的,习近平是按照毛泽东的想法来做中国梦的。
  巩献田:富国强兵不是毛泽东就有,任何国家都想富国强兵,只是路线不一样,道路不一样,到底强不强、富不富在于路线上、你走的道路上、你的方法上对不对。我认为毛泽东时代我们国家是到了富国强兵的时候。没有像有些人说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民不聊生的,不是中美中日中法建交和很多国家建交了吗?而且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了,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现在正好相反,那个时候谁敢炸你的驻外使馆啊,谁敢撞你的飞机啊,现在都可以啊。
  加藤:我看到钱理群的书里面,他说改革开放不是从邓小平开始的,你刚才说中美关系的恢复,从这里开始中国是开始慢慢开放的,他是这么说的。
  巩献田: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毛泽东时代不是不开放,是不让你开放,是封锁你,没有那个条件,后来关系缓和了,中美建交了,那就马上开放了,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是毛泽东那一代领导人打下的,这是对的,毛泽东一直是改革的,革命啊,革命是更高质量的改革,是吧,所以有人提出毛泽东就是改革开放的,有这种观点。
  加藤:那是不是说改开的责任不在邓小平,是不是回到前面了?
  巩献田:因为时代不一样,条件不一样,所以毛泽东那时不可能这种办法和这个方向的开放,那不可能的,当时他只可能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放,那是必然的。

  加藤:茅,你对现在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怎么看?
  茅于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习近平他的梦可能和别人不一样,但是改开三十年中国人完成了一个梦,这是过去的事,这是可以说的,将来的事我不好说他做什么梦,我做什么梦,过去呢,中国人实现了一个梦,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改革以前,你睡一觉做个梦,醒过来你不认识这个国家了,完全变了,你以为我在做梦呢,但是不是梦,是真的,我想你们如果8几年,7几年到中国,那个时候北京长安街上没什么车,北京的二十层的高楼好像一个都没有,最高楼就是北京饭店了,现在有上千座二十层以上的,不光北京,现在整个中国都变了,所以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个梦,但是将来这个梦,各人有各人自己的梦,习近平的梦我不知道他是想什么。
  加藤:很多专家说,不用很长时间,中国和美国经济上的地位会超过美国,这个也是改革开放成功的一个地方。
  巩献田:我不这样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已经是半殖民地经济,对外依存度超过百分之六、七十。那么茅先生认为美国人的富、它的财富是自己创造的。我认为,美国是剥削全世界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在世时,他参观了欧洲,他讲欧洲为什么富,就是我们穷他们才富。帝国主义是靠剥削、靠掠夺、侵略致富的,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所以美国指望印美元来剥削全世界,这是任何一个正直的科学家都是承认的。因为中国不会去剥削其他国家,如果按照正常,可能少数资本家跑到外面去,但是作为中国现在他不会很短的时间赶上美国,不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前些年,就科技部同志自己讲,没有引进什么高新技术的,都是人家不要的东西才能引进。
  加藤:毛泽东一直说要超过英国、超过美国,而且他对美国不是意识形态的,好多东西都要学,他一直强调,那么习现在和美国要搞新型大国关系。

  巩献田:有的人讲,新型大国关系,我认为作为美国统治集团,他不会这样的,他始终是要消灭你,他绝对不会和你平起平坐的,因为他的战略目标是不让中国发展,这是一少部分人的中国梦,这个梦是痴心妄想,你绝对不会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他始终把你看成他的附庸、他的小兄弟,绝对不会叫你和美国平起平坐,绝对不可能,如果中国共产党把自己路线搞正了,按照“四项基本原则”,可能在相当时间以后在经济上赶上或超过美国,但是有个条件,必须路线正确,工人农民不再是弱势群体,而真正成为国家主人,有可能。
  加藤:茅,你怎么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茅于轼: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有可能,已经超过日本了嘛,但是按人均 GDP还差得远,刚超过日本,人均GDP还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美国人口是我们的四分之一,我们是他的四倍,所以哪怕我们总量上超过美国,不见得生活比美国人好,另外总量还有个分配问题,你总量是很高,分配不合适,穷人很穷,富人很富,美国这个社会,有贫富差距,但他的穷人变成富人,变成中等收入的人,这条路是很畅通的,没有特权,你好好干,好好学习,你就能上去,中国现在不行,中国现在的特权啊,妨碍到低收入的进入到高收入的,至于其他方面,那就更赶不上美国了,美国的政府是一个讲人权的政府,讲“宪政”,中国政府要达到美国,要达到美国,连台湾都赶不上,另外在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上,中国十三亿人没有一 个人得诺贝尔科学奖的,美国有全世界最多的科学奖,绝大多数的科学发现都是在美国发生的,日本也比我们强,日本人口只有我们的十分之一,但是日本人得了很多的诺贝尔奖,十三亿,中国人又不笨,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奖,跟美国比至少差得多了。

  加藤:应该怎么做?
  茅于轼:我觉得还是照普世价值的方向,人权“宪政”,消灭专政,专政总是个问题,谁家有被专政的人,是永远不服的,一个社会只有平衡平等,它才能是稳定的,这些人高,这些人低,这些人脏,这些人俊,谁愿意被人专政啊?他非要造反不可,中国几千年都这样,皇帝在上,底下人都没有权力的,他就要造反,现在美国老百姓不可能造反,因为他是平等的,你有你的公民权利,是吧,中国要发展,绝对不是要回到无产阶级专政,那个是造成动荡,阶级斗争造成巨大伤害的一条路,只有保护人权,人人都有机会上升到,社会一定会有差距的,所以问题是你是低收入你能到高收入,这在乎你自己,所以要平等自由而且思想是开放的,没有控制的,因此科学技术得到发展的,我们中国人能得诺贝尔奖的都被毛泽东搞掉了,方方面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最好的人才被毛泽东搞得一个都不剩了,下一代有可能。

  巩献田:茅先生,我想问一下,国家政权就是专政?它的主要支持就是军队,你怎么消灭军队,你不是消灭专政吗,你怎么,国家政权,专政的力量主要就是军队、武装力量,你怎么消灭武装力量,消灭专政?
  茅于轼:武装力量怎么用,武装力量只能对外,是可以用武装力量的,对内是保护被侵犯人权的人,小偷小摸这样要,这又不是专政,但是手枪要对着他们,小偷把你抓了,绑票,但是抓了以后你还是有人权的,不许你动,什么权力都没有那就糟糕了,人的权力得到充分的保护,你哪怕犯了错误,你的权利还是要得到保护,不能打你,不能侮辱你,你可以有发言的机会,这个就是人权,也是有坏人啊, 绑票,贩毒,怎么对他呢,要善意的制裁,把他关起来,但是也没必要叫他受罪,饿他打他侮辱他,这个我不赞成,死刑,我更不赞成,要走上孔子讲的以直报怨, 这是人类发展的前景。
  巩献田:茅先生说以直报怨,孔子为啥上任七天就把少正卯给杀了呢?
  茅于轼:为什么?哦,这个我说不清楚。我对孔子没有研究,这事有很多争论我知道。
  巩献田:茅老先生有很多想法是很好的,但是都是幻想,空想,没有实现的条件和可能,比如消灭专政,因为专政就是军队,就是物质力量、物质暴力,你必须用物质暴力才能消灭它,你怎么消灭?有阶级、有阶级斗争,那就必然有专政。马克思的最重要的发现就是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阶级斗争不是马克思发明的,资产阶级学者有过阐述,马克思发明的是无产阶级专政。
  加藤:最后一个,中日关系,刚才巩老师强调阶级概念,毛泽东也是用阶级来考虑外交的,所以当时中日关系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中国和日本有民间的交往,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然后是美国的帝国主义,然后他是中间地带中间,有亚洲的非洲的拉美的,就是被压迫的民族,所以毛泽东强调做好与日本的关系,日本是民间的,尤其是反美团体,这些交流比较多。但是没有外交关系,当时中日关系比较活跃,可以说中国对外关系中,中日民间交流最多,按照阶级的观点来考虑将来的外交的话,中日关系会怎么样呢?
  巩献田:马克思主义强调国际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反对侵略,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一个原则。我认为地理关系决定民间交往是正常的,和周边的国家都有交往,这是正常的。我相信未来的中日也好,中越也好。这个交往越来越扩大的,现在中国人在日本做工的可能上百万了,我知道,一百多万,日本在中国做工的也很多。严格的共产主义者看问题是着眼全世界的,没有国界的,没有国家限制的,只有民族的区分,但是最后民族又是融合的。

  加藤:日本没有无产阶级。
  巩献田:这是什么是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不清楚。就是受别人剥削,自己出卖劳动力,只有劳动力没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叫无产阶级。这个是生产资料,所谓生产资料,就是他能够生产生活资料,制造消费品的,例如矿山,土地,大型机器等。我的汽车是搞运输的,有很多辆汽车,这是生产资料,现今掌握生产资料的,一般来说都是属于剥削阶级。光靠出卖劳动力给人干活,这叫工人阶级。日本共产党承认日本有无产阶级,你怎么说没有工人阶级呢,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一个概念,无产阶级不是说没有生活资料,没有小汽车,不是那个样的,我有小汽车是消费用的,不是为了赚钱。
  加藤:没有权力掌握自己的生产资料。
  巩献田:对对,就是不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不剥削别人。
  加藤:茅,你讲中国走“宪政”路线,将来对外国关系,中日关系,中国一直走”宪政”的话会怎么发展中日关系
  茅于轼:现在中国还不是完全”宪政”,因此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监督机会还是不够的,我作为中国老百姓我非常希望中日两国友好下去,中国的政治家和日本的政治家都讲过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觉得这是一句非常正确的话,可惜的是现在的日本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和中国的外交家和政治家把这句话给忘了,为了个钓鱼岛闹得不可开交,其实那个东西是国家的问题,老百姓和这个岛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要的是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不光是中国和日本,中国和所有的国家都需要民间交往,核心的一点,政治家外交家他们忘记了老百姓的利益,把国家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错了,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到第一位,就没有钓鱼岛的问题,有钓鱼岛的问题也好解决,大家考虑老百姓的利益,我们要互相访问、要交流、要旅游、要传播你们的文化,我们学习你们的文化,互相学习,这是我们需要的,你想着把这个放到第一位,他们的想法就会变,我觉得将来中国走向”宪政”,日本也是”宪政”,但是日本它有它的文化特点,我去过四次日本,我很欣赏日本的礼貌、干净、守秩序,日本的水没有受到污染,这是我佩服的很,所以我们要学日本,日本也有要学中国的,这是我们需要发展的,这个钓鱼岛的事情,我们都不要去管它了,大家下台阶就完了。我们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相信中国走上“宪政”,老百姓有权利监督政府,你不要搞那一套名堂了,我们要交往、民间交往、发展民间友谊、文化的交流,访问旅游这是我们所需要的。

  巩献田:茅先生把国家和老百姓对立起来的说法是错误的,你的国际法知识是没有的,领土和主权,任何国家的正常的领导人都不会放弃的。就到这里吧,茅先生有幸和你对谈,你呢,很多观点我更清楚了,我原来不知道你有那么多错误观点,我后来看到你的书,我大吃一惊,你呢,一个是我从你这学到了很多东西,知道我们国家有你这么个反动老人在,这么好的教材,对吧,希望你健康长寿,继续 当我们的教员。
  加藤:你们俩都代表了中国的优秀的学者
  茅于轼:刚才巩教授把我当成反面教员,我对巩教授的看法是,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客观世界,但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个人看法不同,不同的原因就是有的人他拒绝他不喜欢的事,所以他认为刘少奇是身体不够健康而死的,不是毛泽东搞他的, 这个是我说的对客观世界的拒绝心理,这个人就永远变成愚昧的人了,人怎么变得聪明,得不断纠正自己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想法,这你就进步了,所以我说巩教授在这方面要接受你不喜欢的事实,你首先看是不是事实。

  巩献田:你的意见,接受事实,这是一个正直学者必须具有的品质,但是呢,谎言和欺骗,那是坚决不能接受的,你比如毛泽东“奸污妇女无数”,你又没有一手的材料,都是传说的,我作为学法律的,我怎么接受,首先你得有证据。
  茅于轼:他从杨开慧以前一直到江青,一连串的乌七八糟的事。
  巩献田:包括中南海在他身边工作的,有200多个人写了书,说毛主席的真相,驳斥李志绥的文章,可能你看不到吧,那个事实你就不接受。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间:2013年12月01日 15:07 (星期日)主题: 尹连根2007年文:论大陆媒体人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

论大陆媒体人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

——以广州三大报业集团为主要考察对象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 尹连根

《南都周刊》首席编辑 王海燕

    尹连根: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先后于四川日报、南方日报从事新闻采编、管理和研究工作多年。2006年1—7月,作为中加交流学者,访学于萨伊蒙弗瑞泽大学(SFU, Simon Fraser University)传播学院,主攻传播政治经济学;2008年9月-2009年11月,作为英国志奋领学者,求学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社会学系,获得文化与社会方向硕士学位。

    本文以内部人在场的言说方式,揭示了中国媒体业作为利益集团的属性,以及媒体人追逐利益的特殊方式。内部人写作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媒体人圈子总体来说相对封闭且有一套行内潜规则,外部人对此不可能有深切的了解。笔者曾多次接受过传播学者的访谈,学者们固然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但因不能深入媒体内部,其分析难免失之于皮毛、笼统乃至肤浅。即使是著名的媒体社会学者如Gaye Tuchman(1978)和Herbert Gans (2005)所做的田野调查,也未能摆脱外部人的局限。在这方面,作为内部人,笔者很好地克服了社会学调查中常常为之头疼的如何“入场”以及如何“保存现场”的问题(曹锦清, 2001),不但拥有第一手的媒体内部运作经历,而且能很好地实现与内部人之间的交流、沟通,从而保障发生现场的完整性,能够洞悉这种程式化的日常运作后隐藏的动机和目的,有助于笔者对媒体政治本质的把握和解释。

    为完成本研究,笔者以正式访谈与日常闲聊的方式,与广州三大报业集团的部分编辑记者多次交流。他们的详尽叙述对本文写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多种原因,笔者不便在此列出他们的姓名,只能谨致谢意。

一、媒体的异化

    媒体,尤其是中国的媒体,从来就不是什么正义、民主的正常诉求场所,只不过是一些人和利益集团寻求自己的利益(或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或兼而有之)的工具和渠道。2004年9月6日晚,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在播放俄罗斯人质危机的新闻报道时,屏幕下滚播着的是俄罗斯人质危机中一共有多少人丧生的有奖竞猜信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奖竞猜的背后有利益的分成。在广州,午夜时分拧开收音机,听到的绝大多数是普通话不怎么纯正的本地医生们在大谈如何防治性病或其他什么病,那是因为该时段通常都被这些医疗机构买断了。2006年8月21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次读者访谈,但没有一个访谈对象是农民工或者下岗工人,那是因为这些人没有社会影响力和广告投放力。

    在中国的报界有个非常时髦的词,叫“有效发行”。有效发行其实就是能给报纸带来广告投放的发行,本质上就是有钱发行。那么在广东,什么地方最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投放广告?当然是珠三角地区。所以,广州的报纸无一例外地首先压缩在非有效发行地区的发行量,然后压缩在非有效发行地区的版面。在广州,由于地产广告在报纸广告中所占份额很高,所以广州报界向来极少刊登有关地产商的负面新闻。

    从上述种种现象中不难看到,所谓的公平、正义,更多的时候不过是媒体谋求自身利益的一张皮罢了。当然,多数媒体还是愿意在正义、公平等当代社会的普适价值上做文章的。但千万注意,这要么更经常地被政治权力、经济权力遮蔽了,要么充其量只是他们达到谋取自己利益的手段而已,而不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目的。他们在社会正义、公平、民主上做文章,以求得读者的共鸣,从本质上看,其目的都是为了在读者中扩大认同度,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扩大广告吸引率,以达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有关媒体不过是一些利益集团寻求自身利益的工具的说法,在西方并不鲜见。传播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Herbert Schiller、Robert McChesney、批判学派代表人物Noam Chomsky和Ben Bagdikian等,都有文章和著作述及。Herbert Schiller认为,包括大众媒介在内的美国文化产品的最高目的就是“发布、推动和叫卖(美国式)消费主义,成为跨国商业公司系统实现其自身利益的理想工具”。他认为,美国行政机构、军事组织、跨国公司和商业传媒纠结在一起,通过美国式市场策略的运用,在“把整个世界变成大卖场”的同时,促成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特征的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对这种大众媒介彻底异化为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的工具的现状,Herbert Schiller感到痛心疾首,因此他在《文化产业:公司表达接管了公众表达》一书中呼吁,亟需大规模地反思和检讨美国的信息文化现状,将信息流通归于“公众参与和公众自我负责”,以“对人类的启蒙和福祉有所裨益”。Robert McChesney则强烈抨击了传媒假之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庇护,越来越趋于私人垄断和臣服于商业价值、经济利益的状况。他认为,与这种“臣服”相应的是,“公共服务价值的衰微和被边缘化”,公益让位于利润,媒体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旨在“服务于一小撮富有投资者、企业老板和广告商利益的系统”。

    Edward Herman和Noam Chomsky在论述美国大众媒介的传播政治经济属性时,提出了一个从组织结构和关系的角度来解释美国媒介表现的分析框架,谓之“宣传模式”。他们认为,美国新闻正遭遇以下几大日常化的被过滤路径:所有者、广告商、信源(主要由政府官员、企业高管以及和被这些主要权力源资助与批准的所谓专家们)等。媒介“服务于那些控制和资助它们的社会强势者们的利益,并代表它们(向大众)进行宣传”。2004年,Ben Bagdikian在其《媒介新垄断》的修订版中,详尽阐释了所有美国的主要传播媒体是如何逐步被那些1987年初版时的50家而如今仅5家的大公司所控制、操纵和垄断的。在这本被称为“媒体工业集中化研究领域的圣经”里,Bagdikian通过大量的事实,生动、具体地揭示了美国传播媒介委身于那些大公司后的利益集团本质。至于有关中国媒体的利益集团属性的论述,就笔者目力所及,当推Simon Fraser大学传播学院赵月枝博士的论述最为系统。她在新著《传播在中国:资本重构和社会论争》一书中,论述了媒体作为利益集团,如何和政治、经济等利益集团交织在一起,并在这种交织中实现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如果说赵月枝博士是从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角来把握中国媒体利益集团属性的话,笔者在此拟接着赵月枝博士“往下说”,深入中国媒体内部,从一个中观的视角来剖析中国媒体作为利益集团其内部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与运作逻辑。

    剑桥大学社会学者John Thompson将权力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符号权力和军事权力。在揭示中国媒体人利益角逐的路径和逻辑过程中,笔者将主要立足于John Thompson的权力四分说,着力展示媒体人如何不断地将他们手中所掌握的符号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如何不断地将他们手中所掌控的组织资源转化为个人资源。我们将根据自己在报业多年的亲身实践、个人观察和与同事们的经常性访谈,从三个角度来分析媒体人如何将媒体作为追逐个人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工具和手段:从升迁的角度来论述中国媒体人是如何进行从符号资源到政治资源的转化的,从“工资+外快”以及变现的角度来论述中国媒体人是如何进行符号资源到经济资源的转化。

二、媒体人的收入结构:“工资+外快”

    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一些媒体入行者是抱着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投身报业的,但经济考虑也是他们投身报业的重要因素。从一般情况看,媒体入行者在新闻编辑工作中经历大约两年左右的社会化过程后,其新闻理想和职业雄心因认识到种种现实制约而逐渐受挫,而经济利益上的追求日渐成为最主要的工作驱动力。

    媒体人的收入一部分依靠工资收入:工资收入的构成主要为“基础工资+计件工资+职务津贴+年终奖”。只有那些在媒体内拥有一官半职的人才有职务津贴。媒体人的基础工资部分相对固定,主要根据被评聘级别而确定,行内俗称为“底薪”。而计件工资部分则直接与工作量和工作完成情况挂钩,是工资收入部分的大头,它其实类似于管理学所谓的计件工资制和量化考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在在报业内流行的称呼叫“挣工分”。“挣工分”最先是随着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报纸尤其是都市报系列在90年代中期的勃兴而建立起来的。后来,随着都市报影响力的不断扩散,其他报纸包括各地党政机关报及晚报竟相仿效,约在2000年前后逐步建立起这种以量化考核和计件为基本特征的工资体制。

    媒体人的另一部分收入来自工资外收入。工资外收入的多寡取决于编辑记者手中所掌握资源的多寡。这种资源通常具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指在报社内部的发稿权;二是指在报社外部所掌握的可利用资源。从经济社会利益交换关系的原则出发,社内发稿权与社外可利用资源之间呈现为一种高度的正相关关系。那么,在报社内部,哪些人拥有的发稿权最大?首先是那些握有版面的部门。而具体到部门内部,则依级别高低而享有相应大小的发稿权,即分管社委、部门主任、部门副主任和责任编辑。其次是那些容易出新闻的“线”,比如政法新闻、公共卫生新闻、房地产新闻、公共交通新闻等。在新闻业内,素有“瘦线”和“肥线”的分别。所谓的“肥线”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容易出新闻,二是容易给记者带来好处,便于谋取利益。而所谓“瘦线”正好相反,通常含义就是不容易出新闻,亦不容易给记者带来好处,比如深度报道新闻、报料新闻、农业新闻等。不过,这种“瘦线”与“肥线”的区分并非绝对不变。对那些不善经营的记者来说,手中纵然是条“肥线”,也可能会被他跑“瘦”;而对那些善于经营的记者来说,手中即便是条“瘦线”,也可能会被他跑“肥”。

    谋取工资外收入的路径实质上就是符号资源转化为政治和经济资源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1,收“红包”,即目前在报界已经“合法化”的所谓“车马费”。这种“红包”一般都是某公司或单位开一个面向所有媒体的新闻发布会,然后给所有与会记者一份通稿和一个红包。这种红包价值不等,高的5百到1千元,低的也许仅50元。腿脚勤快的记者若经常跑这种发布会,也能积少成多,集腋成裘。2,有偿新闻,这在中国报界又有一俗称,即“软稿子”。言外之意是“拿了人家的钱手软”。由于目前中国报业广告市场竞争激烈,报纸广告普遍存在把关不严,有钱辄登的倾向,因此虚假广告不少,久而久之,广告效果并非很好。相对而言,新闻则有着中立、可信等品质,传播效果优于纯粹的广告。何况,通过媒体的正式渠道刊登广告所支付的广告费用要远高于通过私人渠道刊登新闻所需要打点的费用。所以,无论从效果还是从费用的角度来说,有偿新闻都比广告更受广告客户青睐。现实中,有偿新闻也是编辑记者一个重要的工资外收入来源。3,佣金。中国的人情社会和非制度化生存的本质,决定了一个人事业的成败和境遇的顺逆很大程度上仰仗于手中社会资源的多寡,而不是遵纪守法程度的高低。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那些依靠工作关系而建立起大量人脉的编辑记者便有了可用武之地,即通过牵线搭桥、从中斡旋、为当事人或趋利或避害,从中获取佣金,这类费用又称“打点费”、“好处费”等。4,拉广告。在采编与广告之间没有截然分开的报社,部分编辑记者之所以热衷于拉广告,原因有三:首先,编辑记者没有广告业务员的广告任务压力,没有完不成任务的风险成本;其次,编辑记者能拥有相对较高的,一定比例的广告提成;其三,得益于手中的新闻平台,记者比广告业务员更容易使广告商买帐。访谈中,笔者被告知,有些记者一年光广告提成就可以拿到30万元。5,编辑记者个人开公司。

三、媒体人的升迁之途

    从记者、编辑逐级升迁,即使每个环节都很顺利,也要经历从部门主任助理→部门副主任→部门主任→社委→副总编辑,最后才能做到总编辑(或社长),这是一个漫长且并不轻松的升迁过程。这一漫长的升迁链条固然适用于主报,但也同样适用于子报。如果将主报和子报之间的科层关系画出一张报业集团结构图,读者便可以推想目前中国的报业集团是怎样一个壁垒森严、高高耸立的金字塔型架构了。

    如果说,副主任及其以下职位比拼的尚是业务能力的话,那么副主任以上比拼的则更多的是排队情况如何,也就是,你跟哪个领导站在一条线上,排在一个队列。所谓排队,首先就是表忠心并切实效忠。效忠的最佳方式则是听话,言听计从。具体到采编过程中,就是热烈拥护领导设定的某采编方案和思路,出点子予以优化,忠实地在具体实践中予以执行。其次是要逢迎附和,做领导爱看的,说领导爱听的,多向领导汇报想法、思路,并时时请教。美国社会学者Herbert Gans曾在他的名著《决定什么是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中提到,报社的编辑记者都不怎么重视什么读者调查。这句话放在今天的中国传媒来看,也基本是正确的。其实,在新闻编辑室里,决定什么是“新闻”的,既不是课堂上学的什么新闻价值,也不是什么读者调查,而是领导的好恶。一位接受访谈的媒体人说:什么是新闻?领导认为是新闻的,就是新闻;领导认可和满意的新闻,就是新闻。再次是爱憎分明,尽可能地突出领导的重要地位和制造领导的出场露脸机会。在一个矛盾丛生、派别林立的媒体机构里,一旦跟定人、排定队,就必须将排队进行到底;否则可能的结局是谁的队也不要你。

    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封建化小王国里,普通编辑记者基本上既无尊严也无自由,副主任级别基本能拥有尊严,主任级别基本能拥有自由,社委级别则基本能随心所欲。换言之,若当不了副主任,你将基本失去尊严;当不了主任,你将基本失去自由;当不了社委,你将基本不能随心所欲。究其原因,这与中国报业集团当下的领导干部选任制有关。现阶段,报业集团的社委级领导归口于同级党委的组织部选拔任命;社委以下的领导归社委一级管理层选拔任命。具体到报业集团内部,子报同样沿用这种干部选任制,那就是,社委决定谁可以当官,谁不能当官。这种选任制使得领导层握有绝对的话语权,从而形成了一种绝对的对上不对下的晋升氛围。尽管目前多数报社都实行若干年一次的竞争上岗,但那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在这个高度层级化的王国里,每个级别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只在自己所属的级别圈子里活动和交往,分明的区隔线无形地存在着。“我们”和“他们”的区隔感,在几乎所有的层级里不但明显而且浓厚。一个人升到社委级别之后,似乎一夜之间便从普通编辑记者乃至副主任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他们不再在日常聚会场所吃饭,觥筹交错的被求场合陡然增多;不再在日常公交场所出没,出入有指定司机驾驶的专车;不再在普通小区露脸,迅速攀升的月薪和年终奖外加各类不期然而至的现金,使他们的房产升级步伐加快。在度过半年左右的适应期后,他们逐渐从编辑部的公众视野中消逝。除了公事公办的工作外,普通编辑记者与他们之间的交往被看作了一种奢望,乃至遥不可及的事情。这些领导者就是这样在保持着神秘感的同时保持着赫然的区隔。

    这种区隔除了上述的升迁者个人的刻意之外,在整个组织内部也是通过多种途径刻意保持着。首先是办公资源的多寡。比如,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社委级别的办公室一般为两个普通间大,配备气派的总经理类型的办公桌和配套的真皮座椅、组合沙发、专用空调、一排书柜、饮水机等。社委级别以下人员的办公室都是整幢大楼共用的中央空调。主任级别的办公室则为一个普通间,配备普通办公桌和普通座椅,以及一个日用储物柜。副主任级别的,一般是一个普通间放两张电脑工作台,两个人共用一个房间。普通编辑记者则通常是一个大办公室,隔成若干电脑工作台。所以,走进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只要观察一下房间的大小和布置,便知道房主在集团内地位之高低了。办公资源的另一区隔方式是发放的报纸种类。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里,普通编辑记者只发放《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南方农村报》;副主任级别的,除上述报纸外,加发《21世纪经济报道》、《人民日报》和《羊城晚报》;主任级别的比副主任多发《广州日报》和《新快报》;社委级别的比主任级别的又多了《新京报》、《信息时报》、《光明日报》、《文汇报》、香港《文汇报》和《参考消息》。

    其次是参加各种会议的资格规限。报社里经常有各类会议,一般在发通知召集会议时都会规定参会人员的具体级别,比如,正科以上人员参加、副主任及其以上人员参加、主任及其以上人员参加、社委级别参加等。尽管其中多数为普通的日常会议,会议的内容在会后都要求各部门务必传达,但仍然会在参会资格上做出明确区隔,以刻意强化等级意识。

    再次是出差规格的差距,在这方面广州各报的区隔相差无几。一般地,副主任及其以上级别的,出差可按需选择交通工具;而部门副主任位置以下的媒体人原则上只能选择飞机以外的交通工具。出差时每日的住宿费标准也存在强烈的区隔功能。一般来说,普通记者编辑的出差住宿标准在250元左右,副主任在350元左右,主任在500元左右,社委级为600元左右,巨头级的在700元左右。

    在这个高度层级化的社会阶梯上,每上一个层级,都意味着手中拥有更多可支配资源和更多自由意志的空间。政治上,越往上升迁,越拥有对稿件和版面的话语权,越具有刊发关系稿和阻止刊发不利关系稿的权威和能力。经济上,越往上升迁,首先表现为工资构成的各子项,即职务津贴、基本工资、月度奖金和年终奖都会上升到一个新台阶;其次,手中可支配的公款资源,诸如公车、对外接待费等都有更大的自由度;心理上,层级高了,便出入车骥,乃至前呼后拥。正如一句俗语所说:“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小皇帝”,哪个常人不会认为当皇帝的感觉挺好?

四、媒体人的资源“变现”之途

    本文借用“变现”这一经济术语,意指媒体人通过多种途径将自身从业资本积蓄到一定阶段和层次后,一次性地“变卖”成具有乘数放大效应的政治收益或经济收益。可以说,“变现”是当前中国媒体人比较热衷的一条价值实现通道。概言之,媒体人的“变现”主要有四条路径,即政界“变现”、子报“变现”、跑线“变现”和他媒体“变现”。

    首先是政界“变现”。由于中国人有“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而政治在中国社会里拥有对公共资源的强大掌控力和对寻常百姓生活的强大干涉力,因此政界对中国人总是充满了无尽的利益诱惑,历年公务员招考的火爆场面可算例证之一。而新闻业与政治存在着密切联系,所以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媒体人的“变现”通道便十分自然便捷。不过,当代中国政坛的门槛并不低,而那些政坛高位的门槛之高更非常人所能企及。因此“变现”政界虽然是一些媒体人梦寐以求的梦想,但真正完成此等“变现”的人却不是很多。现任广州市委常委的薛晓峰可算是媒体人“变现”政界的颇为成功的例子。薛晓峰在步入政界前任《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社委;2004年9月他离开《广州日报》,任职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2005年8月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2007年2月后不再兼任市委秘书长,改兼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保税区、广州出口加工区管委会主任、党委主任和萝岗区委书记,分工管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保税区、广州出口加工区和萝岗区工作。

    其次是子报“变现”。在此必须对目前中国报业集团的领导架构稍作说明。从当前中国多数报业集团的架构来看,二级部门就是主报的各处室部门,比如要闻部、经济新闻中心等,以及主报所创办、衍生出来的诸子报和诸经济实体,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信息时报》,《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新快报》和南方广告公司、大洋网等经济实体。也就是说,在报业集团内,子报的级别相当于主报的一个新闻采编部门。换言之,子报的总编辑相当于主报的一个部门主任,子报的副总编相当于主报的一个部门副主任。所谓子报“变现”,就是从这种平级调动的意义上来说的。比如,原《南方日报》时政新闻中心执行主任陶第迁2004年平移至《南方都市报》任执行总编辑,原《南方日报》时政新闻中心副主任崔向红2006年平移至《南方都市报》任副总编。这种平移所带给个人话语空间的扩展不言自明:平移前,他们只不过是一个省级机关报的二级部门领导而已,上面还有重重叠叠的决策层;平移后,成为一家市场认同度很高的都市类报纸的掌门人,直接进入决策层,更遑论数倍于平移前的月薪和年终奖了。据笔者了解,在目前的中国报业,员工很热衷的那就是,先在主报攒够政治资本,然后平移至子报进行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双重“变现”。否则,你要么留在主报,有足够的耐心和技巧熬至社委级,要么在子报连熬到个中层干部都是难上加难。因此,子报目前是各报业集团中层干部为求“变现”而激烈角逐的关键场域。上升捷径之一就是这种“变现”方式,

    第三是跑线“变现”,这种情形多发生在经济新闻部门的记者编辑当中,一些跑经济线的记者编辑乐于跳槽到经济管理部门或大企业,做公关、宣传等一些与文字相关的工作。由于媒体的经济新闻部所交往的多为经济管理部门或大企业,这些经济管理部门或大企业掌握大量可支配经济资源,员工收入不菲,更兼到这些部门工作后文字要求相对较低,因此跳槽者的采写压力比在报社轻松不少,在文字高手们的眼中有如“小儿科”游戏。比如,原《南方日报》经济新闻中心电力线记者陈向阳跳槽到南方电网新闻中心;原《南方日报》经济新闻中心烟草线记者孙茂勇跳槽到广东中烟工业公司等。

    第四是他媒体“变现”。通过这种路径“变现”的记者编辑大都在采编领域有一技之长,抓到某新闻事件后往往能“一炮走红”,从而适度炒热和包装自己,身价陡涨,随后便有条件“外卖”到其他媒体。这种“变现”还有一种形式,即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口碑不错的报纸中积累到一官半职,然后再转手“外卖”到他媒体担任要职。

    这种他媒体“变现”早期以纸质媒体居多。迄今为止最著名的例子恐怕要数原《足球》报记者李响了。他依托自己娴熟的英语,以及与当时的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米卢很好的私人关系,经常为《足球》报挖到比《体坛周报》记者更为独家的报道。2001年适逢“十强赛”和“世界杯”,《体坛周报》开出3个月百万元的价码将李响从《足球》挖走。

     后来,这种“变现”多通过转往门户网站实现。《南方周末》在一篇报道中提到:“最近,《新京报》前总编杨斌加盟和讯网,担任总编辑。不久前,《南风窗》前总编辑陈菊红成为腾讯网总编;《新京报》副总编王跃春,曾短暂加入搜狐并担任常务副总编;《计算机世界》前副总裁、总编王超,加入广源传媒担任总裁;《经济观察报》社前社长何力,加入阳光媒体集团担任大中华区新媒体业务首席执行官” [1] 。这些“从纸上到网上”的媒体人“变现”价码,至少在时下的传媒圈内看来,令人咋舌。2007年初,“中国金融网”以50万元的年薪聘请《财经》杂志前首席金融编辑、《财经时报》前任总编辑钮文新出任中国金融网副总裁兼总编辑。“除了50万的年薪,钮文新还将获得中国金融网相当价值的股权[2] ”。2006年5月,《环球企业家》杂志前总编李甬以年薪200万的身价加盟“网易”担任副总裁、总编辑。2006年10月,《经济观察报》前社长何力加盟“阳光传媒”的价码是,一次性补贴80万美元和100万人民币的年薪 [3]。

    笔者以内部人在场的方式,具体论述了中国媒体内部政治的展开路径和运作逻辑,那就是,“工资+外块”、升迁和变现。由此笔者试图揭示媒体政治的本质,即符号权力向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转换,以及组织资源向个人资源的转换。

    本文揭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新闻界:它既不是媒体自己竭力宣称的社会公器,也不是媒体人标榜的民主、正义诉求的场所,其实质不过是一群媒体人追逐个人利益的平台。在林立的利益集团当中,媒体业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11月20日 09:08 (星期三)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3年11月20日 9:01主题: 秦晖:福利的“高低”“正负”与中国的转型

福利的高低、正负与中国的转型

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 秦晖

  一 西方的“社会主义”要颠覆中国的“资本主义”?

  记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事件”引起一些国人的强烈反弹。官方的《环球时报》招集了“七位中国知名学者谈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这七位大腕当然不可能是“右派”;在中国的语境中一般被视为“左派”。但有趣的是,这七个“左派”以诺奖话题开场,讲着讲着有人就跑了题,骂起“福利国家”来了。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如是说[1]:

  前段时间去欧洲考察,到了英国、希腊、匈牙利。这才意识到,金融危机其实是一次福利主义的危机,背后是西方的政治体制。西方自罗斯福“新政”以后,改变了传统的政治合法性。此前政治合法性本质是压制与管束,“新政”把“压制合法性”变成“福利合法性”,对老百姓实行甜头主义。但福利主义政治积累了大量的问题,惰风四起。政党政治、议会民主更使社会失去了纠偏能力,以至积重难返,终于酿成了这次危机。这不是小问题,它也许意味着一种文明的衰落。现在西方对待新兴国家也没什么好办法,弄个什么“和平奖”恶心人,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

  著名的民族主义倡导者王小东附和说[2]:

  西方现在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人变懒了。美国议员纷纷做广告骂中国,但说来说去无非也就是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但有点知识水平的美国老百姓也觉得理亏:你实在不好意思说中国人比你勤劳肯干,且肯忍受较低生活水平就是不对的。

  这些话真叫人拍案惊奇!在《环球时报》上,这些议论出现在“和平奖折射了西方危机”的小标题之下,仿佛要告诉读者,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是促成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贡献因子。

  福利国家养了懒汉;福利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积累了大量社会问题;西方今天的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危机,而是福利国家危机。这类看法本不是什么新观点,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能说全无道理。只是,这种话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通常都出自“右派”之口,在学界则属于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说。然而在中国,咱们都听到了:这些话不是什么“右派”说的,也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说的,而是中国“官方左派”学者说的!

  当然,说了这些话,并不表明他们因此成了“右派”。因为在西方,乃至在其他非西方国家,“右派”和“新自由主义者”反对高福利通常是要追求高自由,倾向于用“自由放任”取代“福利国家”。可是我们的“左派”对老百姓的自由和福利同样排斥,他们既反对“自由主义”,也反对“福利主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宏文一方面挖苦西方的“福利主义”,另一方面也怒斥西方国家重视中国百姓的自由和人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忧心忡忡地说:“美国的人权政策重心主要往草根上靠,以此针对中国现在存在的社会矛盾。刘晓波只是这种人权政策的符号而已,这种意识形态层次的东西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影响不大。不过,他们要是把那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与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搅合在一起,那就非常可怕了。”[3]房宁感到无比的委屈和愤怒:“我们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为西方人打工,靠挣一点辛苦钱来实现民族的复兴!但这样他们还是不接受!”[4]

  福利国家是西方的万恶之源,血汗工厂是中国的制胜之宝,但西方人却不让我们“为西方人打工”!他们“人权政策重心主要往草根上靠”,这不是存心想搞垮咱们的血汗工厂吗!资本主义那“意识形态层次的东西”对我们“影响不大”(咱们早就比他们更资本主义了),不过他们要是把那些民主思想“与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搅合在一起,那就非常可怕了”。整个故事听起来就像是西方的“社会主义”处心积虑要颠覆咱们中国的“资本主义”!

  过去中国的“左派”在某些时候还是称赞福利国家的,说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学的。现在他们却大骂人家要向我们输入福利国家!当然,过去我们的“左派”也骂过福利国家,理由是福利国家只均富不共产,太保守,不过瘾。但现在我们的“左派”不搞共产了,却咒骂西方“对老百姓实行甜头主义”!过去我们的“左派”对自由、民主、人权这类说法最拿手的挡箭牌就是“阶级论”,动辄就反问“谁的自由?”“谁的民主?”“谁的人权?”,说西方的人权是只给富人、资本家的,而穷人没份。可是现在我们的“左派”明确说了:富人、权贵玩玩人权没关系,对咱们“影响不大”,但如果“人权政策重心主要往草根上靠”,“那就非常可怕了”!听见了吗?怕的就是工人、农民有人权!过去中国的“左派”也搞“专政”,说这专政是对付资本家的,是保证百姓福利的。但现在这专政恰恰是要防御“福利主义”的影响,它要对付的是一心想对付资本家的人。

  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特约撰稿人吴迪去黑龙江亚布力滑雪,“车子一进入尚志县地界,路边就不断出现一个个醒目的标语牌──“谁刁难投资者,谁就是人民的罪人”,“谁损害投资者的利益,谁就是与人民为敌”,“老板不分大小,能来投资就好”……我赶紧用手机拍下了这些惊悚的语句。”[5]这样的标语笔者也见过一两次,例如,吉林蛟河市有标语:“谁与招商引资企业过不去,就是与蛟河人民过不去”!河北宣化县有标语:“谁刁难投资者,谁就是宣化的罪人”!当然,公开张扬这种“惊悚”标语的地方不会多,但这样的想法可谓普遍流行。就这样“西方”还是不满,甚至把“人权政策重心主要往草根上靠”,你说我们的“左派”怎能不气大?

  二 什么是福利国家?──“福利国家”概念的发生学考察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这西方左派喜欢、而他们的右派和我们的“左派”都讨厌的“福利国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今天西方人通常把“福利国家”看成与“自由放任”相对的一种“大政府”主张,即以高税收、高福利的二次分配手段增加“平等”。从计量的角度看,如今西方学界一般认为福利国家有四个指标:一、福利支出占政府公共开支的很大比重:如果政府开支大量用于军队、警察,用于政府的自我服务(行政经费、官办文宣与公关经费等),或者用于建设投资,那就不是福利国家;二、反过来看,公共支出也占福利支出总额中的绝大部分:如果福利主要是靠民间慈善而非公共财政,那就不是福利国家;三、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一定的水平;四、福利制度中存在着力度较大的再分配。我们可以福利支出多少和再分配力度高低两个维度来对国家进行分类:美国福利支出与再分配力度都“双低”,而瑞典则“双高”,德国福利支出高而再分配力度低,英国福利支出低而再分配力度高。根据这种标准,可以说最严格意义上的福利国家就是福利开支比重与再分配力度“双高”的瑞典式国家;而两者有一高的英国式与德国式也可以算是较为广义的福利国家;两者“双低”的美国则可视为“自由放任”的代表,不算福利国家(或者说是典型的低福利国家)了。

  但是这种比较只能在宪政民主国家范围内进行。如果历史尺度扩展到宪政以前、空间尺度扩展到民主国家以外,“福利国家”又该如何定义呢?值得指出的是:这正是历史上“福利国家”这一概念出现时人们主要考虑的问题。通常完整的定义必须有排除性的标准,而这种标准往往是有针对性的。无论你喜欢还是讨厌“福利国家”,当你提到它时总有个相反的参照物浮现在脑海中:对于喜欢福利国家的人来说,他们讨厌的“非福利国家”是什么?而讨厌福利国家的人,他们所喜欢的“非福利国家”又是什么?或者说,如果我们说不清楚什么是福利国家,也应该容易说清楚什么不是福利国家?

  那么,什么不是“福利国家”呢?有人说,福利国家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是只搞分配的,那么,如果搞生产性的公有经济,就不是福利国家而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了。这种说法不完全对,因为尽管今天人们主要从分配方面讨论福利国家,但像法国、奥地利、以色列、印度这类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或曾经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当然,国有企业有没有效率、要不要改制,那是另外的问题。然而,是不是福利国家,是不能以有无国企或国企占多大比例来判断的。

  通常人们更强调的是“福利国家”与“自由放任”之别。但如前所述,这是在今天宪政社会上下文中的区别。而历史的事实是:最早提倡“福利国家”和指责“福利国家”的人,主要都是强调它与另一些“大政府”的区别,而不是与“自由放任”的区别。

  先说讨厌福利国家的人。有人考证说历史上“福利国家”一词最早见于德语,即"Wohlfahrstaat"。在192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这个词是右派用以攻击社会民主党政府(据说它“过度关注对人民的给予,而不是要求人民为德国的荣誉与强权而奉献”)的贬义词[6]。然而,这些反对魏玛民主的极右翼人士本身也是大国家主义者,他们鄙视“福利国家”的“小恩小惠”而向往穷兵黩武的大帝国。显然,他们绝不主张所谓的“自由放任”。

  再说一下喜欢福利国家的人。英语“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一词据说是牛津大学国际政治学者齐默恩(Alfred Zimmern)在1930年代第一次使用,他把英美等民主国家称为“福利国家”,以区别于“强权国家”(power state),后者指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等,其特点是“把国家或政府当成目标,而人民大众成了从属的工具”。稍后不久,英国经济学家舒斯特(George Schuster)也在1937年提到:“削弱独裁者在强权国家中影响的最好办法,是我们的福利国家表明它更能为人民提供幸福。”[7]

  但是,“福利国家”这个词组之广为人知,则始于坎特伯雷大主教坦普尔(William Temple)的宣示。坦普尔年轻时是英国工党成员、民主社会主义者,1908年他成为教会神职人员后着文主张“进化式的社会主义”,并认为教会主张的选择是“介于社会主义与异教徒〔指再浸礼派等主张平等主义社会改革的激进教派〕之间”。1927年他在神学著作中主张“渐进的保守主义改革”,英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这一主张的实质是“有人道面貌的资本主义”。1942年,他当选英国基督教最高教职──坎特伯雷大主教,直至1944年在任上逝世。当时正值二战艰苦岁月,英国不分朝野左右,团结一致进行反法西斯战争。而超越世俗左右之上的基督教信仰和世俗政治中左右共同遵守的宪政民主规则成为团结全国、振奋民族精神的两大基础,代表前者的教会与体现后者的政府也精诚合作。坦普尔就任最高教职前夕于1941年发表的《公民与教徒》(Citizen and Churchman)一书也因此名重一时,传播极广。坦普尔在书中除了与齐默恩一样用“福利国家”概念来区别“福利导向的民主国家”和纳粹式的“强权国家”以外,还借助“福利”(welfare)和“战争”(warfare)两词的音近大做文章,把英美这类由公民授权为公众提供福利保障的民主国家称为“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而把德意等极权国家称为“战争国家”(warfare state,也可译为“军国主义”)[8]。

总之,我们看到在“福利国家”一词的发生学背景中,无论在德语还是英语里,作为贬义词还是作为褒义词,从反对福利国家的极右翼到倡导福利国家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与神学家,他们当时都是把“福利国家”与“极权国家”相对立,而不是与“自由放任”相对立的。至于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福利国家vs自由放任”这种对立,那只有在排除专制、极权制度后的宪政民主背景下才会凸显出来。

  三 福利是可问之责,还是必谢之恩?

  然而在坦普尔的时代,民主的“福利国家”也在全力打仗,而与之对立的“强权国家”或“战争国家”也可能拥有国家福利安排。两者的区别何在?坦普尔没有清楚地说明。事实上,一直就有人明确指出英国同样也是“战争国家”[9]。但笔者认为,起码有如下三个区别是可以清楚划分的:

  第一,福利是可问之责,还是必谢之恩?──福利国家不是“皇恩国家”。

  第二,福利是正调节,还是反调节?──民主国家福利有高低,但不会有“负福利”。

  第三,百姓要求于政府,还是官府要求于百姓?──“主仆”权责是否倒置。

  关于这三点,有必要予以逐一说明。

  “喜欢福利”的专制国家不同于“承担福利责任”的民主国家。“福利国家”中的福利是政府责任,不是“皇恩浩荡”。这本是常识。2012年5月9日,时任广东省委领导人汪洋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有言:“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10]此话立即引发“热议”。有人指责汪洋离经叛道,有人则说他只不过说出了个“常识”。但这个常识,许多人是陌生久矣。早在百余年前维新人士谭嗣同就在《仁学》中说:“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11]何有谢恩之说乎?

  的确,对于可问之责是没有谢恩一说的。只有那些你无法要求、但他还是给了你好处──比如慈善家的捐献等,你才应该感谢。但政府必尽之责到底有哪些,人们看法很不同。在西方有的左派认为“从摇篮到坟墓”都可以问责于政府,有的右派害怕政府权力大了会减少民众的自由,因而在权责对应的宪政体制下,他们认为政府责任愈少愈好,即所谓“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但至少有一点他们都同意,就是认为应对紧急事态(比如重大灾害)肯定是政府的职责。西方的自由放任论者有的主张政府连教育和医疗都可以不管,但从没有人主张政府可以不救灾(国防和外交也类似)。民主社会的人们无论左右,至少在救灾这个问题上对政府都是只会问责而不会谢恩的。

  2010年台风“凡亚比”(台湾称“凡那比”)吹袭台湾及中国大陆后,政府官员的应对及民众的反应就显示了一次极其鲜明的对比。该台风于9月19日横扫台湾时为“超强台风”,高雄冈山镇24小时降雨872毫米(几乎两倍于北京2012年导致80人死亡的“721大暴雨”──房山河北镇最大雨量400多毫米),结果致2人死(全台6人死)。当地舆论铺天盖地问责于政府。有传说高雄市长陈菊那天睡了午觉,当局岂敢说那是“谣言”?赶忙公布市长官邸当日的监视器画面,证明市长在坚守岗位。高雄当局公布了12时的监视视频,舆论又要求下午1时的;公布了1时的,又被要求追查2时至5时的。市府一律照办,不敢怠慢。“不过议员还是认为,只凭官邸监视器“不清不楚”的监视画面,车牌也不明显,不能证明当日行程。”尽管副市长表示,市长又不是刑事犯,“拿出监视器画面,就足以证明有诚意”,对于“市长在哪里”的话题为何延烧这么多日,感到相当不解,但在民意代表“大动作追查市长9月19号风灾当天行程”的逼迫下,陈菊市长“声音越来越小,语气越来越不肯定”,终于“抵挡不住议员的连番逼问,率领〔市府〕团队低头道歉,承认919风灾当天下午2点到5点,她在官邸休息”。这下不得了,在如潮的责问下,陈市长最终只能“语带哽咽地说:“我从来没有也绝不会推卸责任,……我只有向市民道歉、道歉、再道歉!””而一些议员仍认为,“只有自责还不够,市长必须下台负责。”在那几天里笔者亲眼见到该市长在电视上哭了三次。她到处“视察灾情,不停道歉”,每处都鞠躬谢罪,但不少灾民(不是什么反对党官员,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没什么好脸色,一边接受救济,一边“呛声”曰:“不必选了!”……媒体报导的标题则有“台湾脉动:陈菊遭呛为灾情道歉”、“高雄市长台风天睡觉惹风波”、“姚立明:陈菊被台风“破了功””……除了“午睡”事件,台北、高雄的一些学者也纷纷质疑“政府治水不专业”,区域排水不合理,城市地面过份水泥化,影响降雨下渗,加剧灾情……云云。

  当时,大陆这边的报导也宣传了台湾那边的“洋相”。可是这台风也不长眼,紧接着就刮到了海峡的这一边。在遭受了比那边惨重得多的损失后,这边的媒体没有发出一句问责之声,只有铺天盖地的感恩:报纸表扬官员“身先士卒,鏖战一线”;有关部门发出通知:“宣传舆论要更加积极。要大力宣传报导……基层组织、基层干部和共产党员发挥的战斗堡垒作用、骨干带头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让灾区群众更真切地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12]据报导,广大群众对“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广大领导干部在抢险救灾中表现出来的身先士卒、靠前指挥、不畏艰险、英勇奋战的优良作风和精神面貌表示崇高的敬意”[13]。

  然而,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这场在台湾致死6人的“超强台风”在跨越海峡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登陆大陆时再减为低气压;但是,这边仅一个省就因这“低气压”而死亡或失踪了136人!这样强烈的对比还让人说什么好呢?笔者真是无语了。

  当然这不是什么例外,改革经历三十年后,我们的感恩宣传已经算是很克制的了。改革前更过份的事也是习以为常的:著名的大饥荒时代,受到救济的饥民感激涕零,笔者至今仍记得的一部样板戏里有段声情并茂的唱词描绘那时:“乡亲们手捧馒头热泪滚,领袖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厚,更比海洋深!更比海洋深!”但是,那几年有几千万人得不到馒头饿死了,那只能解释为“自然灾害”。小民怎么能、怎么敢、怎么会问责于官府呢?更有甚者,那时甚至在政府负有特殊责任的灾难中,受难者也为政府的应对感恩戴德。例如,同为饥荒时代发生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事件,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长时间的感恩浪潮。事由是1960年为三门峡工程配套的某公路工地上,一批被征调来无偿修路的民工在工地伙房吃饭遭遇大规模中毒,政府空投解毒药进行救治。就政府而言,这当然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但《中国青年报》于1960年2月28日刊发了题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报导,后经删节又入选中学课本,这篇风行神州数十年,进入了戏剧、电影、教科书、连环画等一切传播通道的典型报导中,竟然出现如此肉麻的文字:“咱这些普通民工闹点病,中央就派飞机救咱们,领袖真是咱贴心的人哪!”据称某老人对中毒的儿子说:“领袖在北京比咱老汉还关心我儿!小子,领袖才真是你的亲爹娘!”[14]

  但要知道,这些人不是在自己家中,而是在被政府征发劳役的过程中中毒的,尽管犯罪的是投毒者,但组织劳役的政府要承担的责任,也非民间社会上随机发生的一般中毒罪案中政府要做的破案、救治等一般公共服务责任可比。这不是什么特别的或现代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古代“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也可以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对这类事情的看法:尽管孟姜女的丈夫被秦始皇的政府征发去修长城而死于工地,他并不是被官府或官吏更不是被秦始皇蓄意谋害(至少故事没有这样说),而且修长城也可以说是那时的“公共工程”,与只为秦始皇个人服务的阿房宫、骊山墓不同,但是,人们还是认为秦始皇和朝廷对孟夫之死负有责任。毕竟是你把人征发去的,你对被你征发的人的生死难道不负有特殊责任?这和在自己家中自然死亡或意外死亡能一样吗?企业中如果出现员工事故伤亡,企业尽力抢救是正常的。员工获救不死,也仍然可以对企业问事故之责,并因受到损害要求企业负一定的赔偿之责,哪有丝毫不言问责、反而不死就要对老板感激涕零、以为深恩厚泽万死不足相报的道理?

  企业员工为挣钱而自愿受雇的尚且如此,如果是强征来无偿劳作的,征发者对被征发者劳役期间的死亡要负责就更不用说了。政府采取得力措施避免这种一旦发生自己就负有惊天之责的恶性结果发生,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正常反应吗?这样做了不是什么大恩大德,不这样做就是草菅人命罪莫大焉了。一个孟姜女之怨就可以“哭倒长城”,何况六十一个“孟姜女”?

  五十年过去,现在我们知道,当时只报导在飞机投药后有六十一人死里逃生,没报导的是“其实中毒民工大都留下后遗症,不少人患了眼疾,有的大脑受症而痴呆,有的因患了胃癌或肺气肿而死去,还有一些其他病”。按文明国家的通例,这些人在被征发状态下遭到如此不幸,不仅无恩可感,还势必会提出问责和要求赔偿。而事实上,事发后平陆县当局也确实一度很紧张,以为官办工地食堂发生如此惊人的大规模民工中毒影响恶劣,“有关领导指示不许报导”。不料,北京的文人妙笔生花,一篇“感恩”报导创造了“坏事变成好事”的奇迹[15]。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政府救灾,老百姓要感恩戴德,山呼万岁。但是民间的慈善捐款和义工,却好像与纳税一样成为一种“他律”的份内责任,捐了无需感谢,不捐可以“问责”。政府部门往往出面“组织”民众纳捐,甚至直接从工资中扣捐,而舆论往往指责一些富人与民营企业捐得少,甚至要求经理人把属于股东的钱拿出来纳捐,出现所谓“逼捐”现象。

  这里要指出:社会上慈善意愿低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负面现象,人们应该忧虑并检讨其原因。但具体针对某某某指其该捐未捐、该多捐而捐少,则是十分奇怪的。如果慈善捐献不是出于一种自律的道德,而是变成一种“他律”的义务,那还能叫慈善,能叫捐献吗?提出这一问题倒不是像有些朋友主张的“为富人说话”:如果你是左派,是社会主义者,对社会平等有更高的要求,对贫富差异有更大的反感,那你可以要求改善二次分配,加强税收调节,提高累进率,让富人多交点税。但是,无论税多税少,公民的法定责任只能是纳税,而不是“纳捐”。税外再奉献公益,无论穷人富人都是献爱心,是他的权利,而非他的责任(注意:这里是指狭义的〔即“他律”的〕责任,而非所谓“义不容辞的责任”之类的道德话语),是一种应受褒奖的善行,而非可以问责的必为。对于这种奉献,有之我们应该感谢,无之我们也不能逼索。“逼捐”会造成什么后果?我们都知道“苛捐杂税”这句成语,那就是历史上本来属于自愿奉献的“捐”成为强制义务后的景象。当“捐”成了横征暴敛的体现,其慈善的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

  四 如果救灾尚且是皇恩,何况其他

  对于公共服务,我们习惯于千恩万谢政府,还会厉声“逼捐”富人。这实在是完全颠倒的态度。最无争议的政府责任尚且如此,其他被称为“福利”的那些更高层次的、乃至对其是否可问之责还有争论的服务就更不要提了。
不可否认,历史上不少专制国家(从斯大林式国家到纳粹德国)也搞过社会福利。但与瑞典这类福利国家不同的是:专制国家如果有福利,那就被认为是皇恩浩荡,臣民必须感恩戴德、山呼万岁。假如不给你福利,你也不能抱怨。而瑞典国民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我们几时见过他们“吃水不忘挖井人,千秋万代颂党恩”?福利来自国民的税收,政府按国民要求收了这笔钱提供服务,服务好是应该的,服务不令人满意就请下台另选他人来干,如此而已。换言之,人们必须对福利感恩戴德的国家,就不是福利国家。

  在民主国家,相当程度的福利首先是被统治者所要求、而统治者不能不满足的(所谓“责任”,就是不管你喜欢与否都必须干的事)。所以统治者是否喜好福利,并不很重要。现代瑞典史上曾经有“右派”执政的时期,他们并不喜欢福利国家,但他们也不得不搞许多福利。除非他们能说服选民取消福利立法,否则那些责任就无法卸除。类似地,在经历1990年代“剧变”后执政的一些东欧国家自由派人士是相信“自由放任”的,如先后担任捷克总理和总统的克劳斯(Vaclav Klaus)作为芝加哥学派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对“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市场经济”这类说法嗤之以鼻,多次声称他要搞“不带任何限制词的市场经济”、“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但在民主的捷克,任何统治者都得看选民的脸色办事,而捷克百姓只会嫌你权力太大,却很难让你的责任变小。剧变以后他们要更多的自由,却不接受更少的福利。结果,在克劳斯执政的八年间,捷克以全欧最高的就业保障和“退休金增长比工资快”而著名,克劳斯本人则被外国媒体称为“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16]。其实克劳斯怎么会信仰社会民主主义?但他确实一方面以“平均分配,还资于民”的方式实行“激进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另一方面又奉行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民主政策。以至于199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之父萨克斯(Jeffrey Sachs)访问捷克时,两位新自由主义者发生了一场有趣的争论:萨克斯建议克劳斯学习“亚洲虎”,摆脱福利包袱促使经济起飞;克劳斯断然拒绝这种“亚洲思想”,声称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体现了“欧洲文明”,改变这种社会政策并使之“降低到那些亚洲国家的水平”是不能允许的[17]。当然,民主国家的选民也可能选择高自由而不是高福利。但那也是国民的选择,而非统治者的选择。

  与此相反,苏联的福利也许不少,但那并非因为被统治者有权要求,而是因为统治者由于各种原因而“喜欢”搞福利;倘若他不喜欢了,就可以不搞。苏联历史上很长时期,绝大多数人口(农民)不但没有什么福利,甚至在1921年、1930年和1946年前后还因“人祸”多次发生饿死几百万人的饥荒。这样的情形如果发生在瑞典乃至在并非福利国家的其他宪政国度(例如美国),统治者必然被追究责任;但在苏联,这丝毫不影响斯大林的威权,因为给不给你福利乃至管不管你死活,这是他的权力、他的喜好,而非他的责任。至于他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福利爱好”(或曰“社会主义爱好”)本身是否有理,是否可取,那是另一回事。

  所以同样是搞“福利”,瑞典政府搞是尽责,斯大林搞则是弄权(要赞扬的话可以说他是“善意弄权”,但反正不是尽责)。并非只有宪政政府才搞福利,但承担“福利责任”的确只在宪政之下才可能。因此,如果把“福利国家”不是当作统治者的个人爱好,而是看作一种使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制度安排,那的确只有民主国家才有可能是“福利国家”──尽管并非所有民主国家都会选择福利国家这种制度安排。而专制制度下可能有“喜欢福利”的专制者,但不可能有承担福利责任的国家。

  这并不是说高福利一定就是好制度。笔者曾遇到一位法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他对该国的农业保护政策批评甚厉。但中国同行问他:政府这样搞是不是为了追求“政绩工程”?他却一脸茫然。法国人听不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这类词汇。政府都要追求政绩,只是他们只能追求讨好老百姓的政绩,而不是讨好上级的政绩,我们从后者来理解的这个贬义词因而也就没法给他们翻译。法国对农民的保护也许确实过份而且有不少弊病,但政府的确是在农民的要求下这样做。你可以说这些要求不合理,却不能说政府为了讨好上级制造“政绩”而坑害农民。而后一种做法即便打着造福于农民的旗号,实际上与“福利国家”应该是毫不相干的。所谓“福利国家之弊”也不可能是这种性质的弊病。

  五 民主国家福利有高低,但不会有“负福利”

  “福利国家”中的二次分配必须是正调节,而不能是负调节,亦即必须缩小而不是扩大贫富差距。这也容易理解:福利政策既然是老百姓要求于政府、而不一定是统治者喜好的,就必然具有这个特点。国民中贫多富少固然会使“多数决定”产生的福利立法有利于穷人(如果批评者认为“长远地看”未必如此,至少当下应当如此)。即便国家已是“中产社会”,真正的穷人很少,而且假定人们是“经济人”,并无强烈的慈善动机,那么按罗尔斯(John Rawls)的论证,人们对自己地位的不确定性也会使他们倾向于选择一种“有利于最弱者”的安排。

  对这种逻辑唯一的挑战可能是近年来为论证NGO(即民间公益部门)的必要性而提出的对“特殊弱势者”的“福利失灵”理论。根据这种理论,那种一般人确信自己不可能遇到的境况(如罹患艾滋病之类特殊病症),或特别弱小的族群,或根本无法提出诉求的动物,处于“无知之幕”外,出于民主选择的福利国家就可能难以对之提供足够的保护,因此需要另有NGO。但是一般来讲,这种“特殊弱势者”与人们无法肯定自己不会遇到如老弱、失业、生病等的“一般弱势者”相比数量很小。上述分析并不影响民主福利制度总体上的正调节功能。

  因此,民主国家的任何福利政策都会对初始分配后的贫富差距多少起到“缩小”的调节作用。从数值分析角度看,就是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要比初始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小。区别只在于有的安排是“高福利”,调节力度大,有的安排是“低福利”,调节力度小,乃至近于“自由放任”。但是反向的调节,理论上在民主国家是不可能的,而实际上也是如此。表1显示,高福利的北欧诸国在二次分配后基尼系数大幅下降,瑞典、芬兰都下降一半左右,英、法、德等西欧国家也下降较多,而美国则下降最少,这被认为近于“自由放任”了。但无论下降多少,这些国家都没有出现因二次分配反而扩大基尼系数的“负调节”现象。

  表1 1960至1980年间主要民主国家二次分配前后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变化

  国家 美国 法国 英国 德国 挪威 芬兰 瑞典


  二次分配前 0.340 0.500 0.380 0.450 0.350 0.460 0.390


  二次分配后 0.324 0.309 0.276 0.262 0.238 0.225 0.202

  资料来源:Felix Paukert, "Income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 A Survey of Evidence",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08, issue 2/3 (1973): 97-126;科佩(Walter Korpi)着,刘玉安摘译:〈从比较的角度看瑞典福利国家的发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3年第2期,页57;向文华:《斯堪的纳维亚民主社会主义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页135。

  但是,如果所谓“福利”并非出于民主选择,而是基于统治者的喜好,负调节就绝非不可设想。因为既然是“皇恩”,当然首先就会降临在皇上喜欢的人、用得着的人,即权贵和有特定身份者身上。芸芸众生如果能够分沾也不可能与之相比;而那些最弱势的失业者,即皇上讨厌的“盲流”,受惩罚还来不及呢,怎么敢讨要“福利”?三百五十多年前的黄宗羲就曾在《明夷待访录.原法》中指出那时的“福利”是“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18]!这就是一种以国家强制力量“劫贫济富”给特权者提供福利的安排。反映在数值分析上,就是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不降反升。

  古代经济史虽然因数据缺乏难以计算基尼系数,但上述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中国过去皇上根本不领工资,不仅“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国家财政包下来的,三千佳丽、九重宫室、百里苑囿、万顷陵园也都是国家权力“二次分配”的结果。皇室之外,各地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都源于这种机制──了解历史传统的人都知道所谓“朱门”就是权贵之门,并非民间富人或地主所能僭有。这样的分配自然不是“自由放任”,但这是“福利国家”吗?

  这里要说的是何为“二次分配”?一般来说,民间经济关系(交易、雇佣、租佃、自给自足等)中的分配,或者按马克思的说法,“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造成的分配就是所谓“初始分配”,而国家权力进行的强制性分配(赋税及各种“保障”、“待遇”等),亦即马克思所说的“以统治和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19],称为“二次分配”。在民间经济发达的社会,以上分析是没有歧义的。但在民间经济不发达的状态下又如何?最近王绍光着文说:计划经济时代是没有“二次分配”的,因为国家的“分配”已经很平等了,所以不需要“二次分配”[20]。这个说法意在为中国旧体制缺少正调节机制辩护。但此说在逻辑上显然会导致混乱:假如我们设想对一个市场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渐增加高税收、高福利的比重──亦即公认为“二次分配”的比重,那么在逻辑上当“二次分配”率达100%时(所有的收入全部被征收),这个经济就完全国有化或“社会主义”化了。如果说完全没有二次分配而只有100%的初始分配,那就是彻底的“自由放任”,与“计划经济”不是恰好相反吗?所以,如果说完全的计划经济只有一种分配机制的话,那恰恰就是只有“二次分配”,而不是只有初始分配。
但实际上“完全的计划经济”几乎是没有可能出现的(战争时期的供给制可能近似),现实中的计划经济仍然有两层分配机制:一是个人可支配的名义工资或收入;二是等级化的“福利”,即住房、用车、医疗、仆役、休养、食物特供等形形色色的“待遇”。计划经济下的工资尽管也是国家发放的,不完全同于民间经济中的初始分配,但它的消费毕竟要通过“私人交换”,可以说是一种“准初始分配”,而福利待遇则是完全的二次分配。

  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的这种初始分配并不平等,如毛泽东所言“有八级工资制”,他称之为“资产阶级法权”。可是谁都知道,那时更严重得多的不平等并不是什么八级工资,而恰恰是那种“二次分配”。数值分析表明,1978年中国城市内部按官方统计的货币收入,其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164,农村内部也仅为0.227,应当说“分化”很小。但主要由于“福利”因素的悬殊,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就达0.331[21]。与表1所示相比,仅此一项“再分配”就比任何发达国家再分配后的“分化”更严重。如果再考虑城市内部的“负福利”(如毛泽东说的“城市老爷卫生部”、前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说的“公费医疗支出80%用于领导干部”等),那就更不得了。去

  而这种“福利特权化,公共物品非公共化”,就是一种典型的“负福利”,因为它不是缩小、而是严重扩大了以名义工资来显示的不平等。民主国家福利有高低,但不可能有“负福利”,他们也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专制国家如果不引入“负福利”概念,就没法进行最基本的分析。

  六 关于负福利的比较分析:以医疗为例

  以医疗福利为例,英国的公费医疗是全覆盖的,当然属于福利国家政策。美国对多数人口只实行商业性医疗保险(自己出钱保自己),而联邦与州财政部门进行转移支付的福利性医疗保险(Medicare与Medicaid)只覆盖老人与穷人。由于福利性医保覆盖率低,所以美国与多数欧洲国家相比是公认的低福利国家。但是,美国已有的福利所覆盖的确实是弱势群体,所以其分配还是有正调节功能。

  而在中国,过去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农民并无医疗福利,近两年情况有所改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江苏省是推行“新农合”的排头兵,2007年参合率达95%,居全国首位,各项农村卫生指标也大都名列榜首。该年“新农合”覆盖4,300万农民,人均筹资76元,超过国家规定许多。但就是这个省份,仍有约664万人未覆盖。而另一方面,该省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覆盖1,088万人,人均筹资150至550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1,434万人,人均筹资1,200至1,500元;而全额公费医疗待遇覆盖人口(即某级以上官员)仅14.4万人,人均筹资却达4,200至6,000元[22]。按这组数据,该省某级以上官员占有的医疗福利资源可达农民的80倍。官员的初始分配收入也高于农民,但绝没有高出那么多。所以这种二次分配的“负福利”性质是很明显的。

  当然即便如此,笔者仍然认为“新农合”(尤其是江苏省的那种“新农合”)是值得称赞的一大进步。因为与过去全部福利资源都在少数人中分配、农民完全被排斥在外的状态相比,如今江苏农民不仅开始享有福利,而且还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虽然总体上还远未脱离负福利状态,但负福利的程度已经比过去降低。不过,这种状态长远地看固然可以说是向福利国家迈进,就当前而言,毋宁说首先是在向被称为“自由放任”的低福利国家靠近了。负福利程度的减少不是意味着向“零福利”接近吗?而只有达到零福利这一临界点,正调节才开始起步,“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才开始成为真问题。

  另一个可资比较的案例是1994年民主化以前南非在压迫黑人的种族主义制度下的福利安排。笔者以前曾提到那时的南非有“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的“种族社会主义”特征。单就白人而言,那是个几乎类同北欧的高福利体制,尤其是“穷白人”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黑人则处于“既无自由又无福利”的境地。由于初始分配就是黑贫白富而且差别悬殊,二次分配又是白人锦上添花,黑人“有雪无炭”,这种“福利”在宏观上就成了一种扩大而不是缩小不平等的反向调节,可称之为“负福利”。民主国家只有高福利和低福利之分,是不可能有“负福利”的。但是旧南非和中国这样的体制下“负福利”就是个严重问题。

  改变负福利的方式有渐进和激进之别。渐进方式是通过逐渐增加最下层的福利而控制上层的福利,减少反向调节的力度,或者说是从“负高福利”变成“负低福利”,逐渐变成“零福利”(不一定是无福利,但福利分配与初始分配同比例给予,不平等既未增加也未减少,调节效果近于零),再进一步变成“正福利”,这时才有西方民主国家意义上的“高福利”和“低福利”之别。中国这些年的福利改革正处于“零福利”前的渐变过程。以上述江苏为例:过去最底层的农民完全自费看病,一般国家职工比农民初始收入就高,却还有基本水平的公费医疗,而高官初始收入更高,又享有无限制全额公费医疗,这就是“负高福利”。现在农民有了“新农合”,比职工医疗保险水平仍低,比高官的医疗待遇更低,但总是有胜于无,与过去相比,就是从“负高福利”变成“负低福利”,仍然是“负”,但负得少了,离“零福利”的临界点近了,这还是进步,也可以说是渐进吧。

  这种状况也相当于旧南非在种族隔离末期的情况。当时由于黑人的抗争、国际的压力和白人开明力量的推动,南非的福利也由白人专享变成在覆盖白人的基础上也向黑人渗透。到1980年代中期,南非社会总支出(即国家财政的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的约40%被用于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白人,而43%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白人还是占很大便宜,不过黑人也多少有了点福利,也是从“负高福利”变成“负低福利”了。

  但是1994年以后,南非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曼德拉(Nelson R. Mandela)─姆贝基(Thabo Mbeki)时代虽然没有像津巴布韦那样从产权和初始分配上剥夺白人,但二次分配的变化却很激进。南非的福利体制一下子就由向白人倾斜变成明显向黑人倾斜。到1990年代后期,社会支出用于黑人的比重从43%上升到80%,而用于白人的则从40%急降为不到10%[23]。这等于把原来在白人中实行的那套福利移用到黑人身上,原先白人锦上添花,黑人“有雪无炭”,现在黑人得到雪中送炭,白人却“有锦无花”了,南非从“负福利”不经临界点直接进入了“正福利”,而且在很多方面是“高福利”了。当然,这样的彻底改变只有在民主化之后才有可能。

  因此我们可以区分两种“二次分配”:先有公平的自由竞争,再用民主的二次分配减少竞争造成的结果不均,这叫“福利国家”;而先取消自由,代之以虚幻的“平均”,再以不民主的“特权福利”造成严重的等级分化,这就叫“负福利国家”。改革前的中国和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就是“负福利国家”的两个典型。

  负福利就是用强权“劫贫济富”,其不公正甚于“零福利”或“自由放任”。换言之,“负福利国家”与“福利国家”的区别,大于民主国家中“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的区别。对于“负福利”严重的国家而言,能够实现“零福利”已经是向福利国家接近了一步。但问题在于:转轨时期如果在“权家通赢”的机制下出现不公平竞争,那就完全可能造成初始分配不平等的恶化,而“负福利”的不公平却未必可以缓解。在这种情况下回避“负福利”之弊来强调“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的对立只能治丝益棼,甚至两者迭加可能造成恶性循环:因初始分配不平等而呼唤“二次分配”,而二次分配在强权之下却变成“负福利”,负福利在转轨过程中又加剧了初始分配不平等。权家通赢导致赢家通吃,以纠正赢家通吃为理由强化权力分配又反过来加剧了权家通赢。显然,这时如果回避政治体制改革,无论是以“福利”为理由压抑自由,还是以“自由”为说辞回避真正的福利诉求,都会出问题。

  因此,在中国转型过程中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负福利”问题,而这是民主国家只会在“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间进行辩论的经济学并不重视的。如果不能解决“福利特权化、公共物品非公共化”的问题,单纯增加公共品供应未必有助于改善不平等。拿前一阵子成为舆论热点的医疗改革来说,当初说医疗福利萎缩和过份市场化使人看不起病,出路似乎在于加大政府垄断;然而,不久就有权威消息披露:中国如今的公费医疗开支竟有80%花在领导干部身上,这样的“福利”,究竟是谁之福,谁之利?增加这样的“公共品”,能改善老百姓的医疗保障吗?

  又如近来房价太高,一些单位“恢复”盖“福利房”又引发争论。房地产商为维持高房价而反对住房福利,这和主张消灭“小产权房”一样固然是不合理的,可是现在所谓的“福利房”是否具有“负福利”性质呢?如下所言,发达国家那种廉租房制度过去在中国从未有过,中国改革前的住房制度很大程度上就是“负福利”性质的。今天即便国家的廉租房一时难产,如果民营企业或充分竞争领域的国营企业为职工盖福利房,应当是一件好事(当然这类企业通常只能量力而行),但如果垄断部门以其垄断性暴利来为“内部人”发高薪(如2012年江苏的“电力公司抄表工月薪万元”)已经引起争议,现在又以垄断性暴利为“内部人”搞住房之类的“高福利”,那的确是典型的“负福利”了。

  七 百姓要求于政府,还是官府要求于百姓? ──“主仆”权责是否倒置

  福利国家的“福利”必须是公民的权利、政府的责任,而不能反过来变成政府的权力、公民的责任。这意味着:公民需要“政府保证就业”那是福利,而政府强迫你劳动就不是(如古拉格、奥斯威辛)。国家对穷人住房承担责任,以廉租房与福利房来改造贫民窟那是福利,而用铁腕“城管”拆掉穷人的“违章建筑”来“消灭贫民窟”,而且公然声明“不补偿,不安置,否则后患无穷”就更不是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天津市民政局提出的新救济原则)的流浪者救济是福利,强制性“收容遣送”(如当年孙志刚遭遇的)就不是。政府提供免费教育是福利,政府把无力掏钱供孩子上学的家长抓起来示众、审判(1990年代中国传媒多次报导过某些地方政府把所谓“违反义务教育法”、没有掏钱送孩子上学的农民抓来严惩的事情)就不是。国家提供养老保险是福利,国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令其自耕终老而不许留在城里“添麻烦”就不是。

  然而,在这方面权责倒置的错误屡见不鲜。例如有人以“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为理由剥夺农民地权,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这句话如果能成立,它只能是说提供保障的责任不能私有化(不能让老百姓自己保障自己而国家不负责任),而享受保障的权利当然属于每个公民(而不是属于“公家”),因此这种权利当然是“私有化”的。公家买单给百姓看病是社会保障,如果反过来,是政府弄权让百姓承担责任来保障“公家”,那叫社会福利吗?过去农民自己耕田养老,这“保障”责任就已经“私有化”了(实际就是说没有社会保障),政府不仅不买单,还反过来禁止农民处理自己的土地,这样做即便有某种理由(方便圈地、有利于国土整治、有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等),与社会保障有何关系?如果说有,不就是“负保障”吗?在无人买单的情况下,有地权的农民如果无钱治病,万不得已他还有“卖地救命”的一条路,现在你把他们这最后的路也给堵死,却说农民反而有了“保障”,这不是奇谈怪论吗?

    当然现代福利制度也有某些个人责任要求,例如在“国家─企业─个人三方统筹”的保障模式下,个人的那份保险金属于强制性交纳责任。但这只能是公家责任的一种补充。如果国家、企业都一毛不拔,只是弄权强迫你自己买单治病,即便这出于好心,与“福利”保障也是不搭界的。当然,国家本身不会生钱,政府买单最后还是来自纳税人的钱包,但在“无代表不纳税”的民主体制下,作为纳税人的公民最终还是权利的主体,是公民要求政府用这些钱为咱们提供服务,这些钱该不该征、征来怎么用,咱们是有权说话、有权监督的,不是皇上要咱们“耕田奉上”为他纳粮当差。可见这一点最后还是归结为:福利国家首先必须是民主国家。

  显然,形成这样的权责关系应当说是福利国家的基础。事实上,中外历史上专制时代国家也有所谓的“济贫”措施。但那时的“济贫”常常是强制性的收容、管制甚至劳改,与其说“济贫”,不如说是“惩贫”。如公益制度史上英国十八世纪以前有所谓“旧济贫法时代”。1349年英王颁布《劳工条例》(Ordinance of Labourers),规定当局应当捕捉流浪汉,禁止民间对非残疾的乞丐给予慈善帮助。1531年英国颁布更严厉的禁乞法令,不仅规定对流浪汉要强制收容劳教,而且抓住健康的乞丐要在市场上当众施以鞭刑。这就是所谓的“血腥立法”。但与此同时,政府也承担了一些责任。1536年的《亨利济贫法》(Henrician Poor Law)就规定一方面要惩罚有劳动能力的流浪者,另一方面要对老弱病残者给予帮助[24]。1601年的《伊丽莎白济贫法》(Elizabethan Poor Law)在这两方面都予以强调,并且开始倾向后者,英国从那时起有了法定的济贫税和国家办的济贫院。很多人因此把现代福利制度溯源于它。但实际上,公益制度史上的伊丽莎白时代仍然属于“旧济贫法时代”,当局对弱势者弄权常常突破限制,而对弱势者承担的责任则不能追索,往往口惠而实不至。

  1834年,英国在宪政民主体制相对发展后实行了福利改革,颁布了《新济贫法》(Poor Law Amendment Act),不再允许随意强制收容、拘禁流浪汉和乞丐,而政府的济贫责任则逐渐法定化。尤其是“院内救济”(穷人可以申请进入济贫院)在这一时期大为发展。走投无路的穷人都可以要求国家给饭吃,如果有人饿死,官员要被追究责任。可以说,这时弱势者有了“流浪权”,而当权者开始尽救助责任。但是,这时的权责还并不完全对应。如虽然政府不再有权随意“收容”穷人,但穷人一旦申请进入济贫院,其自由就受到许多限制,而且入院等于宣告自己无产,根据当时的选举权财产资格制度也就被剥夺了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同时,政府的责任仅限于济贫院内救济,对于居家的穷人并不承担责任。而且当时政府还尽量降低院内救济标准,使受救济者难以长期面对院内的恶劣生活,以迫使他们尽快出去找工作[25]。

  只有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实现了无财产资格限制的普选权,在比较完善的民主制度下,“为自由而限权”与“为福利而问责”的进程都在发展。此后英国(乃至其他民主国家)尽管一直有“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的争论与“群己权界”的左右游移,但是再发达的“福利国家”也不能滥权,再潇洒的“自由放任”政府也不能无责。1908年,乔治(David L. George)的自由党政府推出国家福利养老金制度,它不但把政府责任扩大到济贫院以外的整个社会,英国公民凡收入低于31英镑10先令者都有资格领取养老金,而且规定严格保护领取者的经济政治权利:任何人不得因领取养老金而被剥夺选举权和宪法保护的其他基本权益[26]。这时的英国还不是今天所说的“福利国家”,但已经有了建立福利国家的基础。

  相反,德国魏玛共和时期有《志愿工作法》,到纳粹时代变成《义务劳动法》。自愿奉献的权利变成了国家强制履行的义务。1934年更发展为《国民劳动秩序法》,禁止罢工,被强制“奉献”者每天须从事军事训练与劳动服务,集体生活一如军营,平时为“义务劳动”的工人,战时即为“保卫国家”的战士[27]。后来,第三帝国即以此体制为基础发动战争。可见上述权责关系一旦倒置,福利国家就不再是福利国家,而变成“负福利国家”,或坦普尔所说的“强权国家”了。

  八 切莫“错把杭州作汴州”

  以上关于“福利国家”的三个标准,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福利国家必须首先是民主国家。福利国家一般税率较高,尤其是对富人征收的、具有转移支付性质的累进税高。但是这个“定理”的逆定理,即“凡高税率,或者具有抑富性质的累进税率的就是福利国家”则不能成立。高税率国家未必就是福利国家容易理解:否则任何横征暴敛的国家都可以叫福利国家了。那么为什么具有抑富税率的国家也未必是福利国家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抑富”未必就是为了济贫──请注意,这里讲的并非抑富能不能济贫。一些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常常论证抑富并不能真正达到济贫,并以此批评福利国家,对此可以再讨论。但是,在宪政民主制度“无代表(公民)不纳税”和“无代表(财政)不支付”的规则下,抑富至少不可能是为权贵而“与民争利”。

  然而,如果没有上述规则,权贵藉“抑富”而“与民争利”是完全可能的。中国古代的法家就一方面说“民富则淫”,主张“重租税以困辱之”[28];另一方面又认为“贫弱者,非侈即惰也”,坚决反对救助他们。于是从汉武帝“告缗遍天下”,到明末崇祯帝的加派政策宣称“弗以累贫不能自存者,素封是诛”[29],多次弄到“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30],“豪民巨族铲削殆尽”[31]。但是贫民不但没有得到什么福利,反而陷入绝境,以至于官逼民反,天下大乱。马克思也曾指出:封建制度的经济特征是“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32]。任何人也不会认为这就是“福利国家”。

  在宪政民主国家,福利争论是在“正福利”的前提下进行的。左派或者社会主义者(宪政条件下当然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主张高福利,右派或者自由主义者(这里主要指经济自由主义者或所谓“自由放任主义”者)主张低福利。但是对于负福利,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不可能产生争论的,不管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都不会赞成负福利,而且他们的主张都可以抵制负福利。假如你是自由主义者,你是反对高福利的,那么你在负福利条件下就应该首先反对当官的享受福利,农民享受的本来就鸡毛蒜皮一点,有什么可反的?福利本来就非常低,而且比西方任何最低的福利国家还要低,你反什么?如果你真是自由放任主义者,在这种背景下就得反对特权者的福利。或者你也可以反对以“负福利”为导向的税收,这有什么?中世纪那种“加之于工商业的重税”不是连马克思都反对吗?

  但如果你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呢,你呼吁福利,当然就得为最弱势的人要求福利,而且是作为问责,而不是作为皇恩来乞求;当然也不可能为高官呼吁福利。假如左派成功地增加了底层福利,假如右派成功地遏制了权贵的福利,那不就是共同促使“负福利”朝着“正福利”方向改变吗?有什么可争吵的?这样推进到一定时期就会逐渐变成“零福利”,再进一步发展就会变成“正福利”。到了这个时候,福利高一点、低一点就成为真问题了。在这之前“高低福利之争”前提都没有,就是假问题。

  不过,现在有一个最糟糕的现象,就是那些反对福利的人其实往往都是针对最穷的老百姓,都是说老百姓不能要求这、不能要求那,而拿当官的高福利没辙。可是那些主张要搞高福利的人却反对制约权力,这样就没法避免福利一旦搞了就是当官的先得。比如现在的保障性住房。本来保障性住房制度在西方也是有争议的,包括笔者过去讲的美国的福利房社区被视为贫民窟的问题,这是美国经常讨论的。

  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严重的问题是保障性住房现在的两个特征:“经适房优先公务员,廉租房不给农民工”,我们现在绝大部分“保障房”是所谓经济适用房而优先分给官员。保障房中分量很小的廉租房也是给有城市户籍的人盖的,而城市户籍的困难户现在没有多少。没有多少也不是中国的“优越性”,因为全世界的城市贫民,尤其是城市化阶段的城市贫民主要都是由乡村来的新移民组成的,不光是中国。只不过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就是:他们承认这些新移民是城市贫民,我们不承认,我们说他们是“农民工”,是“外地人”。如果只是要保障老市民,其实西方也没有多少老市民需要你保的。任何一个国家居住在所谓的“贫民窟”的人和住得不好的人基本都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新进城的人。如果所谓“保障性住房”不是针对他们的,你搞它干什么?不就是负福利吗?搞出来都是给官员的,西方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哪个人能赞同这种做法?

  所以,所谓“福利房变成贫民窟”根本就不是中国的问题。而中国的问题很简单,我们左、右派也应该针对中国问题朝上述所讲的两个方向努力,尽管不能一步到位,但是你至少不能让它变本加厉。如果是反福利的右派,我就要提出经适房绝不能优先给公务员,反过来如果我是左派,就要提出廉租房要优先给农民工,否则你说你是自由主义者或者社会民主主义者?你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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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让我们从心底里喊万岁!

----按毛泽东的路走下去,中国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

台湾学者 李敖

    大批判对中华民族毒害了几千年的孔老二思想。无疑大方向是正确的!毛泽东开出了“文革”这样的猛药来摧毁这腐朽的孔老二价值观,并试图建立一个崭新的价值观,但所有的精神懦弱的中国病人并没有真正的反思自己的病症。中国历史的轮回告诉我们,人民的命运只能自己把握,而不是靠什么神仙皇帝。任何民族,如果只有貌似强大的GDP及房地产泡沫的宏观经济绑架,而没有强大的精神作为支撑,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可是一点也不理解,没少发牢骚,没少讲怪话,没少欢呼“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严酷的现实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只要不肯自欺欺人,只要还讲点良心,只要还讲究点实事求是,就不能不正视中国社会的现实,就不能不泪水奔流地承认(哪怕是痛苦地承认)当年的毛泽东是对的!思路纵横思接千载的毛泽东至少比我们多看远50年!文化大革命的总目标总方向没有错,发动群众自下而上揭露阴暗面、打击“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 的大宗旨没有错。执行中的问题不能影响“战略目标正确”这个本质。当年的毛泽东远远超越了时代。但毛泽东没有时间等待人们慢慢觉醒过来。

    郁达夫曾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力量主要是精神的力量,丑化毛泽东就可以瓦解中国人的精神,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国内很多人对毛泽东的仇恨,在客观上完成了西方列强一直想做却无法做到的工作,很多不明真相却自以为是的人,事实都成了西方列强的走卒和帮凶。

    从小可以喻大,我们看到人类很多事情,看到了很多革命的先行者,在革命成功了以后,他要怎么面对。我跟大家讲过,我们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就发生了这种现象。一九四九年以后,当那个反革命的蒋介石兵败如山倒,赶到了台湾去的时候,那些伟大的革命者在中国的大陆,他们就面对着一个问题,新的中国站起来了,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可是这些搞革命有一手的专家,他们对建国不一定有一手,有的时候他会跟不上,所以呢,就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他们也在摸索,并不是一开始我们觉得什么都会,不是的,我们也在摸索,在摸索的过程里面,就会走错路,走错路就要付出代价,这就是邓小平的最后的总结。

    在《邓小平文选》里面,给大家展示过几次邓小平的总结,就是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前后浪费了二十年,换句话说呢,有二十年的时间是走了错路,二十年时间走错路,我们付了太大的代价。这就是说,我们虽然是革命的先行者,我们虽然是发明了留声机的人,可是当留声机不断地进步的时候,它的唱片在进步的时候,要由滚筒式变成黑胶式,黑胶式还要变成薄片的,像面包一样,有薄片厚片之别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转过来,要跟上,还要迎头赶上,还要超越前进,这个时候就很费力了,这就是整个的一个情况。

    有人在网站里面谈到我李敖,说你李敖有点偏心哦,你对中国的批评,凡是涉及到国民党部分,涉及台湾的部分,你就比较苛刻,比较严格,涉及到共产党部分,中国大陆的部分你就比较宽大,比较松,你是不是两面人啊?国民党关了你,你就骂它骂得狠,对共产党你就客气,是不是啊?我跟大家说,你太小看了,把我李敖看得太小了,你小心眼,你的见识啊就变小了。中国古代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叫做晏子,晏子有一次呢出门,有个女孩子在路上拦他,漂漂亮亮的这个女孩子啊,就要私下跟晏子讲一句话,什么话呢?她跟晏子说我有一件事情啊要拜托你,什么事情呢?说我爸爸遭遇什么困难,我希望你帮我爸爸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代价呢?我愿意陪你睡觉,许身给你陪你睡觉。这个晏子就很感慨,感慨什么呢?说我给人家什么印象,什么坏印象,居然使这个女孩子觉得她陪我睡觉,认为用这种代价,我就会帮她忙,就表示我根本品格很低嘛,我的水准很低嘛,水平很差嘛!人家用这种标准来看我。

    我告诉大家,用很多标准来看人的时候,不要小看了人,我李敖就国民党关了我,我就恨国民党啊?共产党没关我,我就捧共产党?太小看了人,我是告诉大家,为什么两个标准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们时间,什么时间?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抢到了中国的统治权的时候,是一穷二白,国民党把能搬走的全搬走,能炸掉的全炸掉,留给中国大陆是两百万土豪劣绅、流亡土匪要你清除,清除这个台面,国民党把整个国库九十二万两黄金搬到台湾去,请问共产党在接受这个摊子的时候,要使中国能够慢慢复原,是不是要一段时间?因为被国民党打劫得这么严重,破坏得这么严重,赶上了美国人在韩战出了问题,高丽战争出来了,又为了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尊严,一定要跟美国帝国主义打一仗,这个时候打这个战争,中国要不要付很多代价?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发现连吃顿饱饭都是很难的时候,谈什么事情,先谈吃饭要紧嘛!就这样子啊,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慢慢地成长起来的,然后再经过自己的错误,从文化大革命再往前算,从大跃进开始,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耽误了二十年,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摸索里面前进,好容易现在由于邓小平最后他处理的方法的正确,总算目前现在开始走这条路了,不是吗?中国不是这样走来了吗?

     我李敖小的时候,亲眼看过日本兵骑着马,在我们的国家里面那样子耀武扬威,所以对我这个年纪说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对我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跟大家讲,我们中国讲富国强兵,什么叫富国强兵?大家看,中国的《二十四史》,就《二十五史》里面,《史记》里面的,《孟子荀卿列传》里面的一段话,他说当时的秦国,秦用商君,就是商鞅,富国强兵,这四个字太吸引我了。我们中国太穷了,谈不到富国,可是强兵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被洋鬼子打,我们中国国力太弱了,这个洋鬼子里包括东洋鬼子,包括日本人,所以跟我说起来,我们中国有一个武力,使全世界的洋鬼子、东洋鬼子不敢打我们,这个对我李敖太重要了,对我们中国也太重要了。今天享受到这种结果的人,知道不在话下,当然没人敢打我们,可是你知道我们付了多少代价吗?我们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花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才换得了最后中国还没有富国可是先强兵的这个境界,我们付了那么多代价。

    通过这些比较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第一位巨人毫无疑问是毛泽东,因为他起到了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他诞生的时代,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低点,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众所周知,当时的世界上没有谁瞧得起中国人,"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成为中国人深切的耻辱和隐痛。正是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朝鲜战争使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军事强国。
 
    但中国成为世界军事强国,并不等于世界经济强国。20世纪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的主要标志是工业化的程度。又是毛泽东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世界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直逼在西方强国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见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三位。

    目前许多人有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毛泽东不懂经济,导致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同期的日本和"四小龙"。这是当今最大的谬误。首先,日本和"四小龙"的起点与中国不一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开始了工业化,到二战时,日本能够年产上万架飞机,而中国连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许多人以为德国和日本经过二战,变成了一片废墟,其实战时德国和日本的工厂都隐藏到地下或者分散,美国的飞机根本奈何不得,否则美国根本不需要扔原子弹和拉拢苏联出兵,用飞机将倭国工厂统统炸光就行了。手持木棍的日本兵还抵挡美国人吗?日本到1945年7月仍有月产上千架飞机的能力,比1942年的飞机月产量还高,说明其工业基本完整无损。何况日本拥有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以及一支熟练技术工人大军,这是旧中国根本无法比拟的。因此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日本实际要领先中国80年。即使是台湾和韩国,由于它们曾经成为日本的部分领土(殖民地),整体水平也要领先中国大陆50年(谁如果不信这一点,可以去阅读著名作家萧乾在1946年写的《冷眼看台湾》一文)。而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城市,以整体水平来衡量当然要比中国大陆(大多数地区是农村)发达得多。何况它们还是英国远东殖民地的两大中心城市,英国从殖民地掠夺的大量财富都集聚到这里,所以中国大陆与它们的出发水平不同。

    经过毛泽东时代的短短三十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伟大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即瞄准西方先进的工业水平,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到毛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天上有喷气式飞机,地下有汽车、火车和轮船,卫星、导弹、原子弹样样俱全。而"四小龙"能造什么?它们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只能造服装鞋帽之类。它们赶上了冷战时期的好时光,那时西方殖民地各国的反帝独立斗争风起云涌,对西方来说,只有在美英刺刀保护下的"四小龙"才是安全的,因此投资都集中于它们,造成了它们的短暂繁荣。但它们没有发达的制造业和核心技术,繁荣根本长不了。20世纪初期的阿根廷靠养羊也曾富得流油,但现在如何呢?冷战结束后,"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很快陷入困境,而中国却仍在高速前进,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制造业,几乎什么都能够制造。而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正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奠定的。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与西方强国的经济差距飞快地缩小着。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称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但是近20年来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谬论,认为1960年中国的GDP与日本相同,1980年则降为日本的1/4,到1985年更降为日本的1/5。其实这是某些经济学家的错误计算。他们是用当年中国和日本的GDP各为多少美元进行比较,而忽略了两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80年代前后,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使日本经济出现了虚拟膨胀;而同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幅下降,使中国经济总量看上去似乎大大"缩水"。因此,用美元总值进行的中日经济比较,就与实际有很大的差异。事实上,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已经超过日本。还应该说明的是,所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也是日元升值使日本经济凭空膨胀给人们的错误印象。如果比较当时苏联和日本的工农业总产量,日本较苏联相距尚远。例如,苏联解体前的最高年钢产量和最高年发电量,日本至今也未能超过,而中国到90年代已经超过。今天,中国钢产量是日本的3倍,年发电量是日本的1.5倍。目前中国的钢、煤、水泥等许多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西方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对外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创造的财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泽东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而许多不明道理的人,却将毛泽东时代看成贫穷的时代。

    令人遗憾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被四小龙的暂时发展所迷惑。在他们的鼓吹之下,中国一度采取了与四小龙相似的经济发展路线,即追求的是赚钱而不是赶超。这些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建立了许多低水平的加工工业,赚了一些钱,却没有集中力量进行艰苦的技术赶超,导致中国的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而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哪些引以为傲的技术成就呢?也许只有飞船上天了,但这是靠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技术底子。如果当初我们按照毛泽东"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句话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今天已经是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的现代化强国。

    目前那些反对毛泽东的人,有些是政治立场问题,但更多的是不明真相。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人均2-3万美元的现实,对比中国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免埋怨毛泽东没有让他们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西方和中国的物价不一样,无论西欧、美国还是"四小龙",物价都比中国高得多。由于各国的物价不同,用美元总值来比较各国的GDP就会与实际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要真正比较各国的经济实力,只能用工农业总产量来衡量,这是不受价格影响的。在工农业总产量方面,今天的中国要领先日本和所有的欧洲国家,与美国相比也绝不逊色。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绝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天上地下般的差距。如果这些人有幸到"四小龙"实地生活体会一下,就会发现"四小龙"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富得流油,日子艰难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同样是紧巴巴的,基本上在银行没有存款。欧美国家的居民通常只生一个孩子,绝不是他们有计划生育的意识,而是难以负担两个孩子的供养和教育费用。

    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是专制独裁。他们不知道,西方民主制度的特点是一盘散沙,软弱无力。美国也承认,凡是实行了美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至今未有能够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的。20世纪初期德国和日本工业化进展最快,它们的君主专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它们能够将资金集中于重工业。战后,日本和"四小龙"在它们的高速发展时期,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实际是专制国家(日本是自民党长期执政,新加坡是李光耀家族掌权,香港是殖民统治,台湾和韩国是军人独裁)。中国没有在20世纪后半期实行美式民主,是中国的大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要阻止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世界首强,最好的方法就是实行欧美式民主制度。菲律宾近年光荣地实行西方式民主,选出的总统都是演员和美女。我们不难想象,如果在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那么中国众多的小燕子迷们就会将身穿日本军旗装的赵薇抬上总统宝座。当然赵薇的军旗装事件很可能只是无心之失,但如果被扶上去是另外一位为金钱不惜匍伏在洋人胯下的女明星,由这样的人来领导伟大的中国赶超西方,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那些"民主斗士"认为,一党执政使权力得不到遏制,无法有效地制止腐败。请问:世界上所有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可有任何一国能够做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样清廉?印度和印尼这些国家实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是否制止了腐败呢?从近年它们先后荣幸地当选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人们不难得出答案。当然,中国是要走民主之路的,但绝不能照搬西方式民主。

    毛泽东给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不能使人们发挥积极性。其实,西方现代企业都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制度,由专门的管理层经营企业,老板只占有股份。但西方拥有一套严格的奖罚制度,谁要是搞砸了企业,他将终生没有饭碗;而中国的官员搞砸了企业,还可以易地为官。可见,中国缺乏的是有效的奖罚机制,而不是所有制的问题。那些鼓吹中国应全面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们,都应该埋名隐姓到私企去体验一下生活,亲身尝尝老板和工头们拳脚的滋味。有过这一番体验后,相信他们中有良心的人会纷纷从右派变成左派。

    有些人拿今天朝鲜的情况,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不行。其实朝鲜是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即使按照台湾方面的估计,20世纪80年代朝鲜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亚洲也仅次于日本和"四小龙",而高于所有其它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亚洲各国(不包括西亚石油国和作为资源富国的马来西亚)。目前朝鲜的经济困难,主要是其主要贸易对象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和西方封锁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将韩国封锁几十年会是怎样的情形?也许不用几十年,只要几年就可以使其制度优越的神话彻底破灭。

    毛泽东时代的另一大特色,是全体中国人民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是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必不可少的条件。人们看看那些近代发展最快的国家如日本、德国和苏联。德国和日本由于统治集团大肆宣传本民族优越论,客观上造成德意志、大和民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苏联是用共产主义理想凝聚人心,也使其各民族具有高昂的战斗力。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是亿万军民众志成城,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敢惹。可以断言,如果毛泽东在世,给美国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炸中国大使馆。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某些不明道理的知识分子,大肆攻击毛泽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推崇西方的所谓民主(他们忘却了孙中山的教训),造成社会人心混乱。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欧美和"四小龙",盲目推崇西方,使中国人在一夜之间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众多的人才外流。现在许多有点钱或技术的人都想移民西方,许多有点姿色的女人也都想嫁西方人(哪怕是白发老翁)。本来香港和台湾根本不值得我们效仿,它们近年的萧条已经说明了其殖民地经济模式的失败。但在这些知识分子们的美化下,香港和台湾被许多人看成了天堂,那些没有文化、没有才干,只会吼几嗓子的港台歌星们,竟然成了内地众多少男少女倾慕的对象。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少年儿童们高唱着气壮山河的革命战歌,这样有战斗力的一代没有任何国家不害怕;而现在中国的少年儿童们沉迷的是港台的靡靡之音,哈美哈日哈韩。这样,美国会把中国放在眼里吗?

    我们不妨回望千年:唐朝在唐太宗时代,响彻天下的是雄壮的"秦王破阵乐",此时的大唐积极进取,国威远播,万国来朝;而到唐玄宗时代后期,盛行天下的是淫靡的"霓裳羽衣曲",此时正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的衰落前夜。

    有些人攻击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死了多少人。其实这种谣言任何人只要用脑袋想一想就会不攻自破。比如,海外说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要知道,当时中国只有6亿人口,如果饿死3000万人,就等于20人中饿死一个。换句话说,几乎家家都有亲戚在大跃进中饿死。如此大量的死亡数字必定会引起全国震动。人们不妨看看周围,每百家有几家在大跃进中死过人?这样就很容易知道此种说法是何等荒谬!而在旧中国,饿死人的数量是惊人的,仅1945年湖南就有500万人饿死。今天的亚非拉美广大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1500万人饿死。以中国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计算,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现在每年应有300万人饿死,这50年来应该有1亿到1.5亿人饿死。象今天的印度,死个人就象死只蚂蚁一样,印度可是拥有某些人向往的西方民主议会制度的。

    诚然,同历史上的所有伟人一样,毛泽东也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是他旋转乾坤,把一个备受欺凌、人民做牛做马的黑暗旧中国,变成昂首挺胸、人民当家作主的光明新中国。从毛泽东诞生的1893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仅仅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死于饥饿、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的人,就可以说数以亿计,全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4岁。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命运,使他们摆脱了原先悲惨的生活状况。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为筹集工业化的资金,曾经实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导致农民的生活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而且"大跃进"的灾难也发生在农村,但时至毛泽东逝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村的众多家庭仍然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甚至在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沿海地区农村也一样,没有任何人的强迫命令,完全是农民们自发的行动。农村的老一代人都经历过旧社会,他们知道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千家万户啼饥号寒,流离失所,卖儿卖女,妻离子散,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解放军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从此他们过上了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有病能够治疗,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腐败的新生活,因此,无论这些年来某些知识分子和海外敌对势力攻击毛泽东如何"专制",如何"独裁",如何"不懂经济",他们始终认定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没有任何舆论引导,没有任何人发动和组织的情况下,"红太阳热"席卷了万里神州大地,千千万万的老工人、老农民和当年的知青们,一遍遍地唱着毛泽东的颂歌,深情地怀念这位已故的领袖。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天南海北,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向他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表达崇高的敬意。毛泽东永远是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

    毛泽东不仅在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即使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到非洲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非洲的黑人们一听说对方来自中国,立即竖起大拇指说:"毛泽东!毛泽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其他国家的领袖能够让他们如此肃然起敬。在亚洲和拉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同样的现象。甚至世界各国的领袖们(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首脑)也对毛泽东十分崇敬。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访问,他是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去谒见毛泽东的。从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照片中人们可以看到,尼克松的神态恭敬得象个小学生在老师面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私下对女儿评论各国领袖时,对超级大国苏联的首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十分轻蔑,而推崇毛泽东为圣人。即使在日后毛泽东被某些人妖魔化时,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仍然不变。在尼克松晚年建立的私人图书馆里,建造有多尊尼克松与之打过交道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塑像,其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塑像最突出和显赫,而且唯有他们是雍容华贵的坐像,其他人都是站像,不难看出尼克松最崇敬的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几年前,英国前首相希思回答记者谁是他最推崇的世界政治家,第一位就是中国的毛泽东。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英雄,历史将千秋万代铭记这一点。最近二十多年来,某些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并不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恶毒攻击毛泽东,企图将中国重新拉回半殖民地的老路,使中国脱离向世界现代化强国冲刺的道路,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低级加工厂。他们涣散了中国的人心,削弱了中国人的斗志。他们就象苏联的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以反斯大林主义的小说《古拉格群岛》而著称,是反苏维埃制度最著名的斗士,但他在苏联解体后认识到自己反对斯大林和苏共是绝大错误。面对俄罗斯正沦为西方附庸的现实(即使在普京时代,俄罗斯的所谓经济复苏也是靠出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与沙皇时代的俄国和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落后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他痛苦悲哀地说:"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们正在扮演索尔仁尼琴的角色,无论他们出于何种目的,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将中华民族重新拖向深渊。

    中国要成为一个强盛和公正的现代化强国,必须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前进!

    可我,或我们仍然要喊毛主席万岁,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大概也只有毛主席值得让我们从心底里喊毛主席万岁,其他人不配!

    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从未被任何困难所压倒,更不会象有人那们在困难和危机中被吓晕了菜。毛主席是男子汉,这不仅为他的同志们所公认,也为形形色色、国内国外的敌手所公认。

    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他是古今中外罕见的战略家。他从不被浮云遮住望眼,他从不贪图小利他从未有过"数小钱"的习惯。他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终其一生,在任何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从来都能抓住对手、敌手的鼻子,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他被对手、敌手牵住鼻子走的情况--这才是真正的战略家。

    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他亲手发动了文革。我不想、不会为文革唱赞歌,因为我不会、也不想为悲剧唱赞歌--文革就是一场悲剧。毛主席发现了问题,但他--作为人而不是神--没能解决问题,也只毛泽东那样深遂的思想才发现了如何在革命成功之后保持巩固平民政权的本色--几千年来革命都逃不脱改朝换代的宿命--一个统治者代替了另一个统治者而已。也只有毛泽东这样的英雄才敢于向这个千年顽症发起了勇敢的冲锋--悲剧式的冲锋。否定文革,是要否定那种悲剧式的冲锋方式,不是也不应该是否定问题--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原因,现在这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更严重了。希望今天的我们的智慧,能在文革的悲剧中汲取教训,至少部分地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借否定文革否定或回避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悲剧,只有毛泽东敢于正视它。但这样的伟人也不能超越历史--超越历史就是悲剧。

    我喊毛主席万岁,因为毛泽东精神永放光芒!毛泽东思想固然伟大,但如同一切思想一样,他会随时代发展而过时,但毛泽东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时代愈发展,我们愈加需要毛泽东精神,毛泽东的精神就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活得顶天立地,他一扫千余年来吾民族文弱不武的积习,他一扫百余年来自卑奴性的固疾,他不为任何敌人所吓倒,倒是吓倒了一个又一个的敌人。毛泽东的精神给了吾民族以灵魂,毛泽东的精神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喊毛主席万岁就是要呵护这种天行健,自强不息的灵魂,我们喊毛主席万岁就是继承光大民族复兴的精神。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没有灵魂那是行尸走肉,一个民族更不能没有灵魂--没有灵魂就成了任人宰杀的一盘散沙。一个民族,不管经济多发达,而没有了灵魂,那就是沙滩上的大厦,决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强大。

    当衣不蔽体的流寇一样的叁万多红军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时,他们是中国最生气勃勃,具有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真正的民族精英。

    当抗日的烽火点燃时,黄河之滨聚集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当49时,全国的钢铁产量全都做成发夹,还不够全国妇女每人分一支时(那时火柴叫洋火,钉子叫洋丁),最大胆的预言家也不知道仅仅15年之后,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响起了自强自立惊雷。尽管我们经历了封锁、战争和自身悲剧性的失误,但到76时,毛主席和他们那一辈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靠自身的努力完成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资本原始积累"--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会部分地扬弃毛泽东的思想,但我们永远要继承毛泽东的精神--因为我们不能没有灵魂--这也就是我喊毛主席万岁的原因。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思想写进宪法党章,但我个人认为毛泽东的精神比毛泽东思想更有恒久的价值与魅力。

    希望区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精神不是学穷式的探讨,我更关注的是现实。

    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毛泽东的思想,但也是他们那代人集体思想的体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成功的解决了他们那代人面临的问题,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不仅是事业的成功(共和国的建立),也是民族心理的成功。毛泽东思想内蕴着毛泽东精神,这种精神是唐以降吾民族久失了的浩然之气,久失了的天行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是1840以来吾民族面对保国、保种、保教叁重危机的挑战而激应出的勇敢的应战的精神。

    但也决不是说有了这种精神就一定会走上康庄大道,应该说"不断革命论"导致文革等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大跃进,文革等充分说明了光有精神--那怕这种精神再伟大--也是不够的。但也不能得出相反的结论,这种精神是不重要的,是可有可无的,是可以和应该抛弃的。如果是这样,我们不仅不能正确的总结大跃进文革的教训,很可能走上另一个极端--我们现在就有走这种极端的苗头,而且这种苗头越来越明显,CIA的《搞垮中国的十戒》正在由伟大的梦想变成可怕的现实。

    毛泽东的精神,不仅在49年是引导民族复兴的伟大动力,在49后,尽管经历了几次悲剧性的失误,这种精神仍然是我们取得伟大成就的主要动力。想想对一个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石油意味什么?我还记得小时候看小人书上汽车上顶着一个大煤气包。大庆油田的开发的意义也许不次于二弹一星,可大庆油田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开发呢?没有那一代人的献身精神是绝不可能的。当我坐火车走宝成线时,一个山洞连一个山洞,我坐车都闲烦,那50年代从朝鲜战场下来的解放军用简单的机械又是怎么建设的呢?开发大庆也好,两弹一星也好,建设宝成线也好,包括一夜之间干干净净消灭了存在几千年的妓女,存在了数千年的匪患和黑社会,消灭了存在百多年的烟毒,是不是可以归结为是毛泽东的精神呢?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人民服务"在今天看来是口号,甚至谁说这些谁就是从"第五医院"跑出来似的,但我从我父母身上就能看出这种品质,他们就是这样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一辈子,在唐山大地震后,每家都有伤亡,饮水都困难,可仅仅28天唐钢就出了第一炉钢,没有任何一级领导对工人们有这样的要求,这是完全自觉的行为,3年就恢复了震前的生产水平,而几乎100%的人这时还住简易棚,冬天是外面有多冷棚里就有多冷,而工人们也没多拿一分钱,靠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进步了,发达了,眼界开扩了,长本事了,学聪明了,灯红酒绿了,就可以把这种精神一脚踢开?没有了这种精神--不是一两个人的精神,而是大家的精神,全民族的精神,我总有一种不详之感,这不过是一种沙滩上的大厦。

    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精神不能代替扎扎实实的制度建设,可制度建设也不能代替精神,没有一种精神做底蕴能设计和建设一个系统的制度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制度法律一大堆,可违法的却是权势者监守自盗,老百姓想违法都没机会!我就想贪污受贿,可我没有贪污的机会,我就想受贿,可谁给我送?

    现在的危机在于不仅丢掉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有些思想是该丢掉,而且也丢掉了毛泽东的精神--这是绝不该丢掉的。
毛泽东的精神是立国之本,是我们的财富,没有了毛泽东的精神,不用敌人来攻(如CIA的十戒),我们自己就会垮掉--早晚的事!

    毛泽东的精神就是一种强烈的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我们可以比毛泽东更聪明--因为时代进步了,但在我们聪明之后是否继承了这种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呢?

    毛泽东和他们那辈人奋斗了一辈子,留下来的宝贵的财富就是毛泽东精神,要是在我们这辈人手上丢了,那最终也许我们将一无所有!

    我们不仅在强大的美国面前象受气的小媳妇那样,甚至沦落到和几个巫婆神汉死缠烂打的可笑地步!

    毛泽东的精神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毛泽东的精神是万万不能的。

    有毛泽东的精神,十戒就不会得逞。

 

 

 

毛泽东的红利

施晓渝

2013,10,18

    一个人想了自己能想的事,一个人干了自己能干的事,一个人说了自己要说的话,是非功过,任由历史评说,关键在于给历史留下深深的印记,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1949年前的历史,虽众说纷纭,但我总相信历史文明经济是在发展的,即使毛给了人民再多的苦难,我也很难相信这些苦难比毛以前更深重。至少外国欺凌消失了,封建宗族家法,浸猪笼之类,毛时代是杜绝了,妇女地位提高了。也许是毛吃了历史时间红利,但他的确吃到了。

    关于土改,镇反,虽说有很多偏激之处,但两个价值体系的碰撞,难免没有激烈失颇。一般人不承认毛的价值体系和旧社会的价值体系的碰撞,或认为是毛的无法无天和旧社会规则的碰撞,但事实上毛有独特的价值体系,毛信奉自下而上,信奉从无到有,信奉百姓能取代官统,信奉理念可变为现实,信奉末梢底端的改变可渐进到中心顶层的改变,即踏翻社会另起炉灶,而常人的思维是在现行规则中博取最好。毛对不愿冒风险不赞成他重组社会的价值观的人深恶痛绝,毛在艰辛重组社会时他们却安于旧社会系统规则在哪里苟且偷安,钻营赚钱,所以得给他们点教训,让他们长点见识,知道什么叫在风险中产生的新生事物,叫做改造人们的价值观,即改造世界观。无疑,毛的思想是深邃的,他在重组社会的理念上迄今无人能仰及的。

    关于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饥荒,毛深信我们能在三年内打败蒋介石,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的?发展经济比起打败蒋介石不过是小菜一碟!毛深信,集全国人民之力搞经济,打个经济翻身仗不是问题,结果毛失败了。

    关于文革,我相信毛整刘少奇,包括文革前彭德怀等不是完全出于私心,这些比起毛自己的远大理想,一点过激行为又算什么呢?毛总结大跃进失败之经验,认为那是全国人民不齐心,有私心所致,只要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何愁经济不飞跃?要造成全国人民齐心向上努力发展的局面,一定要斗掉私心,所以毛决定洗脑,特别是要打掉私心的堡垒---老革命集团形成的官僚资产阶级,这就是文革。但毛又失败了,但毛的失败留下一个永久的课题,该怎样发展经济而不至于腐败,富穷,逐私等乱象丛生呢?而这个课题迄今没解决好。

    关于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毛事一个很不讲规则的人,毛的阶级斗争是灵活的,一会美帝是阶级敌人,苏联是老大哥;一会美帝是朋友,苏修是敌人。一会地富是敌人,革干是革命者;一会地富是死老虎,执掌大权的老革命是官僚资产阶级敌人。贯穿于毛的斗争理念,是当官的欺负老百姓,即上层统治下层百姓之争而并非旧的地富资本家,毛认为上层永远在压榨下层,只要经常性的下层更替上层,这样政权才能保持一种新生政权的活力,毛因此希望制造一个能不断由下层组合群众组织系统来取代上层的既得利益集团制度思想保证,这就是继续革命。

    从解放后来讲,毛就他个人理想而言是失败的,但毛在世时,从世俗的观点来讲,是不可战胜的。毛极其精通人文心理,社会关系,权力构成,毛特别善于制造混乱,乱中串联,整合取胜,至死和死后都无人能动其根本。就我看来其实也动不了,也不用动,倒是对毛的从无到有,权力可以再造,有人就能有一切的重组社会的理念可以加以研究。毛绝不相信永恒的权力,毛认为,你有权力但我也能再造权力,重上井冈山,即毛说的,思想路线正确,权力可从无到有,思想路线错误,权力可以从有到无,如果你没有自己的系统,而是成天想改造利用别人的权力系统,你就成了非我,受别人安排,不管你有再耀眼的招牌,也无非是世俗光环的奴隶而已,必须自力更生。

    毛说敌人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要想成功不能靠施舍给予,必须以坚忍不拔的精神自创体系。毛用自己的思想取胜,并以自己高深的思想深刻的实践创造了史无前例,如果说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人,也是有理由的,因毛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用自己思想整合中国的,而刘邦,朱元璋都没传统以外的自己的思想。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虽然毛的思想迄今无人超越,他指出的问题现愈发显得英明,毛想了能想的事,干了能干的事,说了要说的话,但他本人也没能,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发件人:陈申申<css@hugfun.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2月03日 05:48 (星期二)Fwd: Fw: 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冯胜平

    大军网编者按:评价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是人心好坏,而不是财富多寡。而改造一个社会也是以人性好坏为标准的,如果这个社会人性已坏得不像样了,就需要毛泽东的办法。冯胜平先生算是看到了这一点。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来,社会开放,行为自由,约束 减少,却人性堕落,丑行百出。社会管理者就是在这种变化中进行调整。这就是政治的艺术。

毛泽东的政治遗产

----毛泽东功过研讨会发言纪要

中国研究院、《新史記》杂志联合主办

冯胜平

11/30/13

    接到毛泽东功罪研讨会通知,想起我1986年关于文革政治迫害的博士论文曾专有一章,题目是“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今天翻出來看,与我目前的观点并无太大变化,特从中挑出几点与大家商榷。

    我当时认为,毛泽东给中国留下的第一笔政治遗产,是一个意识形态真空——这个真空使得许多事情成为可能。虽然文革并没有创造什么新东西,但它的确摧 毁了很多旧东西——文革在相当程度上摧毁了孔教,同时使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幻灭。告别过去又失去了未来,于是一个新的地平线出现了,我认为这就是毛泽东给中国留下的一笔政治遗产。换句话说,文革没有创造一个新中国,但它的确结束了一个旧时代。以人民的深重苦难为代价,它付清了一笔历史的孽债(It did pay off a mortgage)。
文革结束,中国共产党不仅失去了Mandate of Haven ( 天命),而且失去了Mandate of People。我不知道这个词该怎么翻。(与会者插言:人民的授权。)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国家,这些希望来自于邓小平的新政,但奠定基础的却是毛泽东的文革。没有文革的经历,中国人民不会那样决绝地告别传统(儒教),摒弃乌托邦(共产主义),义无反顾地奔向改革开放的未来。那个时候还是在“六四”之前。

    改革开放是人性的复苏,也是党性的覆灭。这一生一死之间,孕育着一个新中国。

    毛泽东留下的另一笔遗产,是一个统一的(除台湾外)独立自主的中国。中共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靠的绝不是“小米加步枪”,关于这一点,杨奎松的书讲的很清楚。东北的共产党武装,在接收了苏共巨额军事援助后,实力远远超过国民党军队。简言之,毛利用苏联的支持,战胜了国民党,从而使中国摆脱了美国的控制;随后又通过反修,跟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使中国逐步摆脱了苏联的控制。与苏共翻脸后,中国真正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这是毛泽东留给后世最大的政治遗产。

    毛泽东是一个天生的反叛者(Born Rebel)。他从小就造父亲的反,大一点去砸孔庙,再大一点反军阀,再后反国民党、反日本,以后又跟美国干、跟共产主义盟 主干,直至生命的最后,他起来反对他自己创建的党。用今天的话说,他真是一个折腾的主儿。一生折腾,折腾一生!

    毛泽东的最后折腾是文革,目的是重建他自己创立的党。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博树的说法,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要改造世界,改造国家,改造人性,而且要一蹴而就。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还其乐无穷,这种人不是理想主义者,什么人是理想主义者?我不否认,发动文革有权力考量,但更大的动因是毛泽东性格中的不稳定因素,与他的政治理想有关。

    文革是毛泽东的滑铁卢。这一次他被彻底打败了,不是败于他的敌手——他们要么被他送进监狱,要么被他送进地狱——而是败于人性。去掉权力斗争的泡沫和改造国家社会的政治理想,毛泽东发动文革最主要的目的,是挑战上帝,改造人性,创造共产主义新人。换句话说,文革是毛泽东与人性的宣战。结果是,人性胜利,毛泽东失败。一生致力于改造人性,他连自己都无法改造,直至去世为止,人性的弱点,毛都没有摆脱;他的七情六欲,不比任何人少。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人性中的一切对我都不陌生。”(Nothing in human is alien to me)我相信,这句格言也适用于毛泽东。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从马克思到毛泽东,这些理想主义者到底错在哪儿?为什么就不可能创造一批共产主义新人?这个世界上最早搞共产主义那些人,欧文、傅里叶,绝对不是邪恶之人。他们搞共产村,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做社会实验,倾家荡产,至死不悔。中国共产党早年也有相当一批这样的人。他们打土豪,分田地,以身作则,从我(家)做起。他们这种做法符合党性,却违反了人性。

    以大公无私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不是不符合国情;它是不符合人性。人性——天使和野兽的结合——只能用制度来协调;任何试图用教育或强力来改造人性的努力注定会失败。洗脑虽一时有效,但不能长久。在压力下,人性可以沉默,扭曲,甚至折断,但绝不会改变。其实,今天弥漫全国的贪婪和腐败正是长久被压抑的人性的本能反弹。

    罗素曾说:“一个人30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是没有良心,30 岁以后还相信就是没有头脑。从1949年到1979年整整30年,中国共产党还完了它的良心债,开始了独立的思考。建政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曾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死了多少人,它觉得这是必须付的代价。1979年以后,恐怕是从邓开始,大家开始反思了。只是出于权宜之计和政权稳定的考虑,他们可能还要坚持某些主义、某些旗帜、某些人物。

    从纯粹哲学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的失败是人性的胜利:不完美的人性战胜了完美的主义。换言之,不是共产主义太坏被人类抛弃,是人类配不上共产主义。它的失败不是因为它的邪恶,而是因为它的崇高;不是因为它不道德,而是因为它不可能。也许,共产主义运动是世界的劫数,人类在劫难逃。悲剧的根源是人类的无知、愚昧和狂妄:它企图挑战上帝,创造新人类。幸运的是,疯狂之后人们终于恢复了理性,认识到一个理想无论多么美好,也不能用活人去做实验。如果不偏离常识,共产主义的灾难本来也许是可以避免的。问题并不复杂,它的答案已经隐藏在一个孩子的幼稚问题中:“既然共产主义是科学,为什么不先拿动物做实验?”

    毛泽东改造人性的企图,与共产主义对人性的挑战一脉相承。我们知道,传统专制与共产专制的根本区别是,前者只要你不反抗,按时交税、纳贡、唱诵,它就不来折腾你;后者却有改造人类的崇高理想,即使你不反抗,它还是会来折腾你,改造你,把你变成雷锋那样的共产主义新人。因此,在共产主义国家中,运动是常态:日子越好过,领袖越折腾;而在受到挫败时,他反而会对人性让步,推出一些符合常识的政策。大跃进后,毛曾一度后退,允许“包产到户”。经济刚一恢复,他又发动文革,再次挑战人性。

    理想主义是毛泽东生命中的一个基调,但不是全部。在整个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毛是相当现实、甚至不择手段的。研究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在政治上做的最过份的一件事,是在194 0年底通过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两封电报,提出“十五万精兵计划”:中共用15万精兵偷袭重庆,把蒋介石政府干掉。造成日本与汪精卫占领南中国,苏联与中共占领北中国的南北朝局面。(见何方《党史笔记》)

    这并非毛泽东突发奇想,他是受了1939年“苏德条约”的启示:苏联和德国不就这么一人一半,把波兰给分了吗?波兰问题可以这样解决,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注意,这15万八路军精兵不是去偷袭日本关东军,而是去偷袭重庆!他前后打了两封电报,与苏联商议此事,结果被斯大林拒绝。(康正果:你说这个写在何方的《党史笔记》上?)关于这两份电报,何方和张戎的书中都有。除此之外,毛还宣称抗日是“三国演义”,主张“爱国就是要丢更多的国土,否则就是爱蒋介石的国”。正是毛在权力斗争中的这些表现,使人很难相信他还有理想主义的一面。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政治生涯迥然相异:前者从书生走向流氓,后者从流氓走向书生;前者从民主走向专制,后者则从专制走向民主。文謙兄刚才说杨开慧评毛八个字——“生活流氓、政治流氓”——我看到过,出处是张戎,证据是网上流传的在杨开慧老屋发现的书信。我不相信杨开慧会这样评论毛泽东。若真如此,那她为何不同这个流氓断绝关系,却要苦苦思念他并为他牺牲。年轻的毛泽东,在我看来,的确是一个意气风发的书生,并没有蒋先生那些流氓道行。而中年的毛泽东,则精通权术,集厚黑学于一身,在政治斗争中毫无底线。晚年毛泽东的许多作为,更是使人不敢恭维。与此相反,蒋介石青红帮出身,早年混迹上海滩,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后来受宋美龄和基督教熏陶,变得越来越君子,及致晚年连面 目似乎都为之一变——年轻时凶神恶煞的,年老时却变得慈祥。

    重庆谈判蒋介石学楚霸王,放了毛泽东一马。他对毛说:你不服,回延安去,带兵来打。毛回到延安,四年之后,夺了蒋的江山。当年跟余英时先生读书,曾听他评论蒋介石,说他一生流氓,从暗杀陶成章到软禁张学良,没少干背信弃义的事,1945年怎么就不再流氓一次?

    现在我们读到蒋介石日记,知道他确实想过要把毛抓起来。阻止他下决心的有苏联的压力,也有美国的影响,但最主要的却是他内心的善意——他不愿意再做一次背信弃义的小人。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蒋介石丢掉了大陆。如果他背信弃义扣留毛,以后的历史很可能是另外一种写法。

    在权力斗争中,中国人很少讲道德,因为那无异于自杀。一旦陷于无序状态,政治在中国就是一场流氓比赛——小流氓被中流氓收拾,中流氓被大流氓降伏,最后胜出的多半是一个集厚黑为一身的超级流氓。这个超级流氓收拾暴民,一统江山,成为新的暴君。在他的淫威下,一切回到原点,中国人又重新开始做顺民。这就是三千年的治乱循环。如果中共政权崩溃,我可以向各位打赌,迎接我们的,一定不是我们希望的民主自由,而是一场新的、更精彩、更无底线的流氓比赛!(众笑)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没有宗教,没有法律,也没有灵魂的国家。这个国家一旦解体,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再谈一谈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今年年初,罗慰年先生介绍我跟王鼎钧老先生认识,一顿饭吃了近两个小时,谁也没有动筷子,就是谈话。王鼎钧88岁,是从大陆到台湾,又从台湾来美国的作家。(高伐林:最近这些年,他的书在中国大陆出了一本又一本,受到高度评价)。王老从台湾谈到大陆,从蒋介石讲到毛泽东。我问他,如果把毛泽东和蒋介石做一个比较的话,您如何看?他回答说,论历史地位,毛远比蒋伟大!他举了几个例子,正是我以上也提到的。

    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站在历史高度,跳出个人恩怨,是王鼎钧先生的告诫。随后,话题又转向人民。我对国民性持悲观态度,曾说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是顺民,刁民和暴民。没想到王老比我更悲观,他对中国人的六条评价,什么急功近利、忘恩负义等等,条条都比我说的厉害。谈话至此,我以为找到知音,马上说我也这样认为,不料他却说道,尽管人民有这些毛病,还是要记住四个字:“悲天悯人”,是你自己的国家、你自己的人民啊。

    结论:人们現在評論毛澤東,说法各异。劉小楓說毛澤東是“國父”,王康說毛澤東是“國賊”,其實這种爭論沒有意義。它的答案取决于共产党的命运。共产党兴,毛泽东就是“國父”;共产党亡,毛泽东就是“國賊”,“國父”還是“國賊”,取决于共產黨能不能在中國站得住,能不能带领中国走出王朝循环。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1月20日 08:28 (星期三)附 件:1个(三篇 11-20.rar ) 查看附件 视野宽阔,视角独到,值得一读。

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北大演讲

易中天

2013-05-16

    5月16日下午,北大百年讲堂举行《易中天中华史》北大演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著名学者易中天耗时80分钟作有关文明的长篇演讲。这篇演讲实为36卷本《易中天中华史》的总序,他希望用《易中天中华史》最终来回答一个“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的问题。演讲实录如下: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的“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什么叫中华的位置呢?就是指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历史地位、作用影响、责任担当。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是什么呢?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在哪里?第一世界。此话怎讲?为什么说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第一世界呢?我们先得弄清楚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文明?第二个问题,人类为什么要有文明?第三个问题,文明有什么特点。

    我先讲一个故事,民国初年,大概在1912—1913年之间,四川广汉地区不太平,因为当时有一条交通枢纽,一个重要的交通干道叫川陕大道,从四川到陕西。这是商旅非常多非常繁忙的一条大道。但是在广汉路段出现了土匪,开始是小股的土匪,然后土匪越来越多,土匪拦路打劫,使得商人和行人感到生命和财产没有安全,惹不起,咱们躲得起。商旅们开始绕道而行,川陕大道就冷落下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土匪没有了经济收入。于是从来互补往来的各股土匪召开了经济工作联席会议,会议做出了一个决定,组成土匪联盟,分段承包川陕大道广汉段,广汉的土匪张麻子承包一段,李麻子承包一段,王麻子承包一段,赵麻子承包一段,分段承包,统一收费,比如一条盐收五毛, 背包袱的收一块,如果赶车的可以计价。无论这个行人和商旅从哪个路段进入川陕大道广汉段,那么收了过路费的土匪要开一张收据,凭这张收据,商旅可以在广汉段任何土匪的路段畅行无阻。其他土匪第一不得重复收费,第二不得改变收费价格,第三必须提供保护。如果做不到这三条,商旅可以向土匪经济工作联席会议投 诉。然后由其他的土匪来整治这个不守规矩的土匪。

    这是一个互利双赢的方案,我们知道民国初年兵荒马乱,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你交五毛钱,你雇了保镖了。而土匪们第一不用担风险,第二有了固定的经济收入,皆大欢喜。川陕公路修复了往日的繁荣。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是文明来自野蛮。文明是对野蛮的改造。当年土匪栏路抢劫,这叫野蛮。现在分段承包,合理定价,童叟无欺,统一收费,这叫文明。文明就是客客气气地收你的钱。为什么过桥米线比较贵,因为收了过桥费。文明就是收费。

    这其实是我们人类历史的一个缩影,因为我们人类无论世界上哪个民族,在原始时代都是土匪,我们是土匪的后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这本书里讲了这样一段话,恩格斯说“他们是野蛮人,对于他们来说,从事掠夺是比从事创造性劳动更体面,而且收入更高的事情。”所以原始时代我们都是土匪,但是土匪们最后发现这种野蛮的行径其实是对自己是不利的。相反通过利人来利己,才是可持续发展的。于是他们放下屠刀,拿起算盘,变成了企业家和银行家。企业家和银行家就是从良的土匪。没做得了企业家和银行家的到各大院校和管理学院教MBA。所以文明就是对野蛮的否定和改造。那么人类为什么要对野蛮进行否定和改造呢?很简单,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文明的意志。

    什么是文明的意志?文明的意志就是为全人类找到谋求幸福的途径和方式。于是有了人类文明,而且有了人类文明中的带头大哥。为什么会有带头大哥呢?因为在我看来文明是液态的,液态的文明都有自己的泉眼或者源头,比方说孟菲斯、苏美尔、巴比伦、雅典、耶路撒冷,这都是文明的泉眼和源头。如果这种文明的泉水充满地涌流,它就开始漫游,开始吸收,开始融合,开始交汇,然后形成文明圈。如果这个文明圈足够大,大到可以超越国界,涵盖不同的民族和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点,文化面,文化片、文化圈,一旦它超越国界和种族,那么这种文明就是世界性的。比方说当年的罗马和汉唐,后来的伊斯兰,就是世界文明。

    人类文明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世界性的,一种是区域性或者民族性的。也因此不同的文明圈它的历史地位、作用影响、责任担当也是不一样的。根据这一点,我认为当今世界的人类文明可以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西方现代文明,第一世界的第二名是伊斯兰文明,第一世界的第三名中华文明。也就是说西方现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综合排名是斯拉夫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日本文明、拉美文明。其他的属于第三世界。因此在未来的世界,将是西方现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唱主角,因为第三世界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相当于散户,大鳄是前三甲,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这就是中华的位置。

    我们就来看看三大文明的历史关系。三大文明的关系是什么呢?次第辉煌。

    先看中华文明。人类的历史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史前史,第二个阶段叫文明史,史前史和文明史的分界点在国家的诞生,国家诞生的标志是什么?城市的出现。这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也就是说我们界定一种文明什么时候诞生,必须有一个考古学的证据,也就是我们必须有考古队发掘这个文明最早的城市,然后去确定,就确定了这种文明诞生的时间。根据目前考古学研究的成果,本届人类共有七千年文明。其中中华文明诞生在三千七百年以前,考古学的证据就是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测定的结果是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500点,再加上现在公元后2000年,因此中华文明是三千七百年。上下五千年的说法是不科学的。

    有媒体说易中天缩水中华史,把五千年历史缩短成三千七百年,我这有考古学的证明,中华文明就是三千七百年。这三千七百年又分成两段,界限在公元前200年,罗马称霸地中海,秦汉统一大中华,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两个文明圈,而且这两个文明圈都是世界级文明。也从此人类文明史进入世界史阶段。此前,中华文明有一个鼎盛期,这就是春秋战国,此后又有一个鼎盛期,就是汉唐盛世。到中唐以后,中华文明开始逐渐退出世界舞台,分界点在公元751年的怛罗斯战役以及四年以后的安史之乱。从这个分界点开始,盛极而衰,起伏跌荡地走下坡路。以及每个历史上,在讲到宋代的时候,曾经有这么一句话,你先说到了宋代,时代精神不在马上,而在闺房。说得很客气,不客气地说时代精神不在马上,而在床上。我们读一读唐诗和宋词就知道。

    我们回顾这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会发现商周时期,我们是用眼睛看世界的,因此商周文化的特点是绚烂多彩,春秋战国我们是用脑袋看世界的,因此有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汉唐两代,我们民族是用心胸看世界的,因此有汉的强悍,唐的广阔。那个时候全世界留学生都到长安来留学,而不是去哈佛,也不用考托福和GRE。但是到了宋元两代,就叫做有心无胸,心还是有的,但是胸没了。实际上怛罗斯战役和安史之乱,中华文明开始投向外部的眼光就开始往里收。其突出表现就是禅宗的兴盛,因为禅宗就是看内心世界。

    然后到了明代,时代精神就在扩张了,代表作是《金瓶梅》,朝野关注的就是床上那点事,清代更糟糕,时代精神到膝盖了,最会做的事情就是下跪。当年英国的特使马扎尔到北京来, 就为了这么一个礼仪,弄得不可开交,因为乾隆皇帝坚持让他行三跪九叩之礼。膝盖很重要。培养出来的大批的马屁精。讲一个故事,说有天纪晓岚在上书房,进了上书房以后,因为他眼睛不太好,没发现皇上,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老头子在哪儿呢?结果乾隆皇帝从屏风后面转出,纪晓岚,老头子什么意思吗?纪晓岚马上跪下来说,万寿无疆就叫做老,至高无上就叫做头,父天母地就叫做子。马屁都拍到这水平了。

    我们的文明为什么会这样起伏跌宕地呢?盛极而衰呢?我为什么叫起伏跌荡呢?我意思说中唐以后中华文明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们文明的轨迹是这样的,从夏开始,到商开始上升,到周,到春秋战国一个顶峰,然后掉下来,马上到汉唐又爬上去,又是顶峰,又掉下来。再下来以后,就是一点点地回升,然后掉下去,再回升,再掉下去,这叫做起伏跌荡的盛极而衰。为什么会这样呢?与制度有关系,周代是分权制,秦代是集权制。或者周分权,秦集权,明专制,清独裁,月来差。而在此之前,汉唐宋元,在集权和民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他会这样。这就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简单的发展线索。

    而有趣的在于就在中华文明起伏跌荡由盛而衰的时候,伊斯兰文明开始崛起,并欣欣向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1400年的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文明的起点非常清楚就是公元662年,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国,伊斯兰文明兴起虽然晚,但是一兴起,就是不可当,从公元622点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国,到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和世界性文明,只用了短短的一百多年,现在可以来看一下公元750年,就是怛罗斯战役前一年的阿拉伯帝国版图。一百多年,阿拉伯帝国就成为横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大帝国,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而且在公元1258年,蒙古人灭亡了阿拉伯帝国以后,伊斯兰文明没有停住自己的脚步,现在我们来看看现在的伊斯兰文明圈,我们再比较一下现在的伊斯兰文明圈和当年的阿拉伯帝国,一目了然。

    伊斯兰文明为什么会这样强悍呢?一个根本的原因或者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是先立教后建国,先有伊斯兰教,然后才有阿拉伯帝国。也就是说对于伊斯兰文明来说,宗教和文明是同格起源,同步诞生,同位发展的。这是世界上的唯一。而且穆罕默德做到了一条,就是天上人间打成一片,伊斯兰这个词不但是宗教意识,是信仰体系还是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所有穆斯林都是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在生活。能够事无巨细地管到这种程度的,历史上只有中国的儒家,但是儒家思想第一不与中华文明同步产生,第二儒家思想不是宗教。

    伊斯兰文明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皈依的手续极为简便,任何人要归伊斯兰教,只要诚心诚意地念一遍清真言和作证言就可以了,清真言的内容就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然后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我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那么你就是穆斯林,手续非常简便。但是在这种简便的手续背后,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文明的精神,文明的精神是伊斯兰文明具有世界性品格的重要原因,那么伊斯兰的精神是什么呢?至仁至慈。阿拉伯语叫做拉赫曼、拉希姆。所有的清真寺都有一句话,奉至任至慈,真主的名义……有证据吗?有。比方说伊斯兰文明尊重生命,反对杀戮。

    《古兰经》说得很清楚,对于侵略我们的敌人,应该奋起反抗,但不可以过分,不可以穷追不舍,不可以虐待敌人。事实上伊斯兰文明礼有一个词“吉哈德”,以前都翻译成圣战,这是不准确的,吉哈德是阿拉伯语,我这个也发不出阿拉伯语的声音来,只能用汉语说,它的本意是奋斗,用以伊斯兰文明的本意是为主道而奋斗,就是为真主而奋斗,为真主代表的真理而奋斗,不意味着战争。事实上在伊斯兰文明当中,为抵抗侵略而战叫小吉哈德,奉主命成为安拉喜悦的人,叫大吉哈德,大吉哈德就要仁慈,就要有爱心,就要尊重生命,就要关爱他人。因此伊斯兰文明的封斋习俗,就是提醒每个穆斯林,世界上还有人在挨饿,为了知道挨饿的人有多么痛苦,我们必须封斋,体验一下挨饿。而且穆斯林都必须缴纳天课,用于慈善,用于关心那些挨饿的人。

    如果一个人因为挨饿而盗窃,本人无罪,追究当地政府的责任。因为我们穆斯林已经缴纳了天课用于慈善,你为什么没有做到位,政府有责,本人无罪。也因此伊斯兰文明崇尚平等,到清真寺做礼拜,谁站在前面,谁站在后面,谁先去谁站在前面,谁迟到谁站在后面,与本人的身份、地位、财产、文化程度毫无关系。因为在安拉面前人人平,在安拉面前只有先来后到,没有贫富贵贱。

    甚至有一项规定是经常遭到质疑的,就是伊斯兰主张一夫多妻,这是经常被质疑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是由于当时处于战争时代,男丁稀缺,男人少,女人多,有很多女人嫁不出去,还有一部分女人成为寡妇,因此先知才说如果你有条件养活她们,并能平等地对待,那么一个男人可以娶一妻二妻三妻直至四妻。也因此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如果真的娶了四个妻子,不但要做到对每个妻子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每个妻子拥有的财产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和每一位妻子做爱的次数也必须一模一样,除非某一位妻子让渡给你,说好吧,我这次就不要你了,你跟她吧,那是可以的。也因此在伊斯兰国家很多人不会一夫多妻,因为他做不到。比如他一个妻子在北京,一个妻子在上海,一个妻子在广州,好像飞机票都要掏很多。而我们中国古代的制度是什么?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子有一个,妾有很多。妻和妾是不平等的。吃饭的时候夫和妻可以坐下来面对面坐下来吃饭,妾在旁边是夹菜的,夫妻吃完以后,妾再吃剩饭,妾生的孩子,不能叫自己是妈,得叫妻子是妈。

    由于这样种种的原因,讲不了那么详细。诸位手上有《南方周末》,我很多内容在《南方周末》里有。由于伊斯兰精神的作用,伊斯兰文明走向世界,而且发展的速度非常大。一直到16世纪,伊斯兰文明才慢慢地走向了衰弱。原因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崛起了。现在我们来看看西方现代文明。

    西方现代文明如果从文艺复兴算起,具体地说从但丁和薄伽丘算起,至今六百六十年。西方文明或者西方人站在伊斯兰文明起跳的。此话怎讲呢?是因为当年阿拉伯帝国做了一件事情叫百年译经运动,阿拉伯帝国出重金雇人翻译古希腊、波斯、印度的各种文献,这才把古希腊的文明火种保留下来了,然后把这个火炬递交给了西方人,西方人是从阿拉伯人那里接过了古希腊的文明火炬,才创造了现代文明的。但是西方文明一上来就势不可挡。

    现在人类已经无法想象没有西方文明的生活,包括我们所有人在内。看好莱坞,吃快餐,用电脑,打手机,我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西方现代文明的生活。所以西方现代文明毋庸置疑地是世界性文明,那么西方文明成功的关键在哪里呢?回过头来看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文明成功的重要关键就是信仰。所有的穆斯林都相信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所有的穆斯林都会保卫唯一的真主和伟大的先知或者是最后的先知,共同的信仰把他们凝聚起来,形成世界性的文明圈。

    西方文明是靠什么呢?也是靠信仰吗?没错,西方现代文明有宗教和信仰的背景。但是只有伊斯兰文明才可以用宗教来命名,也只有伊斯兰文明不但可以用宗教的名称来命名,也只能用宗教的名称来命名,但是西方文明不能叫基督教,斯拉夫文明也不能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准立法建的文明也不能叫天主教文明。而且我们去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规定国会不准立法建立国教。这是现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很大的区别。在伊斯兰文明圈中,穆斯林的孩子天然就是穆斯林,而西方文明圈里不是这样的,相反他们还要立法说规定不得立法建立国教。

    而事实上,我们看西方世界,政府也好,媒体也好,首先着力保护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信仰自由。信仰自由比宗教信仰更重要,为什么?因为自由是核心价值, 若为自由故,信仰亦可抛。那么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独立、自由、平等。就这三个。人权是不是?不是。法治是不是?不是。共和是不是?不是。宪政是不是?不是。民主是不是?不是。人权和法治是观念,共和和宪制是制度,民主既是观念也是制度,不是宪制。核心价值就是独立、自由、平等。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简单说观念体现价值,制度保障观念。

    比方说他们有这么一句话?这是我的破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就是观念。然后有一系列的制度来保证这个观念。比如拆迁,西方国家也拆迁,他也有开发商,他也要盖房子,但是所有的开发商要买下一块地来盖房子,你只能跟这个土地的拥有者去协商。价钱谈不下来,你就做不成。有这么一个开发商他把要盖房子的地都买下来了,只有一栋破房子买不下来,这个破房子里住了一个老太太,又穷又老,但是这个房子是她的,她就不卖。不卖的结果是什么?没有断水断电,更没有把地痞流氓弄去强拆血拆,而是把破房子留下来,开发商的房子绕着破房子盖起来。最后开发商和老太太成了好朋友,再最后老太太临死之前,把这栋房子送给了开发商,开发商也没有把它拆再盖成一栋房子,而是把它建成一座博物馆。因为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观念,这是我的破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开发商当然不能进。也就是说在西方文明那里,观念体现价值,制度保障观念。这才有他们的崛起,这才有他们的经济发达和科技进步。

     下面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看看我们的命运和选择。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特点是什么呢?伊斯兰文明是由信仰产生了精神,西方现代文明是信仰的背后体现了价值。中华文明的特点是什么呢?没有宗教,没有信仰。是这样吗?是。我们首先得给信仰下一个定义,信仰的定义是什么呢?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这个就叫做信仰。就是我相信的那个对象一定是超自然和超世俗的,它既不属于自然界,也不属于人类社会。它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就是超越自然和超越人的。对这样的对象的相信,才能够叫信仰。因为它超自然,你不能用科学实验来证明,因为它超世俗,你不能用日常经验来证明,怎么办呢?只能信仰,不能证明就只能信仰,所以德尔图良大教主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这样的东西我们文明从来就没有。

    中国人信不信什么?信。中国人有信的对象,但是信而不仰,仰而不信。什么叫信而不仰呢?比方说我们也信玉皇大帝、土地公公,还有灶王爷,每年过年都给灶王爷糖吃。但是你看看我们民间传说和我们神话小说,全是拿这些人开涮的,看《西游记》,那里玉皇大帝居然派一只猴子看守桃园,却是人间皇帝的写照呀。《西游记》那是诸神诸佛众徒行凶,还给孙悟空重重障碍,然后厚颜无耻地说这是考验你们的忠诚。中国人对待这些神的态度和希腊人是很相象的,我们看希腊神话那里的神,以主神宙斯带头,宙斯最会干的事就是泡妞,偷情,男生和女生都会偷情,鬼鬼祟祟生个私生子。因为在希腊文明当中,宗教其实是艺术,希腊人也是没有信仰。希腊的宗教它不是宗教,它是艺术。所以黑格尔称之为艺术宗教。黑格尔称古埃及宗教,叫自然宗教,古希腊宗教叫艺术宗教,基督教,天起宗教,只有天起宗教才是正宗的,犹太教、伊斯兰教,这是最正宗的宗教,我们是信而不仰,还有仰而不信。拜不拜菩萨,拜,怎么都拜,其实不信。孔夫子说得很清楚,祭而在,就是我祭祀的时候当他存在,祭完了,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上帝也好,鬼神也好,到底是存在呢还是不存在呢?孔夫子是存而不论,不讨论。学生问孔子,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反正祭祀的时候你就且当他存在的,那个时候诚心诚意的,就那一会,这个是读书人的观念叫祭如在。

     老百姓的观念叫信则灵。什么叫信则灵呢?表面上劝你相信吧,你相信就灵了,实际上是什么,不灵就不信,灵了我才信。所以中国人如果有信仰的话,这个信仰的对象是没有定准的。你到农村去看,神龛里摆着如来佛祖,观音菩萨,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关羽、马祖、土地公公,自己家的祖先,还会有一张红纸条写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统统都信,其实就是统统都不信。为什么要摆这么多呢?因为他们有分工的。考大学 要拜文昌,生孩子要拜观音,买房子看风水,分工不一样。是神界的各个职能部门。人事局、 财政局、发改委,如果显灵了要还愿了,你先得交一笔功德钱,灵了以后,再去一次还愿。前面摆的那些东西就是请客吃饭,宴请,很清楚的。我见到一个家长,四川人拜文昌,拜了以后,功德钱交了,交完以后,在旁边嘀嘀咕咕,这个钱不知道交对了没有。我问他你是求菩萨什么事?我儿子考大学。我说这个拜对了,文昌管考大学,凡是考上北大的,都拜上文昌的。家长说你不晓得,我的娃儿考的不是北大。你娃考的是哪个大学,文昌也管,我娃考的是斯坦福,文昌菩萨懂得英语不。 文昌菩萨怎么跟斯坦福大学校长说呀。我说要不然你就拜圣母玛莉亚,那个懂英语。我晓得玛莉亚懂英语,但是他不懂得四川话。你说就这,好意思叫信仰吗?

     台湾更好玩,到台湾去看,发现小庙很多,台湾人都到小庙去,就问台湾人,你们总是到小庙去,怎么不到大庙去?告诉你大神管大事,小神管小事,我这个事小,我到大庙去,神记不住。我到小庙去,他也没什么事,就把我这个事当事了,就办了。非常实用主义。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文明,怎么可能产生宗教和信仰呢,不可能的。所以中华文明的特点是什么?叫有崇拜无信仰,有敬畏无宗教。这只能叫崇拜。所以中华文明是无宗教,无信仰的文明,结果怎么样呢?有利有弊。利在没有信仰就可以容得下一切信仰。

    我们来看看世界三大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我前面说文明是液态的,打个比方犹太教像油,伊斯兰教像奶,基督教像酒。犹太教讲特选,就是犹太教是上帝特别挑出来的优等生。是上帝的选民。我们犹太人是人类当中最优秀的,上帝挑出来的,叫特选。这个观念也有利有弊,利在什么?当犹太人失去祖国以后,这样一个观念把他们凝聚起来,依然成为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历史上失去祖国的民族太多了,比比皆是,很多人找不着了,文明也没有了,唯有犹太民族存活下来,依然是当今极其重要的民族和文明。让人尊重的民族和文明,就因为他有这个特权观念。既然你们是上帝特选出来的,我们都不是,咱们就不玩了。

    所以犹太文明像油,放在水里是孤立的。伊斯兰文明像奶,伊斯兰文明讲特慈和普慈,安拉对穆斯林特别慈爱,什么叫普慈呢?就是安拉对所有人都很慈爱。这个理由很高明,它既体现了自己的特殊性,又体现了普遍性,只要你来说一遍,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伊斯兰文明是世界性文明。西方文明是酒。西方文明更进一步它讲普世,既没有普和特的区别了。连这个区别都没有了,更没有特选的概念,上帝面前人人有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它更加走向世界。但是这三种神教文明又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普世情怀。

    普世是一种情怀。西方人叫普世价值就是讲侵略我们,我看这叫神经病。实际上普世情怀是一片善意,是人类的共同心理。从人类普遍心理讲,好东西就应该与人分享,这叫做人同此心。所以好产品、好商品、好作品,会有口碑,有口碑的原因是我看到一本好书,比如《易中天中华史》,会向人家介绍,这个好,他不想侵略你,他也不是我的托,他就是觉得好,他自动地就要介绍,很正常。从文明史角度讲,但凡先进的文明都有普世情怀。讲当年我们辉煌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的说法叫化成天下,化成两个字翻译成现代汉语和英语就叫做普世。

    尤其是一神教文明,一神教有一个特点它认为世界是主创造的,这个主在犹太教那里叫亚克维,在基督教那里叫耶和华,在伊斯兰教那里叫安拉或者真主,其实是一回事,上帝和真主创造了这个世界,我们所有人都是上帝或者真主安拉创造的,因此上帝或者安拉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慈爱的,但是人很糊涂,浑浑噩噩不知道自己是上帝或者安拉创造的,犯下各种罪孽,怎么办呢?得启蒙。谁来启这个蒙,只有上帝和安拉,但是上帝和安拉不能直接启蒙,因此上帝和安拉派出使者,在基督教就是基督耶稣,在伊斯兰就是穆罕默德,基督耶稣和穆罕默德得到了上帝的启蒙,因此他有义务,有责任把上帝或者安拉的爱撒向人间,这就是普世情怀的产生。问题在于,世界上不是有一种教,有三种,你也有普世情怀,我也有普世情怀,你也有宗教信仰,我也有宗教信仰,你也有历史使命,我也有历史使命,我们的信仰和使命又不一样?怎么办呢?那可不就得打起来吗?这就是他们的问题。

    相反我们文明是没有信仰的,没有信仰就好办了,我就有一个开阔的胸襟。中华文明像水,而且是纯净水,我是水,那什么都可以进来,油也可以进来,奶也可以进来,酒也可以进来,来者不拒。你要信上帝,可以,你要信安拉,可以,你要信佛祖,可以。你要我跟着你信,可以,反正我其实什么也不信。无所谓。因此在这么一个情况下,中华文明有可能为世界文明或者说为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对话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这个开放的平台有可能能消除文明的冲突。这就是有信仰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肯定是存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信仰即无信仰,什么都信等于什么都不信,真正的信仰一定是一神教的,而提供这个开放平台的,一定是无信仰的。 这是中华文明无信仰的好处。

    那么中华文明无信仰也有坏处,坏处在于核心价值观不能恒定。我们要看一看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的民族需要信仰呢?说到底是因为必须有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如果没有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观,它就不能凝聚,更不要说成为世界性文明了。也就是说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观极为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重要到必须借助神的名义,用神谕的方式把它说出来,这就是信仰的秘密。再换句话说,要信仰其实是要核心价值观,而我们这个文明没有信仰,因此我们没有恒定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只有阶段性价值观,比方说汉以后的三纲五常,比方说改革开放之前的阶级斗争,这都是当时朝野官民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而且这两种核心价值是适应于当时的经济基础的,三纲五常是适用于小农社会的,阶级斗争使用于计划经济的,所以它管用,它起作用。也因此如果经济基础不发生变化,那么这两种核心价值依然起作用。比方说辛亥革命以后,1949年以前的民国时期,儒家伦理就充当了维持会,1949年以后,改革开放以前,斗争哲学就充当了纠察队。大家都在说那个时候道德状况多好,现在怎么这样了?因为有一段时间有维持会,有一段时候有纠察队,现在既没有了维持会,也没有了纠察队,所以奶粉里就放三聚氰氨。没有的原因在什么?没有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经济基础变了,由小农近来先变为计划经济,现在变成了市场经济,进入市场经济历史阶段以后,又没有适用于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观,只顾挣钱去了。考核的标准都是GDP了,那么经济是发展了,中国人的钱也多了,但是魂魄没有了,结果是什么?身强力壮,东张西望,钱包鼓鼓,六神无主。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我个人的建议是找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吗,有,为什么?因为有共同人性,人就是人,不管中国人、西方人,阿拉伯人,非洲人,他都是人。是人就有人性,大家都是人,就有共同人性,比方说中国儒家讲仁爱,佛教讲慈爱,基督教讲博爱,伊斯兰教讲至仁至慈,拉赫曼、拉希姆也是爱。这说明什么?说明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给予爱和接受爱,是共同人性。我有一次到某处演讲,我讲完以后,有一个年轻人起来提问,他说我们领导不同意,但是我们领导不好意思说,我是他的秘书,我就替他问吧。我们领导说了,鲁迅先生说过贾府的焦大不会爱林妹妹,你怎么说爱是普通是共同的,把我给问住了,还有这样的问题。我就只好硬着头皮回答他,我说是呀,贾府的焦大确实不爱林妹妹,我也不爱,不等于我不爱别的妹妹好不好,我干嘛一定爱林妹妹,我爱张妹妹、李妹妹、王妹妹不行,就算我不爱哪个妹妹,我爱兄弟不行,我爱父母不行吗,我爱朋友不行吗。我没有说爱妹妹是共同的,我说爱是共同的。我不知道哪来的大领导派秘书问出这个问题来,证明我在北京台那句名言,这年头不弱智那就不能当领导。

    所以人类是有共同人性的,既然有共同人性,那么就会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对于是非善恶,就会有共同的判断,共同判断的背后,就是共同价值。比方说自由,自由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因为全人类各民族一旦进入国家阶段,都会发明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单位叫监狱。监狱是干什么?是关犯人的,也就是说剥夺罪犯的自由。这就说明自由是共同价值,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东方和西方理解不一样,东方人的理解认为是为什么要把你关到监狱里去呢?是因为自由太宝贵了,你干了坏事,剥夺你的自由,以为惩罚,杀一儆百,看谁还敢犯罪,谁犯罪,就剥夺你的自由。西方人的理解是另一种理解,西方人认为自由就是选择,自由是体现你选择 的,而选择的前提条件是负责。比如我们已经告知盗窃到什么程度有期徒刑七年,告诉大家。你自由地选择了盗窃,为了尊重你的这个自由,请你坐七年牢。依然证明自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不管怎样理解。还有独立、自由、平等,都是人类的共同价值。

    这些共同价值就体现为文明的意志。也就是说文明是有意志的,文明的意志就是为人类谋求幸福,为人类实现共同价值,找到最合理和最可行,以及最不坏的途径和方式,这就是文明的意志。而世界各民族,各种文明,他们为了这样共同的追求,在进行自己的探索,因此我也有16个字的说法,叫做共同追求,各自实现,文明求同,文化存异。文明的意志是全人类的意志,因此对共同价值的追求,对幸福的追求,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但是各自实现,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也因此文明应该求同,文化可以存异。文明求同,文化存异这八个字不是我的发现和发明,是马未都先生提的。马未都先生今天也到了现场,我们向马未都先生致敬。我完全赞同马先生的观点,加了八个字,共同追求,各自实现,文明求同,文化存异。也因此我提出对未来文明,未来全球文明发展的16个字,人类文明共同价值,实事求是,推进共识。

    大家都知道有一本书叫《文明的冲突》,他认为冷战以后,世界的格局将由意识形态的冲突变成文明的冲突,当然我个人并不完全赞成他的观点,我认为所谓文明冲突的背后其实是利益的冲突,不是文明的冲突。而且即便文明会发生冲突,我们也可以消灭这个冲突,原自人类文明共同价值,实事求是,推进共识,这就是我一个负责任的中国人向全球发出的声音。谢谢!

    这样看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那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作为无信仰的文明,有责任为全球文明的对话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这叫担负起天下兴亡,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无信仰,所以我们没有恒定的价值观,我们应该找到全人类的核心价值观,找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找到我们文明自己的实现方式。因此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我们有必要反攻自己,发现自己,因为只有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也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决定以5到8年的时间,撰写出版36卷本《易中天中华史》,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只回答一个问题,或者说只弄清楚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这是我个人要做的事情,至于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进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想希望寄托在诸位身上,希望寄托在全体Chinese身上,谢谢!

  易中天,新浪读书 2013-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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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改良不是投降,启蒙远未完成

《中国企业家》高级编辑 萧三匝

 2013-11-18

    改良不是投降,不是顺从,改良恰恰是斗争,而且可能是非常尖锐的斗争。我反对当年包括王元化搞的,再来一个启蒙运动。启蒙要走向真正的建设,首先是法治建设。

    采访李泽厚前,我广泛征集问题,一个朋友问:“你要去香港吗?”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建议:“你可以问问他会不会接老超人的班?”原来他把李泽厚当成李泽楷了。

    1980年代,李泽厚是年轻人的“精神领袖”。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论断表现出了一个思想家独特的深度和穿透力,这些论断中的大部分,今天也不过时。

    1990年代,李泽厚说,思想家正在淡出,学问家正在凸显。但在21世纪的中国,岂止思想家,学问家也已淡出了公众的视线。有意思的是,虽然年届八十高龄的李泽厚常感寂寞,但他对中国当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大潮并不感到失望。相反,他认为这很符合他的“四顺序说”。“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李泽厚说。

    自1992年去国赴美教书,李泽厚每年都要回国住三四个月,他需要了解国内思想界动态和社会发展进程。当记者在中国社科院并不宽大的宿舍见到他时,他刚从欧洲游历归国———他也关注欧洲思想界的近况。老人很健谈,声若洪钟,思维敏捷,有问必答,一如既往的放言无忌。

    李家客厅的墙壁上挂着25年前冯友兰送的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冯友兰的书法好,劲道与康有为相类。当年一片反对声中,冯友兰坚定地赞成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李泽厚说,自己的思想早就形成了,多年来并无大变。这一点,颇似康有为,而与冯友兰有别。

    在离开李先生家时,他一再强调自己对媒体寄予了极大希望。他跟记者握手,完全不像一个八旬老人的力度。

    儒家:政治是政治,伦理是伦理

    萧三匝:你对中国传统思想很重视,写过《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和《论语今读》,你认为儒家思想可以与民主自由嫁接上吗?
    李泽厚:我在书里其实干的就是这样的事儿,但我反对现在那些搞国学、搞儒学的。我从来不参加任何儒学活动,很多人请我,当院长、名誉院长的都有,我统统谢绝。我的文章,至今没有“国学”这两个字。
    中国人讲政教合一,张之洞讲“中体西用”,“中学为体”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忠君。张之洞讲,可以改的是器械而不是圣道,可以改的不是名教纲常,核心就是要维护专制体制。现在这些搞儒学的人大部分是无意识的,有一部分也相当明确地主张这个,这恰恰是我反对的。所以我只是阐释中国传统。我这次到欧洲看过以后,感到中国将来大有希望。

    萧三匝:为什么这么讲?
    李泽厚:我不是讲实用理性嘛。前不久我在柏林,礼拜天连蔬菜、水果都买不到,要吃一顿饭都吃不到,所有商店统统关门休息,因为他们有《圣经》教义,规定礼拜天是休息日。我走了四条街,只看到两个小咖啡店在卖咖啡。还有很多事儿随便都可以举出例子来。

    中国是讲究经验的合理性,而不是像西方讲先验的理性,先验的理性是绝对的,中国是要根据经验合理地改变。有人讲中国人太保守,我觉得恰恰不保守,在各方面只要合理,都接受。我上大学一年级还穿长袍,第二年统统没有了,因为不方便,无声无息地就改掉了。西方有时因为宗教教义说得很明确,就很难做。但我反对现在搞“国学”,因为这个东西是为了迎合。我提出“西体中用”,就是要把从经济到政治的理念巩固下来,然后把中国精神加进去。
    萧三匝:中国精神具体指什么?
    李泽厚:比如,中国的居民委员会重调解,这就比西方好。西方夫妻吵架,各找各的律师去。和稀泥有和稀泥的好处。在中国,两个人打架,劝和的说算了算了,你一定要讲哪个对、哪个错就完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道理,这才能和谐嘛。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建立在政治改革的基础上。
    萧三匝:那可以不可以这么说:把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里的政治学这一套抽离去,只留下伦理就挺好?
    李泽厚:对呀。中国讲亲子嘛。所以我经常讲,中国讲爱跟西方不一样,中国讲爱首先是亲子之爱,父母亲对儿女,儿女对父母亲。
    萧三匝:中国讲的是恩爱。
    李泽厚:中国的夫妻不仅仅讲爱,也讲恩。西方是上帝叫你爱你就爱,你爱你的爸爸妈妈,不是因为你们是亲子关系,是上帝叫你爱。

    我与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区别

    萧三匝:你的思想来源之一是马克思,你另两个思想来源一是康德,一是中国传统思想,但是我感觉你其实并不排除自由主义。
    李泽厚:当然不排斥,我恰恰讲了很多自由主义的东西。
    萧三匝:你和自由主义者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李泽厚:我与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区别。像哈耶克,他是以原子个人为单位,这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但有些人认为这就是真正的历史,那只是一种假设。第二点,他们讲天赋人权,事实不是这样,权利是经过历史变化的。马克思讲,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时候,才会有天赋人权的观念。这两点,是我与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区别。
    萧三匝:殷海光和林毓生师生两人的书信录讲得很清楚,要搞民主,第一个是要有法治,第二个是要有公民素养、公民社会的形成。不能像台湾现在立法机构里成天打仗,摔鞋子。
    李泽厚:那倒不是这个问题。台湾毕竟有中产阶级,大陆现在还缺乏中产阶级,为什么我讲中产阶级是社会进步的最基本力量?中产阶级以中小企业家为主体,这些企业家才真正是现代社会的基础,知识分子只是附着在上面的。

    现在主要应该反对封建主义

    萧三匝:你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左的争论怎么看?
    李泽厚:新左派一些基本观点我不大赞成,因为现在主要应该反对的是封建主义。新左派反对资本主义,他们搬来的理论也不对。我跟新左派有非常接近的地方,就是我们都要走一条中国自己的路。
    我反对有人说的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我讲不是,中国要是搞美国化,那会一塌糊涂,不仅对中国,对人类都是灾难。但是,怎样走自己的路?我发现新左派就是搬一些国外的时髦理论,后现代、后殖民理论,那些理论是错误的,搬来使用更加错误。
萧三匝:是因为时空错位吧?
    李泽厚:在国外左派可以批判资本主义,这有一定的好处,但中国根本还没有真正的资本主义。所以新左派的总方向是错的。自由主义只讲理性,我强调的是,把中国重人情这个传统贯彻到现代社会中来。但是,尽管我大讲“情本体”,讲中国传统,但是,在实践方面,我更倾向于自由派,现在首先还是要建立公共理性,然后才能讲情感。
    萧三匝:所以你现在强调的理性和“情本体”之间的关系,有一点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之间的关系。
    李泽厚:对。你这么讲我很高兴(大笑)。

    启蒙要走向真建设,首先是法治

    萧三匝:你说过,五四时期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同时你认为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不是启蒙时代了,这是否暗含着今天的人们在改革方向上已形成共识,但我们知道这种共识远未形成,比如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就很对立。
    李泽厚:启蒙远未完成。但启蒙的方向是什么?我反对当年包括王元化搞的,再来一个启蒙运动。不是群众运动了,不是呐喊,而是怎么样完善制度上的改革。我在“五四”七十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叫《启蒙的走向》,讲得很清楚:启蒙要走向真正的建设,首先是法治的建设,这方面要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和步骤。
    萧三匝:而且再来一个运动也搞不起来了。
    李泽厚:现在搞不起来了。
    萧三匝:前两年刘军宁先生发了一篇文章,叫《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李泽厚:文艺复兴我在美国就讲过,我讲人类需要第二次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恰恰不是革命,它是给整个文化带来一种人文化的新局面,就是人怎么从机器统治当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大的自由。第一次文艺复兴是人从神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现在是人怎么从机器的统治当中解放出来。统治现代人的机器,既包括物质机器,也包括社会机器。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问题,所以启蒙任务远没有完成。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很难走到一起

    萧三匝: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一种中和,达到一个度,是不是就是社会民主主义?
    李泽厚:那恐怕很难走到一起。现在是三者,不是两者,第三者是文化保守主义,就是搞国学、搞儒学的。这一批人也很厉害,因为他下有民间、上有政府的支持,到处搞什么尊孔,祭祀黄帝、伏羲这些东西。
    萧三匝:知识分子从内心里未必认同这股力量。
    李泽厚:在大学教授里认同的很多,他们的刊物办得比哪一家都多。大学都有国学院,清华、北大、人大到各地都有。一个学校里居然有儒学院,又有国学院,笑话。成立一个国学院,申请点儿项目。(思想界)在1990年代是两股力量,这十年变成三股力量。

    中产阶级依附官僚,根本没有独立

    萧三匝:你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派的悲剧在于他们没有群众基础,始终没能真正登上政治舞台”,现在这种群众基础具备了吗?
    李泽厚:还不够。群众基础就是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还勉勉强强,是不是形成了我都不知道。而且中产阶级依附官僚,根本没有独立。现在的政策也是刚刚讲要扶持、鼓励中小企业,就是为了形成中产阶级。希望这个基础慢慢变强大,现在看是成长得太慢了一点。
    萧三匝:你希望看到中国出现几百万个企业家,现在似乎已经存在这样的经济力量了,但他们是否必然有利于改革的推进?吴敬琏先生近年就指出要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你怎么看资本与权力的结盟趋势?
    李泽厚:他们(企业家)的势力还是太小,因为要生存,没有办法,只能去跟官员勾结。假设势力更大,他们的依赖性就小。

    改良不是投降

    萧三匝:你反对革命,主张改良,但有人认为渐进式改良也可能走向死胡同,因为有利益集团阻挠改良的深入,对此你怎么看?
    李泽厚:革命我并不是一般的反对,问题是怎么个革命法。做学问也好,写文章也好,要注意思维的具体化。我对“革命”的定义很明确,大规模的、长期的群众流血运动才叫革命,其他的不算革命,只能叫抗议。近年来,不是屡屡发生一些群众维权事件吗?斗争当然是要的,你弄得大家都知道了,社会就警惕了,就要改良。
    我讲要改良,不是反对一切斗争,那叫投降,不叫改良。改良不是投降,不是顺从,改良恰恰是斗争,而且可能是非常尖锐的斗争。你要把这个很清楚地传达给读者,那我觉得就很好。

    绝对权威只能维持一时,不能大肆提倡

    萧三匝:你主张中央应有权威,否则容易造成地方割据,但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社会发展状况差异很大,有人以为中国应实行地方自治,这样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你怎么看?
    李泽厚:中国现在不能搞,一搞就内乱,割据力量中国历史上就有。我跟美方不谈西藏问题,我是反对达赖他们搞那一套的。包括韩国、日本都觉得,中国太大,这个国家起来不得了,最好你分成几个小国家。欧盟是最了不起的进步。那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理念,那么多仇恨,两次的世界大战都是德国打起来的,结果都在一起了。为什么?因为联合起来,搞一个共同市场,对大家都有好处。中国这么好的共同市场,你难道要把它搞掉吗?
    萧三匝:你反对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与你主张的中央应有权威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李泽厚:根本区别是我有一个前提,我这个绝对权威只能维持一段时间,而且不能大肆提倡,你在理论上巩固这个是不行的,中国有些事只能干不能讲。
    萧三匝:一讲就会固化它?
    李泽厚:就是。现在有人讲“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还没有啊。任何一个社会,特别是任何一个政府都需要有批评的声音,这在自由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强调这个东西(绝对权威)就可以压制一切。我讲的绝对权威并不是压制一切,恰恰相反。

    历史在悲剧中前进,要使悲剧尽可能小

    萧三匝:你讲过中国现代化的“四顺序”说: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这些年来,你对此顺序有无修正?
李泽厚:“四顺序说”是我在十五年前提出来的,当时反对意见很多,被人骂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们就要求政治民主嘛。大体说来,我还是坚持我的“四顺序说”。但是,现在我比较关注的是教育问题。
    萧三匝:为什么这样排序?
    李泽厚:我把政治民主摆在最后,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应该把政治民主摆在第一条,先搞政治民主,经济才能发展,我从来就不赞成这个看法。1980年代我就认为(老实讲这是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基础最重要,政治民主今天搞成了,经济基础不改变,一夜之间就可以回到专制,这在非洲有很多的例子,菲律宾、海地搞政治民主也搞得一塌糊涂。
    1990年代初我举过法国拿破仑第三的例子,那20年经济发展最快。韩国、台湾地区当年经济发展为什么快?因为它有这个绝对权威。在中国,要修一条路,(政府定了)其他人都得服从。绝对权威在初期是能够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保障,有时候付出一些代价不可避免。想所有的东西都进步不可能。
    庄子很早就讲过,“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但是用杠杆打水总要比人打方便得多,历史不能倒退,历史是在悲剧中前进的,关键是要使这个悲剧减少到尽可能小的地步,所以我就专门讲“度”。
    1980年代我就讲,这个地方要盖一个工厂,环境会受到污染,那当时当地人欢迎你来盖,为什么呢?他可以进工厂赚钱,那比他种田要好得多,所以他欢迎你来,因此政府的决定就要讲个“度”。“度”是随着时间、地点变动的,能把握好就叫艺术。
    萧三匝:这个度是谁来把握?
    李泽厚:政府、学者、人民一起来把握,最后还是政府决定,但是要让舆论充分发表意见,让学者有科学的讨论。
小到一个县,大到全国,都应该把握这个度,就像画家画画一样,增之一笔就太长,减之一笔就太短,差一点都不行,这个是最艰难的。
    什么叫悲剧?坏人把好人打死了不算悲剧,好人打好人这才算悲剧。保护环境有道理,盖工厂也有道理,这才是悲剧,历史就在这种平衡之间前进,就看你能不能把好这个度。不过,绝对权威长久不变就走向反面。所以我反对讲中国模式,讲中国模式就说明现在已经很好了,这是绝对错误的。
    萧三匝:这个绝对权威万一成了惯性怎么办?
    李泽厚:它不想变化大家要促使它变化。经济发展了,它不向国际接轨行吗?很多东西就逼着它慢慢变化。
    萧三匝:所以你说过民主的门是慢慢挤开的,不是一下子冲开的。
    李泽厚:我1980年代就讲了。一冲就坏了,就死了,你一冲,门关死了。
    萧三匝:知识分子和公民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李泽厚:现在大学教授一个项目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就搞那个去了,我对学术界不寄予希望。最寄予希望的还是媒体,以及民间的资本家。

    现在经济上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对民间资本还是歧视,设很多限制。邓小平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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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中国

——《历史的细节Ⅱ》节选

杜君立

    “郁郁乎文哉”的宋帝国是一个典型的重文轻武时代,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状态。“兵虽多而战力弱,国虽富而兵不强”。在军马资源薄弱的困境中,宋朝只能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提高军事技术水准。

    早在北宋初年,政府岁入就达到1600余万缗,“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北宋的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盛唐,至王安石变法时期,岁入达6000余万缗。南宋虽然偏安江南一隅,繁荣的国际贸易却使岁入达到北宋的两倍。两宋时期的中国其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准绝对称冠当时世界。这一切都与当时政治的开明密不可分。

    与元明清三代不同,宋朝官府不仅不禁止民间研究军事技术,相反还予以鼓励和奖励,于是“吏民献器械法式者甚众”。石归宋献弩箭,增月俸;木工高宣发明八车船,受赏赐;唐福献火器,赐缗钱;冯继昇进火药法,赐衣物束帛。

    为了对抗蒙古这个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军事政权,南宋不仅继承和改进了古老的弩炮,并将火药引入城池守卫战中,使中国率先来到热兵器时代。吊诡的是,这场热兵器时代初期的军事革命,最后竟然被冷兵器时代的蒙古划上了句号。

    13世纪初,“世界的统治者”成吉思汗的蒙古游牧部落迅速崛起,然后以风卷残云之势展开了对女真金国的征服。贞祐二年(1214年),金宣宗被迫南迁汴京,蒙古人入主中都(北京)。1230 年,大汗窝阔台亲率蒙古主力军大举南下。天兴元年(1232年),蒙古人兵临汴京城下,北宋靖康一幕在金国身上重现。金国灭亡之后,窝阔台立即展开对南宋帝国的征服战争。依靠火器和城寨,宋人不屈不挠的抗争持续了长达40 多年。

    美国历史学家墨菲说:“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年代。后来的世世代代历史学家批评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960年存在到1279年,长于300年的平均朝代寿命。”他认为宋朝中国“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

    在文明史的语境中,宋代常常被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南宋完全继续北宋在生产技术上的所有成就,拥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繁荣的经济文化。“不杀大臣”的开明政治使民众集会屡见不鲜,早期“现代”和“社会”文化使中国在春秋之后再一次出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中产阶级的崛起使“社会”第一次在中国出现。社会者,社团之集会也。靖康年间,因为罢免李纲,引发了汴京市民声势浩大的集会抗议。

    面对落后和野蛮的威胁,高度文明的中国以宁死不屈的精神激发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荣誉感,这种悲壮完全体现在当时官方的宣战檄文中:

    彼蒙古者,率兽食人,茹毛饮血,无伦无礼,蛮夷之部落尔。一朝得势,逞爪牙之尖锐,纵战祸于他邦,灭大食,屠党项,绝金后嗣,中原旧地,幸免于屠刀之下者,十无一二。狼子野心犹不知足,背盟负誓,纵兵南下,侵我汉疆;攻川陕,无城不屠,尸塞水道,血染河殇,骨露荒野,堆砌成行。掠襄阳,焚烧俞月;长街空荡,失之熙熙,万人空巷,不见攘攘。若此者数,攻掠之处,已无整土,屠灭之地,再无完族。自盘古开天地以降,中华之劫难,无过于此者。蒙古所欲图者,天下也,非国家也,蒙古所欲杀者,万民也,非一姓也。此诚王侯将相、士农工商同仇敌忾,誓死以抗,求存全种之秋也。

    夷狄旧邦,射雕牧马,鹰飞草长;禽兽类人,丛林为则,强者恒昌。不耕不读,无渔无商。弃诗书之教化,赖骑射之精良。与我华夏,言不通,性不入,无同书之文字,少有路于桥梁。只知蛮夷,何云友邦?斯酋长者,学儒借法,宏手足之论,惠腹心为实。然彼之道,尊夷攘汉,愚黔欺士,舍义求生,非孔孟之所谓道也;彼之法,扶强除弱,劫贫济富,分族论等,非韩商之所谓法也。斯儒,以乱我中华之正统,斯法,为败我华夏之纲常。斯论之出,乃酋惧我正气之浩然,计穷而为之,然道行逆施,何以服众?尚图扰我耳目,惑我灵台,岂不谬哉。

    青天有上,其道大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符坚狂妄,败于淝水,颉利猖獗,献舞厅堂。故知胜负之道,不在众寡,存亡有数,无分弱强。蒙古灭金屠夏,拓地万里,挡者披靡,可谓强矣。然不施仁义,终遭天弃。故远有蒙哥之诛,近有杨州之败,恃强而不能夺我寸土。况今天下一心,气愤风云,四海旗聚,誓清妖孽。东起杨州,西连巴蜀,兵甲成群,行伍相接,鼓声动而南风起,剑气冲而北斗平。万众悲歌,气吞山河。以此敌虏,何愁不催。诸君但尽人事于日下,必垂青史以永芳。圣人之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者,尽在今朝。共之,勉之,励之!

    蒙古与南宋的战争是当时世界军事最发达的帝国与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帝国之间的对决,蒙古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令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惊异的是,不可一世的蒙古人遭到以军事积弱著称的南宋帝国的拼死抵抗,在花了40多年的时间并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蒙古鞑靼才征服了南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蒙古灭金用了22年,灭西夏用了21年,在其他欧亚国家所遇到的抵抗更加微弱,毁灭中亚的喀拉汗国和花剌子模国用了2年,毁灭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伊尔汗国用了8年,征服俄罗斯建立金帐汗国用了15年,征服基辅诸公国仅用了5年。与骑射称雄的女真和顽强彪悍的西夏,以及其他阿拉伯和东欧国家相比,南宋帝国抵抗蒙古“黄旋风”的时间是最长的。就连金哀宗也慨叹:江淮之人号称软弱,蒙古进攻蔓青洼时,他们虽然穷途末路,却无一人投降,而我大金河朔州郡,一遇蒙古进攻,皆迎风而降。

    从军事技术上来说,与生活在苦寒草原的蒙古骑兵相比,偏居江南的南宋帝国已经达到高度文明的农耕社会。在骑射打天下的冷兵器时代,没有弓马之利的宋人显得极其文弱,根本无力正面对抗强悍勇猛的蒙古人,因此只能依靠高墙堡垒抵挡蒙古人的冲击。

    宋军凭借江淮地区江河湖泊不利于蒙古骑兵的地形特点,以两淮、荆湖和四川3 个战区来抗击蒙古征服。无论从经济还是军事上来说,四川都是双方争夺的重要目标。在窝阔台归天的1242 年,南宋的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以重庆为中心,在嘉陵江、渠江、涪江和长江两岸险要的山隘及交通要道,开始修筑一系列耕战结合的山城,形成了一个以堡寨控扼江河要隘的纵深防御体系。

    位于合州的钓鱼城就是这20余座山城之一,“涪江在其南,嘉陵迳其北,东、西、南三面皆据江,峭壁悬岩。山南有大石平如砥。山上有天池,周五百余步,大旱不涸”。钓鱼城分内、外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系条石垒成。城内有大片田地和四季不绝的丰富水源,周围山麓也有许多可耕田地。这一切使钓鱼城具备了长期坚守的必要地理条件以及依恃天险、易守难攻的特点。1254年,钓鱼城守将王坚进一步添置大量的火器,完善城筑。四川边地之民多避兵乱至此,钓鱼城遂成为兵精食足的坚固堡垒。

    1251年,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长子、窝阔台的养子孛儿只斤?蒙哥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大汗。与中东战事势如破竹相似,征服宋朝的战争进展得也极为顺利。由于无法突破南宋的堡垒战略,蒙古军队无力从四川东下进攻长江中下游地区,只好改道川西进攻云南的大理国。到1258年,蒙古人已经占领从甘肃、大理到交趾(今越南)的西部高原,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

    为了加快忽必烈占领中国的速度,被罗马教皇格列哥里九世称为“上帝罚罪之鞭”的蒙哥大汗亲率大军进入四川,短短10个月,相继占据剑门苦竹隘、长宁山城、蓬州运山城、阆州大获城、广安大良城等,然后蒙哥大军迫近合州钓鱼城。蒙哥大汗派遣南宋降臣晋国宝来钓鱼城招降,被守城宋将王坚斩杀。蒙哥大怒,亲自督军围攻钓鱼城。蒙军先猛攻镇西门,数日不克。再攻东新门、奇胜门及镇西门小堡,也均失利。一连数月损兵折将,蒙军屡攻钓鱼城毫无建树。

    蒙哥汗率军入蜀以来如摧枯拉朽,不想遇上钓鱼城这样的硬骨头。面对钓鱼坚城,素以机动灵活,凶猛骠悍著称的蒙古骑兵派不上任何用场;蒙军的攻城器具也十分精良完备,奈何钓鱼城地势险峻,致使其不能发挥作用。

    钓鱼城守军在主将王坚及副将张珏的协力指挥下,击退了蒙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虽然宋军屡次增援钓鱼城,但均被蒙军所阻。尽管如此,被围攻达数月之久的钓鱼城依然物资充裕,守军斗志昂扬。

  与宋军相反,蒙军则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曾经在蒙古高原和欧亚平原上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在小小的钓鱼城下正将他们的锐气和生命慢慢消耗殆尽。这场旷日持久的攻城战从冬天打到夏天,擅长野战的蒙古骑兵被困于城下,再加上酷暑难耐的火炉天气,生活在高寒地带的蒙古人本来畏暑恶湿,水土不服加上士气低落,不久军中就疫病流行,情况迅速恶化。

  从蒙古军统帅汪德臣被宋军火炮击杀开始,厄运终于第一次降临到蒙古人头上,不可一世的地球大汗蒙哥已经被“钓”在钓鱼城下整整半年多。在损兵折将屡攻不下的愤怒中,蒙哥大汗来到前线台楼,亲自擂战鼓指挥攻城。钓鱼城守军见状危机,立即点燃巨炮的引信,随着火药爆炸的一声巨响,从巨炮中射出的弹丸如冰雹般扑面而来。攻城蒙军猝不及防,一下子被火炮弹丸打得血肉横飞,擂鼓的蒙哥大汗也被弹丸击中。蒙军赶紧回撤,抢救大汗。

  王坚命人从城内天池中捕来两条30余斤重的鲜鱼,连同一份书信和几百张白面饼扔给城下蒙军,“尔北兵可烹鲜食饼,再攻十年亦不可得也!”蒙哥大汗被火炮重伤,不久即一命呜呼。

  据《元史》记载,蒙哥汗患病亡,《马可波罗游记》和明万历《合州志》等书则称蒙哥汗是负伤而死。当然,中国人素有戏说历史的爱好,金庸在《神雕侠侣》中就说蒙哥是被杨过用石头打死的:

    蒙哥虽贵为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大汗,但自幼弓马娴熟,曾跟随祖父成吉思汗、父亲拖雷数次出征,于拔都西征欧洲之役中,他更建立殊勋,毕生长于马背之上、刀枪之中,这时变出非常,却并不慌乱,挽雕弓、搭长箭,双腿紧紧夹住马腹,回身向杨过便是一箭。杨过低头避过,飞步抢上,左手早已拾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呼的一声掷出,正中蒙哥后心。杨过这一掷劲力何等刚猛,蒙哥筋折骨断,倒撞下马,登时毙命。

  蒙哥汗“弃野战之长,违北族之性,聚数十万众,冒盛暑而攻合州,顿兵坚城,累月不下,情见事绌,以身殉之”,鄙视火器的蒙古人认为蒙哥汗不懂兵法,“所谓千金之弩为鼷鼠而发,甚矣,其不知兵者。”据《元史》本传及元人文集中的碑传行状记载,随蒙哥大汗出征的将领战死于钓鱼城者不可胜数,上万名凶悍的蒙古将士命丧钓鱼城,由此也可以想见钓鱼城之战多么酷烈。

  蒙哥临死遗言:“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违之后,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蒙哥一死,钓鱼城随即围解,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蒙古军队灰溜溜地拉着他们大汗的尸体撤回北方。马可波罗在《东方见闻记》记载:“护卫蒙哥遗体还鞑靼地域之士卒,在途见人辄杀,如是被杀者约二万人。”

  果然一语成谶,小小的钓鱼城钓到了一条“大鱼”。

  蒙哥大汗的死亡成为一件影响巨大的世界历史事件。这个历史细节直接导致了一场灭宋战争的全面瓦解,使宋祚得以延续20年之久。

  为了争夺新的大汗位,负责中国战区的忽必烈在第一时间撤军北返,所有的战果几乎都付之东流。同样,正在西征的旭烈兀亦闻讯急忙东还,导致蒙军在叙利亚首次大败于埃及马木路克部队,蒙古人随之被赶出非洲,从而使蒙古侵略的黄祸开始退潮,在蒙古铁蹄蹂躏下呻吟的欧亚各族,闻之额手称庆,从此留下一句名言:“上帝的鞭子折断了!”

  指挥钓鱼城之战的王坚无疑是一位堪比谢安、张巡和岳飞的民族英雄,然而关于他的传记与其他抵抗者一样,在《宋史》中一概阙如,这就是所谓的“正史”。只有合川民众修建的“忠烈祠”永远供奉着他们的灵位。明代诗人明杨慎(升庵)以一首《钓鱼城怀古》记此事:

    钓鱼城下江水清,荒烟古垒恨难平。雎阳百战有健将,墨翟久守无降兵。犀舟曾挥白羽扇,雄剑几断曼胡缨。西湖君臣犹歌舞,只待崖山航海行。

  钓鱼城之战创造了在13世纪蒙古军事扩张过程中少有的成功阻止蒙古攻势的战例,并深远地改写了蒙古帝国的扩张史。要不是钓鱼城的胜利,特别是蒙哥之死,忽必烈必将攻陷鄂州,然后与蒙哥大军顺流东下,只需一两年时间就可以如同西晋灭吴一样灭亡南宋。也可以说,正是蒙哥的突然死亡成就了忽必烈和元帝国,亲汉的忽必烈抢先一步夺得大汗位,进而建立了汉化的大元帝国,并以专制的极权主义奴役统治代替了蒙古军国主义的屠杀掠夺传统。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南宋帝国灭亡的根源并不在于军事而是因为政治上,可以说是贾似道成全了成吉思汗的梦想。中国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一个贾似道足以葬送一百个王坚。

  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从根源上说,任何文明的灭亡其实都是一种自杀,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亡秦者秦也”。尽管大宋帝国代表着当时最先进最发达的文明和生产力,但最后还是未能避免在一场海战后“自杀”。

  大宋帝国无疑代表着当时世界最先进最发达的文明和生产力。作为管理国际贸易的官方机构,市舶司曾经支撑了帝国财政的半壁江山,但最后帝国还是亡于市舶司。一个颇可惊异的史实是,南洋人蒲寿庚居然把持帝国市舶司长达30年,他的叛变成为帝国灭亡的致命一击。“保南宋沿海财政与军事大权于一身”的蒲寿庚拒绝宋少帝和张世杰进入泉州,闭城三日,将宋宗室及淮军尽数屠杀。蒲寿庚叛降后,所有海舶均交于元军,又为蒙古人制造了600艘战舰,使蒙古军势力大增。

  日本历史学家桑原骘藏说:“蒲寿庚弃宋降元之事,影响于宋、元势力之消长实大。盖蒙古虽长于陆战舟师实不敌宋。寿庚老于海事,拥海舶甚多。一旦降元,定为元南征之助。于元为莫大之利,于宋直致命之伤。”客家历史学家罗香林也认为,“元师席卷而南,蒲氏乃以泉州降。宋室流离琐尾,既失市舶财利,复丧舟师实力,凭藉既虚,虽有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诸贤臣奔走勤王,亦无补于国运之侵移矣!其影响于宋元时局之递变者,至巨且大。”

  福州沦陷之后,宋帝国流亡政府逃到广东珠江出海口的崖山,由左丞相陆秀夫和太傅张世杰护卫着8岁的皇帝赵昺。此时宋军兵力虽号称20多万,实则多半为官吏仆臣等非战斗人员,有各类船只2000余艘;元军达30万,战船数百艘,这些元朝水师基本都是“识时务”的宋军降兵。

祥兴二年(1279年),著名的崖山海战拉开战幕。张世杰尽焚沿岸宫殿建筑,试图在海中发起一场绝地反击。100多艘宋船以“连环船”的形式横亘海湾,赵昺的“王舟”居中。元朝水师火攻不成,遂封锁海湾,断绝宋军供给。宋军吃干粮十余日,甚至取饮海水。待宋军疲惫,元朝水师大举进攻。

    元人编写的《宋史》记载:二月戊寅朔,……南北受敌,兵士皆疲不能战。……诸军溃,……陆秀夫走卫王舟,王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负昺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宋遂亡。

    崖山海战是空前惨烈悲壮的一场战役。尽管大势已去,为了不使战舰落入敌手,宋军毅然将数百艘战舰自行凿沉,这不可谓不惨烈;10余万南宋军民,包括官吏、军人、平民、妇女,不愿被野蛮的蒙古人奴役,决绝地蹈海自尽,这不可谓不悲壮。

    “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在了无生趣的中国正史中,只留下这么一行冷冰冰的字句,但它背后的骨气与血性,足以令后人震撼、叹息、汗颜。在生命与尊严的纠结和拷问中,从皇帝到官吏、军人、平民甚至妇女,每个人都做出了一种艰难而伟大的选择。为尊严而死还是为活着而活?这个哈姆莱特疑问从来都是对人类最严肃的质问。

  崖山之战前,被俘的南宋宰相文天祥被威逼致书劝降,文天祥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崖山之后,他被押赴汗八里(北京)囚禁,“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4年后不屈被杀。文天祥曾预言,“虏运从来无百年”。百年后的明洪武九年(1376年),赶走蒙古人的朱元璋将当年囚禁文天祥的牢房改建成“文丞相祠”。如今这座位于东城府学胡同63号的“爱国教育基地”成为贩卖门票的场所。

  崖山海战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的转折点。中国领先世界开放自由的发展进程被突然打断,已经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科技和政治成就遭到摧残瓦解。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沦陷于外族。由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开始实行封闭、保守和暴力专制的极权制度。如果说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雄起发轫的黄金时代,那么元明清三代则是中华文明惨遭阉割的黑暗时代。不少外国的史学家将宋朝灭亡视为古典中国的结束,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作为首个成为中国统治者的少数民族,元帝国对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按照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1215年的时候中国人口是1亿4千万,经过蒙古屠杀破坏之后的1290年只剩下6800万的人口,超过一半的人口被消灭,这是对一个文明接近毁灭性的破坏。据忽必烈自己估计,蒙古人在中国北方就直接屠杀了1800万人,而历史学家估计中国北方人口死亡三千万,占人口90%左右。四川人口从1295 万被屠杀至60万,仅剩不到5%;传承了2000年的古老巴蜀文化因此濒临灭绝;原先“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的“蜀土数罹兵革,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藏匿。淮蜀重遭于侵扰,道路流离之重,惨不聊生;室庐焚毁之余,茫无所托。”钓鱼城之后,那个从秦汉到唐宋1000多年,始终人文鼎盛的四川再也没有了,巴蜀成为粗鄙流民文化的根据地。

  冉氏兄弟修筑的钓鱼城已经成为冷兵器时代城寨防御的典型案例,依靠远远超越蒙古人的火器技术,钓鱼城也是世界唯一没有被蒙古攻克的城市,直到宋朝灭亡还屹立不倒,“婴城固守,百战弥坚”。公元1278年,钓鱼城已经成为一座大元帝国土地上的宋人孤岛,守城的36位将军全部自杀殉国。次年,大宋末代皇帝在崖山蹈海,钓鱼城最后一任守将王立以“不杀城内一人”为条件打开了已坚守36年的钓鱼城城门。孛儿只斤?忽必烈赦免了全城军民。但成都并没有逃过这场屠杀,元代贺清泉在《成都录》中记载:“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

    布罗代尔曾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出口,一个是草原,另一个是海洋。“西域”和“南海”,成为中国对外扩张的两个主方向。汉帝国时代就基本已经拥有了今日中国的海岸线,2000年基本没有太大改变。为了征服一些海洋民族,元帝国初期的海军战舰曾经达到极其庞大的18000艘。在中国被蒙古人征服的过程中,日本、越南、朝鲜和爪哇等这些人口只有中国人几十分之一的小民族,也同时遭到蒙古人的蹂躏。这些勇敢的民族小国展开不屈不挠的反抗,安南人甚至将“杀鞑”二字刺在自己身上。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一种宁死不屈的精神激励下,这些被中国自古鄙视的蕞尔小国竟然赶走了凶残可怕的蒙古侵略者,使忽必烈可汗建立大东亚帝国的梦想折戟沉沙。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小民族的成功反抗无疑增加了大汉沙文主义者的屈辱感。

    在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征服的国家中,宋帝国无疑是文明程度最高也最富庶的,遭到的屠杀和迫害也最为悲惨,据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辽金夏元》统计,有一半以上中国人遭到屠杀。蒙古人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杀人过亿,凡是抵抗的城市均被屠城,只有钓鱼城得以全身而退。钓鱼城作为最后一个降元的城市,蒙古人至此完全征服了中国,“南人”被列为大元帝国的第四等“贱民”。多桑《蒙古史》第二卷第二章中引用元太宗窝阔台的话说:“成吉思汗法令,杀一回教徒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失,而杀一汉人者其偿价仅与一驴相等。”

  从蒙古征服开始,一个最先进的社会与最丰裕的文化被辣手摧花,极权专制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斯文扫地。明末的大思想家黄宗羲无限沉重地写道:“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如果说夏商周直至唐宋,长安、洛阳和汴京始终代表着一种植根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的话,那么北京就是野蛮草原文化的象征。元明清三代统治者不是出自草莽的流氓,就是文化落后的野蛮民族,崇尚暴力与杀戮,虽然开疆拓土不遗余力,但官僚权力文化与独裁恐怖体制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中国从此走向反智化和反人性化,禽兽的衣冠化与衣冠的禽兽化甚嚣尘上,古老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渐行渐远。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导言中说: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于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破坏。

  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和威尔斯《世界史纲》都将1258年前后作为蒙古军事扩张的峰顶时期。从这一时刻之后,蒙古风暴就迅速走向衰落,而钓鱼城之战无疑成为这场世界历史转折的重要细节,即使很少有人提到这一细节。可以说,火药在它诞生的第一时间就改变了历史的路径。

  对蒙古人来说,宋帝国无疑是最肥美也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反过来,对“楚虽三户能亡秦”的楚人开辟的南中国来说,宋人也是最具有反抗精神的一代中国人。与其他来自北方的军事征服相比,蒙古野蛮人征服南宋的时间是最长,付出的代价是最大的。魏晋从进军蜀汉到平孙吴用了17年,平定整个巴蜀用了1年,灭吴仅用了8个月;隋文帝仅花了3个月就灭掉后陈;赵匡胤平定巴蜀和江南也只用了1年。即使之后军事远不如蒙古的满清女真,从入关起到剃掉所有中国人的脑袋只用了19年,而横扫地球的蒙古鞑靼,从成吉思汗到孙子忽必烈,前赴后继三代用了51年才使陆秀夫与赵昺一起自绝。

  从文天祥到洪承畴,中国历史越来越不堪细看。真的历史,谁是英雄?与成吉思汗相比,“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无疑是一个不幸的失败者,对一个崇拜成功者的人来说,还有谁比成吉思汗更成功呢。

 

 

 

 

发件人:黎鸣<liming1944@126.com>收件人:时 间:2013年11月29日 08:34 (星期五)附 件:2个(重新读解张载名言.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重新读解宋儒张载的“名言”

——往圣绝学只在老子《道德经》

黎 鸣

2013,11,27.

    宋明理学的重镇张载先生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直为历代儒家文人们所称赏、所赞美、所传扬。但是作为儒家传人的张载来说,这些名言,实际上全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大话、套话,是毫无半点价值的话。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孔丘以及其传人们根本就承载不起这些“名言”本身实质上所应有(的思辨)的内涵,或者说,张载对于这些“言说”本身应有的内涵,其实并无所知,因此,他其实就等于完全都只是在为孔儒,或为自己,大吹特吹牛皮空话,大说特说虚拟大话,大夸特夸海口套话。

    为什么可以说得如此不堪?下面,我们不妨就来一句一句地加以剖析。

    “为天地立心”。天地有“心”吗?天地有什么“心”?天地的“心”最终应该如何理解?按照孔儒的读解,天地之“心”应该是“仁义”之心,或更简单地讲应该是“仁心”,仁爱之“心”。如果真是如此读解的话,却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这种“拟人”式的读解“天地”,最多只能算是文人的诗说,而不可能是哲人的理解。诚如老子所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按照今天哲学—科学的理解,显然也应该是天地无心,即使有“心”也不会是任何物质、生命、人类意义上的“心”,而最多只是空间意义的“中心”。然而,如果能够抽象地讲的话,也即把“天地”理解为“宇宙万物”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个“心”应该可以理解为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或称作“真理”,或称作“逻辑”。然而显然,孔儒根本就不知道“规律”、“真理”、“逻辑”为何物。所以张载也就只能是在说空话、大话、套话,而且是对中国人有害无益的空话、大话、套话。

    “为生民立命”。生民的“命”不可能会是人民的生命,如果是生命的话,孔儒能有资格去为生人民“立”生命吗?明明是不可能的又一种空话、大话、套话。我想张载的原意所指,也不会是人民的生命,而可能是指所有百姓民众生存下去的“命运”。即使是如此,孔儒们也同样没有资格,也同样是在说空话、大话、套话。这是因为,孔儒能够为百姓民众“立”起什么样的“命运”呢?在张载来说,他显然会是指孔儒所希望的所谓“王道”政治的(好)“命运”,而不是“霸道”政治的(坏)“命运”。然而两千多年来的孔儒,事实上究竟又为中国人“立”下过什么样的“王道”的(好)“命运”呢?说穿了,也永远都只能是人治、专制、极权、说谎、禁言、暴力的糊弄、胁迫中国百姓民众的流氓欺骗的政治,这就是孔儒为所有中国人“立”下的惟一的“命”运。所以,张载仍然只能是在说对中国人有害无益的空话、大话、套话。

    “为往圣继绝学”。谁是张载心目中的“往圣”?自然首先是孔丘,然后是孟柯、荀子,可见张载的“绝学”,只能是孔丘们的“儒学”。张载抱着继承“绝学”——“儒学”的心态,直接进入了下一句:“为万世开太平”。不要说张载,即使两千多年来所有儒家的文人们,包括他们的“圣人”,他们究竟为中国人的“万世”开辟了什么样的“太平”之世呢?从张载所在的北宋直到民国之前的一千多年之中,中国的汉人几乎全都成为了连绵不断的周边少数民族暴力屠杀之下的“亡国奴”,更尤其是成为了全世界所有民族之中的几乎最最愚蠢不堪的、文明最最落后的民族。所以,张载的这四句所谓的“名言”,全都只能是有害无益毫无任何价值的“空话、大话、套话”。

    我今天要对这四句“名言”彻底地进行思辨性的改造,要把它们变成真正有意义的“名言”,让它们不再仅仅是有害无益的“空话、大话、套话”,而成为真正有益于人类后世的名符其实的“名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需要有充实的哲理思辨成为其坚实的思想基础,而这个思想基础,在中国,只有老子的思想可以充任。下面我们就来重新解释这四句话,完全抛弃孔儒“礼乐”、“亲尊”、“仁义”的胡说八道,而代之以老子的关于“道德”的“思辨”:

    “为天地立心”,现在的“天地”我们读解为“宇宙万物”,而其“心”则为人类认识“宇宙万物”的最终的“逻辑”,用老子的话来说,即揭示“万物之奥”的“道”,说白了,天地之心,即老子的“天地”之“道”,而且必须是达到了“玄同”境界的“常道”。

    “为生民立命”,现在的生民应该是所有社会之中的具有自己生命的人,“立命”即“立”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类自身“命运”的正确的逻辑方法,在这里应该是老子的“道德”方法,正是这个“道德”方法可以正确指导人们认识和掌握自身的“命运”。

    “为往圣继绝学”,在中国,真有资格称作“往圣”的人,在我看来,就只有伏羲和老子,尤其是拥有自己伟大的思想性、思辨性的著作的伟大的老子,而也只有老子的“道德”学说,才能够有资格称作是中国人的“绝学”。什么叫做“绝学”?就是绝无仅有的具有最高人类文明意义的“学说”。所以“为往圣继绝学”,即应该理解为继承老子的伟大的《道德经》学说。

    “为万世开太平”,在具有了上面所述的种种意义的读解之后,我们就有了能力为全人类的文明做出开创新纪元的伟大的事业的可能性了,这个伟大的事业即是为了全人类的和平、幸福、发展获得全面巨大成功的伟大的文明的事业。“开太平”即开创全人类至高无上的文明的和平、幸福、发展的无限可能性的全新的人人平等、人人自(民)主和人人自由的人类真正的“太平盛世”。

    不仅就中国人自身的历史来说,即使从全人类的历史来说,伟大的老子的“道德”的思想也是全人类至高无上的伟大的思想。我在我的著作之中已经指出,老子的“全息逻辑”的“道德”的思想确实是迄今为止全人类最具有开创性新能力的伟大的思想,老子的关于《人学》的哲理不仅超越了中国所有的古人,也同样超越了中国所有的今人;更同时,也超越了西方所有的古人,乃至所有的今人。就此而言,我坚信,老子的思想将一定会成为全人类都将不能不去努力学习、研究、继承、开发的最伟大的人类智慧之源。

    所有“尊孔”的中国人听着,孔儒之害已经布满了全部中国的历史,甚至直到了今天还依然是如此,你们却还仍旧看不到,那是因为你们真是愚蠢到了无可救药;我不想打破你们盲目“尊孔”的蠢梦、痴梦、迷梦,但请不要把你们的盲目、愚蠢和痴迷继续传播给中国的下一代,请为中国的下一代留下一条奔向自由的生路吧!这条生路就是伟大《人学》的老子的“道德之路”。正是这条路,可以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请大家谨记,切记,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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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子

藏瑾

凤凰网 2013年11月21日

    2013年11月20日,“北京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合唱团在北京动物园附近酒吧排练,成员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级干部与将军的子女。

    “文革”结束,新的时代大幕开启,“红二代”中的绝大部分逐渐远离聚光灯的中心,“就像择菜一样,他们被时代筛选下来了”。无论世界怎么变化,他们是“国家之子”,更在意于表达自己与往昔岁月的渊源。

    2013年11月13日下午,北京西直门外大街上的海帆酒吧,三十余位花甲老人被琳琅满目的洋酒酒瓶、水晶吊灯和船形霓虹Logo环绕着,却把一首《盼红军》唱得嘹亮。他们来自“北京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级干部与将军的子女,正为一个大日子准备着——下个月在远望楼宾馆,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1个多月的排练,老人们已经唱熟了10首红歌,其中5首以“毛主席”为标题开头。

    “我们是‘红二代’,没有理由唱不好!”排练间隙,身穿一身红衣的会长徐文惠从长凳上站起,为团员鼓劲。她是徐海东大将的女儿。

    74岁的徐文惠已退休在家,几乎自费支撑着所有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信仰,”排练间隙她说,“我们要将红色文化代代传下去,永不变色。”变色的危险来自哪里呢?——“美国不是要让我们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变颜色吗?”

    这个群体自视为革命传统的继承者。历史研究者米鹤都认为,“红二代”这个词,起源于“文革”中常用的“高干子弟”——新中国成立后,行政级别达到13级以上的被称为高级干部。

    2013年,“红二代”再次跃入公众视野。“陈小鲁道歉”、“秦晓孔丹之争”、“任志强出书”等事件赋予了这个群体更丰富的色彩和内涵。

    时代更迭,昔日的“高干子弟”变为今天的“红二代”。时间让他们衰老,也让他们分道而行。与依然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些同辈人不一样,更多的则泯然于平民。

    中南海、三座门、西山,对于这群特殊的红二代来说如今只存在于回忆之中,但他们仍以自己的方式高举父辈的旗帜。他们集体行动、积极发声,各式各样的联谊会与合唱团是他们延续存在感和使命感的主要载体。他们缺乏随时占据媒体版面吸引公众目光的能量,却更在意于表达自己与往昔岁月的渊源。

    父辈的意志

    徐文惠所管理的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成员平均年龄60岁,年迈者已近80岁。他们大都退休,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副部级以上官员的子女。老人们分散在北京各地,有的为了排练,每次往返要坐4个多小时车。每首歌唱完,64岁的指挥李晓津都会反复强调:“要像当年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样,用感情唱,不用想。”

    他们都很认真,不停自我纠正。排练一个配乐诗朗诵的节目时,一名团员仍琢磨着文字——他不太满意“把胜利旗帜插在蒋总府的大楼门上”这句话,想把“蒋总府”改成“蒋匪府”,他觉得这样更有气势。

    在北京,活跃着许多类似团体。3年前,徐文惠还在另一个“红二代”组织——“将军后代合唱团”。在这个2008年成立、拥有两百余名成员的团体里,徐文惠担任副政委,随团“唱遍”了中国。“力图办成一个将革命理想传帮带的大家庭。”她说。

    合唱更多的是抒发理想、表达感情的方式,歌唱本身的技巧就不那么讲究。李晓津记得,“将军后代合唱团”曾赴重庆演出。演出结束后大家被薄熙来叫去谈话,批评表演“不够专业”。后来,合唱团为此砍掉了一个节目。

    在徐文惠看来,即使历经磨难,红色也是一生的信仰。“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父亲株连,她被关押数年,此后背负着反革命的罪名,一度精神崩溃。直到1987年,在父亲昔日战友王震的帮助下迁居香港。自小习惯了军队生活的徐文惠,却始终无法适应“资产阶级的生活”。

    1997年,母亲病逝,定居香港10年的徐文惠决定回到北京,这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事业——花了4年时间,沿着父亲战斗的地方走访了19个省市,完成了一部父亲的文献资料片。

    徐文惠总会反复提起:她在1961年11月10日入党,爸爸给其改名“徐红”,意思就是“要女儿做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如今,父亲的意志穿越半个多世纪,内化成徐文惠和她的合唱团的基因。

    与徐文惠抱有同样信念的,还有开国上将陈士榘之子陈人康。对于陈人康而言父亲更像是个上级,小时候每次见到父亲都被要求敬军礼。陈世榘对子女说:“我首先是你们的首长,然后才是你们的父亲。”

    父亲对毛主席的崇拜,也细化到每一件日常小事中。14岁时,陈人康曾用4个毛主席像章,换了一套军服,陈世榘知晓后勃然大怒:“你怎么能拿毛主席当商品卖!”父亲给妹妹洗衣服时,也总不忘叮嘱:“洗衣服最重要的是领子和袖子。”

    “文革”来了,仅仅因为讲了一些江青的坏话,陈人康的母亲被抓进监狱,父亲没敢说一句话。陈士榘对子女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你们不能选择母亲,但可以选择走革命的道路。”

    革命的血液渗透至这个家庭的肌理,陈人康早早认识到:自己不是某个个人的后代,本质上是国家之子。在那个年代,这其实是一群少年的共同意识。

    在历史学者米鹤都看来,父辈所埋下的种子,让高干子弟的“国家之子意识”非常强。对国家事务的表达与参与,既出于天然的使命感,也是内生的需求。他举例说,红卫兵运动之所以发端于北京的中学,与干部子弟高度集中有着重要关系,不少“红二代”正是那个年代的闯将。

    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个当时的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凭着特殊的身份和从小培养的良好组织能力,在“文革”伊始就成了北京八中的革委会主任,并在随后担任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的副司令。

    而孔丹、秦晓、黄春光等高官后代,也都是“文革”中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一位受访者对米鹤都回忆,北京四中的一群高干子弟,认为老师领导烂透了,学校被资产阶级把持了,直接把信写到中央。据陈小鲁回忆,四中、八中等校的学潮,甚至获得了个别高层领导的默许。

    区分线

    “文革”结束,新的时代大幕开启,“红二代”群体开始分野,绝大部分逐渐远离聚光灯的中心。米鹤都形容说:“就像择菜一样,他们被时代筛选下来了。”

    2009年以来,口述历史研究者周海滨陆续访问了三十余名“红二代”。周海滨发现,正是由于时代筛选下的现实机遇,使“红二代”经过一系列分野,演变成了不同的团体。子女命运与父辈的命运依然联系紧密,论及现实与往事,一些“红二代”会对周海滨说:“为什么父亲去世那么早?”

    这个群体的大部分都渐趋“平民化”——“不过就是一群退休或接近退休的老人”。周海滨记得,很多家世显赫的老人,骑着破旧单车前来接受采访,也有老人偷偷求他:“能不能帮忙介绍我亲戚去电视台实习呀?”陈人康也记得,1960年代,他在北京十一学校上学,这是一座典型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全班四十多位学生,只有两个同学的父亲是大校,其他都是将军子弟。

    如今,同学们老了。陈人康数了数,同学中做到局级以上干部或企业老总的,充其量只有五分之一。一些混得不好的甚至下了岗,还有的在传达室看门。1984年,陈人康从军队转业,进入对外经贸大学。干了二十多年,以副处级工会干部退休。

    陈毅之子陈小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为什么很多“红二代”愿意参加外地的纪念活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自己旅游的钱。

    周海滨曾拜访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这位刘少奇的长女出生后被父母送走,做了十年童养媳;成年后又被送往苏联,历经卫国战争,甚至因父亲反对,结束了与外国爱人的婚姻。她的哥哥刘允斌、弟弟刘允若,也因父亲的意见,结束了原有的婚姻。聊天时,刘爱琴说:“我们这代被认为都是享受革命果实的,其实不然。”在周海滨看来,林彪的女儿林晓霖则是“小心翼翼的活着”,她的状态也代表了一个群体。周海滨给林晓霖打电话,林拒绝了采访。周海滨很理解她的难处:“她不能评价自己的父亲。”

   米鹤都也曾采访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1981年,黄永胜因被控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活动,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伴随着父亲的跌落,黄春光被关押审查多年;妻子离开了他,转业无法回到广州,国营单位也拒绝接收他。回忆往事,黄春光说:“对我而言,过去是一只看不见摸不着的手,它罩着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红二代”其实指代的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群体,历史和现实均在这个群体中划下了无形的区分线。陈人康在井冈山讲课时,听说过一件让他很不理解的事情:一位“红三代”到井冈山,非要住总统套间。接待的人做工作,你住你爷爷住过的地方多好,年轻人不干。“我们听了都摇头。”陈人康说。

    2012年5月,陈人康的母亲去世,一些世交的元勋后代来家吊唁。其中有人跟他抱怨:家里分了个房子,怎么是个毛坯房?装修费用还得160多万。陈人康有些不平:“我希望他不要太奢侈,不要太脱离人民。”这话他没好当面说。

    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惯常组织聚会,有的“发小”不会露面,却是非常重要的成员;活动需要经费时,胡木英就会求助于他们。延安儿女联谊会曾想拍一部名为《延安儿女故事》的文献资料片,没有钱,只能四处求。胡木英最终找到一位昔日朋友,要了70万,这个项目得以启动。联谊会的成员们很注意保持尊严。历史学者金汕回忆,“将军后代合唱团”纪律严明,其中有一条最严格的禁忌:不允许给身在高位的“发小儿”递条子。团员们到各地演出,地方上有不少儿时的朋友,但团内规定只叙旧情,不谈其它。

    “何必强求呢”

    使命感与生俱来,是这群人身上最显著的特征。2012年6月,胡木英参与了一个“口述党史”的访谈,驳斥了“毛主席的著作有的是出自胡乔木之手”的传闻,称要“维护毛主席的名誉”。

    二十多年来,李晓津担任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影视中心监审,负责公安题材影视剧的审查。他也将这份工作视为红色事业的延续——“审查的目的,就是给国家增添正能量”。至今为止,他最满意的一次审查,是电影《卡拉是条狗》。葛优养的狗被抓走了,办证需要5000块,葛优想尽办法找关系救狗——这样的情节,被李晓津视为“抱怨政府”。在其要求下,电影结尾增加了一个情节:葛优最终幡然醒悟,去派出所给卡拉上了户口。

    延安儿女联谊会则通过不同渠道持续发声,建议宪法中增加惩罚汉奸的条款、建议国家加大足坛反赌打黑力度,抗议日本人在黑龙江方正县修碑……

    米鹤都曾用“权威型人格”,来归纳他近距离观察过的这个人群:“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与此同时希望自己成为权威。”群体内部也闹矛盾。李晓津回忆,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成立不久,就发生了“内部争斗”。一名合唱团成员因为不满级别太低,率领一批成员离开,成立了一个新的合唱团。一名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成员也曾在博客中抱怨:一名将军后代合唱团的成员使用“不纯”这个词,来讽刺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的成员构成——“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团的成员有不是‘后代’的。”在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上,老人们更非“铁板一块”,彼此之间甚至会发生摩擦与碰撞。

    这些年,父亲的忠诚,一直铭刻在陈人康脑海里,他始终对毛主席抱有崇敬。但与一些高级将领的子女聊天,他发觉另一些“红二代”们,对父辈则有了更多元的思考。另一位上将的儿子曾对陈人康说:“我的父亲读报纸都费劲,“文革”中他们被打倒其实因祸得福,若让他们参与“文革”,他们也会努力。让他们领导经济建设,干劲会很足,但真是勉为其难。”

    还有一位上将的儿子,看完陈人康描写陈世榘的《一生紧随毛泽东》后表示,我要是写我们老头子,绝不用这个书名。他这样解释理由:陈锡联上将曾告诉父亲,说确实是毛主席批示抓你的,这让父亲很失望。这位“红二代”却感到很正常,“到了上将级别的人被抓,毛主席不会是受蒙蔽。”

    这样的观点碰撞同样会发生在聚光灯下的那一群。陈小鲁在2013年10月公开向“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师致歉。朋友郝新平告诉他,另一名昔日朋友强烈地表达了对陈的不满,“陈小鲁不像话”!

    11月初,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孔丹在香港面对媒体,否认了曾传播一时的“孔丹秦晓争吵事件”。但他同时承认,确实与秦晓出现了观念的分歧,有时甚至冲突。此前,两人在“信仰”和“中国道路”问题上的争论,成为备受关注的网络事件。

    “他比较固化地坚持西方的理念信条,”孔丹对媒体说,“我则把自己称为‘实事求是派’,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应该走中国特色的道路,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

    对于两位昔日“西纠”老战友之争,陈小鲁感叹:“何必强求呢?”“他们出身一样,有共同的经历,如果观点不同就不能坐到一起,那其他人还怎么寻求共识?”陈小鲁说。他自称“中间派”,主张在现有体制下进行改革,树立宪法权威,实现公民参与治理。

    这些年,彭真的儿子傅洋也常会感触于同辈人之间的论争。他的父亲彭真主持修订了1982年宪法。这些年,他做律师,觉得自己的事业与父亲彭真一样,都是“维护宪法的尊严”。有时在网上看见一些同辈人批判维护宪法尊严,傅洋会感觉愤怒:“要讲道理呀,就是个词,最后被污染了。”他早就不太喜欢参加“红二代”聚会。彼此都认识,但他感觉这些年“思想观念都变得太不一样”。如果参加,他总是默默吃饭,吃完就走了。

    不要诉革命的苦

    周海滨回忆,2009年是采访红二代们最容易的一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众多,老人们有迫切的欲望出来讲话。“他们不希望被遗忘。”周海滨说。他们是“国家之子”,但步入现实,却发觉父辈所遗留的话语力量逐渐减弱,自己也逐渐脱节于时代。

    延安儿女联谊会副会长张亚南曾这样述说自己的遭遇:一次大会上,他的一首政治言志诗——《一个共产党员的追求》,遭到一群年轻人的嘲笑;2013年春节,一个团拜会上,他为老一辈鼓与呼的讲话,被人形容为神经病。这样的境遇并非孤例,越发现与现实的距离,回头向往昔寻求支撑就越成为习惯。3年来,周海滨在访问中发现,如果问他们:回想父亲,眼前出现的画面是什么?如果有个时间按钮,按下就能回到童年,是否愿意?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会沉入往事,甚至情绪崩溃。

    向往昔寻找支撑,也不可避免地逐渐触碰到历史的迷雾。多年前,胥晓琦曾动员父亲胥治中少将写回忆录,父亲总是摇头拒绝。直到父亲去世,胥晓琦查阅父亲的资料,才知道父亲原来做过党内特派员,——“往事太复杂,父亲不能谈”。

    2002年,徐文惠将父亲徐海东大将的文献片拍完后,审查时却遇到问题——不让提父亲在肃反和“文革”中的经历。直到八年后,2010年,这部文献片才得见天日。

    罗箭也一样。在给父亲罗瑞卿立传时,许多档案尚未解密。编撰组的人只能看一部分的资料,另一部分的资料则被人用手挡着,禁止观看。这让罗箭困惑:“没有正史,谣言才会漫天飞。为什么对我们自己人也这么警惕?”

    红军授课团上,最让陈人康头疼的,是如何评价一些党的错误。一些在肃反中被错杀干部的后代,讲课之余为父辈鸣冤,让授课团领导最难应付。最终,授课团设定了“三个不讲,六项注意”:不讲历史纠葛,不讲没有定论的敏感问题,不讲个人观点。

    陈人康说:“我们必须不能诉苦,不能诉革命的苦。”陈人康一直记得,父亲去世前,两人会争论起“文革”。几番争论,父亲最终承认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也有错误和责任。但在向儿子的观点屈服后,陈世榘总会说起某个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的高级将领:“他的确被整得好苦,但他过去整人也是很凶的!你们年轻人要更全面看问题,不是几个人在整人。”

    在经历了四年的采访后,周海滨则决定不再打算继续红二代的采访了。“采访越深入,局限性就越明显。”他认为自己的口述史,未来都得出修订本。

    “往回看”

    多年来,作为国家工商总局的退休职工,胡木英仍活跃在各种社会活动中。胡木英的父亲胡乔木曾任毛泽东秘书,如今,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的会长胡木英则被视作了“红二代”的精神领袖。2013年2月,联谊会举办了一场新春团拜会,胡木英在会上的发言广为流传:“我们不能沉湎在父辈光环里……在贪污腐败等社会毒瘤到处可见的时候,我们能对这些无动于衷吗?不能!”据一些当事人回忆,胡木英的话道出了“现场红二代们共同的心声”,现场一片掌声。

    胡木英今年72岁,她一直试图留存往日革命的荣耀——她组织聚会,拍纪录片,办红色画展,敦促更多的红二代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多年前,胡木英常会到沿海的工厂去考察。厂房干净明亮,工人一月挣几百块,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上厕所却只能3分钟解决。下岗风潮里,也常有人站在单位外告状,哭诉自己“像毛巾一样被拧干”的命运。

    “工人怎么没人管?”这个曾在工厂里待了许多年、坚信“工农联盟是基础”的老人,愤怒地向领导提意见,得到的回答是:“没法管”。胡木英也去农村考察——她去了父辈住过的窑洞,门被铁锁锁着,村里都空了。回城后,她又专门跑去打工子弟小学,对孩子说:“你们的父辈很了不起,我们对不起你们。”

    2006年,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子罗箭重走长征路,穿越11个省110多个县,一路见闻也让老人惊讶:多少年过去,老区还是那么穷。这让罗箭心里愧疚,他和同伴沿途捐建了20所希望小学和100座图书馆,“我想为父辈还债”。老人们还经常痛斥某地搞红色旅游:“怎么拿革命来搞商业?”一些将军后代则对抗日剧表示愤怒,“全是胡编乱造!”

    腐败则是批评最激烈的部分。这些年,陈人康前往各地讲课,惊讶于地方政府大院里大楼耸立、豪车拥挤。有一次,他去某省讲课,被安排参观名胜,一路上警车护送,警笛轰鸣,他心里挺不是滋味。一些人会对周海滨发牢骚:“我爸到底为谁牺牲了?”

    2009年,陈人康加入了江西干部学院组建的“红军后代授课团”。课堂上,陈人康试图通过讲述老一辈人的传统,来教育“下面的党员干部”。

    与陈人康一同加入的三百余名授课者,几乎都是老红军的子女,平均年龄64岁,90%以上是退休人员。据江西干部学院副院长汪光华回忆,许多老同志上山时,箱子里三分之一装的都是药品。在“教育党员干部”的课堂上,陈人康反复讲述着老一辈革命者的故事。他发觉有些学员听了父辈们的事迹掉眼泪。但陈人康并不抱太大希望,“我们不求管他一辈子,哪怕能管他一阵子也行。”

    陈人康和同伴们还开发了如《井冈山管理之道》等特色课程,研究如何运用井冈山斗争经验管理企业,以及如何在公司建立党支部;同时,授课团也接收香港、澳门的学员,还会特别安排父辈具有地下党工作经验的教师来授课。为什么要上山讲课教育党员干部?陈人康最终这样总结:“我们确实有一种担忧,怕有朝一日父辈们打下来的江山变色。”

    他们都耳熟能详一段历史,那是在1957年,他们中的很多人刚刚步入少年时代,开始将国家的命运与自己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里,毛主席风趣而慈祥地对留学生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无论世界怎样变化,他们是“国家之子”。在胡木英看来,是这种与生俱来的责任让他们“不能不关注,不能不行动”。解决方案呢?他们希望能更多地“往回看”。但往昔与现实的区别正是他们的心结所在,如何界定在父辈羽翼下的过去呢?在他们的脑海里,那个年代的完整面目却在随时间流逝而风化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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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副总理纪登奎夫人王纯访谈录

    今年九月我在京参加纪念毛主席忌日活动前一天,我会见朋友徐海亮时,才得知纪登奎的夫人王纯离开人世,虽然我知道她有许多病,享年89岁以不容易,但我还是很难过。

    笔者与王纯见过两面并深谈过三个小时,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是知道党内不少机密并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人。她与我谈话的内容她嘱我生前不得公开,如今她己仙逝,我写此文纪念这位老革命。

    她住在北京一个历史名人故居中,室内字画不少,多是她本人的大作,我是带着问题有备见王纯的,她很健谈,没有拒绝。

    在问及她对改革开放看法时,显示了她很机警,她说改革开放当然好了,能说不好吗?我本人就是受益者,当然,从百姓角度看,问题还是有的,社会分化太厉害了呢,腐败成风了呢。我说不同阶级对改革开放观点大不一致,她说很正常,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在问及她对文化革命看法时,她说主席搞文化革命出发点是正确的,他担心资本主义复辟,中共变修,但方式我很不理解,像我这一类老革命,不论红军式、三八式、解放式老同志,绝大多数是拥护毛主席的,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群众整我们?打倒刘少奇很容易,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都会举手拥毛倒刘。我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止是倒刘,他还要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不斗你老人家几场,你印象也不深,况且这又不是毛主席的意思,是刘少奇等人为保少数打多数造成的。她说是你说的这样吗?我说是的。

    在问及她对刘少奇看法时,她说刘少奇这个人不怎么样,整人有一套。解放战争时他是整我的,左的要命,要不是毛主席晋绥谈话批刘解放了我,我活不到今天,党内许多同志都讨厌刘少奇,刘少奇是毛维护提拔的,他反毛不得人心。

    在问及她对林彪看法时,她说林彪会打仗,功亏一篑,死在外国,难脱叛国罪名。

    在问及她对周恩来看法时,他说周总理是成熟的政治家,是拥护毛主席和文革的。在周总理晚年,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以后,在其病重住院去世前,中央发生了一些事情,例如江青在一九七五年遭到长达四个多月的围攻,虽然是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的,却很不正常。因此,一些人怀疑党内一伙人敢于那么干,背后肯定有人称腰,此人就是周恩来。甚至连江青等最高层领导,也对周恩来不放心。周总理频繁同一些人经常见面谈话引起高度关注,以至于江青不得不下令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以防不测。周总理住院期间,的确同许多老同志谈话。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的确经常往总理那里去。谈些什么,江青等人只是猜对了一半。一些老干部找总理是不断做总理工作,希望总理乘毛主席身体不好, 站在他们一边,对江青等采取一些行动,架空主席,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说你们忠不忠于主席我不管,我是忠于到底的,并说了意味深长的话“如主席是装病你们怎么办?”总理劝小平等不要逞能,说毛主席活着,谁也不是对手。王纯说,还是总理英明呀!一九七六年初,毛主席一反击,一个回合就把老邓打倒了,叶帅也靠边了,要不是老华用武力抓了老佛爷,邓就惨了,老纪也惨了,会永无出头之日。老邓如果在主席活着时候迎合主席,主席死后天下还不是邓的?

    王纯说,江青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总理不但没有支持邓他们久批江青,反而语重心长反复批评他们,其中有一条是叫他们放过江青,不要再犯错误。他们不听,迫使周恩来带病参加批评江青政治局会议,阻止他们继续批判江青,结果被李先念等挡在门外,使周总理很生气,说了一些很重的话,大意提醒邓小平等人再批江青,否则就要犯大错误,毛主席正关注此事,谁反毛主席决无好下场。毛主席的确在政治局会上批评过江青,主要意思是江青不懂政治,不会团结人,有宗派主义倾向。毛主席用意很明显,是恨铁不成钢,是关心和爱护,是希望政治局同志帮助江青。对此,周总理非常清楚。可那几个中央领导人,却大做文章,抓住不放,你说总理能不着急吗?当时的总理很为难,一方面他是忠于主席的, 爱护江青的,同时,他也爱护老同志,他与他们有数十年的交情,不希望他们再犯错误。

    在问及她对康生看法时,她说康生是货真价实的老革命,老纪在他领导下工作,知他很有水平,康生的才华出众,书法顶尖。康生拥护文革,是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因此而全面否定康生不公道。

    在问及她对江青看法时,她笑了,说我尽提敏感问题。她沉思一会说,江青她们是廉洁的,比如姚文元就老是向我们家借钱花,理由是他经常用私款请上海来京的朋友吃饭,他工资只有七十多元,又不能用公款,所以月月亏空。江青人很漂亮,有才气,生话朴素,衣着讲究大方美观,不像王光美、邓大姐乱穿衣。江青是代毛主席受过,有些文革的大事不能怪她。不过,江青性格反复无常,招人怕,我们背后都叫她老佛爷。她不大会搞团结,得罪人太多了。当年我们家登奎代表中央处理浙江造反派,江青严厉地问老纪谁派你去镇压的?老纪说是中央。江青逼问哪个中央?老纪说是邓副主席指示去的。江青大怒,说你的中央原来如此,拂袖而去,从此,老纪与江青交恶,和老邓走的近了。

    在问及邓小平与纪登奎关系时,王纯很激动,说老纪寿命因此大减。江青不满登奎,说老纪是投降派,投靠了邓,而邓对老纪也不够意思,起因是主席于一九七五年想考察邓小平,让邓小平写个对文革肯定的文献,邓小平内心不想写,又想过关,所以与老纪商量说他不了解文革全过程,提出让老纪代写,老纪当时没多想就答应了。回家后跟我说此事,我认为不妥,主席知道后不好办。老纪忙了一段,没来及和老邓说,老邓却来要稿子,老纪对老邓说由他代写稿不合适,主席知道后对我们都不好。邓听后大怒,说老纪滑头,气冲冲的走了,后来主席向邓要稿子,邓借口拒绝了,主席很不高兴。邓小平心胸狭窄,从此不满老纪,后来逼老纪辞职。

    在问及她华国锋的看法时,王纯直摇头,她说老华敢抓江青,一开始我们看好他,结果不是那么回事,能力不行,人品也不行,自私,不敢担责任,老纪挨批的许多事是老华让老纪做的,老华却不表态。当老纪、东兴、吴德、锡联挨整时,他如果坚决顶住,历史就会改写,因为当时政治局多数人如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吴贵贤等多数是会支持华国锋的,华上了邓清君侧的当,最后下台是必然的。

    在问及她纪登奎是否参与抓江青等人时,她说没有,但抓江青我们是高兴的。主席走后政治要突变我是有感觉的,每天提心吊胆,抓江青后老纪半夜被叫走开会,老纪都和我议了后事,不久老纪回家高兴的抱着我满地打滚,说把老佛爷抓起来了,我也很高兴,如果江青掌权,没我们好果子吃。王纯还讲了抓四人的过程,大意是华国锋、汪东兴首谋,吴德、李先念、叶剑英、吴忠、陈锡联先后入围。当我问及为何采取宫廷政变解决不开会解决时,她说开会不行,江青人多,江青倒是想开全会光明正大解决,没想到老华来阴的。

    在问及她最敬佩谁看法时,她毫不犹豫地讲是毛主席、周总理。她说我不讲他们的功德无量,讲两件我终生难忘的生活小事。一件是我们几个女同志听说主席营养不良导致浮肿,一方面不信,另一方面关心,结伴去看主席,发现是真的,我还亲手摁了主席的腿,手指印很清晰,主席的确患营养不良浮肿病。当时我们都哭了,说这么大的国家,供主席一天吃一头猪也供得起,为什么不吃肉?主席语重心长地回答说,吃肉我还吃得起,我的工资足够买肉吃了,我是想到全国人民吃不上肉,我有责任,我应该与人民同甘苦。我们听后哭的更厉害了。另一件是我亲眼看见周总理喝玉米糊,吃光了不顾形象用舌头舔饭碗,干净的不用刷碗了!主席、总理去世,百姓如丧父母不是偶然的,毛主席、周总理永远活在人 民心中!

    在问及她不满谁的看法时,王纯说到邓。说中央领导在机关食堂吃饭原本是交钱交粮票的,但邓开的不交钱及粮票之不正之风,后来都效仿,影响很不好,中国腐败根子在上边。现在百姓恨腐败,中央也反腐败,不得要领。

    在问及她对未来的看法时,王纯既担心又抱希望,她说我担心问题多了会积重难返,有亡国危险,但我又相信中共是久经风浪的,只要认真反思,问题再多也能解决,我不相信谁愿成亡国之君。

    访谈结束后,笔者久久不能平静,对王纯老人肃然起敬。此文不加评论,除文字有别,内容照实录之,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是非判断。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11月29日 10:41 (星期五)附 件:2个(陈毅之子惹怒红二代.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陈毅之子陈小鲁

人物

2013-11-05

    中共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公开向“文革”时的所作所为向当年老师公开道歉一事,遭致红二代的不满,称“陈小鲁不像话”。据《人物》报道,就陈小鲁公开致歉一事尽管得到很多人的肯定,但是陈小鲁的朋友郝新平则表示,自己的另一位红二代朋友“很强烈地”表达了对陈的不满,说“陈小鲁不像话”。

    作为这个国家最著名的红二代之一,他曾尽力保持焦点之外的生活。但平静在今年8月打破,一封题为《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的文章出现在媒体上,将陈小鲁拉进公众视线。10月,陈组织了一场小型聚会,作为曾经的学生,向八中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师道歉。几十家中外媒体都在寻找他。

    在这个热衷阐释的国家,陈的行为被符号化了。持以下两种猜测的各大有人在:港媒在报道中提出,有人将红二代陈小鲁的道歉视作对文革一贯暧昧态度的“风向标”。著名的左派孔庆东则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位陈小鲁的同学来信”,信中质疑其“是为干扰年底纪念活动”。

为违反五四宪法第89条而道歉

    对于陈小鲁来说,道歉并不是某种突如其来的念头。他曾数次在私下探访老师时表达悔意,说当年让老师受苦了。几个月前,一位老师向陈的校友计三猛提起,文革中受冲击的老领导们正在慢慢老去。陈小鲁听到转述后觉得,“再不正式道歉就来不及了。”

    今年8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整整47年后,陈小鲁接到了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秘书长黄坚的邮件,信内是一组八中“文革”时的照片,激进且恐怖的气氛从灰黄、模煳的老照片里透出:一个男老师畏缩地将写着“黑帮分子”的小黑板举过头顶;在戴着红领巾的学生的包围下,老支部书记华锦拿着铁锹在地上翻土;人们拥挤在批斗会现场,叉着腰观看老师低头认罪,他们面前挂着巨大的条幅,“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那是陈第一次在影像资料里看到八中文革的情景,他坐在沙发里回忆——这是装着日光灯和排风扇的客厅里最体面的家俱,1980年代当他还是一名驻英武官时,他曾在电视里看到一部有关法国激进分子学习“小红书”的电影。而这组照片更令他感到震惊。他在给黄坚的回信里写道:“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这封信被他当年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老同事吴伟看到,贴到了微博上,陈小鲁意外地被卷入舆论漩涡,接着他明白无误地表示会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我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但我知道他会同意。”吴伟回忆,“因为他一直是敢做敢当的人。”

    陈小鲁曾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在这场政治运动开始仅两个多月时,这名高三学生就近乎全票当选为八中革委会主任。他个子高大,性格沉稳,颇具备演讲技巧和鼓动能力,几乎是天生的领袖人物。他曾与四中的孔丹(中信前董事长、其母许明曾任周恩来秘书)、秦晓(招商局前董事长、其父秦力生是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发起首都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1966年10月1日的游行中,陈组织500多名青年学生在金水桥前维持秩序,卫戍区一位师长与其联合调度。面对几百名闹哄哄的青年,师长先进行了45分钟索然无味的政治动员。等到陈小鲁上台,他只喊了三句话: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顿时掌声热烈,群情激昂。

    他还曾发通令解散民主党派,收缴民主党派大印。如今陈小鲁回忆,那场极其荒唐的行动“完全没有深思熟虑的,就是有点赶潮流,各个方面都被各校红卫兵占住了,我们就琢磨也得管点什么,就说民主党派那帮老头子不接受改造”。当时主管统战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与陈家同住中南海庆云堂,陈小鲁被李叫去臭骂了一顿,“你们怎么连中央的事也要管!也敢管!”

    与此同时,学生的盛大狂欢已然升级为暴行。1966年8月22日,52岁的八中书记华锦被关押在校期间上吊身亡。此前,一名学生在校园里遇到她时,她说“我受不了了”。这是陈小鲁模糊预见却未能防范的悲剧,他曾派人守在关押地点楼下防止学生夜间揪斗,但仍旧未能避免悲剧发生,最终也是由他为全身浮肿、躺在冰冷水泥地上的老书记收尸。

    在举行道歉会之前,陈曾前往文革时的副校长温寒江家拜访、致歉。温已经89岁了,但仍然谈论着自己手头正在进行的科研课题。“文革”或许是其人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他回忆起,自己曾在中山公园的一次批斗会上被毒打了整整两个小时。听到这里,陈小鲁突然说,“那次批斗会是我组织的。”这令一同在场的计三猛吃了一惊,因为几乎没人知道陈是当时的组织者。陈称,他当时以为不过是开开批斗会、喊喊口号,可很快就升级为暴力,他无力阻止,于是中途离开。

    计三猛曾听陈小鲁讲过一个审判东德士兵的故事,士兵的律师辩称他枪杀翻越柏林墙的民众时只不过是在执行军令,可法官却说,士兵至少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寸,最终判决有罪。

    “是的,我们当时只是中学生,我们都没有资格去承担文革的错误,运动来了我们是不能自主的。但运动来了你怎么表现,那是你自己的选择。”陈小鲁为此至今感到自责。

    为了准备道歉会的发言,他曾特意翻阅五四宪法,即1949年后的第一部宪法。他认为自己当年违反了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在道歉会后,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已经47年了,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风风雨雨,开始一步步反思,当时觉得‘文革’是政治错误,后来发现它的根本问题在于违宪。”

    这个观点被自由派人士广泛传播。“四九年以来‘运动’的本质是整体地违法,集体地违法,文革走向了极致。”学者卢跃刚表示,“道歉本来是伦理行为,但陈小鲁这次道歉的基本面是法理,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情感认知。”

 不再说违心的话了

    10月7日,头发已近全白的陈小鲁出现在道歉会场。道歉会长桌的两旁,是昔日的老师和学生们,他们的听力日益衰退,都有着花白的头发和棕色的老人斑。生物老师赵荣尊曾是那批学生心目中最年轻的老师,如今也已经75岁了。他们谈论着身体状况和1966年以前平静的学校岁月,只在很偶尔的时候提起“文革”记忆—有老师在食堂被莫名其妙地抽耳光,还有老师被勒令在音乐教室的窗户处反复爬进爬出,一位老师在发言前哭了起来,他的妻子在文革中意外死亡。

    一切正如陈小鲁在发言中所说的那样,“有话不说,恐怕就迟了”。他再次提起自己曾经批斗校领导、组织批斗大会、勒令民主党派解散,然后近乎严苛地一一罗列自己触犯的法条。“上述错误我承担责任,真诚道歉。”

    席间,赵荣尊老师站了起来,她郑重地感谢陈小鲁曾经陪伴挨批斗的自己站在讲台上。在那1个小时里,所有气势汹汹、想给赵戴高帽、剃阴阳头的学生,被他喝止了。阴阳头是难以忍受的羞辱方式,计三猛后来采访彭佩云,问其在“文革”中是否有想要自杀的时刻,她答想过,就在被剃阴阳头的某个夜晚。郝新平所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也是文革中颇为激进的学校之一,副校长卞仲耘被一群学生打死。郝曾目睹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车上”。2011年,校友们捐款为卞仲耘立了一座铜像。

    而陈小鲁的校友反复向媒体强调,陈没有加入红卫兵,他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他在文革期间从未打过人,也公开反对打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都说过,不能虐待俘虏。”

    在陈小鲁的描述中,陈毅是一位低调的高层官员,他很少在孩子们面前谈论政治,从未要求他们入团入党,甚至劝阻长子陈昊苏学文,避免其踏入政坛。

    文革开始两年后,陈毅受到冲击,陈小鲁被送往沈阳军区当兵。入伍前两年,他都是没有编制的“黑兵”,不被配发军服、津贴和口粮。他不能与父母通信,只能凭借报纸内容猜测父亲的状况,“九大”之后陈毅的名字再没上报,直到1971年才出现他再登天安门的消息。

    一年之后,陈毅去世。计三猛还记得,追悼会结束后,回到北京的陈小鲁约计三猛出去吃面条。陈转述了追悼会的状况,毛泽东突然出现,在睡衣外面套了一件外衣,令赴会看起来像是个临时决定,不过毛很感伤,在会场流了眼泪。追悼会随之由小厅升格为大厅,总理赶忙通知西哈努克等外宾出席,致悼词者由叶剑英改为周恩来。转述这些时,陈小鲁显得情绪低沉,随后他吟了四句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难道万人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文化大革命”中的无常感促使陈小鲁开始思考社会制度,“现代的权力观就是要制衡,法律条文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以政治问题来掩盖一切是不对的。”他还曾在一篇自述中表示:“我的想法是一贯的,认为应该由制度来代替领袖。”

    他此后的经历帮助其完善了这种价值观。1981年,他被委任为驻英武官助理。出国前,他学习的材料还在浓墨重彩地描摹1950年代的伦敦雾。可当陈小鲁下飞机时,迎接他的是碧蓝天空和被薄薄白雪覆盖的草坪。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国家是当年中共官员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而陈小鲁发现,英国的国防部长坐地铁上班。一位英国商人急着在周日与中国代表团签合同,但他无法命令秘书在休息日上班,不得不用自己蹩脚的打字技术完成合同。另外一位英国商人生产出了一种枪支,却因为担心成为“镇压性武器”而拒绝售卖给军队或警察。

    4年后,陈小鲁回到中国,1986年进入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其后任职政改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卢跃刚曾就当年政改问题采访过陈小鲁,卢后来得出看法,这种职务安排并不仅仅由于陈的能力和西方工作背景,“政治体制改革要代表各方面利益,干部子弟是一大块,他们在听取和反映‘老人’的意见上起作用。”

    吴伟是陈当时的同事,他将陈称为“红二代当中的改革派”,“他直言不讳,不回避问题。”吴伟记得由于陈是由总参借调至此,政改办主任曾问过陈,要不要请赵紫阳办公室为他给总参写封信,从副师级往上提一提,陈表示不要给领导和部队添麻烦,拒绝了。

    他是否曾在政治上有过某种远大的抱负?陈小鲁回答称,“我在政改研究室,不算个刺头,但也是直话直说,提的问题比较尖锐,一般人不会这么干。这就是红二代的抱负。我的父亲、老师和党都这么教育,我这个人有点理想主义,就当真了。”

    1986年至1989年他参加政改研究工作期间,结识了许多法学专家。也正是在那个阶段,他受到影响,更加认识到了宪法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早年在军队,他所在的团是“学习小靳庄”的典型。小靳庄在“文革”时期因能唱样板戏、搞赛诗会而闻名,被视作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范。后来该团还多了一项“批邓”的任务。陈小鲁28岁那年升为团政治处主任,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但他还是写信给岳父粟裕请求调动,因为这一套批判、讴歌的工作都得由他负责。而他称,道不同不相为谋。

    1992年,他终于远离体制,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不再说违心的话了。”

血统和观念是分开的

    陈小鲁试图寻找一种远离政治的生活,不必被“非此即彼”的立场烦扰。《炎黄春秋》的一次研讨会中曾流传出一段故事,称在一次校友聚会上,红二代们出现分歧,吵了起来。陈小鲁认为,“朋友之间观点不一致很正常,何必强求?他们出身一样,有共同的经历,如果观点不同就不能坐到一起,那其他人还怎么寻求共识?”

    他下过海,炒过股,现在还与朋友合作办公司。他偶尔谈论时局,当他发现可能引起纷争时,就以一种老人式的、和缓的方式捻掉话头。他将一年中的三四个月时间交付给旅行,他已经去过世界上100多个国家,而南极是他觉得最美好的地方,荒凉、寂静。一位曾与其有过交往的外媒记者评价,“他认为世界很大,他很了解世界。”

    2006年,原副总理罗瑞卿的女儿、曾任医生的罗点点开始在中国推进“尊严死”的理念,即对于没有恢复希望、处于生命末期的患者,撤除其维持生命的医疗措施,使其自然地、有尊严地死亡。罗点点找到了陈小鲁,陈想起了父亲的临终岁月,除了被癌症折磨,他也在被插满全身的管子折磨,医生不停地为他清洗、翻身、吸痰,延长着他的生命和痛苦。

    “能不能不进行抢救?”陈小鲁当时问医生,可医生以两个问句作为回答,“你说了算吗?我们敢吗?”

    罗点点说,几乎就在她和陈小鲁谈了3分钟以后,陈就决定与其合作。北京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于今年6月成立,陈小鲁任会长。

    他要求管理层(他们不以此为专职工作)必须分文不取,在争取社会资源参与应酬时要自掏腰包,还号召理事们捐钱或借办公场所给协会。协会秘书长郝新平记得,陈小鲁总是强调“要真正地为人民服务”。他认为推广“尊严死”的重点在于官员和富人,“干部是公家掏钱,只要你活着就有待遇,花费国家财产。有钱的人就另说了,但是即使你有钱,也浪费了国家资源,因为仅仅是维持(生命)体征,治不好了。”

    很难仅仅用单一的色彩去描绘陈小鲁。他不相信13亿人口有可能统一到一个思想、一个主义,他推崇树立宪法的权威,并相信这是解决“文革”前后弥漫于中国的暴戾之气的根本途径。但与此同时,在受访的2小时42分里,他54次提到“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首要推动者。10月18日,他去往银川参加一场纪念毛诞辰120周年的活动,“代表老陈家”。

    “我仍旧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有更大的功劳,这个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元帅之子如今这样评价毛。

    在卢跃刚看来,“学界左中右绝对坐不到一起,但红二代可以。血统和观念是可以分开的,除了理性还有情感。他们心中的大英雄,毛是第一位。”

    那些被评论功过是非的历史人物是陈小鲁童年记忆的一部分。初中开始,他住进中南海,会遇见午后开始游泳并招呼磨磨蹭蹭赖着不走的孩子们“你们都来游啊”的毛泽东。“大跃进”时,他看见中南海竖起小高炉,宋庆龄在那里炼钢。周末,父亲曾经将西哈努克在北大读书的儿子接到家中一起吃饭,据称后来此人被红色高棉杀害。

    至于信仰上,“我信仰共产主义,我是共产党员,是坚定的共产党员。”陈小鲁说。

    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与这个社会“整个儿地不适应”。他不能适应谎话连篇,也同样不能适应弥漫在整个社会里的关系至上。陈小鲁说他怀念的是一个他从未经历过的、凭长辈的讲述而构建的年代。他望着窗外,“我向往井冈山时的红军,那时朱军长和战士一样挑军粮,毛委员和战士分一样的粮食尾子,那种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同志关系。”停顿了一会儿,他收回自己的目光反问:“我是不是有点乌托邦呢?”

 

 

我与红卫兵的几次奇怪遭遇

----北京男八中一段往事

美国 沈宁

发表于《随笔》杂志2013年第6期

    前几天﹐北京友人发来一份电邮﹐附件是陈小鲁发表迟到的道歉。读罢独坐良久﹐回想文革期间几次与红卫兵的奇怪遭遇﹐却是哭笑不得。

    我和陈小鲁是北京男八中的同学﹐文革发生那年﹐他是高三﹐我是高二﹐教室在同一层楼﹐斜对门。可我们家庭出身不同﹐按照毛泽东的英明教导﹐隶属两个敌对阶级﹐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陈小鲁的父亲是共产党元帅陈毅﹐新四军军长﹐上海市长﹐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我的外祖父是国民党高官陶希圣﹐委员长侍从室组长﹐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常委﹐蒋介石文胆。

    因为家庭出身关系﹐我在学校十年一直努力装孙子﹐整日默不作声﹐低头来往﹐只希望老师同学感觉不到我的存在。同时我也相信﹐外祖父名列毛泽东钦点的四十三名国民党大战犯﹐这般家世怎么也瞒不住。每年十一﹐男八中和女附中合组一个体育大军方阵﹐参加游行。从九月一日开学﹐两校男女生每天练队﹐十分辛苦。九月二十七日﹐专门选我生日那天﹐学校通知﹐我不能参加十一游行。全校独一份﹐再没有脑子﹐也都立刻知道我是什么人家子弟了。

    陈小鲁那么聪明的人﹐自然心知肚明﹐所以文革发生之前﹐虽然每天上下课﹐我们在楼道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可只会相互点点头﹐几乎没有说过几句话。不过我对他的印象不错﹐从来没有觉得他架子大。他那时候嘴唇下面留点小胡子﹐每天骑个自行车﹐而且是辆很旧的破车。也从来没见他穿过军装﹐永远是一身灰蓝色的普通制服﹐而且总把裤脚卷到腿肚子上﹐像个打鱼的﹐很好笑。

    六六年六月﹐中国遭了劫。学校中厅贴出大字报﹐宣言成立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副对联﹐看得我心惊肉跳﹐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可是红卫兵们暂时顾不得我﹐急着打倒当权派﹐校长温寒江和书记华锦。温校长剃了阴阳头﹐每天在校园里扫地。华锦书记受不了侮辱﹐在监禁室里自杀了﹐说是把裤带绑在门把手上勒死的。

    我在学校虽然装孙子﹐可心里从来没有尊敬过老师,特别痛恨学校领导﹐他们天天喊叫阶级斗争,强迫学生吃忆苦饭﹐禁止我参加游行﹐批判过多少好人﹐坑害过多少无辜。我一直盼望有一天,他们自己也倒点霉﹐所以现在看到他们挨整﹐虽说不无同情﹐但也多少觉到高兴﹐尝尝挨整的滋味﹐看你们今后还整人不。

    我们班里有好几个木楈地各军兵种司令部大院的子弟﹐旭东﹐进东﹐小晋﹐皖平﹐冀才等等。同学树东﹐因为家在西山军区﹐太远﹐平时住校。每周一和六﹐苏制吉姆轿车开到校门口﹐勤务兵接送。当时吉姆车﹐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才能坐﹐可知其父军职有多高。这样的同学﹐自然都是男八中第一批红卫兵。也许他们有更要紧的军务在身﹐顾不得隐藏身边的阶级敌人狗崽子﹐我。整个文革期间﹐我在学校里没有挨过骂﹐没有挨过打﹐甚至没有遇见过红卫兵让我报出身。我也觉得奇怪﹐但说不出道理来。

    要说红卫兵多少顾及一点同学情谊吧﹐有一次他们率领全体学生﹐赶往府右街﹐冲进一个院门﹐揪住一个女人﹐抡着铜头皮带﹐拼命毒打。我见旁边站个青年﹐像是高一的同学﹐抱着他的妹妹痛哭。我看不下去﹐溜走了。后来知道﹐那个同学再也没有来过学校﹐他的母亲被活活打死了﹐只因为她解放前做过舞女。对那个惨剧﹐对那个同学和他的母亲﹐我无限同情﹐一辈子也忘不了﹐更觉不能饶恕那些心狠手毒的红卫兵们。

    破四旧开始后﹐我们学校红卫兵捉来宣武门的流氓集团紫锦队﹐在中厅里轮番毒打﹐说是练习如何打伤人内脏而外部不露痕迹。那天晚上﹐我从中厅走过﹐听见一个紫锦躲在楼梯下面哼叫。他被打伤﹐无法动弹。我看了﹐实在不忍﹐便关了电灯﹐把他扶出中厅﹐然后拿自行车﹐推他离开学校。当时心里恐惧得要命﹐两腿发软。一个反动派狗崽子﹐救护一个流氓﹐被红卫兵抓到﹐两个定要一块打死。从此我就不敢到学校去﹐好在学校早已不再上课﹐没人管。

    两个月后有一天﹐我悄悄到学校逛一趟﹐不想在中院碰见陈小鲁。他还是穿着灰蓝布衣﹐裤脚卷得老高﹐臂上没有红箍。他说﹕好久不见。我答:我不常来学校。爸爸妈妈都有病,在家休养,要我照顾。他说﹕过一个礼拜,红卫兵要在天安门集会﹐你也来参加。我说:我又不是红卫兵,红卫兵开会,我参加算怎么回事?他说:那天会有很多外地来的红卫兵,不懂规矩,出了事不好,我们北京的红卫兵要负责维持秩序。我说:我算干嘛的,去了找谁?没人会理我。他说:就说是我请你来的﹐有人问﹐让他们来找我。我是咱们学校革委会主任,我说了算。

    既然人家这么看得起我﹐话说到这份上,我如果坚持不去﹐就太不识相了。于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这个出身反革命大战犯的子弟,去了天安门﹐站在金水桥前。身后的红卫兵,看见毛主席登上城楼,胸膛鼓裂,泪流满面,挥舞手里的小红书,喉咙喊哑。我看着他们的模样﹐觉得又好笑又可怜﹐但我什么都不能表示。那是我唯一一次看见毛主席﹐胸膛里好像冻了一层冰﹐丝毫激动不起来。那个时刻让我来天安门,占去一个热爱毛主席的红卫兵的位置﹐真真的不该。

    八一八之后﹐由陈小鲁建议﹐成立起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男八中红卫兵自然是核心嫡系。也是老天不长眼﹐北京那么大的地盘﹐西纠偏偏到西四颁赏胡衕的九三学社机关安营扎寨。我家住在颁赏胡衕十三号外文出版局宿舍﹐刚巧跟九三学社斜对门﹐于是便成了西纠的邻居。院门外面墙上﹐贴满大字报﹐陶希圣和母亲姓名都倒写﹐打红叉。我们家人走在胡衕里﹐邻居大人孩子指指点点的手指头﹐能在我们脊背戳出洞。可也许八中红卫兵老早知道我的家世﹐从来没有来找过我家什么麻烦。

    西纠没顾上抄我家﹐可不知那里什么野鸡学校的红卫兵却突然打上门。我扶着腿残的母亲﹐躲出院子﹐隐身门洞﹐瑟瑟发抖。刚巧这时﹐一批西纠队员骑车到九三学社门口。我们班树东看见我﹐便问﹕你在这儿干么﹖我不敢隐瞒﹐答说红卫兵正在抄我家。树东一听就火了﹕妈的﹐我们不抄﹐轮得到他们么﹗嘴里骂着﹐把车一摔﹐就往我家院里走。西纠里面我们班的大院子弟﹐也都丢了车﹐冲进院去。我闭住眼﹐心想这下子完了﹐非出人命不可。我们班那几位公子爷﹐天不怕地不怕﹐发起脾气来﹐真敢往人群里扔手榴弹。

    还算好﹐没几分钟﹐刚纔凶神恶煞来抄我家的那些红卫兵﹐垂头丧气走出院门﹐匆匆忙忙跑了。树东他们随后跟出来﹐对我说﹕别怕﹐以后再有人来抄你家﹐就过来找我们。我听了﹐心里很感动﹐连连点头道谢﹐扶着母亲回进院去。胡衕里邻居们围着看见﹐都觉奇怪﹐怎么红卫兵西纠会保护国民党反动派的狗崽子呢﹖他们以后再欺负我们家人﹐还得留个心眼才是吧。

    后来虽然各处红卫兵还是来抄了我家好几次﹐我也从来没敢真去找西纠求援。后来西纠离开了九三学社﹐树东他们都当兵走了。后来我们又搬家到东单﹐再后来我到陕北插队﹐离开北京。可树东他们解救过我家一次﹐我终生不忘。到美国之后﹐我曾想方设法找到地址﹐给树东写过一封信致谢﹐也不知他收到没有。

    六六年底﹐红卫兵们都到外地串联去了﹐学校成了空巢﹐我大了胆子﹐时不时到学校观望一下。像我这样的反动派家庭出身﹐参加不了红卫兵﹐当然也没有外出串联的资格。有一天我去学校﹐碰见高二四班的红卫兵头目三猛和伯宏。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我什么出身﹐却顺嘴问﹕你怎么还在学校﹐没出去串联﹖我无话可对﹐又不愿自报家门﹐便反问﹕你们不是也还在学校﹖他们说﹕他们已经出去串联过了﹐现在回来值班。然后又说﹕想出去玩玩吗﹖他们手里有大印﹐可以给我开介绍信。我说﹕出去玩﹐谁不想。

    万没有想到﹐两位红卫兵头头二话不说﹐随手就给我开了个路条﹕我校同学沈宁﹐非黑五类出身﹐请沿途红卫兵接待站予以接待。北京八中革委会。然后盖上八中革委会大红印章﹐交到我手里。我看了﹐诚惶诚恐。我是非黑五类出身﹐我是黑五类都包括不下的最黑一类﹐国民党顶级战犯。可我什么话也没说﹐带了还读小学的妹妹﹐赶紧上路串联去了。

    文革是中国空前(但愿能够)绝后的一大劫难﹐中国人民在文革中经受的苦难﹐怎么都记录不完。我家十年﹐历尽磨难﹐四分五裂﹐母亲被折磨致死。我对文革的愤恨﹐无以言述。但时隔近五十年﹐读到陈小鲁的道歉声明﹐回想起来﹐我与学校红卫兵的几次直接遭遇﹐却又真是非常奇怪﹐似乎于情于理﹐都难以成立。

    我在学校没有挨打挨斗﹐已属非常。居然还被陈小鲁请去参加八一八天安门红卫兵接受毛主席检阅﹐可谓天方夜谭。人都说西纠是恶中最恶﹐可西纠确实赶走抄家红卫兵﹐救过我家一命﹐实出意外。而且八中红卫兵﹐竟然给我开路条﹐让我享受一次只有红卫兵们才能够享受的串联特权。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因为什么﹖我至今说不清楚﹐只好把这几件事记录下来﹐也算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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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可以走多远

----写在《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出版之际

朱嘉明

2013-11-27

  

  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旅程。虽然交出了书稿,但是并不轻松,头脑里无法摆脱“苦思冥想”。思想可以走多远?它真的可以穿透历史吗?对此,我深信不疑。写一本与货币有关的书,是长久以来的心愿。有多长久呢?三十年,甚至更久。可是,那个促成这本书最原初冲动的又是什么?看来,后记得从这里开始。

  一

  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经济学家,我对经济学的理解、对货币的理解,首先是从人生经历中来,而不是从书本和课堂上开始。

  从我有记忆之时,就面对着一个反差:家里生活的拮据和母亲口中的家族历史。小时候读的很多书,都是在新华书店里读的,比如吴晗主编的历史小丛书,攒的每分钱都能变成书。“文革”期间,下乡务农做工10年,始终无法摆脱贫穷。先去西藏军区政治部农场,每月挣6块钱工资。从西藏回北京,一路扒火车,为的是省钱;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个月工资32块钱,一拿到就寄给了在陕北农村的同学,因为他们靠工分活命;再到胶东做工,挣16块,不够生活,常常跑到附近地里偷吃的。贫穷,岂止是我一个人,那是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熟读马克思《资本论》的年代,自然要思考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我们辛勤劳动创造的财富到底去哪儿了?贫穷是怎么发生的?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渴望改革开放的原始冲动就是摆脱贫穷。

  很多年之后,读到西奥多·威廉·舒尔茨所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对我,有一种难以想象的撞击力。同情、懂得、理解贫穷,关怀穷人,才能理解经济学精髓,成为真正的经济学家。

  二

  我很幸运,没有读完初中、没有上过高中、大学,于1978年直接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第一次,以学问的方式触及货币和货币经济问题,197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银行在广西南宁召开的一次大规模金融银行问题研讨会。老一辈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有所了解,谈到当代世界货币金融真相,对生在“新社会”、处在封闭世界中的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货币及其货币经济制度、运行,像一粒种子在我这里埋下了,好像没去管它,又无时无刻不在培育它。

  货币究竟是什么?货币是怎样影响一部经济史和决定着现实经济的运行?这个简单又尖端的问题,始终萦绕着我。随着中国货币化过程开始,我意识到,从这里出发,最终还是要回归这里。它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哲学问题。这是原点,也是终点。

  1982、83年,我的老师、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多次邀请我座谈关于人民币发行额问题;弗里德曼和世界银行官员对中国的访问和讲话,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慢慢形成关于货币化、经济转型的概念。

  无论理论、政策多么滞后,货币经济在启动着,货币供给增大,市场价格迅速形成,贯穿了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我意识到它非常近似于西欧16世纪的价格革命。生逢其时,深入参与改革,逼迫我思考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货币化过程。我始终没有兴趣参与诸如“计划经济”、“商品经济”这些名词概念的咬文嚼字,直接切入实际做事。到了80年代中期,我对中国经济已经有了独树一帜的看法,比如对“经济过热”、“通货膨胀”,20多年过去,回过头来看,我为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见识而感到自豪。

  那时已经萌生了要写一本关于货币经济的书。第一次走出国门是1985年,去美国密西根和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花了些精力收集关于金融史、货币史、黄金史、利息、价格革命方面的书籍。在那里,还结识了一位老财富的代表戴维·洛克菲勒,一位新财富的代表乔治·索罗斯。索罗斯送给我一本他的著作《炼金术》。我对于货币经济的内涵和理解在逐步加深。回国后,写过几个提纲和一些零星的观点。

  1986年进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与中信董事长、“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交往,使我获得了新的视野。我一向在意经验和实感。对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资本工商业、民间资本的角色都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而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常被简称为索罗斯基金会)工作,则是打开了另一扇窗。总之,货币经济的历史和现实对我产生着交叉影响。而现实体验与理论思考都指向弗里德曼所言:货币是重要的。

  值得提及的是,在1981年,因为参与上海宝钢上马还是下马的论证,知道了一些内幕,政府、企业、跨国公司三者的利益之异同突显,似乎不公正的财富分配悄然来临。受日本电影《炎热的夏天》启发,我和《北京晚报》的朋友毕琪一起创作电影剧本,名字叫《财富》。我至今为这个作品没有与世人见面而遗憾。

  三

  1989年我选择离开中国。在最初10年的异国生涯中,生活动荡不安。做学问、写作,对我来讲简直太奢侈了。

  1993年,进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读书,那年42岁。对于我,读书的真正目的是要理解世界货币经济。毕业后,我选择了创业。在澳大利亚、柬埔寨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白手起家,卖过土地,开过餐馆,建过制衣厂,有过钱比命重要的体会。也做过一些今天看起来仍然值得做的努力,比如试图在柬埔寨建一个货币交流中心。1997年柬埔寨发生政变后,我曾为柬政府提出过关于重建经济的系统建议,特别是货币制度,那就是以美元为主体货币,以柬币为辅币。因为经过战乱的柬埔寨人民,经过非货币经济时代,只相信美元。美元可以实现物价稳定,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因为柬埔寨政府没有美元发行权。而物价相对稳定,才能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我的意见被接受。实践证明这是对的。事实上,美元早已经不是美国人的美元,而是世界货币,这里没有阴谋,这是历史形成的结果。

  2000年,我受雇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作,作为经济学家,主要研究世界最有活力地区的全球网络。这使我有一个国际视角,关心穷国和穷国的穷人。三年之后,我到维也纳大学教书。没想到,一转眼在欧洲生活了11年。其间,经历了前后欧元区时代;目睹了2001年从先令到欧元平静的转折,深深感到了货币的威力。

  在我当初想写货币经济的书时,世界经济离我很远,虚无缥缈。如今,游历世界之后,对于我这个世界公民,地域根本不是我的限制,完全置身于天地之间,世界经济就是我的经济,中国经济反倒远了起来。将中国货币经济史上最大的谜:中国为什么穷?财富到底上哪里去了?这个始终折磨我的问题放到世界货币经济史中来思考,对于历史的解读和结论是完全不同的。

  四

  在我海外的20余年,是中国财富大爆炸的时代。必须指出:中国当下的很多财富的基础是历史的沉积。中国曾经是市场经济国家,藏富于民,也就是说,1949年经历了一个非货币化过程,30年后,又开始货币化,使无价的土地有价,使无价的各种资源有价等等。在民主国家,货币为国家垄断,但是货币发行和税收受到民主制度的制衡,金融主体是私人,央行独立于政府;在中国,政府不仅享有铸币权,人民币是Fiat money,而且国家是金融体系的主体,央行是政府的一部分。中国像一个气球,过去20余年,只要扒着不松手,气球膨胀,你的占有就会相应增大。拥有财富的多少常常与辛勤努力与否无关。对某些人来讲,实在是有原罪的。这个时期的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上帝说: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中国成为制造富人的工厂、生产线。在中国的权贵阶层中,不乏我1980年代的朋友。有一次,一位朋友聊天时脱口而出:“我们富人……”我为这个朋友悲哀。这更刺激我探讨中国货币经济沿革和财富分配历史的激情。

  五

  2007年提起笔来,拾起环绕我20年,却实实在在被中断了的题目。如同得了一场“失忆症”,失而复得。本书第一稿的题目是《中国货币经济沿革》。

  这是在时空上、地域上超大范围的一次书写,世界范围的写作。维也纳、香港、澳门、纽约、北京、银川、台北……书籍、参考资料,从国内源源不断地运到维也纳,又从维也纳带回北京。浩瀚的题目,涉及范围宽广。我自认为具有驾驭大题目的能力,高屋建瓴、贯通是我所长,也是我喜欢的。在享受创造和发现的喜悦之时,其艰辛可想而知,常常处于夜不能寐,食不甘味,如痴如醉。

  六

  感谢维也纳大学。这个大学的校训是自由研究。这里出现了那么多影响人类世界的精神人物。哈耶克、熊彼特是我们大学的骄傲。在这里,思想创造会受到肯定和尊敬。人们甚至不关心你的成果,仅仅目睹这个过程就会产生尊敬。当我的系主任魏格林教授成为分管学术的大学副校长后,在她的新办公室,可以看到挂着历届副校长的油画肖像,让人素然起敬。你会感到历史在延续。这是一个有700余年历史的大学。它没有因为政治变革、科学进步而影响学校的宗旨、传统。大学的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学是精神的殿堂,是一片净土,要抵制喧嚣的世俗干扰。经过黑死病和漫长的中世纪,欧洲文明得以延续的原因,很重要地在于大学精神。西方文明不能被商业文明所控制、所左右;不能被政治所控制、所左右。试想,没有自由的大学,人类怎么能创造出精神产品,又何谈发展和进步?之所以奥地利学派、哈耶克诞生在这里,要说他们出现的土壤有什么特别之处,归根结底就是自由。

  中国啊,真的需要有这样的大学。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成为读书人。穷究原本和真理,超脱,有精神贵族感。中国很多人追求财富上的贵族,相当可悲。世界上真正的贵族首先是精神贵族。对精神世界纯洁的坚守,对思想的迷恋。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我不愿意称自己是知识分子,因为这个词已经俗了,含义太多了。我愿意说自己是读书人。喜欢书。这一生和书在一起,读书是我的生活、支撑、幸福。什么都可以不遗憾,有些好书没读到就是遗憾。只要地球存在,人类没有毁灭,精神和思想是唯一永恒的东西。韦伯认为中国是一个商业民族,其实很有道理。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读书人,还是应当崇尚精神和思想的。

  七

  2011年5月受周渝先生、林慧峰女士邀请,参加紫藤庐纪念周德伟先生活动,我讲哈耶克思想的现实意义,其间结识远流出版社副总编吴家恒先生。他以极高的效率阅读了书稿的电子版,做出出版决定,并于2011年6月4日签订合同。在过去一个多月中,家恒和他年轻的同事郭昭君,以及唐怡珍小姐,完成了60万字书稿的编辑加工。他们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绵延,一是文字,一是货币。一本讲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历史的书首先用中国的繁体字呈现,这是十分美好的。

  八

  加尔布雷斯在讲述货币简史时说过,这是他一生学习和思考的成果。我对于这本书,也有同感。它也可以算作对自己异国生涯的一次交待。在相关领域中,我把读书和思想的成果最大限度地表达出来了,接近边界,然而,还是有很多写不进去,整理不出来。

  这是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的工作。从时间跨度上,跨越两千年;从细节上,被历史忽视的细节无数,总想一点一滴挖掘出来,因为,它们确实影响了历史的方向。它是可以无限做下去的工作,精心打磨,5年、10年。然而,不行。所以,虽然有很多遗憾,有不少错处和疏忽,敬请读者原谅,还是把它出版,往前推进一步,再来修订再版。

  这是我第一次在计算机上用十个笨拙的手指头打字成书,除了慢,阻挡了思想,还因为误操作等等,带来了难以弥补的遗憾和工作量。比如在大量修改中,常常把携带的脚注弄丢了,文献出处丢失。原想编制文献、人名、名词索引,都因时间有限,只得作罢。还有,进入批注的书大概只是所读书的一部分,很想跟读者分享更多,没能一一列出。为货币经济所收集的相关图书,也希望今后有机会给年轻人用起来。

  有一个最大的遗憾:这是一部残缺的货币经济史。台湾是1930年代币制改革的一条主流。然而,本书没有涉及。毕竟我来自大陆,熟悉大陆,加之大陆经济体的质量于世界举足轻重,所以在下卷中专写大陆货币经济的中断、重建、接轨。

  九

  我充满了感恩。给了我思想和知识的有很多很多,古今中外。说近的,在MIT遇到两位对我影响至深的教授。一位是莫迪利亚尼*,我的老师,给我很多支持和鼓励。

  感谢莫迪利亚尼。我永远被一件事情所激励和鼓励。第一天上国际金融课,讲资本市场理论。当满头白发的莫迪利亚尼走进教室时,全体同学向他鼓掌。掌声停下来,他说:我并不值得被鼓掌,你们应该为我们这里有一位gentlemen鼓掌,他幽默地说着,指着我,为着一种精神和理想选择了流亡。教室的空气凝结了。他转身在黑板上颤巍巍地写出第一个公式。

  感谢莱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离开MIT和他告别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美国人常说的good luck(祝你好运!)。他是一位登山者,爬过世界很多高山。他理解人的有限,和登山的艰苦。Good luck,从他嘴里说出来,有特殊的寓意。

  感谢一位美国朋友Lee,在1990年代中,他向我介绍美元的历史,我谈对人民币的看法,彼此形成了一个意见:“有一天,人民币和美元会是一种货币的两面,其差别不过是一个红纸,一个绿纸。”他始终记着我的话,鼓励我写作。我还说,与其说是中国买美元国债券,还不如说,是美元成为人民币的价值基础。

  还有我在美国一位挚友的儿子科瑞斯(Chris Lindstrom),他是区域货币运动(Local Currency Movement)的积极参与者。他使我看到在世界范围内,还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做着把货币和国家分离,使货币小区化的努力,他们是一群相信 small is beautiful(小的是美好的)的人群。货币在非国家化,很多人在努力。迄今为止,有2500多种货币在这个世界上运行着,在北美、南美和欧洲。

  特别感谢魏格林。她不仅是第一个读者,也是理解本书思想的人。她参与了某些历史阶段的深入讨论,不断有回馈、交流。比如对于民国币制改革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崛起,她非常有兴趣,我们做过多次讨论。还有如何看待现阶段的欧元区经济,特别是在理解欧盟上面,从她那里,我受到启发。

  感谢王巍。他是80年代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研究生,我们有很多渊源。两年前重逢,当他的金融界同学纷纷退休的时候,他却意气风发,雄心勃勃,建立和筹划着一系列金融博物馆。我的工作得到他很大的理解和鼓励。而他办的杂志,也帮助我了解当下中国金融体系。此次,他欣然作序,我很感动。当很多人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的时候,他却热情相助。

  感谢许志明。我们的友谊维持三十年之久,从未间断。他对我的这本书,抱以期待,提供帮助。

  感谢李志峰、王进华。两位物理学博士,为本书的图表做了很多工作。

  特别要说的是感谢我的太太柳红。5年前的2006年平安夜,我在维也纳机场迎接刚刚承受丧子之痛的柳红。没有想到,那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两个人的人生轨迹汇入一条河流。5年来,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她辞去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研究助手工作,是因为我的背景,从此她被从一件件“事业”中清除;她过去的一些朋友离她而去;她批评《吴敬琏传》改动历史,过分拔高,起诉吴晓波抄袭她的著作,而被流言中伤、官司败诉;她独立参选区人大代表;她所做的一切,都无法摆脱我的身份所带来的阴影。她从丧子的苦难走向更大的苦难,跟我走上了一条艰辛的不归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她帮助我编辑了三卷文集,更伴随我写这本书的全过程。5年来,绝大多数时间她在北京,我在欧洲。第一稿,我用笔写在纸上,托人带到北京,或者传真,或者照相邮传,她帮我打字;她也曾来到维也纳帮我日夜打字。她为我购买了数百本新书,淘了很多旧书;还利用各个图书馆,借书复印。没有柳红的贡献,这本书不可能赶在2012年圣诞之前付印。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10月14日 10:44 (星期一)转发: 刘统:1948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真正原因
 

1948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真正原因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统

  刚才来的时候有读者问我,你写的书每一本都是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你的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先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我原来是文革时候的老三届,我是老初二,以后赶上文革,成了黑五类,文革中在工厂当了九年工人,当到三级工。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考本科,结果我家政审还没有落实政策,没有被录取。接着1978年第一届招考研究生,我就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我的第一位硕士导师是王仲荦先生。毕业以后我留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王先生主张我再开拓一下眼界,继续深造,于是我1985年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跟谭其骧先生学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人一辈子如果能够碰上一位名师就是很大的幸运,而我碰到了两位名师,非常幸运。毕业的时候想回北京,当时正好中国军事科学院需要研究人员,就把我招去当兵了。

  到了军事科学院以后跟我坐对桌的就是一位年轻的少校茅海建,他虽然比我年轻,但他是老兵,他当兵的时候就在东海舰队,1982年硕士毕业以后就到军事科学院,而我是一个新兵。他向我介绍,军事科学院是叶帅创建的,军事科学院里的宝贝就是叶帅当年积累保存的战争档案。茅海建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他没时间读解放军的战争档案,他建议我把这些东西好好地读一读。后来我就到图书馆借这些战争档案看,使我非常震惊,这些东西太好了。一边读着档案,一边向军事科学院的老同志请教,这些老研究员有两种成分,一种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老参谋,还有一种是建国后大将元帅的秘书,他们喜欢给我讲一些故事,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们党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教育群众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学的党史课等等;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历史,那是藏在我们的档案里,或是当事人口口相传的。我看到这些以后,就下了决心,不再搞历史地理了,改行做现代史、军事史。

  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其骧先生是1990年,他中风前的半年,他到中国科学院开院士增选会议。我跟他说起我在军事科学院看到的一些东西,谭先生非常激动,当时便站起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既然导师允许了,我就自己改了专业,在军事科学院一蹲15年。这期间主要写了三本关于解放战争的书,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的,写了一本长征后期毛泽东与张国焘斗争的书《北上》,三联编辑看了这些书以后希望我再拓展一些视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比较,然后再挖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于是我就写成了《中国的1948年》。写了这本书以后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有些东西也不可能放开来写,总是要在表述上比较婉转,内容上也是要有所保留。但是我还是希望,凡是在我书中提供给读者的都是真实的,真实到什么程度那要看社会发展和国家开放的情况,也许今后要不断的修订、补充。

  我今天讲“1948背后的故事”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些误区,讲一些真实的历史。我们现在改革开放20多年,可以说在战争题材上也比较开放,但是不管怎么开放,给大家总是有这么一个印象: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曾经塑造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个是《亮剑》中的李云龙,这其实是文人写的军人,不是真正的解放军。如果解放军的将领都像石光荣和李云龙这样满口的粗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仗能打过国民党吗?国民党将领许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留过洋的,而且人家一开会的时候都是军装笔挺、将星闪耀,咱们解放军的干部开会有的蹲在凳子上,有的叼着烟袋,什么样的都有,这么土里土气的共军怎么能把国民党打的落花流水,这里必有非常重要的原因。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一提起三年的解放战争,几乎没有一个服气的,像胡琏,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18师的师长,在华东战场几次跟粟裕较量,在淮海战场上只身逃脱。最后胡琏打胜的一仗就是金门。胡琏说共产党打仗是人海战术,前面一群老百姓拿着手榴弹往阵地上冲,我们能忍心开枪吗?我很负责任的对大家说,我查遍了解放战争的档案,可以说解决战争重要战役的档案我都看了,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战例解放军是这么打仗的。胡琏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解放军当时装备、服装肯定不如国民党军,有很多战士是装不上正规军装的,所以胡琏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另外,我对国民党没有那么深的成见,我还是能比较客观地看国民党的战争档案。看后我有一个感觉,蒋介石不像是我们书里描写的样子,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心胸狭隘。

  我看了蒋介石的全集,尤其是跟共产党决战几年中他一系列的讲话、决策,我发现他的想法大多数都是对的。早在1948年初他就预感到东北守不住,于是让卫立煌把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撤到关内,应该说蒋介石当年的这个决策是对的——如果卫立煌把60万部队及早撤到关内来,那么解放战争要打多少年还说不定。第二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在卫立煌守不住的时候,蒋介石做傅作义的工作,让他放弃北平天津,把华北的50多万精兵撤到长江以南。结果傅作义也没有答应,如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那么我们的平津战役也找不到战机了,不能在黄河以北歼灭国民党军的主力,那我们国家说不定真要出现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局面。但是蒋介石两大决策都没执行,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国民党里面派系林立,各有各的盘算。卫立煌想,蒋介石一贯嫁祸于人,万一出现问题,他到时候把责任推给我我就完了。傅作义想,我本来是华北人,华北是我的天下,我到了江南我算什么?一个地方军政的长官怎能没有根基。蒋介石的种种决策都是因为下面的扯皮、推诿不得以实现,所以蒋介石才越来越着急上火。蒋介石在战略上是有预见性的。在1949年2月蒋介石已经秘密命令上海和南京的官员把上海银行里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元转移到台湾,而且从那时候就开始修舟山机场,准备把国民党大批的官员、难民撤到台湾。解放军还没渡江之前蒋介石已经料到这一步了,所以他能从容不迫地把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运到台湾。但是蒋介石最终还是失败了,把大陆丢了。在过去我们把蒋介石的失败都说成是腐败——国民党腐败、不得人心,但是真正打仗的人、真正在战场上的人心里明白,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容不得双方有半点的犹豫,更别说腐败了,所以在战场上,无论是国共双方都是真刀真枪的较量。如果要说一次两次战役的成败或许有偶然因素,但是整个战争的失败是不会偶然的,还是有许多必然的因素。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各位读者解释的事情。

  我们正规的历史里对毛泽东同志过去达到了歌颂和迷信的程度。我们的历史上写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国民党展开了较量,是不是说抗战一胜利共产党就想跟国民党争天下?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披露出来,尤其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本书出版以后,还有《毛泽东传》的出版,让这段历史基本上清楚了,没有疑问了。在抗战刚结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打算跟蒋介石争天下,而是希望在国民政府里拥有一席之地,因为抗战刚结束的时候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他是中国抗战的领袖。而且根据共产党当时的实力,虽然有了一亿人口的根据地、90万人的军队,但是相比国民党还是差得远,所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就是希望跟蒋介石谈出一个和平来。当时双十谈判协定规定给共产党提供几条,一个是华北五省的主席由共产党担任,另外全国军队缩编成100师,共产党可以占20师的配额。毛泽东对这个结果是相当满意的,回到延安跟胡乔木和中央负责人说,蒋介石并不反共。当时中共中央确实想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毛泽东曾一度想把首府从延安迁到淮阴,淮阴离南京比较近,去开会很方便。但是蒋介石积20年的反共经验,是绝对容不下共产党的,所以当双十协定要实施的时候国民党不断向共产党施加压力,并且派遣大军从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华北、东北扩张。

  中共当时要跟蒋介石争夺内地是不容易的,但当时东北是一块空白,国共双方在那儿都没有基础,于是共产党就占着地利之先,十万大军挺进东北。这一下蒋介石非常着急,因为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蒋介石必然要占这块地方,所以蒋介石派了缅甸远征军最精锐的部队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开赴东北。解放军十万大军闯东北,林彪指挥的部队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哪个根据地的人都有,毛泽东指示林彪在四平跟蒋介石打一仗,要是把国民党打赢了你就得承认我在东北的合法性,要是打输了再说。国民党对四平这一战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1946年5月的四平保卫战也是林彪和杜聿明之间真刀真枪的第一战。我们的东北民主联军当时是各地的部队集合起来的,林彪当时到了那儿以后这个也不认识那个也不熟悉,可以说是仓促打了这一场正规战。国民党进东北的口号是“接收东北主权”,所以这些军队进去以后士气也是相当高,四平这一战林彪因为武器不行、兵源不行、指挥也不

  协调,守了一个月最后败了,林彪当时是最难受的一段时间,兵败如山倒,退过松花江,就剩下哈尔滨、北满那一块地方。蒋介石四平这一仗打赢之后,下定决心非要消灭共产党不可了。

  毛泽东跟国民党打还是不打,胡乔木说毛泽东苦苦思索了三天三夜,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彻底决裂,打。但是打的赢打不赢,当时共产党的将领中几乎没有几个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打赢国民党。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富春、黄克诚给中央写了一封长篇报告,说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受了很大的伤害,不能马上支援我们,国民党现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又是那么强大,我们现在经过四平这一仗,要认识到以目前的实力不具备与国民党对抗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忍让、积蓄力量等待国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起来反攻。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高级将领的普遍思想。

  毛泽东写了一个答复,他说报告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但是有一个缺点是对蒋介石的困难估计不足,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进步力量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我们如果坚决斗争,可能比退让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毛泽东这个指示发表在毛泽东的军事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上。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结论,蒋介石比共产党还困难,谁相信呢?结果事实证明蒋介石就是比毛泽东困难,毛泽东当时就是要占地盘、扩大根据地、扩大军队,但是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有好多事情要做。

  第一是恢复沦陷区,伪军日本占了那么大的地区他要接收,要把一个一个城市的政权恢复起来,还要养活沦陷区的老百姓,还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把日本的几百万军人和家属遣返回日本,国民政府要干的事情多了。所以毛泽东这个论断就是说不要光看到我们自己有困难,你要看到蒋介石比我们更困难,这就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解放战争在1946年7月正式揭开战幕,三年打下来,居然是国民党一败涂地。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但是我们说在战争表象的背后必定有一些条件,共产党能够做到的但是国民党做不到。这些条件是怎么转化的,为什么越来越有利于共产党,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呢?我看了解放军的战史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我觉得过去的结论都过于标语口号化,像国民党代表反动,我们代表正义;我们得人心,国民党不得人心;我们解放区是阳光灿烂,国民党是一片黑暗。我觉得这里面需要好好地研究。我从个人的研究中悟出来几条,共产党能够得天下、国民党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共产党之所以胜利,第一条就是共产党解放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敢于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的后退,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国民党处处受到牵制,有优势,但是无法集中兵力。为什么这么说?国民党每收复一个地方就有守土之责,比如占领沈阳、长春要留下一个军,占领张家口、鞍山得留下一个师,占领一个县城起码得留下一个连,国民党越前进、占的地方越多,八百万兵力就越分散,把部队都分散开了,越前进则可以集中的兵力、可以用于前线作战的兵力越少。共产党则不同,毛泽东的原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所以丢多少地方他不在乎。像解放战争刚开始的头两个月,共产党丢了106个城市,像样的城市都丢光了,像延安、临沂、张家口、四平等等,大踏步地后退,但是共产党丢了那么多地方兵力损失了多少呢?没损失多少。他走了以后,老百姓可以就地掩蔽,该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国民党来了以后,他是政府,他也不能大屠杀,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兵力调来调去,在不利的时候就大踏步地后退,甚至后退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四平之战之后,杜聿明大举进攻,林彪带着军队全线退过松花江,国民党的军队到了松花江边上突然停止前进了,当时林彪做了最坏的打算,哈尔滨准备放弃了,他带着主力部队到北满的树林里打游击。但是杜聿明到了松花江边上不动了,蒋介石也很着急,为什么不前进?不是不想打,而是兵力不足。只有一个军过了松花江,那么大的地盘怎么打?所以他被迫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南满当时是肖华指挥的部队,国民党进攻的是刘玉章的52军,共产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一直退到安东,国民党军队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的部队从鸭绿江大桥上跑到北朝鲜去了。国民党军队过不去啊,他是政府军,要出国得有外交手续。大家看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最后南满就剩临江县一个据点了,南满部队后方伤病员全都在北朝鲜,当时鸭绿江冻住了,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在北朝鲜境内往来自如,养好了伤、准备好武器再打过来。看着共产党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共产党这个办法国民党学的来吗?所以共产党在战争初期表现的相当的灵活,就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能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但是国民党的行动就受到种种牵制。

  过了一年,共产党能够反攻了,蒋介石集中起兵力来跟共产党决战还是不行,共产党想打哪儿打哪儿,蒋介石又处于被动状态,因为他的部队在全国散开了,哪个城市都要守,共产党就抓住蒋介石全盘散开的机会集中兵力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打。比如1948年3月粟裕打开封,本来粟裕是想在陇海线跟国民党进行决战,但是一看国民党摆开大军不好打,怎么办?找防守薄弱的地方打,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只有一个师的国民党军队保卫,粟裕避实就虚打开封,一个师怎么能挡得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相当于“军”),一下就打下来了。当时正好南京在开国民大会选总统,一听说开封被打下来了,河南的代表们连夜跑到总统府,有的下跪有的痛哭,非让蒋介石把开封收回来不可,蒋介石没办法,下令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的5军把开封收回来。邱清泉本来在商丘摆好阵势等着粟裕,明明知道开封是一个空城,毫无价值,但是他也得执行命令把开封收了回来。然后国民党登报纸“国军收复开封”,其实粟裕绕到邱清泉的背后,又把区寿年兵团一口吃掉。与此同时陈赓打洛阳,洛阳守军也是一个师,而且这个师是学生兵,更守不住陈赓,陈赓把洛阳打开了,国民党赶紧叫18军从驻马店向洛阳增援,结果胡琏到了洛水边上,眼看着洛水涨水过不去,等胡琏过了洛水共产党又走了。国民党总是集中不起兵力、总是被动分散。1948年以后蒋介石终于醒过来了,组成重兵集团准备跟共产党进行决战,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当时共产党的优势已经形成了。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里把集中优势兵力列在第一条,蒋介石懂不懂集中优势兵力?当然懂,但是他作为一个国民政府受到太多条件的制约,他是心有余力不足。

   共产党打天下的第二个绝招就是善于化敌为我,说白了就是改造俘虏兵,这是陈毅先发明的。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说是歼灭3.2万人,实际上打死的不到一万,俘虏74师8000多人,当时把74师的俘虏集合起来分俘虏,结果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都来抢74师的俘虏,因为74师士兵素质特别好,是模范师,受过非常正规的训练,每个士兵起码都有高小文化水平,解放军里的连长都不一定有高小的文化水平。74师8000多俘虏被分到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里,陈毅说这些俘虏兵真顶用。1947年底陈毅从山东解放区到陕北见毛泽东,沿途路过晋绥军区,当时晋绥区的同志说华东野战军打仗打的好,请陈毅做报告,陈毅总结了一条经验,我们华东野战军为什么迅速壮大?就是会用俘虏兵。俘虏兵是好东西,战术素养非常好。我们要是招翻身农民当兵,得训练他打枪、扔手榴弹,然后才能打仗,俘虏兵来了就能用,而且在战争里表现相当不错。有一次打敌人一个据点,连长冲着机枪手说“打打打”,机枪手是一个俘虏兵,说“你让我往哪儿打”?连长说不知道。俘虏兵说怎么怎么打,连长说好,就这么打。陈毅讲,“你看,俘虏兵就是比我们的连长水平还高”。解放军过去缴获国民党的炮,当时主要是山炮,打仗时把山炮和步兵一块儿推到阵前,推到离前沿还有二百米、一百米的地方,人从炮筒里往前看目标,叫“直瞄”。被俘虏的国民党炮兵看着解放军的炮兵笑,说你们这是拿大炮拼刺刀。他们把炮拉到3000米外,算好射程,没有射不准的。这样的经验一推开,中央就下文件,以后各个部队凡是抓到国民党俘虏,除了重伤还有患传染病的,其他的一个不许放,统统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

  我们可以算笔账,国民党、共产党一边5个人,把国民党军打了一个,就是5:4,可是如果把国民党的俘虏抓过来自己用了,就变成6:4。共产党这么多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都是俘虏兵。国民党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有本事。俘虏兵被俘虏之后先开会诉苦,进行阶级教育,国民党兵大多数也是穷人,于是老战士先上来诉苦,地主怎么压迫我,我们打天下为穷人翻身谋解放,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然后把俘虏兵下放到各个班,但是有一条,肯定这个班里老战士占多数,俘虏兵新战士占少数,班里不能歧视虐待俘虏兵,俘虏兵被叫做“解放战士”。行军的时候班长替他们扛枪,宿营的时候班长给烧洗脚水,从人的情感这方面来说特别容易感动俘虏兵。国民党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共产党的官不像官,班长、连长都来关怀战士,从感情上来说俘虏兵也容易被改造过来。

  在立功方面,俘虏兵和解放军的老战士一视同仁,这样就大大激发了俘虏兵的积极性,打好了一样立功。当时刘伯承培养了一个战士王克勤,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机枪手,俘虏过来以后补充到部队里,很快立功升了班长,他特别会带兵,他带的兵不但会打仗,而且在作战中伤亡很少,刘伯承看中了这个人,表彰为二野的战斗英雄,后来王克勤在战争中牺牲了,刘伯承还特别的悲痛,王克勤就是国民党俘虏兵里一个优秀的代表。

  到了1948年初,共产党熔化改造俘虏兵到什么程度?华野当时总结了经验,叫“即俘、即补、即战”,也就是上午俘虏,中午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下午就参加作战。国民党怎么也比不过共产党,国民党抓来壮丁以后整训,然后整编,然后上战场作战,这个周期最少大半年,刚打一仗就给共产党送了礼了。这个仗国民党越算越赔。74师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华东野战军歼灭,蒋介石非常伤心,保留74师的番号,在江南重新组建,最后组建成74军, 1948年10月74军拉上淮海战场,到1949年1月陈官庄之战74军再次被共产党消灭了。蒋介石辛辛苦苦训了一年,好不容易上战场了,几天就报销了。共产党用这种方式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源,在一年多之内就跟国民党的兵力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所以毛泽东说我军人力、物资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就是靠俘虏国民党的俘虏兵、缴获国民党的枪炮来壮大解放军。

  当时战争打的相当残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粟裕的主力跟黄百韬兵团在碾庄打,这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打了将近有一个月,结果华野歼灭了黄百韬兵团7万多人,但是也付出了伤亡5万多人的代价。当时华野有一个连报了220人伤亡,一个连满编才120人,由于不断冲锋不断补充兵源,所以伤亡竟超过了满编的人数。粟裕在1949年3月给中共中央写淮海战役的总结,说1948年10月济南战役的俘虏兵到1949年1月打陈官庄时有的已经提升为副排长了。共产党这么大的伤亡,都是靠俘虏兵一拨一拨更换,国民党是打一个少一个,有出没进。这样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兵力对比变化能不快吗?

  大家可能要提问题了,共产党能改造俘虏,国民党怎么不行呢?孟良崮战役之后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的军事研讨会,他沉痛检讨74师失败的原因,说74师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失误就是用了共产党的俘虏兵。涟水战役中,74师把涟水打下来,当时守涟水的是华野六纵。六纵被张灵甫俘虏了300多人,张灵甫让共军的俘虏兵当辎重队,拉大炮、拉粮食,蒋介石说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绝对不可以信任共军的俘虏兵,张灵甫说不要紧,不是让他们当战斗部队,他不当回事。孟良崮战役之前,国民党军10个师一线推开向北走,张灵甫自己带的一个师突出了两天的路程,他把主力部队驻在孟良崮,重炮部队安排在山下的垛庄,陈毅、粟裕抓住张灵甫突前两天的战机,一下用六个纵队15万人包围了张灵甫的3万人,扑垛庄的正好是王必成的六纵,俘虏兵一看自己的部队来了,立刻哗变了,张灵甫的炮兵阵地乱套了,华野很轻易地把张灵甫的重炮阵地占领了,掉转炮口向孟良崮山上轰。这时候张灵甫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孟良崮是一座秃山,寸草不生,炮弹落地溅起的石头就能杀伤一片人。张灵甫最后坚持了三天,74师全军覆没了。陈毅、粟裕看到周边的国民党军围上来了,来不及打扫战场,连夜撤退。孟良崮地区的老乡说,战役打完之后三个月当地的老百姓不敢上山,漫山遍野都是尸首。蒋介石拿这个教训警告国民党,因此国民党用不了共产党办法。而共产党改造俘虏的经验每个野战军都有,抓住俘虏兵怎么办,抓住国民党军官怎么办,办法都是一套一套的。

  化敌为我是共产党的一个绝招,共产党能做到什么程度?当年四野的后勤是最棒的,后来我就问四野的老同志,当时四野怎么有那么雄厚的后勤,有军医院,又有军工厂,还有军事院校。四野的老同志说,四野里面的技术人员基本上是日本人,我听了大吃一惊。抗战结束时四野十万大军闯关东,没有带后方,没有带医院,而且八路军那时候也没有医疗设备。四平战役之后大量的军队撤到北满,撤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那么多的伤员没人治怎么办?四野政治部下了一个九九紧急指示,就地征招医务人员组建军医院。伪满时期东北医院中主要的医生、护士都是日本人。当时四野后勤部长指示干部去接收日本人的医院,把日本人的医生、护士强行征入解放军。当时找到哈尔滨最大一个医院,要名单,从名单里看哪个人是医生,哪个人是护士,然后到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里抓,从火车上向下拖。当时一共征了8000多医生、护士,这些医生、护士一开始是被逼来给解放军治病的,解放军一看怎么给我治病的都是日本人呢?最初在军医院里没有一个日本医生护士没有挨过伤兵打的,这些人忍气吞声。黄克诚一看不行,咱们得讲政策,这些医生护士只要肯为我们工作,不管他们思想是否进步都应该给予优待。共产党的干部吃高粱米,给日本的医生吃大米,共产党的干部没有津贴,但是日本的医生护士按原来的待遇发工资,这样把日本的医生护士都争取过来了,后来这些日本医生护士跟着各个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除了医生护士之外,还有军工。东北野战军迅速发展成为百万大军,而且华东野战军也需要炮弹,怎么办呢?于是在东北办兵工厂。当时解放军最大的军工基地在大连,大连当时是苏军占领的,国民党去不了,所以解放军在那儿秘密发展军工厂。我们都读过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说在东北建立军工厂就是在大连的甘井子,当年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炮弹厂。吴运铎说他和吴屏周厂长实验炮弹,有一发没爆炸,他们俩跑过去看,往那儿一蹲炮弹爆炸了,吴屏周当场被炸死,吴运铎受重伤。后来我到实地采访,看了当地军工厂写的厂史,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太差,这是一场严重的安全事故。因为当时我们这些土八路没有正规的金属加工技术,做的炮弹撞针有毛刺不光滑,所以拉不着。最后还是得用日本人,当时把在大连的日本军工技师集中起来,有的是制造火药的专家,有的是做炮弹壳的专家,还有冶炼的专家,把30多个日本专家集合起来构成了大连军工厂的技术骨干。另外,我们国家第一个航校,东北老航校,第一批王牌飞行员,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王海上将,都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而且第一批女飞行员也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所以不能不说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厉害,能把日本人都教育成革命战士。

  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又遣返一批日本人回国,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共产党用的日本人,掩护身份让他们回国。回国的时候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把档案都销毁,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到了90年代,这些日本老兵陆续地回老部队探亲,总政治部下命令,重新做模子,给他们这些四野的日本老战士每个人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还要加一枚1955年授衔的时候发给营以上干部的解放奖章,重新发给他们。后来我采访这些日本老战士,他们都80多岁了,但是说起话还是40年代解放军的语言。对于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化敌为我的能量、作用是应该刮目相看的。

  第三条,共产党能够充分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民战争。一提起这个,大家马上就想到车轮滚滚,当时确实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面。我们正史上都说淮海战役“60万吃掉80万”,60万解放军吃掉80万国民党重兵集团,历史上可以这么说,但是账不能这么算。淮海战役是共产党以少胜多吗?根本不是,而是我们以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战胜了国民党80万大军。国民党的将领18军军长杨伯涛在双堆集和黄维一块儿被俘,他被押下战场,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他看到解放军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治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他说我们在战场上哪儿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的后勤都是自己办的,自己拿卡车拉辎重,哪儿有这么多老百姓来支援战争?淮海战役先后动员的民工220万人次,加上60万共产党的正规军,你说比国民党的80万人数多了多少?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根本区别在于,国民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松散到什么程度呢?加入国民党很随便,可以集体入党;但是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的组织渗透到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没有一点空白,每一个村子里都有党支部、村委会、民兵武委会、妇女救国会,最后还有儿童团,每一个村子里通过这五个组织把每一个老百姓都完全地控制起来,于是出民工都是组织上派的,而且各有分工。共产党能够充分利用民众力量组织起自己的战争机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支援前线的民工都超过了百万。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征兵。我们知道国民党主要是靠抓壮丁。有张照片是一个英国记者拍的,一个老头在国民党新兵里寻找自己的儿子。共产党这边都是骑马戴花、光荣参军,事实是否如此?后来我看了一些材料,感觉到人从本性上来说不愿意打仗的,农民更是如此。你看纪录片《人民的胜利》,说翻了身的东北农民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他们志愿参军保卫胜利果实,骑马戴花参军了。后来我想还是不对,农民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分了地、分了房子、分了牲口,你叫他再去打仗,可能吗?从他个人来说是不会愿意的。后来看到一个材料,1948年初中共中央给东北局一个指示,要东北局在半年之内组建100个团的二线兵团补充东北野战军,因为林彪跟陈毅的情况不一样。在辽沈战役之前东北没有打过很大的仗,也没有俘虏过很多的国民党兵,所以毛泽东下令让林彪组织100个团的新兵,这100个团从哪儿来?从翻身农民中来。林彪当时下了一个指示,号召各地干部要当革命的兵贩子。怎么征兵?当时征兵的指标下到各县、各村,这个村里得征十几个兵,村支书、村长就把适龄青年叫到一起教育,这些青年都坐在炕上不说话、不表态,支书派人一个劲儿烧炕,炕上热的坐不住了,终于有一个跳了起来。好,这个算报名了,结果一个一个都跳起来了,就骑马戴花当兵去了。后来我看了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专门有一章“要当革命的兵贩子”,跟我写的一样,说明这不是假的。同样抓壮丁,为什么共产党的兵上战场敢打仗?解放军多打几个胜仗,这些新兵胆子就大了,就变成老兵了,人都是这样磨炼出来的。共产党在动员群众方面确实是有一套。

  共产党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不光是参军,还有更狠的一招。我们都知道1948年上海的日子最不好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要粮食没粮食,要煤油没煤油,老百姓在银行前挤兑金圆券。不是蒋介石想让老百姓这样,最根本的问题是物资短缺,没有米、没有布,所以才涨价,所以奸商才囤积居奇。为什么缺?1948年初共产党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华北、江淮地区,国民党仅仅控制着长春、沈阳、北平、济南这样的大城市,这是什么含义?也就是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全被共产党控制了。解放区当时也知道国民党的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天天贬值,共产党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自然经济,不用货币。农民都是以物易物,拿粮食换鸡蛋,拿鸡蛋换煤油,抵制伪币进入解放区。共产党还规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开了几个清单,一个是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许进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进口的清单。什么东西许出口?古董、文物可以输向国民党统治区,那年头古董谁要啊?粮食、棉布不许出口。煤油、纸张、药品可以从国民党统治区输往解放区,因为解放区不生产这些东西。而不许进口的东西就多了,奢侈品解放区都不要。这样一下就把国统区捏死了,这才是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国民党大城市没有物资来源了还不涨价,还不恐慌?上海最后狼狈到家了,1949年1月蒋介石一下野,上海人就公推杜月笙给毛公写封信,请求用上海的工业品换开滦的煤炭,毛泽东照准,要维持上海,不能让上海崩溃。在蒋介石下野的几个月,上海和唐山的开滦对开轮船,把煤炭拉到上海维持上海人的生计。国民党还不垮?根本没有经济基础了。解放区控制了物资,而且共产党能够控制得如此严密。

  共产党占了上海,上海商人又来劲了,不是物资短缺吗,我再涨价。结果陈云到了上海以后打经济上的淮海战役,知道上海的商人喜欢投机,陈云从东北、华北调运大量的粮食、布匹源源不断地往上海运,上海的商人一看大批的物资从公家运过来,敞开肚皮吃,没想到共产党用的是举国体制,用共产党那么大的解放区运那么多的物资进来供应上海,撑死这些商人。商人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把资金用完了,囤在仓库里等着涨价,但是共产党的布匹、粮食还是源源不断运进来,价格天天跌,跌到商人受不了的时候只好降价。共产党进上海之后给商人们一个下马威,叫他们知道了共产党的厉害。这不是政策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经济基础。共产党能够控制这些经济基础才能够打天下。
最后一条,共产党的情报、渗透、策反无孔不入。在战争年代,情报太重要了,谁有情报来源谁就能打胜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国民党输就输在组织太松散,既没有政审也没有档案,无论是什么政府机关、机要部门用人,只要朋友一介绍,那就进来吧。

  所以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就利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机会往国民党里派了大量的地下党、情报人员,那会儿任务是长期潜伏,不到关键时刻不醒。毛泽东转战陕北,当时中央可以走,但是毛不走,毛主席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说胡宗南也要听毛主席的指挥。后来有人写回忆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毛泽东在陕北坚持了一年多,其实毛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我参观毛的住处,最深的体会就是毛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前一段我到甘肃哈达铺,毛泽东住的房子有一条小路直通后山,有情况随时可以掩蔽。西柏坡毛主席住的房子离防空洞最近,只要飞机一来一下就能进防空洞。毛泽东为什么敢于在陕北呆着不走?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共产党有一个地下人员熊向晖,是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那还能有什么秘密?熊向晖在胡宗南进攻陕北之前就把作战计划通过情报网传到中共中央,所以中共中央对情况了如指掌,毛泽东就决定不走,转战陕北。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路线反其道而行之。胡宗南认为毛一定要过黄河,但是毛泽东却往西走,往安塞那边走,跟胡宗南兜圈子,为什么?这也是毛泽东算计好的。当时有这么几个条件,一个是黄土高原,那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缺水,由于大部队一定要找有水的地方宿营,所以胡宗南的部队一出动,今天走几十里地在哪儿宿营是可以算的出来的,也就是必须要找一个有水的村子宿营。毛泽东的小部队昼伏夜行,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飞机侦查,而且电台保持静默,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技侦侦查。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陕北老乡不会出叛徒,新区的老百姓闹不好就可能出叛徒,这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是经过充分的酝酿考虑才决定在陕北不走。

  先说了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下面说说策反。越在关键时刻,共产党在国民党安插的钉子越是发生作用。当时共产党的情报策反系统有完整的组织,为首的是社会调查部,负责的是康生和李克农,下面分到各个野战军的政治部里有敌军工作部,是专门打入国民党的内线;还有城市工作部,专门在城里弄情报的;还有联络部,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送情报的。这三个组织非常严密。解放军最近编了两套大书《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工作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敌军工作史》。1946年3月莱芜战役,当时济南的王耀武让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与张灵甫南线配合要把陈毅、粟裕包围在沂蒙山区,结果陈毅、粟裕决定先打莱芜。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跟共产党有关系,他问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的联络员就说打起来你就临阵逃脱。韩练成这一跑不要紧,他的一个军就乱套了,李仙洲的三个军一下就都乱套了。陈毅他们的主力部队仅用一天时间就把国民党三个军五万多人全解决了。王耀武听说莱芜战役的消息以后大骂,他*的五万多人一天就完了,我就是放五万条猪也够共军抓一个礼拜的。到关键时刻给你搅乱了,尤其是在战场上,一点办法也没有。过了几年轮到王耀武本人,济南战役打王耀武,我军策反吴化文,吴化文不是王耀武的嫡系,王耀武让他守西线。王耀武在城里,让吴化文在城外,吴化文说这不是拿我当挡箭牌嘛。共产党策反吴化文的老婆,济南战役一打响,他在外围起义了,王耀武外线一下就是一个大缺口,还没有来得及补这个缺口,解放军就开始攻城了,很快就拿下了济南。还有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把守运河大路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是地下党,抗战时期就入党了,就是共产党埋在国民党里的钉子,到这个时候他们俩起义了,一下把运河大路让开了。粟裕后来给中央写报告,说战机就是四小时。如果何基沣、张克侠不起义,我们在运河耽误四小时,就没有包围黄百韬的战机了。

  甚至在最高层,南京的国防部都有共产党的内线。共产党的情报厉害到什么程度?蒋介石还没撤退到台湾,我们的情报人员就已经到台湾了。当时最大的内线是国民党国防部办公厅的长官吴石。《老照片》公布过枪毙吴石前的一张照片。当时蒋介石到了台湾,国民党可以说是风雨飘摇,我们大量的情报人员已经渗透到台湾了。我看到的攻台准备的资料,一份是国民党军队驻防台湾一览表,还有一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台湾住址一览表,当年国民党已经准备再次逃跑了,而且这些情报人员有的都半公开了,做高官的工作,策动起义,结果朝鲜战争爆发,我们攻台的计划搁浅了。蒋介石反过手来抓共产党,当时中共台湾党的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了,供出200多人,吴石这些人都牺牲了。我们的技侦、破译密码也非常厉害。早在红军时期共产党就有本事破译国民党的密码。后来毛泽东对军委二局的同志非常感激,在西柏坡的时候与他们合影,照片让中军委二局的同志站在中间,表示毛泽东对他们的尊重。当时这些破译密码的专家勤奋到什么程度?国民党的密码技术上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规律,即按照汉字的古韵排列,天天变化,为了掌握古韵,总参二局有一个干部能把整本的《康熙字典》背下来;还有一个干部为了研究蒋介石国民党军电报,都是文言文的,他专门研究明清的尺牍。谁说共产党里没有人才?

  战争是多方面的较量,但是总的结局是有它的必然性。我写《中国的1948年》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真正的史料,以后我会继续修订补充。看了这本书之后,有网友评论,这本书史料虽然细致,但是还有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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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在提篮桥的六年监狱生活(上)

朱永嘉

2013-10-03

     从《上海热门微博》看到7月9日的一条消息,标题为《上海提篮桥监狱将关闭,改造为商业产地》;7月11日《文汇报》刊登文章《提篮桥监狱搬迁尚待时日》提到政协委员递提案催促搬迁,看来提篮桥监狱搬迁成定局了。内容有英国人1903年修建,被称为“死亡之城”的提篮桥监狱位于上海闹市区,因占据了宝贵的土地将面临关闭,规划官员承诺保留监狱的“原汁原味”,同时将这个33285平方米的监狱改造成“包含商业、文化和写字楼的综合设施”。为此,许多报刊和杂志还介绍了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历史及相关人物。提篮桥监狱的命运,也许迟早会被拆除。在那儿会建起商业化的办公楼和商住楼。不仅监狱本身,包括监狱周围的民居也会被拆建新的高层。利益驱动下,它有一股排山倒海之势,很难阻挡。

    就我而言,对提篮桥监狱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我在那儿足足蹲了六年的时间,对里面的人和事,对里面的景物,实在难忘,有时还呈现在梦中,似乎我仍在那牢狱中,是一份很难忘却的记忆。我不知道这所监狱能不能留下来,还是先把我在提篮桥这六年难忘的生活记忆,用文字比较客观地把它保留下来吧!没有任何控诉的意味,只想如实地诉说,或许还有一点趣味呢!

    只要有人群聚居的地方,它自然构成一个社会,监狱虽然因关押犯人而成为一个非常封闭的场所,在监狱内部还是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在监狱里面有管教,有犯人,无论管教还是犯人,都有等级关系。犯人在监狱中过的是集体生活,衣食住行都有严格的秩序,对犯人的管理还有一套奖惩制度,在犯人之间还有一套与社会上不同的荣辱观念。当然监狱的生活还不能完全脱离整个社会,至少犯人与其亲属之间还有定期的交往,家属的探监也是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出狱以后,我与朋友聊天时,喜欢夸扬自己的生活圈子,说我去过的地方,你们去不了。朋友好奇,问是哪里,我说提篮桥,大家哈哈大笑。人们抱着好奇的眼光看我,这在常人心目中确实是一个奇异的地方,问题是你抱什么眼光去看待它。要知道它也是我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在常人心目中,它总还有一层神秘的面纱,曾经在那儿呆过的人,都不愿讲罢了。我现在想挑开这层面纱,也许还有不少可以让人们欣赏的地方呢。

    我们都知道,上海提篮桥监狱是一座古老的监狱,那是英国人在虹口区建的一个比较牢固的监狱。解放初,我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进去参观过,那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参观的目的是讲述帝国主义如何压迫中国人民的往事。我在里面看到过陈壁君在服刑,她是汪精卫的夫人,她是一个人的单间,有床,有桌子,有椅子。她一个人默默无语坐在牢房里让人们参观,偶尔也与前来参观的人讲上几句话,她看上去还安详,没有什么特别痛苦的表情。我还参观过那儿的绞刑室及绞刑架,以及犯人劳动的场所,那时候里面关押的犯人不多,显得空荡荡的没有多少犯人。这是一九四九年十月间的事,我们去参观的那一天,阳光明媚,没有什么阴森恐怖的感觉,那是我青年时期对上海提篮桥的第一印象。

    我是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判刑的,判了有期徒刑十四年。从我解放初去参观算起,时间过去了那么多年,现在却轮到我到这个监狱去服刑了。哈密路看守所用两辆吉普车送我去提篮桥服刑,因为我的书籍多,一辆车子装不下。临走时,看守所的所长给我说笑话,你是孔夫子搬家,一辆车子装人,一辆车子装书。到了提篮桥监狱,犹如鬼门关,监狱里有三重大门,这下子进门就有一点阴森森的感觉了。进了大门以后需办理收押的手续,要填表,填上自己的姓名、性别、年龄、案由和刑期等等,要盖手印,十个手指都要盖,还要照相,是穿着囚服照相,照正面还要照反面。这大概是入狱的例行公事,我没有太当一回事,人家怎么过场,我也依照这个程序。然后过两道门、三道门才进入关押的监房了。我被安置在八号监,八号监有五个楼面,我被安置在四楼中间的一个监房里。

    七六年十月末,我自日本返回上海,一下飞机,便被架往一不知何地的场所,开始我被隔离审查的生活。后来我才知道这儿是大场,是警备区警备团的营部,过去也来过,是来这里总结好八连的经验,我还发过文章,推荐好八连指导员王传友的经验,他后来是团政委,警备区政委了。这世上碰巧的事也真多,在那个时候我也不提这些往事,否则对大家都不便。记得我在隔离审查期间,不能叫我名字,给了一个编号,我是上海第一个隔离的,所以编号是一〇一,后来我取了一个假名叫凌益。关在那里我的同案犯,大家都是一个人单独住一个单间,有大床,吃饭是送上门的。在大场受审查时,还有六个战士,三班倒的陪伴我,在那儿白天日子还好过,晚上可苦了,那儿蚊子多而大,不能挂蚊帐,通宵达旦一百支光电灯,无法入睡,头顶一支蚊香,脚边一支蚊香,头边有一个哨兵,脚边也有一个哨兵,他们陪我受蚊虫叮咬之苦,他们所以那样做是怕被看管的人自杀。那时马天水也被隔离在那儿,有过自杀的念头,吃了大量安眠药,被哨兵发觉,从嘴里抠出来。其事我怎么可能自杀呢,我读历史的,这种政治上的浮沉看得多了,根本不当一回事。现在可以换一个视角去观察生活,比我在台上看到的也许更真实。时间充裕了,好好读书嘛。这种情况下,傻瓜才去想个人得失。这时为人决不能紧张,更不能慌张,要沉着,要随遇而安,安心了才能有收益。更不能有幻想和妄想,那会害得你死无葬身之地。我与哨兵们相处久了,也熟悉了,所以那时我还有人可以聊天,谈家常,虽然这是不允许的,没有人知道时,大家交流说天说地,所以不感到寂寞。看守我的战士都是农村来的青年,他们文化水平不高,都在谈恋爱了。但写不了信,他们会要我帮他们写情书,我就帮他们写情书,还要写诗,这样他们对我很亲,给我讲他们的恋爱史,讲他们家乡的故事,这也是我当时了解社会生活的一个口子。相互之间相处久了大家熟悉了,如朋友一样,只要管理人员不知道,他们就会带我去散步,挖地里的胡萝卜给我吃,带我去他们的大澡堂洗澡,当然也有无聊的时候,我一个人看着地上的蚂蚁,看着它们排着队进进出出那副忙忙碌碌的样子,似乎我也进入了他们的世界。

    到了哈密路看守所,我的待遇就不同了,虽然还是我一个人一间房关着,巡查的哨兵隔着门上开的一个小窗口向里面张望。我说话的机会很少了,偶尔哨兵会打开小窗口,也会跟我聊一会儿,他们只是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见我老是坐着看书,他们问我看什么书,有趣吗?那时也有放风的机会,无非是到院子里泥地上走几步,伸伸手腿的筋骨。在房间内看着墙上贴的剪纸,朝南一面还有两扇窗子,我把吃饭剩下的饭粒留下来,放在窗前等麻雀来光顾,有时也会有一两只麻雀来光顾,我就感到很快活了。

    那时也不定期的可以允许有家属前来探望。探望则另找场所,用吉普车送我们出去,于是,我可以看到马路上人来车往的热闹场面,好久没有见到这种景象了,见到也觉得有趣。有一次车子经过国顺路,可以见到我家的后墙,如果能回家去看一下就很开心了。每次接见时,我母亲必到,还有夫人和儿女来谈家常,问问家里人的状况,孩子们的生活情况,他们的悲惨遭遇从未向我吐露过,怕我瞎操心,而且会加重思想负担,总是只讲好消息来安慰我。其实他们不讲我也明白的,如果他们讲了,我也是无能为力的。

    八二年的九月间,我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以后,情况马上发生大的变化了。

    我原先在隔离室是单独关押,按理说,我们作为政治犯,被判刑之后,也应该单独关押的。但是,为了更严密地控制我们,到了提篮桥监狱却是与刑事犯关在一起。我住进去的那间监房,只有三点三平方米,地板是水泥地,上面铺了一块木板,关押三个人在里边,那是非常拥挤的了。前面是铁栏和铁门,铁门上锁的,狱警巡查时,我们全部都在他的监控视线范围之内,没有一点遮掩的地方。在监里,犯人要穿囚服,理发要剃光头,我受优待,剃了一个小平头,倒也舒服。大概一个月有一次理发的机会。狭窄的牢房里没有床,也没有椅子,大家都盘腿坐在地板上,面对着铁门。墙角还要放一个马桶,大小便都在监房内,每天早晨有劳役犯来倒马桶,一天三餐是劳役犯送来,也蹲在那儿用餐,饮水早晨发一杯。吃喝拉撒都在小监房,其味是五味杂陈。我们还要经常被强迫在这里面劳动,白天把棉被折叠成方形堆在一起,然后在地板上拆纱头,那是把棉纺厂和服装厂生产多余的零头布,拆成纱头,给工人擦拭车床油污用的。天地尽管那么狭小,还得保持监房的整洁,不断有人来查卫生。

    在牢房里睡觉太惨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三个人不能朝天平睡,要侧着身子才能睡得下。谁也不能蜷腿,因为那样别人就无法睡了,翻身时要三个人一起翻,所以弄得大家经常睡不好觉,精神上的打击,肉体上的折磨,那很痛苦啊。作息时间是固定的,六点起床,九点睡觉,听哨声铃声指挥,整个生活都带有机械化集体化的特征,这大概也是以现代工业化管理的方法来管理犯人,而犯人的生活完全带有军事化的特征,一切都是整齐划一,不能有个性的自由。

    进监不久,监狱领导在会客室找我们同案犯一起开了一次座谈会。我一进会客室的门,只感觉那个会客室的陈设比康平路的会客室还考究,沙发、灯光、地板都那么豪华。监狱的会客室尚且如此,政府会客室就不知如何豪华了。八十年代初,风气便变了。同案犯都到齐了,王秀珍对我还是以老师相称呼,师生同牢相会,真不是滋味。谈话时监狱领导讲话还是很客气,没有训斥,还有哲学意味地讲了过去、现在、将来如何对待,他是鼓励我们要向前看,还是出于好意。我脑子里想的,当然要向前看,至于对过去怎么看,还得好好想想才能弄明白呢。

    与我关在一起的那两个人,一个是小青年,名字叫朱东彪,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所以取毛泽东和林彪中的“东彪”这样的时髦名字。那年他只有十八岁,是打群架进来的,他的一个眼睛几乎瞎了,是打伤的,个子矮小,瘦瘦的,面相很凶。另一个是中年人,大概五十多岁,人比较胖,因贪污罪进来的。朱东彪被队长叫去时,那里把狱警叫队长,那个中年犯人立即向我诉苦,说这个小家伙坏,经常欺负他,还打他。朱东彪这个小青年对我还客气,还不敢对我动手动脚的,我还是善待他,询问他的家庭情况,问他进来的原因。后听说我是政治原因进来的,刑期比他长,他就佩服了。监狱中,在犯人之间的荣辱观与外面是颠倒的,谁的刑期长,谁犯的是重罪,反而受尊敬。其他的犯人要伸大拇指对你表示钦佩。过了几天,他忽然对我说:队长要我汇报你的情况,你看怎么办?我说你见到什么,就说什么,我给你说过什么,你就汇报什么,不要说假话就行了。又过了两天,他回来对我说,队长叫我去汇报你的情况,我是如何如何说的,我听了以后,对他说很好啊!

    因为我带的书实在多,放在一个大行李包里,然后集中放在一间专门的监房里,并规定好日子,大家可以一起去拿各自的东西。朱东彪看到我行李袋除了衣服外,都是书,他就问我带那么多书干嘛,多带一点吃的东西不好嘛?我对他说,那也是粮食,不过是精神上的粮食,你不仅需要吃饱吃好,也需要学文化知识,做人要有精神,读书可以充实自己的精神。没有多久,这个小家伙把我当父辈看待了,因为大家都姓朱啊。旁边那个中年犯人对我讲,自从你进来以后,这小家伙变规矩了,也不打我了。我说我们一起和平共处,我这个人有一个长处,就是随遇而安,不管到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善心待人,别人也会报我好心,小孩子打架不懂事,问题是缺少教育。过了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太听我话了,所以监狱队长把朱东彪和那中年人都弄到农场劳动改造去了,想不到我反而害了他们。

    其实监狱从管理者的角度讲,他们就是故意让犯人之间要有一点矛盾,才能掌握情况啊!然而成天吵架闹个没完没了,甚至闹出严重伤残或致命的事情来,他们也头痛。他们对犯人的管理既是希望有矛盾,但又要完全处于掌控之内,奖励犯人向队长打小报告,这样既可以了解犯人之间的情况,又不会团结一致来对付他们。对在押的犯人还要进行思想教育。否则的话,那么多刑事犯在一起,他们还可能进行犯罪和如何逃避惩治的经验交流场所。提篮桥监狱的组织情况是:一个楼面一个中队,我属于四中队。五个中队构成一个大队,管理一个大队的狱警,叫大队长,管理一个中队的狱警,便叫中队长。一个中队有一百几十号犯人,要一个中队长或几个小队长来管也难,所以更多是用犯人来管犯人。队长找犯人谈话时,不能平起平坐。队长坐在椅子上,犯人在旁边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一高一低,上下等级分明。犯人之间也是有等级的,小监房的犯人是最底层的,可以在监门外阳台上给小监犯送点水和送饭,倒马桶的则是劳役犯,比小监犯高一等,因为他们可以走来走去。他们在送水送饭时,也会在犯人之间帮助传递一点信息。他们劳动强度也是蛮高的,最繁重的是倒马桶,那么多小监的马桶一个一个倒过去,小桶并大桶,那大桶够重的,一路上是臭气熏天。协助中队长管理犯人的叫事务犯,他们可以在前阳台与队长们一起相处,犯人的食品,便由监狱通过劳役犯来逐一分发的。

    其实他们的权力不小,我记得工总司的副司令潘国平曾经做过前阳台的事务犯。我们每个星期三的早晨可以吃一次花生,每人是一匙,是由劳役犯给每一个监房顺序发下去的,潘国平做事务犯,在七大队的前阳台,每次他可以拿到一个大口瓶装得满满的一瓶花生,他为此很得意地自夸呢!潘国平现在已去世了。他的晚年很坎坷。他是退伍军人出身,在玻璃纤维厂当工人,文革时参加工总司是副司令。安亭事件时,他冲在前面,是他与张春桥签安亭事件那五条的。六七年初我见他时,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不懂什么事。文革后,他二次入狱,干了傻事,死得孤苦伶仃,怪可怜。听说大殓时,连名字也没有挂。不知为什么?死了,姓名也碍事。这就太无聊了。一个事务犯,只管一个中队,我所在的八大队有好几个中队,中队之上,还有一个总事务犯,他是犯人中最威风的人,他在犯人面前可神气了。他能指挥很多劳役犯,要有一点组织能力,记得他是一个强奸犯,原来是一个中学教师。他见了我还是点头哈腰的,比较客气。

    刚进监狱时,洗澡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天冷了,一个月洗一次澡,也是集体化的。大家排了队一起去洗淋浴,澡堂几十号人一起脱了衣服光着身子,然后排成几个长队。其场面实在非常壮观,在外面是看不到的。上面是几根管子上的一个个小眼喷水下来。由于管子长而迂回,水冷热不均匀,所以一会儿是冷水,冻得直发抖,一会儿是热水,烫得你直叫。淋湿以后,抹皂动作慢一点,水又来了,还没有冲洗干净就没水了。便要擦身穿衣服了,真是活受罪。这个犯人集体洗澡的设施和方法,大概也是当年英国人留下来的西方的监狱文明。为了管理上的方便,让洗澡也来一个集体化、机械化。

    在八号监也有放风的机会,那时放风有二个地方,一个在屋顶上,是一个平顶,有高墙。一个中队的犯人一起放风,可以晒太阳,犯人可以伸伸腿,走几步,也能在犯人之间聊几句。有一个队长,在中间看管,由事务犯替他搬上靠背椅和凳子,放上一杯茶。他找犯人谈话时,犯人要坐在小板凳上。无论如何,放风对犯人而言是一次精神上放松的机会。另一个放风的地方是在二个监房的大天井,有二付篮球架,那时犯人可以丢几下篮球的运动。也有卖书的摊位,可以买几本书。放风也是犯人应有的权利,犯人都病了,他们也不好办。

     我是一九八二年九月间收监的,住在小监房,光线非常暗淡,书都保管在仓库里,没有办法读书。监门离窗户的距离远,这样的日子很难过了。我就盘算着日子,我在隔离室呆了快六年,在那儿的缺陷是孤独,没有人说话,好处是可以读书,生活比较安静,只要自己不在个人得失上胡思乱想,在精神上折磨自己,清苦的日子还可以过得下去,好比和尚面壁修行那样。

    到了提篮桥监狱,还必须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其中有管我的队长,有事务犯、劳役犯,有同监的犯人,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才能求得一个比较安详的小环境,才能生存下去。在牢里规定一个月接见家属一次,在高墙内,排着队等候亲人的见面,这一天对于犯人们来讲,几乎是过节日一般,是最高兴的日子。如果哪个犯人没有约定的家属来接见,他就会如没头的苍蝇那样终日忒忒不安地自言自语,表现出那种垂头丧气的样子。有一次接见家属的时候,我盘算了一下,留下还有八年的刑期,还有九十六个月,换一句话说,要经历九十六次接见,这种对亲属和自己都是既盼望又难耐的等待的苦难的日子实在太漫长了,这种折磨人的生活如何过呀,得想一个办法来改善自己呆监房的处境。

    作为政治犯与刑事犯的待遇没有区别么?没有区别。刑事犯努力改造还有减刑的机会。政治犯则没有刑期的变化。除非政治形势上有某种需要,这不是个人的努力所能决定的。有没有可能向上面提出改善环境的诉求?我知道这时提了也没人来理睬你啊?好在那个老熟人李庸夫后来当了上海市司法局长,给我们这些人提供了一些方便。李庸夫过去是市委书记梁国斌的秘书。在六十年代,大家一起在康平路办公厅见面,上楼下楼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知根知底的。文革时梁国斌倒霉,他去了黑龙江农场当慰问团;文革结束以后,他反而出头了,成了我们的专案组长。我被收押进提篮桥监狱后,记得李庸夫来看过我三次。第一次他来看我时,我有意不与他照面,前阳台的事务犯对我很好,他偷偷过来给我讲李庸夫来看你了。于是,我就故意低下头拼命拆纱头,把眼睛和手的距离放得很近,表示光线太暗,看不清,你们还要强迫我们劳动,意思是让他了解牢房的生活条件的真实状况。李庸夫在我监房看了几眼,什么也没有说,回头就走了。

    李庸夫来探望后的第二天,队长便对我说了:你以后不要拆纱头了。于是,我由三个人一监改成两个人一监了。原来同监的两个犯人走了以后,换了一个做过裁缝的中年犯人来与我同住,上面叮嘱他,要他好好照顾我的生活,照顾好了可以积分。一般的刑事犯可以评劳改积极分子,根据他的积分来评选。他用的一本75年出版的《新华字典》那是给学生用的。我手边没有字典,他送给我了,至今我留在手边,简单的读音翻一下这本小字典,便可以了,复杂的问题,查《康熙字典》与《说文解字》,有的查《辞海》。我拿这本小字典时,便想到那个时候,那个人。他曾经做过工宣队,是裁缝出身,偷了一台缝纫机入狱的。那时还允许我在监门上安放一块纸板,我可以进仓库找几本要看的书,在监房的纸板上放书,并用笔写写划划,写几句读后感之类的。同时,我的伙食也得到改善了,中午给我加一角钱的营养费,每天可以多吃到一个小鸡蛋了。这大概是李庸夫叮嘱他们特别对我的关照吧,因为那时李庸夫已经升任上海市的司法局长,监狱的领导都得听他的。据传他曾经因为审判我们有功,所以官升一级。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也只是奉命办事而已。对于监狱来讲,它的上级是劳改局,劳改局的上司是司法局,李庸夫便是他们的顶头主管的上司了,他的一句话,下面当然是照办,在这一点他还是讲究政策的。(待续)

 

怀念在提篮桥的六年监狱生活(下)

朱永嘉

2013-10-05

    我们好几个人都关在一个楼面,包括徐景贤、王知常、肖木,还有曾经在游雪涛小组搞简报的李家政等人。但是,大家都没有机会照过面,相互间并不知情。过了一段时间,李庸夫第二次来看我。这次他把我们几个同案犯召集在一起,在大队的办公室一起见面。这样我与徐景贤、王知常、肖木及王洪文的小兄弟戴立清、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他们终于又见面了。这次由于我们的生活有所改善以后,李庸夫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生活状况,见我们精神状态还不错,他也就放心了。

    从那次会见以后,八大队开始组织我们这批同案犯在一起学习讨论问题了,当然是在他们干警参与下进行座谈讨论的,所谓“监控”嘛。说实在的,那种学习也只是形式而已,实际上还是大家谈天说地的闲聊。同时,从那以后,我们可以在监房门外的走廊上散步了,不用成天关在小监房内,坐在那里一点也动弹不得,人不能走动生活怎么过呢?

    蹲在监狱里,还得处理好与干警的关系,不怕官,只怕管嘛。那时监狱里的干警们要参加文化考试,补高中文凭。有的队长来找我补课了,那就给他们开小灶单独在小监补课,帮他们去应付考试。高中的语文、历史、地理我还是应付得了的,只要把课本给我看一下,我就能讲了。这样我们与干警的关系亲密起来了,有时候也一起闲聊,大家读报。有时他们对形势变化判断没有我敏感。有一次,报上登了胡耀邦登泰山去蓬莱观海,还题字。我说,胡耀邦做这事还太早,他的日子不会太长。他们问我根据在哪里。我说登泰山,古代是皇帝祭天封禅。秦始皇登过泰山,去过蓬莱。胡资格还嫩,不要真的把自己当总书记,他只是一个管家。他那样忘乎所以,老人们会容得了他吗?后来,有一次,报上登彭真接见中央的警卫部队队长们的消息,我说中央出事了,说不定胡耀邦要下台。干警奇怪,问我凭什么?我说就是彭真接见中央警卫部队,是非常事件,宫廷有情况了。后来果不其然,胡耀邦下台了。干警们佩服我的预见。其实,“风起于青萍之末,由微知著”嘛。而且从胡耀邦当时的处境讲,他更应该谨小慎微,决不应该忘乎所以,口无遮拦地轻举妄动。这一类现象,也是读历史的人的常识。有时候,他们还将自己家里的事情讲出来与我商量,让我帮出点子。于是我与家属接见时,时间超过一点他们也眼开眼闭的,送吃的东西多一点,送钱多一点,他们也都能宽松放行了。有一次,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干警来找我,说贾植芳托他带信来给我问好。一时,我有一点摸不着头脑,他说那时贾植芳也在八大队服刑,他们认识,所以托他来问好了。出狱以后,我与贾植芳还有往来。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

    有一次,王知常对我说:监狱想在犯人中办一个大专班,要请我们做教员。于是,我一口答应,我说这个办法好,人活在世上,总要做一点于人于己的善事。这样我们便帮助监狱办了一个文科的大专班,招了四十多个学生,那些学员都是很年轻。我记得有一个叫周天安的,性格很倔,但为人很讲义气。这些人处理得好,是一块好料,能干一番事的料。学员中还有几个女学生呢!她们从女监过来听课,帮她们从初中文化补起。同时,从监狱犯人中找了几个理科出身的犯人,其中有张杨、张曰梁,他们都很有水平,这样成立了一个教研组。张曰梁后来在新疆,张杨在北京,后来都与我有过交往。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搞教育,有二十八个学生犯人参加了电大考试,据说考分还是全市第一呢。有一次,我还曾去女监给她们上大课呢!男的犯人进女监是很少很少的,也有女的干警到我们这儿听课。尽管环境仍然是监狱,但是在这个小环境,我还能自得其乐。

    既然要给学生上课,我就向监狱提出要备课看书报。于是,监狱就把邮局订报刊的目录给我圈,我划了不少报纸和杂志,如《世界经济导报》、《经济研究》、《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等报刊杂志。我特别看重《世界经济导报》,那时的《世界经济导报》在上海开外界风气之先,是老朋友钦本立在编,他原是我在华东局内刊编辑部一起工作的,那时他负责经济组的工作,我负责历史组的工作。他与我常一起在丁香花园聊天。他喜欢喝白酒。我们俩门房间闲聊时,他边吃花生,边喝白酒。大家谈得很投机。他在编《世界经济导报》时,冲过了头,被封了。人也死得早了,好像是得肺癌死的。其实这个人倒是一个难得的才子,书呆子气太重,缺少能屈能伸的精神,不懂得“有的时候,退一步天地宽阔”的道理。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可能顶得住“泰山压顶”呢?他为人的骨气我还是佩服的。

    在牢房里,我除了继续读《二十四史》以外,还有报刊可看。为了备课,我可以有一个监房与另一位教师共用一支日光灯,一起看书,议论问题了。书报越来越多后,他们又开设了一个监房给我们放置书报作为阅览室。为了改善光线,还允许我在靠窗处放了一张写字台,这样我生活的条件大大改善了。

    学生与我们住在一起,生活也方便得多。这些学生在生活上便帮我不少忙。有热水洗澡时,用不到排队上那集体淋雨的澡堂了。他们还会帮我擦背,师生之间的关系比外面还亲密。因为整天生活在一起,他们犯规带铐子时,我便站在队长旁边看着,队长见我在一边,很快就把他们放了,他们更加感激我了。这些人大多是为打群架流氓活动进来,其实,对他们好好教育,都是可以改造好的。有一个学生一直犯规,上学以后,就要家人帮买书看,家长说他过去在家里也不老实,现在可好了,要读书了。刑满释放以后,他还找上了工作,结婚时家长特地把我与肖木接去喝喜酒呢!

    后来,提篮桥监狱的犯人大专班学生毕业时,我已离开监狱了。为此,监狱还特意请我回去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犯人学生们再三感谢我们几位教师对他们的辛勤教育,我私下对他们说了:我们写作班的几位老朽,今天我们虽然身在牢房,亦不失为人的本性,在监狱举办文化补习和大专班,积善积德,利己利人啊!肖木在监狱参加习美,也给犯人办过班。他们搞艺术创作、绘画、书法、泥塑这些玩意儿。他是《支部生活》的编辑,在里面编《劳改报》。李家政也是才子。他从小参加新安艺术团,后来在歌剧院。在监狱,他帮他们办新岸艺术团,给犯人演出,还到外面无锡、常州、苏州去演出。习美的作品到中山公园去展出。犯人也有人性善良和美好的一面。我们这几个搞文化的犯人,在里面就给犯人做一点文化教育的工作,让犯人的生活也能丰富多彩一点。善与恶是相对的,不要因为他们过去的恶,而忽视他们善良的一面,应当以善良来改变他们过去的恶习。

    我们能这样做,还得感谢二个人,一是司法局长李庸夫,一是那时的监狱长刘云耕。李庸夫这个人有政策水平。他第三次来找我们,也是在八大队的会议室。他是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你们在里面能否写一点关于文革的回忆录。他还说过可以为我们准备材料,帮助我们回忆,讲还允许我们在一起可以互相议论。这件事他说了一次,后来也就没有下文了,我想大概政治气候还不允许吧。其实他这个建议是对的。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都允许、鼓励和支持溥仪那些晚清君臣、国民党战犯、特务犯,还有汉奸犯人等写回忆录。记得文革后期,提篮桥监狱还关着一些汪伪时期的人物,他们想写回忆录。我知道后,说这很好啊。汪伪那段历史还得有他们这些当事人来说才行呀。我让写作班历史组黄美真来做这件事,后来他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了。我不懂现在有关方面为什么对我们这些人仍是那么高度防备,他们究竟害怕我们什么啊,做啥动不动说那条高压线不能碰。高压线在哪里,又会伤害谁啊!究竟是什么东西见不了天日啊!

    我回家以后,还常梦见在监狱的艰难生活情景。肖木对我说过,他梦见监狱都是被恶梦惊醒的,心中悲凉。我说我很少有这种情况,实际上肖木在监狱编《劳改报》,还绘画写大字,他活动的地盘比我还大一些,我感觉到他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思想上委屈的很。可能各人的心理感受不一样吧。我遇事都达观一些,他比我多愁善感一些,在个人情感上我麻木一些,对什么都无所谓的。

    当然,肖木作为王洪文的秘书,在北京被审查期间,逼供信什么苦头都吃过了。他曾经对我说过:晚上用大灯泡对着他照射,前后左右,二十四小时都站有武装军人,不让人休息和睡觉,他就是由于受到这样的残酷折磨之后,精神上产生恍惚的神态,好顺着他们的诱供走。他们曾经要他招供王洪文他们企图准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或者准备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清洗异见分子和打倒老干部,并说,只要你招供了,前途是光明的。他认为根本没有的事,叫他如何写材料啊?假如按照他们的诱供写了所谓的“证明材料”,那不是害人害己吗?他当时认为怎么可以乱咬乱说啊?这是一笔历史冤债,如何对得起未来的历史,今后如何向儿女子孙们交待呀?反正一死,如果按照他们的诱供写了材料,就要被灭掉活证据,他认为自己肯定会被害死的,因为死无对证,王洪文他们是有嘴难辨,这是政治斗争中的常见的狠毒手段。所以,他宁死不屈,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绝不血口喷人,不上他们的当。肖木当时有这些想法也很自然。他太紧张了,有一点过敏了。审判“四人帮”前,我也曾乘专机被押到北京,关在秦城监狱,要我作证,证明姚文元也是武装叛乱的主谋。我想这个事情难办,硬顶也不好办。于是我想起,在毛主席去世以后,姚曾指示我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时,提前编一个专题,即赫鲁晓夫是如何上台的。我是受这个启示,所以参加了上海的武装叛乱。开始他们拿到这个材料很高兴,后来就不找我出庭了。最终他们才想明白拿这个材料作证,对他们的审判很不利。所以我在北京安心读书养病。李庸夫还来秦城监狱看我,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在读《汉书》,他说让我好好读书,将来还要用我。所以我先后在北京的秦城监狱与复兴医院蛮逍遥的,对审判“四人帮”的事不闻不问,一心只读圣贤书。当然也有不高兴的事。我住的房间楼下过道对面是太平间,经常有人哭声,偶尔听到一次孩子的哇哇声,我高兴新生命降临了。

    对所有的被关押者来讲,监狱生活毕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我们在狱中生活,比照一般刑事犯人的条件有所改善,肯定与李庸夫这个老朋友的关照有关,他是监狱当局的头顶上司,他的关照当然能起作用。我在监狱中住过一次医院。有一次我小便尿血,整个尿液都是鲜红的,我与中队的医务犯说了,立即送我去医院检查,那就是提篮桥的医院。我住的地方正是当年王造时先生睡的病房,他死在那里的。我听了也很感慨,王造时我认识。文革开始前夕,因为一件假案入狱的,入狱以后就没有人理了,他也就这样不明不白死在里面了。所以,有没有人关心和注意,大不一样。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说是肾盂肾炎,血是止住了,迄今体检化验小便,还有少量红血球。我在监狱最后两年患了坐骨神经痛,痛得无法走路,那是由于长期睡地板,受潮引起的。那时出门都是由两个犯人扶着走的。好在我参与办了监狱中的大学,都是我两个学生料理我的生活,靠打针吃药才慢慢恢复的。

    说句公平话,因为有人关照的缘故,监狱长刘云耕对我们的管理,应该说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另一方面还得看我自己主观上如何对待监狱服刑的问题。我这个人有一点好处,便是始终乐天达命,既然自己无法改变现状,那就乐观地对待它。人既是一个一个的,有它个人的生活,也有是社会的,因为个人的生存离不开群体,人既然生活在监狱这个大环境,那就要积极对待,处理好自己周围的人际关系,尽可能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比较和睦的环境。只要让人三分,善意待人,人家也会善待你的。你对周围的犯人是如此,对管理我们的干警也是如此,即便在监狱也是补台的,我这个补台不是打小报告这一套,而是帮他们办学,感化周边的犯人,帮助他们把矛盾处理好,尽可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尽可能不给监管者制造麻烦,出难题,这样他们也尽量不为难我了,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尽可能照顾我的生活。否则,在思想上自己折磨自己那就难了。

    我这样介绍我在监狱的经历,并不是为了赞美监狱的生活。自古以来,监狱都是比入地狱还恐惧的地方。记得严打的时候,从劳改农场曾押来一批死刑犯,我见他们一个又一个从囚车上带着脚镣手铐跳下来走进牢房,我被分配去看守一个年轻的死刑犯。我陪了他一个通宵。我问他犯了什么罪,他说是在劳改农场打群架,二帮犯人斗殴上了屋顶,掀瓦片互殴,因此被判死刑。一个晚上跪坐在那里,头顶着地板痛苦,打心底里我非常同情他,这个处罚太重了,判死刑要慎之又慎,不能那样成批的杀,应该着眼于改造。监狱的生活应该是犯人服刑改造的地方,人失去了自由,毕竟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对于各类犯罪分子,关押仅仅是处罚,并不是目的,目的是使犯人在接受惩罚的过程中,改恶从善。在关押的过程中通过人性化的对待,是可以转变不少人的人生目的,也可以使监狱内部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管理秩序,否则的话,犯人受不了,管理人员也受不了,就会变成互相折腾的过程,只会增加互相间的仇恨。不过,历来犯人都斗不过牢头恶霸的,因而没有友善,那也就达不到通过惩罚使人改恶从善的目的。

    问题是我们这一批所谓的“犯人”,所以被关押是上层某种政治斗争的需要,却把我们当成刑事犯关进牢房进行所谓的“改造”。它只是改变了我们生活的环境,从思想观念上讲我从参加地下党的那一天起,依照入党的誓言,我始终都是共产党的忠诚者,是毛泽东思想的忠诚者,是出生入死为推翻旧中国三座大山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战士,都是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垦荒者。这个本质,不管承受多大的委屈,对党的痴心永远不会改变,思考的是如何在这样特定的环境下,保全好自己的身心健康,相信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深信自己今后仍然有机会为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一份力量的机会。其实王知常与肖木,我的同案犯何尝不是如此。

    我被关押了十多年,家里的所有成员均因我而遭受到残酷打击。我的一个女儿原先在部队服役,还是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党组织培养的重点对象。我被关押后,她也开始倒霉了,莫名其妙地被复员回家,那时她的部队在吉林,对这场突然到来的沉重打击根本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她想不通,到我兄弟那里去大哭了一场。复员回到上海之后,被安置在宝山水泥厂做最艰苦的搬运工,白天黑夜搬运沉重的大石块,让一个姑娘干男人的苦力工作,那种受尽折磨的生活难以想象!我的大儿子也从部队复员了,被分配到上钢五厂做汽车修理工。第三个孩子在长兴岛的农村里插队做农活,他在那里一边劳动,一边暗自复习功课,并参加考大学,曾经几次都达到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就是因为我的原因而不予录取。几番折磨总算勉强录取进同济大学的一个大专班,毕业后被安排到一个有毒的实验室工作,他只好去澳大利亚“洋插队”。我从一九七六年底被隔离审查开始,我夫人只好独自承担全家的生活重任,单靠她一个人的那点工资养活全家人,还要给我零花钱,这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啊!

    回顾往事,我感到很内疚。我还在市委机关上班时,从来没有让自己的夫人踏进我办公场所一步,公事与家事我是分得很清的。我夫人的单位要培养和发展她为共产党员,她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对她说:你的条件还不够,离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有距离,继续努力吧,暂时不要急于入党,也不要做什么官,踏踏实实做好你的会计工作就行了。所以她始终保持低调做人,勤勤恳恳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我出事以后,她单位要组织对她的批斗,但是却找不着她的任何“罪状”。我政治上栽跟头以后,复旦大学找她勒令我们家立即搬迁,要扫地出门,本来我们家人口多而居住的房屋很窄,我夫人理直气壮地反驳说:你们落井下石,逼我搬房子,我还要找你们要人呢!当初就是你们送老朱去市委机关工作的,现在他人去哪里了?后来专案组对她以及她的单位说过,对我是不判刑的,不久便可以回家了。结果他们说话不算数,后来我还是被判了刑,让她一人承担全家的生活重担。

    我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关押的时间大约有六年多,提前两年出狱的,那是我夫人帮我到处奔波的结果。由于我母亲中风病危,我又有严重的心脏病,她多次往有关部门申诉都没有结果。后来她对司法局说,我母亲病危了,父亲又早已去世,我父亲在台湾还有一笔相当规模的遗产,如何去争取?那是我父亲在一九四八年上海金圆券风潮时,蒋经国限价,商店被抢购,台湾没有金圆券的事,父亲便考虑把店里的玻璃运到台湾去开一个分店,并在台北昆明街买了一幢三层两间的店铺,把几千箱玻璃运到了台北市,并在那里买了大量的地皮来堆放玻璃。后来土地涨价了,所以在台湾的分店经营情况很好。我申请提前释放出去,是想办法去争取那笔遗产,因为我母亲已病危,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在台湾经营的经理从小与我在一块的,我们很熟悉,如今他也年纪老了,将来更麻烦。司法局认为我的这个理由成立,经李庸夫同意并报上海市委批准我保外就医。因此,我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提前出狱的。如今夫人离开我远行已五年了,至今我仍怀念她在我艰难时刻对我的坚信。这也是对我能度过那些艰难时刻的支持力量。不仅我的夫人是如此,王知常的夫人、肖木的夫人也都是如此。她们都无所畏惧,对自己的丈夫不离不弃。

    上个世纪末,我曾去澳洲探望自己儿子的家。那儿有四口,小夫妇和一儿一女,在出行之前我还特地去提篮桥监狱,想陪着我夫人再去看一下提篮桥的监狱,进了门房间,见到过去的狱警。他说你现在进不去了。于是陪我到旁边的劳改局,见了尤大。他是当时监狱的干部,与我交谈过许多次。大家见面如老朋友了。他家住在中原新村。我心目中还不时惦记着那时的人和事。在提篮桥监狱这六年,是我生命历程中很有意义的生活,怎么也难以忘却这值得珍视的六年牢狱生活。我在提篮桥监狱时,也遇到过当时曾在那儿服刑的人。从海外回来重游故地,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找自己蹲过的那间班房,讲在那时的经历,找那时管教他们的干警,狱警与犯人之间也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儿也是一条非常特殊的风景线。人间自有真情在啊!

    早年我读过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我经历的提篮桥监狱这个场所,包括它的犯人和监管人员,它应该像圣母院那个最丑陋的大堂敲钟人卡西莫多。他的外表丑陋异常,但心底却又极为善良。那小说里最美丽的纯洁的是艾丝美拉达那个能歌善舞的吉卜赛女郎。她却被圣母院副主教弗罗洛陷害而送上了绞刑架。卡西莫多把弗罗洛摔死后,到公墓里找少女的尸体,死在她身旁。如果人间真的没有罪恶,真正是一个和谐的社会,那还要监狱做什么呢?监狱也会真正的消亡。那么提篮桥监狱也许会如卡西莫多的遗骸那样供人瞻仰,它会具有特殊的意义。提篮桥监狱又有东方巴士底监狱之称。我们知道公元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是以攻克巴士底监狱为其象征的。随后发表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巴士底监狱虽然作为革命胜利的象征,还保留在那里供人参观,但整个资本主义这几百年的历史还离不开监狱呀!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并不能取消监狱的客观存在呀!现在我们也不能取消监狱的存在,希望它如卡西莫多那样,虽然有一个非常丑陋的外貌,但却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内心世界,非常慈善地对待犯有过失的人,真心地保护那象征美好和善良的又被冤屈的美丽的吉卜赛姑娘艾丝美拉达。但愿人间不再有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弗罗洛那样发狠心随意陷害善良的恶人。但愿人间不再使用绞刑架,那么即使发生冤案、错案、假案,还能有挽回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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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达佩斯领略看得见的历史

邰浴日

2013-11-27

    太阳照样升起。

    2011至2012学年,笔者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笔者主攻的是东欧各国在1980年代的民主转型史。在一般人看来,往事已逝,要探寻历史,似乎就只能钻进档案馆与故纸堆为伍了。但是矗立在布达佩斯街头的那些博物馆、纪念碑、雕塑以及广场公园等公共建筑,又无一不是历史的某种具象化体现,可谓名副其实的"看得见的历史",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在匈牙利完成民主化转型之后,如何实现所谓的"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即如何看待和处置本国过往那段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历史,以及如何对之前历史中的种种不正义事件进行弥补与纪念,也成为民众和政府当局需要严肃面对的问题。本文就想通过对布达佩斯街头那些著名景点的介绍,来为大家讲述它们背后的历史故事,以及转型正义是以何种方式实现的。

  国会大厦

  布达佩斯位于多瑙河畔,是由历史上的三个独立城市--即位于多瑙河西岸的布达和老布达、以及位于多瑙河东岸的佩斯合并而来的。佩斯这边属于平原地形,而对岸的布达则属于山地丘陵地形,这一独特的地理条件为布达佩斯造就了得天独厚的城市景观--观光者既可以从佩斯这一侧眺望多瑙河对岸修建在山地高处的布达皇宫、马加什大教堂和渔人堡等著名景点,又可以登上布达一侧的高处,从这边俯瞰佩斯一侧的圣伊斯特凡(St. István)大教堂、匈牙利国会大厦等知名建筑。你还可以走上横跨于多瑙河之上的赛切尼链桥,此时两岸的标志性建筑皆可以尽收眼底。

  在大多数国人心中,中欧地区最令人神往的城市想必要属捷克首都布拉格了,笔者曾经也同样这么认为。但是当游览了这两个城市之后,笔者发现,布达佩斯作为旅游观光城市,其魅力并不输布拉格。只是两者的风格不尽相同,如果说布拉格的气质可以用婉约与秀美来形容的话,无论就城市的格局与规划,还是代表建筑的体量与风格而言,布达佩斯的气质则可以用恢弘和大气来概括。

  以各自的街道为例,布拉格市中心以小道居多,有的还蜿蜒曲折,配之以体量适中的小楼房并列于道路两旁,给人以曲径通幽之感;而布达佩斯则多是笔直而宽阔的大道,大道两旁建筑物的体量也更为宏大,其立面也多以石材为主,显得庄重而大气。再以两个城市的主水道为例,布拉格位于伏尔塔瓦河河畔,这条河的体量也要明显小于多瑙河,因此布拉格的代表性建筑之一--伏尔塔瓦河上的查理桥,其规模也要大大小于布达佩斯的赛切尼链桥。查理桥的两侧树立着30座极为精美的圣经人物雕像,桥上如今是不通汽车的,只允许行人步行通过。这使得桥上终年布满了许多露天艺术表演,以及贩卖各种手工艺品的小商贩,俨然一条颇具风情的艺术步行街。相比之下,更宽更长的赛切尼链桥则承载了大量日常通勤的任务,桥上分为汽车道和人行道,整天都是一帆车水马龙的景象。游客在桥上感受到的不是艺术的气息,而是多瑙河及其两岸风景的壮阔。总之,对于这两种不同风格的评价大概是见仁见智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两个城市在各自的风格上都做到了某种极致。

  好了,现在我们言归正传,开始介绍布达佩斯的著名景点吧!说实话,布达佩斯的可看之处实在是数不胜数,但是要说地标性建筑,恐怕还是要首推位于多瑙河畔的国会大厦了。它是匈牙利最为著名、也是体量最大的一幢建筑物,外表呈典型的新哥特式风格。看到这座建筑的时候,笔者立即联想到了位于伦敦泰晤士河畔的英国国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Palace of Westminster)。是的,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样位于城市主水道的河畔之上,同样具有新哥特式的建筑风貌,也同样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的所在地,就连主议事厅的数量都是相同的--都是两个。

  然而与历史悠久的威斯敏斯特宫不同,匈牙利的这幢国会大厦则是建于较为晚近的1884至1904年之间。与此对应的则是政治制度的不同,英国自1688年的"光荣革命"开始,即已确立起基本的君主立宪制度,并成为现代议会民主制的发端。某种意义上,英国上、下议院所在的威斯敏斯特宫可谓欧洲老牌民主政体的一个象征。而近代的匈牙利则长期处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统治之下,国家的独立与民主一直都是匈牙利民族致力于争取的目标。

  建筑的形式往往与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息息相关,所以笔者心中便不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既然匈牙利的国会大厦在建筑形式上与威斯敏斯特宫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那么当匈牙利人于19世纪末决定开启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的时候,他们的心中是否也在期待自己的国家能够成为欧洲新兴民主政体的一个代表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已无法得到确切的考证了,但我们知道的是,1896年,为了纪念匈牙利人在这块土地上定居一千周年,在当时尚未完工的这座国会大厦里召开了匈牙利国会的第一次会议。当年的人们也许未曾料到,自己的国家得以真正地实现独立和民主,要等到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1990年代了。而这幢国会大厦本身,此后也多次成为匈牙利历史的主角,并且完整见证了这个国家在整个20世纪中的跌宕起伏。

  1956年事件

  在介绍布达佩斯的其他景点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20世纪的匈牙利历史,并重点介绍一个历史事件--"1956年事件"。关于匈牙利在一战和二战中的遭遇,以及匈牙利共产党在二战之后是如何一步步垄断政权的,笔者已经在题为《布达佩斯访"恐怖屋博物馆"》的文章中有所述及。某种意义上,匈牙利在二战后所举行的三次议会大选(时间分别为1945年、1947年和1949年),恰恰可以被视为国家走向政治专制的三个里程碑。匈共正是通过各种手段,逐步取缔了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并最终于1949年囊括了所有国会席位。然而即便是在匈共确立了对于国家权力的全面垄断之后,也并不意味着实现民主的希望就消失殆尽了。由于人们或多或少都能感受到现实中发生的种种不公,以及在不堪的现实与官方的宣传间存在的巨大鸿沟,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在逐渐累积,越来越多的民众在期待着一个能够带来改变的契机。这个契机,便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

  随着1953年3月斯大林的去世及之后赫鲁晓夫的上台,苏东集团内部的政治氛围开始呈现出某种"解冻"的趋势。到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揭露,东欧各国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一年的10月23日,布达佩斯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秘密警察向示威群众开枪之后,这一运动更是演变为一场公开的全民革命,要求政府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国家。

  在此次事件中,应民众要求复出担任总理职务的改革派领导人纳吉·伊姆雷(Nagy Imre)于10月30日通过电台向全国宣布,在取得党中央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匈牙利将从此结束一党制,恢复实行多党制,建立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此后,曾被政府取缔的一些政党如小农党、全国农民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等又重新恢复了活动。在国民心中已经声名狼藉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即匈共)也随即改名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Hungarian Socialist Worker's Party),并计划进行重组。在其最新公布的全国代表大会筹委会的七人名单中,无一不是拥护纳吉政府的改革派人士。而时任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卡达尔·亚诺什(Kádár János)也公开表达了进行全面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决心。如果能按照这个局势发展下去,匈牙利想必会成为苏东集团中第一个摆脱苏联模式的国家。然而不幸的是,苏联方面最终做出了进行全面军事干预的决策,派出总计12个师的兵力对匈牙利进行了全面占领,于是这场改革运动在仅仅持续了十二天之后便戛然而止了。

  据统计,在自发抵抗苏军入侵的过程中,匈牙利公民总计伤亡达21728人,其中死亡2052人。纳吉等改革派领导人在苏军入侵后进入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求避难,后来在被迫离开大使馆后被苏联人劫持,继而押送到罗马尼亚关押,最终又被押送回国内受审,以叛国罪的罪名于1958年6月16日被处决。卡达尔政府对参与1956年事件的一大批人都进行了惩罚。1956年12月至1957年7月间,全国一共对28601人进行了审讯,对其中6211人判了刑,被判死刑者达298人。之后还陆续判处了一些人,前后总共有将近500人被判处死刑。整个匈牙利民族在1956年事件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此后,匈牙利民族又不得不在苏联人的强制下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呆了三十多年,直至1989年的东欧剧变才得以最终挣脱苏联体制。不用说,1956年事件作为改革的先声,已然成为匈牙利民族的一次集体记忆,而匈牙利在1989年所实现的体制突破,也是与1956年事件息息相关的。譬如时任国务部长的匈共高层领导人波日高伊·伊姆雷(Pozsgay Imre)在1989年年初接受媒体采访时宣布,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任命的"历史小组委员会"在对历史进行重新调查之后,认定1956年事件是一次"人民起义",而非卡达尔时代所宣称的反革命事件。此举彻底公开了匈共党内高层所具有的分歧,也成为匈共内部实现进一步分化的导火索。此后,匈共当局同意于1989年6月16日--即纳吉被处决的31周年忌日举行对纳吉及其同伴的重新安葬仪式,这个日子的日益临近也给当时的匈共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并最终迫使其同意与反对派开展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正式谈判。这样在纳吉的国葬仪式举行5天之后的6月21日,匈牙利全国圆桌会议谈判正式开幕,从此开启了国家通往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和平进程。正因为如此,对于1956年事件的正名与纪念,便成为匈牙利在剧变之后实现"转型正义"的一种重要方式。

  科苏特广场与自由广场

  国会大厦西面临河,正门在东面面对佩斯的这一侧,而在正门的前方,就是布达佩斯的一个著名广场--科苏特广场。1848年3月15日,匈牙利民族在科苏特·拉约什(Kossuth Lajos)的领导下爆发了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起义,要求奥地利帝国确立以英国模式为模板的宪法和国会,并且通过选举产生匈牙利政府。虽然其后被奥地利和俄罗斯联军迅速予以镇压,但是1848年革命也已然成为匈牙利民族争取独立和自由的一个象征。而这个广场,就是以当年革命的领导人科苏特的名字命名的。

  在如今科苏特广场的北面,矗立着一座黑色大理石纪念碑,纪念碑正面雕刻着匈牙利国徽,国徽下刻着一个年份--"1956"。石碑的上方有一个火炬,火焰熊熊燃烧,终年不灭。这便是剧变后匈牙利政府所建立的1956年事件纪念碑。

  在广场的南面,则安置着一个象征性的墓碑,用来纪念1956年事件中发生在这个广场上的一件惨案。科苏特广场的西面是国会大厦,东面则是农业部大楼。1956年10月25日,当人们在这个广场上集会的时候,突然从农业部大楼的房顶上射来了密集的机枪子弹。广场上即刻死伤枕籍,尚未中弹的人们惊恐地到处寻找藏身之地。然而隐藏在房顶的机枪仍在疯狂地扫射,甚至还瞄准了已经趴倒在地上躲避的人们。

    苏联在10月24日就已经派出了一批部队开进布达佩斯市区以图控制局势,因此有一些苏军的坦克和士兵当时也在广场上。一些懂俄语的布达佩斯市民还在尝试着与他们交谈,向他们解释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苏联士兵对来自房顶的突然袭击显然也毫无准备,其中还不乏有人中弹倒地。苏军的指挥官眼看着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手无寸铁的市民遭受机枪射击而接连倒在血泊中,感到射击者实在过分,于是便下令坦克向楼顶上的射击者开炮。在苏联坦克的介入下,这场大屠杀才得以停止。

  事后的诸多证据都表明,该惨案的罪魁祸首就是国家保安局。原来他们早就在广场周围的建筑房顶上驻扎了装备有重机枪的部队,那天当广场上出现大批群众的时候,他们以为是来冲击国会大厦的,于是出于保卫政府机构的"职责",他们向人群开了枪。然而这天究竟是哪个人下令开的枪,却一直没有查明,这也成了1956年事件中众多的悬案之一。在这次惨案中,有近百人被打死,受伤者更是不计其数。一开始是用救护车运送死伤者,后来因为不够用,便用公共汽车和卡车来运。这些车辆经过的马路上留下了长长的血迹,景象令人触目惊心。而如今广场上的这座墓碑,就是用来纪念那天的遇难者们的。看到墓碑上雕刻的日期"1956年10月25日",以及那个臭名昭著的英文缩写"AVH"(国家保安局),你的耳边仿佛也响起当年的枪声,眼前也仿佛呈现出当年人们四处逃散的惨烈场景……

  离开科苏特广场不远,在农业部大楼的南侧,有一座青铜雕塑,描绘的是纳吉手扶栏杆站在一座桥的中央。这其中有着什么样的寓意呢?原来,桥的一侧象征着共产党体制,另一侧则象征着人民的利益,而桥下的水域则预示着两者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纳吉在整个1956年事件中所作出的种种努力,表明他已然挣脱了旧体制的束缚,走到了桥的中央。而他的头完全扭向了桥的一侧,则预示着他的心已经完全落在人民这边,他还将坚定地朝人民这一侧继续走下去。虽然苏联的军事干预阻止了他的脚步,但是他所做出的选择却已定格成这样一个画面,化作永恒。在东欧剧变之后各国纷纷推倒或移除前共产党领导人雕像的背景之下,纳吉的新雕像却在匈牙利的土地上树立起来,令人不禁感叹历史自有她的审判。

  往纳吉雕像的东南方向走一小段,就会到达布达佩斯的另一个著名广场--自由广场(Szabadság tér)。该广场建于19世纪末期,之前这里驻扎着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军队军营。它之所以被命名为"自由广场",便是因为对那些奥地利军营的移除象征了匈牙利民族对于自由的不懈追求。该广场的东西两侧分别矗立着两幢规模宏大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匈牙利国民银行大楼和前股票交易大楼(共产党于1948年关闭了这里的股票交易,并将这座大楼改用作国家电视台总部)。

  在广场中心最引人注目的地方,矗立着一座苏联式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战后用来纪念在1944至1945年的匈牙利解放战争中所牺牲的苏军士兵的。无论是其顶端的五角星,还是其碑身镰刀加锤子的标记,又或是标记下面雕刻的俄语和匈牙利语的纪念文字,都在时刻彰显着它与共产党时代的渊源。然而与市内其他纪念碑不同的是,它的周围设置有一圈栏杆,路人因此根本无法靠近这座纪念碑。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在共产党政权崩溃之后,越来越多共产党统治时期的真相被发掘出来,人们了解到自己当年所受到的欺骗,加上自身及亲友在那个时代所遭受的种种不公,难免会对共产党时代的那些标志性建筑产生厌恶之情。更有甚者,一些人还会自发去破坏或拆除共产党时代的那些雕塑与纪念碑。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要用栏杆将这座纪念碑"保护"起来了。事实上,这也是如今布达佩斯城内唯一一座保留在原地的共产党纪念碑了。那么当年那么多的雕塑和纪念碑都哪里去了呢?全都被民众拆毁了么?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述及这个话题。

  离这座苏式纪念碑不远,树立着一位西方领导人的雕像。只是这位领导人比纳吉要幸运得多,他不仅公开向社会主义阵营发出了挑战,还亲身见证了共产党体制的崩溃以及苏东集团的解体,他便是美国第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众所周知,如果没有里根和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的积极行动,苏东集团恐怕还将苟延残喘更久的时间。当年美国与其西欧盟国一方面向苏东集团各国的共产党当局施压,另一方面向其国内的政治反对派提供道义支持与物质援助,为东欧各国实现体制变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匈牙利政府在布达佩斯市中心为里根树立这样一座铜像,想必也是为了对其表示感谢与纪念。

  里根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领导人,而这座铜像也十分传神地展现出了他的风采--身材高大的里根西装笔挺,正意气风发地迈步向前,极为符合他开朗而平易近人的性格。在铜像的一旁,还设有一台多媒体显示器,如果路人感兴趣,可以在触摸屏上点击读取里根的相关信息--从他的家庭出身,到他担任总统期间所施行的内政外交政策,可谓无所不包。而在没人点击的时候,这个大屏幕就会恢复到封面状态,那是一张里根笑容满面的照片,配上一句简短的说明--"罗纳德·里根:一位击败邪恶帝国的乡村牛仔"。里根铜像的周围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游客们可以径直走上前去,握着总统的手与之合影。而里根面前不远处的那座苏式纪念碑如今却备受冷落,还要用栏杆围住以防止市民破坏,历史的审判在这一鲜明的对比中已然表露无遗。

  英雄广场与阅兵广场

  在安德拉什大街的最北端,是布达佩斯另一个极为著名的广场--英雄广场(H?s?k tere)。该广场是为纪念匈牙利民族在欧洲定居一千年而于1896年开始建造的,完工于1929年。广场的中心矗立着高36米的千年纪念碑,纪念碑的顶端是天使长加百利的雕像,他左手持使徒时代的双十字架,右手高举匈牙利王冠,俯瞰并守护着这座城市。碑座平台上是当年率领匈牙利民族来此定居的7个部落首领的骑马青铜像。在纪念碑的前方,是一座为纪念匈牙利历代民族英雄而建的象征性石棺,建于一战之后,棺盖上刻着如下文字:"为了我国人民的自由和民族独立而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在纪念碑的后方,是两座高达16米的弧形柱廊,柱廊间矗立着14位匈牙利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统治者雕像,每个雕像的基座上都刻有他们的名字和在位年代,下面还有一幅反映其主要功绩的浮雕。广场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精美的古典建筑,分别是匈牙利国立艺术画廊和国立美术馆。广场的北面则是美丽的城市公园,而号称欧洲最大的温泉浴场--赛切尼温泉浴场(Szechényi Strandfürd?)便坐落在其中。

  英雄广场十分开阔,可以容纳20万人,同时因为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所以也常常被用作举行各种仪式的场地。譬如在共产党时代,该广场就常常被用作外国元首正式访问时举行欢迎仪式的场地。然而在1980年代末期,当局却被迫在这里举办了一场令其十分尴尬的仪式--对纳吉及其同伴的国葬仪式。

  前文提到,纳吉于1958年6月16日被政府以叛国罪的名义处决了。他的尸体先是被埋葬在中央监狱内的墓地里,后来又于1962年被秘密移葬到离此不远的市政公墓301号墓区。当局对于纳吉墓地的具体位置一直讳莫如深,显然是想极力避免民众的自发悼念活动。然而到了1980年代末,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宽松以及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日益加剧,匈牙利社会要求为1956年事件和纳吉进行平反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就连匈共党内高层的一些领导人也持同样的立场。匈共当局不得不接受于1989年6月16日举行国葬仪式的要求。国葬仪式原定在布达佩斯公墓举行,然而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负责国葬仪式筹备工作的历史正义委员会(TIB)以及纳吉家属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仅在公墓举行这场仪式,而是要求改在市中心的英雄广场举行!

  匈共当局再次被迫接受了这个要求。6月16日,国葬仪式如期举行,当天有数十万民众自发在英雄广场和301号墓区参加了这场国葬仪式。政府高层领导人如总理内梅特·米克洛什(Németh Miklós)等人也亲自为死难者守灵。匈共当局派代表在国葬仪式上做了发言,呼吁整个社会不要因为历史的不公而产生对立,而应当采取一种全民和解的立场。反对派的领导人也作了发言,对匈共当局拖延开启政治谈判的做法进行了谴责,并且呼吁匈共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切实地推动国家民主转型的进程。

  这场国葬仪式对于匈牙利民众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连共产党官方都承认纳吉当年的路线是正确的,那么国家未来该走向何处,就是不言自明的了。该仪式对于匈牙利的民主转型进程来说,也是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历史和民众如今都已经站在了反对派这边,再拖延下去对匈共当局只会更加不利。于是在5天后的6月21日,由匈共当局、反对派政党以及第三方社会组织参加的全国圆桌会议谈判正式开幕。三个月后的9月18日,谈判宣告完成,各方就民主转型的基本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1990年3月25日,匈牙利举行议会自由选举,最终确立议会民主制政体。

  顺便提一下,在恐怖屋博物馆参观流程的最后阶段,参观者会经过靠近楼梯的一个小房间。在房间周围的墙壁上,挂着三个显示屏,分别循环播放着三段视频:一段是当时恐怖屋博物馆的开幕仪式,另一段记录的则是最后一名苏联士兵撤离匈牙利国土时挥手告别的场景,还有一段便是当年英雄广场上的纳吉国葬仪式。笔者觉得这三段录像都不容错过,因此当时是逐个看完之后才转身离开的。

  在英雄广场东面不远的地方,曾经还有个在共产党时代地位举足轻重的广场--阅兵广场(Felvonulási tér)。广场的中心建有一个苏联式的阅兵台,阅兵台的正面雕刻着抽象的"人民"群像。在阅兵台高处的基座上,曾放置着一座高8米、重达几十吨的斯大林青铜像--足蹬长靴的斯大林站在高高的基座上,抬起右手小臂指着前方。每逢重要节日,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便会在这个广场上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在1956年事件中,这里也发生了一件颇具戏剧性的故事。

  时间回到1956年10月22日,匈牙利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因为受到波兰改革进展的鼓舞,于当晚在布达佩斯工业大学召开了一次大会。会议达成了两个重要决议,一是决定于次日即10月23日举行支援波兰人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其后这场游行即成为1956年事件的开端;二是通过了一个政治决议,主要就实行民主政治、进行经济改革以及实现民族独立这三大问题提出了16条具体的操作方案,如要求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共产党员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选出其各级干部、由全体公民通过自由投票的方式选举出一个由多党参加的新国民大会、吸收专家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造等等。这些要求虽然十分明确,但显然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然而,其中有一条似乎要容易办到得多--"我们要求尽快拆除作为斯大林主义暴政和政治压迫象征的斯大林雕像,用1848至1849年争取自由的英雄和殉难烈士的纪念碑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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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昊、三苗与微

——尧舜及其族群续考

余画洋

  当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400年之间帝舜兴起的时候(参见《帝舜、〈禹贡〉与玄女》一文),伏羲族和戎族曾经激烈地交战。《山海经·大荒北经》里记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注:怵字的通借)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与之相类似的一段文字见于《史记·五帝本纪》,内中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这里的黄帝即轩辕,指的是帝舜。《尧舜及其族群考论》一文已指出涿鹿在濮阳。把“涿鹿之野”和“冀州之野”对照起来看,《山海经》似乎是暗示伏羲族在濮阳苦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宜将剩勇追穷寇”,继续前进,去攻占族群的应许之地-冀州。

  这时,东北的红山文化在时代风潮的激荡下,变得“空前活跃,其分布区域明显超出了红山文化前段的发现范围”(《中国通史》第二卷,白寿彝总主编),以策应青、徐地区大汶口文化向冀州的进军。大汶口文化朝着它的鼎盛阶段迈进,稍晚,在红山文化后段晚期,冀、沇、青、徐四州可能都已牢牢掌握在伏羲族手中,此时“燕山、熊耳山(注:在河北省阳原、宣化之间)南北的北方古文化都有向南推进的趋势”,大汶口文化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帝舜定都于鸣条,即开封陈留一带。伏羲族在河南控制区域的文化有人称之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颍水类型的分布范围“已达豫西、豫南地区,涵盖黄河以南的商丘、周口、许昌、平顶山、郑州、洛阳、南阳、信阳、驻马店等9个地市”(《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也就是说,已经基本上控驭了豫州。冀州和豫州既已收入囊中,构筑九州攸同的天下体系也就指日可待了。

上篇 光融天下

  中国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以后,在青、徐二州的大汶口文化崛兴的同时,荆州的大溪文化也兴盛起来。大溪文化分为南北二支,其北支称为关庙山类型,主要分布在鄂西的长江及其支流沮水、漳水两岸;其南支称为汤家岗类型,主要分布在湘北的洞庭湖沿岸,以澧水流域最密集。

  澧阳平原的居民最早发明了中国的稻作农业。1988年,在澧县彭头山遗址的陶片中见到了制陶时掺和的大量稻谷和稻壳,掺杂的时间大约在9000年前。1995年,又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澧县八十垱遗址西边的古河道淤泥中出土了稻谷和大米1万多粒。此时正当北方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老官台文化的开端,最先种植小米的神农族逐渐衰落了,我猜它的一部分可能往南发展,于是神农族和最先种水稻的族群之间发生了冲突,那埋藏的稻谷和大米便是斗争的见证。在八十垱还见有环壕和土垣,应是抵御神农族入侵的设施。

    1996年,澧县城头山发现了世界上目前年代最早的古稻田,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古代城址,时当公元前4500年左右。戎族打败伏羲族的濮阳大战也就在这个时候。“在湖北境内的汉水流域及河南境内的淅水沿岸,均零散地分布着一些半坡和庙底沟两类型居民的移民点”(《通史》),我推测戎族在濮阳之战后沿着汉水、淅水追击神农族,将其逼出豫州;神农族不得已而大批南下,和湘北的原始族群相互斗争,汲收他们种植水稻的技术,形成大溪文化的北支。湘北的原始族群曾筑城抵抗,又因受到神农族文化的冲击而形成大溪文化的南支。

  《史记·楚世家》里说:“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帝喾高辛即帝舜,由此可知重黎与帝舜生活在同一时代。《国语·楚语下》言:“古者民、神不杂……及……民、神杂糅……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这里颛顼不过是帝舜的讹变,绝天地之通不过是神话而已,南正和火正也看不出有什么差别。有意义的是,重和黎一分为二了。《鲁语上》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神农族的柱和周族的弃先后成了北方的农神。我们注意到,沮-柱,漳-重,澧-黎,都是近音字的组合,于是作出推断,所谓重黎实际上是大溪文化南北两支的合称。《山海经·大荒东经》里讲“帝俊生中容”,我们又有了近音字组合:柱-祝,重-中,融-容,因而所谓祝融是指神农族名为融的人。《大荒南经》又提及炎融,为祝融之异名,祝既然能替换为炎,而炎与融意近,则此人本名必为融。此外,《墨子·非攻下》有“天命融隆火”,《国语·周语上》有“融降于崇山”之句,更证明了融可以单用。《大荒南经》述及炎融之句为“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头”,而《大荒北经》说“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釐姓”,故炎融-驩头-苗民这三者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釐、黎音近,所以湘北的原始族群即苗民,也就是古苗族。苗字顾名思义,就是田里种的庄稼,因此在上古时代,苗字代表了种水稻的族群-苗民。炎融、苗民都清楚了,那么驩头究竟为何意?

  《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共工就是鲧,讙兜或驩兜即驩头。如果“流共工”和“殛鲧”两相对应,那么“放驩兜”和“迁三苗”两者之间似乎也有所关联。“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荆州有炎融和苗民两支,则驩头可能在江淮之间,是三苗的另一支。所以驩头是长江下游种水稻的族群。

  在吴语地区,民间有一种古老的信仰,将马头娘祀为蚕神,又叫马明王菩萨。中国人一般均认嫘祖为养蚕的始祖,吴语地区却供奉马头娘,一定有特殊的原因。在一些蚕区,过去每到清明节前,就有民间艺人挑了担子,担子上放着马明王菩萨的像,到蚕户门口大声喊“蚕将军来哉!”作为迎蚕神的仪式。(《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姜彬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既称“蚕将军”,也许马头娘原本是男性神。马明王菩萨使人联想到马头明王即马头观音,那么很可能马头娘=驩头+观音。前引《山海经》说驩头是鲧或颛顼(实即戎族的代名词)的后代,驩字读音正从鲧字或颛字而来,那么驩头一词暗示当地的原始族群曾与戎族结盟,其头领骁勇善战,以马首所指方位作为部下前驱的导向,为了纪念他,就用驩头来代表其人和这个族群了。太湖流域和杭州湾地区的马家浜文化估计就是这个族群创造的。可能戎族曾经联络驩头,请驩头向北阻击伏羲族,使之徘徊于青、徐地区而陷于失败。

  因此所谓三苗乃是三个种植水稻的族群。其中神农族原来种小米,到了南方改种水稻。三苗之中,《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苗民在西北,则《山海经》的作者在苗民以东以南,很可能在广州、温州之间。《大荒北经》说驩头生苗民,那么在作者心目中驩头的地位更高,作者的居住地似乎离驩头更近,或许是在温州、泉州之间。《山海经》里有秦汉郡名,则定稿者多半是汉初闽越国人。

  古苗族的城头山遗址在湖南澧县车溪乡南岳村,南岳衡山是南方有名的山峦,我们不妨把苗民称之为南岳系。驩头分布于《禹贡》所叙扬州境内,我们不妨称之为扬州系。神农族早已退出中原,在帝舜的时代也不可能大规模北上争锋,那么,“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是在什么时候?

  在江苏新沂花厅村遗址的墓葬中,“良渚文化的征服者把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用来殉葬”(《通史》),良渚文化属于扬州系,其分布区域距离花厅村数百公里之遥,因此扬州系发动战争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此时约当公元前3000年左右,正是大汶口文化前期和中期的分界线,伏羲族盛极而衰,昔日的辉煌已成为明日黄花,竟无法抵挡扬州系的劳师远袭。在这之前,想必神农族及南岳系已经多次从荆州北上,撼动了伏羲族在中原的根基。

  荆州屈家岭文化继承了大溪文化,其碳十四测年一般在公元前3000年至2500年之间。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特征之一是分间式住房,出现于公元前3500年以后。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的第三期和第四期都发现了分间房屋,如果和《左传·昭公十七年》的历史记载(“郑,祝融之虚也”)联系起来,就可断定神农族在中原的据点就在大河村附近。大河村第三期距今5300~5100年,第四期距今5100~4900年。第三期两间的房屋有两座,第四期四间的房屋也是两座,说明第四期神农族文化的特色更加明显了。

  第四期住房内除了见到灶台、取暖用的烧火台之外,还见有祷祝用的烧火台。我们知道,融字的本义就是炊气上升;这个时期神农族的巫祝试图借助烧火台来沟通人神、与神融合为一,前引《国语》里重黎绝地天通的传说即体现了人们的这种愿望。所谓火正之职当然也是从烧火台的宗教作用引申而来的;因为南方炎热,重黎来自南方,所以又把火正叫作南正。后世民俗中的灶王爷故事或许即源于此。总而言之,融字反映了这个时期神农族通过烧火台上烟气上升来达到人神融合目的的宗教仪式内容,因此就用它来代表那位首先采取这一做法的神农族领袖。在融字之前加上祝字,就是为了强调他政教合一的职能。在《山海经》里,祝融又讹变为烛龙,炎融亦讹为晏龙,经中还有烛光、宵明之名,正符合前引《史记》“光融天下”的说法。疑今日玩龙灯、打灯笼的风俗便是从烛龙的故事演变而来。

  又想到夏族传说中的始祖启,《山海经·大荒西经》里讲:“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开就是启,《天问》也有“启棘(亟)宾(嫔)商(帝),九辩九歌”之句。“启亟嫔帝”可能是说启急切地想把女儿献给上帝,上帝感念他的虔诚,就赐给他《九辩》、《九歌》。《九辩》、《九歌》大概是人神交通的歌舞;启的意思是开门,也就是掌握了会通天神的门径,获得了上帝赋予的力量和权柄。所以,公元前3000年前后是一个不寻常的时代,各族都产生了自己沟通人神的特殊方式。夏后启或许就生活在这个年代,这也就是夏文化发端的时代吧。

  1982年,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F411发现了一幅地画。画面上有三个人,西边的一人见有头部和右手握棍状物的痕迹,中间是一膀大腰圆的男性,东边的人胸宽腰细,显然是一女子。在男性和靠西人像下方画了粗黑的框子,框中绘有两只蝼蛄,头向东。我推测西边的人代表上帝,棍状物即其权杖,男性就是启,女子是启的女儿。惊蛰过后,天气回暖,蝼蛄出来活动,比喻戎族蛰伏几百年,终于等到了重整旗鼓的机会。蝼蛄的头朝向东边,是说戎族要向东进发了。为了感谢上帝的恩典,启就把女儿奉献给他。和周围的房子一样,F411也是门朝北,它北面的F901规模宏大,其“正门朝南……从正门进去,迎面有一个大火塘”(《通史》),应是启献燔祭的地方。“火塘后侧有两个对称的顶梁柱……南北墙壁上各有8根扶墙柱”,可能代表戎族分两支统领的十六个部落,或即《五帝本纪》中八恺、八元之由来。F411门外“有两排柱洞,每排六个;柱洞前有一排青石板,也是六个,与柱洞相对应……还有一个露天火塘”,柱洞可能代表伏羲族的十二支派,青石板和火塘用来杀牲后烧死,以诅咒伏羲族。另一座房F405也很大,规格稍低于F901,估计就是戎族内部的另一支了。地画中蝼蛄有两只,也代表着戎族的两支,因年久传说失真,变成了启“乘两龙”了。

  就在讲到夏后开的同一篇《大荒西经》的开头说:“……水东有幕山。……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殇)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幕就是尧,此段似乎暗示了纪念女娲殇死的牛河梁陵庙遗址。遗址年代测定为距今5500年左右,正在帝舜时代。到了大约5000年前,神农族“光融天下”,夏后氏蠢蠢欲动,驩头为乱江淮,帝舜开创的盛世过去了。

  上图是在山东莒县(属帝舜故乡诸城所在的鲁东南地区)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大口陶尊。陶尊上刻着太阳、山峰,在山峰与太阳之间以月牙形隔开,表明太阳在天上,隐含了帝舜在泰山祭天的情景。我认为这是伏羲族在追怀帝舜和那个时代的荣光,可以释为昊字。所以太昊、少昊之名标记的首先是时代,然后才是族群内的分支。在此之前的五百年是伏羲族的太昊时代,约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即是少昊时代,所以少昊的传说很丰富,而太昊的传说较少。

  在莒县大朱村和安徽蒙城尉迟寺等地也发现了相似的徽记。豫东鹿邑栾台一期与尉迟寺遗址年代相近,也在以尉迟寺为中心的伏羲族文化的分布范围内。尉迟寺类型应该是承袭自前一期的颍水类型。在尉迟寺的墓葬中,儿童的瓮棺葬比例很高,有人说是由瘟疫引起的。刻徽记的大口尊也用作儿童的瓮棺,估计是情急之下的仓促之举。尉迟寺类型的居民在神农族和扬州系的夹缝里生存,境况一定是十分艰困的。

下篇 后羿射日

  西王村类型分布在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可能是夏后启从大地湾东进之后创造的。《左传·襄公四年》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林庚《天问论笺》疑后羿即后益,那么“因夏民以代夏政”是指益在夏后氏的地区夺取了政权。晋南襄汾陶寺遗址(约当公元前2500年~2000年)正在前一阶段西王村类型区域之内,器物特征却颇似龙山文化遗存,很可能就是“穷石”之所在。

  《史记·夏本纪》述:“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传说皋陶辅助帝舜主管过司法。皋是泽边洼地的意思,大概皋陶在泽边做过陶工。帝舜年青时“陶河滨”,或许在那里结交了皋陶,后来皋陶成了他最得力的助手。“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反映了皋陶的后代生活的区域,英、六、许很可能与尉迟寺类型分布的地区相重叠。估计益就是伏羲族尉迟寺类型居民的后裔,所以有传说讲益是皋陶的儿子。

  《山海经·海内经》言:“少暤(昊)生般(殷),般(殷)是始为弓矢。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域)。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帝俊即帝舜,在这段话里,帝俊是一个天帝的形象,后羿原本和他在一起。帝舜赐给后羿红弓白箭,命他扶佑下界的人民。后羿这才离开天庭,因为他怜恤人间的多灾多难。羿、殷一声之转,可见殷商之殷源于后羿其人。《天问》说“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夷字从大从弓,与《海内经》后羿形象正相合。

  襄汾在《禹贡》九州之首的冀州,《帝舜、〈禹贡〉与玄女》一文已论证《禹贡》为帝舜所作,冀字从北异声,原与羿字的读音一样,后羿既建都于冀州,扩大了当年帝舜的事业,于是就叫他冀-羿,以彰显他的功绩。《天问》中叙商族历史时说“该秉季德”、“恒秉季德”,看起来季是商族的英雄祖先。季、冀同音,应是从羿转化而来。冀州之冀又音转为挚(试联想伎字,从人支声),《汉书·律历志下》讲帝喾的时候说:“……帝喾……天下号曰高辛氏。帝挚继之……”,帝喾也是帝舜,能继之者当然是后羿了。《逸周书·尝麦》云:“……黄帝……乃命少昊請(靖)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质、挚同音,说的也是后羿,而靖、冀亦为一声之转。《史记·殷本纪》讲汤的先世:“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振、正音近,而正、质意通,故振指的也是后羿。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中说“《系本》作核”,其实振并非核(或称亥,亦即该),而是后羿。

  既然后羿出于契,而契字的意思是用刀刻,这就使人回想起陵阳河、尉迟寺等地大口尊上的刻符来。那么契必定是指公元前3000年前后伏羲族的领袖了,很可能就居住在尉迟寺那里。契字又有契合之意,那是因为伏羲族想通过刻符来契合上天。所以,融、启、契这三位领袖的命名都不是偶然的,表明在他们生活的年代三个主要的族群都有沟通上帝的强烈愿望,领袖们都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从各族领袖与上帝交通的方式来看,在那个时候,伏羲族文明程度最高,神农族次之,而戎族最野蛮。此外,各族心目中的上帝各不相同,伏羲族是帝舜,戎族恐怕是禹,而神农族大概是高阳

  《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一段王亥的故事,脱误甚多,兹订正于此:“有困(因,殷字之讹)民国。有人曰王亥,托于有易,河伯(畔)僕(牧)牛。有易〈欲〉杀王亥,取僕、牛〈于〉河,〈王亥〉潜出。为国,名曰摇(殷)民。帝舜生戲(扈),戲(扈)生摇(殷)民。”王亥曾托身于有易氏,帮有易氏在河边放牛,也就是《天问》中发问的“胡终弊(避)于有扈(易),牧夫牛羊”之事。王亥暗中离开有易,因为潜行才逃得了性命,所以又叫他微,亥、微是一人。微以羿(殷)为旗帜团结伏羲族(即有扈氏,昊、扈可通)建国,是为殷族之始。故微是汤的近祖,不可能是后羿的儿子,《史记》里的叙次有误,疑原文为“冥卒,子微立。”

  《左传·哀公元年》里伍子胥引用掌故劝诫夫差:“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逃奔有虞……妻之以二姚……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此段少康和微的故事何其相似,我怀疑《山海经》中一部分语焉不详的情节保存在这里了。杼即予,《史记》记为少康之子,这里似乎是个女间谍;无独有偶,缗恐怕也是微的父亲冥的讹变。“妻之以二姚”似乎暗示有易氏将两个女儿许配给了微。

  在《天问》里,有易又作有狄;相传帝喾之妃简狄出于有娀氏,当即有易氏之讹,所以有易氏是有扈氏的姻亲氏族,微到母亲的氏族去避过难。“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避)于有扈(易),牧夫牛羊?”这两句话看来是说亥牢记祖先后羿的懿德,对父亲冥好生服侍,为什么落得个躲到舅家去放牧牛羊?“干协(戚)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意译如下:战云密布,不得安生,牛羊怎样怀上犊子?牛羊体格瘦弱,肌肉松弛,怎样把它们喂养肥壮?有扈氏牧牛的小子呵,你是怎么在患难中幸运逢上了心爱的姑娘?若不是事先潜出,不在床上,让刺客扑空,你早已命丧他乡!亥不知为何得罪了岳父,岳父派人暗杀他,他只得提前找机会带着妻子财产逃走了。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仆)、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易)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恒应是微的弟弟,负子也应是他的儿子。意译:若说恒也不忘祖先后羿的懿德,为什么贪图哥哥的仆婢、牛羊?为何恒跑来千方百计分这上天的恩赐,微却厚待他,使他不空着手回来?晚年微沿着旧路兴兵,有易氏惊恐不安,为何就在这当口众鸟集于酸枣丛上,那不肖之子趁留守之机恣意寻欢?红了眼觊觎已久的弟弟也违反了伦常,进而一不做,二不休,谋害了哥哥微?为什么恒诡计多端,夺了哥哥的位子,却见他一代代后嗣绵长?(恒字取义于长久。)

  又疑冥是帝舜之父瞽叟的原型(冥、瞽意思相近),恒是舜弟象的原型。冥在恒的撺掇下将亥赶出家门。亥在外有了财产、妻室,回来以后,恒又使诡计害他。亥的两位妻子本不知其名,在舜的故事里却变成了尧的女儿娥皇、女英,这多半是由女娲(娥)一名分化来的。唯掘井活埋一事可能是真的,帝舜如果反抗拔齿、扁头等陋俗,必定会遭到敌视和迫害,但他的父亲不一定那样狠心肠。

  上面引过的《左传·襄公四年》把后羿扯进编造的少康故事中来,书中数落后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用寒浞……以为己相。浞……愚弄其民,而虞(欺哄)羿于田(打猎)……杀而亨(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此处冥变成了有夏之臣靡,出奔者也是他。

  《史记·夏本纪》载夏后氏世系:“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之前三康中,太康、中康都是昏君,一个失国,一个听任臣子湎淫,那么康字应为贬义词。康为糠之本字,这里是粃穅的意思,故少康中兴一事当属虚构。启、予远隔千年,其间不可能只有四位君主,故三康当为三个恶浊时代之代名词,三康之名估计是商代为了编排夏族而取的。

  孔安国说太康“盘于游田,不恤人事,为羿所逐,不得反国”,大概是真的。把太康的作为挪到驱逐他的后羿身上,就有了后羿“不修民事”的断语。孔安国解释《五子之歌》:“太康五弟与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这竟成了《天问》中“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射杀河伯,抢走河伯之妻洛姬)神话的素材。按古人命名习惯,帝相之名不会是随便起的,自必有其特殊含义,和《左传》对照起来便恍然大悟了,原来帝相乃是中康之相,寒浞和浇竟变成了掌管历法的羲、和。浞之与浇,不正是湎淫的意思吗?而《天问》“惟浇在户,何求于嫂”可能是袭用了恒“眩弟并淫”之事。《天问》“冯珧利决,封豨是射”演变成了“生浇及豷(豨)”、“后杼灭豷于戈”,用以证实少康功业远胜后杼,完成少康中兴的虚构。《天问》“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成了“杀而亨(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情节的来由。《天问》“浞娶纯狐,眩妻爰谋”原先可能是说浞和纯狐夫妻俩设计害死了中康,而后变成了害死的是后羿,“何弈之射革而交吞揆之”,再变成“杀而亨(烹)之”、“浞因羿室”。在流传中纯狐又成了后羿的妻子姮娥,和不死药“不能固臧(藏)”联系起来,成了嫦娥奔月的神话。此外,“往征”寒浞的胤国之君变成了有鬲、有仍,《天问》中少康欢会、逐犬的故事(“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数句)被完全略掉了,等等。

  以上考证是为了澄清有关后羿的史实,也把汤的近祖微(亥)的事迹作了钩陈。自承夏人之后的周人伪造、串混、删改了许多史迹,现在必须一一予以纠正。三康之事只有太康失国或许是后羿造成的,但这正是后羿的功业之一。《山海经·海外南经》叙:“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墟)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戈。”凿齿就是逼迫伏羲族拔齿的蚩尤的后代,即夏后氏。所谓“因夏民以代夏政”、“太康失国”所指即此。但鉏、穷石、有穷之名多半是周人为了丑化后羿造出来的。

  其实,后羿不完全是“因夏民以代夏政”,这不过是其功业的次要方面,他的主要功绩乃是“彃日”。《天问》问道:“羿焉彃日?乌焉解羽?”后羿怎样射下那天上的太阳?金乌怎样散开羽毛坠下云霄?前面说过,神农族自认帝高阳之苗裔,故后羿射日的神话隐喻了后羿战胜祝融的势力。也就是《史记》说的“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之事。《天问》又问:“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黑水在川西,三危在汶川一带,以多发地震,故名。《山海经·海内南经》述“巴蛇吞象”异闻,亦指明“蛇吞象”之事在今四川。

  1995~1999年,成都平原上发现、试掘了一批古城遗址,年代在距今4500~4000年左右,其中新津县宝墩村的古城时代较早,测得数据为距今4405±95年。后羿在公元前2500年~2400年间将神农族之一部分赶到了三危之地。汉扬雄《蜀王本纪》说第一位蜀王叫蚕丛,疑丛是重黎之重的讹变,《山海经·海内经》记:“西南有巴国。大暤(太昊)生咸鸟,咸鸟生乘釐(重黎),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乘釐即重黎。至于为什么以蚕冠其名,只要联想吴地从驩头到蚕神马头娘的演变,就可知道那是因为古代蚕桑业在两地都是重要产业的缘故。明代曹学铨《蜀中名胜记》说,汶川、灌县一带多有“蚕崖关”、“蚕崖石”、“蚕岩市”等地名,汶川、灌县一带正是三危之所在,则“迁三苗于三危”已可证实是神农族之被驱逐到川西地震带了。而“以变西戎”是指神农族和先来此地的戎族毗邻而居。葛维汉的文章《羌族的习俗与宗教》收录了羌人的传说,内中的GuLa即戎族(鲧),TzuLa即伏羲族(冀、挚),Jung即神农族(荆,沮水、漳水均发源于荆山)。

  后羿定都于山西襄汾,王朝的中心区域在崇山周围的汾、浍河三角洲地带。在后羿的时代,以朝贡贸易为基础的天下体系已经建立,帝舜一千年以前的构想成了现实。在陶寺遗址的大、中型墓葬中,出土了来自各个族群的珍品,有伏羲族龙山文化的,有戎族陕西龙山文化的,有神农族及南岳系屈家岭文化的和扬州系良渚文化的。在一座王者墓(3015号)里,见到了成束的石镞和骨镞,单石镞就有111件,我推测这就是后羿埋葬的地方。他曾经挟着“彤弓素矰”,雄姿英发、“插羽破天骄”,“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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