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本期文集是社会思想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大家可以了解当前的中国现状。 另外,此文集自第一天上网后,一周内又陆续增加了几篇文章。请注意阅读。

铁腕中间道路是中国未来的选择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3年11月8日

目录

特稿

仲大军:铁腕中间道路是未来中国的选择

香港文汇报:历史学者赵志强提前解析国安委六要点

经济

刘纪鹏:国资改革的取向是市场化而非私有化

刘纪鹏:一招打破金融垄断

史鉴:抑制强豪才有社会稳定

盧重興: 私有化萬能的迷思

王小強:千古執著大同夢

杜建国: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会有大动作

梁京:习近平的改革难题

梁京:政治集权下的经济自由化还能走多远?

虎贲:上海自贸区是金融恐慌的产物 不能给权贵找出路

张炎夏:上海自贸区到底砸了谁的饭碗?

李克强:在中国工会16次代表大会上的经济报告

吴敬琏:社会矛盾已到极限 改革不能再错

李晓鹏:中国将在五年内超越美国----头号经济强国的前景及其影响

许小年:我在等三次探底

胡星斗:终结国进民退 保护民企财产

张星水:民营企业财产保护暨法律政策案例解析

迈克尔·桑德尔:钱不应该买什么?

史正富:中国市场经济实践早已超越常规市场经济思维

政治

丛日云:百年来引介西方政治思想的误区

刘小枫: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

胡鞍钢:中国进入全面改革阶段----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

茅于轼:新一轮改革可以从“讲理”开始

尹舒:要执政合法性,还是要权贵利益?

张轶东: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

罗昌平:揭秘高官俱乐部——西山会

何清涟:廉洁年金能让官员罢贪吗?

张千帆:什么是宪政的“中国特色”

萧武:殖民主义的历史正在终结

Y S T:钓鱼岛开战战场绝对不在钓鱼岛

竹立家:十八大后的转型与改革

张勤德:当前为什么特别需要提出“促进科学改革”

王康:中国有向帝国转型的可能性

扼腕:从斯诺登事件看普京的智慧

历史

雷颐:清王朝的最后时刻

《我们的历史》:叛道者,风气初开时的民国另类

野牛:诸葛亮输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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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腕中间道路是中国未来的选择

----代编者按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3119

大军智库网本期文集刊登了一篇题为《抑制强豪才有社会稳定》的文章,意思是说只有是坚持中央集权才有社会稳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才有社会财富的均衡。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国家这么个财富的调剂机器,权力和财富是分散的,那就可能出现天下混乱。中国这种国家尤其如此。所以,凡是了解中国特点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刚刚公布的“383”改革方案就有些犯忌。这种分散国家权力和财富的改革趋向,不会导致社会繁荣,反而会在群狼环伺的国际环境下导致国家衰 弱。

因此,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各路力量都调动了起来。连那些最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人都站到了国家主义一边。刘小枫的文章《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就是一例。在个人、团体与国家面前,国家的重要性从来没有显得这样重要。

这期文集选登了左中右各派学者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大家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的思想分歧达到什么程度。各种力量都在使出吃奶的力量进行博弈。其实所有这些对立追溯到根源,都是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平民大众与精英资本的对立。中国毕竟是世界上少有的搞过社会主义、信仰过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影响,想把马克思主义淡化是不容易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着庞大的社会基础,要想改造这个群众基础也是不容易的。所以,那些急于西化的人必须明白,中国的社会变革是件长时间的事,各种思想的融合没有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是完不成的。而今天,改革开放仅仅只有三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必然是个矛盾冲突激烈的国家。当然,这也是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必然结果。

人人都渴望自由和民主,一旦有了自由和民主,社会却冲突起来,社会关系却紧张起来。这种冲突甚至可导致国家的分裂和内战。大陆和台湾的分割就是这场冲突的后遗症。今天,历史的内战似乎又在重演,并且各派之间至今找不到一个共识,不仅找不到,甚至是水火不容。看看吴敬琏、张勤德等先生的文章就会深刻感受到这一点。

极左和极右的人都犯了一种叫教条主义的错误,都犯了盲目崇拜一种理念的毛病。他们不知道各种主义都有长处有短处,他们不懂得兼取各家之长,不懂得发明创造,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史正富教授的文章告诉我们,中国三十年来的成功靠的是自有的一种三维市场模式。这种模式外国人不懂,连很多中国人自己也不清楚,更多的人只是懂得按西方的教科书去办事。于是就形成了瞎子摸象式的局面,各执一词,各执一端。

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世界上没有绝对需要照搬的事情。今天的中国就是要打造自己的中国主义。不要机械地照搬模仿,要灵活而独特的自我创造。思想理论界要出人物,要出有创造性的大思想家,而不是蹩脚的人云亦云的模仿家。政治界要出人物,出大政治家。要摆脱匍匐在地、顶礼膜拜的传统姿态,要走出一条包容天下的崭新道路。这是上策!

如果没有上策,如果一任各种极端分裂这个国家,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和主义缓和各种矛盾,中国就只能采取一种办法,那就是管制,甚至是专制。最坏的管制也比没有管制要好,也比混乱和破坏要好。所以,铁腕的中间派力量控制中国是这一改革阶段历史的选择。任你左右极端如何叫嚣,我只关注社会渴望和平的大多数。以时间来换空间,历来是中国人的智慧。谁要是看不清这个现实,谁就可能铸成历史大错。

政治力量的消长从来是在不断变化的。就像我国古代的阴阳说理论,阴长阳消,阳长阴消,时过境迁,度过了艰难阶段,就会迎来风平浪静。一任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听兔子叫。

如果真是这个样,是否会发生梁京先生的文章《政治集权下的经济自由化还能走多远》中所描述的那种景象呢?也不会那个样。此文极力渲染中国移民海外的大潮有多么汹涌,极力夸张那些支撑着经济自由化最重要的社会力量----企业家、有钱人、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乃至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大量移民海外后,中国实体经济人财两空的景象。

我得到的信息有所不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海外大批学子归国,2012年就有26万人回国。并且,中国经济领域仍在寻求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

在我前天参加的深圳开发院召开的年会上,我看到了经济学界绞尽脑汁与外部世界博弈的景象。由于今天的国际经济博弈极其高深复杂,上海自贸区一出台就遭到层层质疑,但只要中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终会找出适当的应对方法。

    铁腕政治与经济上的长袖善舞,是中国今后的发展特色。新一届领导人只要运用好这两种武器,便能应对自如。我相信,在各种意见的冲击之下,如果三中全会能进行折冲平衡,就会取得圆满成功。

    请参看北京大军智库网文章:www.dajunzk.com,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1月13日 16:09 (星期三)

历史学者提前解析国安委六要点

香港文汇报

2013-11-13

    提要: 三中全会设立国安委,香港文汇报7月刊出中央领导人常备书《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作者、著名史学家赵志强独家专访,分析国安委为何在民主大国中呼之欲出的必然。他以美国国安委与清代军机处资鉴,道出大国治理的本质,中枢决策成败六要点,去中央决策部门化。

    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会,非一时一人兴起,而是历史趋势与国家大势之必然。香港文汇报于今年夏至日独家专访清史权威、中央领导人常备史书《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作者赵志强。三个小时畅谈,赵志强从清代中央决策机制(军机处)到美国中枢决策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讲述大清帝国与当今帝国美国,面对复杂情形势下的军政危机、国际安全,惰性官僚、常规部门难以因应时,在中枢决策方面的机制创建,道出大国治理的本质:「中枢决策、应对危机、高效运作,有官无官僚,创新不僵化」。

设国安委:历史与国际必须之举

    香港文汇报于7月11日刊出整版报道,以《满学大家,清史权威》为题聚焦这一话题,引起各界瞩目。刊出后,有人问是否中国当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亦有人询问赵志强是否有权威消息渠道知悉内情。赵志强在接受采访时直言,自己是史学研究者,看得是大势,纵观世界,无论是美、中还是欧亚其他国家,民主大国都面临着应对复杂环境提升中枢决策效率的困境,美国有着国家安全委员会以高效应对国际安全、军政危机,其他国家亦各有应因之道。而清朝的康雍干盛世与「中枢决策密不可分」,亦兹可借鉴。

    赵志强并向我们赠送了《清代中央决策机构研究》,这其中,我们看到的是,常设官僚部门的制度性乏力,利益狭隘与运行惰性,由此,提升中枢决策的全面性与高效性已是大国运行常识与必然之举。

    整整四个月过去,中央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可谓大国决策、正当其时。

    今年九月九日,香港文汇报报庆日,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尹树广对此文访及中央决策机制的研究分析深表肯定,他向我们说「他对冯瑛冰副社长说,这是香港文汇报《人民政协》自3月1日创办以来,他所见到的最好的一篇文章」。他已推荐为香港文汇报季度最佳报道。

国安委:因应国际与边疆危机产物

    以下是刊出香港文汇报《人民政协》专刊7月11日的特稿《赵志强:满学大家 清史权威》,值得一阅。有研究者有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产生是「常规官僚部门的片面观点、狭隘利益及其循规蹈矩、缺乏创建的惰性,需要由最具综合、全面视野的总统权加以制约和克服。」对军机处的产生,赵志强有言,与官僚化的内阁互补协同,堪称保证大国中枢决策高效运作的范本。

    今年6月20日正值夏至日,香港文汇报记者凯雷、王晓雪与赵志强教授在其北京家中对谈六要点如下。

    1,真学者,板凳一坐十年冷。赵志强感恩周恩来钦点研究满文,一入故宫十六载终成大家。

    2,《清代中央决策机构研究》是中央领导人偏爱之书。当下军机处研究热中错漏比比皆是,这本书更是学界用来堪误和索引的底本。

    3,中枢决策与内阁是协同关系。赵志强澄清军机处令内阁削权成「闲曹」的误解,书中详解帝国中枢与内阁的并行不悖的运作规律。

    4,帝国中枢机构是大国成败关键。赵志强有言:「成败攸关所系者,莫过于中枢决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清代军机处,都是反中央决策部门化,部门运作官僚化的产物。

    5,对国际事务与边疆事务的极端重视。美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全球大国角色定位的产物;清代设立理藩院,其该院尚书、侍郎多在军机处行走,与中枢决策关系最为密切。

    6,中枢决策机制盛极而衰的教训。美国国家层面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军队层面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度正处于上升通道,尚在完善;而「清朝自嘉庆始衰落72年,理藩院高官竟无一人入值军机处,可见成败要害所在。」

    全文如下:

满学大家 清史权威

赵志强

    香港文汇报记者凯雷、王晓雪报道

    正值夏至,在他的书房——澄怀轩,清茶一杯,坐谈三时,如沐春风。15年的北京市社科院满学所所长,是全国满学研究与活动的核心组织者,赵志强没有一丝官僚气息,他是一位典型具有中国传统气质的学者,谈吐论证中尽显大家风范。从满学学术前沿,到学界热研的清代军机处研究,赵志强直面核心问题、还原历史真相,阐述问题本质,给出前瞻性理论框架,满学领军人物如此学养深厚,奥秘何在?

家承:一盏油灯 满文抄诗

    原来成为大家,系受教于大家——故宫深处冷板凳16年,满学重镇潜心研究又22载,满文研究这一冷门终成海内外奠基清史研究独树一帜的显学。

    采访时才得知,赵志强原来是地道的新疆锡伯族,从小家承渊源,猫冬时节,锡伯人一盏油灯,全家几代人团聚一室,有时抄诗抄书、有时读书吟诵,「我在家就没打过牌,从小的消遣就是读书、抄诗书,听父亲用很美、很有韵味地声音读史书和文学作品。」

    赵志强小心翼翼拿出藏于书柜深处厚厚一迭父亲的手稿,用满语念给记者听,「这些有的是在野外唱的歌,有的是父亲自己写的歌,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集和父亲随手写的杂记,手稿封面上还有父亲亲手画的小鸟。之前有日本人和韩国人看到后,都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说从未见过这样珍贵的材料。」那上面以古老的满文书写着一个民族的史忆,未来付梓出版是对已逝的父亲、正在消亡的满文最好的慰籍与传承。

借鉴:军机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

    赵志强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六十余万字的专著《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不仅是海内外相关清史研究者的学术参考书,也成为一些中央高层领导偏爱之书。

    这本基于满文档案二十年研究所成的力作何以受热捧,这其中,不仅仅有现实因素,还有着更宏大的历史背景。纵观世界,无论是美、中还是欧亚其他国家,民主大国都面临着应对复杂环境提升中枢决策效率的困境,美国有着国家安全委员会以高效应对军政重大危机,其他国家亦各有应因之道。而清朝的康雍干盛世与「中枢决策密不可分」,兹可借鉴。

    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的核心,就是设置军机处。赵志强在书中详细论述了军机处与内阁、理藩院等关系,以详尽准确的事实破解有关军机处是内阁分支机构、军机处令内阁削权成「闲曹」的种种误解,平实写就、娓娓道来,还原军机处的本来面目——与官僚化的内阁互补协同,堪称大国中枢决策高效运作的治理标本。

    赵志强指出,纵观金清兴替三百年,成败攸关所系者,莫过于中枢决策。其中清代军机处的产生于应对边境重大事变,发展于首脑治国理政专业、高效之需,终成常设机构。他并特别指出,「清代中期的决策机构里不仅集中了一批满洲人才,还有蒙古族、汉族等各民族的优秀人才。有官无吏,扁平高效的决策机制,加上所做决策基本是符合客观的,这套运作体系为清朝兴盛打下制度基础。」

    海内外研究军机处文章著作颇多,为何赵志强这本专业书籍成为压卷之作。这正是基于赵志强满文档案的权威、专业研究——诸多清史专家不懂满文满语,而中枢运行不少是以满文记录,因此,学界以此堪误,高官以此备考,由此可见满文研究之重要。

研究: 清史揭示治国规律

    以强大的满文档案为底,赵志强的清史研究揭示着治国安邦的规律,他以长期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清朝民族政策成功,除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外,很大程度得益于建立蒙古衙门——理藩院,其该院尚书、侍郎多在军机处行走,与中枢决策关系最为密切,更主要体现于独自议奏民族事务,以此绥抚蒙古,超越前代仅以修长城自保,可谓真正的坚不可摧。而清朝自嘉庆始衰落72年,理藩院高官竟无一人入值军机处,可见成败要害所在。

    炎炎暑期,赵志强又将带领同仁再赴新疆,探访满学相关联的遗址如伊犁将军府等。记得去年时节,香港文汇报拜访新疆书记张春贤,他提及44位伊犁将军不少都战死边疆。赵志强就此谈到,治疆者有着深厚历史感很是难得,尤其是清朝理藩院与伊犁将军的设置,令清朝处理蒙回等民族事务好于前代。清朝的民族事务治理与中枢决策中的关系,值得治国理政者与决策智囊深思。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1月04日 14:03 (星期一) 刘纪鹏评383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针对公布的“383”改革方案如何评价,刘纪鹏教授应邀接受《证券日报》采访,内容整理如下。

国资改革的取向是市场化而非私有化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刘纪鹏教授

2013年11月2日

    在新一轮国企改革“整装待发”之际,国企与国资如何更好地与市场相结合?国企与国资管理体制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国资法》起草小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专访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改革思路。

国资改革顶层设计方案思路

    刘纪鹏认为,目前的国资改革顶层设计方案思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国企分类问题,另一个是市场化问题。在国企分类问题上,目前将国企分为公益性国企和竞争性国企,这种分类在理论上不合理、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行的。

    首先,“竞争性”与“垄断性”在界定上模糊不清。因为公益性和营利性相对,竞争性与垄断性相对,而在当前很多垄断行业将对大量民营和外资开放之际,中国垄断领域的边界是在动态变化的,使得在现实中很难区分竞争性国企和垄断性国企。其次,垄断性国企是否营利模糊不清。比如电网、电信等自然垄断行业,它们虽受到社会公众及相关部门的价格管制,但这些企业一定是追求盈利的。另一方面,按照竞争性与公益性的划分依据,公益性国企归财政部监管,竞争性国企归国资委监管,加之“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呼声越来越高,竞争性国有企业面临全面退出的极大可能。如果竞争性国企不复存在,国资委这一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资监管机构也终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将国企分为公益性和营利性才是最合理的。”刘纪鹏指出,一类是由财政部门管理的公益性国企,其特点是采取国有独资形态,不以营利为目的,企业家是公务员。这类企业应当只占极少数,以提供公共物品和接受公共补贴的企业为主,主要履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充当社会公共物品提供方的角色。另一类是国资部门管理的营利性国企,其特点是采取国资控股或参股形态,以追求营利为目的,企业家来自职业经理人。国资委的监管对象应当是营利性国企,监管范围是国家出资形成的以追求营利为目的的全部国有资本,包括产业类(如各国有资本经营公司)、金融类(如中投公司)和其他营利性国资。

    在市场化问题上,刘纪鹏认为,国资改革的取向是市场化而非私有化,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既是中国国资三十年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也是深化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中国改革成功一定是在企业的改革上建立现代公司制度,而绝不是仅仅把国有独资企业变成私人独资企业,也绝不是把国企变成传统意义上的私人家族的私企。

下一步国资国企改革的四个思路

    对于下一步的国资国企改革,刘纪鹏提出了四个思路:

    首先要解决国资委的定位问题,建立大国资监管体制。由于我国国有资本存量巨大,财政部作为公共管理部门去履行金融国有资本出资人的职责,在体制上不顺。此外,国有资本的分部门监管也难以适应产融结合的大趋势。下一步,应将国资委变成国资委和国有资本经营公司,即:国资委作为统一监管者只有一个,国有资本经营公司作为履行对实体企业的直接出资人,可以有很多个。国资委定位为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统一监管者,履行对全国经营且营利性国有资本的统一战略规划布局、统一国资预算编制、统一监督管理与考核、统一国资基础管理等重要职能。国务院只能有一个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它下面,设立中石油、中石化、中投、汇金、烟草、铁道、电网等若干个代表国家管理国有资本的国有行业性的大的控股公司。

    其次是建立法人所有制基础上的现代公司制度。通过股权多元化和资本化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并全面构造职业管理人制度以及期权制度,只有这样,我们的现代公司制度才能完善起来,我们的国资改革才真正走出了中国市场经济的道路。

    三是要实现从国企监管向国资监管跨越。国资委与国企的关系从“上级主管”与“所属企业”的关系转变为“股东”与“董事会”关系,即完全通过董事会履行责任,通过股份表决,来实现股东的三项权利:重大经营的决策权,人事任免权和按股分红的资本收益权。唯有如此,才能将中国的国企改革推向一个深度。

    四是通过国有资本经营公司来实现国有资产管理的优化。国有资本经营公司是“在国资委和实体企业之间组建的国有独资的、专门从事国有资本经营的特殊形态的法人”。国有资本经营公司作为连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国家出资企业的中枢,在国有资产管理中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地位。一方面接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委托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作为参股企业国有股权的代表行使国有股东的权利。随着国资管理体系的深化改革,必然构建并将直接出资人职能逐步赋予国有资本经营公司这一中间层。

 

 

  

一招打破金融垄断

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 2013年11月11日

    在当前打破金融垄断、引入民间资本的机遇上,应大力扶植民营中小银行的发展。金融垄断与金融暴利是当前制约我国经济体制的主要障碍。

  有数据统计,2012年中国500强企业中5家国有商业银行收入占比为6.2%,利润占比却达到了35.6%,而500强企业中268家制造业企业收入占比41.1%,利润却仅占20.2%。这表明,实体企业利润向商业银行集中。商业银行的高利润意味着实体企业不仅融资难,而且融资成本高,这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做大做强。实体经济难堪重负,倒逼金融改革。

  截至2012年12月末,我国共有商业银行1241家,然而现有的银行体系和结构极不合理,笔者将其归纳为“大恐龙”和“小跳蚤”一统天下:所谓“大恐龙”是指工农中建交5大银行,总资产共达62.66万亿,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47.7%,5大银行实现净利润7746亿,占行业总利润的62.4%。

  但是大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存在天然的不兼容性,各大银行在投放贷款前需对企业资质进行详细考核,所消耗的成本相对较高,而中小企业贷款数额少,压缩了银行的获利空间,这种“高成本、低收益”使得大银行更愿意与大企业合作,缺乏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有效激励。

  所谓“小跳蚤”,是指1037家带“农村”字眼的银行。其中村镇银行635家,农村合作银行190家,农村商业银行212家。这些“不出村”的银行与我国城镇化的现实需求极不匹配;其余3家政策银行和1家邮政储蓄银行有政策局限;39家外资银行网点分布稀少。

  因此,能够支撑中小企业发展的只有144家城市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银行。而我国现在拥有中小企业接近2000万家,个体户近3000万户。当前的金融服务体系很难支撑如此庞大的中小企业及小微客户的金融需求,严重抑制了中国经济的活力。

  中小企业融资难和实体经济发展难的治本途径在于开放民间金融,大力扶持民营中小银行的发展,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高度垄断。

  笔者早在2008年就与另外9位教授向有关部门上书“打破金融垄断,振兴实体经济”,其中提到每年要大办300家县域股份制银行。相对于其他各类金融机构,县域股份制银行有其独特的优势,他们对本地中小企业也更为了解,若能通过明确的市场定位,必将有力地带动本地中小企业发展,实现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的来源社会化和使用本地化。

  我国有3000个县域单位,即使每年能办300家,也需要10年时间。因此,这个进程应该只争朝夕的加快,同时在资本市场上优先给建立规范治理结构的中小银行上市。

  目前,民营银行的政策大门已经打开。8月16日以来已有三家民营银行名称陆续获国家工商总局核准注册,他们分别是温州的“苏南银行”、“华瑞银行”和深圳的“苏宁银行”,预计明年3月将有第一家民营银行正式营业。

  除商业银行体系外,还应该大力培育和发展网商金融。目前,阿里巴巴已经实现的具有支付和转账功能的“支付宝”、具有信用贷款功能的“阿里小贷”。阿里巴巴的金融服务几乎已经囊括了所有传统银行的业务。

  网商金融的发展势必成为今后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在法律上应该给予这些网商平台合理合法的市场准入以及开办银行的权利,获取金融机构的营业执照。

    综上所述,在当前打破金融垄断、引入民间资本的机遇上,应大力扶植民营中小银行的发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逐步把利润向实体经济回归,实现金融服务和实体经济的平衡。

   (刘纪鹏教授系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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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强豪才有社会稳定

史鉴

  “2013/10/27据内地媒体报道,针对新一轮的改革将如何启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日前提出了“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改革基本思路和行动方案。国研中心将此方案简称为“383方案”,并提交将于下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由此方案形成的总报告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叫做“顶层设计”的词汇毫无征兆地突然开始流行起来,学界、官方都在谈论“顶层设计”。时至今日,这个“顶层设计”所设计的内容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不再羞答答地“犹抱琵琶半遮面”了。国研中心的383方案,应该就是那个“顶层设计”所欲言又止之内容的经济部分。至于后面是否还跟着有意识形态和政治部分的内容。我们暂时无从得知。

  我们该如何判断这个383方案的性质呢?虽然本文将会全文解读“国研中心383方案”,但是要判断这个方案的性质,则必须先要跳出这个方案的具体文本。古人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跳出庐山看庐山,才能得见庐山真面目。否则任何方案都会有利弊得失,纠缠于具体利弊得失将会淹没对该方案的整体认知。

  据说方案的执笔人刘鹤先生的文章有历史纵深,善于从历史角度提出经济建议。笔者没怎么看过刘先生过往的文章,但是从媒体介绍来看,刘鹤先生的历史角度,应为经济史无疑。鄙人从来都认为,任何研究者如果不了解历史、不了解其研究领域的专业史则根本不会有厚重的成果。

  如果把一个社会看成一个巨人的话,则政治家就是这个巨人的操纵者。历史就是这个巨人的过往经历。历史中包含有社会巨人的过往经验和教训。这个社会巨人如果想吃一堑长一智,逐渐成长为智慧生物。则必须记住过往的经验和教训。而操纵这个庞大社会巨人的政治家,如果不了解历史,则就会将“本社会”变成“记吃不记打”的低等生物。

  中国经历了众多的朝代兴起、繁荣、积弊、改革、剧变、衰弱和灭亡的过程。几千年了,有多达数十个大小王朝。如果能真正详详细细地纵观一下历史,这么多的经验教训,即使资质平平之人也拥有大政治家的眼光了。在政治治理方面,相比之下目前的西方人也就幼儿园的水平。

抑制强豪才有社会稳定

  如果我们仅仅看那些统一全国的大王朝,比如夏、商、周、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我们会发现他们几乎都是灭亡于内部的尾大不掉。即使被外敌灭亡的西晋、北宋,也是灭亡于内部尾大不掉所导致的无力抵抗外敌入侵。孔子曰: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中国这种大体量的社会巨人,只能灭亡于内部的政争和尾大不掉。

  笔者曾写过一篇《豪强论》的文章,将“豪强”的兴起与尾大不掉,同王朝灭亡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经济繁荣的同时,豪强们就会趁势崛起。如果政府无力抑制豪强的无限制壮大,则豪强就会上吞政府的税基,下夺小民的生计。最终政府的税收、豪强的侵夺、官僚的压榨全部都会落到了小民百姓的身上。当压迫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人心思乱,政争频仍,地方豪强犯上作乱。并最终迎来新一轮的大洗牌。结果只能是政府垮台、小民遭殃。豪强呢?历史上的大多数豪强都在新王朝孕育的时期,被各种吃大户的暴民、土匪、军阀给杀猪出谷了。就连共产党闹革命,最初靠的也是这些土豪大户尸体的滋养。

    自从遇到西方人后,中国的这些豪强们似乎有了外逃的后路。大不了学李嘉诚弃中投欧,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却不知当大限到来之时,人家就不会给你李嘉诚的待遇了。届时西方人会怎么着呢?看看大清朝灭亡后豪强们和达官贵人的后果吧。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没有国家的后盾,人家想把你们怎么着都不会有人管。李鸿章的后人们至今都夹着尾巴低调做人,皇族亲贵的后人们早就变成寻常人家了。多数清朝豪强们的后人们似乎都被时代碾成粉齑了。

  古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豪强们攫取的目标就是土地。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资本化的股权、债权和期货期权等金融资源。豪强们攫取的目标就会是股权、债权和期货期权等金融资源。古代当土地集中到豪强手中后,政府的税基消失了、小民的生计消失了;社会也就开始动乱了。现代社会一旦多数企业股权、债权、期货期权等集中少数豪强手中后,必然导致内需不振、消费不足,并最终导致经济循环梗阻。后果是金融、经济、社会、政治同步溃败。我们都知道现代的美国生病了,是什么病呢?其实就是豪强病。美国的大豪强们攫取了多数资本化的生产资料,卡奴、房奴们无力维持足以支撑美国经济的消费水平。美国不病才没天理呢。

  有人不清楚豪强们是怎么侵吞政府税基的。古代豪强们所拥有的土地无法藏着掖着,都明白无误地摆在地上,可是政府楞就是收不着税。奇怪吗?其实一点都不奇怪。逃避税收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常见的手法是飞洒、诡寄、将膏腴之地报为荒地、丈量土地时少报数字、谎报天灾。天高皇帝远,皇帝不可能亲自来丈量;核查的官员们自己就是豪强地主。所以,土地一大片,税收一点点。小民百姓不但要交自己土地的税,而且要替豪强们交他们“飞洒”过来的土地税收。现代的豪强们怎么逃税呢?只要看看税收的侧重点就知道了。反正金融交易不要交税、资本利得只有少数国家征很少的税,大豪强们的资产绝大部分都是金融资产。这些资产是不征持有税的。如果认为房产税是富人税,那就大错特错了,房产税是地地道道的穷人税。一旦房产税开征,富人们都将会跑去拥抱金融资产而抛弃房产。

    如果将房产税按照国研中心383方案设想而确定为县区级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则必然导致房产税演变为货真价实的穷人税,因为穷人不可能不住房子,而豪强们却可以只住一所房子。总而言之,古代豪强拥有土地不交税。现代豪强拥有金融资产同样不交税。政府的税基只能是小民百姓。一旦豪强坐大,政府为了生存只能将小民百姓逼到官逼民反的地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给了我们持久和平的希望(第一次为唐代的授田制,唐代授田制因人丁过渡滋生、安史之乱的打击而失败)。生产资料的国有,是抑制豪强无限壮大的终极手段,也是永葆和平的唯一希望。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坚持、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壮大,似乎让我们的希望变得更真切了。国企特别是央企的壮大,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使得我们的政府可以不依赖税收而生存。而国企的所有权优势使豪强们无力侵夺政府的税基,国有土地增值的大部分也被政府拥有而豪强们无力全部夺取。而国企和国有资源又是可以为维持小民生计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豪强们的能力将会被抑制在一种可资利用却无力坐大的状态。这是一个近乎大同社会的制度存在。只要国企、央企和政府的监督问题解决掉,国有资产收益的全民共享问题解决掉,这就是一个大同社会的雏形。

国研中心383方案包藏祸心

  可是当我们再回头看国研中心383方案时,当我们在众多正确建议里面看到隐藏着集体土地私有化、国有资本私有化、地方政府债券开闸的内容时,后背却刮起了凉风。我不知道这样的改革将会止于哪个地步。383方案中含有的“国有资产资本化,农地确权和集体土地入市”内容,都是抽离政府生存基础的重大举措。当郎顾之争废掉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盛宴、杜建国搅了佐利克的道场后,这难道是新一轮的侵吞全民资产的欲望大暴露吗?我们在383方案中,还看到了消灭土地财政,开闸地方政府债券的明确意图。集体土地自由入市就会废掉土地价格,房产税征收会废掉房产的金融功能,如此依据383方案而新组建的国有土地管理公司也就变成了一个鸡肋。没人要房子了,谁还稀罕供过于求的土地啊?可是消灭了土地财政,开闸了地方债券的意图在383方案中明白无误地写出来了啊。他们分明就是想让我们的难以掌控的地方政府深陷债务危机,以便最终逼迫中央政府顺理成章地出售“已经被资本化的国有资产”以拯救身陷危机地方政府。

  这分明就是一个连环套。只要走了集体土地自由入市、房产税成为地方主税的第一步,则就必然跟着走开放地方债券弥补地方财政缺口的第二步;紧接着地方政府无力偿债,中央政府必须救助,所以必须走中央政府债务危机的第三步;接着为了解决债务危机,必然走要出售国有企业度过难关的第四步;其后必然是危机继续进行,无可出售之资产,并且因征收房产税而得罪了辛苦买房的多数房奴。一旦经济再发生动荡,房奴无力还贷还必须为地方政府缴纳赖以生存的税基,则必然引发这些人上街抗议。而经济发生动荡后,农地已经私有化,估计用不了多久,那些以为在城市里站稳脚的人就会将土地一卖了之;而这些人日后也将有家难回。成为游荡在城市边缘的干柴烈火。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前景,最终的目的就是逼迫共产党得罪全天下人后再被迫交出政权。而且确实开弓没有回头箭,给了农民土地再收回去,就彻底得罪农民了。没有良策之前,废掉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地方土地财政,就是自寻死路。这样计算精密的顶层设计,只能出自西方犹太人的手中。难道管理层真的准备自毁长城了吗?难道管理层也准备为自己的家族分到一杯羹而抛弃天下生民了吗?我想不会是这样的。我认为中国的最高层政治家不会猥琐到如此地步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分明就是包藏祸心的国研中心383方案会出台呢?鄙人认为有以下原因。

各路强豪已试图干政

  第一、日渐坐大的豪强们已经开始试图干政了。

  35年前我们的社会是几乎同质的平民社会,35年后的我们社会经过经济改革、集体企业和中小型国企的私有化、新兴私企的兴起、外企的进入;我们的社会产生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大小豪强集团。顶级豪强们垂涎于庞大的国有资产,开始试图侵吞大型国企和央企了。国研中心的研究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我们不能排除其中有代言人的可能。但是请豪强们看看历史,看看那些政府倒塌后如丧家之犬状的满清豪强们吧,他们就是你们的镜子!奉劝你们不要把事情做绝。

  第二、逼仄的经济状况使得管理层乱了阵脚。

  中国经历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歌舞升平已经成为了习惯。管理层没有勇气去掌控一个没有经济增长,甚至经济负增长的社会。可是老子曰: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孰为之者?天地。天地尚且不能久,而况人力乎?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永不停歇的增长。如果连我们的拥有强大国有资本的社会制度都无力承受不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经济状态,那么其他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无法承受这样的状态。经济停滞不可怕,失去对经济的终极掌控才真可怕。设若此轮危机因变卖国有资产得以度过,那么下轮危机来临时,让后来的管理层该如何自处呢?难道真准备让他们变卖政权了吗?可是习惯性的增长预期和逼仄的经济状况,迫使管理层有病乱求医;其实啥事都没有,欧美都乱了我们也不会乱。比抗病能力,都能把欧美拖死。寻求解决方案时应该的,可是自毁长城的事情是不能干的。

  第三、中国没有自己经济学的尴尬,使得错把野鬼当仙佛。

  佐利克是什么东西?分明就是美国大豪强的一个门客。而这样的一个猥琐的门客,却被我们大名鼎鼎的国研中心请来当仙佛膜拜。我们国研中心的大人物们甚至请这个野鬼门客来做事关生死的顶层设计。基辛格是什么东西?分明就是美国统治集团大豪强的一份子。可是基辛格这样的人却到了可以在中国充当半个国师的地步。国研中心的大人们,你们不怕被历史耻笑吗?知道你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大大的耻辱两字吗?

  佐利克如果这么厉害,早去欧美深陷危机中的祖国指点江山了。放着祖国的危机不救,跑到中国来激扬文字,难道是他另一个白求恩吗?我只能说,只有中国的资产足够拯救西方的债务危机,也只有中国蚁民创造的利润才能维持欧美金融衍生品游戏的继续运转。中国国有资产的彻底资本化,将为美利坚帝国继续辉煌添砖加瓦。其实,佐利克指点中国就是解救欧美祖国。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诡异行为!

  可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学始终无法横空出世。如果中国自己的经济学能够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谁还会请佐利克这样的野鬼来膜拜呢?如果中国的经济学能够揭穿西方经济学玩弄概念,骗人钱财的丑陋面目,谁还会请他们呢?如果有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我们大名鼎鼎的国研中心就不会抽风般地膜拜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了。可是这个可怕的时间差,也许将会导致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只能等待下一轮政治清明后再有用武之地了。

  可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学的的确确正在孕育成熟的过程之中,他们就在互联网上,就在草根网上。

  第四、西风东渐以来,意识形态领域中华固有概念体系全线沦丧失守。

中国必须重塑自己的理念

  国有道统和政统,中国目前虽然政统同古代中国一脉相承,中央集权依然不变。可是道统却几乎全面沦丧。庙堂之上坚守天道、事实和良心的中国精神日渐稀少,在西学放纵个人欲望学说的蛊惑之下,为了个人私欲,国之基石可毁、国之长城可破、亿万生民可弃。天下无所不可为,只有自己的欲望不可违!中国古人常言抬头三尺有神明,可是这些西学蛊惑下的烂人们却皈依了西学的邪魔外道。

    鄙人常称西学为狄夷之学,狄夷之学鼓动人们拥抱欲望放弃责任。鼓励从政者攫取权力放弃担当。民主、自由、个人权力,这些概念听起来很美好,可是大家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会听起来美好。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解释其原因,那就是这些概念迎合了每个人内心的私欲,却没有附加任何责任和义务!所谓的学者们可以为了这些概念,而不管天下兴亡。而且搞笑地认为,只有天下残破才能迎来个人的自由、民主等据说能够带来幸福的美好概念。所以他们无耻地配合外人围剿爱国概念。中国这部分社科领域的所谓文“人”们,已然被西学洗成脑白痴了。当年,毛同志让这些人上山下乡,着实是在治病救人啊。

  我很难想象“庙堂之上、学堂之中的兖兖诸公”中,有多少这样的脑白痴才能将一个才面世60多年的崭新而强大的国家机器弄到如今的地步呢?草根网的同仁们啊,合力围剿解构西学概念。才是救中国,救那些脑白痴的根本啊!没有庙堂之上、学堂之中如此多的脑白痴的鼓噪,国研中心的大人们也不敢明火执仗地诱骗管理层自毁长城啊。

  中国如今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如此恶劣,我不清楚不惮于向欧美示强的管理层如何能够容忍内鬼的肆虐呢?鄙人宁可要外部示弱,内部核心利益丝毫不让的政策。也不要当前外部示强,内部核心利益拱手相让的政策。

  管理层啊,你们真的准备向这个方向闯开一条血路吗?这分明是一条不归路。巨龙巨龙擦亮眼,一定、一定要擦亮眼!

  其实,利率自由化、货币自由兑换、引入外部竞争者都不是大问题。只要有内部的好根基,有强大的国有资本的存在,我们就会犹如当年加入世贸组织一样,在竞争中逐渐强大起来。可是一旦守不住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国有资产不能私有化的底线,守不住量力而行的财政原则,则逼仄的经济状况将会演变为致命的最终溃败!

  愿苍天保佑中华!愿草根网诸君都能尽快加入到“不用西学概念,解构西学概念”的洪流之中。首先在思想领域驱逐肆虐的西学(狄夷之学),为中华保留火种,以便即使事不可为后,中华依然保有再次复兴的机会!

  对了,383方案,也许就是“散不散伙方案”的谐音吧。权当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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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重興: 私有化萬能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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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推介

千古執著大同夢

作者: 王小強

出版社: 大風出版社

    【內容簡介】本書翔實展開從秦法家到漢尊儒的邏輯連貫,從而奠定中國社會制度和意識型態的基本框架:百代都行秦政制,千古執著大同夢。

    【本書特色】作者自1980年代以來致力中國改革的調查研究。本書為作者理論聯繫實際,在歷史哲學和中西文化比較層面的學術總結之一。

    王小強:英國劍橋大學政治與經濟系博士。曾任職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副組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常務副所長、現任中信泰富經濟研究部總經理。著有《投機賭博新經濟》、《摸著石頭過河的困惑》(獲亞洲週刊2007年中文十大好書)、《史無前例的挑戰》、《文明衝突的背後》、《摸著石頭過河:中國改革之路》、《產業重組時不我待》。合著有《改革:我們面臨的挑戰與選擇》(1986年獲孫冶方經濟學獎)、《富饒的貧困》(1987年獲香港電臺推薦“十本好書”)、《香港聯繫匯率保衛戰》、《三網合一》、《再造中國》、《西部大開發方略》、《西部大開發考察實錄》。

目录:

一、市場經濟缺德

二、啟用商人抑商

三、漢承秦制何必尊儒?

四、國家壟斷與什麼民爭利?

五、死打硬拼和平崛起

六、超越「前現代的現代」

七、開天闢地 → 根深蒂固

八、「屈民申君,屈君申天」

九、士農工商的道德排序

十、偽君子好過真小人

11、大同理想「一貫道」

 

 

 

 

 

发件人:djg1973<djg1973@sina.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时 间:2013年10月24日 15:33 (星期四)

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会有大动作

杜建国

一、三中全会不会讨论国企重大改革(即私有化)等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在经济改革方面有大动作”,这是一年来(十八大以来)“自由派”掌控的中国主流媒体和部分国外媒体(如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的宣传工作的重点。不过相对于这一鼓噪而言,即将于11月召开的三中全会肯定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会有大动作出台。

    何谓大动作?在笔者看来,媒体所宣扬的大动作,无非是两条:第一,对庞大的国有资产进行重大改革,即私有化;第二,金融改革,包括对外和对内两方面。掠夺资本——即“自由派”资本——企图通过这两项措施将中国高速发展三十多年的成果都装进自己口袋里。笔者认为,在这两个领域,三中全会不会有大动作。先谈谈金融方面。中国政府肯定不会允许资本自由流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历历在目,中国政府岂能重蹈覆辙?国内方面,中国政府今年已经做出了促进私人资本成立银行的决定,这是“自由派”的胜利,不过自由派欲壑难填,还企图有进一步的要求。自由派不仅要求放开私人银行的限制,相反还要求进一步的优惠或特权,比如降低保证金门槛等,这无异于玩火,政府肯定不会予以支持。另一个是放纵非法集资与集资诈骗,即让吴英、曾成杰们为所欲为,对此政府也不会答应。

    下面重点谈一下国企改革或国企的命运。

    国企改革不会有大动作,或者说,政府根本不会允许进行大规模的国企私有化,这一点其实早在2012年就已经很明显了。
国企一度被舆论认为是即将淘汰的历史遗留事物,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国企尤其是央企早已摆脱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困局,不断做大做强。如此大的一块国有资产肥肉肯定会招来觊觎者,于是媒体秉持张维迎的“吐痰论”,于2008年以来不断向国企泼污水,意图为瓜分国企制造舆论基础。一段时期内,中国政府的核心媒体——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央视——的核心版面一度对国企问题不予置评,国企的生死兴衰成为疑问。

    直到2012年3、4月份,这一局面才发生了改观,人民日报等媒体纷纷在主要版面大量刊登肯定国企的报道,甚至连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也参与了表态。参考消息突然于4月12日刊登了某记者于2月15日对前西德总理施密特的采访,在采访中施密特称现存的国企是中国的命根子,不能私有化。而一向在经济领域缺乏主见、一般爱模仿自由派、对国企并不友好的环球时报,也在5月17日刊登社评《舆论应该回到国企和民企的中间位置》。至此,政府对国企的态度已经基本明朗,那就是继续保留。到十八大报告时,重申了“两个不动摇”,继续强调国企与私企一样,都要发展壮大。若无意外,三中全会不会出台与十八大报告相冲突的政策,即大规模私有化国企根本不可能。至此,国企存废之争实际上已经是盖棺论定了。当然自由派媒体则依旧继续攻击国企,不达目的不罢休。

    2013年7月以来,习近平先后视察兵器工业武重集团、中船重工大连船舶重工集团、一重集团大连加氢反应器制造公司、中行沈飞、沈阳鼓风机集团、沈阳机床集团等央企和地方国企,并对上述企业在高端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予以了肯定。这进一步宣示了政府对国企的态度。

    2013年8月27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于11月召开三中全会。新华社的新闻稿,只是说要“全面深化改革”,但是并没有透露改革的具体内容或措施。10月7日,习近平在第21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闭幕演讲中,表示“中国正在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透露了三中全会的重点内容。在习近平列举的主要改革措施中,根本没有谈及国企改革。至此,三中全会对国企不有大动作已不存任何疑问。

二、“听见风就是雨”——媒体爱对政府表态进行过度阐释

    明明是中国政府高层从来没有对国企私有化等问题做过任何明示甚至暗示,可为什么人们总是会认为三中全会将在这些领域有大动作呢?这主要是受媒体报道影响所致。

    媒体特别善于利用政府或领导人表态中在所难免的字面上的模糊性来做文章。

    改革,在当今中国具有政治正确性。不管哪一届领导人,都会强调“深化改革”的,否则自己就违背了政治正确性,丧失了合法性。不过,“改革”这个筐,什么都能装。强调深化改革,并不必然意味着要将国企私有化,也可能是另外的内容。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强调自己的改革决心时,经常会讲一些“敢于啃硬骨头”、不会“畏葸不前”、甚至于要“壮士断腕”之类的豪言壮语,这让不少人浮想联翩,但是这些抽象的豪言壮语背后到底是具体什么样的实质内容?对此还是不要急于下结论为好,而是应该等政府出台的具体政策措施后再确定。断什么腕?会把庞大的国企资产给断掉吗?如前所述,中国的新一届政府迄今为止,始终没有要将国企私有化的任何明示或暗示。

    遗憾的是,“自由派”媒体以及部分境外媒体总是一厢情愿地对高层领导关于深化改革的相关表示,进行有利于己的解读和发挥。好像一说“深化改革”,那就是决定要把国企给分了,允许热钱肆意进出中国,允许集资诈骗,由此吴英、曾成杰将由罪犯而变为金融创新英雄一样。

    比如,8月27日政治局会议召开决定三中全会时,表示要“必须充分认识改革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增强与时俱进、攻坚克难的勇气,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对于这种抽象的表态,联想过度并不可取,因为在公布这些豪言壮语时,并没有同时透露相应的具体的落实措施。

    再如10月7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主旨演讲《深化改革开放 共创美好亚太》中说,“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是因为,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许多媒体对此欢天喜地,不过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习近平在讲完这番话后,紧跟着又补充道,“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

    “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或许可以理解为“雷声要大,雨点要小”。“稳”字当头,这才是最近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在采取重大经济改革措施时的一贯作风。

    如果说中国政府的面临重大经济改革时的表现是“雷声大雨点小”的话,那么中国自由派媒体的一贯作风恰好相反,抓住任何蛛丝马迹予以发挥夸大,可谓是“听见风,就是雨”。

    比如,6月下旬,发生钱荒事件,与此同时,巴克莱银行的黄益平抛出“李克强经济学”一说,称“李克强经济学”的核心是不要增长只要结构改革,即广为人知的“休克疗法”。国内媒体随即跟上对巴克莱的解读予以了广泛报道。7月5日,南方周末重点推出《“新政观察”》系列报道,其第一期《新政百日 金融破题》兴奋地赞扬新政府面对经济下滑采取了“踩刹车、转方向”的对策,声称“眼下,距离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尚有三个月左右,按照惯例,这次会议一般会确立并通过新的经济政策走向,这也是观察新一届政府执政思路的关键节点。”结果不出一周,李克强在视察广西时候就强调要“稳增长”,不让经济滑出下限。“踩刹车”不见了踪影,南方周末的《“新政观察”》系列报道也只出了一期,再也不见下文,空欢喜一场。这种迫不及待地将愿望当做现实来宣传的案例还有很多。

    2012年来,“自由派”的战略部署就是“以危机倒逼改革”,让中国经济在2013年夏天爆发经济危机成为逼迫三中全会出台大动作的关键,为此,“自由派”不遗余力地压迫、诱使政府只要“调结构”,不要“稳增长”。可是结果到2013年7月份,政府态度明确地表示“稳增长”与“调结构”并重,并采取投资措施令经济止跌回升,危机或硬着陆没有发生。危机没有爆发,中国经济形势依旧正常,政府干吗要为了所谓深化改革而不惜自毁好局?经济形势的企稳回升令三中全会出台大动作失去了理由。

三、媒体如何主动营造舆论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半年来“自由派”以及境外媒体围绕三中全会所刻意制造的几起舆论事件。

    近年来积极参与中国内部事务的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于5月14日刊发文章《中国要以主动“革命”应对危机》。该文讲到,“澳大利亚媒体The Age 5月13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计划以革命来阻止财政危机爆发》的独家报道,文章援引接近中国领导层的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正在制定一份大规模改革的蓝图,其目的在于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该报道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将牵头为今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准备一份涉及七大领域的改革蓝图。”

    乍一看,三中全会似乎将会有大动作,不过即使这样一份危言耸听的文章,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领导层在如何改革国有企业方面未能达成共识”。

    紧跟着,5月16日,善于与华尔街日报互动的财新网刊发报道《七大领域改革方案正在起草》,称“上任未满两月,新一届中央政府即着手筹划新一轮体制改革事宜。接近决策信息的人士透露,目前,七个由政府高层官员及政策顾问组成的独立工作小组正在起草改革方案”。

    遗憾的是,“接近决策信息的人士”并没有透露出任何国企改革的信息,对此财新网自行作了如下解释:“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七大领域改革未见国有企业身影。巴克莱表示,原因可能是‘最高层没有达成政治共识’,但大可不必感到悲观。”财新网便如此将“最高层”代表了。

    华尔街日报和财新网的报道,引起了较大反响。不过,炒作归炒作,等到8月27日政治局会议召开时,炒作者们不得不悄悄地承认自己的期望落空了。

    8月27日,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刊发文章《猜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经济药方》,坦言“政府关于进一步改革的提案将面临艰巨的审议过程。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政府的改革提案可能会遭‘瘦身’,甚至完全不被提上议程。”

    9月2日,渣打银行发布报告,称三中全会“将不会明确指向国企本身,而可能致力于改变其生存运营的环境,迫使国企调整适应以继续生存。”

    9月11日,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刊文《10个你需要知道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点》,称“国企改革仍是敏感话题,可能不会明确出现在今年的全会文件”。

    9月16日,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刊文《中国正在改革之路上倒退?》,抱怨“随着秋季中央全体会议的临近,围绕中国主席习近平改革议程的预期可能需要暂时被搁置了。”

    9月27日,财新网刊登文章《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瞻》,指出“我们不应对11月会议的直接成果抱有太高期望。……近期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的可能性不大。我们预计11月份的会议将仅仅重申要增强国有企业活力。”这就是五月份财新网和巴克莱银行自行代表高层的结果。

    不过,已经认识到三中全会不会有大动作了的媒体,依旧继续制造相反的舆论。随着三中全会召开日期日益临近,2013年10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发改委副主任“刘鹤”的名字突然响彻全国,这是因为10月7日,即习近平在APEC峰会上介绍三中全会改革纲要的同一天,华尔街日报推出了长文《刘鹤的艰巨任务:让中国经济再次腾飞》,同时该文内容得到中国各路媒体的大量转载。

    该文称,“引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新蓝图开始交由现年62岁、儒雅沉静的刘鹤来描绘。他是一名中共官员,其同事和西方领导人都知道他是经济改革者。在下个月中共450名最高官员参加的闭门会议上,将公布这幅经济蓝图。……选择刘鹤作为中国新经济计划的总设计师(这一点得到了许多中国官员、学术人士和知情人士的确认)让外界燃起了希望:市场改革者将占得上风。”同时,该文还对国企大张挞伐了一番。

    在该文中,华尔街日报一上来就用了一些模糊而夸张的文字,对一般读者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由刘鹤正在牵头起草的三中全会的经济改革方案,将会在国企和对外金融开放方面进行重大改革。办报纸的人都知道,绝大部分普通读者,对于稍显专业的经济类的长文的理解,通常都是由标题以及文章中作者所刻意突出的段落决定的。而各路媒体在转载介绍时,也大都侧重于此。比如,联合早报在评论此文时说道:“习近平尽管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左倾,(但)他在经济问题上展现直面增速放缓和藉此推动改革的意愿。一位熟悉领导层想法的中共干部说,改革的时机已到,新一届领导人有10年任期,如果他们坐视问题不理,中国经济将陷入灾难。”

    令人吃惊的是,在制造了上述印象后,《刘鹤》文又透露了相反的信息。首先,刘鹤办公室此前已经表示并不同意华尔街日报刻意夸大他个人的作用。其次,“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纽约大学经济学家斯宾塞(Michael Spence)称:‘刘鹤是中国实用主义的一个典范,他认为市场是使经济有效运转的重要机制,但他不是这种机制的信奉者。’”

    更重要的是,“参与者说,不大可能推出对国企巨头进行直接大规模改革的措施。……即便是刘鹤的盟友也认为,刘鹤旨在增强国有企业所主导行业竞争的努力没有获得多少支持。一些参与制定三中全会改革方案的经济学家说,此次会议不会提出针对国有行业的重大改革计划,尽管他们认为国有企业的垄断限制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可见华尔街日报明知他们所心仪的那些“改革”并没有在三中全会被讨论、通过的可能,明知刘鹤并非如他们所描绘的那样,但是却依旧在大多数读者中间制造了相反的判断。

    华尔街日报以及中国的媒体玩弄这类小把戏,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在自欺欺人呢,还是明知这一回输了而坚持在为未来做舆论准备。

四、未来“自由派”将通过国企资产资本化来达到目的

    三中全会马上要召开了,不少媒体依然在锲而不舍地制造三中全会将会对国企动大手术的舆论。香港最大的英文报纸、原来港英殖民当局的喉舌南华早报,10月13日发表社论《北京面临艰难选择》,称“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会动摇国有垄断企业在战略经济部门的支配地位”。在形势已经如此明朗的情况下,南华早报与这种依旧坚定地把愿望当作现实的勇气不知从何而来。

    环球时报,在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方面,与“自由派”媒体常常有不同见解,但是在经济领域,环球时报却缺乏独立见解,多数情况下跟在“自由派”后面瞎起哄。比如,最近环球时报评论版也设立了一个展望三中全会专栏。10月11日该专栏刊登中国美国商会会长葛国瑞(Gregory Gilligan)文章《中国能将艰难的改革进行到底》,该文称尽管“许多既得利益者会抗拒变革。例如,在低息信贷、低监管要求和竞争保护壁垒下养尊处优的某些国有企业”,但是,“中国政府有决心将必要的改革贯彻到底”。难道环球时报与葛国瑞认为习近平不久前视察的兵器工业武重集团、中船重工大连船舶重工集团、一重集团大连加氢反应器制造公司、中行沈飞、沈阳鼓风机集团、沈阳机床集团等央企和地方国企,都不是凭借产品和竞争力在市场上站住脚,而是在“低息信贷、低监管要求和竞争保护壁垒下养尊处优”的?

    “自由派”对国企的觊觎之心是百折不挠的,虽然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不会满足他们的期望,但是他们会另辟蹊径的。“自由派”媒体近年来一直鼓噪新一轮的国企私有化,不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进行的那种“管理层买断”之类的国企改制——私有化,“吃相太难看”,现在想简单重复进行已经不太可能。直接的私有化不成,“自由派”便寄希望于间接私有化或曲线私有化。近期,“自由派”开始出新招,企图通过让国有资产证券化或资本化、然后再通过金融证券手段予以侵吞的手段,来实现曲线私有化。庞大的国有资产,好多还没有实现证券化,上市公司只占其部分资产,一旦全部实现了证券化,侵吞起来就方便多了。

    如2013年10月国研中心公布的“383方案”这一所谓的“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思路和行动方案”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以国有资产资本化为重点,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为国有资产资本化创造条件。对尚未实行改制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和集团公司,尽快实施规范的公司化改造。具备条件的,可实行股权结构多元化,或做出上市安排。”老牌地方国企上海家化今年被平安投资通过所谓的资本操作给占有了,莫非就是上述设想的实践例证?

    “自由派”虽然以改革派自居,但是有些改革,他们却是坚决反对的。比如,据闻三中全会可能将会就遗产税出台一些政策。遗产税,是一项新事物,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有利于缩小贫富分化的改革之举。但是,对这样的改革,“自由派”就不高兴了。2013年10月份,“自由派”成功地发动了一场妖魔化遗产税的宣传战役。未来遗产税能否落到实处,难以预料。

    “自由派”在2013年虽然没能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但是依旧有得有失。三中全会,只是斗争的一个新起点。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11月06日 10:29 (星期三)附 件:2个(~WRD167.jpg 等...) 查看全部附件

习近平的改革难题

梁京

    即将在本周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成为全球媒体不得不炒作的话题。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学人》杂志,也不能例外。这一期《经济学人》杂志把习近平的照片放在封面,并且配上了鼓励他推动农村改革和农地私有化的封面文章标题:"中国向前进,赌一把农场"(China Go on, bet the farm)。

    这种轻浮的风格,与这本杂志严肃的传统很不一致。这样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反映了该刊编辑们的无可奈何,也反映了更多人的无可奈何。这种无可奈何来自于这样一个现实:一方面,从习近平自己到中国朝野和各国精英,都知道中国不进行重大改革就会出大问题;但另一方面,大家对这次三中全会并没有什么信心。问题是中共自己却很愚蠢地拼命提高外部对此次会议的期望值。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人》这样的杂志要想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就不能不给面子,捧捧场。

    现在没有人怀疑,习近平和江泽民、胡锦涛不一样,他真的想改革,想做一个名垂千古的大英雄,而很多人也都乐观其成。因为一个稳定和繁荣的中国,对这个世界太重要了。但是,历史多次证明,光有善良的愿望远远不够,反而很可能导致谁都不想要的结果。

    这一次中共三中全会的结果,会不会让人大失所望?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我现在的判断是不会,主要原因是大家私下的期望并不高。因为一年来,习近平已经让外部世界对他有了更多了解,而且,大家对他面临的改革困境也有了更多了解。

    习近平改革面临的第一个困境来自他自己。他对很多大问题并没有想清楚。他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直觉大体上是对的,比如说,不能对历史和意识形态采取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态度,但是,他自己的历史和哲学功底太弱,令他无法与那些认真和诚实的学者交流,而只能靠那些不学无术的无耻文人去主动"亮剑"。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在中国舆论市场上活跃的左派和右派文人中,确实发表了很多煽动性的,哗众取宠的言论,习近平对这些东西反感是对的。问题是你不能用质量更差的东西来打击和淘汰这些质量不高的东西。

    这既反映了习近平本人的水平不高,也反映了整个权力和文化精英的整体水平也不高,甚至还不如习近平,因此难以支持习近平的改革雄心。这其实是习近平改革面对的更大难题。

    这一点从这次为三中全会设计改革方案的过程和结果也可以看的很清楚。刘鹤是习近平信任的人,主要原因是他们当年都是北京高干子弟云集的101中的学生,而不是彼此在国家未来如何发展上有很密切的交流和共识。从刘鹤拿出来的方案看,他深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对市场的自组织和自调节深信不疑。我支持一些人的批评,那就是刘的这种倾向未必反映了习近平的倾向,因为这种思维很难和习的政治理念统一起来。

    问题其实不在于要不要市场。经历过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连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市场迷信者,如前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都开始反思,认识到原来对市场经济的人性假设并不正确。现在,反而是中国原来主张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人,高唱起市场原教旨的理论。李克强的调门越来越高这其实很可笑,也很危险。

    李克强、刘鹤的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其实反映了习近平改革面临的另一个困境,就是地方政府只会干坏事,不会干好事。因此,此时改革派强调市场自发性的功效,其实是为了逼地方政府收敛。但在现实的中国,并不存在能够支持市场健康运行的制度环境。不让地方政府作为,不等于市场就能够正常运行。

    我不大相信,习近平会被这套幼稚的市场理论打动。但这种幼稚的理论此时能喧嚣一时,说明习近平自己并没有什么主张,他也不相信那些打著毛左旗号的人向他提出的主张。

    三中全会不能不开,习近平必须在这个会议上不仅宣示改革的决心,而且要展示胸有成竹,但事实上他没有,也不可能想好该如何改革,这就是眼下习近平最大的改革难题。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10月30日 16:37 (星期三)附 件:1个(~WRD250.jpg ) 查看附件

政治集权下的经济自由化还能走多远?

梁京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了他们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准备的所谓"383"改革方案。这个方案明显是一个坚持政治集权下扩大经济自由的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坚持政治集权,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各种言论都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这种倾向,中共官方智库设计的改革方案不可能不支持习近平政治集权的理念。但是,一些人对于"383"改革方案中扩大经济自由的内容,比如扩大农民土地交易自由的内容,颇感惊讶,因为习近平的毛左言论让不少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他的经济政策会向左转,而不是更加自由化。

    这样一来,"383"方案提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中国在坚持政治集权的前提下扩展经济自由,究竟还有没有空间,还能够走多远?因为事情已经很清楚,只要这样的改革还有空间,还能够走下去,中共是绝对不会认真考虑政治改革的。

    那么,对中国现状十分知情的人对这个问题是如何想的呢?笔者得到了自称国内最有影响的民间智库安邦集团的一份研究报告。这篇报告对"383"方案进行了归纳和评论。报告的题目是"冷静区分改革梦想与改革现实",这个题目事实上对"383"方案作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也就是说"383"方案不过是画饼充饥的乡愿而已,安邦集团的研究报告在结论中指出"社会各界不能把改革愿望当成改革现实",说明安邦智库并不认为刘鹤搞的这个方案是一个可行的改革方案。

    但是,安邦的研究报告并没有分析为什么"383"方案并不现实,究竟是当局没有进一步扩大经济自由的诚意,还是即使政府真有扩大经济自由的诚意,事实上也行不通?

    一位对中国十分知情的朋友,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根据他的判断,这一回,即使当局真有扩大经济自由的诚意,很可能也行不通。因为有太多的人不想继续和中共玩下去了。中共虽然放出来一些新的红萝卜,比如对私营企业开放一些原来政府垄断的行业,如银行,但对此感兴趣的人并不多。

    这位朋友告诉笔者,目前中国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向海外移民,而且,许多人已经走了,以至于国内一些原来竞争激烈的职位,现在竟然招不到合适的人。还有消息说,由于来自中国的移民申请人数太多,俄国等五个国家不得不暂停接受新的申请。这位朋友的观察得到了一条新闻的印证。10月23日下午,著名导演贾樟柯发微博透露:"昨天聚会才知道,在座的十几个朋友除我之外,都办了或正在办移民手续,这让我非常震撼。 "

    也就是说,让政治集权下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搞不下去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那些支撑经济自由化最重要的社会力量,企业家、有钱人,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乃至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大量移民海外,中国实体经济人财两空,这样的经济自由化如何能够持续下去呢?而这正是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移民海外?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因为中国的环境危机、教育危机和社会道德危机已经发展到了灾难的程度,很多人是怀著逃难的心情而决定移民的。真正有意思的问题是,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有足够的财力移民海外,尤其是怎么会有这么多一般中产家庭有能力移民海外?这就要怪当局这些年来的经济政策了。这些政策不仅导致了中国的房价泡沫越来越大,同时也导致了人民币的高估,两个因素合在一起,使得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已经有数百万家庭完全有能力移民海外。

    从"383"方案的内容来看,设计者们试图对中国劳动人口高度流动下的社会保障问题给出一个解决办法,也就是中央政府拿出一点钱来补足异地打工者的社会保障水平与本地人之间的差额。这个改革思路完全回避了中国数亿人口处于长期动荡之中而无法安居乐业这个根本问题,而这正是中国社会无法安定下来的根本原因。"383"方案的设计者不敢正视这个问题,而是寄希望于把这样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维系下去。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是推动地方和社会的自治,这就要求中共还权于民,还权于地方。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这个道理,但他们也懂得,中共不会轻易放弃对权力的垄断,中国的乱局还会发展。这就是中国移民海外的大潮越来越汹涌的根本原因,也是政治集权下的经济自由化越来越搞不下去的根本原因。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0月25日 09:10 (星期五)附 件:1个(三篇 10-25.rar ) 查看附件

上海自贸区是金融恐慌的产物 不能给权贵找出路

虎贲

    上海自贸区是在外资大举撤离、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背景下设立的。回顾一下中国近几年的国际收支可以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中国国际收支账户2008年经常项目顺差为4205亿,2009年陡降为2432亿,2012年为1,931亿,一路下降,这说明,中国国际贸易竞争力大不如前。再来看中国国际收支账户的资本和金融项目,2008年顺差401亿,2009年突涨为1984亿,2012年陡降为逆差168亿!2013年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 984亿美元,同比增长 27%;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 1187 亿美元,增长 7.0倍;国际收支总顺差 2171 亿美元,增长 1.4 倍。过山车式的变化,可谓惊心动魄!这些指标的突变表明,中国经济出现了重大变故。

  近日,远在法国的一栋花园别墅因公审薄熙来被带进公众视线,中国大陆贪官海外买房购屋又成热门话题。《群邑智库·2013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只有1/4的富豪表示对未来两年中国经济非常有信心,较2012年下降3%,是2011年的一半。而表示没有信心的中国富豪比例有9%,比2012年增长了2个百分点,为三年来的最高值。另外,9月15日胡润首次发布云南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隐形富豪是“阳光”富豪的2倍,而云南则高达3倍。中国隐形富豪大多是官员及其家属,同时这份报告也佐证了中国贫富差距悬殊。

  财经观察家叶檀在其署名的《三大折价逼出移民潮》一文中表示,不仅企业主,包括中国官员在内的隐性高净值人群,以制度漏洞作为寻租来源的体制内人士,一旦获得财富,同样感受到制度折价对财富的损耗,中国官场特有的配偶携子女移民、一人当官的“裸官现象”颇为壮观。

  仲量联行8月27日在上海发布“海外住宅投资市场分析报告”,认为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及人民币升值等多重因素的催化下,中国高净值人群(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元)已开始更多地投资海外住宅市场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而英国伦敦成为海外房地产投资首选。

  据仲量联行统计,中国高净值人群在2012年底已有71万人,今年底可望达到84万人。近几年,他们的跨境多元化配置需求日益显著,境外投资增长较快。预计2013全年境外投资的增速将与2010~2012年持平,保持在30%左右。

  据报导,由于中国贪官对房产的热爱,使北美房价飙升,并出现“中国贪官一条街”现象。在当地居民的强力抗议之下,有所收敛。如今,欧洲成为中国贪官在海外购置房产的热门地区,他们以各种隐蔽的方式,为妻儿老小在海外购置好房产,一旦罪行暴露,立刻卷款逃往海外。

  根据中国相关机构去年底的通报,中国非法外流的资金突破1万亿美元,而前一年是6千亿美元增长将近一倍,预计今年会达到1.5万亿美元。中国富豪的资金和欧美银行的资金“像能预知大地震的动物一般”逃离中国,美国银行在中国投资几家大银行的股份全卖光;以及李嘉诚卖掉在中国的资产就是明证。

  中国货币当局对外汇储备的偏好好比一个守财奴,他只愿意看到自己储蓄的增长,或至少是维持不变,绝对不能够容忍储蓄的任何减少。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出口贸易的不景气,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带来经常账户的巨额顺差,而资本与金融账户由于资本外逃愈演愈烈而呈现惊人的逆差,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开放资本账户,可投鼠忌器,开放资本账户又怕外资对本国经济的过度冲击,只好试点自由贸易区了。

  金融市场能够试点吗?如果说经济特区可以勉强搞而不会出现大的问题的话,金融市场是绝对不可以搞试验区的。搞经济特区好比是把一面墙的砖头扣掉几块加到另一面墙上,这两面墙也不会有大的问题。而金融市场就不一样了,好比血液系统,血管任何一个漏洞都会导致这个系统的血液感染。

  上海自贸区与以前的自贸区不同。中国的自贸区,以前有过十多个“保税区”,地方申请自贸区的有五个,包括上海、深圳、天津、青岛和海南。其实这些自贸区只是原来深圳的翻版,吸引外资(包括国内资金),减税优惠,物流保税等等,就是外贸经济型的特区。上海自贸区重点在于金融服务的自由化,包括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以及银行和投资机构的自由化。挑战是,如何在一个大的封闭体系中开放一个小的系统,搞不好的话,自贸区仅仅在给权贵资本找一条更加便捷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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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到底砸了谁的饭碗?

张炎夏

2013-10-09 前沿观察

一、真是来之不易的馅饼

    《上海自贸区》的方案早在十年前就与上海洋山深水港的项目一并提出了。当时是以上海保税区的名义上报发改委和商务部的,却迟迟得不到批准。记得当时的市委书记第一次召我去他办公室时,就叹苦经说:上海越来越困难,过去定下的项目现在都实施不了。

    果然,商务部率先向上海发难,部长助理向记者发表声明宣布“上海搞车牌拍卖是非法的”。这样的声明显然应该是受到薄部长或者他的上级认可的。

    紧接着,中央不仅叫停了上海的公务员加工资,还要求降低上海公务员的工资。可同时,外地的公务员工资则大幅度增加(名曰“平衡”),西藏公务员的平均工资甚至从1500暴涨到4000元。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新疆。很快,上海的公务员开始抱怨上海的领导。

    更令上海领导心惊肉跳地是胡总书记上任近四年都不来上海,甚至走到与上海交界的昆山村落也不进上海。这在上海人眼里,就是一个中央对上海有看法的信号。直到2006年6月,在上海召开《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胡才第一次进上海。这与李克强一上任立即在上海召开华东各省一把手会议形成强烈反差。

    众所周知,《上海世博会》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国际政治活动(来了一百多国家的元首),时间、规模、影响都远远超过奥运会。可是中央不仅拒绝出一分钱,十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此都只字不提。

    在土地问题上更加让上海为难的是,超过50亩土地转性就需要国家发改委批。上海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迪士尼乐园》项目,国家发改委竟然只批了600亩地,比我的私人庄园面积还小。据说条件还是放弃欧洲空客大飞机组装项目给天津。

     更让人费解地是,上海早在上世纪末就与浙江订立了租借浙江嵊泗的大小洋山岛发展深水港的协议。对上海来说,洋山深水港对解决上海的发展瓶颈有决定性的意义。可是这个完全由上海自己投资开发的项目一直得不到中央的认可。直到2006年6月12日胡总书记来上海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原日程中并无参观洋山港行程,陈良宇事前密谋安排胡去与洋山港相邻的浦东孙桥参观农业大棚,并于6月11日晚间亲自召见孙桥的老总张明华,布置他千万不能拖延总书记在孙桥停留的时间(结果只停了17分钟),以便陈可以“顺便”安排总书记去洋山港视察,以获得总书记的表态。

    意外的是,总书记一到上海,给了陈一份《国内动态清样》,就是新华社给政治局常委的“内参”,上面介绍了我在金山廊下搞的“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方案。胡提出不去孙桥要去金山我这里参观。如果这样,那洋山就去不成了。陈良宇勃然大怒,半夜把我和当时的镇长张亚军(现在的区农委主任)召到他在康平路的办公室,由当时负责农业的副市长胡延召、市委研究室主任兼办公厅副主任王战、市委秘书长范德官和他的大秘秦裕(也兼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负责审问我们。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张镇长更是直哆嗦。后来才知道陈以为我们背着他私自给中央写材料“搅了”上海洋山港的“大局”,“这么大的事怎么不事前汇报,太没组织观念了!”。其实我们很冤枉,当时有一叫冯亦珍的新华社记者对我下乡种地很有兴趣,一直要求跟着我出去看怎么通过和外地个体农民签承包种地的合同实现“不流转土地的情况下搞规模农业”。是她没打招呼就写了一篇采访报上去了。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篇报道后来竟然被上海新华分社制作成《国内动态清样》参给了政治局常委。于是才有总书记要来实地看看的故事。我和张镇长也是在批斗现场才看见这份东西的。这才知道是真给上海闯下大祸了!

    事后我才知道,陈当天夜里就向总书记汇报说:廊下的经验还不成熟,秋收以后参观会更好。所以我从他那里出来,还没回到家就接到他的电话,“布置”我们要“统一口径”,就是总书记那里的人来电话也要这样说。陈向我许诺,虽然总书记这次可能来不了你这里,但是11月的时候他还要来上海的,一定安排书记去你们那里。

    于是,短短地几个月,我的地里就竖起了标志性建筑(仿卢浮宫入口的全玻璃建筑)、采用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物联网控制的全自动种地、还建了上海唯一的农业机场,添置了2架农业飞机。我们的农业生产方式改革也大获成功。可是很遗憾,9月16日,陈被双轨,总书记11月也没来上海,大概也就“忘记了”我们。原来的区委书记李毓毅(就是现在的体育局长)和我都被视作为是前市委书记的人……。他被调离区委书记岗位,去了什么“新农村办公室”当副主任,我被免去农业国企《金廊农业公司》老总,还被“中央工作组”召去东湖宾馆“喝”了咖啡。差点没被“双轨”。张镇长则被降了半级去了国姿委当了个副主任。

    6月13日,总书记如陈所愿去了洋山港,并表示了对建设洋山深水港的支持。很快,东海大桥(公路桥)完工,东海二桥(铁路桥)开始启动。可是,陈一被抓,国务院就令上海把洋山岛归还浙江。所以直到今天你去洋山港可以看见岛上的奇怪景象:工商和税务都是浙江的。这起码就意味着今后洋山深水港所有的发展从此都要先经由浙江审批。这还让上海怎么发展?于是,洋山深水港最重要的配套工程,平安镇的全球最大的铁路集装箱专用编组站和东海二桥(铁路专用桥)都停工到今天。

    所以当李克强总理问杨雄市长“你是要政策和是要改革”时,他都乐傻了:这么多年连保税区都没争取到,现在一下子掉下个“自贸区”。岂不是飞来一大馅饼啊!!!

二、上海为什么更需要“自贸区”?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上海十年前是不敢申请“自贸区”的,所以只申请了“保税区”。而且这个“保税区”主要是为洋山深水港服务的。因为上海原先的计划就是要取代新加坡的世界第一大港地位。而且这个“目标”还偷偷摸摸地不敢公开说。因为大家都听说当时的高层非常崇拜和欣赏新加坡,很多政策也都“政出新加坡”,甚至他把政府的人才培训都放在新加坡。

    当时的世界第一大港新加坡的年吞吐量超过一千万标准集装箱。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是因为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朝鲜、台湾、香港和澳门甚至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从非洲和欧洲来的货物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一方面,大船的运费大大低于小船的运费,货主都希望用大船装运;另一方面,大船因为太大,船上货物的目的地往往不单一,而且许多港口不能停靠大船(比如上海)。因此船东往往选择先用大船转运,然后在新加坡转船。就是先用大船将货运到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转上小船再运到自己这里。这是因为新加坡距离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朝鲜、台湾、香港、澳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几乎是等距离。而且又是大船的必经之地,再加之新加坡又是自由贸易港,转船没有手续和税赋。所以,中国大陆的期货交易虽然在上海,但是货物的交割地点仍然在新加坡。几乎中国所有期交所挂牌的大宗货物的交货地都是新加坡。新加坡仅仅每年的期货交割的金额就超过2万亿美元。

    新加坡由此成为世界物流的中心。众所周知,物流的中心一定是资金流的中心,资金流的中心一定是金融的中心;金融中心又一定会派生出商业中心、生活中心、服务中心……。为了处理自己的货物,世界各国的银行都需要在新加坡设立分行。一个人口不足500万的国度,外资银行就有上千家,银行需要员工就是几十万,为银行服务的行业则需要更多的人。这就是新加坡发达的根本原因。

    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发达的工业城市也几乎都是当年鸦片战争后被迫通商的口岸。上海解放前就是整个亚洲的金融中心和物流中心。后来船越造越大,上海的大陆架地形导致大船进不了港,再加之中国的计划经济导致上海失去了自由贸易港的身份,于是上海慢慢地失去了物流中心的地位,接着又失去了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陈良宇正是在非常明白物流必然促进发展的“硬道理”后才下定决心要发展深水港的。副重要地是上海的地缘优势是一直存在的:因为上海不仅距日本、韩国、朝鲜、台湾、俄罗斯远东和香港澳门地区是等距离,而且南距广东,北至天津、大连、青岛、烟台、营口也几乎是等距离。更重要地是有二条大河(长江和京杭大运河)和铁路、公路覆盖到全国所有的地方。而且上海自身的建设也需要大量货物,所以她不会像新加坡那样几乎是纯粹的中转港。运抵上海的货物起码有一多半是不需要转运出去的。这就是说,把上海作为中转港口,优势要远远超过新加坡。如果上海不仅有免税区,还有自由贸易区的金融政策,上海就会多出比新加坡更多的外资银行。还会产生上百万个白领的工作机会,就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上海欠缺的仅仅是没有深水港和自贸区的政策。没有深水港,大船进不来;没有自由贸易区,不能设立外资银行,国外的货物就不能或者不便在上海中转、交割。于是,

    所以,上世纪末时任上海常务副市长就开始筹划在大小洋山岛上建设深水港。在中央以没有资金(其实天津就一次拿去4000个亿)为由拒绝批准以后,上海即决定完全自筹资金建设。其实天津港是不可能成为中转港的,因为船进天津后无论再去哪里都是绕道,不仅增加运费,还浪费时间,所以不会有船主选择这样的路线。更况且天津还不是不冻港!

    上海洋山深水港的一期设计吞吐量就是2000万标准集装箱,是新加坡的二倍!加上当时上海港的吞吐量也已经接近1千万标准集装箱,因此这3千万标准集装箱的吞吐量一定有相当一部分是转运出港甚至转运出国的。如果没有免税政策或者没有自由贸易区的金融政策,洋山港的作用就无法发挥。这就是为什么上海特别需要的《自由贸易区》的根本原因。

三、《上海自贸区》既砸了新加坡的饭碗又坏了美国控制中国的好梦

    表面上看是中央迟迟不批上海自贸区。其实真正在背后成功施加影响延滞项目批复的黑手来自新加坡。因为新加坡最清楚,它的发达完全取决于它的世界物流中心地位。上海自贸区开始运营之日就将是新加坡走向衰败之时。

    新加坡先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他们强大的公关力量对中国高层施加影响意图阻止上海洋山深水港的开发,在上海宣布将完全依靠自己的资金建设洋山深水港后,新加坡明白阻止洋山深水港建设已无可能,于是把重点转移到阻止上海获得自由贸易区地位。因为,没有自由贸易区的地位,国际货物中转就无法实现。上海洋山深水港就难以取代新加坡的世界第一大港地位。

    可是令人意外的是,洋山深水港仅仅一期部分建成,吞吐量就迅速超过了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本来,大小洋山岛的缺点是面积太小,远远小于新加坡港口。因此岛上几乎没有场地可供堆货。吞吐量应该不可能爆发式的增长。可是上海人将此劣势转化为优势,全球最大的港口机械生产商“上海振华港机”为洋山深水港配建了转运专用的机械,巨型的龙门吊能够直接从大船上将集装箱转运到其它的船上或者火车的车皮上或者驳船上或者集卡上。这样,大船转运就不需要先将货物卸在岸上再转运,集装箱甚至不必落地就转走了。这就大大节约了货主的时间更关键的是大大降低了仓储的成本。

    另一方面,上海又建造了无数的万吨驳船,去内地的货可以直接卸在万吨驳船上通过长江去西部。东海公路大桥的建成,连通了上海发达的高速公路网,使得货物可以迅速进入上海和周边地区。按照原先的规划,上海洋山深水港还将配套建设铁路专用桥(东海二桥),在奉贤的平安镇建设世界最大的火车集装箱编组站。这样,发往内地的集装箱也就不必堆放在洋山港,直接卸在火车车皮上再用火车头拉到平安镇的编组站后即可重新根据目的地编组再发往全国各地。相信,随着上海自贸区的获批,东海二桥和奉贤平安镇火车编组站的项目将迅速启动,洋山深水港的吞吐量最终很可能会突破3千万标准集装箱!

    现在上海自贸区的政策已经允许其它国家设立外资银行,允许其它国家在上海进行货物交割,这就是说,新加坡的上海期货交割很快就会回到上海,仅此一项新加坡就将少收入近千亿!

    如果洋山深水港全部建成,自贸区也顺利启动,那吞吐量将爆炸式的增长。开挖“克拉运河”就会“非常必要”,即使有关领导考虑到新加坡的发展而不批准上海去开挖,其它国家也会去开发。而克拉运河一开通,就再也不会有有船绕道马六甲的新加坡往东亚运货了。那新加坡的好日子就将嘎然而止。因为正是泰国狭长的克拉地区隔开了印度洋和太平洋,导致所有从欧洲和非洲去东亚的船不得不绕道经马六甲抵达上海。如果能够在泰国的克拉地区开辟一条运河,那么航程差不多能缩短3天,所有从欧洲、非洲、中东去日本、中国、韩国的船就不再会绕道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而开挖运河的投资还不会超过天津港投资的一半。

    其实,上海洋山深水港不仅会砸了新加坡的饭碗,连美国都将从此做噩梦。很多人不知道,新加坡这个只有500万人口的弹丸小国,其人均军人数甚至超过朝鲜!他是美国在海外的最大海空军事基地,美国最先进的战机F35和最先进的战舰濒海战斗舰都部署在新加坡,主要就是为了对付中国大陆的。一旦大陆和台湾或者日本、韩国再发生战事,美国就会通过封锁马六甲海峡切断中国的石油供应。而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仅一星期而已。所以新加坡的美军海空基地一直控制着中国的咽喉。而如果挖通克拉运河,美国的新加坡军事基地就失去了意义。这可是美国投入了上万亿的最大海外军事基地啊!新加坡每年因此得到的好处至少十几亿。而且今天新加坡能够如此强硬地对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仰仗的是老美的这个军事基地。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1月05日 17:20 (星期二)

在中国工会16次代表大会上的经济报告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2013-11-05

    央行观察按:下面的这篇文章,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邀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经济形势报告。在网上被誉为李总理的“经济形势公开课”。 小编读完后,感觉李博士对于宏观经济有着深邃和敏锐的洞察,他逻辑清晰连贯、语言表达简洁明了。这样高水平的公开课,堪比美联储主席伯南克。

一、关于我国经济发展形势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需要放在国际经济大环境中来透视。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我们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突出特点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低迷,好的增长1%多一点,差一些的就负增长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体量比较大的几个,增速普遍不超过2%,个别好的也不超过5%。2010年,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两位数,达到10.4%,但到去年四季度,因为国际国内多重复杂因素交织影响,经济增长率只有7.8%,今年继续下行,一季度是7.7%,二季度是7.5%。我为什么上来要跟大家讲GDP呢?同志们可能会问,说我们不能片面强调GDP。这个话说得不错,但我们毕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还是我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更重要的是,我们关注GDP,其实关注的是就业。过去,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大约100万人就业。经过这几年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随着服务业的加快发展,目前大概GDP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拉动130万、甚至150万人就业。我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有关方面反复测算,都认为要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需要7.2%的经济增长。我们之所以要稳增长,说到底就是为了保就业。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怎么办?要稳增长、保就业,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扩大财政赤字,增加货币供应量。通过打赤字、发票子来带动投资,这样做,虽然当年可能能见效,但需要财政、货币政策有相应的运作空间,更重要的是这种短期刺激政策难以持续。因为我们的赤字率已经达到2.1%了。这是什么概念呢?欧盟定了一个标准,就是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当然后来很多成员国没有遵守,超过了。结果大家都知道,出现了欧债危机,从前几年一直持续到现在,一些国家经济增长无力甚至下降、失业率大增,原有的福利也无法保障。就货币来说,我们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余额3月末超过了100万亿元,已经是GDP的两倍了。换句话说,就是“池子”里的货币已经很多了,再多发票子就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大家都知道,恶性通货膨胀,不仅干扰或者说破坏市场,而且会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副作用和压力,甚至造成人心惶惶。

    第二种选择,就是坚持不扩大赤字,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这就需要我们保持定力、稳定政策。那么有的同志可能会说,这样做是不是不作为了,只要站住不动就行了?那不行,你要不动,就像骑自行车一样,停在那里晃两圈儿,没准儿就摔下来了。所以还得动,要稳中求进,这是中央确定的工作总基调。还必须稳中有为。怎样稳中有为?那就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根据形势变化,采取有效的、有针对性的措施。我们重点做了这几个方面工作。

    第一,深处着力。努力释放改革的巨大红利。同志们还记得,从十八届二中全会到今年全国两会,我们提出简政放权,既要精简机构,更要转变政府职能,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大家都知道,有所谓“两只手”,看不见的是市场的手,看得见的手是政府的手。社会上有人说,政府“看得见的手”变成了“闲不住的手”,干什么事都要去报批。你们可能从电视上看过,有人曾经画了一张叫做审批的“万里长征图”,多的时候要盖一百多个章才能办成一件事,再加上各种检查收费,创业者不堪重负。有一位部长告诉我,说他接到一个投诉信,一个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回家,到中部地区的一个小县城,他想自主创业。干什么呢?他觉得这个县城里面要增加点文化氛围,就想办一个书店,从父母和亲属那里借了20多万元,结果跑了三、四个月,盖了几十个公章,总算跑下来。好不容易租了店铺,然后就开始被检查了。有的执法人员进去看,说你这个店玻璃颜色不对,照到街面上光污染,你得改。要办书店的年轻人说我已经没钱了,执法人员说没钱也行,给书吧,就摸了几十本书走了。那他书里是不是有什么“打黄扫非”方面的问题呀?没有。实际上,人家办的是一个社科书店,主要是教材,还真没这方面问题。到最后,这个大学生实在是经不起检查,只好“关门大吉”。我说经不起检查,不是书经不起检查,而是经不起各种人员的反复检查。他一气之下给部长写了封投诉信,部里派人下去查,还果真如此。大家想想看,我们在尽力为各地城镇新增就业、创业创造条件,而各种审批、检查显然把人民群众这种创业的热情给抑制了。所以我们下决心减少行政审批,这半年多来,中央政府下大气力已经取消和下放221项审批事项。简政放权的政策,向社会、向市场释放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就是鼓励大家就业创业。前两天我要了工商登记机关的数据,今年第三季度,全国新设市场主体同比增长了18%,其中民营企业数量增长了31%,和前些年相比较,呈现一种迸发式的增长,改革的成效是明显的。所以我们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中重要方面也是简政放权,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政府放开该放的、管住该管的。

    当然,改革不光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我们得想更多办法。因为经济发展总是需要财力的,在财政增收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就想办法盘活存量。怎么把存量盘活?我们提出来,要让人民过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中央有“八项规定”,政府明确提出“约法三章”,要从“三公”经费上“开刀”。今年从中央机关开始做,行政经费砍了5%。这样就腾出来一些钱,干什么?其中一项是给小微企业减税,2万元以下小微企业增值税、营业税免了。涉及到多少人呢?涉及到600万户、上千万就业人员。

    同时,我们还改革投资体制。这次机构改革,把铁道部撤销了,改成了铁路总公司。铁路职工200多万人,为国家、为人民、为乘客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但是,由于原来的铁道部是政府组成部门,政企不分,实际上导致融资困难,只能靠财政给钱,靠国家信用去发债,结果这两年铁路建设步伐在放慢。那怎么办?我们国家到现在铁路运营总里程只有10万公里,美国是25-27万公里,如果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人均铁路里程很少。应该说,铁路发展特别是中西部地区铁路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所以我们下决心把铁道部变成铁路总公司,既实现了政企分开,也使铁路作为企业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融资,让社会资本进入。当然要保证铁路的运行安全、国家的安全。修铁路是有回报的,有很多社会资本愿意进来,要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加速铁路在薄弱地区的发展。

    但是,同志们,按照第二种选择来做,也不是说没有压力。在座的大家可能也听说过有所谓的“钱荒”,这就是6月份的时候,银行间的隔夜拆借率曾一下到了13%,那是高得不得了,平常也就是3%多一点。所以当时外界有说法,“中国银行间出现了债务违约、头寸紧张”,这就是所谓“钱荒”。面对这种形势,我们没有心慌,还是坚持这条: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但是,坦率地讲,我们心不慌,但也不能不注意。为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现在网络很发达,有人就把“中国银行间发生资金违约”改了一下,把“间”字划掉了,变成了“中国银行发生资金违约”,并发到网上。大家知道,中国银行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而且是我们在全世界布点最多的银行,同时因为时差的原因,我们这边闭市的时候人家那边开市。这一下就议论开了,说“中国金融是不是出问题了”。我们迅速反应,向外界澄清事实。大家要看到,这么点小火星,搞不好就能燃起大火。针对当时的情况,我们一方面要求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加强流动性管理,保持适度的货币供应,另一方面并未因此而放松银根,而是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和企业行为,产生了稳增长效应。如果当时我们放松银根,如果我们多发赤字,那就像古人讲的“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抱着柴火去救火,柴火不用完,火是灭不了的。所以,我们选择坚持稳住财政和货币政策。

    第二,精准发力。推动经济发展,不光是稳住政策、推进改革、激发市场活力,还要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扩大内需。我们出台了一系列刺激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最近就要发4G牌照。现在信息消费、电子商务等发展很快,2012年网络零售交易规模1.3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交易额已接近去年全年水平,带动了很多人就业。有很多人搞网络销售,就等于是自己开了个小店,而且不用租商铺,成本很低。创业确实是不容易的,但是通过提供各种便利和发展新的商业业态,可以提供更多创业机会。同时,我们还大力发展养老和健康服务业。这方面我们是短缺的。现在说不少产品过剩,要采取措施消化过剩产能,而服务却是相对短缺的。中国的服务业和国外相比差距还很大,就是和与我们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大概也差了10个百分点。据了解,在一些特大城市,要进公立养老院,如果今年50岁开始排队,要排上30年,甚至40年,那就得至少等到80多岁了,这说明养老服务供给很不够。我国人均GDP现在6000多美元,服务业发展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要采取措施加以推动,特别是要破除障碍,吸收社会资本进入。同时要看到,制造业是不能丢的。我们重点加强节能环保这些符合结构升级方向的产业。我们还加大城市棚户区的改造力度,这是惠及民生的项目,其实也是拉动增长的项目。这些年来我们加快了棚户区改造,取得很大成效。但即便如此,现在我国集中连片的各类棚户区、包括城市、工矿以及独立工矿区、林区、垦区棚户区,还居住着大约4000万人,其中70%是退休职工。前不久我到西部地区一个工矿区的棚户区看望职工,碰到一个老职工。我问他,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五六十年代,支援三线建设来的。当时先生产后生活,住的就是个棚子,付出了青春,干了一辈子,结果到老了、退休了,还住在棚户区里面。冬天北方地区煤炉不敢多烧,害怕中毒,晚上不光是盖着棉被,还要穿着棉大衣才能睡觉,几百人合用一个厕所。他跟我说,我现在就一点愿望,能不能我在世的时候住上楼房。所以我们要加快棚户区改造。推进结构调整,实际上也是要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和破解城市内部二元差距。

    第三,扩大开放。中国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该说这其中我国出口竞争力不断提高功不可没。大家许多人都出过国,到处都能看到“中国制造”。但是当前由于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世贸组织不断调减世界贸易总量和增幅的预测,贸易战也有点风起云涌之势,各国都是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和就业。但实际上这个保护是保护落后,最终也是保护不住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主要还是要依靠内需,但是稳定出口也不可轻视,因为我们现在出口带动的直接就业人数大概3000万人,加上相关的配套产业,带动大概1亿人,如果出口迅速掉下来,就会产生就业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有理有节地开展对外交往,维护国家利益,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四五月份曾经出现的中欧光伏案,就是欧盟要对中国的光伏产品搞所谓的“双反”。我到欧洲访问时,一路跟他们讲,这样做是损人不利已,而且如果欧盟真的对中国光伏产品实施所谓的“双反”,加47%的惩罚性关税,那么我们的光伏企业在欧洲市场就要全部退出了,我说中国必将采取反制措施。回来以后,我到国内一个最大的光伏企业去调查,企业说,虽然有两个月的谈判缓冲期,但如果两个月后关税水平上升到那么高的话,企业就撑不住了。光伏产业涉及到多少人呢?涉及到40万人就业。而且还不仅仅是40万人就业的问题,这个口子要开了,那一些国家就会没完没了,很多贸易战就会打起来,针对着中国搞制裁。中国的出口总量已经世界第一,我们必须高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坚决反对“双反”等措施。所以我就在北京跟欧盟的领导人通话,进一步做工作,最终中欧协商解决。

    这次我到泰国访问,我也向他们极力推荐中国的高铁,介绍中国的高铁技术先进、安全可靠、运营有经验。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不仅仅是买人家的东西,也要让人家买我们有价值的东西,不仅仅是买中国的服装鞋帽、买一般加工品,也要买我们的制成品特别是中高端的制成品。这方面还是有很大空间可以去做的。

    第四,引导市场预期。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市场还是有一些不安心的地方,觉得改革措施、简政放权、调整结构是不是今年一定能见得了效啊?再加上国外又出现 “唱空中国”的一种舆论,说中国经济要硬着陆,甚至有些著名经济学家也给出判断,说今年中国经济增幅就会落到3%。我见外宾时,也有人跟我说类似的话。我们不追求高速度,更不片面追求GDP,但是合理的增长速度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就确定了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实际上是要引导社会预期。什么合理区间呢?老有人追问我,说这有上限下限,这最终到底是多少啊?那就是GDP按照今年人代会所确定的,增长7.5%左右,作为我们的下限。这直接关系就业。我到一些出口企业去看,在今年一季度最困难的时候,企业告诉我,虽然现在出口订单基本上不增长了,但是企业绝不裁员。我说谢谢你,不光是代表这些员工包括农民工谢谢你,也代表国家谢谢你,希望所有的企业都能这样。大学毕业生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今年大学毕业生699万,是历年来最高的,在这样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下,怎么保证这699万人就业,我们确定了一个“大学生就业促进计划”。就是毕业后即使一次签约签不成,二次签约也签不成,国家不给你断线,不把你推到社会上不管了,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学校要掌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掌握,而且要提供培训、提供就业指导、提供选择机会。我们有要求,不能有零就业家庭,这方面工会系统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过去在东北工作的时候,到零就业的家庭去看过,真是感到心酸哪,一个家里面几口人待在那里,小伙子大姑娘没有一个有工作,家庭毫无生气,甚至没有希望,所以我们必须要保障。所以我刚才讲的稳增长也是为了保就业,那么我们引导市场预期,确定这个合理区间,就是增长的下限7.5%左右;上限CPI,就是物价上涨不能超过3.5%左右,因为老百姓要过日子,而在我国物价统计方法中,33%即三分之一权重是食品。我们中低收入的群众还相当多,光低保,城镇2000多万,农村5000多万,占整个人口的5%,所以我们向社会发出这个信号,如果经济运行真要滑出这个合理区间,政府就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但在这个合理区间内,我们还是尽可能地释放改革的最大红利,着力去推进改革,着力去推进结构调整,激发市场活力来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这不是说政府没有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责任,这个责任我们是有的,也是有能力的,我们向世界明确发出这个信号。

    最近大家都看到了,前三季度经济形势的数据公布了,经济增长从二季度的7.5%提高到了三季度的7.8%,应该说是回升了。CPI有所上涨,9月当月是3.1%,但1-3季度是2.5%,在我们3.5%左右控制的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前三个季度城镇新增就业超过了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04%。三季度工业用电量增长了9.8%,铁路货运量也增长了7.3%,和经济增长是匹配的。今天我看外电分析,说中国的经济数据看起来不错啊。有些客观的国外经济学家写文章说,中国经济衰落的预言又一次食言了,说中国要硬着陆的人要感到遗憾了。所以说,我们整个经济走势稳中向好,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是有能力也是有条件的。要说信心重要,信心从哪里来?我说最重要的信心是来自于我们伟大的工人阶级,来自于在座同志们所代表的中国亿万职工的勤劳智慧。大家可能还记得,2008年国家金融危机冲击以后,2009年中国经济表现不俗,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刊登了中国工人照片,其中包括农民工。他们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中国的工人在支撑着,主要是因为他们勤劳、勤劳、勤劳!没有比这样的工人更勤劳刻苦的了。我跟他们讲,你们还少了一个词,我也和你们重复三遍:智慧、智慧、智慧!

    当然我们不光是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也要让社会不断进步,实际上我们在推进社会不断进步当中,也在应对各种挑战,以让经济能够保持平稳运行,包括应对自然灾害方面的挑战。比如说,今年发生了芦山地震,党中央、国务院组织各方力量,及时有力、科学有序地进行救援。我到现场去时,那儿汽车不通了,道路已经封了,但很快就有直升飞机调来,到了震中地区,邻省一些同志已经来了,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省里等方面动作之迅速也说明汶川抗震等经验得到了发挥。在那里,我们做出个决定,救灾要科学有序,由四川省为主指挥抗震救灾,国务院派一个工作组在那儿,由四川省作为需方,我们是供方,他提单子,我们给条件,保证抗震救灾有序进行,使死亡人数降到了最低程度。中央决定对此后类似灾害,都以此机制展开。还有像H7N9禽流感,由于有了过去防非典、防甲流感的经验,也做到了科学有序防控。

    我们还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像大气污染,我们已经制定了治理大气污染行动计划十条,希望北京3-5年内空气质量有所改变。我们会尽最大力气,坚决治理那些污染源,当然要有个过程。我们也加大了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的力度。这次机构改革,专门成立了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过去多个部门管的,进行了整合,尽力改变九龙治水、三个和尚挑水最后又没水吃的局面。我们还从婴儿奶粉入手,把婴儿奶粉当药品管,用药品监管的方式来监管婴儿奶粉,保证奶粉安全。总之,我们既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还要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样才能够保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持续健康发展。

二、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趋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8%,可以说是奇迹。但是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如果依然过度依赖投资,能源、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会越来越明显,高速增长靠高投入、高能耗,难以为继了。另外也要看到,我们的成本竞争优势相对在减弱。经济增长的目的还是要改善人民生活,最终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所以提高工资是必然的。不光是人力成本,土地各方面的成本也在增加。还要看到,我们现在的基数也比较高了,去年GDP达到52万亿人民币,在这个基础上增长1%,和GDP在10万亿、5万亿人民币基础上增长1%,那差别就大得多。

    作为我们这样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已从原来的高速进入到了中高速阶段。什么叫中高速?我认为,7.5%左右,或者7%以上就是中高速。所谓“中”是和我们过去比较。过去是两位数增长,平均是9.8%。7%以上、7.5%左右就算中速了;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我们仍然是高速。特别是在大国中,没有哪个国家有我们这样高的速度。而且我们测算,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年均增长速度只要7%就够了。这样,有利于各方面用更多的精力来调整结构,消化过剩产能,加强节能环保,提高质量,保护环境,留出可持续发展空间。要看到,中国经济是有条件长期增长、持续健康发展的,因为我们毕竟还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城镇化率,说是52%,那是加上半年及以上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到35%。和发达国家比,和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比,我们还低了不少,这本身也说明我们有潜力。不光是城乡差距,东中西部发展也还有很大差距。我们现在全国人均GDP是6000美元,东部一些地区上万美元了,可是我们西部地区才3000美元。差距就是潜力。更重要的是,我们改革有巨大的红利。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没有止境,我们要下决心推动全面改革,用壮士断腕的精神来推进改革。包括财政公开预算、削减“三公经费”,包括金融改革,推动利率市场化,让小微企业能够更有效、比较低成本地贷到款,等等,这些改革我们都是要推进的。当然,改革是要触动利益的,但是改革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亿万职工都能过上好日子,没有什么比这个利益更大,为此必须义无反顾。

    必须强调,我们未来前进路上还面临很多风险和挑战。像财政、金融的风险,还有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加剧,科技创新能力总体上还不强,经济发展面临后起国家追赶和发达国家经济、科技上占优势“两面夹击”压力,等等。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很不容易,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做好应对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如何化解存在的风险挑战,需要有勇气和智慧,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同心同德。我们会有阵痛,但是要相信,13亿中国人、亿万中国职工要实现现代化、过上好日子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我们有这个力量。

    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注重解决好职工切身利益问题

    职工利益是大家十分关心的事。工会是党和政府沟通亿万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工会关心职工利益、维护职工权益,理所当然!推动经济发展和维护职工权益,这两个是并行不悖的、是一致的。我们希望亿万职工、全体人民勤奋努力、刻苦奋斗,但同时,你不能光从牛那里挤奶,不给牛塞一把豆饼子,这不行。我这里要强调几条。

    首先,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一定要努力帮助已有和新增劳动力有岗位、有活干,有就业机会,并努力实现高质量的就业。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一点我请同志们相信,政府须臾不敢松劲,我们时时盯着这一条。对我们来说,稳增长主要是为了保就业。

    第二,要织牢社会保障的安全网。我们要推进结构调整,其实最大的结构调整,还是要让消费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很多发达国家,最终消费占了GDP当中很大的比重。我国今年前三季度这一比重为45.9%。要让老百姓花钱,他得无后顾之忧才行。就业是让群众腰包里有钱,有了钱,为什么消费还不够多,现在银行里有四、五十万亿元的存款?群众有后顾之忧。最大的后顾之忧是什么?还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主要是养老。坦率地讲,这里面现在还是有问题的,现在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大概是3亿多人,今年有累计3800万人中断交保险。主要是部分中小微企业有困难,或者是部分灵活就业人员连续缴费15年以上后不再缴费等各种因素造成的。国家要想办法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要管,工会也要参与进来,一起想办法,大家对国家要有信心。东北老工业基地国企改革改组中,当年解决了600万人的养老保险问题,还有不少人,大约几百万,因为企业倒闭,那时候国家没政策,自动离职了,没有任何补偿。他们为共和国的成长做过贡献,国家不能忘记他们。对这些人也要想办法。要有一个覆盖全民的、全体职工的养老保障,构筑让人民、让职工能安心生产生活的保障网,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群众。还有医疗保险,目前已基本覆盖城乡。但我想特别说明要建立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现在每年有300万人,生了大病,看病报销后还可能支付不起。要想办法,政府、社会、个人一起努力。我这里特别要强调工会的送温暖行动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你们帮助那些老职工、帮助那些困难职工,解忧解难。政府要从政策、资金等方面支持工会。还有住房保障。我们计划是“十二五”期间建成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其中一半是棚户区改造。5年之内下决心把老职工集中居住的棚户区改造掉。

    我们也正在研究救急机制,到这个阶段,既要扶贫、也要救急。中国几十年来很大的成就是减贫,几亿人脱贫,这个成就在世界上没有人能非议,但是救急机制我们还没有完全建立。要让社会有“兜底”的安全保障网,让人民群众、让职工们敢于去就业创业。有人真正在就业创业中遇到困难,掉下来了,有一个安全网兜着他。不光要有基本的安全网,还要最后有个兜底线,这就是救急机制。我觉得“送温暖”应该在这个救急机制中占一席之地。政府、社会、工会的“送温暖”、慈善机构等等,大家一起来建立这个救急机制。坚决防止那些冲破社会底线的现象频频发生,促进社会和谐。

    第三,要促进职工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社会保障解除后顾之忧了,也不够,还有职工收入问题。“十二五”规划已经提出,职工收入要倍增,要和GDP同步增长。两者同步,不仅经济的增长和职工收入的增长要同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职工收入的增长也要同步。

    当然我们最关心的还是那些普通职工。今年24个省市最低工资平均提高了18%,这给企业带来一定压力,包括影响出口竞争力。但是我们只能在两难当中做选择,因为最终还是要一步一步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再就是农民工。听说有1亿农民工已经加入了工会,我听了非常高兴。农民工给城市做的贡献巨大,城市少不了农民工啊。一个大城市没有各种各样的服务业,光有拿手术刀的,没有端茶水的,这个城市是运转不起来的。对所有的劳动者我们都应该尊重。目前农民工有2.6亿,当然有的是季节性的、临时性的。政府、工会都要行动起来,帮助他们实现从暂住到安居,从就业到乐业,让他们真正融入城镇,享受应有权利。

    这里我特别要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高度重视工会工作,尤其是要重视关爱劳模的工作,支持和帮助工会做好劳模工作。一个国家要有向上的力量,劳模是标杆。有了劳模,代表着360行,行行出状元,而且行行向状元这个方向迈进。我们还要完善政府和工会联席会议制度,既然是制度就要办。通过联席会议制度,可以多听工人特别是普通工人的心声。这需要推动企业民主管理,发挥好职代会的作用。

    第四,要高度重视加强职工培训工作。当初人们说我国有人口红利,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人才红利,人才红利不可小视。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除了要释放改革的最大红利,还要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整个城镇的从业人员当中,有技能的劳动者占到了36%;有技能的劳动者当中,高技能的劳动者占到了25%。说起来不少了,但是比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政府现在每年资助职工培训1000万人,数字也不小,但和我们庞大的亿万职工队伍相比较还有很大差距。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舍得花钱、敢于花钱,加大对职工教育的政策倾斜,让人口红利真正变成人才红利,支持工会开展职工技能培训,让绝大多数职工都成为有技能的从业人员,多数人能够成为高中级技能人员。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都迸发出来,我们的目标是一定能达到的。

    还要十分重视安全生产。安全生产、人命关天,必须警钟长鸣。党和国家一直重视劳动安全事业,这些年,我们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但问题依然不少。实现安全生产,光靠企业的自觉还不够,政府必须加强监管,也要发挥群众、工会的监督作用。

    同志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团结广大职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最后,祝中国工会十六大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附:原《工人日报》编者按

    10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邀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经济形势报告。报告深刻分析和阐述了我国的经济形势,阐释了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指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要更加注重解决好职工切身利益问题。

    李克强总理的报告在各地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李克强总理专门为工会十六大代表作经济形势报告,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工人阶级的亲切关怀、对工会工作的高度重视。报告有针对性地回应了广大职工关心的经济热点问题和切身利益问题,是一堂生动的“经济形势公开课”。

    应广大读者要求,本报今日特全文刊发李克强总理的经济形势报告,敬请读者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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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矛盾已到极限 改革不能再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2013年11月01日 《中国企业家》

  10月27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学泰斗吴敬琏在浙江发表了长达三小时的演讲。围绕三中全会和各项改革措施的总体设计,这位83岁的学术权威,再次充分表达了他的观点。

谈行政改革:监管应转事前为事后

  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举步维艰呢?为什么这个腐败问题三令五申,而且说要造成亡党亡国,可是它却继续蔓延而变得十分猖獗呢?根本的问题在于体制。

  吴敬琏:市场因为有信息不对称,因为有种种原因,是需要监管的,但过去监管的办法有很大问题。

  过去监管办法是事前监管为主—许你做才能做。事前监管主要的办法是审批,这个弊病很大,这种例子很多,比如说我们用了很大努力,要把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这一套建起来,中间就有一条就是创业板,创业板建立以来,它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审批制度。

  有审批制以来,原来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同志的说法,我们要让它能够退出,但是搞了几个月之后,她跟我说:现在出了问题,叫做临门一脚,你不让我入股对不起,你上不了,让我入股我有板块很快就上市了。因为行政审批控制的很严,供求关系就使得一上市价格非常高,他们后面就跑了。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有好几年帮助你改进,然后赚了钱他退出再搞别的,一上去马上就跑了,而且有时候把一些重要人员都带跑了。

  所以市场监管要从事前监管为主转向事后监管为主,要从实质性审批转到合规性监管,因为规则在这里,违反了规则在运行过程中就管你处罚你。这个行政审批讲的每一项,大概都有具体的措施,这个文件、审批到什么程度,还要通过各方面的讨论。定了以后,就需要打破阻力,要让它转型。

  谈垄断:改革是为公有制经济添活力

  现在他们的理由就是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的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的支持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他们抓住第一句,就是要发展公有制经济,怎么发展呢?

  吴敬琏:国有企业垄断,从头到尾一直有一个口号贯彻,但是内容变了,就叫做国有为主导。

  从80年代中期就是这个好,一直到现在,但是对它的解释,有一个变化的历程。国有制的高级解释,是社会主义必须追求的目标,如果不照这个办法办,像中国这样改革以来国有经济比重不断降低,就是戈尔巴乔夫式的复制,他们为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但是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江泽民总书记报告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确立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呢?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个话也是老话,而且文件里面也有这句话,国有还是要占主导地位,但这次的解释比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解释更加开放、更加灵活,它讲到国有制为主导,就是国有经济要控制,但只要控制关系和关系经济命脉行业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十五次代表大会这个话,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是什么呢?又发生了争论,比如说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电信,电信当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应该国有,但当时实际情况已经变成了两分天下,像华为和中兴,而且华为从来就是一个私营企业,中兴后来改制了。所以到了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就把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进一步规定,规定为三个行业一个领域。三个行业:第一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第二是自然垄断行业,这个有点争论;第三是提供公共品和公益性的行业,这个是不赚钱的行业;第四是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叫做高新技术产业和重要产业中的骨干企业,据说这个在起草组就争论了很厉害。这以后在世纪之交改革里面,其实证明了这三个行业和一个领域中有一些也不需要国有控制。

  改革在世纪之交其实进了很大一步,剩下来把国有控股的事情做好,都要变成多元的公司,二级公司在世纪之初到了集团公司的时候就卡住了。理由就是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的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的支持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他们抓住第一句,就是要发展公有制经济,怎么发展呢?发展国有经济。我不知道三中全会怎么做,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武汉讲话,两个毫不动摇第一句叫做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活力,怎么增强活力呢?我觉得这个改革以来就证明了,就是改革增强活力。

谈土改:完全放开需要时间

  如果土地开放了,或者征购价不高,差价拿不到,利益就会受损,这个有实际困难,今年土地出让金一线城市大幅度增长,如果它们没有这笔钱今年就露馅了。

  吴敬琏:城市土地是82宪法开始规定全是国有的,在城市化过程中,就有一个征购。农村土地是集体,基本是干部作主拿出来,而且按照国家的规定,它是按照农产品的价值决定土地价值。于是城市用地就变成国有了,政府就掌握了大量的、最重要的资源,因为土地是一切生存的基础,而且差价如此之大。于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就变的很大。

  政府投资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和城市建设,通过形象工程、征集工程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于是就来了一个潮流,这个潮流引用了一个过时的理论,就是工业化后期,叫做重化工业化阶段。所以各省,包括我们浙江,就要赶上这个潮流。于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发生了倒退,往回走,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完,恐怕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投资率到了我们这个程度,接近50%的投资率,我们大跃进的时候和日本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率也是提高的,但没有超过过34%,成效不大,它造成的结果到现在已经非常严重。

  关于土地制度是否全面放开的问题,我觉得三中全会肯定要做一个决定,但是要走到什么程度很难说,因为反对声音很强。有两种反对,一种反对是管农业的同志,认为这会冲击18亿亩红线。当然在我来说,我觉得没有问题,美国也有用途管制,完全放开了用途管制也还是有的,但是这个阻力很大,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对土地的依存度,大豆基本上依靠进口,粮食现在也有问题,当然不光是土地问题,还有安全问题、污染问题。另外是各级地方政府,各级地方政府有利益问题,而且有负债率,现在负债率很高,许多地方看起来很繁荣,其实资不抵债,不过我们没有像美国这样地方政府倒台。

  如果土地开放了,或者征购价不高,差价拿不到,利益就会受损,这个有实际困难,今年土地出让金一线城市大幅度增长,如果它们没有这笔钱今年就露馅了。所以处理上走到什么程度,这就需要像十八大说的:不但要有勇气,还得要有智慧。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北大的周其仁教授写了很多,他有很多实际的调查,也提了很好的意见,不知道领导们是否采纳。

谈金融:存款保险(放心保)制度是把双刃剑

  金融系统就是人身体的循环系统、市场的循环系统,金融市场的落后,就使得整个经济活动不可能有效率,不管是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都太落后了。所以要强调,整个市场体系要建立起来,不但是商品市场,而且包括要素市场。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切中当前存在的弊病,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吴敬琏:要放开商品价格和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商品价格现在大体上放开,但是有一些生产资料的价格还是按照计划经济的办法,规定价格,这就鼓励了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活动得到了好处,刺激了损耗我们的可贵资源、破坏环境的一些行动。

  我们一定要建立存款保障制度,没有存款保障制度,竞争一加强,银行一到底就麻烦了。

  但是存款保障制度本身是双刃剑,你如果是一般性的全部赔付的话,就造成了银行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就是反正国家赔偿,我随便怎么弄。所以它的推行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会使得现在银行的利益格局发生很大变化,现在我们存贷利差很大。

  在现在格局下,其实我们实际坏账率很高,但是表现出来的坏账并不高。利差大有一定原因,出现变动会有什么影响,我们还要做很多考虑,来防范大改革中出现的风险。

  根据过去的改革经验,在一个很紧的经济环境下推出改革风险比较大。以银行的状况,就是货币超发、负债太高,资产负债表里隐藏着很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保证出台的时候适度,另外一方面还要还要预做一些准备。

  第一,现在各个地方好象出现了比全国海量投资还要厉害的情况,这个要制止,这个东西会造成很大的风险。

  第二,灵活运用经济措施,稳住宏观经济。我们的宏观部门就是两个,一个是财政部,一个是中央银行,这两个有充分的能力运用它们的手段。比如说6月的时候,“钱荒”,中央银行把握一条,要对商业银行施加压力,说我可能不救你了,但是它还要观察,不要造成系统性的风险,造成系统性风险它就要出手了,稳住它,不要出现大的问题。

  第三,负债率过高和资不抵债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应该实行债务重组,比如说最近一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就是铁道部有3万亿的债务,怎么办?现在它变成企业了,第一要求活命,那当然最后就落到财政身上。另外一种意见是你有净资产,你应该出售净资产,出售股权。还有是有些地方一贯的找财政部,要求给它钱,说日子太穷了。财政部说:你有那么多开发区,卖掉。这是一种思路。

  第四,建议动用国有资本存量去偿还或有债务,我们有些或有债务,就是说它大概是债务,但现在明显的不表现为债务,比如说社保,社保政府被有承诺,但是老职工帐户是通胀的,这就是或有债务,把或有债务最小先还了,因为大概99%都是债务,虽然现在不是债务。我很欣赏去年上海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国有企业上海家化(600315,股吧),像化妆品、牙膏,卖了,把它用来补充养老金,老工业城市都出现了这个问题,老工人的社保基金国家都拿走了,这个帐户是空的,还有像公租房等等都有这样的问题。

  最后是打击贪腐分子,贪腐分子肯定是对进一步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改革的阻碍,打击贪腐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是赢得民心,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预先消除阻力。

谈财税:资产负债表隐藏巨大风险

  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举步维艰呢?为什么这个腐败问题三令五申,而且说要造成亡党亡国,可是它却继续蔓延而变得十分猖獗呢?根本的问题在于体制。

  吴敬琏:恐怕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投资率到了我们这个程度,接近50%的投资率,我们大跃进的时候和日本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率也是提高的,但没有超过过34%,成效不大,它造成的结果到现在已经非常严重。

  有三位经济学家做了全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分别做的,都认为在中长期有危险。但是最近这三年,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率极具升高,这两天大概要报国家审计署对于乡以上政府负债情况,有各种各样的猜测,现在最低的估计大概是20万亿,20万亿也就是三年前是10.7万亿,现在是翻了一番,这个是很危险的。

  93年的时候,分税制改革,国内外舆论都认为行不通,叫做政令不出中南海,但结果挺顺利,当然中间有点技术性的问题。如果能够保证它实现,我们会出现一个新局面,像从90年到91年,整个社会信心是改革,92、93、94打开了一个新局面,老是说中国的崛起就是靠这场改革,当然改革也有很多缺陷。所以我们需要认真的去研究这些问题,保证改革真正能够推向前进。

谈竞争:没竞争的市场比没市场可怕

  我在90年代说过一句话:没有竞争的市场比没有市场还可怕。这就是行政保护、地区保护、垄断等等,使得这个市场缺乏竞争性。

  吴敬琏:改善竞争环境,说的是要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你不形成这样一个市场体系就没有办法在资源配置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一个是讲它的重要性,另外可以看到这句话里面虽然说的很短,但是切中我们的实际。

  从现在这个市场来看,从上个世纪末期形成的市场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政府在里面,条条块块分割变成一个切割了的市场,行政保护、地方保护,按照80年代后期X副主任的说法,把这个市场切块、切条、切丝、切末,所以要强调它系统一开放的。从亚当斯密就知道,市场规模越大,效率越高。

  我在90年代说过一句话:没有竞争的市场比没有市场还可怕。这就是行政保护、地区保护、垄断等等,使得这个市场缺乏竞争性。市场缺乏竞争性就不能够形成有效配置资源的价格,不能形成这样的价格就不能够有效的解决。所以一定要强调压有竞争性。

谈非禁即入:对公民天然活动的保护

  非禁即入,这是基本原则,因为现在第一条解决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从事一切不违法的社会活动,这是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

  吴敬琏:从事什么活动,这是公民的天然活动,当然为了公共利益有些活动可以限制,但是一定要这样,反不是法律明文禁止的都自由进入,过去的办法叫做正面清单,就是说政府许你做什么你才能做什么,非禁即入就是上海自贸区讲的负面清单,哪些领域是要行政许可的?我们《行政许可法》也是这样的,当然上海自贸区现在意见很大,负面清单一开出来长的不得了,但这个不要紧,正面清单是许你做的以外全部取消。这个目标是逐步达到的,但一定要建立这样的目标,就是”非禁即入”。

  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就是形势逼人,只要稍微有远见的人都会看到不改革就是邓小平92年说的死路一条。但我们有责任,特别是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人,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弄清楚,到底我们国家的目标是什么?途径是什么?然后一切机会朝向这个目标往前走。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非禁即入,这是基本原则,因为现在第一条解决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从事一切不违法的社会活动,这是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但是要实现这一条,它第一步可能并不理想,我看网上很多人骂上海自贸区,说负面清单怎么把正面清单反过来点一遍。但我还是对它比较看好,因为透明了,让大家知道了,而且我们可以预见你要保证自贸区的承担,这个单子一定会缩短。

  中国的改革在这30多年中,很多改革都是这样磕磕碰碰、磕磕碰碰的,但因为它方向是正确的,不怕慢、不怕措施不起眼,在往前进,不要倒退,倒退就麻烦了。

经济学家不是算命先生

  经济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出路在哪里?三中全会以后,一切又会怎样呢?

  吴敬琏:算命先生跟我们经济学家不一样,算命先生可以告诉你在某时某刻就会发生什么事,经济学家他不会这样说,他一定说在发生了什么条件变化之下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

  一个很顺利的状况,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一个很好的路线图,我们提出一些基本的要求包括在内,而且很巧妙,可行,我们又能够群策群力,保证能够打破阻力贯彻下去,那么中国肯定能够为世界人民最初巨大的贡献,真正能够撑得起。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改革没有能够推进下去,甚至出现了倒退。现在的经济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不能够继续再错,如果再错可能革命就会发生,在中国的条件下,革命是不是能够改善我们的状况?能够振兴我们的民族呢?

  在中国条件下至少从近代史来看不会,因为中国有非常深厚的民粹主义传统,也有人叫国家主义,总而言之这个是很强的。然而也要看到,这种危险其实是存在的。我们能够做的是预测所有的结果,然后来做准备,但是不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议论,因为我们不是旁观者,每个人都是这里面一个主人公的角色,要采取行动,这个行动首先是弄清楚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决问题,然后参与到改革的实践中去,包括我们的企业,你只要是合规经营的,越赚钱越是爱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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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在五年内超越美国

----头号经济强国的前景及其影响

李晓鹏

    作者简介:李晓鹏,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麦肯锡城市中国计划城镇化研究员,中国著有《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一书。

    从现在(2013年底)起,只需要再过五年,也就是到2018年,中国将在最关键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也就是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来计算,中国的GDP早在2010年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如果按照美元兑人民币的官方汇率来计算,2012年,中国的GDP为8.3万亿美元,美国的GDP为15.6万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52.6%。如果要在六年(2013-2018)时间内超过美国,则需要中国(以美元计算)的GDP每年比美国多增长11.3%。

    由于对比的是以美元计价的GDP,因此需要把实际GDP增速和通货膨胀率以及汇率变动三个因素考虑进来。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每年的实际GDP增速比美国高6%以上,通货膨胀率(GDP平减指数,不是CPI)比美国也要高5%以上,再考虑到每年人民币对美元2%左右的升值幅度,每年的名义GDP增速有望超过美国11%~13%。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精英阶层丝毫不肯吸取教训,改革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而是简单的依靠印钞票(量化宽松政策,QE)来维持表面上的经济复苏。引发金融危机的华尔街金融巨头们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在金融输血政策下继续大发横财,盈利水平甚至超过了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年终奖金也屡创新高。与此同时,中小企业生存艰难,社会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实体经济复苏无望,“占领华尔街”运动无果而终。美联储屡次表示要终止QE或退出QE,然而只要印钞速度稍一放缓,经济数据马上就开始恶化。在此情况下,多印钞票,人民币对美元就会升值得更多;少印钞票,经济增速与中国的差距又会增加。未来两三年,甚至有爆发更严重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只要中国经济保持现有表现,甚至放缓1-2个百分点,整体增速超过美国11.3%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种超越不是简单的统计数据的高出,而是在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科技实力、人口素质的全方位支撑下实现的整体实力的超越。

    (一)由于极端重视教育,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非简单的量的增加,而是由人口受教育程度同步提高带来的质的进步。这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最基础最不可动摇的力量。

    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比例大概是8.5%,而美国则是20%左右。未来六年,中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在600万左右,加上近年来迅猛增长的留学生数量,到2018年将达到11.5%左右。考虑到人口总量的差距,则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将是美国的2倍。

    虽然中国大学的实力不如美国,但是中国家庭教育和基础教育的质量远高于美国,中国学生的知识基础和数学能力非常扎实。因此,平均而言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质量并不比美国差。这两倍的数量优势是实实在在的。这种优势不仅可以保证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而且可以保障在2018年以后迅速把美国甩在后面。

    宗教在美国教育发展历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宗教意识也是一种有效的利己主义和自由主义约束力量(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大大削弱了宗教的力量,利己主义和自由主义走向极端化。表现在教育领域,就是教学方式向着片面强调儿童的个性发展、自由成长方向演进。基础教育变得日益自由散漫,培养出来的学生基础知识薄弱、数学能力低下、缺乏基本的学习能力。

    宗教力量式微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财富对教育资源分配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学区教学质量的好坏由地方房产税的收入多少来决定,房产税则与房价挂钩。贫困人口聚集区的教学质量迅速恶化。自从美国80年代初推行激进的自由化改革以来(即所谓的“里根革命”),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中低收入阶层所能享有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福利大幅度缩水,直接后果就是作为基础劳动力最主要供给来源的中下层人民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大大下降。

    与此同时,就在里根革命前三年,中国开始恢复高考,还恢复了中考和小升初考试,让考试成绩而不是政治经济地位来分配教育资源。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00后的整体素质要高于同时代的美国人(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美国,达到19%,此后一直领先。2004年前后正好是80后进入大学的时间)。这个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经济超越美国已是一件板上钉钉的事。

     中国最底层的劳动力——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概每6年增加1年,其提高速度同样是世界第一。虽然中国现在也开始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靠财富来分配教育资源的情况,但至少在未来20年之内,中国的基础劳动力素质快速提高并超过美国的趋势不可逆转。这在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和可靠性。中国现在正在努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改革,其中农民工教育培训、农民工子女的入学与异地高考等问题是一大重点。如果这些改革能够得以良好推进,则这种优势还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二)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科研经费总量也将超过美国。

    2012年,中国研发(R&D)经费突破一万亿,大约是美国同期研发投入的40%。金融危机以后,从2008年到2012年的四年间,中国的研发经费增长了123%,平均每年增长22%,远高于同期GDP增速。而美国受制于金融危机和“财政悬崖”的影响,研发经费不会有较大增长,甚至有下降的可能。中国只需要从2013-2018年的六年间年均研发经费投入增加速度超过美国16个百分点,就可以在2018年实现研发总经费超过美国。这是以美元计价的对比,因此也需要把人民币升值的因素考虑在内。这一目标将很容易实现。

    也就是说,五年后,中国在经济总量超过美国、高等教育人才达到美国两倍的同时,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也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持续不断的人才培养和经费投入是卓有成效的。中国的科技实力迅速提高。在科技发明方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11年的报告指出,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专利申请国,占了全世界比例的1/4。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2836件专利)超过日本的松下(2463件),成为全球最大的公司申请人。排在第三名的则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华为,把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高通公司挤出了前三。

    在科研理论方面,从2003年到2013年9月,中国科研人员发表国际论文114万篇,年均增长率约12%,从世界第7上升到世界第2。在工程类论文索引(EI)收录的论文数量从2010年开始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1,被科学论文索引(SCI)收录的论文数量从2008年开始成为世界第2。十年内科技论文被引用数量超过700万次,排在世界第5位,比2004年的第18位提高了13名,平均每年进步超过1位。

    目前,中国国际论文发表数量是美国的三分之一,被引用的数量则只有五分之一。到2018年,中国国际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将达到美国的二分之一,被引用数量则将达到三分之一。差距依然明显,但毫无疑问将坐稳世界第二的位置。考虑到绝大部分国际期刊都是英文且大部分在美国发行这一不利因素,中国真实的科研力量应该比国际论文所展现出来的更加强大,则中国届时具备与美国抗衡的科研实力的预测应该并不过分。

    最近一两年,中国在一些前沿科技领域的国际首创性成果,开始不断涌现。包括诸如世界首个半浮栅晶体管、首台量子成像三维相机、首台200千瓦层流等离子体束设备、首个拟态电子计算机、世界上运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2011年的天河1号和2013年的天河2号)等等。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从科研论文发表的分布情况来看,各个主要领域都在齐头并进,并不是某个子课题单兵突击。这些首创性成果的出现,应该只是冰山一角,说明隐藏在水面下的实力已经积累的十分雄厚。2010年,中国在国际实验室合作组织(ILAC)互认协议框架下被认证的实验室数量超过5000个,居世界第一位。在经费和人才的支撑下,中国科研工作者经过多年持续学习和积累,已经到了在诸多方面赶超西方的临界点。未来五年,在高精尖领域中国首创的成果,将会出现爆炸性增长。

    (三)很多人认为过去十来年的房价快速上涨,严重伤害了中国的实体经济。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让企业经营困难。炒房比做实业赚钱得多。这种现象无疑是存在的,而且还很严重。但这种伤害实际上也很有限。中国经济如果真的泡沫化空心化了的话,商品出口肯定会严重萎缩——因为大家都去炒房了,谁还来搞生产呢?毕竟房子和土地是无法出口的。

    真实情况是,从2003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中国的出口产值(美元)增长了400%。金融危机以后的五年,在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情况下,出口竟然也增长了80%。全民炒房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埋头苦干的企业家依然不在少数,这些人是中国的脊梁。

    实际上,由于前面说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制造成功克服了土地、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一直在提高。

    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主要靠“三来一补”式的贸易赚取外汇,为外国产品提供简单加工。然后是自己生产的打火机、皮带等技术含量很低的小商品走向世界。接下来就是电视冰箱之类的家电产品。而现在,则是机电产品成为了出口的主力。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床生产和出口国。2013年上半年,开始向传统机床强国德国出口“生产机床的机床”——五轴联动数控机床。与此同时,从全世界进口原材料和能源。

    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分为发展中国家型、未成熟NIEs(新兴工业国)型、成熟NIEs型、发达工业国型四个阶段。各项指标显示,2012年中国的贸易结构正在从成熟NIEs型向发达工业国型转变。与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的贸易关系已从竞争型变成互补型,而与德国日本的贸易关系已经从互补型转变为竞争型。

    2012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价值13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波音飞机,成为美国对华出口的价值最大的单项商品。从2010年起,美国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农产品来源国,最大的猪肉来源国。与此同时,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机械产品来源国(也早就超过了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机械产品供应国)。

    2012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中,机电产品产值超过60%。而美国对中国出口中,机电产品产值只占了53%。

    2013年1-2月,中国向美国出口农产品1.4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2%;同时从美国进口了63亿美元的农产品,同比增长了17%。

    2013年,上海振华港机向美国出口了一批集装箱码头岸桥,每台价格相当于3.3万吨大豆。去年年底,中国济南二机床竞标获得福特汽车美国两个工厂全部5条大型快速智能冲压生产线的订货合同,总价值1.7亿美元,如果用美国大豆来换算的话,大约需要38万吨。

    中国已经引进了空中客车飞机的组装线,向外出口支线客机,干线客机项目也正在推进。毫无疑问,一架美国飞机换8亿件中国衬衣的时代将很快成为历史,一台中国机械换数万吨美国大豆的时代正在到来。

    到201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中,机电产品将超过70%,其中高科技产品将超过50%;同时,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中,简单加工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将超过50%,包括土豆、猪肉、玉米、鱼虾、面粉,以及牙签和一次性筷子 。

    ——理论上讲,美国对华出口还留有后手,就是它的尖端武器及其相关的材料装备。如果这些东西愿意卖给中国,中美贸易结构应该不会出现向中国一边倒的情况。但这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出现。等到美国真的穷得连这些东西都敢卖给中国的时候,可能中国也已经不需要买了。

    (四)贫富差距和社会安定的程度中国也要好于美国

    在贫富差距的问题上,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表现都不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011年中国和美国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连小数点后三位都完全一样:0.477。

    不过,从2008年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在不断下降,而美国则在不断上升。到2018年,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将显著低于美国。这是因为,从目前来看,美国政府未来五年内不可能对造成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一系列经济制度作出什么根本性的改革,只能用印钞票的方式来勉强维持。这种情况下,它的社会贫富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中国现在也面临着货币超发带来的类似问题。但和美国相比,中国拥有很多可以冲淡这种影响的有利因素。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我们集中力量发展城市特别是沿海中心城市,造成城乡差距急剧扩大;由于资本极度短缺和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财富分配完全向着资本倾斜,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只能获得勉强高于生存成本的工资。三十年后,中心城市发展趋于饱和,“城市病”问题突出,中心城市的经济资源开始向外围扩散。从2007年开始,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超过东部地区;从2010年开始,农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已连续三年超过城市居民;2011年,农民工工资同比增长了21%,创下了三十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金融危机至今,农民工工资水平已经增长了不止一倍。

    此外,中国正在建立自己的对财富征税的制度,包括已经开始试点的房产税和即将开征的遗产税。这样的制度将对缩小贫富差距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总而言之,在遏制贫富差距扩大方面,中国可以打的牌还很多。而美国已经捉襟见肘。

    ——以上这些趋势同时也表明,中国目前在非常坚定的朝着发达国家的方向走,而不是朝着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方向走。除了人均收入水平以外,发达国家在经济的一些基本特征是:出口结构中深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占绝大多数、基础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劳动力工资在经济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对存量财富征税以遏制贫富差距等等。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趋势和政策改革方向都已明确指向了这些方面。

    至于社会安定程度,中国和美国则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在绝大部分中国城市,晚上下夜班一个人坐公交或步行回家都是安全的。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两三个人结伴即可到中国任何地方旅游而毋庸担心安全问题。2012年,中国命案发案率是每10万人0.8件,比世界公认的治安最好的国家日本、瑞典还要低。而美国2011年发生了大约15万起命案,平均每10万人50件(注:美国有3亿人口),是中国的60倍。未来五年,中美之间的这种差距不会发生什么改变。

    此外,中国在文化传播、军事力量、国际关系等方面也将取得很大的进步。中国有了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2018年中国将开始建设比美国更先进的空间站;中国在中亚、非洲和拉美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盟友,其影响力已经或者即将超越美国。

    总而言之,尽管在某些方面依然存在劣势,但到2018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这一点毋庸置疑。不是简单的GDP数量的超越,而是人口素质、科研创新、生产效率、贫富差距、社会治安上的整体超越,GDP只是一个标志性的指标。

    这种超越将是永久性的。在2018年之后,美国经济将会迅速被中国甩下很远。中国经济的增长或许会有极限,但它绝不会在2018年以前出现。日本的人均GDP是4.7万美元,每平方公里创造的GDP是一千万美元。按照人均GDP的标准,中国经济至少要增长5倍;按照地均GDP的标准,即使把西部一半的国土面积考虑在外,中国经济还可以增长5倍。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个标准也绝不会是真正的极限。在我们这一代人有生之年,不会再看到美国有反超的机会。不管我们喜欢或是不喜欢,人类将进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时代。

    在这个事实面前,我们以前的许多观念和看法都需要随之改变。

    (一)首先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许多人对政治制度的看法。

    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实现的。这个制度用了69年的时间(1949-2018),也就是在一代人的生命周期内,就将中国从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在不断进步。经过几十年的摸索,中国基本建立起来了一套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型政治制度,大体可以描述为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职业政治家制度为突出特点的社会主义民主制。

    马克思认为,人做出的一切决定,都和他们的经济利益相关。一个人赞同什么政治制度、经济政策,主要由他的经济收入和财富水平决定。这个论断对具体的个人,有特例,但用来分析社会群体,是很靠谱的。一个拥有上亿资产的富豪,他希望国家采取的政策,肯定会跟另外一个资产上亿的富豪比较接近,而跟一个每个月拿着5000块钱工资买不起房的白领,跟在偏远地区靠天吃饭的农民有很大的差距。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就是,政府不能平等的对待这些人,而必须坚定的站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这一群人一边。他开出的药方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执政,实行土地公有制和其它重要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政府控制金融体系和交通运输体系等等……

    他开的有些具体的药方有问题,但这个价值观是很好的。至于方法论,就是他的唯物辩证法——没有什么绝对真理,社会是不断变化的,任何理论都要不断的接受实践检验。简而言之,就是实事求是。

    什么样的实践结果是好的呢?就是要符合价值观:有利于改善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能够改善这些人生活的政府,就是好政府,做不到,就不是。其它的什么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这些都是手段,接受多少,接不接受,都要由这个标准来决定。

    在这个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之下,中国逐渐建立了一套全新的职业政治家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搞政治的人,必须是职业的。(国外也有公务员制度,但是只限于事务官,政治决策者是选举产生的,不需要终身以政治为业。)而中国越是掌握决策权的领导,越是必须要长期职业从政。一个人要想掌握中国的政治决策权,必须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从最基层做起。国家的税收保证你的收入和高福利,在个人经济利益上要跟拥有巨大财富的阶层划清界限,任何形式的经济利益输送都是非法的。同时,政治家个人的政治前途,判断的核心标准就是实践成果——能不能改善人民的经济利益。只有在实践岗位上取得成绩的,才能被提拔到更高的职位上。

    这个制度的具体运行很复杂,我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里面用了好几章来讲它。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好制度。尤其是在建立了最高领导人定期轮换制以后,它就变得非常开放和富有变革的活力。西式民主是一种典型的事前评价制度,上任之前先要把牛皮吹上天,才能获得权力。嘴上说的好,上任后能不能把事情干好,二者之间其实没有很强的关联性。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事后评价制度,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干得好的才提拔重用。前者容易出演讲家,后者容易出实干家。

    这种职业政治家制度原本有一个天生的缺陷,就是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下级容易欺骗上级,通过提供虚假的政绩信息和隐瞒存在的问题来获得提拔重用。但是网络的兴起改变了这个情况,下级已经无法垄断上级的信息渠道了。这个最重要的缺陷被克服了,在问题随时会被网络曝光而第二天就可能因此被免职的压力下,官员们让中国政府成为了世界上运转最为高效的政府。实践证明,把人口规模的因素考虑进来之后,在组织资源为企业家提供服务,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组织灾害救援,以及针对经济社会的变化快速推行改革等方面,现有的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政府都没有哪个能像中国政府这样高效。这是中国能够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主要原因。

    当前的中国政制远非完善,最突出的问题当属官员的腐败和特权的滥用。解决的方向不是动摇现有的职业政治家制度,而是加强信息公开和扩大公众参与。官员财产信息公开和建立更广泛群众参与的政绩评价机制应该是改革的方向。

    ——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曾经被当做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终点(苏东剧变之际,美国学者福山1989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是这种观念的典型表达),同时也是中国学习的榜样。现在看来,这样的观点并不正确。《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中说:“在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政治思想的大师们,对于封建专制主义下政治权力的滥用和危害印象深刻。因此,大家都想着怎么样把政治权力给尽可能的削弱,以限制其破坏力。为此,他们想出了很多办法,诸如三权分立、直接选举、两院制、政党轮换、最高领导人定期轮换制度等等。经过上百年的实践与传播,非常成功的将政治权力削弱了。”

    “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问题又变得严峻起来:政府变得过于软弱之后,在土地、能源等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的分配方面所能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而自由市场的力量则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这些资源朝着少数人手里集中。政治力量已经不再是资本权力的对手,它在保障基本的社会公平公正方面往往无能为力,甚至沦为资本权力进一步扩张的工具。”

    “美式民主制度,单纯从政治的逻辑来看,是几乎完美无缺的: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两党轮换的政治竞争,公开公正的全民投票,再加上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所有这些浑然一体,其内在逻辑经过启蒙运动以来的无数思想大师们的思考,已经被梳理得非常清楚了,怎么看怎么有道理。”

    “但是,如果我们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思考,这一套制度设计,就有很大的漏洞。政治权力的过度内耗,使得它运行效率低下,在组织经济资源分配上面力不从心,同时也失去了制衡资本权力的能力。不能起到有效的促进经济发展、遏制资本掠夺、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这个问题才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和美国长期无法实现经济复苏的根本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有很多问题,但实践证明,它能够比西方政体更好的运作,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在中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之后,很多以前盲目崇拜西方模式的人就将不得不承认或者面对这个结论了。要完善中国的政治制度,需要实事求是的、新的探索,西方只能提供一些借鉴,而非指导。相反,越来越多的以前模仿西方体制的国家,将会更多的重视研究中国的政制。人类历史上新一轮的政治体制大变革将会到来。历史并没有终结,它在许多人认为即将终结的时刻又打开了另一扇门。

    (二)第二个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就是对中国文化的看法。

    我们在比较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时候,常常混淆文明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差别。从时间维度上看,文化可以分为现代化的文化和现代化以前的文化,而东西文明的划分,则是从空间维度上进行的。如果拿经过现代化的西方文化来和现代化以前的中国文化比较,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比如尊重人权的问题。西方文化在没有现代化以前,各种野蛮的酷刑和未经审批的滥杀是非常普遍的。中世纪的时候,欧洲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疯狂迫害臆想出来的“女巫”,不经过任何理性的审批就将大量无辜的女性酷刑处死。这里面看不出来有任何“人权”、“法治”的文化根基。东方有君主专制,西方则有神权统治。东方的君主们为了统一国家而彼此征战,西方的教派之间也为了统一信仰而互相厮杀。在现代化以前,东西方文明都有很多很野蛮落后的东西,这一点并不足为奇。

    西方文化在现代化方面领先了中国一大步。因而有很多观念,特别是人权法治的思想需要我们学习。但不能认为这些东西就是根植于西方文明的,而中国文化就是天生的野蛮专制落后。没有哪种文明不曾野蛮专制过,现代化也绝非西方文化的专利。民主人权法治这些东西,并不是属于空间维度(东西方)上的差异,而是时间维度(现代与古代)上的差异。

    在现代化以前,中华文明曾经领先过西方世界至少一千年之久。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落后了。那么,当中国文化完成了现代化之后呢?中国很快就复兴重新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经过现代化变革的中国文化并不天然的就比西方文化落后。

     这种文化上的比较和反思,其实才刚刚开始。我在《分析》一书里面也做了一些讨论,不过没必要在这里重复。我是想说,这种比较不是为了满足民族自豪感,证明我们天生比西方文明优越。它有很实际的意义。它可以告诉我们:西方的那些东西是该学的,哪些东西是不该学的。

    一个比较迫切的方面就是教育。中国文化非常重视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很严格。家长和老师对孩子的成长负有很大的责任,同时也有很大的管教的权力。所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过”。同时,我们还用公平的考试来不分贵贱的选拔人才。这些东西很好,有利于培养出训练有素的后代和文明的传承。这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但是现在有很多人盲目崇拜西方,什么都是西方的好。对孩子的过分溺爱被宣传成为“鼓励孩子天性的发挥”,课堂上不守纪律随意喧哗被认为是“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自主性”等等。父母以溺爱放纵孩子为荣,老师管不了或者不敢管学生的情况开始大量出现。最近闹的沸沸扬扬的李天一强奸案的主角,就是这种教育理念产生的一大恶果。因为父母的过度溺爱,李某变得天不怕地不怕,在学校老师也不敢管教他,未成年没有驾照就开始玩飙车,因为停车纠纷殴打他人被劳动教养一年,出来后不久就犯了强奸罪被判处十年徒刑。我们能够按照这种模式来教育培养后代吗?

    我们的许多教育制度改革也跟着胡来:

    ——小升初考试被取消了,因为考试被认为是扼杀儿童天性的制度。这种观念的根源则是因为西方文明不重视考试。变为根据学区来划片,结果有好学校的区域房价迅速上涨,穷人买不起昂贵的学区房就没办法让孩子进入优秀的小学和初中,哪怕孩子很努力很聪明也无济于事。优良的基础教育资源变成了“拼爹”竞赛。

    ——与此同时,在失去了官方公允的评价标准以后,过度强调数学天赋的奥数取代了基础知识的全面学习,各种艺术特长的比拼让家长们无所适从。小学生们的负担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没有规则的混乱使得无钱无势的父母们得让孩子们什么都学来保证在任何可能的竞争中取胜。

    ——高考制度被指责为“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和个性发展”,转而向西方学习“高校自主招生”。寒门子弟通过公平的考试进入优秀大学的名额被大大压缩,更多的录取机会被分配给了可以各种拼关系走后门的加分和特招。

    ——发布所谓“新课标”对基础教材胡乱修改,以发挥学生想象力和提高动手能力为由,用大量彩色图片卡通等将数学物理等严谨的知识学习体系打乱,用一些华而不实的练习来代替基本功的训练。

    最近,教育部还打算出台规定,小学老师不得布置书面家庭作业。

    照这样改革下去,中国的下一代真的要被毁掉了。当然短期内不至于成为中国头号经济强国的大势,但长期的危害实在不可估量。

    对教育问题,我们还是要分清楚东西方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差异。在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一种比西方先进得多的人才选拔机制。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落后了,科举制度变得僵化落后。西方学习了中国的考试制度,把它加以现代化,应用在人才选拔特别是公务员制度当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接下来,是中国自身的现代化,现在的高考制度,是一种经过现代化的考试制度,它已经不考八股文了,而是语言历史政治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现代知识的全方位考察。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大家都要拿经过现代化的东西来比较。小升初、中考、高考是不是落后的东西,需要从新作实事求是的比较。目前来看,中国的升学考试制度,比西方的学区分配制度和大学自主招生制度,更加符合教育公平、因材施教和择优录取的的原则。

    至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需不需要严格。在古代,中国的这种教育传统对中华文明的传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里面有很多不人性的东西在里面,其原因不是文化根子上错误,而是在于没有现代化。现在我们引入了尊重孩子的人格人权等这些现代化观念以后,父母和老师都已无权力用极端粗暴的手段来管教孩子。这个时候再来比较东西方的教育观念,两边都是已经过现代化的,孰优孰劣,就需要从头反思,而不是盲目崇拜西方了。从实际效果来看,还是中国的家庭教育更成功。

    (三)第三要反思的,是经济制度。私有制、市场化的适用范围到底有多广?它的效率边界在哪里?这个问题涉及比较专业的讨论,这里也不用多说。但是中国的强势崛起,显然和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确立起来的土地公有制,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主导的工业体系密不可分。这些东西不应该被简单的彻底否定。同样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

    以上这三点需要反思的地方,基本上反应了中国崛起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

    首先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制度下,政府会从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远的的眼光来考虑国家利益,而不是仅仅考虑眼前。2012年,在英国《金融时报》一项针对全球著名企业CEO的调查中,最称职可靠的组织,这些CEO纷纷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把中央银行放在第二位,而第三位则是“中国共产党”(得票率64%),而远高于美国总统(33%)和国会(5%)。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总是看得很长远,而美国,“虽然我们不喜欢中国的某些政策,但至少我们知道这些政策是什么……美国的问题在于政策都是短期的,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其次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重视家庭伦理和子女教育的这种文化传统。

    在这样的文化之下,人民的受教育水平可以大大超越经济发展状况。即使在社会经济结构经历大转型、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社会治安状况仍然不至于严重恶化。很多人在因为各种原因选择是否要走上犯罪道路的时候,想想自己的家人,也就算了。在选择要得过且过还是奋发向上的时候,想想父母妻儿,就毅然投入到工作创业中去了。家庭伦理在中国是一种比宗教更强大的道德约束力和引人奋发向上的激励机制。这种文化力量对经济的影响,绝对不可低估。

    第三是我们努力学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引进了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法治的框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的首创,它结合了社会主义制度原有的优势和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势。我们也学会了用任期制度来解决领导人终身制。等等等等。但只是有选择的引进,没有让它们动摇前面两个优势因素的根基。这些问题比较复杂而具体,限于篇幅不再细致讨论。

    除此之外,需要反思的方面还很多。总之,中国经济的崛起,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将会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还有五年,很快就能看得到。我们需要为这个时刻的到来做好心理准备。

    大胆的预言这个事情,细致的描述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是为了盲目自夸。并不是说,承认了这些成绩,就不能批评中国政府,不能尖锐的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许多问题了。这些都可以,而且还应该继续努力的去做。但是,我们批判批评的思路可能需要作出比较大的改变。不要再像以前那样:人家美国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应该如何如何改……这个逻辑以后适用的范围会越来越窄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很快就会成为历史,而将超过西方走进一条以前未曾有人走过的路,遇到的问题需要怎么解决,只能自己去探索。

    1875年前后,普朗克的导师告诉他,在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电磁理论出现之后,物理学体系已经高度完善了,没有太多领域可供创新,有志向的年轻人不应该选择学习物理学。很多人都相信,物理学的发展已接近终结。十五年以后,普朗克发现了“普朗克常量”,开启了彻底颠覆经典物理学体系的时代。

    1989年,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濒临解体,西方学者福山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历史的终结》。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接近于完美,无需再做出很大的调整了。此后的人类历史,将乏善可陈,不过是在西方民主制度的框架下做一些无聊的折腾罢了。谁也无法想到,30年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将会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而且暂时还看不到她发展的尽头。这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应该算是一种幸运。至少,我们还可以参与历史的创造,而不是碌碌无为的生活在已经终结了的历史当中。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11月12日 10:48 (星期二)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3年11月12日 9:29 主题: 许小年“11.6”温州演讲实录:“我在等三次探底”

我在等三次探底

----“11.6”温州演讲实录:

中欧商学院教授 许小年

2013-11-11

    中欧EMBA管理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着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受邀来温,发表《结构性衰退及其医治》主题演讲。在许小年看来,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国结构性衰退调整,医治的方法是要通过全面的实质性的减税、土地制度改革、资本市场开放、减少管制与垄断。但他也坦承,此举阻力很大。)

    我今天在这里讲的题目是"结构性衰退及其医治",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困难――经济速度的放缓。温州地方大家比我知道的更清楚,它在过去十几年间经济的高速增长所积累的问题现在逐渐的暴露出来了,有很多严峻的挑战。

    那么,如何去看待这些问题,我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这些问题是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结构出现失衡所产生的问题,这种增长速度的放缓我把它称之为结构性衰退。衰退它用词的含义并不是我们通常讲的经济要负增长,而是增长速度的放慢。结构性衰退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周期系衰退有根本的区别,周期性衰退就像春夏秋冬四季循环一样,现在天气冷了大家不用担心,因为你熬两三个月气候自然转暖,你扛一阵也就过去了。而结构性衰退和周期性衰退它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如果不能够纠正结构性的扭曲,衰退将持续较长时间,它不能自动恢复,必须要推行结构性的改革和结构性的调整,所以这是我今天讲的一个主要观点。

    OK。我们现在讲一下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是什么?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从数字上非常明显的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投资每年增长20%,消费每年增长不到10%,两者相差一倍,或者投资增长率是消费的两倍。这样带来什么结果?投资是要形成生产能力,投资的增长长期地领先于消费的增长,就使得生产能力的形成超前了社会需求,结果是过剩产能,中国现在最大的结构失衡就是过剩产能。你去看一下哪个行业产能不过剩,全都是过剩产能,过剩产能对经济的危害是什么?恶性竞争、价格不断下跌,因为产能过剩大家都是发愁自己的产品怎么卖出去,于是在市场上恶性竞争,所以互相比赛降价,降价的结果是企业的利润率越来越薄,最后发生亏损,亏损的时间长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不稳定出问题,而企业一旦倒闭银行坏账大量出现。

     中国经济目前的结构性问题看上去就是投资和消费的严重失衡,社会购买力跟不上,整个全社会供应能力的增加。哪里产能不过剩,传统的制造业全都产能过剩,钢铁、水泥、玻璃、建筑材料、电解铝、煤化工、发电量、发电设备、多晶硅、风电设备、造纸、印刷、造船、航运、化肥、电视、冰箱、手机等,没有一个不是产能过剩的行业,传统制造业通通产能过剩。这些过剩产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这些产能所用的银行贷款就无法偿还,那银行坏账是必然的,银行现在老做手脚,把坏账藏着,各种各样的猫腻,过桥贷款等等,无非是忽悠上级,说坏账率双降。还双降呢!应该是"霜降",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坏账率双降,应该是双升。为什么双降?造假账,忽悠领导。

    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不敢投资了,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就放慢了,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们主要是依靠投资才增长,现在面对过剩产能企业不敢投资了,经济增长速度自然就放慢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结构性衰退,是由于结构失衡出现投资增长速度的下降,带来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这样的结构性衰退,政府采取的政策不应该是拉动内需,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出4万亿,其实根本不止4万亿,大概投入的资源有10几万亿。这10万亿的资源投入中主力军是银行,财政投入大概也就一两万亿,其余的都是银行,所以银行今天不出坏账事情就很奇怪了,那中国还真是地球上非常特殊的国家。如此大规模仓促的投资、项目的上马,没有经过仔细的论证和风险的评估居然没有坏账,这个难以现象。

    我们为什么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因为政府的干预打乱了市场的正常运行,给企业带来了一种错觉甚至是幻觉,以为强大的政府可以人为的制造经济景气,跟着政府冲进去了,现在被套了没人给你解套。跟着政府投光伏的、投风电的现在什么情况?全都被套了,所以基本的经济规律你是不可以违反的,你要是违反了一定受到惩罚。4万亿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总体的运行事态,在这里我们没有用GDP,为什么没有用大家都知道,现在连领导都不用GDP了,我们为什么要用GDP,外国记者问领导,"你看中国的经济形势,你看什么呢?"领导说我不看GDP,我看三个指标,第一叫发电量;第二叫铁路货运总量;第三叫中长期贷款,这就是后来着名的"克强指数",这是克强总理观察中国经济所用的指标,所以我们要听领导的话,才用"克强指数",而不用统计局的GDP。

    发电量非常清楚,深谷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高峰是4万亿。4万亿实际上是十几万亿,只维持了几个季度的繁荣,经济就一路下滑,所以不要迷信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把自己的事做好,根据市场基本的规律来安排企业的发展,不要听政府说什么,要听消费者说什么。当然你要知道政府它想干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政府对经济有很大影响力的国家中,你完全忽视政府的政策也不太可能,但是不要把企业的经营发展和政府的政策挂起钩来。

    一路下滑滑到了二次探底的谷底,二次探底出现在去年的下半年,二次探底以后政府又急了,又来了一轮"4万亿2.0","4万亿2.0"大家知道的不多,为什么啊?因为这一次是转到地下了,打枪的不要,悄悄的进去,发改委不知不觉中几千亿的项目就批出去了,资本市场不知不觉若干万亿的资金放出去了,于是"4万亿2.0"持续到今天大家感觉到的所谓企稳,现在官方、民间宏观经济用的词不是2009年的强劲反弹了,而是回落企稳。那我们知道这企稳是假的,它是"4万亿2.0"的作用,七八月份一直延续到九十月份,各位感觉日子好过了一点,原因是"4万亿2.0"的余威以及最近在房地产上的放松,所以让大家感觉到似乎又过去了。没有,只要结构性的问题一天不解决,任何反弹和企稳都是暂时的,所以我在等着三次探底,三次什么探底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会发生,因为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同样的结构性的分析,我知道欧洲经济会继续下滑,滑到什么时候是最低点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会继续下滑,因为它的结构性没有解决,它的过度负债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我们的过剩产能问题刚开始被官方所承认,于是政府又制定这规划那规划来消除过剩产能,我想说你们还是定规划吗,过剩产能全是你规划出来的,现在你又来规划扫除过剩产能,你放一把火现在又来积极的救火。铁路货运总量的趋势跟发电量完全一样,不用我解释,大家一看就知道,最近铁路货运总量虽然有一点点反弹,但还是负增长,只不过负增长比以前小了一点,仍然是一路下滑,挡不住。

    下面一个问题要问的是什么?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结构性失衡,也指出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在什么地方,那就是投资与消费的失衡,那就是生产能力的扩张超过了居民购买力的增加。这种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的失衡原因是什么?只有找到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既然是投资增长两倍于消费,那我们一个很自然的猜测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是不是投资主体收入增长超过消费主体的收入增长,带着这样的猜测看了一下数据,发现果然如此。在这个经济中投资主体是政府和企业,消费的主体是居民,那我们接下去要研究的问题就是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过去十几年间发生的是什么情况?我们在这里用了清华大学两位教授的研究结果,发现在过去十几年间投资主体的投入确实在上升,而消费主体的居民收入在下降。当然居民收入的下降我在这里讲的是相对下降,而不是绝对的下降,我想强调这个概念。什么叫相对下降?就是在总收入的份额中下降,就是它的增长率落后于政府和企业收入的增长率。

    两位清华大学教授的研究表明,从1993年到2007年收入分配占GDP的比重,居民的份额从63%降到52%,降了11个百分点,这是中国消费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滞后。而企业的收入从20%微升到22%,最大的获益者是政府,政府的收入从17%上升到26%,所以数据支持了我们的猜想,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是由于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失衡造成的。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国民收入的分配有利于投资主体(政府和企业),而不利于消费主体(居民)。

    下面就要谈对策了,怎么去调整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政府收入份额在不断上升,企业只是微升,居民的收入份额在不断下降,对策是全面的实质性的减税,减少政府的收入份额。三中全会会讨论这个提议吗?有人仍然抱有信心,我不知道会不会,我也没接到会议通知,如果有幸去列席的话我要提出解决目前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要全面的实质性减税,政府手里掌握的资源太多了,政府掌握这么多资源全是浪费掉的,而且它使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你要减政府的税,你去问问政府恐怕没有一个官员会同意,官员会瞪大眼睛说:"教授你说什么,减税?我们现在钱还不够花呢,怎么可能减税啊,我们现在离开土地财政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我想说:"领导,你知道不知道,正因为土地财政,你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为什么土地财政会造成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什么叫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就是政府一手低价从居民和农民那里征地,而且低价供给企业去投资、去扩张,同时高价在市场上拍卖商业用地。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政府拿走了,主要是政府拿走了,政府把土地增值收益拿走投资去了。另外一方面,由于农民、居民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所以在这个收入方面居民、农民拿不到市场价格,拿不到土地增值收益的大部分,对什么不利?对消费不利。

    所以你看结构性的失衡到最后一项一项地去分析,你就能够找到我们将来改革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的对策应该是什么。我们的对策刚才已经讲了,要全面减税。要解决土地财政的问题,怎么解决?有什么对策?土地供应的市场化。那我们提出的方案是什么?我们提出的方案从农民土地确权开始,就是确定农民土地的权益,然后在确定土地权益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不动土地制度,现在集体用地的经营权进入市场,拓宽土地供应渠道,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第三步是什么?土地私有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土地制度改革它的目标是什么?使得土地增值收益农民和居民获得更高的比率,有助于消费。

    当然,这个土地改革也有助于社会稳定,你看一看全国的群体性事件,有很多群体性事件都是和土地连在一起的,都是在土地权益产生的纠纷,最后矛盾激化成为群体性事件。所以你为了其他的目标,你为了社会公平与正义,你为了扭转结构性失衡,都要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除了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外,还有资本市场的改革,因为在资本市场上,政府的过度管制也使得投资越来越重,消费越来越轻,什么管制?利率管制,利率是政府管制的。当然在贷款方面现在全放开了,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存款利率没有放开,政府人为的压低存款利率,以便向企业、向政府、向国企提供低息贷款。提供低息贷款鼓励什么?鼓励投资,而人为的压低存款利率受损的是居民,居民的储蓄收入因此而减少,居民的收入减少了当然对消费不利。不仅在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就在股票市场上政府也是压低融资成本,A股市场上的市盈率是20倍、30倍,创业板上市发行率是50倍,如果发行市盈率20倍,20倍是什么意思?20倍就是用1块钱的盈利融资融20块,那企业的融资成本是5%,所以市盈率的倒数大致来讲,不严格,市盈率的倒数就是融资成本。

    所以我们现在陷入的是改革的悖论,这个悖论是什么呢?我们依靠政府去推动改革,但是政府没有改革的激励,因为所有的改革将伤害政府的利益,这就是改革的悖论。能不能从这个悖论中走出来我本人信心不足,这也是我不愿意谈三中全会的一个原因。所以对策都是有的,你要开放,金融行业要开放,医疗卫生要开放。现在一说医患关系的紧张就说医改失败了,北大有一位教授说:"这是哪门子的医改,还没改就失败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改革造成的,还没改革就说失败了,失败什么啊,你根本就没改革,现在80%、90%的医疗资源全是国有的,民间有资金、有人力就是进不去。问题在于政府过度管制、供应严重不足,凡是能投资的地方产能全过剩,全是不过剩的地方都不能投资,就是这个问题。

    其他方面今天没有办法再一一讲了。小结一下,你要开放,改革开放这两大国策你要继续下下去,但是今天的改革开放和30年前比起来有很大的困难,不仅是因为小平那样的领袖人物不再有了,而且改革的阻力大大超过小平时代,这个改革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如果我们改革不能推进,中国经济的前景是什么?前景就是结构性的扭曲长时期存在不能矫正,于是经济长期在衰退中。我刚才讲的改革措施,各位自己思考一下可能性有多大,我刚才讲的改革措施全面减税、土地制度改革、资本市场开放、垄断性行业和政府管理性行业开放,可能性有多大自己估计一下,30%的概率你比我还乐观,我们自己估计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冬天有多长,这个冬天有多冷,自己就可以知道了。

    但这不是说冬天这么长、这么冷就不干事了,研判宏观经济并不是说大家什么都不干了,正像我们看天气预报一样,今天刮风下雨你就不出门了?不对,不是这逻辑,今天刮风下雨照样出门,但是要做好准备,做什么准备?带把雨伞就完了。冬天很长、冬天很冷,做好准备,准备什么?棉衣、干粮。棉衣、干粮就是你的现金流,好好把你的现金守住,一切以现金为基础来进行规划,没有现金回流的项目你跟我说的天花乱坠我也不碰,除非我能看到这个项目能产生收益,我才投资。把自己的现金流守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有很多的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你们改变不了中央的决策,我也改变不了中央的决策,你改变不了别人那就改变自己,你总要生存下去。

    改变自己怎么改?谨慎经营。这个时候不要再想你的资产在今后两三年翻几番,别再做这个梦了,这属于过时的中国梦。面对现实,在这个冬天中,第一要务是生存下去,第一要务是活着,只要你活着,过了这个冬天春天来的时候自然有你一份,到明年我再来温州的时候,希望看到在座的各位依然活着,谢谢大家!只要活着比什么都强,那个时候咱们再来探讨经济、再来探讨企业,咱们再一块来打场球。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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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著名学者张星水律师在民企财产保护论坛的发言:民企财产保护与法律政策案例解析。敬请指导!

呼吁终结国进民退,保护民企财产

----在《中国改革20人论坛》上的发言

胡星斗

    最近中央在整顿中石油,国资委的主任也被抓,这应当成为终结国进民退的一个机会。中国过去没有搞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遵循大市场、小政府的原则。可以说中国经济与政治一直是在反向运动,经济是越来越自由化,但是公权力却在不断扩张。民企长期受到排挤,民企甚至被妖魔化,民企为了自保,也纷纷投靠了一些地方政府。由于中国没有建立宪政制度——约束政府权力的制度,国企的扩张、公权力的扩张使得改革开放有可能随时停顿,或者是夭折,私人企业、市场经济随时可能遭到打压或者是可能被颠覆,极左的文革思潮回归,国有化获得了特权派与极左派两个阵营的支持。但是大家都知道国有——我指的是传统的国有,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效率低下,贪腐严重,消费者利益的损失、国家利益的损失,对私营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催生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改革,国家被分利集团化,加剧了分配不公等等。特别是过多的国企孳生了人治,破坏了法治,扼杀了民族的创新精神。特别是我认为国企的扩张、公权力的扩张也将压缩人民自由的空间,甚至最终可能取消某些自由,比如最近的网络自由言论受到过度的随意的限制,其实与国企的扩张、公权力的扩张都是密切相关的。就像哈耶克所说的“国有是专制的经济基础,政府对于经济的过多控制是通往奴役之路”,而且国企伤害了宪法的尊严,损害了政府的信用和诚信,一些地方政府出尔反尔,先是巧舌如簧,引诱民营企业去投资,然后又国有化,一些人称之谓“关门打狗”,强制剥夺或者低价购买民营企业。我遇到很多这样的案子,包括我最近接触的陕西购买煤矿的一些案子,都是天量的财产,上亿元甚至几十亿元的财产,都被地方政府侵占或者某些贪官污吏巧取豪夺,这样的案例可以说数不胜数。

    一些特权垄断利益集团利用它的话语权、立法权可以以一纸行政命令就可以轻松地占有国家的资源,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凭借着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经贸委的一个38号文件,就轻而易举地垄断了对石油的开采和销售。但是我认为只有民选的人大有权决定把资源交给谁经营以及利润怎么分配。而目前大多数垄断性国企的垄断资格没有经过全国人大的批准,当然即使有,有的垄断比如说烟草专卖获得了人大的认可,但是由于人大代表缺少民意基础,因此,烟草专卖仍然很难说体现了大多数国民的意愿。日本、韩国都曾经实行烟草专卖,1991年全世界有70多个国家烟草专卖,到2003年是20多个国家,目前只剩下几个国家,日本、韩国早就废除了落后的烟草专卖的制度。

    由于国有企业定位不清,边界不明,所以它只应当出现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公共产品生产的领域,但事实上在我们国家现在国有企业定位成了特权企业,扩张与经营都没有边界。现在,我认为正好是时机,来推动国退民进,只有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民主法治的基石,否则在中国别谈民主法治;民营企业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保障,依靠国有企业中国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可以说是“永远”,世界上还没有这个例子,哪个国有企业主导的国家建立起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现在没有这个例子。所以应当撤销对国有企业垄断的各种文件条例,包括我刚才说的关于中石油中石化垄断的38号文件等等,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这些垄断的产业;中国还应当大力保护民企产权,因为产权保护是市场经济的关键,也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关键,我们应当来推动民营企业财产的保护。所以我也欢迎在座各位朋友,未来莅临我的“民企财产保护论坛”做指导。谢谢大家!

 

胡星斗在北京大学《改革共识》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大陆的转型首先基于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

    有人说中国社会出现理论迷茫、道路迷茫、制度迷茫,即缺少改革理论、战略思维,不知道未来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是往前走还是往后退;因为执政权、特殊利益等原因,对于建立现代制度充满抵触。

    有人说:中国目前社会撕裂,左右派矛盾尖锐,拥毛派与反毛派、文革派与宪政派、国情派与普世价值派争论激烈,中国政治出现左右摇摆。这里说的“左”指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价值观、阶级斗争思想,“右”指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但我认为目前中国正有一股潮流就是左右合流,这里的左、右实际是中左、中右,即温和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左和右很多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比如都追求公平,并不是只有左派追求公平,实际上如果没有宪政的保障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反而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不可能真正地实现公平;再比如,左派的理论是维护工人农民的利益,但很少参与行动,而右派通过实际维权,也在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民主也是一样,只不过民主的做法不太一样,左派提倡人民民主,右派更多的是宪政民主,但是实际上最后的目标大同小异,都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在中国目前不宜夸大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矛盾,或者说这种矛盾实际上越来越小,特别是随着重庆模式的垮台,左右的差异越来越小,而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腐败官员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左与右都痛恨特权、腐败、两极分化,这是共同点。

    在政治上,官民矛盾表现为官僚特权与人民无权的矛盾。官僚的特权由来已久,在中央苏区、建国初期就存在着大量的制度化的特权,现在红二代、红三代又继承了很多的特权。这些特权包括财政特权、法律特权(劳教)等等,而人民却无权,人大、政协、媒体、工会都很难说代表民意或者为民众说话,因此我们要探讨现有的体制怎么改革来充分反映民意,化解官民矛盾。可惜的是我看了记者招待会,有三个方面没有提,第一,一直没有提“政改”,一句都没有提,整个的谈话,“改革”这两个词用得非常多,不断强调改革,但是就是没有一句话提到政治改革,这或许可能代表未来的动向,可能是令我们比较失望的。

    第二个方面,记者专门问他反腐败有哪些措施,有什么具体措施,他谈反腐败,没有谈到“财产公开”这样一个最主要的反腐败手段。因为他不是笼统的讲,有一个记者专门问他反腐败的措施,他有哪些措施,结果他就是没有讲财产公开,我觉得这可能也不是无意的漏掉。第三个方面,记者问他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的问题,他也没有讲到废除特供,因为要解决食品安全的话,废除特供可能是第一步,虽然不是最关键的一步,但是是第一步,他没有提到。也就是说针对现有的官僚特权体制其实还是不动的,整个谈话就是说官僚特权体制还是不去触动。所以政治上官僚特权与人民无权之间的矛盾是无解的。经济上,中国主要是经济垄断与人民无产的矛盾,人民没有什么财产,比如经济垄断、国有企业、金融垄断、财政官员做主等等,特别是土地,土地导致人民无产,土地都是被政府所控制,我们的住房也就是七十年的产权,而且只是使用权,农村的土地、宅基地也只是有使用权,人们普遍处于无产的状况,所以经济上表现为经济垄断与人民无产的矛盾。

    社会方面,中国表现为腐败黑化即黑社会化与廉政公平的矛盾,人民群众要求廉政公平,但是在过去一些年,中国很多基层政权都在黑化,很多农村现在是村书记与村长一肩挑,这完全是倒退,村书记当村长,很多都是这样的。村支部很多地方基本上都家族化了,一家人做村干部。还有强制拆迁,地方司法完全受书记的干扰,我前几天接触一个案子,当地市委书记就给法院下达命令,房屋强制拆迁的案子不允许受理,书记就给法院直接下命令,所以社会上表现为腐败黑化与廉政公平的矛盾。文化上,表现为思想控制与言论自由的矛盾,中国的教育系统、电视广播处处表现为掩盖真相,灌输谎言,而人民要求知道真相。所以我认为官民矛盾是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怎么解决这样的官民矛盾我也提出了一些设想,由于时间原因不多谈了,比如怎么解决思想控制和言论自由的矛盾,我们还是要不断撑大言论空间,打破话语垄断与控制,特别是要建立现代新闻制度,在媒体多元化方面要努力。总之,我主张不要过多地纠缠左与右,左右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有一个共识,他们的矛头都是官僚腐败阶层。

 

在大午蒙难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胡星斗

    我今天非常激动。2003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那一年发生了二孙事件,影响非常大。一个是孙志刚,一个大学生在收容所被打死,造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被废除,也标志着中国真正实现迁徙自由。2003年之前,中国人民没有迁徙自由,农民进城随时可能被抓起来、收容遣送,2003年之后才有了不充分的迁徙自由。03年之后你可以迁徙到任何城市和任何地方,但是不享有当地待遇。孙志刚事件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要求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违宪审查。随后我给中央,全国人大,人大提出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这是改革开放之后,要求废除劳教制度的第一声。04年就有人大代表要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2003年另外一个事件就是孙大午事件,呼吁拯救中国最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

    十年过去了,惊觉十年如一梦,中国变化很大,尤其是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大午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是,有的变化是表面的,还有很多实质没有改变,比如市场经济仍然是权力市场经济,主要依靠公权力来分配资源。民营企业仍然受到种种排挤,导致中国的实体经济不断的滑坡,出现困难,中国走上了一条只能依靠政府投资、国有投资来发展经济的畸形发展道路。民营企业仍然是融资难,集资难,这些本质的东西仍然没有改变。大午兄所敬仰的共和思想,目前都面临着某种颠覆。现在有人不大愿意让人们讲普世价值的真善美、公平正义。难道要让人们讲假恶丑?讲不公平不正义?难道要提倡剥夺公民权利?宪政不让说,宪政无非是要约束政府权力,保证公众权益。“共和”两个字的含义就是宪政,不让说宪政,共和这个词就废了,反对宪政,反对共和,难道他们要改变“共和国”的国名?

    当然,尽管现实困难,中国在政治社会领域发展是缓慢的,但终究变化会是巨大的,我们仍然有未来,仍然有梦。就像孙大午有共和梦、共同富裕梦,我也有我的梦,我希望将来中国人民都能够免于匮乏、免于饥饿、无钱治病、无力养老的现象,免于来自公权力的谎言和暴力,免于说真话的恐惧。

    我经常想,我们做这些是为什么?就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免于恐惧,免去不敢说话的恐惧、不敢说真话的恐惧、免于受到暴力威胁的恐惧。我就说这些,谢谢!

 

 

民营企业财产保护暨法律政策案例解析

京鼎律师事务所  张星水

2013年10月20日

    今天在胡星斗教授的主持之下,我有缘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些我这些年来通过替民营企业依法维权所积累的经验和总结的教训,和一些与民营企业有关联的法律政策以及案例解析,我的想法尚不成熟,也不够系统,只是藉此抛砖引玉,提出来与大家一起探讨。

    当今中国,纵览天下,民营经济,风云际会,群雄并起,方兴未艾,百舸争流。鉴于民营企业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巨大贡献,借用一百年前戊戌变法之际谭嗣同称颂明末思想家、哲学家王船山的一句话:“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我将其改几个字变为对中国民营企业的真实写照:“经济复兴天地曙,要凭民企一声吼”。

    近些年来,民间组织、学术机构对于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的研究与支持方兴未艾,功不可没。据我所知比较知名的民间学术智库有:茅于轼、张曙光、盛洪、秋风、冯兴元等领衔的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任志强等倡议成立的人文经济学会;胡星斗教授倡议创立的“弱势群体经济学”和“公民合法财产保护论坛”;我与周鸿陵先生曾经共同创办的“公民社会转型论坛”;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我也是该组织特聘的法律顾问之一);保育钧先生领导的“中国民营经济协会”和“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与《中国改革》杂志社;还有长期关注民营经济、民企发展的网络传媒:凤凰财经、百度财经、搜狐财经、新浪财经、共识网、中评网、博客中国、互联网实验室等等。

    2002年9月,军事理论家刘亚洲将军出版过一本内部讲稿,其中《信念与道德》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一名职业军人尚须思考社会与真理,那么,一名在市场奔波奋斗的民营企业家又何尝不需要思考人生哲理呢?这方面,柳传志、王石、冯仑、潘石屹、孙大午、信力健等民营企业家给社会作出了表率。他们在商界奋斗之余博览群书、彰显睿智,恪守并践行了国学大师陈寅恪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操守,成为了一代民企儒商的杰出代表人物。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现在当今社会里,不少民营企业家虽然宵衣旰食、鞠躬尽瘁,但是,仍旧摆脱不了精神的困惑与思想的苦闷。毕竟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许多民营企业家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心里充满了焦虑与彷徨。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教授滕斌圣认为,“企业家焦虑在全世界都不鲜见,但造成中国部分企业家焦虑的主要原因却来源于法制等社会机制还不够健全”。这也正是江平教授与吴敬琏教授在多年之前的先见之明:市场经济必须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法律体系,即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否则,市场经济就会逐步蜕变成为畸形的权贵经济,乃至成为少数利益集团的垄断特权。

    故此,深处社会转型的当下,我引用大学者梁启超先生的名句“何时睹澄清,一洒民生艰?”来形容当今民营企业家所遭遇的生存困境十分贴切。一言以蔽之,通过艰苦创业,为社会财富作出卓越贡献的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绝非坦途,而是充满艰辛曲折的荆棘之路。

一、民营企业生存现状:

    1、民营企业面临国企的垄断、冲击和不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在资源占有、金融信贷、资本获得、市场准入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平等地位。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30多年,我国产品市场已经基本市场化,但资源要素的市场化还相对滞后。国家政策往往向国企倾斜,使国企和民营企业在诸多领域尚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破坏了自由的市场经济秩序。许多国有大中型国企获取稀缺资源既容易又便宜,如获得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电网、电讯等特许经营权,政府投资项目等等。资源占有的不平等使不同市场主体不能平等使用要素,造成竞争起点的不公平。另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经营条件上面临着显著的融资可获性和融资成本存在差异。国有企业更容易从正规金融体系中获得资金。而大量民营企业却因为规模小、实力弱、经营管理机制落后、市场稳定性较差、资信等级不高、可抵押担保品较少等条件约束,常常遭遇银行等金融机构“重大轻小”、“嫌贫爱富”的“规模歧视”和“重公轻私”的“所有制歧视”。“民间借贷风波”、“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等等关键词常与民营企业相关联。融资渠道狭窄使得民企总体融资成本显著高于国有企业。

    2、市场准入的限制等政策的影响,导致民营企业在夹缝中生存。

    在竞争性行业,存在市场准入和行政审批“两道门槛”,民企比国企承担更多税费负担,造成国企和民企的不平等。 2001—2012年,我国先后进行了6次行政审批事项改革,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31个省、区、市取消和调整了3.7万余项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8.2%。但目前实质效果并不明显,主要是因为与地方政府利益关系较大的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的不多。同时,行政审批中的腐败现象严重,由此造成的市场准入限制实际上对经济活动构成了直接干预,阻碍了有效竞争。此外,一些地方,民企承担着比国企更多更重的税费负担,造成竞争过程中 “民企带着枷锁与国企赛跑”。统计显示,2007到2009年,992家国企所得税的平均税负为10%,而民企的平均税负达到24%,明显高于国企,成为真正的缴税大户。

    3、公权力对企业内部管理的干预、牟取不当私利、破坏公正秩序。

    公权力介入私人财产纠纷现在国内并不少见,在某种程度上公权力成为了悬在私营企业家头上的利剑。2010年4月份,《南方周末》曾报道过烟台的邱照轩事件,因为一起纠纷,商人邱照轩在看守所里关了21个月,在最后听从了民警、检察官、政府官员的多次劝说放弃4600万元应收款后,随即被“无罪释放”。另一个案件历时5年媒体广泛报道的“牧羊集团股权纠纷案”。2008年9月,因股权纠纷,江苏扬州牧羊集团股东许荣华以涉嫌侵犯商标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在看守所被关了35天后,区检察长王某某来到看守所,让许荣华签署了文书,将其价值1亿多元的股权以2300万元低价转让出去,并由此获得了自由。许荣华此前对媒体称,其被关押期间,王某某曾到看守所看望他,并对其表示:“只要在转让协议上签字,立马无罪释放。股份要全部转让掉,否则,弄不好他们再给你一个罪名,把你关起来,到时恐怕就不是这个结果了。”出狱之后的许荣华觉得自己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违心签署了协议,就向仲裁庭主张协议无效并说王某某趁人之危,而王某某则说,自己是受区委领导委托来调解牧羊集团的股权纷争,自己在其中并无利益关系。至今扬州市仲裁委员会仍然没有对许荣华诉陈家荣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一案作出裁决。

    即便检察长不是以权谋私,而确如其所说是受区委领导委托来调解牧羊集团的股权纷争,在中间并无利益关系,但其以国家司法行政机关身份介入民事主体间的经济纠纷也是值得商榷的。以公权力介入解决民营企业内部管理,打着提高效率、维护社会稳定的幌子,难保公平公正与程序正义,以行政司法职权相要挟,也难以阻止别有用心的腐败官员居间谋取私利,更重要的是,如果公权力能随意地介入民营企业财权之争,这等于破坏了私人财产拥有者,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安全感,等于在他们脖子上悬挂了一柄随时会掉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法想象如果公权力以这种方式介入解决民营企业家事的话,用这种方法到看守所要别人转让股份的方法,后果令人感到恐惧。由此推之,说不定哪天这类的事情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或民事或经济原因遭遇不实指控乃至遭受牢狱之灾。

    这些年来,中国富人纷纷移民国外,而调查中有8成企业家表示“压力大”、“不幸福”、“高处不胜寒”,对于民营企业家而言,除了企业经营本身的责任及与之对应的企业的经营发展方向,企业所面对的激烈竞争压力大之外,中国企业家或许还得面对更多额外的压力,诸如更多的政策不确定性,譬如竞争中的不公平以及权力插足现象,这些非经营因素的诸多压力,倒是极有可能成为压垮中国企业家的最后一根稻草。前段时间,“中国首富”宗庆后的女儿宗馥莉在接受凤凰财经专访时称,“你知道李嘉诚都已经搬出去了,为什么我以后不可能搬出去呢?”宗馥莉还自称为处理和政府的关系头疼不已,“我觉得政府需要面对我们这一代,我们一代永远不可能像我老爸这一代一样。”像宗馥莉这样对于政府和政策心存疑虑的民营企业家在时下的中国社会里并非少数,而是占有相当的比例。

二、民营企业家现状

    1、重庆打黑发展到黑打之后,企业家财产权、人身权被公权力侵害,移民海外已成为一种趋势。
前段时间,大家都很关注的重庆打黑事件,重庆用刑事追究和课以刑罚的方式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行为加以打击,后来却发展成把打黑作为社会管理的一种方式,简单讲就是公权力组织以打黑为契机、以公安等强力部门对《刑法》第294条做极端的运用为基础,对社会进行管理的方法或策略。一段时间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重庆第一大私营企业家、“身价数十亿元的地产富豪”彭治民因涉黑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身价第二的私营企业家、拥有“净资产40亿元人民币”的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相关企业被接管;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亮,据报资产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被判死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10年9月《重庆日报》报道,重庆“打黑”共摧毁14个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立案侦办涉黑涉恶团伙364个,查扣涉案资产29亿元。

    以上数据触目惊心,法学泰斗江平教授一针见血指出:“运动式的打黑,很多违法现象就是在崇高目的下掩盖的。历次政治运动哪一个不是以崇高的目的导致最后很多侵犯法律、侵犯人权的现象?”从客观结果上说,破坏法治,对投资环境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重庆在硬件方面的建设有目共睹,但是制度环境上的巨大不确定性使当地不少私营企业家选择海外移民和将私有企业资产转向海外,同时也使徘徊的潜在投资者远走高飞。也就是说,社会管控型打黑,既不能从法治上依法治理社会,因为其有违反宪法之举;也因其增加了制度上的不确定性,使商业活动的风险加剧。当年重庆打黑的风云人物,王立军案业已宣判,薄熙来案现在也基本有定论,新任市委书记孙政才在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要求保护民营企业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改善政务环境,对民营企业“多关心、多扶持、多服务,少干预、少检查、少添乱,真正做到放开、放手、放活”,后薄熙来时代的重庆相继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及三个配套文件,以亡羊补牢、拨乱反正。

    不过怎样具体落实这些政策与指示,怎样纠错,打黑时不管是否自愿,政府部门参与人太多,牵涉面太广,民营企业家的心里还没有底,大家信心因“重庆打黑”受到重创,公权力对民营企业与企业家的干预与打压使企业家们心存恐惧,官商关系,官大于商,权大于法,企业主人人自危。谁也不想辛苦赚的钱一夜之间收归国有,自己被罗织罪名锒铛入狱。国内的投资经营环境、政商环境有恶化的趋势,钱越来越难赚;再就是保护民营企业家财产权的法律环境还不够完善,已经赚到的钱无法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总之,民营企业家们的财产安全感在下降,为求得安全平稳,企业家为了避免财产权、人身权被公权力所伤,选择移民海外已在企业家群体中成为一种趋势。

    2、民营企业家被限制人身自由之后,树倒猢狲散、职业经理人及合伙人瓜分企业财产、各奔东西,公司不能继续维持经营。

    在海尔17周年纪念会上,张瑞敏说了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意思是经营企业有来自各方的风险,每天都提心吊胆的,谨慎了再谨慎,但有时候还是防不胜防会跌入深渊。国有企业尚且如此,一些民营企业在最初发展过程中更是面对严峻的经营环境或许会有一些不得已、不规矩的做法甚至原罪,但这不应成为民企财产权被侵害的理由。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民营企业家一旦因卷入案件而锒铛入狱,接连而来的便是失去对企业的有效控制,即便没有人刻意以公权力谋取其产权,通常也是企业噩梦的开始。许多企业家一旦涉刑入狱,如很多年之前的牟其中等,到近些年来的张克强(华美集团)涉嫌诈骗44亿元,盐湖股权纠纷案,已被羁押了1000余天,就再也无法管理企业,企业也就随之树倒猢狲散。在企业家遭刑事羁押期间,对于企业家的民事权利如何行使,民营企业家的财产权怎样保护,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中国民企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自己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无法达成互相信任,现实中有不止一个案例显示,老板一出事,公司资产既被经理们合伙窃取转移,公司破产倒闭。我在2003年代理的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大午案件,被指向三千多户农民借款一亿八千多万元,以“非法集资”的罪名遭到收押,两位弟弟,大午集团副董事长孙志华与总经理孙德华和集团的财务处长也都被扣留。但是非常幸运的是大午集团却从这起劫难中坚强的挺过来了,不仅没有垮掉,而且还得到了全社会的支持和声援,甚至得到了联想集团柳传志先生的赞助。正所谓:得道多助,善有善报。这个案子可以带给民营企业家们一些有关仁义的启示:倡导儒家礼义廉耻、多年积德行善的孙大午赢得了社会的公正回报。

    大家都知道的国美黄光裕案其实表现出某种进步之处,因为他还可以在监狱中遥控对国美控制权的争夺。2010年5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黄光裕犯非法经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八年,并处没收个人部分财产人民币2亿元;以犯内幕交易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亿元;以犯单位行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亿元,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亿元。 黄光裕虽然已是阶下囚,其在香港上市公司的股权与发言权却得到很好的保护,依然可以在监狱中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通过遥控与国美内部的“去黄光裕派”联盟进行公开博弈。 黄光裕是幸运的,也是个特例。考虑到国美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黄在被羁押期间可通过允许签署国美公司的文件--这在以前是被禁止的。而我们希望,黄光裕的特例能够成为一种利好信号,最终逐步建立起保障涉刑企业家合法民事权利的普遍意识,使企业家即便身陷囹圄也能够保障合法财产不被剥夺、流失,这是值得称道的司法文明举措。

三、风险规避及法律维权

    1、避免权力寻租,与官员保持适当距离。

    中国民营企业在发展和争抢市场需要的资源中,企业家们有不得不行使贿赂政府官员等的无奈,然而权力一旦重新分配后,必将官场内斗、殃及池鱼。官员和制度相紧密联系的行贿问题或官商勾结营造本应该有的企业正常生存环境的无奈之举会与莫名其妙的政治潜规则相联系。当年震惊中外的“特大厦门远华走私案”中的赖昌星案,现在的原大连实德集团的掌门人徐明案,背后无不牵扯政治高官。正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可是大树一倒,大家都完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权钱强势某一方遭遇不测,连累利益共同体也暴露于天下。赖昌星是因商人在经济上的走私暴露,牵出政界一大批与之交易的地方和上层高官落马;而某人是因政治上失势的倒台,必然让与其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纠缠的徐明等商人跟着一起完蛋,作为企业千万不能依附于权势,与官员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作为政府一方应及时推进政府职能改革,建立廉洁、高效的市场经济需要的社会管理、行政管理秩序,使政府成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服务者而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主导者,这对爱护企业家、保护创富人群,维护各级政府官员的清廉和建立和谐社会都有好处。

    2、合法经营、避免麻烦。

     要想将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如联想集团的柳传志、万科的王石、SOHU集团的潘石屹、大午集团的孙大午、大中投资的张大中、万通集团的冯仑(他的《野蛮生长》一书真实反映了民企创业之艰难曲折)等,可谓创业维艰,他们都是民营企业家群体中的好榜样。尽管合法经营的成本很高,但是创设维护一种合法市场经营的环境对每个企业都是永远有利的。合法经营简单的讲企业的经营行为构建于法律法规的框架之下,具体来说: 1、筹资合法,资金来源渠道合法,防止高利贷、非法集资; 2、投资合法,项目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3、经营方面合法,产品质量合法,与客户、供应商签订合同;维护员工的社会劳动权益,依法纳税等等。鉴于今天在座的各位嘉宾都是经营企业的专家,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3、遇事积极依法维权,发出理性声音,寻求媒体、互联网的同情和帮助,避免被黑恶势力悄无声息的蚕食。

    我觉得孙大午案件是个很好的例子,民营企业家可以很好地借鉴一下。2003年我作为孙大午的辩护律师之一与许志永、朱久虎合作亲自参与并指导见证了整个案件的始末。案件发生后,我带京鼎律师团六下徐水,数次会见孙大午,充分准备了关于孙大午案无罪的辩护词(法理篇),后来被奉为经典辩词。我同时与胡星斗、杜兆勇、闫雨、李智英等人筹划召开专家研讨会,邀请了法学家江平、经济学家茅于轼、保育钧等学界名流参会讨论,法学家江平表示,中央对非法集资罪的界限不清,人大常委会应加以解释。经济学家茅于轼也说,孙大午非法集资,无非是他搞信用合作的方式让地方银行、信用社吸收不到存款,但它们(指后者)自己干得不好,怨谁去?此外,吴敬琏、盛洪、张曙光、曹思源、陈子明、成中英、郭宇宽、张普随、张翼等也在不同场合对孙大午案表示关注和同情。《南方都市报》、《南风窗》、《中国经济时报》、中央电视台等都大篇幅报道了事件的由来,对孙大午的遭遇表示同情。著名学者胡星斗教授总结说,孙大午获得自由,是全国新闻媒体的呼吁及公共知识分子推动的结果。

    孙大午案件已经过去整整十年了,市场经济也更加完善,民营企业也在十年间更加发展壮大。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报告所提出的以“三个平等”为核心内容的公平竞争理论对当下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国虽已在宪法中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但是由于目前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私人财产权保护相关立法的滞后、行政执法和司法监督中的不公等问题,一些地方民企在市场准入实际管理中受到各种限制,经营中财产权受到侵害等,阻碍了依法对不同经济主体的平等保护。例如发生在今年的湖南民营企业家曾成杰之死就构成了一起司法悲剧,加深了社会对于民营企业家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的保护意识。在当前形势下应当采取更有力的措施遏制对民企财产权利的非法侵夺,从制度建设层面入手维护保障民营企业家人身权利和经营自由,包括遏制公权力的滥用,也包括对非公有制人士更多合法政治参与的鼓励,使他们具有更多的救济途径。

    最后一点忠告: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要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谨言慎行、求真务实、在商言商、立足本位。借用万达总裁王健林的一句经典之言:“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万达的成功诀窍之一就是:它做了“国企不会干,民企干不了的事情”。曾经向金陵大报恩寺一次性捐赠10亿元人民币善款的王健林,在政治方面一向低调,这也是他能够成为今日中国之首富的成功法宝之经验。

    今天就先讲到这儿,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斧正。谢谢大家!也谢谢主持人胡星斗教授!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3年11月4日 13:36主题: 转发: 钱不该买什么

钱不应该买什么?

----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

李斐然

2013-11-02

     我们从拿市场经济做工具变成被市场价值所操控,金钱侵占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大脑!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去年夏天来了一趟中国。这个一直期待体验胡同的老美逛了北京,去了杭州和上海,还在大学跟年轻人聊了天。不过这趟旅行里他记得最清楚的,却是医院里贩卖门诊号的黄牛党。

    夜晚时分,票贩子们自由自在地聚集在北京协和医院门诊大厅的一楼。价值14元人民币的门诊号被加价几百块,相当于一个中国农民一整个月的收入。在站着保安的楼道里,吆喝着兜售专家号的男人打破了医院的安静,“唐大夫,唐大夫,谁要唐大夫的号?风湿科的唐大夫!”

    几乎每天都在中国医院上演的这一幕,被这位偶然到访的细心教授记了下来。桑德尔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他所授的“公正课”现场录像在网络上有过亿次的点击。如今,这个讲“公正”的教授开始转而研究“金钱”——越来越多的东西被明码标价,那么,钱到底可以买什么?

    翻开报纸看报道,“美国加州只需82美元可以在坐牢时选择安静的牢房”;打开电视看新闻,“50万美元的投资可以换一张美国绿卡”;就连出门堵车时都能得到“温馨提醒”,“进入快速车道,只要8美元”。他的朋友教育孩子,只要在接受帮助后写一张“谢谢你”的纸条,就可以获得1美元“奖金”。

    “我们生活的时代,似乎一切都可以拿来买卖。这种买卖逻辑不仅应用于商品上,而且正逐渐掌控着我们的生活。”桑德尔在他的新书里写道,“该是时候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想要这样的生活?”

    在这本书的白色封面上,一捆用红色牛皮筋捆起来的美元钞票站立在副标题“市场的伦理底线”旁边,而中央则用大号字写着让这位教授困扰已久的难题——《钱不应该买什么》。

有钱就可以不排队吗?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只是时至今日,这样的东西没多少了。”桑德尔开门见山这样写道。

     这位哲学教授发现,现在想要发掘“钱买不到什么”的答案,越来越难了。过去15年里,他一直在潜心收集资料,跟钱有关的新闻塞满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五花八门地写着,在当今时代,钱可以买到什么。

    答案丰富得惊人:只要你肯出钱,你可以在南非射杀濒临灭绝的黑犀牛,也可以请别人做代孕妈妈,还可以让孩子进入世界顶尖大学,即使不上课也能换取一个“荣誉学位”证书;企业可以购买碳排放的指标,换取污染环境的权利,国家可以掏钱雇佣私有军队,替自己的公民去战场上冲锋陷阵……在桑德尔读高中时,这一切都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时候,他的同学如果因为获得好成绩而得到家长的金钱奖励,还会成为大家私底下议论纷纷的负面话题。而现在,美国许多学校宣布,如果学生成绩提高,可以获得相应的金钱奖励。

    看上去,在这个“钱的时代”,有钱似乎可以买到一切。在香港,多花一倍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地铁“头等座”,那里人少宽敞,“连播放广告的声音都柔和很多”;而在机场排队等待安检,只要掏钱就能直接进入“快速通道”。在美国游乐园门口也赫然贴着告示:“只需149美元,就可以直接插队排前面,马上享受每个项目的乐趣!”

    这样花钱买来的插队服务打破了排队的规则。以前排队意味着“先到先得”,而如今它信奉的却是“花多少钱,办多少事”。为了避免由此引起排队者的不满,很多游乐园还提供贴心的插队服务——他们会让插队者从后门或者旁门进入,如果不得不从队伍中间加塞儿,他们还会指派一位工作人员“保驾护航”,护送你去插队。

    “如果有钱的优势只体现在他们能够购买游艇、赛车或者去好地方度假,财富不平等倒也还不会显得那么扎眼。”桑德尔评论说,“但是,当金钱可以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政治影响力、更好的医疗措施、安全的居家环境、更好的学校,这种财富分配不均就会显得异常突出。”

    这种感受,在他短暂的中国之行中特别突出。在这里,花钱可以看病插队几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有的医院直接开设了“特需窗口”,多掏200块钱,病人就可以提前见到他们的“唐大夫”、“李大夫”或者是“王大夫”。

    不愿排着长队通宵达旦等待挂号的病人可以从票贩子手中买号。这些专业出售插队权的小贩在熙熙攘攘的挂号处分发自己手写的名片,信誓旦旦地许诺,可以搞到任何一个大夫的门诊号。

    “想在中国看病?先富起来再说吧!”美国媒体评论这么写道。

    从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里,这位偶然到访的哲学教授看到了一个严肃的伦理命题:应不应该允许病人购买提前看病的权利,仅仅因为他们可以负担起这笔钱?社会能不能允许这样的交易,只要有钱就能达成目标?

    如果有钱就能买,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富人有机会比穷人买到更舒适的生活条件,而在危机状态下,例如雪崩、地震等,富人则有机会用钱买更多物资,获得更大的生存可能。

    “当钱能买到一切的时候,有钱就变成最重要的大事。”桑德尔说。

    就像在中国,每逢春节假期前,有钱人可以买高出票价本身几倍的黄牛票,而无力承担的人只能出现在火车站售票口,在寒风中裹着大衣熬夜排队买票。

    可是,对于金钱权力的不满,似乎最多也只表现为牢骚。“曾经,游乐园是全世界最平等的地方,可惜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桑德尔在书中引用的评论这样抱怨,“想当初,每个度假的家庭在门口都要不加区别,民主地排队。”

    “在我们的时代,金钱获得全面胜利。几乎一切都可以贴上价签随意出售。”桑德尔写道,“人们只是抱怨两句,发发牢骚。但是我们需要严肃的讨论,就像是你参与讨论政治事务一样,我们应该认真公开辩论,钱不应该买到哪些东西。”

让有钱人大获全胜,进入一个彻底的“钱的时代”?

    桑德尔所期待的公开辩论还没开始,他自己反倒先沦为金钱时代的一枚棋子。他在日本举办讲座的时候,由于想要听的人太多,原本免费的门票被拿到网上拍卖。最后,这位著名教授发现,台下听众很多是花了500美元的高价才进来的。

    于是,这场主题为“公正——如何做才是对的”的演讲不得不这样开场:“票贩子倒卖门票,这样做是对的吗?”

    先不管对不对,这样的事每天都在上演。在美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莎士比亚身上。纽约公共剧场原本计划举办免费露天演出,却被票贩子瞅准了目标,他们早早地排队抢免费票,再以125美元的价格转手给那些没时间排队的观众。

    主办演出的剧场显然认为这是不对的。他们的发言人板着脸站出来回应:“请不要这样做,这样有悖于莎士比亚的精神。”

    可是,支持的声音说,从票贩子手中买票只不过是用金钱换取了排队等待的时间,这有什么错呢?

    桑德尔开始尝试跟身边每一个人讨论这件事,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也包括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主管财经新闻的他的学生。他甚至会在吃晚餐或者全家郊游的时候,饶有兴致地跟自己的两个儿子亚当和亚伦辩论起来。

    这位哈佛哲学教授拿这个问题去询问自己的同事、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曼昆是经典经济学教材的作者,《曼昆经济学》在全世界销量逾百万册,教出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樊纲,也教出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结果,曼昆非但没有批评插队行为,反而分析其为“自由市场的优势所在”,“这种差价行为是对资源的有效分配”,“让有意愿付钱的人享受到了相应的便利”。

    即便激烈争论也总是儒雅微笑的桑德尔并没有当面提出异议,但他在自己的书中用严谨的句子争辩道:这种交易会带来一个恶果——不平等,“当钱可以买到几乎一切时,那些没钱人的日子就会变得愈发难过”,这样下去,有钱人会大获全胜,我们会进入一个“钱的时代”。

    事实上,对于“不平等”的焦虑,常常如同针尖一样刺痛公众的神经。今年7月,中国的网络上,一条“深圳地铁将设VIP车厢”的未经证实的消息掀起了轩然大波。这种“票价翻倍保证有座”的安排非但没有让乘客满意,反倒惹得他们愤愤不平,“怎么,地铁也要搞三六九等?”

    在访问北京的当天晚上,桑德尔到清华大学演讲时,把关于钱的伦理困境扔给了台下的中国学生。这位教授风靡全球的“公正课”有一个固定套路——在富丽堂皇的哈佛讲堂里,他会先给学生讲个故事,再抛出尖锐的伦理问题,让他们在讨论中寻求对策。

    这一次,他对着挤满整整一间阶梯教室的中国面孔问道:“假如发生了雪灾,每个人都需要雪橇铲雪,商店能不能加价把雪橇卖出去?”

    和热闹的哈佛讲堂不同的是,底下的学生大多选择沉默。桑德尔竭力地寻找台下有回应的目光,却屡屡失望。台下的学生只是默默地举手投票,90%的人支持加价。

    一个反对加价的女生站起身,紧张而飞快地答道:“我觉得这不公平,这是在帮助富人,伤害穷人。”

    “假设你是店主,现在只要加价你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你会怎么做?”桑德尔追问她。

    女生稍稍犹豫了一下,“我会加价。”

    “如果卖的不是雪橇而是饮用水,你也会加价吗?”桑德尔问。

    “我会的。”女生迟疑地回答,“因为这可以平衡供求关系……”

    桑德尔无奈地咧嘴笑着说:“可就在这个讲座上,你刚刚还说过你不同意加价,你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女生似乎被问住了,结结巴巴地说:“这不公平……但这很难说……”

    一个男生站起来接着说:“我认为这不公平,但是可以接受。”

    “这真太有趣了。当我在加拿大、德国和瑞士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绝大部分的人都反对加价,他们觉得这既不公平也不可接受。”桑德尔看着台下沉默的学生,笑了起来,“现在我明白了,看样子,中国真是无可否认的‘市场经济’。”

有些东西,用钱去买就会毁掉它,比如诺贝尔奖

    一场真正的关于钱的公开辩论,终于在今年春天成为现实。在英国圣保罗大教堂,穿着一身笔挺西装的桑德尔站到话筒前,面对近2000名观众,开始发问:“银行家生病是不是就能花钱多雇个护士?”

    他身旁坐着的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还有英国广播公司财经编辑斯黛芬尼,以及前任主教彼特·塞尔比。辩论主持人说,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讨论这样的话题,上一次她到大教堂里来,还是英国政客在这儿拉票呢。

    辩论中,桑德尔试图说明,钱的确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是在购买某些事物时,这种金钱行为会“毁掉这件东西”。

    “假如你非常想获得诺贝尔奖,而又没有办法靠正统的方式获得它,你当然有可能在某个诺贝尔奖得主那里买来一个奖杯。”桑德尔解释说,“你还可以把奖杯放在客厅里让人观赏,但那跟获得诺贝尔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他看来,像诺贝尔奖这样的事物是一种荣誉,而荣誉是无法购买的。他还调侃地假设说,如果从明年开始,组委会除了正规的奖项以外,还额外拍卖一个奖杯,谁出的价最高就给谁,那么,“那时候的诺贝尔奖将再也不会代表如今它所蕴含的意义了”。

    “在给事物定价之前,我们先要搞明白,它是不是一个可以被定价的东西。给不应该被金钱衡量的事物定价,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是对这个事物的亵渎,将这个本该被珍视的事物放在了不属于它的天平上。”桑德尔说。

    道理尽管如此,在这个“钱的时代”,有钱依然能够买到那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比方说友谊。桑德尔说,你可以“雇一个朋友”,他可以做所有“朋友会做的事情”,帮你照看孩子,在你悲伤哀嚎时,还能坐在你身边给你精神安慰。

    他甚至在新闻里看到,在中国还有“帮人道歉”的网站,花钱找人替你说“对不起”。可这让他马上产生疑问,“如果我买了两个道歉,一个昂贵一个便宜,那是不是意味着,昂贵的道歉所代表的那段友谊更有意义?”

    他解释说,不管是诺贝尔奖还是好朋友,它们的道理如同讨论是否应该买卖儿童、自由贩卖人体器官一样,我们不应该拿金钱来衡量。即便购买儿童的人并没有虐待他们,我们仍不应当开始这场交易,因为这样“破坏了事物本身的美好意义”,是不义之举。

    桑德尔拿出了自己最常说的一句口头禅——“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在我们想要开始这场公开辩论、讨论市场在我们的社会中的位置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哪些东西应该被金钱衡量,而哪些东西不应该。只有搞清楚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开始这场讨论。”他说。

金钱侵占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大脑

    让这位哲学教授担忧的是,在严肃的讨论开始之前,人们已经将金钱视为所有事物的天平。它不仅主导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交易,甚至还主导了人们的思维。

    这种“钱的思维”会颠倒传统意义上的对错。比如,有钱人就会模糊惩罚和费用的区别。桑德尔听说,按照中国的生育政策,超生一个孩子要缴纳20万元左右的罚款,“这对于普通工人来说是个吓人的数目,但对于有钱的商人或者明星却是小菜一碟”。

    于是,这个美国教授在新闻里读到,广州的一对夫妇“大摇大摆”地闯进当地计生办公室,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像是在商店买东西一样,把一大叠人民币扔在桌子上,振振有词地说:“这是20万,我们还要照顾宝宝呢,你们以后别来烦我。”

    这让桑德尔意识到,当钱可以购买一切,越来越多的人会像商人那样思考,用收支平衡来考虑事情,不管在何种处境,他们的问题只有一个:“多少钱?”

    就连参与辩论的女嘉宾斯黛芬尼也承认,面对自己家的孩子,她有时候也不由自主地用上这种“钱的思维”:“跟孩子讲大道理没什么用,所以我有时候会用巧克力去换他乖乖听话。这种用物质交换来的教育,到底是对是错呢?”

    事实上,“钱的思维”不仅早已攻占许多思维高地,甚至登上了爱情的领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在上个世纪就曾提出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婚姻公式”。

    这个公式是这样的:“当结婚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保持单身或者继续寻找更合适的伴侣时,这个人就会选择结婚。同理可得,当恢复单身或者嫁给另外一个人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从这段婚姻中结束所带来的损失时,这个人就会终结当前的婚姻,选择离婚,而离婚的损失包括跟孩子分开、分割共有财产、相关的诉讼费用等。鉴于当下许多人都在寻找伴侣,这个婚姻‘市场’显然存在着。”

    在这位冷静的经济学家看来,凡事都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嚷嚷着这样不浪漫的人都是“被多愁善感混淆了清晰的思路”,“全心全意关注收入和价格因素,才是社会科学最坚实的根基”。

    但这种“钱的思维”同样有副作用。以色列曾有一项实验,为了避免接学生的家长总是迟到,学校设立了惩罚机制,迟到的家长需要支付罚款。在此之前,他们会主动付一笔类似于小费的钱给学校,罚款金额就与这笔钱相当。

    结果,引入金钱杠杆后,迟到的家长反而变多了。事实上,这项措施在实施了大约两周后,迟到家长的数量翻了一番。

    “在此之前,家长掏钱是出于愧疚,他们觉得违背了准时出现的义务,给学校带来了麻烦。而当它变成罚款以后,这种愧疚感就随之消失了,这完全变成金钱交易行为,他们的迟到也就变得理直气壮。”桑德尔这么分析道。

    更有趣的是,当学校取消罚款制度后,家长迟到的情况仍不见好转,“这说明一旦金钱交易侵蚀了道德义务,原有的责任感就难以恢复”。

    “虽然市场可能有很多问题,但无可否认,这是目前维持社会运行不最差的选择。”斯黛芬尼辩解说。但桑德尔忧心的问题是,这种“不最差”的思维方式却日渐涌入越来越多的伦理禁区。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他对台下的年轻人提问:“企业用20万美元的赔偿金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这是对的吗?”

   大部分人举手表示不赞同。角落里,名叫沃泰克的学生大声地补充说:“因为还没考虑通货膨胀呢!”

   桑德尔似乎被这样单纯的经济学思维懵到了。他停顿了一下,依然笑着问道:“好吧好吧,那加上通货膨胀呢?这件事情发生在35年前,考虑通货膨胀率,这个人的生命值多少钱?”

    “200万美元吧,200万美元还行。”脖子上挂着白色耳机的沃泰克说,“我也不太确定这个数字啦,但给生命贴个价格,这件事绝对可行。”

    没过多久,另一个叫做劳尔的学生也站起身说:“我觉得为了大部分人的经济利益,总得有人作出牺牲。”

    “你可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桑德尔盯着他的眼睛说。

我们从拿市场经济做工具变成被市场价值所操控

    桑德尔今年59岁。面对自己所经历的“钱的时代”,他有很多问题想不明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了两次严重金融危机,为什么如此惨痛的遭遇都没有让人认真反思,市场本身究竟有什么问题?

     尤其是最近的一次,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几乎击垮了华尔街。当公司纷纷宣布破产,每天都能看到穿着白色衬衫的年轻人抱着一大纸盒东西从摩天大厦里走出来,他们失业了,金融危机甚至让他们倾家荡产。

    曾领导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长达18年的艾伦·格林斯潘不得不公开表示,他对自由市场的信心陷入“震惊的怀疑之中”。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封面上画了一本陷入泥潭的经济学课本,标题写着“经济哪儿出错了”?

    可是,桑德尔发现,即便是面对这样切身的损失,大多数人也只是对着电视抱怨两句。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在电视节目中说,“正是金融机构不良操作和人性贪婪,造成了如今的恶果”,他们就跟着嚷嚷两句,批评金融机构贪婪,批评政府监管不力。

    “然而,在过去30年里最致命的改变并不仅仅是贪婪的蔓延,而是市场以及市场价值的扩张,市场思维侵入了许多它们本不该存在的领域。”桑德尔争辩道。

    在他看来,金融危机并没有激发人们对于市场的彻底反思,反倒是引起对政府的大规模不满。2011年9月,示威者带着帐篷,举着大字标语,脸上涂着颜料或是戴着面具,聚集在纽约曼哈顿,在曾经金融精英来往的路上喊着抗议口号,试图“占领华尔街”。

    “只有抗议的声音,关于市场的公开讨论却迟迟没有到来。”在圣保罗大教堂,桑德尔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们的公共舆论体系空洞、浅薄,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真空、缺乏有效公共讨论的时代里,才让金钱钻了空子,占了上风。”

    说这话的时候,坐在桑德尔身边的主持人盯着他,抬手几次想要打断他。按这位性格温和的教授平日里的习惯,他会停下来,谦让地请女主持人讲话,但这一次他却坚持继续争辩。

    “我们的社会从拿市场经济做工具,变成被市场价值所操控。市场填补了公共舆论的真空,它提供了一种看似有意义的方式来界定事物的价值,而事实上,它往往会加重这种公共舆论的空洞性。”他就像是严厉的老师在斥责学生一样,严肃地说,“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不止是抱怨两句,叹息自己运气不好,而应该认真反思,严肃地辩论。”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1月06日 17:13 (星期三)

    大军网编者按:中国不仅存在着企业竞争,也存在着地方竞争和城市竞争。所以,市场经济不是纯粹的企业间的市场竞争,还有着大量的地方政府竞争和城市竞争。这就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特色。要想让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退出去,一是很难做到,二是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错乱后果出现。因此,史正富根据中国的现实看到了“三维市场”的存在,并指出中国经济超常增长有”四大支柱”的支撑。中国的发展之谜在哪里?那些照搬西方理论的人是搞不清楚的。只有认真研究现实,才能弄懂中国经济。

中国市场经济实践早已超越常规市场经济思维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史正富

2013,11

     中国经济体制中存在着独特的两对关系:央地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常规的市场经济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中国各地实践中的很多做法已经超越常规经济学教科书,值得我们珍惜和发扬。

法治化央地关系

    中国三维市场体制基本成型了。中央、地方、企业这三大主体的关系已经形成并运行了二十年,成效卓著。虽然还有种种问题,但基本结构合理,把中央的战略领导力、地方的谋划推动力、企业的创新活力都发挥了,实现了市场体系中的政府与企业的互相给力而不是互相冲突。但问题是这个“三维”体制还不稳定,因为地方政府目前的自主权还是政策界定的,它容易因人而变。迫切需要分析中央对地方,哪些权力给多了,哪些权力给得还不够,通过优化调整,实现法治化,让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人权能够放在法治的轨道上。这是一个顶层设计问题。

    中国是大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一样重要。我们不是联邦制,怎么把分权法治化,使得中央和地方两边都有稳定的权力,而不是我现在授权给你,政策上告诉你有这个权,过两天不给你我就收掉了。如果改成了法治基础上的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权力,我估计这个体制还会更好一点。 

    在当代复杂多变的世界体系中,各种事权是集中在中央好,还是分解到地方上好,要具体分析。

    参照企业的理念,认为整体的国家战略权限、制度设计的大权、高管团队(也就是地方领导人)的标准和选拔机制应该在中央,配套这些权力,中央就相应需要财权,多大的财政收入应该给中央,这些根据历史经验和经济学家理性的讨论应该可以逐步求解。另外中国有一个特色,中央可能要多拿点钱,就是中国的地理环境——西部的干旱和沙漠化、大江大河的治理、自然灾害的防治,总之国土资源的整治,还需要中央政府扮演更多的角色。但不管怎么说,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发展不平衡,人口分布不均衡,教育文化水平地区间差异较大,肯定不可回到过去集中化的道路上去。

    毛主席在1950年代论十大关系的时候已经提出来要把一些事权下放给地方。但过去失败的教训是,总是在行政分权上兜圈子,跳不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邓小平改革比较成功的是,一手是政府向企业放权,创造一个市场出来配置资源;另一方面是中央向地方放权,创造出一个追求发展的竞争性地方政府体系,这样子,不同的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推动力,它会尝试不同的政策、不同的体制,这也是我们的改革能够走出苏联改革的怪圈(苏联的改革弯弯绕,改来改去永远在兜圈子)的原因。中国在收和放之间,螺旋式发展,发展出来了,最大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介入,它成为了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基本推动力。

    1994年的分税制是一次比较大的制度建设。分税制实施后,中央和地方都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在定下来的基数与分税比例下,地方经济做大的话,中央拿多少,地方拿多少,大体是可以算出来的。这就产生了一个使地方政府比较彻底地抓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当官员要抓地方经济发展之后,他的心态就变了,否则都是上级任命的官僚,用谁不用谁,关系就很重要,官员的选拔就容易人情化、政治化,而一旦要干事,选人就不是看我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而是看你这个人有没有本事,你干不成事,我就不敢用你。

    你看中国官场的用人制度与实践,你能看得出来过去三十年用人的标准在变,地方政府管理地方的能力在变,就是实践中积累经验,学习出来的。早年,你看大部分地方官员讲话,基本上就是中央文件读一读,很少有特色;中央有一个全国发展战略,我地方的发展战略基本上就跟你差不多,现在很少看到这样的情况。每个地方都在寻找本地竞争优势,有什么历史传承,有哪些特定的自然资源,我靠哪个城市比较近,我怎么样用我的优势打造主导产业,实际上就是从本地竞争优势入手,把本地的经济搞上去。

政经联合模式未必过时

    怎么看在未来几十年发展中地方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是缩小其职能,还是基本维持其职能然后帮它优化?这是一个分歧,我的看法是地方政府的职能,不仅仅是地方基础设施的建设者,还是所辖区域通盘的战略规划与综合管理者,除了管经济,也要管社会稳定,管文化教育、环境保护。

    地方政府是不是需要把经济职能分离出去?我们一直讲要政经分离,但现在看看发达国家的财政困境,可能要经济学家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在地方政府层面,究竟是政经完全分离好,还是有机整合好?地方政府不是一个国家,国家是垄断的,在960万平方公里内,没有人跟我竞争的;但地方不一样,你这个城市跟另一个城市是要竞争的,名为政府,你没有垄断权的。这样子的话,它的行为模式与国家是不同的,那么一个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的政府好,还是我只考虑社会公共事务,经济由企业家阶层去考虑更好?就是政经分离型的好,还是政经适当统一的好?我认为这是一个没有被研究和没有被回答的问题。我们只是先入为主地认为政经分开是好的,但我想这是在一个国家的层面上,没有说在互相竞争的地方政府层面上也是这样的。

    我的直观观察是,在带有整合性质的基础上,有一定政经联合的地方政府可能是最好的,毕竟天底下的事情都是连着的,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好的社会环境,离不开好的环境治理;经济、社会、环境还有其他种种问题,其实都互相联系,究竟平衡点在什么地方,得有人站在一个中立的层面通盘考虑。你是依靠企业家跟社会团体斗争斗出一个环保平衡好,还是既有不同界别之间的矛盾冲突,又有一个仲裁性的地方政府站在超越财团和环保利益团体的利益之上来协调整合好?我的看法是,有整合的比没有整合的好。

    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我们各自追求自己的目标,市场和价格机制连在一块达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但实践证明,在交易费用存在的情况下,通过私人利益自发互动而实现共同利益这件事不是永远都能做到的,在很多情况下,交易费用一旦过高,各自追求各自的私人目标或小团体的目标,往往会导致共同目标的架空,整体目标的丧失。

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四大支柱

    我在《超常增长》一书中,把“三维市场体制”的运行机制综合概括为“四大支柱”——“四大特征性制度安排”,分别是:第一支柱,地方政府作为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参与者;第二支柱,国有资产资本化形成的新国有经济;第三支柱,超越公共财政的国家理财体系;第四支柱,超越短期宏观调控的国家发展管理。

    “四大支柱”展现了超越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政策路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支柱显示出中国地方政府与西方地方政府的角色与功能完全不同,地方政府参与市场经济,对地方经济发展绩效负有直接责任,并且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第四支柱阐释中国能够长期坚持经济体制的结构性转变和完善,超越政府短期宏观调控和政治周期,制定并实施国家级发展战略。

    第二支柱涉及到产权与效率及现代企业制度的认识问题。长期以来,国内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公有产权必然导致效率低下或者贪污腐败,与现代企业制度之间存在逻辑上的悖论。在新古典经济学占主导的西方世界,公有产权更难以被理解和接受,即使此次金融危机时,国有化成为非常流行的救市工具。索罗斯、格林斯潘思想比较“解放”,支持国有化作为解决金融危机的政策工具,但认为国有化应是暂时性政策,是一种权宜之计,危机过去后政府应出售国有股。

    索罗斯在清华大学讲演时,我曾问他是否考虑过这样的情况,例如AIG被79%国有化,危机过去后是否可以只出售40%,而政府仍保留39%,索罗斯对这个想法非常惊讶,所有救市政策中他最支持国有化但坚持应是临时性政策。从这个角度而言,此次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实践创新有利于推动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界“解放思想”。

    我认为,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应对标的只能是美孚、埃克森、BP这类公司,在产权制度上也应如此,“真实所有者的缺位”是其共同特征,这个量级的企业是国家级发展战略的必要工具。这种观点从与西方超大型企业“求同”的角度来论证国有资本,有其合理之处,不过,这一论证还不足,应该继续往前推,尤其在政治哲学层面。“同一个‘产权明晰’的口号,可以包含着十分不同的指导产权安排的政治哲学”。

    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与政治哲学应指导公有资本的产权安排和经营预算管理,例如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效率与公平兼顾”,“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等,其政策工具可以借鉴社会分红理论等。[11]这又涉及到公有资本与经济体系的一般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第三支柱——国家理财体系所要解决的问题。

    “三维市场体制”的第三支柱超越了西方以税收和国债为支撑的公共财政体系,形成新型国家理财体系,典型特征是形成“土地财政”和公有资产收益(“第三财政”)与税收、国债并存的国家理财体系。鉴于“土地财政”和公有资产两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是理解史正富“第三支柱”理论的关键,接下来我将分别详细讨论这两个问题。

    第一,如何理解“土地财政”?

    由于高房价问题,人们对“土地财政”的看法偏于负面,认为地价推高房价,但地价与房价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深刻的理论问题,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土地财政”在史正富的国家理财体系中非常重要,理解“土地财政”的关键是土地增值的归属问题。

    在西方,由于土地私有,社会发展和城市开发中的土地增值归少数私人所有。在中国,由于土地公有,土地增值形成两大效应:一是土地农转非产生的巨大“原始增值”,成为地方财政运行的最重要依托;二是土地原始增值成为各地国有企业成功改制的最重要驱动因素。综合来看,“土地财政”的核心是土地原始增值的收益权,实现机制是地方政府的“城市经营”,经济基础则是国民经济整体的持续成长和发展。中国能形成国家理财体系,恰恰在于土地公有与“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的最早实践当属浦东开发时所创造的“土地空转,滚动开发”模式,是“浦东逻辑”的核心,浦东新区所创造的“土地财政”模式使得新区在前期开发资金和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浦东的实践被各地区进一步发展创新。现实中,地方政府之间通过参观考察等方式建立相互学习的机制,并进一步创新运用到所辖区域的实践中。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成了经验积累与知识扩散的推动力量。

    理解与诠释“土地财政”的一种可能思想是亨利•乔治(1839-1897)的地租社会化理论。亨利•乔治地租社会化理论的核心在于“涨价归公”,由公共开发所带来的地租上涨应该进行社会化。史正富关于“原始土地增值的收益权是‘土地财政’的核心”的基本判断与亨利•乔治的思想相通。亨利•乔治用了“外壳”与“核仁”的隐喻来土地与收益,他反对僵化地从土地占有的形式来理解土地公有,而把地租(土地收益)作为思想的核心,形成其地租社会化理论[13]。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总地租,公共物品支出和最优城市规模”一文中在理论上进一步证明“亨利•乔治定理”,其核心结论可以表述为:“在一个简单的立体经济中,如果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度是由于纯地区性公共物品,并且人口规模是最优的,那么总地租等于对纯公共物品的支出”,……,“因为对地租征收一个充公性质的税收不仅是有效率的,而且也是纯公共物品融资所必需的单一税”。

    当然,土地地租“单一税”满足纯公共物品融资是在理想条件下的一种理论论证,是亨利•乔治地租社会化理论延伸到现代公共治理领域的一种推演,“土地财政”的现实逻辑与实现机制远比理论抽象推演出来的要复杂很多。

    中国一些地区正在试验建立统筹城乡的地票交易制度,这是在中国独特的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环境中产生的一种制度创新。从更积极的角度来看,用地指标不仅仅是一种土地管理指标,指标中内嵌了发展权,本身具有市场价值。地票交易制度实现了用地指标在全辖区范围内的跨期、跨地域配置,使得不仅城近郊区的农村居民而且边远山区的农村居民也能够享受到土地增值收益,从而在更大范围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美国的一些州实行土地“开发权转移制”(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TDRs):“在一个社区内,按照规划进行开发的土地所有者,必须从按照规划加以保留的土地所有者哪里购买足够‘份额’的土地开发权,方可进行土地开发”。而中国目前正在试验的地票交易制度,通过“地票”,在实践上隐含地承认了农民拥有部分“土地发展权”,因为开发商必须购买“地票”——农民的部分“土地发展权”——才获得参与竞标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资格。因而地票交易是“开发权转移制”的制度创新,地票的收益85%归农民,15%归村集体,兼顾了“涨价归公”和“涨价归农”。河南正在实行的“拍卖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制度,也是一种地票交易的创新形式。

    “土地财政”是亨利•乔治地租社会化思想的一种实现形式,核心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和机制创新进行开发权的创设、配置、交易、转移,实现土地增值,并探索“涨价归公”与“涨价归私”、“涨价归农”之间的最佳结合点。

    现实中,“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要求很高,因而各地的“土地财政”也可能出现很多失败案例。“土地财政”的理论研究应高度关注并长期观察实践中的案例,在与现实互动的过程中逐步深入领悟地方创新中的实践逻辑,并争取把“不可言传”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进行理论抽象转化为显性知识。

    在中国,土地是公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斯蒂格利茨“亨利•乔治定理”的思想继续往前,很容易想到包含国有企业在内的范畴更广泛的公有资产对公共物品的“融资”支撑作用。这将把我们引入到理解《超常增长》的第二个核心问题,如何理解以国资为代表的“第三财政”?

    通过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管理形成的国家理财体系,是“四大支柱”思想中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西方的体系没有国家理财体系,只能被动依赖国债和税收,中国的体系中,在国债与税收“两条腿”之外,具有公有资产收益这样的第三财政。中国特色的国家理财与西方公共财政相比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在于“通过资产负债管理,政府从国家理财中获得的资产性收入,有助于降低税收压力,并可为政府对冲市场失灵提供资源和手段”。

    上述判断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的深刻观察,各地实践中不乏现实案例。一些地区对国资作为“第三财政”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并在实践中运用很多。他们将国资收益变成了财政的第三口袋,有了这个第三口袋使得并不宽裕的财政可以腾出一部分钱来更多的用于改善民生和发展教育。

    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从理论上理解即国资与税收、国债的关系问题,特别是第三财政与整体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米德是凯恩斯的学生,也是现在世界各国使用的GDP核算法的两个发明人之一。但我认为,他更重要的思想体现在其《效率、公平与产权》一书中。

    米德思想的核心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反之,公共财政过度依赖税收或国债,则会损害一般经济效率。他认为,“就财产的私人所有制来说,要得到预算剩余,必须提高税率,而……将对经济刺激产生不利影响。就财产的社会所有制来看……政府可以在较低的税率水平上依靠预算剩余,达到一定水平的公共储蓄。由此可见,财产的国家所有制对效率产生的不利影响,要比平均分配财产的私人所有制更小”。

    公有资产对社会保障和民生的支撑作用则表现在公有资产收益可以有助于降低税率,并减少财政收入中用于国债利息支付的份额。“财产所有权的社会化,将给政府带来更大的财产净收入,其结果是降低税率,或者向穷人支付更多的社会保障,同时也并不降低其它形式的政府支出。私人部门的总收入会下降,因为政府的国债利息支出减少了,或者是原来财产获得的利润转给国家了。然而,私人部门的净收入却没有变化,因为利率降低了,或者因为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了”。

    然而,米德并没有因为公有资产的积极作用而过度强调“财产所有权的社会化”,而是主张探索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最佳结合点。“随着私有财产数量的增加,(1)税收的激励扭曲作用将加强,(2)从财产权上获得的安全感和独立感将增强。随着私有财产的进一步增长,由于(1)造成的额外损失将变得越来越严重,从(2)中获得的好处却越来越不重要。在某个水平上,可能达到一个(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最佳点,尽管我可能不能告诉读者它究竟在哪……我们需要一种组合:财产社会化措施和更平等地分配私人财产的措施”。

    至此,我们可以初步理解上述两个问题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土地财政”和公有资产收益是组成“第三财政”的主体,地租社会化理论可作为“土地财政”的思想来源,财产所有权社会化理论可作为公有资产的思想来源,后者更具有一般意义,土地是公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所有权是财产所有权的一种特殊形式。“第三财政”可以降低公共财政对于税收和国债的依赖,对公共物品和民生有支撑作用,从而有助于提高(而非损害)整体经济效率,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土地财政”应实践探索“涨价归公”与“涨价归私”的最佳结合点,国有资产管理应实践探索多种所有制的最佳结合点,实现国进民也进、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

    “四大支柱”是“三维市场体制”的机制支撑,从“四大支柱”的逻辑中,提出未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超常增长的三大战略性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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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引介西方政治思想的误区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丛日云

2013-10-24

   丛日云(1956-),辽宁省凌源市人,法学博士,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丛日云教授从80年代初开始师从徐大同先生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在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文化和比较政治学等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其博士论文《基督教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他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注重将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相结合,在研究西方思想时具有清醒的中国问题意识与强烈的现实关怀。

   王志泉(以下简称王):丛老师您好!最近国内学术界对现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失误进行了不少反思,比如任剑涛教授就认为现代中国留学精英对国内的政治发展道路起了不少误导作用。您是国内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知名学者,请问对此有什么看法?

   丛日云(以下简称丛):我高度认同任剑涛教授所做的批判性反思。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还必须放在西方政治思想的跨文化传播这样一个大的视野下来考察。一些海归学者错误地诊断西方与中国社会的问题,从而对西方政治思想作出错误选择,对中国问题开出错误的药方,这不是中国所特有的问题,这是西方政治思想在跨文化传播中出现的共同现象。我们也不能将中国所走的弯路主要归罪于海归。必须承认,在现代中国社会,留学生是最具现代意义的群体,中国现代政治的进步离不开他们,但同时我们也要准确地评估留学精英的作用,不能把我们走过的弯路都归咎于他们。在共产党内部,是毛泽东代表的本土派精英压倒海归而取得了主导权,然后它又淘汰了由海归主导的国民党。所以,海归参与了但并没有主导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也不该承担过多的责任。

   王:您是说,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学习西方政治思想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误读,陷入某些共同的误区吗?

   丛:是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学者在引进西方政治思想的时候往往存在比较严重的误读,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误读是正常的,不误读反倒不正常。比如史华慈在他的著作《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就曾经指出:处在近代中国危机中的严复,为了救亡图存,以致有意无意间扭曲或错置了密尔思想的重心,使得以“个人自由为目的”的密尔变成了“以个人自由为手段”的密尔。

   王:但是台湾中研院的张福建教授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严复对密尔的翻译总体上是准确的,把握住了密尔思想的实质。对此您怎么评价?

   丛:我认为严复处于引进西方政治思想的早期阶段,必然如史华慈所言,对密尔存在比较严重的误读,否则就不正常了。

   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呢?

   丛:这种误读可以通过比较文明的分析来得到部分的解释。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外来政治思想需纳入本土思想的框架中才能得到理解,在这过程中,必然出现文化误读。中西方很多政治概念的差异,其实反映了中西文化和古代与现代的双重差距。中国的留学精英们来到西方之后,也必然会带着文化的有色眼镜或滤镜,甚至可以说是哈哈镜,来认识和选择西方,从而导致种种误读。比如现代中国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翻译,我们在翻译西方某种完全陌生的事物时,开始只能将其转译为某种我们文化中已有的相似物,但这种相似只是表面上甚至只是某一点上相似,如把总统译成大皇帝,这样,就出现了以中译西、以已度人的误译,误译背后是文化上的误读。

   王:那为什么现在的学者,比如你和任剑涛教授,就能够认识到前人的误区呢?

   丛:因为我们生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经过百年来现代化进程,我们的生活环境与西方的距离缩小了,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准确地理解西方政治思想,发现先人的误读。当然,我们也会有我们的误读,这是需要有清醒认识的。

   王:这样看来,导致误读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先辈们的个人学识不足,而是文化隔阂、历史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局限。

   丛:是的,毕竟能超越时代的思想家是很少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为什么一些留学精英在政治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误入歧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那是时代的错误。留学精英政治选择的悲剧,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悲剧。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承认,非西方国家接受和实现民主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经历若干阶段,这是无法超越的。如果考虑到中国政治发展所处的阶段,就能够理解,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留学精英为何会与西方的某些思想而不是另一些思想产生共鸣和亲和感。在那个时代,中国刚刚开始挣脱传统社会的纽带,个人开始成长,但远没有成熟,所以,他们面对西方思想中带有权威主义、集体主义特征的思想就容易产生共鸣。留学精英中比较普遍的想在中国传统与西方资本主义或个人主义之间寻找中间道路的倾向,也就是说,普遍具有整体主义倾向,到四十年代普遍左倾,以至很多人自然的投入极权主义怀抱,与此有关。既使一些人认同西方的民主思想,但一般说来,从理性上认同西方的民主价值,也有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而由理性上接受西方民主到将民主内化为政治人格,即形成民主人格,那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王:在民主思想方面,中国人好像受卢梭的影响最大。

   丛:这很自然。理解简单化的民粹主义的民主易,理解较为精致的宪政民主难。所以中国人首先选择卢梭,后来才渐渐认识到洛克、麦迪逊的价值。这不仅是中国人也是绝大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人们认识和选择西方思想必然经历的过程。因为越是简单化、粗糙、情绪化、走极端的理论越容易传播,而理性、复杂、精致、平衡、中庸的理论不易传播。要过很长时间,几代人之后,人们才有能力批判卢梭,发现洛克和麦迪逊的价值。

   王:您本人受过卢梭的影响吗?

   丛:当然。我是在70年代末受到卢梭的影响进入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域的,后来大约在80年代末逐渐发现其极权主义内涵。与80年代对中国极权主义历史的反思有关。朱学勤教授是在中国学界较早全面深刻地批判卢梭的学者,我与他是同龄人,有类似的心路历程。他说对卢梭的反思是从自身中剥离出一个卢梭,对此我非常理解。

   王:您刚才讲到,现代中国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后影响到了思想先驱们的政治选择,那么这种影响究竟体现在哪里?

   丛:我觉得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很多学者的价值观念和认识水平与西方主流文化的差距较大,难以理解和消化它,转而求助于一些旁门左道、旁枝末节。虽然大多数知识精英希望向西方学习,但学习的诚意不够,总要执拗地在抗拒中学习。并且,由于西方文化具有明显的多元性,西方各国比如英、美、法、德的政治制度与文化都各不相同,更遑论不东不西的俄国和日本。西方的政治思潮更是五花八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都盛行一时,我们的思想先驱们由于时代环境与知识背景的局限,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以致在选择时出现了重大失误。二是由落后产生的焦虑和传统的自大心态相结合,试图在使本国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超越西方,或以超越西方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这几乎是发展中国家精英群体的共同梦想,也是共同的误区。虽然到当代为止,在政治发展水平上,大概只有日本和以色列达到了西方的水平,超越西方的非西方国家一个都没有,但力不从心的超越西方的意向和努力在非西方国家几乎普遍存在。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比较政治和比较文化的观察视角,我们就会认识到,中国早期留学精英的观念和态度有其不可避免性,其失误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王:为什么急于超越的努力都不成功呢?

   丛:因为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有些必经的阶段是无法超越的。所谓超越的企图,或者是没有对本国和西方清醒的认识,或者在看到西方社会的一些弊端后企图另辟蹊径,追求一种不切实际的完美境界,结果反而误入歧途。在现实中,就是现代化走了弯路甚至出现倒退,欲速则不达。

   王:现代中国的很多留学生并没有树立起对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信仰,而是偏好于悖离西方主流文化传统的各种学说,不少留学精英青睐于部分西化的日本和“不东不西”的俄罗斯。这是为什么呢?

   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浸淫于中华文明的留学生一时还不能理解、无力消化和吸收西方主流文明的价值体系,只能认识和选择其中与他们本土文化相近相似且有契合性的部分。

   王:也就是说跟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

   丛:可以说与传统文化的惯性有关。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向其他民族学习的方向与路径。

   王:除了我们自身的传统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的局限,现代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学习与选择西方政治思想时有没有受到当时西方社会状况的影响呢?

   丛:当然有。以留学生为代表的现代知识精英们对西方文明的观察、认知与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西方政治思想的选择与认同。如果他们认为西方文明问题多多,甚至要衰落了,那么他们还会选择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吗?不幸的是,民国时期的知识精英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这严重影响了他们对西方文明的判断。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在西方政治思想引进的时机上,我们经历了两次拒绝和两次引进的高潮时期,说起来那是让人无奈的阴错阳差。中西交流史上的近一百多来,西方社会经历了两个黄金时代:一个是19世纪中后期;一个是20世纪的50—70年代。但在这两段时间里,我们对西方政治思想采取拒绝的态度。两次高潮是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至今。第一次引进高潮是两次世界大战及危机时期,堪称西方历史上黑暗的低谷,西方社会左右极化,主流文化遭遇挑战,危机重重。第二次高潮则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方交流达到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但这时的西方文明已经开始失去自信,其主流文化受到各种左翼思潮的侵蚀。在国内受到左翼思想熏陶的人到了国外,发现连西方人都说他们不行了,你想他们会怎样反应呢?这是中西方交流的时运不利:人家好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人家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来了,看到了,然后就失望了,想另寻出路。

   王:除了社会环境之外,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政治思想的选择应该还有内在因素吧?

   丛:当然。这里我们有必要引入政治文化这一因素。政治文化的分析能深入到人格、心理甚至潜意识的层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政治思想的选择。实际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现代化道路的设计,并不纯粹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也有非理性的因素,甚至非理性的因素可能更为根本。政治文化的分析可以告诉我们,现代中国知识精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特征是怎样的。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大多数知识精英没有形成现代的民主人格,这是他们偏爱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基本原因。在中国传统社会,权威主义人格是主流。留学精英在国内形成的权威主义人格,在他们浸润于西方文化环境之后会有所改变,但他们作为成年人,其人格特征的改变是很难的。从权威主义人格到最终形成现代的民主人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需要几代人的进化。而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引介与接受,是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变迁、现代政治人格的发育成长是基本同步的。

   王:分析到政治人格,会不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

   丛:人格分析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种方法和路径。,是对人的政治心理学的分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的价值观的形成,婴幼儿时期是关键。当代政治文化研究大师英格尔哈特证明,人的价值观的形成与其未成年时的生活经历有关,成年后很难改变。而价值观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政治思考和选择。

   王:任剑涛教授在其新著《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中批评一些留学精英拥抱国家主义,误导中国政治进程,这是否跟他们的政治人格有关?

   丛:如果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正是这些人没有形成现代的政治人格,或其政治人格上的某种缺陷,使他们没有确立起尊重个人的价值观,不懂得尊重个体的生命、权利和尊严,从而很容易接受国家主义。

   当然,我们看到,民国时代的留学精英在国外学习生活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在他们身上,现代政治人格的某些特征初步形成,这使他们在总体上比本土精英有更多的现代性特征。但其大多数,仍属于权威主义的政治人格。

   今天的国人推崇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甚至出现了“民国范”这个的词汇。似乎那个时代的知识具有独立自由精神。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变得很顺从、软弱,有的甚至奴性十足,这是为什么?我觉得,他们有了初步的现代民主意识,但在深层上,其现代民主人格的发育还是很有限的,所以,气候变了,他们很容易向国家主义皈依。你可以说,他们中许多人是被迫的,被改造了,但他们怎么那样容易就被改造了?这本身就是问题。

   王:有例外吗?

   丛:很少。胡适是一个基本上形成了现代民主政治人格的人,他的理性判断和选择与他的人格特征大体上是一致的。但胡适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异数,一个特例。

   王:如果说民国时代中国的留学精英基本上没有形成现代民主的政治人格的话,那么80年代以来,情况是不是好了很多?

   丛:不见得。因为80年代出国留学的那一批人多数成长于50–70年代,不少人曾经是红卫兵。他们中有些人到海外发生了变化,还有许多人没有多大变化。我们看到,在海外华裔学者里,竟然还有那么多人以国家主义观念认识中国问题。90年代以来的留学生虽然要好一些,但他们在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对养成健全的人格仍然是不利的。80年代以来的海外留学生特别是长期在海外工作的学者,没有国内学者对中国现实权力压迫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感受,也不太容易像国内的学者这样,从每日每时的生命体验中升华出对个性、个人尊严、个人价值和权利的珍重与追求。所以就不难理解,近几十年里,引领中国思想进步潮流的知识精英,其主体不是海归,而是本土学者。

   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些原来在国内属于自由派的学者,到国外留学一段时间后反而成了新左派。

   丛:是的。80年代以来的留学生来到西方的时候,西方大学里已经是新左派的天下了,否定和拒斥主流价值成为风气。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最容易与西方左派思想产生共鸣和亲和感。其实左派主导西方知识界也只是一个表象,其深层原因在于,西方文明在战后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对内,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失去了方向,失去了进取精神,不断向非主流的势力让步、妥协;对外,西方文明也失去了自信,否定西方文明,肯定和拔高非西方文化成为风气。西方文明本身出现的一些衰落迹象,还有其不自信的各种表现,都影响了80年代以来的留学精英,使他们怀疑和否定西方文化的价值。西方的各种后现代理论、社会批判理论和左翼思潮,都被他们援引来拼凑成其为中国所开的国家主义的药方。那些持反西方立场的留学精英,其实对西方思想资源的依赖是最强的,他们拒绝的只是西方的主流思想传统。

   王:除此之外,你认为中国学者引进西方政治思想还有一些什么误区?

   丛:说起来有许多表现。比如,国内学界喜欢追逐西方的最新思潮,什么热门就引进什么。这样做与国内的学风不正有关,一些学者没有对中国社会的责任感和现实关怀,作学问只是为自己沽名钓誉;还有一些人,是误诊了中国社会的问题,昧于中西社会的差距,把西方的药方当成中国的。西方的很多时髦理论针对的是西方的现实问题,所以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跟西方的不一样,因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西方之良方,也许是中国之毒药。

   王:面对国内学界脱离中国实际,对西方理论和学术成果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的倾向,一些学者大声疾呼,推动学术本土化,你对此有何看法?

   丛:倡导学术本土化在表面上看是有道理的,其逻辑是: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主要在套用西方的范式、理论、概念和方法,用来理解和解释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但这种移植套用在双重意义上是错误的。首先,它在知识论上是一种“语境误置”:将西方的特殊理论错误地上升为普遍有效的理论,再应用于中国特殊的语境与条件之中。这不仅无法对中国经验提供有效的解释,反而削足适履地遮蔽与扭曲了我们独特的经验。其次,它在伦理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是西方中心论的体现。我认为,学术无国界,大多数学术成果在人类范围内是普遍适用的。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学术研究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是成立的。同时,学术本土化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刻意地追求本土化会导致学术上的画地为牢、固步自封,阻碍学术进步,从而也会推迟学术本土化的真正实现。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在学术木土化的旗号下,一些人以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为由拒绝来自西方普遍有效或对当下中国现实有效的理论和学术成果,甚至完全出于民族主义情绪,不论西方的理论是否有效,一概予以拒绝,非要自已搞出一个拙劣的山寨版。

   中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学者群体,应该为人类学术进步作出独有的贡献,但至少就我所熟悉的政治学领域而言,从整体上看,我们的学术水平还很低,所谓超越西方政治学,引领世界学术潮流或在世界学术界独树一帜,对我们来说,还是力不从心的。

   王:你这种观点,会被很多人视为“西方中心论”,为“文化帝国主义”张目。

   丛:我觉得,“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被滥用了。说起文化帝国主义,好像我们在文化上被西方欺侮了、强暴了。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早期,一些拒绝现代文明的遗老遗少们的确有这样的感受,但今天我们应该冷静平和地看待西方文明的传播。自全球化时代以来,各民族、各文明在文化上的交流,推动了人类整体的进步。在这种交流中,西方文化占有优势地位,这是自然形成的。虽然对于像中国这样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来说,这种交流与某些痛苦的经历相联系,但毕竟,通过向西方学习,我们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我们是这种交流的受惠者。

   “西方中心论”也是一个现成的帽子,只要给你扣上这个帽子,你就铁定地错了,无可辩解了。其实,翻翻我们各学科的大学教科书,那些基本概念、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是不是基本上源于西方?那些整天批“西方中心论”的人,是否能够抛开西方的学术成果自己搞出一套?事实上,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也来自西方,因为它已经成为西方知识界的主流话语。而那些向西方学术发难的学者,往往也是受西方人的启发。他们无非是向中国学界搬来了在西方比较时髦的文化多元主义而已。

   王:这十多年来,国内政治学界引介最多的西方政治思想家当属施特劳斯。请问您对此有何评价?

   丛:施特劳斯在西方其实只能算二流思想家,他在中国的走红是一件很诡异的事。原因也许跟刚才讲的“以西方反对西方”的需要有关。施特劳斯以批判现代西方文明、主张回归古典政治哲学而著称。对引进施特劳斯贡献最大的刘小枫教授曾经表示过,他翻译古典、关注卢梭,都是因为他们对现代民主的批判,还因为这两者都是反启蒙的。他在最近一次明显具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讲话中,就号召人们回到柏位图的《王制》。问题是,中国仍然处于基本的民主法治还没有确立,现代政治意识还很薄弱的时代,所以需要启蒙的思想资源,需要推进政治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不对症的,甚至是一剂毒药。因为只有经过中世纪和现代的改造,西方古典传统才能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构成性要素。否则,就如贡斯当所阐发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的极权主义相通,尽管他还没有使用极权主义这个概念。

   与此相似的情况还有,在中国努力建设现代文明的时候,一些人炒卖西方各种后现代学说。西方人在实现现代化之后开始向后现代过渡,开始反思和批判现代性。这种思想来到中国,就成为一些人根本拒绝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思想资源。当中国基本的代表制民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一些人贩运西方所谓的协商民主,好像我们不必搞代表制民主,直接搞更高级的协商民主就行。其理由是,连西方学者都在批判代表制民主。其实,没有代表制民主框架的所谓协商民主只能是假民主,是拒绝民主的借口。

   西方的古典传统在古典时代是伟大的思想传统,但在现代社会,如果不经过启蒙思想的批判和改造,它是有害的。在多元化的西方学术界,有那么一些人推崇古典传统,批判现代性,是很正常的,他们目前不存在走向极权主义的危险。但对于处在后极权时代的社会,其后果和影响全然不同。施特劳斯当然不是国家主义者,但他推崇的古典传统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就被一些学者解释发挥,成为现代国家主义的思想资源。所以,施特劳斯的思想在中国特定条件下,有可能被一些人酿制成一剂毒药。

 

 

 

 

发件人:Richard Xu<richardx@telus.net>+(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 时 间:2013年10月22日 09:43 (星期二)附 件:1个(No_HK2013-51.pdf ) 查看附件 马克思又回来了

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小枫

2013-09-25

  题记:2013年5月,凤凰网刊登了我在中国政法大学一个读书会上的发言记录稿,微博界随即上演了一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喜剧。这个记录稿既未经本人许可也未经本人审阅,文句不通和错漏之处比比皆是,小标题以哗众为目的,以致微博人士攻击的敌人面目模糊不清。

  其实,我受邀参加的并非凤凰网读书会,而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读书会。邀请我的广西师大出版社政法图书编辑室主任对我说,这是一个专业界的读书会,并向我保证不会把发言弄到网上。我走进现场看到凤凰网读书会的招牌感到奇怪,这位政法图书编辑室主任对我说,是承办的学生们搞错了。我当然知道,凤凰网读书会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政法界的读书会是专业人士聚会的场合,与微博界不同,在这样的场合谁要是说自己懂公法学或政治学常识而实际上不懂,会被人嘲笑。

  4月19日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的读书会并非“未经选择的社交圈子”,而且时间有限(规定发言30分钟),我不得不紧缩内容。4月23日下午,我给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的博雅班作了内容大致相同的学术报告,讲了两个小时。

  为了让漫訾者更好地看清自己的敌人,以便给予精确打击,也为了让历史的后来者看清自己的敌人,有必要刊布由本人整理的讲稿。我知道,“既然忤逆人们在今天热衷的一切,我只好等待普遍的非难;何况,为了得到某些个贤哲的赏识而获得荣誉,我也不该指望公众的赏识……我不会费心去讨美妙才智或者风头人物喜欢。任何时候都会有人天生受自己的时代、国家和社会的意见的支配。在今天,一个自由之士的所为,不过是在成为同盟时代的狂热分子而已。要想超逾自己的时代而活,就得决不为这号读者写作”(卢梭:《论科学和文艺》前言)。

  下面的讲稿依据在天津师大所作的学术报告整理而成,限于篇幅,仅截取与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演讲内容相同的部分。

  昨天下午我给大家讲了柏拉图《王制》的要义,今天上午讲了卢梭《爱弥儿或论教育》的要义,现在讲一个现代的题目——我们的百年共和问题。我希望大家能注意到,这三个题目之间有实际的内在关联。《王制》涉及何谓人世间的“最佳政制”问题,《爱弥儿》涉及民主政制构想与立法者的关系问题。显然,百年共和问题与柏拉图和卢梭想过的问题都有关联。

  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我想理由有两个。首先,两年前时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一直在关注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这个课题。第二,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三千年历史来看,我们对改制共和这个“大变局”的认识显然不能说已经很清楚,但我们又恰恰置身于这个变局之中。这个“大变局”没有结束,还在发展,不少人还关心如何发展。要命的是,我们的传媒甚至学界仍然习惯于凭靠一些未经审视的时髦口号来看待这个问题。今年元旦的“中国梦宪政梦”事件就是一个例子。把“中国梦”说成“宪政梦”的意思是,没有实现代议民主制就还没有实现“中国梦”。可是,把“宪政”等同于代议民主制,至少在学理上说不通,因为“宪政”的历史形态并非仅此一种。如果认为实现代议民主制才能实现民族复兴,从历史来看同样有问题。魏玛民国是标准的代议民主制,其结果是纳粹上台。

  从世界历史来看,改制共和的问题非常复杂,即便要思考这个问题也非常艰难。媒体人喜欢用未经审视的“普世价值”口号唤醒人民,由于一些博士或教授也成了媒体人,这类似是而非的口号也笼罩着我们的大学课堂。在座各位谁都不会否认,大学与传媒不同,大学要讲究学理地思考。诸位都是学“政治学”专业的,理应学会政治地思考政治问题。如果跟着传媒言论来看问题,“政治学”专业就白学了。毕竟,传媒言论并不专业。当然,一旦学会了政治地思考,你就可能面临两面受敌的危险处境。因为,在任何国家,激进的左派和右派公众都代不乏人。何况,心怀叵测的敌对国家还懂得且善于操控传媒,这是政治常识。

  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是个时代难题,不能指望我们这几代人能解决这个难题。中国历史上有好些大事的评价不是迄今还有争议吗?我对这个难题的解决没有结论。我只想搞清这个难题究竟难在哪里,这是我要讲的主题。即便要搞清这一点也困难重重,因为,这涉及到具体历史,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难免不充分,何况还受种种似是而非的观念支配,以至于很容易忽视政治常识。比如,已经是代议制国家的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属于战胜国阵营,我们无不对巴黎和会公然无视中国的国家主权愤怒不已,却很少去想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国家主权靠什么得以建立;第二,具有国际法效力的国际和约的性质是什么。

  共和革命前后,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一直是,国家徒有其名,任凭列强宰割。二战之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远超过一战。毕竟,我们的国家和国民不仅为保家卫国作出了巨大牺牲,也因牵制日本法西斯而为欧洲的反法西斯战场付出了巨大代价。1944年,为了让已经体力不支的中国拖住日本,聪明的罗斯福把中国抬举为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四大国之一”。

  然而,1945年2月,美国就用雅尔塔秘密协议打了自己的嘴巴,我们的一些聪明人却迄今对美国的抬举感恩戴德。钓鱼岛问题的性质比雅尔塔协议更为恶劣。中日战争扩展为太平洋战争之前,中国遭受日本法西斯蹂躏长达数年之久,美国并未主持国际道义,战后竟然把中国的领土交给法西斯战败国“管辖”,这凭的是什么“普世”法理?美国政府迄今宣称,对钓鱼岛主权问题不持立场,诸位学的是政治学专业,大家肯定知道,有权把一个地方交给谁来管辖不是在行使主权又是什么呢?

  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就丧失了主权能力,共和革命之后中国一直在艰难地恢复这种能力,迄今还在坚韧不拔地努力。没有完全恢复的原因,不仅因为国家实力不够,还因为美国掌握着热核武器和观念上的霸权。二战之后,亚洲战场的战胜国并没有像欧洲战场那样与战败国订立统一的和平条约,美酉凭靠灭绝性武器垄断了管制和教育日本的法权。在美国的教育下,好些战前的日本法西斯政客和将军成了自由民主宪政的政要。这一切凭靠的都是如今时髦的“普世”观念。按照这种观念的逻辑,一个国家非自由民主政体就不配拥有完整主权。

  一、启蒙话语对政治常识的颠覆

  20世纪的中国知识人习惯于用种种西方启蒙观念取代传统的政治常识,把种种启蒙观念变成自己的“常识”。比如,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喜欢把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政制视为“封建专制”,把“共和与专制”的二元对立观变成我们看待中国历史的“常识”。“共和”等于民主政制,民主与专制的对立成了道德与不道德的对立。其实,自由民主的法理恰恰要求限制国家的道德法权,用“价值自由”或“价值中立”废除常识道德。如果要说有什么“普世价值”,本来只会是这样一个传统常识:国家施行德政,人民不仅生活得幸福,而且有德性。尽管不同文明传统对何谓德政或何谓人民的德性有具体的礼法规定,基本道德原则并没有实质性差异。可以说,“德政”才是判断政治共同体好坏最为基本的普世标准。无论从常识还是从法理上讲,一个国家是自由民主的典范绝非等于它是道德的、正义的国家典范。早在先秦时代,韩非子就提出了一套整治贪官污吏、治官不治民、让国强民富的有效办法。但我们今天只能说,唯有自由民主才能整治贪官污吏,韩非子反倒成了专制论的鼻祖。谁不这样说就是反“自由民主”,就是“反革命”。共和革命首先是一场政治观念的革命,我们难以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首先因为我们已经不能甚至不敢从政治常识来认识共和革命。

  启蒙观念对政治常识的颠覆,尤其体现于学术话语与传媒话语的严重脱节。比如,业内人士都知道,中国古代一直是君主政体,不是“封建”政体,但“封建专制”迄今仍是传媒话语提到古代中国时的口头禅。从法理上讲,“封建”与“专制”是两种绝然对立的政制要素,“封建专制”的说法根本就不通。我们用来反“封建专制”的启蒙观念,恰恰来自西欧近代的封建势力和专制势力。我们知道,神圣罗马帝国从中世纪末期的962年一直持续到1806年拿破仑强迫弗朗茨二世退位,名义上存在了八百多年,比中国任何一代皇朝历时都长。但是,与汉代奠立的中华帝国不同,神圣罗马帝国从一开始就是封建制。自13世纪以来,这个帝国中的好些封建势力开始寻求独立的王权,要么基于民族体形成君主国,要么基于共同利益结盟自治(比如瑞士这样的邦联)。到了18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实际收缩为日耳曼语地区,皇帝仅拥有名义上的至高治权。不过,尽管大大小小的封建君主拥有相当的“专制”权,毕竟并不是绝对的,头上还有皇帝,史称主权有限的君主国。

  “主权”概念源于独立君主有凌越现存封建和等级现状的绝对专制权力,从法理上讲是个反“封建”的概念。反过来说,专制君主国之内的封建势力必然削弱国家主权。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的君主国大体有三种形态,与具有封建性质的有限君主国相对照的是君王拥有独立治权的君主国,史称绝对王权专制的君主国——比如大革命前的法国。君主专制的建立凭靠的是君主有权也有能力废除封建制的各种特权和协议,重建法律秩序,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废除既有封建势力和等级势力的种种权利,取消封建制度凭靠的现状(status quo)正当性原则。因此,作为一个政治统一体,专制君主国恰恰基于剪灭或抑制封建势力,封建势力没有与君主协商的权利和权力。

  还有第三种君主国,比如英国,这个君主国的国王虽然不受皇权制约,却并非像法王那样拥有绝对王权(主权),封建主以及各等级(高级贵族、骑士和市民阶层)组成的代表机构共同构成议会(上议院和下议院)制约着王权。从法理上讲,这种君主国施行的是所谓“议会专制”,体现主权的专制权力在议会。如果这就是现代的代议民主制的源头,那么,所谓自由民主制恰恰源于封建势力制约国家主权。在形成君主国的历史过程中,封建各等级与君主争夺权力的结果不外乎两种:要么是君主战胜封建势力,要么是封建势力战胜君主——从13世纪到17世纪的整个四百年间,“大宪章”成了代表封建主和贵族及各等级组织的议会与斯图亚特王权斗争的工具。

  三种君主国的差异,在国家存亡的生死关头体现得最为明显。法国式的绝对王权君主国显得最具决断战争的能力。由于封建君主的权力与皇权的相互制约,神圣罗马帝国很难具备决断战争的能力。英国式议会专制的君主国决断战争的能力也很弱,幸运的是,海洋为这个君主国提供了天然防御,受到外敌入侵的威胁大为减小,神圣罗马帝国就没有这样的幸运。

  “主权”概念全然是西欧近代神圣罗马帝国崩溃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是封建制向君主专制转变的产物。无论中国古代还是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没有“主权”概念。春秋时期国君弱化,贵族僭越,中国出现了封建制因素;战国时期,出现了封建制因素向独立君主制转化的趋势,显得像是西欧近代神圣罗马帝国崩溃的态势。秦若不重新统一中国抑制这一态势,恐怕也会有别国重新统一中国,否则,结果如何可想而知。自汉至清末,中国一直是君主政体式的皇朝政制,近似于法国式的绝对王权君主制,尽管幅员辽阔。

  然而,与近代西欧的绝对君主不同,中国的历朝皇帝从未获得法理上的绝对“主权”。上有天命(所谓天命转移),下有儒生官僚制,皇帝在郊祀时对天称臣,皇权在法理和制度安排(朝廷制度)上均受到制约。汉代的“白虎通会议”奠立的礼制法典,今天有人说可以叫作“君主立宪”,从法理上讲并非没有道理。按照西方的政制史学说的界定,独立君主制才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英国式的君主国反倒是一个“封建社会”式的国家。因此,西方的比较政制史家承认,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国家。

  不过,经过现代启蒙观念洗礼的西方比较政制史家又把这个“最早的国家”判为“落后的国家”,因为,他们若不用自然状态论和“价值自由”原则先把儒家礼制法统洗白,就无法谈论“国家”。“五四”式学人把中国的皇朝政制说成“封建专制”,从法理上讲不通,不过是学舌现代启蒙观念。即便在西方近代国家学说中,“专制”也并非邪恶政制的代名词,否则,霍布斯这样的自由主义思想鼻祖同时是个绝对专制“主义”论者就会让人匪夷所思。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大师孟德斯鸠把君主“专制”解释为君主不受法律拘束,无法无天、恣意妄为,才使“专制”变成了邪恶政制的代名词。

  秦汉时期经过连连内战和随后的对外战争建立起来的统一的中华帝国延续了两千年之久,把如此大的幅员、如此多的民族融合在一起,从世界文明政制史来看,的确非常了不起。我们应该知道,直到19世纪初,整个欧洲的人口还不到两亿。尤其了不起的是,中华帝国是一个具有德政理念的国家,儒家官僚制对此政制品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实现德政不等于德政观念根本就不存在或本身是错的。无论皇帝或皇朝如何更替,儒家的德性教化式政体的品质没有变。梁启超说,中国的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历史——显然,受西方启蒙话语的影响和支配,梁启超才会说出这种对他来说堪称违背政制常识的过头话。毕竟,自汉代以来,儒家教化式政体的性质从未随二十四姓皇帝的换位而变得面目全非或“价值自由”。有人说,百年中国学术,史学最为败坏,道理兴许在于,20世纪的中国智识人几乎无不凭靠西方启蒙观念图救亡。我们的困境在于,为了救国图存不得不用西方启蒙观念搞动员,启蒙与救亡成了一回事,彻底救亡等于彻底启蒙,结果是彻底掉进启蒙观念不能自拔。理解这一点,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政制在实现“共和”的历史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困难。

  二、人民主权与立法者

  看清启蒙话语对政治常识的扭曲,不是要为旧制度辩护或“招魂”,而是为了看清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很难究竟难在哪里。毕竟,源于法国大革命的“共和革命”具有伟大的“进步”意义,即实现“人民主权”这一新的立国原则。可以说,“人民主权”原则是如今所谓“普世价值”论的基石。“大革命”意味着改变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即便西方的比较政制史学者也向来把法国大革命而非美国独立宣言视为世界历史的分水岭,毕竟,美利坚这个新国家是在一个飞地上建立起来的,并非基于否定既有的政制秩序,倒是基于对印第安人长达两百多年的自然状态式的系统消灭。法国大革命并没有产生一个新的国家,而是更改了立国原则。任何制度都是一套法的制度或秩序。


  启蒙话语喜欢说,旧的君主专制无法无天。其实,任何旧制度都既有“法”又有“天”(上帝、天神)。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基督教欧洲,上帝拥有制宪权的观念仍然具有支配地位,君主的专制权力从法理上讲不过是代表上帝行使地上的主权。“人民主权”原则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型塑政治统一体的权力从王者身上转移到“人民”身上,由共同体的人民而非圣王或圣贤来决定政治共同体的生活方式。


  “人民”并非上帝或“天”的代表,否则就与皇朝政制中“替天行道”的农民起义没有差别。“人民主权”取代的与其说是君王的主权,不如说是宙斯、雅威、上帝或“天”的主权。即便公羊学中的新王孔子也并不拥有主权,而是“天”的代表。“人民”这个启蒙概念既具体又抽象。就具体而言,“人民”总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人民”。“人民主权”学说经常把Nation用作“人民”的同义词,以便更为准确地界定“人民”。这意味着“人民”总是以某种政制形式存在的共同体,与国家没法分开。

  就抽象而言,作为整体的“人民”如何行使“主权”呢?显然,“人民”需要被代表。“人民主权”原则对所有旧的政制都具有彻底的革命性,英国的“大宪章”绝非“人民”宪法,而是封建等级与君主订立的契约。英国的议会凭靠“大宪章”与君主王权作斗争,但议会代表的是封建主和贵族及各等级组织,而非代表全体“人民”。1789年6月,大革命状态下的三级会议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制定宪法,可是,法兰西“人民”从未以任何形式委托三级会议代表自己。在实现民主的历史斗争中,谁代表“人民”始终有争议,没有争议的是,“人民”必须被代表才能行使“主权”。我们难免会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旧制度的君王是上帝或“天”的代表,“人民”拥有主权后仍然需要代表代行主权。

  由于启蒙话语的“常识化”,我们已经忘记,“人民主权”原则这一普世价值是启蒙智识人的智性设计。任何智性设计都难免有缺陷,法国大革命之前,启蒙智识人一直在致力解决这些智性缺陷。“人民主权”论的重要表述人卢梭已经看到,“人民”如何形成统一的政治意志,是民主设计的广大难题,因为任何政治共同体原本都是作为立法者的圣王型塑出来的,“人民主权”原则意味着共同体的“人民”自己型塑自己,但如何型塑自己呢?

  “人民主权”论的理论困难还没有解决,大革命就来了。在大革命之中,西哀士(Sieyes)依据“人民主权”论阐述了“人民”才是“制宪权”(pouvoir constituant)主体的学说,并区分了两种权力:制宪的权力与依据宪法而产生的国家权力。从法理上讲,这意味着“人民”通过立宪行使自己的主权,然后确认和规定自己的代表。吊诡的是,这个“人民代表”却有权力管制“人民”,甚至必须限制“人民”拥有的制宪权,否则,“人民”就随时可以推翻自己制定的宪法——按卢梭的说法,这才是真正的无“法”无“天”。

  “主权”观念源于近代的绝对王权国家诉求,原本指君主具有的抑制封建势力、治理共同体和对外宣战的政治决断权。博丹在《共和六书》第1卷第8章论主权时,反复申说的是“取消现行法律”,颁布新的法律。霍布斯和普芬道夫进一步明确强调了主权观念的根本要义:面对共同体的内部冲突和外部干涉,君主具有基于本国的公共福祉和共同利益做出最终决断的权力。如果“君主主权论”就是所谓君主专制论,“人民主权论”也可以叫作“人民专制论”。按照启蒙熟语,“人民主权”意味着反君主专制,“人民主权”也必须以专制的方式反君主专制。毕竟,“人民”制宪权并不受任何法律形式或程序的拘束。为了确保革命成果,“人民主权”原则还得把这种专制权力延续下去。

  无论推翻的是旧的帝国还是专制君主国搞“共和”,问题都仍然在于如何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秩序。实现“人民主权”需要新的立法者,谁有资格成为这样的立法者,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挑明的根本问题,因此他说,《社会契约论》不过是《爱弥儿》的附录。即便像美国那样的新国家,行使制宪权的仍然是少数立法者式的人物,而非“全体美国人民”。尚未立国,作为Nation的人民何在?即便基于各个利益群体或由多个制宪权主体协商制定宪法,也得靠强势的立法者。

  立法者必须具有认识到国家的公共福祉和共同利益的意愿和能力,卢梭并不认为,“人民”具有这样的意愿,即便有意愿也未必有这样的能力。人民的“意愿”必须靠代表来“代议”,在法国大革命中开始出现党派,然而,宪政国家中从来不可能只有一个党派,而是有相互竞争的各党派。于是,“人民”如何形成统一的意志这一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卢梭在31岁时就懂得,“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其政体的性质打造而成的”,最好的政体何以可能,取决于什么性质的政体才能培育出最富德性的人民。实现“人民主权”所需要的立法者应该具有怎样的品质,是更为根本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卢梭要写《爱弥儿或论教育》的原因。

  既然“人民主权”论作为智性设计尚有诸多根本缺陷没有解决,如果没搞淸楚这些缺陷,已经养成的凭靠启蒙观念来想中国问题的习惯就有问题——这是今天我们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意义时遭遇的首要困难。冯友兰曾说,中国士人面对外来文化并未感到不自信,当发现西方的政制理念比中国的传统政制理念更好时,才一下子心慌起来。显然,不清楚西方现代政治理念在法理上的底细,我们才会心慌。伴随百年共和的历程,我们的心慌造就了史学对中国传统政体轻慢的蔑视。

  在中国古代政制中,君王必须为“民”是德政的基本规定,这一传统早在先秦之前就巳经奠立。为“民”原则与民主原则是两回事,现代新儒家为迎合启蒙观念非把为“民”原则说成民主原则,企图以此挽救儒家政制观念,结果是得不偿失。比如,为“民”原则包含教民以德,而教民是国家赋予儒生的法权,按照民主法理当然得取消这样的法权。现代西方政制理念成了百年来中国思想面临的死结,要解开这个死结,必须回到法国大革命之前悬而未决的民主设计难题。然而,对知识界来说,这几乎已经没有可能……

  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好几代学人都非常推崇中国的政治体制。法国大革命之后,德国启蒙哲人黑格尔构想出了一套世界历史哲学,把世界历史视为“自由”精神实现的过程:精神的实体就是自由,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意识向前迈进的脚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把亚洲的东方民族摆在世界历史的开端,不是抬举而是贬低东方民族,因为,“自由”意识在这些民族身上程度最低。世界历史的顶峰在欧洲的日耳曼民族,言下之意,“自由”精神在日耳曼国家身上才达到了自我意识的顶峰。倘若如今我们得说,“自由”精神在美利坚合众国身上才达到了自我意识的顶峰,那么,黑格尔仅仅犯了爱国主义的错误,其历史哲学的逻辑本身没错——福山在20世纪90年代宣告自由民主的全球性胜利时,凭靠的正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逻辑。

  黑格尔的自由主义世界历史哲学构想为他的法哲学提供了支撑(不妨比较《法权哲学》第3章最后一节“世界历史”与《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导言”第三部分),因为,对黑格尔来说,国家是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质料,国家的本质在于“道德的生命力”。“自由”精神的自觉不是在空虚的空间或者观念中发生的,而是在政治现实即国家中发生的。让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成为“自由”精神最终实现的载体,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按照这个逻辑,有抱负的中国人不是也可以把“自由”精神在中华民族(国家)身上的实现视为世界历史的终结吗?倘若如此,所谓最大的“现代专制者”也就可能是最大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者……

  三、政治的新自然状态

  1791年9月生效的第一部法兰西宪法规定的国体为世袭的君主政体,篇首却是原则性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似乎人权法凌驾于宪法之上。可是,按自由主义国家学说鼻祖霍布斯的著名说法,没有国家形态就谈不上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人权保障必须以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即国家的存在为前提。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像犲狼,哪会有人权?自然状态这一理论假设具有的讽刺意味在于,为了保障人的基本权利而建立国家的行为本身,恰恰得靠人与人之间像犲狼一样的战争状态来实现。由于这种战争状态被赋予了启蒙的目的观念,就只能称为“新自然状态”。一个统一的新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很少不经过内战和对外战争,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如此,美国和瑞士这样的邦联国家的建立同样如此——最新的例子是叙利亚反对派军人吃食政府军士兵的心脏……

  法国大革命的直接结果是法国作为国家自身的危机:首先是周边各君主国组成的反法联盟的武装干涉,然后是国内保王党教士和绅士组织信奉天主教的农民进攻城市居民,以及受英国人支持的贵族和教士针对革命政府的暴力活动(暗杀民选行政长官等、大革命后,法国出现过一连串走马灯似的宪法:革命初期的1791年宪法宣布法国为中央集权制的君主立宪国,仅仅两年之后(1793年),雅各宾派执政又颁布了新宪法(史称“共和元年宪法”),宣布法国是中央集权制的共和国,后来还有共和三年宪法……无论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总之得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拿破仑的复辟意味着:革命引致的外部干涉和内战,直接导致的是国家生存危机。

  国家作为一个完整统一体的政治存在是宪政的前提,否则,无论有多少宪法都形同废纸。“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不仅没有改变政治共同体的基本生存原则,反倒与现代立宪国家理念构成内在矛盾。抵抗外敌和结束内战还得靠强有力的军队和军事统帅,拿破仑就是在这个时候起家的。共和国军队的诞生是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强制义务兵役制的发明使得兵源大为扩充,却剥夺了“人权宣言”的人权。即便美国这样的自由国家,迄今仍然受人权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困扰,尤其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国家权力对公民权的入侵证明了这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知识界侈谈英国宪政如何富有“自由”要素,韦伯嘲笑说,一旦英国遭到外敌入侵,“自由”要素就会消失殆尽。因此,宪法理论中有所谓英国的“岛屿位置顶替了宪法”的著名说法。

  国家源于对人民基本生存权的保障,为了形成国家又要求国家具有型塑公民的权力,这是霍布斯的自由主义国家学说的根本要义。国家没有完整的主权,国民的基本人权也就不可能得到保障。1946年美国军人强暴北大女学生事件和晚近十多年来在日本和韩国时有发生的美国军人强暴女学生的事件,都是对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驳斥。“个人自由”基于秩序,自然状态下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英国治下的香港,保障“个人自由”的是君主专制——港英政府有如一个准君主国,英国派遣的总督拥有专制权。末代港督在香港推行民主政治,其目的是用即将回归的香港给作为政治统一体的中国出难题——别国的政制麻烦就是自己的国家利益:你越乱越好——这是罗马人的诡计,叫“分而治之”。

  凭靠平定内乱和外部干涉的战功,拿破仑发动政变(1799年),随后颁布共和八年宪法,名义上保留共和制,实际上是君主制复辟。但拿破仑模仿传统君主,为的是固守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架构。拿破仑输出的宪法可以证明这一点:1798年,拿破仑委托巴塞尔政治家奥克斯以法国1795年宪法为蓝本,起草了一部瑞士宪法,在法国军队监督下建立了“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海尔维第共和国”。拿破仑还具有历史抱负,企图统一欧洲,重建传统的拉丁帝国——但他失败了。拿破仑战争是真正的第一次欧洲大战,也是现代战争的真正起点——如科耶夫所说,一百年后的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一个后续的插曲。这一事件提醒我们,尽管近代欧洲的历史是一部神圣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历史,重建统一的拉丁帝国仍然是欧洲大政治家的梦想。可是,当今实现这一梦想的政治家们(尤其欧盟核心国法国和德国的政治家)却一再支持分裂中国的独立分子:统一的欧洲、分裂的中国是他们的梦想。

  拿破仑战败之后,欧洲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开了长达8个月的维也纳国际会议(从1814年10月开到1815年6月)。这次会议本来是4个战胜国——无不是君主国(英国、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重新划分欧洲势力范围,由于在波兰和萨克森归属问题上争执不下,立宪君主国法国的代表塔列兰巧妙利用矛盾,与英国和奥地利秘密签订了削弱俄国和普鲁士势力范围的《维也纳条约》。如果把《维也纳条约》与《凡尔赛条约》乃至“雅尔塔协议”连起来看,对我们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有什么启发呢?中国作为战胜国不仅没有收回被剥夺的国土,反而进一步丧失国土。谁都会说,这是因为中国很弱,然而,难道弱在国体?靠《维也纳条约》获利的国家无不是君主国,靠“雅尔塔协议”拿中国主权做交易的是苏维埃国家和自由民主的美国。战前的清室王朝很弱,共和之后的民国仍然很弱。晚清王朝面临的其实是一个政治常识问题:国家的政治生存何以可能。如果晚清皇帝是英明能干的君王,国体的转换严格来讲并不难。我们遇到的是乾隆的不肖子孙,这与中国历史上多次遇到的皇朝覆灭没有实质差别。差别在于,启蒙观念的政制理念以及新的自然状态对国家的担当者阶层提出了全新挑战。

  在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时,我们的思考一直受到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政体问题的压力和制约,以至于忘了一个常识:国家危难关头,考验的首先是政治共同体的领袖和这个共同体的担纲者阶层。晚清以来中国面临的根本危机是,皇朝无政治才干,靠地方儒生平定太平天国,已经预示这个王朝必然衰落。韦伯说过,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崩溃,不是由于德军在战场上无能,而是由于帝国缺乏政治才干。第二帝国崩溃之时,韦伯作了《政治作为志业》的演讲,呼唤德意志的有为青年,而非如费希特那样发表“告德意志同胞书”。

  四、担纲者阶层的政治德性

  —个政治共同体的生命力取决于这个共同体的担纲者阶层具有怎样的政治德性,担纲者阶层的品质是国家的政治存在的关键。法国大革命带出的新政制原则以及新的国际政治状态,并没有改变这一亘古不易的政治常识。两千多年来,无论更换了多少皇朝,中国一直葆有国家能力,凭靠的是具有优良政治德性的儒生阶层。不妨设想,如果中国在唐代实现了国家的全盘佛教化,自宋以后中国不再是一个儒教国家,情形会怎样呢?恐怕与诸多东南亚佛教国家没有什么差别。古希腊的经典思想家和历代儒家思想家―样,无不对治国者的德性给予首要的关切。“人民主权”的立宪原则并没有改变国家担纲者阶层政治品质的首要性,启蒙观念却改变了担纲者政治德性的内涵:信奉自由、民主、平等就等于具有政治德性。其结果是,自以为具有政治德性的自由人士如雨后春笋。

  从政治哲学来看,启蒙思想提出以权利意识代替政治德性作为国家的政制原则,同样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韦伯说过,担纲者阶层的政治抱负与国家的大小有关系,像瑞士这样一个小国家怎么可能产生有政治抱负的人呢?其实未必。日本这个国家不大,应对现代挑战时,日本不是否弃而是依托天皇体制作为宪政立国的根基,并非全民公投的结果,而是少数担纲者的政治决断。武士阶层的崛起是日本具有军国主义性质的根本原因,武士精神成了国家的担纲者阶层的政治品质,使得这个宪政国家天生具有侵略本性。

  对日本的担纲者阶层的精神品质感到震惊甚至钦佩的中国智识人,绝非只有鲁迅一人。早在16世纪后半期的丰臣秀吉时期,日本的治国者就意识到,这个岛国的自然机体不稳靠,必须爬上岸占据东亚陆地才安全。丰臣秀吉甚至制定了先夺取朝鲜,然后征服中国,最后夺取印度的宏大战略。在拿破仑战争的启发下,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秘策》(1823年)本着新的普世精神和权利观念让两个多世纪前的丰臣秀吉战略梦想变成实践目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分裂让日本看到了图谋中国东北部的千载难逢之机,积极策划恢复满洲皇朝制。1923年东京发生大地震,让日本的担纲者阶层图谋东亚陆地的心情更加急迫:三个日本校级军官在德国的一个咖啡馆里谋划了入侵中国的“九一八”军事行动。阴谋得逞后不到半年,关东军就在长春建立伪满洲国,年号“大同”(1932年3月),贯彻仅仅一年前才设计出来的“五族协和”论,把代表日本人(红色)、汉人(蓝色)、蒙古人(白色)、朝鲜人(黑色)、满洲人(黄色)的五色旗定为国旗,还发行了和汉满朝蒙五族少女“协和”的邮票。按主谋之一石原莞尔的战略构想,夺取中国东北后,日本当固守新的疆界,南顶北进,进占俄国鞭长莫及的西伯利亚地区。如果当时的日本宪政当局采纳了石原莞尔的构想,日本就不会入侵中国中原,而是争取“国际社会”承认日本的新“共和”版图。1937年从卢沟桥进攻北平之前,宪政国日本一方面积极经营手中木偶伪满洲国,一方面威逼华北自治,无论“共和”还是“自治”之类的启蒙政治理念,日本的现代武士们都应用得十分娴熟。东京审判时,检方让石原莞尔出庭作证,他的证词是:东条英机是个大蠢蛋。言下之意,要是当年依从他的战略设计,如今中日边境就离北京不到150公里。石原莞尔至死认为,他的战略梦想不过失之交臂而已。

  晚清几朝从来没有一个像样的王者,即便有像样的地方儒生才俊也无济于事。共和革命之后,中国成了亚洲第一个宪政共和国,仍然没有出现一个像样的王者。有个搞近代史的学者对我说过这样一个观点,要不是袁世凯因尿毒症早死几年,情况恐怕就不一样了——他的意思是,中国也许不至于陷入军阀割据的分裂。这个观点否定了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的正当性,但“二次革命”不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共和”吗?“二次革命”的结果是内战连绵,君主立宪的日本国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才逼使中国人放下真假共和之争的内战,回到政治生存的本能,捍卫国土而非“共和”。蒋介石的“先安内”战略无论有什么实际理由都必然失败,根本原因就是无视国家的政治生存。

  大家都知道抗战时期有不少汉奸,但什么是汉奸论呢?我从一个文献资料片中听到过一段汪精卫的讲话录音,他说,我们打内战老打不完,日本来帮我们结束内战,这次中日战争是中国的最后一次战争。于是我才知道,所谓汉奸论就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实现国家的统一,日本人来帮我们实现统一。被有人誉为20世纪第一散文家的胡兰成的说法印证了汪精卫的汉奸论,他在战后写的《山河岁月》中说:日本人侵中国的原因是辛亥革命少打了几枪,所谓“用兵不足”。言下之意,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内战为日本提供了帮忙的正当理由。可是,内战不是为了实现“宪政梦”吗?80年代不是还有人说,为了实现自由民主,应该让美国殖民中国三百年吗?据说汉奸论曾经这样为自已辩护:日本属于儒家文化圏,日本人入主中原后会修复儒家传统,这与满人入主中原没差别——“五族协和”论不就以“实践王道为目的”,提倡“乐天知命、注重礼教”吗?这种辩护的荒谬之处在于无视一个政治常识:主权决定宗教。谁会担保日本入主中原后不会立宪规定中华大地奉行神道教呢?自1940年起,伪满洲国就被规定奉神道教为“国教”。自由人士的脑筋总不至于会认为,美国殖民中国三百年后,连美国也会儒家化吧……如果担纲者阶层的政治德性发生了质变,我们在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时困难重重,就一点儿不奇怪。

  五、百年共和的精神内伤

  中国在历史上已经无数次遭遇治国者无能的麻烦,这也是古往今来任何政治共同体都可能遭遇的麻烦。由于启蒙观念的影响,现代的政制选择掩盖了这一麻烦。共同体的担纲者阶层因此出现精神分裂,分裂程度之深,史无前例。在可见的将来,西方启蒙给这个文明古国带来的巨大精神裂伤也难以愈合,这是难以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的根本困难所在。

  中国的百年共和之路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即便对这三个时期的评价也陷入严重的精神分裂。北洋时期的共和政局一片乱象,政府不仅腐败而且无能,但如今不是也有些知识分子说,那个时候是中国最自由的年代吗?从法理上讲,北洋政府是宪政,1921年春,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军事政权另立共和政府是反宪政,从理念上讲,南北政府是真假“共和”之争。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醒悟到,必须先搞“专制”才能完成共和革命,两次(1914年和1919年)重塑自己组建的政党。可是,这个政党仍然役有能力统一中国,政党的德性品质低劣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带领的共产党群体能够最终建立共和,首先在于这个担纲者阶层的德性品质——连美国人也早就知道,国共两党的政治品格不同。抗战初期,罗斯福派白宫警卫队副队长卡尔逊上尉到共产党边区做眼线。这位美军上尉跟随八路军转战千里,深受共产党军队的集体精神、爱国精神和官兵平等原则感染,公开赞扬共产党军队,以至于在1939年被迫辞职。后来,卡尔逊上尉与罗斯福的公子詹姆斯以八路军为楷模,组建了一个营的建制的海军陆战突击队,在太平洋跳岛战役中屡建奇功。有位著名的自由派现代史学者曾撰文说,国共内战时国民党战败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军队里面有很多共产党间谍,可惜他没有问为什么很多。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张胜将军的《从战争中走来》,从中可以看到老一代共产党人有怎样的精神品质……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究竟是民族性的担当还是共产主义的担当,自二战以来就长期让西方政治家感到困惑,我们自己倒不困惑,因为,共产党的政治德性确实是中国传统政治德性与西方启蒙德性的混合。可是,由于这两种德性在品质上并不相容,要厘清这种混合德性的性质也就特别困难。因此,毛泽东是我们学界尤其思想界面临的一大历史难题。我们的宪政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是如何评价毛泽东。

  谁是中国现代的国父呢?孙中山催生了共和革命却没有能够完成共和革命,毛泽东接着孙中山完成了共和革命。可是,毛泽东的抱负极为高远,要评价他实在太难,孙中山比起毛泽东差十万八千里,要评价孙中山并不困难。按毛泽东的自我评价,他一生仅做了两件事情:重新统一中国和搞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自己更看重第二件事情。毕竟,中国在历史上陷入分裂之后重归统一已经不止一次,“文化大革命”则史无前例。统一中国仅仅算是中国历史上的功德,“文化大革命”则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因此不会有国际性的孙文主义者。“文化大革命”的构想基于“人民主权”原则,这一原则的要核首先是平等。发动“文革”之前,毛泽东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看到,即便美国也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1963年8月,毛泽东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让黑人民权领袖感到振奋,因为“从来还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的领袖向全世界发出过这样的号召。”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随后掀起高潮,一百多个城市爆发武装斗争。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遭枪杀,毛泽东再次发表声明后,黑人们拿着《毛主席语录》袭警……对于黑人民权运动人士和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毛泽东思想的要核就是“平等”的正义。这一要核不是属于启蒙哲学吗?为了实现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的“自由”精神,共和国必须具有“道德的生命力”。对毛泽东来说,人民民主就是道德的生命力。然而,“文革”使得激进的启蒙德性彻底摧毁自然德性,共和国重新陷入分裂。如果要追究“文革”理念之罪,最终会追究到西方启蒙理念头上。

  百年共和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两个明显的内伤,一个是身体上的,一个是精神上的。身体上的内伤是,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因真假共和之争陷入分裂迄今还没有统一。谁在阻扰中国的统一?美国!美国阻扰中国统一依持的是什么理念?不过是让凯撒的“分而治之”披上了普世观念的外衣。精神上的内伤则来自毛泽东为了让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占据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的最后阶段,以至于如今知识人对这位国父的评价极为分裂,要么恨得不行,要么爱得不行——“文革”的精神遗产是激进启蒙观念导致的中国人的精神内战。哪个民族国家的国父会是这样的呢?想到这点,我心里就难受。

  从中国三千年文明史来看,百年历史实在短暂。然而,世界历史的“自由”精神使得百年共和史的中华大地天翻地覆——的确,“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然而,五百年后的中国人回头来写这段历史时会如何想呢?那时的中国还会存在精神分裂吗?我不知道……我仅仅知道,如果不从柏拉图的《王制》开始彻查西方启蒙理念的是非对错,就没可能正确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从而也就没指望治愈我们的精神内伤。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1月11日 16:55 (星期一)

中国进入全面改革阶段

----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

清华大学教授 胡鞍钢

2013,11,11

全会最大亮点,五位一体改革布局,中国进入全面改革阶段

    凤凰网资讯: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已引来广泛关注。党的历届三中全会具有怎样的重要性?

    胡鞍钢:中国三十五年来的改革开放是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和发展逻辑的。特别是通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等4次三中全会形成的决议或决定,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先后经历了几个阶段,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再量变再到质变过程,发生了阶段性、累积性、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也反映了关于改革开放的经验、知识和理论,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由知之不全到知之较全,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随后启动了农村改革,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动阶段。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目标。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局阶段,即在农村改革初步成功的基础上,开启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

    从1978到1992年,这14年,改革开放从发动走向开局,可以称之为是一个“放权让利”的时代,主要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内进行改革,以“放权让利”国有企业(当时称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地方政府,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鼓励个体经济发展。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制度创新时代,即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也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又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建立新体制”阶段,后是“完善新体制”阶段。根据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和基本原则,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共计50条。十四届三中全会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像以往一样在计划经济框架内进行。

    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共计42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完善新体制”阶段。从我们的后评价来看,上述核心目标和主要任务基本实现。

    按照这一改革发展逻辑和制度变迁逻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标志着中国将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1978年,改革开放走过了不同时代,经历了不同阶段:一是“放权让利”时代,包括发动农村改革阶段和全面开启城市改革阶段;二是“制度创新”时代,包括建立新体制阶段、完善新体制阶段和全面深化改革阶段。

    第二,除了从改革的发展阶段视角分析以外,从改革的不同领域角度来看,历次三中全会后,改革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展,从以经济领域为主,逐渐扩展到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一直到现在的生态文明建设领域。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改革开放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但政治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推进。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定的改革》,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启动了这一改革。我自己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77-1991)》新书稿中专门对此作了详细分析和评价。1987年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制定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主要内容写入了党的十三大报告的第五部分。当然,之后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不多了,这和“八九事件”的出现有很大程度的关系,但政治体制改革仍在推进,如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如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还涉及到军队改革,授权中央军委另行研究和决定。特别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党中央民主集中制度的建设。

     从党代会对中国现代化和体制改革总体布局演变的过程来看,也是以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为主,不断扩大到其他领域。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作出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三位一体”的部署,开始了文化体制改革;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作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部署,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制定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更加全面的“五位一体”的部署,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总体布局,与此相应,改革的领域不断拓展、丰富,逐步形成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五位一体”改革布局。

    综合以上分析,我认为,此次三中全会最大的亮点,也是最重要的创新所在,这就超越了以往以经济改革为主题,就是根据党的十八大对21世纪上半叶特别是未来十年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的需求,进行“五位一体”体制改革的系统设计、顶层设计和总体设计,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面改革阶段。

逾千人参与讨论参与全会《决定》起草

邓小平的结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

    凤凰网资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全党民主集中制以来,历届全会都在强调民主集中在党的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您看来,民主集中的重要性是如何在三中全会中得到体现的?

    胡鞍钢: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要转移到经济建设来,最重要的是全会公报第五部分提出“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决定。此后历次党代会和中央全会也都在强调民主集中制。在我看来,强调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就是在探讨怎样解决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世界最大执政党的治理问题。

    中国拥有十几亿人口、30多个省级地区和300多个地级、2800多个县级、40000多个乡镇级行政单位。想要有效治理这样一个国家,我们需要民主,特别是党内的民主机制。提及改革方案,总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观点,这一民主集中机制,必须先民主,能够听取来自各方的不同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建议,反映了各方的智慧;同时还需要集中,集中各方的意见和智慧,能够达成政治共识;在经过法定程序作出政治决策。

    从此次三中全会的准备过程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主集中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实际上,全会决定的准备工作从党的十八大产生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之后作为头等大事,就已经启动了。到目前为止,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已有十次,学习讨论的主要内容紧密围绕着三中全会重要议题展开。

    举一个例子,比如第十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题是“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建设”。我们注意到,这是首次将这一重大政策议题进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这一最高规格的研讨会议上。在这类学习研讨活动中,不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还将相关领域的专家请进了中南海。

    在调研起草制定《决定》这一过程中还有一个亮点,与过去几年相比,不光是“请进来”,不仅是把专家学者请进中南海讨论学习,还有“走下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走出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主动听取各方意见。我们初步统计,中央政治局常委赴各地调研共计35次,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省市区,主要是围绕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来进行第一手的调查研究。

    经过这样几轮下上-上下研讨,9月三中全会《决定》征求意见稿出来以后,据我估计,有几千人参与讨论。这里面包括省、部、大军区、军区一级,包括老同志、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各领域有关专家学者等等,这和十八大报告的议题征求、调查研究、起草、中央审议、征求意见的过程非常类似。

    通过仔细观察三中全会决定的准备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每一次重大决定之前,都要花上一年的准备时间,进行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全国、全党和全军参与的政治民主实践活动。在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汇集而成的初稿再提交给三中全会进一步讨论,这就是在各方不同看法、观点的基础上进行集中讨论,达成广泛政治共识,这为召开三中全会正式作出政治决策做好了政治准备。

    我想通过这种民主集中制的方式,此次三中全会将会形成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如同历次三中全会决定,总会是“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积小胜为中胜,积中胜为大胜,就是量变为部分质变,再量变为质变。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实践,也是最成功的民主实践,已经大大地超越了所谓资本主义模范的美国。

    当然,我们说治理中国这样的世界大国,需要民主,但世界上的民主形式多种多样,同自身比较之后,还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

    此次我们也邀请了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秘书长爱丽丝•杰蒙德(Alice Germond)来清华大学专门介绍美国政党政治及决策。杰蒙德不久前刚刚卸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据她介绍,民主党的竞选纲领是由一个很小的班子来撰写的,在这过程中,他们也会征求各州民主党人士的意见,但像中国这么大范围的意见征求,他们是没有的。

    我也问到当共和党提出的议案民主党不赞同,该怎么办?她说我们当然就要坚持自己的、反对共和党的;反过来,共和党也是一样的。政党竞争会导致政治议题的政治僵局。对此,邓小平早就有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20多年后,我们作为后代人,再来读一读邓小平的评论,无论是中国民主集中制,还是美国民主政治僵局,都证明了邓小平的结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

三大关键词:全面改革、升级、与时俱进

“中国的民营企业是世界上最赚钱的企业群体”

     凤凰网资讯:在您看来,此次三中全会与往届三中全会相比,将具有哪些特殊意义?本次会议重点将集中在哪些领域?会有哪些引人注目的新特点?

    胡鞍钢:在我看来,此次全会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全面改革”四字。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21世纪上半叶“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标志着中国迈向“全面现代化”时代。与此相适应的中国改革也进入“全面改革”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任务就是制定并通过未来1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全面统筹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五位一体”的全方位改革,旨在激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方位创新,进而全面释放改革红利。这其中,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基础;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难点,又是其他体制改革的政治保障;文化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兴领域,也是取得重大成果的领域;社会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也是不断取得重大进展的领域;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迫任务,又是关系长远发展的制度安排。

    为什么“全面改革”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呢?因为当我们只进行某一个领域的改革时,会产生两种外部性,一个是正外部性,一个是负外部性,在过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追求效率,但可能会损害社会公正与生态效益,留下矛盾和隐患。

    最近我们做了一项关于林业改革变化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林业改革采取承包方式,但老百姓承包林地后马上把树砍了。而近几年进行的林权制度改革,我称之为“绿色改革”,不仅林业迅速发展,而且最重要是,老百姓把林权视为自己未来的“小银行”,他们能认识到生态得到改善,未来就会有更多经济效益。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这一绿色改革至少带出三种效应:

    第一当然是经济效应,林业产值发展非常快,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第二,创造就业,已经超过了5000万人,也就是社会效益,而且使最穷的人首先受益;第三,无论是用森林覆盖率还是森林蓄积量来衡量,都是在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因此也实现了生态效益。

    全面改革在很大意义上就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互补优势,使我们的发展目标更为全面、综合、平衡,也更加协调、互补、互利。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次三中全会后,中国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到全面深化五大体制改革,将是未来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经过35年,我们不仅是要学习西方、超越西方,同时更要总结自己的经验,吸收自己的教训,超越自己。

     此次三中全会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升级”。至少有三个升级版:第一个“升级”是指经济升级版,就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正在向第一大经济体、更大经济体过渡,所以经济体制与发展水平还要进一步升级。第二个“升级”是指开放升级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创造开放新红利。第三个“升级”是指改革升级版,也就是改革2.0版本,这一改革的升级方向除了继续经济改革,更有效率,还应该是绿色改革,公平改革,以及更加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改革。

    三中全会的第三个关键词是“与时俱进”。怎么理解这个“时”字?第一指的是“时代”。中国正处在迅速崛起的时代、伟大复兴的时代,从世界视角来看,当然也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第二指的是“时势”,大势所趋的“势”。中国和世界的大趋势是什么?对中国而言,未来十年从世界第二变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经济体、科技实力国、综合国力国、文化强国,这不仅仅涉及经贸领域,还涉及到科技、教育、文化等综合要素和综合实力。在这种大趋势中,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升级点,提升自身的质量、效益、效率。世界的大趋势,则是南方崛起,南北大趋同,全球趋同,中国发挥带头羊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世界大势,同时中国也造就世界大势。我们在《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一书中作了详细分析。

    第三指的是“时机”。现在回顾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这份报告非常前瞻性地提出,综观全局,进入21世纪头20年,中国处在一个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是非常重要,现在看来不止是20年,可能是30年、甚至是50年的时间。中国需要考虑如何抓住战略机遇期,同时也要考虑如何不断创造战略机遇期,还要考虑如何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过去30多年中国是抓住了“天时”和“地利”,如采取优惠政策积极吸引外资,“让世界投资中国”,“让中国全球化”,中国企业学会“与狼共舞”。今后中国不仅继续吸引外资,还要“走出去”,中国企业学会“与世界共舞”,“让中国投资世界”,“让世界中国化”,而投资的主体是那些千千万万的企业,从中国公司成为跨国公司,甚至全球公司,如海外销售收入(包括出口)或资产超过一半以上。三中全会决定将为此做出重大决策。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并不像有些人评价的那样进入了改革停滞、改革倒退的阶段,不是越来越“关门”,反而是越来越“开门”,不仅“全面对外开放”,还有“中国开放世界”。客观地说,三中全会决定还没出来,很多措施已经在试行。比如说中国(上海)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如果试验一旦成功,下一个就是中国(广东),接下来也许就是内地的中国(重庆)、中国(乌鲁木齐),进而中国成为世界最开放也是最大市场。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进一步讲改革开放的本质是解放人的生产力,发展人的生产力。如何理解?就是释放人的活力、创造力、创业力和创新力。如创业力就表现在实有企业数的增长,个体工商户数增长。虽然三中全会决定尚未公布,但简化企业注册企业程序的有关措施已经开始实行。目前已初见成效,我们观察到商事企业注册迅速增加。现在做的最好的是深圳。一个地区是否有活力,是否有创业力,要看这个地区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指标,目前深圳的比例最高,达到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83.49户。这实际上就是在向社会释放鼓励创业、扩大就业的信号,政府也会给创新更多的空间。

    按照这样的改革轨迹发展,生产力的解放在中国将得到爆发性的增长,无论在当下还是在未来,中国企业都是最赚钱的,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过去十年(2002-2012),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年平均增长率达45%,尽管个体角度分析,存在企业亏损或者不盈利的现象,但总体而言中国的民营企业是世界上最赚钱的企业群体。

给过去中国十年改革成效打89.7分

“奥巴马想做事,体制不帮忙;你们想做事,体制就帮忙”

    凤凰网资讯:您如何评价改革对中国的影响?

    胡鞍钢:我给过去中国十年改革成效打89.7分。这一分数并不是随意给出的。我们给2002年到2012年这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了一个综合评价表。从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制、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等6大项、36个子项、200多个细类来衡量改革十年的成效。评价项目的选取是根据十年前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蓝本作为依据的,以目标一致法打分评估的。我们的专业研究成果正式发表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最新一期上。

    近来我们看到西方一些媒体在抹黑中国改革,在我看来,他们的做法很不专业。他们之所以否定改革、贬低改革甚至丑化改革,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改革是按照他们想象中的标准来衡量的,如果中国的做法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判定中国在倒退。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实现最初设定目标的90%,只有10%尚未完成,无论在世界上对哪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中国的改革令世界为之一震。中国通过改革获得的创新、发展能力超过人们的预期。此次,李克强出访泰国,泰方就提出中泰互免签证。而过去中国出口劳动力型产品,现在我们则要向泰国出口高铁,而且是用他们的大米换我们的高铁。实际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习近平、李克强等国家领导人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已明确提出来中国将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而不像过去一样强调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角色,强调要和中国国力相适应等。

    此次三中全会将为未来中国十年的改革规划出清晰的路线图。过去十年,通过持续的改革开放,中国由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十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将中国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变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当然,远不止这一点,我们的专业化研究已经预期了改革开放的各种“红利”。

    中国在三中全会召开之际,面对世界,已经胸有成竹地制定了中国大战略,设计现代化总布局,摆开自己的棋子。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设计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是十分震撼的,它不是哪一个机构可以独立完成,这是集中了拥有8500万党员的全党智慧、拥有13.5亿人民的全国智慧。

    对此,美国的奥巴马总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是真想做,却做不到。仅以高铁为例,1978年邓小平在日本乘坐了高铁(只有200多公里的时速),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而后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翻天覆地时代”,至今中国的高铁时速已经到达了300多公里,1万公里里程。2009 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全美国高铁设想”,斥资80亿美元,启动全国高铁建设;同年11月首次访问中国,乘坐了中国高铁,回国之后的《国情咨文》公开表示:“我们没有理由让欧洲和中国拥有最快的铁路。”美国计划在2030年前分四个阶段完成全国11.7万英里(18.8万公里)的全国高速铁路系统的建设。未来25年要让80%的美国人口享受高铁。这一宏伟计划,先后遭到几个州的反对,至今拖拖拉拉,2012年10月,全美铁路公司在芝加哥-圣路易斯之间的铁路线路上测试首条高速铁路,最高时速只有178公里。

    记得2010年,美国最大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专家到我处交流:“我们奥巴马总统想做事,但是做不成事,美国体制就是不帮忙。与此相反的是,你们的胡锦涛主席只要想做事,中国体制就会帮忙,做成事。”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也是最深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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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改革可以从“讲理”开始

中国天则经济研究所名誉理事长 茅于轼

2013年11月08日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非凡,举世瞩目,毋庸争辩。但是其持续性是有问题的。环境上的,制度上的,利益冲突上的,都不可持续。特别是生活的改善并没有带来百姓满意度的提高。国庆期间有上亿人出门旅游,堪称太平盛世,但是大家还是意见一大堆,怨言到处有,百姓变得性格暴烈,打架骂人习以为常。这是文革以前的中国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分裂现象的原因何在?不管答案有多么不同,但认为进一步的改革势在必行还是有共识的。

    这种情况是改革以后多年的政经不协调导致的。经济方面有较大的自由度,但是政治方面进步缓慢。这是大多数人比较一致的看法。在以前的几届政府时,大家都盼着政治改革能有所突破,但是事实正好相反,利益集团愈加巩固,特权愈加泛滥,法治越来越松懈,造成正义缺失,民怨加重。现在新一届政府上台,大家有很高的期待,这是很自然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几届领导人,领导体制上改变了过去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变为常委们的集体领导,本届政府又由九常委减少到七常委集体领导,其好处是不会像文革那样出现重大方向性的错误,但其副作用是重大决策难于统一,因此效率较低。习近平主席虽然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是也难改分散决策的弊病。从他多次发言的前后不一致可以看出,他所受的周围环境的约束是很难摆脱的。在经济改革方面,李克强总理看来心中有数,目标明确,行动果断;但是在政治改革方面则完全不同。有主张回归毛泽东政治路线的极左派;有主张照搬西方民主的极右派。这中间又分成许多不同政治组合的派别,意见的对立十分明显,协调显然非常困难。在这种背景下,期望出现果断、明确的大幅度政治调整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即使最高领导有这种意愿,要实现也会冒较大的风险。这是领导集体所不愿意看到的前景。

    在这样困难的约束之下,有没有可选择的方案呢?我认为是有的。办法就是采取各方面都受欢迎的小步走。比如适当放宽言论空间。左派右派都不欢迎各自的言论被限制,所以放宽言论空间是阻力最小的一步。从长远的方向性来看,也是必由之路。执政者担心言论自由可能危及执政者的安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过分的言论控制反而引起不必要的反感,未必对政权的安全有利。中国在经济上的开放已经使得严格的舆论控制成为不合时宜。百姓和官员自由去往世界各国,感受到了全球性的一般趋势,目前中国的控制方式早已与时代格格不入。

    放松舆论控制的必然结果是创造讲真话的环境。过去被掩盖的许多历史事实将被逐渐纠正。这对政权的安全性肯定是有利的。道理很简单,建立在历史虚无主义基础上的政权不可能是牢固的,何况过去的错误和现任的领导人无关。相反,现在政策成功的方面,恰好是在连续几届领导人纠正了过去错误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那么为什么对纠正过去的错误还有犹豫呢?

    “和谐社会”是上一届领导人提出的很得人心的方向,它目标明确,不像“老路”“邪路”那样模糊。可惜的是究竟如何能使社会和谐,没有具体措施,所以进展不大。相反,不和谐的事端层出不穷。全国各地相继发生的城管和小摊的冲突,造成一系列的悲剧,典型地反映社会不和谐。类似的官民对立,甚至发展成为武力对抗,非但不和谐,而且是稳定的大敌。这种冲突对谁都不利,可是一再发生。如何防止这一类事件的发生,是摆在执政者面前最紧迫的任务。

    是什么造成社会不和谐、百姓的火气特别大,以至于发生暴力对抗?一般的解释是对社会不满,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和贪污腐化。但是仔细检查具体的事由,大部分群体事件并非这些原因。无论是唐福珍自焚案,邓玉娇抗暴案,夏俊峰杀人案等等都不是这些原因。唐福珍自己就是一个企业家,不是穷人;邓玉娇杀人和贪污无关,也和贫富无关;夏俊峰案中杀人的和被杀的双方都是穷人。真正的原因是当时一口气咽不下去,一时冲动走向暴力。情绪激动是和当时的情景有关,而和贫富差距、贪污腐化并没有直接关系。当然是有间接关系,但不是导火线。成为导火线的是对方不讲理,又无处可申诉,于是选择暴力,暴力成为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

    所以想解决民众间的暴力趋向必须大家都讲讲理,尤其是政府首先要讲理,要为百姓提供讲理的机会,有公平的裁判,而且这个公平不用花费千难万险就能容易地实现。如果政府在反贪污方面的力量分一半用于培训官员如何讲理,其效果远比反贪污更好。当然并不是说反贪不要紧,而是说如果政府的力量有限,应该更关心官员是否讲理。百姓对贪污的感受是间接的,而对无理可讲的官员,其反感是直接而且立竿见影的。政府如何讲理?有现成的答案,就是法治和宪政。政府的责任决不是对任何人实行专政,而是依照法律讲道理。特别要防止一些人自恃有特权,公权私用,这最招百姓的怨恨。

    前一阵,政府把执政的重点放在改善民生上,我不认为当前民生是最紧迫的问题。相对而言,中国在民生领域的提高上是比较成功的。缺的是法治和宪政,是政府不讲理。就拿民生问题本身而言,重点也不是增加财富的生产,而是改善其分配,是让低收入的人有畅通的渠道进入中高收入群体,是机会均等的问题,或垂直流动性的问题。现在的流动性远不如改革开始的时候。那时候许多万元户都是社会底层上来的人。没有一个是靠上一代的关系,靠社会地位发财的。现在则大不相同了。

    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走进了改革的新阶段。大家对改革的前景各有各的期望。找出不同人群对改革期望的共同点,加以实施,是最为保险的改进之道。

 

 

 

 

发件人:Richard Xu<richardx@telus.net>+(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时 间:2013年11月12日 12:51 (星期二)附 件:8个(image001.gif 等...) 查看全部附件

    向东的前言:写一篇好的政论文章,能够用大众明白的道理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需要很高的智慧,每读到这种用智慧写出来的文章,会让人有一种如诗如画的美感。当今,有关中国政治问题的文章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瞭乱。自称中派威权的官八股文章沉闷而生硬,那些由官方眷养的文人利用一切机会为官僚集团贴上威权主义的标签,认为只有让官方行使威权,才能使中国保持稳定。但从他们自觉与不自觉表现出对人民和民意的蔑视,我们明白了威权主义其实就是对内霸权主义的代名词,是反方向文革的必然现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异化变质的必然结果。有目共睹,邓三科掌权的政府走上的是对内横对外软的掏光养腐之路,这条路,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李鸿章为首的的洋务运动派官僚集团己经走过一次,正是儒家文化的官本位意识形态,注定了第一次洋务运动走向腐败亡国的必然结局。邓三科的所谓改革开放,无论是从意还是从形上,都与十九世纪未的李鸿章道路十分相似,薄熙来被判无期也使人联想到当年问斩谭嗣同。这就使尹舒写出下面这篇文章。读尹舒的文章,让人有如诗如画的美感。这种美感,来自于作者非同寻常的政治智慧和良知,不想看到中华民族被同一块石头拌倒两次,不想改革开放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看清当今中国的局势,是避免重蹈覆辙的第一步。在今日中国,不管是民还是官,如果不想中国再次跌入乱世,读一读尹舒这篇文章,很有必要。

要执政合法性,还是要权贵利益?

——薄熙来案“终审”后的思考

尹舒

2013年11月9日

社 论

《中国民主社会主义》

    按照某些人的期待,“终审”后薄熙来将会淡出公众目光。在政治也快餐化的今天,此话有点道理。然而,“薄熙来道路”留下的深刻历史痕迹,这个重量级人物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以及充满神秘色彩的重重悬疑案情,都不是哪个人想淡出就淡出得了的。而对于关心国运者,在“终审”后深入思考薄案,无疑会十分有益。

    1、孔庆东骂“极左”的背后

    赞扬过“文革”的孔庆东,近日一反常态,责骂一些“反习”人士“极左”。明明看到自己恨之入骨的温家宝出镜《习仲勋》,并重申314讲话基调,还不断地呼吁“拥习”,引起挺薄者气愤。

    其实不必过于苛责孔先生,这是出自极度的焦虑感;其背后,则是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强烈危机感;而这种合法性,在倒薄后只剩下了最后一个——中共是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的力量。

    2、“南巡讲话”后,中共执政合法性三连降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迅速迈向现代化,人民生活明显提高,中共因此得到了公众拥护,一段时间里执政合法性有所提高。但是,随着腐败滋生、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增多,合法性问题日多。到“六*四”时,便出现了建国后第一次严重执政危机。但是,在机会主义路线支配下,不仅没有认真面对,反而急病乱投医,使中共执政合法性后来连降三级:

    第一次降级,是“南巡讲话”急催改革,致使腐败合法化。那时官员们普遍树立起了一种意识:有了“硬道理”名义,无何不可为,全党掀起了一股狂热的化公为私、争当资本家的热潮,腐败被实际合法化。廉洁执政的合法性基本丧失。

    第二次降级,是以“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名义,把资本家作为了实际上的领导阶级,变维护多数人利益为维护少数人利益。这就丧失了依靠多数执政的合法性。

    第三次降级,是胡温时代死心塌地靠投资、靠外需、不靠内需的发展方式,用大量财政资金引导超量银行信贷,让官员贪腐,资本家捞财,从而把中国经济变成了表面辉煌内部肮脏的“制造资本家的机器”。这就相当程度地丧失了政绩的合法性。

    紧随着这三连降的,是中共在既要搞市场经济、又要保持执政合法性之间,进入了“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困局。

    3、薄熙来为中共争取到了执政合法性

    薄熙来的一大特点,就是左派责其“右”,右派骂其“左”。这恰恰说明薄超越左右,是一个能求实善创新的“新改革派”。他的最大贡献,就是在实行市场经济与争取执政合法性之间,富有智慧地找到了结合点。简而言之:

    一是,通过“打黑除恶”,找到了从打击极少数超级腐败分子入手,解决“腐败全党化”问题的途径,初步恢复了廉洁执政的合法性;

    二是,通过解决腐败全党化问题,找到了建立“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的“好政府”的途径,恢复了依靠多数执政的合法性;

    三是,通过建立好政府,找到了避免“制造资本家经济”的途径,处理好了“做大”与“分好”蛋糕的矛盾,劳资矛盾缓解,结构调整迅速,增长全国第一,恢复了政绩的合法性。

    这些环环相扣的重大改革措施,虽然左怨右恨,却成绩斐然。薄案从314到双规,到移交司法,再到公审,一直到宣判,网民对薄的支持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重庆、大连、山西老百姓甚至要捐款赎“罪”。这种真正由老百姓给予的崇高政治待遇,不仅为改革开放以来绝无仅有,在中共执政史上也属奇观。而至为重要者,这意味着中共有了民主选举的基础,有了连西方都极其看重的民主合法性。

    所以毫不夸张地说,“薄熙来道路”,为挣扎于“找死”与“等死”之间的中共,争取到了坚实的执政合法性,也证明了在市场经济和一党执政上,中共完全可能实现熊掌与鱼兼得。

    4、高层宁可不要执政合法性,也要保住权贵资本家的利益

    “共产党合法执政”,对于相信历史已“终结”于“市场经济+宪政民主”的西方国家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普梅专制”已令其担忧,所以绝不容忍再出一个薄熙来。于是,就自然而然地有了谷开来“杀害”英国人、王立军入美领馆、外国积极配合调查、希拉里催促宣判等“故事”;进而也就不难理解,中国颜色党人在倒薄上高调“拥共”的“反常”。

    然而,倒薄的第一推手却是中共高层。本来,为中共争取执政合法性对其有利,何以还要下毒手?其实,薄路线对于高层,看似好事实为坏事。因为:

    其一,中共高层与整个官员系统一样,都已高度资本家化,而这个“化”,又恰恰是靠损害执政合法性支持着的,所以合法性与权贵利益尖锐冲突。

    其二,随着官员资本家化,高层中大量类似温家宝这种巨贪兼汉奸的权贵家族,相互勾结,你我渗透,牵一发而动全身,打黑反腐必令整个权贵集团寝食难安。

    其三,薄熙来首选打黑,恰恰涉及到了靠腐败“先富”,极端自私的太子党权贵集团,必引来其下黑手。

    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贪婪腐朽的黑帮资本家们,崇尚“有了金钱就有了一切”,任你国亡山河碎,只要我拥金万两,照样能乐不思蜀,执政合法不合法,与我何干!

    所以,从江朱到胡温,再到习李,在倒薄上根本利益一致,便悍然选择了宁可不要执政合法性,也要誓死捍卫权贵利益的倒薄之举。

    5、旧改革派将使中共长期处于“最低合法性执政”状态

    改革开放,本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以牺牲执政合法性换取“伟大成果”的中国旧改革派们,已经堕落到为一己之私利而要祸国殃民的地步。倒薄,堵死了多条争取合法性之路(如王岐山信誓旦旦打“虎”,却公然保护中国第一虎温家宝),再度回到不是“找死”就是“等死”的困境,中共将在艰难地维护国家统一与稳定这个“最低合法性”下执政。——其实,即便是最低合法性,也早在旧改革派胡耀邦的乱疆乱藏“改革”中被大量挥霍。

    孔庆东把“保墙”希望寄托在习近平身上,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无奈,愿望良好;但孔也须看到,中国的统一与稳定,首先是因为老百姓怕乱,不愿乱,不支持动乱,这是“最低合法性”的根基所在;加之西方国家自身出现一些问题,给中国“最低合法性执政”以喘息之机。而继续代表权贵的习李,则根本不会把执政合法性放在心上,否则,他们怎么会死不悔改地倒薄挺温?怎么会那么热衷于掠劳赠资的“383改革”?那么凶残地靠暴力维稳?所以,把“挺习”与“保墙”等同,其实就是在纵容其随意践踏最低合法性,习将27亿捧为上宾,就未必不是得意于“成功收编左派”后,之放胆妄为。

    6、各路保墙派要同心合力,压迫高层提升执政合法性

    通过这些年中国的风雨历程不难看出,各种不以推墙为目的的自发民主,特别是网络舆论,向真正在搞推墙的高层不断施压,起码可以使其担惊受怕,多少有所收敛,这倒是目前条件下保墙派的现实选择。热衷于普世的胡温,当年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做出“以人为本”让步的;而习自以为在薄案“淡出”坐稳后,立马就露出了383峥嵘。

    鉴此,想劝劝孔庆东同志,对习还是宜改“挺”为“压”,至少是要改“挺”为“促”,更不宜指责那些促习压习力量——当然,这些力量也要理解孔先生的焦虑心思。各路保墙派如能相互包容,从不同角度发力,无论是王铮式的硬发力,还是韩德强、巩献田式的巧发力,以及王希哲等的强发力,共同压迫高层提升执政合法性,方可真正为国家和人民做些实在事。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11月12日 10:47 (星期二)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3年11月12日 9:33主题: 张轶东:在意识形态战争中的“阿登战役”

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争

张轶东

    意识形态战争较之于真枪实弹的战争不同在于前者不流血而后者流血,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是道义和历史大势,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

    中共自从建政以来,从来没有停止过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战争。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造成舆论,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这个战争已打了半个多世纪,其实质是专政和民主之间的战争。其中1957年的反右一战役是大获全胜的。但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则是“皮洛士的胜利”。

    到20--21世纪之交时,中共政权由于腐败造成的不满此起彼伏,于是在民主与专制的舆论战之中,出现了一篇署名王小石的文章“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王小石是谁?一说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另一说则是北京朝阳区副区长。

    中国社科院正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也出来了。他在10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他说:“当前谁发表正面的言论谁就会受到攻击,要及时支持那些坚持真理而被围攻的同志”,“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要当冲锋陷阵的战士”,“总之,目前的共产党一党执政制度不容挑战”。

    社科院正院长兼党组书记发出了战斗宣言,那就是说中共已经决心开启自己在意识形态中的“阿登战役”了。而且接着军方也表示要参与这一战役。中共军方2号人物,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9月16日发布动员令:将互联网视为意识形态斗争“新的战场”。刘亚洲将军也说要“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谁掌握了互联网尤其是微博资源,谁就拥有最大的话语权。接着,军方最高学府国防大学与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关系研究所联合推出制作的电视宣传片《较量无声》。影片警告说:中国正遭遇5条战线----政治,文化,思想以及政治干涉,社会渗透。还还点名中国自由派学者贺卫方,茅于轼是美国的帮凶。

    从10月8日王伟光发起“阿登战役”开始,中共的“理论战士”们进行了哪些“冲锋陷阵”呢?请看: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李捷(即和李慎明平级)的文章“驳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丑化”。于是引起“晚年毛泽东”的作者高文谦驳斥李捷的文章是“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攻击”,同时提议中共当局开放网禁,允许大陆民众观战其与李捷“公开辩论毛的功过是非”。10月16日王伟光院长又支持李捷说:“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这可理解为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决策者的意识,即决不会“批毛”!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的文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以及新浪,搜狐,网易等网站的“败絮其中的俄罗斯免费医疗”,荒唐攻击最近俄罗斯宣布的永远全民免费医疗。他们最大的功击点是:免费医疗花的还是人民的纳税钱。他们不说中国三公消费(每年9,000亿)不就是人民的纳税钱吗?现在全国医疗费6,500亿元,只占政府支出的9.9%。

    其实俄罗斯的免费医疗只不过是前苏联全民医疗的延续而己。并且这个“全民”还不太准确,因为凡是在俄罗斯境内的外国人生病了也一律能享有免费医疗。本文作者1951--1958年间在前苏联留学,也曾因病去过医院,并没有遇见排长对或医生收礼等事。在前苏联和俄罗斯有病住院,不仅不收住院费,而且吃饭也是医院免费供应。当时有的留苏学生住院,反而省下了助学金。有趣的是:一个留学生住了一段院,省下了好几百卢布,给自己买了一块表。我现在认识的一些俄罗斯朋友(如搞边贸或作外教的),他们还是认为俄罗斯的医疗情况比中国好。他们在有病时还是选择回俄罗斯治病。

    10月6日“求是”秋石文章:“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文章说有五种必需反对的错误思想;“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质疑开放”。

    “求是”文章:否定太平天国,义和团等是历史虚无主义。

    “环球时报”社评:“越精神越独立,越能看清学西方什麽。”其结论是“中国最终是具体学西方很多。同时又‘另搞一套’的特殊大国”。这真是奇谈怪论,拐弯抹角。其实这就是19世纪末张之洞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早就试验失败的翻版。而那次试验失败的结果是“辛亥革命”。你现在还想用这一套来坚持中共的一党专政制度下场如何可见了。

    10月9日“红旗文摘”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文章“对抽象人性论的危害性应有足够的认识”,说“普世价值”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

    “红旗”2013年20期(10月16日)秋石:“要有共同意识形态才能生存下去”。

    10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金仁文章:“毛泽东不是独裁者”。

    王伟光院长是这次“阿登战役”的督战队长。中共和他大约希望在他发出这一进攻令后,上述理论战士们的文章就像是常山赵子龙在长坂坡一样,在亿万网民中杀进杀出,杀得对方个个皆愁。

    那麽中共理论大军的后续力量在哪里呢?

    其实中共御用文人的大巢主要是三个:中央党校,人民大学和社会科学院。这三处可调用的御用文人不过数百人,但这里也有不驯服的异议人士,如中央党校的杜光,蔡霞,人民大学的张鸣等。加上中央和各省大学的文科教师中的“准御用文人”,也不过千人左右。

    这近千人的御用文人和准御用文人毕竟是有脑子的,他们为了吃饭和养活老婆孩子不得不“上前线”。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御用文人和准御用文人们发表文章时,很少人敢用真名,而是用笔名。他们对于今后形势心中没有一个估计吗?他们中间有百分之几的是已经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去了的?他们不想留点后路吗?他们被逼上战场后,能勇往直前冲锋陷阵吗?

    意识形态战争较之于真枪实弹的战争的不同在于前者不流血而后者流血,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一样都是历史大势,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

    不料随着中共18届三中全会将举行,又传出习的指示,适度变阵,更换方式,要适当放松舆论。这真是奇怪。你的三中全会是搞经济改革的,和舆论有什麽关系?你的“阿登战役”既然打响了,你单方面停得下来吗?中共已经到了进退失据的境地吗?

    2013年11月1日于美国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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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高官俱乐部——西山会

罗昌平

2013-10-14

    艾玛·拉尔金笔下的《在缅甸寻找奥威尔》,收录了一个“龙的传说”:一条恶龙每年要求村庄献祭一名处女,常有英雄前往挑战,但无人生还。又一英雄出发,观者尾随,英雄战胜恶龙,然后坐在尸身上看着龙穴闪烁的珠宝,慢慢长出鳞片、触角与长尾,最终成了恶龙。

    在《百年孤独》中,蒙卡达将军临刑前对奥雷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说:“你那么憎恨军人,跟他们斗了那么久,琢磨了他们那么久,最终却变得和他们一样。人世间没有任何理想值得以这样的沉沦作为代价。”

    代价以低概率兑现,沉沦则周期性发生。通俗一点讲,就是欲望带着你抢金子抢地盘抢女人,这种欲望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过程欲”,缅甸恶龙就是例证;一种是“结果欲”,即以目标为导向。欲望的激活要素存在自发性与外部性,如果说刘铁男自身权欲构成了初始驱动,那么,来自家族的压力则构成了某种外部性提速。

    比起其他草根发迹的部座,刘铁男有一张别人没有的底牌:夫人的职业优势,好比歌唱将军对于夫君的特殊推助。

    郭静华的生辰与天安门前的那座纪念碑一样,都是1958年5月1日。父辈在“京华”“敬华”之间中和了一个谐音。这名金牛座女子性情稳定,耐性十足,做起事来踏实而努力。不过,她的缺点与优点同样分明,比如占有欲太强,善妒;缺乏协调性,难于合作。

    在2007年获誉“优秀女领导干部”称号之时,她的职务被描述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药国际交流中心主任助理、综合人事处处长,是第三把手,职责类似于刘铁男早年呆过的综合司,脉通八方。

    尽管拥有国际视野、留学经历以及专业优势,但刘郭夫妇不同于那些金融精英,没有成为增量改革的实践者,而是固化为存量壁垒的既利者。仕途叉道上的偏离,不能说不可惜!

    郭静华所在中心是隶属卫生部的孙级机构,以光大中医为己任,但她志不在此,而是将精力聚焦于领导人的保健与治疗。在一个缺乏信仰的体系里,对于那些登顶或下坡的掌权老者而言,保健时常成了上好的安慰剂,信仰的替代品。她擅长于调拨各类医疗资源(并不限于中医),最大限度地满足老者的需求。

    医疗作为一种资源,在本朝体现出极大的稀缺性。2006年,她的上司、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披露了中国科学院的一份报告,认为八百多万党政干部占用了八成医疗资源。尽管中国科学院声明从未发布这份报告,但显然无法证伪由此折射的医疗生态。

    报告泄露不久,一名委座因患胰腺癌,滞沪治疗,弥留之际通过“空中ICU”飞抵北京——按照惯例,不可能让其他委座离开帝都追悼——所以,必须死在北京,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如此巨额消耗宝贵的医疗资源,显非民主国家可以承担,也已涉及国人接触不多的医学伦理问题。

     上校曾在《百年孤独》中留下名言:“一个人不是在该死的时候死,而是在能死的时候死。”倘若连死的地点都不能自己选择,那么,拥有委座那么大的权力又有何用?但是,“过程欲”的行使期间,即使是委座似乎同样身不由己。

    郭静华目睹了太多类似的事情,就像入殓师对待尸体一样,她很难倾注太多感情,而仅是在资源交换程序中如何变现,而丈夫的仕途是最佳的对接终端。

    刘铁男的办公室在西二环外,郭静华的办公室在东二环外,聚拢向心于两点之间的中南海,这构成了他们事业与生活的三点一线。从外表上看,她一副东北女汉子形象,年过中年略有发福;懂得预算,这也导致了她的家庭有着极强的计划性,如同夫君效忠的机构。那些不太稳定的年代,她在刘铁男身后一如既往地支持着,在刘攀爬于官场的日子里,更是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用独有的才智和魅力出谋划策,冲锋陷阵。

    美国莱斯大学新近公布的一份研究称,民主会让女性比男性更不赞成和不参与腐败,政府成员中的女性比例越高,腐败的水平越低;但专制体制并不存在这种关联,因为当政府权威可以不受限制地强加于个人,女性会更倾向于接受现状,而不是挑战体制。

    举目之处,本朝走上法庭的贪官,手铐另一半必须栓着妻子或小三。在缺乏监督的环境下,他们手中的权力仿佛有了磁性,沾亲带故者都能受到权力磁场的磁化,分享特权的红利。

    郭静华的占有欲并不止于感情,还有财富。她出奇地喜欢房子,在各地购置房子成为一个习惯,如北京、青岛、三亚、温哥华,等等。房子,从一种简单的处所衍变成如今的天价奢侈品,从一种理所当然的生存拥有衍变为验证实力的砝码,让你既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又无法与它握手言和。这种爱恨交织的复杂心理,女人尤甚。或许,她能从房屋那里获得的是男人无法给予的安全感。

     颇为讽刺的是,2009年1月,当情敌徐尐(化名)前往计委大院举报,郭静华正在机关党委汇报廉洁情况,摆出自身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在每一个道貌岸然的当权者身上,都能看到类似的表演。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前人在《荀子·大略》中已有总结:“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望夫成龙,是郭静华的首要期待。当然,外人很难量化郭对刘的具体帮助,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她在保健服务的过程中为丈夫争取到一张特殊门票——山西“西山会”。

    不晚于2007年,一个名叫“西山会”的高官圈子悄然成型,由进入或候补进入中委的晋籍官员组成。除了官员,只有个别获得身份认可的同籍商人,才能拥有埋单的资格,刘铁男身后的温商倪日涛不在其列。

    尽管刘铁男从未在公开场合表露自己的祖籍,但在这个私密场合,却以特殊的方式强化。在京西郁郁葱葱的丛林之中,他们定了不止一间会所,以不低于三月一次的聚会频率保持联络。每迎聚会,会有豪车负责接送,手机、秘书、情人必须隔离。

    红墙绿瓦,豪车美女,紫檀黄金……织造出了隐蔽、幽静的权贵交际平台。谁手握着那张通往西山饭局的门票,似乎也就坐上了权力晋级的直梯。那种权力膨胀的速度,并不亚于他们故乡——煤都老板的财富迭增。一名大内管家成为他们名副其实的“党鞭”,正是通过他,郭静华为自己的丈夫刘铁男获得了那张门票。

    没有固定章程,没有组织程序,也无固定地点,甚至不会有特殊的秩序编排,所以,很难说这是一个组织。但类似的组织形态在全国并不罕见,通常以某个行业或地域为标签,比如行业中的石油帮、电老虎、铁老大,又比如地域上的湖南常德、江苏盐城、吉林的延边。

    这个饭局的一名埋单者,正是“铁老大”刘志军的合伙人丁书苗。这名目不识丁的山西女商,在2008年7月26日主办了首都秘书界联谊会,400多名中央及地方秘书界领导及部长出席,这得益于“西山会”的幕后援手。

    体制对于个体角色的形塑,不仅在于桎梏个性的发挥,还有驯化对组织的忠诚,以及消解对集体的叛逆。如果横向比较,“西山会”并非孤立,各个阶层都有类似的群居组合。如博源基金会,以推动学术及政策研究为目标,着眼于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及国际关系领域内的中长期问题,发起人为秦晓、何迪等。左派人士张宏良评价:“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基金会,虽然这表面上叫基金会,其实完全是一个金融精英为主体的政党雏形,囊括了中国金融领域几乎所有顶级高官。”

    另有草根机构如公盟。在理想主义支撑下,公盟作为一支民间的力量,理性、建设性、循序渐进地持续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尤其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来,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冲突前沿,总能看到这个研究室的身影。但随着主导者许志永、赞助者王功权卷入调查,它的生存空间遭遇最大一次毁灭性打击。

    尽管这三个组织并不足以代表当今“涉政”力量的全部,但已有清晰可辩的类比价值:

    ——公盟。由法学精英创立,获得商界精英及跨国财团资助,无正当资金来源,有明确的诉求与行动,公开运作,以公共利益为宗旨,具备较高的动员经验;

    ——西山会。虽然并非明确的政党,但实际已有派系之分,具备高度的身份认同感,存在一致的政治目标。密室作业,并不透明,官商资金来源,难言公共利益;

    ——博源基金。由金融精英发起,公共政策影响与学术贡献并举,定向资金筹集,公开运作,有明确的公共利益诉求,了解并恰当运用政策的边界。

    遗憾的是,除了博源基金,公盟、西山会均在这一轮政治周期遭遇重创。尤其是在十八大之前,作为“党鞭”的一名主要成员召集了三次拉票饭局,并将范围扩大至“西山会”以外的旁籍人员。这一有违传统做法的举动,构成了重大组织人事事故。与会者均因此付出了重大代价。刘铁男作为其中一员,尽管没有直接受到冲击,但显然无法独挽狂澜。

    博源基金的成功运作,或与秦晓的出身和路径选择不无关系。从高干家庭的“红卫兵”到央企掌舵者,从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理念到彻底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秦晓告别乌托邦,走了一条与他的高干同学迥异的反思之路。

    2013年初夏,在北京四中举办的老三届校友聚会上,一名“红二代”指责秦晓是给领导添乱,秦晓质问他,“你怎么连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的话都听不进去?”他爆了粗口,并说“你还有没有信仰”,秦晓反击:“你把你的老婆孩子全放到美国去,那你有信仰吗?”

    这样的内部分岐,经由同是“红二代”的胡德华公开披露,生动呈现在国人面前,成为当下政经生态的真实一幕。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早年的这句话,在权力不断稀释的今天,自然更有现实解读。党内派系曾在文革中逐渐揭盅,近年来再度显山露水。不过,由于这个领域从来都是禁区,尚难突破。与其偷偷摸摸搞派系斗争,还不如摆到桌面上来,光明正大地进行合法的竞争。

    在十八大之前,以重庆薄熙来、广东汪洋、军方刘源等为代表,罕见地公开表达了政治立场与施政纲领。在按部就班、千篇一律的中国政治生活中,他们各树一帜,同台竞技,但无一例外地失利于后来的权力重配。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共治,已到了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进一步讲,各方力量通过和平竞争,而不是残酷斗争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应是执政历史的一次飞跃。毛讲打破一切,但他的每一句话被视为真理;邓讲大胆尝试,错了可以改回来,但又对改革划定禁区。对待这些禁区,是考验一代一代领导人的难题,遗憾的是,他们只继承了禁区,却没有继承如何突破禁区的勇气和智慧。

    倘若在位者延续那种远大的政治气魄、高超的平衡技巧,为创新这种共治的机制并实现和平有序的政治发展,这种历史性贡献并不亚于父辈们的丰功伟绩。

    鲜绿色的兰博基尼突然加速的一瞬,带来的酥麻和振动,和性交快感接近。

    2011年,知名时尚杂志《智族GQ》曾以“开超级跑车的中国孩子”为题,记录一群“富二代”组建的北京超级跑车俱乐部(SCC)。杂志被勒令销毁,并重新印刷。这是“政经雾霾”的一角。

   在中国大陆,购买一辆跑车往往要付出比国际市场翻倍的价格,并花费大量的时间等待。限量订制的超级跑车为年轻车主明码标价,也在通过各种复杂的程序缔造出一套甄别富贵的方式。通常,他们瞧不起那些拥有同样车款但并没有同等卖方的暴富者,但同时,他们也会被另一个群体——红三代——所瞧不起。

    1985年5月出生的刘德成,也是一名超级跑车的爱好者,作为这群高干子弟中的一员,他不屑于加入SCC。他们有着自己的活动圈子,这个圈子作为“西山会”成员的下一代,构成了某些代际纽带勾联,但本身并不与政治沾边。如果说“红二代”遗落了父辈的开拓精神与远大抱负,那么,“红三代”较之父辈则更显颓废。

    望子成龙,是郭静华的后续期待。但儿子从来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没少让她操心。刘德成的身体表征是父母的互补结合,高个,单瘦,他与生俱来的一个独特标志是,唇峰长有一颗黑痣,经过20多年膨胀已近绿豆大小。

    那些从匮乏年代走出来的父母们,相信金钱就是最好的保姆,于是,无论是未成年的李天一还是薄瓜瓜,抑或是毕业多年仍然无业的刘德成或公子令,可以很早就支配他们不可能花得完的财富。人生如根系般隐藏着无数的分支,通过财富强制为后代铺设道路,无异于设置了定时炸弹的无人飞机。

    这些年轻的车主通常拥有留学经历,归国后并不急于就业。他们具备大把空余时间,清楚自己要继承家业的宿命——无论权力或金钱,但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会尽量推迟这个时刻,尽享自由,尽享奢华。

    他们看似富甲一方,但如同只剩钞票的弃婴,在午夜仍不归家的街头,在环线嚣张的车内,他们身上既有任逍遥、嬉皮士的味道,也混杂着一种孤儿气质,狂欢到了极致,不经意间流露出相依相偎的味道。物质排场的竞赛、地位名誉的比拼,不过是把生命的城楼加高而已,难以填充他们内心的空虚与家庭的裂缝。

    刘德成在18岁取得第一本护照,开始了异国学业。在加拿大期间,徐尐受情夫刘铁男之托曾照顾他。她帮他释放压力,而父母给他施加更大的压力。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安排,年少的刘德成已经能够接受,自己的父亲在异国他乡包养情人。他从不当面反对,坦然接受来自对方的照顾。他当时已经有一个叫张媛媛的女友,“长得很难看,而且很能花钱,听说郭静华并不喜欢她。”徐尐说。

    能量守恒似乎也能用于这里。不同于父辈的嗜权主义,这些年轻人是纯物质的,以高调、炫耀、拼爹为这个圈子定了基调。这种逾越自己赚钱能力的占有,代表了一种人品上的瑕疵,以及人性上的缺陷。比如他们这个圈子中的薄瓜瓜,在几段破碎故事中都闪烁着品牌不一的顶级跑车。而在2012年,一场重要的人事排序在即,他们的带头大哥开着豪车载着两位女子,在京城四环发生车祸,当场毙命。跟父亲在西山的那三场饭局一起,构成这轮人事的重大变量。

    刘铁男勒令王勇收回了刘德成的豪车,他带着那本在4月刚刚换取的港澳通行证,逃到动感之都暂避风头。

    毫无疑问,拼爹的另一面是坑爹,那些欲壑都是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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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年金能让官员罢贪吗?

—— “383改革方案”的单项经济学分析

旅美学者 何清涟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383方案)公布后,我在“ 奖廉不罚贪:自杀性质的制度性偷懒 ”一文中,从三方面分析了这一政策的不可行及其负面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我将用经济学方法分析这一方案对公务员是否能够形成足够的约束力。即:面对英明的党中央打躬作揖求恳的官员,在经过详细的“成本核算”之后,是否会感念党的一片苦心,从此罢贪。

*有关腐败的犯罪成本分析*

    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利.S.贝克。获奖理由很学术化,指其“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及其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获奖词如果用通俗语言表述,是指贝克在其代表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中,指出人类社会的犯罪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活动”,犯罪者对自己从事的犯罪活动,都有自己的“成本”和“收益”盘算。犯罪分子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预期犯罪收益大于成本。因此,犯罪是在权衡各种谋利方式的成本和收益以后作出的理性选择。贝克因此提出,对付违法行为的最优公共政策就是提高违法成本,使违法“不合算”。

    “383方案”有关廉洁年金的具体方案并未披露,但其中那句“建立廉洁年金制度,公职人员未犯重大错误或未发现腐败行为的,退休后方可领取”的表述,基本轮廓已现。因此加进几个参数就可以测算。

    假定中国政府慷慨到极点,今后以每个官员退休时的年工资全额乘上20年预期寿命(65岁+20=85岁)。按照国内公务员自陈工资收入(《新京报》2013年10月29日文:“有权的多少也不够”),其收益与成本如下:

    正科级年工资8万多,政府给其支付廉洁年金全额在160万-170万之间;厅局级年工资约12万,廉洁年金全额在240万左右;省部级年工资约20余万,所获廉洁年金约为400余万。

    近十余年来,中纪委及各地检察机构查办的腐败案件,有几个低于1000万的?无需列举那些腐败数额比较惊人的案例,如贪污6000万的科级女官员罗亚平,以及据说拥有374套房产、涉案8亿多元的副部级官员刘志军,只以平均数来说事。

    以上海为例,《南方周末》在“上海官场的权力囤房者”一文中说,上海市管干部在“惦量着申报房产”时,一般都有三至四套房子,其中最疯狂的是拥有40多套的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上海房价两室房平均超过200万,加起来这些财产总额不低。各地的“房氏一族”曝光者莫不有十几套乃至几十套房子,房地产信息全国联网迟迟未推行,就是因为遭到各地官员的群体抵制。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曾刊发《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研究报告,指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算下来,平均每人携带外逃的资产高达4440多万-5000多万。

    马克思曾有一句名言:“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家就能冒上绞刑架的风险。”中国官员不经营企业,经营权力,上述利润何止300%?就算加上全部工资与预期的廉洁年金,其数额都无法与官员通过权力寻租所得相侔。

    本段分析说明:中国官员在从事腐败活动时,其预期犯罪收益远远高于成本。

*官员必然考量的“机会成本”*

    除了总体成本核算之外,还有其它几项官员必须考虑的成本,这些可以统归于“机会成本”。

    中国现行规定是公务员65岁退休并领取养老金,如果廉洁年金成立,即自65岁退休之后开始领取。那么,对于有机会获得寻租机会的科级及以上官员,从现在到退休之间的时间长短,有个“机会成本”,即放弃寻租机会所失与拿廉洁年金所得之间的收益比较。这里至少需要计算三项“成本”:

    一是升迁的概率成本。

    中国是个官本位社会,公务员考试已成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象——这里必须澄清一个概念,中国党政事业机关均是财政供养,但只有党政部门才算公务员,其余只是“参照公务员待遇”。综合“揭秘官员晋升路线图:约万分之四可升至省部级”及同类几篇文章资料,截至2012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708.9万人,以中国人口13.4亿为基数计算,平均189人中即有一名公务员。全国县处级公务员约有60万人,与708.9万人的公务员总数相比,其晋升比例大约为12:1。据说能成为县处级官员是公务员升迁途中的巨大转折,也是大多数人的仕途最高点。从处长到厅局级干部,是从60万人中选出5万,比例也是12比1;若与整个公务员队伍对比,则是142比1。升任至省部级官员,如果以厅局级干部为基数对比,为16.7比1;以处级干部为基数比较,为200比1。

    即:升迁概率极小,到了科级以上,抓住寻租机会捞钱的“吸引力”,远比廉洁年金要大。更何况,中国官场买官卖官风行,升迁途中,各方都要打点,仅靠工资是不可能积聚买官资本的。

    二是时间成本。时间成本包括两项:

    A.中国官场按级升迁的年限约为: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大约需要25年。官场说的“年龄是个宝”,意指如果某人不能在35岁升到正处,45岁升到正厅,那么这人的仕途很可能将从此止步。

    当了科级官员以后,只要是肥水衙门,如国土、矿业、哪怕是环保部门,都有寻租机会,相对于12分之一的升迁至处级的机会,是放弃眼前的利益、积聚资本打点上级,还是30年后再拿兑现的廉洁年金,大多数官员都会选择现实利益。

    B.对政权存续期限的“稳定预期”。这项时间成本,即中共政权还能延续多久?可说官场中人大都在盘算,但决不会宣之于口。如今对中国政治形势变化的估计,最多只能以5-10年为时间单位。因此,对于科级及以上官员来说,这种“稳定预期“的时间越长,就越不愿意将其当作放弃寻租机会的替代选项。逾百万“裸官”的存在,表示这些“条件成熟”的官员已经做了风险选择。

    三是腐败行为的风险成本。

    “风险成本”指:腐败曝光的机会有多大,以及最严重的惩刑是什么。

    如同我在“奖廉不罚贪”一文中说过的那样,在任何国家,被曝光的腐败案件都只是已经发生的腐败案的一部分,这种实际上已经发生但却未被察知的腐败被称为“腐败黑数”。中国研究者估计的“腐败黑数”是80-95%,即腐败行为被曝光的可能性只有5-20%;对于省部级及以上官员来说,腐败免死是2007年以后的定例。也就是说,腐败的获益虽然不是无穷大,但也高得惊人,其最高风险也不是上绞刑架,而是死缓,这种成本与收益的比较,简直有如海盗行业行情。

    将以上各种因素通盘考虑,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官员腐败犯罪受惩的机率很低,犯罪收获极大,廉洁年金的吸引力基本可以忽略。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廉洁年金,只是为官员增加福利,5-10年内退休的官员们将因此非常高兴,但并不会因此就停止他们的敛财行为。超过10年以上才退休的官员们当然更注重眼前,因为遥远的预期收入对他们的吸引力只是比画饼大一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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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宪政的“中国特色”

北京大学教授 张千帆

    不久前有一位非宪法学界的同行问我:“你们”宪法学界好像有点愁云惨淡呢。我回应:没那么严重吧,我的判断恰好相反,现在形势一片大好!几年前,这个国家有谁重视宪法?又有谁把宪法学当回事?西北一所政法学院大门口曾经有过一座雕塑,被调侃为“宪法顶个球”。宪法不仅不管用,而且因为不管用,所以没人在乎它。这次反宪政逆流反而激发了人民对宪法的兴趣和关注:虽然这部宪法不管用,但我还是在乎它,因为毕竟它关乎自己的切身利益;既得利益不想实施宪法,但是我们不能不要宪法,否则正中其下怀。因此,此次反宪政逆流一出,网上是铺天盖地一片声讨。这种效果是多少个12.4“法制日”(宪法颁布日)宣传活动也达不到的。反宪政运动起到了宪政与法治正面宣传达不到的效果,真可谓“功莫大焉”。

    反宪政运动不但激发了民众的宪政热情,也团结整合了不同的宪法学派。主流官媒肆无忌惮、全面出击,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般意义的宪政,不只是得罪了宪法学界主张西化的“右派”,而且也得罪了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左派,简直就是要砸宪法学者的饭碗。如果教宪法而不让谈宪政,就如同教法律而不能谈法治一样,这样的宪法学作为一门职业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呢?反宪政就是要让所有宪法学人全体失业、提前下岗。即便只是为了自己的饭碗,宪法学人也要站出来说话,而且为宪政说话是零风险的——有强大民意支持,还怕什么?如果把此次护宪、反宪之争比喻为一场战争的话,那么这一仗不用打,就已经胜了。这正是宪法学人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此时不发声还等何时?

    真正要担心的是政府有关部门。我在早先的文章中谈到,中国社会早已今非昔比。前三十年自不必说,领袖要人民想什么人民就想什么。后三十年有不同的分法,可以分为前十年、后二十年;也可以分为前二十年、后十年:前二十年是精英反思阶段,最近十年以03年孙志刚事件和互联网兴起为标志,是大众觉醒阶段。今天再来反宪政,为时已晚,因为宪政理念早已深入人心;现在再挑起反宪战争,肯定要打败仗。不论政府控制舆论的能力如何强大,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次运动,可以违背民意、同时得罪精英和大众而获胜。目前,反宪政运动已经激起社会的巨大反感,极大损害了执政党和政府自身的威信。理性的执政者要赶紧转变思维和策略,而且也没有必要担心面子受损,“一把手”很容易和具体的主事者切割。现在转变立场还来得及,仍然可以恢复政府公信力和民意支持。如今谁打出宪政民主的旗号,谁就能获得巨大的民意支持和执政合法性。如此唾手可得的果实真是不捡白不捡,错过了只能是坐失良机。

    最近,官媒姿态确实有所调整。10月16日,《求是》发表的笔名“秋石”的文章虽然语气强硬,但是调子变了,好像是在表白只反“西方宪政”,不反“社会主义宪政”,不过此种立论的内在逻辑依然成问题。“秋石”问道:难道“宪政”真的就是像护宪派所说的宪法实施吗?我一看,这篇稿子似乎是冲着自己来的,因为我一直主张宪政不可怕,无非就是实施宪法。但“秋石”的意思似乎是,我说的“宪政”不只是宪法的实施,其中还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要用宪法的名义实现“全盘西化”、“和平演变”。这就无中生有了。我们说实施宪法,什么时候说过要实施1788年美国宪法?哪一次不是要实施1982年中国人大颁布的现行宪法?实施中国宪法、推动中国宪政,如何是在推销“西方宪政”呢?

    多年来,中国对于“中国特色”这个概念一直十分在意。我也在苦苦思索究竟什么是属于中国、带有“中国特色”的宪政与宪法学。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人大许崇德教授的文章:“宪法学研究要彰显中国精神”,其中说道:“宪法学研究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丰富的社会实践是宪法学研究的源泉。学者应用更多精力去关注中国的社会实践问题,用宪法学原理去说明、分析、阐释社会实践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言下之意,带有“中国精神”的宪法学就是要用普遍的宪政原理来解释发生在中国的社会与政治事件;事件是中国的,问题是中国的,但原理毕竟是普遍的。

    其实翻开82宪法读一遍正文,不难发现中国宪法的基本精神无非就是和各国宪法共享的民主、法治及尊重人权原则。宪法第2条规定了国民主权和人大制度,99年修宪规定了法治国家、依法治国,04年修宪规定了“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这都是中国宪法自身规定的,不单是美国或任何其它国家的宪法规定的。有什么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突出强调“中国特色”呢?也许“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但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吗?难道它原来不也是西方舶来的吗?北欧等国不也在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吗?也许“党的领导”是中国宪法的特色,宪法序言确实规定了,但问题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党的领导,而是执政党在具体实践中如何“领导”。毋庸置疑,党的领导也必须建立在民主、法治、人权原则基础上,难道还能以反民主、反法治、反人权的方式领导吗?

    有人主张,“社会主义宪政”是一种本质上反西方的宪政模式。这种立场实际上和反宪政只有一步之遥。这倒不是说宪政就只有西方模式,而是民主、法治、人权构成了世界各国共享的普遍宪政原则。中国宪政可以有自己的特殊性,但不能离开民主、法治、人权的基本轨道。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宪政和西方宪政是相通的,“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中国不可能排除民主、法治、人权的普遍宪政原则,而构造纯粹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宪政”。事实上,无论是“社会主义宪政”还是“宪政社会主义”学说,翻来覆去还是那一套,并未发现有什么真正属于“中国特色”的东西。如果硬是要关起门来搞一套背离普遍宪政原则的“中国特色”,那么这种“社会主义宪政”的实质只能是反民主、反法治、反人权——换言之,反宪政。

    综上,宪政就是宪政,本来无名无姓;如果有姓有名的话,也是姓宪名政,既不姓社也不姓资,既不姓中也不姓西。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宪政呢?这是一个无需过度纠结的假问题。实施中国人自己制定的宪法,就是中国宪政,而不可能是美国宪政。因此,今天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谈宪政;只要是中国人民认同的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推行的宪政,就必然是“中国特色”的宪政。

 

 

 

 


Date: Tue, 5 Nov 2013 04:17:38 +0800From: pkujuris@vip.126.comTo: xiaowu9000@hotmail.com,Subject: 经略网刊第32期 (2013年10月号 湛卢执行主编)经略网刊第32期 (2013年10月号 湛卢执行主编 )

殖民主义的历史正在终结

----《经略》刊首语

萧武

    1989年,美国国务院官员日裔美国人福山正式在《国家利益》上发表“历史终结论”,一时风头无量,美国乃至西方知识界处处弥散着这种政治浪漫主义,然而,福山的老师、向以冷峻著称的西方至上主义者亨廷顿却一点也乐观不起来,1993年,他敏锐地指出,意识形态的冷战告一段落,天下却不会从此太平,这是因为,西方文明本质上是独特的而非普世的,但它却有着强烈的普世主义扩张倾向,必将与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展开一场人类历史上声势浩大的“文明的冲突”。历史已经证明,姜还是老的辣,福山同学并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亨廷顿余音仍在绕梁之际,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就敲响了21世纪到来的钟声。

    “在反恐战争面前,所有国家,不是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美国为西方文明设定了新的路线斗争红线。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文明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在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失业率高企、国债限额反复提高,终于促使美国人认识到:美国是1%的寡头在统治99%的大众。在欧洲,多元主义宣告终结,福利社会遭遇财政困境,政府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经济丧失活力,“和平主义、高福利的欧洲梦陷入了财政生命线泥沼。与之相呼应的,是西方文明对伊斯兰文明更加同仇敌忾,阿富汗、伊拉克攻陷之后,便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处于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的阿拉伯国家一条线正在相继陷入西方文明的饱和炮火之下。

    我战国初期《司马法》曰过:“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两个一百年的战略远景能否实现,不能以学生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蓝本,而应以他师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镜鉴。美国例外论的倡导者、政治学者哈茨也说过,英国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糅合在了一起,当然,事实上,还应该补充另一种思想传统: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当然不是中国未来的选项,那么,两个一百年战略远景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也就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将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整合在一起,而意识形态的整合需要文教、财政、金融尤其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合。如果说两个一百年的战略远景是理想大厦,那么这些政策就是支撑这座大厦的柱石。

   然而,儒家有纯儒杂儒君子儒小人儒之别,自由主义也有主张自生自发、放任自流的野蛮自由主义与主张政府干预、反向保护的人道自由主义之分,社会主义也有贫穷与富裕、计划与市场等多种分野,对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而言,都不能犯“怀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于乡曲,而实无异于凡人”的错误。

    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所身处的意识形态分歧仍将是文明冲突这一国际大势在国内的投射。人民的分化则是文明冲突的另一个产物,这是两个一百年战略远景必须具备的另一层危机意识。人民正在加速分化,城里人与乡下人(据说农民只是一个需要加速缩减乃至消灭的职业),精英与大众,官二代、学二代与农二代,高级知识分子与“黑暗森林里的小人物”,富人与穷人,有产者与无产者,如何重新将分化成不同群体的人民凝聚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无疑取决于我们还能否看清楚谁是人民,取决于我们根据什么标准定义人民,取决于我们能否充分运用传统优势资源并开创新的制度资源,当然,这一切最终都更取决于我们的政治正当性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诉诸于“人民的政治学”。

    “人民的政治学”不仅需要关注人民何以成为人民的人民性(peoplehood),以及关注作为“一”的全体人民,还更需要关注在不同的政治空间如何区分人民中的多数与少数,如何区分哪些是真实的需要、哪些是过高的要求,如何区分哪些是要命的多数、哪些是可以绑架多数的少数,以及能否识别并阻止那些一点点消磨人民政治正当性的力量的集结和结构的型塑。这些问题,都是在文明冲突背景下追求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远景所不得不深思熟虑的。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1月01日 07:05 (星期五)附 件:1个(三篇 11-1.rar ) 查看附件

    此文读来饶有兴味,作者署名台湾网友,看来亦是位军亊专家,谈得头头是道。从十八大后中央明显趋前的强军政策及近期习总一再强调“准备打仗、打胜仗”来看,本文分析确非空穴来风。特推荐一阅。

钓鱼岛开战战场绝对不在钓鱼岛

漫谈东亚的离岛之争

Y S T

  从去年一直到现在东亚的海上非常热闹,尤其是政治敏感、世界航运最繁忙的东海与南海。其实这些都是老话题了,都是二战结束后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一直没有解决,之所以现在热闹起来只不过是因为相关国家有了新的动作。

  (一)和平是力量的平衡

  甲.国际行为准则
  为什麽国家之间对老问题会有新的动作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确定一个国际之间的行为准则,那就是:和平是力量的平衡。
  但是力量是动态的,平衡不可能长久维持,过一段时间就要寻求新的平衡点。
  所以国际纷争的真正原因是平衡的力量被打破,没有任何国际条约是永远的。
  国际社会就像黑社会,黑社会有大大小小的帮派,每个帮派都有自己的地盘。国家也一样,这个世界就这样根据力量的不同如此这般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帮派用武斗决定地盘,同样地,国际势力范围的划分通常是透过各种不同的战争,譬如甲午之战、日俄之战,或者规模庞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争的目的就是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就是寻求新的力量平衡点与新的国际秩序。所以每次大战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划分新的势力范围,如此就形成一段相对长期的和平与稳定直到平衡再被打破。
中日钓鱼岛之争
  乙.国际行为准则的范例
「和平是力量的平衡」这个经典行为准则的最佳范例就是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大概是全世界最不幸的地方,因为它处在中国、日本、苏联和美国四个大国势力范围的交会处,这个交会处就是力量的平衡点,说穿了就是战场,换句比较学术性的话,就是通常俗称的战略要地。朝鲜半岛的处境有点像欧洲的波兰,是德国与俄国两大强国势力范围的交会处。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经过三年半的拉锯战,最后在北纬三十八度线签字停战。
  为什麽朝鲜半岛的停战线划在北纬三十八度?
  因为中国志愿军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双方力量的平衡点在北纬三十八度,没有一方能更进一步。
  我们必须明了朝鲜战争有五次战役,中国志愿军在前两次大获全胜。
  1950年12月06日,中共39军收复平壤。
  1950年12月24日,第二次战役结束,中国志愿军基本收复了三十八度线以北所有土地。
  1950年12月31日,中共志愿军发动第三次战役。
  1951年01月04日,中共39军攻入汉城(今天的韩国首都首尔)。
  1951年01月08日,第三次战役结束,联合国军被全面驱逐到北纬三十七度线以南。
  但是中共志愿军守不住三十七度线。
  1951年01月下旬联合国军开始反攻,3月14日朝鲜人民军主动放弃汉城。
  1951年04月21日第四次战役结束,联合国军重回三十八度线,但是未能更进一步被阻止在开城与横城一线。
  第五次战役虽然规模庞大但是进展甚微,一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基本上都在三十八度线进行拉锯战,双方谁都无法深入。
  1952年12月02日,刚当选总统但尚未上任的艾森豪威尔来到朝鲜半岛接受联合国军的军事简报并且亲临三十八度线进行前线视察。艾森豪将军站在一个高地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双方犬牙交错的阵地,当他放下望远镜后良久不发一语。这位二战盟军最高统帅和美军英雄深深了解这个战争已经呈现胶着(a stalemate),不可能有进展的,艾森豪威尔作出下面的结论:
  “We could not stand forever on a static front and continue to accept casualties without any visible results. Small attacks on small hills would not end this war.”。
  于是美国决定签字停战,停战线很自然就划在北纬三十八度,这个双方交战力量的平衡点上。
  「和平是力量的平衡」在朝鲜战争得到最经典的解释。

    (二)国际力量的平衡被打破

    朝鲜战争给朝鲜半岛带来将近六十年的和平,这很不容易,尤其南北韩都发誓要统一对方,原因无他,由战争划定的势力范围是最稳定的。
  但是国家的力量随时都在改变,先是1992年苏联解体,然后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明显指示美国开始衰落,日本的经济多年停滞毫无起色,2012年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相继爆发严重金融问题引发欧洲金融风暴弱化了欧盟,特别是欧元区的国家。最重要的是,在这一片全球经济哀号中,中国悄悄地崛起,不但是经济也包括军事。
  国际力量的平衡早已打破,尤其是在东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已不适用,国际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已经迫在眉睫,新的国际秩序必须建立。中国是这个新秩序的主角。
  美国是国际斗争的顶尖高手,师承英国而又青出于蓝,是国际秩序的制定者和维护者,也是最大利益的获取者,换句话说,就是全球黑社会中最强大的帮派。美国不会坐视现有国际秩序被打破而不理,这个帮派的大当家去年就已经把话挑明了:美国绝不做老二。
  美国用行动表达不愿意做老二,那就是奥巴马总统宣布的「重返亚洲」。美国的行为很容易理解,因为挑战美国老大地位的就是中国。
  以美国目前的国力要遏止中国的崛起是力有未逮的。单挑既然不可能达到目的,那就只能用群殴和围殴的方法了。首要帮派的二当家去年就明说了:美国要用「巧实力」(smart power)。
  什麽叫做「巧实力」呢?
  答案很简单,就是在国际社会挑拨离间搞分化,阻止中国势力的扩张,这是无本生意。
  美国现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就靠一张嘴,最明显的例子是非洲。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去年七月许诺对非洲国家提供两百亿美元的贷款和对合资项目提供二十亿美元的投资,这是巨大的实惠。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没有拿得出任何可以与中国竞争的方案。
  美国已经今非昔比,国务卿希拉里去年八月居然两手空空访问非洲,这种寒酸已经到了可笑和失礼的地步,和美国的国际地位极为不相陪衬。希拉里厚颜警告非洲国家要小心发展同中国的合作,并且明确指责中国“用贷款和投资换取资源”的政策。
  在亚洲也是一样,中国带给亚洲国家的是巨大的经济实惠,美国带给亚洲国家的是挑拨离间和武器贩卖。韩国、日本、台湾、越南、菲律宾、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有了一点钱就购买武器,亚洲是不可能平静的。
中菲黄岩岛事件

  (三)美国最大的外交本钱

  一张嘴是不管用的,美国并不傻,美国最大和最实在的外交本钱是军事力量,这是真正的一张王牌,但也是外交的最后一张牌,而且是撕破脸、没有回头路的一张牌,更是明显落下帝国主义口实的一张牌,不能轻易使用。
老牌帝国主义的手段都是先由传教士来探路,然后设立外交使馆进行渗透与分化,最后由商务代表配合外交单位进行猎食性(preditory)与垄断性的贸易谈判,如果谈判失败就动用武力。
看到没有?帝国主义的一切外交工作与政策设计都是围绕经济,经济利益的垄断与极大化是美国外交的核心,这是帝国主义不变的原则。
  如果你看得真切和仔细就会发觉美国不喜欢到武力不能达到的地方做贸易,这种没有保障、有可能赔钱的生意能避免就尽量避免。
  美国是非常精明的,不像中国傻乎乎的四处投资做生意,血本无归是常事,搞不好丢财还丧命。在莫斯科,俄罗斯人最喜欢下手的就是当地的中国商人。
  以经济培养武力,以武力支援经济,经济与武力是相辅相成也是共生共息。我们看清了这一点就不得不花时间对美国的军力作一番分析和评估。军事的评估比政治要科学,但不是绝对,也不可能完全客观,是否准确和准确的程度就看个人观察力的深浅。下面的评估是YST个人经验的判断,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有所叙述,在此不过简单扼要地提示一下来方便后面主题的论述。
  军事力量可以分为陆、海、空、天、导弹和电磁六大部分。
  1.陆军
  人是生活在地面上的,所以陆军是所有军队的主力,其他力量都是以补助陆军赢得地面战争的胜利为目的。
  解放军的陆军已经完全机械化并且快速信息化,YST个人认为美国陆军不是解放军的对手。
  朝鲜战争是正统的常规战争,虽然是局部战争,但是规模之庞大、兵员之众多、炮火之猛烈、军需弹药消耗的数量....等等都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美军六十年前在朝鲜战场不敌相对轻装备的志愿军,今天美军就更不可能打败解放军了。
  2.海军
  海军是战略军种,是决定后勤补给和经济生产的重要力量。
想想看,抗日战争一开始没多久日本海军就封锁了中国所有的海岸线,如果没有孙立人的远征军拼死作战、消灭缅甸的日军、维护了滇缅公路,中国唯一的一条对外运输通道,中国军队将被窒息而死,抗日战争只能沦为游击战,胜利就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了。这就是海军的力量。
事实上,是美国海军截断了日本的后勤补给导致日本的物资极度缺乏和最后的无条件投降,原子弹只不过加速整个过程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即使没有吃原子弹日本也会投降,时间拖久一点,死的人更多。
  美国海军远优于任何其他国家,美国海军的实力大于所有其他国家海军加起来的总和。中国海军大概要到2050年才能追平美国海军。
  但是军力投射,距离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海岸基飞机能够达到的近海(大约一千公里)作战,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今天的美国海军在近海面对中国海军并不占优势。
  如果我们把中国二炮部队的东风-21D放进战争的天平,美国海军被拒绝在中国大陆海岸线两千公里以外。美国舰载机的作战半径只有一千公里,如果航空母舰巡弋在作战区域两千公里以外就成了无用的摆设,那就更没有什麽优势可言了。
(中国海军辽宁舰)
  3.空军
  飞机最大的优势就是速度,在战场上速度是致命的,空中武力是支援地面战争最有效的力量,也是海面船只最大的杀手。
  空军是美国的传统优势,但是在中国第五代战机推出后,F-22问题不断,F-35设计有问题的情况下,美国空中武力的优势岌岌可危,美国的小弟们,譬如日本与韩国,在即将面对中国歼-20的时候更是慌了手脚。
  不开玩笑,美国是靠领先的武器把仆从国家绑在自己的战车上。空中武力在现代战争何其重要。如果美国战机不再性能领先,仆从国家的效忠之心便不再坚强。美国不傻,连利比亚这样弱小国家的战场美国都不肯派遣F-22,因为它承担不起F-22神话的破灭。美国丧失空中优势是灾难性的,因为它非常可能导致美国仆从集团的散伙。
  YST估计解放军的空军在2030年以前会全面超过美国空军。
  4.天军
  在航天飞机还没有服役前,所谓「天军」就是各种不同的军事卫星,从事侦察、通讯和导航的工作。
  虽然第一颗人造卫星是苏联在1957年发射的,但是美国迅速赶上并且一路领先到今天。我们都相信美国在卫星技术上领先,但是领先中国的程度有多少就不知道了,因为卫星资料属于高度机密。
  除了导航卫星,美国拥有的卫星技术中国也都拥有。2012年的年底前「北斗」导航卫星覆盖亚洲,2020年覆盖全球,那时候所有有关军事的卫星技术中国都追上了。
天军作战最有效和最狠的一招就是摧毁敌对国家的卫星。在反卫星的技术上中国领先美国,这才是最令美国担心的。一旦中美军事冲突昇级,中国肯定会令美国的卫星毁灭或致盲,那时候大家都看星星航行,都靠飞鸽传书通讯,你猜猜谁会打赢这场仗?
5.导弹
  今天的战争说穿了就是导弹满天飞的战争,简而言之,就是探测和摧毁。卫星和雷达探测到目标,然后发射导弹,导弹自动追踪完成摧毁目标的任务,就这麽简单。
  每个军种都有各式各样的导弹对付各种不同的目标,任何有价值的目标,不论是地面的碉堡、雷达站、通讯所、指挥中心、奔驰的坦克和装甲车,还是海上的船舰、天上的飞机和太空的卫星,都逃不过导弹的追击和摧毁。
  中国已经是导弹大国,各种功能的导弹非常齐全,都能自己设计和制造,以中国目前的科技基础和研发速度十年之后必成导弹强国,至少可以和美国分庭抗礼,在某些探测技术有可能领先。
(中国二炮导弹部队)
  6.电磁 www.miercn.com 军情第一站
  所谓「电磁战」就是电子战(Electronic Counter Measures,简称ECM)和反电子战(Electronic Counter CounterMeasures,简称ECCM),包括电磁压制、电磁诱饵、电磁欺骗、电磁波波形的变化和发射功率的控制、电磁波的拦截与电子参数的分析....等等,花样繁多,改良与更新的速度很快,很多是根据情报的蒐集。由于这方面属于高度机密,很少人知道内情,更没有人敢公开谈论。
  一般人都认为美国在电子战的技术领先世界,YST也同意,一部分固然是历史上美军的先进电子设备总是比其他国家早装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在这方面的宣传比较高调,有意作近乎神话的吹嘘。但是电子战的确非常神秘,里面的花招都是工程师在实验室搞出来的玩意儿,很难验证,所以平时胡乱吹嘘也不会吹破,真正的效果如何只有在战场上打起来才知道。
  综合上面的六项指标,美国的军力毫无疑问是全球第一,但是领先中国的距离并不大。重要的是美国在近海作战就不是全球第一了,也就是说美国武力全球第一是在远离人烟的大洋之中,是理论上的,也是纸面上的,是电脑分析的结果。
  实际上,美国如果不拉帮结派,单靠本身的武力是无法远距离作战的,尤其是面对中国这样的全方位强国。

  (四)波茨坦公告

  前面说过,战争的目的就是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盟国领袖就已经开会决定如何划分主要参战国战后的势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无条件投降书】一系列签署的条约都明确规定琉球、台湾、中国东北以及东南亚等等日本所侵占的土地全部都要乖乖地交出来,【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更非常清楚地补充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须被限制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
  所以根据【波茨坦公告】,美国将琉球群岛的管辖权移交日本属于私相授受,避开中国与苏联战胜国,是违反【波茨坦公告】的。【波茨坦公告】中的「吾人」是指这个公告所有签字的战胜国,其中当然包括中国。无论台湾的中华民国或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同意琉球群岛的管辖权移交给日本。所以当中国崛起足够强大的时候,当然要算这笔美国私相授受的烂账。
  让我们重申重点:琉球群岛的主权并不属于日本,连管辖权都是非法移交的。更何况钓鱼岛在东海大陆架上,地理上根本不属于琉球群岛因为中间隔着琉球海沟。
  日本在钓鱼岛没有任何法理依据,说话却这麽大声、行动却如此霸道、气势却如此嚣张,真是可笑的小人和可鄙的无赖。无赖是不可理喻的,和日本的谈判只不过是走过场的表演,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不可能有任何结果。除了使用武力,YST不相信有任何方法可以使日本这个无赖守规矩,国际公告订下的规矩。
  漫谈东亚的离岛之争(下)
在本文的上部,我们论述了东亚动荡的真正原因是长久以来维持平衡的力量被打破。
在本文的下部,我们要作三点论述:
  1.东亚的离岛有哪些热点;
  2.中国如何借鉴俄国和韩国对离岛的斗争经验;
  3.中国如何解决自己的离岛问题。

  (五)日俄争执的「北方四岛」

  俄国最东的领土有一个很大的、向南方延伸的半岛,叫堪察加半岛。在堪察加半岛和日本的北海道之间有一连串的岛屿,称为「千岛群岛」。
  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是俄国所称的「南四岛」,指的是千岛群岛最南端的择捉、国後、色丹、齿舞四个岛屿,见下图:
  (图01:位於千岛群岛最南端的四个岛屿,俄国称「南四岛」,日本称「北方四岛」。)
  这四个岛屿面积可观,其中色丹与齿舞面积很小、择捉与国後则是千岛群岛中最大的两个岛,而且它们本身天然资源丰富。地理上,这四个岛屿控制鄂霍次克海最南端也是最重要的出口,有战略价值。对日本而言,这四个岛非常接近北海道,俄国势力的盘踞令日本感到不安。日本和俄国对这四个岛的争夺从十九世纪就开始了,这是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历史宿疾。
  1855年,俄日签订【下田条约】,将千岛群岛最南端的四个岛屿划归日本,日本称它们为「北方四岛」,千岛群岛其余的部分则归俄国。
  1875年,俄日签订【圣彼得堡条约】,日本以当时所占的库页岛南半部换取俄国当时占有的千岛群岛其余部分。至此,日本有了千岛群岛的全部。
  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根据战争结束所定的【朴次茅斯和约】,日本重新占有库页岛的南半部。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苏联军队占领整个库页岛和包括最南端四个岛屿的全部千岛群岛。
  从1949年开始,日本不断表示不服从雅尔塔密约,要求收复库页岛南半部以及整个千岛群岛。但是此後数十年日本的态度反反覆覆,令人目眩。
  1951年,日本承认俄国拥有千岛群岛包括南四岛。
  1952年,日本反悔,通过国会立案将色丹、齿舞列入“固有领土”,但继续承认俄国的千岛群岛包括择捉与国後。
  1955年,苏联与日本开始进行“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日本居然以战胜国的姿态出现,要求苏联交出库页岛南半部以及整个千岛群岛。等到苏联让步,表示愿意让出色丹与齿舞,日本立刻得寸进尺,要求一并让出择捉与国後,并且更进一步要求苏联承诺参加“国际和平会议”,决定库页岛和整个千岛群岛的归属,谈判於是破裂。
  1956年,苏联重申愿意让出色丹与齿舞,日本居然认为“不可接受”,除非千岛群岛的南四岛一并“交还”。日本铸成大错,因为机会一去不返,日本低估了苏联维护领土的决心,闹了好几年结果一场空,日本什麽也没有要到。
  此後日本一直吵吵闹闹,花样百出,在此就不多说了,反正日本什麽也没有得到。日本说xxxx是日本的固有领土,苏联也可以说xxxx是苏联的固有领土,这种争执毫无意义,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这件事的立场完全是机会主义,随机变化。美国导演「旧金山和约」违背以前签订的「开罗宣言」、「雅尔塔密约」和「波茨坦公告」,完全以自己的利益和巩固自己在日本的地位为目的。美国在拟定「旧金山和约」时开始态度暧昧,和约内容所用的字眼不但模糊而且矛盾。譬如美国参议院在审核「旧金山和约」时竟然称“和约的内容既不减少日本以及与盟军在库页岛南半部与千岛群岛的权力,也不意味美国承认苏联从「雅尔塔密约」得到领土增加”,模糊、矛盾和挑拨跃然纸上。後来由於美国有两架军机分别于1952年和1954年在千岛群岛被苏联击落,美国不爽乾脆就宣布色丹与齿舞是日本领土。好玩罢?
  美国在千岛群岛上的态度和在琉球群岛、钓鱼台列岛与南沙群岛的态度几乎如出一辙,都是在玩模糊和矛盾的文字游戏,增加当事国的摩擦和美国调停者的地位。美国帝国主义师承英国,而且制造摩擦的手段更为细腻,因为采用的是文字模糊和语义矛盾的手法,譬如管辖权与主权的混淆,把钓鱼岛顺手牵羊附带在琉球群岛等等都是刻意添乱和引发争议的手法。这跟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家时英国在「蒙巴顿分治方案」制造喀什米尔问题引发印度和巴基斯坦永久性的摩擦所用的手法不同但是策略和政治目的则完全一样。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无所不在的利益任意解释国际条约,美国说黑它就是黑,说白它就是白,玩弄国际法律如儿戏。
  苏联解体後,俄国的生活极为困苦,经济处於崩溃边缘。日本认为有机可乘,向俄国提出经济援助方案想以此换回「北方四岛」。当时俄罗斯实在穷得没法过,叶立钦一咬牙主动表示只要援助的钱部分到位就先归还色丹与齿舞,其他两个岛再慢慢谈。这应该是「北方四岛」离日本怀抱最近的时候,可惜日本没有把握住,原因就在一个「贪」字。
  日本精明过了头,在谈判中日本发现俄罗斯的处境远比日本的想象更困难,於是在谈判中提高了筹码,一是要求「北方四岛」一并归还,二是对借款和贷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下就超出俄罗斯承受的能力,谈判就停了下来,一停就是好几年。
  在这谈判停顿的几年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俄国与中国达成协议,出售苏-27战机给中国,主要是以货易货,於是从轻工业非常发达的中国得到大量生活必需物资,生活的困难一下子就得到缓解,没有必要急急卖岛了,俄国对日谈判很快就从被动变为主动。後来中国硬通货储备丰富,直接用硬货币和俄国交易,俄国对日本的贷款就更没有兴趣了,日本北方四岛的美梦再度破灭。
  2006年,俄国在「南四岛」中最大的择捉岛(俄国称伊图鲁普岛)发现储量丰富的稀有金属,铼,而且是世界唯一的纯铼矿。全世界铼的年产量不超过40吨,供不应求,主要用於陀螺仪、航空发动机的叶片等高级精密工业产品,它的单位价格超过白金。由於这个稀有金属的发现,未来日本要回「北方四岛」的可能性就更加渺茫了。
  YST之所以花这一段不小的篇幅叙述俄日「南四岛」的历史纠葛就是要告诉读者,苏联固然侵略成性不是什麽好东西,但是日本就是一个标准的土匪兼无赖,美国则更为奸诈。俄国与日本的凶恶是在表面,谁都看得清;美国的阴险和狠毒是在骨子里,外面有「人权」的外衣,如果不仔细研究不会知道,是最难搞的笑面虎。俄日美全都是不可信赖的难缠人物。
  俄日「南四岛」的历史可以作为中日钓鱼岛谈判的借鉴,那就是不要存任何期望。中国可以和日本谈判,随便谈,谈多久都没问题,这不过是应付恶狼的表面文章,真正重要的是在後院加紧磨刀随时面对突发的武力摊牌。

  (六)日韩争执的独岛(日本称竹岛)

  独岛是日本海东西两个小岛和周围数十块礁石所构成,东岛面积0.065平方公里,西岛面积0.095平方公里,再加上所有的礁石总面积大约0.186平方公里,非常小,不到太平岛的一半,见下图:
  (图02:独岛(日本称竹岛)示意图)
  独岛是石头岛,本身没有任何物产,它的价值在它周围的专属经济区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海底矿产。
  独岛争执本身的是非没什麽好谈的,朝鲜战争一结束,韩国人就实际占据了独岛,在将近六十年的这段时期一直有韩国人居住在独岛上,非常地艰苦,精神可佩。所以无论从什麽角度日本都落了下风。尤其是去年8月10日李明博亲自登岛立碑宣示主权更是鼓舞了韩国人民的士气。士气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日本要从韩国人手中拿到独岛只有通过武力。
  韩国演出的独岛之争提供了我们不少可以借鉴之处:
  1.争夺无人岛礁是先占为胜;
  2.日本没什麽好怕的。登岛宣布主权後,李明博在8月13日与国会议长共进午餐时说,「现在该是韩国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已今非昔比」。台湾人,尤其是哈日的、抱日本大腿搞台独的和把李登辉吹捧为先知和政治精算师的,听了李明博总统这句话能不惭愧吗?
  3.韩国与日本同样都是美国的小弟,韩日相争为难的是美国,两个小弟都有战略价值?美国谁都不好偏袒。马英九看不到这一点,不了解国际乖宝宝是没有糖吃的,马英九的政治智慧不如李明博。

   (七)中日争执的钓鱼岛和东海海域

  中日在东海争执的不仅仅是钓鱼岛(台湾称钓鱼台),还有东海大陆架的海底资源,见下图:
  钓鱼台列屿位於台湾东北方170公里,是东海大陆架上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北岩、南岩、飞岩等八个岛屿和一些小礁石组成,总面积七平方公里,主岛钓鱼岛有淡水溪流,长期无人居住。
  (图03:中国和日本在东海有争执的海域和岛屿)
  钓鱼岛的历史归属以前谈得太多了,东海大陆架的问题YST也有多篇文章论述,在此不再叙述。反正在法理上钓鱼岛和大陆架属於中国,无论台湾或大陆都不能做任何退让,否则两岸的领导人必定招来历史骂名。
  从俄日争执的千岛群岛「南四岛」的例子来看,钓鱼岛不可能善了,绝不可能从谈判中得到解决。钓鱼岛就在等武力摊牌,这是唯一解决的方式。
  YST是从现实的观点看钓鱼岛,不说官话,不唱高调,而是从军事的观点看钓鱼岛归属的发展。
  YST希望海峡两岸都一面努力磨刀、一面耐心等待武力摊牌,这件事迟早会发生,但是早不如迟,台湾和大陆都不必着急,急的是国力走下坡的日本和美国。
  甲.台湾的立场
  1.台湾在法理上拥有钓鱼岛,这一点绝不可退让。台湾对日本不但态度要强硬而且要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这一点对马英九而言非常困难因为马英九基本上是媚外的,他缺乏自信,承受不住强权的压力。马英九缺乏中心思想,也缺乏国际政治的敏感度,他不知道什麽重要、什麽不重要,所以他瞻前顾後、犹疑不决,YST很为他担心。
  2.台湾的军力明显弱於日本不假,但这不是问题,韩国的军力也明显弱於日本。问题是台湾不会玩国际政治牌。台湾应该主动制造纠纷,经常派出船舰巡逻钓鱼岛附近,不但宣示主权而且保护渔民的正常作业,更重要的是令美国为难和令日本疲於应付。
  3.台湾该出兵的时候就出兵,不能犹疑。
  你一定会问:什麽时候该出兵?
  回答是:如果日本出动军舰和战机,台湾就出动军舰和战机,不能迟疑和胆怯。
  4.面对日本,台湾绝不可妄自菲薄。
  台湾的军舰和飞机并不弱,纪德舰对金刚舰在不可能出现饱和攻击的情况下并不落下风,电子改进的F-16AB和F-15J有得拼。
  事实上,台湾的优势在空军因为距离钓鱼岛最近,只有一百七十公里。如果战机从新竹机场起飞,等拉高到作战高度时钓鱼岛已经在脚下了,这就是天大的优势。台湾战机能够作战的时间超过日本战机,可以多编队多次飞越钓鱼台,制造日本多次拦截的机会,要想出一套如何袭击日机和骚扰日机的作战方法,令日本疲於奔命。这是大好练兵的机会,怯战的官兵正好淘汰,勇敢的官兵正好提昇,国军马上就会有一番新气象。
  台湾频频出动战机和军舰,日本战机和军舰就必须从老远赶来迎战,几天下来日本就疲於奔命,你看谁吃亏?你看谁先受不了?
  5.国军只纠缠日本的飞机和船舰,不理美国的飞机和船舰,看美国能怎样?
  台湾是第一岛链中最大的岛屿,具有一定的战略地位,YST非常确信美国不敢放弃,所以美国一定不允许日本军队向台湾的战机与军舰开火。别忘了,日本是在美国的严密控制之下,日本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6.退一万步,台湾的军舰和飞机绝不会单独作战。一旦台日真的兵戎相见,YST非常确信海面下会有大陆的潜艇,大陆的战机也会从福建赶来,日本人投鼠忌器不会、也不敢恋战,肯定虚晃一招就撤兵了。根据日本的和平宪法,日本自卫队没有交战权。
  乙.大陆的立场
1.军事上,大陆对日本具有优势,在第一岛链附近即使是美日联军也不是大陆的对手。
2.钓鱼岛的局势越拖对大陆越有利,时间在大陆这一边,焦急的是日本。大陆可以等日本先动手开第一枪。
  3.未来的十年是大陆科技收获成果的井喷时期,只要日本不派人员驻钓鱼岛,不探测和开采东海大陆架的石油和天然气,大陆就可以拖,拖二十年都没问题。
  但是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必须有底线,上面两条就是底线。如果日本跨越了底线还是要开火的。这场仗能拖固然好,拖不过就上,不能让敌人越逾底线而没有作为。
中日钓鱼岛争端
  4.大陆绝对不可以以占领钓鱼岛为目标,必须把目标定在解放琉球。陆日一旦真开火,大陆必须拿下琉球,必要时要对日本本土的军事基地进行点穴战。
  5.日本的如意算盘是自认海军有优势,设计打一场一小时的海战消灭大陆的东海舰队就宣布停战,然後谈判,在谈判桌上压迫大陆在主权上让步。这是日本一厢情愿的想法。
  6.对中国而言,只要中日的战火一起,战争范围就必须立刻扩大,切忌打局部战争。
  以目前的海军实力,中国大陆在头一小时的海战是有可能吃亏的,尤其如果日本采用偷袭的手段。中国要用自己的方式打这场仗。
  大陆第一步就是攻击琉球和从日本本土出发的空军基地和海军港口,让这些战机和军舰成为丧家之犬。
  日本如果还不投降,大陆第二步就是扩大攻击范围,摧毁日本本土的基础设施。
  日本如果还不投降,大陆第三步就是用水雷长期封锁日本所有的港口。日本的粮食生产只有需要量的一半,看它能撑多久。
  其实大陆还有第四步,那就是轰炸大城市,以消灭人口为目标,我们就不细说了。
  7.对日本绝不可心存怜悯,因为这是一个残忍的流氓民族只对强者屈服。以中国的生产力即使丢普通炸弹也足以令日本瘫痪。在雷达网和通讯网遭到彻底破坏後炸弹可以慢慢丢,直到日本屈服为止。中国不登陆日本本土,也不负战後重建的责任,一切都是日本自找的,战争要停随时可以停。
  8.这都什麽时候了,不要害怕什麽「美日安保条约」。如果美国参战,大陆就直接攻击关岛,这是非常关键的战略支撑点,不能放过。大陆对待美国的策略和对待日本是一样的,重点在摧毁美军机舰的驻紮基地,让这些侵略的飞机和军舰即使逃得了性命也无家可归。
  9.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所以只要炮声一响大陆就要立即进入半动员状态(譬如油料管制、运输管制、军需生产优先),导弹要像做香肠一样地生产,抛售美国债券,立刻宣布东亚和东南亚的国家谁让美军进驻就打谁,把战争在国境外进行。只要没有东亚和东南亚的美军基地,这个仗美国就没法打。美国参战的风险很高,因为胜算的机率很低,一旦失败就赔上台湾和关岛,代价是惨痛的。
  10.底线
  中日一旦为钓鱼岛开战,底线是琉球必须独立;
中美一旦为钓鱼岛开战,底线是台湾必须和大陆统一,关岛必须无害化。
理性平台
  除非演变成世界大战,今天在中国大陆边界一千公里以内,没有任何国家是中国解放军的对手。
  一心只想保住自己位子和维持现况的马英九认为在这场钓鱼台的冲突中台湾可以作壁上观,其实不然。
  想想看,如果琉球独立回复到1872年以前的状态成为中国的保护国,美国在损失关岛基地的情形下是不可能保护台湾的,台湾不和大陆统一都不行。

  (八)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争执的南海岛礁

  让我们先看一眼中国南海的地理环境,特别关注太平岛和永暑礁的位置,见下图:
  (图04: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和著名的九段线)
  甲.越南不敢武力夺取太平岛
  太平岛面积0.49平方公里,是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林木茂密,资源丰富,有天然淡水,从1956年开始一直由中华民国的陆战队驻守,2000年一月改由新成立的海岸巡防署接管守备任务至今。
  最近台湾很多电视都在报导越南觊觎太平岛,越南军队的小艇曾经进逼到只有数公里,守岛的海巡署人员开枪示警才离去。台湾政府决定增强防守火力并且计划延长岛上的跑道三百米到四百米,YST觉得这是正确的决定。
  其实YST认为台湾早就应该改派陆战队的士兵驻守;57吨的「海鸥」飞弹巡逻艇不要退役,在南沙群岛正好用,可以派四艘常驻太平岛进行常规巡逻,成为太平岛的前进火力,上面那管20毫米机关炮非常好用;除此以外台湾每年至少两次派一个驱逐舰队在太平岛附近实弹演习进行对空和对海的火力演示。这些事情要做得理直气壮,越南也好、美国也罢,谁敢说三道四?
  尽管太平岛无险可守,YST不相信越南或任何国家敢用武力夺取太平岛,因为太平岛对越南同样无险可守,台湾海军和陆战队力量远胜越南军队,即使丢掉台湾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夺回来。更何况,大陆的解放军就在附近,随时可以从越南手中夺下太平岛,一旦解放军占据太平岛肯定进行扩大岛屿的军事建设,越南的麻烦可就大了,只要四架歼-10进驻太平岛,整个南沙群岛越南侵占的岛礁全都不保。
  越南考虑武力攻占太平岛是非常短视的,中国大陆求之不得,大陆就等越南开第一枪。
  乙.大陆必须拥有覆盖南海的空中力量才能确保「九段线」
  和钓鱼岛的情形一样,要保住南海九段线划定的海疆必须拥有足够的武力,否则什麽谈判都是假的。要知道这些相关国家的背後都有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在挑拨是非和提供武器支援。虽然解放军南海舰队的武力超过东盟十个国家所有海军的总和,但是在南海地区作战大陆并不具有优势,因为南海舰队缺乏飞机的保护。
  解决南海舰队空中掩护的问题有三个做法:
  1.建造航空母舰;
  2.和台湾商量共用太平岛;
  3.大陆自己填海造陆。
  第二个做法显然是最容易的,但是台湾不肯。
  大陆选择第一个方法,YST非常赞成,但是YST认为第三个做法可以同时进行,因为它们的功能不同,并没有冲突矛盾而是相辅相成。南海地区至少可以填永暑礁、美济礁和黄岩岛,每个岛礁填海造陆後都可以成为超过二十平方公里的陆地,比太平岛大50倍,可以起降大型运输机和停靠万吨巨轮,除了有军事价值还有商业价值,大陆早就该做了。
  尤其是永暑礁,填海造陆後可以建成一个巨大的海空联合基地,媲美美国在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基地,直接对抗越南的金兰湾。
  想想看,新加坡的国土有很大一块是填海造陆整建出来的。由於填海太厉害,如今新加坡的海岸水深都超过二十米。
  新加坡能填海造陆,大陆为什麽不能?
永暑礁
  丙.收复九段线内所有失去的岛礁
  只要南海舰队有空中武力覆盖,大陆用军事力量挤走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在九段线内占据的岛礁是非常容易的,根本不怕美国的干预。

  (九)两岸联手为离岛

  甲.两岸联手是上策
  我们只要打开地图一看就清楚明了,如果两岸齐心携手合作,钓鱼岛固然成为我中华的囊中之物,而且南沙群岛的情势也立刻改观,从处处被动变为主动出击。
  由於台湾的地理位置距离钓鱼岛太近,两岸一旦联手日本和美国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只要有一点点军事素养的人都看得出来。所以日本最担心的就是两岸联手对付它。
  台湾在南海的重要性就是太平岛。如果两岸联手,以现代填海造陆的工程技术太平岛很容易就可以扩张到两平方公里,足以建成一个完整的综合海空军基地,威力覆盖整个南海,基本上终结了其他国家的游戏,九段线内被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窃占的岛礁很快地就可以收复,他们坐不住的。这也就是为什麽越南一听到台湾要扩建太平洋岛上的跑道就非常紧张而且马上提出“抗议”。
  乙.两岸联手不可能
  两岸联手固然是大陆企盼的,但是台湾会同意吗?
  其实写下「两岸联手是上策」这个子标题YST禁不住自己也叹了一口气。
  可能吗?答案是:不。
  可笑吗?答案还是:不。
  怪台湾吗?答案同样也是:不。
  你可能不同意,那我们就把标题换两个字,同时把时光推回到七十多年前:
  国共联手为抗日。
  可能吗?答案是:不。
  可笑吗?答案也是:不。
  怪国民党吗?答案同样还是:不。
  今天台湾不肯和大陆联手争取钓鱼岛,这就像七十多年前共产党不肯和国民党联手抗日是完全一样的。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喜好内斗,特别喜欢借外国敌人的刀消灭本国敌人。
马英九不肯联手大陆争取钓鱼岛则纯綷是愚蠢打错了算盘,必将一无所获,误国误民。
丙.马英九的误判
  马英九的错误有二:
  1.马英九以为不和大陆联手会得到美国更多的支持;
  2.马英九以为对日友好就可以在谈判桌上分到一点油水。
  马英九的想法是非常天真的,他不了解在国际斗争场上如果别人对你好那是因为你有利用的价值或威胁他的实力而不是你长得漂亮或你是一个好人。如果马英九真的有国际政治的头脑就应该用提出和大陆联手的计画来威胁日本和美国,用它做手中的筹码提出交换条件。
马英九
  想想看,美国的外交一向是采用两面手法,所以手段灵活。
  台湾的外交为什麽不能用两面手法扩大外交空间和增加外交筹码?
  马英九没有政治头脑,没有军事知识,完全不懂国际外交。
  马英九缺乏中心思想,他是一个读书没有读通的人,他的知识是背来的,没有深思消化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因此一旦面对国际事务他承受不住日本和美国给他的压力。马英九是绣花枕头,意志力非常脆弱,一压就垮。
  前几天马英九接受日本媒体NHK的访问,他在钓鱼台问题上的发言有三个重点:
  1.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十六字箴言);
  2.目前是40年来中日关系最好的时候,在钓鱼台问题上各方都要克制;
  3.台湾不会与大陆联手在钓鱼台对抗日本。
  马英九的讲话令人发笑。
  如果说了第3点,台湾已经失去90%谈判筹码。
  如果说了第2点,表示台湾无意做任何军事上的对抗,那麽台湾剩下的10%谈判筹码也没有了。
  国际社会是一个吃人的黑社会。如果你已经没有任何谈判筹码,那麽第1点就成了没有意义的废话,日本和美国都不会理会你。
  读者看到这里以为马英九是台湾唯一的傻瓜吗?
  回答是:不,这是普遍意见,那些口若悬河的台湾电视名嘴是同样的愚昧和无知。我们用TVBS李涛的节目做例子。
  在8月20日「2100全民开讲」的谈话节目中,
  主持人李涛说:台湾不需要民族主义的春药,也不容主权遭受践踏;
  特别来宾陈凤馨说:钓鱼台的争执最终势必要上国际谈判桌来解决,台湾不能缺席。
  首先民族主义不是春药,是生存的基础。如果「三民主义」的第一章就被否定了,後面也不必提了,中华民国宪法的基础也没有了。
  想想看,没有了民族,哪里还有民权和民生?
  想想看,没了中华民族,哪来的中华民国?
  想想看,没了民族精神,哪来的精气神争取国家的主权?
  强调大和民族的日本人会看得起没了民族精神的中国人吗?凭什麽人家会尊重你的主权?
  其次,钓鱼台的争执最终的确会上国际谈判桌来解决,但那是战场上较量过以後的事。
  台湾不上战场上得了国际谈判桌吗?典型的妇人之见。
  台湾人懦弱地把和平挂在嘴上当真理,却不知道「和平是力量的平衡」这个国际黑社会奉行的经典准则。
  台湾就是坏在这种没出息的总统和愚昧无知的电视名嘴上。
前者带领人民瞎转,going no where;後者没头没脑地瞎扯,骗钱混日子。
李涛和陈凤馨没有资格批评马英九,因为在大选投票前他们都是声嘶力竭的挺马大将。
  YST说这些不是马後炮,投票前YST特别赶写下面这篇文章:
  「在纷乱世界中上演的2012年台湾大选」,为的就是警告选民马英九是太平总统而未来八年将是一个波涛汹涌的世界,马英九完全没有能力应付。这不是都应验了吗?
  丁. YST对大陆的建言
  本来两岸联手是最好的一副牌,足以令美日慌乱、陆台获利,而且是好几辈子都用不完的庞大利益。但这一切都被没有见识又性格软弱的马英九弄黄了。
  YST对马英九已不抱任何希望,而把这个攸关中华复兴的离岛问题所有的期望都放在大陆,希望习政府有点出息。
  YST不可能知道中国高层的打算,只能在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1.原则上,中日和的可能性是0,譬如胡主席的「中日东海协定」必定是“见光死”,海外华人六、七千万双眼睛在盯着,岂有可能杜悠悠之口?大陆只能在战与拖二者选一个。
(中国飞机巡航钓鱼岛)
  2.YST个人认为钓鱼岛的问题目前能拖就拖,让走下坡的日本和美国焦急。可惜是战是拖恐怕不全在大陆手中,所以大陆必须有两手准备。
  3.钓鱼岛之争战场绝不在钓鱼岛。无论是战是拖,中国大陆都必须做出解放琉球和关岛的详细作战计画,并且把美日韩台澳五国联军都算进去进行电脑模拟和实战演习,这是必须做的功课,也是大陆中央政治局常委必须达成的共识。
4.如果大陆想战,那麽现在需要示弱,引诱日本跨越红线。装孙子的事就不用教了。
5.如果大陆想拖,那麽现在需要示强,不让日本有胆量跨越红线。示强的方法很多,把钓鱼岛的巡逻例行化是最有效的,宣布在钓鱼岛进行不定期火炮射击也是可行的。
钓鱼岛开战:战场绝对不在钓鱼岛

    (十)面对帝国主义者的操纵

  美国是继承英国的老牌帝国主义者,是利用调停而获利的顶尖高手。美国先埋下纠纷的种子,然後把纠纷扩大为冲突,再扩大冲突的范围和程度演变成战争,最後以和平使者的姿态出面调停,通常是偏袒政治上对自己有利的一方。美国必须用不公正(injustice)来彰显国际老大的地位(我说了算),也才能深化目标国家之间的仇恨,这是一石二鸟之策。
  我们必须搞清楚,帝国主义者是来制造问题的,不是来解决问题的。
  「不公正」是帝国主义者国际政治非常重要、更是非常必要的手段。
  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喀什米尔战争、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的冲突背後英美操纵的手法都是如出一辙。英美这种手法既恶毒又高明,恶毒是杀伤力很大而且种下的仇恨是长期和愈演愈烈的,高明是披上和平与人道的道德外衣,表面不露任何凶狠的痕迹,也就是一肚子坏水却一脸的正气。让我们认清事实,英美是设计和埋置政治地雷的高手,是国际冲突的始作俑者,是今天世界混乱的源头。钓鱼岛问题是美国一手炮制和导演的。
  想想看,如果世界少了混乱和冲突,不能做世界的调停者和仲裁者,美国就成了孤立在北美洲的一个普通国家,立刻被边缘化,这是地缘政治不变的原理。
  想想看,远离全球人口与文化中心的欧亚大陆,美国必须制造混乱和成为仲裁者才能拥有全球影响力,美元也才能够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否则养11艘超级航空母舰(仲裁的本钱)做什麽?
  用台湾俗语来形容英美的帝国主义最贴切了:请美国来调停就等於请鬼拿药单。
  即使没有美国势力,日本和南海诸国也不是善人,那个不是得寸进尺的贪婪之徒?能善了吗?
  武力摊牌是解决国际势力范围划分不公不义的唯一方法。
胡温政府高唱的「和平崛起」如果不是欺骗美国的障眼法就是自我安慰的黄粱梦。
中国要加紧磨刀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武力摊牌,不能心存侥幸,更不要瞻前顾後和处处顾忌,连填海造陆也怕别人说三道四,像话吗?

  (十一)结论

  1.和平的基础已不存在
  中国在二十一世纪迅速地崛起打破了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後所划分的全球势力范围。除非美国集团同意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制定新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平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中国的领导在这个时候继续「韬光养晦」是不识时务。
  中国的领导在这个时候空言「和谐世界」是自言自语和误国误民,这种唱高调只能自欺而不能欺人。
  中国的领导要记得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後面还有「有所作为」四个字,现在是到了中国外交需要有所作为的时候了。
  如何有所作为呢?
  简而言之,就是不再乡愿,不再做烂好人,收起笑容,露露牙齿。
(中国海军抵达钓鱼岛海域)
  2.台湾和大陆的领导人都失职
  今天中国东海的钓鱼岛和南海的很多岛礁被外国占据,台湾和大陆的领导人都要负起历史责任,他们在保卫中国疆土的工作上都犯了错误和不够积极,台湾更出了一个汉奸领导人李登辉。
多年的保钓经验,YST对台湾领导人已不存任何希望和期待,只能寄望大陆。所以当YST看到台湾保钓船拿大陆的五星红旗一点都不感到奇怪,这是台湾领导人自私自利、无所作为所应得的耻辱,不是保钓人的错误。
对台湾的领导人而言,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位置和这个国号,因为没有这个国号就没有自己的这个位置。
  但是对台湾人民而言,只要钓鱼岛不落入日本手中,是中国占领,归属大陆和归属台湾有什麽不同?
  3.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当年看到南海诸国抢占南沙群岛的岛礁,邓小平曾问当时的国防部长耿飙的意见,耿飙的回答是:「夺回来也守不住」,於是邓小平就没有采取行动导致这些国家的胆子越来越大终於形成目前这种很难收拾的局面。
  耿飙的回答其实是错的,如果夺回来,别人就不敢再犯。有人愿意在同一个地方挨两次打吗?
  等到中国惊觉错误,较大的岛礁已经被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占领了。
  但是一切都不算晚,钓鱼岛并没有日本人常住,南海虽有很多岛礁被外国实际占领,只要中国建立强大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再填海造陆建设两、三个海空基地,赶走窃据岛礁的敌人、确保九段线内的海疆是没有问题的。
  尤其永暑礁在主航道上,是一个大型礁盘,特别具有战略价值,值得投入大量建设资金。想想看,如果永暑礁被建成一个三十平方公里的人工岛,其战略价值远高於美国在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基地。永暑人工岛可以修建成一个拥有战略轰炸机和包括航空母舰的大型综合海空军基地,高塔上有一座相控阵雷达,海面上有一长列地波雷达,三百公里以内所有天上飞的和海上航行的全部被侦测、追踪和一览无遗,这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力量。这样一个大型综合海空军基地除了控制南海的主航道而且它投射的威力可以覆盖整个南沙群岛和周围国家,特别是对付越南的金兰湾基地。中国是核武大国,哪个国家有胆量敢武力攻击中国的大型海空战略基地?
  4.把握崛起机遇
  中国是大国,中国不要做国际社会的好学生,要做国际行为规则的制定者。
  现况本来就是等着被改变的,国际间的势力范围每隔一段时期自然就应该重新划分,国际间的行为准则时候到了就要进行调整修正,这样才能正确反映新的权力结构和新力量的平衡点。如果美国的力量不济就应该从霸主的宝座走下来,不能继续享受特权和红利。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世界的和平。
  5.放弃谈判幻想
只要有美国势力介入,国际冲突只可能会恶化。
和平谈判绝不可能保住中国的钓鱼岛和九段线。
  6.大陆领导人面对历史责任
  看到俄国(前苏联)和日本在「北方四岛」谈判的历史,看看美国如何翻云覆雨玩弄国际条约,再看看韩国是如何在独岛成功对付日本,台湾和大陆的领导人就知道在东海与南海应该怎麽做来维护中国的权益。
  国家领导人犯外交错误是要负历史责任的,希望台湾和大陆的领导人不要做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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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后的转型与改革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竹立家

 2013年9月17日 上海新锦江大酒店

    乔依德:各位来宾,大家安静一下,我们演讲马上开始。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先生。竹立家1993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在韩国行政研究院和高丽大学做博士后研究,200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做访问学者。他历任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满洲里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这是挂职,现在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授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今天他的演讲题目是“十八大后的转型与改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竹立家:大家晚上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主要是研究政治学或者公共管理学的,最近这十年主要还是关注中国的改革。到上海来我是诚惶诚恐的,因为从晚清到北洋到民国时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上海都是我们思想文化的重镇,可以说是人才辈出,所以在诸位面前就有点诚惶诚恐,如果一些观点不对,请大家包涵。

    我今天想讲的是,十八大以后中国的转型与改革。到今年11月份开三中全会时,十八大就满一年了。我重点讲我们对社会的认识的准确性,因为对现实把握的准确性是我们制订未来改革蓝图、探索未来改革路径的一个关键基础。如果我们对现实的认知不是很准确,我们在理论研究、在改革进程方面,把现实系统地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那么我们的改革可能就不会取得成功。所以今天我重点就讲转型。我的观点是,现在中国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我在好多地方也讲过,中国改革不确定性的增强是一个总的特点。现在在北京,有一些学者不承认,包括有一些领导不让提中国进入了风险社会。但是我个人认为,从两个层面来看,如果说十八届三中全会设计改革路径,必须把重点立足于风险社会这个现实;那么未来十年的改革,必须下决心消除社会风险,给老百姓一个确定性的未来。关于风险社会,我写过很多文章,在这45分钟的时间里,我简单地给大家概述一下。

    我们从两个方面看风险社会,一个方面就是社会的深层次结构,现在中国基本上到了一个社会结构全面紧张的一个时期,这是我的一个结论。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说中国出现社会结构性紧张?主要就是社会的深层次出现了严重的对立,不论我们承认不承认,这种对立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现在我们进行好多精神操练,包括所谓的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教育等等,都是力图化解我们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这个结构性矛盾,就是利益结构紧张,这是中国的一个现实。现在可以非常明确地讲,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已经使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就体现在社会利益的尖锐对立。《纽约时报》有个数字,大家可以看出严重到什么程度,2011年《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对中国的调查,说中国社会2000年财富分配二八开,2011年社会财富一九开。换句话说,10%的占有90%的财富,90%的人占有10%的财富。这10%的人里面,有90%是党政干部及其子女或者亲属,他们有好多数据在支持;还有5.5%是在海外或者港澳台有亲属的那些人;还有4.5%是经营有方,运气又不错的民营企业家,这就是中国财富的构成。所以前两年在北京,专家学者,尤其经济界一些专家,强调说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纽约时报》所讲的那个样子,但他们也拿不出数据,所以大量的在报纸杂志新闻舆论上,强调中产阶级,说中国已经形成中产阶级。这个观点我不赞同,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可以说是没有踪影。我是中产阶级吗?我觉得我不是,我不是的话,我想社会上大多数人都不是。

    前两天统战部开会,找几个专家,研究社会的一致性或者多样性问题,讨论怎么样来保持社会的一致性。我在会上就讲,我说现在我们中国已经进入多层社会,这是中国社会文明或者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你现在要把它搞成一致性,回到传统社会,一是不可能,二是与整个文明发展态势不符合。所以我说,我们应该是多样性下的和谐,而不是一致性。其中有一个社会科学院的教授,研究员,补充我的数据,他说现在中国的人均月收入,1000元人民币以下的人群占中国总人口的35%左右,1500元以下的人群占总人口的51%,换句话说,中国的穷人占一多半,就是说,仅够温饱的穷人占一多半。中国社会的利益分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是不应该的。现在权贵资本主义也不让提,但是吴敬琏老师讲,权贵资本主义已经形成,这个结论是有数字根据的。所以中国社会现在最根本的一个社会结构性紧张,表现在利益结构紧张,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文化结构的紧张。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转型社会,转型社会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现在我们的文化是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形成的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是非常激烈的。过去我们处在一个熟人的社会,我们价值观、行为规范、习惯等等是传统那一套,我们每个人都有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就是传统给我们的价值、制度,包括习惯、文化。现在我们都是处在陌生人的社会,因此我们每个人都重新来形成自己的一些行为规则、信仰、价值、习惯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处于失去精神家园的一种精神状态,我们不知道我们活着为什么,我们要追求什么目标。西方在60、70年代,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就是文化结构的紧张。中国现在真正到了文化结构的紧张,我们既没有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又回不去,资本主义文化又不愿意接受,那么我们现在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我们自己说不清楚,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可能每个人觉得自己很明确,我需要钱、需要权、需要什么,但是在真正具体的生活实践中间,在现实中间,我们往往是每天昏昏沉沉的。我们的精神折磨,我们的精神操练,我们的精神失落,都处在这么一种状态。文化结构紧张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现在据你们上海一些机构的调查,也有北京、中科院研究所的调查,说2011年,中国有轻微心理疾病的人大约有1.3亿左右,就是说10个人里面有1个。这半年,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的社会危机在大规模地向个人危机传导,社会危机作为一种文化危机、信仰危机、价值危机正在向个人危机传导,你们看到社会上很多稀奇古怪的事件,就是说,这种转化现在正在逐步完成。最近半年多你们可以看到无差别杀人案、挖小孩眼睛案、把孩子摔死案等等稀奇古怪的案件,就是个人心理不正常,所以现在这些案件非常多。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选择一种什么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是什么东西?说不清楚。十七届六中全会是文化工作会议,本来要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但吵得一塌糊涂,半年没有吵出来,结果就没有上去。这次十八大,好不容易上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24个字。我说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很简单,就8个字,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大家都知道。你一下子搞那么多,我们都记不过来,不用说普通老百姓。资本主义说的很简单,就是搞一个自由的社会,自由的价值,自由的制度。我们社会主义搞什么,两句话跟老百姓讲的清楚吗?讲不清楚。所以说,文化结构的紧张,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社会的信任度、诚信度会大幅度下降,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不安全的状态。

    现在社会不安全感是每个人的一种感觉,每个人都没有底,谁都靠不住,不知道该靠谁,领导靠不住,同事靠不住,老婆靠不住。现在离婚率大幅度上升,2011年我们的统计结果是,登记离婚的409万对,登记结婚的是319万对,登记离婚的首次超过登记结婚的,爱人靠不住了,尤其在上海和北京,我估计离婚率是比较高的。孩子靠不住,坑爹事件层出不穷,一个接一个。情人靠不住,2011年6月份,网上大规模讨论情人反腐,说中国的反腐案件64%是情人揭发出来的,网民议论说要走情人反腐路线。中纪委赶紧出来辟谣,说反腐工作主要还是我们做的,可见问题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文化这个问题,虽然是软东西,但不能小看。我们中华民族正在失去精神家园,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我们应该固守的文化家园。这是第二个结构性紧张,文化结构紧张。

第三个结构性紧张,价值结构性紧张。现在我们宣扬社会主义价值,包括这半年多来,基本上是价值空置,制度空转。我们想搞社会主义价值的一致性,但是事实上,这种一致性和现实的距离是非常远的。现在我们有一批相当有学问的一大批学者在搞所谓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这个体系基本上是不成型的。最近我们大家都知道,又搞出意识形态。我从2010年开始,在网上一直在鼓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后来他们还是用我这个概念了。前两年我在学习时报、人民论坛、中国改革上一直发文,谈“意识形态如何引领结构性改革方向”,你们可以看看,这篇文章转载率非常高。我说意识形态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东西呢?就是要给我们一种价值。因为社会主义这个概和资本主义概念是一起诞生的,所以说,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个不论从空想社会主义,还是从马克思,一直到列宁、斯大林,斯大林也说社会主义民主,都强调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在社会现实结构中,这种价值没有落实到实践中,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你们看我写了很多文章,资本主义核心价值排序里面,排第一位的是自由,所以他们叫自由资本主义,或者叫自由民主社会。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里面,排第一位的是公正,因此我们叫公正社会主义,或者公正民主的社会。关于价值的问题,也是一个软问题,但是中国改革到今天,社会转型期需要方向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出现了混乱。现在很多人跟我讲,看不懂,我们下一步该往哪走?好多人说,左啊,右啊,中啊,还怎么走啊?包括国内外的一些学者都把某一个领导人的言行,作为我们判断中国社会未来走向、价值走向的一个标准。所以最近在网上看,关于某某人是左啊右啊之类的,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在对当代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的把握上没有到位。因为价值结构紧张,我们往左走还是往右走,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搞不懂了。但这是一个大问题,未来十年的改革,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出了偏差,那么中国的改革前景堪忧,这不是耸人听闻,这是真的,思想是先导。

最后一个是制度结构的紧张。现在我们的制度结构,主要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两种制度的结构性紧张。改革30年,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我们并没有在政治体系上有很大的体制性的、制度性的改革。我们从计划变到市场,这是很大的制度转型,这种转型给中国带来了发展,带来了富裕,没有错。但是,我们现在所沿用的这种体制,始终变化不大。比如说,我们山西人大代表申纪兰,从第一届一直到现在连任12届了,就是明显的代表。前两年我有一个同学当上人大代表了,我说你是哪里的人大代表?他说,我代表天津。我说,你是北京人,怎么代表天津呢?他说,他们给我划到天津选区去了。我说,你有什么资格代表天津人民?完全是指定的,包括政协委员,都是指定的。现在我们这种体制,政府权力完全处于失控状态,所以一直到村,村长,村委书记,镇长,镇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基本上我们对他们的控制是一个失控状态。为什么?山高皇帝远,基本上对它没有制约。谁来制约?人大政协。但是当地的人大政协几乎不起作用,因为我在县里干过,我知道。我们经常出去吃饭,叫上人大主任、副主任、政协主席,陪我们吃饭去。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一点儿权没有。他们本来是监督我们的,结果他们是跟着我们,这是普遍现象。

下一步未来十年的中国改革,我在很多地方讲,你们可以看我的文章,这两年我一直强调,必须要下决心对政治行政体制做出制度上的变动,使这种变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这种变动主要是权力结构的,要下决心。我们说的社会结构性改革,就是公共资源和价值重新分配的一种改革。公共资源和价值再分配,说穿了,就是权力结构的变动,或者权力结构的改革。如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能实现人民群众在权力结构中的主体地位,那么我们社会主义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就没有到位,我们对权力的制度性制约就没有实现。尽管我们现在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但是现在笼子缝隙太大,几乎关不住。

我说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就是强调我们出现了社会结构性紧张,或者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已经出现了,而且正在强化。这四个矛盾,就是利益结构、文化结构、价值结构、制度结构。我们下一步改革要改什么?我说要从这四个结构性紧张入手。比如说,社会制度改革是一个重大改革,酝酿了两三年,起草了好几个文稿了,到现在出不来。为什么?几乎所有提出来的改革方案和没有改差不多。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制度性、关键性的制度改革,动不了。所以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这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第二个方面,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在现实中的四个重大的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中心,它的威信在大幅度下降。换句话说,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中心,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在大幅度下降。温家宝总理在的时候,我也讲过,现在政策出不了中南海,这种现象到现在没什么改变,你说你的,我下面该做我的,照做不误,几乎任何政策出台很难达到我们政策所预想的目的和目标。所以说,政府威信下降,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现在我们搞的所有反四风、群众路线教育,可能能起到一定效果,也是为了纠正这种政府威信下降的现象,但是据我观察,现在效果很差。三公消费到现在几乎没有下降。中国的职务消费如果把隐形的,预算内的和预算外的加起来,是世界上官员职务消费最高的。三公消费还不属于职务消费范围内,还是普遍性的,所有公务员都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想抓政府自身的建设这一块,但是现在看来,不从制度上着手,仅进行精神操练很难。作为共产党人,我们必须实事求是,这是我们最根本的东西,如果忘记这一点,那么我们任何的精神操练,可能都不会有实际效果。现在我们的改革和时间赛跑,2013年就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时间窗口。2013年就快要过去了,本来十八大以后的新一届政府,原来我的估计或者公众的预期,认为有两年或者三年左右,可以给我们改革空间,现在看来不到一年,就快过去了。因为我经常下去搞调研,我经常和人聊天,不论朋友、老百姓还是干部,感到这个时间窗口在逐渐过去。2013年,特别是我们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必须要出台一些振奋民心的改革措施。大家对十八届三中全会预期很高,如果重要的改革措施没有出现,这对社会的信心确实是很大的打击。所以第一点,就要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政府威信下降。政府作为社会控制和治理的主要力量,你的威信下降,你说的话还有人听吗,你还有权威吗?如果没有了,这个社会就失序了。这第一个失序,就把我们带入风险社会。

第二点,现在公共机构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现在不是说某一个部门不负责任,现在公共机构基本上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比如说,我们食品卫生监督局,从局长,副局长,司长,处长,有40、50个人腐败了,那么我们药品还能安全吗?肯定不安全了。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有食品药品监督局,他层层把关,一个新药,是用来干什么的、是不是经过10000次临床实验、配方如何、原料如何,他非常认真地检验,然后才盖这个章,允许你生产。中国药监局长腐败了,司长腐败了,处长腐败了,你给我钱,我盖章合格。所以你看,去年中国人打吊瓶打了100亿瓶,有10万人被吊瓶打死了。有人说,中国老百姓是自找的,有点感冒就打吊瓶,我说是我们的吊瓶有问题,所以不要多吃药,有病扛扛就过去了。现在我们的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交通安全,各种安全事故非常多,为什么?政府部门几乎不负责任。比如去年我在中央电视台就讲,现在我们高速公路上的交警,发现超载他就罚款,本来能不能制止住?可以制止住。你发现超载,让他卸货就行了,下次他就不超载了;咱们交警不这样干,罚款,司机都形成概念了,只要交罚款,准备几百块钱,我就可以超载。2011年,光罚款,交警这个部门就多收了四千亿人民币,他们反正是单位也拿了,个人也拿了,大家都有好处,但就是超载治理不了。为什么?他不想治理,本来在全世界都一样,卸货,罚款,下次他就老老实实。包括质检,为什么现在食品不安全?每个工厂、车间里,都有质监员,他盖章,合格。我们现在好多工厂里的质监员,你给他两瓶酒、三条烟,就合格,他才不管你合格不合格,你只要给钱。防疫局检疫的,每天都有到餐馆里,他不检疫,你给钱、给烟、给酒,卫生合格,完了。现在公共机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光拿钱不干活。

像我们的城管,北京在说城管问题,我说取消城管,你按照美国、日本、韩国,都是警察在管,哪有城管?我们有个问题,就成立一个机构,北京又在琢磨成立一个什么机构,跟我说了,我说赶紧打住。政府管理本来就是九龙治水,不可能是一龙治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这是对的。比如说老鼠谁来管?他在餐馆里,就是防疫局管;跑到楼道里面,就是住监局管;跑到大街上,就是交警管。不能说老鼠归谁管,谁都不该管,谁都该管,看你在哪里。

我们需要中国的政府部门进行机构改革,你们看我写的很多文章,我还是赞成大部制的。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层面的好多人,对大部制的理解错了,以为机构越少越好,错了。我说你看美国,政治性的机构、内阁部门,就15、16个。但是美国的二级机构,就是局,像我们质监局、药监局,还有独立机构、半独立机构有三千个,归联邦政府的。中国有多少?中国只有100多个,200个,差得很远。所以说,现在中国具体承担公共服务的部门非常薄弱,大部制改革基本上又泡汤了。为什么?改不下去。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进步,老百姓需要的服务越来越多,首先政府的机构得够数,人员得够数,现在中国机构不够数,人员不够数,所以中国公共服务越来越混乱。好多老百姓需要的服务,它提供不上去,为什么?缺机构,缺人员。我跟他们讲,我说大部制主要是一级机构,政治性机构裁减,首先裁减发改委,不需要了。

二级机构要加强,就是具体提供承担公共服务的要加强。但是现在我们恰恰相反,所以下面不知道该怎么搞,理念不是很清楚,包括中国公务员多了还是少了。有时候我和吴敬琏老先生开会时辩论,他说中国公务员汉朝多少、唐朝多少、哪里多少,现在加了多少,越来越多了。我说这是文明进步的表现,随着文明的进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越来越多了,公务员当然越来越多了,不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退步了。汉朝那是什么社会?汉朝一个县令干两件事,一个是断官司,一般老百姓不去,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没有钱别进来,断官司很轻松;第二个就是收费。现在县委干什么?多了,教育、医疗、卫生、道路、扶贫,农业,当然需要公务员多了。那时候一个县令,带十几个衙吏,基本上把事情办妥了,现在不行了。

为什么中国的行政成本非常高呢?不是说中国公务员多了。美国3亿多人,有2800万公务员,中国现在13亿人,有多少政府雇员呢?大约是5000万左右。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公务员少多了。美国每年的政府行政支出这一块,行政事业费这一块,大约占财政支出9.9%。中国这些年连续在20%以上,从2008年到现在。日本是2.8%,我们整天骂人家小日本,但人家政府效率非常高,它的行政事业费只占财政支出2.8%,是世界上最低的。所以说我们中国现在每百个劳动力里只有6个人在政府机构工作,日本是11个,新加坡是9个,美国15.5个,欧盟平均20个,中国是最低的。

为什么我们行政事业费那么高?官多,花费太多。美国一个市基本上是一个市长,如果市稍微大一点,有一个市长助理,完了。它就一个政府办公室,也没有车,自己开车上班去,几乎没什么成本。而中国一个县,四十几个处级以上干部,七、八个,甚至十来个县长,县委书记两三个,人大有七、八个,政协七、八个,还有纪委。反正县级干部,平均我算了一下,四十多个,一个人一辆车,一个司机,一个秘书。花费多少? 90年代我在满洲里挂职,回来以后,我们老院长跟我聊天说,“你可比我强多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你看我快60岁了,部长,一个月才6千块钱,你看你有4千块了,咱们差2千块,你说合理吗?”我说,“院长,这么说的话,我跟你细算,包括每年政府供我的钱、我的办公室、我的办公费用。我的办公室是18平米,的办公室是80平米。我骑自行车上班,你有一个60万块钱的车,有一个司机,有一个秘书,你这个成本多少?还不说看不见的,光表面上看,尤其是尊严,你看谁见你都点头哈腰,见我理都不理。”官本位的国家,行政成本太高了。所以说,现在中国的公共服务,未来十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期,如果说,我们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平等、教育平等,在未来十年没有一个明显进展,中国社会崩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次他们让我写一下我对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一些什么期望,我说是政府自身建设、政府机构改革,必须在政治机构内部建立激励机制、责任机制、监督机制,否则我们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将是社会的一个祸害。中国未来如果搞不好,还是政府问题,政府不出问题,中国社会就不出问题;政府一旦出问题,中国社会就出问题。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官德决定民德,官员的道德高度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如果说,我们官员都不负责任了,都不讲道德了,都贪污腐败了,这个社会就基本没有希望了。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理论的不在状态,现实的不在场。现在我们理论不在状态,都是环顾左右而言它。前两天我在中央党校开会,我就跟他们讲,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基本概念工具是什么,你们这么多教授,有没有?没有,说不清楚。我说马恩时期,我们理论一本一本的,资本论,意识形态;到毛泽东时期,还是一篇一篇的,老三篇;现在我们理论变成一句一句的了。我说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把一句一句变成一篇一篇的,然后变成一本一本的。现在说社会主义没有发言权,没有说服力,就是因为我们的理论太薄了,不在状态。你在网上看,现在我们只有一个人,是用真理性语言在讲话,其他人都在对真理性语言进行解释,几乎没有思想,学术界没有思想、没有想法,领导人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思想,我在描述一个事实。你在西方国家,在写思想史的时候,都是黑格尔、康德、马克斯、凯恩斯、罗尔斯的思想,都是这些思想家。资本主义,他们的领导人没有思想,他不看书,他有什么思想?所以撒切尔夫人讲,我是哈耶克的信徒,我崇拜哈耶克,我觉得他的思想是对的,按他的思想改。思想是学者的事,你执政者又思想,又执政,又干这个,又干那个,大家搞得很糊涂。前两天开会,我说你现在这个中国梦,我倒不反对,就是它和这个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或者和邓小平理论是什么关系啊?你不能改革开放30年,三种理论都去掉,我们再来一个这个东西,它是否包含前面那些理论在内,它和前面那些理论什么关系,你得说清楚,光就梦研究梦,能研究出什么东西来呢?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像小平所讲的,解放思想很重要。我在很多地方讲,中国的问题不是改革,而是开放,我们现在问题不是改革,而是开放的问题。我说我们前三十年,78年的时候,我们的重点不是改革,是因为我们开放了,才有了改革的路子。下一步我们要研究的开放的问题。上海你们想搞自贸区,想让上海的自贸区撬动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开玩笑,不可能。城镇化搞了半天,反对声一片,不了了之。现在自贸区的推出,又是一个宣传点,卖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还提一下,但是20、30平方公里能撬动这么大一个国家吗?对经济机构改革有什么贡献?我想不通。为什么?没有研究。所以说,理论不在状态,环顾左右而言它,不关注现实,就离现实很远,自己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找卖点,找热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长此以往,如何得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呢,理论不在状态,是我们进入风险社会的最大威胁。如果我们不敢面对现实,不敢实事求是,来研究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那么我们在理论上,调唱得再高,再动听,都对现实没有意义,都不会促进现实的改革和发展。

接着就是现实的不在场,没有出席,我们说得很热闹,现实没有出席,我们就是空中楼阁,瞎谈。有一次在中央党校开会的时候,我讲,中国目前的状况,有三个不能低估:第一个,不能低估官员的贪腐程度;第二个,不能低估学者的堕落程度;第三个,不能低估群众的愚昧程度。现在学者是系统的堕落,不是某一点堕落。中国现在的学术界,左派大约15%左右,疯的不行,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要回到文革,要回到那里去;还有15%左右的是右派,就是从西方系统地搬回一些东西,就是照葫芦画瓢;还有70%,大多数的是依附派,就是解释文件。对中央一个报告、领导人的一个讲话,他们系统地大规模地解释,到处做辅导报告,你们可能也没有少请他们,瞎讲一通,系统地把现实排除在外。这样的话,我们的学术研究是非常危险的。中国的学者怎么就不出思想呢?我说社会主义60年了,你们怎么没有一个学者的理论被这个社会所认可呢?原因在什么地方?你看西方,系统地出思想家,包括二战以后的一大批思想家。我们没有,几乎没有,为什么?我们的学者,基本上把现实系统地排除在外,而按照上面说的在演绎,在解释,这是毁灭了这个国家,毁灭了社会主义,毁灭了共产党人的信仰。包括宪法、宪法价值、宪法原则,现在学术界又在讨论,这段时间还很激烈。宪政是个什么东西,这个中国学者都搞不清楚。现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没有不说自己是一个宪制国家,几乎很少国家敢否认。包括萨达姆都说,我们是一个民主宪政国家,萨达姆下台半年前,伊拉克还举行选举。包括卡札菲,狂人,还尊重宪法。现在中国搞不懂了,好多人说,宪政是什么东西?其实很简单,只要有点政治学常识的都知道,宪政就是对权力形成制约,政府权力是有限的,是需要受到制约的,就这么简单,没什么高深的学问。为什么都不懂了?

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没有概念框架,分析框架,中国社会主义没有概念工具。而资本主义有一个概念工具箱,像宪政、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乱七八糟搞了很多,有一箱子工具,随时可以在现实里面用。我们现在所用的分析社会现实的概念工具,基本都是资本主义的,我们挑着用。觉得资本主义好的东西,我们就用一用。我们现在所谓的改革,政府改革,基本上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工具。小政府、大社会,谁的概念?典型的新自由主义概念。私有化,谁的概念?典型的新自由主义概念。经济贸易自由化,谁的概念?新自由主义的概念。社会治理,谁的概念?新自由主义概念。公共服务、二次梦想,谁的概念?典型的新自由主义概念。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概念工具箱里有没有工具来概括中国现实?没有。我们只是在资本主义的概念工具箱里面,挑我们觉得顺手的,觉得顺眼的工具,我们拿过来;不顺眼的,就置之不顾。我们学者研究问题,我们说我们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思已经去世100多年快200年了,我们得创造一些概念工具吧?没有。中国变化这么大,社会主义变化这么大,没有。所以说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进入风险社会最大的问题,我们要确定未来中国改革的方向,理论必须在状态,现实必须到场,但是恰恰我们这两样都不行,不要不承认。

中华民族的悲哀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进行一次大的观念性革命。你们都知道,西方的发展道路非常明显,是从宗教改革,改革观念,把上帝换成人,人是主体,解放思想、解放观念是第一步。第二步,制度结构,政治革命,法国大革命,就很明显地提出人权、自由、民主。第三步才是经济发展,就是1886年,到1914年,这是西方经济发展最快的30年,30年黄金时期。他们的发展路线很清楚,首先是观念革命,其次是制度革命,再后来是经济革命。所以西方的路径发展非常明确。

中国的发展,晚清的时候,先是洋务运动,中国人为什么不如西方人,打不过西方人?我的工具不行,武器不行,怎么办?洋务运动。搞了多少年,和日本打了一仗,和八国联军打了一仗,不行,武器也不行。后来开始搞改良,搞宪政,到1905年慈禧派人到西方考察,要搞宪政。还没有来得及搞,孙中山等不及了,革命,所以政治革命,制度革命也搞了半拉子,没有搞完。而后才是思想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制度革命和观念革命,都是半拉子工程,到现在都没有完成。

中国人的灵魂、精神状态、基本的价值,还是封建社会形成的那套心理结构,没有变。我们每个人都是奴隶,都愿意顺从。这是鲁迅讲的,中国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坐稳了奴隶地位的人,另一种就是求奴隶地位而不可得的人,所以中国社会始终是老百姓连奴隶都不如,官员坐稳了奴隶地位,当官是奴才,老百姓连奴才都混不上,这就我们的问题。所以从思想深处,从历史深处,从文化深处,从制度深处来看,中国需要一次革命,需要一次观念革命,我们每个人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都负有重大责任。但是可惜啊,我们在封建染缸了染了两千多年,民国以后,讲意识统治,也是专制统治;文革前30年,我们也是以一致性为标志的一种社会。你们都知道,文革期间基本上是控制思想而不是解放思想的。那时中国人一致性到什么程度?年纪大的都比较清楚,文革时候,我们早请示,晚汇报。早上起来以后,请示一下,唱一首东方红;晚上汇报的时候,唱一首国际歌。早上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很好;晚上国际歌,“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只能靠我们自己”,七亿中国人没有一个人说这个不对,大家都说好。这就是我们中国,统一思想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现在可以说,我们到了一个必须观念解放、观念开放的时候。所以我还是强调开放比改革更重要。我们说改革开放,这是两个方面,改革是一个方面,开放是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没有开放,改革就不会继续下去,也不会取得成功。中国的观念革命,可以说是任重道远,但是我们这代人必须完成,给中华民族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必须吸收国外一些先进的经验,先进的治理国家的经验,先进的政治经验。我们必须取消服从心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主人,我们必须要做主人,只有我们每个人都负起责任来,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国才有未来。如果说我们大家都不负责任,都过一天算一天,都顺从,那么我们可能就是和传统一样,过了几十年,有一个动乱,然后打破,然后再重新建构,重新打破,重新建构,恶性循环。我们的财富可能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你们都知道金融危机,你们上海最能体会,财富的东西可以形势一变,一夜之间你就变成穷人了。所以保持制度的稳定性,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第三个标志。

第四个,最后一个标志,就是主体意识的崛起。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第四个标志,就是主体意识的崛起。特别是80后、90后,我觉得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这代人往往没有学会理性思考,我们实际上都是顺从型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单位靠领导。我们从来没有理性地思考一个问题,自己来决策什么东西,自己来选择什么东西。但是80后、90后,他们主体意识的崛起,在于他们首先学会了理性思考,学会了自我选择,无论我们现在这代人对他们怎么看,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做法、一些想法,起码认识到: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作主,我自己的问题,我可以思考。所以,主体意识的崛起,我个人认为是中华民族未来发展一个重要的基础。可以说,80后、90后,将来会把我们中华民族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是我们这代不可想象的,或许我们看不到,但是30年、40年、50年以后,这代人在主宰中国的时候,他们可能使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中国人的主体意识,中国人对社会对人生对价值的认知,有一个很高的层面。所以主体意识的崛起,一方面,是社会的控制、政府的控制力下降,因为每个人都思考的时候,他就会理性选择,政府控制的难度可能就加大;但是同时呢,它有可能把我们这个民族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全新的境界,使我们这个民族的复兴速度更快一些。中华民族二千多年来,过去的10年,是我们民族在思想上、在个体意识确立上、在主体意识确立上,最快的10年。这10年,对未来10年乃至20年,中国社会向正向发展,向好的方向发展,向有尊严有人格的方向发展,向幸福的方向发展,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如果说,人没有主体意识,没有个体意识,那么人的幸福就是一句空话,人的尊严就是一句空话,人过人的生活,也是一句空话。所以主体意识的崛起,作为双刃剑,它正面的能量更大一些,但是它同时也把我们带入风险社会。未来的10年、20年,中国社会的治理和控制,由于主体意识的崛起,可能面临这样那样的困难或者困境,但是看我们怎么处理。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四个深层次的社会结构的紧张,及其表现出来的四个中国社会进入风险社会的表征,表明我们转型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候,我们转型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现实,只有承认现实,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才能制定出一些符合社会发展现状的改革措施,我们才能选择一些真正能振奋民心的改革措施和路径,那么中华民族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由于时间关系,只有45分钟,我只能讲这么一点,谢谢大家。

乔依德:刚才竹教授以比较生动的语言,对大家很关心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下面就是大家提问的时间,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想法,可以进行一些讨论。

夏善晨:竹教授到底北京来的,思想比我们解放。但是在实际上呢,我们还是有些不同的看法。你讲的很多我很同意,但是有些内容,我想和你商榷。你提到中国官员的人,我们的数字是6千万,你是5千万,当然这个数据不重要。关键要有一个数据来证明,就是中国用多少人养活一个官员。中国的负担相较国际上来讲是高的,我们大概24个人养活一个官员,日本大概是0.9,这样计算来讲,中国老百姓要承受官员的负担是比较累的,需要改革。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提到在改革过程当中,有文化的问题,以四个表现来讲,那么这四个表现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如果我有办法去把它控制住,是否掩盖了另外的一个什么东西,会带来什么样的危机?你现在看到的第四个现象,特别悖论,你既承认那是不可避免的人格的发展,同时你又说是一个危机,如果是危机,我就要去克服它,但克服了以后,它又被打压了,那有什么好处?我看不清楚你的理论。这是第二个问题。

竹立家:我的意思不是说要打压。我说主体意识的崛起,可能带来社会风险,是说我们现在对这种管理方式或者控制方式,必须改变,必须向民主化这个方向改变。并不是说要打压下去,更加专制,不是这样。我们要引领这种形势,改变管理方式,要通过民主化的方式。第二个,你说的也对。但是总的来说,有个很简单的数字,中国吃公家饭的,或者吃财政饭的,和美国相比,美国2800万,中国就是5000万。事实上,中国现在公务员是8835万左右,算上3000多万事业单位人员,改革以后还不到5000万。所以说,中国比美国多一半,但是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好几倍。再一个,以劳动力的供应数来看,每百个劳动力里面,中国政府部门雇佣6个,美国15.5个,欧美是20个。所以我在很多地方呼吁,现在就业难,就应扩大政府雇佣,这是一个方向,政府部门不是当官的,是为公共服务的这些人。不知道我回答清楚了吗?

黄庆:我想问一下。改革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这个改革是不是成功。因为你之前在满洲里市做市长助理,现在也和官员接触比较多,从你的亲身经验来看,这个改革的阻力现在到底有多大?

竹立家:前两年人民日报讲,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重要阻力,这是人民日报讲对,不是我讲的。没有人对这个集团进行界定,所以既得利益集团是谁啊?不知道,但是它总是一个影子。我们可以大而化之地讲,改革的阻力主要来源于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如果说是社会上的政策制订者,或者社会上的强势群体的话,那么我们改革,包括改革的方略、改革的政策设计、路径选择、改革发展的实现程度,都会受到他们的一些制约。所以现在为什么说,我们要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强调社会制度、宪法原则、宪法价值,真正实现宪法上所讲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为什么?就是说,人民要成为改革的主体。上半年我有一篇文章强调,人民是改革的主体,不能说领导者、官员、某一个人是改革的主体,错了。只有人民才能推动改革沿着合理的方向发展,才能推动改革深入。所以我的题目就是人民是改革的主体,你在网上看,转载率还比较高。

李忠:竹教授讲的确实很深刻,我的感受很深。我就想问一个问题,现在好像我们的感觉是,咱们社会发展还是蛮快的,30年的速度还是蛮高的,照目前我们现在的情况也还不错。也就是说,这个改,也不能说改得让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0%,这可能性不大。但是改,有没有可能说,一改反而改得不好了,我有这个疑问,想问一下竹教授。谢谢。

竹立家:未来十年的改革,我个人认为,中国改革的重点要转移,我们必须从经济改革向政治行政体制改革转变。过去30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已经上了很大的台阶,变成世界第二,人均GDP也超过5500美金。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改革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完成了体制性的改革任务,我们经济发展已经步入正常轨道。只要中国社会不动乱,政府少插手,凭着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经济会自然而然发展的,尤其是上海,政府管得越少,上海发展得越好。那么下一步改革重点是什么呢?经济改革重点现在变成技术性改革了,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不是体制性的而是技术性的了,房价怎么调控,楼市怎么调控,是技术性的,体制性任务已经完成,下面改革重点是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为什么?从2008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是社会普遍不公正的问题。现在的不公正性,已成为中国社会可能崩溃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如果我们长期维持社会不公正性,中国社会的崩溃是迟早的事。因此呢,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主要矛盾是社会的普遍贫困,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变成了社会普遍不公正的问题,未来30年,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进行政治行政体制的改革。

乔依德:还有谁有问题吗?如果没有,我们今天的沙龙就到此结束。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对竹教授再次表示感谢。还有两天就是中秋节了,在这里预祝大家中秋愉快,合家团圆。我们下次沙龙要在国庆以后举办了。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发件人:投稿<zhangqinde009@126.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时 间:2013年11月05日 21:15 (星期二)

当前为什么特别需要提出“促进科学改革”

------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局长 张勤德

    党的十八大突出强调,决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顽固坚持走这条邪路但往往打着改革的旗帜来掩护自己的“邪改派”,正按照美帝国主义所掌控的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提出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所制定的“改革路线图”,进一步推进以殖民地化和宪政民主为主要内容的“邪路改革”。由于它既最反动又最能骗人,对我们的威胁和危害自然最大。因此用“科学改革”战胜“邪路改革”,就成为我们目前最必要、最有利的战略举措。在渡过极可能即将发生的总危机的特殊时期,尤其是这样。这里所说的总危机,指的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社会总体,可能将在少则1至2年,多则3至5年内,发生30多年来最大的危机。在中华民族这一最危险的时候,通过战略大反攻推动历史大转折,挽救毛主席缔造的党和社会主义祖国,是当代每一个中华儿女特别是真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怎样完成这一最重大的任务,是我们应当竭尽所能探讨的课题。本人把喊响“促进科学改革”的口号作为走出总危机这个过渡时期的一个特需举措提出来,是想抛砖引玉,得到各位同志的教正和批评甚至批判,以求通过百家争鸣,集思广益,共同找出救亡图存的良策来。

“促进科学改革”是渡过总危机的迫切要求

    充分认识这场即将发生总危机的危险性,是正确应对它的前提,自然要首先抓紧抓好。让我们先看看发生经济危机的危险性。

    (一)地方债务风险。综合官方和研究机构的统计,中国地方债已从2010年的10万亿猛增到25万亿元,相当于GDP的一半。地方政府除了卖地之外根本没有还款能力,而卖地则是向老百姓转嫁灾难的增发货币,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即物价暴涨。审计署相关负责人最近透露,他们审计的15个省会城市本级债务中,有9个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这意味着资不抵债,如果也实行美国底特律式破产的话,这9个省会城市都破产了。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央主管部门对债务实情竟然不掌握,于是乎不得不派人调查。不难看出,这颗定时炸弹到时候自然会爆炸。

    (二)产能过剩风险。许多行业如钢铁、汽车等都面临这个难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指出:“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将近22%的产能闲置。产能过剩带来负面影响,截止今年7月,工业生产价格总水平已连续16个月负增长,降幅扩大。”(新京报,2013年8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洛林说,此问题是国家几十年来主导投资的产物,而且前几年的刺激政策也把问题放大了。”(参考消息,2013年8月21日)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的文章说:“没有出售的库存被算进GDP,因此中国的增长数字看起来依然健康。不过,生产过剩最终会给工厂产出造成损失。”(参考消息,2013年9月10日)相当多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情况正在继续恶化。

    (三)楼市泡沫风险。新华社和厦门大学对43名政府和高校的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所有接受采访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央政府最近采取的抑制房价的措施不会奏效”。“三分之一的经济学家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在今年出现强势反弹后,楼市泡沫可能会破裂。”(同上)

    地方政府卖地还债,上半年卖地的增长率超过36%。要顺利卖地就必须推动房价上涨,要维持房价暴涨就必然造成大规模通货膨胀,从而通过货币贬值逼迫老百姓借钱买房。这种楼市泡沫的破裂决不会拖得太久。《纽约时报》2010年1月8日刊豋曾准确预见安然公司垮台的美国著名学者查诺斯的预言,说中国即将崩溃,因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看起来比迪拜的情况糟糕1000倍,甚至更糟”。

    (四)利率市场化风险。红歌会网2013年8月14日发表文章说:“我国的财政亏空已经接近GDP的两倍了,金融体系就要被财政亏空吞噬了。” 经济学家曹建海指出:“现在看来,房地产泡沫未破灭必是银行债务危机的导火线,而在房地产泡沫支撑下地方政府日益依赖的土地财政,以及依靠土地抵押大量向银行借贷导致的巨额地方政府债务,反而有可能先行成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导火线。目前遍地泛滥的工地,基本上都是由银行提供的资金支持的。这些工程项目由于缺乏现金流,不仅面临投入运营之后的风险,而且地方政府资金投入的不可持续性,必然给主要依赖投资增长的中国经济降温,经济降温则必然推动房地产泡沫尽早破裂,危及依赖卖地生财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庞大的在建基础设施工程推进,最终引发一系列金融危机。”(作者博客,2012年11月11日)“更严重的问题是承诺美元可以自由兑换人民币,使货币主权被美国拿走,更无法调控国内基础货币增发数量,等于将市场经济下最重要的管理工具交给了美国。

    当美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利率很低,到处泛滥的时候,我们也就被美国绑架,不得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市场上货币过多,容易诱发通货膨胀。当美国实行货币紧缩政策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高利率,防止资本家兑换手里的货币资产为美元,以获得更高利润,带来美元枯竭。由于经济上对外依赖,美元枯竭,就会导致经济崩溃。”(黄卫东,本人博客,2013年8年5日)2011年,美国从全球攫取的霸权红利达73960.9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96.8%,是攫取霸权红利最多的国家;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高达36634亿美元,占全球霸权红利损失的47.9%,是霸权红利损失最多的国家。这就是说,全国每一个人在前年一年便被美国鬼子剥削去16000多元人民币。经济学家杨斌说:“世界银行关于中国改革的主张(包括《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让国有企业按更加商业化的模式运行,金融改革应开放资本账户并实行利率、汇率自由浮动,还警告倘若中国不推行上述改革就会发生经济危机。其实,世界银行的政策建议来自受到国际舆论广泛批评的‘华盛顿共识’,众多的经济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改革实践表明,‘华盛顿共识’政策的预期与效果是截然相反的。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的统计数据,从1980至2005年,在‘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私有化风靡全球的时期,一百零五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远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年代。“(乌有之乡日刊,2013年9月10 日)

    (五)自贸区风险。在上海自贸区将先行先试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开放,比如先行推动境内资本的境外投资和境外融资,并逐步实现可自由兑换等金融创新。著名经济学家左大培指出:“金融自由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是为了全世界的金融资本特别是投机资本而解除中国的武装,让它们无所顾忌地掠夺中国人民。同时,它有利于贪官把财产转移到国外。”(乌有之乡书店网,2013年7月26日)地方政府纷纷申请自贸区是出于地方的局部利益,而这种局部利益却是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这些地方政府的自贸区将使中国的未来就“象富兰克林曾一度形容新泽西州的那句话一样,‘是一只被邻居们四面八方都凿了孔的酒桶,桶里的酒都被他们吸光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323页),就是说,中国地方政府的自贸区将使中国的财富从四面八方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一些人根据《2030的中国》的“改革路线图”提出以开放促进改革,用危机倒逼改革,是想用金融放权来无限放大经济危机效应,逼迫中央不得不接受他们的进一步殖民地化改革;是想通过金融开放来向西方国家全面转让我国的财政金融主权,也就是要让帝国主义操盘我国的改革。说穿了,就是切实实现《2030年的中国》所制定的使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的“改革路线图”。可见这实质上是用西方列强压中国,用洋人压国人,用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倒逼”中国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强调:“我国除广播出版等极少数行业没有对外资大规模开放外,绝大多数行业已全部开放,如果继续盲目扩大开放领域或没有限制的开放,则可能给我国带来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问题。”(《再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6页)

    (六)城镇化风险。红歌会网2013年6月9日发表网摘文章,通俗地讲出了城镇化的实质:“村委会的会计回答说,政府花8万块钱将你家的2亩地征收,然后400万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再然后你儿子拿征地所得的8万块钱和他两口子攒下的8万块去交了购房首付款,并当20年房奴!大爷听完后流着泪说,俺他亲娘耶,泥马这不就是抢劫吗?!”可见,这是“政府部分地让渡了财政金融主权,以致于被一些机构和个人强行介入社会分配,大规模劫掠国民福利的悲惨状况。这个模式,已经在1983年后的香港演绎过一次了,几乎吸干了香港居民数十年的全部财富。全国各地的一二三四线城市现在都拼着命地搞房地产,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县级市(含农村人口)就有十几个楼盘在同时开工。这种局面,能维持很久吗?” (老泥头,乌有日刊,2013年8月30日)

    (七)就业和生存危机。农村由于推行包产到户,解散了人民公社,使得农民重新变成一盘散沙,无力抵抗大的天灾人祸,更无力与发达国家的农产品竞争,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使得农民无法通过农业劳动来解决孩子上学和医疗等方面的问题,不得不丢下老人和老婆孩子到外地打工,从而使“三农”问题积重难返。自从搞了所谓“减员增效”的改革以来,失业便成了很多人的家常便饭。上千万女性被迫卖身,不能不说是就业和生存危机的突出反映。现在失业群体的范围越来越大,已经不仅仅是文化层次相对较低的工人,更有许多大学生甚至硕士生都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威胁。很多年轻人因为一职难求,只能呆在家里啃老。为了一个饭碗,人们拼命地工作,很多人都被迫放弃了休息和节假日,甚至不惜在血汗工厂里卖命。这就使群众的不满情绪越积越多。著名学者何新指出:“中国的货币总量已接近GDP的2倍,这与美国规定的‘货币发行量不得超过GDP的70%’标准相比,超标130%。最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仅在中国内地流通,而美元则在全世界流通,这意味着同样货币数量下,中国老百姓承受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更为严重。……有数据称以1978年作为基数,中国财富增长了300倍,但中国货币投放已增长9000倍,也即是说当年的1块钱等于现在的30块钱。35年来通胀率至少高达30倍!(参看《南方都市报》去年10月17日报道)1990年中国货币总量只有1.5万亿,到2012年10月已接近100万亿。所谓通胀,其实涨的不是工资,不是房价,也不是什么菜价肉价,而涨的不过是货币量。不是东西少了贵了,而是通货膨胀钱多了钱也不值钱了。”(本人博客,2013年9月25日)

    (九)“新变数”风险。知名学者张庭宾提出:“倘若如下三个新变数:1.使得做空中国的工具基本完备,从而打通中国流动性危机从商业银行到企业的传导机制;2.美联储开始退出量化宽松,从而导致国际热钱撤出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3.美国、以色列袭击叙利亚、伊朗,封锁波斯湾,对高度依赖中东石油的中国经济以实质性冲击,并引发中国严重的输入性通胀,这三者同时出现的话,做空中国并非不可能。”(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8月5 日)

    (十)农业大减产风险。农业大减产由于会在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影响基础上造成农产品价格越涨持有者越惜售,而需要者则越抢购,譬如全国每个农户多囤积100斤粮,每个城镇居民多买100斤粮存起来等等复杂情况,农业灾荒很可能成为经济危机的引爆器。再加上国企进一步私有化、利率进一步市场化、管控进一步社会化以及正在大搞的城镇化即“新四化”等等的助推,一场30多年来最大的经济危机便可能出现在我们面前。

    在分析经济形势的时候,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虚报成绩时水分很大,连审计署原审计长李德水都公开指出,各省市区上报经济增长数字的水分高达40%左右。当需要掩盖问题、需要鼓劲以增强信心时,他们则会把受灾及其他损失的数字大大缩小。所以正如《参考消息》2013年8月29日的报道所说:“据悉,李克强总理曾说过,中国的统计数据中,只有铁路货运量、耗电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可信。”

    思想文化上发生大危机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

    例如,“三信危机”特别严重。由于对“特别是”的基本理论观点,比方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于新中国刚成立的195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之时,资产阶级便消灭了并且永远不会再产生的观点;这时社会主义革命便结束了因而应当告别革命的观点;在现阶段决不会再产生两极分化的观点等等,明明已被30多年的实践反复检验证明是错误的,甚至明知这些错误而为了阶级私利死不悔改,更大的问题是把如实指出这一点的马列毛派打成“左”,作为主要的斗争对象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至动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打压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派,这种荒谬绝伦的行为竟能在21世纪祖国大地的光天化日之下发生,怎么能不导致人们对前途担忧,导致理想信念的动摇即产生信仰危机?!再比方说,表面上大讲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不准对文革一分为二,全盘否定到“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只是一场“浩劫”的程度;相反对30多年的改革工作,则不准谈任何错误,否则便当作极左加以打压;表面上大讲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搞好国有企业,实质上用多种手段搞垮、贱卖了大多数国企,同时采用以优惠政策扶持外资和私企等办法,使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表面上大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上对袁腾飞这类骂天安门广场纪念的是“杀人犯”,甚至连茅于轼这类咒骂人民领袖毛主席是“人渣”,呼喊“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爱国主义!”叫嚣“我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谁给我钱?”这类反毛反党反华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即“五反分子”,也不仅“包容”而且捧成大红人,既上主流媒体而且到处由官方邀请作报告等等,这就容易导致对所走道路是否正确,是否应当增强道路自信的怀疑不断增多;导致对前途命运的信心危机。这些年农业部在不让自己的幼儿园吃转基因食品、严禁奥运会等所有外国人活动场所销售转基因食品的情况下,批准进口和种植转基因主粮让全国人民吃,并把人民的质疑斥为“无知”。近期我国每年乃进口转基因大豆超过六千万吨,转基因玉米的进口每年也达上千万吨。并且,转基因利益集团不顾我国大面积种植转基因玉米(先玉335、迪卡系列、德美亚等)造成严重生态灾难并严重摧毁养殖业(尤其是养猪业)的恶劣后果,在继续一意孤行大规模全面迅速地推进转基因粮、油、菜、果等产业化。茅于轼在网上公开说:“转基因食品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他能让人慢慢失去生育能力,和平地断子绝孙! ”“ 转基因食品能在中国迅速推行,且有法律保障,说明我们的领导人是顾全大局的(虽然他们自己及家人并不吃转基因食品,而吃特供食品),可敬可亲!” (回信北方狼至尊,2011年12月25日)这就导致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怀疑不断增多,导致对当权者产生信任危机。不言而喻,信仰、信心、信任危机即老百姓所说的“三信危机”持续恶化,发展下去是极其危险的。

    例如,相当多的主流媒体在拨弄是非、制造混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说:“民主宪政是政治体制的基础性元素,英明绝伦的领袖替代不了民主宪政。”《中国青年报》宣扬“西方不再只是西方,中国也不再只是中国。中国已经融入世界,这一过程不可逆转,并将越来越拓展其广度和深度”(转引自黎阳文章,华岳论坛,2013年7月31日)。《炎黄春秋》鼓吹:“宪政既是治国成本最低的方式,也是一个国家与国民的脸面。”《凯迪网络》发表文章:“分裂有什么不好?中国国民生活水平最好的时期,就是南宋”(同上)。斯诺登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仅仅是我国资讯业问题冰山之一角。美国人对我国相关系统的渗透与控制恐怕远远超出国人的想像力。大众老虎网友说:“网络媒体的情形确实如同一篇网文所坦率承认的那样,‘去看看腾讯、网易、搜狐、新浪、凤凰等网站的时政版块及历史版块、历史专题,去看看各大微博的时政和历史话题,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些南方报系的前员工们正在新的阵地上兢兢业业地刨中共的祖坟。

    在各大门户网站上,以吴敬琏、张维迎、茅于轼、陈志武、贺卫方、徐友渔、朱学勤、杨奎松、沈志华等自由主义经济、政治、历史学者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些老左、新左文人根本上不了正式版面。”(红歌会网,2013年7月29日)相反,反映人民群众有限声音的红色杂志和绝大部分红色网站,则被强行停刊和关闭。乌有之乡网站经理范景刚说:“我当然在国内不能完全自由地讨论和分享我的观点,这不仅受到新自由主义官员势力的打压,而且受到掌握媒体资源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排挤,例如他们掌握的媒体只发表歪曲和诋毁攻击我们的观点,而绝不发表我们澄清事实和表达自己真实思想的观点,甚至直接封杀或抹黑我们的网站和个人。不过这种现象即使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是一样,我绝不奢望在那些国家我们就能不受干扰地完全自由地讨论和分享我们的观点,在与西方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已经领教很多了。中国右派(自由派)已经占据了非常强大的舆论资源,客观上是中国舆论场最强大的势力,即使偶尔受到些干扰也没有对他们的想法表达造成多少实际的影响。”(答英国《卫报》记者问,2013年9月25日)实践证明,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一旦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很难守住。

    例如,封资修文化甚至殖民文化取代了红色文化的主旋律地位。曾经当过国营工厂厂长的李甲才指出:“汉奸卖国意识遍布在思想、舆论、媒体、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凡涉及西方,特别是美国,崇拜、称赞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凡说到中国,则讽刺、挖苦、嘲笑、诽谤得一无是处。”(东方红网,2013年8月15日)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恽仁祥说: “这30多年,最吃香的词汇就是一个“洋”字。洋人炸我使馆,说一声“误炸”了事;同洋人“合资”,可以白使土地、厂房,可减免税,还岀口免检。即便过了减免税期限,换个招牌继续减免;即便交税,也仅是国营企业的约35%。就这样保证了国营企业淘汰、垮台,工人被“买断工龄”大量失业。花千元买一条进口洋布条扣在脖子上算时髦,而大量还是“中国制造”。包括一些报纸,大量掺进了洋文,成了杂交文字;领导人岀国或接待外宾不讲中文讲洋文叫“文化水平高”; 洋文成了幼儿园娃娃的必修课。以前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现在与时俱进到了外国人撒的尿比中国的牛奶香。“(红歌会网,2013年9月13日) 2011年在人民群众强烈批判和反对的情况下,孔子塑像还能在神圣的天安门广场呆上100天,而就在几乎同一时间里,位于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南海边的毛主席汉白玉伟像,却被该地段的开“挖”商打碎了。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在各种重要场合很少提及(有的从来不提)毛泽东思想,他们宁肯参拜中山陵、甘地墓乃至各地寺庙,也不愿到近在咫尺的毛主席纪念堂拜谒。大中小学教材将渗透了毛泽东思想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内容的课文大量删除。

    连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赛奇都说:“目前中国对毛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 ……中国严重的两极分化伴随着权力私有化;严重的腐败问题,既有制度上的缺陷,更有思想上的混乱。而导致思想混乱的真正原因,就是新的思想并不为人认可,而毛的思想却被人为地极力淡化”。重庆警备区司令员朱和平将军近日在光明日报发表《要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一文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的渗透攻击无孔不入、步步紧逼。他们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攻击诋毁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鼓吹所谓的‘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宗旨,对我意识形态核心阵地构成严重威胁。……他们利用非政府组织,以公益、慈善、援助的面貌出现,每年邀请所谓的‘明日之星’免费去美国参观访问、进修和学习;政府出资赞助学者到中国巡回讲学,传播美式文明、宣传美国文化,推销西方文化理念。资料显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既不是其高新技术产品,也不是军火,而是流行文化,每年出口额达600多亿美元,远远超过航空航天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西方进行文化渗透的手法非常高明,有着很强的欺骗性、隐蔽性。这种‘文化殖民’如同‘温水煮青蛙’,很容易使青年一代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抵抗意志。”这无疑是对这些年过分重用、依赖“海归派”;过量组织干部去美国参观访问、进修和学习;放纵青年一代把西化当作时髦潮流等的错误倾向和做法的批判。

    例如,教育和科技领域的问题让人触目惊心。近20多年来,公派留学人员40余万,只回来了8万,不归比例全球最高。2012年12月22日的中华论坛说:“森路透集团发布了全球顶尖材料科学家榜单,其中前6位都是华人(五位在美国,一位在台湾)。为美国效劳的前5名全部是清一色的中国科技大学本科毕业生。这与50年代的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等一大批在国外早已是功成名就的科学家,响应祖国召唤,积极回到当时极其贫穷落后的中国,为改变祖国落后面貌奉献一切的无私品格形成了鲜明对照。今天,也正是因为这些年轻的科学家先吃中国饭,在中国奠定了雄厚的知识基础之后,却离开祖国,去美国谋求名位和享受,使中国目前的科技、工业在世界排名竟远远落后于30年前的毛泽东时代,这让大喊向外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的人如何向国人交代!” 正如知名学者谭伟东所说:“现如今,公知精英、欧美线人、大众媒体、体制内的叛徒,一股脑地协同鼓噪,中国高等教育几乎成了欧美大学的预科班。整个教育系统,成了钱理群概述的北大培养造就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孵化器。”(乌有日刊,2013年8月27日)

    例如,道德滑坡和精神颓废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2012年中国健康报告指出:“调查对象提供的答案显示:感觉快乐的不足三成,不快乐的近七成”(健康报,2013年6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强调:“中国目前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人际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二到三成信任陌生人。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京华时报,2013年1月8日)

    青年网友晋源泉疾呼:“我们发现大众传媒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堆八卦、广告和肥皂剧,把一切有意义的独特的文化都变成了千篇一律的美国工业制成品。我们的眼中和耳中充斥着无聊的爱情、浅薄的浪漫、廉价的温馨、暧昧的隐私、虚伪的英雄,搔首弄姿的明星和表情呆滞的政客让我们一次次反胃。我们失去了历史,只剩下了新闻。我们听不到周围真实的声音,看不到真相。我们被剥夺了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视野,这个时代要求我们像白痴般幸福。我们发现教育的目的只剩下了考试。学校里只传授考试的秘技和钻营的手段,而再也学不到真理和智慧。为了考试,我们的青春在无休无止的补课中昏天黑地,老师们却被我们父母的血汗滋润得脑满肠肥。”(大学网,2013年3月7日)“不断发生的社会性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社会事件的引爆点降低。仇恨、愤怒、怨恨、敌意等负向情绪与需求不满足、不信任、社会阶层分化有密切关系。弱势群体中一些本该同情却欣喜、本该愤恨却钦佩、本该谴责却赞美的‘社会情绪反向’值得警惕。”(京华时报,2013年1月8日)著名法学家巩献田说,现在“每年自杀人口30万,这是建国以后少有的年份;外出讨饭的有200万;每年新产生犯罪分子(判处刑罚)的100多万。社会治安案件,就在温某某当总理时期,由开始时的600多万件增长到去年的1300万件。两极分化越激烈,不公平越加剧,社会就越动荡。”(红歌会网,2013年8月26日)

    在经济危机、文化危机的带动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作用下,发生政治危机的危险性必然迅速增大。

    见微知著,从近期的一些迹象已不难看出这种危险性。它包括以下几点:

    ------西化派更加反动和疯狂。这表现在多个方面,包括胡耀邦的公子胡德华公开批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不能否定”的讲话。他气势汹汹地在《炎黄春秋》的座谈会上质问:“我不明白的是不能否定前三十年,我们是不是文革不能否定,如果说都不能否定那我们否定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否定的是改革开放,这不就把我们自己给否定了吗?” 在我国,作为培养党的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去年底为纪念宪法颁布施行30周年,召开了和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针锋相对的所谓“优秀骨干师生”参加的务虚研讨会,让极右分子、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作了极富煽动性的总结发言:“我们已经下了市场经济的水,更是下了私有化的水。……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房子也不少了。但是哪天不知让谁发你一条微博,你就都没有了,多的怕是连一家子的命都要吐出来。……从根本上逐步消除这种不安全的状况,就要大胆追求宪政法治”。最后还警告:“一赢全赢,一输全输。”毫无疑问,这是按照《2030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搞殖民地化和宪政改革即实行西方国家政治体制----多党制的变天动员。更令人震惊的是,没有听说当场任何一个人包括中高级干部站起来反驳。此类迹象清楚地表明我国也存在着发生苏联那种惨剧的可能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吉叫嚣:“中国的前途命运是由强势集团决定的,谁违背了强势集团的利益,谁就必然下台。”(华岳论坛,2013年7月31日)

    陈子明最近在自己的微博中威胁道:“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不是半个世纪前的总体性社会、单位社会,政府已经没有了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掌控能力。只要民众觉悟了,又敢于起来抗争,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想要‘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的人,将会失去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空间和在历史上的地位。”老朱弟子悍然宣称:“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在十年左右,迎来一个民主自由的国。……渡过黎明前的黑暗,迎接那个临界点的到来。”(博讯,2013年4月11日)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个汉奸窝点最近竟敢召开有相当多人参加的该所成立二十周年庆典大会,进行动员、组织、示威。房地产商任志强在会上叫嚷:“许多人工的堤坝阻挡了鱼类洄游,威胁到鱼类的生存。必须拆除那些堤坝,让江河自由,让江河奔向海洋,不单自然界如此。”

    日前中国“法律党党首”贺卫方公然在美国宣扬:“将中国共产党改造成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是比较可行的选择之一。”他还公开煽动反革命暴乱:“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让司法无法得到独立,中国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现实的实践已经无法找到理论的论证,而没有理论的实践就只能依靠暴力来解决问题。”(乌有之乡书店网,2013年8月4日)还有些人则妄图利用搞自由贸易区的机会,按照《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使中国迅猛地进一步陷入殖民地化。可见,他们比瘟神还疯狂。这就不难看出,西化派依靠的是跨国资本,他们不在乎共产党的招牌,所以最理想的方案就是尽早地改旗易帜,然后把一切历史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身上,必要的话把和共产党招牌有联系的那部分人推出去做替罪羊,在宪政民主的华丽外衣下,使他们窃夺的人民财产合法化。不难看出,他们正准备以比一般资产阶级凶险百倍的最后疯狂,决一死战。

    ------西化派和补课派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公开宣扬西方普世价值的西化派干将、原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和主张“特别是”的中信公司董事长孔丹异常激烈的争吵,就不难看出西化派和特色派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性也在增加。知名学者李民骐在分析这一点时说:“经过了08年到09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后,上层对于资本主义的信心开始发生一定的动摇。他们内部也开始部分分裂。因为上层中有一部分人的政治合法性是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相联系的。……咱们就说红二代吧,这个和中国革命历史有联系的部分虽然也参与了资本主义的复辟过程,也通过占有国有资产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但是,如果说完全扔掉共产党这个招牌,完全割断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一切联系,那么一旦发生重大的历史变故,就难免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恐怕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成都同志非常了解的重庆的唱红打黑,这里面既有当时个人的考虑,也是综合了中国各方的背景变化所影响的客观结果。” (红歌会网,(2013年8月22日)这里边提出了部分原来的补课派逐步左转的问题。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重庆道路所实行的唱红打黑“三进三同”、共同富裕,尤其是据说使公有制的比重提高18%以上,是一种左转或者说向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归、向科学改革回归的一种表现。邪改派特别是其中的西化派的首脑把重庆道路诬蔑为“文革遗毒,封建残余”,对它的代表人物极力打压,必欲置之于死地,无疑是一种阶级报复。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最近在《中国改革》月刊与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联合主办的“依法治国与重庆教训”座谈会上说:“‘文革’的模式究竟是什么?我觉得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重庆模式’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改革开放’,……在重庆问题暴露之前,很多人没有安全感,包括高级干部。”(转引自华岳论坛,2012年12月7日)这就是说,在他们眼里,重庆道路和文革是差不多的。由此可见,它是社会上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买办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特定方面的一种反映;是一种特殊形势的路线斗争。由于重庆道路是我们通过和平方式挽救党的一条出路,是当前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包党员、干部赞同的摆脱困境、拨乱反正之举,因此支持它是必要的。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期刊《人民论坛》2012年初的调查显示,蛋糕论支持率仅2%,赞成或认同重庆道路的达90%以上,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对重庆道路及其代表人物的打压,从表面上看或者说从战术上看是暂时得了势,但从实质上看或者说从战略上看,则是一次大失败。因为这使他们进一步暴露了搞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甚至按照《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搞垮中国的真面目,从而进一步丧失了党心民心。相反,对于前前后后始终支持重庆道路及其代表人物的马列毛派来说,则是一个战略上的胜利。

    这里所说的从战略上看,最根本的是看路线,看民心,因为得民心者得天下,路线决定一切。前几年一部分马列毛派完全自发地力挺重庆道路的代表人物,有利于防止西化卖国集团在十八大前后搞乱中国,乱中夺权;有利于动员、组织更多的革命群众关注、支持、参加复兴科学社会主义的斗争,这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济南事件的过程,更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因为重庆道路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当前力挺重庆道路的代表人物,对于破除邪改路线,用毛主席路线救中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现在再从民心和路线上回过头来看一看,就会进一步认识到当年力挺重庆道路和它的代表人物,顺应了民心民意,扩大了重庆道路的影响,得到了相当多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是必要的;就会进一步认识到邪改派在这件事情上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战略上败得很惨。这一点,对今后的斗争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重大影响,甚至它本身就会成为一个斗争焦点。同时,围绕重庆道路,也将使中间派甚至包括部分右派队伍进一步分化,使西化派和特色派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邪改派和马列毛派的斗争正进一步尖锐化。著名经济学家赵磊等成都学者说:“你不是叫社会主义吗?你搞出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大的贫富差距,还有什么资格,还有什么脸面讲你是社会主义?阶级对立,经济形势、社会形势的恶化,这个时候我们开始重新思考,这样对改革三十多年的方向产生怀疑的人便越来越多了。这场改革的最大收获是什么,是进一步体会到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体会到文革的正确,体会到资本主义不仅是让中国走向穷途末路,而且是让人类也走向穷途末路了。可见,改革开放的展开过程,否定资本主义的因素也在发展起来,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成都学者对话美国教授,2013年6月18日)河南青年工人王杰最近在他们的沙龙上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劳动人群趋向于左派?是因为他们切实感到,通过自身的努力并不能改变命运。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的法则教育他们,中国没有自由竞争,他们没有平等向上层游动的机会。他们会思考,为什么社会不公平?同样具备能力,却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他们会得出答案,这不是自身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有问题,这个社会规则不公平。那么,能不能改造社会,追求一种公平?这恰好构成他们左的思想。”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的时期,但18世纪农民的处境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这种所谓“繁荣”便加速了革命的到来。可见,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是爆发暴力革命的重要原因,因为长期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必然让人们思考财富分配方式的欺骗性与合法性问题,而总根子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保护这一经济制度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既然如此,毫无疑问靠资本主义私有化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救不了中国。也就是说,靠通过大办自贸区之类用开放倒逼改革,靠西方多党制式政改即实施《2030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等等,都不仅救不了中国,相反却会带来大灾难。连贺卫方都不得不说:“很担心特别大的利益冲突最后导致转型过程中的不顺利甚至崩盘、革命。”(乌有之乡书店网,2013年8月4日)

    在这一历史关头,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用社会主义救中国,最根本的,是要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纲领、方针、政策,即毛主席的社会主义路线(简称毛主席路线)救中国。毛主席强调:“我们的策略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在当前这一从总危机中挽救党到复兴科学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更需要注意这个策略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这是网上盛传的,如果是真的,当然很对。当年,针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其中包括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以假乱真的情况,革命导师便把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以示区别。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主张的改革,才是科学改革;我们所说的促进科学改革,毫无疑问是要促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改革。这就是说,“促进科学改革”,正是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策略原则和渡过总危机的客观形势需要提出来的。

“促进科学改革”必须解决的四大问题

    促进科学改革,需要解决好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必须以坚持真社会主义为前提。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这一本质,决定它必须以正确回答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好社会主义的问题为前提。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与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可见,他从发展过程、政权性质、最终目标、根本任务等方面,既精辟又准确地讲清了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过渡阶段的本质特征。

    “特别是”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不够格。只有到下世纪中页,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意思很明白,在中国还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之前,不是真搞社会主义,只能作为社会主义前的准备阶段,这就是所谓“初级阶段”。可见这种社会主义观是以生产水平的高低为标准的,而不是根据所有制关系的性质来判断的。正因这样,他们强调,反对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左”,从而导致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区分“姓社姓资”的标准是什么?

    毛主席在谈到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时,提出了六条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毛主席在这里虽然不是专门谈区分“姓社姓资”问题的,但也在一定程度包括了这一点。

    人所共知,“特别是”对“姓社姓资”提出的区分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并且特别强调生产力标准。

    稍加对比便不难看出,毛主席提出的是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在内的全面的实践标准,例如既讲了建设,又讲了革命(当时把革命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强调了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都知道,列宁是把是否不仅承认阶级斗争而且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的。“三个有利于”回避这一点,显然不利于区分真假社会主义。不错,“三个有利于”在生产力前面加了个“社会主义社会”。问题是这里正是讨论社会主义标准的,标准出了问题,前面加上的社会主义能还是真的吗?

    毛主席所说的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等,实质上是指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是在经济上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思想文化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或者说初级阶段,可以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为补充;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资分配为补充;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配为补充。由于从生产力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是和多种因素相关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力一时、片面的发展,并不能证明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私有化改革搞对了。这是在于从实质、长远、整体来看,它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并且必然导致亡党亡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被长期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再说,由于大量出卖资源、拼命引进外资以及进行必要的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等等,都会在一定时期内使国内总产值有所增加。香港特区就是由于进行政策调整等原因,使经济有所发展的,如果看到这一点就说香港“姓社”,那不就把“姓社”还是“姓资”这样一个最大的是非弄颠倒了吗?这就是说,“三个有利于”是从制度所起作用的角度区分两种制度的,这当然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不全面。所以,只有既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又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才能说“姓社”。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毛主席指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75页)  

    “特别是”认为,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客观实际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中,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即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便决定这时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否则,则会演变成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毛主席强调:“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毛泽东传,1063页)这是在于,阶级斗争的胜败,直接决定着哪个阶级掌握政权和财富的分配;直接决定着人民江山变不变颜色。这是个铁的事实,是个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

    搞社会主义应坚持什么样的基本路线?

    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特别是”把基本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按照毛主席路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背弃这条路线所导致的公有制丧失主体地位、工农大众由主人公沦为弱势群体的惨痛教训,以及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历史悲剧,都证明毛主席提出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

    什么是改革,怎样搞好改革?

    毛主席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诈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

    习近平总书记说:“有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其实是搞倒退,是搞他们的小金库,把公共财富和国家资产变成他们的囊中物。这样的所谓改革,老百姓怎么会不骂娘,怎么可能不骂娘?而老百姓千呼万唤的那些改革举措,则迟迟无法制定,无法推行,更得不到落实,这是为什么?我们不是不改革,而是要真正的改革,真正让人民群众满意、能够进一步解放和提高生产力的改革。而最近这些年的所谓改革呢?反而束缚了生产力,经济发展模式畸形、环境危机重重,是在竭泽而渔、饮鸩止渴了。”这也是网上传的,如果是真的,讲的确实很有针对性。

    一是炮打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狠斗了一批走资派,并且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赵紫阳公开说:“实行私有化,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就是改革理论”;“西方宣导的自由、民主、人权乃是现代普世文明,各国都不能拒绝”(《软禁中的谈话》,285、392页)。“八九风波”使中国“遇到像苏联、东欧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与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赵紫阳显然有很大关系,这是任何人也掩盖不了的事实。像赵紫阳这样的走资派,并不少见。当代最大的汉奸卖国贼,和赵紫阳相比就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党内资产阶级的存在是个客观现实,怎么能说毛主席的晚年思想是左倾僵化呢?怎么能说这种坚决反对苏东式和平演变的继续革命理论会使中国“遇到像苏联、东欧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呢?朝鲜、古巴至今没有搞补资本主义课式的改革,几十年了不是并没有像一些人叫喊的那样出现“不改革是死路一条”的局面吗?所以,认为补课式改革使中国得以避免像苏联、东欧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是违背基本事实的。胡耀邦、赵紫阳当时都挨了批斗,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却都作为总书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在走资问题上栽了跟斗。这显然证明文革有很强的预见性。

    “今夜雨夹雪微博”《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胡耀邦》说:“美国布热津斯基的文章回忆道:有一次在马克西姆餐厅与胡耀邦共进晚餐,让我感到震惊的不是菜单和菜式,而是胡耀邦明确告诉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实行多党制。我非常震惊和赞赏胡耀邦能够看得那么深远。”假如确有其事,也证明胡是走资派。网上还说:“晚年李先念曾对陈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赵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都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斗这样的走资派,难道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任务吗?

    二是掀起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热潮。这对于维护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主旋律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根本性、历史性的作用。  

    三是使工农大众的民主权力不断得到扩大和提升。那时工人、社员可以面对面地给直接领导提批评意见;各级人大中第一线的工农兵学商代表占60%以上;由于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强调在农村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工人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相当高。

    四是使社会主义改革不断得到推进。例如,冲破苏联过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允许地方和企业搞一些“独立王国”,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提出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阶段,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通过对照搬苏联的“一长制”进行的改革,创造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革新中实行三结合);使鞍钢宪法得以产生并贯彻落实,便促进以大庆为代表的大批国营企业越办越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是使我国成为社会风气最好的国家之一。那时腐败增多、分配不公、治安恶化、物价飞涨等现象几乎绝迹;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成了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不少地方几乎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法律与生活》杂志2013年8月30日载文,说山东省蓬莱市公安局老民警刘铁成回忆道:“文革期间,刑事案件一年没有几起,若发生了杀人案就成了当地的头号新闻。哪像现在,特大刑事案件几乎每月都发生。即使全局有四五百名民警(是那时的十倍以上),警种齐全,二三十个科、室、所、队仍是杯水车薪,把民警累得焦头烂额,超负荷地工作着。”

    六是使科技、教育、文化、卫生都得到大发展。那时科技战线很重视长远、整体即战略发展,使我国在搞出原子弹之后又以比西方国家快得多的速度搞出了氢弹、人造卫星、核潜艇并着手实施宇宙飞船计划;成功试飞了“运十”大型客机等等。这使我国的科技水平迅速跃居世界前列。几乎全部免费的教育,使平民百姓的孩子都能入校上学,甚至在大学里也占了绝大部分。人民群众成为红色文化的主体,工农兵的形象通过文艺改革占领了舞台。

    在对城市老爷卫生体制的改革中,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了农村和基层,形成了合作医疗体制,出现了大批赤脚医生,使普通群众的医疗卫生状况大大改善。加上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促使中国人寿命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达到了1970年代中期的65岁。2013年3月29日,联合国人类开发计划署的马和励在办公室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成就,大部分是在1950到1980年间取得的。1980年以后,由于按服务收费模式的推行,农村和城市的医疗水平差距在不断扩大,很多穷人负担不起高质量的医疗。”

    台湾著名人士李敖说:“在旧中国,饿死人的数量是惊人的,仅1945年湖南就有500万人饿死。今天的亚非拉美广大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1500多万人饿死。以中国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计算,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现在每年会有300万人饿死,这50年来会有1亿到1.5亿人饿死。” [中华网,2012年10月22 日] 据美国驻南京政府最后一任大使司徒雷登称,整个民国时期每年饿死的人都在300万到700万之间,就是说民国时代饿死的人将近2亿。这些,比山东大学教授孙经先经过反复核实所证明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中因灾死亡的200万人左右;比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所说“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的材料,因缺粮致死的是103.9万人”,显然都多得多。

    七是使经济建设得到极大促进。重庆木材厂的杨师傅在接受釆访时说: “我们八点钟上班,但是工人七点多钟就到了,没有谁是八点钟才走到工厂的。生产方面只要一声令下,大家拼命整。为了把生产搞上去,星期天大家自己都去搞义务劳动,没得哪个人去计较报酬的。中午12点下班回去吃饭,吃了饭马上就回到车间继续干。晚上我们是6点下班,下班后学习1个小时,7点回家吃饭。有很多同志7点回家吃完后又跑到车间参见义务劳动抢任务。我老婆当时就是这样,吃完饭碗都没得时间洗就跑去抢任务。这些都是义务的,是不记报酬的。甚至为了保证生产任务,女同志给小孩喂奶都是在车间喂。你问我们为什么愿意去义务劳动,因为我们觉得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厂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不是为了义务劳动而义务劳动,我们义务劳动是因为我们爱国、爱厂。

    那些教授说工人是懒汉,我告诉你,要是他们敢到工人中间来这么说,没得哪一个跑得脱!” (工人网络宣传队博客,2013年9月18日)那时高于西方国家一倍以上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被全世界公认为经济奇迹。连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都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增长全球第一。”2012年12月16日向阳红网友在中华论坛说:“毛泽东时代28年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塘坝640万口(10万立方米以下),总库容4千多亿立方米。人工河渠总长300多万公理,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其工程总量体积折合土石方3610亿立方米。若参照目前水利工程造价,按土石方量简单折算,总造价为240万亿,超过1980-2008年以来中国所有GDP的总和。”那时的投资效率也比现在高得多,在“三五”期间,每投资100元利润是26元,而到1992年,每投资100元利润仅2.7元。

    八是使我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珍宝岛之战、西沙之战,都打出了军威、国威。

    九是使党的建设不断得到加强。那时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群众参与共产党的“开门整党”,党员干部自然“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帮”。群众性的义务劳动能够经常、广泛地开展起来,就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十是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毛主席创立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积极帮助第三世界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正义斗争,自然和一百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牢固的兄弟情谊。上世纪七十年代恢复我国的联合国席位,主要就是由这些兄弟国家“抬进去”的。从此取代台湾的国民党,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同当时世界上130个国家中的1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开始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政策,开创了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的新阶段,大大改善了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提高了国际威望。

    这些,足以证明文革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把文革这场全国绝大多数人参与的群众运动否定到“十年浩劫”、“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文化沙漠”、“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程度,是不是最大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是不是制造了最大的冤假错案;是不是暴露了极少数人最大政治骗子的丑恶嘴脸?网络名士秋石客说:“抓纲还是抓目,这是判断左派是否成熟的标志。当前理论战线的纲就是重评文革和反思改革。文革和改革是大是大非问题,大是大非问题解决了,才能解决细节问题。汉奸卖国贼是因为否定了文革搞改革才大量出现的。文革是左右斗争的核心,文革不正本清源,左派就永远压在五行山下。” (红歌会网,2013年9月5日) 一枝清荷网友说:“我们的党以及一些群众曾经都在拥护的、参与的,被毛泽东自认为平生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上理解成那个样子,这是我们对待历史的应有态度吗?历史不是精英论断出来的历史,而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应当把是非对错,交给人民去判断,交给时间作结论。”(乌有之乡书店网,2013年5月22日)

    对于文革的必要性,周恩来总理40多年前就讲清了。他在1971年同访华的原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谈话时指出:“对于那些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人来说,必然只能选择‘唯生产力论’。刘少奇说,生产关系的问题早已解决了。那就是说,我们已有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但是,生产力(设备、技术和工艺)落后。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教导说,生产力是受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制约的。刘少奇在八大发表了他的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理论。根据他的看法,中国的社会关系已非常先进。生产力早已解放了。因此在生产关系中,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变化能再搞大跃进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跃进,他反对并贬低大跃进。”(美中友好协会会刊,1971年第3 期)

    由此可见,右倾机会主义或者说修正主义确实是主要危险;走资派在阶级性上确实属于党内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确实不可避免;防止走资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确实是关系国家和人民命运前途的天大的事情;文革确实是一场完全必要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那种“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的结论是确实站不住脚的。

    林伯野将军指出:“人们的立场不同,认识也不同。站在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看文革,结论必定是糟得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并有高度觉悟的人看文革,结论必定是好得很。同样是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场上的人们,由于觉悟有高有低,其结论也会有差别。因为人们的阶级觉悟从自发到自觉,有一个过程。所以还要提高觉悟,才能认识正确。如果因为受到冲击、受到寃枉,从个人得失出发,就会不赞成文革。如果从个人所在的单位或地区这个局部出发,看到这个局部出偏差、很糟糕,也会对文革不满意、不赞成。如果只从文革的某一时段出发,只看到缺点严重,看不到后来已被纠正,也会不能正确认识文革。只有从全局着眼,从长远着眼,看大局,看全面,抓主流,抓本质,才能对文革有正确认识。”(东方红网,2013年5月9日)这话是有道理的。

    毛主席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话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象毛主席说的这样去看问题,自然能够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为什么象被刨了祖坟一样歇斯底里地反对肯定文革的成绩呢?要害就在于,肯定了文革10年也属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便意味着既毫不畄情地坚决纠正“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又使切切实实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保证做到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新型的、科学的文革或者说科学改革应运而生;人民最不满意的腐败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不稳等问题很快都会得到解决;看病难、住房难、子女上学难更是随着高福利的恢复而自然消失;随着工人农民社会地位的大提高,平民百姓的收入马上便可大幅增加,特别是为新中国打家底做出重大贡献的下岗工人,将每月立即增加千元以上的补贴。这样,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搞了几十年的和平演变就会泡汤,他们自然会充满阶级仇恨。

    毛主席在1966年讨论工矿十条和农村十条时曾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党内路线斗争的根源。重新温习这段话,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错综复杂的斗争,就可以理清了。

    当前这场改革由于背弃了毛主席路线,因而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陷入了“补课式改革”甚至“附庸式改革”的陷阱。这就是说,它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站不脚的。我的探讨性意见是,对于当前这场搞了30多年的改革,也应当采取实事求是分析即科学的态度,即大致判断它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三分成绩,例如改革初期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基本发挥了私营经济的有益补充作用,在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前提下,发展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胡耀邦、赵紫阳搞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一定程度的斗争;在苏东剧变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反和平演变的必要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采取了一些措施;通过树立科学发展观,对以物为本、金钱挂帅的倾向有一定范围的制约;吴邦国等对重庆道路有所肯定并提出“五不搞”等等。特别是当前,习总书记对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确实比以前讲得多了,并且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主流媒体对西化派的宪政改革之类改旗易帜图谋,批判也多了一些,等等。

    其七分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简称为十大错误:

    其一,用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家发改委干部俞卫国说:“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从工业产值看,公有制经济占27.7%。非公有制经济占72.3%;从工业从业人数看,公有制经济占24.7%。非公有制经济占75.3%。……私有制或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高,自然歪风肆虐,怪象丛生;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高,社会主义正气才能得以弘扬。所以,目前表现出来的一个个个体的问题,实质是总量的问题,是总量的结构问题。不到28%的公有制基础,是绝对撑不起社会主义大厦的。有些人和有些部门,把土地和矿产等资源统统作为国有资产纳入公有制经济成分进行计算,认为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还相当高,这纯粹是见物不见人的错误计算。人在哪里,在干什么,在什么生产关系条件下干,这是最基本的度量指标。不妨想想,那些身价千万元的媒老板和身价亿万元的房地产老板,他们用大大小小的礼包买通官员,取得矿产和土地开采权和使用权,然后把农民工的工资压得极低,把大量利润装进自己的口袋,买豪宅,买豪华轿车,还要连人带车一起买,挥金如土,把自己的孩子送入贵族学校学习……这与公有制经济何干,与人民的利益何干!这种计算,完全是误导和欺骗!”(乌有之乡书店网,2013年8月5日)《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要求中国将国有企业的比重再降低63%,并主张让国有企业按更加商业化的模式运行,从而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国企存在的问题。这无疑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其二,造成了两极分化。“京华时报前不久的消息称,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京发布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所少见。”(凤凰网财经,2012年12月20日)中国90%的人,其中少数人生活保持在前三十年的水平,多数人比前三十年还要穷。尤其是如今的工人和农民,多数人苦不堪言。因为那时工人职员住房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孩子上大学不要钱,国家还包分配,一对夫妇工作,工资可以养活三四个儿女。农民看病有“二六医合”与“赤脚医生”等保障。“经济学家王小鲁测算,2009年中国的隐性收入大概超过10万亿元,2010年达到12万亿以上”(同上)。“一方面是全国有6、7千万套空置房,甚至出现如鄂尔多斯康巴新城、惠州大亚湾、营口鲅鱼圈等为代表的整城整城空置的‘鬼城’;另一方面,大多数适龄青年却望房兴叹。更可恶的是厉以宁竟说出这种话,‘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转引自黎阳文章,华岳论坛,2012年12月7日)

    其三,培植了新资产阶级。在“打倒反党集团”、“三清查”中搞扩大化,打击党内前三十年特别是文革十年中毛主席路线培养成长的老中青马克思主义者,从组织上为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扫清阻碍。解放地富反坏右、平反冤假错案时搞“一风吹”,为复辟资本主义打造社会基础。同时,从国外招来垄断资产阶级。据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计算,拿2005年私营企业主同1956年我国进行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相比,人数为当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数为当时250万人的18.8倍,资本额按可比价格计算为当时24亿元的639倍。《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1989年8月)指出:“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既然如此,大私营企业主不是资产阶级是什么?更不要说官僚买办了。

    其四,使工农大众沦为弱势群体。据中工网报道,中国的前1000名富豪中,有147位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而2.6亿农民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仅占3位。随着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目前雇佣劳动者已占工人的75%以上。至于人们所说的童工像白菜、土豆那样任由老板挑选买卖;窑奴们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成千万的妇女被迫卖淫等等,更使稍有良知特别是有无产阶级感情者无法容忍的。正因为这样,连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都不得不公开承认,工人、农民、下岗工人,已成为所谓“十个阶层”中倒数第一二三位即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据中国红十字会训练中心在2011年5月12日告示,除自然灾害和人力不可抗拒的重大事故外,我国每年死于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逾800万。特别可恨的是,大富豪及其走狗们还把革命人民说成具有破坏性的力量。例如茅于轼说:“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华岳论坛,2012年12月7日)

    其五,改掉了新中国头30年改革创新的不少成果。“朱镕基任上海市长时说,从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的工程管理是很有成绩的。1964年工业学大庆,对工厂要求非常严格,那时候工厂搞技术比赛,设备擦得发亮。”(转引自毛旗网,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230页)不但大庆经验不大力宣传,连“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也被基本否定了;对于地震的群测群防体制,可以说是基本改掉了;比较有效的反腐倡廉机制,更是改得不灵了。在文化领域中,则排斥社会主义文化,恢复封资修文化,用孔孟之道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并把文化完全推向市场任其腐化堕落。党在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大大削弱,于是社会道德普遍衰败,一切向钱看、自私自利、吃喝玩乐形成社会风气。随之而来的青少年犯罪和“黄赌毒”泛滥成灾。

    其六,使经济建设受到巨大破坏。由于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一般是在事后,所以往往造成严重的浪费和损失。例如前些年绝大多数省市区都上彩电项目,结果便出现了彩电大量积压、开工率只有一半的恶果。至于蔬菜、水果等由于一哄而上导致供过于求而大量烂掉,更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同时,由于市场经济倡导追求短期行为和个人私利,科技领域经过市场化改革,大量具有前瞻性的科研项目被搁置,不少应有的多地区、多行业的大协作也很难搞起来。曹建海说,美国著名学者查诺斯并不在意中国的GDP数字,他说,‘经济活动不等于创造财富。你如果建一座桥,然后这座桥每隔5年就要塌一次或拆一次,于是你每过五年就要建同一座桥,这能转化成为很多很多GDP增长,但显然不会增加国民的福祉。’查诺斯的说法看似耸人听闻,但不无道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带有很大的虚饰性,如果去除各种拆迁、资源损失、环境破坏等因素影响,我国2009-2011年的实际增长是很难超过5%的“。(作者博客,2012年11月11日)

    其七,使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成了“老大难”。据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19000亿。”再说,一切商品化,自然会使商品交换的原则侵入政治领域,使有钱者用钱卖权,有权者用权赚钱,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就拿农村的直选来说,贿选便成了当村官的公开投资。所以老百姓说:“反腐反腐,越反越腐;打假打假,越打越假;扫黄扫黄,越扫越黄。”

    其八,使附庸地位难以摆脱。加入“世贸”后为了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接轨,中国进一步扩大了对农产品包括美国转基因大豆、影片、书籍等等的进口,使群众深受多种毒害;进一步创造招商引资的“宽松环境”如在一些“改革家”关于应当不惜牺牲一代妇女来换取经济发展观点的影响下大搞色情服务,使数以千万计的妇女惨遭祸害;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和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原来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转型成了为西方国家提供廉价商品的“外向型经济”,早在2008年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便达到70%以上,几乎超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的21个被西方国家控制;明明知道美帝国主义等西方国家不会偿还却仍然坚持将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绝大部分买了它们的债券。西方国家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后,在“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救欧洲就是救自己”的口号下,又大量增购了西方国家的债券,可得到的回报却是美国对中国企业的严厉封杀和欧盟对中国贸易的大规模制裁,目的是要引发中国经济的衰退和危机。“几乎中国所有的国内或国外政策都深受美国影响,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虑美国的反应,这是我国决策的一条隐形线索”(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乔良,乌有之乡网,2009年7月18日)。美国公开宣称,已出现的“中美国”就是“依附于美国的中国经济体”(华盛顿邮报,2008年9月21日),他们通过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就是要使中国全面殖民地化。

    其九,使党的建设遭受严重损害。不少网友说:“在中国,信任的基础已经被政府一而再、再而三不诚信的作为彻底动摇了。老百姓一次又一次地被忽悠,被欺骗,被人均,被幸福,怎能不成为‘老不信’?!”当群众认为假共产党员越来越多、掌握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从而完全绝望的时候,便是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大悲剧在中国上演的日子。可悲的是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直到今天仍然身在右不知右,可怕的是他们为了自身的私利而顽固不化,“至死方休”。而这正是党的建设不断削弱、党群关系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

    其十,使兄弟国家越来越少。这些年一些人实质上不仅照搬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全民党”那一套,而且把他“三和一少”(对西方国家要搞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革命的支持要少)当作教条僵化保守地贯彻执行,一门心思搞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建设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既公开在党章里删除了“国际主义”,又疏远了第三世界兄弟国家,甚至对他们搞损人利己的勾当,真正的战友怎能不越来越少?更严重的是,党内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这种“经济改革成果”,还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即让中国不仅做西方国家的经济附庸而且做政治附庸。老百姓把这叫做“接鬼”,显然既形象又生动。

    虽然上面所引用的数字无法一一核对,但是作为基本事实,无疑是人所公认、铁证如山的。再反对纠正这些错误,实在是天理难容。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最近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从来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公开承认、修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也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存在的不足。”真能做到这一点,那当然好。

    杨思远教授尖锐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政治上的官员腐败、文化上的理想和信仰失落,工人阶级主人地位的丧失、农民阶级的破产、农民工的雇佣化、大学生的失业和大量妇女卖淫,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死不起人,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大量复活以及日益严峻的国际资本控制等等,这一切难道能够继续用改革不彻底搪塞过去吗?能够用“杀开一条血路”、“不改革是死路一条”获得解决吗?右派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在全球的破产,难道还不需要痛苦反思吗?“(红歌会网 ,2013年6月1日)问题正在于邪改派根本不允许人民群众对长达30多年的改革实践进行功过得失的反思和经验教训的总结,坚持对的、纠正错的;在于他们以“不争论”为理由,以反“文革复辟”为大棒,对改革搞事实上的“两个凡是”,即认为凡是改革做的事情一概正确,凡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一律不许纠正。如果改革中做的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事情,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正因为这样,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张明澍,就他搞的中国社科院的一个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得出了“一些让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的结论”。他说:“1988年的调查中,受调查对象的西方化程度比现在明显高很多。当时刚改革开放,社会对西方的东西是一种拥抱的姿态。……按照调查数据,当今中国社会的左派占38.1%,中间派占51.5%,右派占8%”。 另据报导:“腾讯在《今日话题》中,推出了如何防止‘怀念文革’的‘歪风’的专题,并以‘你怀念文革吗?’为题,发起投票,结果怀念的是50392票,占投票数的78%;不怀念的是14402票,占投票数的22%”。近百万人对文革投票,支持和反对的比率是85比15。这还是极右媒体凤凰网设置的投票,如果是一般网络或者网下群众选择,支持文革的比例会更高。这些,难道不正是大多数人民群众对怎样搞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吗?

     第二,必须以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为目的。

    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推进科学改革,必然要求把推进真正的科学发展作为基本目标。在现阶段,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坚持以民为本。“特别是”所说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这对于纠正以物为本甚至以钱为本、以资为本的倾向,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由于发展是个含义很广的概念,既包括经济发展,又包括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讲发展不仅要求我们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本,而且要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坚持以民为本。习总书记最近在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以民为本,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这很对。而真正坚持以民为本,最根本的是使人民成为生产资料和国家的主人。这样,才是抓住了根本,把握了关键;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观即真正的科学发展观。

    ------坚持以社会主义为纲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统一。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旗帜、纲领、方向、道路、路线,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经济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实质上就是要坚持以社会主义为纲。这就是说,以社会主义为纲和把经济工作作为多项具体工作中的中心工作本来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而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包括口头上讲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实际上使私有制占据了主体地位,都不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是复辟倒退。

     -----坚持共同富裕。资本主义庸俗发展观认为,只有保持贫富差距,才有利于调动和发挥精英们的聪明才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唯其如此,他们的代表人物如郑必坚才特别害怕搞共同富裕,斥之为“亡国之道”。离开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谈共同富裕,多半是句空话。

    ------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资本主义庸俗发展观是全盘否定计划经济,主张完全市场化,由市场决定一切的。因此,常海思指出:“它主张实行市场经济,结果,只能是私有化、市场化,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分享发展成果”。同时,“它离开公有制、计划经济来谈统筹兼顾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不可能的”(东方红文粹,2012年7月)。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则认为在现阶段应实行陈云同志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当然,这要根据当前的新情况,有所创新。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资本主义庸俗发展观认为,只有跟着美国走才能富起来;只有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才能救中国;只有两头在外,依赖外需和外资,才能实现现代化。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在西方国家陷入资本主义大危机时喊出“只有救美国才能救中国”的口号,才使中国逐步沦为西方国家的附庸。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则认为,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是直接决定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背弃自力更生原则,走附庸化的道路,是自寻死路。

    由此可见,以实现这种真正的科学发展为基本目的,才能真正推进科学改革。

    第三,必须以坚持真共产党的领导为保证。

    毛主席在1960年谈到一些变质的干部时指出:“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毛泽东传,1115页)。坚持真共产党领导,当前面对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正确理解和对待“特别是”所坚持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林伯野将军说:“‘三个代表’思想实践的结果如何呢?一是抛开先进生产关系只讲先进生产力,推动了私有制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二是抛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讲先进文化,推动了金钱至上、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空前大泛滥;三是抛开阶级分析只讲代表人民群众利益,推动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新资产阶级的兴起,工农大众沦为弱势群体。”(《老骥啸天录》,315页)这就是说,人们从后来大批私营企业主入党的现实中;从官员的特权不断增多,人代会进一步成为“官代会”的现实中;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社会主义舞台的现实中,逐步认清了它的实质。老百姓说得既筒练又明确:“三个代表是‘代表大款、大官、大腕’”。

     他们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提出“三个代表”呢?深层次的问题是,想使共产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这实质上是使共产党、革命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告别社会主义革命。世人皆知,共产党是以彻底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党,在这之前,它必然会一直坚持革命斗争。

    2004年资本家中的共产党员比例进一步上升到33.9%。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章把共产党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变成了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仅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而且由无产阶级政党变成全民党、民族党了呢?

    第四,必须以真正的群众路线为基础。

    什么是真正的群众路线?简要说,它包括以下几点:

    把群众运动作为群众路线的最高形式。

    习总书记所说苏共垮台时,偌大一个党,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就解散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群众路线确实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国家的兴衰存亡;都证明一个执政党,不怕有人反对,就怕没有多数人的支持,特别是关键时刻群众街头政治的支持。

    把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统一起来。实践证明,只有坚持阶级斗争观点才能认清坚持群众路线的基本目的。

    把人民群众真正当作“上帝”。把群众路线作为挽救共产党的法宝。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卫建林强调:“历史告诉我们的真理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群众路线能够救共产党。”靠群众路线救共产党,无疑包括两个方面:党内健康力量相信、依靠、发动、组织群众;人民群众以主人公的姿态,关心国家大事,发挥历史主动性和创造力。缺少哪个方面,都救不了共产党。当前的阶级斗争、道路斗争、路线斗争比以前更复杂、尖锐,因而也更需要体制内外的健康力量都重视和坚持群众路线。这样,我们便一定能在西化派搞“街头政治”时,将他们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使“白色革命”转化成红色革命。

    把群众路线作为真正实事求是的途径。把“三进三同”作为群众路线的必修课。

    普世精英主义从反面教育我们必须坚持革命民本主义;斗争实践、基本理论则从正面要求我们坚持革命民本主义。苏联剧变时,有82%的人民群众拥护社会主义苏联,而76%的高级干部却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但由于这些精英握有大权,结果便发生了党垮台、国解体的大悲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实践告诉我们,忽视革命民本主义就无力和普世精英主义作斗争。

    民有,就是要确保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民生,就是要真正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和政府的根本宗旨。民主,最基本的就是要通过科学改革,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众民主,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的“精英民主”。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例如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属于违反宪法的行为,人民群众有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通过罢工罢课、建立组织、自发游行、街头政治等等一切革命手段进行保卫的权力。这是因为,不落实此类举措,人民民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人民江山不变色就无法保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本身就要求一方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一方面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由于国内严重存在着旧习惯势力和国际上帝国主义仍占据不少优势地位等多种原因,资产阶级的力量还相当大,不对他们实行专政,不坚持继续革命,人民政权马上就会丢掉。

    实行民众民主,还包括确保马列毛派办网站、报刊、出版社、书店的权利;成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组、研究会、学院等等的权利。这样做,才是真正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继续革命。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背弃这一条,就是对十八大所说的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原则的背叛。   

    民力,就是通过科学改革真正把人民作为创造历史的动力和决定性力量。

    民族,指的是坚持毛主席所论述的革命民族主义。在当前通过科学改革坚持好革命民族主义,包括逐步恢复自力更生的经济体系,改变不断向资本主义世界输血的附庸资本主义经济性质;排除外来干涉,促进国家统一,保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

    总之,革命民本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计划经济为主导,以全国人民利益为大局的商品经济;革命民本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根本保障,以“五大自由”(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罢工)为基本方式,以逐步推进人民直接民主为发展方向的民众民主政治;革命民本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主旋律,以为工农兵服务为首要任务的红色文化。实践已经证明并将会进一步证明,只有把革命民本社会主义作为初级阶段的最低纲领,才有利于战胜西化派以及补课派,有利于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为复兴科学社会主义创造有利条件。

怎样促进科学改革的具体落实?

    (一)认清近期国内外形势突然恶化的危险性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中国人知道他们还需要三四十年才赶得上世界其他强国。他们的结论是,只要能维持现状,别惹怒现有强国,并跟所有国家做朋友,中国势必越来越强大”。他认为,这将让中国有空间去解决内部问题,并继续发展经济。这些中国人的想法是,“我们已经等了这么久,才等到这个赶上发达国家的机会,何苦因为一时心急,而动摇渐进的崛起?”(参考消息,2013年8月)李光耀用直白的语言,说出了一些人所谓“战略机遇期”的实质,说出了相当多干部甚至包括部分群众的心态。但这实际上是对近期国内外形势突然恶化的危险性认识不足,恰恰是当前的最大危险。因为由于认识不到危险而解除思想武装,再强的战斗力也会丧失,甚至会把认识到这种危险的人当作危险分子进行打压,从而自己扼杀自己的战斗力。这难道不特别危险吗?

    把建党100周年甚至建国100周年之前都看作“战略机遇期”,就是说在未来10左右甚至30多年内都不用准备打仗,都应当按照《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继续推进邪路改革,这种倾向之所以特别危险,不光如前面所说的国内即将发生的总危机不允许,而且国际形势也不允许。

    这是在于,如果中国在国际上要继续坚持“三和一少”的方针;对于侵犯我国海岛主权的行为仍釆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去包容一些国家继续侵占我国的海岛、领海和领土,每年成千万吨地掠夺我国的石油资源等等,不仅会在国内引发动荡,而且会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引发战争。战争还是和平,常常不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的。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侵占我国领土,准备发动各种战争时,如果我们不选择抵抗而选择退让,那实际上就是引火烧身。越退让人家越猖狂,这难道不是事实吗?种种迹象表明,由客观形势和现实条件等多方面情况所决定,在今后10年内,中国被迫进行保卫领土、领海和反击西方国家及其代理人进攻的自卫战;卷入抗美援朝式战争的反击战;粉碎民族分裂分子叛乱的平叛战;擦枪走火式冲突的遭遇战等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不把从今往后的日子作为“转型备战期”是不行的。其主要根据,一是国际阶级斗争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一个是经济上的大危机往往会引发大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由1929年发生的经济大危机引发的。霸权帝国主义认为,它一开打,不仅美元就坚挺,资金就会向美国流动,而且会给全世界制造一个氛围,就是谁反对美国,谁就挨打;谁跟着美国走,谁就吃香的、喝辣的。这就容易形成一种政治威慑,就容易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而美国巩固了霸主地位,更会想打谁就打谁,使战争更多地发生。最近,中东爆发战争的危险性就在迅速增大。二是麻痹和畏惧恰恰会增加战争危险。例如德国军事历史学家汉斯伯格说,一些中国人“一味强调自身的弱点而畏惧对抗,这本身就是中了对手的讹诈之策。就保卫钓鱼岛战略而言,中国人并没有看清美日对中国的恐惧,处处强调韬光养晦,结果导致丧失了战略主动权”(财讯网,2012年8月19日)。这就是说,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退让求和平则和平亡。

    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鹰派将领戴旭指出:“韬光养晦的结局是事与愿违。西方人在极力克制了二十多年之后,终于一把撕下伪装露出了狼外婆的狰狞嘴脸。炸馆撞机,杀气腾腾的美国佬率先打到中国人的家门口来了。不仅这样,美国还和他们的西方盟友们痛下杀手,挥刀斩断了中国伸向全世界获取能源的绝大部分触角。”所以,“2020至2030年中美必有一战” (四月网,2012年2月20日)。而在此之前,局部战争会更早。他还强调:“美国发现,网络战已成为大国和民族间博弈的决定性战场。而在这个领域,美国拥有远远超过核武器的绝对垄断性优势。通过网络控制,美国可以通过低成本绞杀反美的小国,还可以无声无息、无成本地瓦解、肢解军事实力强大的对手。值得忧虑的是,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对于国防安全的概念还停留在传统的陆海空军事平台对决的概念上,而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危险态势尚未觉察。中国必须像重视领土领海主权一样,重视网络空间的思想文化主权。” (环球时报,2013年2月25日) 再说,美国通过每年向中国出口几千万斤转基因大豆,以及千方百计在中国推广转基因玉米、大米等等,使大部分不知转基因危害的人至今几乎每天都吃进不少转基因,从而导致生育能力下降,疾病增多。这样用不了二三十年,中国就会面临人口大幅减少甚至亡国灭种的危险。同时,各种突发事件出现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正因为这样,我们务必要把充分认识国内外形势突然恶化的危险性,作为防止和渡过危机的前提条件。

    (二)靠毛主席路线挽救革命挽救党

    毛主席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毛泽东传,1082页)这条路线主要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所以我们称之为毛主席路线。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因此,当前特别需要我们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清只有毛主席路线才能挽救革命挽救党的道理。这包括:

    由于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然使腐败增多、分配不公、社会不稳成为“老大难”,因此,只有遵循毛主席路线通过科学改革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老百姓最不满意的问题。前30年的历史就是证明。如果继续按补课(即搞一段资本主义)派甚至西化派那一套办,只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私有制,从而为这些丑恶现象提供根本支撑,哪里还谈得上解决好这些问题呢?

    由于邪改派(即主张走十八大所反对的“改旗易帜道路”者,包括补课派和西化派)敢于公开煽动补课和西化,是在于政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因此,只有通过科学改革恢复毛主席倡导的民众民主,才能真正保证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如果继续按补课派甚至西化派那一套办,只会使大官、大款、大腕牢牢占据人大、政协的绝大多数位置,即实质上实行精英民主或者说精英专政,哪里还谈得上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呢?

    由于“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导致了把补课、西化也叫作改革这类天大的笑话,因此,只有通过科学改革恢复毛主席路线所要求的坚持“六条政治标准”,使改革以社会主义为纲,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使改革真正成为科学改革。如果继续打着改革的旗号搞补课、西化那一套,使改革变质为改道、改向(改变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哪里还谈得上促进科学改革呢?

    由于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因此,只有通过科学改革恢复毛主席领导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才能确保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前30年的历史就是证明。如果继续按补课派甚至西化派那一套办,只会按照《2030年的中国》所制定的“改革路线图”进一步瓜分国有企业,使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哪里还谈得上共同富裕呢?

    由于庸俗发展观不能真正坚持以民为本而必然滑向精英为本,根源在于执行邪改路线也就是说在于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只有通过科学改革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方针,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其它事业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如果继续按补课派甚至西化派那一套办,只会遵循资本精英、西化精英的利益搞通过医疗、教育、住房的产业化改革造成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这类坑害占总人口99%的平民百姓,而有利于1%精英的新三座大山之类邪路发展,哪里还谈得上真正的科学发展呢?

    由于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革命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本身就是革命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即只要处于共产党存在包括它执政之后的时期,都仍然是革命党。因此,只有按照毛主席路线通过科学改革把继续革命作为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使命,才能从根本上搞好党的建设。如果按照补课派甚至西化派那一套办,只会继续遵循1%人的愿望通过强调共产党已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来告别革命,并且错误地把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列毛派一概叫作“左”,相反认为自己绝对正确,而实质上这是身在右中不知右,哪里还谈得上搞好党的建设呢?

    由于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是党和政府最起码的职责,是取信于民最起码的条件,因此,只有通过科学改革坚持好毛主席路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才敢于把帝国主义看作纸老虎,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如果继续按补课派甚至西化派那一套办,继续用热脸硬贴人家的冷屁股,极力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甚至在洋主子面前表哀肠甘愿作人家的小老婆,哪里还谈得上真正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呢?

    总之,只要结合新情况执行好毛主席路线,便能决定我们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夺取复兴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三)要 广 泛 采 纳 有 益 对 策 建 议

    这方面的建议已有很多,例如:

    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提出:“为了保证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今后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进行工作:一是做优做强做大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公有经济的主体作用;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在减消对微观经济不必要的干预的同时,加强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和计划导向能力;三是着力改善民生,逐步解决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建言》,7页)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林岗指出:“不能把当前中国的问题简单归结为市场化不够,而是要看到市场不是万能的,甚至某些领域还存在过度市场化问题需要纠正。如市场解决不了环境污染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这就需要国家严厉执法、加大监管,调节收入分配,切实解决民生问题。”(环球时报,2013年8月4 日)

    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及曹雷认为:“我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要克服的重要矛盾与风险就是:克服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克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主导作用的负面影响,从而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运行的危害。……具体说来,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体现在生产力和交换力层面上,是要有足够的科技、品牌和服务的自主创新;体现在生产力源泉层面上,是要有足够的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所需的资源、环境和人才;体现在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层面上,是要有足够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制为主导的民族企业和民族经济,国民财富的储存和分配要有利于国内劳动人民;体现在对外经济依存度层面,主要是适当控制外贸、外资、外产、外源、外技的依存度和外汇的储备度。”(乌有日刊,2013年8月9日)

    夏小林认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解决分配不公问题,要直面财富分配状况和劳资关系这两大基础性问题。那种国企私有化的主张则只能是适得其反。在组织上要提高统筹解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谋划、决策层次。由党中央统筹制定指导性文件,其它各方按分工制定实施方案。”(管理学刊,2013年7月30日)

    卢麒元说:“激活存量货币的唯一出路就是坚决使用税收手段。必须向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征税了。……必须进行财产重新登记,这相当于公布财产,这就是反腐败。要将房地产年复式增殖水平控制在3%以下。如果征收8级超额累进物业税,收高额房地产投资所得税,房地产年复式增殖率控制在3%是毫无问题的。这就能将资本从房地产中迫出,大大加速资金周转效率(解决V的问题),其他行业才能恢复正常发展。”(新浪微博,2013年6月24日)

    经济学家李树泉认为:“当务之急是倡导班柯(一种超主权的统一的世界外汇货币)代替美元,终结美元霸权,逃出美元白条陷阱,通过法律程序,开征35%的托宾税(指对现货外汇交易课征全球统一的交易税) ,把热钱困住,关门打狗。修改银行法,夺回货币发行权,用主权财富基金,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造福中国人民。深化国企改革,从雇佣劳动桎梏下解放工人阶级,重建自主联合劳动基本经济制度,给下岗工人评反,给农民工落实政策,同工同酬同待遇,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打造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生死与共的阶级。”(《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问题的几点意见》,2页)

    著名学者孙锡良强调:“我们天天谈论惠民生,而真正国家重大政策的调整还没有一项触及到这些核心问题,要触及也还是晴蜓点水一带而过。政策的着眼点还是做蛋糕,至于这些蛋糕是供哪个群体吃并不明确。今天的中国,真正的惠民生不是快,而是公平合理。否则,蛋糕无论做多大,最终还是要出现社会危机。真的出大问题了,想做蛋糕恐怕也做不成。”

    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指出:“改革必须遏止地方政府公司化”(乌有日刊,2013年8月13日)。这就是说,要改革中央承担最终风险条件下的地方公司化竞争。房地产泡沫很大程度上和地方政府负债来催动金融与地产结合的“GDP竞争”有关。市场的恶性竞争就是完全把政府当成一个公司主体,这样恶性竞争产生的风险就会更大,但这个风险各级地方政府不会承担而都交给中央承担。不改革这种体制,便会使宏观调控越来越弱,经济无政府主义更加严重。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丁冰写道:“不难理解,一个国有企业,想要形成和维持这样的垄断地位,如果没有行政权力机关和相关的法律、条令的支持与干预是很难想象的,或根本不可能。例如矿藏资源,如果没有国家法令规定为国有,并由国有企业去开采经营,而相反地任由私人开采,势必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和社会经济的严重混乱与不公平的局面。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行一定的国企垄断或‘行政垄断’是完全必要的。因此,企图在反对‘行政垄断’的名义下来贬损和反对国企垄断的主张是不可取的。”(乌有日刊,2013年8月30日 )

    青年经济学家杨斌说:“中国应将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益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视为鼓励公众参政议政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机会,应探索发挥公有制优势建立全民股代表直接参加监督管理的途径,改进公众对垄断性、公益性国企感到不满的任何问题,包括服务质量、红利分配、官僚主义、高管的特权待遇等等。这样不仅能让群众感到可以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还能亲身参与解决问题,建立‘民众点菜’的实惠民主。”(乌有之乡,2013年9月10 日)

    大于网友认为:“实行‘五大福利’是最实在的群众路线。这些福利指的是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分配住房,统一安排工作和养老制度。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拥护共产党,愿意跟共产党干社会主义,与共产党实行这些福利是分不开的。”(强国论坛,2013年7月30日)

     著名农学家蒋高明提出:“最根本的解决方式就是恢复村集体,农民能够有自己的组织。……村集体消解之后,首先,村里的公共设施和公共卫生也就无人负责和管理了,村庄的环境恶化也就成为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其次,村里的集体意识淡漠或者说被破坏了,传统农村是宗族式的,村人之间有着互助互帮的集体意识,现在这种意识几乎没有了,很多事情都商业化了,这其实是破坏了乡村适宜的人文传统;再者,农民无法形成有效力的农协组织去参与市场竞争,农民在市场面前是弱势的,必须有自己的农协组织,才能与资本分利,有了合理的收入,农民才会留在乡村,成为乡村建设的主体。”(绿叶,2013年7月30日)

    北京市农研所原所长张文茂说:“真正的要害在于谁主导城镇化。城镇化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必须以农民为主体。我们恰恰要反对的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城镇化。要研究和培育集体经济,特别是在乡镇这个层次。就是想办法加强乡镇的统筹功能,绝不能像某些自由化的学者所说,乡镇功能还得进一步弱化,共产党要从基层退出。加快发展镇域经济,包括在产业布局上,都不要集中到特大城市里来,要在县城和重点镇有计划地布置产业,这样才能更多的在本土吸纳农业转移的劳动力和人口。”(乌有之乡书店网,2013年4月2日)

    乌有之乡负责人范景刚说:“目前要警惕以城镇化为突破口变相搞私有化。现在一些人提出经济主体经营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是涉及到了土地制度的问题,是土地私有化的变相说法。以前一些人试图搞土地私有化,但是没有撼动,这次是以城镇化的形式乘机搞私有化。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都是作为综合配套措施来准备的,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同上)

    秦的网友认为:“要把农业集体化作为农村城镇化的前提。城镇化是现代化的一种形式,它和集体化并不矛盾。中国现在有八千个左右村子搞集体化,它们本身就是城镇化。比如南街村、华西村,是不是个小城镇,是不是基本实现了现代化?河北省的周村人民公社更是这样。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的光辉灿烂前景在于农村的社队企业。这是因为它既搞工业又搞农业还搞农产品深加工,形成了产业化,使城镇化有了多方面的条件。“三农”问题的核心是集体化,有了这个,才能真正解决好有人办事、有钱办事的问题。有人办事,是指有一个好支部、好带头人为老百姓办事;有钱办事,是指一个村子有自己的企业,就有钱更好地解决村里的福利、教育、医疗等问题。所以,应当根据毛主席当年强调的先集体化、后机械化,把集体化放在城镇化前面。实践证明,这才是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同上)

    著名囯际共运史专家周新城写道:“必须警惕和纠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两张皮的现象: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强调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在具体安排实际的经济改革工作时,却往往按照新自由主义办事。这种情况再也不能允许存在了。” (中华魂,2013年9月15日)

    昆仑岩将军建议:“要正确处理权力行使与权力约束的关系。政府出台重要的经济政策、法规和改革举措,重大经济建设项目和投资,国有资产、资源和财富的变更与处理等,必须严格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符合党的经济方针政策,并提经党委集体研究同意,提交人大专题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政府的用权行为,必须接受党和人民监督,接受司法机关监督和裁处。”(环球时报,2013年5月17日)

    施坚持网友说:“反腐败动真格的,就要建立全国不动产登记制度、全国统一的不动产数据库。事实证明,不动产数据库是让腐败干部落马的格外有效的工具。现在科技发达,建立全国不动产数据库,应该不是难事。抓好这一项改革,将给那些把财富化为不动产的贪官以沉重打击。”(红歌会网,2013年7月25日)

    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指出:“现在有人鼓吹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甚至歪曲马恩原著。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和方法并予以对照,戳穿他们歪曲篡改原著的真面貌。还要同学习党史、国史紧密结合起来,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把我们正在进行的事情办得更好。要理直气壮地批驳那些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定毛主席丰功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种种谬论。” (红旗文稿,2013年9月17 日)

    重庆警备区司令员、少将朱和平最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第一句话就是:“思想文化阵地是国家的核心阵地,事关党、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如果丢失,就会丢了老本,政亡人息。”

    人民解放军鹰派将领、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戴旭强调,要“限制国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限制外资进入中国政治新闻类网站;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全面清理和扫荡,夺回网络舆论的主导权。条件成熟时,也要建立中国的自己网络战部队,反击外部反华势力网络进攻”。(红歌会网2013年9月24日)

    著名青年经济学家韩德强说:“中国今天有无数问题,但是,根源却在于我们一百多年来接受了西方的原子论思维方式,拜倒在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的普世价值裙下,无政府主义泛滥,欲望放纵,家庭破碎解体,社会两极分化,人心一盘散沙。所以,我更关心思想文化上的正本清源,更关心把颠倒了的世界观、历史观、是非观端正过来。“(大学网,2013年8月18日)

    《解放军报》强调:“我军向来不怕跟‘看得见的敌人’交手,今后也要学会跟‘看不见的敌人’过招。对于抹黑、诋毁、污蔑军队形象的,不仅要及时回应,还要适时反击,坚决与错误的意识形态、腐朽的思想文化做斗争。”(2013年9月6日)

    《北京日报》最近的文章直接地点明了当前这场意识形态保卫战的目的,那便是从思想上维稳,进而救亡图存,因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看不见硝烟,但同样你死我活。在这个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妥协换不来和谐合作,斗争才能生存发展。”

    马宾、李波、恽仁祥等2993位同志的《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挽救国家和民族》呼吁书,对七个重大问题提出了认识和建议:国家和民族又处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要有高度忧患意识;改旗易帜的严重错误,是产生深重危机的根本原因;重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是克服危机的关键;坚决维护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走共同富裕道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继承发扬优良革命传统,积极开展反腐倡廉斗争;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国际统一战线。(红歌会网,2013年7月11日)

    尽管这些论者各自具有不同的情况和特点,他们的建议也不是十全十美,但只要我们本着只要你批评得对,我们就改正;你提的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意见办的原则正确对待,对于我们防止和渡过可能发生的大危机,都是大有好处的。

    (四)要彻底驳倒西化派的宪政改革谬论

    西化派所要照搬的美国多党制民主的特点和实质是什么呢?

    它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党专政制。由于长期进行残酷镇压、重金收卖、灌输洗脑等等,美国逐步形成了确保民主党和共和党牢牢掌握政权的格局。连美国前总统杜鲁门都承认:“美国的两党制就是两党合作制”,“实质就是一党制”[乌有之乡网,2010年8月9日]。这就是说,二者同属资产阶级,只是在策略上稍有不同,因此它实质上是一个党即民主党和共和党联合组成的“民主共和党”。

    它实质上是掩盖资产阶级专政性质的资本决定制。就拿上次总统选举来说,“美国政治阵营今年在联邦政府选战的花费将达60亿美元”(参考消息,2012年11月2日)没有大财团的支持,谁能玩得起?并且,万一当选的人不符合大财团的要求,他们还会采取其他手段换人。如总统肯尼迪便因为想把大财团控制的货币发行权夺回政府手中,被打碎了脑袋。可见,直选制只不过是资本决定制的遮羞布。

    它的选举史实质上是制度性腐败的恶性发展史。近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公司可以在竞选期间打政治广告,而且不会给它们为此花费的资金设定上限”。美国国会议员艾伦说:“这将使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大规模的贿赂行为合法化、制度化”(转引自司马南《民主胡同40条》,307页)。但在美国这些是根本不算作腐败的。即使这样,它的腐败也非常严重,例如涉及500多亿美元的世界上最大贪腐诈骗案即麦道夫案,就发生在美国。就是说,真正实事求是地进行评定,实行多党竞选制的美国恰恰是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可见,他们宣传只有实行多党制才能防止腐败,是个用心阴险的特大骗局。

    (五)把党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斗争的重点

    之所以在党内资产阶级前面加上“官僚”二字,是强调中高级干部中的党内资产阶级或者叫邪改派特别危险。毛主席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毛泽东传,1782页)这是指哪些人说的呢?主要是指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说的,因为越到基层,越到普通群众,赞成的人越多。人民中间来的人网友说:“资产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种,无形的包括拥有的权力因而能获得巨大的利益,走资前是官僚,之后是形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毛主席的论断当然正确。成分表现论是历史与国情的现实划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补充和验证。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划分,一种是经济属性上的划分。也就是说,在公有制占主体的历史过渡时期,成分表现论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以及自我革命)的一种历史必由。”(旗帜网,2013年9月15日)

    高级干部中多数人反对文革,这一点从他们赞成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的全盘否定结论上可以看出来,从他们直到今天这场改革的七分错误即犯了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产生了两极分化、培植出新资产阶等路线错误明显呈现之后,对它仍旧表现出拥护的人不少,反对的人不多上,也不难看出来。

    在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中,之所以应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我们斗争的重点,主要是因为:

    这个阶级特别有实力。在这场改革中,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由于依附洋大人,自然暴富得既快又狠。“我国10年内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中有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李成瑞,文化大革命网文摘编,204页)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往往是“双料货”,即既是汉奸又是腐败分子。看看人们所传的拥有二十七亿元美元的富翁,便可知道这一点。钢筋水泥网友说:“最大的腐败是卖国。中国人民首先要清除那极少数掌握国家大权,却干着卖国、反人民、反民族罪恶的奸贼。不错,他们是腐败分子,但他们的罪恶远比一般腐败分子更甚。揭露卖国贼的面目,更能帮助中国人民看清他们,更能唤起各阶层同胞的觉醒,更能团结正义的力量。因为汉奸卖国贼不仅是普通老百姓的敌人,也是政府公务员的敌人;不仅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而且是中华民族的敌人。”(乌有之乡,2013年9月18日)说得很对。大众老虎指出:“经过长期的精心准备,中国的普世价值派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媒体等领域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控制力,并且组成了由经济的、政治的、媒体的、教育文化的各类精英组成的联合体,在国内完成了力量的整合(这方面搜索博源基金会,就可以借一斑略窥全豹)。另一方面,普世价值派跟国际资本主义集团之间也实现了联合,建立了利益共同体。通过这种内部整合、内外勾结,普世价值派便具有了沉没中国的实力。”(求是理论网,2013年9月6 日)所以要说利益集团,他们是应当特别加以重视的一个。

    这个阶级特别反动。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这场改革期间,他们为了避免将来被清算,不仅将中国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在明明知道会损失的情况下买了西方国家的债券;不仅明明知道按照美国政客佐利克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提出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大搞自贸区会使中国大大加快殖民地化的步伐,却千方百计拼命加以推进;在明明知道搞西方式多党制将使国家陷入苏联党垮台、国解体那样的内乱甚至分裂、内战的大灾难,却拼命以“宪政改革”的旗号极力加以兜售,这无疑是最反动的罪恶图谋。

    这个集团特别狡滑。这些人尤其是他们的代表人物由于长期居于中央决策层,自然掌握很多内情包括我们的战略策略,所以既极善于耍两面派进行欺骗、引诱,例如对改革,开始时只讲改革体制,保证决不改变基本制度,可是后来却利用市场经济强调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加上采取给私企、外资优惠政策以及用多收税等办法卡国企,终于使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即改变了基本制度。同时,用戈尔巴乔夫集团重要成员雅可夫列夫所采取的“用共产党的极权打垮共产党的极权”的办法,通过强调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压制马克思主义观点;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包括公、检、法和军队,以镇压反革命、维护社会稳定的名义压制实际上最革命的马列毛派。几十年来的客观事实,难道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吗?

    美国著名教授科兹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书中说:“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的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这里所说的“精英集团”,指的就是中高级干部(包括中高级军官、高级企管人员、高级知识分子等)中那些主张搞资本主义的人。虽然大多数人民群众反对却仍然出现了大灾难,便证明这个集团是特别危险的敌人。在中国,由于采取的是渐进改革方式,并且逐步变成附庸资本主义即新型殖民地,便产生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由于是最大的利益集团、最反动的汉奸卖国贼、最阴险狡诈的流氓政客,自然成为我们斗争的重点,成为我们打倒整个邪改派的突破口。

    抓好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一重点,要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开展一场对汉奸卖国贼的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对他们的具体罪行,要通过短信、邮箱、微博、复印邮寄、口头传播等各种形式,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是最重要的是抓住关键,击中要害。抓住关键,就是“擒贼先擒王”,搞“斩首行动”,集中力量首先打击西化派的首脑即当代最大的汉奸、老虎。毛主席在谈到和走资派的斗争时指出:“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毛泽东传,1370页)。击中要害,就是要抓住《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和宪政纲领,揭批其妄图通过实行多党制搞乱大局、分裂中国的罪恶阴谋。

    反对党内官僚资产阶级遇到的一大障碍,就是他们往往以“不和中央保持一致”加以打压。毛主席在谈到十年国内战争时期的路线错误时说:“那时有些人那么迷信,凡是国际的、中央的都迷信。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毛泽东传,1395页)这一点太重要了。不然的话,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吗?有的人搞普世价值的政改即西方式多党制,跟他保持一致,连共产党的领导权都要被否定,这难道不是使我们党在政治上自杀吗?再说,全党的任何组织包括中央,都要和党章、宪法保持一致。如果他们采取了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即不和党章、宪法保持一致的错误行动,和他们保持一致不就成了违反党纪国法者了吗?

    (六)要大力宣传和推广重庆模式

    韩德强说:“我过去支持重庆模式,唱红打黑,走共同富裕道路,现在还继续支持。我认为,重庆模式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新之路,是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缩小两极分化、避免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的唯一出路。”(正道网,2013年8月28日)韩德强、许会民、葛立英、钢筋水泥等一大批同志充分肯定重庆道路并力挺其代表人物,我还喊出了“喜来当总理,人民共富裕”的口号,确实会给他个人增加风险。但是从是否有利于扩大重庆道路的影响,是否有利于得党心民心,是否有利于推行毛主席路线的角度看,又是有必要性的,而这一点对于大局、整体、长远更重要。经过最近这次严峻考验甚至可以说是生死考验,使其得到了锤炼并进一步提高了威信,从“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大趋势上看,确实是马列毛派战略上的一个胜利。马列毛派看事物、看问题、看形势,最根本的是看民心、看路线、看大局。以前在重庆道路和广东道路的抉择中,大多数党员和群众选择了重庆道路,现是支持走重庆道路的人更多了,其中包括了相当多的党员干部,这就为我们拨乱反正提供了30多年来最有利的起步条件,或者说为我们创造了最有利的一个战略机遇期。我们务必要充分认识,拼命抓住。

    重庆道路作为对30多年改革工作中“十大错误”的纠偏,作为科学改革的初步回归,既有对多年积累的体制弊端的改革,也有机制、体制的创新。例如:

    在经济方面,他们通过国有资本运作承建大量公租房,既不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又使国有资产不断增值扩张,通过看得见的手创造的投资、消费、就业的多嬴,使国有资产6年来增长了6倍,公有制经济占到了40%以上,成为重庆人所说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中“驾辕的经济”。建立健全这类机制、体制,便使公有制和市场机制多了一个结合点。市委、市政府坚定地承诺,十二五期间要将基尼系数从0.42降到0.35。提高初次分配的水平,将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目前的40%提高到50%以上。

    在政治方面,重庆在打黑反腐中,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大揭发、大检举,结果80%以上的黑社会分子和涉黑的贪官污吏是群众举报的。重庆人说这是“打了一场人民战争”。把这一套规范化、制度化,便使社会主义的民众民主建设向前推进了一步。重庆考核政绩打分,关键是随机抽老百姓来进行评价,就是问老百姓对官员的看法。由于它占的比重非常大,这就扩大了群众对干部的监督范围。

    在文教方面,“唱读讲传”包括“红色卫视”的开办,使工农兵的形象逐步取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红色文化逐步占领更多阵地,这本身就是对附庸资本主义文化的科学改革。重庆大学生坚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学习工农兵,并逐步形成制度,也是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冲击。

    在社会管理方面,他们也进行了大胆创新。要通过城乡户籍制度改革,10年内让1000多万农民工“拥有城市同等待遇”转户进城。为了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难题,大量建设公租房,对农民工、新生代大学生、城市住房面积人均15平米以下的困难户实行低租分房,每平米每月租金10元左右,满足中低收入家庭每人20平米的住房需求。3年内投入3000多亿元完成“十大民生工程”,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保障措施、城乡经济要素的一体化,让人人都能在衣食住行、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实事上逐步获得大体均衡。2010年评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重庆是4个直辖市中唯一当选的。在重庆生活的群众幸福感和自豪感空前增强,网络上甚至有人把重庆比作当年的延安。

    由此可知,重庆道路的贡献,首先在于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以广东道路为代表的这场改革发展方式失误、弊端的存在;证明了按照《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进行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改革的错误和危害;证明了我国正逐步变成“中美国”或者如毛主席所说的“附庸资本主义”危险的存在。其次是在于它得到了大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赞成、支持。再次是在于重庆道路和广东道路之争直接关系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前途。因此,作为两种力量斗争的焦点,重庆道路已成为我们让邪改派既特别恨又特别怕的一个法宝;成为人民群众以较小风险、较小代价实现拨乱反正大转折的一大法宝。如果人民群众这样的一个殷切希望破灭了,那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就是说,人民群众是决不会容忍对重庆道路的全盘否定的,是决不会让自己的江山被邪改派夺去的。

    济南事件,使全国大多数人进一步认识到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特别是党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当前最怕的就是重庆道路影响的扩大,因为这条道路既最得民心又最难从正面公开否定;进一步认识到了反对和赞同重庆道路,实质上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一定范围的反映。

    《领导者》杂志社社长,共识网总编,著名右翼学者周志兴在济南事件后发表在共识网上的攻击重庆道路代表人物的一篇文章,谈他当年在重庆曾向这位人物提问:“为什么要强调红歌概念呢?为什么要强调跟着毛泽东走呢?现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毛泽东是分水岭之一,左派认为毛泽东仍然是千古伟人,而右派则是完全相反的看法。因此,唱红歌的结果是使许多赞成重庆其他做法的人站到对立面去。”这位代表人物回答:“按道理说,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我父亲因为文革被整了十二年,我自己也坐过监狱。但是,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 就此,让我们看到了这位人物在政治思想上真诚地深切认同了毛主席路线。这就使人们更加深刻地懂得了鼓励走重庆道路,最有利于得到多数人的赞成,最有利于揭露邪改派的丑恶嘴脸,最有利于用科学改革战胜邪路改革,最有利于为“科社复兴”(科学社会主义运动重新进入高潮)创造前提条件。

    要支持走重庆道路,坚决同否定重庆道路的行为作斗争,我们当然要依靠党内的健康力量,但最根本的是依靠中下层干部尤其是革命群众。因此,动员、组织更多的革命群众关注、支持、参加批判广东道路、支持走重庆道路的斗争,实现真共产党人的斗争和民众民主运动的结合,是使我们从生死危机中挽救党、挽救革命的有利举措,必须作为一件大事特别注意抓紧抓好。

    (七)从国家安全的高度反对转基因主粮商品化

    这些年农业部在不让自己的幼儿园吃转基因食品、严禁奥运会等所有外国人活动场所销售转基因食品的情况下,促使大量进口和种植转基因主粮让全国人民吃,并把人民的质疑斥为“无知”。近期我国每年仍进口转基因大豆超过六千万吨,转基因玉米的进口每年也达上千万吨。并且,转基因利益集团不顾我国大面积种植转基因玉米(先玉335、迪卡系列、德美亚等)造成严重生态灾难并严重摧毁养殖业(尤其是养猪业)的恶劣后果,在继续一意孤行大规模全面迅速地推进转基因粮、油、菜、果等产业化。近日,又有一批专家学者匪夷所思地疯狂叫嚷要大种转基因水稻,进一步推行转基因主粮商品化。茅于轼别有用心地在网上公开说:“转基因食品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他能让人慢慢失去生育能力,和平地断子绝孙! ”“ 转基因食品能在中国迅速推行,且有法律保障,说明我们的领导人是顾全大局的(虽然他们自己及家人并不吃转基因食品,而吃特供食品),可敬可亲!” (回信北方狼至尊,2011年12月25日)这就导致社会上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怀疑不断增多,对当权者产生信任危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彭光谦将军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事实已经证明任何敌人都不可能用武力征服我们。然而,那种杀人不见血的生物武器和意识形态渗透等则有可能使我们丧失警惕。美国军方曾提出‘新型生物战剂可以作为战略武器针对敌国平民人口长期施用并达到使目标人口绝育、致癌、健康退化的后果’。转基因作物恰恰有可能成为这种武器。巧合的是,如今向中国大肆推销转基因农产品的孟山都公司正是当年生产投向越南战场的橙剂生产商。当年西方对中国倾销鸦片,弄得‘国无可用之兵,库无可用之银’。转基因作物如果不幸成为一种战略武器, 带来的后果将远远超过鸦片战争,它毒害的不只是一两代人,而是种族灭绝之祸。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个战,不仅仅是导弹核武器,更为危险的是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的国防的内涵应当进一步拓展,应当尽快启动中国自己的‘生物国防’计划。保卫中国,保卫中华民族,此其时矣!”

    (八)牢牢抓住兵民这个胜利之本

    这一条我在多篇拙文中都谈过,面对可能发生的总危机,仍想突出提一下,因为斗争的胜败,千条万条,归根到底在于绝大多数民众站在哪一边。更根本的是,我们所争取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说一千道一万,归根到底在于社会主义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斗争,也是靠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参加才能成功的斗争。这就是说,我们的事业决定我们必须把兵民作为胜利之本;争取斗争的胜利实质上就是争取绝大多数人能站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边。所以和群众一起摆事实、讲道理,认清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的危害;认清真正的社会主义才是我们人民大众自己的主义,是抓住兵民这个胜利之本最基本的前提。

    牢记并践行毛主席“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论断,必须极力推动网络民主、基层民主和人民群众维护正当权利的斗争,并大力发展既能给群众带来实惠又有利于使他们增强集体意识、爱国意识的合作经济。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象去年的“9月爱国运动”、“湖南新五四运动”那样的街头斗争,是马列毛派和人民群众、体制内外两种力量、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好途径,是社会主义大民主在新形势下的坚持和发展,是当前最有利、有力、有效的斗争形式之一,务必要抓好。

    抓紧抓好兵民这个胜利之本,必须提出一些有利于动员群众的口号,例如:“采取真正管用的办法反腐败,三年内让群众看到明显的成果”;“坚决反对分配不公,尽快使人民群众的收入有大幅度提高”;“打倒不法开发商,确保人人有住房”;“打房叔、分空房”;“打土豪、促共富”等等。同时,要大力树立和宣传敢于反邪改派的人民英雄和敢于反汉奸的民族英雄。党刊官网首页推荐的顽石文章说: “还有一类民族英雄,他们看上去生活在和平年代,但实际上国家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了国家不遭瓜分、民族不至消亡、百姓不再弱势,毅然高擎共同富裕大旗,敢同汉奸争高下,不向鬼子让寸分,在没有硝烟的战场殊死搏斗,以致妻离子散,誉毁家亡。这种人同样是可敬可佩的伟大的民族英雄。”(求是理论网,2013年9月14日) 并且,要切实加强马列毛派内部的团结尤其是军民团结;要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很快就要到了,我们应当下最大的决心,尽最大的努力,最广泛地动员群众,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把活动搞大、搞深、搞红火。如果我们能够在全国形成百万革命群众参加活动的阵势,就标志着人民群众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发生危机会带来危害,当然是一件坏事。但是按照唯物辩证法,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变成好事。当年长征中的湘江战役,使八万红军损失五万,是件坏事,但它使人认识到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通过遵义会议纠正了路线错误,就变成了一件好事。所以,如何通过危机破除《2030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按照毛主席路线挽救中国共产党,就成了对当代真共产党人最重大的考验。当然,这也使每个国人都面临一个抉择:是做马列毛派从而成为当代最可爱的人,还是做只贪图个人享受的自私自利的庸人,甚至做死不改悔的“邪改派”即人民的罪人。我们务必要经受住这场考验,跟上历史潮流,决不做被时代列车抛弃的垃圾。否则,那是会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必须充分认识近期国内外形势大恶化的危险性。

    起来,不愿做“黄奴”的人们,让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11月04日 09:00 (星期一)附 件:1个(三篇 11-4.rar ) 查看附件

中国有向帝国转型的可能性

王康

    当人们都在期盼中国未来民主宪政转型的时候,中国著名独立学者、有民间思想家之称的王康认为:中国还存在另一种转型的可能性,就是向帝国的转型。这种可能性比民主转型的可能性要大。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日前在旧金山举行主题为“公民社会发展和中国民主化”的研讨会,正在美国访问的王康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讲。

    王康谈到当前中国存在两种转型的可能性,他说:“中国当然有一个民主宪政转型的可能性,但是同时存在跟民主宪政相反的另外一种转型的可能性,我称之为帝国转型的可能性。事实上,中国从来都是大帝国的温床,从秦到清都是帝国形态。毛泽东政权也是个现代帝国的形态,甚至当代中国帝国形态的基本元素仍然存在。”

    王康在演讲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帝国、列宁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红色帝国做了比较,指出其国家制度和国家哲学都基本相同或者相似。

    王康说:“我觉得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当下的中国完全具备建立一个大帝国的各方面条件:它的辽阔幅员,众多的人口,反复被强化的民粹主义,它强大的工业系统,它强大的官僚体系,它从来没有放弃过的意识形态。另外一个参照系就是:现在全球化的时代,西方,包括美国、欧洲、日本,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可以说是危机,这从另一方面刺激中国的领导者们要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帝国的心理需求。事实也是如此。”

    王康指出: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中国有一批知识分子就开始鼓吹一种新的国家主义理论。“这批知识分子可不是腹中空空的蠢货,他们可是有头脑的人。而且这种鼓吹不仅仅是书面上的,他们相当程度已经渗透到了现在中共的所谓新的国家设计、新的国家哲学,等等。”

    习近平上台半年多来,抓捕的政治异议人士已经超过胡温十年的总和。王康认为,这仅仅是中共新一代领导缔造大帝国的开始。

    他说:“胡锦涛、温家宝这十年,左中右都认为他们无所作为,是温吞水,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许将来会令我们怀念。那时多少还有一点空间,知识分子还能多少做一点事情、说一点话。也许今年年底,或者在三中全会过后,胡温十年的那点空间全部都收回去,而代之以全新的、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没有面对过的局面。”

    王康认为,对民主宪政的追求目前仍在于少数知识分子;蓬勃的维权运动在于那部分民众利益受损,中共政权凭借强大的国家经济力量很容易将其抚平;而中国人将来会成为中共缔造大帝国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使人不敢乐观。

    他说:“苏联之所以亡党亡国,是因为苏联人民在那个历史关口,对苏俄这个帝国弃之如敝履。为什么?因为苏联人民比较高贵,没有被败坏。我不能说中国人民被败坏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确实没有俄国人那么高贵。如果中共这个政权面临重大危机,就像‘六四’一样,人民究竟站在哪一边?恐怕没有‘六四’那个时候值得我们乐观。”

    (2013-10-03)
 

 

 


人民币内贬:1971年和2011年对比

2013-11-05

    近日,论坛上有发帖对中国1971年和2011年工资作对比。经折算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让民众目瞪口呆,吓倒一大片。

    【1971年和2011年的工资对比】

    经折算,现在一个10年工龄的普通工人,就算月入2500元(人民币),也只是30年前低级工的50%。

    在1971年,一个参加工作达到四年的普通二级工工资38.87元,按具有“等值保值功能的黄金”和美金进行折算。

    1971年8月5日,尼克松宣布新经济政策前,美元和黄金价格挂钩,35美元/1常衡盎司黄金,1盎司等于28.35克。

    1976年前参加工作达到四年的普通二级工工资38.87元,1976年1美元兑换1.88元人民币,折合20.67美元,可以兑换0.59盎司(16.75克)黄金。

    2011年06月美元贬值至1500美元/1盎司黄金,再按1美元兑换6.46元人民币计算,0.59盎司(16.75克)黄金折合人民币5717元。就是说,现在5717元人民币,才能相当于1976年前参加工作达到四年的普通二级工38.87元工资。这还没有将医疗、教育、住房的福利费用计算在内。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吹嘘的所谓改革、经济发展实质如何。现在一个上班四年的普通工人根本不可能能拿到5717元工资,更不用和过去的5、6、7、8级的高级工比较了。

    【货币超发8年 千元缩水近半】

    近日,《中国青年报》报导,人民币对内贬值,以米为例作对比得出,2005年的1000元相较,2013年已缩水到576元。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最近3年半里,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从60万亿上升到100万亿,增长了67%。还有经济总量为世界第2,约为美国的1/3,但货币投放量比经济总量世界第1的美国高出1.5倍,位居世界第一,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印钞机”。

    人民币内贬:10年缩水10倍

     4号,国内多家媒体报道称,人民币对内贬值,8年间1千元缩水至576元。有百姓表示,实际缩水度更大,现在的1万元也就是10年前的1千元。北京、上海、广州居民都表示,现在钱已不值钱。有专家指出,超发货币是国内人民币贬值的主因。

    媒体的报道将百姓8年前购买大米的能力与今天的相比,结果发现,1000元缩水后剩576元。

    广州韩女士认为,人民币实际缩水得更厉害:“一千块钱只剩下500多块钱?实际上,只剩一百块钱。现在物价暴涨,工人的工资又不加,就算加了一点也跟不上通货膨胀。一万块钱差不多是10年前的一千块钱,10倍。10年前的一万块钱你就叫万元户了,那时候一万块钱是很大的,可以生活一年。现在一万块,普通家庭还要很节约的,三个月就没有了。”

    北京李女士也感叹,现在的日子不好过:“现在一百块钱买不到什么东西就没有了。别看钱很多,其实根本就不够,生活更紧张了。八年前,挣得也少,(菜)又很便宜,月月还有富余。现在月月不够,到月底钱就没有了,真的是不好过。现在是更忧虑了,就感觉:哎呀,明天怎么办?”

    北京宋先生则说,自己对人民币贬值带来的经济落差,感受并不大:“主要就是那种贫富差距的极其巨大引起那种心理不平衡,和那些官商们无度的掠夺、贪污和腐败,是这种心理落差。”

    上海马女士说:“这个越来越高是指那些特权的,像公务员,那些当官的,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生活实际上下降非常严重。我现在工资才一千块出头,但是看病的医药费用,要超过我的基本工资。菜价,以前鸡毛菜才几角钱一斤,现在一般的鸡毛菜、蔬菜卖到八九块钱一斤。你要买一个鸭子,一百多块钱一只。对一个普通工人工资只有一千块出头的人来说,你怎么够用啊?!”

    最令马女士辛酸的是,不久前,她想买件保暖的鸭绒衫,质量稍好的就要两千多块,后来朋友从美国给她买了件更好的,并告诉她,折合人民币才200多块:“他给我带来的这件鸭绒衫是中国制造的,在国内起码买到6、7千块以上。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工资和欧美不能比,但是我们的物价要远远超过欧美先进国家。”

    【国内钱越来越不值钱,主要是大量印钞造成的。人民币多了以后,所产出的东西并没有跟着人民币的增加而增加。产出的东西跟人民币两个不对等,所以GDP并没有因为人民币发多了,就上去了。人民币太多,钞票不值钱了,这就是通货膨胀了。现在说,物价上涨只有三点几,实际上超过一倍都不只,七、八都有可能。】

    这难道不是对收入十年翻翻,工资倍增计划的莫大讽刺?

 

 


 

三分之一被药死,三分之一被治死

 

    1976年哥伦比亚的堡高塔市的医生罢工52天,出现了一个被称为“不寻常的副作用”:就是当地死亡率下降了35%。同年,在美国洛杉矶,当医生对医疗事故保险涨价不满而罢工示威时,全市病人死亡率下降了18%。

    1973年,以色列全国医生大罢工。为期长达一个月,根据耶路撒冷埋葬协会的统计指出该月的全国死亡人数下降了50%。十年后,1983年,以色列医生再次举行全国总罢工,这次罢工的时间长,长达85天,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过后,以色列耶路撒冷埋葬协会又做了一次统计,在这85天中,全国人口的死亡率又下降了50%。

    波美特拉博士(Dr.Bruce Pomerant)对80年代西方国家医生罢工与死亡率下降的调查指出:死亡率的下降与医生罢工日期的长短成正比。

    1、例如在加拿大曼尼涛巴省(Manitoba)的医生罢工两周,死亡率下降为20%。

    2、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Columbia)的医生罢工3周,死亡率下降为30%。

    3、在以色列医生罢工85天,全国死亡率下降则为50%。

    也就是说,西医的医生罢工时间越长,全国的死亡率越低,目前世界记录是降低50%。目前中国每月死亡100万人。假如全中国的西医罢工3个月,原来3个月死亡300万人,降低到死亡150万人。也就是说,中国的西医大罢工3个月,能让150万人避免死亡,相当于一个城市的人口免于死亡。

    推论下来......还是别推论了!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指出,全球的病人有三分之一是死于不合理用药,而不是疾病本身。还有三分之一死于医源性事故。三分之一是被药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多可怕!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11月05日 10:25 (星期二)附 件:1个(从斯诺登事件看普京的智慧.doc ) 查看附件

从斯诺登事件看普京的智慧

扼腕

    普京展现给世人的是一副硬汉形象,在我看来硬汉形象的背后,则蕴藏着超人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外交手腕。仅从处理斯诺登事件一事上便可见一斑。

    当斯诺登飞抵莫斯科后,普京便在第一时间向全世界申明,斯诺登并未踏入俄罗斯领土,言下之意,俄罗斯不便对斯诺登采取任何行动。普京的这个说法是站得住脚的,因为逗留在中转区的斯诺登是没有办理入境的手续的。没有办理入境手续,自然就没有踏足俄罗斯领土了。至于俄罗斯的“有关人员”能不能进入中转区,与斯诺登见面,则是俄罗斯人自己的事了,更无需告知外界。对此全世界,当然也包括美国,真的不好说什么。

    接下来,普京又说了,俄罗斯不会给予斯诺登政治庇护,除非斯诺登停止做损害美国利益的事。这个“除非”用得极为巧妙,它为庇护斯诺登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间。斯诺登若是为了保命,在俄罗斯的要求下,将会积极配合,停止“公开地”做损害美国的事,届时俄罗斯人为斯诺登提供庇护的话,既赢得全世界同情斯诺登人的支持,又让美国无话可说。斯诺登都已经停止“公开地”做损害美国的事了,你美国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为此俄罗斯媒体还为庇护斯诺登预留伏笔:某一天俄罗斯的某个美女自愿嫁给斯诺登,那俄罗斯女媳斯诺登自然就有资格能成为俄罗斯人了。

    紧接着,普京巧妙地飞起一脚,把球踢给了美国:是你美国人注销了斯诺登的护照,硬生生地将斯诺登“滞留”在莫斯科机场的中转区,这是你美国人在给我俄罗斯找了个大麻烦,你还有什么理由指责俄罗斯呢?美国人是有口难言。

    此外,普京又不无卖乖地表示,俄美关系要远比斯诺登重要。这话既合乎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体现普京重视俄美关系,又让美国找不到指责普京的把柄,可谓政治智慧丰富,外交技巧高超。

    可以说,普京从斯诺登身上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却又处在收放自如的主动位置。你能说这样的硬汉不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硬汉吗。而另一方面呢,所谓的“负责任大国”与之相比,在处理斯诺登事件上,就显得软弱,幼稚,失据,被动,可笑得多了

 

 

 




发件人:liymbj3859<13051506082@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3年11月07日 07:54 (星期四)附 件:1个(清王朝的最后时刻.doc ) 查看附件

清王朝的最后时刻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雷颐

2013-10-21

(一)

    1911年10月30日,武昌起义20天后,清廷一天之内连下四道上谕,做出大幅度让步、妥协,企望渐成燎原之势的“乱事”能因此迅速平息。

    这四道上谕是:

    ——《俟简贤得人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谕》(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97-598页)。此谕终于承认,半年前惹众怒的“皇族内阁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而“本年设立内阁,仍令王公等充国务大臣,原属一时权宜之计,朝廷本无所容心”。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许诺“一俟事机稍定,简贤得人,即令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并将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撤销,以符宪政而立国本”。

    ——《准开党禁颁布特赦谕》(同上,第95-96页)。此谕先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党禁”:“党禁之祸,自古垂为炯戒,不独戕贼人材,抑且消沮士气”,但是“况时事日有变迁,政治随之递嬗,往往所持政见,在昔日为罪言,而在今日则为谠论者。虽或逋亡海外,放言肆论,不无微瑕,究因热心政治,以致逾越范围,其情不无可原。兹特明白宣示,特沛恩纶,与民更始,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至此次被赦人等,尤当深自祓濯,抒发忠爱,同观宪政之成,以示朝廷咸与维新之意。”不仅戊戌以来的政治犯全部赦免,而且准其组党。

    ——《实行宪政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第96-97页)。朝廷再次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皇族内阁”多用亲贵,破坏了立宪原则;铁路收回国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骗,“动违舆论”。虽行新政多年,但“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结果是“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而且,“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结果导致“川乱首发,鄂乱继之。今则陕、湘警报迭闻,广、赣变端又见,区夏腾沸”,生灵涂炭。但是,“此皆朕一人之咎也”。对这次“鄂、湘乱事”,此谕认为虽由新军发动,但强调应由湖广总督、奉旨会办川汉、粤汉铁路事宜,积极推行“干路国有”的政策,扬言对倡议争路者“格杀勿论”,并于10月初在武汉大肆搜捕杀害革命党人的瑞澂负全责。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

    ——《著溥伦等迅拟宪法条文交资政院审议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第97页)。爱新觉罗·溥伦是道光帝嗣曾孙,袭封“贝子”爵位,任资政院总裁、农工商大臣,是宣统年间皇族内阁重要成员之一。此谕承认“宪法为君民共守之信条”,谕令资政院总裁溥伦等“敬遵钦定宪法大纲,迅将宪法条文拟齐,交资政院详慎审议,候朕钦定颁布,用示朝廷开诚布公,与民更始之至意”。

    一天之内,连发如此四谕,且让步妥协之大,出人意外,足见清廷心情之急迫。如此急迫,当然是出于无奈。这20天中,湖南于22日宣布独立;陕西于23日宣布独立;江西九江的革命党人和新军于23日起义,占领九江后继而乘胜攻占了马当、湖口两个要塞,成立九江军政分府。给清政府打击、震撼最大的,是10月29日,北方这一天之内发生两件大事。一是太原革命党和新军发动起义,击毙山西巡抚陆钟琦和四十三混成协统领谭振德,成立山西军政府;一是驻河北滦州新军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统领蓝天尉等人发动“滦州兵谏”,电奏朝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总理和国务大臣、特赦国犯等十二条要求。太原、滦州离北京都不算远,满朝震动,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惊惧异常,准备携溥仪逃往热河。虽因袁世凯急电阻止而未“北狩”,但为解燃眉之急,载沣还是颁此四道上谕。

    然而,革命的扳机一旦扣动,就很难停下来,这四道上谕未起任何作用。严复认为,如果一个月前做到其中任何一条,效果就会大不一样。但是“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十八世纪末路易十六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尼·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84页)

(二)

    这“急于星火”的四道上谕,对大清王朝生死存亡来说,究竟是一个月前抑或更早一些颁布效果才会大不一样,很难精确“度量”。但清王朝肯定错失,或者说浪费了一些历史的节点。不必从鸦片战争细往后数,仅盘点一下这四道上谕的内容,就知其最近浪费了哪些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

    ——此时清廷许诺“速行宪政”、“速定宪法”,然而就在一年多以前,从1910年1月起到12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结果必然是立宪派的激进化、革命化。如果说立宪派、绅商仍是“民”,其要求不足为意,那么朝廷对一些亲贵、多数封疆大吏的类似要求,竟也不以为意!

    对是否组织内阁、开国会,清政府内一直有不同意见。载洵、载涛是摄政王载沣的两位亲弟弟,他们掌握海陆军大权,因曾出洋考察,思想相对开明,支持立宪。载涛曾以贝勒名义连上密奏,条陈军政大计,主张“速设责任内阁”和“缩短国会年限”,宣称:“如以臣言为是,则请迅速举行;如以臣言为非,即负欺君之罪,请立予罢斥。”密折虽然留中未公开,但载沣传谕载涛到府邸会商。(《涛贝勒两陈军国大计》,《申报》1910年9月14日)载涛在接见国会请愿代表时曾表示:“予因人民要求国会,尝细心考察各国国会利害,实无丝毫流弊。”(《国会问题之大警告》,《申报》1910年10月20日)在地方大员中,云贵总督李经羲、东三省总督锡良等一大批高官明确支持立宪。

    但权倾一时,掌控军机处大权的亲庆王奕劻却表反对。对成立责任内阁,他消极抵制,当无法抵制时,就主张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确保自己的权力。两江总督张人骏、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恩寿、直隶总督陈夔龙也反对立宪。1910年秋,张人骏得知李经羲、锡良等人商议奏请设立内阁与开国会时,立即通电各省督抚表示反对。他以古今中外之民情风俗不同、中国民间“久无政治思想”为由,对李经羲等人开设内阁与国会的主张提出质疑,认为既不能开国会,也不能设责任内阁。如果“操切急进,仆蹶堪虞”,势必激成“举国骚然”的大动乱。所以筹备宪政应当避缓就急,不能开国会,也不能成立责任内阁。当前急务就是“饬吏治,兴实业”,所谓“吏治修,则民志安;实业兴,则民生厚。内讧不起,外患可弭。及时修明刑政,整饬戎务,未尝不可为善国。”(“各省督抚联会商要政电”,《东方杂志》第7年第10期)他的主张,仍是在传统政治框架内整顿纲纪。长庚也明确反对内阁与国会,曾电奏阻开国会内阁,强调“谓祖宗成法,万不可废。”(《专电·北京》,《申报》1910年11月2日)恩寿、陈夔龙则主张先设内阁后开国会,这种先设内阁而缓开国会的主张,虽与张人骏、长庚等观点不完全一样,但主要还是针对李经羲、锡良等责任阁国会同时并进的主张。

    对张人骏等人的主张和观点,锡良等一大批官员起来反驳。1910年10月25日,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黎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族巡抚庞鸿书等,几经商议,认为时机紧迫,联名致电军机处代奏,批驳那些反对设立内阁、开国会官员的观点。针对中国民间“久无政治思想”,程度不足,立宪会导致动乱的观点,他们反驳说:“程度不足,官与民共之,不相磨砺,虽百年亦无所进。法律难定,情与俗碍之,互为参考,历数载可望实行”。他们特别强调,现在“时局危险”,“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时内阁、国会同时并举才能“上下合力”,而且已有过晚之嫌,不能再迟。要求立即组织内阁、翌年开国会。(《各督抚请设内阁国会之章奏》,《申报》1910年11月2日)

    但几天后,锡良等人得到的是朝廷仍决定三年后再开国会的消息,焦急万分,于11月1日又上一折,再次强调速开国会、建立内阁的紧迫性。他们对即将发生大变感受深切,所以提醒朝廷可能已无三年时间了:“若又迟以三年,则三年之内风潮万状”,官员“皆欲趁此三年夤缘援结,以据要津;贪利之臣亦皆乘此三年黩货营私,以肥囊橐。失败之政仍归咎于君上,监督之力终难及于当权。朝廷宜防官邪,不宜徒防民气。”(“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近代史资料》总59号)

    这次电奏,比上次少了张鸣岐、宝棻、广福,但增加了上次未列名其中的闽浙总督松寿和四川总督赵尔巽。此奏不长,但对形势的分析非常透彻,尤其提出朝廷应防“官邪”,而不是防“民气”,一针见血。

    究竟是同时成立内阁开国会,还是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或者是干脆根本不成立内阁也不开国会、完全承继“祖宗成法”,朝廷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一直在激烈博弈。不必细述具体过程,总之,载洵、载涛二位皇叔的意见,锡良等一干大臣的奏折,全都未发生作用,最终获选的是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这种相当保守的主张,朝廷于1910年11月4日发谕公布。

    此决定使积极参与立宪的地方督抚大员大有挫败之感,连清政府一纵高官都备感挫败,那些绅商、立宪派的挫败感则更加强烈,其中许多人对清王朝大为失望,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力,以“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形容清廷的麻木。绅商、立宪派是清政权能否稳定、甚至存亡的重要基础,他们的这种心理叛离,寓示着清王朝其实已危在旦夕。

    如果清廷一年前能接受、采纳载洵、载涛和锡良等人的建议,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特赦“所有戊戌以来”的政治犯,从改革的康、梁到革命的孙中山。然而,就在三年前,1908年8月中旬,风闻梁启超有可能回国领导立宪,清廷突然下旨查禁梁领导的政闻社:“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夥,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光绪朝东华录》,第5967页)由于清廷严禁,梁启超不得不解散政闻社。

    近十年来,梁启超一直与革命党论战,坚决反对推翻清王朝、极力为清王朝辩护,一直主张合法、体制内变革,《政闻社宣言书》明确表示:“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匪有异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8-29页)然而,他此时仍被清王朝当作“悖逆要犯”而“严拿惩办”。清廷如此严厉镇压政闻社、追拿梁启超,使“至上而下”的改革理论的说服力大大减弱,信服“革命”的人越来越多。

    清廷对一心护卫自己的改革者竟以“悖逆要犯”待之,政权内最高统治者一直对十年前内部“权争”之事耿耿于怀,不仅不想法设法抚平创伤,不安抚当年因主张体制维新而受迫害的政治家,不让影响巨大的梁启超为己所用,而是依然毫不宽容当年的政敌,仍把他们当作体制的敌人,终于失去了领导“预备立宪”的能力与机会。

    清廷此举无疑“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愚蠢之极,一些高官也大为担忧、不满。1909年,新授山东巡抚孙宝琦就上书朝廷,要求开放党禁:“当此预备立宪之时代,贵上下相示以诚,破除猜嫌之见。伏原皇上明降谕旨,去堂廉之阻隔,除防禁之琐屑,有以安亿兆之心。固今日之急务矣,至戊戌之案已成往事,是以光绪三十年曾奉恩谕,分别开复原免,有司奉行未尽,用者寥寥,拟呼特予恩施,”同时主张赦免戊戌党人:“戊戌党人平日著书立说,似皆效忠本朝,倘获昭雪,未始不可壮正气而消邪气也。”(“新授山东巡抚孙宝琦条陈新政折”,《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第9期)对此,朝廷置之不理。

    到1910年底,立宪派要求开放党禁、赦免康、梁的呼声越来越高。资政院议员罗杰提出开放党禁议案,连御使赵熙、温肃都奏请赦免戊戌党人,甚至载洵、载涛两位皇叔都多次向其兄载沣陈说,载涛为此专门上了一个密奏。对此,朝廷还是置之不理。

    1911年1月初,罗杰的议案正式付资政院表决。议员在表决时颇有不同意见,因为此议要求赦免的不仅是“戊戌党人”,还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切“国事犯罪者”。有议员认为,应将戊戌党人与革命党人区别对待,现在应只赦免戊戌党人,因为革命党不承认立宪,是否赦免今后再说。但大多数议员进一步要求一并赦免革命党人。罗杰发言为自己的议案辩护说革命党人一日不赦,人心一日不能安,满汉终不能融洽。如果赦免革命党人,“就可以化除满汉,安定人心”。他提此议“无非激起他们的忠爱之心,不使为外国人利用”。故“本员主张请求皇上天恩,一体特赦。对内就可以调和满汉,对外就可以免受外人运动。”(“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第三十四号议场速记录”,《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527-528页)表决时,多数议员同意通过此案。对此,朝廷依然置之不理。

    无论是资政院议员,还是封疆大吏,甚至两位“皇叔”,他们的有关建议全被否定。如果朝廷在十个月前,即1911年1月能接受、采纳他们的建议,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取消皇族内阁,承认其“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但就在五个多月前的5月8日,皇族内阁甫一成立,就遭到“天下人”痛责,使真正决定王朝存亡的士绅阶层愤怒异常,对其抱有一线希望者也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而且,立宪派最上层少数领导仍不放弃最后希望,仍想走相互妥协的改革之路。6月6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代表决定妥协让步,认可皇族成员违反规定任内阁阁员,但反对皇族充当内阁总理大臣,希望朝廷也妥让一步,将此议呈请都察院代奏,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然而,当时朝廷却置之不理,反而在7月5日副署的上谕中斥责联合会议论渐进嚣张,干预君上大权。如果三个月前的7月5日就能妥协,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承认铁路收回国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骗,“动违舆论”。但就在五个多月前的5月9日,皇族内阁成立第二天颁谕宣布“铁路国有”时就知道会遇到激烈抨击、反对,尤其是立宪派、绅商的激烈抨击、反对,所以谕旨中强调“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此举必然激起民众强烈反对,清廷却下严旨晓谕商民“如再不服约束,格杀勿论”。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顺应民情,不仅代川民上奏,并且自上密折请朝廷改变决定,将始作俑者、邮传大臣盛宣怀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同时请朝廷治自己以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然而,清廷大怒,将尽职尽忠的王人文调离,并令其进京候讯,准备治罪。

    8月初,新任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到任,深感解决川民“保路”风潮只能府顺舆情,也上奏朝廷请求改变决定,甚至在9月1日联合成都将军玉昆及各司道奏劾盛宣怀与民争路酿变,也要求将盛治罪。但第二天清廷却传旨命令赵尔丰严厉镇压保路民众,如果养痈贻患,定将其治罪。同时,朝廷已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入川查办。在这种情势下,赵尔丰转尔血腥镇压保路民众,最终直接引发武昌起义。结果,为平息事,朝廷不得不于10月26日下令将一切责任完全推给盛宣怀:“铁路国有本系朝廷体恤商民政策,乃盛宣怀不能仰承德意,办理诸多不善,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邮传大臣盛宣怀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此时在《实行宪政谕》中,不得不再次承认自己“路事蒙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不得不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其实,王人文、赵尔丰、玉昆都是大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对朝廷忠心耿耿,对四川民怨沸腾有真切体会,然而连他们的建议朝廷不仅完全听不进去,还要将其治罪,结果就不必多说了。如果清廷早几个月听从王人文的建议改变决策、将盛宣怀治罪;或者一个多月前,仅仅一个多月,听从赵尔丰的建议改变决策,将盛宣怀治罪,结果或许不一样。

(三)

    正如严复所说,“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此四道谕旨颁下后,未起任何作用。
就在10月30日当天,革命党和新军在昆明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11月3日,贵州、浙江、上海的革命党和立宪派发动起义;这一天,清廷急忙公布《择期颁布君主立宪重要信条折》,即所谓“十九信条”,完全接受了当初立宪派提出的条件,体现了英国式“虚君共和”内阁制。
但这种局面下,“十九信条”没有、也不可能起任何作用,革命仍在继续。
11月5日,江苏宣布“反正”,四川革命党起义;这一天,清廷急忙颁布《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104页)许诺“所有此次党人均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藉以养成人才,收作国家之用”。其实,此谕完全多余,此前颁布的《准开党禁颁布特赦谕》已含此内容,此时颁布此谕,只是向革命党人做出最大妥协的一种姿态、甚至可说是一种体面投降,企盼能平息事态。
但是,革命还在继续。11月7日,广西、安徽宣布独立。8日,福州革命党与新军起义。9日,广州宣布独立;同一天,清廷万般无奈答应袁世凯提出的种种条件,颁布《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601页)授命袁世凯组阁。此时,清王朝只能任人摆布、由袁世凯与革命者来决定其命运了。
现在颇有论者认为辛亥革命过激,打断了晚清的“立宪”。其实,是清廷自己断送了“立宪”,许多历史的“节点”被浪费后,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最后时刻或有一线希望,但立宪派的要求被断然拒绝,锡良、赵尔丰这一干封疆大吏的恳求被否决,连载洵、载涛两位皇叔的意见都不被采纳时,清廷确是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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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道者——风气初开时的民国另类

《我们的历史》

2013-10-26

    【按】:本文为“新历史合作社”新推出的数字杂志——《我们的历史》第六期内容

风气初开时的民国另类

    1911年,在四川成都,头顶着“士林败类”、“名教罪人”的恶名,而已被教育界驱逐的吴虞,又因为发表反对儒教及家族制度的文章,再被政府通令缉拿。

    那时,他慌忙逃窜,方才躲过一劫,但此后,即便是改朝换代的变革,都依然没能改变人们对于这位世俗传统的反叛者刻意的疏远与躲避,没有报纸敢刊登他的文章,更在长达八年之久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一所学校敢聘请他担任教职。然而,与其他时代里那些孤独而寂然终老的叛逆者相比,吴虞又是幸运的,一个与他同声相和的时代,还是在他的有生之年里如潮奔涌般地到来了。

    清末以来整个社会越来越多的对旧传统的反对之声,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终于汇成滚滚大潮。而被时代洪流所唤醒的万千青年,天然地便携带着激烈、叛逆的因子,毫无顾忌地去与传统决裂;同时,自由精神、个性解放的追求又在无时无刻地塑造着他们年轻的身心。于是,一个个离经叛道者便接踵而来,历史以难能一见的浩荡力量冲击着家庭、社会,冲击着陈规旧习,及一切旧传统的根基。

    在绵延千年的传统里,女性一直作为附属者的角色,而承受着诸多的不公,于是,在对旧文化的造反中,女权成为最受人瞩目的内容之一。她们反叛婚姻,表达情爱,如余美颜;她们主张平等,争取遗产权利,如盛爱颐;她们又从那道德的禁锢里解放了身体,如天乳运动。在那个叛逆的时代里,一些禁忌的主题同样被揭露开来,比如研究“性学”的张竞生,又比如被视作“反动医学”的节制生育。而从旧的家庭、旧的社会里,走出来的一个个自由青年,当他们开始尝试着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时,于是又有了如“工读互助团”一般安娜琪的昙花一现。

    所有这些大胆而超前的行为,虽依然不免因“伤风败俗”而受到争议,但正是这些不顾一切的冒险,方才打开了一个不拘规矩、个性放肆的时代,同时,也在一个个离经叛道者蜂拥而至的冲击下,观念的更新、时代的嬗变才得以实现。

    乳房问题:束放谁做主?乳房的束与放,不仅事关母子康健,更关乎种族强盛,于是,一场关于乳房的社会冲突,不仅牵动了男与女,还惊动了官与民。

董竹君:“清倌人”的1910年代时尚

毛剑杰

    在1915年逃出当“清倌人”卖唱的“长三堂子”之前,董竹君的日常装束大约是“一件灰色无花的绸面灰鼠皮袄,一条黑缎裤,一双黑鞋和白洋布紧袜套”,内衣则是紧胸的布背心,这是当时女性的时尚着装。

    (上图:董竹君)

    民国初年,中国社会自晚清到民国的嬗变,除了不再有“龙椅上的皇帝”之外,其他一切照旧,社会风气亦然。女性着装整体风格也同样依然传统、保守:即便是睡觉,她们也要穿着长过膝盖的长背心,减少身体的裸露,出门时在旗袍、大褂里面,必须穿上马甲、胸褡。

    但一个古老沉闷的中国,以及与它伴生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种种,毕竟渐行渐远;而欧风美雨带来的清新气息,则正渐渐浓郁,将要酝酿成一场大时代的观念解放风潮。而女性传统内衣样式也已经渐渐开始变化:一种由“捆身子”内衣演变而来的、俗称“小马甲”的新型内衣样式正流行着,其形制与穿在外面的坎肩不同,一般都比较短小,并且,在小马甲的前片,还缀有一批密纽,使用时将胸部紧紧扣住。

(上图:民国早期奶品广告中的女模特,是时以束缚成扁平胸为美)

    此时,女性胸部依然被严重束缚着。董竹君后来回忆说,1913年,已满13周岁的她,就像当时所有女孩子一样,都要束着一件紧胸白布背心,把胸部捆得紧紧的。

    1915年,上海《妇女》杂志创刊号发文,将束胸与缠图十四足进行比较,认为前者对女性的健康伤害“更大而深”,因为“束胸致胸疾,将来生育子女,虽有乳汁必不畅旺,胎儿身体必不健全”。

    (上图:民国初年流行的“小马甲”)

    该文还指出,束胸可能导致传染肺病、流毒骨髓,造成弱国灭种的祸患,因此呼吁女同胞“保护自然之发育,须以强国强种为人身之要图”。将“放乳”上升到了民族国家强盛的高度。这大约是最早的女性“放乳”呼吁。

    当时曾担任女校教务15年的吕嘏纯女士则指出,小马甲妨害女子胸部发育,易致肺病,成年女生患咳呛病者十之八九,都由此引起。而且生育子女“先天势必不足,致有积弱之患”。

    比较接近现代的女性着装样式,可能最早是在妓女身上出现,而后渐渐流行于一般时尚女性中:女衫手臂露出一尺左右,女裤吊高至一尺有余,夏天“内则穿红洋纱背心,而外罩以有眼纱之纱衫”。

    在当下观念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着装,但在一个世纪前,它依然是人们眼中的“暴露服饰”。守旧派人士如上海市议员江确生,甚至在1918年致函民国江苏省公署,愤指最近社会上妇女流行一种“淫妖之衣服”,“肌肉尽露、不成体统,道德沦丧,世风日下”。要求江苏省、上海县及租界当局出面禁止这种“淫服”。

    为此,上海地方政府于1920年发布布告,禁止“一切所穿衣服或故为短小袒臂露胫或模仿异式不伦不类,并称其“招摇过市恬不为怪,时髦争夸,成何体统”。“故意奇装异服以致袒臂、露胫者,准其立即逮案,照章惩办”。这也就是说,女子只要穿着低胸露乳、裸露胳膊、小腿的服装,就将面临牢狱之灾。

男性主导的“天乳运动”

    在顽固的保守力量面前,留学归来的张竞生大胆地为女性社会注入了新思想。时任北大哲学教授的广东学者张竞生在1923年4月29日于北京《晨报》副刊发表《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的大讨论,连梁启超、鲁迅等知名人士也参与其中。为时两个多月的讨论,他受到了多数人的批评,但也从此声名远播。

    (上图:张竞生所著《性史》与《爱的漩涡》书封)

    张竞生自己也以为是“反对束胸最力者”。1924年,他的《美的人生观》讲义在北大印刷,这是一部充满“离经叛道”意味的讲义。在“美的性育”一节中,他倡导裸体:裸体行走、裸体游泳、裸体睡觉……认为“性育本是娱乐的一种”,并像今天的“夫妻夜话”节目那样十分详尽地介绍了“交媾的意义”和“‘神交’的作用”。

    他更提出,“束胸使女子美德性征不能表现出来,胸平扁如男子,不但自己不美,而且使社会失了多少兴趣”。这让新旧思潮激战的中国为之一颤,一时间,大家闺秀们纷纷开始悄悄放胸,被当时的媒体称为“天乳运动”。1926年,张竞生更公开出版《性史》一书,大谈“性的美好”。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更为猛烈的欧风美雨后,“德先生”、“赛先生”以及伴随而来的思想解放、女性解放潮流,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冲击着古老的“三从四德”禁锢。

    在上海地方政府发布“禁止女性袒臂、露胫”令的同一年,《上海民国日报》发文,先是从生理学剖析束胸的害处,然后大声疾呼“妇女若世代束胸,我们的种族即衰弱了!其时,我们的民族,不待帝国主义来侵略和压迫,我们也自己归于灭亡了!”这与1915年《妇女》杂志创刊号的观点完全一致。

    与此同时,一些留洋归来的社会名流如胡适等,也在各种场合发表言论反对女性束胸。

    “假使个个女子都束胸,以后都不可以做人的母亲了!”

    “中国现在的女学生,将来都不配做母亲,是种族上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张竞生出版《性史》的同时,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怂恿”第17届西画系采用裸体模特,并在画展公开这些“裸体淫画”,成为当年与《性史》齐名的“桃色新闻”。

    当时,有一位女校校长看后谩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教育界之蟊贼!”一时舆论界纷纷扬扬,群起而攻,有人说:“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一是提倡性知识的张竞生,二是唱毛毛雨的黎锦晖,三是提倡一丝不挂的刘海粟。”甚至当时上海总商会的会长朱葆三,也在报纸上发表了公开信,骂刘海粟“禽兽不如”。

    正如鲁迅所说的“在中国改革是极难的,哪怕是要挪动一个火炉子的位置,也往往要流血”,更何况,张竞生所提倡的放乳,触及千年传统社会的性禁忌——在传统观念里,性学跟淫秽几乎是同一个概念。

    对于《性史》与刘海粟裸模事件,社会哗然、学界纷纷声讨的结果是,《性史》被禁,刘海粟也差点被当时统治上海的军阀孙传芳逮捕。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以超越时代的激进方式,强烈冲击了女性观念。据林语堂描述,《性史》开卖时盛况空前,“买书的卖书的忙成一团,警察要用水管子冲散人群”。

    即便是《性史》被官方查禁后,坊间盗版翻印依然不计其数——人们一面义正词严地指责张竞生离经叛道,另一方面却忍不住好奇和天性,或公开或秘密地接受了《性史》的刺激。就在《性史》被禁后不久,《国民日报》的副刊也开始公开介绍起女性“曲线美”了。

1927:武汉名妓裸奔

    《性史》出版的同一年,发端于广州的国民大革命,自南向北席卷中国。

    到1927年初,北伐军已经攻克武汉,国民政府随之迁来,武汉一时成了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而一场得到新政权支持、甚至以官方力量强制的女性身心解放风潮,随之到来。

    3月8日,国民政府组织20多万军民在汉口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随后,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突然,名妓金雅玉等人赤身裸体,挥舞着彩旗,高呼着:“中国妇女解放万岁!”等口号,冲进了游行队伍。她们都认为“最革命”的妇女解放,就是裸体游行。

    (上图:由奥地利画家希夫作创作于上世纪20年代,表现上海橱窗里西方文明的漫画)

    20天后,3月28日,蛇山南麓的阅马场热闹非凡,妇女协会宣传组走上街头演讲。她们现身说法,卷起裤腿,光着脚丫控诉缠足之苦。宣传组成员顾灵芝高声演讲:“要坚决放脚,要坚决剪发,还要坚决反对束胸!束胸是最不人道主义的!束胸是一条毒蛇!它缠着我们妇女的肉体和灵魂……”

    说到激动处,她脱掉上衣,双手托着丰满的乳房说:“你们看,这就是真正的解放。”并热泪盈眶地振臂高呼:“全中国妇女解放万岁!”在妇女协会的号召下,妇女摆脱买卖婚姻,放脚剪发,反对束胸,提倡自由恋爱。

    这场“裸奔”运动,对于国民政府的女性解放政策不无触动。

    在1927年5月朱家骅代理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后,7月7日,他在广东省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递交了《禁止妇女束胸的提案》,要求以省政府布告的形式,限三个月内,“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经查确,即处以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如犯者年在二十岁以下,则罚其家长。”这一提案获得了通过。而后,广州政府甚至还特意为此成立了“天乳运动执行委员会”。

    广东强制推行天乳运动在全国引起反响,上海《申报》于1927年7月9日即刊登朱家骅的天乳运动禁文,《上海民国日报》则刊文倡议打破女子“以束胸为美”的观念,应该稍有些强制意味。

    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进而发出公函,在全国范围内通令禁止女性束胸:“妇女束胸实属一种恶习,不但有害个人卫生,且与种族优盛有损。”随后,广西、湖南两省地方,也相应出台了禁止束胸令。至此,由官方的介入,天乳运动渐渐波及全国。

卫清芬:胸部束放之间的苦恼

    然而,就像当初官方禁令不能阻止新思潮蔓延那样,它同样不能一蹴而就改变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固有观念。在文化传统深厚的中国,命令往往敌不过风俗:“千百年来这种束胸的陋习,一代一代传下来,上行下效,相习成风,如今大有牢不可破之势。”

    (上图:民国月份牌上可以看到内衣外穿的女性肖像)

    尤其在既开放又保守的广东,就像陈序经教授在《广东与中国》中所言,既是新文化的策源地,也是旧文化的保留所,天乳运动启动容易,推行却难。

    1927年8月26日的《广州民国日报》,登载了这样一条社会新闻:广州大沙头一位男士带着不束胸的妻子上街,被三位穿着时尚的先生轻薄地称为“村下婆”,也就是“粗俗村妇”。而后,那位女士无法接受这样的嘲讽,便借了一件小衫,“居然束起胸来了”,《广州民国日报》这则新闻最后这样结尾道。其语气意外之余,不无对女性屈从社会压力不敢展示自我的惋惜,更何况,这时距离大清皇帝退位、民国始建已经15年,其间关于女性应当“放乳”的呼声从未断绝。

    另一位女性卫清芬,后来回忆说,她自己由于身体发育得比较早,15岁的就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开始束胸。到了1927年,“禁止女子束胸案”颁布后,她大着胆子扔了束胸布。那时没胸罩,光着身子穿外衣,非常抢眼。被保守的公公看到,立马将她丈夫叫到正房里暴训一顿。于是,卫清芬才放了几天的天乳,又束了起来,上街时被女警察罚了50块大洋。

     公公起初嘴还硬:“罚就罚,我还出不起这钱?”又有一天,一个妇女组织再一次上门来检查,发现她还束胸,又罚了50块大洋。这下,公公心疼起钱来,再也不过问儿媳束胸不束胸了。

    其实,卫清芬一家的苦恼是当时千百家的缩影,束放之争也是千百年风气和一朝新政之间的博弈。

    实际上,天乳运动能否得以实现,关键还是看女性们的态度。此间,尽管女性赞成天乳的当属多数,如广州女性就掀起了穿“腊肠衫”热——那是广州话里的旗袍,以衬托女性的曲线美,女性衣服裁剪也多了胸高一项。但另一方面,还有相当比例的女性反对天乳运动。1931年6月13日,上海《申报》发文称,“女子束胸之风……虽历经内政部遵令查禁,无如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而尤以各学校女生为最”。

    该文举例称,浙江萧山县立女子中学女生一直束胸,被政府强令“解放”,并定期检查,但女生们对此普遍“羞形于色”。然后感叹道,“许多自号革命的新妇女,天天开口妇女运动,合口妇女解放,但是她本身仍受着狭小背心压迫,就不想法去谋解放!”此时,解放妇女束胸仍遇到较大阻力。

阮玲玉:“义乳”先行者

     坚决反对和坚定支持两端之外,更多的女人是徘徊于束胸和放胸之间,这不仅是社会思潮新旧交替间的特征,还有现实的阻碍因素:如何使女性在解除束胸后而又使两乳不下垂,这是天乳运动具备可实行性的关键。于是,在“种族强盛等”崇高命题之外,问题再次回到了女性内衣样式的革新上。

    (上图:阮玲玉穿着新式内衣,将旗袍之美和女性身体曲线近乎完美地结合,从而将一个时代的美凝聚在荧屏)

    当时《北洋画报》第114期有一篇文章《小衫应如何改良》,这种小衫指的就是之前在妇女当中盛行的捆身马甲。作者绾香阁主则有针对性多了:“小衫本身并无废除的理由,因为它不过是一件衣服罢了,我们所要打倒的不是它,是‘压乳’的行为。”这种意见,比之简单激进的“天乳运动”要合理不少。

    据当时的媒体调查,当时乡间妇女束胸或穿小背心的只占少数;而城市妇女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妇女束胸穿背心的约居99%。因此改革女性内衣势在必行。

    1927年8月到10月间,《北洋画报》连续刊登了西洋女性抹胸图片四幅,对西洋胸衣构造进行详解,显示西洋抹胸既可保护身体发育又有美观效果。也是在这个时候,乳罩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时人称之为“义乳”。

    以出演《神女》、《新女性》等影片蜚声影坛的阮玲玉,是民国时期最耀眼的明星,她精湛的演技,迷茫的美丽让影迷为之疯狂。她身着旗袍,风姿绰约,风情万种,给后人留下了惊艳的一个瞬间。她是最早戴“义乳”的中国妇女之一。阮玲玉正是利用这种新式内衣,将旗袍之美和女性身体曲线近乎完美地结合,从而将一个时代的美凝聚在荧屏。

    而西式胸罩随之风行中国,并且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改良中式内衣,为20世纪30年代女性乳罩的引进推广奠定了基础,经过改造的女性内衣能兜合乳部,不束亦不松。这对“天乳运动”在1930年代的顺利推行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后,放乳逐渐由最初的自我解放,变成了一种时尚。女性曲线美的风韵之美,受到新潮人物追捧,新式女装对性感风情的追求,改变了传统女装胸、腰、肩、臀完全呈平直的造型风格,开始热衷表现身体立体感的设计风格,在交际场所出现了以“露、透、瘦”为特征的新颖女装。

    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袒胸露臂成为女性服饰的一种时尚潮流。“春江女子感文明,装束无端又变更,高底皮鞋长筒袜,袒胸露臂若为情。”恰当地记录了这样的服饰风尚潮流。

    1937年电影《到自然去》中,白璐等的泳装照,又引领了一波内衣风尚:影星胡蝶、白杨,一个个穿上泳装,走进泳池,在阳光下展示她们健康、健美的身躯。白杨还穿过比连体泳装更为开放的两截式泳装亮相。

    (上图:1937年电影《到自然去》中白璐等演员的泳装照)

    时尚女性不再羞答答掩饰对内衣的渴求,舶来品的吊袜带、西式睡衣、浴衣也被她们尽收帐中。

    在旗袍里面穿戴精美的蕾丝衬裙或西式内衣,胸乳部戴着乳罩,呵护乳房;腿部有长长的丝袜,系着吊袜带。在室内,也流行穿睡衣。一些镂空和透明的化纤或丝织品开始运用到内衣上,并且采用了轻纱之类的薄、透、露的面料,以增加性感的魅力。女子胸衣在收口上缀有丝带等装饰物。

    此时,袒露装早已不再有20世纪20年代政府禁止的遭遇,女人要想出众,穿着奇装异服、袒露装,在大街上回头率最高。20世纪40年代,随着电影的传播,美国好莱坞魅力,也开始在中国大城市显示出它的影响,追求时尚的年轻女孩以好莱坞影星为榜样,刻意模仿,甚至会穿上袒胸露背装,将肌肤与内衣展示在世人面前。

 

余美颜:第一欲女的性与情

任珏

    她这样一个孤单女子,对性、爱情、家庭之自由的追求处处碰壁。为了破茧而出,她自己的性和情与整个时代的巨轮死磕,频频以失败告终,这让余美颜心灰意冷。她和因“人言可畏”自杀的阮玲玉不同,她不惮人言,她只恨自己当初“误解自由”,最终决然地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欲女蹈海

    1928年4月19日夜晚,一艘名为“加拿大皇后”号的邮轮(另有一说法为“加拿大”号邮轮),正从香港开往上海。一位华服女子面色憔悴,在船舷边踱来踱去。偶有旅客经过,她欲言又止,好不容易说出“大地龌龊,吾将投海以洁吾身”这样没来由的话,便不愿多讲。同行的女友怕她出事,她又忙不迭让人不用担心:“哪有人跳海前先告诉别人的,我是说着好玩来着,别担心。”女友稍微交代了下便回船舱休息了,她双臂环抱胸前,将自己静静地藏在黑暗处,倚在船栏上,冰冷的海风吹乱了她额前的刘海。但是她丝毫没有察觉到寒意,木然望着黝黑的夜海,心事重重。

    这女子把随行的佣人叫到身边,嘱咐说:“等船到了上海,你要是寻不见我,就自己回香港吧。”说完拿出100元钱,吩咐佣人将其中的50块打赏给帮过自己的买办,剩下的回香港后分发给家中其他侍役。佣人见她如此神情,虽颇为担心,但见她安排妥当,亦不敢多问,只有允诺会办好差事。(杨村,1954,《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香港:世界出版社。)

    午夜2时30分,当邮轮经过温州出海口时(另有一说,其自杀跳海处为上海吴淞口),这女子纵身跃入大海。待船上众人发现动静,她已经被波涛吞没。其后,人们在她的房间里发现了两封绝命书,均委托船长寄回香港,一封是她写给全国女同胞的,一封则留给她的情人——渤海九少。(杨村,《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另有一说,余美颜只留下一封告全国女同胞的绝命书。)

    这名女子,不是别人,正是风靡沪粤港的奇女子——余美颜。她不是电影明星,但是电影明星杨耐梅排除万难、不惜牺牲色相筹措资金、自主公司也要将她的故事搬上银幕;她不是皇亲贵族,但裙下之臣数以千计,10年欲海浮沉,令她阅尽天下男人无数,不论是军阀、富商、阔少还是沪上文青小记者,都对她趋之若鹜,将之奉为女神。

    (上图:香港流传的《余美颜浪漫情书》封面)

    一代欲女就这样顷刻间香消玉殒,举国哗然。死前唯寄信一位情郎,更是令这位睡过数千男人的奇女子更加神秘莫测。《申报》、《大公报》等大小报章均在同年五四前后连篇累牍,加之《奇女子投海后余闻》、《社会逸闻:荡女之身世》等猎艳标题报导此事。荡女赴死的新闻,一时间竟成报界奇景,蔚为壮观。

    1931年北京华明书局更是出版了一本名为《对待男子锦囊》的小册子,列明作者为余美颜,由南海吴亚农作序,指称此书乃为余美颜蹈海前之遗作,“纯出庄言,有裨女界”。(余美颜,1931,《对待男子锦囊》,北平:华明书局。)书中分门别类地指导女子,作为妻子、媳妇,在婚姻的不同阶段,该如何侍奉不同类型的丈夫和长辈,颇有一种欲女版《女诫》的味道,极尽贤妻良母之典范。因尚未发现其他史料旁证此书,颇令人质疑此书有可能为他人趁势冒名代笔之作,以图欲女赴死商机之利。

(上图:被称为余美颜蹈海前之遗作的《对待男人锦囊》封面)

    直到余美颜死后的第六年,以“提倡社会高尚‘娱乐’”为己任的《玲珑》杂志仍刊出一则《奇女子余美颜在粤拍戏》的消息,声称余美颜蹈海未死,已投身影业,与人合伙开拍电影公司,并将以女主角身份在广东拍摄《红粉骷髅》一片。(《奇女子余美颜在粤拍戏》,载《玲珑》杂志1934年10月31日,2221页。)这样死而复生的香艳传闻,令人喋喋称奇之余,不仅慨叹一代奇女子的肉欲情念,不仅在生前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即便身故之后数年亦是可供市井把玩的艳情奇谈。余美颜作为民国第一欲女,生前种种离经叛道之言行已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时代话题。身故之后,欲女痴情的粉色故事,自然也比其他普通女子更能刺激娱乐市场的消费动力。

    女子自杀在民国时期算不上新鲜事,上海市的自杀现象尤为严重。侯艳兴的研究发现,上海市仅在1934年一年中,自杀人数便高达2325人,也就是说,在1934年,每一天平均每3小时,上海便有一人自杀。而且自杀人数中,女性多过男性。从1929年开始,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女性自杀人数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到30年代中期达到顶点。

    这一时期的女子自杀的原因大抵可分为: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四大类,女子自杀多因家庭纠纷,男子自杀则多因为生计艰难。(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余美颜早已离家在外10来年,不可能是因为家庭纠纷自杀。凭她的美艳和欲女之名,吃穿用度自是不必担心,更不可能是因为生计问题自杀。那么,到底是怎样的龌龊大地,令一代欲女决绝赴死呢?

情窦初开

    余美颜,别号梦天,生于1900年,广东台山县荻海人。关于她的家庭背景,存在不同版本的说法。广为流传的版本是,余美颜的父亲余大经是当地的一名典当商人,母亲饱读诗书,颇具文学修养。亦有一说,称其父亲是广州某当铺的伙计,每月收入仅四十元,仅够一家生活所需。不论家境如何,余美颜年幼时,口齿伶俐,“姿美神秀,质意心灵”,每次放学回来,因其姿色过人,总有不少男士尾随其后。(杨村,1954,《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香港:世界出版社。)

    余大经见不得这般情形,勒令美颜辍学回家。余美颜高小毕业便不再继续读书,回到家中补习国文、英文。因天资聪慧,十五岁上下便已可以与人高谈阔论,大谈自由解放的道理。

    渤海九少是众多倾慕余美颜的年轻男子中的一位,因常常飞鸿传情,深得美颜好感,情愫渐生。少女的芳心一旦豁开了一道口子,内心的欢喜便如同冲出闸门似的万马奔腾了。为了和九少相会,美颜常常要等到严厉的父亲出门之后,才能溜出家门和九少相见,她对这来之不易的自由恋爱甚为珍惜。

    或许是因为从小读了那些自由的文章,或许是接受新文化运动的先进思想,余美颜不仅向往爱情的自由,也渴望身体的自由。在那个年代,会游泳的人不多,女子游泳更是稀罕。余美颜穿泳衣下水游泳的事情成为当地的一段佳话,令她声名鹊起。十七岁那年,美颜代表母校参加台山县的联合运动会,被首富之子谭祖香一眼看中,谭家很快便上门提亲。余大经一口应承了这门婚事,虽然母亲知道女儿的心另有所属,但始终拗不过一家之主余大经的主张。第二年,18岁的余美颜成为谭家媳妇。(杨村,1954,《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香港:世界出版社。)

    新婚燕尔的余美颜并没有太多时间与丈夫共沐鱼水之欢。婚后两个月,因家族生意失利,谭祖香奉父命前往纽约处理商务。丈夫离家之后,余美颜的日子并不好过。刚刚被点燃的青春之火无处排遣,每每夜深人静时,辗转反侧的都是那些自由的欲念不断与妇道规训强烈碰撞的煎熬。丈夫常年未归,家中礼数严格,余美颜最后终于“复因种种关系,感觉婚姻不自由之痛苦”离家出走,浪迹广州、上海、香港等地,开始了她长达10年的情欲之旅。

浪荡十载

    从1898年光绪帝下令解除女子缠足恶习的“天足运动”到1927年广州国民政府通过的《禁革妇女束胸》的“天乳运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民国时期的女性身体自主权大大增强。1927-1937年的10年间,国民政府大力提倡国民体育运动,女子体育得到快速发展。(王浩,2012,《民国时期的女子体育研究(1927-1937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在“救国强种”思想的指导下,女子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逐渐被国民政府收编、征用,成为肩负国族兴亡之重担的法器。1934年国民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在蒋介石的大力推动下,更是将整个国民生活进行军事化改造。(蒋介石,1940,《新生活运动要义》,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大概只有前30年左右的时间,是女性身体最为自主、最为奔放的年代,这正是令余美颜成为民国第一欲女的时代。

(上图:香港20世纪50年代流传的《奇女子》的漫画书,取材余美颜的风流故事,故事内容或许为臆造。但是仅就图片呈现而言,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历史旁证)

    1918年2月27日,余美颜离家出走来到广州没多久,偶遇一桩刺杀案,她被巡捕误当成凶手抓了,投送到了监狱。因为此次拘留,谭家与余家解除了婚姻,父亲余大经认为此乃奇耻大辱,追至广州,将她告进了当时广州的新式监狱“习艺所”改造一年。“习艺所”是当时广州政府开办的收容所,在收监犯人的同时,培养他们走上社会、自力更生的能力。

    余美颜是如何挨过这一年的监狱生活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团,无人知晓。牢狱之灾并未令余美颜顺从于传统道德。或许是在牢房里看到诸多人间百态,让她认清社会制度乃是男人设立的本质,更让她学会了娴熟运用身体工具追求理想、反抗社会的本领。在她出狱之后,更加坚定了走追求自由的道路——身体的自由、感情的自由、金钱的自由、性的自由和家庭的自由。

    获释后,余美颜身着奇装异服,行为怪异,她在沪港穂三地漂泊,穿梭于军界、商界各路达官显贵之间,她承认自己玩于股掌之间的男人,达到了3000人之多(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182页。)她不顾政府禁令,冒着巨额罚金的风险,在广州城扬鞭策马,与另外三位行为出格的世家女子被世人称为广州“四大天王”,风头盛极一时。

    更有传言说她娇奢淫纵,喜欢在旅馆裸睡,一时间引来很多人的注意。被解除婚约、被脱离父女关系,没有了这些传统道德约束下家庭和婚姻的包袱,本就崇尚自由的余美颜,为自己找到了释放身体情欲的社会空间。她将酒店的公共地方视作展示身体的舞台,沐浴之后,赤身裸体睡在卧室门口,令来往旅客瞠目结舌。她旁若无人、谈笑自如。对于那些见她裸体便惊愕不已的人,余美颜是颇为不屑的。在她眼中,自然裸露的身体,是一般人无法欣赏的一种美丽。

    社会大众对她多以“奇女子”视之,各类大小报章都拿她当娱乐明星对待,或抨击,或猎奇,她追求自由的代价便是让自己不断成为娱乐头条。当然,报界也不乏评论者认为她是敢做敢为的女界先锋,开创了女子之新纪元。

    虽倾慕之人颇多,亦能将男人把玩于股掌之间,但余美颜的心里始终是追求爱情自由的。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传统家庭依然无法容忍这样一个追求爱情自由、身体自由、情欲自由的绝世女子。余美颜不断遭受感情上的挫败,无法再结秦晋之好、重归家庭,只能在情涛欲海中辗转漂泊。

    对于别人对她放浪形骸的指责,她有着自己的独到看法,她说过:“无论古今中外,只有男子可以玩弄女子,女子不能玩弄男子,所以我和数千男子性交,这是我玩弄男子的一种把戏,虽然不能说是开世界的新纪录,但也是爽快十余年,男子原来是很笨的,玩弄不是一件怎样的难事,这就是制度所造成的啊。”(张振编著:5女子自杀的解剖6,南京中山书店,1928年版,第17页,引自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182页)

    交往、把玩的男人越多,越让余美颜了解这个男人主宰的世界,她也越发知道,把玩的男人虽多,但只能令自己爽快一时,并不能彻底改变这种大多数女性不自由的社会现实。自由理想无法全面达成,感情挫败日益痛心,阅历的男人越多,她越觉得自由之理想行将幻灭。

一掷千金

    作为一代传奇女子的余美颜,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闹市掷钱事件”了。有一年冬天,有一个富商想与余美颜同居,余见这人并不算讨厌,便同意了,叫他带3000元钱来过日子。但第二天富商只带了1500元前来,余美颜见状大怒大骂他为富不仁、吝啬不堪。

    余美颜虽说是一代欲女,但却是性情中人,感情的纯洁在她看来,绝不是金钱可以交换的肉体交易。她不能接受富商将两人的感情关系视为市井买卖一般的讨价还价。区区1500元,余美颜并不看在眼里。她一把抓过钱来,推开亚洲酒店七楼的窗户,将这些钱悉数抛下,就当是替这富商为寒冬腊月里的穷苦百姓做点好事。纸币如雪片般在广州闹市街头(另有一说是在上海)从天飘落,余美颜追求自由的心也在这些世俗男人一次又一次的羞辱面前,摇摇欲坠。

    广州、上海两地的报纸纷纷报道此事,也让余美颜的惊世骇俗之举进入了沪上四大花旦之一的电影明星杨耐梅的眼帘。

搬上银幕

    经历逐出家门、婚姻失败,情伤遍体的余美颜不是没有想过委身为妾,但心中对自由的念想,又让她无法逆来顺受。虽心系渤海九少,但渤海九少的父母,因听闻她的风流韵事,认为两人若是只做对露水夫妻,家里不会阻拦,但若是成为永久伴侣,家里断然不会同意的。历尽沧桑的余美颜知道,在那个年代,得不到家长支持的婚姻只是春梦一场。

    回不去家庭,亦无法收获爱情的余美颜,试图遁入佛门,以寻得灵魂上的自由。她曾在香港九龙青山佛寺落发为尼。但谁知道消息泄露出去,众多相好跑去青山寺看她。佛门乃清修之地,哪里容得这些狼虎之徒恣意徜徉?住持觉得这样成日迎来送往会有碍清规戒律,担心闯出不雅之祸来,遂要求她离开。至此,余美颜已经清楚地知道,侍佛之路是走不通了。

    阅人无数,却无法在性的关系上获得应有的尊重;付出感情,却被拒于传统礼教家庭之外;一心理佛,追求最后剩下的灵魂自由,亦不容于尘世。这时候,除了死,她再无第二条路可走。

    走上银幕,是余美颜自杀前最后的心愿。1927年她前往上海,想联络朋友看能不能碰碰运气,投身大银幕,她说:“吾放荡十年,负辱深重,此行来沪求以投身银幕,留一纪念,使社会一般青年得识余之真面目,或不至于蹈余覆辙,目的达后,余将投身大海,洗去此生污秽,来世或可做一纯洁女子,得到真正自由。”(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183页。)

    其实,将余美颜“一掷千金”的故事搬上大银幕的想法早就在杨耐梅的心里酝酿。杨耐梅1927年便在报章上读到有关余美颜“闹市掷钱事件”的报道,她对余美颜不堪男人屈辱一掷千金的壮举颇为欣赏。同是不羁女子的杨耐梅叹服美颜这种不为男人金钱驱使的傲世奇女子的作风,发誓要将余美颜的故事拍成电影。

    (上图:杨耐梅饰演《奇女子》的剧照)

    她拿着报纸去找大导演张石川,想让张导演开一出戏,让自己来演,但是张石川对这种“淫娃荡妇”的故事毫无兴趣。这时候杨耐梅已经有自立门户办电影公司的想法,唯独缺拍摄经费。杨耐梅已经接到盘踞山东的“花国将军”张宗昌的邀请,上济南一聚。坊间更是传闻,此行或将是一场肉欲交易。

    杨耐梅正在犹豫是否接受邀请,张石川的拒绝,让杨耐梅颇为不满,冯俐在她的剧本《影后胡蝶》中,借女制片人“黄耐梅”之口,道出了杨耐梅下定主意拍摄余美颜故事的心声:

    中国女子从来只晓得三从四德,却不晓得自己除了为那些个男人生生死死之外,还可以有点别的作为!今天我也算是来跟张先生打个招呼,等我从济南回来,一定要开办一个自己的电影公司,专拍让天下人称奇的女人……”(冯俐,1996,《影后胡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半个月之后,杨耐梅携带巨资平安返沪,开办“耐梅影片公司”,购买昂贵摄影器材,聘请史东山做编导,拍摄了由自己出演女主角的《奇女子》一片。杨耐梅的行事风格与余美颜颇有些相似之处,影片中两位奇女子的鲜活故事,令影片不仅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也获得包括蔡楚生在内的影业同仁的赞赏。世人记住了杨耐梅,更记住了余美颜。但这时候,余美颜已经等不及看到大银幕上的自己了。

    (上图:《奇女子》中,饰演女主人公余美颜的杨耐梅与饰演男主人公渤海九少的朱飞的剧照合影)

误解自由

    早在1927年夏天,余美颜去上海的时候,就有了自杀的打算。她就自杀方法的问题咨询过一个叫做马浪荡的记者。马浪荡将自己对自杀方法的研究心得分享给余美颜,他告诉美颜:“你如果真是要死,我可以告诉你两个艺术的死法,这是很容易的:其一是投美妙的西湖,其二是投身茫茫无涯的碧海。前者,以你这样的人,能够埋香葬玉于西湖畔,可供骚人墨客的题咏,留心社会问题的研究;再就是伟大的毁灭,艺术的自杀,永远不留一点痕迹在此污浊的人间。”(张振编著,1928,《女子自杀的解剖》,南京:中山书店,18页,引自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183页。)马浪荡的此番分析令余美颜颇为认同,最终她还是选择了投海这样艺术的自杀方式,来追求她人生最后的自由。

    余美颜死后,广州报章上有人评价余美颜是“放辟邪侈”之人,但却欣赏她能“以一女子而能趋役须眉之人”,更推崇奇女子的行事风格,认为“女同胞如能自拔于玩之地位,虽如奇女子何害”。(《婆无渡河》1928年5月7日《广州民国日报》,载南方都市报·发现广州·第58期,广州旧闻篇:戏里戏外奇女子生前身后不堪情,2006年8月21日。)余美颜也曾坦承自己是一个社会的反抗者,她的这些浪漫行动,招致社会的不满,她亦不满社会的道德桎梏,遂将身体及情欲都换做反抗社会、报复社会的道具。

    余美颜只是遵从本心、偏爱自由。为了心中这点自由的梦,燃尽了自己肉体和情欲。幼年时就在她心中萌芽的自由之种子,带她走向欲女之路,也带她走向人生的终点。

    (上图:《奇女子》剧照,左三为杨耐梅饰演的余美颜)

    她这样一个孤单女子,对性、爱情、家庭之自由的追求处处碰壁。为了破茧而出,她自己的性和情与整个时代的巨轮死磕,频频以失败告终,这让余美颜心灰意冷。她和因“人言可畏”自杀的阮玲玉不同,她不惮人言,她只恨自己当初“误解自由”,最终决然地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在她写给全国女同胞的绝命书中,她写道:颜不幸生于此青黄交接时代,自小凭媒妁之言,听父母之命,嫁夫远适外国,数年未谋一面,少识之无,误解自由,竟任性妄为。在此污浊万恶之社会,浮沉十载有奇,虽阅人甚多,终未能结朱陈之好,前虽钟情渤海九少,奈为家长所阻,终失所望。终失人生乐趣,留此残生亦无所用,决然立意毕命,离此污浊世界,还我清净本来。(杨村,1954,《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香港:世界出版社。)

    幼年时的思想启蒙,让她成为追求自由的一代奇女子。时代的进步只是将余美颜这样的女人抛向红尘,成为被男人和媒体消费的浪荡欲女。虽然余美颜也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把玩男人以作报复,但历史的车轮总跑不过时代洪流中个体的理想追求。当看清这污浊世界的龌龊本质之后,唯有投海赴死,才能涤濯清白。

    余美颜是奇女子,是一代欲女,更是个择善固执的女人。

    自由,便是她心中的执念。
 

 



 

发件人:黄野<shirenyeniu@hot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时 间:2013年10月22日 13:01 (星期二)附 件:1个(诸葛亮输在哪里.doc ) 查看附件 RE: 转发《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一文

诸葛亮输在哪里

诗人野牛

    小引:神人诸葛亮

    诸葛亮,覆姓诸葛,单名亮,字孔明。三国时人,智谋家,蜀汉丞相。曾隐居于湖北襄阳隆中,自号卧龙先生。以聪颖慧达,博学多闻而逸名在外。就连年高望重的饱学之士水镜先生也赞不绝口,誉为旷世绝才。

    蔡瑁襄阳设计欲害刘备,刘备马跃檀溪,捡得一条王命。落荒路上偶遇水镜先生,指点迷津,荐出诸葛孔明。

    刘备三顾茅庐,孔明始献三分天下之策。所谓“三分天下”,便是后来的魏、蜀、吴三国鼎立。当时天下纷乱,诸侯群兴,诸葛亮没有提出四分天下、五分天下的理论,而是三分天下。他的三分天下的立策依据是地缘政治学,即一定的自然地理可以形成一定的政治基础,为王者立身之所凭。在冷兵器为主的农耕文明时代,地缘是一种有力的屏障,甚至是一种不可逾越的屏障。因此,得地利者为先机。高,首先是一种地利;居高临下,得势也!中国政治历来是北方政治,北方欺负南方,总是北方侵略南方,很少南方侵略北方。在北方建都就赢,就长久;在南方建都就输,就短命。这虽然有诸多因素起了作用,比如物产因素,但是地势高低是一个主要原因。曹魏占据中原北方,携天子以令诸侯,因此诸葛亮认为他必是一鼎;江东孙权,隔江拥地,长江是一道天堑!因此诸葛亮认为东吴也是一鼎;剩下一鼎诸葛亮送给刘备,这就是西蜀。蜀地沃野千里,四围皆高山险阻,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易守难攻。正是一个坐地自居的好地方。

    刘备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拜诸葛亮为丞相,出山共扶汉室。是年诸葛亮27岁,刘备已届中年。

    诸葛亮出道,火烧博望坡,轻取夏侯惇10万之众。联吴抗曹,赤壁之战,大败曹操83万大军。借荆州,取西川,成了刘备的帝王之梦。这都是诸葛亮英明的地方,但也沿途种下覆灭之果。料事如神,吞吐山河,无限正确的诸葛亮,为什么终而败输,只能落个“出师未捷身先亡,常使英雄泪满襟”的结局呢?引人深思!

    撇开一些细微末节,从整体上来看,我认为诸葛亮主要输在如下几个方面:一、荆州之输(军事之输);二、北伐之输(国策之输,战略之输);三、人才之输(气量之输);四、气数之输(命输)。

    一、荆州之输(军事之输)

    荆州在长江以北,长江、汉水两河淤积平原,水土丰腴,物产富饶,鱼米之乡。楚文化的核心地区。的确是一块人人爱慕的土地。强者必据为己有,后来者必觊觎眼热。因此也是一块是非之地,历来刀兵不饶。且四境空旷,无险可据;又交通便利,四通八达;进退自由,易攻难守,也因此容易易主。抗日战争时期,武汉保卫战,并没坚持多久,张自忠将军在枣阳阵亡,抗日战争中阵亡的一位最高指挥官——战区司令。退守重庆,却坚持了八年之久,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人也再没推进一步。这都说明地利的厉害。热兵器时尚如此,何况冷兵器时代!

    刘备新野大败,投江夏黄祖暂居,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诸葛亮只身赴东吴,舌战群儒;又巧借东风,火烧赤壁曹操连环船;遂挫了曹操的底气,北归将息兵戈。

    诸葛亮趁势克了荆州,搪塞吴主暂借即归。东吴见木已成舟,骤难急攻,又伤孙刘两家和气,无奈许他延日奉还。刘备始站住脚根。但东吴隔三差五,明索暗夺,摩擦不断。以至东吴都督周瑜三气至死。

    适间成都有变,益州别驾张松携西川地理图本欲献曹操,未得礼遇,愤而辞归。却为诸葛亮送来美餐。诸葛亮就此轻谋西川成功,刘备遂在成都立国。蜀兵西移入川。

    这时,诸葛亮选择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仍不归还荆州,且留下五虎大将之首关羽镇守。以示重视,和决不归还的决心。也许谁处在这个位置上也会和诸葛亮一样选择。但这的确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诸葛亮见利不见危!而且过分信任了关羽的一将之能。

    蜀兵入川,荆州孤军暴露;战线遥长,互不顾及;此一危!荆州处孙曹之间,二虎竞食,此二危!一将之能,腹背受敌,焉能久持!还不说失却信义之天下议论。

    事实上,关羽正是在从樊城至荆州的几百里的战线上,顾头不顾尾,虽防范慎密,又鏖战不休,却不济于事,而终至败绩。走麦城,为东吴伏卒屈杀。一世威风,尘埃落地!

    民间爱惜关羽,说是吕蒙偷袭,关羽大意失荆州。其实不然,对东吴来说,是谋久必成;对关羽来说,是待久必懈;对孙曹夹击关羽来说,是胜败已定,只待时日。所以不存在什么大意失荆州,荆州未战,胜败早有定局。只是连智谋高深的诸葛亮都看不出来,真乃遗憾!可见利令智昏,何其乃尔!

    荆州之败,成为西蜀的分水岭。先主刘备,急速败落。

    义弟关羽为东吴所害,刘备不听劝阻,举倾国之兵,出涪都,至夷陵,沿江七百多里,逶迤下寨,往敌东吴,却反被东吴少将军陆逊,一把火,烧了七百里连营。刘备兵马未动之际,又传来噩耗:三弟张飞因急于报仇,苛待部下,被人所杀。三国桃园三结义美谈,至此三停去了两停。刘备王气耗尽,白帝托孤,蜀汉过早进入后主执政。

    二、北伐之输(国策之输,战略之输)

    后主刘禅,糜夫人所生,小名阿斗,赵云在乱军丛中拼死抵杀,救他一条性命。也是他命大!可这阿斗难得成器,胸中只恋声色犬马,全无大志。这倒也好,小皇帝专心享乐,老丞相一意征伐。各取所好,两不相碍。

    诸葛亮白帝领受遗命:辅佐太子,匡扶汉室。见太子不可为,便独力担戴,一己奉行刘备遗志。这本是大忠,无可厚非。但此时已非黄巾初时,西蜀也盛而转衰。诸葛亮却无视了这个时境,犯下了他一生最大的一个错误——北伐中原。强出头,强为不可为之事。兵家之大忌也!明朝谋臣朱昇献“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之策,正是这种谋算!苏联解体后,邓小平不当国际社会主义的老大,也是这种谋算!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出头强为,只能是挨打的结果!

    如果说联吴抗曹,三分天下,是他一生最大的得意;那么,勉力北伐,六出祁山,则是他最大的失意。联吴抗曹的精粹在于,以二扯一,达成均势。果然三足鼎立。

    北伐中原的错误在于,只是稳住东吴,一力北伐。不但破除了均势,而且既有面前酣战,又有后袭之虞。奔伐无益。诸葛亮六出祁山,病死在五丈原。

    诸葛亮北伐后期,已对司马懿毫无办法。以至诸葛亮那么聪明的人,也计出无招,只得用激将法,送给司马懿一件缟素女服,羞辱他是女流之辈,不敢应战,大丈夫之耻也!司马懿却泰然受之,反而关心诸葛亮的饮食操劳,怕他劳累过度,性命难久矣。搞得诸葛亮有不了脾气。司马懿却多次反击,反把战火引入蜀地,“北伐中原”变成了“中原伐蜀”,诸葛亮功无所见,引火烧身。

    从战术角度来看,诸葛亮也早失却火烧博望坡、赤壁之战时的勇略,战法四平八稳,缺少智战,缺少奇战。本来蜀将魏延有一条奇招:出子午谷,直取长安。司马懿怕得也是这种赌博式的险战,拼命三郎式的险战。但此路俱是山险小道,诸葛亮出于所谓的谨慎而拒听。后来晋将邓艾千里涉险,奇袭成都灭蜀,用的正是这种计招。

    如果诸葛亮继续联吴抗曹的策略,自己只在西蜀韬光养晦,养精蓄锐,哪情况会如何呢?设若曹魏发兵,至少是以逸待劳,从容不迫。更有甚者,将战火引向荆州,坐看孙曹虎斗,从中渔利。1,上策:鹬蚌相争,待其伤耗,齐收彼此;2,中策:一伤一亡,以完好之师再击之,劳力少,功倍增;3,下策:维持均势,再看春秋。

    三、人才之输(气量之输)

    三国之争,有一个现象非常明显,越往后越明显,即北方人才越打越多,文臣武将、说客谋士群星灿烂,漫若银河;南方却越打越少,起而豪壮一片,却只一方,致后越渐散落,寥若晨星。

    任何竞争都是人才竞争,失却人才必然败北。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外交、艺术、宗教等等概莫能外。战争更是如此。
诸葛亮输掉了人才基础,怎么会赢呢?

    诸葛亮是三国最大的人才(神机妙算,人鬼莫测!单身赴吴,舌战群儒,借东风火烧赤壁,从而折曹魏初定三分;旋即赖荆州、诳西川,为蜀汉立国),又打着恢复汉室的正统旗号,他输掉了人才竞争,乍听之下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那样。

    最大的人才却输掉了人才竞争,为何?耐人思味!

    从诸葛亮自身来看,大才之下人空,成也是它,败也是它。大树之下无树(当然,大树也是由小树长成,也经历了一个艰苦的空间争夺战,才一帜独在。既成事实以后就苦了后来者了);

    大光之下无光;大音之下无音;

    一种太强盛了的事物有损其它。连祖脉也不例外,太旺一人,其他就苦:始皇太旺,二世就弱;李白太旺,其子就白痴;毛泽东太旺,其儿孙就无福;等等。自然事物,有一长就必有一短!惟用中取舍。

    通观《三国》,自先主三顾茅庐,孔明出山,火烧博望坡至六出祁山,病逝五丈原,一部西蜀征战史几乎就是诸葛亮一人的博智史、谋略史,个人塑造到神的高度(含有文学夸张和民间流传的正统思想),一个人物是立起来了,但是暴露出一个要命的问题:以一个人的智识和能力对抗北方一整个人才集团,能赢吗?这是神也做不到的事情!当然诸葛亮也不可能做到。事实正是如此。

    北方,仅以曹操为例,他几乎使用了天下的人才:自己的人才,敌人的人才,闲逸的人才等。很多重大战役之所以能绝处逢生,都是这样“用才”的结果。如官渡之战,使用了袁绍手下的谋臣许攸的火烧乌巢之计。许攸原本向袁绍进策,袁绍昧暗,不明策机,许攸转而投曹操。适间操正洗脚,闻许攸不期而至,大喜过望,立起裸足出而迎之,热情洋溢形于言表手足。此时官渡之战正在僵持。对敌方谋臣操毫无疑忌,进而察事之敏,甚于思维。这正是帝王之器性,常人无能及也!延安之初,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关系正紧张,许世友(红四方面军的虎将)要求带枪面见毛泽东,其他人闻之都胆寒。毛泽东却允准,许进去时,他甚至连看都不看(正在看文件),要是这时许拔枪而击就完了!然而不是,许是来向毛主席缴枪的。他一进门就是一个大跪,双手将他的枪献给毛主席。他说他的枪不能缴给别人,只能缴给毛主席。毛主席这才走过去,扶起许世友,说:“世友呀,咱们一文一武,联起来才能打天下!”收了这位虎将,将他“世有”的名字改为“世友”。不是真命天子谁敢不惧虎威?!这也是“察事之敏,甚于思维”。

    而诸葛亮对自己人都防忌犹如防贼!以魏延为例,硬说其有反骨,终生压制,死后尚用阴谋除之。故事书把这当成诸葛亮的英明。其实不然,正是诸葛亮的人才瓶颈,诸葛亮的局限。魏延可以说是西蜀的资深将帅,战功卓著。刘备襄阳逃难为蔡瑁所阻,时魏延为蔡瑁将校,却仗义为刘备砍开城门欲放其行,又为文聘所阻,混战中,延只身投长沙去了。这是魏延与西蜀的“第一次缘”。难中相助,丢官弃家,不可谓不难得!归于刘备后,几十年征战,历险无数,战功显赫。从先主辅助到后主,几十年如一日,以至老了人生!这样的人,何反之有?!六出祁山时,如果用了魏延“出子午谷,直取长安”的险招,北伐早成功了!这样优秀的将才在诸葛亮手下非但没有显露之时,反而隐有杀身之灾!孔明逝后,本来就没有多少人了,却激反魏延,自伤股肱!以证明自己所谓的“先见之明”!结果让蜀汉崩溃得更快。既有先见之明,既能从敌方去争取一个姜维,为什么不能安抚一个开国宿将继续为国家效命呢?明智的诸葛亮在自己的局限上也是何其地不明智!

    这引出一个问题,即:专业人才相克,非专业人才相生。曹操是雄主,政治人才,非专业人才,因此他能与各种专业人才和谐相处。甚至对敌方人才也能欣赏有加。他对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人才宽容,达到了凡人无以复加的地步!当然,正是因为这样,他赤壁之战在华容道上才能绝处网开。关羽也冒了违背军令状之大罪!诸葛亮是专业人才,智谋人才,因此他与各类专业人才有心理抵牾,更谈不上超越阶级局限欣赏敌人的人才(在纯人才的意义上欣赏人才)。这种例子很多。数学新人陈景润的《歌德巴哈猜想》10几年前就写出来了,但据说被数学家华罗庚封杀了10几年。这就是古语所云:同行是冤家吧!

    领袖人才的瓶颈:一个集团、一个公司、一个学校、一个国家、一群土匪等等,没有领袖人才不行,受制于一个人的才智和专断也不行。以梁山泊为例,草创时王伦为头领,一个无德无能的“白衣绣士”;坐山为王,只图守住山头,维护既得利益;绝无天下己任之心思,因此追求事业、发展的人才反成为他的对立面;安定团结、维护既有是他的原则;这样的人必然成为梁山泊往大往上往强发展的障碍,这是梁山泊的第一个瓶颈。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的到来,托塔天王晁盖的到来,突破了这个瓶颈。林冲多次受辱,杀了这个小人。梁山泊获得一次长足发展。郓城小吏宋江,义气害身,弃官为盗,因济人之难,一碗水端平而深孚匪望,坐稳第一把交椅,一百单八将拱围。好一番兴旺!但宋江也有一个毛病,毕竟出身吏道,与众匪不同,老想着招安,以恢复清明身份。持这种价值观的人领导众匪成为梁山泊的第二个瓶颈并最终毁了众好汉、毁了梁山泊。这都是领袖人才决定集体命运的例子。

    因此对领袖人才也必须限制,不能因为他们的个人方式或个人局限而众皆殉葬!这就需要与它平行的限制机制。如西方的参众两院与总统的权力制衡,就是这种设置。

    总之,人才应该是广泛的多层次的,是一种竞争关系,而不是封杀关系。美国的NBA篮球竞技和市场运作,就是一种最好的楷模:既有全球最广泛的人才基础,又是全球最高水准的专业竞争,又没有任何一己独霸天下的现象。相反,群星灿烂,互为推进,适此,达到专业篮球水平之最!一个平台水平之最!值得学习和效仿。

    人才吸引。人才往往是一些特殊的人,他们有着和普通人不一样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创造能力和生活态度。在竞技场和决定胜负的问题上,他们往往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改变既有状态。如田忌赛马,田忌以往老输,孙膑的出现,没有增加什么,还是田忌的那些马,却胜过了齐威王。这就是人才的作用!

    对人才的吸引,方式和道理很多,因人因事而各有不同取舍。但从总的方面看,不外乎下列数种:1,利益吸引;2,理想吸引;3,情趣吸引;4,道义吸引;5,智慧吸引;6,发展吸引;7,专业吸引等等。就中以利益吸引使用最广泛,效应也最持久。理想吸引,成本最低,牺牲最彻底。但需要时机和普遍性环境导入,因此不得时机和环境就很难有号召力和实际性。比如:恐怖主义战争的“黑寡妇营”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如果没有恐怖战争的环境,如果没有黑寡妇们的不幸遭遇,自杀式爆炸就几乎不可能存在。你不可能让一个贪图浮生的男女去把自己炸死、把别人炸死。

    人才替换。人才替换是保持新锐和活力的有效方式。以篮球为例,你老让一个人紧打,不换人,他的体力一定会不行了的。知识和智力也不是用不完的,再大的树也会枯死。而且不同的历史时期,适应不同的历史人物。制度化的“人才替换”,还可以防止阴谋政治,打消他的长久霸占的欲念和做法。培植亲信,消灭最优人才等等。美国的总统制就好,谁都只能选举产生,任期4年;到期必须走人!十分优秀,选民十分赞同,也只能最多连任两届,再不能有任何理由了。这给后来者腾出了空间。4年时间的设置,很有道理!奥运会、职业足球赛事也援用了它的合理性,4年一大赛。这是人才生长和等待的合理消耗期。诸葛亮在人才替换方面很失败,打来打去就那五虎大将,打完了就没本钱了。最多就是子继父任,匮乏得很!北方多次换人,一茬接一茬,最后只用了先锋偏将就完成了统一大业。竞争就是接力赛,良好的替换是获胜的唯一保证。替换要有合适的周期,4年是一个科学的时间。

    四、气数之输(命输)

    凡物都有定数,王气更不例外。定数在,总能绝处逢生,山穷路不穷。命定要输,怎样努力也于事无补,终无成局。所谓:命里只有八角米,走遍天下不满升是也!文革时期,毛主席号召穷人造反,不信这一套,批判这一套,其实与道理无关,只是政治需要罢了。穷人处在社会的不成功层面,情绪上倾向革命之路,不赞同既有,藐视既有。这只是个人或阶级的意见,超出了它们就不适用了。富人比较成功,个人素质高,接近理性,成功也使他们认同既有,遵守既有,相信命定的力量而希望与世无争。当然,这也是个人或阶级的态度。不过它们因此误撞了真理,心态与自然造化少了牴啎。

    不信王气是没有用处的,远的不说,近者国共之争,前者起先优势多么明显,多么绝对,也多次把对方逼到绝境,命在悬丝一般;但就是断不了根,绝不了命,何也?定数和王气所致!第五次反围剿,中央苏区红军有30多万之多,围追堵截二万五千里,到达陕西延安时,只剩下1万7千多人,其中包括妇幼、领导、机关文职这些非战斗人员,东北军、西北军大兵压境,剿灭应该指日可待!却不料从海洋那边冒出个东洋人,打着太阳旗来了。抗日战争爆发,解了延安之危。据说好多年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当年的侵华日军士兵)访华,毛泽东接见他时,还调侃地说中国革命的胜利要感谢日本人。应该感谢的不仅仅是日本人,而是命定。日本人只是充当了现象,内在的是王气所致!

    楚汉之争也是实例,刘邦与项羽争胜,前后70余战,大小皆输!有时情势甚急,刘邦不得不弃子弃妇自逃,一大丈夫若此,胸中之悲应暗无天日!但老是输而不绝,旗鼓再来。项羽无法,一次捉到了刘公(刘邦之父),五花大绑推之阵前,逼刘邦缴械投降。常人若此只能念及亲情,悲愤就范。谁想天命刘邦若无所动,竟以“兄弟”(入关讨秦时,项刘曾有兄弟之拜)共父之名,任项羽杀父醢肉,愿共享!反弄得项羽无可奈何,自撤其招。而刘邦垓下一战就废了项羽的命脉,令其霸王别姬。何也?仍是定数和王气所致!

    命是不可反抗的!连神仙也奈何不了。诸葛亮再有能耐,终不能和神仙相提并论。神仙都左右不了的事情,诸葛亮当然也只能如此。这就是西蜀不能和曹魏相比的地方,包括东吴。北方携天子以令诸侯,气象广大,人物星河。西蜀虽打着匡扶汉室的义帜,终是一旅偏师,逞一时勇力尚可,假时日久待不行。诸葛亮逆命而为,只能:“出师未捷身先亡,常使英雄泪满襟。”不过诸葛亮之输,非才智之输,时输也,命输也,王气之输也!

    不过,这也是诸葛亮的命数,宏才大略,偏被刘备相中,捷足先登,奠定了诸葛亮败北的命运。如果说这是诸葛亮的前定,那就没什么好说的,天意不可违!也没有什么可惋惜的!谁都只能接受自己的命运,连皇帝也不能例外。话虽如此,借鉴的意义还是要谈的。一个人在面对选择时,还是应该择时而为,高官厚恩也不是趋背的托词!面对一种超级诱惑时,人确实很难不受它左右,但大利之下却而退步者或逃匿者也不乏其人,老子、范蠡、陶渊明可谓明理而全身者。此谓一说,各取其是!

    王气的特点:王气不会老呆在一个地方,王气四处走动,说不清来日归在何家。鲜有重复。从时间长短来看,也有几百年的,也有几十年的;从兴旺衰竭来看,可分上升期、下降期两个阶段。上升期历尽艰辛从弱到强,从小到大,多出创业君主,代表民意、进步和公心;下降期多是守成君主,荣华富贵,高高在上,却往往从强到弱,从大到小(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黑暗,小人得志),终至灭绝。

    换代是续接王气的一种方式,如北方就经历了数次这种变动,到曹操后,又经历司马氏之变;文臣将佐也换代有加,灭蜀灭吴如邓艾、钟会者竟是前锋、偏将之流。变是一种动,往往是新起之景象。

    诸葛亮在先主刘备上升期尚只能坐偏一方,后主刘禅乃声色犬马之徒,又宠信宦官,西蜀已至王气消弭的下降期,诸葛亮一己之力,岂有逆天独撑将倾危厦之理!后人发言,以警来者。

    2006-12-30
(选自:野牛著《野牛闲文及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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