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观察网编者按:这期文集以汉心先生的文章为主题,此文好就好在从理论层面深入分析了个人主义 和自由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时代,批判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走向了无我、克己的精神高尚极端。改革开放后,批判集体主义,又走向了自私自利的卑鄙无耻的个人主义极端。甚至在今天的时代,谁对个人主义提出一点批评,便会遭到一些人群起而攻之。这是极不正常的时代和国度!

     当今个人主义祸害中国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权力层面的掌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捞特捞,肆无忌惮地破坏公共利益,通过侵害公共利益和公共空间来满足私欲,毫无做官品德。二是一些社会民众也私心严重,对自己的私利要求毫无边界,欲壑难填,在经济利益争夺上胡搅蛮缠,上访告状,没完没了。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的中国官民都陷入了自私自利、缺乏廉耻的个人主义泥坑。这种国家,不管是谁上台谁掌权,都逃避不了一个贪字。

    个人主义盛行、过分追求私利的国家,很容易导致公共福利薄弱,公共利益淡漠,公共空间狭小,社会保障水平低下,有钱人携资金外流,弱势群体贫困无助。 说到底,中国人精神理念 出现了塌陷。首先是行政者的骄堕和贪腐影响了社会,权力者在金钱和享受面前失去了矜持。《大学》中说过:“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人在走完建国前三十年的共产主义道德高尚之后,已经逐渐犬儒化。因此,救人救心,治病治根。中国要从理念上再次进行改革!矫正过去三十年间矫枉过正了的思想,改变社会腐败的风气。

    一些制度派学者整天吵吵着要通过改造制度来端正社会,实际上用不着制度,只要现政府有点作为,思想宣传领域矫正一下舆论风头,船就正过来了。政治不作为,让制度作为,这是脱裤子放屁。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危害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3年9月15日

目录

特稿

汉心:个人主义维权是一种异化的政治消费

韩德强: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已走到尽头

陈华森:自由主义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困境与超越

赵鼎新:社会科学需要破除理科思维

周小平:骂中国之前咱能有点常识吗?----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

胡鞍钢:中国的制度创新需要中国学者来归纳和提升

王绍光:中国体制的优势要讲透,以免被忽悠

帕斯夸里·帕斯奎诺:突破西方政体类型学的当今中国政治制度

徒伤:中医将亡于药----可悲可叹的国粹命运

经济

杜建国:地方债务危机论该休矣

杜建国:从习近平考察辽宁看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

路不易:为什么克强经济学会破产

非议:李克强的改革到底要听谁的?

晴朗:上海自由贸易区,一场乌托邦试验

冼岩:中国经济的出路

项兵:现阶段中国需要国有企业

林毅夫: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斯蒂芬•S•罗奇: 为应对下一个中国做好准备

陈平:再谈科斯对经济学的颠覆

罗纳德·科斯:对中国发出的十大忠告

海裔:美国独立的神话与事实

第一财经:外储神秘掌舵人朱长虹

华尔街日报:世行为中国经济设计全面改革蓝图

余治国:城市越小房产投资的地段越重要

许小年:谈房地产经济学

戴维·斯道克曼:美国经济是如何走向全面破产的

保罗·克鲁格曼:城市布局摊大饼,美国梦成泡影

杨芳洲:我国优质天然大豆受进口转基因大豆挤压濒临灭绝

汤敏:十分钟学好经济学

刘亮:波特差异化战略在中国的最新发展

郭晨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温铁军:没有农民组织化中国就没有契约市场经济----资本化与制度成本转嫁

政治

消息:中石油反腐暴惊天大案

李毅:左中右对薄熙来审判的不同看法

秦晖、黄纪苏等: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

VOA:打击网络谣言 反击反动公知

何新:对薄熙来最后陈述的评论

周志兴:我看毛泽东——九月九日有感

冼岩:微博加速思想的政治化过程

冼岩:为什么说执政党不能再宣称自己信奉马克思主义

冼岩:环时左右论社评错在哪?

《环球时报》:许志永被刑拘:陶醉于自己的“勇敢”?

东方日报:美国拿太子党开刀意欲何为?

王建勋:中国政改漫谈

张文木:当代中国社会多元认知的国家整合

殷敏鸿:绿色保钓迫在眉睫

揭钧:东京应该向柏林学习

文史

记者:日军敬畏邓世昌 不敢进其宗祠

张五常:一个热爱着中国九十多年的人----悼念科斯

乔续:圈子精神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危害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

何帆:危机、失败和偏见--个人读书心得

对日本核弹轰炸的飞行员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

裴毅然:延安一代士林的构成及局限

郑纪:忆抗战名将王缵绪将军

 

-----------------------------------------------------------------------------------------------------------------

 

发件人:hanxin69911<hanxin69911@126.com>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时 间:2013年09月12日 22:47 (星期四)汉心致函仲老师!新作一文请斧正!

    大军网编者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应当让位于公共主义、社会主义。中国需要适度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不是把它当成一种唯一的价值追求。在与公众利益比较之下,任何时候个人利益都要让位于公众利益。然而,今天的中国,在一批自由派学者鼓吹的神圣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浪潮下,完全丧失了自我。那些“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神话,蒙骗了多少无知青年和社会大众,制造了多少“钉子户英雄”!但仔细想一下,如果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过了头,会给社会造成多大危害。一个拆迁小区,就是因为一两个钉子户赖着不走,影响了几百上千户其他等房的人。这种钉子户精神值得发扬吗?中国社会今天真该反省了!不能再盲目地提倡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精神了。

 

个人主义维权是一种异化的政治消费

汉心

    个体利益最大化,以维权和效率为旨归的现代国家与社会组织,其政治意愿,政策动议都必须既要重视社会财富的创造与累积;也要建构完整的常态化收益分享机制,这不仅是“权利时代”的制度安排,也是“重商主义”和全球化之下任何国家组织都不可避让的普遍而行之有效的公共原则,没有人能够出逃,也没有谁可以作壁上观,或置身事外做一个不在场的看客。这是现代人的宿命,任何人,无论政府、企事业,以及一切以组织形态存在的民间团体与个人都必须接受,都必须以特定“经济人”身份认领这种通行的规则和营生模式,才能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并看得清自己的出路,从而成为公共游戏中具有结合力的关系项,否则就得出局,就得弃权自闭,甚而被闲置于国家与现代生活之外。

    我们知道,在消费时代,能够汇聚公共意志,主导政治得失的依据是权利,是一系列借助数量标注的账面经济,其秉持的政策选项虽不一定都能做到利益均沾,但却必须是,也只能是在当下兑现的政策利好和实物收获。所以,无论什么样的管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对当下的国家功能、公众心理,以及所有关系主体进行全息考量,其定义首先是财务算计和收益评估,而不是引经据典的意义争辩和理论空耗,是事关国家、社会组织系统中个人主权的讨价还价,斗智斗勇达成的一系列效率方案和交易规则,其遵循的是目标明确的牟利动机,关心的是资本化的投入与产出效应。

    现代性开启了个人维权取代“公共义务”优先的政治哲学,这意味着名利主导生活的时代,能够激发社会热情,定义人事关系的原则既不是严谨的知识和价值观,也无涉远离日常经验的“普世公理”,而是见诸“个人优先”且毫不含糊的“囚徒困境”算计。由此,即便是民主理论所设计的政治游戏,其暗含的动机也是取决于市场化的“行情”分析,然后预估公众的偏好而策划的营销和推广,这就决定了其不太可能遵循良好的愿望行事,更不会自动生发出普遍的济世责任。其通常的要义是:参与者既不在乎公共空间有无指向美德的激情辩论,也不介意谁会奉行高尚的理想为人民服务,而是不动声色研判“政治消费”对个人生计的实际效用,关心的是选票投向所能产生的账面收益,如货币一样,人们对其拥有的兴趣仅是其交易功能而非货币本身, 在意的是,选票能否诉诸个人的处境改善而非其承载的伦理属性。

    众所周知,开放的政治可以为公众的参与提供机会,法律也可以规定人们行事边界,但个人主权理论对公域的侵蚀,却很难设置具体的表达范式。尤其当下,民间辩论经常性的状况是:刻意淡化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感,媒体与文化策略也在鼓励人们冒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立场,或者干脆以政治批判与不合作,抵制古老的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基于此,一般民间政治参与不仅无涉公共道德和国家责任,甚至也不太考虑除权利之外的大众情感,社会习俗和文化上的同意与支持。所以,就算是有开放的个人主义,政治游戏也会因公众的短视而只能让选举异化为“选秀”,最多也就是给无聊的生活播撒点兴奋,其戏剧性的变数,虽能让好事者产生公共政策为自己弯曲的幻觉,但实际情况是,所有政治运作都具有幽闭性,其主导性的动机是利害权衡,是内部势能如何在冲撞中寻求自洽,公众的诘问或许能对政治产生某些挤压,但对执行者则鲜有制肘作用。

    已有的经验表明,个体为终端导致的“国家精神”空场,由于只看重个人主权而缺乏普遍的社会同情,缺乏与之关联的意义诠释,则现代人对政治、国家与个体关系的理解就会偏执一端,进而以为,只要承认“民主”和多数同意的政治立场,就能让秩序稳固,使社会和谐,并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公共难题,从而让维权叙事和利己动机左右国家议题。殊知,单纯地强调个人“政治正确”导致的国家不服从和义务冷淡,势必促成社会趋向于涂尔干所描述的“在私欲的支配下,以利益为纽带的社会是脆弱的,因为利益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事物,即无机性社会组织”,从而分散为政客、资本、专业精英、和媒体四位一体“旋转门”,交替盘剥社会的圈子生态,而遇事冷漠的广土众民,则被定义为聚在商场和购物中心,打听政治八卦的饮食男女,既无家族邻里相互帮衬应对命运风险,又不能借助共同体道德和信仰价值凝聚人心。由此,公共结合状态便简约为“公司化国家”与无结合力个体并列的两极结构,“人民”则因缺少有机性团结与协作精神,而成为只能靠“碰运气”讨生活的“散户”。

    “主权在民”的政治期许,本是缘起自由主义对少数人管控社会,主导公共事务的不信任而引发的政治反抗,同样,标举“人民正确”的主张,也是援引“天赋人权”拆解古老等级秩序而采取的制度纠偏。在当时,这种动议或许是为了建构一种普遍性的原则和治理方案,其预设的公共愿景和政治峰值,至少表达了与所处时态主调相匹配的广泛诉求,即承认个人在政治文化中的主体性。或许,基于商业合作与利益最大化之需,确实有必要突出个人主权和契约精神的严肃性,以确保社会中个体对政治侵权有所拒绝和警惕,并经数百年的社会实践而成为不证自明的“政治正确”。然而,凡事皆“过犹不及”,由于弃置了社会应有的公共道德和集体义务感,这不仅会离间社群“无缘”相亲的伦理温情,还导致人们有理由因时势的需要而让公义坎陷,让价值中立,从而绕开历史境遇中的道德审判。换句话说,即可以基于理性和个人好恶而享有良心上的豁免权,让维权正当性凌驾于公义之上。 其结果是,主权归民虽然在理论上预设了人人都可以避开社会公益,指责集体主义和爱国主张,从而获得对民意价值的全面确认,但却又陷入了不道德的利己主义而不能自拔。其设置了一个扁平化的世界,这很理想,也很自由,看似为众生搞政治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个人的意愿表达展开了平等权,仿佛谁都可以参与游戏,也不必顾虑制度设限而担心被排斥或出局,但事实证明,这更多是一种幻觉。

    举凡人人都可以被允许的规则,往往最易将人性导向讨巧甚至不按正道行事。殊知,极权主义正是满足当下的取舍才忽略了对政治学价值的深刻追问。由此,出于抵制公权扩张而生成的现代民主讨论,看上去很多元,且不乏义正辞严的指控,但其出发点多是扭结于个人本位而假扮的“政治不合作”,或仅是借社会批判抵偿人生挫败的愤世嫉俗。这种基于利己主义原则的观点争锋,作为一种价值立场曾经令人心仪,但其显示的结果往往很吊诡,经常性的状况更像是一种“好社会”想象,它不仅难以成为公共生活的最好走向,甚至也不是现代国家理想的典范,就目前而言,只能在保证资本逐利和个人思想自由方面有效用,于人生幸福和广泛的社会救济,则不仅很难推广甚至显得有些反讽!

    基于这一原则,一切事关社会正义的政治解释都指向权利,指向财富分配和私人化的产权归属。于此,社会问题变得简单明确,公共领域看似意见纷呈且不乏尖锐对立,但却少有立足高远的“问题意识”和深度探讨。所有的人事关系,无论亲疏远近,皆可以置换成借助数码标注的体量一路展开,从而归结到只能用“货币结算”并获得终极性解决。所以,有学者说,现代生活是基于个人效用的消费叙事,芸芸众生看似“业务”高度依存,但却因只讲时效而显得脆弱不堪,其文化表征的是,也只能是个人化维权和利己的政治参与,是机会主义的避重就轻和利害估算,所有的“他者”,都只能是基于“我”的存在才具有意思和价值。

    这种将个人原则置于公义之上的政治承诺,使得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很少是基于古老的道德训示和良心指引,其“存在感”一般不涉及超越性的价值和道理,讲求的是时尚,是流行装置和低度空间复制个人享乐的人生叙事,主导人心的是事实而不是远离日用的诗性参验。所以,在现代人的关系格局里,希望即等于欲望,个人的幸福、成功与身份认定所显示的是,也只能是货币化的明码标价,它基本不讨论公共道德和责任伦理,也不在乎国家荣誉和永恒的价值召唤,而是个人维权与消费的无限量供给。亚当·斯密就不认为“自由市场”必然具有道德属性,在多数情况下,激发人们勤勉和奋进的动力主要还是古老的习俗和道德判断,是基于人在共同体中的高尚评价、尊严和社交可能带来的意义和价值感。因此,说自由了就一定能让思想发光、让社会文明多是一些不明究理的托辞。总之,一切有生发力的国家道统,不能受制于部分人自圆其说的主义,或仅仅因为顺应“自由民主”风潮就可以鼓动一些人不劳而获、多吃多占从而心满意足。它同时也是集体义务和大公无私,是家道国运同向共荣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担纲。惟其如此,方能塑造社会的道义的高度,从而建构起确保共同体安全福祉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它本身既是民族国家力量形成的精神源头,也是其政治光荣且能保障共同体利益最大化的文明装置。因此,就世界范围来看,只要国家尚存,只要仍由资本和利益观主导社会关系,任何动听的主义都不会是遍爱众生的救世理想而是政治攻心。

    二 0 一三九月九日于枫林完稿

 

 

 

 

自由主义的文化走到尽头

----采访韩德强

价值中国网

2013-9

    1979年韩德强上初中之前,他接纳的是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当时生活的常态是助人为乐,积极参加集体活动。生活丰富多彩,班里养兔,有自留地,要种田、烧水、劈柴、掸烟煤……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学习似乎是一件附带的事情。1979年进入初中,一切生活停止,似乎只有一件事情——读书。

    价值中国:你刚才谈到了英雄主义,可能那个年代的人都有这样一些想法,或者有一些理想,愿意为一些东西作出一点奉献,不完全是做生意。对于改革早期一些现象你能接受吗?更多是因为什么原因?

    韩德强:核心是一个利己还是利他的问题,以前主流观点是说利己不好,后来又说是利己好。我就认为这两者肯定有一个会出错。

    价值中国:能不能说,时代和环境造就的,两者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为什么一定得有一样出错?

    韩德强:问题在于,什么造就时代和环境。相信什么,造就什么。过去红军相信英雄主义,造就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改革开放相信自私自利,造就了一个唯利是图的时代。如果说利他主义不可能人人都达到,那至少应该提倡。利己主义是容易的,本来并不需要提倡。我们可以承认许多人的自利行为,但不能提倡自利。干部必须要为人民服务,普通群众可以为自己服务。中央电视台带头恭喜发财,我就不理解了。我认为这是后来权力市场化的思想根源。

    价值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就是成功使那一代的精力转向了赚钱,这是一种策略吗?

    韩德强:这是社会转型的自然结果。那时的根本问题是怎么处理革命遗产,毛泽东要的是继续革命,不能只讲享受。但是政治圈里已经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思潮:我们革命革累了,我们需要享受。从50年代初期起,要享受的潮流就在体制内潜滋暗长。邓小平是顺应了潮流。所以,毛泽东对官僚体系的不满也就由此而来。这也是后来文化大革命强调两条路线斗争的大背景。说要继续革命,不要享受,没有多少人能够完全做到。

    我个人比较欣赏和赞赏崇高的东西。我们今天可以轻轻松松地说,对于平凡的一面、自利的一面要给予宽容、给予理解。但是,当时是革命过来的。革命过来意味着三千万人死了,三千万人死了是为了理想。如果革命成功,这些烈士的战友堕落了,贪图享受了,重新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一种寄生虫群体了,还是有许多人不能接受啊。至少毛泽东不能接受。

    人类其实非常渺小。西方的价值观只强调个人奋斗,把个人强调得越来越重要,结果就走向自我毁灭。

自由主义文化

    价值中国:我们的话题回到文化上来,现在很多研究国学的人在谈说,西方的文化走到头了,需要我们来拯救?你怎么看?

    韩德强:西方文化中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文化,其实是主流文化;一个是基督教文化,是非主流文化。自由主义文化是怎么产生的?是反基督教而产生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其主题都是反基督教,反有神论。十八世纪是自由主义决定性地胜利,而基督教决定性失败的世纪。此后,按尼采的话说,上帝死了。按马克斯·韦伯的话说,世界已经物欲横流了。

    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完全是按照自由主义思想来设计的,在设计的时候决不考虑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考虑人人自利的社会如何在博奕中实现平衡。因此,才会出股票市场、黄金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这些纯粹不劳而获的市场机制。基督教文化强调利他博爱,反对投机,反对剥削,甚至反对银行利息,但已经对自由主义的强势话语和体制毫无制约能力了。

    所谓的西方文化走到尽头,是自由主义文化走到尽头,而不是基督教文化走到尽头。自由主义文化被打败了,衰落了。督基教的真正潜力却还没有发挥的。

    价值中国:所以从启蒙运动开始实际上就在和上帝较劲?

    韩德强:启蒙运动实际是把上帝废掉了,把上帝变成了西方的一个面具,上帝的实质已经被阉割掉了。如果上帝再派他的儿子来到人间,一定会痛心,在教堂里祈祷的人,正如在佛教殿堂里磕头的人一样,心里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名利。甚至他们表面上祈求的,也是要上帝或佛赐福。但是,基督教本义说什么?就是世人追逐名利,践踏公正,将导致世界末日的到来。

    价值中国:你觉得自由主义怎样挽救?

    韩德强:只能说是未来对自由主义弊端的矫正。自由主义的优点在于其创造力、活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得归功于自由主义思想。但是对人心、家庭、社会的分裂,也得归过于自由主义。优点含着缺点,缺点含着优点。对于自由主义我不是一概否定的。我欣赏自由主义中对大自然的开拓和进取,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批评其对欲望的解放,人心的分裂等负面作用。

    价值中国:自由主义能否自我治疗?

    韩德强:自由主义显然不能自我治疗,基督教能否治疗自由主义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自由主义诞生三百多年以来,表明自由主义越来越强势,基督教一直在衰落。基督教的精神实质被阉割掉了。我们发现基督教不能成为对自由主义的良好矫正。但是在未来的自由主义矫正力量中,我认为应该有基督教这一支力量,需要激活基督教内在的、实质性的东西。今天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对财富也是仇恨的,他们记住了耶酥的训导,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基督教要拥抱财富,它就变质了。试看今天西方的基督教主义,是不是和财富紧密联系。试看十九世纪末基督教在中国的表现,是不是仗着帝国主义的威势替帝国主义培养走狗?

    伊斯兰教、佛家、儒家、道家也都对自由主义有矫正作用。这些宗教通通是倡导利他主义,唯有自由主义文化是倡导利己主义,所以自由主义不但反基督教,也反道家,也反儒家,也反佛家。当然,如基督教的遭遇一样,伊斯兰教、佛家、儒家、道家,今天也常常被名利心所惑。如果尼采去印度,他会发现,佛陀也死了。如果尼采来中国,他会发现,孔子也死了,老子也死了。今天真正作为主流思想活跃在人们日常生活乃至心灵中的,恰恰就是自由主义、物质主义、利己主义、享受主义。

    所以,自由主义洋洋得意。它已经占领了人心,腐蚀了一切提倡利他主义的宗教、学说、思想,使这所有宗教、学说、思想都暴露出其虚伪的面目。只有自己是最真实的,只有欲望是最真实的。范跑跑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一些自由主义者真面对范跑跑,也心虚起来了,说范跑跑不代表自由主义。其实,应该勇敢一点,还是承认的比较好。否则,自由主义也虚伪了。问题在于,每个人都充分释放其欲望,实施其弱肉强食的人权,我们这个社会是否还是人类社会?自由主义会认为,你又在忽悠了!

    但是,当自由主义真的否定一切,冲击一切的时候,这个大潮的历史末日也就快到了!

新左派的幸福论

    韩德强:我有个关于政治思潮的分类,不是一条直线九个派系的分类。我的分类图上有x轴、y轴。左、右是x轴,激进、保守是y轴。人们一般认为,左派是激进派,右派是保守派。但是,这只是俗见。其实右派也可以是激进的。哈耶克说,让市场来解决一切问题。这时他是激进的,但是他却是代表大富豪利益的,是右派。反过来左派也可以是保守的。

    当毛泽东强调斗私批修时,他就接近了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是保守的。他为什么要强调斗私批修,因为他希望干部为人民服务,有利于社会中下层,这是左派的特点。激进比较强调利益,保守比较强调精神。左、右、激进、保守构成的政治思维象限,可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复杂的社会以及相互转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派系。
 

 

 

 

 


发件人:liymbj3859<13051506082@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3年09月16日 15:22 (星期一)附 件:1个(潘祎的稿子.rar ) 查看附件

自由主义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困境与超越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陈华森

2013-09-02

    以个人为本位的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保守自由主义非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导致其理论的社会虚幻化和历史发展观的个人化。20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进行了批判,以其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实现了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扬弃与超越。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的基本问题,其他问题都是在这一问题基础上的深化、延伸或展开。“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权威原理出现在11世纪,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18世纪。”[2]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形成都是顺应其时代的呼唤而为了解决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现实选择。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即以个人本位为特征的个人主义,它是在批判西欧封建专制秩序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引领了西方资本主义一段时期的大繁荣和大发展。然而,在这一历史背景的背后,也隐藏着自由主义的悖论(以解决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宗旨始,却以恶化这一关系而终。这一悖论在社会现实中表现为:个人与社会的分裂、国家与个人的背离)。科学社会主义是为了承担解决自由主义秩序中分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使命而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是这一理论的社会实践和现实化。

  为此,二者理论领域的争论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出现、发展和成熟而发展,其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二者争论的一个重要主题。20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遗产的基础上,以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批判自由主义,揭示了其个人与社会关系观的困境,从理论上实现了对自由主义非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的扬弃和超越。

  一、20世纪自由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论

  自由主义的认识论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它以个人为分析对象,并把对这一对象的分析结论用于解释其他一切社会和政治现象并指导其政治实践。在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中,它只承认社会对于个人的工具性特征,其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均在个人。因此,其理论中只有个人具有实体性,社会则被虚幻化。这种虚幻社会观的渊源和传统来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并被当代保守自由主义所继承。

  (一)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古典自由主义的虚幻社会观

  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中,边沁(Jeremy Bentham)的虚幻社会观最具典型性。他认为,只有个人是趋乐避苦的主体。例如,只有对个人的损害才是能够感受到的“恶”,相对而言,国家利益则是一种没人能感觉到的利益。因此,在价值选择的先后次序方面,每个人都喜欢自己一代胜于后一代,喜欢存在者胜于不存在者,喜欢自己胜于他人。正因为如此,个人利益才是共同体利益之根,“个人的利益应当高于国家财政利益”。[3]要实现这一价值追求,法律就应该适应个人需求的多样性,政府也应该以增进个人幸福为己任,这是立法者的“唯一的目的”和“唯一的标准”。[4]以这一个人本位价值观为基础,在价值序列中,个人成为边沁理论的根本立足点,个人利益成为最高价值准则的逻辑也自然成立。

  坚持个人本位导致边沁自由主义理论视野中社会的虚幻性。他为此宣称,社会或政治国家只是由个人组成的“假想的复合实体”,[5]而个人则不然。在他看来,共同体是一最笼统的、往往失去意义的一般概念,相反,个人的概念则是具体的。共同体即使确有其意义也只是一个“虚构体”,只有个人才具有实体性。因为社会被虚幻化,社会利益或公共利益在边沁的理论中也被虚幻化。例如,他曾明确宣称,“个人利益应服从于公共利益”是一个“虚假和模糊的概念”,个人利益才是“惟一真实的利益”。[6]在这一理论描述中我们看到,“共同体”在边沁的视野中仿佛只是一个个点状的、松散的原子集合体,而作为整体存在为特征的社会在他的理论中则不存在。

  当然,社会虽然在边沁的理论中被虚幻化,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有关个人的论述或有关个人本位价值观的论证过程却往往以共同体、社会或国家为参照系。他甚至有时也明确承认国家是一个“实体”。另外,他还认为立法旨在教导“组成一个共同体的人群”如何按最有利于“整个共同体幸福”的方式行事。[7]本文认为,导致边沁自由主义理论这一内在矛盾的根本原因即其个人价值本位观,由于他置个人于至上地位,系统性思维在边沁理论中则不存在,其最终结果则是相对于个人的另一极的被淡化甚至被遗忘。

  (二)以认识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20世纪保守自由主义的虚幻社会观   20世纪的保守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遗产,他们同样不承认社会的实体性存在,其理论基础是认识论的个人主义,并因此导致了其理论中的“虚幻社会观”、“反社会优先论”以及“个人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观”等一系列观点。其理论典型代表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兰德(Ayn Rand)。

  1.认识论的个人主义

   哈耶克认识论的个人主义思想最为典型。他坚持认为,认识主体只有个人,因为“知识只会作为个人的知识而存在。所谓整个社会的知识,只是一种比喻而已。”[8]因为个人知识的总和不可能作为一种整合过的整体知识而存在,恰恰相反,知识只能以分散的、不完全的甚至是彼此冲突的信念形式散存于个人之中。因此,人们完善社会的努力必须在自发秩序中而不能通过以整合个人知识的形式而人为建构。在这方面,爱因?兰德与哈耶克的观点是一致的。她只承认思维和成就的个体性并同时否认集体性或民族性的思维和成就:“只有个人的思维和个人的成就,文化并非无数彼此相同的人群所创造的,而是个体的人的智慧成就的总和。”在她看来,相反的思维模式将会使绝大多数人失去其自我意识,影响其自我发展和对其个人权利的维护,个体的价值在此将面临牺牲的代价。[9]

  以知识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哈耶克进一步认为,由于主体的个体性,个人在知识和利益方面有一种“构成性局限”,它使得“人们所能够知道的只是整个社会中的极小一部分事情”[10],它使得人们的行动或动机所能依据的只是他们自己所知的很有限的范围。在对他人的认知方面,个人也只能有效理解他人事务的一个非常狭小的领域,一个人无论是十足的自私者或完美的利他者,他都只能有效关注所有社会成员中非常微不足道的部分。价值选择也被人们考察领域的有限性所限制,任何人的心智都不能了解社会中所有人的无尽需求,任何利己者或利他者“所能关心的种种目标对于所有的人需求而言,仅仅是九牛一毛而已。”[11]为何会出现这种结果?在哈耶克看来,是由于人的差异性才使个人对他人所知的绝大多数事情处于一种无知状态。例如,经济领域的结果不符合人们之所愿的原因是由于人们需求的多样性,并且这样的多样性没有受到人为的扼杀和建构过程的影响。于是,哈耶克以这种知识论的个人主义的“无知说”论证了计划和建构秩序的不可能性和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的合理性。

   哈耶克把这种基于个人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无知说”视为理解和认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要件,其社会基础在于,人类的知识多得个人凭藉其心智不可能完全理解和掌握,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更使个人的“无知”范围进一步扩大。正因为如此,个人对他人行动之干预也就因此既不合理也不可行,文明的发展也因此要建立在个人对其知识理解和运用的基础之上。

  2.虚幻的社会   哈耶克认识论的个人主义理论奠定了他的虚幻社会观的基础,他因此否定社会的实体性存在。例如,他认为,“社会”是人们用来指称大量相互联系的人类活动系统的语词,这一概念被错误地假定为所有系统都存在着相同属性,并因此先验地假定了人们对共同目标的共同追求。基于此种认识,社会一词成为人们用来指称一切人类群体的便利标签。然而,社会在哈耶克看来根本没有“整体性”、“一体性”和“同一性”,它“只是在人们不知道他们谈论的对象是什么时,临时拼凑的—个权宜措词。”[12]因此,人们的行为动机所追求的也并非社会共同目标,而是抽象的行为准则,个人需要和他人需要在这一规则的指引下同时得到了满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在哈耶克的视野中充其量只是一种以一般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而作为“整体”的“社会”根本不存在。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他进一步认为,随着人类合作范围的扩大,“社会”这一概念的作用就会愈来愈弱,“社会性的”之类词语也会愈来愈成为人类行为理想的遗弃物。

  基于认识论的个人主义及其虚幻社会观,哈耶克反对把社会或国家等社会集合体在价值等级系列中置于个人之上。在他看来,只有个人才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从来就不是把国家或政府、战争或商业活动、或一个民族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的。”相反,他把这些术语理解为“把个人活动联系起来的组合方案。”[13]在此,国家或城镇在哈耶克理论中只是应历史学家阐释或解释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术语,他认为社会科学理论从来没有把社会当作整体进行探究。在他的理论中,社会充其量只被视为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和对一般规则的遵守,与之相对的是,群体成员甚至在某些方面为了实现共同目的而在一个核心的指导下行事的秩序在他看来不能称之为社会。[14]

  3.反计划经济和建构秩序

  在坚持个人主义认识论并导致社会虚幻化的基础上,哈耶克自然反对计划经济和建构秩序。他把个人置于至上地位,视个人为其目标的最终决断者,并认为社会不存在共同目标,它充其量只是“许多个人的相同目标——或者说,是个人为了回报他们在满足自身欲望所接受的帮助而愿意有所贡献的那种目标。”[15]既然没有超脱或超越于个人目标之上的目标存在,就没有对个人目标加以限制的充分理由,否则,便会引起人类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在他看来,“使思想获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理性的成长就是一个以这种差异的存在为基础的社会过程。”[16]只有在自发秩序中,才能为个人的自由及其个性差异留有空间。同样是基于个人至上价值观的认识,哈耶克反对社会优先的观点,因为这一理论假设将导致以社会为目的的建构论思维模式和整体主义方法论,而这正是哈耶克个人主义理论所竭力反对的。他认为,文明必须建立在社会成员对其个人目标的追求上,而不能建立在人为建构和设计的基础上。其个人主义立论基础是,在一个幅员辽阔、情势复杂、具体知识由个人掌握的现代社会中,中央权力机构无法理性判断和精准落实价值序列中的各种内容和具体经济活动。鉴于此,文明的改进只能进行“旨在点滴的建设,而不是全盘的建构,并且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运用既有的历史材料,一步一步地改进细节,而不是力图重新设计这个整体。”[17]

  弗里德曼同样也反对计划经济,他认为计划经济是一个建立在高度集权基础上、个人自由被扼杀的经济运行机制。他以军队指挥机制为例指出,完全或主要靠强制命令的方法只能指挥一个小集团而无法统率一支庞大的军队。因为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将军不可能掌握充分的情报来指挥最底层士兵的每一具体行动,每一级军官和士兵都会在其执行命令的过程中遇到诸多特殊的、上级不可能体察的具体情况。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他也以当时苏联的经济实际情况来证明:当时苏联中央经济计划并非完全靠命令来组织,因为在每一经济层面“‘都有自愿的合作来补充中央计划的不足或抵消它的硬性规定’——有时是合法地进行,有时是非法地进行。”[18]在农业方面也是如此,国营农场的全日工可以利用其业余时间在自留地上种粮食或饲养牲畜,以供其使用或出售。劳动市场同样如此,个人很少受命做特定的具体工作,工作的吸引力取决于它们为个人提供的兼职机会。

   4.个人史观

  在认识论的个人主义、虚幻的社会观以及反计划经济和建构秩序的基础上,保守自由主义者把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归结于个人,这与社会主义者的群众史观形成鲜明对照。在上文的论述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哈耶克在论证其个人至上理论的同时,也在论证个人对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价值。弗里德曼的个人主义理论也有此特点。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不取决于群众的品行。在每一个国家,一小部分人确定步子,决定事件的进程。”[19]他进一步举例说,在发展最快、最成功的那些国家,都是靠一小部分事业心强和甘冒风险的人闯在前面并为后者树立榜样,最终使社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通过这种机制促进社会繁荣和进步。例如,在美国历史上,人民自己作决定并承担其后果的制度刺激了福特家族、爱迪生家族、伊斯特曼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彭尼家族去改造社会,也促使人们乐意冒险资助发明家和产业大亨从事冒险事业。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也因此受益:这些家族在发大财的同时为国家带来了廉价又可靠的运输工具和生产技术,其个人财富的大部分用于社会福利(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的运行等)。

  通过以上论证,弗里德曼要证明的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动力来自于个人、个性及其多样性,具体而言,建筑、绘画、科学、文学、工业和农业等领域的巨大成就来自于个人的贡献和作为。例如,哥伦布的部分资金虽然来自极权体制的王朝,但他却并非在议会的指令下找寻到了通往中国之路。另外,牛顿和莱布尼茨,爱因斯坦和博尔,莎士比亚、米尔顿和帕斯特纳克、惠特尼、麦考密克、爱迪生和福特,简?亚当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和艾伯特?施韦特等人没有一个是在政府指令下取得其成就的,相反,他们的成就只是“个人天才的产物,是强烈坚持少数观点的产物,是允许多样化和差异的一种社会风气的产物。”在这里,弗里德曼所要证明的是,个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个人决定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相反,统一性和一致性将意味着“用停滞代替进步;它会以统一的平庸状态来代替使明天的后进超过今天的中游的那个试验所必需的多样性。”[20]

  二、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论

  20世纪保守自由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继承与辩护,它以个人主义认识论和个人本位价值观为基础,在过分彰显个人的同时,社会在其视野中被虚幻化。于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其理论中只有对立没有统一,系统思维在其理论中缺失。20世纪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共存和斗争的世纪。在二者的理论争论中,科学社会主义者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的社会本质命题的基础上,在论证马克思主义个人与社会关系观的同时,揭示了自由主义个人与社会关系观之困境。

  (一)基于自由主义批判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人的社会本质观

  对于人的社会本质观的论证,列宁指出,“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一原理在理论上毫无意义。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21]在这里,列宁实际上是在批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历史观和人的本质观。在列宁看来,自由主义者在看到历史活动中的个人的同时没有揭示出个人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没有揭示个人所依附的社会关系,它片面地把历史还原为个人的历史,并把历史解释为个人的创造。对于个人所受的历史条件的限制问题,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把农民和工人纳入其经济秩序和政治制度框架,由于这一关系的客观存在及其影响,研究社会历史就应该从研究社会关系开始,而不是从研究单独的个人活动开始,因为在对社会关系的研究中才能窥见人的本质。

  对此,苏联学者彼得洛夫斯基和施巴林斯基也在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人的个性和态度是对他与其所处群体的相互关系的折射。他们在这里实际上肯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的社会本质观。对此,他们也肯定阶级、社会和经济因素在解释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以及人类社团职能的作用,并指出,资产阶级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忽视人并且不注意个人心理研究的论断是毫无根据的,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似乎把个人溶解在集体中,为了社会的原因而牺牲了个人”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粗暴诽谤。[22]相反,马克思主义既关心社会发展的性质和特点,也关心个体个性形成的规律。另外,他们也在考察列宁的个性观的同时论证了人的社会本质:婴儿一出生就自动融入不由其自由选择的社会关系,其个性也在其中形成和发展。正因为如此,自私的社会造就自私的个人。由人的社会本质所决定,人的个性也表现为人与其所处社会群体相互关系的特殊投射,人的自我观念相当于“镜中我”,它是“从个人看来别人对他的想法的反映”,它“不是常数,而是与别人关系的函数。”在这种函数关系中,“人在其他人中间才能成为具有个性的人”,脱离社会的人将丧失其个性,人在关系中才有意义。[23]

  总之,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者在论证人的社会本质时即以自由主义认识论的个人主义、虚幻社会观以及个人史观为批判的靶子。在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视野中,个人的认识固然有其个性差异和特征,但它却受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左右。因此,个人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其生活环境中的人们的一般认识,其价值观也会受这一影响的左右。因此,在很大意义上,表面上看来是在进行独立价值判断的人所遵循的却很可能是当时他(她)所处社会或时代人们的一般判断。正因为社会环境对人们影响的真实存在,社会非虚幻之物,它时刻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因此,个人史观的命题是不成立的,个人的思想、能力的发挥受限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当时人们的总体观念水平,人们的历史活动并非随心所欲的创造。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观和个性观

   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者在论证人的社会本质的基础上,为社会优先论提供论证。他们认为,社会对个人有塑造作用,个人作为社会人而出现,作为集团、阶级、社会成员活动的人本身即具有社会性。对于个人来说,其活动和思想时刻受到社会影响而不是单纯的个体活动,这种影响自个人出生伊始就存在。对此,斯大林指出,历史并非人们随心所欲的创造物,“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24]因此,只有当个人能正确认识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懂得利用它时,他们才能创造历史,否则,历史只会与他们背道而驰。以军队作战为例,胜利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对社会形势的判断力和洞察力,而并不决定于某个士兵或某个军官的个人意愿。

  费多谢耶夫则通过强调社会的一致性推动历史的发展来论证社会优先论。他指出,苏联社会发展进步的特点是:“人民的一致和它在共产党周围的团结得到强有力的增进和巩固”,[25]是人民在社会和思想政治上的一致推动着苏联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它并非某个领袖人物单个人的力量所能为。这种历史成就的获得,正是人民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性而非单个个人(即使是杰出历史人物)力量的结晶。为此,他同时指出,人类社会历史中出现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分裂状态使社会表现为一个个分立的个人,其历史也仅仅表现为个人的创造。在苏联,促使社会发展的一致行动的力量来自于个人的进取心、创造性和首创精神,但脱离社会的杰出人物不可能对历史进程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也不能在历史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在此,费多谢耶夫通过证伪自由主义的个人史观进一步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群众史观的正确性。

   必须指出的是,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者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并没有片面强调人的社会本质以及社会优先论,他们同时也强调个人的个性、作用和价值。列宁指出,在经验和理智、才能、体力和智力方面,人不是平等的。正因为人的差异和个性的存在,在探讨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的关系时,列宁批评那种把历史必然性思想与个人作用相对立的观点。他指出,决定论思想“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它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26]正是由于人的个性和多样性的存在,列宁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27],而是参与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所有个人的历史结果,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这一过程而展现。因此,人的个性表现为其创造性和被造性的统一,“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28]在其改造客观世界的创造活动中,人的个性得以彰显,而其反映客观世界的过程则说明其社会性的存在。

  彼得洛夫斯基和施巴林斯基也指出,集体和关系中的个人并非一张白纸被社会及其关系所任意描绘,个人在其中有其自决和自主的个性。例如,集体中的个人在对待社会影响时是有选择地“根据对这些影响起中介作用的价值、信念和理想而接受一些影响,拒绝另一些影响。”[29]他主动意识到其自身存在的价值,而不是一个单纯被动地由环境塑造的消极客体。总之,个人与社会之间是二者双向塑造而非单向塑造的关系,当人们塑造环境的力量大于他们被塑的力量而达到一定强度之时,新的社会历史时代就要来临。

  三、科学社会主义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的历史进步性   自由主义坚持从个人出发解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导致其价值观把个人置于至上地位,认为一切社会、政治与道德皆以个人为起点和最终目的。本文把这种个人与社会关系观视为非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它曾经引领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大繁荣,但却同时引发了其理论的悖论:个人主义往往导致利己主义,托克维尔预言了这一点[30],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这一点,20世纪的西方经济危机(以及当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正是这一悖论的现实表现。

  从社会系统论的角度分析,社会系统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要素之间存在着整体的同一性(协同)和个体的差异性(竞争)的关系,社会系统的发展演变正是通过竞争和协同的相互对立和转化来实现的。对此,一般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又译贝塔兰菲)指出:“当我们讲到‘系统’,我们指的是‘整体’或‘统一体’。……任何整体都是以它的要素之间的竞争为基础的,而且以‘部分之间的斗争’为先决条件。”[31]系统要素在竞争的同时也须保持协同才能维系系统整体的存在,与竞争所反映的个体性和竞争性的状态和趋势相反,协同所反映的是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之间的整体性、合作性和整合性的一致状态和趋势。自由主义对社会系统之个人一端片面强调并由此而点状发散式地衍生出一系列理论和观点,这实际上是只重视要素而忽视整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原子主义方法论。古典自由主义是这一非系统方法的典型代表,现代保守自由主义继承了其衣钵。在其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论中,个人价值和竞争性被过分放大,社会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则被忽略。

  相较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而言,20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在考察这一关系时同时窥见到了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与作为整体存在的社会,他们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是辩证的、系统的关系观,这种关系观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因此,马克思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现代系统方法的始祖”。[32]概言之,这种系统方法有如下特点:

   首先,系统方法坚持以整体的方法考察个人与社会关系,而不是以二元对立思维把二者强行割裂开来进行研究。例如,马克思把社会视为有机统一的整体,如果“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33]恩格斯批判原子论的方法“把每一类认识对象分解成它们的所谓最简单的要素”,以单个的、简单的形式来解决复杂的社会整体问题,他批评这种着眼于要素而非关系和整体的方法把人变成了“光秃秃的概念”。[34]因为它割裂了个别和整体、特殊和普遍的联系。恰恰相反的是,“两极相联”。[35]列宁在论证社会的整体性时也指出,辩证法是关于对立面之间相互统一的学说,它分析统一物的不同的、矛盾着的部分。因此,要真正认识事物并避免犯错误和防止僵化,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36]

  其次,系统方法坚持以联系的观点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根据组成社会的不同要素、结构、层次和环境以及作用条件等来揭示社会的运动规律,他把社会喻为机体或有机体,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又相互依存。马克思的人与环境互塑的思想所揭示的也正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普遍影响与联系。恩格斯在论证自然界普遍联系的同时论证了社会的普遍联系。他把自然界视为“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也把宇宙视为“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37]列宁指出:“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38]社会正是以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为纽带才以整体的形式而得以表现。

  再次,系统方法认为社会整体并非个人要素的简单数学和,它具有个体所不具有的特征。恩格斯对此有精彩的描述:“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结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39]恩格斯通过对比骑术不精但有纪律并善于配合和协同作战的法国骑兵与骑术精良并善于单个格斗但没有纪律又不善于互相配合和协同作战的马木留克兵之间的区别来论证了这一原理:2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造成这一结果的理论原理是,系统整体具有不同于其部分的功能、整体大于部分的简单和。当然,这是社会系统结构优化条件下的结果,反之,如果系统结构不合理,则会出现系统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的结局。两种结果的出现的根本动因则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原子式的个人。

  再其次,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是发展的、动态的关系观,而非静态整体建构的关系。对此,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40]正因为如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也将随之改变,于是,“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41]恩格斯也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42]社会这一过程的集合体即发展的集合体而非静止不变的集合体。列宁指出,辩证法“即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43]正因为社会系统是发展的、动态的系统,人类社会才会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其根本动力正是作为社会系统要素的人。

  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建立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方法的基础上,揭示了社会系统中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其中,个人始终是有差别的个人。社会作为个人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个人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单方面的个人发展不会自动导致社会的发展。西方的经济危机史(以及当下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个人发展不会自动导致社会繁荣,相反,却可能使社会停滞甚至衰退,并最终妨碍个人发展。   综上所述,20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系统思维模式,在批评自由主义个人与社会关系观的同时,扬弃和超越了其非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实现了由二元对立到二元对立统一的历史进步。科学社会主义系统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观客观地反映了人的个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整体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社会并非个人简单数学和的系统思维。在这种关系中,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和谐才能更好地实现。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1].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20世纪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批准号05JZD0009)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科学需要破除理科思维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  赵鼎新

2013-09-04

    弃理从文的赵鼎新曾经也有过“鲁迅情怀”,但是在真正投入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之后,他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领域并不存在科学“真理”,对于社会的发展,他所能提供的只能是一种声音。

问题不在于国家要不要干预,而在于怎么个干预法

    文汇报:您曾经提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常都在本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更为积极的角色。较强的政府能力,特别是经济上的能力,是否也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

    赵鼎新:可以这么说。我在1994年中国经济还未真正起飞的时候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章是在1992年写的,正值邓小平“南巡”。1980年代末,整个国际舆论似乎都说中国不再改革要“走回头路了”。我却认为中国不但不会“走回头路”,而且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这篇叫《防御体制与现代化》的文章就是试图从理论上来解答这一问题。我在文章中指出:中国体制对成功的经济发展有两个非预期性优点。第一,1980年代后,中国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绩效。因此,政府必须进行经济改革,通过经济增长和提高百姓生活水平来获取执政合法性。第二,“文革”的灾害性后果迫使中国在建立革命政权不到30年后就走向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不但许多老一代革命家还健在,而且还保持着一个革命政权所具有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我强调,绩效合法性压力和有效的国家能力是我国成功改革的根本原因。其他原因,比如张五常先生所说的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都是从属性的。

    必须指出的是,绩效合法性有重大的缺陷,那就是国家执政的合法性压力将会随着百姓要求的提高而不断增大,最后形成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就闹事的局面。这是政府目前所面对的最为头疼的一件事情。

    文汇报:在经济领域,究竟是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强一点,是一段时间以来争论比较多的话题。您怎么看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干预?

    赵鼎新:任何国家都会对经济和其他领域加以干预,关键是要看怎么个干预法。

    首先要看国家干预是往哪个方向进行的。干预肯定是必须的,比如中国的100个贫困县,如果没有资金转移,减低地区间的贫富差距是难以想象的。又比如前几年发现土地征用过多,农民土地被侵蚀过多,当然要下达政策停止这种现象。这些干预都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干预不能越界。国家自该干预它该干预的事,有些地方该让法律处理就由法律去处理,有些地方可以让老百姓在利益集团的博弈竞争中来获得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结果其实要比政府行政干预更加能让人心服口服。对于政府而言,如果这件事情今天有能力加以干预但明天又干预不了,这可就麻烦了,因为先前的干预已经将这件事情上升成为政治性的问题。

    干预也会出现许多与预期相反的后果。近年来,国家资金多了,有信心了,干预也多了,比如高等教育领域,学校的行政人员压住了科研人员,一些科研人员为了逐利,整天追着钱“跑部钱进”,科研水平反而下降了。所以,不是国家要不要干预的问题,而是要看怎么个干预法。

    文汇报:民族国家是近代才出现的事物,其中包括战争的影响。如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所说的“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然而,现在也出现了不少类似雇佣军组织的私营军事承包商,在此次利比亚战争中也是如此,作战双方都有雇佣兵。对于本来以部落、家族关系为主导的北非、中亚等地区,由于国家意识淡薄,地区冲突不断。由此是否可以说,国家在某些领域的功能正在退化、民族国家的边界正在消失?在您看来,在通信、资金和人员不断跨越边界的当今世界,聚焦“国家”概念是否还有意义?

    赵鼎新:这个问题很复杂。简单讲,运用雇佣军来进行战争的确是强制能力较弱国家的特征。但是,我们并不能从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军队使用雇佣军这一事实来推断国家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主导作用在降低。正如你所言,世界上许多地区在民族国家时代到来之前,其政治主要由部落、家族等势力主导。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那些地区大多数的政治力量,都希望在本地区建立以民族国家为模板的政治体制,这些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对国家领土的不同想象和国家权力在地区内的分配这些问题上。那些地区百姓的国家意识淡薄和复杂的地方冲突,并不说明“国家”在当前世界中的主导作用在降低。这只表明了在没有强大国家传统的地区建立民族国家的困难程度。在当今世界,通信、资金、人员和各种物资的确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不断跨越边界,其导致的种种问题为产生大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和管理体系提供了基础,但这并不说明国家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有所削弱。设想,如果美国要对某一国家进行禁运,美国的哪一家大公司敢公然违背?一般来说,当前世界大规模的通信、资金、人员和物资流动确实给那些政府能力很差的国家带来了极大的问题,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具有强大国家传统的国家来说,它们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历史上,国家权力在总体上是在不断上升。国家权力是一种强制和集中性的政治权力,而在通信、资金、人员和物资背后的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则不具有强制性和集约性。同时,在一个具有规模的社会中,只有国家才能为整个社会提供诸如法律以及平等社会得以存在的公共物。国家权力的强制和集中性以及公共物功能使得其他社会力量很难与之全面抗衡。哈贝马斯对于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公民社会力量的强调,实际上就是对国家力量不断强大的焦虑。而当前所谓“全球化理论”中关于国家力量下降的论述则是天真无比。

    总之,我看不出现阶段国家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有下降,也看不出民族国家这一特定历史下的产物在世界范围有所衰弱。在传统意识形态先后在世界范围内走向式微的今天,民族主义成了唯一的在全世界仍然占据主流的世俗性意识形态。民族国家这一政治模式肯定会成为历史,但是它不会在今天或是不久的将来。在民族国家时代后,如果这个世界还存在的话,国家权力仍然会占据主导。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

道德滑坡反映出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

    文汇报:近期国内舆论热议“道德滑坡”,认为诸如毒奶粉、假猪肉等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集中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滑坡”。这是否“市场至上”带来的负面效应,或者同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是否有关?人们的道德水准是否真的比以前差了?

    赵鼎新:在我看来,目前社会上议论纷纷的道德滑坡,其背后反映的是如下的几种可能。

    第一,社会道德可能是真正滑坡了。第二,社会道德并没有显著滑坡,但是新闻对社会问题的报道开放了,而我们百姓对主流媒体进行负面报道这一现象尚不适应,因此读了报道后就认为社会道德滑坡了。第三,社会道德并没有显著滑坡,但是社会变化太快,社会道德多元化了,而我们百姓,特别是年长的百姓,对多元的道德状态很不适应,因此认为道德滑坡了。第四,社会道德并没有显著滑坡,但是人们对政府缺乏信任,因此一旦有负面报道,马上就认为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了。第五,当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人们会对社会道德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当今普遍的社会道德滑坡感可能实际上是人们道德要求的提高而不是社会道德普遍下滑的表现。第六,“文革”时打砸抢、连夫妻都相互出卖,现在是官员腐败、商人卖假货。社会道德从来就是有问题的,只是现在问题的性质变了,而一些对新型道德问题不能适应的人们自然就以为是社会道德滑坡了。我个人以为,大家所关心的道德滑坡问题,它反映的是一些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简单的道德问题。

    文汇报:您是怎么看待中国社会信仰缺失这一问题的?提倡传统儒学是否解决当代信仰缺失的一个途径?

    赵鼎新:我想,信仰危机是有的,但没有上世纪80年代时那么严重。中国人现在富有了,有信心了,自然就会有人想树立一套有别于现代西方的价值观来作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有人想把儒教拉回来是很自然的。问题是,儒教不同于世界其他宗教道德体系。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力量在世界上都遭到很大程度的削弱,但是这些宗教仍然保留着它们的教会势力和特有的资源,它们因此就能在现代化浪潮中生存下来,并且在适应了现代社会后重新成长起来。而儒教依托的许多制度,包括家族、科举制度等等都已经被现代化浪潮彻底打破,而且回不来了。没有了像教会这样的组织性力量,儒教就成了一个可信可不信的哲学思想,你再提倡,它也起不到以往那样的作用了。顺便说明一下,中国在富足了以后,主流价值的缺乏也是人们认为社会道德沦丧的一个原因。

过早的定量化发展方向妨碍了中国的社会科学

    文汇报:您以前研究昆虫学,生物学的研究经历对您的社会学研究是否有什么启发?

    赵鼎新:启发也有,但更多的却是破除了理科学者的一些看法。

    我在加拿大拿到昆虫学博士学位后改学社会学的原因,就像是鲁迅的“弃医从文”,为了救国。但是当我对社会科学有了感觉之后,我发觉我首先要克服的就是一种“鲁迅情怀”,即想通过我的写作来唤起民众。如果我提出一个社会理论,国家中大多数人都跟我的理论走,这将是很可怕的。社会需要多元思想,如果各种思想能进行正常竞争的话,社会声音也一定是多元的,并且政府决策也将不得不从多元的声音中做出取舍甚至是被迫进行取舍。可以说,我学社会学后首先破除的就是理科学者讲真理的情怀。

    我第二个破除的是理科学者的系统思维。学理科的容易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他们认为,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论,加上好的实践,我们就能把社会系统设计好。只要把设计执行到位、贯彻到位,结果应该和事先的设计差不多。理科思维在中国的长期主导使得系统论和控制论一度成了显学,并且至今危害仍然很大。学了社会学后,我发现这种工程师看社会的方法是有害的:社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而且社会发展的方向基本上都不是事先设计的结果。

    我就是在一步步打破我自己原先的自然科学家思想方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社会学家的。不过,自然科学的训练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的逻辑思维和分析方法比较严密,而且掌握的方法面广,既有定性也有定量,计算机模拟、网络分析等等方法都学得比较快。

    文汇报:如您所说,社会科学并不是要效仿自然科学。如果既不采用数量统计、又不采用单纯的历史叙事的话,怎样找到一套模式,比较符合社会科学的规范性要求呢?

    赵鼎新:我确实在努力寻求这种平衡。首先,社会科学的特点决定了它的方法论是多元化的。它和物理学不一样,经典物理学有牛顿定理就行了。生物学相对复杂一些,但毕竟有进化论作为覆盖性的法则,许多生物行为和进化论原则都是有对应关系的。但人的行为,不仅仅建立在本能上,它还建立在文化基础上,这就导致了传统的自然科学方法很难完全被用来研究人的行为。

    很难将传统的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研究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人们对事物的不同理解就会导致他们的行动乃至后果的不同。作为研究者来说,我们对已发生事件的不同理解会引导我们采取不同的叙事方法。当一个特定叙事方法下所产生的叙事成为社会主流思维后,它就会对历史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因此,在社会科学中,同样的故事可采用多种不同叙事方法来表达。简单讲,用结构叙事就是社会学,用时间序列叙事就是历史学,而注重于解读叙事的则是人类学。每个学科内部的叙事方法又有很大变异,这就形成了一个学科内部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分化。在很多场合下,不同学科的人们都在研究差不多的事情,但是它们对人类生存方式的理解和采取的叙事方式则有很大的不同。社会科学研究因此必然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一性的。

    模式是多样的,但是我们是否能找到一个共同的准则来评价不同的理论和相应叙事手法的优劣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个人提倡的是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一个好的理论必须要比一个差的理论能解释和概括一个复杂故事中更多的现象。从这个原则出发,我进一步提倡社会科学叙事的出发点不应该针对一个复杂事物中的一个或者是少量几个问题进行解释或者理解,而应该是对多样问题同时进行解释或理解。我的这一提倡与西方社会科学家目前所采用的各种方法都截然相反。要想让大家接受难度是很大的。

    至于定量和定性,我认为根本上是不应该做区别的。一个好的研究者必须从问题意识出发,而不是从方法出发。如果只会做统计,就只能发表统计文章。但是,某些问题用统计来证明更好,有些问题就可能用网络分析更好,还有些问题则用定性描述更能抓住其关键。

    中国学界目前有一个倾向,就是过早地朝着定量化的方向发展,以为定量才是科学。我们这些在美国求学和工作的人对这一倾向贡献不小。由于英文和文化底蕴上的欠缺,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在美国大多做定量研究。在国外定量研究发表文章、找工作比较容易,这也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在美国任教后到国内大力推广定量方法,加速了我国社会科学的专业化和定量化。

【注】

    因为“对国家的关切已经取代了对昆虫的兴趣”,1990年,赵鼎新放弃已经学习、研究了12年的生物学,转攻社会学。他的第一本社会学著作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度亚洲研究最佳图书奖以及2002年度“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图书奖。再过了12年,“为了给自己多年来对历史的种种兴趣和思考有一个交代”,他从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转向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试图解释春秋战国时期的变革及其对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影响。初成的提纲性长文就是于2006年出版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2009至2010年,作为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赵鼎新得以专注于这一研究计划的完成工作,今年,一部更为完备的书稿已提交出版社。

    赵鼎新l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8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昆虫生态学硕士学位,l990年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获取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后改攻社会学,并于1995年在麦基尔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自1996年起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这种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学科跨度,在赵鼎新看来,却是因为“我对中国的关切、我的多学科素养和我在‘文革’中的经历给了我很强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意识和对人的本性及人类生存条件的理解”。当被问及是否认为对社会变迁的研究能给社会带来弥合作用时,赵鼎新回答说:“我确实想通过研究总结出一些历史经验,希望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但是,我真正能做的也只是认认真真地做学问写书而已。社会发展很少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一个人按照他的意愿改变了历史,他多半带来的是悲剧。如果我的著作能为中国的稳定发展起到正面作用,那么它也是在与多种思想碰撞下的结果。”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9月09日 16:33 (星期一)附 件:1个(.doc ) 查看附件 转发: 轉寄︰ 周小平: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

骂中国之前咱能有点常识吗?

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

周小平

    这是一篇我一直都想写下来的文章,却因为想说的太多,总不知该从何下笔。和大多数80后一样,我出生在西部的一个小城市,从小也受到地摊文学和杂志的影响,年轻的时候也一直傻乎乎的觉得我们国家有体制问题,经济不自由。因此成年之后我在互联网上一直很活跃,并且主要是以批判政府为主。那时候我是真心的认为我在拯救这个世界,我是在唤醒被欺骗的国人,我是在散播普世主义和西方先进思想。那时候我一度被媒体捧为中国著名博主,2006年时我还被腾讯的专题选为十大知名网络人士,排位仅次于韩寒和徐静蕾。如果不是一些极其偶然的机会,我也许不会从这场自以为是的噩梦中清醒过来。

    2007年的一个下午,我偶然读到了一个报道大致是这样写的:“王小波和李银河吹捧了一辈子美国人的高尚道德,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弟弟就是在美国街头被人刺死的,根据事后的监控显示他临死前挣扎了很久,这段时间路过的车辆和人很多,但没有人停下来帮助他,等最后被发现并送到医院时,早已停止了呼吸。”这段文字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开始隐约感觉似乎外国人的月亮也不是那么的圆。后来这个案例被王小东老师写进了《中国不高兴》那本书,并且在那本书里强调了“仗剑经商”的理念,让我觉得很有说服力,于是我开始反思一些东西,并开始希望自己能多读一点书,而不是杂志。

    2008 年因为和朋友合伙做生意,在经济上稍微宽裕了一点之后,我开始抽出一部分时间来读书,尤其是那套花了大概九个月时间读完的《资治通鉴》令我印象极深,之后两年我又恶补了《欧洲史》《亚洲战争简史》《欧洲战争简史》《台湾史》《联邦论》等等一系列书籍。越仔细研读这些我就越觉清醒,直到最后当我看到杂志和报纸上的文章以及“畅销书”里的内容都会忍不住想笑的时候,我明白我的世界观正式形成了,而且它应该不会错,因为真理永远只会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这世间上没有容易获得的东西,历史和政治常识也不例外。如果你不读书,没有人能帮得了你。如果你以为微博上、杂志、畅销书上那些夸张的、惊悚的、匪夷所思的或者让你拍案惊奇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那么你永远都无法真正的认识这个世界。本来,别人是否能认清这个世界跟我没什么关系,客观地说别人越愚昧对我越有利,因为竞争者就会越少。所以我本不打算再写任何东西,因为我知道愚昧的人永远都是愚昧的,智者无需你去教诲他自会顿悟。但是在如今这种舆论形势下,我却无法再保持沉默,因为眼见身边的人一个个逐渐被微博催眠、被杂志报纸和畅销书侵蚀、一个个渐渐滑向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的深渊时,我不得不忧心忡忡。因为世界是前辈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我们的。所以我们这代人怎么想,很重要。尤其是我们这代人里的精英,掌握资金、技术、科技以及管理技能的人怎么想,对子孙后代很重要,因为这个世界的重担终有一天会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如果我们这代人都被催眠了,只剩极少数人醒着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守护得了身边的一切?

    再没有任何国家比今天的中国蒙受的不白之冤更多了。如今中国的互联网上80%的声音都是在恶骂政府,却还说中国舆论不自由。你们难道不知道维基的阿桑奇仅仅因为爆料了一部分美国政府的维稳开支就被通缉了吗?你们难道不知道斯诺登仅仅因为在网上曝光美国政府通过google监控全球用户的消息就也被通缉了吗?你是否还记得当年google总裁到处宣传自己“不作恶”时,那些信以为真的煳涂蛋们表现出来的激动劲儿?现实真他妈的太讽刺了。

    你说中国人没有探险精神一直固守旧土,那请问我们是怎么从10万平方公里扩张到960万平方公里的?有人说中国几千年政治都是一乱一治,陷入死循环。呵呵,欧洲人倒是没有一乱一治,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治过,一直乱。

    你说国家就是要一直乱才会创新,所以欧洲人才能搞出了高科技打败我们,这纯属胡扯。欧洲人之所以走上航海和科技道路是因为奥斯曼帝国垄断了古丝绸之路把他们逼得没办法,所以才搞出的科技好不好!如果不是这茬偶然事件,按欧洲人自己的政治体制,再过三万年,也一样只能在“黑暗的中世纪”里深陷。

    也许我不能要求每个人都熟读历史,可我们至少要有常识对吗?

    你说中国癌症病人涨了4倍,全是吃地沟油、呼吸毒气、喝自来水里的漂白粉整出的。那么既然如此,我们的人均寿命怎么从32岁变成75岁的?北京癌症患者的数量比60年前涨了4倍,这个不假,看起来是涨了不少。但你知道这60年来,北京城的总人口从20万变成3000万了吗?这涨了150倍好不好。

     你说如今开窗就吸毒,不如砍柴做饭喂马。如果你真的在农村生活的话,你还会说出这种话吗?你知道不知道那种活真的会累死人的。你又知道不知道砍柴烧火产生的硫化物和pm2.5是汽车尾气和天然气灶台的300-6000倍?其实80年代污染比现在严重多了,落后才要被污染。发达了,才能摆脱污染。

    你说中国政府在国外到处投资数百亿美金,纯粹是傻逼、为了搞面子工程。有这么多钱,为啥要给其他国家呢?还不如给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可这是一回事吗?按你这样的逻辑,那么全天下的投资机构、投资人,也都是傻逼、是在搞面子工程,有这么多钱,为啥要投资你呢?还不如送给那些地铁里的乞丐。?

    你说中国教育有问题,扼杀孩子的天性。可是你知道不知道英国和美国政界一直都在呼吁进行教育改制,希望在基础教育方面向中国学习经验。因为事实证明,中国孩子的成材率是最高的,21世纪人类的100个专利中70个都是中国人的。梅花香自苦寒来,孩子如果小时候打不好学习基础,将来怎么竞争?你能赚钱照顾好他一辈子吗?就算你能,那孙子那一辈呢?财富是不能继存的,只有知识能为他们的人生护航。

    你说中国在天安门挂主席像,就是搞个人崇拜。那你怎么不说说华盛顿高达几十米的个人纪念碑?怎么不反思一下华盛顿这个城市名字的由来?怎么不吐槽一下国会山上雕刻着的那几颗肥硕的脑袋?那四个人头,光嘴巴就厚达6米,足可以塞进去一只乐山大佛的脚。

    你说中国政府很坏,把PX炼化厂建在城边上。那你对这个产业了解多少?你知道不知道新加坡、美国、欧洲都在城里搞的!所谓“国外规定PX项目必须离城市100公里是彻底的谎言和造谣”,你只需随便打开地图软件查一下,就不难发现全世界都是在城里搞这个项目的。而且你知道不知道,所谓PX,就是你吃饭的饭盒,喝水的饮料瓶、你穿的衣服、戴的口罩、全是PX制品。纯棉?那只是广告而已,现代人生活用品几乎都有PX产品,根本没问题。西方人这样搞舆论战,只不过是希望中国人继续找他们高价进口,他们继续垄断生产,我们继续被赚走钱财而已。

    你说中国人吃鱼翅和狗肉很不道德,那你怎么解释俄罗斯人吃鱼籽,欧洲人吃肥鹅肝,美国人一口吞掉几百条野生鳗鱼苗?你怎么解释英国人把渡渡鸟都吃绝种了?法国皮毛商拼命花钱从雇猎手偷猎藏羚羊?

    你说中国人提取熊胆救活了一大批非典病人,要不得,太残忍,太缺德。那你知不知道美国人为了研制疫苗,常年把几百头牛的胃打开,暴露在空气中,并且让牛活着,以便观察牛胃部的活动。你不介意的话,就百度搜索一下“活牛掏胃”吧。 ——我不认为这些有什么问题,我们毕竟要先爱人,再爱动物,为了救人可以牺牲动物,这难道不是常识吗?

    你天天说选举,可你知不知道美国总统并不是直选的。你天天说选票,可是你知道有46%的美国人从不去投票吗?因为美国人都知道所谓两个政党其实幕后老板都是同一个!拥有美联储的七大家族才是实权派,这忒么和中国的政治模式没有根本性的区别。这些事实美国人都知道,你知道吗??

    公知吹嘘美国一个市只有几十个公务员,挤在一个小楼办公里。你信吗??一个市百万人口,才几十个公务员,这可能吗?那你去政府申请办个社会安全证号什么的,还不得排队排上个几千年啊!!!其实这只是那些洗你脑的人耍的小把戏而已,他们是故意把那个小楼翻译成“市政厅”的,让你感觉那是很大一个地方似的。但其实,那只不过是美国一个几百人口的村子所属的办公楼,这么少的人口当然只需要几十个公务员就够了。在中国几百人口的村子,村委会编制顶多几个人。

    你跟着媒体记者们起哄,把过马路闯红灯叫做“中国式过马路”,一下就拉低了自己整个民族的脸面、素质,你觉得很开心吗?但你知道不知道那些外国人闯红灯比中国人更狠、更快、更多。北京老外数量不多,有时间你去上海站在浦东街头看看,100个闯红灯的人里面70%都是老外。有时间你再去趟美国,欧洲,你去他们的城市街边看过那些白人在生活中是啥素质之后,你再好好想想把人性的劣根性冠上:“中国式XX”的称谓,到底应该不应该。

    你说中国军队管理太残酷,但如果我们把军队搞得像清朝军队那样轻松,士兵们中午还可以下班回家做饭,没事就遛弯遛鸟熘猴子,你自己想想代价会是什么?可还记得八国联军,可还记得南京大屠杀?慈不掌兵啊。

    每当有什么恶性案件,都会有人成群结队地通过互联网无限放大,把一般案件夸张成:“体制问题、社会逼的、专政。恶性案件刚一发生,就各种造谣指责政府遮掩、说政府替凶手洗地,案件侦查刚一结束就各种质疑,不管抓的是谁,都说是政府找的替罪羊。次次都这样,回回都如此,有意思吗?”政府有这么傻吗?政府有这种必要吗?什么样的政府吃饱了撑的才会没事就去替杀人犯洗莫名其妙的地啊?而且还都他妈的没背景的屌丝杀人犯。

    工厂里骂政府,学校里骂政府,国企里骂政府,甚至现在连公务员也跟着骂政府。那请问下,这愚蠢的“政府”,都谁啊?在哪啊?在草原?在森林?在山川?在海底?还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玻璃心不会懂得世界有多大,不要去学小清新们,泛滥的同情心只会淹死他们自己的智商。全球有70亿人,中国有13亿人,美国有3亿人。每天光是中国、美国都有几十万人出生,几十万人死去,每年都会发生百万起火灾、几十万起车祸、几千起空难、几十起火车事故。你们仔细想想是谁给在你们心中种下了一种“只有中国不安全”的印象?为什么几十万人死于车祸,几千人死于空难你不感到害怕,却偏偏害怕只死过几十人的“中国高铁”??为什么明明美国罪案数量世界第一,美国3亿人口的刑事案件发生量(强奸、性奴、杀人、毒品、诈骗)均远高于中国,而你却只觉得“中国坏人多,中国人素质低,中国很可怕?”你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些有违常理,匪夷所思的舆论现象背后究竟有多可怕的国际博弈。2006年一个非常崇拜美国的湖南姑娘终于拿到了美国绿卡,却在纽约地铁里被七八个少年轮奸了,围观群众无人帮忙,想想在中国的地铁里可能发生这种事吗?这个姑娘后来索性破罐子破摔,举办了一场和600男人性交的活动,并宣称:“这是美国的性自由”,2012年,中国华裔陈宇晖在军营里被活活打死,监控录下了完整的过程,然而凶手却只判了几周的禁闭。 2003年中国非典死了几百人,你就叫嚷中国没法活了,可你知道就在08年年美国也爆发了流感,短短十几周就死了5万多人吗!!58000多人集中暴毙,火葬场开足马力,直烧得尸烟熏天。你知道吗??(最初新闻报道死亡近4万人,最后统计5.8万人) 09年又再次爆发,死亡一万多。

    你也许会说,我不管这些,我赚钱了就移民,大不了不去美国。可是你再想想,是谁给了你这种“国外一定安全”的印象?你说政府发的书会洗脑,可是你去书摊上买的“畅销书”杂志、报纸难道就不会有人在给你洗脑吗?我外公70年代就在国外工作,我有认识的阿姨80年代就在欧洲练摊,我比很多只去过国外景区的人更清楚国外是什么样。国弱则人贱,我外公他们当年几乎是一刻也不敢离开自己的临时住所,我认识的阿姨他们当年去了十一个人,死了七个,都是被当地警察活活打死的。你也许要怪中国政府无能,不管自己的国民。可那是一万公里之外的地方啊!在一个国家没有强大军队时,怎么管啊?!靠嘴皮子吗??? 80年代,我们连一艘像样军舰都没有,人家外国人就是打死你中国人,我们即便想管也管不了啊。这时候,你想回过头来想想,我们为什么要发射火箭、卫星、为什么要造军舰、为什么要造航母。因为如果你的国家没有这些硬实力,那么不管你走到在哪里,都活不好。

    1998年,美国为了打造第二岛链从海上锁死中国,策动印尼人屠杀华人。中国政府得知消息,连夜派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轮船去当地撤侨。结果台湾也去了一艘军舰,并且开着大喇叭宣传:“中国政府是最坏的共产党,他们是来把你们骗回去枪毙的,然后没收你们的财产。美国是我们的盟友,请相信不会发生什么坏事的。” ——这一宣传导致当时只有500多人选择跟随中国政府回到了中国,一周后美国的补给舰停靠印尼,发放枪支,30多万华人惨遭磨难。我看过一个视频,一个华人妇女在轮奸之后被按倒在地上,那些老外拿着一根沾满汽油的拖布从她阴道捅进去,从嘴巴捅出来,然后点着。那个妇女倒在地上,痛苦的嘶嚎着,蹬来蹬去,像一只着火的蚂蚱;视频里同时传来的,还有那些外国人哈哈大笑的声音。——选择跟着中国回来的500多印尼华人,现在还有很多活跃在中国的企业界,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上网搜索一下他们的亲诉。

    所以我周小平无数次的跟人讲:不是我有多爱国,而是由于人性和民族存在的天然存在,所以我只能选择和我的国家站在一起。

    有人说,民族主义无所谓了,人家美国的黑人白人都一样和平共处。可我的朋友们啊,你们看到的这只是目前这短暂的和平时期,这只是美国经济相对富足的时期的表象而已。你们知道不知道,每次美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如1939年、1967年时,都有大批黑人被活活打死,因为失业的美国白人会抱怨是“黑鬼抢走了自己的工作。”1916年时,一个黑人路过华盛顿广场,被一群失业的白人青年抓住,用铁丝捆起来,架在火堆上活活做成了人肉烧烤。围观的人拍照取乐,路过的警察也很多,却无人心生怜悯。在中国国力最弱的年代,每一根美国铁路的枕木下都埋着一具中国人的尸骨。当你知道了这些,当你回想起过去这些海外华人的悲惨历史,你还会相信:无论国家怎么样,只要移民了就能过得很潇洒这种鬼话吗?

    如今,中国不敢说强大到无人能敌,但至少我们比当年已经强大了不少。我们有了自己的军舰、有了自己的卫星,所以利比亚和叙利亚在打内战之前,都要先等中国政府撤侨完毕之后才敢开打,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先杀了再说。我外公告诉我说,当年在国外,外国人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很多酒店都写着禁止中国人入内,但如今中国人再去住这些酒店则会受到礼遇,这不是因为你牛逼了,而是因为你的国家牛逼了。

    去年,奥巴马在香格里拉会议上力邀23国参与围堵中国时这样说道:“中国有13亿人,他们越崛起,我们就会越没饭吃,因为地球资源供给是有上限的。所以为了我们能继续过现在的生活,就必须遏制中国的发展。” ——这段视频网上不难找到,朋友们可以自己去搜来看看。然而中国的崛起大势已经不可阻挡,13亿人都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总不能为了西方人的美好生活,而选择自我毁灭吧?以今天中国的硬实力,除了我们自己发疯以外,没人可以再把我们扳倒。美国一边公开宣称不是中国死就是西方亡,一边又拼命告诉中国民众:你们的政府有问题啊,必须推翻它,然后你们就能过上比现在更好的日子。——请问,还有比这更可笑和自相矛盾的逻辑吗?但是,是谁让你们轻易地选择了相信这些谎言?诸位亲朋好友,扪心自问。

    是谁让你们一边嘲笑金三胖世袭,一边又对美国总统老子走了儿子上,儿子下台了老婆上的事实视而不见的??是谁让你们一边嘲笑中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却对美国合法使用瘦肉精导致不能达到中国标准而屡遭退货视而不见的??是谁让你们嘲笑中国企业没原则没标准,却对德国用马肉冒充牛肉视而不见的??是谁让你们嘲笑蒙牛伊利奶粉有三聚氰胺,却对新西兰奶粉双聚氰胺超国标8倍视而不见的??是谁让你们一到冬天就抱怨雾霾,一到夏天就抱怨暴雨,却从不去想为什么夏天雾霾少,冬天不发生洪灾的?难道中国有怪兽,只有冬天出来污染,夏天却到处尿尿??是谁让你们相信鳝鱼都吃避孕药,完全不顾成本和生物学的??是谁让你们相信了酸奶里有皮鞋,而忽略了皮革制品里根本无法逆向提炼胶原蛋白这一常识的??是谁让你们相信了中国官员很傻帽,张嘴就是屁话,比如“反对我就是反对党”、“我爸是李刚”,可是你们听过录音吗?人家根本不是那样说的啊!是谁在误导你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误导你?你有没有思考过原因??是谁让你们相信只有中国人会山寨,却从不提德国和美国都是因山寨成功而走向辉煌和富有的历史事实??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类似的谣言段子会越来越多,内容基本都是换汤不换药。黑鳝鱼黑鲫鱼,黑了鲫鱼黑鲤鱼,黑完鱼儿黑鸡鸭鹅猪,骂完空气骂水质,骂完水质骂土壤,骂完土壤喷历史,喷完历史侮民族,侮完民族辱国家,辱完国家反军队,反完军队毁政治。他们会编出或者夸张出跟多内容丰富多彩的段子,我不可能永远逐条向你们解释这些都是有违常识的段子,不可信。所以能拯救你们不被洗脑的,惟有知识本身。

    你可以不相信政府,但你因为不相信中国政府而去相信了外国政府,那你其实比那些只相信中国政府的农民更加小农思想。——因为你的身边充满了谎言与诱骗,所以当你下次要说出:“中国怎么怎么,人家外国就怎么怎么的时候。”不妨先停下来思考片刻,究竟这算不算中国特色,还是人类通病。这世界有太多中国设计师到处嚷嚷“国外的设计师最棒,中国的全是垃圾。”这世界也有太多的中国研究员到处嚷嚷“国外的科学家最棒,中国的笨得要死”。这世界也有太多人张嘴就是“人家外国人最棒,中国人则完全不行。”——说得好像他自己,他爹妈都不是中国人一样。

    可是现实却是:美国搞四代机搞了16年,中国搞四代机只搞了7年,美国发射火箭失败了几十次,中国只失败了几次。美国3D打印技术只能打印塑胶部件,中国3D打印技术已经开始打印超坚固超耐高温的钛合金部件,并应用在了飞机上。中国的天宫正在搭建,美国的哈勃今年就要失去控制,过几年就要完全坠毁,再无力维护。欧洲的诺基亚固步自封濒临倒闭,可中国不仅100%全包了苹果的生产,而且华为自主研发的四核芯片手机,还成为了世界智能机销量前三,在欧洲口碑相当好。所以,你顶多只能说你自己不行,但你无权能诋毁其他中国人的成就。

    我亲爱的朋友们啊,你是不是觉得那些领导说什么就信什么的人特别可悲,可怜,奴性?那你想想,盲目相信“人生导师”“成功人士”“异见人士”的人和盲目相信领导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你以为只有领导对下属不会说实话是吗?那我告诉你“人生导师”“成功人士”“异见人士”对你同样也没有半句实话。马云多次公开批判中国工业化进程,说不如青山绿水的中国好,但马云绝不会告诉你他是中国工业化最大的受益人,没有中国制造就没有阿里巴巴和淘宝。马云们这样说,有他们的目的。李承鹏恶骂中国政府遣返“脱北者”,但他绝不会告诉你美国遣返“脱墨者”时根本不顾那些可怜人的死活。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经常说自己是自由经济的受益人,是美国梦的代表,但他们不会告诉你,他们一个的父亲是国会议员(相当于中国部委级高官),另一个的外公是银行家,母亲是美联储的高管(相当于央行的部委主任)。李开复说纽约60万美金一套别墅,比北京便宜多了,但他不会告诉你那套所谓的别墅其实是个仓库,而且离纽约市区开车需要四个多小时。薛蛮子说美国房连地皮一起卖,但他不会告诉你那块地想传给儿子要再交45%的钱,而且每年按估价(由美国政府人工估算价格,纯人治)2.5%交税,一旦交不起就收回。

    美国政府是没有拆迁的问题,是因为原住民已经被他们杀光。美国是没有面包车校车,是因为他们有90%的人口都住在城里,不需要开小面包绕山路去村里接孩子。而城市化生活需要更多的高铁、需要更多的核电站、需要更多水电站、需要更多的PX产业、需要更多的塑料、需要更多的矿山、需要更多的水泥路,把食品、水、生活物资从几千里外的地方源源不断地送进来,以供人吃喝穿住用。

    如果你有心,可以找一个周末的夜晚去八达岭高速看看那些一眼望不到头的货车车流。看看那一车车满满的蔬菜、肉类、饮料是如何送入我们的城市,你再来谈谈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提升工业化指标。——我们当然要继续加快建设,而不是“停下来等一等人民”。我们的思想是可以停下来休闲一下,但我们的胃绝不会等待哪怕一天。

    2013年6月12日星期三,端午节,风和日丽,我坐在通州某小区的花园长椅上里一直想着这些事。在夏日的微风中,在北京的蓝天下,我看着川流不息的车辆,还有草坪上散步的老人以及孩子,真切地希望这一切能够永恒。

    中国就像一个饱受指责但自强不息的农村孩子,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一滴的改变着人们对他的印象。一开始人们嫌他土、脏、穷,他自己也因此自卑过、犹豫过、哭过、闹过、愤怒过,但至于他安静下来,埋头做自己的事,不再关心别人说什么。六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已经有6亿人走向了小康。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农村娃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城市里的新青年。这种规模的沧桑巨变就已知的人类历史而言,绝无仅有。如果这还不能证明我们的政治体制更优秀,还不能证明我们的民族和种族更优秀,那请问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信仰。如果生在中国,你的命运和收入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都还要认为体制不公的话。那么如果你生在阶级20年前就固化了的美国,或者阶级在30年前固化的日本或欧洲你又当如何呢?所谓国外社会整体收入为橄榄型,根本就是个鬼扯,只能骗凤姐。根据美国去年自己的公布的数据表明:有40%的美国人,只占有社会0.2%的财富。这分明就是铁三角,哪像橄榄了?

    你也许会说,中国有腐败,有坏人,有变态,有潜规则。我告诉你,全世界都一样。中国有几十万城管,粗暴执法的也就是那么一小部分而已。而且这总比在美国或者欧洲根本不准你随便摆摊,你敢无证摆摊就被工会暴打一顿要好一些吧??(美国摆摊证数量是固定的,你想摆摊需要排号。)中国有上百万军队,所谓“仗着自己是军车到处乱闯”的又有几辆,你算算百分比占了多少?中国有上千万公务员,你如果骂公务员队伍庞大,那我请问你应该配置多少警察?多少教师?多少医生?多少税务员,能满足13亿人的政务需求??你说中国有杀人犯,那请问怎样才没有杀人犯?你说良好的体制不会有坏人,那从犯罪率来说,岂不是恰恰证明中国的体制优于外国,因为中国人的犯罪比例在所有国家中明显偏低。

    朋友,能望远的人才能登高。生活需要我们抬起头来做人,而不是鼠目寸光地只盯着一处肮脏。我从不否认中国有贪官、有监管、有坏人、有跋扈者、有变态狂。就像我从不否认一个美女身上有脚皮、鼻屎、大便、细菌以及病毒、口痰、淋巴、胰腺液一样,(而且这些成分所占的比例还不少)。但我看见美女的时候依然觉得赏心悦目,依然希望拥她入怀。如果此时你在一旁不断的嚷嚷说:“你被洗脑了,这美女是由脚皮、鼻屎、大便、细菌以及病毒、口痰、胰腺液、肠子、内脏、骨头、淋巴组成的,非常恶心,快点清醒吧。”我真心不知道这是我瞎了,还是你疯了。如果你只是在一旁这样嚷嚷,我顶多一笑了之。可如果有一天,谁要动手来清除这个“迫害人的美女”时,我绝不会袖手旁观。原因很简单:我若坐视不管,那还算是男人吗?——男人最大的美德是守卫。

    佛说:“我不如地狱谁入地狱?”圣经上说:“魔鬼永远都是以天使的面孔出现在世间。”圣贤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如今这社会一百个人里,难以找出三个人支持政府,大多数人都沦为了公知的信徒。——末日审判时,只有罗得一家三口得到救赎,不是因为他们和城中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一样,而恰恰因为他们是俗流当中少见的例外。

     我亲爱的朋友们,翻一下你的微薄,你会发现系统已经自动帮你添加了诸如薛蛮子、李开复、作业本、韩寒、李承鹏等各种民粹微薄,这是标准的强制灌输和洗脑手段,建议你取消关注。如果你不愿意取消关注,也可以关注一下王小东、草行龙、吃斋的猫2011、逆光飞行、海外阿Q、吴法天、董路、点子正、斯库里、果壳网、今晚报、东方都市报、超级大本营军事、江宁公安在线,等等微薄,至少兼听则明。

    除此之外,知识是人生最重要的防火墙,但知识绝对不在杂志、报纸、或者段子里。有条件的话,推荐阅读中华书局出版的《资治通鉴》文白对照版,以及《台湾史》《欧洲史》《欧洲战争简史》《亚洲战争简史》《联邦论》。当你了解完直到18世纪,整个欧洲地区,都还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农民结婚当天新娘必须献给地主或者城主破处之后,你再来跟我谈一谈中国是怎样的一个文明。

    这篇文章里的很多话容易得罪人,我本不当说,也不该说。但目前这种形势下,已是不得不说。文明和理性需要星火传递,如果当初你不说,他不说,王小东老师也不说,就不会点醒像我这样的人。因此今天我也一定要说,哪怕这些话对99%的人最终都是无效的,但只要能点拨1%的人就已经相当值得了。

    我们都有幸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都在目睹这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我们正在经历着这场东方文明对西方霸权的终极逆袭。这个特殊的时代赋予了我们必须完成特殊的使命:那就是为我们这个饱受了百年污蔑民族和国家正本清源。我的朋友,请不要辜负了这个时代,不要让子孙后代责怪我们今天的愚钝。




 

 


 

发件人:张颖<zhangying6778@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zdjun@263.net>时 间:2013年09月04日 16:29 (星期三)附 件:1个(8.17研讨会胡鞍钢教授的发言.rar ) 查看附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请帮忙转发一个链接

    编辑老师您好!2013年8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办的“中国制度书系出版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的多位著名学者在会上畅所欲言,纵论中国制度书系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本文系胡鞍钢教授在本次研讨会上的即席发言。 中国制度书系是胡鞍钢教授和王绍光教授领衔创作的《中国集体领导体制》(胡鞍钢著)、《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王绍光、樊鹏著)、《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鄢一龙著)等三部著作,还包括即将出版的《中国集思广益型决策》(王绍光、胡鞍钢、樊鹏著)一书。下面这个链接是光明网全文发布的胡鞍钢教授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方便的话请帮忙转发一下哈。感谢!(附件是此篇文章的原始资料)http://int.gmw.cn/2013-09/04/content_8795757.htm

中国的制度创新需要中国学者来归纳和提升

胡鞍钢

2013年8月17日

    我已经准备了一份《中国特色集体领导体制》的书面材料,供各位媒体界的朋友参考。这里我主要谈一点感受。

    在昨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论坛上,我就讲了一个核心观点:中国的创新需要中国学者来归纳、提升并且有效地“走出去”。千万别让中国的创新由外国人来总结,然后我们去学习外国人,再去总结中国创新。

    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2003年,约翰·桑顿(John Thornto)教授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开设了“全球领导力”课程,旨在培养中国青年一代—这个国家未来领导者—深入了解今日中国迅速变化的国际地位,培养他们的全球视野。桑顿教授邀请我讲授最新的研究成果,我在这个课程上以“知识与发展——21世纪中国新的追赶战略”,即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说明知识、技术对于一个国家和企业的重要性,从宏观上描述了利用知识带动经济发展作为中国新的追赶战略的重大意义。而后大家都知道,他的助手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Kooper Ramo)在2004年提出了著名“北京共识”,在这个共识中专门介绍了我的“绿猫论”等观点。“北京共识”出来以后,我们中国学者才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是将该文翻译分两期《国情报告》送领导同志参阅,接着我以《对中国之路的初步认识》为题写了《国情报告》,介绍中国不同时期的追赶战略,总结中国之路的特点和经验。[1]也就是说中国道路要比“北京共识”更贴近中国实际。而后黄平、崔之元和我等人出版了《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版),黄平的文章是《“北京共识”还是“中国经验”?》(前言)。由此国内学术界才开始争论“北京共识”。[2]

    2006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做短期访问研究,雷默在纽约请我吃饭,说我研究中国受胡教授影响,也令我吃惊,我就很纳闷,你什么时候受我的影响呢?他说,我在1992年、1993年在美国纽约《侨报》上发表的国情研究系列文章,[3]他都看过,正是这些文章引起了他对中国研究的兴趣,如《中国经济发展为何总是大起大落》的文章。

    我一直在想,实际上,无论是“北京共识”,还是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理应是由中国学者提出来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明确地大胆地提出来。当然我们不一定用“北京共识”这个词,而是用“中国道路”。这是10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对此我一直认为是一个学术遗憾。

    我和王绍光教授已经合作已经20年了。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愿,就是由我们自己发现中国的创新,从学理的角度来阐述中国的创新,介绍到国际学术界。

    我们有几本英文书在海外影响非常大:第一本就是《中国:不平衡的政治经济学》(1999);第二本就是《中国经济危机:国家能力与财税改革》(1999),这是我们《国家能力报告》(1993)的英文版。第三本就是《2020中国:一个新型的超级大国》,这本书是由约翰·桑顿教授主持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助的《中国思想者》系列丛书之一。在该书出版后,约翰·桑顿教授亲自写《序》推荐,送给华盛顿关键机构和人员,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要求国务院相关人员要仔细研究。现在这本书被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当代中国主要研究机构作为重要参考书。前两天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她所在带美国宾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要求所有学生都仔细研读我的这本书,以了解中国未来是什么走向。

    2005年,前任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一位经济学家(后任职于美国财政部)跟我见面的时候曾直接问我当时在做什么研究。我问他,这很重要吗?他说是的,“你研究的问题一定是中国最重要的热点问题,我们时时刻刻关注你”。几天前,我在办公室接待了美国国务院国际经济局的经济学家和大使馆的官员,这位经济学家是专门研究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应他们之邀我详细介绍了中国的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以及有关的中国政府决策过程,如何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还包括中国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等内容,这些都反映在我们即将出版的《中国集思广益型决策》一书中。他们当时就向我索取《中国集体领导体制》这本书,想了解这本书都讲了什么。他们承认中国集体领导新老交替是成功的,是可预期的,对美国国家核心利益也是至关重要的。

    实际上现在看来,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背景和使命就是中国学者能不能将中国的自主创新、原始创新、独特创新,包括政治创新、经济创新、社会创新、文化创新,由我们的学术界把它们变成学术主题、学术前沿、学术创新。当然《中国集体领导体制》这本书并没有更多地去讨论学术问题,但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框架(本书14—15页),实际上研究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信息经济学或者说信息政治学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知识的不对称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权力的不对称性。如果解决好这些问题,决策就容易形成共识。因此我的核心观点是:从知识的角度来看,一定是集体的知识优越于个人知识;从智慧的角度看,一定是集体的智慧优越于个人的智慧;从决策的角度看,一定是集体的决策优越于个人的决策。

    尽管我没有展开讨论,但是我的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找到了一个学理的基础。如果同时也比较一下美国的决策机制,你就会发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发动阿富汗战争,是一个典型的决策失效问题。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受欧盟研究机构委托,请我谈谈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决策的影响,我的回应是,研究或访谈专业化智库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比关注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学者更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正在建设更加专业、更加职业的智库,不仅有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这样顶级的研究机构,还有一流的大学智库,我建议把该项研究课题的方向适当加以调整,重点讨论中国的智库建设和发展。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制定国家“十二五”规划时,80项战略研究,大学智库占了一半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提供的研究报告是最多的。我认为,就像《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所讲到的,中国这个东方巨人的“大脑”是两个大脑,一是党中央、国务院,另一个就是包括顶级的智库,当然也包括来自人民的创新等等。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完全有条件使自己的学术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前沿研究,要源于中国实践、扎根于中国大地,又要高于中国实践,从而进一步指导中国实践。这是中国学术界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发展同行!

    《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的写作,客观地说是我去年6月在牛津大学就已经完成的,之后就交给了出版社,我基本没有再改。为什么没再改呢?因为我尽可能保持我的原作的“原汁原味”,国外研究机构(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希望收录我的著作的“原始版本”(指未经出版社编辑和出版的)。今天的这几本书是我和王绍光教授精心设计的,实际上是四本书,还剩一本书《中国集思广益型决策》,这是应香港特区政府撰写的,他们特别希望了解中央政府是如何决策的。此外《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英文版很快将由世界最大的学术图书出版社Springer出版,还会有其他外文版。我争取出一本中文版,就出一本外文版,真正“走出去”,到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我也希望媒体界的朋友们能了解一下,我们当前到底应该研究什么?如何学术创新?到底应该给国内和国际社会提供什么样的关于中国创新、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信息?一句话,中国的制度创新需要中国学者来归纳和提升。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胡鞍钢:《对中国之路的初步认识》,《国情报告》,2005年第9期,2月22日。
    [2] 如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6月版。
    [3] 后来收录在胡鞍钢:《胡鞍钢集--中国走向21世纪的十大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9月日 16:54 (星期日)01Fw:王绍光:中国体制的优势要讲透,以免被忽悠

中国体制的优势要讲透,以免被忽悠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 王绍光

2013年08月30日

  中国特色就是普世价值

  人小的时候,非常简单、天真,容易相信存在普世价值。我小时候的普世价值是什么呢?就是热干面。我在武汉长大,童年时以为,热干面这么好吃,全世界一定都吃。1966年,我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串联,在火车上就想,下车后要吃一碗热干面,结果却在北京根本找不到卖的地方。记得在西单的一个面馆里,我问来问去,只有北京的炸酱面、山东的打卤面,没有热干面。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热干面不是普世价值。

  如今北京也有热干面了,就是超市里包装成方便面销售的那种。现在国内很多人说的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类似方便面包装的西方玩意。因为不能总去武汉,有时我也买这样的热干面解馋,但总不如武汉街头卖的正宗。前两天和一位河北朋友聊到热干面,他又给我一个巨大打击。他说,哪怕倒找钱给他,也不会吃热干面,太干巴了,实在难吃。可见,很多人不认我这个“普世价值”。在外人看来,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也同样太干巴了,让人咽不下去。

  那么到底有没有普世的东西呢?上升到“大家都吃面条”这个层面,也许是普世的。意大利人不是也吃面条吗?但是吃什么样的面条,怎么吃,各地是不一样的。我们还可以抽象到“所有人都要吃东西”这个层次,这显然更普世。同理,中国人要治理国家,美国人要治理国家,这也是普世的,但具体怎么做,可能就需要各种各样的解决方式,不能、也不必一概而论。

  英文中有一个词叫monoculture,即单一种植,就是一个地方只种一样作物。现在这种耕作方式已在全世界受到广泛批评,因为它违反自然规律,造成极大的环境和生物灾难。在政治上,也不能搞monoculture,美国有美国的做法,中国的独特做法也不可忽视。懂得珍重多样性,这才是普世价值。

  从中国视角研究中国

  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一讲到中国的政治决策,都会用到美国人的一个所谓的模式,叫碎片化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这是由两位美国教授,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和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但梳理这个词的来龙去脉,我们发现西方人的那个角度可能是有问题的,哪怕他们是出于好意,也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西方谈到中国,经常扣上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帽子。这两位教授之所以改用“威权主义”这个词,是因为他们发现中国的决策过程完全不符合极权主义的描述。改用威权主义,是一种进步。

  与此同时,他们在研究水电决策过程时发现,决策过程充满了部门之间的冲突、磨合,于是选用“碎片化”这个词进行描绘。其实,这个词源自于对美国自身的研究,因为美国的政治决策过程就是高度碎片化的。很多人不了解这个词的来龙去脉,一些国内学者就误以为“碎片化”只是中国决策的特点。

  近年来,有学者将西方政治中的碎片化现象理论化,关键概念是决策过程中的否决点(veto points),否决点越多,越碎片化。在决策过程中,某个点上只要有人可以否决,就成为一个否决点。美国的决策都要通过国会,国会里有委员会,委员会里有小组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否决一个议案,这个议案就死掉了。与很多国家比,美国在决策过程中的否决点太多,难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把美国体制称之为“否决政体”(vetocracy)。

  西方的分析框架未必不对,但它的解释力是不够的。我们建议从中国视角看中国的决策过程,用“开门”与“磨合”解释中国的决策模式。“开门”这个词在中国用得很广,可以用于和西方对话,西方有个词叫“参与”,在我们看来,参与只是“开门”的一种方式,即在进行决策时,有人可以“闯进来”。但在中国的实践中,还有另外两种开门方式,一个是“请进来”,一个是“走出去”。“开门”比“参与”幅度更大,更开放。

  “参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哪个社会集团的参与能力比较强,它对政策的影响力就比较大。在各国,真正能闯进决策圈、影响决策者的,往往是强势利益集团。在美国尤其如此,华盛顿的K街上到处是游说团体的办事处,他们代表的主要是强势利益集团。而“走出去”和“请进来”就有可能顾及弱势群体,顾及那些不太容易发声的群体。一个包括“闯进来”、“请进来”和“走出去”三种开门方式的决策体制肯定要比只有“闯进来”一种开门方式的体制好,当然比关门的体制要更好。

  另一方面,“磨合”也是个中国人常用的概念。磨合本来是机械学用语,西方社会的决策过程中没有借用这个概念;但在中国,不管谈公司决策,还是谈政府决策,大家经常会说到“磨合”。磨合意味着,要“合”通常要经过“磨”;经过“磨”可以达到“合”,但也不一定达到“合”。开门和磨合,这两个关键概念都是在用中国视角认识中国的事务。

  不要自废武功

  我们听到一种说法,知识分子要批判,不要唱赞歌。这句话非常对,但狭隘地理解了“批判”的含义,认为批判就只应指出黑暗面,只能用攻击的方式来处理。事实上,批判本来的含义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管别人怎么说,只要自己认为是这样,就坚持这么表达。这才是真正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

  如果中国体制有问题,我们应该指出这些问题。我与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合作20多年,曾花了大量时间研究中国存在的问题,如财税问题、不平等问题等等。但中国体制也有好的地方,这些方面必须讲透,如果不讲透,有些优势就不会被认识到,反倒可能被别人忽悠,把我们自己的优势当劣势抛弃。在这方面,中国曾有运十的案例,三十多年前,中国的大飞机制造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结果被人忽悠,大飞机项目下马了,现在才重新开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曾是令世人赞誉的体制,但因为被人批没与世界接轨而遭弃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人宣扬腐败有利于搞活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导致对腐败的容忍。现在还有人借口“反垄断”要全面摧毁共和国的公有制经济基础。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的前两句可以用来比喻现今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体制,各有千秋;后两句可以用来比喻我们认识中容易出现盲点的地方,比喻自身存在优势但却缺乏充分认知。希望中国学者能把中国的体制优势系统化、理论化,使得我们不会被别人忽悠,自废武功。否则,到时后悔都来不及。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8月24日 15:32 (星期六)

突破西方政体类型学的当今中国政治制度

——国际知名学者帕斯夸里·帕斯奎诺谈中国政治制度

光明日报记者 王琎

2013年08月20日

■“民主”这个词本身具有模糊性和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很难界定中国与西方的区别

■竞争式西方民主政治并非当今世界的唯一最好政治模式,中国也无须对此进行复制

■中国的选任和定期政治权力交班制度有利于避免整体性的政策短视,值得深入探究

■应当注重培养有国际交流能力和有意愿、有能力向世界阐述中国道路和中国梦的学者群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根据自己的基本国情,建立起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在内的现代政治制度。然而,对于中国的现代政治制度,西方学界总是依据他们的话语体系来进行解读和分析,这自然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理解的偏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看待当今中国的政治制度?为此,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美国纽约大学法律—政治学教授、法国科学院高等研究员、法国雷蒙·阿隆政治社会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帕斯夸里·帕斯奎诺。

    “我们无法用现有西方世界的政体分类方法去界定中国现行政治制度”

    帕斯奎诺认为,对于一个初到中国的西方观察者而言,从西方政体类型学理论的角度来分析21世纪的中国,无疑像一个谜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依旧采用传统答案:中国难于理解,因为她的政治制度是全然不同于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的结果。但是,这一答案又太简单化和难于令人满意。对当今中国政治制度的分析和研究应当用更加复杂的政体类型学来研究——这一研究会在惰性的西方知识界掀起巨浪。

    在帕氏看来,缺乏对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清晰了解往往导致怀疑和偏见的产生。若要提出一个为西方世界所能够理解的对当今中国政治制度的定义,就必须考虑这种尝试将要遇到的困难。为了免受偏见影响,需要克服两个障碍。首先,要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已不再是一个西方世界所界定的传统威权主义国家。过去60年来,西方世界倾向于用威权主义来形容中国政治制度。但是,“威权主义”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是由排斥这种制度的人所创设的,也因而被视为“坏政府”的同义词,用于形容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军政权独裁下的拉美政府和今天的中国等,这些国家显然难于找到其共同性。因此,我们无法用现有西方世界的政体分类方法去界定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其次,要认识到,“民主”这个词本身具有模糊性和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很难界定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在西方政治学中,“民主”涵盖了从古代雅典大众政府到现代代议制政府的多种政权形式。即使在现代西方所谓民主中,也存在着熊彼特的多数原则民主理论和凯尔森的宪政民主理论为代表的理念冲突与制度竞争。因此,这种西方理论界所持的“民主-专制/威权”二元区分法不足以界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的政治制度。

    中国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应该对外进行清晰阐释和说明

    帕氏提出,在克服了上述两个障碍之后,有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一,中国过去60多年来的政治发展历程与19世纪到20世纪欧洲大陆的政治演变过程是完全不同的,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国尤其应当将自己的道路说清楚。19世纪到20世纪的欧洲民主化转型时期,代议制政府最初排斥以工人和农民为代表的草根阶层的政治参与。后来通过社会主义政党的努力,工人阶级逐渐被纳入到竞争式民主体制,但这种纳入过程并不顺利。直到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在欧洲大多数国家正式建立起宪政基础上的竞争式大众民主制度。中国的政治基础演变过程与此不同: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的政权基础是工人和农民。随着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又将其他新兴阶层包容到由工人、农民等所组成的政体之中。

    这一政治发展历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吸纳和调整能力。遗憾的是对此缺乏足够的理论分析。中国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解释中国的现象,但由于语言障碍以及政治话语体系阐释不足等原因,西方理论界很难从字面意思去理解这个过于简约浓缩的概念。中国应当将1949年之前、1949年到1978年、1978年以来三个阶段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和有力的解读,特别是过去三十多年来所发生的各种静悄悄的变革与前面几个历史阶段的关联应当有充分的阐释。

    第二,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展现了其包容性和协调性,这些优点需要更加清晰地加以阐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强大并且善于学习、调整与吸纳的执政党,力求包容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利益。实际上,如何让有着不同利益和不同观点的群体能够有表达渠道并且达成妥协,这是中国政治运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也就是说,不仅是其政治理想,其政治运行实践也体现出了这种在执政党内外对不同利益诉求所具有的包容性与协调性,但是对中国道路的解读缺乏这方面的具体阐释。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未产生类似英美民主的政治形式,但是,西方民主所具有的竞争性实际上存在于中国的政治体系之中。中国具有政治平等主义的传统,尽管今天的政治权力不再采用“天命”来表明其正当性,但是中国政治领导人并非单向地对民众发号施令,而是一批通过善治赢得大众支持和信任的精英——由于经济发展方面的突出表现和大多数公民对善治的支持,中国领导者的政治正当性得到加强。西方世界应当更好地理解中国式的大众政治授权机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竞争性选举是依法治国的先决条件,即使在西方也是竞争性选举后于依法治国而出现。依法治国是必须的,同时保护中国个人权利的法律体系应当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传统相适应。

    中国需要警惕的是,一旦经济下行并且导致严重的社会困境,部分政治精英就会试图引入选举机制来逃避责任和回避矛盾,这只会导致中国政治的分裂和陷入冲突。因此,中国应当讲清楚其制度的包容性,并且不断加强其协调与达成共识的能力。

    第三,竞争式选举并非政治纠错的最佳途径,竞争式民主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尽管有人力图用科学性的方式去证明西方民主制度具有普世性,但是,马基雅维利曾经认为不可能在那不勒斯建立和佛罗伦萨一样的政体,这是政治制度本身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所决定的。熊彼特也认为他所主张的竞争式民主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路径,这种竞争式民主的非普世性与价值观或文化无关,而是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环境。事实上,竞争式西方民主政治并非当今世界的唯一最好政治模式,中国也无须对此进行复制。

    有观点认为,西方民主用过程民主替代实质正义,也就是通过竞争式选举赢得政治正当性和进行政治纠错,而中国政治需要通过正确的执政结果证明其政治正当性;但今天欧洲的政治与经济困境等表明,某种程度而言,一人一票是远远不够的,既不能代表每个选民的具体利益,也不能让实质正义完全失去其根本性意义。并且,很多人认为选举是西方民主政体纠正政府错误的主要途径。这非常值得怀疑:自由的、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既给政府行为以限制,也向政府授权;但选举产生的官员天然地为了赢得再次选举而讨好多数人,这就形成了短视和缺乏自身独立性。中国现在定期进行政治权力的交接班。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官员选择机制是非常有价值和非常重要的,这种机制与一种政治权力的隐含原则紧密关联:如果民众极度不满意于领导者的施政行为,基于“天命”的传统政治文化,就要将权力交给更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领导者。这种机制完全可以和西方的竞争式民主的作用相媲美。中国的这种选任和定期政治权力交班制度有利于避免整体性的政策短视,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需要用西方民众能够理解和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解释中国道路和中国梦”

    帕氏提出,中国更加需要将中国道路说清楚,需要用西方民众能够理解和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解释中国道路和中国梦。应当注重培养有国际交流能力和有意愿、有能力向世界阐述中国道路和中国梦的学者群体。社会科学领域如果害怕辩论,就不可能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这种辩论不应当囿于中国国内,也应当走向世界。实际上西方学界现在最感兴趣的就是了解为何中国会崛起,但能够解释清楚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太少。中国在为外界不理解自己的政治制度而苦恼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反思,是否已经向外界进行了清楚、准确、全面并且能够为外部世界所理解的自我表达呢?

    在帕氏看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所赢得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而中国共产党和年轻一代中国人应当持续这种伟大的努力。这不仅关乎中国的命运,人类的未来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这一尝试的成功。(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3年9月2日 9:48 主题: 转发:中医将亡于药

中医将亡于药

可悲可叹的国粹命运

徒伤

2013-06-23

  2006年,记者采访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司长骆诗文,他曾预言:“我们执行错误的‘中药现代化’路线与国际接轨三四年,已经使得中药加速走向衰败。如果这种情况再让它继续5年,中药就无法挽救了。”

  2011年,记者拜访骆老,再度提及此事,他直言:“医药不分家。现在传统中药已经不复存在,医也完了!”“前些日子得了结肠炎,一直拉肚子,最严重的时候一天十几次。”骆老解释说。

  这位学徒出身、从事中药工作53年的退休老人,有点头疼脑热从来都是自己开方、抓药。结肠炎病程缓慢,反复发作,缠绵难愈。为了根治,骆老从医书找到一方。该方需要的药材,有一味颇为独特:伏龙肝。

  伏龙肝就是灶心土,可治腹痛泄泻、便血。骆老托了朋友,终于在湖南农村寻找到了传统的老灶台。他特意交代:“要挖取灶底中心烧得最红的那一块,有多少要多少。” ——这东西如今太金贵了,骆老保存了整整一大包,以备后用。为了保证这服药的品质,骆老亲自按古法炮制。果然几剂而愈。

  很多人都以为“中医是慢郎中”,有时候连骆老的女儿都不例外。一次孩子发烧,咳得很厉害,工作繁忙的她为了快速治愈,也是直接送医院挂水去了,没想到连着一星期都没见好。而北京中医院一位医生,是名老中医的孙子,仅用了5味药,3服下去,小朋友就活蹦乱跳了。

  这位医生姓周,夫人也是名门之后,是京城名医施今墨的第三代。周医生用药有何高明?骆老说,重点是他每一味药都经过自己精心炮制。而现在的医院大多不炮制、或者乱炮制。一位老医生则对记者说:“不能怨老百姓骂中医。现在中药不灵了。价格涨得那么厉害,假冒伪劣又空前严重,老百姓怎么能不骂?从来没有见过中药材质量像今天这么差,过去三五服中药下去疗效就出来了,现在十服八服也没见疗效。”

  最可悲的事情莫过于,连治病救人的药都“病”了。骆老说:“我搞了50多年中药,现在的中药连我自己都不敢吃。不是危言耸听,很可能吃出问题。我吃中药,都得自己跑到药材市场亲手选药材,自己炮制。”

  南京中医药大学周仲瑛教授断言:“中医将亡于药!”作为华夏5000年文化结晶的传统中药,到底怎么了?

  “一袋袋包装扎实的枇杷叶码得像小山一样,一辆12吨的载重货车整装待发……”这是一名记者在全国最大的枇杷叶收购大户,福建仙游县书峰乡林文喜的收购站,看到的“壮观场面”。自2005年起,林文喜就以每吨700元至1000元的价格,向山民收购枇杷叶。并相继敲开了广州医药公司、山东制药厂、同仁堂的大门。

  原来落到地上随其腐烂的枇杷叶,随便捡来就能换钱,瞬间激发了村民们的积极性,连残疾人都加入了捡叶大军。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大爷,一年仅靠卖枇杷叶,就能收入4000元左右。枇杷叶应该如何采集、炮制?骆诗文为记者详细地讲解:“今年用的枇杷叶必须是去年从树上摘下来的老叶,树龄至少三五年。用鬃刷把枇杷叶背面的毛刷得干干净净,放在竹垫上晾到八九成干,以一公斤为单位,一叶一叶码好用绳子扎起来,再立起让它彻底干燥。做药的时候,拿出来,用药刀切成0.5厘米厚的丝,锅里加炼熟的蜂蜜和适量开水,放入枇杷丝拌匀,用文火炒到枇杷丝既能很均匀地沾上蜜,又不黏手,取出放凉即可。”

  但现在农民们一般都是怎么采集落叶?“我亲眼看到,都是直接用一根金属的或者竹制的长签扎地上的落叶,管它老叶、新叶。很多叶子在泥里已经腐烂 ,再一下雨,浸泡过后还有什么用?采回来洗都不洗,毛也不去,晒干一扎。炮制的时候,甚至连绳子都不解,蜜炙就更不用提了,直接往提取罐里倒。”

  中药材历来讲究原产地,是为“道地”。骆老解释说:“这是五千年来通过实践摸索出的规律。大量验证表明,一旦改变了环境,药效往往就不行了。”据骆老所言,“文革之前,中药如果需要异地种植,必须经过三代,考察是不是有疗效。用第一代的种子种第二代,第二代的种子再种第三代,直到三代药材的疗效和原产地药材一致,才允许移植。现在则随心所欲了,想去哪里种就去哪里种。

  “前一段时间检查出鱼腥草有问题。什么问题?从原料上就不对。过去鱼腥草主要生长在深山的水沟溪泉两边,没有污染,煮了以后给小孩退烧很快就能见效。现在云南、贵州、四川,把鱼腥草洒在大地里,像种蔬菜一样。本身那个地是农田,已经施过很多年的化肥农药。长出来后用耙一耙,装在竹筐浸到水塘里,把泥洗掉就挑到集市上去当蔬菜卖了。当天卖不完怕烂掉才拿回去晒干,卖出去做药。肺炎发烧,以小孩居多。小孩病情变化很快,以往一服药就能扳过来,延误了就可能致命。你说拿这样没什么疗效的鱼腥草做药,吃了能不死人吗?”

  不道地的药材一轰而上大量供应,优质的原产地药材则遭到人们竭泽而渔式的掠抢。如今浙江各中药房,已经难以看到原汁原味的“浙八味”了。云南白药最重要的原材料野生重楼,又名七叶一枝花,已经濒临灭绝。道地药材大多产于老少边穷地区,无论用什么手段,如果能使产量倍增,对当地都是有吸引力的。麦冬使用壮根灵后,单产可以从300公斤增加到1000多公斤。党参使用激素农药后,单产量也可增加一倍。但药效可想而知。

  “就像我们吃黄瓜,头尾两端味道不一样,当归各个部位的药效不同。当归头止血,当归身补血,当归尾破血(催血),不能乱用。以前用当归,都要分清部位,一钱一钱算得很仔细。现在去配药,药房的人跟我说,当归都长得很大,给你一整根,都啃光也不会出事情,当然,也没什么疗效,跟吃萝卜差不多。”一名老医生告诉记者。

  药材中农药残留超标的真相更令人震惊,这也是我国中药材出口最大的拦路虎 。从检测统计可以看出,我国中药材中农药残留污染具有普遍性,几乎在所有的样品中都有检出。二三十年前,为了消灭长白山上的松毛虫,政府曾组织飞机在林区大规模洒下666等剧毒农药,至今该成分仍不时在长白山区的人参中被检出。

  岷县当归又称“岷归”,为药材界公认的“道地药材”。前段时间岷县“毒当归”闹得沸沸扬扬。由于黄芪、当归、党参等药材常发麻口病,束手无策的农民最后只能用各类高毒高残农药一起“招呼”。吓得不少想买当归的朋友,不惜从香港绕道订购。

  就在人们为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纠结不已时,转基因中药也已来到了我们身边。早在1999年,成都就利用转基因技术提高枸杞等药材的抗病虫害能力和药材产量。

  “现在国家投资了好几个亿,在黄河以南的某省份搞黄芪转基因研究。黄河以北的黄芪疗效才好,到黄河以南有什么用?”骆老透露,“中药作为一个复杂的化合物集合体,转基因之后是不是会影响它的性味归经,这事没有人管,科研经费才是大家更重视的。”

  目前列为转基因研究项目中药包括:金银花、忍冬藤、连翘、板蓝根、鱼腥草、人参、太子参、大枣、枸杞、核桃仁、丹参、绿豆、黄芪、百合、青蒿、何首乌、龙眼肉、杜仲、甘草、半夏、桔梗、银杏、麻黄、防风、芦根、地骨皮、竹叶、菊花、广藿香、巴戟天、枳壳、夏枯草等。

“抢青”之祸

  内行人都知道这句谚语:“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砍来当柴烧。”药王孙思邈更在一千多年前直接指出,不按时节采摘的中药材,有名无实,跟烂木头没有什么两样。

  骆诗文说,中药市场放开以后,药材变成了“农副产品”,没多少人再指导农民种药了。现在种药主要靠价格调节,哪个上涨种哪个,哪种方法长得最大最快就用哪种。为了尽早上市,药农采收的天麻里面都是瘪的。桔梗生长两三年才能达标,现在人工种植一年就可以了。

  杜仲等皮类药材,过去选择的标准是皮必须有0.3厘米厚,树龄一般10-15年,折断后杜仲丝拉都拉不动,那才有效。现在不管年限,也不管加工、研炒了,当年种的都拿来用,都是薄皮和枝皮的,也根本没有丝,疗效相差极大。黄芩五寸长才能用,现在才长到一寸长就被挖出来了。甘草、大黄三年以上的才能达标,可农民一旦遇到价好的年份,就会提前采收。

  还有药用价值极高的辽五味子,本应到10月才能采收,已经提前3个月遭受了抢青之祸,采回来的青果还要喷上药水焐红,而真正自然成熟的五味子则无处寻觅。

中药也有“三聚氰胺”

  药材采集之后,最基本的工作是除去泥沙和混杂物。然而目前市场上的药材,茵陈、蒲公英、菟丝子等所含泥沙重量几乎占20%以上。丹皮不刮皮抽心,白芍不去老根,板蓝根不去根头部,桃仁、杏仁不去皮,酸枣仁大量含壳,麦冬、莲子不去心……

  饮片切法不同,药效也不同。板蓝根薄片的浸出物还原糖含量明显高于斜片、厚片。但现在药工怕切到手,随意把药片薄片改厚片,厚片改块状。片薄如飞的天麻,只能停留在老药工的记忆中了。

  既然在加工修治上竭尽全力偷工减料,功夫都花到哪里去了?——“面子工程”,俗称“打磺”。既为了饮片色泽好看,延长保质期,又能让霉变药材焕然一新。

  打磺本来是传统的熏制方法,目前的问题是反复打磺,造成硫超标。更有甚者是直接将硫黄粉洒在药材上面,注重养生的老百姓叫苦不迭,从我国进口药材的韩国商家也是颇为头痛。为了获得二氧化硫不超标的白芷,他们只能每年从中国直接进口新鲜白芷自己加工。

  当今中国,已经被戏称为“化学大国”,中药商在这方面的“追求”更是孜孜不倦。近年来为了让药材更好看,除了打磺,还增加了用双氧水浸泡天麻漂白,用氧化铁水洗丹参染色,拿洗衣粉搓掉霉斑……

一言难尽话炮制

  很多人都听说过何首乌能治少白头,但为此闹肚子的也比比皆是。原来生首乌中含有一种蒽醌衍生物,能滑肠致泻。必须经过炮制,让蒽醌衍生物水解成无泻下作用,降低毒性,才可以正常行使乌须黑发的功效。红顶商人胡雪岩开设的胡庆余堂,收藏着一套国家一级文物——金铲银锅。紫雪散祖传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放入白银钵内,用黄金铲搅拌煎熬。

  很多人以为这不过是药店的噱头,后来经过化验证实,白银含有硝酸银、弱蛋白银,对人体黏膜有抗菌消炎作用:金箔则具有镇惊、安神功效。

  “中药加工炮制,一是减毒性,二是增加疗效,三是改变归经。”骆诗文告诉记者:“半夏有毒,临床大都经炮制后使用,分为法半夏、姜半夏、童子尿半夏。用盐卤、生石灰炮制的法半夏,用于健胃。童子尿半夏,主治跌打损伤、胃里咳血。姜半夏则是治疗妇女妊娠反应。而生半夏则是催吐的。”

  但据骆诗文观察,现在的药厂和医院,虽然有炮制标准,但都锁在柜子里,好多都是不炮制,或者炮制不到家。即使某些著名的大药店也存在此类现象。“炮制首乌传统用黑豆煮,药材商代以锅底灰,甚至用墨汁染色。白术就是往锅里一倒,根本不翻炒,上面是白的,中间是黄的,下面的则是焦黑的。”

  炮制不得法,轻则减效,重则害命。一名具有40年临床经验的中药师发现,炮制用醋如果用工业醋酸或食用醋酸配制的食醋,都有一定的毒性,能引起30%左右的小鼠死亡,而使用发酵米醋则无此不良反应。马兜铃则闹出过肾病风波,一时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主要原因就是国外为了减肥,把马兜铃直接当茶饮,而不知道我们药典规定马兜铃要用蜂蜜炮炙解毒。 

  一位医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收治过多位因服用了炮制不到家的中药材,而导致中毒的病人。更令人担忧的是,虽然炮制技术乃是中药的核心,但是后继无人,很多饮片厂甚至雇佣了对中药炮制一知半解的初中生、高中生来作业。

  “现在善鉴别精炮制的中药专家,全国只剩下两位‘高徒’:83岁高龄的王孝涛和 85岁高龄的金世元,所有中药炮制方面的专家加在一起,总共40多位。说句难听的话,死一位少一位。”骆诗文说。

  而一家驰名全国的老字号 ,由于老药工总坚持老规矩,新领导不乐意了,退休时一个都没留。有些人就这样流失到深圳的外商合资药店当技术指导,我国炮制技术面临泄密之虞。

   “王孝涛现在老得连门都出不去了,曾经想穷极毕生所学,为国家留下一本关于炮制方法的书,出版社问他要 20万元,他向有关部门申请经费支持,没想到一分钱都没批,王老一怒之下罢笔不写了。”

高价买“药渣”

  “我买西洋参的时候特别烦,有时候一泡就没有味道了。”有位医生气愤地告诉记者,这类西洋参早已被萃取过有效成分。

  骆诗文说,很多冬虫夏草也已被提炼,药材商将“药渣”用啤酒浸泡,误导消费者以为是真货。没有经过萃取的虫草外观饱满、色黄而亮,现在市场上至少70%的冬虫夏草 ,都被提取了有效成分,干巴巴的,虫体较硬,也没有香菇一样的香气。

  即使正规药材市场,都充斥着以“药渣”冒充的正品,这让制药厂也很头疼。不买就得停产,买了药品质量肯定有问题。权衡再三,最终还是经济利益占了上风。

  以下这些药材都发现过“被萃取”现象:人参、西洋参、党参、冬虫夏草、黄连、黄柏、牡丹皮、首乌藤、金银花、连翘、八角茴香、山茱萸、连翘、桔梗、淫羊藿、川贝、五味子、益母草、泽泻、白术、鸡血藤,柴胡、穿山甲、紫河车等。

  如果说从前的中药造假,还只是在等级上以次充好,如今则是花样百出了。

  骆诗文曾跑遍了全国17个中药材市场,总结出来常见的造假手法有山肉萸掺进葡萄皮,黄芩中掺桑寄生,用塑料做穿山甲甲片, 把树枝包上毛皮包切成片冒充鹿茸,在海马肚子里灌玻璃胶,往虫草上粘铅粉……中成药造假则更有隐蔽性。比如衡量萸肉的质量标准是熊果酸的含量,一些药厂就往里掺山楂,结果一样达标,疗效只有天知道了。

 

救救中药,救救中医

  求医问药的人们经常感叹,找到合格的好中药难,找到一位好中医,就更难了。医之用药如用兵,须有良医辨证施治、对症下药、才能精确打击。但中国还有多少中医专家呢?

  “过去能被国家外派给其他国家领导人治疗疾病的‘名师’已基本上没有了,只有高徒这一称谓,其中中医有145人,计划让他们再带上一批具有一定中医水平的中年中医,总数达到500人。”骆诗文谈道。

   格考试。 凡是师傅带徒弟的,基本上是学徒出身,没有这种学历,一律不能考执业医师,也就无法行医。仅有一条狭窄之门,允许七八十岁的带五六十岁的,五六十岁的带四五十岁的。如此以来,只有提高,没有继承。

  “我在中医药局好几年,问老中医:‘你带了几个徒弟?’他说上面给安排的,又不是我自己带徒弟。如果是我自己带徒弟,肯定会像亲生儿子一样教他。现在我都七八十岁了,徒弟五六十岁,他都形成自己观点了,能跟我学什么?什么也学不了!’中医这不是等死吗?前年我写了调查文章,有领导批示我反映的问题很好,要允许中医带徒弟,可惜下到执行层面就不了了之。”

  吕柄奎被誉为中医泰斗,他的儿子吕嘉戈告诉记者:“从中医人数上的变化,就能说明问题。西医人数,从1950年到2004年,增长了70多倍,达157万人。而中医从1950年的27万-30万人,达到2004年的27万人,实现了零增长!况且这27万人和55年前的那27万人,医疗水平无法相比。”

  自从清末太医院被废止,中医药就开始走上了不被重视之路,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如今更是日渐风雨飘摇。

  “中药现代化没错,只是我们的路走错了!”著名专家张吉林认为:“中药要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而不是全盘西药化。”

  一位药工批评说:“现在该研究的不研究。比如传统硫黄熏蒸加工方式有不足的一面,但农民收的鲜药不处理无法卖出,怎么解决?没有人管。”

 欧盟药典委员会草药专家组组长格哈德·弗兰兹,数年来研究中草药。今年7月,在世界中联中药分析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上,他表示“西方的植物药偏重于对已知化学成分的研究;而中草药则是基于对‘阴阳’理论的研究。中药是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过来的,西药则是纯粹的化合物。因此,我们在尝试让中药和西药达到统一,结合两者的长处做一些整合工作。”

  一位评论者提供了另一个思考角度:“目前西医、中医,西药、中药,谁更科学,以我们目前人类的认知能力,无法做出判断。所以最关键的不是谁先压倒谁,而是先保护,不要让两大体系中的一个先行消亡。”

 

“洋中药”启示录

  中医药在全世界愈来愈受到重视,但是这一切,都与中国无关。我国的贡献,仅在于为日韩等国的汉方药提供原材料。1949年,大局已定,苏共代表米高扬来到西柏坡。滹沱河畔,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品尝着汾酒和红烧鱼,堪称美食家的米高扬赞不绝口。

  毛泽东笑道:“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这番评价,他在1953年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又再次重提。

  他不会想到,作为中草药的发源地,今天中国大陆拿到的份额,只是世界草药销量的2%,日本则以90%的市场份额牢牢占据第一把交椅。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则占5%-7%。曾获得日本医师会授予“最高功勋奖”的日本医学权威大冢敬节,1980年去世前,曾叮嘱弟子:“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10年后让中国向我们学习。”不幸言中。 (注:本段数据”医药国际商务交流“编者不认同,值得商榷)

  在日本,超市药店中卖得最火的,莫过于汉方药,甚至中国游客来此都会大买特买,带回去分赠亲友。一杯喝下去,不一会儿就舒服多了。现在已经好几年过去,没有再复发过。”一位在日本常年出差的中国工程师告诉记者。

  汉方药是在公元513年经朝鲜引入日本的,受宠1000多年。明治维新之后,汉方医学遭到抛弃,又在几年前再度重兴。“中医学概论”2006年成为日本医生临床考试内容之—,2008年又被纳入日本医生资格考试。

  生产汉方药的龙头企业集中在津村等少数企业手里,他们特意在深圳开办一家涉足中药饮片的药业公司,高薪聘请从中国药企退休的老药工担当技术指导,涉及人参、桂皮、柴胡等500余种中药材原料、中药饮片。

  日本汉方药界,对饮片炮制技术的热情不止于此。据炮制泰斗王孝涛回忆,只要他被请去日本讲学,对方总是不忘询问饮片炮制的关键环节。但王老提出想去参观一下他们的炮制技术,却被断然拒绝。

  美国方面也不乏“卧底”。一位药界人士告诉记者,几年前美国人曾以旅行团的方式到山西运城来治疗结核病,当地有一位老中医有独门绝技。他曾公开打擂台:“你们哪家医院说治不好,最后发了病危通知的,都可以送到我这里。我保证一个月好转,三个月出院。”而美国病人来此,正是为了拿到他那张治疗结核病的方子。2008年,美国有关部门又拨款500万元给北京协和医院,委托该院帮其了解我国中药材资源和开发利用情况。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老先生,则收了一位美国徒弟。

  如今中国六七十岁的老中医,到美国去就有可能享受“敞开绿卡”的特殊优待。一位中医学教授,在国内开不了药店,更开不起医院——他是老师 ,没有办法考执业医师,没有处方权。开医院则必须有100平方米的地方,配上检验员、药师,以及5名以上的医生。63岁那年,他远赴重洋。在美国,直接住在儿子家里坐诊。

  为了给其他医生也留点饭吃,他的规矩是一天只看30个病人。为了避免低劣药材之祸,特意从香港进口药材。一个月收入9万多美元,交完税还有6万多。在美国,10万美元就可以买一栋房了。“在美国开诊所什么都不要,但是就一条,每隔一天卫生部门会来检查处方,他们想学东西。”

  湖南中医学院一位副教授陈勇,将自己在美国的考察,写成了《美国市场中草药的热销,对我国的中草药研究的反思与建议》一文,这篇从大洋彼岸寄来的文章,正放在记者案头。他在文中谈道:“1994年美国已经通过一条法规,中草药这样的补充品,不经FDA批准,就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市场,在有机食品专卖店销售。看见美国有机食品专门店的货架上摆满了各种中草药制剂,真是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中草药制剂在美国这么受欢迎,中医药发展有望。惭愧的是在琳琅满目的中草药制剂中,没有一种是中国制造的产品。”

  今年4月份,陈勇的小外甥女被诊断为鼻内有炎症,西药用抗生素。他女儿拒绝了,去有机食品专卖店买了一支德国生产的纯中药喷剂,一喷见效,清鼻涕立刻不流了。婴儿使用尿不湿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很容易患尿布炎。将美国加州宝宝公司生产的一种纯中药软膏抹上去,10分钟内红色炎症就会消失。

  我国古方“六神丸”,日本拿去改造后,开发出“救心丹”,曾一度风靡全球,被誉为“救命神药”,年销售额1亿多美元。日本老牌的汉方药“正露丸”,也已经返销中国。在向中国申请中药专利的国家里,以日本、韩国、美国、德国最热衷。2006年底,葡萄牙国立波尔图大学正式开设中医专业,并招收了首批27名学生。来中国研读自然科学的外国留学生中,学习中医药的人数位居第一。

  中医药在全世界愈来愈受到重视,但是这一切,都与中国无关。我国的贡献,仅在于为日韩等国的汉方药提供原材料。

  一位老中医则告诫说:“我们的中医药界要自尊自爱,不能始终靠‘外力’来带动。国外重视了一下,就急急忙忙去研究。国外没什么动静了,立刻视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藏为敝屣。”、技术、市场、趋势的了解。

 

 

 

 

 

 

发件人:djg1973<djg1973@sina.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时 间:2013年09月17日 01:07 (星期二)

    大军网编者按:当前市面上一些半吊子“经济学家”经常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狼来了的文章,这些人里以郎咸平最能忽悠。这些人实际上已不是凭良心在说话,而是完全为了靠语不惊人死不休来赚钱。那个郎咸平教授这些年里从国内赚走了多少钱,有谁知道?可以说天文数字。但前些天他对中国经济评论的文章我们没敢登,因为说得太离谱了。简直不是一个严肃的学者,而是成了江湖郎中了。

    鉴于让读者多角度认识问题,大军网经常选择各种角度和各种观点的文章供大家参考。但有些人的文章已经成为其独立的特色。譬如大军网今年6月份那期文集《关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中,就发表了钟伟教授《对中国经济需要有强烈危机感》和袁剑先生的《一场足以引发历史巨变的危机悄悄降临》两篇文章。在接下来的《中国需要政治智慧》这期文集中,转载了许小年的《中国持续衰退的冬天刚开始》一文。看了这些文章往往能吓出一身冷汗,并且,这些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海外舆论,很多外国人就是这样在看中国。但中国经济真实的情况和他们说的并不一样。只要实地走走,就会发现中国经济正常得很。在这种情况下,杜建国先生不得已写出下面的文章。也算给社会一个提醒:不要太在乎那些乌鸦嘴。

地方债务危机论该休矣

杜建国

2013/9/12

    9月11日,李克强在大连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致辞中讲到,“对大家都很关注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我们正在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有序规范和化解。可以有把握地说,总体是安全可控的。”

    在此之前,9月3日习近平在接受土、俄、哈、乌、吉五国媒体联合采访时也讲到,“我们确实面临地方政府债务、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困难,但这些问题都处于可控范围之内,我们有能力处理好。”

    随后,9月5日习近平在圣彼得堡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的发言《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中指出,“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6%。中国也面临着地方政府债务、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问题。这些问题处于可控范围之内,我们正在采取措施解决。”

    “问题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在笔者看来,这是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对近期甚嚣尘上的“中国将爆发地方债务危机”的预言的正式回应。

    在笔者印象中,以地方债务危机为由宣布中国经济即将崩溃将的言论,其实由来已久,我所看到的最早的是在2003年,是否还有更早的,我无从知晓。当年新浪财经还办了一个专题《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处于失控边缘》,后来有头无尾、不了了之。

    近期“地方债务危机论”转热,大致始自2010年,国内媒体开始大量、集中地炒作这一话题。

    进入2011年后,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开始爆发,这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媒体的灵感,他们开始宣扬中国的债务危机堪比希腊,甚至比希腊还要严重(西方出了麻烦,就说中国的麻烦更严重,这已成为不少中国媒体人的惯例,比如,2008年秋天,很多人就认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打击要比美国还严重)。

    2011年9月27日,李佐军先生在他那篇有名的演说《中国经济向何处去?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中信誓旦旦地宣布,中国将在2013年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主因就是“地方债务危机”,“到2013年前后,有一部分地方政府可能要破产”,进而“爆发一场社会危机”。李佐军甚至对危机爆发时间的预测精确到了月份:“最可能是2013年七、八月份”。2012年1月16日,南方周末刊发编辑部文章《推进改革,中国经济的天就晴了》,专门以李佐军上述言论为依据,呼唤中国尽快爆发经济危机,好“倒逼改革”。

    李佐军看似勇敢,不过跟郎咸平一比,他就显得谨慎多了。郎咸平根本没有耐心等到2013年夏天,2011年12月他就断言债务危机已经开始爆发了:“由于四万亿错误投资导致中国债务危机终于按照我所预言的发生了。……继美债欧债危机后,中国债务危机正式爆发。”(见@郎咸平 2011-12-22 19:59)

    进入2013年后,媒体围绕“地方债务危机”的合唱逐渐进入高潮,到夏天达到了最高分贝。6月下旬,发生了“钱荒”事件,不少人因此而欢天喜地,高呼中国的危机终于到来了,有人甚至将李佐军2011年的预言重新翻出来,盛赞其具有前瞻性和准确性。遗憾的是,“钱荒”风波如白驹过隙,瞬间就平静下来,令崩溃论者们大失所望,“地方债务危机”论也渐呈强弩之末之势。

    巧得很,7月18日,传来了美国底特律因债务危机申请破产的消息。中国不少媒体如获至宝,将其视为扭转“地方债务危机论”的颓势的良机,再次合力掀起了一股“中国地方债务危机比底特律严重”的舆论浪潮,如历史系出身的、有过“上世纪30至50年代为苏联赫鲁晓夫统治时期”的高论的财经评论员叶檀女士,就抛出了一篇《挽救中国版底特律 要解决地方债务危机》。

    而早在2011年11月就断言中国已经开始爆发地方债务危机的郎咸平,此时则以其一贯的耸人听闻的风格干脆宣布中国有“330个底特律危机”:“【底特律破产事件震撼全世界,但是中国却有330个底特律危机】底特律负债180亿美金宣布破产,可是审计署公布中国36个地级市负债3.85万亿,平均每个城市负债高达174亿美金。以此类推,中国总共有330个地级市,负债情况大致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中国可能有330个底特律危机。”(@郎咸平 2013-8-8 12:33)

    乍一看,郎咸平讲得有数据,有逻辑,其实不然,因为审计署所审计的不是“地级市”,而是“地方政府本级政府”,包括15个省、3个直辖市本级及其所属的15个省会城市本级、3个市辖区,共计36个地方政府本级。郎咸平通过故意将审计署所审查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偷换为“地级市”,一下子就将中国地方债务总额夸大了数倍。

    遗憾的是,现实总是放肆地不听从“理论”的摆布,中国地方债务危机至今依然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7月中旬,中国政府明确宣布不会允许经济下滑突破“下限”,重申了稳“增长”的必要性,并采取了系列拉动措施。进入8月份后,中国经济停止下滑、企稳回升的态势已经异常明朗,有目共睹。在这种条件下,爆发大规模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就更为减弱,“2013年七八月份中国将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的预言落空了。于是乎,到九月份,我们就看到了本文开头介绍的那一幕:习近平与李克强对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做出了明确的信心十足的表态。

    李佐军、郎咸平的预言破产了。不过我们依然需要弄明白,中国的地方债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下面笔者尝试着分析一下。

    大家都知道,自2013年8月1日起审计署对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开始进行的全面“摸底”审计目前还在进行中,据说要在10月份才能出结果。那么笔者的分析只能依照此前的数据了。

    据审计署公告(2011年35号)可知,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51亿元,占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369.74亿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6695.66亿元,占15.58%。当年中国GDP约为40万亿元。

    2012年至2013年审计署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进行了“抽查”。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38475.81亿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也就是说经过两年时间,上述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长了12.94%。若按照这一比例,那么可试推算出2012年底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大约为12万至13万亿元。即使这些数字因统计疏漏而有所低估,那么这与某些媒体动辄就达二三十万亿元总额的夸大宣传还是相距甚远的。2012年中国GDP则将近52万亿元。

    2013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上,前财政部长项怀诚就曾对地方债务危机论进行了批驳:“我个人觉得中国政府的债务还不是一个当务之急,不是说已经非常危险,我之所以这么说,第一,因为债务率本身不是特别高;第二,中国政府的债务基本上是内债,内债占到整个债务总量的95%-98%;第三,中国债务总体上看还没有看到特别特别坏的、效率特别特别差的案例。”

    其实,不必依赖什么审计数据或专业知识,作为普通人,我们只要能依据常识,照样能够得出当前中国地方债务问题不会太严重这样的结论。

    第一,中国的地方债务主要是“投资性”的或“生产性”的,不是消费型的。如审计署公告(2011年35号)所说:“2010年底,地方各级政府已支出的债务余额中,用于交通运输、市政等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59466.89亿元,占61.86%;用于土地收储10208.83亿元,占10.62%。这些债务资金的投入,加快了地方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及轨道交通、道路桥梁等市政项目建设,形成了大量优质资产,促进了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第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推进了经济的增长,反过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也为债务偿还能力提供了保障,只要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高速增长,那么还债就不是大问题。目前中国政府财政较为充盈。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系统,资产优良,也不会因为轻微的偿债问题引起大麻烦。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在长期高速增长时期却爆发了大规模地方债务危机的?没有这样的先例。

    当然,中国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第二大经济体,将来若有个别地方出现债务问题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要爆发大规模的地方债务危机,大概只有得具备如下前提条件:未来中国经济增速急剧下降,比如从1978——2011年间的10%降为2-3%,下降幅度达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且短期内无法再反弹。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大。

    笔者并非否认中国经济存在问题,笔者只是想强调,进行批判或分析,必须得从实际出发。遗憾的是,地方债务危机论,与时下流行的制造业危机论、社保巨额亏空论、地产泡沫破灭论,以及更早些的因章家敦鼓吹而闻名的银行坏账论等,这些浅薄的形形色色的“崩溃论”,都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8月31日 21:05 (星期六)

从习近平考察辽宁看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

杜建国

    8月28日,在与央企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子公司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人雨中合影后,习近平又到央企一重集团子公司大连加氢反应器制造有限公司考察。成立于1997年的大连加氢反应器制造公司,先是成功制造出百万吨乙烯成套设备的压力容器,为中国石化产业跃居世界一流奠定了装备制造基础,近年来又开始涉足反应堆压力容器和主泵泵壳等核电站核心设备领域,率先制造出国内首台百万千瓦级核反应堆压力容器装备红沿河核电站,令中国达到该技术领域的国际先进水平。

    在技术人员和工人攻克难关锻造出的一台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压力容器跟前,习近平说道,技术人员和工人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要抓好队伍的稳定性,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随着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工人待遇也要相应提高。

    一斑窥豹,见微知著,透过习近平的这一视察及其讲话,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真实状态或水平。

    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粗放低效。像一重大连加氢这样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企业,在中国并非特例,而是相当常见。中国的工业正在完成从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的升级,在许多领域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有的甚至已经实现“由追赶变超越”。目前,全球最好的火电厂(百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水电站(最大单机容量80万千瓦)、核电站(最大单机容量175百万千瓦的第三代核电机组与全球首座在建第四代核电站)、电网(特高压电网)以及最好的炼化厂之一(镇海炼化)等都建在中国。除此之外,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好的煤制油工厂、雷达与预警飞机(之一)、模锻压机、超重型数控机床,以及首台智能化数控机床等。中国的轨道交通、航空、陆海工机械、造船业、通信业,也都相继迈入“大跃进”阶段。在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核心电子器件、大型集成电路装备的研发正逐渐取得重大突破。

    不止如此,支撑上述技术的大型成套生产设备,包括其中最为核心的部件,也都是由中国的装备制造企业提供的,这意味着中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已跃居世界一流水平。就拿核电产业来说,能够生产核岛主设备的中国企业并非一重集团一家,东方电气集团、上海电气集团、哈尔滨电气集团、二重集团等,都与其不分伯仲或各领风骚。

    第二,抛开非国资委管辖的金融央企不谈,大多数中国国企并非仅仅依靠“垄断地位”来“做大做强”,而是凭本事吃饭——因为掌握高端核心技术而拥有竞争力。

    掌握本文前述技术的企业,绝大部分正是国企,如神华集团、长江三峡集团、中石化、国家电网、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一重集团、东方电气集团、上海电气集团、哈尔滨电气集团、二重集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南车、北车、中航、中船、中船重工等,概莫能外。

    7月21日习近平在武汉考察时,曾提及央企中交集团所属的振华重工(原名振华港机)。振华重工的拳头产品港口机械占有全球75%的份额,已经成为全球业内的领头羊,其海工装备也创下了好几项世界纪录。当日,在央企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的子集团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面对世界上最大规格重型卧式镗车床以及螺旋桨用重型七轴五联动车铣复合机床等世界顶级装备,习近平说:“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想强大,必须靠实体经济。经济不能泡沫化……工业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工业要靠自力更生、自主研发、自主创新,形成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目前,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正在快速形成之中,而这一快速形成离不开国企的巨大贡献。当然中国的私企,如华为、三一、沙钢等也对这此做出了同样的贡献。

    习近平8月30日视察了沈阳鼓风机集团、沈阳远大集团、沈阳机床集团。沈阳鼓风和沈阳机床是国企,沈阳鼓风的大型离心压缩机、沈阳机床的数控机床,都在国际市场上站得住脚。沈阳远大则是私企,是全球第一的幕墙公司和中国自主电梯的第一品牌。中国的现实是“国民共进”,而非“国进民退”。

    第三,中国企业有必要且有条件提高基层劳动者的收入。许多人认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而不是技术进步,如果提高基层员工的收入,就会危及中国企业的生存。果真如此的话,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将成为死结,让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果实将无法落实。习近平对大连加氢等企业的考察与讲话则证明上述观点是与现实相脱节的。中国的产业水平已大幅提高,忽视技术进步、专靠压低劳动力的成本来与外国企业竞争的血汗工厂,已不再是中国企业的主流。产业水平的提高,自然离不开高素质的劳动力的贡献,劳动报酬不应滞后于产业进步。

    “技术人员和工人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要抓好队伍的稳定性,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随着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工人待遇也要相应提高”,习近平通过这番话,提出了建立在准确判断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改善社会矛盾的方案。

    中共十八大报告曾指出,要“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遗憾的是,这一精神似乎并没有得到舆论积极的回应。习近平的上述言论,应该是对十八大报告精神的再次强调。

    2013/8/29,

 

 

 

发件人:Richard Xu<richardx@telus.net>+(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 时 间:2013年09月16日 10:25 (星期一)附 件:6个(image001.gif 等...) 查看全部附件Subject: 国家又来到大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时候

为什么克强经济学会破产

----红色中国时评

路不易

2013-9-11

    自从其上任以来,克强经济学就以鲜明的“改革派”面貌出现在中国政坛上,口号是要让改革重新启动,重新回到市场的轨道上。围绕这个主题,积极的推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方案,被外媒略带尊敬的称为克强经济学。然而在本文看来,克强经济学非但不能拯救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而只能要让其加速的破产。

    何以见得?我们先来看看克强此人的来历和成长背景。克强是文革后的大学毕业生,在80年代这个自由主义满天飞的时候接受了基本的思维训练和知识结构,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忠实信徒。在其早期的写作里面,他已经勾勒出了他对于社会改革方向的认识,那就是要市场化一条路走到黑。在其20年前合著的《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的结束语中,就有这样直白的话:

    “尽管我国在改革过程中会遇到困难,并且已经遇到了困难,但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这些困难都不可能成为制止经济改革事业前进的障碍。改革是不可逆转的。

    这样的改革,当然就是在过去30年大行其道的市场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了。如果说那时他还年轻不懂事,我们知道,过了20年,克强面对着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的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全世界引发的无数灾难,还在说着类似的话,这就不能怪别人了。他从80年代的原教旨市场主义走过来,这么多年,到现在当了总理,还是这样的认识,实在是个活化石般的宝贝。

    那么这个经济学的葫芦里贩卖的什么玩意呢?具体的有我们非常熟悉(并且痛骂)的铁路改制,自贸区,新型城镇化等等。总的纲领自然还是市场化,私有化,用这位先生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我们已经并将进一步通过简政放权,推进结构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市场能做的交给市场,社会能办的分给社会,政府该管的管好。”

    建立上海自贸区,这是要方便所谓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的流入流出。克强明显不满足于此,他搞铁路改制,直接在战略部门向中外资产阶级敞开欢迎的大门。还有让我们推迟拿退休金之类的事情。

    风雨欲来的这种紧缩,加上克强对国有企业的明显不感冒,对于反通胀的热情,对于市场的无限信任,就很可能要产生一个后果,那就是在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当中,政府和各种公共投资占资本积累的比例要进一步降低,克强自然是希望政府大幅度退出,让私人资本和国际资本来占据,废除掉什么“玻璃门,旋转门”等投资的管制。

    这样的愿景自然是“美好”的,我们也相信克强们会给资本家们准备好吃的好喝的,就等人家上门。但是现实会这样的发展吗?中国之所以过去三十年里,能有高度稳定的资本主义发展,一方面是毛主席时期提供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础,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一直保持了对市场的一定管制和干预,没有完全落入到新自由主义的陷阱里去。事实上,有大批发展中国家,都在很早就打开大门,消除管制,让私人资本和国际资本掌控一切,结果如何?资本来的时候风风光光,有了事情,资本就跑,这些国家经过资本外逃,经济一落千丈。

    现在,克强经济学也要走这条老路了,也就是要把宝都押在资本,尤其是国际资本的“投资热情“或者”冲动“上。这就是自毁长城,抛弃掉了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统治阶级有效调控资本主义经济的法宝。

    在世界经济走势不明,资本主义根本无法走出困境的时候,中国资产阶级最正确的自保方案就是尽可能减少跟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系,以我为主,自搞一套,这样说不定还能稍微延缓点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随着美欧经济可能有限度的恢复,全世界都在担心资本外逃,跑到发达国家的市场上去,我们却是要把热脸贴人家屁股上,使劲把中国绑在世界资本主义这套破车上,这不是自取灭亡吗?

 

 

李克强的改革到底要听谁的?

非议

2013年9月

    近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呼吁减少政治权力对经济的干预,以促进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并推动政府的改革。 中国国家发改委本月发布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也提出简政放权、下决心减少审批事项,推动民间资本有效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电信等领域。

    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由李克强总理牵头进行的中国新一轮改革,与中国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邓小平推动下实施的改革有一个明显不同,那就是不再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改革要实现的主要目标,而是将改革的重点放在解决中国经济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

    邓小平当年一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经济规模要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而李克强今年就任总理以来已多次表示,中国将来的发展可能会经历一个中速增长期,只要能保持住7%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了。 李克强之所以将中国的目标经济增长率下调,是因为他清楚,在以确保经济高速增长为经济工作第一要务的前提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过大、微观经济活力不足等问题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但北京大学教授佩蒂斯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平衡,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必须大幅下降,而这将导致中国GDP的增幅无法超过3%至4%。

    如果佩蒂斯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李克强主导的这轮经济改革一开始就会面临一个悖论:改革的成功将以损害改革的最终目标(保持经济的良好增长)为前提。所以,如果要期待李克强主导的中国这轮改革获得成功,首先要搞清楚三个问题:其一,改革者有没有魄力和勇气不顾经济增速的显著放缓坚持把中国经济调整到平衡状态;其二,在把中国经济调整到平衡状态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速是否必定会降至显著低于7%的水平;其三,中国政府在经济增速真的降至3%至4%水平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将经济向平衡状态调整是否会引发社会动荡。

    对于第二个问题,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拉迪有着不同于佩蒂斯的看法。拉迪认为,那种认为中国经济再平衡的结果注定是经济增速大幅降低的看法,忽视了中国经济的潜在动力以及政府政策在鼓励私人消费支出的更快增长方面所具有的能力。他认为,中国经济在逐步实现平衡的过程中,经济增速尽管不会继续达到两位数,但也不会低至佩蒂斯所假设的3%至4%。如果拉迪的看法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中国政府不必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也很有可能较为顺利地完成当前这轮改革。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3年9月16日 11:01 主题: 上海自由贸易区:一场乌托邦试验(晴朗)

上海自由贸易区:一场乌托邦试验

晴朗

2013年9月9日

    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区远眺上海自由贸易区。

    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后,很多人对"改革"抱有期待,实际上连像样子的"经济改革"措施都没有出台。最近,上海自由贸易区被高调推出,似乎成为重新启动经济改革的主要标志。其实,上海自由贸易区与经济改革没有任何逻辑关联性,不过是一场乌托邦试验。

    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想由来已久。2009年,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提出《关于中国在浦东建立自由贸易区设想》的建议,报给了时任总理温家宝。之后,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对上海浦东新区建设自由贸易园区进行实地调研。2013年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8月,国务院批复上海自贸区成立。 上海市政府已计划在9月27日正式为自贸区挂牌。前后仅三个月时间,总理李克强被描写为具有"推土机式"的坚定政治决心和强悍气势。

    目前所批复的上海自由贸易区,包括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据媒体报道:自由贸易区的方案涉及投资、贸易、金融、行政法制等多项改革试点。其中,区内的主要实验集中在金融市场化、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资产价格市场化定价;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离岸金融业务。上海自由贸易区有望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中国政府深化外汇改革的纪念碑必将竖在这里。如果上海自由贸易区进展顺利,将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另外,按照国务院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上海自由贸易区将拓展到整个浦东新区,达到1210.4平方公里。不仅如此,广东和天津等省市也提出了本地区的自由贸易区方案。

    其实,自由贸易区并非中国创造。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有超过1200多个自由贸易区,其中15个发达国家设立了425个,占35.4%;67个发展中国家共设立775个,占65.6%。最典型的是美国对外贸易区的迅速增长。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各州开始设立对外贸易区。1980年,全美自由贸易区有77个,到1994年底,达199个,贸易分区285个,总数为484个。

    比较中国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和世界各国已经建立的自由贸易区,最大的区别是:第一,中国至今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区是由政府设计和主导的。而世界自由贸易区的主体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和企业主导的;第二,中国希望通过自由贸易区试验人民币自由化,而世界自由贸易区的主体是以货币自由化为必要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世界主要国家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发展,并不存在和现行经济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冲突,并不存在自由贸易区内外制度性抵制。但是,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显然面临著制度和观念上的阻力和抵制。不久将挂牌的上海自由贸易区无非是两种命运:第一,形成对整个上海经济体制的"倒逼"机制,使得上海、深圳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制度自由化变革;第二,不能解决自由贸易区和区外的对接和兼容问题,成为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孤岛"。

    从中国的整个形势来看,显然第一种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中国根本不存在经济自由化的政治环境。在政治改革完全搁置,意识形态全面倒退,宪政和公民社会都遭到否定的氛围下,这种以经济自由化为目标的自由贸易区试验,最终不过是一场乌托邦的试验,所谓的"可复制、可推广"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梦想。因为,中国的现政权不会容忍真正的经济自由化扎根和扩张,经济自由化最终会导致政治和思想自由化,必然动摇国家垄断的基础,动摇一党专政的统治基础。
 

 

 

 

 

发件人:xianyan9738<xianyan9738@vip.sina.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时 间:2013年07月21日 10:18 (星期日)附 件:1个(新建文本文档.txt )

中国经济的出路

冼岩

   2009年,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祭出“4万亿”大招,一举止住了经济下滑趋势,在全球一片哀鸿中再现了“一枝独秀”奇迹。几年过去,今天的中国经济再次面临持续下行压力,这使得人们意识到,中国或许并未真正摆脱金融危机阴影,只是通过刺激手段暂时搁置了危机。现在,中国经济不但面临下行压力,而且似乎短期内看不到走出困境的希望——中国不但不再是“一枝独秀”,已经泯然众人;而且比之最近复苏势头颇好的美国,明显屈居下风,国际游资也闻风转向。

    中国经济面临危机、陷入困境,对此,一些自由派学者感到的不是沮丧,而是兴奋。在他们看来,这种实践的变化,“证明”了他们理论的正确:全球经济只能有一种成功模式,根本没有什么“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通过一些短期见效的手段,达到一些暂时、表面的效果,却留下巨大后患和严重后果——他们或许忘记了,这种“短期”,代表的是持续30多年的持续高增长;所谓“严重后果”,包括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相信这样的“短期”与“后果”,是全球大多数国家梦寐以求不可得的。今天的“短期论”、“后果论”,与30多年前国内的“帝国主义回光返照论”如出一辙,都是理论或观念对实践经验的一种规避。之所以会有同样的反应,是因为二者都认为自己掌握了人世间唯一的绝对真理,任何对此质疑、反对的人,不是智力有问题,就是道德有问题。

    这些学者还忘记了,如果目前的困境足以否证“中国模式”的存在,那么他们自己所推崇的普世模式早就被否证了——要知道,整个金融危机就是由这种普世模式制造出来的。几年前还在手忙脚乱寻找解释、试图修补漏洞的自由派学者,仅仅因为大洋彼岸的一个复苏苗头,就仿佛重新“找到了组织”,扬眉吐气。按照他们的说法,美国之所以能较快走出困境,是因为坚决奉行了结构调整战略;这一过程是冷冰冰的,“要死人”的(许小年语)。美国敢于倒闭、敢于死人,所以调整成功了;欧洲害怕倒闭、害怕死人,所以不但走不出困境,而且越困越深;中国要想走出困境,同样只能真刀实枪“调结构”,同样要不怕倒闭,不怕死人。这些人没有想到或者是并不关心,中国与美国的基础条件不同,同样的操作下,美国死一个人,中国可能要死十个;再加上人口基数的不同,甚至可能死几十上百个。这样的结局,难道是中国可以承受的吗?还不谈由此可能对社会其他方面造成的冲击。这样一种普世模式,难道是值得信奉并遵循的吗?要知道,这并不是什么自然界天灾,而是人类本身社会活动所导致的结果。即使是自然灾害,人类也要想办法避免和改造;对于这样一种必须以周期性“死人”作为代价的经济运行方式,人类难道不应该想办法改造之、改变之,而只能奉若神明、恭行不悖吗?

    自由派学者奉若天条的什么“调结构”,其实政府自己早已喊了多年,为什么直到今天还要劳烦学者们当作自己专利和显示高明来接来喊?原因很简单,因为害怕“死人”,中国政府短期内调不了,推不动。学者们可以站在云端喊口号,政府却必须在泥水中趟出一条路来。这么多年趟不出,说明这条路不好走,说明它相对于当下中国的现实并非一条好路,这个药方并非对症之方。但是,明明在实践中此路不通,为什么从政府到民间却依然死抱着这个药方不放?道理很简单,一是这个药方符合主流经济学逻辑,代表了普世道路;二是中国的经济结构确实存在问题,确实需要调整,“调结构”一说抽象上并没有错——结构有问题,需要调整,但这并不是中国经济可以走出困局的突破口,也不是当前形势的对症之方,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要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的难题,不能囿于书本,囿于成见,而是要从实践出发,从政府而非市场的角度来寻找出路。因为“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及其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创造性地发挥了政府作用。

    从以往30多年的经验看,中国政府对经济的作用,一是通过制度压抵了要素价格,使企业具有竞争力;二是通过宏观政策克服了市场的周期波动,促成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之所以需要政府在宏观层面出手,是因为市场失灵。如果市场本身很有效率,可以自动解决问题,就不会有政府出手的机会。当然,政府出手挽救市场后,应该及时退出,让市场机制得以回复,这样才能保证政府和市场两个手段都能发挥作用。两个手段、两个积极性总比一个好,所以政府的强力干预不应成为常态。但因为这种干预方便、好用、可控,而市场复杂、不可控,所以中国政府习惯了多用行政手段,其结果是一方面压抑了市场功能的回复,另一方面导致边际效益递减。政府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现象确实存在,但这只是行政干预在一个方向上的失灵。中国的经济前途,不取决于回归市场,而取决于能否找到政府有效干预的新的方向,新的着力点。

    中国经济今天呈现的政府投资边际效益递减、政府失灵,是在市场失灵引致政府介入后发生的。所以,如果现在的政府不行的话,长期萎缩的市场更不行。中国的市场发育不完善,应该鼓励完善,但这是长期目标,而不是现在应对危机的正确方式。脚长得不好看应该做保健,这是对的;但鞋子不合脚首先应该做出改变的是鞋子而不是脚,只有在穿上一双合脚的鞋子后,脚的保健才能顺利进行。同理,市场发育应该是在危机解决,经济回归常道后,通过行政退出再来实现,这个顺序不能颠倒。以此来衡量新一届政府的经济作为,只能评价为“食洋不化”或“食书不化”;或者说,朱镕基懂经济是真的,李克强懂经济是假的。不能从实际出发,执着于观念或“原则”的人,在实践中行之不远。

    录像带的倒带问题,曾经是个复杂而繁琐的难题。但自从出现手动倒带器后,难题迎刃而解。所以手动和机器,优劣并不绝对,各有其不同的使用价值。同理,市场、政府各有其用、各有其长。对于市场复杂的问题,或许政府处理起来很简单;反之亦然。政府、市场不应相互排斥,更不应在观念上首先抽象排斥,而应该在实践中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不管白猫、黑猫,能够捉到老鼠才是好猫。而在现实中,往往并不是只有白猫或者黑猫才能捉到老鼠,而是有时白猫能够捉到,另一些时候黑猫才能捉到。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要走出当下困境,出路不在市场,也不是什么“调结构”,而在于政府能否找到新的支撑经济增长的方式。所谓宏观政策,财税与货币手段,并非古已有之,而是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逐渐出现并完善的。中国的国情、经济运行条件及社会基础都与西方国家差别很大,当然有可能发现或创造出新的政策工具。这既是“中国模式”逻辑发展之必然,也是“中国道路”圆满自信之必须。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8月24日 15:58 (星期六)金融时报:

现阶段中国需要国有企业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 项兵

2013年08月20日

    国有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统计,2012年“中国企业500强”总收入为44.9万亿元,相当于2011年GDP总量的95.3%。其中,310家国有及其控股企业营业收入占比为81.87%,净利润占比高达83.61%。另据国资委数据,2011年117家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0.24万亿元,相当于同年中国 GDP总量的42.9%,净利润近1万亿元。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公司数量占比30%的国有控股企业的市值占比达到了70%。

    2006年以来,国有经济开始强化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七大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的绝对控制力。如果将地方国企在燃气、热力和自来水等城乡生活保障领域的经营控制情况考虑在内,国有经济或许在十几个行业领域内拥有突出的控制力。人们担忧“国退民进”的趋势会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不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指出中国国有企业存在三大缺陷:第一,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排挤了其他企业,最终让有关系的内部人而不是有能力的外部人得益。第二,只有在有能力的政府领导下国家资本才能正常运转。第三,这种模式冲击了发达国家在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对于想在世界有一席之地的发展中国家,国家资本主义有很强的吸引力,但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了世界贸易的利益,中国应该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控制。

    中国是否应该降低国有经济比重和减少国有企业数量呢?私有化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么?笔者认为,中国正处于促进经济长期良性发展与深化改革的关键战略转型时期,应慎重考虑和深刻论证经济发展模式及其制度安排等问题。关于国有企业的存在价值,不宜只从经济层面考量市场价值,还应考虑社会层面因素。以下几方面论证提出,现阶段中国需要利用国有企业参与全球资源整合,并致力于推动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包容性增长。

    首先,中国匮乏伟大商业机构,可围绕国企培育世界级企业。

    1997 年,笔者在《改革》杂志撰文提出了企业制度划分的一个标准和“国有企业是超现代企业制度”的观点。世界上有代表性的企业制度可划分为三种:英美型、日德型和东南亚式的家族企业型。英美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相比下国企管理团队一股不持,国企采用的是一种“超现代企业制度”。在充分竞争市场机制下,若缺乏成熟独立的法律制度体系与充分的信息披露机制,现代企业制度是很难生存的,而“超现代企业制度”的生存力更脆弱,这就是为什么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体系以家族企业主导。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西方国家诞生了一批超越家族不断壮大的伟大商业机构,如通用电气、IBM、沃尔玛、西门子等,而传统家族企业则鲜有成长为世界级。这些大公司为母国培育中产阶层、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尽到了应有的社会责任。近年来,优秀跨国公司正积极转型为全球资源整合型企业(GIEs),将全球化引入新的发展阶段。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将成为强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的一个核心资本与商业能力。

    现阶段,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有着明显的经营规模效应和市场先导地位,拥有相对丰厚的人才储备和良好的领导选拔机制。在技术储备和重大项目研发方面也具备相对突出的资源优势。在法制和市场秩序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大型国有企业应被视为中国经济参与全球资源整合的核心力量之一。在全球化的竞合过程中,国有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或许有助于中国打造伟大的商业机构。

    相比之下,中国私营经济克服了普遍存在的歧视性因素,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的主导性力量之一,诞生了如华为、联想、吉利、沙钢等入选“世界500强”的大型民营企业。但仅以“中国企业500强”衡量,民营企业的综合实力和全球竞争力还很弱。如下所述,去家族化仍是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重大挑战之一。

    其次,“家天下”文化是民营企业成为世界级的内部阻碍因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天下”观念深入人心,其始于夏禹,定型于秦始皇,以后历代帝王都实行家天下,视家天下为当然。儒家文化亦有“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孟子·滕文公上》)的说法,其透射出的等级制度和阶层分化思想也使“家天下”观念深入中国社会。当代社会学家认为,中国传统“以家治天下”的思想在向现代法治跨越或转换的过程中存在障碍,“家天下”观念或许不利于增强社会流动性,会导致阶层固化。

     从企业管理和发展的角度看,“家天下”思想的制约性表现在:其一,领导力不足导致“富不过三代”。现代商业竞争的本质是人才竞争,现代企业制度下丰富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广纳人才和集思广益。“家天下”思想强调权力不外传,一流人才无法进入企业核心决策层,可能会导致家族企业因领导力匮乏而长期衰落。其二,思维局限导致“家族企业做不大”。如果富裕起来的国内企业家无法超越“家天下”文化,只想着个人荣华富贵、光宗耀祖和子承父业,这种思维缺乏激励,会制约家族追求自我超越而发展为世界一流企业,这也是华人企业鲜有世界级的原因之一。

    国有企业具备相对完善的领导干部选拔机制和领导力培育体系。第一,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企的管理者,多数拥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通过逐级升迁与竞聘考核,其综合管理能力可谓优中选优。第二,管理者轮岗或企业间调转机制,促进了优秀管理人才和管理理念的流动,有助于提升国企整体管理水平并降低系统管理风险。例如,在中海油工作了30年的傅成玉调任中石化董事长,电信运营商之间的管理层调动等。第三,全球管理资源整合。2003年起,国资委开始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央企高管。2008年,中国又推出“千人计划”,以相对优越条件吸引各类海外高端人才来华工作。长期看,类似的全球人才整合计划或将有助于缩小中国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的管理差距。

    第三,私有化并不一定能够改进市场经济效率。

    从世界范围看,国有企业并不一定意味着低效率。比如新加坡财政部持有100%股份的淡马锡公司,被看做是一个高效的投资公司,淡马锡控股57%股份的新加坡航空也被看做是世界上最好的航空公司之一。再如德国大众汽车集团、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巴西航空工业公司、韩国浦项制铁等企业,也都是国有企业的典范。

    同样,私营经济占主导的市场中不并不意味着没有垄断,比如微软公司几乎垄断了全球PC桌面操作系统(Windows)和办公软件(Office)市场。但总体看,发达经济体依靠相对完善的法制约束和反垄断条例审查,市场垄断地位往往也体现了充分市场竞争的结果。而在一些法制和市场经济秩序并不完善的新兴市场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私有化浪潮后产生了众多民营寡头垄断性企业,排挤了外部竞争力量,同样降低了市场竞争效率。例如在墨西哥,主要的行业通常都掌控在一两个家族手中,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旗下公司大约控制了墨西哥超过90%的固定电话市场、50%的互联网业务和70%的移动通信市场。

    从全球比较看,仅仅以国有或私有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来衡量市场经济效率并不科学。中国需加速推进法制建设和完善市场机制,以此为国有和非国有经济建立起高效的市场运作体系和考核体系,这也应成为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改革的重点方向之一。如此看在现阶段的中国,倡导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也应谨防私营企业垄断和不利于市场竞争的情况。

    第四,国有企业更有利于社会财富分配与构建和谐社会。

    当前中国社会政府权力依然较大,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扭曲了收入初次分配机制,使政府和企业(既有国企也有民企)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愈来愈高,而劳动者报酬的占比却每况愈下。实际上,在现阶段法制和税收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凭借巧取豪夺,可能成为了收入初次分配的最大个人受益者。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庞大的国内市场产生了很强的“造富”功能,即使是在全世界,中国经济的“造富”能力也堪称一流。在《福布斯》杂志“2013全球亿万富豪榜”上,中国大陆有122人入选,仅次于美国与俄罗斯,财富总额达到2629.6亿美元。中国上榜富豪基本是民营企业家,这无疑是件好事,是改革开放的成就之一。但在经济发展模式、法律和制度等无法有效协调并解决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不均和财富差距过大的前提下,在新商业文明尚未建立和其他收入再分配机制(如慈善和捐赠等)还不健全的情况下,“造富”功能对于中国打造和谐社会而言或许未必是件好事。

    私营企业或许拥有更高的经营绩效,但在 “家天下”思想影响下可能导致贫富不均的社会矛盾更突出,可能导致日趋严重的贫富不均问题,更不利于和谐社会构建。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 0.317(世界银行),2012年升至0.474(国家统计局),大大超出国际警戒水平,成为全球贫富不均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可见,限制国有经济规模,鼓励私人经济发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机制,这些想法的初衷是好的,但理想与现实之间或有一定差距。

    公有经济强调共同所有和共同分配,是一种“公天下”思想。尽管国企经营绩效受到一定质疑,但至少从机制上可以防止收入和财富不至于进一步流向少数人。在现实中国,国有企业的存在或许有助于缓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最大限度推进共同富裕,这有助于打造更多的中产阶层群体。正所谓“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这种观念也符合现阶段中国社会倡导和谐社会和包容性增长的发展理念。

   2013年8月《长江》杂志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8月28日 12:00 (星期三)2013年08月28日 06:16 AM 林毅夫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世界银行副行长 林毅夫

    【编者按】:作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的放缓引发诸多关注,这是是周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几何,那么合理的应对应该如何呢?FT中文网对于这一议题持续关注,近期也邀请不同意见领袖对此发言,期待以证明探索有益公共讨论,专题链接可见《中国经济放缓》。在这篇文章中,林毅夫教授认为,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外部的周期性因素所致,未来中国还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每年8%增长的潜力,而中国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也维系于后发优势。

    在经过30多年年均9.8%的超高速增长以后,从2010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出现了连续13个季度的下滑,持续时间之长为改革开放以来所不曾有过。2013年第二季度同比增长仅为7.5%,仅及年初中国政府所订之年度增长目标,而且经济继续下行的压力还很大,过去不绝于耳的中国崩溃论因而再次涌现。

    这轮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到底是因为结构性的内因所致,还是,因为国际经济尚未从2008年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中完全复苏的周期性外因所引起? 其实,不只中国,许多过去增长表现良好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在同期出现了和中国相同而且情况更为严重的增长速度下滑。例如,2010至2012年巴西的增长速度分别为7.5%、2.7%、0.9%,印度为10.5%、6.3%、3.2%。不仅如此,许多结构比较完善的高收入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也在同一时期出现了同样的下滑。这三年间韩国的增长速度分别为6.3%、3.7%、2.0%,台湾为10.7%、4.1%、1.3%,新加坡为14.8%、5.0%、 1.3%。从上述的比较可以看出,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外部的周期性因素所致。

    面对外部周期下滑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善的空间很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民间的储蓄率很高,尚且有3.4亿美元的外汇储,在维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只要采取必要的反周期的积极财政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可以稳定在年初预定的7.5%的增长目标之上。

    展望未来中国还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每年8%增长的潜力。这是因为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是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决定因素,对发达国家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是这样。但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一点不同,发达国家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一直雄踞世界技术和产业的最前沿,它的任何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的研发。研发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发展中国家所用的技术和现有的产业都是在世界技术和产业链的内部,它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用模仿、引进、集成等方式来达到,成本和风险远低于自己研发,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

    从理论上来讲,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来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它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高于发达国家,但能高多少呢?这是一个经验的问题。根据诺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13个经济体充分利用了这个优势,取得了年均7%或更高,持续 25年或更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发达国家人均GDP年均增长2%,加上人口增长,平均每年的GDP增长也就是2.5-3%;这13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高2倍还多。

    中国是从1979年的改革以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既然过去33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靠的是后发优势,要想知道中国高速增长的可能性,最重要就是要判断后发优势到底还有多大。

    怎么判断后发优势的大小?人均GDP水平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平均劳动力水平,实际上也是反映一个国家总体的技术和产业水平。中国的人均GDP跟发达国家人均 GDP的差距实际上就反映中国平均的技术和产业水平跟发达国家平均的技术和产业水平的差距。根据麦迪逊的最新数据,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国际元计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6725元,为美国当年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和美国人均GDP的差距水平。在这一差距水平上,日本维持了20年年均9.2%,新加坡20年年均8.6%,台湾20年年均8.3%,韩国20年年均 7.6%的增长。这四个经济体也是上述利用后发优势取得年均7%或更高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的13个经济体中的几个。如果和美国的这个差距所蕴含的后发优势能够让日本等几个东亚经济体实现年均7.6%到9.2%的GDP增长率,那么,从后发优势的潜力来看,中国从2008年开始应该还有20年平均每年8% 的增长潜力。如果中国能够继续深化改革,消除各种结构性的缺陷, 并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中国有可能将8%的增长潜力变为现实的增长率。

 

 

 

 

发件人:curra888<curra888@yeah.net>+(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Curra888<Curra888@yeah.net>+时 间:2013年09月04日 17:01 (星期三) www.ChinaUSFriendship.com,

为应对下一个中国做好准备

斯蒂芬•S•罗奇

译者 王胜炜

2013年9月1日

    下一个中国即将到来。然而,美国仍然迷恋著旧中国,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进行的重大转变毫无准备。7月10至11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将提供两国重塑很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经济关系的重大机遇。

    中国無疑地正在有所行动。对于将战略转移到一个更加平衡、以消费拉动增长的模式的争论已经结束,重点在于如何落实。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奠定了策略,用三个支持消费的支柱辅助以服务为主导的就业增长、以城市化驱动的收入杠杆、和一个更强大的社会安全体系。但要让球滚动,是艰难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权力集团根深蒂固的惯性。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新的领导下,已经打破了僵局。随着其管理的最初几个月的一系列惊人举动,中国的财政和货币当局已经获得新的行政指令。2013年初的经济增长放缓并没有荻得中国政府典型的积极财政刺激。相反地,新的领导层似乎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5%至8%表示认可。同样地,央行也并不急于遏制6月的流动性危机,而是利用这个机会,警惕银行,尤其是“影子银行” ,避免返回无制约和过度的信贷扩张。

    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新政策所透露的讯息是明确的:无约束的超增长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讯息因为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支持而加强;习近平相当神秘地强调“群众路线” 的教育活动,旨在解决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這“四風”所产生的问题,强调针对中国共产党一种新的政治纪律。中共正在敦促重新调整自己,以符合公民的核心利益,以及他们所需要的公平和稳定的经济基础。

    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只有当中国改变其增长模式时才有效。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动力,是以消费者为主导的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有显着降幅的趋势是一致的。这是因为每单位中国生产值中,服务业比制造业和建筑业能多产生约30%的工作机会;容许中国经济增长在7〜8%的范围内,而不是像以前的10%,也能够达到吸收所有重要劳动力和稳定社会的目标。同样地,如果中国想要开始吸收它过剩的储蓄,以刺激消费者的需求,有纪律和以市场为基础的信用配额,可以缓和过度的不赢利投资。

    随着新一届领导集体拥抱一个非常不同的政策与政治,中国别无选择地必须积极向前迈进,实施以消费为主导的平衡。美国需要接受这个可能性的来到,因为它会决定与中国即将对话的方式。这就提出了四个关键的问题:

    第一,中国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会给予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机会。随着美国消费者过去五年来的消费冻结,特别是自2008年第一季度以来,通胀调整后的消费支出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0.9%,美国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源。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及增长最迅速的出口市场。华盛顿的谈判者应该努力推行进入中国市场,以确保美国企业和它们的工人有机会利用中国的转型。

    第二,与第一有关,是中国的服务市场有一个潜在的富矿。在世界所有主要的经济体中,中国的服务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3%,比率最小。在合理的假设下,到2025年,中国的服务业规模可能会增加12万亿美元左右。在互相联接的世界里流通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中国服务业未来的爆长力,对从零售贸易、运输、到酒店及金融服务的对外服务公司而言,可能转化成为一个意外的收获,金额高达6万亿美元。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和最具活力的服务部门,这可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美国的谈判代表尤其是应该硬推进入中国的服务市场。

    第三,是美国谈判代表放弃敲打中国货币的时候了。从一开始它就是个错题,毕竟,美国反映在2012年的102个不同国家的多边贸易不平衡赤字,不会有双边的解决方案。这种多边失衡,源于美国前所未有的储蓄缺口,与政治灵感所引发的对中国货币操纵的指责,毫不相干。此外,人民币自2005年7月以来已经上升了35%,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也已经萎缩至不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敲打中国货币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已被中国货币问题劫持了太长的时间。

    第四,对网络攻击的担忧,应该立即提升至这两国之间的一个优先级问题。早在6月的习奥峰会,美国就因此而强调了近期公开披露的中国网络攻击美国军事和商业目标的证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从7月初对话开始时,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专注于这个问题。然而,自本次峰会以来,美国前国家安全局的合约工作者所披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所谓的棱镜(PRISM) 和特定入侵行動(TAO)方案,显示美方在这方面也绝非处于下风,并为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随着这两个国家积极参与网络间谍,处理这个关键问题的紧迫性,已经无庸置疑。

    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正处于关键时刻,都需要重新平衡:中国需要减少储蓄、增加消费,而美国需要节省更多、消费更少;同时,两国都需要成长到足以吸收剩余的劳动力:美国有结构性的失业,中国则有广大贫困的农村人口。中国已经有一个策略和计划,还有许下承诺的新领导层,以适合的速度推进其再平衡的议程。美国没有这些。

    美国秉持反对任何有规划性的战略和事物的哲学思考,仍然坚定地承诺“看不见的手”的智慧。这种智慧现在是值得怀疑的。但是,还有另一种扭曲。随着中国转向消费主导的增长,它会开始动用储蓄盈余和经常账户盈余,这可能导致庞大的3.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减少,从而减低中国对美元资产的需求。如果美国最大的外国债权人不再购买美国国债,是谁,和以什么条件,还会资助一个看似长期的美国储蓄短缺?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对称的世界,但两个相互依存经济体的这种不对称的再平衡,可能会给美国和中国带来巨大的挑战。即将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两国提供了一个机会,去把握这些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9月16日 09:46 (星期一)附 件:1个(陈平:再谈科斯对经济学的颠覆.doc ) 查看附件

再谈科斯对经济学的颠覆

——与科斯的中国弟子们商榷

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 陈平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与社会中心研究员 陈平

《金融时报》中文网

    【编者按】:9月2日,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逝世,享年102岁。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奠基人,其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深远。

    为纪念科斯教授,FT中文网刊发了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的文章《科斯的中国影响力》,香港大学教授许成钢的文章《科斯对经济科学的启蒙》和山东大学盛洪教授的文章《可惜科斯未圆中国之梦》,以推动公共讨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与社会中心研究员陈平教授与几位学者对科斯的认识不同,陈平认为科斯对经济学的最大颠覆性贡献不是发现了企业的边界,而是揭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边界。FT中文网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我研究科斯,是受杨小凯、周其仁、张五常和盛洪的激励。我中科大文革中毕业,先当了5年铁路工人,做了5年氢弹和平利用的热核聚变实验,留美转做非平衡物理学和演化生物学的理论,四十岁才专心在物理系研究经济近20年,然后回北大教复杂经济学。

    我读科斯的文章,犹如读安徒生童话。以理想资本主义的眼光观察真实世界,在亚当·斯密之后,只有科斯了。马尔萨斯、马克思、熊彼特、凯恩斯,我熟悉的萨缪尔逊和罗斯托,对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了解,都比科斯复杂的多。经历过两次大战、大萧条、和2008金融危机,还对资本主义如此充满信心的理想家,实在难得。我见过不少理想社会主义者。见过理想资本主义者如科斯这般可爱的人,也只有张五常有点相似。听张五常讲科斯故事,读科斯百岁答词,让我想起先师普里戈金对我常常引用的,英国数学与哲学家怀德海的话:“思想的碰撞不是灾难,而是机会。”

    科学理论需要抽象,做科学抽象的人,多半是理想家或者梦想家。科学和童话、宗教、与神话的差别在实验检验。检验成立被称为科学,否定则被人遗忘,待定或存疑被称为假说。科学和市场一样竞争激烈。但是科学和市场的游戏规则不同。市场竞争,钱多者胜,或者市场份额大赢家通吃。虽然微软的操作系统毛病百出,但是先占了市场,“路径依赖”,挡住了后来更优的竞争者。所以,许多人对达尔文的理解是错误的,不是“物尽天择,优胜劣败”,而是“物尽天择,适者生存”。

科斯是提出问题的人

    科学发展的生命周期,是观察-问题-假设-检验。我认为科斯对经济学的巨大贡献是提出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科学史上的经验表明,提出一个好的科学问题,就解决了问题的一半。科斯去世引发的媒体报道之盛,我的记忆中只有弗里德曼和萨缪尔逊可以比美。科斯问题引发的争议,比不上马尔萨斯,也可比凯恩斯与海耶克。科学有争议才有新意。中国人的学风害怕争议,对长者喜欢歌功颂德,缺乏批判思维,这是中国的理论思维落后于英国和德国的原因之一。

    资本主义的发源在意大利城邦和尼德兰,英国在亚当-斯密之后铺开的工业革命才创造了现代经济。美国的贡献是发展了规模生产。奇怪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只关心大规模生产以前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和均衡。科斯的企业理论,是从观察通用汽车公司的案例开始。科斯提出一个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会有企业?他的猜测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观察来自于劳动分工。他认为劳动分工受限于市场规模。马尔萨斯注意到市场规模受限于自然资源,对人口增长必然有约束,启发达尔文提出生物演化论。达尔文又影响了马克思。科斯是英国人。我不明白科斯问题为何与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没有对话。亚当-斯密讨论劳动分工,企业是劳动分工的一种组织形式。马尔萨斯讨论资源限制,不同的市场定位和市场规模,必然对企业的大小、形态、结构、战略产生影响。

    如果邀请达尔文做跨学科研究,像马歇尔希望的那样,把生物学视角而非力学视角引入经济学,应该对企业类型先分类,再看不同类别之间的关系。但是科斯只接受了伦敦商学院的传统,固执研究交易成本一个变量,企图确定企业边界,就带来种种困惑。张五常问科斯,一个花农,用养蜂人的蜜蜂给花授粉,是否算企业?科斯不能答。我也问大家一个问题:汽车大厂可以拆分或并购部件厂,铁路、核反应堆、和宇航飞船如何用拆分和交易的办法进行劳动分工?经济学有可分性与不可分性的问题,复杂科学有简单性和复杂性的问题。低等动物蚯蚓刀分两段,两段皆可活。高等动物把人腰斩就死了,就算做现代外科手术缝合也不能活。科斯常常抱怨世人误解他的思想,却没搞清误解发生之源。

    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是从微观的会计角度看经济组织。张五常受科斯启发,却又颠覆了科斯,提出“制度成本”概念,是从宏观角度看问题,发现“中国经济制度”的“县级竞争”与西方的市场模式不同。张五常从自己的观察走到达尔文的视角。科斯的可爱之处,是对张五常大加赞赏,而非恼羞成怒。这是中国的学长们要好好学习的了。

社会经济冲突的化解

    科斯的第二个贡献,是认为社会经济冲突可以用双方自愿交易来化解,前提是产权可以界定和交易。其应用的著名案例,就是拍卖广播频道,和污染权的交易。科斯在中国爆得大名,是张五常介绍香港的拍卖土地使用权的经验,解决了中国的基础建设资金的原始积累问题,才能吸引大批外资企业到中国落户。中国也得以避免拉美、苏东、和东南亚的外债危机,保持中国改革开放的自主权。但是,科斯1960年的社会成本一文,在实践和理论上,引发更多的争议和问题,是科斯成名的原因。

    科斯为人低调,得了诺奖却强调自己没有发明新的理论,只是把新古典的价格理论引入制度分析。但是,经典的价格均衡,要求无数的竞争者,才有“看不见的手”。萨缪尔逊指出,两人博弈有无穷解,不可能有均衡解。科斯的答辩从均衡论改宗为演化论,说不愿意交易的人是不能生存的。我以为科斯错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农夫和牧民的矛盾象征就是长城。至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别说两方交易,有第三方斡旋也不成,始终是用武力而非金钱谈判。中国的征地和污染问题,涉及的谈判对象是一与多。土地拍卖,没有均衡价,拆迁成本越来越高,基建速度越来越慢。沿海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开始挤出实业。全盘私有化的东欧、南欧的问题远比中国严重。英国前任交通部长告诉我,英国必须学中国修高速铁路,但是英国又很难学中国,因为英国的产权制度保护既得利益,很难调整产业结构。

    科斯和王宁对中国改革是“边缘革命”的观察,有点类似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见解。只是东欧前苏联的改革,直接攻入工业化的核心,但是经济损失竟然高于二次大战,不知如何解释?科斯已经仙逝,期待王宁的《变革中国》续集有所发展。

对边际成本定价和垄断概念的突破

    我对科斯的贡献评价,远比科斯本人为高。科斯还有两个理论贡献(注意:不是经验观察),西方学界少有人推崇,我读到是大喜过望。其一是突破边际成本定价。新古典价格论的基础是边际成本定价。弗里德曼发现没有边际定价的经验证据,但是没有替代理论。科斯1946年提出的多阶段定价不但可以在实践应用,而且可以更新价格理论。可惜美国经济学的学术市场反应平淡。其二是突破垄断概念。科斯1972年的文章争辩说,耐用消费品的垄断,也有竞争。可惜科斯没有给出数学证明,后人用博弈论跟进的结果,有赞成有反对,经验观察的结果也不一致。科斯后来自己的文章选集竟然把这2篇闪光大作弃之不收,回忆录也鲜有着笔。是科斯自己改变初衷,还是迫于学术市场压力,不得而知。

科斯的思想市场与中国经济学人

    科斯百岁之时鼓吹“思想市场”,我不以为然。出版业当然有市场。但是科学思想的检验是少数精英依据实验的选择过程,既非用钱投票,也非按人头投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如非普朗克慧眼识珠,要走美国的市场销售路线,匿名审稿过程,或文章引用排名,都是必死无疑。科斯思想让世人莫名其妙,很大程度是科斯的营销策略造成的。Kitch1983年文章描写了芝加哥学派如何形成的过程。科斯不承认芝加哥学派对他的影响。科斯自己说,他初到芝加哥,见大家(应该指后来发明“科斯定理”的斯蒂格勒)忙于研究反垄断问题,他争议说垄断也有竞争,但是芝加哥没人听他。后来他把1960年的文章标题,借用了奈特的“社会成本”概念,大家立刻就接受了,至少是从奈特的角度理解科斯。然而科斯嘲笑听众的智力不够,因为他在文章内再也不提社会成本的概念。我认为科斯逻辑上是对的。如果双方交易可以解决冲突,连仲裁或法庭都不需要,哪里还有社会和国家?历史是否如此,后面再谈。

    周其仁在他纪念科斯的文章里宣称,价格论加上交易成本可以解释政府和国家。我猜他要么没有读懂科斯,要么采用科斯的营销策略。科斯的理想资本主义是零交易成本的世界。所有生命体都要消耗能量,排出废热(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物理学叫熵)。没有摩擦力,也没有相互作用的系统,物理学叫理想气体。生命现象产生于凝聚态,比固体、液体还要复杂。自由粒子自由碰撞,连组织都没有,还有什么企业和市场?以摩擦力比喻交易成本,不仅不了解非平衡物理学,也不了解生物学。如此观念,比马歇尔对经济的了解还差。周其仁如能发明新政府论、新国家论,只能称周其仁模型,或后科斯模型,不可能是科斯理论的一部分。

    许成钢把科斯比为普朗克和牛顿,对科斯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对经济思想史的简化令人惊讶。把牛顿世界观引入经济学的是马歇尔的供求平衡。可惜需求和供给两个都是不能直接观察的隐变量,不像牛顿方程两边的力和动量的改变都可以直接观察,所以新古典经济学至多是前牛顿力学,如何又到了普朗克的量子力学?科斯观察的真实世界,只有奈特的一小半,即没有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的世界,也就没有利润,才会有假设的交易成本等于组织成本。我要把奈特思想引入企业理论,必然发现企业的本质是创造价值。企业家创新要冒不可预测的风险,成本考虑是次要因素,对远景的前瞻和对环境变化的应变,才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之道。许成钢对科斯的评价,忘记了奈特、熊彼特、和凯恩斯的贡献,可谓“目中无史”。许成钢自己对M型组织的研究,和张五常有异曲同工之妙,却无张五常规范变革的雄心,实为可惜。凯恩斯尚知非欧几何与欧氏几何的差别,以此推进非均衡经济学的研究。许成钢之父许良英是翻译爱因斯坦的专家。许成钢应当比凯恩斯更容易理解爱因斯坦对经济学的启发。

揭示新古典经济学的边界

    我认为科斯的最大的颠覆性贡献,不是发现企业的边界,而是揭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边界。科斯毕生信仰的价格供求理论,前提是完全竞争才有价格均衡解。科斯把价格论的思维用于企业和制度的分析,断言双方产权交易,无需第三方中介,在交易成本可以忽略的情况下也有均衡解,在交易成本高的情况下也必定有解(是否次优难以判断),完全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也颠覆了斯密、马尔萨斯、奈特、熊彼特、哈耶克和凯恩斯。

是否存在“政治科斯定理”?

    在中国学子的诸多纪念文章中,只有姚洋注意到,科斯在一个抽象和纯粹的环境中研究非市场交易的过程(我称之为“科斯童话”的原因),其假设对社会科学提出基本挑战。麻省理工学院阿西莫格鲁质疑是否存在一个“政治科斯定理”?假如存在,中东危机应该很快过去,中国未来转型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会大增。如果不存在,邓小平所抓住的和平发展机遇,至少可以延续20年。政治科斯定理是可以由历史与实验分别检验的。

    张五常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解决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全球化市场的兼容问题,包括中国人喜爱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西方人可以理解的“红色资本主义”的兼容问题。张五常对科斯规范的研究,发现科斯理论隐含消费和投资的对称性,我拍案叫绝。张五常启发斯蒂格利茨提出信息不对称,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的弱点。张五常的科斯对称论,启发我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边界,和演化经济学的起点。张五常是典型中国君子的高风亮节,宣传产权却不计较自己的知识产权,把自己的贡献戴上科斯的桂冠,以报答科斯的知遇之恩。我是旁观者清的物理学家,要解释中国人对世界经济学的贡献,必须点明哪些是“科斯童话”(或者“科斯理想”),那些是“张五常洞见”。我将另写专文,当然文责自负。

    科斯生前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学家,可能在英国美国之后,总结中国经验,主导下一代经济学。中国学子们感动的涕泪交流。我对中国目前的学风能否实现科斯期望深为忧虑。牛顿有言,他能比别人看的远些,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上。我的理解,就是要从巨人的问题出发,理解巨人的成就和局限,用新的方法解决巨人留下的难题。如果跪在巨人脚下顶礼膜拜,虽然心诚意正,只怕难以实现巨人的殷切期待。

    2013年9月10日

    (注: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春秋研究院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与社会中心外籍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编辑 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9月17日 09:49 (星期二)附 件:3个: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 等...) 查看全部附件

     大军智库网编者按:看了科斯先生对中国发出的十大忠告,第一是怀疑,这是不是真的是他的东西,是不是骗子编造的。如果是真的,那么科斯这老头快一百岁了,还是个老糊涂。他完全不知道中国是一个和美国完全不一样的国家,中国很难按美国的模式行事。中国有美国那样的新大陆吗?中国人能像当年的美国人那样赶着马车向广袤的毫无人烟的黑土地西进跑马圈地吗?中国人有美国那么多人均占有资源吗?中国人为什么热衷于学习苏联,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小农经济国家,这种国家很难做到美国那样的自由主义。

    科斯老头活了一百多岁,也不明白国与国是不同的这个简单的道理,却硬要死板硬套把他那套东西让中国人学习。他和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两个体系。今天的世界,只剩下了中国还存在一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习科斯,就是连根切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残留。但愿那时的中国不要再发生无产阶级革命。

对中国发出的十大忠告

罗纳德·科斯

    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官方网站今晨发布消息称,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去世,享年102岁。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奠基人,其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深远。2008年7月14~18日,科斯教授以98岁高龄,亲自倡议并主持召开了“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科斯生前曾对中国发出十大忠告:

一、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

    只要有自由竞争的环境,私企是非常懂得如何应对这些交易费用的。如今对私企最大的挑战是,他们仍然遭受着种类繁多的政策和政治歧视。他们很难进入资本市场,因为资本市场主要是由国有银行所控制。

    要抛开为私企设置的种种限制。只要私企(或任何企业)是依法运营,就该享有自由。如果一些经济行为体不遵守市场原则,市场经济就不会成功。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

二、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

    只要交易双方可以自由讨价还价并达成交易,市场行为就可以发生。中国的情况是,政府宣称了对土地的拥有权。国家必须允许土地的事实所有者——多数情况都是农民——进入市场。这样,国家可以通过收税在土地交易中获得很大利益;同时,为了自身利益,就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

    中国在土地交易方面的所作所为,应该叫做单方面获取,这显然并不是市场行为。

    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带来大量失去土地者的抵抗,这在中国已经被广泛报道。

三、中国应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问:深圳发布了一个土地双轨制文件,允许深圳农村变卖集体所有的工业用地。你认为这是否为中国土地政策提供了一个改革的方向?

    科斯:深圳的政策显然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是一个辽阔而多元化的国家。一种方法或许在一个地方能取得成功,但在其他地方可能就行不通。中央政府应该鼓励地方政府大胆尝试不同方法,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四、在中国,教育和税收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

    不平等在任何自由市场经济中都不可避免。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以及地区多样性,基尼系数高也在预料之中。争议的核心在于,导致不平等问题出现的中国市场经济,其深层问题是什么。

    比如教育和税收制度,在最发达国家都发挥着强有力的抑制不平等的作用。而在中国,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只要社会流动的大门是打开的,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人对自己的未来、自己孩子的未来有希望,那不平等本身就并不是问题。

五、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然开错了药方,需要反思

    在发达国家,更替水平生育率被设置为,每位女性平均生育2.1个孩子。长远来看,独生子女政策并不可持续。另外,保证政策的实施过程,一向是高成本且充满暴力的。随着一个国家的富裕,女性也趋向于自愿降低生育率。今天没有必要来强制执行如此严苛的政策了。
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削弱了中国的劳动力数量,还降低了其质量。研究已经表明,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之后出生的中国儿童,其社会技能被迫变低。当然,其影响也在经济之外有所体现。它在基本社会结构上,也严重削弱了家庭。

六、“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然而,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我们称之为的“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

七、中国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

    我相信经济增长的秘诀是分工,研究分工就必须考察真实世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呼吁我的同行们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不过没有什么效果,我的同行们似乎不大愿意听我的劝告。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那么多优秀的经济学者,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我始终对中国寄予厚望!

八、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

    人类社会到处都存在着腐败。过去50年间,我在芝加哥的家中也常常听到市政官员的腐败新闻。伊利诺伊州的两任州长现在都身陷牢狱。我的同胞、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公爵解释得很清楚: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如果政治体制是透明的,如果权力由法律来约束,如果任何权力的滥用都可以追溯责任(自由媒体和独立司法体制因而是需要的),那么腐败就不会威胁到秩序和稳定。

    不管是政治改革、法制改革,还是体制重建,叫法无所谓,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

九、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

    “具备批判思想,愿意挑战权威,而又宽容、虚怀若谷的公众,是自由思想市场发展的沃土。”

    中国没有理由比韩国、日本或美国缺少创意。只要中国开放思想市场,允许大学独立、自治,给私企以与国企同等的待遇,中国就会迅速在科技方面更上一层楼。

    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我收到过许多中国读者的来信,经常被问的是,“科斯教授,为什么没有中国科学家被授予诺贝尔奖?”对此,我真的无法回答。
中国已故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许提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在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钱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

    钱学森之问帮我回答了中国读者向我提出的问题。而就钱先生的问题,我却有个答案,那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来说,压制思想市场会遭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服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 威胁社会的稳定。

    “钱学森之问”清晰表明,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人才的多样性必将枯竭。

十、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

    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我相信你们是不会让我失望的!”

  (2013-09-02)

 

 

 

附一篇阅读参考文章: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9月17日 17:24 (星期二)附 件:1个(Robert_Kagan_Dangerous_Nation_Americas_Place_in_th ) 查看附件“高富帅”独立全书及书评

    大军网编者按:为配合了解上篇文章,特地发出这篇文章,以深入了解美国。

美国独立的神话与事实

海裔

2013/09/16

    摘要:北美独立真的是在英国重压之下活不下去的反抗之举吗?卡根和弗格森都说“No”。在《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中,卡根用很大篇幅描绘了北美独立之前的英法七年战争,他指出,英国很大程度上是被北美殖民者们“拖入”与法国的战争的,原因是殖民地的大财主们一直想借助英国的军队来打垮法国人,以进占富饶的俄亥俄河谷。

    关键词: 海裔 章永乐 帝国主义 美国独立

    [美] 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Dangerous Nati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from its Earliest Days to the Dawn of the 20th Century),袁胜育、郭学堂、葛腾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一部虚构的神话

    国朝知识人熟悉这样一个美国独立建国的神话:一群在旧大陆受到迫害、走投无路的清教徒,坐着船到新大陆上寻找他们的乐土。他们在北美建立了殖民地并推行"孤立主义"的路线,不想干涉他人,只希望他人"leave me alone" ("别理我")。然而宗主国英国仍然步步紧逼,征收重税却不给政治代表权。最终,迫于无奈之下,他们揭竿而起,宣布独立,并战胜了宗主国的军队,获得自由,并共同建构了一个优良秩序。

    这个"官逼民反"的故事中每一句话都有虚构的成分。有两本书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些虚构,一本是美国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所作的《危险的国家》,另一本是大英帝国主义的辩护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作的《帝国》。这两位作者都是货真价实的"帝国主义者",卡根试图追溯美国的扩张主义传统,以便为当下的扩张主义张目,弗格森则试图突破当代世界的反殖民主义主流共识,为大英帝国论功摆好,他们的直接意图并不是要破除美国独立建国神话,但在追求其他意图的同时,他们发掘的一些史料,却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美国诞生的历程。

    到北美的人都是因为受了宗教迫害,从而希望到新大陆上建立"山巅之城"吗?卡根说,没那么简单。一小部分人当然是如此,但新大陆的发财机会迅速冲淡了清教的宗教乌托邦。更何况,在清教徒抵达新英格兰以前就建立起来的弗吉尼亚和其他沿切萨皮克湾两岸的定居点,殖民的动机一开始就是高度物质主义的。

北美殖民者一开始就是贪婪的、充满扩张主义精神的

    北美殖民者遵循"孤立主义"路线吗?卡根指出,北美殖民者一开始就是贪婪的,充满扩张主义精神的。无论是弗吉尼亚公司(the Virginia Company)及其"探险家"定居的切萨皮克湾地区,还是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建立不久就向内地扩张,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持续进行。殖民者不仅是追求安全,而且将自己视为英国文明的先锋,认为自己是在领导人类走向未来。

    北美独立真的是在英国重压之下活不下去的反抗之举吗?卡根和弗格森都说“No”。

    在《危险的国家》中,卡根用很大篇幅描绘了北美独立之前的英法七年战争,他指出,英国很大程度上是被北美殖民者们"拖入"与法国的战争的,原因是殖民地的大财主们一直想借助英国的军队来打垮法国人,以进占富饶的俄亥俄河谷。早在18世纪40年代末,弗吉尼亚的精英们就开办了两家殖民公司,以获取俄亥俄河谷为目标。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等美国国父都参与了俄亥俄河谷的土地投机。1749年,乔治二世将俄亥俄河谷50万英亩的土地批给了俄亥俄公司。而当时的俄亥俄河谷并非只有英国殖民者,还有法国定居者以及印第安人。在1713年签订的《乌德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中,英国同意与法国在北美并存,而且在英法不同的殖民地之间建立了一个印第安人"缓冲区"。但英国的北美殖民者对此非常不满,不断在缓冲地带挑起与印第安人的冲突,干扰英法两国的和平局面。而人口的对比也日益不利于法国人。1754年,在北美地区总共有7万法国殖民者,而英国殖民者已经达到了150万人。法国人不得不加强防备,阻止英国殖民者的扩张。

    在这种形势之下,富兰克林和其他北美殖民地领导人频频前往伦敦,游说议会对法国出兵,以夺取法国的北美殖民地。18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英国公众舆论也变得日益好战,因此来自北美殖民者的游说也逐渐得到了议会的正面回应。1754年,弗吉尼亚民兵上校乔治·华盛顿在前往俄亥俄河的分岔口的路上袭击了一支由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组成的小部队,打响了英法两大帝国在北美新的争霸战的第一枪。大英帝国派出军队,耗费重金,在北美占领了法属加拿大地区。战争的费用,大部分还是英国自己承担了的。

    然而围绕如何"善后",英国内部却发生了一场争论。著名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兄弟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主张将加拿大还给法国,他指责英国的北美殖民者侵略成性,对土地贪得无厌,担心大英帝国扩张过度,引起法国的仇恨。同时,他认为北美殖民者一旦翅膀长硬,就会脱离伦敦的控制。因此,用法国人来牵制北美殖民者,不失为良策。而北美扩张主义的代表富兰克林大力驳斥威廉· 伯克,认为扩张主义有利于大英帝国。最终,威廉·伯克的主张没有得到议会接受。英国没有向法国归还加拿大。但对北美殖民者的扩张野心,英国政府不是毫无防范。英国政府颁布了领土扩张禁令,让北美殖民者再次与他们垂涎的俄亥俄河谷无缘。

颠倒黑白

    既然伦敦出兵帮其北美殖民地子民们取得了法国人占据的土地,那么,在伦敦的帝国政府部长看来,让北美殖民地出点血是应该的。于是,英国对北美殖民地课以若干赋税,但遭到北美殖民地的抵制。为了论证抗税的合理性,以富兰克林等为代表的殖民地精英们论证,北美殖民地在英法七年战争中是被动地卷入的,全然忽略掉他们自己之前对伦敦的主动游说。殖民地精英们也搬出了"无代表、不纳税"这样的说辞,但实际上他们对派出代表去伦敦议会并没有实质兴趣。如果从有先见之明的威廉· 伯克的角度来看,北美殖民者的表现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得到大英帝国的好处之后,翅膀长硬了,要单飞了。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经济数据上看北美的实力。在革命前夕,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高于任何欧洲国家,其经济增长大部分来自生产和销售,全都在殖民地市场内部解决,根本不需要依赖对英格兰与欧洲的出口销售。美国人口每25年就增加1 倍,其增长率远远超过欧洲任何一个国家。这种实力的增长,让北美殖民地逐渐藐视他们的宗主国。而七年战争之后英国政府颁布的领土扩张禁令,更是引发了他们巨大的怨恨。

    北美殖民地头上的税负重吗?弗格森说,根本不是。1763年,英国人均缴纳税收26先令,而马萨诸塞的纳税人只缴纳1先令,同时北美殖民者从总体上比他们的英国本土同胞更富裕。英国政府在税收问题上也不是那么一意孤行。1765年英国议会提出《印花税案》,总额不到11万英镑,遭到北美抵制,次年取消。之后达成的协议是英国只在对外贸易中征税,国内交易中不征税。两年以后,新的财政部长尝试开增一些新的海关关税,但作为交换,英国政府将茶叶的关税从每磅一先令降到了3便士。1770年,这些新增的关税又被废除,而降低了的茶叶关税维持在每磅3便士。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教科书中津津乐道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却是因为关税降低而非增加而起。这次倾茶事件的发起者并不是消费者,而是波士顿富裕的茶叶走私者。他们之所以倾倒茶叶,是因为英国政府将茶税从每磅一先令降到了3便士,导致他们没法从倒卖茶叶中牟利!教科书将"波士顿倾茶事件"包装成为对大英帝国过重赋税的抗议,可谓颠倒黑白。

富人革命而非穷人早饭

    由此看来,北美独立革命实际上是"翅膀长硬了"的富人发动的革命,而不是生活不下去的穷人的造反。这个结论其实并不意外。"屌丝"们往往是活不下去才造反,但"高富帅"造反根本用不着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他们手头掌握了许多独立的资源,自我期许很高,只要期望受挫,就可以引发革命。

    既然这是场"富人革命",富人们到底要什么呢?他们真的对派出代表去伦敦有兴趣吗?非也。北美的富人们翅膀已经长硬了,他们希望自己的议会获得与英国议会平起平坐的地位。当然,这不意味着他们要彻底脱离大英帝国,实际上,他们能接受奉英王为共主的邦联式解决方案。但伦敦显然无法接受这群子民的狂傲,于是战争爆发了。

    在北美独立战争的过程中,许多细节也是美国教科书不愿意去强调的。比如说,法国人在独立战争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教科书突出了北美民兵英雄无畏的革命精神,却不谈这些民兵战斗力的低下。离开法国人的支援,北美独立战争的胜利根本不可想象。

    此外,美国教科书也不会展示当时北美殖民地社会的内部分裂。弗格森指出, 北美独立战争可被视为大英帝国的一场内战,"最暴力的斗争往往不涉及英国常规军,而是在发起暴动的殖民者与那些依然效忠于王室的同胞之间发生的。" 比如说,富兰克林是独立势力的领导者之一,但他的儿子威廉作为新泽西的总督,仍然效忠于国王。父子俩从此决裂,不再说话。英属北美洲的白种人中有1/5人在独立战争中仍效忠国王,他们甚至组成民兵,协助英军进行战斗。在英国决定放弃北美殖民地之后,有10万保皇派臣民从13个殖民地逃离到加拿大等地。弗格森指出,"令人吃惊的地方在于,竟然那么多人用脚投票,反对美国的独立,而选择为了'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效忠英国国王和大英帝国。"

    英国为何放弃北美殖民地呢?并不是他们真的打不赢。弗格森认为有若干因素起作用:首先是由于英法之间的战争是全球性的,英国在欧洲压力较大,难以将过多兵力投放到北美;其次,英国本土也有不少人同情他们的北美同胞,不赞成往死里打;最后,北美殖民地当时的经济价值还比不上加勒比海沿岸殖民地。对大英帝国来说,丢掉北美算不上是严重的经济损失,但为了持续占有它,却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英国人是在计算成本-收益之后,才放弃北美殖民地,并不是被逼掉墙角、迫于无奈才放弃的。

美国独立战争的巨大的污点

    最后,弗格森认为这场独立战争的巨大的污点是,它一方面高呼人与生俱来、不言自明的自然权利,另一方面却保留了奴隶制度。而在失去美国殖民地的10年后,英国人先废除奴隶贸易,后来又在整个大英帝国内废除了奴隶制。实际上,早在1772年,英国的曼斯菲尔德勋爵在萨默赛特案(Somerset vs. Stewart) 中就判决奴隶制在英国为非法,尽管英国本土的普通法判决在北美殖民地发生作用的机制比较复杂,但这个判决还是很有可能导致北美较快废除奴隶制。北美的独立,导致奴隶制这种不人道的制度在北美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

    概括起来,两位作者给我们勾勒出了这样一幅美国革命的图像:这是享受了帝国保护、长硬了翅膀的北美殖民地富人所发起的脱离大英帝国的运动,但也可以说是大英帝国的一场内战,作为内战失败方的保皇派最后"用脚投票",离开了北美殖民地;革命还留下了保留奴隶制度的污点。

    很明显,美国的教科书是不可能这样写的,因为这幅图像的每一个部分都在贬损着这场革命的神圣性。美国这个新建的国家需要一个建国神话,以将自己的公民凝聚起来,而所有不利于神话建构的历史细节当然都要被过滤掉。对此,我们应当给予同情的理解,因为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建国神话,而每一个建国神话都需要作类似的事实过滤。但需要问的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否有必要去刻意维系美国的建国神话。至少对我来说,答案是否定的。中国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为自己所用,但其前提是,这些成果是真实的,而不是想象或者虚构出来的。因此,要学习美国的政治成果,不能只看美国人说了什么,而必须看他们实际做了什么,必须在其行为的语境中来理解其言辞。

美国独立史对中国的启示

    理解美国革命的"高富帅"性质,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些不必要的思想负担中解放出来。长久以来,许多知识人热衷于比较近代中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并为中国革命的激进性和持久性而深感遗憾。但读了卡根和弗格森的作品之后,我们可以对这种比较的方法论有所反思。事实上,两地革命有着极其不同的条件。美国革命是"高富帅革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从一个缺乏维护统一的战略意志的帝国中脱离出来成立新国家;而由于领导革命的人是“高富帅”,他们当然要维护殖民地的财产秩序,不允许屌丝们起来继续革他们的命。于是,在接下来的美国制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国父”们的共识是要建构一个“高富帅”精英统治的“共和”国家而非“民主”国家(这一共识及相关制度建构在1800年遭遇冲击,并向着更民主的方向转化,但这是后话)。

    而中国近代革命与此很不相同。1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已沦为“屌丝”国家,中国“高富帅”们的内部团结也出了很大的危机。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高富帅们由于内部的冲突和外部列强的压力,连基本的政治稳定都无法维持。既然"高富帅"集体建立不了秩序,一部分被甩出来的“高富帅”就去和“屌丝”结合,发动屌丝革命。而既然是“屌丝革命”,财产原则就不可能是神圣的,结果是“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高富帅”尽可以控诉“屌丝革命”是“痞子运动”。但需要理解的是,“痞子运动”之所以能成星火燎原之势,从根本上是因为中国的“高富帅”们没有能力将辛亥革命后碎片化的中国重新整合起来,没有能力阻止中国国际地位的下坠。士绅因为科举的废除已经不再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性利益关联的群体,商人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也非常弱,官僚们服务于不同的新主子,军队则掌握在大大小小的军头手里。而最大的军头袁世凯称帝犯了忌讳,被其他军头拱翻,袁世凯一死,军阀割据和混战的时代全面到来。一群在刀口生活的军头们是不可能像1787年费城一间小黑屋里不带兵的“高富帅”那样,排除强力和偶然性的干扰,“谈”出一个优良宪法秩序来的。即便是开费城会议这种机会,也是特定历史时势的产物,是从欧洲到亚洲的旧大陆上很难有的。同时,随着平等意识的深入人心,随着“屌丝”们政治意识的觉醒,18世纪若干“高富帅”在费城小黑屋里密谋一下就能为一个国家奠定新秩序的时代也已经过去。这一事件可以欣赏,但已绝难模仿。

    也许我们需要做的是,让神话的归神话,让现实的归现实,克服"生活在别处"的心态,实事求是地面对中国的历史传统与当代境况,培育自身的政治能力,走出中国自己的成功之路来。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7月30日 16:44 (星期二)

外储神秘掌舵人朱长虹

第一财经日报

2013-07-29

    核心提示:朱长虹行事极其低调,近照难觅,更别提寻找他自己对投资的分析或任何关于其投资策略的信息。网络上唯一进入公众视野的一张照片,还是他学生时代的黑白照。当中外媒体把目光聚焦于他时,他依然保持“隐形”,全球媒体上找不到一张他的近照。他就是中国华安投资有限公司(SAFE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下称“华安投资”)首席投资官朱长虹。近日《华尔街日报》盛赞他在投资全球最大的现金储备上的明智选择。

    如果要对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公司进行一个对比,相信中国外汇管理局(下称“外管局”)的特别投资工具华安投资在其神秘性和资产管理规模方面都位居前列。注册在香港的华安投资的职责是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保值升值,而截至2013年6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3.5万亿美元。

    2010年2月,朱长虹在外管局局长易纲的力邀下,从全球最大的债券基金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辞职,加入华安投资担任首席投资官。朱长虹行事极其低调,近照难觅,更别提寻找他自己对投资的分析或任何关于其投资策略的信息。网络上唯一进入公众视野的一张照片,还是他学生时代的黑白照。

神秘“超级管家”

    朱长虹一贯低调,早在就职PIMCO时就鲜见其公开露面,关于他的信息也仅限于公司的任命公告等。1999年加入PIMCO公司的朱长虹,曾担任政府债券、机构债券以及衍生品部门的投资组合经理,其投资经验与外管局重仓持有的资产类别较为相符。

    2009年圣诞节后,朱长虹正式辞去PIMCO的重要职位,并于2010年2月回国履职。华安投资的性质使被称为“超级管家”的朱长虹低调的性格得以发挥到极致。

    华安投资1997年成立于香港,注册资本20亿美元。华安投资公司章程显示,该公司可投资各种金融工具,包括证券、外汇和商品等,代理外管局管理外汇储备及经外管局所授权批准的其他所有相关货币财务事宜;在全球范围内管理投资基金,以及管理国家外汇储备或从事其他经中央银行授权批准的业务。

    朱长虹在华尔街丰富而成功的经历对持有巨额美元资产的外管局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朱长虹是在衍生品方面顶尖的华人之一,应该算是华尔街华人圈中投资领域成绩最好的一位。”一位在华尔街任职的投资人士说。另外根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对其履历的梳理,每十年朱长虹的人生就会发生一次重大的改变。

    1970 年出生的朱长虹是安徽庐江人,198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1989年大学毕业,获物理学学士学位,同时获得中国科大最高荣誉郭沫若奖学金。随后赴美留学,于1994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他进入美国银行工作,“他曾建立的利率和抵押贷款的模式,在美利坚银行利率风险和相对交易价值保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朱长虹在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友吴向阳曾对媒体如此说。吴向阳任职于摩根大通华尔街总部。

    1999年,朱长虹进入PIMCO,只用6年时间就升至董事总经理。十年后,朱长虹被易纲相中,决定加盟华安投资。

踩点投资获好评

    回国后,朱长虹开始着力解决中国外汇绝大部分购买美国国债的投资策略,说服上级扩大对美国公司债、股票和房地产的投资。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持有美国债券和中国央行数据的综合分析,2010年以后,中国投资美国资产出现重大变化,最显著的是增加了对公司债券、股票等的投资。

    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6月30日相比2009年6月30日,股票投资由原来的780亿美元增长到1270亿美元,增幅62%,同期公司债券和机构债券持有量也大幅增加,此后,这种增持股票和公司债券(机构债券)的策略跟随市场的步伐甚至有所加码。而对美国债券的购买量,虽然整体仍然继续上行,但在整个外储规模中的比例稳步降低,2012年6月,这一比例降至35%左右,持有量为1.14万亿美元。截至2013年5月,外管局投资于美国政府债券的外储约1.32万亿美元,而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总额为3.44万亿,占比为38%。

    此外,朱长虹还增加了外管局对日本股票、欧洲债务和美国企业债券及股票的投资。

    2010年的国际市场瞬息万变,华安投资也跟随多变的市场采取市场化操作手段,踩准时点的大手笔高抛低吸,令国际投资界刮目相看。观察人士惊叹:“外管局有高人。”而投资界锁定的这个高人就是朱长虹。

    2010年以来,中国对日本国债和美国国债操作一改以往的直线形手法,非常灵活多变;对吸纳与抛售时机的把握更显现极高的专业水准。

    2012 年开始,中国连续7个月增持日本国债,日本财务省公布的国际收支报告统计显示,在此期间中国累计增持额达到2.31万亿日元。但在8、9两月期间,中国开始抛售日本国债,减持量接近2.8万亿日元。“8月份日元兑换美元的汇率比价一路走高,中国出售日债属于高位获利,符合中国对外汇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 有专家如此评论说。专业人士估算,中国外管局在日本国债这宗交易上,收益率约在9%至10%,可谓是不小的胜利。

    综合2010年上半年的数据,中国累计减持美国国债511亿美元。而且,这次中国的减持与其他国际投资者反向操作。但美国国债的走势显示了朱长虹掌舵的华安投资“踩点的精准”,在市场逐渐形成弱势美元的共识后,美国国债价格逐波下行。国际投资界评论说,这些“手法娴熟、判断准确且目光前瞻的市场操作”令人“吃惊”。

中国主权财富投资互补

    华安投资因其随市场而变的精准且“大胆”的投资风格逐渐为市场所认识,其主权财富基金的性质在被市场所发现;但其“暗影”投资的模式是否可以继续或者应该继续,值得商讨。

    较其兄弟机构——2007年诞生伊始就作为主权财富基金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公司”),华安投资的隐蔽性赋予其很强的操作空间,其投资成败更少受到公众舆论的压力,这对于朱长虹及其领导的华安投资乃至外管局都是一件好事,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何朱长虹和外管局对于华安投资如此慎言。

    相比之下,中投公司自诞生不久就因为2008年的投资失利饱受诟病,之后尽管投资成绩有所改善,但迄今仍然背负着沉重的“声誉”负债;伴随着华安投资逐渐为市场所认识,华安投资及背后的外管局是否会迫于压力逐渐褪去其神秘的面纱,公开以中国主权投资基金的形式露面还是继续当前的“暗影”模式,是摆在朱长虹及其背后的外管局面前的问题。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8月02日 12:55 (星期五)

    【大军网编者按:请关注世行对“克强经济学”的影响!】

世行为中国经济设计全面改革蓝图

华尔街日报 Bob Davis / Tom Orlik

据知情官员透露,世界银行(World Bank)正在整理全面的中国经济改革建议,包括将一家大型银行私有化并允许农民出售土地。这些改革建议可能颠覆中共数十年来的意识形态系统。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在联合制定改革议程,世界银行整理的改革建议是其中一部分。中共将赶在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将这些工作纳入一个改革方案当中。改革的目标是避免经济急剧放缓、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至于世界银行是否会正式提出改革建议,这些建议能否得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署,能否被中国领导人接受,现在都言之尚早。

不过,李克强邀请世界银行为中国出谋划策是有历史渊源的,中共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愿意倾听世行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于国务院的中国高级智库。去年应中国政府邀请,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共同制定出了长期改革路线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参与凸现了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对改革问题的重视程度。

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罗兰德(Klaus Rohland)表示,相关探讨仍处于初步阶段,改革建议未获得世界银行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认可。他说,私有化的构想时有出现,而这样做总会是有利有弊,他希望能够对此进行深入彻底的思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官员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推动这一计划的关键动力是,外界认为中国经济拐点已现,旧的增长模式已经行不通。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速降至7.5%,较几年前的两位数百分比增幅大大放缓,同时围绕过度投资和债务负担加重的担忧浮现。

长期以来私有化在中国是一个禁区;推进私有化的构想表明,世界银行很多人认为,若要阻止增长率下滑并逐步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中国必须进行深入改革。中国国内外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政府对经济重要领域的掌控阻碍了竞争和创新。

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所见,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城镇化建议的相关报告中称,这项着眼政策分析的改革建议的假设条件是中国政府将转变角色,依赖市场机制运作。这些改革建议定于秋季发布。一项有关金融行业的报告原定于4月份发布,现在还不清楚这份报告未来是否会发布。

据参与相关计划的官员称,世界银行正在考虑提议对中国主要国有银行中的一家银行进行私有化。目前,中国大型银行的领导层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指派的。

一位官员表示,中国可以选择对哪一家银行进行私有化。这位官员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Bank Of China Ltd., 简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Bank of Communications Co., 简称:交通银行)是两个合乎逻辑的选择。中国银行的国际覆盖面非常广,而对于交通银行来说,截至2012年年底,政府对交通银行的持股比例已降至26.5%左右(但政府依然是该行最大的股东)。中国银行对此不予置评,交通银行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要求。

中国目前存在一些私营银行,但这些银行的规模要显著小于大型国有银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Vernon Henderson称,这项提议的主旨是推动银行业私有化进程,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展开竞争,同时降低政府对银行业的管控,让银行更多地为股东负责。Henderson也参与了世界银行的这个项目。

世界银行官员及顾问还在考虑提出另外一项提议,使中国数亿农民能够出售自己的土地;此举目的是?了增加农民收入、鼓励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及整合农业用地。

面对意识形态阻力,参与世行项目的一些人试图从中共历史中寻找变革源头。他们指出,允许自由买卖土地是赋予农民“第三次退出权”。

美国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经济学家文贯中(James Wen)表示,“第一次退出”是指1958年毛泽东允许农民退出公共食堂,以缓解大 荒时期的粮食短缺。在世界银行有关农地问题的讨论中,文贯中的工作占一大部分。“第二次退出”是指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农村包产到户,允许农民获得部分土地并保留部分土地收益。“第三次退出”意味着允许农民放弃集体化,给予他们出售或出租土地的自由。据其他参与世界银行项目的人士称,文贯中的建议和思路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过去三十年,中国凭藉严格的人口户籍制度、土地的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金融体系实现了经济跃进。但这些控制也带来相当巨大的成本。中国农民工总数超过2.6亿,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但可怜的工资和福利对形成消费需求几乎没有帮助,中国内需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6%,远低于美国的70%。地方政府强占土地已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源头,土地贱卖导致过度建设和城市扩张。政策性贷款取代金融理性,使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成为中国银行业不可承受之重。

土地私有化,无论怎样都会遇到实际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阻力。复旦大学(Fudan University)经济学家陆铭说,依靠低价收购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来创收的地方政府官员不会同意私有化。相比土地私有化,国有银行私有化将更具争议——控制金融系统一直是中央调控经济和抵御风险的根本。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yuweiyuwei4@hotmail.com>收件人:<zdjun@263.net>时 间:2013年08月02日 11:52 (星期五)

城市越小房产投资的地段越重要

----看《谁绑架了房地产:中国经济濒临衰退的前因后果》一书

余治国、叶楚华

    国土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房地产用地8.24万公顷,同比增长近四成,大幅高于近五年同期水平,重点城市地价持续上涨。但专家建议,通过增加供应量调节地价和房价,还需调整供地结构,加强供后监管。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鼓吹房地产泡沫对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商业房地产都不具有投资价值,部分商业房地产具有很高的升值潜力与投资价值。中国社会的现状是贫富差距过大,这就意味着面向高端人群的高档商业房地产的需求量应远远高于普通商业房地产。

    高端人群则和具体的区域与城市、城市中所在的地理位置等因素有较强的关系。一般而言,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中心及副中心的高端大型商业房地产的升值潜力与投资价值最高。这是因为这种高端商业用房所面对的消费群体是国内消费能力最强的人群。其次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二、三线城市以及一些省会城市中位于市区繁华区域的核心商业区域的购物中心及以零售物业为主体的城市综合体也具有较高的升值潜力与投资价值。其他四、五中小城市可能只有市中心少数商业用房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见中国经济出版社《谁绑架了房地产:中国经济濒临衰退的前因后果》第七章第二节)

    根据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作为二线城市的辽宁省大连市市区以地段优劣为标准可以划分为:I级、II级、III级、IV级和V级。在2003年12月,当地商品住宅均价由I级到IV级每平方米依次为4800元、5300元、4800元和4400元。各级地段均价较为接近。其原因一是在于当时大连市区各级级地段配套设施已经建成,区位因素对房价的影响十分有限,二是在于I级地段极为稀缺,主要是商业用地,地段中的商品住宅都是普通住宅。而其他级地段中出现了不少高档住宅,这样就抬高了次级地段的价格水平。

    但到了2010年12月,当地商品住宅均价由I级到IV级每平方米依次为1.6万元、1.54万元、1.48万元和1.37万元。各级地段之间的均价与地段优劣呈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换而言之,地段越好,房价越高。更为重要的是,从2003年到2010年的房价变化说明了:商品房在由新房逐渐老化为次新房,最终变成二手房的过程中,商品房所处的地段越好,其保值、升值及抗跌能力也就明显增强。
那么,对于不同规模的城市,其地段的重要性又如何呢?

    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组数据:一线城市上海市2011年4月,主要核心区房价分别如下:卢湾区每平方米均价为4.26万元,静安区为3.96万元,长宁区为3.80万元,黄浦区为3.45万元,徐汇区为3.08万元,浦东新区去3.88万元。我们不妨以徐汇区为基数,将除浦东新区外的各区均价与此标准作一比较。由此可测算得到的结果为:卢湾区与徐汇区的房价之比为1.384,静安区与徐汇区的房价之比为1.286,长宁区与徐汇区的房价之比为1.234,黄浦区与徐汇区的房价之比为1.121。最高价的卢湾区与最低价的浦东新区的房价之比为1.479。

     与之类似,大连市依照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这样两组数据。2003年12月的测算数据如下:I级地段与IV级地段的房价比为1.101,II级I级地段与IV级地段的房价比为1.198,III级地段与IV级地段的房价比为1.105。到2010年,这一数据转变为1.165、1.124、1.083。对于这种城市规模处于中间位置的二线城市,城市发展较为均衡,各个区域之间的差距与一线城市相比不算很大,因此市区中心地段的差距不算很大。

    但三线及其以下规模的城市却完全不同。由于城市规模有限,市区核心地段范围较小,核心地段与非核心地段之间的差距会随着城市发展越来越大。我们来看一个三线城市的例子——芜湖。芜湖2011年末市区建成区面积145.5平方公里,市区常住人口145万。这是一个三线城市的典型例子。该市市区主要分为镜湖区、弋江区、鸠江区、开发区和三山区等五个区。2012年1月,镜湖区、弋江区、鸠江区、开发区和三山区住宅房均价每平方米依次分为6030元、6080元、5120元、4550元和5740元(此数据受当时当地别墅价格冲击,并不反映该区房产实际价值)。到2013年上半年,各区住宅房均价依次分别为6160元、6020元、5520元、4370元和3630元。同时,2013年上半年各区商用房产均价各区依次为每平方米1.98万元、1.25万元、0.9万元、0.86万元和0.64万元。以开发区为基数进行测算,可得到如下的三组数据。2012年1月,住宅房均价之比分别为:镜湖区与开发区之比为1.324,弋江区与开发区之比为1.335,鸠江区与开发区之比为1.126。2013年上半年,住宅房之比分别为:镜湖区与开发区之比为1.41,弋江区与开发区之比为1.379,鸠江区与开发区之比为1.262。2013年上半年,商用房之比分别为:镜湖区与开发区之比为2.304,弋江区与开发区之比为1.458,鸠江区与开发区之比为1.05。作为核心地段的镜湖区房价与作为郊区的三山区之间的房价之比分别为:2013年上半年,住宅房之比为1.688,商用房之比为3.092。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出:第一,从2012年1月到2013年6月的数据来看,对于三线城市来说,随着城市发展,城市各种地段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核心地段的房价上涨速度要高于其他地段。第二,从一线城市上海、二线城市大连与三线城市芜湖的数据来看,三线城市不同地段的价格比明显高于规模更大的城市。三线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地段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第三,由商用房与住宅房的数据来看,房产的商业性与投资性越强,地段的影响就越重要。

    这种种数据的分析证明了我们在《谁绑架了房地产:中国经济濒临衰退的前因后果》一书中的结论确实是准确无误的。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9月06日 11:19 (星期五)附 件:1个(许小年谈房地产.doc ) 查看附件

谈房地产经济学

许小年

    许小年1953年出生,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任职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许先生为人直率,敢为敢言,有评论说,他看似惊人的言论之下,隐藏着经济学家的独立精神和最朴实的市场经济原理。
 

    房价问题,是一个综合的经济问题,需要全盘考虑。第一,政府为什么拼命印钞票?归根结底还是美国在印。美国拼命量化宽松,如果中国不印,就是傻子。所以中国明知道印多了钞票会通货膨胀,也要拼命印,而且印的比美国更厉害。

    第二,多印的人民币怎么办?美金是全球硬通货,多印了,全世界人民帮着一起稀释,一起承担美国的通货膨胀,这叫通货输出。中国也想学美国,让人民币变成硬通货,或者有限范围比如东亚的硬通货,可惜美国绝对不会同意,因此,多印的人民币只有一条路:在国内通货膨胀。

    第三,中国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果是什么?参考1949年的金圆券,还有1989年的事情。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果肯定是政府垮台。政府虽然贪婪,但是并不傻。因此,可以有适度的通货膨胀,但是不会坐视恶性通货膨胀。

    第四,如何处理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的处理方法,就是挖一个超大的坑,把钱囤积在里面,不让它流动,这样多余的钱就不会进入民生市场,对粮食等基本生活用品形成冲击。这就是周小川一直在做的事情。房价一直在涨,囤积了大量超发的货币。

    第五,房价恶性上涨的后果是什么?房价恶性上涨,结果就是大多数人买不起房子,后果也很严重,可能导致群体事件和政局不稳,因此,房价可以涨,但是不能恶性上涨。政府必须对涨幅有所控制,同时加强保障房建设。让最穷的人,最有革命性的人,在郊区有个小房子住,免得他们起来闹事。

    第六,如果房市崩溃,下跌一半甚至更多,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银行呆账急剧增加,银行面临破产。同时有很多行业倒掉,或者凋敝,造成失业增加,税收减少,这是政府更不能接受的。所以,房价可以下跌,但必须在政府可以接受的幅度内。

    第七,大家都知道,卖地财政给政府带来了滚滚财源。但这吃的是断子绝孙饭,土地一旦卖光,就不会有后继收入了。大家不要觉得遥不可及,看看苏州就知道了。因此,必须找到一个替代的财源来填充政府的收入。这就是房产税。所以,房产税的推出,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只是时间早晚了,不可更改。之所以迟迟不出来,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压力太大,来自贪官们的压力。但等他们认清形势,出完货之后,这把刀子就会放到老百姓的脖子上。

    第八,政府会放弃房地产业作为支柱行业吗?不会。看看城镇化,在不远的将来,将有数以亿计的农民搬进城镇居住。房子从哪里来?还不是靠开发商建房子。再仔细看看各地的大开发商,以上海为例,50大开发商里面,有七成是国有或者政府背景的开发商。政府不可能放弃他们。

    第九,政府调控的目的是什么?上面可以得出推论,调控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让房价上涨,更不是为了让房价下跌。目的是为了挖更大的坑,储蓄更多的货币,免得货币泛滥造成通货膨胀,后果不堪设想。

    第十,为什么通过交易环节征重税,而不是持有环节交税?因为在持有环节交税,就会造成大量抛盘,严重的甚至造成市场崩溃。所以要在交易环节征税。交易环节征税,以及限购的目的,就是让交易减少,但又不妨碍真正地刚需购买第一套房子。打个比方,市场上本来有100套房子,每套一万块,那么市场上顶多需要100万的资金就行了,后来,新建了200套房子,每套房子的价格变成了10万块,如果这300套房子全部进入市场交易,就需要3000万的资金,需要银行提供这么多资金,会造成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压力。所以现在政府调控的思路,就是尽量冻结交易,把钱变成凝固的水泥,握在老百姓手里,变成纸上财富,不能轻易套现。

    第十一,房价取决于什么?房价是涨是跌,并不取决于政府的调控,而是取决于人民币对美元的走势。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所以大量外资就涌进中国,由于强制结汇,所以政府就被迫发行更多人民币,形成通货膨胀压力。如果美元走强,人民币开始贬值,那么外资涌出中国,人行被迫收回人民币,将储备的美元还给外资企业,流出中国,于是通货膨胀压力减小,市场上人民币减少,房价就下跌。所以,房价的涨跌基本上取决于人民币美金的走势。从过去几年的人民币走势图和房价上涨图来看,两者惊人地重合。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8月02日 13:20 (星期五)Fw: 纽时:美国经济是如何走向全面破产的

    戴维·A·斯托克曼(David A. Stockman)是密歇根州前共和党国会议员,曾在1981年至1985年期间担任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的预算办公室主任,最近著有新书《大变形:美国资本主义的腐败》(The Great Deformation: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in America)。

美国经济是如何走向全面破产的

戴维·A·斯道克曼

纽约时报,2013年04月04日

上周四,道琼斯(Dow Jones)和标准普尔500指数(Standard & Poor's 500)都冲破纪录,股市自2007年上一次高峰以来遭受的损失被一扫而光。但我们不该为此雀跃,反而应该十分担心。

过去13年中,股市曾两次崩溃并引发衰退:美国家庭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时损失了5万亿美元,又在2007年房地产崩溃时损失了超过7万亿美元。我预计,近来的华尔街泡沫也会在未来几年之内破灭,这次的华尔街泡沫是靠联储(Federal Reserve)恶意发行大量空头货币吹起来的,基础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

自标准普尔500指数于2000年3月首次达到目前水平以来,联储疯狂的印钞机已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了6倍(从5千亿美元增至3.2万亿美元)。然而,在此期间,经济产出年均增幅只有1.7%(这是内战以来最慢的增速);真实商业投资的年增长率只有0.8%;正式就业岗位数量的年增长率也只有微不足道的0.1% 。家庭真实收入中位数增长下降了8%,中产阶级全职工作岗位数量下降了6%。收入“最低”的90%人口的真实净值下降了1/4。领取食品补助券和残疾救助的人数翻了一番还多,达到5900万,约占美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由此看来,实体经济仍在不断下滑,而华盛顿还在不断给后代堆积债务,没有能力控制战争预算或者福利支出,也没有能力提高偿付国家债务所需的税收。自然而然,联储乞灵于未曾用过的激进措施,开始大肆印钞。然而,大量增加的流动性不但没有刺激银行贷款或者企业支出,反而一直被困在华尔街的深渊之中,正在发酵成又一轮无法持续的泡沫。

这轮泡沫一旦破裂,美国银行将不会再得到像2008年那样的新一轮救援方案。相反,美国将会堕入一个零和紧缩与恶性政治冲突交织的时代,就连目前这种经济增长的微小残痕也会消失殆尽。

这种失调前景源自政府的胡作非为。过去80年来,除了几次短暂的中断以外,美国一直在奉行越来越疯狂的财政和货币干预政策,试图以此对抗自由市场的周期性问题,及其减少工作机会和经济产出的可能趋势。这样做的代价十分惨重。

联邦政府及其央行伙伴联储尝试了一个又一个目标——理顺商业周期、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降到最低、铺开巨大的社会保障网、提高住房拥有率、提供医疗补贴、扶持传统产业(农业、汽车行业)并促进新行业(“清洁”能源、生物技术)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为华尔街提供救援。如今它们已经被过重的负荷、过大的压力和强势利益团体的外围紧逼压得喘不过气来。在关于刺激“需求”的空洞仪式咒语中,奉行现代凯恩斯主义的美国已经破产、瘫痪、陷入烂泥,哪怕它孕育了一种让最有钱的1%人口定期坐享投机暴利的异型裙带资本主义。

两党都是罪魁祸首,但你永远不会从那些被大家视为当今政治议程的连篇废话中猜到这一点 。政府的胡作非为始于1933年,当时,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选择了不兑现货币(不以黄金储备为基础的货币)、经济民族主义和工农业领域的资本主义联合企业。

在二战(二战对结束大萧条的贡献远远强于新政)的紧急关头,美国政府变得极为臃肿膨胀,但很了不起的是,在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执掌白宫和小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Jr)掌管联储的20世纪中期,美国迎来了健全货币和财政清廉的黄金时代,这样的膨胀由此得到了短暂的遏制。

接下来,林登·B·约翰逊总统(Lyndon B. Johnson)带来了“大炮加黄油”的过激政策,到1971年,在一个背信弃义的周末,这一倾向在马里兰州戴维营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当时,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最终决定黄金和美元之间不能进行兑换,实质上等于赖掉了本国的债务。这一举动——可以说是比水门事件更严重的罪过——意味着国家金融纪律的覆灭和长达40年的狂欢的开始。在这40年间,我们生活奢侈,将经常账目赤字累积到了8万亿美元之多。实际上,美国经历了一次内部杠杆收购,把总债务(公共和私人)和经济产出之间的比率从约为1.6的历史水平增加到了约3.6。由此而来的是30万亿美元的超额债务(超过了总债务56万亿美元的一半),至今还威胁着美国的经济。

这样的债务爆炸是流动资金把戏的产物,这种把戏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尼克松当政期间发明的。弗里德曼是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英雄,实际上却为货币供应的无止境扩张播下了种子。今年庆祝百年华诞的联储在上世纪70年代推动了货物和商品的极度通胀,全靠保罗·A·沃尔克(Paul A. Volcker)的钢铁意志,这样的局势才得到了控制。沃尔克是1979到1987年间的联储主席。

在他的继任者、蒙羞的英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管理下,联储把弗里德曼的那些孱弱的货币扩张规则抛在一边,在过长的时间里,联储把利息率维持在过低的水平,并向华尔街注入了大量新发行货币。最终以“格林斯潘对策”(Greenspan put)命名的央行理念由于联储1998年对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的援助这一不可原谅之举,而得到了强化。“格林斯潘对策”指的是联储的不成文承诺,即如果市场资产价格下跌,它将会介入,就像他们在1987年的股灾发生后做得那样。

格林斯潘的宽松货币政策之所以没有引发通货膨胀,仅仅是因为国内的商品和劳动力价格被来自亚洲工厂的大量进口产品所压制。通过离岸外包美国的可交易货物业务,联储遏制住了消费者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可是由此引发的流动性过剩也导致金融资产领域的价格飙升。格林斯潘的纵容态度催生了美国历史上最繁荣的股市,自1987年发生股灾到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美国的股指上涨了五倍。

美国人很快停止储蓄,花掉了他们所赚到的每分钱和能借到的每笔款。受到1997年金融危机重创的亚洲国家也非常配合。这些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积累了大量美元储备,它们的中央银行变成了一系列的货币“捕蟑盒”,主权债务在那里只进不出。我们一直靠借贷度日,而且是在花亚洲人借出的钱。

这种变化强化了里根派的陈腐观念,即“赤字不要紧”,它还强化了一个现实,即美国“公开持有”的12万亿美元国债里,有近5万亿国债实际上是藏在各国中央银行的保险库里的。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任内实施的多个引人侧目的举措中,远离谨慎财政是后果最严重的一项,这也是身为里根政府预算主管的我在1985年辞职的一个原因。此举为共和党人彻底抛弃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的平衡预算政策打造了一个样板,也让乔治·W·布什走上了不归路,他用两场师出无名的昂贵战争、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大肆扩张,以及针对富人的一系列减税措施,把美国送入了破产境地。华盛顿的说客们变成了国家税收政策的实际操控者。共和党的确奉行的是凯恩斯主义,只不过这是针对富人的凯恩斯主义。

对于房地产市场的爆炸性增长,我们有诸多翔实记录。虚假的信用评级、证劵化欺诈、以及抵押贷款放贷人、原始债权人和经纪人有意为之的不当操作都帮助引发了这种增长。更鲜为人知的是,截止到2008年的八年中,华尔街十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出现大规模扩张。尽管银行的微薄股本几乎没有增长,可是他们对不稳定的“热钱”的依赖度却在飙升,这是因为,来自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期的优秀监管利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被彻底废除了。

2008年9月,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华尔街把枪抵在华盛顿的脑袋上,后者几周之内就开始给哀鸿遍野的金融业输血,实施了一番惊慌失措的混乱救援和印钞行动。这是美国金融史上最可耻的一章。

与2006年起担任联储主席的本·S·伯南克(Ben S. Bernanke)发出的严重警告相反,当时的威胁远不到“新版大萧条”或“金融核冬天”的地步。“大恐慌”(Great Fear)纯属华尔街一手造成的,它在众议院未能投票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之后,导致股市狂跌,众议院后来做出让步,最终通过了该救援计划。假如布什总统和他的高盛(Goldman Sachs)顾问(即财政部长)小亨利·M·保尔森(Henry M. Paulson Jr.)立场坚定,这场危机会自行平息,并让投机者承担他们罪有应得的损失。实体银行体系根本从未陷入严重危机,自动取款机不会关停,金融业也不会从内部垮掉。

然而刚好相反,白宫、国会、联储、布什和接下来的奥巴马总统铤而走险,采取了一系列不计后果的举措,不仅毫无必要,还会带来恶劣后果。比方说,汽车行业救援无非是在工作岗位上拆东墙补西墙——尤其是人口老龄化、但有重要选举意义的“铁锈地带”——但并没有保住岗位。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绿色能源”部分基本是把近10亿美元拱手送给裙带资本家,比如风险投资人约翰·多尔(John Doerr)和自诩为太空梦想家的埃隆·马斯科(Elon Musk)之流,目的是给富人打造新玩具。

奥巴马8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仅有不到5%流向了真正需要食品券和劳动所得税抵免等形式的扶贫计划的人群。其绝大部分却成为了撒向州级和地方政府的大笔金钱、政治分赃式的基础设施项目、营业税漏洞和不分青红皂白的中产阶级税收减免。民主党凯恩斯主义者与他们的共和党同仁一样才智枯竭(尽管不及后者那么伪善),他们把借来的钱送到消费者手中,希望他们买个除草机、平板电视,或者至少去红龙虾(Red Lobster)下个馆子什么的,除此之外根本无计可施。

但即使是奥巴马无可救药的轻率政策也无法与联储的肆无忌惮相提并论,后者把利率降为零,然后以每小时6亿美元的惊人速度印刷新币。多亏了联储,短期投机者一直在“购买”大量国债和住房贷款抵押证券,用的几乎全是以实际为零的利率借得的短期隔夜资金。伯南克叔叔让他们收入不菲。

联储如今誓称,只要通货膨胀率不超过2.5%,他们就能把失业率降到6.5%以下,但该机构哪怕只是暗示要缩减资产负债表,也会引起沽盘的狂潮,因为债券价格即使是微微下降也会彻底消灭套利者的利润。尽管伯南克保证最终会逐渐平稳退出,联储已经置身自己打造的货币政策囚牢之中。

在联储进行盲目调整之时,国会则心急如焚。自诩的财政鹰派人士、众议院预算委员会(House Budget Committee)主席保罗·D·瑞安(Paul D. Ryan)不敢透露真相:10年期赤字实际上在15万亿美元到20万亿美元之间,大大超过了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的7万亿美元。根据国会的最新预计,未来10年将会涌现1640万新工作岗位,而在过去10年只出现了250万个新岗位,这个数字只是华盛顿较为极端的妄想的一个例证。

就连所谓的“大胆”措施——把社会安全福利金的生活费调整和另一种通货膨胀指数联系在一起——也只能在10年的时间里节省2000亿美元,还不足填补赤字的1%。瑞恩的最新预算无耻地放过了社会安全福利和联邦医疗保险,虽然用于这两个社会福利项目的将近19万亿美元的费用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富有的年老阶层享用。同时,他提议在未来10年对价值7万亿美元的安全网——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食品券和劳动所得税抵免——进行30%的苛刻削减,这是共和党针对美国99%人口的又一个战场。

在没有任何变动的情况下,在接下来大约10年里,目前接近17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总额,将冲高至30万亿美元,并从今天的国内生产总值的105%,飙升到150%。因为美国的政治系统的僵局排除了任何“大妥协”的可能性,这个国家的财政崩溃将逐步发生,就像希腊/塞浦路斯的悲剧一样,其表现形式就是一系列可以预见到的关于举债上限的危机、后续解决方案和临时的预算补救措施。

美国的前景相当黯淡。中国曾在过去15年里大举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但由此造就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建筑热潮正在放缓。巴西、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南非和所有其他增长中的中等收入国家都无法弥补这个需求上的缺口。美国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机制已经到达了极限。日本正在陷入老年破产期,欧洲也在沉入福利国家的衰老期。在北京,去年上台的新掌权者们明白,在经历了20年的疯狂放贷、投机和建设之后,即便是他们也终将面对好日子终结的那一天。

未来的国家凋敝惨景与伯南克在2004年宣布的“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可谓有天壤之别,当时他预测经济繁荣将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联储已经掌控了商业周期;直到2007年3月,他还在证言中说次贷危机的影响“看上去可以得到控制”。可现在的经济并非是“缓和”而是“大畸形”,其制造者正是一个怂恿华尔街大肆赌博的央行,它走入了邪路,把储户钉死在“零利率”的十字架上,并引发了全球大宗商品泡沫。这个泡沫通过提高食品和能源价格来侵蚀民众的生活标准,而对于这种形式的通货膨胀,联储在计算通货膨胀率时不负责任地将之摒弃一边。

这些政策已经使得美国病入膏肓。而解决的方案太过激进以至于不可能发生。我们必须让国家和市场经济彻底脱钩,还将需要放弃裙带资本主义及其近亲——所有形式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个国家必须摒弃其极端自满的心态、经济刺激及社会保险,并将其关注点转移到对一个高效、廉价、审查资格的安全网进行管理和融资。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政治系统大幅缩减其覆盖范围,并要废除总统连任制,因为政府机构和竞选连任者的团队已经变得密不可分。分离这两者将需要对宪法做出大幅修改:添加修正案,赋予总统和国会议员单一的六年任期,不能连任;为候选人提供100%的公共资金支持;严格限制竞选活动持续的时间(比如,最多八周);并且终生禁止任何曾效力立法和行政部门的人士从事游说活动。此外,还需要完全推翻对“联合公民案”的判决,并要求国会通过平衡的预算方案,否则就面对自动开支削减。

我们还需要清除掉具有腐蚀性影响的金融化机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金融化已将美国经济变成了一个巨型赌场。这也就意味着,要让华尔街的大型银行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让他们像自由企业一样去竞争,并承担风险,而不再为它们提供廉价的联储贷款或存款保险。银行可以接受存款,并发放商业贷款,但应该被禁止进行交易、担保及各种形式的理财业务。

最后,我们还需要让联储的核心决策者走下赛场,恢复这个央行原本的职责:在危机期间提供流动性,但绝不能购买政府债务,或试图对经济进行微观管理。将联储从金融市场上剔除出去的唯一方法就是,让资本主义制度重新转向自由市场和真正的财富创造。

当然,这些将永远不会发生,因为联储压低利率的做法已经人为地撑起了数万亿美元的资产,从上海的摩天大楼到《财富》(Fortune)1000强的股票,再到最近的楼市“复苏”。在财政、道德,及学术理论层面,美国都已破产。联储已经点燃了一场将颠覆自身的全球货币战争。日本已经报名参加,巴西和中国都十分愤怒,而以德国为主导的欧元区正摇摇欲坠。一旦最近这次泡沫破灭,将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这场崩溃。如果这听起来像是个逃离市场并储备现金的建议,它的确如此。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8月02日 12:55 (星期五)

城市布局摊大饼,美国梦成泡影

保罗·克鲁格曼

2013年07月31日

    底特律是旧经济衰落的一个象征。不只是市中心破败;在 2000年到2010年间,底特律大都市圈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人口流失,情况是美国各大城市中最糟糕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亚特兰大成为“阳光地带”崛起的一个缩影,同期它的人口增长超过100万,跟达拉斯和休斯顿的表现差不多,而且亚特兰大是在没有石油推动的情况下吸引到新市民的。

    然而,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繁荣的亚特兰大看上去跟申请破产的底特律很相似:它们似乎都是“美国梦”破灭的地方,在这两个城市,穷人家的孩子攀爬经济阶梯的难度很大。实际上,亚特兰大的“向上社会流动性” (upward social mobility,即在何种程​​度上,孩子获得比父母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甚至比底特律更低。这两个城市的向上社会流动性都远远低于波士顿、旧金山等城市,尽管这些城市的增长速度比亚特兰大低得多。

    那么,亚特兰大到底有什么问题呢?一项新的研究似乎表明,该市可能就是布局太过分散,导致住得较远的市民“够不着”就业岗位。换句话说,也许是城市蔓延在扼杀美国梦。

    这项新研究来自哈佛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们领导的“均等机会项目”(Equality of Opportunity Project)。对于各国的社会流动性,此前已经进行过多种比较;所有这些研究都发现,仍自视机遇遍布的美国,实际上与其它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在更大程度上存在一种代代相传的阶层体系。这个新研究项目的命题是:美国不同城市之间的社会流动性有何差异?结果发现,差异非常大。在旧金山,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阶层出生的孩子,有11%的机会进入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阶层;但在亚特兰大,这个数字只有4%。

    在调查跟社会流动性高低相关的因素时,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也许有些让人意外的现象:虽然种族是一个明显可能相关的因素,但它对社会流动性几乎没有直接作用。研究人员发现,社会流动性跟现有的不平等程度显著相关: “一个地区的中产阶级越少,它的上向流动率就越低。”这跟我们在国际比较研究中的发现相吻合:跟高度不平等的美国相比,在瑞典这样相对平等的社会中,社会流动性高得多。但是研究人员也发现,住宅区隔离程度(不同社会阶层住得很远)和穷人向上爬的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在亚特兰大,穷人区和富人区相距甚远,因为基本上什么都相距甚远;亚特兰大堪称“蔓延之王”,比“阳光地带”的其他主要城市铺得更开。因此它近乎不可能运行有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即使政客们愿意为此拨款也办不到,何况他们还不愿意。其结果是,弱势的劳动者们往往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地方,也许亚特兰大某个地方有就业机会,但他们没有办法到那里去上班。

    城市蔓延和社会流动性之间明显的逆向关系,显然支持“明智增长”城市战略;此类战略倡导若干紧凑的城市副中心,并将其纳入公共交通的服务范围。但是它也关系到一场更大的辩论,其主题是:美国社会正在发生什么?我相信,在《纽约时报》上读到有关这项新研究的报道时,不只是我立马想到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

    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杰出的社会学家威尔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二战后,就业岗位从城市中心向郊区转移,给聚居在市中心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就在民权运动终于结束显性歧视的时候,剥夺了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机会。他还进一步指出,一些社会现象,比如单亲母亲大量出现,这经常被视为黑人表现滞后的原因,但其实这是结果——也就是说,缺乏好工作导致家庭受损。

    如今,你不再经常听到人们提起所谓的非裔美国人社会功能障碍,因为在白人的工人阶级中,传统家庭也大大弱化了。为什么呢?嗯,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就业市场总体上的“空心化”,很可能是元凶。但是,这项有关社会流动性的新研究似乎表明,城市蔓延——不只是工作岗位迁出城外,而且它们还位于许多不那么富裕的郊区居民难以前往的地方——也在扮演一个角色。

    正如我在上文所说,这个见解明确支持这样的政策:帮助家家户户在不需要多辆汽车的情况下开展正常生活。但你也应该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看待它:美国已经迷失了方向,这个国家在宣扬机会均等的同时,为那些最需要机会的人群提供的机会越来越少。

 

 




 

发件人:yangfangzhou99<yangfangzhou99@aliyun.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还有15个联系人保存所有收件人 时 间:2013年08月24日 19:20 (星期六)附 件:1个(我国优质天然大豆何以受进口转基因大豆挤压濒临灭绝? ) 查看附件

我国优质天然大豆受进口转基因大豆挤压濒临灭绝

杨芳洲

2013年8月24日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彭于发6月14日就农业部新近批准进口三个转基因大豆新品种对采访记者说,“中国进口大豆主要是国内需求决定的,进口与否以及进口数量是市场行为,”“我们的品种和技术水平相比国外一些国家还有差距,……劳动力成本也不断上涨。国内的播种面积满足不了需求,近几年,每年都进口5000多万吨大豆,……需要4亿多亩的耕地,而中国没有这么多的后备耕地资源。”“进口转基因大豆是合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成功举措。”

     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看看彭副主任说的这些理由究竟是怎么回事!

    众所周知,我国东北地区是世界天然大豆的故乡,东北大豆以其品质优良、营养丰富著称,多年来一直享誉全球。其品种既有高蛋白的(最高超过48%),也有高油脂(最高超过25%)适于榨油的,东北大豆蛋脂总量的平均值超过62%[注1],远比进口转基因大豆要好;

    非转基因天然大豆有益健康的各种生命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更是大大高于转基因大豆,又没有转基因大豆的毒性和有害元素,因此在国际市场上非转基因大豆价格高出转基因大豆很多。(非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大豆的品质差别其实比其价格差别更大,如果不是中国转基因农官们不顾中国人民的利益与跨国公司勾结拼命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国际市场上非转基因大豆与转基因大豆的价格差别还将更大。)但为何品质优良的我国天然大豆在国内的价格却与国际市场相差很大?甚至还经常低于进口转基因大豆?乃至豆农亏损连连,其种植面积也不断萎缩,2012年国产大豆种植面积较上年下降了13.8%,2012年国产大豆产量1280万吨,比上年下降10%,仅占国内消费量7439万吨的17.2%,进口转基因大豆却占了消费总量的82%以上。[注2]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由“由需求决定的市场行为”奥秘何在?

一.现行豆粕期货交易金融体制人为降低了国产非转基因大豆的价格和交易量

    用于榨油的大豆,其产品主要不是豆油,而是豆粕,豆油只占大豆重量的百分之十几,榨油剩下的百分之八十几的蛋白质和灰分等形成豆粕(用于饲料或制造蛋白粉等食品添加剂),因此大豆的价格主要不是由豆油而是由豆粕决定。在豆丁网的《大豆期货交易手册》中对此有经典的描述:

    在该手册第四部分《影响大豆价格变动的因素》之<(五)中“2.(大豆)与豆粕、豆油的比价关系”之“(3)豆油、大豆和豆粕的现货价格的因果性检验”中概括道:“

①大豆价格是豆油价格原因,豆油价格非大豆价格原因。
②豆粕价格是大豆价格原因,大豆价格非豆粕价格原因。
③豆粕价格是豆油价格原因,豆油价格非豆粕价格原因。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如果豆粕价格上涨,将会使大豆压榨需求增加,导致大豆价格上升,而豆油的产量也会随之增加,在豆油需求不变的情况下,豆油的价格将会下降。所以,大豆压榨行业主要根据豆粕价格的变化作出生产决策,豆粕价格的变化将导致大豆和豆油价格的相应变化,这一结论也基本符合近几年大豆压榨行业的市场状况。”[注3]

    “豆粕价格是大豆价格原因,大豆价格非豆粕价格原因。”可见,只要压住国产大豆加工的主产品——豆粕的价格,就能压低国产大豆的价格,(从而导致东北豆农因薄利无利乃至亏损而减少种植面积。)而国内大豆、豆粕期货交易市场(大连)所交割的豆粕不分转基因和非转基因,恰恰起到了这个作用。营养丰富无毒无害的东北大豆粕与进口转基因大豆化学浸出法榨油产生的富含正己烷(神经毒素)和草甘膦且营养极差的转基因豆粕,是同样的交割标准和价格。豆粕转基因和非转基因无区别而同价,这是压低国产天然豆粕进而压低国产大豆价格的主要因素。尽管全国各地对非转基因豆粕也有相当需求,但因无期货交易市场之便利,购销渠道不尽畅通使其成交量远小于大连的豆粕期货市场,从而难以对国产非转基因豆粕价格起到支撑作用。

     而“豆粕价格是豆油价格原因,豆油价格非豆粕价格原因。”则是一种反向关系,如《大豆期货交易手册》所述,粕价高则其油价低,粕价低则其油价高。国产非转基因豆粕的低价使国产非转基因大豆只能从其豆油找回成本,因此国产非转基因大豆与进口转基因大豆(靠美国政府补贴)的成本差异就只有在各自产出的(只占重量百分之十几的副产品)豆油上体现出来,因此,国产非转基因豆油在价格上比进口大豆浸出法产出的转基因豆油要高出不少。因而在多数人还不十分了解转基因豆油对健康的危害时导致其较大的需求弹性,造成转基因大豆油更大得多的市场份额。如此产生对转基因大豆更大量(乘以其出油率的倒数)的榨油需求,对进口转基因大豆价格形成有力的支撑。

    在一般正常的市场环境中,某种商品价格偏低必导致其交易量的增加,但对非转基因豆粕人为歧视性的交易条件(质优价不优),却能既压低其价格,也能压低其交易量(以非转基因豆粕为商品);进而抑制非转基因大豆的价格,及其交易量和产量。

    (国际、国内豆粕期货交易这种转与非转良莠不分的现状,正体现了美国总统小布什“实质等同”的政治原则,这是以共济会为纽带的国际邪恶资本(包括金融资本和转基因利益集团)的统一意志,自然也要落实到被其严重控制的中国。国际市场非转基因豆粕因与转基因豆粕无交割标准区别使其价格也受到压制,进而也影响了大豆转与非转之间的差价,但这却恰恰可使日本、欧洲从非转基因豆粕出口国——印度、中国等等以相对低价大量进口。国际豆粕期货市场转与非转无区别的现状有利于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因而得以长期维持。)

二.进口转基因大豆靠交易便利增加需求的状况又因为我国食用油生产行业的85%被外商控制垄断而得到巩固和强化

    2004年3月,在美国施压下,“中国大豆采购团”前往美国“集体采购”,美国乘机操纵市场,大豆期货从220美元/吨暴涨到391美元/吨。当中国企业的代表们签下了高价进口合同离美后。美方却发布报告:“新的统计数据显示,04/05年世界大豆产量将大增。”国际大豆价格随即又暴跌50%。

    中国绝大多数榨油企业由此被送上绝路,亏损高达60亿元。随后,跨国粮商对幸存的中国油脂企业趁机大规模并购,1000多家内资榨油企业瞬间烟消云散。四大粮商从此控制了中国85%以上的实际加工总量。这样,“四大跨国粮商”在控制了国际大豆贸易及定价权后,又完全控制了我国内大豆加工业、贸易及定价权。然后他们就利用其垄断地位压价收购,致使我大豆种植业濒临被彻底剿灭的厄运,农户纷纷破产而改种其它作物,大豆种植面积连年大幅下降。[注4])

三.美国转基因大豆严重依赖美国政府的补贴

    关于进口的美国转基因大豆是否真的具有成本价格的竞争优势,海外学者直言了在其《中国决策官很好哄》一文中有清晰的分析。摘录如下:“其实,美国十来年种植经验证明,转基因大豆不但根本就没带来任何更好的经济效益,相反,带来的是赔本买卖、全靠联邦巨额补贴过日子。对某行业来说,所谓经济效益,主要就是成本回报。下面是美国农业部2012年度统计中的相关数据:

    直言了接着写道:“统计说明,在美国,转基因大豆商业化种植以来的10多年时间里(其面积比例在94%左右,因而,上表统计足以反映转基因大豆的成本回报情况),豆业的回报年均增长幅度是负值、即(-23%);就各年看,负数增长年份居多。大豆的单位产量年均增长幅度只有1%(挺转帮说单产增长达7%以上,纯属骗人)。

    那统计还清楚说明,美国豆业的回报绝对数字显著增加,是价格显著增加的结果。若除去价格浮动因素,譬如,按照每单位(每个美元)的成本所产生的产值或回报来看,转基因大豆商业化种植以来,美国豆业的每单位成本的年均产值只有1.05美元、年均回报只有4美分,还不如把钱存放在银行里做同期的定期储蓄的回报来得合算。若从增长幅度角度看,那么,单位成本的回报的年均增长率是负数、即(-25%)。

    ……美国豆业之所以还存在,全是因为有官方联邦巨额补贴;当然,还必须有买家,而那买家主要就是中国。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统计中的成本所包括的仅仅是豆业生产本身的成本,若把其它相关成本也算上,那亏本就更厉害了。譬如,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使美国大片农田蒙受“超级杂草”等生态污染的严重危害;就此,美国国会已召集了听政会、要求主管部门和相关企业拿出治理方案,可至今未果。其主要技术缘故,就是人类目前还没有治理和补救转基因生态破坏的科技能力;其主要财政缘故,就是还没敲定谁来支付那笔治理费用,而那笔费用少说也是以亿美元或以十亿美元来计算的。如此,把那些直接相关的后续成本也算上,那转基因作物的生产成本不就更高了么?

    简而言之,美国十来年的实践经验证明,所谓转基因作物可以增加单位产量和成本效益,都是既得利益商业团伙编造的神话或谎言。”[注5] 直言了的分析揭露了所谓美国转基因大豆“成本低廉”的真相:靠买办权奸腐败行政手段强行维持的“市场需求”。

    国产非转基因大豆压榨的豆油即使价格大大高于转基因大豆化学浸出法生产的豆油,但因其有益健康的品质也仍然具有一定竞争力,尤其在近年转基因食物的危害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对此,转基因豆油进而转基因大豆的市场份额又是靠我国代表内外转基因利益集团的行政部门其它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及利用WTO卖国条约来维持。

四.用行政手段剥夺食堂就餐群体不吃转基因豆油的选择权

    我国消费者中,除自己买菜做饭的普通家庭外,还有许多食堂就餐的消费群体,如:大、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食堂,各地军队、警察系统、政府机构、企、事业各单位的食堂等等,这是很大一部分消费者,但这些食堂就餐者却没有不吃化学浸出转基因豆油的选择权,这个选择权掌握在食堂及其上级领导手中。这些年来,全国这些食堂基本都在使用转基因豆油,这固然是因其价格便宜(而这本身就是经济金融行政管理下豆粕期货交易体制的结果),此外还有其它行政手段的影响和干预。一方面是因为受行政控制的主流媒体的宣传,这些食堂的上级领导们不认为(或根本就不知道)化学浸出的转基因豆油有害;(北京的警察系统等政府机构还常将化学浸出的转基因豆油当作过年过节的福利发给其工作人员,说明其一些领导真不清楚转基因食品的危害。除中央特供,已知只有农业部机关从未向其工作人员发过任何转基因食品,其机关食堂和幼儿园食堂也不使用转基因油。说明众多政府部门中只有竭力主张他人吃转基因的农业部完全清楚转基因食品的危害。)另一方面转基因利益集团则通过其控制和影响的行政权力进行赤裸裸的行政干预,以维护转基因豆油的“市场”份额。

    最近几年,由于转基因(尤其化学浸出生产的)食品的危害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许多食堂就餐者和管理者都曾试图改变食堂普遍使用转基因油的状况,但结果发现这很难,原因就在于他们很难改变食堂采购招标机制中那些关键性的行政因素,而这些关键性的行政因素却与转基因利益集团密切相关。如:

    乌鲁木齐和山东安丘教委为保护在校青少年儿童的健康,分别于2010年、2011年下文禁止中小学和幼儿园食堂使用转基因油等,而农业部竟于2011年9月28日行文教育部,称转基因食品安全,让教育部纠正山东安丘和乌鲁木齐教委禁止中小学和幼儿园不吃转基因油的“错误”。

    又如:北京学生家长和食品安全志愿者三年前就与北京市教委交涉,力图避免青少年儿童的身体健康受转基因豆油损害,但直到现在仍无法改变北京大中小学食堂基本使用转基因豆油的状况。根本原因就在于教委主导的学校食堂招标机制中有转基因豆油大厂商的相当地位和作用。[注6]

不仅全国大中小学食堂,就连最应讲究食品安全的军队、及警察系统,其食堂也仍在普遍使用化学浸出的转基因豆油,尽管已有披露部队指战员出现生育障碍,并质疑罪魁祸首是转基因食品的声音出现在网络上[注7],但这并未使军队和警方有多大改变。

五.农业部利用其行政权力配合国际资本蓄意扼杀我东北天然大豆

    因我国以大豆为原料的食用油加工能力85%被外资控制,受美国政府出口补贴的转基因大豆连年巨量进口并不断大幅增长,受其倾销价格打压,加之政府不保护等原因,我原生态的天然优质大豆种植面积连年不断萎缩,现大豆产量已低于国内消耗量的18% 。黑龙江是大豆的原产地,其天然大豆种植面积占全国一半。而近年来外资疯狂买断我天然大豆良种,一些农业科研所以很低的价格将我残存的宝贵良种卖断给外资。我天然大豆正面临濒临灭绝之险境!在此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严重事态面前,农业部不仅失职拒不采取对我已岌岌可危的天然大豆的保护措施,反而配合外资意图垄断并灭绝我天然大豆良种的企图,以增加粮食产量为硬指标,(以大豆产量远低于玉米为借口)压黑龙江将其已所剩无几的天然大豆减少一半种植面积用以种转基因玉米。2012年黑龙江省多个部门、机构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在黑龙江设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的建议,但却遭农业部否决。[注8]

六.关于WTO卖国条约及其应用

    据2011两会后农业部官员对我每年大规模进口转基因大豆、玉米的质疑答复时称:进口转基因大豆是WTO的规定。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农业贸易的刘李峰博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年在入世谈判的时候,我们放弃了两个权利:一个是国营贸易企业进口比例的权利,一个是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这意味着无法进行事后防范。”[注9]

    “由于放弃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结果在进口激增的时候,中国只能采用WTO协议中的一般保障条款来保护国内产业。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是针对部分WTO成员,为了避免实行关税管理后,国内农产品市场受到冲击制定的特殊条款,而一般保障条款是世贸组织所有成员都适用,但是其限制非常严格。……

    按照WTO《实施卫生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的规定,要限制转基因大豆的进口,必须要有科学依据证明转基因大豆有害,在转基因的危害还不能确定之时,这些条例在实际执行时效果大打折扣。”[注10]

    从以上《南方周末》2006年9月的这篇报道可以看出,WTO确系卖国条约,它使我们失去了保护自己农产品的重要权利: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和国营贸易企业进口比例的权利。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利用一般保障条款限制转基因大豆进口,以保护我们自己的大豆,为此只需证明转基因大豆有害即可。

    我们现在已知2005年俄罗斯科学家2005和2010年两次用转基因大豆喂食老鼠的试验,均证明转基因大豆对生命健康的严重危害[注11][注12],但对进口转基因农产品负审批管理之责的农业部及所有转基因利益集团均不承认这些证据。

    更令人气愤的是,2002年在美国总统布什的要求下,农业部为了孟山都的利润竟违反国务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三个配套法案的规定,取消了(所有进口转基因粮食的国家无一例外通行的)约20个月的进口安全评价期,使中国成为当时全世界唯一进口转基因粮食不需要安全检测期的国家。

    更有甚者,农业部为掩盖其不做检测违法违规而不惜伪造公文,2012年2月20日,几位食品安全志愿者经申请去农业部查阅政府信息公开的资料时,农业部就曾拿出一个既无签字又无盖章,以中国疾控中心之名做的对孟山都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安全性评价报告,其中6个动物实验并非该所自己所做,全部来自送检“第一方”孟山都公司1996年发表于营养学杂志的一篇“营养学”而非“毒理学”广告性论文,被顾秀林老师当场拆穿,斥之为“造假”[注13]。但几个月后志愿者经申请再去查阅那些文件时,农业部才匆匆用出具日期为2004年2月的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SD大鼠90天喂养试验”报告摘要,替换掉孟山都公司论文中“SD大鼠30天喂养试验”内容,并加盖了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公章[注14]。就是这个新的SD大鼠90天喂养试验报告,竟也是出口方孟山都(不是把关的农业部)出资委托我疾控中心做的,该试验收取孟山都“不菲的试验费用”,用孟山都提供的“假样品”,采取一系列造假、欺骗手段,助其蒙混过关[注15]。

    可见不是找不到转基因大豆有害的证据,而是不想有这些证据。农业部根本就不想限制转基因大豆进口,不想保护自己的天然大豆,为此不惜违法行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进口转基因大豆连年快速增长的巨大“市场需求”全是靠内外勾结的转基因利益集团在美国和中国政府中安插的亲信的行政手段维系的。

    不分转基因和非转基因的豆粕期货交易金融体制,创造条件使外商控制我85%的食用油生产能力,美国政府对转基因大豆的巨额补贴,用行政手段剥夺食堂就餐群体不吃转基因豆油的选择权,农业部蓄意扼杀我东北天然大豆,WTO卖国条约尽量有利于外商的充分利用(甚至不惜违法行政),只要转基因利益集团控制了国内外大豆生产流通这些关键的行政环节,就能将市场经济的“效率”反过来用,成为打压我优质天然大豆,为进口转基因大豆创造巨大“市场需求”的负效率。这就是我国优质天然大豆被劣质进口转基因大豆挤压濒临灭绝的根本原因。

    好一个“由需求决定的市场行为”!

 

 




发件人:汤敏<tangmin.youcheng@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8月31日 16:54 (星期六)附 件:Friday: 十分钟学好经济学(中国教育报 第三只眼看教育.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十分钟学好经济学

国务院扶贫办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汤敏 

1、纳什均衡理论

    一农户在杀鸡前的晚上喂鸡,不经意地说:“快吃吧,这是你最后一顿!”第二日,见鸡已躺倒并留遗书:“爷已吃老鼠药,你们别想吃爷了,爷也不是好惹的。”  当对手知道了你的决定之后,就能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所以保密、信息安全很重要。

2、约束条件

     鱼说:“我时时刻刻睁开眼睛,就是为了能让你永远在我眼中!” 水说:“我时时刻刻流淌不息,就是为了能永远把你拥抱!!” 锅说:“都快熟了,还这么贫!” 约束条件变了,原来的收益,一下子都变为成本。生命如果架在锅上,成本自然也就很高了。

3、机会成本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背着炸弹,到银行看看。警察为你准备了一副手铐,狱长为你张罗一床毛毯,生活的烦恼向记者说说,抢劫的细节跟警察谈谈。你要得到一些东西,就得放弃另一些东西。在经济学里,这叫机会成本。

4、方向

    葛优吃饭途中上厕所,回来后裤子湿了。朋友问:“裤子怎么湿了?”葛优答:“经常!”朋友不解。葛优说:“经常是旁边的人撒着尿,突然转过身来大叫:‘嘿!这不是葛优吗?’!” 投资已经过半之后,如果要改变投资方向或暂停投资,都是一个颇为困难的事儿。

5、为什么说结婚是1+1>2 ?

    一种说法是:1+1之后多出一个小孩,达到了人类繁衍社会目的。第二种说法是:两个人结婚之后,可以产生协同效应。比如减少一方在追求另外一方时发生的高额费用,如鲜花、衣物,而且婚后住房成本可以减半等等。协同效应,本来指两家公司合并之后,如果重组得当,能够使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从而产生更大的效益。两个人结婚之后,也可以产生协同效应。如笑话所说,鱼儿上钩之后,自然就不用再喂鱼饵了。当然,即使结婚后还会发生鱼饵费用,也属于内部关联交易了。

6、为什么说离婚是1+1<2 ?

    一是没生出小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二是没有产生协同效应,导致资产重组失败,还有可能是内部关联交易过多。如果离婚时间较早,大抵属于信息披露不充分,因为婚前没有做好尽职调查,你以为自己买了一只蓝筹股,结果成为股东之后,发现其实是一只垃圾股,所以,一些投资高手就会在被套牢之前赶紧平仓。如果离婚时间比较晚,大概是一方沦为了不良资产,当初看上去或许是很般配的一对,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一方成了大牛股,一方成了垃圾股,所以,最终难免被作为不良资产被剥离出去,如同陈世美抛弃秦香莲,现代社会没有了包公的狗头铡,婚姻市场的资产重组频率肯定加快了。

7、男人为什么喜新厌旧?

    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戈森法则可以解释:同一享乐不断重复,其带来的满足感会不断递减;同一享乐不断重复,第一次和第二次所获得的满足感最大。

8、女人要不要回家做全职太太?

    这要看做全职太太的机会成本是不是很高,也就是与做OL时的收入比较,权衡一下成本和收益。女人如果没有经济来源,很有可能沦为不良资产,最终被优良资产置换,在婚姻市场,只有“良币驱逐劣币”。同时要明确一点,女人的家务劳动应该视为家庭收入,因为同样的家务,如果请家政工来做的话,是要算做支出的。

9、美女厌倦了独身,老大想结婚怎么办?

    如果已经错过了上市的最佳时机,成为夕阳产业之后,怕是不太好圈钱了,又或者放心不下戈森法则,干脆自己做“女钻王老五”等别人来圈……

10、男人和女人,谁更容易在感情上受伤?

    所谓受伤,应该就是投入太多,收获太少,也就是产生了亏损。一个企业亏损,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没有竞争力,如果绝对优势不足的话,发掘一下自己的优势。比如说,中国企业往欧美国家卖纺织品,自然是手到擒来,如果非要往欧美卖汽车,肯定要受伤了。如果一个人能够不计亏损的话,应该就不会受伤了。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实在困难,只有我们的某些国有企业可以做到。

11、为什么不能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

    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会打破市场的均衡,有些又帅又有钱的王老五可能会形成市场垄断,从而像电信、铁路一样,成天被人骂娘。轻则引起内分泌失调,重则引起和谐社会失调。 一夫一妻制已经形成了帕累托最优。

12、自身能力

    飞机上, 乌鸦对乘务员说:“给爷来杯水!” 猪听后也学道:“给爷也来杯水!” 乘务员把猪和乌鸦扔出机舱。 乌鸦笑着对猪说:“傻了吧?爷会飞!”外界因素是一种约束条件,自身能力也是一种约束条件,往往更重要。所以,别人能成功的事,未必自己就能成功。

13、路径&成本

   黑猩猩不小心踩了长臂猿拉的大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她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猿粪!都是猿粪哪!”路径依赖在经济学里说的是,你当下的选择是被你的前一个选择决定的,如果你要改变路径,成本将会高到你不愿意改变。



 

    中国教育报编者按:“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我们对中国教育现象和问题进行评论探讨,正是怀着长善救失的理想。从今天起,本报在评论版开设《第三只眼看教育》专栏,约请社会各界专家、学者从新的理念、新的视角来评论教育问题,希望对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有所裨益。

  近期本报邀请国务院参事、国务院扶贫办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博士撰写专栏文章。汤敏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副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在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之余,他对教育有着深刻的理解。


跨界视角寻找教育新机遇

国务院扶贫办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汤敏 

2013年08月16日

  第三只眼看教育,看的应该是新角度、新领域、新方式。受中国教育报之邀,从今天起,我将不定期地写一专栏,谓之“第三只眼看教育”。

  人们常说,马王爷有三只眼。可我这第三只眼,不是马王爷的那只眼,也不是市场上曾流行过的什么“第三只眼看中国”的那只眼,而是以一个“业余教育爱好者”的身份,从一个在校园中混了28年的学子角度,用一个前前后后当了7年教师的经验,抱着一个普通老百姓对教育的忧虑,来看教育。这就是我的第三只眼。

  从这只眼望去,我国的教育正在危机中。这一危机,不再是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够,也不在于那些危房陋舍,这些硬件方面的条件,已经越来越好,未来还会更好。

  危机在于,我们的教育离市场的要求、离社会的需要、离迅速变化着的世界越来越远。今年如此大比例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是一个警钟。我们可以说大学生就业难是因为扩招,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欠佳。但是,今年并不是扩招后的第一个毕业年。今年的毕业生仅比去年多17万,但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远远超过这个数。尽管今年经济增长率在下滑,但就业市场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农民工还是短缺。从第三只眼的角度看,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与市场的脱节,大学培养不出社会需要的人才。

  实际上,用不着第三只眼,就是普通的两只眼就可以看出教育中的很多问题:教育不公的问题,教学内容和方式落后的问题,学生研究和解决问题能力不足、创新不够的问题,高考指挥棒问题,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优质师资不足的问题,优质学生大量外流的问题等等。

  平心而论,教育界挨骂,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君不见,各国老百姓都在批评本国教育。两年前“中国虎妈”的故事在美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很多美国人担心,放任自流的教育方式,让接受美式教育的孩子总是竞争不过接受中式教育的学生。

  对教育的压力更与当前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变化有关。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呼啸而来,网络和一系列新技术革命正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改变对人才的需求。教育,这个几千年来最传统、最保守的行业,也正在经受着巨大的冲击。从正能量的角度看,教育也正在孕育着一场革命。

  在这个时候,用一些新的理念、用一些跨界的视角、用第三只眼来重新来审视教育,由一群身不在教育山中的人来评教育,没准能看出点破绽、看出点新机遇来。

  尤其重要的是,用第三只眼看教育,不能只看到问题,最好能看出点门道,看出些新办法,看出些好主意来。哪怕是馊主意,也应该拿出来亮一亮。我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人人都知道。但你有更好的方式,更有建设性的意见吗?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高考是公平之源,又是万恶之本,但你能拿出一个既能挑选出人才、又能让老百姓服气的比现在的高考更好的办法来吗?我们并不是没有尝试过其他的方式,如“文革”中单位推荐上大学的方式。从理论上来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由广大群众推选出来的人上大学,不是更民主,更好吗?可是结果还不如高考。

  因此,第三只眼看教育,看的应该是新角度、新领域、新方式,最好能看出一些两只眼看不到,或没有引起足够注意的东西来。但这太难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领域比教育更能被所有人关注,更能让所有人都发表点意见的了。太阳底下无新事。在教育上,我们还能想出、说出什么新鲜的东西来呢?

  但在中国教育报编辑们盛情的邀请下,在自己有很多想法不吐不快的斗胆下,我硬着头皮,假装多了一只眼,来看教育,来谈教育,给教育界的朋友们多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与笑料。

  这权且算作开篇吧。

  《中国教育报》2013年8月15日第3

 

 

 

 

 

发件人:陈奇睿(竞争战略专家)<13911256008@163.com>收件人:大军网 <zdjun@263.net>时 间:2013年09月12日 07:30(星期四)附 件:1个((刘亮)波特差异化战略在中国的最新发展.doc ) 查看附件

波特差异化战略在中国的最新发展

刘 亮

    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先生所提出的三种基本战略,差异化战略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在低成本战略越来越难以实施,细分聚焦战略效果不明显的当今,差异化战略越来越显示出独有的魅力。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竞争战略》,是全球第一本以中国案例解读和续写迈克尔·波特差异化战略理论的力作,将差异化竞争从实体物质层面上升到虚体认知层面,直指差异化竞争至深处,堪称中国案例版的《竞争战略》。该书由竞争战略专家陈奇睿、葛健先生编著,陈奇睿先生在国家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工作多年,葛健先生来自世界500强企业开滦集团。

  美国摩根斯丹利公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先生为此书作序推荐,是继华尔街畅销书《蓝海战略》之后又一本深受美国华尔街主流投行高度认同的战略力作。

  《竞争战略》作为清华大学出版社精品图书参展北京国际图博会,在图博会30多万册参展的图书中脱颖而出,成为图博会主办方BIBF 重点宣传报道的热门图书。目前,美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正在评估翻译清华大学出版社精品图书《竞争战略》向西方主流社会推荐阅读的商业价值。

《竞争战略》一书作为战略课程出版一年来对世界500企业的发展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第一、第二的壳牌公司、美孚都在使用《竞争战略》一书中的差异化竞争方法,使自己的企业品牌与竞争者相区别以获得竞争优势。在同行业同质化竞争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

    案例一:壳牌

    领导地位是最大的差异化,“我们是壳牌,世界500强之首”是强调领导地位。领导品牌最常用的营销方法是突出其市场份额,宣称自己的产品卖得有多好,多么受消费者欢迎,“我们是壳牌,每分钟为43000人提供高品质燃油”。利用企业的历史传统建立差异化认知优势,“我们是壳牌,100年燃油研发历史。”

    案例二:美孚

    主流人群的示范效应,“对于保时捷而言,美孚1号无可替代”。

    案例三:戴尔

    享誉全球的世界500强企业美国戴尔公司最近在企业品牌的顶层设计上也在使用《竞争战略》一书中的差异化竞争方法,努力使自身的品牌与竞争者相区别以获得竞争优势。在同行业同质化竞争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强调领导地位和市场占有率。

    欧美发达国家的世界500强企业普遍遵循竞争战略的规律,应引起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高度重视。在2012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中国上榜企业成为榜单上的“团体亚军”,其中内地的70余家企业营业收入总额达3.8万亿美元,占全部500强企业营收总额的13%。虽然营收规模庞大,但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较世界先进企业仍有差距,70余家内地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为5%,低于500家企业6.6%的平均水平。

    财富中文网于北京时间2013年7月8日晚与英文网全球同步发布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达到95家。《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是衡量全球大型公司的最著名、最权威的榜。今年,世界500强的入围门槛再次提高12亿美元,达到232亿美元;总收入比上一年提高了2.77%,达30.3万亿美元。不过,今年总利润比去年下降约千亿美元,说明世界经济总体形势仍然不乐观。

    中国大陆(含香港在内,不包括台湾)上榜企业再创新高,由去年的73家增长至89家,有16家新上榜公司,而且去年上榜的73家都保住了自己在榜上的一席之地。如果包含台湾在内,中国上榜的公司总数已经达到95家,距离百家仅咫尺之遥。与此同时,美国上榜公司为132家,与去年持平。

    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新上榜的31家公司中,中国公司占据了18个席位,占新上榜公司总数的60%左右,中国新上榜公司的数量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一位。

    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榜单,但根据盈利能力分析,中国企业还只能称为“500大”而不是“500强”。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大批列入世界企业500强的大企业, 更需要的是能与国外大企业抗衡、带动本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批业绩优秀的大企业。

    中国的大企业发展时间短,绝大多数大企业是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到2013年也只有20多年的时间,这同一些有近百年历史、从激烈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国际老牌跨国公司相比,还处在初级阶段。跻身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如何与这些世界级的国际老牌跨国公司进行较量并在竞争中一路领先,就需要用当今世界上最好的竞争理论,《竞争战略》一书中的差异化竞争方法、战略规划的经典分析工具、目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全球都是较为领先的。世界500强排名第一的企业壳牌公司都在用《竞争战略》一书中的差异化竞争方法。国内企业也应尽快学习掌握顶尖战略课程《竞争战略》一书中的差异化竞争方法,搞好企业战略的顶层设计,缩小中国企业500强与世界企业500强的在制定差异化战略水平上的差距。

 

 

 



发件人:郭园园<mutou0815@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zdjun@263.net>时 间:2013年09月14日 11:11 (星期六)附 件:1个(新建 WPS文字 文档.wps ) 查看附件 读者投稿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山西省潞城市农经局 郭晨野

2013年8月16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十三亿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要实现这一伟大复兴,最需要的是人才,包括治理国家的人才、教育人才、科学技术人才等。只要实现人才的复兴,中华民族复兴就一定能实现。

一、目前人才的情况和问题

建国以来我国各类人才大幅度增加,博士生数为世界第一,人才已为我国伟大复兴做出了很大贡献,是我国在世界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和世界强国比,和世界强国各类人才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过去二十年里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美国是120人,德国是19人,英国是13人,中国味零。国家知识产权局一位负责人说,海尔、康佳数到一百家的发明专利数顶不上一家日本大公司。2009年我国工程专业大学生的使用价值,中国是10%,印度是25%,美国是81%,2013年6月19日,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13年全球最具潜力大学排名。中国香港有4所大学上榜,中国台湾5所,中国内地高校无一上榜。世界银行一份基于10个以上省份,2000个以上青年20年成长史研究报告认为,中国青年获得较高地位者,三分之二是靠关系,三分之一是靠能力。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称,移往美国的博士约为62500人,至2006年中国公立研究机构博士生总数是18493人。中国社科院报告,八五年以来清华高科技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是70%,至2008年底,【派出留学生140万人,回国的只有39万人。2002年至2007年在美国拿到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2007年仍在美国的,中国占92%。

二、人才不足及出走的原因

人才产出不足还有一部分出国服务主要是制度不健全造成的。具体分析是:政府部门人才不足主要是主要负责人领导水平不高,造成各种制度科学性不高,因为主要负责人的职务不是通过竞争,而是由上级决定的。省、市、县。乡主要领导人多数是靠关系上去的,所以就不会产生出好的制度,没有好的制度产出的人才就少,就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部分人出国工作,主要原因是:国内成长、生存环境不好,不是这些人不热爱祖国,而是国内工资太低而物价太高,特别是房价太高,一项调查显示,出国读书从本科到加上研究生一共需花100万元左右,回国36.5%的第一份工作年薪不足4万,67.2%年薪不足6万。

三、人才复兴的建议

制度是第一生产力,好的制度是正第一生产力,坏的制度是负第一生产力。为此我们要制定好的制度。

第一,改革选举制度,实行领导人竞争。全国要实行省以下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党委书记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副手由一把手提名,代表会选举产生。一把手候选人由本人申请、选民推荐、党派推荐、公开讲演、答辩等程序进行。党委。政府各部门工作人员一律实行竞争上岗,有职务的到期重新竞争。此项工作先从乡镇开始,至下而上实施,二年完成。

第二,改革教育制度。实行国家、企业、私人、外国机构,共同办学制度,国家在资金补助、职称评定等方面同等待遇,教材除国家规定外,由学校自由选择,国家实行讲理淘汰制,每年对学校进行一次考试考核,好的进行奖励,达不到国家最低标准的学校、班级一律取消。学生解散教师下岗。二次下岗的教师五年内不能再上岗。教师工资和现在私营工厂一样的岗定酬。

第三、改革企业管理制度

企业是人才发挥作用的主要场所,也是人才成长的主要场所。企业好坏又关系到国家能否强大,现在企业多数不是靠公平竞争、技术进步、提高质量而生存,而是靠垄断、建立两三套账簿、少交税费、降低职工工资而生存,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全国大中小企业必须建立健全财务账簿,公平交税费才能公平竞争,要做到必须实行有效监督,除国家有关机构监督外,必须实行群众监督,制定出台一套群众监督的制度,实施这项制度能达到企业公平竞争的目的,能达到培养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目的,能达到企业做大做强的目的,能达到减少80%腐败的目的。

第四、改革权力监督制度。实行从中央到农村,工厂对所有权力的监督除国家监督机构外实行人民群众监督,各级成立人民群众监督委员会,有选举产生的群众代表,也有自由参加者,中央一般800人左右,省级600人左右,市级500人左右,县级300至400人,乡村级若干人,中央出台一个群众监督权力的制度,把权力装进这个制度的笼子里。

第五,改革不劳不投而获国民收入的制度。不劳不投而获大量国民收入严重挤压了劳动者,特别是科技人员的收入,这些制度必须改革。一是要改革土地收益归谁所有的制度。据有关调查统计,全国建设房地产、房屋拆迁、租赁、土地租赁等,2012年共产生土地收益约18万亿元,占当年国民总收入的35%,多数进了权力人、房产商、企业主、被拆迁户、城中土地使用者人的手中,部分进了各级政府。建议中央改革这一制度,中央要发文宣布国家除村集体农业用地收益归集体外,所有土地收益归国家所有。二是要改革能源资源收益归谁所有的制度,要根据能源、资源取得的成本,市场销售价格等情况,收取不同的能源资源使用费,一年一收,全部归国家所有。三是实行严格的遗产税、赠与税制度,防止子女不劳而获。


 

 

 

 


发件人:liymbj3859<13051506082@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3年09月16日 15:22 (星期一)附 件:1个(潘祎的稿子.rar ) 查看附件

没有农民组织化中国就没有契约市场经济

----资本化与制度成本转嫁

温铁军

2013-05-20

    当代人们讨论的贫困,是个相对于发展的概念。那么,什么是发展进程中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呢?在做了多种不同的国家比较和国内的区域比较之后,我的归纳叫做制度成本转嫁论,即“成本转嫁理论”。从理论资源来说,它是从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进一步演化而来。认为世界发展不平衡、贫困的原因,是制度成本转嫁形成的。当代加快全球化中的贫富分化本身并不可能靠任何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来化解,反而会随之加剧。对此,我有几个去意识形态化的经验性的归纳。

    资本要素绝对稀缺下的亲资本政策是不论何种体制下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趋势大多数后发国家因要进入所谓发展主义现代化,而首先遭遇到的最大困境是资本要素的绝对稀缺。西方经济学立论的前提是要素相对稀缺;这个前提下的要素配置方式在理论推导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发地配置要素达至最优。而发展中国家客观上最大的麻烦却在于,不具备这个西方经济学构建理论逻辑的前提,经济学和我们要研究的客观现象差距太大。发展中国家不存在要素相对稀缺,而是西方经济学不讨论的要素绝对稀缺。如果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困境是资本要素绝对稀缺,那会怎么样?它就会亲资本。

    我们做的国家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不论何种主义、体制、政府,不管谁当领袖,都有一个共性的特点,就是只要资本绝对稀缺,政府就会采行亲资本的政策体系,除非被封锁。

    例如中国60年代被两个超级大国封锁,资本绝对稀缺甚至趋零,因此就出现“去依附”,而转向亲劳动力,亲民众,亲社会。因此60年代是中国最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年代,也是最大规模动员劳动力,以劳动力替代资本继续维持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年代。在资本趋零的状态下,中国人只能靠高度集体化,成规模地组织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去替代最稀缺的资本。而当此前的50年代中国先是获得苏东资本、此后的70年代又可以获得西方资本时,中国就先亲苏东资本,后亲西方资本。客观地、纯粹从发展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亲不同资本的政策体系和发展模式没有什么好坏对错之分。

    从1929-33西方大危机演变为世界大战到战后的新趋势

    1929-33年西方大危机爆发,本为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的全面爆发——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业化扩张势必导致生产过剩。当在像欧洲这样半岛型的狭窄大陆上全部工业化国家都发生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无法解决,只能靠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摧毁过剩生产能力。

    相对而言,在美洲大陆之所以有罗斯福新政,是因为它是西方新开拓的殖民地,物理空间广大,可以让国内所有一般资本主义经济暂停。罗斯福新政之所以能够救美国,无外乎是政府在生产过剩条件下,直接把过剩劳动力和国家工业化过程所创造的设备生产能力结合起来,去做国家投资的基础建设,开发中西部。这个做法与中国1990年代末期朱镕基铁腕调控、大规模增发国债投资中西部基本建设的做法差不多。

    当年美国人在西方29-33大危机中能够幸免于难,但在狭窄的欧洲大陆上,大家都生产过剩,就不能幸免于难,于是欧战爆发,最后蔓延成世界大战。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二战之后,人们都担心要打三战,因为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生产过剩并没有解决,只是被战争摧毁了一遍,然后战后恢复重建。那么,战后发生什么改变使人类免于三战了呢?是造成矛盾的产业资本移出。

    从原来的帝国主义列强纷争(这在政治经济学上可以引入多次博弈来研究),变成两个超级大国双寡头控制,重新按双寡头控制愿望瓜分世界,于是形成一个新地缘战略的发展趋势。双寡头都在尽可能地更多分割势力范围,导致出现与冷战对抗同步的“双雁阵产业转移”。

     二战中西方唯一没有被破坏的经济体是美国,它的庞大制造业生产能力开始了战后对大西洋的西欧和太平洋的日本,做两条线的产业转移。而这个产业转移,与后来日本1970年代的第二次“雁阵转移”之不同,在于早期的这种产业转移是战略性的装备输出。与美国同时同理,通过战争形成庞大生产能力之后,前苏联也是陆上两条线的产业对外输出,一条战线输出东欧,一条输出中国、蒙古等。那个年代只要宣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大都得到前苏联的产业转移。

    事实上,受援国接受产业转移的同时,也都接受了产业资本输出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接着,到1970年代多数西方国家复兴的产业资本进一步对发展中国家转移,造成生产过剩的内生性矛盾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生三战的威胁也就淡化了……

    中国50年代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的全盘苏化

    战后发生的这个双寡头两翼输出产业资本的过程本身也是新的地缘格局形成过程,而这个过程因为是战略性的,所以输出的是装备制造业,于是有了中国50年代在没有来得及搞轻工业的条件下就直接进入重工业的状况。而重工业有一个内生性特点,就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而且由此势必是排斥劳动的。

    中国人口这么多的国家,还没有发展轻工业和一般消费品,就先得到发展重工业的机会,那会发生什么呢?于是,大家看到,当中国刚完成一五计划时,就发生了城乡二元结构。城市不再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因为它是重工业打头。再加上1957年,中苏两国发生了一些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不再给予援助性的投资了,所以中国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不得不中辍。

    据此可知,二战之后两个超级大国的双雁阵转移有一成一败。

    美国战后的产业转移和地缘控制战略基本完成,西欧和日本战后复兴,在60年代到70年代,原来被摧毁的工业基本上恢复了;同时也构成了西方的政治军事同盟。但是,前苏联的转移,对东欧和蒙古相对顺畅,因为二战期间它占领了东欧和蒙古。麻烦在于对中国的转移。二战之后,苏联在中国保留了中长铁路、大连特区和旅顺港的控制权,前苏联的远东舰队(太平洋舰队)驻扎于旅顺口(旅顺口是为苏联太平洋舰队在太平洋一线唯一的不冻港的入海口)。中国在东北并没有构成完整的国家主权,军队、行政乃至于经济,很大程度上还受苏联控制。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有着漫长国家史的国家,也许是由于历史记忆太沉重,或者是殖民化时期被打了一百多年却没有被帝国主义全面占领,中国人格外重视国家主权完整。当苏联在一五计划对中国进行战略性的援助投资时,中国确实要按照苏联的经济管理方式建立政府、学校、科研机构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道理是,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形成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为了适应苏联投资形成的这种工业化经济基础,中国当年的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全盘苏化”。八大工业部、计委、财委、建委、经委、农委,所有这些政府设置都按苏联的模式来建立,苏联从它的政府部门中派官员到中国都被叫做“专家”,每个部门都有,实际上按照苏联的经验指导着中国建立政府和院校机构。

    但在1955年,中国人已经开始提出全盘苏化对中国维持国家主权有影响。1955年的年末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当时有30多个部委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如何改出全盘苏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候中苏之间尚在蜜月期,中国人就有了这种讨论。接着是1956年苏共20大两党之间开始发生分歧;同年是中国要按照中苏条约规定收回旅顺口、大连特区和中长铁路的控制权,收回过程中也出现很多问题。此后,与苏联关系的恶化导致中国出现很严重的投资不足和债务危机等。尽管危机严重,可当中国人1958年试图正式改除全盘苏化的时候,仍然是非常困难的!

    为什么呢?苏联模式的重工业作为主要的经济基础,甚至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的时候,中国想改变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乃至于已经被知识分子们当成看家本事的外来意识形态,能改吗?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人们: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制约经济基础。直到全部经济基础发生根本变革,庞大的上层建筑和滞后的意识形态才会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1950年代末期到1960年代为什么出现很多政治领域的复杂情况?表明这个调整是痛苦的,代价巨大。中国人提出现代化的背景:农业集体化的作用主要是向国家工业化贡献剩余

    中国经过三次以土地革命战争为实质的国内战争,土地革命内在地反映了农民几千年来的基本诉求——“耕者有其田”。这不可能符合19世纪欧洲阶级政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的任何理论,不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左右派对中国都不大适用。土地革命战争的结果是占人口88%的农民平均分配村内土地,成了小土地所有者。这些小土地所有者过度分散,是一盘散沙。此后,中国社会乃至于各级政治的很多复杂情况,与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体制并无关碍,而更应该和我们这个分散的小有产者群体占比过大的基本国情有关。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国家,从来没有被外来殖民者彻底改造。而美国原住民人口仅为52万,占总人口不到2%。如果单纯从农业角度来说,大农场的产业化农业与福特主义大生产相适应而被西方意识形态当成先进的模式,但,没有哪个大农场国家不是靠殖民地形成的资源条件而形成规模经营的。世界上的大农场国家几乎都是把原住民人口减少到10%以下。而整个亚洲基本上都属于原住民国家,由于亚洲原住民人口在西方推进殖民化的几百年中没有被大规模减少,因此,多数亚洲国家的乡土社会是相似的,很少有大农场形成。中国的发展过程根本就不可能和大部分殖民地国家一样。

    我为了做国别比较,跑了世界上四五十个国家开展调查和比较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像中国这样的原住民大国,它所充满的内部矛盾,并非当代形成,而是历史延续而成。而当代中国人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这么多的农村人口都变成小土地所有者的状况下,政府要进行工业化,交易费用奇高。按诺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当交易对象大到一定量的时候,交易就无法进行,因为交易成本过高。同理,政府无法跟大量的分散小农交易,因此中国为了推进工业化而开始搞农业集体化,用集体化解决政府为了工业化原始积累而需要从农业提取剩余的矛盾。

    集体化建设起来以前,因为搞工业化粮食供给跟不上,陈云1953年开始搞“统购统销”。但政府面对那么多农民无法交易,于是毛泽东发起合作化运动高潮,到1955年大部分农民进入初级社。毛泽东称之为从“满头乱发没法抓”到“编成辫子就好抓”。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建立组织解决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这也就是科斯所说的“组织是反市场的产物”。对中国在50年代的实际经验归纳,也就从诺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转化成科斯的企业组织理论。

    1955年中国已经成规模生产苏式的拖拉机,但只有七八户、十来户农民组建的初级社,根本用不起那些大马力履带式拖拉机,势必造成浪费。于是,各个工业部门纷纷向中央建议,敦促中央提高合作化的层次,搞高级社,只有以乡为单位建设土地规模经济,才能接收大型拖拉机。于是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农业现代化,其真实内涵是集体化+机械化。如果没有以乡为单位进行规模经营,就没有国家机械工业的出路。这就是中国最早提出农业现代化的背景。所以,农村集体化算是以很平和的形式,服务于工业化早期的工农两大部类交换的要求。
这种生产履带式拖拉机的厂子之所以关不掉,是因为拖拉机厂还得建坦克生产线,国家必须要搞现代化国防。这就似乎是一个两难选择了。周边许多敌对势力,国防需要生产坦克。工农产品剪刀差体制下的拖拉机一定是高价。怎么让农民接受呢?当年矛盾就是这么复杂。

    十一届五中全会给历史问题定调以后,薄一波写了两大本《建国以来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回顾》,其中写道,国家要搞工业化,就得积累,这就得让一部分人作出牺牲,中央反复讨论,决定只好让农民作出牺牲,作出贡献。邓小平当时也参与了中央这个集体决定。因此,农业集体化并非农业自身的错误。第一,集体化是为了服务工业化建立的;第二,集体化有利于工业化提取积累。因此,农业集体化的微观不经济乃是国家为了工业原始积累大量提取农业剩余造成的。至于集体化向国家工业化贡献了多少,一直以来都有研究。80年代的农研中心研究剪刀差大约8000亿,我们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荣誉教授严瑞珍在90年代初期的研究中提出,通过集体化向国家贡献的剩余大约在7千亿到8千亿。与另外一个数据对比,到1978年改革之初,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只有9600亿。近年来我们院党委书记孔祥智教授的研究是60年三农做出的各种贡献约为13.7万亿。

    我来做一个简单的综述,1949年,在土改期间造就大量分散小农的情况下,毛泽东代表整个中国人民最大多数根本利益推行的是发展重工业,接着是为了保证基本的国家主权安全而不能接受全盘苏化。并且,发展工业化就要原始积累,就要提取剩余;当时政治局决定只能从农业来。原始积累完成后的1980年代,中国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它是一个资本的结构调整和资本的结构性扩张。这个阶段,由于资本扩张,产生资本溢出效益,于是社会收入增加,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普通的经验过程。

    揭示现代化高成本的当代新寓言:奥巴马—金正恩难题

    我近年来有一个说法,叫奥巴马——金正恩难题。无论意识形态或政治上如何对立,他们都遭遇到“上去了就下不来”困境。这就是现代化的制度代价。

    现在,越是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的国家,贫富差别越严重。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都不解决贫富两极分化。以美国为例,它现在的制造业只有11%左右,农业只有2%左右,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占85%以上。虽然,美国拥有全球最高度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可是美国的贫富差别很大,基尼系数高于我们。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虚拟经济泡沫破裂的时候,美国最近四年,贫困人口从原来的9%左右,上升到20%,于是有了代表99%“占领华尔街”等运动。这些运动代表的就是大量失业和贫困人群的呼声。因为美国大量增发货币来救市,扩张出来的信用,涌进了金融资本领域。因为它的经济结构中85%是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所以创造出的新增信用只能进这个85%的领域,而这个行业吸纳就业极少,大多数人不会在金融领域中去“玩吹泡泡游戏”。尽管奥巴马主观上希望改变,但客观上他却不能把新增的信用,创造出的货币信用、债务信用等,用于发展实体经济,所以美国越是高度现代化经济结构,就越在客观上不可能更多地吸纳就业,只能在国内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撕裂。

    早在金日成时代,北朝鲜的经济结构、城市化率都比我们的同时期要现代化得多。在1989年我们才人均800美元的时候,北朝鲜就已经实现了人均粮食产量380多公斤,人均国民收入接近900美元;并且实现了城市化率达到70%,比我们现在还要高得多。农村中有6万台套拖拉机,完全是现代化农业的集约化规模经济,农业机械化比我们早得多。

    我为什么说北朝鲜也是“上去了就下不来”呢?1991年苏联解体,1992年经互会不能运作,换货贸易体系垮了。原来朝鲜拿苹果、新鲜蔬菜等换取前苏联的石油,苏联解体之后,石油来源被切断,大量拖拉机不能运作。当年年末就有三分之一的拖拉机不能运作,大量的耕地抛荒,造成1993年收成大幅度下降,大量人口陷入饥饿。只要石油没了,石油农业就完了。有人主张北朝鲜学中国搞家庭承包,我表示反对。因为我去北朝鲜做过农业政策顾问,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建议不可取。中国大包干的时候,是80%农民,20%城里人,8个农民养活2个城里人。那个时候我们没机械化,靠手工劳作就养活了。国家只要提高粮价,农民就少吃一口,多收几斗。我们大包干的时候粮价提了49%,农民是多赚点钱,宁可勒着裤腰带少吃两口,就让城里人吃饱了。所以,我们城市化率低,解决问题就很容易,因为我们是8个农民养活2个城里人。如果让北朝鲜3个农民养活7个城里人,还得靠手工劳动,客观上的确不大可能。事实上它现在是大规模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劳动。但是“上去了就下不来”,城市化率搞到70%以上之后,还能让城里人下乡去劳动吗?问问我们这些知青,当年好学生下了一回乡,写了多少伤痕文学?正是因为北朝鲜超前现代化,一旦支撑现代化的石油没了,现代化就垮了,只好用一系列的强制性的政策维持生存。这就是今天北朝鲜的现状。

    现代化陷阱:城市资本集中与风险等量导致周期性爆发危机,把代价转化给乡村

    现代化是高成本的制度演变过程,需要集中资本。但资本集中与风险是同步等量的。几乎没有任何理论关注制度成本。城市化实质上是个集中资本的过程,但也是风险与资本同步集中。在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城市周期性爆发危机,把代价转给乡村。中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乃是成也二元,败也二元,没有绝对的对错好坏。中国今天成了一个工业化大国,凭的是大量向乡土社会转嫁了城市资本集中与生俱来的代价,因此我们有严重的三农问题。今天加快城市化、工业化,其结果仍然是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基本要素大规模净流出,于是乎农村现在群体性治安事件大量发生,主要原因在于加快资本集中。当我们把所谓的工业化、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主要内涵时,就意味着我们要准备承担代价。这些代价是:一、三农领域中,三要素的大规模净流出。于是导致三农的衰败,弱势群体变成草根。从社会角度来说,草尖离开了,农村剩下老人、妇女、孩子。劳动力资本存量最高的部分贡献他的劳动剩余给城市资本了。城市人占有了农业和劳动者剩余之后,给草根回报了吗?中国真正的最大的不公平就在于这里。

    二、在城市过度集中资本,就会过度集中风险。在下个月我要出的这本书《八次经济危机与软着陆》中,我们做了一个经验的归纳,发现只要经济危机软着陆成功,那一定是城市资本把代价转移到乡村去了。凡是硬着陆,那一定是这代价转移不出去,于是硬着陆就砸出了改革。无论改革还是调整,都不过是危机硬着陆在城市资本的结果。资本,不论国有还是私有,都是人类制造又反过来异化人类自身的异化物,政府也是人类制造的另一个异化物,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只不过是服务于资本。但在特殊情况下,会出现政府和资本直接结合——资本内化于政府,于是就政府公司化,虽然节省了政府与资本之间的交易费用,但是,强大了政府权力和资本权力共生的时候,对资源作资本化占有的能力大为增强。而资源原在民生之中,只有内化于政府的资本,才能最顺畅地推进资源转化成资本的过程,并甩掉制度成本。

    中国加入全球化之前的三次危机及成本转嫁:1960、1980、1988年

    1960年我们如何转嫁危机?主要是把城市中的过剩劳动力以“上山下乡”的方式转移到农村,城市青年劳动力转移去了1000多万人。同时,1950年年代为了支援城市建设,我们动员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去挖土方,修马路,1960年工业停滞以后,这几千万人也被送回农村。用乡土社会的村社经济,承载城市危机甩出来的不能就业的代价。我们有几次高达数千万的失业,这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结果。

    改革以前的三次“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中国三次遭遇到经济危机的客观结果。一遭遇危机,就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送到农村去,城市危机就化解,就软着陆。

    1980年再爆发危机的时候,我们面临着4000万待业青年的巨大压力。因为,毛泽东去世,无法下乡。而且为了休养生息,还得让知识青年回城。4000万待业青年就演化成巨大的社会犯罪,所以就有“两个严打”,其实不怪当年的那些青年。因为不能正常就业,这些人就买两个塑料包南下深圳当“倒爷”,就开始出现“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的局面。因为1980年危机爆发在城里不能向农村转嫁了,这次硬着陆就砸出一个大规模改革。首先是1979年政府提出价格双轨制,同时开始推行允许地方财政外贸自主权等一批放权让利政策,这就是改革的开始。自此崛起了中国四大沿海地区,辽东、胶东、苏南、浙北,这些地方都是原来国家工业化地区形成的工业带。这些工业带借着放权让利,形成地方自主权和价格双轨制的机会,将产业在周边做了重新布局——物理空间的产业结构调整。所以,中国在80年代初的产业结构调整,带出了沿海地区的先发展。当时就提出了沿海先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先富带后富这些说法。

    中央在财政严重赤字压力下,进一步推进农村家庭承包,那是一种“政府退出”,国家同时把应该支付给农村的基本公共开支(社保、医疗、教育)转嫁到被农民重新均分的土地上。至于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甩包袱,把财政拨款改成企业从银行贷款,自己留下利润给国家交税,这样企业就开始有需求搞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政府与企业分离。但就在同时,因为国家面临巨大的失业问题,所以要求所有国有企业吸纳就业,“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很多国企安排子女顶替,下岗老职工就变成了乡镇企业的技术力量。同时,还有大批干部子女就业困难,于是机关大门打开,办三产,“官倒”就开始捞第一桶金。总之,早年国企的低效益问题不是国企自己的问题。政府采取这一系列政策被称为改革。类似的政策60年代采取过,只是当时被叫做调整。所以说,危机砸在城里,就会有调整或者改革。

    但是当经济主体多元化,各个地方和企业都开始追求自己独立利益的时候,我们发现市场关系高度紧张。80年代开始进入连续通胀,就产生了改革界各种方案,导致领导选择价格闯关,陡然就给刚刚问世不久的官倒公司创造了历史性的机会。于是,80年代机关办的三产公司直接囤积居奇,导致物价飞涨。进而导致老百姓抢购。那时候的教训是,用改革解决改革造成的问题使得市场关系更加高度紧张。于是1988年物价指数攀升到18.6%,导致了88年银行为了防止挤兑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八年期的存款保值补贴利率高达24%点几,几乎超过了任何产业能够产生的利润。银行提高了存款利率却没有同时提高贷款利率,因为那时候财政和银行还不分家,于是1988年造成了将近500亿的赤字直接进入财政,就造成了1988年年底,1989年年初,财政公布的赤字就是500亿。

    接着,财政受不了,政府要求银行大幅提高贷款利率,流通企业受不了。于是流通企业的经济行为发生变异,不再贷款进货,而是占压生产企业产品搞代销,却照收三级批发加零售的全部收益。它的收益刚性是不能减的,而三级批发加零售至少是40%的利润率,而代销应该只有3%。再加上它占压了生产企业的产品,生产企业不能回收资金,所以生产企业全部运转不起来了。这就导致上游的原材料企业也无法运转。于是全国陷入三角债,导致了生产全面停滞!这就是发生在88-89年的滞涨形态的大危机,随之是任何大危机都会有的风波。
三农问题的未来发展

    我们关注的三农到底是什么问题。先看国际经验。

    世界上农业本来就分三大类,大农场只适合于殖民地,欧盟国家也是小农场为主,因此农业补贴占财政的40%以上,同时也造成欧盟农业50%甚至60%以上是市民兼业农业。尽管美国、加拿大这种大农场国家也并不能脱离政府补贴,但没有欧盟那么高。

    亚洲的小农国家里最为接近西方现代化的是日本和韩国。我们叫日韩模式。日本农民只剩下558万,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64岁。主要靠JA系统来解决问题,它是一个综合性农业合作社。政府给予最优惠的政策,让农民合作社免税进入金融、保险、房地产、购销、餐饮、加工、旅游等各种非农产业,所有在二三产业中产生的收益必须50%以上返还三农。其实日韩和中国台湾都是日本JA模式——让农民保证收入比较高,生活无忧的这种模式就叫做综合农协——收益并不来源于农业,因为小农经济在农业领域中是不可能获得高收益的,而来源于给综合农协以特殊政策,让它可以从第三产业中占有高收益。所以日韩和中国台湾,都是农民95%以上加入综合农协。

    所以我们说,东亚经验表明,不是没有办法化解三农困境。麻烦在于,这个办法要从现在的利益集团中去重新做调整,要把金融、保险、房地产、加工、超市、餐饮、批发、旅游所有这些非农产业还给农民的话,那些利益集团是不会让步的。怎么才能让中国农民得到像日韩农民,包括中国台湾农民那样的优惠待遇呢?只有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只有农民组织起来才能跟其他利益集团谈判,谈判才能获得交易地位。高度分散的小农交易费用过高根本不可能谈判。所以今天农民在一盘散沙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有美好未来的。

    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国家想要真的建立市场经济,必须构建信用社会的基础,那也是得让分散的农民形成组织,提高谈判地位,才能形成可维护的契约关系。

    总之,没有农民组织化提高,中国就不可能构建以契约信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中石油反腐暴惊天大案

中国经营报

2013-08-31

  中国石油的反腐大网正在撒开。在中纪委、国资委先后披露王永春、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接受组织审查的消息后,8月28日,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召开万人视频会议通报情况。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0857.HK/601857.SH,下称“中国石油”)及昆仑能源(0135.HK)当日在H股市值蒸发超过了超过217亿港元。这与中石油前任掌门陈同海因腐败问题被调查所引发的情况不无二致。

  多个独立消息源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证实,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下称“昆仑利用”)原总经理陶玉春目前仍处在有关部门的控制之下,并仍在接受调查。在“中石油四高管”接受组织审查之前,从2013年上半年开始,陶玉春就已开始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工作,业界认为陶玉春为相关调查提供了重要线索。

  陶玉春和其后接受组织审查的四川省人大原副主任郭永祥、中石油原副总经理李华林均曾任职中石油胜利油田。而随着中石油反腐大网的撒开,在石油石化系统内部十分熟知的“胜利油田系”逐步开始走入公众的视野。

  李华林其人

  当时深圳石油主要是做石油贸易,利用中石油这层关系,批条子搞油品贸易,后来又建了中油大厦,大厦里面建了四星级酒店搞接待服务。8月27日,国资委网站上公布了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接受组织审查的信息。

  一个月前,国资委宣布任命李华林担任中石油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从公开的履历来看,曾经在2007年11月担任中石油股份公司副总裁、并在2009年5月被委任为中石油董事会秘书的李华林。此次任命之后,李华林不但晋升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还成为中石油党组成员。

  中石油集团公司公开的信息显示,加上此次落马的中石油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党组成员王永春和李华林,中石油一共有十位党组成员。出生于1962 年10月的李华林,1983年7月从西南石油学院地球物理勘探专业大学毕业,就开始进入石油系统工作,能够在30年后晋升党组成员,位列中石油集团十位高层之列,殊为不易。

  公开的履历显示,在加拿大、哈萨克斯坦等中石油驻外公司任职后,李华林在2001年1月起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并于2001 年12月兼任深圳石油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深圳石油”)董事长。2006年7月起任深圳石油董事长兼中国石油天然气香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深圳石油逐渐从石油贸易向其他领域拓展。熟悉该公司的人士说:“当时深圳石油主要是做石油贸易,利用中石油这层关系,批条子搞油品贸易,后来又建了中油大厦,大厦里面建了四星级酒店搞接待服务。” 李华林在担任深圳石油董事长之时,也是深圳石油法人。

  搭档陶玉春

  记者了解到,在中石油四高管落马前,陶玉春就已被有关部门控制接受调查。目前,陶玉春仍在“控制”之下,一知情人士称,陶玉春是中石油案的关键人。而在李华林担任深圳石油董事长期间,陶玉春成为了他最为倚重的部下。

  记者了解到,在中石油四高管落马前,陶玉春就已被有关部门控制接受调查,目前,陶玉春仍在“控制”之下,知情人士称,陶玉春是中石油案的关键人。在李华林担任中石油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期间,陶玉春在该公司担任部门经理。而在李华林出任深圳石油董事长期间,陶玉春相继出任深圳石油经理、总经理。李华林的履历中,2007年11月起被聘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裁兼中国石油天然气香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李华林提升之后,陶玉春也顺利上位。2007年12月16日,陶玉春以深圳石油董事长、总经理的身份出席了徐州华气新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仪式,徐州当地官员予以了热情接待。这也是陶玉春接任深圳石油董事长一职后,首次以相关身份公开亮相。

  陶玉春能够同时担任深圳石油董事长和总经理,中石油内部人士也曾与记者谈及,这与中石油领导格外器重陶玉春关系密切。

  2008年9月1日,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关于组建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通知”,该文件号为“石油人事【2008】24号”。9月24日,中石油任命陶玉春为昆仑利用总经理。

  推动昆仑利用成立,进军下游市场,曾被当时中石油领导视为“华丽转身”。 按照中石油实现上下游一体化的意图, 昆仑利用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战略目标。该公司拟定了在2015年CNG(压缩天然气)加气站总量达到2000座,年销售量超过100亿立方米,市场份额接近 70%的目标。围绕这一目标,陶玉春实施了激进的计划,在陶玉春被控制之前,昆仑利用不但承担了国家重点工程深圳LNG项目,而且旗下还拥有了160多家公司。

  2012年3月20日,刚过完50岁生日的陶玉春(1962年3月14日出生)的好运走到了尽头。“陶玉春是3月20日出事的。”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石油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出事后的第二天早上九点,中石油人事部就宣布了昆仑利用将进行调整。”

  2011年中石油内部曾经对昆仑利用进行了审查,这一内部审查并没有给陶玉春带来压力。到了2011年7月,国家审计署派出的人员对昆仑利用进行了持续三个月的审计,直到2011年10月才审计结束。昆仑利用原内部人士反映,此次审查查出了24大类问题,而且重点放在了深圳石油。

  对于陶玉春的问题,有关部门还在继续侦查。目前,昆仑利用尽管尚未在工商登记中注销,但是其主要业务已经划入昆仑燃气管理,事实上成为了昆仑燃气的华南分公司。

  “胜利油田”交集

  刻下胜利油田烙印的陶玉春,并不是一年多来唯一落马的曾有胜利油田履历的人员。接近陶玉春落马一事的知情人士透露与此有一定的联系。事实上,2011年审计署审查昆仑利用时,其重点就在于李华林和陶玉春主掌深圳石油期间的问题。而在记者调查期间,还发现一个联系。陶玉春起家是在胜利油田。陶玉春的同事透露,陶玉春从胜利油田基层起步擢升后,曾经担任胜利油田供应处副处长。记者了解到,籍贯山东日照的陶玉春系山东胜利石油学校(后改为山东胜利职业学院)85届采油工程专业。

  由于生活以及学习、工作上的渊源,陶玉春在昆仑利用业务拓展中,频频与胜利油田关系密切的公司发生联系。陶玉春落马后,一些项目也相继中止。其中,昆仑利用与山东胜利股份(000407.SZ)在广西南宁设立南宁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一事最终泡汤。

  刻下胜利油田烙印的陶玉春,并不是一年多来唯一落马的曾有胜利油田履历的人员。今年6月,担任过四川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的四川文联主席郭永祥涉嫌严重违纪被组织调查。郭永祥的一生与胜利油田联系非常密切。1972年,郭永祥成为了胜利油田孤岛指挥部作业27队工人。但是喜欢文学的郭永祥逐步走向了文字工作领域。1973年,郭永祥就成为了宣传干事,并一步步成为了胜利油田党委调研室主任。1990年,郭永祥调往中石油总部,并在随后担任了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研究室副局级研究员、副主任。而在其后的履历中,郭永祥长期担任高层秘书,最终官至四川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成为副部级干部。而在四川担任要职期间,郭永祥与中石油、中石化的关系也颇为密切,频频参加相关项目的活动。

  1998年,胜利油田划归中石化。但是从胜利油田走出来的优秀干部,遍布中石油和中石化。其中中石油原掌门人、现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就曾在胜利油田工作。公开履历显示,蒋洁敏亦于1972年进入胜利油田,并在胜利油田稳扎稳打做到胜利油田管理局副局长。1994年,蒋洁敏从胜利油田调离,由此开始了步步高升的历程。

  记者在采访陶玉春案件期间,曾经多次以电话、传真、邮件形式与中石油集团以及中石油股份公司相关部门联系,但是均无明确回应。此次,中石油“地震”之后,记者与相关部门联系,依然没有反馈。

 

 

 

 

发件人:Richard Xu<richardx@telus.net>+(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 时 间:2013年09月16日 10:25 (星期一)附 件:6个(image001.gif 等...) 查看全部附件Subject: 国家又来到大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时候

各位朋友:

    当今的形势,应验了五十年前人们最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中国社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历史必然。当年披着工人阶级先锋队政治局常委外衣的人渣朱镕基亲手砸烂几千万中国工人阶级铁饭碗的同时,却赶紧为他学气象物理的儿子朱云来谋了一个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年薪过千万的金饭碗。当年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人物的如此德行,是这个国家今日社会矛盾尖锐对立的根源之一,这个问题讲清楚要长篇大论,在此暂时打住留待日后清算。

    让我们回到今日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对立的问题,今日中国的社会矛盾尖鋭到什么程度?套用学贯中西的社会学家李毅的话讲就是:今日中国“左、右派观点是完全对立的,是完全敌对的,是水火不容的。左右思想观点敌对的程度,不相容的程度,超过美国内战之前北方和南方之间意识形态的敌对程度,超过1945年中国内战之前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意识形态的敌对程度,与埃及军方和穆兄会之间意识形态的敌对程度不相上下。”

    李毅接着说:“左中右都是中国人,如果大家都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相忍为国,对国家民族都好。但就怕有人误判形势,自不量力,寻衅发难。1927年,右派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发难,搞四一二,搞七一五,几乎杀光左派共产党。毛泽东等人被迫上山,提兵22年,才重新统一中国,开始建设。目前中国右派在城市只占8%,在全国不到5%,但在思想、舆论、网络的很多领域,右派占有绝对优势。结果,有的右派朋友,误判形势,还以为右派占到50%到80%,时常流露发难的取向。右派如果真的发难,结果会非常难看。衷心希望多数右派朋友是有理智、有智慧的,不会把8%和5%,误判为80%和50%,能够停止发难取向,停止把毛泽东画像尽快从天安门上拿下来、废除毛主席纪念堂等等发难取向,以免把好端端的中国,搞成埃及。左派朋友当中当然也有极个别不理智的人,但左派朋友目前还没有任何发难的取向,这是好事情。”

    今天,关心中国政治的朋友都会关注薄案的审判,那就让我们回到薄案,向大家介绍一组有关薄案的文章,下面是其中三篇,更多文章在附件中。祝朋友们周未愉快!

向东

左中右对薄熙来审判的不同看法

社会学家 李毅

    李毅。旅美社会学家。Dr.liyi@gmail.com 中国西北大学78级文学学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修满研究生学分,美国密苏里大学(MU)社会学硕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IC)社会学博士。理论研究方向为唯物史观、世界体系论、社会发展大战略。方法论研究方向为定性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比较社会学。学科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学、国际社会学、发展社会学、分层社会学,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90年第489号课题负责人。

    全球华人瞩目的薄熙来案件庭审结束。两百多页的庭审记录,几十篇英文报道评论,几百篇中文报道评论,令人眼花缭乱。这里从社会学界角度,分析五篇文章,从中展示左中右对薄熙来审判的不同看法。这五篇文章分别是:1,韩德强《谈薄熙来案济南公审》。 2,陈有西《成功的审判 遗憾的侦查》。3,贺卫方《薄案审理点评》。4,张千帆《薄熙来的政治遗产》。5,李毅《有关重庆模式的三点看法》。

    当今中国社会,可以分为四个基本的大的阶级:4亿7千万工人阶级,1亿5千万农民阶级,1亿2千万干部和准干部阶级,几千万资产阶级。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发表的调查数据,当今中国城市居民,18岁以上,左派占38.1%,中间派占51.5%,右派占8%。显然,如果调查对象是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右派的比例还会更小,小于5%,左派的比例还会更大。有关的详细数据、详细图表、详细分析,请在谷歌google或百度搜索《当今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李毅演讲稿)。

    韩德强,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位管理学副教授,是目前中国一个知名的左派。“韩德强谈薄熙来案济南公审”,目前在大陆很多网站流传。韩德强认为,重庆模式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新之路,是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缩小两极分化、避免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的唯一出路。十八大以后,中国走了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道路。花一年半的时间,调集几十个反贪局长,掘地三尺,搜寻或伪造证据,拼接证据链,唆使证人做假证,才拼凑出这点指控,只能证明薄熙来还真是个清官。

    陈有西,是现在大陆的一个著名律师。薄熙来在重庆打黑时,一个叫李庄的律师,去重庆给当事人辩护,结果李庄被抓了起来。陈有西就去重庆给李庄辩护,名声鹊起。此前此后,陈有西还给一些富人做过辩护律师。陈有西这篇评价薄熙来庭审的文章,“成功的审判 遗憾的侦查”,目前在大陆很多网站广为流传。陈有西认为,薄熙来庭审很好地体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审判公开,审判公允,被告权利得到充分保护,庭审驾驭公允,解释法律说理有据,庭前会议功能正本清源,有很多亮点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很有示范意义。陈有西这篇文章的看法,或许可以代表中派的看法。

    当今中国,右派在城市只有8%,在全国不到5%,但在思想、舆论、网络、意识形态的很多领域,右派占压倒优势,呼风唤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贺卫方先生,就是一位很有号召力的右派领袖。贺卫方最著名的讲话,就是他的“西山会议讲话”,直率要求共产党尽快走国民党蒋经国的道路。贺卫方的文章《薄案审理点评》,目前在中国大陆网站广为流传。这篇文章,和陈有西就事论事的说法,就很不相同了。贺卫方认为,薄熙来是重庆冤假错案的总负责人,如果能够审判薄熙来是怎样搞这些冤假错案的,本案意义将会更大。这一次审判回避了对重庆黑打所导致冤狱所应有的审查。贺卫方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很长,不好懂,意思是,看看重庆的那一套路线方针政策,能不能得到反思,能不能得到正本清源(也就是从根子上挖掉),就可以从中看到,中国未来法治的走势,中国未来政治的走势。

    同样是右派,张千帆的文章,就得多激烈得了。张千帆是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政府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他的文章《薄熙来的政治遗产》,现在大陆许多网站流传。《华尔街日报》中文版9月2日转发后,更是火爆。这篇文章文笔很美,原句如下:

    济南庭审正式结束了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却远未埋葬其政治遗产。用一句话概括,薄熙来的政治犯罪是在重庆缔造了一个红色法西斯帝国。这个他留给中国的政治遗产,今后几年很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发扬光大。用“红色法西斯”来描述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是恰如其分的。薄熙来大受市民欢迎表明,小规模的“杀富济贫”还是大有市场,“文革”式的红色法西斯极权是可以成功的。

    审判薄熙来,不等于清算“重庆模式”。事实上,就在审判薄熙来期间,“重庆模式”在中国大行其道。红色法西斯的精髓在于党国和宣传体制的高度一体化,在于国家宣扬某种“真理”并用专政机器消灭一切不同思想和言论的能力。极权主义虽已不合当代中国时宜,但是极权体制资源却一直保存完好,随时可被另一个薄熙来激活。今年五月以来的反宪政逆流即可被视为一种“唱红”,对许志永、郭飞雄等活跃人士的打压则是对公民运动的违法构陷,而近日对秦火火、薛蛮子等网络名人的拘捕算是“打黑”或“黑打”的翻版;此后各地大肆围剿“网络谣言”,河北清河女子只是网上询问“听说娄庄发生命案了,有谁知道真相吗”即被拘留一周,可见专政机器对言论的管制已较“重庆模式”有过之无不及。只是这几件事当局做得均不如薄熙来案漂亮,不仅未能博取多少掌声,而且还把自己放在正义力量的对立面。陈有西律师说得好,“重庆模式”就是“中国模式”的“加强版”;重庆那些事在全国各地都算不上新鲜,只是薄熙来为了自己的政治仕途让“重庆模式”高调得有点出格。它与其说是薄熙来的遗产,不如说是毛泽东的遗产,只是薄熙来将其复活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要感谢他,因为他向我们展示了红色法西斯中国的真实可能性。

    下一个“薄熙来”登场的时候,很可能没有“王立军”陪伴,中国还有这么幸运吗?为了不让大大小小的“文革”式闹剧重演,理智清醒的中国公民能做什么?

    张千帆把贺卫方欲言又止的话,全部说出来了。薄熙来在重庆搞红色法西斯,受到人民拥护,说明红色法西斯在今日中国能够成功。审判薄熙来,并没有清算重庆模式。现在,中国一边审判薄熙来,一边大搞红色法西斯,比薄熙来搞得还多,比薄熙来搞得还难看。薄熙来完蛋了,但还会有下一个薄熙来出来接着搞红色法西斯。为了阻止下一个薄熙来出来搞红色法西斯,张千帆号召理智清醒的中国公民站出来做些事情。

    可见,当今中国,左中右,对薄熙来庭审的看法,南辕北辙,完全不同。对比韩德强的左派观点,与贺卫方、张千帆的右派观点,不难看出,左右观点是完全对立的,是完全敌对的,是水火不容的。左右思想观点敌对的程度,不相容的程度,超过美国内战之前北方和南方之间意识形态的敌对程度,超过1945年中国内战之前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意识形态的敌对程度,与埃及军方和穆兄会之间意识形态的敌对程度不相上下。

    左中右都是中国人,如果大家都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相忍为国,对国家民族都好。但就怕有人误判形势,自不量力,寻衅发难。1927年,右派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发难,搞四一二,搞七一五,几乎杀光左派共产党。毛泽东等人被迫上山,提兵22年,才重新统一中国,开始建设。目前中国右派在城市只占8%,在全国不到5%,但在思想、舆论、网络的很多领域,右派占有绝对优势。结果,有的右派朋友,误判形势,还以为右派占到50%到80%,时常流露发难的取向。右派如果真的发难,结果会非常难看。衷心希望多数右派朋友是有理智、有智慧的,不会把8%和5%,误判为80%和50%,能够停止发难取向,停止把毛泽东画像尽快从天安门上拿下来、废除毛主席纪念堂等等发难取向,以免把好端端的中国,搞成埃及。左派朋友当中当然也有极个别不理智的人,但左派朋友目前还没有任何发难的取向,这是好事情。

    去年三月十五日,因为谷开来杀人,因为王立军叛逃,薄熙来,作为谷开来的丈夫,作为王立军的上司,政治生命理所应当地彻底结束了。但如何看待重庆模式?三月十六日,李毅写了“有关重庆模式的三点看法”一文。该文在中美两国一些网站流传。李毅认为,第一,重庆肯定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是正确的。第二,文化大革命教训深刻,文革的历史悲剧决不能重演。但对今日中国,更加危险的现实悲剧,是戈尔巴乔夫搞垮苏联的悲剧,是印度化悲剧,是拉美化陷阱悲剧。今天还可以加上一个埃及化悲剧。  

    第三,普选是件好事情,中国迟早要搞。邓小平在1987年就说过,中国在五十年后要搞普选,也就是在2037年以前。中国发展得比邓小平预计的还要快一些,中国普选可能要比邓小平预计的提前几年。当今中国贫富悬殊的问题,当今中国腐败的问题,不能幻想等到将来靠普选和民主来解决。中国大陆可以立即解决腐败问题,可以立即颁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法律制度,可以立即实行限制共产党员遗产继承数额的制度。水能载舟,水能覆舟,坚持腐败,坚持不公开官员财产,必然亡党亡国。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9月17日 09:49 (星期二)附 件:3个(秦晖、黄纪苏、陈明、何光沪等: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 等...) 查看全部附件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中国国内思想界分裂,居然需要英国牛津大学来撮合开会,统一思想。中国政府和中国大学都干什么去了?说到底,中国思想界和中国社会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责任在政府,在于政府部门的不作为。请看中国的官方学术机构或宣传部门何曾召集学者们经常开个会,进行思想沟通?全是尸位素餐,当官做老爷。这种状况不乱才怪呢!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也联合,也开会,也进行重庆谈判,也发表共同宣言,但发完共识之后就是内战。今天的中国何尝不是这个样!都不要太幼稚了。

    许纪霖的信:这些年国内思想界分裂严重,很难坐到一起对话,但中国的未来不是取决各家各派有多少分歧,而是有多少共识。前不久牛津大学召开当代中国思潮的学术研讨会,邀请自由派、新左派、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的若干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共同与会,难得大家坐在一起,寻找共识,最后达成了一个简单的文本。见附件。你们可以看到,虽然共识部分卑之无甚高论,但最有意义的是,原来对立严重的各派已经开始在寻找共识。因此,这可能是中国思想界一个很具象征性、标志性的事情。

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

秦晖、黄纪苏、陈明、何光沪等

2013-09-04

  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世界观与世界的中国观正在改变。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问题也变得日益突出。中国将走向哪里?会给未来的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迫切关心的问题。

  我们这些具有自由主义、新左翼、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等不同学术或思想背景的中国学人,都热爱中国这片土地,都忠于我们的人民。我们珍视知识分子发挥社会反思与守望的功能,希望在今天中国与世界变化发展的重要关头,发扬这个群体历来所富有的道德情怀和理性精神,以文化和观念的力量推动国家和社会向上向善的演进。

  我们承认,面对中国和世界的大变局,任何一家一派的社会思想都是有局限的,一个可爱亦可信的未来社会蓝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因此,知识分子都应该在尊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进行真诚交流、互相砥砺,由此形成关于中国当前和未来发展所亟需的思想共识。

  我们通过认真的讨论交流,在几个方面达成如下共识:

  1、我们希望中国坚持“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即以人民的认可为权力的来源,以人民的权利为制度的基础,以人民的福祉为国家的目标。

  2、我们希望中国坚持“公平正义”的社会原则,即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与性别各领域,在立法、司法和行政诸环节,在教育、医疗、居住、工作、休息和养老等方面,都以公平对待所有中国公民、实现社会生活正义作为基本原则,使全体人民的生活不仅有物质的保障,而且有精神的尊严。

  3、我们希望中国在传承优秀文化的同时,坚持多元而自由的文化目标,以群己关系的合理平衡为前提,以公平正义的法治为原则,保障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各职业群体、各社会团体以及所有个体多种多样的价值追求、思想旨趣、学术倾向、艺术风格、宗教信仰和言论主张等等,和而不同,都有和平共存的环境,都有自由发展的机会。

  4、我们希望中国致力于建设更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以相互依存、互利共赢原则处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环境等方面的国际纠纷,既有利于全体中国人民也有利于全人类,促进世界各国各族的和平共处与和谐发展,最终达致天下太平。
2013年8月22日

  签署(按照姓氏拼音排名):

    陈明  干春松  高全喜  高师宁  何光沪  黄保罗  黄纪苏  金雁  刘澎  吕新雨  罗岗  卢敬雄  秦晖  孙尚杨  孙毅  王文锋  许纪霖  邢福增  徐友渔  杨凤岗  杨熙楠  姚西伊  姚中秋  赵林  曾庆豹  郑家栋 郑也夫 仲大军  朱晓红......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9月12日 09:54 (星期四)附 件:1个(9-12.rar ) 查看附件

打击网络谣言 反击反动公知

对VOA(美国之音)报道的综述

09.06.2013

    北京一位政治观察人士说,中国把一小撮批评当局的公共知识分子视为敌我矛盾的“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说要严肃打击。

    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宣传思想部门工作要强起来,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强起来,班子要强起来。

    资深媒体人在推特上披露,有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一定要严肃打击。

当局亮剑 公安抓人

    宣传会议之后,3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宣传部长纷纷表态跟进,声称要敢抓敢管。大V薛蛮子在北京一住家中嫖娼被抓。高X认为,中共当局这次亮剑实行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倡导普适价值和宪政民主的公共知识分子。

    事实上,5月中旬下达到县团级的所谓“七不讲”不公开指令已经发出了清楚的信号。

 

网络争鸣 政府干预

    今年5月下旬以来,中国的理论界出现了反宪政和挺宪政的激烈争论。《红旗文稿》等官方刊物成为登出反宪政文章的主要平台,人民日报(海外版)也连续发文高调批判宪政,反宪政的主要论点遭到挺宪政学者的反驳,双方打成一片。

    政治观察人士陈子明认为,当局开始重视对网络的控制,网络的言论状态已经不能容忍。

    就在8月19日宣传官员说要严肃打击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的当天,秦志晖(网名“秦火火”)、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等4人被警方以在网络上造谣为由逮捕。23日,网上粉丝超过一千万的网络大V薛蛮子(本名薛必群,美籍华人)在北京一私人住所中被警方以涉嫌嫖娼罪名带走,处以行政拘留。短短几天内,中国各地以网络上造谣传谣为由被抓捕多人。各大官媒纷纷登出带有明显批判性的报道。中央电视台破天荒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高调播出有关大V薛蛮子涉嫌嫖娼被抓的电视报道。

    中国体制内敢言媒体《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一度对新政抱有开明专制的期望,但经过一段时间观察,迅速由谨慎乐观转为悲观。李伟东认为目前并没有形成习李体制,习要走的道路实际上是5年以前就达成的共识。陈子明认为习打公知或比毛“引蛇出洞”出手还快。

    毛泽东在1957年的宣传官员会议上讲话后,开始反右运动,清理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今天的中国情形何其相似。尽管一些讲话中表示要继续深化改革,但是陈子明认为,这意味着当局以后不仅沿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继续前行,而且还要参照毛的阶级斗争模式打击危害社会的分子。这种模式可能把中国引向新的文革,甚至新的世界大战。

    这位独立政治评论人士在微博中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不是半个世纪前的总体性社会、单位社会,政府已经没有了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掌控能力。只要民众觉悟了,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想要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的人,将会失去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空间和在历史上的地位。

 

 





对薄熙来最后陈述的评论

何新

2013年8月27日

    薄熙来案件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案件,是一个悲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次现代版“巫蛊”事件。[汉武帝晚年发生的“巫蛊”事件,根子来自外鬼,即匈奴“胡巫”所施加的诅咒和魔咒,引起了一场起于宫廷肘腋之间的巨变。]

    从头到尾,薄熙来这个事件背后有隐隐的鬼影幢幢,扑朔迷离。也许,如同国际谍报机构所插手的若干中外历史疑案一样,真相可能已永难弄清楚。因为这些隐身幕后的国际大腕往往布局深远,掌握的控制手段太复杂了。而我们知道的信息都是不完整的。

    此案的关键要害问题是两点:一是尼尔伍德之死的真相,二是致使王力军出走外国领事馆的真相(到底是去了几次?),这后面都还有一些不解之谜,有许多阴谋论的解释。但是无可否认,的确是外来的几个“巫蛊”诱发引爆了整个事件。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与那些薄粉的狂热吹捧相反,我一直认为,薄熙来作为一个政治家是非常不合格的。以我个人对老薄的直接了解,我认为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薄熙来也许是一个不错的男人、不错的丈夫,也是好朋友、好兄弟,甚至是好玩伴、好情人。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薄熙来非常不及格。性格就是命运。薄熙来的性格太天真,太简单,太真诚。

    如同他此次在法庭上的表现一样,如同他政治上的轻率用人和各种行事方式一样;薄熙来实际恰恰是非常幼稚的、缺少城府的、很容易被欺骗的。王力军、徐明一类下属表面上捧着他,哄着他,忽悠着他,似乎怕着他,其实一直耍着他,玩着他,利用着他——直到最后陷他于死地。

    幼稚、直白、真诚,对一个政治家而言,这三者都是自杀性的毒药。因为政治,特别是涉及到国际政治和经济,本身是复杂、诡谲无比的。以简单的头脑和行为则无以应对,必堕陷阱。

    薄熙来在法庭上仍试图尽力表现真诚,结果适得其反,许多自辩词恰恰成为自污之词。自以为聪明得计,出言却令亲痛仇快。直到最后,他好像才领悟自己前面说多了。最后陈述比较简练,但是已经晚了。覆水难收,他的自辩非常失败!

    薄熙来在政治上有严重的失察、失职、失政之过。内外失察,用人不当。其平生最为人诟病的无非有二:一是打黑重用王力军这种酷吏,刑讯逼供,无法无天。二是轻信极左势力的躁动,搞红歌、红视屏等,逆时势而行。

    所谓贪污、受贿、渎职之罪,都是既定之罪。辩不辩也无意义。

    经济上薄熙来最大罪,无非就是纵容他那个妻子,而那个女人借着他不断上升的权势,的确在背后做了许多手脚。对此薄也许知道、也许真不知道、也许假装不知道,但总之,妻子从商人手里收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发生,表明国家对官员的管理及监察制度存在严重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权力制度的确存在许多可漏吞舟之鱼的严重漏洞和问题,所以许多领导干部及家属其实都有机会这么干。

    但这种家族的间接贪腐与领导干部本人直接的贪腐行为,毕竟性质还是有所区别的。对此法院量刑理应予以考虑。

    [公诉人本案陈词说:“审判长、审判员,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既是宪法的重要原则,也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对薄熙来严重职务犯罪案件的依法查处,既体现了我国依法反腐的决心,又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任何人,无论职务多高,权力多大,只要触犯法律,都将无例外地受到法律的惩处。”第一,希望党和国家今后建立一些预防性制度,防止高官及其家人今后滥用权势为家人谋私利。第二,希望对于所有违法高官都能追究,实现公诉人的话,真正实现法律的公正。]

    我在去年重庆事件初爆发时讲过一句话:“应知高处不胜寒”——我当时就是指薄熙来。薄熙来是一个悲剧人物,薄熙来案件也是一个悲剧案件。所谓悲剧,就是发生了本来不应发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

    薄熙来是现代版的政治项羽——他也许想说自己是“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但是,上天曾经给予了他建功立业的重大机会,他的多数人生机遇是幸运的。他没有理由抱怨上天。

    作为一个具有贾宝玉或者哈姆雷特的内在性格和气质的人物,却硬要扮演毛泽东或者凯撒大帝的角色,怎么能不演出一场既可悲又可笑之闹剧呢?

    第一天见到他出现在法庭上,作为旧友我感到悲哀。读了他的最后陈述,老夫我再次不禁潸然泪下,为之叹息!

    兹录萨都剌怀古词一首为感:

    “古徐州形胜,消磨尽,几英雄。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空有黄河如带,乱山回合云龙。

    汉家陵阙起秋风,禾黍满关中。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燕子楼空。人生百年如寄,且开怀,一饮尽千钟。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

   【何新的译文】

    自古中州形势优胜,为之毁灭,多少英雄!
    回想那位披铁甲双眼球的,当年乘着乌骓汗血宝马,身后美帐耸入云中。
    但当四面楚歌子弟兵散去,想来连梦魂都不能再回到江东。
    只留下黄河如条丝带,乱山盘旋纠缠如龙。

    而今只有汉家陵墓坐落于秋风,田园庄稼依然满目关中。
    当年的跑马台已荒废,善画眉的多情人已消逝,燕子楼也成空空。
    人生百年,犹如寄宿在客旅,姑且开怀畅饮,一次连喝它千盅!
    回首再看荒野髙城落日,只能凭栏目送那远去的飞鸿。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9月12日 09:58 (星期四)附 件:3个(郭道辉:改变“打天下、坐天下、得天下”、领导一切、 等...) 查看全部附件

   大军网编者按:今年9月9日,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前,参观瞻仰的人们排起了长龙,那些坚定的毛泽东追随者风雨无阻地每年前来怀念毛主席。在拥毛和反毛、污毛者中间,有一群和事老,变色龙,他们像墙头草一样随风倒,哪边势力强他往哪边倒,下面这篇文章的作者可能就是这种人物。

我看毛泽东

——九月九日有感

共识网总编 周志兴

2013-09-09

  至今我还记得,是一阵秋风送来的这个消息。37年前的北京,高楼还没有现在这样多,路边大都种些杨树,9月9号,入秋不久,零零星星的树叶黄了,飘落下来,在地上被风吹得打起旋来。我真的觉得,自己就像这树叶,不知道将来会被吹往何方。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以为天塌了。

  其实,早就有先兆。尽管文化大革命中,不断有“特大喜讯”宣布,伟大领袖神采奕奕,红光满面;伟大领袖身体健康,可以长寿到150岁。但是,1971年9月13日,副统帅坠机在温都尔汗之后,眼看着他老人家的身体每况愈下,大家嘴上喊着万寿无疆,却在心里算着大限到来的日子。直到秋风里传来哀乐声。

  有人最近问过我:周恩来和毛泽东去世时,分别是什么心情?我说,周总理去世时,是悲痛,我也哭得稀里哗啦的;毛主席去世时,是担忧,我真的没有哭,但是,真的担忧伟大舵手去了,这艘船怎么办?开到哪里去?

  时间过去了37年。套用老人家的一句词: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秋风又起,人间沧桑。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评价毛泽东,这是一个敏感话题。事实上,这也是目前左右分野,或者说社会思潮撕裂的一个分水岭。说这个话题,应当戴上一个钢盔,不然,脑袋会被板砖砸烂的。

  我曾经建议,因为很难共识,所以搁置对毛泽东评价的争议,留给后人评说。但是,我的这个建议通常在各个场合都得不到支持,大家反对的理由是,当代人搞不清楚,后代们更难了。

  也是,秋天落叶和春天新芽都是树叶,但全然不是一回事了。我就来斗胆说说这个话题。好在我基本上也属于秋天的叶子了。

  我是在毛泽东的光环下长大的。从小受的教育,是毛泽东的伟大,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到现在,毛主席语录还能背不少,毛泽东诗词还能唱不少。当然,现在也有人把这说成是洗脑。教育也罢,洗脑也罢,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已经没有了重走的可能。

  有一次在饭桌上,几个学者和几个企业家说起毛泽东,一个企业家说,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创建了新中国,就像修水库,他建起了一座大坝。一个学者接上了话茬:问题是,该不该修这座水库?另一位学者说:这座大坝修的是不是地方?一位企业家说:这座大坝修的质量高不高?

  我插话是这么说:我不赞成现在溯源去谈新中国该不该建立,这将是无休无止的争论。我们的讨论,应当有一个边界。现在回过头来讨论新中国的建立,那就该再回头讨论帝制的被推翻,还有休止吗?

  就新中国建立来说,我不相信在国民党统治下,政治就是清明的,政府就是高效的,官员就是廉洁的。我母亲是过来人,她不止一次告诉我,国民党政府和官员的腐败和无能。当然我知道,母亲不能代表所有的人,她是穷苦人出身,8岁就到纱厂当童工,新中国给了她翻身的机会。她赞成新中国,就像很多被剥夺的人反对新中国同样是可以理解的。

  我的道理很简单,短短几年国民党被摧枯拉朽般赶到海峡那一边去,就是人心向背的例证。不能因为现在执政党和政府存在着许多问题,就把国民党政府身上涂上鲜艳的色彩。这个观点同样可以延展适用于民国。现在不少民国控,言必称民国,似乎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不过这一页翻得太快,以至于缺陷和优点还没有充分展示。

  必须承认这一点,无论国民党政府或者是民国政府都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被过去的教科书抹杀了,剩下的只是丑陋。这当然不对。现在,正在为那些片面的甚至是虚假的历史评价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许许多多人对所有历史事件的怀疑和重新解读。在这种重新解读中,一定有矫枉过正的地方。我们不能在纠正一个错误的同时,去犯同样的错误。就是不能绝对肯定或者绝对否定,不能用极端的思考方式,也不能用极端的语言。

  就说毛泽东。过去说他是大救星,“四个伟大”喊得连他本人都听不下去了而斥之为“真讨嫌”。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共产党结束了文革,也对毛的功过做了判断,趋向于共识的说法是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再后来,共识瓦解,有人说毛泽东是千古伟人,也有人说是千古罪人,两种看法水火不容。

  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传统,肯定一个人,那就是白璧无瑕,否定一个人,那就是一团乱麻。检点历史,我们犯了很多这样的错误。翻看我们的历史名人花名册,就像浏览京剧舞台,生旦净末丑,每个人都被脸谱化。

  对历史人物来说,三七开也好,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也好,都是形容而已,并不是准确到能够用尺子来量出准确的数据。其实就是说有功有过,无非是说功多一点还是过多一点。

  我自己的观点是,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对于他的研究和分析远远不够。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当然有功绩,有些人否认这一点,认为他一无是处,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可以不说新中国的建立。当然以我看,这也是毛泽东的重要功绩。建立新中国之后,很快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之后,“两弹一星”的成功,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不容忽视的地位。

  在外交上,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纵横捭阖,能够主动打破坚冰,向美国伸出橄榄枝缓和关系,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进入联合国成为常任理事国。就是在老人家最不清醒的时候,他依然没有把权柄交到四人帮手里,因而为邓小平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留下了伏笔。

  另外,毛泽东对自己的家庭和亲人是严格要求的,他的后代现在也过着相当朴素的生活,没有做大官也没有发大财。顺便说一句,就是最近不少文章诟病的毛泽东诗词,我也认为除了气魄和胆略外,艺术上也有极高的造诣。也许不能像文革中那样评价是顶峰,但是也绝不是山下一块普通的石头。

  当然,要说毛泽东的失误和错误,也能说出许多,要说他就是一贯正确,无懈可击,也绝不是事实。例如反右,例如大跃进和之后的三年极度困难,饿死的人数现在也没有完全准确的说法,例如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十年浩劫。等等。
如果说,毛泽东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那么,这个新时代绝不仅仅是莺歌燕舞。

  我看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永不止步的革命者,他带领的革命,有成功的,有失败的。他给中国带来过幸福,他也给中国带来过苦难。他带领中国走过康庄大道,也走过长长的弯路,在路上跌过无数的跟头。他绝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圣人,他是一个复杂的中国历史绕不过去的伟人。但我仍然用伟人这个词。

  说起来,如果没有更高明更有共识的意见,还是应当回到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上来,回到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来。那是经过了几千名高级干部的几轮讨论得出的结论。其中,邓小平、陈云等和毛泽东长期共事的领袖人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用充分的理性得出的结论。简单概括起来,也就是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指出他的错误,同时总结失败的教训。

  毛泽东探索过的弯路,亮起了红灯,我们就此掉头,探寻新路,从大历史的眼光看,也是很有意义的。不单单是对毛泽东,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应当采取这样一个科学的态度。因此,要科学地研究毛泽东,评价毛泽东,不要简单地标签化,非此即彼,不是一座高山,就是一抔黄土。而现在,存在着标签化的现象。有的人看不到任何问题,还是一味歌功颂德;有的人则正好相反,说理不多,攻击性很强,甚至用侮辱性的语言。

  针尖对麦芒,结果把对方刺得都很痛,这当然也不算什么。关键在于,还会把历史刺得很痛!想想我们的后代,他们会不会为我们,就是他们的先人们,这样喋喋不休又毫无理性的争论而摸不着头脑,甚至于误读历史。

  秋风又起。秋天,是成熟的季节,人也是会成熟的。人的成熟表现在哪里?理性、包容、宽厚,友善、智慧,用成熟的态度来看待来研究来描述来处理各种事情。

  今年12月,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如何对待这样一个日子?会不会又是一场更高级别的争论?似乎已见端倪。不过,那时已经是冬季,凉风吹来,也许每个人都会清醒许多。

  我们需要一阵清凉之风。

 

 

 

 

 


发件人:xianyan9738<xianyan9738@vip.sina.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 收件人:大军<zdjun@263.net>抄送人 时 间:2013年09月12日 22:48 (星期四) 附 件:1个(新建文本文档.txt ) 查看附件

微博加速思想的政治化过程

冼岩

    在此前的《从思想派系到政治力量——中国左右阵营的嬗变》一文中,笔者描述了当下中国各思想派系的政治化过程。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此过程中,新生的网络工具——微博,起到了强力催化、加速的作用。

    马克思有句名言: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为物质力量。所谓物质力量,其实就是政治力量。在互联网出现前,思想要掌握群众,主要有四个途径。前三个是传统途径,即书籍、学校和舆论;第四个是特殊途径,即共产党创造的知识分子深入基层、发动群众的方式。第四种途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前三种途径则存在同样缺陷,即受制于传播渠道。只要控制了出版、学校和媒体,思想的影响就极其有限。

    互联网网络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网络是书籍、学校和舆论的统一体,而且突破了渠道的限制。在网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这就是“自媒体”概念。网络不但极大扩张了思想掌握群众的范围和速度,而且降低了门槛。只不过,网络的管理方通过推荐、排版等方式,仍然部分掌握着渠道的权力。

    但是,微博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微博本身是作为网络社交工具出现的,它不依赖于网站方的推荐和排版,而是依据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进行传播。由于这种传播具有“滚雪球”的特点,所以完全摆脱了传统渠道的限制,将自媒体的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使思想拥有了不受限制地接触群众、影响群众的方便。而这只是微博的作用之一。

    微博更重要的作用是,它将思想所影响的群众组织起来了。众所周知,群众这种“物质力量”,有没有组织起来,意义截然不同。没有组织起来的民众只是一团散沙,组织起来后,可能变成原子弹。在微博出现前,除非经过现实的抱团、结社等过程,否则思想所影响的群众都是非组织化的,具有围绕公共议题啸聚而来、事完即散、成员不固定的特征。微博通过粉丝、关注等技术设置,围绕博主,使思想所影响的群众具有了固定性、经常性、团体性、分别性、认同性等组织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阵营的组织化。社会上本来存在游离、分化的“物质力量”,微博帮他们找到了组织,为他们披上一幅思想的旗帜,让他们完成了政治站队。从此,思想的政治力量特征更明显,依托于微博的思想者,也更加快速地朝着政治活动家的方向转化。正因为如此,不同派系之间的分歧、对立愈益尖锐。有人说,有微博以前,左右派还能正常交往,现在相互之间见面都不怎么讲话了——这很正常,思想见解不同的人,可以坐下来争论、探讨,共同进步;但如果是不同阵营的政敌之间,就只有壕沟没有沙龙,只见战士不见绅士了。

    在这种情况下来谈论思想界的“共识”,就是很奢侈、很遥远的一件事。实际上,我怀疑“共识”这种东西,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幻想或幻觉。例如,公开以“共识”为标志的共识网,创办人周志兴从一开始就认为大多数左翼所认同的“重庆道路”,是在“重走错路”。可见,在他心中,早就有着定见和底线存在,他所求构的“共识”,显然不会突破自己的底线。这也就是说,他们构建的“共识”,必然要把大多数左翼排斥在外,因此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右翼的“共识”。但右翼早就有“共识”了,还需要寻找什么呢?无非是外表包装一下,使之看起来不那么极端、刺目,减少对立面的反弹而已。

    最近又看到一些学者签署了一份《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文中谈到“4点共识”。从思想观念而言,这“4点共识”我都认同;但如果称之为“共识”,往往就不再是纯思想的,而会被视为关乎行动,或者说是对于当前行动的主张。从这一点来说,我对此“4点共识”大都不认同。因为行动必讲究轻重缓急,需要为了其重其疾,可以暂弃其轻其缓。“4点共识”在思想上都正确,但如果对应于现实,大多并非行动上的当务之急。如果说现在我们形成共识了,中国只能沿着这个共识的方向前进,不能在共识点上有所倒退,那么可能中国从此就不会再有进步了。就像如果告诉邓小平,“公平”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只能在缩小、或至少不扩大贫富分化的前提下来发展经济,那么中国不会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经济发展的奇迹。如果对小布什说,人权乃普世价值,所以只能在扩大、至少不减少人权的基础上来防恐,那么,“9.11”可能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八次九次、甚乃几十次。

    历史从来是迂回前进的,为了优先保障那些更重要、更迫切目标的实现,需要暂时放下、甚至一定程度损伤其他相对较轻、较缓的目标,这是我坚决支持习近平加强对意识形态和舆论管制的原因。意识形态和言论方面的收紧,必然遭到知识界本能的抵触,更与自由派基本的价值取向背离。于是,很多人找出很多理由来反对它,最典型的做法是列举前清、国民党或前苏东时期的例子,声称意识形态只可疏不可堵,堵没有好下场——种种引经据典,其实都是先有结论,再选择性地搜罗有利证据,忽略不利证据而已。在他们列举的“历史教训”旁边,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大把反证:你说前清是因为不开放而亡,我还说它是因为开放而亡呢。其实当时清朝之亡乃属必然:在列强的频繁冲击下,中央统治力下降,少数民族的政权再也无力控制大多数汉人。不管改不改革、开不开放,清朝都要灭亡,开放和改革只是加剧了力量对比的变化,加速了灭亡而已。所以,一切对历史或国外经验事实的描述,都不足以完成对当下是非对错的充分论证。历史只能作为关于可能性的借鉴,而不能成为评判成败对错的绝对标准;它可以增加当前行动的可选项,增加对成败得失的分析角度,或者是作为说明当前问题的一种借喻,但不能成为评判行为对错成败的标准。社会科学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最大的不同,就是不会出现完全相同条件下的重复。社会领域的事物总是复杂的、具体而不同的,全部人类历史留给今人的最大启示是:看似同样的事,由不同人来做,结果就会不同。孔明手上的妙计,到了马谡那儿可能是馊主意;刘阿斗做不成的,不能断言李世民一定做不成。

    成与不成的可能性,一看个人能力,二看权力大小及其掌控程度,三看内外情势。从当前中国政府反腐败前所未有的举动,整顿官风、党风中展现的前所未有决心看,我对这一届政府比较有信心。如果没有超强度的反腐,单向度的收紧意识形态和舆论就是纯粹“拉仇恨”,必然行之不久;有了力度前所未有的自我清理动作,政府就能一定程度赢得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和信任;有了这种认同和信任,知识界的反弹在包括网络、微博等渠道都被加强监管的情况下,就掀不起太多风浪。两手都硬,政府就能够通过对意识形态和舆论的管控,强化政权和社会的稳定性,为其他各项事业的推进提供必要的秩序保障。但其中还存在一个变数,那就是经济。

    中国前途的治乱兴衰,最终还是要着落在经济的表现上,但恰恰是对于这一届的经济掌门人,我缺乏信心。当然,他并不是决定中国经济表现的唯一关键因素。

 

 

 

 

发件人:xianyan9738<xianyan9738@vip.sina.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姚中秋抄送人时 间:2013年08月21日 21:39 (星期三)附 件:1个(新建文本文档.txt ) 查看附件

为什么说中国执政党不能再宣称自己信奉马克思主义

冼岩

    按照恩格斯的总结,马克思一生主要取得了两大思想成就,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理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其中,唯物史观是一种看待人类社会活动的思想方式,剩余价值理论才代表了马克思的价值取向,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核心。

    如果执政党还宣称自己信奉马克思主义,当然就不能否认几乎代表了马克思思想成果二分之一的剩余价值理论。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观照今日中国的现状,必然得出以下结论:一,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全部存在剥削(按照马克思的算法,资本的利润除去大约相对于银行利息的部分外,其他都属于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而且大多数还剥削很严重;二,马克思主义者应坚决支持劳动者反对剥削的斗争;三,已经执政、并且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应该马上消灭剥削。

    拿以上三条结论对照今天中国的现实,结果是黑色幽默的:执政党不但没有致力于消灭剥削,反而一手制造了剥削(现在的民营企业全部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然后又保护剥削,限制劳动者反抗剥削的能力和行动。这种说法与做法的高度自相矛盾,执政党怎么解释?

    执政党现在采用的,是一种似通非通的解释方式,即初级阶段论。这是一种类似于当年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解释。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够发达;在此阶段为了政权稳定,必须大力发展经济;为了发展经济,又必须调动和利用一切经济方面的积极因素,必须容忍剥削现象——殊不知,这样一解释的话,麻烦又来了:今天中国的经济水平虽说还不够发达,但也远比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多了。如果说剥削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还是必要的、正当的,那么对于当年的资本主义国家岂不更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那么,当年的马克思又批判人家什么呢?今天的中国执政党,岂不是用自己的实践、用自己政权的必要性和现实性,证明了当年马克思的错误?这样子你难道还能坚持说自己“信奉马克思主义”吗?

    当然,执政党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看起来逻辑较顺畅、但立场更艰难的解释:我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不再信奉其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如果这样,那么执政党就应该公开、明确地表达清楚。马克思主义既然被奉为一个国家官方的指导思想,那么执政党就应该明确表明,自己在其中信奉什么、不信什么,不能让大家猜哑谜。即使这样,问题依然存在着:没有了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吗?恐怕最多只能称其为历史唯物主义吧?没有了价值取向,只剩下方法论、认识论,这样的主义能够被人信仰吗?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现在中国的执政党,说的和做的颇有矛盾,举的旗(马克思主义)与走的道(改革开放)指向不同。要坚持现在举的旗,就必须改道;要坚持现在走的道,就必须换旗——像现在这样,脑袋向左、脚步朝右,自己和自己打架,又何以立信于民、取信于天下?

 

 

 

 

发件人:xianyan9738<xianyan9738@vip.sina.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抄送人时 间:2013年08月20日 18:19 (星期二)附 件:1个(环球时报.doc ) 查看附件

环时左右论社评错在哪?

冼岩

    《环球时报》最近发表的社论《“左右论”只是当下舆论场的一时嘈杂》,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文章好就好在,在“改革至上”的舆论氛围中,正面阐述了“改革必须保持可控性”这样一个简单的政治常识。但是,文章在阐明一个问题的同时,也制造了其他问题。具体说,该文主要存在两个错误。

    错误一:理想主义或文宣

    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三个层层递进的结论:一,必须长期坚持改革;二,改革进程要坚决保持不失控;三,控制失控的苗头很重要,但改革的方向之一应当是国家对揭问题盖子的承受力不断增强,而不是国家变得越来越敏感。

    前两点是对的,问题出在作者苦心孤诣构筑的第三点。第三点之错,错在把历史描述成一个面对多个相互冲突目标还可以齐头并进的过程,所以,它要求中国在坚持改革、保持稳定的同时,还必须“不断增强”对负面传播的容忍度和承受力。这是典型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能吃草、又要马儿不拉矢”,它和“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同样是不现实的。

    这也不是真实的历史描述。大多数时候,面对相互冲突的不同目标,历史的轨迹都呈螺旋状或波浪状——前一个时期,以甲目标为主,放松乙目标;下一个时期,以乙目标为主,放松其他目标......极少能够看到同时推进相互冲突不同目标的情况。以邓小平改革为例,邓小平自己说过,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也就是说,在邓小平那儿,改革、发展和减少分化,三个目标都要。但勿庸讳言,当下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按照邓小平的标准,可以说改革已经失败了。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还高度评价邓小平,肯定其改革的伟大成就?原因就在于,改革、发展和减少分化这三个目标,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不兼容的;只要能够做好其中一两个目标,就值得充分肯定。邓小平改革使中国社会个人的自由度大幅提高、经济发展成了全球第二,这一切都发生在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而且只用了短短30年时间,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成就。与此同时,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也在快速蔓延,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早在30多年前,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提出,改革和发展,只能在“不断”缩小贫富分化的前提下进行,那么,改革和发展都不用搞了,中国直接呆在凭粮票买米、布票买布、油票买油的社会得了。齐头并进别说是邓小平,就是上帝、真主、如来佛、玉皇大帝全下凡,也不可能做到,否则人间早已经是天堂。

    再看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经验,无不是“先污染后治理”。如果首先划个框框,只能在环境“不断”改善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可能地球人类至今还迈不过工业化这道坎。

    《环球时报》的文章将明显相互冲突、难以齐头并进的目标放在一起说,要求三方面都“不断增强”,这种缺少现实感的责备求全,或许是出于理想主义,对现实的局限性认识不够;或许是出于文宣目的,讲话时面面俱到以示好各方。

    错误二:超越左右

    文章说,中国改革开放道路整体上是超越左右的。这句话显然是对“左、右”概念有所误读。思想上、政治上的所谓左、右,并非专指某几种政治和思想的流派或观点,而是一种评价的尺度,一种观照的视角。不管采取哪一条“改革开放道路”,在价值取向的光谱上,都一定会表现为左或右,非左即右。所以说,具体的左、右观点、派系,都可以超越,但左、右标准本身不可能超越。

    文章说,只有稳健改革的“中间道路”才能受到广泛认同——这话很有意思。所谓“中间道路”,无非是自我标榜,即以我为标准,右我者左,左我者右。所以,“中间道路”其实是左右温和派,即所谓“中左”、“中右”的自称。大家都以自己作为中间的标杆,以此来划分左右。真正的“中间派”,从来就不存在。即使是对现状不发表任何修正性意见,也意味着对现状的肯定或容忍,这其中同样有左右。

    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履任后的种种举措看,并不是要将整个意识形态“向左扭”。这一届与前任的显著不同是,深刻认识到舆论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关系到国家存亡,因此在这方面不准备再无所作为、听之任之,而是打算有所作为。有所作为的方向,一是像《环球时报》这样,积极介入争论,在国内外舆论场域中,努力构造官方主流话语及其影响力;二是尽可能将国内的极端意识形态和舆论“管起来”,使之无法动摇国本。第二点最重要,带有显著的个人特征,它或许将是新一届意识形态和舆论政策的核心。由于右翼自由主义在当下中国民间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被显得首当其冲。

    另一方面,新一代中国的主要领导人,本身也是有价值取向的,那就是中间偏左的国家主义。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8月25日 15:50 (星期日)Fw:环球时报评

许志永被刑拘:陶醉于自己的“勇敢”?

社评:表达异见不能越过法律边界

《环球时报》 社评

2013-08-19

    广州“维权人士”郭飞雄(原名杨茂东)近日被刑事拘留。由于不久前北京的“维权律师”许志永也被刑事拘留,境外舆论这两天把这些事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大陆在搞“斩首行动”。还有外部舆论将郭、许等称为“民运人士”,推升他们所做事情的政治意义。

    郭飞雄被刑拘的罪名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之前他坐过牢,并多次遭短时间拘留。他的政治观点很激烈,是国内一些政治签名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许志永曾被取保候审,经历也很复杂。

     郭、许等人在互联网上的影响一般,不及当前活跃的一些大V们,但在“维权”的特定圈子里较为知名。与当局对抗似乎已成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也像是陶醉于自己的“勇敢”里,不太可能妥协。

    应当说,存在这样一个喜欢对抗的异见人群,已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他们总是给社会带来触动,也同时给社会治理带来挑战。他们做事不是以合法不合法、对社会治理实际有益还是有害为出发点,而是只认自己的价值判断,把与当局尖锐对抗看成道德上的高尚行为。

    如何对待这些“对抗人士”,中国社会治理显然尚未找到成熟答案。一方面这些人扮演了比较新的社会角色,他们对一些具体事情的推动不都是负面的。但同时他们直接制造了对现行社会治理体系的破坏力,对长期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民间对他们的态度也是复杂的。他们被拘留甚至被判刑的遭遇很容易得到同情,但了解他们的人中很多也认为他们有些“极端”,并不希望他们“做大”。实事求是说,这些人的社会群众基础并不好,他们的主张容易在媒体上炒作,但与老百姓的切身民生改善关系不大。

    让这些人改变政治观点几无可能,在多元化的社会里,某种程度上预留了“异见”或“对抗”的角色。重要的是社会需要确定这个角色的活动空间以及他们行为的法律边界。现在异见人士们宣称他们所有行为都是合法的,他们遭到法律追究时就认为受到迫害。只有通过得到社会的坚定支持,法律才能对他们发挥越来越强的威慑力。

    这是中国的漫长课题,搞行动对抗的异见人士在中国出了一拨又一拨,其中不少后来去了国外,他们的影响力总体看被互联网上新生的舆论反对派分去一大半。至少目前社会对后者形成较高的适应度。但“对抗”仍是中国社会很不熟悉的事物,围绕它的磨合是中国改革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各方需要对此抱以慎重态度。

    当局需要清楚,拘留任何有一定知名度的“异见人士”都有可能演变成舆论事件,因此每一次拘留都应在法律依据和司法程序上无可挑剔,判决的量刑亦能得到社会认可和支持。无论谁违法,法律都等在那里,这样就有可能使每一次司法追究都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清晰证明。由于舆论中非理性的情绪很多,这对当局行为的准确性构成紧迫压力。

    对抗性的异见人士也应清楚,中国处在转型和进步的特殊阶段,无论他们出于什么目的,过于激烈的对抗行为有悖社会根本利益,遭到法律追究和限制是必然的。如果他们的对抗是不顾一切的,他们等于选择了非正常的人生。

    也许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注定少不了一些对抗导致的社会代价,但尽量减少这样的代价,比“用对抗改变中国”更应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理想,因为前者才是中国人紧迫的共同利益。对抗遍布今天的世界,它们带来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巨大社会痛苦。减少对抗对个人以及对社会都具有重要的人道主义意义。

    附文:

许志永以宪法护身

星岛环球网

2006-01-17

  在北京的一家咖啡厅里,见到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许志永(见图),对他的形象有点出乎意料,这位被西方媒体赞誉为中国“维权律师”的的许志永,看起来很沉稳,没有一丝传统上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咖啡桌上摆着笔记本电脑和手机,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SOHO族,唯一的差别是,许志永拥有更多为弱势者打拚的梦想,并已经付诸行动。

  让许志永一举成名的,是2003年3月间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孙志刚是一个在广州工作的大学生,在街头游荡时无故遭当地警方拘留,并且在未带暂时居住证的情形下,被当地警方依法收容遣送,由于在收容所里抗争,最终遭警方人员叫唆其他囚犯殴打致死。

孙志刚案助弱势 当局让步

  当时包含许志永在内,中国有三个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审查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后来北京虽然没有因此启动违宪审查,但在中国社会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中国国务院顺应民情主动宣布废止了这项实施已久的行政命令,能有这样的结果,在中国政治史中可谓仅见,许志永等人在维护弱势人权的第一步上,无疑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果。

  2003年的一整年是许志永丰收的一年,除了孙志刚案获得胜利,他还共同和一帮中国法律界精英为一位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提供法律支持,引起中国社会对民营经济的再次关注。同一年,他参加并当选北京市海淀区的人大代表。

  许志永的理想,可以在他参选海淀区人大代表的一封公开信中看出。他说:“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参与,我想通过我的参与告诉大家——请相信我们的法律,请相信这个时代的进步,请相信,我们的选举权是真实的。我也想告诉大家——让我们一起珍惜法律赋予我们的民主权利,让我们真诚对待我们的法律。”

新生代相信法律 坚持理想

  一个被海外称为“维权律师”的群体正在中国大陆发展茁壮,许志永只是其中之一。他们不同于过去“异议人士”或“持不同政见者”的体制外冲击途径,而是希望以宪法为武器,要求中国回归宪法中赋予民众的民主权利。

  仅管此前已经有多名律师因参与维权或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抓、被关,但许志永这群新生代“维权律师”并无意把自己扮演成烈士的样子,当然他们也有一点心理准备。2005年4月间,许志永曾在北京国家信访局的胡同里和一群正在殴打上访老妇的“截访者”干架;2005年10月间,许志永又曾因到山东探望一个被非法拘禁的朋友而遭到“有组织的”殴打。

  虽然无数横逆在前,包含被关、被殴,但许志永对于孙志刚案获得的丰硕成果仍然念念不忘,他认为中国的媒体、民众、学者与法律专家在需要时,均能充分展现内心的良知,长此以往,他的体制内维权道路仍然是有希望的。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9月11日 10:58 (星期三)附 件:1个(中国PE圈.doc ) 查看附件

美国拿太子党开刀 欲引爆政治核弹

东方日报

2013-09-03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调查摩根大通僱用中国高官子女的行为是否涉嫌行贿。美国在敏感时刻引爆这个政治核弹,其真正意图到底何在,值得观察。

    报道出街后,海内外媒体迅速跟进,曝光了一系列在西方投行中効力并大发其财的中国太子党,且指名道姓。比如赵紫阳的儿媳、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女儿任克英,就有金融女王之称,她在任职贝尔斯登期间,这家投行争到多宗国企赴港上市的项目,贝尔斯登担任广深铁路、兖州煤业的保荐人,在中移动上市过程中,也争到联席承销商的职务。

    任克英离开贝尔斯登后,中国区的业务便急剧下滑,国内几乎很难见到贝尔斯登的承销项目。任克英任职花旗集团时,花旗连续抢下中国人寿、中国网通、建设银行及民生银行四笔业内瞩目的大单。任克英去到哪里,项目就跟到哪里,创造了投资银行界的神话。

围而不攻 乘虚而入

    再比如李瑞环的儿子李振智,进入美林不到一年时间,就使美林成为中电国际赴港上市的最大赢家,不仅是交易的保荐人,担任牵头行和主承销商,同时也是中 电国际的帐户管理人。事后有媒体披露,李振智与中电国际的李小琳关系密切,所以能力压群雄。美林不止有李振智这张王牌,还有吴邦国女婿冯绍东。一开始冯绍东还只是美林的初级职员,四年之后他已是美林中国投行部联席主席,创造了投行界的神话,冯为美林带来工商银行、东风汽车、中电国际、神华集团的上市项目。

    此外,还有活跃于麦格理银行的孙翔,其岳父是铁道部前部长傅志寰。这使得麦格理银行在中国铁路行业的公司上市项目争斗中佔尽先机。基本上每家国际投行 都有一批神通广大、手眼通天的太子、公主们,他们主导了中国国有企业赴海外上市的项目,并在每个项目中获得成百上千万美元的红利。

    投资银行在中国僱用官员子女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这已是行业的潜规则,但耐人寻味的是,为何美国证监会在这个节骨眼突然引爆,并将相关内幕呈现在中国老百姓面前呢?美国对华战略是「围而不攻」,一边在中国周边排兵布阵做好围堵准备,一边在中国利用各种社会矛盾,挑起内乱。

    当前在中国民间仇官仇腐的大背景下,美国抛出太子党集体腐败这颗政治核弹,势必进一步激发国人对这些权贵的痛恨,使中国社会迈向不可控制的危机,也让第五代面临手忙脚乱四处着火的尴尬之境,美国如乘虚而入便能浑水摸鱼。

 

红二代红三代涌入美国名校的玄机

2013-08-22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的孙女在耶鲁大学就读。这位孙女取了英文名字Christie,其父亲吴少华,是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光大金控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此前他是光大银行党委副书记、常务副行长,分管基金託管部、资产保全部。出生于1964年的吴少华,曾任职于武汉市建设银行、武汉市审计局、江西省审计厅,有中国註册会计师、律师执照。

    知情人介绍,吴官正还有一个孙子Kevin Wu,早前在英国伊顿中学念书,后来也来到耶鲁念书。经查耶鲁学生名录,Kevin Wu的中文名字的译音是Wu Yujiang。

    无独有偶,分数不高却被名校录取的,还有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外孙女李紫丹(Jasmine Li),她在斯坦福大学就读。李紫丹是贾庆林的女儿贾蔷和李伯潭的女儿。消息人士称贾蔷是律师,但本刊未能核实她的律师身份;李伯潭则是中国有一定名气的企业家,有多个头衔,例如中瑞酒店管理学院董事长。

    李紫丹先在法国报考多所美国名校,后接到斯坦福大学和常春藤名校之一布朗大学等录取通知。2009年法新社等海外媒体曾经报导,贾庆林这位17岁的外孙女也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欧洲社交盛会——在巴黎Crillon Hotel举行的名媛成年舞会,一同出席的有已故黛安娜王妃的18岁姪女、名导演克林伊斯伍德的16岁女儿、澳门赌王何鸿燊的孙女等24名佳丽。这个名媛成年舞会,还曾邀请中共元老万里的孙女、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正部级)万季飞的女儿万宝宝、以前陈云的孙女陈晓丹。

    中国政坛第五代的几位领军人物的子女也不落人后,纷纷进入美国名校深造。习近平与彭丽媛的独生女儿习明泽在哈佛大学就读,平时非常低调,薄熙来事件后,她曾出席校内举办的座谈会而引人注目,但她在座谈会上坐在最后一排,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李克强的女儿也在美国名校读书。

    政治局委员、前中组部长李源潮的儿子李海进是耶鲁的MBA。李海进与其父是复旦校友,毕业于复旦会计系。刘方远所着的《李源潮传》(明镜出版社)曾介绍:“李海进于2007年从复旦毕业后,一度想留学美国,后来还是留在上海,任职于一家外资银行。”他毕业后在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医药保健公司诺华公司(Novartis)驻美国分公司担任销售员,这家公司业务遍及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9万全职员工。

    有玩笑説,如果这些欧美名校同时要开家长会,要求父母都要参加的话,中国估计一下子没有领导了,政治局开会恐怕都凑不够法定人数!至于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更是众人皆知,在欧美名校“花天酒地”。一位叫杨家乐的女生,2011年跨进了美国顶尖学府三甲之一的耶鲁大学,而且,她拿到了全额奖学金。了解美国大学的人都知道,美国的莘莘学子能考进耶鲁,难;拿到耶鲁奖学金,更难;她作为一个外国人,拿奖学金读耶鲁,难上加难,但这个女生就有了这样的幸运。

    不仅如此,知情人披露,她的中学也是在美国上的,上的是昂贵的私立学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女儿切尔西选择的、当今白宫主人奥巴马为女儿萨莎和玛利亚选择的中学:希德威尔友谊学校(Sidwell Friiends School)。这样的私校,一年的学杂费、食宿费与耶鲁大学相差无几,而她,也是得到了全奖!加起来,她从中学到大学,得到的奖学金早已是6位数了。

    杨家乐有何出色成绩,有何过人特长?人们并不知道,但是人们知道,她有一个好爸爸:杨洁篪。身为中国外交界重臣,女儿在美国一路受到厚待,自然会招人议论纷纷:是杨洁篪先利用职权给了美国人什么好处,于是,美国人在杨家乐身上“投桃报李”?还是美国人先百般优待杨家乐,指望杨洁篪利用职权“投桃报李”?更关键的是,这后面如果有利益交换,杨洁篪是否用中国的国家利益送了人情?据外交部知情人透露,杨洁篪本人其实对此还是颇为苦恼的,他也担心物议喧腾,难以收拾。但事已至此,他也别无良策。

    美国的大学,都要求申请者提交SAT(或类似考试)的成绩单。SAT的中文译名为“学术能力测验”(Scholastic Aptitude Test),约略相当于中国的高考,分成3科:作文、阅读、数学,每科满分均为800,总共满分为2400分,哈佛、耶鲁一般录取学生的分数线都在 2200分左右,而消息人士对《明镜月刊》披露,有些中共高官孙辈远在这一录取水平之下,仅1800分、1900分,只略高于美国的SAT平均成绩,居然也进了名校,让人称奇。知情人介绍,美国大学总体上来说,在公平、公开方面比中国好得多,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学生是凭学识、特长跨进名校大门的,但是,也有一定的灰色地带——对校友后裔﹑对捐款大户,或者对具有政商学界广泛人脉背景者,也会加以照顾;何况大学的某些录取条件,例如创造性、领导才能,本来就有很强的主观因素,难以量化,更可以让校方相关人士找到空隙,合法地向一些特定的申请者以“倾斜”。

 

 

中国PE圈、投行圈 遍地皆是官二代

转发

    唐双宁的儿子、张曙光的女儿算什么!原来PE/VC圈、投行圈,遍地皆是“官二代”,来头都大的要命,他们中的很多人就职于国际投行巨鳄,有的早已不是中国籍……有了这曾关系,高盛大摩小摩们,在中国攫取暴利似乎顺理成章……

    温家宝女儿温如春——前雇主:瑞士信贷——外交人士和银行家们说,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曾一度在北京供职于瑞士信贷。温如春曾就读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上世纪90年代中期留学美国,其一位校友说温如春埋头学习,平等待人,没有高干子弟的骄气。

    胡耀邦孙女胡知鸷——前雇主:瑞士信贷——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大孙女胡知鸷毕业于剑桥大学,先后任职德银佳活宾信、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曾经担任美林集团企业融资部董事,现任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投资银行部主席。

    赵紫阳儿媳妇任克英——前雇主:法国巴黎银行——美银美林中国区主席任克英(Margaret Ren)是中共前总书记的儿媳,曾供职于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和花旗集团在华业务。

    吴邦国女婿冯绍东——前雇主:美银美林——美银美林还雇用了冯绍东(Wilson Feng),他是吴邦国的女婿。

    刘明康之子刘辉——前雇主:澳大利亚投行麦格理集团——知情人士说,澳大利亚投行麦格理集团曾雇用刘辉(Ronald Liu)在中国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是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前主席刘明康之子。图为刘明康。

    陈元之子陈小欣——前雇主:花旗——陈小欣(Charles Chen)毕业于康奈尔大学,随后进入斯坦福大学获得MBA学位。曾在香港花旗工作。后离职进入私募股权(ABAX)工作。陈小欣系陈云之孙,陈元之子。

    陈元之女陈晓丹——前雇主:摩根斯坦利——陈晓丹(Sabrina Chen)2012年毕业后,进入纽约的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工作。后离职进入伦敦的私募基金公司帕米拉咨询(Pamira Adervisers LLP)香港公司工作。陈晓丹系陈云之孙女,陈元之女。

    薄熙来长子李望知——前雇主:花旗——李望知(Brendan Li),2005-2006年期间是花旗全球市场亚洲有限公司的雇员。200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圩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李望知系薄熙来的长子。

    马凯之女马乐——任职:航天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航天产业投资基金成立于2010年1月,基金采用有限合伙制封闭式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的形式,总规模50亿元人民币,存续期为10年。基金发起人为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市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中国中信集团公司。航天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马乐,系马凯之女。

    李瑞环之子李振智——前雇主:美林、瑞银——李瑞环之子李振智(George Li),拥有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MBA学位,曾先后就职于美林(MerrillLynch)和瑞银(UBS)。

    温家宝之子温云松——曾为新天域资本共同创始人——温云松(Winston Wen)曾为新天域资本共同创始人。2010年10月,新天域发布声明称,“温云松去年已不在该基金担任任何职务,并自去年以来任职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下属单位。”温云松系温家宝之子。

    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之子曾之杰——任职:开信创投——曾之杰(Jeffrey Zeng)系日本长崎大学经济学学士,斯坦福大学管理学硕士,创立了一家隶属于国有金融机构的基金——开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公司总经理兼管理合伙人。开信创投为国家开发银行与中信资本共同设立的创业投资管理公司。曾先生于2001年加入华登国际,供职开信创投之前一直担任华登国际董事总经理,负责华登国际在中国及亚洲地区的资本投资。曾之杰系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之子。

    朱镕基之子朱云来——任职:中金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朱云来(Levin Zhu)拥有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气象学博士学位。在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于上世纪90年代末回到中国,并策划了对中金公司(CICC)实质上的收购——摩根斯坦利持有这家合资公司约34%的股份。现任中金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朱云来系朱镕基之子。

    劉雲山之子,刘乐飞——任职:中信证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刘乐飞曾担任国企中国人寿(China Life Insurance)的首席投资官,管理着1万亿元人民币(合1470亿美元)的资金。后任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Citic Private Equity Funds Management)董事长、CEO,现任中信证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

 

 

 

 

 


发件人:jason6226<jason6226@126.com>收件人:大军网<zdjun@263.net>时 间:2013年09月08日 18:32 (星期日)附 件:1个(中国政改漫谈.doc ) 查看附件

中国政改漫谈

王建勋

2013年9月

    中国政改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就像西方的宪政不是靠十年八年建立起来一样。提到宪政,现在国内很多人都视之洪水猛兽,仿佛宪政就意味着全盘西化,就会引起东欧般巨变,还有很多人则相反,当其为救世良方,似乎宪政就代表全盘西化,中国全盘西化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的确,人们通常认为“宪政”一词无论从理论概念还是从制度实践,都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和制度安排的概念象征,西方政治学学者萨托利曾宣称:“立宪制度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政治就是宪政。”但不管西方政治学者怎么说,也无论喜欢西方体制的人们如何定义,我们没必要把宪政妖魔化,“宪政”这个词本身也不具有倾向性,更没那么狭义,绝对不是只有自由主义制度才可拥有的标签。

    有人认为宪政是私有制度的产物,是否定社会主义宪法基础的,宪政的出现确实是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在自由主义革命时期响亮的口号,而且革命胜利之后的政府都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这一基本原则,可那时并没有社会主义制度,谈何否定社会主义宪法基础呢?先有古代,后有现代,我们不能说古代是否定现代的。

    宪政的标准定义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即民主与法制的结合。中国有宪法,中国也需要民主与法制的结合,显然,宪政的标准定义与目前中国的宪法并无冲突,只是我们的宪法,我们的民主与法制的结合与西方有本质的不同,所以,“宪政”这个词我们不该否定,而应根据中国乃至东方的社会发展需要重新定义,重新定义的宪政概念、宪政实践和未来要发展完善的宪政体制,有可能在人类历史上书写出一个崭新的篇章。

    在对待宪政的解释上,毛泽东从来没有拘泥于西方的概念,他在1940年就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反动派的专政。”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开始采用“人民民主专政‘概念后,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使用的宪政概念以及以资产阶级法制和整体概念来解释的宪政概念,不再被使用,与宪政本身的定义无关。

    不过有关宪政概念的表述话语权,此前一直被西方所垄断,拥有上百年的宪政实践,把持话语权倒也无可厚非,问题是这个话语权不该这样被西方一直把持下去,所以,我们现在有必要对这种垄断提出挑战,让“宪政”这个概念不再狭义地被定义为西方式的一种政体,让这个光辉的词汇在历史的长卷中不再被某一篇章的片段所独占。

    我们姑且把此前的宪政解释称为西方式宪政,把我们探讨的、更加科学合理的宪政称为东方式宪政。

    抛开东西方的文化冲突,如果宪政是一个科学合理的政体,那其本身也应该有所发展并不断完善,可我们看到的被很多人推崇备至的发展了上百年的西方宪政,辩证地看,有其科学合理的地方,更有其无法消除的缺陷,比如其中最显要的缺陷就是政党轮替导致的社会资源消耗。

    凡是实行政党轮替的国家,竞选是几年一次必有的社会资源消耗,而政党轮替和合法的利益酬谢又会使这种消耗更甚,随之而来的政党制衡朝野对立,或者经常出现的府院对立大幅降低行政效率的同时,更使社会资源的消耗像连续剧一样持续上演,这一切累积起来,丝毫不亚于独裁国家的贪污腐败造成的社会财富损失,即便是以此政体为傲的西方政治学者也承认,类似的缺陷有很多。

    那么,建立和发展东方式的宪政,消除西式宪政的缺陷,让世界逐渐过渡到更科学、更完美的宪政体制,难道不是件好事情么?难道不是东方人为宪政的发展和世界的政体进化作出贡献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么?只有东西合璧,才是世界的,而东西合璧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西方式宪政发展了上百年,东方式宪政也不该被苛求在很短的时间内孕育、诞生和成长,但我们不应因其是个漫长的过程,就没有紧迫感,当前中国面临的体制困境正好为我们提供了通过建立东方式宪政,为人类社会的宪政发展做出贡献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时不我待,刻不容缓。

东方式宪政实际上就是中国式宪政

    无论何种宪政,任何形式的政体在一个小国家或者单一民族的区域实行起来是相对简单的,个性远远大于共性,只有幅员辽阔、人口和民族众多的大国通过实践验证过优越性的政体,才具有普遍意义,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性,才值得让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借鉴和推广,而目前有机会担此重任的大国,仅剩中国一家了。

    刚才提到西方式宪政也有其科学合理性,所以只要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再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找到适合中国实践的政体道路,让世界踏上更为合理的东方式宪政之路就为期不远了。

    现在再回到中国政改的话题上来。如果把中国的政改看作东方式宪政的孕育和诞生,那中国的政改思路就清晰了。首先,东方式宪政从开始实践到基本完善都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宪政体制了事。西方实践了上百年的宪政是在其特定的民族地区、历史环境和风俗习惯以及文化传统中建立起来的,照搬的结果必然会水土不服,令社会动荡,政府空转,财富消耗,其科学合理的方面未必能在中国起到积极作用,而其缺陷则必然会起到巨大的消极破坏作用,目前已经实行西方式宪政的东方国家,无论大小,社会局面大同小异,无不存在这些问题,却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再者,中国政改要走自己的道路,走中国式的道路,中国上下要有一个适度的心理准备。我们要抱着对中华民族、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把中国的政改当作一次新的长征,做好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这不仅仅是因为政改将触动一些人的根本利益导致的艰难险阻,还因为政改本身需要招贤纳士集思广益,最终让党和政府站在历史的高度形成一个系统的思想体系,就像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那样,要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政体实践和发展完善制定科学合理并被大多数中国人民接受的整体方案,这些都将是长期的过程。

    邓小平搞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设计,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没有一个整体方案,也摸着石头过河,一旦出现大的偏差,中华民族面临的灾难,绝不亚于一次内战般的天灾人祸。

    心理准备之后,还要确保有两个前提保证。一是要有个科学的、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理论指导思想,然后是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先锋队组织去落实执行涉及到中华民族未来的政改方案,也就是东方式的宪政实践。这里可以借用毛泽东的话并改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经过瘦身、剔除腐败分子和思想道德落后分子的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经过发展、理论不再脱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先说说中国共产党如何变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目前的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像一个社会党,党员数量庞大,其中充斥腐败分子和道德落后分子。道德落后分子对党的形象摸黑杀伤力是极为巨大的,其政治素质更是连普通公民都不如,斥其为社会渣滓毫不为过,他们从子女上学到亲属工作安排,以权谋私的自私自利无处无时不在,为党和群众牺牲个人利益仿佛与他们无关,这些人一不违纪二不违法,只是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群众利益和党的利益之上,这种优先顺序的颠倒却把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彻底谋杀了,而那些道德水平与罪犯相同的贪腐分子,则是把党的先锋队性质送入坟墓的掘墓人。

    政改不依靠党的力量,而依靠专家建言动员社会力量,必然导致各种思潮涌动,莫衷一是人心就乱,有大一统历史传统的中国人心一乱社会动荡就不可避免,这是一条不归路。只有倾听社会各阶层建言,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去落实政改,才会保证社会基本稳定,才能令东方式的宪政实践健康起步。

    这里说的中国共产党,要有号召力,要在人民群众中有极高的威信,这种威信不能依靠枪杆子,不能依靠维稳力量,要依靠清廉和道德高尚,依靠组成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都是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的成分,一个道德水准高于普通民众、由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组织,必然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拥护,他们中的任何一员都必须大公无私,勇于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不把个人利益、妻儿老小的利益放在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上,不谋求自己住最好的房子,不谋求子女就读于最好的学校,不接受任何党内的同志把道德标准降低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水平,不容忍失去先进性的分子留在党内,更不会接受贪腐分子赖在党内。

    所以,一个由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领导中华民族完成振兴中华的使命,才是顺理成章的,才是可以战胜任何困难的,是政改的组织保证。

    要形成这种组织保证,就要先整党、清党,让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先锋队组织,让党员都来自中华民族中百里挑一的先进分子,这是真正的百里挑一,中国十三亿人口,中国共产党员要做到百里挑一,在职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就不能超过一千三百万,所以,整党就是清党,就是瘦身。

    如何瘦身,要依靠人民群众,我们不搞政党制衡,但要搞群众监督,人民群众拥护的、赞扬的人,才能加入,才能留在党内,否则,应该分批清除出党。

    也许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会说,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和整党清党,都是党内的事情,不该让党外参与,可中国共产党是宪法赋予执政地位的唯一政党,是管理国家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唯一政党,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事情就是国家的事情,就是人民群众的事情,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发展,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只有人民群众推举的道德高尚、学识能力卓越出众的人士才具备入党的条件,而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整党、清党,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体现,绝不是中国共产党自己一党的家事,所以,党和国家、人民是一家人,不分内外。这里要强调,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一般的正在执政的社会党。

    下面再谈谈指导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思想的理论基础,也就是经过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一个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实践。

    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要实事求是,不能再挂羊头卖狗肉,如果我们接受马克思和列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定义的共产主义概念,我们就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坚定不疑,毫不动摇,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过时的概念定义,我们就要重新定义和解释共产主义,这个定义和解释不应该是虚无缥缈的,必须是可以被全体中国人民接受的,是由科学的理论体系支撑的,是东西方公正的大多数政治学学者都能接受或者无法有力反驳的,是可以实实在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东方式宪政实践的,既然当初社会主义可以在俄国首先建立,那共产主义为何不能在中国独立建成?既然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为何不能有中国式的共产主义?

    列宁当年能狭隘地定义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习近平完全可以科学的定义中国式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形成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对于共产主义的设想也是基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对应的生产关系,在信息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在各种理论研究方法更加科学的当代,掌握大量知识的社会活动实践家和理论家没有理由让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仍然停步不前,仍然教条地维护其基本教义,目前的马列主义理论如果不再剔除非真理的成分,必将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理论。

    过时的却仍在社会发展中起作用的理论,就是反动的。

    发展马列主义理论不应该受到任何条框的制约,不应该维持所谓的基本理论,只要精髓在,只要基因在,只要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中华民族,就是科学的马列主义,也许,未来的马列主义会与基本教义派奉守的僵硬理论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但这是正常的,道理很简单,就像我们的DNA中有着祖宗的基因,我们却早已与先人的相貌身材没有任何相似度一样。

    总之,经过科学发展的马列主义理论要脚踏实地,要具备现实的指导意义,是实实在在的指导理论,是全体共产党员都坚信不疑的,大多数中国人民都能接受的,不应该是空中楼阁,更不应该仅仅是那些以研究马列为生而一肚子男盗女娼的所谓马列专家的掌上玩物。

    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层面,是将现实中与经过科学发展的马列主义理论相悖的现象消除,比如中国的工会组织,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与马列主义相悖的怪胎。

    工会组织的产生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是因为工资低廉且工作环境极为恶劣诱发的工潮催生的工人维护权益组织,这个组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非法到合法,经历了很长的斗争过程,可随着20世纪后期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各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工会势力都有所减弱,在美国的1950年代尚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加入,而2003年时仅剩13%,在资本主义国家日渐式微的工会,在社会主义中国有何作用呢?

    本身应该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会,是不该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尤其是完成了工商业公私合营之后的中国,所以,工会组织在中国,仿佛是与马列主义开了一个玩笑。

    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改的新《工会法》中载明,“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级工会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这与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是不是个天大的矛盾呢?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不代表职工的利益么?各级政府不代表职工的利益么?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的前提是有人侵犯了职工的合法权益,是谁侵犯的?是党组织还是各级政府?或者是党和政府派到国有或集体企业的管理者?

    而事实上中国当今的工会组织不过就是个节假日发点儿福利、业余时间组织职工搞搞文体活动的可有可无的鸡肋而已,难道节假日的福利和业余时间的文体活动就代表了职工的合法权益?

    可以说,中国的工会组织只是个消耗社会资源的社会累赘,是应该取缔的。不过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中是否应该存在工会组织,这需要实事求是的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工会组织本身起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工会代表工人维护权益的斗争手段就是组织罢工、游行和谈判,这种组织和维权方式与社会主义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维护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中职工合法权益的方式方法和渠道肯定是多种多样的,绝对不会是仅有起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会这一种形式。

    这种从理论到现实的自相矛盾,在今天比比皆是,如果我们不能正本清源,不能实事求是地让经过科学发展的马列主义与现实联系对应起来,始终依靠这种理论与现实脱节、自相矛盾甚至自欺欺人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社会发展,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向,那未来的中华民族前途绝无光明可言。

    目前的中国共产党员中有很多人信仰是混乱的,有人私下里信仰佛教,有人悄悄信仰基督,还有人毫无信仰可言,只信奉金钱财富,这些加入共产党的人不信仰共产主义,与共产主义信仰本身出了问题不无关系。

    既然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宗教,那共产主义信仰就要体现出科学性,令人信服。

    当初共产主义信仰是基于共产主义理想,这种理想又基于共产主义设想的提出,基于百年前社会发展环境的设想在今天看来有哪些不科学的成分,是否需要不断完善,如何与现实的社会发展规律统一起来,是所有马列主义学者必须考虑的课题,这就像爱因斯坦提出激光和黑洞等很多设想后,承载其很多设想的理论都在被不断验证,而有的设想依据的理论则在不断得到修正,可见在科学的设想和现实之间,并非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难道我们今天的马列主义学者就不能提出自己深信不疑,让广大党员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理论么?

    如果这个课题无法解决,那中国共产党就必须面对现实,彻底放弃过于虚无缥缈的正统共产主义理论,转而建立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再不可理论脱离实际,让广大人民群众感觉是在说一套做一套,挂羊头,卖狗肉。即便是在卖狗肉,我们也要光明正大的挂上狗头,否则,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执政的合法性,即便是宪法赋予的,也一定会丧失。有了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有了组织保证和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有了清晰的政改思路,我们就可以踏上建立东方式宪政的长征之路了。

西方式宪政的特点和缺陷

    下面,我们对比西方式宪政的特点和缺陷,简单探讨一下东方式宪政的轮廓,或者说是中国政改的实践设想。

    在对比之前,先来确定一个概念,就是“党国”。事实上,“党国”的概念在中国早已深入人心,比如为国争光的人士常说“是党和国家培养的结果”,比如位居要职的人常说:“是党和人民的信任”,“党国“这个概念是东方式宪政必须确认的一个关键词,因为党已经成为国家概念的一部分,党已经在宪法中确立了唯一的执政党地位,党掌握着武装力量等国家机器,党已经与国家融为一体,党事实上是各级政府的领导,是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政党,其已经成为国家政党。

    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有一段时期实行的“党要管党,党政分开”的党务政策显然不够实事求是,这种党务政策把中国共产党等同于一般的政党,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不仅要管党,还要执政,而这个执政不同于西方式宪政的执政,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与政府是水乳交融的状态,党政是无法分开的。

    可见党国就是党政,党政既然无法分开,就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包含党务的行政体系,这个行政体系的设计绝不应该无视现实,在字面上故意遮掩而把党的体系排除在外,应该实事求是地把党的体系考虑进去。同理,包含党务的立法体系和司法体系从理论到实践也应该建立起来,党务不再是单纯的党务,而应该是国家事务的一部分,要在法律中确认。

    这里我们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就是西方式宪政里提到分立的三权,对比西方式宪政的长处短处,就从三权分立说起。三权分立的思想最早应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职能分为议事、行政和审判的“政体三要素论”,“三要素论”为分权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后来古希腊的波里比阿在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国家的这三种权力在分工的基础上又相互牵制,以维护政体的平衡,至此,权力制衡的思想开始出现,后来经过洛克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发展,三权分立制度才初具雏形。

    三权分立制度在西方反对封建势力复辟、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由于这个制度在实践中和理论上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也没有消除其中的缺陷,在怪物般壮大的政党政治发展和影响下,国家机关之间分权与制衡关系已经表现为执政党内部的权力分配与协作关系,政党之间的制衡也表现为争权夺利的斗争与妥协关系。

    尤其是权力制衡,在今天的西方几乎成为掣肘和利益妥协的代名词,这与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初衷已经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权力制衡必然导致国家权力内耗,降低权力行使效率,提高国家行政运行成本,所以,权力制衡在中国应该被权力监督取代,也就是说,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没有制衡关系,只有合作关系,对这三权要设立一个专门的监督机构,被监督的三个权力体系由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领导,其首脑由中国人民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提名,所以监督机构也要由执政党领导,由参政党派和社会精英代表组成。

    为了提高权力的行使效率,我们不该把权力当作怪物关到笼子里,而应该像对待骏马,戴上嚼子驾驭其驰骋。

    西方式宪政的三权,是平行的最高权力,彼此之间是矛盾关系,对立而又统一,中国式宪政的三权,不是平行的最高权力,也不是矛盾关系,他们没有对立,只有统一。

    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尽管宪法中明确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我们不必继续做鸵鸟,也不必拘泥于西方式宪政的窠臼影响,在宪法中要明确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这就与宪法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相统一,也与党国的概念相统一,从此宪法与现实不再自相矛盾。

    综上所述,适合中国国情的分权和监督结构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部拥有各级政府首脑的提名权,人民代表大会拥有任命权,政协拥有弹核罢免权,再明确地说,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各民主党派和社会精英人士组成的政协,对权力实行监督,人大对权力进行确认和领导,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部门负责制造权力。

    刚才谈到了政协的组成,而人大的组成也要逐渐合理化,人大代表中,中共党员的人数不能低于50%,但其中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在职官员,人民代表要名副其实,不能由官员代表充数,应该是由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推举的代表组成。

关于司法独立

    西方式宪政是建立在三权分立下的政党轮替制度基础上,为了维护宪法不受政党轮替影响,必须有违宪审查和宪法法院,其司法独立是绝对的。

    但中国式宪政则不能搞绝对的司法独立,只能是相对的,司法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对中国共产党从总书记到普通党员,也不能用法律标准来要求,法律只是公民需要遵守的最低标准,中国共产党从上到下全体党员要用远远高于法律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低于公认的道德标准,不待触动法律就已经被清除出党,所以这样的党,有资格领导司法系统,司法系统也不必独立于这样优秀的政党。

    如果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政党,就要有一个道德审查委员会,要建立一套远远高于法律标准、高于普通公民道德标准的高尚的零容忍道德标准,凡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申请加入者,即便是大多数民众推举,也要拒绝其加入,已经加入的党员,必须清除出党。

    中国有中国的文化,有中国的传统,目前根据西方的司法实践建立的公检法格局,并不适用于中国,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中国的公安系统与检察院系统应该合并,法院系统应该成为政府的一部分,与纪检部门和信访部门合并,他们应该统一由政协来实施监督,事实上,目前的中国法院系统也无法对政府的行为实施仲裁和审判,司法权不可能独立于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中国是个根深蒂固的人情社会,“父母官、清官断案”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是中国特色,与其强行改变这种观念,不如顺势建立与中国国情相符的司法体系。

    西方式宪政司法独立强调的司法系统内部的互相独立,中国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如果与信访、纪检合并,怎样与党政系统有效结合,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结构设计。

    西方式宪政司法独立要求的法官独立审判,追求法院内部不存在上下级服从关系的理念,完全不适合东方,等级制度在东方各国源远流长,在当今的中国,国有企业领导、学校校长、体制内文艺界人士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何况拥有司法审判权的法官呢?

    官本位属于封建社会意识的残余是毫无疑问的,可官本位体制既然无法消除,官本位观念既然无法荡涤,说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还需要官本位体制,那干脆设计出一套趋于科学合理的官本位体制,才是实事求是的,两害相权择其轻。

    在这儿附带说一句有关依纪依法治贪的问题。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贪腐问题,只有通过整党和清党来解决,纪检部门和信访部门应对举报和伸冤尚应接不暇,根本无法肩负整党和清党的重任,而靠制度完善来遏制腐败更是远水不解近渴的空想。高大建筑燃起熊熊大火,只能靠消防官兵死战火魔,依靠完善建筑本身的防火机制来灭火是天方夜谭。

西方式宪政的政党轮替

    政党轮替是西方式宪政最大的缺陷。这种轮流执政方式仅适合于单一民族的微小国家,在西方式宪政刚刚兴起的阶段,政党轮替消耗的社会资源并不算多,是可以接受的,可这种轮替制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巨量吞噬社会资源的黑洞,各个参与博弈的政党从竞选到胜出,利益酬谢、政党制衡、朝野对立及其府院对立,都在大幅降低行政效率,耗费的社会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累积起来,丝毫不亚于独裁国家的贪污腐败造成的社会财富损失。

    西方式宪政政党轮替的初衷很简单,就是谁的执政理念和实践受到老百姓拥护,谁就得到大量的选票,谁就上台执政,这种游戏规则在欧美从乡村政治开始就存在了,谁也无法更改。

    可这个游戏规则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成政党之间代表不同利益集团进行政治角力的大比拼,这种比拼是实力的较量,在欧美很多具有民主传统、未受到过军事独裁政府深远影响的国家,这种较量只限定于选战的较量,参选政党和政客仅限于用各种方法影响舆论蒙蔽选民捞取选票。

    由于这种捞取选票的方式无法完全获取民心,所以,选民被蛊惑的数量不可能是绝大多数,于是选战胶着状态屡见不鲜,微弱优势胜出更是常见,更有甚者是不分胜负,最后要靠法院裁定,或者有的连任执政党利用手中政权的优势,干脆宣布自己当选,不服输的政党除了组织集会游行抗议,也没什么办法,最终只能演变为朝野对立政党制衡的戏码。

    在欧洲地区之外,并没有古代希腊和罗马那样的民主实践,很多国家不适合这种政党轮替游戏规则,经历过军事独裁政府统治或者受军事独裁政府统治影响的国家,其文化中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烙印,当竞选的实力比拼势均力敌时,尤其是挑战连任者的一方自认为受到不公正选举伤害时,如果得到部分过激民众的支持,暴力必然登台,社会必然动荡,随之而来的就是军队干预,而能调动军队的除了政府首脑的连任者,就是支持反对派的军事强人,国家由此陷入混乱毫不奇怪。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这种政党轮替导致的混乱和动荡比比皆是,因此,如何实现取代政党轮替的新宪政设想,是摆在世界各国有识之士面前的课题。

    中国不能搞政党制衡,但可以搞政党监督,就是在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格局下,各民主党派通过政协对已经与政府融为一体的执政党进行监督,这种监督必须是有效而无害的,既要确实起到监督的作用,还不能危害到政体的生存,这似乎是个悖论,只要真正起到了监督作用,就谈不上对政体的危害,有效的监督会减少执政党的施政失误,一定会得到人民拥护,得民心者得天下,谁也危害不了深受百姓信赖和拥戴的执政党及其政体的生存,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这从另一个方面也提出了整党清党的必要性。

    没有制衡只有监督,这就要求监督机制要有追责的功能,各级官员离任审计仅仅从财务角度进行了任后追责,如果发现了问题,就是错后追责,发现错误时可能已经造成了损失,这是不科学的。

    施政的失误和错误要在官员任职期间进行监督追责,属于错中追责,可以终止错误避免更大损失,这是中国目前的政体中最缺乏的环节,这个环节设计好了,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制衡也许可以提前避免损失,但降低了行政效率,消耗了社会资源,其造成的社会财富损失未必会比没有制衡只有监督的机制要小,因此,监督机制会比制衡机制更合理,特别是现代信息科技高度发达,决策程序只要科学,失误率就会很低,此时的决策速度和行政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

    议会财政本来是西方式宪政中最值得称道的一面,可朝野对立、府院对立、朝小野大导致的政府财政悬崖频现于三权分离实践最彻底的美国,让议会财政的光环大打折扣,尽管如此,其仍有可借鉴的价值,如果移植到中国,需要稍加变通,对政府预算项目进行分类,分为必须通过和不必须通过两种预算类别,必须通过的,以监督资金使用为主,不必须通过的,以科学决策和预算优化为主。

    西方式宪政中的有限责任政府,即小政府大社会,在过去有其极大的优越性,可在世界范围的今天,已经不具备普遍推广的价值了。

    小政府大社会仅适用于已经发展成型的拥有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和服务型政府,而从管理型政府不经过渡就变为服务型政府,政体结构和民众素质都无法匹配,即便是现在普遍拥有小政府大社会的欧美地区,服务型政府也在向服务兼管理的综合型政府转变,这与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下滑趋势有关。

    曾有人认为,物质文明导致精神文明,目前看来这不是绝对的。

    精神文明包括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两个方面,今天的物质文明是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中的科学文化也是高度进步的,但思想道德水平却处于总体下滑趋势,这种人心不古的进程从几百年前就开始了,“人心不古,诡变百出”,心地失淳朴而流于诈伪,社会风气变坏不如古人厚道的慨叹虽发于中国的明朝,却像描绘今天,所以我们总在感慨现在的人们不如几十年前朴实厚道,中国如此,美国如此,世界都如此。

    随着物质文明和科学文化的向上发展,世界道德水平却处于总体下滑趋势,这应该是各服务型政府不得不过渡转向到服务兼管理的综合性政府的原因之一,管理需要管理手段和管理机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西方国家的小政府,在逐渐变大。

    服务型政府要加入管理,管理型政府要加入服务,中国该走什么路,不言自明。

    西方式宪政中强调的自由市场经济,在中国被很多人奉为圭臬,特别是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使广受诟病的计划经济成为僵硬落后的代名词,垄断成性的国有企业给经济秩序和社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使彻底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呼声渐高。

    但如果自由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如此多样的民族,如此广阔的发展不平衡地区,社会稳定能否承受自由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是个极大的未知数,而从计划经济体制走来的中国,如果转型为自由市场经济,社会面临的冲击和动荡会达到什么程度,也是个极大的未知数,这个问题实在太复杂了,在此难以说清楚。

    关于西方式宪政包含的普世价值争论很多,甚至对其是否真的存在都在争执。在哲学和社会学上,普世价值的概念很简单,就是一些数量有限的、所有人都应认同的观念的集合。

    概念简单,但含义却极为丰富,在此我只想说,普世价值是存在的,但是相对的,其相对性在于,由于各国各民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差异导致的生存状况不同,普世价值中包含的自由、民主、法制和人权等价值观的优先排序也不同,西方很多政治家把这些价值观绝对化,认为是同等平行的横向关系,据此挥舞人权大棒,是不尊重事实的。

    我认为普世价值的众多内涵应该是具有优先排列的顺序关系,是纵向的,就像原始社会的冬天,人们需要御寒,也需要果腹,而夏天炎热季节,貌似只需要果腹,却又要把防止疾患列为大事一样,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下,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最大需求和最迫切需求是不同的,有着严格的优先顺序,而这种优先顺序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变化的,能够实现的普世价值才有价值,否则就是海市蜃楼。

西方式宪政中的军队国家化

    军队是一个以杀人为职业的合法武装集团,不让这个集团参与国内的政治生活,不让其成为国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政治力量,把其放在超党派的国家化地位,是政党轮替制度的必须安排。

    军队就像一只猛兽,国内的政治力量如果利用这只猛兽作为政治干预力量,就不可能把它关在笼子里,这就埋下了危机,猛兽一旦野性大发反噬主人,任何政治力量都将成为其牺牲品,为了防止军队成为国内的政治力量,中国军队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即便是国家彻底党国化,军队也不能脱离党的体系国家化,军队国家化,就可能出现枪指挥党的局面。

    要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这是个绝对的原则问题,如果让军队成为一支政治力量来干预党的政治生活,那中国距离动荡和内战就不远了,以前曾有军委主席和党的总书记不是同一个人的现象,这对于国家政体来说,不仅扰乱了国内的政治秩序和党内的政治生活,也是个很危险的先例。

    下面说一下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仿佛在非西方政治体制国家中,是一个高度争议性概念,其实即便在西方国家中的新闻自由实践,也是命运多舛,各利益集团始终在暗中从事着与他们口中高喊的新闻自由价值观完全相反的勾当,所以新闻自由不是绝对的,西方式宪政中倡导的新闻自由在西方国家并没有完全实现,尤其是试图挑战政府权威性的媒体和记者,不待政府出面,就被政府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暗中打压了,可见新闻自由一旦威胁到体制,任何体制所代表的集团也不会无动于衷。

    新闻自由的提出,是在近代报刊出现以后,当时并无新闻自由问题,因为出版权是掌握在教会或王室手中的特许权利,直到工业革命期间通过斗争,新闻媒体才在英国被誉为国王、议会和教会三权之外的第四权,从教会和王室中独立出去。

    这种看似独立的新闻自由,也有着巨大的局限性,比如法国,1980年才放弃国家对广播电视媒体的垄断,允许建立私人广播电台。而在美国,国家安全部门通过媒体对外释放假新闻以干扰舆论早已成为家常便饭,在这一点上,很多一党制国家依靠宣传管理部门对舆论进行引导,显然不如西方干扰舆论的做法来的巧妙。

    其实美国有关方面不仅在暗中干扰舆论,即便是在公开的法律场合,也不像他们鼓吹的那样把新闻自由奉为至高无上,1988年的哈索伍德学区诉库尔米案中,最高法院就裁定“任何一所学校都有权对于刊载在校刊上的具有争议性的文章予以事先审查和撤销。”

    近年来网络媒体的迅速崛起使西方自己大肆宣扬的新闻自由界定也感觉越来越困难,政府发现发表于网络上的言论很难得到有效的把关和控制,其可能产生的后果也难以预料,这一切都使得“新闻自由”概念更加含混不清,如果再出现利用新闻自由概念蛊惑人心者,比如中国春秋时代郑国的邓析,那子产不毁乡校却诛杀邓析,就是为了大局的稳定,不得已而为之。

    所以新闻自由从古至今,都不是绝对的,不像西方政客鼓吹的那样。

    中国如果能把西方式宪政中的新闻自由概念发展为自成体系的新闻监督,令舆论在政协的领导下成为政体健康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应该是个不错的尝试。

    假如新闻自由仅仅是相对于新闻管制,则是针对政府的,带有对立性质,如果西方的新闻自由在东方能演变为科学有效的新闻监督,与执政党的道德审查委员会、政协和执政党的组织部门协调联动,不啻为对世界政体的进化发展作出了一次贡献。

    再说说普选。

    普选的确是一种彻底的民主形式,代表了最直接的民意,但普选形式先天具有令国家分裂的基因,其以大多数民意为优先的诉求,可使过激的狭隘的民意左右国家的分裂或完整,比如美国和加拿大,就常有个别洲提出独立的主张,比如英国,北爱尔兰和苏格兰,也常有政治团体提出独立的合法要求,所以从国家完整的角度上讲,普选这种民主形式,只适合单一民族国家或者多民族的小国。

    当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间民意发生较大分歧时,当选的国家政府首脑必然会顾此失彼,无法完全满足各地区的利益诉求,导致各地区推选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民族或地区狭隘主义者当其代言人,如果存在分歧的几个地区实力旗鼓相当,就埋下了国家分裂的种子,假如中国这种多民族、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一旦实行普选制度,让民意透过普选来表达,各地区的诉求肯定五花八门难以统一,届时中国会分裂成多少块,简直不可想像,因此,谁在中国推行了普选制度,谁就可能成为导致中华民族分裂的罪人。

    接下来谈谈改良、改革和革命的话题。

    有人说我是改良派,不具改革思维,害怕流血,没有革命精神,我觉得自己是非暴力派,只想探讨如何让中国在不经历动荡的前提下,完成政治体制改革。

    改良是改掉缺陷完善制度的最理想的温和方式,革命无疑是推翻有缺陷或落后制度的最彻底的暴烈形式,而改革是介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一种半妥协半革命的半温状态,是追求不流血的革命。

    改革中必定要有革命的成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也有革命,那就是大量国企的工人被革了命,下岗失业了,曾经要革资本家命的工人,变成了革命对象,很难以想象,但这个革命是成功的,没有流血,没有动荡。

    纵观中国历史,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同,鲜有成功的先例,不流血的革命不是中途夭折,就是被真正的革命所取代,在中国,仿佛革命不流血,就不是革命,可日本的明治维新,不是革命,却是流血的改革,所以,我认为不必争论改良、改革或者革命的定义,也不必划分这个流那个派,只要能用最小的代价,实行一种最符合中国国情,最接近科学合理的体制,就是国家的大幸,民族的大幸,什么改良派、改革派、革命派,我辈名节幸否,实无所谓。

    再谈谈整党和清党。

    整风、整党、清党,瘦身,把道德水准低下的自私分子和违法乱纪的贪腐分子清除出党,实际上就是一场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革自己的命,这需要中国共产党拥有壮士断腕的大无畏革命勇气。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拥有一次最理想的清党机会,那时如果把虽善于作战却无革命理想的党员清除出党,把虽在党内却自私自利的道德水准不如普通民众的人清除出党,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就有机会在高道德水准的基础上由共产主义先锋队组织变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清党机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刚刚出现的时候,可惜那时又错过了良机,出生于六七十年代之前的人都记得,文革结束前的高干子女,当工人的不在少数,从事装卸工、司机、扛麻包工种的很常见,那时的高级干部大多数是高风亮节的,是以自私自利为耻的,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们勇于牺牲自己和家庭成员利益。

    最后说说“党政”的概念。

    如果能以法律形式确认“党国”的概念,那我们探讨的东方式宪政就可以命名为一个新的概念名词:党政。

    党政,是以党国宪法为基础的宪政,是围绕党国宪法的民主集中政治,是道德、民主与法制的结合,不仅是科学的民主集中制度,也是科学的在道德基础上,实行民主监督集中的制度。

    党政如果没有道德的前提,一旦实施,必将快速灭亡,在当今人类社会道德水准总体下滑的趋势下,任何政党,任何国家民族,只要能让自己的道德水准不降反升,其精神必将傲视全球,甚至统治世界。

    党政作为一种全新的宪政体制实践,将是中国和世界面临的一次机遇,也是一次挑战,成功了,中国共产党将获得新生,失败了,结局毫无疑问,只能是灭亡,成为历史上可悲的一页。

 

 

 



发件人:liymbj3859<13051506082@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3年09月16日 15:22 (星期一)附 件:1个(潘祎的稿子.rar ) 查看附件

当代中国社会多元认知的国家整合

张文木教授

2013-07-09

    经济与政治的不平衡发展,是社会认知分合的主要原因。历史经验表明:强大的国家,一定是对国内意识形态有高度整合力的国家。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当代中国社会认知呈现多元变化的特征,这需要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加以整合。

    作者按语:黑格尔说“哲学也必须在有国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够出现”;而事实上,意识形态,不管它如何分化,也只有在国家层面上才能整合。历史经验表明:强大的国家,一定是对国内意识形态有高度整合力的国家。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当代中国社会认知呈现多元变化的特征,这需要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加以整合。在这方面,“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既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又要有利于国家在全面推进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任由社会认知分化继续扩大,则将面临社会动荡的大危险。本文主要内容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5期。

    经济与政治的不平衡发展,是社会认知分合的主要原因。中国社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及由此进入市场经济初期阶段时出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不协调,造成了中国的社会认知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分化。结合时代的变化,在坚持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性原则不动摇的同时,探索用新的即公民国家的形式下整合新时期的中国社会认知是必要的,其最终目的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

一、新时代、新问题、新概念

    19世纪50、60年代,西方欧美国家市场经济普遍兴起,自由资本主义正处上升时期。其间,这些国家尤其是象英国、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过中产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理论同时兴起的现象:前者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后者则是由经济追求利润而产生的两极分化的扩大。这种历史现象今天也伴随着资本全球化进程来到当代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与之而来的是中国在生产效率迅速提高的同时,社会公平的天平日益失衡。在人们为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而兴奋的时候,人们也在为日益扩大的基尼系数及由此日益扩大的两极分化而担忧。如果我们在人均国民收入的计算方法上介入基尼系数参照,就会看出今天中国发展也在重复欧美国家在市场经济早期出现过的经济发展和两极分化分裂式同时并进的历史过程。

    一般说来,一定程度乃至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是以资本运营为核心动力的市场经济初期阶段出现的必然现象。在这里,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在于研究这种现象出现的必然性,[2]而在于研究中国可承受这种社会分化的底线,以及研究最大限度地消除或减小这种现象的规模及其对国家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方法。以前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现在则轮到生产力发展破坏了表现为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的生产关系。因发展而不能发展,则成了这一时期中国问题的症结。

    中国社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及由此进入市场经济初期阶段时出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上述不协调现象,造成了中国的社会认知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如下四方面的分化:

一是自由主义意识。这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现,90年代很有点声势,21世纪初在中国颓势凸现,但在国际上仍有广泛的影响。
二是公民权利意识。[3]
三是民族主义意识。[4]
四是阶级斗争意识。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与中国目前所发生的社会转型有关。市场经济导致自由主义与公民意识强化,国际霸权主义压迫导致中国民族主义强化,两极分化导致阶级斗争理念的复归。这几种意识都有其合理的价值,但如让这种分化继续扩大并不被国家整合则有造成社会动荡的大危险。历史经验表明:强大的国家是对国内意识形态有高度整合力的国家。

    黑格尔说“哲学也必须在有国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够出现”[5];而事实上,意识形态,不管它如何分化,从另一方面看,也只有在国家层面上才能整合。

    整合这些认知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因为它们——除了它们的片面和极端形式——的共同点是承认国家是中国人的命运共同体。

    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人的自决权即人权,民族主义的核心理念是民族自决权。理论上说,这两大权利在国家建成后实际上已经通过各民族之间的契约形式转化或让渡为依托于国家主权的公民权。“一个国家中只能有一个契约,那就是结合的契约;而这个契约本身就排斥其他一切契约。”[6]目前世界上还鲜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个人及其有效的个人自决权,也不会有高于公民权的人权。因此“公民权”是整合“人权”和“民族自决权”的合理概念。未来中国公民的人权的诸形式即个人自决权、人民自决权和民族自决权只能统一于法定的公民权之中,公民权又统一于国家主权之中。公民权是相对于国家权力的权利,而主权则是相对于联合国权力——尽管这种权力非常有限——的权利。

    公民权是现代人权的外观,其法理前提基于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只有对国家尽比如纳税、效忠等义务的人权才有要求受国家保护的权利,而只有依法保护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才会得到人民代表的进一步授权和支持。没有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互动是不行的,没有公民义务与国家责任的互动也是不行的。权利与义务这两个概念双向统一于公民权和国家主权之中。而只有依托于国家主权的公民权才能将社会各阶层的权利及其义务统一于国家意识形态中来。因此,相对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而言,“公民国家”而非“公民社会”是其融入中国政治文明进程的合理出路,前者是一个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文明概念,而后者则是用过度强调公民权利而刻意淡化公民义务因而不利于国家内部统一的片面概念。

    建立符合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的多元一体的社会认知是可能和必要的。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公民权利意识与公民义务意识的统一,二是国家权力意识与国家依法保护公民权利的责任意识的统一。

    从阶级成分到公民身份,这既是中国人权事业的重大变化,也是近现代国家转型的一般规律。

    现代主权意义上的中国国家主权诞生于旧民主革命阶段,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斗争取得胜利后,则完整和独立地展现出来。1949年中华各民族在自觉让渡出各自的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共同组成代表中华各民族利益,尤其是代表各民族中劳动者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由此形成国际上一致认可的国家主权。自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基于国内居民主体即绝大多数劳动者拥护的国内合法性和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的国际合法性得以确立。

    阶级专政是现代国家——不管它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苏联、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时普遍经历过的必要的过渡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统一战线的命运共同体,其间经历了人民民主专政时期。80、90年代,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这时国家居民的身份实际上从阶级成分整体地转变为国家公民身份,国家主权则转变为包括有产者在内的全体纳税公民的命运共同体。2004年,笔者到深圳讲课,发现深圳人,尤其是深圳的富人有非常强烈的国家意识,这使我意识到:当代中国的有产者中的相当大的部分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成命运共同体。

    遗憾且需要警觉的是我们在发展公民国家的同时,却不经意间犯了得鱼忘筌的错误:在将有产者纳入国家建设力量的同时,又有了将劳动者在基尼系数不断扩大中逐出这个命运共同体倾向,这样的后果必然是将本是国家公民的内部矛盾再次拖入阶级矛盾并由此再次造成国家内的阶级裂变。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欧洲是完备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发源地。《共产党宣言》的诞生是欧洲阶级斗争激化的理论表现,而造成阶级斗争白热化的原因在于那时一部分欧洲大陆国家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以后片面追求效益和利润,致使国内基尼系数迅速扩大: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英国、法国和7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国,都出现过严重的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激烈的国内阶级斗争及相应的阶级斗争理论。
那么,后来它们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它们强调海军实力,强力保护海外利益,并强力使海外利润回流到国内。它们是通过海外扩张和由此产生的高额利润回流补偿国内贫困阶层,并由此实现了国内工农劳动者贫困的国际化转移。美国在20世纪初开始重视教育和公民权益,和谐社会的一些因素逐渐出现。

     经验表明:公民国家的建立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撑。在不改变既定的市场经济前提和资本效率的前提下,公民国家如果没有外部资源的大量回流和补偿,那只有走拉美式发展一途,其结果也必然是阶级意识上升和国内阶级斗争白热化。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就走过这条路,现在印度和拉美也是这种情况:保障少部分富人的利益,导致基尼系数不断扩大,国家始终处在革命或阶级动荡之中。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废除了私有资本,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了社会分配公平和由此产生的经济高速发展。但当它们走上市场经济以后,在国内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两极分化问题又成了国家发展的巨大障碍。

    “公民”本应是一个对国家负责并受国家平等保护的全体人的概念,勿庸置疑,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特定的基尼系数下,名义上平等的公民权利也存在着事实不平等的现实,[7]但当这种不平等达到两极分化的底线时,“公民”的概念就会退化为“阶级”的概念,公民矛盾就异化为阶级矛盾。因此,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国家的前提是公平——虽不是绝对的——必须是多数人享有的。这种公平不能仅停止于“权利”层面,更要深入到“义务”层面;不能仅停止于“一切人”,更要普惠到“多数人”即占人口多数的工人和农民,使他们拥有实现公平权利的支配手段。不能支配的权利,必然是失败的权利。[8]作为中国居民主体的中国人民应是中国公民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因此,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条件首先是要考虑多数人,特别是工人农民的利益,实现多数人的利益是中国公民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而实现以工农利益为保障为前提的公民国家制度则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但目前的现实是,在没有巨大的海外利润回流补偿的情况下,中国可以用来整合社会的资源极为有限;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中国目前出现两极分化的现实,这严重阻碍了国内诸种思潮在公民国家层面的整合。

    值得指出的是,社会认知在“公民国家”层面比在“公民社会”的层面整合,更有益于公民凝聚力的形成。它不仅消除了将“社会”与“国家”对立起来——实际上是将不可分割的“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割裂开来——的潜意识,同时它还消除了绝对“人权”和绝对“民族自决权”的概念,从而使绝对自由主义和绝对民族主义的意识,在理论上就发生动摇。因为在公民国家制度中,公民权成了人权的实现形式,国家主权成了民族自决权的实现形式。宗教自由即宗教自决权是人权的内容之一,但由于信徒的公民身份也使其无限的宗教自决权转化为必须服从其公民权的有限宗教自决权,也就是说,其宗教行为必须以效忠国家为前提并由此换得国家对其宗教自决权的依法保护。

    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民族”概念在公民国家中已转化成一个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概念。我们已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可同时我们又不当地用“民族分裂”概念来表达国家分裂的内容:同样性质的问题,在东部台海地区称“分裂国家”,而在西部地区则称“民族分裂”,这在法权逻辑上是矛盾的。从法权的角度分析,在国家主权确定的条件下,“民族分裂”并不能准确地表述“分裂国家”的含义。因为民族分合并不是一个法权或说主权再造的过程,而是一个文化再造的过程。比如今天你可以说自己是汉族,明天你也可说自己是其他民族,这里只形成了新的文化类型,但这并不触及法律;但你要说你不是中国公民或要分裂国家主权,那就要触犯法律了。“民族自治”应是一个国家区域行政的概念,而不应是一个特定民族的行政概念。因此从现代法权的角度分析,当人权与公民权冲突时,公民权高于人权,因为这时人权的主体即个人自决权为了获得国家保护已在建国时自觉地让渡给了公民权;当宗教权利和义务与公民权利和义务发生冲突时,公民权利和义务高于宗教权利和义务,国家只依法保护履行纳税和效忠国家等义务的公民的宗教选择;当民族选择权(国家建立后“民族自决权”自动消亡)与国家主权冲突时,国家主权高于民族选择权。国家主权属于现代法权范畴,我们的社会认知定性与整合也应该基于现代法权的逻辑。相反,如果我们采取“民族分裂”来表述少数人利用民族问题来“分裂国家”的行为,那就会将少数人的叛国行为混淆为民族宗教行为,将少数人的政治行为与整个民族的宗教文化活动混为一谈,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混为一谈,并最终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不慎犯了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9]的错误。由此,笔者认为,在维护祖国统一方面,用“分裂国家”概念代替“民族分裂”更为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分裂国家法》不仅仅适用于台湾地区,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任何一个地区。

    确切地讲,民族、宗教在国家成立后就演变成一个只有权利而没有权力的文化而非政治的概念。权力是要经过法定的授权程序,而权利则不一定要经过授权,有些权利可以理解但不一定要受法律的保护。确切地讲,“公民国家”而非“公民社会”才是科学的概念。因为“公民”是与“国家”而非“社会”相对应的概念。国家的主权是由确定地区居民的人权,继而民族的自决权让渡给国家主权及由此形成的公民权的支持而来的,公民必须依法纳税和效忠国家,与此同时,国家应该依法尊重公民的法定权利。如果没有公民忠诚的支持,国家就难得和谐。值得提及的是,中国的公民国家制度有中国的特点:与法国“公民”概念最初更多的是指占人口多数的第三等级的经历相似,由于中国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国家,中国的公民社会还应当是以工农利益为基础的社会,以工农为基础人口的人民才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主体。“人民”是一个公民主体而非少数个体的概念。

二、阶级国家、公民国家及其“合法性”确认的主体原则

    讨论国家问题,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也不能回避国家专政问题,不然那就是“叶公好龙”式的讨论;讨论中国社会认知,无论如何不能回避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中国的公民国家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础,其发展也是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为目标的,这正如西方英美式的公民国家是以资产阶级专政为基础并以巩固其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为目标的道理一样。

    回避专政问题,就是回避国家学说中最基本的问题。即使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家的基本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它本质上仍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10]。第一个开辟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克伦威尔建立的资产阶级英国是如此,第一个开辟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列宁建立的苏维埃俄国也是如此。不同的只是,前者是少数统治多数,而后者则是多数统治少数。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于近代产业工人成为自为阶级之前,前者在革命成功后便使国家异化为少数资本家阶级压迫居民主体即工人阶级的专政机器。即使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专政——对封建阶级和对工人阶级的双重专政——阶段结束并转入公民国家后,阶级专政的本质仍是国家政治的不可动摇的内核。我们且不说1848年和1871的法国资产阶级对法国工人阶级的镇压,也不说俾斯麦到希特勒对德国工人及其政党的残酷镇压,我们只要看看所谓“民主”样板国家美国就足以说明问题。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陆军“已变成了宪兵队——国家警察”。[11]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工人罢工示威活动,美国各州加快了国民警卫队的建设。1881年到1892年期间,各州修订了民兵法。到19世纪90年代初,警卫队人数已超过10万成员。“它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在工业纠纷中维持秩序。从1877—1903年,各州共运用警卫队700次以上,其中半数用于执行罢工治安任务”。[12]即使到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美国的“国民警卫队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性组织,军官们都受政府的任命”,“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秩序,保卫地方的治安”。[13]当时,“由于经济危机,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中西部局势紧张,有出现政治动乱的可能性”。为“加强领导和训练有素的部队,以防发生不测”,二战中赫赫有名的五星上将马歇尔曾被调往伊利诺斯州的国民警卫队担任高级教官。[14]

    恩格斯的话至今没有过时,他在为1891年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写的导言中这样写道:“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感到他们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当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反对它的时候,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向无产阶级报复。”[15]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及由此建立的苏维埃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立其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现代国家中最能反映人民“公意”因而最具合法性的国家。

    这是因为革命不仅是历史的火车头,同样也是国家合法性的资质认证书。革命只能是多数人的行为,而多数人在国家公民中天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革命——只要是真正的人民革命——行为也是法权行为,而由革命产生的政权就是勿须论证的天然合法的政权。与19世纪克伦威尔政权的合法性源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利坚合众国的合法性源于美国独立战争的道理一样,20世纪的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源于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19世纪欧美革命相同的是:19世纪的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革命;但二者不同的是,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在联合作为国家主体力量的工人农民获得革命成功、建立新国家之后就立即转入对过去的敌人封建势力和曾经的盟友的双重专政。对封建势力的专政是为了巩固政权,而对工农的专政则为了保证资本的高额利润。这样就导致欧美资产阶级国家与人民主体脱离并异化为少数阶级压迫多数主体阶级的政权并由此曾在一波又一波如欧洲1848年大革命、法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美国于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工人运动及俄国20世纪初发生的人民革命、中国20年代至30年代出现的工农“土地革命”中出现过其合法性危机。只是由于它们及时地发动了东方战争,如英国19世纪四五十年代发动的对中国和对印度的战争及美国19世纪末发动“太平洋战争”等,通过战争从东方大规模掠夺财富和高额利润并以此使国内工人农民的利益损失得以补偿,这才使欧美国家渡过其“合法性危机”;而那些不能从外部获得用以补偿国内工农损失资源的俄国沙皇政权、中国的国民党政权等,则为工农革命所推翻并为俄国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新政权即苏维埃俄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但苏俄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新政权并没有象英美资产阶级政权那样转向镇压国家主体部分即占人口多数的工人和农民,而是紧紧地依靠工人和农民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余势力实行工农专政。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的国家政策及其坚持人民性的政治特征,使中国政权始终没有出现过类似19世纪欧美资产阶级国家普遍经历的以工农为对抗主体的大规模“合法性危机”。

    与“成文法”中的选举法不同,主体天然合法的原则,可归入“自然法”[16]范畴,这个思想在洛克(JohnLocke,1632-1704)和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的国家理论中有相当的阐述。

    洛克在《政府论》中曾用相当的篇幅来说明这一点: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任何人放弃其自然自由并受制于公民社会的种种限制的唯一的方法,是同其他人协议联合组成为一个共同体,以谋他们彼此间的舒适、安全和和平的生活,以便安稳地享受他们的财产并且有更大的保障来防止共同体以外任何人的侵犯。无论人数多少都可以这样做,因为它并不损及其余的人的自由,后者仍然像以前一样保有自然状态中的自由。当某些人这样地同意建立一个共同体或政府时,他们因此就立刻结合起来并组成一个国家,那里的大多数人享有替其余的人作出行动和决定的权利。

    这是因为,当某些人基于每人的同意组成一个共同体时,他们就因此把这个共同体形成一个整体,具有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的权力,而这是只有经大多数人的同意和决定才能办到的。要知道,任何共同体既然只能根据它的各个个人的同意而行动,而它作为一个整体又必须行动一致,这就有必要使整体的行动以较大的力量的意向为转移,这个较大的力量就是大多数人的同意。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共同体而有所行动或继续存在,而根据组成它的各个个人的同意,它正是应该成为这样的整体的;所以人人都应根据这一同意而受大多数人的约束。因此,我们看到有些由明文法授权的议会,在明文法上并未规定其进行行为的法定人数,在这种场合,根据自然和理性的法则,大多数具有全体的权力,因而大多数的行为被认为是全体的行为,也当然有决定权了。

    因此,当每个人和其他人同意建立一个由一个政府统辖的国家的时候,他使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每一成员负有服从大多数的决定和取决于大多数的义务;否则他和其他人为结合成一个社会而订立的那个原始契约便毫无意义,而如果他仍然像以前在自然状态中那样地自由和除了受以前在自然状态中的限制以外不受其他拘束,这契约就不成其为契约了。因为,如果这样,那还像什么契约呢?如果他除了自己认为适当的和实际上曾表示同意的法令之外,不受这个社会的任何法令的拘束,那还算什么承担新的义务呢?这样,他的自由就会仍然像在订立契约以前他所享有的或在自然状态中的任何人所享有的自由一样大,因为他可以在他认为合适时才服从和同意社会的任何行为。

    假使在理性上不承认大多数的同意是全体的行为,并对每一个人起约束的作用,那么,只有每一个人的同意才算是全体的行为;但是要取得这样一种同意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必然会有许多人因病、因事不能出席公共集会,尽管其人数远不如一个国家成员的总数。此外,意见的分歧和利害的冲突,在各种人的集合体中总是难免的。如果基于这样的条件而进入社会,那就只会像伽图走进戏院那样,一进场就出去。这种组织将会使强大的利维坦比最弱小的生物还短命,使它在出生的这一天就夭亡;除非我们认为理性的动物要求组织成为社会只是为了使它们解体,这是不能想像的事。因为如果大多数不能替其余的人作出决定,他们便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其结果只有立刻重新解体。

    因此,凡是脱离自然状态而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的人们,必须被认为他们把联合成共同体这一目的所必需的一切权力都交给这个共同体的大多数,除非他们明白地议定交给大于大多数的任何人数。只要一致同意联合成为一个政治社会,这一点就能办到,而这种同意,是完全可以作为加入或建立一个国家的个人之间现存的或应该存在的合约的。因此,开始组织并实际组成任何政治社会的,不过是一些能够服从大多数而进行结合并组成这种社会的自由人的同意。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会或才能创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17]

    在这里,主体性原则成了“自然法”的基石:其合法性源自人民性[18],而民主集中制则是有效体现人民性的组织形式,这是早期资产阶级理论家洛克提出并为后来的资产阶级忘记了的重要的理论贡献,卢梭继承了洛克这一思想并由此发挥提出人民主权思想,他写道:如果我们撇开社会公约中一切非本质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如下的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只是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组成共同体的成员数目就等于大会中所有的票数,而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但是这些名词往往互相混淆,彼此通用;只要我们在以其完全的精确性使用它们时,知道加以区别就够了。[19]

    主体性原则是自然法的基石,而自然法又是成文法的基石,也就是说,成文法应当是自然法的正确反映。卢梭说: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但是并不能由此推论说,人民的考虑也永远有着同样的正确性。[20]公意永远是正确的,根本不发生需要加以纠正的问题,但却必须善于及时加以审查。[21]

    国家的生存绝对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立法权。[22]立法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是属于人民的。[23]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民永远是可以作主改变自己的法律的,哪怕是最好的法律。[24]

    包括选举法在内的成文法可以准确地反映作为人数主体的人民的意志时,这时的成文法与自然法是一致的;反之,成文法则与自然法不一致或对立,因而也就丧失其合法性,而人民革命本身就是作为主体的多数人改变成文法并使之与自然法一致起来的纠偏行为,主体性原则是自然法的基石,因而主体性自决即人民自决的合法性是勿须投票和论证的。洛克对此说得非常明白:

    在一个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之上并按照自己的性质、即为了保护社会而行动的有组织的国家中,虽然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力、即立法权,其余一切权力都是而且必须处于从属地位,但是立法权既然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行使的一种受委托的权力,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仍然享有最高的权力来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这是因为,受委托来达到一种目的的权力既然为那个目的所限制,当这一目的显然被忽略或遭受打击时,委托必然被取消,权力又回到当初授权的人们手中,他们可以重新把它授予他们认为最有利于他们的安全和保障的人。因此,社会始终保留着一种最高权力,以保卫自己不受任何团体、即使是他们的立法者的攻击和谋算:有时候他们由于愚蠢或恶意是会对人民的权利和财产有所企图和进行这些企图的。因为任何人或人们的社会并无权力把对自己的保护或与此相应的保护手段交给另一个人,听凭他的绝对意志和专断统辖权的支配。当任何人想要使他们处于这种奴役状况时,他们总是有权来保护他们没有权力放弃的东西,并驱除那些侵犯这个根本的、神圣的和不可变更的自卫法的人们,而他们是为了自卫才加入社会的。所以可以说,共同体在这方面总是最高的权力,但是这并不能在任何政体下被认为是这样,因为人民的这种最高权力非至政府解体时不能产生。[25]

    也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执行权既握有国家的实力,如果它利用这种力量来阻碍立法机关根据原来的组织法或公众要求进行集会和行使职权,这又怎么办呢?我可以说,滥用职权并违反对他的委托而施强力于人民,这是与人民为敌,人民有权恢复立法机关,使它重新行使权力。因为,人民设置一个立法机关,其目的在于使立法机关在一定的时间或在有需要时行使制定法律的权力,如果他们为强力所阻,以致不能行使这一对社会如此必要的、关系到人民的安全和保护的权力,人民便有权用强力来加以扫除。[26]

    尽管洛克与卢梭提出了主体原则的思想,但他们却没有回答谁是主体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7]的命题,用阶级分析方法提出为社会提供剩余价值的劳动者是历史的创造主体的思想,并由此导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28]的结论。毛泽东将这些思想进一步归纳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根本动力”[29]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30]。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中国理论界有一种只将“成文法”列入法律视野的倾向,并从成文法提出所谓“政权合法性”问题,认为“现代社会只承认普选产生的政权才具合法性”[31]。如果是这样,那它就几乎要否定掉目前世界包括英美国家在内的所有的由人民革命产生的国家政治根基。这在实践上既不可行,在理论上又不正确。

     事实上,成文法只不过是自然法的科学反映,不能科学反映自然法原则的成文法并不是“民主原则”的体现。“民主”,就其本意而言,是“人民自决”[32]原则与“人民主体”原则的统一。换言之,如果包括选举法在内的成文法违背了这一原则,那它就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障碍。卢梭说“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在他们那短促的自由时刻里,他们运用自由的那种方法,也确乎是值得他们丧失自由的”,而“使意志得以公意化的与其说是投票的数目,倒不如说是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33]洛克更是一语中的,他说:“制定法律的权归谁这一点就决定国家是什么形式。”[34]事实也正是如此,印度——还有拉美一些国家——自从独立后的半个世纪中,它的人民从来也没有用自己手中的投票权改变其贫穷的命运。

    恩格斯说:“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个论断今天看仍不过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是私有制造成人的权利与义务发生了分离,他说“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规定的,这直接宣告了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末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原始时代的公共权力是“控制公民使之服从”的手段。[35]如前所述,所谓“公民社会”是以阶级社会,直说了,就是以“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为前提的,“公民”身份出现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得到绝对保障后,统治者为了扩大其国家政权的认同和支持范围而采取的“帕累托改进”[36]式即以绝对不伤害统治者利益为前提的政治改革后果。

    古罗马是法律既是我们研究“公民国家”的原生态案例,也是我们研究“公民国家”是如何建立在阶级压迫,继而将阶级压迫转化为民族压迫之上的国家案例。

    最早的罗马城邦是通过联合、归并附近村落的方式逐渐形成的。后来得名为罗马的那块地方,是与伊达拉里亚和萨宾人为界的一个拉丁姆最北部的居住地。约公元前1000年纪初,这里连绵不断的山丘出现了原始村落群。公元前8-7世纪,各村联合为七丘同盟,其中主要的一个是帕拉丁。后来又并进萨宾的部落,在卡匹托里亚建立共同的城堡。及至公元前5至前4世纪,阿芬丁又合并进来,居住地的四周建筑城墙,排干沼地,开出了广场,这样就逐渐形成早期的罗马。传说罗马有三百个氏族。每十个氏族组成胞族,称为库里亚。十个胞族组成部落,三个这样的部落构成“罗马人民”主体。这时罗马还处在“原始民主”时期,“人民大会”决议就是“法律”,其根据基本是“自然法”的公正原则。

    公元前7世纪起,意大利半岛出现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商品交换的出现使原本是人民的国家异化为平民与贵族对立并为贵族统治的国家。平民在数量上居于优势,他们又是频繁的军事行动中罗马贵族必须依靠的战斗力量。但处在阶级压迫状态下的平民不愿为贵族的利益参加战斗,为此约公元前6世纪,塞尔维•图里阿(578-534BC)进行重大改革。使许多参加保卫国家战斗的平民在类似“库里亚”的百人团会议中有了本阶级利益的代表。尽管百人团代表的发言权是按财产多少划分,也就是说古罗马人投票“并非全部193个百人团同时投票,而是由第一级98个百人团优先表决。如第一级百人团同意或否决某一议案,其它各级百人团就连投票的形式也无须举行,一律遵守第一级的决定。构成第一级百人团的是罗马最富有的人,他们所代表的完全是社会最上层的利益”。[37]但直接被压迫的平民成分已向公民身份前进了许多,贵族的权力开始通过“公共权力”来体现。公元前5至前4世纪,罗马又面临与北方的伊达拉里亚人和高卢人及邻近的埃魁人、沃尔斯奇人的战事,为了获得平民更有力的支持,他们将罗马公民权利上升到政治层面。

    公元前494年,相传平民获得推举保民官的权利,保民官有权否决行政长官侵害平民利益的命令。同时出现平民会议,保民官由平民会议选举。到公元前471年,平民会议已按地区召集,称作“特里布斯会议”。保民官任会议主席,有权召集会议,提出议案,会议通过后称为平民决议。

    公元前450年《十二铜表法》[38]的出台以及关于平民决议对包括贵族在内的罗马全民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使特里布斯会议开始具有公民会议的性质。公元前445年,罗马废除了平民不得与贵族通婚的限制,次年罗马平民可以当选军政官。

    公元前367年取消军政官,规定执政官中必须有一人出身平民,公元前287年,规定特里布斯会议的决议勿须元老院批准即对罗马全体公民具有法律效力。从此特里布斯会议成为罗马共和国具有完整立法权的公民会议,一般平民也获得了完整的公民权,由此原来处于被动但居于多数的罗马平民在罗马政治生活中转化成积极因素。

    公民国家的建立反过来又加强了罗马国家的战斗力,对地中海战争的大规模胜利又使大量财富回流,这为公民权利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支撑。从此罗马城内贵族与平民的不平等关系转化为罗马公民与外族人民的不平等关系,罗马人,继而整个意大利人[39]的贵族与平民的对立转化为罗马公民与外族人民的对立,罗马贵族对平民的阶级压迫转化为罗马公民整体性地对外族的压迫。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大量的法律文本,使古罗马成为现代法权研究的重要源头国家。

    但是,当罗马对地中海的征服成功后,罗马贵族的地位已不再需要平民的支持,公元前27年1月13日,屋大维建立帝国,实行元首制。“随着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共和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公民权已经失去意义。平民早已不成其为共和国城邦的全权公民,到了帝国时期,他们成为被统治的对象”。[40]这个过程与近代英法资产阶级联合工人及其他劳动阶级取得并巩固政权后又反过来镇压曾支持过资产阶级的工人和其他劳动阶级的历史演进过程完全一样:“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感到他们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接着就开始了对手无寸铁的俘虏的血腥屠杀,其残忍程度是从那招致了罗马共和国覆灭的内战以来所未曾见过的”。[41]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近代西方英美国家是在沿着近似古罗马道路在将国内阶级压迫转化为对外民族压迫的过程中完成从阶级专政国家向公民国家转换的,而保障这个转换的物质前提又是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及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海外利润回流。

    第二,不管罗马公民社会发展得如何成熟,它也首先是以贵族对平民和奴隶的专政为基础的,其前提是公民权利不能动摇贵族的基本利益和统治地位。不然,罗马贵族就会毫不迟疑地动用专政手段对挑战者施以镇压。比如公元前48年和前47年恺撒对平民起义的镇压、公元1世纪70年代初对斯巴达克起义的残酷镇压以及屋大维时期对罗马公民权的背叛等。

三、社会主义公民国家是人民法权国家

     可见,所谓“公民国家”,是胜利了的阶级的利益得到绝对保障之后,为了扩大新政权的支持力量,统治者阶级采取的扩大权利平等——以往一个阶级内部的权利平等,现在转化为全体国民的权利平等——范围的统治形式。但不管“公民国家”以什么形式成长,它始终是以阶级社会的存在为绝对前提的,公民权始终是以承认胜利了的阶级统治权为绝对前提的,公民国家始终是以阶级专政及受到专政保护的统治者的利益为绝对前提的。

    由此而论,一个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在于它事实上的人民性而并不完全来自其投票数的多寡。古罗马崛起的原因在于它获得了社会主体即人民的支持,衰落的原因也在于它进入帝国时代后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而近现代西方英美等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英法德等国曾在19世纪40~70年代和美国曾在70~90年代的人民暴动中出现巨大的政权“合法性”危机——在于它起源于人民支持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它将国内阶级对立在对外征服中整体性地转化国家公民。其结果是将资本压迫的对象同时又是社会主体的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阶级整体性地转化为压迫民族,并在这个转换过程中获得国内已经异化为对外压迫者的“多数人”的支持。列宁一语中的,他说:“劳动者不应忘记,资本主义把民族分成占少数的压迫民族,即大国的(帝国主义的)、享有充分权利和特权的民族,以及占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即附属或半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42]

    与近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起源于人民革命支持的历史起点相同,现代史中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均起源于最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但后者与前者不同的是,后者“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43]这是因为,在革命胜利后的阶级及其政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向有产者开刀,通过无产阶级的(在中国是人民民主的)阶级专政实行消灭私有财产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国家政策,并由此获得国内居民的主体部分即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拥护及由这种拥护支持的政权合法性。与资产阶级革命后必然要经历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一样,无产阶级在其胜利后也必然要经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阶段,这“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44],正如资产阶级在一次次失败后认识到资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一样,无产阶级在一次次象1871年被镇压的法国“巴黎公社”的血泊中也发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绝对必要性。

    马克思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45]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46]

    这个理论在中国根据国情还发展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毛泽东同志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47]

    在自然法中,人是有天赋人权的,但个人的权利的合法性却是由人的主体部分即人民赋予和确认的。个体人之间的契约是国家形成的前提,但个体人之间的主体意志则是个体契约合法性存在的前提。一句话,主体天然合法。这即使在许多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理论中——由于他们当时需要人民力量支持——也被认为是正确的,而人民代表立法机构则是这个主体的天然法人。由此,作为居民主体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及其他劳动者阶级的人民专政也天然具有合法性,合法的当然也就是民主的。“人民民主”应当是民主问题的实质,而人民民主专政则是保护人民民主的手段。

    但是,专政,不管是什么阶级的专政,从一个国家内部看,它毕竟还是阶级“内战”的延续。这样,与古罗马及其他后来的法权国家曾面临的两难困境一样,被专政的阶级在逻辑上无法被纳入权利与义务体系:一个人不能同时既是纳税人又是国家的敌人。这不利于国家公法的完善和国家全体居民参与国家建设的积极性的培养。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形态,随着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利益巩固之后,无产阶级国家就必然要向法权形态的公民国家转变。这时,国家居民的阶级成分就为一致的公民身份替代,义务与权利在公民的身份中得到统一:在国家主权成为全体公民必须尽其效忠义务的绝对对象的同时,国家也对公民权利尽以保护义务,国家与其全体公民在相互支持中形成比阶级斗争时期更为强大的共御外侮并共谋福利的国家力量。这时的敌人在形式上已不是阶级的敌人而是国家公敌,这时敌对行为已演变为破坏国家的行为。

    公民国家也是法权国家。不同的只是,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及相应的无产阶级或人民民主专政阶段的国家,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国家,而是最贴近自然法的“主体天然合法”原则的无产阶级及其联盟的人民法权国家。人民法权[48]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积极扬弃——这正如后者是对中世纪宗法权的积极扬弃的道理一样;同时又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人民民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依法治国”条件下中国实践民主政治的新形式。就其本质言,人民法权是以无产阶级及其联盟的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础并以优先保障人民利益为前提的,换言之,如果“法权”伤害了作为主体成份的人民——这在中国就是工农联盟——利益或成为中国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的异已力量,那人民及其政党就会毫不犹豫地运用人民民主专政以保护人民的利益,正如资产阶级法权国家在其资本家,尤其是大资本家利益受到损害时,也会毫不犹豫地运用资产阶级专政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一样。这一点各国宪法均有明确的规定。

四、法权国家本质上仍是以阶级专政为基础的国家

    我国宪法总纲开明宗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49]这两条基本原则,即使在21世纪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与之相应的社会主义公民国家的今天,“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50]。

    人民——这在中国就是工农兵群体——是国家公民的主体成分。根据自然法主体原则,中国“公民国家”实质上就是人民国家。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中国是“中华人民”,而不是少数阶层共和的国家。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要以保护占其中绝大多数的人民的利益为先决条件的。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51]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公民国家则是在已充分发展成熟了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保障下成长的。也就是说,中国公民国家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内容而不是摒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专政只能是实现阶级利益而且是高于任何法律的工具。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国家全体公民的活动是以法律为准绳的,但当已形成的某些法律条文使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人民国家出现可能被颠覆的非常危机的时候,国家就将超越法律而直接以专政的手段出面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正如在危机时候,资本主义国家专政也是首先保护资产阶级国家利益一样。1906年列宁指出: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52]

    1918年列宁再次坚持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指出: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53]

    列宁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深刻的,列宁的这个观点之所以为所谓“自由主义”学者憎恨,只不过是因为它将国家问题的实质简单明了和赤裸裸地展示了出来。其实,自由主义理论的先驱卢梭也曾表达过同样的观点,他说:法律的僵硬性会妨碍法律得以因事制宜,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就能使法律成为有害的,并且在危机关头还能因此致使国家灭亡。程序以及种种手续上的拖延,都需要一段时间,有时候这是局势所不容许的。很可能出现千百种情况都是立法者所根本未曾预料到的;因而能够察觉到我们并不能预见一切,这本身便是一种极其必要的预见了。因此,就绝不能要求把政治制度僵硬化到竟致于取消了那种使法律中止生效的权力的地步。就连斯巴达也都曾让它的法律休眠过。

    如果危险已到了这种地步,以致法律的尊严竟成为维护法律的一种障碍;这时候,便可以指定一个最高首领,他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来,并且暂时中止主权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公意是无可怀疑的;并且很显然,人民首要的意图乃是国家不至于灭亡。[54]

    对此,就连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民主制度的奠基者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也一点不含糊,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严格遵守成文法无疑是一个好公民的重要义务之一,但并不是最重要的。迫切需要、自我保存、危急时保卫祖国等法则是更重要的义务。死板地遵守成文法以致失去了祖国,也就失去了法律本身,失去了生命、自由、财产以及所有那些与我们一同享受那些东西的人,从而荒唐地为了手段而牺牲了目的。当年在日耳曼敦战役中,华盛顿将军的部队受到盘据在邱姓住宅的敌人的骚扰,他毅然将大炮对准住宅猛轰,尽管那是一个公民的财产。当他围攻约克敦时,他将近郊村庄夷为平地,因为他认为国家的安全必须高于财产法之上。[55]

     可见,西谚中所谓“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的私有产权,即使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不存在的,至少不是绝对的。这不是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国家本来就是阶级压迫的机器。“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56]对此,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不仅做得果断,而且说得也肯定。1992年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指出: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57]

    由此看来,即使在中国依法治国,建设公民国家的今天,列宁的“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58]的结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对我们依法治国,建设公民国家的今天,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五、结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永远来自它的人民性

    人民民主专政仍是中国公民国家建设必须坚持的基础和政治保障,是公民国家的核心内容,更是检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金石;而基于人民法权的公民国家将是继人民民主专政历史阶段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相适应的、最大限度团结组织以人民为核心的全体国家公民的新的国家组织形式,其最终目的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59]。

    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永远要来自它的人民性。社会主义国家是基于人民性的国家,因此,除了出现马克思说的“国家消亡”的历史条件外,什么时候丧失人民性,这时国家就丧失了其合法性。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人民性并不完全是由所谓选票决定的,而是由国家政权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及由此带来的人民支持程度决定的。总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60]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工农联盟仍是确立我们的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政治基础,是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终极体现;什么时候失去了工农联盟,我们就失去了政权的基础,什么时候失去了“占了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61]的工人和农民的政治支持,我们的政权就真正失去了其合法性。

 

 

 

 

发件人:东方<flag8850@126.com>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时 间:2013年08月07日 12:30 (星期三)附 件:1个(:“绿色保钓”——超越中日民族主义的第三条道路.doc ) 查看附件

绿色保钓迫在眉睫

殷敏鸿

    中日两国及台湾对钓鱼岛的主权和资源争夺已经形成对世界和平的隐患,钓鱼岛脆弱的生态环境也面临危机,中日两国理性保钓支持者及全世界反战和平与环保人士需要超越民族主义,理性对待领土主权之争,共同保护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与和平安定,这一理念简称“绿色保钓”。

  诸多有识之士认为:二战爆发前夕,德日为转移国内矛盾,渲染外部威胁,扩充军备,发动战争,最后几乎亡国,导致本国和世界人民的深重灾难,其中日本民间右翼从战前起就充当军国主义当局的马前卒和炮灰,最终沦为历史罪人。如今也存在同样的危险,中日两国民族主义膨胀,某些利益集团有意激化矛盾甚至煽动战争以从中获利,使钓鱼岛主权争端导致的矛盾不断加深,两国的官方和民众大多数都认为钓鱼岛是本国的领土,互不退让,形成死结,其中中国还存在大陆和台湾两个政治军事实体明争暗斗的问题,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钓鱼岛争端有可能成为战争导火索,危及两国民众与世界和平,中日两国许多有远见的人士都对此感到深深地担忧。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中日两国乃至全世界反战和平与环保的力量需要从世界和平与环境保护的角度介入钓鱼岛问题,两国传统保钓运动也需要升华,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民族主义,从生态环境与世界和平的角度保护钓鱼岛。

  华人保钓运动与日本的保尖阁列岛运动(姑且称之为日本保钓)都是从国家利益和民族情感角度,保卫钓鱼岛的领土主权和资源属于本国所有,可称为主权保钓,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政治色彩,部分成员被认为背景复杂,令许多人避而远之。更重要的是,主权保钓由于其天然的缺陷,可能有意无意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甚至滑向军国主义,使两国矛盾激化,甚至演变成为战争,引起更大的矛盾,冤冤相报,造成恶性循环,破坏世界和平,受伤害的首先是两国民众。中日两国和台湾的民间保钓人士绝大多数是自愿参与,保钓运动对钓鱼岛争端与中日关系有一定影响力,保钓人士将来要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任。大多数保钓运动的支持者是理性与热爱和平的,应该明白保钓只是以斗争促和平的一种手段,如果这种手段不能实现和平,反倒可能导致得不偿失的战争,就应该本着对社会和历史负责的态度,及时调整方向。

  虽然同样叫“保钓”,但“绿色保钓”与传统的主权保钓有重大区别。主权保钓保卫的对象是钓鱼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绿色保钓” 保护的对象则是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与和平安定,是独立的民间行为,任何国家的志同道合者都可以参与,不涉及钓鱼岛的主权争端,政治色彩很淡,通过非暴力和平方式,对中国,台湾和日本等所有国家地区的组织和个人破坏钓鱼岛环境的行为进行一视同仁的阻止和抗议,保持钓鱼岛的非军事化与不开发状态,促使钓鱼岛成为自然保护区或世界自然遗产,淡化钓鱼岛这个“不和的金苹果”的价值,不允许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在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进行开发,起到淡化争议的作用,使钓鱼岛战争难以爆发,促进钓鱼岛问题的和平解决,维护包括中日两国民众利益在内的人类整体利益,超越民族主义与左右分歧,促进世界和平。

  2001年,联合国大会宣布每年11月6日为“防止战争和武装冲突糟蹋环境国际日”(第56--4号决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12年的这一天发表致辞,强调很多暴力冲突都与自然资源的开采有关,持久的和平及冲突后发展取决于环境保护和对自然资源的良好治理,并就此呼吁各国重视自然资源管理在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及建设和平中的作用。应该注意到:不同国家和利益集团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导致资源匮乏,资源匮乏又导致对有限资源争夺的加剧,导致恶性循环,因此保护资源环境,就是减少对资源的争夺和战争,从而促进世界和平。从全人类的共同长远利益和环保的角度来看,钓鱼岛属于全人类乃至整个地球所有生命共同所有,不是某国或某人任意处置、挥霍、破坏的私有财产,钓鱼岛生态环境与地区和平稳定牵一发动全机,影响到全球和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全世界都有责任维护钓鱼岛的生态环境与和平安定。

  目前钓鱼岛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急需获得保护。钓鱼岛已经数十年无人居住,岛上的原生态环境基本保存完好,岛上风光秀丽,遍布茂密的原始森林,周围的海水清澈。但是由于钓鱼岛面积狭小,远离大陆,很容易遭到毁灭性破坏,目前钓鱼岛的生态环境已经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有严重的外来物种入侵问题,主要是由于钓鱼岛争端引起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右翼组织丢弃在岛上的山羊经过几十年繁殖,现在已经有至少数百只,大量山羊破坏了钓鱼岛的植被,造成宝贵的水土流失,打破了岛上的生态平衡;稀有物种钓鱼台鼹濒临灭绝;由于日本人的大量捕杀,黄尾屿的信天翁大量减少;日本的栗原家族从19世纪末到1940年代在钓鱼岛开发四十年左右,对钓鱼岛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一定破坏;日本保钓组织多次上岛,在岛上丢弃大量垃圾。如果钓鱼岛争端加剧,钓鱼岛被开发、修建军事基地,甚至爆发战争的话,岛上脆弱的的生态环境将遭到毁灭性破坏。

  领土主权之争体现了民族主义的自利性,保护土地和水域的环境与和平则是超越民族主义的理想主义,具有普世性,推动环保与和平的“绿色保钓”超越民族主义,也超越左右之争,具有更多的舆论与道德优势,可获得国际支持。“绿色保钓”也可以促进中日两国与海峡两岸的交流,增进互信与合作。

  “绿色保钓”不但利于全人类的和平与环保,与理性的传统保钓和民族国家利益也不矛盾。“绿色保钓”促进和平与环保,防止钓鱼岛开战导致得不偿失的后果,和平环境与良好的生态环境恰恰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之一。“绿色保钓”与理性的传统主权保钓也不矛盾,理性的主权保钓如果把握得好可以起到以斗争促和平的效果,除了极少数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好战分子,中日两国绝大部分保钓支持者都不是战争狂人,绝大多数人向往和平,反对战争,理性的传统保钓以维护主权的斗争促和平,“绿色保钓”则以环保和反战的方式促进和平,因此,“绿色保钓”与理性的主权保钓殊途同归。

  虽然中日两国不断有人主张为保卫钓鱼岛的领土主权而“不惜一战”,但是理性和平的人比好战的人多得多,认识也更深刻。近年来出现了马英九的东海和平倡议;吕秀莲倡议钓鱼岛非军事化和共同不开发,建立国际海洋保育区;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认为应该搁置争议,让钓鱼岛的生物生活得更好;2012下半年,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内的一千多名日本和平人士发表“终止领土问题恶性循环”的声明;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展了关于钓鱼岛和平的联合签名活动。这些声音体现了和平人士的智慧与人道关怀。如果放眼全世界,希望钓鱼岛保持原生态环境与和平安定的人更多。

  钓鱼岛那几座美丽的海中孤岛像一片世外桃源,远离尘世的喧嚣和污浊,但愿她的和平宁静永远不要被打破,为人类留下一片神秘的海上净土。衷心希望中国、日本和台湾的政府与民间理性对待领土争端,和平相处,使国家民族走向成熟,走向真正的文明与世界大同。

 

 

 

 


发件人:curra888<curra888@yeah.net>+(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Curra888<Curra888@yeah.net>+时 间:2013年09月04日 17:01 (星期三) www.ChinaUSFriendship.com ,September 2013 Publication,

东京应该向柏林学习

揭钧

2013年9月1日

    揭鈞教授出生于廣東﹐五歲喪母﹐後從軍以防飢餓﹐經海南島而抵達台灣。被故孫立人將軍收容﹐給予讀書機會。他台大化學系畢業後﹐在清華研究所攻讀原子科學﹐然後在加拿大溫哥華的俾詩大學取得學位後﹐到華鐵 盧大學做博士後研究﹐一年後﹐被聘為教授﹐從事研究和教學三十四年﹐于2004年退休。他是加拿大華鐵盧大學榮休教授﹐也是安省中部中華文化中心開創主 席。 (2013年2月1日他在 www.ChinaUSFriendship.com网站上发表”釣魚島問題的暗算和隱憂” 一文,也提到日本的修宪问题。

    日本副总理兼财务相麻生太郎说,二战前德国魏玛宪法不知不觉就变成了纳粹宪法,这是在谁都没有注意的时候发生的变化。我们是否应该学习纳粹的这种方式? [1] 他这句话引起全世界 (包括日本人) 的注意和批判。后来他虽然承认错误,认为别人误会了他的意思,所以收回他的话,但从口气上说,根本没有诚意收回。我认为他和东京的一些政客,真的该好好地向柏林学习,问题是学甚么呢? [2] 应该吸取纳粹给后人的教训和柏林战后承认历史真相和面对历史事实呢,还是学习希特勒的做法呢?

    德国的纳粹党,因为希特勒狂妄的理想和野心,不但给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灾难,也给德国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浩劫,到后来德国的将领,都希望挟持希特勒,甚至刺杀他来挽救德国的危亡。鼎鼎有名的隆美尔将军曾经力劝希特勒,反而被希特勒认为将军是判将之一,赐他自尽,然后再以隆重厚葬来掩饰独裁者的恶毒行为[3]。不过德国人暴露了希特勒的真相,让我们知道真实的历史。

    日本军阀向中国和世界挑战,也带给日本人无限的痛苦和灾难,最后广岛和长崎还遭遇到原子弹的毁灭。由于二战后美国和俄国的矛盾,麦克阿瑟和美国总统,保留了日本帝制系统,许多真正的战犯,安然无恙,他们的后裔仍然把握权柄。又因韩战和越战,日本经济很快恢复,成为二十世纪后期世界的经济势力。

    日本如果不声不响,学习希特勒修改了宪法而走上军国主义,日本会像1945年那样幸运吗? 这是日本人民和那些权贵人士应该反省的问题。本人觉得日本人应该放大眼界,认识世界比较理性的历史,看看地球村里其他的历史文化和生活,不能坐井观天,认为自己还是无比强大的岛上帝国。

    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公开承认第三帝国时期希特勒的错误,所以德国人可以昂首阔步向前走,进入地球村的新时代。到今天,有些日本人知道侵略中国和挑衅世界的真实历史,但是日本政府始终把日本人当愚民,让他们生活在烟雾中。所以笔者浅见地认为东京的确要向柏林学习。麻生太郎应该学习些甚么东西,众人皆知。为什么他说我们误会了他,真是不可思议。

    二十多年前,我的办公室对面是某教授的实验室,里头有一位来自日本的博士后,经常和我在走廊碰面。我虽然在抗日期间出生成长,深受其害,然而我觉得往事已经过去,应该以适当礼貌对待一位年青学者,和他友善相处,坦诚讨论科学和世界大事。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揭教授,日本现在虽然是经济大国,但是白种人仍然看不起我们,等到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之一时,我们才会得到平等的待遇。」我们生在世上,都希望得到别人的敬重,希望别人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族群敬重。他的坦诚和眼光让我敬佩,因此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回顾几年前在一艘邮轮上,我看到一位年长的东方游客,谈论一阵后知道他是日本人。按照他的年龄,在中日战争期间他应该是皇家的士兵。询问之下他点头承认,于是我告诉他我也曾经当过兵,于是追问他曾经在甚么地方服务,甚么兵种等。他低下头不好意思地回答道:「我不想那段时期,也不再谈那时的事情。」我了解他的心情,仍然对他微笑,只看到他低着头,良久无话。

    我接触过不少日本的学者,有一位年纪相当的化学家,知道我出生在中国后,也高兴地告诉我,他也是在中国东北出生。他没有用「满洲国」这个名词。我想很多日本人都知道不少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但是在因为东京政府的态度,听话的日本人不敢说出心里的真话。

    谈到中日问题,我特别敬佩义父孙立人将军,他的许多部下告诉我,孙将军和德国的隆美尔、英美两国的许多二次世界大战名将比美。可惜那时中国国力太差,他和他的部下没有达成到东京的愿望。因为想了解他的一生事迹,所以我致力探研战争历史文化。无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惨痛的时代,人类的悲剧,留下许多值得学习的课程,所以我觉得日本东京,应该向柏林学习。他们应该学习柏林政府承认和面对真实历史的态度,告诉人们挑起战争的罪行,和野心好战带给人类的灾难。

    世界的秩序不断变化,很多时候几个有权有势的人,操纵人类的命运,在教育发达的今天,我们知识分子不能不关心世界大事,以我们的理性和言论,去维持世界的和谐。

    [1] “麻生太郎说,东京可以学习纳粹的战术” (“Taro Aso says Tokyo could learn from Nazis’ Tactics”) 见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3/07/31/taro-aso-nazis-japan_n_3682801.html?utm_hp_ref=world

    [2] “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收回向纳粹学习之言” (“Japan Deputy PM Taro Aso retracts Nazi comments”), 见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23527300

    [3] “欧文∙隆美尔” (“Irwin Rommel”), 见 http://www.spartacus.schoolnet.co.uk/GERrommel.htm

 

 

 

 


发件人:№100℃<860239555@qq.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 时间:2013年09月18日 20:24 (星期三) 侵华日军敬畏抗日英雄邓世昌 当年不敢进其宗祠

侵华日军敬畏抗日英雄邓世昌 当年不敢进其宗祠

    民族英雄邓世昌出生在广州河南龙尾乡,现海珠区二龙街,为了纪念他,天河公园内有邓世昌衣冠冢和邓世昌全身塑像。

    1918年在广州出生的邓权民是邓世昌的侄孙,他算得上是至今健在的邓世昌后人中辈分最高的一位,其祖父邓佑昌与邓世昌是堂兄弟。

  昨天,记者前去拜访了邓权民老人。出人意料的是,老人告诉记者,他很少清明节前去拜祭邓世昌。老人平淡地说:“拜祭只是一个形式,我一生不点香不烧纸钱,不在乎那个形式,缅怀邓世昌更重要的是心中,我时常都会把他的旧物翻出来看看。”

    记者看到,邓权民老人家中挂着几幅邓世昌的照片。“我天天都能纪念他,不用等到清明。”老人表示,他前几年已经要求身后把遗体捐献给中山医学院,“我们一家都追随邓世昌的精神,大部分长辈身后都把骨灰撒向大海,不希望后人做流于形式的拜祭。”天河公园是邓氏先祖的安葬地,家人后来便将邓世昌的遗物安葬在邓氏先祖的旁边。

  邓权民老人一边看照片,一边还向记者讲述了一些故事,在日寇侵华、广州沦陷之时,不少祠堂都被日寇用来驻兵,唯独河南邓氏宗祠没有一个日寇进入搞乱,却有一些日寇军官偷偷进来拜祭邓公。

   邓权民说,当时我的兄弟邓焱民在广州搞抗日谍报工作,他向日寇军官打听情况时,听过一个日寇军官说:“邓世昌是中国顶呱呱的民族英雄,他是中国人抗击外族的一面旗帜,我们敬他又畏他,所以不敢进驻祠堂。”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9月16日 11:16 (星期一)附 件:7个(1红旗成立1.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一个热爱着中国九十多年的人

----悼念科斯

香港大学教授  张五常

2013年09月10日

    一九八○年十二月,美国经济学会在底特律举行年会,科斯约见我,大家在宾馆喝咖啡的地方坐下来,他简单地说:「听说中国有可能改革,你要回到中国去。」这是突如其来,我无以为对。

  科斯(Ronald Harry Coase, 1910-2013)谢世了。我们不会为一个在地球上活了一百零二年多的人的辞别感到悲伤。我自己跟进着科斯的病况:几星期前跟他通了电话,知道他的思想清晰依旧,但跟着病情反复,希望与失望几番交替,孤灯挑尽,一个学者可走的路是走完了。我认识的经济学者奇怪地长寿。

  终于有点遗憾

  不悲伤,但非常惋惜:科斯终于没有到中国来。一个热爱着中国九十多年的人,认为炎黄子孙的天赋与文化皆独步天下,但多灾多难,落后贫困那么久,心境难平,听到他期望了那么久的中国奇迹终于出现,怎可以不到中国来看看呢?去年他近百岁的太太谢世,自己可以到中国来了。我对他说,既然没有后人亲属,在哪里谢世都一样。

  航空公司说没有问题,护照过了期要再办,我太太找到一间很舒适的宾馆套房,也跟一些医生朋友打了招呼。提到科斯,中国的朋友都站起来。我选今年十月大假之后,天气可人,要到哪里漫游,哪些大学见些学子,到了中国再算吧。我知道他喜欢多见中国的青年,也知道中国不少青年很想见到他。美国的朋友说,每次科斯提到将要到中国,很兴奋。可惜终于还有这点遗憾!

  经济学整体需要革新

  一九六二年底我才拜读科斯一九六一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该期的学报说是一九六○,但为了等科斯的文稿,一九六一才面市。科斯说他赶稿赶得要命,但主编戴维德却对我说,他知道那会是百年一见的经济文章,多等几年没有问题。戴老认为绝大部分的文章不值得发表。

  《社会成本》一文当时使我震撼,因为一九六二年我读了很多关于外部性(externality)的文章,老是不明白,求教于几位老师,他们怎样解释我也不明白。读到科斯的《社会成本》,我对自己说,怎么完全不是那回事了?外部性的诸多理论是搞什么鬼的?经济理论的结构岂不是错得一团糟?

  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科斯和我成为好朋友。我对他解释为什么我认为他的《社会成本》将会革新经济学的整体。他很高兴,后来一九九一年在他的诺贝尔演辞中提到我对该文的看法。多年过去了,真的有革新吗?愈革愈差!这是我决定写《经济解释》的一个原因。十多年前我花两年写了三卷本,因为事忙有好些地方写得不称意。目前的大修其实是再写,三卷变为四卷,三十万字变为六十万字,两年变为四年——是好是坏经济理论的整体结构终于被我革新了。

  不知为不知是大学问

  科斯是个奇怪的人。我要到认识他之后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外部性」是什么一回事,没有听过「externality」这一词!为此一九七○年我发表《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长的,但内容其实只是说:蠢到死,没有外部性这回事!当然屡受千夫指,但今天该文还在,还可在好些研究院的读物表中见到,而千夫则不知何处去矣!做学问是过瘾的玩意。

  说到《社会成本》那篇大文,其实我认为科斯早一年发表的、写同一话题的《联邦传播委员会》是更好的文章。去年我跟巴泽尔这样说,他读《联邦》后来邮,说我对,天下到哪里去找那么好的经济学文章?同学们要知道什么才算是学问,跪下来拜读该文吧。

  主观强有偏爱

  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科斯对中国那么偏爱,而作为信奉私产与市场的一代大师,他却高举中国的共产党!(我有他的亲笔信为证。)我自己不明白的,是行内的朋友喜欢把我和科斯连带在一起。我和科斯相聚的时间其实短暂。一九八二年科斯荣休,《法律经济学报》要集文作贺,我交去的《公司的合约性质》被放在前头。一九八七年英国的The New Palgrave经济学辞典出版,写《科斯》那项由我执笔。一九九一年科斯获诺奖,我和太太获邀到瑞典去,要我在一个诺奖得主云集的宴会中,代替需要休息的科斯讲话。害得我和太太花了三万港元造晚礼服,指定要是怎么怎么样的。我投诉,但邀请那方说:「不会是浪费,你们还要再穿的。」到哪里再穿呀?长长的燕尾,古怪的衬衣,一百年后我的孙儿的孙儿或可拿去拍卖。

  一九八○年十二月,美国经济学会在底特律举行年会,科斯约见我,大家在宾馆喝咖啡的地方坐下来,他简单地说:「听说中国有可能改革,你要回到中国去。」这是突如其来,我无以为对。过了好一阵,他解释,说:「没有人怀疑你在美国的学术成就,但中国要改革,他们不会知道怎样做才对。经济制度的运作你可能比任何人知得多,又懂中文,他们不改无话可说,但如果真的要改你回到中国的贡献会比留在美国的大。」我也无以为对。咖啡就是那样喝完了。

  杨怀康传口信

  过了几个月,杨怀康说,香港前财政司郭伯伟嘱他通知我,香港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教授之位将要空出,要我考虑。科斯知道,促我申请。一九八二年五月我到港大上任,坐在那里我知道要放弃用英文动笔了。但我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怎么办呢?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用中文,由我口述朋友执笔,回应孙冶方先生一九七八年十月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我的《千规律》指出,在无数的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而市价只能在资产属私有的情况下才出现。该文没有提到科斯,因为他从来不管租值消散。我自己要到多年后才成功地把租值消散与交易费用画上等号,打开了另一个新天地。

  林山木拍心口

  一九八二年我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有中译,但不是我译的。该文多处提到科斯,介绍了他的交易费用观与权利界定观。但我还是没有用中文写过文章。后来决定试以中文动笔,是因为《信报》的林山木「拍心口」,说每篇的文字他会亲自过目。

  有山木站在旁边,说不得笑,我一口气地写下足以结集为三本书的文章:《卖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一九八六),都写得用心。令我高兴的是北京「盗版」,把《前途》与《再论》每本复印了二千册,盖上印章说「内部阅读」。《从科斯定律看共产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发表,结集于《卖桔》。那三本结集的大部分文章皆或明或暗地牵涉到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一九八五年,今天变为律师的侯运辉终于看出了玄机,说:「其实你的文章来来去去都是说同样的话,是吗?」我回应:「那是绝技,不要把我的秘密说出去。」

  推销思想要讲法门

  这就是问题。把市场经济的运作正确地介绍给中国的同胞,有如把一种物品向他们推销,要选哪个牌子及怎么样的包装才有成效呢?整个二十世纪的信奉市场的经济大师我差不多全都认识,知道他们乐意让我用他们的名字。多年以来,影响中国的思想家差不多全部是西方名字。我要把哪位朋友的名牌打出去推销呢?

  我的老师阿尔钦被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但他的重要贡献是产权与竞争的关系,解释起来不会一招打中中国需要改革的命脉。弗里德曼是自由经济的顶级大师,但提到「自由」北京会说「我们也有」,何况该词要从局限约束的角度看,解释很麻烦。「私产」一词当然不能用,就是「资本主义」也是北京朋友的大忌。科斯呢?他提出的观点与角度够新奇,有深度,也可以完全避开了当时在中国存在的意识形态之争。我于是集中于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这两项科斯的看家本领入手。

  私有产权换了包装

  二○○八年我为科斯写《中国的经济制度》,其中有如下的回忆:

  「没有更好的时间,没有更好的地方,也许没有比我这个写手更好的推销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推广科斯的思想。那时,国内的意识大门逐渐打开:同志们知道他们历来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处。一九八二年五月,我获任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那是当时跟进中国发展的最佳位置。我对科斯的论著了然于胸,而众人皆知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是个中国文化与历史专家,同志们不能对我说我不懂中国——他们对外人例必这样说。我可以用中文动笔,没多久就写出读者认为通俗、风格鲜明的文字。这一切之上是科斯的原创思想,当时容易推销。如果当时的中国像今天那样,我是不会那么幸运的。

  「首先是交易费用的思维。中国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他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这些事。当我说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时间与多篇文章才能说服中国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费用不会下降。这方面,应归功于我。

  「要改为哪种制度呢?不容易说服。我一九七九的文章指出的观点: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那些惯于排队数小时的人不难明白。然而,当我指出市价只能用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同志们不易接受。私字当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半点值得尊敬的含意,而私有产权更是直接地违反了北京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执着。

  「在这重要关键上,科斯的资产权利需要清楚界定这个思想大显神功。作为当时的经济科学推销员,我知道同样的产品有了个新的包装。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弗里德曼夫妇会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赵先生急于向米尔顿解释资产权利界定的重要。这对话有存案,在好几个地方发表过。成功地推销科斯的经济观给总书记也应归功于我。」

  思想影响难以肯定

  上述几段文字是写给科斯读的,当然要让他老人家开心。虽然说的是实情,但究竟科斯的思想有没有真的影响了中国改革的策划我不能肯定。

  一九八五年我从上述的科斯路线指出,资产的所有权不重要,但资产的使用权与收入权重要,建议北京要让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后者要清楚地界定权利谁属。一九八六年我在北京首都钢铁厂作了「两权分离」的建议及解释的讲话,后来知道我离开后给干部们骂个半死。但再过一年邓小平先生又推出同样的两权分离的建议,说那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受到我的影响吗?天晓得!

  我不相信经济学者有本领改进社会,更不同意改进社会是他们的责任。我认为经济学者的职责只是解释世事或现象,或者解释怎么样的政策会导致怎么样的效果。这些,原则上经济学可以推得很准确。这是科学。

  我不是个改革者。然而,抗日战争时在广西差不多饿死,死不掉对国家的关心无从掩饰。三十年来我写下无数的政策批评或建议,也只不过是为了这点关心。如果我着重于北京的朋友接受我的建议,不会活到今天。我绝对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说什么政治狂人只不过是一些死去了的经济学者的思想奴隶。

  一些北京朋友说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的干部凡事收费是源于我一九七九发表的《千规律》。你相信吗?干部收钱需要我教你信不信!马克思有影响昔日的中国吗?我认为影响了采用「共产」一词,但只此而已。我看不到毛泽东的思想与政策跟《资本论》有明显的关系。是凯恩斯影响了政府大手花钱吗?还是政府要大手花钱才捧出凯恩斯?

  一个首选的实例

  写了这些近于题外话的话,为的只是要说一句中肯的判断:如果历史上真的有一个经济学者曾经影响了一个重要国家的经济——如果真的有——那么科斯影响了中国是我首选的实例!他提出的使用权利要有明确界定的原则,在土地的使用上这些年在神州大地随处可见,比我知道的所有其他地区都要明确。法律怎样说是一回事,实践如何是另一回事。不要忘记,人民公社的日子还算不上是历史,如果依照历史的时间表,中国的使用权利界定的转变恐怕要用上两百年!

  渺茫的希望见到光了

  今年六月,港大成立了不久的「科斯产权研究中心」的几位朋友飞到芝加哥去拜访科斯,一百零二岁的老人家还有魄力与智力跟他们倾谈了四个小时。倾谈中该中心的主事朋友问科斯:「你对我们这中心有什么期望呢?」科斯想了一阵,说:「希望你们能产出几个张五常。」

  科斯很不满意三十年来经济学的发展,这几年他屡次要求我把他认为是「好的经济学」在中国搞起来。当然是他的一厢情愿,希望渺茫。然而,这些日子我觉得机会不是零。几天前遇到一位在北京大学念经济本科第四年的十七岁的女孩子,对我的论著读得很熟,提问有水平。她说同学们都在读我的《经济解释》。其他一些内地的大学都出现了类同的情况。只要中国的同学乐意读,细心地读,互相研讨、争议,坚持下去,科斯的希望会达到。我是用尽心机再写《经济解释》的。

  以爱传世将成佳话

  科斯谢世后,跟了他十五年作为助手的王宁给我太太电话,说科斯死前说他的遗物——书籍、书信、文稿之类吧——要全部交给我。但过了两天王宁说,法律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拿到这些遗物,我会请人整理好,找一间适当的博物馆放进去。

  中国的文化传统说盖棺可以论定。以我之见,一个明显的定论是科斯的名字会写进中国将来的史册上。一定的,但不一定是因为科斯对中国改革的贡献——思想贡献永远有问号。我肯定科斯会名留中国青史的原因,是他对中国衷心的爱,对中国人的真诚关怀,很多中国的青年学者知道,今天变得有口皆碑了。中国将来的历史是由这些青年学者或他们的子子孙孙写出来的。

  以爱传世是多么美丽的故事!

 

 

 



 


发件人:qiaoxu20011982<qiaoxu20011982@163.com>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3年08月02日 18:13 (星期五)圈子精神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危害
 

圈子精神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危害

乔续

2013-8-2

顺着职业化精神的角度思索当今的社会经济问题,最近搬家过程正好碰见一个搬家公司的小老板,跟他聊起现在的社会问题,观察这个人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和态度,结合以前的经历,得到一些启发。

大概20世纪末的时候,江泽民在任,他说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我当时在县城上高中,每个月回家一次,每次穿梭于县城与家乡的时候,看着一排排的瓦房,绿油油的庄稼地,一个问题一直让我不得其解,中国广大的农村如何实现信息化?农业如何实现信息化?现在想来,依然不能够给这个问题一个圆满的答案。也许通过城市的工业化聚集效应,将农村的人聚集到城市变成城市人,农村人变少了,加上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农村单位人的产值得到提升能够减少农村信息化的成本。也许农村人们自己联合起来搞合作经济,延长农业产业链,能够产生更多的价值,进而为农村的信息化提供可能。也许是两者的结合,不过,不管如何,以前的家庭式的小农经济肯定要进入历史,农村的发展必然要进入新的一页,即农业的工业化、信息化,社会分工体系由城镇扩展到农村,农村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村社,而是放眼于全国甚至全球的一个资源整合体。

针对此问题,现在很多人是从户口制度、土地制度、公共财政等方面论述,认为现在的各方面制度阻碍了城镇化。户口制度使得现在中国的伪城镇化大行其道,虽然官方统计城镇化多高,然而中国实际的城镇化率只有35%,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村人没有融入到城里,他们仍然把农村当成他们的根。土地制度则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镇化对农村农民的剥夺。公共财政制度把农村人当成外地人,被挡在了城市的生活之外。最近学者说,一个农村人城镇化的成本是多少多少,似乎人进了城市就只是吃饭消耗财富,显然他们把城镇化的顺序搞反了。是大量的生产需求之下,农村人作为人力资源被配置到了城市,在城市创造财富,在城里生活,进而大量人口的增加,以及这些人口创造的财富的增加,使得更多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成为不亏本的事情,这样城镇化必然发展起来。以前中国走的模式是基础设施与生产需求并重的路线,即一方面招商引资,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样两者并重之下,形成良性循环,基础设施的改善促进了招商引资,招商引资的推进又使得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改善的收益率提高。但是这两个过程的核心是人,没有人基础设施无法建设,生产企业也无法生产,所以归根结底,招商引资与基础设施推进下的城镇化实质是人的城镇化。可以说这样的城镇化模式在前几十年成功的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变革与发展,为中国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提供了推动力。

具体的事例,在中国遍地都是,一抓一大把,我以前工作的亦庄开发区,就是典型,一篇农地和村庄,因为大批国际化企业的入驻,政府基础设施的推进,大量中国农村的劳动力以及新毕业的大学生被吸引到这里,本人当年也是被稀里糊涂调到这里的。这样三者持续推动之下,几年的功夫,一座亦庄新城拔地而起。然而仔细分析亦庄的人口结构,发现在工厂工作的人基本都不是本地人,我了解的很多亦庄的企业是不招本地人的,据说因为本地人很懒,不听管教,不过其实也不是一个没有,我在亦庄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个亦庄本地的同事,然而全公司几万人,就这一个本地人。本地人因为当年征地,分了很多钱以及房,加上没有过硬的技术,他们看不上工厂里又累又苦的活,就拿我所在的工厂来说,普通工人两班倒,一天工作13-14个小时,一周六天工作制。本地人一部分在一些政府提供的基础性的部门工作,一部分则拉黑活(黑出租),还有一些进入当地的服务性的国有企业。这与一些经济学家说的,招商引资让本地人进入工厂工作完全是两个样子。分析亦庄的人口结构,可以发现,这座新城经济发展的受益者是本地人和外资,而这座新城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则是外地涌入的大量农民工以及像我这样大学毕业没几年的毕业生。

中国现在的一系列政策则为这座城市未来的发展埋下隐患。虽然没有统计数据,不过我可以肯定的说,我当年在亦庄工作时候的那批工人,现在绝大多数都已经不在那了,当初很多工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在这工作几年,挣点钱锻炼一下,就回离家近的地方发展。既然亦庄新城发展的驱动力正是这批工人,那么工人的高流动性意味着这座城市的发展驱动力是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之上的。也许现在政府说,他们要转型,转向高技术研发领域,然而,那里的所谓的研发也只是皮毛性质的研发,就电子行业来说,也就是编编程,画画电路图,搞搞外观结构设计,最后做做工程量试。这些所谓的研发起本质是直接为生产产品服务的,没有产品的生产,这些所谓高技术领域根本无法转化为社会财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这些领域还是需要那些普通工人支撑。所以说,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因为人口流动性的过于频繁,必然面临驱动力不足的问题。当年朱镕基打破了以前的制度,修建了大批贯通不同地区之间的基础设施,为胡温时代的经济飞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朱镕基的确是懂经济的。然而胡温时代却仅仅在享受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在制度构建方面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将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建立在不稳定的流动人口之上。这种不稳定的发展模式在07年达到高峰之后,在08年就陷入危机,因为内部驱动力不足,胡温又急功近利的通过释放房地产毒瘤的方式来充当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以至于出现现在中国的情况,实体经济一片萧条,而唯独房地产业却在万马奔腾,大批新增贷款通过央企、银行业的表外业务、地方融资平台进入房地产业空转套利。如果仅仅是户口制度、土地制度、公共财政、社会保障方面的阻碍,一部分农民工还是有能力在城市里面自己照顾自己的,他们还是有亲戚关系在相互照顾的。然而胡温的一系列政策却使得城市的房价狂涨,物价飞奔(08年到现在物价涨了一大半),这样就其本质而言是在破坏城镇化发展的驱动力,使得本来就不稳固的流动性人口的流动性更加剧烈,城镇化的基础更加薄弱。这个也是08年之后,中国开始涌现一大批的鬼城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前网上流行一个段子,大体意思是,某个地方发现一个矿山,一种情况是,矿主给工人的工资是100块钱,工人们在此生活下来,娶妻生子,几年之后,这里崛起一座现代化新城,另一种情况是,矿主给工人的工资是十块钱,仅够基本生活,等矿产被开采完了之后,工人们都回家了,这里只剩下一片废墟。在北京的石景山古城那,以前有一个企业是首钢,首钢发展壮大的过程,也是工人们在当地定居生活的过程,当地的很多居民区生活的是首钢的普通工人,当首钢前几年首钢搬迁之后,这里仍然是一座城市,这里已经形成了稳固的居民社区。然而现在中国那些铁打的工厂流水的工人的开发区,当有一天,因为当地资源环境的恶化,人口红利的减少,而大批工厂搬迁的之后,当地的基础设施为谁服务,当地的基础性的服务企业为谁服务,当地拉黑活的黑出租们为谁服务,当地空置的一片片的楼房让谁来住,再往下推演,我们发现这不就是中国的底特律吗?只是有些城市是繁花一段时间之后成为底特律,而现在好多的新城建立起来之后就是底特律,而且建设新的底特律似乎还有进一步加速的趋势。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现在的样子,看起来是一系列制度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人的问题,制度都是人定的。这个人的问题的集中表现就是深藏在中国人深处的小农意识。虽然经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然而因为缺少英明的领导人的引导,中国人的小农意识伴随着经济增长过程反而愈发扩张了,在社会各个领域包括政治局层面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圈子”,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是靠“圈子吃饭”,这句话的本质是小农意识的表现。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圣人治世的社会模式,全国围绕着圣人转,圣人给人们带来安全感以及一切,然而圣人毕竟不常有,于是整个社会就分散成大大小小的圈子,圈子中心为圈子外围提供安全感和利益保证,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例如就拿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私营企业来讲,有几个遵守国家法律的?私营企业的员工加班是家常便饭,大多数没有加班费,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华为就是以加班出名的,一个在华为工作的朋友说他们公司每年都累死很多人,他去年也累的吐血了,虽然如此,因为公司每年都花了大量的钱用于公关,所以此类事情不算工伤,媒体也被搞定不报道。这样的企业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个个的封建领主,员工与企业之间是人身依附关系,他们不得不义务加班,国家的管控无法直达企业内部,即仆人的仆人不是我的仆人。再看看现在建筑业流行的工程承包,其本质还是封建性质,与古代的封建分封异曲同工,只是技术水平高了一点点,现在的地方政府公然抵制中央的政策,或者歪曲中央政策,这本质还是一个个土皇帝壮大了,所以从上可以说因为文化上的小农意识死灰复活,经过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大部分已经恢复到了封建性质,不同的是,现在是皇帝轮流做,封建领主变成了企业家,地方政府。

美国的州政府也是相对独立的,美国的个人也是相对独立的,而中国的个人的相对独立却没有相应的社会氛围、法律制度、行为习惯方面的支撑,这个是中国与西方的不同的地方。中国圣人之治的社会模式决定了,一段地方政府独立性过大,必然出现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例如党的权力从农村村一级撤出,实施村民自选之后,农村大部分地方都沦为家族势力以及地方和社会的势力范围,下一步可能还面临资本下乡的掠夺。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今后走出小农意识的社会氛围,还是需要圣人治世的,前三十年的历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前三十年,中国人在伟大领袖的领导下走出了小农意识的氛围,建立了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方向的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关系,构建了打破封建性的陌生人社会的模式。改革开放后,国家对社会的管控放开了,人们获得了经济自由,慢慢也获得社会自由,以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制度基础不存在了,理想基础也破灭了,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建立?这样旧的封建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小农意识就自然而然的重新发芽生长,好在国门打开了,国外新的思想意识的传入对封建性起到了一些抑制作用。于是亲戚朋友关系由人际关系上升到利益关系,上升到权力关系,上升到政治层面。一个美国的老不死基辛格明明怕中国强大,千方百计的削弱中国,可是为什么现在国家领导人在很多事情上听他呢?因为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朋友关系上升到了政治层面。一个无能之辈为什么会被提拔,因为他是自己人,这也是人际关系上升到政治层面,是封建性的死灰复燃。党的权力从各个领域撤出之后,基于小农意识的新的圈子就很快占领了这个领域,党本身也开始受到封建的小农意识的腐蚀,内部形成不同的圈子。以前认识一个山东籍的卫戍区的退伍军人,他说他当年复原就是因为河北籍的领导代替了山东籍的领导。

正是这些小农意识的膨胀加上缺少英明的具有前瞻性思维的政治领袖的引导,中国现在才出现现在的情况。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裂痕,甚至就在一个群体内部也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圈子,这个大大小小的圈子使得仆人的仆人不是我的仆人,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封建性特征,具体表现就是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越来越差,很多事情变成“空调”。而且因为资源的有限,开始逐渐形成封闭性攻击性的封建性特征,如果开放性包容性的封建性特征也是不错的,这种封建性更多的应该成为集体性的有机体,全国是个大集体,下面有一个个的小集体,之间并不相互排斥。因为08年之后,经济危机影响受益,所以,08年之后表现在不同社会圈子之间的矛盾开始聚集,社会群体事件也开始迅速增加。

回到上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建立在流动性之上,其本质原因就是小农意识使得当地政府没有把外来人口当成这个地区新的人口来看待,社会意识也带有歧视,称他们为农民工,资本家只顾自己的利益尽可能的压榨他们,以便获得最大利润,这样就形成今日中国经济驱动力不足的问题。有句话是小农意识是短视的,自私的,一点不假,因为小农意识的短视,使得中国没有形成全国性统一的大的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人力资源市场。而这一点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建成了,并通过全国性的统一市场来调动全国性的资源优化配置并实现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因为整体性的全国统一市场,一个底特律破产了,没有影响美国整体的竞争力,因为优势资源从底特律配置到别的地方去了,假如美国也是中国这样的封建格局性的经济社会状况,可以想见,资源不会迅速的从底特律或者别的地方撤出配置到最需要这个资源的领域,那样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可能不会这么迅速的发展起来,美国的国力也不可能独霸世界。

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够建立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任何一个个体都能够有机会获得全国性的资源要素来完成某项经济或者社会活动,资源要素得到尽可能的优化配置,进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中国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却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圈子之间的割据与矛盾,我想可能与西方人的基督教信仰特别是新教精神有很大的关系,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构成了人人平等的社会理念的基础,使得圈子固化利益失去道德层面的合法性,而新教体现的资本主义精神则驱使一些人勤奋的创造社会财富而不把这些财富认为是替上帝经营为大众服务。而日本韩国能够建立全国性的大市场,打破固有的圈子格局,则一方面与日本韩国国家比较小,内部团结有关系,另一方面则是西方国家为他们提供了师范效应,从这个角度说西方社会仍然是现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东方社会还有很多路要走才能替代西方称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

圈子精神在早期是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就像中国合伙人里面,几个人早期能够通过整合一定范围的资源,通过密切分工合作来获得成功,就像中国古代的刘邦和朱元璋那帮有能力的开国元勋,内部的亲密关系能够在早期形成权力的领导核心,进而形成以他们为核心的圈子,进而战胜别的圈子,形成全国性的中央集权的大圈子,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局面,这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内部资源配置上的阻碍,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圈子的封闭性很快就会阻碍资源的最优配置,进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上圈子能力弱化使得社会的封建性开始出现并加剧,到最后,天下大乱,乱世中崛起新的圈子来充当大圈子,然后循环下去。

 

 

 

 

 

发件人:daxingzeng<13342887816@163.com>+收件人:↓还有70个联系人保存所有收件人 时 间:2013年09月05日 03:40 (星期四)附 件:1个(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doc ) 查看附件

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

——曾大兴教授访谈录

曾大兴 李仲凡*

    [编者按] 曾大兴教授,1958年生,湖北赤壁人,文学博士。现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学地理学会负责人,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词学与文学地理学研究,代表作有《柳永和他的词》、《20世纪词学名家研究》、《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文学地理学研究》等。曾教授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最早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早先从事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倡导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发起成立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主持召开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一、二届年会,主编《文学地理学》年刊第一、二辑。本刊特委托文学地理学学者、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李仲凡副教授就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对曾教授进行专访,整理出此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关键词] 文学地理 学科定位 知识体系 顶层设计
   [中图分类号] I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为什么要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

李仲凡:曾教授您好!您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最早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我读过您的《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和《文学地理学研究》这两本专著,还读过您发表在国内一些重要报刊上的多篇文学地理学论文。据我所知,在2011年以前,您的成果基本上属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研究与文学作品的地域性研究,也就是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2011年4月19日,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建设与文学史学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一文,此后又陆续在该报和《江西社会科学》、《学术月刊》、《文学地理学》等刊物上发表多篇相关文章,倡导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从您这两年来的成果来看,您已经开始由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转向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方面的理论探讨。请问您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为什么要倡导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

曾大兴: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说起。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在我国,实际上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后期就开始了。《诗三百》中“十五国风”的采集和按地域分类,可以说是最早的文学地理学实践。《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国公子季札观周乐时对“国风”的评价,可以说是最早的文学地理学言论。季札是春秋后期人,比孔子大25岁。季札之后,这一类的言论可谓不绝如缕。例如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唐代魏征的《隋书·文学传序》、宋代朱熹的《诗集传》、明代胡应麟的《诗薮·外编》和清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序例》等等,都有很精彩的文学地理学言论。文学地理学的实践也在继续。例如历代文人对各地民歌、竹枝词、地方戏等的收集和整理,大量的以地域命名的诗、文、词总集的编纂,等等,都可以说是文学地理学的实践。20世纪初期,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梁启超最早在《中国地理大势论》(1902)一文里提出“文学地理”这个概念。在他的另一篇重要文章《地理与文明之关系》(1902)里,则用了不少篇幅讲文学地理。从此以后,我国学者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开始由片断的言论发展为较有条理的论文,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1905)、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1908)、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1934),可以说是文学地理学学术史上最早的三篇较有条理的论文。1949年以后,由于受前苏联学术的影响,以及国内“左”的思潮的影响,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被中断。20世纪80年以后,由于学术文化环境的逐渐宽松,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得到恢复,并逐渐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我做过一个统计,从1905年到1980年这75间,在中国大陆发表的文学地理学论文只有26篇;从1981年到2011年这30年间,这方面的论文达到1100篇。1981年以前,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出版的与文学地理学有关的著作只有3种;从1981年到2011年,这方面的著作达到245种。首都师范大学的陶礼天教授讲,1992年以后,“中国文学地理学已渐成显学”。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

李仲凡:我从《文学地理学》年刊第一辑里,看到了您和您的弟子辑录整理的《文学地理学论著目录索引》。从这份《索引》来看,近30年来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很丰硕的。我也读过其中的不少论著。我的印象是,绝大多数成果属于实证研究,少数属于印象式的评论,真正的理论研究成果非常少见。

曾大兴:确实如此。由于实证研究的成果占了绝大多数,实证研究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也被提了出来,例如,“地域文学”应该如何界定?“地域文学”的作者除了本地作者,是否还包括流寓本地的外地作者?地理环境如何影响作家的创作?是否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样直接?国家分裂时期的文学具有地域性,这是大家公认的,那么国家统一之后的文学为什么还具有地域性?等等,这些问题都必须从理论上予以回答。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者们开始倡导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并且就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范围、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可以说,正是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对理论研究形成了某种“倒逼”之势,促使长期处于滞后状态的理论研究不得不开始回答实证研究中提出的诸多问题。

李仲凡:但是在我看来,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很零碎、很初步的,既缺乏系统性,也缺乏应有的学术视野和理论高度,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或者较好地解决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中所提出的有关问题。

曾大兴:确实是这样。所以我认为,必须站在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高度,从整体上规划和设计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必须下力气做好文学地理学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具有顶层决定性、整体关联性和实际可操作性特征。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在我国虽然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但是这种研究多是自发的、零碎的,不成系统,缺乏整体关联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顶层设计。当然,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也缺乏一个较好的顶层设计,多是摸着石头过河,想到哪说到哪,甚至自说自话,自相矛盾,或者众说纷纭,聚讼不已,缺乏整体关联性。文学地理学不能这样。如何做好文学地理学的顶层设计?就是要从学科建设的高度来整体规划它、设计它,明确它的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使它成为一个有自己的学科定位、学科规范、知识体系,理论色彩与实践功能并重的新兴学科。这应该是我们倡导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根本原因。

二、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

李仲凡:我认为,文学地理学的顶层设计,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定位问题。文学地理学究竟是什么?这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形象就不明晰。希望能够听听您的观点。

曾大兴:这个问题问得好。在正式说明我的观点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学术界的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文化地理学界的学者普遍持有这一观点,文学地理学界也有学者持这一观点。例如陶礼天就在《北“风”与南“骚”》(1997)一书中说:“从文学与地理学的关系看,文学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子学科即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美学的分支即艺术社会学的一个支脉,因而文学地理学实质是一门边缘学科。”

第二种观点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种学术方法。这个观点以杨义为代表。杨义在《文学地理学会通》(2012)“前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方法,如今已经逐渐成为古今文学研究的当家重头戏之一。”在这本书第一章的结尾部分,他又强调:“文学地理学是一个值得深度开发的文学研究的重要视野和方法。”杨义的这本书是一本论文集,事实上,在这本论文集出版之前,他已经在有关文章和演讲中讲过多次了。

第三种观点,是把文学地理研究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或者“补救”。这个观点以梅新林为代表。梅新林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2006)一书的“导论”中说,文学地理学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初看起来,他对文学地理学有三个定位:新兴交叉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但是他又强调,文学地理学的最后目的,是“超越当前文学史研究的局限而重新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而“当前中国文学史研究现状的明显缺失”,就是忽视了“文学空间”,因此必须进行“反思与补救”。文学地理学的三个定位最后变成了一个:即对文学史的明显缺失进行“补救”,使之成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

李仲凡:很显然,梅新林教授所强调的是文学地理学对于推进中国文学史创新的作用,而不是它对于整个文学学科格局调整的意义。

曾大兴:最后说到我的观点,也可以说是第四种观点吧,就是明确主张把文学地理学建设成为一个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的独立学科,也就是隶属于文学这个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文学地理学不仅仅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也不应仅仅停留在一个方法的层面。我在2011年4月19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首次提出这个观点,后来又在《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文学地理学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以及在《文学地理学》年刊第一辑,多次阐述了这个观点。

李仲凡: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名为《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对您的观点表示赞同,同时我也就您刚才所介绍的第一种观点提出过不同意见。我认为,在学科属性上,文学地理学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不应该把它看作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文学与地理学各自学科的发展史来看,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思想和批评实践在中外文学地理与批评史上可谓源远流长,而相关的论述在中外地理学思想史上却极为罕见。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地理学视角会给文学研究和批评带来某种程度上的解放与突变,而文学视角的引入却不会给地理科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也就是说,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地理,或研究地理学中与文学相关的内容,对于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开拓性贡献十分有限。因而,我觉得不宜把文学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或者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看待。

曾大兴:我完全同意你的这个意见。文学地理学虽然要借鉴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而不是地理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文学,不是地理学。文学地理学必须以文学为本位。既然以文学为本位,那它就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不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李仲凡:还有两个问题要问您,为什么文学地理学不仅仅是文学史的一个补充?为什么不应仅仅停留在一个方法的层面?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之所以不仅仅是文学史的一个补充,是因为它们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思维特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文学的地理分布与地域特点;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文学的历史演变与时代特征;文学地理学的思维主要是空间思维,文学史的思维主要是时间思维。当然,地理和时代、空间和时间是有联系的,文学地理学和文学史也是有联系的。一个地域的文学是由不同时代的文学所累积的,一个时代的文学是由不同地域的文学所组成的。在考察一个地域的文学时不能没有时代的眼光,在考察一个时代的文学时也不能没有地域的眼光。因此,文学史可以作为文学地理学的一个补充,文学地理学也可以作为文学史的一个补充。但是,文学地理学不能仅仅作为文学史的一个补充,它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一如文学史也不能仅仅作为文学地理学的一个补充,它也有自己的独立性。如果文学地理学仅仅是文学史的一个补充,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存在,它只是为了文学史而存在,这样它的发展就会受到文学史的思维惯性与研究模式的诸多限制,它就不可能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文学地理学也不应仅仅停留在一个方法的层面。通常大家所说的文学地理学方法,其实就是借用地理学的方法,其中主要是人文地理学的方法,真正的文学地理学方法迄今并未形成。如上所述,用地理学的或者人文地理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实际上古已有之,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的。如果从周人编辑《诗三百》中的“十五国风”及《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季札对“国风”的评价算起,这样的方法在中国,至少也用了2500年。2500年来,中国学者研究文学,并没少用地理学或者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可是文学地理的研究迄今并没有达到成熟之境,原因之一,就是大家所使用的,只是地理学或者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而不是真正的文学地理学的方法。

文学地理学的方法迄今没有形成。为什么没有形成?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的内涵、品质和规范的文学地理学学科做支撑,也就是说,文学地理学学科还没有建成。学术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一种学术研究方法的形成,有待于它所属的那个学科的建成。例如我们今天研究文学,通常要使用文艺美学的方法、文艺心理学的方法,或者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等等,试问这些方法背后,哪一个没有一个已经建成的学科在做支撑呢?

文学地理学学科还没有建成,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等等还不明确,学科规范也没有建立,因此它的研究方法也就没法形成,只能是借用别的学科的方法。一个学科在没有真正建成之前,借用别的学科的方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不能总是借用别的学科的方法,更不能满足于只是借用别的学科的方法。文学地理学终究要有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方法的形成,有待于文学地理学学科的顶层设计与整体建设。所以我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方法的层面,因为有关学者所说的方法,其实并不是文学地理学自己的方法。我们应该花大力气从事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成了,文学地理学才会有自己的方法。

李仲凡:我参加过分别在南昌和广州召开的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的两届年会,这两届年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讨论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有学者认为,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有它成立的理由,但能不能与文学史双峰并峙,则是一个问题。如果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双峰并峙,平分秋色,那么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的其他二级学科,例如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等,又是一个什么地位呢?

曾大兴:这个问题并不复杂。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考察文学的横向分布与特点;文学史研究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考察文学的纵向发展与演变。一个是空间维度,一个是时间维度。只有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才有可能双峰并峙,但不是平分秋色。虽然文学地理学在今天还只是一个新兴学科,还没有真正建成,还比较矮小,但是在不远的将来,它就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比肩而立了。文学批评的对象是具体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批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它就成了文学史的批评;如果从地理的角度批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它就成了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也不是具体的文学史或文学地理,而是在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地理学的基础之上,抽象出某些理论、原理或者规律。如果它抽象出来的理论、原理或者规律,属于文学批评方面的,那就是文学批评的理论;属于文学史方面的,那就是文学史的理论;属于文学地理学方面的,那就是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文学批评是一个最基础的二级学科,文学史和文学地理学是两个并列的较高级的二级学科,文学理论是一个最高级的二级学科。图示如下:

文学学科结构简图

文学(一级学科)

文学理论(二级学科)

文学史(二级学科)、文学地理学(二级学科)

文学批评(二级学科)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幅结构简图里没有列出所有的文学二级学科,例如民间文学、儿童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比较文学等等,我不过是举一反三,借以说明文学地理学在文学学科中的地位而已。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学科,是在文学这个一级学科现有的其他二级学科不能解答文学与地理环境之关系这个问题的情况下产生的。它的产生,一方面解决了别的二级学科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刷新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增进了人们对文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的了解,增添了人们对文学的兴趣;一方面又丰富和完善了文学这个一级学科,推动了这个一级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可以对文学理论这个二级学科形成某种“倒逼”之势,促使它正视并吸收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从而丰富自己的理论内涵,提升自己的实践品质,用杨义教授的话来讲,就是使文学研究接上“地气”。文学地理学既不是可有可无的,也没有“侵占”别的二级学科的地盘,更没有取代或囊括别的二级学科。因此,希望所有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都能满腔热情地关心和支持文学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

三、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知识体系

李仲凡:任何一门为人们所广泛认可的学科,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这个学科是有自己的丰富内容的,不是一个空架子。那么在您看来,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知识体系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曾大兴:我认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知识体系主要有五大板块:一是文学地理学学术史,二是文学地理学原理,三是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四是文学地理学批评,五是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

第一个板块,文学地理学学术史。这是本学科的文献根基与思想根基。没有学术史的学科是根基肤浅的学科。文学地理学虽然是一个新兴学科,但是它的根基是深厚的,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的任务,就是要对21世纪以前中国和外国的各种文学文献、地理学文献以及其他文献中的文学地理学资源,进行全面的搜集、挖掘和整理,哪怕是只言片语也不要遗漏。包括辑录有关资料,编辑有关目录,整理、校勘、笺注和翻译有关著作,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深入的研究,最后形成系统的、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学学术史》。这是一项繁重的历史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工作,需要学术界同仁的长期努力。我和我的研究生李伟煌前后花了三年时间,辑录整理了一份《文学地理学论著目录索引(1905—2011)》,收录在《文学地理学》年刊第一辑里。这份《目录索引》给学术界同仁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信息资源,应该说是很受欢迎的。但是这份《目录索引》的收录时间和收录范围都有限,只能说是为文学地理学学术史料的整理开了一个头,更多的工作还要靠大家。

第二个板块,文学地理学原理。这是本学科的知识主体,包括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与目标,文学地理学的价值与意义,文学地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文学地理学的定位与学科属性,文学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途径,文学反作用于地理环境的表现;文学家,文学家族,文学活动中心,地域性文学流派,地域性文学社团,地域性文学群体,文学家的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文学家的地理基因与童年记忆,本籍文化与客籍文化;地域文学,文学的地域性,文学与方言,文学与民俗,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与地理景观;虚拟文学景观与实体文学景观,文学空间,文学的地域分异,文学版图,文学传播的空间与路径,文学接受与文学批评的地域性等等。

需要强调的是,文学地理学原理的首要任务,是明确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一个学科能不能成立,关键在于有没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具体言之,就是三句话: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和文学接受者,地理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文学地理学原理的中心任务,就是通过文学家(包括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活动中心等)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构成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作品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构成的影响;还要考察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活动中心等)所完成的文学积累(文学作品、实体文学景观等)、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所构成的影响。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互动关系。文学地理学原理必须对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文学要素(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读者)之间的各个层面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特点,并予以合理的解释。

第三个板块是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这是本学科的工具系列。广义的研究方法包括两类,一类是指导和规定学术研究应该如何开展的规则和程序,一类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技术方法。仅就技术方法来讲,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又包括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凡是文学的其他二级学科能使用的方法,文学地理学都可以使用。这类方法属于一般方法。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是文学地理学自己的方法,也就是特殊方法。如上所述,文学地理学至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方法,它所用的还是地理学的方法,其中主要是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在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还没有真正建成之前,借用地理学或者人文地理学的方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这些方法主要有文献逻辑推证法、统计计量法、数理模型法等等,但是每一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文学地理学学者应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需要,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

我要强调的是,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与文学史的研究是有明显不同的。文学史的研究可以关在书房里利用所能找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除了使用文献资料,还必须走出书房,对文学家的出生成长地、流动迁徙地、文学作品的产生地,以及文学作品本身所描写的自然、人文景观与地理空间等等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特别值得借鉴。

李仲凡:另外还有台湾学者简锦松教授的“现地研究法”,是否也可以借鉴?

曾大兴:当然可以。简锦松为了考察唐代诗人“写作的场域”,以及诗中的某些地理景观,例如瞿唐峡、乐游原、枫桥、鹳雀楼等等,不仅多次进行实地考察,甚至连一些现代测量仪器如GPS卫星定位仪都用上了。他的“现地研究法”值得我们注意。他在《唐诗现地研究》(2006)一书的“自序”中介绍说:“现地研究法,简单说来,就是把本来只在书房里做学问的方法,移一步,到古人写作的现地去,文献资料在这里考核,诗句内容在这里印证,从而得到更接近作者真实的诠释。” 简氏解释说,他所谓的“现地”有三:“一是真实的山川大地”;“二是曾经亲历其地者所记录的世界:传世的诗文、碑志、专书等等,都是写于当时人之手,如果从记录当代的眼光来处理这些文献,便可以得到现地资料的效果”;“三是古人生活的客观条件。了解古人的生活越多,便越容易接近古人写作的场域,而这些资讯往往具有明显的客观性,可直接作为证物,如五更昼夜的算法、桥梁道路的网络、律令民生的规范、车马人行的程数、官职升迁的常变,乃至于煎茶与点灯等细微之处,不胜指数”。可见简氏的现地研究法的内涵比单纯的田野调查法要丰富,它实际上是“文献解读与现地测量”相结合。

需要指出的是,简氏的现地研究法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地重现”作者“写作的场域”,但是它仍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学地理学的方法。简氏总结说:“现地研究,并不只是历史地理的探讨,它是立足在文学研究上,尽一切可能向原作者时代收集物证,并以严谨的论证过程和现代仪器程式进行检验的鉴识科学。”我们知道,地理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是有差别的,地理学的真实与文学地理学的真实也是有差别的。简氏的“鉴识科学”最多只能实地重现作者的生活环境与写作环境(写作的场域),而很难实地重现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和地理景观。由于文学的形象思维的作用,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和地理景观与现实中的地理空间和地理景观已经有了出入,或是移位,或是变形,或是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例如王之涣《登鹳雀楼》所写“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这两句诗中的“山”和“海”这两个地理景观,站在鹳雀楼上是根本看不到的。简氏也承认,“句中之山,并不是具体实存、目力可及的山脉”,因为“在鹳雀楼上朝落日的方向看,根本就没有山” 。至于“海”就更不用说了,鹳雀楼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蒲州镇老城的东关城上,如何能够看到海? 又如莫言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与现实生活中的高密东北乡也是有差异的。我们可以通过现地研究法来实地重现莫言的生活环境与写作环境(写作的场域),但是不可能实地重现他在作品中所着力营建的那个“高密东北乡”。作品中的“高密东北乡”包含了太多的内容,它并不是生活中的那个高密东北乡的简单复制。

文学地理主要有三种样态,一是作家地理,一是作品地理,一是作品传播地理。作家地理与作品地理是有差异的。简锦松的现地研究法可以实地重现作家地理,即作家的生活环境与写作环境(写作的场域),也可以重现作品传播地理,但很难实地重现作品地理,即作品中的地理环境和地理景观。要想实地重现作品地理,除了需要考察作家“写作的场域”,还要考察作家的“地理基因”和“童年记忆”,考察他的先结构对写作的场域所起的作用。地理环境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决不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样简单和直接,它必须以作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等等为中介。因此文学作品的地理呈现与客观地理是有差异的。同时,文学地理学也不是简锦松所谓的一种“鉴识科学”,它是以形象思维为主、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结合的一个人文学科。因此,简锦松的现地研究法也是有局限的。但是,他的这个方法可以实地重现作家地理和作品传播地理,它离我们所期待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已经不远了。如果有志者能够在这个方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提升和完善,那么就有可能形成一个真正的文学地理学的方法。

李仲凡:请您接着谈第四个板块和第五个板块吧。

曾大兴:第四个板块,文学地理学批评。这是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批评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文学地理学批评的范围是很广的,所有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地理现象,包括大大小小的实体性文学景观,如黄鹤楼文学景观、西湖文学景观、敬亭山文学景观等等,都属于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对象。文学地理学批评至少有两个目的,一是解读、评价具体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地理现象,解读、评价有关的文学地理景观,二是为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的写作积累个案材料。

第五个板块,就是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如果按地域来分,最大规模的文学地理是世界文学地理,其次是洲别文学地理,如亚洲文学地理、欧洲文学地理等等;再其次是国别文学地理,如中国文学地理,法国文学地理等等;再往下分,则有各个国家的分省文学地理,如陕西文学地理,湖北文学地理等等。如果按文化区来划分,则可以有基督教文化区文学地理,伊斯兰教文化区文学地理,佛教文化区文学地理等等,或闽台文学地理、吴越文学地理、燕赵文学地理等等。当然还可以按语言分为大大小小的文学地理,如英语文学地理,法语文学地理,葡语文学地理,华文文学地理,或者吴语文学地理,粤语文学地理等等。也可以按文体分为小说地理、诗歌地理、戏剧地理等等。另外还有文学传播地理,也可以有多种层次。总之,可以有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

李仲凡:关于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知识体系,我也有过一个初步的设计,就是四大块,即文学地理学学术史,文学地理学原理,文学地理学批评,文学地理学方法论。我称之为文学地理学的四大支柱。您的这个设计与我稍有不同,您增加了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这个板块,一共是五大板块。我想请教您,为什么要增加这一个板块?还有,您设计的这五大板块之间有没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

曾大兴:各种各样的文学地理,包括各种类型、各个层面的文学地理,不仅仅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或重要内容,而且是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的最终呈现,就像各式各样的文学史,是文学史研究成果的最终呈现一样。为了写作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我们需要从事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的研究,以便从中汲取有关材料和思想;我们需要从事文学地理学基本原理的研究,需要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一套概念;我们需要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和实验,需要有自己的方法;我们还需要针对大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地理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需要积累大量的素材。我们既然做了这么多的前期工作,那么人们就有理由问我们:我们的最终成果是什么?很显然,我们的最终成果,就是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因此在我的设计方案中,就有了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这一个板块。

这五个板块之间是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的。文学地理学学术史是这门学科的学术根基,文学地理学原理是这门学科的基础理论,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是这门学科的学术规范与操作方法,文学地理学批评是这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是这门学科的终端成果。五个板块相互匹配,有机衔接,由此构成了文学地理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整体关联性”。

需要说明的是,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可以不断地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可以不断地容纳新的知识,它的知识体系是开放的。今天我们所设计的这个知识体系,只是就我们今天所能想到的而言,并且只能言其大概。相信今后会有人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

四、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建成之可能

李仲凡:据我所知,国外也有文学地理研究,并不只是中国才有。有学者讲,文学地理学的故乡在中国。您认为这话有依据吗?

曾大兴:国外确实有文学地理研究。例如在法国19世纪批评家史达尔夫人的《论文学》(1800)、《论德国》(1813)里,在丹纳的《英国文学史》(1869)和《艺术哲学》(1869)里,就有文学地理学方面的言论。这几本书都有中译本。又据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1958)一书介绍,法国学者 A·迪布依出版过《法国文学地理学》(1942)一书;另一名法国学者安德烈·费雷出版过《文学地理学》(1946)一书。这两本书都没有中译本。另外在英国、美国也有文学地理研究。例如在英国当代学者迈克·克朗所著《文化地理学》一书里,就有《文学地理景观》这一章。他讲文学地理景观是以地理为本位,不是以文学为本位。他的这本书也有中译本。

需要说明的是,国外虽有文学地理研究,但是起步比中国晚得多。国外的文学地理研究,以法国为最早,但是同中国相比,要晚2300多年。中国最早讲文学地理的人是春秋时期的吴国公子季札(公元前576—前484),法国最早讲文学地理的人是史达尔夫人(1766—1817)。中国最早使用“文学地理”这个概念的人是梁启超,见其《中国地理大势论》(1902);法国最早使用“文学地理”这个概念的人应该是A·迪布依,见其《法国文学地理学》(1942)。从学术起源的角度来讲,文学地理学的故乡在中国这句话,不是没有依据的。

李仲凡:那么,文学地理学学科有可能在中国建成吗?

曾大兴:国外有文学地理研究,但是没有文学地理学学科。人们对文学地理研究的热情与重视程度远不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例如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就在《文学社会学》(1958)一书中这样说:“几年来,流行着文学地理学。也许不应该提出过高的要求:强调地理学,会迅速滑向地方主义,而从地方主义,又会滑向种族主义。”这说明文学地理研究在当时的法国是不受重视的。五十多年以后,仍然不受重视。2009年10月20日,法国巴黎第三大学的歇乐·科洛教授应邀来北京师范大学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文学地理学”。据他介绍:“文学地理学在法国,还只是文学史的一个补充,现在文学史在法国仍然是统治性的学科。”国外的文学地理研究成果,稍微多一点的就是法国,而法国的文学地理研究还只是文学史的一个补充,不是一个学科,其他国家的文学地理研究就更不可能是一个学科了。

我认为,文学地理学学科是有可能在中国建成的,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建学科犹如海上行船,首先必须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定位不准确,就不可能到达我们所希望的彼岸。如果我们把文学地理学定位为一个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独立学科,而不仅仅是文学史的一个补充,不仅仅停留在一个方法的层面,更不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那么它就有了一个准确的定位。我们根据这个定位,做好它的顶层设计,然后根据顶层设计的要求,一步一步地去做,一步一步地努力前行,那么这个学科在中国建成,就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其二,我国是一个疆域广大的国家,国土面积在世界上居第三位。我国的地理环境又非常复杂而多样。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具有如此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正是在这块疆域广大而地理环境复杂多样的国土上,产生了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有文字记载的文学。我国文学的历史之长远,内容之丰富与形式之多样,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这个背景告诉我们,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在中国建成,早就具备了地理的条件和文学的条件。

其三,文学地理学在中国,有一个博大深邃的思想背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讲过这样几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讲做学问要考究天人关系,要阐明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有广阔的空间意识。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讲做学问要贯通古今,要把握历史的变化规律,要有深邃的时间意识。只有达到天人合一、时空交融、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境界,这个学问才有可能“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这几句话的思想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易经》,它的经典性一直为人们所认同。所以中国的学问或者学科,一般都有时、空两个维度。文学地理学学科意识的产生,就是为了从空间这个维度来研究文学,从而与从时间这个维度来研究文学的文学史相对映,进而使文学这个学科真正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境界。这就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建成的思想背景。这种思想背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拥有的。

其四,中国学术既追求一种天人合一、时空交融的境界,又具有一种强烈的实践理性精神,讲求经世致用。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与文学的其他二级学科相比,其实践品质更为突出。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文学的地域性,不仅可以刷新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增添人们对文学的兴趣,还可以作用于人们所生活的环境。例如,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可以恢复人们对于大自然的记忆,帮助重建人们与大自然的联系,培养人们对于大自然的亲和感,进而达到保护大自然的目的;研究文学与人文环境的关系,可以启发人们对于现实人文环境的思考,唤起人们改善现实人文环境、优化现实人文环境的热情;研究文学地理景观,则可以为文化资源、旅游资源的开发等等提供重要的参考。文学地理学的这一实践品质,使得它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这是这个学科可以在中国建成的社会基础。

其五,在中国,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学者在从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有老一辈学者,有中年学者,更有大量的青年学者。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产生的文学地理学论文中,硕士、博士论文占三分之一。青年学者在文学地理学研究方面所表现出的高度热情与实干精神,显示了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在中国的光明前景。这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可以在中国建成的人才优势。

李仲凡:感谢您一连回答了我这么多的问题!您的回答不仅让我大受裨益,相信对所有关心文学地理学的人士都会有重要启发。再次感谢曾教授!

    * 作者简介 曾大兴,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广东 广州,510006);李仲凡,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副教授(陕西 汉中,723000)。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3年9月6日 11:00主题: 转发:何帆:危机、失败和偏见--个人读书心得

危机、失败和偏见--个人读书心得

何帆

2013-09-05

    我今天讲的是无用之学。子思说,生逢乱世,弄点无用之学,最为妥当。当今虽是盛世,我仍然偏好无用之学。今天讲的,纯粹供大家消遣。先讲危机。读《黑天鹅》的时候,觉得很震撼,隐隐觉得过去的很多知识是误导的。但直到我翻译《不可思议的年代》的时候,才下决心有意识的学习一个新的思维体系。

    《不可思议的年代》是雷默写的,《北京共识》一文的作者,我的美国兄弟。一般的美国人都很naiive, 但他很sophisticated,可能受到基辛格的影响。他是基辛格的钦定传人。雷默讲到金融危机,也讲到苏联解体、911恐怖袭击。这些大的危机都有个共同特点,即我们在事前几乎毫无准备。

    以后的世界可能会更加动荡不安。他谈到国际政治中的进攻性-防守性武器假说,即如果进攻性武器占上风的时候,冲突和战争会更多。比如骑兵和坦克。但当防守性武器占上风时会更和平,核武器是防守性武器。他认为,现在是进攻性武器占上风。本拉登发动911恐怖袭击,总共也就是几百万美元,但美国每个小时在机场加强安检花的钱都不止这些。现在的世界是无险可守。

    商业社会亦然。IT的特点是很容易摧毁旧的模式,比如互联网对传统纸媒的打击,对音乐版权的打击,对商场的打击,但很难创造新的模式。为什么我们无法预测危机?因为危机是不可预测的。我们过去的思维大多建立在牛顿力学体系上,牛顿力学是可以准确预测世界的。想想海王星的发现,想想哈雷彗星。我们可以准确的预测未来哪一天哈雷彗星会经过地球。但真实的世界不是牛顿力学体系,是复杂体系。

    雷默介绍了Bak的沙堆理论。Bak是一位丹麦科学家,在波尔研究所工作。他的书是《How Nature Works》。推荐。沙堆是最简单的复杂系统,过了一个临界点,我们知道沙堆是不稳定的,随时可能倒塌,但我们无法预测到底何时会倒塌。好比我们在3000点的时候就知道股市有泡沫,但你无法预测股市何时崩盘。这将颠覆我们过去的思维模式。不是你知道的信息越多就越好。信息多,噪音也多。

    推荐《Signal and Noise》,很快会有中译本。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是:信息的增长是呈几何级数的,但真理只有那么多,所以随着信息的增加,噪音的比例会越来越多。这本书很好玩。

    雷默说,我们要关心慢变量。群里讨论的基本上都是快变量。但还有一些慢变量。慢变量离我们很远,跟我们没有直接的联系,变化速度很慢,但这些因素很可能是决定大趋势的根本原因。比如海浪。解释海浪的快变量是今天海上有风,但决定海上有波浪的真正原因是月亮。有了月亮才有潮汐现象。

    我开始一直寻找慢变量。大体来说,我觉得人口、地理、科技等都是慢变量。人口中有人口的规模、人口的预期寿命、人口年龄结构、性别比等等。比如,很多人认为人口数量会不断增长,但更合理的预测是,人口的规模达到一个峰值之后就会下降。这会有很深远的影响。

    地理的影响,即所谓的地缘政治。推荐几本野狐禅书:《未来一百年》、《未来十年》、《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都是一个地缘政治预测机构Stratfor的两位头儿写的。我不太相信书中的预言,比如日本、土耳其会联手打美国,墨西哥最后会颠覆美国。但地缘政治的方法论是被忽视的。

    科技应该也是慢变量。科技革命不会到来的那么快,因为未来决定什么是主导产业的,不是靠技术的先进程度,而是看技术和市场的融合程度。美国新经济时期,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不是IT,而是沃尔玛。

    电报和电话的原理差不多,但电报对人类的影响远远没有电话大。笔记本电脑上网和手机上网是一样的原理,但手机才能改变社会。

    雷默在手中推崇在看起来没有联系的事物之间寻找普遍联系。他举了以色列情报部门主管法卡什的故事。他是个间谍王,但却派手下去调查大马士革演什么戏,贝鲁特雇个保姆多少钱。

    为什么?因为如果黎巴嫩经济繁荣,叙利亚就会有更多劳工过去打工,就会汇回更多的钱,大马士革就会歌舞升平,以色列就相对安宁。但一旦叙利亚经济形势不好,就可能会侵扰以色列。

    雷默极其推崇东方思维,因为西方思维注重逻辑推理,但往往较真。东方思维不善推理,但往往会靠直觉把握全局。改造我们的学习当然是必要的,但即使改造学习,也必须警惕,危机发生的概率很可能超过我们的想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再推荐一本书:《Adaptive》。书中就是讲,我们如何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但我们首先得清楚,失败而非成功,才是常态。另一本书是:《Why almost everything fails》。比如,地球上曾经出现的生物物种,99.99%已经灭绝了。那本《从成功到卓越》,你看看第一版上列出的成功企业,大部分都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但我们往往有“生存者偏差”。只看得到成功者,看不到失败者。你问马云,他为什么成功,他肯定告诉你,那时因为他有远见,有胆识,其实,他的成功绝大部分是靠运气。几乎所有成功的企业家都一样。

    再推荐一本书:《Ubiquity》,一个年轻的物理学家写的,也是讲失败。书的主题就是:失败是无所不在的。而且,他从Bak的研究得出一个有趣的规律,即小的危机和大的危机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小危机爆发概率高,影响小,而大的危机爆发概率明显下降,可是,破坏力也显著增加。地震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再推荐一本书:《resilience》。就是在遭受了打击之后能够复原的能力。大体来说,有几个要注意的:

    (1)要保持你的核心功能不受影响。比如,要有一台电脑是不上网的。(2)各个部门的功能尽可能简单、可互换,而且采取安全岛策略,即如果发生传染,可以马上切断联系。曹操把船都用铁链连起来是对的,但疏忽的地方是,铁链上应该有一个环节可以一斧头砍断。(3)要容许有适当的冗余。不要过分追求高效率。看起来没有用的东西,很可能到危机时候就有用了。

    最后,谈谈偏见。最近20多年最大的科学成就可能是脑神经科学的发展。对经济学也有影响,比如《思考快与慢》,真是一本好书。其实还有很多。看都看不过来。质言之,我们的理性是值得怀疑的。人的有些功能是极其高级的,比如对语言的掌握,对pattern的掌握。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天生内置的,你出厂的时候就已经预装了语言软件。

    《思考快与慢》等书也指出,我们的很多潜意识是长期进化的结果。你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早就告诉你了。但问题在于:(1)我们的大脑和认知系统是有很多缺陷的。大脑并不精巧,而是充满了设计上的缺陷。(2)我们天生不懂逻辑、数学,尤其是统计学。(3)我们有很多思维的误区,主要体现在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过度看重眼前的经验。还有更糟糕的,我们的基因中还有很多野蛮的天性。

    推荐:《人类动物园》、《黑猩猩的政治与权力》、《第三种猩猩》等。体现在投资、政治上,会给我们带来很多自己意识不到的障碍。投资上失误倒也罢了,政治上的偏见非常致命。我发给大家的那一摞书中就有几本这样的书。《Us and them》,说的是为什么我们从本质上是歧视别人的。我们为了团体内的团结,必然会对外仇视。推荐:《卢旺达饭店》,是个电影。

    《Partisan Hearts and Minds》,意识形态偏见深植我们内心,一不小心就会翻涌而出。说了这么多,总结一下,我觉得,哪些能够让我们谦卑、谨慎的思想才是好的思想。有本书就是讲专家决策。通过调查发现:(1) 如果一对一,受过博士教育的专家比没有受过训练的白丁更准确;(2)如果让大众独立决策,准确度大大高于专家。所以你要参加开心辞典,不要打电话问亲友团,直接向现场观众请教更靠谱。

    在不同的专家中,有些的预测比另一些的预测更准。预测较准的是所谓的“狐狸”,预测最差的是“刺猬”。伯林的分类:狐狸型思想家和刺猬型思想家。狐狸知道很多小事,刺猬知道一件大事。刺猬往往更容易成为大师。因为他们立论斩钉截铁、不容质疑。狐狸总是不断修订自己的看法,游移不定。但狐狸更容易接近真相。所以,我决定做一个狐狸。小狐狸。

    介绍几本书:《道德动物》 赖特的名著。和《自私的基因》可媲美。《Why Stock Market Crash》,用分形解释股票市场,不是很好看。《The Wisdom of Psychopaths》 从偏执狂和精神病人那里也能学到不少东西,人为什么会相信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里面有一章,写兰德,即主张客观主义、经济自由的兰德。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9月09日 16:33 (星期一)附 件:1个(对日本核弹轰炸的飞行员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doc ) 查看附件 转发: 让全世界都知道日本人的罪行!

让全世界都知道日本人的罪行!

对日本核弹轰炸的飞行员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

美国退役空军少将 查尔斯.斯文尼

1995年5月11日在美国国会

  我是美国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我是唯一一位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轰炸的飞行员。在对广岛的轰炸中,担任驾驶员蒂贝茨上校的右座领航员,在对长崎的轰炸中,任编队指挥员。

  作为唯一一个参与两次对日本原子轰炸的飞行员,我将陈述本人亲身经历的往事。我要强调指出,我所陈述的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有些人就是无视这些明显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与他们头脑中的偏见不符。

  此刻,作为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人们,我要陈述我的思考、观察和结论。我相信杜鲁门总统作出的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不仅符合当时的情况,而且具有压倒其他可能选择的道义上的必要性。象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一样,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战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不是骑士,我们不渴望那种辉煌。当我国正在大萧条中挣扎时,日本开始了对邻国的征服--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圈”。法西斯总是打着漂亮的旗帜去掩饰最卑鄙的阴谋。

  这种“共荣”是通过对中国进行残酷的总体战进行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统治亚洲,并由此据有亚洲的自然资源和广袤土地。未有丝毫的怜悯和犹豫,日本屠杀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屠杀。这是犯罪。

  这是事实。

  日本认为美国是阻止其实现在亚洲的“神授”命运的唯一障碍。于是日本对驻扎于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进行了精心策划的偷袭。偷袭时间定于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因为此时行动可以最大限度地摧毁舰队实力、消灭人员,给予美国海军以致命的打击。

  数千名美国水兵的生命湮灭于仍然沉睡在珍珠港湾底的美海军亚利桑那号军舰里。其中的许多士兵甚至不清楚为什么受到突然袭击。战争就这样强加在美国的头上。

  科雷希多的陷落及随后对盟军战俘的屠杀,驱散了对日军兽性的最后一丝怀疑。即使是在战时,日军的残暴也是令人发指的。巴甘省的死亡进军充满恐怖。

  日本人认为投降是对自身、对家庭、对祖国、对天皇的污辱。他们对自身和对敌人都不手软。7000名美军和菲律宾战俘惨遭殴打、枪杀、被刺刀捅死,或惨死于疾病和讥饿。

  这都是事实随着美国在广阔的太平洋向日本缓慢、艰苦、一步一流血地进军,日本显示出自己是冷酷无情、桀骜不逊的杀人机器。无论战事是多么令人绝望,无论机会是多么渺茫,无论结果是多么确定,日本人都战至最后一人。为了取得可能大的光荣,日军全力以赴去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

  美军开进的距日本本土越近,日本人的行为就变得越疯狂。
  
  塞班岛:美军阵亡3000人,其中在最后几小时就死了1500人。

  硫黄岛:美军阵亡6000人,伤21000人。

  冲绳岛:美军阵亡12000人,伤38000人。

  这是沉重的事实,凯米卡兹--即“神风敢死队”,驾驶装载炸弹的飞机撞击美国军舰。

  队员认为这是天上人间至高的光荣,是向神之境界的升华。在冲绳海域,神风敢死队的自杀性攻击要了5000名美国海军军人的命。

  日本用言语和行动表明,只要第一个美国人蹋上日本本土,他们就处决所有的盟军战俘。日本为大屠杀作准备,强迫盟军战俘为自己挖掘坟墓。即使在投降后,他们仍然处决了一些战俘。

  这是事实。

  《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人认为这是荒唐可笑而不屑考虑的。我们从截获的密码得知,日本打算拖延时间,争取以可接受的条件经谈判投降。

  在8月6日之前的几个月里,美国飞机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一个个日本城市化为火海,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死去。但日军发誓决不投降。他们准备牺牲自己的人民,以换取他们所理解的光荣和荣誉--不管死多少人。

  他们拒绝救助平民,尽管我们的飞行员事先已就可能来临的空袭投撒了传单。

  在一次为期10天的轰炸行动中,东京、名古屋、神户、大阪的许多地方化为灰烬。

  这是事实。

  即使在用原子弹轰炸了广岛之后,日本军部仍然认为美国只有一枚炸弹,日本可以继续坚持。在8月6日之后,他们有3天的时间用于投降,但他们不。只有在长崎受到原子轰炸后,日本天皇才最后宣布投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军方仍声称他们可以而且应该继续战斗。一个陆军军官团体发起叛乱,试图截获并销毁天皇向日本人宣布投降的诏书。

  这是事实。

  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本质,有助于认清杜鲁门总统在进行各种选择时所要考虑的背景,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对日本进行原子轰炸是必要的。

  像每一个男女军人一样,杜鲁门总统理解这些事实。伤亡不是某种抽象的统计数字,而是惨痛的事实。

  ---原子弹是否结束了战争?
  ---是的。
  ---它们是必须的吗?
  ---对此存在争议。

  50年过去了,在某些人看来日本成为受害者,美军成为凶残成性的征服者和报复者;原子弹的使用是核时代的不正义、不道德的起点。自然,为了支撑这种歪曲,他们必然要故意无视事实或者编造新的材料以证明这种论调。其中最令人吃惊的行经之一,就是否认日军曾进行过大屠杀。

  事物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答案也许会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中找到。

  当前关于杜鲁门总统为什么要下达对日本进行原子轰炸的命令的争论,在某些情况下已演变成数字游戏。史密斯策划的“原子轰炸后果”展览,显示了卑劣的论调,这种论调造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原子轰炸后果”展览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日本是受害者,美国是罪恶的侵略者。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孩子去看展览,他们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他们还会知道事实的真相吗?

  在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辩论中,我听到这样一位所谓的杰出历史学家声称,原子弹是没有必要的,杜鲁门总统是想用原子弹吓唬俄国人,日本本来已经打算投降了。

  有些人提出,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过,日本已准备投降,没有必要使用原子弹,然而,基于同样的判断,艾森豪威尔曾严重低估了德国继续战斗的意志,在 1944年就下结论说德国已无力进行攻势作战。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其结果即是阿登战役的激战。是役,数万盟军毫无必要地牺牲了,并冒着允许德国拖延战争和有条件投降的风险。

  一个相当公正的结论是,根据太平洋战争的情况,可以合理地预期日本将是比德国更疯狂的敌人。

  最后,有一种理论认为,如果盟军进攻日本本土,我们的伤亡不是100万,而是只要死上46000人就够了。只不过是46000!你能够想象这种论调的冷酷吗?仅46000人,好象这些是无关紧要的美国人的生命。

  在此时此刻,我要承认,我不清楚在对日本本土的部队进攻中美军将会伤亡多少人--也没有任何人知道。

  根据对日本战时行为的判断,我的确认为,一个公正合理的假设是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将是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不是根据某些人的臆想,日本不打算无条件投降。
  
  在对硫黄岛--太平洋中一个8平方英里的岛礁--的进攻中, 60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牺牲,伤亡总数达27000人。但对那些认为我们的损失仅是46000人的人,我要问:是哪46000人?谁的父亲?谁的兄弟?谁的丈夫?

  是的,我只注意到了美国人的生命。但是,日本的命运掌握造日本人的手中,而美国不是。数以万计的美军部队焦急地在大洋中等待着进攻--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日本下一步怎么走。日本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刻投降,但他们选择了等待。而就是日本“无所作为”的时候,随着战事的进行,美军每天伤亡900多人。

  我曾听到另一种说法,称我们应该与日本谈判,达到一个日本可以接受的有条件投降。

  我从来没听任何人提出过与法西斯德国谈判投降。这是一个疯狂的念头,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与这样一个邪恶的法西斯魔鬼谈判,就是承认其合法性,即使是已经在事实上打败了它。这并不是那个时代空洞的哲学上的原则,而是人类的正义要求,必须彻底、干净地铲除法西斯恶魔的势力,必须粉碎这些邪恶的力量。法西斯的领导者已经无情地打碎了外交的信誉。

  为什么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这么容易就被遗忘了呢?

  也许原因就存在于目前正在进行着的对历史的歪曲,对我们集体记忆的歪曲。

  在战败50年后,日本领导人轻率地声称他们是受害者,广岛、长崎与南京大屠杀在实质上是一回事!

  整整几代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干了些什么。这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不理解日本为什么要道歉。

  与德国认罪的姿态不同,日本坚持认为它没干任何错事,它的行为是受当时局势的拖累。这种态度粉碎了任何真正弥合创伤的希望。

  只有记忆才能带来真正的原谅,而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

  通过精心策划的政治和公关活动,日本现在建议使用“太平洋胜利日”来取代“对日本胜利日”这一术语。他们说,这一术语将会使太平洋战争的结束不那么特别与日本有关。

  有些人可能会提出,这些文字能说明什么呢?对日本胜利--太平洋的胜利--让我们庆祝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胜利。

  我要说,话语就是一切。

  庆祝一个事件!类似于庆祝一个商场开业典礼,而不是欢庆战争的胜利。这将分裂整个地球。数以千万计的死者、数以千万计受到身心伤害的人和更多的人将会不知所措。

  这种对语言的攻击是颠倒历史、混淆是非的工具。文字或话语可以像任何一 种武器一样具有毁灭性:上是下;奴役是自由;侵略是和平。

  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抹除精确的描述文字而对我们语言所展开的攻击,要比10年前日本对我们进行的真正的侵略更具有危害性,至少在真正的侵略中,敌人是清楚的,威胁是清楚的。

  今天日本巧妙地打起种族主义这张牌,以此来宣示其行为的正义性。日本不是进行罪恶的侵略,而只是从白人帝??的,他们用屠杀“解放”了2000万无辜的亚洲人。我坚信,这2000万无辜的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后代,永远也不会欣赏日本崇高的行为。

  经常有人问我,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是否是出于报复,是否是蓄意毁灭一个古老而令人尊敬的文明。

  对此,有如下事实:其一,在最初的轰炸目标清单上包括京都。虽然京都也是一个合法的目标,在先前的空袭中未曾予以轰炸,国务卿史迪文森把它从目标清单中去掉了,因为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的文化宗教中心。其二,在战时我们受到命令的严格约束,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轰炸东京的皇宫--尽管我们很容易识别皇宫并炸死天皇。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报复。我经常想如果日本有机会轰炸白宫,是否也会像美国这样克制。我认为日本不会。

  在此让我澄清一个事实,纠正一个长期以来的偏见,那就是我们故意选择人口密集的城市轰炸。我们要轰炸的每一个目标城市都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广岛是日军南方司令部所在地,并集结了实力可观的防御部队。长崎是工业中心,有两个重要的兵工厂。在这两个城市,日本都把兵工厂和部队配置于市区中心。

  像在任何一场战争中一样,我们的目标--理所当然的目标--是胜利。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目标。

  我不想否认双方死了许多人,不仅两国,而且是世界。我不为战争的残酷性而骄傲而欢乐,我不希望我国或敌国的人民受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我的确认为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去问日本战犯,是他们以日本人民为代价追求自身的辉煌。他们发动了战争,并拒绝停止战争。难道他们不应为所有的苦难、为日本的灾难负最终的责任吗?

  也许如果日本人真切地了解过去,认清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的责任,他们将会看到是日本战犯要负起战争的罪责。日本人民应该给远东人民一个答复,是谁把灾难强加给远东各国,最后强加给日本自己。当然如果我们与日本人一道抹煞历史的真相,那么这一点是永远也做不到的。

  如果日本不追询并接受真相,日本怎能安心地与自己相处,与亚洲邻国、与美国相处?

  我和我的部属在执行原子轰炸任务时坚信,我们将结束战争。我们并没有感到高兴。而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我们想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

  今天,我战在这里作证,并不是庆祝原子弹的使用,而是相反。我希望我的使命是最后一次。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应该对原子弹的存在感到恐惧。我就感到恐惧。

  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1945年8月,在战时情况下,在敌人顽固凶残的条件下,杜鲁门总统没有义务使用所有可能的武器结束战争。我同意杜鲁门总统的决定,当时以及现在。

  战后几年,有人问杜鲁门总统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他响亮地说:没有。接着他提醒提问者:记住,珍珠港的死难者也没有其它选择。

  战争总是代价高昂的,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所说:“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

  感谢上帝使我们拥有原子武器,而不是日本和德国。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迟早会有人设计出原子弹。科学不能被否定。关于制造原子弹是否明智的问题,终将被原子弹已被制造出来这一事实所压倒。

  由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被击败,世界变得更好了。日本和美国的年轻人不再相互杀戮,而是生长、成家立业,在和平中生活。作为10个孩子的父亲和21个孩子的祖父,我可以表明,我很高兴战争这样结束。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9月17日 09:49 (星期二)附 件:3个(秦晖、黄纪苏、陈明、何光沪等: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 等...) 查看全部附件

延安一代士林的构成及局限

裴毅然

2013-09-13

  【内容提要】 抗战前后进入红色阵营的延安一代乃中共党史上的"黄金一代",国民党在这场关键性的青年争夺战中落败。延安一代整体知识结构为旧式文化加简化的马列公式。低窄的学历结构从宏观上制约了延安一代对革命的理解,同时也制约了他们对极"左"思潮的及时警觉。他们多以文学想象革命,以浪漫代替现实,头脑中只有抽象概念,"只有批评没有批判",常用偏窄的论点支撑宏大结论。

  【关键词】延安一代、学历、知识结构、制约

  就史学拓展角度,代际知识分子研究具有宽广的综合性。尤其是将人物回忆录中的"典型细节"及时输送给史学界,以具体的鲜活实例支撑抽象史论,既能有效还原历史,又使史学增加生动性,更易走向社会大众。

  抗战前后,至少三十万知识青年进入红色根据地,形成耀眼夺目的延安一代,对抗战以后的国史走向影响宏巨,成为中共军政胜利最重要的组织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期,延安一代全面接班,成为十分引傲的"黄金一代"。进入21世纪,一些耄耋之年的延安一代干部,凭借历史形成的高度发挥余热,对当下仍有重大影响,个别重要人物(如李锐、万里、杜润生、杜导正等)余热尚炽。

  延安红色士林,时代特征烈然鲜明,价值取向浑然整一。就人文现象而言,空前绝后,无法复制的历史独特性使他们裹带上浓密的时代信息,埋有史家最感兴趣的史料,为百年国史重要标本之一。研析带着历史体温的延安一代具有历史、现实与未来三重意义,近年越来越引起史界兴趣。

  一、延安一代

  1935年华北事变后,抗战迫近,大批知识青年投身军政,国共两党都认识到"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①,"谁得到青年的拥护,那就是谁获得了胜利"②。中共改变1928年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关门政策,改共青团为"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强调抗日,批判"关门主义",打开大门"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③,电令各地大力输送青年赴延。平津宁沪港穗汉渝等地左翼报刊发表许多介绍延安的文章④,再三承诺"来去自由"--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冼星海即因为得到创作出入双自由之诺才决定赴延。

  毛主席一再指示"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要求抗大招生广告从延安一直贴到西安,每根电线杆一张。抗大新生每至百余名,毛主席就亲自接见。毛主席意识到抗大有可能成为中共的"黄埔军校"。1939年2月,鲁艺美术系两位教师申请入党,毛主席特约面谈⑤。民主人士到访,毛主席必接待。从毛主席那封《给萧军的信》,可看出当年对知识分子的重视⑥。

  1939年5月,抗大生刘力功不愿下基层,坚持升学马列学院或回原籍工作,不满足要求就退党,刘最后同意去华北,但一定要在八路军总部。开除此人之前,组织找他谈话七次,竭尽挽留之力⑦。竭望人尽其才,粒珠无遗。

  1938年3月,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向党务科长李逸民交待任务:不管就学时间长短,每连党员要发展至80%⑧。国统区各级党组织第一要务就是发展党员。1938年春,18岁的冯兰瑞(李昌妻)入党,不到一年就发展12名党员⑨。入党誓词中最关键的一句"永不叛党"也拿掉了(1982年恢复),"服从纪律"改为缓和的"遵守党的纪律"⑩。

  中组部长陈云再三强调:"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11)

  延安各校一开始还收点膳费,很快一律免费,统一发放土布军装。抗大生每月一元津贴,校方须为每生每月平均支付10.5元(12)。党还在各地开办各种干训班,如1938年1月在浙南平阳县山门举办"抗日救亡训练学校"(校长粟裕)。1940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要求中原局开办两万人的大学校,尽量招收上海、苏北的知青:

  不分男女、信仰、党派、阶级,只要稍微有点抗日积极性的,一概招收,来者不拒。不要怕反动分子混入,让其混入一些,然后再淘汰。(13)

  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从天南海北投奔延安,最小只有十二三岁,如绥德小学生白纪年(1926出生,1984年任陕西省委书记),1939年春步行赴延。大学教授、工程师、新闻记者,各党各派都有,甚至有爱吃大菜爱上舞场的上海小姐,有凸肚少妇,有南洋华侨(14)。
  待遇上向知识分子倾斜。1937年抗大补助教员每月二斤大米、一斤鸡蛋、几斤白面,发给吸烟教员数包风车牌香烟。学校干部津贴高于部队干部,教员优于校内行政干部。前方营连干部每月津贴3元,学校的队长、指导员、参谋3.5元,教员4元,主任教员4.5元,校长5元(15)。普通学员一元,"只有从外面请来的教员十元,高于(校领导)一倍以上"(16)。1938年,陕公校长成仿吾薪金5元,教员薪金却有高至12元的 (17)。1946年10月,王光美飞赴延安,供职军委外事组,中办主任杨尚昆安排她吃中灶(18)。

  1938年9月,延安已聚集各路学生万余,陈云感慨万分:"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1932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了六天,学生也只有六个……一万个跟六个比一比,相差多少?"(19)国民党史家也说:"此一大量新血输入,实为中共再起之重要凭借。"(20)陈云秘书刘家栋说:"整个抗战期间,约有20万人次的干部在延安接受了短期训练,仅抗大就有十万人次。"(21)
  1938年秋,抗大已无力继续扩容,延安到西安的电线杆一路张贴"抗大停止招生",但还是有许多青年徒步走来(22)。江南还有一些投奔新四军的学生,因无介绍信,硬给撵回去(23)。1942年,延安总人口达四万,"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24)。
  对一些有特殊影响的高知,只要表达入党意愿,立即批准,毋须候补期。陈学昭1945年7月初递交入党申请,很快批下来,无候补期,宣誓日期就定在7月14日--法兰西国庆节,因陈学昭曾留法十年(25)。
  1937年3月"燕大学生参观团"访延,毛泽东等重要领导人与军事将领都出来接见,全团十人回校积极宣传延安见闻,影响极大。抗战爆发后,二三百燕京生进入根据地。燕京乃北方最大的私立教会大学,在校生仅800余,每届只招200余名,学杂费约150银圆每年,入学考试严格,学生多为精英(26)。名校生对优化党的队伍起着重大作用。

  等到国民党恍然醒悟,明白这场青年争夺战的战略意义,为时已晚。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开始拦路截堵赴延青年(27),被截青年一律交送胡宗南西安战干第四团受训(28)。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都清晰意识到"抗战后"的决战,意识到自身命运取决于抗战期间的各项准备。1937年11月初,西北绥靖公署厅长谷正鼎在西安各机关负责人会议上说:

  现在是抗战时期,大家都跟着喊抗日,其实我们真正的敌人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赤色帝国主义俄国做后台老板,比日本人还要可怕。俗话说家贼难防,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家贼、腹心之患。我们不能消灭共产党,就要被共产党所消灭。我们与日本人还可以讲和,现在虽然抗战,终究还有和解的一天,我们与共产党那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的。(29)

  国民党在抢夺知识青年的政治大战役中明显落败。截至1943年,国民党一百几十万党员,学生党员仅约三万(主要于1940年以后发展)(30)。而大革命期间,国民党员从1926年的15万猛增至1929年的63万,三分之一为25岁以下青年(31)。青年的流向不仅仅标志着人心向背,更重要的是决定了社会潜在的价值走向。抗战结束后,吴国桢向蒋介石汇报:三青团效率很低,仅通过财力诱征学生,不能得到最优秀的人才。三青团名声很坏,遭致许多中立分子反感(32)。

  二、骨干作用

  20世纪30年代北平地下党资料:"1934年时北平我地下党的组织已几乎全遭受破坏。当时北平尚有几个党员,但没有党的组织。1935年初,党组织才开始恢复起来。……党员全市共有十来个,连共青团员不过二十个左右。"(33)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初,北平全城只有9名党员,加上团员也只有20人左右(34),陕北中央事后才知道北平爆发大规模学运,1936年初急派刘少奇前往主持北方局:"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三十人左右。"(35)1936年春,冯雪峰、刘晓先后自陕至沪,经冯雪峰与潘汉年特科系统审定有组织

  关系的党员约二百余人,中央承认的骨干只有47人(36)。四川地下党直至1936年秋尚未恢复组织活动 (37)。
  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中共在南方13省恢复或建立省委,发展党员至6.7万余名,军队党员未计入内(38)。截止到1939年3月,赣省党员从1300余名发展到1.8万余名;截止到1938年夏,南昌党员从不足百人扩至四千名;福建也发展党员近四千人(39)。
  "据统计,1938年底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1939年发展到27万人,至1940年底,发展到近40万人。"(40)彭德怀曾说:"八路军抗战第一年从不足三万扩至25万。"(41)第二年,华北成为中共最大根据地--党员60万、军队20余万(42)。南方的新四军,由最初的1.02万人发展为1938年10月的2.5万人(43),至1939年秋,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已由初到苏南的四千余人扩至1.4万余人,吸收了大量知识青年和医务、技术人员,不少来自沪宁等大城市,提高了全军的文化素质(44)。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记载:"到1940年抗日战争三周年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已由三年前的四万多人发展到近50万人……解放区和游击区人口发展到近一万万。共产党员也由三年前的四万人发展到80万人。"(45)

  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稀少。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统计,1932-1933年全国大专院校注册学生42170名,1933-1934年46785名。1933年大学毕业生总数7311名,1934年7552名。中国1934年大学程度者每万人0.88名;土耳其1928年每万人大学生三名(46)。若非国民党政府大力拓展地方师范,从总量上拓展中小知识分子群体,延安便不可能获得迅猛发展所必需的人才基础。国民政府的地方师范教育政策,客观上为中共培训了大量中小知识分子,成为中共基层骨干的输血管。20世纪30年代由地方师范加入中共者有王任重、谷牧、潘复生、王力等。第一位向少年李慎之输送革命学说的,是其初一级任教师陈迅易,无锡地下党员(烈士)(47)。

  这批学员后来成为中共基层细胞,靠着这批小知识分子深入农村组织动员,才有其后大批农民的加入。农民则因文化低弱,绝大多数只能是跟从徒众,起核心骨干作用的只能是知识分子。1945年5月中共七大, 40万中共干部(48),工农党员虽占多数,但各级起核心骨干作用的,则是来自宝塔山下的知识分子。

  三、学历构成

  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书记处工作会议上通报:"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推算可知,专科以上程度约八千人。1944年春,毛主席曾说"延安的六七千知识分子"(49),指的便是专科以上的知识分子。

  81%的中小学生,还多为肄业生。就是大学文科生,也不过只接受一点初浅古文与现代常识。留法博士陈学昭,其博士论文《中国的词》曾将"八声甘州"译成"入声甘州"(50)。中央教育部副部长李维汉苦口婆心劝勉进修干部,要他们养成阅读习惯--每天坚持读书五页(51)。"小知笑话"比比皆是。中央党校某青年政治教员,仅"革命"两字就讲了三小时,学员越听越胡涂,他自己也越讲越不清楚。另一教员批改试题"民族形式的要素",学员回答得很完整,仅因未写"斯大林说",判零分(52)。

  抗大第四期(1938年4月至1938年12月)四大队1017名学员,学生成份525人,占51%;小学教员179人,占17%。文化程度小学87人,仅8%;中学程度665人,65%;留学、大学程度265人,占26%。可见,此时赴延知识青年文化程度甚高(53)。可抗大第六期(1940年4月15日至1940年12月),由于战前培养的各地知青基本就位,抗战爆发后各地师范停废,六期4900余名学员中知青大幅降低,仅14%;本地工农骤增,占86%。文盲、半文盲占43%,高小24%,中学31%,大学仅2%。学员大半出身工农,不能做笔记,高小文化也只能记简单笔记,大部分学员自学及理解能力很差(54)。较之第四期至第五期学员的文化程度,大大降低。不过,因抗战初期已收获一批青年精英,已无碍于党组织细胞的茁壮成长。

  在文化链条上,民初推行的地方师范教育,成为"红色的1930年代"不可或缺的历史台阶。这些师范生到达延安与各根据地后,经过根据地的短训,很快成为基层干部。否则,要将众多文盲培训成能够使用的大批基层干部,仅靠短期培训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

  姚依林说,抗战时期中共各根据地训练干部,第一批受训者即为当地小学教员,包括中小学生,"中学生在当时农村便是大知识分子了。由于农民群众对于革命道理一时还接受不了,区党委一开始就是依靠地方知识分子开展工作的。他们当年都只有二十一二岁,有的来自大城市,有的是冀东暴动后才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领导,只因懂得革命道理,对抗日救国、社会革命都能讲出一套话来,所以受到了信任"(55)。

  学历低浅造成的知识结构残缺,不仅没有使中小知识分子低首下决心迎头赶上,在轻视书本的风气下,反而使他们获得傲视大知识分子的资本--受资产阶级思想污染较少。张景超先生曾感慨:"凡是读过研究生、留学过欧美(留日除外)的人往往对政治功利主义的追求较为淡漠。"(56)延安一代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除了知晓一点马列教条,终身思维运行于很小的框架内,出不了马列绳圈。他们不知道马列之外还有什么好东西,甚至不知道还有别物存在。对他们来说,事情倒也简单,马列之外,一切都是"封资修",毋学毋识,一句"唯心主义"便打发了一切中外学问。

  张景超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文评家进行过学历统计,共24人:周扬、林默涵、何其芳、张光年、夏衍、丁玲、陈企霞、陈涌、黄药眠、巴人、以群、冯牧、孔罗荪、沙鸥、刘金、舒芜、郭小川、秦兆阳、邵荃麟、康濯、王若望、于黑丁、姚文元、李希凡。这张名单除李希凡、姚文元二人外,均为延安一代。24人中,大学毕业生仅四人:黄药眠、何其芳、李希凡、沙鸥。其中沙鸥学的是化学。其余二十人,或读大学一二年级,或高中、师范,甚至只读了中小学,最后学历均为鲁艺、抗大、陕公。张景超阅读这些红色批评家的文章,发现"受过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的人相对来说,总要温和一些。比如何其芳要比林默涵讲究学术性,李希凡比姚文元稍少攻伐气。不知是世俗功名心的催促,还是对欠缺的补偿心理在作怪,越是学历浅,越是经过'左'倾文化过滤的人,批判别人的劲头越狠越凶,姚文元、陈涌不必说,沙鸥、康濯、以群都是五六十年代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的批判往往充溢着浓烈的火药味"(57)。

  四、延安各校

  延安各校均仓促开办,资料、师资极度匮乏,"教材教具都极缺乏,基本上没有教科书,图书数据也很少……经费困难,故一学期每人只发一支铅笔,墨水用蓝靛泡,每人发两张油光纸钉笔记本"(58)。"有些书往往要排队相约,按时交换。"(59)能够读到的书除了《共产党宣言》、《联共党史》,便只有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陈伯达的小册子《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内战时期的反革命与革命》、《关于十年内战》、《评"中国之命运"》、《中国四大家族》。1947年12月,范元甄致信丈夫李锐:"理论书及较系统的书,你到底真正读过哪一本?你读不下去,你仅仅只能读些杂七杂八的东西。"(60)直到"文革",李锐所知道的社会民主党也就局限于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 (61)。

  1944年,延安作家的精神食粮仍极匮乏,"看他们的书架,除了一些几年以前的书籍外,很少新书。交通困难,邮购不便,是主要的原因"(62)。

  延安各校多为短训班,最正规的抗大,第1-6期(1936年6月至1940年底)学制亦仅八个月左右(63),抗大课程只有四门:马列主义、中国军事问题、军事课、党的建设。"不仅课程少而精,每门课的内容也是少而精。如马列主义就讲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64)陕公普通队"学习期限一般只有三个月"。陕公最初只开三门课:统一战线与民众运动、游击战争与军事常识、社会科学概论。不分系只分队(普通队与高级队),学员随到随编。普通队学制一般三至四个月,高级队因培养师资,学制一年(65)。

  各根据地还出现扣书籍抢教员的事。1939年,邓小平带了两位马列学院教员上前方,半途被扣,打了半年官司,八路军总部才派人赎出两名教员。延安给山东送去一二百本《联共党史》,山东只收到七本,途中遭层层截留(66)。1938年7月,高中生温济泽担任陕北公学社科教员,在村子广场上课,每讲一次便是半天(三小时),每周要上11次课,须上五天半(67)。

  正因为中小知识分子水平有限,阅读能力低弱,首长报告在延安盛行一时。1940年1月9日,毛主席给五六百人作报告,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听众有艾思奇、成仿吾、吴亮平、李初梨、周扬、萧三、张庚、冼星海、丁玲、柯仲平、何其芳、周立波、温济泽……毛从下午一直讲到晚上点起煤气灯,听众"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68)。

   延安青年讨论共产主义:"到共产主义有馒头吃也就行了。"抗战胜利后,延安某单位墙报讨论"进城后的第一行动",有人要先买个洗脸盆,有人先去洗澡,有人"放下行李就下馆子"(69),也就这点想象力。抗大教员一级的高知,想象力也有限得很。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与燕京女生龚澎和杨刚交往甚密:"在谈话和通信中,我发现这两位妇女知识分子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限的。她们都毕业于燕京大学,所学到的历史唯物主义知识充其量不过像所学到的英国文学知识那样多。……她们之所以是马列主义者,因为她们信仰党,接受党的训练。但这种信仰实质上是注重实用的,因为她们相信仅靠个人努力,只会一事无成,团结起来才有力量。"(70)

  绝大部分延安知识青年没有能力阅读马列原典(更不用说系统研习),成为红色理论家的都是入延之前就已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与教授。1940年1月,曾任蔡元培秘书的范文澜47岁人延安。周扬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留学日本;陈伯达先后就学集美师范、上海大学、莫斯科中大;胡乔木先后入清华、浙大三年;艾思奇毕业于云南省立一中、留日生;于光远毕业于清华物理系;杨献珍毕业于武昌国立商校。稍有成就的也是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陈学昭为留法文学博士、丁玲进过上海大学。
  基层小知更是对马列半生不熟。黄源晚年承认:"我们过去太不知道学习了。如我们在四明山(按:浙东根据地),实际上有时间,但从来没有认真弄通一本马列书、毛主席著作,即使读一点,也是浮光掠影,没有深入下去。"(71)

  延安时期相对安定,周末舞会翩翩,甚至出现"延安的渥伦斯基",数万"党政军"本可大量充电。但耗时两年搞整风,只让反复学27个文件,学到能背出每一小节。1944年通俗读物占延安出版总量30%以上,政治类26%,文艺类15%,自然科学与军事类最少,社科理论不过7%。小说仅翻印《三国演义》、《水浒传》(72)。提供的知识与信息总量很有限。

  五、知识结构的深远影响

  戊戌以后,历次革命运动参与者的成分日益下沉,越来越青年化、下层化。戊戌变法参加者为清一色士绅,领导人物有传可考者48人,其中进士28人、举人8人、贡生3人、生员(秀才)2人、捐官4人。稍后的立宪运动(1906-1911),咨议局、资政院共有1600余名议员,出身亦大多士绅,911人有功名,其中进士4.7%、举人19.1%、贡生43.1%、生员24%,留日或受过新式教育者约20%(73)。较之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参与者的层次已有所下降,低级功名已占主流。此后崛起的辛亥党人,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基本会员70人,一年后发展至6000余人,1911年超过两万。同盟会领导层大多为留日生,有功名者甚寡,有传可考的328位知名辛亥党人中,进士2人、举人6人、贡生2人、生员33人(74)。较之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参加者的成份,辛亥党人的学历层次下沉趋势更为明显。

  中央研究院乃延安翰林院、最高研究机构,人员构成如下:68%无任何工作经历、84%只接受过延安学校短训、79%为20-30岁的青年(75)。该院始终未走出像模像样的研究人员,不少人一生无研究能力。终身以文学为职事的丁玲承认:"我不懂外文,外国文学读得少,中国古典文学也读得少,马列主义的书在延安也没有好好读。"(76)何其芳在上海公学求学时,"从来不翻阅社会科学书籍"(77)。

  赴延知识青年大多来自中产以下平民家庭,基础知识原本浮浅,只读了一点文学名著。入读广州大学、留苏四年的朱瑞(四野炮兵司令),1944年在延安写《自传》,清晰记述少年教育:"除了直观的客观知识加强了我的革命意志外,《岳传》增益了我以热烈的民族思想,《七侠五义》赋予我对屈辱以崇高同情心,《水浒传》给我以朦胧的社会思想及应该捣乱的念头",1925年参加学潮,"从此次风潮中,我体验到广东教育及上层知识分子中的反动性,一直到今天都坚持这个认识,即中国大学教育是坏的。做一个国民,初中毕业即可,即有了基本文化科学社会知识以认识社会,即可进入社会活动,不要进大学,大学越学越坏!因中国的大学受阶级性的局限,无例外的只是教导一些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奴才货色"(78)!

  陈伯达曾回忆承认:"没有对《资本论》进行认真的研读,因为《资本论》卷帙很厚,我过去主要是搞古代哲学的,就没有能细读。认真读《资本论》还是在解放以后。"(79)王力揭发陈伯达读《资本论》第一章就读不下去(80)。周扬也是"文革"期间才精读《马恩全集》、《列宁选集》(81)。陈云"文革"期间下放江西三年,通读《列宁选集》(82)。毛主席说:"理论书太硬,《政治经济学》我就没读过,陈伯达也没有读过。"(83)胡乔木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读得多一些,读得最多的是《马恩选集》四卷本。"(84)李锐说:"他 (指毛主席)对中国典籍熟悉的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85)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对延安女大的学生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很低,中央委员会的马列主义水平,还不如你们高呢(86)!

  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谈及:"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87)1961年周扬承认,就见识与学养来说,自己这一代远不如梁启超和胡适(88)。  一个中小知识分子占据主流的社会,风气必定日趋偏激,反智主义高涨。因为,处于社会边缘的中小知识分子要想引起人们注意,寻求上升机会,辄出言惊世,提出更高更远(必为乌托邦)的社会理想,从而牵引舆论、掀动社会变革,以此扬名。他们对参与政治有着更为强烈更为急迫的内需。鲁迅到广州后发现北伐军都是学生兵。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杨荫杭(1878-1945):"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问津。""终日不读书,但指天划地,作政客之生涯,则斯文扫地矣。"(89)不仅中小学生,不少大学生也跑去广州参军。叶挺第24师教导大队,"战士大部分是'马日事变'后从长沙来的知识青年,主要是中学生,青年团员占多数"(90)。第三营指导员李逸民即上海大学肄业生。学生不读书,一窝蜂去搞政治,个个都想从这条路上走,价值孔道日益单一束窄。青年学生史识既浅,胸襟狭陋,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犹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噪噪然一过,难以为继。他们以文学想象共产主义,以浪漫代替现实,以幼稚从事政治。

  越年轻自然越有冒险犯难的精神,越年长阅历越深,越看到事情的复杂性,越有全局意识,也就越趋于稳健,甚至退回保守,宁慢勿躁。黄遵宪、严复、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均走出青年激进、中年缓和、老年保守的人生曲线。黄遵宪、梁启超晚年都退而不问政事。

  六、更深刻的制约

  李慎之晚年回忆青年时代:"根本的原因就是文化太低、知识不足,不能把学问的新知识放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来认识。……六十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什么都不懂,既不懂什么叫民主,也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李慎之乃燕京经济系高才生,修过六学分的政治学,啃过王世杰、钱端升的《比较政府》、戴雪的《英宪精义》(均为商务版)(91)。延安一代绝大多数终身未出国门,长寿者20世纪90年代才有机会出去开眼界。

  阅读延安一代及其子女亲友的各种回忆录,发现延安士林普遍缺乏阅读社科理论书籍的兴趣,轻视欧美"资产阶级学说",绝大多数没有阅读习惯。被誉为"学者型革命家"的乔冠华、龚澎夫妇,1949年后似未啃过大部头著作,闲暇读物主要是文件及参考资料(92)。

  进入晚岁的延安一代,绝大多数保持延安思维特色--只有情绪化的反应,缺乏基础理论修养。1981年,美籍华裔学者聂华苓邀请丁玲访美,聂很快发现:"她的讲话很政治性,意识形态色彩很重。丁玲喜欢批评,她的讲话中只有批评没有批判--批判是需要理性建构的,批评是情绪化不经过思考没有原则的,就是本能反应。"(93)聂华苓一下就抓住了丁玲"革命者思维"的本质缺陷。"喜欢批评"是革命者的本能,"只有批评没有批判"指延安一代只有一鳞半爪的"领袖语录"、"导师名言",没有详细论证思考这些"语录""名言"的合理性。而掌握成建构的理论体系,需要把握体系所涉及的每一概念,确认体系中每一观点的合理性,并详细考察各论点之间是否抵触,与人类基本价值理念是否吻合,需要"面"的架构,难度高度大大超过仅需一个"点"的批评。换言之,批评只须出示论点,不必出示论据,亦毋须周延性论证。批评所需的价值支撑仅仅来自某一零碎的"语录"。延安一代常常用偏窄的论点支撑宏大结论,一句"毋庸置疑"便回避了一切质疑。延安一代整体知识结构属于旧式文化加一些马列主义,或曰旧诗词旧小说加马列主义。低窄的学历结构从宏观上制约了他们对革命的理解,他们头脑中储存的是简化后的马列公式、抽象概念。
  延安一代既缺乏前辈士林的传统教育与留洋经历,亦无后辈学子对西学的渴求钻研,学基薄弱,识力有限。在20世纪历代中国士林中,延安一代的知识结构最为单一,视野最为局促。除了在延安输入的革命理论,直到80年代,他们头脑中几无其他不同价值体系的人文知识,更不知西方现代派学说。既然知识结构中没有其他参照坐标,也就不可能得到其他知识体系的校验纠正。粗浅的知识结构与单一的价值体系,成为延安一代的重大代际特征,也是延安一代形成代际局限的根源。

  注释:

 

 


 

发件人:walter<zxslaw@126.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保存所有收件人时 间:2013年08月30日 18:02 (星期五)附 件:1个(抗战英雄王缵绪.doc ) 查看附件,继续转发《抗战英雄王缵绪》,敬请拜读。

忆抗战名将王缵绪将军

郑纪

    王缵绪(1885—1960)字治易,别号至园居士,四川西充人,生于1885年5月9日。幼年受业于举人,考取秀才。爱好收藏,喜好书法,善作绝律。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同志军”。1908年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杨森同窗。毕业后从事军政40年,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1928年任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1930年创办重庆私立巴蜀学校;1932年任刘湘部北路总指挥、第三路总指挥,助刘湘统一四川;1936年国民政府授予中将军衔;1937年任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1938年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同年5月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40年加任陆军上将军衔;1944年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任陪都卫戍司令部总司令;同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任重庆卫戍总司令;1948年当选第一届“国大”代表,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副主任、重庆行辕副主任、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1949年拒蒋去台,同年12月14日率军起义,使四川取得和平解放。

    1949年,中共中央任王缵绪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文史馆馆长等职。

    1937年,抗战打响第一枪,整个川军冲在抗战的最前沿。王缵绪时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携长子王泽濬,率领集团军奔赴前线与日作战。抗战初期刘湘病逝,王缵绪担任了四川省政府主席。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都至重庆,来不及建都,王缵绪将自已的居所贡献出来,作为“抗战陪都”。今天,重庆抗战遗址,王缵绪旧居,已作为国家保护建筑文物,为后人留下历史见证。

    王缵绪后来辞去省主席职位,重返抗日前线指挥作战,亲历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湖滨战役、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七大战役,荣获了抗日英雄称号。他身为国军上将,从事军政40年,不仅保家为国,还大搞国民基础建设,修街建站、建设公园、体育场,修水堤、建大坝,早在1926年,就创建了成渝公路首段通车的纪录。

1937年卢沟桥事变,王缵绪率第四十四军(编入第二十三集团军)开赴抗日前线,由川鄂大道出发东下,向宜昌集中,增援平汉铁路沿线。因战事需要,四十四军从第二十三集团军中抽出,与六十七军合编为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任该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月20日,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出川抗战因病去世,围绕着谁接任四川省主席一职的问题,在中央政府与四川军政之间、四川军政各派系之间展开了激烈而复杂的斗争。1月22日,国民政府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遭到四川军政界的强烈反对。次日,留川部队6个师长、5个独立旅长联名电呈中央,要求“收回成命”,并在成渝两地组织示威游行,贴标语、散传单、发代电……双方相持不下,情形趋于紧张。蒋介石电召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王缵绪,以及邓锡侯、王陵基、潘文华、唐式遵等到汉口,与中央方面的何应钦、贺国光会谈,双方达成妥协:以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

4月26日,行政院公布决议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次日,王缵绪致电蒋介石:“顷见报载行政院议会决定,由职兼代川省主席,闻命之下,不胜惶悚。窃以职份属军人,应以抗战卫国为职志,日前在汉晋谒钧座,即竭诚请缨,回川后并积极整编所部,方期尅日开赴前线,效命疆场。何图恩命忽颁,令兼省政。以川政务之繁,与后防关系之重,自惟无材,何能胜任?况又抗战前方,岂能兼营并鹜,仰恳钧座,收回成命。……”5月3日,蒋复电称:“成都王主席治易兄,感电悉,情殷抗战,具见忠怀,至深嘉佩。惟此次决定川中军政人选,以此最为相宜。吾兄应即遵令就职,勿再谦辞。”

8月1日,国民政府任命王缵绪为正式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兼任四川省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督办。

8月11日,时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信王缵绪:“治易仁兄足下:戎马倥偬,疏于问候,良用疚歉。此次驱敌寇于河滨,乘机拜谒诸长官,报告华北战绩,借此作书,聊申萦念之殷,并致意于川中父老兄弟。抗战军兴,吾川对国家民族,殊多贡献。省中健儿在南北各战场与全国友军携手并进,以头颅捍卫国土,以鲜血换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为川人增加许多光辉。西望故土,殊令人兴奋鼓舞。……在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任务中,今后四川将肩负更重大之责任。吾兄领袖群伦,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资,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与蒋委员长之历次指示,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

1938年,四川省已确定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王缵绪肩负起省主席之重任,不遗余力治理各项工作。不仅要征兵供粮支援前线,还要接纳汹涌而至来自沦陷区的难民,更要维护后方政局稳定。此时四川民众担负加重,各种矛盾激化,群体冲突事件时有发生。王缵绪体念民苦,对群体事件采取“理喻式和平方法”予以化解。例如:“新都实验县乡民,受地方哥老及土豪劣绅之鼓动,集合团丁围城反抗,附近各县团丁亦纷往参加。王缵绪取消了实验县名义,撤换县长,事件始获和平解决”。再有,“中江事件又起,乡民二千余人,包围县城。王缵绪追查事件起因,其结果是县政人员征兵征粮舞弊,引起民众公愤。他亲自宣慰处理,亦幸获解”。王缵绪以“国难当头,号召与带动所有公务员洁身自好,力除浮华,为民表率,通令昭示”。要求各级公务人员“凡因新职以及因公来省者,对于长官或同僚,概不准应酬,不准借婚丧庆寿大摆宴席,收受礼物;对卸任人员,当地士绅民众发起送万民伞或送功德碑等类事件,应设法制止,决不迁就”。

王缵绪在任职期内大力推行了一系列新政:一、裁撤骈冗机关,节省公帑;二、整理财政,彻底清查过去账目,严惩贪污;三、减征田赋,决定二十七年度(1938年)减为一年二征,二十八年度(1939年)减为一年一征;四、地方附加亦将严为规定,俾得减轻人民负担(一是改一年四征为两征,减轻农民负担;二是肉税附加,用于补充教育经费;三是查核减免乡村的壮丁费、草鞋费、军服费等;四是查办贪污积案,裁减贪污官吏)。同时,并亲自手书制定《县长守则》、《兵役科干部守则》、《常备队干部守则》;对县长提出6条要求,一、巡查认真,督促彻底宣传;二、随时到常备队点名,严查空旷,慰问疾苦;三、随时慰问贫苦壮丁家属;四、依期欢迎欢送出征壮丁;五、彻底实行壮丁优待;六、严厉查办舞弊人员。他的禁烟宗旨:肃清私土,绝毒禁种。

1938年9月,参政员张澜为征调壮丁问题致函省府,请求改善办法。王缵绪复函张澜:“……征调壮丁为目前第一要政,而办理不善,亦为丛弊之尤,前线后方,胥受影响,审思竟夕,焦灼莫名。承示五项,洵为扼要之图,一四两项当嘱主管厅遵办;二项亦当悬为厉禁,随时调查严究;三项迭经通电饬知;五项亦由军管区司令部与民厅议有切实办法,不日见诸实施。先生体国恤民,盖虑所及,罔不切合实际。绪虽不敏,尤当敬谨遵行,期无陨越,尚乞释念为叩……。” 10月,王缵绪聘请社会人士分四路到全省各县指导监督兵役办理情况,“胡文澜负责东路,张表方(澜)负责北路,邵明叔负责南路,周奉池负责西路,以改善兵役”。当时,王缵绪着力清理川省历史旧账。他在省财政整理委员会议上说:“个人认为刘航琛任内支付各款,凡有甫公(刘湘)亲笔条令,数目吻合者,全川民众均应感于甫公为民为国之苦心,将其承认;若既无亲笔条令,及无其他可靠证据,即应彻底清查,究明真相,以便依法追赔。……此举全在铲除川省历年来财政上种种积弊,使之趋入正轨,以表现公开财政,昭示大信之精神,决不至如过去之敷衍了事。”

王缵绪大力整顿吏治并通令全省:“各县区长、联保主任,均系秉承政府推行政令,直接领导人民之公务员,尤宜奉公守法,为民除弊兴利。乃近查各县区长、联保主任,自恃地位,对人民生命财产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以致怨声载道,若不制止,其何以正法纪而树风声!今特令各专员县长,转饬各区长、联保主任,务须奉公守法,对违法者并应切实检举,从严惩办。”王缵绪还亲自到各县视察,除考察吏治、兵役、保甲、禁烟及地方建设外,对民间疾苦亦极关怀,走访入伍士兵家属,支助慰劳金。

王缵绪任职前,四川处于极度无序的状态,在他的各项川政推行之下,全省逐渐走上轨道,治理完善有序;不担为前线招集与输送了10多万士兵,还确保了抗战前线的各种物资所需,完善与推进了抗建工作。据当年媒体报道:“王主席在短短一年零五个月时间里,因减征减少一千四百多万粮款收入,另外还偿还了一亿多的债款;库存增加余额一千多万现款。这组数字最能体现他的政绩。”

王缵绪在推行新政处理积案中撤了大批的贪官,严重触犯川系实力派的既得利益;原川系实力本以为王缵绪当了省主席,还指望能得到好处,曾合伙到省政府拜见。哪知王缵绪严肃地告诉他们:“现在拍捧不行了,不要来这套。当军人就该上前线,在后方干什么?保安团长我已撤了5个去前线抗日。你们不去打仗还来向我要功,我呈报委员长撤你们职!”于是,这伙人联名呈蒋“反王主川”。

1939年8月,全国抗战形势处于战略相持时期。这时,王缵绪所治理的抗战后方各项工作已达到正常运行并保持相对安定。为使后方局势稳定,他主动向委员长蒋介石申请辞去省主席职务,再次回到前线指挥战斗。9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四川省主席王缵绪,恳请辞退主席职务,志切抗战,请缨出川,英勇卫国,殊堪嘉尚。应准王缵绪率部驰赴前线,悉力御敌。他出征期间,四川省主席职务,由委员长蒋中正兼任,任贺国光兼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

临行前王缵绪电令全川134县县长,指示后方防务工作要点,以三事相训勉:(一)各级地方军事政治训练机关,应即加紧训练整理,等待整编补充;(二)积极训练民众,开发生产,加强军队联系,以增厚抗战力量;(三)坚定必胜信念,毋为流言所惑,照常执行政令,以奠后防,籍固前线。

11月初,王缵绪率部离蓉出川,经艰苦跋涉,月底到达第二十九集团军驻守地湖北省境内,并分部属驻扎在宜城、襄阳、樊城、桐柏、大洪山一带。

王缵绪到达前线,亲自赶赴前线阵地,一方面仔细观察各处地形,一方面安排下属官兵开展搭建营地和构筑防线工作,同时还严厉整顿军纪,振奋官兵精神。他几次三番地积极动员并勉励大家说:“莫要开口只说四川,我们是中国人,努力抗战不单为四川,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第二十九集团军是信崇三民主义,是国家的骨干,民族的灵魂,决不是私人的武力。我们要配做一个军人,连营便是我们的家,抗战是我们的目标,不畏难,不怕苦,既流汗,又流血,精诚团结,民族独立的金字塔,靠我们用骨肉去砌成。要达到这个目的,非一洗过去的苟且偷生、自私自利、虚伪奸巧、因循腐败等种种恶习不可”。(注:原文摘自1940年3月8日成都《新新新闻》五版)。全体官兵听了情绪高涨,无不深受鼓舞。

此前,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都至重庆。为防日军进攻四川,我军决以华中战场作为重要战区,其战略是:“死守大洪山、桐柏山两重要据点,并随时向武汉外围及平汉路出击”。 在日军得知我军战略之后,视大洪山、桐柏为眼中钉,决意将其拔掉。日军冈村宁次“调集精锐军队第三、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等师团和第四骑兵旅团,约十万人,重炮二百余门,战车数百辆,以步、骑、炮、空合力向湖北宜城地区、襄阳、樊城、桐柏、大洪山一线发动侵略攻势。企图占领第二十九集团军驻守的军事驻地大洪山一带。一则、巩固已经侵占得手的武汉,二则、对我军不断出击平汉路的威胁得以解除,三则、继续由北南下攻占四川领土。”

为使日军计划破灭,我第五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部署,决意制定了“保卫国府中枢门户和待机反攻武汉的两大任务,长久保持桐柏、大洪山一线,攻为守,打击日军”的作战方针。在具体兵力部署中,由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担任湖北宜城地区的襄阳、樊城、桐柏、大洪山南麓、京(山)钟(祥)公路、襄河两岸守备的重要作战任务,置重点兵力于汉(阳)宜(城)公路方面,并要求“竭力增强襄河东岸部队,以纵深配备,坚决阻止敌之北上;掩护我左翼兵团之右翼防务的重要的军事任务”。
1939年初冬,王缵绪在湖北驻地,发动第二十九集团军完成了对应日军作战的“冬季”攻势,并结合地形布署了作战计划,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以第四十四军第一五0师为攻击部队,第一四九师为掩护部队,第六十七军为总预备部队。他告诫了全体官兵长期驻守湖北宜城地区、襄阳、樊城、桐柏、大洪山一线的重要性,他要求部属尽忠职守,奋勇杀敌。

完成全部战略部署后,王缵绪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主动发起向日军进攻。部队自襄河东岸南下,以强有力的突击方式夜袭钟祥、洋梓日军重要据点,迅速占领了钟祥以北的汪家河、王家钟及王家店的日军重要据点。这一战,王缵绪采取了夜战袭击及绕攻等战术,歼灭日军近万人。但被我军攻占以后,已退出汪家河的日军与我军形成对峙状态,一直延续跨过年度,战斗也没有结束。

1940年初,日军13师团,继续派飞机增援,调集军队联合兵力猛烈反攻,将第二十九集团军形成包围合击之势,日军开动30门火炮、8架飞机同时向我军阵地强烈地轰击扫射,日军13师团,在2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发动起猛烈攻击,妄图重新占领了王家店。这时,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大战就此展开,王缵绪身先士卒,率领第二十九集团军英勇决战,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坦克相搏斗。全体官兵全然不顾头上的飞机低空扫射,奋力回击,勇敢追逐攀登日军坦克之上,用手榴弹向坦克车里投掷,日军见此大为震惊,吓得坦克车后面的日军,一时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日军攻克不前,就兵分两路,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之下,分别由穷山、钟山出动,向我大洪山东西两面夹攻。致使第二十九集团军在驻守区域的一、二防线内与日军连续激战了十余昼夜,战斗的火力始终相峙不下,双方伤亡均为惨重。这时,王缵绪机智地运用机动战和游击战的战述,亲自指挥第一六二师向南面的猴儿寨出击,截击日军腰背,致使日军三面遭受严重打击,成功阻止了日军再次向我第二线阵地进攻。尽管这场战斗实力尤为悬殊,但王缵绪那种敢打必胜的精神,体现出精神与意志的较量,激励与带动了第二十九集团军以弱胜强。

1940年2月初,为了严防守备桐柏、大洪山一线,王缵绪运筹帷幄,为第二十九集团军重新布置了军事计划:以第四十四军守备跑马寨、牯牛岭、青峰山、王家岭、三阳店之线,军部位于袁家台;第六十七军在张家集、长岗店地区整顿待命,军部位于竹林港。这样就形成了全力阻止日军北进之势。

3月初,王缵绪率领第二十九集团军推进鄂中京钟公路大洪山,执行该区重要的攻防作战。日军集中步、骑、炮、空联合之力,发起更为猖狂的进攻,他们北犯襄阳、双沟,西犯随县、枣阳,严重地威胁到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驻地(张家集一带)。威武强悍的王缵绪率主力部队直接向进犯日军奋勇出击,在汪家店、彭家岭、张家集一带,又进行了一场极为强烈地毒气相加的血肉之战,于7日晨将日军击溃,固守下大洪山西北要隘。随后,王缵绪亲冒矢石,又率精锐之师向日军猛烈攻击,断敌归路,一举歼灭日军5000余人,驮马数千匹。日军虽不断增援,死力反扑,经激战8日之久,终未得逞。

4月初,日军对我军阵地久攻不下,就兵分两路再次向我军进犯。他们一路从汉口沿汉枣公路西,直犯随县、枣阳和双沟,另一路从钟祥沿襄河东岸北,直犯张家集、襄阳和双沟。一路数万日军从钟祥开始,由北南下,先向我军防守的三乐河、长寿店,跑马寨猛攻,另一路骑兵千余人马和便衣队七八百人自长寿店、汪家店北上袭击,第三路日军由牌坊河、张家集向东突击,企图三路齐发,对我军围攻扫荡。王缵绪在危机时刻,运用有利地形,将敌寇吸引聚集到峡谷之中,勇敢指挥部属追击,尔后集中主力进攻,给以日军重创。此役,日军遗尸数千,军心动摇,仓皇溃逃。

1940年5月,因王缵绪总司令指挥作战屡建奇功,国民政府在战场上加任王缵绪为陆军上将军衔。

5月初,日军又加强对我军两翼的攻击,南面以精锐骑兵自钟祥沿襄河北窜,攻入枣阳,北路则自信阳西进,攻陷桐柏、唐河,拟与南路会师枣阳,形成对桐柏、大洪山一带地区对我军作大包围。王缵绪率部于15日发动起总反攻,经激战三天三夜,克复枣阳,乘势追击,迫使日军开始总退却,但仍还顽固死守随县。这时,因我军没有重武器,无法直接攻坚,乃与日军胶着于大洪山一线之间,相继在大洪山一带激战经旬,共大小作战二十余次,艰难的阻止了日军的正面突破。

5月中旬,日军第四十师团再次攻击大洪山为目的,步、骑、炮、空联合,左右各以8000多兵力由隋县经三阳店南下。王缵绪则早已将所属军队在客店坡、板凳岭、杨林河等处布阵。几经奋战,将士们士气依然高涨,个个抱定与日军殊死决战之心。此时,日军从信阳、随县、钟祥三地同时发动对枣阳及襄河东西两岸的强势攻战,以重兵围攻我军重要防线,调以强大的军事力量经过数日的攻击和轰炸之后,击破第五战区中央兵团的军事戒备区。第五战区所属部队只好被迫退至鄂北的汉水、唐白河以及鄂边区一带整顿。当时,只有王缵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奋力抵抗日军,顽强地固守着阵地。此次战事极为惨烈,张自忠所率部队仅有的两个团和一个营,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渡河援助,不幸在宜城南瓜店遭日军重击,致使他的部队两千余人全部伤亡殆尽,而张自忠也在战场上以身殉职。就在危机时刻,李宗仁电嘱王缵绪总司令集中主力,从大洪山北上尾击日军。王缵绪即令其长子、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濬中将率第六十七军的第一六一师,出板桥向日军追击,我军将领还着奋怒与仇恨的心,为给张自忠与众多将士们复仇,将彻底收复宜城南瓜店,在战场上寻找到已牺牲将士们的尸体。

6月6日,日军将两路兵力在双沟会师,迅速组成几个梯团南下。王泽濬则率四十四军官兵,在勇猛尾击日军三个师时,遭到日军强烈的返击。此时,王泽濬不得不向父亲王缵绪坚守的大洪山一线及张家集方向紧缩阵地。日军第八师团长谷川指挥两个师团从四面猛烈围攻大洪山,并派日机狂轰烂炸。我军当时处于无高射机枪,只能任敌机低飞扫射。但王缵绪率领的第二十九集团军顽强的挣扎在大洪山西麓、南麓一线,与日军艰难地激战二十余日,击伤日军第40师团长天谷直次郎,毙死日军将校级军官即有十多人。此战役双方伤亡惨重,王缵绪督战负伤,原有八万多官兵经日军三次进攻围剿尚余五万多人。第二十九集团军所守要隘面临危机。此后,王缵绪带伤苦心谋划战略,以对付日军强大的军事力量。他采取了机敏的游击战术,利用复杂的有利的地形,在山区之中与日军周旋,使得日军时而东面遭到我军袭击,时而西面又被我军偷袭,以此作战方式达到绞杀日军目的,并死死地托住日军不放。而王缵绪以十多次率部对日军进行主动出击,偷袭日军主力,最终坚守在大洪山一线,拒之日军北进。

1941年秋,日军又以飞机大炮掩护,企图夺取大洪山南麓的青峰山之后,直入大洪山核山寺。王缵绪与日军斗智斗勇,争夺青峰山。青峰山上经常是硝烟四起,枪炮相击,我军所占据的青峰山阵地,将是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就这样,王缵绪率军坚持奋战一年零四个月,拖住了日军西进的图谋,粉碎了日军作战计划,最终将日军全部歼灭在青峰山峡谷之中,取得了重大胜利。王缵绪将军也因此被称为“大洪山老王推磨”,而轰动全国上下。

1942年7月10日,第二十九集团军奉命调往第六战区,由该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王缵绪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队由河南内乡出发,经老河口、兴山、长阳等地,一直到达湖南桃源集结,担负洞庭湖以西长江以南湘鄂地区守备任务。

1943年2月10日,日军三万余人从岳阳、沙市、宜昌出兵,一路向第二十九集团军守地进犯。陈诚下令:坚守阵地,不许出击。15日佛晓,日军轻易攻破第六战区前沿指挥部“松滋要塞”,迫使第二十九集团军第六十七军之一部在百里洲被动迎敌。王缵绪得知此讯,火速率独立第一团到安乡指挥官兵作战,在日机的强烈轰炸之中,他不幸身负重伤,但仍然带伤顽强指挥作战。2月底,经过激烈对战,阵地失而复得。

3月,不甘失败的日军全面向沙市以南的滨湖各县进犯。王缵绪指挥军队与日军形成拉锯战,最终击退了日军固守在洞庭湖西岸和南岸的两个据点。

4月,王缵绪因伤情过重,不得不退下火线医救。第二十九集团军奉陈诚之命停止攻击并退出防地,日军得以进至汉寿县境,大肆烧杀,无恶不作。

5月,我军发动了石牌要塞保卫战。这是鄂西会战最关键性一战。当时,日军计划以重兵攻击,妄想占领石牌要塞,其野心是接下来攻打宜昌以下之长江水运,再西犯陪都重庆。王缵绪对石牌要塞的安危极为关注,他认为这关系陪都安危之地。当时,受伤尚未痊愈的王缵绪在强大的军事化的日军面前从未胆怯与猥琐,他火速赶往前线。根据多年作战经验断定敌情,布置好战局,以第四十四军主力守备津、澧,一部在渡口以北对(洞庭)湖警戒,以强劲阻截。同时命令第一六二师死守鳌山地区,指挥第一五0师主力扼守新洲亘澧县之线,其余军队布置于夹堤、白羊堤地区,以强劲阻截。这时他不调动第一六一师由羌口开始向鳌山转进,援助阻截。王缵绪鉴于日军较有可能向鄂北进攻,为此他提前布置军队防守于江防及汉宜公路,竭力抵拒进犯之敌,主力进出于汉宜公路附近直击敌背。日军如由襄花公路进攻鄂北地区时,主力就以大洪山、桐柏两山为依托迎击敌人。

6月3日,王缵绪变更作战方法,组织袭击队,发现敌之运输补给部队立即猛烈强袭。并于夜间破坏公路,在日军运输补给断绝的情况之下,阻击日军败退。此役在王缵绪的指挥之下先后攻克了安乡、新安、王家厂、暖水街,进迫与公安及磨盘洲之一线。日军第四十师团约数千余人,分别向石首、藕池口、公安逃窜,经我军围追阻截,日军大部分将被我军歼灭。

6月7日晚,我军又乘胜挥师东进,连克宜都、枝江、洋溪、松滋、磨盘洲、申津渡等重要城镇。14日晚,我军攻下公安县城。至此,鄂西会战胜利结束。

10月,日军纠集九个师团和大批伪军向常德、桃源进犯。新任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令余程万部死守常德。这时王缵绪便在医伤之中,得到军情便带伤赴向战场,亲自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向北面的滨湖各县抵抗,争取时间以待六、九两战区主力驰援。随后,王缵绪亲临作战现场与集团军所属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濬共同与日军鏖战数日取得胜利,并缴获了大量武器。不料另一路日军强渡澧水上游,直奔常德,迫使第四十四军被隔断于常德以东和以西(两)地区之间,然后又集中主力猛烈攻打军部所地桃源。王缵绪将率部份军队坚守在沅水以南的郑家驿。这时又向他传来战报,第二十九军所属一五0师师长许国璋身负重伤,自戕殉国。王缵绪为失去爱将,悲痛欲绝。

12月3日,余程万将失守常德,就在这危及时刻,第六、第九两战区增援部队陆续赶到,与王缵绪率领的集团军南北进攻,最终在太浮山地区彻底击败日军,占领了常德。接着,王缵绪又火速率军追击桃源敌后,与第四十四军合力追击日军至藕池口,迫使日军退守到滋口一线。我军也奉命集结澧县待命。此时,王缵绪率领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已经历了次战役,兵力基本耗尽。

1944年2月,在南岳军事会议上,王缵绪提出撤消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和第6六十七军建制,保留第四十四军。经军委会批准,第四十四军仍由王缵绪长子王泽濬继续担任军长,辖一四九、一五0、一六一、一六二四个师,调归第九战区指挥。此后,王泽濬军长将第二十九集团军余部带到湖南宁乡进行了改编,辖一四九、一五0、一六一师,以及后调师一四九师。王缵绪调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并担任国民党陪都卫戍总司令。

5月,日军再发动起对长衡攻势。6月7日,日军第三师团开到古港附近。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下令指派军长王泽濬率第四十四军展开攻势,奋力击败了古港东门市的日军驻地,获缴甚多。此时,日军大量派兵支援,我军第四十四军与第六十八师团、一一六师团喋血奋战了七昼日,于14日退出浏阳。

1945年初,日军由茶陵安阳南进,军长王泽濬奉王缵绪之命赴茶陵南北地区迎敌。此役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王缵绪直接指挥,在父子配合之下奋战阻截,7月日军陷落茶陵,8月又陷落衡阳,一直到桂林,彻底击败了日军,最终迎得胜利。不久,日本宣布投降。

在整个抗战时期,王缵绪曾是全国民众最为敬仰与歌颂的英雄人物。因战绩突出,被国民政府授予王缵绪胜利勋章和抗日英雄荣誉称号。《国民日报社》易君左社长曾公开发表了长诗,题为"闻王治易将军前线负伤,诗以慰之(七古歌行)"。(注:重庆文史馆编入《中国抗日战争诗词曲选》1997年12月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1947年5月2日,蒋介石召王缵绪到南京。行前王缵绪对记者说:“首都南京卫戍总司令一职,中枢虽有意相委,但本人年事已老,不愿再任军职。此番赴京晋谒主席,除本一贯精神以在野之身翊赞中枢外,别无他项希求。因目前营谋官位者正多,本人实无此需要也。”尽管如此,王缵绪还是被任命武汉行辕副主任,1948年任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兼重庆警备司令,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任“西南第一路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

1949年,王缵绪拒绝随蒋介石去台湾。同年12月14日,他授意新编四十军代理军长周青廷发出起义通电;同时自行取消了自己的职务,成立了“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简称“治总”),自任司令。王缵绪以“治总”名义接管成都,担负起保护四川省城市完整无损以及7000万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12月24日,王缵绪致函解放军四川军区委员会,表示“为了人民的和平愿望、父老的请求,不忍重苦人民,现在严率所部,勉维治安,静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编调遣”。25日,由王缵绪出面在成都召开各界各人民团体会议,正式宣布四川和平解放。31日,贺龙率部进入成都。1950年王缵绪主动解除“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职衔,将所掌控的军队和武器移交给以贺龙为首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其部队也分别由解放军第60军、62军和第7军进行整编。

然而,解放后王缵绪的坎坷命运却令人唏嘘。1957年反右运动初期,他身边故旧、好友先后划为右派,如台盟谢雪红,民盟章乃器、罗隆基,民主人士鲜英,起义将领龙云等,这使他受到很大刺激。在此形势下,他选择了躲避,告假去港就医。途经深圳时被扣押(随身携带物品为57份“反右运动”剪报和52万字个人日记),在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关押了3年,期间既未提审定罪,也没判刑。事发后,《四川日报》曾发表“反革命分子”王缵绪“偷越”国境被捕的消息后,而后再没有任何媒体作过后续报导。1960年,王缵绪终因绝食死于看守所内。而现在能见到的介绍王缵绪的文字,一般写做“潜往深圳,企图越境”,以及“在狱中病逝”。

正是因为王缵绪1957年之后的遭遇,如今有关介绍他的文章及人物志之类的内容,有些地方在表述上与史实不符,起码是用词不当。例如:王缵绪被讥讽为“倒戈将军”,是指他背叛杨森,投靠刘湘;又背叛刘湘,投靠蒋介石等。其实在军阀混战时期,王缵绪、刘湘、杨森三人地位相等,同窗学子,不存在谁投靠谁与背叛谁。刘与杨产生分歧,王缵绪作出适应历史时代的抉择,他看出杨的野心不利于北伐大局,只有助刘统一四川才能结束军阀内战,有利于整个国计民生,这样做即便是“倒戈”,也是值得称赞的。再如: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被迫宣布联共抗日,但是找不到富足安定的抗战大后方,一时很难下定践诺决心。王缵绪为了促蒋抗日,便及时让蒋的中央势力进入四川。如果说这是他“背刘投蒋”,未免不是置大局于不顾而私见度人。

通过诸多资料不难看出,青年时期的王缵绪就投身于辛亥革命,参加“保路同志军”,是典型的革新派人物。抗战期间他主持川政,在供应抗战所需人力、物力、财力的负担急剧加重情势下,凭借着智慧和毅力,把川政整顿得生机勃勃,从而支撑着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斗争共同完成了全面抗战的格局。他身为国军上将,坚持在前线对日作战,可算是最知名的川军名将,在抗日战争中曾是全国民众敬仰的英雄人物。在解放战争中他拒蒋去台,主动选择率军起义,保住了川地城市完整以及人民生命及财产免遭兵燹诸举,为大西南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王缵绪有“儒将”之称,一生热心教育,成功的创办了两所学校,即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和西充巴蜀分校(今西充中学),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英才。他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危难困境中,能够做到体恤民意,兴修农田、水利、交通以及许多公共事业,现有碑文记载。解放后,他将自己创办的两所学校无偿捐给新中国;还将毕生搜集的珍贵的文物收藏全部捐献给国家。

四川省西充中学2004年编写的“校本课程系列教材”第五章《抗日沙场好儿郎》,详细记载了王缵绪率领第二十九集团军英勇抗日的事迹:“最值得中国人民骄傲的民族解放战争,是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在那场战争中,王缵绪将军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驰骋沙场,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湖滨战役、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重大战役(大小作战共计2300多次。共打死打伤日本官兵4万余人。所辖四十四军和六十七军共6.6万余官兵,加上补充壮丁4.4万余人,最后仅存不到2万人,伤亡失散不计其数)。靠的是‘川造步枪’和无法御寒的单衣,凭借一腔爱国热血,同日本侵略者坚持了长达八年的抗战,为中华民族独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作者邮箱:xhszhengji@126.com。

 



北京校友庆祝巴蜀中学建校80周年大会

邀 请 函

尊敬的郑纪校友:

    为迎接重庆巴蜀学校建校80周年,母校将在2013年11月2日举行庆祝大会。北京校友会决定9月8日(星期日)上午9:30,在北京市政协会议中心举行《北京校友庆祝巴蜀中学建校80周年大会》,母校将派人出席大会,请您届时光临。
    请大家相互转告,谢谢。

重庆巴蜀中学校庆办公室
重庆巴蜀中学北京校友会
2013年8月日
 



亲爱的巴蜀学校广大海内外校友:
  “巴蜀学校”创办于1933年,是一所拥有80年历史的学校。学校办学时间跨度两个世纪,一共创办了近2000个班,共计六万多学子,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了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巴蜀文化,更深入的总结巴蜀的教育思想,应广大校友的热切请求,经过重庆巴蜀中学校长会集体研究,拟定于2013年11月2日在学校(重庆市北区路51号)操场举行“巴蜀学校80周年校庆纪念活动”。
  应广大校友的请求,学校将会编纂结集《巴蜀中学校史》《巴蜀中学教职工名录》《巴蜀中学历届班级名录》三本校史文献;在校庆日当天,学校将举行80周年校庆纪念大会、校友大讲堂、学术沙龙等相关活动。
  为了方便通知和联系广大校友,特请各级各届校友登录巴蜀中学官方网站www.bashu.cn的校庆专题页面填写登记您的详细联系方式。校庆的具体事宜,也请您关注学校的官方网站。
  经过重庆巴蜀中学校长会研究决定,此次“80周年校庆纪念活动”注重学生和教师对校史的挖掘和学习,注重学生和教师对学校优秀文化的传承和践行,注重校友的交流和学习,注重校友间重建联系,共叙同学情、师生情、母校情。校庆活动中不会收取校友任何费用。
  在此,诚邀巴蜀海内外各届校友于校庆日回访母校!
  海外校友联系电话:86-23-63002799
  电子邮箱:hundredy@yahoo.com.cn
  联系人:王老师
  国内校友联系电话:023-68700080
  电子邮箱:bsxqbgs@126.com
  联系人:曾老师
   特请登录巴蜀中学官方网站www.bashu.cn

 

 

—————————————————————————————————————————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原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http://www.dajunz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