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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收入分配问题与阶层分析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编辑

2013年8月8日

目录

朱苏力:法律人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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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彭锐眼观天下文集》第四十四篇

从迪拜疯狂突变的城市建设失败看湖南“世界第一高楼”

----迪拜的突变城市建设是基督教和穆斯林900多年宗教战争的延续

清华大学教授 联合国院士 彭培根

2013年8月

    2013年8月3日在我的老家-长沙,我有幸参加了一个以:《共铸中華魂;同圆中国梦》的【湖南论坛】。主办单位之一的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局的张炳忠局长,发言中提到了周总理讲过的话。因此触动了我(也是聽说的)对周总理有关的一件事的回忆。我之所以在张局长之后发言,也提到周总理的原因,是因为我聽说长沙要建“世界最高的楼”!!!

    我想先讲讲这个从清華大学的老一辈建筑师们,告诉我的历史故事:在1958年,国家正在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筹建“十大建筑”时;人大会堂的设计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需要推敲的争论:就是那个巨大的天花穹顶,与大会座席四周围的墙,应该在什么高度交会?当时参与设计的建筑师们,各持己见争论不已。最后没办法了“去请示总理来决定吧!”。总理问那几位建筑师们:“你们都去过海边吧!”,大家都说:“我们都去过啊!”总理接着说:“那为什么天那么大,海那么辽阔;而能够海天一色;没有矛盾呢?”。被总理一点,大家恍然大悟:就是把巨大的穹顶(天)在向下的四周转变成了柔性的弧线条,再直接到墙底边的位置,就不存在穹顶和墙在哪里交会的问题了。

    可见,有大智慧的领导,不一定是非要学建筑专业的,才能做出极高明的决策。周总理还说过:我国的城市建设和建筑设计要:“实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再注重美观”。这个原则实际与欧美国家过去近四十年来的,建筑界的主流指导思想是“英雄所见略同”的。那就是“Form Follows Function”,也就是建筑 “型式由功能而產生”。也就是说先有了功能,建筑的形式是由内生长出来的。国际建协(UIA)过去三十多年,每四年一次的【UIA大会宣言】 也一再地呼吁: 要BACK TO BASIC(回归基本功能;型随功能而生或者回归自然)、要RESPECT TO REGINAL CULTURE IDENTIY(尊重和发扬區域性文化特色)。这些原则都与周总理提出来的:“实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再注重美观”的指导思想,都属于同一种理念和对社会实事求是的负责人和大愛之心。周总理的话后来变成了中国政府,执行城市建设的一个核心原则。只是后来中国基本不再贫困了;这个指导思想就把“可能的条件下”拿出来,而沿革变成了:【实用;经济;美观】;但是国家的文件中:“美观”还是排在最后。

    可惜的是,地方上有很多的官员和开发商,都要“形象宏伟”;“视觉刺激”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建筑设计。把周总理的大智慧指导思想和欧美国家和UIA三十多年的宣言,忘得一干二净!(或者他们都是无知的没文化的暴发户,根本不知道这些指导思想或国家的文件精神)。他们都先要外表或定好了高度(“世界最高”),再去把建筑师当绘图员来用;基本都是绝对的外行强行指挥内行。

    建筑师也像医师或其他科技专业一样,最少要接受五年的本科教育,再考取“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才有执照设计建筑物。但多数领导都认为自己是天才儿童,把建筑师们当绘图员来使用。这些官员在视察火箭发射基地时,他们就不会瞎指挥。其实瞎指挥建筑师也会使国家受害对社会发生坏的影响;只是不会像瞎指挥火箭发射,能导致爆炸那么直接和明显而已。我们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在2001年通过设计竞赛获胜,为廣州新白云机场做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时,就遇到这种常见的问题,地方官员希望建筑要高大宏伟;好在经过我们团队的努力和说明,建议按国家指导思想和文件的精神,要身体力行:“可持续发展”和“节能减排”,得到当时的地方领导、及机场建设指挥部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我们将建筑物都合理地压低了高度,实实在在地节省了能源浪费。由民航的专业主管告诉我们,廣州白云机场要比北京的第三航站楼,平均每立方米的耗能量要节省24% 左右。

    顺便说一下,北京第三航站楼面积有100万平方米,它比五角大厦还要大一点;比世界最繁忙的伦敦希斯罗机场还要大三倍!国际航空业上有关的专业分析,北京第三航站楼是过去二十年,全世界兴建的二十多个(中国占一半以上)新机场中,最浪费能源的机场。这就是因为在2004年,我们拿到奥运会主办权后,可以拍大板的人提出了“我们要世界最大的机场”的,那种“八方来朝”的封建的和暴发户心态的指示。才造成这样的恶果!我们凭什么能要世界最大的机场! 功能吗?伦敦机场是功能世界最繁忙的,但是只有北京第三航站楼的1/3大。中国人富有吗?但年我们国家的GDP排行是世界第三;但是可怜的中国同胞的人均收入,在全世界的排名是120多名!!!

    我们的社会基本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前面提到难得遇到周总理这样有大智慧的领导,他做出的决策能解决大问题;带来大好事。可是有大智慧的领导毕竟太少。辩证地来看,前面我也说过:地方上有很多数的官员和开发商,都要“形象宏伟”;“视觉刺激”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建筑设计。因此他们拍的板,不但不能跟周总理拍的板相提并论。而且会造成祸国殃民、遗害子孙和遗臭百年的后果。难得有像杭州市的前市委书记王国平,他对杭州市博物馆的设计,与建筑师王澍相互尊重充份交流理念;结果王澍获得国际上的建筑师最高奖章:普莱斯克奖章【Pritzker Medallion】。全国如再有十位像王国平这样的书记,那应该还会有很多中国建筑师能得到那个最高的奖章。

    现在,再回到迪拜和长沙的“世界第一高楼”的论证上来:曾经是世界瞩目的迪拜的城市建设,世人睁大了眼睛,惊讶和羡慕地看着他们由一片荒芜的沙漠,十五年建设成了像天方夜谭又像海市蜃楼的梦幻城市。接着不到五年,世人又眼睁睁地看着迪拜城市又变成了遍地烂尾楼和“烂肠楼”的“世界著名城市”。为什么叫它为: “烂肠楼”呢?那是因为,以828米的迪拜楼为例,它在白天看来没啥奇怪;晚上看呢,只有1/4的楼层有灯光。造成这个事实的原因,除了卖不掉楼盘以外,原来从世界各国来的签了合同要投资或买楼面的人,大部份都跑掉了。迪拜机场的停车场曾有几百辆,被放弃的法拉利、劳斯莱斯、奔驰、凯迪拉克等顶级名牌好车。心地好一点的逃跑人还把钥匙留在车上;没有留下钥匙的车更加害人不浅!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迪拜的城市突变的发展,像坐过山车一样地,如此大起大落!? 有些“专家”也有各种不同的分析;但是多半都是从常规的经济运作的程序上来分析。令我最佩服的分析是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写的文章。我曾很惊讶地看过他的分析,是可以说明以上原因的部份答案。他认为二次大战后,在中东地区的以埃战争、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美入侵伊拉克的战争等,都是基督教国家与穆斯林国家的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的延伸。他特别论述到吸引了全球眼球的疯狂迪拜城市建筑。也还是这场历史上近900年的宗教战争的延续。

    二次大战后基督教(十字军)的以美国霸权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史无前例地强大。穆斯林国家在军事上与基督教国家相比是天差地别。但是穆斯林教的宇宙之王-阿拉给了阿拉伯人巨大的石油财富。因此,他们就非常非常地富有。于是就用石油的钱疯狂地建设起来,向基督教国家示威。但是这位德国历史学家说:穆斯林的阿拉伯人不知道毛泽东说过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毕竟光有钱是不行的。这是这位历史学家令我非常惊讶的原因。经过近20年的吸引全球注意力的迪拜,它的城市建设的氣势很快就没落了。请您看从网上下载的文章,您看看白天828米的迪拜塔(附图片;台北的101大楼只有508米高),和晚上的迪拜塔(2008年底竣工)可以看出只有最下面的全塔的四分之一才有人有灯火。所以,我们可以阶段式地总结:迪拜的城市建设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战争的综合延伸的產品,它是集“形式主义”的大成。炫耀财富和最违反“可持续发展”和违反“节能减排”的城市建设;是注定要失败和短期内就要没落的。

    现在,回头看看我的祖籍所在地的长沙,居然有一家企业要投资建设比迪拜塔还要高的“世界第一高楼”!就在上周(2013年8月号)的【湖南论坛】上,湖湘文化研究会的田伏隆会长说了湖南人许多优点和缺点,他们的特点之一是做事“敢为人先”。从这件事来看,也可以说是“敢于人先”,但我这个湖南人“长沙伢子”,在清華大学教学了26年的(2008年被评审为)精品课的课名是【理性建筑】(用英语开课)。我就认为这是“敢于人先来发疯”的行为。因为无论从可行性的研究、市场的需求和在国内外是否能够起到正面的影响的可能性,都是没有经过理性和科学的分析过的。也有可能就是商业宣传的炒作。如果地方的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或形象工程,以一种暴发户的攀比心态来毫无理智地,违反一切“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等,国际或国内的最基本的原则或法规,来支持这个项目的话;那就会搬大石头砸自己的脚! 原因之一是青岛已经在施工的,是一个真的有一公里高的建筑物;计划中将来全部是24小时营业的(主要是娱乐)、旅游、商业和七星级的公寓。他们已经有相当可观的预售或预订客户。来自国内的、韩国、日本、德国、以色列、俄罗斯和阿拉伯国家的客户非常积极;那我的老家的这个“世界第一高楼”就算真的能建成,也不是“世界最高的楼”了! 何况在长沙,最多也是能卖出或租出20%的建筑空间。迪拜塔那么好的国际互动关系,也只卖了25%。

    在2006年11月的国务院办公会上,前总理温家宝就说过: “我国有一些重大的公共建筑是贪大、求洋、浪费国家资源和没有中国特色”。因此,2007年元月15日国务院带领五个部委联合颁布了【建质一号文件】。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在元月份发出的【一号】文件。我和绝大多数同行的认识是:【这是国家第一次针对城市建设的拨乱反正的文件】;虽然晚了一点但总比没有要强!这就是从国家大剧院、央视新楼和鸟巢等妖魔鬼怪建筑物,因为严重违反可持续发展或节能减排,在洋“建筑大师”自己的国家永远不可能被建成的建筑物,却把中国像新武器试验场一样,居然都能建成的极坏的影响下,国家才出台了亡羊补牢的文件。此后三年之内又颁发了好几个类似的文件,目的就是要规范那些缺乏职业道德的洋“建筑大师”不要乱来。

    2008年,我在哈佛大学演讲时,理性地和科学依据地地批判了这些缺乏职业道德,把中国当成他们个人妖魔鬼怪创作的试验场的洋“建筑大师”们。得到了在场的美国东海岸各大名校的师生的,起立和长时间的鼓掌。同时还得到国际上两个最权威的专业杂志之一的,英国的ARCHITECTECTURAL REVIEW《建筑评论》的总编辑Paul Finch义愤地支持,他写了《社论》来支持我的哈佛演讲。现在好了,这些暴发户心态的,为了虚荣心或者假炒作真宣传的噱头,把城市建设当成积木玩具或向攀比汽车的的极坏行为,跑到我的家鄉来了。我要批判到底! 如果有省一级或市一级的官员,不用科学规律和按严格的政府指定的、独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来审批这个项目,到最后不幸建成了,那就注定会是一个祸国殃民,给湖南和投资单位本身都会带来灾难的工程项目或者商业炒作。机会变成国内外的违反“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或根本就是一个 “炒作噱头”的一个大笑柄!

    长沙伢子

    彭培根 仅识

    2013 08 09

    作者简介:清華大学教学三十年;精品课教师之一; 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国务院发研中心2009年评出:【建国六十週年对城乡建設有贡献人物】之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新闻教育改革}中国专家组成员;1992年优秀外国专家获奖人之一(註:网上主要媒体对作者的称呼;一般都是“著名建筑大师与建筑评论家”)

 

 

迪拜将是一个遍地烂尾楼的建筑时尚的奢华之都

(来源:http://www.333cn.com/architecture/hyzx/105227.html

    迪拜是一个建筑时尚、奢华消费、用金钱在沙漠上堆出来的人类物欲的放纵的世界,模式上既不可延续也不可复制,只能是人类历史上的昙花一现,也恰如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只会给后人留下一个曾经破灭的梦。

    http://asd4178138.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_25.html

    据香港星岛环球网11月26日报道,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迪拜的楼市泡沫爆破,大量曾经极尽奢华的建筑沦为烂尾楼,众多准业主追款无望。

    迪拜政府11月25日宣布,国营迪拜世界集团赤字600亿美元,需要暂停偿还债务6个月,而旗下棕榈岛集团的40亿美元债券也要押后清偿。棕榈岛集团于数年前在迪拜动工的棕榈岛以及仿照世界地图填海兴建的世界岛发展项目曾经大肆宣传,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富豪及名人影星前来投资。(来源:http://www.333cn.com/architecture/hyzx/105227.html)

    迪拜楼市泡沫破裂 大量奢华建筑成烂尾楼:这座极具未来色彩的建筑是“迪拜漫步”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顺利实施这座轮形建筑物的建造工作,开发商Nakheel公司将在迪拜海岸线附近建造一座人工岛。据测算,为此将消耗75万吨石块和65万立方米的沙土。

    旋转大厦,这幢设计高度为420米的大厦,每层都能根据语音控制360度独立旋转。

    风中烛火,疯狂建筑设计的又一代表,整个造型犹如闪动跳跃中的动人烛火。

    “世界”岛最初的设计方案是建造七大洲,但是迪拜人发现如此大块的岛屿不会有人买得起,因此将七大洲方案改为由300个人工小岛按照世界各大洲形状组成的人工群岛,曾经名噪一时,目前部分岛屿(包括上海岛)的建设计划已暂时搁置。

    “'协同作用”,是另一种建筑设计,由印度的子纳森为迪拜在商业湾地区设计的。这个建筑设计似乎像一堆摞起来的立方体。前面是可以俯视湖面的长廊。

    钻戒旅馆,这绝对是个疯狂的设计,它的每个分支都是个房间,但要在这里入住,降落伞也许要时刻准备着才行……

    Anara大楼  

  世界著名设计师扎哈•哈迪德设计的表演艺术中心像一个科幻世界里的变形虫,这个建筑的外面装饰了网状的玻璃窗结构。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8月01日 11:28 (星期四)附 件:1个(误区与正道——收入分配改革的讨论.docx ) 查看附件 主题: 转发: 误区与正道——收入分配改革的讨论,

    花了一点时间阅读、思索,收益颇丰。作者论述严肃、严谨,从学理(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收入分配的演化)讨论如何正确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还叙述、借鉴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其中,关于我国现时“权力”、“资本”和“知识”三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分析,及它们对于改革收入分配的态度、行为的论述,我们深为赞同,把坊间老百姓的议论归结得十分清晰;而“房地产集团”、“国际资本集团”、“行政性垄断集团”是当前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阻力,说得非常透彻;作者提出了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与合适的途径;文末,还列出立论的依据——参考文献。从方法论来说,这也是一篇中规中矩的好文章。这样立论有据、逻辑清晰、叙述客观辩证的文章,在港台谋体上,在那些个指点江山、自以为是的自由论坛上是难以见到的。“手段的卑鄙证明其目的的卑鄙”——靠攻击、污蔑,谩骂、抹黑甚至造谣、起哄来打压对方,说明对方要完蛋,而证明自己正确的——这在网络舆论、内外自由谋体上是司空见惯的。这正是本文可贵之处,值得一读。——友人注

对收入分配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再探讨

——误区与正道

卢周来

2013-07-26

    作者简介:卢周来,男,1970年生,安徽安庆人,著名经济学家,任教于国防大学,并兼任当代中国(北京)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国防经济研究中心理事等职。专业擅长经济思想史与防务经济学。出版有《穷人经济学》、《边缘的言说》、《游戏着经济学》等经济学随笔集及《当代西方防务经济理论与实践》等专著,并主编有《中国国防经济学:2004》等文集。

    近些年来,关于收入分配公平性,不仅是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学界热议的焦点话题,更是决策层为之忧心的重点难题。为兑现承诺,取信于民。2013 年2 月,抢在政府换届之前,上届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此前,该届政府领导人曾承诺该意见将于2012 年年底出台。虽晚了些时日,却也仍在2012 旧历年前。

    然而,《意见》出台至今,并没有如期平抑社会对于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关注和争议,反倒是《意见》本身,波澜不惊,引发的反响远逊如预期。何以至此?以笔者陋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百姓、学界与政界对于收入分配公平性的认识及解决思路,分歧甚远,甚至两极对立。由此,迫切需要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再加以仔细分梳,即便无法达成共识,但也有益于知道未来需要弥合的歧见所在。

一、对当下收入分配公平性状况的再认识

  首先需要讨论一个问题:最近几年中国收入差距是在改善还是在持续恶化?
  2013 年年初,国家统计局首次披露近十年来的基尼系数【1】。 从 2003年到2012 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0.47~0.49 之间徘徊,2008 年达到最高的0.491 后,近几年一直处于下行通道。与此同时,2011 年我国城乡人均收入比为3.13,较前一年下降0.1,2012 年收入比更是降到2.9。这说明,无论是人均收入差距还是城乡收入差距,近年均已出现了收敛的趋势。

  数据之外,平心静气回顾,近五年来,有三件事对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性具有积极意义。
  一是社会保障体系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是“收入分配的调节器”。近五年来,政府改善民生的投入方向主要就在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特别是养老保障与医疗保障有了长足进步。实现了两个“全覆盖”。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现了制度全覆盖,各项养老保险参保达到7.9亿人。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从2004 年人均每月700 元提高到今年年初的1721 元。全民基本医保体系实现了全覆盖,参加新农合及各项医疗保险参保超过13 亿人。
  二是低收入者收入提高幅度增加。政府通过指导性政策一直在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特别是低收入者收入比重。2010 年以来,各地普遍提高一线职工工资水平;2011 年,全国共有25 个省区市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2%;31 个省区市开展了企业薪酬试调查,有27个省区市发布了2011 年度工资指导线,基准线多在14%以上。同时中央从2012 年9 月起将个税起征点提到3500 元。新个税征收办法执行以来,工薪阶层纳税面由28%降低到7.7%,纳税人数由约8400 万人减至约2400 万人,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大幅减轻,改革实施前四个月就减轻居民负担五百多亿元,几乎相当于给六千万不再纳税的人每人多发近一千元。“加法”“减法”双管齐下,低收入者收入提高幅度增快。

  三是向农村与农业的转移支付急剧上升。中央财政“三农”累计支出4.47 万亿元,年均增长23.5%。其中,建立健全了种粮农民补贴制度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补贴标准逐年提高,覆盖范围不断扩大,补贴资金从2007 年的639 亿元增加到2012 年的1923 亿元。加强了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新建改建农村公路146.5 万公里,改造农村危房1033 万户,解决了三亿多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和无电区445 万人的用电问题。农民从中受益颇多,这应该是2010 年以来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的主因。
  按理说,统计局的结论,即收入分配差距在收敛,是有数据和事实来支撑的。而且,正是考虑到收入差距数据的敏感性,国家统计局关于收入分配的入户调查,都没有如GDP 统计那样依靠地方统计部门,而是靠国家统计局直属调查队完成。抽样和过程,均符合甚至超过统计科学要求【2】。

  然而,数据一经公布,却遭到了无数质疑和“围攻”。不仅很多网民也都表示数据与主观感受有距离,就是主流舆论及经济学者也不相信【3】, 甚至一些人怀疑统计局数据在“造假”。不久后,《人民日报》和“人民网”开展的“2013 两会热点调查”中,收入分配差距仍然成为最热门问题,有高达98%的网上被调查者对此不满意。
  对国家统计局数据的怀疑甚至攻击,本身是弥漫于互联网上对政府公信力怀疑的一部分。除此,还有值得我们深究的更深层次原因。

  必须区分开“收入差距”与“社会公平”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从社会经济学视角看【4】, 仅就收入分配而言,“社会公平”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分配结果是否符合“应得”(Desert)原则,即付出与所得相匹配;二是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即收入差距程度不至于过大,且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由此看来,收入差距仅仅是决定社会公平与否的诸多维度之一,尽管是很重要的一个。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衡量社会公平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即收入分配结果是否符合“应得”原则,其中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复杂。分析著名学者戴维?米勒(David Miller)的观点【5】,“应得”原则所体现的,其实是“机会平等”的实质。通俗地讲,就是你付出的可控性努力越多,你预期所分得的报酬就应该越多。这里的要害在于两点:一是,因为正如约翰?罗默尔(John. R. Romer)所认为的【6】,“个人所不能控制的外部环境不仅影响到其投资的努力程度,而且影响到其最终能够达到的福利水平”。因此,要实现“应得”原则,必须“公共行为应该致力于使有利条件在不同境况的人们之间实现均等化,以使他们能够自由的配置其努力程度”。二是,判断“应得”原则是否得到落实,更多是一种主观判断,换言之,符合社会大众心理预期的分配结果才是“应得”。

  辨析了概念,我们应可明确三个问题:
  第一,国家统计局数据仅仅表明收入分配差距呈现收敛趋势,但并不能表明收入分配公平性的改善。进一步检讨,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政府官员利用权力索租现象并没有得到遏止,反而呈现出弥散性;与此同时,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官员化,官员利益法定化等现象,也在愈演愈烈。这种“掌勺者多占”现象,让老百姓十分不满。所以,民间有句俗语:我们不是在仇富,而是仇腐;二是广泛存在的非法暴富现象。有对比统计表明【7】, 内地个人财富超过一亿美元的富豪,68%以上集中在房地产领域,他们让自己的财富每增加一亿元的时间不超过三年,而在美国类似排行榜上,每增加一亿美元财富平均需要15 年。相应的,民间也有一句俗语:我们不是在仇富,仇的是非法暴富。可以说,官员腐败和富豪们的发迹史彻底冲毁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应得之物”的信心,造成了广泛的相对剥夺感。这是尽管收入差距可能在缩小,但老百姓对社会不公平的主观感受却更加强烈的最重要原因。

  第二,社会公平改善的速度,跟不上社会大众心理预期的速度,也是导致社会公平感持续恶化的重要原因。凭心而论,在舆论广泛压力下,政府近几年采取了诸多措施抑制非法和隐性收入。诸如实行公务员“阳光工资”、严格调控垄断收入、规范限制国企高管薪酬、不断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等等,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公平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公平的诉求日益强烈。特别是近些年来,执政者对建设公平社会不断提出新观点,做出新承诺,更是激发起人们对于早日实现公平分配的愿望,也客观上降低了社会大众对于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容忍程度。而政府出台的旨在推动公平分配的各项政策要完全发挥效果必须有一定的时间,即任何政策效果都有一定的时滞,加之财政约束及其他条件限制,决定了执政者不可能出台更具激进的解决方案。这恰好与人们对收入分配公平性及早改善的强烈期盼形成一定的时差,进而导致分配公平性客观状况与大众主观感受存在反差。

  最后,舆论对民意的放大效应,助长了百姓对社会不公平的主观感受。随着全媒体时代尤其是微博时代的到来,类似“房叔”、“房姐”、“房妹”以及少数官员的严重腐败行为等偶发事件,被有选择性拱出水面,那些不断突破纪录的个人房产及贪腐数字一再刺激着普通百姓的神经;与之对比,诸如农民工冻死在铁路桥下等少数生活困难甚至因政府部门失职导致求助无门的弱势群体人们生存状态和遭遇,通过网络媒体披露,也在刺痛普通百姓的心灵。再加之微博上一些非理性炒作因素的成分,在主观上放大了社会不公平。

  需要指出的是,在各种舆论中,政府官员对社会不公平的批评和抱怨更是“火上浇油”。随着“选举政治”意味的不断强化,一些官员甚至是特别是一些高官,竞相把自己的位置当成“亲民”秀台,在自身无法解决问题甚至根本就不作为的同时,却大言炎炎,高声阔论社会不公平现状及解决的迫切性,并把问题推给所谓“体制”。其结果,不仅不能缓解社会不公平感,反而强化了社会公众负面情绪。正如托克维尔所描绘的大革命前夕法国官员一样【8】,“那些最应害怕人民发怒的人,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不公正行为”,“他们用动听的辞令来描述人民的苦难和报酬低劣的劳动”,表面上看,他们是“试图解救人民”,结果却“使人民恶气冲冲。”可以说,舆论的表现,再次加重了人们主观上对于分配领域不公平感受。

  总之,目前社会对收入分配领域不公平的愤怒,固然有客观因素,但混杂着浓重的主观情绪。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与官员本应该在判断社会公平状况时贡献更多理性因素,但当下中国舆论场上学者和官员的“公知化”倾向,反而助长了不理性成分。因此,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作为理性思考者群体,应该主动防止和克服学术戾气,不要把自己的质疑和观点建立在意气用事上;政府官员则更应该立足于缓解矛盾和解决问题,而不应一味迎合甚至有意无意煽动负面情绪。恕己真正清楚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的现状。

二、“既得利益集团”之争与“罗宾汉悖论”

  收入分配改革目前面临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这点甚至已得到了最高决策层的认可。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就指出【9】, 改革需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但到底谁是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论者莫衷一是。而这其中最为有趣也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现象是:在中国改革中“起家”的资本阶层即民营企业家,在指责“既得利益者阻碍改革”;就连暴富阶层代表的房地产大商人也以“公知”面孔出现,指责“既得利益者阻碍改革”;一些由各大部委官员、大企业家和主流经济学家主办并把持的各种论坛,更是指责“既得利益者阻碍改革”。在这些人眼中,他们自身所处的在中国改革中率先富起来的阶层,不仅不是“既得利益者”,还是受既得利益者之害的群体!那么,到底谁是真正阻碍改革尤其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呢?需要我们从学理与实践两个层面予以分析。

  从学理层面看。在现代政治经济学语境中,与汉语“既得利益集团”几近的词有两个:一个是奥尔森(M. Olson)的“分利集团”(Interest-distributing Group),另一个格罗斯曼(G. M. Grossman)等的“特殊利益集团”(Special interest group)。

  奥尔森系统分析了利益集团形成及其内部运作【10】, 其突出的贡献,是分析了利益集团存在的条件。在奥尔森之前,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的观念是,如某些个人之间共同利益足够大,同时他们均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会自然团结起来为其共同或集团利益而奋斗。奥尔森的独到之处,在于借助集体行动逻辑,证明上述论断的错误:由于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现象,对大家有好处的集体行动不会自然产生。其产生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其一,组成集团的人数足够少;其二,存在着某种迫使或诱使个人努力为集体行动做出贡献的激励机制,即所谓“选择性刺激”。人数少一方面意味着单人的影响力将会相对提高,另一方面还意味着由个人行动向集体行动过渡的成本大大降低。而要在很多人中间要形成统一意见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实施有效的监督远非轻而易举。至于选择性激励,则是说集团对个人的奖励与惩罚都有其针对性,即“论功行赏”及“杀鸡吓猴”,以期吸引或强迫个人为集体利益做贡献。奥尔森关于利益集团存在的条件说明,利益集团只可能是由少数精英组成的强势集团,而且拥有社会上别的群体所不能拥有的“选择性激励”资源与手段。在一般情况下,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不可能组成利益集团。奥尔森进一步指出,在强势利益集团中存在一种“分利集团”,在社会总利益中为本集团争取更多更大利益份额而采取集体行动,为此不惜牺牲全社会利益。

  格罗斯曼等在研究利益集团问题中也注意到【11】, 有一类“对象范围小的政策会引发多维的矛盾。因为好处集中给了少数受益者,成本却落到每个人的头上。”他称之为“特殊利益政治问题”(special-interestpolitical)。他认为,“特殊利益问题”不仅是研究利益集团经济学的一个新方向,更是帮助理解政府决策过程的新视角。在此基础上,他首次定义了“特殊利益集团”,是指“该利益集团的成员期望的政策并不是普通公民的理想政策。”因而,“特殊利益集团”也只是那些“具有共同的可识别特征、关注相似政策问题的少数公民组成的组织”。这种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其前提必定是成功地运用“选择性刺激”和“人数控制”的方法克服了形成集体行动的两大障碍:人们普遍怀有的“搭便车心理”和“理性的无知”。

  总结奥尔森和格罗斯曼观点的共同点,我们应该得出以下结论:既得利益集团,必定是少数强势者组成,必定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资源优势,必定为了本集团利益采取过与全社会利益相悖的集体行动。

  从实践维度看。在当下中国,包括地方政府与中央各部门在内的权力集团,不仅拥有政治上的权力,还因为拥有财政权和审批权因而拥有相当大的经济上的权力。更显著的是,这一集团拥有在各利益集团之间分配政治与经济资源的权力;新崛起的民营资本集团及外国资本集团,因其拥有在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技术,加之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将其政治合法性转而建立在经济发展上,所以,这两个集团在社会中也占据着强势位置。实际上,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新确定,以及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允许和鼓励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写进党代会报告,预示着“资本集团”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随后的修宪,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以及《物权法》的通过,更是直接体现了“资本集团”地位已经上升到了具备表达其利益诉求与“议价”的渠道和能力。知识集团则垄断着文化、讲台、媒体等方面的资源,在多元化利益的背景下可以依附于权力与资本集团。而且,这三个集团各自拥有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很低,且都有表达集团意志、实现集团利益的组织、协会或同业者联盟,又都是中国第一轮改革中获益最大者。所以,他们具备构成一般意义上“既得利益集团”的条件。

  在最近讨论并酝酿分配性改革过程中,为阻碍改革而采取过集体行动的“特殊利益集团”或“分利集团”则主要有三个:一是房地产利益集团;二是国际资本集团;三是行政性垄断集团。

   房地产利益集团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政治领域最令人瞩目的强势利益集团之一。这个利益集团裹挟了分税制背景下急于充实本级钱袋子的地方政府,要挟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不少被他们寻租了的大官要员,收买了很多媒体和知识人尤其是经济学家把持公共政策讨论。从2003 年中央政府开始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调控,但房地产价格几乎在每一轮调控后都会出现反常的暴涨,以至于老百姓将中央政府对房地产业的调控戏称为“空调”。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降低中央政府的公信力,而且极大影响到民生的改善,极大恶化社会公平。诡异的是,在全民对房地产利益集团天怒人怨的时候,这个集团经过他们把持的媒体、论坛和经济学家及学者,在公共讨论中不仅公然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对抗、为自己集团利益辩护,而且还能巧妙转移话题,甚至扮演起“主持正义者”角色。

  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各级政府对跨国资本投资的渴求,使得跨国资本随时都可以“退出”相要挟,具有单方面的强势地位,并反过来以此强势地位影响政府决策。国际资本为了保证在中国的利益,通常采取的形式有三种:第一是通过所在母国政府的支持。每当出现有可能不利于其利益的局面时,国际资本会要求母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获得在市场准入、并购、利税等各方面的优势。第二是通过组织在华商会,集体表达自己的利益。至2006 年,美国与欧盟等国资本都建立了在华商会及其在中国各核心城市的分支机构。第三是培植在中国本土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与中国政府有着各种联系的渠道。而且有的甚至就是政府部门本身。在国际资本在阻碍分配努力方面采取的集体行动中有许多非常恶劣的案例。比如,2005年年初,多家外国在华商会和54 家在华跨国公司联合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报告,集体抵制两税并轨,要求延长对外资税收优惠。与此同时,还对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起各种游说活动。2006 年年初,为了逃避新法赋予工会和劳动者的新权利,数十家国际资本联合起来抵制拟议中《劳动合同法》,最后发展到20 多家美资企业人力资源经理在上海美国商会有关人士带领下冲击《劳动合同法(草案)》研讨会,威胁“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

  行政性垄断,本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但在中国,部分行业的国有企业如铁路、邮政、水电、电信、航空和金融等企业实施的强制交易或限制竞争行为,因其背后受到行政权力保护,所以,实质上也是行政垄断的表现。进入19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企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其利润不再由国家财政统一支配,所承担的安排就业、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等公益性任务也相继剥离,国企几乎也在遵循市场规则与资本逻辑。但另一方面,这种与大多数百姓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国企却继续占有国家大量资源,获得高额利润;一些垄断、准垄断行业,由于管理制度上的不完善,监管缺位或不到位,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成本核算不清晰、不透明,行业内个人收入和福利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成为社会分配不公又一重要原因。由于国有企业在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中的特殊地位,在实施再分配努力过程中,即使国有企业本身不采取集体行动加以阻挠,调控方也往往投鼠忌器。

  以上关于当下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分析,按理说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深之处,不过是回归常识与正视现实而已。但为什么除了在指责垄断性国有企业是既得利益集团这一点上“舆论一律”之外,为何对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各方顾左右而言他?就是因为在资本操纵下话语权的不平等。

  经济学家阿西姆格鲁(D. Acemoglu)和罗宾斯(J. A. Robinson)等,曾经专门研究过收入不平等、话语权的不平等和政府再分配之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2】, 在收入越不平等、越高度倾斜的社会中,在财富和收入中占据高份额的富有的精英阶层,同样拥有高份额的话语权,从而对政府再分配政策的影响也越大。又由于这些富有阶层保守既得利益的倾向,所以,他们往往会利用所拥有的高份额话语权,反对政府旨在促进分配公平的努力。这种“集体行动”的结果,会导致林德特(P. H. Lindert)发现的所谓“罗宾汉悖论”(Robin Hood Paradox oninequality)【13】: 在面向贫困人口再分配越是需要得到保障的地方,政府反而因富有阶层操纵舆论影响而越无法实施这种再分配。

  稍微回顾一下,近年来与财富不平等急剧拉大相关度最高的房地产调控,就不难发现,如果再任由既得利益者来定义谁是既得利益者,实现中国社会公平的努力可能遥遥无期。

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优先顺序与突破口

    收入分配改革极其复杂,因此在技术操作上更需要小心设计。这其中,把需要着手去做的事情一件件列出来,然后按照一定的逻辑进行先后排序,对于改革能否成功非常重要。针对当下学界和媒体一些流行性说法,这里提出三个观点进行探讨。
  观点一:国企“民营化”无助于社会公平,把国企利润统一纳入财政预算才是正道
  上文说到,因为仅在指责垄断性国有企业是既得利益集团这一点上“舆论一律”,因此,媒体与主流学界一说到收入分配改革,就认为当前首先要做的是必须分拆垄断性国企,使之“民营化”。这被视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优先考虑和突破口。
  首先,学界与部分社会公众对于垄断性国企的“情绪”是应该被理解的。有数据表明,2012 年国有企业上缴红利只占全部国企利润的11%左右。而据国际惯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为税后可分配利润30~40%之间,国有资本向国家上缴盈利普遍高于这个水平,英国盈利较好的企业上缴盈利相当于其税后利润的70~80%。世界银行2005 年建议中国国企分红的报告,主要国家国企分红比例的确远高于中国。国企分红比例之低显然难以让民众享受到“股东”的权益。而更让民众心理不平的是:少数垄断性国企员工收入比其他行业高出十多倍。国企在有些人看来更不像是国企,更好像是少部分人利用国家资源为自己谋取暴利的“平台”。

    但是,分拆国企或使之民营化就能解决问题吗?事情远没有标准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那么简单。分拆显然不能解决问题。

    目前,垄断性国企集中在带有自然垄断性质的部门,对投资规模、技术创新以及规模经济性要求非常高,尤其是如电信、铁路、石油等需要管、线、路、网等进行广泛联通的行业。抛开国有还是私有不说,这些部门在发达国家集中程度也非常高,市场上也只有一家或几家企业,几乎也都处于垄断或寡头地位。所以,对这些行业进行拆分显然不符合实际,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也不符合一般经济学原理。
  民营化能否解决问题?不可否认,目前发达国家上述部门的确大多是私人部门,但不能由此想当然认为我们也可以把国企民营化。对此,发达国家国有部门私有化的教训或许能让我们思考更多些维度。
  英国铁路部门一度也是国有【14】。 在保守党政府的推动下,英国议会1993 年通过铁路改革法案,1997 年完成私有化进程。私有化初期,路轨公司经营状况尚好,政府补贴减少到改革前的一半。但1999 年后,经营每况愈下,最后资不抵债,负债总额高达33 亿英镑。更让公众难以接受的是,由于私营公司重眼前收益,轻安全性与战略性投资,造成铁路安全事故频发。短短五年中,接连发生13 起重大伤亡的事故。2003年10 月,英国政府最后决定,废止铁路改革法案,从私营承包者手中收回所有铁路维护权。评论认为,这是英国铁路“重新走向国有化”。但是,在铁路私有化进程中,原来的国铁局变成120 多家私营企业。

  那些私营企业主却大发横财:原因是国有资产价值被严重低估,转手私人后公司价值在市场上随即成倍增长,一夜之间使他们的财富翻番,更加剧了全社会收入的不平等。同时,即使后来企业出现巨额亏损,业主照样拿高收入。为安抚群众的愤怒情绪,英国工党政府执政后,专门开征“暴利税”(Windfall tax),对在私有化过程中从股票市场上市的额外所得中获益的企业主征税,税基是它们在私有化后四年内的超额利润。

  日本政府在小泉时代的“公营部门私有化”也几近失败。日本本土战略管理学者大前研一批评说,15 人们误认为公营部门的弊病就是因为“公营”所致,因此,发起了“头痛医痛,脚痛医脚”的“打地鼠”式改革,但结果是:“道路公团民营化后,只是让原本腐朽的组织更加专横跋扈”;而“邮政民营化则变成了一出耗资770 亿日元的宏大闹剧。”

  实际上,自 1990 年代中期始,中国国有部门中已经有大量企业民营化。民营化后一些企业效率的确有提高,但民营化过程中同样出现大量国有资产流失,民营化后企业高管与员工收入差距急剧拉大。更为显著的是,几乎所有民营化或市场化之后的原来处于垄断地位的公营部门或机构,都出现了涨价潮,严重降低了普通百姓福利,反而恶化了社会公平。其原因实际很简单:当企业是公营性质时,因为其内部福利状况并不与企业经营情况挂钩,所以,尽管没有成本压力带来的效率低下,但也没有通过滥用垄断地位涨价来获得更高利润的冲动。而公营企业私有化后,垄断地位使其仍然没有成本压力,但同时却有了获利冲动,因而会滥用垄断地位。一些城市供水系统和供热系统市场化、民营化后的结果几乎都如此。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在当前环境下,国企面临“声誉机制”(Reputation system)约束:即国企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支柱”这一名声,加之全媒体时代强有力的舆论监督,迫使国企不得不自我约束其腐败与滥用行政垄断地位行为。这一点却是私有企业不具备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某国企一位处长被媒体曝光一桌饭喝了六瓶洋酒,被质疑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尽管相关企业进行了辩解,但处长还是很快被撤职。而几乎经营同样业务的民企老总,被披露拥有六辆豪车,拥有私人葡萄酒庄。从理论上讲,这种消费成本同样转嫁给消费者,但媒体在介绍民企富豪的“高尚生活”时,不仅不去谴责民企老板的奢华,反而字里行间充满了艳羡。

  看来,民营化至少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这点可以确认。那么,不民营化,是否可以通过提高现在的国有企业利润分红比例解决公平问题呢?当然可以。目前学界以及国家制定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就是这种思路。

  但还有一种更恰当的思路:把国有企业的利润作为公共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与税收和其他公共财政收益一样纳入统一的预算管理。即通过国有资本预算管理国企利润,而不是简单确定一个国企利润分红比例。这可以使国有企业更好地体现“国有”性质,更好地服务于全体股东即老百姓的利益,尤其是可以通过服务于民生缓解收入分配矛盾。

  观点二:改善社会公平的最优先考虑应该是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精神以及中央近些年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设想,仅就“收入调节”这一环节而言,至少有四件事需要去做:保障弱势群体生活底线;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抑制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实际上,改革首先要打击既得利益集团的主张,落实在政策层面,就是把抑制过高收入和取缔非法收入放在更优先位置;而且,这是一种涉及到存量的改革,用主流学者的话讲,“就是要向既得利益集团开刀”。
  本文认为,改革最优先考虑的,必须是保障弱势群体生活底线,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可简称为“保底”、“提低”。

  首先,就改革的迫切性程度而言,应该把“保底”和“提低”放在优先位置。经过改革开放30 余年的大发展,我国人民生活总体已获很大改善。21 世纪初党的十六大就已明确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在社会财富极大涌现、全社会中高收入者生活总体都比较丰裕的时候,低收入群体生活却仍旧十分困难,他们中少部分人甚至连基本的“免于饥饿权、身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都无法获得保障,这种反差太过鲜明,由此也放大了整个社会不公平感觉,还是社会最大的不和谐音。因此,尽快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使他们生活有尊严,工作有体面,无疑是解决全社会公平分配问题的重中之重。为此,把“保底”和“提低”放在优先位置是合适的。

  从操作上的可行性看,把“保底”和“提低”放在优先位置,更可以大大减少改革过程中的障碍。收入分配改革因其是最直接的利益格局调整,容易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重围”采取“硬突破”固然也是一种思路。但还有另一种思路是“绕过去”。而这种思路成本可能更低。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收入分配改革一开始,就把“抑制高收入者收入”与“取缔非法收入”作为“突破口”,等于是直接从既得利益者手中剥夺部分既得利益,而在既得利益集团很强势的情况下,有点类似“虎口夺食”,势必会激化阶层利益冲突。而如果我们在分配改革起始阶段,把“保底”和“提低”放在优先解决位置,一方面在政治伦理与道义上任何阶层都无可挑剔,另一方面因其并未大范围触及既得利益者已有利益,既得利益者更没有理由阻挠改革!

   这其实与整个中国改革的大思路是一致的。

   为了顺利推进改革,最大限度克服改革中可能遇到的阻力,整个中国改革的思路就是“在存量不动的情况下,先在增量上做文章”,或者说“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思路”。比如,先不着急对传统公有制进行改革,而是在公有制之外培植起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和“三资”经济。等到时机成熟,再来改革传统公有制使其更有活力。套用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我们也不妨首先不去重新分配已有的财富蛋糕,即先不急让“先富”者往外吐,而是着力在后续的全社会分配格局中更加倾向于“未富”人群,让新涌现的财富优先惠及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劳动者,即在“增量财富分配”上做足“公平优先”文章。这种办法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收入分配改革中的矛盾。

  最后,优先“保底”和“提低”也更符合收入分配改革的最终目标。

  改革的目标并不是“均贫”,而应该是“共富”。现在有一种思路可能有问题:比如,因为我国社会保障领域不公平状况较为突出,于是,有人提出公务员社会保障向事业单位职工看齐,事业单位职工保障向企业职工看齐,企业职工保障向农民工看齐。而实际上,我们需要努力的不是要把公务员享受的保障剥夺,使他们生活如今天的农民工;而是要把农民工的保障程度提高,使他们未来生活得如公务员!也正是从追求“共富”的意义上看,与强行抑制高收入者收入相比,更应该把尽快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摆在优先的位置。

    观点三:即使是消除既得利益也需要策略

  不少学者主张,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首先冲破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主张当政者必须要有当年“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和勇气。“突破既得利益者重围”、“再杀出一条血路”,这样的提法可以调动情绪,但如果策略运用不当,结果未必如愿。
  著名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Gerard Roland)曾比较了不同改革思路在克服改革中利益障碍上的不同效果,16 对我们很有启发。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情况下,围绕某一目标,一项一项地渐进出台改革方案,越到后来,预期上给反对者压力越来越大,而时间上也给了反对者充分酝酿并采取行动的机会,所以很可能导致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并最终终止改革。而如果把所有方案“打包”一揽子推出,根本不会给反对者以感受压力和采取行动的时间,因而可以大大降低改革的阻力,使改革得以推进。

  如此看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揽子性质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而不是把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进行分拆然后一点点实施,可能在排除既得利益者阻力上是最可行的。世界银行对于如何突出“既得利益者”重围也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思路【17】。 报告认为,“亲近穷人的服务供给改革”一定会带来“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因此,需要对由此产生的“棘手政治问题进行管理”。其思路对于当下中国分配性改革进程中防止利益集团干扰也很有启发性。

  一是要“尽可能早地保证获得广泛和持续的支持。”在早期可在不去触动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收入分配改革要尽快让一个数量更大分布更广泛的群体普遍受惠,这一群体一旦成为社会中产阶层,就会与反对者的力量发生逆转,改革就能得到广泛的持续的支持。

  二是要对各利益集团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因为追逐后续的共同利益而串谋在一起。按世界银行提供的方案,“应该在亲近穷人的改革实施之前、之中和之后,使那些拥有否决权的反对者边缘化,利用其阶层中的裂痕来改变赢家和输家的静态数字对比。”在我国收入分配改革中,也应该合理使用这一策略。比如,利用社会舆论的压力,使个别获取高额垄断利润但社会分红却很少的行业中高管,淡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决策过程。

  三是要“言必行,行必果”。中央政府出台任何一项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于自利的既得利益集团,总会试图抵消政策对他们造成的损失。而政府也完全可能要么因为原来的方案本身受到干扰,或者原来的方案已与变化了的形势不太适应而改变原来的方案,其结果,不仅使政府出台的这项方案失效,而且更严重的是使政府因为丧失公信力而使得调整分配格局能力不断下降。因此,最好的方案就是“一旦出台,从不改变”的方案。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使强势集团退却。

四、治本之道是需要一场“社会保护”运动

  据媒体传出的消息,当前,中央政府正在将已经出台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进行细化,然后将责任落实到各部门,试图通过此真正扭转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但依笔者之见,如果没有一场旨在约束市场和资本的社会保护运动,《意见》不可能得到真正落实,且即使落实了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问题。

  著名社会经济学家波兰尼用了“嵌入”(embededness)一词,强调市场交易对社会构架的依赖程度。在波兰尼看来,18 主流经济学的错误,正在于他们试图让“经济脱嵌于社会”,“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资本的逻辑”。这其中,让劳动力、土地等也进入市场,任由资本摆布,就是资本与市场入侵社会的最突出例子。当然还有社会关系的全面市场化。而实际上,这种“脱嵌”的努力不仅不能成功,反而会造成“经济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全面紧张”。这种全面紧张的最重要表现,就是财富的差距不断拉大,资本与劳动之间矛盾激化。为此,政府必须主动控制市场扩张的限度,保护社会免遭市场的侵犯。否则,“市场威胁社会”而造成“社会”的巨大反弹,而且这种反弹可能会对追求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努力造成更大的致命伤。而政府需要采取的关键政策就是约束资本,保护民生。

  反观当下中国的贫富差距,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两个现象:一是1990年代以来快速市场化过程中,先有商品市场化,资本市场化,后才有劳动力与土地等所谓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但分配差距激剧拉大,恰是在劳动力与土地市场化、定价权几乎完全由资方来确定之后的事。二是当下中国贫富之间真正的差距在于财富的差距,而非简单的收入上差距。实际上,行业与职业之间工资收入差距并不如想象的大,而且较固定甚至可以缩小。财富的差距才是真正的差距。这种财富的差距一方面体现于资方为劳方定价上,更主要体现在房地产上。是否拥有房地产不仅意味着直接的财富差距,还因为房地产在资本市场上是最好的抵押物,从而决定了个人是否有进入资本市场的资格。不拥有房地产或仅拥有自住房产的个人,是被资本市场排斥在外的;而拥有房地产尤其是很多房地产的个人,就可以有效利用“复利这一资本主义最伟大的发明”,玩起“钱生钱”的游戏,从而不断拉大与仅拥有劳动这一生产要素的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

  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的分配公平性困境也在于资本借道市场扩张入侵社会的结果。要解决这一困境,也必须是政府主动约束资本、改善民生。“欲知大道,必先读史”。一部经济史可以为我们提供诸多借鉴和启示。波兰尼曾在书中以欧洲历史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来说明如果不采取社会保护运动会导致社会的报复。而美国“进步时代”的历史则表明,只要政府采取了约束资本、保护民生的旨在促进平等的社会政策,是可以有效解决分配难题的。

  19 世纪的美国【19】, 十分接近于纯粹自由放任的社会。这一纯粹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被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戏称为“无政府主义加警察”。其结果,“新消费品的生产以让人震惊的速度迅速发展,经济爆炸式增长,美国几乎一夜之间转变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化国家。”然而,与此同时,“劳动和日常生活的风险大幅度增加,贫富悬殊日益明显。”1880 年,美国工人实际工资比1870 年还要少31 美元,劳动时间却延长了一个半小时。于是,“工人和农民中酝酿着愤怒情绪及跃跃欲试的战斗欲望。”每年都有几十次全国性大罢工。其中,1877 年的铁路工人总罢工,联邦军队枪杀了35 名罢工者。后舆论批评解决内务运用军队不妥,联邦政府专门成立国民警卫队以维护日益动荡的社会秩序。1886 年5 月1 日,“劳工骑士团”再次组织大罢工,当局当场枪杀了几名工人,又将几位罢工领导人审判并处决。为纪念此次事件才有了后来的“国际劳动节”。

  面对日益突出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仗义执言者和进步论者呼吁给资本主义套上马绺,以便更好地驾驭这头任性的野兽朝着更富人性的方向前进。”20 尤其是一些接受了英国费边社传统和德国社会民主传统的海外经济学人,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美国,艰难地引进并传播了社会改革的思想。这些知识分子担心,在几乎没有任何约束的资本主义压力下,社会纽带将分崩离析。为此,他们呼吁政府要承担起新的责任,“建立起了一个广泛而复杂的规范性结构,以便在大资本与原本处于弱势的工人之间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进步人士”为呼吁“约束资本”付出了代价。与传统保守的“市场万能”思想斗争中,一些人甚至因为意识形态的偏见,被资本掌控的媒体和高校剥夺了记者或教职岗位。特别是美国的海外扩张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内部矛盾之时。他们的呼吁转化为系统性政策则一直等到了“罗斯福新政”。而有意思的是,作为总统的罗斯福和他同样旨在约束资本的新政,一开始也遭受了顽强的狙击:杜邦、通用汽车和其他公司支持反罗斯福的自由游说者,反对新经济政策。反对社会保障。许多经理憎恨罗斯福。他们认为,他把共产主义带到美国,并且把他的名字改为斯大林?Delano?罗斯福。在1935 年,为阻止一项限制企业权力的法案通过,一些资本家联合起来向国会发了25 万封信和电报,并组织一项流言活动,说罗斯福是疯子。但也是因为他们的不懈努力,创造了美国史上的“进步时代”,成就了世界史上的“美国世纪”。

  史学家罗杰斯记录了这段历史。他还这样告诫我们,美国的案例不仅不特殊,反而是“经受同样的社会和经济危机磨难的最大国家群体的一部分”。就中国而言,美国有识之士“在全球工业资本主义第一个伟大时代中范围广泛的、常常让人沮丧的努力和满世界寻找社会改革措施的故事”,正好可以为我们提供些许经验和教训。

  有学者认为,21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即不偏向任何利益集团,而把中心关切指向经济增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是,这里想指出的是,把中心关切指向经济增长的政府,必然是“亲资本”政府。从一般理论看,与农业时代劳动力是最重要生产要素不同的是,现代工商业经济增长更多依靠于资本投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拉动,人均拥有的资本量甚至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一地发展速度。而要使资本要素拥有者多投资,必须给其以更高的激励,这势必会压低其他要素收入。所以,如果政府将重心放在“经济增长最快化”,会造成各级政府本能地“亲近资本”,给资本要素所有者以“超国民待遇”。从现实层面上也是如此:很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由于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增长率上进行竞争,导致了“招商引资”大战。最后,导致政府职能异化:从省长、市长到县长、乡长,都成了“董事长”。进入21 世纪以来,当房地产成为经济增长支柱性产业,当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最方便快捷的“钱袋子”时,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一起,自然而然结成了“神圣同盟”。政府“亲资本”倾向更是有新发展:各地发生的强拆,就是权力为资本开道的赤祼祼行径!一位改革型官员仇和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政府应该做好投资家的帮办!这非常生动地表达了1990 年代中期以来,各级政府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亲资本”的政府,必然会一定程度上忽视劳动者利益及全社会平衡。曾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某外资企业长期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中方劳工工资上限,引发劳工不满并采取罢工行为。在外企答应提高劳工待遇情况下,地方政府出面干预,认为这家外企单方提高职工待遇行为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可能因劳工工资标准普遍提高抬高企业成本,“恶化”投资环境。应该说,我国劳动力工资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近些年一直下降,与此有很大关系。“亲资本”还导致少数政府官员与资本要素所有者之间相互“利益输送”。因为政府官员在用“看得见的手”推动“看不见的手”,用公权利去吸引与撬动资本,因此,腐败的发生当然也就无可避免。这也再度恶化了社会公平。

  因此,中国当下要想从治本意义上解决分配公平性问题,也必须有一场旨在约束资本的社会保护运动。
  几千年来,历代中国政府一直是重农抑商政策,限制了资本的扩张;但由于允许土地买卖与自由抵押,土地资本化导致周期性土地集中和失地农民激增,贫富分化的结果是周期性王朝更替。进入近代以来,资本与市场借着西方船坚炮利进入中国。但即使如此,在资本与市场扩张其实很有限度、但却已造成流弊满地的民国早期,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今天我们是共产党人执政,仍然在坚守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在少数暴富人群为所欲为、却无耻地通过操纵公共议题把持着“公正”这一道德制高点、社会公平已恶化到动摇根基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及时提出“约束资本”主张,实施抑制资本的政策,仍然把分配公平性问题当作局部与表层问题,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手法,我们真有可能面临被“革命”的危险。

  突破口却仍然在于通过政府职能转变拉开政府与资本之间距离。
  我们都知道,在经过“进步时代”之后,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发达国家,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分一般应该是:政府目标函数是全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效率问题主要由市场有秩序运作来保证。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大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与市场体制改革中必须积极作为,这决定了我国各级政府角色必然有区别于发达国家政府定位。但即使如此,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迅速增加,政府必须要转变职能重点。即职能重点不应该再是直接抓“GDP 增长最快化”,而应该是抓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在社会管理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协调全社会利益关系又是当前优先考虑;在公共服务中,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基本服务均等化是优先目标。只有政府把职能重点转变了,GDP 不是优先关切,资本自然也就不再享有特权;而政府常态工作不再是“招商引资”,权力与资本相互利益输送的管道与机会就会大大减少。这都有利于全社会收入分配良序形成,能极大程度促进社会公平。

五、余论:呼唤新一轮思想解放

  中国是一个重“说法”的民族。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是事不成”。我们都知道,35 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就是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为思想准备的。35 年后,改革进程中分配性冲突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但却遭遇重重阻力。在集中了社会上最优秀精英的官僚面前,操作上的事反而在其次,而思想上的清醒则更为重要。否则,不仅于问题无解,甚至可能南辕北辙。
  这种危险甚至已经近在眼前。比如,仅就当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而言,进步时代的美国学者,在千方百计说服政府用权力套上资本这匹野马;而在今天的中国学界尤其是经济学圈内,批评资本与企业家,与为政府合理行为辩护,已经被认为是一个可能危及到“饭碗”的高危行为;而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家仍然坚持认为,市场化不够,政府管得过多。包括波兰尼批评过的劳动力与土地市场化,被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远远不够”。政府掌握着用以进行再分配的资源及政策,都受到来自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而他们丝毫不顾及他们的老师萨缪尔森在标准版教科书中都赫然写着【22】:“从19 世纪90 年代开始,美国就逐渐离开了过去的信条‘统治最少的政府是统治最好的政府’。”

  所以,要发起社会保护运动的前提,也可能是需要一场类似当年真理标准大讨论那样的思想再解放。有意思的是,美国“进步时代”也是一个由平等主义思想启蒙推动的进步时代。这一点,在著名计量史学专家、诺奖得主福格尔著作《第四次大觉醒与平等主义的未来》中得到确认和描述。23福格尔在书中首先再度复原了当时一些统计数据:关于人口平等、身高、体重、发病率与预期寿命等指标。通过这些指标分析,福格尔得出如下结论:“总体上看,19 世纪的资本主义,使得欧洲和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出现了绝对恶化。在20 世纪开头的十年里,连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的恶化表示了担忧。”

  福格尔认为,政府与社会对贫困的无视,是与早期基督教文化相关的。这种文化宣扬一种宿命论,认为贫困是对个人堕落的一种救赎,因此个人应该对个人行为负责任。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和越来越激烈的社会冲突,使得从19 世纪中叶开始,美国的宗教复兴推动平等主义思想启蒙,即历史学家所谓的“第二次大觉醒”。在“第二次觉醒”运动中,宗教人士仍然强调个人对个人的贫困负责,即“贫困仍然是罪恶的代价”;但另一方面也认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对罪恶的外在和内在斗争来得到上帝的恩典”,只不过由于机会的不平等,“剥夺了一部分人诸如奴隶与被歧视的黑人直接与上帝面对面的权利”。而通过社会与政治改革,给一切人创造平等的机会,实际上可以使个人对个人更好地负起责任,并实现“个人直接面对上帝”。这就是倡导“机会平等”的思想来源。

  但是,当历史进入到 19 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后,随着资本主义大发展,“机会平等”原则也不适用了。“刚刚进入卡内基钢铁公司工作的工人再也无法期待通过努力劳动来创建自己的钢铁了”。“更有甚者,这些新出现的大公司还利用大量移民潮带来的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机会,尽量削减工人的工资。它们还动用私人警察和联邦军队来驱散工人为抵制工资下降而举行的罢工。”而这时,因为处女地早已开发完毕,地价变得昂贵,“城市里的工人再也不能够轻易地通过逃往农村来回避悲惨的现实了。”也就是说,“个人无法有效地向大公司提出挑战。”因此,福格尔得出结论说,“无论对工人还是对改革者来说,机会平等似乎都只是一句空话了”。

  在此背景下,美国由平等主义引领的“第三次觉醒”运动中“出现了一种新的道德伦理,其标准是条件平等而不是机会平等”。这次浪潮一开始是反思贫困化与社会制度之间关系,“不再认为贫困化是上帝对个人罪恶的报复,而是社会制度不合理的产物”;进而发展到“对大公司和资产阶级的腐败展开攻击,主张劳工权利,开展民权和女权运动”。在引领“第三次觉醒”的“社会福音派”领袖们看来,“必须改变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理论”,“不应该把贫穷看成是个人的失败,而应该看成是社会的失败。它不应该把邪恶看成是个人的犯罪,而应该看成是社会的犯罪。”正因此,“社会与国家应该担负起消除贫困的责任,而不是强调通过个人努力来追求平等:因为实际上个人再如何努力,在改变其命运中发挥不了多少作用”。正是由强调“个人对个人负责”的观念向“社会对个人负责”的观点的转变,推动了美国社会由强调“机会平等”向强调“条件平等”、以及由强调一般社会与政治改革向强调“政府再分配功能”的转变。而这其中,工会运动与罗斯福新政为标志的政治运动是“社会福音运动中两股最重要的力量”。因此,在福格尔看来,“进步时代”实际上是带思想启蒙性质的“社会福音运动,成功地将政府转变成了贯彻平等主义改革方案的工具”的一种结果。

  有意思的是,把贫困当作个人的事,把贫困的人群归为市场竞争失 败者,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的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甚至部分政界高官,都有很大的市场。足见新一轮思想解放的重要性。

  不过,与 35 年前的思想解放相比较,这一轮思想解放应该有自己的特色。35 年前,因为得益于毛泽东时代几乎剪除了一切利益集团,改革的最大阻碍其实来自于传统教条式马克思主义观念,因此,改革以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头。而后来起更实质性作用的,就是生活普遍较贫困的百姓,在改革伊始就尝到了生活改善的甜头。于是,具体实践压倒了抽象的主义,新利益很快就压倒了旧观念,改革闸门打开,洪流一泄千里。35 年后的今天,对收入分配这项事关中国未来的大改革,阻碍最大的已不是旧观念,而是既得利益集团——这恰与35 年前相反。因此,这轮思想解放,也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必须高树公平正义这杆社会主义旗帜,以观念凝聚共识,以主义的旗帜汇聚力量,去压倒特殊利益集团,去拆散旧既得利益格局。
  当然,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且充满争议与歧路的论题。但要想突破困局,我们必须破题。

  注释:
  1以下数据来源均见于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
  2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主任王萍萍:〈关于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测算的几个问题〉,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fx/grgd/t20130201_402871278.htm)。
  3 比如,当天经济学家许小年发表微博评论说:记者来电,要我评论今天发布的宏观经济数据。假数真评,我有病?(见http://weibo.com/xuxiaonian?topnav=1&wvr=5&topsug=1)
  4 参见卢周来:〈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状况评价〉,《开放时代》2009年第8 期。
  5 参见[英]戴维?米勒:《社会正义原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
  6 参见[美]约翰?罗默尔:〈市场经济下取得平等前景的思考〉,《比较》第25 辑,中信出版社2006 年。
  7 参见〈中国富豪的财富地图〉,《了望》周刊2010 年2 月15 日。
  8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09 年,第219 页。
  9〈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人民日报》2012 年12 月12 日。
  10 参见[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以及《权力与繁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11 参见 G. M. Grossman, E. Helpman, Special Interest Politics (Cambridge, MA: The MITPress), 2001。
  12 Acemoglu, D. and J. A. Robinson (1996), 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
  Democracy,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anuscript. October.
  13 罗宾汉是英格兰传说中劫富济贫的英雄。所谓罗宾汉悖论,本意指:“越需要英雄好汉出来主持公道的地方,英雄好汉越不会出现。”林德特在研究中使用这一词汇描述这样一种现象:“越平等的国家,反而再分配功能越强;越不平等的地方,反而不会发生再分配。”(参见Lindert, P. H. (1996), What Limits Social Spending?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3:1-36)
  14 可参见高梁:〈英国铁路私有化改革失败的启示〉(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
  /jingjixueren/20060602/08312618767.shtml)。
  15 参见[日]大前研一:《M 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信出版社2010 年。
  16 参见[美]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27、44 页。
  17 参见世界银行:《2004 年发展报告:让服务惠及穷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年,第198 页。
  18 参见[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19 参阅[美]丹尼尔?T?罗杰斯:《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 年。
  20 [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4 版),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 年,第550 页。
  21 参见姚洋等:〈中性政府:对转型期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解释〉,《经济评论》2009 年第3 期。
  22 [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550 页。
  23 参见[美]罗伯特?威廉?福格尔:《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发件人:Yi Li<dr.liyi@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保存所有收件人 时 间:2013年08月04日 09:00 (星期日)当今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

当今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

2013年6月13日在山东大学的社会学演说

李毅

2013-07-17

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2010.cass.cn/news/723808.htm

    李毅。旅美社会学家。中国西北大学78级文学学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修满研究生学分,美国密苏里大学(MU)社会学硕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IC)社会学博士。理论研究方向为唯物史观、世界体系论、社会发展大战略。方法论研究方向为定性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比较社会学。学科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学、国际社会学、发展社会学、分层社会学。主要英文著作为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美国大学出版社) 2005年出版的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90年第489号课题负责人,主编研究生教材《马克思社会思想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著有《社会学概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中国教育部科研项目【2008】890号“国际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课题负责人。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来山东大学分享一些研究结果。向林聚任先生致敬。山东大学社会学是中国华东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林聚任先生是今日山东大学社会学的统帅。向林大帅致敬。今日 中国社会学,成就辉煌,吃水不忘挖井人,专此向领导新时期中国社会学的费孝通先生、陆学艺先生、李培林先生致敬。李培林先生就是我们山东大学的杰出校友。
  很荣幸再次来到山东。八六年上过泰山,拜过曲阜,在青岛住过一个月。这几天上了孟良崮、英雄山、千佛山,看了黄河、大明湖、趵突泉,看了山东博物馆。不由得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是 秦国统一天下,而不是齐国统一天下?(此处略去五分钟。)
  (不念)二十年来,对新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发展演变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理论研究上,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认识逐步深化,由1979年之 前只有阶级分析,发展到否定阶级分析、只有阶层分析,直到近年来又否定了对阶级分析的否定(仇立平,2006;仇立平,2007;冯仕政,2008),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并重。在实证研究上 ,更是硕果累累(李拓,2002;陆学艺,2002;郑杭生,2004;李培林,2004;邱泽奇,2004;吴波,2004;李春玲,2005;扬继绳,2006;朱光磊,2007,李毅,2008;李强,2010;梁晓 声,2011),对新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发展演变,或从阶级分析角度,或从阶层分析角度,或从两者结合的角度,做了多方位的描述性研究和分析性研究,珠联璧合,蔚为壮观。
  (不念)瑕不掩瑜,美中不足的是,在众多实证研究中,很少有反映中国社会结构分层全貌的数字化模式。仅有的两、三个数字化模式,只反映近期某个时刻的静态的状况,没有反映历史的 沿革,不能直观把握新中国六十多年社会分层结构发展演变的宏观大趋势。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社会结构与发展演变,最后都可以落实到数字化模式上面。在数字化模式面前,理论观点更 容易深化,实证研究更容易检验。
  今天简要介绍一下中国社会分层的李毅模式。拙著《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中译本(2008,《社会学概论》(2011),山东大学图书馆都有。有的网站,把这两本书的影印本在网上传 播。今天讲座使用的课件,已经传给了诸位。所以,我今天可以提纲携领,少说几句,多留一些时间,听取诸位研究生和教授的批判指正。
  在讲正题之前,我们先看一下2011年世界列强生产总值的排列情况,大体上,再有十年左右时间,中国总值就要超过美国,重回世界第一。总的说来,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中国世界第一的历 史。从1865年到2025年,这160年,中国不是世界第一的历史,只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短暂插曲。

一、中国社会分层 1949年前

  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可以研究,今天不谈。夏商是不是奴隶社会,可以研究,夏商社会分层,今天不谈。西周是封建社会,西周社会分层,今天不谈。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解体, 春秋战国社会分层,今天不谈。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的社会分层,可以写五本书,就指望在座诸位研究生了。

  从秦朝到清朝的中国社会,不是封建社会。中国比欧洲提前近两千年结束了封建社会,这是中国领先世界近两千年的重要原因。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那是个什么社会?中国学术界的研 究还很不充分。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的社会分层,可以写八本书,就指望在座诸位研究生了。

  从秦到清社会分层的大体状况,是个金字塔形,根据《剑桥中国史》英文版13卷30页,拙著有一个图示2-1,是个金字塔。皇室,官员,有功名的人,地主,商人,考生,等,构成上层统治阶 级,约占人口5%。农民,手工业者,小生意人,构成下层被统治阶级,约占人口95%。当官的,有了钱,可以买地,变为地主。大商人,攒了钱,可以买地,变为地主。官员、地主、商人,可 以努力培养下一代参加科举,争取当官,或者花钱买个功名。这样,统治阶级的三大块就连为一气了。但是,也有富不过三代的现象,下层阶级,通过改朝换代,通过科举,通过做生意攒钱 ,通过买地,也有一点点可能性,向上社会流动,进入上层阶级。这种极为有限的开放性、流动性,是从秦到清中国社会分层制度的先进性的突出体现,是亮点,是中国社会领先世界近两千 年的重要原因。

  注: 1. 皇室,官员,有功名的人,地主,大商人,考生,共占人口5%。2. 农民,手工业者,小生意人,共占人口95%。
  来源: 《剑桥中国史(英文版)》第13卷第30页

  从1840年到1949年,下层阶级变化不大。农民阶级,手工业者,没有什么变化。新出现了一个现代工人阶级,但非常弱小,到1949年,中国工人阶级才300多万人。五亿中国人中,300万工人 ,人数少得难以想象,而且,多数工人是女工和童工,多数工人集中在缫丝业和面粉业这两个行业。

  表2-7 中华民国公务员制度
  来源:The Chinese Yearbook,1935-1936

  上层阶级变化很大。除了西方列强操控中国之外,新的上层阶级由军事领袖、新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地主、国家技术官员(technical bureaucrats)组成,拙著对这五个部分都有所分析 ,为了填补空白,特别着重分析了1949年之前的中国干部制度。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分层,就是从这样一个结构上发展演变的。

二、中国社会分层 1949-1959

  我以为,建国六十年,前三十年,后三十年,都有辉煌成就,都有严重错误。前三十年,成就比后三十年大,错误也比后三十年大。后三十年,错误比前三十年小,成就也比前三十年小 。右派认为,前三十年没有成就,或者成就很小。这是不对的。左派认为,后三十年没有成就,或者成就很小,这也是不对的。右派认为,前三十年错误太大,应该否定前三十年,这是不对 的。左派认为,后三十年错误太大,应该否定后三十年,这也是不对的。
  从1949年到1976年,可以称为毛泽东时代。最近,《光明日报》发表了军委习近平主席13年1月5日的讲话,说否定毛泽东就会天下大乱。去年,中共十八大报告,再一次评价了毛泽东时代, 原文如下:“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 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 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这里面,“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这句话,从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角度讲,是真实的。
  (注:1956年之前有一个人数不多的民族资产阶级。大跃进期间,该阶级被赎买,愿意工作的融入了干部阶级。中国官方统计年鉴没有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数据。)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新中国形成了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干部三大块的社会分层结构,见图3-3。通过土改,消灭了存在两千多年的地主阶级。美日欧主流学术界,对中国的土改,基本上是肯 定了。但近年来,中国有些学者,开始否定土改。从发展社会学的角度,土改对于建立现代化工业强国是必不可少的,是不可或缺的。关于土改的情况,参见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 (2005)。有关国际比较研究,参见谭崇台《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2008)。通过公私合营,用赎买的方式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 头痛哭。现在看来,把私有的饭馆、澡堂、理发店、小作坊,统统消灭,对社会经济发展不利。

  表3-1 1956年体制的结构

  总的说来,这个新的社会分层结构,“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调动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兵的积极性,为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抗美援朝、建立完整工业体系、两 弹一星、对印反击、三线建设、大庆会战成昆铁路红旗渠、援越抗美、联合反霸、支援第三世界、美苏中大三角、把中国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但毛泽东对这个新的结构也多有不满。比如高考。1905年中国取消科举。1952到1955年,中国以高考的名义恢复了科举。是谁决定搞的,我到现在也没有查到。毛泽东,似乎不知道实行高考 这件事。推测一下,可能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参与决策的。后面要提到,对高考不满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再比如工资,表3-1,和表2-7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新中 国的工资差距,比中华民国还要大。毛泽东当然很不高兴,这后来也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
  1958年隔离城乡的户口制度的建立,就我现在能找到的资料,没有发现毛泽东知道这件事情。根据现有文献推测一下,除了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可能也参与了决策。下面可以看到,文革 中,毛泽东的知青上山下乡、五七干校,都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特别是城乡差别。

三、中国社会分层 1959-1979

  在这二十年里,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及其变化,见图4-3。干部、工人、农民的三大块结构,毫无变化。要说有变化,就是工人的比例缓慢增长。十年文革,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从 图4-3看来,十分有限。为什么?回顾一下文革的有关政策,就清楚了。
  文革取消了高考,代之以工农兵大学生,或称工农兵学员。五十年代用高考方式恢复科举后,1957年,全国大学生中,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占80%,毛泽东极为不满。1966年,作为文 化大革命的开端,一项重大政策就是取消高考。1972年,大学恢复招生,用推荐的方式,从工农兵中推荐大学生。从1972到1976年,一共有82万工农兵大学生。现在中央和省部级领导人中, 都有一些工农兵学员,包括军委习近平主席。从后面的表7-1,我们可以看到,1964年,1982年,1990年,大陆大专以上人口的比例是0.4%,0.6%,1.4%。也就是说,取消高考只对不到1%的中 国人口产生了直接影响。

  注: 1962到1977年,农民工的数量在二千万上下。但是,中国所有统计仅从1978年开始统计农民工。

  文革十年,82万工农兵学员和41万转业干部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445万工人以工代干,几百万农民以农代干。邓小平结束文革后,以农代干的农民干部全部清退回家做农民。以 工代干的工人干部,清退了100万,其他人通过“五大”毕业生的方式,或其他方式,最终成为正式国家干部。中国当时有七亿多人,以工代干、以农代干加起来不到1000万人,影响有限。

   文革十年,有约8000万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去农村当农民。其中,近6000万,本来就是农民,称为回乡知青。有2000多万城里的初中、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平均当了六年农民,然后绝大 多数又回到城里。上山下乡问题,十几年来,美国学术界,中国学术界,都有激烈争论。一派认为,知青下乡,是黑暗岁月,不堪回首。另一派认为,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利有弊,相当 一部分知青得到了难得的锻炼。争论双方有时候很动感情。现在,军委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等一大批国家和省部级领导人都是知青出身。我观察,这些知青出身的人,很少有全盘否定自 己知青岁月的。当时中国有七、八亿人口, 2000多万城市知青的下乡与返城,对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无论怎么强调,都十分有限。如果说,在这二十年中,文革等事件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 影响有限,那么,什么事情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有重大影响呢?

  我个人认为,是三线建设。在这二十年时间里,中国大体上处于准战争状态。1964年4月25日,总参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中,描述了美国或苏联先发制人、突然袭击中国沿海大中城市的严重后 果。当时中国50%的民用工业和52%的军事工业集中在14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里,没有可靠的防空能力。敌人将在战争初期瘫痪中国主要铁路、桥梁、港口,没有一座大水坝能免于决口。经 过四个月的斟酌,在美国发动东京湾事件的第二天,毛泽东最终决策开始三线建设。在一线地区,停止一切新项目的建设,停建工厂、研究机构、大学,更不要说城市建设。一线、二线地区的所有 独生子,也就是重要的工厂、研究所、大学,迁往三线地区,而且要分散,要靠近山区,甚至直接建在大型山洞中,山,散,洞。从1965年到1985年,为了备战,中国国定资产投资的重点,从一线地区转 向了三线地区。在这二十年时间里,为了备战,中国基本上停止了城市化建设,停建三峡这样的大型水库。城市化建设的停滞,又直接延缓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因为备战和三线建设,农村城市 化、农民工人化的过程,在1985年前,十分缓慢。1840年之后,中国屡遭侵略,百年国耻。为了避免国家民族再遭涂炭,必须进行三钱建设,为此不得不付出延缓农村城市化、农民工人化的巨大牺 牲。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四、中国社会分层 1979—1993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分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见图5-3。首先,非农劳动人口,从1979年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到1993年接近总数的一半,这是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大进步,这是辉煌的成就 。第二,农民工从两千多万发展到一亿多人,在人数上超过了城市工人,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第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重生了。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智慧、勇气、魄力。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国际形势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中国、苏联援越抗美,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国力大幅度衰退,1971年中 国重返联合国常任理事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 1976年美国败走越南。1979年苏联侵略阿富汗,中、美、巴基斯坦援阿抗苏,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难以自拔。因此, 1985年邓小平判断,在 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不会面临战争,决定改变中华民族1840年以后不断准备应对外来大规模入侵的基本国策导向,把中国国策的重点,从备战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停止三线建设,加快工业 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1991年苏联解体,更坚定了中国一心一意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的战略决心。后来又提出二十世纪头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些争论。

五、中国社会分层 1993—2011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更加巨大的变化, 见图6-3,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但也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问题。首先,辉煌的成就,突出表现在,非农劳动人口,从1993年的大约一 半,2011年增加到五分之四;换句话说,农业劳动力从大约一半,下降到五分之一。这是中国历史、亚洲历史、世界历史辉煌的一页。
  第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数量和力量都有飞速的发展。这个问题后面专门谈。第三,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国有企业建国以来第一次整体亏损。中央决定抓大放小。在短短几年时间里, 中国国有企业工人从8000多万,下降到2000多万。这件事情现在已经过去了,只是有些文艺作品还有反映,比如电影《钢的琴》。还有,前几天,一个下岗工人,对社会不满,和一个公共汽车 的全体乘客,同归于尽了,只是一个偶发事件。第四,在4000万干部队伍之外,因为高等教育的爆炸性发展,准干部的数量大幅度增长,2011年达到8000万。

  第五,最严重的问题是,由于隔离城乡的现行户口制度,这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癌症,始终没有割除,在中国非农劳动力已经达到四分之三的情况下,中国城市化的比例,如果不骗人的话,只有35% 。这个问题后面专门谈。第六,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不断发展。第七,正如孙立平先生等人提出和强调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固化,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比如高考 越来越不公平。有钱、有权、有势的人,如果占有多数资源,使无钱、无权、无势的人,很难向上流动,必然不能长久,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六、中国社会分层 1952—2011

    新中国六十多年社会分层的全景图画,见图8-1,见图示8-1。图8-1是图3-3、图4-3、图5-3、图6-3的总和。2011年,中国社会分层的大体结构是:4000万干部和8000万准干部,2000万资产阶级,构成上层社会;下面是47000万工人,包括三个阶层,25000万农民工、2600万国有工人和600万集体工人、18600万其他城市工人;在这下面是15000万农民。有些数据,有待修正。但误差不会很大,基本结构,不会改变。下面让我们简单看一看各个阶级阶层。

七.干部与准干部

    关于中国的4000万干部,有两个详细、准确的数据资料:1.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年。 2.谭浩、赵超:“新中国成立60年来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综述”, 2009年,中国中央政府网。
从1998年之后,中国干部总数保持在4000万。2007年底,包括机关干部689万,国有事业单位干部2313万,国有企业干部942万。正如中国人所熟知,干部可以分为省军级、地师级、县团级、乡镇(科、营)级、股(连)级,一般干部。在理论上,4000万干部都可以套用相近的级别,包括各级国有宗教工作者。

    1993年之前,本科以上毕业生,和大多数大专以上毕业生,毕业后自动成为国家干部。1993年之后,随着高等教育的爆炸性发展,越来越少的大学毕业生成为国家干部,多数人自谋职业,但国家对这些人有礼遇。在全中国,多数劳动者在劳务市场中找工作。而大专以上毕业的人员在全国各级人才市场找工作,并享有一些劳动市场的人所没有的待遇。因此,我将这些,没有成为国家干部的、在非公部门工作的、或在国有部门非正式工作的、大专以上毕业人员,称为“准干部”。国家各级人事部门采用一些管理干部的方法管理准干部,比如档案,比如评职称。我发现,近年来,也有大陆学者开始使用“准干部”这个概念。2011年,中国大陆准干部已经有8000多万人。

    下面要谈到,我认为,未来中国中产阶级将主要来自于这个准干部阶层的发展壮大。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大学生多了,而是因为中国现行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不是自主创新的模式,而是研发两头在外的加工工业模式。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难于跨过“中等发达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中产阶级难以诞生。

    拙著对中国干部作了全面、细致的分析。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伟大成就,各级领导干部功不可没,全体干部功不可没。六十多年来,干部的收入、声望、社会经济地位,整体而言,始终高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只是最近一、二十年来,部分干部的收入和声望,被部分资产阶级成员超过。
    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中国至今没有实行公开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下面就要谈到,一、二十年来,由于权钱交易迅速发展,一部分干部与一部分资产阶级成员已经合二而一了。

八.中国资产阶级

    美国学术界,中国学术界,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都很有成就。只要有市场经济,就会出产生资产阶级。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就,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成就。中国生产总值中,中国资产阶级到底占多少?或者说,中国GDP中,非公部门占多少?美国和中国的多数研究者认为,四分之三到五分之四。我认为,在五分之四以上。近年来,我在珠三角访谈过十几个民营企业家。

    美日欧资产阶级,特别是美国资产阶级,与中国资产阶级,有重大的区别。美国的高速计算机、装备制造业、战斗机、核潜艇、洲际导弹、航母、坦克,美国绝大部分先进的东西,是美国资本家研究、开发、生产出来,卖给美国政府和美国军队使用的。拙著中,对今日中国资产阶级的性质,有一段话,全文如下:

    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资产阶级只会继续成为上层阶级的一部分,而不会成为国家领导集团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中央和省部一级。中国资产阶级还将不得不依附于国家。这不仅是由中国的政治经济所决定的,更是由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简单说来,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影响远大于其他任何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非公经济将继续主要集中在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由今日世界体系的本质和美国的技术霸权所决定的。现在中国的非公有经济主要生产那些美国企业几十年以前就停止生产的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国有经济则从事着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这些产品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所不可或缺的、而美国决不会卖给中国的东西,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战斗机、航空母舰、核潜艇、先进的雷达、先进的通讯设备,以及更为重要的用来生产这些产品的机器制造业和高级材料制造业。只有公有部门有能力研究、开发、制造这些产品。这就是为什么公有部门现在还雇用着大部分教育精英,尽管非公经济产出中国GDP的3/4到4/5。只要美国不向中国出售、并禁止其他国家向中国出售这些高技术产品,中国就必须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公有经济。中国资产阶级在这些领域里基本上无能为力。(《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191-192页)

    二十多年来,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总的说来,一直比较好。个别情况下,出现问题,政府也从来不没收财产,而是采取赎买的办法。比如,山西私有煤炭工业,出现一些社会经济问题,中央出资数(三)千亿元人民币,全行业赎买。再比如,私有钢铁工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和突发事件(通钢事件),政府也是出资赎买。

    中国官方公布的中国资产阶级人数,见图8-3。这个人数,主要包括大陆雇工8人以上的城市资本家和农民资本家。拙著(第188页)特别分析了这个问题,认为这个数字大大偏低。有些人,在社会经济的急速发展中,碰巧自然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比如一些土地被天价收购的农民,一夜之间暴富。中国大陆资产阶级,至少还包括下面两个部分。第一,一、二十年来,一些干部收取了一部分金钱和资产,其数量大大高于工资收入,成为中国资产阶级一部分。第二,一些干部,公开或不公开地,参股一些企业。股息大大超过其工资收入。我上中小学的时候,高音大喇叭曾经播放毛泽东的一句语录:“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八十年代,我们以为,毛泽东一定是老糊涂了,说胡话。现在看来,何其惊心动魄。

    钱权交易,钱权结合,一些党员干部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怎么办?美日欧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没有看到有关讨论。中国学术界,有人提出,用除罪化的方法,或用大赦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采用剥离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简言之,有钱的官员、党员,可以退党,退出干部队伍,加入工商联,其代表人物,作为工商界代表的一部分,各级人大政协还可以安排。然后,实行严格的钱权分离、钱权隔离的制度。见拙著《社会学概论》(2011),第九章“政治社会学”,第二节“中国民主化的道路”,第二小节“官员财产申报与党员遗产限额”(第150—151页)。

九.中国工人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的迅速发展壮大,而非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当今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发展演变的主旋律。2011年,中国工人阶级增长到四亿七千多万人,47087万,见图8-2,包括2654万国有工人、603万集体工人、18552万城市非国国有工人、25278万农民工。

    当今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并不否认当今中国社会存在阶级,并不否认当今中国社会存在领导阶级,并不否认当今中国党派存在阶级基础,并不否认有的社会阶级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力军。中央军委习近平主席13年4月28日指出:“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阶级地位,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十几年来,江泽民,胡锦涛,每年五一节前后,都说过类似的话。中国学术界,有人认为,当今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不认为当今中国存在阶级,不愿意看到阶级这个词,这显然与事实有出入。

    国有工人,改革开放前,在某种意义上,是工人贵族,在广大农民之上,在人数很少的干部之下,一些工人的收入和声望,还高于一些层级低的干部。1988年起,短短几年时间,八千多万国有工人变为两千多万,很多人经历了下岗的过程,当时下岗的人,现在已经退休了。现在两千六百多万国有工人和三百多万集体工人,按照朱镕基总理引用的说法:银行投资保,两电加一草,石油加石化,扫地都不少。
一亿八千多万城市非国有工人,因为有城市户口,收入、社会经济地位,都高于农民工。一亿八千万这个数据,可能大大高于实际情况,应该减去一些未统计在内的资产阶级成员,还应该减去一些在人口普查种自己填报的大专以上人口。2011年,中国城镇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

    两亿六千万农民工,现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新的统计数据,见国家统计局《2012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13年5月27日刚刚发表,有关统计数据,全面,细致,真实。几年来,我在珠三角访谈过二百多个打工仔、打工妹。由于毫无道理的现行户口制度,两亿六千万农民工被排除在城市户口之外,无法正常融入非农城市生活。现在,中国新的领导集体,已经下决心要解决现行户口制度这个早就该解决、早就能解决的问题。几年来珠三角和全国各地持续发生、愈演愈烈的民工荒,再一次说明,解决户口问题的时机,早就成熟了。时不我待,只争朝夕。随着户口问题的解决,中国工人阶级这三个阶层,将融为一体,中国工人阶级将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为一个自为的阶级。

 十.中国农民阶级

    中国农民阶级的迅速衰亡,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伟大的成就。所谓社会现代化,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就是农民工人化、农村城市化。2011年,从事农业的中国农民,已经不到一亿五千万了。美国三亿多人,只有260万农民(农业工人),生产够四亿五千万人吃的农产品。中国,如果2600万农民不够,5200万农民应该足够了。我认为,多则二十年,少则十年,中国农民,可以从现在的不到一亿五,下降到五千万左右。我这样讲,不是异想天开。

    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这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个6977元,不是1.5亿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而是加入2.5亿农民工的收入后,整个8.97亿农村户口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13年4月初,我访谈了一位70岁的陕西关中平原农民大娘。丈夫几年前去世了。大儿子、大儿媳带着孩子出去打工。二儿子博士毕业,在大学当教师。家里就老太太一个人,有三亩七分地。国家补助一亩地150元。种子很便宜。雇人播种,每亩20元。雇人收割,每亩40元。三亩七分地的化肥,八、九百元。种地总成本,1500元以下,种地总收入,接近4000元。纯收入只有2500元。自己如果不种地,可以转包给别人种,别人给她每亩地200元转包费。自己不种地,转包费,加上国家补助,她每年收入1295元。到这里为止,她讲的话,对我没有任何新鲜的地方。但后面的话,非常重要。我问:转包你地的是什么人?她说:是一对五十多岁的农民夫妇。我问:他们现在种多少地?她说:四十多亩。

    这对种了四十多亩土地的五十多岁的农民夫妇,代表了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方向,三个代表。当然,不是说,所有土地,都要集约经营,部分小农户小土地经营,也可以共存。 如果中国新的领导集体,能够顺势解决早就应该解决、早就能够解决的隔离城乡的户口问题,能够合理扶植土地集约经营,中国农民的数量,必将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从一亿五,下降到五千万。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前途,必将一片光明。

十一、中国纳税人数2400万

    当今中国到底有多少富人?中国现在有近14亿人,13.8亿人。去年,中国千万富翁的数量,超过了美国,世界第一。一、二十年来,中国各种媒体,报道了无数中国富人的故事。这些,使得 一些中国社会科学家,一些中国社会学家,对中国富人的人数,产生了极大的错觉。这里,请大家关注一个极其重要的数据。为了避免有人说我断章取义,下面全文引用这个文献。

财政部:个税法修改后纳税人数减至约2400万

2011年06月30日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6月30日电 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建凡今日表示,个税法修改后,工薪收入者的纳税面经过调整,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这就意味着有约6000万人不需要缴纳个 人所得税,只剩下约2400万人继续缴税。

    30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有关方面负责人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法律的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王建凡指出,这次修改个税法将会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一,大幅度减轻中低收入纳税群体的负担。对中低收入者纳税负担的减轻是一个组合拳,一方面减除费用标准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以后,纳税人纳税负担普遍减轻,体现了国家对因 物价上涨等因素造成居民生活成本上升的一个补偿,工薪收入者的纳税面经过调整以后,由目前的约28%下降到约7.7%,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这就意味着经过这样的调整, 有约6000万人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只剩下约2400万人继续缴税。

    第二,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实行提高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和调整工薪所得税率结构变化联动,使一部分高收入者在抵消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得到的减税好处以后,适当地增 加了一些税负。
    第三,减轻了个体工商户和承包承租经营者的税收负担。年应纳税所得额6万以下的纳税人降幅最大,平均降幅约40%,最大的降幅是57%,有利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和承包承租经营者的发展 。
    第四,方便了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人纳税申报。这个调整的内容对纳税人有利。(据中国网文字直播整理)

    简言之,根据中国财政部税务司,2011年,中国月收入3500元以上的人数,只有2400万;(2000元以上的,只有8400万)。每当我拿出这个数据,就有人说,这个数据不可信,更有人说,中 国政府的统计数据都不可信。我这里做几点回应。第一,你凭什么认为这个数据不可信?中国中央政府和省市政府有必要隐瞒中国月收入3500元以上的人数吗?第二,2400万你不信,4800万 你信不信?7200万你信不信?第三,即使是7200万,中国富人的人数,是不是比你认定的还是要少得多?第四,根据中国社会分层的李毅模式,我假设,这个数据即使有所遗漏,目前也不会 超过4800万。

    我的这个假设,是有根据的,请看一个最新的数据:

新华日报:民企工资低是社会现状的一面镜子

2013年06月05日

     江苏省发布的2012年全省城镇就业人员工资统计公报显示,江苏城镇私营与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32069元、50639元,相差近一倍。(本报6月4日报道)

    江苏的情形,也是更多地方的缩影。根据大多数低于平均数的概率,私营单位这个平均年薪,对于私营单位大多数员工而言,其实也是高不可及。正因为如此,即使2013年被称为“最难 就业年”,民营企业依然被大学生们“嫌弃”。

    民企薪情差,不能简单地归为资本强势,劳动力弱势;更不能简单地归为“老板黑心”。事实上,民营企业,多在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利润薄,税负重。统计数据显示,中小企业 需要缴纳包括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流转税附加、印花税、契税等20多种税。如果把各种隐性的、显性的税加在一起,企业的平均税负在40%以上。税负如此,民企增薪酬、添福利的空 间还有多大?

    民企薪情差具有多重涵义,它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观测和评估社会现状的坐标,是对经济生态失衡的一个警示。或者换言之,是对加快分配制度改革以及加快改善市场环境,减轻民企税 费负担的深沉呼唤。

十二、今日中国没有中产阶级

    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没有证据显示存在一个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中产阶级。从社会学角度,中产阶级有两种定义。广义地讲,中产阶级就是在社会分层中位于中间位置的阶级。按照这个定义 ,图6-3显示,农民工是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狭义地讲,中产阶级特指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阶级。在发达国家,这个阶级,在工业社会阶段,是上层阶级的一部分。在工业社会末期和后工业 社会,这个阶级的人数逐渐赶上、并最终超过了工人阶级。所以他们成为上层阶级(资产阶级和上层管理人员)和下层阶级(蓝领工人阶级)中间的中产阶级。

    中国现在进入工业社会中期,还不可能有一个白领服务专业人士构成的中产阶级。当今中国,大部分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是干部和准干部。无论权力、财富、声望,都属于上层阶级。大部分 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创造了一些指标来定义中国存在一个中产阶级,最常见的一个变量是是否拥有私家车。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末,中国 大陆私人轿车保有量5308万辆。中国人口现在接近十四亿人,只有5308万辆民用轿车,很明显,拥有一辆私人轿车,在2012年末的中国,不是中产阶级的标志,而是上层阶级的标志。中国白 领服务业专业人士的人数必将赶上和超过蓝领工人阶级,从上层阶级的一部分变成中产阶级。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是未来中国。

    如前所述,我认为,现在8000万的准干部,是未来中国中产阶级的温床。再有二、三十年,当准干部有两、三亿人的时候,中国中产阶级就形成了。这不仅取决于每年新生500万到1000万的大 学毕业生。更重要的,取决于这些毕业生能否找到工作。只有把现行中国发展模式转变到自主创新为主的发展模式,才能给两、三亿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

十三、户口与中国社会分层

    现行户口制度造成城乡隔离、地区隔离、种族隔离,阻碍中国城市化,缩小了内需,使中国无法形成全国范围的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资金市场、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直接降低了中 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亟待废除。户口制度秦、汉就已确立,但直到到1949年,城乡并没有隔离,造成城乡隔离、二元社会的现行户口制度是个新生事物,其存在原因在三个不同历 史时期有所不同。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现行户口制度是为了实行统购统销,后来为了应付大跃进带来的饥荒。从1965到1985年,除上述原因外,更加上为应付大规模外敌入侵而准备打仗 和进行三线建设。在1985年以后,粮食问题解决了,外敌入侵的危险消除了,现行户口制度已经没有一丝一毫存在的必要,其实际结果是维护城市居民的特权,和为了保持想象中的由城乡隔 离、二元社会带来的城市社会稳定。

    户口制度造成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中国工业化。现在中国农业劳动力只有劳动力总数五分之一,中国农村户口居民却占人口总数近65%。目前中国实际城市化比例只有35%。现行户口制度使 中国城市化无缘无故落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四十个百分点。图7-1,国家统计局2000年之前的统计,是准确的,2000年之后的统计,是骗人的。正如陆学艺先生生前多次反复指出:“2000年, 国家统计局改变了统计指标,把农村进城人员中超过半年以上的,称为常住人口,也统计为城市人口,所以,城市化率这几年有较大的提高。”每忆及此,都不由得敬佩和怀念陆学艺先生。

    (不念)毛泽东时代,起码在干部与干部之间、工人与工人之间,全国基本实现了同工同酬。但是1985年以后,由于社会隔离封堵了竞争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地区差异迅速拉大。以上海和青 海为例。现在同样的工作在上海的工资可能比在青海高五到十倍,原因是人们在上海和青海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这种社会隔离制度才是造成目前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巨大地区收入差异 的根源。如果消灭社会隔离,东、中、西部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而不是发达程度的差距)将会自行消失,各地区的发展将会自动地变得更平衡更和谐。发达程度和收入差距并无直接关系。 比如,现在纽约市比阿拉巴马州要发达许多,但做同样的工作,在纽约市和阿拉巴马州之间并无巨大的收入差距,基本上同工同酬,因为人口是自由流动的。因而,美国任何地方的发展,自 然也带动整个美国的发展。中国同理,如果上海和青海的人口、商品、资金是自由流动的,上海和青海之间就会基本上同工同酬,上海的发展就会自然而然地带动青海的发展。这正是全国劳 务市场、全国商品市场、全国资金市场相结合的魔力所在。所谓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就是要建立这种三大市场相结合的魔力。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是要把许多地方性的社区融汇成一个全国性的社会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劳务市场要比无数个被省县制分割的地方性社区强有力得多。这是现代工业 社会、后工业社会比前工业社会有强大的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本来,工业化必然要求建立全国性的劳务市场。但是,社会隔离把中国的工业化按照省、市、县切成碎片。1985年以来 ,中国的工业化越发展,中国社会的条块分割就越严重。这种情况迫使各个省、市、县只关心有本地户口的人,只为有本地户口的人谋利益,把地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更不用说顾及其 他地区的利益了。

    实际上早在1992年,国务院就成立了由国办牵头、公安部等部门参加的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 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随后进行的改革并没有执行该 方案。当今世界,只有中国大陆和北朝鲜,继续实行不允许人口自由流动的户口制度。

    (不念)重庆已经率先开始大改革,从2010年开始推出两年300万人、十年1000万人的农民进城计划。重庆能做到的,中国所有省市都能做到。重庆的初步实践印证了我多年来的预测:如果开 放城市户口,不会出现农民蜂拥进城争当城里人的局面。三十年来,反对改革户口制度的主要理由,一向就是:如果取消城乡隔离,中国农民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盲目涌进中国城市,来了 就不走,中国城市都要变成贫民窟,天下就大乱了。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2009年之后一再上涨,还是出现了民工荒,可见消灭城乡隔离,不会是洪水猛兽,中国农民不是盲目的无头苍蝇 ,而是高度理智的经济人。不要说没有工作农民不来;就是有工作、工资太低,农民都不来。中国农民怎么会放弃冻不着、饿不着的宽敞农家不住,到城市来挤贫民窟呢?

    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新领导集体,已经明确提出,要把解决户口问题、消灭城乡隔离、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作为重要国策,尽快推进。详细的论述,见李克强就任总理前不久发表的“ 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一文,见《行政管理改革》2012年第11期。解决户口问题,实现中国人口自由流动、自由迁徙,必然推动中国社会经济更加快速、更加迅猛、 更加和谐地发展。

十四、教育与中国社会分层

    17大报告:“大力发展高中教育”。应该在普及全民健保之前,普及12年义务教育,普及高中教育。2020年普及高中教育,却不普及高中义务教育。不普及高中义务教育,高中教育怎么普及?

    高考不公平愈演愈烈。一定要尽快取消分省高考,一定要尽快恢复全国统一高考。高考取消文理分科。高中教育不分科。高考取消外语。完全可以、完全应该实行每年60万本科全额奖学金、十万硕士全额奖学金、五万博士全额奖学金,从全世界争夺人才。给中国人才造就从小学一年级到博士的直通车道。

十五、当今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左中右

    分析阶级阶层,必然要分析左中右。但为了和现实政治保持距离,我一直没有涉及。所幸,最近有人公布了相关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张明澍,出版了 《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民主》一书,2013年3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有关左中右的分析,见该书第47至49页。这本书由中国社科院的一个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扩展而来 ,并且追踪延续了1994年张明澍出版的《中国“政治人”》一书的研究内容。调查对象锁定在“18周岁以上的在城镇生活的公民”,并通过技术手段,保证受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指标,年龄 、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调查资料基本相同。

    《南方周末》问:对相同的问题,两次调查结果差异最大的是?

    张明澍答:这次有新的关注点:特别关注左中右划分。结果显示:右的比例低,左的比例高,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跟着主流媒体导向走,这三点很出乎我的意料。1988年的调查中,受调查对 象的西方化程度比现在明显高很多。当时刚改革开放,社会对西方的东西是一种拥抱的姿态。反观这次,我们发现:一些在知识阶层看来左的、脱离时代的观点,事实上在社会上有相当影响 力。按照调查数据,当今中国社会的左派占38.1%,中间派占51.5%,右派占8%。这让我感到意外。但你冷静地去观察你身边,不要只往知识分子里面套,到你自己的家乡去,到街头去,你会 发现这个比例是基本准确的。

    这里有三点可以指出。第一,这个对左中右的调查结果,与中国社会分层的李毅模式是完全符合的。广大工农兵,基本上是左派。第二,请读者特别注意,这个调查,只对18岁以上城市生活 的公民。完全可以假设,如果调查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中国公民,左派比例会更大,右派比例会更小。第三,这些右派,主要是哪些人呢?完全可以假设,主要在哪些5308万家庭轿车的 所有者中,主要在哪些2400多万月收入超过3500元的人群当中。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第一段话如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 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有人说,当今中国社会改革难以推动,是因为难以调动支持改革的力量。我不同意。如果你的改革,是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谋利益,怎么会没有人支持?谁敢反对?谁能阻挡?

    下午的题目是:中国梦的社会学图景。谢谢大家!请大家批评指正。

    正文请点击: http://wenku.baidu.com/view/4db28547312b3169a451a478.html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8月12日 11:27 (星期一)转发: 陈伯达之子:建政60年,中国经济体制回到1949年

建政60年,中国经济体制回到1949年

陈晓农博士(陈伯达之子)

2013-08-08

  主持人:我们今天请到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经济学系博士陈晓农先生来和我们分析一下。中共建政60年,中国经济体制回到1949年。

  陈博士:今年是中共建政60周年,通常人们把最近的30年叫做“改革开放以来”,一谈到经济建设成就,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但是,这样的谈法其实是很片面的,因为他还有前面的30年没有涉及到。其实从整体来看,这个60年分成两个阶段,能够非常清晰的划分出来:前30年主题是革命,后30年主题是改革。

  如果我们单看革命,革命的成就也很大: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计划经济,建立了人民公社,工业增长也不慢,也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等等等等。如果单看这后30年改革,成就也不小,建立了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了,经济增长也很快。但是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当你把前后两个30年搁在一块儿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

  很少有人谈,前30年的成就和后30年的成就是什么关系。要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悖论。改革的对象是什么呢?改革改的不是60年前的国民党时代的体制,改革改的正好是革命的成果,改的就是30年革命的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公有制。换句话讲,改革其实是对革命的否定。

  再进一步看,60年走下来的结果是中国在经济体制回到了原点,回到了1949年以前。今天中国讲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可是,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1949年以前中国什么体制?那时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那时候也对外开放了,那么为什么中国要用革命去把市场经济体制消灭了,花了30年时间,然后再花30年再把它从新建立起来?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就好比说:一个管家把主人的房子给拆了,拆完以后再花很大力气把它从新盖起来,这主人该赞扬他什么呢,赞扬他后来盖房子的努力,还是赞扬他拆房子的勇气。其实,后30年的改革不过是将功补过,补的是前30年革命的过。如果把这样放在一起来看,前30年、后30年合在一起,其实没什么成就啊!

  这些成就不都是把他切成两个30年以后,分别闭着眼睛谈的吗?如果把前后30年连贯起来一看就不对了,后30年改革开放,目的只不过是弥补前30年革命造成的祸害,或者说革命30年建立计划经济、公有制这条路是根本走错了。走错了以后,后30年改革开放才从新走回来,把中国经济再放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没有太大的成就。

就制度建设上,中国只不过是回到了原点,花60年时间折腾了几代人,中国执政党才明白,原来经济体制是不能胡折腾。毛泽东错了,陈云也错了,当然邓小平当年也是错的,因为他也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主要的一个得力干将。当时毛泽东说了,大跃进他是主帅,邓小平是副帅,那么今天如果追究大跃进的责任,邓小平难道不应该承担很大的罪责吗?

  主持人:提到这个前30年、后30年,它后30年等于回到原点。经济制度回到原点,但是我觉得掌握资本的这些人其实是完全是一个大调个。

  陈博士:讲到这里,要看到中国这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到底带来了什么?结论其实也很简单,它只是把原来的统治阶级推翻了,把原来这些流离在社会底层的一些个想造反的一些小文人,一些地痞,说得好听点是造反者,说得难听点就是一群土匪地痞,吸收到所谓革命的队伍中,成为革命的骨干,最后这批人掌了权力,取而代之成了新的统治阶级。

  现在是他们的子孙辈在中国统治着,在中国成为亿万富翁。所以,革命不过就是换一批人发财而已,这批新发财的人更糟糕!过去历史上的士绅阶级还有点所谓知书达礼,还有一点伦理。今天中国的统治阶级——共产党的精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文化层次比历史上历代的官僚还要差。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官僚队伍如此的吃喝嫖赌到现在这种程度。如果用“腐化”形容,那么今天中国共产党官僚的腐化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如果硬要讲中国模式,那么就是说中国模式一个重要特点是,他造就了一批红色贵族,一批腐化得登峰造极的红色贵族,这就是中国特色。我不相信全世界会很欣赏这样一个东西,会认为这套模式应该在世界各国推广。

  主持人:中共从前30年的革命到后30年的改革,经济制度上等于是走回到了原点,而财富却被腐化到登峰造极的红色贵族所掌握着。有这样一组数据迷惑了很多人,6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7倍,人均年收入超过了3000美元;财政收入增长约1000倍;外汇储备增长1万多倍,位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贸易比重达到7.9%。那么,这些数字是否至少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了呢?

  陈博士:我算了一笔帐,从1957年到2007年,中国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在世界上可以维持50年年平均增长10%,是个非常可观的记录。但是,我同时也算了一个帐,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农村7亿多人口,年平均生活消费支出,2007年是3000多块,1957年是70多块,年平均增长了3%。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经济增长了50年,年平均增长10%,占人口70%左右的农村人口,他们的年平均生活消费支出只增长3%。只相当于经济增长率的1/3。换句话讲,这个10%的增长,获益的不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老百姓。再进一步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需要进一步分析。刚才提到农民50年生活消费支出的能力,就是消费支出的水平,年平均增长3%,是个什么状态?有人说年平均增长3%也不错了,很高了。所以,你光从这个增长率本身是说不出好坏来的。

  所以,必须要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和谁比呢?很简单,和国际平均标准比。2005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贫困线是每人每天生活消费支出低于1.25美元,算是全球范围内的贫困线以下。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刚才讲到的2007年中国7亿多农民,平均年生活消费支出3000多块,平均每天是8块多人民币。按当年汇率算,一年折合1.16美元,也就是说刚才讲的连续50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10%的结果,是占人口70%以上的农村居民,他们的生活水平经过50年的增长,仍然在全球贫困线以下。

  做了这个比较,很快就会发现大问题。中国这个发展,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大家是希里湖涂的。只知道“发展”两个字,知道字面上的理解,发展就是增长,但发展是增长吗?我们从刚才举的这个例子,高增长50年,农民的生活水平仍然在全球贫困线以下,从这个事实说明:“发展”不等于“高增长”;“高增长”不等于“正常的发展”。换句话讲,发展是有良性的和非良性的。非良性的发展是越多越糟糕。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发展才是正常的发展,正当的发展呢?邓小平在中国讲了一句名言,当然全中国所有的官员从上到下都照抄不误,叫做“发展是硬道理”。我一直在一些讲话中说,邓小平讲错了,因为邓小平不懂什么叫“发展”。他连发展都不懂,还谈什么硬道理呢?

  其实,“发展”是有标准的,发展的好坏是有一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谁获益。在中国谈到发展的成就的时候,很多人常常用国家的概念——中国国家的实力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常常就混淆了一个东西,就是把国家机器和组成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国民给混在一块儿。似乎国家机器的能力增强,就是老百姓的利益增加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中国的问题恰恰就出在改革开放也好,经济增长也好,最后获得收益最大的是国家机器和国家机器里面保护的这些官僚集团,中国现在叫“特权阶层”,或者叫这个“官僚群体”。但是,他们获益不等于说中国的大部分国民获益,如果发展增长值被占人口百分之几的这么一小群官僚群体获益,那应该讲这个发展是失败的。

  首先,这个发展在中国是没有准确目标的,或者说政府心里很清楚他的目标就是让官员富起来,至于老百姓苦下去他是不管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官员变得越来越富,从发展中获得了绝大的好处,老百姓却得不到好处。当然,如果从一个正当性的角度来讲,发展要有正当性,那就是说只有当这种发展给70%、80%、90%的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稳稳当当,逐步提升的生活水准,这样的发展才算是有益于国家的,这个国家指的是全体国民而不是国家机器。

  如果按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展走上了歧途,这个歧途的标志,就是他只满足于一小撮权贵阶层的需要,而不去顾及大多数国民的需要。换句话讲,这个发展背离了社会公正,很多人认为社会公正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说说而已,需要说说,拿出来讲一下,讲完了也就拉倒了。还有人认为社会公正就是政府给贫困阶层发一点小钱,给一点施舍,救济之类的,然后就叫社会公正了。

  其实,社会公正复杂得多。社会公正首先指的是在一个社会里是不是不同社会群体拥有同等的政治社会权利。比方讲:选举的时候,普通人和官员是不是同样只有一票,普通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不会被官员剥夺。像这样的问题是社会公正的一个基本前提。中国的社会不公、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其实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经济权利上存在着社会不公,最后必然导致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不公。

  那么,这个社会不公模式下的这种经济畸形发展必然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中国有几亿劳动力,拚命生产却不消费,或者基本上不消费,省吃捡用过得苦哈哈。那问题就来了,这几亿劳动力拚命生产出来的东西,他们自己买不起,中国是那么大一个国家,十几亿人口,其中7、8亿是这样的状况。那个产品不知道要卖给谁,如果卖不出去,那么他的生产也就没有意义了,工厂就关门。

  所以在中国而言,通过全球化找到了一个出路——那就是这几亿人拚命的生产,但自己又不消费,然后想办法卖到国外去。卖到国外以后,获得了外汇,这个钱又被政府借到了这个发达国家。就是把外汇以外汇储备的形式存在了外国的银行,或者是把它变成了外国的国债。那么这样的话,相当于变相的把中国的老百姓创造的财富再借给外国人,特别是发达国家,然后请他们用从中国借的债来买中国的商品。

  当然这样中国的经济就增长起来了,但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会想到这样的经济增长能长期下去吗?其实不可能的。总有一天外汇储备积累到一个严重的程度,总有一天这个出口会出到再也卖不动的程度。那么,去年的经济危机正好就造成这一个转折点,从那一点开始,中国的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走上了一个瓶颈,再也走不下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共政府费了很大的力气想要通过房地产、政府的公共设施投资,这些投资拉动经济。

  同时,中共也面临一个叫做“内需不足”的困惑,那就是国内老百姓的消费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占整个经济比例日益下降。整个经济能靠百分之几的官员,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官员来消费带动吗?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一个官员再能喝酒,他一天也不能喝80斤、100斤酒,他再能胡吃海喝,一天也顶多吃掉几千块、上万块,他们仍然不能代表7、8亿人去消费。所以,中国的内需就拉不起来,因为这个经济结构是畸形的,是背离社会公正的,占大多数人口的老百姓没有消费能力。

    现在中国面临了一个困境,60年后,看起来中国好像是经济增长率也提高了,外汇储备也达到世界第一了,似乎是一个非常神气的状态。但是就在这神气状态的背后,你可看到他存在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经济病症。这些经济病症正好是中国这个畸形的背离社会公正的发展模式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征兆。这些征兆都是没有办法靠一些小政策能够轻而易举就扭转的。

  主持人:将来中国将面对的就是难以解决的这些问题,那也很显然现在很多国际上有的人还认为中国能够带领世界走出经济危机的低谷,也是一个幻想啦。

    陈博士:不光是幻想,那是无知。可以这么说,谁这么以为,谁就是无知者。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尽管这个世界很大,也有很多有名的人物,但是不排除他们当中无知者占相当大的部分。

  主持人:我觉得您刚才论说的现在这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很客观。但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也说了一种中国模式,您对这个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吗?

  陈博士:中国模式在中国国内被称做“中国模式”。在国外有那么一、两个认识上很糊涂的西方学者,把他称做“北京共识”。就是说现在中国已经创造出一个全世界应该模仿的一个共同的价值理念,当然中共政府是很喜欢这样的说法,中国的学者也是趋之若鹜。但很可惜,这个北京共识好像并没有在全世界媒体上真正得到多少反响,只是在中国的媒体上被中国少数御用学者在追捧。

    事实上,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这个:“畸形的背离社会公正的发展模式”。今天已经走到处在左右为难,进退两难的状态下。如果说他有什么特质,有什么中国模式的特点,那就是,早早晚晚他会进入今天这个状态。如果说过去这么多年来有那么多人看不到这个结果,一再盲目的吹捧,那只能说他们的眼界缺乏前瞻性,他们的思维过于狭宰。本来中国模式今天出现了这个结局,应该是十年前就看到。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 收件人:zdjun@263.net 时 间:2013年07月17日 08:33 (星期三) 推荐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新著《谁绑架了房地产:中国经济濒临衰退的前因后果》一书

2013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余治国 叶楚华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CEEM(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监测)显示,2013年第2季度的中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与第1季度末相比,下跌7.2%,全年累计下跌13.2%。与此同时,中国2013年第2季度出口增速较第1季度显著回落。海关总署的数据亦表明,6月份外贸增速同比下降2%,其中出口增速大降3.1%。进口增速降0.7%。这既有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预期的强化导致的国际短期资本即热钱大幅回流美国、大量虚假贸易退出的原因,也有美欧对中国展开贸易战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全球经济形势日趋严峻的原因,尤其是日本与欧元区经济正如我们过去所预测的仍然继续衰退。我们与欧盟、日本双边贸易出现下降,而对美国、东盟贸易则稳定增长。

    2013年7月10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指出:美联储将会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继续维持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目前通胀率仍维持在低位,当前总体失业率已降到7.6%,但是实际就业形势仍可能更严峻。美联储不会在失业率降到6.5%这一目标被触及时就立刻自动加息,而是可能会在通胀率仍然较低的背景下,把低利率尽可能多地维持一段时间。这或许与近日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不无关系。

    美国最重要的利益是美元的国家霸权地位。无论是弱势美元还是强势美元政策,都如我们在《世界金融五百年》一书中所分析的,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持美国利益而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的暂时性政策。在美元强势时,通过负债来汲取他国实物资源维持本国消费;在美元弱势时,通过全球通胀与资产泡沫来化解对他国的负债。美元太弱则丧失美元霸权,美元太强则导致美国经济衰退,因此需要根据情况采用弱势与强势相交替的政策。总而言之,种种政策无非是通过让他国实质性进贡来维持美国自身实力。

    中国近十年来的房地产泡沫膨胀显然与美联储多年的弱势美元政策有显著关系。而在漂亮的经济增长数据背后却是国家不可承受之重的生态与环境危机。如果仍然按照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最多不出20年,中国的生态环境与资源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以水资源为例。水利部今年公布的《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显示,目前中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有近2.3万条,而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5万多条。短短10来年时间,就消失了2.7万多条河流。而据2003年《中国水资源公报》的数据,中国700多条主要河流中,水质适于饮用的约占29%,水质适于游泳的约占30%,水质丧失了使用价值的约占25%。以黄河来看,黄河储存了中国2.4%的水资源,灌溉着全国15%的耕地,哺育着12%的中国人,而黄河水系中丧失使用价值的水质已占38.7%。

    而土地财政与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导致了国家财税体制的巨大的畸形扭曲。和我们在《谁绑架了房地产:中国经济濒临衰退的前因后果》一书的观点十分相似,著名经济学家华生教授曾多次指出,中国财政体制有三大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卖地财政问题。我国财政收入中相当大一块是非税收入,而非税收入并非长期持续的政府收入。而非税收入中最主要的则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不改革,只会造成少数人的暴富,而积累的金融风险将日益严重。其次是财政资源的歧视性分配,诸如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社会保障体系等领域的腐败性与特权行分配。这不仅未能缓解贫富差距的拉大,反而强化了财产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再次,中国税收体制的主要问题并非国家税负太重,而是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一是土地财政,二是以主要对劳动和消费大众征税的间接税为主,基本上没有对财产和资本征税的直接税。结果勤劳无法致富,而投机却可以暴富。

    从去年以来,美联储一再强调不再保持货币宽松政策,是美元强势政策到来的明显标志。但是,美元霸权的背后是美国强大军事实力。如果一蹴而就的采用强势美元政策必然无法维持美国现有的军事实力与政府开支。众所周知,美元与石油挂钩才是美元价值的保证基础。美国只有在中东继续其在埃及、利比亚的所为,造成更大的动荡,换而言之也就是搅乱伊朗之后,才可以吸引全球国际资本回流美国,从而保证美元霸权的地位。而这意味着国际资本必将大规模逃出中国,人民币汇率将立刻大幅贬值,中国经济未来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最可怕结局将会到来。即将推出的国债期货和存款保险制度可能都是在为这个最坏的阶段做准备。

    在伊朗仍然死不掉的情况下,伯南克最近的讲话宗旨就不难理解了。只要中东不乱,石油与美元逐渐脱钩,美元霸权自然崩塌,美国的军事霸权也必将成为纸老虎。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定进行,不仅巨量的M2得到了消化,而且前期留下的地方债务风险与金融风险,乃至于环境与生态危机都将逐一化解。到那时,中国梦或许真的会变成现实。

    总理在最近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正处于必须依靠经济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健康发展的阶段,统筹推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十分重要。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调结构能够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两者相辅相成……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在这样一个合理区间内,要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与此相适应,要形成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针对经济走势的不同情况,把调结构、促改革与稳增长、保就业或控通胀、防风险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采取的措施要一举多得,既稳增长又调结构,既利当前又利长远,避免经济大起大落。”

    显然这意味着华生教授所提出的第一个财政问题乃至我们将来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但是,我们在《谁绑架了房地产:中国经济濒临衰退的前因后果》一书中曾经谈到过,热钱是第一问题,就业则是第二问题,而就业与经济增长率密切相关。在当前与长远之间做个比较的话,就业率可能会成为第一选择。今年的夏季征兵工作与一些企业的强派招聘恐怕都与此有关。因此,房地产泡沫、土地财政与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经济增长率与就业率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才能循序渐进地进行。

    无论怎样,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与房地产泡沫的大规模膨胀是不太可能再次出现了,而财税改革、产业升级与人民币国际化才是我们的治本之策。危机,既有危险也有机遇。2013年是一个危机之年,也注定是一个在历史留下浓重一笔的不平凡之年。

 




 

16地方政府债务率超100% 9省会城市债务率超100%

----审计署将开查政府性债务 地方政府不会破产

京华时报

2013-07-29

    昨天,审计署官方网站宣布:“近日,根据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

    2011年,审计署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全面审计发现,截至2010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107174.91亿元,约有11.37%需要在今年年偿还,合计1.2万亿;2010年1384亿的中央代发地方债券,3年到期今年需要还本付息,合计1500亿。此外,地方政府通过信托机构融资的6500多亿元政信合作,也有一部分需要兑付。

16地方政府债务率超100%  9省会城市债务率超100%

    2012年至2013年审计署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抽查”结果也不容乐观。审计署2013年第24号审计结果公告透露了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012年有16个地区债务率超过100%。其中,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不仅如此,14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已逾期181.70亿元,其中2个省会城市本级逾期债务率超过10%,最高的为16.36%。

    审计署有关部门负责人曾坦言,目前我国存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增长较快,部分地区和行业债务风险凸显,债务偿还过度依赖土地收入,高速公路、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债务规模增长快、偿债压力大、借新还旧率高等问题。

“底特律破产”不会有中国版

   中国的地方城市政府会不会也出现破产?郝振平解释说,由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才会出现地方城市政府财政方面资不抵债后,中央政府不予援助,而任其破产的问题。他认为,国情不同,这种情况在我国应该不会出现。鉴于目前我国财政整体财力还是处于增长区间,而且财政收入总额巨大。即使地方政府资不抵债,甚至出现运转困难的问题,中央政府也绝不会袖手旁观,而肯定会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兜底方式救援相关地方政府的。

若输血地方债影响民生投入

    虽然地方政府破产的情景在我国应不会出现,但郝振平强调,地方债规模增长较快及资不抵债等问题都会对社会经济产生极大影响,绝对不容小觑。他介绍,地方债无序增多,产生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会加大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地方政府举借的债务,很大部分要通过地方政府收取的税收加以偿还。借得越多,就相当于预支了今后更多年的地方税收。一旦贷款、信托,乃至违规集资等方式的偿债压力加大,很难保证地方政府不会通过收取过头税费等方式来筹措资金,加重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为救助地方政府,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其他方式援助地方的资金,无疑主要来源也是税收。一旦中央财政这类支出增多,关于民生和社会经济正常建设的投入就会相对减少。

养老金发放不会受直接影响

    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看,美国等国像是父子已经分家单过,因此地方债对地方居民的影响极大,会出现地方政府一旦破产,居民在社保、公共资源享受等方面受到一系列直接的严重影响。郝振平认为,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则像是父子仍是一家子,每天还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所以只要中央政府“有粮”,地方政府就不会真的“挨饿”。

    郝振平分析,在我国,不论是居民的养老金发放,还是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发放等民生问题,都有财政兜底,不会直接受到地方债问题影响。我国也不会轻易开为增加财源而新设税种的口子。目前,国务院也多次提出,并实际减免了一些企业的税收,减税应该是个政策趋势,这方面个人和企业也不用过于担心。

 

 



美国人绝不会还中国的钱

欧洲太平洋资本有限公司总裁 彼得•希夫

    美国人非常不希望中国人看到彼得希夫的此篇对美国国债说法的演讲。

    欧洲太平洋资本有限公司总裁彼得•希夫——想必每一位在去年目睹金融危机的人都对他非常熟悉。他被认为是口头预测能力最准的经济学家之一,在2006年8月CNBC的一次电视辩论中,他以令人吃惊的准确性预言了一年之后到来的房市崩盘和经济危机。他也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追随者,是两本书的作者:《美元大崩溃》,以及最新的《熊市下的投资之道》。他不只是金融与经济领域的评论家,而且还教授各种严谨的经济学理论。他的文章经常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样的媒体上发表。可以说是美国经济界举足轻重的人!在美国的许多BBS上,许多美国人表示非常不希望中国人看到彼得希夫的此篇演讲。

    以下为彼得•希夫的演讲视频内容:

    你知道,昨天中国领导人公开表示对借给我们的钱"有些"担忧【台下大笑】,说"有可能"我们还不了。我想他们不只是"有些"担忧,这只是公开说法,想象一下他们私下会怎么看?他们一定知道我们不会还这笔钱,不可能给中国人还这笔钱,这是绝对不可的。

    想象一下,某天总统奥巴马,对着数亿美国民众,发表一次公开的电视演说。他这样说道:"亲爱的美国同胞们,今天非常不幸地,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政府决定对美国普通民众大幅加税;那些仍然没有失业的人,将为此支付更高的个人所得税;政府将全面削减社会福利,仍然没有实施的各种福利措施将彻底取消;我原先制定的所有计划,包括全民教育、医疗保障、自主能源,所有这些计划将被无限期搁置。因为中国人要我们还钱!【台下长时间狂笑】我们借的实在是太多了,全世界妇孺皆知【台下笑】。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所以我们必须勒紧裤腰带给中国人还钱!【台下大笑】"

    大家认为这样的事可能发生吗?别开玩笑了。我们更应该对中国人说:"你们是食利者!放高利贷者!我们需要修改游戏规则【笑】,我们要打破债务枷锁!你们明知我们还不了,还借给我们那么多钱!【台下大笑】这不是我们的错!"

    中国人自己很清楚,他们无法参与我们的政治选举,我们为什么还要在意中国人怎么想?华盛顿难道会得罪选民,去取悦非选民?中国人很清楚,我们不可能还他们钱,这和伯尼.麦道夫的骗局是同一个道理。别人借我们钱,我们是怎么还的?再去借新债。麦道夫早期的客户确实能把钱要回来,为什么?因为麦道夫仍然在吸收新钱,骗那些还不知道这是庞氏骗局的人入会。财政部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国债到期了怎么办?再把它卖给其他人。需要支付利息怎么办?照借不误。如果有一天谁也不愿再买我们的国债了,那就只能违约,和麦道夫一样。违约只有两条途径,要么直接宣布不还,要么印钱。这就是这些债务唯一可能的结局,反正它们不可能被偿还。中国人当然知道这一切,我们很快就会明白。

    在我看来,与其把麦道夫投进监狱,我们不如任命他为财政部部长【台下听众狂笑】,因为他的经验是我们最最需要的——那就是玩"庞氏骗局"的经验。【台下大笑】

    美国政府印纸币, 中国政府也印纸币, 美国印纸币为了还债, 中国印纸币为了救美国。美国政府用纸币给美国人民换来中国商品, 中国政府用纸币从中国百姓手里夺走商品让美国人享用。从中国夺走的还不只是商品, 还有资源环境各种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中国百姓得到了什么:转基因!即便这个转基因粮食的种子,也要从美国人手里买来,让你绝种还要你花钱!(美国在印度推销转基因棉花,最后卖给印度的棉种250元一斤,把棉农逼自杀29万。)生产的商品出口到了国外,由出口商品换取的美元也借给了国外,而把由此增发的人民币留在了国内市场上,变成了没有任何商品做基础的"纯粹废纸"。由于这些增发的"纯粹废纸"与现有货币一样流通,必然会造成现有货币大幅贬值和物价大幅上涨。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不仅损失掉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财富,连手里的货币财富都在遭受贬值损失。

    反观美国情况恰恰与中国相反,美国市场上的货币流向了中国,中国的商品流入了美国市场,由于市场上货币减少商品增加,必然导致物价下降,美国老百姓手里的钱便能购买更多商品。再加上流向中国的美元又通过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回流到了美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可以用中国的这些钱来增加公共品的供给,能够进一步起到降低物价的作用,提高美国老百姓货币的购买力。

    如果是站在中美两国老百姓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国家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将更加清楚,中国老百姓生产的商品,被美国老百姓用美元买走了,美元被中国政府拿走了;美国老百姓得到了商品,中国政府得到了美元,而中国老百姓唯一得到的,就是手里现有货币的贬值。结果就是,美国给中国印发美元纸币,中国给老百姓印发人民币纸币;美国用这些纸币为美国老百姓换来了所需要的各种商品,中国则相反,用这些纸币从中国老百姓手里换走了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而形成这个财富魔方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货币增发和商品增加之间的分离: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中国市场上,不断稀释着老百姓手里货币的购买力。这就是美国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低工资高物价的秘密!

 

 

 

发件人:liymbj3859<13051506082@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3年08月15日 06:52 (星期四)附 件:1个(全国工资调查,清楚了——唉.doc ) 查看附件

全国工资调查

江山

     我考察了世界最富的欧洲,那里与从课本上所了解的资本主义判若两个社会——国家财富惠及每个百姓,低收入群体享受数百种福利,有的城市公交免费,政府为市民免费提供自行车,百姓不再为生老病死担忧。

    我也考察了世界最穷的非洲,那里与我想像的原始与野蛮判若两个社会——有32个国家的最低收入已经超过中国,一些国家虽然贫穷,但人民却都安居乐业。

    我更了解中国——这些年来,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中国目前存在的严重分配不公带来诸如暴力、偷盗抢劫、自杀、绑架等许多社会问题,由于百姓的收入过低,导致国民购买力不足,难以使经济保持持久的繁荣。

    我还注意到,一些官员到国外考察,回来只讲外国公务员工资如何之高、福利如何之好,只字不提外国老百姓的工资是中国的40倍、外国老百姓的福利比公务员多得多。中国的官员忙着让自己的工资与国际接轨,却把老百姓的工资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于是,我系统地研究了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含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3个地区,不包括梵蒂冈、巴勒斯坦、吉布提、埃及、赤道几内亚、斐济、几内亚、朝鲜、马其顿、莫桑比克、瑙鲁、卡塔尔、索马里、锡金和列支敦士登等15个国家)的工资制度,其目的是让人民了解真相,同时提供给决策者参考。

    本文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银行、非洲银行、国际劳联、欧盟、经合组织、各国统计局及劳工部。为了便于比较,各国货币均换算成人民币元。这项研究工作是我凭公民的责任和良心所做,未花纳税人一分钱,提出的观点仅代表我本人。

    一、最低工资标准与最低年收入

    世界上多数国家已用法律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并根据经济状况定期或不定期调整。在规定最低工资的国家中,60%的国家只规定一个标准,还有40%的国家对不同工种规定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为了便于比较,在有不同的最低工资时,本文只采用最低数据。

    1.规定最低月工资,这样的国家最多。比如:卢森堡16420元/月;冰岛14993元/月;比利时21岁以上无服兵役经历的13875元/月、有半年服兵役经历的14243元/月、有一年服兵役经历的14407元/月;荷兰13820元/月;安道尔8979元/月;塞浦路斯7890元/月;希腊7400元/月;西班牙 7280元/月;以色列6853元/月;马耳他6300元/月;斯洛文尼亚5890元/月;葡萄牙5250元/月;捷克 3060元/月;斯洛伐克2960元/月;土耳其2860元/月;波兰2810元/月;爱沙尼亚2780元/月;匈牙利2700元/月;拉托维亚2540 元/月;立陶宛2320元/月;智利2310元/月;阿根廷2232元/月;俄罗斯1921元/月;巴西1790元/月;罗马尼亚1530元/月;伊朗1518元/月;阿尔及利亚1500元/月;秘鲁1298元/月;保加利亚1230元/月;加蓬1200元/月;科威特960元/月;刚果810元/月;巴基斯坦486元/月;利比里亚442元/月;喀麦隆424元/月;柬埔寨392元/月;越南320元/月。

    2.规定最低小时工资。这样的国家有德国81.5元/小时(西部)和65.8元/小时(东部);新西兰60.80元/小时;日本60.29元/小时;加拿大54.45元/小时;美国50.75元/小时;韩国24元/小时;马绍尔14元/小时。
    3.同时规定最低小时工资或日工资以及最低月工资或最低周工资。这样的国家有摩纳哥92.61元/小时或14046元/月;法国88.20元/小时或 13377元/月;爱尔兰86.5元/小时或14620元/月;安道尔是71.80元/小时或8979元/月;英国64.66元/小时或10100元 /月;澳大利亚87.29元/小时或3317元/周;荷兰646元/日或3228元/周或13986元/月。
    4.规定最低工资的同时规定强制性奖金。有几个国家除了法律规定最低工资外,还强制支付年终奖金和生活津贴。如:马耳他1424元/周+2703元年终奖+2420元年生活津贴。

    5.法律不规定最低工资,由劳资双方协议规定。一些工会组织较好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在工会的领导下经过多年的斗争,整体工资水平比较高,国家无需再用法律的形式规定最低工资,工资标准一般是通过劳动合同的方式规定,但也有个公认的执行标准。比如:瑞典22700元/月;瑞士20838元/月(非熟练工)和26374元/月(熟练工);奥地利11667元/月。
    6.由于各国政府对领最低工资的人给予减免税和多种福利,这样,领取最低工资的人的年收入实际要高出工资很多。因此,分析各国领取最低工资者的年收入能更准确地反映其收入的真实情况。

    综上可以看出,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最低收入平均为41535元。排在前20名的国家除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外,其余的国家都集中在欧洲。这些国家是从高到低排列为:挪威339132元/年;芬兰240000元/年;瑞典223200元/年;冰岛208396元/年;爱尔兰185353元/年;摩纳哥168550元 /年;丹麦158991元/年;德国142128元/年;卢森堡141379元/年;荷兰134421元/年;澳大利亚133203元/年;比利时 131992元/年;法国122941元/年;新西兰117117元/年;加拿大113638元/年;圣马力诺111097元/年;意大利110265元/年;瑞士108577元/年;安道尔107748元/年;美国105560元/年。中国最低收入为6120元/年,不到世界平均值的15%,排在158位,是倒数第26位!(同时,排名在中国之后的25个国家中,有14个在非洲,8个在亚洲,大洋洲、美洲和欧洲各有一个国家)。

 二、衡量最低工资的三个指标

    衡量最低工资的指标有3个,第一个是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率,用于解释国家劳动力的价值;第二个是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率,用于解释分配公平情况;第三个是最低工资的增长率,用于解释国家对低收入群体的关注情况。

    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值世界平均为58%(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工资报告08/09》的数据是60%,见该报告第35页),中国比较熟悉的国家的数据是:埃塞俄比亚127%,刚果金125%,阿富汗113%,巴基斯坦110%,印度106%,芬兰66%,尼日利亚66%,摩洛哥64%,喀麦隆63%,新西兰62%,瑞典61%,丹麦61%,孟加拉61%,古巴60%,伊朗59%,菲律宾59%,蒙古56%,比利时52%,澳大利亚51%,法国51%,德国45%,希腊44%,挪威43%,葡萄牙42%,加拿大41%,意大利40%,韩国37%,瑞士36%,美国32%,日本32%,英国28%。中国是 25%,世界排第158位。值得注意的是,有25个国家(多数是非洲国家)是高债务国,其最低工资超过人均GDP。

    世界各国平均工资数据不全,本报告采用经合组织的数据。经合组织24国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值平均为50%,由高到低排名为:瑞士83%,瑞典76%,芬兰73%,挪威71%,爱尔兰60%,丹麦58%,德国58%,意大利54%,波兰52%,葡萄牙51%,希腊50%,法国49%,比利时46%,奥地利45%,荷兰45%,西班牙45%,卢森堡41%,韩国37%,澳大利亚36%,捷克36%,日本35%,英国30%,美国30%,匈牙利29%。24 国平均工资占人均GDP的81%,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值是41%。

    中国平均工资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最低工资是世界平均工资的21%。而发展中国家平均工资占人均GDP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一般在110%左右。在2001至2007年间,最低工资年增长率(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发达国家为3.8%,发展中国家为 6.5%,世界平均为5.7%。在1995年至2007年间,世界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平均工资增加0.75个百分点。

三、社会财富分配与贫富差距

    财富分配主要考察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状况,也就是社会财富的流向,用占社会总收入的百分比来表达。本节对有数据的134个国家进行分析。

    世界最富的20%的群体收入平均占社会总收入的47%,这个比率越低,贫富差距越小,社会越和谐。比率最低的20个国家是(从低到高):阿塞拜疆30%,斯洛伐克35%,日本36%,丹麦36%,捷克36%,瑞典37%,白俄罗斯37%,芬兰37%,德国37%,挪威37%,乌克兰37%,韩国38%,克罗地亚38%,奥地利38%,保加利亚38%,塞尔维亚38%,匈牙利39%,荷兰39%,埃塞俄比亚39,斯洛文尼亚39%。超过47%的国家绝大多数是非洲和南美洲国家。所有工业化国家这一数值均低于世界平均值,没有列进上述20个国家的工业化国家是:加拿大40%,法国40%,澳大利亚41%,瑞士 41%,比利时41%,希腊42%,爱尔兰42%,意大利42%,西班牙42%,新西兰44%,英国44%,俄罗斯44%,美国46%,葡萄牙46%。中国为48%,高于世界平均值一个百分点,在134个国家中排第81位。

    世界最穷的20%的群体收入平均占社会总收入的6%,这个比率越高,贫富差距越小,社会越和谐。最高的20个国家是(由高到低)阿塞拜疆13%,日本 11%,捷克10%,芬兰10%,挪威10%,孟加拉9%,埃塞俄比亚9%,瑞典9%,巴基斯坦9%,乌克兰9%,埃及9%,布隆迪9%,斯洛伐克9%,白俄罗斯9%,克罗地亚9%,保加利亚9%,奥地利9%,亚美尼亚9%,德国9%,比利时9%。低于6%的国家绝大多数是非洲和南美洲国家。中国为 5.7%,低于世界平均值0.3个百分点,在134个国家中排第88位。西方工业化国家除美国外都高于中国,美国为5.4%。

    中国财政部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中国政府的好多统计不统计私企、个体工商户、农民工和农业工人,我只能用该数据),世界这一数值是31.7%;最低收入10%的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1.4%,世界这一数值是2.5%。最富的10%占社会财富超过45%的国家只有4个国家,即哥伦比亚45.9%,海地47.8%,博茨瓦纳51%和纳米比亚65%;最穷的10%占社会财富低于1.4%的只有17个国家,即纳米比亚1.3%,危地马拉1.3%,南非1.3%,博茨瓦纳1.3%,阿根廷1.2%,厄瓜多尔1.2%,巴拉圭1.1%,巴西1.1%,萨尔瓦多1%,莱索托1%,海地0.9%,巴拿马0.8%,哥伦比亚0.8%,洪都拉斯0.7%,安哥拉0.6%,纳米比亚0.6%,玻利维亚0.5%。以上数字表明,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
    世界用吉尼系数来描述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吉尼系数在0.2以下叫高度平等社会,在0.2到0.4之间叫低度不平等社会,在0.4以上叫高度不平等社会。

    2005年,世界134个国家吉尼系数平均为0.40,中国为0.42,在134个国家中排名第83位,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吉尼系数均低与中国,丹麦 0.25,日本0.25,瑞典0.25,挪威0.26,芬兰0.27,德国0.28,奥地利0.29,荷兰0.31,韩国0.32,加拿大0.33,法国 0.33,比利时0.33,瑞士0.34,爱尔兰0.34,希腊0.34,西班牙0.35,澳大利亚0.35,英国0.36,意大利0.36,美国 0.41。排在中国后面的50个国家多数是非洲和南美国家。
    2007年,世界平均家庭消费占人均GDP的61%,中国这一数字为34%,约是世界水平的一半。世界通常把日生活支出1.25美元划为赤贫线,2 美元划为贫困线,2005年,中国在赤贫线及以下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0%,在贫困线及以下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9%,中国在世界仍属于贫穷国家!

    四、世界工资研究结论

    通过对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工资制度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如下:

    1.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58%——建立科学的工资制度,其基础是确定合适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的参照系是人均GDP,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58%。最低工资一旦确定,自然就形成了全国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平均工资一般是最低工资的2倍。
最低工资须每年调整,调整幅度参照GDP的增幅或消费者物价指数。法国最低工资从2001年8月的66.7元/小时调整到2009年7月的88.20元 /小时,平均每年增长4.03%。(注:法国工时从2005年6月由每月169小时调整为151.67小时。)相比之下,法国公务员的工资增长缓慢,巴黎公务员的最低工资从2001年8月的11650元/月增长到2009年12月的13870元/月,平均每年增长2.38%。中级公务员平均总收入从 1992年1月到2009年12月,平均每年增长1.52%.

    2.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2倍——可对比性工资制度被世界多数国家改采纳,尤其是工业化国家,任何人的工资都有可比性:与人均GDP比,与最低工资比,与平均工资比。世界各国(中国除外)都为所有吃皇粮的公职人员依市场机制制定统一标准的工资制度,实行同工同酬,白领和蓝领工资差别不可过大,公务员工资不得超过私营企业工资。美国法律规定,公务员无权自己给自己涨工资,必须经过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公务员工资标准参照私企,且不得高于同类地区私企同等职别职工工资;公务员工资每年的微调增幅不得超过工资成本指数,公务员工资的涨幅必须小于私企;公务员的任何工资变动必须报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并进行公示,公示在先,加薪在后;所有公务员的工资必须透明,并且所有公民随时可以查阅公务员的工资标准。
世界多数国家的工资制度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劳动强度大和劳动环境恶劣工种的工资明显高于空调办公室里公务员的工资,如2009年新加坡公务员工资为235475元/年,而工资水平排在第100位的筑路打桩工的工资为286848元/年,公务员工资不如修路工人高。
    3.各级别公务员工资差距不超过60%——世界各国(中国除外)公务员工资的职级差别很小,一般在60%左右。如2003年法国公务员平均月工资为24600元/月,扣除各种摊派和税款,拿到手的净工资为20720元/月。高级公务员净工资24620元/月,中级公务员净工资17535元/月,普通公务员净工资15504元/月,最高阶层工资比最低阶层工资高出59%。公务员不同行业的工资也基本平衡,如挪威,工资最高是的外交官,工资最低的是军人,最高工资比最低工资仅高出20%。
    4.行业之间的工资差为70%——世界各国(中国除外)各行业之间的工资差一般不超过一倍。挪威2008年各行业工资为:石油矿业60817元/月,金融证券55779元/月,电力 47687元/月,房地产44421元/月,国立医院41308元/月,社会个体经营41182元/月,中央政府开支的公职人员41078元/月,国立学校职员40976元/月,交通运输40514元/月,制造业39393元/月,私营学校39294元/月,渔业38843元/月,建筑业38273/月,批发零售37096元/月,地方公务员35272元/月,保健和社会服务34098元/月,旅馆餐饮28261元/月,行业之间的工资差为115%。瑞典 2008年各行业工资为:科研30400元/月,房地30400元/月,教育30300元/月(基础教育24400元/月,高等教育30500元/月),建筑工业29400元/月,政府机关和军警28900元/月,金融保险27100元/月,管理服务26300元/月,文化娱乐26100元/月,医疗保健 25200元/月,行业之间的工资差仅为21%。

    5.企业高管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2倍——世界各国由政府注资的企业高管工资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其工资标准与高级公务员基本持平。挪威2008年全国平均工资为40047元/月,总经理和总执行官63353元/月,技术专家54847元/月,技术员46723元/月,职员33971元/月,销售等服务人员31567元/月,贸易工人35397元/月,车间工人34824元/月,徒工30054元/月,企业老总工资仅是徒工的2倍。法国国企高管的工资限制很严,每年财政部给企业一个工资总额,且亏损企业的工资总额不得增加,然后企业高管拿着财政部给的工资总额再与工会谈判工资,因为这一切都是透明的,高管克扣工资可能性是零,甚至为了妥协,还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贴补工人。法国对公用性、垄断性公司高管的工资水平直接参考公务员体系而不考虑市场因素。国有企业是人民的,因此董事长必须是公务员,由总理任命,执行公务员工资标准。总经理由董事会招聘,工资标准由财政部确定,没有浮动部分,也不实行年薪制。财政部的公务员不能到曾管辖过的国企任职。
    6.学历对工资影响有限——学历对工资高低影响有限,最高学历工资仅高出最低学历工资70%。如2008年,挪威各学历段平均月工资为:持初等文凭的职工32760元/月,持中等文凭的职工38610元/月,持大学文凭的职工45630元/月,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职工56160元/月,最高学历工资与最低学历工资比值为1.7。

    7.年龄对工资影响很小——一般年龄越大,工资越高,但这种差别并不明显。如2008年瑞典领取低工资的年龄段在18~24岁间,该年龄段的工资为22000元/月,领取高工资的年龄段在60~64岁间,该年龄段的工资为32000元/月。高年龄段的工资仅高出低年龄段工资45%。

   五、中国工资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

    中国工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工资制度,特别是国家公务员工资,每次都没经过人民的同意悄悄涨薪,而且幅度是GDP增幅的2倍,这在世界绝无仅有,因为公务员是人民的雇员,公务员工资必须经过人民批准才合法。一些国有垄断企业的工资高出最低工资几十倍上百倍,使人民财富大量流失到少数人手中,造成严重的分配不公。

    1.工资统计必须覆盖所有从业人员——国家统计局每年只统计吃皇粮的工资,工资统计覆盖面还不到从业人员的15%,这绝对真是“中国特色”。每年公布全国平均工资,百姓为自己的工资“被增长”而愤怒,这样统计只能误导政策制定者制定不得人心的政策。

    世界除战乱国家外,几乎都把所有从业人员纳入工资统计范围,包括保姆、发廊理发员、饭馆洗菜工、服务员、自由职业者、农业季节性工人等。道理很简单,任何劳动者都是国家财富的创造者,不把他们统计进去那就是对他们的漠视,就相当于国家把他们抛弃,抛弃了衣食父母是忘本的不道德的行为。
    统计是制定政策的指针,国家统计局的工资统计必须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的所有劳动并获得报酬的人员的工资,这样才能获得真实的数据。否则,如果只统计吃皇粮的工资,中国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动荡,和谐社会只能是句口号,人民绝对不满意。

    2.国家法定最低工资应提高到1177元/月——我们以2008年人均GDP排名第11位的河北省作样本(人均GDP19363元)。2008年河北省最低工资分为680元/月、620元/月、560元/月和510元/月,本报告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致,取最低值,即510元/月或6120元/年,在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58位,甚至有32 个非洲国家的最低工资高于中国。中国吃皇粮的工资2008年涨幅高达17.2%,几乎是GDP增幅的2倍,一些地区的最低工资多年未作调整,有的地区虽然调整了最低工资,但其增幅也大大低于公务员增薪幅度。

    中国2009年的人均GDP世界排名第99位,可我们的最低工资却排在第158位,最低工资标准显然与经济发展不相称,人民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可他们却没有因此受益。

    世界多数国家的工资占企业成本的50%,中国还不到10%。由于85%的从业人员的工资过低,并且多年不作调整,使中国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资本回报比重却逐年上升。最低工资过低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世界最低工资平均是人均GDP的58%,目前中国的最低工资只是人均GDP的25%,不及世界标准的一半。所以,中国工资问题的当务之急是把最低工资调整到世界平均水平,即人均GDP的58%。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3566美元,即24356人民币元,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应为14126元/年或 1177元/月。这是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当地的经济状况制定本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但不得低于国家法定最低工资。

    科学、合理并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最低工资一旦确定,全国私营企业的平均工资就自然形成,因为企业都倾向于用最低工资雇工。研究显示,平均工资是最低工资的2 倍,也就是说,中国所有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会在2354元/月左右波动。

    3.建立可比性公务员工资制度和利益回避制度——工资高低是相对的,对比出来的,也就是说,任何工资制度的建立必须首先确定参照系,那就是人均GDP、最低工资和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世界公务员的平均工资大致等于人均GDP,与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持平,是最低工资的2倍。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中国公务员平均工资是33869元/年,约是最低工资的6倍,这样对比可以说中国公务员工资是世界上最高的。因为世界多数国家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2倍。所以,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公务员工资标准应是这样的:如果按中国现在最低工资510元/月的标准,那公务员工资应为 1020元/月;如果把最低工资定在合理的1177元/月,那公务员工资应是2354元/月。如果官员们不接受前一个标准,那他们就该认真考虑考虑百姓的工资了。

    国家要制定工资法,该法律必须体现公务员与私营企业以及公务员内部同工同酬的原则,公务员工资紧盯私营企业并不得高于私营企业。参照工业化国家的先进工资管理经验,工资标准用工资基数确定下来,按照总理正副职、部级正副职、司级正副职、处级正副职、科级正副职、科员、办事员12级,每级10档共120个工资级别确定工资基数,级档标准可以交叉,工资基数固定,每年根据统计局的物价指数进行微调。工资制度一定要透明,任何公民可以查验任何公务员的工资标准。

    在制定工资标准时,必须遵守利益回避制度,公务员给自己加薪为非法,任何工资标准的变动,必须经过人大通过方可生效。

    4.公有制企业工资标准参照公务员工资——中国政府注资企业各行业间工资差别悬殊,这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根据2009年5月5日《中国青年报》的报导,在14家上市银行中,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和中信银行的人均薪酬最高,各为45.62万元/年、39.82万元/年和34.61万元/年,人均薪酬最少的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分别为 13.04万元/年、14.79万元/年和15.36万元/年。中国建筑、餐饮、编织等行业的工资约在1万元/年左右,中国行业之间工资差达到了3000%,是世界平均值的43倍!

    国有企业职工原则上也属于公务员的范畴,因为国有资产属于全国人民所有,人民雇用一些人经营这些企业,这和政府机关公务员的性质是一样的。在国外,凡受人民之托为人民办事的人都属于公务员的范畴。所以,公有制企业工资标准必须参照公务员工资,不能凭藉自己的垄断地位发天价工资,变相窃取人民财富。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现在央企高管年薪定得并不高,平均薪酬也就是60万元人民币左右。”这就是中国的问题,官员总认为自己的工资并不高,可这60万是普通百姓一辈子也挣不来的呀。

    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为50%;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为 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3000%,世界平均为70%。这些数据就是警示,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了。

    社会主义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拉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没有拉出的贫富差距,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火车轨道是平行的,一条是权贵,另一条是百姓;工资要与国际接轨必须将两条铁轨平行着一起接,不能把权贵的轨了上去,把百姓的轨留在原地,这样,中国列车就无法前进。

    现在是政府痛下决心参照国际惯例理顺工资关系的时候了,该降的降,该涨的涨,让人民满意,让人民高兴,让社会和谐,否则,人民的忍耐是有底地线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必将会因此蒙受不可挽回的损失。
 

 

 

 

 

 

发件人:xianyan9738<xianyan9738@vip.sina.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保存所有抄送人时 间:2013年08月15日 13:03 (星期四)附 件:1个(驳胡德平.doc ) 查看附件

驳胡德平《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

冼岩

2013年8月

    面对由“王歧山推荐”引发的一股阅读与讨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热潮,胡德平终于坐不住了。最近他主动介入,发表了一篇名字颇有点吓人的文章——《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并且在文中直言,这是针对“当前我国改革事业的认识”。于是,该文“引起我的兴趣”,也来凑个热闹。

    读胡德平此文,第一个感受是:这篇东西确实是他本人所作,绝非请人代笔;否则,随便在网上找个枪手,也不会只是这水平——文章从内容到文字,都极其平庸,还经常表现出头脑混乱——这一切,也正符合我对胡德平其人的认识。下面就胡文的要点,一一剖析,以示其乖谬之处。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中隐含的治乱兴衰密码

    文章中,胡德平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为何“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压迫)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这个问题,对于《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作者托克维尔来说,其实不是问题,因为在他的书中早已隐含了答案;但对于胡德平来说,这确实是个问题,而且是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胡德平倾心向往的“改革”,对执政者来说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催命符,就是毒药,永远不可能被接纳。于是,胡德平花了很多篇幅试图论证:革命不是不识好歹,人民也非得寸进尺;只是由于需要由第三等级(即为数众多的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阶层和广大自耕农)作为革命的主体,而只有在压迫最轻的地方,第三等级才能发展起来,才有能力发动革命,于是导致了观察者的错觉。

    行文至此,胡德平似乎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的叙述,在逻辑上其实是指向与他观点相反的方向的。换言之,他是在自己打自己耳光。他以为的“错觉”,其实一点也没有错。按照胡德平的叙述,将法国大革命前夕发生的具体情况抽换成普遍性的规律,那么得出的结论是:革命前,社会上必然存在反体制的力量(在当时法国是“第三等级”);革命的爆发,源于政策改变(在当时法国即人民对压迫感受减轻)导致力量消长,即反体制的力量得到发展,维护体制的力量遭到削弱——以力量对比的变化,来诠释革命的发生和旧体制的崩溃,可以说适用于古今中外大多数例子,从晚清崩塌到苏联解体。这才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隐含的治乱兴衰密码,也是胡德平们最不愿看到、因而东绕西绕欲极力回避的事实。

    如果从执政者角度看,由此得出的经验教训是:一定要高度重视力量对比的变化。反体制的力量,其利益必然遭到体制的压制。他们的利益得到满足越多,力量越壮大;力量越壮大,对利益的要求越多、越高。这是一个无尽循环的过程,不推翻体制,这一过程不会终止。因此,执政者绝不可自剪羽翼、扶植敌对,尤其不可为迁就敌对而自剪羽翼——这显然是胡德平们最害怕揭示的真相,因此他们操纵的舆论一直视之为洪水猛兽,极力打压、回避;这也是一些执政者只敢做、不敢说的道理。

二,主张“什么样的改革”才是关键

    紧接着,胡德平又提出一个问题:是否一味高压就可以阻止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这是胡德平一文的“文眼”所在。他之所以关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及其评论,之所以亲自掺和进来,就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核心观点:一味高压阻止不了革命到来。正如他在后面用了很大曲笔、借中共革命史重点阐述的那样:“为了不再发生革命,我们要以前辈的勇气、决心和智慧,参加今日中国的改革。”——海外媒体准确理解和把握了胡的处境及用心,它们直接将介绍胡文的报道标题为:“胡德平警示:不改革,必革命”——实际上,胡德平本人的想法比这走得更远。他直言:要反省和拷问“告别革命”思潮。“告别革命”是一种对待社会变革的态度,意在主张以和平而非激烈的方式推动社会变革。胡德平要“反省和拷问”这种和平方式,难道他主张、至少是不反对激烈的变革方式?莫非这就是他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的所谓”破解“?纵观全文,看不到其他地方还有什么“破解”之意。

    那么,胡的观点“不改革,必革命”,究竟有没有道理?其实,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说错。当社会面临问题与危机时,再不解决问题,只有坐等革命,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了此点。但他的话只说对了一半,他没有说的另一半是:“乱改革,革命来得更快”——历史同样以惨重教训证明了此点。如前所述,这一点才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对于“当前我国改革事业”最可供借鉴的精髓所在,也是托克维尔作为杰出历史学家双眼不为意识形态遮蔽的高明所在。这样一来,“要改革”已无疑义,主张“什么样的改革”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胡德平在文章后面照搬西方所极力推崇的什么“三权分立”、“宪政”,都是“乱改革”的典范。

    为什么?正如前文所述,力量消长是引发革命的关键。所以,改革是必要的;但在改革过程中,执政者保持对形势绝对的掌控力更重要。始终注意并做到了这一点,是邓小平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并能够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经常忽视且没有做到这一点,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导致苏联解体的关键。无论“三权分立”还是“宪政”,其实质都是要削弱执政一方的力量、壮大反方向的力量,因此至少在现阶段,这是乱邦之策,而非治国之方。

三,适于当下中国的改革模式

    真正良性的、可以避免革命和动荡的改革,其方向应该是:在保证执政者绝对主导权的前提下,来进行利益关系的调整,同时尽力避免损及执政者一方的力量、壮大体制反对方的力量。一些人不是不懂得这个道理,只是由于“那个人”不是自己,心理上自然排斥。

    具体说,当下中国的改革,应该谨守如下几个要点:

    1,加强中央集权,尤其应强化最高领导人的个人集权,使之具有可打破既得利益集团掣肘、推动改革的力量。

    2,以“共富”为目标,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富”不仅应成为现阶段全社会的精神符号,而且应成为政府执政理念和政治主张的核心。

    3,社会上既存在反体制的力量,同样存在支持、维护体制的力量。执政者应放手发动、支持和壮大后一种力量,上下联手,一方面对抗反体制的力量,另一方面监督、制衡体制内衍生的特殊利益集团,尤其是贪腐势力。

    4,对于主张什么、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执政者要有明确态度,不可含糊不清,尤其是要将这种态度贯彻到日常行政和体制建设中,不能上下脱节、言行分离。举例说,像白岩松这种思想明显倾向于反体制的人,还让他站在央视台上哗众取宠,显然是荒诞的。在美国,教育部下属机构网站仅仅是引用了毛泽东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语录“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而不倦’”,就遭到美国议员的痛斥,事后被迫撤换和致歉。中国不需要做到像俄罗斯那样:公民与外国人或外国组织接触,就可能被控叛国罪;与国际机构分享情报资料,都可能成为刑事犯罪;从事政治活动并接受外国资助的NGO,必须注册为“外国代理”且自我标明......但中国至少应该做到像美国一样,明确政府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在现代多元社会,应该容许有像白岩松这样、甚至更加激烈的声音存在,但不应该在央视。

    5,只有在执政者的绝对主导下,社会利益关系得到调整、矛盾得到缓和、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真正告别了革命危险的情境下,才适于启动力量对比方面的改革。长期而言,中国终究需要建立一种民众自主程度更高、社会更开放、社会结构和关系更具弹性而非刚性的制度或体制,但时机不是现在。中共在建国后,前30年解决了国家统一、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后30年基本解决了民众温饱、经济发展问题,现在可能要用几十年时间,重点解决共同富裕、利益关系调整问题;将来可能还要用几十年时间,重点解决民权扩张、调整官民力量对比的问题。如果能够分步做到这几点,中国就很了不起。

四,结束语

    胡德平文中,逻辑混乱之处还很多。例如他在为“三权分立”寻找马恩经典依据而不果后,干脆赖皮说:“无需引用更多的经典名句,只要看看我国的革命与建国的历史就能说明很多问题。”——于是他找了一个“即便那个(武装革命)时期,有条件的地区,公诉机关、法院和地区政府的职能也是尽量分开”的例子,似乎就证明“三权分立”天经地义了。他的脑袋没能顾及到的是,“我国的革命与建国的历史”中更多例子,是否定“三权分立”的。如果“我国的革命与建国的历史”可以视为衡量标准,那么最符合这一标准的理想结果,就是今天的中国现状。如此一来,就什么也不需要作出改变了。

    必须指出,胡文中的逻辑混乱,并不完全是出于智力原因,有一部分是他身份尴尬所致。身为中共高官、享受特权厚禄,选择认同的却是西方普世价值;两边好处都想要,在宣扬普世的同时,又要顾忌马恩,客观上确实很难避免逻辑紊乱。而同属普世阵营,像贺卫方等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后者身上,才真正展现了观点的彻底性与目标的明确性。

 

 

 

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

胡耀邦之子 胡德平

2013年08月10日 经济观察报

    近两年,不少朋友阅读了法国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各种评论很多。这些评论大多和我国改革挂钩,因而引起我的兴趣。在这里谈点学习心得,希望听到批评意见,以提高对当前我国改革事业的认识。

革命是否是不识好歹

    托克维尔在书中经常反问自己,为何“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压迫)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何以繁荣反而造成大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难道革命真是不识好歹吗?人民真是得寸进尺吗?是否一味高压就可以阻止一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法国大革命前的经济和社会思潮背景。法国自13世纪以来,封建领主的土地制度逐渐瓦解,土地所有者、小农慢慢替代了昔日的大小领主。这一过程延续了500年左右,直至18世纪。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现象。不同的是,这一过程发生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500年间的事情。中法两国在两个500年的期间,都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了新兴的工商经济。这是吕振羽先生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成果。他认为,退出历史舞台的各诸侯国封建领主把持山野川泽的禁令逐渐放宽废弛了,各种矿产、山林、盐铁、水产、运输等资源可以由百姓开发利用,因此私人工商业就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是贫富分化的开始。大地主、大工商业者的出现是必然发生的现象,富可敌国的大豪强和可与诸侯分庭抗礼的大商人层出不穷。尤其是在秦汉时期,自耕农、工商经济的发展都带有划时代的特点。中国古代商人出身的权臣桑弘羊也是这时露头的。

    法国的中世纪也是自给自足的领主经济,但13世纪以后,多数农奴已摆脱了领主的统治成为自耕农。同时,工商经济亦如中国获得同样的发展。法国的大小领主如不退出山野川泽资源,18世纪的法国何以有大规模的采矿、冶炼、运输业的出现,其规模或是大至千人分散的手工工场,或是集中劳动的百人规模的手工工场。18世纪初期,英法两国在冶铁业方面未见明确统计数字,但世纪之末,英国铸铁产量为6.3万吨,法国则为13多万吨。法国在煤炭、非金属、纺织、造船方面比英国逊色,但在丝绸、冶铁、酒类奢侈品方面则胜于英国。法国还集中了欧洲一半以上的货币,并出现了近代重商主义的权臣柯尔贝尔。
    与中国秦汉时期的不同之处是法国的工商经济市场规模比那时的中国更加扩大,而且遍及欧洲诸国及美洲。法国贵族的传统意识是权力和荣誉来源于封建领地和领地上的人口,而纯动产则意味着地位卑下,所以贵族视工商业为贱业。正如托克维尔所言,越到中世纪末期:“贵族阶级的财产很快就成了其他阶级力图攫取的共同猎物。每个人都会利用贵族的无知,冲动与弱点,争先恐后地拼命将贵族拥有的大量非生产性财产纳入普遍的商业活动中。”(《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91页)
    中法两国不同之点更在于,封建领主制度结束以后,中国文化学术上出现的百家争鸣,被后来强大的秦汉专制皇权封杀了。而法国却在封建领主制度的瓦解中,迎来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即便是路易十六,口头上也讲“自然法”、“劳动权”、“人权”。法国经济、政治、文化存量的聚积都有了数百年的历史。
    其次,让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大革命的主体只能是第三等级。法国当时不少地方仍然存在着中世纪的残余制度,那里的人民多为农奴。农奴没有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渴求,当然也不会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提出资产阶级革命要求的阶级只能是法国的第三等级,即为数众多的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阶层和广大自耕农。他们的物质利益得不到保证,政治上无地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受到严重阻碍。第一等级、第二等级虽然多已失去领地,但不交税,又有特权,享有年金。封建专制国家把沉重的财政负担统统转移给第三等级。第三等级要交的租税,据托克维尔统计就有军役税、人头税、念一税、年贡、劳役、附加税、注册税等等,法国成为一个主要靠穷人纳税的国家。国王税收不足,就大举借债。如路易十三在位15年,国家的债务即增加3倍,达45亿利弗尔。这些债务负担只凭农业人口的税收远远不够,压榨的对象也只能是交纳工商税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第三等级的市民了。
    这种革命在落后的农奴地区是无法产生的,它一定要在生产发展,社会进步,但又遇到强大阻碍时,才能形成革命的暴风雨。正如托克维尔所言:“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相反没有什么地方的旧制度像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恰恰是在那里点燃并滋养了内战战火。”
(《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14、215页)。
    我们万不可被所谓繁荣了,压迫轻了,负担少了,为何革命却发生了的假象所迷惑。托克维尔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只能在交纳工商税的资产阶级有足够发展的区域开展,而不可能在落后的农奴地区开展。
    第三,让我们想一想法国大革命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什么。法国农村多有公社组织——这是我们研究法国历史必须要理解的地方——这在托克维尔、马克思的著作里都提过。公社有大量公地,“1710年至1789年许多省份地主便夺取了三分之一的公共土地。”
    (《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页)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英国经济学家阿瑟•扬,在革命爆发前十分惊异地发现,大量土地已被原来的农奴,现已变为农民的人占有。这种情形,他估计占了法国土地面积的一半。所以,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这是另一场革命,它与使农民变为土地所有者的那场革命一样伟大”。
    用今天的话来说,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所有制变革,资产阶级希望占据统治地位的革命。农民占有了土地,但没有所有权;工商业者有了自己的产业,但也未得到明确的所有权,因而才与当时的国家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产生了严重的对抗性矛盾。路易十四在一项敕令中的理论是:“王国所有土地原本均依国家的条件被特许出让的,国家才是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而所有其他人只不过是身份尚有争议、权利并不完全的占有者而已”。(同上,第227页)第三等级没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却要为产权不完整的土地缴纳越来越多的税收,此社会矛盾未除,新危机又出。那时为了应对财政困难,还要加税、举债,又一次触动了第三等级的所有权问题。这才是法国大革命的根本矛盾所在。
    路易十六为摆脱政府的财政危机,不得不召开全国三级会议,但在召开三级会议、代表名额、全能法院、国民会议、制宪会议等方面,均与第三等级在这一根本矛盾上产生了激烈冲突,就连特权阶级的米拉波伯爵、西哀士神父都转向革命。矛盾由弱到强,由小到大,革命终于在1789年7月14日顺势而发,巴黎群众攻下巴士底狱。
    不能认为革命不识好歹,群众得寸进尺。革命的每一步骤,都包含着百年的历史积怨和愤懑,革命群众没有退缩,而政府却没有根本对策,最后只能是全盘崩溃。“8月4日之夜”,法国的制宪会议在亢奋激昂的气氛下,通过了大革命后第一部新宪法。现节选有关条款如下:
    第一条:议会声明封建制度从此废除。这包括“现存关于封建制度的不动产所有权,以及一切来源或代表农奴制的制度的收费都应马上废除而不受保护”。
    第九条:财政上的免税权力已被永久废除,税款将会通过相同形式向全体公民收取,新的税款征收方式正在制定当中。
    第十一条:所有公民,无论其等级及出身,均有任职政府机构及军队的资格。

    以上新宪法的若干条文正是体现了激进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更体现了封建专制政府和法国人民大众的矛盾。所以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个无经验的时代,但它却襟怀开阔,热情洋溢,充满雄劲和宏伟:一个永世难忘的时代,当目睹这个时代的那些人和我们自己消失以后,人类一定会长久地以赞美的目光仰望这个时代。”(《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44页)
    法国大革命前,朗格多克省是一个例外。该省是一个经济繁荣,压迫减轻,居民负担较少的省份,由市民阶级治理。他们向法国君主买下了所有的征税权、官位权,而国王则以保留该省的三级会议为代价。这里不但未爆发革命,反而在革命中还持保皇的立场。所以托克维尔不无遗憾地说:“倘若当初那些君王不是仅仅考虑坐稳江山,他们只要把用于取消和歪曲省三级会议的一部分的顽固劲头和气力拿出来,就足以使省三级会议依照朗格多克方式臻于完善,并使之全部适合现代文明的需要。”(同上,第279页)或可走上托克维尔羡慕的英国道路。
    虽然托克维尔认为,革命群众的内心有着复杂的心理和企望——贪欲、嫉妒、仇恨和独特的残忍,但他还是摆脱了他的贵族立场,尽情歌颂了它。绝不要相信法国人在最大的痛苦中经常表现出来的轻松愉快,自寻开心的表现。他认为:“给这些人打开一条出路吧,让他们摆脱他们似乎不介意的苦难,他们立即会朝那个方向飞快地跑去,势头暴烈,要是你挡住他们的道,他们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就从你的身上踏将过去。”(同上,第172—173页)这话多么熟悉,让我们想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托克维尔这种态度、语言充分肯定了法国大革命的正当性、合理性,而他对法国高度集权的官僚专制制度的嘲笑、仇恨也是一目了然的。
    今天中国又有人重读此书,我觉得也是对那种“告别革命”思潮的一种反省和考问。“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不会过去”,一个中学生以此写了一篇作文,直击我心。中国人民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革命、牺牲,无法令人忘怀,中国的“革命”二字在历史上是怎么写出来的?是用多少人民的热血、生命写出来的?在内战中死亡的敌方官兵,也是共和国成立的一种代价。我国革命在1949年已告结束,但绝不可忘记过去的革命!记忆加创造等于社会变革,为了不再发生革命,我们要以前辈的勇气、决心和智慧,参加今日中国的改革。

旧制度给大革命留下的唯一遗产是什么

    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有如山呼海啸,毫不犹豫地摧毁了法国的君主王权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基础,改变了法国社会的风尚民俗,并且越出国界,在欧洲境内“打碎一顶顶王冠,蹂躏一个个民族”,“似乎最终要清算上帝本身”,“而且要使世界焕然一新,可以说要创造一种新人类。”(同上,第43,44页)

    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和旧制度没有完全断裂,但遗产十分有限,唯一保留下来的遗产,就是旧君主制下的中央集权,“我承认中央集权制是一大成就。我同意欧洲羡慕我们,但是我坚持认为这并非大革命的成就。相反这是旧制度的产物,……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同上,第75页)这种羡慕并非褒义,而是对欧洲君主的揶揄。
    这里说的王权或中央集权,实质上都是国家政权中的行政权,而立法权、司法权,虽然名义上也有,但都是仆役、婢女,可能还是封建领主时代的遗留风俗。托克维尔说,只有当王国民情鼎沸时,中央政权才让他们出头露面,“暂时理事,允许他们热闹一番”,“社会飞跃发展,每时每刻都产生新的需求,而每一种新的需求,对中央政府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权力源泉,因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满足这些需求。”(同上,第100、101页)这就是经济学中“寻租”现象产生的制度环境。因为司法缺乏灵活性,其活动范围是固定不变的,新的案件层出不穷,立法又无例可循。
    法国君主的王权,中央集权是怎样形成的呢?那是伴随着大小领主势力的沉沦,王权开始发展和膨胀起来。就和中国秦汉两朝一样,封建领主成为衣食采邑的食利阶层,就不再是领地的主人了,即使领主们手中还有一些领地中可怜的司法权力,只要能兑换成金钱,领主们也不吝交换。这样隶属中央的地方行政权力就乘势建立了起来。大革命前的法国划分为34个总督管辖区,各管辖区都由国王委派总督,各县则有总督的代理人管理,总督代理人的手下则有税务员、行会理事和警察承担政府的行政职权。省属的各教区一切事务都由政府的官吏把持,教区实行的法律不再是过去的领主法律,而是君主专制国家的法律。
    随着中世纪领主土地的陆续失去,他们转发国王敕令、征集民兵、征收捐税的公共权力已不再拥有,不再直接统治地方。大的贵族住到巴黎靠年金过活,中小领主则生活在农村、乡镇。“领主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居民而已,与其他居民不同的只是享有免税权和特权;他拥有不同的地位,而非不同的权力。总督们在写给他们的下属的信中,特意说道,领主只不过是第一居民。”(同上,第70页)

    王权的形成,在路易十四时期达到顶峰,“朕即国家”即是王权形成的权威名言。据托克维尔所说,围绕着王权,形成了一个拥有特殊权力的行政机构,这就是御前会议。它集中了法国国家所有的权力,充分显现着王权的意志。御前会议既是最高法院;又是高级行政法庭,掌管一切特别管辖权;并且还是政府的核心组织——最高行政委员会,对政府官员具有指导作用,决定重大政务,监督下属政权;同时有立法权,制定法律和分派捐税。其实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幕后,国王才是一切的主导、灵魂。这就是托克维尔说的旧制度中的王权,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因此法国当时没有真正握有立法权、司法权的相应组织机构。

    国王路易十六高度集权,但其行为并不检点,处理国事昏昏欲睡,打猎、舞会时兴致盎然,结果大权落在王后身上。中央设有总监,下面六个大臣各自为政,办事效率极差;各级机构臃肿陈腐,冗官闲职或一团和气不办事,或相互掣肘、拆台;官僚军事警察机构每年的花销空前,仅支持北美独立战争就开支军费20亿利弗尔。法国支持北美独立战争,并非法国国王支持北美人民的正义斗争,而是英法为了争夺殖民地进行的七年战争的延续,结果使法国陷入更深的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了三级会议的重新召开和革命的爆发。

    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下,法国的官本位在托克维尔笔下描写得也非常精彩:“那时的职位更多,较小职位的数量简直没有穷尽,仅仅自1693年至1709年所设职位就达4万之多”,“一个人略识文墨,生活优裕,若是弄不到一官半职,那就死不瞑目”(同上,第132,133页)。托克维尔大笔一挥,又指向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当时的政府鬻卖职位,而今天政府则授予职位,要想获取职位,不用掏钱;人们的手段更高明:将自己交付出去。”新的人身依附关系出现,奴性官僚又开始形成。

    政府官吏专横、贪腐、颟顸,干什么事只求痛快,根本不管百姓死活。比如修路:“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被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等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同上,第227页)这样践踏民众切身利益的野蛮拆迁,怎能不惹怒乡村中新的土地所有者,也就是地主和自耕农,以及城市的市民阶层,也就是新的社会阶级?托克维尔说的中央集权政体,在帝国时期更准确的描述,应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专制政体”。

    中央集权官僚专制政体成功建立起国家从君王直到城乡最底层官吏的纵向统治体系,但国家缺少横向的组织架构平衡。原有的地方领主机构,城市的行会组织,城乡的自治团体,教会对教区的管理,各省的三级会议几乎都被行政机关代替,没有任何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和行政系统沟通和交流信息,反馈民意。专制政府还自鸣得意,无形中已成孤家寡人,背上无限责任。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城市中一切工程都要奉照御前会议的方案办理。工程招标要在总督或代理人面前进行。甚至公众的喜庆活动也要由官员主持,由他命令何时点放灯火,何时张灯结彩。

    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法国人民变得十分怪异扭曲,托克维尔说:“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社会败象,但专制主义喜欢人人如此,“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同上,第35页)这就是现代人称专制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游离的原子,原子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需要集权的、专制的制度保证。

    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君主制国家仍然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国家。原先的领主贵族,虽然大部分失去土地,但还没有像英国那样资产阶级化,同时还严重妨碍新兴资产阶级提升社会地位。也就是说,法国旧的上层建筑虽然未变,但其基础却大大变化了。按照托克维尔的逻辑来讲:“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宏伟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同上,第175页)当旧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在大革命中顷刻毁灭之时,革命的领导人和刚刚获得平等的人民仍然需要政府,需要国家机器的保护。托克维尔说:“在无政府状态和人民专政中被挫伤而软弱无力时,当慌乱的民族摸索着寻找他的主人时,专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极好机会,而这些机会是那位天才轻而易举地发现的,他后来既是大革命的继续者,又是大革命的摧毁者。”(同上,第244—245页)他说的“那位天才”就是——拿破仑•波拿巴,他说的专制政府则是拿破仑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也即旧制度中国家机器的一种新的专制形式。

    如果说托克维尔对拿破仑、对第一帝国的评论还是两分法的,那么他对路易•波拿巴和法兰西第二帝国则是充满仇恨,并且极尽嘲笑之能事。在这方面他与马克思、恩格斯有极大的相同点。

    拿破仑三世在法国1848年2月、6月革命洪流之后,当上了总统、皇帝。他也是历史的工具,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开拓道路的作用。但他极无政治信义,好大喜功,纵容社会纸醉金迷、贪污腐化,鼓励各人自扫门前雪,只顾个人发财的市侩生活。托克维尔认为,在拿破仑三世时代,政府掌握着无穷无尽的恩典、赈济、荣誉和金钱,具有的手段既有诱惑性又有强制性,足以平息一切反抗,整个社会生活万马齐喑,巴黎上层是放荡不羁的享乐风尚,感情、思想杂乱无章。托克维尔虽然极力称赞法国大革命,但他内心始终高兴不起来,因为法国又扩大了专制的国家机器,而多数法国人又选择了倾向帝制的路易•波拿巴,回到了大革命前的君主制!

    当路易•波拿巴把法兰西共和国又变为第二帝国时,马克思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该书的中心思想就是当路易•波拿巴把行政权力提到皇权的极致,而立法机构又做了行政机构奴才和帮凶的时候,路易•波拿巴才做上了皇帝。而这里的“物种基因”则是从法国波旁王朝、第一帝国、第二帝国延续下来的中央集权专制政体和集权意识主导的法国人。

    托克维尔是一位难得的历史学家,但他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而且对社会主义充满了恐惧和敌意。他只见过布朗基一次,那是在法国1848年6月革命的前夜。他说在议会上:“一个人登上讲台,此人我只在那一天见过。然而一念及此,我就充满厌恶和反感。……一副凶恶、下流的模样,……人们告诉我他就是布朗基。”

    (《托克维尔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页)托克维尔这种感觉不是偶然的偏好,在同年的二月革命中,作为一位睿智的历史学家,他预感到:“自2月25日起,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体制猛然从革命者的头脑中冒出来,在大众混乱的头脑中传播。”(同上,第81页)“这些理论相互之间分歧极大,常常截然相反,有时甚至势不两立。但是所有这些理论,它们的目标全都不着眼于政府,而是力图触动社会本身——即政府赖以存在的基础,他们全都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同上,第82页)

    在此要对托克维尔的观点做一些说明,他这里指的社会主义乃是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包括像圣西门、傅立叶、布朗基主张的那些社会主义。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出世篇——《共产党宣言》是于1848年2月21日出版的,仅早于法国二月革命一天。马克思、恩格斯也非常关心法国大革命及巴黎公社等历史事件,现在让我们看看马克思主义早期的国家理论是如何回答法国旧制度遗产问题的。

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是同一时代的人,他比马克思年长13岁。托克维尔是否看过马克思的著作,不能肯定,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看过托克维尔的著作,从他们书中谈到的美国特殊国情、欧洲顶顶王冠被打落在地的语句,都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在国家学说方面,托克维尔对马克思的研究也有相当的帮助。针对托克维尔关于法国旧制度在大革命中唯一保留下来的中央集权官僚专制的论述,马克思也表示赞同,但在如何对待旧制度的官僚体制上,俩人的观点则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在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中,提出了自己关于国家学说的崭新观点。

    整理其要点有以下四点:

    1.“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

    法国的君主专制国家,及其后的第一帝国、复辟的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在托克维尔看来都是中央集权专制帝国,就是这期间的民主共和国也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尽管其统治阶级在不同时期可以分为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但国家权力总和无产阶级无缘,不可能从根本上满足人民大众的要求,达到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历经大革命及其以后80多年,旧制度的国家官僚专制机器不但未消失,反而日益庞大臃肿的原因和秘密。

    马克思在总结法国巴黎公社历史经验教训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即明确提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选集》二卷,1966年版,第460页)意即中央集权专制的国家机器,再也不能“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手里”,否则工人阶级解放的目的便不能实现,为什么呢?因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同上)。所以法国大革命保留了以前的中央集权专制的国家机器,而巴黎公社诞生以后,马克思认为如果人民群众要彻底解放,要实现消灭剥削阶级的国家制度,就必须打碎旧中央集权专制的国家机器,即“工人应当打碎的已不是旧社会的那个比较不完整的政府权力形式,而是具有最后、最完备形式的这一权力本身,就是帝国。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同上,第522页)。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不是要搞无政府主义,其全部的目的就是防止国家和国家的权力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宰”(同上,第426页)。巴黎各区选举公社的公社委员,公社是议行合一的工作机构。公社任命的公职人员,随时可以撤换,和公社委员一样只领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全民皆兵,废除雇佣军。这就是马克思关于国家学说中的直接人民主权论的精粹观点。巴黎公社的政权形式虽然很多地方过于理想,脱离了实际,但它充分体现的人民主权论,历史必将对其原则予以兑现。

    马克思的这种国家学说对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国宪法第一条即指明我国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第二条即说明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国家机关都要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也就是人民主权论。我国未必采取全国性直接普选的民主。

    从现实情况看,认真执行代议的民主制度也可以,即我国现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国以来发起了不少运动,开展了若干重大的批判斗争,其实都不如批判官僚主义的针对性强,但未把官僚主义提高到体制上认识,所以造成一些死官僚,他们不知手中之权从何而来,竟至出现大量的“权力寻租”现象。只要共和国主权在民,官员是人民公仆,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有着各种矛盾,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无人可以战胜的新型国家。

    2.帝国和民主共和国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说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指的应是法兰西帝国,是法兰西帝国官僚制度的国家机器。扩大而言,可以包括当时整个欧洲大陆国家,从法国直到俄国,但英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机器并不包括在内。虽然马克思承认美国这样的国家,没有国王,没有贵族,没有领取年金的官僚,就是常备军也仅限于监视印第安人的一小群士兵,而且还是实行了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在他看来,美国的两党制仍然运用轮流执政的方法,运用政权进行投机谋利。但马克思仍然把资产阶级的两种政权组织形式做了严格区分,他和恩格斯在晚年又对英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做了新的解释和预测。进行两种区分不是一件小事,有其特殊意义。

    比如,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痛定思痛地说道:“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反而不能解决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为什么英、法、美国家不会发生?原因当然复杂,他讲话中多次讲到,我国政治体制中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各国(共产)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建国后“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终身”等等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这些严重弊端的清理仍需通过改革解决。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学习托克维尔著作和马克思国家学说最需要结合实际之处。

    3.三权分立和无产阶级专政

    法国巴黎公社起义成功以后,政权组织应该如何确立呢?是首先分设这个政权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职权呢?还是向凡尔赛的帝国旧势力、梯也尔之流进攻,镇压反革命,没收法国最大的法兰西银行,解决普鲁士兵临城下的问题呢?毫无疑问,应着手处理后一类问题!如果这么做,那公社就是履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可惜,当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还处在初始阶段,还不成熟。掌握公社命运的领导者大部分还是布朗基分子和普鲁东分子。当时巴黎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远远比不上凡尔赛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力度。与巴黎公社对敌人的宽容态度相反,梯也尔政府从内战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屠杀公社的战俘,直到拉雪兹神甫墓地最后的大屠杀。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却的教训。

    巴黎公社把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统筹行使,也就等于是行使了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同上,第463页)。这里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指革命政权刚刚建立,对一切反抗革命的敌对势力实行的暴政。但这一制度是有时间性的,随着人民政权的稳固,法制的建立,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是否要分开呢?说三权分立不好听,关于国家政权的建设上总要有个三种权力如何设置,各自行使职权的问题吧。我们常说行政官员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岂不知此话发明权还是恩格斯哩!他说:“在那些确实实现了各种权力分立的国家中,司法权和行政权彼此是完全独立的。……这两种权力的混合势必导致无法解决的混乱;这种混乱必然结果就是让人一身兼任警察局长,侦查员和审判官。”(《马克思全集》四十一卷,第321页)

    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两者如何相处而不对立呢?1891年4月30日,即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二十年之后,他又著文写道:“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之下,现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了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同上,第330页)恩格斯说的“过渡时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而且无产阶级专政还要讲“道义”,毛泽东在建国期间也说过类似的观点。马恩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绝非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整个历史时期都要存在的。无需引用更多的经典名句,只要看看我国的革命与建国的历史就能说明很多问题。

    我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有22年的历史,那时在革命的名义下,在革命根据地立法、司法和行政是合而为一的,即三者合一的工农专政,以后改为“人民民主专政”。即便那个时期,有条件的地区,公诉机关、法院和地区政府的职能也是尽量分开的。抗日战争之初,延安红军高级干部黄克功一大命案,八路军检察机关就有公诉人。人称“马青天”的马锡五,就是陕甘宁边区的法院院长。自我国1954年宪法诞生以来,我认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就应逐步融于、转为民主、法制的国家体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就应在宪法的体系框架下不断丰富自己的法理、职能。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的权力机关,其制定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行政权”应恪守“以宪司政”的基本信条,规范公权自身,保护社会私权;“司法”权则应保障“以宪司法”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保护公民权利,以法惩处一切犯罪分子。“以宪行政”、“以宪司法”,这就是宪法产生的宪政,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其他法律时也要“以宪制律”。如果我国的国家政权建设,真能向这一方向发展,何来“文革”?改革也就可以采取另一形式了。

    文革的序幕,就是以“海瑞罢官”——牺牲彭德怀同志,来祭旗和发端的,当时党中央已无民主生活可言。那时宪法等于一张废纸,刘少奇虽手持宪法,但也无法拥有共和国主席的发言权。文革中,听到一则消息: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就曾怒气冲冲要起诉江青。那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宪法已殁,也就没有宪政,仍然无济于事。习近平总书记说:宪法的生命全在于实施。我想,有宪法必有宪政,无宪政,宪法也不神圣。这是惨痛经验的总结,不知此判断妥否。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设中,其历史作用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没有先进思想,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党,就无法光荣走完自己的历史之路。它的领导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中应有如下内容:一、领导全国人民制定宪法,自己首先要模范遵守。二、保障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正常运转,立志建设高度文明的民主、法治国家。三、制定党的方针政策,鼓励党员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义务。四、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五、发挥国际主义精神,为世界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奋斗。

    4.行政集权和公民社会

    “集权”的字眼虽不好听,但试想哪一个统一的国家,没有行政集权呢?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总统联邦制,法国的民主共和制,都有程度不同的中央行政集权。托克维尔、马克思只是反对波拿巴主义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专制体制,并不反对当时的民主共和政体必要的中央集权。

    民主共和国的立法,不能过度集权,要由代议制的民主方式制定法律。民主共和国的司法也不能过度集权,司法权应交给公民社会。凡涉及民法、商法的原告、被告,都有打官司的权利和义务,法律地位是平等的,都可以请律师,还有陪审团。国家检察机关起诉的公诉案件则另当别论。只有行政是可以真正集权的,因为处理政务要讲效率,就像是军事长官要处理军事问题那样。但政府的权限必须明确,法律未授权的领域,绝对不能进入。它的集权只反映在依宪行政,依法行政上面。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和制同样要提高效率,要大力反对官僚主义。社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提高效率有一条根本保障,就是所有的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做不到这点,起码也要有一种强烈的意识:所有公务员都是纳税人所供养的。

    立法的民主和行政的集权是否发生矛盾呢?是经常会有矛盾的。针对当时的第二共和国情况,马克思认为,这种矛盾一旦发生,国民会议就一定要站在人民一边,敢于和行政权进行斗争,必要时要敢于发动群众推翻它。但法国的1848年6月起义吓坏了资产阶级,他们背叛了革命,国民会议不是依靠人民去抵制不断扩张的路易•波拿巴的总统行政权力,反而帮助他埋葬了国民会议的立法权,从而为他恢复帝制创造了大好条件。

    马克思还讲到国民会议和全体国民的关系,他说:“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成为法律,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成为国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权力的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同上,第214页)这就为国家的行政权力充分发挥作用,提高效率打开了广阔空间,只要它在立法原则框架下活动,任何公民都不能以个人的民主、自由为借口妨碍公务活动。

    这种政体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我认为建立在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所有公民的权利义务平等基础之上。这在民主共和制的国家中,都有宪法明文规定,我国也不例外,都是有法律保障的。比如我国的选举、居民委员会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民族区域自治等,还有众多社会团体包括商会等自治组织都是。只有落实了选举和自治,中国共产党才是融入了社会,又引领了社会的进步;它在人大、政府、司法方面才算起到了缔造者的作用。

    反观我国的现状,确实还有很多令人不够满意的地方。比如我国一些行政措施,法规在实行中出了乱子,引起群众不满。究其原因,不是宪法、法律出了问题,而是行政法规、规章等出了错,甚至出台明显违宪的行政法规、规章等,专业术语叫下位法违反了上位法。又比如,公民在司法过程中的权利得不到应有保障,本应“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案件,往往因公检法分开办案的宪法规定没有得到贯彻而难以落实。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广大公民有广泛的个人自由,自由的公民又非自由原子而能构建起基层的民主组织,基层又建有广泛的自治权利,那么国家的立法就是建立在民意基础上的立法,司法就可以自行消弭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行政才能形成权威。

结束语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着重分析了法国自旧的王权国家直到法兰西第二帝国国家机器的演变和发展。马克思也对这一时期法国的国家政权予以极大的关注,花费了极多的时间进行研究,从而建立起他的国家学说。他去世以后,恩格斯又针对美国印第安人的情况,写出了他的不朽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但他们都没有看到共产党领导的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对于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而言,单单对巴黎公社政权的经验总结是远远不够的。苏联共产党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苏共也没有严肃认真研究、改革自己并不完善的国家机器,这是列宁逝世以前极为忧虑的几件头等大事之一。苏联以后实施偏激和过度的无产阶级专政,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这是苏共失去政权的一条重要原因。

    中共取得了国家政权以后,究竟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国家机器呢?1949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1954年制定的“五四宪法”,改革之初,中共所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学说这一问题。此问题,今天还未根本解决。对此,胡锦涛同志对全党是有警示的,他说:共产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共产党掌握政权不是一劳永逸的,今天掌权不等于永远掌权。改革开放的中国必须以极大的勇气,谦逊的态度,继续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学说及其相关知识。所以,《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非常值得推荐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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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念不同不构成犯罪

任何政治行为都不符合犯罪的条件

----关于审判薄熙来

魏公

    昨天我在网络上和众多网友聊天,发现大家都很关心薄熙来受审判的新闻。有几个网友因为观点不同,还差一点就吵起来。

    其实我感觉,薄熙来是个什么样的人,不是最重要的。既然是审判,首先需要关心的是这场审判是否公正。传出来的消息大都认为这场审判是政治审判。因为他政治上失势了,用中共的话说就是犯了政治错误,因此而被关押并被审判。这样的审判当然不可能是公正的。

    现代国际上早就有一个共识。政治观点和理念上的不同,不能构成犯罪。著名的国际特赦组织,也就是很多中国人说的大赦国际,它的宗旨就是营救政治犯,反对关押任何形式的政治犯。这是现代文明思想的产物。

    为什么政治不应该被当作犯罪呢?首先是任何政治行为都不符合犯罪的条件。犯罪的基本概念,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损害了别人的利益或者身体。当然还有很多的判断标准和限制,例如自卫的权利就不属于犯罪。

    大家都知道,任何政治行为和思想,都是从维护众人和社会的利益出发的。我们可以评论哪一个想法是错误的,哪一个政策会带来灾难。有了这种批评和争论,社会才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如果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实行自己的想法构成犯罪,大家还敢说话吗?

    如果大家都不敢说话,说错了就成了犯罪,会使这个社会很快就陷入沉默寡言。沉默寡言的社会,自然也就不能明辨是非。不能明辨是非的社会,必然会逐渐陷入混乱和没有秩序。所谓的天下大乱就是这样产生的。

    因此,不允许说错话,正确的话也就很难产生和传播。谬论和错误的政治行为就会泛滥,社会就是一片混沌和没有秩序。这样的状况才是真正的天下大乱。因此,保障言论自由就是保障人们说错话的权利。没有说错话的权利,也就没有了说对话的权利。大家都没有了说话的权利,政治的错误也就不可能纠正。这正是专制政治产生的温床。

    什么是政治犯呢?我在监狱里碰到的一个几乎没什么文化的农民,无意间说出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标准。他说:我们刑事犯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损害了别人;你们政治犯是为了别人的利益损害了自己。至少在专制的政治体制下,这个标准非常准确。

    象我们这种被称为异议人士或者持不同政见者的人被关押,当然是标准的政治犯。但是仔细思考一下,毛泽东时代的刘少奇,邓小平是不是政治犯呢?他们难道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得罪了毛泽东吗?他们的政治行为可能包括他们自己的名利在内,但是他们的行为仍然主要是为了社会大众,而不是为了他们自己。把他们关进监狱当作罪犯,当然也就不公正。

    现在的陈良宇和薄熙来也是同样的情况。你可以坚决反对他们的政治行为,但是任何政治行为都不能构成犯罪。毛泽东时代通过打倒和关押像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政治犯,最终实现了毛泽东和他的小集团的独裁统治。

    现在的习近平领导集团是不是也有走向毛泽东二世的目标呢?暂时还看不出来。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你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而是大趋势会推着你不得不这么做。你开始的目标不一定就会达到你想像的结果,而是你的做法会按照它的规律产生必然的结果。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下了一个走向独裁的种子,想结出别的果子,可能吗?

    薄熙来的唱红打黑遭到世人的坚决反对。那么,把他赶下台就行了,有必要把他关进监狱成为政治犯吗?政治的问题应在政治上解决;而用司法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按历史的经验它就必然会走向独裁专制。共产党的老传统就是把反腐败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结果不但强化了专制政治,而且反腐败也是越反越腐败。现在已经是泛滥成灾了。

    有的朋友会说,像薄熙来那样强势的一方诸侯,不采用点非常手段怎么能让他下台呢?就像辫子戏里边演得那样,不然他们会造反。但是我要反问这些朋友,怎么美国、英国就不用担心政治家造反呢?在民主的制度下,政治就是政治。人们可以用正常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没必要采取所谓的非常手段。

    在民主国家,人们不必担心政治斗争变成诛灭九族,也不必担心说错了话就要进监狱。这样的政治环境保证各种意见都可以拿出来政变;各种政策都可以拿来试验。人们可以把正确的意见发挥到最好的效果;把错误的政策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的程度。尽管他人的智慧不见得比中国人更高,但和现在中国的专制制度比较,总体效果确实要好得太多了。

    既然薄熙来的案件变质为政治案件,那么他的错误政策就降低为次要矛盾了。这个案件的主要问题,就是要不要反对审判政治犯,要不要为了眼前的是非而放弃长远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政治问题用政治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不能用司法的方式解决。把政治斗争转变为司法问题,就必然会走向专制,也必然会天下大乱。

    贪小利而放弃大原则,最终的结果就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现在审判一个陈良宇或者薄熙来,只不过解决了一个小问题。因此而制造出第二个毛泽东,才是中国人民的大灾难。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3年8月14日 16:31主题: 管见:辛子陵怎么错的,错在哪里

辛子陵怎么错的,错在哪里?

管见

    【新世纪特稿2013年8月13日】在《新世纪》上读到辛子陵的《列宁主义怎么错的?错在哪里?──接受独立制片人杨伟东采访的谈话》,谈一些看法。

    辛子陵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批判,应该说很有意义,但其中令人遗憾之处,也很明显。笔者以为,辛子陵长期在中共机构里工作,染上了那里的不良习气,缺乏学术上严谨的态度,往往断章取义,动辄以"惊人发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实际上却往往把事情搞错,更要命的是,他对此似乎毫不在意。先前,人们见识过所谓"恩格斯令人震撼的93个字",据说这93个字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三大名篇否定了,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定了,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结果一查原文,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这一次,也还是如此。例如,他引述恩格斯的一些论述,说到,"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然后就断言,"这个'手段'和'线索'就是股份制。"笔者曾引用过恩格斯那些话,作过论述,看到辛子陵的断言,当然很是吃惊,怎么可以这么武断──恩格斯明明说的是国有化"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难道他的意思是,国有化包含着股份化么?

    恩格斯这一论述,出自《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辛子陵所引的那些话的那个段落,恩格斯开头就说,"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那里,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恩格斯的意思本来很明白:股份公司制度发展起来,它的社会化使得私人占有成为外壳,外壳与实质相矛盾、相冲突,于是,在未来的革命中可以将其国有化,但国有化只是"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因为国有化也无法消除"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

    恩格斯的论述,其现实意义有二。一是,不能把国有化作为社会主义本身,尤其是,西方社会里股份公司制度较为成熟,可以通过国有化而实现更高的社会化,而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即使国有化成功,也仍须经过股份公司的发展过程,完成其相应的社会化进程。二是,股份制充分发展起来,国有化才会"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而实质手段为何,线索如何,需要后人在社会变革的现实中、实践中,自己揣摩、自己探索,恩格斯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

    共产党的理论家常常喜欢说,对于某某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由此而衬托后人实践之贡献。这其实纯粹是废话。马克思学说是指南,而非教条,这是基本常识。辛子陵生怕人们不懂恩格斯的意思,匆匆忙忙地解释,恩格斯说的"这个'手段'和'线索'就是股份制",让人以为,恩格斯提供了现成答案,结果,还是他自己弄错了。

关于列宁和列宁主义

    辛子陵这样描述列宁:"他所谓先创造社会主义文明的前提,就是先用暴力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消灭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他的逻辑是:既然马克思恩格斯说资本主义制度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根本不进入那个坏制度,先把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和私有制消灭了,给生产力的大发展创造无限广阔的天地。"

    "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列宁说:能。列宁主义的精义就是这个'能'字。过去认为这是他的主要贡献,现在应该说这是他的主要错误。"可是,到了后面,又出现了另一个列宁:"列宁宣布实行粮食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允许自由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并坦率地承认:'新经济政策就是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到恢复资本主义。'"

这是怎么回事?辛子陵说,"历史的遗憾是1924年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就人亡政息了。后来斯大林杀了懂经济的布哈林,用政治高压手段保证极左路线的推行,走上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归路。"那么,列宁承认并至死都一直在坚持恢复资本主义,不是违反列宁主义么?辛子陵对此就不作解释了。

    实际上,辛子陵断言,"既然马克思恩格斯说资本主义制度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根本不进入那个坏制度",是列宁的逻辑,这过于武断了。

    辛子陵应该知道,马克思学说的理论中,有一个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那是一个难题,在中国共产党治下,长期以来这是一个禁区。

    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有不少论述,他还专门给俄国一位女士写过信,谈论这个问题,但他的论述还不系统,因为他对东方社会不是很熟悉。他的看法之一是,东方社会与西方不同,存在一种可能,即不一定经过资本主义,而是在其自身基础上发展,直接到达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条件是,在此期间资本主义未能在东方发展起来。而列宁,根据他对俄国的情况的研究,写了大部头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对他来说,根本不存在所谓"我根本不进入那个坏制度"的问题。

    不可否认,列宁精通马克思主义,他不会犯辛子陵描述的那样的低级错误。但是,马克思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其关键点上,极其微妙──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了"不断革命",他们承认了错误,承认"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他们实际上承认,因为经济革命展开,资本主义进入了它的长期发展的阶段。一般而言,这样的阶段会持续上百年,甚至数百年。

    于是,同时马克思又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应该立即大步向前迈进。他的意思,是指工人可以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提高自己的组织程度,实现自身的政治成熟,但是也不排除,工人可以争取自己的政治胜利,乃至夺取政权。

    微妙之处,在于政治,在于政治的不确定性。在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阶段上,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要长期存在,很不容易,因为长期在野会导致队伍涣散,而一旦掌握政权,又不得不实行资本主义,也同样有很大的问题。这是极其严峻的现实问题。

    作为理论家,考茨基对马克思的学说有深刻的把握,但作为政治家,连他也不得不想方设法,提出某种政治说法,从而为"不断革命"的死灰复燃打开了一道缝隙。伯恩施坦所谓"运动即为一切"的论调,更是明显地在为工人政党的长期生存寻求出路。可以说,现代社会民主政党的对策已较为复杂,而列宁当时的对策就简单得多。

    俄国出现了革命形势,列宁就准备发动革命。二月革命成功后,出现了议会政治的局面,而因为战争还在进行,政治形势仍然凶险,而列宁则准备进一步的革命,要独掌政权。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列宁的革命尚在犹豫,列宁即与主张"不断革命"的托洛茨基联手,力排众议,坚持发动十月革命,取得成功。

    激进之举往往得到众多支持,古今皆然。象辛子陵那样,尽管不严谨,甚至断章取义,却能引起关注,是同样的道理。列宁要革命,导致他在理论上走偏,把"立即大步向前迈进"推到极端。他批考茨基,批普列汉诺夫,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与革命"等问题上,有大量的论述。他对马克思学说造诣很深,因而,他的论述中,正确与谬误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交错在一起。那么就毫不奇怪,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在现实面前,很自然地又再向正确的方向偏回来。

  列宁为自己辩护,"通常的历史顺序"可以变化,可以先建立工农政权,再来建设工商业文明。他警告布尔什维克,不可以玩花样,不可以耍聪明,新经济政策作为"一种进步,因为它恰恰适合于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平,它并没有向他们提出丝毫更高的要求"──他承认新经济政策在恢复资本主义,认为这一政策意味着退却,但他也毫不含糊地认为,它同时表现为一种进步。这当然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可以想象、可以做到的。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1922年)。这与后来斯大林的所谓"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有根本的区别。这样来看,列宁的思想中有矛盾,尤其是,他因为自身理论造诣的深厚,到生命的晚期,又向正确的方向回归。人们重视他的晚年思想、重视他的"政治遗嘱",以及他的"最后的斗争"──试图再次与托洛茨基联手,打倒斯大林,道理就在这里。

    普列汉诺夫肯定列宁的理论造诣,否定他的"发展",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而列宁主义,基本上是出自斯大林之手,是斯大林之类的后人的贡献,与列宁的思想已大不相同。在这个意义上,辛子陵的批判可以说并无大错,然而,辛子陵基本上是把列宁的思想与列宁主义等同起来,这就大有问题了。

    笔者以为,辛子陵的失误,从方法论来看,在于他对事物作为一个过程,一个矛盾运动的过程,缺乏把握的能力。对马克思学说,辛子陵引述了许多的论述,而马克思学说发展中的矛盾,他看来不大清楚,于是,对列宁和列宁主义,他也同样难以恰当地把握。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

辛子陵认为,"1883年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单独从事革命和理论活动的12年,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民主社会主义阶段。"后来,"第二国际影响下的欧洲工人政党,执行恩格斯晚年的指示,放弃暴力革命,接受改良主义政策。""在欧洲国家产生了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这股潮流强大到缓慢地改变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面貌,压迫和剥削愈来愈少,公平和正义愈来愈多。出现了资本家和工人双赢的结局。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为民主社会主义。"

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图景呵。

不过,人们对欧洲(特别是北欧)的情况并非全无所知,对这幅图景,不是不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的确,恩格斯的思想对欧洲社会党有影响,但若说它们"执行恩格斯晚年的指示",那简直是共产党风格的语言了,不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实践。

的确,欧洲社会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改变了资本主义的面貌。不过,人们看到的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左翼政党执政的机会就会增加,而它们即使执政,也不会完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在其基础上推行较具社会性的政策。反之,当经济形势变化,就有利于右翼政党执政。总的来说,不论哪一个政党执政,基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没有改变。

辛子陵引述普列汉诺夫的看法,历数"资本主义演进可能出现的几个阶段",其每一个阶段,主词都是资本主义,到最后,是"有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人道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辛子陵根本没有意识到,它与他喜欢的"民主社会主义",完全是两回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工人政党为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主义为社会民主主义,所谓《共产党宣言》,并没有落实在政治之中。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到十月革命后改为俄国共产党,正式抛弃社会民主主义,要在俄国实行共产主义。列宁后来承认,他"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那是后来的事情,而"列宁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确开启了"社会主义"的时代,由此,才可能因为"社会主义"的弊端而出现所谓"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它们有共同之处,一般人将其混淆,也无可厚非,但是,在学术上在理论上,对于学者而言,它们是不同的。前者,本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社会主义运动,后者,代表着"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改革潮流。

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阶段的民主社会主义",是辛子陵自己的创造,它与马克思主义究竟有什么关系,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笔者在此直言批评辛子陵的观念,是希望这位可敬的老人能够严谨些,对自己,也对读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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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九发射透露重大内幕

----令美国不寒而栗

2012-06-20

    神州飞船与天宫一号成功对接,这组画面恐怕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世界上,不只是中国对其感兴趣,而美国也同样感兴趣,到底中国公开这次发射任何对西方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难道仅仅是技术展示?到底隐藏着什么重大目的?
长征二号F遥九运载火箭于18时37分21秒点火,托举着神舟九号飞船飞向太空。在抛掉逃逸塔、助推器分离、一二级分离、整流罩分离、船箭分离等一系关键动作后,神舟九号飞船进入预定轨道。

    空间站

    此次中国神州九号载人航天飞船已经成功发射,然而神州飞船的透露的重大信息,令白宫不寒而栗,记得很多人都收看了火箭发射的那一分多钟的画面,中国可以实现火箭射频探测技术,这一技术类似于光学雷达,中国通过这一技术已经实现了千里眼,任何隐形飞机导弹都可以现实被探测,除非敌方实现等离子隐身技术,就像玻璃一样透亮不被看到。

    对于美国来说,长期以来构建起的隐形导弹、隐形战机等、中国此次公开展示的火箭发射说明,美国所有隐形战机在中国光学雷达探测方面都无从隐身。

    另外再看另外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是火箭飞行到日本东部地区,卫星图像实时显示在画面上,并同步移动,这个画面说明中国不但可以探测火箭,可以做到精确监控,既然中国可以对火箭监控,就可以对任何导弹进行监控,现代战争讲究发现即摧毁,当然摧毁手段有很多种,最常见的是进行导弹拦截,其次可以通过激光武器等进行拦截,再次可以对导弹进行干扰等。

    世界震惊:中国神九把美空天飞行器逼回地面

    北京时间6月16日20时48分,中国神舟九号飞船成功发射2小时11分钟后,美国空军X-37B“轨道试验飞行器”在轨神秘飞行469天后成功着陆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这不觉让人感到有些蹊跷,难道美国这个被称为“轨道试验飞行器2号”(OTV-2)的空天飞行器会如此巧合和我们神九不相往来? 而巧合的背后都有惊人的较量,巧合往往也是一方胜利一方败下阵来结果。

    美国X37B飞行器

    据专业人士一些分析猜测,美国的这架飞行器执行的任务与美军情报收集或军事新技术测试有关,甚至将之称为“卫星杀手”。所以美国的这个空天飞行器就是个太空土匪,专门干烧杀抢掠之事,当然它是针对与美国为敌的国家的卫星等航天器的,在当今很多军事国家能在太空有一番作为的情况下,美国为了保持强势地位在太空攻击武器方面下了不少血本,这个空天飞行器就是其杰作之一,而如今能在这方面可与美国一比高下的国家也只有中国了,连俄罗斯都够不上档次,俄罗斯自从苏联垮台后自己家底早被美国掏空了,其实早在多年前中国已开始这方面的技术储备,就是防着美国来这么一手,事实上,中国的反卫星武器以及防被攻击技术已不在美国之下,中国不仅能在地面攻击卫星,而且在太空也有高超反击对方卫星的能力,甚至可以直接利用太空飞行器追赶敌对卫星,然后将其捕获,中国的神州七号曾经在发射后释放一伴星,其中目的之一可能就是防止别国太空武器图谋不轨。

    而这次我们神州九号当然不例外的要做好自我保护,西方尤其是美国对我航天技术的记恨会让其冒险对我神九可能采取不测手段,当然我们对此也会防范有加而且会主动对来犯之敌给予致命打击,美国空天飞行器这个太空土匪在天空中飞行这么长时间难道仅仅为了试验,它只不过在寻早猎杀目标而已,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神九上天两小时后突然返回,这其中的隐藏的秘密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一点是明确的,它必定遭遇非同小可的对抗,而且是不敌对方的,在粉身碎骨和逃之夭夭的面前它还是选择了后者,所以由此看来,它突然返回地面很可能被对方太空武器逼下来的。

    现今中国的航空技术已令美国望而生畏,同时也令其望洋兴叹,经过几十年的追赶中国的航天技术已和美国缩小到无关紧要的地步了,而且中国的发展势头迅猛,追赶上美国不在话下,而美国就怕别人在关键的技术领域被超过,一旦被超越美国还有什么脸面当世界的老大呀!所以今后中美的对抗将主要在太空领域了,而这次我们神九飞天,美国太空飞行器下地,明眼人会从中看出很多事情来。

    美卫星全成摆设:中国死亡攻击令美惊魂不定

    此前,中国通过实验激光致盲武器,让美国的卫星致盲了八分钟。在这八分钟之内,美国基本上看不到中国的所有的军事行动。那么通过这一条消息,除了可以知道中国可以对美国的卫星发动攻击之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中国正在践行的战争理念是什么。 八分钟可以改写战争的进度。

    战争一旦进入白热化,或者美国在后台干预中国发动战争的进程的时候,中国就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来遏制可能对中国造成巨大危害的军事行动。或者中国可以在这八分钟之内,将敌人搞定。这个敌人可能是美国,也可能不是美国八分钟,完全可以让美国后知后觉,然后再通过调整好计算,中国就可以占到先机。

    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虽然据说能够使用的,但是还是需要大致十分钟的预警时间,加上这八分钟的话,那么就有将近20分钟的可能性,在这二十分钟之内,中国完全有能力,将导弹打进美国的领土。比如,潜艇在水下发射的话,完全可以在美国的打击范围之外,对美国进行攻击。从而能够全身而退!

    局部高技术战争,八分钟怎么用

    这就是现实之中的确切用法。在对待印度和日本这样的国家的时候,八分钟足够用了。当中国的潜艇,或者东部沿海的导弹进入战备状态之后,致盲八分钟,完全可以瘫痪日本的防空系统和美国的天眼,从而给中国的武器留下充足的进攻时间!

    有了这八分钟,中国完全可以摧毁日本几大军事基地,像横须贺,像冲绳等等;一两枚导弹的事情而已。

    八分钟是中国控制美国的上限吗

    中国致盲了美国的卫星八分钟,信息虽然短小,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其中的意味,是什么样的卫星?致盲八分钟是否是中国的能力的上限呢?可以肯定的是,被致盲的卫星,应该是军事卫星;致盲八分钟,只不过是中国短暂的警告。按照美国的现状,所有的军事卫星都是最先进的,因为美国一直以来都想打一场太空站,所以美国在卫星上的投入和技术支持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能够致盲美国的军事卫星,可以说,中国不论是从能力上,还是从技术上,都要比美国高出不少!

    既然是短暂的警告性的致盲,那么短短的八分钟,完全可以延长,甚至是直接击落。但是八分钟,完全能够打一场高技术的局部战争了!总之,在高技术领域里,中国和美国可以说是比肩的。所以中美之前最根本的冲突,已经不是局限在军事领域里一方面了。包括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更加重要的是,中国自从三十年以来,一直都想将美国当做自己的朋友,但是美国却从来都将中国当做自己的敌人。
这就是中美之间的早晚要冲突的根源!八分钟的战争,或许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巨大的危害!

    中国亮出顶尖技术震动美俄 太空战可与美掰手腕

    中国8月初成功拉近两颗卫星,使之在同一轨道近距离运行,这显示中国的太空项目或者“太空战”项目正在日益成熟。此前只有美国曾经进行拉近两颗卫星的行动。这种能力的军事用途极广,可以用于监测甚至摧毁敌方的卫星,对敌方的地面军事行动造成巨大破坏。美国最近很不爽啊!不过这个消息是俄罗斯披露的,而美国似乎没有直接报道,这里面很有意思。

    美国对中国近一段的高技术成果采取鸵鸟政策很耐人寻味,美国对中国的进步总是有点酸溜溜的,所以干脆不报,不给你长脸!!不让你得到你想得到的地位!!美国人这个小心眼真的很龌龊心理很阴暗。因此,美国围绕着天岸舰事件的一系列小动作就不奇怪了。这不过是07年反卫的继续,主要考虑是不再产生大量太空碎片。07年那次是确认性质的,是对理论的确认,一旦成功(撞击)技术就向深度发展和挖掘潜力。比如强制合作?或者干扰和致盲?提取数据?等。

    近距“观察”的能力一旦具备,做什么都行了。再比如对目标进行细致的观摩然后得到对方最新技术的发展动向,等。其实这些技术在神七的伴星上已经试验过,进行过诸如释放、远距离遥控、绕飞、模拟对接等。当然这些技术也是未来太空站的技术储备,主要验证太空飞行器的姿态控制、对接技术等。太空小动量火箭有几种,一种是液体的一种是固体的,还有电火箭。一般是液体的最好操控,但是控制推力大小、姿态控制就需要技术了,比如高精度加速度计和陀螺的水平要高,计算机软件水平要高,计量器件水平要高,差一点也不行。

    今年1.11反导考验的其实也是这些水平,当然反导的难度更大,主要是系统更庞大,更复杂,时间要求更高。我们可以800公里击中一台电视机大小的物体,美国200公里击中一辆中巴。全凭精细操作。

    美情报局恐惧:中国两次控制美卫星长达8分钟

    董嘉耀:先来看看最新的军事消息,根据最新一期出版的台湾的《亚太防务》杂志,有专门的文章介绍到台湾方向掌握到对中国大陆解放军海军、空军和太空部队最新情报的分析,而这篇文章的作者,也是经常上我们《军情观察室》节目的,台湾的海军中将兰宁利中将,他也掌握大量台军和美军的情报,把它写成了这篇论述的 文章。

    文章很长,但是当中有很多新的对于解放军海空、太空部队的一些情报点,我们拿出来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在文章当中提到,解放军目前新型的长程巡航导弹已经正式的服役了。他提到解放军的长程巡航导弹,特别是有一定隐形功能的长程巡航导弹,挂载在解放军轰-6K型的轰炸机当中,已经正式排入了解放军的作战序列,而且在沿海的部队,已经有两个旅成建制的部署。

    另外特别提到,导弹的打击范围已经扩张到2500海里,因此是有效的在轰-6K新型的轰炸机携带之下,可以出东海、出南海,展开巡弋,甚至需要的时候可以展开准确的攻击,这是长程巡航导弹。

    另外一方面情报提到,解放军模仿俄罗斯的所谓苏-30MK2,目前俄罗斯最先进的苏-30改进型的MK2战机,解放军自行研发生产的,模仿了这个所谓的歼 -16战机,也是正式的批量生产。根据这个报道提到,解放军目前的歼-16战机已经生产出了24架,24架是批量量产的出厂,已经正式给解放军相关的试验部队来使用。

    24架的歼-16战机,而这种歼-16战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远距离超视距的攻击,而且对于敌方携带所谓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的大型军舰,可以展开远距离 的攻击。而且这个攻击是先制攻击,先发制人的攻击,而且是专门打对方的相控阵先进雷达,是专打雷达的战机,目前解放军歼-16战机,已经24架批量的进行服役。

    另外提到未来3年,解放军有可能把这种先进的战机专门打敌方雷达,让敌方的军舰瞎了眼睛的战机,大概3年之内要生产60到80架,配备给南海舰队,还有东海舰队使用,这是一个情报。

    另外一个文章也特别提到,解放军未来20年,也就是2010年到2030年之间,这20年四代战机会正式研发成功,反导弹系统也会在这20年当中研发成功,所以解放军目前需要大量的科技和经费人才。

    另外提到解放军的北斗定位系统,在过去几年密集的发射,到目前根据情报掌握,解放军实际上已经发射了12颗,未来10年当中,要部署完成大约30枚左右的北斗系统,完成全疆域全球的定位指导,对于解放军来说是重大的自我实现全球卫星定位和攻击。

    另外情报也显示,解放军目前打着民用和气象以及观测卫星等各种的名义卫星,已经有超过100枚是上了太空的,台湾这篇文章特别提到,解放军军民两用的卫星超过100枚,实际上已经逐渐形成了四大军事功能,这四大功能包括侦测,这不用讲了,就是100多枚卫星。可以无缝对于相关的重点地区进行全天候全天时的侦测;第二个是定位,对解放军相关的需要卫星定位的各种武器装备进行定位;第三个功能是引导,引导解放军精确智导的炸弹,包括美国最为紧张的东风-21D型的导弹,来攻击所谓航空母舰,进行精确的末端智导。

    最后一个就是干扰和攻击敌方的卫星,四大功能侦测、定位、引导,还有干扰攻击卫星,都实现了解放军百颗卫星在太空的军事功能。还特别提到,在2011年的时候,美国绝密的情报显示,2011年美国发现在2007、2008年两次,美国的卫星被控制,失去联络8分钟的事件,是由中国大陆军方的太空部队,在挪威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太空卫星站和网络站上发动了攻击,使得美国的卫星失去控制8分钟,美国指控解放军目前达到了这样的干扰甚至是断绝控制的能力,让台湾、美国也大为紧张。

    另外也篇文章还特别提到,解放军目前发展的大推力的火箭,事实上也是长程的大推力的导弹,是有突破的,目前使用的长征1到4的大火箭,未来会由长征5型的大推力火箭取代。另外在海南建成了低纬度的发射地方,可以携带10到15吨重型的,载人的太空站不用讲了,另外以后更多的太空和卫星定位,武器系统可以放在太空,由大功率的推力火箭来完成。

    另外他特别也披露一个信息,解放军所谓歼-18垂直起降的战机,台湾的情报说已经确认,在今年已经完成了试飞,目前今年可能会进行挂弹的试飞,歼-18的垂直战机,而且一旦试飞成功,可能会更加多量的,在其他战斗部队进行实战背景下的试飞。另外情报也显示,解放军过去十年,从俄罗斯购买了超过1000具先进的发动机,用来研发发动机的性能和提升解放军战斗力,解放军战机的发动机,解放军还从 海外特别从西方,输出了大约300名先进战机发动机和火箭方面的专家人才,目前也陆续的归国,这300多名高科技的人才是解放军重要的战机,五代战机的先 进后备动力。

    另外提到解放军从三代战机到四代战机的时间推断,落后美国30年,但是解放军现在研发不管是歼-15或是歼-18、歼-20等相关的战机,一定是以美国现役的战机参数,和不同渠道获得美国战机的模型来展开对抗演练,是有实战背景的,这是台湾的一篇文章。

    真有其事:中国用偷猎者一号猎杀美日16颗卫星

    据日本《读卖新闻》的消息,日本的自卫队空间情报演习所最新的情报显示,中国大陆用秘密的武器对飞跃中国的日本卫星进行了电磁的攻击,毁坏了日本卫星上的控制晶片。而在过去几年,西方的间谍卫星在飞跃中国大陆上空的时候,受到了中国军方的攻击,而这次遇袭的日本卫星,是在2006年9月,从日本的鹿儿岛发射的第三颗日本间谍侦查卫星。

    日本的情报说,至今已经有16颗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西方间谍卫星在中国上空侦测拍照的时候被中国军方攻击,而根据美军的分析,中国使用的电池脉冲武器是偷猎者一号,是中国在02年启动的绝密级的军事研发的工程。解放军的电磁脉冲武器偷猎者一号,可以在一分钟之内持续发射几百万瓦的电磁脉冲,破坏几公里范围之内,一切运作的军用、民用的电子资讯和通讯的系统,也可以使敌方的内部晶片自毁。

    而美军的情报分析说,这次中国攻击日本间谍卫星的事件,和上次中国军方用激光制盲美军间谍卫星一样,是中国展示太空军事实力的举措,也是对美日军事同盟的严重警告和挑衅,而美日军方不能坐视不理,不过中国军方对此没有回应。

    解放军曾经在2007年,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导弹击中卫星的试验,美国已经是相当的震惊,并且对中国之前没有进行通报和预报表达不满,而这次美国的情报最新显示,解放军今年再一次成功地用一枚导弹击落了运行当中的卫星。表明中国大陆解放军在过去三年,不断地研究导弹攻击卫星的相关技术。让美军倍感压力,加上之前美军也曾经披露过,大陆解放军曾经用卫星主动地贴近美军运行当中的太空的军事间谍卫星。喷出了涂料,遮蔽美军卫星的侦射,涂鸦的技术,美国说中国大陆解放军正在全力地研发,太空攻击的相关战力,解放军有多种攻击和干扰卫星的手段。美军担心一旦中美开战,解放军对于美军的指挥、通讯、侦查卫星都可以进行攻击或者干扰。解放军的太空战斗力对美国的军事卫星和美军是恶梦。

    中国打卫星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就是把美国的耳目给打掉,使美国的作战能力是大大下降到十分之一左右。再有一个就表现出它的反导系统,有了一定的水平,卫星能打,洲际导弹也一样能打,就是这一点,使得美国有所忌惮。至于印度当然是比中国又是差了一截,所以美国比中国强,中国比印度强,印度在对中国军事力量的竞赛当中,它的弹道导弹打卫星,给中国也是一个启示,就是如果一旦中印在边境打仗的话,双方都可能使用弹道导弹打卫星的技术,把双方的卫星都抹掉。印度应该是占更大的便宜。所以中印开战,最后如果大打出手的话,还是要夺取制空权,靠空军来致胜。弹道导弹打卫星,反弹道导弹等等这些,印度也表现出它的烈火导弹试验达到5000、6000公里也是威慑北京,但是这只是一个威慑而已,就跟中国威慑美国,仅仅是一个威慑。

    另一方面,根据美军最新的报告说,中国大陆解放军完成了小型固体的燃料火箭“开拓者”号的研制,可以快速发射微型和小型的卫星,进入到太空参战,正是这种 “开拓者”的衍生型,在去年1月完成了解放军首次的反卫星的试验。而中国大陆新一代的运载火箭,可以把25吨载客送入到近地轨道,把14吨的载客送入到同步轨道,而这些运载能力的提升,都具备军民两用的前景。

    揭开内幕:中国激光击毁日本卫星 让美国叹服

    美国军方一直极力关注中国在激光武器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近期,对中国军方激光武器方面的发展速度之快倍感紧张,美军事专家曾威胁说,中国军方的激光武器已经发展成熟,将对美军部署在亚太的F-22战机形成致命威胁,美军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曾经有位中国着名的战略军事专家在媒体上自豪地宣称:美国敢打中国吗?如果它的隐形飞机敢来中国轰炸,来一架打落一架,一个不剩……大家如果注意收听一下***,也许会知道美国似乎已经嗅到了中国新式武器的信息,他们有点不相信,他们更不敢相信!

    美国太张扬,中国太谦虚。如果说在传统的导弹技术方面中国落后于美国不可否认,因为中国的起步较晚,基础工业较差,加之西方国家对中国军事工业的严格限制。

    但是在新兴激光的军事技术方面,由于我们与美国起步点相差不大,所以我们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果不是牵涉到军事机密,200x年获诺贝尔奖的恐怕绝不会是俄罗斯人,在量子点激光器方面的理论研究中,中国早就处于世界最领先的地位。

     中国的超强功率的固态激光器是世界一流,用它发射的激光束可在3千公里的距离获得每平方厘米35K焦耳能量密度,此能量密度比攻击导弹所必需的破坏阈高出近1个数量级以上。以此粗略推算,中国的攻击激光雷达有效杀伤力超过3万公里。

    中国的攻击激光雷达包含着世界最尖端的5大核心技术:

1、激光材料研究的突破
2、激光辐射材料物理机理及成像图谱研究的突破
3、一次性快速跟踪定位控制技术的突破
4、高密度能量可逆转换载体材料的突破5。

    激光成像技术的突破

    目前中国的攻击激光雷达体积仍然十分庞大,达10吨,缺少强大的瞬时超强能源电池,容易受天气限制,空气中的微粒和水汽会严重干扰其能量和射程,只能陆基和海基。如何把攻击激光雷达装载于卫星,是我国目前正在全力研究攻关的目标,如果探月成功,如果我们的激光武器能量再提高一个数量级,会把攻击激光雷达装载于月球!

    笔者曾经参与试验。在1999年,演示现场,一位高官开玩笑说日本的低轨卫星正在飞临中国北方,看能不能试一下。结果是日本在2周后宣布其一颗卫星失踪。

    卫星图曝光:中国激光武器已部署在天山一带

    美国连线杂志网站表文章称,中国已加入争夺太空潜在控制权的军备竞赛,并为此潜心研制激光反卫星武器。文章还根据卫星拍下的图片认为,认为中国的这类武器可能部署在合肥、绵阳和新疆三个地点。不过对于这种说法,美国一些军事专家也给出了不同的判断。

    文章称,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就对激光武器萌生了兴趣。激光武器研究是中国早期反弹道导弹640工程的一部分。激光子工程“640-3项目”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负责。640-3工程旨在研制大功率激光发生器,以拦截弹道导弹以及高空航天器。虽然中国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取消了 640项目,但到1979年的时候,其又再度重启激光武器发展项目,并将之纳入863高科技发展项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研究高能激光(HEL),并取得了两项重大进展:自由电子激光(FEL)和化学氧碘激光(COIL),这符合反卫星武器系统的规格要求。同时,中国也在研制功率较低的激光系统,但据信这种激光系统无力拦截外大气层物体。

    文章介绍说,1985年,自由电子激光发生器的研究项目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上马。中国首个自由电子激光器“曙光一号”于1993年研制成功,由中国工程 物理研究院西南流体物理研究所承担设计工作。曾主持研究线性加速器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于2003年或许更早,开始了自由电子激光器的研究。20世纪 80年代,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最早开始了化学氧碘激光器的研究。1993年,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进行了化学氧碘激光器的测试,结果显示受测激光器可击杀140米之外的目标。

    文章称,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和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曾进行过自适应光学技术和变形反射镜的研究。为了实现卫星跟踪目标,中国还上马了数项激光测距项目。文章表示,事实上,激光武器的研究有利于中国弹道导弹项目的发展。目前,中国已开始研究滚转弹道导弹的概念,以便缩短地基激光在弹体上的驻 留时间,避免遭到破坏。

    称新疆天山可能部署反卫星激光系统

    文章称,中国在新疆天山一带部署了反卫星激光系统,对该地区的分析考察确定了该装置的可能位置。此外,对该址与中国其他高能激光相关基地关系的考察,进一步证实了该地有高能激光系统的可信性。

    文章指出,为了建设军用地基激光反卫星武器系统,中国需要发展激光和变形光学以及目标跟踪系统。当前迹象表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CAEP)设计的自由电子激光器与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光学设备密切配合。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位于绵阳,而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位于合肥。而这些研 究所都是与发展攻击外大气层目标相关的。很快我们将发现,设在新疆的研究所会与在合肥及绵阳的研究所相同。

    文章称,仅是简单的调查并不足以证明中国正为执行反卫星任务积极推进其激光系统武器化。事实上,2006年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或许可以提供所需的证据,从而描绘出整个事件。2006年8月及9日,美国政府曾表示,中国激光系统曾瞄准掠过中国领土的美国卫星。一些分析家表示,这些事件证明了中国在低强度展示其 反卫星武器系统能力,而其他分析家则认为这些可能只不过是用于精确划分卫星轨道的激光测距仪。

    文章称,鉴于中国通常会以成像卫星为目标,所以这两种可能性都值得注意。一方面,低强度展示反卫星能力可以使外界注意到中国的反卫星能力,而不必进行公开或破坏性测试;另一方面,精确测定成像卫星轨道有助于反介入或欺诈战术的实施。精确位置数据还能够为反卫星武器网络提供瞄准信息。所以,两种答案都会使人 们更相信中国正在研发反卫星武器。

    不过,文章认为,更可能的情况是以上两种说法的综合。毕竟,中国的确运行着众多用于跟踪卫星的激光系统。因此,已被定位的卫星被新疆设施内定位或跟踪激光瞄准是有可能的。

    美国军事专家对此看法不一

    文章称,值得注意的是,以激光为基础的反卫星武器并不一定要具备可满足军事用途的破坏力。其可被用来做下列三件之一:干扰、致盲或摧毁一颗卫星。其中,摧毁卫星的情况最为复杂,因为它需要庞大的输出功率、极高的精确性以及高精度可变形光学薄膜,以尽量减少大气的影响——由于同一位置看到一颗卫星的时间仅为 100秒左右,所以这三种能力都是必不可缺少的。

    目前,公开图片及资料似乎已经证实中国已在新疆部署了一些激光反卫星系统。这些反卫星武器是否具备摧毁一颗卫星的功率尚不得而知,但已有迹象表明这种系统已经就位,而且这种系统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与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与自由电子激光设备颇为相似。而且,美国《全球安全》网站总裁约翰·派克也认为,天山山脉可能有用于为更加常规的反卫星武器制导的激光设备。毕竟,“与使杀伤装置具备红外制导能力相比,为其配备激光制导寻的器要简单的多。”

     然而,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CfA)的科学家Yousaf Butt却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证据天山山脉“存在任何高能破坏性激光反卫星武器设施”。忧思科学家联盟劳拉·格瑞高也认为当前情况还不值得忧虑,毕竟中国想要研制激光反卫星武器,需要“第一,跟踪系统(以最低的一种现成的,现成型激光与小直径加上镜子),基本上就是一种激光测距系统;第二,高能激光;第三,将激光光束引导至卫星的高能可控镜。”

    美两吨半卫星:为何在中国上空突然无影无踪

    据BBC报道,于2006年12月15凌晨四点三十五分,美国一颗精度为十五厘米的军事卫星突然在太空中消失,这颗大概两吨半的卫星为什么会突然变得无影无踪呢。

    据 BBC报道,于2006年12月15凌晨四点三十五分,美国一颗精度为十五厘米的军事卫星突然在太空中消失,这颗大概两吨半的卫星为什么会突然变得无影无 踪呢,美国各大专家纷纷猜测,有的说是被陨石所击中,偏离轨道逃向外太空,有的说是电子故障暂时没找到,有的说是俄罗斯装备在卫星上的反卫星武器所推毁, 而其中一位军事专家的猜测引起了众人的关注,这位军事专家是怎样猜测的呢?这位军事专家认为这颗卫星是由中国秘密发展的一种先进武器所推毁,众专家都认为 这种武器可能是先进的激光武器,因为本国早就拥有这项技术,不足为怪,而这位军事专家突然说道:这不是目前激光武器所能做到的让一个两吨半的卫星完全在几 秒钟内消失的,而是一种更为先进的武器。在众专家的追问下这位军事专家才透露出这种武器的性能与特点。这位军事专家介绍说,就在一个星期前驻守在中国的联 邦特工传回来的数据表明,中国正在研究一种叫电磁等离子束武器,一种具有粒子束武器特点的常规武器,它是利用一种高温等离子体做载体经过高能电磁遂道加速 到亚光速再利用特殊频率的微波做远程增能保能的一种新型武器,它的攻击性能不亚于核能粒子速武器而优于激光武器,而且体积小,易常控,发射能量大等特点, 是目前最先进的武器之一,这个项目已经报白宫国防部立项了,不久我们也将拥有这样的武器。(以上摘自BBC内部消息)

    中国电磁等离子束武器介绍:这是由中国一名在服役的高中毕业新兵提出的概念,由中国原子能核武器研究基地研制,所用时间为一年半,现在服役中国导弹防御 部,属中国高度机密武器,具有定向反导弹,飞机,致太空反卫星和太空站的特点,而且受天气影响不大,只受大面积极光天气影响大,它的攻击物点是在指定方向范围内气化所有物质,包括抗高温陶瓷材料,一般的飞机导弹可瞬间气化,小型机载系统可有效防导和攻击。电磁等离子束武器其原理和特点,其实其原理很简单就是用高温高压等离子惰性气体经电磁遂道加速到亚光速成在特殊频率的微波作远程增能作用下的形成极高温等离子束,极高温等离子束以亚光速打击物体所其气化或 熔解,以达到远程精确打击作用。

    [一句话小结] 早在神舟九号飞船发射以前,中国激光武器以及优于激光武器的电磁等离子束武器已经由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国防科委九院)研制成功,部署于绵阳、合肥、天山一带;用于实战,业已击毁美国和日本的间谍卫星。了不起!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8月08日 11:16 (星期四)转发: 西藏為什麼 有矛盾?

西藏為什麼有矛盾?

台湾学者

     西藏為什麼有矛盾,喇嘛為什麼搞獨立?看了你就明瞭.....

    在14世代的傳承中,有好幾任達賴喇嘛都是英年早逝,原因很簡單,利益鬥爭,下毒暗殺,這就是為什麼清朝朝廷最後給他們定下一個金瓶制度的原因,乾隆實在受不了這幫喇嘛們明爭暗鬥的暗殺了。這裡可以看出這些神權統治者的虛偽,自稱"活佛"的人們為自己利益勾心鬥角,下毒暗殺,使盡卑鄙的手段。

    我住台灣曾經去過西藏旅遊,接觸過喇嘛,以及平民。你想知道西藏為什麼會有矛盾嗎?我告訴你我看到的原因。在中共進入前的西藏,西藏人口中有95%的農奴,以及剩下的土司(奴隸主)和僧侶階層。那時候,每座寺廟,都擁有大片的土地,和成堆的農奴。農奴們世代為奴,在祭祀的時候,奴隸主會砍下奴隸的手臂,拔下它們的皮,作為貢品。

    在達賴過生日的時候,他都會命下密院的僧侶扒下兩個小孩的皮作為犧牲,如果你現在去西藏的歷史博物館,你還能看到十四世達賴離開西藏前親手寫的扒皮命令。然而西藏的那些文盲農奴們虔誠的信仰者活佛。你大概不知道在藏藥中,活佛的糞便是一種藥物,藏民們爭相收集活佛們的糞便用於治病。

    奴隸主在招待客人的時候,待客的方法就是和客人一起輪奸自己的女奴隸,這很容易理解,他們認為這是熱情好客的體現,因為這是在"分享女人"。

    中共在西藏搞了“土地改革”,不過老共的手段是很狠的,那些奴隸主甭管是否願意,都必須交出土地,釋放奴隸,免除債務。土地改革是在1957年開始搞的,接著西藏就爆發了武裝暴動,奴隸主們反抗了,然後就是中共的鎮壓,接著是達賴的出逃,但是,班禪沒有逃,他選擇留了下來,因為他贊成土地改革。

  這也造成了西藏的一種特殊的"族群分裂":平民與僧侶階層的割裂。那些底層的老百姓藏民們,如果你去西藏玩的時候,可以留意一下,西藏一般的農牧民家中,都是把毛澤東的肖像和菩薩掛在一起供奉的,因為他們的祖輩都是農奴,是毛給了他們土地和自由。老共現在的民族政策,藏族的教育醫療住房全部都有政府的補助,這也是一般的平民藏族百姓對獨立不積極的原因。

    但是僧侶以及以前的土司後代可不這麼想,在他們眼中,毛澤東和中共是剝奪他們土地和財產得罪人,不僅如此,在歷次的中共鎮壓中,這些人的上輩或者親屬,或有被關押或有被槍決,可謂苦大仇深。所以你如果走在拉薩街頭,你會發現宣傳獨立最積極的人,不是喇嘛就是以前的貴族後代。

   這些人一直在鬧,中共拿他們沒辦法,因為在西藏這個地方,教育太落後了,藏族的文化太落後了,這也是他們為什麼如此虔誠的信仰神靈的原因,你能想像一個拿到物理學碩士的人去寺廟向菩薩磕上十萬的頭麼?但是藏民會,藏民會把家中最聰明的孩子送去作喇嘛,因為在他們的傳統中,社會是分等級的,喇嘛是最高貴的,這就是神權社會的典型特點。

   因為有著這種神權社會的特點,所以中共對喇嘛是很頭疼的。你大概不知道,西藏的每座寺廟的活佛,都享受中國國務院的特殊補助的,換句話說,是中共在養寺廟,養喇嘛,你看每座寺廟都金碧輝煌,這些金子錢都是內地的政府出的。但是喇嘛們還是會鬧事的。很簡單,你再怎麼給他們補助,他們以前的土地沒了,努力也沒了,風光得社會地位也削弱了,他們不滿。

   西藏人如果想要一個幸福的未來,喇嘛階層是最大的拌腳石。你知道現在最想發展西藏文化的是誰嗎?是中共。因為最聽從喇嘛的話,最容易被操縱的,就是那些文化水準很低的藏民了。

   所以中共在西藏使勁的蓋學校,內地的大學畢業生如果志願去西藏教幾年書,回來後就可以免費讀碩士博士,內地的大學對西藏的學生向來是超低分錄取。不過,在一個平均海拔5000米的地區,特別是半年都是積雪的地區,辦學校和醫院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西藏有30多個臺灣大,但是人口不及臺北的一半。怎麼才能讓居住如此分散的遊牧人都能接受教育?這需要高昂的投資。

中共的想法就是,藏族的文化水準能夠高起來,不再那麼愚昧,當所有的藏民生病的時候能去醫院作個檢查,而不是去寺廟吃活佛的糞便的時候,喇嘛們也就沒那麼容易煽動藏民了,西藏也就好管理多了,當然這樣的話喇嘛也沒市場和地位了,這就是喇嘛們目前所面臨的"生存危機"。所以中共在西藏蓋的學校和醫院,是這次西藏動亂中的首選攻擊目標。

    喇嘛們是容不得藏民學習文化的,一個學過生物學的人,他生病的時候會去找喇嘛們吃糞便嗎?喇嘛們不是地球上唯一阻礙科學傳播的人。還記得黑暗的歐洲中世紀嗎?還記得宗教法庭嗎?當科學和知識傳播的時候,神權統治者們就會發抖,當藏民們知道地球是圓的,繞著太陽轉的時候,他們就再也不會相信喇嘛們說的大地邊緣的十八層地獄。

    西藏,正處於一個現代文明和神權文化階層劇烈衝突的時代。正如宗教法庭絕對不會饒過哥白尼和伽利略,他們不會自覺地退出歷史舞臺,喇嘛們也是。所以這個文明衝撞的過程中,你必然會看到鬥爭,明的,暗的,和平的,暴力的,決不會戛然而止。

   撕開"人權""自由"的外衣,這是一場神權奴隸制與現代文明的衝突。中共如果真的想把西藏經營好,讓西藏人們都過上富裕現代化的生活,就應該多蓋學校和監獄,學校送給藏民,監獄送給喇嘛。
我建議各位網路上的朋友們去西藏玩一玩,不要跟旅行團,也不要只去寺廟,去鄉村,去草原,去看看西藏的原生態,去那些農牧民的家中,看看他們對中共和毛澤東的觀點,看看他們辛勤的勞作,看看他們作過奴隸的祖父祖母那殘缺的手臂,和沒有文化的樸實,再去看看喇嘛們悠閒舒適的的生活,聽聽他們對政府的不滿。

 

 

 

 


发件人:liymbj3859<13051506082@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3年08月09日 16:21 (星期五)附 件:1个(潘祎的稿子.rar ) 查看附件

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

王小石

2013-08-02

    微博上的天使、导师、公知们天天造谣传谣制造社会负面新闻,营造一种中国即将崩溃的末世景象,诋毁现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宣扬欧美的资本主义宪政模式。在此过程中不断煽动民众怨恨现政权,并痛骂中国人奴性十足,赤裸裸地煽动民众当炮灰引发中国社会动荡。

    那我们看看曾经动荡过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民是否到达了幸福的普世价值彼岸。如今俄罗斯百姓确实觉醒了。他们觉醒到被欧美画出的民主化大饼骗得输个精光。

    因为他们在“民主化”后一夜醒来,发现前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丢失了十四个,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一半,新老沙皇历经几个世纪打下的出海口丧失殆尽,曾经强大无比的红色黑海舰队变成了内湖舰队,装备老化腐蚀,最后变成一堆废铁,国内新寡头疯狂掠夺国有资产,俄罗斯老百姓照样在街上排队,只不过这次连前苏联时期的计划供应卷都没有了,老兵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勋章换取面包,苏联解体十年后的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3000亿美元,是1991年苏联的十分之一。外贸进出口总额大约为800亿美元,只相当中国的五分之一。黄金和外汇储备20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一。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就是说,俄罗斯已经从一个强大的国家变为一个在经济上无关紧要的世界二三流国家了。

    长期流亡国外的不同政见作家,号称俄罗斯的良心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尼仁琴目睹苏共的倒台,兴致勃勃的回国参与“民主建设”,目睹对“市场化”后俄罗斯母亲的惨状,悲愤的写出回国后出的第一本书是《崩溃的俄国》,1996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其中通过对一个“红色厂长”的生活经历的描写,肯定了斯大林以及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在作品里通过主人公之口说:“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他在《论俄罗斯现状》一文中又说,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什么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由过去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的一百五十个到二百个寡头。他把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称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民主化”后俄罗斯社会叫做“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俄国媒体的民意调查,民众普遍怀念过去强大的苏联!这就是苏俄人民的觉醒。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这样的”民主国家“,现在沦为了靠卖资源为生。俄罗斯如果没有如此丰富的矿产资源,在工业体系崩溃后肯定是穷得要死的国家。

    中国是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大部分资源的第一大进口国,也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如果中国像苏联一样崩溃,一样去工业化,你觉得中国老百姓靠什么为生?卖资源的话恐怕还不如印度人的生活。

    如果中国走了苏联的老路,又没有那么多资源,中国老百姓吃什么?中国会惨几倍?你准备好棉衣了吗?你和你的家人,能撑过漫长的冬天吗?俄罗斯与中国的资源对比,石油储量是中国的40倍。天然气:193倍。煤炭:7倍。人均国土面积:17倍。请问,同样的崩塌,中国会惨多少倍?

    冷眼看叫嚣推翻现体制的西奴公知,那些成天在网上忽悠的带路党们,你们诱使中国走向被人欺负、贫国弱兵、给米国人当狗、给中国带来耻辱的灾难时代。苏联休克崩塌给俄国人惨烈十年,虽最终觉悟并呼唤民族主义强人普京上台勉强镇住场面,却再也无法止住颓势,中国人均资源的现实,决定中国惨烈会数倍于俄罗斯,所以收起你们鼓吹的所谓觉醒,中国人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不是最好的,但肯定比欧美强加给中国的要好,至少我们现在在发展前进,这就是中国人的觉醒!

    欧美那一套资本主义政治模式从袁世凯死后一直到蒋介石掌权就一直在中国尝试,但带来了几十年灾荒饿死上亿人,带来了军阀割据土匪横行,带来了日本趁乱侵华屠杀,可否带来富强与和平?直到毛泽东平定了天下,中国才进入了真正和平稳定与独立自主发展的正轨,哪个敢否认?

    我父母需要安享晚年,我孩子正在茁壮成长,居心叵测的天使、导师、公知们,你们若想在中国通过掌控舆论煽动乱局,就必须在我身体上踩过去,我若有一口气,都要让你们功败垂成!

    普京:“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筋疲力尽……社会濒临崩溃,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和精神上濒于崩溃。”

    ★寿命。俄男性现在的平均寿命为58.6岁,比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男性寿命的63.4岁还低了4.8岁。2007年中国男性平均寿命70岁。

    ★人口。俄连续15年每年人口缩减60万至90万人。

    ★宏观经济。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五千多倍。

    ★工资。1988年,苏联平均工资可以买1250公斤土豆,1992年只能买172公斤土豆。2008年俄国恢复到1989年的收入水平。考虑到苏联解体后巨大的贫富分化,底层百姓的生活更加凄惨。

    ★食物。1990年,包括下水和猪膘油的肉类,人均消耗75公斤,到2000年只有45公斤。1990年,牛奶和奶制品消费,人均消耗387升,到2000年只有215升。注意,1990年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起1988年已经发生了急剧下降。

    ★货币。在苏联解体之前,卢布很值钱的,但是在三次兑换货币之后,卢布的价值接近废纸,许多人毕生的积蓄毁于一旦,沦为赤贫。

    ★贫富分化。俄罗斯最穷的20%人口人均收入1991年是11.9%,到1999年下降为6.2%;最富裕的20%人口人均收入1991年是30.7%,到1999年上升为47.4%。

    ★粮食产量。苏联1991年粮食产量3.2亿吨,2008年左右俄罗斯粮食产量8000万吨。苏联是粮食进口国,而现在成为粮食出口国,因苏联时期生活水平高,消费水平高,现在俄罗斯人生活条件下降,肉类、蛋类等消费减少。

    ★国债。苏联留给俄罗斯的债务是649亿美元。2008年俄罗斯的外债是5600亿美元。

    ★腐败。透明国际的2010全球清廉排行榜,中国是第78位,俄罗斯是121位,实际上俄罗斯一直在一百二十多位,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俄罗斯的科学正在走向死亡。俄罗斯作为一个科技大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变轨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整个科研体系完全被破坏。

    ★俄罗斯去工业化。近10年来,俄罗斯投资下降了80%,工厂根本不开工。1985年时,俄罗斯经济总量是中国的2.5倍,现在只有中国的1/5。普京曾说,俄罗斯经济要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需要每年增长8%,连续增长15年。整个工业基础都毁掉了,一无所有,完全没有技术没有积累没有基础,你怎么参与工业竞争?

    ★俄罗斯沦落为资源出口国。俄罗斯的GDP有一半都是石油创造的,在世界产业链的地位就是资源出口以及初级加工工业。靠着疯狂采油,疯狂开采天然气,俄罗斯才维持了今天的经济。而现在世界原油储量第一大国还是沙特,俄罗斯储量连委内瑞拉都比不上。中国是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大部分资源的第一大进口国。中国有多少资源?最困难关头靠什么托底?

    ★黑社会。俄内政部长称十分之一国土受黑社会操控。叶利钦1996年也承认:现今的俄罗斯已超过了意大利,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黑手党王国。1/4国民经济“染黑”,受控于有组织犯罪集团。

    ★俄罗斯军队早已不象样子了。没落的海军军舰已减少了一千艘,而核潜艇也减少了三分二。目前俄军的开支预算,每年只得50亿美元,仅是美军开支预算的百分之一。空军在苏联解体后监控领空能力丧失近五成。

    ★私有化造就企图操纵政权的寡头。别列佐夫斯基:“资本应该拥有高水准的独立性,并不受来自国家的干扰。企业家的活动应该加强其在国家中的作用。今天,俄罗斯国家政权最强大的支柱是大资本”;“作为国家,有责任听取企业家们的意见,而无权给他们穿小鞋。”

    ★媒体——资本掌控的工具。新出现的金融工业集团寡头们相继插手俄罗斯大众传媒领域;到19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大多数大众传媒已经落入他们的控制之中。

    ★灾难之后,俄罗斯人被迫选择极权领袖,10年灾难后,俄政治巨头清一色是极权色彩。选票比较多的有普京(极权人物)、久加诺夫(俄共)、普里马科夫(极左极权人物)、日里诺夫斯基(极右极权人物)。再看看那些自由派的候选人,有几张选票?戈尔巴乔夫也仅仅有不到千分之五的得票率。

    ★戈尔巴乔夫:“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

    ★俄国部分民主精英的忏悔

    写过《古拉格群岛》、全盘否定过斯大林的索尔仁尼琴在反思时也说“我害了俄罗斯祖国”。曾经亲自参与签署协议将苏联解体的三巨头之一、乌克兰前总统克拉夫丘克后来说:“如果说在1991年,我知道国家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况,我宁愿斩断自己的手,也不会签署(导致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议。”

    2003年,笔者在访问俄罗斯时曾与彻底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交谈了4个多小时。他从苏联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卫国战争胜利、人民的全面福利、知识分子政策、文化振兴等六个方面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绩。笔者在与俄罗斯科学院某院士交谈时,他痛切地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沉痛灾难为代价,成为耶稣,悲壮地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个别超级大国绝对没有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我是苏***员,现在箱底仍放着党证。但苏共垮台时,我也是抱着欢迎的态度。10多年来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我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常怀负疚、负债、负罪之感。但我们从中国看到了社会主义灿烂的希望。”

    1994年索尔仁尼琴从美国回到俄罗斯。他的回国之行经过精心策划,先到远东,然后乘火车横贯大半个俄罗斯,最后到达莫斯科。他一路上会见各界人士,发表一系列谈话,基本上重复了前一年在西欧访问时说过的话,只不过有时语气更加激烈。回国后他曾到各地访问,实际接触到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现实,有了更深的感受,并在与各界人士的交往中对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他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更加具体,更加全面,也更加严厉。他在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二十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中回顾了历史,指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三个“乱世”之一,认为新的当权者所推行的改革不仅在经济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且造成了思想意识和道德的危机,俄罗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复兴。(《新世界》1994年第7期第171~173页)

    他在杜马的讲话里说,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他列举了俄罗斯人民在新政权下遭受的种种“灾难和祸害”以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反常现象,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实行的不是民主,而是“寡头政治”。(《真理报》1994年11月1日)他在《论俄罗斯现状》一文中又说,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什么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由过去共产党政权的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的一百五十个到二百个寡头。他把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称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俄罗斯社会叫做“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俄罗斯思想报》1996年12月5~11日)1998年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崩塌中的俄罗斯》的书,继续对现实继续批判,同时重申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在私有化进程中用各种手段进行掠夺而成为暴富的寡头深恶痛绝,几次要求宣布私有化为非法,把寡头们据为己有的财产还给人民。索尔仁尼琴对现实的批判十分激烈,这使得丘拜斯也感到意外,后者在一次谈话中说,索尔仁尼琴对当代俄罗斯的那种仇恨,“就连在久加诺夫那里我也很久没有见到了”,“今天索尔仁尼琴的立场是与专门机关的最反动的部分以及与俄共一致的。”(《生意人报》2000年8月1日)

    延续了三十来年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也就不再存在了。参加这一运动的人并不因他们反对过的制度被推翻而获益或掌权,相反,他们仍被抛在边缘,其中有的人仍然对新政权采取反对派立场,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持不同政见者”。这批人过去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先是挟外自重,后直接投靠外国,成为外国敌对势力手中的工具。然而结果却被西方抛弃,又受到理应引他们为同道的苏联“改革派”和俄罗斯新的当权者的冷落,给自己留下的只是一段不大光彩的历史和一堆煞费苦心编造的、正在失去利用价值的谤书。他们的结局具有双重的悲剧性。应该说,他们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进行了反思,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新的认识不是抽象思辨和推理的结果,而是通过自己痛苦的经历和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得出的,因此值得格外重视。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8月13日 10:28 (星期二)附 件:1个(关于“苏联解体”的代表性文章汇编.doc ) 查看附件

叶利钦的改革没有民主

----亲历者的回忆和反思

前苏联总统 戈尔巴乔夫

2013-08-05

    核心提示:戈尔巴乔夫:通过这些改革,只有10-15%的人得到了好处。其余的人都遭受了损失,不少人还失去了财产和权利。我仍然拥护社会主义思想。叶利钦根本没有这种思想,他有的是沙皇习气。是的,这个人在不断地盖房子,我不知道他怎么盖,但我觉得,他主要做的是为建房开工“举杯庆贺”这类事情。

    我不能把这些改革称作民主的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所有制关系改变了,政治制度改变了。但是,这些进程不具有民主性。      

不能硬把国家搞垮

    斯拉文: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如何从总体上评价新自由派改革的结果和叶利钦在其中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我把叶利钦的改革时期称作“狂飙突进”时期。这是一种对俄罗斯进行极端激进改革的做法。叶利钦想让所有的人看看应该怎样进行改革:不能拖拖拉拉,不能犹豫不决——这就是他的搞法。
    从客观事实看,我应当说,叶利钦的反面作用要比正面作用大。一个国家的历史不可能一无是处。总是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些年来,我们大家都发生了变化,变得与过去不同了。将来,我们对国家的指望会越来越小,而个人的主动性将会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当我们退下来的时候,国家还是个社会保障国家。我们走进市场时感到非常不习惯,特别是老一辈人。然而,就连这些人也改变了,他们正想方设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并为俄罗斯大家庭做出自己的贡献。
    但这一切都抵不上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衰退,工业遭到全面破坏,最主要的是科学潜力遭到破坏,而这一潜力曾经是巨大的。大批科学人才外流到世界其他国家。不过教育保留了下来。只有依靠教育我们才能摆脱困境。正是精神和文化财富使我们仍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如果一个人的精神被摧毁,那他就变成了废人,变成了行尸走肉。要知道,教育和科学是我们赖以前进的动力。
    (石头注:俄罗斯实行私有化以后,1992年当年通胀率即达到2501%。持续多年的严重通货膨胀,不仅造成经济生活混乱,而且使广大民众遭到空前浩劫。1992年俄全面推行“休克疗法”,导致经济瘫痪,物价飞涨,卢布贬值,居民损失了4600亿卢布储蓄,物价上涨51倍,而名义工资仅提高11倍。价格指数逐年暴增——1991年同比上升168%,1992年上升2508.8%,1993年844%,1994年214%,1995年131.4%,转轨5年,物价上涨了近5000倍。其后几年通胀略有下降,但仍然处于极高水平,1996年21.8%,1997年11%,1998年84.4%,1999年36.5%。至此,导致81%的居民多年辛苦劳动的积蓄被彻底洗劫一空。)
    我们的军队处境艰难。所有关键的命脉部门,也就是构成任何社会的基础的那些部门,都遭到了破坏。叶利钦改革的结果就是彻底的失败。他那无视现实、虽仍带有布尔什维主义色彩却已改头换面的改革构想本身就决定了这一结果。他要把别国的模式强加给俄罗斯。
    斯拉文:现在国家和总统都处于半瘫痪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呢?
    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分析还是应该“从头说起”,而这个“头”是从当年叛乱者的行动开始的。正是他们的行动使得戈尔巴乔夫声誉扫地。当时我们已经制定出党的新纲领,开始进行深入的改革。市场和所有制问题已经澄清。然而人们没有经受住改革的磨难。全国到处商品紧缺,许多人利用各种各样的民族冲突想方设法分散联盟的权利。叶利钦趁此机会把这些人召集到俄罗斯的旗下。为了吸引联盟企业,他答应它们减免10%的税收。总之,斗争开始时人们都这样说:也许叶利钦的办法好,干脆,就让戈尔巴乔夫这个大政治家去管苏联的事,让叶利钦在俄罗斯共和国自己干吧。这是一种贪图实利的观点。
    叶利钦的悲剧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认为,人民也会和他一样支持俄罗斯脱离联盟的主张、认为独立后的俄罗斯人会生活得更好:每年划给联盟的800个亿将会留在俄罗斯,科技、石油、天然气也都集中在这里。要使生活好起来就必须甩掉联盟的重负。这种想法已经开始起作用。就连一些学者和作家也支持它。
    我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要对它实行迅速的改革十分困难。所以我才说:要循序渐进,要逐步积蓄力量。可叶利钦竟然要让俄罗斯脱离联盟单独发展,而且,这一点已经做到了。根纳季•久加诺夫今天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当时真糊涂,让那个男低音给迷惑住了,在投票表决时曾经支持他。支持他的既有民主党人,也有共产党人。就像人们常说的:界限已经打破,彼此成为朋友。
    斯拉文:那么,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叶利钦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戈尔巴乔夫:他的主要错误在于战略的改变,他改变了对我们这样一个问题成堆且情况特殊的国家、一个复杂的客体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的战略。叶利钦没有采取这种方法,而是要把一切全部打破,实际上是要用生硬的办法把国家搞垮。同时,也不能忽视我国人民的心理方面。他们从未在市场条件下生活过,只知道一种所有制形式。他们处在一个由国家决定一切的国度里,在这里,国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障,个人利益、物质利益问题并不突出。

    斯拉文:您指的是平均主义吗?
    戈尔巴乔夫:对,是平均主义。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经济缺乏竞争力,军工生产和重工业部门比重过大,平均主义心理实在严重。这一切是不能用生硬的办法去打破的。可叶利钦硬要把一切都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国家尚未做好同发达的欧洲和美国竞争的准备,在工业生产率方面要比那些国家低三分之二,更不用说产品质量了;农业生产率要低五分之四。在这种情况下对外开放简直就是要把国家搞垮。
    斯拉文: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那些亲信至今仍然认为,市场本身无所不能,市场会使所有人有事可做。
    斯拉文:他们这么说是由于无知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 比如说,是出于虚荣心?
    戈尔巴乔夫:拿叶利钦来说,这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而冒险的结果您是知道的。至于我国的“改革派”,则是一些对宏观经济略通一二、而对微观经济一无所知的人。我刚刚看过一份联合国关于亚洲和俄罗斯改革的新闻稿。其中关于俄罗斯的改革是这么说的:最大的失误是在向市场过渡的情况下将国家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实现这一过渡必须有国家的参与。不是让它发号施令,而是由它来调节所有这些过程。
    斯拉文:这个当过共产党的州委书记、接受过社会主义传统教育的人怎么会采取极端的、最激进的社会改革方案,或者如您所说,用生硬的办法搞垮俄罗斯呢?
    戈尔巴乔夫:您知道,我一生经历过许多事情,重新思考过许多问题。即使现在我也可以对学生、企业家、共产党人、左派、中派、基督教社会民主党人说,对人民说,我仍然拥护社会主义思想。叶利钦根本没有这种思想,他有的是沙皇习气。是的,这个人在不断地盖房子,我不知道他怎么盖,但我觉得,他主要做的是为建房开工“举杯庆贺”这类事情。
    斯拉文:也许,他只是庸俗地被西方世界琳琅满目的橱窗搞得眼花缭乱。
    戈尔巴乔夫:还有别的原因。首先,叶利钦是个说干就干的人,急于求成是他的特点;其次,既然要走向市场,他毕竟还是希望得到西方的支持。他相信,他会因此得到西方的宠爱,大笔大笔的钱会向他源源不断地涌来。
    斯拉文: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这种支持。
    戈尔巴乔夫:他个人得到了,可是国家什么也没有得到。我不能把这些改革称作民主的改革
    斯拉文:您如何评价叶利钦改革的民主性?
    戈尔巴乔夫:我不能把这些改革称作民主的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所有制关系改变了,政治制度改变了。但是,这些进程不具有民主性。
    斯拉文:为什么?
    戈尔巴乔夫:因为通过这些改革,只有10~15%的人得到了好处。其余的人都遭受了损失,不少人还失去了财产和权利。我们在改革时期说过:必须消除人与财产分离的现象。这一点做到了吗?我们说过要进行自由选举,要对权力进行监督,使人民能够参与并影响政治决策。这些根本没有做到。不仅如此,宪法还赋予了叶利钦绝对的权力。再来看看报刊,没有自由的报刊,也没有自由的电视。既然刑事犯罪和贪污腐败到处猖獗,既然官僚机构成了为所欲为的衙门,又怎么能说我们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呢?我们曾说,苏联的官僚主义压得我们喘不过气,而现在,俄罗斯的官僚主义者要比苏联多。
    斯拉文:首先,炮轰俄罗斯议会和车臣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顺便问一下,1993年十月事件发生时您在哪里,在做什么?
戈尔巴乔夫:当时我正在意大利。得知此事后,我中断了访问,因为不能在那里再呆下去了。我当即致信克里姆林宫:停止屠杀,撤走军队。有些人真行,您猜得出我指的是谁,他们写了一封又一封呼吁书,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在面临许许多多的人的生死问题的关头,他们突然没了下文。他们躲在一边袖手旁观。实际上,1日以前一切已基本恢复正常,所以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4日发生了当着全体人民的面炮轰议会的事件?
    斯拉文:我不明白“恢复正常”是怎么回事?
    戈尔巴乔夫:就是恢复秩序,一切都得到控制。无论怎样也没有必要炮轰议会。这是俄罗斯千年历史上第一次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而它在那个晴朗的早上遭受炮轰也同样是头一回。令我感到震惊的是:我们那些好看热闹的莫斯科人竟站在一旁观看炮轰。我坚决反对这一炮轰议会的行径。
    斯拉文:所以,您认为叶利钦是想给反对派一个教训。
    戈尔巴乔夫:是想镇压他们。您知道炮轰国会死了多少人吗?谁也不知道。
    斯拉文:有人说大概有400人。
    戈尔巴乔夫:是这个数字的4倍。此后发生了什么事呢?在那样复杂的情况下进行了选举,并通过全民公决推出了宪法草案。后来又对叛乱者实行大赦,却停止了对1993年事件的调查。只要我们还是这样通过国家的急剧变革来发展,我们就不会是一个民主国家。
    斯拉文:不过,人们常常把您与他相提并论。
    戈尔巴乔夫:不是相提并论,是区别而论,我与他毫无共同之处。

改革的教训和错误

    斯拉文:那么,您现在是如何看待改革的?这场改革对今天来说有哪些主要教训?
    戈尔巴乔夫:改革和当代的最重要的教训在于,不能指望通过飞跃或剧变获得成功。当然,我们头脑中产生这种指望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一直习惯于自我发泄、自我保护、自我激励。为了民族大计而在许多方面放弃或限制自我。人们今后还会如此,这是他们的优点……不过,还是不要指望所有问题可以一下子得到解决。不要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斯拉文:但有时客观情况会迫使人民起来反抗。现在他们的生活状况很困难。最终他们不免会对叶利钦的改革做出强烈反应。
    戈尔巴乔夫:当然,也许会采取革命行动,我不排除这种可能。
    斯拉文:用列宁的话说,事实证明,“上层”已经明显腐烂。
    戈尔巴乔夫:说得对,他们在许多方面已经腐烂。不过,最好还是沿着宪法的轨道前进。我个人赞成这样做。国家也应如此。我们经历过那么多次战争、国内冲突、民族分裂、工业化、劳改营的磨难,死了那么多人,该停止了。
    斯拉文:您认为那些年改革的主要错误是什么?从今天的观点看,在那场改革中本可以有哪些改变?
    戈尔巴乔夫:我认为,我们没有利用人民群众的巨大的支持。我不知道,还有哪个政权得到过如此巨大的支持。然而,我们从1990年春天开始逐渐失去这一支持。我们也没有利用解决市场问题的时机。人民一直在等待,可我们却没能抛弃陈旧的观点,把资金——数十亿美元的资金都花费到那些已经过时的大项目上。应当使人们的需求、收入与市场保持平衡,让一部分国防工业企业生产优质民用品。这样的话,人民就会理解叶利钦以及激进民主派的做法,也就不会发生叛乱了。可是当时人们认为:也许叛乱分子是对的,也许他们想使国家保持现状而不致变得更差。但没过多久他们就明白了,这不是他们要走的路。

    附文: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推行的“休克疗法”灾难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继承了原苏联的大部分家底。丰厚的遗产令叶利钦喜上眉梢,可穷家难当,一大堆半死不活的企业,外加1万亿卢布内债和1200亿美元外债,也让新总统夙兴夜寐,坐卧不安。作为前苏共的反对派,叶利钦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改革,零打碎敲、修修补补,白白断送了苏联的前程。痛定思痛,俄罗斯要避免重蹈覆辙,重振大国雄风,不能再做小脚老太太,应该大刀阔斧,进行深刻变革。此时,年仅35岁的盖达尔投其所好,在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的点拨及授意下,炮制了一套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叶利钦“慧眼识珠”,破格将其提拔为政府总理,1992年初,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激进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休克疗法的重头戏,也是第一步棋是放开物价。俄罗斯政府规定,从1992年1月2日起,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与此同时,取消对收入增长的限制,公职人员工资提高90%,退休人员补助金提高到每月900卢布,家庭补助、失业救济金也随之水涨船高。物价放开的头三个月,似乎立竿见影,收效明显。购物长队不见了,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习惯了凭票供应排长队的俄罗斯人,仿佛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实惠。可没过多久,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到了4月份,消费品价格比1991年12月上涨65倍。政府原想通过国营商店平抑物价,不想黑市商贩与国营商店职工沆瀣一气,将商品转手倒卖,牟取暴利,政府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市场秩序乱成一锅粥。由于燃料、原料价格过早放开,企业生产成本骤增,到6月份,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4倍,如此高价令买家望而生畏,消费市场持续低迷,需求不旺反过来抑制了供给,企业纷纷压缩生产,市场供求进入了死循环。

    对此,俄政府似乎早有准备,休克疗法的第二步棋,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与物价改革几乎同步出台。财政紧缩主要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税收优惠统统取消,所有商品一律缴纳28%的增值税,同时加征进口商品消费税。与增收措施配套,政府削减了公共投资、军费和办公费用,将预算外基金纳入联邦预算,限制地方政府用银行贷款弥补赤字。紧缩的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央行贷款利率,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实行贷款限额管理,以此控制货币流量,从源头上抑制通货膨胀。可是,这一次政府再次失算。由于税负过重,企业生产进一步萎缩,失业人数激增,政府不得不加大救济补贴和直接投资,财政赤字不降反升。紧缩信贷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企业间相互拖欠,三角债日益严重。政府被迫放松银根,1992年增发货币18万亿卢布,是1991年发行量的20倍。在印钞机的轰鸣中,财政货币紧缩政策流产了。

    休克疗法的第三步棋是大规模推行私有化。盖达尔认为,改革之所以险象环生,危机重重,主要在于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主体,竞争机制不起作用,价格改革如同沙中建塔,一遇到风吹草动,便会轰然倒塌。为了加快私有化进程,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无偿赠送。经有关专家评估,俄罗斯的国有财产总值15万亿卢布,刚好人口是1.5亿,以前财产是大家的,现在分到个人,也要童叟无欺,人人有份。于是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启动,已是1992年10月,时过境迁,卢布急剧贬值,此时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因此这个措施使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

    俄罗斯实行私有化以后,1992年当年通胀率即达到2501%。持续多年的严重通货膨胀,不仅造成经济生活混乱,而且使广大民众遭到空前浩劫。1992年俄全面推行“休克疗法”,导致经济瘫痪,物价飞涨,卢布贬值,居民损失了4600亿卢布储蓄,物价上涨51倍,而名义工资仅提高11倍。价格指数逐年暴增——1991年同比上升168%,1992年上升2508.8%,1993年844%,1994年214%,1995年131.4%,转轨5年,物价上涨了近5000倍。其后几年通胀略有下降,但仍然处于极高水平,1996年21.8%,1997年11%,1998年84.4%,1999年36.5%。至此,导致81%的居民多年辛苦劳动的积蓄被彻底洗劫一空。   1992年12月,盖达尔政府解散。

    休克疗法的失败使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了一半,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10。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燃料、电力和冶金工业成了民族经济的关键部门,其比重在GDP中约为15%,在工业总产品结构中为50%,在出口中为70%多。实际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如果说原料和能源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还算接近世界平均指标的话,其它部门则远远低于美国同类指标20%~24%。70%多的生产设备服务期超过十年,高于经济发达国家一倍。这种局面是国内投资特别是实际经济部门的投资大幅度减少的直接后果。外国投资不愿进入俄罗斯,吸收的外资总额累积只有115亿美元。俄罗斯科技开发支出全面减少,投资不足,对创新重视不够,使得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和质量竞争力的产品越来越少,特别是在民用科技产品市场上受到外国竞争对手的排挤,俄罗斯产品还占不到1%的份额。

    居民生活水平更是一落千丈。到2000年底俄罗斯人的货币收入总量不足美国人的10%,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也在恶化。有专家估计,俄罗斯人均GDP生产要达到葡萄牙或西班牙的水平,GDP每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也需要15年的时间。

    俄罗斯把美国西方提议的休克疗法当作灵丹妙药,本想一步到位,创造体制转轨的奇迹。可是南美小国玻利维亚的治疗方案,到了欧洲大国俄罗斯,却是药不对症。玻利维亚原来搞的就是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少,经济总量也不大,加上有西方大国帮衬,靠市场机制来熨平通胀,容易取得成功。这些条件,俄罗斯一样也不占,却偏要一口吃个胖子,政府来个大撒把,大搞市场自发调节,满以为播下的是龙种,可到头来收获的却是跳蚤。

    俄罗斯在转型中形成的这种扭曲而畸形的经济社会形态,在一些学者看来,乃是“由于建立市场经济不是循着民主道路、而是受制于官僚和犯罪集团的利益压力”的原因。换言之,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建立,是沿着犯罪集团的利益方向进行的。在大多数民众的眼里,造成这种扭曲变形的人员,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不文明的商人”,他们缺乏商业道德;一种是官员集团,他们贪污成性;一种是犯罪团伙,他们残忍并贪权。这些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广大民众对于改革的态度。因此,在俄罗斯的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社会状况的不满与各个阶层的冲突始终贯穿。按照俄罗斯的统计,人们对俄社会转型过程的不满主要是:对转型后的社会动乱与生活倒退不满、对私有化后的暴富现象和社会不公不满、对改革政策与通货膨胀不满,等等。这种不满逐渐体现在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冲突上面,由于俄罗斯普遍存在的强烈不满情绪,各种社会矛盾的积聚与爆发,最终导致了2003年1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激进党派的落选。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8月12日 06:57 (星期一)Fw:苏力:法律人思维?

法律人思维?

“Thinking Like A Lawyer” in China

北京大学法学院前院长 朱苏力教授

2013年3月

     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海涅

一、问题的界定

    “像[个]法律人那样思考”(Thinking like a lawyer)这个美国法学教育界的说法,1990年代起进入中国,[2]随着社会转型,逐步流行起来。但说着说着就变了,到后来则“一切都变了,完全变了,一种悲催的(terrible)美已经诞生”。[3]非常吊诡的是,恰恰是主张“同国际接轨”的法律人将之本土化了,成了当代中国法学的一道耀(刺?)眼的风景线。

    本文打算清理一下这道风景线。

    首先是在英美法和法学教育的语境中具体理解“像个法律人那样思考”究竟说的是什么;其次,本文的重点,要以“连锅端”的方式,批判当代中国法学人基于对前一命题的误解的中国制造“法律人思维”以及初步探讨一下,有哪些潜在的智识、社会和利益的挤压和碰撞,造就了这个变化。我会特别关注这一命题在当代社会中对于法律人这个新生利益集团的特殊功能。

全文的结构如下。以美国司法实践对宪法第一修正案表达自由的界定为例,下一节,我简单介绍“像法律人那样思考”为什么会发生在美国法学院;这种说法针对了什么,是主张法学院有能力传授某种独特并统一并足以自傲的法律人思维?第三节则考察和分析当代中国法学人如何矫情地,望文生义地,将这个说法误解成法律人有什么独特的思维。

然而跨文化的误读并不必定糟糕;完全可能成就伟大的创造——孟德斯鸠关于英国三权分立的误读就是典范之一。因此才有必要,以五节文字来批判“法律人思维”不成立。第四节在一般经验层面分析为什么有关法律人思维特点或模式的众多概括无法成立。第五节则具体分析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人的不同制度角色令他们即便在同一案件或事件中也行为不同,因此法律人没有统一的思维模式。

当然法律人都很关注法律实践的后果,并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追求对自己最为有利和合理的后果,但这也并不构成法律人的思维,第六节论证,其实每个行当的人,即便本文更习惯使用的,几乎可与普通人互换的,所谓“法盲”(此后文中法盲不再加引号),也大都行为或思维如此。尽管法律人的制度角色、职业利益、社会期待和自我期许,以及长期浸淫于法律行当,也许会令他们通常比普通人对法律问题更敏感、更细致,言辞更为谨慎,表达更为缜密,但,第七节分析论证,法盲的过激言辞也是其人微言轻的制度角色所塑造的,并且与其习惯于从表态而不是论证功能使用语言有关,因此,行为的显著差别也并不支持法律人思维的断言。第八节则进一步从正反两面的实例来论证,就言行之审慎周到而言,一些谨慎的法盲并不输给某些法律人,而毕业、任职于法学院,有法律学位或教授头衔者,一旦进入专业和职业失控状态,其思维也会不审慎,判断不负责,乃至偏执和意识形态至上。

但这会留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律人思维”这样一个“忽悠人”的命题会在并能在法学界长期流行,从偶然的误读成为坚信的真理,它在中国的传播和本土化过程中获得了什么特殊的意味?或是有其长期存在的社会功能?以及什么功能?这是第九节的关注。

第十节回到中国法学教育。解构“法律人思维”并不否认文本解释、教义学、“抠字眼”和法律推理等专业技能训练。这仍然必要,无可替代。但这些教育和训练只有助于法律人用各种语词将各种不可缺少的判断包装起来,陈仓暗度,在字面上勾连法律和法律决定,却无助于法学人在面对非常规案件时所必须的出色判断。“而这个世界更看重判断”,[4]正确的判断需要明智有效地处理各种信息,能有效预测和掌控后果,而这需要更多有关真实世界的经验知识,法学院教育应当融入更多运用社会科学知识的能力。结论则有几点说明。

二、“像个法律人那样思考”!

    “像个法律人那样思考”是深嵌在英美法和美国法学教育传统中的一个命题。[5]其原意从来也不是说,也不意味,法律人有什么独一无二的思维、思维特点或思维方式,仅仅是针对法学院一年级新生的要求,希望他们尽快熟悉英美法的基本制度环境以及分析推理的一些基本技能。[6]这个命题,特别针对了普通法历史形成的经验或非逻辑特点,针对了法官造法的传统,要求法学新生避免从常规的定义、逻辑演绎或理论命题来理解法律的概念、术语、命题、教义和制度等等,而一定要进入由一个个看似突兀的司法判例构成的历史,于其中理解法官对法律的语词、概念、教义和规则的实践性界定,理解塑造这些概念、教义和制度的边界和促使其流变乃至将其一次次扭曲的政治社会力量,理解法律的后果,并在熟悉的过程中发现法律语词、命题、教义、规则和制度可能留下的弹性空间。简单说来就是,不要过多关心语词的逻辑结论或推理(即当代中国法律人所谓的“法律后果”),而是要关心语词在社会实践中的实在后果(当下中国人如今称其为“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

    尽管举例很容易以偏概全,而且不同人一定会有不同的概括,我还是打算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表达自由”的判例为例来说明这个命题。

     尽管第一修正案是1790年制定的,但美国最高法院第一次审理有关表达自由的“千客案”(Schenck)却是在120年后的1919年。[7]在此案中,霍姆斯法官首先断言,表达自由并不绝对,对言论自由的最严格保护也不会保护在拥挤的影院乱喊“失火了”。但如何区分受保护的和不受保护的言论呢?他认为,在每个有关表达自由的案件中,司法的关注点都应是“使用语词的环境和使用的性质”是否有“明确和即刻的危险”引发“实质性(或重大)的恶”,而这个恶是国会有权防范的。

    我完全能接受千客案判决,也接受霍姆斯言论自由并不绝对的断言;但当年我留学美国初次接触此判例时,并不真的理解霍姆斯的意见,我其实沿袭的是一个中国法学院毕业生养成的关注语词的习惯:这里的争议是否言论或表达?若是,就属于第一修正案表达自由的范围;然后考虑该言论好坏,并且很容易就将一个好坏的道德判断取代了“有无明显且即刻的危险造成实质性伤害”这样一个经验判断。多年后,我重读此案判决,才真正理解,霍姆斯主张的与我的习惯差别很大,在有关言论自由的案件中,他认为法官不必关心这是否言论,是否表达,也不应关心表达的内容你是否赞同和反断,而只是要关心这个可称为“表达”的社会行动可能引发什么后果,多少危险,多大危险以及危险何时发生。[8]

    但我的初始理解很快在其他案例中受到了挑战。首先是淫秽色情的出版物是否受表达自由的保护?虽然是杂志,或是书,但这显然不是当时我个人认为特别值得保护的表达,例如政治性的或文学艺术或科学技术的表达。而且,还有其他问题,淫秽色情出版物是谁的表达,谁在表达?如果说是图片中裸女的表达,也许还说的过去,但摄影者拍摄,艺术家绘画,也勉强算是表达他们的某种“艺术”,但出版商甚或印刷厂印制这类书和杂志是“表达“吗?装订或发行是表达吗?或者这是表达自由要保护(其实我偷偷将之置换为“我认为值得保护”)的表达吗?随后,在另一案件中,律师做广告,也被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9]

    由于要考试,我希望自己的答案在符合司法判例的意义上“正确”,正是在这个同美国司法制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美国法学教育环境中,我必须放弃我对言论自由的理解,而采纳了美国司法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即,表达不但包括我们通常认为重要和有价值的表达,而且包括了我们也许会认为不很有价值(广告),甚至有人认为毫无价值(软色情)的作品。

    但这个理解还很不够,接下来的一些案例让我发现,一种表达是否被归为受言论表达自由的保护,其实与“表达”基本没什么关联。例如,如果仅仅看表达,那么无论“软色情”(简单说来,大致就是“不露点”)还是“硬色情”(大致相当于“露点”,或特别是涉及儿童)都应当是表达,但前者受保护,而后者不受。如果说某些色情可能有艺术价值,因此受保护;但一方面“露点”与否与艺术价值大小关系不大——古希腊的雕塑大多露点,而另一方面,即便高级艺术品也并非没有色情意味,因为是否色情不仅与环境有关,[10]也与观赏者的年龄和趣味有关。[11]

    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又有判决认为言论自由包括政治竞选捐款的自由,限制政治捐款数额的法律因此限制了人们以政治捐款形式表现的政治表达自由。[12] 1930-40年代的一些案件中,罢工工人设立纠察,法院认为是“言论性行动”,受表达自由保护。[13]而在1989年和1990年两个判例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定,焚烧国旗是一种“象征性言论”,[14]因此,只要国旗是焚烧者自己购买的,就不应禁止,否则就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表达自由条款。这怎么看首先都应当算是行动吧?!而所谓“象征性言论”,难道不就是说这不是(通常理解的)言论吗?!否则,还有什么不是言论?!

    之后的思考分析,才令我明白,尽管法律上规定的是表达自由,但在美国,一个言论或一个行动在法律上是否可视为表达而受到保护,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否常规意义上的言论或行动,而在于其社会后果,是否会引发明显、即刻的重大伤害。任何言论甚或行动,只要不是可能引发同时满足了这三个条件的伤害,就会被假定传递了某些有社会价值的信息,就会视为表达而给予宪法保护;如果有明显、即可的重大危险,哪怕是最典型、最常规的言论,也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换言之,在法律上,一个行为是否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其实与其是否言论或表达基本无关,而与其社会后果直接相关。

    至此,我理解了什么叫做像法律人一样思考。这个思考并非牢记法律术语,其由来,其在法律上的特定含义(尽管为考试很有必要),而是要在阅读大量法律案件中慢慢熟悉、理解和掌握法官关心什么社会后果,为什么关心,他/她们如何以特定方式在司法判决中逐步重新界定和塑造了这些法律关键词,这些常规语词在法律实践中获得了何种特定含义,边界何在,以及为什么等。

    而法律人是在法律制度中行动,除在常规案件中遵循先例外,他们最重要的一点是猜测法官会如何理解和做出何种判断;他们会但主要不是按照法律文字的常规含义简单演绎其逻辑结果,更多也更关键的是想象如此或如彼决定的社会后果。他们要评估一些直接的和间接的社会后果,综合平衡、权衡、选择或限定,并会以某种方式将可欲的后果同法律上或先例中的某些关键词勾连起来。上面所说的那个“表达”,以及法律中其他关键词的含义,因此,都是法院和法官基于国家赋予的权力而合法建构的一个非逻辑的社会存在。

    因此,我才真正理解了霍姆斯在谈论普通法时说的,“法律的生命从来不是逻辑,法律的生命是经验”。[15]“像个法律人那样思考”就嵌在这个普通法传统中,而且与英美法国家职业导向的法学院教育也无法分割。[16]

三、怎么成了“法律人思维”?

    这个嵌有深厚文化传统背景的命题,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法制建设的需要,自1990年代初开始,针对中国法学教育必须的转型,通过一些熟悉美国法学院的学者,首先进入了中国法学教育界,[17]目的在于促成中国当时既缺乏理论也缺乏实践支撑的法学教育全面转向职业导向并因此方能真正有学术性的法律教育。这个努力可以说成果丰硕,中国法学教育在过去20年间有了重大变化,最显著的一点就是,自1995年起,全国一些法律院系启动了法律专业硕士的教育。

    但与美国的法学教育的背景完全不同,在整个1990年代,中国都很难说已经有了一个积累了大量职业经验和技能的成熟的法律职业。大多数法官、检察官根本说不上是理想的“法律人”,他们绝大多数甚至都没机会上大学,[18]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入21世纪后才以各种方式在职学习完成了法学专科或本科的教育。也有人想建立法律人的共同体,[19]但其实从有关“复转军人进法院”的讨论开始,就表明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许多真诚的法官一直到最近才意识到这一点。[20]但是,追究起来,也不光是法官和检察官,即便就是整个1990年代的律师,甚或不在少数的法学教授,又有多少人真有,或有真的,法律学位?[21]即便是地道法学出身,当时的所教所学与今天的职业性法律人的知识和技能之相去也绝不可以道里计!

    这意味着即便真有人希望“像法律人那样思考”,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后来才逐渐有了“法律界”,再后来才有了边界更为明晰的“司法界”),却无法在经验层面找到一个典型的“职业法律人”可作比对或测度的标准,更何论“法律人的思考”?——那甚至算不上一个典型的能指,而只是几个词的拼装,是自我的循环指涉。

    但这不是问题。只要社会需求,就一定会有供给;没有正品,那就会有,也很容易出,赝品;而如果在这个市场上从来就没有,消费者从来就没见过,正品,赝品也就算不上是赝品,就很难说出赝品与正品的区别。法学人一时间成了法律人的代表。

    而突如其来的黄袍加身并没令严重缺乏职业经验的法学人诚惶诚恐,相反很是享受,也很受用。一个最突出的例证是,自1995年之后,有关法律解释、论证和推理,有关法律教义学的著、译(包括台湾学者的著作),在内地的出版数量急剧增长;而至少在10年间,大陆地区的作者中没有一位是较长期从事法律实践的一线法官、检察官或律师,甚至也不是那些有更多律师实务经验的法学教授,而——尤其是前期——往往是一些潜心学问和偏重理论的法学人。[22]书中大多包含了什么哲学阐释学(或诠释学),各种解释理论,法学方法,以及教义学分析,即便有些并不真的与司法有关。[23]很快,这也感染了法官和司法实践,除了撰写同类学术著作外,[24]法院开始强调判决书的撰写,[25]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法律推理、论证和解释判决书中的文字表达。

    有关法律人思维的构建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伴随着有关法律解释和法律方法论的兴趣,也伴随着司法职业化的努力。没有真实的法律人可以具体研究,那就想象,先用理性借助书本上的材料构建起一个典型的法律人,将人类历史赞美的和自认为法律人应具备的东西,不管能否说得通,能否在一个人身上兼容,都先塞进去,把它先撑起来,然后再将这同一些东西从中拽出来,就可以宣布理解和发现其实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发明和创造了法律人的思维。[26]或根据现代法治的“需要”来构建所谓的“法律思维方式”,然后进一步功能性演绎出法律思维的特点,完全不管真实世界的法律人究竟是如何思维的。[27]因此,在一个很难说有经验研究之对象的年代,也没有相关的经验研究,仅仅10多年,从无到有,无中生有,中国已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法律人思维或思维特点或思维方式的论文和著作。[28]尽管有的几乎就是一个标题,[29]但之所以选择这个标题也表明了作者和出版社预期“法律人思维”可能吸引潜在读者群的眼球。

    略加琢磨,人们会发现,在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法律人思维”的说法隐含了或假定了,不管真假:

   (1)法律人与普通人的思维不同,也应当不同;

    (2)法律人构成了一个共同体,其思维有家族相似,并有别于普通人;[30]

    但即便暂且不论法律人是否真的思维有别于普通人,也还有个问题:为什么老自己拿出来说?不但普通人、各行当的人都没自夸思维有特点的,就是真有特点的精神病人通常还总想否认。法律人老说自己思维独特,因此就不可能只是说说而已,而一定是在说事——这个看似中性的法律人思维的断言中深藏着一个有关知识和权力的断言,即(3)法律人的思维和判断比普通人的更好、更正确,如果不是直接等于真理的话,法律人应有更大话语权,应当成为意见领袖,不但要塑造公共决策者,而且要塑造私人决策者。[31]

    但人们还会问法律人思维源自何方?因此与这个断言有关的是,(4)是法学院的教育和训练,而不是法律职业的实践,塑造了法律人的思维。在相当一部分法学人看来,法学院的教育和训练主要不是研习法律,而是要学习这个据说古老学科中积淀下来的、与实质性判断(即法律后果)无关的抽象理论和技能,法律解释、论证和推理,众多法律原则,法律教义学等,这将令法律人有别于普通人,令法律人相互认同,分享令人肃然起敬的法律人思维,形成了法律人共同体,而只要坚守这些教义、知识、原则和信条,就可以实现法治,从此过上幸福的日子。

    因此,即便脱胎自“像法律人那样思考”,“法律人思维”及其寓意如今已完全不同于其出身门第了。不单是思考主体从个体变成了复数,从法学院新生变成了法律人职业群体;而且必须嵌在生活和职业语境的具体生动的“思考”也脱离了问题和语境成为独立自主的实体——“思维”;它不再是职业要求,体现社会生活和职业对从业者的要求和塑造,而是法律人主张其优越、独特、贴近真理(如果还没有等于真理)并应享有特权的根据,主张的是对社会生活和普通人的塑造!这不仅是法律人求职谋生安身立命的职场利器,这更是令法律人独步天下一剑封喉治国平天下的资格证书。

四、法律人有独特的思维?

    但重复千遍,这也还是神话。即便有不少中国学者曾以各种方式的概括也可以说有点影子,但大都是捕风捉影——过于,甚至是极度,夸大了。

    例如,郑成良概括法律人思维有六个特点,“以权利义务为线索”、“普遍性优于特殊性”、“合法性优于客观性”、“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程序问题优于实体问题”、“理由优于结论”。[32]大同小异,董玉庭、于逸生认为法律人侧重权利义务优先、合法性优先、程序优先、理由优先、平等对待优先,这五个优先“共同营造了典型法律人思维的基本特点”。[33]而李树森则认为“法律人推理的形式主要是演绎推理,推理的大前提永远是法律的规定”,“在事实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法律人推崇法律真实”,以及“在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之间,法律人更崇尚程序公正”等。[34]

    这些概括还概括不够。所谓的法律人思维,在这些学者看来,大致有两个明言的构成部分,一是尊重既定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例如(法定的)权利义务、合法性、(法定的)程序和由此导致的形式合理性等,另一则是强调严格缜密地遵守司法过程中逻辑和程序要求予以推理、论证和解释;而一个未明言的部分是,法律人只考虑并服从这些优先,不能考虑也不应考虑这样做在真实世界中的后果。

    这最后一点最多只是在两可案件或事件上可用作为一个论点,既不能普遍化,也不能当真。如果真的统统不计后果,那还要法治干嘛?我们难道不正是基于后果考量才选择法治的吗?而如果一旦坚持法治定然导致灾难,那就要修法,修宪,甚至违宪,因为宪法“并非自杀契约”。[35]活人永远不能给尿憋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有些法官看上去完全是严格依法办事,遵循先例,不越雷池一步,完全不考虑任何后果的司法判决。而实际上,波斯纳曾多次分析表明,[36]并且也有其他学者指出,这往往并非因为法官真的不考虑后果,而是因为法官们的实用主义和后果主义的考量。对于绝大多数法官,特别是那些不是最后说了就算的法官来说,这种法条主义判决是他们最稳妥,最现实的工具,不但节省劳力,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可以有效避免社会和学界批评法官的能动司法(judicial activism);即便有些法律看着不合适,这些法官认为,那也应当留待立法机关决定,而不是由并不擅长立法的法官越俎代庖,抢了立法者的活。

    但这头两部分,也不能算是一种思维或思维特点。首先,这只是一些学者对法律人思维的想象和要求,却没有经验证据支持法律人就是这样思维的。学者当然可以对法律人的思维高标准严要求,但问题是,法律人是否如此思维(其实是决断和行为),并不取决于学者提出的标准和要求多高多严,而取决于制度约束。因此,即便法律人有这些特点,那也不是思维,而只是他们的行为!

    因为既然在法律这一行,法律人就得遵守这一行的规矩,尊重法律规定,遵守制度和程序,不遵守就会失去法律人的执照或身份,就成了法盲,但这与思维“特点”或“方式”有关吗?而且能说注重成本收益是经济学人的思维特点吗——依据经济学的原理,任何人都同样地、不过会以自己的方式注重成本收益?而教师这个职业有自己的思维特点吗——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因材施教?如果这种逻辑能成立,那么法学教授或经济学教授的思维又是什么?注重权利义务的循循善诱?或注重成本收益的诲人不倦?

    思考、推理和论证的严谨或缜密,可以说反映了“思维特点”,优秀的法律人通常如此。但这仍然不大可能是法律人独有的思维特点,因为无论在哪一行,要干好,这都是“必须的”。不仅伟大的自然和社会科学家如此,即便在那些不太伟大的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中也有大量的例证,想想贾岛斟酌的“推敲”。也千万不要以为,艺术想象力或夸张都是因思维不严谨缜密发生的。凭什么,严谨和缜密一下子就都被你法律人独占了?[37]这类说法太容易让人怀疑法律人的思维是否真的严谨或缜密,更糟的是,别,哪天,“能忽悠”成了普通人心目中的中国法律人的思维特点!

    细心的孙笑侠察觉到,不能把“思考法律”也算作法律人的思维特点。因此,他努力关注并全力概括法律人的思维过程,而不是他们的思考的内容或材料,由此得出了五点:运用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通过程序进行思考,遵循“向过去看”的思考习惯;逻辑缜密,谨慎对待情感、情理;求程序中的相对“真”,有别于科学的求“真”;判断结论非此即彼,不像政治家喜欢搞“权衡”等。 [38]

    但这些概括不但仍然含混不清,更重要的是经验上很难成立;成立的也不是法律人所独有,独有的也未予以恰当概括。“用术语观察”的说法不可理解,甚至让人怀疑这种观察还是否观察,或只是先入为主用术语来概括被观察现象;而“用术语判断”也很勉强,就判断而言,重要的是准确和正确,是否用术语不重要。我估计作者真想说的是“用法律的专业术语来表达法律人的观察和判断”。这一点当然成立,但并非法律行当如此,有哪个职业和专业行当不如此呢——只要它有专业术语?而如今又有哪个可以称为行当的没有自己的专业术语——想想如今淘宝网上流行却很容易被不淘宝者误解的称谓:“亲”。

    至于“通过程序进行思考”也是不知所云。若是指思考者尊重相关的程序要求,这则并非法律人独有,任何学科的专业研究/思考都必定有符合本学科所需要的程序。千万不要以为人家不天天挂在嘴上,就没有程序了。在自然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这类程序要求不仅众多,而且要求非常严格——不严格很快就会露怯。即使在传统的人文学科中,很难概括一些公认的思考程序,也确实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思维,但很难描述也不意味这里的思维没有遵循某种程序。想想笛卡尔为追求哲学思考的原点做出的努力,一步一步一直追溯到“我思故我在”。

    我理解“向过去看”指的是遵循先例,但作者想避开这个英美法的概念,以突显这是不限于英美法律人的一般思维特点。由此可看出作者的精细;但精细的误差还是误差,因为用向过去看概括遵循先例很不准确。首先,尊重先例的实际政治功能从来都是面向未来的(准确表达是,先例之后的),即为了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但不仅如此,伊斯特布鲁克法官的著名论文也早就雄辩分析了为什么司法和法律人会且一定是“向前看的”。[39]

    思维缜密,除了前面的分析外,这里还多说几句,缜密永远是相对的,不可能绝对;而且缜密程度一定会服从于法律的实际需要,因此美国刑法的定罪标准才是“不存在合乎情理的怀疑”,而不是“无人怀疑”,中国传统的定罪标准是“铁证如山”而并非“钢证如太行”。也因此,法律的缜密有时恰恰包括和追求含糊,这就是“难得糊涂”的高明。众所周知的,如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美方关于一个中国的著名表述[40];那得何等缜密才能表达得如此模棱两可!而只有如此的模棱两可才能精确表达当时各方的断然立场,避开各自的政治难堪和双方可能陷入的政治僵局,同时也为后来甚至未来两国关系的进退(!)变化创造了足够空间!而仅说审慎对待情感和情理,这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每个学科,取决于本学科的特点,都会以自己认为合适的审慎对待情感和情理;因此这个“审慎”在实践中,对于不同学科,可以分别是重视、轻视、忽视和无视。

    所谓求程序之真,不求科学之真,经验上也不成立。首先,还是不要以为只有法律才讲程序,科学求真同样必须遵循程序,科学研究必须程序化、操作化,否则就无“真”可求。其次,作者似乎误解了科学中的“真”,或是一直停留在当年大学哲学上重复的列宁对“真”的定义,简而言之,独立于人的客观存在。但科学研究上的“真”定义早就变了;依据波普尔和库恩等的科学哲学传统,科学上的“真”从来不绝对,不过是目前最有解释力的理论和假说而已。[41]哥白尼的日心说之“真假”取决于你取何为参照系;基于地球自转,我们完全有理由、并在某些研究中如若便利甚至只能设定宇宙是围绕地球转。而由于根本无法实验重复验证,天文学上宇宙大爆炸理论或生物学上进化论都很难用传统的“真”来评价。

    而判断结论(之表达)常常要精确,也许包括了不能模棱两可。但这第一不排除精确的判断本身就是仔细权衡的结果——想想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第二也不排除追求的就是精确的模棱两可,再请回想一下前面已经提及的《中美上海公报》中那个著名的既明确又模棱两可的表达!

五、还思维家族相似?

    “法律人思维”隐含的是法律人的思维高度统一或至少是家族相似,但在现实生活,在司法经验层面,这不可能为真。因为每个法律人都有自己的制度角色,承担着具体的制度责任,面对着特定但细致的制度要求。因此法学院才会要求“像[个]法律人那样思考”,隐含的恰恰是多样的法律人思维,而不是什么本质化的法律人思维。

    “不要去想,而要去看,”[42]只要具体观察一个刑事案件的诉讼就可以看出不同法律人的区别。先看检察官。尽管有学者说“法律人习惯于无罪推理或无违法推理”,[43]但可以推定,在指控焚烧国旗案中,美国检察官首先一定认定了焚烧国旗是行为,而不是言论,即便是行为也超出了宪法保护,因此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而也一定会首先认定引发争议的色情出版物是淫秽出版物,不受言论表达自由的保护。这么当然是推理,但这个推理一定成立,几乎如单身汉是未婚成年男子一样确定,因为,如果检察官不能预判这两种行为不受美国宪法表达自由保护,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确定,他就不会提出指控了,因此这个案件就不会走上法庭。

    检察官坚信自己的法律思考和分析正确,并不表明他在法庭上一定会赢,不表明他的法律思维、推理和判断会得到法官支持;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完全可能,代表政府提出刑事指控的检察官本人并不坚信自己的判断,甚至他本人也可能认为这两个行为也许受美国宪法言论自由的保护,但他起诉并不是、至少不全是在表达他个人对这两个事件的法律思考和判断,他只是代表国家控诉机关对这两个案件的预判,代表了政府的观点,他必须全力并言之凿凿地在法庭上分析并论证,焚烧国旗或某淫秽出版物不受美国宪法言论自由的保护。而这样一来,他的思维因此并不一定代表作为法律人的他个人的思维,而是代表了这个机构的法律思维,他的判断并非完全是他个人的判断,而是这个国家机构的判断,是他理解的和他所在检察机关理解的立法者的判断——即便他的理解有误差。

    而针对同样这两个案件,辩护律师首先的判断(请注意这里的“先定后审”!),然后才是他的观点和论证,在实质理性层面,一定会与检察官完全相反。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如果律师从一开始就认同检察官的判断和论证,那么或者他就不会代理这两个案子;而只要他代理了,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追求正义或是“拿钱消灾”,他对这两个案件的判断、思维、推理和论证上都必须与检察官的相反。否则,这里就没有案件可以辩论,就没有法律事务需要代理。

    同样,律师的这种判断、思维和推理,也并不代表,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能完全不代表他本人对此案的“真实”判断、思维和分析(但这个“真实”意思是什么?),也许甚至在更大程度上代表的仅仅是他对是否代理此案的利益判断(这判断“真实”吗?这里的真实又是什么意思?),但这无关,因为总体而言,如此决定一般说来就是他的职业要求,即便其中也有他的重大经济利益,这就是他的制度角色和职业生存环境对他的判断的塑造。

    注意,在真实的司法中,律师和检察官的思维都是一种让注重经验研究的法学人看来一定非常奇怪甚至吃惊的思维。奇怪在于,这个判断不是研究思考的结论,而是这个研究和思考的前提,这个初始判断将在很大程度上引导律师或检察官,尽管他/她不一定自觉,此后的思维;因此,这个思维过程完全违背了前引中国学者概括的“法律人思维”应然特点——无论是形式理性优于实质理性,还是理由优于结论。

    而这样一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方面检察官与辩护律师的思维,实质性的分析和判断,完全对立;而另一方面,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又分享了判断先于论证,结论先于理由这个完全违背法律人思维的思维方式或特点。因此,问题是,他们分享了还是没有分享法律人的思维?

    裁断案件的法官也很另类,并自成一类。他或她并不必定全盘接受无论是检察官或辩护律师的判断,无论他们各自如何雄辩,思维如何细致,逻辑如何严密,有何种立法或先例或学术的支持——与纯思维无关。一个比较好的法官,在一个无法简单遵循先例或简单依法演绎结论的案件中,会在考虑了相关立法,控辩双方的理由、论证和相关证据之后,还会斟酌该案这样或那样判决的当下后果和长远后果,对当事人的以及对社会的和制度的后果,做出判断后,还会尽可能以看起来尽可能充分的法律理由,有时还会附带一些社会的或其他方面的理由,例如列举国外对类似案件的做法,来使这个案件的判决在法律上看起来似乎非常坚实,以便为全社会普遍接受,尽可能减少可能的社会异议——他们总是要权衡判决的后果,甚至斤斤计较。

    在这里,法官的思维与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思维看起来有点不同了,法官不全是“先定后审”了,即便有一个初始判断,法官也更愿意听取相反的意见,愿意改变或修正自己的预判;就此而言,可以说法官更符合法律人思维,理由先于结论,形式理性先于实质理性。

    但这个结论仍然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坚实,第一,法官仍然要预判。第二,法官之所以愿意听取不同意见,修改自己的预判,还是因为他们的制度角色,制度要求他们在听取和审视了双方的证据和论证之后作出审慎的判断。仍然不是他们的法律人思维特点推动着他们如此思维,而是他们的制度责任要求甚至促使他们如此思维。第三,也因此,这样思维、行为和判断对法官本人的职业利益也是最有利的。

    若继续较真,甚至法官的思考、关注和思维也不雷同。不仅有不少研究指出普通法与大陆法系的法官的司法行为,并——假定思维引导行为——因此推断其思维不同;[44]而且英美国家的法官就公开承认,并且制度也如此要求他们,即便同是一国的法官,初审法院法官与上诉审和终审法院法官的法律思维和考量也有不少甚至重要差别。一般说来,基层或初审法院的法官通常更关注纠纷的解决,注意事实问题,注意摆平纠纷,侧重遵守法律和先例,而上诉审法官更注意法律规则的治理,[45]可以通过解释甚或偶尔的创造法律来促成法律的统一;而最高法院关注的,往往是显然政治性的议题,在各国均如此,但美国最甚,因此在相当程度是一个政治性的法院。[46]此外,优秀法官和一般法官的思考也很不一样。[47]

    上述分析因此充分表明,同为法律人,其思维也不相同,不存在单一和统一的法律人思维。而且关注点也不应是法律人应当像什么,而是他/她站在或坐在什么位置上?屁股指挥脑袋,只要不过分,并不异端,也不可笑,这恰恰表明角色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法律人的思维,问题在于清楚某法律人的具体角色是什么?其职责和职业利益对他有什么要求。这也就是中国人说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48]即便学界,想象中的象牙塔和自由的学术殿堂,那也是江湖,即便不直接参与司法,因此并无制度角色的法学人,在这里仍然有一种身不由己。这还不是说那些嘴上嚷着独立但出于各种利益而自觉依附于法院、辩护律师或偶尔检察官群体的,或在个案中代理当事人利益的,法学人,我说的是,那些独立于各司法实践职业群体,甚至从不参与法律咨询或论证的清高法学人,那些一门心思钻研学问的法学人,也不例外。尽管没有代理的直接经济利益(律师),也没有代表国家起诉积极能动的职业利益,甚至也没有法官职位隐含的作为正义最后一道防线代表国家对案件作出审慎、稳妥并通常偏于保守的依法判决这样的职业利益,但由于法学人的特殊社会位置,他们的职业特点和职业要求,以及他们的自我期许,他们的行为和思维、分析和判断也会,至少有时,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

    至少在中国当下,这样潜心向学的法学人一般不关心案件,不关心一般的案件,只关心那或多或少有点不一般的法律纠纷,而一旦关心起来,其一般的关心又不局限于这个案件,并会力求自己的关心不一般:即不关心此案如何解决,更关心此案提出了那些之前鲜见的问题,解决此案有哪些相关的立法或司法的资料,有哪些学者直接间接或隐含地讨论过此案中隐含的问题,国外有无类似的讨论,因此他们关心的是具体案件中隐含的一般性问题,有时还可能把与此案可能相关的所有问题都系统讨论一遍,并更多是从学术层面关注,也因此最终他们的关心常常还真的很不一般。因此他们并不真关心此案实际如何解决,关心的是此案在他/她的理论世界中应当如何解决,因此,即便社会一致认可的司法判决,他们也还可能鸡蛋里头挑骨头,提出种种似乎已经没有必要的可能替代,论证为什么这在他们看来是更好的替代。他/她们充分运用自己的智力,常常会令另一些职业法律人(尤其是法官)觉得法学人“太不务实”,有时简直是“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49]但无论喜欢不喜欢,这其实也不是法律学人真有这些思维特点或毛病,这只是法律学术人的职业要求和职责所在,也是他们对自我的要求,完全可以说,这是法律人在其职业位置上形成的一种“职业病”。

    上面的描述和分析仍然不可能全面和完整,因为我没分析立法者这类法律人,特别是作为立法者的政治家,例如《中美上海公报》(重要法律文件)的签署者周恩来和尼克松以及他们各自的助手,你总不至于就因为他们是政治家了,不分享所谓的法律人思维,就把他们开除出法律人吧——至少尼克松一直是律师!!但我的分析论证能否成立或你能否接受却与是否全面和完整并不等同。如果大致成立并可以接受,那么,我就可以结论说,即便在真实世界中,为了某种便利,确实可以把法官、律师、检察官、法律学人以及这里没有讨论的诸如立法者这样的政治家/法律人都归为一类,称其为法律人,但社会职业的分类并不意味着某个职业就有就会生长出一种统一的、高度同质的思维,毕竟我们的分类体系并不是按照思维展开的。

六、但与法盲的思维也家族相似!

    上一节论证的其实是法律人的务实,严谨,不尚空谈,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依据自己的职业和制度角色摆平问题,高度关心遵循和不遵循相关法律制度的各种后果;有人说这就是法律人的思维。

    但这样的概括也会有几个问题。第一,这表明法律人的思维一定是目的和结果导向的,而必定不是合法性优先,理由优先,程序正义优先,形式理性优先——除非在某法律事件中这个合法性、理由、程序正义、形式理性为其目的或追求所包容或与之重合或一致。

    第二,这仍然是行为,而不一定是思维。换言之,凭着这些特点,你可以说这表明他们的法治意识强,却没法说这是因为他们的法治意识强,因为这只是直接关系到其自身的职业利益。

    因此,第三,如果我们承认这是法律人的思维特点,这其实是既令人厌恶,又有点可怕,这很可能从根本上削弱中国法律人一直追求的法律人治国的伦理基础。因为这意味着,不管人们如何强烈希望和要求,如何苦口婆心,不论有何制度规定,只要条件许可甚或一时失去制约,这种法律人思维就会没有丝毫原则——这令人想起传说中法律人对提问“一加一等于几”的那个著名回答,也是反问:“你想要它等于几?”[50]以及李庄先生的坦诚:律师不过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51]

    但不必担心。因为即便如此,这仍然不能算是“法律人的思维”,因为,第四,在不同程度上,我们人不都是这样思维的吗?这就是许多人批评的法盲的思维方式——永远更关心后果,总是目的导向。想想首先是经济学的,如今已经成为诸多社会科学学科前设的理性人假定;想想霍姆斯的“恶人”理论;[52]当然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马克思的名言: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53]并且,就这样理解包括法律人在内的所有人,也才能真正理解法律制度的必要,而不会过度沉迷于赞美和宣讲法治信仰或法律思维的重要。

    但即便被标签为法盲者,法盲也并非真的无视各种规则和规范。多年前就有研究发现监狱犯人对法律的平均熟悉程度总是高于大街上的男男女女;因此,所谓“无视”其实只是我们说惯了一个修辞。法盲从来不拒绝规则或规范,从不否认制度和规则对人有约束力。但即便面对明确的规则,法盲也不会仅仅考虑规范的要求,只要可能或必要他/她就会寻求某种变通,这和“你想让它等于几”的律师思维是一样一样的。在有交通警示牌限时速1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如果没人或预测没人执法,很多行车人都会超速行驶,不超速的大都也不因为有这个规则,而往往因为是新手,开不快或不敢开快;即便路上有雷达测速或摄像,还会有不少行车人购买并听命于“电子狗”,提前并仅在那一段路降低车速——而且必须知道,但凡购买“电子狗”者,就是知道规则却又准备违反规则的。而如果自信有充分理由获得交警和社会的认可甚或支持,例如为抢救(尤其是陌生)他人的生命,即便有交警执法,行车人也会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超速行使;但在夜间,即便限速相同,且通常并无交警执法,许多人还是会降低车速。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限速规则都已进入了法盲的视野,都建设性地成为他们决定行车速度的核心考量之一,尽管并非唯一。而遵纪守法从定义上看就只能是,也必须是,能动个体的自觉和理性选择,正如维特根斯坦分析的,没有人仅因规则就死守或死磕,[54]电线杆子或机器人不会获得恪尽职守或兢兢业业的赞美。

    也正因为对后果和对制约条件的关切和敏感,我们才可以理解,即便没有学过法律,未毕业于法学院,一个普通人或法盲,一旦进入制度,受到具体的制度角色(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律学者、政府官僚)的约束,只要不是太蠢,一般都能很快理解并会遵循制度对自己的要求。不仅法官,检察官如此,政府的大量文官或官僚基本也是如此;而至少文官群体在各国大都并非毕业于法学院,但他们通常会遵守制度和规则,并会在自己的权限内行使某种决断权或裁量权。现代法治从来也不是司法的统治,而是规则的统治,不是法律人的统治,而是如韦伯所言是包括法律人在内的众多官僚专业人员来保证的规则的统治。[55]当然,司法是最后一道防线,那也只是最后一道,除了某些法律人的已超出望文生义的一厢情愿外,从来没人说这就等于最正义的或最坚强的正义防线。

    也正因为法盲和法律人分享了这一思维特点,我们才可以理解,人类社会太多伟大的法官都没上过什么法学院,没接受过近代的法律职业教育,相反,他们以自己以及其他法律人的政法实践逐渐塑造了那个让后代法学院学生努力去“像”的那个法律人。无论是中国的马锡五,[56]还是美国的马歇尔;[57]无论是集立法行政司法于一身的所罗门国王,[58]还是反抗国王主张司法独立的库克(Coke,旧译柯克)大法官,[59]谁上过法学院?不都是在政法实践中自学成才,却从法盲成就为在各自传统中得到尊崇的法律人?。

    不是笔误,说的就是政法实践!这四位裁判者没有谁仅仅是法律人,相反,都有长期的,有的(例如所罗门国王)甚至只有,政治生涯。马歇尔大法官之所以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60]做出了那个伟大的判决,正如众多研究一再表明的,[61]并不因为马歇尔有什么特别的法律人思维,对美国宪法理解多深刻——他只是刚刚走马上任,成就他的伟大的恰恰是他长期的政治家生涯、丰富的政治经验培养了他敏锐的政治直觉,令他能精确判断自己的目标和利益,深刻理解、预测和比较自己可采纳的不同对策的后果,精细敏感地发现了并有效利用了制度留给他的空间,精细规划了最可行的方案,并精准执行和完成了这个规划!事实上,此案审理和判决有太多方面根本不符合常规的法律人思维了,[62]但恰恰因此才配得上伟大。

七、理喻法盲的不可理喻

    但思维“相通”不意味着法律人与法盲对诸多问题的判断趋同,就如同法律人之间对问题的理解判断并不趋同一样。但必须承认,在当今中国,至少就一些公共媒体的表达而言,法律人与法盲对诸多法律事件和案件意见常常分歧巨大,有时几乎不共戴天,乃至常令一些法律人面对法盲痛不欲生,感叹中国法治的艰难,然后怀着突然涌起的耶稣式悲壮,继续前行,希望并坚信总有一天全社会都分享法律人的思维,法治成功,从此——法律人的话——长治久安,格林兄弟的话——过着幸福的生活。

    信念是没法辩论的。[63]只是不能将分歧归结为缺乏法律人思维。真正引发分歧的只能是利益,包括利益的分配,但也包括对各自利益的想象,眼前的和长远的,物质性的以及情感性的。即便法律人真诚自诩捍卫弱势群体的利益,但在法律服务市场上,有能力购买服务或购买优质服务的,永远是相对有权有钱有势者,而“弱势群体”的边界也很宽,因为在当下中国就政府被牢牢界定为强势者,因此只要不总是同政府站在一起,就不会被人打脸。但也因此,尽管普通人,尤其在现代社会,不大可能离开法律人,但在世界各国,自古以来,却一直不信任法律人,没人把法律人当自家哥们。从柏拉图对雄辩者(律师的前身)的鄙薄,莎士比亚“第一件事就是干掉所有的法律人”到民间种种诸如“一加一,你希望它等于几”的玩笑,都表明,法律人最完美的市场营销策略设计也无法消除以不信任展现的社会阶层间的甚或阶级间的距离。即便法律人中有再多、且确实有很多好人,但法律人能不能也是好人的问题都将永远存在,无法消除,无法证伪。[64]将分歧归结为法律思维,或归结为中国法治还不健全,不是有意掩饰法律人与法盲的利益冲突,就是对思维训服利益的力量毫无理由地乐观。

    这就注定了,你骂法盲忘恩负义不知好歹也好,“法盲”与法律人,总体而言,就是尿不到一个壶里;但让许多“法盲”看似不可理喻的,却不是法律思维,仍然是各自的制度角色,以及法律人的语言的偏见。

    前面提及的塑造不同法律人思维和言行的制度角色定位、社会期待和自我期许,同样影响所谓法盲的判断和表达。人在江湖,不在庙堂之内,“法盲”同争议事件或案件的关系,不仅与直接参与这些事件或案件的法律人不同,而且与作为旁观者的不直接参与相关事件或案件的法律人或法学人也不相同。

    法盲们,只要不是作为案件或事件的当事人或其亲戚朋友,他们对事件的关注就是旁观者的视角和价值,更多根据社会文化传统(所谓自然法)和来源各异(包括个人经验,也包括电影、电视、广播、报纸、小说、传闻和其他)且支离破碎的法律信息编织的关于法律的想象,以及从新闻中获得的一定是高度简化的甚至可能有重大差错的案件事实,来判断。这其中肯定会有许多在法律人看来无法容忍的差错和误解,但只要案件或事件的基本事实没有多少差错和误解,一般来说,至少在典型的刑事案件(除了自然犯罪外,在中国这个典型通常还包括了贪污罪和叛国罪等类似犯罪,但一定不包括诸如侵犯知识产权、侵犯隐私、交通肇事等法定犯罪)和普通民事案件中,这些判断和评价,一般不会与法律的判断差的太离谱,即便表达激进,那不过是并常常体现了一个社会的主流(占主导地位的)伦理和政治判断,而并非一个司法的判决。

    由于在争议事件或案件中的制度角色就是“法盲”没什么具体的角色,就是不用承担责任、却可以大发议论。在这个意义上,“法盲”只是这类新闻的消费者,你用法律人的标准要求他,这就是表错了情,“朽木不可雕也”,法律人根本没必要为此痛心疾首了!普通人对法律事件的细节,相关或可能相关的证据,司法制度的运作或制度的局限等等,无论对错,无论大小,都不会精细关切。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还要恋爱,送孩子上“奥数”,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和精力详细了解和辨析相关的信息,也没必要培养自己依据法律处理和搜集这类信息的能力,培养了,也常常被长期闲置——有谁仅因为要看一次《费加罗的婚礼》,就必须把有关意大利歌剧的基本知识都了解一遍?在这个世俗匆忙的世界中,这太奢侈了!普通人一般都是把第一次电视、阅读或聆听获得的梗概当作法律事件本身,仅运用自己在历史文化中形成的有关公正的直觉,仅对那些触动了他们直觉情感的事件或案件判断,即便察觉了其中的道德两难,他们也只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会花费精力探索,往往是简单随大流“选边站”来解脱自己,节省思考的困惑或麻烦。事实上他们只需要做出大致公允的判断,不会,也没有必要,像法律人要求的那样严密细致推论勾连相关的证据和自己的判断和观点。

    而在言论日渐开放的今天,特别是在网络上,无论是因匿名,还是因为想在这个大国的无数网民中吸引眼球,被眼球和记忆删选出来作为代表的一定是也得是那些最为激进的观点和判断,而沉默的永远是大多数。就此而言,网民的观点与广大法盲的观点其实会分歧颇大。而网络的另一方面也会把某些法律人的某些观点或判断或决策中的缺点或争议放大,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某些有意无意的以讹传讹,[65]都是这类交流中必然出现的问题。

    而且什么地方说了,法治社会就要求每个人都像并只能像法律人那样生活,思考和表达!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法治社会就是允许人们不像法律人那样生活,思考和表达,允许选择只要不伤害他人怎么都行的生活,换言之,允许法盲,还允许法盲“我骄傲”!

    还有一个问题,谁规定了,说话只能准确表达思考,而不能就表个态,并且非常情绪性地?只有读得太多书的人才会这么认为;但也是读太少了,因为60多年前维特根斯坦就指出,语言作为工具的多样性。[66]热恋中,女友说你“真坏”,你能说她的思考、判断或表达不准确,除非你真的愚蠢?注意这其实也不全是在夸你,还表达了——她很幸福,因此,你都说不清这个“坏”究竟表达的是谁或什么——她或者是你,她对你品质的评价还是她(对生活还是对你)的感受,或是所有这一切甚至还不止?尽管说不清,但你都懂,怎么一到社会生活中就只有教条了?

    法盲的过激言论因此通常就不是在说理,即便看起来像在说理,在网上他们通常就不是来讨论问题的,而更多是表达个人的情感判断。法律人可以要求伴随着说理,但你不能强求,而且一个没有伴随说理或说不清道理的判断也并不自然是一个错误判断,事实上世界上没几个人能说得出并说得清自己决定或判断的道理,想想上面“你真坏”的例子;能说出的那通常只是理由之一,而未必真是那个“道理”。

    但“这个世界更看重判断”。而且有经验证据表明,即便在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中,与人们想象的相反,也只表态,不说理,因为都知道,没有对手是能被说服的。[67]此外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当面对普通民众而不是专家之际,早就有很多研究指出,情绪饱满的表达往往比精细的论证更有感染力,即便不是说服力。[68]因此才可能理解法盲们为什么喜欢过激的言辞表达。如果你把它拎出来分析,说它没讲理,不讲理,有暴民狂欢的嫌疑,那是法律人总爱用自己的游戏规则理解和要求别人;而“少啰嗦”,或“贱人就是矫情”,会是法盲的游戏规则。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法律人的游戏规则永远是对的,除非有关学术发表,而网络是什么地方?

    从这个角度一旦理解了法盲过激言论的实际功用,然后再来看看法盲近年来在一些引发社会重大争议的常规刑、民事案件中(刘涌案、马加爵案、邱兴华案、四川泸州“二奶”继承案、许霆案、孙伟铭案、以及李昌奎案)中表达的判断,我认为,既无大错,也不显失公道。唯一例外的是药家鑫案,[69]但这其中的最主要因素是此案原告的代理人(但他是法盲吗?),在审前和审理中,通过微博发布了药家鑫是“官二代”“富二代”等严重不实之辞,引发法盲对药家鑫及其家庭的重大误解,激发了仇恨;[70]而于其中司法也有诸多差错,[71]没有承担起这些压力。

    这其实触及到了另一个促成法盲过激言论的制度因素——他们知道自己人微言轻,尽管他们也希望能在某些时候也真会影响决策,例如在药家鑫案中,但总体而言,他们知道自己说了不算的,前后左右有政府、法官和众多法律人,还有学者,负责,天塌下来有长子顶着,这就令他们说话趋于不负责。这就是人性(注意不光是法盲)的弱点。[72]因此,才需要制度,才需要决策者,需要敢于并能够承担责任的人。而法治社会并不要求每个人都像法律人那样思考——那还要法律人干什么,要法院干什么,让你来重复一下每个人都早已心知肚明的真理?而且真有那么一天,法律人会不会太失落?不仅饭碗没了,还有精神损失——还能有机会或场合展现你的智识卓越和独立,并有权力来开启民智(启蒙)吗?

    而身处这种环境或事件中许多——但不是全部——法律人仍然会保持冷静,展现了法律人的行为方式,是否因为他的法律人思维在起作用?非也,即便不直接参与相关事件和案件的司法和前司法处理的法律人,在这类事件中,他人(社会)的期待以及他本人的自我期许都会暗中约束规训其言行,令他无法成为法盲似的旁观者。如果有人询问他/她对相关事件的看法和判断时,或是他/她主动谈起自己的分析判断,即便以一个有了判断的旁观者的身份,其实他或她都不会被视为一个法盲在说话,人们对他/她的期待是,他/她也会要求自己,作为一个法律人表达一种比较细致、比较说理因此比较令人信服的分析和判断。不能仅仅是表态,他或她必须比普通人更细心,更多关心并且他/她也更有能力关心案件事实和众多细节,前因后果,丝丝缕缕,说理也更充分。因为只有这样,其言说在众多法盲中才有存在的意义,如果只是如同其他人一样仅仅表个态,骂个娘,说不出个子午寅卯来,人们为什么要听,会听,即便最后还是不接受他/她的分析?而且除了从他熟悉的专业角度切入,他还能以其他更俭省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获得足够的尊严(其实也是一种利益)吗?

    当然,你可以坚持说这是法律人思维使其所以然,这一般无碍人们理解,“错误的”表达如果不耽误理解就不算错误;但上面的分析令我更有理由相信,说到底,是社会(他人以及其本人)对他/她的制度角色界定使其所以然。

    即便如此,在当下中国,法律人的制度空间也有较大回旋余地,因此其法律人角色并非唯一或单一,他既可以从直接间接参与此案的法律职业人的身份,也可以从法律学人的身份,但也可以以法律学人的身份但实际以意见领袖(公知)的身份向公众说话。当以第一种身份是,他/她的意见靠近法律职业人,会更多受制于具体的制度角色和自身利益诉求,无论是作为控方还是辩方或是裁断者或是专家证人的学者。当以第二种身份切入时,仅仅分析裁断事件或案件时,他/她会近似法官——权衡各方的观点,作出自认为公允、审慎和有根据的判断,但他/她仍然不是法官,他/她不会考虑通常法官一定会考虑的其他法官或二审或上诉审的可能意见等等,其训练和职业利益(撰写法律论文,授课中分析案件,以及同其他学者的讨论)也会影响他偏离作为纯旁观者的立场,会偏于仅关注其中有学理意义的法律实践或理论争点问题,而不是就案办案,为了承继学术并获得发表,学者更偏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如果考虑到当代中国的法律意识形态规训的格局,事实上,中国法学人目前往往有意无意地会更多想象、理解甚至很少反思地认同律师的立场,而不是检察官的立场,甚至会用其想象和理解的律师立场来要求法官,很容易导致法律上的偏颇,这实际是把律师并不中立但也并非全无道理的立场当成了法官或法律人普遍应持有的立场。[73]

    而这也至少部分支持了本节开始时就指出的,即便法律人自信是公允和冷静的专业分析,由于其立场,其结论仍然可能是偏颇的;而这意味着,即便法盲言辞激烈,不讲理,因此容易严重影响其判断的精细和稳妥,却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判断必定错误。

八、别忘了务实的法盲和漂忽的法律人

    即便如此,我还是得承认,上一节的分析总体上偏心,即便没这么说,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法盲不讲道理,情绪过激,而法律人的分析判断,即便也受职业利益影响,却总是更专业,更冷静。但有关群体的概括总是令人生疑,在当下中国,尤其面对当下的中国法律界和法学界。

    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并不是学了法律就一定懂法律,而没学的就一定不懂法律,更不说遵守法律了。古代没有职业法学院的时候,世界各国的优秀法律人,照样做出了大量务实明智的判决,创造了不同的法系。我在其他地方曾经以平遥县衙门口有关司法的对联,仔细讨论过其中隐含的缜密法律考量,其道理足以令今天的法律人和法学人赞叹;[74]我还曾在另一个研究中分析了海瑞有关疑案审理的判决规则,展现了其中隐含的超越时空的司法智慧,体现了他对长远社会后果的考量;[75]尽管海瑞在任何意义上都算不上法律人,甚至被人一直认为是很教条尽管很清廉的官僚。[76]

    也说点外国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经济学家科斯。科斯撰写的伟大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不仅为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且更重要的是,在过去五十年来,它成为有史以来为法学论文引证最多的论文,其思想通过法学家的推广,得以批量生产,已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法律、司法和法学界。[77]

    不光是这些伟人,即便是沉默的大多数法盲,而不是那些希望用过激的言辞来吸引眼球的网民,的判断,在他们自认为可以凭着常识理解和把握的传统的刑、民事案件中,与法律人的判断也相差无几,即便他们通常没有并不会用专业术语表达,即便没有非常详细的论证。

    拿出证据来!

    有关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罪驾入刑,在司法上,最高法院相关领导在法院系统的一次会议上,认为不能,也不应简单地,一概醉驾入刑;其根据是刑法第13条的但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78]这个根据在法律教义学上完全成立,最高法院的社会后果考量也有合理之处。但网络上,不懂刑法第13条、不懂刑法的谦抑,不懂法教义学的法盲激烈抨击了最高法院,抨击的理由是:即便最高院用意良好,但在当下中国,(1)这在制度上就给某些有权有势有关系的醉驾者,通过或不通过律师,逃避惩罚预留了广阔的空间;并且(2)一定很容易并一定会引出更多的首先是法院的腐败,以及(3)检方和警方的腐败;(4)这必然令广大民众对司法和警方更缺乏公信力。因此结论是,权衡利弊,在醉驾入刑问题上应当“一刀切”。

    值得注意的是,一贯敏感的从业律师群体对这个问题似乎缺乏敏感,就极有限的个人浏览来看,我没看到有哪位从业律师站出来指出这一主张有欠周全。但这种没反应正是实务法律人一种精确的反应,这种表面的不敏感其实与法盲们的高度敏感完全一致,因为一旦依据刑法13条对醉驾区别对待,至少刑辩律师就会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此外在中国从业律师大都是有车族。因此,尽管普通人和法律人的反应好像完全对立,利益显著分歧,但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在逻辑上高度一致,他们都不真的关心刑法第13条的教义学,他们关心的就是法律的实践后果,对自己利益的影响,以及对社会利益格局的改变。

    但这绝不是说法律人与普通人总是利益对立;在另一些并不必定显著影响某人和某行业的直接利益之际,在一些问题上,法盲的日常思考结论也会和法律人的职业分析结论高度一致。许多法盲和法律人都同样怀疑对二手房交易的收益部分征收20%交易税的实际效果。[79]没有人质疑国务院出台这一规定的动机和意图,也没人质疑这一规定中的文字,更无人关心对此该做何种解释和论证,不同的人质疑的都是这一规定的法律(社会)效果:经济学人质疑这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避免价格过快上升,而社会中打算买卖二手房的人,可以推定基本属于法盲,关心的只是这一规定对于潜在交易双方利益的实际分配效果——这笔法定由卖房者支付的交易税究竟会由谁支付,而这完全取决于二手房是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而与法律的字面规定无关;而仅仅关心自己职业利益的法律人却不关心这一规定对房价的宏观影响,也不关心是买房还是卖方支付这个交易税,无论谁交,只要经我律师的手,就都少不了我的那份。

    也因为这个规定,有法律人预测,各地二手房卖房者为避税会出现相当数量的所谓“假离婚”。而各地二手房市场的交易,[80]以及众多的“假离婚”者,[81]则以各自的独立思考和精心规划的行动共同完美演示了和印证了法律人的预测,充分表明法盲与法律人并非总是格格不入,有时也会心心相印。而这一次,许多人还真的成了法盲——他们不知道在法律上只有离婚,没有什么“假离婚”,许多人因此“人财两空”。[82]

    这些普通人都关心法律在社会中的实际后果,对自己的影响,因此高度务实,结果导向;看起来一点也不信仰法律,甚至愚蠢,但那也是正以一种特定形式不依不饶地“依法办事”呢!难道这不也是一种对法律的信仰吗,还需要他们矫情地宣称这个信仰吗?

    这些都涉及精打细算且数额很大的经济利益,这些个体当中很有些人是城市白领,甚至中产阶级(否则怎么会有多套房?),会有法律人或其他读者认为,这未必能代表“真正的”法盲的思维。一说“真正的”就是不打算讲理了,因为再举什么例子都可以说不“真正”了,但难道那些落了个人财两空的假离婚者都算不上?但我还是转向两个让人能看清面目的法盲,两个真正的农民,谋杀案中死者的父亲。

    在药家鑫案尚未判决之前,死者张妙的父亲张平选一再重申自己只要求判药家鑫死刑,以告慰其女儿在天之灵;从事后看,这很可能是受到了其法律代理人也算其亲戚的张显的影响。但在药家鑫被判决并执行死刑后,仍然是这个张平选,在一次媒体访谈中说,事过后一想,“对[药家鑫]他妈他爸也是觉得有点同情。……[因为张平选本人]还有两个孩子,[……]必然还有依靠,药家现在没有一点依靠了,就那一个孩子,我不知道药家鑫他妈他爸这人究竟是个啥心情,咋想。”[83]

    张平选这时的分析非常冷静和审慎,他不再仅仅考虑满足自己的有理由获得尊重的情感利益,不再“一根筋”,不只关注法条了;他暂时置身事外了,是作为一个旁观的法盲,开始设身处地地考虑自家“仇人”的父母亲,他们的未来生活状态——一种甚至现代中国司法制度也不予正式考量的罪犯家人的潜在利益,在这一刻他把有学者肯定也有学者否认的“司法的社会后果”彻底具体化、实在化了,其中隐含的是对各种相互冲突但相关的利害的权衡。他未必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但这一刻他的超然、中立的利益权衡,以及他并不必定接纳但也不预先排斥情感的态度,都是一位理想裁判者应当具备的。

    在李昌奎案[84]中,受害者的父亲王廷礼及其他亲属之所以不接受云南高院完全符合制定法规定的二审改判,之所以上网求救于公众,决心要推翻在法律程序上和法律理论上都已生效的二审判决,完全不顾及他们的行动会损害一部分法学人的天条般神圣的司法独立,不顾及他们的行动会如某些学人所言进一步“有损司法公信力”,决心要从相信法院和法官的遵纪守法的公民成为清醒并死磕的法盲,不因为他/们是法盲,恰恰是因为他们不盲目相信法条,不盲目相信某些法律人塞给并要他们强吞下去的所谓程序正义、形式合理性、维护司法权威等法律人看重的法治意识形态,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法治、当代社会的共识以及当代中国国家制定法和司法实践共同打造了一个普通农民对于当今法治的有一切理由得到足够尊重和满足的期待,而一个无助法盲的对于法官、法院、司法和对这个人民共和国曾经无保留的信任被云南高院的某些并非毫无合理理由的政治考量——“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突出打击重点、少杀慎杀”的方针——打破了。尽管并非清醒的歧视,也有某些法律上的理由(如邻里纠纷升级成为暴力,李昌奎有自首情节),但这个有一定道理的政治考量之所以会把“宽”和“少”和“审”都落实在李昌奎身上,却又通过司法把相应的代价都强加在这个失去两个孩子的王廷礼身上,在很大程度就因为他是农民,无钱无权无势。

    在云南高院法官的心中可能觉得并判断,为了实现全人类减少和最终废除死刑的伟大目标,为了实现云南省有关少杀慎杀的硬指标,可以对不起王廷礼。但王廷礼和他的家庭承认自己说不过法律人,承认最终废除死刑以及对于法律人很重要,承认减少死刑对于改善中国法治国家的形象、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很重要,承认为实现这些目标云南高院费好大劲树立的每一根“标杆”[85]也很重要,但他们最真切知道的是,没有李昌奎对于他们很重要!

难道他们这种判断和相应的思考错了吗,真的是法盲吗?除了极少数法学人矫情地主张为维护司法尊严反对“出尔反尔”而维持原二审死缓判决外,全国无数法盲和绝大多数法律人都真诚支持王廷礼,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人认为王廷礼的要求有何过分之处,特别是云南省高院自己主动撤销了原二审判决再审改判死刑,最高法院予以死刑复核,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那一刻的天理、国法和人情都指向,也只能指向,这个无助的农民法盲家庭的情感、判断和他们的直觉,尽管他们没说出也说不出太多太雄辩的理由!

    与常规刑民事案件上,有众多法盲对思考、分析和判断不离谱形成对比的是,即便受过法律教育,一直待在法律这行里,甚至是学界认为颇为优秀的法学教授,只要意识形态优先了,或是只认法条、教义、原则、程序正义、法律真实、权利、正义这些词以及其他好词和大词,只讲推理不管后果,只注意概念的好坏,不分析真实世界,脑子就会坏掉,就会得出非常离谱的、我很难相信他们坚信的结论。

    例如,在李昌奎的再审改判问题上,我的同事贺卫方教授主张,虽然云南高院的原二审判决有误,但出于维护司法独立,防止司法反复无常,维护司法的公信力和威严,因此建议不再改判,维持二审判决。[86]

    这话抽象看,似乎挺正确。司法者一定要权衡各种值得保护的利益,包括罪犯的利益,也包括法院自身的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时候不计任何代价地坚持一个已经被社会乃至该法院自身都认为显失公平的重大判决,一个法律上不算错案但仍然会留下道德污点的判决;而且为什么云南高院不能主动承担因自己的差池引出的责任呢,而要让在这个事件中完全无辜的并因为罪案和这个罪案审理的司法争议而数度受伤,并且是躺着中枪,的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家庭来承担呢?这不公平。而且云南高院不但有能力承担,甚至这种承担了会修补其形象,弥补受损的权威。而且,这是真的吗,还是想象——只要法院不“认错”,不作补救,一错再错,中国的法盲们慢慢就能适应这个伟大的形式理性和程序正义了,司法的公信力就会与日俱增?!难道数学上的“负负得正”到这里也适用!这种坚持会让法盲们觉得法院说话算话不反复无常吗?还是会让法盲们觉得法院就是不把我们p民的命当回事?!

    好,就算你真的坚持两审终审,坚信增强司法公信力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法院要勇于坚持错误,但为什么,你对其他早已终审但后来发现的重大冤案,如聂树斌案,又不讲两审终审,不允许一错再错了,不讲负负得正了,不但要求河北高院出尔反尔了,而且自己也出尔反尔了?[87]“这可是错杀!案情重大!”是的。但这说明的恰恰是,两审终审制并非神圣到了不允许任何例外,问题在于案件事由是否重大,以及有多重大?!而在李昌奎案中,法律人给的理由并非这事由还不够重大,理由是司法不能反复无常!这就是中国人的说法:前言不搭后语,前后逻辑不一致。

    还有一个例子,涉及我的另一个同事,一位出色的宪法学者。在联合国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之前夜,基于自己已决定投弃权票,这等于允许外国对利比亚开战,中国政府在利比亚组织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撤侨。对此,张千帆教授根据他认为利比亚的动荡是“民主革命”这个概括,再加上“民主并不总是和混乱联系在一起”这个在逻辑上显然正确无误的正确断言,就演绎出结论“中国不用再从利比亚撤侨了”。[88]这里凸显的是法律人很容易犯的另一个毛病,只关心抽象的概念,关心正确的一般性命题,而不愿具体考察这些概念和命题在特定事件中的经验内容,据此就演绎推理得出一个可能会涉及太多人生死安全的决策或判断决策的标准。这不但凸显了法律人在其熟悉的法律领域还可能有点“审慎”,一旦进入了他不熟悉的领域,就很容易天马行空起来,何止很不谨慎,简直就是很不谨慎。而这也再次证明我先前的论点,审慎与是否法律人思维无关。不仅如此,我说了,作者其实并不真的相信自己的推论,否则为什么仅仅一两天后,利比亚战争还远在两周之后,就自我删除了这一微博?

    我的批评显然违反了“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古训,而且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无情打击的嫌疑。但我批评的并不只因为我不同意某个观点和判断,也不是以事后诸葛亮来嘲笑某个预判不当;观点分歧和判断失误是正常的,任何人都无法避免,因此无可指责。我只是用这些例子来指出,法律人的思维也并非如法律人自诩的那般冷静、严谨、审慎:即便在当代中国优秀法律学者中,也同样有概念化、情绪化的法律断言和所谓论证。在他们熟悉的专业领域,受到制度和利益的约束,或许还不敢过度信马由缰,而一旦跨出或决定跨出自己的专业领域,试图仅凭法律知识甚至仅凭法律人的身份讨论其不很熟悉甚至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内的问题,说着说着就被自己的“话”给带走了。一些因聪明而自信的法律人,就会真诚地说出许多最后即便能自圆其说却也不真信,甚或恰恰因其自圆其说了才表明其并不真信,的昏话和胡话,并以实际行动一再证明世界各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思维特点或普世价值——“公共益多,知识益少”。[89]即便一直“说真话”,却——非常吊诡地——并非“真的诚实”(genuine honesty)。[90]

九、误读如何滑向真理?

    如果不存在一种独一无二的有别于普通人思维的法律人思维,剩下的问题就成了,为什么法律人会接受和信奉法律人思维这种说法呢?

    有望文生义的粗略,以为像[个]法律人那样思考就是“别像[普通]人那样思考”,而法律人一定有一种很特别的思考。也有对法治的迷信和对传统中国的误解。认为传统中国没有法治,因为中国社会或中国人缺乏了一种叫做法律人思考的东西,例如韦伯的所谓“形式理性”[91]之类的,而当今中国建设法治的方方面面中,有一项就是要培养法律人思考,而且是全民的。

    但从智识上看,这里有一种久远哲学观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像法律人那样思考”还是“法律人思维”的命题都隐含了一种关于人的思想行为的哲学和心理学前设:思想指挥行为,思维决定一切。这是一种历史久远的关于人类的灵与肉且灵高于肉的假定。我们并不能经验地观察法律人的思考或思维,没法观察他们的大脑或其他器官在物理或化学层面如何活动,也无法在经验层面比较法律人的同比方说商业人、文学人或化学人的思维,我们只是看到法律人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中呈现出的某些特点或格局;就算我们能看到他或她对自己为何如此行为的一些主观解释,即便真诚和坦白,也未必可信,因为人们通常会,也很习惯认为,给自己找到行动的理由,就找到可自己如此行动的原因了。法官在司法上也不例外,有时甚至必须找到理由。[92]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这种传统的哲学表达,法律人的行为经此精神化了,我们其实只是从行为上反推,一定有一种法律人的思维。

    但这不必定有害,只表明传统心智哲学在我们思想言行上留下了痕迹,它把法律职业必须具备的办事认真、较真、注重利益分配和后果、抠字眼和言行审慎等行为上的特点,说成是思维的指导,不准确,也有点自卖自夸,但若无大碍,就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93]而且,即便层面更低一些,所谓法律人思维仅仅指,法律人之间习惯用行内概念术语交流,也没必要较劲。虽然这也说不上是什么“思维”,但借助术语,法律人建构了职业的神秘,以同普通人拉开了距离,创造了司法的威严、神秘和权威,防止“近者不逊”,同时也便利了法律人之间俭省有效的交流,即便在如今这个“去魅”的时代,也可以接受,因为这也可以是促成法律有效运作的积极因素之一。[94]

     但这种功能主义的视角,一不小心,就触到了中国法学界引进相关命题后,为什么积极创造和推广“法律人思维”的关键,因为它对于当代中国法律人和法学人曾有过并且一直保持着特殊的社会功能,寄托、承载和纠缠着诸多中国法律人的重大利益!

    若仅仅考察它对中国法律教学职业导向变革的实在影响,其效果并不显著,尽管有了法律硕士的教育,但仍然不太像职业教育。这主要还是因为中国法律职业自1990年代中期后才开始逐步成型,没有积累多少职业知识和技能可供传授;许多法学教授没有这类知识和技能可传授,因为基本都没有或极少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经历,只能抱残守缺,更愿意“守望”;而那些多少积累了些许职业知识和技能的无论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即便大多名义上都在一些法学院兼了职,一般也没时间或机会真的进入法学院教学,偶尔进入校园,更多也是作为学子们的职业偶像,而不是成为职业模范。尽管如此,以“像法律人那样思考”为基础,稍予加工出来的“法律人思维”,对于法律人却有重大社会功能,很有市场。

     首先,在一个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必须加强法治的时代,必须以某种最简便的方式向社会推销法律和法律人独一无二且无人替代的重要性。尽管,如前分析,法律人的思维,就模式或特点而言,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明着这么说。如果说司法解决纠纷就是在明断是非的基础上平衡地维护各种合法的权益,一碗水端平,或简单说“摆平”,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95]法学人就会大叫“公正呢?”;或者说律师就是“受人钱财,替人消灾”,也无法接受法学的学科地位和律师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在整个1990年代,戴逸先生一句并非刻薄的评论,“法学的幼稚”,就让多少法学人多少年耿耿于怀,情何以堪?

    法学教育和法学院的合法性也会是个问题。由于没有法律职业传统,中国法学教育自1970年代末以来,一直尴尬,一方面社会需要法律人,法学教育快速扩张,而另一方面,由于种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原因,法学教育实在薄弱,没什么像样的可教,除了参与立法、编写教材和普法宣传,抄抄外国学者和台湾学者的著作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像学术的学术。

    法律理论研究的学者尤为尴尬。不论水平怎样,部门法还至少有了些具体实在的成文法律规章,也会有真实的案件;法律史吗,也有那么一堆材料得慢慢梳理,从中找点什么与当代中国的真的或想象的联系;而法学理论研究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总不能一直止步于批评人治,宣讲法治吧——这是政治,是意识形态宣传,不是法学,甚至也不是政治学;而争论法的定义,水治比刀制好在何处,这类东西当然可以永远争论下去,因为永远不会有结论,但很难靠此谋生?甚至没人听了。

    也正是在这种尴尬中,独立于任何单一部门法,又与具体案例分离的、抽象的法律解释、论证和推理,以及与之关联的“法律人思维”,对于法学界,特别是法学理论圈,就有非常特别的社会功能。

    不管实际效果如何,“法律人思维”的说法还是为法律理论圈提供了一个好像有点学术和理论意味的抓手,一个只有理论法学人更关心、似乎也更有能力关心的地界,并且后来证明也真的基本就是理论法学人家的菜园子。在这里,无需讨论具体案件,完全不涉及某具体立法,因此不侵犯其他部门法的领地,不会引发同部门法学者的竞争或冲突,就抽象地研究法律思维,就研究抽象的法律思维,这个抓手在一定意义上令理论法学人在1990年代后期找到了一个所谓研究的增长点。

    这个增长点对法学教育有某项特别的象征意义,不仅对日益拓展的高校法学教育,而且对于伴随司法职业化、专业化而来的法官检察官的职业培训,也是意义特别。不管真假,也不管是否有用和合用,但当时法官检察官的受教育程度实在很低,[96]律师业也刚起步,从业者的学历很不整齐,也只有高校的法学人,作为群体,在当时唯一还勉强配戴“法律人”的帽子。尽管许多法学人不曾作为法律人实际分析和审理过哪怕一个案件或法律事件,但他们已经有了这顶帽子,就可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培训在职法官和检察官的“法律人思维”了,不管接受培训的在职法官和检察官在其职业岗位上已工作了多少年了。

凭着这越说越大的“法律人思维”,法学人,会同部分实务法律人,也可以在几乎任何社会事件中都发出法律人的声音,展现法律人的知识意志和权力意志。即便不实用,但有了法律人思维这个幌子,就可以说和做一些否则连自己也会觉得不合情理不靠谱的话和事,无需多言,就可以断言,无需说理,就自然有理,就因为“法律必须信仰”,就因为法律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是“人为理性”。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在这种利益格局下,这些说法已俨然真理,法律人的职业利益因此隐藏在法律人思维的大旗之下,法律人的偏颇甚至偏执也可以成为久经考验的法治经验并因此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不但可以在法律领域逐渐建立起垄断,并且在同其他学科的知识/权力的交锋中,借助着“依法治国”,享有“真理”的推定,任何反驳者都必须完成举证责任。本来用来规训法学院新生面向实践的教诲,如今脱胎成法律人自我推销和公关、教训和启蒙中国法盲的资本。摇身一变,幼稚的法学已经成了当今中国社会中的显学之一。

    而在法学教育上,看似孪生兄弟,其实南辕北辙,“像法律人那样思考”要求法学院新生不要只是从书本了解法律,只知道抠字眼和法条主义,而要走进法律实践,了解真实世界,比普通人更精细更敏感地了解可能的社会后果,并在这种种可能的选项中来仔细选择和界定法条和关键词的实践边界;而“法律人思维”则要求所有人都必须进入法律教义编织的世界,理解的接受,不理解的也要接受,接受法律人的判断和推断,法律人就是要用自己的规则、信条、判断和结论来改造世界,否则就违反了神圣的法治。[97]

    但这不是教育,这是洗脑。

    “法律人思维”的流行主要不是因为误读,法律人想得“太简单,有时太天真”,而是因为这种说法赋予了一些勇敢豁得出去的法律人某种特权和地位。就因为他上了四年法学院,哪怕之后当的是保卫干事或团委书记或市长,也一生一世法律人了,而别人就因为当了三年兵,考进法院,办了和审了一辈子案子,临了临了50岁就离岗退养了,理由是不职业化;就因为是律师或法学教授,就天然有了某种道德和智力的优势,哪怕也就能说两句哈罗拜拜三克油,但也有权断言何为世界之轨,张口闭口外国如何如何。最奇怪的是,有时,一些越是不合情理的断言、教条和判断,才越令人相信这个世界上也许真有一种东西叫做“法律人的思维”,否则怎么会这么乖戾甚至变态呢!而最后,一些法律人告诉了我们这个谜底,法治其实就是法律人的统治。[98]

    这个曾经无害的错误和迷思的发生也许偶然,但一个错误和迷思得以坚持,有恃无恐,即便为经验一再证明不实,却仍被信奉、坚守和捍卫,就绝非偶然。它已经成了一个新生的利益集团维护其职业利益,从容进攻和退却,的意识形态大杀器。就因为这个命题对于法律人的巨大社会功能,这个错误才会在,也必须在,历史的焙烤中成为真理![99]

 十、法学教育与超越法律人思维

    尽管可能为人误解,批判和拒绝“法律人思维”却全不是批判和拒绝被错误概括为法律人思维的,诸如严谨、务实等法律人的必备素质。相反,中国法学院必须花更大气力来继续推动和实现其教育的转型,像法律人那样思考——其实是行为;文本阅读,法律推理(类比推理),法律解释,教义学分析,也必定且应当在法学院教育中占据足够重要的地位,这是让一个18岁高中生经过法学院成为一个初步能让普通人放心享用其服务的法律人的必备。

    但不是全部,也不是根本。这些技能或知识只是用来应对常规法律实践,应对常规法律问题,这当然是法律事务的大头,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重要。但对于法治和法学来说,从长远看来,我认为法学院更重要的是要培养法律人有能力应对那些超出眼下的常规,必须个别应对但长远看来可能具有一般意义的问题。因为,尽管法治是规则的治理;但在现代社会,超出历史界定之常规的问题日益增多,有许多部门法其实已无法以规则治理。例如,无论在哪国,每个反垄断案件的法律或司法决策几乎都是一个综合性实证和对策的个案研究;[100]许多环境司法也是如此,因此才有了环境项目评估的说法——想想什么时候有过民事合同评估的说法;而在有些领域,原先的制度架构事实上已经是千疮百孔,难以维系,例如互联网带来的知识产权法的革命;[101]虚拟货币不仅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也引发了国家正式制度的法律应对。[102]即便是在刑法这样的传统的法律领域,诸如刑事和解和社区矫正等实践,以及更早的量刑裁量、减刑、辩诉交易(制度化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也已令罪刑法定的刑法理念几乎只是一个理念;而另一方面“反恐”也令刑法面临着新的边疆,因为这是一个介乎战争与犯罪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典型的刑法领域,很难以传统的刑法来有效应对。[103]

    而这些超出常规的案件有可能会形塑法律的领地和边界,对于未来的法律实践可能有根本性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当年霍姆斯强调说,能“激起[他]最强兴趣的,不是人们认为伟大的争议和案件,而是一些琐细的决定,一般的判例编选者都会放过这些决定,然而这些决定中有更为开放的理论酵母,可能给法律肌体带来局部的深刻变化。”[104]此外,如果传统领域内的规则主要是执行,那么面对新问题或新领域会有更严肃的制定或选择规则的问题;这也是上诉审法官作为造法者甚至立法者必须面对的更大问题。

    面对今日之社会,传统的法律人的技能和知识,无论是法律推理和解释、决疑术,还是教义学,均已无法满足这一类社会生活的需求,因为在现代法治意识形态影响下,上述技能都装着并有时也真的努力避开对实质性法律问题的分析,还假定各种因素稳定不变——一种仅仅在思想实验中方才可能出现的境况,尽可能从法条中演绎出判决的过程,以稳定的规则处理类似的案件,以各种教义学或类比推理和解释对法律外行有效掩饰裁断者在论证中隐含的价值和路径选择,从已知明确规则对一些略有异常的案件推出看起来言之成理的结论,或是以解释的名义和过程将完成裁判者之判断与立法、法律和先例看似无缝的对接;加上法院和法官的权威,加上他们背后的国家强制力,法律就可以得到服从了。

    所有这一切推论可以相当精美,会大大有助于说服一些与该法律决策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也可能会说服那些于其中只有些许边际性利害关系的人,却无法回答:第一,当现行法律、先例规则并未提示我向何处去之际,例如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解释,我无法仅仅借助这些方法发现我前进的方向;第二,它也没法告诉我向着某个方向该走多远比较合适,即便“法律人的思维”或司法经验告诉的是应谨慎推进,但这一步究竟多大才算谨慎?从可以自由批评政府到允许焚毁自购国旗到底是一小步还是一大步?从政治性表达自由到商业性表达自由,到色情出版自由,到政治捐款数额无限,这究竟是一小步还是一大步,甚或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或者,若仅就“表达”而言,这都只是一小步,但就表达的手段和内容而言,这些对某些人来说就是一大步,甚至是鸿沟。你真能让普通父母普遍相信,让自己的考高中的15岁男孩阅读《唐诗三百首》或《时间简史》和阅读《金瓶梅》或《藏春阁》(Penthouse)真的差别很少吗?尽管在废纸收购商看来,这确实毫无差别。

    必须注意,在法律人面对的事务中,真有智力挑战的,真需要法律人去思考而不只是机械演绎适用规则的,一定是那些仅按法律程式或定式无法完成,或即便可以完成但当事人甚或法律人自己也不满意甚至无法接受的事务,因此当事人或客户或法律人自己,有时甚至真可能是整个社会,都希望有所变化、发展或限制的事务。仅仅法律人的思考本身无法确定这些目标和前进方向,相反只有先定下了目标和方向后才可能展开法律人的思考,不但是研究在法律文字层面的可否,而且要研究可能的后果,有哪些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或仅仅是习惯的制约条件,该如何在法律上以及以其他方式对待——无论是改变、尊重或是不理睬——这些制约。

    因此,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就不能仅仅关注规则,就一定要关注实际成效,就一定需要众多关于社会真实现象之间如何联系、流变以及因何流变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如果要促使房价下降,让人们能买得起房,就不能仅仅规定对出售自有住房依法严格按转让所得收益的20%征税,必须了解,在特定条件下,出于良好立法意图的税收也完全可能提高了购房的价格,导致事与愿违的立法效果。如果最高法院不希望刻板地醉驾一律入刑,就不能仅仅拿出刑法第13条主张情节显著轻微的醉驾不构成犯罪,而必须考虑到若因情节显著轻微而可以豁免某些醉驾,在法律实践中是哪些人更可能获得豁免,对执法和司法有什么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对法院的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可能有何影响,而所有这些思考就一定要超出传统的法学,法条、法律教义和法律原则,超出程序正义,形式理性等,就一定要涉及诸多社会科学,涉及到实质正义,实质理性。

    而要增强法律人的这种能力,就必须超越所谓的“法律人思维”,或者换一种说法,就必须在经验层面上丰富法律人思维的概念,要让法律人至少是了解一些社会科学的知识,在某些领域还要熟悉相关专业领域的具体知识和能力,增强法律人对某一领域的可能法律后果的敏感、理解力和预判力,能根据对众多可能的后果的权衡和预判来重新理解和解释法律,回答和解决社会交给法律人的问题,如果必要,即便一直丰富到他或她的思维不像法律人思维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再重复一遍,“这个世界更看重判断”。而只要合适和有用,社会就会重新定义法律、法律人和法律人的思维,法律就是法律人干的那些事,法律人就是干法律的那些人,这类的循环定义方式已经有不少杰出的先例了![105]

    这就要求法学院的教学方向和内容必须有重大调整。作为方向,法学院在努力让学生掌握法律人的必备知识和基本技能之外,还必须要让法学院毕业生在遇到新问题,且无法从法律中找到现成答案之际,知道自己应当和可能从哪些地方来获得帮助,并且在教学内容上要结合部门法的法律实践,增加这类内容。

    这个建议其实并不像人们看起来那么激进。我没说,也不会荒唐地到说,在进入法律职业之前,法律人都学会掌握这些知识,或法学院必须全面传授这类知识。这不可能。我只是说,法学院应当让学生了解法律在真实世界中的运作,人们为何以及会怎样利用法律,这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要像个法律人那样思考。法学院的知识和技能训练必须为这些知识进入法律人的视野并为法律人有效利用创造空间,通过教育来解放学生的智力,开放他们的视野,让他们看到并理解真实世界的复杂性,理解法律的功能是有效应对和规范真实生活世界,而不是编织一个由定义和概念编织的世界,并以此来批判和拒绝生活世界。要让他们理解,真实世界的法律不是在整齐干净的法律概念中运转的,生活世界有自己的规律和规则,法律不可能以自身的力量来改变它,而最多只能借助生活世界的规律来规范它。

    这也并非一件非常艰难。前面已经分析了,这种直面问题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对后果的高度和系统关注,其实是所有人天然分享的,几乎是自觉地,本能的,尽管人们往往更关注更强调对自己有利的后果。而正因为有这样能力,普通人才可能通过训练变成出色的法律人。

    而且这个问题并不只是中国才有。以某种方式,在美国也存在。20多年前,波斯纳就曾指出,尽管有极少数杰出法官当年在法学院就是明星,但有些明星学生当了法官并不出色。[106]他也曾分析认为,霍姆斯的洛克纳诉纽约案反对意见,这份他认为“过去一百年来最伟大的司法意见”,放到当时的法学院考试中,根本得不到高分。[107]为什么?在我看来,这就因为法学院的判断标准永远更多有关法律概念、文本和教义,是向后看的,而不是判决效果,那是向前看的。后来他还指出美国法律史上一些伟大人物的奇特经验,杰克逊没有上过法学院,卡多佐从法学院辍学了,汉德从业律师实务很失败,而霍姆斯既非成功的律师,也不是最像律师的法官,并因此结论认为法律上的伟大隐含的就是要超越法律,超越那个传统的定义狭窄的法律,那个仅仅关注法条,教义不关心后果的法律。这其中的可能寓意就是,法学院的评价标准或许更多基于现有的法条,通行的教义,法律推理、常规论证和法律解释方法,不能替代对问题的把握,对目标的把握,对分寸的把握,一句话对真实世界的法律影响。[108]

    而另一个现象是,或多或少也与上一点也相关,美国首席大法官对其同事的法律影响,进而通过最高法院的判决对美国法律的影响,往往更多取决与首席大法官的政治和管理能力,而不是他的法律推理能力。[109]而如果我的推论不错,这里隐含的与这里讨论相关的问题就是,真能实际影响法律的,似乎并非法律人的技能或思维,而是法律人的那些非法律的技能和能力。

    引证这些法律名人也并非要重新界定法学院的培养目标。霍姆斯或波斯纳,坦白地说,也许主要不是法学院培养的;这就像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有法学学位,却很难说他们的今天是法学教育的结果,因为他们还都有大队书记和省委书记的经历。法学院培养的目标就是称职的普通法律人。但即便如此,取法其上方能得乎其中,但如果眼都高不起来,手还会高起来吗?

结语:思考?还是信仰?

    从“像个法律人那样思考”切入,本文思考并论证了,不存在一个法律人可以用来独立于社会判断、作为真理之基础和标准,并得此主张自己君临天下的法律人思维。

    这一清理也许会改变一些人心目中“法律人思维”的高耸甚至神圣形象;但也会有人指责我卒瓦了法律人的一个珍贵信仰。

    其实,我完全承认法学院传授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对于法律人的重要性,只是它既非全部,今天也显然不足。我承认她是美人,只是不承认她天下第一或唯一罢了,值得为此同我决斗吗?[110]

    而且如果这个高大的形象,神圣的图腾,这么容易就微缩和猥琐了吗?你的信仰,这般容易就让人给卒瓦了?那它还真的神圣吗?或是你真的信了吗?会不会,只是为了一个法律人的身份,法律职业的一个符号,甚至内心的一份自我安慰,你曾虔诚地希望它很神圣,跟着也就相信自己信了——直到我的质疑?!

    “我们一定别让自己的思想避开怀疑,而成就一个虚假信仰,信仰是人类智识的最高成就”(我加的着重号),叶芝如是说;[111]但信仰必须是智识的,而不是信仰自身的,成就。而换一个视角看,我只不过是以法律人的方式,力求从可为众人分享的经验层面,展开了对“法律人思维”的辨析!

    2013年3月26日初稿,4月15日二稿于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3年8月13日 8:53主题: 李蔚:法国大革命果真是改革激出来的吗?李蔚:法国大革命果真是改革激出来的吗?

    提要:本文根据历史事实,说明法国大革命并非改革引发。当时法国的问题是:民众迫切要求自由、民主、博爱,为此,必须实行改革,以突破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而法王却重在征税,以此为主线进行改革。他的这种所谓“改革”,离题十万八千里,言不及义,与民众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完全不符。法王路易十六不是死于“开始改革的时刻”,而是死于抗拒改革失败之后;不是“由于尝试改革而毁灭了”自己,相反,是由于回避改革,不改革,假改革,反改革而最终被送上断头台的。

法国大革命果真是改革激出来的吗?

李蔚

    最近,托克维尔(1805-1859)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我国突然走红。该书作者在回顾法国大革命时,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此语尤其引人关注。

    同一时代、且同为法国本国学者的米涅(1796-1884)说得更干脆:法王路易十六是“由于尝试改革而毁灭了”。①

    暴烈的法国大革命果真是由于法国“开始改革”所触发的吗?法王路易十六果真是“由于尝试改革而毁灭了”自己的吗?

    事实并非如此。“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托、米二位可能由于长期生活在本国,受到种种固有观念的束缚,且距离法国大革命时代过近,反而看不清楚问题所在,叙述与判断,跟事实大相径庭。

    法国大革命是十八世纪世界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既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成果,对世界发展的进程又有十分深远的影响。要说明这个事件,不能不从世界总体的变化情况说起。

汹涌奔腾的社会解放潮流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五百多年间,世界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一股追求社会解放的潮流,汹涌在欧洲,连绵不断,而且一浪高过一浪。

当着东方还沉睡在专制制度中,以暴力为基础的朝代更迭成为打不破的铁连环、民众尚被囚禁在社会的大监狱里时,曙光却在原始民主传统保留较多的遥远的欧洲出现。

变化是从十三世纪的英国开始的。1215年5月,英国封建贵族得到伦敦市民支持,占领了伦敦。英格兰国王约翰于6月15日被迫在兰尼米德签署了《大宪章》。这份写在羊皮纸卷上、共63条的文件,决定建立由二十五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监督《大宪章》的执行,如发现国王有违反情况,可使用各种手段(包括武力在内)胁迫他改正。② 破天荒地体现了“法律至上、王在法下”的精神,其意义极为深远。《大宪章》宣布了国王不可擅自征税的原则,强调:除传统捐税贡赋外,任何赋税的征收都必须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同意”(即取得以大贵族为核心的大会议的同意)。《大宪章》关注国民的权利,规定国民有参与国事的协商权,享有人身自由,若不经“合法裁决和本国法律的审判,不得将任何人逮捕监禁,不得剥夺其财产,不得宣布其不受法律保护,不得处死,不得施加任何折磨,也不得命我等群起而攻之和肆行讨伐。”② 最早从埃及王国的“法老”开始,在人类历史上绵延了几千年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王权统治,从此被打破,人类社会开始走出王权时代,民权第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一个与王权统治有所不同的新政体正在被创造出来。与此同时,世界政治多中心分散发展的历史时代宣告结束,人类社会在欧洲火车头的带领下,朝着同一个民主政治目标,迅速前进。

随着政体在英国一国之内的逐步改变,长期统治全欧社会、具有绝对权威的基督教的教权,跟着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第一波社会解放浪潮之后,第二波社会解放的浪潮在德国爆发。从来一言九鼎的罗马教廷,在德国曾经滥施淫威。它占有全德土地的1/3;每年从这里刮去30万金币,约占教廷全年收入之半;修道士骑着小毛驴,到处推销“赎罪�”,宣称:只有手捧“赎罪�”,死者的灵魂才能从炼狱升上天堂。为向教廷的权威提出挑战,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1483-1546)在维登堡教堂正门,贴出了用拉丁文写的《关于赎罪�功能的辩论》,全文95条。马丁・路德认为:《圣经》至上,人的灵魂得救唯一靠的是自己对上帝的虔诚信仰,而不在于遵守教会的什么规条。任何规条都必须来自《圣经》,教会或教皇无权设立信仰的条款。③ 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宗教改革运动从此开展,迷信由是被打破:教廷原来是可以被质疑、被反对的,离开教皇,虔诚修行,同样能够得道。在逐步摆脱王权统治的同时,许多耶稣的信徒,也从教皇皇权的绝对束缚下得到解放。④

人的生命秉承于大自然,因此生而自由。但是,却处处受到束缚与压抑。光是上面提到的这些改变,仅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王权,部分地反对教权,当然远不足以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一个范围更广泛、持续时间更长久、更深入的解放运动,于是同时兴起。

十四世纪发源于意大利、持续了约300年的“文艺复兴”,和十七世纪源自英国、持续了近200年的“启蒙运动”,即是此同一以“人的全面解放”为主线的社会革命运动的、前后彼此密切衔接的两个阶段。

文艺复兴运动,表面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实际是在创造一种崭新的近代文化,其基本精神,就是:抑神尊人,破除“神”的迷信,宣扬:人类是伟大的奇迹,没有任何东西比人更奇异。张显“人性”、“人道”、“人权”,反对教会宣扬的“神性”、“神道”、“神权”; 主张“幸福在人间”,歌颂世俗生活、现世享受,反对禁欲主义、来世观念。但丁(1265-1321)说:“人不能象走兽那样活着,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达・芬奇(1452-1519)指出:“真理只有一个,它不是在宗教之中,而是在科学之中。”不仅要从教权的束缚下解放,而且要离开宗教,在科学和理性的道路上飞奔。“人的发现”,意义无比重大。

文艺复兴运动接着深入发展而成为启蒙运动。这两场运动,固然都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涉及哲学和自然科学,但文艺复兴运动,重点在艺术;启蒙运动则重点在政治。而政治,对人的解放,是更带根本性的。霍布斯(1588-1679)说:国家不是根据神的意志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创造的,君权也不是神授,而是人民授予的。洛克(1632-1704)进一步指出:人们按契约成立国家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孟德斯鸠(1689—1755)认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权应当分立。立法权由人民集体享有,司法独立,君主只享有行政权。卢梭(1712——1778)的主张最为激烈,他彻底否定王权,把启蒙运动推向最高峰。他说:主权在民,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权利的表现和运用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政府和官吏是人民委任的,人民有权委任他们,也有权撤换他们,甚至有权举行起义,消灭奴役压迫人民的统治者。

从十三世纪到十八世纪,持续五百多年的社会解放运动,经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两个阶段,终于从限制王权最终走到了对王权的否定和对人权的张扬。

结束王权的革命风暴,不可避免地刮了起来。就像卢梭1750年说的:“必须来一场革命”;1762年重申的:欧洲这个秩序不可避免地要遭到革命。⑤

王权时代就要结束了。

培育启蒙思想的肥沃土壤

英国带头走出王权时代,意大利开创了文艺复兴,德国发起了宗教改革,一浪高过一浪的社会解放运动,弥漫全欧,但是,它的最后总结却是由法国作出的。为什么是法国,而不是其他国家,集中展示了长达几百年的思想成果,将思想转化为行动,爆发了大革命,终于成为欧洲彻底摆脱了王的统治的第一个国家?⑥

正像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只能首先发生在原始民主传统保留较多的欧洲一样,横暴、激烈的,以彻底推翻王权统治为目标的大革命,也只能发生在其中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并存、尖锐异常的法国。法国之不能避免后来的“天翻地覆”, 就像欧洲之不能避免世界民主火车头的角色一样。历史进程无可抗拒。

“文艺复兴”转换为“启蒙运动”发生在英国,但是后来,运动重心转移到了法国。被后人尊为启蒙思想大师者,英国有霍布斯(1588-1679)、洛克(1632-1704)两位,而后起的法国却有孟德斯鸠(1689—1755)、伏尔泰(1694-1778)、卢梭(1712——1778)、狄德罗(1751年——1772年)四位,接连登上历史舞台。

为反对君主专制,孟德斯鸠提出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权分立的原则,君主只有行政权。伏尔泰抨击天主教会,对教皇进行了猛烈攻击。他同样反对君主专制,但希望通过“开明”的君主实行改革,过渡到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卢梭根本否定封建王权,倡导“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在思想上和道义上走出了王权,开创了以人民为主宰的新时代。狄德罗认为迷信、成见、无知是人类的大敌,主编《百科全书》,宣扬科学和理性,反对迷信和专制。法国接过了英国启蒙思想的接力棒,并且大大地加以发扬,巴黎成为公认的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中心。

这种特殊现象的出现,与法语的普及和崇高地位当然有关。世界通行英语的时间,不足百年。此前世界通行法语。说法语长期被视为一种“时髦”,是有教养的标志,这从俄国十九世纪的小说里,也可以看到。欧洲思想文化的精华,最后聚集法国,在以说法语为荣的历史时代,是极其自然的。

但是,法国成为启蒙思想的集散地,更主要的原因,在法国社会本身。

法国从十六世纪初起,由“等级君主制”进入“绝对君主制”时代:王权至上;国王统领教会;集权治理国家。⑦ 尤其大革命前 40 年间,无论社会经济或政治组织方面,几乎没有御前会议不管的事,“御前会议有时禁止在它宣布不太适宜的土地上种植某种作物。有的判决竟命令人们拔掉在它认为低劣的土壤上种植的葡萄。”⑧ 法国学者米涅写道:“从路易十四到革命爆发(即:1643-1789),法国的政体不仅是专制的,而且是很横暴的。”“国王可以用‘密札’随意监禁或流放任何人,用充公的办法处置任何财产,用税捐征收任何人的收入。”⑨ 对王权曾经起到若干束缚作用的全国三级会议,从1615年停开,为时长达175年之久。⑩ 民众没有地方发表意见。专制统治严酷得可以说是让人喘不过气来。

在法国,历史形成了城市的自由制度:城市像一个个小型民主共和国,行政官由全体人民自由选举,对全体人民负责,遇事有时要咨询人民的意见并向人民汇报。城市为自己的权利感到自豪,对自己的独立无比珍惜。但是,从1692 年开始,普遍选举制度被取消。国王把城市的统治权,定价出卖,以捞取经济利益。“奇怪的是,这套把戏一成不变,竟然持续了 80 年。在这期间,(法王)曾向城市七次出售选举城市官员的权利,当城市重又尝到其中的甜头时,这种权利又被收回,以便重新出售。”⑧ 城市人民福利和城市自由就这样被一起剥夺了。

农村居民也没有任何自由可言。虽然已经废除了农奴制,但是贵族的特权依旧。正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的:“(农民)为了得到土地,首先他得付税,不过不是付给政府,而是付给邻近的地产主,……一小块地是属于他本人的,对此他心中充满自豪与独立感。可是那同一帮邻人跳了出来,把他从他的地里拉走,强迫他无偿为他们在别处干活。他想保卫他的种子不受他们的猎物的糟踏,可是那帮人阻止他这样做。他们守候在河流渡口,向他勒索通行税。在市场上,他又碰上他们,必须向他们交钱以后才能出卖自己生产的粮食。回到家中,他打算把剩下的麦子自己食用,因为这是他亲手种植,亲眼看着长大的,可是他不得不到这帮人的磨坊里磨面,用这帮人的烤炉烘面包。他那小块土地上的部分收入成了交给这帮人的租金,而这些租金不能赎取,也不受时效约束。不管他干什么,处处都有这些讨厌的邻人挡道,他们搅扰他的幸福,妨碍他的劳动,吞食他的产品。”⑧

在城乡民众自由丧失的同时,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特别令人触目。当时的法国社会,等级森严。第一等级是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是平民,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城市贫民和资产阶级等。前两个等级,人数很少,不到人口的5%,是统治阶级,享有种种特权。第三等级占法国全国人口的95%以上,属于被统治阶级,负担着国家的各种赋税和封建义务,却没有任何权利。国家靠征税运转,而教士、贵族两个等级,税缴纳得极少,赋税的重担压在第三等级身上。国家的4种直接税里,有两种(达依税、修筑道路代役税),贵族是不缴纳的;一种(廿一税),“贵族也往往豁免”;贵族要交的只有一种税(人头税),但也往往被免去3/4或5/6,而平民则成十倍地增加。征收比例极不合理。例如,奥尔良公爵富得流油,却只付岁入的1/100,平民穷得叮当响,反而则要付出收入的1/11。(11) 越富,越不交税;越穷,越要交税。越富,缴税的比例越低,越穷,缴税的比例越高,荒谬绝伦得不可理喻。这种严重的不平等,是法国社会长期无法治愈的痼疾。

农民承担的国税,包括“达依税”、人头税、廿一税、修筑道路代役税,有4种之多;此外,还负担着领主的如下封建义务:地租、市场税、磨坊捐、酒榨税等,达26种。教会又向农民征收各种什一税:大什一税、小什一税和血什一税。以上各种赋税,占去农民总收入的60-70%,在大革命前夕的最后10年,竟达80%以上,还不包括间接税。⑾

税收本来就重,王室又热衷于增税,“两个世纪以来,几乎全靠农民的血汗,军役税增加了十倍。”⑧ 懒惰的王室把税收交人承包,每6年签一次协议,政府按合同上的总数,向包税人收取,包税人则向农民征收,趁机敲诈勒索,民众不堪其苦。有两个总承包人在1726-1776年,每人搜刮到3000万锂(12),仅他们二人从中获得的暴利,就相当于购买15个科西嘉岛。(13)而包税人共有40人之多。(14) 民众额外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贵族纳税极少,而只要做了官,成为贵族,就可以少交税,官位则可以用钱买到。因此,卖官买官成风。买官,成为有钱人的第一营生。“有谁自觉拥有一笔小小资本,他便立即用来购买职位,而不是用于做生意。一个人略识文墨,生活优裕,若是弄不到一官半职,那就死不瞑目。” 官价当然很高,并且不断上涨。国家为此大量增设官职,从物资监察到油脂监督,从烈酒品尝官到假发监督以及品行考察官等等,几乎无所不有。仅仅自1693 年至 1709 年,所设职位就达四万之多。⑧卖官所得。成了政府的一笔重要收入,在中央财政中所占比例为,多年高达46.6%,乃至49%,甚至55.3%。(15)享受免税待遇的官员越多,纳税的人的负担就越重。“尽管在捐税问题上,整个欧洲大陆都存在着不平等,可是很少有哪个国家,这种不平等变得像在法国那样明显,那样让人经常有所感受。”⑧

与民众自由的完全丧失和社会突出的不平等现象并存的,是严重的贫富对立。贵族和教会上层拥有全国一半的土地和极大的财产。后来大革命中被拍卖的教产高达40亿锂,大贵族的地产亦为40亿锂。贵族和教会上层把持了国家的行政、司法、军队和教会领域的一切高级职务和宫廷、外省所有有利可图的闲差职衔,收入丰裕,薪俸优厚。加上国王对他们的巨额赏赐和年金赠与,加上地租和各种特权收入,加上教会的什一税收入等等,大贵族和高级教士年收入往往达几十万甚至几百万锂。斯特拉斯堡大主教洛昂年收入40万锂,土鲁斯大主教勃耶纳100万锂。而农民呢?在利木赞,一个农民在经过种种搜刮之后,一年只剩下25-30锂;在土鲁斯,收入最低的短工,每天仅有10个苏的进款,一年按320个劳动日计,则仅得160锂,还要缴纳人头税10锂。一年所得只相当前者收入的几千分、几万分、乃至几十万分之一。平常年景,仅能维持不被饿死的最低生活水平,一遇饥荒,就只有吃野草、啃树皮,大量死亡。(16)

启蒙运动兴起,平等、自由、人权学说一旦传入,苦难中的基层民众自然狂喜如痴。运动的中心最后所以转移到法国,就是因为法国的社会土壤最为肥沃。

山雨欲来风满楼

法国社会是培育启蒙思想的肥沃土壤,而启蒙思想的传入,又反过来大大促进了民众的觉悟。经常为面包发愁,被重税压得喘不上气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城市贫民,以及备受排斥的新生的资产阶级等,受启蒙思潮影响,纷纷起来造反,暴动不断在各地爆发。

早在18世纪40年代,社会上的反抗行动已经开始。50-70年代逐步加强。1744年初,里昂丝织业的作坊主与商人举行罢工。1749年,巴黎居民奋起抗税。1752-1753年,朗格多克与普罗旺斯两地贫苦农民攻打贵族城堡。1757年,国王遇刺,政治讽刺诗歌出现。1773年,波尔多发生饥饿暴动。1774年,同一性质的事件在图雷内地区出现。1766年,由于收获不足与物价上涨,巴黎与第戎等地发生了“面粉战争”,政府被迫调动军队镇压。1788年6月7日是格勒诺布尔城的“抛瓦日”,民众从房顶窗口扔下瓦片等物品,驱走街上的士兵。1788-1789年的冬季,更多地区的民众起来造反。从1789年春天起,诺曼底、布列塔尼、阿尔萨斯、弗朗什-孔泰与马孔内的农民纷纷举行起义、焚毁城堡、攻击地主。

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民众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深深地影响着第二等级(贵族)和第一等级(教士)。“他们中的不少人公开站出来,加入到反抗的洪流,支持民众。” 贵族们抨击“密札”体制,主张“言论与思想自由”。教士们在“陈情书”中表示必须反对国家的与教会内部的专制。当然,这两个等级的绝大多数各自都还同时希望维持自己的特权。

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强烈地影响着法国的政治走向。它已经如此如此强大,如此咄咄逼人,“大多数外国人很难设想公众舆论当今在法国发挥的权威:他们很难理解这股甚至对国王宫廷发号施令的无形力量到底是什么。然而事实毕竟如此。”⑧
国王、当权者们争相讨好民众。

大革命前 13 年,国王在一项敕令的序言中说过:“除少数几个省(三级会议省)外,几乎所有王国的道路都是由我们臣民中最贫穷的那一部分无偿修建的”,而“真正有切身利益的是所有者,差不多全部是特权者,他们的财富由于修路而增长”, “人们强迫穷人单独维修道路,让他们为有钱人的利益劳动。”
一位总督为激发有钱人发善心,谈到:“这些所有者极不公正、为富不仁,他们所占有的一切应归功于穷人的劳动,但是他们却在穷人为开发他们的财产而筋疲力竭之际,任其饿死。”
1772 年,在粮食流通问题上,图卢兹高等法院与国王之间发生了争论。图卢兹高等法院说:“由于其错误措施,政府可能使穷人饿死”;国王反驳道:是“高等法院的野心和有钱人的贪婪造成了公众的穷困”。都不约而同地把造成民众贫困的责任,推给对方。⑧

民众运动很快带上了政治色彩。1788年7月21日,多菲内省的三级会议,“不待王命而自行召开”于维齐伊城堡。参加此次三级会议、承担纳税重担的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增加了一倍,表决不按等级,而是按人头平等进行。会议发表声明:改革必须由全国三级会议事先通过、一切代表应由选举产生、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加倍、按人而不是按等级投票。这项声明呼吁其他省份联合行动,得到了广泛地支持。

洛美尼-德-布里埃纳于同年7月5日宣布:将召开三级会议,后于8月8日,将召开日期定在1789年5月1日。1789年初,全国举行三级会议的选举,各地区分等级召开选举会议,通过了许多“陈情书”、即请愿书,反对君主专制,要求制定宪法,定期召开国民会议,依法收税。

巴黎第三等级的“陈情书”,政治色彩极为强烈,他们要求“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主张“一切权力来自国民”,“国民与君主共有立法权”,“国民决定税收”,要求“法律保证公民的所有权”。巴黎第三等级的代表西耶斯在其《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等著作中,指出:法国的现行“行政机构由特权者组成”,“照看着特权者的全部利益”,应该将特权者们“一律送回法兰克人曾经居住的森林中去”;第三等级应召集自己的国民会议,甚至提出:应设想无比幸福的社会制度。

在布雷斯的桑絮塞伊,几乎所有居民拒绝参加由官方控制的选举会议,而在教堂前的墓地召开非正规的“野地会议”。类似事件还发生在博让等地。老的统治眼看行不通了。

第三等级不仅反对君主专制,而且反对贵族特权。他们说:“贵族享受一切和拥有一切”,“第三等级支付一切而从不享受”。(17) 呼唤整个社会的完全平等。

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召开的全国三级会议,而这次三级会议是形势逼出来的。在它举行前夕,法国社会已是“风满楼”了。

携狂风而至的倾盆大雨,即将席卷整个法国,任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

火山已在开始喷发。

法王回避改革,天下终于自乱

与我们中国相比,虽然同为专制制度,但法国毕竟要宽松一些。史学家为便于研究,将法国君主制的历史,分为前期的“等级君主制”和后期的“绝对君主制”,但是对照中国的皇帝一人独裁、任所欲为来看,法王始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宗教、贵族、司法和社会传统民主习惯的左右,并非毫无约束,总体上,只能说是“相对君主制”,和我们中国的“绝对君主制”,不可同日而语。民众的积怨,应当说是相对比较较小的。况且,当时当政的法王路易十六,为人性格比较随和,不是狠毒果敢、十恶不赦的。面临即将爆发的社会危机,如果处置得当,革命是有可能推迟爆发,或爆发后烈度减弱,社会破坏程度较小。是路易十六回避改革,压制革命,自己把自己推上了断头台。在历史转换的关键时刻,他自己把自己摆在了“历史罪人”的地位上。

以路易十六为代表的法国王室错在哪里呢?错在拒绝改革!

但是,社会犹如一列正在进行中的火车,不管你回避不回避,搞不搞改革,它总在按既定轨道不断前进,不会停止在中途。

在众多的书籍中,都写有法王“改革”的字眼。有些学者甚至称之为“激进的改革家”。那么,路易十六到底搞没有搞改革?如果搞了,是搞了些什么,又是怎样搞的?

应当承认:法王是搞了“改革”的。但是,他的所谓“改革” ,“言不及义”,离题十万八千里。所谓“义”,即:社会前进的方向、广大民众的要求与愿望。法王的所谓“改革”,与这些根本不搭界,是两股道上的火车。

在专制制度下,特权横行,民众丧失起码的自由,任人宰割,而渴望改变。这是当时最迫切的议题。社会等级森严,民众没有上升发展的空间,怨声载道,从重重压迫下,解救民众于不平等地位,是当时另一个最迫切的议题。由于阶级对立、贫富差别,弱势群体得不到关爱与同情,挣扎在贫困线上,呼天不应,这是当时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法国大革命所以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有它深刻的社会原因。

托克维尔说:18 世纪,法国人民内部产生和发展了两种主要的激情。一种激情就是对不平等的猛烈而无法遏制的仇恨。另一种激情促使法国人不仅要生活平等,而且要自由。大革命开始了,两种激情碰到一起,它们混合起来,暂时融为一体,在接触中互相砥砺,而且最终点燃了整个法兰西的心。这就是 1789 年,一个永世难忘的时代。

1789年8月4日夜,在制宪议会上,在民众起义烈火的影响和推动下,一位没有地产的破落贵族建议:对封建特权进行赎买并废除人身劳役。这个动议,在当时立刻得到响应。各种建议,纷纷提出,并被一个接着一个通过。几个小时之内,一切滥用权威的弊端都被废止。“这是扫除封建残余的一夜,它把人们从奴隶制的残余中解放出来,把土地从贵族领主的所有权中解放出来,把平民的所有权从占夺猎获物、强征什一税中解放出来。它废除了作为私权残余的贵族裁判权、从而建立了公权制度;消灭了买卖法官职位的制度,就预示着免费诉讼制度的到来。这一夜是从一切属于个人的制度到一切应属于国民的另一种制度的过渡。这一夜改变了王国的面貌,它使全体法国人获得平等;每个人都能就业,都有获得财产的希望,都可以经营工商业。总之,8月4日之夜是一次革命。”(18)

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这些问题,是解除封建专制的束缚,给社会松绑,让民众获得自由平等的问题。但是,路易十六不识时务,对这些视而不见,一概绕开了走。他把范围广泛深刻的社会危机看成简单的政府财政危机;他的重心在增加税收,解救王室于严重的财政困境中。因此而采取的措施,和自由、平等、博爱无关,远离社会主要矛盾,远离制度革命,这能叫“改革”吗?

在那时的法国,司法机构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抵抗王权的一支力量,是被压迫者使自己的呼声上达的唯一途径。旧制度下的司法机关十分复杂、阻力重重、手续缓慢、费用昂贵,存在严重的缺陷,但是在司法机关,从不存在对政权的屈从。王权虽然能够阻止法庭审理,但也不敢永远阻止法庭听取控诉,陈述意见。法官们经常把政府的举动直截了当地称为专制与武断行为。1788年5月3日,巴黎高等法院发表宣言谴责专制,要求法治,表示抗拒征税。路易十六御临法院,进行压制,强行注册6项敕令,使其能够得到执行。(19) 这是强化专制,还是给社会“松绑”?是“改革”,还是“倒行逆施”?

路易十六确实也搞过一些有利于民众的改革,却没有坚持下来,几乎无一善终。凡居民超过4500人的城镇,一度曾经改行选举制度,首先由军官与“各行业人员”选举产生一批社会名流,而后由这些社会名流推举市镇长候选人,国王任命其中一人为市长或乡镇长。但是,此项改革后来于1771年被废除,地方政权重新恢复旧日的境地。(20) 路易十六也还曾从立法机构中除去几个最坏的制度,不久同样也予以恢复。

不仅没有善终,更难恭维的是比没有“改革”还糟的。例如,道路劳役的改革。交通要道的维修,从前单纯依靠劳没,由农民单独负担。政府不掏一分钱,就能使道路通畅。1776 年,政府着手改革,将徭役改为地方税。但新税的征收,特权依旧,不平等继续存在。徭役并从原来的领主徭役改为王家徭役,并且超越道路维修,逐渐扩及所有公共工程,徭役甚至用来修建兵营;押送苦役犯进监狱,押送乞丐进慈善收容所,这都属于徭役;每当军队换防时,军队用具的搬迁也属于徭役。徭役还用于将建筑木材从森林送往沿海的军舰修造厂。⑧ 不改革还好,越改革,民众的负担越重。这不是改革,而是假借“改革”之名的强化压榨。大革命绝非真正的改革引发,正是这类越改越离谱的“假改革”坏了法王的大事。

法国王室多年来,入不敷出,靠大量借债混日子。早在1715年,路易十四死时,留下的债务就高达30亿锂(亦说24亿锂或25亿锂),而每年的税收总额为1.45亿锂,政府支出1.4亿锂,税收余额尚不足以支付债务利息。(21) 此后,经路易十五、路易十六接连两代的“经营”,继续亏损,且更趋严重,到1789年大革命爆发时,国债已接近50亿锂。(22) 由于借债困难,债务利息已高达8.5-10%。(23) 大革命爆发前一年,1788年,全国财政收入为5・03亿锂,支出为6.29亿锂,赤字是1.29亿锂,应偿付的国债利息为3.18亿锂。(24) 就是不计日积月累的利息, 不算年年月月新的赤字,按1715年的税款收入计,也得34.5年,旧债才能还清。作为国王,路易十六怎能不急?

社会财富集中在特权阶级、即教士和贵族手里。但是,能让教士、贵族多缴税吗?法王于1787年2月,曾召开“名人会议”,参加者144人,贵族和教士代表占绝对优势,来自第三等级的社会名流不足30人。会议对以增税为目的的财政改革方案,不仅不支持,反而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路易十六当政15年(1774-1789),财政总监像走马灯似的更换:杜尔果-内克-若利•德•弗勒里-卡隆-布里埃纳-内克,没人能够做到让这些大户多纳税。相反,无论是提出“不分等级”征收“普通税”、减少重要人物年金的杜尔果,还是主张“不分平民与贵族一律缴纳”土地特征税的卡隆,在特权阶层的抵制下,不是以失败告终,就是被赶下台。国家的债务依旧,教士贵族的特权依旧。法王和贵族本来是有矛盾的,但是,他在此关键时刻却没有当机立断,坚决与他们实行切割,坚持走改革之路,反而受其左右,失去机会,终至失败。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多征税,路易十六决定于1789年5月5日,召开三级会议。 因为纳税的重担在第三等级身上,为寻求支持,国王决定:参加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比从前增加一倍:参加此次会议的1139名代表中,教士等级291人,贵族等级270人,第三等级为578人。第三等级代表人数比第一、第二等级之和还多。会议刚一开幕,路易十六就在致辞中迫不及待地说:“朕需要忠诚的臣民们的援助,以帮助朕克服目前遇到的一切财政困难。”(25)

三级会议,你一停就是175年,我们仅有的这一点点、微弱得不能再微弱了的参政议政的权利,被你剥夺了这长时间,现在想加税了,想起了我们。岂有此理!民众毕竟被压抑得早就过头了。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开幕后,心怀不满的与会者们,不是作为纳税人,而是作为立法者来参加会议的。他们对原订议程根本没有兴趣。第三等级的代表,依靠人多势大,提出了早就该实现的政治诉求,从此揭开了大革命的序幕。

路易十六先是调军队把三级会议会场团团围住。为支援三级会议,巴黎民众走上街头。首都也被各种军队包围。炮兵铁甲车从边境调来,绝对服从的外籍军团也出现了。巴黎民众冲了阿贝义监狱,把法兰西近卫军团中因拒不对民众开枪而被监禁在那里的士兵,解救出来。形势逼迫市民不得不武装起来,进攻大炮炮口对准圣安东街的巴士底狱,占领了这座监狱,处死了向自己公民开火的要塞司令,并把他的头颅割下,挑在枪尖上游街示众。

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人权宣言》)。19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宣布废除王权,实现共和。

法国王室的垮台,引起了君主制欧洲的恐慌。普鲁士和奥地利以及德意志各王侯结成同盟,谴责法国革命,要求恢复法国国王被剥夺的合法权力。接着,外国干涉者进军法国,攻陷凡尔登。路易十六因与反法同盟秘密勾结,于1793年1月21日以“叛国罪”被送上断头台处死,时年39岁。 由回避改革、反对改革,到对抗革命,到与外国侵略者勾结,法王路易十六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不光彩的一生。

对法国大革命的一点思考

从表面上看,法国大革命是由财政问题引起的。那么,政府财政为什么一直那么紧张?

财政困境与政府过度对外援助和不顾条件、大搞投资有关。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法国由于与英国在海外争夺殖民地的失败,积极支持美国,为此支出20亿锂军费。(26)在临近崩溃的几十年间,政府努力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这些每天都在增加开支,造成虚假繁荣。“再无人认为 1780 年法国在衰落;相反,人们会说,此时此刻再无阻碍法国进步的限制了。”王室不断投资吹起的“经济泡沫”迷惑着人们的眼睛。“当此之时,工业振兴,在更加广大的人们心中萌发起对财产的热爱、对富裕的爱好与需求。法国人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他们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⑧

但是,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法国王室长期负债累累,根本在于奢侈无度。宫廷大臣年俸6万锂,财政大臣10万锂,掌玺大臣13.5万锂,主教圣俸从3万-20万锂不等,大修道院院长从2万-12万锂。(27) 难以想象的高薪而外,国王还经常给予额外的巨额赏赐和年金赠与。路易十六从1774-1789年在这方面的费用达2.28亿锂。他的两个弟弟,地产收入已达200万锂,国王给他们的赏赐每人还有1400多万锂,平均每年为100万锂。(28) 路易十六的王后纸牌赌博,有时一夜输掉几万锂,甚至几十万锂。(29) 当时的社会风气败坏,大臣妻子被国王相中,不以为辱,反而沾沾自喜,认为足以证明自己妻子的美丽。路易十五执政60年(1715-1774),情妇如云,被称为“情妇世纪”,著名的有马伊伯爵夫人、万蒂米伊伯爵夫人、巴里伯爵夫人、沙托卢公爵夫人等。其中,他最宠爱的蓬巴杜夫人(1721-1764)在王宫生活期间总共花掉了3600万锂。(30) 科西嘉岛面积8,680平方公里售价200万锂,按此计算,蓬巴杜夫人一人消耗的,即相当于18个科西嘉岛,也就是234万多亩土地的地价。这样奢侈,印钞机纵使24小时开动,也满足不了。

他们能够少花钱、不奢侈吗?不能够。王室、教士、贵族所以掌权,所为何事,不就是为了压榨民众,以供自己享受吗?这是他们的本性使然。离开奢侈的生活,他们还作什么王、教士、贵族!他们之为王、为教士、为贵族,本质就在于此。

三条锁链紧锁民众:王的王权、教士的教权、贵族的封建特权。民众渴望自由平等,而要求得自由平等,必须冲破这三条锁链。但是,这恰巧是特权阶级各自命根子之所在,他们能够让你冲破吗?他们一定会死死守住那早已僵死的制度。历史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法王怎么会改革,会对着自己动手,向着自己生命所系的制度开刀?那不等于自杀吗?

说路易十六曾经如何如何改革,事实站不住。

在当时,这是一个死结。当着自由平等之风刮进法国时,久已丧失自由平等权利的基层民众,必然造反。而过时制度的代表者们,依靠这个制度享乐的既得利益集团,则必然反抗。在反抗中,他们必然覆灭。这是无法避免的。而由于压制得既深且久,民众一旦反抗,必然横扫一切,暴烈无比。就像迈斯特在《论法国》中说的:“法国革命中有一个最令人吃惊的现象,就是这场革命的驱动力能够排除一切障碍。人力对它的一切反抗,就像一片轻薄的草叶,被革命狂飙席卷而去。没有人能够阻挠革命破浪前进。”(31)

这不是路易十六个人的问题。这是制度问题。个人,财政困难,三级会议,都是偶然因素。也许不是路易十六,也许不归结为财政困难题,也许不在三级会议,但是,革命的爆发、旧制度的垮台是必然的。路易十六只是这个制度的一个殉葬品而已。

法国大革命并不是改革引发的,相反,它是法王坚持旧的制度、拒不改革激发出来的。路易十六并非什么“激进的改革家”。他不是死于“开始改革的时刻”,而是死于镇压改革失败以后;不是“由于尝试改革而毁灭了”自己,而是相反,由于维护旧制度被推上断头台的。他不是死于改革,而是死于不改革,假改革,反改革。(2013.6.12)


 




 

 

 



发件人:陈申申(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8月08日 07:31 (星期四)Fwd: Fw: 美国奇迹

    大家好!向大家推荐这篇报道。关于美国立宪,其中说到:制定这部新宪法的初衷是什么,是不是促进民主?我说它是顺应民主,因为美国立宪者看到民主是不可逆 的大潮,就不阻挡这个潮流了。用今天的话说,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美国立宪者,都是精英、有钱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官二代、富二代。他们希望通过制定宪 法,给新生的民主立个规矩。我相信美国民主不成立联邦也可以如火如荼推进下去,不制定宪法也可以发展下去。但他们很恐惧,怕地方势力掌权以后,搞“多数人 暴政”。当时各州普遍的做法是废除债务,议会通过立法宣布,以前的欠债一笔勾销,这也正是这些大财主、大富豪害怕的事,因此他们通过宪法明确禁止这么做。 三年后,通过宪法保障人权、自由、财产,这是他们的目的。美国的立宪经验和别的国家出发点不一样。中国想学美国,学不了,相差太大。但美国经验也要学,学 什么?我觉得首先是这句话:既得利益者如何理性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美国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制定一部宪法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是不是一个奇迹?今天有哪 个富二代、官二代想过通过立宪或者落实宪法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费城会议的127天,体现了美国立宪者的素质,这是我们应该学、必须学,可能也学不到的。

    还说到:确实有一部分人认为,独立战争是场革命的话,立宪会议本质是反革命。因为独立战争释放了民间的能量、社会的能量、自治的能量,立宪会议把这种能量给重新往回收一点。而法国革命、中国革命都是放开了却收不回来,立宪会议的确有所谓反革命的一面,就是建立秩序,建立制度,抵制多数暴政。但如果说这只是一场利益集团保卫自己利益的会议也有争议,这个会议之所以能开下来,是因为他们在斗争激烈的同时,分享了很大一部分共识。这个共识首先是保卫权利,这是他们共同的理念。

美国奇迹与中国民主

刘瑜、张千帆

2013年8月04日

  《民主的奇迹》与《论美国的民主》、《民主的历程》并称美国民主三大杰作。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和布尔斯廷《民主的历程》这两部学术著作不同,《民主的奇迹》是一部美国制宪会议实录。1787年美国费城,一场原本只为修订旧条例而召开的联邦大会,55位代表,平均年龄不到43岁,来自12个立场各异的州,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激辩四个多月,在几近绝望的气氛里,缔造出不朽的政治文献——美国宪法。

  凯瑟琳·德林克·鲍恩曾说:“我说出真相,没有我愿能说出的那么多,但跟我敢于说出的一样多。当我年岁渐长,我就敢说出更多一点。”书中,1787年前后的美国:内忧外患,危机重重,地方强而中央弱,大小州、南北州、工农州之间纷争不绝……要在此局面中制出一部通行于这片广袤土地的宪法,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任务。这任务落在55位齐聚美国费城的会议代表头上,他们激辩整个夏天,有人出言威胁,有人离场抗议,连当中意志最坚定的人都心生绝望。鲍恩还原充满火药味的会议现场,不避阴暗面,让读者见证一部当时闻所未闻的宪法如何在最大限度的激辩和妥协中诞生。

  “奇迹”未必可复制,但背后的成功因素及精神内蕴,则给人以启示。以“民主的奇迹”为主题,由刘苏里主持,刘瑜、张千帆为嘉宾的新书沙龙最近在北京举行,以下为两位嘉宾在沙龙上的观点摘要:

民主的奇迹

  刘瑜:美国是历史上第一个进行现代的代议民主制试验的国家。因为转型的过程中有很多腥风血雨,哪怕是今天的民主转型,很多国家仍旧在转的过程中翻船。中国从一百多年前辛亥革命开始,就一直在转。两百多年前的美国能够转型成功,这是奇迹。同时期的法国大革命也是企图走向共和,而且法国的启蒙精神、启蒙文化和意识也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它没有转成功,最后转成民众的暴政。所以这本书叫《民主的奇迹》。

  张千帆:书的原名直译应该是“费城奇迹”。“民主的奇迹”这样的书名在当下中国出版,本身也 挺奇迹的。在我们国家,“民主的困惑”、“民主的困境”诸如此类的书名会比较好出。美国民主是不是奇迹?原书的书名为什么不是费城奇迹,而是民主的奇迹? 在费城到底干了什么?我们说费城立宪,制定新宪法,但是制定这部新宪法的初衷是什么,是不是促进民主?我说它是顺应民主,因为美国立宪者看到民主是不可逆 的大潮,就不阻挡这个潮流了。用今天的话说,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美国立宪者,都是精英、有钱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官二代、富二代。他们希望通过制定宪 法,给新生的民主立个规矩。我相信美国民主不成立联邦也可以如火如荼推进下去,不制定宪法也可以发展下去。但他们很恐惧,怕地方势力掌权以后,搞“多数人 暴政”。当时各州普遍的做法是废除债务,议会通过立法宣布,以前的欠债一笔勾销,这也正是这些大财主、大富豪害怕的事,因此他们通过宪法明确禁止这么做。 三年后,通过宪法保障人权、自由、财产,这是他们的目的。美国的立宪经验和别的国家出发点不一样。中国想学美国,学不了,相差太大。但美国经验也要学,学 什么?我觉得首先是这句话:既得利益者如何理性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美国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制定一部宪法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是不是一个奇迹?今天有哪 个富二代、官二代想过通过立宪或者落实宪法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费城会议的127天,体现了美国立宪者的素质,这是我们应该学、必须学,可能也学不到的。

  刘瑜:确实有一部分人认为,独立战争是场革命的话,立宪会议本质是反革命。因为独立战争释放了民间的能量、社会的能量、自治的能量,立宪会议把这种能量给重新往回收一点。而法国革命、中国革命都是放开了却收不回来,立宪会议的确有所谓反革命的一面,就是建立秩序,建立制度,抵制多数暴政。但如果说这只是一场利益集团保卫自己利益的会议也有争议,这个会议之所以能开下来,是因为他们在斗争激烈的同时,分享了很大一部分共识。这个共识首先是保卫权利,这是他们共同的理念。为什么《人权法案》 是到两、三年之后才通过,而不是在立宪会议中提出来,并不是因为有人反对保护人权,而是因为对所有的参与者来说,人权是如此的不言自明,我们不需要重新把 它列举出来。书里面有一节讲麦迪逊,还有很多联邦党人说,为什么我们还要列举人权,难道我们要列举想吃什么的权利吗?难道要列举周末去哪玩的权利吗?这些 不都是像阳光、空气、水一样不言自明的吗?

  他们除了保护权利的理念,还有分权的理念。和分权联系在一起的是宽容、妥协精神,因为权利是要大家分享的,当我们遇到冲突和矛盾的时候,我们可以妥协,妥协并不意味着投降。在中国,大家也有一种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话虽然是共产党说的,但是从袁世凯到孙中山、蒋介石都信奉这一条,然后会议开不下去就要用枪杆子解决。

  张千帆:事后看来,美国立宪在制度建设方面确实是一个奇迹,这体现在很多方面,它的模式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以前只有理论上的设想,等于是美国立宪者自己绘图,自己去做,非常认真地去实施一种人类理性设计的制度。

民主是妥协

  刘瑜:我非常困惑,如果今日中国错过妥协时机会不会演化成激烈的暴力冲突,因为中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习惯。讲到西方的妥协传统,它很大程度是打出来的,像英国的国王和贵族,打了几百年,最后打的筋疲力尽,谁也不能完全制服谁,才来讲光荣革命。我们今天讲光荣革命是和平的、 理性的,几乎不流血的革命,那是因为前面流了很多血,英国内战死了大概十来万人,按照当时的人口比例是非常惊人的,他们最后的妥协,也是因为筋疲力尽打不 下去,发现这样下去解决不了问题,咱们都各让一步,接受分权制衡的宪政安排。妥协的一个背景是势力上的势均力敌。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和文革相比,实现妥协的 可能性更大,是因为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对比更接近了,当力量对比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出现一个契机,妥协也就有了可能。

  妥协还和社会 共识联系在一起,假如社会太撕裂,制宪会议中不是大州和小州较量,不是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较量,而是保皇派和民主派较量的话,有可能他们妥协不到一块 去,因为观念的两极化太严重,这也是中国的情况,一方面是掌握权力的人丝毫没有放弃权力的愿望,另一方面是社会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在微博上,民间对一些体制内的力量及代表人物,表现出来的那种极端的不耐烦和痛骂,也是两极化的一个表现。

   张千帆:一个社会要妥协的话,必须存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包括几大阶层和几个利益集团的均势,如果没有这个很难妥协。我也不同意这种均势必须通过打出来, 中国打仗打了几千年,也没有打一个妥协出来。美国宪政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一个奇迹当然就是它能够无中生有,从原先没有一个国家,通过宪法造出一个国家,但 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随时可以放弃的。如果谈崩了,那就没有一个国家,这对他们来说无所谓。它对我们显示的是如何通过正当的妥协方式去建造一个可持续的、 稳定的国家,而不是事先设定一个大一统。中国有一些谁都不能质疑的前提,如果你去质疑,那就是分裂国家,我就可以动用国家机器来整你。这种思维模式之下, 流血会永远继续下去。

美国民主可以借鉴吗?

  刘瑜:有些东西是可借鉴的,有些东西借鉴不了,比如社会结构,你不可 能照搬它的社会结构,它的文化、历史也不可能照搬过来,但是我觉得至少在制度设计上还是有借鉴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去看制宪会议的争论,有好几条线索,最重 要的一个争论就是爱国主义和爱州主义之间的张力。我们中国人会讲爱国主义是天经地义的名词,但实际上爱国主义的概念和它背后的价值观是人为塑造出来的,为 什么是爱国主义,而不是爱省主义,不是爱县主义,不是爱乡主义,为什么一定要把政治认同放在国家层面上?美国在制宪的阶段,爱国主义就不是占有先天道德优 势的话语,最后争论下来,找到了集权和自治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是通过很多制度设计来实现的,这些制度安排是可以借鉴的。

  讲到中国模式的扩散,不用说对美国的冲击,对欧洲、对发达国家的冲击,哪怕它想冲击发展中国家都很困难,虽然有一些小国、穷国,为了拿到中国的投资,会跟中国政府表示友好,但即使在赞比亚这样的小国,也发生过好几起当地工人冲击中国企业的事件,而且赞比亚执政党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反华的口号和政策当选的。虽然这些国家可能出于策略性考虑来跟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但中国未必能够冲击他们根本的制度和民间的观念。

   张千帆:我们这种发展模式,很可能最后害的还是我们自己,害不到别人,也没有能力害别人。这种模式是以一种不对国内人民负责的方式做事。如果把一个国家 看成有机体,一个自由的国家,它的各个部分都能协调的很好,有哪个部分协调的不好,马上就会发出信号去解决问题,就跟人体一样,胃痛了就去解决胃痛的问 题。我们需要借鉴美国的地方很多,首先是这种立宪模式。这种立宪模式是一种真正的实用主义,你要尊重个人,每个人都有自由的表达空间,这样形成的一个共同 体是真正的共同体。

  中国现在国际环境比美国立宪时的国际环境要优越得多,因为那时国际政治是完全的专制横行,也没有联合国协调,同时 美国还面临着战争。现在中国的国际环境一片大好,所有强大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国家。这些自由民主国家对内要对国民有一个基本交待,一般情况下不会主动发动 战争,除非专制国家触动它的利益。中国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那么多人口,也不是很大的一片地,这个地有很多还是用不上的戈壁滩,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强 大,现在有谁要这个地?如果说中国和别的国家之间关系搞糟了,恐怕至少一半以上的责任在中国自己,有什么理由中国不继续执行以前的韬光养晦政策,首先把自 己的内政搞好呢。

  刘瑜:如果一定要进行国际环境比较的话,今天中国政治转型的国际环境比美国当时要好。我们经常拿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 命比,法国大革命为什么失败?有很多的原因,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法国是大陆国家,它周围有很多邻国。当时法国要搞共和,英国、普鲁士、俄 罗斯都看不惯,他们组成反法同盟攻打法国,使得法国的政治主题从启蒙走向了救亡,而政治主题从启蒙走向救亡的时候,民族主义情绪成了新的专制基础。对今天 的中国来说,世界主流大国都是民主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政治转型的话,单从功利的角度来说,它也会降低中国和外国交往的交易成本。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8月08日 11:18 (星期四)主题:在上音(上海?音乐学院)

    “债多不愁, 虱多不痒”, 在今天中国这片土地上, 这类事就算是”毛毛雨”了. 为了钱敢杀人的大官都不少, 教授利用点权玩个把女博士生,到处都是. 受点礼开个后门那不叫事. 只是倒霉的是那些没权没钱但有点才华的年轻人, 可能只能到地铁站去拉琴吹笛”要饭”的分了. 这就叫”社会不公”, 在中国怕是已”积重难返”, 用一句流行的话就是已”固化”了. 权力利益都固化了,动不了了. 也许只能借”上帝之手”来解决了!

上音现在都成这样了吗?

上海站记者 石昕泽 王彦钊

7月15日

    在上音,这种现象不是个案!在全国,上音也不孤独!有些事情成了行业潜规则。家长们已经觉得不按潜规则办事自己都别扭。记得N面前,那个时候还没现在疯狂,很多老教授都在位,那些腐败分子还不敢明目张胆。有一位老教授很正直。他的学生家长想各种办法送钱给他。老教授都一一婉拒。家长一直心里犯嘀咕,觉得是不是自己孩子没戏人家才不收钱啊。后来到中秋节。家长送了一盒月饼。临离开老师家的时候嘱咐了一句,这个牌子的月饼非常好吃,老师就不要送人了,自己吃。老教授的老伴非常警惕,马上叫住家长,拆开月饼包装,在夹层里发现大量现金,老教授马上就火了,把钱还给家长,弄得家长非常尴尬。这才是当年的上音。想当年爸妈朋友知道我考上上音,都问你们家花了多少钱。我爸妈告诉他们除了在上海住宿吃饭,没花几百上课费,上海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很“正规的”。他们都不相信,觉得我爸妈吹牛呢。哈哈。我非常自豪。因为我是凭本事考上的。这为我后来从事相关工作增强了很多的自信。上音的腐败分子们,别再为了你自己的利息残害上音了。文笔不行,发发牢骚。朋友莫怪。

    上音怎么了?!上音的确不是那么好考的!但是师资力量的下降说明了什么?等老一辈无私奉献的老师们退去后还能出多少人才?国际音乐的舞台上还会有多少上音的学生?

    高考四年大学被人顶替上海音乐学院暗箱操作,学生家长被逼无奈含恨欲跳楼自杀了此一生。1200余封检举信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是上海市教委监督不力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确违规?

    法治与鞭挞内参社记者接到市民热线电话。称,在上海市的政务中心附近有一男子欲跳楼自尽。当日10时20分许,记者按照现场目击人提供的信息赶到了位于黄埔区大沽路与重庆北路交叉口。记者看到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对面的楼上一位操着东北口音的男子身着“呼吁社会关注,上海教委招生不公”正高喊叫嚷,瞬间招来高达千余人围观,惊动上海特警、消防抢险和周边交警等警力300余人。此事件,警力与高考生薄文的轻生家长薄树彪僵持到12时50分,最终成功解救。[图片][图片]( 为高考孩子欲轻生家长薄树彪楼上哭诉艰辛)(围观者高达千人)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东北男子意欲轻生?法治与鞭挞内参社记者在进一步的采访中了解到,这位轻生男子来自吉林省名叫薄树彪,他的儿子薄文是小学四年级时开始学习萨克斯,由于学习非常刻苦,加之有艺术天赋,以吉林省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吉林艺术学院附中。在附中专业学习萨克斯三年毕业后,2010年初来上海音乐学院,经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老师李大力介绍,于上海音乐学院现打萨克斯专业老师章啸路学习,从2010年到2013年四年时间里,每个课时费收1000元,仅上20分钟。每周四课时的费用为4000元,每月最少1,6000元,加上租房等生活费用的开支,每月要花去2,0000多元,四年来,薄树彪一共花去了60多万元,60多万元对我们这个工薪家庭来说,是 个天文数字,花去了薄树彪一家所有的积蓄、抵押了唯一的住房,还欠了很多外债。并且2010年至2013年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现打系的考生,已高考四次,在2011年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现打系的专业考试中凭自己努力名列第二名。收取2名,最后老师暗箱操作把有关系和有金钱交易的孩子顶上,薄文落选了,又重新复读。2012年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现打系的招生考试中,在专业复试时,薄文是第三个参加考试,由于主考官评委章啸路老师考试头一天提前把考题透露给两个考在前面的考生,李子达、王玉、孙浩、刘博等,而且在考试中有2个考生并带走考题,考题是不准带走的,应当留给下一位考生,薄文考时没有考题,考场暂停延误半小时,评委老师在喧哗争吵,谱子还没有拿回来,最后老师在暗箱操作,薄文又被落选,重新复读。

    一知情人士告诉法治与鞭挞内参社记者,特别是2012年6月份,章啸路和妻子接受某位考生的家长招待旅游,结果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学生家长和司机两人死亡,以及章啸路和妻子受伤的严重事故。这两个考到前两名的学生(孙浩、刘博)家长闻讯后立即赶到章啸路的妻子身边,服待治疗,陪掮左右等,为章啸路摆平所有事情。这次考试薄文又被暗箱操作拿下来了。[图片](薄树彪血书鸣冤)

    由此,大家可以联想到上海音乐学院显然存有太多不为人知的种种猫腻:其一,必须在章啸路老师那买乐器(萨克斯管)不买两个你就考不上,他低买2.4万,高卖3.7万,从中索取非法所得1.3万余元,在四年复读中,每年不少于20人,非法所得四年近百万余元(仅萨克斯管)而却都不给学生家长发票;其二,家住上海市最有名的豪宅 几千万,有多处来历不明房产;其三,主考评委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李大力老师跟薄文说,要薄文准备10万元钱给每个评委1万元买汽车邮票,孩子凭专业没有问题,给他由他去办理;其四,专业老师章啸路既是主考官又是评委,又是他出题,而且还把花钱多的学生李子达、孙浩、王玉、刘博等分别叫到家中暗中透露题目。试问,难道这是在考学吗?这是章啸路老师他自己的学院吗?[图片](薄树彪血书鸣冤)

    再有,2013年第四次考试又一次上演,今年的考生毛弘远、孙凯文、谢伟杰、周星杰、花子翁都是章啸路的学生,以暗箱操作好的,在考试中薄文2个初试都被既是主考官,又是评委,又是他出题的章啸路老师给拿下来,因为章啸路老师不敢让薄文上复试,薄文专业都在,今年考生之上,大家有目共睹,如果让薄文上复试,章老师及评委暗箱操作,内定好的花钱多的就会下来,章老师及评委的行为是否违规?大家都心知肚明。虽然以上事实薄文的家长薄树彪多次向院长、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反映都无济于事。该校党委王主任曾向家长薄树彪言称,“院长、书记说了你可以向上告,告到教育部,告到中纪委,党委桑书记说考上音就是钱多,没钱别来。”

    难道真如薄文的家长薄树彪言称的那样吗?来自山东滕州的武先生告诉法 治与鞭挞内参社记者称,上海音乐学院公然违反《2013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实施办法》第三大项第三条之规定,以及教育部的《第33号》令和有关规定。武先生的孩子武颂凯与薄树彪的孩子薄文遭遇着同样的命运。武颂凯从8岁就开始学习萨克斯专业,2008年开始跟随上海音乐学院萨克斯专业老师章啸路及其他外国专业教师学习,带着追求艺术梦想来到上海投靠名师和外教,每年交培养费及吃住行得需要十多万元,这五年期间也花掉费用近60万元。并在2011年至2013年连续三年参加上音本科艺术考试都被院方暗箱操作落榜了,他多次向上音班子领导反映情况(有据可查),而他们不闻不问,拿普通老百姓的事不当事,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存在很大的腐败问题,纵容下属、利用考试工作便利、索贿、 受贿以权徇私!对招生工作不负责任,存在严重的渎职、失职行为。

    2011年参加第一次上音艺术专业高考,那时武颂凯知道录取了4名都是专业老师章啸路所辅导几年以及在他和其它评委身上花大钱的学生。武颂凯落榜后,2012年已复读一年,想想自己专业水平比较强,今年肯定能考上,事实出乎武颂凯和家长的预料,知道了学院有“潜规则”:一、必须被上音专业老师辅导几年;二、必须得在专业老师身上花几十万;三、必须得通过专业老师由考生家长给每个评委购买最少1万元的汽油票;四、必须还得协调学院上层关系,就这些前提条件把他们制约着啦,特别最明显的是上音专业老师章啸路(也是评委之一)在2011年6月份去北方旅游时出了很大的交通事故,考生孙浩、刘博家长闻讯后前去帮章,其两家共花了60多万元摆平所有事情。2012年两名考生就被录取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2013年武颂凯又准备了艺术高考,考过关的都是章啸路辅导几年的学生(在章身上和其他评委花钱多的考生);花子翁、毛弘远、孙凯文、谢伟杰、周星杰、楚轶翔。武颂凯只过了第一关初试就被淘汰了(上音伴奏老师张秋玲知道哪个学生的专业水平和花钱多少)原因是:一、武颂凯的家长知道了学院里面这些黑幕后,就给学院各位主要领导反映了多次,不但无济于事还招来报复。二、从2012年艺术专业高考完以后章啸路再也不愿给武颂凯辅导了,迫使武颂凯又求拜外教进行辅导。使武颂凯一年又一年的远离家乡、求拜名师、勤奋学习的历程,辛勤的汗水再一次付之东流倒在黑幕下!一切的努力化为乌有!

    至于后事如何,本社将继续关注。[图片]写在后面的话

    民众是水,国家是舟,水行舟进,水逆舟滞。根据央视的调查,物价调控、医疗保险、社会治安、食品安全、生产安全、贪污腐败、三农问题、房价调控等依然位列民众关注度最高问题的前十名。与此相对应,去年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2.7万件,判处罪犯2.9万人。数字说明问题,上述具体数字的统计可以表明一年来我们的政府和政法机关还是以民众的关切为重点,以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为主要任务。这些努力和成绩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和肯定的。

    就上海音乐学院造成学生家长跳楼欲轻生事件,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有很多人对教育系统的工作不是很满意,认为教育腐败、黑暗。但是,正如民众的关注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发生变化一样,教育系统、包括教育管理部门也在不断的进步和完善着。

    社会的文明 ,法治的进步是一个整体的事业,需要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共同努力。在这个进步的过程中,作为监督者的民众如何保持一种理性的态度来评价和对待被监督者,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我们是一个另类的民众,敢于以自己的理性适当地去平衡那些极端与非理性;我们是一个理智的民众,相信用心地监督与客观地评价同样重要,相信对成绩的肯定和对不足的否定同等重要;我们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民众,相信只要集众人之力,聚团结之气,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必将拥有更加辉煌和灿烂的未来。

 

 


上海为什么要叫魔都?

    请注意,这不是小说。

  1、龙柱。这是上海最著名的传说了,知道的人相当多。延安路高架,在竣工前,最后1根柱子打桩机随便怎么打也打不下去。请来了1位老法师,老法师看了之后说:“我知道怎么解决,但是我不能说。说了以后我3天之内会死”。

政府花了那么多钱,就差这1根柱子了怎么可能不完成呢,据说政府给和老法师说,你死后我们会给你家人很多钱(这方面我不清楚)然后老法师同意说了,他说最后1根桩子打在龙背上了,所以打不下去,需要在打桩的地方烧三柱香即能打下。烧完后,桩子的确打下去了,老人3天后死了,后来政府就出钱把那根高架桩用雕龙包柱,至今有1根龙柱在那,每天途经延安西路的人都能看到。

  2、从上海三大寺院开始讲吧。首先是龙华寺。寺旁是烈士陵园,以前是刑场,无论革命志士还是江洋大盗都在那里赴死,因此阴死之气很重。而龙华寺的塔并不在寺院的范围内,相距主殿较远,而且禁止游客登塔。据说是因为清末修路而造成这样的局面的,但这并不合理,塔和寺本就应该在一起的,修路之人不懂么?而圈内有传言说龙华塔其实是镇压鬼门关,而龙华寺则化解溢出的凶戾之气。龙华更多的是桃树,而桃木最是驱邪。

  3、静安寺。静安寺位于上海中心寸土寸金之地,从未有要迁移,甚至规模反而还有些扩大。该寺也是中原少有的密宗寺庙。地铁二号线原本规划是从寺下经过,但施工之中在寺下挖出一眼古泉,当年是一桩新闻,可以查证。听说古泉护栏上刻有经文符箓,有高人说,地下之泉是为黄泉,要有降魔的密宗寺院镇压,切不可动。于是地铁改道,改为从旁经过,而那古泉也未开发成旅游景点,而是在有意而为下泯然无声了。

  4、玉佛寺。玉佛寺位于就上海华界(闸北)和公共租界(静安、黄埔)交界处。1882年在租界建设中,在和闸北交界处挖出过一块石碑,据说刻有很多符文似的图案。随后爆发瘟疫(似乎是霍乱),死了很多人。此时普陀山慧根法师迎五座玉佛回普陀,路径上海,见状说,这石碑是离魂碑,见之大凶。于是做了法事,将石碑重新埋入地下,并留下一座玉佛且见了寺庙,即是玉佛寺。据说此碑现在仍在寺下。

  5、人民广场最早是荒地,后来建跑马场,解放后成为广场。这里从来没有人常住。后来建上海博物馆,是鼎的外形,背门有八大辟邪神兽雕像。而上海和市政府遥遥相对,夹击整个广场。风水圈里一位老先生说,鼎形是镇压用,而政府机关威煞最重,能破百邪。这两者在镇压什么他没说,只说那里绝不能住人。我问,如果人民广场下有不祥的东西,为何还会建了三条地铁的交汇站及偌大一个地下商城,不怕出事么?老先生说,广场下那东西凶戾无与伦比,单靠上博的厚重和市府的威煞还不足压制,还需要巨量且流动的生人阳气来一起作用,所以就。像现在这样建设了,而当年建跑马场也是一样的用意不过那东西埋得很深,在这番运作下,现在没有任何威胁。

  6、人民广场旁有一高楼名为明天广场,造型极为怪异,非但上下两部相错,还有中空尖顶和颐正的圆球。这大楼里的结构道路也非常绕,很易迷路。不过后来听老先生指点才知道,这大楼其实是一把密宗降魔金刚杵的造型,是市府秘密投资找人建设的,位于人民广场正西的凶煞白虎位,也就可以理解了。

  7、淞沪会战时期中日军队在上海投入超过百万人,据李宗仁亲言:蒋公是明知上海保不住的。而蒋公是通过人命填来争取时间,耗费三个月,将上海的某样东西保护了起来,日军占领上海后也一无所获。而同时有日方文献指出,会战前有安培氏向日政府进言,务必要占领上海以“侍魔”。

  8、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人潮汹涌物欲横流,环境污染严重,按理说,这样的地方应该灵气匮乏甚至枯竭才对。但事实上据修密宗的人说,上海的灵气出人意料的浓厚,这在其他大都市是不可能的。但同时也说,这灵气不是自然产生,而是人为聚集的,具体作用不明,极有可能是用在一个空前庞大的阵法上压制什么的。

  这些都是不分上海的秘闻都是大事件,至于那些灵异、闹鬼之类的都会传说都根本排不上号,那些事儿俯拾皆是。而之前这些东西里还有一件出了偏差,上海恐怕就不堪设想了。不是说要吓唬上海的朋友,而是告诉大家,所谓魔都,它真的是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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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在“文革”中

——长夜孤灯录

章立凡

  记得家中曾悬挂一张徐悲鸿的奔马图,上面题了两句诗:"直须此世非长夜,漠漠穷荒有尽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父亲已年近古稀。他象夜幕中一匹孤独的老马,奔跑在看不到希望的荒原上,一直坚持到地平线上出现曙光的时刻,才默默地倒下……
  
   一、红色恐怖,九死一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反修"时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话剧,叫做《以革命的名义》,说的是革命导师列宁的故事,后来还拍成电影。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台词:一是“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二是“谁要是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我家第一次被抄还算是以"法律"的名义实施的,而第二次抄家则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整座北京城开始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我那时是清华附中的一名初中学生,本校是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当月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我见形势紧张,晚上特地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不敢在本校打),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24日晚我发现自己宿舍中的床位被毁、蚊帐撕烂,还有一张"狗崽子快滚蛋"的大字报,于是夤夜逃出,没敢去灯草胡同父亲处,回到汪芝麻胡同的母亲家中(父母已分手数年)。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已在抄家时被打死,另一邻居周康玉被打后上吊自杀。次日母亲探知,父亲已被抄家,人被红卫兵押走,生死不明。  
   我坚信父亲不会自杀,那时心中最大的疑团,是他是否还在人世?  
   母亲终于打听到父亲还活着,但已被扫地出门,赶到东郊的呼家楼居住,据说住在地下室。几经周折,她获知地点在呼家楼19楼,但具体门号不详,我马上前去探询。  
   那时北京市的地界还不象现在这么大,呼家楼是个很荒凉的新小区。到了19楼发现没有地下室,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只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准备逐户敲门探问。我从3单元一层敲起,居然一击成功。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住房,父亲正躺在卧室休息。他精神很好,脸上还残留着被打伤的淤血,并长出了列宁式的胡须。见到日夜挂念的亲人,我不知是喜是悲,欲哭无泪。  
   父亲于8月31日被扫地出门后,先送往一处国务院机关家属院入住,但遭到院内住户强烈抗议,认为若与"大右派"章乃器为邻,本院将永无宁日。于是国管局只好重新安置到呼家楼,但红卫兵主张“牛鬼蛇神” 该下地狱,只许住地下室,以示镇压之威;不幸本楼没有地下室,只好住进底层,对红卫兵则说已经安排在“楼底下”了。母亲打听到的住在地下室一说,不谓无由。  
   父亲在1964年与王者香结褵,不久即发现她患乳腺癌症,此时已到晚期。王嬢嬢过来招呼我,不到四十岁的她,容颜憔悴,头发已经花白,并被红卫兵剃得长短不齐。  
   劫后余生,谈起半个多月来的噩梦,恍如隔世。  
   当我8月23日在学校给父亲打电话时,已有二十五中学、灯市口中学的红卫兵到家里去过,并贴了大字报。据父亲说,当时他曾考虑了三种应对方案,一是马上乘火车去上海暂避,二是原地坚持不动,三是到中南海要求保护。因王嬢嬢当时正在住院,没有采用第一方案,改为采用第二方案,将第三方案作为备用。于是父亲写了一份《呼冤书》贴出,自述爱国历史,说明1957年被划"右派"是一桩冤案,并与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头头谈话,试图缓解形势。这个方法竟一时奏效,头头将部众撤回,还叮嘱父亲将客厅中陈放的文物撤下,以免被毁坏。  
   然而"革命"本来就是"无法无天"的事,8月24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革命群众"光临,不由分说便开始抄家,附近几所中学的红卫兵也闻风麇集,一场家难迅即降临。他们将父亲押至东安市场旁的吉祥戏院,参加"打人集会"。被打的都是本区的"重点打击对象",一旦进入这个"鬼门关",便有去无回。  
   皮带狂抽、血肉横飞之下,周围的受难者都咽了气。只有年近七旬的父亲,靠着多年习练气功的功力,在那里硬挺着,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间。此时有一位管片民警来到会场,向红卫兵要人,说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将受伤的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吉祥戏院开始的惨剧,是何时收场的,究竟打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父亲可能是这座人间地狱中唯一的幸存者。  
   当时各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过本管片的抄家对象名单,后来也曾有大字报揭发:四川省开始抄家时,西南局负责人曾亲自圈定成都市三十余家知名人士的重点抄家名单。本市那么多"黑五类"死在疯狂的暴力下,却没有一位受冲击的知名人士被当场打死,本身就说明--存在着有关部门对事态的掌控。但难道"小人物"的命就不是人命吗?  
   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官方统计,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62人,我一直怀疑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因为在广泛的暴力下还有大量自杀者,名人老舍先生即其中之一,上面说到的小人物周康玉也是,他们都可能被排除在打死的名单之外。殴打侮辱到让人活不下去而自尽, 当然比直接杀人高明。  
  
   二、残虐荼毒,人间何世?  

   父亲抬进协和医院后,先是被拒绝救治,后来又获得治疗,但具体经过如何,我一直不忍细问。多年后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对我说:"你父亲很了不起!医院当时不给他治疗,他挣扎着给周总理写了一个字条说,“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后来总理指示医院,‘无论何人,一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予治疗’。你父亲这个条子,救了很多人,连同我们在内。”  
   父亲从医院被送回家,但苦难并没有结束,总共在各种酷刑和侮辱中度过了八个昼夜,这段日子里他一直绝食。红卫兵还将重病中的王嬢嬢,从医院的病床上光着脚拖回家里,铰了头发一起批斗;并将父亲的藏书全部堆在院子里,燃起熊熊大火,架住他的身体,在烈焰烤炙下推搡殴打……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曾有某红卫兵向他炫耀“革命”经历,出示一本珍藏的像册,内有将父亲踩在地上、架起双臂批斗的照片,取义于伟大领袖“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教导。  
   在令人发指的暴行面前,有不少人自行走上绝路,如老舍先生即是。父亲之所以作出另一种选择,是他不愿死得不明不白,需要让后人永远记住这段血腥的历史。灯下翻阅父亲1967年写成的《七十自述》,我总会想起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  
   父亲记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是对我一次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我对付的态度.就是镇静、镇静,再一个镇静。我之所以能镇静,首先是因为我没有畏惧之心。死没有什么可怕,所求的只是死得其时和死得其所";"镇静,尤其是积极的镇静,不仅增强了我的生命力,而且也增益了我的应变的机智";"八月二十五日以后七天的遭受,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管,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水火鞭枪的肉刑我不忍再说。当年时兴墨彩涂面、戴高帽、挂黑牌侮辱人,真如鲁迅诗中“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惨景;所谓 "肮脏的食物"是些什么东西,我始终不敢问父亲。不过后来听说,某小学的“红小兵”(小学红卫兵)毒打他们的女校长,并将窝头抹上粪便,强迫她吃,校长不肯,便将她按倒在地,用木棍往喉咙里硬捅,最终将校长捅死。  
   一位国外心理学家说:“儿童是残酷的。” 鲁迅曾沉痛地发出呼吁:“救救孩子!” 父亲在自述中谈到那些共和国同龄人时说:“他们主要是一群天真的孩子,他们的缺点只是水平低和受蒙蔽而已。” 当时他曾充满怜悯地问施暴的红卫兵:“你们还是些孩子,将来怎么做人呢?”  
   有海外学者举某某事件为例,说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但“文化大革命”是大革一切文化的命,既“杀父”又“杀子”,连道德良心也一齐杀。当年那些体验过虐杀快感的红卫兵小将,而今已过知命之年,有的恐怕还官居高位,不知清夜扪心,可感到一丝丝愧疚?  
   历史是科学,有谁可曾见过“宜粗不宜细”的科学?历史的每一页都沉重,不是那种可以随手掀过的广告宣传册。如今刚纪念过“文革”发动者的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又怎能让人单独遗忘那段仍在滴血的历史?  
  
   三、“文革”权贵,巧取豪夺  

   灯草胡同旧宅,有一段时期被红卫兵组织“公安队”占作总部。入冬后小将们为了烧火取暖,便撬开地板,拆散明清硬木家具,充作燃料。劫后偶遇一名当时参与抄家的红卫兵,他一见我就啧啧惋叹:“那时我太革命了!你家那么多值钱的好东西,我一件都没敢拿,现在后悔死了!”  
   父亲是有名的收藏家,1964年法院抄家后还残存一批文物。在康生的圈点下,装上六辆大卡车全部运走。后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红卫兵造反战果展览”,我在展厅里见到了父亲及张效彬、孙照、关祖章等收藏名家的藏品。这些文物“革命小将”们没敢“沾包”,“革命老将”们却一点不手软,“文革”结束后,北京市文物局交给我一张权贵们攫取文物的不完全清单,内容如下:  
   章乃器提供33件  
   4-457 铜印章 2方 陈伯达  
   4-410 铜印章 14方 康 生  
   A-1081 铜 滴 1件 康 生  
   A-425 铜小印章 2方 康 生  
   4-449 铜 印 1方 林 彪  
   A-1135 松石、玉图章 2方 陈伯达  
   4-448 玉 章 1方 康 生  
   4-272 黄冻石章 1方 康 生  
   4-903 石 砚 1方 陈伯达  
   A-1172 仿哥水丞 1件 曹轶欧  
   A-1176 康熙郎窑红水丞 1件 邱会作  
   1-983 黄山谷字卷 1件 曹轶欧  
   已退回A-1141 竹雕山水笔筒 1件 刘贤权  
   素有文物鉴赏家之名的康生最内行,胃口也最大。他以其妻曹轶欧名义掠走的黄山谷字卷,即宋黄庭坚的稀世墨宝《梅花三咏》,只象征性地付了五元钱。至于其余所列,均非父亲重视的文物。许多重要藏品至今下落不明,也未列入上述清单之内。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数字,红卫兵抄家上缴的章乃器文物为1464件;而到1980年北京市文物局发还时仅为1134件。  
   掠人财物,还要注明"×××提供",可谓强盗逻辑。更令人吃惊的是,文物局某工作人员对我说:“这么多抄家文物,如果不是康生下令集中封存保护,岂不全都毁了?他也算做了件好事。”  
   康生等人巧取豪夺的文物,远不止舍下一家。没有“文化大革命”,哪来这集中下手的好机会?如果真想做“好事”,莫过于不制造这场动乱。  
   不过父亲的收藏也有流入民间的。例如当今有位新收藏家著书说,他在八十年代买回一套硬木镶钧窑瓷片的四扇屏,是自己生平的第一件藏品。有一年我到其私人博物馆参观,一眼认出故物,“楚弓楚得”,我不想吭声。父亲的古旧家具中有一部分被弄到了全国政协,落实政策时被一位政协委员冒领。  
   古今的私人收藏,很少有超过三代的。  
  
   四、如棋世事,旧雨寒温  

   王嬢嬢在1967年春天就去世了,父亲变成了孤老头。好在那时学校停课,我有不少时间可以陪他。父亲想与老朋友们恢复联系,但通讯录抄家时被抄走了。他首先想起了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先生,于是我成为“信使”,去东四十条豁口的康家探望。在康老的女儿罗仪凤帮助下,查到了不少父亲老友的地址。  
   接下来我去拜望陈铭德1、邓季惺2夫妇,这一对创办中国著名民营报纸《新民报》的老报人,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多年来与父亲往还最多。我家经济拮据时,两老每月都有所接济。他们被抄家后,赶出南池子自置的小洋楼(这座楼房,在当时政协委员的住宅中是最讲究的一座),搬到建国门外灵通观的一座公寓大楼内,楼内还有抄家后新迁入的龙云夫人、李觉(何键的女婿)等。  
   我悄悄登上大楼西端的二层,见到了陈、邓二老。过去的印象是陈铭德儒雅,邓季惺精明,如今的感觉只剩下小心翼翼。他们详细询问了父亲被抄家的经过和目前的经济状况,却没有多谈自己经历的劫难。陈铭德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念了第174页的一段话: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他小声对我说:“我不写回信了,你把毛主席的这段话,给令尊看就可以了。”那时人们经常利用伟大领袖的语录作为工具,暗中传达自己的信息,我不大明白其中的寓意,便起身告辞。  
   回家向父亲禀报,他想了一下,命我取纸笔,口述了一段话,叫我过几天再送去。其中的主要内容,我至今还记得:“我是民族资产阶级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急先锋’,很早就已经把财产捐献给国家。古人云‘天道好还’,1957年黄炎培说我是‘求仁得仁’。现在回想起来,我确实过早地给自己刮了‘"共产风",有意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身后萧条’的下场。不过,我现在如果过着比别人更好的生活,我将无法面对那些一起走过来的朋友们。”  
   陈铭德看了父亲的回复,没有再说什么。过了几天,他又把我叫去,问:“父亲现在每月给你多少钱日用?”我答:“十元。”他说:“以后不要从你父亲那里拿了,这笔钱每月从我这里给你吧。”他还说:“你父亲年纪大了,你在思想上划清界限,生活上还是要照顾好他。”这笔每月十元的接济,持续了将近一年。  
   父亲还派我去拜望过两位湘籍老人,一位是仇鳌,一位是章士钊。  
   仇鳌3又号半肺老人,是湖南著名耆宿,曾推动湖南和平起义。仇老那时已经九十岁,住在北新桥草厂胡同一座不大的院落里。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与一位弟子交谈,见我来到,那位弟子很快告退了。老人问起父亲的情况,我述说了父亲九死一生的经历,老人叹了一口气说:“别说是令尊了,连我这个九十岁的人,都被红卫兵打了!”  
   老人曾是毛泽东的师长,但反对“痞子运动”,罗章龙说他曾策动“马日事变”(有些记载则说法相反)。不知他以九十高龄遭此劫难,心中作何感想?我向仇老转达了父亲想来看望他的意思,老先生说:“令尊就不必亲自来了,还是我去看望他吧,请转告他好生保重。”看来,风烛残年的老人,已经不起世事风波了。我回家向父亲禀报后,就没有再去打扰。  
   章士钊(行严)先生与我家是同宗,但他家是湖南人,我家是浙江人,追根溯源同为炎帝之后,姜太公的后代。姜姓后代封地在鄣(今山东章丘县),战国时被齐所灭,子孙以国名去邑为姓。  
   章士钊在“反右”以后,曾以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的话勉励父亲。他给章行老的信,写得就比较长些,还提到了行老当年对他说那段话。也许是“苦”、“饿”、“劳”、“空”都已遍尝过了吧,父亲着重谈了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以及自己亲自做饭洗衣、料理家务的情况。  
   我敲开行老在史家胡同的宅门,先见到的是他的养子袁绍良,小袁把我让到西厢房的客厅,拿着信去正房禀报,过了好一阵,洪钧彦(章含之的前夫)出来见我,转达了老先生的意思,说是信老先生认真地读了,待到能够回信的时候便会回信。我知道这次不会有回复,便起身告退。  
   父亲还有一位需要看望的宗兄也姓章,那就是1957年一同被钦定为"右派头子"的章伯钧先生,这可是个高度危险的任务。出使之前已编好一套假话,遇有“小脚侦缉队”盘问,就谎称是找错了人家。我高度警惕地敲响了地安门东吉祥胡同章宅的大门,见出来的是伯老的大女婿柴君衡,才松了一口气。  
   我发现章伯钧一家挤住在原来的门房里,偌大的庭院到处贴着封条,一副破败的样子。门房潮湿阴暗,里面放着一张紫檀木的躺椅,还有两个樟木大柜,刻着“经部”、“史部”的字样,看来这曾是他家藏书的柜子,但“子部”和“集部”已经没有了,这点家具似乎是宅中仅有的劫余之物了。伯老坐在一张旧椅子上,章伯母李健生也凑过来,一起谈“红八月”以来的经历。临走的时候,两老打开一个铁盒,里面是他们的亲家(小柴的父母)从苏州捎来的两块月饼,伯老包上一块对我说:“我不写回信了,你把这块月饼带给父亲。”  
   回家向父亲禀报后,父子一同分食这块代表着思念和团聚的月饼。这是我平生吃月饼的经验中记忆最深的一次,老一辈中的患难情谊,已尽在其中了。  
  
   五、劫后情怀,以诗会友  

   “最难风雨故人来”,有些老朋友是打听到我们的新住址,自己上门来看望的。  
   赵锡麟先生早年在清华与罗隆基同学,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国民政府时期做过四川造币厂的厂长,因为不肯朋比贪墨,挡了别人的财路,被排挤去职。1949年以后被中国人民银行聘为专门委员。他有一个精致的四合院,本人又好做诗,不时在家里举办雅集,与一班朋友诗酒酬唱,父亲过去常应邀参加。“红八月”里他自然在劫难逃,其夫人是协和医院的理疗科主任,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老先生被扫地出门,每月从街道领取十二元生活费,孤身一人度日(他的独子已在五十年代因意外事故身亡)。过去赵老生活优裕,又有夫人悉心照料,如今却连吃饭都困难。好在他朋友多,每天去一家,一个月下来也不过三十家。不过老先生从来不白吃人家的饭,每次来我家不是拎上一个冬瓜,就是带上一斤切面。  
   有天我回家,看见桌上有一张纸片,写着:“谨订于某月某日(重阳节)上午十时,在陶然亭登高雅集,恕以诗代柬。”下面是一首七绝:
  
   天时人事两茫茫,碧草黄时鬓亦霜。
   我欲一杯酬知己,陶然亭上度重阳。
  
   纸片最后的是赵老先生的署名。当时正值“文革”高潮,社会上一日数惊,老先生竟有如此雅兴,真令人不可思议。我问父亲:“你打算去吗?”他说:“赵老亲自送来,还说邀了二三老友,我不好不去。”我还真有些为他们担心。后来父亲果然去赴会,回来后说:“无非是几个老人聚聚,发了一番牢骚而已。还吃了一顿便餐,大家都没有钱,采取AA制分帐。”牢骚有没有成诗,父亲却未提起。  
   后来搞“清理阶级队伍”,赵老被关进了学习班(地点在东四八条111号朱启钤家的前宅),他曾经在抗战期间担任过国民党的中央训练团教官,有上校军衔,被认定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学习班里斗争他,要他交代在中央训练团时的罪恶历史,赵老先生不服,争辩说:“我被请去给学员讲课,讲的都是抗日救国的内容!”于是他被“升级”关进公安分局,最后以“历史加现行”的“反革命罪”判刑入狱,到1975年特赦全部县团级以上国民党人员时释放,于1979年凄然辞世。  
   还有一位邱卫材老先生,是菲律宾归国华侨,过去在邻居赵老的诗会中与父亲相识,也来家中探望。他对父亲说:“我从有关部门听说,章乃器这个人,跟各方面都没有钩。”邱老没有说是从哪个部门听来的,所谓没有“钩”无非是没有“勾结”。父亲为人做事向来是独往独来,不喜欢到处拉关系,因此尽管“文革”搞得轰轰烈烈,把党外党内翻了个底朝天,不少民主人士也被关押,但他除了被抄家毒打之外,没有受牢狱之灾,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邱老没有被抄家,经济上还算宽裕,也曾经接济过我们一个时期,但他要求我定期去帮他料理些杂事,按照国外生活的观念,天下本来就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他家里也确实缺少男丁。邱老住在东单的新开路胡同,宅子不大,外面贴着漂亮的浅黄色的瓷砖,像一座洋房,里面却是中式建筑。他家里有位五十多岁的续弦夫人及一儿一女。儿子还没有上小学,十几岁的女儿邱珍宝,长得楚楚动人,不幸染上过小儿麻痹症,双腿落下残疾,令人怜惜。  
   邱老已经八十多岁,早年闯南洋做小工,靠个人奋斗挣出一份家业,归国后把钱投在华侨投资公司,因此在新侨饭店有股份。“文革”中政策有变,不再分红,改为逐年还本,还完为止,因此老先生对前途惴惴不安。  
   邱老喜欢做诗,还自己刻版油印了一部《归侨吟》,曾送给我一册。他知道我常去看望康同璧先生,便托我也送给康老一册,并表达了识荆之意。但这请托我没有完成,因为罗仪凤表示不方便。平心而论,他的诗无法引起康老的激赏,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六、 善邻义友,投桃报李  

   呼家楼19楼的住户来历各自不同,据说其中也有被抄家后迁入的,但全是普通老百姓,象父亲这样的人物是很特殊的。父亲很注重搞好邻里关系,很快与左邻右舍混得很熟。  
   那时的北京居民,虽然已开始住进楼房,多少还承袭着大杂院里淳朴的民风,不象如今这样"老死不相往来"。即便外边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回到自家的小范围内,四邻还保持着一团和气,至少本楼是如此。况且大家对于社会上你斗我、我斗你的所谓"阶级斗争",早已感到厌烦,不想把这种坏心情带回家。在周围的人看来,父亲只是个和蔼可亲的花白胡子老头,大人们称他“老章”,孩子们叫他“章爷爷”,很少有人想到,他是个曾经做过“大事”的人物。  
   邻居们有串门走动的习俗,父亲每次都热忱欢迎。一位退休的老矿工,不时来找他杀几盘象棋,老矿工不识字,某日要办理转退休关系的手续,便请识文断字的父亲代书,丝毫没有把他当作“阶级敌人”的意识。  
   对于邻居的来访,父亲也不时回访。邻居中有一位郭老师,夫妇都是小学教师,家境清寒,上有老母,下有正在哺乳的婴儿。有次父亲到住在四层的郭老师家,发现他一家三代四口,打地铺挤住一间1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便主动提出与他换房。  
   用一套独用的大两居室住房,去换半套两家合用的小单元,在住房紧张的北京市,至今仍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父亲说办就办,很快就把房子换到了四层。他担心郭老师的老母和孩子睡地铺受凉,又命我将一块抄家劫余的地毯送了下去。  
   多年后郭老师来看我,还感激地说:“我是个普通老百姓,当时哪有能力分到这么大的房子。这一辈子都会记住,我的房是章先生给的。”  
   四层是两家合用的格局,各有一间居室和独用厨房,厕所公用。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设计如今是见不到了。西边较大的一间,住着一位吴奶奶及其六岁的小外孙女。老太太是个干净利索的四川人,待人和气有礼,小姑娘眉目清秀,是个小美人,因父母离异,随外祖母生活。两家之间除照面会聊上几句之外,从不打听对方的事情,更没有传舌的坏习惯,这在“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年月,是极为难得的善邻。父亲就在这种窄逼而平静的邻里环境中,一直生活到逝世。  
   前面说到的那位退休老矿工,也有个小孙子。有天他来找“章爷爷”玩,听说父亲床上铺着的云豹皮(我们习惯称为“虎皮”)是毛主席送的,就十分虔诚地提出一个请求:想从上面拔一根胡须,回家供到伟大领袖的画像前。父亲满足了小朋友的请求,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拔走一根,举在手里欢天喜地地回家了。当父亲说起这件趣事时,我脑海中第一反应就是——“救救孩子!”  
   在四层住定之后,父亲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他买了一张月票,每天黎明即起,到附近的日坛公园练功。练功完毕天已大亮,便到一家小饭铺吃早点,然后前往朝外菜市场买菜,有时也会顺便看一看路边贴的大字报。回家后的时间,除了做饭吃饭外,全都用来读书看报和写作。他完全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并且活得很充实。用父亲自己的话来说,是"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对生活既不乐观也不悲观,而是达观。  
   某天父亲在公园练功完毕,有两位老人上前问讯说:您可是章部长?这两位都是退休老司机,一位曾在粮食部工作,另一位则在国务院开过车。攀谈了几次之后,两位老者与父亲成了好朋友,还不时到家中来看望。  
   粮食部司机陈秀珊师傅是位古道热肠之人,除经常同父亲切磋拳艺外,还不时给送来一些自家蒸的包子馒头,并把衣物带回去让老伴洗涤缝补。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父亲辞世。他还热心地给父亲找来《吴氏太极拳谱》和《验方新编》,这两本书大有用处。  
   吴氏太极宗师吴鉴泉4先生曾于1928年应上海市政府、精武体育会、中法大学等团体聘请南下传艺,受业者甚众。当时沪上政要名流焦易堂、王甲宝、熊式辉、彭养光、袁良、吴思预、谷正伦、褚辅成、陈布雷、章乃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王晓籁等,皆同列门墙;后来成为武术名家的唐豪、顾留馨、吴图南等,均为父亲的师兄弟。父亲根据练拳心得,写成武学名著《科学的内功拳》一书,是近代用科学方法解释气功的嚆矢(当时只有“内功拳”这个名词,“气功”一词是五十年代刘贵珍所创)。  
   这次重温恩师的拳谱,父亲十分高兴,不但作了详细的心得笔记,还兴致勃勃地给我看他所画的推手图。父亲的拳法我和其他人一样心悦诚服,但对他的画却不敢恭维,因为我画得比他好。  
   至于《验方新编》,对于早已失去公费医疗关系的七十岁老人当然重要,父亲偶有伤风感冒之类的小恙,便照书开上一纸药方,吩咐我到药店抓药,自疗自愈。  
   父亲在晚年仍时时以国家民族的前途为念,并在与普通百姓的日常接触中,了解了更多的民情。他曾对我母亲说:“如果有一天允许我讲话,我要提两件事。一是请国家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他们是灵魂工程师,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工作最辛苦,工资最低,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二是要提倡粮店出售主食面包,面粉营养价值很高,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又低于大米,主食面包如能进行工业化生产,一定价廉物美,既节省时间,又能提高中国人的体质。”  
  
   七、撰文述往,青史存真  

   那时社会上到处"抓叛徒",外调人员满天飞,兴师动众地调查个人历史。父亲党内外朋友很多,各种外调应接不暇,他便乘机写起了回忆录。由于外调的内容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他就分为几个历史主题写,复写多份。来人问哪一时期的事情,就给他们那个时期的材料,好似中医的配方成药,这样双方都省事。遇有特殊要求的,则另附补充材料。  
   以前我在家读《文史资料选辑》时,曾问父亲:"爹爹,那么多朋友都写回忆录,为什么你没写?"他回答说:"我是要写的,但是现在不写。"当时他认为自己的冤案没有得直,还不到写回忆录的时候;而此时国家动乱,自己年已迟暮,到了不能不写的时候了。他说:“泼在我身上的脏水太多,自己不写谁写?”他定稿之后总有一份交我保存,其余则分送至亲好友,意在传世。  
   我是回忆录的第一读者,父子间经常谈论其中的掌故,他不再避讳一些敏感的人事,我由是得知其中的一些秘辛。例如1936年“七君子”之狱,史良初次被捕后保释,法院再发传票时没有到案。“西安事变”爆发,陈果夫在国民党高层会议上主张枪毙已被捕的六人,父亲等已准备好从容就义。史良到事变结束后投案,当时曾有人点拨了一句:千古成名,正在此时。  
   “文革”中批判周扬的“国防文学”口号,以鲁迅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学”为正方。有篇文章是《周扬射向鲁迅的一支暗箭》,父亲读后有疑问,他认真查对《毛选》后对我说:“国防文学”是毛主席当时的主张。父亲在回忆录中说,冯雪峰曾安排他与鲁迅见面。我问起经过,他只说:“事先没有安排好,谈的效果不理想。”
   但父亲与鲁迅发生了什么分歧,他说记不清了。“文革”结束后,我遍查《鲁迅日记》,却没有这次见面的记载。于是询问研究雪峰、鲁迅的包子衍兄,他告诉我,为了保密,有一些重要事情鲁迅是不写进日记的。  
   如今分析,父亲当时倾向于推动国民党抗日,鲁迅的观点可能比他激进。鲁迅下葬时,萧军和胡风曾反对父亲等救国会领导人扶柩,理由就是:这些人仅仅是民族主义者,不配为国际主义者鲁迅扶柩。但由于许广平的坚持,萧、胡的意见未被采纳。   
   谈起1957年的“反右”,父亲说,如果鲁迅活着的话,以他的性格,这一关肯定是过不去的。父亲对鲁迅十分崇敬,他挽鲁迅的挽联是:“一生不曾屈服,临死还要斗争”,其实他自己也是这种性格。  
   父亲还谈起储安平,说他发表“党天下”的言论是书生气,原先党内党外之间,多少还存在着些情面,他捅破了这一层纸,事情就不可收拾了。至于“章罗联盟”和“六教授会议”,父亲直指:“是胡愈之造的谣。过去大家一直认为民盟中罗隆基是比较右的,章伯钧是比较左的,根本扯不到一块。愈之事先安排‘六教授’开会,临时把伯老请去讲话,然后由史良、闵刚侯出来揭发,分明是设好圈套罗织入罪。愈之不够朋友。”章夫人李键生晚年也对我谈起:“当时胡愈之给伯老打电话说,我给你请来了六位教授,一起谈谈高校的情况。”  
   “文革”结束后我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在办公室聊起过这段“反右”掌故,不料同事中有一位是胡愈之的亲戚,曾为此与我大吵一场。胡愈老是父亲三十年代的老友,秉性温和,虽身为秘密党员,似乎不是那种喜欢害人者。他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充当“阳谋”的驯服工具而已。体制也能使羊咬人。  
   毛泽东在“反右”时批的是“章罗同盟”,与“民主同盟”只差两个字,但到了胡愈之口中,总是讲“章罗联盟”,回避“同盟”二字。民盟(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在“反右”中受创最重。1980年“右派”改正时,民盟的负责人(我不清楚其中是否有胡愈之)曾提出给章伯钧、罗隆基改正;但中共中央60号文件最终还是保留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不予改正。胡愈老曾说过一句话:“怎么这五位不改正的,都是我们民盟的呀?”  
   父亲用外调材料的形式写回忆录,坚持两条原则——忠于历史和保护好人。  
   某天从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来了位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大约是个“造反派”,前来外调父亲在电影界的一位老友。父亲抗战胜利后与阳翰笙、蔡楚生、郑君里等合作,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两部巨片,因此在电影界朋友甚多。  
   美女往往骄横,特别是“革命造反美女”。女演员对父亲写的材料不满意,强要按照她的意思写,被拒绝后大发雌威,开始用“革命群众”那一套语言训斥父亲。父亲回答说:“毛主席教导要‘实事求是’,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你要就拿走,不要就请自便。我没功夫听你这些!”女演员无奈,拿上材料悻悻然离去。  
   张劲夫在中国科学院被当作“走资派”打倒,但有人一定要将他打成“叛徒”,见材料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外调者便拍桌跺脚地大声威胁。父亲当着来人的面,把材料一条条撕成碎片,扔在地上说:“伪造历史的材料我不会写!”大概是没法交差,过了几天那人又来,请父亲照原样给了一份带走了。  
   他在为陈国栋、黄玠然、卢绪章、钱俊瑞等党内朋友等写证明材料时,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便有些人曾经伤害过自己。钱俊瑞是中共在救国会的秘密党团书记,曾在历史上与父亲有“过节”(因发动群众抗战的方式问题,两人发生过争执)。但当有人要父亲写材料证明钱是“特务”,同样被他拒绝。他对我母亲说:“我同钱俊瑞是有过不同意见,但也不能无中生有地诬陷人家。”  
   抗战初期国民党桂系曾在安徽与中共合作,为此“文革”中有一大批干部受到审查,父亲就在回忆材料中用事实说明,安徽当时确实存在着一个统一战线政权。他曾给周恩来写信说,干部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请保护好这些干部。有一次他看到大字报上有“林彪同志指挥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内容,还在给周恩来的信上,对这种随意杜撰历史事实的做法提出异议。
     
   八、人的世界,何处相寻?  

   谈起老朋友们的景况和社会的种种乱象,父亲不时会流露出孤愤之情,常常叹一口长气说:“这不是人的世界!……”  
   父亲1948年元旦开始了他的新中国之梦,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乾纲重振》一文说:“‘世乱奴欺主,运衰鬼弄人’,这是多少年来中国政局的写照。可是于今为烈。老百姓豢养的公仆,变成特权阶级,进一步我为刀俎,民为鱼肉,要吃主人的血肉骨髓。”“新的开始就是主人‘乾纲重振’,自己来管事,把这一班恶奴扫除得一干二净。同时,人抬起头来,把鬼打到地狱里去。这就是民主世界,也就是人的世界。”  
   就为追求这“人的世界”,他1948年底舍弃了香港的产业,秘密前往东北解放区。在那里又给留在香港的母亲写信说:解放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将来建立的新中国人人平等,社会富裕,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你快回来吧。  
   母亲信了他的话,回到大陆想为新中国效力,却发生种种变故,最终学非所用,穷愁潦倒。父亲晚年时母亲又去照顾他,谈起这段往事,她埋怨地说:你那时一再写信叫我回来,回来了又怎样呢?父亲叹一口气说:我那时相信中国真的要有民主了。  
   父亲平时出门,始终衣冠整洁,不象当时的“专政对象”那样故意穿得破旧,自称“这是人的样子”。自1957年以来,他人被打倒,但架子一直不倒,坚持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见面时问他,怎么穿得还是一副首长样子?他回答说,这是人的样子。  
   有天父亲见我的衣服已经破旧,从箱底里翻出一套浅米色的生毛料中山服说:“人要象个人的样子。这套衣服是当年刘鸿生送我的,把它穿上吧。”对于民族工业家中的“火柴大王”刘鸿生,我是久仰大名。父亲说:“刘先生兴办的实业很多,当年他曾发出宏愿,要让中国人都穿上毛料衣服。这套衣服就是他创办的毛纺厂试产时,送给大家试穿的。他家大业大,但自奉甚俭,生活是很平民化的。我们有一次上海街头巧遇,他拉着我到馄饨摊上吃早点,边吃边谈,一点没有‘大老板’的架子。”  
   多年来我在学校一直被教育说,资本家如何如何骄奢淫逸,听父亲介绍“实业救国”前辈兼济天下的抱负,才知道教育原来也是一种宣传。  
   父亲也一向节俭。他自1949年参加政府工作以后,基本上没有做什么新衣服,所穿的毛料中山装,大部分是用旧西服改制的。我至今保留着两件这样的中山装,一对上衣兜的面料,是从西服下兜上挖取的(这两个洞用其他布料衬补);两个下衣兜则是用西服背心改制后,盖在挖过的地方。无论从哪一头都很难想象,这是一位新政权部长的“行头”,而此人曾做过上海银行家和香港地产商。  
   面对艰难时世,父亲始终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他作了一副对联自勉:“肠肥必然脑满,理得而后心安。”
   经过1966年“红八月”之难,父亲就不再刮胡子,此时已蓄起一大把长髯。他还捋着胡子风趣地说:“我年轻时胡须少,在苏州监狱坐牢时,李公朴常常嘲笑我没有胡子(李那时已满脸胡须),现在我的胡子比他还长了。”  
   父亲曾对我说:“现在我们全靠一个‘挺’字。曾国藩写过一部书叫《挺经》,老先生一辈子历经忧患,是很辛苦的,他靠的就是一个‘挺’字。”过去我只知道课本上讲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听到对他的正面评价,还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后来读书才知道,毛泽东年轻时最佩服的人,也是曾文正公。  
   但是靠每月50元的生活费‘挺’日子,我难免会有所怨艾,但他总是说:“现在的生活,比我四十多年前在北平失业时好多了。”父亲是山民的后代,具有草根性,好日子能过,苦日子也能过。他常同我谈起家乡青田的明秀山川,并诵读《五柳先生传》,幻想有一天能够“衣布还乡”,带我一起去过隐居生活,但我对他的想法不感兴趣。我习惯了大城市,况且青田那样的小地方,政策水平只会比北京更差,乱世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父亲原来烟瘾很大,此时改为每天只抽一支香烟。他解释说之所以还抽上一支,就是要表明自己不是禁欲主义者。至于饭食,除了日常的米面蔬菜之外,他不时到菜市场买些下水、猪肺之类价格便宜的东西,兴致勃勃地下厨做成溜肥肠、酱猪肚、猪肺汤等菜肴,以补充动物蛋白。平心而论,他的厨艺很不错。我跟父亲学会了腌制腊肉,做“腌笃鲜”汤以及一种青田家乡的特色风味——山粉饺。他将芋艿蒸熟后剥皮揉烂,与淀粉掺和揉成面团,以菜肉为馅,包成饺子蒸熟,口感糯滑有弹性。  
   抄家劫余的一套花梨木桌凳,由于年代已久,开始散架。父亲找出两条干鱼鳔,熬成鳔胶,带着我一起动手拼合粘黏,再用绳索绑紧,第二天解开绳子,整套家具修复如初。从父亲身上,我学会了许多生活经验,特别是动手的能力,至今有些器具损坏时,都能亲自动手修复。  
   我每月6号拿着父亲的象牙图章,到西安门大街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财务科,替他领取50元生活费。当时李宗仁、程思远等“文革”之前不久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人物,生活费也在这里发,金额是我所领取的很多倍。对于父亲晚年的境遇,我内心总是感到不公平。  
   有一次,我凭着年轻人的锐气,向财务科的科长提出交涉,要求增加生活费,但科长说:“章乃器已经没有任何名义了,他领的是生活费不是工资,革命群众认为该发多少,我们就发多少。”于是我问道:“李宗仁不是也没有任何名义吗?你们也想发多少就发多少吗?”“他怎么能跟李宗仁比?”“那李宗仁又怎么能跟他比?!”我开始比较起两人对共和国的贡献来,科长见说不过我,就推脱说:“这件事是革命群众定的,有意见你找军代表去。”  
   我果真去找了军代表,结果等于是重复了一遍刚才争论的内容,不过他们的态度更加蛮横,指责我为“右派”老子翻案,最后当然是不欢而散。  
   回到家向父亲叙述经过,他说:“人家可以不讲理,我们还是要讲道理的。”虽然我出师不利,但对于儿子有这样的口才和勇气为他伸张,他仍然感到满意和欣慰。  
  
   九、求医问药,遭遇盘查  

   1968年下半年,罗仪凤告诉我,章伯钧得了癌症,可能是胃癌。我回家向父亲说起这个消息,他的脸一下子变得阴沉了。父亲打开抽屉,取出一只装着黄褐色的结晶体的小瓶交给我。“这是一点麝香,中医认为有治癌功能,王嬢嬢也用过,效果是不错的。伯老这个病是郁闷所致,你拿去送给他,对癌症是有疗效的。”  
   父亲这么一说,我想起这年春季在地安门大街路遇的情景。那天走在街上,远远望见一人独立,头戴便帽,一身浅色旧毛料中山服,气度与常人迥异。走近一看是章伯钧,他面色忧郁,若有所思,我叫了一声“章伯伯”,他才从沉思中换过神来。我陪着伯老穿过马路,一路上他问起父亲近况,又寒暄了几句后道别,便径直朝方砖厂胡同(农工民主党机关所在)的方向走了。  
   我那时的感觉,是他的心境不如父亲好。父亲早已被政协、民建和工商联彻底开除,不属于任何单位或组织,来找麻烦的人反而少;而伯老保留着政协、民盟、农工的三层关系,虽然已是“死老虎”,还得应付无穷无尽的批斗侮辱,身心遭受的折磨比父亲要重得多。  
   我想起有好友熟识的一位中医,是歧黄世家,祖上曾供奉太医院,对这类病症很有办法。父亲说,你可以向章伯母推荐一下。我带上麝香,到东吉祥胡同章宅去看伯老。他一脸病容,但情绪似乎比上次好些。我悄悄向章伯母李健生询问病情,她对伯老的病很是焦虑。谈起求医之事,她当场写了一份病历,托我给那位大夫看,并约时间出诊。  
   章伯母的字十分有功力,病历的内容大意是:“章伯钧,男,73岁。曾患有某某、某某等病症。1966年8月曾受打伤,今年某月出现某某症状,初步诊断为癌症。”我请好友约那位大夫见面,但大夫家已被抄过,直接去有所不便,于是约在北新桥附近的一条胡同口。正当我们一起看病历的时候,被一群戴红袖箍的街道“小脚侦缉队”团团围住。  
   她们质问道:“你们鬼鬼祟祟地在这里看什么?”还有一个女人指认说:“前些天在北海公园见过你们。”  
   我马上想起那天上午在北海的情形。我这位好友新交了一位女友(当时称为“拍婆子”),恰好是我的中学同学(姑隐其名),他没有勇气单独见面,要我陪他去,地点在北海琼华岛上的茶座。那天穿了父亲给我的一件米黄色学生服,是毛料西服改制的,在那个人人都是“蓝蚂蚁”的年代,显得很特殊。结果被群众纠察队盯上,将我俩扣留了半天(女孩溜走了)。  
   纠察队再三盘问,我除答复了自己住址、所在学校及父母名字外,其他一概不理。那时我开始跟父亲学习气功,便坐在藤椅上静坐,直炼到手脚有了酥麻的感觉,初次打通了“小周天”。纠察队查不出任何问题,拖到傍晚才放我们走。回家对父亲说起经过,他说:“你已经‘得气’了,现在可以抓紧时间炼‘童子功’,收效一定很快。”  
   指认的女人是那天的纠察队员之一,她显然记得我父亲是个“大右派”
   。“小脚侦缉队”坚持要我们交出那张纸,我见无法脱身,把心一横,便将病历往她们手里一丢:“我要找大夫看病,这不犯法吧?!”
   这帮人围着那张纸仔细端详,并指指戳戳地议论着其中的“曾受打伤”那句话,为首的(是个中年男人)开始盘问我:  
   “章伯钧是你什么人?”  
   “伯父。”我想既然是“同宗”加“右派头子”,平时又以“老伯”相称,这样回答没什么不妥。  
   “谁叫你给他找人看病的?”
   “是周总理叫看的。”我不知哪里来的胆量,居然当面伪造了一条“总理指示”,反正周恩来有过这类指示,虽然不是针对章伯钧的,谅她们也没本事去找周公对证。  
   “你们这么年轻,为什么要帮大右派找大夫?……"”那人口气有些软了,但还想“教育”我。  
   “有什么事你们别问我,问总理去。我们走!”她们还想留住那张病历,被我一把夺了过来。大约是被我的气势一时压住,“小脚侦缉队”们悻悻然望着我们扬长而去,没有阻拦。  
   我向章伯母禀报了求医时的意外。虽然那位大夫仍表示愿意出诊,但她怕我们受连累,便斩钉截铁地宣布此事作罢。一年后听说伯老逝世,心中一直无法自解,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  
  
   十、公民权利,算数也无?  

   孔夫子说:“士可杀,不可辱”,但自五十年代以来,有人却专门以侮辱知识分子为快事,特别是那些过去忽视过自己的“大知识分子”。所谓“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鼓励“小人物”造“大人物”的反,就是这个道理。到了“文革”的年代,更形成一种社会变态心理,就是喜欢挫辱名人、师长,或是曾经比自己地位高、成就大的人。  
   搬到呼家楼后不久,当时煤气未通,煤铺又只管送蜂窝煤,不管送引火的炭块。于是只好自己去买。父亲和我用一只人造革提包装上十块炭,各拉一边提着回家,一路上有小孩追着喊:“大右派!大右派!”还丢来石子,我感到深受侮辱,父亲却处之泰然,说小孩子不懂事,随他去吧。  
   但是对成年人,父亲却不肯宽容。有一次,当地派出所的一位年轻警察,听说他辖区内住着一个“大右派”,便找上门来教训父亲,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警察:“我警告你章乃器,在我的管片里你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接受人民群众的专政。”  
   父亲:“我有公民权,不是专政对象。”  
   警察:“毛主席教导,对地、富、反、坏、右要实行专政。”  
   父亲(递上“小红书”):“毛主席没这么说。你硬说有,查给我看!”(小警察翻到《毛主席语录》第37页,上面只写了“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没有“右派”字样)  
   警察:“……”  
   父亲:“怎么样?毛主席没有说吧?”  
   警察(恼极):“你敢到街上去,在群众中跟我辩论吗?!”  
   父亲:“可以,不过我有个要求。”  
   警察:“什么要求?”  
   父亲:“你穿我的衣服,我穿你的衣服。”  
   警察:“……”  
   过了这么多年,回忆起这段趣事,我总会想象一下留长髯的父亲穿起警服的滑稽模样,忍不住要大笑。  
   但有权的人是得罪不起的,哪怕他只有芝麻大的权力。父亲调侃小警察后不久,当地街道通知他去开会,到了会场才知道是批斗会,他和一些“黑五类”分子一起被斗。父亲不服,声称自己是有公民权的,不能被人随意批斗。回家后,他愤愤不平地说:“我要去中南海见周总理,当年(1957年)他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亲口对我保证,你们(指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享有完全的公民权,行动也完全是自由的。现在我要问问他,这话还算不算数?”  
   我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不料父亲穿上大衣真要去,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他认定了的事情,谁也拦不住。我本来要回郊外的学校,一路上北风呼啸,走到半路越想越担心,毕竟是年过七旬的老人,又是去那种地方……于是登上公共汽车进了城,在北海前门附近下了车,绕着中南海转了大半个圈,不见父亲的踪影,眼看天色渐暗,心乱如麻,又折回呼家楼。快到家的时候,瞥见窗内一灯如豆(那时还住在一层),心中石头方才落地。进门问起究竟,父亲叹了一口气:“铁桶江山,进不去!”便没有再说别的话。昏暗的灯光下,父子默然相对,良久无语……  
   父亲与中共算得上患难之交。周公在重庆时,不时到家中与父亲讨论中国的民主前途;1949年后一同共事,父亲也是中南海的座上客。现在想见老朋友一面,要求信守当年的诺言,却已是咫尺天涯,宫门似海……  
   在那段将阶级斗争作为“一抓就灵”的万应灵丹的荒唐岁月,一切都会与政治挂钩。父亲在1971年给周恩来的信中(我在后面还会引用),谈到过两个事例:  
   1.有一个工厂的军方代表,在对厂内职工讲话时,竟指责我每晨去日坛公园锻炼身体,是企图东山再起,搞资本主义复辟。  
   2.有一个军方人员在附近的工厂礼堂对居民讲话,说那些政治有问题的人,如敢乱说乱动,要在战争爆发的前夕给以集体处决。他估计战争是不久便要爆发的。他所指的乱说乱动,当然包括向上反映情况,而且这还是着重点。  
   父亲争公民权的事,还不止这一次。后来曾听母亲说起,父亲每天清早到日坛公园练功,并与一些老拳友切磋技艺。有次一位青年上前向他求教,却被几名便衣一拥而上带走了,父亲为此很不平,说年轻人学点拳艺有什么错?!尼克松访华那年,街道和派出所如临大敌,从楼梯到大门口都安排了人,不许他下楼。父亲又与他们争辩起来:"尼克松访华,不能影响公民的正常生活!我有公民权,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给我的权利!"   
   在那连主政者都主张"无法无天"的年代,这种争辩当然不会有结果。尼克松也不会知道,他的"破冰之旅"曾经影响了多少中国百姓的正常生活,致使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向中国的基层执法部门主张公民权。直到今天,每当我望见国宾政要的车队在清空的车道上呼啸而过,总会想起父亲所要求的权利。

    十一、正本清源,质疑“文革” 

  在本文行将结束的时候,我想首次披露父亲晚年的两封长信,一封是写给周恩来的,另一封是写给我的。这是他在一生最清醒的时刻,所作出的政治遗言和对后代的遗训。  
   1971年3月10日致周恩来的信,长达12400字,他交给母亲后,母亲没敢发出。直到周公和父亲都逝世后,才交给了陈云。  
   父亲在信中指出,由于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曲解,多年来给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协商制度造成了破坏,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恶果。他认为思想根源在于教条主义的定型论,并首先谈到了血统论:  
   血统论在"五四"运动中,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我们这一辈人当中,已经没有人敢于流露"龙生龙凤生凤"一类的说法了。何以现在反而重新有它的市场呢?我们想,这真叫做"死灰复燃",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当然也是见不得太阳的。……  
   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有方向性的定见,但决不可以有胶着于一点的、一成不变的成见。……脱离实际就一定犯错误,甚至反动。所以方向性的定见不可无,一成不变的成见不可有。  
   当然血统论问题的解决,最好是让血统论者自觉地起来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可是当这些人陷入成见的深渊,又有一些群众(尽管仅仅是一小撮)在他们的周围时,要他们这样做是困难的,这就需要领导上对他们"大喝一声",才可能使他们清醒过来。二年以前的武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可称为"变触之争"的军阀内战的"死灰复燃",我们当时曾经多么迫切地希望他们自觉地停止下来呀!但是,他们的成见和周围的一班人,使得他们失去了理智;他们仍然在兴致勃勃地把武斗当作一种有远大前途的事业来干,是在毛主席对他们"大喝一声"之后,武斗才算真正停止下来了。血统论者恐怕也需要这样,而现在正是对他们"大喝一声"的绝好时机。……  
   当然人是可以改造的,成见是可以化除的,但这只适用于普通人。有权威的人的成见是可怕的。  
   父亲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不透明提出批评说:  
   ……在保密的状态下发动群众,那个发动群众就只能是过场,理由很简单,既然是保密的事,群众就不可能深入了解情况,让不了解情况的群众参加工作,当然只能是走过场。  
   为什么公检法要有那么多的保密呢?是否国家工作的保密,应当只限于国防、外交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呢?我从旁观察,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领导的不满,重要的可能就是新闻封锁的过严的保密的范围过大。前者表现在大字报和小字报的风起云涌,后者表现为档案的遭受冲击,这就发生了泄露机密和档案损失等不应有的事故,而且还可能有奸人从中捣乱。但尽管如此,我们的国家仍然屹立。这足以证明,适当放宽新闻封锁和缩小保密范围,更绝不会影响国家的安全。……  
   他也不认同当时制造战争气氛的"世界大战周期论":  
   ……历史上的世界大战一共只来过两次,有什么规律性可以建立周期论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过了百十年的探索,建立了经济危机周期论,也早已被事实冲垮了。根本上,这是把自然现象的规律应用于社会现象的错误,不但错误而且还可能反动。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现在还在流行的世界大战周期论,是说大战周期是二十三年,现在早过了,所以不久便要爆发了。这就把不怕战争的教导变成好战的叫嚣,显然是对我们有害的,应该在大破定型论的潮流中,赶快把它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对于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根据《共同纲领》建立起来的民主协商制度,父亲有自己的理解:  
   ……回忆解放以后,在民建会起初是有人不许自称政党(施复亮),以后是不许自称红色资产阶级政党(吴大琨等),再后是不许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孙晓村),甚至对外不许宣传社会主义更不许说解放全人类(许涤新)。在这种种不许讨论未来理想的束缚下,政治学习就完全陷于表态的导演和说话的技巧。这种情况,如果现在不记录下来,将来有人提示,可能连我这个身历其境的人都不肯相信哩!民革有一位老者还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我们的学习不过为的是明哲保身,为什么又要批判明哲保身思想呢?可见其他的民主党派也是大致相同的。我当时是反对这些的,但由于我自己的认识水平有限,我就无力纠正这些错误。这也可以测定民主党派没落的必然性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用不革命定型论把自己限制好了!我认为我们现在就应该把这些材料收集起来,趁着有关人物还多数健在的时候,询探他们当时的思想动机和预期后果,然后加以分析总结,这可能成为政治思想教育的经验教训。  
   父亲在信中以很大的篇幅,谈到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曲解:  
   ……阶级成见是剥削阶级的东西,而阶级观点是无产阶级的东西。剥削阶级正由于坚持阶级成见,所以看不见工农分子的新生力量,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途。他们早思夕想的,消极的是保守既得利益,积极的是垄断产业,传之子孙。这里重要的是"保守"、"垄断"、"子孙"三个概念。所有世袭制、遗产制、门阀制乃至血统论,都是从这三种概念发展起来的。剥削阶级原想利用这一套,把奴隶、农奴、堕民、雇佣劳动者、有色人种等等,永远踏在脚底。但,已有的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而他们自身的崩溃倒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时候,就知道了无产阶级科学的阶级观点,是把阶级仇恨集中在剥削制度,对于剥削阶级的人则认为一般是可以而且应该争取改造的。这种观点,完全符合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也符合"共同纲领"的规定。对于我国革命事业是起过巨大的作用的。但尽管如此,二十一年来的宣传工作,对此都有多次很大的反复。反复的由来,按照李维汉的话,是由于党内有反对统一战线的一派,毛主席的文章也提到过这些,但似乎是早被克服的"左"的倾向了。我所亲眼目睹的是,民主党派内一些不负责任不动脑筋的动摇分子,还在三反五反时期,他们就嚷"共同纲领"过时了。他们所求的不是革命的利益和"治病救人"方针的贯彻,而是自己"进步"的表现。这不是彻头彻尾的个人利己主义,又是什么呢?民主党派的任务,应该是把自己所属阶级的实际情况如实地向党反映,并适当地向社会报导。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同时,对于经营管理、生产组织等方法,则应一分为二,取其精华部分,按新观点加以整理,推广全国。列宁曾经号召苏联国家企业向德国容克世家和美国泰莱制度学习哩。……  
   反马克思主义的、把阶级仇恨集中在人的错误倾向,近年来有所滋长。这是使人十分遗憾的,血统论和唯成分论正是这种错误倾向的表现。这就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成见的死灰复燃,必须给以彻底的清除。  
   他还引用了自己在大字报上所见刘少奇检查的内容,大意是:在地富反坏右资六种人还没有杀尽以前该怎么办?杀尽以后对他们的子女又该怎么办?并谈了自己对革命专政的理解: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给予我的教训是,凡是事实都必须揭露。凡是可能的危机都必须揭发。否则便有可能给革命以隐患的灾祸。讳疾忌医是唯心主义,怕得罪人当然是"私"字作祟。这两者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现在敢于明确说,在专政的名义下掩盖着不利于革命的思想乃至企图。……  
   我的感想是似乎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认为专政就是要将数以千万计的被专政者宣布为可以让他们任意蹂躏、侮辱乃至屠杀的奴隶、贱民或堕民,或帝国主义眼下的有色人种,而且不许呻吟一声,更不许喊冤叫屈。然后他们才算志满意得地当上新老爷。为要保证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还必须把被专政者隔离开来,免得他们的声音外传、上达。  
   父亲又举巴黎公社颁布的法令为例,说明革命专政不应与暴力划等号:  
   ……巴黎公社竟不是古代野蛮专政的复辟,刚好相反,它是杜绝一切复辟的可能的。只提出当众烧毁断头机一举就足以说明,它把古代野蛮专政的残迹都消除了。……所以那些一提"暴力"就理解为"越暴越好"的人,实在不能检查他们头脑里的暴君和军阀思想的残余呀!同时也要注意,提出一个口号,引用几条经典著作的文句,发表几篇目的就在于借以吓人而不是为着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文章,完全不提具体做法的一整套,显然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对革命有害的。  
   他接着又谈到专政对象的人权问题:  
   据闻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不受理地富反坏右资六种人的来信来访的,这就把国家工作中最容易发生弊害的方面掩盖起来了。这是对毛主席指示的正面的违反。毛主席说得那么清楚(批评)"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提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表现了多么伟大的胸襟呀!现在有什么理由屏绝这数以千万计的六种人的呼声呢?这是不是如上文所说的那些新老爷为着保证自己可以为所欲为、防止被专政者的呼声上达的隔离政策呢?  
   对于"文革"中大量的冤假错案,父亲是这样说的:  
   在公检法和文教战线上。又有这么一些"斗士",他们的"特长"就是从无辜者的身上找出罪状,于是在他们的手里,就制造出成千上万的无罪的罪人。他们是最危险的"斗士"。而他们也为老爷们所喜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制造出来这么一大批"替罪羊",不但使得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老爷们平安"过关",而且还可以表功。……  
   这些"斗士"还有一个法宝,叫做初审判决定型论,或者基层判决定型论。他们反对上诉、申诉和复审,更痛恨平反。他们要千方百计使得这些规定都归于无效,使得他们所找出来的罪状,成为不可动摇的"铁案"。  
   父亲举了改造战犯的成功范例之后指出:  
   又据我了解,劳动教养的成绩就很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无罪的,然而被剥夺了自由,这就不能不有所拒抗。我们都有为自由而斗争的经历,应该记得不能无故剥夺别人的自由的教训。"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在民主革命中曾唤起那么多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这难道应该忘记吗?现在有些人对于要求有合理的、必要的自由,就认为是自由主义,从而无端限制乃至剥夺别人的自由,作为反对自由主义的措施,无疑是十分错误的,是完全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除了劳动教养以外,那种由于阶级成见对于剥削阶级分子乃至他们的儿女,无罪轻判或轻罪重判的,都是在判刑的时候就已经造成被判者的不服。这就注定了改造的结果完全落空。这些改造机关也自己知道改造的无效,因此一有风吹草动,便又把这些刑满释放或教养成功释放的人又拘禁起来。这是完全不必要的,这种人显然是没有社会地位可以兴风作浪的了。重拘一面表示自己的虚弱的一面,一面又使改造工作失去威信,这一切无理而又非法的事情,则是应该检查纠正的。  
   对于"文化大革命"以暴力侵犯公民人身及合法财产的行为,父亲有如下评论:  
   现在有一种反常的现象,就是被打、被抄家的人都讳言被打、被抄家的事实。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怕丢面子的老一套,另一种是有人不许声张。不管是哪一种,我认为都是应该纠正的。被抄家、被打乃是别人犯法,我有什么罪过呢?……这些恶行的违反宪法、法律就不必说了。被害人不积极揭发这种种恶行,反而把它们隐蔽起来,岂不可怪?看来,这主要地还是那些做了坏事的人自己违法背令,才不许被害人声张的。也可以说,这是上文所说的隔离政策的一端吧。虚伪竟成为风气,可见这些人的势力是多么大呀!  
   父亲在信中回顾了自己在历尽忧患的一生中,如何靠着一颗"勇往直前的纯洁的童心",在几次国家民族利益与个人名利发生冲突的关键时刻所作的抉择。并且说:  
   ……最近我都想凭两条腿走万里路,借助于车船交通工具,计划在三五年内,走遍祖国的大地……甚至还想,象我这样的人,大可以过一种到处为家、日新月异的生活,把这个定型的家也破了。……
   我踏进社会五十多年了。在这五十多年中,"傻瓜"的徽号和"学生腔"的讥讽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改。因为我所厌恶的是"世故甚深"、"暮气沉沉"和"老气横秋",那就不能不喜爱"傻瓜"和"学生腔"。挫折和打击也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悔。因为,我觉得心安理得是最愉快的。现在我更加热爱我这颗童心。……  
   父亲在信的结束部分说:  
   活满74岁了,健康未减,看来还要活一些年。活下去?为着什么呢?只能为着要看见消灭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的实现。人总是离不开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他自身发展的历史所规定的道路的。
   这是一位与共产党共患难多年的老朋友最后的忠告,他认同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并引用毛泽东以往的观点来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可谓用心良苦。后来邓小平在起草《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也说过:"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有人读了父亲的《七十自述》后,批评章乃器有"愚忠";但父亲说:他平生对待任何朋友,都坚持"为人谋忠"。  
   "文革"的历史的教训是无比惨痛和无比深刻的,其祸根远在爆发之前多年就已种下。我无须多加评论,若要将历史"宜粗不宜细"地轻轻翻过,历史就不是科学。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捷克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在法西斯监狱中写下的绝笔:"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十二、 自述平生,无信不立  

   我在1969年成为"反革命"阶下囚之后,曾写信请已同父亲分手多年的母亲去照顾他的生活。为应付信件检查,信中套用了陈铭德曾对我说过的话--"思想上划清界限,生活上还是要照顾"。  
   父亲看到这封信后,在1971年8月25日,也就是"红八月"之难五周年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5600字的长信,从自己的生平历史一直谈到修养、学习、保健。他在信中说:  
   我刚满十五岁就从浙江丽水千里迢迢地只身奔赴南京投入北伐军当兵。我曾经两次为着国家的利益自动地毁了自己的家业。我在过了三十年的城市生活之后主动地走向抗日的游击山区。我是资产阶级培养起来的一个高级人员,但就在我发展得很顺利的时候,我背弃了资产阶级,走向党领导之下的革命队伍,我是最先号召民族资产阶级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一个人。  
   这样,事情很明白,你要同我划清界线,只能意味着你目前还没有条件走我的道路。……  
   我的健康情况之好是二十多年来所未有过的。特别值得我高兴的是,这完全不是养尊处优的结果,而是刻苦锻炼的收获。已经有五年不订牛奶了,有近四年不去医院了。我的体会是,人有了充沛的革命乐观主义。在早晨的阳光、空气之下进行足够强烈的运动,风雨暑雪不停,就可以消化尽管是粗糙的食物,同时防治一般的疾病。人决不可以娇惯自己,更不可以娇惯下一代。……  
   老实是我一生的特点。我记得曾经告诉你,当我还是一个淳朴的山乡孩子的时候,读到当时小学教科书国文,内中写了宋朝的司马光和美国的华盛顿终身不妄语的故事,给了我永不能忘的印象。以后,我长期在银行工作。在银行工作要讲究言而有信--讲信用。这就使我得以保持老实的性格。我曾经因此吃了多次的亏,但我始终不悔,因为觉得所失小而所得大。能心安理得地过活就是很大的所得。  
   ……当年银行的一句行话,是"以信用为商品"。这句话的实质,就是"靠信用进行剥削"。但当时一般人也是不自觉的。我是在懂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之后,才恍然这就是剥削。由此保持了我的老实,这又是坏事当中有好事。当然象我这样的人也只是极少数。  
   以上就是我运用"一分为二"的法则的尝试。我相信这是有说服力的。这远比那些把旧社会上层描写成"黑漆一团、野兽一群"的言论有用。那是不符合实际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一个民族的伟大,一个民族的革命性,都是有悠久的传统的,绝不可能一个早上从天上掉下来的。……  
   关于我的政治问题,你用不着枉费心思。我相信事实--这是唯物论者起码的条件,我相信党的实事求是处理问题的方针。抄家也有好的一面,它彻底证明了,我的为国毁家是认真的,我对祖国、对党、对社会主义是忠诚的。四年来,我坦率、诚实地对待了二百多批的外调人员,除了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效了微劳之外,还使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个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大公无私的人。  
   写了四千多字了,不再写了。这一则可以说明我的心身健康情况之好,二则也表明我对你的热情。不但对你,对别人也是如此;不但现在,过去也是如此。当部长的时候,群众来信提出重要问题,也是亲笔答复,而且也往往是下笔千言的。但你应该知道,一个七十多岁的人这样对待你,并不是容易的。希望你好好地读,不要再辜负我的一片好意。特别欢迎你能提出不同的意见,能驳倒我。这就证明你真正重视我的信了,我当然高兴。欢迎别人批评我的言论,也是一向如此的。  
   父亲在后面又谈了如何运用气功,治疗我当时所患的胸膜炎。全信结束之后,他意犹未尽,又写了八百多字,回顾1949年以后在民主建国会内的论争和自我反省:"我有一种习惯,把批评别人、告诫别人的话来检查自己。检查结果我发现,已经有不少超过必要的限度,从而滋长了个人主义的情况了!"他谈及自己当年遭到围攻时,"为着应战,我就在经典著作中找武器,这样,在每次论战中,我总是胜利的。周总理说他们说不过你,确是如此。现在想来,好辩过分不能不是知识分子的毛病,它导致一个人脱离群众。……即使是自己的论点完全有理,当群众的觉悟水平还不够理解的时候,也应该先主动撤回,耐心等待群众觉悟的提高。"  
   我至今把这封信当成父亲的遗训。  
   重读这封长信,回想起某年冬天的一幕:那天我本来准备回学校,但外面风雪交加,就打算作罢。父亲激励我说:"做人就要有一股冲风冒雪的劲头!"坚决把我打发出门。多少年来,在人生道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起父亲"冲风冒雪"的教诲。

   十三、身后萧条,托梦谁知?  

   父亲一直拒绝违心承认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右派"帽子。早在1974年,大伯父章培曾为解决父亲的问题写信给陈云,又给父亲写信劝他检讨。父亲回信说:  
   听毛主席、周总理的话,我自省是百分之百做到了的。我所欠缺的就是不会喊"万岁",而且我还认为他们并不喜欢那一套。我认为歌颂一个人总应该用点脑筋,举出具体的事实加以肯定。空喊"万岁""伟大",不能不是无原则的捧场。……您为我事写信给陈云同志,甚感!我看这没有什么冒昧。说人好话是永远不会错的;兄弟间相知特深,更应该说。应该造成一种说人好话的风气,以代替那种诽谤人的歪风,我要看陈云同志,但不想说我自己的事。  
   在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国家在1975年3月宣布特赦全部国民党战犯。父亲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及当年自己在香港是有工作的,应邀回来,是为了建设新中国;现在国民党战犯均已特赦,自己的问题多年仍未解决。父亲这封信意味深长,他是专业人士兼企业家,不是靠弄政治混饭吃的政客,舍家业而赴国事,请进门来却因言治罪,这不象是待客之道。  
   此信受到了重视,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准备为他落实政策。但父亲脾气倔强,完全有可能谈崩。高层考虑到陈云同他的历史关系,决定由陈出面约父亲谈话。  
   同年4月25日,父亲被接到人民大会堂,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宣布了"摘帽"的决定。据当时一同谈话的张劲夫回忆,谈话是在大会堂南门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的:"章先生听了之后没有讲感谢的话,只讲我过去讲的意见没有错";"我和陈云两个懂得他的意思,是你把我搞错了,我不是右派,把我搞成右派,要改正他就满意了。"   
   就这样,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父亲,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事后他对我母亲说:"戴帽子是错误的,摘帽也是错误的。我是个顶天立地的人,从来就不承认那顶帽子。"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不久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原定恢复他全国政协委员、担任财政部顾问的安排未能实现。
   父亲"摘帽"之后,开始去一些老朋友家走动。当时陈铭德夫妇和章伯钧夫人李健生都住在灵通观大楼内,故人相见,恍如隔世。还有一些民主党派领袖的遗孀也住在那里,父亲去看望她们之后,有两位夫人惶恐不安地跑去对李健生说:"李大姐,这怎么得了!章乃器居然跑到家里来了,我们这个楼今后还有安生日子过吗?"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际,父母间曾谈及谁能担起治国重任的问题,父亲说:"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  
   相比之下,父亲同邓小平的关系不如与陈云的关系好。一是邓在主持西南局工作时,曾批评父亲在川东搞"和平土改";二是父亲主持粮食部工作时,邓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下令停止该部推行"米糠榨油",父亲有不同意见。然而这些工作中的歧见,没有影响父亲对邓小平的客观评价;也没有影响邓小平当时对父亲工作的表扬,以及后来改正他的"右派"问题。  
   父亲象一盏风雪中的孤灯,熬过"文革"的漫漫长夜,黎明到来时已蜡炬成灰。1977年4月父亲病重,当时他仍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摘帽右派",住在北京医院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无论他一生多么顽强,终究年事已高,加上多年政治运动给身心造成的伤害,药石罔效,于同年5月13日离开了人世。  
   在"两个凡是"紧箍咒仍在束缚人们思想的形势下,八宝山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七君子"中的两位健存者--史良和沙千里出席。比起没有举行追悼会的罗隆基和章伯钧来,已算是一种礼遇。由民建中央负责人孙晓村所致的悼词中,在肯定他"在历史上为人民做过好事"的同时,还不忘指出他"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并登在《光明日报》第四版末尾的简短消息中。这种带鞭尸语句的悼词,也算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条痕迹。  
   父亲辞世时,我尚在缧绁之中,不知道任何消息。也许是父子间的一种心灵感应,我做了一个梦:父亲熟睡在床上一动不动,我担心他已停止了呼吸。他枕下有三张白纸,我抽出了其中的一张,上面竟一个字也没有……  
   不久母亲来探视,告诉我父亲逝世的消息,当时的场景心情,我不忍再付诸笔墨。回到监舍后竭力不使旁人看出悲痛,我要象父亲那样保持尊严。这时突然有一位小青年问道:"你家出事了?"我沉默不应,但接下来的话却令人大吃一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白胡子老头来看你,他是你的爸爸。老头对你说,我要走了。你们谈了一阵,便送他出了院门……"  
   5月13日父亲逝世那天是周五,即西方人所说的"黑色星期五"。我猛然想起,当日我所在的远郊关押处,发生了一场局部的小地震,所有的人都惊慌地跑到院中,然后天就下起雨来……这场地震未见任何报道。一年后又做一梦:走入一座黑漆漆的森罗大殿,供桌上有一影壁形的楠木座牌,在昏暗的光线下,依稀辨出顶端有"赦免"二字,下面是一大串人名,我从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不久,便在父亲的老朋友陈云过问下重获自由。  
   后来听说,那位小青年得胃穿孔死去。回想他的面相有些奇特,是山根凹陷的夭寿之相,并有些象庙宇中的罗汉。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者,百代之过客",红尘世界真若一场大梦。父亲后来很少入梦。据一位活佛说,他去了一处遥远的好地方。我想应该是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吧。  
   父亲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他一生经历两场民主革命,始终做着一个强国之梦。1933年他曾与一百多位知识分子一起,在《东方杂志》新年号上同时发表"新年的梦想";1946年又发表《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借主人公新年之梦,描画出一幅民主富强中国的理想蓝图。他晚年写过一篇《冥冥中的上帝》,认为造物之手自有安排。他不信神,但已相信命运。  
   父亲的命运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但他们这一代人的奋斗,结局都不美满。  
   不思量,自难忘。父子生离,竟成死别。最后的一面,也是在梦境中。  
   我至今未悟出抽取出父亲枕下三张白纸之一的含义,难道他是要我在上面描绘一幅新的画图吗?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永久之谜……
  
   2004年3月17日 风雨读书楼  
   2004年10月25日 增订  

   注释:

   1)
   陈铭德(1897—1989)四川长寿(今属重庆)人。1924年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政治经济系。1929年在南京创办《新民报》,任社长、总经理。抗日战争期间,迁重庆出版。1945年后,在上海、南京、北平、重庆、成都五地出版日报和晚报,拥有“五社八版”。1945年,当选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7年,《新民报》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1948年12月出走香港。建国后,长期任上海《新民晚报》顾问,1957年错划右派,1980年后改正。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革中央委员、常委、监委会副主席。1989年逝世于北京。  
   2)邓季惺(1907—1995)名友兰。1923年入南京暨南大学附中女生部。1930年入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1933年毕业后,入南京在司法部工作,后辞职,执律师业。1937年,接受丈夫陈铭德之邀,正式加盟《新民报》,任副经理,掌管经营管理和财务。为报社的财务会计、发行、广告、印刷等业务建立起严格的财务制度和管理体系并监督执行,使报社经营达到收支平衡、自给自足。1937年将报社股份化集资五万元,成立新民报股份公司,陈铭德由社长改称总经理,邓季惺任经理。为《新民报》走上企业化道路打下基础。最终使该报发展为五个分社,出版日、晚刊八版,成了中国四大报系之一。1947年通过“自由竞选”成功当选立法委员,1948年赴香港。1949年后定居北京,各地《新民报》相继被政府接管,任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1957年与陈铭德一同错划右派,1980年后改正。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常委,全国工商联委员、常委。1995年在北京逝世。  
   3)仇鳌(1897-1970)湖南汩罗人。原名炳生,字亦山、一山。七十二岁时患肺癌割去右肺,自号“半肺老人”。自幼随父兄习农事。十六岁入乡塾,1902年应长沙府学试为生员(秀才)。1904年赴日本留学,首习师范,继学政法,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日本结识了孙中山等革命志士。先入“华兴会”,1905年转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爆发后,仇奉命回湖南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1912年被推为国民党湖南支部副长,并出任湖南省民政内务司司长。1913年参与讨袁运动。1917年随革命军回到长沙,任湖南交涉外交司司长兼长岳关税都督,创办了船山学社。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等在船山学社内创办自修大学,仇筹集资金数千元支持。1923年游学英、美、法、意等国。1825年经莫斯科取道西伯利亚回国。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入湘,主持《湖南民国日报》。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战地政务委员,后任国民政府铨叙部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自南京回湘任省赈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湖南省政府委员、省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湘、鄂、赣敌伪产业接收清查团长,湖南省政府委员、省参议员,并主持湖南文献委员会。1948年协助程潜筹划湖南和平运动。湖南和平解放后,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11月应毛泽东电约入京。旋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第二届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和协商委员会委员。1970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九十二岁,遗《半肺老人吟草》诗集。  
   4)吴鉴泉(1870-1942)又名爱绅,吴氏太极拳创始人。满族。从汉姓吴。北京大兴人。太极高手全佑之子。幼秉家学,并在其父之杨氏小架拳式的基础上逐步修改,形成松静自然、架式紧凑、缓慢连绵、不纵不跳、长于柔化的吴氏太极拳。1914年在北京体育研究社任教,1928年到上海授艺,被上海精武会及国术馆聘为教授。张群、褚民谊、王晓籁等前来聆教。1928—1936年上海市各届武术比赛、国术国考及旧第六届全运会国术比赛,皆被聘为评判。1930年聘为上海市国术分馆董事,1932年任该馆太极班教员。同年创鉴泉太极拳社,任社长,此后并在香港、九龙、澳门等处成立分社。其门生遍及海内外。  
   5)参见章乃器:《我和救国会》,《章乃器文集》下卷,第633页。  
   6)刘鸿生(1888—1956)出生在上海商人家庭,早年接受私塾教育,后进入圣约翰大学读书,因父亲突然病逝辍学,先后在租界当过华语教员、翻译等,1909年经进入英商上海开平矿务局任推销员,1911年被提升为买办。此后联合煤商从事开滦煤的销售,并经营码头堆栈业。曾先后创办苏州鸿生火柴厂、华商上海水泥厂、中华煤球股份有限公司、裕华毛绒纺织厂(后更名为章华)、中华码头股份有限公司、大华保险公司、上海华丰搪瓷有限公司、大华煤业公司、生泰恒振记煤业公司、华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企业银行等众多企业,形成包括轻重工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的企业集团,完成了从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抗战爆发后经香港到达重庆,在西南和西北投资创办了一批火柴、水泥、毛纺企业。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收复和整顿了原有企业。1949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挟持到广州,后避入香港。不久回到大陆。1952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刘氏集团全部公私合营。当年因心脏病在上海逝世,享年68岁。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页。  
   8)《张劲夫访谈记录》(根据电视采访同期声整理),2004年9月7日上午。
  

  原文2005年发表于《老照片》第38-39辑

 

 

 

数学与生活

演讲人:丘成桐

时间:6月10日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

    今日很高兴和诸位谈谈我个人成长、处世和决策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一定局限在数学的研究,我希望它对年轻的学生会有帮助。

介 绍

    我首先描述一下我的家庭背景,这对于我的成长影响很大。我出生在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但贫寒的家庭。我的父亲曾担任几所大学的教授,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我的父亲做了很多哲学和中国历史的研究。不过,他大学时的专业是经济学,并在崇基学院讲授经济学课程。他也曾经在朋友的赞助下尝试创办银行,但以失败告终。在我14岁时父亲英年早逝。我们全家顿时陷入极大的困境。这段经历使我认识到资源对于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重要性。

    我们家一共有8个兄弟姊妹。父亲去世后,照顾家庭的重担落在我的母亲和姊姊身上。父亲的去世和家庭遇到的困难对年幼的我是很大的震撼。这时候,母亲和姊姊作出了对我一生至关重要的决定——让家中年幼的孩子在学校继续读书和完成学业。

    但是,这也意味着母亲和姊姊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的舅舅曾受过我的父母的抚养和帮助,他的家境还算小康。他提出要帮助我们家从事养鸭子谋生。但他的条件是:所有的孩子必须放弃学业。母亲对我们的未来有更高的要求,拒绝了她弟弟的建议。在这非常困难的环境下,她的信念和忍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我得到政府奖学金的资助,我在闲暇时还须靠辅导学童挣钱。生活虽然很艰难,但我却学会如何去应付这些困境,并从中取乐。我知道我必须在学业上出人头地,但对我来说这是一条不归路。我必须有所作为:为我自己和我的家人走出一条康庄大路。不成功的话,就没有前途了。

    严峻的现实促使我成熟和坚强。我认识到我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父亲去世前,我从未有过这种经验。父亲是家庭的领导者,他健在时我们丝毫不担心自己的未来。但现实毕竟是残酷的,再不靠自己就没有希望了。

苦难与成熟

    我之所以提到这些经验,是为了说明经历过不幸之后,人们往往会变得更加成熟。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本该拥有辉煌前程的人却最终被困苦的生活压垮,但是也有很多著名的伟人在克服困难之后取得成功的故事。

    让我举一个我熟悉的例子。就是伟大的中国数学名家周炜良(1911年—1995年)。周炜良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学习。学成归来后,开始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继而管理他的家族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他的财富,他决定重新回来做数学研究。他搬到普林斯顿居住,并向一位著名数学家所罗门·莱夫谢茨学习。在这段时间里,他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代数几何学中有许多成果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大部分著作将会永载史册。

    历经苦难最终导致伟大发现的过程,非常类似于打磨钻石。苦难让人成熟和进步。它教会人们如何快速作出正确的决定。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没有时间改变自己的决定,甚至没有时间犹豫或者后悔,所以做决定时往往得依靠我们的经验。翻开史册,我们发现企业或者国家的领导人如果有过艰辛的磨砺,往往能够比一般在优厚环境中长大的领导者更胜一筹。

    在教育方面,我觉得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以及应对艰难情况的能力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学生应该主动学习丰富的知识,而教师应该尽量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和咨询的环境。因此我组织每周约9小时的学生讨论班。我要求我的学生阅读一些可能与他们的论文课题并不直接相关的文章,包括一些超过他们当前学识的高深课题。

     报告各自领域之外的困难文章让学生们备受挑战。但读懂了这些文章之后,他们会有质的飞跃。对某些课题甚至会比我有更好的理解。有些学生则试图欺骗和隐藏他们的无知,这些学生通常无法真正掌握推动学科进步思想的精髓。我相信我们如果不理解前人如何开创学问的蓝图,我们将会难以提出自己的创见。我相信这种经验并不局限于做学问:在社会上做事或者经营企业,假如没有亲身经历过挑战,就会缺乏经验,而难以施展才华。

    困难的环境可以令人变得更加成熟。但是反过来说,长久的为生计奔波,对学者的成功却可能是有害的。毕竟,学者需要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成长和发展,才能完成有深度的成果。我观察到历史上的伟大数学家之中,顶多百分之五的人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都身处穷困。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在百战之余,都需要休养生息,才能成长。

建立目标

    要成为一个大学者,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宏大而有意义的长远目标。这个目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要确保在我们追求它的道路上,即使遇到挑战,我们也还会感到愉悦。我本人的目标就是在数学研究上有深入的贡献。我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数学家,但是父亲的教导让我很敬佩那些对人类作出永恒贡献的学者。我一生都为对数学有贡献而有着无比的欢愉。

    因为我来自一个贫困的家庭,我没有太多的出路。但是数学并不需要太多金钱的投入,所以是一个比较容易的选择。但更重要的是,我着迷于数学的优雅和魅力。况且伟大的数学理论可以持续数千年,至少它可以影响好几代人。

    我也知道数学可以极为实用,可以解决人类社会中任何需要推理的问题,甚至华尔街的金融投资都可以利用数学的工具。我的许多朋友在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吉姆·西蒙斯。

    我第一次遇到吉姆·西蒙斯是在42年前纽约州立大学的石溪分校。我当时惊讶于他对数学研究的痴迷。他已经在几何学中做出了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对新的数学发展还是兴奋不已。不过他也说,他非常喜欢金钱。最后他辞去数学教授,到纽约华尔街去创建投资公司。他极为成功,现在已经从他的公司退休,并决定重新再从事数学研究。显然,他现在做研究并不是因为金钱。他的生活是由兴趣所主宰,他的研究依然充满力量。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也有过从事研究中国历史的想法,部分是由于父亲的教导,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历史是我钟爱的科目。直到现在它依然是我的一大爱好。不过,我决定研究数学,不仅是因为我对它感到兴趣,我的志向是在数学上创造历史,而不仅仅是记录或解释历史。况且由于教学的需要,以及工商业极为需要有分析思维能力的职员,数学家比历史学家更易谋生。另一方面,我毕生从未想过赚取很多金钱,但在从事数学研究时,却自得其乐。我读伟大数学家高斯或黎曼的文章时,往往兴奋莫名,而自道:大丈夫,当如是!在数学上,我能与古人神交。这应当是我选择数学为我一生专业的理由罢。

     数学带给我的兴趣已经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历史和数学都教会我作理性的思考。我记得第一次感受到数学的美是在初中二年级学习平面几何的时候。从简单的公理出发,可以推导出复杂有趣的定理,着实令我着迷。我听说,在古希腊时期,市民喜欢在大街上辩论。严谨的逻辑推理思维得到了发展,并被有效地应用到辩论之中。

    在推理的学问里,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假设,它必须来自于我们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和体验。从我们所作的假设,我们可以基于逻辑推导出许多结果。我们需要的逻辑推理其实很简单。如果A蕴含B并且B蕴含C,那么A蕴含C。虽然这看似简单,但是建立一个良好的假设是创建任何坚实理论的重要根基。如何寻找命题B和C更是对一个良好数学家的考验。

    也许你听说过约翰·纳什关于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著名工作。他建立了一些简单的假设并由此推导出重要的结论。由于这项工作,他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约翰·纳什将博弈论应用于经济学,并引入新的均衡概念,他改革了亚当·史密斯(1723年—1790年)的经典理论。他和其它经济学家将这些新兴的数学理论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影响至今。

建立品味与文化

    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或者经商,成功的研究所或企业应当体现出研究员或公司创始人的品味与个性。建立其内在的优雅文化是必要的。因为数学的工作都是基于严谨的逻辑推理,一台计算机就可以承担大部分推理的工作得到一些结果。然而,好的数学结果与不好的数学结果之间有着关键的区别。一台计算机可以生产出大量正确的命题,但如果没有人类思维的指引,绝大多数命题并无价值。在一般的情形下,它们无法构造可以加深我们对自然界了解的漂亮或有用的命题。计算机无法判断什么是重要或者是有趣的命题。

    这带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数学家如何发现重要而有深度的定理?

    一个重要定理的证明通常由一系列复杂的推理所组成。如果我们看不清前进的方向,那么几乎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推理。

    当数学家开始着手研究一个问题时,首先需要有一个好的规划。正如画家需要从画的类型来决定所采用的技术和媒介。另一方面,研究数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很多时候,当新数据或新见解出现时,我们可能需要改变研究的规划。

    众所周知,科学由许多科目组成。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会诞生许多新的课题。有趣的是,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往往来自于两个或多个古老科目的融合。非常类似于两家大公司的合并。如果我们了解这两家公司的文化,那么这很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反之,如果对两方的了解都不透彻,合并的结果,也可能是一个灾难。

    爱因斯坦(1879年—1955年)曾经成功地将狭义相对论与牛顿引力理论相结合建立了广义相对论。这是物理学的巨大飞跃。爱因斯坦能够这样成功是因为他对这两个领域的精通超过任何同时代的物理学家。因此,我总是建议我的学生至少同时掌握两门不同领域的知识,并努力将不同的科目结合起来。这个建议可能对其他学科也适用。

    无论是在科学,文学或社会学,我们都需要有广博的知识,这样才能开拓新的课题。在大学里,我们学习的知识可能取决于每所大学的要求。好的学校,比如哈佛,会要求学生学习许多不同领域的知识,打下良好的核心基础。哈佛大学的大部分学生不但学习刻苦,也经常互相交流,选修不同学科的课程。我有一位朋友的儿子,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时主修埃及文学。我以为他会是一个学究。但他毕业一年后,开创了一间相当成功的高科技公司,由此可见通才教育成功的地方。

    但是,当涉及到更具体的事情,大学教育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进入研究生院深造,到公司实践学习,参加技能培训。无论身在何处,都有学习的机会。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生都在研究数学。但我也同时研究物理学,从我的博士后那里了解物理学前沿,并与他们一起工作。我的许多博士后拿的是物理学而非数学的博士学位。我选择物理学博士,是因为我需要向接受过物理学专业训练的年轻人学习。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不能仅仅学习了一门学科表面的东西,就以为自己掌握了这门学科。

    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很难找到合适的研究方向。

决 策

    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决策能力的重要性。这通常取决于许多因素,如个性、能力和外界的约束。为了选择我们的研究方向,我们需要权衡众多可能的影响因素:例如我们要考虑所需要的资源、可能产生的后果和团队的个性情感等等问题。

    我们在做研究或创业的时候,往往需要当机立断,这需要一种直觉。这种直觉需要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与朋友讨论有助于拓宽这些知识和澄清疑点。经过足够的磋商,饱读相关的材料,权衡不同的利弊,都能帮助我们作出最终的决定。但是最重要的因子来自以下的直觉:如何更好地实现在研究或生活中早已设立的长远目标。

    屈原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有时候人们会为了短期的目标,而迷失了人生的终极目标。在这方面,道德教育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非常感谢我的太太,她总是提醒我要坚持自己的理想。我们不能放任自己,为了短期的收益而忘记了初始的目标。即使我们生活的目标是为了赚钱,也需要考虑到社会结构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状态,没有人可以不依赖别人的帮助或者不去帮助别人而获得成功。就如高科技的专利权——政府的法律保护和企业的互相尊重同等重要。

    美国人擅于开发新技术的原因有很多,但保护知识产权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条。知识产权不受到保护,就意味着工程师的成果很容易被人窃取。没有奖励,科学家和工程师很少愿意花费多年的努力去开拓新的研究!一般来说,中国企业家不太信任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大多数私人公司由家人接班。遗憾的是,许多企业经过两三代的传接后就失败了。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一个是因为他们的后人有着巨大的财富,流于安逸而丧失了动力或者对经商的兴趣。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家族以外的人不信任,家族企业找不到最有能力的人来管理,这点也与法律不健全有关。在硏究的领域里,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一般中国学者只相信自己的学生或系里的老朋友。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除了中国人的传统学派观念外,主要还是由于中国学术界存在剽窃的风气。在我接触到的学者和编辑的杂志中,我发觉中国数学界剽窃的问题比国外严重。至于其它学科也常听闻同样的问题。有些学者,甚至有的院士,他们在修饰文字后,将别人的想法放进自己的文章里头,由于不是搬字过纸,一般学者并不认为这是抄袭。一些机构却往往重用这些学者,这些山寨学者己经严重地影响到千人计划、重大项目的评选和院士选举等等,甚至起了控制作用。有人缺乏认识,有人不敢抗拒他们的欺诈,被迫跟他们合作,这是很不幸的事情。机构领导对此尚无认知,常年用少数的这种学者管事,确是中国数学未达世界一流的原因之一!

    一般来说,美国高校和研究所富有浓郁深厚的学术气氛。但学者最终能否取得成功,仍然取决于研究人员是否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和决定。

    让我举一些亲自经历的例子。我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工作了三年。从1980年开始,我带了不少研究生。1985年那一年,有15名研究生在我指导下学习。他们中有些成为了非常出色的数学家。许多中国大学的学生想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来学习,我都尽力帮助他们,无论他们最后是否成为我的学生。

    其中有一位来自北京大学的申请的学生希望学习数论。我安排他师从一位杰出的数论学家哈罗德·斯塔克,他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双聘教授。但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也许出于个人原因,没有同意他来加州大学。那个学生被派往普渡大学,学习并非他最感兴趣的代数几何。尽管他在博士论文中取得了进展,他仍然无法在毕业时找到合适的工作。

    经过很多年艰苦的生活,他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成为新罕布什尔大学的一个暂聘讲师。虽然环境并不尽如人意,他还是坚持做他心爱的数论研究。大约在两个月前,他解决了数论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20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虽然他的薪水不高,他却很享受研究的乐趣和所取得的成果。这位学生就是现在极负盛名的张益唐教授。

    另一方面,我有一位在圣地亚哥任教时带的学生,他跟随我来到哈佛大学继续做研究。在我的指导下,他完成了几何学中几项重要的工作,但是他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他在选择工作方面不接受我的建议。他毕业时,很多名校邀请他为助理教授。我的朋友汉米尔顿是大名鼎鼎的几何学家,也可以说是这个学生的偶像,他在圣地亚哥分校为这个学生安排了一个预备终身制助理教授的职位。这是一个极好的职位,因为这个位置很快就可以变成终身职,但这位学生拒绝了。他选择了普渡大学,因为他觉得普渡可以为他解决签证问题。他没有和我商量他的决定,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三年后他被迫离开普渡大学,其实那些年中,他的工作还是做得很出色,但他不懂得系里的人事关系,被系中的教授排挤而离去。他因此觉得累了,不想再继续从事科研。他虽然曾经做出杰出的工作,但因为疲惫和失望,他选择放弃数学,为此我深感遗憾。

    这两个例子表明,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困难。但个人的能力和性格会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如何克服困难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坚持不懈对于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能从所做的事情中获得欢愉和成就感。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学生在他研究生涯的最后阶段时告诉我:他对研究已经逐渐失去了兴趣。我想这就是这两位数学家之间最主要的区别,遗憾的是,他们的人生也是截然不同的。不过,我还是希望我那位学生振作起来,前途还是光明的。另一方面,我也见到很多早熟的年轻人,一早成名,却往往一念之差而开始沉沦。

    在我的指导下,有另外一位学生在毕业时,读书读得不错,解决了我提出的一个有名问题的第一步。由于我的提拔,他受到数学界同仁的重视。但是几年后,他开始发表充满漏洞的数学文章,又依靠剽窃来获取本不属于他的荣誉,很快他就沉溺在虚伪的生活中,兴趣也从学术研究转到追逐名利,甚至联群结党,不择手段地去欺负年轻学者。这种现象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中国数学的前途。看了他和
政府官员的谈话和向媒体的宣传,我才对孔子说的“巧言令色,鲜矣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屈原说:“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至于何时他才能迷途知返,从既得权利的巅峰返回,做一些踏实的学术硏究,是一个有趣而又可悲的问题。在这个浮华和追逐名利的社会,这需要无比的勇气,我希望我的学生都能向张益唐学习。所以我们必须牢记正途并坚定不移地去追寻真理。

    从这个故事来看,过早成名往往需要更严格的自律。来自同行的竞争压力,无知家长和有野心学长的期望,可以毁掉一个年轻人的光明前途。

    中国家长都望子成龙,却常常没有顾及孩子成长时,除了学业和道德的教诲外,还需要有良好的伴侣,并得到年轻人应有的乐趣。

    从前有一个才20岁的年轻人跟我做博士后。刚开始时,我没有注意到他的年龄,他的工作也算出色,和我及其他博士后一同发表了一篇还算不错的文章。但是有一天,我在中国访问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他在家里不停地尖叫,被警察捉到精神病院去了。我才了解到他的情形:他在马来西亚长大时,极负盛名。他12岁中学毕业,就到加州理工大学读书,三年后完成学业,到康奈尔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这是中国家长都羡慕的年轻人。但是他进医院后,只有他的妹妹来看望他。据他妹妹说,他学业进步太快,没有任何朋友,连父母都没有办法跟他交流。过了大半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父亲,我感到失望,他的父亲还继续对他施加学业上的压力。他回到新加坡后,过了两年,竟然自杀了。我为这件事感到惋惜。所以我总想奉劝家长们,在教导小孩时,不宜操之过急。让孩子们多交一些益友,让他们知道生命的乐趣。

我的学生中,有成为一代大师的,例如在斯坦福任教的理察·孙就是,我和他一同成长,互相勉励,因此他在学问深受我在影响,但我也从他那里学习了使我一生受用不尽的学识。华裔学生还没有他这个水平。但是,李骏和刘克峰都在数学上有极重要的贡献,比我上述的在玩政治时呼风唤雨的学生贡献大得多。

当时李骏在上海参加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数学比赛,得到第一。我孤陋寡闻,当李骏来美国做我的研究生时,我没有特别注意到他的辉煌历史。直到一个我从上海来的外甥指出有这么一号的天才时,我才知道这个事情。我想这是一件好事。他循规蹈矩、严谨治学,我送他到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跟我一个老朋友学习代数几何,脚踏实地地学习两年后,他现在己经是这个学科的带领人,比我那位出名的学生做的工作重要得多。刘克峰也是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博览群书,不单在几何上取得杰出的成就,对弦理论上也有深入的贡献。

除了我自己的学生外,我也看着一些用功的年轻人成长。其中有复旦大学的傅吉祥,在晨兴数学所的几个年轻数论学者和最近在清华大学的李海中,他们虽然受到某些有权势的院士排挤,仍然做出国际一流的工作,使我觉得兴奋。尤其是田野在数论上的工作,在国际上得到 认同,得到三年一次的晨兴数学金奖,在众多高手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大陆第一次得到金奖的得主。数论在他从前读书的大学已渐衰微,但出于兴趣,他坚持了下来,完成了大陆学者这三十年来最重要的工作,真是值得庆贺的事情。比田野年轻的有徐浩,他刚毕业时, 我担任哈佛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哈佛大学数学系以等同助理教授的职位聘请他四年,中国某些对他的工作亳无认识的院士却欺负他,连最基本的奖励都不愿意给他。由于哈佛数学系多年来不设助理教授这个职位,网上竟然有人质疑他在哈佛的职位。他还是很努力,解决了弦论数学上的重要问题,今年得到晨兴数学银奖。晨兴奖由十个国际知名的数学大师评审,其中三个大师是菲尔兹奖的得主,其他 都是美国、德国、俄罗斯或英国的院士。这两位得奖的年轻人的成绩都值得我们庆贺。

    所以急于求成,往往失败。而坚定不移的学习始终是做研究的不二法门!

结 论

    艾萨克·牛顿(1642年—1727年)曾说过一句名言: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或许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些巨人们是站在他们之前的那些巨人的肩上!任何想要获得成功的人,都必须学会向前辈伟人学习。很难相信如果不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上,我们能够取得超越他们的成就。要知道,在他们的年代,这些巨人也曾经被认为是天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几代天才刻苦钻研所积累起来的成果。

我相信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商人,他们应该在建立企业之前学习了解他们所经营行业的基本概况。决策的制定要快而果断,当然前提是事先做过充分彻底的调研并集思广益。所以美国人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个人都应该不断探索新的思路和新的方向,只有如此才能胜人一筹。我们应该知道,创新基于广泛的知识,开阔的思维和辛勤的工作。我们应该学会从不同的来源汲取知识,包括那些我们一直没有涉猎的科目,并且以无比的毅力和耐心向伟大的目标进发。

    (丘成桐 1949年出生于广东汕头。1983年获得素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迄今仍是华人数学家中唯一的获奖者。1979年后,丘成桐把主要精力转向振兴祖国数学事业上,先后创建了香港中文大学数学所、中科院晨兴数学中心、浙江大学数学中心和清华大学数学中心,并亲自担任这些研究机构的负责人。现任美国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国际顶尖数学杂志《微分几何杂志》主编。)

   2013-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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