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这期文集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也带上了政治色彩。杜建国的看法与许小年的截然不同。中国的经济带有浓重的政治意义,习李已不是在抓经济,而是抓政治。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经济如此关系到政治,打经济仗就是打政治仗。杜建国的文章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意味。吴敬琏先生的文章说推进改革对中国的性命攸关,问题是推进什么样的改革?实际上本期文集的经济文章都涉及这样一个基础的理论问题:经济运行是由政府支配还是由市场支配?赞成政府支配的以英国学者罗思义(John Ross)和杜建国为代表。赞成市场支配的以许小年、吴敬琏为代表。而现任总理李克强目前所采取的政策似乎偏向于市场支配学派。所以,罗思义的文章最后对“李克强经济学”提出了质疑。林毅夫似乎也看到了某种危险,他最近表示:“那些倡导中国经济以消费为主的,都是公然地要求我国很快地陷入危机。”如果调整失当,问题可能会在短期内出现。

    果然,就在克强经济学准备实施时,市场突变,银荒、银贵、热钱外逃、股市大跌在6月份都出现了。于是,7月份的风向又发生了转变,“保持政策和发展的连续性稳定性,使市场主体有稳定的预期”,成了稳定情绪的基调。政策的变化也就在短短的一月间就会产生巨大的波动,这不能不说给新上任者一个下马威。还是林毅夫老谋深算,赶快抛出一篇《放弃投资拉动不可取》以正视听。

    目前中国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各类政客都在蠢蠢欲动,拉帮结伙,试探风向,囤积势力。党禁一开,顿成气候。周志兴、李伟东、荣剑、于建嵘等的文章都可反映出这种现象。 周志兴在北京郊区建了一个房子,叫共识堂,去年有两千人次去吃饭,今年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千人次了。于建嵘在东郊的庄园也成了宾客云集的去处。而荣剑先生在北郊紫玉山庄会所银树楼的聚会,更显示出一些富贵气派。相比之下,左翼人士常去的地方就显得穷酸了,乌有之乡的聚会一般是没饭吃的。社会各色人等都在为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奔走,相比起那些策划于高堂会所如秦晓式的新兴资本政客,更有那些在北大苦读马克思《资本论》的重新觉醒了的下层青年。请各阶层的政客们都睁开眼睛吧,看看普通百姓在想什么吧,不要光看到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不要认为天下趋势都会按着自己的愿望发展。像罗小朋那种纯书斋就该放到下边一个镇当两年镇长就明白中国是怎么会事了。

    当然也有实实在在探讨问题做学问的,如梁京和周拓,周拓先生敏锐地看出革命与激进问题,梁先生的文章提到政治与统治的问题,好的国家管理就是政治,坏的管理就是统治。政治是艺术,统治是简单机械,缺乏创新。当前的国家管理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中国需要政治智慧!但政治智慧从何而来?仅靠体制内的智囊吗?仍然靠幕僚治国吗?王沪宁已经快江郎才尽了,已经有人发出疑问了。那为什么不问政于民间智库呢?

中国需要政治智慧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3年7月8日

目录

特稿

首届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仲大军:在一个民智和官智大开的时代

仲大军等:论 平民的高贵之气

《奥秘》:美国科学家联合签名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

仲大军等:埃及动乱给中国的启示

袁铁成:埃及眼前挑战与长期困境

周舵:倾听扎卡里亚

经济

世经政所:全球宏观经济季度报告

吴敬琏:推进改革对中国性命攸关

编辑:克强经济学重建中国经济?

林毅夫:放弃投资拉动不可取

世界日报:外资撤离中国 规模空前

罗思义:中国用消费带动增长不会有效

思义: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威胁

杜建国:降速无助于提高经济质量

杜建国:中国的高增长并不粗放低效

大军智库:正视中国经济质量的黑洞

史正富:中国的三维市场经济

欧美狂言:彻底解决中国,让华人全傻眼

陈锡文:中国的城乡矛盾----土地制度应该加快改革

看客:中国的金融泡沫

 孙立平:中国已形成吸收财富的巨大黑洞

熊剑锋:中国财政供养规模调查

许小年:中国持续衰退的冬天刚开始

檄文:近十年犹如又一场浩劫

清单:计划经济时代的工资单及人均收入

莫名:胡温十年祭

方晓:中国2.7万河流死亡 四亿亩土地被污染----中国的治污成本有多大?

周佩白:南京大学miRNA理论颠覆转基因安全神话

直言:德国折射中国:谁领先、谁落后?

政治

习近平新政拉开序幕----反贪反腐,整肃政纪军纪

梁京:中国不能只有统治没有政治----七一有感

中国工人(共产)党:警察政治是改革开放的毒瘤----恢复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光荣传统

维国民:民主路径实施探讨——走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

周舵:激进派朋友请听我说

台湾论坛:假如中国没有毛泽东

曹锦清:中国共产党的“天命”还在

郑永年:西方自由主义会把中国带向何方?

蔡定剑 王占阳:何以宪政?——编者的话

未普:执政红二代和民间有共识吗?

周舵: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周志兴:中国发展十字路口的左右之争

李伟东:太子党五点共识

荣剑:解读罗小朋的“总理难题”

幕僚治国,福兮祸兮?----王沪宁仕途何去何从

汉心:中国政治集权的社会成因

文史

阿波罗:贵族气质

 周舵 :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看孙中山和蒋介石的一个主义 

易中天: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秦晖:苏联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汪子懿:论孔门是武装集团

李忠湖:先商起始滳河流域刍议

转发:卸任后的胡锦涛

王仲方:胡耀邦说林彪看重我,周总理不太了解我

吴官正:闲来笔潭

罗慰年:坦然一坐 改变历史——纪念罗莎•.帕克斯诞辰一百周年

史闻:首届选国家主席,没有把票投给毛泽东的张东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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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科学发展观专用 收件人:zdjun2011 时 间:2013年07月03日 06:04 (星期三) 附 件:36个(IMG_2244.JPG ) 查看附件 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发布北京宣言(图)

首届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发布《2013北京宣言》

智库研讨会组委会

2013年7月3日

    2013年6月30日,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特聘专家委员会在中国北京联合举办了“首届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国与地区的智库界百余名代表,围绕“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发表了真知灼见,贡献了智慧见解。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并成为“智库筑基中国梦”系列研讨活动的良好开端。本届研讨会以“高端命题、高端专家、高端成果”为要求,围绕“中国智库的挑战与前景”、“思想市场与智库产业”两个议题进行讨论,提出中国特色智库发展问题的建议和对策。参会代表们对中国智库如何发挥知识高度密集的优势引领中国早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智库面临的发展困境与挑战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著名经济学家、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联合国副秘书长彼德·朗斯基-蒂芬索参加了会议开幕式,并分别发表演讲。会议由《国家智库》总编、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于今主持。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同志发来贺信。贺信强调,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次进入关键时期。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并为之努力不懈。智库作为科学决策的重要元素,理应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中央政府强调:要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此次研讨会汇聚了海内外众多知名智库专家,共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智库的建构大计,适逢其时。希望通过这个窗口和平台,让世界了解中国智库,让中国智库走向世界。

    联合国副秘书长彼德·朗斯基-蒂芬在开幕式中提到,在现在的改革和变化的时代,我们需要非常高质量的研究,而在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之外,智库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智力、知识的骨干系统,聚集知识、专长以及经验,使政府和社会都能从中受益。希望这种高级别的智库研讨会能加强智库的力量,引导更多研究,尤其是指引“中国梦”的实现。

    国务院参事、《国家智库》《中国智库》主编、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任玉岭代表大会组委会致辞。他指出,最近一个时期,我国主要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和刘延东副总理都对建设新型智库给出了重要指示。中国的智库发展将迎来美好的春天。为了加强智库建设,必须认识到当前中国的智库仍存在独立性不强、研究水平和影响力不足等问题。各级政府必须强化智库意识,请智库机构参与到决策的依据,思路和框架中,确保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同时也要大力发展智库机构,对国有序列的智库机构松绑、放权,大力发展民间的智库机构。另外,智库要保持独立性,力排利益博弈的干扰,避免为既得利益者代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教授作为与会嘉宾致辞,并提出了自己对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思考。一是要用改革的理念办好智库,用创新的精神做好研究。第二,要探索有活力的智库建设组织形式。三是要在国际合作当中提高中国智库的学术水平。第四,政府要引导支持智库建设,这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保证。

    成思危以“中国智库的责任和素质”为主题做了主题演讲。他强调,智库的责任一是支持决策,具体体现为探讨理论基础、评鉴国外经验、完善政策框架、分析实施难点,二是要对决策可行性进行评估。而智库需要具备的素质方面,成思危提出四方面,分别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合理的方法、兼容并蓄的精神、人才合理的结构。另外,他提及,当前民间的第三方智库需要加强建设,希望能够通过基金的方式在资金上进行支持,提到社会上对智库的认识和重视,促进智库能够逐渐发展壮大。

    在开幕式后,会议以“智库筑基中国梦”为主题,请各位与会代表发言,并划分为了两个分论坛,分别为“中国梦:中国智库的挑战与前景”“中国梦:思想市场与智库产业”。参与讨论的中外智库研究专家、智库管理者及各界代表多达百位。其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各位参会专家普遍强调,当今中国的智库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数量上逐步增多。但整体看来研究水平依然不高,国际化影响力不高,尤其是缺乏具有世界领先研究能力和影响力的一流智库。这是未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基础。

    二、中国智库发展需要借鉴国际的经验

    布鲁金斯学会、新加坡东亚研究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等多个知名智库机构的参与代表介绍了上述智库的发展经历、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们强调,国际上著名的智库机构尤其强调研究人员的高水平研究能力和多元化的背景、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支持研究成果,并强调智库的社会和政策影响力。目前,领先智库也在强调走向国际,与各国更多的机构进行合作,扩大国际影响力和综合实力。

    三、中国民间智库需要大力发展

    民间智库是政府和企业外的第三方机构,对于政策的决策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当前环境下,要大力发展民间智库,要从改善大的体制机制上给予民间智库成立、研究、发表成果更大的空间,并通过有效的筹资、捐助性质来支持民间智库的发展,使其发展壮大的同事仍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在民间智库中汇集更多人才,并提高智库成果的研究质量和影响力。

    四、“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智库的支撑

    “中国梦”是整个国家、民族对于未来发展的梦,更是每一个人追求未来幸福的梦。在实现的过程中,智库作为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托力量,理应发挥重要的使命和担当作用。表达不同人群的声音、积极参与政策决策、促进社会环境公平公正和谐地发展。

    五、促进智库产业的发展,但不是盲目市场化、产业化

    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正确区分公益非营利性智库事业和经营性智库产业的不同性质和任务。凡是智库事业发展必须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智库事业单位为骨干,创新公共智库服务体系”的方针,保障满足政府执政党基本的顶层设计需求,这是政府的责任,不存在“市场化”的问题。而智库产业发展则必须基于中国国情、区域特性和产业布局,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人才聚集、产业升级、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要求,坚持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致力于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规范的智库市场,提高智库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以提供高质量的智库产品和服务。发展智库产业必须把公益非营利性智库事业作为一项基本前提,智库产业也不是政府直接办产业,政府的职能是为智库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环境、空气,搭建好服务平台,做好政策引导,搞好市场监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及智库产业的发展一定要走科学发展之路,基于中国国情以及东中西部区域发展战略,要更加注重内涵、质量、效益,坚决克服一哄而上、盲目发展的倾向。

    闭幕式上,大会组委会联席主席兼秘书长、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于今代表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发布《2013年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宣言》,全文如下:

    一、积极推动中国智库多元化发展,努力提高中国智库的成果水平和影响力。

    二、为有益于中国智库行业的有序发展和规范建设,在本次会议的基础上,成立中国智库行业协会筹委会,将本次参会的各方专家吸纳为首批会员。会议推选筹委会主席,名誉主席,以及筹委会成员。

    三、 围绕中国智库发展与建设而发生的“资本”问题,一直是影响智库生存、成果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筹备“中国智库发展基金”是中国智库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建立与完善捐款制度,拓展与活跃资金来源,才能实现中国智库的可持续发展。

    四、打造中国智库论坛,使其成为推动中国智库发展的重要平台,就现实中的焦点问题、热点问题、难点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2013年6月30日 北京

 

 

在一个民智和官智大开的时代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3年7月5日

    2013年6月30日我应邀参加了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的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国务院参事任玉岭、东中西研究院长于今、清华大学教授朱旭峰等联合几家机构举办。联合国副秘书长彼得•朗斯基-蒂芬索、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都来讲了话。

    但我最感兴趣的是几个圈内学者也来了,如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王绍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卢中原、中央党校战略研究部主任周天勇、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李成、澳大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克里•布朗、国防大学的徐光裕、朱成虎、黄星将军等。当然大多数出席者都是体制内人士,民间智库的人士可能就是我和王德禄几个了。

    我其实原来也是在体制内,1982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到新华社,后来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0年下海在北京西城区工商局注册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身份进行了转换。但这三十多年的滚爬摸打中,我应当说是对体制内外都比较熟悉和了解的人。所以,我在这个会上的发言主要谈的是中国民营智库发展的经验和问题。

    总起来说,由于体制的问题,今天我国的智库精英和资源百分之九十九存在于政府及事业单位,中国的智库也基本上由官方垄断。那么民营智库是不是就不能发展了呢?尽管目前存在着困难,但我认为还是有希望的。

大军智库公司的艰苦历程

    坦率地说,我这个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甚至其前身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算不上智库。只能算是敲边锣的。2005年政府出台规定,不让民办公司叫中心、研究所,于是我公司改名为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虽然这些年主要是搞经济方面研究的,但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也很感兴趣。不过当年在工商局注册公司时,就很难在“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前面加上“政治”两字。当时的工商局在公司名称上是有很多限制的。

    总之是制度的原因,使我这个咨询公司干了智库的事情。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大军观察网站看看:www.dajunzk.com, 十几年来,以一以贯之,全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历史的综合内容,大军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了解中国政治经济的重要窗口。虽然大军网被封被堵好多次,但我们始终没有放弃,至今没有改变本色。我们的工作范围远远超出了经济咨询,按理说这是超出经营范围的,是不本分的。不过这就是中国民间智库的命运,也是中国的国情和产物。

    民间咨询公司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大事,但从体制上很难进入国家决策层的视野,很难上升到智库的层次。凭着我是体制内出身,有着很多内部渠道和关系,凭着我大量的文章影响舆论,才使我这个民营公司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和地位,甚至对中央决策层也能产生一些影响。

    譬如,在矫正过度外向型发展模式方面,在矫正过度追求外汇方面,在警惕美元储备风险方面,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自2002年起便开始发出呼吁,不要走重商主义老路,但胡温政府未能及时认识和警觉这些问题。

    通过这些事情,我清醒地意识到,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身份地位不过是一个社会观察者,我们的公司也很难称得上智库。准确地说,智库应当是影响政府政治、经济决策的机构,影响社会舆论的机构。在目前的中国,有资格称为智库的民间公司或组织几乎没有。我这个大军智库公司仅仅是准备进入这个领域。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是政府不买单,二官方智库一家独大。三是缺乏社会文化支持,四是难以获得社会经济资源,五当然就是能力有限了。

    但是,民间智库是否放弃了努力,顺从了种现实呢?没有。其实中国民间智库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取向的产物。一些人之所以从体制内走出来,就是因为有着一种追求独立的价值取向。我们走向社会,走向市场,更多地不是赚钱,更不是当官,而是为了一种文化和生活模式!中国社会有不愿当官的,这就是像我这样的人。

    中央党校的周天勇先生说,官方智库要去意识形态化,去行政化,党校内存在着不讲真话的现象,一味阐释、揣摩上司心意,这是御用智库的弊端。民间智库可以避免这些弊病。

民营智库的发展经验和方法

    通过这么多年的摸索和实践,我认为中国民间智库必须要有自己的操守和态度,这些态度就是:恭谨、低卑、诚实、坚持、专业、广博、客观、公正、建设、合作、独立、中和、担当、高效。

    民间智库不都是反对派,民间智库也是政府的合作者,民间智库的态度必须是建设、合作和协调。尽管我们经常发出批评,但态度是善意的,建设性的。

    民间智库具有桥梁的作用,是民与官的沟通媒介。所以民营智库不仅需要客观公正,更需要中和与包容,在衔接各种利益关系时起调节与协调的作用。

    民间智库不能偏激,不走极端。也许我这个仲姓便决定了我的性格,仲字出自中字,中是一个口中加一竖,意思是说话不偏不倚,不说偏话。仲字在中字旁边加了个人,意思是说要有人来仲裁。在一个利益纷争、矛盾冲突的时代,中立的仲裁机构和智库是非常需要的。

    民间智库必须要有职业操守,那就是要恭谨,诚实,中肯,勇于担当。在一个利益集团林立的时代,民间智库的态度是:公共利益高于部门利益。

    另外就是民营智库的效率。前些年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的刘福垣副院长曾对我开玩笑地说,你这个中心顶上我这个所(体改所)干的活多了。低成本,高效率,是民营企业的特点。

    我承认民间智库的短腿,那就是缺乏更内部的信息。我们的观察和判断往往是通过表象信息分析所得。要弥补这些缺陷,就需要多和国家智库和国际智库进行交流合作。但民营智库也有一些特有的优势,没有特权,没有权势,没有官气。民的身份也是一种优势。接地气是民间智库的天然优势。民间智库可以弥补官方智库由于身份不同、视角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和缺陷。

    坦率地说,大军智库公司目前面临着经营模式的困扰。我们的身份是经济咨询公司,但更多的时间干的不是经济咨询的事。前十几年我一直是抓革命,促生产,靠经济领域挣的钱,做社会研究之事。大军网站是非盈利网站,十几年来为中国社会以及海外提供了大量无偿的信息。如果不能得到资金的支持,这种经营模式支撑不了多久。

    因此,我很赞成王绍光、郑永年、李成、饶及人等先生的观点:智库应当是非盈利的,智库不是咨询公司,智库不能产业化,不能商业操作,智库的经费来源应当是社会资金,麦肯锡不是智库。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大军智库公司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在股权上商业化。我曾经也可以募集到一些的资金,但考虑到股份安排,最终我都没有接纳这些资金。

   但是,我国社会目前的公益资金还没关注到民间智库,这是制度的问题。民间智库在筹集资金方面仍然遭遇着体制障碍。我希望通过这个会议中国社会能关注这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

    社会资金仅仅是民间智库经费来源的一种形式。更主要的形式应当是政府的买单和企业的买单。如果中国政府部门以及企业界今后能转变观念,能够与民间智库合作,那么用不着公益资金,民营智库也可以发展壮大。

    这毕竟是一个民智和官智大开的时代,民间和政府都在发生思想转变,官民互动正在拉开序幕,官方一家垄断智库业的局面正在发生变化。开明的政府必然有开明的民间。

    我同意会上很多学者的意见,譬如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的看法:中国需要高端智库,首先要产生培育高端智库的政策法规环境,但高端智库意味着更高的责任!

    我同意郑永年教授的看法:智库业重在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

    我赞成国防大学朱成虎教授的提议:要培育智库文化,官员不要把权力当成自己家的私有财产,不把智库看在眼里,智库业要摆脱当前的拜金主义,阐释主义,吹喇叭抬轿子等铜臭气。

    我赞成共识网主编周至兴先生的意见:政府与智库之间应当有旋转门,官民身份要可以互换。

    我赞成中改院副院长殷仲义先生的看法:智库需要的是思想,产业需要的是市场。

    我赞成中国社科院继续教育学院董礼胜院长的观点:官民智库可以有分工。

    总之,这次会议给中国的民间智库发展带来了曙光。倒不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前些天说了句“中国需要高水平的智库”,从客观情况看,中国的民营智库也是十分需要的。下面我再从一些方面谈谈对民间智库的看法。

民营智库的作用与角色

    中国应当开放非官方的政治智库。中国目前最缺乏的是政治智库,而政治智慧又偏偏是中国最需要的。依本人之见,政府智库内的资源并不充足,而社会资源又得不到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要发挥作用。政府部门要敞开大门,与民间智库互动,官民互动,官民沟通。这样便可解决目前改革中存在的诸多棘手问题。

    民间智库应当是政府联系社会各种政治派别的桥梁,可以作为社会矛盾的缓冲器,政府可委托民营智库整合社会。中国共产党当年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其中就是联合阵线,靠得是民间力量,民间智慧。在新形势下,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始终不能丢掉这个法宝。“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礼失求诸野”,中国古代这些政治智慧不可丢弃。

    民营智库在中国社会发展与转型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应当秉持什么原则?我认为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就是不要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工具。在当下的中国,智库是社会各阶层利益和意见的代表。中国社会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完全多元化了,各利益阶层已经分化得非常明晰,不同的智库会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言人,民间智库尤其如此。但我认为民间智库可以有倾向,但也不能完全摆脱独立性,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工具。公共利益是民间智库的最高目标。

    与此同时,政府应倾听民间智库的意见和声音,应定期地、有偿地从民间智库获得信息和研究成果,实现官民互动,相得益彰。民间智库最大的特点就是高效而低成本,在帮助政府部门缩身、减负、提高效率方面,可以发挥作用。

时代的共识

    这次会议结束时,主持人于今先生选读了《北京宣言》,短短二三百字,言简意赅。我完全赞成:推动智库多元化发展,提得好!成立智库业行业协会也很有必要。筹备智库发展基金是好主意!至于说定期甚至经常开会交流经验,这是势在必行的。这个智库会议的《北京宣言》很好,没有一点废话。全是有用的内容。

    中国的事情就需要官民一心,共同推动,各项事业就会蓬勃兴旺地发展起来。我这个北京大军智库公司,希望借这个会议的东风,迅速在社会上找到知音,找到支持者,合作者。现在社会资金有的是,就是不往民间智库领域里投。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还是体制的问题。

    难道民间智库和民间学者就是不行吗?我是过来人。以我三十多年前的亲身经历,我看到了制度对人的影响有多大。四十年前,我渴望上大学,但当时的上大学做法是单位推荐。我盼了六七年,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通过考试这一公平竞争,我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从此改变了我中学毕业后在基层工作了十年的命运。

    今天我又面临着一场考试。国家给不给政策?如果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我们还能脱颖而出,我们能有机会为这个生我养我的社会做更大的贡献。我早就认识到制度对民企的重要性了。

 

 


 

发件人:树超 收件人:仲老师 时 间:2013年07月12日 15:03 (星期五)附 件:1个(20130712寒门子弟的贵族化之路.doc ) 查看附件,20130712寒门子弟的贵族化之路(树超)

    大军网编者按:下面是一组仲大军先生与其学生的对话,发出来与大家共同探讨。主要是想让今天的社会多一点正气,阳光之气。因为只有在阳光下人们生活得才舒畅,谁都不愿在阴暗、龌龊中生存。这就需要矫正我们的心态与行为。

论平民的高贵之气

仲大军

树超,你好!

    你这篇文章很好,推荐给大家一起看看。但我要告诉你,贵族之气更多地存在于整个民族之中,并不为某个阶层所独有。

    其实在穷乡僻壤也充满着贵气。我的家乡山东蓬莱范家村的村民便有一种贵气。80年代的某年,我从烟台下火车,从新华社驻烟记者站要了辆轿车送我回家。进了村,小车一直开到我姑姑家。一些村民都看到了。那时很少有人能做上轿车的。但我从一位本家大叔脸上看到的是一种不屑----对别人的发达富贵不屑一顾。

    我至今思索我家乡这些淳朴农民身上表现出的恬淡高贵气质。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便是一种贵气。几千年间,在中国那些自耕农身上都有这样一种独立精神。他们没有王公大臣们的财富,但他们有自己独立的尊严。

    贵气很多是表现在平民百姓身上,不阿谀奉承,不艳羡权势,不崇仰富贵,不攀龙附凤,保持一种自尊,不卑不亢的尊严,也是一种贵族之气。在一些人的意识里,好像只有贵族和权贵才有贵族之气,普通老百姓都是下贱的,低卑的。这是不对的。中国有句古话叫“不吃嗟来之食”。这说明在中国古代,连要饭的人也有尊严,也不能随便受人呵斥。

    因此,在今天的中国,我更注重平民身上的贵气,即不羡慕富贵,蔑视官权的骄横,守身如玉,不同流合污。象《水浒》中的梁山好汉,很多人具有这种气质。中国人民身上只有具有了这种贵气和品质,才能坚守正义,反抗不义与不平等,反抗腐败堕落,才能遏制权贵的骄奢淫逸,才能打造一个真正民主共和的社会主义。

    抚育我长大的姑父,范家村的一个普通农民,是一位耿直刚强的人。时隔两千多年,这些晋国贵族(范鞅)的后人仍然保持了贵族之气。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些高贵的品质仍然存在于一些普通平民身上,因为一旦高贵的气质形成便会世代遗传,尽管贵族家庭会败落,但遗留在血液中的禀赋不会轻易消失,会世世代代地遗传。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平民身上也有高贵之气,因为或许几代之前,他们的祖先就是高贵之人。

    中国人命运的变化可以由知识来改变。儒家传统的中国,只要肯读书,成绩优秀,平民子弟也能由小人变成有尊严的君子,进而入仕,变成高人一等的官员。所以中国的科举制度优于欧洲的贵族世袭制。

    到了近代,平民开始打破只有富人和贵族有尊贵的习惯,开始要求基本人权,这就是人的尊严,平等和自由。欧洲先是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有了尊严。后来又爆发了平民大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于是平民大众也有了人格和尊严。

    中国后来者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使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也有了尊严。到了今天,以人权所规定的人类权利已经普遍到所有的人民。但封建的等级、贵贱意识仍然在中国社会有各种残留。

    所以,我所欣赏的高贵,主要是人民大众自身应该拥有的平等权。当社会出现不平等的时候,便会影响到我的尊严,我的高贵,于是我便反对这种不平等。这才是人类的高贵品质。

    今天的中国,重在发扬社会的这种尊贵和平等意识,而不是恢复封建等级时代遗留的那种不平等之下的高贵。譬如今天一些权贵子弟和暴发户身上显露出的骄气,傲气。

    明白了这一点,你们在观察人的时候便会深刻一些,便知道个人如何发展。谨谈这些。

仲大军,



在 2013-07-12 15:03:41,"树超"  写道:

寒门子弟的贵族化之路

李树超

    仲老师讲,有人生而为贵族,举止优雅,谈吐不凡,而寒门子弟学习儒家思想后,同样会焕发贵族所特有的气质。

    实质上,有物质上的贵族,有精神上的贵族。仲老师所讲的贵族应是精神上的贵族。但我认为,贵族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应该是丰满的。巴尔扎克笔下的欧也妮·葛朗台是物质上贵族,手握500万法郎的财产却只让妻子儿女住在肮脏的地窖里,宁肯将钱币腐蚀也不肯周济贫弱,这是物质上的贵族,精神上的乞丐;孔子的弟子颜回,人格高尚、品行高洁、勤学善思、乐而忘忧,是个精神的贵族,却家境贫寒,英年早逝。他是精神上的贵族,物质上的寒士。因此,最完满的贵族应是物质上,同时也是精神上的。次一等的贵族是精神上的。纯粹物质上的叫暴发户,而不是贵族。

    贵族常让人向往的一种类型是举止得体,谈吐文雅,风度翩翩,外在给人一种迷人的魅力和光彩。即便有些贵族失势、身陷囹圄,或家都中落、流亡街头,其表现出的淡定自若、气定神闲也决不失贵族的傲气和品格,如谭嗣同笑面生死,秋瑾从容就义。匹夫受死,呼天抢地,慌乱无措,而贵族的气质如烙印般烙在贵族身上,即便面临人生的重大变故依然故我一般。若无一定的熏陶和修养,贵族在思想上的豁达、精神上的完满是很难达到的。

    寒门子弟由于缺乏贵族生存的环境和熏陶,在受教育层面也鲜有机会接受系统的修养和锻炼,寒门子弟贵族化便愈发艰难。难虽如此,但自古英雄多寒士,从来纨绔少伟男。中国文化古代史彪炳千古,寒门子弟一跃龙门、晋身致贵的也灿若晨星。西汉“翘翘束薪,不安其室。岂彼金夫,贤二千石”中的朱买臣、唐朝世代贫寒,胸藏济世之才的马周,都是寒门子弟晋身贵族的杰出代表。

    略观寒门子弟的贵族化道路,首先要让思想贵族化。寒士常小气,进退常思居家繁琐之事;贵族多大度,言谈多及修齐治平、天下苍生。真正的贵族应是国家的智慧之源和道德典范,寒士不仅要开拓视野、充实智慧,还要关心大事,修养品格。其次,要和贵族交朋友。晏婴认为致富之道实为交往之道,与富人交则宜获市利,与君子交如入芝兰之室。同声相和,同气相求,要想成为贵族必须结交贵族。第三,坚守操守,人格独立。孔子云,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与贵族交往,可以吸收智慧和精华,形成独立的人格和判断,而不是党同伐异。贵族就是进入一个群体却发现自己很稀缺的圈子,融入这个群体却又彼此超然独立。

    全世界的各个文明中,唯有儒家文化提供了寒门子弟晋身贵族的社会路径。西方文明多培养了一些暴发户,其他宗教等级文明不允许平民贵族化。只有在中国的古代社会里,寒门子弟学而优者,内心强大如君侯,精神完满如圣贤。风流肯落他人后,气岸遥临豪士前。

 

学习可以使人变得高贵

在 2013-07-08 19:01:38,"仲大军" 写道:

章淼 你好!

    我给你给你们写信,是想让你和你们身上有一种气质,规矩而高贵的气质。大家大多出身于平民子弟,没有多少可恃的权势和财力,也缺少那种优越甚至高贵的心理。但儒家的平民子弟只要学习到高等程度,身上便自然而然地有了高贵之气。这种高贵与尊严体现在你的行为处事方方面面。当你们还在社会下层奔波时,还顾不上讲究这些。但学习,可以弥补你们身上这些缺陷。

    学习可以使人变得沉稳,冷静,礼貌,文雅,矜持,不卑不亢,从而高贵,自尊。你们在大军文史班学习一年后都应具备这种气质。这种气质使你的人生打拼甚至都有了节奏和色彩。

    现在就需要你们具备学识和才能。多上大军网看文章,多参加我的新浪微博讨论,思考问题,既了解经济、懂经济,又关心政治,关心文化。大军智库是需要全方位人才的地方。希望你们有条件的就向这个方面发展。

 

做人要坦荡荡

在 2013-07-04 09:20:48,"仲大军" 写道:

章淼 你好,

    谢谢你的关心。每篇文章前加发件人,是说明文章的出处,是说明稿件是别人是谁传来的而不是从其他网站剽窃来的。这是为了尊重知识产权。而传稿人也都是光明正大的公开之人,而非包着捂着见不得光的人。这是正规的网站文化,而非今天的微博文化。

    你们整天上微博上得已经是非不清了,还是溯本追源,回归真实的世界。譬如你微博的头像,最好换成本人的真实面目。做人万变不离其宗,做真实的人,反而在世界没有风险。

    缀上发件人的联系方法,还有利于学术交流,一些可以直接给文章作者写信讨论。这是君子文化。至于有小人做手脚,就不能因噎废食了。

    大军网站以及大军文史班都是公开透明的,这是在提倡一种阳光文化,阳文化。虽然我们也懂得“圣人之道阴”的道理,但该阳的时候还是要阳。否则一个社会充满阴暗,这个世界多龌龊啊!

    做一个落落大方之人,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邪不压正,记着这个道理。希望你们所有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仲大军,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7月14日 10:39 (星期日)附 件:3个(友人56:向大家推荐两段视屏节目.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美国科学家联合签名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

摘自《奥秘》

    在这篇反对文章上签名的美国科学家共有514名,其中有154名是生物学家;76名是化学家,63名是物理学家,其余的是一些毗邻学科的专家们。在这些科学家联合签名的反对文章中写道:“我们对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表示非常的怀疑。”

    这篇文章还称:“我们对达尔文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理论表示怀疑。我们认为,作为科学家,我们有责任要求各领域科学界进行一系列更加深入的研究,以确定达尔文的理论是否合理。”据这篇反对文章的起草者认为,地球上的生命具有极其复杂的发展过程,达尔文进化理论狭窄的框框根本容纳不了地球生命的起源与未来发展进程。

猴子比人聪明得多

    几年前,一位长期从事猴子野外行为研究的人说,猴子的行为十分神秘,几年研究下来,越发觉得进化论的理论无法站住脚。猴子的群体的管理方式很独特,它们有很多办法“使自己生活得更好”,很多东西是人根本无法理解的。比如对自然变化的反应,猴子比人要聪明得多,对于地震、洪水等各种灾难的反应,比科学仪器还准确。怎么能说人是猴子变的呢?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推算,人类出现文明最多也就是1万年吧。那么按着这个推理,猴子应该是最聪明的动物了,在猴子变成人之前,应该是它们主宰世界了,这又和进化论物种竞争的说法矛盾了。

    进化论认为,生物界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变化而成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世界上万物都是这样进化来的了,那么小白鼠是什么进化来的?大象是什么进化来的?苍蝇蚊子是什么进化来的?现代生物学分类的那些不同的动植物中,同一分类级别的物种,哪些是简单的,哪些是高级的?它们都是怎么来的?当时有多少猴子变成了人,什么样的猴子能变成人,什么样的猴子不能变成人?地球上那些没有猴子的地方,人是怎么来的?远古时期又没有交通工具。

    这位研究工作者说,如果把所有的疑问提出来自己就完了,研究课题就得结束。因为那些老“科学家”绝对不同意这种背叛达尔文的观点。因为这样,他们就等于在推翻自己研究一辈子的“成果”,等于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500名科学家否定进化论

    超过500名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联合签署了一份声明,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质疑。签署声明的科学家当中,有的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和俄罗斯科学院享有很高声望的成员。2001年,PBS电视台为宣传其“进化”系列节目发表声明称:“实际上,世界上的每一个科学家都相信进化论是正确的。”就在那个时候,西雅图的“发现学会”对PBS的言论首次提出了质疑。

    “发现学会科学与文化中心”副主任约翰·韦斯特说:“达尔文主义者仍在说没有一个严肃科学家怀疑进化论,但是这里有500名科学家愿意公开表示他们质疑这一理论。”

    其实达尔文没有肯定过他的理论。专家说: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设理论,达尔文希望将来能发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进化论是对的,可是经得起检验的证据至今也没有找到,而且进化论的理论与事实也出入太大,论证模棱两可,结论也无法重复。后来的学者是把进化论当作一种科学的信仰继承下来的。这种新奇的假说很快形成了一个流行的信仰,人云亦云,现在被人当成了真理。

    如果进化存在,必然存在进化过程中物种之间的过渡类型,否则进化就是谬论。在逻辑上,过渡类型的化石也就成了进化论的三大证据之一。而事实上,这方面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用,达尔文等人猜想20世纪会找到明确的证据,结果现代的人一着急就自己伪造证据。

数起伪造的“进化论证据”

    在从猿到人的问题上,寻找过渡物种“类猿人”,早就列入了科学的“十大悬案”。数次宣布的人类始祖,很快就被否定了。例如,1892年发现的人和猿之间的过渡化石“嘉伯人”,是一块猿的头骨和相距40英尺的一根人的腿骨拼凑出来的,学术界否定了“嘉伯人”,科教方面却还在宣传。直到1984年“嘉伯人”才被新发现的猿人化石“露茜”代替。但后来的鉴定中,露茜也被大部分学者否定了,科学家已经确定了露茜是一种绝种的猿,和人无关。

    6具“始祖鸟化石”的相继问世,轰动了世界,成为鸟类和爬行动物之间过渡物种的典范。后来鉴定出5具是人造的,剩下的一具拥有者坚决拒绝拿出来做任何鉴定。最初的“发现者”坦白了造假的原因之一:太信仰进化论了,找不出证据只好自己伪造。

    科学最新研究:地球上动物首次出现的时间距今不超过5.8亿年。按着达尔文的进化论“推算”人类出现文明都没有超过一万年。可是另一项考古成果却是20亿年前,非洲落后的加蓬共和国造了一个核反应堆!那时候连动物都没有,这不是打坚持进化论学说的科学家嘴巴吗?

    188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太波山下出土了许多精巧的石器工具,鉴定后确认这是5500万年前的遗迹,完全打破了进化论里人类进化的体系。其实很多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进化论使科学走进死胡同。

    1966年,墨西哥的霍亚勒克出土了一批铁矛,美国地质学家麦金泰尔博士奉命去鉴定。她用了两种方法测定了铁矛的年代,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距今25万年。这个违背进化论的结果实在让科学界无法接受。一个欧洲学者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改成了人们愿意接受的年代。而麦金泰尔,这位在国际上有一定声望的教授,却从此失去了在相关领域里工作的一切机会。

    已故的考古学家阿曼塔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他在墨西哥的普瑞拉瓦城发现了一个史前动物的颌骨,里面有一块残破的铁矛的矛头,鉴定发现是26万年前的武器,一些刊物公布了这个不寻常的发现,但很快招来了“权威们”不做任何调查的批判,阿曼塔的事业也从此被扼杀了。

达尔文“进化论”被推翻的原因

    达尔文“进化论”统治了科学界一百多年,其核心思想是,一切生物都是由低级到高级进化而来的,在进化过程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其进化条件是,基本生物元素通过随机的、偶然的碰撞,使得其自身越来越复杂,功能越来越多,逐渐向高级生命过渡。

    达尔文“进化论”问世一百多年来,特别是其核心思想“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在社会上引起了强大反响,人们按照这种生存竞争理念在社会上不断求得自身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理论显示出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社会上,投机倒把、弄虚作假、贪赃枉法、学历造假、偷税漏税等蔚然成风,他们抱着所谓的侥幸投机心理期望能够躲过法律的制裁,从潜意识的角度来说,还是深受那种随机进化论的影响,因为人是随机的产物,所以人的一切进步的东西似乎通过侥幸与投机才能实现

    还好,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高科技的突飞猛进,世界上很多顶级科学家开始对进化论产生了怀疑,他们借助现代的高科技,包括显微技术、化学技术、克隆技术、生物技术、天文学的观测与研究技术等一系列现代科技,发现进化论的种种局限性,仅仅是一种从感性上看起来像那么回事的理论,其假设前提是站不住脚的。

    例如,现在研究物质进入了微观时代,科学家们对微观世界的一个分子进行研究,他们发现这个分子之所以具有一个整体功能,是因为这个分子是由无数个零部件组成的,每一个零部件都各司其职,各自发挥着自身独特的功能,有的负责能量运输,有的负责指挥方向,有的负责废弃物质与能量的处理,有的负责协调各个零件的关系等,如此这般复杂的分子内部结构,比世界上最复杂的加工厂还要复杂很多倍,研究发现,这些零件必须同时具备,少了任何一个,整体分子的功能都不复存在。

    所以,无数个零件必须同时具备,整体功能才得以实现,按照进化论来说,显然是无法解释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仅在微观世界这一方面,科学家们通过无数事例越来越发现进化论有局限性,其实,进化论在短暂的历史时期而言,它是合理的,但从整个宇宙起源过程来看,它的理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必将被另一种新的宇宙理论取代。

 
 

 

 

 

埃及动乱给中国的启示

仲大军等

    @仲大军:7月4日凌晨,埃及民选总统穆尔西被军方囚禁,支持总统的民众与反对总统的民众在广场上互殴,死伤也不知多少人了。一年多来的民主,使埃及变成了群众斗群众的屠宰场。中国如果将来发生了民主,其分裂程度和内斗性还不知会怎样。中国现在实施民主,就等于当年发动文革。其效用是一样的,肯定天下大乱。

    @王二:多年阶级分化,利益集团,民生积蓄的怨恨大爆炸,后果难以想象。

    @腊月仙客:会更惨烈!

    @海上飞翔2011:中国如果将来发生了“民主”,其分裂程度和内斗性一定要比现在的埃及惨烈的多,国家也会因此分裂。

    @仲大军:你们都意识到了,因此珍惜今天的和平吧。目前只有中国没有炸弹横飞了。

    @朦胧灯:中国是人口大国,每个阶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且还很强烈!一旦放开“民主”了,党斗派斗族斗村斗,恐怕要比台湾惨烈得多,也肯定比埃及震荡得多!唯一的好办法,是搞好党建,保证执政党肌体的健康清廉。

    @仲大军:军人推翻的不仅仅是穆尔西政府,还推翻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民主体制,因此,在政治越发两级分化的背景下,未来任何一个新总统要想成功建立民选政府都极其困难。埃及军人创造了新的不良先例:干预民选政府,向街头暴力屈服。

   @我要觉悟:有军事独裁还好,如果是多民族或多宗教势力,很快就会分裂。埃及现在即使领土不分,民众却已分裂了,这真叫亲者痛仇者快。不知他们什么时候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认可的首脑。

    @仲大军: 是啊,对于中国来说,民主、自由(自治)还意味着民族分裂,国家分裂。

    @仲大军:7月8日,当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在开罗共和国卫队总部外举行静坐示威抗议时,军方向示威者开枪,造成51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这一举动显示出埃及世俗化政治社群的凶残远远超过伊斯兰化的宗教社群。所谓的世俗化就是欧美化,军队为欧美化助力,使世俗化充满了野蛮与暴力。这就是埃及民主的实质。

    从更大角度来看,这是全球化的残忍性,达尔文主义的残忍性。就是在这种主义下,白种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消灭美洲大陆上的印第安人,在今天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中东制造相互残杀。各种文化难以比较好坏,可比较的只是力量。总是力量大的消灭力量弱的。

    在当今的世界,西方文化对于其他弱势民族和国家既是福音又是灾难。阿门!

 


 

发件人:yuantiecheng 收件人:wqjwn 抄送人:xiaomengliu005 时 间:2013年07月05日 00:52 (星期五)附 件:1个(埃及的短期挑战与长期困境.pdf ) 查看附件 《海外风险内参》(第130704期) 出版:北京克危克险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时间:2013年7月4日·北京, 新闻里没有 内参看不到 这里有参考:埃及问题的结构性分析,展现悲观前景。

    各位领导,附件是有关埃及问题的结构性分析,给出长期悲观结论,仅供参考!恳请反馈意见!夏安!铁成

埃及眼前挑战与长期困境

北京克危克险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袁铁成

2013年07月05日

    埃及时局,从政治僵局,到街头政治,到军人政变,令人眼花缭乱,其另类军事政变多遭诟病,但确已打破僵局。作为“阿拉伯之春”新阶段的一个节点,时局暴露出埃及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且短时间内无解,长期困难更令人忧虑。

    埃及问题本质就是一个字:穷!埃及领土辽阔,但96.5%都是沙漠,绝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尼罗河沿岸几个大城市。现有人口8000万,其中40%人口生活贫困,80%人口属于低收入阶层,中产阶级十分弱小。预计2030年,埃及人口会过一亿。本来就穷,急剧增长的人口,势必更加稀释有限财富,前景堪忧。

    埃及人生活主食是面包,但国内根本无法生产出足够的大麦。埃及石油生产在20世纪90年底达到顶峰,但到2007年,埃及已成石油净进口国。更糟糕的是,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国际收支持续恶化,无力进口所需战略物资——粮食和能源。埃及正眼巴巴地等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

     民主政治转型缺乏强有力的经济支撑,转型自然就缺乏可持续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埃及街头暴力,与其说是要民主自由原则,不如说要面包和石油。谁能解决民众的基本诉求,谁就能获得支持。很显然,穆尔西及其所代表的穆斯林兄弟会,还没有准备好,也不具有这样的能力。 从历史上看,在高度贫穷国家,强人政治较容易获得成功。因为政治强人只要在公平与效率上取得某种平衡——发展经济,维护权力,就可能保持政权的稳定性。

    “现代埃及”发端于1952年,由军事政变而来,造就政治强人纳赛尔。随后,其接任者萨达特、穆巴拉克基本上都打着埃及现代化的大旗,成功维持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还有,强人政治时期,那些政治强人都能善于利用地缘政治,周旋于苏伊士运河和周边大国间,谋取利益,确保国内稳定。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到来,政治强人穆巴拉克因为没有解决贫穷与失业两大核心问题,遂在军人配合下,被街头运动赶下台。强人政治式微,政治转型走出关键一步,但并不确定。

    问题在于,穆巴拉克的继任者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意识形态至上,稳固权力至上,民主形式至上,因此,他非但没能解决前述两大核心问题,还造成新的政治僵局。此外,穆尔西也不具有地缘战略思维。 更伤神的是,民主政治刚刚得到释放时,人民的急切愿望、渐长的脾气,都是与现实脱节的,因此,一旦人民的诉求没有实现时,人民会再次选择街头抗议。当穆尔西还在固执己见而僵持时,军人站在了人民一边,暴力干政。

    军人推翻民选政府,废除民选总统。从这个角度看,确是一场赤裸裸的政变,但与传统政变有根本不同:干政不当政、站在民意一边。这些又恰恰是埃及军政问题的根本。实际上,自1967年“中东战争”后,埃及军人转入幕后,不再直接掌管国家机器。“阿拉伯之春”到来,在民意影响下,军方推翻穆巴拉克独裁,埃及进入多党制。原本,埃及军人推翻穆巴拉克,意在确保政府能掌管国家政治经济,确保社会稳定,并限制社会动荡规模。

    穆尔西就是埃及首次多党制选举的受益者。穆斯林兄弟会乃埃及最大的政治力量,利用选举进程,获得执政机会。可惜,穆尔西上台后,一味巩固自己权力,因而遭致反弹,最终失去自由。军人废除穆尔西拥有广泛民意基础。穆尔西以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会反弹,但结果难以预料,埃及政治两极分化或许渐行渐远。

    根本原因在于,军人推翻的不仅仅是穆尔西政府,还推翻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民主体制,因此,在政治越发两级分化的背景下,未来任何一个新总统要想成功建立民选政府都极其困难。埃及军人创造新的不良先例:向街头暴力屈服。

    总之,埃及的贫穷与就业,短期内无解;政治两极分化,短期内更甚;从多党退回到独裁,短期内无望;军人放弃干政,短期内不可能,甚至不排除军政是最终权力选择。因此,埃及投放的未来场景荆棘满地。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7月08日 15:49 (星期一)附 件:9个(历史重演.docx 等...) 查看全部附件

5个年轻人掀起埃及“反抗”潮

----祸乱埃及的年轻人

2013-07-04

    埃及这波反穆希总统示威,是由一群年轻人发起的“反抗”草根运动推动,他们掌握民众对国家走向愈感失望的民气,发动连署、示威要求穆希下台。正如2年前扳倒前独裁总统穆巴拉克的前例,这波抗议规模远超过这群年轻人原本预期。

    “反抗”运动四月底由巴德尔、阿布德拉吉兹、沙辛、瓦巴、海卡尔等5名年仅22到30岁的年轻人发起,他们因过去的政治改革运动而结为朋友。起初,他们的策略很简单:以经济崩盘、国家没尊严、贫民无立锥之地等诉求,号召连署要求穆希下台、提早改选总统。

    透过网络传播,连署行动从5月1日起迅速从开罗往全国蔓延,并获得主流反对派响应,到6月29日连署人数已达2,200万人,超过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支持穆希派则发起“公正”(Tagarrod)运动反制,并宣称有2,600万人连署。

    这5人都在反对派新闻媒体工作,但未参与政党;他们都是虔诚的穆斯林,但极度不信任“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伊斯兰主义。他们认为,革命运动已偏离正轨,尤其是穆希未能跨越他的兄弟会根源,也未见任何有利人民的改革。

    年轻人是自“阿拉伯之春”革命以来,推动埃及基本政治转型的力量,但这波示威行动,同时凸显他们的最大实力和最显著弱点:他们能导引民气带来政治改变,但无法将其转型成长久的组织。

    开罗的美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马赫迪说,这个团体欠缺明确的政治规划,可能意味着它将“像其他年轻人的联盟一样消失,因为他们只知道不要什么,而非要什么。”

 


阿拉伯之春变阿拉伯之冬

香港《明报》 郭济士

2013年7月03日

    虽然埃及远离香港,但这阵子当地的政治危机,总不其然令人有许多联想——埃及总统穆尔西上台1年,但从没纾减开明派对他和穆斯林兄弟会图「染绿」国家走上伊斯兰化道路的忧虑;同时,穆尔西亦被狠批亲疏有别,排斥其他党派,加上企图推动揽权恶法和施政失误,导致民怨沸腾,促成反对派动员群众上街,誓言要逼他下台,甚至不惜公民抗命。

两年前寄望甚殷 至今无进展

    两年多前阿拉伯之春爆发,不少人都寄望甚殷,然而两年过去,除了突尼斯在民主化过渡上稍好一点外,利比亚实际仍处于类近军阀割据的混乱状态,中央政府只是一个脆弱的执政联盟,一出首都便缺乏影响力,真正话事的是各地民兵和激进伊斯兰武装,情近似阿富汗。但利比亚的情,仍要比陷入全面内战、不知何时才告休止的叙利亚好。至于埃及目前也同样严峻。有评论形容,对埃及和利比亚而言,阿拉伯之春已变成阿拉伯之冬。

    历史经验显示,在民主化上,像台湾、韩国一类的「上下协作」式道路(即专制政权与民间反对力量达成协议逐步分享权力),大多都能较顺利地实现民主过渡;相比下,「由下而上」的革命,风险和成本往往高很多。回看埃及的「自下而上」革命,过去两年间,埃及恐怕并不是朝民主过渡的方向走,而是踏上了制度权力逐一崩溃的道路。

埃革命由下而上 渐背离民主

    前独裁总统穆巴拉克倒台后,埃及其他传统力量支柱也逐一受严重冲击,最先是军方。反对阵营质疑军方图在后穆巴拉克时代揽权,最终再以街头斗争,逼军队交出统治权力,实现民主选举。军方继穆巴拉克势力退场后,埃及最强的势力就是穆兄会,民主选举就是讲谁人多,结果就促成穆尔西上台。问题是埃及各方从没试尝就民主过渡安排,达成任何能照顾各方利益(包括前朝建制,军队,保守穆斯林乃至西化开明派)的蓝图,而民主选举得胜者也倾向认为自己已获选民授权,毋须再向其他政治力量妥协,结果谁在朝谁就成了众矢之的。

    面对各方不合作,穆尔西试图扩权去克服施政困难,但实际却是自掘坟墓,令世俗开明派反对者有更多政治弹药。然而开明派在埃及从来不是人口大多数,也不团结;推倒了穆尔西,并不代表他们能建立稳定政权。

    随着各股传统力量相继遭动摇,埃及已陷入空前的崩溃危机,除非各方甘让军方重新扮演主导稳定角色,否则埃及极可能陷入权力真空。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可能只是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中东大国如何在短短两年间沦落为一个像阿富汗的失败国家。

 


 

发件人:周一(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仲大军 时 间:2013年07月06日 11:01 (星期六)附 件:5个(激进派朋友请听我说.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from zhouduo 周舵

倾听扎卡里亚

周舵

    《参考消息》2013年2月4日第10版转载了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月31日题为“阿拉伯之春的成功与失败”的文章,作者是著名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文章的观点和我如出一辙!如此巧合,实在有点奇怪。

    扎卡里亚对比埃及和约旦,得出了明确结论:埃及走错了路,约旦做得更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埃及在自由化之前选择了民主化”,而“在约旦,国王并不急于举行选举”,而是实施渐进的宪政改革。这就是我早在2002年一篇推介萨托利的名著《民主新论》(Giovanni•Sartori: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中文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题为“自由优先,民主居次”的文章里提出的,“先自由后民主,则自由民主兼有;先民主后自由,则民主自由尽失。”——这里的“自由”,是指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即“人权”,它是由宪政和法治加以切实保障的;而“民主”是指多数人的统治,或者叫作“多数决民主”,它的制度特征是普选——“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

    扎卡里亚的文章说:令人遗憾的是,阿拉伯世界两个最大的民主试验品——伊拉克和埃及——同样都做出了糟糕的选择。它们都在制定宪法之前举行选举,都将大众参与置于推进个人权利之前。……结果是在伊拉克建立了“不自由的民主”,而埃及也有出现类似体制的危险。

    在我看来,更“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基本原理居然在十几年前的中国基本不为人所知,而且至今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中国人一说起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就是普选权。而更更令人遗憾的是,西方人——包括相当多的西方政策制定者和媒体人——现在也是同样的认知水准,并且极其轻率地用这一套左派的、甚至是极左派的民主观严重误导着正在向民主艰难转型的发展中国家。

    其实托克维尔早在1856年就讲过这样的话:“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应为“改革”),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旧制度与大革命》)

    很刺耳,对不对?十足遗憾的是,中国的西方的、过去的现在的左派们,死也不会认可托克维尔这一伟大洞见!他们头脑当中的那一大套激进民粹民主观念已经不是什么“认知”,早就成为不容怀疑、不可更改的宗教教条了。要把他们当中某些人的钢板脑壳稍稍撬开一丝丝缝隙,吹进一点点新鲜空气,真比找到一个支点撬动地球还难。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任重道远啊!

    《附录一》

不是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之冬

周舵 2012/12/10

    去年春天穆巴拉克倒台时,全世界民主人士一派欢欣鼓舞,以为民主就此降临阿拉伯大地。放眼海内外,似乎只有本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发文(见《附录二》:“穆巴拉克给中国当政者敲响警钟”)严重质疑,并且断言所谓“阿拉伯之春”绝不会有好结果,断言中东的选项不是民主与专制,而是要么亲西方的专制、要么反西方的专制。如此“反民主”的乌鸦嘴,不知在海内外被扣上了多少难听的罪名!我的一位老朋友为了这篇文章,在电话里和我激烈争论一个多小时,认定我此文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压力下写的!

    现在,西方舆论普遍承认,“阿拉伯之春”已经变成了“阿拉伯之冬”,我的预见几乎丝毫不爽地兑现了。今年5月,西方媒体就已经开始称埃及大选为“噩梦”;最讽刺的是,民主选举上台的新总统穆尔西继把持了议会和制宪委员会之后,干脆无视现行宪法规定,下令罢免总检察长,并且不顾反对派的抗议下令举行全民公决,强行通过新宪法——他信心十足,拥护他的穆斯林兄弟会选民是绝对多数,“少数服从多数”的全民公决一定会让按照穆斯林兄弟会的意图制定的新宪法顺利通过。

    如果没有法治、宪政的稳固确立,“少数服从多数”可能变成什么东西,还有什么疑问吗?

    穆尔西明目张胆攫取独裁权力的企图引发了反对派数十万人的大规模示威抗议和全国骚乱,反对派包围并洗劫总统府,放火烧毁穆斯林兄弟会总部,在双方的暴力冲突中已经有3人死亡,近350人受伤。穆尔西见势不妙,做出和解姿态,呼吁和反对派对话,但自由派反对派领袖巴拉迪毫不买账,严词斥责穆尔西,说“跟独裁者没有对话的空间,他实行了最暴虐、最可恶的措施,然后却说让我们撇开分歧”。匪夷所思的是,美国国务院却不支持巴拉迪的立场,继续抹稀泥,呼吁双方举行“没有先决条件的对话”,实际上等于偏袒穆尔西。

    倒是德国人看得更准。德国《世界报》11月26日发表文章说,“身为总统的穆尔西正在攫取完全不受限制的权力”,“自由的幻想春天过后,用暴力发泄不满、发生内战,或内战已经发生但结果尚无定论的漫长严冬早已随之而来。没有人相信明天会比昨天和今天更好。”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我们中国的众多激进民粹民主派们,既不研究民主化理论(民主化理论当然包括对各国民主化案例的研究,“阿拉伯之春”就是一个极好的研究案例),对民主理论的基本文献几乎毫无所知,又不善于分析思考,不去区分好民主和坏民主,更不深思如何把民主化的世界性经验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作适当的变通,只是抱定几条干巴巴的民主教义当做绝对正义的大旗狂舞,只会用黑白、正邪二分的道德谴责替代理性冷静的科学分析,对于深入自身骨髓的“党文化”思维定势毫无反省,如果我说他们是反对大共产党的小共产党,还有什么不对的吗?

    民主化理论领域里有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叫作“政治文化研究”,是专门探究和民主制度相适配的政治文化的(“政治文化”大体相当于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模模糊糊的表述“人民的民主素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阿尔蒙德和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笔者手边藏书中还有几部有关政治文化的译著也非常精彩,值得大力推荐:利普赛特(S.M.Lipset)的《政治人》和《一致与冲突》,普特南(R.D.Putnam)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亨廷顿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选编的《民主的再思考》。作为政治学经典,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当然更是在必读之列。

    我自2004年始,就在各种场合介绍这些民主化必读书,可悲的是,直至今日,还有那么多的“民主斗士”对此一无所知!不读书也就罢了,又不深入民众,不去做起码的科学调查,只是一厢情愿地一再重复不知从哪里得来的“人民群众民主素质足够高,只要推翻专制民主就能实现”的主观幻想——老实说,这样的“斗士”,斗志越高,危害越大!我相信,大多数“民主斗士”都是出于一片好意,他们奉献牺牲、冒险犯难的精神值得尊敬,但是,好心并不是必定有好结果,请务必记住下面这句话:“通往地狱之路,是由善良愿望铺成的”!可不是吗,你要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那你斗志愈坚,死得愈快。

    我还没有问我那位老朋友对“阿拉伯之冬”作何感想。但我估计,他的回答会很现成:民主不可能一帆风顺,这只不过是暂时的曲折而已。但我会多问一句:这“暂时”要“暂”到何时?我们每个人都只能活在“暂时”,对于“暂时”之后,唯一能确定的是“那时我们每个人都已死去”。我还会再问一句:老兄,您这如果不是另一种未来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信仰,又能是什么呢?

 

 

 

发件人:CN CASS<rcif.cass@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7月10日 17:15 (星期三)附 件:1个(CEEM 2013002 全球宏观经济季度报告-总览.pdf ) 查看附件

全球宏观经济季度报告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团队

2013年7月10日

总览

    2013年第2季度,中国外部经济综合同比增速为1.62%,稍好于1季度。美国经济2季度GDP同比增速稍好于上1季度,日益稳健的家庭部门支出为美国经济稳健增长奠定了基础,但是企业投资还没有持续支撑,政府支出依然在拖累美国经济;欧元区经济还在衰退,但是衰退幅度显著收窄,私人消费已连续四个季度企稳并成为经济企稳的主力,投资下滑的势头还没有显著改善;日本经济稳步回升,各个经济指标都出现改善势头,财政方面的风险引起关注,中长期改革仍旧举步维艰。新兴市场经济整体表现不佳,虽然有些经济体较第1季度有改善,但是远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CEEM中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第1季度末的100.7迅速下滑到第2季度末的93.5,下跌幅度达7.2%,延续了今年3月以来的快速下滑趋势,累计已经下跌13.2%。与第1季度末相比,中国进口量最大的原油、铁矿石、大豆、钢材以及煤等五种大宗商品当中,仅有大豆价格出现了微幅上涨,幅度约为2.5%;铁矿石、钢材、煤和原油价格分别下降了18.0%、13.6%、9.1%和5.6%,这四种商品价格变化贡献了指数跌幅的98.8%,其中贡献最大的为铁矿石价格。全球经济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增长乏力及QE3退出预期是铁矿石和原油等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

    中国2013年第2季度出口增速较第1季度显著回落,主要来自对欧、美、日的出口增速下降。出口大幅下降首先是因为剔除了前期的虚假贸易,真实出口增速下降主要是因为竞争力的变化。近期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是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第2季度进口增速较第1季度也在下降,内需不振和加工贸易出口竞争力下降是主因。第2季度加工贸易明显放缓,大部分虚假贸易隐藏在其他贸易方式中。第2季度贸易顺差累计65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1亿美元。

    自2013年5月,国际短期资本大幅流出新兴市场,引发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和资产价格下跌。中国亦不例外,多方面的证据显示,短期资本流入中国的热情下降。国际资本流动的转向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预期。第二,新兴市场经济体复苏进程不尽人意。第三,此前短期资本过度流入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现在开始回调。

    2013年下半年中国外部经济有望改善。2013年第3季度,CEEM中国外部经济综合增速预期为2%,较第2季度上升0.35个百分点。下半年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是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预期的再度强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预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量化宽松退出引发短期资本流出中国,降低国内货币供给,提高货币需求,抑制国内投资和消费。第二,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快速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第三,人民币贬值预期强化,由此带来的国内货币市场的流动性供应、资产价格以及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打击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第四,部分原材料部门和其它进口替代部门面临压力。

    量化宽松政策退出也会为中国带来了机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进口价格,特别是大宗商品进口价格有望保持稳定,甚至进一步下降;第二,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的真实购买力上升。美元升值会降低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名义价值,但是会提高外汇储备的真实购买力,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元购买力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下降。

    应对挑战,把握机遇需立足于以下四点措施。首先,尽快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其次,审慎对待短期资本开放,特别是对短期资本流出的开放。再次,保持基础货币投放渠道通畅、稳定,避免负面市场预期的叠加。最后,慎重对待海外资产并购。

全球宏观经济季度报告 正文

    美国经济:经济增长波澜不惊,政策调整全球关注

    美国经济处于低速增长态势。财政悬崖协议中的税收政策调整影响了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增长将有所下降;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有望反弹,但回升空间有限;住宅投资继续保持增长;财政整顿对政府开支产生负面影响,下半年负增长的势头将有所缓解。美联储已经开始酝酿调整数量宽松的刺激力度,但政策调整路径将取决于未来的数据表现。

    欧洲经济:私人消费持续反弹引领企稳势头

    2013年第2季度,欧元区GDP同比下降0.8%,比上一季度少降0.3个百分点。在金融基本稳定和青年就业开始改善的影响下,消费成为经济企稳的主力,但银行信贷加速萎缩致私人投资反弹乏力。受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拖累,欧元区总失业率再创新高至12.1%;但法国和意大利等国青年就业取得积极进展,使欧元区青年失业率连续4个月下降。通胀4至6月平均水平比第1季度放缓,但从4月到6月却逐月反弹。欧元兑日元和美元的贬值,基本抵消欧元兑多数金砖国家货币的大幅升值,欧元有效汇率稳中略升。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远未到退出时机。银行业联盟监管机构、监管规则和银行自救规则等方面的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宽松的货币政策、企稳的财政支出以及稳定的市场环境,有助欧元区经济继续反弹,预计GDP第3季度同比将增长-0.5%,环比有望结束衰退。

    日本经济:增长回升,风险仍在

    日本经济稳步回升。2013年第2、3季度GDP同比实际增长预计为1.0%和2.6%。日本工业生产和出口都出现回升。投资趋稳。企业利润尤其是制造业利润出现改善势头。企业对经营形势的判断在好转。就业也有所改善。日本经济仍处于温和通缩的阶段,但近期有改善的迹象。风险方面,如果安倍政府在维持财政纪律方面失控,可能面临国债价格、股票价格等方面的多重打击。中日政治对峙对外贸的负面影响有所缓解,日本对华贸易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都有所好转,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同比下降。

    韩国经济:内外需同助力,经济温和复苏

    尽管第1季度表现逊于预期,但经济同比真实增速仍较去年第4季度回升,表明温和复苏已经开始。第2季度,国内消费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的作用也由负转正,再加之汇率在宽松货币政策下持续贬值,外贸表现有所改善,韩国在内外需的同时助力下延续了复苏态势。受食品与能源价格影响,通胀率仍低位运行,为政府继续推行宽松的宏观政策留下了充分空间。

    澳大利亚经济:增长减速,并无大碍

    受全球经济疲软和外需减弱影响,澳大利亚经济增长减速,但总体并无大碍。2013年第2季度澳大利亚通胀温和,失业率较低,劳动力市场状况良好。矿业部门投资减速,而房地产投资增长较快。政府的财政赤字上升,但状况仍然良好。目前澳大利亚的货币政策较为宽松,实际汇率和兑美元汇率都大幅贬值,但澳联储仍可能再次降息以刺激经济。第2季度澳进出口增速略有回升,中国对澳出口负增长,而进口增速上升。铁矿石供应充分,需求进一步减弱,预计价格将继续下跌。

    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对中国和新兴市场的影响

    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预期不断强化,全球经济动荡加剧,新兴市场经济体提前遭遇到一系列负面冲击。根据此前的政策安排,美联储的退出策略大致包括以下三步:降低直至停止对相关资产的购买、提高超额准备金利率、逐步出售持有资产。其中,提高超额准备金利率是最为重要一步,是需要重点监控的退出指标。量化宽松政策退出预期诱发新一轮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并造成其货币贬值和资产价格下跌。需关注外部头寸羸弱的国家,可能再次迎来大规模资本流出,并引发对整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负面传染效应。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应采取恰当的措施予以应对:首先,尽快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其次,审慎对待短期资本开放,特别是对短期资本流出的开放;再次,保持基础货币投放渠道通畅、稳定,避免负面市场预期的叠加;最后,慎重对待海外资产并购。

    中国经济:增速趋缓、就业错配呼吁改革

    我们继续维持第1季度报告中内需疲弱的判断,预估第2季度增速为7.5%;在下半年,经济增速将面临进一步放缓的可能;全年7.5%的增速目标或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通胀保持温和,7月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第2季度CPI通胀率为2.4%,与第1季度持平。

    分部门来看,除了消费表现相对稳定之外,投资需求继续走弱、出口回落明显。尽管如此,当前企业盈利状况已经企稳,同时就业市场仍然整体保持景气。这为进一步的结构调整措施提供了政策空间。但从就业市场结构来看,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劳动力错误匹配(mismatch)日益加剧。

    在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的背景下,大量新增的人力资本难以转化为现实的供给能力。这进一步导致了经济增速向悲观情景发展,即蔡昉、陆旸(2012)的“人口红利”下降情景;而偏离了乐观情景,即梁润(2012)的“人力资本红利”情景。

    为了缓解错配、激活闲置的人力资本,提高潜在增速水平,可采取以下措施:其一,调整产业结构,鼓励发展服务业;其二,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放开户籍制度和本地就业保护,取消企业、行业提供福利保障的制度性分割,扩大统一社保的覆盖面。

    东盟经济:经济增长回归真实,外部冲击压力仍在

    东盟国家进入2013年经济增长放缓,第1季度东盟六国的加权实际GDP同比增速为5.2%,低于去年全年5.6%的经济增长水平。估计第2季度的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为5.1%,预计第3季度的经济增长将略有回升,达到5.5%。第2季度的放缓主要原因有:第一,对于以内需导向为主的国家,内需增速出现放缓,由于刺激政策的退出及后续刺激政策效果的淡退,投资和政府消费出现了普遍的放缓;第二,对于外需为主的国家,外需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第三,受到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增大,带来汇率的波动性和资产市场波动性向实体经济的传导。

    巴西经济:经济增长持续回升,结构风险日益突出

    2013年第2季度,巴西经济继续回升,预计同比增速为2.5%,在消费保持稳定的基础上,投资出现触底反弹迹象,并可能支持巴西经济在未来几个季度内保持回升态势。由于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增大,第2季度巴西央行进入加息周期,未来存在进一步加息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财政政策成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但是近期在多个城市爆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可能会迫使财政刺激措施做出调整。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预期之下,巴西经济面临资本大规模流出的风险,造成雷亚尔大幅贬值、股市下跌,成为巴西经济短期面临的最大风险。中巴双边贸易出现小幅回升,双边贸易重要性有所提高。

    俄罗斯经济:警惕滞涨风险

    因石油价格下降、外部金融形势恶化、国内消费信心不足、货币信贷政策从紧等原因,预计俄罗斯今年第2季度GDP同比增速仅维持在1.7%左右。同时,食品价格上涨、客运价格季节性上升等,导致俄罗斯通货膨胀率在第2季度继续上涨,且鉴于自然垄断行业消费价格调整等因素,俄罗斯实现年度调控目标难度较大。另外,在经济增速放缓、消费价格高涨、资本外流加剧和贸易顺差下降等的共同作用下,俄罗斯卢布汇率也出现了持续性贬值。中俄双边贸易仍然呈现出俄罗斯出口至中国的同比增速远大于自中国进口同比增速的特征;而且,自中国进口的同比增速还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在这一背景下,能源合作在改善贸易表现的同时,对双方均有重大意义。

    印度经济:复苏缺乏支撑,通胀压力消减

    2013年第1季度,印度经济同比增速为4.8%,出现了复苏势头。虽然第2季度印度央行持续降息,但行业数据和景气调查显示,印度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表现均不如上一季度,因此经济复苏缺乏支撑,估计2013年第2季度GDP增长率为4.7%,较上一季度略有下滑。下一季度影响印度经济增长的各个因素发展趋势不同,因此不确定性增大,预计经济增长率为4.8%。由于食品价格显著回落,印度CPI和WPI增速迅速下降至历史低位,结束了金融危机之后的高通胀期。对外部门中,贸易方面,印度出口萎靡而进口大增,贸易赤字扩大;资本流动方面,6月份印度股市和债市均出现大幅外资流出,印度股市也出现先升后降的情形。基于上述原因,卢比汇率持续贬值至历史低位。中印贸易中,中国对印出口增速缓慢,但从印进口更为疲软,因此贸易顺差增长迅速。

    南非经济:经济虽呈现复苏迹象,增长缓慢趋势仍将持续

    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好转和出口复苏,以及制造业和矿业的小幅反弹,南非经济虽出现复苏迹象,估计2013年第2季度增速或将达到2.8%,但由于居民消费支出乏力,经济仍将持续缓慢增长。由于经济及消费者需求增长较慢,且存在闲置的生产能力,通货膨胀尚可控。南非国内政治局势及社会形势尚存在不确定性,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格局在短期内难以解决,成为南非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由于经常账户赤字短期内在无法消除,再加上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预期不断增强,外资开始撤离南非,使得南非兰特急剧贬值。

    沙特阿拉伯经济:石油部门跌幅收窄,经济增速有所放缓

    2013年第2季度沙特经济同比增速为4.3%,相对于上一季度有1个百分点左右的回落。去年第4季度沙特石油部门已经出现萎缩,但近期由于气温炎热,国内石油用量上升,同时为了填补伊朗石油禁运带来的空缺,沙特增加石油产量至970万桶/日,为十个月来的新高,因此石油部门跌幅有望收窄。预计受到伊拉克和美国能源产量强劲增长的影响,沙特中期内石油部门增长都会保持在低位。非石油部门则继续保持良好增长,但增速有所下降。5月份汇丰PMI指数跌至六个月以来的新低至57.3。受政府开支增速放缓影响,国内投资和新订单增速都有所回落。目前国内物价升幅趋缓,季度CPI同比稳定在4%左右。但地区不稳定局势影响了沙特的外贸状况,同时沙特国内清查外国人商业经营的行动或将打击经济活跃程度,构成了主要风险。

    土耳其经济:内需稳定回升,警惕外部冲击

    2013年第1季度,土耳其经济有出乎意料的良好表现,经济同比增速达3.0%,这主要得益于私人消费的强势拉动。第2季度,土耳其央行连续两次降息刺激经济增长,但大规模黄金进口和国内反政府抗议示威给增长带去负面影响,估计同比增速在2.7%左右。进入第3季度,全球流动性的动荡使得经济表现不确定性增强,在央行暗示里拉弱势已经触底之后,进一步降息的可能性不大。内需保持其现有良好态势,加上此前降息影响的滞后性,第3季度经济或将稳定回升,增速在2.8%左右。

    墨西哥经济:经济增长依然乏力,通胀压力逐渐减弱

    2013年第2季度,墨西哥经济增长相对第1季度有所回升,但总体增长势头依然较弱。经济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是净出口和居民消费的下降, 估计本季度GDP同比增长为3%。国内外需求的疲软和食品价格的回落使得通胀率在连续3个月高于政策指标上限后终于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墨西哥比索呈现先升后贬态势,2012年7月到2013年5月中旬期间大幅升值,其后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预期影响下出现持续贬值。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对墨西哥进行了国事访问,对中墨经贸合作起到一定推动作用,但短期内中墨贸易失衡状况难以出现实质改变。

    外贸专题:出口显著回落,进口仍旧疲弱

    第2季度中国出口较第1季度明显回落,主要原因是部分虚假贸易被挤出和出口市场份额增长速度放缓。具体表现在中国出口产品在欧盟、美国和东盟的市场份额下降;家具服装杂项制品、皮革橡胶金属与纺织制成品、以及机械与运输设备的出口市场份额下降。近期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是导致出口市场份额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第2季度进口较第1季度略有下降,贸易监管和加工贸易竞争力下降是主因。第2季度加工贸易明显放缓,大部分虚假贸易隐藏在其他贸易方式中。第2季度贸易顺差657亿美元,较第1季度上升222亿美元;预计第3季度出口增长5%,进口增长8%。

 

 

上半年进出口贸易同比增长8.6%

6月份我国进出口贸易双双下降,出口降3.1%,进口降0.7%

海关总署

2013-07-10

    海关总署10日发布数据,6月份外贸增速同比下降2%,其中出口1743.2亿美元,增速大降3.1%,创下了44个月的最低值(2009年11月以来)。进口1471.9亿美元,增速降0.7%,创4个月最低值(2013年3月以来)。进出口的低迷程度均远超出预期(网易机构预测:出口进口增速分别为3.4%和6.0%)。

    海关总署10日发布数据,6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额为3215.1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同比下降2%,其中出口1743.2亿美元,进口1471.9亿美元,分别下降3.1%和0.7%。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值19976.9亿美元,增长8.6%。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综合统计司司长郑跃声称,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体呈现低速增长,二季度进出口增速明显放缓。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值12.51万亿元人民币(折合19976.9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后同比增长8.6%。其中出口6.59万亿元人民币(折合10528.2亿美元),增长10.4%;进口5.92万亿人民币(折合9448.7亿美元,增长6.7%;贸易顺差6770.6亿元人民币(折合1079.5亿美元),扩大58.5%。

    今年6月份当月,我国进出口总值2万亿元人民币(折合3215.1亿美元),下降2%。其中出口1.09万亿元人民币(折合1743.2亿美元),下降3.1%;进口0.91万亿元人民币(折合1471.9亿美元),下降0.7%;贸易顺差1693.4亿元人民币(折合271.3亿美元),收窄14%。

    2013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的主要情况是:

    一、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呈现逐步回落态势。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值为9752.5亿美元,同比增速为13.5%。二季度进出口10224.4亿美元,同比增速为4.3%。其中,5月份我国外贸增速仅为0.3%,6月份则进一步下滑至负增长2%。

    二、一般贸易增长平缓、加工贸易增长乏力。上半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10358.8亿美元,增长6.3%,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1.9%。一般贸易项下逆差233.7亿美元,收窄56.7%。同期,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6496.8亿美元,增长1.1%,所占比重为32.5%。加工贸易项下顺差1729.6亿美元,收窄7.6%。

    三、与欧盟、日本双边贸易出现下降,对美国、东盟贸易稳定增长。上半年,中欧双边贸易总值2592.1亿美元,下降3.1%。同期,中美双边贸易总值为2440.1亿美元,增长5.6%。上半年,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为2105.6亿美元,增长12.2%。内地与香港双边贸易总值为2066.5亿美元,增长40.2%。中日双边贸易总值为1469.2亿美元,下降9.3%,占我外贸总值的7.4%。

    四、广东、江苏等7个省市对外贸易合计占8成,中西部外贸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广东进出口总值5544.1亿美元。同期,江苏进出口总值分别为2600.5亿美元,略降0.1%;北京(含中央在京单位)进出口2108.3亿美元,增长1.7%;上海进出口2064.8亿美元,下降3.7%。此外,浙江、山东和福建进出口总值分别为1593.9亿、1235.9亿和827亿美元。上述7省市进出口值合计占我进出口总值的80%。

    从出口方面来看,上半年,山西、安徽、新疆和江西等部分中西部省份的出口增速分别为52.3%、44.2%、24.6%和17%,明显高于同期我国出口总体增速。

    五、外商投资企业所占比重回落,私营企业进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9058.4亿美元,占我外贸总值的45.3%,所占比重较去年同期下滑了4.1个百分点。

    同期,私营企业进出口6320.9亿美元,增长34.3%,高出我外贸总体增速25.7个百分点,占我外贸总值的31.6%。此外,国有企业进出口3615亿美元,占我外贸总值的18.1%。

    六、机电产品出口稳定增长,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表现良好。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6085.6亿美元,增长10.7%,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57.8%。同期,出口纺织品、服装、箱包、鞋类、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7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2100.2亿美元,增长12.6%,高出同期我国出口总体增速2.2个百分点。

    七、原油、煤炭、铁矿石等主要大宗原材料进口均价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上半年,我国进口原油1.4亿吨,下降1.4%,进口均价每吨780.7美元,下跌7.6%;大豆2749万吨,下降5.4%,进口均价每吨605.6美元,上涨9.2%;铜200.2万吨,下降20%,进口均价为每吨8107.4美元,下跌3.4%。同期,进口铁矿石3.8亿吨,增长5.1%,进口均价每吨133.2美元,下跌4.6%;煤1.6亿吨,增长13.3%,进口均价为每吨91.4美元,下跌16.3%。

 

 

 

   
    大军网编者按:现在搞不清楚吴敬琏先生是否与四万亿有关,按他在上届政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来看,四万亿的出台与他这高参关系密切。如果当年他坚决反对这种刺激方案,也不会有这样大规模的政府行为。但今天吴先生看到了刺激的后遗症,提出了批评。为什么不做自我批评?官员学者都很少做自我反省自我批评。

    @周本泉按:吴敬琏《推进改革对中国性命攸关》文中除了为甩膀子改革摇旗呐喊之外,破天荒的对“4万亿”提出了批评。作为名利双收的改革旗手,老吴把改革提到了“性命攸关”的地步不奇怪!但作为上届锅屋院政研副主任、4万亿之高参,当初是在做卧底不成? 翻云覆雨、左右通吃!

推进改革对中国性命攸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2013年6月

    6月下旬金融市场发生“钱荒”波动之后,网络上对货币当局对流动性的把握的评论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大多数经济学家们从长期进行分析,认为中央银行没有什么错。但是,也有许多网上的评论认为在出现了钱荒的时候,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央行在十多天的时间里不施加援手,是政策上的失误。

    在发生了短期性流动性短缺的时候,央行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出手,是可以讨论且应该总结的。但是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是长期问题。所以,如果仅仅把我们的关注点放在短期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可以靠央行“放水”渡过这一次危机,可是由于没有消除产生危机的根源,随时还有可能爆发新的危机。在我看来,这样有可能会放大危机,这就不是中央银行所能解决的了。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发生了问题。

    经济增长模式问题的提出已经很久。早在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国政府就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依靠投资的粗放发展到依靠效率提高的集约发展的“转型”。之后的五年计划和规划业都有提到,但始终没有解决,并变得越来越严重。

    粗放增长在宏观经济层面造成的问题,是货币超发、债务积累,最后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和增长减速。由于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每次问题发生以后,采取的措施就回到老路子,用增加投资的老办法来拯救经济。于是,最近5年来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从最微观的层面看,就是我们的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现在维持人类生命的最主要的几个物质条件,包括空气、水和土壤都发生了问题。

    宏观经济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债务积累,企业、地方政府甚至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过高,以致常常出现或大或小范围内的偿债问题。而宏观经济每次出现这类问题,惯常的办法是采用所谓“中国模式”,也就是威权主义的强势政府去动员资源海量地投入去救市。例如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2009年用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把GDP增长率拉到8%以上。当时有些人觉得非常得意,说我们率先走出了危机。实际上这是饮鸩止渴的办法,它不但没有降低杠杆,相反进一步杠杆化了。

    问题在于即使这种办法也愈来愈不灵了。4万亿计划把经济拉起来,只维持了不到一年,经济增速就开始连续5个季度下降。去年5月以后,许多地方又通过政府融资平台,通过各种各样的表外业务、城投债,募集了巨额资金投进城镇化建设。例如西部地区某省的经济正在起飞,近几年每年的基本做法,是依靠作为“发动机”的政府和作为“助推器”的市场,用海量投资拉动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这个省前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本地GDP的94%,去年则是本地GDP的114%。根据它的计划,今年的投资将是本地GDP的120%以上。

    而一个沿海的地级市在去年第3季度提出“大干100天,大投资、大建设、大发展”的口号,组织了18个城投公司,融入巨额资金,进行大拆大建,希望以此来保持经济繁荣。采用这样的方式,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就变得愈来愈高。

    这些投资中相当一部分是回报率很低、甚至没有回报的,还出现了一些所谓“死城”“鬼城”。这样,罗伯特·索洛过去讲的投资回报递减的问题就非常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去年下半年的大规模投资,只是把第四季度GDP增长率拉起来0.9个百分点。到了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又下来了。所以,旧的增长模式和用强势政府海量投资支撑高速度增长的发展路线已经走到了尽头。

    另一方面,在杠杆率很高的情况之下,一有风吹草动,某种偶然的原因就会引发资产负债表的危机,也就是局部的资金链断裂传导到金融市场的其他部分,引发系统性危机。现在网上议论得比较多的一种可能的危险,就是如果美元走强,热钱较大规模地流出,会不会发生像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0.00%]危机那样的问题?这使人很担心,只要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一个小火花就会引起严重的问题,而这类因为偶然的因素几乎是防不胜防的。

    那么是不是危机就不能防止呢?当然不是这样。这取决于我们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根本的问题在体制,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

    本世纪以来,改革先是放慢,后来在某些方面倒退。于是就出现了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宣扬。据“中国模式”的宣扬者说,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拥有一个威权主义政府,由强势政府而不是市场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支持高速增长。如果这种体制不改变,粗放的发展路线以及资产负债表的高负债率和高杠杆率都是很难改变的。

    十八大确定要全面深化改革。现在中国正处在这么一个准备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机。大家期望,能够按照去年11月十八大和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能够在今年的三中全会上,制定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

    不过我估计,对于一些基本问题,比如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国民中,特别在官员中,存在的意见分歧还需要通过自由和切实的讨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讨论的结果和据以确定的路线图是不是正确,它的安排是否妥当,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性命攸关。

    (大军网评语:吴敬琏先生忘记了“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道理,威权主义政府拉动的经济还要靠威权政府来消除影响。如果这时把政府调控的作用去掉,反而会天下大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就是中国模式!换掉这一模式反而什么都不是了,反而可能坏事了,反而中国崩溃一类的事情真的发生。中国的危险就在这里!习近平李克强政府要充分看到这一点。

 

 

克强经济学重建中国经济?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3年7月9日

    前些年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刺激经济增长,遗留下来种种弊端。在GDP指标的考核指挥下,地方政府抓项目,抢招商引资,修大马路,建高楼,建新区,建广场……创造了很多奇迹,也留下很多烂摊子和一屁股债务。在外部经济环境趋冷之后,2013年前5个月我国的出口只增长了1.6%,致使产能过剩成了今年以来的显著问题。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水泥、钢铁、平板玻璃、电解铝等四大行业产能过剩和淘汰落后产能形势严峻。工信部、中国企业联合会的调研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共有浮法玻璃生产线约270条,其中停产冷修的约30条,产能利用率约79.9%,连续三年持续降低。金融危机以来的房地产和汽车救市政策,使玻璃市场大幅扩容,投资猛增。2009年至2012年底,全国共新建浮法玻璃生产线近100条,目前在建、拟建生产线仍有30至40条。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电解铝产能为2700万吨,产量为2000万吨,产能利用率为74.07%;市场销量1902万吨,产销率95.1%;电解铝企业亏损面达到93%。2003年以来电解铝产能年增幅在25%左右,原铝消费年复合增长为17.5%。根据在建产能测算,2015年全国电解铝产能可能超过3300万吨,新疆等西部地区还有大批拟建产能。

  工信部数据还显示,2012年有216条在建水泥生产线,预计到2013年建成投产,届时新型干法水泥将达到31.33亿吨。假设2013年需求量增长到24亿吨,富余程度也将达到30.54%。有关行业产能过剩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行业对地方GDP、税收和就业的贡献度很高,各地均将其列入支柱产业。

    在这种情况下,多部委开始“釜底抽薪”,消除过剩的产能。其举措包括严格信贷、差别电价、能源消耗总量限制、问责制,继续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理顺煤、电、油、气、水、矿等资源产品价格关系,建立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制度,形成能源消费总量倒逼机制,抑制高耗能行业过快增长。

    各部委将产能过剩的责任归咎为地方政府,但如果说地方政府干预市场不对,那么今天中央政府干预经济、干预市场就一定对吗?还是要冷静对待今天时髦的“去产能过剩”!

李克强经济学成为热词 克强经济学将重建中国经济?

    李克强改革魄力唤起人们对朱镕基时代记忆。当下,由巴克莱资本公司创造的新词“李克强经济学” (Likonomics)正在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热词。它被用来代指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首的新一届政府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其核心内容包括: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长痛不如短痛,以短痛换取长期的益处。

    从朱镕基经济学到李克强经济学,经济升级版与克强经济学。克强经济学的要义不在于强调政府要做什么,而是强调政府不做什么,其基本特征是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强化市场,是李克强经济学的第一个关键词。放松管制,是李克强经济学的第二个关键词。改善供给,是克强经济学的第三个关键词。克强经济学,改革魄力让人想起朱镕基

    李克强所处的环境有点类似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主政的朱镕基总理。李克强的魄力也让人想起前总理朱镕基。朱镕基上世纪90年代领导了中国经济改革,当时他辞退了5千万名国企员工,削减了臃肿的行业。从目前来看,克强经济学并非重起炉灶,仍然是在处理各种矛盾、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循序渐进地推进。新一届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举措,是对新形势或主动地调整或被动地应对,李克强经济治理理念初露端倪,“克强经济学”内涵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克强经济学的三大重要支柱

    李克强经济学关键的经济政策框架由三大支柱搭建:无大规模刺激计划、去杠杆化、结构性改革。

    克强经济学并非重起炉灶。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既得利益集团阻力相当大,各种迹象表明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今年下半年,中央政府能不能扛住压力,继续容忍比较低的经济增速,同时大力推动结构改革,依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经济增长内外的不确定性,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李克强经济学”能否坚持,有待进一步观察。

    一个多月以来,李克强三次提及存量资金问题。政府希望,银行资金降低期限错配风险的同时流向实体经济。显然,房地产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并不是政府希望看到的资金流向。“克强经济学”并不完全属于个人,其代表的不仅是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与经济智慧,更是对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践的总结与反思的结果。

    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系老生常谈,没新意。克强经济学绝非砸碎旧体系的“休克疗法”。巴克莱银行称,李克强经济学将把中国推向“临时硬着陆”,未来三年,中国季度经济增速会降至3% 。在那之后,中国经济应能迅速反弹。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来看,从来都是注重循序渐进式的改革,不会让国民经 济出现大幅波动。李克强经济学依然沿袭了这一风格和中国特色,不存在经济增速陡然下滑然后再恢复至7-8%的政策目标。

    克强指数传隐忧:货币还在空转 经济增长仍偏弱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仍偏弱,构成克强指数的三大指标:4月工业用电量环比出现负增长,尽管同比增速较3月份上升4.4个百分点,但若按照日均用电量计算,同比也是负增长,显示工业生产仍疲弱;中长期贷款余额有所上升,但对公中长期贷款持续低迷,显示企业对未来盈利预期不佳;铁路货运量也出现大幅下滑。

    “克强经济学”传递信号:对经济实行无为而治

    按照中国政治的传统,换届之年,新政府上台后,为显示政绩,一般会掀起一轮政府大投资。何况,如上所述,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已陷入低谷,新政府是有理由为防经济下滑而放松银根,出台刺激措施的。很多地方政府都在这么做。但至少从李这儿来看,人们没有见到其“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其在这百日中,对经济似乎实行无为而治。

    尽管李克强总理执政刚过百日,但已释放出三大明确的政策信号:一是新一届政府绝不会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二是新一届政府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在不断提高;三是全面而坚定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让“改革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红利”,透过这些信号我们已经找寻到了新一届政府的施政思路。

    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让经济重回市场轨道

    强化市场,是李克强经济学的第一个关键词。放松管制,是李克强经济学的第二个关键词。改善供给,是李克强经济学的第三个关键词。

 

 

 

放弃投资拉动不可取

林毅夫

2013年07月11日

  把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货币超发、创新能力不足、污染、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都归结为投资惹的祸,因而认为我国应该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改为以消费来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一种头痛医脚、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主张。

  最近媒体上刊登了几篇访谈,报道我关于“消费只能作为经济增长的目的和结果,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赖于投资”的观点,据此报道而摘发的微博在网上引起众多非议。在此,我郑重声明,自去年6月世行任期结束回国以来,我未曾就此问题接受任何一家媒体的专访,这些媒体访谈在刊登前也未通知过我,或征求我的同意。细看这些报道的内容是编纂自我在不同场合的公开演讲对听众所提问题的答复。然而,有些内容,例如“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国家陷入危机是因为过度投资”的话,则是我不曾说过,也不能同意的,是撰稿者妄自添加的观点。

  媒体所以会热衷于刊发我关于投资和消费问题的看法,乃因目前国内舆论一面倒向消费拉动论,“投资”成了一个不好的代名词,甚至被有些网评家认为是我国经济中一切问题的根源,而我则是少数还在强调投资重要性的经济学家。

  这种舆论的形成始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储蓄和投资太多、消费不足,由此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威胁到国际经济的稳定,主张中国转为采用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减少储蓄、投资和外贸盈余。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我国推出了4万亿元的宏观调控措施,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使我国避免了大规模的失业,在外部环境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经济迅速恢复增长。但是,和国外一样,国内经济学界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政府采取反周期的措施,认为我国应该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并借机进行结构性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11年初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加深了国内外对我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的批评,和可持续性的怀疑。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根源在于美国的过度消费而不在于我国的储蓄、投资过多,这个观点我在去年从世界银行任满回国以后出版的《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重大国际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和经验证明,在此仅增加一点证据以供参考:我国进出口贸易盈余从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7.6%的高点降为2012年的2.8%,这段时间我国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没减少,而且还从2007年的41.6%增加到2012年的48.1%,消费则从2007年的49.6%略微减少为2012年的49.2%,可见国际收支巨幅不平衡的原因不在于我国的“过度储蓄和投资”。

  我国经济的增长率自2011年一季度以来节节下滑,持续时间之长为改革开放以来所不曾有过,但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同一时期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形比我国还严重。例如,巴西的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7.5%,降为2011年的2.7%,2012年的0.9%;印度的增速则从2010年的9.0%,下滑为2011年的7.0%,2012年的5.3%。巴西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低于20%,而印度投资的占比也只比30%多一些,可见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不在于我国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

  为何不管以投资作为增长主要动力或是以消费作为增长主要动力的新兴经济体,在同一时期都出现了增速下滑?原因有二:一是,欧洲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二次探底,美国的经济虽然有所回暖,但去年的增长率仅为2.2%,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今年的增长率估计也仅有2.0%,远低于过去经济复苏时7%~8%的增长率。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疲软,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对外出口增长锐减。二是,2008年以来的反周期刺激的项目已经完工或接近完工,国内投资需求下降。将因为周期性因素所造成的增速下降归咎于我国的增长模式,也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论断。

  投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确实长期居于高位,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则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接近三分之二降低到现在的不足50%,然而这是否就是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取得了33年的快速发展,但维持经济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仍是我国的首要任务。事实上投资比重的多寡关系着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绩效,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共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年均7%或更高增长率”的成绩,这13个经济体的五个共同特征之一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在经济增长被称为奇迹的东亚经济体中,现在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居于首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1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高达60688美元,比美国的48112美元高了26%。日本则为33668美元,仅为新加坡的55%。新加坡的储蓄率长期维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日本的储蓄率则从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前的34%降低到了2011年的22%,但消费占比的增加并没有使日本经济走出泡沫经济破灭后20多年的困境,所以,最近安倍经济学的三个主要内容之一恰恰是增加政府的投资以启动经济的增长。

  提高人民的消费和生活水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短期间增加消费也能增加经济的增长,但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其原因在于消费的持续增加以收入增长为前提,而后者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来源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两者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要靠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来降低交易费用,消除增长的瓶颈。没有投资,就不会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继续增加,就只能靠举债,越积越多,到还本付息时,危机就来了。

  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国美国是这样,南欧国家也是这样。反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经济效率提高,收入增长,到下期时,不仅投资可以增加,消费也同样可以增加。其实,2008~2012年间,我国消费年均增长9.2%,而1978~2007年间我国年均的消费增长则为7.7%,也就是在我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最受海内外非议的这段时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学者或许会关心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但居民追求的是消费的绝对水平和消费的增长。

  对比印度和我国的发展绩效,最能说明在发展中国家以投资作为经济可持续增长动力机制的重要性。两国同属人口超过10亿的文明古国,二次大战以后先后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开始了自己国家现代化的努力。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按美元现价计算,我国的人均收入为182.3美元,印度为227.6美元,比印度低了20%;2011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则增加到5429.6美元,印度才达1458.5美元,我国的人均收入为印度的3.7倍。这种发展绩效的反差显然和两国投资率的差异有关,我国的固定资产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比印度高10多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增长率在近些年有明显的提高,其固定资产的形成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长期低于25%,增加到2005年以后的30%以上。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必然存在着各种体制机制不完善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我国以双轨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种方式固然使我国的经济避免了苏联东欧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崩溃和长期停滞,并且在转轨过程中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双轨制所遗留下来的一些扭曲和干预,也导致了收入分配的恶化和寻租、腐败现象的屡禁不止。我国确实需要毫不动摇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解决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建立现代化、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源。我国的投资在如何避免潮涌现象、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等问题上也有许多可以改善的空间。

  但是,把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货币超发、创新能力不足、污染、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都归结为投资惹的祸,因而认为我国应该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改为以消费来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一种头痛医脚、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主张。

  当前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通过宏观微调和鼓励民间投资来启动需求,以稳定增速是完全必要的。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内城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改善等方面,还有许多经济和社会回报都很高的投资机会。这方面的投资既可在当前启动需求,消化过剩产能,提高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收入和消费;建成后还可提高生产率、增长的潜力和质量以及经济运行的效率。上述投资在我国仍将会是一个一举多得、有利当前和未来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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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撤离中国 规模空前

世界日报

2013-07-05

  对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忧不断增加,而中国政府对采取刺激措施提振经济的传言不断降温,国际投资者开始撤离中国市场。许多投资者都把这种情况,怪罪于中国新上任的领导人。

  《华尔街日报》4日以显着篇幅报导,数据提供商EPFR表示,过去18周中,有16周出现全球基金经理将资金撤出中国股市的现象,截至6月5日的五个交易日,累计撤出8亿3400万美元,创2008年1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大流出规模。

  报导指,这种悲观的情绪也蔓延到中国的货币市场,投资者加大对人民币贬值的押注,而这又与中国央行维持人民币强势的努力相冲突。

  报导指,结果是上证综指年内迄今的累计跌幅达到12.1%,为亚洲范围的跌幅之最,也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香港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的表现更为糟糕,年内迄今累计跌幅达22.2%。

  最近几周,全球主要国家的央行宽松货币措施即将结束的迹象,导致投资者纷纷撤离全球新兴市场,而在亚洲,中国国内问题的不断发酵使得资金流出的规模尤为巨大。

  「华尔街日报」报导指,许多投资者将此归咎于今年3月上任的新一届领导人,认为他们在应对经济增长放缓,及股市的糟糕表现方面缺乏作为。尽管官员们已试图缓解近期冲击银行业的「钱荒」问题,但下一次重要政治会议要到今秋才会召开,因此投资者对经济政策的走向感到迷茫。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多次暗示,中国政府不愿再用改变货币和财政政策立场,来应对经济增长的放缓,但同时也承诺推进相关改革,以实现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报导指,法国巴黎投资(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驻香港的亚太区股票投资主管邝乐天(Arthur Kwong)表示, 不确定性导致他减持中国股票。他管理的资产规模为20亿美元。

  另一个让分析师感到担忧的信号是,中国央行继续引导人民币汇率保持在稳定区间,尽管经济增长放缓,央行却丝毫没有显示出让人民币大幅贬值的意图。但投资者始终在抛售人民币,自上月触及纪录高点以来,而且资料显示未来12个月人民币汇率将下跌2.8%。

  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驻香港的资深利率策略师Wee-Khoon Chong表示,这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投下的不信任票。

  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国内投资者也在撤离股市。大股东、公司高管和持有股权超过5%的个人纷纷抛售手中的股票。

  全球大型银行纷纷下调了2013年的经济增速预期,高盛上周估计,中国今年经济增速为7.4%,低于此前预期的7.8%。

  报导指,Credit Agricole Private Banking驻日内瓦的市场和投资解决方案全球主管乐摩提(Frederic Lamotte)表示,他对中期前景十分乐观,但前提是中国的问题能得到解决,同时经济增长更趋平衡,但他对年底前的状况并不是非常乐观。

 

 



中国用消费带动增长不会有效

罗思义

2013-7-10

(作者介绍: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摘要: 市场经济注定只能是“利润带动增长”。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产出不会因为“需求”而增加,而只会因为“利润”而增加——只有利润增。

  中国新一届政府执政还只有短短的一段时间,因而他们还没有就其经济政策作一个较为全面的陈述,只是就诸如城镇化等关键行动纲领作了概述。然而,部分人透过媒体正鼓动本届政府推行一套降低投资占GDP比重的政策,他们声称经济发展可以因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得到弥补。据称,“李克强经济学”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积极的结果。

  不幸的是,建议所涉及的经济数据不会简单叠加,即生产率增长不可能弥补投资下降所带来的影响,反而会导致经济和社会危机。因而,希望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不会接受这样不合理的建议。

  第一个关键的建议就是,中国应该实施“消费带动增长”政策。建议者声称,增加消费占经济比重,意即减少投资占经济比重,将会导致消费需求增加,进而带动消费品更快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水准更快速提高。

  事实上,提出“消费带动增长”这个概念的人并不明白投资才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来源。据统计,在发达经济体,投资对经济总量的贡献率约占一半。从概念上讲,他们也根本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注定只能是“利润带动增长”。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产出不会因为“需求”而增加,而只会因为“利润”而增加——只有利润增加的需求才会拉动产出。

  但“消费带动增长”的关键提议与以上论断存在着直接的矛盾。他们提议要提高消费占中国GDP的比重,这就要求增加工资占GDP的比重来实现消费。然而,这样的政策只会导致经济危机和民众生活水准增速放缓。

  原因是,增加工资占GDP比重必然意味着削减企业利润。因此,主张“消费带动增长”的提议事实上是在挤压企业利润,因为企业以高于GDP增长的速度来涨工资了。

  实行“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远超投资——也即工资增速远快于GDP增速”的提议所带来的实际后果,正如2013年第一季度数据所显示的那样。

  工资占GDP比重增速快速增长必然会挤压利润。截至2013年5月止,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整体利润(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增长了0。因此,私企和国企都开始缩减投资。中国2013 年前5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前4个月回落0.2%,私人投资增速同比下降0.1%。这反过来又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中国GDP增速从2012年第四季度的7.9%降至2013年第一季度的7.7%——给利润增加带来更大压力。

  在市场经济下,只会有一种可能的结果出现,那就是通过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危机,六月份的信贷市场紧缩正是表现。

  第二,与“消费带动增长”相关的错误观点是投资下降可由生产率增长来弥补。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这是行不通的。

  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经济越发达,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越高。例如美国,在其过去20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50%,劳动力数量和技能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29%,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仅占21%——如下图所示。由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生产效率的两倍多,所以即便是在美国,也不可能通过生产率的增长来弥补投资下降。

  美国在其过去20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50%,劳动力数量和技能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29%,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仅占21%。

  中国的情况甚至更不利于这一政策的奏效。中国生产率增速在世界上最快的,而且就促进经济增长而言,其投资效率也远高于美国。实现1%的GDP,中国只需投资4%的GDP,而美国的比率为超过7%,这还是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前的数据。随着中国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已成为主要经济体之最,那些提倡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弥补投资下降的理论是完全不现实的。投资的下降会直接导致经济增长的下滑。

  结果也将导致中国的生活水准跟着下降。经济的再分配也无法弥补GDP增长的下降。国际上超过80%以上的消费增长是源于GDP增长所致。中国GDP增速放缓是源于投资占GDP的比例在变小,而生产率根本无法弥补投资下降对GDP增长的影响。因而,这必然意味着生活水准的增速也会放缓。试图运用“消费带动增长”实际上适得其反地导致了消费和生活水准的增速放缓。

  这样的政策带给就业和生产率的结果同样是负面的。在过去,由于生产率增长迅速,中国即使经济快速增长,也难以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劳动工作时间年均增长率仅约0.5%。如果实施提高生产率的政策,但同时伴随着GDP的低速增长,那么就业形势会更严峻—中国将会成为拥有高生产率、低增长率以及高失业率的经济体。但如果通过降低生产率而优先实现充足就业,那么之前设想的生产率提高将不会实现—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生产率也会降低。不管从经济层面还是从社会角度,这两个结果都是不受欢迎的。

  出于稳定社会的原因 ,政府可能会优先侧重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因此,随着GDP增长放缓,中国将会成为一个生产率增速较慢的经济体——也就是说,提议“消费带动增长”的政策不会导致生产率加速,反而会导致生产率放缓。

  总的说来,建议“李克强经济学”的两大核心“生产率增长将弥补投资下降”和“消费带动增长”都不会有效,增长的生产率不能简单抵消投资率的下降,即这两个数字不能简单相加减。

  增加消费占GDP比重会削减投资的比重,因而将会导致GDP增速放缓因为生产率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投资,生产率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潜在作用无法弥补投资下降所带来的影响。

  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完全取决于经济增长率,而在那些提议的政策下,人民生活水平只会放慢增长—这会恶化经济形势,并加剧社会矛盾。

  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林毅夫最近曾表示:“那些倡导中国经济以消费为主的,都是公然地要求我国很快地陷入危机。”鉴于他作品里所关注的重点,林毅夫可能意识到了中国面临的中期风险。从他上述所说,问题可能会在短期内出现。

  由于“李克强经济学”的任何政策建议都不太合理,希望中国政府忽略媒体上提议的这种政策。

 

 

 

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威胁

英国经济学家 John Ross

2013-07-10

     John Ross is visiting professor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nd senior fellow of Chongyang Institute for Financi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15年以后可能会出现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转折点。5-7年以后,中国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大约15年之后,中国年人均GDP将达到120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些变化将改变世界形势。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人口总计13亿,已经超过了目前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11亿。

    但是这些突破未必一定出现。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惊人的经济发展;过去10年的人均GDP和国内消费增速甚至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其他主流经济体。它能取得这样的成功是因为它采取了1978年邓小平提出的经济政策。但是,现在部分人开始尝试将中国引上;另一条经济发展道路——新自由主义的道路——这个经济主张在其他曾经尝试过的地方均宣告失败。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过去记录的审视,可以看出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目前正面临的危机有多大。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策曾应用于拉美国家。结果是10年中拉美国家的人均GDP以平均每年0.5%的速度下降——这被称为是“迷失的十年”。

    1991年以后,前苏联在完全私有化的基础上,采取了新自由主义这种“休克疗法”。俄国的GDP下降了36%——这是现代社会中主要经济体在和平时期的GDP最大降幅。1998年,俄国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缩短了4年,仅为58岁;而如今俄国的人口仍比1991年少700万。

    在美国,里根政府也曾采取过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联邦债务的极速增长,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达到顶峰。较早时候的美国经济政策的是“凯恩斯主义”时期,从朝鲜战争结束延续至1980年,美国联邦债务的GDP占比从70%降至37%。而在接下来的新自由主义时期,直到2011年,美国联邦债务上涨至GDP的88%。同期,美国GDP的10年移动平均年增速从3.3%下降至1.6%。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美国的经济增长下降了一半,而联邦债务几乎翻了一倍。

    考虑到新自由主义惨淡的历史记录,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比会更显惨淡,因此,怎么还会有人鼓吹中国采取这种错误的政策呢?从理智上看,答案就是,这要么就是对经济事实毫无认知要么就是误解了经济事实。对于后者,一个例子是,有人声称中国的投资效益与美国等经济体对比略显不足,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将GDP的4.1%用于投资就可产生1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而美国则需要8.8%,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情况就更恶化了。

    新自由主义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因为它从根本上拒绝遵循从实际出发的科学规则,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它拒绝“实事求是”。就如前哥白尼时期的天文学家一样,因为无法提供地球绕着太阳转的证据,因此他们主张太阳绕着地球转。新自由主义创建了一种根本不存在的经济模式。他们设想了一个有千千万万个自由竞争(所谓的“完全竞争”)的企业组成的经济体,在这个经济体中,价格可以自由上下浮动、投资只占经济总量的很小比例。而现实的经济却根本不是这样。过去300年中,投资规模不断变大,以至于已经达到了GDP总量的20%,甚至是40%。巨大的金融机构不断涌来为这些投资聚积资源——银行业的“大而不倒”已经是世人公认的了;而在一个不鼓励无法控制的冒险主义的自由市场中,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正是由于这些巨额投资,现今世界上的那些最重要的工业——汽车、航空、计算机、金融以及医药——都不是依照“完全竞争”模式运行的,而是垄断或者寡头。因为新自由主义并不依照经济事实,因此它的政策必然是有害的。

    鉴于这个原因,尽管没有完全采取这些政策,但中国经济也被新自由主义的破坏了。例如,2012年初,由于私人投资下降导致全球经济衰退,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压力。然而,由于受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影响——政府应该从经济中“抽手”——中国政府没有及时采取经济刺激方案来对抗这个衰退。幸运的是,2012年下半年,中国政府推出了一个必要的中等规模的政府主导的投资刺激计划,这确保了第三季度经济的稳定,并且也为未来经济加速增长提供了保证。

    那些新自由主义政策盛行的后果,以及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也已经十分明显。例如英国首相卡梅隆鼓吹的“大社会”的理念——政府部门应该不断缩小,由市场和志愿组织提供的社会保障来代替。然而事实却是纯粹的市场操作增加而不是减少了社会不平等,并且也无法提供社会保障。卡梅隆治下社会不平等显著加剧,对这些政策来说,这比那些政治异见以及政府民意支持率的下降更显得讽刺。在中国,现阶段社会不平等愈演愈烈的认识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而由于中国之大,对这种不平等的治理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难;而施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可能将不可避免的加剧这种不平等,这不仅可能将对经济不利,同时可能会造成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

    然而,新自由主义并不仅仅是想象中的理论。很多人从中得利。在美国,那些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保留了私人财富并放任经济衰退的金融机构都从新自由主义政策中获利。

    有两种人可以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中获利,因此他们支持这种政策。第一类是中国境内的金融机构。第二类是美国反对新自由主义者们,他们想维持美国的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尽管不断恶化的统计数据显示这是不可能的。

    美国的人口仅为中国的23%。美国要维持其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的唯一方法是,永远不要让中国的人均GDP,也就是它的生活标准,达到美国23%的水平。当然,中国人不会同意其生活标准连美国的四分之一都达不到,未来的印度可能也不会答应。中国的人均GDP正在不断向美国靠拢,中国的经济总量无疑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的,随后会成为世界最强的。而阻止这件事发生的唯一方法是使中国经济增速迅速下降——新自由主义的灾难性后果或可达到这个目的。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不仅对其自身有利,也有利于整个人类社会。大约15年之后,当中国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时,世界人口的35%将能享受这一成果——这将是现代历史上首次。当中国离完成民族复兴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已经如此接近时,如果新自由主义阻碍了这一切的发生,这将会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发件人:djg1973(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 时 间:2013年07月07日 20:37 (星期日) 降低速度无助于提高经济质量(三则)

降低速度无助于提高经济质量(一)

——经验的角度

杜建国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多年,举世无匹。为了给经济发展提供更新更充足的动力,最近中国政府提出在稳定增长速度的同时,要注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4月25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针对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强调“要按照稳中求进的要求,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稳中求好、稳中求优,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6月8日,李克强在环渤海省份经济工作座谈会上谈到,经济举措要“既利当前又利长远、既稳增长又调结构……着力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上届中国政府就已已主动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方针,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以及控通胀、防金融风险等)同时被列为经济工作的重心。在笔者看来,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这一新说法与转方式和调结构是有连贯性的,大致可以被视为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方式。

    一面稳增长、保持速度,一面更多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中国政府的这一主张是合理的。不过奇怪的是,最近国内外媒体却联手掀起了一股将稳增长与提高经济质效、将速度与质量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舆论浪潮。该论宣称:中国经济以往虽然高速增长,但是却粗放低效;要想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要想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只有将经济增长速度将下来才能完成;因此,未来中国经济不应该或不需要再继续维持高速增长,低增长甚至停滞才更为有益(与此同时,在必要性角度以外,大量媒体以“世界银行2030报告”为旗帜,从必然性的角度鼓吹中国高增长时代已结束、正进入“结构性低增长时代”,“中长期经济增速必将下滑已渐成共识”[胡舒立语],而林毅夫则因为持相反的观点、相信中国仍将可以继续高增长,遭到了媒体的围攻。对此论笔者将另有专文批评)。比如:

    2012年05月28日财新《新世纪》周刊胡舒立文章《经济增速下滑是福是祸?》。
    2012年7月5日中国经营报《中国不需要什么高增长神话!》。
    2012年11月01日 南方都市报《2012年是中国进入低增长、高质量模式的转折点》。
    2012年12月福布斯杂志的迈克尔佩蒂斯 为什么2013年增长速度再降对中国经济是好事。
    2012年12月15-16日 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Global Counsel战略咨询公司主席彼德·曼德尔森建议“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低 质量更高”。
    2012年12月25日东方早报《中国应追求有质量和效益的经济增长》。
    2013年4月中旬,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论《中国不应担心增长放缓》。
    2013年4月20日在美国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会议期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正在调整经济结构,为了改革和结构性调整,必须牺牲短期经济增长。

    2013年4月27日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著名“挺华派”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文章《中国经济增长减缓万岁》(该文中译文以“经济增长放缓对中国是件好事”为标题得到了广泛传播)。2013年6月4日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中国低增长为何有利于投资者?》。

    在这种舆论氛围的包围下,中国政府最重要的媒体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似乎也受到了影响,在其最重要的时段和版面,出现了类似的表述。比如: 4月28日,央视新闻联播节目开首播出专题“经济增速放缓 转型升级提速”。

    6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文《“不争GDP第一”有远见》,称江苏省“不再热衷数据与排序的虚名,更加致力于发展质量的提升与民生福祉的增进”的做法才是首选。

    提高经济发展的质效,转方式与调结构,无疑是当务之急,可是,这离开高增长可以实现吗?或只有靠牺牲高增长才能实现吗?如果一种发展方式,能够做到提升质量而又不需要速度,这当然皆大欢喜,可是,现实中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吗?这种将稳增长与提高经济质效、转型升级对立起来、将速度与质量割裂、对立起来的“高增长有害论”或“低增长有益论”,看似有理,其实根本站不住脚,因为不论从经验来看还是从逻辑来看,低增长有利于提高经济质效之说都不成立,相反,低增长会妨碍经济质效的提高,只有高增长才能促进转方式和调结构的顺利实现,才有利于提高经济质效。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只有“又快又好”(以及“快而更好”)与“又慢又糟”,至于“又慢又好”与“又快又糟”则根本不可能存在。

    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低增长有益论缺乏根据。低增长有益论的前提是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粗放低效,这种观点尽管很有市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当前,中国各产业正在全面向世界先进水平冲击,有的甚至已经后来居上了,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质效也在快速提升,对此,详见拙文《中国的高增长并不粗放低效》,兹不赘述。想想看,刘翔跑得最快,难道刘翔反倒没有质量和效益了?难道倒数第一才有质量和效益了?难道国足比刘翔更有质量和效益?高速度=粗放低效,低增长=简约高效,这首先就与中国经验相悖。

    除了“粗放低效”这一借口,还有人从相反的角度来“规劝”中国将增速降低。他们声称中国高增长太“虚”,GDP尽管规模很大,但是泡沫太多,水分太多,需要挤掉水分,而降低增长速度,实际上就是将“水分”挤掉,有益于经济的健康发展。这种观点其实也是似是而非,是不符合事实的。按目前统计,中国GDP总量虽然仅居全球第二位,刚刚超过全球第一美国的一半,但是却几乎用了全世界一半的煤炭、钢铁、铝、铜、水泥等,中国的发电量、乙烯产量、碳排放量等重要指标也相继在近两年内超过美国占据世界第一位。可见,中国GDP总量与其说有可能被高估,水分太多,还不如说更有可能被低估。跟美国——更不用说冰岛了——相比,中国第一二产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更大,水分与泡沫只会更少,货真价实的“干货”只会更多。

    国际经验也不支持低增长有益论。二战之后昔日的世界工厂英国,其经济增速一直低于德国,按照低增长有益于产业升级或提高经济质量这一逻辑,英国产业竞争力应该高于德国才是,不过事实却正好相反。再看2008年以来,整个西方世界经济陷入萧条,他们的产业升级难道因此而突飞猛进了?事实依旧恰恰相反,如经济下滑最严重的经济体希腊西班牙等,丝毫看不出产业升级的迹象来。相反,经济质效最高的德国,也是西欧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不仅西方的经验不支持“低增长能够促进产业升级”之说,东亚日台新韩四个国家与地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验也是如此。截止上世纪九十年代,日台新韩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这也是其完成产业升级、进入发达国家或地区行列的时期。进入九十年代后期、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日台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甚至近乎停滞,韩新相对来讲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一快一慢的结果是日台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和产业水平都开始下滑,而韩新的经济地位与产业水平则持续提高。日台韩新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了高增长而非低增长才能提高经济质量、促进产业升级。

    综合国内外正反两面的经验可以看出:速度与质量不可分割;长期高速增长的经济,其质量也是优异的;速度不行了,质量也不行;低增长能够促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一说,毫无经验支持;光要质量不要速度,纯属一厢情愿。

    笔者随后将从理论和逻辑的角度批驳低增长有益于提高经济质量论。

    2013年4月18日初稿,2013年6月13日改定,

 

降低速度无助于提高经济质量(二)

——理论和逻辑的角度

杜建国

    笔者在《降低速度无益于提高经济质量[一]——经验的角度》中指出,综合国内外正反两面的经验可以看到:速度与质量不可分割;长期高速增长的经济,其质量也是优异的;速度不行了,质量也不行;低增长能够促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一说,毫无经验支持;光要质量不要速度,纯属一厢情愿。

    其实用不着对照实践经验,单从理论上或逻辑上来看,低增长能促进中国产业升级、提高中国经济质量这一观点,就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完成产业升级,这并非是一些空洞的概念,而是有具体的衡量标准的,这其中的首要标准自然应该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应该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代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否则就不是产业升级而是降级了。要实现上述目标,就需要相应的手段,这一手段意味着要用新的更先进的设备来代替旧的设备,要用机器来代替人力,要建设新的基础设施以促进人员与物资的流动以及信息的交流。上述手段或方式都离不开扩大投资。如果经济不是维持较高增长而是严重下滑,届时企业将无利润可赚,在此条件下,企业又怎么可能再去大规模地投资呢?产业升级何从谈起呢?经济增长停滞、爆发危机后,大量竞争力弱的企业会因此而死掉,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可以说是因劣质企业被淘汰而为产业升级做出了贡献。可是,这种被动的而非主动的产业升级(能否升还不一定),又有几个国家乐意去尝试呢?如前所述,2008年以来西方正在发生的一切验证了这一点。相反,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企业有利润可赚,才能进行大规模投资,产业升级才能落到实处。而投资落实后,也会直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的。

    反过来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代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后,直接结果就是产出更多了,即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由此可见,经济质量的实质性提高或大规模的、全面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是密不可分的,高增长既是经济质效提升的前提,也是经济质效提升的结果。提高经济质效,不但不与高速增长相分割、对立,相反,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过去已经如此,将来也会如此。企图靠降低中国经济增速来换得经济质效的提高,那无异于南辕北辙或缘木求鱼。

    关于产业升级或提高经济质量,当前还有几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很流行。有人鼓吹服务业占比高就一定是产业升级,如4月28日央视新闻联播节目开首播出的专题“经济增速放缓 转型升级提速”就是典型。可是,这些人似乎没有注意到,当前中国服务业的单位劳动生产率其实是低于制造业的(比如,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最近就指出中国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0.6,斯蒂芬·罗奇也有大致相似的说法),怎能说服务业比制造业更高级呢?经济增速降低了,制造业垮了,工程师和高级技工失业后去当修理工或送快递、开饭馆,于是乎第三产业的比重提升了,可这能叫产业升级吗?这纯粹是产业“降级”!至于有些所谓的“高端”服务业,尽管单位劳动生产率很高,但是对整个经济体未必是一件好事情,比如华尔街搞金融投机的,单位产值很高,一向被视为高端服务业,可是,却把美国以及全球经济拖入了金融危机的泥潭。这种“高端服务业”的副作用不容小觑。

    还有人说,第三产业占比高,是发达国家的标志。这也是似是而非。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何自力教授、乔晓楠讲师等人的研究表明,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占比增加,大致有三种情况:第一,原本制造业发达,后来服务业占比过大,制造业衰败,如美国等;第二,原本制造业发达,服务业比重适度增加,制造业继续保持强健,如德国;制造业不发达,低端服务业占比大,如拉美国家。可见,盲目推崇“服务业占比越高越好”,是不可取的。

    还有人认为传统工业或重化工业,是粗放低效的,是“落后产能”,应该被淘汰。这也是似是而非的。如钢铁、电解铝、石化、水泥等行业,都是耗能大户,被好多人称为夕阳产业。可是,我们的生活能离开这些产业吗?这些产业只要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产品附加值,就一样是现代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是必要的,可是借此否定传统产业、厚此薄彼就不可取了。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研究中心共同主任何伟文先生4月28日在环球时报发表的文章《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产品》,批评了那种对服务业的盲目崇拜和对传统产业的盲目贬低的流行观点,同时指出,“要在增长中转型。我国制造业需要转变发展方式,需要转型升级,即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但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质量的提高只有在数量的一定增长中才能实现。”

    现实中,低增长有益论者还常常以市场经济原则的捍卫者自居,但是市场经济追求的是利润,没有增长,谈何利润?鼓吹低增长有益,才是有违市场经济原则的。质效提高、产业升级而又伴随经济增速降低,对此,笔者只能设想在如下唯一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在一个非市场经济的或全面计划经济这样一种体制下,不再以追逐利润、即不再以积累与扩张为最高目标,一方面完成了产业升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则同时依据中央决策或法律缩减全体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此增彼减,两相抵消的结果有可能是经济速度降低了。

    现实中,笔者从来没有发现一位低增长有益论者,能对自己的主张或口号提供相应的必要的论证,能在其宣称的因果之间建立起联系,能向我们说明经济降低增速后怎么就能够促进产业升级、提升经济质量,甚至连这样的尝试我都没见过。或许我孤陋寡闻,请问读者们,你们曾发现过有人这样做过吗?

    低增长有益论本来荒谬绝伦、缺乏依据、不值一驳,如今竟然大行其道,这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众所周知,高增长是所有经济体共同追求的目标。相应地,低增长或停滞则意味着经济危机,甚而至于引发社会危机,因此为所有经济体排斥。2008年全球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逆势上扬,继续维持高增长,阻止了全球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也令普遍陷入低迷的西方世界所羡慕。可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在西方为获得0.1%的增长而绞尽脑汁的时候,中国却开始流行“高增长有害论”、“低增长有益论”了,这绝不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果中国听从那种低增长对经济有益的的说教,刻意将经济压制为低增长甚至停滞,那无异于自废武功、自毁前程,届时中国不仅不可能实现转方式与调结构的目标,反而只会陷入社会动荡,而且比今天的希腊、塞浦路斯和西班牙以及北非国家的动荡程度要严重得多。

    有些人和媒体早就直言不讳,如2012-01-16 南方周末发文《推进改革,中国经济的天就晴了》,公开祈盼中国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发生也没什么可怕的’,是‘好事’,因为危机可以倒逼中国几乎停滞的转型和改革。”

    可是危机却迟迟不来,于是乎他们就要人为的制造危机,低增长有益论就是诱使官方将经济巨轮驶入险境的手段。这就是低增长有益论泛滥的原因。笔者并非危言耸听,白纸黑字,证据颇多,笔者将另文详述媒体如何布局鼓噪低增长有益论的。

 

 

“降速提质”论是“中国崩溃”论者的糖衣毒丸(三)

——从金融时报的自相矛盾谈起

杜建国

    笔者在《降低速度无益于提高经济质量》(一)与(二)中指出,当前流行的“降低增长速度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质量”论,既缺乏事实与经验依据,也不具备理论和逻辑的支撑。不仅如此,大量证据表明,鼓吹“降速提质”的那些媒体与所谓学者,他们自己并不相信自己的这套说辞,比如,大名鼎鼎的英国金融时报就是如此。

     金融时报,在大多数中国读者眼中就是高端、严谨、深刻的象征。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金融时报及其中文网站对推动“降速提质”论在中国的流行,发挥了不小的作用。2013年4月15日,金融时报网站专门刊发了社论《中国不应担心增长放缓》。该社论指出:“中国将迎来一段增长较慢的时期是可喜的消息——无论对中国本身还是对全球经济都是如此。……只要运用高度智慧,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时代的结束,就可能带来一个更加环保的地球和更加均衡的全球经济。那肯定是十分可喜的。”

    此文的新颖之处在于,论者们不满足于宣称增长放缓对中国有好处,现在甚至开始宣称这对世界各国也都是件好事情!

    全球市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增速骤降怎么可能对其他国家是好事情呢?五年前,有人若敢这样说的话,肯定会被视为疯子。五年前,金融海啸袭来,全球各国惶惶不可终日,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还好,中国不负众望,果断启动“四万亿”计划,令中国经济触底反弹,再次恢复高速增长,从而将全球经济从悬崖边拉回。一时间,“中国拯救世界”的声音响彻全球媒体。言犹在耳,金融时报如今却抛出“中国经济放缓有益于全球论”,难道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2011年下半年来,经过短暂反弹后,西方经济再次下滑,各国期盼中国尽快再次出手拉动全球经济的声音,随之响起。我去年在观察者网的文章《谁让《纽约时报》们误判中国2012年经济政策?》,对此有较为详细介绍和分析,兹不赘述。

    金融时报竟然反其道而行之。其实反驳该社论,用不着多费口舌去摆事实讲道理,因为该报前后脚所登的文章的观点,就正好跟该社论截然对立。

    4月2日,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刚发表文章《中国经济未来荆棘密布》。为什么“荆棘密布”?因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会放缓,甚至是剧烈放缓。”针对同一事物,一个反应是“可喜”,一个反应是“荆棘密布”,谁更符合常理一目了然。

    好戏还在后面。

    就在该社论发表的同一天,金融时报网站还刊登了其驻北京记者吉密欧文章《分析:中国经济进入“缓慢增长期”》,该文称:“中国增长显著放缓,将影响世界各地的经济体,尤其是打击在过去10年里变得依赖中国需求飙升的原材料出口国。‘对澳大利亚、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大宗商品出口者来说,中国增长大幅放缓是很糟糕的消息,……有很多供应即将投放市场,其理论依据都是中国将永远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

    如此针锋相对,这简直是对该社论的最有力的反驳了!金融时报,如此重要问题,你们怎么就没有统一口径呢?

    不知是否是为了对此进行弥补的缘故,三天后4月18日,吉密欧记者又赶忙抛出了这篇文章《中国增长放缓“焉知非福”》遗憾的是吉密欧绕来绕去,也没有拿出中国增长放缓有利于全球经济的证据来,只好勉强借他人之口来搪塞:“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表示:‘未来几年,所有工业大宗商品生产国都将受到负面影响。但对于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而言,中国经济与投资支出增速放缓的影响微乎其微;事实上,如果这能促使中国政府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以扩大消费支出,那么对于英美等经济体而言,这可能还是一件好事。’”

    “中国经济放缓对大宗商品出口国不利,对英美等国却有利!”就算该论有理吧,可是,吉密欧记者,您难道不知道美国同时也是个“大宗商品生产国”吗?大豆这种大宗商品在美国对华出口中可是占据着重要地位呀。中国经济放缓,可能导致减少大豆进口,难道对美国“这可能还是一件好事情”?

    综上所述可见,“降速提质”论不仅经不起实践检验和逻辑推敲,甚至连其倡导者自己都不相信。可是,他们为何又起劲地鼓吹“降速提质”论呢?

    可能多数人没注意到,最近两年来,金融时报其实是“唱衰中国论”或“中国崩溃论”的号手(当然并非所有作者、所有文章都是如此)。对此,看看本文所提到的这位吉密欧记者所写的关于中国经济的报道,就可以一目了然了,这位记者的报道与著名的“中国崩溃论”者章家敦先生的调调极其相似,不厌其烦地唠叨中国经济要走向萧条,只是貌似客观而不像章家敦那样情绪化而已。

    我印象中,大致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在鼓噪中国高增长有益而不可能论——即崩溃论——的同时,金融时报又开始宣扬“低增长有益论”。那么中国崩溃论者与降速提质论者、低增长有益论有什么关系呢?或者说,中国崩溃论者为何又鼓吹降速提质论呢?

    中国崩溃论与降速提质论的理论前提是截然对立的。崩溃论,承认高速增长是好事情,是必要的,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多年来他们咬定只是昙花一现,只是总被现实所粉碎。降速提质论,则否认高速增长是好事情,低增长才值得追求。这是两者的不同或对立之处。与章家敦这类咬牙切齿地诅咒中国经济崩溃的公开敌视者不同,低增长有益论者对中国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关怀备至、出谋划策的姿态,只是他们给中国经济开出的药方——大幅降低增速——是章家敦们乐意看到的。

    笔者不得不做出如下猜测:最初这些人诅咒中国经济发展停滞,说好日子到头了,要爆发经济危机,要崩溃了;在诅咒屡屡落空后,他们就转而摆出为中国好的姿态来,改口说降速有利于提质,企图诱使中国吞下他们的伪装成良药的毒药进行经济自杀。既然不能唱衰你,那就换套把戏,把低增长说成是好事情,忽悠你自己往火坑里跳,让你自己把自己折腾崩溃了——我只能这样来揣摩金融时报的动机。

    “这小子天生低劣,肯定长不高”!
    “你蹿那么高干吗呀?光有速度没有质量,当侏儒才好呢!”

    下面再补充个例子。

    卡内基亚洲项目驻北京的高级研究员、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佩蒂斯原来在华尔街投行工作,不知怎么就成了北大光华的教授),经常为金融时报撰写有关中国经济的文章,跟章家敦一样,多年来佩蒂斯每年都预言中国经济要完蛋了,只是回回落空。比如,2008年夏天。佩蒂斯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热钱将引发中国的金融危机:“(中国)已过了临界点,目前没有(对付金融危机)简单的解决办法。”话音未落,金融危机就爆发了,不过不是中国,是美国。

    2012年9月英国学者、上海交大客座教授、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约翰·罗思(John Ross)揶揄佩蒂斯道:“北京大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在2009年撰文写到:‘我继续坚持去年的观点……美国将是第一个从这场危急中复苏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将是最后一个。’但事实却是,危机爆发四年来,中国经济已经增长了40%,美国经济只增长了1%。”
就是这样一位跟章家敦没有太大区别的崩溃论者,2012年7月却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经济增长放缓对中国有益》。为了打消我们的疑虑,佩蒂斯还专门强调,增速放缓能够提高人民的收入,不会引发社会动荡:“经济增速放缓是否会在中国国内引发社会动荡,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形势构成干扰?只要管控得当,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请记住,中国经济再平衡要求中国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超过GDP增速,即使中国GDP增速显著下滑至3%——我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只要居民收入维持5%至6%的增长水平,就远远不会引发社会动荡。”

    这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请问佩蒂斯先生,哪个国家能在经济增速骤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水平时却又能大幅提高人民的收入呢?您能举出哪怕一个实例来吗?

    当前,一面诅咒中国经济马上硬着陆、马上崩溃,一面又鼓吹停止高增长是好事情、能帮助中国提高经济质量者,如过江之鲫,绝非金融时报一家,如陈志武、许小年、刘胜军、李佐军、韦森等,皆如此。

    中国出现经济危机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这一定是大多数人不解的地方。趁火才好打劫!只有经济危机,只有经济出了大问题,他们才有借口搞所谓的“深化改革”,实际上就是推行休克疗法,将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的成果都装进他们的口袋里。后面笔者将对此予以分析。

    2013/6/27初稿,2013/7/2修改,

 

 

中国的高增长并不粗放低效

杜建国

2013/5/24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三十余年了,成就巨大。不过最近却有越来越多的人看低甚至否定这一高增长的意义,他们认为这一高增长只是片面的粗放式的增长,只有量的扩张,缺乏质的提升,导致中国各产业未能得到转型升级,至今仍徘徊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

    我认为该论严重低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符合中国的经验。事实上,与该论断相反,长期高速增长下的中国经济不仅有规模的扩张,而且也有质量的提升,中国产业正在完成从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的升级,在许多领域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有的甚至已经实现“由追赶变超越”。

    目前,全球最好的火电厂(超超临界机组)、水电站(最大单机容量)、核电站(第三代与第四代核电站)、电网(特高压电网)以及最好的炼化厂之一(镇海炼化)等都建在中国。另外值得强调的是,这些厂家所使用的大型成套生产设备,包括其中最为核心的部件,也都是由中国的装备制造企业提供的,这意味着中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已跃居世界一流水平。除此之外,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好的煤制油工厂,最好的石油开采技术,最好的雷达与预警飞机(之一),最大的模锻压机,最好的大件铸造技术,最大规格、最大承重的数控机床,首台智能化数控机床,等等。

    继高铁产业之后,中国的航空业以多款隐形战机、大型运输机接连面世、新型发动机研发进展顺利为标志,可能正在实现又一个产业大跃进。中国的陆工机械、海工机械、造船业的水平,也都已处在世界先进行列。许多人总认为中国虽是世界工厂,但是只能造“壳”,不能造“芯”,其实这都是老黄历了。就拿造船业来说,燃气轮机、大型低速柴油发动机曲轴、大型螺旋桨这三种重型精密设备的制造技术最为高端,为极少数国家所掌握。齐重公司研发出数控重型曲轴复合加工机床后,令中国得以告别大型发动机曲轴依赖进口的历史;武重集团攻克了数控螺旋桨机床的难关,让中国潜艇螺旋桨的噪音大大减小。燃气轮机方面,中国也正在完成从引进到消化吸收的过程,制约中国新式军舰大规模量产的发动机瓶颈已被突破。

    长期以来,中国的小汽车制造业因过于依赖外资而为人诟病,并被视为中国产业水平低的标志,不过令人振奋的迹象也出现了。目前,济南二机床集团生产的全自动汽车冲压生产线的效率全球最高,比如福特在堪萨斯、底特律和杭州的工厂就都已采用了济南二机床的设备。国际巨头的生产线都依赖中国装备制造企业了,中国小汽车制造业的前景恐怕不会灰暗。

    中国的4G通信技术标准已被国际接受,全球五大通信设备制造商,中国占有两席。中国的生物医药业,也在快速发展。据报道,中国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核心电子器件、大型集成电路装备的研发未来将取得重大突破。

    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还是世界工地。中国的工程施工技术,无论盖高楼、架桥梁、挖隧道、修公路、铺高铁、还是建港口、筑水坝、架管线,现在大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的铁路运输效率和中国的港口装卸效率,也是全球最高的。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上述重大进步并没有得到舆论应有的重视,而中国制造等同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一印象还依旧占据着大多数人的大脑。其实早在2006年,中国就已经超越欧盟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了。2012年上半年,纺织品、服装、箱包、鞋类、玩具、家具、塑料制品等七大类产品合在一起,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也就勉强达到五分之一,而机电产品则高达五分之三。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为完整的产业链,而且正在抢占这一链条上的各个环节的全球制高点,可谓是呈全面开花之态。

    2012年两会期间,科技部部长万钢坦言中国越来越不在乎西方的高科技封锁了,因为现在“没有我们造不出来的东西”。

    粗放论者另一理由是中国的高速增长只不过是依靠超量投资来支撑的,这一理由也很片面。其实,不只是中国,所有经济体的增长最后都得落实到投资上面,没有投资,就没有扩大再生产,就没有增长,一个经济体的高增长依赖于投资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因此,问题不在于中国的高增长是不是依赖投资,而在于中国的投资效率的高低与否。近十多年来,中国投资占GDP40%(被高估),就可以带来10%的增长,这远远高于同期多数发达国家。可见,中国不仅有高投资率,同样还有样很高的投资效率。
综上所述,那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无比粗放低效、只是规模上的扩张而非质量上的提升、中国依旧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一点其实很容易解释。经济长期高速增长而又没有伴随产业升级的,只能是以资源出口为主的那类国家,比如海湾国家,甚至是澳大利亚这样的越来越依赖出口铁矿石和天然气的国家。作为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主,其长期的高速增长,肯定离不开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与产业水平的提高是一体两面。换个说法,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只能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断被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所替代的过程。长期高速增长与粗放低效并存,这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需要进一步提高质量和效益,但是这不应该以否定过去的基本面为前提,而应该以肯定和继承过去为前提。另外,如今成天指责中国经济粗放低效的那些势力,恰恰才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升级的障碍,是最应该被淘汰掉的。回头笔者将详细阐述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正视中国经济质量的黑洞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3-07-08

政府向企业借15亿给公务员发工资

    旧债难化,新债叠加,鄂尔多斯市面临着严重的政府债务压力。去年春节前,为了给公务员发放工资,东胜区政府还曾向伊泰集团再次伸手借款15亿元。面对政府不是一次的的借款压力,伊泰集团甚至打算把企业总部搬到准格尔旗。据知情者透露,自2012年冬开始,当地有的区政府需要靠向大企业伸手借钱才能给公务员发工资。

    目前,民间对鄂尔多斯市地方债总量的估算有多个版本,外界高的估计为3000亿乃至4000亿元。而一位接近鄂尔多斯市政府的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2400亿元,这是最标准的数字。”同时受访的一些鄂尔多斯业内人士也将政府的债务总规模,界定在2000多亿元。

    数据显示,2012年,鄂尔多斯市财政收入为375亿元。如果上述估算的债务规模接近真实,政府的偿债压力之大便不难想象。在这些政府债务中,企业欠款占据较大比例,包括工程欠款、各种保证金欠款以及向企业的借款等等。政府欠债,也等于企业欠债。现在,鄂尔多斯市房地产业尚无回暖迹象。作为经济支柱、财税之源的煤炭行业亦陷入大量停产境况,鄂尔多斯市政府该拿什么偿债?

    在房地产业和煤炭业两大主力引擎熄火之后,该市经济增速由内蒙古自治区的榜首位置跌至垫底。同时,一直潜伏着的“三角债”矛盾也凸显出来。政府欠企业债,企业欠民间融资公司债,民间融资公司欠放贷老百姓的债,“三角债”的死结似乎有越缠越紧的状况。在一些鄂尔多斯业内人士看来,只有政府将拖欠企业的债务还上,这个死结才有可能被渐次解开。

中国远洋两年巨亏近200亿

    两家中字头央企2012年年报显示,中国远洋(601919,收盘价4.01元)去年亏损95.6亿元,中国铝业(601600,收盘价4.40元)亏损82.34亿元。由于中国远洋2011年、2012年连续两年亏损,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中国远洋将在3月28日停牌一天,在3月29日起正式更名“ST远洋”。

    中国远洋年报显示,公司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72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6%。其中,干散货航运及相关业务收入为161亿元,同比减少73亿元,下降幅度为31.1%。同时,公司的财务费用由2011年1.02亿元上升至2012年的16.28亿元,上涨1495%。净利润为亏损95.6亿元,此前2011年亏损104.5亿元。

    同日发布的中国铝业年报显示,2012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94.79亿元,较上一年的1458.74亿元微增2.47%;全年亏损82.34亿元,而去年同期公司盈利2.3亿元,这也是中国铝业在2009年因金融危机亏损46.4亿元后,再次出现大额亏损。

中国远洋再售优质资产 获利29亿

    2013年5月20日,为了扭转亏损,继出售旗下优质资产中远物流后,中国远洋今日又公告出售所持有的中集集团的股份。此次的交易标的中远集装箱工业,其主要资产为其持有的中集集团4.32亿A股和1.48亿H股,约占中集集团总股本的21.8%。中集集团2012年营收为 543.34亿元,净利19.39亿元,因而,此次中国远洋又出售了旗下一优质资产。

    公告称,由于公司目前持有中远太平洋约43.2%的股权,因此此次交易在2013年预期将为公司带来约29.07亿元的未经审计税前收益。

中远亏损的原因

    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国远洋已多次靠出售资产套现来避免退市。按照业绩预测,假设全球航运现状没有大幅改观,中国远洋今年亏损幅度仍在75亿至90亿之间,这意味着在今年剩下的半年内需要35亿至50亿资金来完成扭亏。

    中国的航运业,一直被日本、韩国等航运强国所挤压。特别在市场化和国际化方面,更是鲜有作为和地位。正是作为一名老航运,魏家福在航运界滚打摸爬了四十余年,而正是在他担任中远集团掌门人的15年内,中远集团的资产规模达到了船舶700余艘,5100多万载重吨,船队规模位居中国第一、世界第二。

    事实上,在当今的航运业,可以说没有一家航运企业不在“惨淡”经营,不被严重亏损所困扰。想一想,欧美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中都变得束手无策了,更何况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行业之一。就算魏家福没有“超龄服役”,中远集团又逃脱得了中国“亏损王”的命运么?

    必须注意的一个事实是,虽然中远集团当了连续三年的“亏损王”,成了央企亏损的“代名词”,但毕竟与那些明知产能严重过剩,原材料供应和定价权等已被外国供应商所控制,仍然在不遗余力地扩大规模、扩大产能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情况不同。

    因为一旦国际金融危机过去,世界经济复苏,中远等航运企业就大有“翻身”的机会。再说,如果没有中远集团为领军人物的航运企业做支撑,在运输环节节约了大量成本,中国的钢铁等行业,亏损可能更为严重,那样的话,“亏损王”的头衔也就不会是中远集团了。

      无疑,由于对世界经济形势、特别是金融危机走向缺乏正确判断,中远集团在战略谋划和策略应对方面出现了失误,可以说是魏家福40多年职业生涯中的一大“败笔”。如果在决策方面稍稍慎重一些、冷静一些、理智一些,后果可能就不会如此糟。

错判时机的抄底

    虽然魏家福在2009年一度表示还没有去买“五点钟的鱼”,但在2008年,中国远洋实际上就已经为这种思路付出了代价。

    2008年下半年,BDI(波罗的海指数)在上升到八九千点的高点后,一路快速下跌,在跌至3000-4000点区间时,也就是跌了超过7成的时候,中国远洋做出了一个导致后来若干年都无法甩掉包袱的决定:抄底。

    当时的管理层认为,2003年以来的BDI指数波动中枢就是3000-4000点左右,长期看这应该是干散货景气度的中枢,此时扩张将为未来打下基础。资料显示,租入运力在2008年底达到顶峰,当年末租入船舶233艘,运量2045万载重吨。

    这在中国远洋2008年的年报中亦有体现。当时中国远洋判断,应“把握低成本扩张机遇,波段操作。在市场的萧条时期加大短期操作的力度,同时及时补充运力,降低持仓成本”。

    2011年希腊船东乔治·伊科诺穆称,他在2008年租给中国远洋的Cape船日租金为8万美元。而中国远洋在年报中提及,2009年Cape船型的市场平均租价下降到4.3万美元每天,2010年为3.3万美元每天。

    据《中国储运》报道,中国远洋副总经理、散货业务负责人许遵武说,中国远洋也在低谷中以1万美元的价格租过一批Cape和巴拿马型船。中远散运将自己的模式描述为“滚动锁定、波段操作”。

    2008年,中国远洋干散货船的租金成本为334.6亿元,较2007年增长了120.5亿元,租金增长了56%,但实际租入运力只增长了7.5%。高价租来的船只闲在那里没事干,还要付船租。吃亏吃大了!魏家福这个领导了中远近20年的老板终于待罪退休。中国的国有企业都让这些败家子糟蹋完了。

    BDI指数最终下探到了600点上方,较高点下跌了94%,在中国远洋抄底的时间点上又跌去了七成。当时的租约中,部分租约是持续三年或者五年的,其影响将持续到2013年。

    2013年4月17日,BDI指数仅报876点。中远集团在四五年之中都在为2008年的“抄底”付出沉重代价。一招臭棋导致全盘皆输!教训不说不大!

河北一号工程曹妃甸遭遇债务危机

    6月20日,记者在曹妃甸工业区看到,几处建设过半的房屋已经停工,道路两旁随处可见闲置的空地,配套生活区则是人气冷清。2013年是曹妃甸建设十周年。河北省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边继云表示,相比开发初期,曹妃甸工业区的建设速度已明显放缓。而与相邻的其他开发区相比,曹妃甸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

    对此,麦肯锡公司城市中国计划研究员李晓鹏分析称,曹妃甸最大的问题在于规划过于超前,摊子铺得太大,债务规模太高,超出了地方政府的承受极限。此外,战略摇摆也是曹妃甸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烂尾楼,更多的则是闲置的空地,这在钢铁电力园区、港口物流园区、环保产业园和临港商务区几乎随处可见。中山路是紧邻曹妃甸工业区管委会的一条马路,双向的八车道显得十分宽阔,只是车流不多,有的车甚至逆向行驶。多数路口没有红绿灯,即使是安装了红绿灯的路口,灯也不亮。附近芒果快捷酒店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山路是曹妃甸最繁华的地段,但即使是这里客流量也不大。尤其是周末,跑业务的人都走了,酒店里几乎没有人。

    土地大量闲置,在开发区建设初期也属正常现象。但事实上,2013年已是曹妃甸建设十周年。根据唐山市曹妃甸区官方网站显示,曹妃甸开发建设从1992年开始谋划论证,2003年3月以通岛公路开工为标志正式拉开建设序幕。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已累计投入3000多亿元。

    边继云曾对曹妃甸新区产业集聚缓慢现象进行过专项研究。她告诉本报记者,与沿海其他省市相比,曹妃甸有“两慢”:一是发展速度慢,二是邻港产业聚集慢。2012年,曹妃甸区加上渤海新区,在建的亿元以上的重点项目不到300个,而同时期天津滨海新区在建的重点项目则达到895个,几乎是前者的3倍。

    曹妃甸区委书记郭竞坤在5月12日的《在曹妃甸区开放工作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曹妃甸与周边其他开发区的差距正在拉大。2012年,曹妃甸区生产总值达356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4.6亿元,而天津滨海新区则分别完成7205亿元、731.08亿元,是曹妃甸的20.23倍和29.7倍;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也分别完成了2100亿元和128.4亿元,是曹妃甸区的5.9倍和5.2倍。

    投资乏力是问题之一。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曹妃甸工业区的投资近年来呈现逐渐下滑态势。2009年,曹妃甸新区完成新增投资1023亿元,2010年则下滑到1000亿元,2011年再次下降至600.9亿元。到了2012年,这一数字进一步下降到600亿元以下。2012年的投资计划并没完成,后来被迫在人代会上重新调低投资计划目标。

    更值得担忧的是,由于债务危机逐渐凸显,曹妃甸的发展后劲已明显不足。唐山市银监局2012年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曹妃甸的“平台贷款风险较为集中”,截至2011年末,共有1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曹妃甸新区各家企业建立信贷业务关系,贷款余额625.56亿元。此外,国开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向曹妃甸新区贷款余额也已超过400亿元。

规划的弊端

    首钢的投资占到曹妃甸所有项目总额的四分之一,该项目从2009年投产至今连年亏损,累计已经超过100亿元。同时,曹妃甸与相邻的天津滨海新区规划过于同质化,产业结构都偏于重化工,导致很多项目都被天津吸引走。不过,曹妃甸遭遇困境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自身。两大主因分别是决策失误和河北省内战略摇摆。

    曹妃甸工业区最初规划仅30平方公里,随着首钢搬迁,规划一下扩大到60多平方公里,加入了石化、电力产业园区。后来,某部委的规划部门认为曹妃甸规划得太谨慎,又提出了300平方公里的规划方案,最后经扩展达到1000多平方公里。

    河北省内的战略摇摆也是重要原因之一。2003年3月,河北省决定将曹妃甸工业区开发作为“河北省一号工程”,举全省之力加快开发建设步伐。到了2008年,河北省又提出“三年大变样”战略规划,3年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7131亿元人民币,是曹妃甸10年累计投资总额的两倍。2010年10月底,河北省又提出“环首都”和“环渤海”的“双环”战略,“举全省7000万人口之力”,将环首都经济圈建设作为第一战略。

    过去30年,“政府主导、土地开发、投资拉动”的开发区建设模式,曾经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的“法宝”。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城镇化大潮风起云涌、固定资产投资越来越热,使得地方政府忽略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盲目“摊大饼”,曹妃甸开发区就是这样的典型。

    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日前撰文指出,政府强力推动大规模开发区建设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即使曹妃甸的风险不幸最终爆发,也希望它是这种模式的最后挽歌。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需要政府全方位撤退,需要全方位的市场化改革。

 

 

     大军网编者按:近年来,复旦大学教授史正富先生慧眼独具地发现了中国有三种力量主宰市场,推动经济发展,这就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市场。于是史教授在从前的二维经济中增加了一维,把中国经济称作“三维市场经济”。在史教授看来,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功不可没,正是有了地方政府的努力和作用,才使中国经济出乎意外的强劲与繁荣。但在地方政府的正面作用之外,也存在着巨大的负作用。盲目竞争,争抢上项目,导致许多地方的发展出现了歪斜。这一点也必须注意。任何事物有优点,必有缺点。我们特意提醒大家全面地看问题。

中国的三维市场经济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史正富

2012-08-17

    中国发展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土地制度、企业制度、地方政府制度、货币制度、国家财政制度各个方面,与西方市场经济的主流模式相比,既有相同,又有不同。尤其是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竞争性的经济主体,与竞争性企业体系并存互动,从结构和功能上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市场经济的运行特征,有可能形成某种与西方市场经济并存的新的市场体制类型。

    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可称为“三维市场经济”,这与西方国家经典的“二维市场经济”相对应。传统的或经典的市场经济里面有两大经济主体,一个是国家或政府,一个是企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主轴。政府管的多了,市场经济的程度就低一些;政府管的少了,市场的自由度就高一些。这是一个两维的关系。但在中国经济正在形成的体制当中,却是“二变三”。一是中央政府,一是竞争性企业,相当于经典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和企业两个概念。但是,我国还多出来一个经济主体,那就是地方政府。

    这里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竞争性的经济主体系统,和竞争性企业所构成的主体系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个看法的依据是,中国的地方政府特别大和多,不像一些小国家,我们有两三千个县级政府,几百个地级市。这些单位既是政府,又承担了经济发展的功能,具有两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政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履行治安、法治、社会管理等任务,这是其公务职能;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命并有动力从事投资开发、扶持企业,推动经济发展的任务,这是其商务功能。就其商务功能而言,地方政府构成的竞争性主体系统和企业构成的竞争性市场系统,既互相依存又相互独立。我把这个包含竞争性地方政府系统的特殊市场经济成为三维的市场经济 。

    在“三维市场经济”制度安排下,中国经济一方面具有市场经济的运行特征,即从价格的决定、投资规模的形成、到就业和劳动力的流动等资源配置的主要方面,基本上都由市场力量决定;但另一方面,这一系统中的地方政府主体又具有政府的性质,所以它的经济行为又和纯粹的企业不同。因此这一系统产生的经济规律和典型的市场经济既有相同,又有不同 。

    事实上,中国特色的“三维市场经济”在实际运行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特征。第一,与欧美“二维市场经济”相比,在资本积累和企业投资水平上明显较高,企业的边际投资率高于典型二维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第二,企业和非企业主体之间的交易费用(可称为“第二种交易费用”)显著降低。在典型的二维市场经济中,“ 企业——非企业的交易合约”通常是通过法律、审计、政治游说等中介服务行业来完成的,往往费用高而效率低。但在中国,地方政府通过为企业提供的各种 “ 管理服务” ,为交易商谈和争议的解决提供指导框架甚至仲裁,虽然不一定公平,但能更有效地解决这些“ 企业——非企业合约”的问题;第三,由于国家级的经济政策在制定和实行过程中,遇到了竞争性地方政府这一力量的参与,故而产生了一个中国式的、具有相当大的地方参与的分权互动型政策法规的制定和调整体系。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地方政府系统参与建构和调适国家级经济法规政策的理性表达。如能建立正规机制使这类表达制度化与规范化,则可望形成某种兼顾分权参与和决策效率的国家长期法政管理体制。

    “中国经济奇迹”的最大秘密即在于包括地级市和县在内的几千个地方政府间互相竞争,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学习和创新平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上有大政方针,下有广泛试验创新,中有多存次研讨交流和知识扩散;从而使得改革年代的中国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最有活力的知识更新和制度创新的实验场。可以说,正是这一中国独特的改革治理结构,孕育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革命或“重建”;虽然这一改革还有大量问题有待探索,但其作为中国原创的自主制度创新已经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并且已经开辟出有别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在未来世界的发展中,这一特色体系必将继续其自主演化的优势,在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为世界范围的文明和制度多样性做出越来越重要的贡献。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7月09日 11:24 (星期二) 这是一篇言词激烈的文章 转发: 欧美狂言:彻底解决中国,让华人全傻眼

欧美狂言:彻底解决中国,让华人全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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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美国为中国设计的改革路线图进行的十分顺利。第一步私有化几乎没有遭遇到任何阻力;第二步殖民化也已经相当成功,中国在经济上已不再是一个独立国家,被美国人十分自信地称之为是“美中国”。中国2万亿美元外汇资产的绝大部分被美国占有,2万亿美元的产业资本归外资所有。  

     按照这个路线图继续走下去,无需太长时间,只要再过10多年时间(中国绝大部分稀有金属还只能开采10多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就能够基本掏空中国的稀有金属资源,摧毁中国的生态环境。当中国稀有金属被完全掏空时,中国就彻底丧失了尖端武器制造能力,那时中国除了解除武装之外没有任何选择。也就是说,美国持续几十年对中国施行的武器禁运、技术封锁和战略资源禁售,只要再坚持10多年时间,中国在军事上就会自动崩溃。到时再加上生态破坏引发的环境灾难,中国将会不战自乱,轻而易举地被分割成为许多小国,按照美国人的说法就是,“一次性地永久解决中国问题,实现亚洲和世界的永久稳定”。

    就在所有这一切都有条不紊地顺利推进时,就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国内买办集团很快就要接近最终目标时,虚拟经济时代的第一场经济危机爆发了。汹涌而来的经济危机狂潮,不仅消除了覆盖在世界繁荣表面上的巨大经济泡沫,同时也消除了覆盖在改革开放华丽外表上的巨大zz泡沫,把掩盖在世界一体化眩目表象之下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阴谋,十分清晰地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在工业社会还没有找到摆脱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的情况下,基本对策就是掏空中国资源,毁掉中国环境,牺牲13亿中国人民,以维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优良环境。  

    为了防止中国人民将来进行报复,以及能够控制灾难扩散,必须把中国分割成为七到八个独立小国。中国将重新回到列国纷争的战国时代,二千多年的统一发展将被彻底格式化,中国的历史将完全回到原来起点。中国人民被西方国家这一国际战略震惊得目瞪口呆,终于从30多年的历史催眠中开始苏醒过来,中国人民开始苏醒的一个标志,就是如同春潮般涌动神州大地的伟人热。伟人再次走遍祖国大地,意味着那个曾经先后两次打败过美国、坚决维护中国人民和发展中国家人民根本利益的新中国,将有可能再次崛起。

     对于美欧等西方国家而言,新中国的再次崛起,意味着中国将成为第二个俄罗斯,把西方国家耗费半个世纪“和平演变”的阴谋化为泡影。美欧等西方国家耗费半个世纪解体苏联的根本目的,是要占有广袤富饶的俄罗斯资源,把俄罗斯变成美欧等西方国家的资源基地。可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回归,使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完全化为泡影,除了当初趁着俄罗斯混乱时期在金融市场上打劫了几票之外,没有得到哪怕是一丁点儿俄罗斯资源。不仅无偿占有俄罗斯资源的目的没能实现,甚至连正常投资俄罗斯能源产业都被立法禁止。

    美欧多次像当初要挟中国那样,用加入WTO来要挟俄罗斯,可是结果却更加失望,每当美欧刚刚流露出要挟苗头,俄罗斯便抢先主动宣布此前加入WTO的所有谈判全部作废,弄得美欧等要挟者反倒狼狈不堪,一次又一次前功尽弃。今天在欧洲面前的俄罗斯,已经完全恢复了历史上曾经拥有的大老感觉,开始逼迫欧洲去适应自己的脾气。收复车臣和入侵格鲁吉亚,就是俄罗斯对美欧的公开调戏和羞辱。结果,美欧除了操纵中国右派在网上对俄罗斯叫骂一通之外,连个屁都没有放就扔掉了对车臣和格鲁吉亚的庄严承诺。

    所以,美欧等西方国家绝不能让俄罗斯的历史在中国重演,绝不能让耗费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心血白流。如此一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便和13 亿中国人民形成了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美欧等西方国家一定要牺牲中国,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又不甘愿牺牲,双方都没有了回旋退步的余地。 

    一方面,美欧等西方国家没有了回旋余地。因为“中美国”已经形成,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和国民生活,已经建立在了依赖中国廉价资源的基础上。工业社会在没有找到新的出路之前,只能建立在耗费资源和毁灭环境的基础上,要享受工业社会的成就又不愿意耗费本国资源和毁灭本国环境,就只能牺牲其他国家。而要能够满足美欧20多个发达国家对廉价商品的需要,至少要牺牲一个资源丰富的大国,而目前能够牺牲的大国只有中国。俄罗斯已经站起来了,美欧即使在梦中都放弃了对俄罗斯的资源幻想。 

    印度遍地都燃烧着民族主义的大火,美国在印度连肯德鸡、麦当劳、可口可乐都卖不出去,要想把整个印度作为牺牲品更不可能。特别是美欧等西方国家始终没有找到控制印度知识分子的有效方法,在中国他们能够发动起整个精英集团辱骂伟人,而在印度组织三五个人骂释迦牟尼都不可能。当然,在掏空中国资源、毁灭中国以后,美欧等西方国家能否通过战争等其他手段控制印度,则另当别论。但是至少在目前,牺牲中国比牺牲印度更加容易。特别是目前已经控制了中国,已经把中国纳入了经济殖民化轨道,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是家家都有中国商品,人人都离不开中国货物,全体国民的生活已经建立在了消耗中国资源和牺牲中国环境的基础之上,只能继续维持牺牲中国的发展方式。

    可以说,30多年来西方国家在不消耗本国资源和不破坏本国环境的情况下,在彼此没有争夺资源战争的情况下,能够尽情享受美好生活,完全是依靠牺牲中国的资源和环境,牺牲中国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否则,单是对资源的争夺,就会使美欧等西方国家陷入炮火连天的战争之中。所以,对于美欧等西方国家来讲,放弃毁灭中国的发展方式已不可能,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也不是一般的利益问题,而是根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美欧等西方国家“弱肉强食、优胜劣汰” 的丛林哲学,使得他们把牺牲有色人种国家,看得如同牺牲鸡鸭狗兔等一样理性自然。目前美欧在WTO起诉中国,要强制中国扩大稀有金属和焦炭出口,就是这种矛盾不可调和的反映。美欧国家为了保护环境和子孙后代利益,纷纷禁止开采国内稀有金属,停止冶炼焦炭。可是美欧国家的生产生活又离不开稀有金属和焦炭,特别是作为世界最大ammo商的美国,制造尖端武器更是离不开稀有金属。

    所以便强迫中国出口,由中国来满足世界对稀有金属和焦炭的需求。焦炭是随便一个农民都能够掌握的简单技术,为什么西方国家停止炼焦而强迫中国为其生产?就是因为炼焦对环境具有毁灭性破坏作用。炼焦炉一开,黑烟滚滚,遮天蔽日,所到之处,漫天黑雨,甭管白猫花猫,全都成为黑猫,白天无日头,夜晚无月光,动物灭绝,植物变异,那种KB景象完全如同人间地狱。以往炼焦仅限于满足国内小规模需要,污染范围和程度尚能控制,现在为整个西方国家大规模炼焦,毁灭性灾难根本无法控制,等于在把13亿中国人民推向灭绝深渊。后果越是悲惨,美欧等西方国家越是禁止国内生产,就越是强迫中国生产。中国GDP发展模式也迫使地方ZF愿意生产,加上这些地方官员的子女亲属将来可以去美欧生活,更是不会顾忌灾难性后果。13亿中国人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成了美欧等西方国家现代化生活的牺牲品。站在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立场上来看,这是维持现有生活方式的唯一选择,是他们自己免于生态灾难的唯一选择。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更是没有了任何回旋余地。此前“中美国”的形成,已经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其巨大的经济代价,所谓“中美国”的基本含义,就是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形成了生产消费不可分割的新型经济体。通过私有化改革把中国资源变成廉价资源,通过禁止BG等立法把中国劳动力变成廉价劳动力,然后把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廉价商品,装船运往美欧等西方国家,美国则开动印刷机印制美元付给中国,为防止中国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商品,便让中国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用这种方式把付给中国的美元又收了回去,最终结果是中国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13亿中国人民流血流汗生产的财富,完全是“无偿”地白白奉献给了西方国家。 

    这就是“中美国”的基本经济内容。从中国向西方国家搬运财富的历史过程,至今已经持续了30多年,期间不分白天黑夜,无论太平洋还是大西洋,所有航道上都挤满了来往穿梭的巨型货轮,在抓紧从中国搬运财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兵不血刃地在经济上瓜分一个大国。中国60年艰苦奋斗的结果,就是创造了4万亿美元总产值。 

    现在2万亿美元外汇资产的绝大部分被美国占用;国内2万亿美元的产业资本归外资所有;这两个2万亿反映了中国60 年的创业和积累等于白干。还有,我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超过70%,对外贸易中外资又超过70%,这两个70%反映了中国老百姓天天在为美欧等西方国家生产。西方“经合组织”20多个发达国家中,家家都有中国产品;美国财政收入中超过四分之一是依靠中国购买国债的资金;中国完全变成了西方国家的“厨房”。而为了生产这些产品,中国人民失去了富裕,失去了福利,失去了保障,失去了健康,失去了青山绿水,失去了美好家园,以至于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甚至到了死无葬身之地的绝望地步。   

    所有这些财富损失中国人民都认了。要求把中国商品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运往美欧等西方国家,中国认了;要求控股中国产业,中国认了;要求开放中国金融市场,中国认了;要求中国给外资特殊优惠,中国认了;要求进入国民生死攸关的水务等公Communist业(美国自来水公司归国防部直接领导,连美国私营公司都禁止进入),中国也认了……就这样,一认再认,一退再退,终于退到了已经无法再认,无路再退的地步:掏空中国资源,摧毁中国环境,牺牲掉中国13亿人口。这次美欧起诉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殖民化问题,而是在试探突破13亿中国人民的生死底线。已经接受了穷光蛋命运的中国人民,不可能再继续接受死亡的命运。
 

 

 

 

中国的城乡矛盾

----土地制度应该加快改革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陈锡文

2013-07-05

    编者注:6月7日,陈锡文在中国农业大学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几点思考》为主题演讲。陈锡文认为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粮食安全、耕地红线和农民利益三个方面面临很大挑战。现有土地制度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形势,应该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否则平衡不了诸多矛盾。改革不是进行土地兼并,而是在规模经营的基础上,使农民转化为市民。

    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参与起草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诸多有关农业和农村政策的中央文件。著有《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考察》、《中国经济转轨二十年: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等。以下为演讲实录:

    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这里,就当前改革发展中的几个问题,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我想当前的农村改革发展,大家一定都是非常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实现中国梦,两会之后李克强总理又提出推进中国经济升级版,到底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其中涉及到农业农村的问题也很多,特别是在推进中国城镇化的背景下怎么去关注农业?

    城镇化无疑是拉动中国经济内需最巨大的动力。胡锦涛曾经讲过,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如果能把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大动力和解决三农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两者结合好,全面建设小康也好,现代化也好,都可以事半功倍;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对将来的发展留下很多障碍。

    在城镇化过程中,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显然是非常必要的。今年全国两会闭幕当天,李克强总理提出,新型城镇化必须和农业城镇化相辅相成,同时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保住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利益。总体来讲,当前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无论什么样的发展,要按照总理实行“三保”,保住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利益,任何时候都不能忘。

    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都非常大。

粮食安全:农产品进口可能在长时间内赶不上需求增长

    首先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最近这几年是我国历史上粮食生产最好的,连续九年增长,从2003年的粮食总产量8614亿斤,增长到了去年粮食总产量11790亿斤,经过九年努力,年度产量提高了3177亿斤,超过了建国初期国家总产量。

    另一方面,中国重要农产品进口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几乎每年都创新高,去年进口粮食大幅增加,创历史最高,其中谷物和谷物粉1398万吨,大豆5838万吨。全世界大豆产量大概是两亿五千万吨左右,出口的大概是一亿吨,中国就进口5838万吨,基本占60%。此外,棉花去年进口580多万吨,糖进口370多万吨,肉进口220万吨,还有110万吨的奶制品,其中56万吨是奶粉。奶粉要特别讲一下,我讲的56万吨是海关统计的,不包括通过其他各种渠道进口的,目前情况来看,国产奶粉市场上占25%-30%。

    同时,一定要看到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大量农民转为市民,最近这些年的确出现农产品供给增长赶不上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增长的情况。

    所以,一方面连续增产,而另一方面进口却在连续增加,不是说进口就不好,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个资源,本来是题中应有之义,问题是我们要意识到现在这样一个局面,按照现有产量计算,进口数量差不多需要6亿亩土地,而中国一共18.2亿亩耕地,加上有些地方一年种两季三季,全年的播种面积是24亿亩,但从现在的消费人群和增长能力来看,至少需要30亿亩以上的播种面积,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而现在能满足的供给大致占80%。

    面对这个局面,下一步的改革发展,从宏观层面来看,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农业各方面的进口赶不上消费的继续增长。所以要认真考虑如何更合理科学地利用国内的农业资源,同时怎么在境外建立稳定的供应渠道。

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工诸多问题的关键是钱

    第二个大问题是在农村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城镇化,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离开农村、农地,从事非农产业,甚至大量进入城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大概到今年三月末,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总数字大概在两亿六千万,其中,离开乡镇到外地的总数到三月末是一亿六千六百万,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产业大概是一亿人,这一亿人中大家特别关注的是城镇农民工,如何才能使更多农民工顺利转为市民是大家高度关注的。

    在农民工转为市民的问题上,现在面临的挑战极为严峻,最起码有四个问题要解决好。第一是就业问题。要想让农民更多转为市民,第一条就必须保障农民工就业。

    一亿六千多万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就业当然要靠市场,在各类企业的就业人口分布中,国有部门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都算在内,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依靠国有部门给农民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可能性不大,更多要靠微型和中小型民营企业。到去年年底,注册的私营企业只有1000万家,个体工商户有4000万户,这应该为今后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岗位的主力。

    另一方面,政策环境对这些企业未必有利,所以国务院再三提议给民营经济一个公平的待遇,让他们能够在市场上平等竞争。一定要从观念上认识到,中国如此庞大的就业人口,靠国有部门能力非常有限,应该更活跃各种各样非国有经济,才能保证解决就业问题。

    第二点要解决的是住房,不是说一定要有产权房,稳定住所就可以,现在的情况应该说并不乐观。前些天有关部门已经公布一些数据,用工单位给农民工提供宿舍的,绝大多数都是集体宿舍,有相当部分还是在建筑工地的工棚,只能是打工者自己住在那儿,家庭是安不进来的,这一比例占到52%。另外47%是农民工自己租房,主要是租住在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这两部分加在一起达到99%。而真正拥有自己产权住房的农民工,据前年年底的统计占0.7%。

    同时,这么多进城农民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在前年底还不到3%,住房问题没有得到制度性的解决,交住房公积金人数所占比例又非常低,将来进城到底靠什么办法解决住房,现在其实还没有解决。

    第三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中国和已经实现城镇化的发达国家相比,不仅有阶段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国情不同,人口总量不同,基础底子不同。发达国家在大规模推进城镇化之前,城乡之间均等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已经建立,进城之后这方面的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原来没有社会保障或者社会保障很低,一旦转到社会保障程度较高的城市,就会出现问题。

    虽然农村社会保障逐步开始建立,但如果转到城里,就很麻烦,差别太大。去年年底我们做过调查,农民工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占22.2%,缴纳医疗保险的占24.2%,缴纳工伤保险的占41.7%,缴纳失业保险的占14.1%,最高的是工伤保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除工资水平低等原因外,非常重要的是国家对用工的管理还不健全,真正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比例很低,而用工制度建立后,企业成本又会增加,有很多矛盾需要解决。

    去年有关部门就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到底要交多少保险,在武汉市做过一个调查,根据相关规定,农民工一个月要为自己交166块钱,企业要为他交516元,一个月加起来就是682元,一年就是8000元,除去个人缴纳的部分,现在的缺口有多少?一亿六千万农民工,一年差不多就要一万亿,这是很现实的,农民工自己拿不出来,企业也是,政府社保基金估计短期内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第四个必须解决好的是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农民工子女教育确实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都在探索,而且探索的层次还比较低。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到去年年底,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也就是农业户籍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总量为1260万人。全国义务阶段的孩子大概是一亿五千万,其中2500万在城镇,一亿两千五百万在农村,随父母进城的义务阶段农民工子女就有1260万。

    比如,上海为解决农民工主要是外地农民工子女在当地的义务教育问题,从2010年开始规划,到2020年十年中要兴建一千所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2010年上海共有2000所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现在准备用十年时间再建1000所,上海一些官员说建学校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老师的问题,而是在哪里去建。上海土地总面积是6600多平方公里,陆地面积5500平方公里,国务院批准的上海市城区建设规模到2020年应该是2800平方公里,现在已经用光。按照国际上的城市规划标准,城区面积不能超过区域总面积的30%,现在已经到了一半。

    矛盾的尖锐性在哪里?大城市不是不想发展教育资源,但向前想一下,今年在城市的有1260万义务阶段的农民工子女,相当于农村义务教育人数的1/10,过两年可能就会有2/10。我到大量农民工子弟学校调查,附近的居民都有意见,家长不让自己的孩子与农民工孩子一起上学,但愿意不愿意由不得个人,经济要发展,城市有就业,农民工就得来,就会把孩子带过来。市长们现在也都很清楚,搞的越好,来的农民工越多,但是又不能不搞,这是很现实的矛盾。

    从义务教育到高中教育,一直到大学教育,资源怎么配制,已经到刻不容缓的时候,整个发展的进程比政府部门估计到的要快得多,而新的办法还没有。

    大家都希望农民工尽快转为市民,但现成问题在那儿放着,这么多问题不解决,说空话没有用,解决需要资源配置,其中最重要的是钱,每一个指标都涉及到钱的问题。

    我们进入这样的阶段,中国发展的必要性和动力非常强大,但是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很多,不仅是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社会资源的配制和社会制度的现状,都决定着不改革,就没出路。

土地问题:现有土地制度不适应当前形势应加快改革

    保证耕地红线按照国务院设定的目标,到2020年耕地总面积不低于18亿亩,2011年底的数字是十八亿两千四百万亩。在本世纪初,每年批准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大概在400万亩左右,其中一半是耕地。到了今年,新增建设用地已经达到830万亩。在这种条件下,到2020年耕地面积维持在18亿亩以上,难度很大。

    十八大以后新一届政府成立,城镇化还会更有力向前推进,当然就需要占用更多土地,怎么解决好这个问题?除了城市工业发展要用地,城市居民的住宅生活工作也都要地,但是农民的权益保障也离不开土地,错综复杂的矛盾使得整个社会越来越感觉到,现有土地制度非常不适应当前的形势。很多人感觉到必须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否则平衡不了这些矛盾,协调不好利益关系,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土地制度应当加快改革。

    关于土地制度改革已经讨论多年,有些观点的差距非常大,甚至针锋相对。不管什么观点,现存有法律法规和政策,得按照这些规定来,否则就是违法。

    在讨论具体问题之前,需要达成一定共识。土地有两个最基本的层面,首先,土地是资源,属于产权问题;其次,在任何国家,土地都是稀缺资源,不管是什么所有制,说到底所有土地都是国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地的利用一定会有外部性,土地利用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因此,土地制度第二个要点是管理,政府对土地的管理,土地利用必须按照规划进行用途管制。

    谁拥有土地都想在利用中获取更高价值,但是政府为了整体、长远利益,对任何土地利用人,一定要求按照规划用地,两者之间存在非常尖锐的冲突。怎么办?只有通过规划来平衡,规划的制定一定要科学、合理、公开、透明,所有公民都应当有权参与土地规划。现在的很大问题就是规划者的制定没有按照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原则,如果规划搞不好,用途管制一定会在运行中出现问题。

    从国家的实际情况看,除规划制定中的很多缺陷外,最重要的就是长期计划经济,单一控股制思维,使得在使用土地时,不管什么形式,征也好,买也好,主要是政府,缺乏产权管理,不重视对产权的保护。只要符合国家利益,为了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产权者都必须做出牺牲,这种现象太普遍。

    我认为一定要在产权保护和用途管制之间找到平衡点,从理论上看要认识到平衡的必要性,从实践中要改进规划的制定方式。一个成熟的或者成型的土地制度,对产权的保护和对土地严格的用途管制一定要清楚。土地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和自己开车上路是一样的,车是你的,得到承认和保护,但你必须要守规则。中国要实现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制度建设,确实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无论是产权保护还是对用途的管制,都存在比较大的缺陷。

    如果没有这些共识,具体问题就没法讨论,比如,凭什么你在城里可以盖房,我盖就是小产权房,农民的小产权不合格,不是因为农民集体所有,而是因为规划不许建房,规划决定用途,不区分农民与城市居民。

征地制度:征地范围有可能缩小但会很有限

    征地制度被社会诟病很多,征地权运用的太广泛,对农民的补偿太少,一系列程序问题没有建立起来,最主要是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目前的征地规模,一年830万亩新增建设用地,其中一半以上即400多万亩需要从农地征收。

    宪法关于土地所有制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句话看起来非常清楚,不是城市就不是国家所有,但问题是城市的边界在哪里,到底是扩大到哪算哪,还是怎么样?农民就想不清楚,城市到哪就都变成城市的,那我的东西到底怎么保护,这就有矛盾。因此,十七届五中全会制定十二五规划就比较明确的指出,尤其对大城市,要合理确定城市发展边界。

    2003年中央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提到要控制征地规模,到现在已经十年,实际看到的是从400多万亩的新增建设用地一直到现在的800多万亩,控制不住,这一阶段是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阶段,控制土地征收城市化怎么推进?

    像加拿大很多住宅区的地原来都是公有,县、市所有,后来规划完后可以建住宅,然后就卖给私人,大多数都是这样。从这一角度而言,在城市建设中真正起作用的是规划,不管什么所有制,都要符合规划,所有制在建设中不会决定利益分配。

    为什么在中国非要这样?东京、纽约、巴黎等发达国家,城市化基本完成,不会再有太大规模的扩张,在这些国家,土地用途是经营性还是公益性,很容易分清。但是,在中国包括处于城市化发展后期的韩国等,都有类似的情况,城市还在大规模扩张,很多城市往往都是几十平方公里的向外扩,那么,这几万亩的土地使用是什么性质?讲不清楚,而且也没有办法讲清楚。

    征地性质如果不向民众讲清楚,会出现各种问题,因为土地征过来之后有各种各样的用处,有公益性的也有经营性的。政府把20平方公里土地征过来,要做一个整体规划,不是都能卖高价钱,有的部分还要向里投资。比如,去年实际供给的土地总量达到1000万亩,其中4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真正用在城市建设的大约占65%,城市建设大概有650万亩地,真正的商贸和住宅用地,也就是可以卖钱的部分,大概占35%。

    在这一意义上讲,征地范围能不能缩小?能,但是有限。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已经提出城镇建设规划区以外的非公益性项目符合规划的,经过批准,占用农民土地可以让农民与开发商去谈判。

    征收土地的范围缩小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正处于城市化高度发展阶段,大多数土地有待征收。同时,农民也不管土地是经营性还是公益性,真正关心的是把钱补够,这最基本。

    《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可以想像,一亩地年产出也就七八百块钱,就算是一千块钱,30倍也不过三万块钱,拿到补偿地没了,房也没了,叫农民怎么弄,不闹是不可能的。

    同时,《土地管理法》也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适当提高安置性补偿的部分,国务院28号文件又明确提出,征农民的地后,一定要给农民加入当地社会保障,如果加入社会保障的钱不够,政府应当决定从土地出让金中拿出。这个口一开,30倍就打不住,全国所有城市郊区征地的,补偿最高的大概就是杭州,征地价格是原有土地价格的100倍也不止,即使一亩地按每年一千元的产值计算,也就十来万,因此,其中矛盾还是相当多的。现在法律规定的30倍,其实已经基本没什么用。

    对于农民来说,在坚持最严格的保护耕地制度的基础上,尽可能有条件地缩小征地,一部分根据市场去谈判。在征收的部分,要给农民合理补偿,让农民感觉过得去,而且社会也感觉过得去,真补多了,也确实要出问题,有些地方城中村拆迁,一夜暴富,几千万的也有,这当然是极个别现象,不要把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

    应该怎么补偿?最起码不能让他比现在生活质量低,应该让他们的生活长期有保障,如果融入城市就应当比一般居民生活质量要高。不要一补偿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合理的征收补偿就是保证生活水平不降低,住房不比城市的房差,最重要的是要把他们今后的日子安排好,一定要有正常的社会保障,真正变成市民。

    怎样理性推进征地制度,前提有很多,第一,规划搞得好不好,是最大前提,规划搞不好,确实容易产生很多大问题;第二,怎么能更多的节约用地,征地之后,节约用地的余地非常大。现在还有很多园区就闲在那,如果改变思路,转变方式,节约余地会大增,按照老办法走,永远征不够。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需要改,既要进行征地改革,也要进行用地改革,否则难以为继。

集体建设用地:不赞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

    关于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问题,法律规定得非常清楚,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建设,可以不申请国有,如果符合规划,且经过批准,可以用自己的土地进行建设。对农民来说,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不用交土地出让金。世界各地都一样,比如美国,为什么农村建筑那么少,因为从规划来讲,农村不是搞建设的地方,农民生产生活,建房可以,但是要是超出自有自用的范围,让别人使用你的土地,就是商业用途,就需要规划,规划调过来才可以,不调就不可以。这不是中国的特例,全世界都一样。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中现在讲的比较多的就是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流转给别人用。这件事我不赞成,最大的问题是这就破坏了制度,把农村建设用地应是自有自用的规则破坏了,国家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如果真是不管不顾,不管农民是否自有自用,有钱就能买,人人都这么搞,国家就这么点土地,还守什么根本?为什么说农民的小产权防不合法,并非因为他是农民,而是因为这样的建设不合规划,谁搞也不行。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管理是一件大事,关系到整个土地制度。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土地方面,村庄的集体建设用地是城镇所有基础建设用地的两倍,如果把它们放出来,想想城里会是什么结果?

    因此,看待土地问题不能仅从产权这一个点,必须从国家长远来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存在很多问题,浪费很严重,有人说没管好就算了,不要管了,那怎么能行。也有很多人认为村庄空心化很严重,房子没人住,闲着也是闲着,而城市又不够,他缺钱我缺地,正好互换,甚至批评说土地流转现在比重那么低,如果按劳动力计算,两亿六千万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产业中,将近一半的农村劳动力,而去年土地流转根据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是两亿八千万亩,占全部承包土地的21.2%,一个是50%,一个是21.2%。这么大的差距,恰恰凸显一个问题,城市只给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权利,没有给他们家庭迁徙的条件。如果索性把他们的家都给你端掉,回都回不去,将来怎么办?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事情要非常慎重,这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土地使用问题。

    当然,不是不许改,怎么改不是谁说了算,最后无非要从最长远最根本的利益去考虑。因此,集体建设用地应该大大节约,应该提高效率,但不是将城乡捆绑到一起,城乡用地增减挂钩,我不赞成。

土地的金融性:土地能否抵押取决于农村需要什么样金融体制

    关于土地的金融性,现在呼声很高,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可以解决农民的贷款难问题。我可能确实比较保守,原来的态度就是不赞成,现在稍微好一点,问我赞成不赞成,我说不赞成,因为法律写的清清楚楚,不许可抵押,我赞成不就是鼓动大家犯法吗?但要问我反对不反对,我也不反对,银行愿意抵押贷款,它自然会评估风险。

    华中科技大学贺雪峰教授的一个提法我很赞同,他说很多专家学者,包括政策研究机构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只看到城镇郊区5%左右的农民,通过他们的状况来制定全国政策。城镇郊区将来可能很快变成城市建设用地,或者风景名胜区等地租很高的地方,抵押应该没问题,拍卖时抢拍的人也会很多,但绝大多数传统农区,那个地没有人会出太高的价格,用作抵押之后怎么弄,因此,即使法律真允许抵押贷款,也可能只有一小部分有条件的地方农村可行。

    从这一意义上讲,抵押贷款是世界商业金融机构的基本规则。是不是可以抵押贷款,取决于农村的金融体制,政府打算怎么建,如果说将来中国农村就是一个商业金融体制,这个事就必须要考虑好,如果将来农村金融体制不是以商业金融为主的体制,这事肯定就要另说。

    比如,在日本的农村,商业银行几乎进不去,因为日本的农民合作金融在政策性金融支持下,成本大大下降,农协自己的金融机构比商业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在农村要强得多,农民要商业金融机构干什么?因此,抵押贷款问题就取决于将来中国农村的金融机构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如果单一发展商业金融,肯定就得着手做。

    将来法律怎么修改我们不知道,还是活分一点,反正各地都在搞,也给农民带来点好处,我不赞成,但也不反对,但是我深信,靠这条路解决不了多少农村真正的问题,还要有更好的制度设计。

    农业经营制度:通过服务规模弥补耕地规模不足是中国特色模式

    最后讲一讲农业自身的经营制度。大家都觉得现在农业制度效率比较低,家庭经营小规模,是不是问题?中国农业的小规模经营不是法律制度决定的,而是国情决定,这么多地,同时有那么多人,怎么弄?类似中国的情况,其它国家也没有好办法。

    推进规模经营是非常必要的,但从世界各国的农业发展看,家庭经营为基础的还是占绝对统治地位。前些日子接待了一位美国客人,他家有36000亩地,我当然很羡慕那种人,但是要知道,他种36000亩地得把多少农民转移出去,总不能说把他赶走只把土地留下来,那就是土地兼并,这个过程怎么处理好,非常重要。

    从现在情况看,农民自己在想办法,政府也在想办法,寻找好的模式,现在出现一种适度规模,有时也被叫做家庭农场。有人说是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提家庭农场,其实这一概念在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有,至于什么叫家庭农场,仍在争论。最近农业部发布相关调查,认为家庭农场应具备下面几个条件:第一,农业户籍;第二,适度规模;第三,以家庭成员为主,不以雇工为主;第四,主要收入来自农业。中国农业要想与美国人拼经营规模,不可能也做不到,美国地比我们多,且只有200多万户农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没有办法形成家庭农场。

    什么叫适度规模?第一,要与当地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相吻合,不能硬赶走农民,有很多人说可以把土地租给公司,又能拿到租金,还可以给公司打工拿工资,但是我们经过大量调查,按照这种公司的方式来做,原来土地上80%农民必须走,公司不可能都管,所以,又能拿工资又能拿地租的不是大多数。

    当然,也不排除发展设施农业或者规模化养殖场。比如黑龙江和上海松江的农业规模经营,从耕种到收割的主要环节,依靠服务公司来做,而田间管理靠家庭成员管理,两个模式结合起来,产生一种经济效益,以扩大服务的规模来弥补耕地规模的不足,解决很多问题,这就是非常好的中国特色模式。

    现在又到麦收季节,从5月底开始到8月初,农业部门要在全国组织40万台左右的粮食收割机,一直从长江边开始收割,直到黑龙江,中国的小麦机器化收割达到90%以上,要是没有这样一种大规模的调度作战,小麦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面积,有这么大的产量,农机也养不起。中国联合收割机每年的使用天数比美国和加拿大要高两三倍。这种调度不得了,一台收割机两三人,要配套、维修、供油、天气预报等,机器在哪里调度,清清楚楚。这一模式的特点就在于通过扩大服务规模来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效率。

    日本也在操心规模化经营,他们老龄化太厉害,65岁以上的老年农民已经占到68%。他们争取把平原地区水稻规模种植水平做到300亩,从日本现有机械技术条件看,150亩的单位产品成本最低,但问题是农民种150亩水稻的收益不高,没有办法改善当地居民收入,只有种到300亩才可以。为了实现300亩的规模经营,让老年农民把土地转给农民协会,而不是根据农民的私人关系愿意租给谁就租给谁,由农协代为出租,租给谁农民不用管,只要到时把租金拿回来就可以,这叫白纸委托,是一个很大的制度创新。同时规定,一旦土地租出去,就要把自家农具销毁或送给别人。去年我们去考察时还信誓旦旦讲这些经验,但前两天日本代表团告诉我现在实施起来比较难,一时半会还做不到,实现不了。

    事实上,像东北亚、东南亚这些国家,这么长的农业发展史,如果在规模经营上非要学美国,也许个别地方,比如黑龙江等可以做到,但大部分地方可能更多需要适度规模经营加上政策化服务,通过服务的规模来弥补耕地规模的不足。

    在中央的指引下,在农民基层一线农村干部和农民的积极创造下,道路已经成形,下一步就要冲着这个方向发展,让农业更有效率。这几个要素放在一起,就是把农民不断转为市民,规模也就会不断扩大,如果脱离这一条,那就不是规模经营,而是土地兼并,有可能导致大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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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金融泡沫

看客

    目前读到的关于最近中国银行间市场异动的相对靠谱的分析。看懂了就明白了银行的恐慌!先看一组数据:“ 2013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为6.16万亿元,同比增幅高达58.4%,而GDP长率仅为7.7%(去年4季度为7.9%)不升反降。投资和货币供给的增加的边际效应已经为负值。原来投资1元,能够创造2元GDP,可现在是0.8元,越投越亏。”

    1、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的三个层次:第一,流通中的现金 M0,即现金;第二,狭义货币供应量 M1,M1=M0+ 企业活期存款 + 机关团体部队存款+ 农村存款 + 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其所映的是现实的购买力;第三,广义货币供应量 M2,M2=M1+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 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 + 信托类存款 + 其他存款,M2不仅反映了现实购买力,也反映了潜在购买力。

    2、同业拆借:不同银行的存贷比是不同的,为了更好的利用金融资源,我国成立了SHIBOR,也就是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有闲钱的银行,拆借给缺钱的银行,同时获得收益。期限分为隔夜、1周、2周、1个月、3个月、6个月、9个月及1年 .

    ※钱荒原因:

    6月20日,隔夜拆借利率和回购利率分别达到了13.44%和30%的极值,业内人士戏称:“没见过隔夜上30%的交易,人生是不圆满的。”银行在疯狂地抢钱。 6月24日,人民日报说“5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已高达104.21万亿,位居世界第一”,党报说了中国资本市根本不缺钱,为什么还会闹钱荒呢?先看两个数据:

(1)2013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为6.16万亿元,同比增幅高达58.4%;
(2)2013年一季度人民币贷款余额增加2.76万亿元,同比增幅14.9%;
(1)(2)比较,融资差额去哪里了——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

    这里不得不提2个名词,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打个比方,某生产型企业Q获得了银行100万贷款,年利率10%(为简便没有引用实际利率),3年后还本付息,即130万。可是三年后,Q经营业绩不佳,根本没钱还贷,一般情况下也很难再获得贷款。但是有个行业叫信托,专门提供贷款。信托司以12%的利率从银行拿来130万,以20%的利率贷给Q,期限也是3年,Q拿这笔钱还给银行。第一笔钱进入了实体经济,而第二笔钱只不过在金融市场兜了个圈,却着实增加了企业Q的融资成本。

    银行一看,咦?这行业不赖!想尽办法拉存款、卖理财,放“高利贷”。大企业、大信托公司凭借和银行、政府的良好关系,获得贷款,在高价投放到金融市场。就这样雪球越滚越大,虚拟经济占用了大量资金。原本是从金融业到制造业的信贷业务,变成了从金融业到金融业的资金业务;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变成了“钱生钱”的虚拟游戏。后果就是实体经济明显“营养不良”。

    可是“钱生钱”的第一个钱从哪里来?有三个途径:1、企业存款;2、居民储蓄;3、央行“喂奶”。

    上例中Q没效益,里面的工人就没钱,那么企业和居民储蓄存款都没有,至少没有增量。只剩下第三个途径,这也是商业银行的惯用伎俩。以往商业银行哭一声就有奶吃,但是这次不同了。总理“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支持实体经济”的说法就等于告诉商业银行——想要钱,没门!,逼着商业银行提高贷款管理意识和能力,恰好碰到年中银行业绩考核和万亿理财产品到期。所以有了钱荒一说,其本质,是货币存在于不应该存在的地方,并越来越大。

    ※过错在谁:

    在中国,把错误往政府身上推是不会有错的,但本人更希望大家能够从知识、技术层面去分析现实问题,而非个人好恶。上面假设了一个属于实体经济的生产型企业Q,且效益不好。它代表了两类行业:一是产能过剩的建材、钢铁、多晶硅、船舶、机械等,这些产能过剩是在长期投资过剩的背景下形成的。比如多晶硅,严重依赖外销。前几年形势不错,各级政府争相上马,光景不好的时候产能过剩的问题就开始凸显。

    另一类是泡沫极高的房地产,我把它单独拿出来,因为在我看来这是胡温的最大败笔。房地产大佬们从银行拿到廉价贷款,买地-建房-卖房,完全空手套白狼。地价推高房价、房价推高地价,房地产的畸形发展加剧了建材、钢铁、机械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高房价,不论卖或不卖,都只有害处。卖了,说明居民消费受到严重挤压,又只能走上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不卖,你们这些房地产及相关企业欠下的巨额信贷怎么还?再融资?每一轮融资都意味着泡沫被吹大一次。

    ※把钱用好:

    首先从政策层面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对于产能剩或泡沫过多的行业减少资金支持,重点关注小微企业。它们虽然很小微,但却贡献了中国60%的GDP和50%的税收,所谓宏观调控。

    其次,资产证券化的机制创新,引进市场机制。银行不是贪婪么,不是唯利是图么,就要利用好这一点。银行放贷100亿,3年后才能拿到130亿。现在银行打包105亿把信贷资产卖掉,瞬间就有5亿利润,还可以立刻进行下一笔放贷。 买方想,我把钱存银行3年也就15%利润,而信贷资产收益是25%,只要是优质资产何乐而不为?所以,银行在贷款之前就会去分析,你这个企业是不是优质企业,我的贷款能否收回或者打包出售。既可以增加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又可以促进其优胜劣汰。多方衡量企业、信贷质量,资产证券化其实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

    ※不得不说:上一届政府,在货币政策方面表现得十分“灵活”,只要市场一缺钱,一帮说客就开始游说央行。央行是国务院的下属机构,而总理是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央行放水实为总理放水。 过去十年,不谙经济的温相只能通过印钞的方式给银行当奶娘。所以,M2才会极速增加,而中国经济的泡沫越吹越大,问题越来越严重。2013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为6.16万亿元,同比增幅高达58.4%,而GDP长率仅为7.7%(去年4季度为7.9%)不升反降。投资和货币供给的增加的边际效应已经为负值。原来投资1元,能够创造2元GDP,可现在是0.8元,越投越亏。

    本届政府几乎已经没有投资红利可吃了,在这种困难局面下,李克强的专业和坚定实在值得肯定,其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我们也值得期待。

 

 

中国已形成吸收财富的巨大黑洞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孙立平

    【按】10月31日,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十二五”改革国际论坛上,孙立平称,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吸收财富的“黑洞”,这个“黑洞”将发展成果的相当一部分吸收进去,因此剩下能够分配的非常有限。这个“黑洞”有多大,据他估算,2009年,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的财政收入约11万5千亿元,占了GDP的三分之一。以下为孙立平的演讲全文:

    各位早上好!今天主要是谈谈社会建设与“十二五”改革。为什么谈这个问题,我想谈社会建设的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理念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中国很多的问题都是这样,开始的时候好像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但是过一段看则是一个和人们的生活甚至和人们的饭碗密切相关的问题。比如,环境保护的问题就是这样,80年代的时候可能还只是一些知识分子的理念,是一个很超前甚至有点奢侈的东西,但是现在可以看到这已是一个现实问题了。民主的问题、社会建设的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多少年前也许还是一个理念,但是现在成为与人们的饭碗休戚相关的一件事情,社会建设也是如此。“十二五”规划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这次会议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即收入分配的改革及利益关系的调整。在制定“十二五”的过程中人们经常提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还有提出国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增长,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明确提出“十二五”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然而,我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网上对此的反应可以说是一片冷落,甚至在一些论坛上看到寥寥的几条反应都是冷嘲热讽,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这样一种冷淡甚至是冷漠的反应是有原因的,可能是人们基于这些年的经验对政策落实有所担忧,很好的一个政策到最后结果很难说。所以政策很重要,机制更重要,如果没有好的机制保证政策的贯彻执行,最后说不定会走向反面。

    我们在政策的层面,报纸和各种舆论上讲得更多的是收入的倍增,现实当中反而是另外一种担心,会不会是收入的倍增计划变成支出倍增的现实,收入的倍增还看不到明显的迹象,但是支出的倍增的迹象已经比收入倍增趋势明显得多。最近一段时间来说至少有两件事情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物价的上涨,特别是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些商品价格的上涨,比如粮食、石油、蔬菜、肉类、各种食品、水、电、煤气这些生活的必需品价格大幅上涨。这段时间里,民众在这方面的支出已经远不是CPI增长3%、4%能够衡量的了。第二,今后这一段税费的负担将会明显加重。这一段物业税、车船使用税、环境税、社会保障税等等都在酝酿中,一系列的税费将会明显的增长。

    前两天人大讨论关于车船税的问题,在人大常委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个人写了一篇文章,说税负这么重的情况下还是要老百姓掏钱,变成了任何的调控最后都是收钱,经济增长快了要收钱,房价高了要收钱,汽车多了要收钱,对经济社会的调控最后都变成收钱。这篇文章指出中国人税负痛苦本来就很高,比如车主的税负本来就很高,一部车负担了诸多税费,像增值税、年审费、牌照费、拥堵费等等,各种税费占了一辆车车总费用的40%,这种情况下还有专家或者人大代表提出为了鼓励人们少用车,各个单位不许免费地向自己职工提供免费停车的地方,最后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收钱。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一个出发点良好的,朝着国民收入倍增这个方向努力的政策,会不会最后变成老百姓支出倍增的结果。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现实,即狭小空间里的有限腾挪。这一届政府强调民生,特别是强调提高底层人民收入,从实地走访一些地方的情况看,农民的状况这几年是有明显改善的,免除农业税、义务教育、新农合这些政策对改善农民生活还是起了比较好的作用,尤其是在一些比较贫困的地方这些改善的迹象更为明显,但是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一种努力其实是在社会在其它的方面付出的巨大代价的情况下获得的。说得更直接一些,最近这几年底层的改善与对中产阶层的剥夺是密切相关的。

    最近有两个调查相当的令人震惊,一个是网上的调查,7千多人参加了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有比较模糊的移民意向达到88.2%,接近90%第二个是汇丰银行的调查,调查的对象是月薪超过12000元,流动资产超过50万元的人,这部分人当中10年内有移民计划的达到60%。这样的调查结果相当的令人震惊,有人把这称为精英集体逃亡,也有叫第三次移民潮,还有的叫用脚投票。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小的空间,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当中,只要补了这个地方就得挖另外一个地方,或者叫拆东墙补西墙。最近这些年各级政府做了一些非常有诚意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当中作出的有限的腾挪。

    从民众的角度来说,或者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我们面对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症结就在于社会当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吸收财富的黑洞,这个黑洞把社会发展成果相当的一部分吸收进去了,剩下的老百姓能够分到的是很有限的一部分。在这剩下的很有限的一部分中要改善这个部分就必须以另一个部分受损,这就是有限的空间。这个巨大的黑洞在依托权利形成的灰色收入。

    有两个数字,一个数字是政府的财政收入。据周天勇的数据,我计算的结果是2009年政府各种形式的收入的是11.5万亿,占当年33万亿GDP的三分之一;第二个数是王小鲁做的一个计算,2008年GDP收入中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分丢了,不知道落实到谁的头上的竟有9万亿,也是GDP的三分之一。这个钱去哪了?想想中国现在的房价,这个数也差不到哪儿去。如果说这两个数都是有一定的依据的话,就出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一个结果。国民一年创造的财富中政府收入占三分之一,分丢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才是属于规范性分配的部分,企业的利润也在这三分之一里面。这些发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们提出的目标也好,口号也好,和现实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中间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各种可能的好的口号都提出来的,但是究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这背后体现的就是一个机制的问题。社会可能是机制出了问题。现在看收入分配的问题,不能用原来的以工资为主要形式的收入分配的概念去理解,应当考虑怎么能解决中国的资源分配和财富分配的问题,如何能够形成财富和资源分配的新机制。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力量,解决利益失衡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再进一步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究竟是要重建权力还是要重建社会?最近这些年来的一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即权力在不断强化,社会开始又重新回到依靠权力来解决问题的趋势,用权力来包打天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趋势,我们有时候理解可能过于简单,其实有一个更深刻的背景,就是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包括市场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快速的城市化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过程造成了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这是现实的挑战,客观上要求一种更强的治理能力,但在我们既缺少市场又缺少社会的情况下,对更强的治理能力的要求很容易就直接转化为对权力的一种呼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够尽快形成市场、社会、政府的多元治理结构,是很难以应对这个挑战的。谢谢各位!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7月09日 11:22 (星期二)附 件:1个(中国财政供养规模调查.doc ) 查看附件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调查

熊剑锋

2013-07-05 《凤凰周刊》

    导读: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答案可能会让你吃惊不已。中国的“吃公粮”人口仅截止2009年就已超过5700万,这个数字已经逼近英国的人口规模,并且还以每年超过100万人的速度递增。 以官民比例来看,平均23.5个中国人就要供养1名公职人员,中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官民供养比例已经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我们的纳税人并没有享受到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 30多年来中国政府进行了七轮机构改革,试图把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精减下来,但每一次努力,都遭遇了强力反弹。

    3月17日,李克强作为新一届政府总理第一次与媒体和公众会面,畅谈未来的施政方针。在谈及未来财政收支时李克强表示,未来财政收入再保持高增长态势已不大可能了,但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

    为削减政府开支,李克强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将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由此,中国财政供养规模再次成为公众话题。

中国财政要养多少人?

    中国纳税人到底养了多少公职人员?在网络上流传颇广的是这样一个数据,2008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全国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为291.5万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7.4%,网友据此推断出全国共有干部3940万人。但问题在于,这里使用的“干部”的概念和“公务员”“官员”等诸多概念,与李克强所提的财政供养人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规模问题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官方和学界往往各说各话。如官方宣称中国官员只有1000余万人,而学界宣称有7000多万人吃皇粮,其原因就在于各自采用了不同的统计口径。

    关于此问题,现在见诸于公开媒体讨论的常见概念包括:官员数量、公务员的数量、干部数量、政府雇员以及财政供养人员等。这些概念按照划分的标准和统计口径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最狭窄的党政机关的公务员数量;第二种是财政供养人口;第三种是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由财政供养的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其中第一种和第三种的差别较大。财政部2011年出版的内部资料《2007年地方财政统计数据》披露,截至2007年年底,第一种口径的全国党政群机关的人数为1355万人,其中在职的约976万人,离退休和其他人员约为379万人。

    第三种口径包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所提出的“七类人”:除了党政群机关公务员外,党政群机关中的准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不列入预算自己收费供养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中大量行政级别的公务员性质的官员、县乡村中大量由罚款和收费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大约2000万)以及由财政供养的行政和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以上人员合计超过了7000万人。

   而此次李克强约法三章中提到的财政供养人口,实际上采用第二种口径也就是财政供养人员的口径来衡量政府的规模。从纳税人负担的角度来说,采用财政供养规模的口径来衡量一国政府规模的大小也是更为合理的一种选择。

    所谓财政供养人口,是指由财政来支付个人收入以及办公费用的人员。在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党政群机关人员,主要供职于党委、人大、政府、政法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机构;其次是各类事业单位人员,供职于教育、科研、卫生等诸多领域;第三种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长休人员。

    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万余个居委会。

    村委会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本身并不属于上述三种人员中的任何一种,既不是公务员也非事业单位人员,但是中国各地的居委会和村委会干部大多参照事业单位管理,由财政发工资。例如北京在2011年给全市2600多个社区大约2万名居委会、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提高待遇,使之与事业单位相似,而已经实行多年的大学生村官在很多地方也是参照事业单位管理。

    根据全国妇联公开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全国村委会成员中女性人数50.7万人,所占比例为21.7%,据此可以推断出全国村委会人数大约为234万人;而来自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的数据显示,2007年年底,全国居委会人员总数约41.6万人,全国居委会和村委会总人数约为275万人。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

财政供养人员年增超百万

    根据财政部国库司编写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总数接近5400万的财政供养人口中,在职人员3815.24万人,离休退休人员1391.35万人,还有其他人员185.98万人。其中事业单位人员占了大头。按照财政部的分类,事业单位即一般预算财政补助开支的人员为3589.8万人,财政承担其工资的60%~80%,其余由所在单位自行筹集;而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一般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的人员为1553.6万人,他们分布在党政群机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其所需工资和办公经费由财政全额拨付。

     还有一类是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其特点是有编制和财政不会给予拨款,但是这些单位有收费权和执法权,人员数量为249.2万人。尽管他们不直接领取财政资金,但同样具备行政或者事业编制,且政府赋予其的收费权和执法权实际上等同于一种税收和财政权力。

     从地域分布来看,财政供养人员300万以上的省份共有四个,分别是江苏、山东、河南和广东,其中江苏的财政供养规模独占鳌头,高达503.9万人,几乎占全国的1/10,山东、河南和广东的财政供养人口分别为336万人、358.5万人和314.1万人。

    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处于200万到300万之间的省份也有四个,分别为河北、湖北、湖南和四川,其余省级行政区大部分处于100万到200万人之间,只有8个省市自治区的财政供养人口低于100万,其中北京、上海、重庆的财政供养人口都超过了90万。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问题不仅仅是存量巨大,其加速增长的趋势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从1998年到2009年,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3843万人飙升到5393万人,11年间增加了1550万人,年均增加141万人。期间,2007年是一个拐点,当年财政供养人口突然增加了300多万人,增速飙升到7.7%,而此前增速一直控制在4%以内。(200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详情请见另文《30年机构改革:精简与膨胀的悖论》解读。)

    财政供养人口的快速增加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离退长休人员的迅速增加,离休、退休和长休人员从1998年的629万增加到1577万人,平均年增近90万人,占总体财政供养人员增加数量的60%以上。而且这种趋势将长期持续下去。如果一个大学生从22岁毕业进入体制内的政府机构或者事业单位,到60岁退休,其总共工作时间为38年。现在在职的公职人员3800万人,假设其年龄是平均分布的,可以推测未来每年将新增离退休公职人员100万人。而事实上中国正面临老龄化趋势,这意味着未来公职人员中离退休人员将加速增长。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2007年、2008年和2009三年财政供养的离退长休的公职人员累计增加了317万人,年均100万人以上,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从离退休公职人员占整体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其所占比例从1998年的16.4%大幅提高到2009年的29.2%,11年间几乎翻番。

    中国现行的养老体制是双轨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由国家财政供养:在筹资方面,个人不用缴费,全部由财政负担;在调整机制方面,退休待遇调整与在职人员工资同步。5400万体制内人员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不低于80%,而2008年中国普通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4%,两者相差达36%。对于纳税人来说,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税收用来供养近三成“光吃饭不干活”的离退长休公职人员。

    财政供养新增人口的另外一个来源是在职人员的增加。中国1998年体制内在职人员3214万人,到2009年时增加到3815万人,增加了600万人,接近20%。这种增长态势以2006年(当年在职人员为3366人万)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此前的8年间仅增加了150万人左右,此后三年新增450万人。按此速度,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或已超过6000万。

中国“官民比”比肩发达国家

    中国财政的供养规模从绝对数额来说冠绝全球。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政府规模已经太大,超出了财政和国民的承受能力;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官民比”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高,甚至还略低。

    衡量政府规模的一个标准是财政供养比,即财政供养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民间称之为“官民比”。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亿人。两者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比约为1:23.5,即大约23.5个纳税人供养1人。

    中国财政供养率在省际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如江苏的常住人口约7866万人,其财政供养人口规模为503.9万人,财政供养率为15.6人供养1人。而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超过9400万常住人口的河南省,财政供养率约为26人供养1人,广东为33人供养1人,几乎只有江苏的1/2。

    从历史上来看,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计算了中国各朝代的人口与官吏之比,西汉时的比率为7945:1;东汉为7464:1;唐朝为2927:1;元朝为2613:1;明朝为2299:1;清末为911:1;改革开放初期为67:1;2005年为26:1。

    如果和国际横向对比,中国现时的“官民比”从绝对数值来看并不算高。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与西方的公共部门雇员的概念较为相似,国际劳工组织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09年不包含军队在内,公共部门的雇员人数为2255.5万人,美国人口总数约为3.12亿人,其供养比例约为14人供养1人。

    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公共部门雇员约为524万人,日本人口为1.278亿人,其供养比例为24.4人供养1人;8172.6万人口的德国2009年的公共部门的雇员约为439万人,供养比例约为18.4人供养1人。

    据此,一些学者认为,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并不高。如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光磊认为,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总量上进行削减是必要的,但是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多,其主要问题是相对过剩和结构性过剩。

    但上述进行对比的都是发达国家。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5万元人民币,按照平均汇率折算为5432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可以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因此,中国财政供养规模是否合适的比较对象,应该是那些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如果以处于同等水平的“金砖四国”为参照,印度人口12.4亿人,共公共部门的雇员在2005年为1800万人,供养比为69人供养1人,远远低于中国的水平。俄罗斯、巴西的公职人员数分别为1340万人和1056万人,俄罗斯的供养比约为11人供养1人,巴西约为20人供养1人。

    也有学者认为,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不仅要看财政供养率,还要从经济指标——公职人数和本国GDP的比例来衡量,从每百万美元GDP供养的财政人口来看,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远远大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健认为,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远多于发展中国家,其“官民比”理应比发展中国家高一些;其人均GDP的水平也远远高于中国,对公职人员的供养能力也高于中国。中国人均GDP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官民比”却与发达国家相当,以至公务员占GDP的比例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按照2009年的数据计算,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口为10.8人,而美、日、德、法和英国每百万美元供养的财政人口分别为:美国1.56人、日本0.95人、德国1.33人、英国2.8人。中国财政供养的负担和规模相当于日本的10倍多、美国的7倍、德国的8倍以及英国的4倍。这表明,中国公务员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确实太多了。过多的公务员不仅占用了大量资源、影响了经济建设,而且限制了行政效率的提高。

    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增长较为迅速,当前GDP的增速约为8%左右,而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平均在3%左右,GDP增速高于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百万美元GDP供养的公职人员将会逐渐降低。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真正问题不仅仅在于人数太多,更在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高昂,超出了国民所能承受的范围。这也是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减少财政供养人口的实质所在。

政府开支增速远超GDP

    衡量一个政府规模大小是否合适,不仅需要看其绝对数量,而且要看其投入与产出,即投入的行政成本和产出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中国政府高企的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一向为世人所诟病。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曾经表示,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

    政治学博士方建文在《中国能否走出帕金森怪圈》中提到,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运行的显性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总比重几乎都在10%以上,而且大部分年份增速超过15%,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增速。

    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逐步上升的,1980年占5.43%,1985年占6.51%,1990年占9.83%,1996年高达13.11%。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认为,1995年的行政管理费用比1978年的行政管理支出增长了19倍。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行政事业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普遍低于中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大分别为3.62%、6.67%,7.59%,8.83%、9.42%和10.235%。

    财政部没有公开过中国的行政成本数据,一般认为,财政预算科目中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大概等同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以2009年为例,地方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金额为8080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支出61044亿元的13.2%。

    除了正式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外,还有隐藏在其他科目中的“三公”消费也是行政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有学者提出了三个3000亿的说法,即公款出国3000亿元、公款招待3000亿元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并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多年来高居世界第一,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过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

    财政部的官员在一次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曾经表示,对于“三公”消费,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要求财政部采取积极措施。而财政部相关司局共同研究的结论是,三个3000亿元的数据肯定不对,实际比这个小。有地方财政官员对记者表示,财政部官员认为由于是报表统计上来的,“心里也没有底”。

    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不仅规模大,而且增速快。对于公职人员的待遇和成本,曾经担任过公职的慢牛资本董事长张化桥发明了一个“科长指数”。他在1986-1989年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当主任科员(也就是科长),当时每月工资52元,加上副食品补贴和免费的单身宿舍及医疗保障,综合价值大约是每月130元。而到2013年,同样一个科长的综合价值大约是15000元。也就是说,这25年来老百姓供养一名科长的费用,每年大约以20.9%的复合比例增长。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前20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7%,第三个10年的年均通胀率仅为2%,整个30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5.5%。扣除通货膨胀之后,一名科长每年消耗的经费以15.4%的速度增长,约为GDP年均增速9.7%的1.5倍。

    产出方面,中国公共服务尽管近两年获得不少进步,建立了全覆盖的医保和养老保险体系,但是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都仍然很低。

    城市化可以作为衡量一国提供公共服务水平的指标。尽管中国城市化率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已经达到了2012年的51%的水平,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前后相差的16个百分点之中,蕴含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不能享受附着在户籍上的、城镇居民独享的福利待遇,包括医疗、住房、义务教育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

    换句话说,只有35%的中国人口能够享受较为全面的公共服务,而财政供养率与中国较为接近的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其城镇化率分别为82%、66%和74%。这些国家都采取了有效措施,保障不同区域的公民,包括城市以外的居民均能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其涵盖就业、养老、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住房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也让中国望尘莫及。

    除了覆盖面之外,中国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其他国家也难比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曾经合作发布了《中国公共服务报告2006》。该报告认为,中国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等级”进行的评比结果显示,优秀等级空缺,北京和上海属于良好等级,天津、浙江、广东、江苏位于一般等级,其他省级市则属于不足。

“官多兵少”结构性过剩

    为什么中国拥有近6000万公职人员,消耗的财政收入比例和绝对数额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却不尽人意呢?

    中共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时透露了一点端倪。报告要求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该提法反映了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公职人员结构不合理,“官多兵少”,所以才需要“减少领导职数”。

    《中国公务员》杂志刊登过一篇文章,批判公务员构成中的“官多兵少”现象,称个别地区和部门“不按规定程序报批”和“突破规定的规格和职数限额”设置领导和非领导职务,有的县竟出现500多位科级干部,有的乡镇出现一正九副以上的乡镇长,甚至在编制确定、人员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出现了几乎“全员皆官”的现象。

    “官多兵少”导致的结果是,真正服务于公众的公职人员少,后勤人员即服务于公职人员这个群体自身的人员太多。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何博传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提到,中国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约有1/3是后勤服务性的,实为世界所罕见。

    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唐亚发现,尽管美国各级政府年度开支占当年GDP的接近一半,但这些财政开支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项目和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的人头费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较低;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人头费和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非常高,用于普通公民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的比例却较低,应该增加提供公共服务的医疗卫生、教师和警察等人员的数量。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性过剩问题由来已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朱光磊归纳为“三多三少”:政工干部比较多、从事机关内部服务的后勤人员和工勤人员较多,而现代政府管理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财税、社会保障和各种权利保障工作的部门和人员则很少。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目前公职队伍主要的问题是岗位配比不合理:一线窗口人员太少,而后台人员过多。他建议借鉴成熟国家的经验,将两者比例最少控制到六四开,即一线窗口不少于60%。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结构性过剩的另一表现是各级政府机构上下对口,重叠设置。对比英、美等西方国家,其不同级别政府的职责构成,基本上每一级政府只管特定的事情,事权划分清晰,各自负责,谁决策谁执行,谁管的事情出了问题就找谁负责,不会到别的层级去推卸责任。而中国几乎每一级政府都保持相同的机构,每一个机构都希望从下一级政府找到自己的腿。比如军事问题,中央有军委和国防部,各级地方对应设立武装部;再比如外事问题,中央有外交部的统一领导,各级对口设立外事办,人员浪费显而易见。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3年7月3日 9:26主题: 转发: 许小年谈经济的冬天- 转发邮件信息 --------发件人:"张中诚" <zzc4342@126.com> 发送日期:2013-06-30 18:07:31 主题:Fw:经济 对经济有兴趣的应该看看,经济问题未必那么复杂。

中国持续衰退的冬天刚开始

中欧国际学院教授 许小年

2013-06-22

一、中国经济是一种结构性失衡带来的持续性衰退

    从最近几个月的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确实是很不乐观。我一直在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目前经济数据的走弱、增长速度的下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现象,我认为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衰退,跟大多数经济家理解周期性衰退不一样。周期性衰退,跟冬天到了得了感冒一样,过段时间就好了。但是结构性衰退,是内部得了炎症,如果不动手术,光吃药是好不了的。结构性失衡失衡为何会带来持续性的经济衰退?首先要解释为何中国的经济衰退是经济结构性失衡引起的衰退,哪些方面失衡了?

    1、需求方投资需求和消费的失衡

    消费不足,首先我不认为是需求疲软造成的。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就象很多发烧一样,发烧只是表面现象,内部有炎症才是实质。目前政府和企业都热衷于投资,投资拉动经济占到了50%,而消费拉动只是占到35%至于为何会需求不足,我认为核心原因在于目前“国民收入分配有利于政府和企业,居民收入比重下降”(总结:国富而民穷是也)

    2、投资导致产生增长超过国内购买力的增长

    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大多产能都达到了世界第一,产品该卖给谁?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大量过剩产能,现在企业就自然的投资需求不足。企业不敢投资,表现为生产产能指数连续十几个月下降,钢铁、煤炭、水泥等都在下降,在这些都在下降时,谁敢投资?

    回想09年,也是如此。当时政府感觉到企业的投资需求不足,那就由政府来投资,当时是大量投基础性行业。但是现在更糟,连基础性投资都面临过剩,连政府都不知道去哪里投资。(掌声!)目前中国的投资/GDP比例已经达到世界第一,未来该怎么办?在目前的投资过剩情况下,只能充分吸收过去的过剩产能后,国家经济才能轻装上阵。

    我在这里说的产能过剩、投资需求不足,是相对相对国内有限的购买力,导致的需求不足。为何国内需求跟不上产能的增长?是跟收入分配的失衡导致的。过去十几年,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是有利于居民,而是有利于政府。政府和企业手上有了钱,这不利于消费,而是有利于投资的。当然公务员大规模茅台酒和出国购车什么的不算。(掌声!)

    政府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1996年的12%上升到了2011年的32%,还没有包括其他的预算外收入,如果包括,则还要高。
过去十几年间,我们国家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国进民退!这个趋势是客观存在的。政府官员总是否认没有出现国进民退。(掌声!)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已经回到了1980时代的计划经济时代了!

    这些问题,不是宏观政策能够解决的。当一个人有肿瘤时,补充营养是不行的,必须先作手术。我都认为宏观政策不是营养液,而是鸦片烟,这是没有用的。

二、四万亿1.0、四万亿2.0、四万亿3.0?

    微观指数上,生产价格指数不断下降,很多行业出现了亏损,一些企业开始裁员,就业形式越来越难,今年大学生毕业据说是最困难的一年!业不愿意扩大规模,不愿意投资,就不会愿意招人。

    这个指数的不断走低,已经持续了十几个月。这个生产价格指数的下降,仅仅在去年下半年得到了缓解,向上走了一个下山坡,因为去年下半年执行了四万亿2.0,和09年执行4万亿1.0不同。当时是大张旗鼓宣传,让人民相信政府这个手可以支撑住经济。但是2.0是低调,打枪的不要。这次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力,现在社会融资总量,一半来自银行,一半来自债市。

    我知道这个方法托不住,但是短期的烧钱会有一定作用,我当时以为会支持一段时间,经济形式下滑出现会在下半年。结果今年一季度末就出现了,连续的持续的下滑。用经济的说法是,经济的边际效用递减。想想2009年,当时的说法是政府的无形之手,拯救了中国经济,拯救了世界经济!但是去年的四万亿2.0,扔进去,好像水花都没有。这是什么原因,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只是給他吃止疼片,止痛的效果是递减的。

    有一个很好的指数,叫做克强指数,主要是参考发电量、铁路货运量来看经济状况。现在看来,克强指数远比GDP靠谱。克强指数表示,V型深沟就是09年金融危机,拉起来后就是四万亿。

    看了这个图形,大家就知道了,迷信政府力量是没有用的。再强大的政府也托不住经济、再强大的政府也托不住市场,只会打乱市场,扰乱经济!(掌声!)四万亿刚出来时,我就写文章批四万亿,结果当然是就没有被发表出来。前段时间领导还大声说四万亿是正确的,但是也没有給我辩解的机会,我也就只能在民间辩解辩解。(笑声!)

    我之前认为,二次探底是一定会出现的,果然就是在去年上半年,克强指数的跌倒谷底,然后下半年开始向上,谁也不知道,居然经济又掉头向下。国内的二度松宽,再次忽视了结构性问题,辅之以短期需求拉升,那么就一定会有三次探底。这个三次探底就在今年下半年,今年的下半年会比去年的上半年还会差!

    现在经济下行的趋势非常明显,市场上又开始憧憬,憧憬四万亿3.0。看看1.0作用,2.0作用,那么3.0有什么作用?而且中央政府已经表态,不会出台新的拉动内需的政策。因为刺激性政策会带来很多不良后果,政府从过去的几年间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尽管他的学习速度很慢(掌声!),也看到了1.0带来的危害,看到了2.0仅仅维持了1-2个季度,所以非常慎重。

    我认为政府不会推出3.0,当然我没有办法为政府作决策。即使3.0出台了又如何呢?小小反弹一样,再次掉头向下!在座的企业家朋友们,不要将注意力放在3.0何时出台,而是要聚焦在自己的领域,聚焦在自己的投资上。这些政策都不可能扭转中国经济下行的经济。

三、经济衰退要扭转,有没有办法?办法就是结构性改革

    既然你的病是结构性带来的,那就一定只有结构性调整,把这些结构性失衡纠正过来。什么叫做结构性调整,能达到什么效果?我们看看国际上的例子,美国和欧洲的例子。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是过度借债,资本负债比失衡。西方国家经济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都是过度借债

    1、美国的债务集中在家庭部门,借钱太多,收入偿不了借钱。月供支付不了,家庭就破产,银行就拿走房子拍卖,当很多拍卖出现,房地产价格暴跌,银行资产价格下降,银行倒闭。这个图是美国按揭贷款余额/GDP,2009年达到最高峰,之后一直在下降。在两年时间,这条红线已经回到2003年,美国的调整结构基本完成。他的资产负债表已经正常,现在給他补药,是可以的。我本人对美国经济是看好的,很多人问我,投资什么?我说,买美国股票,买美国资产。很多人说我卖国,我也不怎么在意。

    2、再来看欧洲的处理方法:欧洲也是在09年贷款余额/GDP达到最高。但是金融危机后,欧洲现在还没有下来,负债率还是没有下来,为什么?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欧洲是社会主义。欧洲人到中国来,经常说中国怎么象社会主义的,你看我们欧洲,多么“社会主义”啊。

    资本主义是以资为本,就是谁出钱谁是老大,资金的所有者是老大。借钱就要支付利息,不然就拍卖,迫使你还钱。只有这样,市场机制才能发挥作用。这个过程冷冰冰的,但是不这样做,就会拖垮银行。实际上,美国已经倒闭了几十家银行,几十万个家庭倒闭失去了自己的房子。

    我去年去美国,想买房子抄个底,找了个中介看二手房。进去一看,房子没有人上锁;厨房一看,没有吊灯;洗手间一看,马桶没有了。为什么马桶没有了,原来主人走的时候把马桶搬走了,50多美元一个的。为什么这样,房东心里有气。按揭支付不了,银行收他的房子,不缴纳房子警察上门,所以他有气。

    欧洲是“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实际上,不是真正以人为本。比如在欧洲,租赁一个房子,我房子支付不了,美国就立马赶出去,欧洲不行,要給他几个月的宽限期。借款违约,不能立即收他的房子,你必须給他找到一个住处,否则不行。银行如果不能拿到房子拍卖,结果就是银行坏帐上升,银行如果倒闭,就会损失储蓄客户的利益。

    这样迅速的处理还账,才能拯救银行,才能拯救储蓄客户,才是以人为本。杨白劳借了黄世仁的债,还不起,就把喜儿拉走了。为什么?因为黄世仁认为喜儿就是抵押品,这个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至于人是否适合作为抵押品,可以再谈。(掌声!)

    欧洲拒绝承担坏帐的后果,结果只能政府出钱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维护银行的正常运转。政府的钱哪里来的,收税来的。只不过将银行的坏帐转移到政府哪里,但是没有解决坏帐问题。所以出现政府债务问题,政府要破产了。希腊政府、塞浦路斯政府都破产了。现在西班牙、法国都在风雨缥缈。

    没有办法,透支得来的繁荣,一定是要偿还的。今天的衰退,都是为过去的繁荣买单。要想靠借钱,靠央行发钞票来维持经济的繁荣,这连中国梦都算不上。大家都知道,量化宽松对恢复资产负债表的平衡没有实质性作用,几十年的零利率并未解救欧洲和日本所以,复苏必须先去杠杆化即削减债务,美国过去在作什么,就是在削减债务,调整结构,是要死人的。中国为何调整结构讲了十年,还在讲?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调整。(掌声!)

    3、美国找到了经济的新增长点。是灵活的市场机制创造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1)加州为代表的创新企业的重新涌现,持续创新能力。(2)以德州为代表的旧能源产业的新生页岩气的开采成本大幅下降,比世界上低30%。(3)制造业回流。

    美国企业不在中国扩大投资了,在中国的企业继续经营,不扩大投资了,新的投资在哪里,回到美国去了。为什么?因为美国的能源成本比中国低,虽然美国的人工贵,但是没有之前差距这么大。我想表达的是,这些新的增长点不是政府规划的结果、不是政府实现的,而是市场竞争形成的结果。

    我并不知道中国未来的新的增长点是什么。但是我知道的是,如果我们把市场放开,如果我们取消了市场管制,新的市场增长点,自然会涌现出来。政府制造的增长点,不就是光伏,不就是高铁嘛。搞一个垮一个(掌声!)。你只要給市场机会,你只要給民众机会,新的增长点一定会出现。

    小结:

    1、结构调整的快慢,决定了复苏的速度!
    2、美国的复苏是有坚定的基石的。也就是为什么道琼斯指数创出历史新高,我认为更多的新高还在后面。因为美国他的手术已经动完了,他找到了新的营养液。
    正因为如此,全球资金不断的流向美国。资金退出新兴市场,流向美国,从而推动美元的币值不断走高,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元是一个强势货币。那么大宗商品市场就会向下,市场上开始流转一个观点,大宗商品市场的牛市已经结束了,我基本同意。这时由美国强势货币和中国需求持续减弱所带来的。
    3、欧洲会继续在债务的泥潭中挣扎,只要欧洲一天不清理过多的债务,那么欧洲最坏的情况还没有开始。
    4、但是中国的调整刚刚开始。凡是进行结构性调整,速度很快,就复苏很快,如美国经济。拒绝进行结构性调整,拖拖拉拉,就复苏很慢,例如欧洲经济。

四、未来如何走出结构性衰退

    1、市场化行业重组,收购与兼并,消除过剩产能
    2、提高行业集中度和利润率,不仅关系企业的生存,而且是向研发创新转型的基础
    3、不应鼓励国企的并购,国企以来廉价资金供应,不计成本和收益,最大化规模和就业而非效率
    4、实质性减税,避免企业的大规模停工和倒闭
    5、特别是电讯、金融、医疗卫生、媒体娱乐等服务业
    6、国企撤出竞争性行业

    现在的企业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连夜雨就是政府。(掌声!)先自查税收,然后政府查税收。我跟政府说,现在不是你们完成税收计划的时候。他说上级要完成税收计划啊。我说你把企业折腾死了,你得放企业一个生路,不然企业倒闭后就业问题不还是你政府的问题。我一直呼吁,实施新的减税,让企业活下去!

    企业要活下去,也要自己转型,目前宏观形势不好,政府又来折腾,我也无法告诉具体一个企业该如何转型。我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面临痛苦的转型期,从之前的低成本扩张、抢占市场,要转型为在一个饱和的市场上,如何扩大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的现状是:凡是能够投资的地方,都是产能过剩,凡是产能不过剩的,都是不能投资的,例如电讯、例如卫生系统等,很多投资机会。医疗卫生问题是供应不足,是过度管制。为何不能民营资本多投资多盖几个医院,政府就是要把住牌照。娱乐,拍电视,你管他什么呢?有人拍,有人看,就好。现在是把娱乐搞成教育,把教育搞成娱乐。(掌声!)

    金融也管死,一个银行搞一个网点,为何要批?这是一个商业决策。我开一个饭馆,开在哪里,为何要你批?我如果亏钱,你承担责任吗?大家都想把住一点小部门权力寻租,我这点租能不能明給你啊,一个图章××万吧,我交了钱給××万办事。
象这样的成本,都叫做交易成本。政府的作用本应该是减少建议成本,但是我们政府的作用却是增加交易成本。明给反而低,暗給反而高。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心里底限是多少(笑!)。

    我得研究、我得摸索、我得找一个哥们,还得策划一个饭局,最后才知道你的心里底限。这点小权力,政府你放了吧,放了后得到的经济发展,不知道会多少。

    最近看,拍出很多地王,很多都是国有企业。为什么,国企他背后有资金支持,而且国有企业亏损后,也没有关系,政府会补贴的。所以国有企业进入竞争行业,其实就是扰乱市场竞争。

五、内需不足的实质原因:收入分配恶化

    1、主要来自资源占有和市场的不平等
    2、行政性垄断占有土地、矿山、资金、市场
    3、审批制度下的官商勾结和寻租
    4、仅在二次分配和最低工资上作文章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在一次分配上作文章。为什么企业家一定要作政府的公共关系?(此处删除五十字)

    不作政府公共关系,就拿不到资源,资源在官府手中。如何消除这种暴利,而不是在暴利出现后去收税。暴利源头是什么,是政府垄断资源。腐败为何久治不愈,是因为从来没有从根子上诊断。出来一个,判一个,是否可以让他不出来。现在的一切问题,都在往道德上引;学校出很多问题,是因为教育从业人员道德有问题,医院出很多问题,是因为医生从业人员道德有问题,房地产市场出很多问题,是因为房产从业人员道德有问题,等等。根源在哪里?必须通过改革实现更为公平的资源获取及市场进入:1、打破行政垄断,2、取消审批制,3、国有民营一视同仁。

    总结:中国经济下行是结构性问题,靠宏观政策是无法解决的。只能下定决心,进行实质性改革,这个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会后部分问题:

    1、浙江是民间资金大省,浙江投资往哪里投资?

    我没有做过投资,不知道往哪里投。如果投资讲方向,讲计划肯定就会失败。各位可能比我更擅长。我认为在实体经济中投资,和经济形势是没有关系的。经营企业的,和经济形势也没有太大关系。如果一个企业家说,我等经济形势大好时,再扩大规模。我会说,你关企业吧,去种地。作企业不能靠天吃饭,我的观察,越是在宏观形势困难时,越是好企业表现的时候。买什么东西,作什么行业,其实都不重要,炒卖黄金的,可以亏得倾家荡产,炒卖土豆,也可以赚。那么核心的是什么?是你要知道如何炒。(笑声!)

    2、城市群,未来可能会称为城镇化的可能吗?

    象这种非常宏伟的规划,我认为基本上都是忽悠。越是宏伟的规划,我基本不看,也不关心。各位作投资的,作企业的,我建议大家也不要去关心。一个企业生存力,跟踩点是没有关系。一个企业的能力,不是他预报天气的能力,而是他抵抗天气的能力。为什么我说我不看中国的城镇化?从1980年代的20%多的城市化率,提升到现在的52%,是什么原因?反思下,在改革三十年,以前的政府何时推出过城镇化优惠政策和扶持政策?根本就没有规划过,结果就是从20%多发展到现在的52%。所以,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因。不能因果倒置。

    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不是原因。城镇化都是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来一场城镇化的大跃进,又变成政府圈钱圈地,赶农民上楼。那么农民收入在哪里,产业在哪里、资金在哪里?上一个4万亿把铁道部搞破产了,铁道部申请2.6万亿债务給免除,这个免除是不行的,老百姓不答应。如果再搞17个城市圈,要搞破产多少地产政府(掌声!)

    3、給浙江的企业家一个忠告:

    你们将无法避免面对经济的上上下下,也无法避免一定会面临风风雨雨。以一个平和的心态,面对,坚持把自己的企业作好,少听一点天气预报。归根结底要把自己的企业作好,一个好的企业,应该在经济向上时作好,最关键时在冬天要活下去。最可怕的是,春天到了,你不在了。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3年7月3日 9:29 主题: 转发: 痛转 发送时间: 2013年7月2日 18:32 主题: 转发: 痛转 该文好像是2007年的,但其中数据确是震惊!现在社会经济形势严峻,可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矣!痛转震惊檄文

近十年犹如又一场浩劫

----国之金库被掏空 百姓血汗付水流

檄文

2013-06-25

    全球都在谈论一件金融大丑闻,很不幸,它的主角就是中国。中国大陆除了有“两房”垃圾债券3763亿美元以外(前天暴跌88%几乎已经归零),还拥有5000多亿美国国债,看来早晚也是垃圾。两者之和超过9000亿美元。30年改革开放的换来的外汇家底大部分都套在里面。预警早就发过了,为什么不采取疏散措施?很简单官员私人拿回扣造成的。

    次贷危机下,美国的两家房贷抵押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公司行将崩盘破产,荣登美国“两房”公司外国债权人之榜首的居然是中国,一共持有涉及该两间公司高达3763亿美元债券,约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21% 。国际经济界称为一件匪夷所思的大丑闻。

    国家资料显示,自2004年开始,中国对美国债券的持有一直在高速增长,从2004年到2 00 7年惊人增长三倍,高达到9220亿美元。仅2006年到去年2007年间,中国对美国债券的持有增长66%。在美国次按危机即将露出狰狞面目的前夜,中国仍然痴心不改地不断大手笔增持美国债券。

    究竟是谁拥有在这样疯狂地处置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权利,如痴呆一样疯狂购买美国债券?同样是亚洲大国的印度,外汇储备也很客观,但印度对美国“两房”债券持有量才2300万美元而已,人家是意思意思,中国的3763亿竟然是印度的一万六千倍,差不多是三万亿港币。这样投进美国“两房”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国际公认的原则是,外汇储备公认的投资原则是安全第一,分散为宜,但中国财金当局却将外储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投资于美国“两房”,这相当于将大部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当年亚洲金融风暴,香港和东南亚楼市崩溃,还闹出「负资产」,业主和银行一齐遭殃,说明房屋按揭本身风险很大,其衍生债券更是危险品。

    不能只集中在一个菜篮里,这是金融投资常识性的金科玉律。外匯储备投资原则是安全第一,稳健至上,比重分散,结构多元。可是我们那些可爱的受握重权的国家外汇管理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的败家子一般的官员,个个还都是硕士、博士学位!

    就冲这点,中国民众还有什么脸面去嘲笑印度!叫人家阿三,自己都快成阿大了。到底是谁祸害中国如此吃亏,不,是重创,而成为世界笑柄!我一贯就对什么莺歌燕舞的盛大晚会、开幕式不以为然,花钱给人看的东西,值得那样好面子搞成空前绝后的拔高?看清楚自己的弱点、忧患,早早修复自己可能被对手抓住而致命的死穴比什么都重要!

    我认为:这件金融丑闻的暴露,实质上对中国经济重创之巨,对国民信心和精神打击之大,简直可以抵消大批我们自己宣传的其他成就光环。这决不是一般的问题,甚至不是什么重大失误!不能用失误的概念,而是直接叫做中了“杀招”!它的背后是应该是严重的渎职战略间谍的性质!

    中国经济学家都在干什么,受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高论影响而实行的政策,最后使谁最终受益,使谁陷入深深窘境了呢?那些“主张对内狂引境外战略投资者、让其大赚贱卖的银行原始股;对外大力推出中国优质大型企业或国有垄断企业境外上市,向海外慷慨派送十倍于融资的分红”的经济专家到底在干什么,他们的底细和真实身份到底是谁?必须挖出这些害人虫和买办!一挖到底,彻底消灭!中国的不幸,在于有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精英集团!

    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也有30年了,对比日本的经济起飞,50年代到80年代,基本上是国家产业和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福利和保障步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为什么在中国广大人民却没有得到高速发展带来的利益呢?

    外资摘桃子的巨大财富流失。目前的危机不仅仅是道德体系崩溃的内部腐烂,更大的危机是外资对中国产业的扫荡,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中国的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价格之低完全如同抢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过两次摘桃子运动。第一次摘桃子就是国企产权的私有化改革,把全体中国人民几十年艰苦奋斗创造的财富改革到少数人手里;第二次摘桃子就是今天的外资化,外资勾结中国买办集团,用廉价购并方式把中国建国以来58年创造积累的财富席卷而去,请大家看一下屏幕上的统计资料:

贱卖银行资产而造成的损失统计

    1,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约10%的股份,收购价格 1.16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6.77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755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460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

    2,中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国银行共51.75亿美元(合人民币约403亿),收购价格1.22元.上市后,按照 2007年5月10日盘中价格6.26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822亿元,四家外资公司净赚2419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6.6倍。

    3,兴业银行。2006年,香港恒生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赚共出资27亿,以每股2.7元的价格购入兴业银行10亿股,上市后,股价达到37元多,三家外资公司净赚约370亿。根据2007年2月12日《参考消息》报道,以后每年都有300%以上回报。该银行上市募集资金共159.95亿,等于全部送给了三家外资公司。该银行国内发行价格每股15.98,吸引的网上网下申购资金高达11610亿。

    4,深圳发展银行。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以每股3.5元购买深圳发展银行3.48亿股,目前股价已达35.8元,投资增殖10倍,按照深发展20亿多股计算,新桥用12.18亿获得了700多亿,。根据新桥目前的做法,很快将达到1000亿元。而新桥集团本身就是庄家,根本不是银行,如何能改善我国银行治理结构?况且整个银行都被美国人拿走了,即便改善对我国又有什么意义?

    5,华夏银行。德意志银行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联合组成的财团将出资26亿元人民币,购入华夏银行约5.872亿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数的14%。每股价格4.5元,现在近14元,净赚56亿多人民币。目前已被德国银行控股,500亿落入对方手中。目前德国人对华夏已形成了联合控股,该银行名义上还是中国银行,实际已成为外资控股银行。

    6,中国交通银行。汇丰银行(汇丰)持股交行19.9%的股权,出资144.61亿元购买91.15亿股,每股为1.86元。交行2006年5月在香港上市,现在市价超过10港元,净赚近800多亿,2007年国内A股发行上市又赚取500多亿,合计将近1400亿,10倍回报。

    7,中国建设银行。上市前,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分别斥资25亿美元和14.66亿美元购买建行9%和5.1%的股权,每股定价约0.94元港币。发行价格2.35元港币,最高市价5.35元港币。按照目前建行共有2247亿股计算,2家净赚1300多亿港币。

    8,浦东发展银行。花旗集团出资6700万美元收购浦发行4.62%的股份,超过1.8亿股,每股约2.96元,并且协议规定日后花旗集团有权收购19.9%的股份.目前浦发行股价超过38元,花旗净赚62亿元。目前花旗尚未行权,一旦行权将赚取62亿的数倍。

    9,民生银行。2004年,淡马锡控股旗下的亚洲金融公司以1.1(约8亿人民币)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民生银行2.36亿股股份,占民生银行总股份的4.55%,股价约3.72元,目前该股已达12元多,加上两年送配,市值已达50亿元,净赚约40亿。(上述交易低价转让外资净赚约9200多亿,加上下面广发行,损失超过1万亿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转让的损失,再加上已经全部完成合资的等待上市的几十家地方银行,未来损失将越来越惊人)

    10,广东发展银行。2006年美国花旗银行以联合收购的名义,自己出资不过60亿,就控制了拥有3558亿元总资产、27家分行、502家网点,与世界83个国家和地区917家银行具有代理行关系,连续多年位列全球银行500强的广东发展银行。并且中国移动、国家电网和中国信托还各搭进去60亿,共180亿。把银行白白送人还要再搭进去180亿,已经完全超越了市场交换的范畴。

    11,渤海银行及地方银行。另外,2005年挂牌成立的我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宣布,渣打银行以1.23亿美元购入即将成立的渤海银行19.9%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除了参股渤海银行之外,渣打银行参股光大银行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目前,外资银行在华进入了加速发展期,中国全部银行无一例外地已被18家外资银行参股或控股。

    12,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也是第一家引进外资的保险公司,汇丰集团是平安最大外资股东,汇丰是2002年投资6亿美元,50亿人民币投资平安;平安集团2004年6月24日在香港成功上市,发行价11.88港元,目前已上升到40元港币。今年2月又募集A股资金388亿。截至2006年6月30日,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3,587.18亿元,权益总额为人民币381.04亿元。目前,公司市值近2000亿港元,A股5500亿人民币。

    13,新华人寿。新华人寿即将上市,现在苏黎世保险持有新华人寿22800万股,每股5.25元,持股比例为19%,已成为新华人寿的最大单一股东。但实际上,目前新华人寿的实际控制者是东方集团,由于东方实业和东方集团分别持有新华人寿5%和8.02%的股权,再加上东方集团持有新华人寿其他股东的股权,东方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新华人寿的股权肯定超过20%。(据说,苏黎世通过中国公司暗中控股已超过56%,投资34亿,一旦上市,市值至少600亿)

    这是我为写《中国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专门调查统计的资料,当时在统计过程中忍不住直流泪,我们并没有发生战争,更没有战败要进行赔款,可是上述损失如同战败赔款那样让国人痛心。上述廉价卖给外资的银行股,无一不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最低的如兴业银行甚至不到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一。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四家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买损失就超过6千亿元,整个银行金融领域能统计到的损失就超过万亿。

    根据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组长葛延风讲,解决全国的医疗问题每年6800 个亿就够了,可是仅仅几家银行就把全国的医疗费用送给了外资。

 

 



 

计划经济时代的工资单及人均收入

清单

2013-03-16

    不久前翻箱倒柜,在一个皮面斑驳的笔记本中无意看到一份计划经济时代的工资单。那时全国,除军队外不论什么行业几乎都实行两种工资制度,即政治系列与技术系列工资制度。其中政治系列按行政级别,从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到基层办事员共分为30档;技术系列按技术等级,从总工程师、科学院院士、大学一级教授、研究员到实习生分18级。

    行政级别、技术级别对应的工资如下:

    一、行政级别工资

1级(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党中央主席)月工资(下同)644元
2级(上述职位副职) 581元
3级(上述职位副职) 577.5元
4级(秘书长、委员、部长、省长) 460元
5级(同上) 414元
6级(同上) 368元
7级(同上) 322元
8级(同上) 287.5元
9级(上述职位副职及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各部委办的司局长) 253元
10级(同上) 218.5元
11级(同上) 195.5元
12级(同上) 172.5元
13级(处长、副处长) 155.5元
14级(同上) 138元
15级(同上) 124元
16级(副处、科长) 110.5元
17级(副科级) 99元
18级(副科级) 87.5元
19级(1级办事员) 78元
20级(2级办事员) 70元
21级(3级办事员) 62元
22级(4级办事员) 56元(大学生转正)
23级(5级办事员) 49.5元(大学生参加工作)
24级(6级办事员) 43元
25级(7级办事员) 37.5元(中专生转正)
26级(8级办事员) 33元
27级(9级办事员) 30元
28级(10级办事员) 27.5元
29级(11级办事员) 25.5元
30级(12级办事员) 23元

    行政系列中的8至12级为司局、部委办、省府办公厅主任;11至14级为处级;15至18级为科长级;17至21级为科员级;22至30级为办事员级。每个级别有交叉,这只是参考表。每个人是什么级别根据情况而定。

    二、 技术系列工资对应情况

1级(院士、总工、教授、研究员等) 322元(与行政7级相同)
2级(上述副职称) 278.5元
3级(同上) 240.5元
4级  207元
5级  178元
6级  154元
7级  133.5元
8级  115元
9级  102元(以上为工程师级)
10级 86.5元(以下为技术员级)
11级 73.5元
12级 62元
13级 55元(大学生转正)
14级 48.5元(大学生实习;)
15级 42.5元(中专生转正)
16级 37元(中专生实习
17级 31元
18级 27.5元

    技术级工资1至3级为总工、教授、研究员、院士、主任医师的工资;4至6级为上述技术副职的工资;7至9级为工程师;10至13级为技术员;14至15级助理技术员;16至18级为实习生。别看上述工资与今天比较,一个月所得不够一顿饭钱,但那时物价极低,

鸡蛋每斤0.48元,(这个有误,记得是0.8元)

猪肉0.78元,

大米每斤0.23元,(这个有误,记得是0.156元)

白面每斤0.18元,(这个有误,记得是0.164元)

粗粮每斤0.1元,

蔬菜每斤在0.05至0.2元之间,

各类水果每斤也不会超过1元,

看电影0.05至0.1元。(这个有误,记得是0.05-0.25元)

    除了衣食外,参加工作后住房、交通、医疗、办公用品全部免费或分配租用。因此,30级办事员月工资23元,省吃俭用也觉过的满好。

    我国今天的工资已经说不清楚是按什么理论制定的,因为五花八门的各类补贴和奖金已经远远超出月工资收入的实际,加上手中有权力的人利用大小权力所得的灰色收入,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各类岗位上的人每月究竟有多少收入!

    收入实名制本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但那些制订法律的既得利益者们,有谁愿意用法律约束自己的权力,他们怎么可能让每月的收入更加透明,便于让群众监督呢!收入实名制所以难以实施,关键在制订法律的有关部门强调困难,不愿意做损人不利己,只利于国家百姓的所谓傻事!

    中国要解决两极分化,实现均富,首要的是制定工资法,实行收入实名制。让那些高收入阶层群体缴纳更多的税赋回馈社会,造福人民。

    真是一篇当今十分难得真实史料文章!赞一个!仅做一些补正:

1、大米0.23元/斤的价格,文章所说的是优质大米——“小站米”的价格;一般的南方粗大米是在0.13元—0.16元/斤之间。
2、当时的大多数的水果在0.1—0.3元之间。那时的国家级运动健将每天的水果费补助是0.2元,就是一个佐证。
3、小学的学杂费是每学期2.5元;中学的学杂费是每学期5元;大学不收学杂费,按家庭计算,如果人均收入低于30元,则每月发给大学生18.5元的助学金。
4、冷饮价格:小豆、红果冰棍每支0.03元,奶油冰棍0.05元,雪糕0.1元;汽水每瓶0.15元;冰激凌0.25—0.3元。
5、服装是一身棉布制服15—18元,一身运动服大约也是这个价格。
6、小儿书薄厚不同一本在0.03—0.25元之间。
7、纯毛澳毛毛毯80元。
8、香烟价格:大中华(带过滤嘴)0.72元盒、大中华0.6元一盒;红蓝牡丹0.49—0.51元、群英0.47元、红金0.33元、飞马0.28—0.3元、战斗0.2元、春耕0.11元;还有一毛找的,即0.9分。火柴0.02元一盒。
9、餐饮:10元吃一桌大餐。茅台酒8元一瓶、五粮液5元一瓶、汾酒和西凤酒是2.5元一瓶。
10、锁具:普通挂锁0.15—0.3元,三排密码锁0.28—0.32元。

    一张普通10元人民币,在60年代能买些什么?

    60年代末的物价情况:最低生活费: 8元;如今的物价情况: 840元

60年代末的物价情况:可买大米 80斤;如今的物价情况:5。6斤

60年代末的物价情况:可买大闸蟹 12斤;如今的物价情况:6条腿(按同等质量)

60年代末的物价情况:最大的带鱼 30斤;如今的物价情况:1。5斤

60年代末的物价情况:大黄鱼 30斤;如今的物价情况:鱼鳞

60年代末的物价情况:布匹 1丈余;如今的物价情况:1尺

60年代末的物价情况:青菜 500斤;如今的物价情况:4斤

60年代末的物价情况:猪肉 13斤;如今的物价情况:1.5斤

60年代末的物价情况:牛肉面100碗;如今的物价情况:2碗

60年代末的物价情况:小馄饨 100碗;如今的物价情况: 2碗

60年代末的物价情况:小学学费 6元;如今的物价情况:一只低档文具盒

60年代末的物价情况:看电影200场(学生票);如今的物价情况:场外听声音

60年代末的物价情况:中挡皮鞋一双(7.68元),如今的物价情况:一双(7.68元)鞋带

60年代末的物价情况:棒冰 250根,如今的物价情况:10根

60年代末的物价情况:大白兔奶糖 4斤,如今的物价情况:4两

    60年代末的最低工资是36元,一场电影的学生票是5分,现在的一场电影的学生票最低是30元,是600倍。以次类推,现在的21600元工资才能抵60年代末的工资是36元。而且是最保守的统计,因为成人票那时最贵的是2角,现在中等价格是600元一张,是3000倍。以次类推,现在的108000元工资才能抵60年代末的工资是36元。

当代工人工资与毛泽东时代工人工资对比

    当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的工资二级工38。62相当于当前的5210元,这个消息在广大干部和职工甚至农民中传开以后,引起了最强烈地反响。它如同一声春雷,震响了中国的大地,惊醒了所有还在梦中沉睡的人们。这是当代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揭示了资产阶级的一切用以欺骗的谎言。它将是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试金石,是社会主义优越还是资本主义优越的透视镜。    

    怪不得在毛泽东时代一个老工人的工资可以养十年孩子,而今两个工人的工资养一个孩子也是相当的犯愁;怪不得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积蓄虽说较少,但,人们生活得无忧无虑把全身的精力全部用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来,而现在人们即使有十几万元,也忧心忡忡,更何况一点积蓄也没有的人,甚至那些欠债及今日无柴明日无米的人们;怪不得毛泽东时代工人们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住房问题,而现在许多还住着破旧的房子里,而且出现了没有住房就不能找到对象,就不能结婚的一大批单身青年;怪不得毛泽东时代不用担心有了病而没有钱医治,而现在没有钱,有了病只有等死的人比比皆是;怪不得毛泽东时代孩子上了小学、中学、大学而没有失学的学生,而现在因为没有钱而上不了大学,因而退回了报考表的学生、放弃上大学的念头的学生相当多......

    我们终于明白了,原来是我们工人的工资下降了,下降到了再也不能下降的程度了,如果再下降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冬天睡冰,夏天光腚了。    

    但是,毛泽东时代工人的这些钱哪里去了?这个我们还不太了解。我们只看到那些月工资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的人们,我们只看到时常于高档大酒店里出没的人们,我们只看到拆了又建建了又拆了的那壮丽的建设群和令人眩晕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我们只看到每当星期天,停在大学校门前接女大学生那些豪华的轿车;我们只看到不惜花几百万上千万而狂呼着的各种文艺晚会。不止这些,我们还听说一夜年饭就花掉38万的富豪;我们还听说一次就花去了300万美金的宴席;我们还听说只出不进的二万亿美国的借款;我们还听说有一些几百亿外国货物的订单;我们还听说一次就用去了一千万元的葬礼,还有......  

    可是,那些流浪于街头的人们,那些下岗了而又失去了工作能力的人们,那些没有钱做年夜饭只会哀求借钱吃一顿年夜饭的人们,那些没有钱看病跳楼赴难的人和没有钱看病而被抛弃在医院门口的人,那些为了生活而累得吐血了,还要坚持继续给资本家干活的人,那些得了职业病而被赶出工厂的人,那些为了讨薪而不惜流血不怕坐牢的人们,那些还在拣垃圾堆里的菜叶吃的人们,那些......    

    这个时候我们要问,在小的时候我们时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亲爱的党,我们亲爱的祖国,今天你怎么啦?    

    我们工人和农民,是中国的大多数人,(九亿农民,工人大约占一亿左右)也就是真正的劳动者应该在大约十亿左右。是我们供给着整个社会的吃穿住行,而我们的工资却是只占整个国家里开支的百分之十。而百分之九十却是在极少数人的手里!    

    下面我们把上海某区的工人的基本工资来计算:(注意:其他的单位的职工的工资都以此类推。其中包括农民、教育界教师、文艺界演员、服务行业、公检法、机关人员还包括退休人员按同等标准计算,这些行业的工作人员和工人的工资相差不多。)

1976年二级工工资38.87元,值现在5296人民币    

因为工资有地区差,下面我们按照上海某地区的工人的工资计算:    

毛泽东时代工人的工资二级工41.23元=现在工人工资5617.55元

毛泽东时代工人的工资三级工48.5元=现在工人工资6608.78元 

毛泽东时代工人的工资四级工56元=现在工人工资7629.95元 

毛泽东时代工人的工资七级工97元=现在工人工资13216。20元

毛泽东时代工人的工资八级工111元=现在工人工资15123。65元

毛泽东时代工人工资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51.25=现在月工人工资6982.77元    

毛泽东时代工人全国年平均工资:615元=现在年平均工资83793.16元   

从1950年到1972年,工人的工资涨了7倍,如果我们把30年来按照毛泽东时代涨工资的速度和工资数额来最低标准计算应该是: 

毛泽东时代工资二级工41.23元+41.23元=82.46元,现在的工资应该是11235.10元    

毛泽东时代工资三级工48.5元+48.5元=97元,现在的工资应该是13217.56元    

毛泽东时代工资四级工56元+56元=112元,现在的工资应该是15259.90元 

毛泽东时代工资七级工97元+97元=194元,现在的工资应该是26432.40元 

毛泽东时代工资八级工111元+111元=222元,现在的工资应该是30247.30元    

毛泽东时代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51.25+51.25=102.50,现月工资应该是13965.546元    

毛泽东时代全国年职工年平均工资:615+615=1230,现年平均工资应该是167586.32元    

我们反过来说,现在的工人的工资相当于毛泽东时代工人的工资是多少呢? 

15123。65元相当于毛泽东时代八级工111元    

13216。20元相当于毛泽东时代七级工97元

7629.95元相当于毛泽东时代四级工56元

6608.78元相当于毛泽东时代三级工48.5元

5617.55元相当于毛泽东时代二级工41.23元    

3500元相当于毛泽东时代25.69元    

3000元相当于毛泽东时代22.02元    

2500元相当于毛泽东时代18.35元    

2000元相当于毛泽东时代14.68元    

1500元工资相当于毛泽东时代工资11.01元    

1200元工资相当于毛泽东时代工资8.81元    

1000元工资相当于毛泽东时代工资7.34元    

800元工资相当于毛泽东时代工资5.87元    

600元工资相当于毛泽东时代工资4.40元    

500元工资相当于毛泽东时代工资3.67元    

300元工资相当于毛泽东时代工资2.20元    

150元工资(有的是最低保障费)相当于毛泽东时代工资1.10元 

    那时的人们享受着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和福利住房,这些福利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以现在为参照,一个家庭的这三项福利是整个家庭除吃喝以外的总收入的2.8倍。      

    在毛泽东时代,城市人们享受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和福利住房,其中义务教育中小学的学费很少,大学中专以上的学生不但学费由国家承担,每月有生活费,那么,这些无形的福利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    

    公费医疗:以某市2004年为标准,每人年均医疗消费支出为1434元,按平均每户4人计算(毛泽东时代一个孩子的很少),每户年均4302元,1964年人均寿命75.85岁,每户一生平均支出相当于今天的为75.85×4320=435046元。   

    义务教育:以某市2004年为标准,每户年均消费教育支出5510元每户一生平均支出相当于今天的5510×75.85=417934元。    

    福利住房:80年代,中国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由80年代初的3.6平方米,均价按3000元/m2(还不算维修等费用),每户一生按1.3套房子,户均1.3×3.6×4×3000=56160元。      

    三项共折:435046+4179345+56160=909140元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本人再强调一下,手头的资料不全,只是一个大致的数字,还有待请精通这个方面的同志更加准确的进行计算。)    

    有的人认为,“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高达2200个小时。一个中国工人平均每年创造的价值为12642美元;一个农村劳动力每年才创造910美元。如果把美国的数字也这么拆开来算,一个美国工厂工人一年创造104606美元,农业工人则为52585美元。一个美国的工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是一个中国工人的8 倍多。美国农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则比中国农民高将近58倍!”因此他说,“那么,我们就不妨以这个底线来算出中国工人的平均月薪是多少。中国工人创造的 12642美元,按1美元7.9元人民币(2005年的汇率)来算,就是99872元人民币,接近10万元。按照39%的比例,工人的平均年薪应该是 38950元;平均到月,就是3246元(注意,这只是全国平均数,沿海大城市自然要比这一数字高得多)。同时,每个职工还应该额外享受退休金、全家医疗保险等等。看病除了缴10元或20元的门诊费,拿药再缴10元、20元外,一切都应该免费。自然,孩子上学,也应该免费,上大学至少享受部分奖学金,这才应该是中国工人的最基本生活水平。” 

    但我认为,他只是计算现在工人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而没有考虑到如果中国继续沿着毛泽东的路线走,那么,中国绝对不会是现在工人们所创造的劳动价值水平。现在的中国工人之所以毛泽东时代的原来的水平上没有发展,那是因为一、中国现在的工业、企业,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主创新的能力,一个劲的跟着洋人的屁股后面爬行,好像没有了洋人,中国人都变成了瘫痪病人。而请进来洋人也没有把新技术传给中国,傻巴巴地变成了奴才。二、中国输入的昂贵,输出的价廉。工人们的血汗等于白白地送给了外国。三、中国不注重创建自己的工业基地,而把大量的资金投入了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里,名曰“救美国等于救中国”,加上腐败横行,一年的公费旅游、吃喝等费用都远远地超过了整个国家的军费,一顿饭,就可以吃掉全国少年儿童的全部的捐款。还有那些极其不合理的高额工资,以及那些不应该上马的大量的建设项目,如此等等,因此失去了众多地创业资金。四、农村资本主义改造以后,失去了以最快地速度实现现代化大生产,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建设遭到严重破坏,而新的水利建设又不能进行,造成了严重的农业经济的损失。当然,还有许多原因,使中国的工人农民所创造的劳动价值水平赶不上美国等其他的国家。这不能是中国工人农民的无能,是资本主义道路所造成的恶果。如果当初不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中国的工人农民所创造的劳动价值水平也绝对不会比美国等其他的国家低,甚至可以肯定的说,完全可以超过美国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因此,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农民,他们的生活也绝对不会比美国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低,而且应该是比他们更高。南街村等还没有解散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他们的工人、农民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远远高于美国工人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而他们的生活水平,当然也就比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们的生活水平高了。 

    如果按照我们这位网友根据现在中国的发展水平来计算工人农民的工资,那么,在当前来说,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是中国的工人农民的福气了!我们不禁要问,所谓的30年的辉煌的成就哪里去了?    

    我们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者,辛辛苦苦工作了几十年,尤其是那些已经退休的国有企业老工人、老干部们等一大批老一代劳动者,他们为了祖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来,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称为英雄,而恰恰相反,他们却当了30多年的被鄙视为不足挂齿的狗熊!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7月11日 09:41 (星期四)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3年7月11日 9:01主题: 转 《胡温十年祭》

胡温十年祭

莫名

    不久前,大陆经济学者张维迎曾这样评论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是最好的十年;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是最坏的十年;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是失去的十年。”胡温执政十年无所作为,平庸保守。这个结论,就连胡温的权力继任团队核心成员之一的王岐山也间接地承认:他和同事接手的是一个“旧制度”。

    张维迎教授的评论委婉含蓄,点到即止。对于他的第一个判断“经济增长是最好的十年”,相信很多人会不以为然。例如为了“保八”,温家宝政府立马开四万亿药方,让中国经济迅速浮肿起来。所以“最好的增长”是虚胖,人们看得异常清晰。中国的经济数据好看,一是来自政府对“土地财政”的刻意运作,二是政府货币滥发,通胀严重。

击鼓传花的房地产炒作正在撕裂中国社会

    胡温卸任的2013年,对比于胡温接手的2003年,中国城市的房价按每平方米的单价大约上涨了10倍,平均一年涨1倍。当听到有人准备拿150万在北京良乡买一套房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注意到:倒退10年,这笔钱能买10到13套原地同样大小的房子。对大宗商品而言,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疯狂。

    张维迎的第二个判断“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是最坏的十年”。很多案例似乎在印证这个结论。我们看到,人民如蚁群一般密集地进京上访。而促使人们上访的突出起因是征地。而在建设部的上访人群中,由土地引发的上访更是高达七到八成。在胡温任内发生、引起国际舆论广泛关注的太石村事件、钱云会事件、乌坎事件、三访民王府井自焚事件……都是因为征地纠纷引发。与之相对应的,人们反复看到的官民紧张对峙的景象:两列队伍。一列,是动辄上千“武装到牙齿”的武警,在坚定捍卫政府的征地秩序;一列,用锄头、铁锹、液化气罐等家庭用品“武装”起来的农民队伍,在坚定捍卫他们的土地。

    政府对征地的积极性,来自它对“土地财政”的追求。 中国房地产业内人士任志强说:政府从房价利益链条中分得的利益,比重超过了七成,这太恐怖!一个本该是为民服务、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的政府,沦落到赤膊上阵、一心搞钱的政府。有意思的是,张评价胡温执政是“最不和谐十年”,这话让胡温听了不知做何感想。当初胡温自建立组合伊始,提出的首个执政目标就是“建设和谐社会”。

谁是历史上最悲催的“房奴”群体?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房价像脱缰的野马狂飙突进。这十年,既有赚得盆满钵满、风光无限的马背骑士,相应的,也有被马群铁蹄踩得遍体鳞伤的倒霉人群。后者就是那些一买房就卷入一二十年还贷周期的购房者,他们自称“房奴”。“房奴”群体的构成是复杂的。其中最悲惨的,无疑是正在进城的农民。

    1949年之后的绝大部分时间,严禁农村居民进城工作生活。习近平、李克强这些跟农民有过短暂“同吃同住同劳动”经历的知青一代,对此景象应该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毛时代,政府为城市人口无偿提供住房、工作、教育、运动场地等一系列设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到九十年代初,中国搞房改,城市居民基本不花钱、或者象征性的交个几千元,国家以前配给家庭的住房就成为私人所有,领取房产证。这些早期生活在城镇的人们获得一套房子,付出的代价大概相当于一个家庭半年的积蓄。这是一种政策红利、出身红利。当这些房屋可以用货币估值、可以在市场流通的时候,那些大中城市的居民欣喜发现,仅这项住房红利,今天可以轻松兑现百万现金、或百万的两三个倍数。它相当于政府给了每户市民家庭送了一辆、或几辆豪华“奔驰”。它是政府给“早期进城者”的多项福利中的一项。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作为“后期进城者”,农民得到了什么。 网上有个著名的帖子说房价:北京一套100平方米、总价300万的房,如果农民靠种田收入多少年能买下来?帖主按照中国的农户通常人均3亩地的耕作规模,乘以每亩纯收入400元算,并假设年年都风调雨顺,要“从唐朝开始存钱至今才能凑齐房款”。可我重新核算了一遍,发现那作者算的不对。从唐朝(公元618年~907年;取唐朝中间线763年)到今年,才“区区”一千多年(1250年)哪够呀!还要乘以2呀,老大!

悲惨“房奴”的出路在哪里?

    在这里,我想对农村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说:我们买不起房,我们在旧制度下找不到出路,我们绝望挣扎,我们缺的其实不是钱,我们缺的是权,——是在制定规则过程中的参与决策的权利。我们农民不能总是对任何规则都无条件执行,而是要拒绝执行不合理的规则!我们农民有理由跟政府交涉,道理极其简单:早先,你恶意地剥夺我们的迁徙自由,让我们彻底丧失了走进市场的机会,丧失富裕的机会、丧失发展的机会;在死活不让我们进城的那些年,你在城市施行的是“国有土地无偿划拨”制度。早来的、你的亲友们,获益于这个制度;当允许我们进城的时候,作为晚来者,你为我们量身打造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并严格执行,说这叫“改革”。毫不体恤我们的苦难,完全漠视我们长期以来作出的牺牲。把我们的来到,当作你的一道菜、当作你百年一遇的绝好商机;你好像认为我们农民不是中国国民、没有点滴权利来分享号称“全民所有”的土地;甚至于,在无偿划拨的土地上、靠全民缴税的财政资金基础上建起的城市学校,你也长期排斥我们的农民的“打工子弟”进入。北京日报报道说:进入2000年后的头五年,因为计生政策,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减少了8万,仅小学就关闭了了766所。可是你宁可关闭闲下来的学校、卖掉学校地产换钱,也绝不放我们的子弟进来。你冷酷到底。

    让人绝望的是:你出台的政策,意图用一套房子掏空我们的一生、甚至是来世;在买不起房子,艰难攒钱的日子里,我们被你逼到了那些不通风的简陋平房、逼到了没阳光的地下室;逼到了那原本是蚂蚁、蜘蛛、老鼠栖息的地盘!在这些原本不该是人住的地方,我们常常一住就是一二十年;你甚至从没想过,你该为我们做点什么……

    看吧!去年发生在北京的7-21事件,仅仅是一场突发的大雨,我们的乡亲就像蚂蚁一样,成批地被淹死,——比如山东农村来的姐妹王静,就在那个下雨的夜晚,丧命在丰台区某一间灌满雨水的、她租住了6年的地下室。王静一直向往光明、一直梦想“等攒够了首付,就从地下室搬出来”。她生命的钟摆却在这个雨夜彻底停止,定格在她人生的第33岁个年头;她永远也走不出那间幽暗的斗室;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地下室的居民之一。作为农民,我们的穷困苦难、我们总被黑暗笼罩的命运,既不是因为我们的懒惰,也不是因为我们愚蠢,而是因为你定的离奇政策,和我们的糟糕出身……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悲惨房奴走出绝望的基本出路,不是设法找钱,而是设法找权,要找回历史对我们的亏欠。我们要设法去跟政府交涉,要求李克强政府正在起草的“中国城镇化”规划里,应该包含我们农民关切的内容,那就是:为农民在城市体面、廉价的落地安居,拿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要求政府尽快摧毁蔑视农民、凌辱农民的旧秩序,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新秩序;要求习近平、李克强这两位分别有着法学博士、法学硕士学术背景的领导人,用行动来捍卫法治,纠正历届政府对农民的不法对待。此外,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我们农民自己必须争取拥有自己的代表、拥有公平的议席,在任何涉及“分果子”的会场决不缺席,切实捍卫我们的权益。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新华社。2013年3月17发布电讯稿:印度正准备出台的一个“无家可归者权利法案”。其核心内容是:政府将向每户无家可归家庭无偿提供最少400平方米土地。800万无房、无地的穷人家庭将因此受益。——这是印度穷人抗争的结果。显示印度农民在国家制定规则的层面具有话语权的例子。

邓氏构想已经落空,先富阶层绝尘而去

    邓小平曾说过他对中国人财富分配的构想:“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致富”。可事实不是这样。在最近的十年更为明显:中国先富起来的阶层,从来没有准备伸手去拉“后富”一把。恰恰相反:他们将其在“先富”过程中积累的财富,当做他们狙击“后富”的弹药:调集资金、囤地囤房、拉升房价,毫不客气地把目标瞄准正在进城、对住房有着迫切“刚性需求”的城市新移民。他们看准中国城市化的方向,就像捕渔者看准了捕鱼季、看准了鱼群必经的的洄游路线,而在水急口窄的区域,设套撒网、密集布阵一样。我们农民的利益,正在遭受精心的算计,和精准的捕捞。我们那点微薄的积蓄,与未来预期的收益,正面临被人一网打尽的危险!

    号称“总设计师” 的邓小平,他关于“共同富裕”的设计已告落空。今天中国的财富高度集中在城市,只看“北上广”就清楚了。就人口与面积来说,这三地的常住人口占全国4.3%,面积占全国3%,可是仅凭那些坐落在“北上广”的私人房产的价值,恐怕就足以买下全国所有农民的房舍加农地,甚至还绰绰有余。——可见,农民有多穷。

    “北上广”何以能“小小称砣压千斤”?为什么8亿农民手里上100亿亩的宅地+农地+林地,比不上0.55亿人的“北上广”居民及其耸立在0.4亿亩地上的房地产值钱?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受到“旧制度”的蓄意坑害。因为中国一系列法律规定了:农民的地产不能上市交易,不承认有售卖的资格。

  先富没有带动后富。我们农民不但会穷过今生。如果情况不变,我们可能会万劫不复,世世代代成为“渔人”的家佣,和国家的贱民。甚至不得不经受“买你一条命,补你几平米”那样的屈辱。——比如,最近对来自安微农村的“京温女孩”的赔偿;这样的例子无数。

   完稿于2013年5月23日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7月06日 11:26 (星期六)附 件:3个(乔纳森·沃茨谈中国的环境污染:“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事 等...) 查看全部附件

    德国著名环保和生态学专家王维洛博士的话,“中国有四亿(亩)土地(被污染),每清理一亩土地用10万人民币的话,那就是40万亿人民币,它需要多 少成本?根本不敢告诉老百姓。这能够把特色这么多年的所谓的经济成果全部化为乌有。”

    英国《卫报》环境记者乔纳森·沃茨谈中国的环境污染:“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事。过去几年中,我开始担心由英国肇始的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会在中国这里画上句号。这种200多年前开始的,以化石燃料和资本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传播到全球各地,而且我相信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目前已经达到了顶峰。

中国2.7万河流死亡 四亿亩土地被污染

----中国未来的治污成本有多大?

方晓

2013年03月27日

    哈尔滨的松花江,污染非常严重。中国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仍有大量人口的生活依靠被污染的水源,对污水的治理费用高达数十亿美元。

    中共水利部最新公布了《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结果,数据显示,中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的数量,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减少了27,000多条,意味着这些河流已经“死亡”。中国的河流近年来一直在污染的厄运中挣扎,所受污染的严重程度,触目惊心。专家早在十年前就警告说,中国的河流已全面告急。

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减少2.7万多条

    中共水利部、国家统计局3月26日,对外发布《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有22,909条。上世纪90年代的统计,中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50,000多条。目前减少了2.7万多条,即现在2.7万多条河流「消失」了。

    据中国新闻网报导,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标准时点为2011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11年度。

    在当日中共央视播出的「内地水利普查结果公布 江河数量明显减少」节目中,中共水利部副部长矫勇称,这次统计计算的准确度更高——一条河一条河提取出来的。

    普查还反映出了中国水利目前存在的问题。在全国有防洪任务的河段中,已治理的只占33%,已治理且达目标仅占17%,中小河流治理率低。

    全国水库总库容占河川径流量的34%,兴利库容仅占16.8%,对江河水资源的调控能力弱。全国以供水和灌溉为主的水库有93,000多座,但兴利库容只有1,700多亿立方米,供水保障能力较弱。

    重庆奉节,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漂浮在长江上的垃圾。(网络图片)

    合肥一条惨遭污染的河流,几条死鱼漂在水面上。(网络图片)

中国河流全面告急

    中国河流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地球人关注的焦点。今年3月8日以来,上海方面打捞起的死猪总计上万头。死猪丑闻让上海当局及中共无比难堪。

    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3月11日作出结论表示,在打捞上来的死猪身上检测出传染性疫病——猪圆环病毒病。万头死猪漂浮水源上半个多月,对江水的污染可想而知,上海市民最为担忧的是水质是否安全。

    没过几天,中国西南部的一条河内发现了上千只死鸭。民众在微博平台迅速作出反应,不乏冷幽默段子:「下次飘的就是人了。」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于秀波2004年刊登在《中国国家地理》的文章《中国河流 警钟常鸣》揭示:「淮河已被污染了,海河也被污染了,黄河、辽河也未逃劫难。然而,这七大水系还不是中国河流故事的全部。当你到西北与华北,时常会见到干涸的河床,当你到东部沿海地区,时常会见到又脏又臭的河流,有些地方几乎达到无水不脏,无河不臭的程度。」

    合肥一条惨遭污染的河流,一名渔民正从船上往岸上跳。(网络图片)

    辽东丹东,当地渔民正在清理漏油。(网络图片)

    襄樊一个污染的池塘,一名男子蹲在岸边洗衣服。(网络图片)

    青岛,一名少年在被海藻覆盖的海水中游泳。(网络图片)

    由于污染严重,淮河已被国外学者称为「死亡之河」。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惊呼长江将变成第二条黄河,21世纪初,有关方面又在警告世人,长江继续恶化,更有变成第二条淮河的危险。

    中共水利部发布的《中国水资源公报2003》称,中国700多条主要河流中,水质为I~II类(适于饮用)的约占29%,水质为Ⅲ类(适于游泳)的约占30%,水质为Ⅳ类(人体不可触摸)的约占有16%,水质为V类和劣V类(丧失了使用价值)的约占25%。

    于秀波在文章中列出一组数据:2004年官方公布《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03年度全国七大水系407个重点监测断面中,只有24.8%适于饮用,38.1%适于游泳,另有29.7%没有任何用途的臭水(属劣Ⅴ类水质),黄河、淮河、辽河基本没有Ⅰ类水,劣Ⅴ类水超过38%,海河劣Ⅴ类水超过50%。

    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储存了中国2.4%的水资源,灌溉着全国15%的耕地,哺育着12%的中国人。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三门峡水库就变得黑漆漆的。水质已经相当恶化。《中国水资源公报2003》显示,黄河水系中V类和劣V类水质已占38.7%。

    相同或相似的事情也已经在长江发生,有些问题甚至更严重。以长江流域的江苏省为例,全省用于灌溉的河流中,绝大多数河流水质低于Ⅳ类,56.8%的河流水质为V类及其以下。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章琦教授在考察长江以后接受媒体专访时说:「长江已陷入深度危机,若不及时拯救,10年之内,长江水系生态濒临崩溃。」

    武汉东湖,一条死鱼漂在被水藻覆盖的湖面上。(网络图片)

    合肥巢湖,一名渔民向记者展示被水藻污染的湖水。(网络图片)

    安徽合肥,一名渔民划着船,在被水藻污染的湖面上行进。(网络图片)

    武汉东湖,无数蚊蚋聚集在栏杆上,看着让人头皮发麻。(网络图片)

 座座大坝成重刀 砍向「病重」江河

    据水利部副部长矫勇称,通过这次普查,查清了9000多万个小微型水电站、水闸、泵站等分布情况。

    污染已使条条江河身患重病,座座大坝更是直接砍向河流的重刀。水库不是为农业民生服务的,而是为水电站发电挣钱服务。在一切以经济效益为纲的大陆,水库失去储水的功能。

    《每日经济新闻》曾披露,2000年前后,湖南省掀起了水电站建设狂潮,一大批未批先建、违规用地的小水电争先上马。同时,该省还鼓励各级官员参股水电建设。

    湖南省水利厅官员透露,截至2011年,湖南省小水电站的数量已达4,100多座。湖南省环保厅官员承认,湖南水电站的兴建,对河道的水流、鱼类等都产生了不良影响。官员参股水电站的建设,更使得官员失去公信力。在湖南郴州、永州、湘西北等水电站开发、建设居多的地区,官有的参股官员被民众直指是 「利用权力搞腐败」。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7月11日 09:41 (星期四)转发: 南京大学miRNA理论颠覆转基因安全神话

南京大学miRNA理论颠覆转基因安全神话

周佩白

     南京大学miRNA理论颠覆转基因安全神话,引世界轰动!  南京大学张辰宇教授课题组一项非常令人惊奇的发现——植物的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可以通过日常食物摄取的方式进入人体血液和组织器官。并且,一旦进入体内,它们将通过调控人体内靶基因表达的方式影响人体的生理功能,进而发挥生物学作用.南京大学的miRNA理论发表以后引起世界极大关注,美国老牌权威杂志《大西洋月刊》不得不发出惊呼:转基因食品确实具有非常真实的危险,会给人类的健康带来麻烦!

    这回真的是“麻烦大了”,因为转基因的生物被人类做了手脚后,牵一发会动全身,那么复杂的一个巨大系统,往里面插几个基因,算是“已知”的改动,会不会因此多了或者少了几个microRNA?在新知的微小核糖核酸面前,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不可能有保证的,因为干转基因、测转基因的那一套“严格的”规定,根本就没有考虑微小核糖核酸。而肆意生产销售的转基因食品饲料对动物的杀伤力,已经被一再地证明了。那个只能骗骗傻子和官员的“小鼠7天灌胃”实验,无疑已经永远钉在中国科技史的耻辱柱上了!

    转基因毒蛋白进入人体血液的机理,终于被揭开了! 怪不得仿佛一夜间冒出那么多的癌症!

 


 

发件人:芳洲 杨(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保存所有收件人 时 间:2013年07月09日 20:57 (星期二)转发: 直言了文章:德国折射中国:谁领先、谁落后?

德国折射中国:谁领先、谁落后?

直言

2013-7-9

    中国农官为了推销他们自己不吃的转基因食品,对国家和对民众搞了许多撒谎欺骗,其中之一,是说欧洲在转基因技术产品方面的地位落后了,而那些中国农官才是“领先”和“制高点”云云。

    六月十七日,美国农业部发表的关于德国转基因食品作物的年度报告,痛快淋漓地戳穿了那些中国农官的谎言,使那些中国农官的愚蠢真相在德国镜子面前是暴露无遗了。

    譬如,美国农业部的报告摘要说:German society remains conflicted regarding genetically engineered (GE) plants and this is reflected in mixed policies and messaging. Public rejection is widespread, there is no commercial GE crop production, the government has banned the planting of some EU-approved GE crops, and practically no foods labeled as “GMO” are sold in Germany. Despite this, Germany is home to world-class companies that develop and supply GE seeds globally. Germany’s livestock industry is a major consumer of imported GE soybeans for use as animal feed. However, the industry is under steady pressure to move away from GE feeds.(摘录完)。

    大意:在德国,没有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德国官方禁止欧盟(总部)批准的一些转基因作物;在德国市场,没有带有“转基因”成分标签的食品(欧盟国家要求转基因食品必须标识;市场产品无该标识,意味着该市场没有转基因食品)。然而,德国是世界级的转基因技术公司的故乡,也是向全球提供转基因种子的故乡。尽管德国使用转基因大豆作为动物饲料,但该产业正在脱离转基因饲料。

    美国农业部的那份报告还说:自2007年以后,在德国,转基因作物试验种植就逐年下降;巴斯夫等转基因公司已经宣布把他们的转基因作物开发业务撤离欧洲市场和转移美洲,2013年、德国的转基因作物试验种植数量为零,即德国不搞转基因食品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且连试验种植也不搞了。下面是 美国农业部颁布的相关统计图表,可一目了然:

    很清楚,欧洲(譬如德国)还保持着转基因食品作物开发的实力、并没任何“落后”;其变化不过是市场转移:德国等欧洲国家是现代生物学化学的发源发祥地,他们知道生化技术可用来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且已在世界大战中付诸应用;后来至今的许多毒素农药就来自那些生物化学武器技术,而转基因成分多数就是那些毒素农药;转基因种子开发公司多数就是生化武器和毒素农药的开发公司。如此,德国等欧洲国家很清楚,转基因食品作物不过是在作物内部添加了和捆绑了毒素农药的食品,吃转基因食品就是吃毒素农药、使用转基因种子商业化种植就是捆绑式地大量增加农药用量。因此,为本国国土安全和人口安全,德国等欧洲国家就要拒绝食用转基因食品、拒绝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甚至连试验性 种植都停止了。面对那种市场状态,世界级的转基因技术公司不得不将他们的转基因食品业务撤离欧洲。

    换句话说,德国等国家当然知道要利润要赚钱,同时,他们更知道,本国的国土安全和人口安全比赚钱更重要、要重要得多多。如此,既然拉美国家要赚钱且还没充分意识到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的严重危害风险,那就把试验种植和商业化种植都转移到拉美国家;既然中国当局特别是中国农业部门为金钱利益而可以廉价出卖中国的国土安全和人口安全,那就把转基因食品的销售重点放到中国。

    其实,早在九年前,美国就指明了那个发展趋势。2004年,美国开始转基因食品作物商业化十周年之际,美国做了反思,清楚看到转基因食品作物是“垃圾技术”。如何把“垃圾技术”变成“黄金技术”?耶鲁大学发表的 文章提出建议说:转基因食品“垃圾技术”能否变成“黄金技术”,不取决于它的发源发祥地欧美国家,而是取决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消费。

    从此以后,发达国家的转基因公司就把转基因食品的销售重点转移到了中国,并取得很大成功,以至于中国农业部及其上级机关官员已经数次公开表明他们是外国转基因公司的在华市场代理人、并忠心耿耿地为外国转基因商业利益服务;其服务包括打着“科学”旗号而用撒谎手段诱骗中国民众大吃转基因食品,也包括不择手段地打击和迫害反对转基因食品泛滥的中国公民。简单说,那就是:发达国家的“垃圾技术”,中国农官捡起来就自以为是“领先”和“占领制高点”了。如此愚蠢,全球除了中国、哪里去找呢?由此而来,一个全球化的转基因食品供销产业链形成了,那就是 :

    附图:全球化的转基因食品供销产业链:

    发达国家:提供转基因食品种子及其捆绑的农药,赚大钱,人口安全和生态安全都可保。拉美国家:提供转基因食品作物的试验和商业种植农田,可赚可赔钱、生态安全则难保。东方中国:提供转基因食品作物的消费人口,赔钱、人口和生态的安全都难保。谁领先、谁落后,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反贪反腐 整肃政纪军纪 习近平新政拉开序幕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3年7月9日

    习近平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后大刀阔斧整肃军风军纪,连下军令从严治军。从禁酒反奢的“十项规定”,到军车换新牌弃豪车,从厉行节约严控经费的规定出台,到全军内部清查房地产。多项治军措施形成配套,有力整治官僚主义、奢靡浪费等不正之风。此间,他还考察了解放军陆、海、空、二炮各个军种,并慰问武警和民兵,治军魄力凸显。

  “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习近平去年12月在广州战区考察时强调,要不折不扣落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培养部队严守纪律、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良好作风。要始终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的基础打得更加牢固。

  随后,中央军委下发了《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的通知,就“不喝酒”、“跑官要官”等事项做出严格规定,其中的“禁酒令”更是重在严格军风军纪。此外,十项规定还特别提出,“坚持从军委、总部严起,以高中级干部为重点“,意在督促解放军高级将领率先垂范,身先士卒。

广东加大肃贪力度

  习近平总书记无数次强调“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把腐败问题提及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一方面说明了反腐问题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我们党内仍有不少贪腐出现。自去年底以来,广东省连续5高官因为腐败问题而落马。根据广州市纪委在几天前的一次会议上公布的最新数据,时隔一月,广州白云区被立案查处干部已由上62名上升至81名。

  6月20日,广州市纪委监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今年5月底,共立案查处该市白云区62名党员干部,其中涉及市管局级干部4名、处级干部19名、科级干部11名、村社干部28名。

  这对于白云区官场无异于一场地震。白云区包括常务副区长、副区长及原区委书记在内的3名主要领导涉案落马。广州市白云区常委、常务副区长钟向东,副区长吴锦明,原区委书记谷文耀三人,均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市纪委立案查处。

    白云区政府领导班子共8人,事发后,6名副区长中2人涉案,再算上此前被“双规”的白云区政府党组成员刘健生,该区政府领导班子仅剩5人,减少近一半。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说:广州有国企130多家,但全市贪腐案的47.3%发生在国企,且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51.71%,其中处级以上干部立案查处的更增加102.8%!瞩目惊心,不如转为民企。(这就是私有化学者的依据!)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7月04日 10:00 (星期四)转发: 梁京:七一有感

    大军网编者按:此文的题目原来是《七一有感》,本网根据文章内容加上了“中国不能只有统治没有政治”的标题。

中国不能只有统治没有政治

----七一有感

梁京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七一让我有一种特别的沉重感。我相信不少中国人也与我有同感。

    感到沉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思想之混乱,尤其是政治话语之混乱前所未有,令人对中国的前景有非常不祥之感。首先当然就是当权的共产党自己的思想和话语的混乱前所未见。几天前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且不说这个政治局的自我整风会能否达到习近平预期的效果,这个会议让外人没有任何理由再怀疑,有关习近平类似文革时代的种种言论都不是"谣传"。也就是说,过去三十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对习近平的思维方式,对他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这个会议传递的另一个信息,那就是习近平确实有一种理论、制度和道路的自信,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还要做给你看。这不能不让外人,尤其是自由派们感到格外惊讶,因为他们无法想像,毛泽东的那一套,居然还能再度复活。在他们看来,今天谁要是敢公然反对他们深信不疑的普世价值,谁就是在政治上自取灭亡。

    我当然希望他们的这个理念很快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中国的现实并不能让我对此乐观。事实上,中国社会目前出现的一种现象就是,一方面习近平和整个中共的权威江河日下,但另一方面,自由派的"公知"们的影响力也并没有因此而上升。恰恰相反,他们的影响力也在迅速下降。事实证明,"公知"们并没有能够为中国的广大民众提供一种行动的方向感。批评乃至挖苦"公知"和嘲讽习近平一样,是当今网络话语的时尚。

    但是,无论是嘲讽习近平还是挖苦"公知",都不能回答人么心中的各种疑问,更不能消解中国人对未来的焦虑。而最近接连发生的种种"意外"事件,则不断加深国人的焦虑。

    让投资者躲闪不及的"钱荒",彻底动摇了许多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现在的问题时,楼市会不会像谢国忠预言的那样,在几个月内发生他说了好多年的崩盘。新疆在几天之内连续发生的恐怖袭击案,也增加了人们心头的阴影。仇结的如此之深,没有人怀疑,还会有更多的人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中国的政治话语,无论是左还是右,都是失败的。习近平的所谓三个自信,特别是他公然无视普世价值的政治话语,越来越多地使用毛泽东创造的语言,固然说明他"执迷不悟",但又何尝不说明,自由派脱离中国实际的空洞话语,不能给当权者带来行动的灵感。

    也许是看到了这一点,有些人,包括一些海外学者,试图尝试新的话语,为中国的变革提供一种方向感。比如,寒竹对吴敬琏的批评文章就代表了这种倾向,刘胜军关于改革领导力的文章亦属此类。

    这种努力会有效果吗?我以为不会。他们虽然看到了现在中国左右两边的政治话语都失效的事实,但是,他们对于这个现象背后原因的探究是肤浅的。因此,他们用来替代左右两派政治话语的话语,其实也不会产生任何效力。

    中国政治话语失效,最根本的原因是政治本身已经死亡。中国只有统治,而无政治。文革结束后,中国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推动变革,是因为当时中共党内还有政治家,有政治。

    那么,中国现在有没有办法让政治重新活跃起来呢?看来很难。习近平显然没有能力,也不想这样做,而挑战中共权力的人,似乎也没有能力迫使习近平这样做。六四以后,中国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官僚把所有有公共政治志向的人都从公共空间中驱赶了。

    现在,恐怕唯一能够让政治人物回到公共生活中来的,就是危机的爆发,是各种天灾人祸的发生。但这样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谁也无法估计。这正是许多人和我一样感到心情沉重最深层的原因。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7月04日 10:00 (星期四)转发: 梁京:七一有感

警察政治是改革开放的毒瘤

----恢复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光荣传统

中国工人(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工人(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二O一三年六月二十日通过]

    中国工人(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二O一三年六月十八日至二O一三年六月二十日在我国福建省厦门市举行。中国工人(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参加了这次全会。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主席齐志平同志主持了这次全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根据全会日程安排,全会首先听取了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方禹同志所作的年度工作总结报告。

    鉴于6月7日突然在厦门市发生的“陈水总恶性刑事案件”,全会临时安排时间认真听取了中国工人(共产)党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黎声同志所作的相关调查报告。

    全会通过了方禹副主席所作的年度工作总结报告。

    全会认为:中国工人(共产)党一年来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我们党在充分尊重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认真贯彻“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践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下不以执政参政为目的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两党依法有序监督机制,针对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重大利益方面发表的一系列建言献策、进行的积极工作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无产阶级两党制不同于资产阶级多党制的根本点就是两个无产阶级政党之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只有两个无产阶级政党具备共同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真正做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才能真正促进“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然,就有可能出现1957年某些民主党派中的极个别人趁共产党整风之机进行猖狂进攻而被企图颠覆红色政权的反动势力利用的右倾思潮。无产阶级两党制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法制化、规范化了,真正体现出了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真正起到了对执政党的监督作用,真正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重大利益。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全会结合讨论方禹副主席的年度总结报告认真学习了宋宝铃顾问今年5月5日在纪念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195周年之际发表的重要文章《邓小平理论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四座里程碑》。

    全会认为:宋宝铃同志的文章以不怕牺牲的革命胆略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科学态度,遵从毛泽东思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客观规律,回答了目前国内外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从理论上解决了当前社会科学领域迫切需要弄清楚的重要课题,充分反映了底层人民群众的心声,对于促进和发展现代化建设即改革开放的稳定局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全会着重指出:《邓小平理论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四座里程碑》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篇重要文献。文章凝聚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闪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好文章,说出了广大人民群众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和理论感召力。与会同志对宋宝铃同志的文章提出了一些补充修改意见。

    在听取了中国工人(共产)党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黎声同志所作的相关调查报告后,全会严正指出:陈水总涉嫌犯罪的违法行为是必须严厉谴责的。全会对在“陈水总恶性刑事案件”中不幸遇难和受伤的同胞们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深切的慰问。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由于长期以来,实际上已经丢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执政者不学习、不运用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的思想,不知道怎样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动辄使用“警察政治”来吓唬、镇压老百姓。把人民群众当敌人对待是导致“陈水总恶性刑事案件”发生的原因之一。“警察政治”就是官僚主义在维稳工作的具体表现,是一个严重妨碍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的毒瘤,必须立即整改和彻底割除,不然长此以往后果将不堪设想。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如果陈水总遇到著名电影《今天我休息》里的马天民同志类的人民警察,该恶性案件的发生就会完全避免。全会希望执政党中共中央特别是公安部认真吸取从“杨佳事件”到“陈水总恶性刑事案件”之血的教训,认真寻找近年来某些领域“维稳越维越不稳”和维稳资金与军费开资并驾齐驱的真正原因,认真反思维稳工作中的某些错误做法,彻底改正“以民为敌”的指导思想,认真学习和广为宣传“枫桥经验”,恢复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光荣传统,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摆正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的合适位置。

    全会高度评价了今年6月18日开始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在执政党内展开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完全拥护和坚决支持习近平同志有关整顿“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重要讲话。

    全会认为:中共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非常及时和完全必要的;是得民心、顺民意的明智之举,是新一届中共中央执政团队的新举措,是开始回归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步骤,是毛泽东思想之邓小平理论的伟大革命实践。“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展开必将对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及党建工作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们党预祝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达到广大人民群众满意的良好效果!

    全会就“警察政治”等突出问题通过了相关监督决议并向公安部长郭声琨同志赠递监督工作公函和电影《今天我休息》光碟。

    中国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顾问宋宝铃同志在首都北京向全会致电表示祝贺。

    与会同志游览鼓浪屿并向民族英雄郑成功塑像敬献了花篮。

 

 

 

 

发件人:xujinga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卜基田<还有88个联系人保存所有收件人时 间:2013年06月13日 11:37 (星期四)附 件:1个(厦门案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 查看附件

厦门公交陈水总纵火案反思

---当草民失去理性,有谁理性地关注

徐景安

2013年6月12日

    2013年6月7日厦门公交车纵火案造成81人伤亡的惨剧,其中47人的生命,包括8名考生就这样被无辜剝夺,这将给他们的家人带来一辈子的无可弥合的伤痛。这是继5起校园血案后更严重、更惨烈的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

情绪恶化哪里泄愤

    2010年3月23日发生南平校园血案后,中央政法委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把维护学校、幼儿园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各地纷纷出台各种措施,包括派民警在学生放学时巡逻值守。可是,这次凶手把作案对象换成了公交车上的市民,能采取什么措施呢?对上公交车的每位乘客进行安全检查?

    预计当地政府采取一些善后措施也就了事,一切照旧,又能如何?等下一次类似事件发生,舆论又热议一下,之后依然照旧,还能怎样?付出这么多生命代价,就不能换回社会治理的一点思考与进步?

    从纵火犯陈水总的遗书和微博中了解,户口迁移过程时派出所把他的年龄填写错误,致使他的社保不予办理,找公安改错又到处踢皮球,年纪大工作难找,数十年来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下……公安的结论是“因自感生活不如意,悲观厌世,而泄愤纵火。”

    引发他报复社会的直接起因是公安部门的错误与推诿,更重要的是他在整个过程中情绪极度恶化,没有地方渲泄、没有地方倾诉、没有地方抚慰、没有地方关怀,他的这种感受“当官张一下嘴,草民跑断腿”,向谁说?有谁听?越来越恶化的情绪积累,当超过临界点时就暴发了,丧失理性、不计后果,于是选泽对社会伤害最大的办法来报复。物质生活的贫困没有使他陷入绝境,被蔑视而恶化的情绪使他彻底绝望。

    我们应该问责于政府有关部门,明明是填写错误,为什么就不能改正?为什么不把人当人而一再推诿?有些当官者,明明是一次、一天可办完的事,让人家跑几次、跑几天;明明是举手之劳可办的事,就不给办,在耍弄权力中获得快感!对政府部门与政府官员建立一套制衡与考核制度是我国制度改革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能否以此为契机进行研究,对政府部门进行民众满意度测评应该是可行的一项措施。

建立情感关爱制度

    一个有效的社会治理结构,需要两个机制:一是利益诉求与调节机制,二是情感关爱与疏导制度。前一个机制,我国还很不完善,需要努力。但后一个制度,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更需要关注。因为不是所有的利益诉求都是合理的,也不是所有的合理诉求都能解决的。这就需要及时的情感疏导和情绪排解。

    我创办的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自2009年4月28日开通免费咨询热线88851085以来,截止2013年5月31日,共接来电16062个,接待面询1201人次,QQ咨询48人次,成功避免高危机事件 27起,其中企图自杀案12起,报复家人案9起,报复社会案6起。

一起是因劳动纠纷,认为法官不公,欲杀法官。
一起是公交司机与车队长发生矛盾,欲肇事。
一起是认为警察处理不当致女友离开,想血洗派出所。
一起是被老板辞工、仲裁拖延、生活无望,几动杀机。
一起是儿子夭折,侄子手术,求助无门,欲杀洋人泄愤。
一起是被刑拘8个月无罪释放,向公安索赔无果,欲自杀报复。

    中心规定接到欲自杀他杀者电话,立即启动应急程序,尽量劝说求助者来中心面询,全面了解对方的境遇、情绪、动机,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劝导,同时联系有关方,协调解决现实困难。

    欲自杀他杀者都有无奈的委曲、满腹的怨恨、激愤的情绪、绝望的心态,他们最需要的是倾听心声、情感抚慰,在情绪得到渲泄、处境得到理解、遭遇获得同情以后,才有可能回到理性,讨论解决问题的途径。

政府的理性选择

    陈水总的年龄改错的诉求以及推诿而引起的情感困惑,如果厦门有市民情感护理中心,这场惨案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他的利益诉求就是办理社保,使他与家人的生活有所改善。我们处理的6起企图报复社会案,直接起因虽不尽相同,但大都出于改善境遇的动机,我们在情感护理中给予高度的认同,在此基础上加以疏导:由于问题没有解决而采取报复社会的做法,不仅伤害无辜,自断生命,更是给家人带来巨大的不幸与痛苦,违背改善境遇的初衷,从而帮他进行理性的选择,放弃极端想法。陈水总有妻子和女儿,还有兄弟姐妹七个,只要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能夠让他回复理性的。然而,陈水总能找谁?党政系统的宣传部、文明办不会管,找信访局还是推回公安。社会慈善机构关注教育、救灾、帮困、医疗,情感关怀处于空白。街坊对他的印象是“斯斯文文不太爱说话”,看来他不是天生的暴徒。当他失去理性时,社会没有机构、没有系统能理性地关注,这是社会治理的严重缺失。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就会反映在情绪上。如果得不到疏导,就会形成心理问题、心理障碍,心理障碍严重也就可能转变为精神疾病,有的人会做出自杀、杀人、犯罪等行为。我在2004年5月写的《你的选择与中国未来》一书中提出“建立情感护理系统的设想”。

    精神健康工作,分三个方面:精神病医治、心理障碍治疗、情感困惑排解。后一项是保障民众精神健康的基础性的工作。人人都有情感困惑,人人都需要情感关怀,就像汽车需要保养,人的情感更需要护理。为此,我创建了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并推动金华市、秦皇岛市成立了情感护理中心,中山市正在筹建中。

    我在推进这项事业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金。由于中心的服务是全免费的,需要有资金来源。在深圳市民政局的支持下,中心得以成立,并在2009年至2010年获得政府购买服务款项117.2万。可之后中断。我成立了深圳市景安精神关爱基金会向企业募捐,先后获得270万捐助款维持至今。筹款以求中心的生存是我的主要任务。我已72岁,有人质疑中心的持续性,你还有几年奔头?

    对城市政府来说,修路、建桥、盖楼投入资金百、千亿,建一个市民情感护理中心只需50万至70万,拿不出这笔钱吗?就算经济帐,中心避免了27起自杀、他杀事件,挽回的经济损失比政府投入的117.2万不知大多少。厦门市政府对纵火案的善后处理需要数千万,然而拔50万支持成立市民情感护理中心,财政就未必愿支付。这是理性的选择吗?

    深圳市民政局原局长、广东省社工委专职副主任刘润华说:“市民情感护理中心的工作很有成效,社会很需要他们,他们办了政府应该办而没有想到的事。我们对他们的支持,不是政府的恩赐,实际上应该说是社会组织对政府的支持。”可惜政府官员中有他的这种认知太少了。

预防自杀应重于救灾

    我国每年自杀28.7万人,相当于每年三、四个汶川地震的死亡人数。地震发生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指挥,政府社会紧急动员。我国的自杀率是10万人中有22.2人,已经成为高自杀率国家。可是,至今政府对于自杀没有统计、监侧、分析、应对、预防措施,社会也不关注。我们要抢救死于地震者,过了72小时的黄金时段也不放弃。可对于死于自杀,却无动于衷。每年自杀几倍于地震的死亡人数,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自杀对社会的危害严重得多,一人自杀将对周围6个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果有0.1%,即287人产生报复杀人的念头,这个社会还能安定吗?

    在我国30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建立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以每个中心70万计,只要2100万。在333个地级市建立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以每个中心50万计,只要1.65亿。我国巨大的维稳费中拨出一个小小的零头,就可建起全国的情感护理系统,这对预防自杀、维护稳定、促进和谐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样利国利民的事为什么不做呢?

 

 


 

发件人:泥巴老王<bestry2008@fox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仲大军 时 间:2013年07月09日 16:45 (星期二)附 件:1个(中国民主路径探讨.doc ) 查看附件 中国民主路径探讨

民主路径实施探讨

——走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

维国民

一、中国发展需要民主

    是缓解社会种种不满的需要,是从根源上反腐的需要,是保证国家决策不出现重大失误的需要,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二、民主的核心是制衡

    绝对的权利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制约绝对的权利的体制,这就是民主。纵观各国民主体制,三权分立也好、君主立宪也罢,民主无非就是制衡,不让某一派系过大,让他们相互监督、相互促进,从而不断提升。套用哲学的语言,制衡就是矛盾统一体,正如太极图,阴阳两极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以至于和谐统一。

三、五行与制衡

    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五行是具影响力的,阴阳五行是天地自然之道,更是社会大道。宇宙就是五行的制衡体,缺少任何一种都导致体系失衡,而产生种种问题。五行的力量本源:

   本身对其他事物起到有促进或者扶助的正面性有利作用;(金)
  本身对其他事物起到有妨碍或者抑制的负面性有害作用;(水)
  其他事物对本身起到有促进或者扶助的正面性有利作用;(火)
  其他事物对本身起到有妨碍或者抑制的负面性有害作用;(木)
  本身与其他事物的性质性能一样,相互间没有促进作用,也没有抑制作用(土)

    当前的社会贪腐盛行,不在于道德,而在于某种制衡元素缺失,尤其是法律与民众制衡不够。

四、走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

    西方的民主,实行有上百年,其利弊早已为世人看清。其主要不足在于:各集团各执一词,重大项目无法推进,影响决策效率;容易被金钱收买,一人一票变成了一元一票;媒体、公知、专家等狂热非理性因素影响选票。
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全面实施民主的土壤还不够成熟;公民素质有待提高,外来势力利用金钱媒体进行操纵也值得警惕。结合以上情况,我们要走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而中国一旦实现制度创新,将竞劣体系转变为竞优体系,将带动生产力迅速发展。

                                            水(人大,监督权)

             金(法院检察院,司法权)   土(政府,行政权)     木(立法院,立法权)

                                      火(共产党,组阁权)

    水木由选举产生,党产生政府、政府任命法官,任命后独立行使司法权,党内实施有限民主选举。水对各级政府重大财务支出行审批,且可对政府等各级机构政策、绩效进行评估,且可提不信任案和罢免。共产党有组阁权,党可对政府进行调整。

    除火外,不能有任何一人同时出现在其它两系中。

    说明:红旗赤色,为——属火;党产生政府,火生土,土居中,为中庸、有地势坤,包容万物之象,与政府属性一致;土生金,金性收藏,主监督,政府任命法官,但一旦任命后,法院只按法律行事,政府无权干涉;金生水,法院管理民众,监督政府和党员,使之守法;人大从人民选举中产生(直接选举),对党、政府、法院、立法机构进行监督;立法院从专业人士间接选举中产生,新的立法或法律修改须经过政府及人大两层批准。

    此套模式可达到党天下、法天下与民天下的高度一致,让三者即对立又统一,相互促进和提高,既保持政权不变色,又达到民众监督的作用,还把依法治国落到实处。

 

 

 

发件人:周一(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时 间:2013年07月06日 11:01 (星期六)附 件:5个(激进派朋友请听我说.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激进派朋友请听我说

周舵

2013/7/5

    从蔡霞的几句好心劝告“别把执政党逼进墙角”和我对她的维护,引出博粉一片乱骂,真有点始料不及。一如往常,还是理性温和派和激进愤怒派两极分化。一个正常的健康社会,意见多元是常态也是好事,但极端意见占上风,这样的社会一定是病态的。社会和个人一样,有病得治,我们没见过哪个医生是拿臭骂病人当药方的,更没有哪个医生会说“把病人杀了,病就没了”的,可为什么就有那么大把大把的好心人偏偏要拿治死病人、再造一个健康人当成治社会病的灵丹妙药呢?——很简单,因为我们从小让革命意识形态洗了脑。

    革命的逻辑,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可这明明是120%的混账话,旧社会其实是母亲,新社会是儿女,哪有为了生儿子要杀死老妈的道理?对待政治体制的道理也一样,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再加上好运气,就算是把旧体制整死了,生出新的好体制的概率也不比1%多多少。不信你把孙文从水晶棺里拉出来问问,问问他凭什么搞二次革命、让中华革命党党徒按手印效忠他个人、把苏俄势力引进中国、生下一个列宁主义的党一个半列宁主义的党?不就是因为革命越革越完蛋吗?

    前面说过,龙应台在香港请我吃饭,说起对马英九的失望,我给她鼓劲,顺便说起中国知识人的一大毛病就是“脆”,像瓷器一样,一击就碎,太没有韧性,动不动就“不抱任何希望”。“不抱任何希望”的结果是什么?要么破罐子破摔,要么豁出去胡干蛮干,总之是不负责任。“不抱任何希望”,那里头包括你自己就对了,其实你是对你自己不抱希望了,放弃努力、抛弃责任了。其实说到底,这也是马克思的教导——狗改不了吃屎,老虎总是要吃人的,阶级敌人绝对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彻底消灭一条路,没有任何温情的余地,还谈什么“希望”。

    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自己的态度是:只要还有一线亮光,我就决不放弃努力。诸位,现在一线亮光总还是有的吧?

    知识分子还一个大毛病是下判断惯于用泛泛而论的哲学式大概括,什么二分法,政府/老百姓对立二分之类,不会做科学的案例研究和全面调查,不做细分,不考虑可行性、可操作性。随便举个例子:我刚刚在《南方周末》看了一篇关于“营改增”的文章,只懂个大意而已,不禁感慨系之。我还是教过经济学的,我的学生对我的评价还不错,我们国家几年前唯一的一位女省长就是我当年的学生,她就对我的教研室主任夸我课讲得好,可我现在看“营改增”文章顶多懂一半而已。可是,有几个激进派朋友认真研究过习李新班子现在正艰难推进的财税改革,比如“营改增”?相关文章能看懂吗?不懂,去努力弄懂过吗?从这个小小事例,可曾想过每一项改革有多困难?先去找一篇“营改增”文章看看,就知道自己对于中国的改革实际情况多么无知了。而这只是中国改革难题的九牛一毛。拿哲学(倒立的黑格尔哲学)当科学方法——还是“最高级”的——这又是马克思愚不可及的低级错误,你们知道这个吗?反思过自己的思维习惯吗?

    你们可以说,这不都是“他们”造的孽吗?可是,谁是“他们”?执政党也好,政府也好,都是一个一个大活人集合成的,那些个人和你有多大差别?世上并没有一种大把戏,和你一样的人聚成某个群体,拿这把戏一变,他们就变成不是人了,变成魔鬼了,而你偏偏就是和魔鬼完全不一样的天使。试想想,把你搁在他们的位置上,你会有多大不同吗?你的喜怒哀乐、志趣爱好、理想追求,他们和你其实差不太多。谁又是“老百姓”呢?我这辈子从来没当过哪怕是最小的芝麻官,我不是老百姓谁是老百姓?可我和你们并不站在同一边。这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笼而统之、归为一体的“老百姓”,和“政府”一样,全都是五花八门、各色人等的大杂凑,更没有什么政府/老百姓或者富人/穷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对立二分这回事。这又是马克思造的孽,“阶级斗争”就是这个完全虚构的大把戏!阶级斗争就是把全人类一分为二,黑白敌我二分,“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哪还可能有半点“人权”的影子?人权的基本前提是认识到所有的人都是人,每个人都必须享受任何人不得侵夺的基本自由权利,这“人权”在马克思看来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骗人的鬼话”,所以那些革命者无论做出多么在普通百姓看来是伤天害理的残忍无情的勾当,居然都能毫无愧疚——马克思把他们一切杀人抢劫的罪责全都免除了;不但免除了,还大加赞美呢,说那是建造人间天堂必不可少的。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非常困难,是因为我们要实现双重转型,除了所有后发国家都要解决的所谓“发展”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还包括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人格发展)也就是现代化问题,更难办的是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桎梏。很多人不知道那个十月激进革命造就的“模式”是一个多么污糟的恶臭泥坑,要想从中拔出脚来要费尽多大力气、付出多大代价!你们仔细想一想,现在我们面临的所有严重问题,哪一个的深层根源不是这个模式?体制内外的那些极左们现在还在反宪政,足以说明那个罪恶的模式多么根深蒂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啊!要启蒙他们,让他们换脑子,哪有那么容易?换脑子不像砍脑袋,一刀就解决问题,可是,砍脑袋能砍出一个自由民主的好制度吗?事实证明恰好相反,只能砍出一个更坏的制度。

    深究下去,“他们”当年并不是存心作恶,相反,他们满腔热忱,流血牺牲,是要建立一个最好的制度,可惜得很,完全走错了路,选择了一条代价巨大而后果极坏的历史路径,而历史路径一旦选错,重新选择的代价会无比惨重——我们现在的改革困境,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也是我为什么坚决反对在根本制度的选择上胡乱“摸石头”的理由所在。问题是,把我们自己放在他们当年的位置上,我们会做得更好吗?谁敢这么保证?

    了解我真实处境的人都会知道,没有几个中国人比我更有资格愤怒、仇恨、报复和“推翻”!不了解的,请读一读我的那篇写我母亲自杀的文章,《北京文学》曾经把它选进他们的“文学精品库”,网上都能查到。你们以为我冷血,我不会愤怒、不会为那些几乎每日每时都在我们这片苦难深重的国土上发生的不公不义流泪吗?只不过,我历来毫不含糊地坚决认为,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真正为自己的一言一行的后果——对国家民族的后果,不是对自己的后果——负责任的中国人,都决不能被荷尔蒙驱动,必须用科学理性指导自己的言行,否则,用意再好,出发点再正义,也免不了成为国家民族的大祸害!

    你也许会问,是什么支持着我走这条两面挨骂、腹背受敌的最难走的路?——除了我的良知良能和家庭教育之外,还有特别重要的一个极端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宗教信仰。目前中国一切社会、精神、文化、道德困境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宗教信仰的缺失!不一定非得是基督教,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还有我正在研习的大同教(巴哈伊教),都可以是一个好人、好社会绝对(我主张慎用“绝对”这个字眼,但用在这里恰如其分)不可或缺的好东西。当你有了宗教信仰,具备了一只从神那儿借来的慧眼,学会了从天上往下、往人间俯瞰,立刻就能知道,我们现在微博上许许多多的争吵是多么琐屑无聊,甚至等而下之,多么龌龊肮脏。

    去借这一只慧眼吧,你们定当受益无穷——这是我最想和激进派朋友们说的一句话。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7月08日 15:47 (星期一)附 件:1个(一文震两岸.doc ) 查看附件,台湾一篇文章震撼两岸:假如中国没有毛泽东

假如中国没有毛泽东

——台湾论坛上关于毛泽东的文章

2012-05-23

    对毛泽东诸多网友有不同看法,有崇拜他的,有憎恨他的。但是我认为,评价一个人有一种比较客观的办法,就是把一个人从历史上抽走,假如他在历史上不存在,看人类社会过去与现在的比较。如果更好一些,那么这个人起的是负面的作用,而如果是更差一些,那么这个人起的是正面的作用。对制度也是一样。

    比如说,假如历史上希特勒不存在,那么就不会有几百万犹太人被屠杀,欧洲就不会有二次大战。假如历史上斯大林不存在,那么法西斯德国就完全有可能占领俄罗 斯,占领高加索油田获得石油之后,恐怕美国也难对付。假如历史上日本天皇不存在,那么亚洲人民就不会有日本侵略时的苦难。等等。

    那么,假如历史上毛泽东不存在,历史将怎样演化呢?

    我认为,首先中国共产党不会有机会执政。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在时,共产党的策略只要错一点点,就不会有后来的全国胜利,象王明那样左或者象陈独秀那样右,都不行。因此,假如历史上毛泽东不存在,可以合理地推论,蒋介石统治中国直到七十年代末。实际上,亚洲的许多国家共产党就是因为缺少了一个毛泽东,所以革命才惨遭镇压,如菲律宾共产党,印尼共产党都是这样。这一点就象足球教练的天才对球队所起到的作用一样。而蒋介石这套统治结构,亚洲许多国家也都是实行了的。比如说李承晚、朴正熙就是南韩的蒋介石,苏哈托就是印尼的蒋介石,马科斯就是菲律宾的蒋介石,马哈蒂尔就是马来西亚的蒋介石。

    这些国家的统治方法和手段与蒋介石的方法和手段极为类似,而且都亲美,同美国友好。因此,从这些国家的今天状况来推论,如果历史上没有毛泽东,用这些亚洲 国家的现状来推论中国的现状是相当合理的。尤其是印尼和菲律宾的现状可以供我们参考。而朝鲜则不同,因为朝鲜是单一民族国家,而菲律宾和印尼则是多民族国家。

    下面就来推论历史上没有毛泽东中国发展到现在的情况:

——首先,中国的版图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外蒙还是会丢掉的,国民党当年已经同意外蒙的丢掉。而新疆和西藏则都会爆发独立,政府军会进剿,但效果就和印尼政府军镇压东帝汶的后果一样,无法彻底平息那里的武装反抗。

因为国民党军的特点和美国军队及印尼军队很类似,就是只管打仗不管做群众工作,同人民是油水关系,这种情况下根本无可能长期维持一个地方的治安。如北约在科索沃呆了近一年,治安情况还不如南联盟统治时期。

因此,搞到后来,也许就会在联合国的安排下进行一些公民自决,然后中国的一些国土又被分离了出去。而西藏将成为印度的势力范围,这样印度军队就会进驻西藏,在青海和四川等处与国民党军对峙,经常发生武装冲突。

——吸毒将泛滥成灾。因为国民党虽然禁毒,但也和美国禁毒一样,根本就禁不住。而云贵川一带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由此发展起来的反政府武装,政府军屡屡进剿,收效甚微。只要看看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对反政府武装直到今天也还是束手无策,就知道这一点。

——黑社会和匪患也将到处泛滥。国民党对黑社会从来没有多少好的办法,直到现在台湾也没有彻底剿灭黑社会。如果在中国大陆统治下来,广东和上海的黑社会将发展壮大。而东北、西南和湘西的土匪,政府军的打击也不见效。

——将不会有土地改革。国民党为什么到了台湾会搞土地改革呢?因为这时候国民党已经成了外省人,台湾的土地并不是它的,也和它的官员没有关系,当然就会搞土地改革。而如果国民党在内地一直统治下来,国民党本身主要就由地主豪绅构成,当然不会赞同土地改革。

如果要搞,那么政府就必须拿出巨额资金来赎卖,但国民党在台湾那么小的地方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在中国那么大的地方,恐怕拿不出这么一笔巨额资金。因此,中国直到现在也会处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归百分之十以下的地主富农所有的情况。

——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将长期受到外来资本的打击而萎迷不振。中国的油田大多给美孚石油公司这样的大公司长期拥有和开采。中国将长期不会造飞机汽车轮船。蒋介石是一个不爱造东西的人,这一点同南韩就不同,南韩的朴正熙是爱造东西的,因此南韩造出了万吨轮,造出了很好的汽车。

而台湾到现在也不会,这一点很象印尼和菲律宾,印尼和菲律宾至今也不会造汽车。也就是说,中国早就进入了全球化,为帝国主义国家造一些边边角角的东西。中国当然也不会造得出卫星火箭洲际导弹。

就说导弹吧,如果蒋介石有决心制造,他的资金和技术人才并不弱于当年的大陆,是一定能够造出来的,但蒋介石就是不喜欢造东西,一要打仗,首先想到的就是向美国要钱,买军火。

——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色情基地,妓女们泛滥成灾,有几百万之多,现在的家庭如果有女儿的很可能都会趁着年轻去捞一些外快,性病泛滥,中国成为艾滋病人 数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男人,穷的则三根筋挑着一个头,长期营养不良,富的则因为纵欲过度,奶油小生,说话娘娘腔,总之东亚病夫的形象不会改变。

——当然长期不会有中国的体育世界冠军。

——台湾人将个个都是穷光蛋。为什么呢?因为台湾今天的富裕完全是毛泽东的功劳,如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台湾人民的富裕。美国正是为了要证明"资本主义好"才大量地对台湾人实行各种优惠,比如每人都有去美国的绿卡,加上国民党从大陆带过去的巨额资金。

    而如果蒋介石统治着整个中国,就无理由特别照顾台湾,在镇压了台独的起义之后,更无可能在经济上对台湾倾斜,上海广州和福州等地都会比台湾发达得多。外国资本也更倾向于投向大陆,而台湾人也决无可能那么容易拿到美国的绿卡。

——美军将在大陆恣意横行,英国军舰和美国军舰都将自由地在长江游弋,美军士兵经常会有强奸或者杀害中国人而无罪的事情发生。美国会借口向苏联对峙而在中国建立大的军事基地。

——中国人民后来发起象印尼那样的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与此同时大量的商店被抢被烧,到处发生流血冲突,反政府武装到处起事,各个教派之间的冲突也加剧,最后上台的某一个党的头儿开始努力稳定局势,但因为政府军不行,因此邀请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许多地区开始要求独立。

    总之,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那么中国现在就是菲律宾或者印尼的样子。因此,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要避免文革和反右,就避免不了艾滋病吸毒泛滥成灾,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而四分五裂。你要一个没有吸毒没 有嫖娼没有拐卖妇女儿童没有美军在大街上任意强奸妇女没有土匪没有绑票的有着强大国防的社会,那么你就要承受大知识分子们去扫厕所,当官儿的经常受到迫害 及有相当长的时间受到美国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百姓们也不大富裕这样的代价。究竟喜欢哪样,诸位网友们看着办。

极度震撼:想不到台湾军人竟这样评价毛泽东

    2010年7月28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当我第一次听到一位国民党旅级退伍军人、某台资企业管理部经理在我市台商企业联谊会上的慷慨演讲时,不可思议地发 现,原来台湾人比我们大陆许多人更了解毛泽东,这位国民党旅级退伍军人对毛泽东的评价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当他谈到台资企业台干人员如何适应大陆企业管理和政治生活环境时,他声如洪钟般地疾呼,“台湾很多人在台湾养成了绵羊性格,缺乏狼性和血性,以这样的性格 管理台资企业,能有多大的凝聚力和创造性”?他说:“我一向告诫我们的员工和管理人员,大家到大陆来求发展,来大陆管理台资企业,不要再看台湾的电视剧, 诸如乾隆皇帝、还珠格格之类,那对大家没有帮助,只会使大家养成羊性。

    来大陆,只有读毛泽东的书、看与毛泽东有关的电视剧,才会对你有帮助,才会增长你的血性,才会叫你如何团结人、组织人,形成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战略上走在 别人前面。现在大陆许多大型企业都在运用毛泽东战略思想开辟市场,甚至大规模在国际上收购、兼并企业,非常成功。我告诫大家,来大陆,凡是毛泽东的书要 读,凡是与毛泽东有关的文章要研究,凡是与毛泽东有关的电视要看”。

    以上决无任何编造的成份,绝对真实。参加会议的人除了我在内的3个大陆人之外,其余几十人全是台湾来大陆的台资企业干部。听了国民党旅级退伍军人的上述演讲,令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整个演讲充满投入和激情,喷发出对毛泽东的由衷敬服。而且他不止一次介绍到他的身世,他说,他的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在国民党退出大陆前,曾任警察局局长,大校军衔。

    他说,他自己读过大学,曾在台湾服役17年,官至旅长。现为某大型台资企业管理部经理。他不止一次坦言,他的父辈确实败在了毛泽东的手下,但是,他和他的父亲由衷地敬服毛泽东。

    我接触过不少台资企业老总和台干,但从没见到一个对毛泽东表示不敬和口出任何微词的。国民党旅级退伍军人的上述演讲,使我更加彻底地相信网上刊载的台湾大文豪李敖先生对毛泽东的评说。毛泽东一样是台湾人心中不可战胜的神!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7月12日 10:27 (星期五)附 件:2个((友人68:诸位如何点评啊?)曹锦清:中国共产党的“ 等...) 查看全部附件

中国共产党的“天命”还在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曹锦清

2013-07-11

中国革命史观与党的执政地位确立

    玛 雅(凤凰出版中心主笔):3月17日,习近平在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次讲话中,详细阐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说,如何理解中国梦这个命题?

    曹锦清:中国梦的命题更多回归到百年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叙事去了。中国梦是说,在建党10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一百年”是一个历史使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于依然保留着民族复兴情怀的人们,包括两岸三地的人和海外华侨,是有感召力的。

    玛 雅:这个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有什么不同?如何解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问题?

    曹锦清:中国共产党建立时历史使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这个历史观的完成,毛泽东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个重要标志。它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从何处来,现处何地,将欲何往。

    这样一个回答就给我们民族的历史境遇重新定位,一个完整的历史观就建立起来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重新建立了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注入了中国这个龙身。它满足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就把那么多苦闷、彷徨无告的知识分子都吸引到延安去,黄河之滨就集合起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国共两党之争成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党建立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高点,它是一个新的历史观。因为有这个历史观,毛泽东就引领这个民族一步一步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他执政就非常有自信,因为真理在自己手里。

    玛 雅:历史观为什么那么重要?对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曹锦清: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民族。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中国的史学承载着西方史学、哲学和宗教三重责任,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章学诚讲“六经皆史”,我觉得非常深刻。

    中国文化的根基在史学。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国人生活在家族里,家族是史,继往开来的一个史。老百姓有个家,士大夫还有国和天下,这些都是有历史感的。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一种我称之为“史观文化”的意识,一部《春秋经》、一部《史记》,从此我们就对黄帝有了认同,对历史有了认同。华夏文化的核心是史观文化,这个历史观至少是汉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近代以后,在向西方学习和经济、政治、文化转轨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努力就是重建历史观。重建历史观成为夺取天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第一个自觉地做出这种努力的是康有为,接受了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形成了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群体,接受了马列主义的话语。马列主义中最强大的是历史观,把中国的历史按照西方几个阶段的发展来重新叙事。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一个是历史倒退论,一个是历史循环论。循环论就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加上天命说,有效地带来一个新的统治者,给予他统治的正当性。这个传统叙事后来被共产党加以改造,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进行了阐述,核心还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共产党的革命叙事和传统的孔孟的革命叙事其实有衔接之处——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志,推翻原来的王朝,因为这个王朝丧失了天命。整个封建主义时代已经过去,现在进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了。新的“天意”在哪里?转变为“历史发展规律”。所以这个历史观很快就被正处于迷茫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就把那些要求革命、要求改变现状的人聚集到这个党里。

    改革开放和苏东解体后,自由主义重提政权合法性

    玛 雅:毛泽东构建了革命史观,毛泽东时代的结束是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历史观的结束?

    曹锦清:这个历史观由于改革开放,由于苏联东欧解体而遇到挑战。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现代化叙事开始了。

    自由主义叙事是用选票的多数来确认统治者的合法性,即所谓的政治民主。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权利学说,认为每个人天赋就有那么多的权利。因为权利都在个体手中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要构成一个社会,把一部分个人的权利交给一个统治者。然后通过议会制定各种法律来监督这个统治者,如果民众不满意,可以撤换这个统治者。洛克、卢梭都是这样讲的。

    玛 雅:自由主义叙事是否被中国社会所接受?

    曹锦清:中国的自由主义想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叙事,但是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近当代历史观。1980年代自由主义提出新启蒙叙事,讲救亡压倒启蒙说。重点在政制,是关于政体演进的历史叙事——为什么五四以后还会出现封建复辟?为什么“文革”中出现家长制、一言堂,想剥夺谁的权利就剥夺谁的权利?李泽厚给了一个简要的回答:救亡压倒启蒙。今后怎么办?新启蒙,接着五四未完成的任务。经济上随着从计划向市场转轨,公有制也会向私有制转轨;政治上从专制向民主转轨,从人治向法治转轨,向西方学习,多党制、宪政、选举,等等。

    现在中国的自由派基本采用这个历史观。自由派批评市场化还不彻底,认为一党执政、缺乏监督、政治改革滞后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走西方政治民主化道路。他们把所有转型时期的矛盾都放到这个框架里去解释,有几个口号:政治民主化——采用西方民主制,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军队国家化;经济进一步私有化。这些口号整齐简洁,很能捕获人心,而且有西方效应烘托,不断地鼓吹新自由主义。如果没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自由派可能更强势,2008年以后他们底气不足了。

西方政党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领导党

    玛 雅: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今天管理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它要继续引领这个民族往前走,是否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历史观,来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

    曹锦清:从革命向建设、改革转变,是否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历史观?所以前几年党内就出现重大分歧,有人说要换旗子,换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旗子,举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子。我说这些人是政治上的盲人,换旗怎么换?所以说,历史观的丧失带来了迷茫,重建历史观我们遭遇到许多困难。

    玛 雅:主张换旗是痴人说梦。十八大说得很清楚,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曹锦清: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既反“左”,又反右,正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路上要达到三个自信。一个追赶中的国家要达到自身的道路自信乃至三个自信,这在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

    从当代政治来讲,重建史观是重要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领导党的责任是什么?你要告诉这个整体,中国从哪里来,现在何处,未来到哪里去。所谓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引领我们走,我们跟随它的引领。所以对中国共产党来讲,目标特别重要,按照这个目标设定历史发展的脉络特别重要。你有一个目标,人民认同你这个目标,愿意跟你走,认同你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叫执政能力,你的领导权是从这里获得的。然后你通过分步实施,大体上获得成功,你的领导权就稳固了。一个领导党一定要有历史观和整体观,你是为整体的和未来的目标服务的。

    玛 雅: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西方政党不同的地方。西方政党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不是整个民族的守护者。

    曹锦清:所以我叫西方政党为代表党,它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理论上讲,西方民主制不需要领导党,因为整体不在了,只有一个一个利益集团。这种偏私的代表党所代表的利益也不在过去和未来,它在当下。西方那套制度和它的社会是配套的——个体的、市场的、当下的,里面组成不同的利益,然后由不同的党来代表。这个党代表不好四年再换一个,永远反映了所谓变动着的舆论情绪。这种情绪是通过民意测验和选举票数来表达的,甚至把卢梭“公意”这个词也去掉了,就只众意了。卢梭研究公意和众意两个词,公意是永远指向整体和长远的根本利益的。后来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公意变成了历史演进的逻辑。在列宁的历史观里就更重要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领袖发现公意。在我们的历史观里也是这样,领袖和政党发现公意,所以那时候说,听毛主席话,跟中国共产党走。为什么?公意在此。

    玛 雅:西方政要是选票驱动的,所以不会为了国家整体利益牺牲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四五年一换人,决策是短期行为,没有长远目标。

    曹锦清:这可能是市场经济最终会带来的一个结果。但是中国不一样,因为还在追赶。只要把追赶作为目标,把民族复兴作为目标,而且获得了几代人百年来的支持,在当代人的意识里还存留相当一部分,那么这个领导的党就会继续存在。

    市场经济社会,从一般民众的精神需求来讲,包括知识界,对历史观的要求会淡化,因为时空观念发生了变化。但是只要追赶的任务还没完成,对执政党来讲,这就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你是领导党,代表的是全体人民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领导的理由就是百年使命,实现民族复兴。你有这个能力去判断、决策和领导,你就能获得民众的拥护。

    玛 雅:这个党的执政地位就有合法性。

    曹锦清:就无需通过四年一次的普选来获得合法性。四年普选制度在那些玩得转的国家,像美国和欧洲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最大的优点是,老百姓会永远提出政府无力完成的任务——我叫它政府职能超载;政府完成不了,就可以通过换届来把责任推卸掉。它是周期性地释放责任的一种政体形式,在减除政治压力方面是很优越的一种制度。比如小布什在中东打了8年,搞得一塌糊涂,无法收拾,那么就换个党执政。因为有两个党,再换个人,按不同的排列组合有几种方法,这样就是解压。

    相比来讲,中国共产党执政带来的困难就是它的责任太重,而且是累积的责任,从1949年开始累积到现在,甚至延伸到解放前。

共产党“天命”刚健,对中华民族负有历史重任

    玛 雅:网上最近又在争论苏联问题,有些人不懂苏共亡党的原因和结果,试图引导中共重蹈苏共亡党覆辙,这是对历史的无知。

    曹锦清: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目前这个政体是承担了它的使命的。至少满足我认同的三个价值: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对当代和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来讲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今天还在引领这个民族,完成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历史重任,这个历史重任还在,也就是“天命”还在。

    玛 雅:“天命”在今天指的是什么?

    曹锦清:“天命”就是说,中国结束了近代积贫积弱的局面,正在快速崛起。我们不会称霸全球,但是要恢复和我们的人口、国土以及我们的历史记忆相称的亚洲大国的地位。这个地位一日不恢复,这个民族一日不安宁。这个“天命”也是一种传统的、关于历史的叙事——我们恢复在亚洲的位置,因为我们之前的几个王朝每一个都到了这个位置。这样,我们民族的记忆就衔接起来了,我们心里就安宁了。

    玛 雅: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承载着带领中华民族恢复亚洲大国地位的重任,所以它肩负着“天命”?

    曹锦清: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还负有责任。第一要保证政治版图的统一,第二要维持社会稳定,第三经济要可持续发展。13亿人的转型,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风波,可能有挫折或者大的风险,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比较容易驾驭局面。只要党的目标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认同,党干事情就比较有把握。邓小平讲了权力集中的好处,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搞了民主制,结果很失败,政府无法有效实施政策,更没有能力应对危机。

    政治版图统一、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很多个体可能不去想,因为他有当下个人利益的诉求。但有党的领导,有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和稳定的政策实施,对国家的转型是有必要的。所以问题应该这样提出,而不是按照选票的数量形成一个所谓多数人的意见,把这个意见变成政策。这30多年来,虽然有一些政策失误,但总的来讲不错。现在我们有时对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如贪污腐败猛烈抨击,但是也要看到中国如此快的社会发展和转型,大体上保持了稳定,这也是了不得的。所以,不要因有人用“专制”这个概念来指责中国,就被这个外表迷惑了我们对当前中国政治的实质内容的审视。

    玛 雅:这30年的确是个奇迹。如果换一个党,或者是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也许不会有这种奇迹。

    曹锦清:这是因为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个重要因素。再一个,土地实质上的国有化,形式上的集体所有制。虽然近年来农民失去那么多土地,但是这保证了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就使得两亿多的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其中大概十分之一的人已经城市化了。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当然,这30年国际环境也比较好。

    玛 雅:有没有传统的因素?

    曹锦清:我觉得有。中国传统上老百姓允许一个执政党的存在,允许政府去包揽一些事务,老百姓不干政也不参政,只要给他自由就可以了。中国的老百姓勤劳,有发家致富的传统,挣了钱就回家盖房子,把子女送去上大学,这就使老百姓永远勤劳,永远不腐败。包括这个党,它似乎问题那么多,腐败、以权谋私,但这只是少数人,其实干部中的相当一部分还在承担着社会责任。2006年取消农业税,官场里没有人说不同意,包括底层的官员。收不到钱了,他们利益受损,但是他说,我们是农民的儿子,取消农业税很好,可我们现在没钱了怎么办?他这样提出问题,这不是传统吗?儒家讲“民为贵”,这个道统被五四完全割断了吗?我看不见得。如果不是这样,这个党早就崩溃了。

中国复兴,百年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叙事

    玛 雅:前面你谈到,改革开放和苏东解体,造成理论上的困境。中国梦的提出能否在理论上破局,重新进行有效叙事?

    曹锦清:中国梦回归到百年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叙事,其实是回到整个近代民族救亡、富国、追赶那个叙事了。民族主义叙事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题,它是讲,中国近代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现在我们强大起来了。这个叙事和现代化叙事是可以接轨的,它唤起一种近代百年的屈辱意识以及加快追赶的要求,是有相当强吸引力的。

    玛 雅:外媒评论,中国梦体现的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梦想,而不是从美国梦追求美好生活出发的中国人的梦想。你对中国梦如何理解?

    曹锦清:中国梦是从三个层次来讲的,第一是民族的梦,第二是人民的梦,第三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为什么把民族和人民分开?民族的直接指称是国家,第一个梦的主体是国家。第二个梦恰恰存在一个问题,它的主体是人民,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不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而是被市场分划成了不同的阶层。这些阶层有不同的要求,有的可能还是对立的。第三个层次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它的主体是诉诸个人的。这些个人是被市场分划成各个不同阶级和阶层中的个体,他们是与职业和货币联系在一起的。

    玛 雅:在这个层次,很自然就想到美国梦。或者应该说,个人奋斗,追求成功,实现自我价值,是人类共同的梦想。

    曹锦清:美国梦有各种表述,最早的美国梦是在西部大开发中形成的。它是个人的、奋斗的、圈地的、发财的,就是个人成功主义。这种个人成功是以土地的无限供给为前提的,代价是印第安人被驱逐,被杀戮。进入工业化、城市化以后,美国梦不在土地里了,在职业里。很多贫困的移民到美国去,只要努力工作,有稳定的职业,就能过上有房有车的日子,但条件是全世界的机会都向美国输送。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工业制造业占全世界50%以上,这个优势没人能比。这个时候的美国梦比较讲机会均等了,但是只有机会均等还不够,还有大量的机会被创造出来。这和特定的时代是有关系的,今天的美国已经创造不出机会来了,而且机会还在流失。它现在机会集中在所谓的金融领域,少数人暴富了。

    玛 雅:所以美国现在失业率高居不下,贫富悬殊巨大,99%和1%的对立产生了。

    曹锦清:这样来看,中国梦的第三个层次——每个人的梦,只要努力都可以活得精彩,在目前情况下只是一种愿景。只讲机会均等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机会被大量地创造出来。现在每年本科以上毕业生六七百万人,有几个能真正进入所谓的中产阶级?在房价的高压下,他们的生存环境极为艰难,所以他们对形势作出许多负面判断是有原因的。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让所有勤劳努力的人就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个梦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实现起来有困难。市场经济展开了,资本在那里活跃着,分配的不平等正在成为一个基本趋势。这是一个大问题。

    玛 雅:如果在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普通人通过努力奋斗也能实现梦想。如果由少数人垄断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就会出现权贵社会,普通人梦想成真就希望渺茫。中国今天就要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防止出现权贵社会,不要有钱人的孩子上“贵族学校”,农民工的孩子入学无门。

    曹锦清:中国近代除了要富强,还有另外一个梦,就是太平。严复当时研究了英国富强背后的不足,在《原强》中写道:“西洋诚为强且富,顾谓其至治极盛,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意思是说,西方虽然富强了,但是治理得不好,像儒家讲的那种太平盛世,还远远没有达到。太平盛世体现在几个方面:“曰家给人足,曰比户可封,曰刑措不用。”尤其重要的是家给人足,就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都是《礼记》和康有为《大同书》里的话。今天这些话也进入我们全面小康社会的叙事了,用的句法都一样,如“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严复还说,“盖世之所以得致太平者,必其民之无甚富亦无甚贫”。意思是,贫富不相悬殊。所以,中国梦包括家给人足,还包括贫富不相悬殊。这不仅具有经济意义,同时具有社会意义,否则不平则鸣,就仇富仇官,社会就不太平。

    玛 雅:市场经济社会,贫富分化难以避免,但是要限制在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

    曹锦清:现在这个程度已经难以承受了。邓小平晚年和他堂弟邓垦讲,分配的问题要比生产的问题复杂严重多少倍。我们要用千百种方案、千百种手段、千百种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的。邓小平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策的空间其实是有限的。内需不足是什么?就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就意味着分配不公,在马克思的叙事里是一回事。阶层是正三角形,分配是倒三角形;上面10%的人拥有那么多,下面10%的人拥有那么少,下面就出现巨大的需求不足。他有现实的需求,但是收入太低,不能形成购买力。

    玛 雅:所以,相比美国梦,普通中国人梦想成真的机会小很多。美国地大物博,欧洲人刚到新大陆的时候,那里不光是无限的土地,而且是富庶的土地。再加上美国早年对外扩张,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些都是后发国家望尘莫及的。中国今天13亿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追求梦想,消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艰难而悲壮。

    曹锦清:所以,第一个层次的中国梦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没有赶上西方,还得继续追赶,在赶上之前这个气不能泄。这种追赶要求消减自由主义那种内在的要求,否则以自由主义为本位,中国就真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前功尽弃了。毕竟现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力量来和国际力量竞争抗衡,没有国家的力量,没有巨大的国有企业的力量,在全球的竞争中怎么可能不败下阵来?一旦败下阵来,政治和金融这两个领域再彻底开放,已经积累下的财富很快就会被吸光。中国要是“民主”了,西方势力马上会涌入,各种NGO、反对党哗地就来了,很快可以控制你,操纵你的国家政治,甚至让你国家分裂。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目前这个政体是承担了它的使命的。追赶的任务在一步步扎实地向前推进,确实比有史以来更接近我们的目标。再给我们二三十年的和平,这个目标就能实现,百年的屈辱可以彻底被清洗。

    所以对第一个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这些有着近代记忆、有家国情怀的人是认同的。只要对近代有点感觉,对追赶有点热情,对这个梦的成功实现是寄予深切希望的。这不是美国梦,是典型的中国梦,也只有在中国比较强劲。这个梦没有这几个条件不行——一个曾经辉煌的民族,近代在西方压迫下急剧衰落而激发的一种奋起抗争,摆脱积贫积弱的苦难,在较快的时间里富强起来,与列强并驾齐驱。

    玛 雅:这真的是百年梦。就像外媒所说,中国梦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旗帜。

    曹锦清:这是百年梦。“富强”这个概念是洋务运动时期被召唤到当下意识的。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压迫下,在殖民深化的危机中,它进入到中国近代民族的主体意识中——富强。甲午战争后有了“救亡”的概念,因为列强要瓜分中国,在那样一个形势下,救亡第一,所以救亡的意识是被甲午战败呼唤到我们民族的意识当中的。在救亡意识中,严复将西方的进化论吸收进来,使得一个讲循环史的民族、一个讲退化历史的民族,变成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民族,一个讲进化、讲自强的民族。进步、发展这些概念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召唤到我们民族意识里的。现在讲四个现代化、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这些概念已经牢牢树立起来了。

    玛 雅:因为我们懂得了落后就要挨打。

    曹锦清:中国向西方学习,都是作为手段,目的是为了富强。富强和复兴是中国近代的一个主线,甲午战争以后就深深地注入到这个民族的主体思维中了。以后的各种主义,进化论、自由主义,以及后来的马列主义,某种意义上都是为了实现富强这个总体目标。富强作为目标,在中国人当中达到了高度共识,没有不赞成的。那么如何富强?各派有不同的回答。有人说教育能富强,有人说实业救国能富强,有人说自由主义能富强,有人说马列主义才能富强。

    总之要富强,学习追赶西方,而且时间要短。康有为向光绪帝上书《日本辩政考》就讲,按他的方案改革,10年就能与列强并驾齐驱。孙中山也讲10年。毛泽东当年也曾讲,10年超英赶美;1964年第三届人大提出,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后来把时间拉长了一点,分三步走,第三步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这是一个贯穿百年的诉求。这些话你去和香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讲,尤其和台湾的国民党人讲,和海外老华侨讲,一般都会认同的。

    但是另一个价值诉求——个人的诉求,比较难。而且里面装进了自由主义的叙事。个人梦受到严重挫折的时候,确实会有民主诉求的。所以民族和个人这两个目标,你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其实也有相对的一面。我的看法是,第一种诉求要做主导,至少在20年之内是这样。一旦转型完成,事情就好办多了。2012年开了党的十八大,顺利完成了一个比较有序的过渡。这个过渡稳定10年,10年后再一个有序过渡,再稳定10年,20年时间我们就够了。就这样照着中国梦的目标再干20年,中国一定会很好。

 

 

 

发件人:zxn_9999<13979973871@126.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联系人保存所有收件人时 间:2013年07月10日 14:36 (星期三)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自由中包括很多兽性。看看今天西方的一些影视电影,大多数是些下三滥的恐怖淫荡片子。肉欲、暴力充斥!这就是西方自由的结果,导致文化的堕落。人类没有约束没有伦理是不行的。一任人性自由发挥,不知会堕落成什么样。

西方自由主义会把中国带向何方?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

2013年07月09日

    本文标题使用《西方自由主义会把中国带向何方?》而非《自由主义会把中国带向何方?》,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即中国本身没有系统的自由主义思想,现在盛行的自由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

    中国有没有基于本身实践的一些自由主义因素?答案是肯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之相适应的是人们的政治观念的变化。在社会基层、社会组织甚至地方政府,也出现了一些自由主义导向的社会实践。但无论是趋向于自由主义的思考还是实践,都仍然处于非常分散零星的状态,不成系统。并且,这些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和实践,大都生活在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自由主义的阴影下,没有形成自身独特的话语的空间。(左派也有类似的情形。中国左派的主流也是西方的左派,也就是基于传统共产主义思想的左派,并非中国自身的左派,比如说传统社会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强调。)

    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是西方自由主义,这个群体往往奉西方概念和理论为神明,相信只有西方自由主义才能救中国。这种思维发源于晚清。晚清早期,人们还是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但在中国被西方列强尤其是被中国的近邻日本打败之后,就开始全心全意地信奉西方,到了“五四”运动达到高潮。中国今天的左、右派双方都可以追溯到“五四”思维。左、右派当时都视西方为“真理”,向西方“寻求真理”。很简单,如果西方的是“真理”,那么中国本身就是“非真理”了。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但左、右派的这种思维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变。今天中国的左、右派之间的争论仍然是那些“进口”概念之间的争论。只有自由主义才能救中国,但绝对不是西方自由主义,而是中国自由主义。中国自由主义是需要加以讨论的另外一个重要课题,这里仅讨论西方自由主义会把中国带向何方。

    在中国,自由派又可以分为经济自由派和政治自由派,这两派之间有很大的重合,但也有分野。经济自由派思想的核心是基于私有产权(或者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经济自由。在1980年代,这一派是强调政治权威主义的,希望用政治权威主义来消除经济自由的阻力,实现经济自由。这一核心思想到今天仍然没有变化,也仍然有很多人希望用政治权威主义来实现经济自由,例如主张用政治和行政力量来推动私有化。

    政治自由派也比较一致,强调政治民主,而民主就是他们在西方所看到的一些制度形式,主要是多党制、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

    如果说左派的旗帜上写着的是公平、正义,那么自由派旗帜上写着的则是民主、自由。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公平正义,还是民主自由,都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大趋势,谁也不会否认要追求这些人类所具有的普世价值。实际上,出生“左派”的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所要追求的就是这些普世价值。今天,除了那些把这些普世价值和西方价值等同起来的政治人物和学者,大都数并不会否认这些普世价值。在价值层面,左、右派也不会否认对方所持的价值。

    因此,问题不在价值层面,而在实际层面。这里,左派需要回答两个重要问题:什么样的公平正义?以什么方式来实现公平正义?同样,自由派需要回答的两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民主自由?以什么方式来实现民主自由?

    自由派的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中国需要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也需要用西方的方式来实现民主自由。例如,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私有产权,因此他们提倡中国应当通过私有化来实现经济自由。私有化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和实践,自上世纪美国里根总统、英国撒切尔首相搞私有化运动以来,一直是西方的主流。中国的自由派没有在任何程度上有所创新,只是简单地搬用西方理论罢了。在今天的中国,私有产权理论更是种种制度主义的内核,人们想用产权制度来解释一切。

    但是,自由派忘记了,经济自由主义只是西方特有经济实践的产物。再者,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充其量也只是一种选择性解释,并不能解释所有的事物。很显然,私有产权理论很难解释非西方的实践。中国古代很多时候都存在私有制,但并没有得到发展。今天实现私有制的很多国家也不见得有发展,或者发展得比中国快。印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印度,私有制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无怪乎,相信印度私有产权体制的优越性,大多是印度之外的信仰西方自由主义的人,包括在中国的西方自由主义者。从实践上看,私有化如果处理不当,更是具有严重的恶果。例如,俄罗斯式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导致了寡头经济,绝少数人垄断国家的经济利益。

把现象当做本质

    政治民主派侧重的则是政治要素,包括多党制、三权分立等。这里同样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问题和选择性解释问题。多党制和三权分立首先是西方特有的政治实践,然后被上升为似乎是“普世”的理论。但实际上则不然。从理论上说,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政党的数量和三权分立是西方民主的表达方式,并非民主的本质。自由派往往把现象当做本质。

    正如熊彼特所言,民主的本质在于竞争,政党只是组织竞争的工具和手段。如果把多党制和民主等同起来,就可能得出“政党越多越民主”的结论。在一个具有众多政党的国家,政治生活难以组织起来,往往流于无政府状态。实际上,在近代政党产生之前,西方的各种俱乐部就扮演了组织功能。当然,政党也绝对不是最后一种组织工具。今天,各种新的手段和工具在产生。近年来,新媒体在意大利、韩国和英国等国家的选举中,几乎扮演了一个远比政党重要的作用。如果政党是政治论坛,互联网作为政治论坛,远比任何政党更有效。

    同样,三权分立既是西方政治历史发展的特殊产物,也是西方民主的制度表达方式。在这个层面,民主的意义在于权力的制约。而权力制约具有多种形式,不见得一定要重复西方的模式。中国的孙中山先生也曾经设计了“五权分立”的制度。

    据这些例子,主要是要说明,在实践层面,在北美和欧洲运作良好的民主,到了其他地方就不见得能够运作。例如,从形式上看,亚、非、拉很多所谓的民主国家,都具备了西方所能看到的一切要素,包括多党制、三权分立、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等,但所有这些制度要素,并没有为这些社会带来民主,更不用说是社会经济的进步了。当中国的西方自由派论述民主的时候,他们仅仅看到了在西方那些运作良好的民主,而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了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实践。

    也不难发现,中国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在了解西方的时候,也是具有选择性的,就是只取自己所需部分。在西方,有大量的作品解释西方制度环境内,民主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因为在民主理论(尤其是教科书中的民主理论)和民主的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例如,卢梭发展出了人民主权理论,但意大利思想家则证明了,在经验层面,所有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在本质上,所有政体,无论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都是精英统治,而人民的统治只是一个理想。德国社会学家更证明,即使在一个追求民主的政党内部,政党权力必然趋向于集权,甚至造成政治权力被垄断在党的领袖手中的局面。

    在中国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既不了解西方,更不想(也拒绝)了解中国本身的政治体制是如何运作的,就拿着西方的概念来胡乱诊断中国问题。没有人会否认民主自由的价值,但如果所追求的民主自由不符合本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不仅实现不了,更有可能导致更大的专制。在中国,西方自由主义导向专制已经有了很丰富的经验教训。孙中山早期想用西方的制度来改造中国,但马上就失败了,导向了军阀主义的崛起和国家的分裂。蒋介石想搞共和,但实际上是专制。毛泽东更是个典型。

    在追求政治民主自由和社会公平正义方面,谁也比不了毛泽东那一代人,他们以“只要主义真,砍头不要紧”的精神,来追求这些价值的实现。不过,经验表明,这并不能避免他们所确立的政权演变成为个人专制。这当然并不仅仅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或者其他领导人的个人错误。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自由主义的文化,在通过暴力和阶级斗争来实现这些价值的过程中,事物便走向了反面。即使在西方,一种妥协的文化的发展,也是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间的。民主自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开放、包容、理性等等。

    在中国,自由派不如左派那样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尽管自由派也拥有一些支持者,但整体社会仍然没有实现民主自由的基本文化。且不说社会经济基础的不足,即使在那些高调倡导民主自由的人士身上,人们看不到一丁点民主自由精神。相反地,人们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的另一类专制精神。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妥协、包容和理性,但中国的所谓的自由派则是一种道德主义者,只以为自己是高尚的,人家都是卑鄙的;只容许自己高调说话,不容许人家发声;只容许自己道德说教,不容许不同意他们的人的意见,等等。这种情形如何可以让更多的人信服他们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呢?

    不过,如果中国引入那些信仰西方西方自由主义的人的东西,至少在现阶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人们可以从那些已经走过了,或者正在走这条道路的一些国家,学到很多经验教训。不用去看比较遥远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就关注亚洲一些国家就足够了。斯里兰卡和缅甸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西方最看好的国家,菲律宾和泰国在六十年代也被西方所看好,因为这些国家当时都开始了西方式的民主和市场经济。但是直到今天,这些国家仍然陷于双重陷阱,即经济上中等收入陷阱和政治上的低度民主陷阱,并且这两个陷阱互相强化。

    在亚洲,只有那些当时被认为拒绝走西方道路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四小龙”),才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并且在进入一个全面的中产阶级(高收入)社会之后,开始了和平的民主化进程。中国要选择哪一条道路?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实际上,中国如果走西方道路,情况比亚洲这些小国家更为糟糕。中国很可能是一个名义上是民主的,但实际上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右派专制社会。同时,中国也必须面临如何继续保持国家统一的大问题。

    长远来看,中国民主自由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内生的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也有可能受西方的影响,但其主体必须是中国的,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这种自由文化的产生,又取决于长期可持续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进入全面中产阶级阶段,自由主义文化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民主化就会变得不可避免。那个时候的民主化才会变得比较有意义,同时也可以避免国家的分裂。

 

 

 

发件人:王占阳(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 时 间:2013年07月11日 08:37 (星期四) 附 件:2个(蔡定剑、王占阳:何以宪政?.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何以宪政?

——编者的话

蔡定剑 王占阳

2013-7-10

    【按语:本文是蔡定剑教授生前和我共同撰写的《走向宪政》一书的“编者的话”。定剑在逝世前三天终于如愿以偿地看到了这本书的样书。也是在那天,他留下了一句著名遗言:“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本文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我们对于现代宪政民主的基本理解:“人类现代政治制度文明的重大发展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以法治保障人权、限制民主、制约政府权力,这就是宪政。宪政就是民主、法治、人权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的政府。”

    在很大的程度上,现代宪政民主是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成果,是人类通过几千万人的流血牺牲方才觉醒的重要政治智慧,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对于这一重大进步,我们只能肯定,不能否定。对于宪政民主,我们只能追求,不能反对。“只有实行宪政制度的国家,才能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宪政的理由。”

    本文首次在互联网上公开发表。我深信,如果定剑在天有灵,他也会同意我在当前的宪政争论中发表此文的。

    2011年1月1日,法律出版社公开出版了《走向宪政》一书。该书迄已第三次印刷,产生了广泛影响,受到诸多好评。目前读者仍然可以买到纸质版的《走向宪政》,也可以买到电子书《走向宪政》。

    迄今为止,先进的中国人争取宪政民主的奋斗历程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虽然这条道路是那么的艰难曲折,但我仍然坚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仅如此,从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和态势来看,至多再有十几年时间,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和途径,中国都将迎来它的宪政民主时代的曙光了!以下就是本文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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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社会中,最残酷的莫过于少数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不惜发动战争和政变,以至造成无数生灵涂炭。这是由于那些君主们说国家权力是他个人或他家族的,所以他们就可以争来抢去。于是,近代以来,一些思想家创造了一种理论,说国家是大家的,不是个人的,他们把这叫“人民主权”。国家领导人要大家来选,而不能由家族世袭。领导人还要根据公众选出的代表制定的法律进行治理,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好的,它使“家天下”变成了“民天下”,政府以为民服务为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是,人民并非总是理性的,特别是在发生危机的时候,饥民会抢劫,民众有时也会被野心家所欺骗,选出诸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一类的疯子式人物。

    在人民饱受 “民主暴政”及其导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苦后,人们对于民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虽然民主是产生政府的好方式,但也不能让民主恣意。必须对于政府的权力进行限制,以法律来限权,于是便创造了法治政府的制度。最重要的是以宪法为准则来审查政府的立法等行为是否合法,并以法院(普通法院或专门的宪法法院)承担宪法守卫者的角色。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提出了人权概念,把人权作为核心,政府的权力止于侵犯人权,并负有保障人权的义务。这就是二战以后人类政治文明制度的两项重要发展:一是民主国家普遍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以少数智者的理性,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二是建立联合国,制定国际人权宪章,并推动各国人权保障机制的建立。

     可见,人类现代政治制度文明的重大发展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以法治保障人权、限制民主、制约政府权力,这就是宪政。宪政就是民主、法治、人权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的政府。有了民主,人民可以平安,并选择自己喜欢的政府,迫使政府以人民利益为目的。有了法治,可以保证民主的健康发展,不因多数人的意志侵害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有了民主和法治,使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都得以保障。只有实行宪政制度的国家,才能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宪政的理由。 

    在这种大背景下,2009年12月,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中律原(北京)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了“中国宪政前景”论坛。这是一次高水平的重要学术会议。出席会议的既有来自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力主宪政改革的国内著名学者,又有思想活跃的中青年新锐学者,还有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法律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堪称中国人文社科知识界的一次重要聚会。会议围绕着权限责任制政府、公民平等权利的实现和保护、司法改革、中国宪政前景、知识分子在宪政转型中的角色等五大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理性辩论,取得了很多共识。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就是参加本次会议的专家学者们的文集。其中一部分是为会议提交的学术论文,或在会议发言的基础上整理的修订稿;一部分是为克服会议发言时间的局限,使与会专家学者能够将近年来对宪政问题的思考和见解充分地表达出来,又约请与会或答应与会的专家为本文集专门撰写的稿件,或专家们提供的近年来未曾发表过或已经发表过的重要作品。我们在计划编辑本书时曾经很担心与会的各位大学者非常繁忙,难有时间为本书撰稿,但后来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当我们发出约稿邀请后,各位专家、特别是那些著名学者都欣然惠赐大作,遂使我们如愿以偿,终于得以顺利成书。在这里,我们衷心地向各位专家致以真诚的谢意!

     本书是近年来少有的一部名家云集、视野开阔、洞察深刻、立论新颖、论证系统、思想厚重的探讨中国宪政问题的精品文集,堪称中国学界思想精华的重要荟萃。本书既深入探讨了中国宪政改革的前沿问题,又深入系统地阐述了宪政民主的重要理论和基本理念;既有思想性、学术性,又有启蒙作用。因此,本书既适合有关教学科研领域的专家学者,也适合党政机关干部阅读;既可作为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也适合一切关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士阅读。本书的全部论文均按文章主题之间的逻辑关系顺序排列,以便广大读者阅读。

    中国社会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深入转型的历史关头,中国21世纪的希望就在于政治体制改革和向宪政社会的转型。我们和本书的所有作者都希望,本书不仅能够对于我国宪政民主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有所贡献,更能对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所推动。若能如此,我们的心愿也就实现了。

    蔡定剑 王占阳

   2010年7月25日,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7月11日 09:41 (星期四)转发: 未普:执政红二代和民间有共识吗?

执政红二代和民间有共识吗?

未普

    最近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高瑜的"李伟东谈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另一篇是李凡5月21日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的访谈录《为什么现在的意识形态变得比较左?》。两位李先生,一位谈的是高层共识,一位谈的是社会民意。而我读后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朝野之间,在当前的政治发展方面,能有共识吗?

    李伟东根据他过去与太子党成员的谈话,及中国现在的政治格局和未来的可能走势,总结了执政太子党的九大共识。李伟东说,5年前,中共高层,包括江泽民、曾庆红、俞正声和王岐山等,在未来的太子党执政方面达成了几个共识,这主要包括九个方面:第一,整饬吏治;第二,拒绝苏式改革;第三,重新尊毛;第四,一党专政不容清算;第五,坚持"中国模式";第六,设立两个百年目标;第七,完成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百年进程;第八,对毛封圣;第九,正式接受G2格局。

    从中国目前发生的许多政治事件和习近平的几次公开和内部讲话来看,前六大共识已经被证实;而后三大共识,则需要进一步验证。至于习近平会不会把毛泽东封为"国父"之类的圣人,相信年底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时就会有结果,现在看,湖南方面已有大搞特搞的迹像。而关于G2格局,中国早把自己当做世界老二,希望在和平的环境下,尽快向世界老大进发,这应符合执政太子党设立的目标。

    这些已经被验证或正在被验证的共识中,绝大多数具有明显的"左"的、保守的、甚至倒退的特点。其实,"九大共识"中的真正共识只有一个,就是保证中共永久执政。笔者对此自问自答:这样的共识难道会有民意基础?李凡的访谈,给出这样的结论。

    李凡认为,中国民意正在向左转。他的解释是:在老百姓记忆中,毛时期人人有工作,没有那么大的贫富差距,大家都一样;而且那个时候干部也没有像现在一样,明目张胆欺负老百姓,也不至于出现儿童食品安全问题等等。所以在这些普通人的记忆里,那一段比较好,对他们而言,"大家都一样"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李凡的结论,不能说没有根据。李凡上世纪80年代末在美国获得政治学硕士,1992年创办了中国最早的非政府民间智库――世界与中国研究所,专门从事中国基层民主与政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他参与指导基层直选,对多个地区的社区选举和基层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参选有第一手的观察和介入,著有《中国城市社区直接选举制度改革》、《创新与发展��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等;自2001年起,他的研究所每年发布年度"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

    其实李凡也谈到,即便一些中国老百姓怀念毛时代,但如果真要回到那个无产阶级专政年代,他们肯定不干。无论如何,中国的社会民意到底是不是向左转,向左转的社会民意会不会呼应高层的九大共识,是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发件人:周一(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时 间:2013年07月06日 11:01 (星期六)附 件:5个(激进派朋友请听我说.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周舵

    初读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还是在将近20年前的1994年,其时我刚从哈佛大学访学返国不久。作者的许多深刻见解,对于我们从小被马克思主义传统教育所灌输的定见,简直就是彻底颠覆性的。例如“民主与自由是矛盾的,不可兼有”;贵族对于自由做出了决定性贡献;英国、法国、德国三国贵族制度的差异,是大革命唯独在法国发生的原因;坏制度最危险的时候,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法国大革命是在繁荣时期爆发的,不是因为民不聊生才革命;文人(文学家)们既不懂政治,又不切实际,却恰恰是他们煽起并主导了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根本没有必要——它既不是必然要发生的,也没有导致什么“彻底改变”;等等。

    近几天又再读了这部名著。下面就谈谈几点感想,最后对于不能再拖延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若干可行性操作建议。

一 改革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革命崇拜:革命不但是大好事,而且近乎神圣,而改革则被污名化(请注意:革命是个多义词,我这里所指的是法国大革命式的,深入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急剧的、“完全彻底”的暴力变革,而不是仅仅改换坏政府。这也正是马克思的“革命”原意)。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这种价值观仍然深刻影响着众多激进派;而一些改革派也经常会在两边摇摆,或者是理性上赞成改良,情感上则容易趋向激进——特别是当改革受挫的时候。加上我们对于“民主”的理解基本都是激进民粹式的(参看《附录三: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这就使得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蕴含着极大的失败风险。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打碎“革命神圣”的光环,以堵塞激进政治变革的进路;然后,认真研究改革的内在逻辑,以便将“它山之石”,作为我们自己“攻玉”的鉴戒。

    “革命神圣”的主要鼓吹者、政治激进派马克思受法国大革命影响极深,对法国大革命推崇备至。他还别出心裁,对这个极其特殊的现代单一个例作草率归纳,引申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推动人类历史“社会经济形态”依次递进的“历史普遍规律”。实际上,像法国大革命这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的剧烈暴力革命,第一是近现代现象,历史上的制度变革,不论是西欧从原始部落社会向奴隶社会的变革、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变革,还是中国从西周的封建向秦的皇权专制的变革,虽然都伴随着战争和暴力,但是,都套不上“阶级斗争”和“大革命”这样的模子。欧洲原始部落社会变成典型的奴隶社会是希腊罗马的特殊现象,而且是大规模、持续不断的城邦之间的战争(希腊)或者对外征服(罗马)的结果,和“阶级斗争”没有什么关系;西欧封建制度的建立则是外部的日耳曼蛮族入侵毁灭了罗马帝国所导致的文明大倒退,哪里有什么“历史进步”的影子?中国从西周“封建”(姑且就说成“封建”吧,其实和西欧封建很难归为一类)变成秦的帝制,是长达数百年的漫长历史演变;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过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而秦商鞅的法家变法和六国的不变,只是国策的差别和局部改革不改革的差别,断言秦与六国的内部“阶级统治关系”是地主阶级统治和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差别,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儒家代表“没落贵族阶级”或“奴隶主阶级”更是大笑话——果真如此的话,如何解释汉武帝以后近两千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若是真的代表奴隶主阶级,汉以后相对于秦就是历史倒退而没有历史进步,“普遍历史规律”对于中国就不适用。第二,像法国大革命这样,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要从内部对整个社会的所有领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进行急剧的、“完全彻底”的革命,除了20世纪初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在其它落后国家的翻版),人类历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三例。这里哪有什么“普遍历史规律”可言。

    最令激进革命分子沮丧的,也许就是托克维尔的这个洞见:大革命不但该改变的都没有改变,反而造就了比旧专制更强固的新专制:“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应为“改革”),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毋宁说,这才更像是一则“普遍规律”,特别值得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全世界的激进民粹民主派们深思!

    托克维尔当然没有机会看到大革命后法国迁延一百余年的社会政治持续动荡,直到1958年的戴高乐“第五共和”才算是大体稳定下来,法国人民为此吃尽了苦头。

    纵令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党成功夺取政权的理论武器,仅凭常识也容易理解,革命的武器不可能作为建设的工具,此所以“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之理,盖因得国与治国完全不同。因此,指导思想、治国理念的根本转变,是中共顺利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这件大事不做,执政党就只能是“在黑暗中摸索”并且一而再、再而三被其误导。

    我们今天读《旧制度与大革命》,首要意义还不是评价马克思学说的是非对错,而在于汲取历史教训,真正理解改革的内在逻辑,特别是革命和改革的关系——为什么英国是以改革化解了革命,而法国则相反,是改革引起革命?而德国不改革,最终又如何?

    让我们先用三言两语把德国打发掉。

    德国的现代性思想启蒙“狂飙突进运动”昙花一现,很快就被普鲁士军国主义专制君主扼杀,然后就是极端保守势力长时期顽固地拒绝顺应改革潮流,造成德意志诸邦封建割据的延续和全面的野蛮落后。直到一个不可多得的大谋略家、“铁血宰相”俾斯麦在19世纪下半期以战争强行统一了德国,德国才开始了快速、但极其片面的现代化——只要富国强兵,不要自由宪政,结果就是从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最终给德国人自己以及全世界制造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当前中国也有很类似的一股势力,主张强化政治权力、实行铁腕统治,走德国式不要自由宪政的富国强兵之路;这在广大人民的维权意识蓬勃兴起、全球化时代把世界各国连为一体、我国的经济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时代,不啻为痴人说梦,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败亡之路正是他们最好的前车之鉴。

    英国为什么能避免革命——这里先要岔开一下,说说1640年代的英国内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英国内战被说成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可是,全世界的工业革命是1750年以后才开始在英国发生,马克思所界定的、和近代资本主义相伴随的“资产阶级”这以后才慢慢形成,一百年前的1640年代哪有什么资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哪来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内战,是宗教战争和贵族、王权斗争相交织,钱乘旦先生的《英国通史》对此有很好的解说,可参看。

    回过来说英国为什么能避免革命。托克维尔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三大因素:

    第一,英国历史上没有过稳固的王权专制(托克维尔称之为“中央集权制”),政治自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宪政)的传统始终保持着,英国人民的自由权利得到法治和宪政的保障,政府官员们不敢胡作非为,这就让政权获得了根本的合法性,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拥护;而广大人民也在长期的法治环境下养成了尊法、守法,按照法律程序解决争端、寻求正义的精神文化和行为习惯。直到19世纪中期,近百年的工业革命使得工人阶级的力量足够壮大了,加上一些社会主义的精英分子去宣传、组织工人阶级,要求得到以普选权为主要内容的平等政治权利,而英国社会上层能够“与时俱进”,以渐进推行的议会改革(1832年是第一次)及时应对工人阶级的这一诉求,逐步扩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选民基础,从此开启了民主化的大门,直到1918年基本实现了民主化。英国的制度演进历程告诉我们,自由和民主不是一回事,英国是先自由化、后民主化;先有自由宪政(按照我们流行的不准确的说法是“精英民主”)、后有大众民主;先由少数精英建立起法治、宪政、人权保障的基本制度(游戏规则),然后渐进、有序、可控地把参与政治游戏的权利扩大到全体成年国民——这是英国得以避免革命动荡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英国的旧统治阶级——贵族一方面一直比较好地承担着社会不可缺少的政治治理功能,另一方面又承担了纳税等应尽的社会义务,这就让英国贵族获得了统治的合法性。英国贵族没有法国贵族那些最令人憎恶的特权如免税权,这就让英国贵族的那些历史传统遗留下来的特权不太令人反感;这也是英国的王室和贵族上议院得以存续至今的原因所在。不仅如此,英国贵族自己很早就开始经营工商金融业,逐渐和新兴资产阶级融合,双方结成了政治联盟,联手将自由宪政巩固下来,以防止两种专制对自由的侵犯;这两种专制是:君主一人的专制独裁,和多数穷人的“民主专制”(见197页)。这样,英国的资产阶级很自然地也就接受了贵族的统治地位,而不是像法国那样,资产阶级和底层民众结合,联手推翻贵族的统治。这是英国得以避免革命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三,对专制政权进行改革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第一,改革要及时、主动推行,这样才能避免革命;如果在为时太晚时再被动应付,改革就反而会引发革命。这是对改革时机的把握。第二,英国人知道改革一定不能轻易“发动群众”,必须结成贵族和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联盟,防止各种极端主义政治势力的崛起。这是对改革所依靠的政治社会力量的把握。第三,改革要在政府财政宽松、没有大的社会经济危机或其它外部强干扰(战争、灾荒等)的情况下分步骤逐项推进。这是对改革环境和程序的把握。

    法国的情况在以上几个方面和英国几乎正好相反。

    首先,法国自古以来的政治自由传统早在14世纪就开始被破坏,王权专制到了大言不惭自称“朕即国家”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治下达于登峰造极的地步。专制既久,必然腐败低效,官员滥用权力,不作为、乱作为;国王更是不受任何约束,带头滥用权力,穷兵黩武,任意征税,干预司法,挥霍无度,令国家财政濒于破产,贵族又不肯为缓解财政危机承担纳税义务,听任“第三等级”(除贵族和教士之外的所有人,包括农民、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被税负压得喘不过气来:

    “密札是国王颁发的捕人密令,执有密札就可以不经审判把拘捕的人投入狱中。国王往往出售或赠送密札。”“法律最后竟如此遭人蔑视,甚至遭法律执行者的蔑视,因为那时既无议会,又无报纸,大臣及其官署的任意胡为、专横跋扈和变化无常均不受限制。”“法国政府……总是表现出惊人的积极性,但是它的积极性常常毫无结果,甚至反倒有害”;“国王敕令、宣言、诏书都经过庄严的登记注册,可是在执行中无不受到重重变更。……它(政府)很少破坏法律,但它每天都根据特殊情况,为了办事方便起见,悄悄地将法律向任意方向扭曲。”

    与此同时,上行下效,民众也就养成了蔑视法律的习惯:“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蔑视法律”,“人民一旦激动起来,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

    请特别注意下面这段话:“14世纪,‘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句格言在法国和英国同样牢固确立下来,人们经常提起这句话: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相当于服从法律。……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民族的命运彼此分离,越来越不同。……(自1356年起)国王便可以不经国民合作即确定普遍税则,而贵族只要自己享有免税权,就卑鄙地听凭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从那一天起便种下了几乎全部弊病与祸害的根苗,它折磨旧制度后期的生命并使它骤然死亡。”

    请问今日中国距此还有多远?

    其次,英国的贵族纳税,穷人不纳税,而法国的贵族恰好相反,一方面享受着包括免税在内的种种特权,另一方面则由于被专制国王剥夺了政治治理的权力而不再承担社会责任,他们纷纷聚集在首都巴黎,过着纸醉金迷的寄生生活,成了一堆享受着非分特权、而又毫无用处的社会赘疣。法国贵族还特别鄙视新兴资产阶级,刻意和他们保持距离:

    “这个贵族阶级从内部排除中产阶级并与之分离,对人民漠不关心因而脱离人民,在民族中完全陷于孤立,表面上是一军统帅,其实是光杆司令,人们就会明白,贵族存在千年之后,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就被推翻。”

    反过来,资产阶级当然也就特别仇视贵族阶级,一旦时机到来,资产阶级联合底层民众对贵族痛下杀手,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请问中国当下的“权贵资产阶级”,和旧制度下的法国贵族有多大差别?

    为什么“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的解答是:旧制度下中央政府的改革带来了境遇的普遍改善,正是这改善吊起了人民的胃口,民众开始认识到进一步的改善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是人民的“天赋权利”,而政府却未能通过有条不紊的、进一步的改善来满足民众期望、平息不满。这就像是骑自行车,可以骑得慢一点,但一定不能停止,改革停滞、半途而废的结局就是政权倾覆。

    托克维尔提及的“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对于我们特别重要。英国人从1640—1670年代的内战和克伦威尔军事独裁吸取了经验教训,知道民众大规模急剧卷入政治有多么可怕,所以必须设法防范;知道社会越是不公平,底层民众就越是天然地倾向激进革命,改革派就越是不能轻易去发动底层民众、让他们起来卷入政治斗争,否则就会使局面失控,滑向革命和动荡。而法国的国王和贵族先是对革命毫无预感,满心以为政权稳固、天下太平,而改革既起,贵族、资产阶级,尤其是文人又和英国人恰恰相反,当法治、宪政还立足未稳的时候就去宣传、动员群众,结果自然就是被民众的革命怒潮席卷而去。当代的民主化理论对此有很多系统论述,一再强调在条件不成熟——经济不够发达、贫富悬殊、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被广大民众所分享、中产阶级没有成为社会主流、法治宪政还很脆弱、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发育不够,等等——的时候,就去让底层民众过早地进入政治过程,就只能是引发革命;而革命的结果恰如托克维尔所言,既没有自由又没有民主,只有新专制或无政府状态。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当代中国的许多民主派至今仍然要么毫无所知,要么死也不肯承认的,他们至今仍然满脑子都是“人民有天然的民主素质,民主的唯一阻碍就是一党专制”一类的民粹民主信念。他们不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虚假信念,和各国民主化的实际情况严重背离。“书生误国”,说的就是这一类脱离实际,只会大谈民主教条的书斋民主派——恰如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文人。请看下一节:

二 激进文人对大革命的巨大贡献

    举世罕见的成功革命家列宁说得好:“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同样道理,“没有改革的理论,就没有改革的实践”。英国的渐进改良,是由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文化保守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奠定理论基础;而法国大革命,则是由法国启蒙运动的文化激进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铺路,其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激进主义影响最大的,是近代民粹民主的思想鼻祖卢梭。英国和法国的思想传统差别巨大,这是造成两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实践迥然不同的重大原因。所以,不是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是恰恰相反;否则,毛泽东就没有必要一次又一次地整肃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大讲“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就要大造舆论”,没有必要大搞“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了。但这且不谈,只谈谈托克维尔书中第三编的整整一章:“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174—183页)。

    读过美国史的人都会知道,美国自由民主的巨大成功,一部《美国宪法》居功厥伟,而这部伟大宪法的五十几位制定者,除一人出身下层之外,都是既饱读经典,又富有政治实践经验的政治家兼法律界人士。这和大革命前的法国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英国不同,这些文人从不卷入日常政治,……他们没有丝毫(政治)权力,在一个充斥官吏的社会里,他们不担任任何公职。然而,他们不像大多数德国同行那样,完全不问政治,埋头研究纯哲学或美文学。他们不断关心同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说真的,他们真正关心的正是这些。……这种抽象的文学政治,程度不等地散布在那个时代的所有著作中,……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和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事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对此毫无预感;由于没有政治自由,他们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他们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只要见过自由社会、听过其中争论的人,即使不问国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们连这点肤浅的教育也没有。”“同样因为愚昧,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衷心拥戴。假如法国人像以前一样在三级会议中参政,每天在省议会中致力地方行政,那么可以断定,法国人绝不会像此刻那样,被作家的思想所煽动;他们会维持事物的一定规章,以防止纯理论。”“所有身受日常立法妨害的人不久就爱上了这种文学政治。……听说一切特权概应受理性的谴责,无不为之雀跃。这样,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我惊恐地发现,人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和习惯;我立即看到,这是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为危险的革命,而那些明天就会成为牺牲品的人对此全然不知;……他们竟然忘掉了他们先辈四百年前用当时朴实有力的法语所表达的那句格言: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学者)与统治国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然而在法国呢?政治仿佛始终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在这边,人们采取日常事务所要求的具体措施;在那边,人们宣扬普遍法则,从不考虑用何种手段加以实施”。

    “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知识分子没有“见过自由社会、听过其中争论”,“由于没有政治自由,他们(知识分子)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他们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这说的不就是当今中国吗?

    知识分子既如此,而法国专制体制下的官员也好不到哪儿去:“长期以来,贵族和资产阶级被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他们表现出这种独特的缺乏经验并不使人惊异;更加令人惊异的是,正是那些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大臣、行政官、总督,毫无先见之明。他们中间许多人对于本职工作的确都精明强干;他们洞悉当时政府的一切细微末节;但是,一旦涉及治国这门科学,这门教授如何理解社会普遍运动,如何判断群众精神动向并预见其后果的科学时,他们就和民众一样一窍不通。事实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

    大家认真对比一下当今中国和这个马上就要大难临头的法国吧!简直是处处若合符节啊!对“治国这门科学”,我们的官员现在能懂多少?马克思主义,这是治国的科学吗?你放眼看看全世界,哪个按照马克思主义治国的地方是有好结果的?以此之故,李克强、王岐山推荐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恰逢其时——前提是,要有正确的解读,别让歪嘴和尚把好经念歪了,念成了“改革不能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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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十字路口的左右之争

----在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演讲稿

共识网主编 周志兴

2013年5月2日

    我想说明一点,我的这个演讲,尽量不用大道理和深奥的理论语言,尽量讲历史和事实。

一、要点:左和右,在中国有着很长的历史,看现在,要从历史着手,看到渊源。

  说渊源,先从现在说起。中共十八大之后,接着是三月份的两会,习近平占有了中国三个最有权力的和影响力的位置: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很多人都把注意力投向他,而其实许多人都还不太了解他。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当然也包括美国人,更是如此。

  而中国,在当今世界上,不是一个可以小看的力量,就人口来说,是世界第一大国,就经济总量来说,是世界第二,而且,在看得到的未来,例如说2020年,也许是世界第一。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由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国家,很多人说,是个专制国家,这样的国家,极大的特点是能够统一号令,利用国家的力量,全国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可以调动起来,做一件事情,甚至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在这样强大的力量面前,全世界都会为之震撼。所以,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理所当然地会受到全世界的瞩目。

  而习近平上台后,面临的是什么呢?当然他面临的有让他高兴的事情,例如,中国共产党还在牢牢地掌握着军队和政权;政府还是非常的富有;经济还在飞速的增长;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等等。但是,也有使他忧心忡忡的事情,例如:党内的贪腐现象的日益严重;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引发的环境问题;由此带来的执政党的威信降低的问题;还有人们对于改变现状的强烈的愿望。

  改变现状,就是朝哪里走。起码有两条路摆在面前,左边一条,右边一条。中共领导在最近曾经说过,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又要向前走,到底选择那一条?这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中国有不少成语形容左右,我们可以选择三个,一个是褒义的,叫做左右逢源;一个是贬义的,叫左右为难;一个中性一点,叫左右开弓。我看,着三个词用在习近平身上,都是恰如其分的。他希望左右逢源,所以在左右开弓,但是还是在左右为难。今天,我们讲的,正是在前进的路上,中国遇到的左右之争。

  说今天的左右,还是要追溯一下历史。在上世纪初,中国发生了一场大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从那时开始,很多人在为争取民主和宪政努力。可以说,在那个时期,社会精英是呈现左倾化的。他们希望改变中国,很多有钱人的孩子,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投身到革命的道路。我们知道,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富春等许多新中国的开国元勋都是富家子弟,他们都是受到左倾思潮影响的人。

  这种左的思潮一直延续到上世纪的文化大革命。

  那场文化大革命,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像那种惨烈,左的思潮,在这时得到了充分的表演机会。例如破四旧,立四新,不但打烂了私有财产的观念,还杀了许多所谓的黑五类。而立四新荒唐到把美国使馆前面的马路也改名为反帝路,因为美国是帝国主义。当然,还有不许化妆,不许穿漂亮衣服,那时,全中国的颜色主要就是蓝绿黑灰几种。

  还有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所谓三忠于四无限,等等,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左派掌权的国家。当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左倾发展到极致后,也有很多的危害,例如几次左倾错误,使得中国共产党一度到了全部覆灭的边缘,而因为左倾而误杀的自己人,更是数不胜数。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掌权以后的一次时间长范围大的左倾运动,造成的损失除了经济上的,还有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很多中国传统的值得延续的观念和品质中断了,造成了断裂。例如,诚信,现在的中国,信用危机也是不容忽视的。

  历史告诉我们,思想上的变化也存在一种物极必反,或者说矫枉过正。因为左的思潮造成了如此之大的危害,所以,文革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右的思潮开始占据上风。我说的这个上风,主要是在知识精英的群体中,在媒体中。

  中国的左右之争的源头,可以到历史中去寻找。从1980年到1996年,我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过16年,也有幸在中央档案馆看过不少的历史档案,确实有很多触目惊心的文字记载。

二、要点:左倾回潮的原因

  如果说,经历了左的思潮影响,左已经成为人们所不欢迎不喜欢的东西,为什么现在又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势力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共产党靠左倾思想掌权的思想传统,例如打土豪分田地的平均主义思想,例如藐视私有财产,藐视个人思想自由的所谓共产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二是文革后,没有彻底清算左倾思想。邓小平说到左,也就是说既要反左,也要反右,当前主要是反左。而反思文革时,更多的是说当权派但是受了多少批斗,没有检讨普通老百姓受到的波及。以至于很多人提到文革,认为是对当权派的冲击,而现在的当权派的所作所为,比文革之前不知严重了多少倍!所以,很多人希望再来一次文革。可以想见,再来一次文革,不知要比上一次惨烈多少倍。

  三是现在贫富差别的日益加大。过去,尤其在文革中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并没有大的贫富差别,工资差不多,穿的差不多,连住房也差不多。而现在,因为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因为一部分人用不正当的手段暴富起来了,因为税收政策的不合理,使得一般老百姓得到的没有全社会得到的平均值高,所以,引起了依然在社会底层的人的强烈反对,所以,他们怀念毛泽东时期的那种社会主义,上学、看病、吃饭都便宜的生活,家家户户一样的贫穷。这也是一种左派的土壤。因为有了左的土壤,又有了还没有灭绝的左的种子,左翼力量生长起来就是不难的。

三、要点:左右之间的主要分水岭

  左右之争主要表现在知识精英中。一般的普罗大众,更加关心的是生活水准的提高,如果我们把政治算在生活水准之外的话。这里说的知识精英,要分为两部分。体制内和体制外。说到体制,美国人很难理解,因为美国没有绝对的在野或者在朝,政党是轮替的,而中国,执政者是单一的,固定的,这样形成了所谓的体制。体制内,指的是掌权者,体制外,是掌权者之外。

  我这里主要说体制外,因为他们表现的更为明显。不是说体制内没有左右之争,而是体制内的人一般不会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在公开场合。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不说而已。但是,体制外的左右之争一定会影响到体制内。程度不同而已。有的时候,体制内的人会用左一点的姿态来显示自己的立场,尽管也许他们实际上也不那么左。原因在前面说过,左比右好,在中国共产党内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左是方法,右是立场,立场错了,就成了敌人。典型的例子是薄熙来。

  2011年的九月,我受重庆市委之约请,到重庆和薄熙来有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后来,曾经有人撰文说,我是唯一一个和薄熙来当面辩论过的人。其实说不上辩论,只是我提了两个不同的观点,一是我问薄,当然很婉转,用美国有人问这样一种说辞,事实上我也是前一天刚刚从旧金山回国。我的问题是,重庆打黑据说打出了1000多亿,美国有人议论,这些钱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薄没有回应我。

  第二个问题是,在唱红的问题上,没有必要如此意识形态化。我说,我听了红歌会,很多不红,例如,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例如小提琴协奏《花儿与少年》,那为什么非要说是红歌呢?这样大规模地唱毛泽东,说要跟着毛泽东走,会让很多人因而会反对重庆所做的一切本来不错的事情。这其实是左右之间的一个分水岭,就是对待毛泽东的态度。

  薄熙来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我们只能走毛泽东的道路。他说,按道理,我应当不喜欢毛,因为文革,我父亲挨整十几年,我也坐过监狱,但是,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告诉我们,只能走毛泽东的道路。当然,我也不那么相信这是他的心里话。最近我才听到有关人讲,会后,薄特别问到,这个姓周的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请他?

  左右之争主要围绕的还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在美国,所以我把这一点放在第二来说,就是对于美国的态度。左派一般是反对美国的,他们认为美国是世界警察,是世界麻烦的制造者,而美国人所标榜的普世价值,是谎言,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常常到美国来,甚至自己的孩子和家人定居在这个他们说是不喜欢的国家。而右派一般是尊崇美国的,认为美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是中国的榜样,甚至不惜自称为带路党,意思是假如美国军队要打到中国来的话,他们会为美国人带路。这当然也是极而言之的话。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很多在美国留学或工作很多年的人回国后成了左派,他们列举美国的种种不是,而没有或很少到美国的人,却常常觉得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圆。也许,很大程度是他们在美国生活久了,知道了美国社会的许多弊端,再就是有些人在美国受到过歧视甚至是不公正的待遇。

  第三个,是对待文革的态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貌似解决了。1981年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的很清楚:“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现在又有不少的人在拥护文革,原因是他们认为,现在的共产党已经变质,需要再有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需要缩小贫富差别,还有那时所说的三大差别(工农、城乡、脑体)而文革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其实,中共在批判文革时,特别在影视作品中,犯了一个错误,过多渲染了官员受到的冲击,而没有充分说广大百姓也受到的损害,包括生活的,精神的折磨,以至于很多年轻人认为文革就是可以无法无天地整领导,可以为所欲为地做任何事情。他们盼着这一天。

  第四个,是对待改革。

  很多左派认为,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很好,无论从医保、教育、环境还是社会安全,而现在,环境问题严重,贪腐现象、贫富差别、医疗、教育、住房等等,问题成堆。得出的结论是改革错了。而右派则认为,改革势在必行,现在还需要深化改革,或者说要重启改革。当然,左右之间的分水岭还有许多,例如,对待六四,对待胡耀邦甚至邓小平的看法,等等。

  其实,现在往往是没有特别的观点分歧的时候,按照人来划线成为了一种倾向,只要认定你是右派,那么,左派上来是一堆砖头,反之亦然。而左右之间,想要坐在一起都有点难了,更不要说观点的讨论了。所以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坐在一起,哪怕是只混个脸熟。不求共识,先求认识。中国人是讲人情的,熟人的话就容易听进去一些。

  我在北京郊区建了一个房子,起名叫共识堂,去年有两千人次去吃饭,今年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千人次了,主要是三部分人,官员、学者和企业家,而左中右是覆盖这三部分人的。简单的说,官产学、左中右都会在这里见面,一般讲,都能心平气和地讨论,听人家把话讲完。我的想法是,先别想着共识,先认识行不行?

四、要点:习李新政下的左右之争以及可能对下一步政治走向的影响

  习近平上位后,发表了很多言论,有些是右派喜欢听的,例如,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也做了一些举动,例如第一站去了深圳,到莲花山向邓小平塑像献花等等;也说了一些右派不爱听的话,如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说苏联解体时,苏联共产党没有一个男儿。

  不难看出,习总书记在左右之间做着艰难的平衡。那么,对社会的左右之争有什么影响呢?简单的说,大部分人还在观望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新君”到底在想什么,会走到哪里,但是有一点比较明确,很多人从开始的满腔热情和幻想多多,慢慢的现实起来。

  我这样看:社会上的左右之争,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习主席,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习主席的年龄和我们差不多,他的兄弟姐妹和朋友们很多是这个年龄段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久前,我在上海约周瑞金先生吃饭,谈到这样一点,周瑞金先生说,他和胡锦涛是同龄人,受的教育差不多。我说,我和习主席是同龄人,早期的经历也差不多,其实,可以从中悟出许多道理来。而习主席的最近的所作所为,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社会上的左右之争,大家也会揣摩新领导的真实想法。

  总的说,大家都没有绝望,大家也没有了幻想,知道了,路还在一步一步走。现在中国的知识精英,大致是这样几种心态:有幻想的,占少数,认为新领导一下子就能如何如何。绝望的,也是少数,认为中国没有希望了,就等着革命到来。有希望,无绝望,占了大多数。

  在北京,很多外国媒体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对习李体制怎么看?我的回答是,有希望,有不足,要给时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长久的历史,大一统和专制统治的时间这样长,一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大的变化,因为贪图快步走而乱了阵脚,酿成大乱,将是中华民族的灾难。

  我的原则是三不,不幻想,不绝望,不放弃。至于目前仍在继续的左右之争,我认为不是大问题,各种意见都有渠道发表出来,是好事。而新的领导能够在初期兼顾左右两种意见,也是好事。我认为,各种意见各种观点都能发表,表现了社会的进步,希望不要动用强制手段来压制某些人或某些观点,这将是中国的执政者需要认真把握的。这方面,我们看到了进步。

  在左右思潮斗争下,中国下一步可能的走向,既不可能走向极左,也不可能走向极右,还是中国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说的,像开汽车,左一下,右一下。而我判断,政治上、舆论导向上,将相对稳固,变化较小,而经济上,将加大改革力度。在执政党的党风建设上,反腐、整党、抓作风改变,将会是一个时期内的重点。

    我揣摩,用治标来争取治本的时间,是领导们最近的指导思想。

五、要点:知识精英的问题

  左右之争,有很多是观点之争,但是,也有许多不是因为观点,而是因为人。

  A、在中国,很多精英是脱离实际的,也是脱离底层群众,他们往往满足于在书斋里做学问,说的话,写的文章老百姓看不懂,自然也没有影响力。

  B、有不少的精英听不得不同意见和不同观点,动不动给别人扣上一个脑残的观点,互相之间轻视、敌视,甚至坐在一起的可能性都越来越少。

  记得2011年我到重庆,一位在社科院工作的学者领导对薄熙来说:薄书记啊,我做过研究,全世界的民主制度,中国的最好,我可以和任何人辩论。在饭桌上,他对我说,右派的问题就是不能面对现实。我和某某写了文章,指名要十个右派学者辩论,他们谁都不敢。回到北京,我问有的右派学者,你们为什么不敢和他辩论?那学者一笑,那脑残,谁和他辩论!左派的问题就是不能面对现实。

  其实,左右派能够坐在一起,能够互相听进去对方的话,才是达成共识的前提。我在北京常常组织聚会,邀集左中右官产学在一起,也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效果很好。我说,不能做到观点相近,起码做到关系相近。

  C、和政府官员渐行渐远。有些学者,他们看到了官场的弊端和官员的问题,他们看不起官员,所以,有意无意地和官员保持距离,甚至是敌对关系。要我看,官员中集中了大量的精英,他们的想法和社会上的精英有很多相同之处,无非是因为位置问题,不能够畅所欲言。而他们有个长处是必须看到的,就是他们是具体的操作者,有的时候,他们的操作是遇到挫折后总结出来的。

  在我家的聚会中,不难见到这种现象:学者慷慨激昂,说政府哪些哪些做的不对,应当如何如何,这时,看到官员淡淡一笑,说,你说的这些,我们早就想到了,也试过,如何如何不能操作。学者就会说,原来如此。就是说,社会上的精英不但要深入基层,接触群众,也要和官员保持联系,汲取营养。当然,有些时候,官员也是轻视学者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D、没有实际操作能力。很多精英没有实际操作能力,只会纸上谈兵。这个就不细说了。

  E、责任感和纪律性的缺乏,很多精英,尤其是右派精英,缺乏组织纪律性和责任感,这是一个大问题。

  为什么这一点右派会尤其明显呢?我想,大概是因为右派学者学名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然是自由主义,当然组织纪律性差些,为自己想得多些,而责任感也会差些。我做媒体,约稿时遇到过一些右派学者,常常是一拖再拖拿不到稿子,最后甚至电话也打不通了,再见面时他们也不脸红,很坦然。

  记得前年,北京有几次小规模的聚会,类似“茉莉花革命”,我曾经在一个饭局上做过测试,问:大家赞成他们的活动吗?大家都举手,赞成。我再问,你们会去参加吗?大家一致表示,不会。当然,不是绝对的,有很多精英也是有责任心有组织纪律性的,而且,并不是这些缺点会在同一个或者同一批人身上体现。

  F、不懂得策略和战略。这个问题也是很突出的,这个策略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说话的策略。有一次,我在深圳见到几个律师,给他们看了我的《领导者》杂志,其中一位翻了翻说:不过瘾。我问他,你要怎么过瘾呢?你说,是说十句话别人一句都听不进去好呢,还是你说五句话,别人能听见三句好呢?当然是后者。

  有些人,总想把话说绝,总想说的激烈,有棱角,忽视了对方的接受能力。我有时看共识网上被删掉的稿子,常常会觉得可惜,很好的观点,很棒的文采,只是因为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爆粗口或者是激烈的指责,影响了文章的传播。其实,我不是一般地反对所有激烈的文章。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这样的文字,但是,要掌握好度,也要分别不同的人。做自己的角色,这最重要。

  中国处在变革期,也可以说在十字路口。左右两边都想把车拉到自己一边,也在试图影响决策层,所以,左右之间还会有长期的争论,谁战胜谁还未知,但是,这本身是进步,想当年,要求是统一思想的。但是,想强调的是,要全面看左右之争,这个全面,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而且在观点对立中,常常还有相同的东西。

    这些,要浸淫其中才能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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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党五点共识

----采访李伟东

未普

  曾经对习近平新政抱以“开明专制”期望的政治评论人士李伟东,转变了态度,近期不断批评习近平走保守倒退之路。他的“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百年一个圈”之说,含有政治新意,引发学界的激烈争论。

  今年3月14日,中共红色政权的嫡嗣习近平成为中国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从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宣布建政,迄今64年。时年毛泽东56岁,四年之后习近平出生。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接过庞大帝国的习近平,也已步入花甲,两个甲子相遇,将给中国带来什么?

  民间与习近平新政的蜜月期尤其短,以《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为标志是100天。到200天,自由亚洲的时评家未普发表《文革再现,不是危言耸听》。他阅读了北京政治观察家李伟东的微博“@冬眠熊”7个月的“午夜政治观察”和几个演讲,认为李伟东由谨慎乐观迅速转变为悲观具有警世作用,李伟东提出的“文革会再现”的警告,特别值得关注。

政治雾霾遭遇思想清流

  在李伟东赴澳参加“当代中国转型的实践和理论国际研讨会”之前,笔者对他做了一次专访。李伟东认为目前并没有形成习李体制。习要走的道路实际上是5年以前就达成的共识,既不是胡锦涛逼着他这么做,也不是江泽民逼着他这么做,也不是7个人当中刘云山裹胁他,都不是,是他的主动行动,是深思熟虑后的主动做法。

  5年前,与他在内部达成深度共识的,是今天常委中的两名太子党,就是俞正声和王岐山,在他们之外常委会刘云山等都是跟着吆喝的。五年前究竟达成了什么共识?要从太子党的历史说起。

  2007年,在太子党官僚当中,符合年龄段的,当上部长的就是习近平和薄熙来。这年也是十六大最后一年,做了一个选择,就是选中习,不让薄熙来上,薄熙来也变成政治局委员但是发配出北京。薄熙来为此不服,在重庆“唱红打黑”,闹出后来的薄熙来事件。

  但是习是怎么上来的?习是破格被提拔的,他从中央委员越过政治局委员,一跃成为中央常委,为什么能这样呢?是因为曾庆红用突然隐退来换他上。他这么一跃,带动李克强也这么跃上来了。

  太子党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力气?因为那时候他们就达成完整的执政共识。李伟东几年中通过与军政太子党圈子不停的谈话,了解情况,大体上对太子党的执政共识作了以下排列。

    整顿吏治重树新风

  2011年在各种聚会上,太子党频频发出愤怒的声音,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太子党智囊张木生的“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李伟东说太子党的第一个共识基于对现实的不满,在他们看来父辈打下的江山已经被行政官僚系统搞的乱七八糟,共产党也被在他们看来是太监、管家、秘书的这类人物糟蹋的不像话了,贪污腐败非常严重,民众满意度非常低,国际上形象也不好,再这么闹下去就要像苏联一样亡国了。由于腐败导致亡国。那么太子党要上台,一定要好好整顿吏治,整顿官僚队伍,重新树立作风。这是第一个共识。

  记取苏联解体教训,拒绝戈尔巴乔夫

  整顿吏治,整顿作风,但是不能像苏联那样整顿,苏联解体的教训一定要记住,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对自己的历史搞虚无主义,否定党历史上重大错误,然后把党说的一无是处,再轻易放开言论自由、搞私有化、多党制、选举,就会像苏联那样一夜之间垮台。社科学院李慎明、房宁、程恩福(马列院院长)这些人的说法完全都被听进去。这是第二共识。(笔者:在8.19前后,邓力群就公开反对戈尔巴乔夫,批评苏共改革,大讲苏联亡国教训。)

  一定要重新恢复毛泽东

  太子党的各个家族很多年前已经开始做一件事,彼此私下里谈话、通气、讨论,当成一个重大党的问题来认真研究,首要是刘毛两家,王光美请毛家女儿吃饭,当时社会不解。毛把刘邓整了,老邓又把毛弄翻了,你们也就算平了,双方这段恩恩怨怨就过去了。其他人就更不算数了。当年“南毛北朱”。中央代表朱理治到了陕北,把刘志丹等都抓起来,当然有习仲勋,坑都挖好了。周志兴在重庆参加小型会议也听薄熙来说过:想来想去党内没有什么正资产,就是毛泽东思想才是正资产,回到毛主席才是正资产。这样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毛不管犯了多少错误,毛都是精神教父,是领路人。

  领路人可能犯错,但是总体上、指引的总方向是对的,在大战略格局上没有错。毛晚年在自己同志当中大开杀戒,等于犯了古代帝王晚年昏庸的错误。年轻时革命道路的选择,直到打下江山创立国家,都是不能否认的历史功绩。尽管把大家的父亲、母亲都整死了,家家都弄得家破人亡,但是没有毛泽东开创的历史、挣下的这份江山,哪有他们的今天?又哪有他们的未来?后来大家达成的共识是毛泽东是我们祖宗牌位,是精神教父,绝不能倒。要是倒了我们接下来所有的根基都倒了,这是第三个共识。

  一党专政不容清算

  第四个共识与上边的息息相关。毛总体上不能否定,不能走西方的道路,否则一下就垮了,一垮了就会被清算,绝不能容忍清算到来,这应该是第四个共识。(笔者:一党专政绝不能改变,而且要掌握在他们手里。)对,要在太子党手里。

  把毛也树立起来了,也整顿吏治了,怎么再往下走呢?

  接受并坚持“中国模式”

  从北京奥运和西方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官方一直鼓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济模式,从江到胡不管治理的怎么样,这个中国模式道路总体是成功的。GDP变成世界第二了,军力也大幅度提高,政府变得全世界第一有钱,这种情况下还能把江山拱手让人吗?

  继续沿着中国模式往下走,这就是自信,就是出路。那么这个出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设计“两个一百年”目标。

  习近平执政十年,要经历一个点,就是从1921到2021,建党一百周年这个点。目标设计是要实现高水平的小康,就是由现在GDP人均6000美元左右达到1万2到1万5,经济总量到时候将接近美国,就是现在水平上翻一番,从五十万亿翻到一百万亿。也就是17、8亿美元,美国现在是23、4亿美元,总量接近了美国,这是2020年的经济目标。

  到建国100年的时候,也就是2049年的时候,GDP要超过美国,这个就意味着他们说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就实现了。(笔者:他们不需要看到第二个100年目标。)他们只要看的是2020年经济翻一番这个点。2020这个点有什么作用呢?要形成一个圈,这个圈叫做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李伟东问:第一次听我说这个话吧?(笔者:第一次。)别人也这么说。从毛到习形成一个完整的一百年的一个圈,这一百年只要实现了高水平的小康,达到了民族复兴的初步目标,就可以一俊遮百丑。这一俊遮百丑就不得了了,毛所有犯的罪错都可以说成有益探索,都是在前进道路上走的曲折和弯路,因为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误,带领民族走向复兴,在习近平这个红二代身上实现了,习正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时候的在任总书记,毛之前的人已经不值得一提了,那就是毛泽东到习近平,共产党合法性由此重新确立起来。(笔者:习之前的邓也抹了。)是,那就把邓变成一个中间过度人物。(笔者:邓大点,江、胡小点,成为一个过度时期。)对。最重要的就是毛泽东到习近平,这才是一百年的圈,他就是要画完这个圈,借着民族复兴一百年这个梦捎带把共产党变成一百年都是光荣正确的,重新树立共产党的合法性。

  为什么说这是太子党接班之前就策划好的,李伟东想起六七年前就拍了一部音乐舞蹈史诗,叫《复兴之路》,这部电影为建党90周年而作,有两个跟习近平密切相关的人,一个是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淮,出品人;第二个是习近平妻子彭丽媛,是主唱。李伟东认为“中国梦”的思维逻辑那时候就形成了,绝不是习上台之后临时一会左一会右拼凑出来的,这是条深思熟虑的路。

  李伟东认为,这个深思熟虑保证了几个问题:第一,保证了党的传统权威和传统手段,可以适当的遏制腐败,一定程度上恢复民心。第二,可以拿钱向民生方面倾斜,老百姓的怨气也会相对降低。第三,中国道路这种做法,资金宽松有力,可以在很多大型建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比如说现在“神十”上天、深海探测器下潜、高速铁路,最重要的是外电报道六个,实际上是习执政时要完成三个航母战斗群,这是最重大的军力建设,有这三个战斗群基本上跟中国相关的太平洋、印度洋,还有南海地区就可以守得住了,等于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富国再强兵先于富民,习近平要走这么一条路。到这时候就可以说共产党伟大的一百年都是光辉正确的。

  毛120诞辰,习要做什么?

  第八个共识,就是习近平今年一上来,在毛120周年要干事,要把毛泽东封圣,就像基督教封圣一样。目前,舆论已经出来了,刘小枫的“国父论”,公开说了合法性就是江山是我们打出来的,我们管理原来有点不太好,有点探索有点失误,现在我们管理的很好,你还跟我们要什么合法性?什么宪政呀选举呀这些我们都不搞,那些都是邪路,我们就沿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往下走。国父、强兵然后再富民。李伟东说今年对毛的纪念总体上是一个对毛封圣过程,就是要封成国父。他还和贺卫方打了赌,习近平会进纪念堂。

  正式接受G2格局

  第九个重要共识,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中美共治的局面,正式接受G2格局。就是不去惹怒也不招惹美国,跟美国保持平衡,为自己赢得和平发展空间,然后逐渐跟美国并驾齐驱,直到习近平执政结束的时候,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没有超过美国也要并驾齐驱。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百年之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是李伟东要展开的第二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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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罗小朋的“总理难题”

荣剑

2013-02-27

     罗小朋写的“党天下的总理难题”,近日来在京城的思想圈子里有所流传,有所议论。这篇文章从题目上看,显然还不太适合在目前的公共话语环境中进行讨论,其中原因不必详解。在我最初看到这篇文章时,我的第一感觉是,作者从“总理”这个角度切入来分析和评价中国现有体制最高权力配置及其效果,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叙事方式,他把中国体制运行集中于少数几个关键政治人物上,的确还是抓住了中国制度安排的核心要素——人。对社会公众来说,“总理”这个概念,不仅仅是指国务院的一个最高职位,其实它还承载着许多尚未被时代风雨清洗掉的历史记忆,比如作为总理典范的周恩来,可能就是维系执政党在文革期间所剩无几的合法性的惟一象征。自周以来,历任总理不再具有神圣光环,几届政府的治理绩效如何,民间时有评论,但是把总理作为一个“难题”来谈,这还是头一回。正是基于这个判断,我和王瑛商量,由我俩分别约上学界几个朋友,围绕罗小朋这个话题,深入地谈一谈。

    这回是由我做东,于9月1日在紫玉山庄会所银树楼聚会,邀请的朋友是:金观涛、刘青峰,王瑛、周为民(蛇口)、翁永曦、杨冠三、张维迎、盛天启、周为民(中央党校)、周志兴和尚红科。两个周为民同时参加,也算是这个聚会的一个小花絮。

    聚会是由杨冠三主讲,这位中国体改所的“老人”,历经坎坷,志向不移,一直在从事着中国农村问题的调查和研究,被其14岁的儿子斥为“康梁余孽”。冠三显然很满意儿子这个评价,他向儿子请教,我们能不能搞辛亥革命?儿子回答道:“辛亥革命问题我没有研究,你给我点时间,过几天给你答复。”几天后,他儿子的回答是:中国不可能再发生辛亥革命。问为何?他说“朝中没有袁世凯,江湖没有孙中山。”他还问他父亲,张木生是不是认识,他怎么这么幼稚?爹说认识,为什么说人家幼稚?儿子的回答是:这好比人类已经直立行走许多年了,有火了;突然有人建议人类再回到树上生活。听到这里,众人大笑,直呼精彩,真是后生可畏。我上来先写这一段,是想说,我们这一帮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在各种场合自以为是,高谈阔论,忧国忧民,在后生们眼里,是不是已经完全过气了,余孽而已?不管这些了,先听冠三讲吧。

    冠三最近刚去了美国,临回国前和罗小朋有过长谈,这是我和王瑛请他主讲的主要原因。罗的文章是在去年写的,在海外也发表过多次,好像经上海朱小平私下推广,才在国内逐步流传开来。文章写的非常冗长,有四万余字,从古到今,宏大叙事,读完是需要有些耐心的。为便于理解冠三和其他人的相关评论,我把罗文的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1、问题的提出。由于中共政权面临空前的合法性危机,尤其是各种危机在未来十年全面爆发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新的总理能否顺利做完两任,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因此,未来十年,总理问题将是中国政局发展面临的极大不确定性最集中的表现。罗试图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历史的大视角中来解读,以图超越目前主流的分析框架,即仅仅从权力斗争或从路线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2、总理问题之所以在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源自中国特殊的国家形态传统。中国皇权至上的帝国传统,派生出了自己独有的宰相问题。罗借助于福山的观察视角,认为中国目前只是完成了中央官僚体系的建构,尚未向国家形态演进的第二阶段即法治国家和第三阶段即可问责政府过渡,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形态尚处在前现代状态。中国中央官僚体系存在着两大传统,即皇权和相权,宰相作为百官之首,一直保持着对皇权的一种张力。相权不仅代表了百官,而且代表了广大儒士。凭借这种政治结构,相权就能够保持一定的人格和道德尊严,从而使得士子阶层能对皇权带来一种极其可贵的道德和伦理约束。不理解这种约束的功能和有效性,就不能理解大一统的帝制中国传统为何如此强大。

    3、辛亥革命之后,帝制终结,相权的问题似乎不复存在,但是,到了毛时代,毛周之间的关系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中国皇帝与宰相关系的悠久传统,这就提出了罗小朋的核心问题:党天下的总理传统。毛有帝王之气,而周则是理想的宰相之才。毛周合作,是两种不同的领袖气质和政治才能的合璧。但党天下毕竟不是家天下,毛周要共同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共同创造党天下的治国传统。党天下与家天下之区别,不仅在于全新的意识形态,而且是全新的正当性基础、全新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基础。在这个背景下,周恩来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才干,开创了党天下总理角色一些重要传统。

    4、第一个传统,就是党天下的总理要恪守最高执行者而非决策者的角色,不能挑战主席制定大政方针的最高权威,也不能挑战重大问题党中央集体决策的原则。第二个总理传统,就是在中共与民主党派和知识精英之间建构了一种政治张力。这种张力增强了党天下的正当性,当然也增强了红色总理相权的政治基础,为周与毛之间的张力提供了一个来自党外的政治资源。第三个总理传统,来自他超群的外交才华。

    5、由于毛所具有的无限权力欲,使得他和周始终处在一种紧张关系中。毛不断扩大自己独享的权力资源和势力,削弱乃至铲除周的角色所依赖的其他权力资源,最后导致一个双输的局面:周输在生前,毛则输在死后。

    6、后毛泽东时代的党天下,领导核心出现了一种双层领导的格局,中共元老集体行使最高权力,胡赵行使执行权。如果胡赵能打开局面,建功立业,那他们就能接班;但如果他们失败了,就要准备付出个人的政治代价。在这种权力结构中,邓小平实现了这样几个政治目标:维持中共元老的团结,同时减少元老的分歧对改革探索的直接干预;邓可以利用自己的个人权威支持胡赵推动改革,同时也利用元老的集体权威,制约胡赵。这种安排自然也意味着,一旦元老之间分歧难以调和,或者胡赵与元老,特别是胡赵与邓的分歧难以调和,政治危机就必然爆发。

    7、1980年建立的双层领导体制在最初几年有一个蜜月期,无论是中共元老之间,还是元老与胡赵之间都比较融洽。正因如此,这个双重领导体制很快就推动了改革的历史性突破。具体表现,就是实现了三大变革:包产到户,对外开放和地方财政包干。这三大改革形成了经济市场化难以逆转的局面。在这三大改革中,包产到户和对外开放是地方首创,唯独地方财政包干一项,是由赵紫阳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其意义更为重大,是使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形成不可逆转之势最关键的一步棋。原因就在于,这步棋从此把中国地方官员的利益与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8、从历史的角度看,赵紫阳通过财政分权而促成了中国地方之间的制度变革竞争,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演变。历史表明,同一文明内部地域共同体之间的制度竞争,是推动该文明进步最强大的动力。赵紫阳对后毛泽东时代党天下总理难题给出的历史性解答,这个解答奠定了赵紫阳在中国宰相传统中的历史地位。

     9、后邓时代党天下的总理难题,主要表现在中共道义和精神的退化,在新的政治生态下,那些能够与低层民众息息相通的共产党人,那些更在意守住人格尊严底线的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了权力的竞争力。党天下更需要奴才,而不是人才。大一统的中国政治又一次完成了从造反文化主导向奴才文化主导的转折。邓的政治智慧在于,他终于明白了维持皇权与相权之间张力的重要性,一个不可能挑战最高权力,同时又懂经济的总理,是维系党天下的需要。中国开始向制度化交接权力、一帝一相的传统治理结构回归。

     10、赵紫阳的遗产,尤其是赵紫阳实施沿海对外大开放的战略,成就了朱镕基的财税改革。朱强力提升中央财政比重,遗留下许多问题,比如三农问题尖锐化、地方横征暴敛、公共投入不足,但都未引发严重后果,原因就在于,赵所开拓的沿海全面对外开放大格局,让朱有空间解决中国经济的两大难题,一是为农村劳动力创造就业,二是提升国企效率。中国沿海“大进大出”的经济局面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格局,从而改变了历史。

    11、朱的税改不仅以扭曲的方式解决了农民就业,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而且,他的税改还完成了另外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就是实现了中央官僚集团与地方官僚集团的利益整合。地方官僚集团发现,只要他们愿意和中央官僚集团分享利益和财富,中央官僚集团并不在意他们如何来盘剥本地和外地民众。正是在税改之后,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了空前有利的政治环境。

    12、朱作为总理,留下的最积极的遗产是加入世贸组织。虽然江对这个决策的政治决心是最重要的,但朱功不可没。江朱坚决贯彻了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方针,两人最为共同之处,就是对西方文明发自内心的向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朱还留下一份积极遗产,就是重视发挥专业官僚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金融和财税系统中的作用。这当然是出于加强中央金融和财税集权的偏好和政治动机,但朱促进了中国金融和财税系统与国际标准的“接轨”,对中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罗小朋以上所讲的内容,大概可以算是一个“历史叙事”部分,其中涉及到的一些领导人,尽管还在世,还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力,但基本上都已退出历史舞台。对于罗文的全篇布局来说,重点其实是在“现实叙事”部分,而读者如有兴趣看完这篇长文,大概也是希望能够获得对于还在台上的领导人的一个评价,即所谓的“总理难题”在最近十年里是如何呈现的。这首先为我制造了一个“难题”:如何在目前的公共话语环境中把罗的“现实叙事”部分真实地再现出来。如果原汁原味地复述,那肯定会遭致不测,惟有以现在执政党能够接受的或者社会主流的话语方式进行处理、淡化和转述,或才可能将一个富有启迪的话题置于公共讨论平台。我是以这个原则来解读罗小朋对“胡温时代”的总理难题的相关论述。

     对于近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罗小朋的判断并未出乎社会普遍共识,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开始全面转向权贵资本主义,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和广大民众利益,尤其是农民利益日益对立之势。所谓“胡温新政”,并未扭转这个趋势,反而愈演愈烈,用罗自己的话说:“中国的权贵利益发生了连他们自己也梦想不到的膨胀,从而把党天下置于空前的合法性危机之中。”从执政党的治理能力来看,是处在全面退化状态,最高领导人的选择已经沦为完全的暗室交易,为维护执政党的共同利益,不得不牺牲最高领导成员的能力和资质要求。这一代领导人存在着社会人格和知识结构的局限,他们基本是在一个完全失去了社会自主性和政治自由,同时又充满政治迫害危险的生存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为了适应这个表面上高度政治化、实际上政治风险四伏的“新社会”,他们必须有许多“策略性”的表现,不用自己的语言思考,也不用自己的语言去交往,这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信息和知识质量,限制了他们的思维和眼界。在罗看来,这十年可谓泛善可陈,虽然在处理三农问题上温比其前任有明显长进,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知识分子和民间维权运动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并在其任期的最后两年里,持续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但是,由于没有真正切实可行的改革行动,完全放任权贵资本的发展,无视民间底层的正当利益和要求,扼制社会的自主性和自治能力,使所有的改革主张都流于对空喊话的游戏。这些都表明,党天下的危机,已临近生死存亡之际。

    面对党天下的总理难题,罗小朋也开出了他的药方,这个药方不是民主直选而是地方自治。罗认为,中国要在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方面实现历史性的突破,关键在于横向秩序整合创新,以“地方对口支援”机制,发展地方政府之间的契约化关系,由此推动地方自治和社会自治。新的权力结构安排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在于这种政治形式有可能为发展地方之间的契约关系,创造必要的政治环境和法律环境,用地方自治来带动社会自治,扩大政治自由的政治张力。

    在尽可能周全地把罗小朋的“总理难题”要点陈述出来之后,该轮到杨冠三发言了,他作为主要评论人,也是罗小朋的老朋友,毫不客气,上来就打罗的板子,认为已经被批的体无完肤的东西,怎么又拿出来了?当然,冠三对罗的才华评价很高,特意强调他是当时发展组思想的主要贡献者之一,水平远高于王小强和周其仁,认为罗的最大优点是敏锐,善于从一篇报告中发现最有价值和核心的观点,同时,读书多,思想火花也多,但致命的弱点是缺乏逻辑性,缺少逻辑思维能力。对于罗的这篇文章,冠三基本予以否定,也是基于罗的逻辑性差,前后矛盾,文章没法看,不知道说什么,所以不值得讨论。为证明这个判断,冠三指出了罗文的几个主要矛盾之处。比如,针对罗的地方自治论,冠三挑出的毛病是,罗给出的药方是有问题的,先是赞同地方自治,主张强化郡县制,后面给出的药方是地方大员兼任副总理,并进一步主张总书记、中央直接任命县委书记,这就是矛盾的,不合逻辑的。这个批评言之有理,但是从这个批评出发,把罗文一锅端了,显然不尽合理。

    我注意到,杨冠三对罗小朋文章的彻底否定,是基于他和罗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这个立场不符合他儿子所扣给他的“康梁余孽”这顶帽子,他更像是“孙黄”式的立宪派。冠三觉得,罗文最严重的问题是和现今许多文章一样,把不能破除一党专制、党天下当做不能动摇的一面墙,是把共产党的千秋万代作为一堵墙挡在自己的前面。他对罗说的话是:“我为什么对你的观点持全面否定态度,现在中国面临的是三岔路口,咱们已经走到邪路上了——权贵资本主义,有人认为不能叫权贵资本主义,而应该叫权贵社会主义。三岔路:一条继续走,继续强化既得利益集团,保护官僚资本、买官卖官交易;另一条往前走,就是反对一党专制,走向宪政民主。还有一条路就是所谓的往回走,文革、新民主主义,回到毛泽东时代。我个人认为那两条路是走不通的,只有走宪政民主之路。不往前走会有各种可能,都是灾难性的,譬如纳粹、法西斯。我同意地方自治,但是是以选举为前提的,不是以任命制为前提的。”他还特别强调:“从政治学上说,合法性来源三种:一是血缘的;二是暴力、革命的;三是选举产生的。中国现在的党天下已经彻底丧失了合法性。你要重新取得合法性,只有选举一条路。”

    杨冠三旗帜鲜明的看法,一下子把大伙的议论顶到一个高潮,在宪政民主这剂猛药开出来之后,罗小朋苦思冥想的“总理难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在宪政体制下,哪会有什么总理问题,在授权委托之下,干的好接着干,干不好就下台,这不是很简单吗?大概都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与会者迅速从罗小朋的问题意识中走了出来,翁永曦就说,罗的文章可以改个题目,叫“党天下的治理难题”。但老翁所谓的“治理”,好像也不切题,执政党现在遇到的是“合法性危机”,这是比治理危机更根本的危机,其实质是现行统治基础已经动摇,已失去人民信任,政府讲的每一句话,老百姓都不信,都在挑刺,这还怎么治理?这些根本性的问题,难道能够通过理顺党政关系或地方自治的方式加以解决吗?

    思考到这个份上,罗小朋和他的问题不得不被“现场逻辑”无情地丢到一边了,接踵而至的话题由两个人逐次展开。先是由张维迎教授发表高见,他以他特有的经济学思维展开分析,提出了他的“承包中国”说(这是我的概括,未必恰当)。维迎对党天下的看法是,它没有封建王朝统治的继承规则,没有封建王朝在老百姓心中的那种合法性,而且它又是一个开放系统,不是规定共产党就500人,其他人不能进来,它与传统的体制都不一样,在今天谁都可以觊觎这个位置的。但是,政治家是不能依靠官僚系统一步一步培养的,官僚系统只能培养官吏。共产党现在只能用这种方式培养领导人,在官僚体系中按部就班地上来。当共产党不得不依靠官僚系统培养领导人时,危机就全面出现了。八十年代,中央看到地方有些能干的人,还有越级提拔的。现在一个副县长,离县委书记还有六级,必须一级一级爬。你要装孙子装好几个台阶。这种官僚培养体系出不了政治家。我们可以设想,把中国承包给共产党,你能够选出优秀人才吗?你内部能够合理有效地进行管理吗?现在的领导人和未来的领导人,在权威性上不足,与老邓不能比,更不能与毛比。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有效治理?最近南海、钓鱼岛发生的事情也是证明,如果不是我们内部出问题,人家也不敢来动你。

    张维迎的意思很明确,即使把中国承包给共产党,让其再管理五十年或一百年,未见得它就能管理的好,它的治理结构和人才选拔机制存在着根本性问题,需要有新的制度安排。他的看法,中国改革的第一步是宪政,不是民主。当然两者不是完全隔开的。第二,从历史看,各国宪政先是从贵族阶层开始,法制先在贵族内部实现,然后才逐步推广到社会。英国从1215年大宪章开始,到19世纪这几百年,所有成就宪政的事情都是在贵族与贵族、贵族与君王之间开展斗争,1842年后才开始民主进程。如果没有宪政基础建设,民主就会出现几种可能,一种是暴民政治,暴民政治后一定是新的专制。

    在张维迎之后发表意见的是中央党校教授周为民,我把他的观点概括为“政治仪式论”。他认为党天下的问题不仅是总理的难题,用帝相逻辑确实是说不通的。他比较赞成的是罗小朋对这十年政治运行的分析,尤其是价值分析。这一代领导人的局限性何在?主要在于他们没有接触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政治,他们的思想资源全部来自于党的宣传内容,根本不是真实的政治,也不是真实的生活。他们与文化大革命中起来的平民子弟也不一样,那些人是有真实生活的,可以出一些领袖,如维迎说的横空出世的政治家。他们与干部子弟也不一样,干部子弟政治交往比较自由,他们在一个圈子里可以讲真话。如果以后共产党垮了,大家一定会评价说垮于这十年。所以,中国未来走苏联的路的可能性极大。

    在周为民看来,这十年最大的问题是,这一代领导人到了关键岗位之后,根本不知道在这个位置上应该做什么,他们只是在扮演一个政治角色,这点和毛、邓都不一样,毛、邓做的事不管对错,他们是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而这十年,政治基本上仪式化了,一切在空转,念讲稿,背讲稿,完全做表面文章,但罩不住局面,到处出问题。干部制度还有一个更坏的东西就是搞后备干部,这原来是邓搞的,当时有干部年轻化的合理性,现在这种僵化的制度,把负责任的精神完全毁掉了,只要进了后备名单,剩下的事情就是笼络人脉,不要得罪人,特别是不要出事,不干事也可以进步;其他没有进入名单的人,再干事没有意义。整个干部队伍没有对国家负责任的人了。这是最致命的。共产党没有培养出自己的蒋经国,这是它未来要倒霉的地方。

    张维迎的“承包论”和周为民的“仪式论”,看来都点中了执政党现行体制的死穴,也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罗小朋的“总理难题”。因为罗讲到的后邓时代的总理难题,症候就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下降,包括其智力、智慧、知识和道德水平的下降,是奴才文化的集中体现。在社会政治资源被高度垄断的情况下,并且在执政党内部也无法形成人才合理配置的机制下,执政党后继无人,既不能实行民治,也不能实行贤治、善治,剩下的大概就是恶治了。我认为,这应该是党天下的核心问题:既不愿意还权于民,又不能进行有效治理,于党于民,都无法交代。

    在席间对执政党的一片看空声中,有人提出了她的疑问:“你们说将来要出事要算账到这十年,但是为什么在这十年里经济快速发展、国力上升了,反差怎么出来的,怎么解释?政治上不作为和经济上大发展,入世后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国际影响力增加了,这怎么看?再有个问题是党内分派的问题,有两种途径,一个是国共两党现成留下的格局。这个格局里,台湾别说也没有这样的政治家,它的地域、实力与大陆是无法比拟。你让他做,他也未见得敢做。第二个途径是两德统一模式,也不适合中国,现在德国有些思想家也在反思这个统一模式。”

    上述问题,我把它概括为四个概念,也即是评价国家权力性质的四个尺度:有效性、合理性、正当性、合法性。正当性是实体概念,合法性不仅是实体概念,也是程序概念。我们现行制度的有效性、合理性是有的,而且高度有效,解决了发展问题;正当性也有一部分,毕竟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解决了一部分民生问题;但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一点都没有,没有民选机制,没有授权委托的制度安排。张维迎的解释是,这十年是分享前期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其中包括银行坏账的处理,大批国企的私有化,加入世贸组织,再加上美国人犯错误,让谁执政都能取得这个成绩。但是,在九十年代,每个人都有希望,你不搞改革,你没有正当性;现在你搞改革没有正当性,国家的气质发生了变化,最典型的反映在国家官僚系统的改变上,现在的政治文化是奴才文化,大量使用秘书、共青团的人,而真正的人才不能脱颖而出。杨冠三对此补充道:历史上有这种情况,经济上增长不能说明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当年洋务运动之后,中国也达到GDP世界第二位,占世界15%,现在我们仅有百分之九点几。这不能说慈禧太后的政权有合法性,各国历史都有这种情况。

    罗小朋、杨冠三、张维迎和周为民,均是来自于经济学领域,他们对国家在近二十年里的发展所作出的相关判断,应该说充满着这个专业所应有的理性精神和基本操守。现在该轮到历史学家来发表意见了,历史学家提供的长时段的观察方法,或许能够对经济学立足现实的研究开辟出更广阔的理论视野。金观涛差不多是在讨论的最后时刻“出场”,在这次聚会之前,他曾向我和王瑛表达了一个意思,希望能够和经济学家对话,这大概也是来自于他和刘青峰的一个相同困惑:为何中国能够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取得如此迅猛的发展?其发展的逻辑何在?他直言,这二十年里,他和刘青峰一直在研究中国的思想史,研究中国思想发展演变的大逻辑,而他要强调的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性方案是由梁启超开创出来的。金观涛的话题就从梁启超开始谈起。

    金观涛首先指出,2012年,是梁启超发表他的《新民说》110周年,现在谁能知道《新民说》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一讲宪政就好像不要传统了、不要儒家了,一讲文化多元就好像不要宪政了,你要学美国你就是洋奴了。好像讲爱国主义、讲儒家文化跟宪政是矛盾的。这就是一元论的思维,非此即彼。在金观涛看来,梁启超《新民说》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建构起了一套二元论的价值体系,即把原来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元论,改造为公私分立的二元论,把意识形态、道德和中国传统的价值与现代的东西分开,公理领域一套,私理领域一套。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新民说》第一条讲普世价值;第二条马上将中国传统拿出来,讲中国是一个道德很发达的国家,但是我们以前只有私德、没有公德。什么是私德?就是传统。什么是公德呢?就是人权!梁启超由此认为:私德成就个人,人权成就国家,私德是我们中国人民族认同的基础。

    在金观涛的解读中,梁启超设想过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一个宪政国家。1902年《新民说》出来,影响象炸弹一样,它成了中国宪政的基础。清朝政府的官员纷纷到日本找梁启超,请他帮助拟定宪政方案。整个一代士绅思想转变了,才有了后来的宪政。假定清朝不解决权力基础的话,怎么搞宪政?所以,清朝在当时有大变化,忠君不提了,讲孝子。讲孝不讲忠了。当年的国民教科书里没有忠君了。社会组织中家族还是要的,还讲忠君,但忠不写到意识形态里去。公共领域搞什么呢?搞公民教育、搞宪政的基础。梁启超奠定了中国现代转型的基础。辛亥革命与清廷维新没有断裂,只是把君主立宪改为共和,本质没有变。宪法的权威性已经建立起来。所以从1901年后,清政府废科举、推行私人经济的成长,洋务运动靠的是中国传统的市场,主要搞国营。中国真正的私营经济成长是从1901年以后。现在回头看,中国现代化发展有两个高峰:一是1901年到1920年;另一是1980年以后。中间停滞了。那是中国社会巨变的时期。五四是退一步、进两步。五四把二元论推翻了,重新回到一元论。二元社会现在是潮流。美国一边是基督教,一边是宪政。我们现在所有的问题是一元论的,中国现代转型最大的问题是把梁启超提出的社会二元论的一套给丢掉了,这是黑暗中的光明。如果二元论不丢掉,今天许多问题就不存在。

    金观涛关于公私分立的二元论,在他已发表的著作中已有表述,这回重提,我并不感到新鲜,但是依旧感受其思想魅力,他通过梁启超的深刻洞见,得以窥察到中国自192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始终陷于偏颇的思想原因——一元论,或者是儒学一元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者是自由主义一元论(全盘西化),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一元论(四项基本原则),由此,在公理领域不能实行普世价值,在私理领域不能发扬和光大中国传统道德。这么看,我认为是准确地抓住了中国制度不能顺利完成现代转型的思想症结。

    我对金观涛上述看法的问题是:为何从1920年代起,梁启超以二元论所设计出来的现代化方案,会被各种一元论的方案所迅速取代,而梁启超本人也被各种激进思潮迅速边缘化,无法主导中国的思想进程,更无从主导中国的现实变革?按我的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显然有一个更大的“逻辑”,不仅支配中国以激进的革命的方式演变,而且也支配着诸如梁启超、胡适这样的中国现代思想的先行者始终不能被纳入到中国思想的深层结构之中。说穿了,中央集权专制及其改朝换代,只能以一元论的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作为其精神支柱;党天下体制的形成及其内在的治理结构,只能本着这样一个逻辑来加以解释。

     讨论进行到这里,主要的华彩乐段已经呈现的差不多了,其实席间还有许多言论,非常精彩,考虑到公共阅读的限制,恕难复加。罗小朋提出的党天下的总理难题,只是起到了一个启动讨论的作用,每一个与会者都是以自己知识的比较优势为依托,按照自己的独特观察,对中国现行制度的弊端进行理性分析。毫无疑问,与会者都是中国的思想精英,罗小朋、杨冠三、翁永曦,是八十年代改革的重要参与者,至今依旧通过不同的方式,建言献策,关注中国的未来走向;张维迎,作为中国目前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矢志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在各种场合积极推动“市场的逻辑”;中央党校教授周为民,号称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以改革的原则来维护执政党的核心利益,始终强调执政党惟有通过改革才能换来新生;盛天启,《求是》杂志社前编委兼秘书长,思想解放,忧国忧民,对目前的现状抱有充分的危机意识。这些都是或曾经是体制内的优秀人才,他们不囿于个人偏见,凭良心说话,对体制的批评秉持着建设性和负责任的态度。他们发表的意见,虽然并不见得完全一致,但是,至少在下述五个方面,是有高度的共识,我现概述如下,作为本次思想聚会留给更多的人去观察和思考的引玉之砖。

    第一,党天下或党国制度,依据传统的革命史观和意识形态,已完全不足以维持其现有的合法性基础,执政党政治信用的大幅度流失,执政党大范围的腐败现象,执政党依靠传统手段治理社会的失效和困局,其实质是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一个政权没有人民的真正支持和信任,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第二,即使社会现在完全容忍执政党现有的执政格局,继续放任执政党承包经营中国五十年,执政党自身的制度建设、人才选拨机制、权力更替方式和权力自我监督机制,均无法有效保证其长治久安,无法从根本上制止腐败,其治理绩效亦无可能赢得人民的最终认可。

    第三,现有的维稳机制已经基本失效,依靠强力维护社会稳定,只能不断积聚矛盾,酝酿社会冲突,徒增统治成本,最后引发革命或社会失控。经济增长在缺乏公正公平的制度下,只会扩大贫富差距,加剧利益冲突,形成不同阶层、族群、民族全面分裂和对抗的态势,依靠传统专政手段予以控制,必定导致灾难性后果。

    第四,解决党天下的治理难题,宪政改革是惟一可以选择的路径。继续走权贵资本主义,必然是死路一条;回到文革和计划经济时代,包括回到新民主主义,绝无可能;只有宪政民主,才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不管是发展地方自治,还是培育公民社会,不管是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还是直接进行宪政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必须明确:以宪政为目标,以宪政为手段,以宪政方式完成党和国家制度的根本改革。

    第五,制度决定人,但改变制度最后还是要依靠人,依靠执政党内部涌现出有历史责任感、深明大义、富有担当和卓越领袖能力的领导者。人们有理由期待,执政党新的一代领导集体,经历了文革动乱,有过长期的底层体验,参与了思想解放运动,有在基层和地方工作的丰富经验,了解人民疾苦,掌握知识和信息,对外部世界动向了如指掌,明白宪政民主潮流已不可阻挡。执政党创造新的历史的时刻,或许已经开始。

 



 

 

发件人:LUYI(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时 间:2013年03月29日 09:07 (星期五)附 件:1个(##张东荪没投毛泽东选票之后…….doc ) 查看附件 揭秘,张东荪没投毛泽东选票之后……

幕僚治国,福兮祸兮?

----王沪宁仕途何去何从

□ 美国之音

2013-07-02

  《华尔街日报》6月5日发表题为《王沪宁:学者出身的中共高级幕僚》的文章,介绍王沪宁的政治学识、在中共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等。一位资深外国外交官称王沪宁将“卡尔·罗夫和亨利·基辛格集于一身”,因为王沪宁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具有重要影响力。外界预计,王沪宁在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面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一些西方官员和分析人士希望,王沪宁能对鹰派军事官员和其他利益集团起到制衡作用,后者希望中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外交政策。(2013-06-05大公网,美媒关注王沪宁:政治局唯一的美国政治专家)

  美国垄断资本的喉舌《华尔街日报》最近特别关注的高级智囊王泸宁何许人也?据网上介绍,“王泸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新理论权威、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实际创立者。”以前他是文人,如今是高官。或曰“高级智囊”、“赛诸葛”、“文胆”、“护国宰相”……总之,已经不是独立的学者,而是被重用的“幕僚”。美国老这一咋唿,于是在中国就炸了锅,万众关注文胆王泸宁。可见美国佬对中国政治的操控已经到了何等的地步。这不是凭空指认,当初基辛格一个消灭重庆模式的 顶层设计,立即引来中国的重庆倒薄风暴;一个美国“猎鹰”顶层设计,中国军中之鹰派立即触了霉头……

  然而,中国的幕僚,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不过,如今倚重幕僚治国,国之福兮?国之祸兮?美国如此关注中国的幕僚,扶植之?或倒之?这全看对美国有利或有害。事实如何,国人睁大了眼睛细看!

  老例的博客《党内民主,以法治国:既得利益集团是宪政改革的动力——冯胜平致习近平总书记的第二封信》说:“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犹如三百年前的英国贵族,他们既有公权,又有特权,唯独没有安全:皇帝能剥夺他们的财产,暴民能剥夺他们的生命。通过光荣革命,英国贵族放弃一部分公权,保留一部分特权,换取了财产和人身的安全。同样,今天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缺乏的也是安全感。他们做裸官,做噩梦:共产党在,他们不安全,随时可能被“双规”、被查办。共产党不在,他们更不安全,暴民会清算他们——“民主之后挂路灯”。无时不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比中国社会中任何人都更期待宪政,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最大的动力是贪婪和恐惧。平衡两者的最好制度是宪政。习近平先生,要解决中国的难题,唯有实施宪政。中国共产党应理直气壮地打起宪政的旗帜,贯彻执行自己制定的宪法,使人民逐步享有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具体地说,通过实施宪政,给左派更多的公平正义,使社会更加和谐;通过实施宪政,给自由派更多的民主自由,逐步兑现宪法35条的承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通过实施宪政,限制和赎买权贵集团的权力,使其从改革的阻力变为动力。推行宪政,重在立规;必须向前看,不搞群众运动,不找后账。法国革命把贵族吊上路灯柱,把皇帝送上断头台,结果是百年流血动乱。英国革命利用贵族的自身利益,实现宪政,保证了国家三百年的稳定发展。”

  冯胜平何许人也?据该博格介绍:冯胜平是重庆人,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系,与王泸宁是同学。1982年国家选派赴美派留学生他被选中,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后学成未归留在美国打拼。他笑言,要是选中的王泸宁,他就进局了。何谓进局了?成为局中人也。所以王沪宁的同学冯胜平也来指点江山 ,为美国主子推销宪政,据说这样可以保障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安全——这就是美国说客的卖点。

  那么对于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安全,文胆王泸宁又如何理论呢? 冯胜平一主一仆,只要服侍好美国老板就行。而美国老板期盼王沪宁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发挥重要影响力。这可是一仆俩主的勾当,难呐!

  2012年02月27日,思想潮,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能阻止“文革”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范围,但当时的体制没这种能力。1954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就被文革破坏,这值得仔细研究。所以遵守宪法体制很重要,如果不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就可以将公民带走,干涉他人的人身自由,或用暴力威胁其他公民甚至冲击学术活动而不受追究,就有文革死灰复燃的危险。二十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前我们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然而我们有理由不时反思那场内乱。以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

  与此相唿应的是,2012年03月14日,华富财经,《温家宝:不推行政改 文革或重来》:温家宝称“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这就有了“宪政”与“遵守宪法”的纷扰。

  美国老板何以推销“宪政”呢?这是美国梦的的重要组成,是美式新殖民主义的高招。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接受了美国宪政政治模式,美国马上对其操控自如,说换马就换马。不听话的马下场可悲。譬如韩国前总统外卢武铉不听美国老板的话,外交上,他不顾一切地发展和朝鲜的关系。内政上,卢武铉清算“韩奸”,与日本对抗。这都违背了美国的战略利益。于是立马换马。换马还不解恨,必置之于死地以教训来者。卢武铉的妻子收了5000多万贿款,把柄落入人手,他被株连了,被逼得走投无路,自杀了。 中国台湾的陈水扁,也因美国中意而发迹,更因忤逆美国而成为阶下囚,还被逼成疯癫。即使是马英九,处理渔民被菲律宾枪杀的事件也不得不以美国的马首是瞻,从当初的慷慨激昂,到如今的无声无息。中国大陆要是也上了套,美国还需要费那么大的劲重返亚洲,让日本入侵钓鱼岛,唆使菲律宾南海寻事,培植东突在新疆搞恐怖活动,四面威逼?换只马就行了。于是有了两难:中国的新生官僚不投靠美国,内外交逼,不安全;投靠了美国,动不动就换马,也不安全。美国老板的美梦与中国官僚的美梦要相通着实也不容易啊!

  如此,对于美国主人推销的“宪政”,“一仆俩主”又能作何处置呢?确实犯难。

  王沪宁主编的《政治的逻辑》指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保护和发展生产关系,就是保护和发展决定这种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就是保护和发展那个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民主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首先体现在保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以财产状况划分公民权利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保证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以便能更有效地维护该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以民主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政治关系、政治活动规则、政治结构模式和政治价值取向,都不过是为证明和保证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合法性而确立和设定的。社会主义民主应该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只有在这种服务所形成的相互作用中,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完善。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只有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在经济领域内体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主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统治的更换,而不断进步和完善。每一历史时期的民主都比前一历史时期的民主向前迈进一步。但是,只有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民主,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享受的真正的、最广泛的民主。”“列宁把无产阶级民主制看作为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完全不同的、新型的民主制和最高限度的民主制。”既然资产阶级民主制——宪政民主还不是无产阶级民主制,那么从理论上就难以直接接纳美国的推销。

  王沪宁在《“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中说:“从十年前开始,我们就高度注重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措施来健全和完善政治体制。近年来又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从技术上保证政治体制的各个环节能够合理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党政关系、各项权力之间的关系、宪法保证制度、司法体系、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关系、干部制度和社会民主化等方面,通过系统的政治工程,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成为一个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政治体制?通过对“文革”这场内乱的反思,人们深切感到,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应大力开展政治技术研究。一方面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发现和创造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政治技术。另一方面,应当比较和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采用的政治技术,对其中合理和科学部分应该加以引进,为我所用,包括社会政治制度相似的国家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这就是 所谓“尊重宪法”的折衷方案。

    关键就是要用法治秩序阻止“文革”——文化大革命。

  王泸宁主编的《政治的逻辑》关于革命的说法却是:何谓革命?列宁有过一个非常明确的解释。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从列宁的这个解释可以看出:⑴革命是一种暴力行为;⑵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打碎旧的政治上层建筑;⑶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新的生产关系的最终确立。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打碎,意味着旧政权的推翻;而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则意味着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主要有两种: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马克思说:“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

  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革命,人民群众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确切的说是“新生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场革命,那么维护了既成的秩序还有可能“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吗?如果不希望再次爆发“文革”(暴力革命毕竟有代价,不希望再次爆发情有可原),那么,不是由法律秩序去阻止它,而是消除爆发暴力革命的根源——没有了“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也就是没有了“新生官僚资产阶级”,暴力革命自然不会发生,这是起码的政治常识。

  如果人们重读一下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文章里的这一段话,那是很有意思的,统治者集团总是力图维护他们拥有既得利益的秩序,秩序保障了统治集团权力与财产的安全:“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们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它们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自己的军队的口令,并用‘汝将以此获胜!’这句话激励反革命十字军。

    从这时起,那些曾经团结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守住革命的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宗教,秩序!’这一口号所战胜。每当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比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任何最单纯的资产阶级财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浅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当作‘谋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当作‘社会主义’加以指责。最后,连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三脚祭坛,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打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对那些站在自己的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亵渎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组成为维护秩序的神圣队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就以“社会救主”的资格进入了土伊勒里宫。”

  如此,个人利欲熏心的幕僚完全依照既得利益者的贪欲来设计政治,治理国家,而根本不尊重社会的固有规律,不循道治国,无视逻辑,这对于人民大众来说,福兮祸兮?

  作为置身于社会现实利益的政治家至少还要受得天下与失天下利害关系的制约,不至于不顾一切地为所欲为。而幕僚只看主人的脸色,无所顾忌地设计政治方案取悦于主人,甚至刻意投其所好而达到左右主人的个人目的,实在可怕。

  中国贻误天下的千年门客幕僚体制何日完结?人们不要沉湎于诸葛亮光芒四射的辅佐而舍不得割舍幕僚体制,正是诸葛亮自以为聪明的包揽一切彻底断送了蜀国。

  至于智囊,无疑是需要的。但不是这样的主仆关系。笔者一向主张学术与政治分野:所谓的学术与政治分野指的是学者独立思考、自由研究,直接对理论与事物原本的规律性相符合负责;政治家、管理者采用适宜的学术成果,独立决策,直接对决策的后果负责。在政治力量与资本势力授意下,学者不顾事物原本的规律性而推出的所谓“理论”,不是学术;对理论与事物原本的规律性相符合负责,而不直接参与公共决策的学术研究也不该被视为政治活动或经济活动。明确政界、商界与学界的分野,是中华民族走向昌盛的前奏曲,此曲必须奏响。

  人类之区别于禽兽就在于思想,没有了自由思想,人类文明也就名存实亡;自由思想的成果,不通过政治家、管理者等实干家根据实际条件来指导社会实践,也就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成了乌托邦幻想而无益于人类。

  而不自由的所谓“思想”,也就是在政治力量、宗教势力与资本势力的高压之下,无良学者不顾事物原本的规律性而泡制所谓的“理论”,并由统治者钦定为“正统思想”,那就只是一种维护特殊利益的宣示,跟老虎撒尿划地盘一个样,谈不上是区别于禽兽之思想。用撒尿学术替代自由学术就是人类从文明向野蛮的倒退。中国近代,一反古代百家争鸣,学术自由发展的优良传统,陷入了万马齐暗的思想牢笼之中,这正是中国社会近代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不彻底改变这种状态,中华文明就不可能复苏,政治文明就不可能在中华大地出现。

  而作为专业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一般不应一身两任,既从事学术研究又同时充当决策的官员;官场利益将无可避免地造成偏见,使得出的研究结果与实际不相符合。这也就是所谓的“当局者迷”的根本原因。

  总之,中国需要智囊,但那是一种人身独立、思想自由、事事遵循事物规律性的,可以从不同角度阐明规律性的不同学术流派的民间集体智囊体制。而不是封建体制下的怪物——门客幕僚制。 还希望中华民族振兴的政治家,何取何舍,请细思量。
 

 

 

 

发件人:hanxin69911 hanxin69911@126.com 收件人:仲大军时 间:2013年05月28日 22:42 (星期二)Re:Re:汉心致函

中国政治集权的社会成因

汉心

    在中国,由于崇尚国家统筹而使得政治缺乏应有的大众性,所以,在一般人的心中,政治往往被理解为社会管控或单纯的政府行为,而不是人人有份,应当确权划界,专业分担的社会功课。长期以来,由于一切民生国运皆诉诸于政府,在突显其无所不能并承受了不堪之累的同时,却也折射出官员能量在民意天平中不可替代的主导性功能。加之高度组织化的权力科层与庶民生活的自由散漫不兼容,乃至彼此胡乱猜忌,故常常成为野史民谣爱恨交织的责难主体。这不仅导致国家主权遭致诸多市井物议,还因公共事务缺少广泛的社会辩论修正,故只能通过行政指令强化“团结”,或是动用亲疏关系纵向分级布控,收紧局内人对体制的依附与顺从。

    由此造成的政治不仅系统紧缩而且缺少平民性,还因不能随机与社会互利分权,检讨是非得失,所以经常出现扰民犯横的制度策论,或行政行为不当引发诸多社会怨怼。也正是这种朝野互疑造成的信息堵塞导致的任性和不放心,才使得中国传统政治要么太过养尊处优,不懂体恤民情;要么高度警觉以防范社会离散而授民以柄。因此,即使历代皆不缺“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甚至挟民意汹汹之势破旧立新,以图通过“变法”促进善治良政的进取呼求,但其目标也多是不废道统的随机正义或国运下行时的扶危之举,尽管显得突兀而不乏悲壮感,但其对中国社会而言,更像是宣示一种做人行事的向度,提供一种“正义永存”的期待而已, 虽有令人仰视的崇高感,但对促成国家分权和社会自治则基本不在其政治哲学考量的范畴。

    正是源出这种内敛而不轻易向外借力,也不在乎社会分治的权力生态,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编程中要想有所作为,拥有政治前途,精明与审时度势常常比突出风格和显示能力更重要,也更有现实感和意义。因此,中国社会无论是家庭教育或主流规训,都不支持分权管制和个体为终端的利己主义,举凡为人处世也多主张精英济世,追求的是由权力中枢派发的身份感和舆论观上的统一场。是故,人们总是只想在现存规则中相机行事,奉行的是曲径通幽、借势发力,是对纷繁处境中的社会人事布局做到心领神会,从而才能建功立业兼济天下。所以,无论官民都习惯以国家承认为正道,以社会中政治主导的路径和官方标准立身处世。即便是离经叛道者的“异见”批评和政治指控,也多是落败者的怨气,或没法走“正途”从政的另类正义和替天行道,一般鲜有出于另立中心分庭抗礼,或打算施行多元主权并列分治,另劈蹊径的国家系统重构,期待的仍然是“翻身作主”改天换地,而不是认领社会分化和民间主权,憧憬的仍然是“大丈当如是”的伟岸”而不是预备另外制宪以促成社会自治的个体立法。

    所以, 列朝革命纵是风起云涌、所向披靡,结局也多是英雄气短、折戟沉沙而很难修成正果。究其根源,除却起事者策论错失或并非真心践行自己宣示的主张之外,其冒险破局与中国政治立足于“天下一元”的统合感必然发生冲突,以至连主导者都会因“僭越古训”而常常显得畏葸犯难,故除非置之死地而后生,其内部团结也总是受制于追随者的“心神不定”而屡屡陷入内讧不易达成。如此,则“政治忠诚”不仅是权力场中容身者必守的基本原则,更是检测个人是否公道或人品优劣的全能标准。所以,历代尽管体制功法各有不同,但在意识形态宣示上的忠心从来都是从政的必要前提,即便是言不由衷的政治表态或刻意奉承,上行下效的气场也会内化成个人自发的精神依附与体制眷恋。因此,即使有众多逆向选择搞政治的“不兼容”者占山为王、结盟立威,也多是因仕途拥塞而想寻求“曲线”招安进身,或臆想风水轮回打劫坐庄,一般很少有重塑政治品格的远景规划。反之,那种另立旗杆,企图通过民间立法、分权主政的冲动,不仅容易引发国家警觉而遭致拆解,还因其多是近亲繁殖的江湖乱而颇受市井非议,既要遭致民意冷场和习惯抵制,也容易被社会道德斥为“旁门左道”而不能有效汇聚人气,故总是一次次重复“其兴亦渤,其亡亦忽”的轮回宿命。因此,对于习惯亲亲尊尊,五伦义气相投而不能轻易出格、自作主张的中国社会而言,政治上的集权和国家管控不仅是多数人的现世理想,也是国人生计牢靠和名份安顿的优化选择。

    也正是这种这种国家行政统筹,导致的民间主权缺位和文化空场,才使得一般国民都只有权力影象而缺少广义的生活出路,从而无法作出多向度的专业分类和身价研判,因此,中国社会对政治价值的理解就会剑走偏锋,以致不少人都以为,只要有了国家配发的职务装备就能让自己心安无虞,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社会人生难题。故此,中国社会才累积了太多政治焦虑,触发了诸多变法图强的主张,甚至不乏乱中取胜,或巴望周期性闹革命“翻身”带来好运的想象。殊知,这种政治全能期许的“成功感”在给人以依靠、安全,直抵人类天性中的隐秘需求并激活其操控欲的同时,也会因其太过拥塞而加剧社会冲突和权力运数无常的紧张感。也正是出于这种忧虑,中国社会才重血缘、续家谱,江湖行走也多喜欢投亲靠友拉关系,由此不仅可以借重人情义气抱团取暖,累积公关资源,还能通过亲朋之间惺惺相惜,能力评价和关系担保提携,从而促成其中的“优胜者”投身社会事业“搞政治”,为所属关系人输送利益,争光立德,在确保其身份合法的同时,还能享有国家派发荣誉的体面与价值感。所以,尽管史籍文案中有诸多政治历险或厚黑不堪的描述与想象,也确实演出了不少家破人亡的世道悲情,但其“折戟”与收益的概率估算,也总会让不少励行社会治平经略,憧憬人生高端体验的“理想主义者”心存侥幸。

    考诸中国政治生态,由于多数人都想通过权力配发优越感,获得特殊待遇,举凡一旦编入国家组织的科层序列,其政治立场与观念取向便会依类赋形、随机应变。总之,是既少有固定的原则坚持,也不拘泥于主义教条或学理预案,而是一切讲求实用, 讲求人事布局的协调与彼时的权力运势之需。是故,即便是有些“入局者”行止看上去吊诡而颇不符合优选法则,但却总能切合中国古老权力生态相生相克的系统守恒。反之,那种率性而为,强调个人独立行事的“自由主义”虽能尽显离世异俗的突兀感, 但其在实践层面,却常常与组织意志和中国社会近亲繁殖、其乐融融的“混沌主义”水土不服。是故,单元化的个体主权不仅会频遭体制排斥,甚至连“在野”立身处世也因人脉不通而难以成事。所以,在中国,主权归民的理论预设虽然令人心仪,也确实能引发一些“舍身求法”者挑战政治集权,收获诸多激情拥趸,但却因政治行为深陷“义气用事”,而只能依据当事者内心的尺度和乡规民约加以化解。所以,那种“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文化想象,几成法律人的一厢情愿。在多数情况下,法理条规都不能主持正义,甚至在事关社会民生和公私利益的配置上,也很少有人是基于对法律和原则的敬畏而自愿承担后果,更多的认账与服从,仍然是古老的道德训示和良心不安,是构成人们社会关系的条件如面子、习俗,人情和羞耻感等。

    英国法官劳顿?柏格说“如果法律制定者对构成人们社会关系的条件缺乏眼力,则其法律越多,于秩序管理则越没有实际意义”。基于这一历史成因,作为一个延续数千年而气脉不断的社会共同体,其假公济私,重人情、轻法理的行政错失理当不能简单归昝于古今“在场者”没有远见卓识,也不是此间文明的生发路径和所谓的“民主素质”、法律意识有什么问题,而是中国古老的生活方式与集体风尚,是缘起中国社会忠诚与家国“同心圆波纹状结构”〔费孝通先生语〕;君师合一与政教连体在政治观上的承前启后。换一个角度讲,这当中既有 “一山不容二虎”的哲学警示,也有赖于传统“贤能富贵”打包配送的“马太效应”形成的向心力。其间透出的不仅是权力中心对民间分权自立的不容忍,也有中国社会对主权下移和“契约”分权让利,改写古老人伦关系的不适与文化冲撞。也正是源于中国民间对援引法条切割人情的习惯性排斥,“司法独立”和个人主权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才常常打折走偏,不尽人意。因此,即便是在普法、用法维权几成共识的当下,多数人仍喜欢上访告状、找关系求能人“摆平”,或是在亲疏关系明朗,自己能掌控的局面中解决问题,甚至事关民生国运的宏大叙事,其体认也多是天下为公的“道理”,而不接受群己立约,条块分制的冷规则。由此, 那种动辄诉之于法律至上或系统分类的专业主义声讨,多是一种不解乡土民气的文化偷懒,或是淡出此间社会关系和交往伦理的敷衍之说。

    民间讲“一方水土一方人”即可阐释中国政治有为的前提必是入乡随俗,与社会人情世故兼容匹配方能有所作为。相反,那种寄望于“堆砌主义”修改中国的努力,看似“政治正确”,但却因忽略了构成中国社会关系的细节和生发密码,是故常常执于学理争吵而不解此间人事的实际况味。殊知,这不仅无助于以改善中国,反而把自己也折腾得含混不清。据此可见,政治不单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承与生活方式,它源于大众自愿认领和习性之使然。再则,由于中国社会不习惯缜密的数理思辩和客观化的逻辑归纳,举凡物理人情皆托之以经验意会而后明心见性。是故其判断审思、格物致理见之于家道国政的运筹规划,便很难套用现成的主义学说,或任何有形的备选方案。以此返观,则中国之稳定和统一感,其实并非所谓的“封建主义”代际相传,而是五伦相生相克的人文传统,是建基于以“一元”统筹天下,无远弗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兼容并包,是贯通天、地、人三才交感依存的伦理布局,它不仅强调个人主体的德性圆成,更注重以人情参验事理,故特别强调尊尊亲亲,老老少少相互照应,从而在历史与社会意识上,将“尊道”与个人的价值和身份感联系起来。

    正是这种基于德性优劣比较而形成的社会意识,对广土众民而言,不仅是一种现世的生活安排,更是一种可以穿越“有限性焦虑”走进历史,并由此获得饱满人生和意义感的心理期待。所以,这不仅有助于自下而上确保社会系统代谢有序和政治稳定,从而使其长时期拥有广泛的民意依靠,还可以凭借其道统凌驾于国家制度之上的“正当性”有效化解内部结党和地方分权。就社会管理而言,这种立足一元的文明传统,虽然不具有仪规严谨的宗教约束力,但却能在同心一体、德化天下的缘系社会结构中发挥非宗教的统合力,从而不仅成为政治参与者道德生活的安置点,也是多数中国人的精神信靠和情感装置。所以,即使是近代以来颇遭垢病的科举制,其设计的初衷也主要是力求通过“选贤与能”的优绩评价,结合“学而优则仕”德能双修进入“体制内”协助皇室分权制衡,以图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平等和精英治理。至少,就始作俑者而言,这既可以有效防范居心不良者操纵民气另立山头,聚众打劫社会;又能据守道统正义累积的经验教训,对社会普遍的“逐利分权”意图保持适度的文化挤压。

    综上所述,由于一国政治文化就其发生学而言,都是为了确保该族群优越和安全感的知识系统,没有任何人会逆向选择对自身不利的文化或道理,更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文明属性而被他者所定义。所以,即便是现代处境之下的中国政治结盟,看似严密紧凑而且不乏舶来的大词文法,但其实际组合方式仍不出乡土中国的文明底色,承载的仍然是立足于亲疏远近的投缘拉关系。因此,当下的社会议政与民间维权虽是声浪迭起,但却很像是同道间的义气联盟而非信仰,是缘起社会发展利益不能均沾或剥夺引发的厌恶和声讨。太史公曰∶〝天下以势道而交,势存则从之,势去则弃之〞,数千年累积的政治文化也颇似武侠争锋,一切端赖力量强弱或功法是否持平。是故,凡能触动社会政治变革则必先达成统一共识。或许,其主导权并不一定都取决于掌权者的态度和意愿,但无权者的坚韧、耐心和矢志不渝的同心同德肯定是必要前提。

    尽管现代政治讲求法理契约而不大援引善恶定义,但好的政治必然含摄伦理的属性和美好愿景,尤其在中国,多数人仍然相信人有羞恶之心,喜欢以善念度人而且在意识排序上重视以德服人。故谈论政治就得重拾群众观念,强调集体主义和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否则,若是仅仅把严肃的政治议题当作消费,当作是心不在焉的话语装置或言论时尚,这不仅改变不了人们的生活,也不太可能解决实际问题。即使是常被论及的公民权和社会自治,也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言论自由,或是移植现成的主义样板,厉行“普法”和利益维权就能破解当前的政治难题,。所以,无论如何现代,政治民主化最有效的动力依然不是先锋理论,而是也只能是,大部份人都能主导自己的选择,过自己想过的生活。除此之外,它还是一种心灵结构和日常的行为方式,并贯穿于我们的文化信靠,大众化的饮食器服和伦常日用之中。

    因此,只要是基于为社会立法的文化思考和政治实践,就不能不对构成中国社会生生息息的精神原则、习惯,以及人情事故抱以足够的尊重和顺从,不如此,则所有的政治倡议都很难获得民意支持。殊知,政治革命和和理性的社会改造之不同在于∶前者只讲结果,故可以动用一切空洞而无须兑现的理论和口号,后者则必须遵守传统价值而后量入为出, 仅有激情批评和愤怒声讨,虽能鼓动社会维权冲动,但却最易导致各行其事的投机性“散户”心理。历史的多数经验表明∶行动先于理论,事实胜于雄辩,无论是保守的良政善治,或是大面积的破局立新,都必须讲求可行和有效,理论可以尽显花哨,但归入政治,就得参验本土文化与之形成的共生关系, 否则,他山之石虽可攻玉,但却不能替代中国解决实际问题。

    二 0一三、五月三十日完,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7月01日 10:15 (星期一)附 件:1个(7-1.rar ) 查看附件 旧文新读

    说中国太子党缺少贵族气质,也确实委屈了他们。贵族气质是长期形成的,不是一代两代,而是十几代几十代形成的。而中国的太子党仅仅是一代人的时间,并且很多中共高干还保留了工农平民的传统,所以今天的中国,很难从干部子弟中寻觅贵族气质。 本文只考察了西方的贵族事例,殊不知中国的贵族气质也有很多故事可讲。齐庄公被崔抒所杀,曝尸朝廷,群臣噤若寒蝉。唯晏婴大夫刀丛不避,前往抱尸而哭,以表哀伤。齐国的老者颜斶被齐王召见,大堂之上,齐王招呼颜斶过来,颜不动,反而说你过来。齐王不高兴,也只好过来。鲁国执政大臣季武子派自己的弟弟鲁国大夫季公冶去迎接从楚国访问回来的鲁襄公,却不告知信中的内容,充当了欺骗国君的角色。回来后公冶辞去朝廷一切俸禄,羞与季武子为伍,致死不见其兄。中国贵族的人格在《春秋》里比比皆是。可惜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读《春秋》了,只知鹦鹉学舌地搬弄一点外国趣闻。

贵族气质

阿波罗

2011-3-28

    现如今,中国的许多有钱人把孩子送到英国上贵族学校,希望他们毕业后也能成为贵族,但当他们发现即使是英国最好的学校----伊顿公学的学生,睡硬板床,吃粗茶淡饭,每天还要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甚至比平民学校的学生还要苦时。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些苦行僧式的生活同贵族精神究竟有何联系。

    其实这一点也不希奇,因为西方所崇尚的贵族精神不是爆发户精神,它从不同平民的精神对立,更不意味着养尊处优。悠闲奢华的生活,而是一种以荣誉、责任、勇气、自律等一系列价值为核心的先锋精神。

富与贵不是一回事

    世界著名的贵族学校要实行如此严格和艰苦的军事化训练,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自律精神。真正的贵族一定是富于自制力,一定是有强大精神力量的,而这种精神力量需要从小加以培养。

    伊顿公学也确实用这种方式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人物,比如打败拿破仑的那个威灵顿将军,就是伊顿公学的高材生。

    威灵顿是世界军事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他在和拿破仑进行决战的时候,曾经留下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当时他冒着炮火在前线观察敌情,他的参谋人员多次劝他早点撤下去,因为前线太危险,可是威灵顿就是不动,参谋人员只好问他,您万一阵亡了有什么遗言?威灵顿头也不回地说,“告诉他们,我的遗言就是像我一样站在这里。”

    我们现在大部分中国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买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实际上,这不是贵族精神,这是暴发户精神。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中,贵族学校就应该享受贵族般的条件,有贵族样的生活。

    但是英国贵族学校的学生睡的是硬板床,吃的是粗茶淡饭,每天还要经过非常艰苦严格的训练,这甚至比平民学校还要辛苦。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富与贵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两回事儿。富是物质的,贵是精神的。

    贵族精神,首先就意味着这个人要自制,要克己,要奉献自己,服务国家。英国的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毫无疑问,是贵族。

    英国皇室把他们送到陆军军官学校去进行学习。毕业后,哈里王子还被派到阿富汗前线,做一名机枪手。英国皇室知道哈里王子身份的高贵,也知道前线的危险。但是他们公认为国家奉献自己、承担风险是贵族的本职,或者说是本分所在,是理所当然的。

    英国二战的时候有一张照片流传得非常广,当时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的贫民窟进行视察,他站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对里面一贫如洗的老太太说:“请问我可以进来吗?”这体现了对底层人的一种尊重,而真正的贵族是懂得尊重别人的。

    1793年1月21日,在巴黎的协和广场,一个行将被处死的囚徒,上断头台时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马上下意识地说了句:“对不起,先生。”而此刻她的丈夫路易十六,面对杀气腾腾的刽子手,留下的则是如此坦然高贵的遗言:“我清白死去。我原谅我的敌人,但愿我的血能平息上帝的怒火。”几分钟后,路易十六及皇后便身首异处。两个世纪之后,时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庆典上真诚地表示:“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

    1910年10月28日,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为了拯救备受煎熬一生的灵魂,决意把所有的家产分给穷人,随后他离开自己辽阔的庄园出走了,带着聂赫留朵夫式的忏悔,最终像流浪汉一样死在一个荒芜的小车站……他就是俄国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多年后,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这样感慨道:“这种没有光彩的卑微的最后命运无损他的伟大……如果他不是为我们这些人去承受苦难,那么列夫?托尔斯泰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属于全人类……”

    这几位主人公尽管命运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贵族。

贵族代表了尊严和品行

    西方直到18世纪,贵族依然是主流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英国仍然保留着贵族的爵位、封号。(中国的贵族阶层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整体消失了。)

    当西方的贵族社会转入到平民社会之后,资产阶级并没有掀起否定、批判贵族文化的精神浪潮,相反的,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贵族学校去学习,买贵族的纹饰、徽章,买贵族的头衔,想全方位继承贵族的衣钵。

    我国著名报人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过,英国的贵族制度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是因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英国的老百姓普遍认为,贵族精神代表了一种尊严,一种高超的品行。

    西方中世纪的战争好多跟中国春秋战争非常相似,战场上是对手,下了战场仍然还是朋友。所以那个时候的好多战争,在今天看来就有点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公元前1135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去世了,他的外甥斯蒂芬和他的外孙亨利二世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斯蒂芬本身在英国,就捷足先登,抢先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在欧洲大陆,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愤不平,在欧洲大陆组织了一支雇佣军前来攻打斯蒂芬。那个时候亨利二世很年轻,经验不足,出兵的时候没有很好的筹划,所以大兵千里迢迢开到了英伦三岛一上岸,就发现钱已花光了,没粮食了。

    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亨利二世作出了一个咱们中国人绝对想不到的选择,给对手斯蒂芬写了封求援信,说我出征准备不周,没了粮草,您能不能给我点接济,让我把这些雇佣军遣散回欧洲。斯蒂芬居然慷慨解囊,给了亨利二世一笔钱。可后来亨利二世竟然第二次发动了同样的战争来争夺王位。

    人家当初接济你,你现在又杀回来了,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忘恩负义。欧洲的贵族认为对手的宽容是理所当然的,该竞争的还是要接着竞争。所以过了几年之后,亨利二世再次率领大军,卷土重来。这时他年龄大了,羽翼已丰,所以在战场上打败了斯蒂芬。虽然他取得了胜利,但结果却很有意思。他和斯蒂芬签订了一个条约,就是这王位还是由斯蒂芬来做,把亨利二世立为太子,一旦斯蒂芬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来继承王位。

    在一般人眼中,好不容易打赢了,却只得了接班人的名义,好像不值得。按照中国皇位争夺,非杀个你死我活不可。另外还有一场战争也非常有戏剧性。

    英国爱德华三世两个儿子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的后代,他们都对英国王位感兴趣,于是两个家族间发起了一场内战。战争的结局竟然是不打不成交,两大家族后来打出了感情,互通了婚姻,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联姻之后,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宣告合并,开创了都铎王朝。

    在欧洲的政治中,有一个特殊传统,就是一个国王,即使是被从王位上推翻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也是骑士精神的一种体现。所以在欧洲的权力斗争中,很少有像中国那种斩草除根的想法。

要竞争更要有风度

    欧洲的贵族宁可承担养虎为患的后果也不愿意丧失自己的风度。1688年时候,威廉三世攻打詹姆斯二世。威廉三世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但他觉得这个王位应该是属于自己的,所以从詹姆斯二世手中夺取了英国王位,把自己的岳父给俘虏了。他把自己的岳父关在靠近海边的一座城堡里,同时在城堡靠海那一侧给他留了一条小船。詹姆斯二世心领神会,就坐着这条小船逃到了欧洲。

    第二年詹姆斯二世组织了一支雇佣军想重新夺回自己的王位。这时威廉三世正在组织和法国进行一场战争,他一看自己岳父卷土重来,不得不腾出一只手来对付自己的岳父。最后虽把詹姆斯二世打跑了,但在英法战争中却遭到惨败。正如荷兰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所说的,“火药的传入虽然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但是中世纪骑士所体现的,并且被理想化的骑士精神,却在近代西方文化中得以保留”。这种骑士精神实际上就是贵族精神的一部分,它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对西方人的民族性格有着长久的影响。

    西方进入平民社会之后,贵族之间网开一面的传统在高层政治中还依然得以保留。比如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军即将面临失败,军官中有人提议化整为零分散到老百姓家里,进入山区打游击战。但当时南军最高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却不同意,他说:“战争是军人的职业,我们要是这样做,就等于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了无辜的老百姓。我虽然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军人,但我绝不会同意这样做,如果能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南方老百姓的安宁,我宁愿作为战争犯被处死。”

    他的对手是大家熟知的林肯,林肯总统同样表现出宽宏大量的贵族风度。本来他确实应该按照军法对罗伯特?李进行处置,但是他认为南北之间的仇恨宜解不宜结,所以他对李将军说,您也到了退休年龄了,就告老还乡吧。于是,李将军就以这种方式光荣退休,回到自己的庄园,撰写回忆录去了。

    贵族精神有很多还不为我们所理解,比方说,贵族精神当中的低调。洛克菲勒帝国,那个小洛克菲勒在上大学的时候,过的是贫穷的生活,自己烫裤子,自己缝钮扣,不抽烟,不喝酒,不随便到剧院去看电影,和他爸爸一样,把每一笔开支都记在小本子上。这些人看起来很节约,但是并不小气,因为在面向社会进行捐赠的时候,都非常慷慨。比如咱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比尔?盖茨,后来把他名下所有的财产全都捐给了社会。看既节约又慷慨,这也是贵族精神非常可取的一部分。

    这种精神,从一个角度来看是慷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也可以说是一种担当精神,一种社会责任感。所以在今天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当中,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担当精神。比如西方的航海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一艘船遇到危险要沉没的时候,船长肯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或有的船长干脆选择和船一起沉没,这就是从贵族精神延续下来的一种承担精神。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船即将沉没的时候,船长走进了船长室,选择了和船共存亡,这就是一种担当精神。在大船开始沉没的时候,船长请船上的小乐队到甲板上来演奏,以安抚大家的情绪。在演奏完毕之后,首席乐手向大家鞠了一躬,乐手们开始离去,船上非常混乱,大船马上就要沉没了,首席乐手看见大家都走远了,他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架起小提琴,拉起了一支新的曲子,已经走远的乐手,听到音乐声,不约而同地又回到了首席乐手身边,大家重新开始演奏。船要沉没了,大家相互握手,互道珍重,首席乐手说:“今天晚上,能和大家一起合作,是我终身的荣幸。”

    这是对贵族精神的最好的诠释,它告诉我们,有一种死比平凡的生更伟大。

贵族精神的实质

    储安平在其《英国采风录》中记述了他对英国贵族和贵族社会的观察,他说:“凡是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他们都看不起金钱……英国人以为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荣誉的、而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用当年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话来说:贵族精神的实质是荣誉。贵族精神跟物质条件,有的时候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就像当年张爱玲所说的,旧上海公寓里的那个电梯工,一定要衣冠楚楚,领带打得整整齐齐,才肯出来给顾客开电梯,这也体现了一种贵族风度。

    还比如许纪霖教授所说的,有一个下岗的三轮车夫,靠自己蹬三轮车的微薄收入,养活了几十个孤儿,一个一个送他们去上学,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人具有一定的贵族精神。所以说,贵族精神说离我们远也远,说离我们近也很近,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精神贵族。

    英文里的noble,除了有“贵族”的含义外,还有“出身高贵的”、“高尚的”、“伟大的”、“崇高的”、“卓越的”、“辉煌的”等含义。“贵族精神”则包括高贵的气质、宽厚的爱心、悲悯的情怀、清洁的精神、承担的勇气;以及坚韧的生命力、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良知、不媚、不娇、不乞、不怜;始终恪守“美德和荣誉高于一切”的原则。

    “贵族精神”并不必然地为“贵族”所垄断,我等平民只要不断努力学习坚持塑造自己的人格状态,同样是具有“贵族精神”的贵族,我们所要强调的是“精神的贵族化”。然而,如今国内对于贵族的理解是:拥有高档住宅、豪车、美女如云、消费欧洲奢侈品、子女入学“贵族学校”和出国留学等等,崇尚这样的贵族式生活方式,更多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贵族生活。不是表现在人对精神和审美的追求,而是体现在挥金如土、绫络绸缎、花天酒地的金钱主义形式上。贵族化中的“贵”,就是华丽、气派、显赫、奢侈等形式。传媒传递给我们一种错觉就是这种和真正的贵族文化毫不沾边的虚荣和幼稚的形式氛围。这种贵族文化实际是一种肤浅、粗糙的文化氛围,这将源于幼稚而止于成熟,源于虚荣而将止于务实。真正的贵族精神,应该有三根重要的支柱:

    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
    二是社会的担当,作为社会精英,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
    三是自由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

    贵族这一无论是在称谓还是实质上的确认,都必须是与其品德、学识、行为相符合的。否则,即使其权倾天下,富可敌国,亦不能进入贵族的行列中。贵族的真正意义是指其在精神和高尚行为上的拥有。贵族精神的高贵之处,那就是干净地活着,优雅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他不会为了一些眼前的现实利益,去背信弃义,去不择手段。基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讲,精神的贵族和所谓富有之人应该是没有关系的。精神的贵族不一定富有,富有之人不一定是贵族。因为这种贵族精神不是用钱可以买来的。

 

 

 

 

发件人:周一(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仲大军 时 间:2013年07月06日 11:01 (星期六)附 件:5个(激进派朋友请听我说.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from zhouduo 周舵

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看孙中山和蒋介石的一个主义 

 周舵

 2011.2.12.

    1958年4月10日,胡适回台湾就任中研院院长,典礼之日蒋介石莅临讲话,胡适有两处很有礼貌地表示不同意见。蒋在当晚日记中大骂胡适:“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横逆之举”,“闻胡答词为憾,但对其仍礼遇不予计较”,“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据《蒋介石日记》)

    ——有人提一点不同意见就是“横逆之举”,然后自己“终日抑郁”!如此肚量,焉得不败?

    有一篇文章写道:“在国共内战中,国统区日益缩小,财政左支右绌,恶性通货膨胀随之爆发,民怨沸腾。1948年8月19日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并公布《金圆券发行法》,自即日起冻结物价。商人为了继续赚钱,索性诉诸囤积居奇。《中央日报》刊文惊呼“赶快收拾人心”,认为“必须牺牲极少数人的利益来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决定下重手,挽狂澜于既倒,于是由蒋经国赴上海担任监督金圆券发行的副经济督导员,控制这个全国金融中枢的币制改革。蒋经国年轻气盛,率部在上海厉行“打老虎”。“打虎队”均由年轻人担任,上下四方搜觅、查处囤积居奇的不法奸商。终于上海头号闻人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也因囤积居奇的罪行被拘捕。

    杜月笙救子心切,就给蒋经国出了一道难题。蒋经国在上海汇中饭店召开全面查处不法奸商的动员会议时,杜月笙把搜集到的证据当众面交蒋经国,证明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经营的扬子公司也在大肆囤积居奇,逼迫蒋经国一视同仁,也予以查处。蒋经国遂即刻派遣部下前往查封扬子公司,并下令彻查孔令侃。一时国统区人心大振,民众对新发行的金圆券开始有了信心。

    这件事终于惊动了宋美龄。在她出面斡旋下,蒋经国仍然铁面无私,不买她的账。接着,宋美龄数次给正在北平督战的蒋介石打电话,催促他紧急返回江南,迫令蒋经国罢手。在宋美龄的压力下,蒋经国迫于父命,只得半途撒手。稍后,蒋经国本人亦因此事而辞职求去。于是“打老虎”运动戛然而止,国统区物价管制归于失败,11月1日全面撤销。自此金圆券价值江河日下,一泻千里。即使在国统区上层社会,蒋政权也几乎人心丧尽。

    蒋介石不顾军国大事,为扬子公司的私事离京南下,致使币制改革无疾而终,甚至动摇了军心。当时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听闻此事,即摇头叹息,认为此后国事不堪闻问。这位国府华北最高军事指挥官对蒋政权丧失了最后一点信心。傅作义的观点,也反映了当时仍然对蒋政权抱有最后希望的中间派的政治立场。

    以上就是当政者因为顾全既得利益阶层的禁脔,而失去挽救政权败亡的最后机会的一个典型事例。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意大利名记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一书提到,赫鲁晓夫对意大利参议员南尼说,“斯大林对苏联了解甚微”,“我们为他一人制作电影,然后放给他看。那些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的场景全都是编造出来的”。同样,为什么蒋介石对1942年河南饿死300万人的严重灾情,毛泽东对1959—1961年饿死3700万人的全国浩劫长久不知真相?一点都不奇怪,这是专制独裁制度无药可救的通病。

    蒋先生领导全国抗战有大功,但他至死也没能明白,国民党之失败,就是败于他自己的专制独裁,败于“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而他败退台湾之后这么一反省,那么一检讨,全都不得要领,全都是诿过于他人。可悲呀!

 

 

穆巴拉克给中国当政者敲响警钟

周舵 2012/12

    埃及等中东国家近来的局势动荡,给全世界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各国政府上了一堂大课。对于迟迟不愿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共,其中包含的教训尤其值得他们深入思考。

    就在一个月之前,穆巴拉克还信心满满,不但准备自己九月份竞选连任总统,还想让儿子世袭总统职位。他大概做梦都没有想到,作为美国和西方三十年来的坚定盟友,历年得到美国数百亿美元的援助,竟然在短短二十几天之内,他的美梦就变做了噩梦。更讽刺的是,推翻他的势力,恰恰是——至少在公开诉求层面上——受到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鼓舞的民众!一边是久经考验的老朋友,但既腐败,又独裁;另一边是敌是友则完全不可预测——知情者普遍认为,敌视西方的穆斯林极端势力十之八九会趁机崛起——但恰恰是反对腐败独裁,打着自由民主大旗的“广大人民群众”。更重要的是,按照如今西方盛行的民主观,“民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秉持推行全球民主理想的美国,支持民众一方就更是义不容辞!究竟应该支持哪一方?这就让所有的西方国家全都乱了方寸,左右为难。

    左右为难,就没有对策,就只好两面下注。两面下注,既可能左右逢源,也可能两头落空。这两天来埃及局势的进展,眼看着穆巴拉克是挺不住了,美国的赌注开始倾向民众一边,开始对穆巴拉克发起狠话来了。又一个美国的好朋友要被美国人抛弃了,政权更迭指日可待。然后呢?会是民主吗?新政府会是亲西方的吗?

    明智之士应该能预见到:不会!后穆巴拉克的埃及,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一个深受伊斯兰极端势力摆布的世俗军人政权上台;最坏的情况,那就是出现一个彻底反西方的伊斯兰神权政府,第二个霍梅尼的伊朗。不管哪种情况出现,都不会有自由民主。这是噩梦,不是福音——不论对于美国,以色列,还是中国,或其它西方国家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只有伊朗、叙利亚、哈马斯、基地组织、中国新疆的疆独,和其它遍布全球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才会为穆巴拉克的倒台欢欣鼓舞。然而十足可悲的却是,西方各国政府毫无远见,争先恐后,忙不迭地赶紧站到胜者一边,对穆巴拉克落井下石了。

    我们中国人对这番景致毫不陌生。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人被打跑了,我们中国人最擅长的内战眼看就要开打,美国人面对的局势,简直就和今天的埃及如出一辙。一方面,国民党既亲西方,又专制独裁(注1);另一方面,共产党亲苏联,却大谈自由民主,反对一党专制、痛斥国民党大搞特权腐败。美国当年也是左右为难,也是两面下注。结果怎样,就不必多言了。

    这两个例子都非常典型,都是美国在全球推行民主化时经常会遭遇的局面。我们要问的是:美国人有何良策?他们准备好了吗?他们有哪些有效的手段,来保证美好理想、善良愿望的实现呢?1945年的中国,2011年的埃及,中间相距六十多年,美国人进步了没有?是如何进步的?

    很遗憾,我只能回答说:没有!美国人就算有进步,也微乎其微。从结果逆推,答案只能是如此。

    这还不是最要紧的。我们最关心,也最忧虑的是中国的未来。除去脑子进水的死硬专制主义者之外,人人都能看到,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到了民主化的门槛前。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形势比人强”,这一步非迈不可了。问题在于:然后呢?会是民主吗?也许,是天下大乱?或者,是极左的新毛派上台掌权?

    大概只有激进民粹民主派之类头脑简单的人,才会给出乐观的答案。充满浪漫情怀的乐观主义者们听听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关于埃及民主过渡的忧虑是会有好处的,她说,“民主过渡存在风险,可能滋生另一个极权主义政权。革命以民主的名义推翻了一个独裁者,却被使用暴力、欺骗、选举舞弊来达到执政和推行极端主义计划的新暴君所绑架”。

    一方面,民主乃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住;另一方面,民主化惨败得一塌糊涂的先例数不胜数——究竟如何才能过好民主化这一关?这是摆在全世界自由民主人士面前最严峻的课题。事实已经证明,自我感觉一向良好的美国人,尽管自己的民主课题曾经做得很好(至少是宪法定得好),但教导别人却往往做得很糟,有时简直是糟糕透顶。1945年的蒋介石委员长,1979年的巴列维国王,2011年的穆巴拉克总统,等等(这个名单可以拉得很长),都是美国的好朋友,美国却不曾让他们在民主科目上表现出半点进步。如果没有几万美军长期驻守,伊拉克、阿富汗如今摇摇晃晃的民主政府估计也活不了几天。总的来看,美国人实在不能算是非西方国家民主化方面的好老师——这么难听的话估计没有几个美国人听得进去,美国人的群体自恋是无药可救的。

    有人会说,不是老师不行,是学生不堪造就。但这就等于说,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些国家或人民,是注定不可能享受民主的好福气的。果真如此的话,美国向全世界推行民主化的理想目标就不过是幻想而已,而这就比无能更糟糕了!至少在我看来,我是宁可相信美国人无能,也不愿意相信美国的民主理想是幻想。我不相信,要么是穆巴拉克,要么是穆斯林兄弟会;要么是邓小平的一党专制资本主义,要么是新毛派的下一轮“打土豪分浮财”。没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我们这些民族天生注定的宿命。比如,我们可以想想台湾,还有韩国。有什么理由说,台湾做得到的,大陆就一定做不到?

     我的意见是,好老师是有的,只不过他不是当今的美国人。这好老师是历史,是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民主化的历史。历史是一本打开的大书,它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西方民主化的历史告诉我们,西方国家的民主化道路,或者,说得更宽泛一点,政治现代化道路,同样走得一点都不轻松,和非西方国家一样,失败的案例居多。德国一战后建立的魏玛民主在极左极右两大极权主义的夹攻之下归于失败,德国走上了极右的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另一个极端,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极左革命道路,也同样很不成功。成功的样板、好的老师是英国,以及美国——请注意,是制宪国父时代的美国,不是今天或忘记、或干脆诋毁自己的历史,被大众民粹民主舆论主流所挟持,“政治正确”等等左派思想专制主义盛行,给别人胡乱出主意的美国!

    西方民主化的历史告诉我们,第一,民主和自由不是一回事,绝不能混为一谈;第二,有两种互相冲突的民主,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第三,民主化必须分两步走,先自由,后民主。

    简单说,民主有两个大不相同的含义,一个是“权利”(rights)视角的民主,即平等的政治权利,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统治”。另一个是“权力”(power)视角的民主,即多数人的权力,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谁统治”。这里的“权利”,是指每个人都必须享有的基本自由权利,即人权;人权必须用宪政和法治(rule of law)来保障,所以,权利视角的民主,就是人权民主、法治民主、宪政民主,也就是自由民主,亦即自由与民主携手并进、协调一致的民主——这很好理解,因为“平等的政治权利”就是基本自由权利的一部分。平等政治权利意义上的民主具体实行起来相当复杂,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和公民素质,在这篇小文中就无法详谈了。而“权力”视角的民主,就是所谓“人民的统治”,这里的“人民”从来不是指全体人民,而是指全体人民当中的一部分人,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指居人口多数的穷人,于是,“人民的统治”就成为多数穷人的统治。这种民主最流行的通俗说法,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种民主确实“很简单,小学生都会”,然而很不幸,这里没有什么平等的权利,只有多数人压倒和强制少数人。显而易见,这种民主和自由,和人权、法治、宪政,全都是相悖的。据我看,这种民主最好是称之为“民粹民主”。

    民粹民主派们制造了两大神话(myth,“迷思”),一个是“多数决神话”,把少数服从多数当做天经地义;再一个是“选举神话”,以为民主就是普选,就是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多么不幸啊,如今大多数美国人、西方人脑子里的民主,恰好就是这两大神话成了不容置疑的神圣教义!他们怎么会竟然不知道,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民主化的乱子,多半源出于这两大神话?这可真是咄咄怪事!

    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是,谁都不配统治,谁都不应该统治——不管这“谁”是一个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或随便哪一种意义上的“人民”。人不是神,所有的人全都加在一起,也成不了神,何况仅仅一部分人之一种的“多数人”!所谓“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乃是民粹民主的一句亵渎神明,大不敬的狂言!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罪性,这罪性不会因为某种“集体主义”的魔术,因为聚合成“多数人”就神奇地蒸发,“人民”和个人一样,只要手里有了权力,其天然趋向就是滥用手中的权力,所以,一切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都必须严加看管,切实加以监督制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三权分立、议会代议制、法治、宪政等等这一整套人权保障的制度设置。而多数人的统治,虽然打着“人民的声音”的神圣旗号,却是和这些自由宪政的制度设置根本冲突的。

    自由民主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统治”——是专制统治,还是自由宪政?至于“谁统治”——是一个人统治,少数人统治,还是多数人统治?可以说是无关宏旨。这话乍听上去很刺耳,但实实在在是至理名言!

    还要顺便说一句:专制和民主根本就不是对立面。专制的对立面是自由,是法治、宪政和人权保障。民主如果走向民粹,那不但是专制,即多数人专制,而且是一种最有害、最可怕、也最难纠正的专制——因为它不但人多势众,而且长着一副“公平正义”的欺人面孔。

    从英国民主化的历史进程看得很清楚,自由民主是先自由,后民主。如果把1215年的《大宪章》当做英国自由宪政的起点,1688年的“光荣革命”当做自由宪政确立的分界线,那么,英国的自由化进程至少花费了四百多年。从1688年,到1836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开始启动民主化进程,这期间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是有自由,没民主——就像现在的香港;新加坡也大体类似,只是自由比香港更少罢了。从1836年到1918年基本实现民主化,英国的民主化进程又用去了八十多年的时间。美国的民主化历程也大体相似,制宪国父们制定的美国宪法不是保障多数决民主的宪法,而是既防止君主专制、又高度警惕多数人专制,以保障人权、实行自由宪政的宪法,这是美国民主能够长盛不衰、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政治中根本就没有什么“一人一票”的政治参与权利,当时的“人权”中并不包括平等的政治权利。美国1776年建国,但是,无财产的白人成年男子、妇女、黑人男子、印第安人、18岁-21岁公民的政治权利,分别在1841、1920、1964、1965、1971年才得到,1841年之前的“人民”、“公民”,仅限于年满21岁的有财产的白人男性。这种刻意限制“一人一票游戏规则”的宪法被美国的草根百姓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倒是越来越多的左翼精英,一直在大骂美国宪法,特别是宪法规定的不受民意支配的独立司法如何如何反民主!当今中国的许多法律界人士更等而下之,动辄大谈“司法民主化”,最高法院院长甚至力主向彻底民粹的“马锡伍审判法”倒退,却不知道这是根本违背法治精神的。

    匪夷所思的是,如今全世界的人们,很少有人会认真思考一下,这种美国广大草根“人民”保守主义的,右翼的,视美国宪法如同神意的民情民意,和埃及,和中国,和全世界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民情民意,其间有多么巨大的差距!各国人民的声音,乃至一国内部人民的声音,不但根本就不是一种声音,甚至可能是截然相悖、互不相容的几种声音,难道它们都是上帝的声音!莫非西方民主的上帝就是如此头脑不清,自打嘴巴?元首希特勒的声音,裕仁天皇和军部的声音,二战期间曾经无疑就是绝大多数德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声音,难道这都是上帝的声音?

    十足可悲的是,太多的英国人、美国人、西方人,或者完全忘记了,或者故意无视自己的历史,以为自由和民主是天衣无缝、和谐一致,可以一揽子同时实现的一回事;特别是自从20世纪六十年代那次遍及全球,灾难性的极左大浪潮以来,西方国家的民主理念和实践越来越滑向民粹民主,民粹民主的“多数决神话”和“选举神话”两大神话成了无可争辩,谁都不敢抱持异议的主流声音,谁敢出来说半个不字,谁就是反民主的反动派,就是贵族精英主义者!如今的西方政客越来越平庸无能、眼光短浅,西方生活方式越来越物质主义、消费至上,西方各国的政府和人民负债累累、接近整体破产,由此引发了祸及全球的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难道和这种一味谄媚多数,反智、反精英,把平等推向极端的民粹民主观毫无关系?中东目前的乱局,也不过就是过度负债的西方生活方式导致的这次全球危机的后续效应罢了。许多西方人还把这一套反自由、反人权的极左民粹民主向全世界到处兜售,我们这个倒霉的世界四处起火,又有什么奇怪?

    不错,穆巴拉克给中共上了大有教益的一课。穆巴拉克最大的罪责,就是在长达三十年的统治期间,都丝毫不考虑推行实质性的自由宪政改革,一味仰仗美国和西方的支持,坚持专制独裁、特权腐败,一直拖到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强行开启民主化的大门,到这时,一切自上而下,主动、有序、可控的政治改革都谈不上了,只能随波逐流,被民众的激情推着跑,推到哪里算哪里。当年的蒋介石丢掉政权,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无视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的规劝,拒绝进行宪政改革(注1)。话虽如此,当年的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们也并不理解,民主和宪政是大不相同的两件事,他们同样误以为,宪政一定就是全民普选。

    事实上,如今的埃及也好,当年的中国、乃至今天的中国也好,实现普选制良治民主的条件根本不具备,就此而言,不管是穆巴拉克、蒋介石,还是当今的中共政权惧怕普选式大众民主并非毫无道理。中东国家太多的案例表明,贸然推行普选的结果,十之八九就是把各派穆斯林极端势力选上台,伊朗、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等等,无不如此。穆巴拉克2005年在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压力下开放总统和议会大选,结果就是穆斯林兄弟会差一点成了气候,逼得穆巴拉克不得不反手施以铁腕镇压,而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埃及民众抗议运动非要让穆巴拉克下台不可的一大前因。

    然而,出路是有的。如果仿照当年英国的模式,先自由后民主,自上而下,主动、及时,渐进、有序、可控地推行法治和宪政改革,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比如现在某些中共改革派提议的“司法独立先行”、“人大政协向议会转型”、“宪政社会主义”、“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等等,就都不失为可取的宪政改革路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民主化有大不相同的两种,一种是瓦解秩序、破坏稳定的,那就是激进民粹民主意义上的民主化;另一种则是加强秩序、有利于稳定的,就是先自由后民主,在法治即“法律下的自由”基础上的民主化。

    总而言之一句话:要么专制独裁,“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要么民主之门大开,天下大乱、极端主义政治势力上台——这种无解的民主化两难局面,根本就是不区分自由和民主,不区分自由化和民主化,不区分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一味按照多数西方人习以为常的专制/民主黑白二分大简化思维方法,所人为制造出来的困局!

    穆巴拉克给中共上的这堂大课,归结起来,最关键的就是一条:赶快把法治,把自由宪政推上轨道,切实有效地监督约束每一个党政官员手中的权力,切实有效地治理特权腐败,切实有效地保障每个公民(除平等政治权利之外)的基本人权,然后,随着法治、自由宪政、人权保障的制度和价值观深入人心,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充分发育,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相对平等的分配使得穷人变成极少数,倾心于自由宪政的中产阶级成为主体,民主化的条件就逐步成熟了,这时再把以普选制为主要标志的、平等的政治权利意义上的民主化提上日程。只有这样做,我们才可能走出一条风险较小、代价可承受的,渐进、有序、可控的民主化之路。这不是幻想,相反,乃是完全可以实现、可以操作的现实最优方案。甚至,按照这一条光明大道实现自由民主,我们中华民族将来满有资格后来居上,充当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的老师!如果中共执政当局仍然不思进取,各界再三呼吁的政治体制改革久拖不决,那么,可以大胆预言,不出五至十年,穆巴拉克的命运就会落到中共的头上,到那时,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最后,稍微思考一下未来的悲观前景,给目前许多中国人的盲目乐观泼点冷水,以防患于未然,应该不无益处。

    中国最近十年来由外需拉动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进程关系巨大,而这个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却高度依赖着美国的军事、经济和金融独霸地位,以及与这个独霸地位相关联的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穆巴拉克尽管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但他倒台后,多米诺骨牌的下一张还不知道是谁,整个中东的格局不可避免要大洗牌,美国以及西方维持中东基本稳定的影响力势必大幅倒退。这个后果极其严重。最悲观的前景是,自身的生存岌岌可危的以色列不得不孤注一掷,或被迫,或主动地发动再一次中东战争,甚至动用核武器。次悲观的前景是,亲西方、反西方以及其它各派政治和宗教势力互相争夺,中东地区长期动乱不宁,中小规模的局部常规战争此起彼伏。最乐观的前景,也不过就是美国终于厌倦了,从中东,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大幅度后撤,回归一战前的内向的孤立主义。不管是哪种前景,全球化都会遭受重创,世界秩序一团混乱,国际贸易大幅萎缩,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普遍下滑。而石油产量下降,油路受阻,油价高企,只不过是这整出大悲剧其中小小的一幕而已。这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上帝知道。

    也许没有这么悲观?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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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6日下午,北大百年讲堂举行《易中天中华史》北大演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著名学者易中天耗时80分钟作有关文明的长篇演讲。这篇演讲实为36卷本《易中天中华史》的总序,他希望用《易中天中华史》最终来回答一个“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的问题。演讲实录如下:

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易中天

2013-05-17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的“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什么叫中华的位置呢?就是指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历史地位、作用影响、责任担当。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是什么呢?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在哪里?第一世界。

    此话怎讲?为什么说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第一世界呢?我们先得弄清楚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文明?第二个问题,人类为什么要有文明?第三个问题,文明有什么特点。

    我先讲一个故事,民国初年,大概在1912—1913年之间,四川广汉地区不太平,因为当时有一条交通枢纽,一个重要的交通干道叫川陕大道,从四川到陕西。这是商旅非常多非常繁忙的一条大道。但是在广汉路段出现了土匪,开始是小股的土匪,然后土匪越来越多,土匪拦路打劫,使得商人和行人感到生命和财产没有安全,惹不起,咱们躲得起。商旅们开始绕道而行,川陕大道就冷落下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土匪没有了经济收入。于是从来互补往来的各股土匪召开了经济工作联席会议,会议做出了一个决定,组成土匪联盟,分段承包川陕大道广汉段,广汉的土匪张麻子承包一段,李麻子承包一段,王麻子承包一段,赵麻子承包一段,分段承包,统一收费,比如一条盐收五毛,背包袱的收一块,如果赶车的可以计价。无论这个行人和商旅从哪个路段进入川陕大道广汉段,那么收了过路费的土匪要开一张收据,凭这张收据,商旅可以在广汉段任何土匪的路段畅行无阻。其他土匪第一不得重复收费,第二不得改变收费价格,第三必须提供保护。如果做不到这三条,商旅可以向土匪经济工作联席会议投诉。然后由其他的土匪来整治这个不守规矩的土匪。

    这是一个互利双赢的方案,我们知道民国初年兵荒马乱,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你交五毛钱,你雇了保镖了。而土匪们第一不用担风险,第二有了固定的经济收入,皆大欢喜。川陕公路修复了往日的繁荣。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是文明来自野蛮。文明是对野蛮的改造。当年土匪栏路抢劫,这叫野蛮。现在分段承包,合理定价,童叟无欺,统一收费,这叫文明。文明就是客客气气地收你的钱。为什么过桥米线比较贵,因为收了过桥费。文明就是收费。

    这其实是我们人类历史的一个缩影,因为我们人类无论世界上哪个民族,在原始时代都是土匪,我们是土匪的后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这本书里讲了这样一段话,恩格斯说“他们是野蛮人,对于他们来说,从事掠夺是比从事创造性劳动更体面,而且收入更高的事情。”所以原始时代我们都是土匪,但是土匪们最后发现这种野蛮的行径其实是对自己是不利的。相反通过利人来利己,才是可持续发展的。于是他们放下屠刀,拿起算盘,变成了企业家和银行家。企业家和银行家就是从良的土匪。没做得了企业家和银行家的到各大院校和管理学院教MBA。所以文明就是对野蛮的否定和改造。那么人类为什么要对野蛮进行否定和改造呢?很简单,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文明的意志。

    什么是文明的意志?文明的意志就是为全人类找到谋求幸福的途径和方式。于是有了人类文明,而且有了人类文明中的带头大哥。为什么会有带头大哥呢?因为在我看来文明是液态的,液态的文明都有自己的泉眼或者源头,比方说孟菲斯、苏美尔、巴比伦、雅典、耶路撒冷,这都是文明的泉眼和源头。如果这种文明的泉水充满地涌流,它就开始漫游,开始吸收,开始融合,开始交汇,然后形成文明圈。如果这个文明圈足够大,大到可以超越国界,涵盖不同的民族和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点,文化面,文化片、文化圈,一旦它超越国界和种族,那么这种文明就是世界性的。比方说当年的罗马和汉唐,后来的伊斯兰,就是世界文明。

    人类文明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世界性的,一种是区域性或者民族性的。也因此不同的文明圈它的历史地位、作用影响、责任担当也是不一样的。根据这一点,我认为当今世界的人类文明可以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西方现代文明,第一世界的第二名是伊斯兰文明,第一世界的第三名中华文明。也就是说西方现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综合排名是斯拉夫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日本文明、拉美文明。其他的属于第三世界。因此在未来的世界,将是西方现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唱主角,因为第三世界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相当于散户,大鳄是前三甲,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这就是中华的位置。

    我们就来看看三大文明的历史关系。三大文明的关系是什么呢?次第辉煌。

    先看中华文明。人类的历史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史前史,第二个阶段叫文明史,史前史和文明史的分界点在国家的诞生,国家诞生的标志是什么?城市的出现。这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也就是说我们界定一种文明什么时候诞生,必须有一个考古学的证据,也就是我们必须有考古队发掘这个文明最早的城市,然后去确定,就确定了这种文明诞生的时间。根据目前考古学研究的成果,本届人类共有七千年文明。其中中华文明诞生在三千七百年以前,考古学的证据就是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测定的结果是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500点,再加上现在公元后2000年,因此中华文明是三千七百年。上下五千年的说法是不科学的。

    有媒体说易中天缩水中华史,把五千年历史缩短成三千七百年,我这有考古学的证明,中华文明就是三千七百年。这三千七百年又分成两段,界限在公元前200年,罗马称霸地中海,秦汉统一大中华,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两个文明圈,而且这两个文明圈都是世界级文明。也从此人类文明史进入世界史阶段。此前,中华文明有一个鼎盛期,这就是春秋战国,此后又有一个鼎盛期,就是汉唐盛世。到中唐以后,中华文明开始逐渐退出世界舞台,分界点在公元751年的怛罗斯战役以及四年以后的安史之乱。从这个分界点开始,盛极而衰,起伏跌荡地走下坡路。以及每个历史上,在讲到宋代的时候,曾经有这么一句话,你先说到了宋代,时代精神不在马上,而在闺房。说得很客气,不客气地说时代精神不在马上,而在床上。我们读一读唐诗和宋词就知道。

    我们回顾这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会发现商周时期,我们是用眼睛看世界的,因此商周文化的特点是绚烂多彩,春秋战国我们是用脑袋看世界的,因此有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汉唐两代,我们民族是用心胸看世界的,因此有汉的强悍,唐的广阔。那个时候全世界留学生都到长安来留学,而不是去哈佛,也不用考托福和GRE。但是到了宋元两代,就叫做有心无胸,心还是有的,但是胸没了。实际上怛罗斯战役和安史之乱,中华文明开始投向外部的眼光就开始往里收。其突出表现就是禅宗的兴盛,因为禅宗就是看内心世界。

    然后到了明代,时代精神就在扩张了,代表作是《金瓶梅》,朝野关注的就是床上那点事,清代更糟糕,时代精神到膝盖了,最会做的事情就是下跪。当年英国的特使马扎尔到北京来,就为了这么一个礼仪,弄得不可开交,因为乾隆皇帝坚持让他行三跪九叩之礼。膝盖很重要。培养出来的大批的马屁精。讲一个故事,说有天纪晓岚在上书房,进了上书房以后,因为他眼睛不太好,没发现皇上,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老头子在哪儿呢?结果乾隆皇帝从屏风后面转出,纪晓岚,老头子什么意思吗?纪晓岚马上跪下来说,万寿无疆就叫做老,至高无上就叫做头,父天母地就叫做子。马屁都拍到这水平了。我们的文明为什么会这样起伏跌宕地呢?盛极而衰呢?我为什么叫起伏跌荡呢?我意思说中唐以后也不是中华文明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们文明的轨迹是这样的,从夏开始,到商开始上升,到周,到春秋战国一个顶峰,然后掉下来,马上到汉唐又爬上去,又是顶峰,又掉下来。再下来以后,就是一点点地回升,然后掉下去,再回升,再掉下去,这叫做起伏跌荡的盛极而衰。为什么会这样呢?与制度有关系,周代是分权制,秦代是集权制。或者周分权,秦集权,明专制,清独裁,月来差。而在此之前,汉唐宋元,在集权和民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他会这样。这就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简单的发展线索。

    而有趣的在于就在中华文明起伏跌荡由盛而衰的时候,伊斯兰文明开始崛起,并欣欣向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1400年的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文明的起点非常清楚就是公元662年,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国,伊斯兰文明兴起虽然晚,但是一兴起,就是不可当,从公元622点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国,到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和世界性文明,只用了短短的一百多年,现在可以来看一下公元750年,就是怛罗斯战役前一年的阿拉伯帝国版图。一百多年,阿拉伯帝国就成为横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大帝国,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而且在公元1258年,蒙古人灭亡了阿拉伯帝国以后,伊斯兰文明没有停住自己的脚步,现在我们来看看现在的伊斯兰文明圈,我们再比较一下现在的伊斯兰文明圈和当年的阿拉伯帝国,一目了然。

    伊斯兰文明为什么会这样强悍呢?一个根本的原因或者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是先立教后建国,先有伊斯兰教,然后才有阿拉伯帝国。也就是说对于伊斯兰文明来说,宗教和文明是同格起源,同步诞生,同位发展的。这是世界上的唯一。而且穆罕默德做到了一条,就是天上人间打成一片,伊斯兰这个词不但是宗教意识,是信仰体系还是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所有穆斯林都是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在生活。能够事无巨细地管到这种程度的,历史上只有中国的儒家,但是儒家思想第一不与中华文明同步产生,第二儒家思想不是宗教。

    伊斯兰文明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皈依的手续极为简便,任何人要归伊斯兰教,只要诚心诚意地念一遍清真言和作证言就可以了,清真言的内容就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使主使者。然后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我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那么你就是穆斯林,手续非常简便。但是在这种简便的手续背后,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文明的精神,文明的精神是伊斯兰文明具有世界性品格的重要原因,那么伊斯兰的精神是什么呢?至仁至慈。阿拉伯语叫做拉赫曼、拉希姆。所有的清真寺都有一句话,奉至任至慈,真主的名义……有证据吗?有。比方说伊斯兰文明尊重生命,反对杀戮。

    《古兰经》说得很清楚,对于侵略我们的敌人,应该奋起反抗,但不可以过分,不可以穷追不舍,不可以虐待敌人。事实上伊斯兰文明礼有一个词“吉哈德”,以前都翻译成圣战,这是不准确的,吉哈德是阿拉伯语,我这个也发不出阿拉伯语的声音来,只能用汉语说,它的本意是奋斗,用以伊斯兰文明的本意是为主道而奋斗,就是为真主而奋斗,为真主代表的真理而奋斗,不意味着战争。事实上在伊斯兰文明当中,为抵抗侵略而战叫小吉哈德,奉主命成为安拉喜悦的人,叫大吉哈德,大吉哈德就要仁慈,就要有爱心,就要尊重生命,就要关爱他人。因此伊斯兰文明就封斋的习俗,就是提醒每个穆斯林世界上还有人在挨饿,为了知道挨饿的人有多么痛苦,我们必须封斋,体验一下挨饿。而且穆斯林都必须缴纳天课,用于慈善,用于关心那些挨饿的人。

    如果一个人因为挨饿而盗窃,本人无罪,追究当地政府的责任。因为我们穆斯林已经缴纳了天课用于慈善,你为什么没有做到位,政府有责,本人无罪。也因此伊斯兰文明崇尚平等,到清真寺做礼拜,谁站在前面,谁站在后面,谁先去谁站在前面,谁迟到谁站在后面,与本人的身份、地位、财产、文化程度毫无关系。因为在安拉面前人人平,在安拉面前只有先来后到,没有贫富贵贱。甚至有一项规定是经常遭到质疑的,就是伊斯兰主张一夫多妻,这是经常被质疑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是由于当时处于战争时代,男丁稀缺,男人少,女人多,有很多女人嫁不出去,还有一部分女人成为寡妇,因此先知才说如果你有条件养活她们,并能平等地对待,那么一个男人可以娶一妻二妻三妻直至四妻。也因此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如果真的娶了四个妻子,不但要做到对每个妻子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每个妻子拥有的财产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和每一位妻子做爱的次数也必须一模一样,除非某一位妻子让渡给你,说好吧,我这次就不要你了,你跟她吧,那是可以的。也因此在伊斯兰国家很多人不会一夫多妻,因为他做不到。比如他一个妻子在北京,一个妻子在上海,一个妻子在广州,好像飞机票都要掏很多。而我们中国古代的制度是什么?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子有一个,妾有很多。妻和妾是不平等的。吃饭的时候夫和妻可以坐下来面对面坐下来吃饭,妾在旁边是夹菜的,夫妻吃完以后,妾再吃剩饭,妾生的孩子,不能叫自己是妈,得叫妻子是妈。由于这样种种的原因,讲不了那么详细。诸位手上有《南方周末》,我很多内容在《南方周末》里有。由于伊斯兰精神的作用,伊斯兰文明走向世界,而且发展的速度非常大。一直到16世纪,伊斯兰文明才慢慢地走向了衰弱。原因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崛起了。现在我们来看看西方现代文明。

    西方现代文明如果从文艺复兴算起,具体地说从但丁和薄伽丘算起,至今六百六十年。西方文明或者西方人站在伊斯兰文明起跳的。此话怎讲呢?是因为当年阿拉伯帝国做了一件事情叫百年译经运动,阿拉伯帝国出重金雇人翻译古希腊、波斯、印度的各种文献,这才把古希腊的文明火种保留下来了,然后把这个火炬递交给了西方人,西方人是从阿拉伯人那里接过了古希腊的文明火炬,才创造了现代文明的。但是西方文明一上来就势不可挡。

    现在人类已经无法想象没有西方文明的生活,包括我们所有人在内。看好莱坞,吃快餐,用电脑,打手机,我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西方现代文明的生活。所以西方现代文明毋庸置疑地是世界性文明,那么西方文明成功的关键在哪里呢?回过头来看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文明成功的重要关键就是信仰。所有的穆斯林都相信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所有的穆斯林都会保卫唯一的真主和伟大的先知或者是最后的先知,共同的信仰把他们凝聚起来,形成世界性的文明圈。

    西方文明是靠什么呢?也是靠信仰吗?没错,西方现代文明有宗教和信仰的背景。但是只有伊斯兰文明才可以用宗教来命名,也只有伊斯兰文明不但可以用宗教的名称来命名,也只能用宗教的名称来命名,但是西方文明不能叫基督教,斯拉夫文明也不能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准立法建的文明也不能叫天主教文明。而且我们去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规定国会不准立法建立国教。这是现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很大的区别。在伊斯兰文明圈中,穆斯林的孩子天然就是穆斯林,而西方文明圈里不是这样的,相反他们还要立法说规定不得立法建立国教。

    而事实上,我们看西方世界,政府也好,媒体也好,首先着力保护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信仰自由。信仰自由比宗教信仰更重要,为什么?因为自由是核心价值,若为自由故,信仰亦可抛。那么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独立、自由、平等。就这三个。人权是不是?不是。法治是不是?不是。共和是不是?不是。宪政是不是?不是。民主是不是?不是。人权和法治是观念,共和和宪制是制度,民主既是观念也是制度,不是宪制。核心价值就是独立、自由、平等。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简单说观念 体现价值,制度保障观念。

    比方说他们有这么一句话?这是我的破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就是观念。然后有一系列的制度来保证这个观念。比如拆迁,西方国家也拆迁,他也有开发商,他也要盖房子,但是所有的开发商要买下一块地来盖房子,你只能跟这个土地的拥有者去协商。价钱谈不下来,你就做不成。有这么一个开发商他把要盖房子的地都买下来了,只有一栋破房子买不下来,这个破房子里住了一个老太太,又穷又老,但是这个房子是她的,她就不卖。不卖的结果是什么?没有断水断电,更没有把地痞流氓弄去强拆血拆,而是把破房子留下来,开发商的房子绕着破房子盖起来。最后开发商和老太太成了好朋友,再最后老太太临死之前,把这栋房子送给了开发商,开发商也没有把它拆再盖成一栋房子,而是把它建成一座博物馆。因为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观念,这是我的破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开发商当然不能进。也就是说在西方文明那里,观念体现价值,制度保障观念。这才有他们的崛起,这才有他们的经济发达和科技进步。

    下面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看看我们的命运和选择。中华文明三千七百年,特点是什么呢?伊斯兰文明是由信仰产生了精神,西方现代文明是信仰的背后体现了价值。中华文最会干明的特点是什么呢?没有宗教,没有信仰。是这样吗?是。我们首先得给信仰下一个定义,信仰的定义是什么呢?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这个就叫做信仰。就是我相信的那个对象一定是超自然和超世俗的,它既不属于自然界,也不属于人类社会。它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就是超越自然和超越人的社会。对这样的对象的相信,才能够叫信仰。因为它超自然,你不能用科学实验来证明,因为它超世俗,你不能用日常经验来证明,怎么办呢?只能信仰,不能证明就只能信仰,所以德尔图良大教主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这样的东西我们文明从来就没有。

    中国人信不信什么?信。中国人有信的对象,但是信而不仰,仰而不信。什么叫信而不仰呢?比方说我们也信玉皇大帝、土地公公,还有灶王爷,每年过年都给灶王爷糖吃。但是你看看我们民间传说和我们神话小说,全是拿这些人开涮的,看《西游记》,那里玉皇大帝居然派一只猴子看守桃园,却是人间皇帝的写照呀。《西游记》那是诸神诸佛众徒行凶,还给孙悟空重重障碍,然后厚颜无耻地说这是考验你们的忠诚。中国人对待这些神的态度和希腊人是很相象的,我们看希腊神话那里的神,以主神宙斯带头,宙斯最会干的事就是泡妞,偷情,男生和女生都会偷情,鬼鬼祟祟生个私生子。因为在希腊文明当中,宗教其实是艺术,希腊人也是没有信仰。希腊的宗教它不是宗教,它是艺术。所以黑格尔称之为艺术宗教。黑格尔古埃及宗教,叫自然宗教,古希腊宗教叫艺术宗教,基督教,天起宗教,只有天起宗教才是正宗的计较,犹太教、伊斯兰教,这是最正宗的宗教,我们是信而不仰,还有仰而不信。拜不拜菩萨,拜,怎么都拜,其实不信。孔夫子说得很清楚,祭而在,就是我祭祀的时候当他存在,祭完了,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上帝也好,鬼神也好,到底是存在呢还是不存在呢?孔夫子是存而不论,不讨论。学生问孔子,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反正祭祀的时候你就且当他存在的,那个时候诚心诚意的,就那一会,这个是读书人的观念叫祭如在。

    老百姓的观念叫信则灵。什么叫信则灵呢?表面上劝你相信吧,你相信就灵了,实际上是什么,不灵就不信,灵了我才信。所以中国人如果有信仰的话,这个信仰的对象是没有定准的。你到农村去看,神龛里摆着如来佛祖,观音菩萨,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关羽、马祖、土地公公,自己家的祖先,还会有一张红纸条写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统统都信其实就是统统都不信。为什么要摆这么多呢?因为他们有分工的。考大学要拜文昌,生孩子要拜观音,买房子看风水,分工不一样。是神界的各个职能部门。人事局、财政局、发改委,如果显灵了要还愿了,你先得交一笔功德钱,灵了以后,再去一次还愿。前面摆的那些东西就是请客吃饭,宴请,很清楚的。我见到一个家长,四川人拜文昌,拜了以后,功德钱交了,交完以后,在旁边嘀嘀咕咕,这个钱不知道交对了没有。我问他你是求菩萨什么事?我儿子考大学。我说这个拜对了,文昌管考大学,凡是考上北大的,都拜上文昌的。家长说你不晓得,我的娃儿考的不是北大。你娃考的是哪个大学,文昌也管,我娃考的是斯坦福,文昌菩萨懂得英语不。文昌菩萨怎么跟斯坦福大学校长说呀。我说要不然你就拜圣母玛莉亚,那个懂英语。我晓得玛莉亚懂英语,但是他不懂得四川话。你说就这,好意思叫信仰吗?

    台湾更好玩,到台湾去看,发现小庙很多,台湾人都到小庙去,就问台湾人,你们总是到小庙去,怎么不到大庙去?告诉你大神管大事,小神管小事,我这个事小,我到大庙去,神记不住。我到小庙去,他也没什么事,就把我这个事当事了,就办了。非常实用主义。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文明,怎么可能产生宗教和信仰呢,不可能的。所以中华文明的特点是什么?叫有崇拜无信仰,有敬畏无宗教。这只能叫崇拜。所以中华文明是无宗教,无信仰的文明,结果怎么样呢?有利有弊。利在没有信仰就可以容得下一切信仰。

    我们来看看世界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我前面说文明是液态的,打个比方犹太教像油,伊斯兰教像奶,基督教像酒。犹太教讲特选,就是犹太教是上帝特别挑出来的优等生。是上帝的选民。我们犹太人是人类当中最优秀的,上帝挑出来的,叫特选。这个观念也有利有弊,利在什么?当犹太人失去祖国以后,这样一个观念把他们凝聚起来,依然成为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历史上失去祖国的民族太多了,比比皆是,很多人找不着了,文明也没有了,唯有犹太民族存活下来,依然是当今极其重要的民族和文明。让人尊重的民族和文明,就因为他有这个特权观念。既然你们是上帝特选出来的,我们都不是,咱们就不玩了。

    所以犹太文明像油,放在水里是孤立的。伊斯兰文明像奶,伊斯兰文明讲特慈和普慈,安拉对穆斯林特别慈爱,什么叫普慈呢?就是安拉对所有人都很慈爱。这个理由很高明,它既体现了自己的特殊性,又体现了普遍性,只要你来说一遍,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伊斯兰文明是世界性文明。西方文明是酒。西方文明更进一步它讲普世,既没有普和特的区别了。连这个区别都没有了,更没有特选的概念,上帝面前人人有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它更加走向世界。但是这三种一神教文明又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普世情怀。

    普世是一种情怀。西方人叫普世价值就是讲侵略我们,我看这叫神经病。实际上普世情怀是一片善意,是人类的共同心理。从人类普遍心理讲,好东西就应该与人分享,这叫做人同此心。所以好产品、好商品、好作品,会有口碑,有口碑的原因是我看到一本好书,比如《易中天中华史》,会向人家介绍,这个好,他不想侵略你,他也不是我的托,他就是觉得好,他自动地就要介绍,很正常。从文明史角度讲,但凡先进的文明都有普世情怀。讲当年我们辉煌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的说法叫化成天下,化成两个字翻译成现代汉语和英语就叫做普世。

    尤其是一神教文明,一神教有一个特点它认为世界是主创造的,这个主在犹太教那里叫亚克维,在基督教那里叫耶和华,在伊斯兰教那里叫安娜或者真主,其实是一回事,上帝和真主创造了这个世界,我们所有人都是上帝或者真主安拉的创造者,因此上帝或者安娜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慈爱的,但是人很糊涂,浑浑噩噩不知道自己是上帝或者安拉创造的,犯下各种罪孽,怎么办呢?得启蒙。谁来启这个蒙,只有上帝和安拉,但是上帝和安拉不能直接启蒙,因此上帝和安拉派出使者,在基督教就是基督耶稣,在伊斯兰就是穆罕默德,基督、耶稣和穆罕默德得到了上帝的启蒙,因此他有义务,有责任把上帝或者安拉的爱撒向人间,这就是普世情怀的产生。问题在于,世界上不是有一种教,有三种,你也有普世情怀,我也有普世情怀,你也有宗教信仰,我也有宗教信仰,你也有历史使命,我也有历史使命,我们的信仰和使命又不一样?怎么办呢?那可不就得打起来吗?这就是他们的问题。

    相反我们文明是没有信仰的,没有信仰就好办了,我就有一个开阔的胸襟。中华文明像水,而且是纯净水,我是水,那什么都可以进来,油也可以进来,奶也可以进来,酒也可以进来,来者不拒。你要信上帝,可以,你要信安拉,可以,你要信佛祖,可以。你要我跟着你信,可以,反正我其实什么也不信。无所谓。因此在这么一个情况下,中华文明有可能为世界文明或者说为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对话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这个开放的平台有可能能消除文明的冲突。这就是有信仰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肯定是存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信仰即无信仰,什么都信等于什么都不信,真正的信仰一定是一神教的,而提供这个开放平台的,一定是无信仰的。这是中华文明无信仰的好处。

    那么中华文明无信仰也有坏处,坏处在于核心价值观不能恒定。我们要看一看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的民族需要信仰呢?说到底是因为必须有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如果没有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观,它就不能凝聚,更不要说成为世界性文明了。也就是说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观极为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重要到必须借助神的名义,用神谕的方式把它说出来,这就是信仰的秘密。再换句话说,要信仰其实是要核心价值观,而我们这个文明没有信仰,因此我们没有恒定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只有阶段性价值观,比方说汉以后的三纲五常,比方说改革开放之前的阶级斗争,这都是当时朝野官民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而且这两种核心价值是适应于当时的经济基础的,三纲五常是适用于小农社会的,阶级斗争使用于计划经济的,所以它管用,它起作用。也因此如果经济基础不发生变化,那么这两种核心价值依然起作用。比方说辛亥革命以后,1949年以前的民国时期,儒家伦理就充当了维持会,1949年以后,改革开放以前,斗争哲学就充当了纠察队。大家都在说那个时候道德状况多好,现在怎么这样了?因为有一段时间有维持会,有一段时候有纠察队,现在既没有了维持会,也没有了纠察队,所以奶粉里就放三聚氰氨。没有的原因在什么?没有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经济基础变了,由小农近来先变为计划经济,现在变成了市场经济,进入市场经济历史阶段以后,又没有适用于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观,只顾挣钱去了。考核的标准都是GDP了,那么经济是发展了,中国人的钱也多了,但是魂魄没有了,结果是什么?身强力壮,东张西望,钱包鼓鼓,六神无主。出来的,叫特选。这个观念也有利有弊,利在什么?当犹太人失去祖国以后,这样一个观念把他们凝聚起来,依然成为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历史上失去祖国的民族太多了,比比皆是,很多人找不着了,文明也没有了,唯有犹太民族存活下来,依然是当今极其重要的民族和文明。让人尊重的民族和文明,就因为他有这个特权观念。既然你们是上帝特选出来的,我们都不是,咱们就不玩了。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我个人的建议是找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吗,有,为什么?因为有共同人性,人就是人,不管中国人、西方人,阿拉伯人,非洲人,他都是人。是人就有人性,大家都是人,就有共同人性,比方说中国儒家讲仁爱,佛教讲慈爱,基督教讲博爱,伊斯兰教讲至仁至慈某处,拉赫曼、拉希姆也是爱。这说明什么?说明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给予爱和接受爱,是共同人性。我有一次到某处演讲,我讲完以后,有一个年轻人起来提问,他说我们领导不同意,但是我们领导不好意思说,我是他的秘书,我就替他问吧。我们领导说了,鲁迅先生说过贾府的焦大不会爱林妹妹,你怎么说爱是普通是共同的,把我给问住了,还有这样的问题。我就只好硬着头皮回答他,我说是呀,贾府的焦大确实不爱林妹妹,我也不爱,不等于我不爱别的妹妹好不好,我干嘛一定爱林妹妹,我爱张妹妹、李妹妹、王妹妹不行,就算我不爱哪个妹妹,我爱兄弟不行,我爱父母不行吗,我爱朋友不行吗。我没有说爱妹妹是共同的,我说爱是共同的。我不知道哪来的大领导派秘书问出这个问题来,证明我在北京台那句名言,这年头不弱智那就不能当领导。

    所以人类是有共同人性的,既然有共同人性,那么就会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对于是非善恶,就会有共同的判断,共同判断的背后,就是共同价值。比方说自由,自由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因为全人类各民族一旦进入国家阶段,都会发明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单位叫监狱。监狱是干什么?是关犯人的,也就是说剥夺罪犯的自由。这就说明自由是共同价值,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东方和西方理解不一样,东方人的理解认为是为什么要把你关到监狱里去呢?是因为自由太宝贵了,你干了坏事,剥夺你的自由,以为惩罚,杀一儆百,看谁还敢犯罪,谁犯罪,就剥夺你的自由。西方人的理解是另一种理解,西方人认为自由就是选择,自由是体现你选择的,而选择的前提条件是负责。比如我们已经告知盗窃到什么程度有期徒刑七年,告诉大家。你自由地选择了盗窃,为了尊重你的这个自由,请你坐七年牢。依然证明自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不管怎样理解。还有独立、自由、平等,都是人类的共同价值。

    这些共同价值就体现为文明的意志。也就是说文明是有意志的,文明的意志就是为人类谋求幸福,为人类实现共同价值,找到最合理和最可行,以及最不坏的途径和方式,这就是文明的意志。而世界各民族,各种文明,他们为了这样共同的追求,在进行自己的探索,因此我也有16个字的说法,叫做共同追求,各自实现,文明求同,文化存异。文明的意志是全人类的意志,因此对共同价值的追求,对幸福的追求,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但是各自实现,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也因此文明应该求同,文化可以存异。文明求同,文化存异这八个字不是我的发现和发明,是马未都先生提的。马未都先生今天也到了现场,我们向马未都先生致敬。我完全赞同马先生的观点,加了八个字,共同追求,各自实现,文明求同,文化存异。也因此我提出对未来文明,未来全球文明发展的16个字,人类文明共同价值,实事求是,推进共识。

    大家都知道有一本书叫《文明的冲突》,他认为冷战以后,世界的格局将由意识形态的冲突变成文明的冲突,当然我个人并不完全赞成他的观点,我认为所谓文明冲突的背后其实是利益的冲突,不是文明的冲突。而且即便文明会发生冲突,我们也可以消灭这个冲突,原自人类文明共同价值,实事求是,推进共识,这就是我一个负责任的中国人向全球发出的声音。谢谢!

    这样看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那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作为无信仰的文明,有责任为全球文明的对话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这叫担负起天下兴亡,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无信仰,所以我们没有恒定的价值观,我们应该找到全人类的核心价值观,找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找到我们文明自己的实现方式。因此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我们有必要反攻自己,发现自己,因为只有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也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决定以5到8年的时间,撰写出版36卷本《易中天中华史》,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只回答一个问题,或者说只弄清楚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这是我个人要做的事情,至于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进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想希望寄托在诸位身上,希望寄托在全体Chinese身上,谢谢!

 

 

 

发件人:LUYI(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时 间:2013年03月29日 08:44 (星期五)转发: 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秦晖)Ecab

苏联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

不光彩的结局

  关于1991年苏共的瓦解,据说有一种感慨:这个执政74年、领导着一个超级大国和世界最强大之一的军队、拥有1900万名党员的庞然大党,一下子轰然垮掉,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竟无一人是男儿"语出我国五代后蜀亡国宫妃费氏名句,说的是后蜀不战而降,"十四万人同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费氏自然是站在小朝廷立场上说话。当时的后蜀腐败至极,民怨沸腾,即便是蜀民,也很少有人为它的灭亡痛心疾首,这很难归咎于蜀民不是"男儿"。但如果把1991年的苏共比作这个小朝廷,用费氏的语气说只有捍卫苏共的人才算"男儿",那么这话基本不假。

  人们记忆犹新:当年苏共若干高层领导认为改革将危及苏共统治,密谋发动政变,推翻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结果虽然成功地在黑海之滨把戈氏扣押了几天,但全国一片反对声浪,没加入反抗的苏联人大都也冷眼旁观,而支持政变者寥寥无几。甚至原先参与密谋、说好"紧急状态委员会"发难后会在苏联人大和苏共书记处出头呼应的卢基扬诺夫等一批领导人见势不妙,也做了缩头乌龟。政变者孤家寡人形影相吊,在千夫所指中彻底崩溃。

  政变失败使形势急转直下,戈尔巴乔夫恢复自由后辞去苏共总书记,并"建议"苏共解散。对此,苏共的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等所有机构及其领导人,乃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和领导人均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第二天即1991年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便发表声明,"自动解散"苏共中央。4天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俗称"禁共令"。

  我们后面提到的麦德韦杰夫后来曾痛心疾首地回忆道:当苏共人员离开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有成千上万苏联公民包括原苏共党员汇集到大楼前,把大楼围得水泄不通。"但他们不是来保卫党的,相反,他们兴高采烈,并争相向撤离的苏共干部吐唾沫、发嘘声,如果不是警察严密保护,撤离者受到伤害也不是不可能的"。苏共就这样在几乎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况下不光彩地瓦解了。

  捍卫苏共的唯一"男儿"

  说"基本"不假,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准确。其实在那一片土崩瓦解中还是有"男儿"站出来捍卫苏共的。基层有无未见报道的"无名英雄"我们不得而知,在中央层面,当时倒是广泛报道了有一个"男儿"挺身而出捍卫苏共,可惜的是:只有这一个。

  这苏共当时唯一一个"男儿"不是别人,就是当时刚刚恢复了党籍一年多的"民主派共产主义者"罗伊?亚历山大罗维奇?麦德维杰夫。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活动"时,只有他一人起来发言,对"禁共令"表示坚决反对,指出这违反了公民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的宪法原则,将成为历史之耻。在当时对苏共"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罗伊?麦德韦杰夫的这一独力抗争引人瞩目。有媒体甚至比之于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一片"爱国主义"喧嚣中挺身反战的左派英雄罗莎?卢森堡――时称"红色的罗莎"。罗伊?麦德韦杰夫因而也获得了"红色的罗伊"之称。

  当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与苏联人大,80%以上的代表是苏共党员,其中包括大量的官员,他们过去是旧体制下主要的既得利益者,后来有的在新体制下如鱼得水发了大财,成为叶利钦的支持者。有的则在后来的"转型危机"和"左派复兴"年代又开始以左派自居,大骂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但是在此时,在苏共生死存亡之际,在俄国已废除"专政"转向民主、像"红色的罗伊"那样表态其实也没多大风险的情况下,他们却没有为"党"说一句话,而是选择了随大流,用自己的一票参与了对"党"的死刑判决。

  还要指出的是,今天最为声色俱厉地抨击"叛徒"戈尔巴乔夫搞垮苏共的俄罗斯共产党,当初却是1990年6月在戈尔巴乔夫支持下成立的一个"保守派"(指与"民主派"对立的正统人士)政党。戈氏在其统治的中后期一直实行左右"摇摆"和"平衡"的策略,面对以叶利钦(当时已退出苏共)为首的党外"民主派"和以安德烈耶娃为代表的"斯大林主义者"这两支"不妥协的"反对势力,戈尔巴乔夫有意扶植、笼络"体制内的左、右"势力,其中右的是谢瓦尔德纳泽、雅可夫列夫等人,左的就是库兹涅佐夫、久加诺夫等俄共一干人等。戈氏这个时期有时拉左压右,有时拉右压左。俄共的成立恰在他"拉左压右"之时。

  原来传统上苏联只有其他加盟共和国有"自己的"共产党(实际上也是苏共的一级组织),俄罗斯的共产党则只有省市委等地方组织,没有加盟共和国一级组织,各省市委都直属苏共中央。但叶利钦等"民主派"在俄罗斯联邦崛起后,戈尔巴乔夫为了在俄罗斯与民主派抗衡,便授意成立了这个"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俄共自然具有反对民主派、却不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特点。8?19政变时他们的态度暧昧,政变失败时还发表过划清界限并谴责政变的声明。

  尽管在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解散时叶利钦也在俄罗斯议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自己的"禁共令",但俄共大佬们不同于政变失败后一度被捕的苏共"紧急状态委员会"一干人,他们都保持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甚至很多人还保持着在人大和苏维埃的发言权。但是,他们当时同样没有为捍卫苏共(以及俄共)说一句话。

  比俄共更"左"的"斯大林主义者",如安德烈耶娃以及后来组成"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马卡绍夫等人,早就认为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是"修正主义者"而拒绝合作。后来他们甚至以俄共为敌,认为俄共与叶利钦是一丘之貉。他们唯我独左到如此地步,以至把大选中支持俄共的本党成员都开除出党。由于这个极左小党孤芳自赏没什么群众基础,剧变后的俄罗斯民主派政府并不以之为对手,它在"禁共令"颁布不久的1991年11月正式挂牌,并没有遇到什么妨碍,一个多月后即获准登记,成为剧变后"第一个获得登记的共产主义政党",比俄共还早了一年多。所以毫不奇怪,这批"最正统最革命的列宁主义者"尽管最早出来骂戈尔巴乔夫,但是在苏共被禁时他们也没有为苏共说话。马卡绍夫等当时也是苏联人民代表,他同样没有挺身做"男儿"。

  所以数来数去,当时还真就只有"红色的罗伊"麦德韦杰夫出来抗议"暂停苏共活动",或者按上面说的定义只有他是"男儿"。

  "亡党"、"亡国"还是"亡朝"、"亡制"

  但这里还要指出:苏联人大那个"暂停苏共活动"的决议虽然被我们称为"禁共令",实际上无论是政变夭折后的苏联末期,还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都没有宣布过禁止共产主义政党。苏共是总书记"建议"、中央书记处宣布"自动解散"的(至于为什么头头要解散就解散了,那么多的党员都没动静,这就涉及苏共本身的体制问题了)。苏联人大"暂停苏共活动"的理由是要调查8·19政变与苏共领导层的关系,并没有宣布取缔苏共(前苏联其他共和国有的确实是取缔了共产党)。"暂停"后苏共再未出现,则是因为此后不久苏联就解体了。

  解体后俄罗斯也有人要重新登记注册苏共,未获批准,主要理由倒不是苏联已不存在――当时的确有些公开要求恢复苏联的政党获得登记的,如安德烈耶娃的"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实际就是1952年前苏共的旧称,还有前述那个"共产主义工人党"也是不承认苏联解体,自称在全苏而不是仅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在他们口中苏共也并未"亡党",只是他们这些正统的共产党人开除了"叛徒"戈尔巴乔夫等人而已。

  当时俄罗斯当局拒绝"苏联共产党"登记的理由是:政党制度下合法的党具有法人资格,而苏共与前苏联党国一体,党产即国产,现在苏联已不存在,各共和国分别继承了它的遗产,如果作为法人的苏共重现,将造成严重的遗产问题。所以"作为国家结构而非作为政党的苏共"已不可能存在,但俄罗斯当然可以有"作为政党的共产党",而且可以不止一个。如果共产党参选获胜,当然也可以执政。

  俄共和那几个极左"正统小党"就是这样获得登记的。你可以说以这样的理由拒绝"苏共"登记是借口,但没有疑问的是,当时提出这种登记并不是会遭到镇压的冒险行为,如果是登记俄共就更无风险了,把它比作当年后蜀军队不"解甲"投降就会面临血战乃至被消灭实在有点不当。严格地讲,苏联并没有"亡国"而只是"亡了制"(或者用过去常说的:"改变了颜色")――社会主义的苏俄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当然它的版图也变小了。苏共也并没有"亡党",它只是失去了一党专政的地位并且不再党国一体,而且迄今没能胜选执政,但作为其继承人的俄共仍然颇有影响。

  当然,苏联这一"亡制"造成的震荡是非常大的。这个大国虽然没有"亡",但国家实力明显下降,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里的确有许多值得汲取的教训。这也就是普京那句话"谁不为苏联解体难过,谁就是没有良心"的由来。而且如果对于俄罗斯联邦公民而言谈不上"亡国"的话,那么对于俄罗斯以外前苏联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族居民而言,很多人的确遇到了国家认同危机:作为俄罗斯族他们实际认同的是俄国,但现在他们却变成了"外国人"。由此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至今困扰着人们。所以,如何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避免"改朝换代"式的震荡,的确是个大课题。

  不过即使没有制度改换,像苏联那样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一旦发生政治危机,震荡往往都很严重,这就是我们过去提到的"帝国后遗症"问题。比起其他大帝国,古代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且不论,近现代的如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以及我们最熟悉的清帝国"解体"后的情况,前苏联的"帝国后遗症"其实已经算是最小。我们知道清帝国辛亥解体后,中国即战乱不断,直到1949年,比苏联解体后的震荡严重得太多。当时的国人也为国家的命运痛心疾首,亟图出路。不过真想回到"我大清"去的人也就张勋等几个而已。俄罗斯现在不也是如此吗?普京说的下半句话"谁还想恢复苏联,谁就是没有头脑"正是这个意思。

  其实,想"恢复"苏联版图和恢复苏联的体制也还是两回事,就前者而言虽然现在不现实,我看普京也未必真不想。但就后者而言,现在俄罗斯倒未必不现实:俄共不是在竞选吗?比俄共更左、更斯大林主义的前述小党不也存在吗?真想恢复那种体制,可以选他们嘛,然而看看他们的得票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想呢?当年俄共缺少"男儿",几十年后还这样?无疑今天的普京在不少人(不仅俄国人,也包括不少中国人)眼里绝对是个"男儿",但当年他可不是跟"红色的罗伊"站在一起,而恰恰是跟颁布"禁共令"、促成苏联解体的叶利钦站在一起的!

  有人说,苏共里"男儿"少,都是叫"历史虚无主义"舆论给弄的。不过说实在的,苏联比西方民主国家黑暗,至少我们是在"文革"时代就知道了。那时我们都听说过一段虽非正式发表、但却传播甚广的毛主席语录:"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是一帮流氓,比戴高乐还坏。"(毛泽东:《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一些插话》,1964年5月11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丁本496页;见矢吹晋编译:《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を语る》,(东京)现代评论社1975年,256页。)这大概不能算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蛊惑吧。

    "红色的罗伊"曾被党开除

  所以当"禁共令"下,只有麦德韦杰夫这位"男儿"出来维护苏共,确实非常难得。

  而这个唯一站出来捍卫党的"红色的罗伊",在旧体制下却一直是党不喜欢的人,1969年他因出版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著作并参与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开除了党籍,从此成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两年后他又被剥夺公职,成为靠写作为生的"自由作者",实际上就是体制外的社会边缘人。当时苏联还是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党"垄断一切生存资源,实行"不听话者不得食",体制外谋生是极为艰难的。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孪生兄弟若列斯?麦德韦杰夫作为著名生物学家,为事业不得不迁居国外。很多非左派的持不同政见者也走上了流亡之路。但罗伊认为他不像科学家弟弟需要在国外搞研究,作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也不认同西方的资本主义,所以他还是留在苏联为"社会主义民主"而奋斗。

  在将近20年间,麦德韦杰夫受到了"党"的严厉迫害。他被禁止居住在莫斯科,流放外省,言论被封杀,行动被盯梢。他的著述只能在国外出版,而在苏联国内以"萨米兹达特"(俄语"非法出版物")方式流传。这些著述包括:《让历史来审判》、《谁是疯子?》、《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日记》、《布哈林的最后岁月》、《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斯大林周围的人――六位苏联政治领导人的政治传记》、《菲利浦?库兹米奇?米罗诺夫的生与死》等等。

  直到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尤其是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后,麦德韦杰夫的处境才发生变化。在倡导"新思维"、"公开性"的那几年,他过去的"异端"言论越来越获得苏共改革派的宽容和认可。1989年,他被获准回到莫斯科,恢复了公职,并在戈尔巴乔夫的亲信、后来也被俄共骂为"叛徒"的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雅可夫列夫的过问下最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次年他批判斯大林的新书《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成为他多年来第一部在国内公开出版然后流传到国外、而不是在国外出版后秘密在国内流传的著作。此后他更是进入了出版高峰期,一年之内在国内出版了5部著作――包括新著和过去只能在国外出版的旧著。很快他又作为苏共籍代表被选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

  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画面: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而这个男儿曾经被党的正统派开除出党长达20年之久。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恢复了他的党籍,那苏共可就真的"更无一人是男儿"了!当然有人说,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毁了苏共,我想这要看从什么角度讲了。如果没有宋军压境,后蜀即便腐朽到"更无一人是男儿",也还可以再苟延一段。如果在为时已晚的情况下,后蜀通过改革有了几个"男儿",在大军压境时可能于事无补。这能证明改革错了吗?其实前面讲过,从苏联到俄罗斯主要是制度的"剧变",与后蜀那种没有制度变化但确实"亡国"了是不同的。至于"亡党",说到底就是指民主制下发生了政党轮替,苏共(后来的俄共)丢了政权。

  不过,台湾的蒋经国开放党禁实行民主化后,虽然也导致反对党兴起、乃至使若干年后国民党一度败选下台成为在野党,但似乎没人认为蒋经国就成了出卖国民党的"叛徒",而国民党就因这个"叛徒"而"亡党"了。事实上8年后国民党就大选获胜重新执政。当然,没有人能断言"政党轮替"不会再度发生,但无论怎么轮替都已属正常,不会有"亡党"之说和"叛徒"之咒了。

  东欧各国其实大都如此,那里"前共产党人"的后继党在"剧变"后20多年里大都胜选执政过一次乃至多次,很多党的获胜率都高于"剧变"时他们的对手。不过俄共确实是个例外,"剧变"至今它还从未尝过政权的滋味(指中央政权,俄共在地方上是有胜选执政的),其原因耐人寻味,我们可以另行讨论。但是这种剧变后经历的不同使"亡党"、"叛徒"之说在俄共中比在东欧各党中更有市场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即使我们同意这种说法,即由于苏共出了"叛徒",导致了"亡党",那么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包括戈氏在内的所有"叛徒"都不是改革时期才入党的,他们都是正统体制下按正统的价值观被挑选出来的接班人。而那个苏共"亡党"之际唯一挺身而出的"男儿",倒是被正统体制开除并排斥多年,恰恰是戈尔巴乔夫时代重新被党接纳的!

  苏共党内原来当然不止罗伊这一个"男儿"。麦德韦杰夫兄弟的父亲就是一个正直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任红军的师政委,同时也是个"红色知识分子",曾任教于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院。但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陷害,于1938年死在科雷马地区的"古拉格群岛"。

  在1970年的极权制度下,苏共把一批批老麦德韦杰夫这样的热血"男儿"消灭了,又把一批批小麦德维杰夫这样的"男儿"开除了。在那个长期形成的谎言充斥、真话绝迹的政治生态中,正直的人逐渐被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之徒所淘汰,"男儿"要么像老麦德韦杰夫那样变成了尸体,要么像小麦德韦杰夫那样为阉臣屑小所取代。宜乎到了1991年真正的考验来临之际,1900万成员呆若木鸡,只有一个被正统体制开除20年、刚刚被"叛徒"平反归队的"男儿"能站出来了。

  中国古代儒家有"从道不从君"、"恒言君之恶者谓之忠"的名言,古儒最鄙视的是所谓"乡愿",即趋炎附势、有奶便是娘的小人。但是在长期的"秦制"下,真儒越来越少,乡愿越来越多。晚清的谭嗣同曾这样感慨世道的沦丧:"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儒)教安得不亡!"

  其实苏共不也这样吗?群一千九百万之乡愿以为党,宜乎"更无一个是男儿"――不,还有一个被开除了20年的!正所谓:

  数亿乡愿以为国,"圣教"不灭岂可得?
  劁刀所及阉与毙,尚有一人是男儿!
 

 

 

 

发件人:儒家邮报<rujiayoubao@vip.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6月 11:23 (星期日)附 件:1个(25640601儒家邮报第203期.pdf ) 查看附件 儒家邮报第204期-共和国64年暨孔子2564年〔耶稣2013年〕6月

论孔门是武装集团

汪子懿

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5月7日

    孔门不仅是知识集团、宗教集团,也是商业集团和武装集团。

    孔门是知识集团和宗教集团是显而易见的。孔门是由信奉儒教文化的人所组成,因而儒教文化也就成了聚合孔门的因由和价值纽带。不管是参政、兴办教育还是周游列国以传道,都是基于知识、文化和宗教目的。商业集团的性质就隐晦一些,但孔门兴办教育事业、周游列国都需要大笔资金的支持也不必讳言;且可以肯定,子贡作为大商人不仅为孔门的各项事业提供了献金,反过来,孔门也必定通过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为包括子贡在内的儒商提供了商业机会和其它方面的有力支持;孔门所兴办的教育事业之所以能够自我生长、自我壮大,也是因其采用了有偿教育的商业化运营模式,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脩”,十条干肉,就是学费。需要注意的是,学费的额度很低。另外,对于经济困难的向学人士,孔门定会免除学费,虽然这是作为低额度有偿教育商业模式的补充和例外而存在的。

孔门的“尚武观念”

    对于孔门是武装集团的性质,古今中外的学人甚少论及,故在这里,我集中笔墨详述之。孔门本身就是尊奉“崇文尚武”理念的精英集团,有此理念作为先导,自会在组织和行动上造成一个不仅崇文而且尚武的集团。从孔子的血统看,孔子不可能不尚武或不推崇尚武观念。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一名尚武的战士,《左传》襄公十年载“晋人围逼阳。逼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郰人纥抉之以出门者”。可见,叔梁纥的勇力和战斗意志之强,而对于强调“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论语·子张》)的孔子及其弟子来说,不可能不承继父辈的“尚武”观念,并将其贯彻于儒教教义和孔门的实际工作中。《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此句表明,孔门十分注重军事教育和训练。

    孔子也颇为重视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的武力的作用,并提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力以达到或避免某种结果。这其中,包括攘夷、维护礼乐制度、大复仇等,由于这些内容已在拙文《论儒教军事思想》中作过详细论述,此不赘言,只略举数例。圣王孔子在与人交往时比较注重“温良恭俭让”,给人以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形象,但是如果有人胆敢破坏“礼乐制度”,孔子便会强硬地大声疾呼诉诸武力以恢复合法状态,成为彻底的鹰派和主战派。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论语·宪问》)孔子即便致仕居家,遇有破坏“礼乐制度”的国际事件,也要郑重地奔赴庙堂申明主动发动战争干涉他国内政的政治主张。而《春秋公羊传》所宣扬的“大复仇”理论更是要求人子、人臣在面对“杀父杀祖”、“弑君”等情况下采取包括战争在内的主动的进攻性行动予以复仇,如果消极不作为,就是“非臣”、“非子”,春秋大义必予贬斥。《春秋》庄四年夏书曰:“纪侯大去其国。”《传》曰:“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可见,儒家对大复仇战争持肯定的态度。

“武装集团”之定义和孔门是武装集团

    既然孔门是提倡“尚武”精神的集团,也主张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武力,个别情况下甚至可以主动地、先发制人地使用武力,那么孔门自然会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循此原则进行组织建设和人才培养,故孔门能成为武装集团丝毫不奇怪。不过,我这里所说的“武装集团”并不仅指军队,军队只是“武装集团”中的一种,除了军队,“武装集团”还有其它的组成形式。比如,孙中山先生首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此,发动了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但这些起义并不是由同盟会的军队实施的,因为同盟会和之前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反清组织都没有自己的军队,国民党军队迟至1924年黄埔军校建校后才得以建军,一年后,孙中山先生就驾鹤西去了。但这并不代表1924年前的国民党及其前身中华革命党、同盟会、兴中会等不是武装集团,反清时期,这个武装集团的组成形式是留学生和洪门等会党成员的联合体。孙中山本人即是洪门“洪棍”(元帅),广州黄花岗起义72烈士中有一半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大学生等事例就是明证。德国纳粹党是另一个典型例子。纳粹掌权后建立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力量基础是德国原有的国防军,后来打出了荣誉和名声的纳粹党卫军也是在战争爆发后才大规模建立的。德国人民选举纳粹党上台执政前,纳粹党和孙中山一样没有自己的军队,但该党有罗姆领导的冲锋队,冲锋队不是军队,而是由一群失业工人、流氓无产者、退伍军人和党棍组成的乌合之众,至多算是民兵,基本只能用于街头斗殴、冲击敌对党派集会和保卫纳粹党集会,以至于后来的纽伦堡审判都判定冲锋队不是犯罪组织,但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组织在纳粹夺权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严格来说,拉登的基地组织也是“不是军队的武装集团”,但却是不比军队逊色的武装集团。综上所述,我可以为武装集团下一个定义,就是具有暴力威慑力和使用暴力的潜力并能诉诸一定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的团体,不管这种暴力是用于进攻还是用于防卫。

    孔门符合这一定义,因此孔门是武装集团。下面我将举出三方面的证据论证之,即孔门能诉诸一定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孔门具有暴力威慑力和使用暴力的充分潜力;当时的政治精英对孔门武装集团性质的认定。

孔门能诉诸一定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

    毋庸置疑,孔门能诉诸一定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孔子在14年周游列国的传道历程中,曾遇到过至少三次被有组织的暴力集团攻击的险境,分别是“畏于匡”、“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和“厄于陈蔡之间”,实施这三次攻击行为的三支武装集团中,有一支是由陈、蔡两诸侯国的各种武装力量组成的联军,一支是不确定由诸侯国军队还是由实力派大夫的私人武装组成的暴力集团,还有一支是组织良好、求战心切的民兵组织。但面对三次攻击,孔门师徒都能顽强应对,即便暂落下风,也没有让攻击者达成杀死或俘虏孔子的预设作战目标。可见,一旦孔门师徒投入暴力冲突,其释放的有组织的暴力十分惊人,甚至可以在诸侯国联军的冲锋和围攻下坚持战斗到弹尽粮绝而不屈服,真正做到了孟子所谓“威武不能屈”。对孔门而言,“不能屈”不仅体现为气节、也体现为实力。

    关于“畏于匡”,文献是这样记载的。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用现代汉语说就是“周文王离世后,上天赐予人间的所有文化精神都在我孔子身上了,上天不会泯灭所有的文化精神,所以匡人不能把我怎么样”。孔子的自信当然很大部分是来源于他深知自己是上天在人间的化身,受命于天,承担着代天立法、为天传道的天命,凡人自然奈何不了孔子,但还有一部分来源于孔子对孔门诉诸武力的能力成竹于胸。

    很明显,匡人主动发起攻击后的一段时间,孔门不占优势,很可能是受到了匡人民兵组织的奇袭,以至于有部分孔门人员脱离了大部队。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论语·先进》)从中可以看出,即便身处激烈的战斗中,孔门师徒依然从容、无畏且不失幽默,孔门作为一支武装集团的高昂士气可见一斑。

    而在战斗中,孔门师徒的技战能力和战斗意志令匡人民兵生畏。《史记·孔子世家》举了一个例子: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斗甚疾……蒲人惧,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对该句,后世学者颇有争论,大部分的意见是,蒲地的战斗与“畏于匡”是两次不同的战斗,因《史记》原文有(公良孺)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但钱穆先生认为,匡与蒲是一个地点,卫国的匡在陈留长垣县西南,长垣县有匡城蒲乡,两地近在一处,且孔子没有两次经过此一地点的可能。(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我认同钱先生的观点,故采之,将《史记》该句视为和“畏于匡”是同一场战斗,但即便不是同一场战斗,也不影响我的论证,而只能说明孔门师徒遇袭的次数更多而已。“斗甚疾”和“蒲人惧”六个字已将孔门这个武装集团的战斗力呈现在后人眼中。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战斗的另一方,即匡人民兵组织。对于其为何攻击孔门师徒,《史记·孔子世家》写道:孔子适卫,居十月,去卫过匡。阳虎尝暴匡人,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看来,两方发生武装冲突,完全是一场误会。匡人本想找曾经施暴于其的阳虎寻仇,结果因为孔子长得像阳虎而被当成了替罪羊,整整围攻了孔子师徒五天之久。五天之后,估计是双方都斗得筋疲力尽,但谁也压倒不了谁,只好诉诸于外交和谈判途径解决,方才发现不过是一场误会,于是,匡人撤围而去。但从该句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能够证明孔门是较强的武装集团的蛛丝马迹。其一,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既然匡人认定孔子就是残虐过他们的阳虎,自然复仇心切、作战坚决,不会对他们眼中的仇人,即孔门师徒手下留情,心存怜悯。所以,匡人虽是民兵组织,但必定士气高涨,战斗也因之极为激烈;其二,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孔门师徒竟能抵挡五天不分高下,其战斗力之强应是没有疑问的。

    与“畏于匡”类似,孔子在面对由宋司马桓魋率领的武装集团的攻击时,再一次表达了对战胜敌对势力怀有的强烈自信。《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道:孔子去曹过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与“畏于匡”不同的是,此次战斗是一场阻击战,孔门师徒边打边转移,最终摆脱了由宋司马桓魋率领的,不知是由宋国正规军还是由桓魋私人武装组成的攻击集团的追击。若孔门不是能够诉诸暴力的武装集团,而是由一班文弱书生组成的旅行队伍,估计在桓魋攻击集团的第一波冲击中就被击垮了。

    孔门师徒在14年周游列国以传道的历程中遇到的最凶险的情况就是“厄于陈蔡之间”。孔门与陈蔡联军发生冲突的起因,《史记·孔子世家》作了交待: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孔子对此次被围绝粮的经历记忆深刻。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最后,该事件以“楚昭王兴师迎孔子”,陈蔡联军撤围告终。

    实际上,在周游列国前,孔门师徒在参与鲁国国内“堕三都”的政治斗争中已显露其武装集团的性质。在这场前功后篑的斗争中,孔门与鲁君、季氏的联合武装力量击败了公山不狃、叔孙辄领导的费人叛乱集团,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也宣告了孔门作为武装集团正式成形。

政治精英对孔门武装集团性质的认定

    接上述,楚昭王迎到孔子后,立即被孔子的道德、学问和人格魅力所折服,遂提出裂地封孔子,但被令尹所阻。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军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史记·孔子世家》)从《史记》的这一段记载可以发现,在楚国二号人物,令尹子西眼中,孔门的综合实力极强,甚至胜过了楚国的执政集团,其中,作为孔门武装力量领袖的子路被着重提及,说明在子西眼里,孔门具有武装集团的性质,有诉诸较大规模的暴力的能力。

孔门具有暴力威慑力和使用暴力的充分潜力

    正如“核弹的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在发射出去之后”,武装集团要达到自身的战略目标,也不能随便诉诸真实的暴力,而要重在利用暴力实施的可能性所释放出的威慑力和影响力来达到目标。如果一个集团具有这种暴力威慑力和影响力,具有诉诸暴力的充分潜力,能够让其他人或其他政治、军事集团相信必要的时候其可以通过诉诸暴力以达到或避免某种结果,即便该集团没有真实地诉诸于暴力,那么,该集团也是武装集团。

    从孔子周游列国前仕鲁时在内政和外交领域的两项作为可以感受到孔门作为武装集团所辐射出的暴力威慑力和影响力。内政是诛少正卯,外交是夹谷之会。

    少正卯是孔子的政敌,在与孔子的政治斗争中遭到了彻底失败,孔子则经由诛少正卯克服了施政阻力,得以部分地推行其政策主张,使鲁国在三个月内达于“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的大治境界。而少正卯敢于违背君心民意,乱孔子之善政,必然在鲁国具有一定的权力根基,如果孔门只是一个毫无暴力潜力和威慑力的书生集团,则少正卯必会选用暴力施压、限制人身自由乃至暗杀、政变等手段对付孔子,就像慈禧对付康梁一样,而不会坐以待毙。从孔子诛少正卯的结果来看,孔子与少正卯之间的斗争已是你死我活,双方已不可能通过谈判和妥协来求得和解,斗争的结果实际上反映了斗争双方的实力对比,其中当然也包括武装力量等硬实力的对比。

    关于夹谷之会的记载,详见《史记·孔子世家》。夹谷之会是由鲁国的地缘政治宿敌齐国提议召开的,目的是以“好会”为名,暗伏武装力量,借机劫持鲁君和其他执政权贵或者以武力逼迫鲁国方面签署对齐国有利的谈判条款。类似的事件在春秋战国时代并不鲜见,秦国在武关之会劫持楚怀王就是其中最惨痛的例子。孔子在夹谷之会前就认清了齐国的目的,因而告诫鲁君“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从而加强了军事斗争准备,奠定了鲁国在夹谷之会中取胜的实力基础。可以想见,孔子认识至此,必然也动员了孔门武装集团的力量参与夹谷之会,增强了鲁国方面的总体实力,使孔子底气大增,敢于当着齐国国君及其众大夫的面斥退莱夷、斩杀优倡,大挫齐国。虽然齐鲁双方早已准备好的武装力量并未真刀真枪地发生冲突,但会场上激烈斗争的双方一直处于对方的武装力量的威慑之下,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孔子事先未做军事部署,则齐国必会动手,齐国之所以自始至终保持克制,就在于其顾忌由鲁国正规军和孔门武装集团组成的联合武装力量。斗争最终以齐“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也就是以孔子的胜利和齐国的失败而告终。

两种伪儒观点:“孔门不是武装集团”和“儒家不尚武”

    当前,以儒家为名推销非儒观点的现象常有发生,有的是出于误解,有的则是出于曲解。其中,比较流行的有:“儒家以德报怨”、“儒家对民族仇恨持宽容态度”等,对于熟悉儒家经典的人来说,这些伪论根本不值一驳。但还有一些不那么明显的非儒观点日益影响着儒学圈,其中,就包括“孔门不是武装集团”、“儒家不尚武”。对于这两种伪儒观点,本文已经作了驳斥,现在我想再用一点篇幅揭示此两种观点的危害。

    我们可以做一个荒唐的假设,就是孔子听信了上述两种观点,要求孔门只是一味读书、做学问、修身养性,成为只是崇文、只是道德高尚而不尚武的文人士大夫集团,其结果就是无论孔门创造的文化精神有多么辉煌,也会归于毁灭。上述“堕三都”时面对费人叛乱集团的围攻、“畏于匡”、“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厄于陈蔡之间”,无论哪一事件中的敌对方都可以将不是武装集团的孔门全灭,甚至少正卯都可能先发制人,对孔门造成伤害。如此,作为文化载体的孔门都不能自保,何谈保卫和传承文化,践行上天使命呢?

    更可怕的是,这两种伪儒观点若流行于儒学(教)是中华帝国统治意识形态的时期,则不仅会腐蚀儒门,还会腐蚀整个帝国和汉民族,使无数先辈在文学、科技、艺术等领域的多年努力和成就一朝化为乌有。五胡乱华、蒙元灭宋、满清建政等给中国历史带来的倒退是怎么说也不为过的,而造成这种黑暗局面的原因就是帝国和汉民族在军事和武力上的失败,挖深一点说,就是因为后世的某些所谓儒家忽视了“尚武”精神和儒门“武装集团”的性质而导致的。历史的教训如此深刻,今天的儒家和大汉民族的每一名成员怎能不反躬自省、汲取教训呢?

    2564、3、26(2013、5、5)于京东燕郊

 

 

先商起始滳河流域刍议

李忠湖

(该论文被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山东省地方志学会评为山东省 首届齐鲁新方志论坛优秀论文奖)

    【内容提要】 随着大量考古文物资料的面世及甲骨文字的整理和研究,滳河流域是先商文化的发祥地已成为史学界诸多专家学者的共识。虽然被黄河拦腰截断的滳河上游被后世讹曰了漳河,然而,其下游却坚持着自己“滳”的河名。卜辞所见滳水是指古滳河的下游、卜辞所见滳字正是清漳下游商河的本名,这也就明确指定了商族先人活动的区域。后经黄泛常年漫流,使河道积沙淤塞,渐渐便鲜为人知,导致这条润育了先商文明并被奉若神灵的古水长期被史学界所忽视。然而,这条历尽沧桑的古滳河,虽曾经常年淤塞,但故道依然清晰可辨;虽流域内各地俗名有异,然依旧上下贯通、一脉相承,仍以其苍老的容颜呈现在世人面前,坚强地昭示着它的存在。

    【关键词】古滳河 封於商 求年於滳 求禾於滳 滳河县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司马迁在《史记· 殷本纪》中写道:“殷契……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由于司马迁只是提到了契被“封于商”,而没有指明“商”的地望,后世学者便各抒己见,为“商”定位,导致商族起源问题自古至今,诸说搅绕、莫衷一是。较大的学说有西方说、东方说、北方说、东北说、晋南说、中原说、江浙说、夏商周三族同源说等等。所以出现如此诸说纷争的局面,主要是由于文献记载本身就有许多歧义之说,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影响的结果又使得它们相互之间有一些文化因素的相似性和继承性,论者各取利于自己观点的文献记载,又局部地看重某些考古文化因素的类似和传承,使其成为一个聚讼千古、纷纭难决的历史学悬案。

    笔者非从事专业研究,更加之才疏学浅、孤陋寡闻,自知没有驾驭此等重大历史课题研究的能力。只是依据手中掌握的些许资料,在博采群书,荟萃众说,继承前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揣浅陋、不避讥嫌,仅就此课题涉及滳河流域这一特定方面的论证粗略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权作为商族起源诸说添一话题,并以此求教于诸方家。

    随着大量考古文物资料的面世及甲骨文字的整理和研究,滳河流域是先商文化的发祥地已成为史学界诸多专家学者的共识。甲骨文中有一滳字,是水名。滳水在卜辞中屡见:“王其侑於滳,在有石燎有雨”、“王其寻舟於滳,亡灾”、“ 涉滳,至磬,射左豕,擒?”、“求年於滳,求禾於滳”,可见滳河在商代是一条重要河流。“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殷墟卜辞曾多次记载殷人祭祀滳水。我国史界曾有学者对滳水这样比黄河小得多的河流被神化感到大惑不解。余方平先生在《殷人神化滳洹二水之原因浅析》一文中指出,其实,将卜辞记载与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音韵学等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分析,可以看出:滳水流域曾是商族的起源地,是商文化的“老家”。殷人自然要奉为神灵,世代祭祀,以示永志不忘祖先发祥之地,同时亦祈求滳之神灵永远福佑殷人及其后嗣。

    商之名当源于滳水,既为昭明居地之名,又演变为商族的族名。[1] 《史记·殷本纪》云:契因辅助大禹治理洪水有功而“封于商”。先商活动中心在滳河流域,《夏商史稿》云:“契封于商,这个‘商’,就是‘滳’的同音字。按着音同通用的规律,可以说,作为契所居住的这个‘商’,其地就是滳水流域。从字形上看,‘滳’是水名,故从水,商声。此字去‘水’,则为‘商’,因此,如称水之名则为‘滳’水,称族之名则为‘商’族或‘商’人。商族之名,由‘滳’而起,这就是商族的来源。”[2]

    曾经有人称商是一个航海的民族。早在商汤灭夏以前,商便已是一个兴起于渤海西岸的强大诸侯国。那时商的活动区域集中在商河流域,所以商的名称也就出自于商河的商字。而当时这条赋予了商名字的商河,是一条直接流入大海的河流。所以从很早以前开始,商的买卖人就已经顺流而下,把生意做到了海上。[3]

    丁山先生在《商周史料考证》中指出:“此河(商河),俗名小漳河,世又谓之清水,显然是由清漳一名分衍出来的。……盖河水屡次改道,穿没清漳的中流,随地而名张甲河、屯氏河,将清漳与小漳河隔成两段。于是后人但知浊漳入滹沱,而不知清漳古代本由商河入海了。卜辞所见滳字,从水,商声,正是商河的本名。……商之为商,得名於滳。”王玉哲先生指出: “清漳下游,一名商河,正与卜辞所见滳水名字相应。”“这商地之水名之为滳水,就使我们推想,商地最早的发祥地”就在这里。[4] 那么,这条以“滳”字为名的河流在哪里呢?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归纳以下几种说法:

    一、“滳河即漳河”说。杨树达、丁山、于省吾、葛毅卿、钱穆等先生,从音韵学角度,提出古代“滳”、“漳”二字互通,滳河即漳河。白寿彝、王玉哲认定“商漳相通,商人所以称商,由于商人远族居于漳水,而最早漳水就叫滳水的缘故。”葛毅卿《说滳》中以“滳”读为“漳”,杨树达《释滳》也是以“滳”为漳水,他认为:“古章商音同。《说文·三篇上· 冏部》云:‘商,从外知内也,从冏,章省声。’……《水经·河水篇》云:‘又东北过杨虚县东,商河出焉。’郦《注》云:‘一曰小漳河。’此皆古章商通假之证也。”[5]

    二、“滳河改名漳河”说。此说可以白寿彝先生为代表,此说的主要论据为“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可是周公旦对商朝仍不放心,为了消除商朝的历史痕迹,遂将滳河改名为漳河。”

    三、“上游与下游”说。王玉哲先生说:“清漳下游,一名商河,正与卜辞所见滳水名字相应。”丁山先生在《商周史料考证》中指出:“此河(商河),俗名小漳河,世又谓之清水,显然是由清漳一名分衍出来的。”诸如此类观点,论述很多,恕不一一列举。

    我们先看第一种观点,即“滳河即漳河”说。综合此说的主要依据,不外乎两点,一是音韵学,以为“滳漳音近”。二是滳漳古可通假。从文字学、音韵学的角度,我们承认它的合理性。按照这一理论,那么,章亥也可以是商亥,章丘也可以是商丘,滳河被黄河腰截后又重源潜发处的杨墟就可以是商墟,因为与“滳”字音近的、可通的字不止于仅仅一个“漳”字。这一理论,在古文字研究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也导致了许多古地名认证上的混乱,例如,在先商地名中出现的“亳”字,利用这一理论就可以引出“蕃”、“博”、“薄”、“勃”、“鹁”等等一大串,从而成为各说各有理的依据。然而,近则近矣,通则通也,毕竟不是本字。舍其主而寻其邻、弃本体而求通假,就有点喧宾夺主、本末倒置了。此说究其实只不过是因为甲骨卜辞里有“滳”而没有“漳”,又在没有积极探寻“滳”所在地的情况下,只能用“音近”、“通假”的“释说”而已。

    第二种“滳河改名漳河”说,笔者认为这只是一种臆断。如果周公旦真的“对商朝仍不放心,为了消除商朝的历史痕迹,遂将滳河改名为漳河”,还不如改一个与“滳”毫无相干的远音字,那样“商朝的历史痕迹”不就“消除”的更“干净”吗?

    第三种“上游与下游”说,笔者认为是有道理的。张京华先生在《殷商民族溯源及其文化特点》中说:“古代黄河经由滹沱水道入海,漳河起初由滳河入海,后改道滹沱。”[6] 也正如丁山先生所说“盖河水屡次改道,穿没清漳的中流,随地而名张甲河、屯氏河,将清漳与小漳河隔成两段。于是后人但知浊漳入滹沱,而不知清漳古代本由商河入海了。卜辞所见滳字,从水,商声,正是商河的本名。”“清漳下游一名商河,正与卜辞所见滳水名字相应,殷商时代漳河的干流,应该属此。”这里明确认定了卜辞所见滳水是指古滳河的下游、卜辞所见滳字正是清漳下游商河的本名,这也就明确指定了商族先人活动的区域。

    这条直接入海的、上游被后世讹曰“漳河”的滳河,因黄河改道被拦腰截断,其水不可能继续穿过黄河而东去,从此便与其下游失去了联系。先秦典籍《山海经》之“精卫”篇中记载“……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西来之水先是注入了黄河,后因黄河水道淤积河床增高等诸多因素,致使此水难以入黄而被迫窜入卫河。被隔断了的滳河下游已成了无源之水,后借河漯交汇之处积潭涌出,方使滳河得以重流。正如郦道元《水经注》中所说:“商河首授河水,亦漯水及泽水所潭也。渊而不流,世谓之清水。自此虽沙涨填塞,厥迹尚存。历泽而北,俗谓之落里坈……又北,重源潜发,亦曰小漳河。商、漳声相近,故字与读移耳。”此后的滳河因没有了自己的源头,其水势受制于漯黄交汇处落里坈涌量的大小,时急时缓、或显或微、亦断亦续;更甚者时遭黄河决堤之累,几番沦为黄河的附庸;又经黄泛在此地域常年漫流,使河道积沙淤塞,渐渐便鲜为人知,导致这条润育了先商文明并被奉若神灵的古水长期被史学界所忽视。

     虽然被黄河拦腰截断的滳河上游被后世讹曰了漳河,然而,其下游却坚持着自己“滳”的河名。“滳”字的出现,除了甲骨卜辞的记载,历代史志文献都证实着它的存在。汉成帝时桑钦著《水经》三卷,有名之水一百三十七,其一即商河。隋开皇十六年,於滳水流域置滳河县,因县南滳河而得名,此即明确地为滳河的地望定了位。《水经》及《水经注》几经传抄翻刻,其中记载的“商河”水名,原版用字是“滳”还是“商”,笔者限于自身的条件已不可知晓。“魏晋以来总地志中保留下来的最古的一部”唐李吉甫所作《元和郡县志》及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乐史撰《太平寰宇记》中,凡写至这条河时则皆是用“滳”做河名记载的,正如杨守敬所说:“《元和志》、《寰宇记》作滳。《集韵》,滳,尸羊切,水名。”明《商河县志》有“考商河旧名滳水镇”的记载,《重修商河县志》论及此云:“滳河县置於隋,治滳水镇”。“滳水镇之名由於滳河之水”。以“滳”为河流名称的,只有流经商河县境的这条“滳河”; 曾以“滳”字为地名的,历史上除了现在的商河县,其他任何地方至今未见有记载。

    《水经》及《水经注》中描述的商河流经,在某某县下都没有标明所距里程,往往容易使人联想到指的是离其最近的笃马河故道(亦称“马颊枯河,即今大沙河)。《山东通志》对大沙河是这样记载的:“自德平朱家庄汇流,东入商河县界。经左家庄、沙河镇,至杨家庵入惠民县界。又东经梨行、郭家庄、申家庄,至前屯入阳信界,东北至钦丰镇、岳家湾复入惠民境内,由落桑墅新河东入徒骇河。”这里明显看出,这条河虽与《水经》、《水经注》叙述的商河的流域位置似乎一样,但它是大沙河,而不是商河。《寰宇记》在《水经》记述的商河流经的东西两个县下作了注明,安德县下:“滳水在县西南八十里”、厌次县下:“滳河在县南四十里”。(《元和志》与此同。唐、宋厌次在今惠民县东南四十里。)由此可见,《水经》及《水经注》记载的商河流经某某县故城南只不过指了个大体方位,并非紧临彼县故城,虽然古今所计里数不尽相同,但从例举距离却亦可见所指不是今大沙河了。《水经》中叙述商河流经的平昌、般县、乐陵等故县,在《元和志》、《寰宇记》中均没有滳河的记载。《寰宇记》对德平县的记述是:“本汉平昌县,属平原郡,故城在今县西南三十里,即汉理所”。由此可知汉时的平昌故城位置在南,后至宋时县城早已北移、县域变迁,滳河则已不在彼县的范围了。《寰宇记》记滳河县,“隋开皇十六年,於扐故城置滳河县,以县南滳河为名。……马颊枯河,在县北二十里。滳河,在县北十五里。”这里可看出明显的矛盾:先是“以县南滳河为名”,后又说“滳河,在县北十五里”。此矛盾只能解释为将县南的“滳河”与县北的“马颊枯河”相混了,若县“北”为“南”之误,则与滳河所在的位置基本相符。

    滳河是流经商河境内最长的河流,《商河县志》载:“小支河(俗名古滳河),自济阳温家桥入县境,行一百一十里,至瞻圣桥入惠民界,通志作商河,即古滳河误。”《惠民县志》载:[商河]河即古滳河,上源久无考。今从济阳县温家桥来,入商河县界,经安子庄、太平桥、邴家桥至瞻圣桥入县(惠民)界。东经杨家堰为龙踪河,又经歇马亭、碱场店、永利镇入滨州界。[7] 禹贡锥指》曰,滳河行大河(指黄河)之南,漯水(今徒骇河故道)之北。《太平寰宇记》曰:黄河在商河城南十八里。由此可明确认定滳河在今商河境内的具体位置。关于滳河的大小,很少有资料记载,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一有“商河,在州(武定)南四十里,亦从商河县流入境,……俗谓之大河,方十余顷,其北有堤横亘,州人赖之。”的记述,知其“俗谓之大河”。甲骨卜辞中有“滳南”、“滳北”的刻辞,证明滳河是东西流向。商河县境内有史可考的东西流向的河道有四条,“漯水南驶,笃马北流”,中间两条商河,古滳河於黄泛时曾一度成为漯水的支流,所以当地有“小支河”之名;另一条则是河道变迁所致的“商河古迹”。[8] 此均在《水经》叙述的商河流经的位置,虽然河道时有变更,但始终没离开此地理区域。关于滳河的许多论者,虽然多引用郦氏《水经注》中的记载,但只是各取所需,一涉及到商河的地望,则就对郦氏叙述的商河流经视而不见、只字不提了,并别出心裁地引向别处。此种做法如果不是人为的故意,则是不知道商是一个兴起于渤海西岸、以玄鸟为图腾的部落,是习惯带着“商”的名字不断迁徙而后进入中原一带的。所谓先商文化漳河型以及中原一带发现的遗迹,只不过是迁徙过程中或迁徙之后的遗留。有诗曰:玄鸟携名徙四方,行踪遗迹统称商。卜辞有幸雕龟甲,可晓滳河是故乡。

    曾经出现的“商河因许商而名”之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滳河的认识。《元和郡县志》所记汉鸿嘉四年,河水泛溢,河堤都尉许商凿此河通海,故以商为名。清代历史地理考据大家杨守敬在其《水经注疏》中指出:“《汉书·沟洫志》但言鸿嘉四年孙禁议开通大河,令入故笃马河,许商以为不可,无商凿河事。《元和志》所云,盖出后人传会。”《重修商河县志》论及此云:“滳河县置於隋,治滳水镇”。“滳水镇之名由於滳河之水”。“唐李吉甫作元和郡国志谓因许商凿河而名,不知许商驳孙禁之欲开河,又安能自开河?”“汉成帝时桑钦著水经三卷,有名之水一百三十七,其一即商河。钦之所言必皆旧名,许商与钦近乎同时,是滳水不始於许商之明证。”“汉书在先,元和志在后,宜以汉书为凭。”该县志并载有邑岁贡生、清·《商河县乡土志》主编王心廉诗一首:“许商并未凿商河,名宦登祠抱愧多。滳水源流详郦注,误入郡国是元和。”诗下注说:“滳水载汉桑钦《水经》,殷商时已有此水名。隋置滳河县作滳字,宋以后始去水旁作商。商滳古字通用,商河因滳水得名,起源甚著,与许商无干。旧志引《元和郡国志》‘许商凿河通海’,遂以名河之说,谓县以许商治河得名,据此登许商於名宦,贻误后学者千有余年,至今犹承讹袭谬。”《元和郡县图志》开我国总地志之先河,对全国各地的地理沿革、山川、物产,都有一个简要的叙述。是在魏晋以来的总地志中保留下来的最古的一部。在编写体例方面,对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元、明、清各代的《一统志》都有很大影响。但不可否认,作者李吉甫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他在宪宗时,两度被升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官居宰相要职。他编写《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如他在原序中所说:“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他精研地理,编写《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正是为皇帝便于周览全国形势,以达到“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的目的。所谓“饰州邦而叙人物”,“许商凿河”的附会一说也就可以理解了。

    考古学的新发现,也为滳河流域是商族的起始地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朱继平先生在《从考古发现谈商代东土的人文地理格局》中指出:“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情况来看,山东商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鲁西北、鲁北、鲁西南和鲁中南的冲积平原和山前丘陵,尤以鲁北最为集中”。 据陈淑卿先生《山东商文化发掘遗址编年表》可知,鲁西北和鲁西南商文化遗存的年代最早,持续的时间也最长,从第一期直到第六期。此地域也正是古滳河的流经区域。王铁军在《夏商时期城子崖之居民考辨》中说:“商朝的济南境况与夏朝不同,先民的聚居地零星散布在今槐荫、历城、章丘、长清、平阴、商河等广袤的原野上。”蔡凤书在《甲骨文字的发现向我们昭示了什么》中指出:“通过大量的调查和发掘所获得的证明,龙山文化时期不但有了高度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出现了黄铜金属制品,建造了以城堡为中心的聚落,这些城址在山东省已经发现几十处,尤以鲁西北最多。”历代学者对“蒲姑”、“商奄”、“章亥”、“女郎山”等大量的研究论证,探讨了商族先人部落活动的区域,亦印证了滳河流域是商族起始地。

    商河县境内,存在着先商时期的许多遗址。现存东温桥、卢坊等多处先商遗址及出土的商代文物,更为商族先人在滳河流域的活动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实地与实物的证明。

    东温桥村遗址位于今商河县玉皇庙镇东温桥村,距县城30公里,为滳河入境处。六十年代在水利基本建设中,距地面深三米处出土一批青铜器皿、陶器和豆鬲,为夹砂红陶、夹砂灰陶和细泥红陶;纹饰有绳纹、蓝纹和附加堆纹,经山东省及德州地区普查组专家考证为商代遗址。
    芦坊村遗址位于今郑路镇东南卢坊村,距县城30公里。遗址低于地面5米以下,1958年河道清理时,出土大批青铜器、陶器、部分石器。陶器为夹砂红陶、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纹饰有粗细不一的绳纹、蓝纹及大型器物的附加堆纹。断面文化层十分清晰,文物普查时经山东省及德州地区文物专家考证为商代遗址,有重要的考古研究价值,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命名公布为第二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陶器商代纺轮,於1974年4月19日在怀仁镇东信遗址发掘。
    纺轮呈圆壁型,灰泥陶质,中间有一小直孔,上下圆棱,立面饰有三道压印纹玄纹。东信村遗址位于商河县怀仁镇东信村南200米处,距商河县城20公里,周边面积200×100米,现有遗址高出地面4.9米,南北长30米,东西宽27米。土质呈浅灰色,自1958年以来地、县多次组织有关人员考察,先后从遗址上选检出土的器物有青铜器、石器、蚌器、陶器等,其中较完整的有青铜剑一把,剑身长34厘米,宽4厘米,剑把残有3.7厘米;残双翼式铜剑镞一个;残石刀一把,通体磨光呈椭圆形,刃部锋利;残蚌刀一把;陶器多为夹砂红陶和灰陶,火候较好,纹饰分粗细绳纹两种,可辨认的器物有豆柄、鬲足高低不等。经山东省及德州地区文物专家考证遗址文化层堆积情况为:底层为商代文化,厚1.8米,中层为春秋战国文化,上层为汉唐文化。该遗址为自商延缓至秦汉时期的村落遗址。

    梁王冢村遗址位于郑路镇梁王冢村西北500米处,距县城20公里。遗址高出地面4米,南北长50米,东西宽40米。遗址顶部和边沿断面处,均有古建筑遗址、遗物暴露,多为鬲足、鬲沿、瓦片等。专家初步鉴定此冢系春秋以前遗址。
    耿家村大王墓遗址位于怀仁镇耿家村西北500米处,距县城25公里,墓高五米,呈圆锥形。墓区范围50×50米,墓上布满松柏、杂树,郁郁葱葱。民间传说为大王墓,因无详细资料记载,具体姓名不详,经省地专家考证,确定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遗址考古受诸多因素所制约,许多遗迹深埋于地下不得挖掘,导致认证上的困难重重。然而,仅从皮毛所得之遗存,商族先人於滳河流域的活动印记亦已历历在目。

    这条历尽沧桑的古滳河,虽曾经常年淤塞,但故道依然清晰可辨;虽流域内各地俗名有异(商河县及邻县曾称“小支河”、“土马河”),然依旧上下贯通、一脉相承,仍以其苍老的容颜呈现在世人面前,坚强地昭示着它的存在。

    注:

[1] 摘自《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5期
[2] 孙淼著《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
[3] 据CCTV《走近科学》2008第10期
[4] 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5] 《积微居甲文说》卷下
[6] 《中国地域文化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7] 惠民县志(倭什布 刘长灵纂修)地理志四河渠
[8] 见《商河县志》河渠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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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任后的胡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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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卸任不久的前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继去贵州旧地重游、回江苏故地寻根外,月前又到广西一行。胡锦涛在桂林曾有感而发的说,现在最想能清静平静下来。他称全退以后心情仍是很沉重,难以平静,更会失眠,甚至想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定居下来。据胡锦涛身边的人说,「他的内心很苦,卸任后不但失眠,而且经常焦躁不安。」

回母校眼角湿润──「胡锦涛原来是个很本份很老实的孩子」

    2012年12月1日,于半个月前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到自己想去的地方转一转,在贵州,胡锦涛先后到过遵义、毕节、贵阳的农村、企业和社区。

    胡锦涛去了毕节。毕节是胡锦涛的一个牵挂。1985年,胡锦涛担任贵州省委书记不久,就到贵州自然条件最恶劣的毕节考察。离开贵州后,胡锦涛2005年春节期间也曾回到毕节。10年离任后再去毕节,那里原来怎么穷现在还怎么穷。但是当地领导们还是安排了「夹道欢迎」。

    2012年12月27日,胡锦涛回到阔别34年的故乡江苏泰州。胡锦涛生在泰州,在那里读完了小学、中学。胡锦涛回家那天,泰州下起了入冬第一场雪。在泰州期间,胡锦涛回到了母校泰州中学。参观校史馆时,胡锦涛看到展厅内自己当年所在的1959届高三(4)班照片时,他笑着问夫人刘永清:「还认得出是我吗?」

胡锦涛青年时代的照片和今天的照片

    在胡锦涛当国家主席后,2005年有一位在温哥华胡锦涛下榻酒店门口旁观的老者说:「我儿子和胡锦涛是同学,一个班。在学校的时候,胡锦涛是个很本份很老实的孩子,……他有时也会到我家来,我知道他。」

    回到自己当年读书的教室时,胡锦涛激动地在自己当年坐过的座位上留影。在教学楼西侧的空地上,胡锦涛栽下了一棵银杏树留作纪念,并邀请夫人一起浇水。胡锦涛在校内活动时,在校门附近迎候的师生代表欢呼声此起彼伏。校长蒋建华看到「胡主席眼眶湿润了起来」。30多年没有回来的伤心地让胡锦涛不能不百感交集。

胡锦涛不能忘记的历史

    大约在清朝末年,安徽绩溪的一户姓胡的人家搬迁到了江苏泰县上坝,在姜堰最热闹的坝口开了家茶叶店。后来茶叶店传到了胡静之(又名胡增钰)的手中,1945至1946年间,胡静之将「胡源茶叶店」开到了泰州当时最热闹的彩衣街上,生意很兴旺。

    胡静之娶妻李文瑞,生下了3个孩子,长子就是胡锦涛,其后有两个妹妹。1949年,胡锦涛7岁时,母亲过世,胡静之一直没有再娶,而是将3个孩子送到妻子的舅母处抚养成人。胡锦涛在泰州的「大浦小学」毕业后,进入江苏省立泰州中学学习,并在18岁那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

    就在胡锦涛十几岁时,中共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胡静之的茶叶店一夜之间也成了党的私有财产,其本人也成为了泰县供销社的一名职工。在文革中,胡锦涛父亲胡静之开罪了当地的造反派,被造反派诬告「贪污公款」,并且将其拉到台上进行批斗,还将他关了起来。胡静之被关的时候惨遭迫害,其身体一天天垮了下去。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只有50多岁的胡静之死不瞑目地离开了人世。

    时年36岁左右的胡锦涛正在甘肃任职,是甘肃省建委设计管理处副处长。胡锦涛听到父亲去世的噩耗后,马上赶回了江苏泰县(现在叫泰州)。在安葬自己父亲前,胡锦涛找到泰县有关部门和当时的陆姓县长以及其父亲的单位领导们,请他们为自己死去的父亲平反,而给开一张盖棺定论的证明。当时有不少部门的副手已经答应为胡的父亲平反,并且这些人还劝胡在当时泰县最高档的「泰县饭店」摆两桌酒,请那些县领导们过去「喝喝酒、谈谈心」。双方讲定第二天中午撮一顿。

    从前一天晚上胡锦涛就没睡踏实,琢磨话要怎么说。第二天中午,他决定咬咬牙花五十块钱(相当于现在的数千元人民币)在泰县饭店摆了两桌,想把父亲的问题彻底解决了。中午11点多他就去了,12点过去了,1点过去了,他孤零零的一会儿站一会儿坐,一会儿跑到门口看看,一会儿跑进厨房去向厨师们道歉,那种滋味真不好受。一直煎熬到下午两点愣没有一个人来赴宴!尴尬、焦虑使急到脸色发黄的胡锦涛几乎昏倒!

    到下午3点多的时候,县委办公室一主任赶来了,歉意地告诉说,县里和供销社的领导今天一直在开会,所以他们让他来向胡锦涛「打个招呼」。

    给受冤枉的父亲平反本是个正当的事情,不但要出钱请客,还要受到如此奸损的冷遇,心上被再扎一刀的胡锦涛恭敬的向那位主任「道谢」(起码自己不用再等到晚上)。然后将饭店的所有厨房师傅以及其他职工喊到了一起,微笑的请他们帮忙将当时当地最高档的两桌酒菜吃了。那顿极其丰盛的酒菜咽下去就像咽无数个锋利的刀片,胡锦涛不知自己是怎么离开那里的。走在路上没人注意时,他才流下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眼泪,发誓不再回这个让他想起来就心痛的地方。从此他将自己的籍贯从江苏改成了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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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林彪看重我,周总理不太了解我

王仲方

(作者系罗瑞卿秘书,原中国法学会会长)

  我的日记里记录了与胡耀邦同志的两次谈心,现整理出来以纪念耀邦同志90诞辰。耀邦同志回忆起过去,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了解我的,后来对我不满意, 生我的气。我在解放后团中央那一段工作,抓的面太宽,经常发急,没有搞出什么特殊的建树,是我自己不争气。罗(瑞卿)最了解我,他很早就说我是有希望的, 贺老总也了解我,甚至林彪也还是看重我的。比较起来,总理不大了解我,先念也不大了解我。谈到罗瑞卿,耀邦激动地说,罗是水平很高的,能力很强的。如果罗 不死,这次很可能是政治局常委。有罗、赵,我们三个人合作,事情更好做。

  当选总书记后的一次谈心

  1980年3月1日,报纸发表了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3月2日发表召开十二大的决议,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公布了书记处成员11人的简历。这一 天是星期日,上午我去看耀邦同志,他正在家里独自一人读《东华录》。我们做了一次长谈,将近两小时。谈兴未尽,我告辞了。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交心之谈, 当然主要是他谈的。我首先谈到五中全会开得好,公报也写得好。耀邦说,这个公报是下了工夫的,在写法上不按议程一项一项地写,而是集中起来写。突出了五中 全会的主题,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公报中,为少奇同志平反占了两大段,篇幅最多。但是并不影响主题,并不使人认为五中全会就是解决少奇同志平反问 题。其实五中全会上议论最多的是汪东兴等四位同志的问题,但公报上对四个人的问题就是几句话。本来对汪还可以说得好一些,但他在政治局检查时,总想把总理 拉下水,这就不好了。他不听我的意见。总理当时的处境,大家是理解的。

  公报定稿时,已是2月29日下午7时42分,离广播只有18分钟。有我们的人建议推迟发表,这怎么能行呢?已经事先打过招唿,国内外都在等着,不能按时广播,人家会发生各种猜测,说五中全会有分歧啦!公报意见不一致啦!等等。必须按时广播,这是一个战略眼光问题。

  公报一公布,国内外反应非常强烈。总的反应是好的,都认为中国政治局面更稳定了,保证了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公报一些重要的论点,可以开出若干题目,写一批文章,如不搞终身制等等。宣传部要抓好五中全会的宣传。

  耀邦接着说:小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是很高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前召开十二大。这些重大战略部署都是他提的,抓得很紧。按照小平同志的战 略部署,再有三年,即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什么三长两短,也不致出什么大问题,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就有保证了。三年,经济工作大的发展,也在三年以 后。1983年,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们的情况会比现在更好。我们大家一定要发奋图强,好好干。

  耀邦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论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都要力求有所建树。政治上的建树,思想上的建树,理论上的建树,改革上的建树,工作上的建树,总之要有所建树。你在某件事情上提出一个好的意见,做了一件工作,写了一篇文章,起了好的作用,也是一种建树。

  比如北京市,首都所在,搞好市容的美化,种树、种花、种草,把服务行业搞好,既可美化首都面貌,又可解决就业问题。抓住这一条,带动各方面,也是一种 建树。不抓这一条,老是想搞重工业,搞钢铁,搞石油化工,搞得首都污染越来越严重,街道市容越来越脏,社会秩序很乱,就看不到有什么建树。

  耀邦接着说:要有建树,就要敢闯。我个人有什么?就是敢闯。

  小平同志是了解我的。这次要我出来工作,我看至少有三条:第一,我虽然没有他那样高的战略眼光,但是他提出的主张,我能理解,能够跟得上;第二,我能够进行各项组织工作,实现他的战略布局;第三,他知道我这个人是正派的,不搞歪门邪道。

  耀邦同志回忆起过去,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了解我的,后来对我不满意,生我的气。我在解放后团中央那一段工作,抓的面太宽,经常发急,没有搞出什么特 殊的建树,是我自己不争气。罗(瑞卿)最了解我,他很早就说我是有希望的,贺老总也了解我,甚至林彪也还是看重我的。比较起来,总理不大了解我,先念也不 大了解我。谈到罗瑞卿,耀邦激动地说,罗是水平很高的,能力很强的。如果罗不死,这次很可能是政治局常委。有罗、赵,我们三个人合作,事情更好做。

  接着我们两人评论起耀邦去年一年的几次讲话。耀邦说,去年一年,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这一篇算起,再有理论务虚会的两篇,新闻工作会议一篇,上访工作 会议上一篇,农村宣传工作会议一篇,再加上中纪委会上一篇,大块文章,大概有九篇,小的讲话不算。中纪委那一篇我讲了中纪委的任务首先要抓政治路线,看你 是执行还是违反党的政治路线,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生产目的那一篇,讲平衡,还是讲得好的,那是帮助修改加上的。这九篇总有十几万字,其他不算。今年恐怕也 要有四五篇,当了总书记,免不了要讲几篇的。

  耀邦说,我的东西,总要讲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方法论。要抓住现实存在的问题,把它集中起来,讲点方法论,才能讲得深。

  耀邦认为当年多少篇讲话,比较起来,剧本创作座谈会的这一篇水平最高。耀邦说,这一篇是用了工夫的,不仅是对文艺,对其他方面也是有影响的,可以发得 宽一些,文艺工作者可以人手一篇。这篇东西讲了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看待阴暗面,也讲了马克思基本观点、方法论。比如讲了思想认识的规律由统一到不统一,又 到统一;一致到不一致,又到一致。可以就这些观点写点文章。耀邦说,这篇东西文风也是好的,一气呵成,没有老套。讲起文风,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好。你看 《论持久战》、《实践论》写得多么好呀!又深刻,又生动,简直增减一个字都不行。鲁迅的文风也好,每一个字都是用了工夫的。

  这次五中全会公报,包括去年邓、叶几篇讲话,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都是好的,但是不够生动。乔木同志现在搞的东西,文风也不如过去,他很注意科学 性、逻辑性,但生动性不够。社会科学院出那么多刊物,我很少看,或者不看,没有讲出什么东西。我看,说理论,还是数《理论动态》。抓住当前重要问题,理论 联系实际。

  现在看,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水平并不高。真正有分量的是第二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罗瑞卿亲自抓的,是 吴江他们起草的,罗改了几遍,给我打过三次电话。当时我的处境有困难,罗挺身而出,这篇文章的影响大。可是吴江他们后来的文章也差了。

  耀邦同志说,过去公安部的东西写得比较好,上中。特点是比较稳定,有些部门也有好东西,但不稳定,有时好,有时又下去了。公安部东西比较稳定,当然也 是一分为二,也有些神秘主义。接着又联系到我说:“罗同我说过多次,说你是能写东西的,为什么现在不写了?我看你是有思想水平的,有能力的,但是没有搞出 应有的成果来,我看你的闯劲不够。”

  最后,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五中全会。我说五中全会是得人心的,中央书记处人选是符合众望的,大家对这个领导班子寄予很大希望。要密切联系群众,要树立新 的一代领袖的新风。耀邦说,说不上什么领袖。我说这个领袖是复数的。耀邦说,我们就是搞集体领导,不搞画圈圈,有事大家商量,就地解决。

  我告诉他,有人议论,胡耀邦当了政治局委员,不搬房子,不搞特殊。这次当了总书记,会不会搬房子,搞特殊呢?耀邦说:“我一辈子不搬房子,不搞那些庸 俗的东西。”我说,不搬房子,当然好,一辈子恐怕难。耀邦说,至少五年不搬家。我说,安全还是要注意。他说,极个别的坏人要打黑枪当然是可能的,但是并不 可怕。可怕的是脱离大多数群众,不为广大人民群众办好事。耀邦最后说,今年工作十分紧张,要分秒必争,还要讲究工作艺术,才能把事情办好。

  去世前的一次谈心

  1989年3月18日晚上,李昭同志来电话,说耀邦同志已回到北京。
  第二天上午,我和史洛明去胡寓所。李昭同志接待我们,谈他们去年12月去广西、湖南,逗留了四个月。两人休息都有成绩,胡得过一次肺炎,也康复了。正谈着,胡耀邦进来,畅谈了一个小时,还照了相。

  耀邦同志谈到广西缺粮,人民生活很困难。王恩茂同志也到了广西,谈到他去了一趟
  河南宣化店,这里是1947年359旅的驻地。旧地重游,42年,一点未变。耀邦对一点未变不大相信。40多年了,总有一点变化吧。恩茂同志肯定地 说,确实一点都没有变。要谈变,只是过去他住过的一家院子,如今已挤进好几户人家。过去的鄂豫皖老根据地,群众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人民生活仍然贫困。当 然,湖北有的地区,如荆州地区,比较富裕。谈起这种情况,耀邦同志的心情比较沉重,虽然很着急,又没有办法。谈着谈着,耀邦的情绪开朗了。他说,有两个没 有想到,一个是1980年,想不到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自己走上了党主席(后来是总书记)的职位。当时就表示,虽然担任了党的最高职位,但是胡耀邦还是胡 耀邦,并没有因为职位高了,本事就大了。第二个意想不到是,1987年初,下台以后,反而威信未减,影响更大了。要重视这两个意想不到,度好晚年。不过问 工作,到下面,不要省的领导汇报工作,作为同志,谈谈也就很好了。

  交谈中,我深为耀邦的心境担忧。他这个人是把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他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利。他看到的问题,特别是关 系群众疾苦的事,不让他表示态度,无动于衷,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是一个有感即发的人,如今他却有感不能说,有话不便说,闷在心里。这对于耀邦,再也没有什 么让他更难受的了。

  我看到他的神情之忧,知道他的心境之苦,又无言以对。只好劝他放宽些,保重身体。过去再忙,也不放松读书,今后可以更安静地读书了。我以前给他送过他 喜欢看的书,以后会继续给他送去。耀邦笑着点点头。也许是长途旅行归来,神情显得有些困乏。在告辞之前,我忽然想起,同耀邦照了一张相。万万想不到这竟是 一张“绝照”,是我同耀邦的最后一张照片,距耀邦逝世仅28天。

  1989年4月15日,耀邦去世。据说是由于心脏血管破裂致死。耀邦逝世前四天,我去医院探望。李昭同志悄悄告诉我,耀邦刚睡着了。我没有进病房见他 一面,真是又后悔,又悲痛。继罗瑞卿同志去世之后,我又失去了一位相知很深,从心里感到极其亲近,最为敬爱的良师、益友。耀邦不是完人,但却实实在在是一位好人,一个极其真实、极其善良、心地透亮、大公无私的人。他没有死,他活在我的心里。

  后来知道耀邦的墓修建在共青城,这可能不是耀邦生前所交代的,但应该是耀邦所能同意的。我认为这是最佳的安排。
 

 

 


马英九舅舅在济南去世 身前为人低调

大众网-齐鲁晚报

2013年07月09日

    7月6日晚22点51分,省城千佛山医院,一位老人停止了呼吸。很多人知道老人是研究棉花育种的专家,连续担任3届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但很少人知道他还是马英九的亲舅舅。

  老人名叫秦灿石,1928年生于湖南宁阳,毕业于湖南省农学院,毕业后来到山东,先后在聊城、济南工作生活,直至终老。

  8日下午,记者在老人居住的山东省农科院第四宿舍门口看到一张日期为7月7日的讣告,“秦灿石同志,山东棉花研究中心棉花栽培专家、研究员,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因病于2013年7月6日晚22点51分在千佛山医院不幸去世,享年85岁。遵照秦灿石同志生前遗嘱,殡仪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仅在家设灵堂祭拜。”

  在老人居住的单元楼前几乎找不到跟丧礼有关的痕迹,没有花圈,也没有挽联。治丧小组工作人员说老人一家都非常低调,遵照老人遗嘱,不仅没有追悼会,连花圈、哀乐都没有。“只通知了一些生前好友和他们的至亲。”

  对于秦灿石跟马英九的亲戚关系,虽然外界少有人知,但在小区内部却是公开的“秘密”,记者询问多位居民,一听秦灿石的名字立即说:“你是说马英九的舅舅吧。”

  同样是农科院退休专家的龚女士说她经常在院内看到秦灿石老俩口,只是没有过深的交往。“身材不多高的一个老头,瘦瘦的,鼻梁、脸庞跟马英九非常像。”龚女士说。

  记者查阅资料了解到,秦灿石共姐弟4人,大姐秦厚修即为马英九的母亲,现居台湾,另有一个二姐在湖南,一个弟弟在北京,姐弟4人分居异地,平时之间想见个面也不容易。最近几年,老人跟大姐的联系才多了一些,但也只是在每年的春节,才给远在台湾的大姐打一通电话。

  2009年时,秦灿石接受过一次媒体采访,面对是否会去台湾的提问,他说:“如果是五年前……”停顿片刻补充说:“如果可能,就只是想去看看大姐。” “我和马英九没有见过面”。

  对于外甥马英九,秦灿石曾说如果马英九只是马英九,他应该到大陆来看看他的亲舅舅,但是马英九不只是马英九,“他从事的事情与我没有关系。我们做不一样的事情。” 跟秦灿石在一栋楼居住的王老先生说秦灿石生前身体就不大好,“10多年前曾做过手术。”这次病情比较严重,曾经去过北京、上海医院检查。

  “去年去了一趟台湾看病,检查结果跟在济南一样。”王老先生说,但这一说法未得到秦灿石老人家人的证实。
  8日下午,秦灿石老人骨灰入土,遵照他的遗嘱,没有花圈,也没有哀乐,老人安静地走完了他的最后一程。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7月01日 11:02 (星期一)附 件:4个(吴官正《闲来笔谈.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闲来笔潭

吴官正

2013年5月

    编者按:五十年前,他是清华大学的理工翘楚,获校长颁发优秀毕业生奖章;十年前,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位居政治局常委;现在,他已然是一位作家,写随笔、写散文,还写小说。近日,吴官正最新作品《闲来笔潭》出版,讲述了一位领导人的心灵随感。人民网读书频道独家首发《闲来笔潭》精彩书摘,再现吴官正“退后的心态”。

   【作者简介】吴官正,男,汉族,1938年8月出生,江西余干人,196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4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等职务。

   【内容简介】《闲来笔潭》,吴官正著,出版时间:2013年5月。人民出版社推出本书收录了吴官正同志离开领导岗位后创作的随笔、散文、杂记、小说、对谈等文学作品及部分画作。既有青少年时代的生动回忆、工作后的难忘经历以及退后所思所悟等写实之作,又有寄实于虚、寄虚于实、虚实结合的虚构篇章。读来或使人感慨,或令人称奇,或怡人心智,或催人奋进。

1、退后的心态

    非常感谢你们五年来对我的理解、支持和帮助。

    今天和大家见面,很高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心情很舒畅。《诗经》里有这么一句诗,“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我理解说的是,作为政治人物都有开头,有个好结局不容易。新老交替是自然现象。早退晚退都要退,这把年纪了,晚下不如早下。退下来,对党、对国家有好处,对家庭、对自己也有好处。一个人上进不容易,但退下来并很快淡化,也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

    我在最后一次中纪委常委会上对大家说,我退下来后,拥护党中央,支持中纪委,安度晚年,保持晚节。然后马上说:“散会!”我当年离开武汉、江西、山东的时候,也只讲了很短的几句话。

    人生是一个过程,有上坡、有高峰,但最终都要落幕,这是规律。唐朝诗人刘禹锡有两首很有名的看花诗,写的都是宦海沉浮。前一首《戏赠看花诸君子》,牢骚满腹;后一首《再游玄都观》,春风得意。我认为金人元好问对这两首诗的理解最深刻,他也写了一首诗:“乱后玄都失故基,看花诗在只堪悲。刘郎也是人间客,枉向东风怨菟葵。”意思是说你刘禹锡在历史长河中也是一个匆匆过客,对世事沧桑何必如此抱怨,如此感叹呢?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我认为有几条很重要:一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包括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也包括干部的任期制、退休制等。二是要有个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其中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同志,保证我们国家沿着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拓前进。三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有本事的多得很,要创造人才辈出的条件,使各类人才脱颖而出,不断涌现,使有治党、治国本领的优秀人才实现抱负,报效国家。

    我喜欢读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书都读,我认为书要越读越薄。比如说,心理学有两点给我印象很深:一是所有人共同的弱点,就是很难约束自己;二是需要引发动机,动机决定行为。经济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是供求关系,二是纳什均衡(即博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我理解有三点:一是零的辩证法,有多少数比零大就有多少数比零小;二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三是人们在征服自然的同时,往往也会遭到自然的无情报复。你们年轻,更要多读书,特别要认真研读革命导师和领袖们的著作,多思考,多讨论,相互启发,共同进步。金子能闪光,尖端能放电。你们路还长。杨巨源有一首诗《城东早春》说:“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希望你们多做工作,多做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就是“看花人”,为你们鼓鼓掌。

    对一些大事,一要讲原则,二要讲多数,三要讲利害。做事要认真,但不要过头。你们搞文字工作,写材料就像“二月天”,很不容易。有的时候一个人一个看法,左右为难,这是很自然的。只有左右为难,人才能逐渐成熟起来。

    (2007年10月25日)
    1.这是吴官正同志同中办调研室五组同志的谈话。
    2.民间流传一段唱词: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麦要寒。种田哥哥要落雨,养蚕姑娘怕阴天。

2、难忘那夜的秋雨

    1950年深秋,我母亲到亲戚家赊了头小猪来养。大约过了不到十天,亲戚家的掌门人来到我家,对母亲说:“我是来看弟弟的,顺便来收你赊的猪崽钱。”母亲说:“现在确实没钱,等筹到钱一定给您送去。”这位掌门人没有说行还是不行。接着,她指着我家的破屋说:“我的亲戚现在住的都不错,就是你还住牛栏,这么破,这么矮,狗都跳得过去。”晚上,父亲知道了,大发脾气。好像猪崽也听懂了似的,不停地叫。父亲骂母亲没骨气,怨亲戚无情,也恨自己没用,坚决要把小猪送还人家,宁愿饿死,也不低三下四。

    母亲没办法,要我同她一起在小猪脖子上绑了根绳,牵着赶回亲戚家。

    已是凌晨二时许,秋风瑟瑟,细雨绵绵。我在前面牵着小猪,母亲在后面吆喝。快走到村西两棵大樟树旁时,想到这里曾枪毙过一个恶霸、一个反革命,那个恶霸被步枪打穿了胸脯,血肉模糊;那个反革命被手枪打碎了脑壳,脑浆迸溢。因曾亲眼目睹,感觉十分恐怖。顿时我双腿发软,走不动了,吓得哭了起来。母亲也难过地哭了,安慰我说:“不要怕,哪里有鬼?就是有鬼,也不会吓我们这样的穷人,我活了四十多岁,受过人的欺侮,没有受过鬼的欺侮!”我心里好像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慰,又好像吃了一颗壮胆药。再往前走了约一百米,又看见村里一个被邻村杀死的人放在棺材里,并用砖垒了一个小屋,说是报了仇才能下葬。我又害怕起来,但还是硬着头皮,牵拉着小猪往前走。这家伙不停地叫,好像是为我们壮胆,为我们叫苦,抑或是抨击人情太薄。

    再往前,要翻过一座山,走二里多长的山路,这时雨下得更大了,身上也湿透了。走在山路上,忽然窜出一只动物,不知是狼是狗,吓得我胆战心惊。母亲说:“不要怕,你是个大孩子了,畜生不会伤害我们。”快到西北边山脚下时,看到一大片坟墓,大大小小的坟堆,好像大大小小的土馒头。母亲说:“再走一会儿就出山了,有我在,你不要怕。”我想到母亲可怜,又呜呜地哭起来。大约又过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把小猪送到亲戚家,这时天才蒙蒙亮。掌门人淡淡地说:“把猪关到栏里去,你们吃过早饭回去吧?”我们全身湿透了,像落汤鸡,一夜折腾得够呛,连水都没喝一口,肚子早饿了。但母亲只轻轻地说了句:“谢谢,我们还要赶回去。”在往回走的路上,天先是阴森森的,慢慢地亮了些,秋雨袭来,身上不时打寒噤。

    回到家里,看到我们可怜的样子,父亲没做声,转过身去,不停用手抹眼泪。母亲赶紧把我的湿衣服换了下来,都是打补丁的旧土布衣服。

    父亲煮了一锅菜粥,桌上放了一碗咸芥菜,也没放油。父亲说:“哼,人穷盐钵里都会长蛆。”母亲对我说:“你都十多岁了,家里人多,几亩地又打不到够全年吃的粮食,你爸爸也忙不过来,不要再去读书了,好吗?”我没做声,放下碗,倒在床上哭。父母心软了,让步了,又说:“是同你商量,你硬要读就去读,反正我们穷。”我爬起来,饿着肚子就往学校跑,母亲把我追了回来。

    这天傍晚,乌云密布,秋雨扑面,可晒场上的那棵松树,还是那样刚劲,不管严冬还是酷暑,总是那么挺拔。吃晚饭时,父亲突然问:“你能读个出息来吗?今后能不能当上小学教师?”我说:“不知道,只要你们允许我读,我会努力的。”这时,母亲发现我发高烧,赶紧烧了一大碗开水,叫我全都喝下去,盖上被子把寒气逼出来。

    窗外秋雨仍下个不停。秋风从船板做的墙壁缝中往里面灌,冷飕飕的。看到父母骨瘦如柴,岁月和苦难在脸上刻满了忧愁,我鼻子发酸,眼前一片漆黑。再看自己皮包骨头的手,像鸡爪子,皮肤像那两棵老樟树的皮。

    有人说:“求人比登天难,人情比纸还薄。”这虽不是生活的全部,却也道出了世态炎凉。童年经历的人间苦难,令我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感同身受,格外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我自认为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尤其懂得知恩图报。

    (2007年12月30日)

3、生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儿时,家境贫寒,度日如年,经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那时过生日对我来说是奢望。以后,读书住校,刚参加工作时两地分居,当了干部又忙,自然无暇顾及生日。屈指数来,为数不多的几次过生日,我还依稀记得。

    十岁过生日那天,母亲早上给我做了一碗面条,说吃面条会长寿,中午又给我煎了两个鸡蛋。母亲说:“你十岁了,说说今后怎么更懂事?”我说:“想读书。”妈妈默不作声。现在我懂了,对我像高玉宝“我要上学”般的呐喊,她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二十岁生日时,遇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那是在鄱阳中学,在那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潮中,谁还记得过生日?

    三十岁生日是在武汉葛店化工厂过的。当时一心扑在搞生产过程的测量和控制上,也就忘了。过了几天,又突然想起自己的生日,中午便私下到餐馆买了半条红烧鲢鱼,边吃边暗自感谢生日。那时家庭负担很重,若不是过生日,哪里舍得!

    四十岁过生日,是在武汉天津路二号家里。那时我虽已任武汉市科委副主任,但日子过得很紧巴,爱人常到菜场去扒堆。生日那天,我虽然没有忘记,但也没说话,怕家里破费。不过幻想着几时生活条件改善了,一个星期能吃它一餐粉蒸肉,把过去的生日都补回来,否则太对不起它了。

    五十岁生日时,我已在江西当省长了。那一年江西大旱,我同蒋祝平副省长紧急磋商工作,心如焚烧。这一次倒记起了生日,只是想身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还是免俗吧。早晨,老伴给我做了一碗卤汁面。

    六十岁生日时,我在山东当省委书记,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老伴早上为我做了面条,那时生活条件已相当不错,自然有本钱“奢侈”了,晚上同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饱餐了一顿。两个秘书都喝醉了,平时管得严,也没有机会尽兴豪饮,这时自然不好意思批评,只是后悔不该劝他们喝酒。

    今年过生日,我决定只过不办。8月8日奥运会开幕那天,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都来了,买了两只烤鸭,又买了六个菜,一起吃晚饭。在饭桌上,我说:“今年七十岁,提前过。”给儿子、儿媳、孙子、孙女搞个突然袭击。没想到他们还是事先获得了“情报”,这天小儿媳买了一个大生日蛋糕,还给我买了用寿山石雕刻的寿星。我不愿操办七十岁生日,不仅是我不爱热闹,也是不想给家人添麻烦。

    “人生七十古来稀”,与我要好的同志,给我买礼品,送鲜花,寄来写了吉利话的贺卡,更多是打来电话,使我很不安。他们是好意,我却不想浪费他们的工资,这些东西上交给组织,成为笑话;退还给人家,更不合适;给孙子们,他们也许又不当回事。麻烦!

    今日早餐,老伴请厨师给家人做卤汁面条,雷雷还说:“祝爷爷生日快乐!”我说:“谢谢。”近十年来,每年的生日,儿子儿媳都给我买东西,孙子写贺卡,这两年小孙女晴晴也用鸡爪子似的字写贺卡。儿媳们买的皮鞋、西装、内衣、大衣、领带及纪念品,多得可以展览了。每到快过生日时,我都要老伴先打招呼,叫大家不要买东西了。我说:“什么都不需要,只要党好,国家好,大家好。”

    退休了就是一个普通老人,退了就要休,不管事,少说话,支持中央,教育儿孙,安度晚年。

    以后的日子不知道还有多长,也不知还有多少个生日要过。唯物主义者,顺其自然,越简单越好。说心里话,想健康长寿,望过米年,不会有茶寿。形势好,家人好,医疗条件好,多活些时间大概可能。哈哈,你这个老头呀,野心不小!

    (2008年8月25日)

4、过年

    小时候盼过年。因为过年能穿件新衣,能吃上几块肉,还能放爆竹。

    在清华求学期间,九年没回家过一次春节,在学校加一餐,饱饱地吃一顿,年也就过去了。参加工作后,在工厂的七年中,过年自己从食堂买两个好一点的菜,吃上一顿,早早睡上一觉就算过年了;但许多时候是通宵值班,这也是自己安排的。

    在武汉市当科委副主任期间,因手头拮据,发的各种票都用不完,每到过年就发愁。看到小孩可怜的样子,心里发酸,也很无奈。即便当了市长,经济条件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总感到捉襟见肘。

    到江西当省长、书记期间,生活有改善,吃穿没问题,但过年走访慰问很劳累,忧心困难群众,想念困难的姐妹。对过年没有什么兴趣,反而觉得是种负担。

    到了山东,年前忙过一阵子,因不许人来家拜年,倒是清静。对吃什么,没要求也没兴趣。既不吸烟饮酒,又不好穿新衣服。儿子们全家来了,一起吃餐饭,也不放鞭炮,没有什么年味。

    进京到中纪委工作,节前忙,过年时几乎不走访,平淡无扰,不过这几年鞭炮倒是放了不少。

    退休了,去年在南昌过春节,来的人很多,实在累。不少同志还带上鲜花,有的还带些吃的东西。人家是好意,盛情难却。吃的东西有些什么,既不关心,也没爱好。想想下岗职工、生活困难的群众、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返乡农民工,很是不安。

    今年在北京过年,不少领导同志来坐坐,心里过意不去。他们重任在身,实在不忍添扰。明年过年,一定到外地去,可能会给同志们少添点麻烦,自己也可以清心些。

    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过年也在变,变得更文明,变得更丰衣足食,变得时代气息更浓厚。“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春天是美好的,可爱的祖国生机盎然、欣欣向荣、日新月异,中华民族的春节会越过越喜庆。

 

5、梦

    几十年来,夜里常做梦,似乎“睡觉是为了做梦”。

    小时候做梦,常梦见自己饱吃了一餐红薯,梦中醒来,嘴仍在动,似有一种精神会餐的味道。初中时做梦,常于梦中哭起来,多因交不起伙食费,被勒令停学回家。高中时做梦,常梦见病中难熬,有时甚至梦见自己病死了,父母哭成泪人,惊醒后,余悸难消,心潮难平。大学时做梦,有时怪怪的,时值灾害之年,醒时饥来梦时吃,几乎每梦必“吃”。

    一次梦见下大雪,丰收了,吃得饱饱的,醒后,还用舌头舔嘴唇。还有一次梦见毕业后被分到北京饭店端盘子,客人吃过后,把剩下的残汤剩饭风卷残云般扫荡一番,饱饱吃了一顿,醒后仍似余味未消。

    在武汉当市长时,有时梦见放开蔬菜价格,被人们骂得狗血淋头,醒后抹抹眼泪。有时梦见干了些工作,老百姓说好话,心里美滋滋的……

    在江西当省长时,有一次梦见下到赣南一个县,县长说希望给些钱解决困难,但省里又没有钱,我说:“你知道省长是什么意思吗?省长就是省钱的,否则叫一个出纳来就行了。”醒后,苦笑了一下。又一次,梦见农业开发总体战搞了几年,到处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胜似桃花源美景……

    在山东当省委书记时,梦见过猴子爬树,也梦见过几大建设、大企业发展。还梦见过自己退休后,在英雄山漫步。醒后,感到自己已步入老年。

    在中纪委工作时,做梦渐少,倒有那么一梦至今挥之不去。梦见有人议论我:“吴官正这个黑皮,不知海里的水有多深,不知人心难测。”我辩解说:“脸黑不是我的过错,虽不知水深几何,但再深也有底。虽不知人们心中想什么,但知道人民心中有杆公平秤。”

    退休后,有时也做梦,但更少了,多为白天看了书或晚上看了电视剧,复现书中剧中的情节。使我难过的是前天看了中央电视台报道,有三亿人在清明悼念亲人,夜里梦见自己可怜的妈妈,当儿子的没为她做一件事,伤心地哭了,醒后还是泪眼蒙眬。真是心难安、魂难宁啊!

    我年逾古稀,希望多做一些梦,但不要做噩梦,更不要做心里难受的梦。至于甜梦、美梦之类,当然越多越好,因为“我们睡眠的首要功能是做梦”。

6、毕业证书上的照片

    5张毕业证书,40年前我很珍视对它们的保管,藏在木箱底层,上面放了些书和当“礼服”穿的的确凉衬衣,以及一条半新不旧的茄色裤子。

    1986年到江西当省长时,不知是由于淡忘还是衣服多了几件,也不知是谁有意无意的“帮助”,证书找不到了,政务缠身,无暇以顾,也未放在心上。

    约两年前,要搬家,杂七杂八的东西不少,家人在破烂堆里扒拉,可能是找找还有没有可用的东西。据说在一个旧塑料包里发现了我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的毕业证书,通电话告诉我时,我说:“莫烧掉了,请放到我楼上书桌抽屉里。”去年回南昌时,看到了它们,翻了翻,又放回去,也没多想。退休后,闲来无事,不知怎的,又想起它们,拿出来看看。

    小学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剃了个瓦片头,似乎向人炫耀说,土改时,人民政府分给我家瓦房,不再住茅草屋了,头顶上的这片瓦可以作证。脸部是皮包骨、棱角清晰的孩子相。之前没照过相,第一次摆姿式,显得很不自然;龇牙咧嘴,好像饿狼吃食,没个看相。

    1953年,我对小学毕业证上的照片就很不满意,也不相信自己是这般模样。一天,我到王老师房间里去,向她借镜子照了照,尽管摆过几个姿式,都差不多。当时想,算了吧,不是照片的问题,就是这个又黑又瘦的样子,再说又不是我的错。

    这张照片,勾起了我一段难忘的记忆。解放后,想读书,家里穷无钱上学。一天,我下定决心,把父亲的土布裤子的一条裤脚扎死,“偷”了米,到学校报了名。后来父母知道了,也没责怪我,只是无奈地说:“实在没钱,家里人多劳力少,还去读什么书?你不听,我们也没法。”

    余干初中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头发有些乱,比3年前“一团茅草”盖在头上好了一些,脸还是那样瘦、那样黑,嘴巴还是张开的,但牙齿外露已不太显眼。对这张照片,我虽不满意,但还勉强能接受。

    这张毕业证书得来可真不容易啊!1954年发大水,家里田地几乎淹光,住的破牛栏砖瓦房被水浸了两米高,拆了家里一些旧船板做挡风壁的板子,在高的地方露天过夜,蚊子很多,我得了疟疾,死里逃生。没有钱上学怎么办?母亲把自己的耳环,姐姐、妹妹头上、手上的首饰都狠心地摘了下来,几经周折才到县银行换了10元4角钱,用10元报了到。由于政府的关心,学校的照顾,我得了乙等助学金,才得以延续学业。这张毕业证后面,隐含着多少生活的艰辛、人情的淡薄、师长的关怀!

    鄱阳高中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发型是与时俱进了,但因长时间生病,样子更难看,像个捡垃圾的,面无表情,病态木讷,毫无精神,看了心酸。

    怎么能不心酸呢?得了副伤寒,差点儿死了,还有一连串的苦难,至今不堪回首。填报大学志愿时,班主任薛番琛老师的建议,影响了我大半辈子的命运。学校给了我20元到北京的路费,实在是喜从天降,要是这时照毕业照,脸上兴许会有点儿笑容啊!

    清华大学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发型在大城市都不算落后,脸上长了点儿肉,表情还比较自然,也有点儿自信的样子。在首都上大学,党和政府关怀照顾,一直领的是最高等级的助学金。后来,生均伙食费每月增加了4元,生活改善了,再不长肉,效益太差了吧?恐怕也对不起助学金。大学6年,辛辛苦苦,顺利完成学业,心里好像放下了一块石头。想到今后当个工程师不会有问题时,眼前好像一片光明。

    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证书是参加工作后补发的。一些造反派说我们这样的人是走白专道路的,是修正主义苗子,不给我们发毕业证,也不按研究生发工资。当时家庭负担很重,读了9年大学同读4年大学的发一样的工资,心里很有想法,对发不发毕业证书倒无所谓。清华大学通知补发研究生毕业证书时,要我拿照片去,我选了一张自己认为对得起观众的照片。头发有些长,向左边倒,是个货真价实的“左派”。脸上还是很瘦削,额头上多了几条浅浅的皱纹,五官尚端正,嘴巴的样子自然从容,头微昂,两眼有神,看上去像个年老学生。这时,我已是葛店化工厂党委委员、车间主任,还做出了点儿成绩,同工人和技术人员在一起,心情很好。

    这5张毕业证书上的照片,印记了我艰难的漫漫求学路,印记了党和政府对我的恩情,印记了求学路上恩师与同窗的关爱。

    看到这些照片,我心里难安的是,没有为母亲的哺育做半点儿回报,她就过早离开了人间;没能对卖首饰为我筹学费的姐姐有所关照,她也离我而去;没有为对我人生命运起关键作用的张泗安、薛番琛二位班主任做什么事情,两位恩师也过早离世。这些有恩于我的亲人,没得到我半点儿好处,也没看到他们的心血和期望没有被辜负,想来又何以心安!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党和政府重视教育,资助学子。只要个人努力,考取了中学、大学、研究生的都能完成学业,怎么能不为今天的青年、为祖国的明天而欣慰!

    5张毕业证书和上面的照片,尘封起来,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许被扔掉、被烧掉,或许被保存下来,这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见证了我个人艰难曲折的成长,也从细微处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变迁!

    (本文写于2009年3月,有删节)

8、“愚公后代”改行

    今天上午,乘车去济南园博园参观。阳光灿烂,地上的积雪映入眼帘,世界似粉妆玉砌。隔窗眺望,山上银装素裹,漫山的松树像身着白绸的靓女,随风摇动,仿佛在跳集体舞。山窝、崖壁被爬山虎覆盖,叶还未全部凋落,藤上的白雪好像一串串不规则的乳白色珍珠,如同一幅意境灵动的画卷。

    思绪把我带回八年前。一次乘车去平阴,看到本来身披绿装的山,被挖得千疮百孔,心情沉重,突然问身旁的玉堂同志:“你知道愚公是哪里人吗?”他说:“大概是河南人吧?真说不准。”我又问:“愚公的后代现在何处?”大家愕然。我说:“愚公是河南济源人,他的后代有的可能迁来济南,继承遗志,多年来还在挖山不止!”聪明的市长急忙说:“书记批评得对,我们一定改,过两年你再来看吧!”我点了点头。

    真没想到,这位市长和现任市领导这样有心,说话算数。几年下来,不但停止了挖山,而且在被乱挖的地方都种植了爬山虎,已看不到裸露的山体了,真让人高兴。在车上,我又问老朋友——这位原市长:“愚公后代现在干什么工作?”他笑着说:“全改行了,进了绿化队,工作生活都很好。”大家哈哈大笑。

    车在绕城高速公路上奔驰,眼前景色醉人,我看得入神,不知不觉进入梦乡,迷迷糊糊做起梦来:

    我要车停下来,想爬爬山,大家不同意,老伴也说:“山太陡,不安全。”我不听,一个劲地向前跑,回头一看,地上留下的一个个脚印,是一行弯弯曲曲、比较规则的雪坑,自己跑在最前面,有些得意。看到这皑皑白雪覆盖下的树木和爬山虎,想到来年春天的绿色海洋,感到由衷的欣慰。这时已到山上,有些上气不接下气,感到身体好像无边落木萧萧下,兴致却似不尽长江滚滚来。明知筋力衰,但觉新意来。我站在雪地里,抓起爬山虎的落叶和着白雪往脸上涂抹,很像老夫突发少年狂,情不自禁地叫起来:“改行好!改行好!”

    老伴推了我一把说:“你真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还说梦话……”

    (2009年11月19日于济南东山小区)

    玉堂,即谢玉堂,时任山东省济南市市长。

    现任市领导指焉荣竹与张建国,当时分别担任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和济南市市长。



10、《吴官正家书一束》

 

为子女婚事简办给与老何家熟悉的领导写的一封信

1989年9月20日

    少华同小何已结婚,这是他们生活长河中的一件大喜事。我严格按照中央要求,一不受任何人的礼,二不请客。他们说今年国庆节前夕可能要去看望小何的父母,我拜托你给我以帮助,做做小何父母的工作,也希望他们喜事简办,不受礼,不请客。对这点我曾同小何和她父亲都讲过,老何表示同意,我相信他们会支持我的工作。但又担心社会上的“压力”、闲人的多嘴、老何的心愿,使他忘了他答应的不受礼,不请客。但若老何的亲朋好友,不吃一餐饭,确实觉得心里过意不去的话,相信他会把握好。

     这可能是多余的话,对老何的希望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但我的大儿子结婚就做到了不受礼,不请客,二儿子的亲戚家也应一样,这是事业的需要。

    我相信你能帮好这个忙,如能如愿,对你及老何全家深表谢意。

 

给弟弟及叔叔等家属的信

2006年12月10日

    刚得悉父亲大人逝世,十分悲痛。他是一个出身贫苦的普通农民,年已九十有六高龄,走完了平凡而有意义的一生。

    万望你们及父亲的其他亲人们务必坚决做到:丧事一切从简,决不能大操大办,决不要收受任何人的钱财,决不可劳烦当地政府。相信父老乡亲、同志友人会理解支持。

    近年,父亲年老体衰,他本人、亲人和医务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省市县镇有关领导也十分关心。在此,对各位领导、亲朋、同志表示深深的谢意!

    现电汇壹万元人民币,请收。如有困难,望给我的秘书打电话,他们会转告我。请以我、锦裳率全家给老人敬献一花圈,以表示我们的深切哀悼!

    父亲大人千古!

给弟弟的信

2006年12月13日

    父亲已入土为安,他同母亲相伴,与埋葬在周围的亡人相邻相处。如有人提什么“建议”或出什么馊主意,务必保持清醒头脑,永远不可损坏或扰动他们的邻居。也永远不要建什么亭子,也不要在坟墓间修一条通向父母墓地的路。

    我昨晚打了七个电话,使我感到十分困惑和悲哀,只好写信,请您按我的要求做好工作,相信您会想通并支持我。

    我们家族有今天,是父母忠厚、善良、让人和大家努力的结果,要十分珍惜。我是高处不胜寒,想到的总是党的工作、人民的愿望和刚正公平,想到人言可畏,想到永远不做亏心事。

    我们特别是我尤其要谨慎,对自己、对亲属都应严格要求,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如果在这信的第一段内容中列的三条,有任何一条做不到,影响会极坏,后果会十分严重,到时候会后悔莫及!

    在任何时候,首先要想到别人的感受,要尊重同事、亲友和陌生人,夹着尾巴做人,好自为之,这是一个领导干部应该做到的。要记住,一个家族,如某一件事处理不好,兴难衰易,很容易会走向反面。

    我不想写下去了,关于涉及父母的事,我是长子,应尊重我。我在位时你们不能做,我退下来你们不能做,即使我死后,你们也不能做:要求人家迁坟、盖亭、修路或搞什么花样。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忠厚好,谦让好,吃亏好,这对后代好!我希望您是会想事,会是瞻前顾后的明白人,也希望您会理解我的苦心。

 

致江西省余干县委县政府及乌泥镇党委的信

(2006年1月24日)

     刚才,我得知一亲戚太不像话,很是气愤。万望同志们坚持原则,对任何人,包括我的父亲、亲戚、家乡人等,都不得照顾,如有人违纪,坚决执行纪律;如有人犯法,坚决依法惩处。

     我坚决支持同志们大胆治理,大胆工作,对领导干部及其亲属应一视同仁,不得特殊,不要迁就,不应照顾,否则难正党风,败坏民风。

    有的人狗仗人势,如不严加管教,乡无宁日。

    希望同志们刚正不阿,对事不对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有顾虑。此信可口头传达到有关领导,还可以抄一份贴在镇党委,请坚决执行。

 

致江西省余干县委书记陈建辉的信

(2006年2月22日)

    记得这几年我曾先后给你们写过三封信。一次是听说我的一个亲戚的儿子跟人打架;第二次是听说我的一个亲戚要在黄金埠电厂建设中搞一些土方工程;第三次就是前不久乌泥发生的事。我听了这些事后,都十分震惊、气愤。可否把我写的这三封信找出来,让乌泥镇和乌泥村的干部认真读一读、议一议、想一想,是否有道理?通过这几封信,至少可以看出这么几点:

    一、我是认真的。我处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考虑的只能是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决不容忍我的亲属违法乱纪。不管什么人,违纪就要严格执行纪律;违法就要坚决依法惩处,决不能姑息。
    二、对亲属要严加管教,不要照顾,不能迁就,这是一个坚持公正、正义、刚直的领导干部应有的素质。
    三、相信同志们一定会大胆治理,坚持原则,刚正不阿。
    四、这对亲属也是爱护。国法是无情的。如果有人不悬崖勒马,必将碰得头破血流,发展下去,会出现想象不到的可悲后果。

    我想今后不再写这类信了,我的请求和原则,都在这几封信里。相信同志们一定会按照这些精神去做,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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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然一坐 改变历史

——纪念罗莎•.帕克斯诞辰一百周年

罗慰年

2013-03-06

    奥巴马为罗莎•帕克斯铜像揭幕。铜像高2.7米,罗莎•帕克斯安祥的坐姿表现了她1955年公共汽车上的形象。

    2月27 日,华盛顿国会大厦塑像大厅,多了一个普通的美国人——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的铜像。奥巴马总统与国会两党领导人和参众两院议员聚集在国会大厦的塑像大厅,参加罗莎.帕克斯铜像的揭幕仪式。奥巴马说,罗莎.帕克斯当年以她勇敢的个人抵抗行动推动了民权运动发展。罗莎.帕克斯的塑像和美国开国先贤们摆在一起。是国会塑像大厅的第一位黑人妇女塑像。 罗莎•帕克斯2005年2月以92岁高龄辞世。美国邮政总局今年2月4日发行了一枚邮票,纪念罗莎•帕克斯诞辰100周年。

    人类历史上,还没有那个政治家或平民,无心插柳,改变历史,达到罗莎•.帕克斯的境界。她一不用刀,二不用枪,只用了她的坦然一坐,就把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坐垮了。你能在历史上找到比这个更重要的一坐吗?美国黑人领袖杰西•杰克逊说,“在争取民主和人权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可以像罗莎•帕克斯那样,相信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世界。”

    美国为一个普通人在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场合树立铜像,既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宣示: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一生没有担任和竞选任何公职,但是,她却用自己行动,扭转和改变了美国历史的航道。

    罗莎.帕克斯是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一个裁缝。她出生于1913年2月,1955年,正好42岁。有一天,她结束了工作,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在公共汽车上,她一屁股坐在了只允许白人坐的位置上。白人上车时,她拒绝让座。于是,她遭到逮捕。

    一声"no"改变世界:罗莎 帕克斯

    普普通通的一坐,改变了罗莎.帕克斯一生;坦坦然然一坐,成就了她的历史地位。罗莎•帕克斯一生成了美国公民不服从行动的偶像;成了民权运动的女英雄。她的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美国人。当时、当地,有一个26岁的年轻牧师,叫马丁•路德•金,受到罗莎•帕克斯精神的感召,开始他为之献身的民权运动生涯。此时、此地,另一个黑皮肤的美国人,成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黑人总统。罗莎.帕克斯的事迹,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普通人也可以改变和推动历史。

    照片:2005年小布什总统出席罗莎•帕克斯的丧礼

    历史是集体行动合力的结果;集体行动往往从一个人的行动开始。一个人的行动,或振臂一呼,或出生入死,都可以改变历史;甚至在公共汽车上坦然一坐,也可以扭转历史车轮的方向。当代的历史学者,在改变历史的因素分析中,或者强调领袖的作用,或者强调平民的作用。而没有观照两者之间的动态互动。这种割裂历史的观点,没有看到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

    推动和扭转历史车轮的,既不仅仅是走在历史前面的精英或领袖,也不仅仅是现代政治家们喜欢套用的抽象的“人民”。人民其实只是一个概念。历史的进步,需要来自顶层精英的超越时代的视野和制度设计,也需要来接受了进步理念的草根平民——而不是抽象的“人民”——的积极推动。来自顶层的代表历史进步理念的方向,加上一批平民的平凡和不懈行动,一起扭转历史车轮,共同推动历史进步。

     回顾美国民权运动,很多人看到了燎原的烈火在燃烧,却没有看到这把火是由谁点起来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星星之火,起源于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案件——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的著名判决。这个判决宣布,种族隔离本质上就是一种不平等;地方政府的学校种族隔离制度违宪。看上去像是一个普通的判例,却引起涟漪式的反应。第二年,罗莎•帕克思,一个普通黑人妇女,拒绝在公共汽车上为白人让座,最高法院点燃的星星之火,才在美国燃烧起熊熊的民权运动火焰。1956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废除公交系统的种族隔离制。

    罗莎•帕克斯被视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的第一个推手。今年2月,是罗莎.帕克斯诞辰一百周年的诞辰。奥巴马在纪念她百岁冥诞时说,“罗莎•帕克思只是想要在辛苦的工作一天后下班回家,她或许没有想要创造历史,但是她的反抗却开启了一个运动,让我们所有人的朝向正义和平等的旅程得以前进。”

    一个普通的女人,用她的坦然一坐,改变了历史。她的不屈不饶的行为,就是许多男子也做不到。现在做不到,以前也没做好。难怪五代十國的花蕊夫人提出惊天一问:“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当代豪杰郭玉闪跟着花蕊夫人,更有动地一问,“何谓男儿?”“ 男儿者,‘立天下之大节者也’。夫大节者,不必有过人之智、高世之才、兼济天下之心,适于义而已。”

    血性男儿,本质是义。有了义,性别就不重要了;有了义,角色也不重要了。从这个角度看,谁把握了义,就是真正的男儿;从这个角度看,站在坦克车上振臂一呼的叶利欣是真男儿;还是从这个角度看,七十万人齐解甲,那些跟贪腐集团划清界限的都是真男儿。

    那么,如果一个人用他的血肉之躯阻挡坦克呢?站在坦克车前,只身拦坦克,可以是匹夫之勇;但是,如果他代表了义,如果他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如果他站在未来的河道上,他便是真男儿。

    这个义,不是抽象的概念;这个义,就是罗莎.帕克斯信奉的公民不服从的理念——只有透过公民不服从抗争,才能冲破拦截历史潮流的旧体制的河堤;这个义,不是口号是行动;这个义,就是大江大河下面的河床——只有通过一个人和每一个人平凡的行动,就像罗莎.帕克斯的坦然一坐那样,才能形成历史潮流的水珠;千万颗水珠汇在一起,浩浩荡荡,冲破旧制度的河堤,冲出新制度河床,才能开拓出一条全新的河道。

 

 


 

发件人:LUYI(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时 间:2013年03月29日 09:07 (星期五)附 件:1个(##张东荪没投毛泽东选票之后…….doc ) 查看附件 揭秘,张东荪没投毛泽东选票之后……

首届选国家主席,没有把票投给毛泽东的张东荪

史闻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协会议选举国家主席,时576名代表投票,毛泽东得575票。众人认为毛谦虚,所以少了一票,但毛是投了自己赞成票的。毛从容地说:“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么人,都有选不选毛泽东的权利,要尊重事实。”但会后,毛要求追查,民盟秘书长张东荪被查出。

    1951年卷入“美国特务案”,撤消了其民盟内外一切职务,并于1953年5月被开除出民盟。1973年6月2日逝世于北京“秦城”监狱。

    一九四九年初,张东荪风雨兼程帮助达成北平政权和平移交,那真是一个天地玄黄的时代背景。二零零九年,北京举行各种活动,以隆重纪念解放军入城六十周年。甚至破天荒地免费开放正阳门供百姓参观,导致人潮汹涌,活动被迫中断。然而,人们偏偏忘记了对保全北京城立下首功的张东荪,忘记了这个被扣上“美国特务”的罪名而被囚禁至死的学者、报人和政论家。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当年也曾参与了此事,他这样写道:“东荪先生倡议和平,乃冒险入城奔走斡旋,以为保全。……杯酒之间,化雾瘴为光明。”张东荪本人也将此事当作一生中的最大成就,认为其意义超过了所著的几十本书。那时,即使毛泽东也承认:“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一个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很难有机会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张东荪功成身退,重执教鞭,甘于寂寞,真是书生本色。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张东荪的人生经历了大起大落,从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辉煌顶点,跌入“美国间谍”、“卖国贼”的贱民行列。短短两年间,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一九五三年,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杀气腾腾地指出:“民盟出了个张东荪,他在解放后还供给美国情报,这件事是不可饶恕的。”周恩来多年来与张东荪保持着密切联系,对张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为何不惜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呢?更何况无论怎样追查,当局也没有拿出证明张东荪“卖国”的任何证据来。

    一切始于那次西柏坡之行。北平事了,大局已定,中共邀请“民主人士兼大学教授”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西柏坡是中共的骄傲,如后来周恩来所说:“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然而,在我看来,西柏坡之于北平,犹如井冈山之于南京、延安之于重庆,象征着流民文化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战胜,象征着中国当代历史的顿挫。

    那一次,他们一行四人,由张东荪带队,同行的有费孝通及雷洁琼夫妇。他们与毛泽东及中共其他高层人士会面,对方此时还颇有礼贤下士之风,但张东荪与其他三人的感受却迥然不同,这也就导致了此后他们的人生际遇有天壤之别:费、雷二人在民盟中的资历远比张浅,他们被毛的枭雄气魄折服,也看到毛席卷天下的大势,遂全心投靠,俯首称臣。后来,虽然屡受政治运动之折磨,费、雷二人总算修成正果,成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并进而荣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以张东荪的个性与人格,岂能有如此自我羞辱之举动?如果他要以保全北平之功劳换取荣华富贵,再加上与中共长期之交往,及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费孝通、雷洁琼求之不得的地位。但那就不是张东荪了。张东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表达反对者的立场。他主动疏离新政权,在“党天下”的新政权之下,保有一书桌而不得,最后惟一的去处只能是监狱。

    张东荪的西柏坡之行使他与中共渐行渐远。他虽然不可能看到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仍未解密的毛泽东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发给斯大林的秘密电报,但他在西柏坡所观察的一切足以支持他读出毛泽东的心里话来,这段电文是这样说的:“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以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张东荪堪称中共建政之后第一个遭到整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盟友们纷纷落井下石,也证明反右时候知识分子之间的“自我撕咬”绝对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毛泽东为何偏偏选中张东荪作为标靶呢?不仅仅因为他的不合作态度,也不仅仅因为他主张同时与苏联和美国保持外交关系、不可“一边倒”。当时持此种态度或此种主张的人并非张一人,但唯独张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选举中,张东荪是惟一没有投票给毛泽东的人,毛泽东失去的那一票并不是他自己“谦虚”地没有投给自己的,而是张东荪没有投给他的。张东荪破坏了毛泽东获得“全票”的梦想,伤害了毛泽东脆弱的自尊心。

    对于张东荪来说,明知如此投票不会达成实际效果,但仍然要这样投票,戴晴写道:“终其一生,关于这张票,张东荪没说过一个字。……他不说,因为投票,这是属于他个人的神圣权利;他不说,是因为突然明白,原来这样一件普通的事情里,竟蕴含着毁灭性危险。他是一个思维缜密但心地单纯的学者,没有能力揣度当了皇上的农民,对‘冒犯’怀有的切齿之恨。”

    在哲学上,张东荪历来就反对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二十年代便与若干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士打过笔仗,但他为何在国共之争中倾向共产党一边呢?难道是因为抗战初期共产党的抗日宣传?难道是因为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统战?难道是因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答案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张东荪的左倾与章伯钧、黄炎培、费孝通、雷洁琼等人投机的选择有所不同,但他毕竟没有像胡适、傅斯年、雷震、钱穆等人那样更早地便看透本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些疑惑也许要留待后来解决了。

    一九七三年,中美《上海公报》已经公布一年,最早倡议新政权与美国保持外交关系并被扣上“美国奸细”的帽子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张东荪病危,他留给亲人的最后一句话是:“还是我对。” 这四个字,让我想起了苏格拉底在喝下毒药之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继续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让我想起了马丁·路德在罗马教廷作出死亡威胁的时候发出的誓言:“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愿上帝保佑我。”在此意义上,张东荪如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一样,如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孟子一样,如同拿起长矛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如同推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愚蠢而固陋。

    张东荪的精神魅力之所在,也表明人类奋力捍卫精神自由的事业将永远薪火相传,在中华民族精神遗产中,还有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富贵不淫……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4月10日 09:18 (星期三)转发: 一个中国人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Ecab

一个中国人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王海龙

2011-5-30

    110年前,在美国当仆人的中国劳工丁龙捐献了自己的全部积蓄1.2万美元,希望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设立汉学系,以传播中华文化。他的主人卡本蒂埃为了实现丁龙的愿望,陆续捐款将近50万美元。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上个世纪末,考稽梳理西方汉学旧事的时候,我不经意间撩开了美国汉学尘封的一角,查找出了一百年前一个卑微的赴美华工丁龙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之间的因缘。此事时隔久远且缺乏正规记录,我只能利用口述证言、一鳞半爪的史料、私人记录、信件和未经公开的校史文件、会议记录、美国郡县史及镇志考稽、电话、信访等,尽量还原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在当时的发生地只是一件人人知之但却语焉不详的飘渺往事,如果没有当时那段筚路蓝缕的挖掘和抢救还原历程,它也许永远就只能流于传说了。

    穷苦华人劳工丁龙110年前捐钱兴办汉学系的事情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系是一个常识。但是,如果哪天有人贸然问一声“为什么”,得到的很可能是令人绝望的无解。为此,我踏上了寻找答案的道路。按理说,这事情发生不过一百余年,这么近的史实求证起来有何难呢?可惜的是,当时的丁龙默默无闻,他的一生也许就做了这么一件大事,然后就云逸杳遁了。

    丁龙捐款以后到哪儿去了呢?查遍相关文献,翻遍当时的报纸和档案,查找了纽约市和周围几个州、县的人口登记和出生及死亡记录,询问了纽约警察局一百年前的户籍记录,查找了美国和加拿大海关进出北美之中国旅客的所有登记,甚至连当时丁龙曾经生活过的加州旧金山和奥克兰市的政府记录都曾查询过,但丁龙仍然隐藏在尘封的历史中。最后,我查找到了一个多世纪前哥伦比亚大学两任校长和一个校董之间大约三年间的通信,丁龙的故事才神奇而朦胧地浮出水面。

卑微华工的宏大心愿

    1901年春夏之交,在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事,其中一件的主角是当时按照美国人的习惯被称为“猪仔”、来自中国广东的华工丁龙。这位贫穷的华工为了宣扬彼时倍受屈辱的祖国的文明和文化,终生未婚,孜孜矻矻省吃俭用,想将一生积蓄捐献给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恳请它开设一个汉学研究系。

     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于1754年,由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所建,目的在于造就其殖民地的统治者,没想到培养的却是自己的掘墓人——哥伦比亚大学前两届毕业生中的主要人物恰恰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从起草宪法者到后来当上总统、财政部长的,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这群人后来被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之父”。哥大最早建在纽约华尔街附近,那个地方临近金融区和市政府,到今天仍然是纽约市政府所在。后来学校扩大,它就向上城推移到了现在49街洛克菲勒中心附近;可是到了1897年,有远见的校长发现那个地方又快成了市中心,决定学校还要继续北迁。

    这样,哥伦比亚大学最终迁到了百老汇116街的今址。校区新建,百废待兴,那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像是一个大工地,一派生机,热气腾腾。丁龙捐建汉学系的往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有人捐钱,美国大学一般是乐于接受的,但这次却出现了意外。首先,这笔捐款是有条件的,它开宗明义地提出要建立一个汉学系。其次,建汉学系要用多少钱,这个卑微的华工根本没有概念。他自己没有正式上过学,他一生的积蓄是1.2万美元,这对当时一般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而言也是巨款,但对要在世界著名大学建立一个学术系科来说,差得太远。第三个条件就更重要了:那时等级森严,名牌大学也并不是谁捐的钱都收的。

    为了用这笔捐款达成自己的心愿,丁龙历尽艰辛。幸运的是,当时他有一个敬重他和深深赏识他的主人卡本蒂埃(1824-1918)将军。卡本蒂埃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优秀校友和大金主,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和女校的校董。为了实现自己仆人的这个愿望,卡本蒂埃多次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任校长斡旋,自己又陆续捐款将近50万美元,甚至捐献出了自己在纽约的住房;建成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之日,他本人也被拖累至濒临破产,只得搬回纽约上州乡村的老家度过余生。这场持续多年的捐献史无前例甚至堪称悲壮。

    事情还没有这样简单。即使有了富翁和杰出校友、校董的出面支持并追加补足了建系的全部花销,当年哥伦比亚大学校方还是不愿意以丁龙这样一个无名之辈来命名和设立一个系科。他们曾经想用当时清朝总理大臣李鸿章的名义(李当时刚刚访问过纽约,在纽约家喻户晓);也想过用当时清朝驻美大使伍廷芳的名义来命名这个系;后来,慈禧太后得悉消息后,捐赠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等五千多卷善本书,学校又想用中国皇家的名义来命名。令人钦佩的是,卡本蒂埃始终坚持用仆人丁龙来命名这个系科,否则他就撤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妥协了,于是,到今天为止,我们还能记着这位华工的名字。

    卡本蒂埃1850年前后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其先祖来自欧洲。他出身微寒但成绩优异,是律师和实业家,在开发美国西部的淘金热中,他以一己之力打造了今天闻名西海岸的奥克兰市。他在当地修铁路、建海港、造大坝、筹建军队和市政府,并自任市长。晚年,他把奥克兰市交还给了联邦政府后,退休回到纽约老家。

    卡本蒂埃的名字,是我在寻找有关丁龙的历史的艰难探索中偶然发现的。因为发现了他,丁龙捐款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汉学系的全程就在我们面前渐渐展开了。

主仆之间的承诺与情谊

     其实,我最早听到丁龙的故事是在童年时期,它像一个美丽传说,支离破碎、断断续续却颇为感人。没想到,数十年后,在梳理美国汉学史时,我发现它就发生在我求学并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为了验证这段史实,我采访过学校最早的华人汉学教授、102岁的王际真先生,也采访过荣休教授夏志清和其他前辈。可惜的是,这件事虽然过去不过百年且人人皆知,但却几乎没有任何书面资料留存下来。在知道此事的一代人那里,它是口传历史,而到了下一代人那里,它就只能流于民俗传说、罗曼史和无缘无据的稗官野史了。

     从前辈教授那里,我得知了有关丁龙的全部故事。但故事不是历史,我需要文件和笔录的材料证实。于是,我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试图查找文献和史料。很幸运,我查找到了早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一位前辈蒋彝的一份书面记录,算是公开出版的一份资料,其中简单提到这件史实。蒋彝先生在东亚系任教时距此事发生尚不甚远,他大约接触过一些知情者,他的记述应该是可信的。可惜,他的记述很简略,而且是文学性描写,很难服人。
一个偶然的际遇,我因搜求其他资料,与东亚图书馆的一位东方学专家聊起此事。她建议我到校史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去碰碰运气。

    档案馆没让我失望,我在那里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在“丁龙”名下,只有两页纸的档案,一页的标示是“丁龙汉学讲座教授”,这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最高荣誉,那时只有四位教授荣膺此位,此四人皆担任过系主任之职。在这个条目下,一行简短介绍表明这一学衔部分由丁龙所捐,而整个教席却是在1901年由卡本蒂埃惠赠基金所建。卡本蒂埃的这项捐助是为了纪念他的中国佣人丁龙而设的。另一页则是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早年报道丁龙捐助一生积蓄感动其主故事的一份英文报纸的短文。

    这些发现给我提供了不少新的线索,特别是此事的另一个主角——卡本蒂埃浮出了水面。我顺藤摸瓜调出了卡本蒂埃的文卷,哥伦比亚大学校史博物馆的副主任戴维·希尔先生热心地帮我捧来了关于卡本蒂埃的所有历史资料,其中包括筹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期间卡本蒂埃和校长的全部通信以及所有关于筹建此系的未为人知的史料。我翻阅着这满载沉重历史的亲笔书信和文件,不禁心潮起伏。

     当时,最迫切的任务便是寻找有关卡本蒂埃的资料。历尽周折,我终于复原了卡本蒂埃的身世以及他建造美国铁路大干线时雇佣中国劳工并选择丁龙做他管家的往事。那时,加州正疯狂地虐待华工,但卡本蒂埃在自己的企业和家中雇佣了一批华工。在同华人接触中,他发现了华人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克己要强的优秀品质。丁龙就是被雇佣的华工之一,他只受过一些起码的教育,略能读书写字,且谨遵孔夫子的教诲。大约在19世纪50年代,他开始跟随卡本蒂埃,成了他的私人管家,为他做饭并打理日常事务。卡本蒂埃日理万机,繁忙不堪,有时难免发脾气。一次,由于为一些烦琐的小事烦恼,他解雇了丁龙并让他立即离开。次日清晨,他才意识到了自己失控所犯的错误。失去了忠诚的仆人,他知道自己面临的将是什么麻烦。但出乎意料的是,早晨开饭时,丁龙竟奇迹般地出现了,并一如既往给他准备了早餐。卡本蒂埃深感悔愧,并立誓不再犯同样的毛病。丁龙平静地原谅了主人,因为他知道卡本蒂埃本质上是个好人,孔夫子的教导也使他深知忠诚的重要。丁龙的忠诚感动了卡本蒂埃,使他知道了在世界的东方,两千多年前有个孔夫子。

     1889年,卡本蒂埃离开加州返回纽约,丁龙跟随他来到了纽约。卡本蒂埃向丁龙许愿,要为他做一件事,这时候,就出现了上文提到的一幕——丁龙提出要在哥伦比亚建一个汉学系,并决定为此捐出自己全部1.2万美元的积蓄,因为在他看来,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和中华文明;他想以卑微之身为促进中美之间的互相了解做点事。

     丁龙并不是知识分子,其实他对孔夫子也所知甚少。而卑微如他,却做出了富贵如王公巨卿、博学如鸿儒太傅辈所难以望其项背的义举。他只是以中国人的个体形象在海外挣扎,并以自己信奉的理想和道德标准去严格要求自己,却在无形中感化了别人,传播了中华文明。

诚心感动哥大校长

    1901年6月8日,深受感动的卡本蒂埃写信给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50多年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地省出钱来。这笔钱随此信奉上。我以诚悦之心情将此献予您去筹建一个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愿您以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为之命名。这笔捐赠是无条件的,唯一的条件是不必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还想保留今后再追加赠款的权利……”

    1901年6月28日,丁龙也写信捐出了自己的积蓄。他在写给校长的信中标明“谨此奉上一万二千美元现金支票作为对贵校中国学研究基金的捐款”,并在署名中写上了“一个中国人”。(见右上图)

    说到丁龙的个人品格,卡本蒂埃这样写道:“不错,他是一个异教徒,正像苏格拉底、留克利希阿斯、艾皮克蒂塔也都是异教徒一样。……这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谨慎小心,克勤克俭。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为上,他像一个清教徒;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教徒;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基督徒。”

    考虑到当时美国一般民众特别是居心险恶的政治家煽动反华仇华的时代背景,卡本蒂埃如此褒赞丁龙,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连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对是否应该接受这个中国人的善款都有些忐忑,他曾经写信给卡本蒂埃质询丁龙的身份问题。

    这激起了这位正直将军的义愤,他回复道:“丁龙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所遇之出身寒微却生性高贵具天生的绅士性格的人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他就是一个。”

    同样是在此信中,卡本蒂埃抨击了美国人蹂躏华人的暴行以及当时国会法案通过的迫害华人的条款:“我并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的子孙,更不是在帮残酷和落后的中国辩护,其统治者的罪恶使得它在行进途中蹒跚踉跄、步履维艰。但现在看起来似乎应该是我们去更多地了解和关注住在东亚及其周边岛屿上的那大约七亿人们的时候了。”(1901年7月20日)

    经过努力,丁龙和卡本蒂埃在哥伦比亚大学建汉学系的诚心感动了校长和当权者,当年的学校毕业生典礼上,学校方面宣布了这一消息。而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美国绝大多数大学的汉学研究或东亚研究系都是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不同于学殖深厚的欧洲汉学(滥觞于文艺复兴),它们大多偏重于实用目的。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不但是美国最早的汉学系之一,而且也是完全按照注重古典文化精神和人文传统的欧洲模式创建的。这不仅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一以贯之的严谨办学作风以及尊重历史文化精神的优良传统,还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当局在创办东亚系时就得到了捐助人卡本蒂埃的慷慨捐助。正是因为“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资金足以力敌欧洲任何大学的酬金,使得它能够邀请到全世界最杰出的汉学家加盟。

    创系伊始,哥伦比亚大学就极为郑重其事,派出了哥伦比亚大学最优秀的教授去欧洲搜罗人选,其中最直接参与其事的就是后来被奉为“当代文化人类学之父”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巨匠弗兰兹·博厄斯(FranzBoas)教授。哥大校长直接托付这位著名的思想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慕尼黑为筹建汉学系遴选“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人选。博厄斯和其他教授选中了世界汉学巨擘德国人夏德(此人后来为胡适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之一)。此前,他们荐举了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吉尔斯来哥大做“中国与中国人”系列讲座,以启动汉学系建系进程。系列讲座后来出版,代表了当时学界的最高水平。

    此后的一百年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秉承传统,一直是西方汉学研究的重镇。难能可贵的是,系主任富路特教授后来关于系史的著作,正式记述了这段传奇的建系历程。

    那么,丁龙后来究竟归于何处?200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庆祝建校250年的时候,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寻找。我们找到了卡本蒂埃在纽约上州高文镇度晚年的老家。我惊奇地查找到了那个小镇上有一条一百年前命名的“丁龙路”。一百年来,小镇上的人们用这种别致的方式来铭记一位在美国做过贡献的东方人。

    卡本蒂埃也有出色的后续表现。认识了丁龙,也就认识了他在遥远东方的祖国,卡本蒂埃后来又捐款给丁龙家乡的岭南大学医学院,在岭南大学的校史记录上,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早年捐款者卡本蒂埃的名字。

    丁龙的故事乍看上去有些不可能、不可信和不可知。像是神话,却是现实。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渺小,但人的意志不死。丁龙以卑微之身做成了彪炳史册的大事。中国曾经出过武训,我当年的调查报告曾经把丁龙比做“纽约的武训”。眼下的中国已远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中国有了经济能力,有了发言的权力,我们更要珍惜。不要怕自己渺小,不要怕自己能力不够,更不要自我膨胀和盲目虚骄。瞄准高尚事业,有理想,敢于把理想诉诸实践并且始终不放弃,你就是丁龙。

    (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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