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最近有很多事值得关注,在思想理论方面有对宪政提法的争论,在经济运行方面有对经济前景的各种看法。在本期文集刊出的文章中,可分两类文章,一种是书生文人的文章,这些人就是靠撰文为生,靠写字赚钱,所以文章写的只要吸引人就行,不管真实不真实,正确不正确,只要忽悠人就行。这些乌鸦嘴的文章 看了不必信以为真。年龄在三四十岁这批人都没摆脱这种毛病。一种是置身经济运行管理之中的人,说的话还比较靠谱,不像那些网络写手信口开河。本网在读者阅读前,先做一提醒,以避免本网刊登这些文章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再来谈政治,大家总感到今天的社会戾气十足,其实这都是革命文化导致的一种遗风。李劼的《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一文对此有深刻的揭示。其实革命的思想不是马列主义的专利,而是中国的传统。《周易》中的“革”卦,说的是两女同处一室,其志不同,革!就是一方把另一方革除。这些传统已不适宜今天的社会,所以也要被扫除了。劝告那些总想把对方革除的人,要有共生的观念!否则社会永远动荡战乱,生灵涂炭。这期文集中阮铭 的《改革的腐败从何时开始? 》也值得一看,为什么经济改革能导致政治腐败?这其中有什么关系?在文集上网八九天后,又增加了俞可平的《什么造成社会的官本文化?》、阚凯力的《中国大学的体制性腐败》、李劼的《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几篇文章。请关注。

关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3年6月22日

目录

特稿

冯再起:让旗帜永远飘扬----回忆录《我的201师》前言

科普:太空授课背后的中国航天实力

徐立:争论共产主义 两名太子党打架

李树超:远离自然和实践的时代----读书感悟

乔续:保卫中华文化

汤敏:斯坦福大学的医德教育

杨晓陆:一位北京反转志愿者写的两次宣传活动小记

黄生林:举报丹江口市领导郭新明、孙咏平、万平

埃里克·索尔海姆:中国必须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张维为:颜色革命为何失败?

李劼: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

经济

仲大军:关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梁京:一次危险的赌博

张高丽:坚持底线思维 决不片面追求速度

凤凰网:银行闹钱荒

余云辉: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欧阳德:中国央行:短痛换长益?

张茉楠:中国经济转型去杠杆化要避免过猛

 一组经济信息

人民日报:中国提振经济不会靠“砸钱”

高盛:中国经济确定放缓 新兴市场投资盛宴结束

余治国 叶楚华:依赖信贷扩张的房地产经济终于走到头了

朱民:新兴市场正改变世界经济格局

李斌:试论我国经济政策的 “朱镕基模式”

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参考》99-101期简要

台湾《立报》:当富国与富人为敌

韩冰: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投资环境是否“恶化”?

高凌云:返璞归真的贸易:可以看得见的和仍然看不见的

张金杰:扑朔迷离:对双汇跨国并购案例的多维解读

钟伟:对中国经济需要有强烈危机感

袁剑:一场足以引发历史巨变的危机悄悄降临

苏兆春:正确认识金融风险

陈申申:中美会计制度异同论

郭晨野:住房价格为什么这么高

外国导游爆中国游客十特色

重金属污染毒大米地图

南方都市报:中国将绘制土壤重金属污染地图

杨晓陆:农业部迫不及待地批准巴西转基因大豆进口,太可恶了!

政治

李慎明: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冼岩:胡德华的讲话无代表性却有象征性

胡德华:在《炎黄春秋》聚会时的发言

《环球时报》: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

旺报:中国宪政争论 两大党媒互呛

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

童之伟:社宪派、反宪派与泛宪派的2008年

郑永年:“宪政”之争说明了什么?

冼岩:中国道路的客观必要性或必然性

欧阳君山:中共如何超越西方话语体系

冯崇义等:公民宪政共识

王希哲:不要七不讲八不讲,要左右派平等地大讲特讲

阮铭:改革的腐败从何时开始?

郎咸平:改革由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成果而成本由全社会负担

横舟:文化侵略污染中国几代人

郑永年:中国能发展出党内民主的机制

郑永年:中国何以可改革成为一个清廉的国家?

安玛:温家27亿赃款与薄案的绝然不同

重大新闻:马英九终于在两岸政治问题上表态了

杨海峰:关于以中华共识替代九二共识的倡议书

李春顶:合作共赢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关键

诺亚·费尔德曼:美国可能真的与中国开战吗?

朱进佳:巴西:左翼在错综复杂交叉路口面对巨大挑战

文化历史

阚凯力:中国大学的体制性腐败

俞可平:什么造成社会的官本文化?

张星水:恭祝郭翔教授八十华诞寿辰

李正伦:“曹宪政”是怎样炼成的?

宋艳群:第三代新儒家代表杜维明先生的报告

新华网:清华简首揭周文王临终遗言 “中”思想影响深远

圣彼得堡:普京之谜

毛远新:久违的母子亲情

徐中远:我向胡耀邦汇报毛泽东爱读什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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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冯再启 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 时 间:2013年05月26日 12:34 (星期日)来自冯的邮件

让旗帜永远飘扬

----回忆录《我的201师》前言

冯再起

2013-5-22

    陆军第二0一师在战火年代诞生后,秉承着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血脉与传统,高扬战旗、一路走来。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经过一代代官兵的拼搏奋斗,创立了丰功伟绩,写下了辉煌篇章。

    至1985年撤销,二0一师官兵们在几十年的军旅岁月中,留下不少战场上、营房里、生活中的照片与资料。今日再看,显得十分珍贵,但又很难将其全部辑入《我的二0一师》一书中。经何政委亲自倡议并拍板,将征集到的影像资料,单独出一本影画集,定名《让旗帜永远飘扬》,作为《我的二0一师》一书的姊妹篇同时印发。

    如果说文稿是用语言的魅力打开思念之窗,尽情抒发对老部队的怀念与激情,那么这本影画集则是通过一幅幅精彩的军中瞬间使当年情景再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两本书能相得益彰,是全体编委的最大心愿。

    我们有幸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在二0一师里生活战斗了十几年。二0一师的历史就是我们自己的历史,二0一师的照片就是我们自己的照片。我们已与二0一师融为一体。透过这些褪了色的老照片,历史的风尘依然在心头显现。这是我们用血肉之躯熔铸的生活,是我们自身经历的斑斑痕迹。

    一晃四五十年、三四十年过去了,这些老照片显得尤为珍贵。我们相信,不管是谁,年老的或年轻的,翻开这本影集,都会被它吸引,都会为之感叹。因为它是历史的画卷,生活的印迹和过去的写照。它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风貌,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或许这个时代已经消失,但我们就是这样曾经历过,自豪过,昂扬过!在历史的长河中,它永远都会像浪花一样闪烁。

    怀念二0一师!让旗帜永远飘扬!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7月02日 09:38 (星期二)附 件:3个(太空授课背后的中国航天实力.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科普一下:【美女太空授课:在百姓看来是科普,在外军看来是威慑】

太空授课背后的中国航天实力

科普

    每秒7.9公里天宫一号,美女宇航员王亚平长达40分钟不间断太空授课,展示中国军事航天TDRSS(卫星跟踪与数据中继传输)系统强大能力。40分钟,飞船正好跨越半个地球,相当于一枚洲际导弹从中国发射到美国,全程控制。稳定无缝的数据传输,用太空课堂秀肌肉,符合中国低调展示獠牙的一贯风格。能进行如此长时间、大容量、稳定的天地通信,主要依靠三颗天链中继卫星来保障,这是一个航天强国的绝对标志,也是中国军事航天的重大进步,更是硬实力的展现和炫耀。

    20日上午10时05分至55分,神十航天员王亚平在天宫一号(微博)上进行我国首次太空授课。此次太空授课主要面向中小学生,讲授失重条件下的物体运动特点、以及液体表面张力作用等内容。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没什么实际意义,或许还会有人认为这不过是激发青少年航天热情的太空秀。太空授课看似是很简单的一项任务,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需要强大的航天测控能力在背后进行支持,特别是数据中继卫星的支持。

    神舟天宫组合体运行在距离地面大约340公里的高度,属于近地轨道航天器,绕地球运行一圈的时间约为90分钟。

    受地球曲率影响,地面或海面单个测控站对340公里高度的神舟天宫组合体的测控、通讯范围很小,如果要保持不间断的通联,理论上需要布设100多个站点均匀分布在地表,这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此次太空授课的时长是50分钟,从上课开始到结束,这期间神舟天宫组合体已经围绕地球飞行了半圈多,依靠地面测控站进行不间断视频直播的话,最理想情况也需要10多个测控站,我国的地面测控体系现在也缺乏这个条件。

    在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航天强国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们依靠其强大经济实力、以及政治影响力,在全球多个国家建立了地面测控站,建造了大量测控船及飞机,但也无法实现对低轨航天器的无间断测控。直至1983年,美国人开始将目光投向太空,他们发射了运行在静止轨道上的数据中继卫星。低轨航天器先将数据上传至中继卫星,中继卫星再将数据传回至地面,即一个"星-星-地"的通讯流程。中继卫星运行36000公里高度的静止轨道上,分布均匀的3颗卫星即可以基本实现对200-1200公里高度航天器运行轨道的全覆盖。相较地面、海上测控站点,数据中继卫星具有覆盖面积广、实时性高、经济性好等优点。

    我国则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发射了"天链一号"数据中继卫星的01、02星,天链一号03星在2012年7月25日发射成功,由此建立第一代数据中继卫星系统。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在央视对神十发射的直播中,屏幕右上角有时会出现"天链"字眼,这是表示当时的视频信号来自"天链一号"数据中继卫星的转发。而"滨海"、"南亚"、"喀什"和"远望"等字眼则分别表示东非肯尼亚的马林迪测控站、南亚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测控站、中国新疆的喀什测控站和海上的远望系列测控船。

    数据中继卫星是个好东西,但技术难度却相当大,美国在60年代即成功发射静止轨道通信卫星,但在约20年后才拥有数据中继卫星。我国则直至去年才建立自己的数据中继卫星系统。

    与普通通信卫星相比,数据中继卫星需要克服的第一个技术难题是对航天器的捕获和跟踪。中继卫星运行高度是36000公里,低轨航天器的高度仅为数百公里,距离非常远;而视频、高质量静态图像又需要高速数据传输,中继卫星与低轨航天器之间需要采用增益高、波束极窄的Ku/Ka波段天线进行通讯。通讯距离远、通讯波束窄,这就对跟踪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要达到0.06度。
中继卫星为了与众多中低轨道卫星通信,天线处于复杂的变速运动状态,在转动速度、加速度和角度上都没有规律,天线的机械驱动机构不仅要精度高,而且要求在恶劣工作环境下长时间稳定运行,制造难度很大。

    同样麻烦的还有天线与卫星的振动耦合问题,非线性结构的天线不规律的运动和振动,对卫星本体姿态控制也有很复杂的影响,对卫星控制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而天线制造本身也是一个难题,高数据传输速率要求高增益天线,通俗地说,中继卫星的抛物面通信天线尺寸要尽可能的大。同时,Ku/Ka波段波长小,对天线抛物面精度要求也非常高。数米直径的抛物面天线整体形面误差要低于0.1毫米,并且要在外太空高温差条件下长期保持这样的精度,其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数据中继卫星可以称得上是当今技术含量最高的通讯卫星。我国在去年完成第一代"天链一号"数据中继卫星体系的建设,今年进行"太空授课"实则是对自己航天测控实力的一次展示。

    更为重要的是,天链一号的作用并不仅限于为神舟、天宫服务,它还可以为中低轨道的各类民用遥感卫星、军用侦察卫星提供测控、数据中继服务,对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均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6月26日 09:40 (星期三)附 件:1个(6-26.rar ) 查看附件

争论共产主义 两名太子党打架

新唐人记者 徐立

2013-06-20

    据近日流传的一份已逝中共国家主席胡耀邦之子胡德华的谈话透露,两名太子党在一次聚会中,因为争论共产主义信仰问题时而动手打架,最后导致骂出难以启齿的粗话,随即拳打脚踢。而据披露胡德华讲话记录的独立政治学者陈子明透露,这两位正是当年文革中的红卫兵、太子党身份的原香港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秦晓和原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

    胡德华的谈话透露,两人因讨论共产主义信仰的问题时发生了争执。胡德华原来发言以〝官员同志〞和〝普世同志〞代称两人,陈子明注明,前者是孔丹,后者是秦晓。

    太子党身份的秦晓和孔丹在争论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时,孔丹指责秦晓是在给领导添乱子,秦晓随即质问孔丹,〝是真的听不到百姓的呼声,还是听到了仍然如此平静无动于中〞。

    孔丹反问说:〝你的意思不就是要共产党下台吗?〞秦晓回言说:〝同学啊,你怎么连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的话都听不进去。〞

    孔丹言词激烈的反问:〝你他×还是共产党员不是了,你还有信仰没有?〞秦继续进言说:〝那你有信仰没有啊,你把你的老婆孩子全放到美国去,那你有信仰吗。〞

    随后孔大骂〝我×你妈的〞,两人拳脚相加。

    秦晓父亲秦力生是原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孔丹父亲孔原在上世纪20年代就加入了共产党,曾任原中央调查部部长。两人是当年北京第四中学的“老三届”。

 

 



发件人:李树超 收件人:仲老师 时 间:2013年06月25日 11:43 (星期二) 最近读书感悟:远离自然和实践的时代

远离自然和实践的时代

----最近的读书感悟

大军文史班学员 李树超

    看到仲老师参加活动的照片,感觉仲老师的生活真的是丰富多彩。

    以前看徐霞客事迹,一生能够游历名山大川,体验世间风物人情,是学遍天下、获取实践真知的重要途径。而现在的年轻人,现在大多是在书本、新闻、流言蜚语中看天下,获取知识速度快了,但知识的真理性不明。

    最近看了两本书:一本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本是傅高义写的《邓小平时代》。前者在书里面写了很多动物、植物的品种、地质构造与生物种群变迁的关系、自然选择与生物进化的关系等等。后者写我们正在经历的邓小平主导的改革时代。不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科学家们的研究都是深入实际的,达尔文看到的各种鸽子的类型,攀藤植物的特性已经受到的家养条件和野生条件的影响,都让人感悟甚多。人类脱离自然太远了,现代文学中很少能有几声鸟鸣。社会科学则沉醉在功利主义哲学的浮躁氛围中,破坏了我们周围的环境、资源,最后体现为增长的红色数字。

    对于当前,我们年轻一代在电视和互联网前面浪费了太多的时间,青年一代在人造社会里严重脱离真实、自然和实践。而当前社会对西方文化的吸收,社会达尔文主义可能要甚于马克思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可能要甚于中国传统温情脉脉的儒家文化。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让现代人匍匐在强势和压力面前,并希望通过自身通过竞争站在食物链的顶端,成为社会生态圈的食利者。

    我想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就是一个构造的良性循环的生态圈,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甚至人与自身之间都有一个互动和融洽的良性循环,人与自然可以和谐共生,人与人恭敬有礼,人与社会是达则兼济天下,人对自身是修身和反躬自省,是一个合作共赢的系统。而西方文化,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则是一种零和游戏,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人必须掠夺自然才能实现发展,人必须征服别人才能实现进取,人必须抢夺社会资源才能实现个人权利,是一个冲突和竞争的系统。

    西方文化占据主导,“普世价值”日益渗透导致国际社会的剧烈震荡,人与自然激烈的竞争和反击,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不满,人与社会的矛盾,人对自我修养的放任荒芜,是当前社会问题的根源。人类文明正处于自我戕害、自我征伐、自我矛盾和自我掘墓的智慧和力量、大脑和身体、思维和行动、动机和目的的背离状态。而要实现人类文明的延续和流传,中国古代文化可能会有所贡献。

 

 



发件人:qiaoxu20011982(由 djwsb2012+qiaoxu20011982=163.com@groups.163.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仲大军抄送人:caulzh 文史班邮件总列表 时 间:2013年06月23日 15:28 (星期日)

    仲老师您好:这么久才写感想,真的很抱歉。今天上午偶然机会听了一下《黄河大合唱》,被里面的旋律和歌词所震撼,思绪万千,结合中国文化,写了一些感想,因为写的比较零碎,实在想不好题目是什么,就暂且用“保卫中华文化”。不当之处请您指正。学生 乔续,2013-6-23

保卫中华文化

大军文史班学员 乔续

2013-6-23

    这么长时间才写课后感想,真的很抱歉,老坐着对腰椎和颈椎都不好,对脾胃也不好,所以最近空余时间主要用在锻炼身体和看电视剧上了,还有看了《中国合伙人》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感慨万千。今天打开我以前经常听的歌曲,当放到《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加上前一段时间上课的内容,还有《致青春》让我的感慨万千,我想我需要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向仲老师汇报。

    当年东北沦陷的时候,一个东北大学的女学生随着南下逃难的队伍来到了广州,一路上她和同学们宣传抗日,却被国民党政府阻止,面对山河破碎,她心灰意冷之下找到虚云老禅师,说她想出家,虚云老禅师告诉她,不要灰心,我们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风雨,根扎的很深,一般的风雨根本吹不到,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快一百年了,我们不都挺过来了吗。

    听着《黄河大合唱》令人振奋的旋律和歌词,我终于明白虚云老禅师这句话的深切含义。每当民族危难的时刻,不愿任人宰割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他们会挺身而出,以社稷为己任。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到公车上书,到义和团,到辛亥革命,再到护法护国运动,再到北伐战争,最后共产党终于实现了国家独立的历史任务。人民纪念碑上纪念的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为民族独立而牺牲的民族英雄,我想这个纪念碑对中国人的甚深含义本应该激发出每一个中国人的热情,以前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我们民族自己的先贤祠,然而现在明白了,这个先贤祠我们的前辈们早就建好了,就是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然而现在又有多少中国人把这个英雄纪念碑当回事呢?我们的先祖们,在国家危机、民族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当政府不行的时候,民间会上,当精英屈服的时候,平头老百姓也会义无反顾的冲向洋鬼子的枪口,正是这种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使得八国联军放弃了瓜分中国吃掉中国的计划,正是这种民族精神,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的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们伟大的祖国,从建立的那一刻起,就竖立了超英赶美、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是我们最初的中国梦,我们的梦想是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然而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或者说这句话本身就有问题,也许打江山是需要有人打,需要无畏的牺牲精神,需要民族英雄的身先士卒,然而江山也许不是用来坐的,老子讲: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当我们开始向着梦想迈进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等等统统暴露出来了,很多人没有倒在敌人的炮火下,却最后倒在了糖衣炮弹之下。当看到整个中国打着崇高理想、集体主义的幌子剥脱个人的权益的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毛主席晚年经常会情不自禁的流泪,他说新中国的成立死了多少人,他是算过的,他不忍心无数先烈牺牲生命得来的新中国最后再一次走向封建主义的老路,为此他也在时机并不成熟,也不适合的时机,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自己也清楚,这是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然而他是孤独的,当时很少有人理解他。然而他又是幸运的,当三十多年之后,经历过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战争的幸存者们终于在经历了人世的沧桑之后,在临终的一刻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50年。从上,可以说,毛主席既是左派又是右派,真正的左右派本无纷争,纷争的是人贪婪的欲望。《我的小院我的家》的作者刘松萝,看起来是右派,然而在我看来,刘先生是个正经的有涵养的文人,他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想法,他可能也在尽力通过一些方式讨好一些人,表明自己是右派,然而他或许不会明白,他只是在被一些贪婪的人利用而已。

    电影《活着》很好的阐述了这个历史进程的演变,然而《活着》并无建树,也许在一个理想破灭的时代,能写出这么好的文本,拍出这么好的电影本来就属不易了。开头一段话是小鸡长了变成鹅,最后进入共产主义,这展示了当时中国刚建立时,我们这个民族还是有着雄心壮志的,我们人人都有一个中国梦,一个真正的中国梦。然而当到了电影的最后,小鸡最后长大了,也就是生活好了,大家只是为了好好活着,这展示了一个真正的中国梦的破裂。而梦破裂的过程,就是一些人打着集体的旗号,打着高尚的旗号,谋取个人的利益的过程,人毕竟是有七情六欲,可能会有一两个或者少数圣人,然而要求全国所有的党政干部都是圣人,这是不可能的。梦的破裂说明了一种实现民族振兴模式是有问题的,从这一点讲,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适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既然把自己的命运让集体来决定是靠不住的,那还是大家分开单干,靠个人本事吃饭,这样反而公平点。我的父亲经历过那个时代,他告诉我,他当年升高中被人替了,去当兵又被人替了,最后没办法,就学做瓦匠,父亲说,当时大队有什么名额,都是那些有关系的人包了,普通老百姓机会不多。也许父亲的经历也是改革后来获得大多数人欢迎的微观反应吧。然而不幸的是,伴随着这个跌宕的过程,民族精神大打折扣了,活着里面就反应出了这个转变。

    此时,《中国合伙人》登场了,也就是精英阶层在大众方面受挫之后,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脱离了集体的束缚,或者说离开了旧集体的束缚,他们努力打拼一个新的他们做主的集体,实现他们自己的关系户。然而此时又加入了美国因素,近现代中国问题,复杂就复杂在美国因素,美国在文化上强势侵入中国人的大脑,在经济上强势掠夺中国人的权益,在领土上强势阻止中国实现国家统一,中国现在的问题,外部问题,归根结底,主要矛盾是与美国的矛盾,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无视或者不愿正视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麻烦会很大。《中国合伙人》里面说到梦想,似乎梦想就是去美国,相比之前的超英赶美的梦,似乎有点太龌蹉了,然而当梦想实现了,又会如何呢,我们也看到了,孟晓君夫妇,一个熨烫衣服,一个刷盘子,梦想实现,就得回归现实。成东青、王阳、孟晓俊也的确反映了《活着》里面展示的最后的中国人只是为了活着的精神状态。一个梦想破灭没有了精气神的民族,这个民族的存在也仅仅是为了活着,活着的途径就是赚钱,赚钱为了活着,活着好的,就成了众人追求的目标,这就是没有了精气神的民族的精神状态。没有了梦想,别的异化的梦想就会趁机而入。杜勒斯说:“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他们的)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地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显然,80年代的中国人的脑子乱了,不知不觉的被人改变了价值观念,当然这不是说那个时代的人不好,原因还是集体化的社会生活过多的因为管理者欲望的扩张剥夺了很多个人的权益,而此时社会内部运作中又缺少相应的制衡监督机制来制约。

    三个人只有孟晓俊实现了梦想,去了美国,然而三个人想通的地方是,他们为了活着,都得工作,不论是否实现梦想,其实他们的梦想也仅仅是为了活得更好,为了出人头地,这也是现在大多数中国的状态,这也是《中国合伙人》为什么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不过,这样的中国梦想,说的不好听的,连封建社会的梦想都不如,我们封建社会出人头地的目的是为了上安朝政下安黎民,为了实现人伦纲常,虽然实际中很多人成了道貌岸然的君子,但是起码就开始的追求而言,目的还是好的。而《中国合伙人》里面反应出的信息,却是活着更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仅此而已,俗之又俗。为了活得更好,三个人在英语教育的同时,也帮着美国文化入侵中国,也在把美国的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固化在中国人的大脑里,他们在不自觉的充当了美国的中国战略的棋子,然而他们却受到很多中国人的吹捧,仅仅是因为他们活的更好。最后,即使他们活的更好,他们去美国的时候,他们仍然被当做潜在的偷渡者对待,因为他们背后没有强大的祖国,他们没有一个强大的民族支撑,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从《活着》到《中国合伙人》的确展现了一个民族精神退化的过程。

    《活着》展示的是我们的祖父辈的状态,他们有过高尚的理想,然后最后破灭了,仅仅为了活着,《中国合伙人》展现了我们的父辈活着再小一些的60后部分70后的状态,他们脱离了旧的集体约束,被外在因素影响,追求更好活着,即所谓的成功。然而最后他们仍然摆脱不了被美国人看做潜在偷渡者的命运,因为他们的梦没有上升到更高的层次,缺少民族精神的支撑。最后《致青春》登场了,这展现的是我这一代或者比我再大一点的一代人的状态,看了《致青春》,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我跟陈孝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里面很多场景让我产生共鸣,只是我没有陈孝正那么幸运。回顾往事,也许只有当青春逝去之后,我才会真正明白青春的价值,现在的我多了太多的私心杂念,遇到事情,想东想西,甚至还会莫名其妙的蹦出很多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的想法,我发现我也变俗了。记得以前去上海,跟我哥教会的朋友接触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他们脸上洋溢着真诚与无暇,然而当一个教友接到同事的电话谈工作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声音眼神都变了,可能这样的纯真现在只有在宗教里才能找到吧。如果我能再次回到那个青春的岁月,我想我会真正的谈一场没有私心杂念的纯真的恋爱,我不会错过那个让我终生难忘的人,我会认真的学习我感兴趣的知识,并以此为我的职业发展方向,我会认真的认真的学习,认真的生活。

    然而时光不能倒流,作为80后,已经进入而立之年却一无所立,思绪万千,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精神状态与演变轨迹。现在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我认为这个提法可谓正中要害,切中时弊,下一步还需要实际行动。我们祖辈人曾经有过共产主义的梦想,后来破灭了,我们父辈人曾经有过发财的梦想,一部分人实现了,一部分人下海淹着了,一部分上岸寻求稳定了,而我们这一代人生在共产主义梦想破灭的年代,从小就被告知共产主义有点虚无缥缈,我们成长在人人都有一颗发财梦渴望成功的年代,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从小就被告知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好生活,我们都认为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然而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也生活在一个信仰破灭的年代,一个文化庸俗化的年代,一个牛鬼蛇神横行的年代,一个人与人关系开始逐渐淡漠的年代。以上这一切都潜移默化的塑造了80后群体的性格特征,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轨迹,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演进。

    现实是残酷,80后没有60后70后那么幸运,赶上了市场化扩张的事情,赶上了经济殖民化的快车道,当他们走向社会的时候,市场已经被占光了,经济殖民化也接近尾声,又遇上了经济危机,不需要那么多的买办、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了。于是80后开始寻求上岸,疯狂的涌向国企事业单位和机关。于是,现在党报评论说80后精神上已经老去了。其实,80后延续了以前活着的梦想,只是,现实之下,很多人发现,能获得有尊严已属不易了,机会开始由以前的集体关系户走向新形成的关系户,经过三十年的重新整合,社会活跃了一阵之后,又开始百弊重生,旧的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因素又开始起作用并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于是,有些人生下来注定就要进入某些部门,过某种生活,一些人注定靠个人的努力也很少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开始成为被人们接受的词汇,并挂在嘴边,于是梦想破裂,回归现实,苟且的活着,仅此而已,这样的背景下,精神老去,也在情理之中,80后这一代已经开始失去激情与活力,失去奋斗的精神,一切仅仅是为了活着,仅此而已,然而沉默之后的爆发也将会是可怕的。不过中国现在的状态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现在中国的社会主流群体是不积德的。虽然现在好多人羡慕官二代富二代,但是这个词汇现在似乎有点纨绔子弟的味道,是精神不振的形象,是胡作非为的形象,也就是说好多人羡慕官二代富二代的同时却并不认为这些人是可以敬重的人。可以说现在的中国还在整合期,物质与精神因素还有很好的配合起来,占有物质的人没有精神,这样的社会注定是不稳定的,是会发生颠覆性变化的,历史经验已经无数次的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当占有物质的人群同时也站在精神的制高点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社会才会形成一批以国家为己任的士人群体,这个时候社会才会趋于稳定,而不是现在的乱哄哄的状态。每一个社会都需要中流砥柱的,需要精英群体的,关键是看这个精英群体的精神状态,看这个群体能否凝聚社会社会共识,并成为大多数人利益的实现者而不是掠夺者,同时大多数人利益并不是被这些精英支配,他们之间应该是一种契约关系,是上下流动的。

    西方社会有反垄断法,而中国自古以来有各种各样的法律,却唯独没有反垄断法,反垄断不仅仅是一种法律,更是一种思想观念,先有观念,后有法律,欲望的扩张往往是对垄断的向往,最大的垄断就是家天下,可以说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垄断合法化的社会,垄断的意识深植在每一个人的头脑中,例如局长通过关系安排自己的孩子去某部门上班,这就是垄断思维作怪,例如通过老乡关系找工作,这也是垄断思维在作怪,作为成功人士的老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天生就应该比别人的孩子过的好,这也是垄断思维作怪,很多现在见怪不怪的现象背后都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深层次的垄断意识的产物,这也是灵魂深处领域革命的内容。垄断思维其本质还是对个人权利平等意识的淡漠,是个人私欲扩张合法化的表现。个人认为这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根子。从这一点说,改革开放虽然在精神领域没有什么新的值得称道的建树,但是它打破了以前的社会模式,为新的尊重个人权利的新的社会模式提供了机会,本身也是一种建树。然而现在个人垄断思维又一次开始禁锢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不仅仅是垄断企业问题,还包括民间大大小小的小山头问题,根子就是个人的垄断思维问题。仲老师说,经济建设的高潮正在过去,文化建设、文化复兴的历史时期正在到来。现在中国需要在文化领域,在灵魂领域铲除这个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禁锢了两千年中国人思维的垄断意识,并为其提供制度保证,以此为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文化支撑。

    最近与领导的面谈中,我说,对于现在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有点麻木了,也谈不上激情,仅仅是遵守制度,按照流程办事了,领导说,就拿盖一座大楼来说,你也许整天在搬砖,然而你所做的事情,是整座大楼建设的一部分,你觉得会不会有激情。其实,现在的工作只是为我提供物质基础而已,我个人认为我的精神生活还是比较丰富的,不过我也不得不佩服领导水平的高超,也进一步确认一个公司能够发展成一个行业的领导品牌的五百强企业所需要的公司文化。这个激情,不就是改革开放之前大家所熟知的激情吗?物质与精神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有时候能够转化为物质,物质有时候能够精神提供载体,两者不可或缺。看看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激情了,没有活力了,因为我们缺少精神了,没有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精神了,我们仅仅是为了活着而已。

    回到虚云老禅师那句话,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扎得很深,一般的风雨吹不倒。然而现在面临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冲击,面临转基因在内外勾结之下大肆扩张,我们的根基开始动摇了。我们的根基在于幅员辽阔的国土,一般的侵略战争难易整个吃掉,在于悠久灿烂的文化,使得外来侵略者容易被我们的文化同化,成为我们民族的一部分,在于人口众多,这样面临侵略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足够的人去抵抗,加上幅员辽阔,人口难以杀光。然而现在这些保证我们民族根基的几大因素要么不起作用了,要么难以招架外部的冲击。面临这样危机的时刻,精英群体沉默了,一部分是因为上面压力,一部分是被外部文化征服了,大学生群体沉默了,因为当年的64太坏事,后来一些人加大了对大学生思想的腐蚀,再加上在不文化的冲击,社会主流群体沉默了,他们是追求活着梦想中追求的不错的。然而还有一批人,他们孜孜不倦的反对转基因盲目的大规模推广,他们反对对西方盲目的膜拜,他们一直在默默的努力着,他们甘愿清贫,他们无私无我。我相信我们的民族还会守住自己的文化根基,挺过这次劫难,实现民族复兴。因为每当我们中华民族面临困境的时候,总会出现一批优秀的中华儿女,他们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以国家兴亡、民族复兴为己任,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会行动起来,最后形成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滚滚洪流。

    最后,重温《黄河大合唱》: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意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梁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俄罗斯的五个没想到

    据说,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后,连说了三个没想到,其实是五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住房不要钱:“在俄罗斯居民住房不 收费,人均18平方米以下的部分无偿转给个人,18 平方米以上部分也只收很少的钱。”

    第二个没想到是用水没水表:用于日常生存所必需 的“自来水、热水(一天24小时供应)、供暖,从来 就不收费,索性连水表都省了。”

    第三个没想到看病不花钱:“手术免费,住院免费, 治疗免费,唯一不免的只有药费。不管你是不是俄 罗斯人,只要在俄罗斯境内的任何人得了病,救护 车就给你往医院拉,就给你治。”

    第四个没想到教育还倒贴:“学生上学一律免费,教 科书均由学校无偿提供。而且所有的学校一律免费 供应全体学生一顿丰盛的、营养充分的早餐或午餐 。”如果你实在想不通问一问俄罗斯的家长,他会告 诉你另外一个“没想到”,“学校不供餐,让孩子们到 哪吃饭呢?”

    第五个没想到失业要批准:“为了控制失业人数的增 加,俄ZF规定,大量解雇人员,必须在解除劳动协 议前3个月向国家就业处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 解雇。”…… 怪不得有人总说俄罗斯人开郎、乐观、坚毅,要我 说这不完全是俄罗斯民族的特有性格,试问你要能 过上这样的生活还会闷闷不乐吗?

    《普京的讲话为何震撼中国人?》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真理报》发表讲话说:“一个把老百姓的居住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拿来拉动经济的政府,一定是个没有良心的政府,真正执政为民的政权,一定要把这三种东西当作阳光和空气,给予人民。一个国家不能变成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 有人占几十套房,有的人住不起房——真要那样,执政当局没有任何脸面赖在台上,因为民生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就是执政者的责任。一个国家的执政 文明,就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 而不是表现在富人有多富,也不表现在经济增长的数据。”

 

 




发件人:汤敏<tangmin.youcheng@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6月23日 13:05 (星期日)附 件:1个(斯坦福大学的医德教育.doc ) 查看附件: 医德

    多次去斯坦福, 还真没去医学院,只能看几张照片饱饱眼福。 医德的反面就是医患的对立。 美国医患问题较少, 不知是医德的原因还是严格法治的原因? 我们天天听到都是触目惊心的医患冲突的故事,能否借鉴一下?周末愉快!汤敏,

斯坦福大学的医德教育

汤敏

2011-10-02

    耶鲁毕业后,大女儿到纽约South Bronx做了一年的AmeriCorps义工,立志为病人服务。今年同时被八所医学院录取,最后她决定去心仪已久的斯坦福大学,在众人的反对声中,甚至不惜推掉芝加哥医学院的四年全额奖学金。我们一方面为那到手的十几万美金可惜兴叹,一方面高高兴兴地送她去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我们家民主,尊重她的选择。不过我还是很想知道斯坦福大学到底有何过人之处,如此吸引她。

    八月十八日一家人飞抵San Jose,加州的天是晴朗的天。先在学校附近的一家旅馆安顿下来,然后开着租来的车送她到学校宿舍去。一进校园,大道两旁的棕榈树马上夹道欢迎,在和煦的微风中载歌载舞。找到宿舍区,女儿领了钥匙,来到宿舍小楼前。楼前窗下绿草坪上栽着合欢树,柠檬树。那硕大的黄色柠檬从碧绿的树叶下探头探脑地观望我们一行人,有点想知道新来的主人是谁。稍作安顿,我们又开着车到学校附近买日常用品,一切都很方便。其间饿了,到位于El Camino Real大道上的一家韩国人开的Tofu House用了午餐,味道颇佳,印象颇好。虽然第一天匆匆忙忙,对斯坦福校区和附近的初始印象很不错。

    第二天大女儿到医学院报到,我们和小女儿自行参观校园。漫步在宽广的校区里,一排排宽敞明亮的楼房整整齐齐,典雅堂皇,碧草相衬,蓝天白云下透出浓浓的墨西哥式西班牙风情,那楼顶的设计和泛亮的琉璃瓦,略略带有中国风味,两种风格和谐地柔和在一起。都说混血儿漂亮,这话一点不假。因为楼和楼之间相当宽敞,阳光显得特别充足,草地植物生机盎然,让人有一种恬静,涌动和活力四溅的感觉。虽然斯坦福和耶鲁都贵族气十足,相比之下,耶鲁歌德式的建筑就显得拥挤,像个学究,而斯坦福则有如一位风度翩翩的少年公子。

    来到医学院,两眼更是放光,美丽得让人窒息。远山如黛,阳光明媚的绿草坪上棕榈树亭亭玉立。春天的时候大女儿到这里来面试,完了立马从校园给她妈妈打电话,说决定到斯坦福医学院了,听得她妈妈目瞪口呆,芝加哥那么好的医学院不去了?那可是全奖呀!现在我们置身其中,才体会到这青春无敌的校园对年轻人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能在这么优雅的环境中读书学习,实乃万幸。我和太太对望着,会心地一笑。连我都开起了玩笑,是不是辞掉现在的工作,也到这里来谋一个教授的职位,与青春作伴。我们进了James Clark大楼,玻璃墙将楼里的情况一览无余的展现在我们面前。正在照相,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笑妍妍地走过来问要不要帮忙,热情有加。相问之下,男的博士后,女的本科生,都是做医学研究的。他们说这里科研条件非常好,一年四季春暖花开。

    斯坦福医学院的干细胞再生研究中心是世界上顶尖的学术研究机构,忍不住到里面上上下下转了一圈。中心的外围花岗石墙面上,雕刻着医学史上的许多重大发现,他们都是由这里的科学家们完成的。一路看过去,耳熟能详,因为我和太太都是从事这方面的专家。将自己的女儿交给这里的优秀同行们手里,大可以放心了。但是,真正让我诚服女儿的决定还是几天以后,其间我们到San Francisco和Yosemite去玩了一趟。

    八月二十六日,新生家长们受邀参加入学典礼。上午在医学院前的宽广草坪上,全体新生集中起来合影。望着那些年轻有为的面孔,男男女女,阳光灿烂,前途无量,围观的家长们都自豪得不得了,拿着照相机拍个不停。要知道这八十六位佼佼者是从六千多名报考者里挑选出来的,其中大部分都来自耶鲁哈佛等名校,其竞争的残酷程度可见一斑。

    晚上,院长在李嘉诚学习和知识(Li Ka Shing Center for Learning and Knowledge)中心设宴会款待家长。大家济济一堂,相互祝贺。台上院长副院长们纷纷致辞,然后唱名,八十六名学生一一上台,院长Philip A. Pizzo将医生的传家宝听诊器发给每个学生,上面刻有每个人的名字,仿佛将医生的责任和重担交给了他们。我家二十多代行医,母亲和弟弟也都是医生,此时感慨良多,欣慰异常,家有传人矣。

    发完了听诊器,院长说我们斯坦福医学院没有其他什么传统,但有一项传统大家必须做,而且每届新生都必须做。他邀请全体新生起立,和他一起朗诵斯坦福医学院誓词。他同时还邀请其他在场的MD们也都起立,陪着新生一起念。于是大家纷纷起立,宴会厅里响起了一片朗读声。

    The Stanford Affirmation

    宣读誓词

    On my admission to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I pledge to devote my life to the service of humanity;

我承诺,在我的医学实践中,将毕生致力于为人类服务,

The care of my patients will be my first consideration;

照顾病人高于一切,

I will strive to acquire and share new knowledge with my colleagues and my patients;

我将努力习得新知识并与我的同事、病人分享,

I will practice my profession with conscience and dignity, and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and judgment;

我将以我的良心和尊严实践事业,充分发挥我的能力和判断力,

I will approach each patient with charity, attention, humility, and commitment;

我将以宽容,关心,谦虚,和奉献的精神对待我的每位病患,

I will hold all life dear, and let knowledge, wisdom, courage, and compassion guide my therapy;

我将珍视所有生命,让知识、智慧、勇气和同情成为治疗的准则。

I will use my med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promote human rights, social justice, and civil liberty;

我将用我的医疗知识和技能促进人权、社会正义和公民自由,

I will not permit consideration of age, disease or disability, faith, ethnic origin, gender identity, nationality, race sexual orientation, social standing or other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to intervene between my duty and my patient;

我不会容许年龄、疾病、残疾、信仰、种族、出身、性别、民族、性取向、社会地位或其他形式的歧视,影响我对病人的责任以及我的病人。

I will respect the confidences with which I will be entrusted;

我会尊重我将被委托的信任,

I will give gratitude and respect to those from whom I have learned my Science and my Art;

我会感激和尊重那些使我学会这门专业与技能的人,

I will uphold the integrity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我会维护医学界的廉正,

I will cultivate peace in both personal conduct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

我会在个人管理和政治表达上培养平和的心态,

I will not use my knowledge contrary to the spirit of this Affirmation.

我不会用我的知识相反的精神,这肯定。

I make these promises in witness of those who have stood here before me, and those who will come after,
Solemnly, freely, and upon my honor.

在站在我面前的人众目睽睽下,我郑重、自由、毫不隐瞒地做出这些承诺。

    完了,院长提醒大家回去后要多多温习这个誓词。

    多好的誓词啊!还没上课,首先教育学生要当一个好医生,育人在先。要做好一个医生,一定要有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行医服务于人类,病人至高无上。斯坦福从医学生踏入行医这扇门的第一天起,就教育学生严格要求自己,倾其所学,为这个终极目标服务。听诊器,誓词-行医,医德。这精心的安排,不得不让人佩服斯坦福医学院高超的教学艺术和良苦用心。

    这一幕,我没有想到。坐在那里听她们念誓词时,许多往事止不住涌上心头。文化大革命中,母亲受人迫害。有一次迫害人的家属生病找母亲看病,担心不给看或看不好。母亲一视同仁,认真检查,热情有加。我年少不解,这种人还给他们看病?母亲和蔼地向我解释:我看的是病人,不是仇人。她一心想让我行医,屡屡教导我,行医以医德为上。我不难理解为什么她始终德高望重,门庭若市。我没有成为医生,但是她的孙女却要成为医生了,在斯坦福受着良好的医德教育,像她当年教导我一样。

    这一趟斯坦福之行,深受教育。这么好的校园,这么好的师资,这么好的教育方式,女儿的选择是对的,我无话可说。在美国教育孩子,中国家长们常常指手画脚。其实孩子们往往比我们高明。我们应该给她们多一份尊重。

 

 

 

发件人:芳洲 杨(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企业家慈善家思想家论坛\时 间:2013年06月27日 22:07 (星期四)附 件:1个(北京志愿者6月15日、21日反转基因宣传.doc ) 查看附件

一位北京反转志愿者写的两次宣传活动小记

杨晓陆

 6月15日北京志愿者丰台大兴交界处反转基因宣传

    6月15上午,三位北京志愿者到丰台大兴一带进行食品安全宣传。这里也是我们没来过的一个宣传死角,但过往的青年学生还是有一些。我们先是在一个地铁站附近向群众讲解转基因的危害,同时给行人发放宣传资料。在宣传过程中我们发现,这里很多人都不了解什么是转基因食品,更不知其危害。通过我们细心的讲解,耐心的宣传,大部分群众都有所认识,对我们的宣传都很接受、支持。

    这天正好周六,赶上附近学校一些学生路过,学生们对我们的宣传颇感新鲜,对转基因的危害也很震惊。其中一位还是某校志愿者协会负责人,于是我们留下邮箱等联系方式。

    不知不觉已到中午,我们吃完饭后又继续到各个公交车站宣传,向等车的乘客发宣传资料,有位年过花甲的老人说其实他也了解转基因的危害,夸我们是在做善事,他很感动,还从我手里多拿了一些宣传资料,说多带一些回去让更多的亲朋好友好好看一看。我们很感谢这位老人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所有的中国人都像这位老人理解我们所做的工作,拒绝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在中国就不会有市场,美帝的阴谋就会失败。

    宣传持续到下午才结束,因这一带人口密度不大,这一天宣传材料发的不是太多,但我们嗓子也都说得哑了,在烈日下颇感劳累。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反转宣传必须坚持下去!

6月21日北京志愿者在西苑医院进行反转基因宣传

    6月21日,我们四名反转志愿者参加了西苑医院的反转基因宣传活动,这一天正好是周五,到医院看病的人特别多。上午九点半,我和杨老师,李大姐,小田在西苑南门会合。杨老师和小田在路口两边,主要针对往来的行人进行宣传,我和李大姐在中药房的出口两侧,大家一边发宣传资料,一边讲转基因的危害。李大姐还带了个播放器,引来很多人围观,播放器里播出李大姐自己的声音:无论专家怎么鼓吹转基因无害,我们只要记住:美国人不吃转基因食品,欧洲绝对禁止,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严禁转基因食品,非洲人饿死也不吃转基因。农业部幼儿园也禁止转基因……

    有段感人的插曲:一位小伙子看到李大姐拿着宣传资料,他说自己见过李大姐,便主动帮大姐发反转宣传资料,拿去的100多份资料全部发完。不知不觉,到中午12点,我们四名志愿者共发资料1000余份,收获不小啊。

    在宣传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很多民众对转基因这个概念很陌生,有些人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有的人很麻木。也有部分民众很理解,也很支持我们的反转宣传。一位大叔问我什么是转基因和非转基因,怎样辩别,我给他讲金龙鱼油很多就是转基因的,大部分大豆油都有转基因,湖南湖北的大米也有很多转基因,山东河南的一些玉米也有转基因,最好吃花生油和葵花籽油……那位大叔说:“吃非转基因的食品太贵了,啥便宜咱就吃啥,人的命天注定。”唉,这位大叔啊,太麻木了,让人很郁闷。有位年轻姑娘带她父亲看完病,提着一大包中药走了过来,我给了她一份反转资料,姑娘说自己知道转基因的危害,但家人不了解,又从我手里多拿了几份资料,说回家给姐姐和家人们看。有位大伯拿着宣传资料问我们是什么组织,我回答,是北京市食品安全志愿者,是自发的宣传。大伯说中央台都说转基因没问题,你们还宣传什么?我答:习主席要拨乱反正。大伯拿着资料说回家好好研究。

    我们四名志愿者又去海淀公园反转宣传,路过一公交车站,李大姐向一位中学生发反转资料,还跟他讲了很多关于转基因的危害,让他把资料带回家给父母看。李大姐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更应该关心。由于时间紧,天又很热,我们没有顾上吃午饭,只好回家再吃饭了,回到家时已两点多钟。

 



 

发件人:unio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263.net>+时间:2013年06月22日 14:04 (星期六)

    实名举报原丹江口市委书记郭新明、现丹江口市委书记孙咏平、政法委书记万平;官抢民财、制造冤案、弄虚作假的湖北丹江口市委市政府到底在挑战谁?丹江口市委市政府是无法无天的独立王国?

实名举报原丹江口市委书记郭新明、现市委书记孙咏平、政法委书记万平

民营企业家 黄生林

    我是黄生林,江西籍投资人,租赁投资湖北丹江口市丹江钢厂。我发现原丹江口市委书记、现湖北省南水北调工程办副主任郭新明在丹江钢厂违法破产案中存在一千多万元的巨额贪腐问题。现在向中纪委举报,请督办。

    2000年7月,我在丹江口市政府招商引资政策的感召下,与人合作租赁了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丹江钢厂,总共投资了2300万元。2006年12月,丹江口市法院突然宣布丹江钢厂按国有企业破产。政府清算组把企业拍卖出了3090万元,我至今分文未得。不仅如此,我还曾因进京上访被郭新明亲自诱捕,捏造罪名判刑一年六个月,著名律师朱久虎为我无罪辩护。

    此案由时任丹江口市委书记郭新明从头到尾一手策划指挥,其目的就是抢夺外省籍民企资产。类似情况在郭新明主政丹江口市期间发生多次。拍卖所得3090万元除用1000万元解决企业职工下岗补偿外,其余全部被郭新明等人私吞。涉案重要成员还有原丹江口市委副书记王元国、均州街道办事处原书记李拥军等。丹江口市法院负责人和办案人员承认拍卖是错案,一切都按郭新明书记和市委、市政府指示办理。

    2012年11月,十堰市政法委下文指出:“法院将承租人黄生林的私有财产纳入破产一并处理,严重损害了其合法权益”,“丹江钢厂解除租赁合同时未履行书面通知义务,法院强行收回财产变相剥夺了承租人黄生林正当权益的行使”。2012年4月四名政府破产清算小组成员被举报受贿,受到司法或行政处理。郭新明2012年曾因丹江钢厂其他投资者举报每年索贿六十万元,被湖北省纪委调查过。

    现任丹江口市委书记孙咏平、市政法委书记万平虽然私下承认政府在此案中的错误,但是长期拖延不纠正、屡次承诺解决而食言、一遍又一遍地欺骗我到丹江口市谈判而失信,他们明显犯有渎职罪,而且鉴于其存在欺诈等道德败坏行为,明显不适合担任政府领导职务。
以上我请求中央一并查处。

    举报人:黄生林,身份证号:36222819630110243X,

    2013年6月

希望中央果断处理官抢民财、官员胡作非为的罪案

胡星斗 教授

    目前,全国各地发生了许多官抢民财、官员胡作非为的令人发指的罪案,这些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是一些官员却上下其手,官官相护,形成一张巨大的权力网、贪腐网,利用公权力向上汇报假材料,混淆视听,打击举报者、冤案受害者,激化矛盾,制造乱源,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我跟踪研究黄生林案7年,当事人黄生林即因为上访伸冤而被丹江口原市委书记投入监狱。我呼吁中央关注此案,调查其中的罪行,严惩徇私枉法,维护社会正义,给民营企业和普通民众更多的生存机会。

    《旧制度与大革命》今年引起了国内广泛的讨论。一百年前中国当时的企业界,无论是官办的、官督商办的还是商办的,普遍赞同君主立宪制。但是武昌枪声一响,先前的立宪派迅速地转向了支持革命、主张共和,这在今天仍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中国现在面临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变法,而是救世。变法的内容要能够激起全国绝大多数人对变法的支持,中央政府必须有敢于镇压全国上下的“老世族”也就是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王者气概。为此必须先要“徙木立信”,通过公开果断地处理一些个案,让举国看到执政者的信誉和决心。此案荒诞不经,肆无忌惮,在全国已造成影响,请用此案开刀。


 



Invitation: Presentation of OECD DAC Chair Erik Solheim at the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ne 19
发件人:Yan.LI(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6月18日 10:56 (星期二)附 件:1个(China must be our partner.pdf ) 查看附件


    大军网编者按: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主席埃里克·索尔海姆先生于6月14日至19日访问中国。6月19日上午埃里克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市东城区台基厂头条3号)举行座谈会,仲大军先生应邀出席。Solheim先生谈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下面是他最近刊登在“晚邮报”的一篇文章。

China must become our partner

中国必须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主席  埃里克·索尔海姆

     Common notions of all that is wrong in China prevent us from seeing the enormous progress in the country and how positive the international impact of China is.

    常见的对中国的错误观念,妨碍着我们看到该国取得的巨大进步,也使我们看不到中国对国际的影响力是多么积极。

     When historians once look back on our time, they will probably refer to the rise of China as the main historical event after 2 World War. The country's enormous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emergence as a global superpower sets the framework for almost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in the world today.

    当历史学家回首我们的时间,他们可能会参考中国的崛起作为2次世界大战后的主要历史事件。该国的巨大的经济增长和其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出现设定的框架中发生的几乎所有今天的世界。

     The past decade has been the most successful in human history on every continent except our own, Europe. The average person is taller, better educated and is of better health than ever in world history. We live 20 years longer than at Winston Churchill's time. Absolutely amazing!

    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各大洲,除了我们自己,欧洲。一般人更高,更好的教育,在世界历史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的健康。我们在温斯顿·丘吉尔的时间长于活到20岁。绝对是惊人的!

    Western stereotypes :China's resurgence is the number 1 contribution to this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1700s, China's share of world economy exceeded that of all other countries by far.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this situatin today, but the direction is clear. Brazil's trade with China is now larger than the U.S., and the difference continues to grow. In the years since the 2008 Olympics alone, the Chinese have deployed thousands of miles of high-speed rail tracks. It makes the Norwegian debate on the ‘”intercity triangle” look provincial.

    西方定型:中国的复兴是数字1到这方面的发展作出贡献。在18世纪后期世界经济,中国的市场份额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锻炼现状的今天,但方向是明确的。巴西与中国的贸易现在是大于美国,并的差异继续增长。在未来的几年仅在2008年奥运会以来,中国已经部署了数千公里的高速铁路轨道。这使得挪威的辩论'“城际三角”看省级。

    In the book "Politics is about will" I try to capture the causes of this global progress and what we must do to accelerate it. I also offer ideas about what the changes mean for Norwegian politics.

    在这本书中“政治是意志”我尝试捕捉到这一全球性的进展的原因,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来加速它。我也献计献策挪威政治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The Aftenposten newpaper exciting 11 April front page "Will Europe become a world museum?" takes up the same theme. Not only i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normous positive change taking place in China hindered by Western stereotypes about how many things that are wrong there. The stereotypes also prevent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at is needed to solve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problems, from the climate crisis to a new global trade agreement - and regional crises in Syria and the Sahel.

    报刊文字精彩的“晚邮报”4月11日头版“欧洲将成为世界博物馆吗?”占用相同的主题。不仅是我们理解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积极变化西方刻板印象阻碍了多少事情是错在那里。定型,还可以防止中国和西方国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新的全球贸易协议 - 叙利亚和萨赫勒地区危机,气候危机之间的伙伴关系。

    An indispensable partner:For the OEC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which I am chairing, China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ner.

    不可或缺的伙伴: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我主持的,中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伙伴。

    Although there are critical voices of China's behavior in Africa, let us remember that other powers were behind the slave trade,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and its negative impact on Africa.

    中国在非洲的行为虽然也有批评的声音,让我们记住,其他权力背后的奴隶贸易,殖民主义和冷战和其对非洲的负面影响。

    Chinese aid to Africa is so significant that the world's total assistance to the poor is expanding rapidly, in spit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Europe. When Africans criticise Chinese companies to act in a neo-colonial manner, it will have an affect on Chinese practice. Such criticism from Europe will just create new fronts.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如此显著,尽管欧洲发生了金融危机,世界帮助穷人的总量却迅速扩大。当非洲人批评中国公司的行为像新殖民主义,它将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影响。这种来自欧洲的批评也只是创造新的战线。

    Do we want China as a partner, we must try to understand. And to understand, both China and Asia in general, we must also have knowledge. In Australia, the government decided recently that all Australian children will be encouraged to learn one of four Asian languages in school: Chinese, Hindi, Japanese or Indonesian. Also in Norway, we need to invest into learning Asian languages. The time will soon be past when you could be an effective business representative, activists from civil society or diplomat in Asia without mastering local languages.

    我们确实希望中国成为合作伙伴,我们必须试着去了解。要全面地了解中国和亚洲,我们还必须要有知识。澳大利亚政府近期决定,鼓励所有澳大利亚儿童在校至少学习亚洲四种语言中的一种:中国,印度语,日语或印尼语。同样,在挪威我们也需要投入到亚洲语言的学习中。不熟练掌握当地语言而想成为一个活跃的商人和外交官的时代很快就要过去。

    In our meeting with a strong and more confident China, it is also important for Europe and Norway to keep our house in order. The "Chinese" model has appeal among many. Not because people think that an authoritarian society is better than democracy. They rather look to China because the country solves critical problems for most people.

    在我们与一个强大而更加自信的中国的会晤中,欧洲和挪威保持自己国家的秩序也是很重要的。中国模式已经吸引了很多人,倒不是因为人们认为一个专制社会是比民主更好,而是他们看到中国解决了大多数人重要的问题。

Challenging Democracy :At a meeting at the Norwegian Foreign Ministry an ambassador asked me: "It is China that has so far brought us ou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Are we absolutely sure that it is not China that will bring us out of the climate crisis, too?" No one dared to say a certain no. Democracy will in the long run only win the contest if the moral appeal of democray is combined with effective solutions to mankind's problems.

    具有挑战性的民主:在挪威外交部的一个会议上,一个大使问我:“中国把我们带出了金融危机,但我们是不是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不能把我们带出气候危机?”没人敢肯定地说不。如果民主对道德的诉求与有效地解决人类问题相结合,民主才能最终赢得竞赛。

    The answer to the Aftenposten questions about Europe as a museum is to build on Europe's strengths. Overall, we have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We are the largest contributor of aid to the World’s poorest. We have an anti-authoritarian culture. 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 has come the furthest with us. Northern European economies are flexible and inclusive. If we can build on our strengths,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matter most to people's lifes and collaborate with partners such as China, Europe is a living workshop and not a museum.

    晚邮报关于欧洲的问题,作为一个博物馆的答案是建立在欧洲的优势。总体来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我们是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最大贡献者。我们有一个反专制的文化。妇女的解放,我们已经到了最远的。北欧经济灵活和包容性。如果我们能够加强我们的实力,解决问题,最重要给人们的生活,并与合作伙伴如中国,欧洲是一个活生生的车间和一个博物馆。

    China has many major challenges: extreme air pollution in its cities. The population is aging. There is little public welfare for the sick and unemployed. The country must constantly adjust its economy. The political system is authoritarian. The country lacks a political system where leaders are accountable to a strong parliament and a free press.

    中国有许多极端的主要挑战是:在城市的空气污染。人口老化。公众很少生病和失业福利。该国必须不断调整其经济。政治体制是集权。该国缺乏一种政治制度,那里的领导人是一个强大的议会和新闻自由负责。

    There are many forces in Chian trying to resolve all these problems. The concepts and experience Europe can contribute to this is valued. The same applies to joint programs and projects, sometimes financed by aid. It is less likely that the tough language from Western politician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中国有许多力量在试图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欧洲的概念和经验可以促进这种价值。这同样适用于联合方案和项目,有时资金援助。这是从西方政治家的强硬措辞不太可能有正面的影响。

    Hampered by frozen relations (Isfront) :I am concerned that so few in Norway see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fter the awarding of the Nobel Prize to Liu Xiaobo as a foreign policy problem that must be a priority for us to resolve. The frozen relations with China inhibit Norway's ability to be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player and they make our role in peace negotiations more difficult. It also deprives Norwegian business of exciting opportunities. Norway cannot apologize for the Nobel Prize, but we can reach out to the Chines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opposition should stand together on this. Norwegians who are trying to help, as IOC member Gerhard Heiberg, should be honored and supported.

    受阻冰冻关系(Isfront):我所关注的,所以很少在挪威与中国的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问题,那一定是我们优先考虑的解决刘晓波诺贝尔奖颁发后。冷冻与中国的关系,抑制挪威的能力是一个重要的国际球员,他们使我们的和平谈判更加困难的作用。它也剥夺挪威业务令人兴奋的机会。挪威诺贝尔奖道歉,但我们可以接触到中国。政府和反对派站在一起。挪威人正试图帮助,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格哈德·海博格,应得到尊重和支持。

    Human rights are important in the dialogue with China. But Norway can only contribute to positive change in this area if we take a less restrictive point of departure. The UN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all other instruments that Norway has signed up to emhasize that human rights as a whole – ecomomic, socil, political and individual. It is a human right to eat and not to go hungry.

    与中国在人权方面对话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出发点限制性较少,挪威在这方面只能在积极的变化上做出贡献。挪威已签署了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和所有其他工具,并强调人权是一个整体,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个人的。吃饭不挨饿,这是一个人的权利。

    The fact that our children receive education, that children do not die from diseases such as Malaria or AIDS: we take all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uman rights as guaranteed and obvious in Norway. For people on all other continents, these rights are as important as their political rights. Everyone knows that China has experienced tremendous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As regards the political and individual rights, the situation is the best in the country's history, yet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事实上,我们的孩子接受教育,孩子不死于疾病,如疟疾或艾滋病:我们采取一切经济和社会的人权保证,在挪威明显。对于所有其他大洲的人,这些权利像他们的政治权利一样重要。大家都知道,中国已经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如关于政治和个人权利,这种情况是该国历史上最好的,但有改进的余地。

    Potential for violence:China's leaders are often conservative. They implement changes at a pace that frustrates many of us. But we must accept that it is also because they recognize the potential for violence, conflict and revolution from their own recent history. 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the 1800s killed more than thirty times as many as the American Civil War during the same time. Tens of millions starved to death in the 1950s as a result of misguided policies.

    潜在的暴力:中国的领导人往往是保守的。他们推行改革的步伐挫败了我们许多人。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也是因为他们从自己最近的历史中认识到潜在的暴力、冲突和革命。19世纪的太平天国运动死亡的人数比同一时期美国的南北战争多30倍!由于政策的失误,20世纪50年代有数以千万计的人饿死。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estroyed communities and families. No Chinese want such tragic event to be repeated. Therefore, the skepticism of rapid, revolutionary change, while there are so many who want gradual reform towards greater freedom and more democracy. Norway's interest is to be a partner in this development.

    文革摧毁了社区和家庭。没有一个中国人希望重复这样的悲惨事件。因此,人们对激进和革命持怀疑态度,有很多的人希望通过渐进改革走向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民主。挪威的利益是成为这方面发展的合作伙伴。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6月09日 17:31 (星期日)《中国触动》、《中国震撼》,戈尔巴乔夫1987-1991年的法律事务顾问瑞纳·穆勒森

颜色革命为何失败?

——推荐瑞纳·穆勒森教授的新著《政权更迭》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 张维为

2013-02-20

    今年春节前,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1987-1991年的法律事务顾问瑞纳·穆勒森 (Rein Mullerson) 教授给我来了一份邮件,说读完我的《中国震撼》英文版后,发现在很多问题上与我的观点高度一致,并给我传来了他的新著 Regime Change: from Democratic Peace Theories to Forcible Regime Change (暂且译为《政权更迭:从民主和平理论到强行推动政权更迭》,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出版)。我近日读完了此书,感到值得向国人推荐。

    穆勒森教授的经历很独特:在苏联大变动的关键年代他是戈尔巴乔夫的资深顾问,在苏联解体后又出任过新独立的爱沙尼亚共和国第一副外长。同时他也是一位资深的法学家和政治学者,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任国际法教授,现在是爱沙尼亚最高学府塔林大学法学院院长。由穆勒森教授这样一位政权更迭的亲历者和资深学人来评判颜色革命,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本书是一本严谨的著作,引用了大量的学术文献和媒体文章,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关于颜色革命、政权更迭、人道主义干预、民主和平(即所谓“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等观点,然后又结合自己参与苏联改革的失败经历,从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对西方的这些主流观点进行了全面质疑和否定。

    穆勒森教授认为颜色革命的根源要追述到欧洲启蒙运动形成的社会单线演化的哲学观和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士传统,前者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由落后向“先进”的单向度进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认为是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成就,即所谓“历史终结论”),后者则认为自己的宗教代表了唯一真理,只有这种宗教得到“普世”,人类才可能得救。这种狂热的传教士精神,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向别国强行输出其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主要动力。另外,获取更多的经济、商业、战略等利益也是西方推动政权更迭的一个重要考量。但是,从乌克兰到格鲁吉亚,从吉尔吉斯斯坦到“阿拉伯之春国家”,人们看到这些经历了颜色革命的国家都出现了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凋敝。

    穆勒森认为颜色革命和政权更迭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国家是一个包括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有机体,颜色革命最多只是改变了这个有机体的政治层面,而另外两个层面则难以改变,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变化非常之难,非常之慢。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形态迥异:早在西方社会确立民主制度之前,西方社会已经是以个人自由主义文化为主和法律至上的社会。相比而言,经历了颜色革命的国家至今都不是个人自由主义文化和法律至上的社会,在这样的国家里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只能以失败告终。穆勒森还指出,在一个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真正地搞一人一票的话,自由主义者是不可能被选上台的,“阿拉伯之春国家”的大选结局几乎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揭示了颜色革命失败的原因之后,穆勒森教授又花了相当篇幅探讨了西方民主制度本身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危机,认为西方国家自己问题重重,没有资格强迫别人接受其独特文化所产生的制度安排。他说西方与其“关爱中国和俄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还不如关爱自己国家内部的批评者”。他认为西方制度本身需要改革,因为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难以兼容的:民主制度追求平等,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平等的根源。他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资本的力量已经压倒了民主的力量,他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施蒂格利茨的话:美国梦包含的所谓机会平等已经成为一种神话,美国的社会固化几乎成为常态。美国今天实行的已经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美元一票。

    穆勒森教授还比较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所进行的改革,认为“回顾当初,特别是与邓小平相比较,戈尔巴乔夫只是一个天真的政客”, 而邓小平对自己国家的了解、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对西方国家的了解,“远在戈尔巴乔夫至上”。他认为这个差别是中国改革成功和苏联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他还感叹,俄罗斯当时重用了一大批西方培养的文人书生、“哈佛大学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和西方派来的所谓“专家”,制定了许多严重脱离了俄罗斯国情的改革战略和政策,结果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崩溃。

    穆勒森概述了西方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人道主义干预论”理论,认为关键是谁来界定“人权”,谁来界定什么是“普世价值”,从现在已经发生的人道主义干预来看,效果都不好。他批评了西方的所谓“民主和平理论”,即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认为这个理论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个理论把民主国家只局限于战后的所谓“成熟民主国家”,如果把民主制度放到从希腊雅典城邦民主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历史中来检验,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其实很多,因此“民主和平理论”难以成立。另外,这个理论已经成了西方对非西方国家推行颜色革命甚至发动战争的借口,导致了西方大国的盲目自信、政治傲慢和战争倾向,这个理论也支撑了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他以北约干预利比亚为例,指出:哪些说不出利比亚四个城市名字的人却可以说出攻打利比亚的四个理由,正是这种傲慢导致了美国今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困境。

    穆勒森在书中还提出了其它很有见地的观点,如西方在许多方面要向东方学习,向中国学习;西方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傲慢是中、俄与西方渐行渐远的主要原因;西方媒体在颜色革命中奉行了双重标准;在“人道主义干预”问题上西方的表现相当虚伪;西方在非西方国家的代理人往往是一批最终让西方失望的人等。总体上看,这本书值得翻译成中文出版,它对于今天中国的政治发展有参考意义,对于中国了解西方推动颜色革命的意图、手段和失败结局也有帮助。穆勒森教授对颜色革命、政权更迭、民主和平等问题的深刻反思和切切忠告,值得崛起的中国记取。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 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7月01日 10:25 (星期一)附 件:2个(李劼: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

李劼

    一部中国近百年现代史,要说诡异很诡异,要说简单又很简单。自辛亥以降,既是在上升,又是在下降。那样的上升,可以描述为洋务运动开启的改良进程依然前行,致使整个中国社会得以持续其现代化演进。

    从清室逊位,到国会开张,从帝制复辟的不得人心,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呼百应。而那样的下降,则由前清遗老王国维作了未卜先知的警告:先共和,後共产。只是这样的预言在当时甚至在以後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被人注意。人们沉浸在令人眼花了乱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之中。这些革命一次比一次暴烈,一场比一场凶残,最後在六、七十年代终于跌入最残暴的谷底。六十多年过去,中国人直到90年代才突然发现,当年王国维的预言,是多么的意味深长。倘若说,王国维的自杀乃是先知般的退隐,那么六十年代诸如北京的老舍、上海的傅雷他们的自杀,几乎都成了迟到的幡然醒悟。

    革命怎么会从理想变成罪孽?许多中国人也许至今不曾想明白。一如他们至今没有弄清楚,那个被国共两党奉若神明的孙中山,在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革命角色。历史的诡异,总是造成一些角色的含混。而史家笔下的历史,又总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撰写,致使刻意的含混不清和黑白颠倒在所难免。在诸如袁世凯和孙中山、汪精卫和蒋介石之类历史人物的角色对比上,鲜有董狐之笔。

    而民国政治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宋教仁,又是被全然边缘化的;不是被史家遗忘,便是被漫不经心地一笔带过。虽然早就有人说过,历史就像一个被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人们对真相的寻找,也同样从来没有间断过。过于耀眼的角色之所以会最终经不起推敲,是因为由诸多细节组成的历史,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标画。

    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要说简单其实很简单,始终徘徊在改良和革命之间。是励精图治,还是造反有理?这可能是梳理中国一百多年历史的首要提问。几乎在历史上走过的每一个风云人物,都曾在这样的提问面前,作出自己的回答。根据他们的回答,可以画出两个不同的历史座标:一者是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个比一个造反有理。一者是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经由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後,突然又冒出一个邓小平,前赴後继地选择改革开放。

    从这两个座标上,人们可以看出,其中最为诡异的乃是,改良被革命所扭转。而最富戏剧性的则是,六十年代的疯狂革命,会变成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倘若把这百年历史倒过来看,人们又可以发现,与八十年代的邓小平终结了毛泽东的革命相反,清末民初的孙文造反打断了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的改良进程。

    袁世凯毋庸置疑不是一个革命家。从经世致用的延续性上说,袁世凯是曾国藩李鸿章们的传人。要不是袁世凯在复辟帝制上给自己划错句号,此公可能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首席政治家。正如曾国藩的不图江山以求变革,立意高远;袁世凯的挟武昌首义之威,以恭请清室逊位,同样也是前无古人之创举。此举不仅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替换历史上前所未有,即便比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毫不逊色。一个政治家之于历史的创造,有时就在于打破因袭的陋习,改变陈旧的游戏规则。就此而言,从曾国藩,经由李鸿章,最後到袁世凯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历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环,成为可能。然而,这一代改革家的致命局限在于,相应的改革话语始终缺如。中国式的造反有理,源远流长。从陈胜吴广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一直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乃至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更不用说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比一个说得头头是道。然而改革的话语在哪里?研习宋明理学出身的曾国藩无言以对,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也不知就里。正是这样的话语空白,致使梁启超、杨度他们似是而非的立宪主张,冠冕堂皇地成了袁世凯重捡皇袍的籍口。

    所谓话语缺如,倒也并非意指没有出现一言九鼎的思想家。当年日本人在明治维新过程中,也没有出现改革话语的大思想家,也像中国晚清时期的改良一样,一代代摸索而成。但是,日本人没有沉重的传统棝桎。中国不仅有源远流长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还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孔儒话语体系。不仅如此,更有一个与专制王朝相匹配的江湖造反传统,两者构成一个王朝更迭的恶性循环。此外,还有一个与孔儒话语体系互相补充的权谋话语,过去叫做法家理念,彼此交织为一个封闭的思维空间,从而形成一种要么做奴才、要么做流氓的文化心理。这样的结构就国民而言是顺民和暴民的对应;就统治者而言,则叫做王道和霸道。所谓王道,便是孔儒的纲常伦理,这是中国文官传统的主要精神支柱。所谓霸道,便是韩非子式的权谋、并经由《三国演义》为全体中国人所烂熟于心,成为宫廷政变、草莽造反、江山争夺、王朝易手的权术智术。

    比起日本武士道的直截了当,有类于西方面对面的决斗传统,中国式的权谋心术却极其复杂,十分阴暗,之于人心的败坏程度,与孔儒礼教可谓不相上下。历史的这种因袭,致使中国的改良,不得不在思维方式和话语构成上走出儒教和权术构筑的封闭空间。因此,改良的思想和改良的话语,变得不可或缺。而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起因所在。

    袁世凯改良在话语上的缺乏,同时又意味着在思维方式上的难以自觉。袁氏改良有如後来的邓小平改革开放,全然是摸着石子过河。邓小平摸的是党天下的石子,而袁世凯则一会儿摸起议会政治,一会儿摸起专制皇权,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块石子。基于这样的捉摸不定,袁世凯无法真正读懂宋教仁在国会的努力究竟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袁世凯从宋教仁所致力的议会政治努力中,并没有十分清晰地意识到其改变中国政治游戏规则的历史意味;以致会在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以後,断然走向皇朝复辟。袁世凯看不懂的宋教仁努力,孙中山更加看不懂。这样的看不懂不仅体现于孙中山的拒绝听从宋教仁建议,拒绝与之并肩从事议会政治,而且更体现在宋教仁被刺之後,孙中山乘机翻脸,发动所谓的二次革命,把中国历史推回江湖造反,推回那种你下去、我上来的历史轮回之中。尽管史家大多认定,袁世凯是宋教仁遇害的元凶。但这样的定论,依然有待确凿的指证。仅就政治逻辑而言,袁世凯担心的应该是孙文革命,而不是宋教仁的议会政治。这就好比在一张牌桌上,赢家担心的并不是遵守规则的对手,而是可能会翻脸抢台面的输家。劝退了清室的袁世凯,其处境有类于当年挟持了汉室的曹孟德。与曹操不同的是,袁世凯并非只是更换一个王朝,而是要重建一个国家。但就政治的谋略而言,袁世凯的面对孙中山以及其他政治力量,与当年曹操面对刘备孙权又十分相像。按照袁世凯的治国方略,能够相处的政治对手,理当是宋教仁那样的议会角逐者。事实上,袁世凯与宋教仁也确实以亦敌亦友的关系彼此相处,并非如後人刻意描述的那么势如水火。袁世凯难以把握的乃是突发性的江湖造反。倘若孙中山听从了宋教仁的劝说,与袁世凯竞争大总统败北之後,转而与宋教仁一起从事国会的努力,那么袁世凯即便感到压力,也不会担心对手不按牌理出牌。现代政治,或者说民主政治,双方能否遵守游戏规则,乃是政治运作得以成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无奈习惯江湖造反的孙文,缺乏宋教仁那样的现代政治意识。孙文虽然口头上讲的是三民主义,但骨子向往的却是洪秀全式的成功。孙文既看不懂袁世凯的政治操作,也不明白宋教仁何以力劝他从事议会政治。只是迫于袁世凯获得了日本人支持的压力,孙文一度黯然退场,假装去从事铁路建设。及至宋案突发,孙文马上理直气壮地回到他的草莽造反,并且乘机以江湖帮会方式整顿革命党,强迫党员以按指印的方式效忠老大。

    孙文的如此反应不仅过度,而且过快。所谓过快,是指孙文在没有完全弄清血案是否确系袁世凯所为之前,就想当然地将袁世凯指责为凶手。这本当有一个司法程序,至少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查,却被孙文缩短成一次仓促的发难过程,又旋即走向重新造反。所谓过度,是指即便血案确实该由袁世凯承担罪责,孙文也依然可以选择继续宋教仁未竞的议会事业,通过在国会的继续努力,为中国政治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然而,孙文却过快过度作出了二次革命的宣告,仓促得让人觉得仿佛他早就在期待发生这一幕似的。这样的仓促,既有一个输家向赢家追讨的嫌疑,又有一个不懂议会政治不喜民主程序无视司法调查的江湖造反者,乘机中断正在改写过程中的政治游戏规则的专横。

    至于孙文如此气急败坏,是否有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嫌疑,也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因为袁世凯虽然精于权谋,但从来没有暗中行刺的纪录。相反,孙文尽管号称孙大炮,骨子里却非常喜欢耍弄见不得人的阴暗手段,尤其擅长派人行刺,甚至暗杀诸如陶成章那样的革命同仁和政治异见者。顺便说一句,孙文这种喜好暗杀的毛病,後来由蒋介石继承。蒋介石不仅以行刺发迹(暗杀陶成章),而且以行刺坐大(四一二清党时暗杀共产党领袖人物),更以行刺(刺杀汪精卫)成为如日中天的抗战英雄。

    袁世凯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在于,听信了立宪劝言。清末民初的政治风云人物,几乎全都跟日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袁世凯,孙中山,张作霖,汪精卫,蒋介石,包括向袁世凯作立宪进言的梁启超和杨度。再加上中日之间的恩恩怨怨,中日关系尤其是日本的政治演变,乃是研究民国政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参照。立宪说虽然基于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群雄并起之际,凝聚国人的重心不可或缺,美其名曰:国中不能一日无主,与其让他人做主,不如自己称帝,等等;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也应该是一个借鉴的理由。日本的明治维新背景,是从幕府走向天皇,或者说从分散的地方权贵,走向统一的中央集权。至于後来的两党议会,是维新的下一步变革。相比之下,清末民初的中国,首先是结束了王朝统治,其次是开启了政党政治。中国历史至此,无疑是一个悄悄的进步,并且已然站在了现代民主政治的门坎上;只消再向前一步,就可以与日本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并驾齐驱。但就是在这最为关键的一步上,中国历史又退了回去。这一步的基本内容在于:是经由英美式的政党政治,走向民主社会的构建?还是重新回到刘邦项羽、或者朱元璋陈友谅式的争夺天下?

    复辟帝制以求立宪的选择,既误读了日本的维新,又误读了中国的历史。日本的维新确实以中央集权为前提,但日本天皇的集权本身,却是顺应了改良的要求。结束幕府统治和结束闭关自守,是同一个进程的两个方面。与此相反,中国的改良却不是从中央集权开始的,而恰好是从封疆大吏的有所作为起步的。换句话说,中国的改良是从地方开始,当然在朝廷允许的前提之下,然後向上影响到朝廷,再经过戊戌变法的血祭,最後转化成清室的新政。倘若没有清室当初作为夷族入主中原的正统性问题,或许清室也可以像明治天皇一样完成立宪政治的建构。但视汉人为正统的中国人,不愿接受清室有如天皇之于日本、或者英国女王之于大不列颠那样,成为永恒的王朝标记。驱除鞑虏的口号,在当时颇为赢得人心,也可说是孙文革命最媚俗最吸引民众之处。这种对夷族王朝的成见,既有复仇的冲动,又有文化之于国家的本质性定义意味。因为即便入主中原的清室,使用的也是汉族文化,或者说,也被汉文化所同化了;那么清室又有什么理由,成为永恒的王朝被世代保存?

    清室立宪的另一个不可逾越的难关在于,日本可以经由天皇的复权,在推动维新的同时,重建其贵族传统。英国王室的贵族历史,更是源远流长。但中国几千年的王朝更迭,是一部不断消灭贵族的历史,不断将宫廷草莽化的历史。进关之前的满清,与当年的蒙古部落,没什么两样。而这类王室的野蛮,又与刘邦、朱元璋之流的草莽,大同小异。甚至被誉为盛唐英主的李世民,其家族当年也是起自蛮夷。李姓乃赐姓。

    再追溯到当初统一六国的秦朝,其来历也不属于华夏文化的宗主。乃至商周之交的有周灭殷,更是一个偏远之地的诸候入主文化宗主之国的历史事例。偌说中国的历史具有荒蛮战胜文明的特征,虽然过于笼统,但也八九不离十。贵族传统的失落,必然造成不断更迭的王朝在人们心目中的了无庄严可言。而一个王朝倘若没有庄严之相,又是根本不可能让人肃然起敬的。基于如此历史传统,不要说清室立宪,就算是汉室立宪,其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梁启超虽然学问渊博,但当时建议袁世凯称帝立宪时,并没有真正读懂中国的历史。至于杨度更是个文化二百五,不仅从来没有弄懂过中国历史,就连自己是谁,他都始终没有弄明白,以致会闹出晚年加入共产党的笑话。最不可原谅的当然是袁世凯本人。袁世凯虽然继承的是曾国藩的改良事业,但并不具备曾国藩的文化根底。至少他没有读懂曾国藩为何不肯北上称帝,而宁可解散军队的良苦用心。曾国藩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理念,但他凭借内心的修为,明白什么是君子有所不为。此外,话语之于政治家的重要,也由此可见一斑。话语的清晰源自思想的有无。曾国藩传下的只做不说的改革开放大业,到了袁世凯手里,由于思想的缺如,只剩利益的驱动。虽然利益是政治操作的直接动因,但政治没有思想的导引,会变得急功近利,鼠目寸光,从而丧失历史的开拓意味。半个多世纪以後,邓小平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没有思想,文化根底太差,更谈不上什么内心修为,终于在1989年走了麦城。彼此都是摸着石子过河的改革家,袁世凯摸到最後,摸出了一件皇袍;邓小平的摸来摸去,摸出了六四开枪。可见,政客可以光凭利益所驱,但身处历史关键时刻的政治家,思想的有无却是至关重要的。否则,经验再丰富的政治家,都会迷失方向。袁世凯在请退清室时,无疑相当老到;但在失去宋教仁做对手而不得不再次面对孙中山时,却一下子变得幼稚起来。即便不从思想有无的角度,而仅仅从政治对弈的利害上说,袁世凯也没有必要在自己的权杖上披上一件陈旧的皇袍。既然已经共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必非得叫做陛下不可。半个世纪以後,那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朝着愚众胡乱挥手的千古一帝,从来不曾被人称作陛下,却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还要皇帝。就此而言,袁世凯称帝与其说是一场改良者的悲剧,不如说是一幕画蛇添足的喜剧。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加上袁世凯的喜剧性称帝,如此一个来回,和平改良的道路就此被彻底堵死。政治博弈的各方势力,要么进京上演复辟闹剧,要么在江湖上摆开割据架势,再也没人着意继续宋教仁和袁世凯那盘没有下完的历史棋局。也许正是看出了历史的这种扭曲,梁启超的政治立场才从主张立宪转向联省自治,企图从地方的独立性上寻求改变专制历史的途径。

    比起日本当初从幕府到天皇的明治维新,中国清末民初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其可能性既在于从上到下的改变政治游戏规则,又在于以地方的独立自主推动中央确立议会式的政党政治。中国既有中央集权的统一传统,又有诸候联盟的邦联传统。因此,在自上而下的议会政治被中断之後,从起自地方的联省自治上,又可以开辟出一条现代民主政治之路。虽然当时的地方自主自治,通常跟军事力量相关联,但这样的分权方式与三国时代的所谓军阀割据,全然不同。

    其一,政治意味不同。汉末的三国鼎立,在政治上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不过是三个期待一统天下的小朝廷而已。而民初的地方自治,源自于李鸿章时代的东南自保,具有鲜明的拒绝中央集权专制、走向现代民主政治倾向。其中那位著名的广东革命家陈炯明,更是个向往现代民主政治的新锐人物。鼓吹联省自治的学者,不仅有当年保皇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而且有曾与之激烈论战的革命党人章太炎。(可说是立宪论者和革命论者最後在联省自治的立场上,殊途同归。联省自治不仅会瓦解原先铁板一块的专制帝国传统,使思想文化乃至经济政治获得应有的自由空间,而且完全可能在一省或数省率先完成议会政治的构建。後来共产党人提出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其历史背景恰好是源自联省自治造成政治格局有所松动的影响。并且,也是这种自由空间的出现,使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可能,使持异端异见的政党跃上政治舞台成为可能。诸如此类的可能,到了1949年共产党当政之後,完全消失。乃至70年代末的政治异见者,为了表述自己痛恨文革痛恨毛泽东的政见,要特意跑到北京。而在北京犯案的政治异见者,哪怕跑到天涯海角,也逃不脱公安的追捕。

    其二,历史涵义不同。过去的军阀割据,有类于日本的幕府政治,同时又全都以中央集权和一统天下为指归。无论是曹操的赤壁之战还是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其政治心态大同小异。但民初的联省自治,却具有鲜明的不愿认同一统天下、拒绝定于一尊、追求地方自主、淡化中央集权的倾向。这种倾向与商周之交以前的诸候联盟政治,具有历史的同构性。同时,又与美国建国历史上的联邦化进程不无相近。也是因为联省自治的这种历史涵义,致使梁启超会直截了当地坦承这是效法美利坚。联省自治提出的联邦诉求,无疑是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和联邦,作为其两个基本内容,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由此可见,联省自治的主张,与当初宋教仁努力的议会政治,可谓异曲同工。在当时的政治格局里,联省自治未尝不是又一条通向政治现代化的道路。要不是孙文所策划的那场列宁主义大一统战争,在国会里没能确立的民主政治游戏规则,有可能在地方自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自由和民主,自由通常是民主的前提。没有自由的个人,不可能有民主的政治。同样道理,没有地方的自主,集权的政治又如何民主?基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联邦和民主,乃是两种不同的解构方式。无论从地方到中央,还是从中央到地方,或者同步,或者不同步,两种方式都可以成立。将联省自治混同于军阀割据,乃是史家为孙文列宁主义大一统的北伐战争寻找的理由。因为确实是孙文策划的这场战争,断送了从联省自治走向民主联邦的可能性。(孙文对列宁主义究竟认同到什么程度,恐怕连孙文本人都不曾说清楚过。但孙文革命和列宁主义的基本要点是相类似的。一者是暴力革命,一者是打碎国家机器,建立一统天下的红色江山。孙文将此表述为军政、训政和宪政的递进过程。军政便是暴力革命,训政乃是国家机器的重建,宪政是通过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实现革命的政治理想。至于那样的理想到底是民主政治,还是一党专制式的独裁政治,後来蒋介石的独裁和到台湾後建立的蒋氏小朝廷,应该算作一个回答。

    可见,倘若孙文的政治理念与列宁主义大相庭径,怎么可能得到列宁的激赏?但比起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孙文的宪政说毕竟给民主政治开了一条门缝。虽然蒋介石籍此在台湾建立了专制小朝廷,但继任的蒋经国能够跨出解除党禁的一步,却跟宪政说不无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孙文将三步论的最後一步归结为宪政,才使蒋经国的政治变革有了法统的正当性。台湾的政治转型是经由蒋经国的毅然开放、李登辉的断然改革完成的。蒋经国好比打开了那扇通向民主政治之门,而李登辉则一步跨了出去。相比台湾的转型成功,邓小平在结束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转向经济建设之际,再怎么努力,也跨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门。比起宋教仁的议会政治努力,孙文的军政、训政、宪政主张是既保守又很不确定的,既给民主政治留了一条门缝,也给专制独裁开了一个後门。因此,蒋介石可以据此建立独裁小朝廷,而蒋经国则可以据此给两党选举制度的确立提供可能。比起由列宁主义进一步发展而成的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孙文的政治理念既不指向继续革命,也不具有钢铁般坚硬的专政意味。当然,不管孙文宣称什么样的政治理念,其当初向列宁主义的臣服,主要原因在于利益的驱动。在早先与袁世凯的角逐中,孙文开出拱手相送东北的天价,日本当局却依然不为所动。此刻苏联人主动把卢布、军火连同列宁主义革命一起送上门来,孙文岂有拒绝之理?再加上,列宁既没有後来斯大林那种大国沙文主义,也没有斯大林清除党内异己的残暴。相反,列宁的苏维埃政府还向中国提出归还沙俄所侵占的领土,这无疑会让包括孙文在内的中国革命党人感动不已。

    再加上孙文还没看到後来斯大林大清洗的情景,对于十月革命充满理想主义的憧憬,也算情由可愿。孙文与苏联的结盟,还颇有一番知遇之恩的感激,至少一雪当年日本人相信袁世凯而不愿支持他的耻辱。精明的日本人看重袁世凯的政治能力,把孙文看作一介草莽。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人,在选择一个改良者还是一个造反者做盟友的权衡上,答案显而易见。但列宁恰好也是一个造反者,在造反有理的信念上,与孙文天然相通。彼此可谓相见恨晚。虽然现代民主政治之于当时的每一个历史当事者,都在探寻和摸索之中。但孙中山的革命热情,却来自于洪秀全造反的诱惑。与洪秀全不同的是,孙中山明白,在国门洞开之後的中国,江湖造反倘若得不到某个强国的支持,不仅不可能成功,甚至都不可能成立。这可能是孙中山在当时胡天胡帝闹革命时少有的过人见识,而後来中国共产党依仗苏俄的成功,也证明了孙中山当初在国际社会四处寻找靠山,确有先见之明。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三者在政治理念上很不相同,但在如何倚重强国坐大甚至不惜出卖国土的方略上,全都心照不宣。在蒋介石手里丢失的外蒙,在毛泽东是向苏联主动承认的。至于孙中山,只要在政治角逐中能够成为大总统,宁可奉送国土也在所不惜。轻国土,重江山,这可谓近百年中国政治大玩家的共同特征。

   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历次革命,通常具有躁动不安和异想天开的特征。用毛泽东的说法,便是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描述的诗情画意。革命家总是有如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而革命又总是带着遥远的海面上可以看得见的桅尖之类的幻想。与此相反,改革家通常需要的是,关键时刻沉得住气的宁静,一如古人所说,宁静以致远;除此之外,还需要现代商业文明应有的务实精神。

    倘若没有沉静的内心修为,曾国藩在举兵北上选择赵匡胤式称帝、还是退一步选择和平改良的历史紧要关头,说不出“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的绝句。而也正是曾国藩的这一选择,无意间打破了王朝更迭的历史循环,开辟了和平改良的现代化之路。至于务实,李鸿章则是一个典范。在此仅举一例,便可洞悉。当年,李鸿章在日本挨了一枪,从血泊中惊醒过来,马上恢复谈判者的清醒,向伊藤博文讨回一个亿的赔款。可悲的是,李鸿章此举非但没能得到千百万同胞的掌声鼓励,反而换得一个卖国贼的恶名。

    按理说,在夏威夷长大的广东人氏孙文,应该具有这两种品性。可是,孙文革命既没有夏威夷般的沉静,又没有广东生意人的务实;仿佛天生就是一个被热情和幻想驱动的革命家,号称孙大炮。倘若说,孙文革命有什么实际之处,那就是孙文发现,其江湖造反比起列宁主义,远为逊色。列宁主义使造反变得空前的理直气壮,并且具有极为有效的操作性,学习起来也相当方便,不需要像读个博士一样,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读起。只消照搬十月革命的那套方式,组党,建军,虚构一个革命的意识形态,打造一种网罗各种政治力量的方法,再成功地把底层民众煽动起来,天下便唾手可得。用後来毛泽东的总结叫做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因此,革命家的学历根本不重要。革命领袖又通常是因为书没读好而产生。

    几千年来,中国人在被愚昧化之余,倒是有个根深蒂固的谋生观念,学而优则仕。中国晚近历史上先後三个最为响当当的造反者,都跟他们不能学而优有关。倘若洪秀全都能够秀才举人一路考上去,那么就不会有天王造反的故事了。同样,假如当年的湖南师范生毛润芝风尘仆仆地投奔北京大学之後,能够像梁漱冥那样被蔡元培看中执教,甚至也混个大学教授什么的,那么共产党的队伍里也就不一定会看到毛泽东的身影了。相比之下,孙中山的丧失学而之途,并非机会不够,而是心气浮躁,缺乏十年寒窗的耐心。那个博士称号之于孙文,与其说是尊重,不如说是讽刺。孙文好高务远,却又志大才疏。孙文革命的主要特色是狂想和热情。所以有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暴动。几乎每一次都要流血牺牲,而孙文又每一次都毫发无损。也许黄兴知道个中奥妙,所以在仓促的二次革命发动之际,让孙文先走,自己留下来承担风险。孙文革命的一个最大喜剧性在于,所谓辛亥革命的两大主要构成事件,全都跟他无关。一者是武昌首义,孙文根本不在场,据说正在美国打杂。一者便是清室逊位,乃袁世凯的杰作,跟孙文毫不相干。但孙中山自有孙中山的运气,翻来覆去地折腾到最後,终于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知音,苏联的列宁同志。与日本人当年的亲袁疏孙相反,列宁对孙中山赞不绝口,彼此一拍即合。孙中山折腾了大半辈子的江湖造反,由此转入正轨,输入了列宁主义的血液。从建党到军火,从组建黄埔军校到请来苏联顾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相应地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比起洪秀全假借上帝名义起家,此刻的孙中山显然像样多了,也踏实多了。钱饷枪炮,政党军校,一应俱全。孙中山由此重整旗鼓,踌躇满志。用毛泽东的诗词形容,颇有一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意思了。背靠着苏联,孙中山终于找到了一条扫平诸候、一统天下的革命道路:北伐。

    孙文革命表面上声称三民主义,号称走军政、训政、宪政道路,但骨子里,或者说下意识里,却颇有成为一统天下的真命天子的情结作祟。当初与袁世凯角逐,孙文怀有这个情结。後来宣称二次革命,也跟这个情结有关。乃至袁世凯死後,孙文的这个情结依然存在。其时,国会里的议会政治,随着宋教仁的被刺而烟消云散。此後的国会,变成了各式政客走向独裁的工具。只不过有的政客在北京折腾,有的政客如孙文者,则在广州折腾。当年被袁世凯夺走的大总统一时讨不回来,孙中山强迫广州的非常国会,把他选做了非常大总统。正是在孙文当上非常大总统的时候,联省自治的政治理念开始如日中天。其中,不乏基于地方利益者,但也有不少基于政治理念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者。在联省自治的主张者们心目当中,当年两江、两湖、两总督在慈禧太後策动义和团作乱时的东南自保,记忆犹新。封疆大吏的那个举措,无意间削弱了中央集权专制,从而激活了地方上的经济文化,及其创造的自由和活力。因此,这个理念在当时已然深入人心。就连初出茅庐的毛泽东,都曾倡扬过湖南独立、联省自治。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之于一统天下的那种迫不及待,不仅触怒了赞同联省自治的学者革命家章太炎,而且导致革命的亲密战友陈炯明与之分道扬镳。章太炎的不认同不过是拂袖而去,而陈炯明的异见却是有实力诉诸枪炮的。被陈炯明武力逼离广州的孙中山,老羞成怒,把对方打成反革命。其行径一如三十多年後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硬生生地给彭德怀扣上一顶里通外国的反党野心家帽子。可以说,陈炯明的断然举措,既是对孙中山的严厉警告,也是联省自治派对一统天下者的最後规劝。即便同样的投身革命,也有一个以革命方式选择现代民主政治、还是把革命之酒装回中央集权专制之旧瓶的区别。但素有洪秀全之志的孙中山,是不会因此回头的。一旦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孙中山马上准备着手以暴力革命一统天下的北伐战争,渴望成为中国的列宁。要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孙中山并非没有希望如愿以偿。但对于国民党来说,孙中山却死得十分及时。因为照着孙中山的路子走下去,国民党早晚会被共产党吞并,在孙中山的统一领导底下,唯苏联马首是瞻,就像後来的东欧诸国一样。只不过孙中山的死,也给国民党带来一个难题,不知该把共产党怎么办。就像共产党从来没有把国民党放在眼里一样,国民党从来没有读懂过共产党。这并非说,国民党的领袖们学历不够,而是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打上孙中山的江湖帮会印记,既没有宋教仁坚定不移的议会政治意识,又茫然于共产党的五四文化资源。非常戏剧性的是,这两者又恰好是当时的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所长。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席领袖,陈独秀的文化视野,是孙中山所望尘莫及的。一个是中国新文化的先驱,一个是在夏威夷唐人街长大的无业游民。孙文早年的所谓行医,与其後来的所谓革命,是一样的江湖。陈独秀的革命起点,是五四《新青年》杂志之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号召力。相比之下,孙文革命不过是一次次鬼鬼祟祟的恐怖活动。革命的起点之于革命者,通常具有终其一生的影响。当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到一起,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两党的领袖却天然的情同冰炭。在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陈独秀,在文化上激进,在政治上温和(相比共产党内的许多激进领袖)。陈独秀天性厌恶江湖造反,认同议会政治,乃至同情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当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最後落败之後,陈独秀主动找上门去,表示友好,并且希望彼此有所合作,共襄大业等等。而习惯于搞江湖帮会的孙中山,可能至死都没能弄明白,什么叫做议会政治。由此可见,历史确实十分偶然。假设当初宋教仁没有被暗杀,并且替代孙中山成了国民党的头号领袖,那么後来的国共合作就会有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但历史的偶然性是不能假设的。历史的事实是,同样由苏联扶植起来的国共两党,彼此最初的领袖,并不互相认同,更不互相买账。当然,陈独秀的这种议会政治倾向,不会得到苏联的认同。苏联要的就是孙中山式的造反,孙中山式的大一统情结,从而能够通过操纵国共两党,最终取代列强,独霸中国。苏联及其共产国际与孙中山之间的这种默契,决定了陈独秀最终只能出局。或者可以这么说,那场大一统的战争一开始,陈独秀就像之前的陈炯明一样,注定要从历史舞台上被逼退。就算苏联顾问不清除掉他,也迟早会被党内的竞争领袖者排挤出局。倘若说,历史的河道在二次革命还只是一个生硬的转折,那么到了孙中山操办的北伐战争,全然定型成暴力革命和一统天下。抗战胜利後的那场国共争霸,不过是北伐战争的一种历史延续罢了。更为悲剧的是,陈独秀的议会政治理念,即便在共产党内,也得不到认同。革命,通常是一种激进的比赛。革命党人最热衷的作秀,便是做出更加革命的姿态。陈独秀在从新文化运动走向政党革命的过程中,并非没有冲动没有激进过。但那样的激进,不断地被更为激进的其他领袖所超越。工运领袖比学运领袖要激进,农动领袖又比工运领袖更激进。澎湃的广东农民运动算得激进了,殊不知,毛泽东倡扬和推动的湖南农民运动激进到了疯狂的地步,以义和团的狂热,以太平天国的架势,猛烈扫荡乡村士绅阶级,同时又引发一场场城市暴动。这样的疯狂,虽然直到四十年後才演变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灭顶之灾,但在当时也已经足以令人心悸。不仅王国维从中看出了历史的劫难,即便是正处革命势头上的国民党人,也不堪忍受。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独秀和孙中山互为对方的掘墓人。孙中山设计的北伐,为倾向于议会政治的陈独秀挖好了坟墓。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则是孙中山的死穴。孙中山至死都不知道,北大的《新青年》杂志是怎么回事。从历史的承接性上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洪秀全造反的延续,而是曾国藩们开创的现代化历程的一个逻辑结果。从同治中兴开始的实业现代化,军事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到袁世凯和宋教仁在国会博弈中演示的政治现代化,必然引出的下一个历史环节,便是文化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不能总是在一种失语的状态里进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始终滞留于宋明理学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孔儒之教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中,已然枯竭。在打倒孔家店的偏激背後,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科学和民主的理念,取代三纲五常,乃是历史必然趋势。要不是受到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这场文化变革,完全可能走向改革话语的确立,而不是悄然转向毛式话语的崛起,致使白话文的普及,最後使之沦落为暴力革命和毛氏暴政的帮凶。(不过,即便是毛泽东最後摄取了新文化运动的资源,也不能否认五四文化在刚刚面世的时候,确实给中国社会注入了一股鲜活的朝气。陈独秀及其《新青年》,成了时代的风向标。北大,成为新锐青年人人向往的圣地。也许只有孙中山那样的江湖草莽,对此茫然无知。这与其说是孙文太低能,不如说是此公心里被大总统情结塞得太满太结实。当年失去的那个人君之位,成了孙文革命的重心所在。孙文宁可跑到北京和东北大盗张作霖谈天论道,也不曾下榻北大听听《新青年》诸君在说些什么。

    孙中山在文化上的这片空白,给後继者蒋介石造成了致命的精神缺钙。虽然蒋介石意识到孙氏国民党过于江湖草莽,努力研习曾国藩以求补课,但骨子里却依然像孙文一样,是个文化上的智障人物,现代白话汉语的失语者。在後来的国共逐鹿之际,毛泽东在话语上有如猫捉老鼠一般地玩弄蒋介石。毛泽东可以随心所欲地指鹿为马,蒋介石却只能之乎者也地发布不伦不类的电令。真要说起来,蒋介石还算是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混迹过的。

    按理说,在文化上狂飚突进、在政治上理性温和的陈独秀,较之于在文化上一无所知、在政治上野心勃勃的孙中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人。但由于苏联人的需要,也是在苏联人的旨意之下,被强行拧到一起。苏联人又给孙氏国民党和陈氏共产党,不动声色地喂了同样的列宁主义狼奶;致使以後的革命,只能成为谁更豺狼的比赛。红军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厮杀,双方全都残暴得令人发指。由此反观孙文当初的引进列宁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作孽。相比之下,张学良在日本军队入侵之际下令不抵抗的仓惶出逃,不过是花花公子的小菜一碟。先是王国维的预感,然後是陈独秀的出局,这两个标记性人物的黯然退场,其实已经预告了中国的历史,将陷入什么样的灾难。北大《新青年》,清华国学院,这两处最为精英的文化之地,最後全都淹没在黄埔军校的甚嚣尘上里。孙文策划的那场列宁主义大一统战争,彻底中断了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再到北大《新青年》和清华国学院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北伐以後,中国完全成了先秦韩非子所言的乱局:当世争于力气。换句话说,谁最流氓谁为王。各党各派,各路豪杰,各式枭雄,没有人再会相信什么议会政治,什么国会博弈。协商成了欺骗,你死我活才是真理。一如毛泽东的总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孙中山竟以列宁主义的方式,为以後的中国政治舞台,准备了两个势如水火的政党。比起当初逼迫党员效忠,孙中山的重组国民党无疑规范了许多。只是孙中山籍此给国民党输入的列宁主义血液,迫使国民党之于宋教仁的记忆,变得极其遥远;以致蒋介石以後的国民党,只知顶礼孙中山,根本不提宋教仁。既然接受了苏联的喂养,那么只能选择联俄联共的权宜。孙中山一面给国民党清除了宋教仁议会政治的记忆,一面又给国民党准备好了日後你死我活的难兄难弟,生死冤家。倘若说,这也算是对中国历史的贡献,那么并不是中国民众要求孙中山这么贡献的,而是孙中山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和革命幻想强加给中国人的。而国人的愚昧则在于,他们非但不痛恨孙中山替他们准备了历史的劫难,反而跟随着国共两党,朝着孙中山顶礼膜拜。

    在国人一团浆糊似的记忆里,有关秦始皇,李世民,朱元璋之类的帝王,却十分清晰,从不模糊。几千年的帝王崇拜,一旦泛滥起来,即便没有孙中山也要找个孙中山,没有毛泽东也要找个毛泽东,更不用说已经有了,已经降临了。因此,日後的劫难,倒也并非孙文一人之功,而是有劳于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作祟。挨了一枪的李鸿章替中国人讨回一个亿之际,国人齐声痛骂。宋教仁因为开创议会政治而倒在血泊中的时候,国人一脸茫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一旦孙中山开办黄埔军校,准备北伐战争,国人马上看懂了,立即响应了。国人全都知道秦始皇是如何一统天下的。最不济的,至少也知道洪秀全是如何造反的。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太书生,清华国学院的学问又太高深,唯有黄埔军校,才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方便法门。正如毛泽东的暴政,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投了中国民众的所好;孙文革命的暴力方式和大一统目标,实在是中国民众最为认同最为倾心的。早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民众送来马列主义之前,中国人已经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里学会了如何造反,如何争夺天下。由各式帝王主宰的历史,民众的愚昧,一如对权谋的崇拜,必不可少。

  在这样一种历史氛围里,造反有理替代改良道路,已然命定。这样的过程根本不在于救亡压倒启蒙,因为启蒙一开始就被陈独秀李大钊们引向了十月革命,孙文又从另一个方向将革命从江湖进一步转换成列宁主义,从而唤起了造反有理的历史记忆,激发了革命家的江湖习性。正如国民党最高领袖的继承者,理所当然是一身戎装的蒋介石,而不是书生意气的汪精卫;共产党的领袖,经过一番走马灯似的更换,最後一锤定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从孙文革命到毛泽东坐天下,中国历史以一种最阴狠最暴虐的方式,回到秦始皇时代。蒋介石的独裁,不过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而已。

    2009年7月
 

 

 


 

关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3年6月28日

    现在谈我国下半年的经济走势,首先要对政府的政策调控艺术和调控能力有所认识,然后才能预测下半年的经济运行。可以说下半年或今后若干年中国经济的走势,全在于中国政府政策调控的拿捏。新一届政府有没有能力调整,能不能主动的调整,是当前经济界的重要问题。

检验新一届政府的调控能力

    摆在新一届政府面前的,不仅是外部经济环境的低迷,贸易壁垒的加重,国内经济需求的减弱,还有经济质量的问题,如货币量的控制和债务率的控制。近年来国内经济出现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债务率上升,由此导致的金融风险不得不防。因此,新一届政府既要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又要剔除经济运行中的泡沫,防止欧美国家已经出现的金融风险。

    但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极其容易波动的市场。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的发达极容易产生放大作用,所以,一有风吹草动,便会鸡飞狗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摇摆性急剧加大,整个经济就是在波峰浪谷间运行。这种状况考验着中国新一届政府的调控艺术。措施得当,既可以除病,又可以发展。措施不当,便可能造成市场不必要的惊慌。

    六月流行“钱荒”一说就是一例,其表现是银行间利率一度大涨。6月20日,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最高达到30%,7天回购利率最高达到28%。超过1.5万亿人民币的理财产品在6月内陆续到期,这也是导致拆借利率上升的因素。

    资金面一紧张,股市也跟着下挫,6月24日,沪深股市大跌5%,6月25日上午沪市继续下跌5%,一度跌破1850点。搞得外汇管理局赶快开闸放松境外投资者的额度,为股市输血。6月份,QFII和RQFII获得大约150多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额度。截至6月26日,境外投资者(QFII)总额度已达434.63亿美元。

    这种情况的出现极容易引起其他连锁反应。6月19日,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曾经宣布:“把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住,发挥好,合理保持货币总量。”在成都《财富》全球论坛开幕晚宴上,张德江副总理在演讲中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注重宏观思考,决不能片面追求速度”。央行还表示要继续发行央票。这些举动都表明管理层加强资金约束不动摇。

房地产业仍冒虚火

    之所以出现钱荒,是因为资金流量被收紧。管理层主动出击控制资金闸门,可能与上半年的经济现象有关。尽管从经理人采购指数、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逐渐下滑等指标看,实体经济略显疲软,但在房地产领域仍然火热。

    截至6月26日,北京前6个月经营性用地出让收入达到630亿,与去年上半年的145亿相比,同比增长334%,接近2012年全年的648亿。

    上半年上海土地出让金为598亿,同比大涨307%,而上海去年1~6月,这一数据仅为146.65亿元。广州市上半年土地出让收入已达430亿,超过2012年全年的412亿,特别是5、6两个月份,全市土地市场持续升温,开发商拿地热情空前高涨。

    今年前6个月北京土地成交平均溢价率上涨到50%以上,高于2012年的29.8%,比2011年高40%。今年前5月,全国四个一线城市(京沪广深)合计土地出让金高达1411.8亿元,去年同期是314.4亿元,同比上涨了350%。

    地价暴涨,意味着房价也要上涨。房地产业积攒了太多的虚拟性和投机性。这与货币和流动性有着很大的关系。

    环视中国经济,凉热不同。实体经济走温,虚拟经济发酵,商业银行信用膨胀。今年的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多增3万亿元,各级政府以及企业的负债率逐步抬高,积累的风险也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控制风险和流动性,去杠杆化,成为新一届政府的要务。央行近期举措旨在调控,适当提高资金成本,让资金向实体经济有效流动,不再靠货币放水来刺激经济。这种新政策,将塑造中国下半年的经济模型。

    这种调整有点釜底抽薪的味道,将会直接遭到一些利益集团的抗议,这场博弈除了政府与市场的博弈,更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工商银行与河北曹妃甸工业区的摊牌,就是一个例子。逼宫现象也将屡见不鲜,股市大跌也成了一个逼宫的工具,但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博弈必须进行。新政府能否扛得动市场的压力,就看下一步的表现。

正确看待债务率

    最近,市面上出来不少写手的文章,题目都写得十分吓人,如《对中国经济需要有强烈危机感》(钟伟)、《一场足以引发历史巨变的危机悄悄降临》(袁剑)、《中国在货币战中面临完败》(牛刀)……这些文章都是从货币金融方面说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点,2008年以来,四万亿刺激过程中钱发多了,债务率提高了,杠杆提高了,加上实体经济出现减速,中国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或债务危机。

    有些人往往真的被唬住了。实际上中国目前真正的问题,如其说是真实的经济出现了问题,不如说是人们的心理上出现了问题。就像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引起的过度剧烈反应,股市暴跌,指数暴跌。硬件还没坏,软件先坏掉了。对待今天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到底怎么看,还有没有信心?需要认真对待,而不是像小说家一样来渲染气氛。

    中国的债务率高不高?中国经济能不能在负债中前行?这是当前唱衰中国经济与看好中国经济两派的分歧点。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相对保守,只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才跟西方学了一点负债经营,杠杆作用。但不学则已,一学就过了头,留下许多烂摊子要擦屁股。

    我们承认四万亿刺激政策留下了一些不好的后遗症。例如河北曹妃甸工业区,2009年当地官员在追求政绩的激励下,该工业园以曹妃甸发展投资集团与曹妃甸控股公司为融资平台,采取各地常见的土地滚动开发模式,即注资--负债--再注资的循环模式,使投资总额超过3000亿元。

    这些投资大多来自于贷款,其中2/3是银行金融机构融资,另有1/3来自于本质乃是高利贷的民间融资。但投资并未带来预想的回报,随着偿债高峰期到来,资金链面临断裂,巨额的债务每天光利息都要超千万元,不少烂尾工程已见端倪。在工商银行唐山分行拒绝继续贷款后,曹妃甸工业园区不知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消化掉过度开发的结果。

    对待这种烂尾工程,是继续投钱进去大水漫灌,还是束之高阁暂停起来?如果继续大水漫灌,可能出现整体经济的洪水泛滥,到时出现波浪滔天的局面就不可收拾了。所以,经济治理也必须采取壮士断腕一样的措施。这样势必引起一时的阵痛,却有利于长远。

中国需要有质量的发展

    但中国的宏观调控手段要适当而灵活。说到底就是在去杠杆化的同时,仍要保证流动性。个别地区的负债率较高,仅仅是局部的问题,影响不了整体,但要个别照顾。宏观上的治理要兼顾局部的治理,调控手段要清分主次。在货币政策上,既不过紧,也不过松。

    昨天美国《基督教箴言报》驻京记者采访我,针对一家在北京怀柔的美资企业撤离中国去印度一事,问我中国有没有外资撤资的危险,东南亚国家能否替代中国成为制造业基地。我说外商根据成本比较优势在世界各地选择投资地是正常的,但注意不要在错误的判断影响下做出的决定。

    中国的投资条件是否恶化?我认为没什么恶化,只是正常的调整。譬如,对环保要求的提高,对优惠税收的调整,劳动力工资的适当调整,都是必须的。另外影响的就是人民币汇率,只要不出现过分的升值,对外国来华投资没影响,对出口也不会有影响。

    今年5月份我国出口贸易同比增长 1%。人民币如果继续升值,已经是不正常的现象,要关注这种异动,避免给国际热钱创造狙击人民币的机会。

    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强劲升值态势,这是大量短期资本流入造成的。去年底,外资看好中国经济,国际游资选择中国,所以导致人民币持续升值。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要注意短期资本的流出。5月份新增外汇人民币占款比2012年12月以来各月有显著下降,中国外汇储备增势放缓,这种现象反映出国际游资流入开始减弱。游资如果流出,会导致人民币汇率下降,反而有利于出口。总之,由于国内连续几年间的通货膨胀,人民币汇率已没有升值空间。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 2013 年 1 至 5 月外贸进出口数据有很多水分,前五个月,我国实现进出口贸易总值 16762.52 亿美元,其中出口 8785.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5%;进口 7976.90 亿美元,同比增长10.9%;累计贸易顺差 808亿美元。但经过治理虚报数据,5 月份进出口总值3451亿美元,同比仅增长0.4%,环比下降了 3%。其中出口 1827.66 亿美元,同比仅增长率 1%,环比增长率为-2.3%;进口 1623亿美元,同比增长-0.3%,环比增长-3.9%。

    随着一些外资扬言要撤离中国,中国的外贸进出口形势将会仍然严峻。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蓬蓬勃勃的建设阶段还没有完结,国内市场的需求只要经过正确的调整,还会焕发青春。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5月份较上个月50.4的水平上升0.4个百分点,处在荣枯线之上,这说明我国经济仍处于扩张区间。

    而汇丰中国制造业PMI指数从49.2回落到48.3。从细分项目看,产出、新订单、新出口订单、就业、采购数量等项目齐齐出现萎缩,其中新订单指数回落到47.1,创下10个月来的最低记录。

    中采PMI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样本数量800多,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较大,而汇丰PMI样本量较小,只有400多个,中小企业所占比重较大。这两个指数的异同反映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差别。

    总之,中国依赖信贷扩张刺激经济的发展方式终于走到了尽头。下一步的调整将是一件艰巨的任务。经济运动往往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有充分的理由推动经济不断前行。

    至于下半年经济增速是7还是8,我认为数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质量,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即使是6,也比9和10好得多。我早已不看重GDP这个数字了。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6月26日 14:24 (星期三)附 件:1个(~WRD365.jpg ) 查看附件 转发: 梁京:一次危险的赌博

一次危险的赌博

梁京

    上周,中国爆发了多年未见的"资金荒"。6月20日,指示资金短缺程度的指标,上海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突然暴涨到超出所有人想像的程度。据《金融时报》报道,由于央行拒绝伸出援手,"短期货币市场利率星期四飙升到超过10%,这是历史最高记录并且几乎是两周前的三倍"。

     让许多人特别感到意外的是,这次资金荒的危机是由央行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主动引爆的。当然,这场危机本身已经酝酿有时。早就有人指出,自08年美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其实是增发货币最多的国家,占全球新增货币供给一半以上。这种局面显然不可能持续,但中国内部的政治周期和政治危机,令最高决策当局一拖再拖,不敢下决心扭转这种危险的局面。这一次中国央行对市场的突然袭击,表明他们终于下决心了。

    那么,既然是货币投放太多,为什么反而会发生资金荒?而且,为什么要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引爆资金荒的危机呢?《金融时报》认为,这后面有政治的原因,这个判断不错,但《金融时报》并没有讲清楚这个政治因素究竟是什么。

    这场资金荒的危机背后,其实是新的中央当局与地方政府的一次摊牌。2008年温家宝为了确保自己任内经济不减速,启动4万亿的投资计划,这个自私且短见的决策,给习李留下了灾难性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地方政府不顾一切地举债,五年内中国整体信贷占GDP的比重从120%升至约200%,金融风险大大增加。

    李克强在经历了一番犹豫,终于认识到已经不可能继续使用温家宝的手段来维持经济增长,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已经高度扭曲,他们拿到钱也不会投向实体经济,而是大肆进行金融炒作,继续推高整个经济的杠杆率,推高金融风险。于是,李克强接受了一直反对温家宝的楼继伟和周小川的主张,用强硬手段来逼迫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就范。

    那么,这样的手段能否达到目的呢?应该说这是一次风险极大的赌博。风险大的首要原因是,此时采取收紧货币的措施为时已晚,因为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已经非常之大,不搞通胀来稀释债务就只能让地方政府破产,而在中国,又不可能让地方政府破产。正因如此,紧缩货币也不可能改变地方政府不负责任举债的行为。事实上,地方政府大量举债从来就没有准备还。他们的逻辑是,中央政府为了不发生社会动乱,最后只有接受既成事实,屈服于地方政府的压力,放开货币龙头。

    风险大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紧缩货币会加剧资本外逃。收紧银根的结果是让人民币短期内更加坚挺,但这并不能增强对人民币未来币值的信心。因为中国实体经济萎缩的大势不可能被扭转,国内通胀上升的趋势也不可能扭转,而一旦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摊牌失败,就只能增加货币供给,让恶性通胀的风险大增,同时也增加人民币汇率崩盘的风险。因此,此时利用人民币汇率坚挺加速转移财富,是最佳的选择。

    既然如此,李克强为什么还要冒如此大的风险来紧缩货币,而不是像许多人预期的那样放松银根?这里面有一个具体的政治原因,就是楼继伟、周小川都相信紧缩的风险要小于增加货币供给,而这两位都是红二代,他们对同是红二代的习近平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李克强要是反对这两位红二代的紧缩主张,自己就要承担更大的政治风险。事实上,现在增加货币来缓解地方债务危机,风险也不见得小。两害相权,李克强选择了支持收紧货币。

    收紧货币的结果,必然会导致习李与地方政府的一次较量,习李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因此,金融时报认为,中央银行发表文章,坚决表态支持习近平搞群众运动别有深意,因为这个表态与收紧货币同时发生,不应该是巧合。

    金融时报的想像力也许太丰富了一点。不过,习近平的整风和周小川、楼继伟突然紧缩货币,确实反映了红二代不同于团派的决策风格。相比之下,他们更不怕碰硬,也更不怕出乱子。面对如此糜烂的局面和糜烂的官僚队伍,他们的这种执政风格究竟是缓解危机还是加速危机,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6月09日 17:29 (星期日)Fw: 张高丽财富论坛讲话:稳妥城镇化及共同富裕

坚持底线思维 决不片面追求速度

----在成都《财富》全球论坛开幕晚宴上的演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张高丽

2013年06月07日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晚上好!在这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初夏时节,来自世界各地的新老朋友在四川成都欢聚一堂,出席2013《财富》全球论坛,探讨世界经济走向,展望中国经济前景。习近平主席原来有意出席这次论坛会议,后因日程紧张无法前来,特意委托我来,并专门为这次论坛会议写了贺信。昨天下午,李克强总理在北京同参会的部分企业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座谈。在此,我代表中国政府,对各位朋友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向论坛主办方美国时代华纳集团表示衷心祝贺!

  四川,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这里的人民勤劳智慧,建设了美好家园,也历经许多磨难。一个多月前的4月20日,四川芦山发生7.0级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四川人民在全国的支持帮助下,争分夺秒抢险救援,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灾区群众得到妥善安置,灾后恢复重建正在有序展开。5年前的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8.0级特大地震,我们举全国之力,用不到三年时间完成了灾后恢复重建任务。在汶川、芦山地震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岁月里,包括在座很多跨国公司在内的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对国际社会的热情相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将铭记在心。借此机会,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为汶川、芦山地震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重建提供支持帮助的海内外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财富》全球论坛已分别在中国上海、香港、北京举办过三届,这是第四次在中国举办。这次论坛以“中国的新未来”为主题,充分反映了大家对中国发展前景的高度关注。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相互联系日益加深。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注定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紧密相联,这不仅关系13亿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关系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时期,各个国家都在采取措施应对复杂多变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深入思考今后的发展道路。中国也根据世情国情新变化,进行一系列重大战略调整,谋划新未来的蓝图。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蓝图,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新世纪(8.91,-0.18,-1.98%)新未来,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总体稳定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更好发展自己,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既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我们清醒认识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短期难以消除,世界经济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进一步增多,中国自身也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化解长期粗放增长积累矛盾的严峻考验。国际国内包括在座许多朋友十分关心中国宏伟蓝图如何实现,借这个机会,我谈点看法意见:

  首先,我们将始终不渝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84位,不发展没有出路,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但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今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7%。前4个月,城镇新增就业470万人,同比多增18万人,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4%,回落1.3个百分点,进出口增长14%,提高8个百分点。这些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是平稳的,也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善于底线思维,注重宏观思考,决不能片面追求速度,而是在平稳的发展中化解矛盾、防范通胀、控制风险,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努力做到稳中求进、稳中求好、稳中求优。我们将积极同步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大力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健全消费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发挥合理投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积极支持科技型、成长型、出口型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第二,我们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新阶段新未来,粗放型增长既不可行也难以为继,必须以经济转型谋求长远发展。我们将致力于调结构、转方式、促转型这一重大任务,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7.29,-0.12,-1.62%)有效供给;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强化增量管理,严禁核准产能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坚决停建违规在建项目,有效遏制高消耗高污染行业盲目扩张,并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案,着力调整优化存量结构;支持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

  第三,我们将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开发开放。地区差别和不平衡发展是中国一大问题,中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潜力巨大,是中国重要的战略发展空间、回旋余地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10多年取得了显著成绩。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推进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开发开放,搞好规划布局,完善政策措施,加快大通道建设,大力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支持东部地区部分产业有序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发挥城镇化对扩内需、促发展、惠民生的潜力作用。可以相信,随着新一轮西部开发开放向纵深推进,中国经济将会增添强大活力,也可以逐步解决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

  第四,我们将加强资源环境生态保护,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我一直认为,人类文明和中国发展,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经济社会发展了,生态环境也保护好了,才是真正的水平,才是对子孙后代负责。我们已经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我们将高度重视认真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统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科技创新驱动发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要下大决心,通过长期艰苦不懈努力,以治理重点地区PM2.5为切入点,实施有力有效的行动计划,综合施策,区域联动,带动全国的治理工作,并逐步开展饮用水、土壤等环境综合整治,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新的贡献。

  第五,我们将高度关注民生,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保障改善民生是中国发展的根本目的和立足点。我们将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通过发展持续改善民生,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收入分配关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多渠道创造就业,保持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积极推进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推进司法公正公开,促进权利、机会、规则公平,缩小贫富、城乡、地区差距,不断满足广大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第六,我们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有中国美好的明天。我们将把加强改革顶层设计与鼓励基层积极探索有机结合起来,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重大问题,整体渐进和局部突破相结合,自上而下强力推动,积小胜为大胜。我们将着力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规则和环境,促进各种所有制各类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深化行政体制、财税、金融、投资、国企、价格等方面改革,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大家可能注意到,中国新一轮改革大幕已经拉开,新一届政府成立两个多月,就已经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审批事项,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有序有效地推进,继续向市场、社会、企业放权,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我们将全方位扩大开放,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进一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坚持进口和出口并重,在优化出口结构的同时,更加重视扩大进口,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我们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需要更多的中国元素,一个和平发展、蓬勃发展的中国,将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截至2012年底,中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74万多家,外商直接投资超过1.2万亿美元,《财富》500强企业中已有400多家来华投资。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将不断释放出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给国外投资者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预计今后五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超过4亿人次。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欢迎和鼓励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保护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各国企业提供分享中国改革红利发展成果的机会。

  女士们、先生们!出席这次论坛的各位跨国公司领导人和各位来宾,是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你们开展同中国的互利合作、广泛交流,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距今天会场不到6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世界上年代最久远的水利工程,这就是建成于2300多年前的都江堰,它为四川人民带来的福祉绵延千年,目前仍灌溉着上千万亩农田。都江堰的故事告诉我们,正确的投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深化合作,互利共赢,造福人类,惠及未来。

  中国的新未来、人民的新期待,激励我们坚忍不拔、自强不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们决心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开拓创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最后,预祝2013成都《财富》全球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6月22日 10:24 (星期六)附 件:1个(6-22.rar ) 查看附件

银行闹钱荒 李克强一句话浇灭市场期盼

凤凰网

2013-06-20

  2013年6月20日,这个疯狂的一天,足以载入中国银行市场史册。当日,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最高达到史无前例的30%,7天回购利率最高达到28%。在近年来很长时间里,这两项利率往往不到3%。

    中国1.5万亿理财产品到期,拆借利率料继续上升。6月22日凌晨,评级机构惠誉国际周五公布报告指出,随着超过1.5万亿人民币(2450亿美元)理财产品在本月内陆续到期,在周四时候创下新纪录的中国银行间拆借利率将会面对更大的上行压力。

  时值盛夏,在全国各地笼罩在高温之际,银行间市场同样“高烧”不退。从5月中旬以来,中国银行间市场资金利率逐步走高;进入6月份,资金面呈现高度紧张状态,连日来资金利率不断创下新高。甚至有传言称,有大型银行出现资金违约,不过消息已被辟谣。在分析人士看来,商业银行年中考核、外汇占款流入放缓、债市整顿规范,都与资金面紧绷不无关联;而6月20日之所以如此疯狂,缘于接连落空的货币宽松预期。

  本周三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把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住、发挥好,合理保持货币总量。”此语一锤定音,彻底浇灭了市场对央行“放水”的盼望。而央行也以坚持发行央票的实际行动,进一步表明了不放松的态度。在众多经济学家看来,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政策思路是以改革为重点,通过改革调结构,这意味着对出台短期刺激政策的意愿减弱。尽管同样重视经济增长,但随着政府对经济下滑容忍度的提升,它对收紧流动性产生短期副作用的承受力也在不断增强。

  “钱荒”持续

  昨日开盘,银行间债券市场隔夜回购利率报10%,7天利率报12%,1个月利率报9%,均为历史高位;盘中行情惨烈,隔夜回购一度成交在30%,7天回购利率最高达到28%,1个月利率跳涨至18%,均刷新了银行间的历史纪录;截至收盘,隔夜、7天回购利率上行幅度逾300个基点,分别至11.65%和11.449%。

  在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同样是“哀鸿遍野”。上午11点半公布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数据显示,隔夜Shibor暴涨578.40个基点,升至13.4440%的历史新高;7天利率上涨292.90个基点至11.0040%;1个月利率上涨178.40个基点至9.3990%。 一名资深的大行交易员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四处是借钱声,资金价格一再冲破想象,做了这么多年交易员,如此‘盛况’前所未有,市场几乎失控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长期Shibor亦显着走高,显示机构对未来资金面预期悲观。其中,3个月利率上涨39.50个基点至5.8030%,6个月利率上涨13.93个基点至4.2425%。 受资金面拖累,昨日银行间债券价格普遍大幅“跳水”,“大钱荒”还殃及了一级市场。仅在6月20日,就有4家发行人发布公告,宣布推迟或变更债券发行计划。

  市场预期的货币宽松未至,等来的却是资金成本飙升,受此影响国内股市昨日再次大幅下挫,上证综指收报2084.02点,跌2.77%。

  昨日资金市场和股票市场均呈现少有的恐慌情绪,两者既有联系也相互作用。在国内释放流动性预期落空的同时,由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最新发表讲话勾勒出了退出QE(量化宽松)的时间表,再加上汇丰中国制造业PMI初值低于预期,都给金融市场造成了压力。

  “QE3退出预期升温,导致资本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撤出,抽紧了这些国家的资金面。”光大证券分析师徐高在其研究报告中称。 事实上,资本外流、本币贬值的压力并非仅仅发生在中国,而是在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同步出现。5月以来,泰铢、印度卢比、韩元等货币都一改去年以来的走势,开始对美元明显贬值。

  央行“反常”

  到目前为止,这场“大钱荒”持续了足足一个月。在此期间,不仅资金面的紧张程度超出预期,央行的“反常”举动,更是让市场人士跌破眼镜。5月下旬,受外汇占款流入减少、季节性财政税款上缴和月末因素等影响,银行间资金利率逐步走高。进入6月份,随着端午节前商业银行现金备付压力上升,资金利率持续飙涨,隔夜Shibor逼近10%。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央行并没有施以援手,央票发行与正回购操作照做不误,逆回购与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依然停留在传说阶段,打破了市场关于央行节前“放水”的惯性期待。

  铁血“纠偏”

  央行的意图是打压风险偏好,促使商业银行以更加谨慎的方式管理资产负债表,特别是控制一些机构流动性错配的风险。今年以来,商业银行信用膨胀非常厉害,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多增3万亿元,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风险。近年来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及“影子银行”迅速扩张,其所蕴藏的风险引发了决策层的关注,央行近期的举动正是要对此进行调控。这次央行有意让资金成本往上走,希望资金能够向实体经济更有效率的方向流动。

  这一切猜测,在6月19日得到了佐证。当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要求“引导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把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住、发挥好,合理保持货币总量”。这样一来,近期高企的货币政策松动预期被彻底浇灭了。

  正如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所言,从国务院最新表态来看,当前货币政策的基调是紧,坚持稳健、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意味着顶住压力继续调结构,货币不会放水。

  “市场以血的教训适应了央行节奏,央行的铁血‘纠偏’基本成功。”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昨日评论称,等到二季度末过去,银行超额储备金率将回归常态,到7月中旬资金面有望松动。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6月29日 10:36 (星期六)附 件:查看全部附件

    实行外汇管制,结果是被外汇管制。福祸相依。现在是甜头已经尝尽,开始吃苦头了?

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余云辉

 2013年6月25日星期二

    没有人相信中国会爆发金融危机,但金融危机还是爆发了。只是人们用“钱荒”二字代替“危机”提法,这体现了中国语言的丰富和掩饰的技巧。当热钱开始撤退、银行间利率飙升、ATM机无法提现、股市出现断崖式的暴跌、世界舆论开始将这一金融现象定性为金融领域的流动性危机时,我们的确也无需掩耳盗铃了。现在需要正视中国这场金融危机背后的深刻根源。

    媒体和金融专家们迄今仍然认为中国经济“不差钱”,理由是广义货币M2超过百万亿人民币,是GDP的二倍;央行把目前的流动性危机归之于国内商业银行对资金资源的错配,国务院则希望资金能够进入实体经济,而不是在金融领域空转。这些认识都没有触及中国经济金融背后的深层结构,没有看清这场金融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相应的对策不是鼓励袖手旁观就是建议落井下石。这场可能危及全局的金融危机被描绘为对商业银行、资本市场的复仇,也被描绘为做空中国的盛宴。这阻碍了人们对于金融危机的分析与认识。

    首先需要指出一个广为流传的概念性错误,即,主导国内舆论的专家学者把M2当作“货币供应量”的概念。必须纠正的是,广义货币M2不属于货币供应量的概念。所谓“广义货币供应量”的说法是概念性的错误。这是因为:能够提供“货币供应量”的主体只有央行,绝不是商业银行和企业,后者只能派生存款和贷款而不提供“货币供应量”;可以称之为“货币供应量”只有“基础货币”,绝不是“广义货币M2”。广义货币M2数量是基础货币供应量与货币乘数共同作用的结果。M2增加不能等同于基础货币供应量增加,不能等同于流动性过剩。恰恰相反,由高倍数的货币乘数所造成的M2增长往往说明央行基础货币供应量不足,倒逼基础货币增加流通速度并提高货币乘数以满足经济体周转的需要。这才是各国经济的现实,也是中国经济的现实。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那种“要教训商业银行和信托机构、要纠正资金错配的状况、要把资金从金融领域的空转套利驱赶到实体经济领域”的观点和做法是极度不负责任的。中国金融资源的错误配置不是商业银行和信托机构造成的,而是美联储与中国央行相互配合的结果。2005年7月央行启动汇率改革后,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中国的汇率改革演变为人民币单边升值的过程。国际热钱持续流入中国进行无风险套利。自“汇改”以来,中国外汇储备增长曲线开始陡升。外汇储备开始主导中国基础货币的供应量。目前,在中国央行发行的25万亿“高能货币”即基础货币中,由美元储备主导发行的基础货币竟然高达20多万亿人民币,只有区区5万亿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是由非美元因素而发行的。据统计,2010年度,94%的新增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是由流入境内的美元所决定。可见,中国货币投放结构的扭曲并非M2的膨胀,而是基础货币投放结构的扭曲。美元热钱主导了基础货币的投放结构,同时,这种扭曲的基础货币结构进一步导致了M2的膨胀。

    国际热钱进入中国之后,央行通过结汇收到美元,同时将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支付给美元持有者,美元持有者获得了人民币并作为资本金开展国内的投资,亦即以人民币进入市场,从而导致市场上人民币供应量增加;为了抑制人民币供应量的增长,央行通过提高存准率和发行央票,收紧银根,减少国内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减少各类实体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并抬升银行贷款利率和民间拆借利率。

    如果把央行投放基础货币和回笼市场流动性的动作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中国央行是把国内企业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收上来,交给了美元持有者作为其在华攻城略地的资本金,而这部分外资所形成的资本金又形成了信用贷款能力,并进一步挤占内资企业的贷款额度,使内资企业贷款更加困难。

    国内企业资金面的困难恰恰成为热钱的盈利机遇:企业资金紧张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为滞留于金融领域进行套利的热钱创造了有利可图的环境。美元热钱主导的基础货币供应结构形成了国内企业资金供应紧张与美元热钱流动性充足同时并存的现象。热钱创造的流动性以国内金融机构为媒介、以高利率的方式,向国内实体经济提供高成本的流动性。

    中国真实利率水平的提高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组合,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跨国套利模式。只要国际热钱进入中国,一方面可以获得人民币升值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以得到7%以上年化的利差收益和汇兑收益。

    海外热钱是以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等渠道进入中国的。在3.4万亿外汇储备中,属于热钱性质的资金预计不低于2万亿美元。如果以加权平均7.2元人民币兑1美元估算,2万亿以上美元热钱对应的基础货币投放量是14.4万亿以上人民币。热钱的货币乘数高于货币乘数的均值。如果以5倍货币乘数估算,14.4万亿以上基础货币产生的货币流动性是72万亿人民币,约占5月末M2余额的70%。这类资金的特点是不进入中国的实体经济领域,而是停留于货币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和股票市场进行高流动性的套利活动。如果央行企图通过收紧流动性逼迫热钱进入实体经济领域,那就太天真了。国内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打造资金池是属于将短期流资金进行期限对接、长期使用的金融创新,属于将热钱长期化、实体化使用的努力。这实属中国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无奈之举。

    中国的基础货币供应结构形成了一个畸形的金融循环模式:人民币升值——>热钱流入——>向美元持有者投放基础货币并导致流动性增加——>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票收紧商业银行对国内企业的贷款额度——>银行利率和民间拆借利率上升——>美元热钱在高速周转和套利、同时表现为M2持续攀升——>进一步吸引美元热钱进入中国——>……...。这是2005年开始人民币进入升值通道以来的中国经济循环模式。这一金融循环模式正在被美元流向的逆转所打破。

    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消灭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企业效益和增长速度开始调头向下,同时,美国开始宣称退出垃圾美元政策、推行强势美元政策的时候,美元热钱开始撤离中国。从去年开始,热钱开始逐步撤离中国,今年热钱撤离的趋势在加剧。据估算,仅今年5月份,热钱就撤离了190亿美元,对应地减少了1200亿基础货币供应量。以5倍货币乘数计算,相当于减少了6000亿人民币的流动性。

    美元建立了中国畸形的金融循环模式,制造了房地产、光伏发电等行业的泡沫;美元又主动打破这一金融循环模式,造成中国经济金融恐慌和资产价格暴跌。在美元热钱撤离中国的同时,央行并没有及时补位、没有及时提供热钱撤离留下的流动性缺口。这是引爆当前中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中国金融危机表现为商业银行流动性危机,其背后是长期以来热钱流入导致的基础货币结构性危机、是美元主导的畸形化金融循环模式的危机、是央行顺应美元操纵而放弃自主调节经济所导致的危机。当中国经济的三大顶层权力,即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已经掌控在美元及其美元势力手中之时,中国金融危机将可能持续演变为实体经济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

  

 

 

 

中国央行:短痛换长益?

英国《金融时报》 欧阳德

2013年06月25日

    中国央行对国内“钱荒”采取强硬立场,引发中国股市暴跌。人们担心央行的姿态将损害中国今年的增长前景。中国央行在中国上周爆发的流动性吃紧问题上终于打破沉默,表示商业银行有责任管好各自的资产负债表。中国央行还表示,目前流动性处于“合理水平”,这说明它不愿响应商业银行对于注入流动性以缓解市场压力的请求。

    中国金融市场周一深切感受到短期痛苦,上证综指出现三年多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下挫5.3%至1963点。这是该指数将近四年半以来的最低位。

    分析师表示,中国央行的不妥协立场似乎表明,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决心化解国内银行体系近年来蓄积的金融风险,即使导致经济急剧放缓也在所不惜。“目前变得明朗的是,中国新一届经济领导班子愿意承受某些短期痛苦,以换取长期收获,”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表示。

    冲击波已蔓延到债券市场。政府全资拥有的强大的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取消了一笔200亿元人民币(合33亿美元)的债券发行。国开行并未说明原因,但过去两周里一些享有最高评级的中国金融机构的债券发售接连失手,因为发行方不愿提供目前市场上达到的较高收益率。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将连续第二个季度放缓,分析师表示,收紧政策可能导致增长前景出现更加剧烈的恶化。瑞穗证劵的沈建光表示:“尽管意图是好的,但收紧货币将形成更严峻的经济增长环境,而中国经济已然在放缓了。”

    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加入其他评级机构的行列警告称,如果中国央行过于激进地收紧政策,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如果央行的政策收紧力度过大,实体经济中的放贷利率可能出现螺旋式上升。”标普表示,“在那种情形下,中国经济也许会面临较我们的基线情形更加陡峭的放缓,这可能会给中国各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带来显著压力。”

    中国的银行间拆借利率上周飙升至两位数,最高竟达到28%,尽管这些短期利率在过去两个交易日已显著回落。但是,这场突如其来的“钱荒”让人担忧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能爆发信贷危机,全球市场因此受到撼动。

    分析师相信,中国央行坐视货币市场利率短暂飙升,是为了迫使商业银行收敛过快的信贷增长、以及少向高风险的表外工具引导它们的资产。但是,中国央行的真正意图一直不太明确,因为它在本周一之前曾拒绝就这场动荡发表意见。中国央行在声明中将“钱荒”归咎于商业银行自身。

    “商业银行要密切关注市场流动性形势,加强对流动性影响因素的分析和预测,”中国央行表示。“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在加强自身流动性管理的同时,还要积极发挥自身优势,配合央行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这份声明的签发日期是6月17日,但发布日期是本周一。中外投资者上周均批评中国央行,称其在市场明显承压的时候一言不发,与重要经济体央行应有的水平不相称。

    中国央行表示,半年末关键时点的一些技术因素,包括税收集中入库和法定准备金缴存,给商业银行带来了压力。分析师预测,这些压力在7月初减轻后,银行间拆借利率将进一步回落。但中国央行也发出信号表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央行称,各商业银行必须“谨慎控制信贷等资产扩张偏快可能导致的流动性风险”。

 

 

中国经济转型去杠杆化要避免过猛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张茉楠

2013-06-25

    治理中国式产能过剩,必须标本兼治,有长期战略。除了通过加快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产业集中度之外,必须要在市场机制的倒逼下,加快企业技术和产品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

    事实上,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正迎来重要的转折点。尽管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尚维持在7%-8%,但其背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风险重重: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地方财政债务高企、影子银行风险飙升、产能过剩突出等问题正越来越凸显出来,支撑经济增长背后的代价太过沉重,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考验。

“去杠杆化”要避免过猛

    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是要迈过两道坎儿,一道坎儿是“去杠杆化”;一道坎儿是“去产能化”,而这又直接影响中国金融与实体经济未来的走向。事实上,中国经济当前的现状不仅表现为经济发展质量差,资源效率和竞争力低下,也更表现为维持增长导致负债水平的飙升。目前,除了地方政府以土地为基础的负债表式扩张,导致了政府负债的提高之外,全社会总体债务率都有所提高。数据显示,近十年来中国全社会的债务率(杠杆率)已经上升了40个百分点。

    2008年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和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并针对重点需求进行扩张:比如鼓励住房消费,启动政府性债务融资平台、加大周期性行业投资等,随着银行信贷规模扩张以及投资加速,经济出现了强劲反弹,但包括政府、居民、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内的不同部门债务率上升都比较快,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负债表扩张性质。2012年以来,经济处于下行区间,企业利润增速全面下滑,以及亏损面不断扩大导致企业账款拖欠现象严重、账款构成比例上升、账款周转率下降等风险开始显露。

    更令人担忧的是,地方政府债务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2010年后,地方政府通过表外贷款、企业债券、银行间债务融资等形式“加杠杆”的态势再度卷土重来。大量社会资金通过信托业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工商企业等实体部门,在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与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面临较大的偿付风险。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统计,2012年全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城投类债券(不包括定向工具)累计达到6368亿元,同比增长148%;占银行间市场当年发行总量的比例达11%,较上年同期上升7个百分点,政府偿债能力不足以及债务隐患也逐步暴露出来。

    在实体经济下滑以及债务率飙升的背景下,天量信贷更是在金融体系内空转。根据央行金融统计数据,2013年一季度表外融资增加2.02万亿元,同比多1.33万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32.8%。不断攀升的社会融资总量以及表外融资、债券融资的大幅增长,与持续下行的经济增速和宏观经济产出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和背离,释放出来的货币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和虚拟经济内自我循环。因此,6月份以来上演的“流动性危机”和“利率风暴”,也正是监管层倒逼金融资产负债表管理,拉开“去杠杆化”的大幕的序曲,后续调控政策还会继续出台,金融市场余震可能还会不断。货币政策需要在短期和长期之间寻找均衡,避免“去杠杆化”过猛,给实体经济带来新的伤害。

“去产能化”道路漫长

    流动性危机只是经济转型之痛的开始,未来中国还必须面对“去产能化”。“去产能化”的难度绝不会比“去杠杆化”要小,也会更加漫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一直以来“大进大出”的经济循环被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周期性和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叠加使矛盾进一步凸显。从深层次看,我国的“产能过剩”既存在市场性过剩,也存在体制性过剩。除了经济周期性波动带来的产能过剩外,我国工业产能的过快扩张还与投资体制转型、地方政府存在投资冲动、资金和资源价格扭曲等体制性矛盾有关。

    与以往产能过剩不同的是,本轮产能过剩是重工业部门的普遍过剩。目前,我国制造业平均有近28%的产能闲置,35.5%的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在75%或以下,不仅钢铁、水泥、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就连风电设备、多晶硅等部分新兴产业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中国长期以来赖以高增长的要素基础和国际大环境正在发生趋势性改变,这对于依赖于成本驱动以及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中国经济而言,意味着被淘汰出局的将会越来越多,这是中国经济实现“升级版”必须要面对的重大考验。

    治理中国式产能过剩,必须标本兼治,有长期战略。除了通过加快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产业集中度之外,必须要在市场机制的倒逼下,加快企业技术和产品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从价值链的低端逐步走向中高端,需要加快结构调整来提高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从更深层次看,必须改变考核GDP增长为核心的政府官员政治晋升体制,消除地方政府不当干预企业投资的强烈动机,改变政府担保与变相担保、政府贴息,所带来的过剩产能。中国经济转型绝不会像人们想象得那么顺利,但中国经济过去的模式难以为继,不转型更是无路可走,有些坎儿必须得迈过去。

 

 

证监会不是奶妈 救市是害了股市

人民日报

2013-06-25

    截至昨日,6月以来A股市值已经蒸发3.47万亿元。24日5%的大跌让人惊悚。人们不禁要问,这资本市场究竟怎么了?

    首先,中断了9个月的IPO或将重启,构成资本市场的巨大利空。其次,今年以来我国持续的信贷紧缩,使资本市场出现了“钱荒”。另外,美联储暗示,可能淡出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外围环境的巨大压力。三重因素的叠加,股市自然急挫。随着市场恐慌情绪的蔓延,股市还存在着进一步下探的趋势。

    按理,股市涨涨跌跌,当属正常,无需更多关注。为什么我国股市的持续下跌会引来各方面强烈的关注呢?深层次的原因,是资本市场制度设计上存在着缺陷。作为直接融资手段,我国资本市场的创建,为实体经济增添了直接融资手段,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但由于资本市场在制度设计的一开始,就在不合格上市公司退市的细则上缺乏合理设计,使得中国股市犹如一个巨大的“貔貅”,只吃进,不排出,形成了难以治愈的“肠梗阻”。在全社会股市投资量增长不及上市公司市值增长量的前提下,股市持续不断的下跌,就是必然的趋势。倘若大盘悬崖式下跌和缓坡式下跌交错形成固化局面,就会使股市最终丧失直接融资功能。这个结局,又恰恰与我们建设完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制度背道而驰。

    当前,中国股市面临着两难困局。一难在“进”。上市公司入市,在现行发行制度下,常常是市盈率高,发行价高,圈钱效应突出。在一级市场吃尽了二级市场的投资利润前提下,投资二级市场,缺乏吸引力。二难在“出”。不合格上市公司一旦退市,会损害诸多投资机构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特别是一些小股民,难以承受上市公司退市的巨大损失。

    因此,监管部门一方面要严格发行制度,让真正业绩优良、值得在二级市场投资的上市公司入市;另一方面要推动投资者教育,让所有投资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投资的无限风险和无限收益是并存的,在此基础上,大力淘汰不合格上市公司,给中国资本市场营造出真正的“碧水蓝天”。如此,资本市场的价格曲线表现才会真正的随供求关系变化而变化,更多的资金才会进场,追逐更好业绩的上市公司,资本市场才会真正获得健康的发展,直接融资手段才真正可持续,投资者收益才真正可持续。

    面对当期行情,有人建言,请证监会立即救市,明确无限期停止IPO、暂停融券卖空交易、将禁售期一律延长六个月;请央行开闸放水救市,向市场释放流动性;请汇金、中投等中央金融机构托市,牵头成立平准基金进场托市……其实,证监会不是股市的“奶妈”,央行也不是。这些所谓的“救市”和“托市”之举,不是帮了股市,而是害了股市。如此“救市”和“托市”,都是扬汤止沸之举,只会加剧资本市场的“积贫积弱”,而丝毫无益于一个完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

 

 

6月25日中国股市的惊险一刻

网易财经

6月25日

    今日两市双双低开,沪指跌破建国底1949.46点。盘中两市再度跳水,沪指跌逾3%下探至1887.77点。深成指再度重挫近5%,下探至7206.20点。盘面上,各板块全线走低,午后延续暴跌,沪指跌近5%,股指跌至1849.65,深成指跌逾7%。

    临近尾盘,市场传言,国务院秘书一局紧急下发通知,要求银监会联系各家金融机构,立即上报“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的建议方案。受次消息提振,金融股快速拉升带领大盘逼近翻红。各板块全线反弹,创业板大涨近2%。宽带、4G、互联网、环保、传媒等板块涨幅居前。截止收盘沪指报1959.51点,跌3.73点,跌幅0.19%,成交量1047亿元。深成指报7495.10点,跌93.42点,跌幅1.23%,成交量1096亿元。

    今日惊天逆转的神奇之处在于,中午曾有三百多只股票跌停,截至收盘竟然无一只非ST股跌停。

    瑞银证券认为,此轮暴跌源于市场无法找到短期流动性趋势逆转的信号,其认为,本轮金融市场“钱荒”已经传导至短期票据市场,直贴/转贴利率冲高,开始影响实体层面资金成本。关于“流动性危机”的紧张情绪并没有消除,反而再度强化,市场担心金融市场的危机将转化为“信贷危机”,使得个别银行机构、地产、信托公司出现破产。同时,24日央行的表态,暗示近期大规模投放流动性的可能性降低,市场难以找到扭转资金紧张的政策信号。

    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孙建波分析,已经形成的各类问题,是4万亿以来发展的必然。其认为,国务院和央行将重新评估其“挤泡沫”手法的合理性,但推动金融市场出清的态度不会变,扭转金融脱媒的决心不会变。

 

 

伯南克一句话的分量比整个世界还重

焦子岭

2013年06月20日

    伯南克周三讲了一句重要的话:今年晚些时候将削减QE规模,并于2014年年中结束QE;而退出QE的门槛是失业率降至7%。伯南克讲话之后,世界一天之内发生了改变:世界股市全线大跌;各国政府债券收益率集体飙升;黄金跌破1300大关创近3年来新低,其他商品也全线暴跌;美元指数大涨,多个新兴市场货币跌至历史最低水平。整个世界,除了美元在上涨,人们几乎无法发现任何上涨的金融资产了。

    全球主要股指全线下跌

    美国,周三标普500下跌1.39%,道琼斯指数下跌1.3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12%。欧洲,周四斯托克50指数下跌2.41%,英国股市下跌2.16%,德国股市下跌2.34%。亚太地区,周四日经指数下跌1.74%,恒生指数下跌2.88%,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77%。

    全球政府债券收益率集体飙升

    收益率上升,即意味债券价格下跌,周四具体情况如下: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44%,创2011年10月28日以来新高。美国五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3%,创2011年8月2日以来新高。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4个基点至0.85%。澳大利亚十年期国债上升23个基点至3.65%,创3月15日以来新高。新西兰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30个基点至4.09%,是自2008年10月以来的最大涨幅。韩国五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14个基点至3.16%。西班牙国债收益率上升30个基点至4.83%。意大利国债收益率上升24个基点至4.5%。

 

 

七成地产企业半年报业绩预增 产业链公司均受益

上海证券报

2013-06-25

    2013年度行将过半,房企半年报披露将在7月拉开大幕。地产产业链的持续回暖或将为多数上市房企及建筑、装饰等相关产业的公司带来靓丽业绩。

    据上证报统计,在房地产、建筑、装饰行业上市公司中,目前已有40家公司披露2013上半年业绩预告,其中28家业绩预增,占比7成。上述40家公司的合计预告净利润为53.94亿元至62.96亿元,与2012年上半年合计33.86亿元的净利润相比,增长约59%至86%。

    在传统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领域,18家上市房企已公布业绩预告。其中,13家公司预增且增幅均在30%以上,占比超七成;8家预计涨幅将超过100%,包括深物业A、宜华地产、粤宏远A、嘉凯城、世荣兆业、滨江集团、南国置业、世联地产等,主要原因是可结转收入同比大增。

    其中,滨江集团因报告期内精装修项目城市之星结转交付,公司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5.96亿元至7.66亿元,同比增长600%至800%;深物业A因“深物业? 彩天怡色”项目在报告期达到结转收入条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74%至205%;南国置业也因可结转项目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692.49%至956.65%。

    同时,嘉凯城预计今年上半年将实现扭亏为盈,净利润可达2000万元左右,公司去年同期净亏损3.28亿元。嘉凯城表示,扭亏主要受益于半年度结算的项目较去年同期增加,导致可确认的销售收入增加、同时确认项目转让收益。

    不过,涨幅最为明显的要数世荣兆业,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盈利同比增长20倍至22.5倍,净利润预计为4亿元至4.5亿元。

 

 

房企存货或超1.56万亿 钱荒下土地市场或转冷

2013-06-25

证券日报

    受银行股领跌及“钱荒”可能持续的影响,地产板块6月24日全天大跌逾7%,134家上市房企中(按证监会行业分类)除中国武夷及4家停牌的公司外,其余129上市房企的股价集体下跌,包括招商地产、保利地产在内的27家房企跌停,103家房企的跌幅超过5%,龙头万科也大跌8.79%。

    对于钱荒持续可能造成的后果,业内普遍认为将给房企的资金链造成很大压力,开发商的资金成本也会相应增加,房企应该会加快预售以回笼资金,并改善市场上的供需。同时房企的拿地积极性预计将大幅降低。

    而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显示,上市房企的资金压力还在不断加大。其中房企存货在最近一年的时间里增长迅速,同时房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则较去年同期大幅下滑。2013年一季度上市房企合计存货1.56万亿元,较去年同期的1.27万亿上涨22.8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则由去年一季度的-154.57亿元下滑至-274.69亿元,同比大降77.71%。而由于房企在二季度的土地市场上投入颇大,预计上半年房企的现金流状况还将继续恶化。

    资金链吃紧。在上周银行间隔夜拆解利率飙升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就指出,如果央行不救市,银行间流动性压力预计会在未来1个月左右内一直存在。

 

 

俄罗斯25年内每年向中国供4600万吨石油

中国网

2013年06月23日

    6月2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言时表示,俄罗斯石油公司计划25年内对华每年供应约4600万吨原油。他指出,新的远东管道基础设施拥有通往中国的支线,同时通往太平洋海运码头,它使得俄罗斯能实施亚太地区的大型项目。

    普京说,“这个基础设施已为我们的领先企业之一‘俄罗斯石油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今天签署大规模合同提供了一个机会”。他表示,该合同规定25年内对华每年供油量为约4600万吨。以当前的市场价格评估合同的总金额约达2700亿美元。

俄罗斯向我国增供原油长期贸易合同细节公布

    中石油公布了与俄罗斯石油公司价值2700亿美元的长期供油协议的合同细节。同时,中石油还宣布已经与俄罗斯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签署协议,收购其一天然气项目20%股份。

  根据中石油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签订的供油协议,俄罗斯将在目前中俄原油管道(东线)1500万吨/年输油量的基础上逐年向华增供原油,到2018年达到 3000万吨/年,增供合同期25年,可延长5年;通过中哈原油管道(西线)于2014年1月1日开始增供原油700万吨/年,合同期5年,可延长5年。俄方还承诺在中俄合资天津炼厂建成投运后,每年向其供应910万吨原油。未来中国石油进口俄罗斯原油量将达到4610万吨/年。该协议不仅成为我国为对外原油贸易中最大单笔合同,也是全球石油工业历史上最大的交易之一。根据合同,我国将向俄罗斯石油公司支付600亿至700亿美元的预付款。

  中石油还与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签订了一项协议,将获得后者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的20%股权,其中包括一份长期供货合约,规定诺瓦泰克每年向中石油供应300万吨液化天然气。亚马尔项目位于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已探明天然气储量超过1万亿立方米,拟建设LNG产能1650万吨/年。协议签署后,中石油将与合作伙伴开展上下游一体化合作。该协议的合同金额未公布。就在上个月底,在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上,董事长周吉平曾坦承,中石油每年天然气的供应能力增加13%-14%左右,但社会需求增长超过30%,导致了天然气供需紧张的局面。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7月01日 16:03 (星期一)

美国成功瘫痪伊朗1000部提炼浓缩铀的离心机

----四星上将向《纽约时报》泄密

信源:CNN

2013-06-29

    正当全球关注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何去何从之际,美国广播公司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说,美国司法部正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前副主席卡特赖特列为刑事调查目标,指他涉嫌泄露美国以超级电脑病毒Stuxnet向伊朗核设施发动网络袭击的机密资料。这次是总统奥巴马上台后第8位政府人员因涉及泄密、违反《间谍法》受查,显示奥巴马上台后大力打击泄密者。

    今年63岁的卡特赖特2004至2007年间曾任美军战略司令部长,将科技与战略结合,2007至2011年间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于2011年8月退役时是海军四星上将。他是总统国防顾问的核心成员,被视为对总统奥巴马国防政策深具影响的人物。

    《纽约时报》去年6月头版大篇幅报道美国秘密发动网络攻击计划的详情。报道披露奥巴马上任后曾下令加紧网络攻击计划进度,又公开了攻击计划中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与以色列情报人员的合作内容以及白宫战情室的会议细节。报道还提及2010年美国如何向伊朗核设施传送Stuxnet病毒进行袭击,瘫痪了伊朗1000部专门提炼浓缩铀的离心机。

    《纽约时报》报道刊出后,美国国会领袖马上要求司法部就报道展开刑事调查,追查泄密源头,奥巴马更声言,对此类泄密事件“零容忍”。消息人士称,当局最初集中调查消息是否源自白宫内部高层,但去年底联邦调查局将卡特赖特锁定。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卡特赖特早前接获司法部通知,指其涉嫌泄露关于美国以电脑病毒Stuxnet攻击伊朗核设施的机密资料,已成为当局调查“目标”。

 

 

中国提振经济不会靠“砸钱”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3-06-22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的支持经济转型升级。”这是一个多月以来,李克强总理第三次提及存量资金问题,传递出当前我国货币调控的总体思路,即摒弃过去靠货币信贷扩张和大规模资金投入来拉动经济的发展老路,遏制部分资金“空转”现象,加快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提高存量资金的使用效率,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把钱用在刀刃上。

经济增速放缓主因不是缺钱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面临外贸增速下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PPI连续负增长等诸多不利局面。与此同时,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近一个月以来不断走高,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紧张的局面,一些金融业内人士因此呼吁管理层进一步放松银根,以促进经济逐步复苏。

    然而,当前金融市场真的缺钱吗?根据央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为99.31万亿元,逼近百万亿元大关;人民币贷款余额67.22万亿元,同比增长14.5%;M2余额104.21万亿元,同比增长15.8%。由此不难看出,我国货币信贷存量继续维持高位,似乎得不出发生“钱荒”的结论。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对本报记者分析认为,从宏观来看,经济增速比去年同期放缓不少,但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并没有放缓,所以经济增速放缓并不是由货币供应量造成的,而是资金的使用效率变低了。也就是说,资金被占在动不了的地方了。而从微观上看,只有企业投资积极性很高需求很大的情况下才会导致资金紧张。但是,从近几个月采购经理指数(PMI)数据中,并没有看见企业有扩大生产大量需要,很多购买原材料的价格反而有所下降。因此,从实体经济和企业角度来讲,它的投资需求及资金的需求并不是特别旺盛。

  资金过度集中在虚拟经济

    既然宏观和微观都未表现出需要大量资金的迹象,金融市场为何会产生资金紧张的局面,到底是谁缺钱呢?“其实就是金融机构自己缺钱。”赵锡军表示,因为金融机构的钱并没有放在实体经济中,而是放在别的地方,比如说房地产,或是放在之前4万亿元的投资中,或是借贷了现在收不回来。所以从现在的状况看,资金紧张的局面不是发生在实体经济,而是发生在短期的流动性上面。

    “资金实际上还是集中在货币市场里进行短期运作。”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对本报记者表示,问题在于市场不敢健康的放贷和投资,一有风吹草动市场立刻就表现出“现金为王”的现象,所以现在的资金看起来很紧张,并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在于大家不敢把资金放出来,造成了钱荒的局面。

    孙立坚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资金过度集中在虚拟经济上,而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将实体经济的泡沫挤掉,要让实体经济能够挣到钱,这样的话钱就慢慢离开房地产等有水分的市场,慢慢进入到安全资金的投资渠道来。

盘活存量促经济结构转型

    管理层数次提及盘活资本市场存量资金,用存量资金支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到底要传递出什么信号呢?对此,赵锡军表示,就是要“有保有压,有控有扶”。控和压,就是严格控制不再增加新的贷款,收回来的资金要压住不再投放出去,而对于要保、要扶的,还是要继续增加贷款,这就实现了结构调整。

    那么如何才能盘活存量资金呢?对此,管理层已经明确提出要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等的信贷支持;要支持调整过剩产能,对整合过剩产能的企业定向开展并购贷款;要加大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信贷倾斜;支持居民家庭首套自住购房、大宗耐用消费品、教育、旅游等信贷需求,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扩大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等。

    此外,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微博)表示,要想激活信贷存量,还可以在资产证券化上做文章。他认为,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这是盘活信贷存量的重要手段,也有利于银行调整信贷机构和风险上升等挑战,目前市场上新的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并不多,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给予进一步支持。

 

 

今年中国经济提前“洗大澡”

2013-06-21

    央行业已启动的流动性收缩进程,在较长时期无逆转之可能。 —— 华化成

    今天我算是开眼了,谁能想到银行间市场居然会崩掉!关于中国经济在今年出现危机的说法,网上更是满天飞。但在我看来,万事虽有可能,但今年要发生经济崩盘事件,可能性极小。原因在于两个,这次央行货币紧缩,是针对影子银行和地方融资平台的定点打击,是蓄谋已久的行为,绝不可能是央行吃错药发癫,要商业银行陪着它一起裸奔。

    这与其说是经济现象不如说是政治现象,这和企业新班子上马当年的业绩必然亏损一个道理——以前和今后可能的烂帐一次性亏到位,俗称洗大澡,然后若干年后的业绩才会逐步稳步走高,不然前任烂帐曝光露馅,这责任到底算谁的?此其一,其二,中国经济崩盘第一信号是房地产崩盘,其他领域地雷引爆,只能叫短期调整,不能构成三四年之久的衰退或者大萧条。为什么呢?因为房地产投资占据中国社会储蓄资源的三成以上资源,中国是全球房屋自有率最高的国家,同时目前城市居民家庭资产的七成以上都在房地产上。一旦房地产崩盘,就意味着中国最大行业领域的资源被错误配置了,相关上下游行业会因此倒下一大片,而同时中国人一夜之间都变穷了,自发缩减开支,这时,真正的信用紧缩周期来临了。

    现在是老大们有意挤脓包,洗大澡,搞爆几个理财产品,让几家银行亏死,最终目的就是让地方上那些乱七八糟说不清道不明的基建项目停下来。逼着银行向中小企业信贷,别一个劲的对地方政府抛眉眼而已。这有效吗?短期内可能有效,以三五年左右时间的周期看,几乎不可能达到目的——除非财政体制改革。

    这话怎么说呢?大家必须明白一点,就是地方融资平台大多数都是公共服务项目,本应该属于财政支出范畴,结果地方政府财政没钱,却从银行圈钱去乱折腾。这里面乱七八糟胡来的不少,譬如陶冬就说他亲眼看见信托公司融资的海南风电项目全是扯淡,因为海南那块压根就没风能,但信托公司却从中大发利市,连扫地阿姨年终奖都百万——这信托公司老大口味真重啊。但我们不能却因此认定,中国地方融资平台的项目,都是这么操蛋。其实大部分都是地方五年规划里面早就筹划好的公共服务项目,本来是五年十年慢慢来搞,只不过这几年就着积极财政的东风,提前大干特干而已。譬如大家都说不厚督阵重庆,大搞特搞基建工程,是劳民伤财大跃进,但还得说句公道话,那钱大部分都被烧在公路等基建上了,有理无理,地方基建设施先进,是有利于经济良性增长和效率提高的。这是没问题的。

    但麻烦就在于这里。中国财政是分税制。基建投资带来的效率增长,之后随之而来的税收增长,大部分都被中央财政拿走。地方上只能干瞪眼,基建投入的钱,是他们从银行圈来的,后面要还的钱,只能从财政税收上面找,但地方财政就是没钱。非但如此,一旦中央财政有所吃紧,地方财政更吃紧,因为中央从地方那里拿走更多。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营改增,表面上看是企业税率降低了,实际上地方营业税,很多时候是定额包税,也就说,税务局给企业一个额度,不管你今年赚钱赔钱,你缴纳这么多就行啦,事实上很多地方营业税率是打折的——放水养鱼的道理谁都懂。但改成增值税,原先暗中减免的税负这下真的变成实缴了,而地方税源少了一大快的同时,其他方面收费就更狠了,譬如北京律师营业税率一下子涨到47%,这纯粹就是不让人干活嘛。最后企业日子没法过了。这方面的案例不胜枚举。

    聊到这里,大家明白了吧?你逼银行不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短期内没问题,银行老总被拉去喝茶谈话,大家回单位统一思想掐死几家地方平台,再搞爆几家不听话的中小银行理财产品,但中长期看,财政不改革,地方政府还是要想办法从银行圈钱。道理很简单,财权和事权太不匹配,地方财政困窘之下,那是什么办法都会想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规模激增的时候,是2009年上半年,这个时候利率极低,也就是说我们尽管说地方烂帐严重,但实际上12万亿大部分的信贷累计问题其实并不多,性质并不严重。道理很简单,经济谷底玩杠杠做多,无论如何要比在顶峰用杠杠安全的多。目前的麻烦仅仅是地方财政根本不可能还银行贷款——因为其中很多都是无现金流的项目。

    简单总结一下:地方政府这两年拆借银行资金太猛,玩得太大了,中央老大要出手管一管了。最后结果无非是中央财政兜底一部分,地方政府咬牙扛一部分,银行出血割肉弥补一部分。今年经济很可能真给安信那帮大牛说中了,不破不立,大破大立。因为老大一定要让它破,大破可能性不大,但一定要早破,不这样,后面烂帐全算他头上了。至于崩盘,这么说吧,现在银行间市场崩盘了,但债市还挺着,债市完蛋了,你要看楼市崩没崩,楼市没崩,就不会大破。至于股市,嚓,早就崩了,已经屌丝好多年,不说也罢。

 

 

中国经济确定放缓 新兴市场投资盛宴结束

高盛

    近日,高盛在一份报告中称:“新兴市场的周期性投资机会结束,股市、信贷以及固定收益市场的机会都在逆转。在今后的10年中,新兴市场国家资产不太可能像上个十年那样给投资者带来高收益,这场高收益的投资游戏已经结束。”

  新兴市场高收益投资盛宴结束的原因是多重的,是内因和外因综合的结果。从外因而言,G3(美欧日)的终极宽松政策以及中国经济放缓起到的作用最大。美联储表示,将在2013年晚些时候逐渐削减购债规模,并在2014年中期最终结束QE。

  德银6月20日发布报告表示,美联储的政策将会在新兴市场中引发一次资本逆流,这些在危机期间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资金将重新流回到发达国家;高盛在其同日的研究报告中直言,G3的终极宽松给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里的挑战其实最主要的是随着美国经济好转,美联储逐渐削减购债规模导致美国实际利率上行带来的资金逆转。

  根据高盛的预测,随着美国货币政策逐渐实现正常化,美国的名义和实际收益汇率在今后的几年中将会持续提升,高盛预测2014年底,美国10年期真实收益率会提升到0.75%,2015年下半年升至1.25%。

  高盛提醒,美国利率的上行或许并不像货币当局所希望的“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而这将给新兴市场带来更大的冲击。

  自年初以来,美国股市已经展现出超过新兴市场的吸引力。自2013年1月以来美国三大股指(道琼斯综合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S&P500)分别上涨21%、17%、17%,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股市之一,而原本领先全球股市的东南亚国家,则上涨不足,修正有加,另外拉美股市也表现挫人,ILF——跟踪标普拉美40指数的ETF,自年初以来的下跌幅度接近13%。

  而全球资本流动数据跟踪机构EPRF(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究公司)的数据也显示,自今年二季度以来,资本流出新兴市场的现象非常显著。

  高盛在其报告中称,导致资金逆转的另一外因是中国经济放缓确定性增强:“中国经济放缓对全球经济的带动作用将会减弱,尤其是通过贸易途径、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可能会呈现疲软,而这两大因素曾经是带动新兴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因素。”

  野村证券新兴市场策略师Tony Volpon表示,新兴市场的资金流入总和已经规模空前,且近期的大多数资本流入增长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正是经济增长使得财政政策表现更加积极,同时私有部门的杠杆水平也得以大幅提高。

  上述情况在资金出现逆转之后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利空因素。一旦资本流出或者资本流入停止,将会对这些国家的金融系统乃至实体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收件人:zdjun2011@163.com时 间:2013年06月20日 15:26 (星期四)附 件:1个(依赖信贷扩张的房地产经济终于走到头了.doc ) 查看附件

依赖信贷扩张的房地产经济终于走到头了

余治国 叶楚华

    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上个月的文章报道,工行总行与河北省省委省政府曾发生过一次严重的银政冲突事件。事件的焦点是河北曹妃甸工业区。与其他地区相似,在2009年经济刺激计划政策的推波助澜与当地官员的追求政绩的激励下,该工业园以曹妃甸发展投资集团与曹妃甸控股公司为融资平台,采取各地常见的土地滚动开发模式,即注资-负债-再注资的循环模式,投资急剧扩张,目前投资总额超过3000亿元。

    这些投资大多来自于贷款,其中2/3是银行金融机构融资,另有1/3来自于本质乃是高利贷的民间融资。遗憾的是,与各地相似,开发区投资本身既是手段也变成了目的,而投资并未带来预想中的回报。随着偿债高峰期的到来,当地资金链面临断裂,巨额的债务复旦仅利息每天都要超千万元,大规模的烂尾工程已见怪不怪。

    在这种情况下,河北省委、省政府在唐山市召开加快推进曹妃甸新区开发建设现场办公会,要求各相关单位现场表态支持。但在这次现场会上,工商银行唐山分行拒绝表态支持后,唐山市一度要求终止工行在唐山开展业务。最终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以停止工行对河北省的全部贷款相要挟下,此事才低调收场。

    曹妃甸的情况不仅不是特例,反而是非常典型的地方融资平台的信贷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普遍模式。只不过曹妃甸的情况恶化得更为严重而已。正如《谁绑架了房地产:中国经济濒临衰退的前因后果》一书早已指出的,信贷支持是房地产泡沫形成的基础,而通胀的加速器恰恰是房价上涨的结果。尤为严重的是,在实体经济一泻千里的情况下,要维持房价,除了恶性通胀,实在找不到其他的方法。而恶性通胀的后果则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这必定是我们必须要避免的结果。毕竟,凯恩斯主义政策只能延缓危机,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比挤压泡沫更重要。

    既要防止恶性通胀,又要防止债务危机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冲击。这实在需要高超的调控技术来向我们展示一出惊险的走钢丝表演。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新型的金融工具诞生了,这便是减记型二级资本工具。2013年初,工行披露,拟于2014年末前新增发行不超过600亿元人民币等值减记型合格二级资本工具计划,该计划有减记条款但不带有转股条款、期限不短于5年,将用于补充资本。3月,建行公告也透露,拟于2015年底前新增发行不超过600亿元人民币等值减记型合格资本工具。前几天,农行董事会决议通过拟于2015年底之前发行人民币不超过500亿元减记二级资本工具,期限不少于5年,用于充实二级资本,提高本行资本充足率。

    所谓减记型二级资本工具就是一种可转换为股权的债券。当然,这个债券要在两个条件下才可以转换为股权,或者说持有的银行债券变成了银行股票。但这种转换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即《中国银监会关于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2〕56号文)所规定的“二级资本工具触发事件”:一是银监会认定若不进行减记或转股,该商业银行将无法生存;二是相关部门认定若不进行公共部门注资或提供同等效力的支持,该商业银行将无法生存。换句话讲,就是银行濒临破产或或银监会要求的情况下,债权转股权才会发生。当然,这两种情况一般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因此,减记型二级资本工具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普通的长期债,目的无非是进行资本补充。

    考虑到6月初与6月18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的多次暴涨,结合减记型二级资本工具的发型,这意味着银行资金已极为紧张。甚至连原计划发行150亿的2013年记账式贴现(四期)国债的财政部也只能低于票面面值贴现发行,实际融资也只有95.3亿元,也就是说实际利率远高于预期水平。连财政部融资都如此困难,像曹妃甸工业园区这样的地方上以及其高杠杆的融资平台的资金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刚刚开始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再次放松,如夏日洪水一般的信贷会汹涌而至呢?我们早已讲过,房地产泡沫、土地滚动开发模式与地方融资平台只是实体经济陷入困境的一种表现。如果信贷再次宽松无非是积累更高的金融风险,刺激出更大金融资产泡沫,却无法控制经济下滑的趋势。这从国家统计局2013年4月15日公布的一季度统计公报就可以判断出来了。更为严重的是有通胀失控的可能性,最终是金融体系的崩溃。在高房价与金融体系稳定性之间只能两者取其一。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去杠杆化,将银行所承担的房产风险分散给全社会,保银行而不是房产,依赖信贷扩张的房地产经济现在终于走到头了。

 

 

新兴市场正改变世界经济格局

----在上海举办的纽约大学全球校友会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 朱民

2013年6月21日

    世界正在改变,中国也在改变,这些巨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引擎,因为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和需求。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世界各国和地区在经济总量、贸易量以及金融领域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全球经济结构的改变将让世界变得更有活力。朱民称,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从发达经济体转移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这是全球市场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今年新兴市场国家GDP总量将首次占到全球市场的50%,且未来的比重将越来越大。新兴经济体总人口的不断增长将主导未来全球经济的需求增长和消费结构,将对未来全球经济运行产生深远影响。

    去杠杆化和增长是当前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削减当前过多的政府债务是发达国家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与此同时,家庭、企业以及银行的负债率也在增长。在高负债率去杠杆化的过程中,政府削减赤字缩减开支,家庭削减消费,企业削减投资,都会影响社会总需求的变化,这也是造成过去这段时间财富增长缓慢的原因。且从日本和英国的实例来看,用政府债务替代私人债务也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

  与过去不同的是,世界各国的联系正变得日趋紧密。金融危机以后,由于实体经济的趋同,现在相隔千里的国家市场之间有着趋同的表现,全球股市债市的变动非常一致。此外,中国、美国及日本的经济影响已经超越本国国界,外部市场对国内市场的经济冲击正逐步加大,尤其在金融领域,因此国家已无法保持其政策的独立性。

  在过去30年世界经济版图的巨变中,中国的实力得到了迅速提升。中国在世界总需求里占有非常大的比重,现在的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和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

  随着出口的高速增长,中国GDP在全球占比已从20年前的4%增长到现在的14.4%。与此同时,中国的投资总量占比也在大幅提升。中国的投资率放缓1%,都将会对贸易伙伴国家的GDP造成很大的影响。

  不过,处于经济转型中的中国仍需正视自身的一系列问题,如产能利用率过低、水和天然气领域的市场作用未能充分发挥、资本流动等。尽管中国金融产业增长强劲,但在全球的占比依然非常小,股市和债市发展较弱。且随着金融产业的发展,银行贷款水平大幅上升,社会融资总量在急剧上升,但GDP却随之下降,可见边际效应非常低。

  当下中国必须从高出口、高投资转向内部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保证制造链和供应链持续的增长。此外,中国还需要探寻一种全新的生活模式,且环境问题值得重视。

    全球经济减速。经济减速将导致国民储蓄率的下降和资本回报率的下降,直接引致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从而带来资本流动格局的变化。预计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会因发展中国家情况改善而轻微上升至3.3%。

 

 

试论我国经济政策的 “朱镕基模式”

李斌

2013-06-26

     当前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不仅应当全面重返朱镕基的经济政策体系,而且应当将之予以长期坚持。

    人们常说,有些事物离它越远,反而会看得越真切。前总理朱镕基执政时期的政策体系就是这样。这些政策是成体系的,彼此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伟大而卓越的体系,它体现了一种至今仍然被主流学界所广泛忽视的重要经济思想,体现了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超前的、不同凡响的认知。

    当前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不仅应当全面重返这一政策体系,而且应当将之予以长期坚持。这一体系也值得当今处于危机之中的欧美各国广泛借鉴。鉴于它是如此系统、独特而又重要,我们不妨称之为“朱镕基模式”。对这一政策体系作出整理、阐述和理论性诠释,是我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使命。本文先期提出一个简短的论述,旨在抛砖引玉。

    这一政策体系可以简要归纳为稳定货币与财政、反对资产炒作、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强调公平竞争、搞好国有企业等五个方面,以下分别予以说明。

一、稳定财政货币,反对通货膨胀

    朱总理对货币发行进行了严格管理,以便保持物价的稳定。1998-2002年,我国通货膨胀率分别为-0.8、-1.4、0.4、0.7和-0.8,总体上处于轻微通缩状态。强调通货膨胀的危害是他的经济思想的一个基石。朱总理还强调把好财政支出的大门,强调增收节支、建立平衡预算的重要性,不主张国家多花钱,不主张大规模赤字财政。比较健全的中国国家财政在此期间得以具备雏形。在这个凯恩斯主义泛滥的时代,朱总理在世界上毅然举起反凯恩斯主义的大旗。国人多有不解,而国外的有识之士却常常对此赞不绝口。

    凯恩斯的经济学具有一个严重的不合常理之处,即它认为货币刺激一般说来总是具有正面的效果,区别只是在于效果的大小。这种想法深入美联储历届官员们的头脑之中。对此,奥地利经济学派反驳道,由于货币不能即时而均匀地注入经济体,所以,过量的货币注入必然扭曲收入分配格局,加剧不平等,造成结构性失衡,进而引发(而不是避免)经济危机。反通胀的立场显然是与这样的“欧陆经济学”相一致的。为了人为地增加就业,用货币搅乱整体经济,这种办法属于轻重不分,因小失大。仅仅以总产量为基准衡量经济绩效的方法是片面的,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所带来的福利损失又有谁去衡量呢?既要让货币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又时时采用小动作去破坏这个标准;这就是凯恩斯式的“假账”和“小聪明”。它是一种自相矛盾。对这样的荒唐学说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揭露和批判。

    奉行决定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总是担心投资机会和发展动力的枯竭。而算法经济学告诉我们,知识创新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常规的、持续的和永久性的现象。也就是说,一般而言,经济社会总是发展和进步的,增长是必然的。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也就不必放在维护增长速度上,而应首先保护币值,保证财政健全。以货币衡量的收入的增长只是发展的一个方面,在原则上它也不必总是保持相等的速度。不增长或者低增长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不发展。当然,比较保守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还不足以确保经济的全面稳定。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以下理念与工具。

二、反对资产炒作

    朱总理持有鲜明的反对资产炒作的立场,这一点在他对于股票与房地产投机的坚决打击中明确地体现出来。这一立场与上述货币-财政政策立场是相互一致的,它们均突出地体现在德国的经济政策之中。以德国为首的多个欧洲国家均长期坚持这样的政策。在当今盛行的英美式的经济政策之外,为什么会有如此迥然不同的体系存在?为什么这些政策实践明显地取得了成功?对此我们需要进行理论归纳。

    笔者要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观点来解释这种政策,这就是:如同市场失灵的其他表现一样,资产市场的大规模波动必须在原则上作为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来看待。主流经济学至今并不拥有像样的资本理论,这绝不是偶然的。资本品具有这样的特点,即一旦购置,便可长期使用,所以它很容易导致流量的不稳定。事实上,投资活动的波动的确被视作引起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一个上升或下降的进程,一般都具有自我强化的倾向。由此引发的起起落落常常是重复性的,它具有很大的破坏力。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这是社会主义运动时期曾经出现的对于资本主义的主要批判之一。

    既然是市场失灵,那么就要进行治理。凯恩斯的办法是运用反周期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来与之相对抗,这有点儿像大象在跟猴子斗,结果可想而知。而德国人的方法是:先把货币与财政稳住,然后,国家用结构化的、立法的方法来打击炒作。以房屋为例,德国的态度是,购置房屋应当是用来居住的,你要是囤积和炒作我就反对,就用各种方法来限制和打击你。因为,囤积的多了价格炒上去了,存货再抛出,房价还是会跌下来的,与其这样,还不如从一开始就不让你炒作。国家对于金融市场的态度也是这样。股票涨了,国家绝不会高兴。金融市场交易量大,参与者众,这不是好事,因为实体经济不需要天天这样来频繁地调整。金融市场的步调要与实体经济相互协调。英美式的金融市场折腾得太厉害,往往是“庸人自扰”,“作法自毙”。换句话说,市场的病症在哪里,还是直接去哪里医治为好,而不要把局部的问题先上升到全局,再通过给全局下药的方式试图治好局部的病。这种“迂回作战”是一种浪费,是没有必要的。用军事学语言来说,就是要实行“精确打击”。国家把资产市场管理好了,整个经济就会稳定下来。这个道理实际上很简单,也很雄辩,可是,英美系的学者们就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三、构建社保体系

    这项政策是与以上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套的。既然不大搞刺激性的宏观政策,失业人数也许就会多一些。既然政府搞平衡预算,劳动者就要自救,而不能仰赖国家财政。我们欣喜地看到上世纪90年代所发起的社会保障体系后来得以延续和扩大。这是经济的又一个稳定器。当然,我国的社保体系还需要大力改革和继续扩张,对此本文不再赘述。

 



 

发件人:第一财经研究院中国战略思想库<zhanlue@yicai.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6月17日 08:42 (星期一)附 件:3个(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参考》101期-美国可能真的与中国 等...) 查看全部附件

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参考》99-101期简要

尊敬的女士/先生:

    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参考》第101期刊登了《不可阻挡的力量与不可移动的对象——美国可能真的与中国开战吗?》一文,该报告译自《外交政策》网站,哈佛大学教授诺亚·费尔德曼所著。在回答我们是否处于一场新的冷战的边缘这一问题时,诺亚·费尔德曼提出了凉战的悖论这一概念。所谓凉战,指在抓住正在同时发生的两项不同的、相互矛盾的历史事件:在两国之间展开一场经典的权力之争的同时,它们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变得更深入和更带有根本性。

    该报告认为目前的情况不同于过去的全球权力斗争。世界上的主要大国与其主要的挑战者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新的凉战将深刻影响世界各国、旨在通过国际合作维护和平的机构与制度、在所有地方经营的跨国公司,以及人权的未来。最后,像从前的冷战一样,这种新的国际接触将会牵扯到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

    美中两国实际上是对手——两国实际上的繁荣也需要彼此。要接受这一切,就必须改变我们对敌友、盟国和竞争对手的一些假设。这意味着要承认,相互敌对的力量和思想并非总是能够实现重大的结合,但它们之间的斗争也不一定会带来一场自始至终的史诗般的战斗。

    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参考》第100期——“全球智库报告精粹(第42期)”发布,本期智库精粹关注全球经济。进入2013年以来,世界经济走势的变数频添,黄金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实体经济的表现低于预期,相关专家认为,世纪经济复苏疲软,下行风险突出。

    近来,黄金价格的大幅跳水,“中国大妈完胜华尔街”的笑谈曾一度风靡,借黄金的话题,本期智库精粹为您选取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报告《中央银行和黄金之谜》,报告认为,中央银行黄金储备的数量一定程度上体现一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尽管收益率偏低,但黄金作为避险资产,仍在各国央行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央行的“损失规避”倾向,黄金有逐步退出国际储备估值的趋势。欧债危机方面,黄金储备可以部分地体现央行应对危机的能力。

    面对当今一些国家货币“竞争性贬值”的状况,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前任所长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指出,目前国际体系正在面临着最为迫在眉睫的危机:货币战争。更令人担忧的是,瑞士、日本、法国等世界上一些最大和最富有的经济体似乎正在加入这场“货币战争”。货币操纵、预防性干预和量化宽松三者的混淆加剧了国与国之间的货币冲突。而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来说,它的一个最大的缺陷是其无法有效地制裁顺差国,尤其是无法打击和制止竞争性的货币政策。

    本期智库精粹选取了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一组文章来阐述欧洲的战略未来。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国际安全研究主管认为,随着随着德国表露出愿继续担负重任的意向、欧洲央行正式接受了其作为最后借款人的角色,我们有理由感到乐观。然而,这场危机所折射出的重大的系统性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印度新德里智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则从国家关系地缘角度分析,认为欧洲只有能顺利度过目前的危机,坚定其政治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将有望在南亚地区重新建立起影响力。

    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参考》第99期——“日本艰巨的挑战”发布,该报告译自《国家利益》,斯坦福大学肖嫩斯坦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丹尼尔?施耐德所著。该报告指出,日本保守派重新上台再次激起人们的一种希望,即该国能够恢复自己作为一个经济强国和美国在东亚的驻军实现再平衡的北方之锚的作用。安倍晋三首相的新政府积极欢迎相互矛盾的国民冲动。

    日本如果重振雄风,会对美国有利。但如果日本把过去和未来混为一谈就不会如此。美国人能够在棘手的战时历史问题上做些什么是有明确限度的,尤其鉴于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

    最终,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20年前开始的政治改革的承诺是否会兑现。一个创新型的和经济不断增长的日本必须建立在真正竞争性的政治制度基础之上。在这一制度中,一个全球化的日本,而不仅仅是寻求获得保护,以免遭受竞争损害的人们的利益与声音得到了代表。

    日本的最佳道路不是成为亚洲的英国或者法国,而是成为亚洲的德国。与德国相似的是,日本只有放弃对自己在战时的犯罪行为的道德上的反感和辩护,以一种引人瞩目的和悔过的方式解决人们对其战时历史的关切,才能承担起这种领导角色。就像美国曾经帮助战后的德国一样,美国也应当帮助日本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发件人:王小川<xiaochuan371@qq.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大军观察中评网<sino.reviews@gmail.com>+共识网<ccomtougao@163.com>+观察者网<loveguancha@163.com>+↓还有11个联系人保存所有收件人时 间:2013年06月20日 11:12 (星期四)

当富国与富人为敌

台湾《立报》社论

    8大国集团(G8)领袖于6月17、18两日在北爱尔兰开会,达成了一个难得的共识:集中力量,对抗赋税天堂。这样的共识十分难得,主要是因为这8大富国也正是拥有最多跨国企业和大富豪、大资本家的国度,其金权关系盘根错节,通常是资本豢养权力,权力又为资本服务。如今这些「富国」打定主意要和他们的「富人」作对,当然是因为整个国际金融环境越来越阴暗,越来越错乱,使得富人的金融、税务操作几乎已完全脱离了国家的掌握,各种节税、避税、逃税的手法五花八门,逾越伦理,玩弄法律,酿成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危机。

    尤其是,许多国家为了招商引资,为资本家的设厂、创立公司体贴设想,在土地取得、劳动力召募、环境评估、融资连贷、减免税款等方面给予各种优惠条件。可是,常见的状况是:当资本集团榨得大量剩余价值,获取庞巨利润之后,他们的资本却像八爪章鱼一样,汇向各个阴暗的角落,进入无数难以追索的离岸金库。你看不到他们的钱,当然也就扣不到他们的税。

    这些金融灰色地带败坏了世界经济,让几千亿、几兆的金钱流动完全无法规范,最后不知所终。8大富国对于这些蔑视纪律章法的金融流动感到不安,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流失的资金可能正是基础建设和国民教育所迫切需要的。换句话说,免税天堂的存在既败坏了国际金融秩序,也阻碍国家建设,危害社会的发展。

    G8在北爱尔兰会议的决定,显示西方强权矫治金融之癌的意志。这些决定包括:尽可能地让世界各国税务资讯可以自动交换;修改法律规范企业获利的资金流动;要求跨国企业必须申报它们所在的每个国家的缴税纪录;要求以各种型态登记的企业,包括离岸纸上公司都必须向税务机构通报其公司负责人的真实身分;最后,就是金融税务议题上南北合作关系的建立,让发展中国家能够征得更多的税款,以利于其建设和发展。

    不过,G8的意志,毕竟还是必需落实到政府层面来执行。幽灵公司每个国家都有,却不见得每个国家都愿意用心清理。何况,许多西方强权本身境内就隐藏着传统的赋税天堂,譬如美国境内的德拉瓦州、英属的加勒比海群岛、法国境内的迷你「国中国」安道尔和摩纳哥等,究竟能够有什么行动计画或修法规划以改变这些税赋天堂的传统性质,恐怕都还有待考验。或许,我们只能期待今年9月即将在圣彼得堡召开的G20会议会给出更明确的讯息,打开金融黑暗面,让我们看见世界更为公平与透明的希望!

 

 

 

发件人:IWEP IIS<iisiwep@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6月21日 10:09 (星期五)附 件:1个(IIS季度报告No.201312 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投资环境是否“ ) 查看附件

2013 年第 2 季度中国对外投资报告

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投资环境是否“恶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  韩冰

helenacass@163.com2

    摘要: 近年来,“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一直不绝于耳。通过对外商投资企业对华投资环境各种抱怨的归纳与分析,以及对“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产生原因的深层剖析,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整体投资环境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变化,有些方面逐步优化完善,但也有些方面存在缺陷、亟待改善。中国政府应通过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健全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执法监督等措施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投资环境,从而使之保持吸引外商投资的比较优势并具可持续性;外商投资企业应通过心态与战略规划上的及时调整、严格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避免任何形式双重标准等对策应对中国投资环境变化带来的各种新挑战,从而在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本报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的集体研究成果之一。执笔人为韩冰。参加讨论的人员包括姚枝仲、张明、张金杰、王永中、李国学、潘圆圆、韩冰、肖立晟、王碧珺、王宇哲、陈博、徐以升、朱振鑫、刘洁等。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一直不绝于耳。自2009年力拓商业间谍案引发“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的论调以来,2010年初的谷歌事 件以及其后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对在华外商投资企业高管对中国投资环境抱怨的报道一度使“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甚嚣尘上。2011年至2012年间,一些跨国公司关掉中国门店与工厂的事例时见报端。2013年4月,中国美国商会发布了《2013年度商务环境调查报告》,该报告称受访美资企业中认为中国投资环境正在改善的企业比例显著下降;2013年5月,中国欧盟商会发布了《2013年商业信心调查》,该调查显示随着中国失去经济增长的部分驱动力及其市场的日渐成熟,在华欧洲企业开始感到巨大压力。上述报告再掀“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波澜。那么,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投资环境是否“恶化”?众所周知,投资环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广义而言,主要包括三个范畴:一是宏观的或国家层面的因素,例如财政、货币、汇率政策和政治的稳定性;二是政府机构和制度层面的因素,例如政府体系、金融和法律制度等;三是基础设施层面的因素,例如通信、交通和电力供应等。

    因此,为客观评价现时的中国投资环境,有必要对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投资环境的主要“抱怨”予以梳理与分析,进而对“中国投 资环境恶化论”兴起的原因给予深层剖析,在此基础上研判“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这一论题是否成立,并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投资环境提供可行性建议,同时为外商投资企业如何应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挑战提供相应对策。

二、当前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投资环境的主要“抱怨”

    1、劳动力成本攀升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而这导致了一些对劳动力成本高度敏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资撤出中国。例 如,2012 年 10 月阿迪达斯关闭了其在华唯一的直属工厂;金融危机后,耐克在广东的一家代工厂的工人从 13000 多人缩减至 4000多人,五 年缩减七成。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在 2013 年度更是跃然被一些外商投资企业视为在华运营的最重大的风险与挑战(见图 1)。

    2、未完全享有“国民待遇”

    国民待遇是衡量一国一地投资环境的核心评价标准。近来,一些在华商会发布的调查报告认为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未与中资企业享受同等的待遇,政府的一些政策歧视外商投资企业。例如,中国美国商会《2013 年度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指出,3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企业因为向国有企业倾斜的产业政策而遭受不利影响。而在为中国政府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受访者中,4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政策有利于国有企业发展。

    3、法律的制定与实施缺乏透明度

    据拥有 400 多家会员企业的荷比卢中国商会对比利时企业就中国投资环境做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尚未赴华投资的企业多数对中国投资环境表示悲观,特别是对中国的法律环境感到担忧。 外商投资企业对于未能参与到与其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与规章的制定过程以及外商投资法律规定相互冲突、法律解释相互矛盾以及执法 力度不平衡等问题多有指责。法律环境不完善问题已连续多年被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列为在中国运营面临的主要挑战的前三名。(见表 1)

    表 1 2009 年-2013 年美资企业在华面临的主要运营挑战(略)

    4、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不力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是多年来外商投资企业抱怨的老问题。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抱怨主要集中于“侵权现象严重”、“维权救济不及时”、“执法不力”等问题。2013年5月发布的《2012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就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严重程度而言,54%的受访权利人认为侵权现象严重;从状况改善的角度来看,仅24%的受访权利人认为侵权现象正在逐步减少;就侵权损害赔偿的及时性和足额性而言,48%的受访权利人认为侵权损害赔偿不够及时和足额。

    该调查的受访权利人包括三资企业。

    5、市场准入壁垒

    外商投资企业对于在华取得许可证等市场准入方面存在的诸如审批层级过多、时限含糊不清、环节复杂等现象颇有微词。2013年1月,在中国欧盟商会《中国对欧盟境外投资报告》的发布会上,商会主席Davide Cucino更是公开表示,市场准入已经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欧盟企业在华经营的领域。另据OECD2012年11月发布的关于对FDI的监管限制指数显示,中国监管限制指数高居55个国家之首,包括所有OECD国家与G20国家。(见图2)

    6、网络审查阻碍业务运营

    网络安全问题是中国美国商会《商务环境调查报告》近两年新增内容,2013年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企业中认为互联网审查对其企业在华运营能力构成负面影响的比例增长了一倍多,从7%上升至16%。并且,50%以上的受访企业认为互联网审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运营,超过40%的受访企业认为数据受到破坏的风险呈增加态势。

    7、在华经营压力增大

    在华经营压力增大也是新近外商投资企业对华投资环境频发的抱怨之一。例如最近的苹果售后门事件。2013年3月,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曝光了苹果客户服务政策存在中外有别、回避保修期等问题。4月《人民日报》报道了一些网站与应用程序商店因在中国提供色情内容而遭查处,苹果公司名列其中。由此引发了《华尔街日报》就苹果公司事件的一系列报道,如“中国政府为何要啃苹果”、“在华外国企业的压力增大”等。此外,中国自主创新产品的认定、中国政府采购政策的实施等也是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对华投资环境抱怨的重要内容。但随着中国政府相关政策法规的及时调整而有所缓解。

三、“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兴起的原因解析

    1、“超国民待遇”到“国民待遇”的落差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吸引外商投资,解决国内经济发展的“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等问题,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在税收、用地等方面的特殊优惠。但随着外商投资企业在华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经济基础的不复存在,如经过 30 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外汇资金不断积累,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外资流入国,中国对外资的需求的迫切性显著降低;另一方面,随着外商投资企业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的负面效应越来越突出,如外商投资企业控制或垄断某些领域、“假外资现象”等,严重抑制了国内企业的发展,破坏了市场环境。

    因此,自 2006年进入“十一五”(2006 年-2010 年)期间以来,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开始调整。2008 年,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与《反垄断法》陆续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引资政策的实质性调整,即逐步为内资和外资构建一个公平竞争的政策平台。以企业所得税为例,此前中国国企的实际税率是 30%、民营企业是 22%、外资企业是 12%,而从 2008 年开始,对国企、民企和外企统一征收 25%的所得税率;并且从 2010 年 12 月 1 日起,国务院 1985 年颁布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和 1986 年颁布的《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正式对外商投资企业适用。至此,我国内外资企业所有的税种全部实现统一,也标志着外商投资企业在华享受“超国民待遇”的黄金岁月正式终结。这对于一些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那些习惯依靠优惠政策获得竞争优势的外资企业而言,必然有所不适并感到较大的生存发展压力,继而发出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感慨。

    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外商投资企业能够理性看待这一政策调整,深知对境内所有企业征收统一税种是国际惯例,其对中国投资环境调整的担心并不是由于“超国民待遇”的取消,其发出“抱怨”之声的真正原因是担忧“超国民待遇”被剥去后其能否在中国市场上与国内企业一样享有完全的“国民待遇”。

     2、“来者不拒”到“择优选资”的转变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积累了良好的产业配套基础、优质的劳动力资源和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在新的经济发展背景下,自2007年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开始,国家开始强调优化利用外资结构,鼓励外商投资新能源和环保技术,限制外商投资高
物耗、高能耗、高污染项目和稀缺矿产资源,引导外资逐渐向附加值高的产业转移。2010年4月6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文件,明确提出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2011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也提出“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优化结构,引导外资更多投向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先进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现代服务业等领域,鼓励投向中西部地区”。中国政府坚持择优选资为导向,注重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这一调整,对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受到影响的这些外商投资企业无疑会认为对其发展而言中国投资环境在恶化。

     3、市场扩大与市场占有比例减少的反差

    市场扩张能力主要受人口规模与经济长期增长能力这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与一直高速增长的 GDP,表明中国市场存在巨大的扩张潜力。并且,“十二五”规划提出了要“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要求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这为外商投资企业在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而外商投资企业也十分看重中国不断扩大的市场。但是,部分外商投资企业认为现有的政府采购、市场准入等方面的监管壁垒使其市场份额并未与市场扩大同步发展,并且在有些行业其市场占有份额还有所下降。例如,有调查数据显示,在欧资企业擅长的保险领域,外资保险公司发展最好的年份是 2007 年、2008 年,占据中国市场份额的 8%,2010 年开始持续走低,2010 年占比才 4%,2011 年仍然处于下降状态,仅占中国市场份额的 3.5%。这也导致了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对于我国监管环境的抱怨。

     4、法律的不完善与相对滞后

    目前中国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虽然已形成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为核心,由围绕这三部法律制定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通知等多层次规范构成的比较健全的法律体系。但由于三部外资法制定于改革开放初期,虽经过修订,在立法指导思想、立法内容、立法技术方面仍然不能适应现今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国内与国际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法律反映明显滞后于现实需要。此外,三部外资法中的一些规定与近年修订的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法规也存在冲突之处,而在实践中对于如何处理外商投资法律与《公司法》等法律适用冲突问题又面临许多现实困难。加之地方政府为比拼政绩,在招商引资中也存在一些不规范行为,地方保护主义和公权私用等腐败现象也时有出现,导致有些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救济与保护。虽然这不是普遍现象,但无疑会给外商投资企业造成“困扰”,对中国投资环境发出质疑。

    5、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中国企业经过改革开放 30 年的发展,其国际竞争力得到了极大地提升。中国欧盟商会《2013 年商业信心调查》指出,来自本土企业的竞争,正日益影响着欧洲企业的业绩和前景。本土企业,尤其是本土私营企业,已经在欧洲企业的传统优势领域上取得了进步。《金融时报》报道也指出,中国企业正在日益壮大,尽管能建立国际消费者品牌的公司寥寥无几,但许多中国公司在一些市场上(比如电力设备、机床、机车)赢得全球性成功。

    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必然对外企在华的经营带来挑战,给其带来竞争压力,一些外企将此视为“中国投资环境恶化”。

    6、外商投资企业竞争力下降

     随着中国市场的日益完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一些外商投资企业由于自身经营不善而导致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市场份额不断萎缩,进而对中国投资环境发出抱怨。例如,惠普公司2008年10月就发现其 DV2000、V3000系列笔记本存在严重产品质量问题,但对于这一质量问题,惠普一 再推卸责任,甚至把罪责推卸给“蟑螂”,直至被央视2010年“3·15晚会”曝光后,该公司才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承诺将在今后的30天中展 开综合整顿计划。惠普的表现,严重影响了该品牌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影响力,也使该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一直持续萎靡不振。但有外媒却 将惠普的质量门事件归结为在华运营压力。

    7、炒作与游说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发达国家采取了“再工业化”的经济战略调整,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鼓励制造业和就业机会回国策略》 ,制定土地和税收优惠政策,以期重振本国制造业,维护本国经济长期发展。中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因此,不排除一些发达国家通过炒作“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言论,以期实现羊群效应,促成本国制造业的回流。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某些外商投资企业蓄意通过媒体夸大与扭 曲中国投资环境的变化,对政府施压与“游说”,希冀能继续享有一些“政策红利”或获得其他优惠待遇。例如我国政府有关部门于2009年发 布《关于开展2009年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的通知》后,由于在附件中对国家自主创新产品的认定条件做出了规定,被一些外商投资企业 认为有损其利益,将其产品排除在“自主创新产品”之外。因此,在2009年至2010年的一段时间中,这一规定成为众矢之的,抱怨之言充斥媒 体,直至这一规定在2010年被修改后才有所平息。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1、“抱怨”的性质分析

    综上可知,前述外商投资企业对华投资环境的抱怨涉及投资环境的方方面面,既包括对市场方面因素的担忧,也包括对监管环境的批评。 这些“抱怨”有些具有客观性,如对法律环境方面的批评;有些则是外商投资企业在任何国家的投资都需要承受的商业风险,如劳动力成本攀升的挑战;还有的则是无端的指责,如对网络安全的抱怨,因为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国经营首先须遵守该国的相关法律规定;还有的则是无端的 猜测,例如苹果售后门事件发生后,有些外媒报道猜测中国政府对苹果公司的报道与批评是试图损坏或削弱苹果的形象,以便为国内手机厂商 的发展铺平道路。

    2、中国投资环境的现状

    投资环境是影响企业效益的重要因素,在投资环境较好的地区,外商投资企业会实现更高的利润水平。因此,一国投资环境的好坏与其对外资的吸引力高度相关。对于中国投资环境的现状,从宏观方面看,据商务部统计,2012年,我国实际 吸收外资金额1117.2亿美元,比2007年高出49.4%。截至4月底,累计实际吸收外资金额1.3万亿美元,在全球排名中居第二位。此外,今年2月、3月、4月连续3个月单月吸收外资保持正增长,1月-4月同比增长1.21%。这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环 境的认可。另据世界银行《2013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是自2005年以来前沿距离缩小最多的前50个经济体之一。从2006年至2013年,中国在 缩小与监管体制方面表现最佳的经济体,比如新加坡、新西兰和北欧国家等的距离方面稳步前进(见图3)。注12

    从微观方面看,以外资审批和核准范围为例,从2005年至2012年,我国商务部的审批数量已由3000多件减少到100余件,审批量减少95%, 我国外资审批与核准的范围不断缩小。再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例,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已制定4部专门法律,颁布19部行政法规,并全面履行与贸 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多边条约义务,已形成涵盖专利、商标、版权等各个领域的比较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

    上述数据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充分说明中国投资环境的现实是投资环境确实出现了很多变化,一些方面正日益改善与优化。

    注12, 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对 185 个经济体有关商业监管和产权保护的量化指标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该报告的比较,涵盖影响企 业生命周期的 11 个方面的监管规则,包括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投资者、纳税、跨国贸易、执 行合同、解决破产和雇用员工。雇用员工的数据没有包括在今年的营商便利度排名中。《2013 年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数据为截至 2012 年 6 月 1日的最新数据。参见世界银行:《2013 年营商环境报告:更聪明地对中小企业进行监管》,
http://chinese.doingbusiness.org/~/media/GIAWB/Doing%20Business/Documents/Annual-Reports/Foreign/DB1
3-Summary-Chinese.pdf.10

    中国政府也应看到外商投资企业具有合理性的“抱怨”,并积极给予回应与解决。某些出于对中国投资市场长期发展考虑而提出的“抱怨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外商投资企业给予的善意的提醒。因为,改善投资环境不仅可以实现吸引外资的短期效果,而且可以通过提高外资收 益水平达到促使外商进行后续投资的长期效果,从而有助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目的。

    并且,对于政府而言,“中国投资恶化论”这一论调背后真正值得关注与思考的问题是中国的外资环境相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 产品存在竞争且本国市场规模较大的新兴经济体相比,是否存在比较优势以及这种优势的可持续性。因此,对于过去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 展而导致中国投资环境中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应妥善解决与处理,从而确保随着中国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逐渐放缓 后,中国投资环境仍然具有吸引外商投资的比较优势并使之具有可持续性。

    3、政策建议

    (1)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建议

    结合我国当前投资环境的现状,我国政府应从以下方面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投资环境:一是进一步提高投资便利化。依照世界银行
《2013 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在营商便利度排名中位列第 91 位,而 2012 年与 2011 年的排名是分别是 91 和 87,这充分说明中国在促 进投资便利化方面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二是健全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世易时移,随着中国经济与国情的变化,原有的三资企业法从指导思想到具体的法律规定都需要予以重新思考、定位与完善,从而才能真正适应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易言之,即既保护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又为外商投资企业在华发展提供切实保护。因此,目前亟待制定一部统一的外商投资法,全面规范与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活动,并且根据 WTO 中国民待遇原则对我国现行外商投资企业相关法律法规中的次国民待遇规定进行彻底清理。

    三是加强执法监督。如前所述,中国现已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体系,但在实践中一些法律法规在执行方面仍存有很多的漏洞,因此仅有立法还不够,还必须建立起一套有力的监督检查制度来保证法律的贯彻执行,由此才能限制执法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扩大,确保的执法活动不脱离法律的约束,遵照国际做法对内外资企业同等对待。

    四是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前述一些外国商会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与前景堪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一过去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已为昨日黄花,顶级人才的短缺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未来发展的巨大挑战。因此,这需要国家在人才培
养政策方面及时作出调整,以适应就业市场的需求。

    五是积极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发展。根据世界银行《2030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特别是在内陆欠发达的省份,在很长时间内将继续保持竞争优势。在中国仍有 1.7 亿人每天收入不到 2 美元。因此,我国政府有必要鼓励一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到中西部地区发展。

    (2)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建议

    过去 30 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发展对投资环境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使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劳动力成本上升、超国民待遇取消、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等。对此,外商投资企业需要用发展的眼光理性对待,而不应盲目地将任何变化都狭隘地视为中国投资环境的恶化。外商投资企业若要在中国市场上取得较大发展,也必须承受中国市场的经营风险,不可能鱼与熊掌兼得。

    对于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变,外商投资企业不仅需要“心态”上的调整,也需要在发展战略上积极部署与调整。正如有专业人士所指出的:“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在过去十年发生了变化,因此外企在中国的投资策略和方式也不能跟十年前一样。”

    对于已经变化了的中国投资环境,外商投资企业应注意以下方面:一是认真遵守中国的各项法律规定。这一要求看似简单,但引发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的力拓商业间谍案以及近来发生的百胜餐饮集团事件 ,都是因为这些企业未认真严格遵守中国的法律。

    二是应将企业的投资战略与中国的发展规划紧密结合。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十二五”规划等相关文件,并将自己的投 资策略与之紧密结合。例如,2013年 6 月 10 日起施行的《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13 年修订)》鼓励外商在中西部地区投资 符合环保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即可以结合其发展规划利用这一政策优惠。

    三是应避免任何形式的双重标准。随着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日益增强,外商投资企业在售后服务、产品质量标准、环保标准等方面执行双重标准的做法,愈来愈受到中国消费者的关注。例如最近的强生内外双重标准事件,据报道,2005 年以来,强生旗下至少13 家子公司及其至少 27 种产品发生了至少 51 次召回事件,其中有 48 次却将中国列为不召回之列。强生的双重标准的做法受到了广泛质疑,并被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强硬约谈。外商投资企业执行双重标准的做法是“焚林而畋”之举,最终会导致这些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形象受损,进而渐渐失去消费者的信任而失去市场。

    四是应在中国积极承担社会责任。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现代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推进,不承认需要在其企业政策与经营方式风险中强调道德问题的企业已经落后于时代。英国工作基金会(The Work Foundation)对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表现的关系进行调研后,认为公司社会责任作为公司发展综合战略的一部分,其能够促进公司生产力的提高,从而使股东决定增加投资。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整体的投资环境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辩证地来看,中国投资环境的有些方面正逐步优化完善,但也有些方面仍存有缺陷亟待改善。虽然对于一部分企业而言,中国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要素成本不断攀升,但这也是与中国投
资环境日益成熟相伴而来的“成长的烦恼”,而并非中国投资环境的恶化。从长远来看,中国政府应积极采取有力可行措施妥善解决外商投资企业在不同时期根据自身利益对政策调整存在的问题所发出的合理“抱怨”,从而确保中国投资环境的比较优势与可持续性发展。同时,外商投资企业也应及时调整心态适应中国投资环境的变化并从发展战略上做出必要的规划,从而确保其在中国市场以至于全球市场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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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璞归真的贸易:可以看得见的和仍然看不见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高凌云

June 14th, 2013

gaoly@cass.org.cn

    中国海关总署 6 月 8 日发布的 2013 年 1 至 5 月外贸进出口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实现进出口贸易总值 16762.52 亿美元。其中,出口 8785.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5%;进口 7976.90 亿美元,同比增长10.9%;累计贸易顺差 808.72 亿美元。具体到 5 月份,进出口总值虽有 3451.07 亿美元,但是同比仅增长0.4%,环比更是下降了 3%。其中,出口 1827.66 亿美元,同比增长率仅为 1.0%,环比增长率为-2.3%;进口 1623.41 亿美元,同比增长率为-0.3%,环比增长率为-3.9%;出口环比增速下降慢于进口口环比增速下降,导致本月贸易顺差由上月的 181.61 亿美元增加至 204.25 亿美元。

    本月贸易数据发布之前,大家还正在激烈讨论总体贸易的亮丽表现与实际的内外部经济情况不符(特别是出口)、进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可信度到底有多大等问题,而本月外贸数据的大幅回落,似乎又引发了各界的“震惊”。因为之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的 5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0.8%,比上月回升 0.2 个百分点,其中的新订单指数也呈现稳中略升的态势,结合前几个月的 PMI、外部经济状况的变动及对虚假贸易的监管,分析普遍预期本月进、出口增速只是减半至 6%-7%左右。我们认为,本月比总体外贸数据“跳水”更值得关注的,是细分贸易方式、国别和地区、主要进出口商品的外贸同比增速,近五年来的首次全面下滑,据此似乎可以推测,虚假贸易并不仅仅只存在于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还可能以别的方式存在于其他双边贸易之中;除此以外,从出口数量和金额的变动情况来看,下一阶段仍须重点关注集成电路等类别商品的具体贸易状况。

外贸“跳水”的缘由

    与之前几个月进出口的快速增长相比,如 4 月出口同比增长 14.7%,进口同比增长 16.8%,5 月份外贸数据的大幅回落,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有效地加强了针对贸易的监管力度,遏制了资本套利虚增进出口的行为。从 2012 年 12 月开始,内地对香港贸易数据的异常高企,引发了“虚假贸易”的质疑,也引起了监管层的重视。国家外汇管理局于 4 月 5 日发布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加强外汇资金流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加强对进出口企业货物贸易外汇收支的分类管理,加大对存在异常或可疑情况企业的核查力度,对资金流与货物流严重不匹配或流入量较大的企业发送风险提示函,要求其在 10 个工作日内说明情况等。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和海关总署也于 4 月 8 日发出通知,要求继续深入开展打击骗取出口退(免)税违法犯罪活动工作,重点检查电子、纺织服装和家具等产品,并将 10 个省和 5 个计划单列市列为今年开展该项工作的重点地区。在这一背景下,大家较为关注的,5 月份出口香港占当月全部出口的比重,已从 3 月的 16.55%、4 月的 21.10%下降至 15.30%,同时中国对香港的出口同比增速更是从 3月的 92.89%、4 月的 57.15%迅速下降到本月的 7.7%。

    虽然,与香港贸易增速的迅速下降是打击虚假贸易的结果,但是,5 月份更值得注意的是,挤出外贸“水分”之后,细分贸易方式、国别和地区、商品的进出口同比增速还呈现出全面下降的特征。从贸易方式看,5 月一般贸易出口、进口同比增速由 4 月份的 11.18%、9.31%分别下降为 2.37%、4.01%,进料加工贸易出口、进口同比增速由-0.74%、10.53%分别下降为-5.50%、-4.35%,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出口、进口则由 249.39%、94.43%分别下降为 45.82%、7.04%。

    从地区角度,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同比增速,由 4 月的-0.11%降至-1.63%,进口同比增速由 19.54%下降到-1.51%;中国对欧盟的出口由 4 月的-6.47%降至-9.74%,进口由 11.63%下降到-5.25%;中国对日本出口由 4 月的-1.21%降至-5.61%,进口由-3.34%降至-13.75%。不仅如此,中国对东盟、金砖国家的出口同比也分别由 4 月的 37.22%、8.12%双双回落至 5 月份的 10.48%和6.07%,进口则由 12.87%、-4.15%下降到-3.41%、-11.94%,这与前一阶段只有中欧、中日贸易同比增速下滑显著不同。而从主要商品的角度,出口方面,除手表之外,几乎所有主要商品的出口同比增速都出现了下滑,如家具及其零件出口由 4 月的 10.18%下降为-3.22,灯具、照明装置及类似品由 17.14%下降为 1.98%等;进口方面,除纺织用合成纤维、ABS 树脂等商品的进口同比增速有 1-2 个百分点的增长外,其它主要进口品同比增速同样出现了显著下降。

    细分贸易方式、国别和地区、商品的进出口同比增速的全面下降,是我们开展贸易形势监测以来的头一次,上一次出现类似情况还要追溯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正如海关总署指出的那样,全面下降可能是受国内经济放缓、外部需求低迷、企业经营成本居高不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贸易环境恶化等众多共性因素的影响。但是,似乎也可以推测,虚假进出口贸易应该不仅仅是只存在于大陆与香港之间,只不过,它们并不是针对特定商品,并采用“一日游”的方式。但是,这一推断仍有待证实。

    最后,基数效应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今年 5 月的增速。2012 年 5 月,由于当时及之前出台的诸多“稳增长”政策产生的激励、拓展新兴市场的努力、节假日导致的工作日变化等原因,进口金额、出口金额同比增速分别实现了 12.99%、15.27%,是 2012 年前三个季度的最高值,较高的基数进一步拉低了今年5 月的进出口增速。

外贸数据是否已“返璞归真”?

    更进一步,在相关部门的监管和打击下,5 月份我国外贸数据是否已经回复真实呢?在针对 4 月外贸数据的分析报告中,结合 HS 产品分类,我们曾发现,内地对香港出口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通过 HS 第 14 类(珠宝、贵金属及制品)、第 16 类(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和第 18 类(光学、医疗等仪器)实现的。基于上述怀疑,下面着重考虑外贸监管的影响,以便初步确定 5 月份外贸数据对外贸增长质量的反映程度。由于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并没有第 18 类的范例商品,本部分主要分析内地与香港、HS 第 143 / 4类和 16 类商品的变化情况。

    首先,内地与香港、剔除香港后内地与其他地区贸易变动情况示意图显示,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公安部等部门的监督和打击下,内地与香港地区的虚假贸易出现显著下降。从 2012 年 5 月开始,内地与香港的双边贸易同比增速、剔除香港后内地与其他地区双边贸易同比增速之间的差距逐渐加大,2013 年 3 月达到最大,超过 80%,但本月已经减少为 6%左右,只略高于去年同期,基本恢复正常。

    其次,海关总署提供的、归属 HS 第 14 类的贵金属或包贵金属的首饰的同比增速幅度也出现了较大的下降。本月贵金属或包贵金属的首饰,其出口金额的同比增速仅为-7.15%,是自 2010 年 1 月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而且,从右图还可以看出,从 2010 年 1月起,贵金属或包贵金属的首饰,其出口金额的同比增速明显高于出口数量的同比增速,两者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偏离,也就是说,以往该种商品不仅可以作为套利资金假借贸易途径进入的媒介,同时也存在虚报价格的问题。不过,相比 4 月,5 月贵金属或包贵金属的首饰,出口数量和出口金额同比增长不仅大幅下降,且下降幅度也几乎相同,说明基于这一媒介的虚假贸易可能也基本消除。

    再次,海关总署提供的、归属 HS 第 16 类的集成电路,从出口数量和金额的变动情况来看,可能是下一阶段须重点关注的对象。基于 2011 年 5 月以前的数据,从集成电路出口变动示意图可以清楚看出,其出口数量的同比增速与出口金额的同比增速大致相当,而且绝大多数时候出口数量的同比增速均大于出口金额的同比增速,说明集成电路类商品具有极为明显的薄利多销特性。但是,从 2011 年 6 月开始,集成电路出口金额的同比增速开始明显超过出口数量的同比增速,两者之间的差异在 2013 年 3 月更是超过了 320%,存在非常明显的虚报价格情况。本月集成电路出口金额的同比增速仍然高达 98.95%,而出口数量的同比增速仅为 24.23%。针对集成电路的逆势上扬,考虑到出口退税率的因素,有理由怀疑,目前,很可能存在部分并不能归属集成电路类的低价商品批上了集成电路的“外衣”,除此之外,可能还存在虚报集成电路类商品价格的行为。

 对外贸稳增长的反思

    近三年来,我国外贸进出口月度同比增速呈现出明显的“倒√型”态势,这可能是源于外需增长的不足,也有我国出口成本上升等引起出口竞争力下降的原因。在这样的内外部经济形势下,预先设定外贸增长目标,可能更适宜作为攻坚克难的参考,而不应成为各级政府的硬性考核指标,这样可以避免为涉及各个层次的虚假贸易提供制度性根源。当然,防范目前处于蛰伏状态的虚假贸易卷土重来,还需常抓不懈。

    另外,国务院和相关部门已经出台的稳定外贸增长政策,如做好出口退税和金融服务,改进海关、质检等部门的监管服务,简化审批手续,落实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各项措施,调减法定检验检疫目录,规范和减少进出口环节收费等等,在减少企业负担、提高外贸竞争力等方面确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到目前为止,仍然缺乏针对外需的政策,下一步可以考虑将“为出而进”的贸易战略调整为“以进促出”。

    事实上,外部贸易环境恶化的影响更不能小觑。比如,本月 4 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将从 2013 年 6月 6 日起对产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 11.8%的临时反倾销税,若双方未能在 8 月 6 日前达成妥协方案,届时反倾销税率将升至 47.6%,由于该案案值超过 200 亿美元,如谈判未果,中国光伏产品将几乎完全丧失欧盟市场。而且,在目前的形势下,贸易争端的影响可能超越案件本身。

 

 

 


发件人:IWEP IIS<iisiwep@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6月24日 11:37 (星期一)附 件:1个(IIS季度报告No.201313 扑朔迷离:对双汇跨国并购案例的 ) 查看附件 《2013 年第 2 季度中国对外投资报告》之专题报告二

扑朔迷离:对双汇跨国并购案例的多维解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 张金杰

June 24, 2013

jinjiezhang@sina.com

IIS 中国对外投资报告

    摘要:双汇国际对史密斯菲尔德的并购交易,一旦能最终完成,将是中国企业迄今为止在美国的最大一笔并购案。其实,无论该并购是否成功,与不久前中海油并购加拿大尼尔森案一样,都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迈出新阶段的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本文探究的是,在人们可能因食品安全问题而对这一领域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予以特别关注的同时,还不应当忽视这一交易背后扑朔迷离的资本博弈及其投资风险。

    2013 年 5 月 29 日,中国肉类产品巨头双汇国际宣布以 71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435 亿元)收购世界最大肉产品公司——美国史密斯菲尔德公司。一石激起千层浪,该并购消息在海内外产生的巨大轰动性效应,丝毫不逊色于中海油等其他中国企业所投资的任何一件海外并购事件。这样一个交易关系似乎并不复杂的跨国并购案背后,实际上有着扑朔迷离的资本与市场多方博弈,从而使我们有更大的兴趣去关注这桩可能意义较为丰富的跨国并购案例。

一、并购各方基本状况

    1、经营状况不佳的史密斯菲尔德

    成 立 于 1936 年的史密斯菲尔德公 司,其猪肉年屠宰能力高达约 4 万头,旗下拥有包括 Armour、Farmland 等十余个著名猪肉产品品牌。在最新的 2013 年《财富》全球最受赞赏公司排行榜中,史密斯菲尔德在食品生产领域中仅次于新加坡丰益国际公司(Wilmar International),位居全球第二。1

    从 史 密 斯 菲 尔 德 公 布 的 财 务 报 表 分 析 ,受饲料等成本上升、市场饱和、食品安 全 等 诸 多 因 素 影 响 ,近 年 来 该 公 司 的市场经营一 直 陷 于 举 步 维 艰 的 局 面 之 中 。一 方 面,销售额增长缓 慢,基本上维持在 130 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如图 1);另 一方面,净利润大起大落,尤其是在 2013 财年表现糟糕。2009 年受饲料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史密斯菲尔德出现上市以后的首次亏损,且亏损额高达 1.98 亿美元。

    此后的 2011 年虽然净盈利达到 5.21 亿美元峰值,但以后逐年显著下滑。2012 年全财年实现净利润 3.61 亿美元,2013 财年则下降了整一倍,仅为 1.83 亿美元(如图 2) 。

    图 1 2009-2013 财年史密斯菲尔德公 司销售额

    图 2 2008-2013 财年史密斯菲尔德销售额

    透视史密斯菲尔德的季度财务数据,更能显示其利润下滑趋势。按 照其最新财务公报,2012 财年第四季度,该公司净利润为 7 9 5 0 万美元,但到 2013 财年第四季度,净利润则骤降 至 2970 万美元。每 股净收益也相应地由 5 0 美分降至 2 1 美 分,大大低于市场预期。

     在上述背景下,该公司急于寻求新的战略转变。 当来自全球猪肉第一消费场的中国企业走上门并商谈高价并购时,该公司管理层的投怀送抱,便自 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2、境外资本背景复杂的双汇国际

    双汇国际控股公司(简称“双汇国际”)成立于 2006 年 3 月,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和中国最大的肉类上市公司双汇发展(证券代码“000895”)的控股股东,也是双汇发展第一大股东双汇集团的控股股东。双汇集团在 2 0 12 年中国企业 5 0 0 强排序中列第 200位 。

    在 2012 年中国农副产品加工业中,与收购对象美国的史密斯菲尔德公司相比,双汇国际的企业经营及其财务状况要更好一些。根据公司历年年报,双汇发展的营业额依然保持持续稳健增长,从 2008 年的 260 亿元到 2012 年的 397 亿元,年均增长 11.2%(如图 3)。

    图 3 2008-2012 年双汇发展销售额 (略)

    同时,双汇发展的净利润尽管受到 2011 年 4 月“瘦肉精”事件因素的显著影响并在这一年出现同比下降 51.3%,但 2012 年由于猪肉成本下降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该公司便一举创下了净利润为 28.9 亿元的历史峰值(图 4)。进入 2013 年后,双汇发展继续保持盈利快速增长态势,第一季度净利润已经达到净利润 7.6 亿元,同比增长 47%。

    图 4 2008-2012 年双汇发展净利润 (略)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双汇国际及其控股的双汇发展、双汇集团有着复杂的扑朔迷离的资本背景。它们与高盛集团、鼎晖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简称“鼎晖投资”)等境内外私募投资公司有着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资本联系。这种状况既与双汇集团在其企业成长过程中需要借助资本力量进而造成从多方渠道进行融资有关,也有境外投资者与企业管理层 2006 年前后利用国企改革对企业股权结构进行了非常频繁的变更。因此,我们在下面进一步研究和分析双汇国际对史密斯菲尔德并购案时,不能不将其这种复杂的境外资本因素考虑进去。

    在具体股权结构上,2006 年,高盛集团和鼎晖投资通过它们在香港成立的罗特克斯公司(其中,高盛占股 51%,鼎晖占股 49%),受让了河南漯河市国资委持有的双汇集团的 100%股权,从而间接持有双汇发展 35.715%的股份。同时,罗特克斯公司又收购了漯河海宇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双汇发展 25%的股份。这样,高盛和鼎晖两家投资公司开始了对双汇集团和双汇发展的实际控制。而同在 2006 年成立的双汇国际也加入了对双汇集团和双汇发展的股权控制,并最终在经过一系列频繁的股权变更后,双汇国际成为双汇集团和双汇发展的控股股东。而按照双汇发展的年报,双汇国际的主要股东包括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雄域公司及鼎晖投资、高盛、新天域(New Horizon)、嘉里集团、(Kerry Group) 和淡马锡(Temasek)以及双汇集团管理层,等等。

二、对并购交易各方动机的解读

    从双汇国际与史密斯菲尔德两家公司及其高管发布有关并购的公告和各种言论信息分析,双方对于并购无疑都各有所图。其中包括有市场、技术、食品安全等各种驱动因素。不过,结合双汇国际并购报价和交易承诺及其公司内部复杂的股权结构,笔者认为,此桩并购案的动机可能并非并购各方公开表述以及我们最初想象的那样简单。

    1、是否有市场驱动因素?

    作为两家全球重要的猪肉加工企业,将它们之间的并购交易解释为市场驱动,似乎是很符合逻辑和容易理解的事情。而且按照相关企业发布的信息,似乎这种市场驱动因素目前看来主要来自于中国国内市场,而非美国市场。

    的确,目前国外生猪产品正在源源不断地进口到中国。尽管中国生猪市场处于产能过剩的状况,但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企业规模化程度、养殖技术都要比中国企业高很多,再加上饲料价格差异等因素,近年来欧美生猪成本比中国要低 40%多。因此,即使是加上运费及关税,进口猪肉依然有着明显的价格优势。尤其在目前中国食品安全面临信任危机的时局下,利用国人“西方食品质量更好”的消费心理,将国外“洋品牌”肉制品进口到国内市场,显然是进口企业一桩十分合算的贸易。正是在上述这些诸多因素影响,导致了近年来中国猪肉进口量持续增加。例如,2012 年,中国冷鲜冻猪肉总进口量便达到 52.22 万吨,同比增长11.7%。

    事实上,双汇国际与史密斯菲尔德之间一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贸易关系。从 2009 年至今,双汇发展通过旗下的双汇进出口贸易公司,一直都在将史密斯菲尔德的猪肉产品源源不断进口到中国,使双方都获利颇丰。

    站在史密斯菲尔德公司的角度,如果能够扩大在中国的产品市场份额,那么,溢价收购前提下扩大在自身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出口,确实具备并购交易中的市场驱动因素的影响,也自然有“正中下怀”的意味在其中了。正如史密斯菲尔德总裁珀普(C. Larry Pope)为了安抚美国消费者并争取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批准而在一次会议上所表态的:此桩并购交易将使史密斯菲尔德的猪肉产品更多地出口到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而不会是相反——从中国进口猪肉产品。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站在中方企业的立场,双汇国际是否真的因为需要进口美国猪肉产品而并购这家美国企业呢?目前,对中国的出口额已经占到史密斯菲尔德海外出口总额的1/4。为了扩大其对华出口规模,双汇国际是否就需要采用如此巨额的溢价并购投资策略,简言之,投资是否划算?况且,更多的美国猪肉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作为中国原有的最大猪肉生产企业,双汇发展本土生产的产品在本土销售是否受到影响?其中的得失,双汇国际管理层又是如何权衡的呢?依据目前信息,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笔者难以回答的。因此,对于双汇国际而言的并购交易市场驱动因素是否存在,只能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才能得到答案。

    2、是否存在技术驱动因素?

    对于这一点,相信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都会给予肯定的回答。双汇作为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之一,在国内具有品牌优势和技术与管理优势。但与史密斯菲尔德相比,两者显然还不属于一个等量级别。这既是两个企业间的差距,也是两国间整个行业之间的差距。目前中国的肉类行业的主要特点是散、乱、差、小,肉类加工的产业集中度和技术装备水平普遍很低。虽然全国的定点屠宰点由前几年的 3 万多家降低到现在的 2 万多家以下,但 80%以上的企业仍处于小规模,作坊式、手工和半机械加工的落后状态,最大的五家屠宰企业屠宰量仅占全国的不到 10%,而发达国家占 80%以上。例如,在美国,史密斯菲尔德与其他四家美国同类企业控制着美国 73%的猪肉屠宰及其加工工业。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双汇国际主席万隆的并购初衷在于“看重的是良好的技术、品牌。”一旦并购获得各方批准,双汇国际有望在人员业务培训、养殖与屠宰等加工技术等各方面得到这家美国企业的的帮助与支持。

    3、是否有资本游戏因素?

    71 亿美元的并购消息一出,可谓石破天惊,引来各方议论。赞誉者有之,但质疑的声音也一直不绝于耳。如上所述,双汇国际有着复杂的境外股权结构。例如,作为双汇国际的股东,高盛与鼎辉之间就存在着大量秘而不宣的关联交易。2009 年 12 月,双汇发展还曾因涉嫌“瞒报”高盛减持而遭到监管部门的处罚。由于双汇在资本运作上经常出现包括 MBO 在内的诸多大宗关联交易,并且其关联交易曾在 2010 年遭受过数十家持有双汇发展股权的基金的联合抵制。此次溢价收购史密斯菲尔德的全部股份,引发国内一些媒体对这家拥有复杂外资背景企业的质疑,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例如,有分析者担心,一旦并购交易完成,外资通过转移定价向国外转移利润,在可能掏空双汇发展并导致其亏损后,外资完全可能再杀个回马枪,彻底吃掉双汇及其品牌。

    笔者认为,依据对双汇国际及其控股的双汇集团与双汇发展的目前良好经营业绩,以及中国猪肉市场的发展前景,有理由相信双汇国际旨在通过这桩并购推动其企业转型升级,并以更加全球化的视野朝着跨国公司方向发展。但也毋庸讳言,以往外资在华通过并购导致国内财富损失与优良品牌消失的种种事件恍如昨日。殷鉴不远,防止境外资本通过国内企业海外并购进行“洗钱”的资本游戏行为,是我们国人共同的责任。

三、并购意义何在?

    这桩并购交易之所以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还因为它具有多重意义。

    1、海外投资多元化的又一重要象征

    中国海外投资的产业分布一向比较集中于能源、制造业这两个领域。这一状况在近几年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2012 年万达、光明食品等企业在海外巨额并购行为,标志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朝着文化、食品等更广泛的领域拓展。此次双汇国际又祭出的大手笔,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最发达国家的巨额投资,确实显示出了中国多元化海外投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客观上可能会对猪肉及其他食品领域的海外投资起到一种示范性的影响。

    2、中国在美国的最大交易

    考察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以往不长的历史,其资金的地区流向基本是沿着“先易后难”路线图发展,即:初期是以向香港及东南亚地区投资为主,间或有企业对欧美进行小规模的投资;自近年始,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内到美国这种市场规则严格、投资门槛高的企业越来越多,投资规模也越来越大。据统计,仅在 2012 年一年中,中国在美国一共发起了 49桩并购交易,总交易额达到 115.7 亿美元,平均每项交易金额达到 2.4 亿美元。

    如果双汇国际完成对史密斯菲尔德的并购交易,那么,它将成为中国对美国最大的一笔直接投资。

    3、希望实现强强联合的共赢效应

    事实上,国内关注该并购交易的最大理由,可能就是希望双汇通过并购能够真正实现万隆先生所谓的“获得美国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愿望,推动国内整个猪肉生产加工工业的现代化,让消费者吃到价格更公道、更有安全保障的猪肉食品。如果中美两国各自最大企业之间的并购最终能够实现 1+1>2 的共赢效应,那么其并购意义不仅将超出猪肉单一食品行业,也将超出中美两个市场范围,而在更多的领域和更多国际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4、并购交易考验中美双边投资谈判等经贸关系

    双汇宣布并购史密斯菲尔德,正值中美最高首脑会晤前后,也恰临两国就有关双边投资协定等经贸问题进行密切磋商的敏感时期。因此,双汇并购交易是否能够获得批准并将以何种结果告终,势必将受到中美两国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四、值得关注的并购风险

    除了对是否会发生前述的“洗钱”资本游戏的担心以外,仅就此桩并购交易能否获得批准等细节而言,还存在一些值得关注与防范的风险。

    1、交易能否获得批准?

    笔者认为,有如下三大理由使得该交易容易获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批准。首先,与电信等所谓的战略产业不同,猪肉食品领域从产业本身显然不涉及威胁国家安全;其次,双汇国际属于民营企业,股权结构还显示有着众多的私募投资基金身影;再次,市场因素可能会发挥作用,双方特别是美方企业一再显示扩大对华出口的愿望和决心。

    当然,上述三大理由仍不足以排除由于一些不确定因素而导致交易被否的可能性。这些不确定因素包括:美国排华势力过分渲染双汇“瘦肉精”和长江死猪漂流事件,以保护美国食品市场安全为借口设置障碍;史密斯菲尔德在美国爱荷华州、密苏里州等州的农场土地的
因可能受到当地法律限制而导致交易流产等。

    除了并购需得到美国相关机构批准外,来自其他的对史密斯菲尔德的第三方竞购者(如泰国正大集团、巴西 JBSS 公司)是否会横刀夺爱,则也是难以准确预料的事情。

    2、并购资金的压力

    以 71 亿美元巨资进行跨国并购,无疑将对双汇国际带来了巨大的财务压力。虽然我们一再强调双汇国际的复杂国际资本背景,虽然将有摩根斯坦利和中国商业银行的融资支持 ,但俗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的资金来源,还是出自双汇发展“这只会下蛋的鸡”。一旦在一定时期内并购不能如双汇所愿带来相应的投资收益,那么双汇的财务状况将面临严峻考验,甚至不能完全排除爆发企业生存危机的可能。

    3、并购后的企业整合风险

    整合风险虽然是企业并购研究过程中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它确实是双汇并购史密斯菲尔德后不可回避的问题:首先,一家不到 20 年历史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收购拥有 70 多年历史的最发达国家的“业内世界第一”,其中的企业文化的巨大差异,可谓不言自明;其次,双汇国际曾做出了不裁员、维持管理层现状等诸多承诺,如何做到增效不减员,已经是并购方的一大难题,继而还要应对当地工会组织、应对史密斯菲尔德 4.6 万雇员的权益要求,显然更将是双汇国际不得不面对的考验与挑战;再次,也最重要的是,双方企业如何按照协议相互协助,在市场进入、技术获取等方面真正地做到各取所需、你情我愿,笔者认为,这可能需要一个磕磕碰碰的磨合过程。

    总之,伴随着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企业间的分分合合将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正常现象。我们衷心希望类似双汇国际对史密斯菲尔德这样的并购活动能够获得持续成功,实现理想中的双赢。

 

 

 

对中国经济需要有强烈危机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 钟伟

2013-06-15

    尽管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尽管人们普遍意识到过去那种年均10%的高速增长期不可持续,但至今人们情绪仍乐观,似乎未来维持7.5%的增长,以及收入倍增都能够实现。我倾向认为,对中国经济应有更强烈的危机感,从中长期看,7.5%的增长目标恐不现实,到2020居民实际收入倍增计划也希望渺茫。中国经济转型仍有相当大的斡旋时空,但若无实质改革,则延误为一场危机式深度调整的可能性也存在。

    第一,增长质量。过去5年中国宏观政策乏善可陈,增长质量严峻。尽管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有改善,资本形成也尚可,但全要素生产率几无提高,显示了增长的强烈粗放性。中国人口占全球18%,产出和贸易占全球10%,但所消耗的石油、煤炭、钢铁、农药、化肥的全球占比远高于此。人类有工业和城市文明以来,目前人均GDP1万美元以上,享受到文明生活的人口,包括欧美日加俄罗斯、巴西等,总人口约12亿。若中国在2020年超越人均GDP1万美元,则称中国经济发展为奇迹并不过分,中国使享受到现代文明生活的人口翻番。但如若中国增长质量无法有效显著改善,则未来对其自身和全球都构成挑战。

    第二,财政困境。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几乎都和财政困难有关。甚至改革开放也不例外。中国上一次财税改革需追溯到1994年,构建了粗略但不完整的财政联邦制框架。此后地方财政陷入困境,由于政绩冲击和地方竞争,地方财政在1994-2002期间拖累银行,在2003-2010依赖土地,此后至今青睐平台融资。自营改增之后,地方政府已丧失所有主体税种,这在大国治理中是极其罕见的。

    目前的地方债务,银行贷款约9.3万亿,影子银行系统融资可能在6-9万亿之间,债务余额大约15-18万亿。2012年底,地方税费收入6.1万亿,其中税和土地出让收益各半,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已丧失偿债能力,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基层政府财政困难越严重。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并不小,2012年约有4万亿,但其中1/3是相对透明的,2/3是欠缺透明度的专项转移。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比较充裕,但低流动性低收益的资产,能否有效抵御高成本负债,值得怀疑。如果中央和地方、官和僚之间的激励约束不顺畅,新一轮改革就难以启航。

    第三,囯进民退。相当多的研究显示,过去10年,国有企业一直在加杠杆,而民营企业在逐步去杠杆。粗略估计,目前央企国有资产约47万亿,2012年实现利润1.2万亿,税收1.9万亿。此外,地方国企的规模和央企大体相当,一些富裕省的地方国有资产超过2万亿。或者说,目前国有企业总资产近百万亿,负债率估计在80%-83%之间,已超过了国企三年脱困期间的杠杆水平。国有金融资产的规模与此相当,杠杆率更高。依赖行业竞争优势,依赖资金等要素获取优势,国进民退不断上演,产能呈整体过剩,过剩行业不仅仅涉及钢铁、煤炭、水泥、化工、有色等传统领域,也涉及到光伏、装备制造业、造船等新兴领域。这不同于90年代末期,家电、纺织、印染等产能的结构性过剩,目前问题更为严峻。结构转型很大程度上就是国有企业去产能、释放其占用的要素资源、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过程,也是优化市场竞争秩序。20世纪90年代末期,艰难的国企脱困和职工下岗潮,曾引发普遍的争议和讨论,如今持续10年的囯进民退波澜不惊,折射出20年来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反思并不深入。

    第四,房产泡沫。目前中国尚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化率略高于50%,人口总量仍略有增长,似乎不具备楼市泡沫的总体条件。但如果谨慎地观察,货币化、城市化和人口迁徙的最高潮已经过去。就货币化而言,过去10年,M2余额增长约5倍,未来增长将逐步放缓。从2010年开始,房地产的销售面积已进入个位数增长。假定未来商品房施工和销售面积年均增长6%。那么到2020年,需完成商品住宅的销售逾1亿套,2020年当年房屋施工面积可能超过80亿平米。如果考虑到保障房和非住宅建设,问题更严重。中国房地产行业已进入供求大致平衡,三四线供应过剩,仅在京沪等一线城市核心区仍有供求矛盾的阶段。

    房产泡沫将全方位冲击中国经济,例如对地方财政的冲击,很难想象地方政府失去接近3万亿的土地出让金之后,收支如何再平衡?例如,目前银行系统涉及房地产的贷款余额约为13万亿,通过信托等房地产相关融资余额可能为4-5万亿,很难想象房产泡沫不冲击金融稳定。

    第五,金融风险。经济增长下行和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弱化,自然带来金融风险。结构转型的痛苦意味着银行体系要维持在2%以下的不良率不太现实。我们大致可以将金融资产去向归结为四块,一是地方债务,余额15-18万亿;二是房地产,银行信贷约13万亿,银子银行系统的涉及房地产融资大约4-5万亿,加总也有近18万亿;三是制造业,银行业对制造业的贷款占比超过25%,因此制造业的金融债务至少在20万亿以上;四是基建和居民户,金融债务不会低于制造业,且融资期限更长。从银行系统看,目前中长期贷款的占比仍然超过52%。和地方债务、房地产、基建融资相比,制造业埋伏的金融风险更迫在眉睫。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持续下行没有趋势性扭转。未来中国经济若能处于6%-8%的增长平台已非常难得。和上一轮国企攻坚战不同的是,这次去产能带来的冲击更持久,去产能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不太可能在3年内完成,在此进程中也不太可能有广泛的失业下岗浪潮,也不太可能导致银行不良率上升到1998-2003年间25%那样的极其危险的水平,但不良率升至4%-10%的温和水平,相应的不良余额约为3-7万亿,和目前的不足2万亿的拨准余额以及每年1万多亿的利润相比,中国的银行业和金融体系需要做好迎战艰难岁月的准备,银行业整体维持两位数利润增长的时代已终结。

    第六,社保医疗羸弱。这将挑战民众观点和政府财力。中国从1999年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接近2亿,倒2020年可能达到2.5亿人。这将考验中国的基本养老和医疗体系。对养老金的缺口,说目前尚有约2万亿结余的有之,说养老个人账户空账逾2万亿的有之,说目前已有18万亿缺口的有之。这本身就反映出中国养老体系碎片化,缺口定义和计量不一的问题。一是中国民众过于依赖基本养老,通过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等其他支柱的补充养老严重不足,必然导致基本养老独木难支,历史欠债长期未补。二是中国的公职人员、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体制条块割裂,不同省份的劳务输出和输入特性则加剧了碎片化和差异化的现状。三是替代率逐步下降和缴费率名实不符。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前者现收现支,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后者封闭积累,原则上不调剂借用。目前替代率很快将低于50%,缴费率也仅15%,和28%的名义值差异很大。三是公职人员养老空账、个人账户空账严重,难以做实。城镇职工社平工资和实际收入差异也大。四是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体系建设需要巨额财政投入,五是基本养老保险的可携带性差,抗通胀能力弱。养老保险不能足额账随人迁,省级社保基金的收益率很少跑赢通胀。凡此种种,问题遍地。如果不是财政每年拿出GDP的0.5%补贴社保,目前社保就不会有结余而是缺口。即便如此,未来3年流量缺口可能出现,2035-2050年间存量缺口可能达到GDP的50%。

    至于中国医疗保障问题,如何将其描述清楚都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更遑论如何解决之。目前普遍的共识是,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的财政投入,最终可能比社保体系的投入还要庞大和复杂。

    除了以上六大问题之外,在收入分配领域,在区域管理等多方面都存在基本重度的缺失。哪怕按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基尼系数,中国也持续是全球收入分配最为失衡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蛋糕难以在政府、企业和住户部门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生态环保等需要跨省的区域管理,则举步维艰,有人戏称,省与省之间的政策协调,难度超过了国与国之间。

    这些经济体制问题都不是最为令人不安的,经济体制问题存在着却无实质性改善或改革,才最令人不安。改革开放30年,中国尚未完成社会、政治和经济三重转型,中国经济体制恐怕尚处于大厦未成阶段,而不是处于大成之后的修修补补阶段。经济的下半身已经走得比较远,社会政治的上半身能否跟上?如果上半身不能加速向前,那么下半身就将被迫回缩,否则就将跌倒。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我们需要有更浓重和强烈的危机感。

 

 

一场足以引发历史巨变的危机悄悄降临

袁剑

2013年06月20日

    水正在不断升温,而青蛙仍在一如往昔地游弋。这是一场静悄悄的危机,但却是一场足以引发历史巨变的危机。在社会融资总额不断创出历史纪录时,GDP增速则一路下滑。

  金融危机之后的5年,虽然不断微调和变换政策基调,但中国经济其实一直在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加杠杆。其时间之长,幅度之大,经济史上罕有其匹。

  当前的经济局势,让我想起在2011年年初,我给《大拐点》一书作结的结语。我曾经这样写道:“后面的故事,将重复2007年至2008年或者1997年的那一幕。种种证据都显示,这一次的主角是中国。”前者说的是那个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的美国次贷危机,后者说的则是新一代人几乎毫无记忆的亚洲金融危机。这是一段多少有些隐晦的暗喻。我的意思是说,中国将可能是下一次全球重大危机的震中。不幸的是,这个在当时可能被绝大多数人视为天方夜谭的悲观揣测,却在以清晰的方式步步展开成一段当代史。

  信贷刺激不是神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推出了超大规模、超强力度的货币及财政刺激。中国经济迅速触底反弹。其反弹速度之快,反弹力度之大,不仅捍卫了中国的经济神话,更引得一众理论家开始煞有介事探讨起所谓中国模式。

  他们似乎急切而且非常诚恳地想探寻:在这个似乎永不落幕的经济增长神话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制度与文化密码。然而,所谓的中国模式热,注定只能是一次短暂的思想喧嚣。因为激发这个理论想象的中国经济神话,注定要和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经济神话一样,必须服从这个星球一些最基本的自然法则,必然受制于地球引力的作用。果然,在政府逐渐减少刺激剂量之后(注意:中国仅仅是减少刺激剂量,还远远谈不上退出),中国经济开始迅速回落。2012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的回落速度似乎远远超出了政府的心理底线。于是,中国的宏观管理者开始频频在各地视察,并提出了“稳增长”政策。

  从“保增长”到“稳增长”,一字之差,固然体现了当局对刺激政策愈发克制和谨慎,但管理者的无奈也同样昭然若揭。他们只能重新祭出传统的货币及信贷刺激政策——这个神器在过去几乎百发百中。

  中央政府既然有“稳增长”之意,地方政府、央企等形形色色求“钱”若渴的企业及冒险家们自然如获至宝。在经济管理当局的默许下(虽然没有直接鼓励),巨量新增信贷及负债通过各类影子银行(行情 专区)的所谓创新被创造出来。其结果是:中国的货币存量迅速达到百万亿之谱。而M2/GDP达200%,几乎创下全球最高纪录。

  在经过大半年的稳增长努力之后,中国经济在2012年四季度终于在一个明显的下降通道中止跌回稳。而中国股市也在跌破2000点之后开始迅速反弹。在中国经济止跌回稳的背后,则是中国货币存量突破历史纪录以及各类经济主体的负债率以危险的速度迅速攀升。但无论如何,经济止跌回稳,似乎暗示了中国经济管理者仍然牢牢控制着局面,而传统的信贷货币刺激仍然有效地发挥作用。当此时,头脑简单的周期论者一片欢呼雀跃: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已经启航。然而,中国经济止跌企稳的幻象仅仅持续一个季度,让人大跌眼镜的2013年一季度的数据便给了这些周期论者当头一棒。

  中国2013年一季度的GDP增速只有7.7%,大幅低于市场一致预期的8%,也大幅低于2012年四季度的7.9%。有人计算,按照这个趋势,中国全年的经济增长很有可能跌入6%甚至更低的区间之内。这实际上是表明,去年通过影子银行等各种工具所释放出来的新增信贷及货币,对中国经济的刺激效果仅仅维持了一个季度不到。而刺激效果之疲弱,也与政府往日呼风唤雨的历史形成鲜明对比。

   在人们的印象中,只要中国政府愿意,经济的高速增长总是能够手到擒来。这一次,主事者似乎有些力有不逮。虽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表示,经济增速下降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但这个话恐怕最多说对了一半。实际上,早在几年之前,眼见中国的货币越发越多,杠杆越加越重,我们就曾推论,货币及信贷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果将会逐渐递减。

  我们甚至不合时宜地揣测:中国正在进入流动性陷阱。所以,中国政府在宏观控制能力上的这个看上去“有些意外”的失准表现其实并不意外。而这个意外,可能正在预示着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时刻的来临。

  外部依赖与成本社会化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我反复强调并在不同场合不断提及的一个观点是:所谓美国的次贷危机远远不止是美国的危机,而是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危机。它不是一个周期性危机,而是一个系统性危机。作为这个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以及其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依赖并依附于这个体系,因而它们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深刻受制于这个体系的巨变。

  必须在此重复的是:中国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表现,与全球体系的最后也是最强劲的一次扩张互为激荡,互为因果。换言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基于所谓中国经济独特表现(其实并不独特)之上的中国模式,不过是思想上的一种幼稚错觉。在同样的意义上,一度甚嚣尘上的所谓“脱钩论”,也仅仅是一个听上去有些诱惑的修辞而已。

  在助推中国经济奇迹的全球市场发生裂变的情况下(这个裂变和重构的历史进程还在不断演进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已然天翻地覆,用任何周期性甚至仅仅是出于某种信仰的传统方法论来理解未来的中国经济,恐怕都注定是刻舟求剑。

  对于目前中国经济的萎顿,不少论者似乎在1990年代末期找到了它的历史镜像。他们甚至找出了当时的诸多经济指标加以类比,以说明自己的观点。但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1990年代末期走出困境,并将中国经济奇迹推至巅峰,除了一系列内部的条件所塑造的“竞低”竞争力之外(比如农业人口迁徙带来的低劳动力价格,地方政府竞争形成的要素低成本、低环保成本等等),全球市场体系的大规模扩张是其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这就是说,没有外部市场的大范围扩张,中国1990年代之前所形成的所谓低成本竞争优势,是根本无法发挥作用的。

  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从逻辑上说,中国是否能够如1990年代末期一样走出困境,就取决于:中国是否还有1990年代末期那样的外部环境机遇,以及中国从前的低成本竞争条件是否能够继续发挥作用。然而,正如我一直强调的那样,在2008年之后,作为新世纪(行情 股吧 买卖点)中国经济增长必要条件的全球体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不再具有1990年代末期那样的历史际遇。

  5年之前,当我提出这种论证的时候,很少有人相信这会是一种真实的历史情境。一批天天在媒体上鼓噪的“大师们”铁口直断,全球经济很快就会按照他们的周期性想象迅速恢复。然而,想象毕竟是想象,5年过去之后,全球经济不仅没有按照他们的直线思维恢复,反而愈发深陷泥淖,高危症状频发;而曾经作为中国高速增长引擎的外部需求,不仅没有如期高涨,反而疲弱得超出所有人想象。

  我愿意再一次提醒大家,二战之后形成的全球体系仍然处于一种随时可能爆发重大危机的裂变状态,最危险的时候可能还远远没有到来。如果你是一位金融市场的密切参与者,我想你一定会对这种可能的动荡深有体会。显然,中国经济重现1990年代末期之后辉煌时刻的外部条件已经骤然消失。

  尽管还有相当多的人固执地相信,本世纪初全球体系的历史性繁荣将会很快重现,但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条件,可能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可能面临的最好的外部条件。如果在这样一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都疲态尽显,那么可以想象在外部更加糟糕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可能处境。

  在我看来,中国在1990年代末期走出短暂困境进而急速狂奔的经济增长,在中国的思想界及理论界留下了深远的负面遗产。它让很多人误以为,中国真的具有某种坚实的制度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持久竞争力。事实上,这种制度竞争力既不坚实,更不持久。相反,在带来巨大的经济扩张之后,一直蛰伏着积累着的重大负面后果却在不断显现。迄于今,这种所谓制度竞争力不仅已经无法继续推动经济强劲增长,反而在不断制造社会问题。

  我曾经以“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这样一个概念来解释中国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经济增长。意思是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通过将成本从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强制性剥离出去,并分散、隐匿于整个社会之中而达到的。但最后,必然要出现的社会反向运动将会抵制、反抗这种成本的转嫁,并最终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将这种成本重新放回政府及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并使得政府与企业在当初获得的看上去无可匹敌的竞争力一夜流失。当下我们看到的政府与企业不断高企的成本上升,实际上正内置于这一历史进程。

   加杠杆后的债务困局

  在内部制度动力以及外部市场环境同时消失的情况下,要想维持中国经济奇迹的玫瑰颜色,就只有加杠杆一途了。金融危机之后,在全球微观主体普遍去杠杆的同时,中国却在政府、企业、个人三个方面同时进行了大规模、高幅度的加杠杆操作。

  金融危机之后的5年,虽然不断微调和变换政策基调,但中国经济其实一直在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加杠杆。其时间之长,幅度之大,经济史上罕有其匹。其结果是:2009~2012年间中国的新增债务规模达到GDP的110%,债务总规模/GDP达205%。而在2013年一季度,中国的信用增长甚至达到了令人咋舌的58%。债务增长幅度而不是债务的整体规模从来就是金融危机的一个先行指标。正是在债务增长的幅度这个意义上,中国可能正在面临一个转折时刻。以至于有人将这种匪夷所思的疯狂干脆描述为“中国债瘾”。

  许多人批评中国的经济管理者所推动的债务扩张政策,但坦率说,我对此抱有深刻的同情。如果一个体制的合法性要几乎完全依赖于经济增长,维持经济增长基本上就是这个体制全部要做的工作。

  一般而言,在潜在经济增长和投资回报率允许的情况下,增加负债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也可以提升企业盈利,但是,在潜在经济增长持续疲软,企业投资回报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增加甚至是疯狂地增加债务恐怕就只能是一剂毒药了。说得更清楚一点,这种情况下的债务扩张不过是在加强债务危机的烈度和规模。非常不幸,有不少研究表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最近几年一直在迅速而持续地下滑。

  或许正是看到这一点,新任总理李克强最近坦承:“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刺激空间已不大。”若干年前,在评论中国大幅度的信贷扩张的时候,我曾经说道:政府赢得了时间,却失去了空间。不过,情况恐怕比一些正在流传的判断更为严峻。在我看来,债务危机不是即将,而是已经并且一直在发生。

  从个人层面四处蔓延的高利贷崩盘,到企业层面钢贸、铜贸危机,再到地方政府平台大规模的贷款展期,中国经济普遍的债务违约几乎一直都在持续。这难道不是标准的债务危机吗?只不过这种债务违约通过传统的行政手段还被隔离在一定地方一定行业的范围之内,暂时没有形成恐慌性的传染而已。然而,当债务规模足够大的时候,这种传统的隔离方式恐怕就很难阻挡债务危机的蔓延了。

  1990年代末期至今的中国经验似乎表明,只要经济可以持续高速增长,所有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这种高速增长轻松化解的。在这一段经验中,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大规模下岗失业消失了,被视为世纪难题几乎完全绝望的国企问题被治愈了,甚至银行的巨额坏账也奇迹般地化解了。不仅如此,它们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企业,最大的银行。

  袁剑,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曾任教于南京理工大学,后历任《价值》杂志主笔、《董事会》杂志主编。现为独立评论人。
 

 

 

 

发件人:suzhaochun 收件人:仲大军 时 间:2013年07月01日 06:25 (星期一)附 件:1个(正确认识金融风险.doc ) 查看附件

    大军网编者按:此文作者对有些事情还没悟透,应好好看看本期文集中余云辉 的文章《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正确认识金融风险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苏兆春

    摘要:自从市场制度确立以来,人类每进步一次都会把之前创造的财富多、金钱多全部消灭来保持价值球模型旋转均衡,然后再进步再消灭之前全部的财富多、金钱多,经历上百年的时间。到了二十世纪初干脆发动二次世界大战来消灭财富多、金钱多现象。目前,人类又面临财富多、金钱多等现象,这些财富、金钱肯定要消灭来保持价值球模型旋转均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化解金融风险的最佳选择,因为有两个好处,第一不死人,第二有利和谐世界的建设。

    金融风险比社会革命、战争、恐怖、原子弹等更加厉害严重,社会革命、战争、恐怖、原子弹等最终目的是要消灭财富,使财富腐烂了。譬如,社会革命在几年时间内上千万人推翻一个政权,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肯定你死我活,不择手段,把所有的财富全部用上来消灭对方,结果是所有的财富全部腐烂了,上千万的人死亡。所有这些都是要金融来支持了,离开了金融什么事情都干不了,搞社会革命、战争、恐怖、原子弹等根本不可能的发生了。

    自从200多年前西方国家进入市场经济制度才出现了金融风险,在这以前是不存在金融风险的,因为是封建社会天下都是皇帝一个所有,不允许商品买卖。在我们的邻国朝鲜也不存在金融风险,因为天下为一个人所有,没有商品买卖。金融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目前人们对金融风险理解还不足,传统的观点是金钱只能够增加越来越多,不能减少。例如今年100万,明年200万……,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所以说要正确认识金融风险。

一、 价值球模型

    这是一个价值球模型,地球上所有的人全部都由这个模型球来安排的,所有的人时刻离不开金钱,买什么东西都需要金钱的。皇帝把天下的金钱当成为自己的,最有金钱,而老百姓呢越来越穷了,叫天下人放弃利益,而皇帝自己养的最胖。这个价值球模型四个方向有四个不同的价值,分别是最大价值、腐烂价值、剩余价值、经济价值,这个模型的核心——金钱,不同的价值代表着不同的金钱。譬如说剩余价值,10件商品,卖出6件商品,还有4件商品卖不出去腐烂了,这6件商品就代表着剩余价值了。

    经济学大师茅于轼老师为这个价值模型核心——金钱,留言:金钱无往而不胜。----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就钱的特性而言,我有几点与众不同的看法.

    钱之所以能够流通无阻,是因为人人都愿意接收它.接收的原因是下一个人也会同意接收它.所以钱能够流通,而且能够测量价值的原因是它可以购买一切商品.因此货币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相连接.只有在一般均衡状态下钱能够流通无阻,能够测量价值.如果有一些商品购买时要出示其他证件,钱就失去了度量价值的功能.也正因为如此,WTO区分成员国为市场经济国家和非市场经济国家.前者钱可以测量价值,因而享受正常贸易的条件;后者钱不能流通无阻,不能享受正常贸易的条件.可以用反倾销条款起诉它.

    由于钱的无往而不胜,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资源可以拿钱买到,何必打仗死人.美国打伊拉克,有人以为是为了石油资源.完全错了.日本人侵略中国起初也是为了资源,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以来,日本不用打仗,变成了经济强国.

    这个价值球模型的内在联系:

    正价值=负价值
    正价值=剩余价值+经济价值
    其中:经济价值=剩余价值1+剩余价值2(由腐烂价值转化而来)+……
    负价值=腐烂价值1+腐烂价值2+……

二、 价值球模型旋转均衡

    价值球模型时刻都在旋转,有运动规律,只要有人类活动,有买卖交换就会出现旋转。不过,它会向两个方向进行旋转,一是顺时针旋转;二是逆时针旋转。控制价值球模型速度是由正价值和负价值来进行的,如果让这个球顺时针速度快一点,就必须正价值大于负价值,如果让这个球逆时针快一点,就必须要负价值大于正价值。但是,不管价值球模型顺时针旋转还是逆时针旋转都会要人类的命,对人类的危害极大。

    首先说价值球模型逆时针,会要人类的命。自从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剩余产品,当时的氏族领导就把剩余产品用于交换买卖,做买卖会有多余的好处的,例如100元的剩余产品通过买卖以后就变成150元,比原来多50元,这所有这一切好处全部归当时的氏族领导所有,用张维迎教授的话,这是“强盗逻辑”,这样的话,原始社会就灭亡了。

    当这些领导把天下的人的财富当成为自己的,肯定不允许市场买卖,不市场流通,这样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天下人越来越穷,因为所有的财富全部腐烂了,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了。譬如说,苹果、香蕉等商品不能及时卖出去,时间长了肯定要腐烂,财富也只有交换才能有意义。天下的人苦不到金钱了,也只能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在中国历史上有20次人口大屠杀,每一次的人口大屠杀都人口过半,非常惨烈,民不聊生。大屠杀还振振有辞,有科学道理,来说明其正确性,清代文人记载说,张献忠为证明他杀人有理,在全川各地立了许多“圣谕碑”,就是张的语录碑,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所以又被称为“七杀碑”。2700年间中国人自残自孽、仅有的200年瑞祥日子,即文景、光武、贞观、开元,恰恰都是当政者喜好黄帝老子之说、遵行无为之治。

    其次,当价值球模型顺时针旋转时,也会要人类的命,比逆时针旋转还要多啊!自从200多年前市场制度的确立以后,财富迅速增加了。张维迎教授专门写一篇文章《市场逻辑引起世界巨变》,张维迎表示人类在过去两百年、中国在过去三十年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得益于“市场的逻辑”。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800年,技术进步率仅为0.05%,而过去两百年大约为1 .5%,过去两百年的进步是过去1800年的三十倍。

    财富增加了,人们的日子好过了,是因为有了交换买卖的结果。同时在个过程中也产生经济危机。人类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是发生在1857年的美国,美国的银行、金融公司和工业企业大量倒闭。仅1857年一年,就有近5000家企业破产。粮食生产过剩,粮价和粮食出口下降,加上英国工业品的剧烈竞争,促使了美国经济危机的加深。反过来,英国的经济发展也受到美国危机的打击。由英国向之提供资金的美国银行、铁路、商业公司纷纷破产,也使英国的投资者持有的有价证券急剧贬值。1857年秋季,美国还爆发了货币危机,整个银行系统瘫痪了,美国的货币危机在10月中旬达到了顶点,当时纽约63家银行中有62家停止了支付,贴现率竟然超过了60%。

    这样的经济危机以后每各几年就会发生一次,而且时间越来越多,每次经济危机来临时都会银行、企业商业等纷纷破产,有价证券急剧贬值,会把以前一切的财富全部腐烂了,然后再慢慢地恢复,再进行生产,再经济危机,再把以前的生产的一切财富全部腐烂…… 到了20世纪初,干脆发动世界大战来消灭财富,因为以前用经济危机的方式来消灭财富很慢了,不能满足社会生产的需要。到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死的人几亿人,消灭的财富几十亿美元。

    这样看来,价值球模型逆时针旋转,对人类没有任何好处,价值球模型顺时针旋转也没有好处。唯一的最理想对人类有好处的是保持价值球模型均衡,即正价值和负价值大体相等。

三、 金融危机的本质是金钱多、财富多

    在上中学时数学老师教我,当有一个正数时,必然要有一个负数相对应,两者是相等的关系。譬如一个正数为+100,必然会出现一个负数为—100,这里有一个等式:

    正数=负数=±100

    中学物理老师教我,当有一个正作用力时,必然有反作用力相对应。譬如,正作用力为+100千克,必然有一个反作用—100千克,这里有一个等式:

    正作用=反作用=±100千克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人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当有一个正价值为+100元时,必然会有一个负价值—100元相对应,这里有一个等式:

    正价值=负价值=±100元

    这是什么含义呢?当人们赚了+100元时,就必须要消灭—100元,这个观点地球上的人是不能接受的。前面已经讲了,当价值球模型逆时针旋转,顺时针旋转时都会发生上亿人死亡,这个教训太深刻了。经济学家仲大军说:“特别是中国,前些年由于穷,物质匮乏,所以拼命追求正价值。但发展下来才看到,三十年的努力,创造了很多负价值,多给人做嫁衣裳了。”

    目前,全球经济规模已经达到50万亿美元左右,这说明当有一个50万亿美元正价值,必然会有一个负价值—50万亿美元相对应,这里有一个等式:

    正价值=负价值=±50万亿美元

    现在,人们只对50万亿美元高兴,而要消灭这—50万亿美元反感,这是问题的本质。我们的金融风险就在这里,金钱多、财富多怎么办的问题了。

四、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化解金融风险的最佳选择

    过去几百年时间,财富多、金钱多怎么办呢?主要有两个办法,一是银行、金融公司、企业倒闭,股票急跌等来消灭财富多、金钱多等现象;二是发动二次世界大战来消灭财富多、金钱多等现象。虽然这两个办法可以使价值球模型保持旋转均衡,但是都是被动消极地消灭财富多、金钱多等现象,有点不可预测性,人们心理没有底,什么时间开始,什么时间结束没有任何的把握。很显然,当今的人肯定不能接受这两个办法来消灭财富多、金钱多等现象。

    目前,人类又面临十字路口,面临财富多、金钱多的选择,有三个办法可供选择:第一、经济危机的办法;第二、发达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如果让全世界的人投票表决的话,肯定选择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因为这个政策有两个好处,一是不死人,二是有利于和谐世界。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遭到世界各国政要的反对,、国际金融论坛主席成思危一针见血,表达了他的担忧和谴责。他说,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将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认为,美国为了缓解本国的压力,对全世界输入通胀,将导致热钱流入一些国家,给这些国家带来升值压力。国际金融论坛常务副理事长戴相龙表示,美元既是美国的本币,又是全球的储币。“美国并没有找到正确的路子,‘发票子’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说,“美国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问题,因为美国是全球经济的‘老大’。” 周小川表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对于美国国内而言可能是一种优化选择,但从其全球角色来说,不一定是一个优化选择,也许会产生其他副作用。中国可采取总量对冲的措施,应对入境“热钱”,不会任其泛滥到实体经济中去。等等。

    美国智库学者布热津斯基,6月28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布热津斯基指出,当前全球正面临秩序丧失的威胁,这种威胁产生的基础有可能是民族主义、宗教冲突,以及历史上的积怨仇恨等。如果我们人类选择经济危机的办法和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办法来消灭财富多、金钱多的现象,我们人类真正要消灭了。布热津斯基表示,在过去,超级大国可以开发毁灭全人类的终极武器,从而形成全球霸权。当我还在白宫工作的时候,我还记得,美苏之间差点就爆发这种毁灭性的战争。如果这种毁灭性的战争真的发生,那么我想,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小时,全球至少要有8500万人丧生。尽管美苏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方面处在敌对状态,但当时两国都意识到战争所带来的不可承受的灾难,所以也都谨慎处理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避免走向战争。

 




 

发件人:陈申申<chensssh@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 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7月01日 07:06 (星期一)附 件:1个(中美会计制度异同论.doc ) 查看附件 中美会计制度异同论

中美会计制度异同论

陈申申

 2013年6月28日

    在我写出了“中美会计经验谈”以后,有好友建议我把中国和美国的会计制度的异同做一个简要的归纳。我遵循这个建议,写出了下面的“中美会计制度异同论”。

    会计原则和首要的工作目标

    中国和美国的会计都采用复式簿计的会计原则。在同样的原则下,做法大不相同,就象同样的音响设备可以演奏出完全不一样的音乐。中国的会计首先是为政府的税收政策服务的,只需要记录和解释与政府税收有关的收入和支出。美国的会计首先是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服务的,必须要记录和解释与企业经营管理有关的全部收入和支出。

    中国的会计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完成政府规定的帐目。美国会计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完成企业经营管理所需要的帐目。中国的会计账册中不记录每一笔费用支出的内容和谁在支出。美国的会计账册中必须记录每一笔费用支出的内容和谁在支出。

    中国的会计为了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必须做出另外一套和为政府报税做的不一样的会计数据,甚至需要为每一种目的做一套数据。美国的会计为企业经营管理和给政府报税都用同一套会计数据。

    做账凭证

    中国会计采用政府印制的不能反映交易内容的假发票做假帐。美国会计采用企业印制的可以反映交易内容的真发票做真账。

    中国会计用会计人员制做的记账凭证入账,费用支出不记录谁在用钱,做糊涂账。美国会计用原始凭证入账,每笔费用支出都要记录谁在用钱,做明白账。中国的会计记账不是按照实际发生的情况,有一笔就记一笔。美国的会计记账完全按照实际发生的情况,有一笔就记一笔。中国的会计按照政府的规定操作,只可能做假账。美国的会计遵循法律和会计惯例操作,必须要做真账。

    会计语汇和会计报表

    中国账本栏目中常用的会计语汇,“借方”,“贷方”,让人云里雾里,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日常用语。美国账本栏目中常用的会计语汇“收入”,“支出”,“增加”,“减少”,简单朴实,都是来自日常用语。中国的会计记账和帐目核查,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只有很少数人掌握。美国的会计记账和帐目核查,是平常的生活技能,普通非专业人员人都会。

    中国有政府规定的完全一样的企业会计报表格式。美国没有政府规定的完全一样的企业会计报表格式。中国的各行各业都使用同样的会计报表格式,就像让高矮胖瘦不同的人都穿同样尺寸的衣服,对谁都不合身,很难反映实际情况。美国的各行各业都有自己不同格式的会计报表,就像让每个人都能穿上合身的衣服,来如实和贴切的反映实际情况。

    在中国,会计报表是做给设计者的上级看的。在美国,会计报表是做给企业业主和各个有关的政府部门看的。中国的会计报表的内容,需要反映领导的愿望,领导叫怎么做就怎么做。美国的会计报表的内容,需要反映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就做成什么样。中国的会计做假账从来不会让党政领导丢官。美国的会计做真账为的是不让企业老板破产。

    在中国,会计报表是做给少数人看的。在美国,会计报表是做给多数人看的。在中国,读懂会计报表很艰难。在美国,读懂会计报表很容易。在中国,能读懂会计报表的老板和政府部门负责人很少。在美国,不能读懂会计报表的老板和政府部门负责人很少。 在中国,把生活常识专业化,神秘化。在美国,把专业知识生活化,普及化。中国的会计是在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美国的会计是在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会计数据

    中国的会计必须做几套数据。美国的会计只需要做一套数据。中国的会计不可能通过电脑检索出形成报表数据的实际支出中是谁在用钱,用钱做了什么。美国的会计完全可以做到。中国的会计要做好几套数据,自己也不知道那一套账是真的。美国的会计只做一套数据,力求真实。中国的不同的会计报表来自不同的会计数据,会计报表内容相互矛盾。美国的不同的会计报表来自同一套数据,会计报表内容相互印证。中国的会计不被信任。政府部门负责人和企业老板心里都有一本小账,不找会计核对,有时还不可告人。美国的会计受到信任。人们有疑问就找会计,让会计核对,公之于众。

    会计和税收

    中国和美国的会计都要为政府的税收服务。可是,政府税收对于会计的影响却大不一样。中国查税很困难。美国查税很容易。中国的会计制度为政府税收而建立,却不能为政府提供公平税收的依据,稳定税基。政府不依法征税,而总是乱摊派。美国的会计为企业经营管理而建立,却能够为政府提供公平税收的依据,稳定税基。政府乱摊派是违法行为。

    中国的会计是为了给政府找到摊派的借口,帮助政府完成税收任务。美国的会计可以给政府提供收税的依据,既帮助政府征收所得税,也帮助政府退还所得税。中国的会计报表不能对政府税收提供如实和贴切的解释,美国的会计报表必须对政府税收提供如实和贴切的解释。

    中国不会因为会计报表的结论而退还所得税。美国会因为会计报表的结论而退还所得税。中国提高会计技术对化解政府和企业的矛盾没有实用价值。美国提高会计技术对化解政府和企业矛盾有关键作用。

    会计和预算

    中国的会计没有能力支持严格的预算管理,让预算管理成为空话。美国的会计有能力支持预算管理,让严格的预算管理变成现实。中国的会计根据负责人的决定来支付费用,美国的会计根据预算来支付费用。中国的会计人员不可能制止超过预算的支出,美国的会计人员必须制止超过预算的支出。中国的会计的任务是执行上级朝令夕改的指令,美国的会计的任务是落实明文规定的预算方案。中国的会计没有系统的观察和跟踪预算的能力。美国的会计有系统观察和跟踪预算的能力。

    查账审核

    中国查账很难。美国查账很容易。中国查账不把银行对账单作为最重要的依据。美国查账把银行对账单作为最重要的依据。
中国查账不要求对银行对账单上的每一笔收支作出解释。美国查账首先要求对银行对账单上的每一笔收支作出解释。

    中国的会计不能在电脑上通过账册记录来检索到实际发生的每一笔收支。美国的会计完全可以在电脑上通过账册记录来检索到实际发生的每一笔收支。中国查账要组织庞大队伍,从原始单证开始查起,上门查账费时以数日数周来计算。美国查账只要一两个人,从帐目的逻辑关系入手,电脑自动核对,上门查账费时半个小时即可。

    中国只对领导圈定的单位查账,事先常常已经认定有问题,查账就是为了证明领导的判断是正确的。美国经常对于随机抽取的单位查账,不会事先就认定有问题。中国查账是政治任务。美国查账是日常工作。中国查账难,让做坏人,做坏事代价很低,无所顾忌。美国查账容易,让做好人,做好事得到鼓励。

    会计和社会信任

    中国政府的行政部门按照自己规定的格式和内容做出会计报表,只有政府行政部门自己能读懂,其他人谁也读不懂。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按照立法部门的要求做出会计报表,报表的内容一般人都能懂。中国的会计报表常常不可信,可是不允许各方面质疑。美国的会计报表基本可信,却总是受到各方面质疑。中国的会计报表很难读懂,因此很难质疑。美国的会计报表很容易读懂,因此很容易质疑。中国的会计账目和记账方法不能经常受到质疑,也不会因为质疑而改正。美国的会计账目和记账方法经常受到质疑,也会因为质疑而改正。中国的会计不欢迎质疑,把质疑看成是挑刺,是诋毁。美国的会计欢迎质疑,把质疑看成是重视,是优化。中国的会计把广泛的质疑看成是对自身社会地位的否定和不信任。美国的会计把广泛的质疑看成自身社会地位重要性的体现,是展现才能的机会。中国的会计账目不可能成为信任的基础。美国的帐目就是信任的基础。

    权力和技术

    中国的会计是一种权力,是“财权”。权力不允许挑战,挑战权力意味着要夺取权力。美国的会计是一种技术,是执行既定的预算和报告实际的财务状况的一种技能。技能永远需要改进。在中国没有真正的预算管理,负责人的意志就是会计工作的准则,会计部门的负责人常常就是财务大权的掌权人。在美国有真正的预算管理,财务大权就是预算的决定权。花钱受到预算制约。会计部门的负责人不是财务大权的掌权人。中国的会计是在行使财政权力。美国的会计只是在执行预算,记录和分析财务状况。

    会计师的社会功能

    中国的会计,学校里学的,政府明文规定的,和工作中要做的大不一样。美国的会计师,在学校里学的,政府明文规定的,就是工作中要做的。中国的会计为政府或者企业工作,都是私家账房。美国的会计师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体现了美国社会的公共服务。中国的会计是企业的雇员,老板叫干啥就干啥。美国的会计师为企业提供社会服务,教导企业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中国的会计要接受政府培训,传达政府的命令。美国的会计师服从法律,沟通政府和企业。中国的会计受雇于企业,听命于政府,经常无所适从。美国的会计师服务企业和政府,敢作敢为。中国的会计是政府和企业,企业和企业各方冲突的参与者,必须有立场。美国的会计师是会计技术的提供者和各方冲突的旁观者,不需要有立场。中国的会计为冲突的各方做战士,冲锋陷阵。美国的会计师为冲突的各方和社会评判提供另一种观察视角和评判标准。

    心理背景

    中国的会计唯上是从。美国的会计实事求是。中国的会计必须承认现在的领导是正确的,至少比自己正确。美国的会计追求真实。真实是一个目标,可望,可争取,而永远不可能达到。中国的会计永远想要证明现在的决策是正确的,制度是完美的。美国的会计永远在说明现在的决策是有局限性的,制度是有缺陷的。中国的会计主要任务是歌功颂德,却总是引导政府和企业误入歧途。美国的会计主要任务是发现问题,总是能为政府和企业在困难中找到出路。

    中国的会计制度反映了政府的好大喜功,自以为是,弄虚作假,自作自受。美国的会计制度反映了美国人的实事求是,人人受益。中国的会计制度支持着人人皆知的官场舞弊。美国的会计制度支持朝野各界监管政府。中国会计制度的复杂困难的原因都是人为的,政府带头,全社会做假,失信于民。美国的会计制度简单容易的原因就是没有人为的困难,力求真实,取信于民。

    最后的结论

    中国已经是高度商业化社会。在商业化的社会里,如果不知道怎样把账算清楚,如果不能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信任,整个社会将失去最起码的秩序,政治稳定就难以维持。中国的会计制度的种种弊端说明,今天的中国还真的就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帐算清楚。这正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乱象丛生,又让官方和民间都无计可施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会计制度要学习美国很容易。只要象美国一样,从老老实实记账开始,不再做假帐,中国就能建立起全新的会计制度。

  
 




发件人:郭园园<mutou0815@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 时 间:2013年06月22日 16:46 (星期六)读者投稿

住房价格为什么这么高

山西潞城市农经局 郭晨野

2013年6月22日

    住房是城乡居民生活的必需品,支出总额几乎占到一生收入的大半,远高于食品、教育和医疗。城镇化又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目前的高房价已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经进城的2.7亿农民工及其家属,购到住房的只占进城总户数的10%至15%,城镇居民也有大量因房价高而无住房。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已是政府必须抓紧解决的一件大事。

一、目前城镇居民的住房情况

    据了解,目前建设住房情况:1991年至2012年我国城镇住宅竣工约1.4至1.7亿套,90年前存量有约0.8亿套。建设小产权房有约0.7亿套,还有大量城中村,城周村居民,农民自建房等,估计总套数在3.5到4亿套之间。现有城镇居民的2.5亿户,户约1.5亿套,按说已能满足住户需求。而目前居民住房情况是:第一,农民工及其家属住房情况,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农民工自购商品房、经济房及两限房的,占进城农民户的13.2%,自己租房的占34%,住集体宿舍的占35.5%,住其他形式的占18.9%。第二,城镇居民还有很多户无房可住,主要有:异地就业者,低收入者,结婚分户者等,估计超2000万户,加上进城农民户,需住房8000万至一亿套。

二、城镇住房存在的问题

    1、房价太贵买不起。据统计全国住房价格平均已达每平方米5500余元,县城也已达每平方米3500元左右。城镇普通职工、普通农民工年总收入一般在3万元左右,除去基本生活费,城镇职工10至20年可购一套住房,农民工20至30年可购一套住房。

    2.无房户太多。现住条件太差。据政府调查,全国有约1.3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中村租房居住,多数户租一间普通民房,费用还高,如:某县城城中村出租一间房屋租金一年1500元左右,电费每度收一元(供电公司可收0.48元),做饭居住于一室,房内无水,冬季无暖。

    3.空房太多。据有关部门调查,有6540万套住房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零。还有大量的商品房,小产权房未出售,估计也有上千万套。大量的投资性、投机性住房不对外出租,造成住房资源浪费。

三、住房价格太高的原因

    据相关统计,住房建筑成本只占房屋销售价格的20至25%,政府收土地出让金占30至40%,政府收各种税费占10至15%,开开发商灰色支出占20至30%,在政府收的土地出让金中,支付拆迁费、征地费占很大比例。

    根据以上数据和我们实际了解到得情况分析,住房价格太贵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权力人拿的太多。按国家规定土地出让要进行争标,实际假争标太多,多数是一二把手说了算,还有建房,预售房涉及多个部门,造成开发商灰色支出过多,推高了房价。

    第二,投资性、投机性、储存性购房过多。1.由于银行存款利息太低,居民余钱没有出路,只有存房。2,权力人得到了大量灰色收入,也选择购房增值。3,一些企业由于企业效益差,或企业关停也购房保值增值。这些购房者多数不出租,是空房。全国估计在8000万至一亿套,由于占领房源太多,推高了房价。

    第三,拆迁费太高。政府拆迁居民的房屋,国家没有统一的规定。由各地自行决定,造成拆迁费太高,被拆迁户得到大量的土地收益,推高了住房价格,如:某县城一农户投资30万元建的一处房屋,最近被拆,换房700多平方米,价值300余万元,其中土地收益270万元。

    第四,开发商用高利贷过多。很多开发商由于资金困难,又贷不到银行款,就用高利贷,一般利息在15至30%,很大程度推高了住房价格。

降低房价的建议

    第一,不限制建房土地指标。因为限制建房占地指标就是限制城镇化步伐。要采取开发商购买农村进城户宅基地开发成耕地为建房用地指标,一方面开发商有了建房用地指标,二方面农民进城户出售宅基地有了一笔进城购房资金,三方面农村宅基地开发面积大,城镇建房开发面积少,不但达到了占补平衡,还增加了大量耕地。

    第三,全面收取房地产税。在城镇每户100平方米。每人25平方米为免住房,第一套放在100平方米左右,第二套住房可为低税住房,条件是必须出租给住房户,每户200平方米以上,人均50平方米以上,实行累进税。最高者为房产市场价的20%。累进税每两年调查一次,可减少大量存房,减少房源浪费。

    第四,清理整顿现有房产。对商品房、经济房、小产权房或其它房,都要进行清理,重新登记。国家要出台一个条例,规定什么人住商品房,什么人住经济房。我们以为高中等收入者按商品房登记,这类户要占城镇总户数的30%左右,中低收入者按经济房进行登记,每户不超100平方米,这类户要占50%左右,登记中互补互退差价。城镇中居民是国家批建小院的每户不超过2分地,超过的不论什么原因按商品房用地登记。

    第五,房地产领域土地收益全部归国家。所以企业、居民或其它组织房地产出售、出租,土地收益全部归国家,房屋收益归房主。


 


发件人:liymbj3859<13051506082@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仲大军时 间:2013年06月11日 07:06 (星期二)

外国导游爆中国游客十特色

—— 无语,自省,警惕……

    有一位主要跑埃及旅游线的荷兰籍导游时常接待中国旅游团,这位在大学攻读中国历史学的博士生哭声总结了十条“中国游客特色”。千万不要和”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相互混淆,否则会出政治问题:

    一,中国人缺少对文化的感知能力,不单单因为外语不好,而是没有聆听意愿,喜欢自己扎堆乱吵吵,到了大英博物馆就找中国陶瓷,到了法国罗浮宫就找张大千,齐白石,就如一个农民到了中南海就找热炕是一回事,他们根本没有与其他文化沟通的意愿。

    二,中国人到了外国博物馆,各位导游一定要注意管住他们几样,一是看住他们别用闪光灯照相,二是别让他们偷偷用手触摸作品,三是不要因为在著名作品前霸位置照相,挡住其他游客视线。其实,不论你告诉他们多少次,他们就是不听,你说多了,他嫌你烦:“不就是爱我们钱吗?多给你小费还不成吗?“。外国人也有尊严,虽然你是消费者,给钱不代表你自己有尊严。

    三,在中国游客眼里,似乎一切都是“钱“,你带他们去看英国大英博物馆中的中国陶瓷馆,这些游客总是争论”这个值多少?“”那个值多少?“,甚至还带着国内的拍卖资料做对比,但你问他宋瓷和元瓷有什么区别,他们极少能回答,甚至连其中基本陶瓷文化都不懂,但却说自己有个值上百万的藏品。一个13亿人的民族,竟然狂热地追捧三百年前意大利蹩脚艺术家的花园装饰动物塑像,可见文化品位何等低劣。

    四,中国游客最喜欢照相,不论到哪里,也不管别人同意否,对着一个当地陌生人就敢乱拍,对着私人住宅也乱拍,丝毫没有站在对方立场着想。有些中国游客解释,我们中国人不介意个人隐私,从小到大没人尊重过个人隐私,所有我们也不会有所顾忌。

    五,中国游客不但乱拍陌生人,更喜欢自己照相。当导游介绍当地文化时,他们谈自己的五千年历史比这的久远;当进入最经典的欧洲和中东古迹时,他们就忙着拍照,然后围在一起打牌,每个人都因此还了“到此一游”的心愿,仅此而已。他们却少知性,没有心灵的追求,人生意义仅仅是一种表面的浮光掠影,而其他欧洲和非洲游客都喜欢一边走一边对照手中的旅游指南,品味历史典故。中国游客大多对西方宗教了解很少,很难理解意大利等地的教会文化,更无从了解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的伟大作品。

    六,中国游客不但轻蔑国外当地法规,而且更轻视本国法律,并且反感别人提醒。有一次一个美国导游带团到张家界,看到一个中国人违规跨过栏杆照相,于是提醒他这属于违规,结果被提醒的人跟踪他很久,忽然趁没人从背后打了他一拳,然后逃之夭夭。不但反骨,而且怯懦。

    七,谈到美国机场误点情况时,大家的确感到差强人意,但这从侧面反应出美国人和中国人的不同应对态度。美国人抱怨很小声,更多是急切询问解决方案,即使没有答案也耐心等候,仅仅小声自言自语抱怨。相反,中国人平常在机关里看长官脸色夹着尾巴做人,但在美国机场表现非常“英勇”,最喜欢问赔偿问题。当然,这在中国算是很给面子的,我曾看到有中国乘客扔饭盒的,据说还有砸航空公司玻璃的。美国是个人格平等的国家,选票人人一张,喊打倒总统没问题,但涉及到与他人的利益纠纷却十分慎重保守,在公司工作纪律严明,公私分明。中国人在工作单位不是给别人气受就是被欺负,养成了自卑性格,到了国外借机发泄也不奇怪,但过分了就失去了自我尊严。

    八,中国游客如今随地吐痰的确少了,但在座位上旁若无人脱袜子抠脚,把脚丫放在凳子上吃东西,大声吞嚼食品,打喷嚏不用手盖住嘴巴,男人当众光膀子,女人真空穿白线衫,让孩子随地撒尿等等,依然屡教不改。

    九,中国游客买奢侈品出手阔气,但给小费很吝啬。许多导游知道中国游客这种脾气,于是报出表面很低的价格,实际上减少很多精彩旅游地点,减少介绍内容,甚至强拉去购物。这让旅游品质在这种相互博弈中越来越差。一般其他国家游客发生这种事情会耐心沟通,但中国游客只看重物品价值高低,对他人劳动服务没感觉和同情心。中国人是个只认牌子不认人的民族。

    十,中国游客素质差,不是一般差,比韩国台湾的差,更不如日本游客,连俄国人、菲律宾人、越南人、尼日利亚人、肯尼亚人、巴西人、只要能说出名字的民族都比中国游客好沟通,当然除了朝鲜人,因为他们没机会出国。中国人民币外升内贬,因此会有更多国人到国外消费,但人的基本素质依然是这个自称五千年文明古国的短板。中国历史悠久没错,但中国人的文明礼貌却太年轻了。

    看过了很震撼,弟子规说: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已见跻;见人恶,即内省,有责改,无加警!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6月14日 10:36 (星期五)Fw: 重金属污染毒大米地图

重金属污染毒大米地图

2011-05-07

    在国度商品粮临盆基地湖南省湘潭县,这本不该成为豪侈的欲望。这个传统的单季水稻种植区,具有耕空中积101.4万亩,年产稻谷85万吨以上。作为"杂交水稻之女"袁隆仄偏心的树模基地之一,这里还曾创下了超级杂交稻均匀亩产1206千克的记载。

    11月恰是早籼稻收割的时节,湘潭县早早最先了收买。但黄运升本年收获欠好,每亩地只收了三百多斤,末了连一斤谷子也没有卖进来,"谷壳都是乌的,没人收,本身也不敢吃,最后全喂了家里的鸡和猪"。

    他认定这统统都与迫在眉睫的锰矿区有闭。黄运降回想说,自上世纪50年月湘潭锰矿开辟以来,本来宁谧洁净的山区,"成天灰蒙受的,氛围不清洁"。在他的地步旁,三四条陈腐的铁轨绵亘而过,沿铁轨两侧,烟囱和挂着锰业公司标识表记标帜的厂房鲜明包抄着乡村。

    产业带给这个村落的烙印,其实不仅限于天空。黄运升说,种地也起头出不了谷子,长安村的粮食消费已持续多年堕入发展状况。以自己为例,作为最早利用袁隆平杂交水稻的农夫,"晚年亩产能到六七百斤,但目前只要两三百斤"。他的地步离矿区另有必然间隔,"离得比来的,经常颗粒无收"。

    产粮大县,竟有村民吃不上自种的粮食,湘潭市一位政协委员为此专门提出了议案。响塘乡当局很快查了然缘由,在2007年递交给下级的报告请示材猜中,奥秘被第一次掀开。

    陈述称,因为"水系粉碎、水域污染、水土流掉、土壤板结,造成水田没法耕耘,粮食产量降落,农人加收"。响塘乡共有1331.6亩水田遭到严重污染,个中少安村便有549.3亩,完齐尽收的里积又几占一半。

    由于恒久矿产开采,本地的浇灌水源严重缺得。长安村的村民回想,村华夏有个净水塘,水面面积有30亩,为周边良田供给浇灌。但2000年水池开端渗漏,到2005年炎天便完全干枯,招致周边农田无法浇灌,颗粒无收。此刻,人们不能不从稠浊着产业兴水的水沟中与水浇田。

    "土壤中的镉污染,重要来自矿山、冶炼、污水灌溉与污泥的施用。"中南大学一位不肯流露姓名的教授阐发,此中尤以污水灌溉和矿山冶炼的积累为重面,"能够判定,长安村粮食的绝产与此有很大关系"。

    2009年产生的浏阳湘和化工厂"镉污染"事宜,让村民们将自己种出来的稻子与新闻中所说的"镉米"联络到了一路。他们以为,炼锰也许不会带来更多的镉污染,但矿区历久存在的不法炼镍却多是首恶。

    "重金属一旦进入环境,特别是进入土壤-水稻系统中就很易解除。过量的重金属在水稻的根、茎、叶和子粒中大量堆集,不但影响水稻产量和品质及全部农田生态系统,并可经由过程食品链危及植物和人类的康健。"有村民乃至找到了一篇题为《土壤-水稻系统重金属污染的研究近况和瞻望》的学术论文,越比较越深信。

    当局只能实施赔偿,但黄运升说,即便依照乡上建议的每亩1440元抵偿尺度,"拿到的钱仍是不敷买米"。得知究竟的村民们,暗暗地又将本相从头掩蔽起来。他们先是将收成的谷子卖给粮食收购站,然后本人再来采办外埠来的商品粮,"本身种的稻谷即使能卖,也就百斤120元,而一斤东北米的价钱最少是1.8元,但我们只能照购。"一名村平易近无法地说。

"镉米"暗涌,等候无期

    "即便大量的'镉米'流背餐桌,也一定有人晓得。" 古语云,"湖广生,全国足",但当今在稻谷歉收时,湘潭部门村平易近们的忧愁挥之不往。邻接响塘乡的响水乡,稻田的重金属污染亦很是严重。湘潭市领土局一位民员告诉北方周末记者,湖南省土壤肥料研究所2008年曾做过专项调研,效果显示,响水乡稻田重金属污染面积占水田总面积的68.84%,个中尤以镉污染为最重,"镉污染致使水稻产量和品质下落"。而其中的纪律是,"距工厂或湘江越近,污染越严重"。

    位于湘潭县乡易雅河镇的红燕山矿区,目下当今已被列为湘潭重金属土壤修复实验区。矿区52岁的村民张新民,以他工作的湘潭红燕化工有限公司为例,"曩昔洗压滤布、漂洗氧化锌后的含镉废水,就曾未经任何处置,间接排放到农田"。与工场为邻的人们,入手下手将一切的境地疏弃,甘愿将支出的大部份用来购置平安的粮食。

    不要说稻谷,连易于出产的蔬菜也罕见人敢吃。由于重金属污染,当地的菜园中,总会结出些偶形怪状的变同果真--瓜架上的丝瓜会俄然爆裂,黄老的丝瓜古道热肠从内里探出头来;连湖南人最爱吃的红辣椒,也泛起了一个个朽洞,干瘦得毫无滋味…

    全部湘潭市的情形一度很不悲观。湘潭市农业局一名退戚干部称,2002至2003年,市农业局曾对湘潭市湘潭县、湘乡市等部属七个州里27587公顷耕地的次要农产物产地环境质量进行了检测评价。

    这一至古已对公家完整公然的成果是,稻田土壤污染宽重--雨湖区重金属镉超标,岳塘区镉、汞严重超标,荷塘、昭山两城5个土样汞超标1.63倍,镉超标4倍…"虽屡经管理,但环境仍然没有素质的改进。"上述干部坦陈。

    研究土壤重金属污染十年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曾希柏担心,"人们吃失落了这些重金属污染的饲料豢养的猪,又吃掉了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莳植出来的蔬菜和食粮,有些人以至还喝着被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人体就如许被两度污染,乃至三度污染。"最初,湘潭启动的建复项目倡议,对业已超标淀粉类的农产物减工成燃料酒粗;而受镉污染的农做物枝叶秸秆则用于死物资收电,极力制止进进食品轮回链。

    多位业内专家通知南边周终记者,在各地重金属污染事务集合发作前的2005年,国度环保部、河山资源部等部委曾牵头,在全国范畴内睁开过初次超大范围的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但调查数据仍未睹宣布。而问题在于,期待的过程当中,"由于中国并没有相干的稻米检测机制,纵然大量的'镉米'流向餐桌,也未必有人知晓。"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陈能场专士说。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本取情况研究所的潘根兴传授,早在几年前,就起头对稻米的镉污染举行过体系的研究,这是缘于栽种水稻的土壤中发明了重金属超标的状态,而土壤干系着食用大米的品格,水稻本身的共同的"基因",也影响着水稻米粒吸收土壤中特别物资的才能,而此中稻米对镉污染的吸附感化较着强于玉米、大豆等其他的作物品种。

 超级稻:镉污染超标更严重

    潘根兴教授的团队曾在黉舍里做过一项尝试,发现杂交稻、超级稻的镉超标的风险比通俗水稻更为严重。专家们收集了能代表南方种水稻栽培中性土壤黑栅土、一种为酸性的红壤性水稻土,还在一部门土壤里特地添加了镉元素,成绩专家发现,在未加镉的土壤中,超级稻对镉的亲和力是通例稻的2.4倍,其籽粒中镉的含量是通俗杂交稻的1倍多。而在增加了镉的土壤中,两种土壤中子粒含镉量都显明增添,其中在乌栅土中,划分是未加加镉土壤的5-6倍;在酸性的红壤里,是未添加镉土壤的7-8倍。

    潘根兴诠释道,超级稻之以是镉污染超标更为严重,是由于它的根系兴旺,对于土壤中的镉具有明明的吸收趋向。

中国大米污染不完全散布图

    四川德阳区域:中国天量大教2008年研讨显现,绵竹、什邡等地住民年夜米、小麦镉摄取量超标2倍至10倍。

    贵州铜仁万山特区:中科院地球化学所2010年研究隐示,成人经由过程稻米均匀天天摄入汞49微克之多。

    广西阳朔兴坪镇:多位村民疑似"骨痛病"早期症状。

    广东大宝山矿区:中山大学2010年研究表现,21个水稻品种镉和铅超标率别离达100%和71%。

    湘西凤凰铅锌矿区:中科院天文所2008年研究表白,稻米铅、砷污染严重。

    湖北株洲马家河镇新马村:稻米镉净化首要去自一千米中的湘江。

    辽宁李石开辟区:辽宁石油化工大学2008年研究显示,水稻中铅露量超标。

    浙江遂昌:浙江丽水卫生防疫站1987年研究显示,遂昌金矿四周污染区稻米镉含量严重超标。

    江西大余钨矿区:江西有色地质4队1997年研究显示,水稻镉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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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绘制土壤重金属污染地图

南方都市报

2013-06-13

    我国正在建立涵盖81个化学指标(含78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基准网,这项工作将有助于摸清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实际情况。参与这项工作的研究人员指出,与1994~1995年土壤采样相比,污染分布面积显著扩大,向东部人口密集区扩散。数据显示,我国土壤正出现越来越多本来没有或微不足道的危险元素。重金属等污染物指标在大的流域及局部工矿业和农业区上升较快。

采集深浅两种土壤样品绘制人类污染分布图

    前不久镉米再现市场,广州查出了一批镉超标大米和米制品。镉米事件将土壤污染问题推到风口浪尖,如何从源头上防范和治理土壤污染成为我国土壤环境治理的紧迫问题。

    记者从国土资源部获悉,中国正在建立涵盖81个化学指标(含78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基准网,以此为基准,对镉、汞、砷、锑、铅、钴、铬、镍等重金属元素的自然背景和区分人类污染注入量有了较为明确的答案。此外,这项研究还被应用在找矿方面,发现化学元素的巨量聚集区。

    据介绍,地球化学基准网以1∶20万图幅为基准网格单元,每一个网格都布设采样点位,每个点位都采集一个深层土壤样品和一个表层土壤样品。深层样品来自1米以下,基本代表未受人类污染的自然界地球化学背景;表层样品来自地表25厘米以浅,是自然地质背景与人类活动污染的叠加。用表层含量减去深层含量,即得出重金属元素“人类污染图”。

    作为国土资源大调查重要成果及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专项,全国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项目也已发现局部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如长江中下游某些区域普遍存在镉、汞、铅、砷等异常。城市及其周边普遍存在汞铅异常,部分城市明显存在放射性异常。湖泊有害元素富集,土壤酸化严重。

    据了解,从1994年开始,我们就对全国土壤51个化学元素进行监测,后来监测的化学指标逐步扩大到78种元素。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察研究所研究员、国土资源部地球化学探测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王学求在接受《中国国土资源报》采访时指出,研究证实,镉、汞等重金属元素与人类污染存在密切关系。重金属元素在土壤表层具有明显的富集,并与人口密集区、工矿业区存在密切相关性。与1994~1995年采样相比,污染分布面积显著扩大,向东部人口密集区扩散。

我国已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至今未公布

    2011年10月25日,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曾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正式报告中公开表示,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不容乐观,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占18亿亩耕地的8.3%。

    关于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最新情况,官方至今没有发布。前不久公布的《201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只是表示,2012年,我国已经完成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但是,对于土壤污染状况的调查结果,公报没有披露。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今年年初发布的《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到2015年,我国将全面摸清我国土壤环境状况,建立严格的耕地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土壤环境保护制度,初步遏制土壤污染上升势头,确保全国耕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点位达标率不低于80%。

    国务院还要求,各省确定土壤环境保护优先区域。在2014年年底前,各省级人民政府要明确本行政区域内优先区域的范围和面积,并在土壤环境质量评估和污染源排查的基础上,划分土壤环境质量等级,建立相关数据库。禁止在优先区域内新建有色金属、皮革制品、石油煤炭、化工医药、铅蓄电池制造等项目。

    王学求指出,土壤一旦被污染,通过其自净能力完全复原的周期长达千年,所以,为了人类自身的健康也得持续加大对污染行为的监管和惩治力度。对于已经被污染的土地,一定要把各式各样的污染源搞清楚,这样才能开展有针对性的治理。当前最重要的是切断污染源,不再造成新的污染。

 

 

 


发件人:芳洲 杨(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王 韵华"<yunhuaw99@yahoo.com> 所有收件人时 间:2013年06月24日 01:25 (星期一)转发: 批准RR2 转基因大豆进口竟是为了挽救孟山都60万袋种子

农业部迫不及待地批准巴西转基因大豆进口,太可恶了!

杨晓陆

    陈一文先生今年4月26日的博文《巴西大豆协会警告农民不要种植孟山都重叠转基因大豆RR2》中说:福克斯最新新闻:巴西大豆协会警告农民不要种植孟山都新种子……

    孟山都周二回应,说公司还没有允许新的Intacta RR2 Pro转基因大豆种子在巴西的商业销售,要等到巴西转基因大豆所有主要进口国家都批准后,才能批准这样的销售。基于相信中国“随时”能够批准孟山都转基因大豆这个新品种,孟山都已经储存了这种新品种转基因大豆的种子60万袋;如果(中国)再不批准的话,这些种子将被销毁掉,孟山都补充说。

    农业部及高层迫不及待地批准Intacta RR2 Pro转基因大豆进口,牺牲中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竟是为了挽救孟山都这60万袋Intacta RR2 Pro种子不被销毁,拿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滋养孟山都反人类的罪孽!并且不惜出卖中国人民生存权,实在是太可恶了!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5月31日 10:35 (星期五)附 件:4个((友人46点评)嵇少丞:国知民,民才知国.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四文 5-31

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李慎明

2013-05-13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笔者认为,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与党的十八大报告一样,都科学、正确、准确地评价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伟大功绩,这深得党心、军心和民心,具有重大意义。

  在一些人的印象中,毛泽东根本不会搞经济建设,只会搞阶级斗争。这是一种误解。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也确实有失误,我们应认真记取。但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不会搞经济建设,不是事实。毛泽东时期经济建设的成就与失误相比,成就不仅是主要的,更是伟大的。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新中国一建立,并不是我们要闭关锁国。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多次谈过,革命胜利以后,他要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到美国去,要向美国学习如何搞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还在我国解放战争之时,西方强国便协助蒋介石政府对我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在挥笔写就的批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把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友谊的《“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明确指出,解放区比如上海,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新中国一成立,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便实行更加严酷的经济封锁,美国等西方强国对我国科技禁运的项目比苏联东欧国家竟还多出500多项。但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到毛泽东逝世的新中国前27年,一是先后进行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的“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成功化解了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对我国进行的“核打击”。这实际上相当于三场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

    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霸权主义利用我国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失误,逼迫我国还债,企图压迫我国屈服。当时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折合人民币52亿余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借支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协议,这些外债于1965年全部还清。当时新中国成立仅10年有余,工业尚在起步阶段,所以只能用猪肉、鸡蛋、苹果等农副产品来偿还。河南省一直是全国生产粮食和生猪生产的大省。现任郑州市金水区一基层单位党总支书记的宋丰年曾告诉笔者:“20世纪60年代,我曾在郑州市肉联加工厂生产一线劳动过。该厂连续几年每年冬季前后的半年时间里,每天都要宰杀5000多头优质肥猪,当即运往苏联还债。”这就更加重了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但是,我国人民有志气,到1964年,我国提前一年还清了20世纪50年代欠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

  二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2月,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爆炸成功。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1年9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不少人对“两弹一星”关注多,对核潜艇了解得少。这里所说的核潜艇不是核动力潜艇,而是意味着具备了具有战略意义上的第二次核还击能力的核潜艇,是最后制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企图威慑我和平发展的最有力的“杀手锏”。邓小平1988年明确指出,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三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其中有大量的自主科研成就与研发技术。

  四是建成国计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本基础设施。李先念明确讲过,基本建设是投入七块产出一块,而加工工业是投入一块产出七块。毛泽东时期的短短27年中,我国主要靠人力修建的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最基础和中坚性作用。

  五是排除种种干扰加入联合国。由于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正确指导,我国与美国、欧洲诸国和日本等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打破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的严酷封锁,真正跨入了大国的行列,并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上五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且十分耗时。这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财富,又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六是毛泽东时期,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当然,我国不借外债,一度没有内债,影响甚至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可以说这是当时工作中的一个失误,是思想僵化的一种表现,我们应从中汲取教训。改革开放就汲取了这一教训。但从当时的客观情况看,那时还不具备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国际环境。从两分法的角度看,没有内外债,也就没有为后人留下还债的包袱。

  以上成就的取得,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过穷日子”、从嗓子眼里抠出食物和节省必要日常生活开支而积攒下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所换来的。这也是我们大家在毛泽东时代“过穷日子”的主要缘由之一。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前进和发展的基础。邓小平说得好,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同志在多种场合也多次高度评价毛泽东伟大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和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对党、国家和人民的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将永载史册,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将永远铭记在心。

  笔者在20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曾吃过草籽和榆树皮等,但笔者认为,我们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立场,必须跳出个人局限,站在人民和历史乃至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方可能得到事物的真谛与本质。不能在毛泽东时代自己曾经饿过几天肚子,过了几年穷日子,就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时期前27年的艰辛奋斗与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决不能否认新中国前27年的失误和错误,决不能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一定要认真汲取其中的教训。但失误和错误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现在有的人把新中国毛泽东时期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暗无天日,这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甚至别有所图。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要搞垮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就要攻击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要搞垮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首先就要丑化这个执政党的主要领袖。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们的最直接、最便捷、花钱最少但却最有效的手段。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教训之一,就是苏联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投入大量金钱,创办和引导各种媒体恶毒攻击、抹黑进而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乃至列宁。

  什么叫历史?历史由时间与空间组成,是相对于现在的过去式时空的存在。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现在所读的叫着“历史”的课本或书籍或相关文章等这些纸质记忆,仅仅是历史中特定人物的记忆、记录或认识。这些记忆、记录或认识是不是历史的本来面貌,揭示的是不是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是需要认真地分析与甄别的。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就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福柯说,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麦卡锡时代”,美国当局总共抓捕甚至杀害了多少美国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这是铁幕,无人知晓。1965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印度尼西亚军事当局杀害约50万至100万印尼共产党及其同情者,连当时的美国媒体也报道说,甚至河水被染成红色,在当今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却几乎也无人知晓。而所谓的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这“两个三千万”地球人都知道。但这“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当然,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1957年的反右,划了55万右派,无庸讳言,其中有不少受冤枉的同志,但没有处死一个,却全部被描述成“血淋淋”的,地球人都知道。而他们在印尼杀死的50万至100万人,地球人却几乎无人知晓,更无人谴责。国际资本控制的种种媒体就是这么和这样的“客观”、“真实”和“公允”吗?!

  1994年,海外出版了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笔者曾在中南海工作10多年,与毛泽东多名身边工作人员有过接触。看到此书中对毛泽东的攻击特别是所谓私生活的描述后,即找到毛泽东去世后仍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整理毛泽东图书的周福明。早在1960年,周福明即是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并兼管毛泽东的理发。周福明看了李志绥所谓的回忆录,十分气愤地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看是恶意编造。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主席身体很好,很少吃药。要吃就是安眠药。安眠药都是我们警卫战士去拿的。李志绥基本接触不到主席,何来他所看到的主席的所谓私生活?!”李志绥1988年到的美国,带去的仅是一本薄薄的手稿。当时,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的人找到他,说你这一回忆录没有可读性,没有市场效应。李同意润色,一种说法是100万美元,另一种说法为50万美元。至少李志绥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他所谓的回忆录即由别人捉刀代笔,变成了厚厚一本。书中把他到中南海门诊部工作的时间,从1957年6月提前到1954年4月,书中有相当的篇幅是描述他根本没有到中南海门诊部工作之前的事。所谓的事实即完全的杜撰。笔者建议读过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伪历史著作的能够读一读199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林克、吴旭君和徐涛为批驳李志绥谎言而写的专著《历史的真实》。

  英国情报机关也资助英国华裔女作家张戎与其英籍丈夫合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005年出版。1991年笔者见过张戎本人。2008年,笔者访问英国剑桥大学,剑桥大学几位教授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可以不讨论张戎的书。里面的逻辑矛盾就比比皆是。这本书不值得我们浪费时间去讨论。”连法国一家报纸在报道此事也说,在张戎等人看来,希特勒和斯大林早已声名狼藉,而毛泽东的肖像却依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张戎要移动这张肖像。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和张戎与其英籍丈夫合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被国际资本翻译成各种文字,在不少国家出版发行。中文版也从香港、台湾等地带回到大陆不少。这两本所谓的历史著作,在国内外都产生过轰动效应。现仍在国际国内都有相当的影响。

  拿破仑说,一支笔杆子胜过两千条枪。艾森豪威尔说,一美元的外宣费用等于五美元的国防费用。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受挫,差点受到弹劾。他慨叹,三份不友好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肆意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甚至不惜伪造事实,极尽造谣、诽谤、污蔑之能事,恶毒攻击毛泽东,这绝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他们企图进而否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我们党的其他领袖人物和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盘否定我们党和人民艰辛奋斗的光荣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质是为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新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制造思想政治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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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华“斥习”讲话,无代表性却有象征性

冼岩

    时下网络传播最热的,是胡耀邦之子胡德华的一篇“斥习”讲话。该讲话用词之激烈,一些地方差不多就是指着鼻子在骂。由于讲话者的特殊身份,这篇讲话被一些海外舆论解读为“太子党翻脸”。其实,这种解读应为误读,理由之一是胡德华此人分量不够,在太子党中缺乏代表性;理由之二是胡德华的情况有其特殊性。

    胡德华的特殊性是,不久前有媒体报道,胡德华所办的房地产公司因为一块地皮的问题,与另一家公司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出人意料,胡德华这位太子党竟然没能占到便宜,甚至似乎还吃了点小亏,于是到处喊冤。一般来说,有父辈之余荫在,太子党们向来是不吃亏的,只有他们占别人便宜的份。即使是像胡德华这种父辈在仕途上有过挫折的太子党,也不例外,否则他就不会涉足房地产这一极需人脉庇护的行业。现在,就在习近平的治下,就在胡德华此人的身上,太子党逢争必胜的特权和规则竟然被巅覆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胡德华在此事上损失的,不仅是金钱和利益,还有面子和“声望”——在太子党圈子内,必然因此大遭耻笑,他又焉能不怨恨习近平的无情、冷漠?胡的激烈讲话,应该就是上述“悲惨经历”的发泄。在太子党中,并不具有普遍性。通观胡的整篇讲话,他的思想境界不高,这种人其言行最容易被个人恩怨所左右。但就是这种个人化的表达,却被一些人误解为太子党某派的集体态度。当然,这些人也可能并非是无意“误读”,而是有意为之。笔者此前曾指出,反动派对抗习近平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挑起党内斗争,让共产党对付共产党。现在,他们或许就在践行此一策略。

    胡在讲话中还提到,一次校友聚会中秦晓与孔丹之争,似乎为“太子党翻脸”提供了证据。其实,秦晓也是一个特例。他的特殊性在于,与其他贪腐分子不同,秦晓的腐败事实已经大白于天下。他所涉足的平安股份转让案,在司法上虽然被人捂住了,但由于不久前海外媒体的显著报道,在道义上、舆论上早已经是铁证如山。秦晓现在已退休,也不可能再捞个几百亿了,所以他现在一门心思放在尽早“沉船”上,以求“规避风险”。

胡德华甚至在其讲话中,还试图凭其浅薄的思虑,解释新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为什么不如他们这些人之意,为什么不像他们一样推崇“普世价值”。他将原因归结为文化程度低、不好读书,所以没能接受西方那一套。他也不想想,就凭他们兄弟两的文化程度,也能知道西方的东西并且顶礼膜拜之,新领导人读书再少,难道还会连他本人都不如吗?非不知也,是不为也。正因为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有着丰富的底层经验、善于从实际出发,所以才避免了被西方书本洗脑。历史上,所有成功的政治家,都是善于从实际出发而避免从书本出发的。论读书,毛泽东远不如当年的“布尔什维克”,但能够领导共产党走向胜利的,却是毛而非“布尔什维克”。反观胡耀邦,确实爱读书。但他自己也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所以被人洗脑了还不自知。胡德华说其父在国家领导人任上干得不错,这是在为其父脸上贴金。事实上,胡耀邦在任上干得实在不怎么样,甚至被人称为“胡乱邦”,最终被赶下台。胡耀邦与其子的区别是,他的个人品德似乎确实不错。只不过其才具、见识不足以担当国家领导人重任而已,如果只是让他负责一个地区或部门,例如中纪委,或许会十分出彩。

    胡耀邦当年被邓小平选中,应该是由于文革后思想禁锢严重(如“两个凡是”)。胡之个性跳脱(看他的就职演说,一弹一跳,望之不似人君),且爱看书,拥有不同视角,这种人有个长处,就是能够较快摆脱思想束缚,所以他较早拥护邓小平的改革。但他的短处是,由于政治底蕴不够,思维上缺少一种内在的自我平衡机制,不是在现实提供的可能性范围内朝前走,而是脱离现实唯观念是从,于是在观念的主导下一条道走到黑,终于走过头。反观邓小平,虽然因为改革开放而获得广泛赞誉,但他并没有像戈尔巴乔夫一样一路走到底,而是深明现实的局限性,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实用主义原则,甚至以“四项基本原则”自树藩篱,为改革之路提供保障。这就是底蕴不同、有无自我平衡机制的差别。邓小平读书远不如胡耀邦多,据说他晚年只看金庸武侠小说,但他在国家领导人位置上与胡耀邦的区别,差不多等于当年毛泽东与“布尔什维克”的区别。

    胡德华的讲话虽然没有代表性,却颇有一点象征性。此前,海内外一直有人炒作习胡两家的关系,认为习将因此与胡一样走上普世道路。现在,胡德华自己的讲话,将这种“传言”毫无余地地粉碎了。习、胡不但不同道,而且已经撕破脸。胡德华在地产争执时不占上风,说明习对他的冷淡;胡赤膊上阵开骂,则说明习胡两家已经撕破脸没有回旋余地。从这儿也可看出习近平的两个特征:一,他与普世派已划清界线;二,当涉及政治原则时,他可以六亲不认。这两点都与普京相似,习说自己的性格像普京,殆非空言。尤其后一点,更是杰出政治家所共有。坊间传言,当年胡耀邦亲手操作了为薄一波平反之事,但后来在政治生活会上,薄率先批胡、倒胡。一些人由此对薄的人品多有诟病,其实这些人是混淆了私德与公德的区别——虽为我之恩之亲,但他不能胜任一国领袖之重,仍当慨然倒之,这正是优秀政治家必备的素质。事实上,大义灭亲一直是受到古今中外政治伦理肯定和赞赏的操守。否则,毛泽东刚去世华国锋就抓他夫人,岂不是罪大恶极?华国锋让邓小平复出,邓却将华推下台,岂不是忘恩负义?这样一比较,政治家就没有好人了。政治家可贵的,应该是其公义大节,而不是私义小节。古人说,大德无德是为德,小德有德不为德,就是这个意思。有些人不是不懂得这个道理,只是选择性地任用不同标准而已。

    况且,薄一波批胡,与赵紫阳写告状信大有不同。赵写信是在背后偷偷摸摸下黑手,甚至事后也不敢承认,薄批胡则是当面公开,坦坦荡荡;赵告倒胡后自己可以上位,他也确实上位了,薄批胡却自己得不到什么,收获的只有私怨。两相比较,薄赵二人政治品格之高下,判若云泥。

    在全球竞争的信息化时代,思想禁锢早已不是问题,看准走稳才是关键。因此,今天的中国,需要的是普京,而不是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6月14日 10:22 (星期五)附 件:1个(4月13日胡德华在《炎黄春秋》聚会时的发言.doc ) 查看附件 4月13日胡德华在《炎黄春秋》聚会时的发言

在《炎黄春秋》聚会时的发言

胡德华

4月13日

June 10 2013 , Written by wuliucun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个会,每次我参加所有的会都没有参加炎黄春秋的会有激情。一开始包括杜叔叔还有很多同志都讲了在网上流传的中央领导的讲话,我也是看了这个讲话后心情非常沉重。目前我也没有任何消息来源,我所知道的新闻基本上都是从网上得来的,但网上的东西据说有真有假,但愿这是假的。为什么我的心情这么沉重呢?因为我对网上的观点有保留,甚至有的不同意。但是今年春节前习总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同志们积极谏诤言、作批评,帮助我们查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我就不怕了,最多我说的也就是批评,连尖锐都说不上,算逆耳的真话吧。我想说,网上的中央同志对苏共垮台,感到非常痛心,甚至感到苏联人民在危机中竟无一人是男儿。

    我想说如果苏共真是象它所承诺的,是一个全心全意为苏联人民,为世界人民服务的,为解放全人类服务的政党。如果苏共是象在战争年代中表现的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如果要是这么好的一个党垮台了,那么我觉得首先是苏联人民太没有眼力见儿了。这样好的政党垮台确实是值得很悲伤的,不但是苏联人民应该悲伤,我觉得全世界有是非观有正义感的人民都应该感到悲伤。但究竟事实是怎么样的呢?我想起反帝反修的火红年代,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第九篇)一文,毛主席下了很大功夫参与修改、定稿,甚至亲自改写了一大段话,揭露苏联的“特权阶层”:“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这就麻烦了。九评说的苏共不好,而且我记的还要打倒苏修呢,甚至还真开了战,缴获的T-62坦克今天还在军博摆着呢。九评可不是假的,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曾经为九评反修骄傲过,自豪过,认真努力学习过。我估计今天的领导,也不会忘记吧。

    现任俄共的总书记久加诺夫认为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源于苏共对于政治权利的垄断,对于经济和一切资源的垄断,对于真理的垄断。他这么一说,我觉得垮台就没有什么了,值不得大家悲伤,也不值得难受。你要是再往下想,有几个问题就要搞清楚了。苏联共产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党,是不是像它党章里写的那样的一个党。如果不是这么一回事呢?我觉得我们对于苏联的历史,对于俄罗斯的现状我们到底了解不了解,知道不知道。如果说我们连基本事实都不知道,连俄罗斯人民想什么爱什么拥护什么厌恶什么都不知道,那么我们对于苏共的垮台我们是应该高兴呢还是不应该高兴呢,该难过呢还是不该难过,我觉得我们连一点判断的基础都没有。不了解情况就下结论,是不谨慎的,是会闹笑话的。所以我们要首先了解目前俄罗斯的现状还有苏联的历史,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叛变苏联就完蛋了,还是苏联人民抛弃了苏共。我们埋怨了所有的人,埋怨苏联的领导人背叛,埋怨苏联人民没信仰,埋怨帝国主义的颠覆,而唯独不从内因查找问题。这对吗?这符合辨正唯物主义吗?目前俄罗斯从历史上讲是进步了、解放了呢?还是俄罗斯人民又回到了水深火热之中,俄罗斯人民又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了呢?反正我知道在俄罗斯选举一人一票,俄共得票百分之十几,只能说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不拥护俄共。怎么办呢?能不能像国民党那样,力精图治,锐意改革,再选上来,这样执政的合法性源于人民授权,而非枪炮刺刀。

    另外还有网上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30年否定改革开放前的30年,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的30年。这个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是谁否定了前三十年,否定了前三十年的什么问题。我们这一代是跟共和国一起诞生一起成长的,我们对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还都没有忘记。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话,前三十年又分前十七年和后十年文革。我想大家都不应该忘记,毛主席认为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在共产党内,与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斗争,而且在很多领域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所以要夺权,所以要搞文革。例如毛主席说中宣部是阎王殿,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文化部是洋人死人部,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人民解放军是以彭得怀为首的军事俱乐部,以后罗瑞卿又搞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贺龙要搞二月兵变,多可怕。我们的教育,毛主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中学革命小将为了彻底否定17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打死了卞仲耘校长、沙坪校长等,但她们是38年打鬼子的英雄。大学的小将打死了彭康,李达,但他们是大革命时期和一大建党的老革命。另外共青团是修到家了,是全民团。外交部是三和一少,中联部是三降一灭,全体中央委员一大半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所以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被造反派夺了权,例如王洪文、陈阿大夺了陈丕显为书记的上海市委的权,王效禹夺了谭启龙为书记的山东省委的权,等等。全部夺权夺完了,刘、邓黑司令部彻底打倒了、彻底否定了,这才实现了所谓祖国山河一遍红。为此还出了纪念邮票,听说现在一枚邮票还价值连城呢,是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文革前的十七年。而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代表开始的拨乱反正,彻底为并不存在的所谓刘、邓黑司令部平了反,为刘、邓、陶平了反,为彭、罗、路、杨平了反,为薄一波等61个叛徒集团平了反,为彭德怀、贺龙等一大批开国将领平了反,彻底否定了文革加在他们身上的反革命罪名。

    我不明白的是不能否定前三十年,我们是不是文革不能否定,是不是反彭德怀不能否定,是不是反右也不能否定,是不是薄一波依然是革命的叛徒也不能否定,是不是毛主席所说的习总的爸爸习仲勋:“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是不是也不能否定。如果说都不能否定那我们否定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否定的是改革开放,不就把我们自己给否定了吗。所以我也闹不清了,我但愿它不是真的。

    再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上次在一个小范围的餐会上我也没准备,我就乱讲了几句。我就觉得,现在的领导人都比我还小,那会我们受的教育非常有限。我只上到高中,习总跟我妹妹一样大,只上到初一。可能有人会说,你爸不也就初一的学历,不是干的也不错吗。但是我爸这个人是非常爱看书的,他一辈子没有任何的爱好,就是爱看书就是爱学习,他虽然没有从科班上来,但是他从参加革命就没有断过学习。好在当时什么书都有,有中国的、外国的、现代的、历史的,在读书学习中汲取营养。但是非常不幸,我们六六年文革之后,任何书都没有了,想学也没有的学。书店除了毛主席选集,毛主席语录,甲种本,乙种本之外,其他一切文学艺术科学教育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的书都没有了,多可怕,一片空白,学什么呀。好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你们不读书,上了陈伯达这一类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当了,大家还是要读马克思的原著。这才开出来六本书,有《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法兰西内战》,这会马克思的书才能摆上新华书店,还不是全部,还只是这可怜的六本书。所以你看文革期间连马克思的书都没有,这十年是空白,想学都没得学。我记的文革中批判一个走资派,他说,同学们不要再争先红后专还是先专后红了,不要再争是政治上过得硬业务上过得去,还是政治上过得去业务上过的硬。我跟同学们说业务学习耽误一年你十年都补不上,而政治学习耽误十年我一年就给你们补上。我印象太深了,我深感十年文革,毁了我们一代或几代人,几乎成了文盲,当然这只是说我,我们的领导还都是博士硕士。

    另外我反思我所念的十年书,是党的文化教育,是用阶级观点来看待一切的。例如我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正确的,那么其他唯心主义就是不正确的,那么又有谁看过唯心主义的书籍呢?没有看过没研究过你又为什么说它不正确呢?还有我记得,中国遗传学之父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李景均,原来是我们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兼系主任,当时在遗传界有苏联的米秋林之说和美国的摩尔根学说,但美国是帝国主义,所以基因学说也被斥之为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伪科学。无奈这位教授只得去了美国继续学术研究,最终成了美国的遗传学泰斗。这不是很荒唐吗,我反思我们的教育拒绝了人类多少精华啊!另外党的文化教育,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也不能科学对待,斥之为封、资、修,甚至在文革中把山东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全部砸烂,又批林、批孔,全面批判拒绝我们的传统文化。反正我是不喜欢,觉得很担心。

    另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事,这个事对我刺激非常大。就是咱北京最好的男校老三届一些成功校友聚会,校友当年都是北京的红卫兵,西纠等,一边是普世价值,一边是正统派各级官员,后来大家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就说你们这些普世派别给我们领导来添乱了,他把大家苦口婆心的话叫添乱。后来我们这个普世派同志就说,百姓的呼声你们真的就不知道,真的就没听见?听见了也还能那么平静那么无动于衷吗?官员同志就说,你的意思不就是要共产党下台吗?普世说 同学啊,你怎么连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的话都听不进去。官员同志大怒说 你他妈还是共产党员不是了,你还有信仰没有了。后来我们这个普世同志就说,那你有信仰没有啊,你把你的老婆孩子全放到美国去,那你有信仰吗。然后这校友就挂不住了,说我操你妈的……结果你看,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啊,事情都知道,道理呢也都明白,但是不能说,不能商量,否则就老拳相加。

   我们想了很多,我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我在这会儿呢,就想起了一个苏联人讲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在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此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所以我的心情很沉重,谢谢大家。

    五柳村2013年6月10日收到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5月31日 10:35 (星期五)附 件:4个((友人46点评)嵇少丞:国知民,民才知国.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

《环球时报》文章

2013年05月22日

    “宪政”这个概念这两年被部分人频繁使用,在一些圈子里成为热词。在互联网上,这个词也有一定的出现率,人云亦云者不少。

    宪政的“宪”字指的是宪法,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宪法作为中国的根本大法,它的地位并不存在实际争议。宪法规定了中国的基本国体、政治制度以及人的基本权利,它们当年的成文总体上走在了中国现实的前面。中国的发展既是对宪法的坚守,也是对宪法的全面落实。新一代中国领导人集体学习宪法,执政者对宪法的忠诚非常明确。

    “宪政”概念突然走进舆论场,是中国主流政治发展之外的一个枝杈。它从一开始就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个政治主张。它从西方的话语体系出发,与中国政治理论的一些词汇强行对接,得出否定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结论。“宪政”实际上是绕了个弯,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

    围绕“宪政”做理论论辩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它的目标设定已很清楚,就是要改变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是这个国家断不可接受的。中国的理论争论应当在国家大的政治规划范围内进行,而不应是为推动国家内部的政治对立披上理论的外衣。

    其实,熟悉“宪政”争论的人都清楚,它最终是要削弱、否定中国既定的发展道路,至少这个概念的实际思想引导就是这样。而谁都知道,中国现行的宪法和他们的诉求南辕北辙,“宪政”主张在深层上是与中国现行宪法对立的。

    “宪政”说误导了部分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也引来一些追随者,但它毫无实践基础,越来越沦为空洞的政治口号。在现实中,它还成为少数投机者制造个人影响力的噱头,或者成为有些人发泄对社会不满的说辞。它对中国社会的真实影响不大。

    中国在坚定地走向依法治国,这个“法”里面,当然首先是宪法。中国的民主也在与时俱进,民主与法治密不可分,这在中国正成为广泛的共识。中国需要能够符合并满足这个国家政治及社会实践需要的制度安排,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实践性的,它必须对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对某个概念负责。

    中国发展的政治宽度相当大,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轰轰烈烈,与政治发展相协调。“宪政”这种从西方传入的词汇之所以孤独,就是因为它拒绝同中国现实协调互动,而是要打断中国的进程,扭转国家的政治方向。说到底这是一种幻想,还是不要做这样的“脑筋急转弯”吧。

    在中国热衷政治的人一定要清楚一个事实:中国的国家道路已经选定,中国早已迈过十字路口,行走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上。这是中国人民历经苦难好不容易选出来的,中国宪法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这条国家道路的保卫。想引中国走另一条路,整个西方世界加起来也没有这个力量,国内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人更不行。

    维护、细化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如尖刻否定它吸引眼球,但这恰是中国复兴路上最需要的坚定与执着。“宪政”这个概念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相比轻飘飘的,正因如此,它在中国落不了地,更生不了根。

 



 

发件人:liymbj3859<13051506082@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仲大军时 间:2013年05月31日 08:23 (星期五)Re:Fw: 开始党内辩论?宪政的要害是让共产党与大家一样竞选上岗

中国宪政争论 两大党媒互呛

旺报

2013-05-29

    大陆宪政争论愈演愈烈,海外关注、北京中央党媒也发生笔战。中共中央机关报之一的《光明日报》日前发表文章,批评中共党刊《红旗文稿》不久前发表的有关宪政不属于社会主义的文章,为打着反西化的红旗,反对宪政、误导舆论,欺蒙领导,拒绝改革。

    本月22日,网上刊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下属半月刊《红旗文稿》与《环球时报》的文章和社评。两篇都是反对宪政。

    宪政即西化误导舆论

    《红旗文稿》题为〈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文章,引用马、列、毛、邓理论和思想,指中国不适合搞宪政,西方宪政不属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环球时报》则发表〈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社评,称宪政实际上是绕了个弯,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是空洞的政治口号。

    日前,《光明日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宪法学专家许崇德教授题为〈宪政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文章,驳斥《红旗文稿》由人大教授杨晓青撰写的文章。许崇德教授认为,杨晓青「片面地把宪政定义为资本主义,又编造出宪政提法会招致西化的神话,误导舆论,欺骗和蒙蔽高层领导」,这种挥舞大棒试图重启反右运动的作法,很不合时宜。

    《光明日报》读者侧重知识分子,常为改革发声,例如,1978年5月11日,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84岁的许崇德为大陆法界大老,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杨晓青在文章中表示,包括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议会民主、叁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与中立化的政治体制,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并说将 「社会主义宪政」入宪,是迎合了西方宪政的政治强权和话语霸权。

    极左思潮更伤害宪法

    对此,许崇德指出,使用宪政这个词不等于大陆就要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比如说,共和国这个词也是西方传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已经存在了64年,又西化了什么呢?

    大陆这波宪政争论,引起大陆网民海外中文网站热议,连国际媒体也关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文网也发表〈《光明日报》发表资深法学专家文章,驳斥党刊反宪政言论〉文章。

    许崇德强调,如果没有宪法,也就谈不上宪政;同样,如果没有宪政,宪法也不过是写了文字的纸张而已。他指出,对中国宪法的侵害以至否定,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思潮:一方面是自由化思潮,另一方面则来自以极其革命面目出现的左倾思潮,他们先悄然否定宪政这个提法,以便架空宪法,使其边缘化,从而使中国这部好宪法成为完全落不到实处的一纸空文。

    许崇德指出,以上这两种思潮的表现形式虽然不一样,但二者导致的效果则殊途同归,尤其是第二种思潮,因其打着反西化的红旗,故比前者赤裸裸的攻击更不容易被人识破。

 

 

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晓青

2013年05月22日 红旗文稿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和学界有关“宪政”的呼声抬头。有人认为,西方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有人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时,打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的旗号,提出在中国实行西方宪政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主张,认为“中国梦即宪政梦”;还有人论述了“社会主义宪政”的概念。可见,宪政话题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论题,而是必须回答的现实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极具现实针对性。

一、对两种基本制度架构的比较

    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这从对两种基本制度架构的比较即可看出。

    1. 宪政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在自由主义革命时期响亮的口号,革命胜利之后的政府都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这一基本原则。该原则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到批判,主流观点认为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在进行合理补偿的前提下可以对私有财产进行征收、征用和限制,但其作为西方社会的根本基础并没有被动摇。而人民民主制度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为经济基础。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又适应了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能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

    2. 宪政实行议会民主政治。宪政主张主权在民,其实现的途径是由不同政见不同利益集团的人组成不同的政党,代表本党通过“自由”竞选上台执政,在野的则为反对党。多党竞选,轮流执政,议会是各党派进行政治斗争的场所。表面上似乎各党都可以参加竞选,但巨额竞选经费开支决定了只有代表财力雄厚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政党才有可能胜选执政。宪政理念中不经过这种多党竞选而上台执政则没有“合法性”。

    而人民民主制度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是选举的民主和多党政治协商的民主相结合,真正实现了“人民主权”原则。人民代表大会中,没有议会党团,不按照党派分配席位,选举由国家财政保障人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政党都肩负着人民的重托,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法履行职责,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竞选得来的,而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成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根据宪法的这一原则,中国共产党没有经过多党竞选而上台执政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但以宪政理念为标准,没有多党竞选就无宪政,更无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3. 宪政实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国家政权体制。宪政国家的宪法规定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行使,“三权”相互独立并相互制衡。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琛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美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由国会、总统、法院行使。国会的立法要由总统批准才能生效,总统提名的大法官要由国会批准才能上任,国会和大法官有权弹劾总统,最高法院可以对国会的立法和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违宪审查,以达到“三权”互相制衡。

    人民民主制度下的国家政权体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议行合一”,由各级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一府两院” 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体现我国国家性质的最好形式。但以宪政体制为标准,不实行三权分立,就是有宪法而无宪政,更无宪治。

    4. 宪政实行“司法独立”及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中,立法机关最易受多数意志的左右,有可能利用其“多数决”的机制制定侵犯和剥夺少数人权利的法律,从而形成所谓“多数人的暴政”。为了对这种“多数人的意志”形成约束,从而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在西方宪政国家,一般赋予司法机关或独立的宪法法院行使对国会的立法和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力。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权通过审理具体案件审查联邦立法或各州宪法和立法是否符合联邦宪法。美国是判例法国家,其司法审查制度在宪法本文及其后来的修正案中并无明文规定,它是通过1803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一个案件时由首席大法官马歇尔首创的,该案的判决成为判例(法律)。

    西方宪政国家一般还奉行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将司法机关设计成为“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在资产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由最高司法机关的投票决定胜负。例如,2000年小布什与科尔竞选总统的最终结果,是由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以5票比4票决定小布什胜选。而人民民主制度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司法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干涉,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罢免。据此,我国司法机关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应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职权,但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坚持“依法治国、司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种宪法和法律实施、适用、监督的制度体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设计,行之有效,符合我国国情。“司法独立”是宪政体制中的原则,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人民民主专政体制中的原则。

    5. 宪政实行军队“中立化、国家化”。依据宪政理念,军队或一切武装力量均应为国家所有而不能听命于某一政党。为保证军队在宪政体制中保持中立,避免军人干政,在西方宪政国家一般规定军队的最高控制权应由文职机关或文职官员掌握,即对军队实行“文职控制”。如根据美国《国防改组法》,国防部长及其领导下的陆海空三军部长均由文官担任。由军职人员担任的各军种参谋长仅作为文职官员的军事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在国防部长领导下工作。多党竞选,轮流执政,军队不予干涉。

    而人民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军队接受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建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与国民党军队的殊死战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夺取政权,建立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这样的军队不可能是“中立化、国家化”的军队,共产党不可能放弃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但这样的政权也就不可能是宪政的政权。

    以上是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宪政还有一些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包括:实行市场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与公民权利至上;新闻自由;联邦制;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自由;议会控制财政拨款;人权无国界;可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等等。宪政的这些关键性制度元素与理念和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及理念共同构成宪政的完整制度架构。西方宪政民主法治在历史上曾经是进步的制度和理念,在几百年的实行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基本符合和适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外交等需要,某些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中的部分合理内容已被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所吸收和实行。但宪政作为完整的制度架构并没有普适性,其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通过以上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者的本质区别。

二、宪政的政治强权和话语霸权及其欺骗性

    有人认为,西方的宪政是个好词,为西方国家普遍使用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接受。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接触西方国家的制度文化,对宪政的制度元素和理念也已经能够接受了,我们可以在宪政前面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既不改变我国的国体、政体和基本制度,又能体现出中国特色,使其内容与西方的宪政区别开来,如同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前面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成功地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区别一样。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入宪,为什么“社会主义宪政”不可以入宪?而且,“社会主义宪政”还可以得到世界主流国家的欢迎和肯定,是中国对“人类宪政事业”的贡献。

    首先,主张将“社会主义宪政”入宪客观上迎合了宪政的政治强权和话语霸权。宪政之所以有这种政治强权和话语霸权,是因为宪政的背后有资产阶级的财产统治。恩格斯早已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实质上究竟是谁统治着英国呢? 是财产。财产使贵族能左右农业区和小城市的代表选举;财产使商人和厂主能影响大城市及部分小城市的代表选举;财产使二者能通过行贿来加强自己的势力。财产的统治已经由改革法案通过财产资格的规定所确认了。既然财产和通过财产而取得的势力构成资产阶级的本质,既然贵族在选举中利用自己财产的势力,因之他不是以贵族的身分出现而是和资产阶级站在同等的地位,可见实际上整个资产阶级的势力要比贵族的势力强大得多,可见真正进行统治的是资产阶级。” (恩格斯:《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87—688页)列宁也早已指出:“‘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其次,资产阶级确实需要宪政的统治和话语霸权。恩格斯在分析资产阶级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时指出,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权利(财产),一天天地把政权从贵族手中夺走,除了金钱特权他不承认任何特权。对它来说“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它来说,最好是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存在,使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但是,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无产者就范,就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者,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66页)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为此,资产阶级要求小政府大社会,政府越小越好,只要能够为自己服务即可,政府不可过多干预市场的自由竞争。资产阶级还操控各种媒体在世界范围宣传宪政的自由民主及其“普世价值”,用宪政的“合法性”标准和“普世价值”来衡量世界各国的政权,打压异己、支持盟友,以巩固自己在全球的经济统治、政治统治、思想统治和话语霸权。

    西方宪政的欺骗性在于,以表面上全民的自由民主掩盖其实质上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专政。例如,宪政宣称主权在民,实行议会民主政治。但议会民主的实际运转完全掌控在资产阶级的手里。所有参加选举的议员或官员必须得到大利益集团的支持才能当选。恩格斯指出:“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马克思在分析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实质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列宁指出:“请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幕后做的,是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进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 (同上书,第44页)所以,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应废除旧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8页)公社的实际做法是,人民代表不仅要制定法律,而且也对这些法律的实施亲自负责。公社委员会的成员,“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同上书,第358页)

    再如,宪政标榜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但现实中,三权分立并不是真实的。以美国为例,总统的行政权趋于膨胀,一权独大;法院既有司法权,又通过制作和适用判例享有立法权,还享有对立法和行政行为的违宪审查权;国会有权弹劾和审判总统及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行使一定的司法权;司法部作为行政机关,享有对各种案件的调查、起诉权,行使一定的司法权;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是终身制,而州法院的法官由州议会选举或任命产生,常为兼职,年年更换,独立性甚小。([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07、408页) 虽然资产阶级学者鼓吹宪政的立法权是主权权威的体现,但在三权分立体制中,立法权必须受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制衡,立法机关拥有的只能是一种残缺不全的主权,甚至在整个国家中找不到主权权威。所以,三权分立政治制度直接否定了资产阶级提出的“人民主权”原则,而不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法院司法权通过违宪审查可以凌驾于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权和行政权之上,直接违反民主原则。宪政三权分立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不允许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独掌全部国家权力。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制度正符合力量不相上下的各大利益集团分享国家权力的要求,符合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即使常常造成内斗不断而影响效率也在所不改。因此,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制度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畸形民主制,与人民大众参与国家管理毫不相干。

    对“司法独立”,马克思特别揭露:“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卑鄙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这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9页)西方国家所有法官的推选任命必须得到大利益集团的支持,要不折不扣地为大利益集团服务。那些自愿报名担任无报酬兼职法官的,全部是资产者本人,他们为利益集团服务是不言自明的,何来“司法独立”?看看搞宪政的台湾法院对陈水扁贪腐案在陈水扁执政时和下台后的审判表现,足以印证马克思论断的正确性。

    “社会主义宪政”论之所以不可取还在于,以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掩盖了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这些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有的已经写入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联邦制(苏联实行过,但已失败);有的被社会主义国家变通性接受,如市场经济、尊重和保障人权、宗教信仰自由、议会审议和批准财政计划等;有的仍为西方国家所特有,如新闻自由、人权无国界。而私有制、多党竞选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和军队国家化、中立化是宪政的核心必有制度,也是自由主义者所真正憧憬的政治体制目标。但“社会主义宪政”论却忽略了这些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忽略了宪政的整体制度架构,只强调宪政的非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似乎加入了人权国际公约,在宪法中规定了保障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就算有宪政了,前面再冠以社会主义就可以是“社会主义宪政”了。客观上这会给人民民主制度套上宪政的枷锁,引导人民民主的国家逐步走上真正西方宪政的道路——苏联东欧国家就是沿着这条道路一路走来的。

三、毛泽东并不认为人民民主制度可以称为宪政

    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人说毛泽东专门撰文论述过“宪政”,并说“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这是指毛泽东1940年2月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在文中毛泽东确实提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 但引论不能断章取义,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 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2页)

    在文中毛泽东明确将民主政治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毛泽东说:“那种旧式的民主,在外国行过,现在已经没落,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口里说要这种宪政,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借此欺骗人民。……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他们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东西,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同上书,第732页)第二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的民主怎么样呢? 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将来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是这种民主,在现在的中国,还行不通,因此我们也只得暂时不要它。到了将来,有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同上书,第732—733页)第三种是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 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同上书,第733页)当时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既无民族独立,也无民主事实。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同志被蒋介石的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所迷惑,以为国民党真会实行宪政。毛泽东在这篇演说里揭露了蒋介石的这种欺骗,将促进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变为启发人民觉悟,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个武器。

    至于毛泽东在文中还说“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同上书,第735页)这里,毛泽东将苏联与英国、法国、美国并列为“世界上历来的宪政”,是从宪法的产生规律有共性这个角度而言的,并非是指苏联也是英国、法国、美国式的宪政民主。而且该文仅此一处并列,其他论述则将苏联和欧美国家划分得十分清楚。毛泽东在使用概念时不但未将宪政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混淆,还特别从中分出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概念,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准备实行的宪政与英国、法国、美国的西方宪政区别开来。

    毛泽东在以后的文章中再也没有使用过宪政这个概念,更没有肯定过西方的宪政民主。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也没有使用过宪政的概念。因为在1940年毛泽东就认为欧美式的宪政民主是旧的、过了时的、没落的、反动的东西,全世界将来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1949年新中国即将建立,“有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毛泽东再次著文《论人民民主专政》,直接称新中国的民主政治为“人民民主专政”,以区别“新民主主义宪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巨大进步,为什么还要倒退回去搞旧的、过了时的宪政?人民民主制度的中国更没有必要去为资产阶级的“宪政事业”做贡献。

四、人民民主制度绝不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宪政”

    人民民主制度绝不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宪政”,其理由如下:

    首先,人民民主制度与宪政是两种本质不同的政治制度。既然从两种基本制度架构的比较中已经可以看出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使用概念时就应明确将二者区别开来。

    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命名的人民民主专政即实质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巴黎公社是最早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马克思总结说:“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1页)恩格斯指出,公社革命就是“炸毁旧的国家权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来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8页)这里,“新的真正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行使权力,人民管理国家。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制最本质的特征。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已经将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以区别于宪政,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倒退回去将人民民主制度称为“社会主义宪政”。

    社会民主党的鼻祖考茨基在他专门写的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中,将无产阶级专政贬低为马克思偶尔说出的“一个词儿”。 他引导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即空谈阶级斗争,但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不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在资本主义宪政架构内接受资产阶级现行宪法,参加议会多党竞选,争取多数选票,最终得到大资产阶级的承认与支持,能够参与轮流执政。因此,社会民主党也根本改变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

    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前面可以加社会主义,是因为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建设的手段,并不能决定国家的性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尊重和保障人权、宗教信仰自由、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些原则可以入宪,是因为宪法要反映和确认我国经济、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成果,这些改革成果从不同方面完善了人民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但并没有改变我国的性质和基本制度。以我国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为例,我国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原则对公约的相应条款做了保留,使我国加入联合国人权公约也不会改变我国的性质和基本制度。我国社会并不存在大资产阶级的不同利益集团,人民民主专政也不允许分享国家权力,不会搞三权分立。如果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被冠以“社会主义宪政”,就必然走上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因为宪政是整体改变国家的性质、政权制度架构和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不是仅仅改变几个非核心的原则和制度。

    宪政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一再提醒全党。“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页)“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总想把他们那套民主制度强加给我们,总想让我们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西方国家一直在进行尖锐的斗争。西方敌对势力打所谓的‘民主’牌,实质就是要实现他们‘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我们千万不能上这个当。我国有十二亿多人口,搞西方的那一套三权鼎立、多党竞选,肯定会天下大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头脑一定要清醒。”(《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

    其次,依宪治国不是实行宪政,人民民主制度的宪法确认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制度和宪政的核心制度与理念从根本上是不相符的。说宪政就是有宪法并得到实施,反对宪政就是不要宪法和社会主义法治。这是混淆了宪法和宪政的关系。回顾历史就很清楚,宪法与民主制和宪政没有必然的联系。民主国家未必是宪政国家(例如古希腊、古罗马是奴隶制、封建制民主国家),有宪法未必有宪政(例如清朝末年的钦定宪法),宪政国家也未必是民主国家(例如大宪章时代的英国)。虽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宪法,但宪法的内容和确认的国家基本制度是根本不一样的。

    新中国成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我们对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制定和通过了1954年、1975年、1978年三部宪法。三部宪法均确认我国国体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确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的政体,规定我国的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规定中国共产党执政所实行的政治协商、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单一制和民族区域自治、外交、国家机构等各项基本制度;规定公民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三部宪法对于巩固人民民主制度,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尽管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方面走过弯路,但是,决不能因此否定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执政规律的探索和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制度建设方面的伟大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的1982年宪法及其修正案是我国的现行宪法。现行宪法是对前三部宪法的继承和发展,在国家的国体、政体和政治协商、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单一制和民族区域自治、外交、国家机构等各项基本制度及公民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主要内容上是一脉相承的。现行宪法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取得的新经验加以确认,保障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大方向不能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受到来自国内国际、党内党外各种颠覆势力的不断挑战,我国在具体法律的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学教育过程中,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宪政理论的巨大影响和干扰,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执政规律的不断探索和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制度建设方面的伟大实践,其各项基本制度被新中国的每一部宪法所确认,并一以贯之地得到实施,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提供了坚强的法律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巩固,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依宪执政、依宪治国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蓬勃发展。

    但西方主流国家并不承认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民主法治的国家,更不可能承认实施人民民主宪法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宪政。不管是不是在宪政前面冠上社会主义,也不管共产党是不是依宪执政,他们都不会承认社会主义中国是宪政。

    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七大强调,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大要求,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社会主义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共同意志的反映。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使人民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民主法治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这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的需要,是从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而不是为了要“保护少数”去搞宪政。这里,须特别注意,切不可单独提“宪法和法律至上”。因为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至上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在党的领导下,为了人民的利益,通过法定程序,宪法和法律都是可以修改的。单独提“宪法和法律至上”,容易掉入“宪政”的话语圈套,这也是“宪法和法律至上”口号的局限性。

 


 

发件人:李延明(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仲大军 时 间:2013年06月17日 08:05 (星期一)Fw:童之伟:社宪派、反宪派与泛宪派的2008年——一个法学教授基于自身经历的回忆

社宪派、反宪派与泛宪派的2008年

——一个法学教授基于自身经历的回忆

童之伟

一、社会主义宪政概念在2008年的确立

    那一年年初,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先生向全国人大做报告,对2004年通过的一系列宪法修正案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些修正案是“我国宪政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

    其实,在吴邦国先生的报告之前,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许崇德教授已知悉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的起草情况,并通过适当管道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国家主流话语中采用“宪政”的提法表达了意见。许老一直关心《法学》月刊的工作,他在得知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采纳宪政一词已成定局之后,立即打电话给我告知这个消息。我约请许老写篇文章评论这一事态发展。许老欣然应允,写了《宪政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一文,并表示希望《法学》在推动宪政研究方面起带头作用。我在与韩大元教授等宪法学界中生代人士商量并征得华东政法大学校领导支持后,邀约了一大批对宪政问题有研究的学者就宪政问题发表研究文章。

    当年打头阵的是许崇德教授的《宪政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一章,刊登在《法学》2008年第2期。这篇文章其实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发表前已经写好的,报告一见报,这一期就立刻送厂印刷发行。下面是我当是归纳的许老文章的摘要:

    “宪政即民主的政治。危害我国宪法的尊严及其实施的思潮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由化思潮;一是以极其革命的面目出现、打着反‘西化’的旗帜的极‘左’思潮。前一种思潮的推动者们赤裸裸否定我国宪法,人们较容易识破其真实面目;后一种思潮的推动者们并不单刀直入地否定我国宪法,而是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先悄然歼灭‘宪政’这个提法,以便架空我国宪法,否定宪法的运用和实施。使宪法边缘化。较之第一种思潮,这第二种思潮对我国宪法危害更烈。极‘左’思潮的推动者否定宪政的提法没有任何一点站得住脚的根据。这种故意撇开我国的社会主义宪法,片面地把‘宪政’定义为资本主义,然后编造出‘宪政’提法会招致西化的神话,误导舆论,欺蒙领导,其意欲挥舞大棒重启反右派运动的作派很不合时宜。”

    紧接着,《法学》月刊2008年第3期推出了“强化宪政理念推进社会主义宪政事业(上)”专栏。下面是我为这个专栏写的“编者前言”的主要部分:

    “曾几何时,个别学术界人士基于认识的偏颇对‘宪政’一词极尽诋毁之能事,形成了所谓宪政否定说,此说长期误导我国社会大众和法政高层。宪政否定说在政治学和法律学界虽几乎没有市场,但此说在其他人群中的流播却对我国宪法实施造成了不容低估的负面影响。我国法学界、尤其是宪法学界历来对宪政持充分肯定的态度。为了给宪政正名,近几年来不乏宪法学者对宪政否定说提出批评,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许崇德先生发表在本刊2008年第2期上的《宪政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一文。编辑部今欣闻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从善如流,重新肯定了宪政之说,认为2004年通过的一系列修正案是‘我国宪政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编辑部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肯定宪政,正如当年肯定法治和人权一样,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并且意味着对法学界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的吸纳。”

    这一期共发表了10篇文章,其中9篇文章的作者和标题是:

1.华东政法大学何勤华教授:《宪政是社会主义应当继承和发展的普世价值》;

2.中国社科院李步云教授:《什么是宪政》;

3.中国人民大学韩大元教授:《宪政概念的宪法学说史意义》;

4.国家行政学院任进教授:《宪政的要义是民主》;

5.苏州大学周永坤教授:《宪法是静态的宪政宪政是动态的宪法》;

6.上海交通大学周伟教授:《宪政的理念与实践》;

7.苏州大学杨海坤:《宪政是法治的结晶和升华》;

8.福建师大杜力夫教授:《宪政是宪法和民主的统一》;

9.西南政法大学文正邦教授:《应当理直气壮地推进中国的宪政建设》。

另外,该期还专门在“法务时评”栏刊出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李林教授的长篇评论:《高举社会主义宪政旗帜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法治建设》。

《法学》月刊2008年第4期进一步加大刊登力度,共推出15篇文章,其中在“强化宪政理念推进社会主义宪政事业(下)”的总标题下刊登了13篇文章:

1.华东政法大学王立明教授:《改革开放的30年就是建设宪政的30年》;

2.中国社科院莫纪宏教授:《用“搞宪法就是搞科学”的定位来看宪政》;

3.武汉大学周叶中教授:《加强宪政建设是执政党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

4.复旦大学董茂云教授:《在宪政框架下追求司法的公正》;

5.四川大学喻中教授:《宪政有赖于国家权力纵横向协调配置和良性互动》;

6.深圳大学邹平学教授:《当代中国宪政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7.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建设宪政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8.西北政法大学董和平教授:《中国特色宪政的建设重点》;

9.武汉大学秦前红教授:《没有成功的宪政就没有成功的社会主义》;

10.首都师范大学郑贤君教授:《宪政的“名”与“实”》;

11.厦门大学朱福惠教授:《宪政及其中国特色》;

12.香港城市大学林峰副教授:《中国实现宪政的三个基本要素》;

13.清华大学程洁副教授:《宪政发展应着力解决好法治、民主和人权的关系》;

另外《法学》月刊2008年第2期还刊登了两个长篇专论,其作者和文章标题分别是: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范忠信:《超越“德政”“仁政”“善政”传统建设宪政》;

2.北京大学张千帆:《中国百年宪政历程的反思与展望》。

    以上列举的仅仅只是我作为一个法学期刊编辑人员经历的部分事件。由此我感到,2008年这一年,中国社会主义宪政派法学家为把宪政的一般原理和要求落实到中国宪法实施过程中来,付出了切实的努力。

    当然,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宪政派法学家群体。他们之间观点千差万别,但都怀有尊重现行宪法(并不意味着不批评)、在现行宪法总体框架下发展制约公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即个人权利与自由)决心或信念。之所以强调“宪法总体框架”,是因为他们也主张必要时修改现行宪法。

二、反宪政派的2008年

    现在我们再看看反宪政派之主要代言者在2008年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使用宪政概念的反应。 说到这个问题,不能不考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陈红太研究员对待宪政概念的跌宕起伏态度。陈红太先生《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3期发表了《关于宪政问题的若干思考》一文,该文对运用宪政概念的“结论意见”有五条,其中有三条直接评价宪政,其要点如下:

    “‘宪政’一词虽说资本主义可用,社会主义也不是不能用,但对于这样一个具有复杂政治背景、具体的西方理念和制度模式含义、对中国政治发展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和引起政治思想混乱的政治词汇,党和政府在正式文件和领导人的公开讲话中,应尽量避免使用。

    “学术界部分自由宪政论者对于中国的政制和法制设计,虽然主观上可能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从国体和政体上进行‘制度革命’,但实际的客观效果,可能会造成这样一种舆论态势:共产党、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马克思主义一无是处。

    2004年陈红太先生对“宪政”的态度,似乎可以这样概括:“宪政”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只是它有可能造成一种舆论态势,而“有了这样一种舆论氛围,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就会得逞。”

    在《法学》2008年第2、3、4期发表了“强化宪政理念,推进社会主义宪政事业”和其它专栏总共28篇专栏文章后,我在大约当年5月收到了陈红太先生的一封电子邮件。陈红太先生的信写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对我写的专栏“编者前言”中的下列话语表示不满:

    “曾几何时,个别学术界人士基于认识的偏颇对‘宪政’一词极尽诋毁之能事,形成了所谓宪政否定说,此说长期误导我国社会大众和法政高层。宪政否定说在政治学和法律学界虽几乎没有市场,但此说在其他人群中的流播却对我国宪法实施造成了不容低估的负面影响。”

    老实说,陈红太先生2008年邮件中表达的这种不满不无道理,因为,要说他那文章“对‘宪政’一词极尽诋毁之能事”、“对我国宪法实施造成了不容低估的负面影响”,实在有些夸张的成分。我当年写这些话的时候确实没有仔细看原文,一定程度上受了口口相传的话语的影响。很遗憾。

    陈红太先生2008年夏季来电的第二层意思,是说他修改了原文,并且把修改后的电子文档发送给了我。我大体看了一下结论部分,发现话语缓和了许多,与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用语已经比较协调。陈红太先生是有二十好几年党龄的中共老党员了吧,他这样做是党性很强的表现。我那时很快把陈先生对待宪政的态度转变告诉了北京和其它省市不少师友,记得闻听者都对陈先生的认识转变持赞赏态度。

    《党建》杂志2013年5月发表了署名“郑志学”的雄文《认清“宪政”的本质》,我读罢大惊失色,因为宪政一词几乎就成了“阶级敌人”的化身或文字符号。因为该文的的核心内容被概括为以下三句话,其中每一句话都足以判宪政“死刑”:“‘宪政’一词无论从理论概念来说,还是从制度实践来说,都是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以落入其背后隐藏着的‘话语陷阱’。”

    不少人怀疑“郑志学”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陈红太先生的笔名,让我做判断。说“郑志学”是陈先生,我觉得难以置信:陈先生最初认定“宪政”本身是一个中性名词,只是它客观上有可能造成一种对执政党不利的舆论态势,而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发表后,他不是收回了原来对宪政有否定意味的言论吗?这次不可能又回到从前而且变本加厉到彻底把“宪政”当“阶级敌人”吧?

    虽说可以用陈先生党性特强、跟政治风向转得特快来解释,但他的身份毕竟是学者啊! 写文章说事,应该与姚文元文革文章的“无定本”做法保持距离才好。

    再说,从常理看也难以想象陈先生会回避用实名、回避亮明任职机构。写了《认清“宪政”的本质》这样重要的文章,击退了在中国实施西方资产阶级宪法的图谋,保卫了共产党,保卫了社会主义政权,这业绩最起码堪比当年在朝鲜守住上甘岭的功劳吧。按理陈红太先生和他任职的机构没理由太谦虚。还有,通常强调文责自负,发表文章不用实名不注明作者任职机构岂不显得作者及其所在机构对此文极无自信,并因而不敢对文章负政治、学术责任?

    另一方面,要我否认“郑志学”是陈红太先生也难。原因之一,“郑志学”的笔名与中国社会科院政治学所的关联度太高了,且整个一个中国,官场反宪政的人虽然多,但学术界反宪政的人却十分鲜见,有些知名度的恐怕也就是陈先生一个。

三、泛宪政派的2008年

    社宪派、反宪派的2008年讲完了,该讲讲泛宪派的2008年了。

    2008年12月10日,从理念上看属于今日所谓泛宪派的一些人士,签署公布了一个以其产生的年份命名的“宪章”,那是一份政纲性文书。我是坚定的社宪派,国内没人邀我签名,但我很快在网上十分仔细地阅读了该“宪章”全文。

    在那约一个月以后,我到圣路易的华盛顿大学访学,抵达不久,即接到若干个那份“宪章”的海外支持者的电话,与我讨论这个文本的内容,显然有征询我是否愿签名的意向。其实,在那之后的一两年中,都不时有中外朋友与我谈论这个文本的内容。为阐明自己作为社宪派支持者的基本立场,我今天愿意坦率地说出我历次在谈论该“宪章”的场合一再陈述的基本观点。

    我认为,那个称为宪章的文本,其基本理念部分,主要集中在公民基本权利或个人的权利、自由保障方面,所涉及的内容至少2/3与中国现行宪法的规定重合。至于其基本主张,其中也有一半以上能为中国现行宪法所容纳。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在中国现行宪法的框架内争取基本权利保障、法治和宪政比较好。有些国民需要的东西,现行宪法难以容纳,在相互不突破对方底线的情况下,国民应该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可以用各种合法方式施加压力和争取。民间社会和人士,决不可能放弃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样样屈就官方。官民双方都应该尽可能避免撕破脸搞得你死我活,否则双方将不可能有任何沟通、谅解、妥协。

    从现在起,或许当政者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国民对基本权利保障日益增长的需要,同现行政治体制能够提供的保障空间过于狭小、保障方式不够丰富有效之间的矛盾,已呈现日益尖锐的趋势,这个矛盾只能通过政治体制的相应改革才能从根本上缓和。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6月24日 09:54 (星期一)附 件:3个(郑永年:“宪政”之争说明了什么?.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郑永年的这一观点是切中时弊的:“ 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需要探索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宪政从何而来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宪政的问题。左、右派应当放弃具有神学色彩的宪政讨论,把眼光置于中国的现实和经验,探讨中国自己本身的权力制衡机制,也就是中国本身的宪政,这才是唯一的出路。"习讲了“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法学界一时欢腾,以为可以实践法制化进程了,但毕竟是书生气,左右不了政坛风云。也许习想学邓的“不争论”,但改革已不是邓所面临的局部如“经济”问题,而是到了全局性的政治体制改革阶段,再做“鸵鸟”般“不争论”,一不可能,二将自毁长城。

“宪政”之争说明了什么?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

2013年06月18日

    近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多年来少见的“宪政”争论。这场争论已经显示出几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争论从社会群体扩展到体制内群体。反对“宪政”的不仅有社会群体,更有退休和在任官员;同样,支持宪政不仅有社会群体,也有官方群体,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曾经为实现中国宪政而努力而已经退休的官员。

    第二,争论激进化。争论的双方都呈现出高度的意识形态化,甚至呈现原教旨主义色彩。双方不仅有理论争论,也有人身攻击,主要是把自己或者自己阵营道德化,把他人和他人阵营妖魔化。

    第三,官方本身至今还停留在不作正式表达的“鸵鸟政策”。人们也可以把不做声理解为官方对争论的容忍政策。不过,对类似的争论,官方从前不是这样的。一些争论,一旦官方感觉到对己不利,就会反击,并且是重重地反击。当然,官方正式对“宪政”之争没有公开表达态度,并不是说其没有态度。相反,官方, 至少是官方媒体的态度是很鲜明的。官方媒体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宪政”学者写的文章,只有少数官媒发表了一些支持“宪政”的看法。尽管官媒发表的支持“宪政”的文章较之那些批判“宪政”的文章少得可怜,但外界并不难看出,官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很大的一致的意见——如果说不是分歧的话。传统上,官方一直要 求所有官方媒体保持一致和思想上的统一。

执政党无力介入讨论

    这场“宪政”之争的发生说明了什么?至少可以说明如下几点。第一,“宪政”之争传达出了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信号。合法性指的是执政党统治基础的问题。 “宪政”之争的发生,倒不如说合法性危机是对所有社会群体而言。实际上,从近年来的各种民意调查来看,执政党仍然享有相当高的社会认同度,因此也是合法性 基础。但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至少在一些社会群体的眼中的确是存在的。因为在主张宪政者看来,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必须是宪政。换言之,在这个群体看来,执 政党现在的执政基础并非宪政。这一点反对“宪政”的人也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们就直接说,主张宪政的是质疑执政党统治的合法性。反对“宪政”的阵营所担忧的 也正是这一点。公平地说,主张“宪政”的群体里面,也没有多少人是要如同反对“宪政”的群体所指控的,要推翻现行执政党的统治。“宪政”派中的大多数人主 要关注的,是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的转型问题。

    第二,争论表明中国社会的分化和激进化。很显然,争论的双方毫无共识。双方从来就没有直接对话,也拒绝对话,一直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隔空喊话,互相批评甚至攻击,导致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道德主义化和原教旨主义化。

    第三,官方话语的衰落。尽管官方仍然控制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对执政党仍然具有政治重要性,但多年来,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已经不生产任何新的理论和概 念,除了固守传统那些教条外,主要是控制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不过,中国的社会现实一直在快速变化。结果,官方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已经解释不了社会现实,也 不知道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到现在,官方连社会意识形态也控制不了,任凭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竞争。

    第四,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执政党内部对“宪政”没有任何共识。执政党内部有支持“宪政”的,也有反对“宪政”的。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官方就实行一种不情愿的放任自由主义,或者不得不“容忍”社会层面的各种主义之争。

    这种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宪政”之争的恶果是明显的。从政治上说,争论双方都在试图重新定义中国政权的本质。但是,双方都没有问他们用来定义中国政 治的概念,是否适用中国的现实。很显然,双方所用的都是外来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根本没有能力来规定中国的政权性质。例如,反对“宪政”的群体,把“宪政” 视为是资本主义的,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但是,说“宪政”不属于中国,那么中国是什么样的政体?难道无法无天的政体?同样,在支持“宪政”的群体看来, 中国如果要实现“宪政”,就要像西方国家那样,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就是说中国必须转型成为西方类型的国家。问题是:中国能够变成西方吗?变成西方会是一种 如何的结局?

宪政的本质是法治

    这场“宪政”的争论和前几年对“中国模式”的争论是一样的。在“中国模式”的争论中,左派认为,中国模式好得不得了,远较西方的优越,甚至在未来可以取代西方。自由派则相反,认为中国模式根本不存在。如果存在,也要把它改掉。

    但实际上,争论的双方都是在神学的抽象意义上讨论宪政,他们都没有直面现实。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在进入近代以后,王权时代逐渐过去,宪政成为不可 避免。自从近代“人民主权”理论产生以来,王权很快就失去了政治合法性,更不用说是神权政权了。在实现“宪政”的国家,宪政可以说是各种不同政治力量之间 的一个妥协。绝对的君主主权已经没有合法性,但绝对的人民主权也很难在政治上实现。在两者都不可能的情况下,就来一个妥协,那就是确定法律,法律之上,保 护各方面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政的本质就是法治,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难发现,即使那些保留王权的国家,王权只具有象征性意义,不具有任何具 有实质性的政治权力。同时,即使是实际上实行专制主义的政权,其理论上也要用宪政来论证自己。没有哪一个专制政权或者独裁,可以公开显示自己可以站在法律 之上。

    在人民主权时代,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不管宪政是否真实,至少在理论上各国都要行宪政。不过,也很容易观察到,宪政的制度体现形式在各个国家是不一样 的。大多数国家制定宪法,宪法至上。但也有例外。英国就没有成文宪法,但不能说英国不是宪政。当然,西方国家宪政的一个共同体现形式,就是三权分立和多党 制。中国左、右派之间争论的要点就在于此。他们实际上所关切的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政?”这个问题。自由派主张学西方宪政,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左派 则视三权分立和多政党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在这里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那就是把宪政的形式当做本质,或者说,没有把宪政的本质和形式区分开来。实际上,宪政的本质就是权 力的制约。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所以权力需要被制约。但必须看到,制约权力有不同的制度形式。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确是西方制衡权力的制度形式,但这并 不是说,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具有普世性,只要实行宪政的国家都要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这里,实际上把宪政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等同起来。

    这种看法当然过于简单,也不科学。从经验现象看,西方式宪政到了其他国家并不见得有效,甚至可以走向反面。例如,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 尤其是那些曾经被西方所殖民的国家,大都具有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结社、自由媒体等等在西方宪政国家可以看得到的所有制度表现形式。但这些制度形式的存 在,并不表明这些国家实现了宪政,因为这些制度形式的存在,同样没有能够使得这些国家避免专制和腐败。这是自由派应当思考的问题。中国的自由派一旦论及宪 政或者民主,往往是教科书式的,只看到北美和欧洲那些宪政运作良好的国家,而有意或无意地不去看那些陷入西方式“宪政”陷阱的国家和社会。

    另一方面,左派把“宪政”视为是西方的,同样不符合事实。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政治精英的努力就是为了建立宪政。在其革命早期,孙中山直接搬用 西方宪政和议会政治,但很快就失败。失败之后,孙中山就走上了一条探索的道路。这个探索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到毛泽东是一致的。蒋介石即使行专制,但在理论上 也没有否认宪政。相反,他所秉持的是孙中山的政治发展三阶段论,即从军政到训政到宪政的道路。台湾后来能够实现民主化,和政治精英对宪政意识形态的坚持有 很大的关系,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代表了政治发展的目标。

中共也有探索宪政的道路

    同样,共产党也有其自己的探索宪政的道路。共产党是在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主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就是说较之国民党,共产党更迫切需要宪政。1954 年,共产党及其政府就制定了宪法,即54宪法。为什么要有宪法?很简单,就是要实行宪政。毛泽东在晚年,自己破坏自己立起来的宪政,这就导致了无穷的恶 果。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治无法无天,就连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能保护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权。

    也正因为人们意识到文革是破坏宪政的结果,因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掀起了一个宪政浪潮。当时的邓小平对毛泽东有一个公正的评论。在讨论到毛泽东晚年 所犯的错误的时候,邓小平并没有把重点置于毛泽东本人,而是置于制度层面。在邓小平、陈云和彭真等一代领导人的努力下,中国重返宪政,1982年制定了新 宪法,即82宪法。当然,制定了宪法只表明中国要实行宪政,但并不表明中国已经有了宪政。邓小平之后,中共历届领导层一直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宪政,尤其 是如何把宪法所规定的一切转变成为现实。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之后,对中国宪政也有诸多论述。习近平接任总书记之后,说得更直接,就是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个“笼子”是什么,就是宪政,是法律、法治。

    就是说,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需要探索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宪政从何而来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宪政的问题。左、右派应当放弃具有神学色彩的宪政讨论,把眼光置于中国的现实和经验,探讨中国自己本身的权力制衡机制,也就是中国本身的宪政,这才是唯一的出路。神学化的讨论,无论是对执政党还是国家和人 民,都是有害的。反对“宪政”的人最终必然挖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他们必须回答,不实行宪政,要实行什么?难道要重新回到神权时代?或者王权时代?这有可 能吗?同样,自由派只会提倡西方式“宪政”,不顾中国现实情况,这同样会导致同样的结果。这两种极端主义都会把中国引向国家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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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的客观必要性或必然性

冼岩

    今天,有一种观点在西方已成为主流看法,即中国绝不能走类似西方的经济发展道路,也绝不能采用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否则,再多几个地球也不够用。有资料显示,美国现在是以3亿人口消耗着全球30%-40%的资源,包括石油、矿产、饮用水等不可再生资源;而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中国人达到美国人现在的生活水平,消耗的资源将是美国的3到4倍。也就是说,仅中美两国,就要消耗地球资源的160%以上,这是地球无法承受的。对这种前景的担忧,西方多层面人士都曽有过明确表达。

    在2010年访问澳大利亚前夕的一次采访中,西方利益的当然代言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电视镜头前公开讲出了西方精英对中国的真实想法:如果10多亿中国人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同时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可以富起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种新的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无疑,奥巴马表达的这种担忧是真实而沉重的;但同样真实的是,这些为了自己的优越生活和“人类前途”而忧虑,从而坚决反对中国走西方道路的洋大人们,同时却在其他许多方面对中国指手划脚,指责中国为什么政治制度不学习西方,为什么人权状况不像西方?这些脑袋似乎已变成一团浆糊的西方精英们,难道就不会反问自己一句:如果中国在经济发展方式、生活方式上都不能仿效西方,那么它在政治制度上、社会生态上还能和西方一样吗?或许,他们关心的从来就不是中国怎么样,而只是关心他们自己;他们只是希望,中国的变化完全符合他们的需要,不论是“像西方”还是“不像西方”,也不管是否合符逻辑、是否自相矛盾。更为滑稽可笑的是,一大帮中国的“精英”、“公知”也跟在洋大人屁股后面高喊:为什么不学西方呢?为什么不呢?

    西方人认为中国千万不能效仿的,其实是那种放任自我欲望的消费方式,以及由于激烈竞争而加剧掠夺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与西方强调个人自由的政治文明和强调竞争的经济文明是同构而且相互适应的,因为它们建基于同样的文明基因。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其价值核心是“个人优先于集体”,因此鼓励放任和发挥自己的欲望、鼓励个人之间的竞争。整个西方的生活方式、社会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结构,都是建构在这样一种价值逻辑之上的,其浮在水面最耀眼的部分,就是以个人主义为基准的自由主义、竞争至上的市场经济及以多党竞争为特征的西方民主制度。现在,西方人希望中国采用的,却是一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个人欲望、节制竞争、从而也必然更倾向于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又怎么可能不影响中国人的社会生态和政治结构?你总不能要求一个人在脚往左边走的同时,脑袋却朝右边去吧?没有相适应的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上层建筑的保障,中国人的经济基础和生活方式怎么可能做到压抑欲望、节制竞争?

    实际上,这样一种克制欲望、节制竞争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与中国传统的文明基因是相符的,与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也是相符的。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是“集体优先于个人”,强调克制个人欲望,维护群体利益,于是有儒家的“克己复礼”,甚至“存天理灭人欲”之说。众所周知,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也是遵循“集体优先于个人”原则的,它甚至要求个人甘做集体这台机器上的螺丝钉。只是由于前30年把这种集体主义的逻辑推演到了极端,才造成后30年“个性解放”的反动。经济对自然的过度掠夺、人与人之间的过度竞争、个人欲望的过分宣泄,都发生在这30年间,但基本政治制度并没有随之根本改变,只是收缩了自己的管辖范围而已。

    30多年的个人放纵,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自由的极大增进,但也造成今天内部的高度分化和外部的担忧、警惕与防范。不管对这30多年的功过是非作何评说,到今天,无论从自然条件,外部国际环境,还是内部社会条件看,这条路都已不可持续,必须另找一条新路。中国必须回到一定程度上压抑个人欲望、节制竞争、崇尚集体与和谐的轨道上来。当然,今天对个人的压抑、对集体的崇尚不可能达到古代或前30年的那种程度,基本个人权利应该得到更多保障,集体决策也应该更多倾听民众的声音;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市场对经济资源实行基础配置,但同时不排斥政府从公共利益出发的干预。那种以西方为标本,以西方标准来审视个人权利、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做法,那种认为经济问题只能交给市场通过竞争方式解决、政府必须垂拱而治的食洋不化,显然不适用于今日中国。如果中国真的像某些人主张的一样,在政治上、经济上照搬西方,其结果不但将是中国的灾难,也必然是世界的灾难。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个人需求、回归集体主义,是当下中国别无选择的选择。中国作出这种选择的理由,不是顾忌西方,而是从自己的条件和需要出发,从全人类的前途命运出发。不如此,自然环境将无法承受人类发展之重;不如此,国际社会将难以面对中国发展之迅,中国也很难避免与老牌强国发生激烈冲撞,从而可能重陷当年德、日困境。在西方模式之外,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外部约束的“中国道路”,这既是中国领导人对中国负责任之必须,也是中国对全人类负责任之必须。

 

 


 

发件人:欧阳君山 收件人:仲大军 时 间:2013年06月22日 11:27 (星期六) 附 件:1个(欧阳君山:中共如何超越西方话语体系(注目礼理论破解 ) 查看附件,欧阳君山:中共如何超越西方话语体系

中共如何超越西方话语体系

欧阳君山

2013年6月

    “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关键是要加强基础研究,打牢学术根基。没有扎实深入的基础研究作支撑,学术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就难以持久。纵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基础领域的重大发现和突破往往孕育着新的学术变革,不仅能催生新的研究领域、思想观点,而且会极大改变学术的概念范畴、话语系统。”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2013年5月14日在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按: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宪政”及政治形势发展的议论纷纷,一部分网络舆论更有争鸣之势。随着中共党媒批“宪政”理论文章的出笼,之前的某种乐观烟消云散,一部分人士甚至认为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出现了新动态。这应该属于书生论政,明显低估了最高决策层的稳定性和连贯道,硬要说“左”,批“宪政”理论文章——包括所谓“七不讲”的说法——似乎也没有超出既往所谓“五不搞”的范畴。

    倒是随着“三个自信”的唱响,中共迫切希望能够对西方话语体系尤其是西方“普世价值”转守为攻,对理论尤其是理论创新的巨大刚需已然形成。这应该构成近期批“宪政”文章出笼的大背景,但从文章的具体内容看,理论武装显旧,思想纵深不够,分析论证略浅,根本不足以真正驳倒占尽理论和舆论优势的西方话语体系,更大程度上仍属于政治宣示性质。长期以来,由于西方“普世价值”来势汹汹,中共一直是攻而无法,击不得效,遂不得不以“话语陷阱”的指斥退而自守,似乎也就难免左右摇摆,或者说让人感觉左右摇摆。

    “话语陷阱”的指斥有些苍白,事实上,不只西方“普世价值”,整个西方话语体系都存在明显的漏洞,不仅应该超越之,而且能够超越之。中共当务之急是,心态上虚怀若谷,技术上返本归源,通过理论创新达到新的理论成熟,乃至臻于新的理论境界,从而强化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证,甚至真正超越西方话语体系。

    下边七篇文章属于相关问题的思考,主体论证来源于注目礼理论的最新应用——即注目礼理论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篇论述《“党制”红旗迎风飘扬——返本归源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普世价值》。

 

 

转守为攻还是全面“左”转

评中共党媒近期批“宪政”理论文章(上)

欧阳君山

    与其说中共党媒近期刊发一系列批“宪政”文章是中共转守为攻或全面“左”转的信号,不如说是中共“三个自信”在舆论上的自然反应,毋宁说是“三个自信”在理论上的自然井喷,也算是彻底“暴露”了中共超越西方话语体系的理论雄心。毛主席说得好,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中共应该对普世价值的问题作出正面回答,仅仅否认西方价值的普世性远远不够。
——题记

    中共的自信与理论认同危机

    中共十八大报告不仅再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而且鲜明提出“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要求“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可真正要自信,特别是要在更广泛的层面形成理想甚至信念,仅靠政治决心是不够的,一味的政治灌输或许也有短期效果,但终非长久之计。

    如从所谓“普世价值”及“世界潮流”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一枝独秀。或许,这也正是一“特”字的重要含义,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如能赢取更广泛的认同,何乐而不为?更何况当今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国家软实力竞争已是不可避免,如一国之主义始终不能与国际主流话语对接,难免孤芳自赏甚至自歁欺人之虞。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指出,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播影响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撒切尔的说法可能代表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见,也构成“中国威胁论”不时沉渣泛起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撒切尔的说法也代表一部分国内精英的意见,近年来爆发的中国精英移民潮,应该说已严重折射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危机。

    色厉内荏 Vs 理直气壮

    怎么办?可能得回归内在的理论层面!有个成语叫“色厉内荏”,意思是说:没有内在的底气,外在再强大,也只是一时的虚张声势。相应地,也有个成语叫“理直气壮”,意思是说:只有理论上的成熟,才有政治上的坚定。作为追求长期执政的党,按中共自身的说法,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作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领导核心,中共务必警惕色厉内荏的虚骄,务必追求理直气壮的昂扬,务必首先使自己在内在上和理论上成熟起来。这也是中共自身的重要历史经验,在建党90周年庆祝大会上,时任总书记胡锦涛曾谈到,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

    毫无疑问,中共真正要打造或者说巩固自己的理想信念,必须首先强化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证,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真正颠扑不破!应该说,中共对这一点心知肚明,随着“三个自信”的唱响,中共对理论尤其是理论创新的巨大刚需已然形成。5月14日,在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明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把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作为首要任务,为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供坚实学理支撑。

    转守为攻还是全面“左”转

    这或许就是中共党媒近期连续刊发理论文章的重要原因,先是《求是》旗下的《红旗文稿》在2013年第10期刊发《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紧接着是《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5月22日发表旗帜鲜明的社评《“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之一的《光明日报》在5月28日刊发了《民主研究的误区及转向》的文章;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党建》在新出版的2013年第6期上发表特约稿《认清“宪政”的本质》和《西方“普世价值”不是灵丹妙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5月31日刊发题为《坚定“三个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的文章;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在新出版的2013年第11期上刊发题为《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伟大梦想》的文章。

    一系列文章接踵而来,不仅旗帜鲜明,而且颇显大合唱的势头。有评论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未有,甚至认为是中共转守为攻的开始,还有的说是全面“左”转的信号,这可能都有些大其辞。如果说“左”,这一系列文章所展现的理念并没有超过既往所谓的“五不搞”,都仍然还在“五不搞”的范畴之内。中共倒是希望能对西方话语体系尤其是西方“普世价值”转守为攻,但由于西方“普世价值”来势汹汹,中共一直是攻而无法,长期以来不得不退而自守。这一系列文章似乎也拉开了架势,尤其表现在《红旗文稿》刊发的《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及《党建》刊发的《认清“宪政”的本质》和《西方“普世价值”不是灵丹妙药》,但显而易见的是,理论武装依然停留于过去的话语,所以《人民日报》和《求是》的重头文章仍然是以守为主,锋芒欲露不露。总体上,与其说这一系列文章是中共转守为攻或全面“左”转的信号,不如说是中共“三个自信”在舆论上的自然反应,毋宁说是“三个自信”在理论上的自然井喷,也算是彻底“暴露”了中共超越西方话语体系的理论雄心。

    结合网上一度热议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及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看,这一系列文章似乎是配合而来,负有引导舆论的重要责任。现实效果如何呢?就中共内部而言,这虽然也属于说理性的思想教育工作,但更属于十八大精神的学习贯彻,无疑会收到一定的统一意志的作用,但口服心不服甚至漠然置之的情况肯定也会存在。从外部看,至少从部分网络舆情看,这一系列文章的收效恐怕有限,某种程度上甚至适得其反,以至有网友在微博上拿某文章的作者调侃说:“报告党中央,此人疑似打入我内部的敌特,变着法子向大众普及宪政,详细解释宪政九条,条条深入人心,请予审查!”

    姓“社”姓“资”:普世价值越辩越明

    原因分析起来可能也很复杂,但要者应该不外乎两方面,一方面是西方话语体系尤其西方“普世价值”的确占尽理论和舆论优势,一定程度上已深入人心,岂是几篇文章就可以轻易拔掉的?另一方面是这一系列文章本身的局限性,虽也条分屡析并引经据典,但理论武装显旧,理论纵深不够,分析论证略浅,根本不足以真正驳倒占尽理论和舆论优势的西方话语体系,更大程度上仍属于政治宣示性质,至于将政党竞争、权力制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甚至自由、民主、人权,乃至普选,一股脑扣上“资产阶级”的大帽子打入另册,更有简单粗暴之嫌,人心何以诚服?

    实际上,这一系列文章特别是其中相对有理论纵深的二三篇文章捅了一个大娄子,甚至点燃了一把大火,这就是沉寂多年的姓“社”姓“资”之争。如《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提出:“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这在政治层面尖锐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

    真理越辩越明,姓“社”还是姓“资”不仅要争论,而且要大争论,没什么好怕的,天不会塌下来。但争论姓“社”还是姓“资”,不是否认普世价值,恰恰相反,之所以要大争论,就是要争出普世价值来。尤其中共,更不应该否认普世价值,而应该力争力挺普世价值。无论中华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都鲜明主张普世价值。“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也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难道不是普世价值的追求?至于中华哲学,原本就是天下主义,根本没有狭隘的国家甚至民族概念。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普世价值的存在毋庸置疑,如果西方“普世价值”只是姓“资”,那真正的普世价值何在?毛主席说得好,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中共应该对普世价值的问题作出正面回答,仅仅否认西方价值的普世性远远不够。

 

 

中共如何超越西方话语体系

----评中共党媒近期批“宪政”理论文章(下)

欧阳君山

    “沧海横蹈,方显英雄本色。”问题是凭什么横蹈沧海,事实已经表明,一般意义上的物议不仅“蹈”不了海,更没法纵“横”,反倒招致更大的非议,甚至贻笑大方。中共当务之急是,通过理论创新达到新的理论成熟,乃至臻于新的理论境界,从而强化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证,甚至真正超越西方话语体系。有两点是中共要准备好的,心态上虚怀若谷,技术上返本归源。
——题记

    中共的必要准备:虚怀若谷与返本归源

    中共党媒近期批“宪政”文章似乎表明,中共洞察到部分漏洞,甚至有超越西方话语体系的理论雄心。这是值得嘉许的,西方话语体系包含非常好的要素,典型如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概念,乃至权力制衡的理念,但另一个事实也毋庸置疑,虽然经西方学人一代接一代的完善,西方话语体系仍存在严重的矛盾甚至明显的漏洞。西方话语体系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所谓“话语陷阱”,而在于实实在在的话语漏洞。

    问题是如何超越,这可能需要中共做好两个准备,首先是心态上必须虚怀若谷,不能够不懂装懂。这似乎不是问题,中华民族历来就善于学习,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曾谈到自己“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也曾在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表示:“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懂了的就努力创造条件去做,不懂的就要抓紧学习研究弄懂,来不得半点含糊。”

    其次是技术上必须返本归源,不能够浅尝辄止。这可能也不是问题,中华民族历来就重视本源,中共最重要的领袖毛泽东青年时明确谈到:“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这同样适用于当前,似乎也得到新任中共中央领导层的呼应,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前不久表示:“纵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基础领域的重大发现和突破往往孕育着新的学术变革,不仅能催生新的研究领域、思想观点,而且会极大改变学术的概念范畴、话语系统。”

    为什么说普选是民粹的游戏

    注目礼理论是一个返本归源的尝试,轻松超越西方话语体系,且“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用西方自身的逻辑及学理工具“制”了西方话语本身。下面以普选为例作一次小小的“炫摆”。普选不仅是当前的世界潮流,而且还成了自由民主的标签。但实质上,普选不过是民粹的游戏!

    这看起来冒天下之大不韪,道理其实很简单。可从一个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谈起,时下几乎人手一台手机,随时联络每一位亲朋好友,但查阅通信记录能轻易发现:每个姓名及号码的往来次数大不一样,有的频繁互动,有的偶尔互动;有的稀落互动。决定因素首先是亲情与利益,但存在亲情与利益关系的人也不一定经常互动,原因可能更在于“我”本有限,时间极其有限,精力极其有限,“我”也只能进行极其有限的真诚互动,其次只能一般交往,再次只能应付甚至客套乃至“忽悠”。即便最纯粹的真诚待人者,也不可能做到一视同仁。真诚互动之所以有限,是因为真诚互动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及消耗,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存在交易费用。

    这正是普选不靠谱的原因!毫无疑问,选举活动属于交易,是投票人与候选人之间的交易,候选人要获得投票人的认同乃至选票,就需要展示自己的理念及能力,更需要让候选人理解自己的理念及能力,即克服候选人与自己之间存在的认识差距,这就是交易。既然是交易,由于“我”本有限,像别的任何理性交易一样,理性选举也必定有限,只能在一定范畴和范围内进行,绝对不能一窝蜂。如果一窝蜂,投票人或许想理性地投票,但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难以对候选人作出认真研究,甚至对候选人的信息也难辨真假,很容易作出非理性投票;候选人或许也理性地拉票,但更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难以对投票人作出细致的解释,而且还必须考虑及应对竞争对手的作为,更容易作出非理性拉票。两相叠加和激荡,一窝蜂的选举几乎不可能理性,而极其可能沦为一场煞是热闹、充满做作甚至“劣币驱逐良币”的民粹游戏!这并非危言耸听,在以货币作为选票的纯经济市场选举中,屡见不鲜。

    为什么“劣币”能够“自由”驱逐“良币”

    张三在杏花村开酒店,由于酒好味醇,生意热火朝天,远近闻名,牧童遥指。李四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也到杏花村开酒店,虽没有好酒,也根本不知道弄酒,纯粹是眼红张三大把赚钱。但李四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应该在哪些方面发挥,不仅选定一个交通更加便利的位置,而且把自己的酒店装修得十分排场。张三一开始没在意,认为自己的酒是真家伙,对方都没弄过酒,还想叫板不成?更何况自己在这里经营多年,有稳定的客户。但客流量不客气,马上就有了下降。这正常不过,李四的酒店新开张,多了一重信息干扰。尽管不知道李四的酒怎么样,一部分本地客人肯定要去尝尝鲜,外地客人可能更要一睹为快,因为这里的装修更排场。甚至村口的牧童也受到信息干扰,由于没喝过,不知道哪家的酒更好,不能随便指了。张三还算精明,立即作出调整,也大搞装修。但心里还是有些别扭,觉得这是做表面文章,甚至时不时一声叹息:这世道怎么啦?李四则另一种心态,虽也重视把酒弄得醇正些,但拿手好戏是做表面文章,看到张三也大搞装修,他更在包装上狠下功夫,在村口树起广告牌,标榜“杏花村正宗”,还贿赂牧童一些好处,以至牧童再也不指了,有客人问起,就眼神往广告牌上一飞。张三得知,晕倒……

    事情就这样越搅越复杂,一个仿冒做酒的搅得一个真做酒的没法子安心做酒了!原本一个酒的竞争,却导致包装、装修、广告乃至贿赂的竞争。谁是受益者呢?毫无疑问,仿冒做酒的李四!谁是受害者呢?张三当然深受其害,原本有真家伙,现在却不得不随李四起舞,大搞歪门邪道。但最大的受害者还不是张三,而就是广大消费者,包装、装修和广告是需要成本的,贿赂更是需要银子,资源已发生严重错配,这一切最后都摊给了消费者。甚至整个社会的风气受到毒化,一个个学习李四好榜样,都不务正业了。

    政治普选为什么“横行”

    可谁能说李四的不是呢?尽管干的是仿冒做酒的勾当,但他并没有强买强卖,而是市场普选出来的王者。但毫无疑问,李四是个不折不扣的投机分子,如没有张三的祖传好酒在先,李四会开酒店吗?不仅不会开酒店,李四甚至都不会到杏花村来。说白了,李四就是张三的寄生虫!有人辩解:李四刺激张三搞装修和广告,带动了服务业,不也是贡献?有人声张:不要恐惧李四,经过一定的时间检验,市场会作出公正的判断,真酒就是真酒,仿冒就是仿冒。这都有一定的道理,如允许相应时长的博弈,真的一定战胜假的,正如有名言提到,最高明的骗子也不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人。但在特定的时间区域,假的完全可能战胜真的。由于现实情势的复杂和残酷,所允许的时长往往极其有限,假的更有可能战胜真的——张三不就被李四“逐”得都睡不好觉了么?

    就像当前风靡全球的市场经济是一窝蜂的自由竞争一样,当前风行全球的全民普选也是一窝蜂的自由竞争,其实都是伪自由主义,区别是在于:全民普选大多关于政治,结果难以检验,公说公的好,婆说婆的好。但货币投票的市场选举中,不仅结果容易检验,更重要的是,再选举无时无刻都在进行,不像政治普选多年一遇。拿杏花村开酒店来说,李四大肆投机,一时间“驱逐”张三,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注目”,信息逐步得到对称,顾客会重新发现真金,通过再选举把形势扳过来,张三重新为王。

    凭什么横蹈沧海

    中共党媒近期批“宪政”理论文章,有理论纵深的几篇似乎都批评了“资产阶级民主”,认为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或“有钱人的游戏”。这或许也符合事实,因为玩普选是全民动员,的确需要花钱,但仅仅以有钱人的游戏来驳斥包括普选在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明显苍白无力。

    “沧海横蹈,方显英雄本色。”问题是凭什么横蹈沧海,事实已经表明,一般意义上的物议不仅“蹈”不了海,更没法纵“横”,反倒招致更大的非议,甚至贻笑大方。中共当务之急是,通过理论创新达到新的理论成熟,从而强化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证,甚至真正超越西方话语体系,在国际范围内形成软实力,永葆自信。(本文作者系注目礼理论体系创建人,主体论证来自作者运用注目礼理论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篇论述《“党制”红旗迎风飘扬——返本归源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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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宪政共识

    我们作为中国公民,尽管有自由民主宪政,社会主义宪政和儒家宪政等分歧,但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都希望建构适合文明生活的宪政秩序。有人说宪政就是反社会主义,还说中国只需要宪法不需要宪政,但众所周知,当年没有宪政的宪法甚至没能保住社会主义者国家主席的性命。只有宪政才能防止历史上的暴政重演。为此我们特声明如下共识:

一、人的尊严不容侵犯

    每个人都有不可侵犯的内在价值与尊严,建立国家的目的是更好地尊重与保护之。
    每个人都有权利生活在健康与清洁的自然环境下,以正当手段追求自由与幸福。
    每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与安全都应当受到尊重与保障,任何人或机构都无权剥夺。
    每个孩子都有权利接受平等与免费的义务教育,在健康的生活环境和自由的教育环境下获得人格的全面发展。
    每个人都应当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争取教育和工作机会,任何人都不得因户籍、性别、种族、阶级、党派、信仰、财富、家庭背景等与个人能力不相关的因素而遭歧视。

    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关心公共事务并参与选举。一个正常的国家应当由理性形成的公民意见引领公权力,而不是由公权力主导民意;应当由公民来训导公权力,而不是由公权力来训导公民;应当由公民监督公权力而不是公权力监控公民。

二、宪政是每个人干净的水和空气

    我们珍视自己的权利与尊严,也同样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尊严,不为蝇头小利做不义之事、更不为自私利益行害人之恶。尊重他人是自我尊重的题中之义。真正的公民社会就是公民之间达成共识、相互尊重的共同体,宪法就是体现这一公民共识的社会契约,宪政秩序就是这一共同体内在的和最高的秩序。

    在一个没有宪政秩序、拒绝依宪执政的国家,我们的一切权利和尊严都没有保障。如果公民的选举权得不到保障,人民因为选举无意义而不参与选举,选举就徒具门面,那么民意代表就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发挥立法和监督政府的作用。公权力不受民意监督,就不能代表公共利益,就必然为少数人所绑架,并以损害公共利益的方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在这样的国家,我们会发现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多么的奢侈。公权力拥有不受制约的合法或不合法伤害权,普通百姓的个人命运则取决于公权力反复无常的偏好;一个人仅仅在微博上转发一则批评言论,就可能被劳教甚至判刑。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安全只是侥幸,活着只是幸存,哪有任何“尊严”可言?

    在这样的国家,我们也根本无力保卫自己的合法财产与收入。我们的土地或住宅随时面临强行征收或拆迁,为的是“土地财政“和官员“政绩”甚至腐败,而受害者毫无法律救济之途,不得不辗转于了无尽头的上访之路。公权力可以不经我们的同意,任意搜刮我们的腰包。我们的政府成了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而提供的却几乎是世界上最少和最差的公共服务。我们作为纳税人支付的庞大公共税费,却被常常用于任意侵犯公民自由的“维稳”以及五花八门的政府及官员个人挥霍,而非嗷嗷待哺的环境治理、食品安全、义务教育、医疗保险、贫困救助等公共福利。

    在这样的国家,我们的孩子从小生活在一个机会不均等和充满歧视的丛林社会,公权力行使过程中的虚伪、欺诈和暴力及由此造成的种种社会不公成了人生的基本示范,从小培养自私、犬儒、暴戾、投机钻营的极端性格。

    在这样的国家,不对国民负责的经济发展模式片面追求GDP数字和出口贸易,无异于另一场规模更大的砸锅卖铁“大跃进”,在剥削国民廉价劳动力的同时耗竭了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造成不可遏制和永难修复的环境伤害,直接威胁每个人尤其威胁子孙后代的基本生存……

    总之,这是一个因没有制约而失去均衡、进而持续走向倾覆的社会,而一切危机的总根源就是宪政秩序缺失导致的公权力失范。反宪政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纵容失范的公权力遭到更加无法无天的滥用,并对国民基本利益进行更大规模的野蛮剥夺,最后连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和水都出现了危机。由此足以证明,反宪政就是反人类,就是对我们民族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最大损害。

三、拥护宪政,实施宪法

    不可思议的是,恰在善良公民为救治社会弊病而孜孜以求宪政之时,反宪政的浊浪突然排空而起。在少数偏狭文人的喧嚣中,执政党乃至整个国家都被定位为现代宪政文明的对立面,理性温和的宪政主张则被构陷为“反党” 、“反社会主义” 。这些言论有违基本常识和逻辑。

    在此,有必要申明我们的公民立场。作为公民,我们对国家利益有独立而清醒的认识。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不是别的,正是宪政框架之下的公民合法权益,也就是无条件地全面落实和保护公民权利。惟有宪政才是治理中国病的对症之药,惟有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还利于民的宪政,始能让每个人过上自由、安全而有尊严的生活,进而纾解民怨、提振民气,并为国家恢复元气。

    我们理解,中国的现行宪法确有诸多不足,但是我们认可这部宪法具体条文所昭示的宪法至上和尊重人权的基本精神,并敦请执政党与政府尊重宪法精神,真诚履行自己的宪法义务,自觉接受宪政秩序的约束。执行宪法是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底线。宪政大业固然需要持久的努力,而宪政转型的大方向不容否定,制定宪政进程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亦刻不容缓。
我们认为,宪法规定的如下权利与原则尤其重要,并将身体力行推动其实施。

四、推进选举民主

    参选立法机关的民意代表和行政机关的领导人,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更是公民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是否主动关心政治并参与选举,是鉴别一个人是公民还是臣民的主要标准。一个国家是否有足够多的公民参与选举的自由空间,直接决定了选举的真实性;而选举是否真实,则决定了国家的根本性质以及政府和人民的基本关系。每一个公民都应以负责任的态度投票,公民参与选举的权利不应受到任何非法限制或干预。只要符合法定条件,任何享有被选举权的公民都可以作为候选人,候选人的资格与活动自由不应受到任何非法限制或干预。

    财政与政务信息公开是宪政秩序的重要构成。公民有权依据信息公开的相关法律或法规,要求政府公布详细的财政预算和开支情况,并要求官员公布其个人和家庭财产状况。

五、践行言论自由

    言论、新闻、集会、结社自由是公民尊严的题中之义,也是制约公权力、实现长治久安的基本保障。只要保证言论自由、信息充分,公民就能走向道德与心智成熟,并有能力用独立思考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作出理性判断。在网络时代,言论的主动权掌握在个人手中,身为公民没有理由对公共事务保持沉默。公民既有权利通过正当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也有义务尊重别人的表达自由。公民的言论自由——尤其是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不得受到政府的剥夺或限制。

   新闻与出版自由是社会理性的基础,不得受公权力的压制。一旦公权力控制了新闻出版,必然挪用舆论公器为自己服务,对国民进行系统的信息欺诈和精神控制,进而扭曲他们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助长封闭保守、妄自尊大、逃避现实和激进民族主义等非理性心态,并将整个国家陷于癫狂之中。这方面,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多血腥惨痛的代价。要让中国社会回归正常,必须打破新闻垄断、取消舆论管制。

六、尊重信仰自由

    道德修养与宗教信仰不仅是人性的内在需求,也是文明得以建立与维系的基础。对宗教的偏见与排斥是社会道德低落的重要原因,宗教与道德只有在信仰自由的土壤里才可能健康发展。

    政府有义务维护公认的游戏规则和程序正义,而无权干预公民的精神生活。政治与宗教必须分离,政教不分只能让政治与宗教同时走向堕落。在不同信仰面前,国家必须保持平等中立的世俗立场。除非宗教活动明显违反国家法律,国家不得干涉宗教活动自由。

七、实现司法独立

    独立的司法是社会理性的寄托和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也是政府合法性与公信力的基本保障。司法必须独立于立法和行政、特别是摆脱一切政治团体的控制,成为纯粹说理和依法断案的场所。法官的人格独立应受到制度保障,一切影响司法公正的权力干预和腐败行为都必须受到严格禁止。

八、走向官民共治

    “公民”是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开放范畴。公民不仅包括正当行使政治权利的平民,也包括正当行使国家权力的官员。事实上,官员本来应以身作则,做普通公民的表率。但是一个在权力不受宪法约束的体制下,掌握实权的官员面临巨大诱惑,很容易堕落为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侵吞人民利益的罪犯,已经沦为中国社会最没有伦理底线和尊严感的职业。

    我们以公民与同胞的名义,奉劝所有掌握或自认为有机会接近国家权力的人,现在是认真对待自我尊严的时候了。人永远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机会,任何人都没有必要把自己变成窃取国库的盗贼或他们的从犯。如果一味敌视宪政秩序,放纵自我沦陷,等到权力滥用给我们民族带来无可挽回的灭顶之灾,那么天怒人怨,暴力的掠夺必将迎来暴力的反叛和历史的无情审判。回归宪政,回归公民的行列,回归有尊严的生活,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成长中的中国公民社会一定会拥抱你们。

    以上是我们作为公民的共识和信念。我们对任何公民都没有敌意,只有一个出发点——为了所有人的尊严。基于善意,基于公义与爱,我们平和而谦卑。我们知道,通往宪政的道路充满了艰险和曲折,但我们不会动摇,求仁得仁,无怨无悔,义无反顾。我们深信,自主的公民是一切健康的社群、组织和国家的基础。与其在权力的奴役下苟活一世,不如力争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就在这份文本即将收尾之际,厦门公交爆炸案不期而至。这是悲剧,更是警告。我们正在和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危机赛跑。我们别无退路,惟有一往无前。我们坚信,宪政中国一定会到来,宪政的阳光一定会照临和救赎这里的每个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也无论是怀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儒家和道家等世俗信仰还是信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其它宗教信仰的中国人。

中国公民:

冯崇义,悉尼,历史学博士,悉尼科技大学,学者
苏小玲,北京,作家,媒体人
张千帆,北京,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笑 蜀,广州,《炎黄春秋》杂志编委,媒体人
秦 晖,北京,清华大学,教授
秋 风,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王 康,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学者
荣 剑,北京,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兼职研究员,学者
张 鸣,北京,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夏业良,北京,经济学博士, 北京大学 教授
徐友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
张博树,纽约,哲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教授,宪政学者
杨恒均,广州,中国学博士,学者
杨继绳,北京,新华社,学者
杜 光,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者
陈子明,北京,《北京观察》,学者
许志永,北京,
吴祚来,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
慕容雪村,成都,作家
袁 刚,北京,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
鄢烈山,广州,《南方周末》,媒体人
李公明,广州,中国学博士,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张星水,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朱大可,上海,中国学博士,同济大学,教授
刘泽华,天津,南开大学,教授
刘健清,天津,南开大学,教授
吕德安,北京,诗人、画家
郭于华,北京,清华大学,教授
章龙飞,北京,影响力中国网,独立学者
……

 

 

 

发件人:fa ouyang<xiangshan1996@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hugang18时 间:2013年06月17日 12:01 (星期一)

不要七不讲八不讲,要左右派平等地大讲特讲

王希哲

2013年6月16日

xz7793@gmail.com

    七不讲对吗?当然不对!为什么要七不讲?为什么不许人民说话?应该讲。一切人民该讲的国事,人民都应自由地去讲。

    右派对“七不讲”反弹很凶。好像他们在坚决地维护言论自由。真的吗?不是。这所谓“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近30年来,他们哪天不在讲?他们一直在按他们的立场,他们的“真相”,他们的解说,去讲。在中国,体制内外媒体讲坛,他们早就占据了、垄断了这“七讲”的话语霸权。而左派呢?特别是毛派呢?则被专政着,根本被剥夺了这“七讲”按左派的立场去解说,去辩论的话语权。邓小平的“不争论”,实际就是为右派开放了话语特权的大门,而剥夺了左派“争论”的权利。30年他们繁茂地滋长着,“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没有天敌。这两年,开始有了点左翼对手的出现。他们就紧张了,不满了,眼中有钉了。他们一次又一次抬出邓小平 --胡耀邦的“中共中央决议”,来要挟习近平中央,“不许左派猖狂”,“不许文革余孽复辟翻案”,甚至勾结中共权贵当局右派,以莫须有之罪非法翦除了不过是邓左翼代表人物的薄熙来。他们对薄熙来在人民中越来越“如日中天”的影响,感到灾难,必须以最黑暗的手段翦除。总之,他们要维护的是右派“七讲”的特权,而继续剥夺左派“七讲”的权利。他们要的,根本就不是什么“言论的自由”。

    现在,风传习中央(?)有“七不讲”,确实专横,但表面还是公平的。是请左派右派都一律“七不讲”。右派30年有着“七讲”特权,这一来,当然比左派更感到肉痛,喊叫自然也就更凶了。但这样的“公平”确是不好的,其危害是“甚于防川”的。应该实行反过来的公平,言论自由的公平,无论他“七讲”“八讲”“九讲”,凡重大国是,要让人民,要让左右派平等地大讲特讲。国家一切媒体讲坛,向左右派平等地开放。

    当然,老王同意,言论自由也不是无限。国家可以根据宪法订出几条标准,如,何为“汉奸言论”标准。根本危害国家民族历史和现实利益的汉奸言论,不得开放。一切接受外国基金或一切形式外国资源援助的机构和个人,其言论不得在国家正式媒体和讲坛开放。因为中国民主是中国人的民主,不是外国利益代理人在中国“民主”。一旦发现,立即取缔。如此等等。

    既然要让全国各阶层各派别人士,都能获得权利平等的言论自由,“大讲特讲”,就必须平反一切政治派别和一切政治代表人物。

    在中国,所谓地主资本家“右派”,早就“一律平反”,“刘文彩”“黄世仁”“周扒皮”们早就有他们登堂入室的辩护代理人。但所谓“王张江姚四人帮”毛远新,文革数千万所谓“余孽”,民主墙“反革命”,89“动乱”,刘晓波们,至今得不到平反,他们及他们代表的社会政治层面,就得不到自由地“大讲特讲”的机会。今日左派,除了刘晓波,少有不主张平反其他。而右派特别其代表精英,则坚决地反对平反“王张江姚四人帮”毛远新和文革数千万所谓“余孽”,视其为洪水猛兽,把他们的右派言论特权,言论“自由”,他们的发展,建立在永远对左派(毛派)代表人物的政治压迫和专政之上。他们哪里是所谓“普世”言论自由的维护者,他们明明是“自由”其口,专制其骨的专制者。

    老王的意见是,如中国右派坚持只要自家的“言论自由”,反对平反文革平反毛派,反对一切左派获得平等的言论权利,就证明他们要的“七讲”,不是公平的“七讲”,不过是右派对左派自由地言论专政。那就比“七不讲”更坏,更黑暗。那就应该在批评习中央“七不讲”的同时,更坚决地揭露右派“言论自由”的虚伪。指出习近平中央的“七不讲”,起码有个暂时的左右一律“不讲”的公平。待右派回心转意真正主张“普世”的言论自由,赞成包括左派在内的全国人民各阶层都能获得平等的言论自由权利,赞成文革和“四人帮”等的平反,那时,左右派才一起去反对习中央的“七不讲”,让全国人民都来对“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等等等等,大讲特讲。在全民的大民主,大辩论中,分清香花毒草,大是大非,开辟出一条全国大多数人民认可的、接受的实现中华梦的伟大道路来。

 

 

改革的腐败从何时开始?

2013-06-11

中共党史专家 阮铭

  “江泽民时代是中共最腐败的时期”,这个结论从年已82岁的中共党史专家阮铭口中说出,引人关注。

  先后出版了《历史转折点上的胡耀邦》(1991)、《邓小平帝国》(1992)等书、在史学界中有口皆碑的中共党史专家阮铭,在接受一中文媒体采访时说:我觉得邓小平最开始的设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的目的还是要走向均富。倒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坏。他跑到华尔街去敲开市钟,把高盛引进中国,压低农民工的工资,让圈地的地产商发财……中国腐败的高峰,还是江泽民时代。他的儿子、李鹏的儿子也都是那个时候起来的。

  阮铭认为:江泽民时代是中共开始腐败的时期。说中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谁是“先进生产力”? 过去说只有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到了江泽民时代,变成劳动不创造价值,只有资本才创造价值——只有华尔街创造价值。后来爆发金融海啸,我看追祸源就要追到华尔街和江泽民。

  从“三个代表”的几大家族腐败案例来看,阮铭以上言论是有理有据的。江泽民当政时,腐败出现,“三个代表”家族带头贪腐,并以纵容中共官员们贪腐来换取中共太子党及特权阶层的政治支持。每年被逼上访维权多达数百万人次,受害者遍布中国社会各个阶层。

  江泽民之子江绵恒涉及多起中国重大贪污要案。 案发于2007年的中国证券市场“招沽权证案”(招商银行认沽权证)是有史以来第一大案,涉案金额高达1.2万亿人民币,直接将江泽民、江之子江绵恒、江之外甥吴志明,以及中共高层贾庆林、黄菊等卷入其中。此案使许多大陆股民倾家荡产、血本无归,直接损失几百亿元人民币。

  曾庆红被认为是江泽民的“大管家”,中共官员和商人想升官发财或摆平丑事,会以钱铺路与曾庆红建立关系,并得到他的“荫庇”,曾庆红家族趁机上下其手,曾庆红儿子曾伟就以经商为名大捞特捞。据说,曾伟当时做生意的格言是:一笔项目的进项少于两个亿,免谈!

  据透露,在曾伟捞钱的历史中,他除了插手上海大众汽车、东方航空、北京现代汽车等公司,获取巨额佣金外,还曾在北京开了一家基金性质的公司,主要是通过内部管道获知都有哪些公司欲“股份制改造”并上市发行,然后曾伟的公司会主动锁定那些公司,与他们联系,“协助”这些企业顺利上市。

  曾伟的公司声称,自己可以包办企业股份制上市发行的所有“政府批件”,条件是购买即将上市的企业原始股。比如两千万股,按每股一元算,曾伟只需支付 2000万元,但企业一旦上市溢价发行,比如每股10元,曾伟手中的原始股就在短期内迅速增值到两亿元,这就是曾伟着名的“没有两个亿的进项,免谈”的由来。

  周永康家族也在 “闷声发大财”。 据2009年因中国首富黄光裕案被查办的中共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披露,周永康儿子周斌利用其父的影响力,在周永康曾任职的地方或部门,大搞权钱交易。比如插手四川大型工程项目,通过国土资源部大肆盗卖土地。据报导,周斌还在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帮助下积累了许多财富。

  周斌仅在北京就拥有许多处房地产,其中一处价值高达2500万欧元。而所有周永康家族聚敛来的财富,大部分都隐藏在其家族控制的企业中或是通过这些企业清洗干净。

    再后来有了温家宝家族,聚敛了更多的资源。这种发展,使改革变成了权力自肥式的改革。今天应当对权力进行严格约束了!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5月27日 11:05 (星期一)附 件:1个(郎咸平极重要的清华大学讲演.doc ) 查看附件

改革由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成果而成本由全社会负担

郎咸平在清华大学的讲演

    从去年开始一直走到今天,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到底什么叫做改革开放?”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我也想找到一个适当的场合来陈述我的想法。今天,我感谢清华学生会邀请我。学生的邀请对我个人而言,意义极其重大。因为国家未来需要的就是你们。我准备在今天这个场合谈谈一个新思维——到底我国的改革开放出了什么问题?什么才是一个改革的新思维?在场这么多同学,冒着天寒地冻的危险(笑声),跑来听我的演讲,我想请现场每一位同学,当一次历史的见证人。今天我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谈一谈我心目中的改革开放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好吗?(热烈掌声)

    各位同学如果比较关注我的言论的话,应该能从最近的网上对我的批评得知一二。有很多人说我是“反改革”,说我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像这一类的批评,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今天在一个“追求卓越”、世界级的学府,在这样一个场合,我要告诉各位,什么才叫做正确的改革。

    我要请各位同学思考一下,你认为我们25年来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吗?我们回头看一看,25年之前,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各位注意到没有,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当时在社会主义的环境里,竟然能够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什么条件呢?我想在清华大学,把这个条件重新的定义清楚,我不希望在这个基本问题上面,我们学术界,或者企业界再有任何争论,以及任何的怀疑。它的条件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掌声)

    今天,我就想拿一本你们曾经念过教科书,叫做《微观经济学》来谈一谈邓小平的理念。各位同学回去以后,翻开书里的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里面讲了一个理论-----“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邓小平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提出来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各位请注意,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就是一个前提。但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结晶------《微观经济学》的思维理念,竟然和社会主义的思维是一模一样的。“帕累托改进”,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公平一定是在前头的。公平是什么?是一个初始条件的平等。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夺他的机会,当然是一个起点的公平,也就是在不剥夺他的公平机会之下,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所以不论是以社会主义或者是以现代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公平就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而“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

    美国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 《反托拉斯法》英文是 Anti-Trust。Anti是“反”的意思,什么叫Trust呢?对,清华同学的水平果然高。(笑声)那就是信托基金。《反托拉斯法》到最后就是反信托基金。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当你仔细回顾历史之后,你会发现历史是多么的有趣---- 因为美国大家族实际上是很多信托基金的持有者。因此,Anti-Trust,《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问题,而是一个资本家的理念。所以欧美各国不但在法律层面上,例如普通法,来寻求一个马克思所追求的公平。同时拟定法律,化解资本家及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而化解是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是说从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个思维太重要了。因为从1844年开始到1867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既得利益者的资本家会利用一些伪观念来毒化劳动者,例如推广基督教精神,要求劳工接受上帝的带领,接受上帝所给于的一切,包括接受这个社会的不公平等等。所以马克思提出,社会要进步就要打破妨碍社会进步的思想,包括基督教思想,而这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念的由来。为了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因此劳资冲突要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再由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一切都是受了马克思的冲击才有如此重大思维的转变。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微软的比尔.盖茨——他也是每一位同学心中的伟大人物—— 在几年前提出把所有的财富捐出来成立比尔.盖茨基金会。因为他认为他今天的成就除了个人的能力以外,整个社会的哺育具有更大的贡献,所以他取之于社会,就要还之于社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现象,这是从《反托拉斯法》一直延续的一种新形式资本主义维持公平的精神。我们很意外的发现,美国政府的矛头针对的竟然是大家族。但是它绝对不是采用所谓武斗的方式来解决(笑声),而是希望大家族颐养千年,退出美国的经济舞台。

    各位还要注意一件事情,美国跟英国是不一样的国家。美国移民都是愿意跟过去的文化、民族、亲戚、朋友一刀切断关系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群人。这样的个人主义带给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人一旦成为资本家之后,所带给美国社会的就是动荡与不安。我这句话,可以从1929年的美国股市大崩盘得到印证。《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描述了和1720年的《泡沫法案》中一模一样的现象,就是官商勾结、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把股价炒得老高,而导致了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总市值由当时的890亿美金跌到了150亿美金,可以说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末路。但是各位请注意,延续了《反托拉斯法》,美国政府在这个阶段受到马克思主义冲击的结果,深切的领会到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定要以民为本”,更具体地说必须要藏富于民来化解劳资冲突。而藏富于民的结果,造就了今天的美国。

    我再以美国股票市场为例,解释如何透过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功能,达到藏富于民化解劳资冲突的效果。美国和加拿大都是相同的普通法系国家,但是加拿大的上市公司当中89%以上都是家族控股。美国呢?它大部分的公司竟然是大众持股而不是家族控股。全世界除了美国、英国之外,都是家族控股。为什么美国是大众持股?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的结果。当时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工程,从1890年到1934年的四十多年可以说是整个美国法治化完成的时代。整个工程之浩大,目的性之强,以及效果之震撼,让每一个人动容。

    如何创建一个财富重分配的股票市场呢?首先,美国政府放弃了1720年的策略(当时英国法国等政府束手无策,只有关闭股份制公司和银行), 而采取了彻底化解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矛盾,避开马克思主义的预言的伟大国策。美国政府除了通过《反托拉斯法》限制大家族之外,更进一步的是,是要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来化解矛盾。怎么样才能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呢?那就是从1932年开始推行了一 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当时提出了股票市场的正确思维,所谓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社会大众怎么知道他最有能力呢?职业经理人就必须披露正确信息,这个时候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政府必须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而且必须确保这个人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就是说你一旦成为职业经理人,你就有责任要把工作做好,你要替股东创造财富。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如果这个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打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止。我这句话根本不是开玩笑,你看一看安然的事件就理解了,最后安然倒闭了,五大会计师行的安达信业倒闭了,合伙人自杀了……

    大家族在美国政府的运作之下,以高市盈率抛售股票相继(而富裕的)退出上市公司的经营,美国的上市公司变成了大众持股公司。美国政府通过证监会严刑峻法的监管,确保职业经理人有信托责任,确保他所披露的信息都是真的,如果有假,则严惩不贷。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通讯会因为一个小事情而受到严惩。世界通讯犯的罪,就是更改一些会计科目,原先是费用的科目改成投资,通过折旧来提列费用。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内来讲是小事一桩,没人在乎的。在美国是不能被允许的,因为你已经触犯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就这个小事情,负责人被逮捕。美国电视的新闻每天晚上都会重复播放一个镜头:司法人员把世通负责人的手从背后用手铐铐住,连续几个礼拜“游街示众”。美国政府要让所有的美国人,包括从婴儿开始到老头,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就是违反信托责任的下场,让每一个美国小孩子都知道,你将来成长以后,你所要做事情就是对股东有信托责任,如果没有,游街示众就是你的下场,这个意义太重大了!就是因为美国政府这种“以民为本”的策略,使得美国的股民,甚或社会大众对美国中央政府有极强的信心。他们知道,万一他们的权益受到了挑战,美国政府会当仁不让站出来,用严刑峻法的方式,保护弱势团体,保护中小股民,保护全国老百姓,因为以民为本的制度是不容挑战的,你只要做不到这一点,马克思的预言一定会成为现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

    美国每一个老百姓,通过保险金,退休金,将他一生的财富放在股票市场里。由于美国人口不断膨胀,所以美国的股市资金的投入是不断的增加,股价长期总是往上走的。我们国内有很多荒谬的语言,说“股票市场是有风险的”,我告诉各位,那是错的,股票市场只有短期风险,不应该有长期风险。因为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才叫股票市场,各位想想看,当大家族陆续退出股市之后,如果美国的上市公司都陆陆续续的上市,成为大众持股公司,那么这象征着什么意义?这就是象征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实现!你们觉得好笑吗?因为你们不理解股票市场的本意。美国的大公司都上市了,他们会真实地披露信息,做得不好的退市,做得好的就会继续留在股票市场,继续为股东创造财富。他的特点就是在美国的严刑峻法下不得不有的信托责任。股民可以在股票市场上得到回报。如何得到回报呢?一家上市公司如果赚了一块钱,那就可以通过市盈率来放大财富。美国的市盈率一般是30倍,就是说,任何一家的上市公司如果得到了一块钱的利润,那么股民就可以得到三十块钱的回报。换句话讲,美国的经济得到了一块钱盈利,那么就有三十块钱回报给全国的老百姓!因此,美国的股票市场从1930年左右到1980年的五十年间,它的年回报是百分之八点三,加上银行利率,就是说,如果那一年银行的利率是百分之三的话,那一年的回报率就是百分之八点三加上三,等于百分之十一点三。而1940年到1990年的五十年间,美国的股票市场以每年百分之七点六的回报率增长,再加上银行利率。只要美国的每一个公民把自己的退休金、保险金放到美国的股票市场,那么三五十年退休之后,就老有所终、老有所养。所以恐怖分子不可能摧毁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才是对美国的重大打击。美国的股票市场承担着美国社会财富重分配的伟大功能。

    美国的股票市场肩负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功用——财富的重新分配。美国的宪法,即美国的根本大法赋予了美国证监会的严刑峻法的执法功能。你们看看!多么宏伟的计划,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公民愿意将自己一生的积蓄都放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美国的股票市场才能让他们的财富不断的成长,才能使他们老有所终、老有所养。

    1932年伯利和敏思(Berle和Means)两个教授合写了一本书,是写美国的股权结构。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结论,就是当时美国的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大众持股公司,但是却不断地有矛盾出现!他们发现,真正的矛盾来源是股东和职业经理人。这本书把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转换为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把矛盾进行了转移。这个转移很重要,这是“公司治理”这一伟大课题的开始。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反托拉斯法和财富重分配来得到了缓解和消除,而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公司治理”措施,最终也把它化解掉。这使得紧张变成了祥和,成本变成财富。

    我请同学们注意,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美国政府在1950年透过各种方法提倡新自由主义学派(以往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学派)。而这个学派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分别获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其中一个叫做弗里曼(Friedman),另外一位叫做哈耶克(Hayek),他们两人都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们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理念,就是只有自由竞争经济才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透过计划经济所达成的财富重分配的制度是他们所反对的。这句话让我们回到了国富论亚当.斯密的时代!亚当.斯密不是也提出了同样的思维吗?但是请各位注意,1950年代和亚当.斯密的时代是不一样的。美国政府从1890年开始,已经进行了法治化建设,自由经济已经完全处于法治化的约束之下, 你不敢以大欺小,你不敢以强欺弱。这些法律不仅规范了自己的行为,也规范了政府的行为。因此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政府的行为都是在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下进行。你必须有一个游戏规则,这样才能充分的发挥你的创造力,创造你自己的财富。这个时候,你所创造的财富才不会像马克思主义时代一样,不会是掠夺别人的财富,掠夺劳工而得来的。因为你有法治化的社会秩序。走到这里就是到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典型期,对于这个典型期,我请各位同学看一下,这已经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而且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冲击。我们国内很多改革派的学者没有看清楚这段历史的事实,盲目的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思维,由于我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法治化建设,因此才会重蹈国富论之后类同欧洲一样大吃小强欺弱的覆辙。

    我们跳开美国和英国两国,你再看看欧洲大陆,欧洲大陆已经没有资本主义了,欧洲大陆已经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今天同学们可能怀疑这个制度有效率吗?一个注重公平,一个以公平为基本原则的制度(包括美国和欧洲)是有效率的吗?我告诉各位同学,我不想谈论它是不是有效率,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你把公平放弃了的话,马克思的预言就会成为真实。这不是我个人的理解,这是西方这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和伟大的政府政策制定人一致的结论。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对他理解有多少,这种马克思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我们对它又了解多少?今天你翻开资本主义的精神代表著作——比如讲:微观经济学, 会发现效率改进的先决条件(帕累托改进)竟然是以公平为基础,什么是以公平为主呢?就是一部分人可以富起来,但其它的人不能更贫穷。
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吗?

    我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导致一部分人富起来而由其他人负担社会成本的虚伪改革。我在这里再次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并把我国在这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一条一条列出来,做一个评论。
    第一个,就是国企改革。我们回忆一句我今天讲的话——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

    举个例子,我想问问什么是国企改革?我现在终于弄懂了,原来就是我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来清理,清理干净之后呢?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革。我们发现中国国企的职业经理人是没有信托责任的。他做不好是什么理由呢?是因为体制不好,什么是体制不好呢?就是这是国家和民族的错,做得好呢?就把国有资产归为已有。甚至,我们为了让他掠夺国家的资产,还提出一些荒谬的理论,例如冰棍理论——国企就是体制不好,就像冰棍一样会慢慢融化,与其让它全部溶化光,还不如在它溶化之前全部送给这些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算了。

    各位同学们,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最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的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的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有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的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的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甚至我的学生,有一次到四川省某县,去谈一些合资项目。当地国企的老总和他说:“我给你讲,我们把这些净资产通过一些会计操纵压低了价值,你呀,就假装出百分之二十的钱,我就把企业给你,还有呀,我们后山还有五千亩的土地,都是的,我全部都送给你,你给我一点钱好不好?”这就是没有信托责任的“我党干部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最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掌声)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的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掌声)

     谈谈我们的教育改革。(掌声、笑声)谈到教育改革的时候,我总是以清华大学为例。(笑声)我对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总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各位来宾,你们记不记得,二十多年前你考上清华、北大的那个情景。你当然记得。你的父母含着眼泪把你送到火车站。他们买不起硬座车票,给你买一张硬座的站票,让你站到北京上清华大学。你毕业了,功成名就之后,把你的父母接到大城市居住,而你就开始搞教育产业化的改革了,你断送了当初和你一样贫穷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机会,因为学费提高的结果他们再也念不起大学了,你怎么忍心啊?”

    什么叫教育改革?这是最为荒谬的一种改革。(笑)什么叫做荒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能够考得上清华?因为你们的成绩好,你们是社会的精英,这就是一个供需不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的结果,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供给和需求不可能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但市场化就是通过价格机能,使得供需平衡。你怎么能够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里面呢?教育本身就是精英取向的供需不平衡的制度,你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教育制度里面来干什么呢?要搞供需平衡吗!到最后你要花更高的学费才能进大学。你家有钱还无所谓。但是这么一来,我们在网站上所看到的故事一一呈现在各位面前,那就是和你一样没有钱的贫穷家庭的子弟,再也念不起书了!无论你多么的优秀,你无法进入清华大学。

    目前我们的改革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只要打着市场化的招牌,就可以无恶不作!(掌声)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大学教育收费那么高,中国就不可以呢?美国就是可以,而中国就是不可以!因为你没有配套措施。各位晓不晓得,美国大学的收费高是对的,那是对于有钱人。但当你的收入低于某一个水平的时候,美国政府可以提供低息,甚至免息的学生贷款,还有学校和美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你知道吗?

    这些同学可以大学四年毕业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还给美国政府。我想请问各位同学,我们有这种制度吗?我们没有这种政府大规模的贷款制度来补贴穷人,如果你进行市场化,其结果是让很多的农村青年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而念不起大学, 而是因为没有钱而念不起大学。配套的制度和措施是教育改革的先决条件。我们没有这种配套措施,你怎么敢随便把市场化的概念放在教育改革里面呢?这又是一个改革成本由全社会最为贫穷的人的来承担的荒谬改革。

    我们再来看看医疗改革!(掌声)当一个急诊的病人送到医院去的时候,部分的医院第一句话不是“你哪里不舒服呀?”,而是“你有没有保证金呀?”(笑)如果你没有,你就在走廊里等死吧!

    我们可能见怪不怪,可是我告诉你,在香港任何一家医院,病人看急诊是免费的。各位知道香港老百姓为什么愿意出这笔钱吗?因为这是对人性、对弱势群体最起码的关怀。我们这里有吗?我还要告诉各位同学,你到美国看病是什么情况。美国的法律规定,必须先给你治完病之后再向你收钱,如果钱不够,可以分期付款。这是对于弱者的关怀与情怀!可是我们今天有吗?当然我承认政府在这方面也在努力做好,例如我们第18次调低药品的费用。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在一个没有法治化建设的国家里,在没有法治化的游戏规划之下,你控制不住收费的标准,尤其是控制不住民营医院的收费标准。

    比如,你只有一个病,他会说你有十个病,你本来只用开一个药,他给你开二十个药。虽然药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五,但你原来只要吃一种药,现在却要吃二十种药。(笑)你便宜了吗?我们全国一千五百个医院,上万个诊疗中心,其中大约有80%是被少数集团所控制的,各位知道吗?现在媒体在大量报道,这些医院随便给你一个病因,随便给你一个医疗费,乱开药的现象层出不穷。最后你会发现,到时候我们老百姓连看病的机会都没有。我想请问各位,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进行市场化之前,我们有没有想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我们回头看美国,克林顿总统是一个英明睿智的总统,他上任的第一天,就聘任他的太太希拉里为美国医药改革委员会主席,结果两年之后彻底的失败。(笑)欧洲也进行过医疗改革,亚洲各国也进行过医疗改革,结果都是失败,原因就是保险费用太高,政府无法负担。另外一个导致医改失败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举个例子,台湾搞过劳工保险,由政府出钱,劳工拿着保单就可以去医院看病,结果到最后,病人没有生病,却拿着保单到医院,和医院合谋骗政府的医药费,然后一起分。(笑)最后因为刁民过多,(笑)而不得不取消劳保。

    在美国,看病的保险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有的。在美国相当多的穷人是没有保险的。保险需要一年几千美元。综观美国,欧洲,亚洲,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是成功的。既然医疗改革是这么的艰难,医疗改革的问题这么的多,我们怎么敢这么轻意把市场化的概念强加在医改上呢!这种改革还不如不改,因为你太不了解国际大势了。你把市场化看得太神圣了,最后我们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家打着医改市场化的招牌大赚利润,而成本却由社会上的病人来承担,这又是一个改革利益归于少数人,而改革成本由社会大众承担的错误改革。这就是我们的医疗改革。那么我们其它的改革呢?比如说股改。这个可能跟你们关系不大,因为你们都不是股民。你们同学当中有股民吗?可能不好意思讲,是吗?(笑)你们最好不要炒股票。你不好意思讲的因为是因为你被套牢了。(笑,掌声)只要谈到改革都有问题。(笑)什么叫做“股改”,我们到底清不清楚“股改”的概念。让我们回头看一下英国这个邪恶的帝国主义怎么做股改的!(笑,掌声)英国有很多的国营企业,所以在撒切尔夫人时代进行了“股改”。但是股改有股改的原则。这种改革都是和国企改革相对应的。股改三部曲,第一部曲是在国有股权的结构不变的情况之下,聘请职业经理人改革。第二部曲,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经营好的国有企业进行“股改”,而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不能进行“股改”。因为“股改”本身牵扯到英国中央政府的背书。只要政府把坏的公司推出,股民赔了钱之后就会骂英国政府。中央政府怎么敢对老百姓言而失信,怎么敢在老百姓的心目之中失去了其信用形象呢?因此,只有把好公司进行“股改”,希望老百姓可以赚钱。而现在我们的股改,是好好坏坏的公司全部进行“股改”!到最后的代价是我们的政府将信用一起赔了进去。

    最后我只问监管单位三句话,第一: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在股改前不大量收购流通股?你不敢保证。第二,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不敢篡改选票,不敢贿赂选民? 你也不敢。我们已经知道的贿选事件,曾经在上海被大规模报道。第三,你敢不敢保证,推出法人股之后,上市公司不会制造假消息,在高位套现离场,坑害股民?最后,监管单位什么都不能保证!而在什么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之下进行“股改”,甚至把坏公司都一起进行“股改”,这就是对政府信用的破坏,也是对股民的再一次掠夺!同时,我们的股改的目的是要进行全流通。“全流通”重要吗?你们看看美国的股票市场,美国政府的目的非常的清楚,就是为了全体百姓的利益。而我们的股改,是为了全流通!(笑)目的都搞错了,进行“全流通”的改革,是让全体的股民一起跟着受罪,承担着改革的成本。这种股改能够成功吗?
第三步,也是让我很痛心的地方。所谓的股改是全流通,让政府退出股市。看看人家英国政府,股改后的公司,政府保有一股黄金股。在重大的决策,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对于股改的公司有一票否决权!那是对全体股民的一个保障!那是表示在任何时候,英国中央政府都会为了股民的利益而打算,这才是最根本的保障!而我们竟然要求政府完全退出股市。拿我们的股改和英国的“股改”比较一下。哪一个是为百姓打算,哪一个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改革?(掌声)

    “股改”失败之后怎么办?就算了吗?谁负责呢?在今天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我们这种简单引用一些国外的先进概念而创造的政策,必须要检讨。

    在这里,我想跟各位谈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掌声)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历史故事之后,各位同学应该知道我的理念——不要再轻易引进国外流行的概念,因为那不能解决问题。你要就事论事,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专家学者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随意引进西方表面现象的思维走下去,体制改革一定会失败。你以为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就可以使一个政府变得更有效率、更廉洁吗?你又错了。我举个例子,香港和新加坡的政府是全世界最廉洁、最有效率的。香港在1997年前,是既无民主监督又无舆论监督的地方。97年前的香港媒体,哪一个敢批评港英政府,香港政府政治部的官员立即抓人递解出境。在97年之前,香港也没有民主选举。但是香港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洁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加坡也是一样,它既无民主监督,也无舆论监督,可是新加坡政府的效率与廉洁,常常与香港政府比争第一。我们以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民主当然是有它的必要性,可是民主跟舆论不能使一个政府更好。再举个反例,亚洲已经引进了民主制度和舆论监督的国家和地区,例如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民进党治下的台湾,哪一个政府不腐败。(笑声)因此我们发现,在亚洲,民主和舆论,无法使政府变得更廉洁,无法使政府变得更有效率。如果中国再坚持现在肤浅的改革思维,我们的体制改革一定会像我们的国企改革、医改、教改一样失败。所以,我希望今天在清华大学向各位亲爱的同学们,讲讲我的体制改革的理念。(热烈的掌声)

    同学们思考一下,中国的各级政府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贪污腐败,人神共愤,但是另外一方面,政府官员却忙碌不堪。早上七点多钟就去批公文,批到晚上十点还批不完。中国政府的公文,是全世界政府公文最多的。(笑声)到最后都批成习惯性了,不批都不习惯了。(笑声)结果退休了,怎么办,没有公文批了,不习惯了,把老婆叫过来,你这个菜单拿过来我批一下。(笑声、掌声)批什么,“原则可行”。(笑声)你们不觉得这两个现象是个奇怪的矛盾组合吗?如果是腐败的话,为什么不一起腐败?如果是忙碌的话,为什么不一起忙碌?为什么会有两个极端的现象一起出现呢?

    今天我要拿体制改革和各位同学做沟通,是希望同学以后谈问题、分析问题,不要简单的、随便的引进一个概念,而是要针对问题来谈论问题。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是提供公共财货的地方,包括法律、环境,土地等等。中国各级政府低效率和腐败的原因是由于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导致。我给各位举个例子,以前彩电脱销的时代,售货员可以把彩电卖给你而不卖给他,这种小权利都能让他拿到十块钱的贿赂。同样的,由于对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才导致各级干部批给你而不批给他而产生的贪污的空间。同时,由于公共财货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想做事的官员,为了满足这么庞大的需求,每天都要忙得不可开交。到最后,政府又贪污,又忙碌,唯一的原因,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公共财货的供给不足。

    就拿批土地来说,如果批土地由领导来批的话,需求是无限大的,每个人都想搞定领导,弄一块便宜的地,转卖,投机倒把。就是因为这种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在,所以跟土地批复有关的领导就有贪污的空间。可是由于土地需求无限大,所以那些在土地部门想做事的官员,就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就以批土地为例,和香港的制度作个比较,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那就是香港批地完全是透明的流程化。每一个土地的批复、开发、拍卖,都要经过严格的拍卖程序,各级官员按照行政流程办事并进行公开拍卖,由价高者得。由于香港整个批地的程序太透明、太流程化了, 因此各级官员根本没有贪污的空间。而且由于价高者得,需求自然减少,香港官员都可以在五点钟下班。而且由于完全流程化,甚至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公文,也不需要层层请示领导。因为各级官员该做什么事情,流程里面规定的清清楚楚。这就是香港、新加坡政府廉洁高效的原因所在。美国政府也是这样,只是美国政府的背后始终伴随着民主自由和舆论监督。所以我们总认为民主、自由等等可以让政府廉洁和高效。可是拿亚洲国家为例,就会发现这不是根本原因。我当然不能否认民主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功用。可是这两个功用,移到亚洲来就不适用。各位请注意,如果思维再次错误的话,动用“大手术”,搞了个民主舆论等等的方式监督政府,到最后,我们就可能走向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而不是走向美国。那时候是不是又来一次批评——政改失败。

    我们今天太喜欢使用资本主义表面简单肤浅的现象进行改革,而不实事求是的深究各种改革的本质问题,这才是改革的最大危机之所在。当然,还有很多改革都值得我们批评和关注,包括农业改革、房改,金融改革、银行改革,其共同特征就是改革由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成果,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这些改革今天就不讲了,也讲不完了。各位同学听得很辛苦吧,不过还好,没有一位同学离座去上厕所。(笑声)谢谢各位。

 


 

发件人:长河放马(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大军时 间:2013年06月11日 14:03 (星期二)文化侵略,污染中国几代人

文化侵略污染中国几代人

横舟

    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打开的同时,在如饥似渴,被禁锢多年的我们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西方文化也随着我们的善意容纳,从根底上袭击了我们。换句话说,最初的文化交流,根本不是什么正常意义上的交流,就是不平等的文化侵略。而这种文化侵略的本身,完全的来源于我们当时不设防的软弱。

  这倒是好有一比,当年吴三桂兴亡国之师,引多尔衮入关,为救国清理李自成的无奈之举。而文化入侵不会是象军事入侵那么惨烈,却是一种长痛。满清之痛使中华民族痛苦了二百多年,最后孙大夫给解决了。而文化之痛,恐怕是要经过几代人的过滤,也不一定解决的了。

  记得二十年前,当我在街上看到一个母亲领着她的儿子,那个几岁的小男孩,看见橱窗里的七龙珠画册,蹦起来高喊的时候,心里那个阵痛……而今,那个母亲也许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而那个小男孩,也二十多岁了吧?文化素质如何呢?这之后,又有多少被七龙珠、奥特曼等画册影响过的小男孩们呢?

  是的,这种文化的侵略是带着合法的帽子进行的,是让国民们舒舒服服的接受的,是在广大民众打着呼噜的时候,就被奸淫了。也是大多数民众无法抵御的,因为,当时的民众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个免疫能力。

  有人曾统计过,在我国研究生以上学历当中,信教者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信仰外国教者。年轻人当中,过西方情人节的,占百分之六十以上。中高级知识分子当中过圣诞节的也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甚至有一部分青年人就拿这件事当个时髦,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的教育界,各个高校里面,通过各种方式,培养了一大批口袋里装着硕士、博士文凭的文盲。这一集群当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家的无用之才。这些人一出校门,就喜欢给洋人当奴才。

  还有一些加入外国籍的中国人,在他们手按着当事国的宪法宣誓,背叛自己的祖国的时候,心里根本一点刺痛的反应都没有。事后,还是照样厚脸皮的在中国国内捞钱,而国内的人和他们合作,还在以此为荣。

  过去,在街面上有一句骂人的话:干这种坏事,你还算是中国人吗?如今,已经很少听见这句骂人的话了。这就是文化入侵的结果,这就是精神劫掠的结果。那些没有了灵魂,或者说被西方文化劫掠了灵魂的中国人,最终丧失的就是做人的底线,或者说是做一个中国人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道德。

  我们承认,西方文化有对中华文化进行入侵的权力。同样,中华文化也有对西方文化反入侵的权力,或者对西方文化进行侵略的权力。可是,我们没有做到,或者说我们没能够做到以中华文化抵制和入侵西方文化的事情。

  这是不公平的,这是一个民族的失败。大中华文化,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是领先于世界文化潮流的人类社会的基准文化。如今,被那些只学了我们祖宗一些皮毛的西洋人反过来教育我们,这是多么的痛苦的一件事呀。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使得我们这个优秀的民族长期以来,在世界之林裹步不前。尤其是在近现代史上,中华民族由于长期遭受外来强权的劫掠和压迫,更是深深的陷于苦难之中。所以说: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史,就是反抗封建专制压迫和西方列强劫掠的历史。

  软弱无能的满清王朝,在中华民族的头顶上铸造了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先驱们,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把中华民族从苦难之中解救出来。但是,由于理想者们没有解决好原始理论和传统文化的和谐关系,使得国家在社会发展上面出现了偏差,这就给西方列强的入侵留下了缝隙。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列强,在中国,在一定的时期内,得到了他们在军事上长久以来,没有能够得到的东西。该拿到的都拿到了,该带走的都带走了。更为可怕的是,他们还带走了我们很多国人的灵魂。

  那些喝了几十年的洋墨水,读了几十年的洋课本的硕士、博士,专家、学者们,扪心自问一下吧,你们都为中国人做了哪些事情,为中华民族做了哪些事情?反过来,祖宗倒是让你们骂了个够。诚然,你们可以不负责任,因为是学校造就了你们。

  身为中国人,或者自封为中国学者,你们对于中国文化了解了多少呢?即使是向你们说的那样,走向国际社会,那你们连自己的种族文化都不懂,无非就是会背一些洋人书里的词句,那你们又何尝不是这个世界上的超级文盲呢?

  中国人,不懂中国文化,就是中国文盲。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6月26日 09:58 (星期三)附 件:4个(郑永年:十八大,中国现代政治元年?.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中国能发展出党内民主的机制

郑永年

2012年08月14日

    如果内部多元主义的发展趋势能够继续,并且执政党也能发展出党内民主的机制,中国更有可能发展出一个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治制度,形成一党长期执政,但政治过程有足够的开放性来容纳不同的利益

  在讨论当代中国政治变革的方向时,“民主化”无疑是人们最热衷于使用的一个概念了。这里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自近代以来,民主化为各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没有一个国家在讨论政治发展时可以回避民主化问题,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避免民主化的压力和挑战,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其次,中国政治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民主化的需求遽然增加。从执政党内部来说,在强人政治之后,党内民主的需要早就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无论是接班人问题、官员录用、政策的决定与实施、党内的政治参与等方面都需要实行党内民主。很显然,尽管党内民主的概念已经存在多年,但政治竞争(无论是选拔还是选举)还都没有比较高水平的制度化。从中国社会来说,社会力量的崛起、利益的分化、新媒体、全球化,所有这些因素也都在大大提升社会对于民主化的要求。

  从国际环境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除了中国,几乎所有大国要不是已经民主化了,要不就是正在民主化。中国不仅在外交上遭受着作为一个被视为是“非民主”国家的压力,而且国际社会对中国内部社会的民主影响力也越来越高。只要中国是这个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外在世界对内部的影响不可避免。

  实际上,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化,而是要什么样的民主化和如何民主化。总体上来说,民主政治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民主有其共同的特征,但也有其文化的特殊性。从文化角度来看,民主是一国一个模式。民主最早从西方产生,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国。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民主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发生各种不同方式的转型。凡是民主能够符合一个社会的文化的,其运作显得有效。但如果不符合这个社会的文化,民主运作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甚至造成政治瘫痪。从经验上说,这一现象不难观察到,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和社会。

  东西方对“政治”的不同理解

  如何理解文化对民主的影响?因为民主是其中一种“政治”形式,我们可以从不同文化对“政治”这一概念的认知来理解。不难看到中西方对“政治”这一概念的截然不同的理解。在西方,最典型的是古希腊对“政治”的理解。在提出“政治”这一概念的亚里斯多德那里,“政治”指的就是“城邦事务”。“政治”意味着在那些有资格享受参与城邦事务权利的平等人之间的谈判、妥协和合作。应当指出的是,当时的奴隶并非是城邦人的一部分。

  西方社会尽管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革,但“分权、参与和妥协”这些民主特点以不同方式延续下来。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国王”制度是处于分权状态的,国王要和其属下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往往是地方大家族)作谈判和妥协。到近代,西方实现了从传统的“国王”制度,向高度中央集权的君王制度的转型。有意思的是,尽管这一转型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集中的过程,但这个过程的实现则是通过分权和参与的方式来实现的。无论是国家的统一,还是对外战争,君王都需要财力。这里,商人的角色变得非常重要。“纳税人”的概念,就是始于君王向制造财富的商人的征税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商人用经济利益向君王获取政治权利。议(国)会成为商人或者商人的代理人和君王谈判及参与政治的制度机制。商人本来就具有妥协精神,商人进入“政治”领域更强化了近代民主的妥协性精神。

  也应当看到,西方民主从精英(商人)民主到现在的大众民主,有了激进的变化。总体上看,妥协精神趋向减少。精英民主意味着参与政治的人往往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尤其是商人)。但大众民主意味着谁得到选票,谁就能参政。也就是说,参政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参政者之间的妥协变得困难。当不能达到妥协的时候,他们往往就诉诸于民众,其实只是民众的选票。从前在西方所谓的“忠诚的反对派”,现在更多的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极其分化的社会,情况尤其严重。民主政治演变成通过选票说话,选票行使权力。但因为社会是分化的,也是可以被分化的,政治也就演变成分化的力量,而非达成妥协和共识的地方。在选票主导下,钱的份量越来越重,经济控制政治,“一人一票”演变成“一元一票”,经济力量很容易转化成为政治权力。

  亚洲并不存在类似于古希腊那种谈判、参与和妥协的民主文化。当“政治”来到亚洲之后,人们不知道如何行为。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民主的国家,但日本人绝妙地把自己的文化,和从西方引入的民主形式结合在一起。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度,成为国家的象征。在天皇制度下实行多党政治,无论什么党,都要效忠于天皇。日本在很长历史时期里能够实行一党独大的制度,和天皇制度分不开。这种制度设计,加上日本民族的单一性,保证了日本民主的运作。日本尽管存在着选举,但西方式的政治上的妥协精神很少见。自民党长期执政,是一种内部的权力分配。现在民主党从自民党那里分离出来,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妥协尽管不那么强大,但毕竟在发展。因此有人说,日本民主党是亚洲第一个欧洲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派”。台湾、韩国和其它所有亚洲民主,除了选举,各党派都缺少政治妥协精神。各政党直接诉诸于民众,民主变成选举政治,而非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政治。

  皇权下的内部多元主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政治”的理解尤其特殊。在中国,什么叫“政治”?芝加哥大学教授邹谠先生(国民党元老邹鲁之子)在世时,为中国政治下过一个经典定义,即“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也就是说,中国传统中没有西方那种平等、谈判和妥协精神。中国传统政治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大家都接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文化,另一方面又显现出人人平等的理念,即人人都可以当皇帝。陈胜、吴广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传统精神在中国根深蒂固,但在其它文化中非常少见。

  中国传统是如何解决“政治”问题的呢?简单地说,如果西方使用的是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制),中国发展出的则是内部多元主义,即强调内部利益分配。内部多元主义有几个主要的方面。第一就是尽量使得制度具有开放性。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文化里面,皇权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谁挑战皇权,谁就没有好下场。但国家的治理权或者管理权,即传统的“相权”则是开放给全体社会成员的。从理论上说,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跻身于国家管理者群体。在中国的一些历史阶段,这种对国家实际管理的权力,甚至会超越皇权本身的权力。

  第二就是政治“招安”制度。皇权对社会上其它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力量,在不时进行打压的同时,也实行“招安”。“招安”就是通过内部的利益分配,防止外部力量发展壮大,以至于出现外部多元主义。第三,社会阶层之间保持流动性。尽管社会是分阶层的和等级的,但阶层之间是流动的,用社会的流动性来缓解社会的等级性和人人平等这一理想之间的矛盾。第四,中国也有“造反有理”的传统。当统治者的行为不能为社会的大多数所接受时,就被视为其已经没有能力行使“天命”。这样,“造反”(即另一轮产生“胜者”和“败者”的运动)也就有了合理性。

  这是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也是中国人对“政治”的理解。近代以来的革命是否改变了这一传统?革命的话语在不断改变,各种政治力量为了成为“胜者”,一直在使用最漂亮的革命词汇。但是,这种传统没有任何变化。孙中山先生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失败,就是因为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没有一丁点妥协传统。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战争也是因为没有这种传统。

  今天的中国也不例外。当代政治呈现出类似于传统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无论是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各社会群体之间,妥协精神仍然少见,对立精神则处处可见。因为民主理念的普及,中国也有很多向往西方民主者。不过,向往者的行为和其它社会群体并无任何区别,除了口号不同,大家的行为都一模一样。对社会大多数群体来说,他们并不相信如果向往西方民主者掌握了权力,中国的政治行为会有任何的变化。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为中国社会提供了足够的经验。

  另一方面,也和传统政体一样,执政党也在加快内部多元主义的步伐。党权仍然处于垄断地位,但其开放性则也是越来越大。1990年代解决了企业家入党和参与政治问题。现在,随着社会改革力度的加大,社会群体参与政治的问题,也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那些传统的“民主党派”,则从意识形态上被规定为“参政党”,就是说,他们可以参与执政党主导的政治过程。

  如果说中国有了一些类似西方的“政治”概念,那么就存在于党内精英之间。因为强人政治时代的结束,党内精英们有了比较平等的地位,他们之间逐渐地在发展出一些谈判、妥协和合作精神。就是说,执政党内部多元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也正因为这样,党内民主变得重要起来。不管怎样,中共十七大已经提出了要“以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目标。这基本上符合中国政治的实际发展情况。

  如果内部多元主义的发展趋势能够继续,并且执政党也能发展出党内民主的机制,中国更有可能发展出一个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治制度,形成一党长期执政,但政治过程有足够的开放性来容纳不同的利益。当执政党精英之间学会了如何谈判、协商、妥协和合作之后,中国才会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传统中解放出来。

 

 

中国何以可改革成为一个清廉的国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

 

    今天用这个题目来讨论中国的腐败问题,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就是要承认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情况;第二,中国可以成为清廉国家;第三,从腐败到清廉是要通过改革。

    今天中国官员的腐败状况不用多说。简单地说,腐败已经发展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腐败的方式层出不穷。如果其他地方缺少创新,但官员在腐败方面的创新则是世界一流的。腐败的层级也越来越高。这些年,每年都有一些部级干部的腐败案。腐败的规模更不用说了,从八十年代的几万、几十万已经发展到今天的百万、千万、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上百亿。实际上,很多腐败案例已非正常人所能理解。

    人们对中国腐败情况的认识是很清楚的。中国历届领导人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中国老百姓对腐败也深恶痛疾,很多社会抗议运动,或者中国所说的“群体性事件”都和不同层级的官员腐败有关。外界的认知也差不多。“透明国际”组织的每次有关腐败的调查报告,中国总是被视为是其中一个最为腐败的国家。腐败也已经极其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些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动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对很多国家来说,人们非常羡慕中国的发展成就,也想学中国的经验。然而,一旦当他们看到中国腐败的情况,就令人止步了。不管穷国家还是富国家,人们对腐败都是极为憎恨的。

中国陷入“腐败陷阱”?

    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人们所说的“腐败陷阱”了呢?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确进入了“腐败陷阱”。腐败已经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官场文化。尽管很多官员也痛恨腐败,但一旦身处官场,就必然腐败,无论是主动的腐败还是被腐败。有人说,官员不腐败,就不能展开工作。如果是这样,情况就真是很糟糕。的确,执政党领导层每天都在强调反腐败,并且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但腐败仍然每况愈下。越反越腐败,这是人们所深刻担忧的,也使得很多人趋于悲观。

    但如果从中国以往的历史经验和国际比较来看,担忧是必须的,悲观主义则没有必要。很多国家也经历过很长的腐败历史,甚至更为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的出现不足为奇。只有有人的地方,就会发生腐败。人类历史上,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腐败状况。问题是如何应对腐败?一些国家因为没有有效的应付腐败措施,陷入腐败陷阱。在这些社会,腐败俨然已经成为其文化和制度的一部分。专制时期腐败,民主化了之后也同样腐败。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社会就是这样。但更多的国家,通过各方面的改制,遏制了腐败,建立了清廉政府。西方很多国家是这样,香港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如此看来,中国也同样面临两种不同的命运。如果能够制定有效的举措,遏制腐败,国家有可能变成清廉;反之,如果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腐败一直横行下去,也就会像一些社会那样陷入腐败陷阱。

    也就是说,清廉国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了,是人们争取来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大多清廉政府是通过改革而来,而非革命而来。很多政权因为腐败而被推翻,但并不是说新建立的政府就是清廉政府了。革命就是要革掉腐败的政府,但革命之后的情况又会怎样呢?中国历史上一些农民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政权(哪怕是暂短的政权)也是极其腐败的。中产阶级的革命要好一些,但也不能保证新建立的政权是清廉的。

    经验告诉我们,组织推翻旧政府的那个政治群体或者说革命者,都怀有革命理想,在建立政权之初能够做到清廉。如果这一代怀有革命理想的群体能够确立有效的制度,这一代之后,政权仍然可能保持清廉。但如果这一代不能建立有效的制度,一旦这一代过去,政府很容易转向腐败。但是,没有一个政权的清廉是一劳永逸的。人性本恶,一旦有机会,人们就会变得腐败。要保持一个政权的清廉,改革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政权的外在环境变化了,政权就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防止腐败和遏制腐败。

对中国腐败的几种看法

    在讨论如何通过改革来建设清廉政府之前,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有关腐败的几种主要的看法。这些看法是对中国为什么变得那么腐败,以及如何变得不腐败的讨论和分析。

    看法一是认为,执政党领导层对腐败的恶果认识不够、对反腐败不够重视,制度建设不够。从政策话语上看,执政党对腐败不是没有认识,执政党领导层已经把腐败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执政党也很重视反腐败。这些年来,执政党每年都会发动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官员因为腐败而下马,而坐牢,甚至被杀头。不定期的反腐败运动,已经成为执政党整治腐败的最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也经常招致社会批判,认为是超越了法制。

    再者,也不能说执政党在反腐败方面没有制度建设。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反腐败的机构是最多的。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党的系统有一套,政府系统有一套。反腐败、预防腐败、廉政建设等等,名称和机构多得谁也记不住,搞不清楚。但也很显然,尽管有强烈的反腐败意识、反腐败运动和制度建设,但腐败还是在恶化。为什么?这是需要思考的。

    看法二是惩罚不够。也有人认为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惩罚不够。这种说法,更不能成立。在腐败问题上,较之其它国家,中国官员面临更为严重的惩罚,即包括党纪方面,也包括国法方面。在法律方面,中国很多官员因为腐败而判死刑。今天社会上在讨论要不要取消经济犯罪的“死刑”问题,但政府不敢轻易取消。实际上,在中国,一旦当官员涉及腐败,受到惩罚的不仅仅是官员本身,而且也往往包括其家庭,亲戚朋友。

    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就是官员的集体性腐败。在一些案例,整个领导班子卷入腐败;而在另一些案例,上下级官员卷入腐败。所以,一旦哪一位官员案发,就要承受另外官员的压力。很多官员选择自杀。因此,从各方面来说,中国官员还是面临很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的。但是,为什么官员在腐败问题上,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呢?如果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官员的腐败到底为了什么?知道案发就要杀头,家庭成员会受到牵连,为什么还要如此腐败?难道官员是为了腐败而腐败?难道他们仅仅是为了试探运气?

    看法三是道德教育不够。道德在遏制腐败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清廉本身就是官员道德的内在部分。对官员的道德教育不足是很显然的,因为那么多官员腐败表明官德的缺失。但是,这里的问题也相当复杂。也不能说,中国对官员没有进行道德教育。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道德教育的空洞无物。人们往往把一大套非常抽象的意识形态作为道德教育内容。教育者本身就不理解道德教育为何物。这一套、那一套,无论哪一位官员都知道,都可以大谈特谈,但这些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对说的人毫无约束力,对听者也毫无约束力。说者和听者,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谁也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还有一种道德教育就会回到中国从前的“德治”。“德治”是中国传统儒家的核心。但“德治”的有效性也是可以质疑的。“德治”传统上就没有能够有效惩治官员的腐败,拿到现代社会更成问题。

腐败性质超越道德想象

    严酷的现实是,今天中国的腐败已经不是道德所能解释的。腐败是私利观念的结果,而一定的私利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官员通过腐败希望过上比别人好的生活。问题在于,现在的官员贪污的数量惊人,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上百亿。不用说一辈子,几辈子都花不完;一个人花不完,整个家庭花也都花不完。这样的数量不是道德所能解释的。这种腐败是人类理性难以解释的。所以,从道德教育方面,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道德教育没有效果。第二,官员的腐败已经远远超出道德范畴。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超越道德领域,来寻找遏制腐败的机制。

     看法四是没有民主化。海内外,持这种看法的人居多。这些人都是把清廉政府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或者把民主政治等同于清廉政府。很简单,经验地看,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清廉政府都是民主政府,或者说,民主政治至少比专制政府要清廉得多。为什么民主政治导致清廉政府?这里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民主政治强调政府内部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其中,三权分立是一种制度机制。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这是普世现象。要遏制腐败,就要限制政府权力。其次,民主政治提倡法治。一旦官员出现腐败现象,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这里当然最重要的是司法独立,保障法律的执行。其三,民主政治是透明政治,官员必须生活在阳光下。透明政治可以预防官员的腐败。其四,民主政治内还存在着社会对政府的制约。社会力量尤其是媒体,可以对官员产生很大的社会制约。

    如果从民主政治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可以说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中国缺少民主:官员手中有太大的权力,既没有内部分权的制约,也没有外部社会的制约,同时中国法治不健全,大部分官员生活在修得严严实实的城堡里面,缺少阳光。

民主并不一定等于清廉

    从理论上说,这种观点非常具有说服力。但从经验上看,民主政治和清廉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就是说,民主政治和清廉政府这一等式,在一些社会形态下是成立的,而在另外一种状态下并不成立。

    经验观察告诉人们,民主政治和清廉政府相关,但前者不能单独决定后者。至少有其他两个重要因素,影响民主政治能否造就清廉政府,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是显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社会,政府更容易发生腐败。举例说,如果根据西方的主流定义,民主就是开放选举,那么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的时候可以开放,人均3万美元的时候也可以开放。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人均3000美元的时候,比人均3万美元的时候更容易腐败。

    西方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大多数时间是精英民主。从政的要不是贵族(或者政治世家)要不就是资产阶级(或者代理人)。这些精英阶层的经济条件本来就很好,他们从政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当然,并不是说这些精英人物就不会腐败了。相反,西方民主化早期也很腐败。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主政治文化的提升,政府变得比较清廉。不过,今天在大众民主时代,西方民主在应付腐败方面也面临着挑战。今天,任何人只要能够得到足够的选票就能得到政治权力。但对一些人来说,政治职位可能是为了养家糊口。当这个职位不能为其带来体面的生活的时候,处于这个职位上的人就有了动机去腐败,或者“寻租”。

    在发展中社会,民主更是和腐败联系在一起。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社会,尽管早就实现了民主化,就是说,它们符合所有民主政治定义,例如定期的选举、制度上的权力分立、自由的媒体和社会力量的存在等等,但是腐败仍然极其严重。民主政治和清廉政府的关联,并没有在这些社会发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些国家社会经济本来就不发达。民主政治的发生,并不是说它们的内部因素已经具备了,而是人为引入的。不过,严酷的现实是,西方民主往往意味多党制度,而政党往往并不是像西方那样建立在阶级或者阶层之上,而是建立在宗族、宗教和部落等因素之上。因为这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蛋糕并不大,民主往往意味着各党派之间的争抢蛋糕的政治纷争。这种纷争往往是非常暴力的。很显然,既然民主演变成抢蛋糕之战,政府官员也往往是极其腐败的。

基本国家制度建设更重要

    更为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社会经济不是那么发达的社会,政治腐败的情况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制度建设或者制度设计不同而导致的。当然,如果没有有效的国家制度,社会经济最发达,也会出现腐败的情况。无论从西方还是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法制的发展最为关键。近代形式的国家起源于西方,国家建设大多发生在君主贵族统治期间。近代西方中央集权制度的主体是法律制度。也就是说,在民主化发生之前,包括法律在内的基本国家制度要素就已经到位了。当然,在民主化发生之后,这些制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相比之下,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发生在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之前。大多基本国家制度都是在大众民主化发生之前建立的,也就是在中央集权制度和精英民主制度期间得到建立的。如果在大众民主化之前,这些制度得不到确立,在民主化之后,就很少有可能建立这些制度。这就是今天很多发展中民主社会的困境。民主化发生了,集权制度失去了合法性基础,也就是人们都接受了民主,但是民主既没有为他们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没有早就稳定的社会秩序。低度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纷争和社会不稳定等现象同时存在。

    上面的讨论说明了几点。第一,民主政治如果要达到清廉政府,不仅需要民主的制度,更需要能够支撑这套制度运作的大制度环境,即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第二,民主政治和政府清廉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清廉政府要等到民主化之后才能建立。相反,保障清廉政府的很多制度,必须在民主化之前建立,否则民主化来临之后就很难建立。需要避免的是民主政治和腐败政治共存的局面。第三,因此也不排除非民主政府是清廉政府的可能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这都是解释得通的。在港英当局时期,香港并没有什么民主可言,但香港政府的清廉是世界上出名的。新加坡一直被西方视为不民主或者不够民主的政权,但也是非常清廉的。

    以上的讨论对人们认识中国的腐败、探讨中国如何建设一个清廉政府有什么样含义呢?至少有三点。第一、清廉政府并不是单一制度因素决定的。除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清廉政府是一项系统的综合工程。第二、无论是认识腐败的根源还是探讨清廉政府,必须跳出意识形态的束缚。如果从民主政治和权威主义等意识形态出发,就会出现简单化的“黑、白”观点,无助于真正认识到腐败是如何产生的、清廉政府又如何可能。第三、因此我们必须着眼于很多制度细节。在很多情形下,不是大的和宏观制度例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权威主义决定政府清廉与否,而是这些制度下的微观制度所为。无论是腐败还是清廉,和这些宏观制度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6月29日 10:25 (星期六)附 件:1个(6-29.rar ) 查看附件 温家27亿赃款与薄案的绝然不同

温家27亿赃款与薄案的绝然不同

安玛

2013年06月18日

    安玛发博文阐述裁决温家27亿赃款犯罪性质的是法律,而不是已经卸任的老人们,或者是现任当权者手里的权力。权力只能掩盖隐瞒赃款一时,绝对无法持久蒙骗中国大陆的十三亿人民。

    空博回帖留言如下:现在温家宝和薄熙来的相似处在于:二人都属于奶酪级人物。动哪个,都牵扯到意识形态、利益集团、社会阶层。

    薄熙来是前任留下来的,而且造成了一定社会影响,习近平就是不想办,也得办。温家宝不同,习如果此时动手就等于给自己再添一些类似薄熙来那样的堵。恰好温的27亿是美国人提出的,习可以睁一眼闭一眼“

    安玛不能认同的以上空博的留言把温家赃款与薄案相提并论的论点,首先牛屎揭露温家赃款铁证如山,不是胡习等人使用手中的权力可以持久掩盖庇护的,也不是薄到底有无贪污就可以抵消的,这篇博文着重强调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正义:

    其一,温家27亿赃曝光后牛屎记者和高级主管拍着心口保证,温家27亿巨产全部来自中国社会的公开信息,经得起任何的认证,牛屎主管还高调扬声说报道真实的世界是牛屎光荣的传统,我们这篇报道感到无比的自豪…温家对此全部失语不敢回应。

    正因为如此,27亿是物货真价实铁正如山到了全球各国媒体疯传的地步了,连享誉全球最高荣誉de 新闻奖也专门受奖爆料记者,但处于自由身而且是位高权重的温家和本人始终不敢站出来具体自辩半句。

    你论点的一大误区在于,决定27亿赃款是否属实,要求各方出示相关的证据,而不是这个27亿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或者是中国人提出来的。恕我直言,你在认定犯罪事实的问题上犯有国籍歧视的大错了。

    其二,世人皆见中共先把薄抓起来然后收集逻积罪名,当王立军外逃谷开来杀人等借口均无法治罪薄之后,中央928决议才把矛头转移到了所谓薄熙来贪污,这就是赤裸裸的文革专案组的暗无天日的黑暗做法,比起牛屎使用中国社会的公开信息来揭露报道温家巨富的合法光明的做法,两者之间是光明正大与黑暗卑劣之分。

    胡温中央不仅使用赤裸裸的文革黑暗手段倒薄,中央928倒薄决议公布后,中央连依照党章规定的程序允许薄本人出席中央全会回应自辩贪污指控都不敢不惜公开违法,换言之,在指控薄熙来人贪污的问题上胡温中央是带头践踏沾污党章的条文,就凭这一点就摆明了这个薄熙来贪污是全是经不起本人公开反驳的一个政治陷害。

    其三,27亿巨款曝光后,无论是西方国家,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还是中东的阿拉伯世界的媒体和电视新闻全部公认这是一起举世闻名的巨贪案,可以用“恰好温的27亿是美国人提出的,习可以睁一眼闭一眼”??无语了,诚然,每个国家的法律不仅相同,但是反贪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价值,莫非习近平不承认世界各国反贪的共同任务,反而愿意与地球反贪的舆论做对?

    你用左右派的不同利益把薄案拉进来与温家相提并论是错误的类比,我的博文陈述的焦点站在依法治国维护人类社会的道德正义的立场上,来论证是温家巨额赃款是中共的领导人无法使用权力来掩盖的。虽然,社会上的左右两派都有人从各自利益出发挺温或挺薄,但是政府处理温家巨富和薄案就更该排除左右干扰,站稳实事求是的依法治国的立场,一视同仁的审理温家和薄案。

    空博还认为安玛在埋怨左右把赌注押宝习近平,并认定这是中国目前的国情,安玛承认空博所言的目前的国情,但是认为这种靠着权力封网禁字27亿蒙骗全国人民的做法是国王新衣的蠢行恶行,注定是无法持久还会加害中共自己。

    安玛才会发博文要求习近平不要再封网设27亿为禁字继续蒙骗中国大陆人民,应立即立案调查温家给中国人民一个合理的交代,并依照党纪国法充分保障温家人的司法人权;同时也多次撰文呼吁习近平立即纠正前任在薄案中一系列违法乱纪的操作,一视同仁的保障薄熙来应有的司法人权,同样按照现行的党纪国法处理薄案。

 

 

 

 

重大新闻:马英九终于在两岸政治问题上表态了

2013-05-29

    据5月26日《世界日报》今日聚焦头条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回复大陆网友杨海峰《关于以中华共识替代九二共识的倡议书》的信中,明确表示愿与大陆学者及当局深入探讨中华共识。复信原文:

海峰先生惠鑒:

    來函敬悉,謹致謝忱。先生熱愛中華民族及追求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風範及對本黨之期許,英九深切感佩!這些年來,英九收到的兩岸和解諫言不計其數,但能夠对兩岸歧見癥結點提出對策者真如凤毛麟角。您的倡議新颖務實,值得兩岸学人及當局深入探討。

    踐行中山先生“主權在民”的政治理想是本黨自建黨以來一貫追求之目標。誠如先生高見,倘若兩岸均能朝著这一目標邁進,相信兩岸未來一定能夠化解政治歧見,并在和平、和諧的環境中發展,來共同促進兩岸民眾的福祉,实现中華民族的復興。

特函覆謝 順頌

時 祺

中國國民黨主席 馬英九 敬啟

中華民國102年05月24日,

 

关于以中华共识替代九二共识的倡议书

杨海峰

2013/04/29

尊敬的马英九主席:

    您好!我叫杨海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基层党员,长期关注和研究两岸问题。我倡议:以中华共识替代九二共识。

    一九八七年台湾开放台胞回大陆探亲后,两岸事务性问题日益增多。因应形势的需要,两岸分别成立民间机构海基会和海协会,并于一九九二年就两岸事务性商谈中的原则问题达成共识。二000年,台湾大陆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苏起先生最先将这一共识称为“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的内涵是两岸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在一个中国的涵义上存在分歧。以九二共识为基础,两岸曾在一九九三年举行举世瞩目的汪辜会谈,开启了两岸的制度性协商。也是以九二共识为基础,两岸关系还出现过李登辉先生执政后期的恶语相向,以及陈水扁上台后的剑拔弩张。由此可见,九二共识只是一个搁置政治争议的共识,仍然存在很大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两岸一旦遇到政治问题就会产生困扰和僵局。二00八年国民党重新执政的近五年来,国共两党均坚持九二共识,在此基础上,两岸签署了十八项事务性协议,为两岸进一步谋求政治共识奠定了基础,累积了互信。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进入由浅入深、由经转政、政经并举的关键时期,国共两党及两岸双方很有必要从现在开始展开探讨,逐步形成一个超越并替代九二共识的新共识,破解政治争议,实现中华共赢。

    在九二共识这一问题上,执政两岸的国共两党领导人都应该抛开政治上的歧见,扩大自身的政治格局,以博大仁爱的胸襟和前瞻务实的视角,认真看待和分析民进党人士和其他的不同意见,勇敢面对并消除各种质疑。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尽早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两岸新共识,使两岸对话协商的的政治基础更加坚实。

    由此,我倡议:以中华共识替代九二共识。中华共识的具体内容是: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两岸主权属于包括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和十三亿大陆同胞在内的两岸人民,两岸主权(包含港澳主权)统称中华民族主权,中华民族主权由两岸人民共享,两岸的前途要由两岸人民共同决定。

    简单一点解读,中华共识就是九二共识的升级版。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两岸只能商谈经济文化议题,而在中华共识的基础上,两岸既可商谈经济文化议题,又能商谈政治军事议题。九二共识的精髓是搁置争议,求同存异。中华共识就是在继续求一个中国原则之“同”的同时,把九二共识中“异”的部分给化解了,也就是化解了政治争议的九二共识。因此,中华共识可以替代九二共识,成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深化的新共识。 我现将中华共识的内容进行分拆 ,结合两岸历史与现状,进行深度解读。

一、“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

    这句话多次出现在您的讲话中,大陆对此高度认同,可以说这是国共两党的共识,民进党也从未否认台湾人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因此,“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是两岸最大的公约数,中华共识就是站在这一两岸最大公约数的基点上提出的。

二、“两岸主权属于包括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和十三亿大陆同胞在内的两岸人民”

    这句话就是落实孙中山先生“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孙中山先生是执政两岸的国共两党共同尊崇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其提出的“主权在民”的政治主张,不仅在推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过程中发挥过巨大的民主威力,而且在两岸和解、和平和统一的过程中,同样是一笔不可或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就连民进党也不会对这一政治主张提出质疑和挑战。

三、“两岸主权(包含港澳主权)统称中华民族主权”

    当前,两岸都在热议大陆提出的一个中国框架,中华民族主权框架就是一个中国框架,这个框架是两岸通往统一的民主的和平框架。中华民族主权框架既是未来统一中国的雏形,也是中国主权框架的换一种叫法。这里说的中国不是“中华民国”,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主权属于两岸人民、治权分属“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尚未完全统一、未来必将统一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主权”和“中国主权”在大陆民众看来是一样的,但在台湾民众眼里就大不相同。由于大陆一直不承认“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社会又处于强势地位,现在很多的台湾民众已经认为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因此,大陆人一提中国,台湾民众自然就会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奥运会台湾代表团的名称上曾闹出风波就是一例。使用“中华民族主权”这一新名词,有利于消除台湾社会的疑虑,减少两岸政治和解的外部阻力。

四、“中华民族主权由两岸人民共享”

    这句话是破解“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对立的核心。“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对立是困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政治难题, 怎么破解两岸的主权对立呢?很简单,就是落实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主权在民”的政治主张,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叠主权还给两岸人民。两岸把主权还给两岸人民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再是各自声称的主权独立的国家,只是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对两岸行使统治权。

    如何让两岸人民和平对等地共享中华民族主权呢?这就牵及两岸官方和学术界都非常关心的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问题。中华民族主权将两岸主权和治权暂时分离,两岸主权交还给两岸人民,治权分属两岸,同时对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采取内外有别的策略,这样就能对两岸政治关系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在国际上,中华民族主权只有一个,只要两岸人民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或者只要都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中华民族主权就没有分裂,中国就是统一的。两岸应在外交休兵的基础上,继续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不能搞双重承认。在现有的23个“中华民国”邦交国中,可由“中华民国”代表中华民族主权,大陆地区与“中华民国”邦交国交往时,涉及主权的事务应在“中华民国”的框架下解决;在联合国和现有的171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国中,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华民族主权,台湾地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国交往时,涉及主权的事务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下解决。换成直白的话,在联合国和现有的171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国中,台湾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域。在现有的23个“中华民国”邦交国中,大陆要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大陆只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域。两岸最高领导人,即“中华民国”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都可行走任何国际场合。若是在联合国和现有的171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仍旧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中华民国”总统就只能用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名义;若是在现有的23个“中华民国”邦交国,“中华民国”总统仍旧用“中华民国”总统的名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只能用中国大陆地区领导人的名义。

    由于两岸不能搞双重承认,两岸虽然都是合法的,对外仍是一个中国,符合“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原则,这就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殊关系。这是两岸和解的特殊历史时期的临时的政治定位,也是一种尊重两岸政治现状的务实的解决方案。这样,两岸彼此都能拥有对岸的外交空间,从而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国际生存空间问题,同时也扩大了大陆的外交空间。在此基础上,两岸可在以继续维持不统不独的现状,通过理性沟通和不断交流,逐步实现两岸主流民意的融合。

    而在中国境内,统治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和统治大陆地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主权还给两岸人民了,都不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均是中华民族主权框架下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

    两岸主权都还给两岸人民后,没有必要相互承认主权,而应当相互承认对方治权(两岸两会模式已经间接地相互承认了对方的治权),仍以两岸两会模式商谈两岸和平协议、军事合作等后续议题。由于两岸不搞主权相互承认,两岸政府军队官员未来的接触都只能继续以两岸两会顾问的名义。两岸最高领导人,即“中华民国”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都是政府公务员,可用两岸两会最高顾问的名义进行接触。在中国境内各自的正式文书中,仍按照现在的“一中各表”模糊处理,大陆继续称呼“中华民国”总统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台湾继续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大陆地区领导人;两岸最高领导人见面,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邀请函和公开场合都相互称呼对方“先生”或“您”,只要体现对等即可。两岸关系融洽到一定程度,两岸最高领导人见面相互口头称呼对方“总统”、“主席”也无伤大雅。在满清皇朝灭亡后的一百年间,中国就没有完全实现过真正的统一。上世纪初孙中山和袁世凯第一次见面时,也是“孙大总统万岁”“袁大总统万岁”互喊,一个“中华民国”出了两个大总统,能有什么妨碍?这就解决了两岸最高领导人实现互访时的称谓问题。

    两岸不论在国际上不搞双重承认,还是在国内不搞主权相互承认,都是为了避免造成两个实质分裂的中国,这样就把两岸关系从“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对立阶段推进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阶段。在国际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可代表中华民族主权,在联合国和现有的171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国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主权的唯一合法代表,而在23个“中华民国”邦交国中,中华民国也是中华民族主权的唯一合法代表;在中国境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均是中华民族主权框架下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这种政治安排既对等又尊重现状,合情合理,也不违反两岸都在遵守的一个中国原则。

    时机成熟,执政两岸的国共两党可以联合倡议,成立由两岸四地各党各派和社会各界代表人士组成的隐形的政治联盟——中华文化复兴联盟,以应对两岸融合过程中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中华文化复兴联盟就是两岸共同成立的中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的别称,台湾当前的主流民意是不统不独,维持现状,直接使用“统一”的名称会引起台湾民意的反弹,造成不必要的困扰,从复兴中华文化入手,两岸都无可挑剔。

五、“两岸的前途要由两岸人民共同决定”

    这句话是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关键,两岸的前途包括台湾的前途和大陆的前途,都要由两岸人民共同决定。“台湾的前途要由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决定”,最早是由陈水扁推行台独路线时,打着“主权在民”的旗号提出的,现在成为蓝绿两大阵营的共识。陈水扁废除“国统纲领”期间,美国也不支持这种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主张。大陆人民认为民进党“台独”,国民党“独台”或“隐性台独”,根源就在于此。因此,只要确立“ 两岸的前途要由两岸人民共同决定”这一政治共识,两岸人民相互尊重,相互沟通,相互融合,相互包容,两岸才能最终消除政治对立,实现永久的和平。

    两岸实现和平后,两岸人民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融合到能够相互包容的时候,两岸可以民主的方式决定是否统一。大陆有十三亿人口,尽管没有进行过民意调查,但绝大多数人是赞成两岸统一的,台湾有两千三百万人口,主张台独的只是极少数人。只要两岸持续推进政治民主,两岸人民能够围绕统一议题举行全民公决之日,就是中国和平统一之时。

    中华共识达成的步骤和策略:

    一、如果今年仍然沿续五年来一年一度的两岸执政党——国共两党高峰会谈,建议在今年的国共高峰会谈上,国共两党领导人可就中华共识初步交换意见。

    二、先由国共两党牵头,召集两岸的专家学者,尽快对中华共识的可行性进行综合分析、评估和探讨,然后在学术刊物等媒体公开发表,营造舆论,召开研讨会,增加两岸民间共识。

    三、建议将今年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更名为“两岸和平论坛”,邀请包括民进党在内的两岸政党人士、社会贤达和专家学者等参加,在经贸文化议题的基础上,引导两岸学术界积极参与政治军事议题的探讨,举办一次高规格的“两岸和平群英会”。中华共识的倡议,可由国共两党在本届两岸和平论坛上率先发起。如果已有大陆的民主党派和台湾的政党认同中华共识,也可作为多个政党和团体的共同建议向两岸当局提出。力促二0一三年、最迟二0一四年,两岸两会要就中华共识进行对话和协商。

    四、通过两岸多种对话渠道,对中华共识的内容进行丰富和完善,两岸动员,一鼓作气,力争在您二0一六年台湾领导人任期届满之前,一定要达成中华共识,并将中华共识的具体内容写进两岸和平协议,避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因台湾领导人更迭而节外生枝,出现倒退。

    倡议人:杨海峰

    2013年04月29日

    摘自网友leexinyunl1934@163.com 2013.06.12

 

 

 



发件人:IWEP IGI<igiiwep@vip.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抄送人:时间:2013年06月24日 20:13 (星期一)附 件:1个(合作共赢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关键.pdf ) 查看附件

合作共赢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春顶

June 24th, 2013

lichd@cass.org.cn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关键在于合作共赢,而实现合作共赢的重点是双边经贸的发展。当前,积极友好仍然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主旋律,但矛盾与摩擦在不断升级。进一步推动中美的经贸合作是发展两国关系的要点。

    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不久前举行的“庄园会晤”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吹响了新一轮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号角。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是一个近年才提出的新概念,其核心是“竞争性合作”和“竞争性共存”,即在竞争中的合作关系。正如近期“习奥会”所解读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包括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三个方面。其中,合作共赢是重点和关键。而在中美实现共赢的合作中,经济和贸易的合作又是重中之重。

中美经贸合作矛盾重重

    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来,中美经贸合作虽在不断加强和深化,但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的摩擦和争端络绎不绝且愈演愈烈。

    在中美双边贸易领域。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贸易大幅下降,增幅下滑,近期虽有所起暖回升但仍不理想,贸易摩擦此起彼伏,主要的问题包括有:第一,贸易的不平衡,中国存在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引起美国的不满;第二,贸易质量不高、产业层次低,附加值和获利较少;第三,美国经济“重返实体”的计划对“中国制造”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不利于双边贸易发展;第四,中国服务贸易落后,不仅规模小且一直处于逆差状态;第五,美国经济的低迷减少了需求,中国出口贸易面临转型和升级。

    在近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中,不仅反倾销和反补贴等传统贸易救济工具层出不穷,劳工标准、气候变化、竞争中立以及国家安全等新兴的贸易保护手段亦推陈出新。以“国家安全”壁垒为例,近年来,中国华为和中兴在美国屡遭以“国家安全”为名的保护措施侵扰。

    2008 年,华为试图收购美国一家电信企业,但终因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担忧而被迫放弃。

    2010 年 8 月,华为准备向美国电信运营商斯普林特公司供应设备时,8 名共和党参议员致信奥巴马总统及盖特纳财长,要求评估可能的“国家安全”威胁;同年,华为试图再次收购两个美国公司时,又因“国家安全”借口而被阻。

    2011 年,华为收购美国通讯技术公司 3Leaf,最终也功亏一篑。同时,从 2011 年 2 月开始,美国国会就对华为和中兴进行调查,以确定它们的产品和服务是否威胁了美国的国家通讯安全。2012 年 9 月 13 日,美国众议院举行听证会,就所谓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接受质询。

    在中美双边投资领域。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自从 2002 年以来呈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更是雪上加霜。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有:第一,投资规模减少,且有投资撤离的迹象;第二,投资的产业层次不高,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为主,技术溢出效应小。而在中国对美国投资方面,近年增长速度很快,发展势头很好。但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第一,规模总体较小,投资企业的经营状况并不理想;第二,不少投资和并购活动受到美国法律和规则的制约,较难开展活动;第三,受到各种投资壁垒的限制。

    在中美双边金融合作领域。同样存在不少的问题和矛盾:第一,人民币汇率问题;虽然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升值状态,但美国仍然单方面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第二,美国要求中国资本项目对外开放,希望更多的美国金融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这对中国的冲击将是巨大的。

合作共赢应为主旋律

    中美经济贸易的相互依赖和融合程度已经很高,相互的摩擦和争端对两国都是不利的,合作共赢应该成为主要方向和基调。

    事实上,中美的经贸摩擦和争端对两国来说都是弊大于利。首先,摩擦破坏了双边互信合作的关系,容易滋生相互之间的保护主义行为甚至贸易战,从而不利中美贸易、投资和其他经济领域的合作。其次,容易起到负面的示范作用,带动其他国家争相模仿,并发起对外贸易和投资的贸易与争端,对于两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整体发展不利。再次,会传染形成世界范围内的保护主义,各国争相采取贸易和投资的保护主义措施,不利于世界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一体化发展。最后,中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经济体,相互贸易和投资往来非常频繁,也互为最主要的经贸伙伴,中美两国之间的摩擦和争端对两国带来损失都是巨大的。

    以中美轮胎特税案为例,2009 年 9 月 11 日,美国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税率第一年为 35%,第二年为 30%,第三年为 25%。中国生产的轮胎中有 40%出口,而其中三分之一出口到美国。美国征收高达 35%的关税,根据有关测算,影响到了中国 10 万左右工人的就业,损失约 10 亿美元。而美国方面,并没有从征税中获得好处,反而因为国内轮胎价格的上涨造成了损失。

    再以光伏案为例,2012 年美国和欧盟相继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双反”调查;近期欧盟决定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 11.8%的临时反倾销税,而到 8 月份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税率将进一步升值47.6%。根据有关计算,欧盟一旦征收惩罚性关税,将导致大批光伏企业破产,给中国造成约 3500 亿元的产值损失,超过 2000 亿元的不良贷款风险和超过 50 万人的直接人口失业。同时,欧盟反倾销措施将造成欧盟当地损失近 30 万个就业机会,并对太阳能业内高达 80%从事上下游组件制造的员工造成负面影响。

障碍与对策

    目前,中美共同推进经贸合作共赢的发展方向未变,但合作中的羁绊亦不少见,且在世界经济萎靡不振的大环境下愈发的突出,中美经贸合作的发展存在着难以避免的障碍。

    第一,经济形势阴霾下的保护主义加强。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导致美国和欧盟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为了提振经济、增加就业,保护主义的动机蠢蠢欲动,稍有异动就会演变成贸易与投资的摩擦和争端。

    第二,中美经济的竞争性有所加强。中国产业的升级和技术的发展,导致“中国制造”和美国产品的竞争性加强,自然容易引发相互的贸易与投资摩擦。

    第三,中美贸易存在不平衡。中国存在的贸易顺差容易引起美国的不满,他们会倾向于认为“中国制造”争夺了其国内的就业机会;同时,不平衡的依赖程度也导致美国希望通过摩擦和争端的压力换取中国在某些方面的让步与妥协。3 / 3

    第四,相互的理解和沟通不足,存在误解。中国和美国在经济政治体制和发展阶段上存在不小的差异,容易存在偏见而不能相互理解,进而滋生贸易和投资的摩擦。

    进一步推动经济贸易领域的合作发展,是未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有利于两国共同发展的方向。政策措施上,首先,应该认识到中美的合作对于各自发展都是重要而不可缺少的,形成合作的心态。其次,加强交流与了解,提高互信,化解摩擦与争端。再次,进一步发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作用,促进对话成为双方合作交流的平台,提升其重要性和作用。最后,构建友好和谐的双边外交和政治关系,为中美经贸合作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氛围。

    综上所述,中美应该抛弃偏见,加强交流、沟通和了解,摒弃专门利己的零和博弈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在探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兼顾对方的发展。中美应秉承合作的精神,达成合作的心态,本着合作的姿态切切实实的推动双边经贸合作与互信,携手创造更加和谐、共同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发件人:第一财经研究院中国战略思想库<zhanlue@yicai.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6月20日 08:35 (星期四)附 件:1个(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参考》102期-全球智库报告精粹( ) 查看附件

不可阻挡的力量与不可移动的对象

——美国可能真的与中国开战吗?

哈佛大学教授 诺亚·费尔德曼

译者:尹宏毅 第一财经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第一财经研究院

    我们是否处于一场新的冷战的边缘?问题并不像仅仅几年前看来的那样古怪。虽然美国仍是唯一占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但它正受到中国崛起中的力量的挑战,就像古罗马受到迦太基的挑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受到德国挑战一样。因此,我们应当像我们曾经看待美苏两国那样来看待美中两国,就是把它们看作两个角斗士,注定会陷入一场日益全球化的战斗,直到一方消亡为止?或者,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多元化的全球经济合作的新时代,在其中,旧式的帝国强权政治的思想本身已经变得过时?我们是否应当认为,美中两国更像
二战结束后的法德两国,虽然是敌手,但却具有足够的智慧彼此拉近距离,建立一个日益紧密的、把邻国包括在内的和用经济交流取代地缘政治对抗的合作圈?这就是我们迄今尚未命名的历史时刻的核心的全球性问题。将会发生什么,

    鉴于美国冷战后对伊拉克和阿富汗事务的插手已经结束,美国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亚洲?美国能否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同时以某种方式防范中国所构成的战略威胁?中国能否继续把美国不仅看作仿效的对象,而且看作其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应有地位的障碍?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一个悖论:凉战的悖论。凉战一词旨在抓住正在同时发生的两项不同的、相互矛盾的历史事件:在两国之间展开一场经典的权力之争的同时,它们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变得更深入和更带有根本性。

    目前的情况不同于过去的全球权力斗争。世界上的主要大国与其主要的挑战者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需要美国继续购买其产品。美国需要中国继续把钱借给它。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们的经济命运捆绑在一起。与此同时,中国持续不断的扩军及其在本国周边海域日益咄咄逼人的姿态预示着本地区的斗争。美国已经正式把重心转向亚洲。这意味着,它承认了一项战略上的现实,即中国是地球上唯一有能力并且企图剥夺美国目前的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家。21 世纪头十年,主要的国际问题是伊斯兰教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在这个仍然年轻的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冲突与合作的重大问题已经发生转变。现在,美国的领导地位和西方的民主与中国的全球抱负及其变化无穷的新的治理体系并存。恐怖主义的影响仍然能够感觉到,就像最近波士顿的情况那样。美国的政治与传媒精英阶层的行为往往仍然好像中东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来说重要的唯一地区。但是,对比较有远见的观察家和政策制定者来说,注意力已经向东转移。

    有关是遏制中国还是与之保持接触的辩论的利害关系可能更大。一方认为,美国必须要么接受衰败要么准备战争。只有通过军事实力,美国才能让中国相信,挑战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是不值得的。示弱会导致不稳定,使战争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反驳说,试图遏制中国是美国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过多的国防开支会使美国经济竞争力下降。更糟糕的是,这样做会促使中国变得更有侵略性,导致一场双方都不希望的军备竞赛,而这本身将会使暴力活动的可能性增大。他们认为,要好得多的做法是在政治和经济上与中国保持接触,促使其分担超级大国地位所带来的负担。

    我们所需要的是改变我们在美中关系问题上的思维和讨论方式——制订一项取代不可避免的冲突或者乌托邦式合作的简单形象的替代办法。我们需要一种方法来认识这种新的结构。这种结构汲取历史先例,同时认识到目前情况为什么不同。我们需要认识到,美中两国在哪些方面能够达成共识,而在哪些方面又无法妥协。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以帮助避免未来的真正危险。

    我们还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领导层已经不再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务实,并且决心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他们谋求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规律的权力交接和一种尝试性的政府问责形式来维护合法性。他们的目的是要通过一种兼顾两种类型的精英阶层的混合制度,处理好有权利的太子党和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学而优则仕的官员们之间严重的内部分裂。新的凉战将深刻影响世界各国、旨在通过国际合作维护和平的机构与制度、在所有地方经营的跨国公司,以及人权的未来。最后,像从前的冷战一样,这种
新的国际接触将会牵扯到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

    可以提出一种强有力的论点,即由于中美两国在经济上严重地相互依存,所以中国不会试图挑战美国作为卓越的全球领袖的地位。这就是中国官方的、尽管是过时的“和平崛起”口号的实质。贸易占了中国 GDP 的一半,出口大大超过了进口。仅仅美国一国就占中国销量的 25%左右。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达到每年惊人的 5000 亿美元。中国政府持有大约 1.2 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即美国国债总额的 8%。只有美联储和社会保障信托基金持有的比中国政府多;所有美国家庭所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都要少于中国政府。

    按照最近的统计,有 19.4 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商学。大约 7 万美国人在中国大陆生活、学习和工作。我们已经不再处于乒乓外交的境界:我们处于经济与文化伙伴关系的世界上。这种种合作项目都要求信任、信誉和承诺——所有这些都是当年美苏两国间所缺乏的。

    从长远来看,中国希望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扩大自己的客户基础,以便把一个更大的国内市场包括在内。美国就其自身而言显然宁愿使自己的债务的所有权更为分散。但是目前,双方都陷入僵局。在可预见的将来,美中两国的经济关系将继续保持一种紧紧相互拥抱的状态。一种论点,即美中两国不会陷入一场争夺全球霸权的斗争,所依赖的是一项历时事实:世界上的主要强国与其必须应对的崛起中的挑战者在经济上从未如此相互依存。在这些情况下,贸易和债务提供了压倒性的经济诱因,促使双方避免会给大家都带来损失的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的共同利益将比它们之间出现的任何紧张局势都更为重要。

    无论这一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论点可能多么具有吸引力,但是透过现实主义的棱镜来看,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在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伴随下,仍然改变了全球的力量对比。这使中国获得了改变全球秩序的手段、机会和动机。而在这种秩序下,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两国因而已经陷入了争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一场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一场热战并非不可避免——但冲突却在所难免。

    在美中两国之间爆发真正的暴力冲突的所有可能的直接热点当中,台湾问题是最可怕的。2012 年,蔡英文的民进党以积极主张台独的竞选纲领赢得了 47%的选票。这是一个迹象,表明年轻的台湾人想要巩固其在有生以来绝大部分时间里所享有的事实上的独立。中国所提出的最佳建议就是一国两制——按照香港的路线——而大多数台湾人都对民调人员表示,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蔡英文或者另外一位志同道合的政治家今后当选,而北京则想要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使之忽略停滞不前的台湾经济,从而巩固自己的合法地位,那么与人民解放军关系密切的一个鹰派中国领导层就可能会派遣尚未建造的一艘航母进入台湾海峡。这样一来,美国总统就会面临即刻的困境:是做出以牙还牙的反应,从而招致战争,还是采取克制态度,使美国的全球超级大国地位瞬间遭受损失。古巴导弹危机与此十分相似。

    但是,要以一种根本方式改变力量对比,中国无需在军事上达到与美国势均力敌的程度——台湾再次成为示范案例。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最佳的对台战略是要扩充中国的军力,并不战而屈敌人之兵。这个想法就是,美国可能会准备容忍出于必要放弃其历来的盟友,就像英国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割让香港的控制权一样。

    要想了解这种情况为什么如此貌似合理,只需提出以下问题:没有能够动员起国内支持的某种闹得沸沸扬扬的即刻危机,美国总统会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开战吗?美国要想放弃台北,就必须不仅对日本、韩国和美国公民,而且对中国一口咬定,台湾从根本上讲不同于亚洲其余国家——美国会保护亚洲盟国免遭霸权侵害,尽管它放弃了台湾。

    如果不能令人信服地这样做,就会把在台湾问题上的屈服转变成美国在亚洲军事霸权的终结。这会标志着二战期间在太平洋地区的胜利的逆转,会使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经济实力陷入中国的控制范围,而不仅仅是其影响范围。成为亚洲的地区霸主会意味着主宰世界人口和经济的一半以上。甚至在中国在欧洲、中东、非洲或拉美的地位得不到加强——没有实现军事上的均势——的情况下,中国在全球影响力方面仍能与美国分庭抗礼。

    想象中的这一时刻可能已经到来:虽然美国防务专家也许不这样认为,但是美国国内政策的许多密切观察家都能设想在台湾问题上达成妥协,从而让中国恢复对该岛的主权。未来就是现在。美国如果在亚洲对中国的霸权做出让步,就牵扯到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降级为两个相互竞争的超级大国之一。但是请注意这意味着什么。美国能够令人信服地承诺保护自己的亚洲盟国的唯一方式就是继续承诺维护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中国就其自身而言只需将军力扩充到足以不必动用的程度。

    军事上的崛起需要花费几十年而不是几个月。中国军力如果过于迅速地扩充,就会使华盛顿寝食不安,使鹰派受到鼓舞。这种大规模扩军的完全保密不可能的,尤其是在自我标榜的博主间谍的时代中。中国共产党在让中国公众相信该国的崛起必须缓慢进行,必须把经济增长摆在首位方面做得很出色。有利的情况是,该党并没有遭受民主政府的选举周期,因为这种结构强加了有限的时间限度。

    然而,由于大多数中国人似乎认识到,北京的长期地缘政治利益在于消除美国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地位。理由不仅是心理上,而且也是实际上的。像美国一样,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陆强国。它有着辉煌的帝国历史,包括对中国来说当时的已知世界的很大一部分的地区控制权。就像美国对民主及其全球传播感到自豪一样,中国也有自己丰富的文明理想,即儒家思想。在中国崛起的年代中,台湾、日本、韩国和越南的文化——有时也被称为“汉字文化圈”——受到了中国思想的深刻影响。起码在 17 亿人民的思维中,儒家思想仍然发挥着意义深远的作用。中国公众抱有严重的民族主义。就像美国的民族主义对美国政治家来说很重要一样,中国公众的这种情绪对中国非民选的政治领导层来说也很重要。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有巨大的公众压力要求中国的大国地位取得平行的进展。任何替代选择都会是给人带来羞辱的。正如所有中国人都知道,该国在最近两个世纪中已经遭受了巨大的耻辱。

    这并不意味着使日本或韩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的确意味着最终取代旨在遏制和抗衡中国的现有的地区安全体系。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上的一些小岛问题上日益激烈的冲突就是这种新的变化趋势的产物。虽然在一些情况下,这些岛屿自身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但更多的时候,它们所代表的是相互竞争的有关各国的民族主义冲动。北京的自信心发出的信号表明,它认为自己由于新近获得的地位应当受到尊重,同时中国的邻国咄咄逼人的反应则表明,它们不愿意让中国在没有受到抵抗的情况下获得主导地位。

    李光耀是新加坡前领导人,自从邓小平以来的每一位中国主要领导人都听取过他的治国理念。最近有人问他,中国领导人是否打算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主要强国。李回答说:“当然,他们重新唤起的使命感是一股压倒一切的力量。”实际上,李直言不讳地解释说:“中国的意图就是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强国。”有大量确凿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解释。几年来,中国的国防预算每年递增 10%以上,根据最近发表的报告正式增加到 1160 亿美元,而实际国防开支可能高达1800 亿美元。仅仅最近几年来,中国就委托建造了自己的第一艘航母(经过改装的苏联模型),宣布了有关制造另外几艘航母的计划,并公开试验了几种隐形飞机和无人机。2012 年,共产党控制的媒体承认实施了更加大规模的计划来开发携带多弹头的、因而能够避开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弹道导弹。中国还正在研制潜射导弹,这种导弹能够避开冷战时期留下的美国预警系统。此外,在军用和民众两方面,中国都正在推进其航天计划。

    网络战——全球冲突的一个迅速发展的新战线——是中国改变与美国的大国关系努力的另一方面。正如本刊的一些作者所说,网络袭击并非使凉战“变凉”的东西。作为一个战略问题,他们与间谍和破坏活动的比较陈旧的工具并没有根本不同。但是,从中国的视角来看,网络攻击目前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因为这种攻击并不(尚未)牵扯到传统上的军事动员,而是利用了美中两国实力比较对称的一个方面。网络攻击涉及一定程度的否认能力,因为可以做出努力来掩盖攻击的来源,从而使人难以追查。攻击可能具有经济上的一个重要的有利方面,尤其是如果袭击牵扯到从美国公司盗取知识产权。此外,网络战基本上是在双方的广大公众未知的情况下秘密进行。对中国来说最有利的是,网络战的规则仍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因此,经常的网络攻击很可能会成为凉战的一个持续不断的方面,即使这种攻击并非决定的。

    由于面对的现实是只差战争的冲突,所以双方都需要培养盟友,作为自己斗争的要素。冷战的主要战略发展,从苏联的扩张到遏制政策,从美苏缓和到尼克松对中国的开放,都围绕着谁与谁结盟的问题。凉战也将将涉及争取和留住盟友的斗争。然而,联盟的意义将不同于从前的战争期间的涵义。当时,不同阵营之间的贸易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在凉战中,主要的对手是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都能够设法提供安全和经济方面的伙伴关系,但却都无法轻易地要求像冷战中那样与潜在的附属国建立排他性的关系。相反地,目标将是逐步加深关系,以使目标盟友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与一方要比同另一方更为一致。远远超过冷战时期,主要的竞争对手可能会设法两者兼顾。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国家都努力与中美两国当中的一方或者双方就自由贸易举行谈判,同时保持与另一方的安全方面的关系。

    太平洋地区是结盟的博弈已经开始的第一个,也是最为明显的地方——它挑战了美国和日本、韩国、台湾和澳大利亚之间双边条约所形成的二战结束后的“轮毂和轮辐”安排。这一安排为安全提供了保障,同时又没有使这些国家按照北约模式加入一个单一的地区联盟。

    最近十年来,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所有这些太平洋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考虑一下:美国现在以某种方式参与了为这些国家同中国进行贸易的自由提供担保。

    2012 年 11 月,中国加入了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个成员国的行列,宣布就该集团所说的建立一个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组织举行谈判。总体而言,这个拟议中的自由贸易组织将包括大约 30 亿人口,GDP 高达20 万亿美元,占世界贸易的 40%左右。它标志着取代美国提议创建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组织的一项替代选择。美国提议的该组织将包括美国,但却不包括中国。

    目前,这两个组织都不是彼此排他性的。但是这些排除在外的案例却是重要的。中国的长远利益是排挤并最终取代美国,成为本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中国一直得益于美国的安全方面的担保,现在也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应该受到美国的代理者的遏制。与此同时,它必须小心不要吓坏日本和韩国,使之死抱着华盛顿不放。如果创建一个包括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盟国、但却不包括美国的地区贸易联盟,就会有利于实现这些复杂而彼此稍有矛盾的目标。这样做会为日本和韩国等国提供激励因素,促使其进一步向中国靠拢,同时把这种靠拢说成是经济利益而非安全问题。

    对凉战的矛盾性的新的现实来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恰恰是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严重时刻,中国正在与日本就自由贸易举行谈判。在仅仅几个月内,围绕着钓鱼岛等岛屿/尖阁列岛的冲突就从民间升级为军事性,双方都慌忙派出了喷气式战机,动员了海军。这场冲突本身是合乎逻辑的:它是力量对比的变化所引起的不确定性的产物。但经济伙伴关系词同时正在加强。

    美国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战略局势的反应是表示越来越大的愿望要让自己在该地区的盟国,尤其是日本获得实力。在今年夏季的环太演习——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中,一位日本海军上将被吸收作为第二号指挥官,这是一个迹象,表明美国赞同日本在可能情况下放弃和平主义,转而在本地区的安全方面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扩大了与韩国之间的协议,以避免韩国获得核武器,但是这项选择仍在谈判之中。但是,这种地区性对策是不够的。美国还必须利用意识形态工具,扩大其盟友基础。对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各国可以提出的最强有力的论点是,中国的霸权会威胁到这些国家的民主自由。约翰?麦凯恩参议员所提出的民主同盟——一种意识形态上相似的各国为了把中俄两国排除在外而自由结成的联盟——因而很可能会最终得以恢复,尽管可能是采用另一个名称。

    印度是加盟的主要候选国。这个不结盟运动的鼻祖今天的地位不同于冷战时期。今天,不结盟有使中国得以上升到本地区主导地位的风险。印度的利益在于在地缘政治领域抗衡中国,同时敦促中国尊重国际法,尤其是知识产权和贸易法律。当然,印度必须小心不要对中国人逼得太紧。中国可能会利用与印度的边界麻烦来助长国内的民族主义。但印度可能会采取越来越开放的态度,积极加入一个民主同盟,以帮助遏制中国。创建该联盟的自然理由是民主和人权——这些特色为美印两国所共有,但却为中国所缺乏。

    在争夺盟友的竞赛中,中国的巨大优势就是其务实态度。美国在处理与专制主义的盟国关系方面往往很尴尬。与美国不同,中国一般不提出任何要求,即盟国必须遵守人权国际规范或在其他方面采取负责任的行为。其结果是,中国的天然盟友往往是国际上劣迹斑斑的国家,例如伊朗、朝鲜和叙利亚。同时,北京在反对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干预或基于人权理由的政权更迭方面具有单独的利益——因而反对联合国安理会为干预叙利亚事务寻找任何理由。

    因此,中国为此类盟国进行辩护是自然的——迄今为止也是有效的。俄罗斯与中国具有共同利益。一度冷却的中俄关系由于两国在努力限制西方更迭政权方面相互重叠的利益而大大升温。实际上,俄罗斯可能会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地缘战略盟友——最近,习近平在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后把俄罗斯列为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表明了这种情况。这是自从尼克松打开中国的大门造成这两个前盟国之间三十年的关系破裂以来所不曾发生的事情。如果说美国在冷战期间向中国伸出友谊之手是为了削弱苏联,那么中国也可能会以类似的方式在凉战期间设法利用俄罗斯。当然,俄罗斯的普京看来可能会让中国如愿以偿。

    中国在与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建立联盟方面也一直是卓有成效的。中国于2010 年成为非洲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通常选择与现有的各国政府合作——它们是不是专制主义国家并不要紧——以建设急需的基础设施。中国人对自己在高速的发展方面的专门知识引以为自豪。他们引进中国劳工来完成建设任务,并承诺为政府带来改善公路、河流和增加政府的收入方面的好处。

    中国对非洲的务实做法毫无福音精神,对对方的赤裸裸的私利具有吸引力——中国人还阐明,他们也是谋求自身利益。他们并不企图改革非洲的治理或非洲人的生活方式。虽然他们的态度可能比较傲慢,但他们不进行说教。与西方同非洲的交往不同,中非之间的邂逅看来并没有充斥着西方那样的负罪感。这一点最终对非洲人来说将会多么重要还要拭目以待。在一些地方,不良的反应已经开始出现,而且毫无疑问会增多。但务实而诚恳的政策在对付习惯于碰到服务于自身利益的谎言的各国和各国人民方面,可能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的目的是要获得资源殖民化的好处,而又无需付出作为殖民国家遭到憎恨的国际代价——它有很大可能性会获得成功。

    经济方面范围广泛的合作、地缘政治方面的激烈竞争:这种新的情况构成很大的风险。然而,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也为和平解决冲突带来独特的机遇。此外,这还带来了缓解称霸冲动的共同利益。在贸易领域中,合作带来巨变的效应是最大的——贸易也是解决冲突的可能的最重要途径。今天,中国是世贸组织体系中的积极参与者。该组织是有史以来创建的国际法最有效的表达方式。各国完全出于自身利益而服从世贸组织法庭的采掘:留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所带来的好处超过了叛逃的代价。这并非通往世界政府的一条途径,无论是乌托邦式还反乌托邦式政府,而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领域中出于自身利益而建立法治的一种模式。

    为了成功应对凉战,我们必须始终牢记美中两国通过经济合作已经获得并将继续体验的巨大的利益。双方都应利用互利的经济关系的杠杆作用来使争斗变得不那么具有吸引力。虽然贸易所带来的积极的好处不会让地缘政治冲突过时,但是专注于贸易却可能会有助于阻止过快地诉诸暴力活动。在凉战条件下,世界将会改变。在努力避免使冲突升温方面必须考虑到这些变化。新的国际联盟网络正在形成。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权力将会增大,对这些组织应当加以合理和创造性的利用。由于参与者的共同的自身利益,国际经济法可能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施。作为凉战世界的一部分,全球性的大公司必须赢得新的国家的忠心。但这些公司也能提供激励因素,以避免暴力活动和相关的经济损失。人权在大国之间的斗争中长期以来被当作言论上的支持,今后仍将被用作一项工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尊重人权可能会符合中国的利益,从而给世界各国的人权落实产生重大影响。

    把所有这些结论归结到一起的是一种愿望,就是在我们的世界上实事求是地积极应对持续存在的矛盾。我们必须准备不仅承认不同的利益,而且承认彼此具有深刻重叠关系的领域。在意识形态的距离问题上我们必须态度明确,但却对逐步消除这种距离的可能性保持开放态度。我们必须关注持续存在的自身利益的作用,同时牢记,我们对自身利益的信念能够改变这种利益的本质。

    美中两国实际上是对手——两国实际上的繁荣也需要彼此。要接受这一切,就必须改变我们对敌友、盟国和竞争对手的一些假设。这意味着要承认,相互敌对的力量和思想并非总是能够实现重大的结合,但它们之间的斗争也不一定会带来一场自始至终的史诗般的战斗。
令人振奋的结论是,和平是合乎逻辑的,所有各方的具有理性的人们都会理智地行事,从而避免冲突。但是,这种结论就是违背这一紧张关系的事实和可能性。相反,我提出一项较为温和的主张:虽然地缘战略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相互间的经济依存却能帮助应对这场冲突,以防止其失控。

    我们不能预测凉战中的赢家。如果暴力可以避免,人类的福祉可以得到改善,人权可以拓展,也许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赢家。但是,如果对抗导致暴力活动,我们都会遭受损失 。

 

 

 

发件人:王小川<xiaochuan371@qq.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三农中国<snzhongguo@163.com>+大军观察中评网<sino.reviews@gmail.com>+四月网<editor@m4.com.cn>+大学网<haodaxuenet@163.com>+↓还有8个联系人保存所有收件人 时 间:2013年06月24日 10:04 (星期一)原题为:巴西:左翼在错综复杂交叉路口面对巨大挑战

巴西:左翼在错综复杂交叉路口面对巨大挑战

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干事 朱进佳

2013/6/24

    一个人民为足球疯狂的国家,举办一场国际足球盛会应该是举国狂欢的情景,但是事实却南辕北辙,人民在足球赛事期间纷纷上街表达强烈不满……

    巴西反对公共交通涨价示威升级。逾100万人于2013年6月20日走上至少80座城市的街头(包括15个首府)。这场争取改善公共交通等基本服务的抗争,却在一些地方遭到右翼政治势力骑劫。尤其是在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巴西利亚,混进示威行列的右翼势力骑劫示威活动,动用暴力攻击激进左翼示威者,企图制造混乱。

    中左派的工人党于2002年总统大选胜出执政后,并没有大刀阔斧进行重新分配财富的社会改革,继续跟国内外资本同流合污,愈来愈脱离底层民众。巴西政府以为可以通过像世界杯或奥运这样的大型国际盛事去振兴经济或营造一个支持现任政府继续执政的感觉良好氛围,但是这些大型砸钱计划,形同由上而下发动的阶级战争,摧毁普罗人民的生计和生活。统治精英从各种各样的官商勾结计划中榨取利益,普罗人民的生活却雪上加霜,如原住民不断遭到迫迁、城市贫民生活日益糟糕。人民对来自“左”、中、右的统治精英感到厌烦。因此,尽管发动抗议公共交通涨价运动的团体有着明确的诉求,但是后来踊跃加入示威行列的人群大多没有具体诉求,但将种种生活上所面对的问题(贫困、罪案、医疗素质低落等)牵扯在一起,变成对现状不满的一次爆发。

    当巴西队于2013年6月19日在福塔雷萨的体育馆跟墨西哥队比赛时,场外示威的人潮多达8万人,还多过体育馆的观众容量。看来洲际杯足球赛举行,为此愤怒的巴西人还多过为此欢愉的人。

    这波席卷巴西的示威浪潮,是巴西工人党政府十多年来“阶级调解”及无法摆脱新自由主义经济捆绑所造成的结果。很多参与示威的都是来自中产阶级和底层阶级的青年,他们都是被排除在“阶级调解”政治过程外的一群,他们感到被边缘化,希望通过参与街头示威表达不满。这也是投机金融资本继续横行无忌所造成的结构性城市危机。金融贷款推波助澜下的汽车倾销造成城市交通混乱,公共交通也被私人财团渗入腐蚀,造成一般人民必须花上不少时间去上班或上课。所以别小看两角钱车资的上涨,因为将影响着成千上万乘坐公共交通上班上课的人们,他们已经忍受不了公共交通素质的下降,现在还有调涨收费,怒火这次不爆发就是下次爆发得更厉害。

    目前巴西的示威浪潮似乎没有明确的政治领导,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可以主导这场抗争运动。右翼势力正在(或已经)渗透进这些示威运动中,尝试利用民众对现况的不满去搞局,企图制造社会动乱去迫使现任工人党联邦政府下台,以便让更加明目张胆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右翼政党(如社民党)可以重新执政。

    参与在这场示威浪潮中的激进左翼政党、无政府主义者,由始至终都尝试将示威运动推往反资本主义的方向。他们提出财富分配的问题,以及历届政府政策所造成的社会不公。但是,随着示威活动的升级,愈来愈多右翼分子混进示威人群中,他们身穿黄色和绿色的衣服,指控左翼示威者没有挥舞国旗,甚至使用暴力攻击左翼示威者,手持红旗的示威者被他们追击。由于示威民众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也没有明确的敌人,而且还拒绝政党,右翼势力用“反贪污”的口号趁机介入,企图模糊视线、排斥左翼诉求。

    资产阶级控制的媒体利用男权主义、种族主义和恐同症等论述,煽风点火制造对激进左翼的憎恨。这些财雄势大的媒体一般上都不会报道抗议示威的新闻,现在“忽然间”现场直播示威,而且还怂恿民众上街。这是资本集团转变策略的做法。右翼控制的媒体企图将这波示威抗争描绘成反对(“贪污腐败”)罗塞夫政府的示威,提出让新自由主义可以名正言顺借尸还魂的诉求。甚至有人主张回到以前军事独裁专政那样的体制!右翼的图谋很简单,就是强迫政府实行更多保障资本财团财源滚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不然的话它们随时准备推举新的政府取而代之。

    巴西有着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历史。在这波群众愤怒抗议浪潮一发不可收拾之际,巴西社会运动组织,如工会、无地农民运动等组织,也向总统罗塞夫提出大刀阔斧社会改革的诉求,要求政府进行政治改革,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落实媒体改革、税务改革及土地改革,还有就是通过减少大财团的盈利去确保公共交通收费合理。社运团体反对让资本财团享有免税优惠的措施 。(目前巴西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是,让营运巴士的公司财团享有免税优惠,去减低公共交通收费。)

    希腊举办奥运会后陷入深重经济危机而普罗人民生活雪上加霜,巴西会不会在连续举办世界杯和奥运会后步上希腊后尘?目前,“金砖国家”之一的巴西正处在错综复杂的交叉路口,到底巴西会变成西班牙那样(右翼势力利用经济政治危机在大选中胜出上台执政),或者是变成希腊那样政局胶着的情况,或者是右翼势力通过反民主手段(如政变)夺权?这些都是巴西左翼政治力量要面对的疑难及挑战。

    巴西社会运动在过去数年有走下坡的趋势。激进左翼也没有强大的政治动员力去推动激进改革议程。为了应付目前潜伏在示威浪潮中右翼势力步步逼近的威胁,左翼政治力量有必要重新整合。群众抗争运动中反抗精英统治的情绪,是孕育激进左翼政治思潮的沃土,但若不好好利用就会让极端右翼有机可乘。

    巴西社会是可以走出新的出路,但这新出路必定是要跟当前街头抗争释放出来的人民怒火衔接起来,由下而上民主地推动重新分配财富的社会改革。办世界杯只会让大财团继续财源滚滚,但是没有解决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6月30日 10:37 (星期日)附 件:3个(俞可平:什么造成社会的官本文化?.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中国大学的体制性腐败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阚凯力

记者 李令彬

    阚凯力,中国第一批公派留美斯坦福大学研究生。

    GLOBAL OUTLOOK:我们知道您有在国内外最好大学的教育经历,首先想请您来谈一下您个人的教育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您个人的影响。

    阚凯力:确实可以说,我一直都在中国最好的学校读书,不只是后来念了清华,又去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从小学开始,我念的是北京实验二小,中学六年是北京四中,1964年考上的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来由于文革开始,只念了一年半就中断了。

    我们那时候的学校,尤其是小学和中学,确实培养了学生追求真理的渴望,我觉得这一点是素质教育最核心的价值。现在的学校教育太功利了,上小学是为什么?为了考一个比较好的中学,上中学又是为什么?为了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上大学为了什么?为了将来考研,然后出去能找到一个挣钱多的工作,或者是铁饭碗的工作。这种学习目标,本身就极端地害人,是把学习变成了一种追求功利的手段。课业负担也把学生搞得疲惫不堪,天然的求知欲和学习的乐趣从根本上被摧毁了,教育的核心就坏掉了。

    小孩子天生有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只要善于引导,学习本身就不会是一个负担,而是一种乐趣。每天学到了新东西,以前不懂的弄懂了,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感。甚至有时候,上课学的东西不解渴,自然而然还会到图书馆去,或者到网上去寻求进一步的答案。我们那时候,经常要在家里做一些小实验,比如上生物课,在自己家里养几只蚕,或者观察院子里的蚂蚁;上物理课,学凸透镜的原理,就拿一个放大镜,在太阳底下聚焦,把纸点着了;学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要自己去独立思考,为什么唯心主义是不对的?要通过读书、辩论和独立思考,自己最后想透了才能得出结论。我觉得这些才是最有价值的教育经历。

    后来我上了清华,当时是六年制,1966年我大二还没念完,就文化大革命了。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我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因为成绩比较好,又加试了英语,结果我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我就去斯坦福读了通信技术。

    30多年过去了,斯坦福教给我的课程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留下了电信技术的基础。后来我做电信政策研究,至少在技术上谁也蒙不了我。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斯坦福的精神文化。

    近年来,我在学校里给学生讲,斯坦福大学给我留下了什么?课堂里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却融化到了血液里面。我在斯坦福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经济效益是检验技术的唯一标准”。

    众所周知,斯坦福大学被称为是硅谷的母校。有资料显示,硅谷大大小小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创始人和CEO,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斯坦福毕业的。甚至像Google和雅虎这些公司,创始人在斯坦福都没毕业就出去创业了,把技术变成了现实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效益。

    我当时由于是公派留学生,所以从出国的第一天起,就想着回到中国要干什么。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所以教育部对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点都不了解,也就没有限制我们出去学什么,想学什么都可以。我想,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当时全国才几百万部电话,有的地方一个单位都不见得有一部电话,更不要说个人家里有电话了。而在国外电话的那种普及程度,让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就选择了学习电信。所以,我觉得学习是为社会需求服务的。后来,我在电信领域转向了管理,又转向了电信政策和电信体制改革研究,都是服务于这种社会需求。说的大一点,这样的学习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现在我在学校里教书,所以比较了解现在的学生怎么想。现在的学生主要考虑的不是社会需求,而是哪个行业挣钱多或者是有铁饭碗。这是从个人功利的角度出发去学习,而不是真正地理解和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也导致他们学东西特别死,知识面特别窄,根本没办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GLOBAL OUTLOOK:今天中国学生的共性问题也一定就是教育系统的问题,您觉得中国的教育有什么系统性问题?

    我在2000年从电信研究院调到北京邮电大学,成为经济管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上任之后,我们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争论,在学校到底谁为谁服务?是老师为学生服务,还是学生为老师服务?以现在中国大学里的普遍情况来看,不仅是学生为老师服务,即使念到了研究生,学生也还是在为老师打工!

    教授搞到了项目,挣到钱就进自己腰包了,然后把任务分配出去,让学生给自己做项目。有的教授自己开公司,研究生到教授的公司去上班,甚至还要打卡。有的教授自己没拿到项目,也没办公司,那怎么办?让学生去公司兼职,把学生给“出租”了。公司一个月给教授四五千,而学生只拿到四五百,变成包身工了。

    很明显,这些老师就是在赚学生的钱,难怪很多研究生都在背后把自己的教授称为“老板”。这些现象在中国1949年以前的大学,甚至80年代以前的大学都是闻所未闻的。这个社会的腐败、学术的腐败和大学的腐败,简直是一塌糊涂、岂有此理!

    不是说学生不能在学习之余工作赚钱,而是说学生赚了钱归教授,这在西方绝对是非法的,不可理喻的。但是在我国已经成了普遍现象,甚至教育部都出了规定,每个教授带研究生,要给学校交钱。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学生帮教授赚钱了,所以教授从学生身上赚到的钱,要分一部分交给学校——这就是教育部的规定,带一个研究生一年要交几千块。

    这种教育部的规定,不就是和珅规定的“养廉银”吗?贪官污吏在地方上搜刮百姓,朝廷不但管不了,而且要交给朝廷一部分。这就是说,你如果不去当贪官污吏,连这个给朝廷的养廉银都交不起,实在是浑蛋逻辑。

    1949年以前,我们的老清华、老北大,或者西南联大,教授和学生的关系真是情同父子。老师就是盼着学生成才,遇到特别贫困的学生,教授会拿出自己的薪水来贴补学生。那可真是精心培育,现在却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或者说,学生在教授这里打工几年,给教授赚够了钱,才给你毕业,这就是一种官方合法的卖学历。

    当然,还有很多非法的卖学历。全中国有多少“在职博士”?很多是国企老总、高管。私企老板要不要学历无所谓,但是体制内的人不行,升官要看你的学历。有几个高官不是博士,但是你看他们又有几个人来上过课?

    他们的博士怎么来的?无非是拿钱买的,而且是拿国家的钱买的。他们以国企或政府部门的名义,给教授一个几十万、上百万的项目,做不做得出来无所谓,这是辛苦费嘛!钱归教授,找点儿发票凑一凑就报销出来了。这样,教授就让其他的学生替这些人上课、考试、写论文,或者干脆“外包”出去。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专门的产业链,就是论文代写。价格也不贵,几千块钱一份,还有信誉保证,不通过不收钱。美国一年才出三万多博士,中国现在一年就出五六万博士,世界第一。这不是活见鬼嘛?十个有九个是假的!

    合法的腐败和灰色的腐败,做的全都是卖文凭的生意,这就是中国。整个大学教育,乃至研究生的硕士、博士教育就是这个样子。

    GLOBAL OUTLOOK:那么您个人在学校里这么多年,有没有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期待?

    阚凯力:难呀!大学是什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也。”

    我2000年到北邮经管院作院长,当时也是满腔雄心壮志。在我们院的成立大会上,我讲话的题目就是“为建立中国的斯坦福大学而奋斗”。我说,清华号称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北大号称是中国的哈佛,我们北邮要为成为中国的斯坦福而奋斗。结果没过两个月,我就不敢再提这事儿了。

    我当时做院长,开始还在院里讨论“到底是学生为老师服务,还是老师为学生服务”,后来也讨论不下去了。这就像我们从80年代就开始讨论官员是不是要公布个人财产。道理是明摆着的,但是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也没有什么结果。现行体制下,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是很难触动的,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体制结构了。

    南方科大的校长朱清时说过,中国大学要改革,第一就是要去行政化,第二就是要实现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现在的体制不行,校长都是上面指派下来的。转业来个什么政工干部,没地方安置了,就在学校里面添个副校长,然后他就等着混到退休了。

    按照我国的《高教法》,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什么意思?我的评论就是: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个校长是负得了这个责,还是负不了这个责?

    我同意朱清时的看法,去行政化,教授治校。邓小平搞农村体制改革,包产到户,说穿了就是一句话:“相信农民会种地。”一样的道理,政府要相信教授会教书,而不是靠教育部的官员、中央的官员来指挥。因此,我们的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沿着去行政化、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这条路走下去,才有希望。

    现在我们的大学既然主要是公立大学,那么政府就有出钱的义务。为什么?因为办大学是为社会培养人才,这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政府无权干预学校内部从行政到学术的各种事务,连北洋军阀时代都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有人喊出了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但是,全世界有靠教育赚钱的吗?教育本身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为目标。西方的名牌大学,即使很多私立学校,也绝对没有给股东分红的事。私立大学的董事会,都是聘请的社会名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由他们来决定我们的办学方针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最好地服务社会。

    现在中国大学变成了一个赚钱的系统,学校领导都是官,分什么副部级的、局级的。这样下来,中国的大学就是两个字的目标:一个是权、一个是钱。钱学森的“世纪之问”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里培养不出大师?”靠这样的大学培养什么大师,简直是扯淡。我们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养猪场,养猪卖钱,完全失去了大学的精神。

    GLOBAL OUTLOOK: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中国学生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在现行体制下,你会给中国的学生和家长什么建议呢?

    阚凯力:这个建议还真不太好说,恐怕还是能出去就出去。

    以前我主张,在国内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应该先在中国工作几年,对社会状况有所了解,然后再出国去读研究生。这样可以带着中国的问题到国外去学习,学完回来能够有用武之地。当时,对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这样。但是,今天中国社会环境之恶劣,学校里的腐败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80年代。所以,我现在主张在国内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去。这时候,他对中国的文化和基础知识已经接触的差不多了,又不需要接受高考的折磨,浪费青春。

    更大的问题是,在我国,现在已经很难培养子女的基本道德了。我有一位若干年前的毕业生,她的孩子三四岁了,送去全托的幼儿园。这还是一家比较好的幼儿园,花了他们不少钱,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五下午接回家。但是,每个星期一早上,这个孩子都是哭着闹着不肯去。有一次,孩子又在幼儿园的门口抱着妈妈的腿,哭闹着不肯进去。这时,幼儿园阿姨出来了。孩子一看老师出来了,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把眼泪擦干,对阿姨说:“老师,我来了,可想你了!”可想而知,家长在旁边看着所受到的心灵震撼:我们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都已经学会说假话、拍马屁了!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环境里生存。

    我还有一个早年的“海归”朋友,在国内办了十几年的公司,而且很成功。但是,他终于还是带着全家离开了中国。我问他为什么,他的答复是:为了孩子。他说,我们不是为了让孩子将来成名成家,即使做一个清洁工都可以。但是,要让他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快乐的人。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发现,这在国内的环境里已经很难了,甚至教给孩子讲真话都不行。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很容易成为两面派。不要说快乐了,有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都难。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有离开。

 

 

什么造成社会的官本文化?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俞可平

2013年06月01日

    编者注:5月28日,俞可平在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论坛以《官本主义: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学分析》为题发表演讲。俞可平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性支配关系都是建立在权力专有基础上,虽然每个朝代各有变化,但官本主义从来没有改变。官本主义就是一种权力本位主义,在官本主义体制下,只要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而“民主和法治是破解官本主义的惟一途径”。

    俞可平,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凯风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是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政府创新等,以《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广为海内外熟悉。

    传统中国的实质是官本主义

    同学们晚上好,我今天想讲一讲中国传统,可能同学们会纳闷,俞老师不是一直研究现实吗,怎么讲历史了?其实我非常喜欢历史,喜欢读历史书,喜欢思考历史的问题。当然,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总是割不断的,我对历史深入的反思,还是源于现实问题。今天无论是推动民主,还是推动法治,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那么,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内容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国情就是历史文化传统。所以,今天我来到中国政法大学的法治论坛讲座,《官本主义引论》这一题目恐怕与我们推进法治建设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今天推进法治建设不能离开对历史传统的了解。

    大家知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上的成就大概没有人怀疑,事实上整个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的进步过程,不单是经济成就,也包括政治领域的许多重大进步。比如我们确立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这就是了不起的,把人民民主当做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个目标的确立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另外一方面,有许多现象老百姓不满意,比如说特权腐败,还有官本位。按道理讲,社会越进步,尤其是民主法治越进步,官本位越淡化,但是我看这些年来官本位好像没有淡化,不但没有淡化反而正向社会各个领域蔓延。比如学术领域,是最不应该有官本位的,但评教授要有成果,成果当然是文章,按照正常理解,应当是文章质量,其实不是,我们看刊物等级,国家级、省部级,甚至出现地厅级,学术也开始官本位化。

    什么原因造成社会的官本文化?首先肯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讲民主、平等。正是这些现象使我思考传统是什么样的,今天就谈谈我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和认识。

    讲到中国传统社会就涉及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讲到资本主义大家一定想到马克思,但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做布罗代尔,他说马克思并没有讲过资本主义这个概念,马克思还真几乎没怎么用过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但是并不能否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概念进行了最权威的解释。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是指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资本是决定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主要因素。

    大家想一想中国传统社会是这样的社会吗?当然不是。历史学界曾争论中国到底有没有资本主义,最后绝大多数历史学者得出结论,我们有资本主义萌芽,但没有资本主义制度。

    现在的教课书上都说传统中国是封建主义,那我们看看封建主义是什么。“封建”一词在汉语中自古有之,唐代著名学者柳宗元著有《封建论》,他所说的“封建”特指春秋以前各国“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度,秦朝以后这种封建就没了,中国长期的历史显然不是柳宗元所说的“封建”。

    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封建主义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地采邑制度,封建制度的实质,是以领主或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简单说,就是由地主阶级控制土地,然后在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相应的政治制度。回看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传统社会并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

    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主义”这一主流分析框架的质疑之声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认为原来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理解不对。质疑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马克思的“五种社会阶段”论并非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从未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另外还有一种反对意见,比如何怀宏教授说中国传统是“选举社会”,他所指的选举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选任,而是中国传统的察举,也有人说中国传统社会是“皇权社会”等。所有这些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是很确切,我认为比较确切能够反映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形态的概念是官本主义,还没有找到比这个概念更能够更入反映中国传统社会本质的其他概念。

    还要解释一下,中国传统社会复杂多变,近代以前变化太大,但实质没变,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性支配关系都是建立在权力占有基础上的。社会多变,每个朝代都不一样,但权力本位从来没有改变。就传统中国社会的整体而言,统治者不是因为占有土地才享有社会的统治地位,相反,是因为占有政治权力才占有土地,并进而享有社会的统治地位。

    官本主义实质:只要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

    首先给官本主义做个界定。这一概念学术界、媒体界都在提,一般说是将其作为一种现象的描述,但是我把它学术化,作为一种分析范畴。作为分析范畴,官本主义就是指以权力为本位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在这种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中,权力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官本主义严格来讲是一种权力本位主义。

    在官本主义体制下,权力是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也是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属性的决定性因素。权力支配着包括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的配制,只要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在官本主义条件下,拥有金钱和财产,可能但不一定拥有权力;反之,拥有政治权力,则必定会拥有经济特权,只要掌握权力的官员愿意,这种经济特权可以直接变换成其个人的金钱和财产。

    你会发现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不是商人,而是官员。1999年《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过去1000年中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其中上榜的中国产“超级世界富翁”有6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坤、刘瑾、伍秉鉴和宋子文。有意思的是,这50位世界超级富豪中,除了国王和统治者外,其他国家的富豪几乎都是银行家和商人,而我国的6位超级世界富豪除了伍秉鉴是商人外,其余5人中2人为帝王,3人是高官。

    因此,整个官僚阶层占有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历史学家通常对皇帝和官僚进行区分,认为他们不一样。我则把皇帝当成整个官僚系统的“头”,他们是一个体系。皇帝加上整个中国传统官僚阶层,作为一个整体远远比工商阶层更加富有。

    官本主义表现一:社会等级体系建立在权力本位之上

    除了上述这一实质性特征外,官本主义还具有不少其他的显著特征,下面我们来做具体论证。

    首先,中国传统是官本位的等级社会体系。

    社会都要有等级,没有等级会乱套,现代政治的理性就是科层化。但中国传统社会不是韦伯所说的科层化,而是整个社会都纳入到官本位等级体系,整个社会的等级体系都建立在权力本位之上。进入官方体制之内的任何人都被分成三六九等,所有这些等级最终都可以用官秩等级来折算。除非你到“江湖”,只要不在“江湖”,你就要到体制中来,总有一套体系等着你,这就是官本位等级体系,体系内的任何人都可以用官秩来衡量你的社会地位。

    这套体系从西周春秋就开始形成,一直到清代。清朝将所有官员分为九品十八级,如果只是把官员进行如此划分也就不稀奇,关键是也用此划定社会各个阶层人员的等级地位。比如商人,单有钱你的社会地位是不够的,而且是不高的,所以有了“红顶商人”。商人一旦进入正式的社会等级体系,其社会地位不再以其富裕程度来计算,而是按照其官方给予的官僚等级来认定。

    讲到“红顶商人”,我们马上会想到胡雪岩,胡雪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红顶商人,但他的官爵不是最高的,胡雪岩是二品。中国历史上还有唯一一个一品“红顶商人”,是清末的滇商王炽,当时他被封一品。刚才提到的伍秉鉴,拥有那么多财富,但如果没有官员的等级,他在社会上的很多荣誉、地位都享受不到,他被封三品。

    传统社会中妇女被边缘化,地位是非常低的,如果要想有高的地位,需要靠丈夫和儿子。“母以子贵”,儿子做大官,母亲就可以有社会的等级。古代有“诰命夫人”,是皇帝对官员的夫人、母亲或祖母等女子诰封的品级,什么样妇女才有这个地位?儿子或丈夫的官必须做到五品以上,妇女才能够享受“诰命夫人”的待遇,可以立牌坊,可以有特殊的礼仪等等。

    在传统中国你只要进入体制内部,想光宗耀祖,想活得人模人样,单有钱是不行的,单有脸蛋也不行,必须得有官爵。这就是官本位的等级体系。

    官本主义表现二:官越大社会荣誉越高

    第二,社会的荣誉体系也建立在官本位之上,官越大,荣誉越高。

    中国人与西方人不一样,不单注重生前的名誉,还看重死后的评价,生前荣誉和死后一些荣誉,全部与官爵有关。中国人讲名分,官爵就是最重要的社会名分,有官位就意味着有荣誉。在传统社会,一个人生前最重要的荣誉就是被朝廷封爵。

    在传统社会,官和爵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虽然官职并不直接与其爵号等同,但通常只有拥有一定官职的人才能封爵,官是爵的本质,有什么官就有什么权力。历朝历代的达官贵人除了本职外,通常还有形形色色的爵位、散阶、官号、名位、加衔等,后者实际上就是官方授予的荣誉。

    按照传统中国的习惯,不单生前,死后的荣誉甚至更重要。每一个朝代都有一套这样的制度,官做到什么级别,官员品行如何,死了以后也有“谥号”,实际就是死后的一种荣誉。对达官贵人死后的名号,有一整套十分完备的制度,即“谥法”。“生无爵,死无谥”,几乎是整个传统中国的定例。

    只有位高权重的少数官员才能受谥,普通人即使再富有、再有学识,通常也没有资格受谥。唐、宋、元三朝,只有正三品以上官员方有谥号,明代要二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获得谥号,清代则更加严格,通常只有一品以上大员才有资格受谥。

    帝王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死后与生前一样,最高荣誉都是给他的。比如清朝康熙皇帝的谥号是“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他的荣誉已经无可复加,人间所有赞美都给了他,因为他权最大。当然不见得他真的品行最好,学问最高。这就是官本位的荣誉体系。

    官本主义表现三:什么样级别官员就享受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权

    第三,官本位的资源分配体系。这个可能很好理解,高官要想获利,首先的利益就是物质资源。所以官总是与资源配置连在一起,什么样级别的官员,就有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权。

    在中国古代,官阶与官秩总是不可分离的联系在一起。有些朝代官秩就直接反映物质资源等级,因为中国传统最重要的物质资源就是粮食,汉代的官职常常以“二千石”、“比二千石”、“一千石”、“比一千石”等来称呼,汉朝的职官制十分详尽规定了不同级别的官员所对应的俸禄。到了传统社会的晚期,官秩则同时以货币和食物计算,而以货币为主。按照清定制,最高官爵的亲王,岁俸银1万两禄米1万斛;正一品文官,岁俸银180两禄米180斛;从九品官,岁俸银31两5钱禄米31斛半。

    资源分配也体现在住的方面,就是官邸。官邸规定非常严格,能有几间房子,连厢房、正房怎么配置都有规定。比如在明代,公侯,前厅七间、两厦、九架,中堂七间、九架,后堂七间,七架,门三间,五架。如果违反,重者杀头,轻则革掉官职。

    还有出行,以前是轿子,有三十二抬大轿,八抬大轿,四抬大轿,不是因为坐轿者体重不同,而是其官爵等级不同。现在不同了,好像是按照排气量吧。如果违规了,都要处罚。这就是官本位基础上的资源分配体系。

    官本主义表现四:不同官爵有用来衬托官员威严的不同礼仪

    第四,官本位的社会礼仪。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同官爵有一套不同的礼仪。

    比如服装,现在骂人有一句很流行的成语,叫“衣冠禽兽”,起初就是明朝官服的法定礼仪,没有贬义,代表你是公家的人。不同官职服装不一样,从正一品到从九品是不同的,文官服装绣禽,武官服装绘兽。例如,清朝文官一品绣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鸳鸯,七品鸂鶒,八品鹌鹑,九品练雀。后来官员变得贪污腐败,百姓恨贪官,“衣冠禽兽”便变成一个贬义词。好像现在的“小姐”称呼一样,很好的一个称呼被糟蹋了。

    仪仗体现官员的威严,官员必须有一套仪仗。中国古代叫鸣锣开道,不同的官有不同的仪仗,用这套仪式来衬托官员的威严。这些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多多少少还是有的,包括警卫也有不同等级,比如一级警卫和二级警卫。新一届领导人非常开明也非常务实,“八项规定”中有一条就是要求轻车从简,很有效果。

    中国传统就是上朝次序也很讲究,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排座位。如果以后你们去做官,比如秘书长,首先要知道领导的位子怎么排,这在国内特有讲究。

    公文的格式因为不同官职而不一样。对皇帝的姓名要避讳,以显示对皇帝的那种尊严。在国民党统治时,行文提到蒋介石的时候,前面通常也要空出一行。其实这也是中国传统官本位礼仪的一种影响。

     官本主义表现五:等级特权分布在社会各个重要领域

    第五,官本位的等级特权体系。总体上说,传统政治就是一种特权政治,特权无处不在。在官本主义条件下,特权实质上体现为官僚的等级权力。刚才谈到的资源分配体制,就是一种特权分配体制。

    在传统社会,除衣食住行外,等级特权还分布在社会各个重要领域,其中影响深远的就是“官荫”,指父亲或爷爷当官的,子孙也可以享受官员的庇荫。不同朝代有不同规定,比如明代,父亲是正一品,儿子可以做从五品的官员,这是非常典型的特权制度。现在大家对“官二代”非常厌恶,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大大进步了。

    另一方面是国家办的官学。朝廷办的一些官方学校不是一般孩子能上的,也必须是有一定级别的官员的子女。每个朝代不一样,像国家层面的学校,起码要三品以上官员子孙才能够进。地方也有官学,通常也只有地方官宦子弟才能进去。

    还有最“要命”的一个特权,就是官员犯了罪以后,可以用他的官职去抵。中国古代有“官当”和“八议”,所谓“八议制度”,是指法律规定凡属“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等八类官员一旦犯罪,普通的司法机关不得对他们进行审判,而须由皇帝裁决,并按照犯人的身份功绩对刑罚进行减免。“官当制度”就是以官职折抵刑罚。这种特权在现实中应该还可以看到某些痕迹。现在我们正在建设法治国家,一直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方面做的越来越好,但过去也有人认为官职甚至党员身份都可以抵罪。

    中国传统社会其实是一个特权体系,特权体系建立在官本位之上。

    官本主义表现六:谁的权力大谁的学问和道德也高

    第六,官本位的文化价值体系。在官本主义条件下,不仅社会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和文化权益按照官职等级进行分配,而且对社会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叙述与评价也是由官职等级为基本尺度。

    可以说,谁的官大,谁的权力大,谁的学问也大。现在看来,这是特别不合时宜的。官大为什么学问就大呢?但在传统的官本主义条件下,情况正是这样。传统体制下谁的官最大?皇帝最大,所以皇帝的学问也最大。皇帝不仅是民之“人主”,也是思想的导师和道德的楷模。朱元璋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而且十分专断残暴,但他成功地建立了明王朝,成为明朝开国皇帝,因而,他便有资格编著《御制大诰》,让举国上下人人学习传诵。

    大家都知道乾隆朝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编撰了《四库全书》。但后人校对时发现有很多错别字,大家觉得很奇怪,《四库全书》是由大学士纪晓岚这些饱学之士编撰的,怎么会有错别字呢?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乾隆皇帝要审稿,他审出错别字,就特高兴,觉得自己的学问确实比这些饱学之士高。这些知识分子虽然是大学士,但在皇帝面前也是个奴才。有些人便故意写几个错别字,由皇帝改,让他高兴。但皇帝不是每本书稿都能审看的,但改不过来,所以就留下不少错别字。

    以后你们走向社会,会看到一种现象,许多有个一官半职的人,会觉得自己什么都行。如果你们工作后碰到一个领导,水平虽然比你差,但你写的文章他东改西改,你可能会气死。但他觉得很正常,权比你大,水平当然就比你高。

    不单是文化知识水平,道德水平也是这样,谁的官大,谁的道德水平就高,谁的官职高,谁就拥有更大的道德裁量权,教你这样或那样。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单是掌握了真理,还是道德的化身,权有多大,道德水平就有多高。所以,在传统中国,教化的责任不是学者,主要是官员,官员要担负起教化民众的责任。哪怕事实上某个官员的道德真的很差,但只要官比你大,就可以教训你。

    中国最有意思的就是官修历史,如果不是官修历史,那就叫野史,官修历史才是信史,这种以政治权威来叙述和裁判历史的传统,被称为中国特有的“史官文化”。

    民主和法治是破解官本主义的惟一途径

    我今天只是尝试用官本主义的范畴来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形态和政治文化,不评价是好还是坏。马上就会有老师或者同学会提出来,中国不是还有民本主义吗?我专门研究过民本主义,发现民本主义不过是传统社会的一种理想,远远不是一种社会的现实。孟子本来是民本主义思想家,可孟子的书在好多朝代是禁书。一个民族当然需要理想,但理想不是现实。官本主义才是一种客观现实,是数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形态。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现实中,君主从来都是最重要的,普通的庶民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从来没有成为最重要的角色。平民压倒君王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角度,至多是民本主义者心目中的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民本主义理想恰恰是官本主义现实的伴生物,当然是对后者的一种超越。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实质就是“君王为主,臣民为本”。就算是那些民本主义思想家,在他们心目中,君主也是天经地义。他们在强调主权在君的前提下,侧重强调民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老百姓是水,没有水船就没法开。作为一个政治体,既要有统治者,也要有臣民,统治者离不开臣民。从这个意义上讲,臣民是“本”,“主”是皇帝。因此,民本主义与官本主义这两个看起来截然相反的范畴,实际上有着高度的同构性,强调民本并不否定君主。

    但是民本主义与现在讲的民主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民本主义既可以被皇帝用,可以被臣民用,它是对官本主义的一种抗衡。统治者也常常认可民本主义,为什么?因为它有双重性,皇帝可以利用民本主义制约官权,官员权力太大,要打压一下,就把民本主义拿出来。凡是这种皇帝,就会被称为明君。如果地方官员与老百姓发生冲突,皇帝站在地方官员一边,就会被称为昏君。官员也一样,那些聪明的官员也会把民本主义拿出来,去制约君主,说皇帝不能这样,要以老百姓为本,这样的官员被称为明臣。

    我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史学家提出来,如果说中国是官本主义,那怎么评价君主主义?官本主义的实质就是君主主义。在整个官僚体系中,君主居于最高权力地位,是整个官僚体系的总代表。皇帝是“人主”,不仅是民的主人,也是官的主人,君主主义是官本主义的最高形态,官本主义是君主主义的日常形态,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更多看到的是官本主义。所有的官都是为君王所设,皇帝掌握着官职设置以及官员升迁的决定权。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县令从法律制度上讲也是由皇帝任命的,这个权不可能下放,皇帝掌握着官员的命运。

    中国历史上有句话叫“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这决不是一句戏言,伴君如伴虎。据白钢先生所著的《中国皇帝》,一些皇帝甚至精神错乱,官员要碰到一个精神错乱的皇帝,喜怒无常,说杀就被杀,个人命运完全控制在皇帝手上。

    官僚的根本职能是服务君主,在帝王面前,无论官位多高,都不过是君主的“奴才”和“仆人”。例如,“侍中”是高官的职位,但汉代有位“侍中”,“特听掌御唾壶”,专司皇帝的痰盂。除了“侍中”外,像仆射、中书、尚书等位列宰相的官职,原意都不过是皇帝的奴才而已。

    官本主义和专制主义是什么关系?经常会有人讲,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专制主义。专制主义是官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在官本主义条件下,以君主为代表的官僚系统垄断了国家的全部政治权力,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最终集中于君主。在整个权力体系中君主是国家主权的掌握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超越法律,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

    改革开放前我们讲民主与法制,后来改为法治,一字之差,意义非常大。法制的主要含义就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在传统中国,许多朝代做得到。尤其是一些有作为的皇帝,像朱元璋,严格按照大明律,这是法制,但永远不可能是法治。因为法律之上总有一个皇帝,皇帝是超越法律的。所以,在官本主义条件下,国家政治权力实际上是没有边界的,无所不及,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领域,从控制物质资源,到控制思想文化,既支配公共领域,也可支配私人领域。

    在官本主义条件下,行政权在决策、执行、监督之间有所分工,但立法、司法和行政都集中于君主。在官僚体系内部,从属关系也决定了人身依附关系,不单皇帝和大臣有依附关系,上下级官员之间也有相当严重的人身依附。从下级到上级,一直到皇帝,一层一层依附。官本主义的实质或者说典型特征就是专制。

    再说一下官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在典型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金钱和资本是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它奉行“有钱就有一切”的基本法则。但在官本主义体制下,官位和爵位是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奉行“有权就有一切”的基本法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权的官员想要有钱,他可能会有,但不一定有。在官本主义条件下,有权的官员若想要有钱,就肯定就可以有。他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渠道,把权力转换成物质资源。

    但是资本主义和官本主义有同构性,都产生一个特权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统治者通过经济剥削来实施对被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在官本主义条件下,统治阶级通过政治压迫来实施对被统治者的经济剥削。

    官本主义在中国传统社会延续几千年,已经成为中国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官本主义不仅有其长期存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而且也必定有切合国民性的合理因素。但官本主义这种传统体制最终被我们中华民族无情抛弃了,分别成为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官本主义作为一种传统的制度和文化,究竟有什么样的合理性和弊端,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哪些影响?依然值得深入研究。今天我主要是作为一名政治学者,试图建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重新分析一下中国历史。不过我始终认为,民主和法治是破解官本主义的惟一途径。

    我是一个历史学的门外汉,非常欢迎大家的提问和批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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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祝郭翔教授八十华诞寿辰

——向犯罪学界充满博爱与公义的仁者智者致敬

张星水

    今天,敝人十分荣幸接受张荆教授之邀请,来到北京工业大学逸夫图书馆会议厅参加《郭翔教授八十寿辰暨学术思想与学术活动座谈会》,庆祝我国著名犯罪学家郭翔教授八十华诞寿辰。

    郭翔教授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原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长、原中国政法大学法社会学与青少年犯罪学研究所所长,原《青少年犯罪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犯罪学界的学术泰斗,也是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奠基人,桃李满天下,闻名播五洲。有关他的学术造诣和治学经验刚才诸多与会嘉宾都作了精彩翔实的描述与回顾,可谓:德高望重,登峰造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提携学界后辈的仁爱之心,俗话说:同行相疏。但是,郭翔教授在长达几十年的治学、科研和教学生涯之中则恰恰是光明磊落、心胸豁达、包容并蓄、提携后进,听过各位嘉宾的发言,我才知道他曾经帮助过的人和事竟然是如此之多:皮艺军教授、张荆教授、许章润教授、李玫瑾教授、王大伟教授、佟丽华律师等等,都曾经在各自的成长过程之中受到过郭翔教授的提携与恩泽。这是前辈对于后辈的关心与扶植,是伯乐与千里马故事的生动写照,郭翔教授无疑是一个充满仁爱之心的谦谦君子和充满慈悲之心的敦厚长者。刚才郭翔教授关于自己人生经历的历史回顾的风趣发言尤为精彩纷呈,既展现了岁月的沧桑,又反映了人生的坎坷,还提到了许多青少年犯罪学研究的重要事件,针对特定历史时期“严打”刑事政策的反思,甚至还提及查良镛(金庸先生)的趣事,同时还谈到犯罪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社会转型之间的辩证关系。尤其令人动容的是:郭翔教授问心无愧地说他一辈子都没有整过人,也没有害过人。

    这让我们不禁想起了习仲勋同志曾经说过的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一辈子都没有犯过左倾的错误。凡是经历过“反右”和“文革”的人,都知道在那个特定的政治高压年代,能做到洁身自好的人格独立:不整人、不害人,不犯左倾错误,真的不容易啊!就凭这一点,郭翔教授正直善良的君子风范足以令人肃然起敬。同时,郭翔教授还与大家分享了他几十年来积累的治学经验与生活哲学,这样一位令人景仰的学界前辈的谆谆教诲扣人心弦,令人听罢如沐春风,醍醐灌顶。我在会场上看到新近刊印的反映郭翔教授学术阅历的两本历史画册:《纪念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成立31周年暨郭翔教授八十华诞学术资料册》、《郭翔教授学术活动画册》,内容时间空间跨度大,图片精彩纷呈,令人观罢叹为观止,对于郭翔教授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深表钦佩。在此我想说的是:从郭翔教授的人生经历与治学生涯中,真切感悟到一个敦厚长者的博爱与公义,这是心存慈悲的仁者爱人。我们共同期待犯罪学界的同仁们能够继承郭翔教授的学术思想衣钵,把他的渊博学识、仁爱之心与学术成就承前启后、发扬光大,这也是郭翔教授对于大家的期许,中国犯罪学研究领域的确需要诞生新的领军人物,这也是社会转型时代的迫切需要,让我们翘首以盼。

    最后,诚挚地祝愿郭翔教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张星水 敬书于2013年6月15日。

 

 



 

发件人:陆一<flynn6183@vip.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陆一<flynn6183@vip.163.com>+时 间:2013年06月21日 08:50 (星期五)附 件:8个(李正伦:“曹宪政”是怎样炼成的?.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转发:曹思源带来的问候!

     送上一首词,以及英国《金融时报》驻京办李正伦先生撰文《“曹宪政”是怎样炼成的?》,欢迎反馈您的宝贵意见。谢谢!曹思源

如梦令

----叩谢

年初大难患癌,亲朋祈祷悲哀。

余志尚未酬,幸得名医刀快。

叩拜、叩拜,铭记吾友厚爱!

思源,蛇年端午前夕

 

“曹宪政”是怎样炼成的?

李正伦

I.总论:雅号与业绩相连

    “曹破产”这个名字,对于经历过或了解过中国经济改革的人们来说,想必并不陌生。这位拓荒者,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就读,他在1980年首先倡导了破产淘汰理论。尔后他在1985年出任国务院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组长,主持起草《企业破产法》和失业救济法规,并通过院外活动推进其立法。

    有意思的是,“曹破产”这个雅号最初是由反对者以批判的口吻“奉送”的。法案的制定阻力重重,但是它的成功意义巨大,它为市场经济“杀出血路”,艰难破冰。

    进入90年代,“曹私有”的称号又逐渐为人所知。事实上,1979年起,他就开始反复论述改革国家所有制、降低国有制比重。大部分国有企业如不进行私有化,就试图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按照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说法,这是“马背上画白道道以得斑马”。而改革的推进,既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又要进行思想的启蒙和解放,曹思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喊出了“人间正道私有化”的口号,他一边著书立说,一边进行社会活动。这是他第二个阶段的工作,也是他从体制内精英改革者转向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阶段。

    进入21世纪,曹思源又得到了一个新的雅号:“曹宪政”。与前两个雅号不同,这个雅号是由支持者奉送的,是一种赞誉的口吻。在今天,“宪政”这一话题得到了国人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从80年代连学术专著上也看不到几篇宪政研究,到今天“连的哥和卖报大爷都在热议宪政”的巨大转变,无疑与曹思源这样的宪政学者几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分不开。

    事实上,在十年浩劫刚刚结束而百废待兴的1981年,曹思源就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关于修改宪法的十点建议》。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曹宪政”是怎样炼成的?

II.1981年的“十点建议”

    曹思源自己常说,在文革期间当工人的经历促使他对很多问题进行反思和研究:为什么国有企业积弊深重?为什么中国陷入反复无常的人治浩劫?为什么国人的权利和自由只能停在纸面上?

    空前浩劫“逼”我研究各国宪法。我在大学二年级那年遭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无书可读,这对于一个二十岁的求知青年是多么大的不幸!

    在思想转折的关头,引起我震憾的是一本很薄很薄的书,也许朋友们会觉得十分出人意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67年8月5日,文化大革命中的刘少奇再次被造反派批斗,就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被打得鼻青脸肿。心悲身痛的国家主席愤怒难消,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词严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现在这样的作法,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不过,刘少奇可能忘记了,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的章乃器先生曾手持宪法当面质问他:公民基本权利何在?那时刘少奇不予理睬,此时困境中的刘少奇诉诸宪法,的确是太迟了。

    一部据说十分伟大的宪法,为什么不能保护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的尊严和生命呢?

    在今天他还常说,只要有点空间,我们就应该积极工作。1981年2月20日,《关于修改宪法的十点建议》在《民主与法制》杂志发表。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发表这样的文章无疑需要相当的道德勇气。带着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考和严谨的学术研究。他在文中开门见山就提出了“以三十年经验教训为基础,以各国宪法为借鉴”。

    “不搞西方那一套”的说法现在还颇有市场,曹思源当时就明确指出:“我们没有理由采取虚无主义和妄自尊大的态度,而应当批判地学习。事实证明,有些带有共同规律性的问题是无法逾越的,是逃不掉的。例如,过去我们一直不肯承认三权分立的原则,现在终于认识到它的合理性,体会到权力过分集中的危害性。”

    接下来几条,我们今天读来,同样不会感到过时:

   二、宪法的内容要充实,条款要严密。以言论自由必须有保障条款才能不落空为例,说明了宪法留下任意解释余地的危害。

    三、宪法的修改和停止生效的程序应当特别严格。“1966-1974年,未经任何手续,宪法就不宣而废,停止生效了。1975年1月秘密举行的四届人大草草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它自相矛盾地宣告‘实行’全面的专政,规定公安机关有权自己‘批准’自己逮捕公民”。从国家主席,到普通公民,人人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都有被任意“专政”的危险。

    四、应当提出,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要知道,“一切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一切为了党的利益”“一切为了马列主义的胜利”,竟然不可思议地长期成为最高口号。

    五、党的领导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今天,有很多曾在各种场合听过曹思源讲演的朋友都对当年的一个小故事印象深刻:有人质问他:遵守宪法,你把党的领导放在哪里?曹思源理直气壮地回答:宪法不就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吗?因此党必须在宪法范围内活动!要将不受制约的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关进笼子里,是一个异常艰巨、复杂和长期的工作。

    六、宪法中不应载入任何个人的名字。至1978年,中国宪法中竟然有三句话中同一个人名出现五次的奇观。曹思源认为,“宪法是规定人民地位、社会性质和国家根本制度的最高法律文件,不是理论教科书,也不是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必评论个人的功过是非,不应把任何个人的名字固定在法律文件之中。”

    七、确立多种经济成分的地位。在一个傻子瓜子工厂雇佣超过8个人就要被打为剥削阶级的国家,这曾是被人们认为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经济学者和普通人的努力,宪法中已经逐步确立了民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当然,争取民营经济的合法公平地位的努力,今天还没有停止。

    八、恢复设立国家主席。一个国家对内对外没有规范程序,如何与世界打交道?更别说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了。从54年宪法和一些外国宪法的规定入手,曹思源主张恢复设立国家主席职务。当时公开提出这种主张的,几乎只有他一人。但争论的结果,人微言轻的曹思源获胜了,之后中国先后产生了李先念、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五任国家主席。

    九、全国人大应掌握全国工作的战略决策权;

    十、人大常委会要搞常务。这两项都是主张全国人大不应成为橡皮图章(甚至连会都长期不开),应发挥议会立法和监督职能。曹思源经常请读者和听众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分立和制衡,中国还会有反右斗争、有大跃进和大饥荒、有文革浩劫吗?这两条建议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已经实现,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和讨论这个问题。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年3月,香港《大公报》引述法新社,做出了《北京专家撰文提出修改宪法十点建议》的整版报道,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都关注了“十点建议”。

    他说,当时写修改宪法的内容,包括后来召开修宪会议,目的是很明确的:一是把现行宪法中最糟糕的部分排除出去,既然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解决所有问题,那就先针对其中一些可行性较大的问题;二是推动人们对宪法和宪政的讨论、学习和启蒙。30多年来,总有人批评说“这太天真了”,他从来不生气,不泄气,因为第一,“你说不可能修,我就修给你看”,不是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了嘛?第二,就算是一条没改,修宪的讨论研究也像播种机、像宣传队一样,我们做过工作,一定是有改变的。

III.1989年的民间修宪论坛

    198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在宪法上,有1982年和1988年两次修宪。1988年3月,曹思源根据当时改革的进展和自己的进一步研究成果,又写出了约八千字的《关于修改宪法的十点思考》。与81年的《十点建议》相比,着重强调宪法应当从适应计划经济,转向适应商品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分配方式。另外,他还建议将“无罪推定”原则入宪,这个现代文明、现代法治的原则让不少饱受“专政”之苦的国人耳目一新,包括《中国青年报》在内的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

    89年3月26日,时任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的曹思源,在北京图书馆主持召开了北京修改宪法理论研讨会。在这次民间发起的会议的开幕式上,曹思源指出:“应当确立宪法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但现实情况是,现行宪法并不具有足够的权威。原因有二,第一,缺乏保障宪法实施的机制;第二,宪法本身存在着某些缺陷”。

    曹思源强调了两个“达摩克利斯之剑”:第一个是无罪推定原则一直未能入宪,上至国家主席、元帅、部长、书记,下至专家学者和工人农民,无数人仅仅被怀疑有罪,就被“隔离审查”,被剥夺公民权利和自由,乃至莫名其妙地丧失生命。

    第二个是,虽然十三大报告中已经承认了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但是宪法中仍然没有承认和保障。宪法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二句是1999年才被写进去的。

    1986-87年,有人指责商品经济和股份制是“资本主义复辟”,就能掀起一股风浪,让改革势头受挫,让无数城乡个体户、企业家、购买了股票的企业职工,和各级体制内外的改革者,随时有被打成资产阶级、划为专政对象、遭受无情打击的危险。“一个潜在的危险:改革得不到宪法保护”“胡绩伟批评忽视政改”“严家其主张人大直选”等等内容,成为当时的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关注点。

IV.2003年的青岛修宪论坛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事件,中断了曹思源的社会活动,但却没有终止他的思考。原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在《我的1989》中说道:“后来听曹思源讲他在秦城监狱的经历,他说自己很快就成为看守他的那些小战士的偶像。我可以想见他随时随地都可以理直气壮、慷慨激昂地演说的样子。那些战士对他说:‘将来你出去了,就是大英雄……’”

    曹思源继续他的研究。90年代,《兼并与破产》《破产风云》等著作继续让“曹破产”的雅号在江湖上流传;而《人间正道私有化》和《国企改革——绕不开的私有化》也让“曹私有”成为改革中绕不开的人物。凭借这些工作,他先后被《亚洲周刊》评为“影响中国新世纪的50位名人”之一,被《远东经济评论》评为“亚洲风云人物”。

    “为了进一步推动私有化,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呢?我想讲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应该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这里不是讲国家机关应该如何修改宪法,而是强调作为国家的主人,我们公民有责任去推动修改宪法,以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2002年11月02日,他在宁波镇海“东方财富论坛”的演讲,演讲题目叫做《修改理论、修改宪法、推动私有化》。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以前两个阶段的工作为基石,他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曹宪政”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文字背景是,自1981年2月到2003年9月,曹思源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有关修改宪法的文章已达168篇。

    2003年6月18日,在美丽的青岛,在著名的“民间修宪青岛论坛”,上,曹思源提出了“双十建议”,或者说“双十目标”。

    近期10大目标:1.告别专政,拥抱法治;2.公民权利高于一切与政务公开;3.差额选举;4.取消"主体经济"与"非主体经济"的划分;5.一视同仁保护公、私财产权;6.全面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7.无罪推定需入宪;8.设立宪法委员会;9.实行总统制;10.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中期10大目标:1.删除宪法序言;2.普遍实行直接选举;3.公民有权投资经营新闻出版业;4.公民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无需审批;5.确认公民宗教自由;6.承认双重国籍;7.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8.改革政治协商会议制度;9.建立地方自治制度;10.确立宪法修改与停止生效特别程序。

    青岛修宪会议已经成为中国宪政和法治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是因为,与会代表们的真知灼见,包括“双十建议”,如抛入水塘中的巨石一样,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涟漪,激发了国人对宪法和宪政的浓烈兴趣。

    二是因为其召开的形式:这是民间的、公开的、大规模的修宪论坛,其参与成员既有法学家、经济学家,也有官方人士、传媒界人士和企业家。会议显示了民间人士和公民社会的力量。而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走向现代化,一向是与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密不可分的。

    对于这一点,曹思源在开场白中慷慨激昂的讲话给了最好的概括:“修宪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党的私事,而是13亿人的大事,执政党可以提出修宪的主张,公民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公民在这时候要敢于吶喊,敢于呼吁,敢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法律的架构内争取自己的权益。否则,旧法不改,就会有第二个孙志刚事件,就会有第二个刘少奇事件,中国不应重演这样的悲剧!”

    青岛修宪会议有两个后果,一是推动保护人权入宪和保护私产入宪,这两项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成就,已经成为中国宪政之路上的里程碑。

    另一个后果是,“曹宪政”先生被软禁起来了。但他以几十年如一日的标志性的乐观说:“对这个我很坦然,因为这说明我不是瞎干,我打到要害了。”

V.为推展宪政空间摇旗呐喊

    今天,要继续拓展宪政空间,应该做些什么呢?曹思源认为,从可行性和紧要性来说,是要呼吁废除专政条款。

    在21世纪的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条款,仍然赫然写在宪法的显要位置。“专政”,简而言之,就是“无情的、超越司法的镇压”。“无产阶级专政”导师列宁的经典论述是这样的: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就是通过革命手段粉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而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与革命》,1917。

    列宁还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不同阶段“团结谁斗争谁”的问题。布尔什维克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掌权后自己组织的立宪会议选举中遭遇惨败,便立即翻脸用专政革命镇压“民主反革命”。

    我们可以看出,“专政”手段只是在夺取和建立政权时应用的一种战争策略。因此,就原教旨主义的立场来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激化论”,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也是荒谬的和残酷的。

    曹思源说,废除专政条款是可行的,这是因为,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专政都是站不住脚的,现在早就不是“一切为了夺权”的战争时期了,专谁的政?无产阶级政党已经牢牢掌握政权了,专谁的政?企业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者”了,也可以入党、入人大政协了,专谁的政?

    刘少奇,罗瑞卿,一位国家主席,一位公安部长。他们都曾经是专政者,是有权指定谁是团结对象、谁是专政对象的人。然而他们最后的悲惨后果,让国人慢慢开始认识到,“当今中国无论官有多大都不敢拍胸脯说,我永远不会被专政。”曹思源2013年1月26日在纽约法拉盛的演讲中讲到:“只要宪法里有专政条款,就有这个危险。通过废除专政这种方式,大家自我解放,也解放专政者。”

    专政的危害,并非需要高深的理论才能理解。“双规”期间意外死亡的党政干部,以及受害于强拆、劳教、黑监狱的无数普通人(比如唐慧、唐福珍、任建宇),是能让人们对宪政之缺失、专政之泛滥有切身体会的。

    行政和司法部门怎么可以不经必要的法律程序,弃掷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于不顾,就能任意逮捕、关押、迫害人呢?曹思源认为,这些反文明、反人权的事情,“专政”条款这一尚方宝剑一日存在于根本大法中,就一日难以根绝。

    所以,曹思源指出,要废除专政条款,潜在的专政对象和同盟者,是所有13亿人。专政维护者,言不成理,而我们要废除它,理由充分。

    对执政者来说,维护专政手段,是非常被动的,是激化社会矛盾的,是自毁执政党的威信。按鲍彤的说法,在2003年全国就“每五分钟一起群体维权事件”了,我们要缓和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抛弃专政条款、专政思维和专政手段,拥抱宪政,保护人权。

    曹思源通过对世界上110多个国家宪法的细致严谨的量化和比较研究,写出了沉甸甸的《世界宪政潮流》、《各国宪法比较》、《亚洲宪政启示录》、《大弯路》和《七国宪政史》等书。

   基于这些研究,曹思源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世界宪政潮流有章可循”,他从各国宪法中总结了16个问题,又精简为“四有四无”。

    四有:

一.66%的国家宪法规定了法官的独立性;
二.67%的国家设有宪法监督机构(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
三.75%的国家规定普遍实行地方自治;
四.91%的国家宪法不仅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且设有具体条款,保障这些自由的落实。
四无:
一.85%的国家不把个人名字写进宪法;
二.87%的国家不把任何主义名称写进宪法;
三.95%的国家不把任何政党的专用名称写进宪法;
四.99%的国家没有规定实行任何专政。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意味着什么?曹思源鼓励大家思考这些问题,他在《世界宪政潮流》等书中,以详尽的数据统计和大量的历史事实为依据,得出了自己的看法:
绝大多数国家在前述十六个问题上的宪法取向,反映了当代世界宪政潮流。2004年3月中国人代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33条中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文本上初步顺应了世界宪政潮流;而在其他问题上,则显示了至今为止中国宪法与世界宪政潮流之间的差距,以及现今中国宪政改革前进所应遵循的大方向。
——《我国宪法应当如何顺应世界宪政潮流?》,2013。

Ⅵ.宪政启蒙与社会呼应

   为了破除教条,推动思想解放和普世价值的启蒙。曹思源在进入21世纪后的著述,尤其是宪政启蒙和普及读物更多了。其中《公民宪法常识》就是应广东信孚教育集团之邀,专为中学生和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公民所写。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将深刻的宪政道理通俗化。作者在该书首页“献给读者朋友的几句话”中亲切地说道:

    你、我、他,还有她,虽然姓名不同、性别不同,但有一个相同的名称——公民。那位朋友说,搞错没有?我还没到十八岁呢,怎么就成了公民?其实每个人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天开始就是公民,到了十八岁还是公民,只不过成了一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罢了。

    看来,我们做一个公民,还真得掌握一点宪法常识。首先要知道自己作为公民的地位究竟有多高?有哪些权利和义务?这本小册子献给你的就是这方面的礼物。如果下次有机会,还可再送些别的礼物给你。

    有的朋友最怕别人笑话他是井底之蛙,说:“我到过好多大城市!”其实这远远不够。现代人的生活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没有一点世界宪法常识是难免要闹笑话的。 因此,这本小册子在介绍中国宪法的某些知识时,还特意对照地选录了七十多个国家的宪法条款。这些条款本身就能告诉我们很多有趣的宪法常识。如果细细读后,你感到大开眼界,那不必谢我,要谢就谢这改革开放的时代吧!能生长于这样一个时代,真荣幸;而我也倍感荣幸,因为通过这本小册子,我能有机会与你们交朋友。

    你的朋友 曹思源

    《公民宪法常识》流传到了各地各界人士,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其三大篇。

一是地位篇:公民与政府,谁主谁仆?
——政府应当为公民做些什么?
——做公民需要而自己又干不了的事
——政府不应与民争利
——政府不应税外收费
二是权利篇:公民有哪些权利?如何维护?
——公民的人身权利:生命权、人身自由权、私有财产权、住宅不受侵犯、居住与迁徙自由、隐私权、思想自由与宗教自由、知情权、言论出版自由。
——公民的政治权利:国籍选择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全民公决权、集会结社自由、请愿权、监督控告权。
——公民的司法权利:接受公正审判权。
——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劳动权、参加和组织工会权、享受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
三是义务篇:公民义务知多少,都是强制性的吗?
——中国公民有哪些义务?
——强制性义务与非强制性义务
——以权利为中心还是以义务为中心?

    在宪政启蒙、常识普及工作中,曹思源与广东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先生进行了成功的合作,基本方式就是信力建资助曹思源出书。除了《公民宪法常识》以外,还有《大弯路》、《民生改革六策》、《七国宪政史》以及《亚洲宪政启示录》等。在这种合作中,宪政启蒙的局面打开了,充分显示了企业家与学者优势互补的价值。

    一位朋友给曹思源来信说:去年底去您府上拜访时,您送给我的对各国宪法的比较研究著作还未离京就被一位来京的湖北中学教师要走了,并提出要在中学推进宪法教育。可见,您的宪政思维是能得到广泛社会回应的,希望下次进京时再去看望您!愿上帝保佑您!

Ⅶ.美国宪政讲学记

岁月有感

廿四年前初访美,
东西两岸结友情。
破产立法欲完善,
议会民主普世行。
原知世路多艰险,
秦城游罢眼益明。
兆民苦难不虚度,
宪政或迎日初升。

    2013年春节前后,曹思源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之邀赶赴大洋彼岸,很多华人团体和媒体得知也纷纷向他发出了邀请。在纽约、华盛顿、旧金山和圣地亚哥,他的足迹横跨北美大陆。上面这首诗,就是他于1月24日在纽约写下的。

    2月8日,他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表示:未来的中国不能再走专政的路,走宪政的路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从我看到的材料,没有人反对宪政。有的人不敢公开反,不敢公开反就是因为宪政有足够的吸引力和威力。十三亿人口加上海外的朋友,这么多人有基本共识:中国未来不能再走专政的路,而要走宪政的路,这一个好事。”他反复强调了“最要紧是取消‘专政’”的问题,说这一条如果实现,其他的事都好说了。

    在旧金山,他讲到:“在外国宪法当中,只有一个国家写了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比较之后,我们写了‘专政’,所以国内外加在一起,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为伍,把‘专政’写进了宪法。这光彩吗?我觉得不那么光彩。究竟哪一个代表世界宪政潮流呢,1%的把‘专政’写进宪法,还是99%不把专政写进宪法,代表世界宪政潮流呢?”

    在1月31日的VOA电视访谈中,他继续强调用宪政凝聚共识的重要性,鼓励有识之士都来从事宪政知识的普及。曹思源指出,只要全民参与,取消宪法中的专政条款一定能够成功。他说:“过去人权是什么口号?是反动口号,是官方不能接受的口号。但是公民反复提出,发文章,发讲演,慢慢赞成的人越来越多,于是2004年修改宪法,在宪法第33条写进一条就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反动口号变成宪法语言了。谁提的?公民提的。这种实践鼓舞了我们,继续往这方面努力。我们未来努力的目标,就是修改宪法,取消专政条款。”

    从美国返回后,曹思源在香港中文大学又进行了一场演说。“一位自由派知识分子领袖敦促中国政府抛弃宪法中的专政条款,作为尊重公民权利的重要一步。”是《南华早报》对其报道的开头。

    香港《前哨》杂志以《曹思源解除软禁推动宪政》《从曹思源朱厚泽胡锦涛的纠结看习近平》两篇文章分析了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可能带来的变化,又刊登了曹思源一万字的文章《从宪法比较看世界宪政潮流》。
这些说法引起了海内外华人听众的浓厚兴趣和热烈反响。

尾声:蝶恋花

    熟悉曹思源的朋友们都知道,他还是个业余的诗人,经常有感而发填词作诗,至今已经有好几本诗集集结出版了。在2013年4月因胃癌做手术之后,他还兴致勃勃地填词一首。这首词也可算是对“曹宪政是怎样炼成的”某种总结。

蝶恋花*人生再历练

人生历练多考验,
八九秦城,热血曾无眠;
癸巳春遇胃癌变,
医、友关怀助度险。

十字路口今又现,
中华宪政,莫再误百年!
孙辈能否无浩劫?
责在本朝我辈肩。

    这首《蝶恋花》像往常一样上了曹思源的博客,与往常不一样的是,众多网友从词中读出了曹思源的生病信息,于是许多人纷纷伸出援手,更多人写信或回诗问候:

    北京刘先生:曹老师为推动中国宪政大业劳心费力,人所共知,苍天有目,相信住院为小恙。祝愿早日出院。

    广州孙先生:吾兄真丈夫志士也!安心养病,历史潮流宪政必成!你还要留住好身体做领头羊。

    江西康先生:惊闻曹老体欠安,心如四月遇春寒。江南春风多明媚,宪政何时大开张?

    深圳施先生:题赞病榻前思源先生:人生历练笑沉疴,喜有援手降病魔。病榻犹思百年计,宪政兴邦同欢歌。

    2013年5月5日于北京芍药居

 

 



发件人:Song Yanqun <songyq05@gmail.com>(由 djwsb2012+songyq05=gmail.com@groups.163.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仲大军抄送人:djwsb2012 时 间:2013年06月08日 23:00 (星期六)

第三代新儒家代表杜维明先生的报告

宋艳群

    今天晚上有幸去听了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在北大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杜先生介绍了自己的一些经历,遍历其台湾,美国,大陆以及其他一些东亚国家的经历。虽然我有一个不爱记笔记的坏毛病,但其中一些主要的观点让我印象颇深,想借这个邮件和大家分享讨论。

    一:儒学经历了三次变化。第一次即孔孟之儒学开端经董仲舒由曲阜扩展到整个中国(借用“中国”的概念);第二次即宋明以后由中华民族扩展到整个亚洲,形成了不同的儒家类型分支(后面介绍);第三次即是现在儒家经历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放大镜式的批判后的重新崛起并获得大范围的认同走向世界。

    二,杜先生认为儒家的核心理念是仁。人者仁也,仁者追求自身内心的突破,是为独立兼具社会情怀之人。仁字的更古老写法应为“身心”(身在上,心在下组成的一个字),更应该体现仁的本质核心。在韩国传承的儒家更多是义的形式,在日本儒学里面体现更多的是忠,在大陆则囊括最广的是礼。其各具重点,体现了不同的形式。儒家不能称之为宗教的原因即在此,宗教可以跨语言和地域存在,而儒学却不行;另外儒学是没有任何教条的可以发展出不同体现不同形式的儒学,而各种宗教则有其本质的教条,比如基督教则需要教徒认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三,接上,儒学学者最重要的一个特质是包容,这也是杜先生认为他同样是五四运动的传承者的原因。五四运动体现的是爱国主义情怀,同大部分儒家学者一样有着共同的目标。西方文化优秀的地方的根本在于自由、人权、法制等方面,这些地方中国文化部分缺失或者得不到体现的时候就得去学习。儒学经历如此放大镜般的批判到如今仍有崛起之势正说明其在当代社会中可以发挥更大的功能,有其所不能替代的特性。

    四,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漫漫传统历史,同样经历了短短的近现代(解放前每二十年一变,改开前每五年一变,改开后每两年一变),如何站在自己的历史上,不要再犯文化健忘症才是真正的文化崛起。

    五,不要怕走出去。例子即使中国有超过五千万的中国人(中产阶级或者富户)拥有双重国籍或者外国绿卡,他们不论怎么样同样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而且是最直接的传承者,他们是文化中国面向世界的开拓者,是让中国获得世界认同最重要的钥匙。(本人注:这一点和当年邓小平同志走出去的政策有些相似,没有当年那一批出国者,现在千人计划百人计划根本招不回来优秀的科学家(如王晓东,施一公,饶毅,汤超全职回国,哈佛大学谢晓亮和庄晓薇和其他一大批年轻科学家已经在清华北大或者NBIS和全国一线高校任职或兼职)和其他各行各业的优秀精英。即便他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西化性格,他们的生活和部分灵魂传承的价值观却很难改变,更何况在中国国内还怕他们不会被身边的人重新同化吗?就最近一个人民日报一个报告说中国国家高端人才滞外率超过87%,我也不认为这是坏事,他们的表现和烙印已经很深了,他们是中国儒学文化接触融入当今世界的桥梁,为将来极有可能出现的文化中国概念传播搭建平台甚至可以更具说服力,改变总是潜移默化的。)

    六,儒家一直和执政或掌权者纠纠葛葛,儒家中总希望通过参与改变政治生态其政治理念。

    七,儒学有可能成为新一轮解决世界文化冲突的调和者,因为没有教条所以儒学和任何一种宗教或者文化都有交集的部分:比如认同并愿意代表儒学的基督徒,比如认同儒学并希望通过儒学寻找对话解决巴以冲突的伊斯兰教徒。世界文化组织在解决文化冲突中最重要的理念因为杜先生而改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请恕学生弩钝只能记下如此多,其中还会混杂一些不清楚或者不自觉加入的自己理念。我看到学校好像将这场报告进行了录像,等以后我希望在图书馆中找到该报告视频并分享给大家。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6月09日 17:28 (星期日)Fw: 清华简:周文王关于中道的遗训

清华简首揭周文王临终遗言 “中”思想影响深远

2012-01-04 新华网

    三千多年前,周文王临终前对他的儿子太子发交代些什么?我国古史书籍中从未见过。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披露了周文王的临终遗言,专家们认为遗言里“中”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介绍,这篇简文共有11支简,每支22至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这些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是“清华简”中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并被命名为《保训》,现已收录于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书简》(壹)一书中。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介绍,经过专家们反复讨论,《保训》简的释文大致内容是:周文王在位五十年的时候得了重病,他预感到自己将要离开人世,担心没有时间向其继承人传授宝训,戊子这一天,他自己洗了脸,第二天他把太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找来,对太子发说:

  “我的病已经很严重了,担心没有时间对你加以训告。过去人们传承‘宝训’,一定要把它背诵下来。现在我病得这么重,你一定要把我说的话记下来。要恭敬做事,不要放纵自己。”

  “以前舜出身于民间,亲自参加劳动,舜就去求取‘中’,能够自我省察,将事情做好。舜获得了‘中’后,更加努力,毫不懈怠。舜的行为得到了尧的赞赏,尧就把自己的君位传给了舜。”

  据刘国忠介绍,从《保训》简里,人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商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周文王的对商策略、了解周人的治国理念,还可以了解儒家思想的渊源及其发展历程。

  李学勤认为,《保训》里所含的“中”的观念,或称中道,是《保训》全篇的中心,它与儒家后来所说的“中庸之道”有着内在的联系。

  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江林昌教授认为,“中”是上古时期各氏族部落共有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这种信仰和观念来自于原始初民共有的太阳崇拜。

  中国文字学会会长、安徽大学中文系黄德宽教授认为,《保训》蕴含的思想关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中道”和“阴阳和谐”观念,这些观念都是长期影响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元素。(记者张建松)

 

 

清华简《保训》的“中”为中道说

梁涛

一、《保训》舜“求中”、“得中”释义

     《保训》引人注目,在于其“中”字;引起争议,也在于其“中”字。关于《保训》的“中”,学界的意见已有十余种之多,且不时有新说涌现,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但沉淀下来,真正有影响的不外中道说、地中说、诉讼文书说、旂旗说、民众说和军队说等几种。[1]笔者认真阅读了学者的有关论述,感到要读懂《保训》,读懂《保训》的“中”,以下几点值得予以关注。首先,是《保训》的性质和年代。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认为,《保训》虽然体例上接近《尚书》,但它可能并非史官的实录,而有可能是后世诸子的撰述甚至假托。笔者同意这一观点,这里不展开讨论,可参看有关学者的论述。[2]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撰述《保训》的自然应该是儒家,也就是说,《保训》主要反映的是儒家的思想,应该将其放在儒学的思想脉络里进行解读。其次,《保训》形式上是文王“临终遗言”,是文王临终前以史为鉴,向武王传授治国安邦的“宝训”。而儒家的治国安邦思想,不外乎仁、礼两个方面,并落实于民本、仁政,制礼、名分的具体措施之中。这一点也十分重要。一些学者喜欢追溯“中”的字源,将其理解为太阳崇拜或者是大地之中,未免失之迂远。盖太阳崇拜、“建中立极”固然是上古已有的观念,但它已非儒家政治思想的重心。文王绝无可能在其遗训中对太子发讲述这些内容,更不可能将其视为治国安邦的“宝训”。还有,《保训》主要讲了舜“求中”和上甲微“假中”的故事,共出现四个“中”字。这四个“中”的含义虽然不必完全一致,容有语境的差异,但也应彼此呼应,具有内在联系。最后,儒家有源远流长“中”的思想传统,并形成了中庸、中和、中正等概念,《保训》的“中”显然应该放在这一背景下去进行分析、理解,而不应仅仅停留在字源的考察上。下面我们将根据清华简《保训》的释文,[3]同时结合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保训》的内容进行分析、梳理、解读。凡意见一致处,径直采用其说,只对有争议的地方进行注释、说明。简文云:

  王五十年,不豫。王念日之多逝[4],恐坠宝训。戊子,自靧[5]。己丑,昧1〔爽〕□□□□□□□□□□。〔王〕若曰:“发,朕疾渍甚[6],恐不汝及2训。昔前人传宝,必受之以詷[7]。今朕疾允病,恐弗忝终。汝以书3受之。钦哉!勿淫。

  昔舜久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诣厥志,4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设仪[8],测5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焉不易实变名,身兹服惟6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9]。帝尧嘉之,用授厥绪。呜呼!衹之7哉!

  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追中于河。8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衹服不懈,用受大命。呜呼!发,敬哉!9

  朕闻兹不久,命未有所引。今汝衹服毋懈,其有所由矣,丕10及尔身受大命。敬哉,勿淫!日不足,惟宿不祥![10]”11

  简文第一段讲述文王病重,向武王发传授宝训的情景。第二、三段,则讲述舜和上甲微“求中”、“假中”的故事。关于舜与“中”的关系,儒家典籍中多有涉及,说明《保训》的记载确有来历,并非空穴来风。如《论语·尧曰》载尧命舜:

  “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朱熹《集注》:“此尧命舜,而禅以帝位之辞。……历数,帝王相继之次第,犹岁时气节之先后也。允,信也。中者,无过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穷,则君禄亦永绝矣,戒之也。”朱熹认为,此章是尧禅让舜帝位时的言辞,甚为正确;但将中理解“无过不及”,却未必准确。盖因为其将中看做一客观之“正道”、“定理”也。其实,这里的中就是中道,“执中”就是执政时应公平、公正,不偏不倚,执两用中。刘宝楠《正义》:“执中者,谓执中道用之。”甚是。又,《礼记·中庸》云: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朱熹》集注:“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朱熹将“两端”理解为事物的两个方面,尤指众人不同的意见,甚为精当。但他主张“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不免又戴上了理学家的有色眼镜。其实,社会之有两端、意见之有分歧,均无所谓善与不善的问题,“政治家的任务,是在两端调节均衡,不以一端去消灭或取代另一端”,这就是中道,就是“中”的精神。“所以中国正统的政治思想,总不外一个‘均’字、‘平’字,平与均都是从中而来的”。[11]尧舜重视、授受“中”,可能与其所处部落联盟的时代有关。

    据《战国策 赵策下》,“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这些蕞尔小邦,在金属工具尚严重短缺的冷兵器时代显然尚不具备攻城掠地的实力,于是各方只有偃武修文,平心静气地讨论共处之道。共主只是召集人,其权力只能以同意为基础。[12]这样,“上古竟于道德”的现实便发展出“中”的政治智慧,并贯穿于以后的政治实践与思想之中。诚如徐复观先生所言,“大概拿一个‘中’字来衡量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思想,便可以左右逢源,找出一个一贯之道。并且中国的思想家,对中的了解,是‘彻内彻外’的,是把握住中在社会进化中的本质,且不局限于某一固定阶段的形式的。……中的政治路线,在中国文献中的实例举不胜举。”[13]《保训》关于“中”的追述,应该正是来自这一政治文化传统。

    根据竹简,舜曾经身份低微(“小人”),耕种于历山之下。“恐,求中”。舜为何“恐”?简文没有交代,但从后面的内容看,应与“庶万姓之多欲”有关。“多”,训为“大”。《吕氏春秋·知度》:“其患又将反以自多。”高诱注:“多,大。”多欲即大欲。《礼记·礼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明白了多欲即大欲,《荀子·礼论》中的一段文字,可能有助于我们对于简文的理解。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

    人生下来就有饮食男女等各种欲望,如果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向外去求索;如果没有“度量分界”,便会产生纷争,导致混乱、贫穷的结果。这恐怕就是舜“恐”的原因吧。舜于是“自诣(注:考)厥志”,也就是反躬自问,认识到既不能违背百姓饮食男女的大欲,但显然也不能任其无限膨胀。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求中”,有一个“度量分界”,“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这样便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使其可以和睦相处了。舜将“中”推行到不同地位、关系的人群之中(“厥有施于上下远迩”),又“易位设仪”,“易位”即换位思考,也就是忠恕之道,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大学》:“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设仪”即制定具体的礼仪。《周礼?夏官?大司马》:“设仪辨位,以等邦国。”郑注:“仪,谓诸侯及诸臣之仪。辨,别也。”盖中是抽象的,必须落实为具体的准则、礼仪,否则“民无所错手足矣”。所以在儒家那里,礼往往也被看做是中,是中的体现。《荀子·儒效》:“曷谓中?曰:礼义是也。”《礼记·孔子闲居》:“‘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逸周书·度训解第一》:“众非和不众,和非中不立,中非礼不慎(注:应为‘顺’),礼非乐不履。”所以,中体现为礼,礼就是中,二者是一回事,只不过一个是抽象的原则,一个是具体的规定而已。了解这一点就可以明白,原来舜“求中”实际与隆礼有关,而礼乐乃古代圣贤治国安邦的大纲大法,是当时政治实践中最重要的内容。

    “测阴阳之物”一句中的“阴阳”,学者或释为“相反之事”,疑指君臣、上下、夫妇等。[14]不确。其实,这里的阴阳就是阴阳,指天象、天道而言。马王堆帛书《要》篇:“《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周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而礼虽然属于人道,处理的是父子、君臣、夫妇的关系,但与天道、地道存在密切联系,实际是一个整体。所谓“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所以“求中”不仅要察人事,更要“测阴阳之物”,明天道,“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礼记·中庸》)。这样,才能做到“咸顺不逆”。

  舜得到中,也就是制礼、设仪之后,“焉不易实变名”。“焉”,介词,“于是”、“乃”之意。“名”,指名分、名位,是礼的核心。《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实”,指“名”所规定的义务关系,如父慈、子孝之类。这里的“实”是“循名责实”之实,而非一般“名实”之实。故“不易实变名”就是不变易名实,不改变礼所规定的人伦关系及其责任义务。舜不仅“求中”、“设仪”,更重要的是,“身兹服惟允”。“兹”,代词,此。指中。“兹服”即“服兹”。允,信也。就是一心一意奉行中,恭敬不懈(“翼翼不懈”),终于成就了“三降之德”,赢得帝尧的嘉许,得天命,擢升天子之位。

  根据上面的分析,舜“求中”、“得中”的“中”是一种调节人与人关系的原则、准则,中有适中、适当的意思,具体讲,包括欲望的适当、适中,与行为的适当、适中。中运用于“上下”、“远迩”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群之中,故有中道的意思,但它强调“易位设仪”,换位思考,主要是一种忠恕之道。同时,中体现、落实为礼(“仪”),“得中”必然要“隆礼”,中的原则主要是通过躬行礼仪来实现的。明白了中即礼,《保训》与《逸周书》中的一些内容便容易沟通了。已有学者指出,《保训》与《逸周书》的《文儆解》、《文传解》等篇多有联系,[15]二者文体相近,都记载文王临终遗言。《文儆解》、《文传解》约成书于春秋中期后或战国时期,[16]与《保训》的年代也大体相当。但二者的内容表面上又有所不同,《逸周书·文儆解第二十四》云:

  维文王告梦,惧后嗣之无保,庚辰,诏太子发曰:“汝敬之哉!民物多变,民何向非利,利维生痛,痛维生乐,乐维生礼,礼维生义,义维生仁。呜呼,敬之哉!民之适败,上察下遂,信(注:或谓“民”之误)何向非私,私维生抗,抗维生夺,夺维生乱,乱维生亡,亡维生死。呜呼,敬之哉!汝慎守勿失,以诏有司,夙夜勿忘,若民之向引。

  在文王看来,求利是民的本性,但如果任其私欲的膨胀,便会产生对抗、争夺、混乱,导致亡国乃至死亡的恶果。要避免这一切,关键是要“利维生痛”。“痛”,或谓当读为“通”。[17]甚是。通者,共也。“利维生痛”也就是要有共同利益。有了共同利益,才能“生乐”,有了生活的快乐。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礼、有义。有了礼、义,才能避免争夺、混乱之苦,并上升为仁,使百姓相亲相爱。在《保训》舜的故事中,是用中“不违”也就是调节百姓的“大欲”,达到“咸顺不逆”;而在《文儆解》中,是以礼(义)去规范、引导百姓之利,避免私欲的膨胀。一个用中,一个用礼,二者的精神实际是相通的。在两篇文字中,文王其实讲述的是同样的道理。

二、《保训》上甲微“假中”、“归中”解读

  再看上甲微的故事。上甲微为商人先祖,其父王亥牧牛时为有易部所杀,他借师河伯,替父报仇,灭有易部,杀其君棉臣,曾轰动一时,产生过广泛影响,其事迹被记入《竹书纪年》、《山海经》、《世本》、《楚辞·天问》等史籍之中,上甲微也被视为古代血亲复仇的榜样。但《保训》所记,则可能是后世儒生推演出的另一个版本,与传世文献有所不同。据《山海经????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古本竹书纪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注:宋本作‘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今本竹书纪年》也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棉臣。”竹简称“昔微假中于河”,“河”即河伯,故此句当与上甲微借河伯之力复仇有关。但该句的“中”当做何解,一直使学者迷惑不解。若根据传世文献,此“中”当与军队有关,故学者或释为“师”,或读为“众”。但通读简文,其内容与传世文献有所不同,对“中”字的解读,恐怕还应以简文为准。按,“假中”的“假”应训为“请”。《吕氏春秋·士容》:“齐有善相狗者,其邻假以买取鼠之狗。”高诱注:“假,犹请也。”“中”应训为“正”。姜亮夫云:“中得引申为正,盖物得其中必正,在两极则偏矣。故正为中义之直接最近之引申。”“凡中必正,故二字复合为一词,所表为一义。事物各有两极,而中以持之,凡中在两极之中,所以持正两极者,故中即正矣。”[18]“微假中于河”是说,上甲微向河伯请求公正,也就是请河伯主持公正,做审判人、调节人。[19]盖古代部落之间发生冲突时,为避免矛盾激化,常常请与双方都保持友好关系的第三方来调节。《史记·周本纪》载,“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决平”意为公平断案。伯为诸侯之长,文王为西伯,虞、芮等小诸侯国有纠纷,找文王断案,可见伯有主持公道、审理案件的权力。《保训》中的河,爵位也是伯,地位与文王相当,故也应有调节纠纷、审理案件的权力。[20]一些学者释中为“司法判决书”,认为“微假中于河”是上甲微从河伯处借到司法判决书,恐难以成立。盖河伯断狱在于其公平、公正,而不在于其所下之判决书,且河伯、上甲微时是否已有司法判决书制度?尚属可疑。如果中是司法判决书,那么后面“追(归)中于河”一句,便是把判决书归还给河伯。可是,上甲微为什么不把判决书留在自己身边,而是要归还给河伯呢?何其不惮其烦也!故从简文来看,中应训为正,不仅文从字顺,而且与前面的中统一起来,相互呼应。盖中即正也。

  由于河伯主持公正,支持了上甲微,判定有易有罪,上甲微于是向有易复仇(“以复有易”),在双重压力下,有易不得不认罪(“有易服厥罪”)。下一句“微无害”又让学者感到费解,因为《纪年》明明说“灭之”,即消灭了有易部,这里为什么又说“无害”呢?故学者或说是上甲微在战争中无所折损,大获全胜;[21]或说是灭有易后的另一场内部斗争;[22]或说近于后世司法用语“文无害”。[23]按,以上说法均不通,“微无害”应按字面理解为,上甲微对有易氏没有加害。《保训》的记载与传世文献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正是我们读懂《保训》的关键。

  盖上古时代,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中均普遍存在过血亲复仇的现象。为本氏族的人复仇,是氏族每一个成员应尽的神圣义务,任何拒绝这一使命的行为,都是不可思议和难以原谅的。古代的复仇往往采取以怨报怨、血亲仇杀的形式,复仇者“常常把仇人的整个氏族看作复仇的对象,对氏族中某位成员的伤害,便构成了对受害人整个氏族的伤害,所以肇事者的氏族也被对等的作为整体仇家看待。至于其中的是非曲直,已无关紧要。因此往往酿成氏族间大规模的械斗,以致扩大为灭绝性的战争。”[24]例如,澳大利亚的库尔奈人要将仇人的整个部族加以杀戮,才会得到满足。又如格灵人不但要杀仇人的全家,甚至还要斩尽他们饲养的牲畜,不许有一个生灵存在。中国古代,也有“斩草除根”的做法,均是这种非理性复仇心理的反映。《纪年》称“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反映的应该正是古代以怨报怨、血亲复仇的情况。又据《楚辞·天问》,“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经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此段诗文文义古奥,又有传写讹脱,据学者考证,“朴牛”即“仆牛”,“有狄”即“有易”,“昏微”即“上甲微”,“负子”即“妇子”。其中“昏微遵迹”以下四句,“写上甲微兴师伐有易,灭其国家,肆情妇子,使国土成为一片荆棘。”[25]可见,上甲微的复仇是相当血腥和野蛮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交往的扩大,人们逐渐认识到避免暴力冲突、培养相互容忍、尊重彼此生活空间,乃是共存共荣的先决条件。所以当出现冲突时,人们不再是一味地诉诸武力,而是通过和谈,并以伤害人一方认罪、赔偿来消除仇恨。这一更具人道色彩的复仇方式在原始社会后期逐渐流行,并演化为华夏民族独有的伦理观念和礼仪习俗——“兴灭国,继绝嗣”。虽然部落、国家之间可能有政治、利益的矛盾,并演化为军事的冲突;虽然武力讨伐、伸张正义是当时较为流行的形式,但复仇雪恨绝不是为了灭亡其部族、摧毁其国家,而是以维护部落、国家间的和睦相处以及礼仪秩序为目的的。如何炳棣先生指出的,“观念上,‘兴灭国、继绝世’是生命延续的愿望从‘我’到‘彼’的延伸;制度上,‘兴灭国、继绝世’是新兴王朝保证先朝圣王永不绝祀的一套措施。尽管远古政治和武力斗争的实况不容过份美化,‘兴灭国、继绝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华夏文化的一系列奠基者的宽宏气度和高尚情操。”[26]《保训》的“微无害”,恐怕要放在这一背景下去理解。

  作为三代政治文化的继承者,儒家一方面肯定血亲复仇的正义性、合理性,所谓“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另一方面又对复仇的手段、方式做了限定。[27]既不赞同“以德报怨”,视之为“宽身之仁”(郑玄注:宽,犹爱也,爱身以息怨,非礼之正也),也反对“以怨报怨”,斥之为“刑戮之民”(见《礼记·表记》)。当有人问“以德报怨,何如”时,孔子回答:“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如果说“以怨报怨”与“以德报怨”是两个极端的话,那么,“以直报怨”无疑就是中道了。故“微无害”是说上甲微以中道的方式为父复仇,迫使有易氏认罪伏法,又“以直报怨”,不对其部族赶尽杀绝,《保训》的记载与传世文献有所不同。《纪年》等传世文献的主题是复仇的正义性,突出的是上甲微借师河伯、剿灭有易的英雄气魄,甚至渲染了其屠城灭国的复仇心理。而《保训》的重点是复仇的中道方式,强调的是上甲微不滥用武力,通过河伯的居中调节,赢得道义、法律和军事上的支持,同时隐忍、克制,适可而止,不对其整个部族进行加害。这种不同显然与后世尤其是儒家复仇观念的变化有关,《保训》当是出自后世儒者之手,反映的是儒家更为理性的中道复仇观。由于观念不同,二者在史实的记载上也有不同,古本《纪年》说是“灭之”,而《保训》则说是“无害”。古史本来就茫昧无稽,扑朔迷离,后人往往根据需要作出不同的“取舍”,这在史籍中甚为常见,不值得奇怪。

  上甲微复仇后,“乃归中于河”。“归”,简文做“追”,整理者“读为‘归’”。学者或理解为“归还”之意,认为中是指具体的器物。也有学者主张读本字,如姜广辉先生认为,“追”即“慎终追远”之“追”,即“追溯”。“殷人的把握分寸的‘中’的方法,可以追溯于河伯。”[28]罗琨先生认为,“追中于河”,句式同于《尚书·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追中”之追当与“追孝”之追含义相同,都是追随、继承、发扬的意思,“追中于河”的意思是要发扬“河”所信守的公平、公正。[29]这些说法虽较有启发,但推敲起来,仍有不通之处。《保训》是说上甲微“乃归中于河”,而上甲微与河伯是同时代的人,自然不能“追溯”了。至于“追孝”,一般理解为“追养继孝”,追主要是追念、追祭之意。虽也可引申为追随、继承,但若说“发扬‘河’所信守的公平、公正”,那就应是“乃归河之中”,而不是“归中于河”了。按,“追”应读为“归”。归,属也。“归中于河”是说,上甲微把中道归属于河伯。盖上甲微秉持中道,以直报怨,是通过河伯的居中调节,故中道的实现自然应归功于河伯了。又据《山海经????大荒东经》,“河念有易,有易潜出。”郭璞注:“言有易本与河伯友善。上甲微,殷之贤王,假师以义伐罪,故河伯不得不助灭之。既而哀念有易,使得潜化而出,化为摇民国。”可见,历史的实况远比后世的宣传复杂,河伯不仅支持了殷人,判定有易有罪,同时又暗中庇护,帮助有易逃避上甲微的迫害,“微无害”的中道确是由河伯促成。上甲微将中道归于河伯,同时牢记不忘(“微志弗忘”),将其作为处理对外矛盾、冲突的原则,传递给子孙后代(“传贻子孙”),一直到成汤(“至于成汤”),恭敬不懈(“衹服不懈”),终于因此获得天命(“用受大命”)。

    综上所述,《保训》舜和上甲微的故事都与中道有关,舜的故事是从正面讲积极的中,要求在人与人之间确立“度量分界”——恰当的准则、原则,以避免彼此的矛盾、冲突,达到和睦相处。这个中就是礼,是荀子所讲的“群居和一之道”,故中是属于礼乐文化的核心价值。上甲微的故事则是从反面讲消极的中,提出当正常的秩序被打破,部落、国家间出现矛盾、冲突时,应秉持中道,以直报怨,避免冤冤相报、血亲仇杀对部落共同体的伤害。这个中同样与礼有关。不管是正面积极的中,还是反面消极的中,都属于古代最常见、最重要的政治实践,故《保训》予以特别重视,视为治国安邦的“宝训”,并认为是得到天命的关键。这与儒家尊王贱霸,尚德不尚力的一贯立场无疑也是一致的。

    注释: [1] 中道说,见上引李先生文。地中说(“中”代表“四方之极”,与九鼎一样,是权力的象征),见李零:《说清华简〈保训〉的“中”》,《中国文物报》2009 年8 月21 日。诉讼文书说,见李均明:《周文王遗嘱之中道观》,《光明日报》2009年4月20日;《〈保训〉与周文王的治国理念》,《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民众说(“中”可通假为“众”,即民众),见子居:《清华简〈保训〉解析》,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9/7/8。高嵩松:《允执厥中,有恃无恐——清华简《保训》篇的“中”是指“中道”吗?》,《东方早报》2009年7月26日。旗旗说(“舜向尧借来象征最高权力的旗旗以治民施政”;“上甲微向河伯借来象征最高权力的旗旗以出兵征伐”),见周凤五:《清华简〈保训〉重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五周年纪念会论文集》,2010年10月。军队说(“中”字是“币〔师〕”字讹误),王辉:《也说清华楚简〈保训〉的“中”字》,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古文字研究》第28辑,中华书局2010年10月,第473页。

 

 

解读清华简:《保训》之“中”何解

——兼谈清华简《保训》与《易经》的形成

  清华大学历史系 刘光胜

2009年05月18日 光明日报 

  清华简《保训》是文王临终前对武王的遗训,虽有字形不好释读者,如矵字,但最难理解却是字形非常简单的“中”字。《保训》四次提到“中”,“中”是《保训》篇的核心概念,但学者对“中”含义的理解却众说纷纭,概括起来有两种:一是指思想观念,二是指某种实物。关于后者,李均明先生将“中”理解为“与诉讼相关的文书”,他说:“此‘中’指与诉讼相关的文书,史籍所见通常是最终的判决书,由于它是经过反复审议与衡量形成的,被认为是公正的,所以称做‘中’。”

  中道是清华简《保训》的核心思想,舜执法中允,擅长从正反两面考虑,不违背百姓的愿求,说他守中是没问题的。问题是上甲微替父报仇是守中道吗?更为奇怪的是,文王赞扬上甲微的做法,文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圣人,难道圣人也认为部族复仇是守中道吗? 实际上,《保训》的“中”字字形虽然一样,但意思并不相同,这是理解《保训》主旨的关键所在。

  清华简《保训》说:“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归中于河。”“中”从河伯那里借来,打完仗又归还河伯,很明显是具体之物,而且肯定与讨伐有易有密切的关系。李均明先生认为这个“中”指与诉讼相关的判决书,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周礼·秋官·小司寇》:“狱讼之中。”孙诒让《正义》说“狱讼之成谓之中”。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西周中期《师旂鼎》说:“弘以告中史书,旂对厥?于尊彝。”甲骨文中有大史、小史、西史、东史等,先秦史官主要类别作册、大史、内史、御史、左右史、外史与小史、南史等,但未见中史,因此中史不能连读,这句话的意思是,弘将案件的审判结果告诉了当时的史官,史官记录在案,师旂把事情的经过铸在鼎上。《师旂鼎》与《周礼》经注相互印证,可知《保训》“中”意为“判词”或判决书。

  《史记·周本纪》说:“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审断、决狱,讼必端平。”“决平”意为公平断案。伯为诸侯之长,文王为西伯,虞、芮等小诸侯国有纠纷,找文王断案,可见伯有主持正义、审理案件的权力。《保训》中的河,爵位为伯,也应有审理诸侯国案件的权力。据《山海经》、《古本竹书纪年》等书的记载,我们推测清华简王亥故事的大意是,商人的首领王亥率牛车到有易进行贸易,被有易之君绵臣杀害,夺取了牛车。上甲到河伯处控告有易的罪行,河伯受理了案件,判决“微无罪”。古代诸侯出征要师出有名,启征伐有扈氏,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尚书·甘誓》),汤伐夏,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汤誓》),都是如此。上甲从河伯处借“中”——判决书,以此为理由,号召殷人诛杀了绵臣。事情成功后,又将“中”还给河伯。

  羲和废弃职守,嗜酒迷乱,受到胤侯征讨(《尚书·胤征》)。夏桀作乱,荼毒百姓,商汤出征(《尚书·汤誓》)。古代刑罚的作用有两种:一是止乱,一是惩暴。舜执法守中,慈爱下民,是止乱。王亥无罪,有易杀害王亥,是违背道义,暴虐诸侯。上甲替父报仇是守中道吗?文王认为上甲守中道,不是说上甲借中、归中符合中道,而是说上甲除掉有易、惩罚恶人符合中道,这是理解《保训》中道思想的关键所在。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慈爱百姓是仁,惩罚恶人,也是仁。审理案件“中刑”,不偏不倚,是“中”;惩罚恶人,伸张正义,也是“中”。《保训》中舜是扬善,上甲是惩恶,他们是“中道”一件事情的两面,没有什么区别。

  《尚书·洪范》说:“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柔克”是指柔和可亲,靠慈爱柔顺取胜。“高明柔克”是对于明确服从政教的,要怀柔安抚。舜“求中”很明显属于柔克,《保训》说“用作三降(隆)之德”,正与《洪范》相符。“刚克”是以刚强取胜,“沈潜刚克”是对于阴险狡诈的暴徒,要以武力制服。上甲“假中”,率军队诛杀有易,很明显属于刚克。舜“柔克”,上甲“刚克”,不仅可以看出《保训》与《洪范》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从整体上看,《保训》的主旨是非常清晰连贯的。

  钱基博《四书解题及其读法》说:“《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易》尚中和,《易经》多处提到中行,《泰·九二》:“尚于中行。”朱熹《周易本义》解释说:“九二以刚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应,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则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益·六四》:“中行告公。”程颐《周易程氏传》说:“若行得中道,则可以益于君上,告于上而获信从矣。”所谓“中行”,就是践行中正之道,《易经》认为人有诚信,践行中正,就会无咎有吉。

  《周易》“中”在爻位上是指上卦的五爻和下卦的二爻,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二和五爻的吉辞最多。如果阳爻居初、三、五阳位,阴爻居二、四、上阴位,就是“当位”、“得中”,否则,就是“失位”,就是不正。阳爻居中处阳位,称“刚中”,阴爻居中处阴位,称为中正。《象传》认为“得中”、“中正”、“刚中”就会大吉大利,可见其对中道思想的推崇,与清华简《保训》尚中的理念是一致的。

  《保训》中道思想具体体现就是仁与义的融汇,刚克与柔克的合一。《论语·颜渊》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舜柔克就是爱人,就是仁。《礼记·经解》说:“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上甲“假中”、“归中”,率领军队诛杀有易,上甲“刚克”,就是义。《说卦传》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八卦相摩,刚柔并济,仁义并举,是《周易》辩证法的核心理念。柔与刚的结合,仁与义的搭配,《保训》和《周易》具有相同的中道操作运行模式。

  受疑古思潮的影响,今人或主张《易经》是周王室的一位太卜或筮人所作,或认为《易传》是汉代的作品,从根本上否认了《周易》经传与文王、孔子的关系。1973年,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出土,证明孔子晚年喜易为当然之事实,孔子与《易传》的关系得到确认。《尚书》中没有文王的训诰,《逸周书》中文王的训辞多与《周易》无关,清华简《保训》倡导中道,则明显拉近了文王与《易经》的关系,给我们一份意外的惊喜。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易传》,不能拘泥地理解为《周易》经传全为文王、孔子手作,而应理解为文王、孔子的思想是《周易》经传的源头活水,在《易经》、《易传》创造性的思想提升中,有着主要的作用和突出的功绩。如果我们承认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易传》不是虚构的话,那么伏羲作八卦还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传说吗?在这种意义上说,《保训》简的发现,使我们重新对易学发展史进行反思,这实在是易学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6月25日 22:06 (星期二)普京爷爷是列宁的厨师

    这篇三联生活周刊文章没提到一个有趣点:普京爷爷10月革命前原是圣彼得堡最豪华贵族酒店的厨师,后来到莫斯科当列宁的厨师,列宁去世后继续当列宁夫人的厨师,但普京和父母很少能去莫斯科看爷爷,他和父母一直住在数家合用厨房厕所的“筒子楼”里。

普京之谜

圣彼得堡

2012-03-01

    从民主德国回到家乡,普京很幸运,他进入当时的列宁格勒大学,出任大学校长助理一职,而且他还在服“现役”。

    普京过去法学院的老师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当时已经名声鹊起——后来,也就是在他的提议与推动下,列宁格勒恢复旧名:圣彼得堡。作为全国著名的“民主人士”,1990年,索布恰克当选为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在若干媒体当年与第二年苏联全国年度人物的评选里,索布恰克总是排在叶利钦之后,列第二位。普京过去的法学院的留校同学请他去帮助索布恰克,普京稍有疑问:“我毕竟是克格勃官员,他不了解这点,可能会连累他。”

     普京还是去拜见了索布恰克,自我介绍后,索布恰克回答很迅速:“我去跟校长说,你周一就过来上班,我们立即签协议。”普京回应也很直接:“我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但有一个情况可能阻碍调转。我必须告诉你,我不仅是校长助理,我还是克格勃现役军官。”德国记者后来有调查报道说:读大学时的普京,并没有被克格勃发展为“眼线”,但克格勃曾计划发展索布恰克为他们的“眼线”,只是索布恰克断然拒绝了。由此可见索布恰克对克格勃的基本态度。听到普京的介绍,索布恰克有点意外,想了好一会,他说:“好吧,辞职算了!”

     后来回忆这个场景,普京说他没有想到会是这种反应,“他是教授、法学博士,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我没想到他这样坦诚”。

    这是普京的微妙时刻,他必须告诉他的上司他打算换工作,“这话很难说出口”。同样幸运的是,普京去见了他的上司,得到的回答很爽快:“为什么要辞职,不必!去工作好了,没有问题。”

    问题还是有的。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的改革浪潮里,曾经的克格勃此际成了过去的、集权统治的象征。在列宁格勒苏维埃里——普京的观察是,这里的苏维埃委员,总是寻找关系帮人说情,他们找到做索布恰克助理的普京,请他帮助,一再拒绝后,他们有了对付普京的新策略。他们告诉普京:“这里也有坏人,他们知道你是克格勃,你必须挫败他们,我准备帮助你,但你必须帮我做件事儿。”当然,普京仍然拒绝了。

    普京是克格勃特工这事,后来闹到索布恰克那里,他必须正面回应这种指责。索布恰克的答案明确,而且很真诚:“他不是什么‘克格勃的人’,他是我的学生;他曾在国外从事情报工作,是在保卫国家利益。他没有什么可以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的。”不仅如此,索布恰克出差时,还特意拿出一些空白信纸,在下面签上名,交给普京,由他相机处理各种事宜。这是并不多见的信任,尤其对一位处于社会整体负面评价之下的克格勃成员。

    从民主德国回到国内,“忠诚”已无可寄托;即使在苏维埃委员会里,也有如此强大的反对力量,这个时候的索布恰克,一位坚定的民主人士的支持,对普京意味着什么呢?俄罗斯最著名的政治作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其所著《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里,以只有经历过这段非常岁月的俄罗斯人的理解,对此解释说:“索布恰克这些告白完全发自内心,对普京心理的帮助极大。”普京那无可安放的“忠诚”,似乎有了新的对象。

    克格勃身份问题,仍是普京的症结。如果不离开克格勃,讹诈不会停止。“离开克格勃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很困难。尽管我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没有为安全部门做任何事情,但我的整个生命仍然是与他们连在一起的。”普京后来很真诚地回忆这段岁月。而这个时候,还是苏联没有解体的1990年,谁也不知道未来苏联将会向何处去,对于他的新工作,普京也很坦诚:“索布恰克是著名的政治家,他把我的未来与他拴在一起也有风险。一切都可能瞬间瓦解。”

    普京做出了选择,追随索布恰克,从克格勃辞职。“我不想回到过去,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

    出任俄罗斯总统后,西方的研究者提出的、引发长时间寻找答案的“普京之谜”是:他在为克格勃工作15年后,为什么会转向为一位民主人士,一位反苏联体制的人士工作?

    如果从工厂宿舍里的市井少年,到苏维埃爱国教育纯洁而又非常成功的产品,然后再到克格勃以及民主德国的情报生涯——如此一路观察下来,最后,普京遭遇了“莫斯科保持沉默”时刻,一个他反复提及的事件,他的转折的内在逻辑,已隐含其间。

    普京的辞职书递给了上级部门,结果杳无音讯。普京找到自己的导演朋友,他说:“我要公开说出我的过去,这样就不会有什么秘密了,别人也休想再讹诈我。”他的朋友帮他拍摄了一段专访,普京详细地讲述了他在克格勃的工作……当地电视台播出了这一专访,普京终于用这种决绝的方式告别了过去。

    那个九年级的学生,走到克格勃总部要求得到一份工作……真正进到克格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工作15年后,真要离开克格勃,也不容易。

    1991年,“8·19事件”——最终促使苏联解体的事件,虽然已经有过“莫斯科保持沉默”的经历,但这次事件仍然震撼普京。“当时很痛苦。事实上,我的生活被撕成两部分。在那之前,我并不真正理解在俄罗斯发生的改革。我从民主德国回来后,能清楚地感到正在发生什么,但是在政变那些日子里,我加入克格勃时为之奋斗的所有理想、所有目标都破灭了。经历这一切的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我的全部生命曾经投入到安全工作。但我已经做了选择。”

    政变由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领导人与克格勃最高领导人发起,此时,普京的辞职信仍然没有得到批准,他还是克格勃成员。他必须再次做出选择:是为索布恰克以及民主派工作,还是回到克格勃“捍卫苏联的完整”。普京告诉索布恰克,他已经写了一封辞职信,但未获批准,现在他会再写一封。索布恰克立即给正在政变中的克格勃首脑打电话,然后他又给克格勃分局领导打电话。第二天,普京接到通知,他的辞职备忘录已经签字。

    “苏联共产党已不复存在。我拿出党证,然后放进抽屉。”这一页翻过去了。

    经过竞选,索布恰克成为圣彼得堡市市长,普京负责对处联络委员会。这个时候,海关、银行、投资、股市,以及类似的机构,尤其是规范的运作根本不存在。而此时,俄罗斯经济改革进入“休克疗法”——放开价格阶段,全国发生食品危机,圣彼得堡经历着挑战,这正是负责对外联络的普京的挑战。这时有商人送来他们的解决方案:如果允许他们出口货物,主要是原材料,他们就能够把食物运回俄国。普京以及圣彼得堡没有别的选择,同意。货物是出口了,但食物却没有运回来。这个计划失败,普京面临广泛指责,是他的朋友也是助手梅德韦杰夫出面为他辩护,洗清了罪名。

    接下来,普京又想由政府来专营赌博业,这当然与俄罗斯法律不符。后来的变通办法是,由一家市属企业控制圣彼得堡赌博业51%的股份,希望由此获得市财政收入。这个经营设想也失败了,“虽然你可以有成吨的股票,但实际上却什么也控制不了。赌桌上下来的全是现金,容易流失……”

    看起来,在普京自述里,他的两桩经营活动,都以失败为结束。这当然是初入市场经济必然的代价,但这个时候,俄罗斯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却远远超过俄罗斯普通人的想象,也超过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专业人士的想象。普京虽然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做着副市长的工作,但这个国家的市场发育方式,不在他可以观察与控制的范畴之内。

    普京在圣彼得堡的职业经历,被无数的记者调查过,结论一致:他是一个“简讯人物”。从媒体的角度看,虽然圣彼得堡各种会见和会谈,几乎都有普京出现,但他所做的工作,绝大多数属于事务性的,没有太多传播性,最多在报纸的“简讯”一栏刊发。

    即使在克格勃,也将自己定义为“专业人士”的普京,在圣彼得堡仍然被动地被拉进政治游戏圈。索布恰克当时是全国性政治人物,有材料证实叶利钦并不喜欢索布恰克的高支持率——那个时候俄罗斯的媒体,最乐意玩的一个游戏就是各种政治人物受欢迎程度的排名,仿佛这就是实现“民主政治”的传媒法宝。排在叶利钦之后的索布恰克,当然是可能形成对他挑战的人物。叶利钦的卫队长科尔扎科夫后来承认,他很早就收集索布恰克的材料——叶利钦在第二次总统大选前夕,解除了科尔扎科夫的职务,于是,心有不满的科尔扎科夫在国外出版了他对俄国政治尤其是对叶利钦的观察与分析,所有政治秘闻,由他和盘托出。

    当然,作为政治人物,索布恰克的行为,时常也出人意料。1995年,他拒绝会见来到圣彼得堡的戈尔巴乔夫,一时间成为媒体描述俄罗斯傲慢政治人物的典型代表。而这个时候,正是圣彼得堡市长的竞选前夕。领导索布恰克竞选班子的是普京,但他无力面对总统卫队长科尔扎科夫与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两人的夹攻。当时索布恰克在两起案件里要作为证人出庭,记者向总检察官办公室询问索布恰克是否卷入了刑事调查,得到的回答:是的。这样就巧妙地将“证人”置换成“嫌疑人”,总检察官办公室的答复又被人复印,然后用直升机在全市播撒。选举的结果,索布恰克以2%的选票差额,输给了对手。

    此次竞选,普京表现出了他“忠诚”的性格特质,他要求市长办公室所有人员签署一项声明:如果索布恰克竞选失败,我们集体辞职。“我们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布我们的声明,是我宣读的。”竞选失败,索布恰克失业了,普京也失业了。

    索布恰克告诉普京:“别紧张,我已经跟外长普里马科夫说好了,他会让我俩去做大使。”政治很残酷,在市长之位得到的许诺,失败之后,亦不复存在。

    失意的普京邀请他的秘书一家去到他新建成的别墅做客,女人们在厨房里忙着,两个男人进了桑拿浴室……一股烟,接着火焰蹿出来了。桑拿室起火了。孩子们都救了出来,大人也跑出来了。“我忽然想起我们房间里有个皮包,里面有现金——我们所有的积蓄。这些钱没有了我们可怎么办?我又转身回去找皮包,用手四处摸索。我心想,还好,我还有几秒钟时间,然后我就无法……我没有继续寻找。我跑上阳台,火焰正向上蹿,我爬过围栏,抓起床单,开始往下爬。我从桑拿房里出来时,身上没穿衣服。我只好把床单裹在身上。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房子着火,一个裸体男人裹着一条床单,从阳台上往下爬,一阵风把床单吹起来,像船帆似的。小山那边站了一群人,他们正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们的两辆车停在别墅边上,汽车很快就烤热了,但是车钥匙还是在房子里,车门是锁着的。”

    裹着床单、裸身逃出火海的普京,实在是一个有意思的象征。在圣彼得堡的一切,工作、积蓄,还有别墅,都没有了。在火灾遗址上,普京只找到了他受洗时的十字架。

    失业两个月后,普京决定去莫斯科寻找工作机会。
 



 

毛远新:久违的母子亲情

共识网 05-27

    最近,读了《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一书。作者所说的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女革命者叫朱旦华,曾担任过江西省妇联主席、省政协副主席。诚如作者所言,如果不是读了这部书,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确实连名字都是第一次听说。但朱旦华又太特殊了!她与中共党史上两个鼎鼎大名的人物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她的丈夫,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的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毛泽民--毛泽东的亲弟弟;另一个是她的儿子,文革期间曾担任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又担任毛泽东与政治局“联络员”的毛远新--毛泽东的亲侄子。这又是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注定要让人深感兴趣的地方。

    在个人政治生涯中,这位在抗日烽火中从上海奔赴延安的江南弱女子可谓历经磨难:20世纪40年代,她带着年仅两岁的儿子毛远新蹲过盛世才的监狱,文革期间又因为所谓新疆监狱“马明方叛徒集团案”被查了8年,在农场“劳改”,在工厂劳动。这方面的情况在《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一书中有很详细的介绍。

    我更感兴趣的是朱旦华的家庭生活。1940年5月,朱旦华和毛泽民结婚,后来生下儿子毛远新。1943年毛泽民被盛世才杀害。1946年主政新疆的张治中释放了包括朱旦华、毛远新在内的被关押人员。1949年,朱旦华与方志敏的弟弟、当年一同被关押在新疆监狱中的难友方志纯结婚。两人婚后没有生育子女。1951年9月,为了儿子的远大前程,朱旦华把毛远新送到北京的“新中国第一家庭”毛泽东家里读书。

    从目前所见到的各种材料看,从小在毛泽东家中长大的毛远新很受老人家器重,他与家中女主人江青的关系也很不错,称她为“妈妈”,《毛泽东传》甚至说二人“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是一致的”。但毛远新在这段时间里与生母见面却并不多。1966年1月,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后,到空军某高炮师当兵,毛泽东说:“到连队当兵,应该让你妈妈也知道。”于是毛远新在前往部队报到之前,十分难得地回到南昌亲生母亲家过年。朱旦华很高兴,问过他的恋爱情况。当时已担任江西省长的方志纯也很高兴,派人带他到井岗山参观,又把他送到毛泽东当时在武汉东湖的住处。接下的情形就颇令人感慨了:

    1967年1月,方志纯因为是“江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揪斗,是年冬被隔离审查;1968年初秋,朱旦华也因所谓“马明方案”被隔离审查;10月21日朱旦华到向阳农场“劳改”;1969年3月8日,朱旦华到向塘农场交待问题和学习养猪;10月28日,朱旦华被移至长头继续劳动;1971年11月27日,朱旦华被合并到高安伍桥集训队;1972年7月26日,被“解放”了的朱旦华被下放在安福县针织厂劳动。1974年4月11日,因方志纯病危,朱旦华回南昌照顾方,被安排住在省革委第一招待所一间紧靠厕所、潮湿的小房间里。

    上面这段说明比较长,也比较琐碎。但这样说只是为了与下面的情况做一下对比。因为朱旦华的亲生儿子毛远新此时正是春风得意、前程似锦,与他在造反派的管教下艰难渡日,被罚跪,被审讯,被劳教的母亲的处境云泥两端!

    毛远新在这一时期的情况,据江青当时的机要秘书阎长贵说:“1966年9月,他从云南部队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开始好几个月了,他对要打倒刘少奇的事,还不知道什么。毛主席要他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希望他参加一个单位的全过程,至于去哪个单位由他自己定。毛远新考虑了一下,他是101中学毕业的,但离开6年多了;离开哈军工才一年多,那里还比较熟,于是他决定去哈尔滨。毛主席同意。毛远新到哈尔滨时,对立的两派早形成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为造反派的一个领袖。他说,当时很威风,很神气,连省委书记潘复生,都经常找他联系,或‘请示’工作。后来,他又到延边造反,还参加过那里的武斗。1967年春夏,他回到北京后,住到钓鱼台十一号楼”。“1967年春夏,毛远新正在认真研究民族问题,有时还到我办公室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记得他说不同民族终究是要融合的。一天上午,他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说,毛主席要他不要回延边了,也不回哈尔滨了,留下来,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

    1968年5月8日,中央同意成立辽宁省革委会,毛远新为副主任之一,排名第七。1974年1月20日,毛远新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2月12日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后增补为军区第三书记。1975年9月,新疆庆祝建区2 0周年,特邀毛远新去参加庆祝活动。后来,毛远新留在北京,成为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在此期间,毛远新还迎来了他个人人生中的第三件大事--结婚。1972年12月,经沈阳军区参谋长叶迪的夫人介绍,他与上海女工全秀凤结婚。但他自从1966年春节回家探望过母亲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朱旦华。

    对于始终身处地方或中央权力中枢的毛远新来说,朱旦华和方志纯因所谓“新疆叛徒案”被审查一事,他是很清楚的。如果他想了解、关心一下母亲,有两种方法可以选择:一是自己前去探望。鉴于毛远新当时的政治地位,“巡抚出朝,地动山摇”,一位耀眼的政治新星去探望尚处在被隔离审查的“叛徒”母亲,简直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所以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换个人还是可以的。1971年9月10日,方志纯的小儿子就到朱旦华“劳改”的集训队与她见过面。这说明朱旦华是可以被探望的。二是托人捎话、捎信或送些东西。朱旦华在“劳改”期间,每月只发生活费30元,其余工资被扣押,生活自然窘迫,同时十分想念自己的亲生儿子。此时毛远新如果委托方志纯的女儿、儿子或其他值得依赖的人捎去问候,送些东西,足慰慈母之心。但曾经采访过朱旦华本人的作者马社香并没有提及这类情形。《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曾用大量笔墨描写朱旦华与毛远新在新疆,在1966年春节,在1989年以后的母子亲情。试想,如果毛远新在此期间有过过问,打听乃至捎话、捎信给母亲一类情节,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中国,只能被人们赞颂为孝慈母,重亲情的义举,而不会被视为“无产阶级立场动摇”的政治变节行为,自然也就没有隐瞒不说的必要了。

    顺便说一句,当时在江西主管朱旦华等人审查工作的正是陈昌奉--多年跟随毛泽东的警卫员,与“新中国第一家庭”关系十分密切。他先是担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省革委会保卫组组长,程世清下台后继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1975年4月,正是他到医院宣布“解放”方志纯的。如果风头正劲的毛远新与陈打个招呼,哪怕是暗示一下,虽然未必会对解决朱旦华的案子有什么大的帮助,改善一下朱旦华的生活环境还是可以的。

    1975年7月31日,中办10号文件为所谓“新疆监狱叛徒案”平反;8月14日,江西省革委会为朱旦华做出审查结论,恢复名誉;同时,对方志纯也做出审查结论,恢复名誉。

    1975年9月下旬,因父亲毛泽民在新疆牺牲的缘故,毛远新受邀参加新疆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返回时被毛泽东留了下来,担任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36岁的毛远新一下子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口含“天宪”,威权极大。1979年1月4日陈云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开幕式上说:“我们党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情况,到了1975年的冬,来了个联络员,一个娃娃。毛主席的意见由他传达,政治局开会由他向毛主席汇报。叶剑英同志对我说过,那时,像他那样党中央的副主席见不到毛主席。去年12月10日,我曾问过华国锋同志,你那时能不能见到毛主席?他说,见不到,只能在接见外宾时讲几句话。”大概是毛远新太繁忙了,在朱旦华“叛徒罪”嫌疑全然消除之后,仍然没有任何材料说明毛远新曾写信或打电话给母亲。
但朱旦华总是记挂着儿子。

    1976年10月6日,毛远新被“保护审查”,1986年被判刑。第二年,朱旦华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专程到秦城监狱去看望毛远新。两年后,朱旦华亲笔给国家主席杨尚昆写信,提出让毛远新“保外就医”,得到批准。3月17日,毛远新来到南昌,住进江西省公安厅招待所。朱旦华一听到消息就跑去看儿子,她连一天都不能等。这是10多年来,继上次在秦城监狱看望儿子后,两个人的第二次见面。

    在远离了失去亲情、友情和人情的混乱年代之后,在喧嚣的政治斗争漩涡已不再决定个人情感之后,在神奇的血缘光环骤然褪色之后,作为一个普通人,毛远新终于回归了久违的母子亲情。这很好。

    本文无意进行道德上的指责。毕竟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父母子女、夫妻、恋人、兄弟姐妹、亲属之间相互告密、揭发、决裂的事例举不胜举。毛远新与朱旦华母子间的亲情际遇仅是其中一例,不同的只是它发生在“新中国第一家庭”之中。

    川上行者按:与小毛同窗12载,没有看出来,小毛是这样的人。细想一下,很正常。小毛受老毛熏陶和亲传,自然有老毛遗风。人的思想、性格与环境、教养分不开。

    2013年6月12日星期三。

 


 

发件人:李延明 <13051506082@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仲大军 时 间:2013年06月26日 06:41 (星期三)Re:fw:胡德平同志谈金瓶梅

    张宏良是什么样的灵魂?有可能是一种高尚的灵魂吗?

答张宏良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2013-06-30

  【编者按】 近日,就《文史参考》 2011年第1期毛主席图书管理员徐中远《我向胡耀邦汇报毛泽东爱读什么书》一文中,胡耀邦第一次见面时的问话:“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张宏良问:“什么样的灵魂才会提出天天看《金瓶梅》的问题?”

  徐中远在该文中已经把胡耀邦发问的背景介绍得非常清楚: 1956年2月19日、 20日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听取国家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领导同志汇报时,一上来就问当时参加汇报会的万里同志是什么地方人。万里回答是山东人。毛主席接着又问:“你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万里说没有看过。毛主席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这是毛主席第一次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也是毛主席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评价《金瓶梅》。

  上世纪 60 年代,毛主席还有两次提到了《金瓶梅》,一次是1961年12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

  还有一次是 1962年8月11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这几段话可以说明几个问题:第一,毛泽东曾连续几次推荐中央高级领导干部看《金瓶梅》。第二,毛泽东推荐高级领导干部看《金瓶梅》,是因为“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第三,毛泽东推荐领导干部看《金瓶梅》,目的是让领导干部以史为鉴,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们走访了胡德平同志,胡德平同志说:

  家中确有多种中国古代名著,其中《红楼梦》是 1934 年世界书局出版的。但确无《金瓶梅》一书,这不表示父亲未看过此书。徐中远讲毛泽东对《金瓶梅》和《红楼梦》的评价十分有意义,他的文章基本倾向是善意的,但确有个别地方值得核实。张宏良说到父亲的“灵魂”问题,不可不答。我在《说不尽的红楼梦》(P 18-19 )一书中,记述了他对曹雪芹创作思想的认识。徐中远在文章写道:毛主席说:“……《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我于今年 5 月 18 日下午在江苏扬州大学文学院也讲过一次“曹雪芹笔下的中国商人”。现节录如下:

  ……

  其九,《红楼梦》书中,各种人物之间充满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复杂矛盾,不少人物的语言、代表着曹雪芹的思想观点。我们似不应该忘记,曹雪芹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即是冷子兴。

  冷子兴,都中一个做文物贸易的古董商,在贾雨村眼中,他“是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但凡识货的古董商,都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社会阅历,举止进退有度,谈资话语灵活。俗话说“包袱皮,大宅门”。古董商经常带着细软包裹,打着小鼓,进出名宦大宅门。他们有一套特殊的赚钱方法,谁家有人升官,谁家有人失势,他们的消息特别灵通。升官者,必要给提拔自己的人礼。这时古董商送上古董,高价卖给升官者;失势者手中钱财吃紧,需要卖出家中文物,古董商借机贱买进古董,照样赚钱。所以贾雨村一见冷子兴,即问“今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果不其然冷子兴见闻丰富,就从都中的宁荣二府的名门大族谈起。

  红学家从艺术角度出发,认为冷子兴全篇谈话,绾毂了全书的梗概和伏笔,无疑这是对的。但“曹学”却要从另一角度考虑,曹雪芹还有什么顶层设计,推出冷子兴这一角色?

  冷子兴说宁荣二府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曹雪芹的眼中,大清王朝是否也会慢慢步入这一结局。冷子兴说宁荣二府“如今生齿日繁 , 事务日盛 , 主仆上下 , 安富尊荣者尽多 , 运 筹谋画者无一;…… 如今 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在曹雪芹眼中大清朝何尝不是这样。冷子兴说:“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在曹雪芹的眼中,入关之时神勇英武的八旗健儿早已一代不如一代了。冷子兴言小,曹雪芹言大;冷子兴谈家,曹雪芹谈国;冷子兴讲事,曹雪芹还讲理。我认为冷子兴就是曹雪芹的主要代言人之一。曹雪芹通过冷子兴之口对当时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做了准确的评价和批判!

  冷子兴何人也。冷子兴是周瑞的女婿,周瑞家的是王夫人的陪房,王夫人的兄长是王子腾。冷子兴不但是个商人,而且还是与当朝权贵多少有些主奴关系的商人。

  冷子兴和前面提到的一些人,都在商人圈中,他们都在封建社会中逐渐成长起来。康乾虽称盛世,但也是封建社会的末世,他们在这一时期有了更大空间的成长机会。中英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到底有无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有萌芽到底出现在什么地方,西方商人对中国商人究竟有什么影响,影响多深,买办阶级如何从中国商人中演化而出?这些都是我国史学界应该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曹学”研究的崭新课题。  

    附文:

我向胡耀邦汇报毛泽东爱读什么书

徐中远

2011年06月16日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杂志2011年第1期

    耀邦同志向我:“那你告诉我,毛主席最爱读什么书?”耀邦同志的提问,一下把我难住了。我说:“耀邦同志,你提的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耀邦同志皱了眉头说:“怎么很难回答!你是老人家的图书管理员,老人家最爱读什么书,你还不知道?”

  胡耀邦问“毛主席晚年看不看《金瓶梅》?”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主席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每天手不释卷,不分昼夜地读,也没有固定的地方,会议室里、办公桌旁、会客的沙发上、卧室的床上、游泳池旁、吃饭桌旁,浴室间、卫生间、到处都有书,随手翻开看。他看书也没有固定的姿势,有时坐着,有时站着,有时躺着,有时半坐半躺着。毛主席睡觉的木板床上,总是大半边放满了书,只留下一个人睡觉的地方。可是,毛主席晚年究竟爱读什么书,到底读了些什么书,这是广大读者都很感兴趣的事情。

  胡耀邦同志爱散步,当年他每天沿着中南海边一般要走一万步。1984—1986年期间,因中南海对人民群众开放,他散步就改在毛主席丰泽园故居院内。丰泽园故居是典型的旧式四合院建筑,位于中海和南海之间。当时,我在丰泽园故居整理登记毛主席的图书资料。为了防潮防湿,白天我们经常开门开窗通风。耀邦同志散步的时候,看见丰泽园故居内存书的屋子大门常开着,就常进去看书,并与我们亲切交谈。

  我记得,耀邦同志第一次与我交谈时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回答说:“我是给晚年的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就是毛主席晚年的图书服务员。”耀邦同志说:“噢!你是毛主席晚年的图书服务员。那我问你,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我说:“说真话,毛主席晚年没有看过《金瓶梅》。我们是从1966年5月开始为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毛主席每天看什么书我们都有登记,直到他逝世。这10多年的时间里,毛主席没有向我们要过《金瓶梅》,我们也没有发现他看过《金瓶梅》,但可以有把握地说,毛主席生前看过《金瓶梅》。”接着,我向耀邦同志汇报了毛主席先后三次关于对《金瓶梅》的评价。

  1956年2月19日、20日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听取国家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领导同志汇报时,一上来就问当时参加汇报会的万里同志是什么地方人。万里回答是山东人。毛主席接着又问:“你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万里说没有看过。毛主席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这是毛主席第一次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也是毛主席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对《金瓶梅》的评价。

  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还有两次提到了《金瓶梅》,一次是1961年12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是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 还有一次是1962年8月11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这是毛主席第三次对《金瓶梅》的评价。我对耀邦同志说:“从这三次对《金瓶梅》的评价,足以说明毛主席在1956年2月之前就看过《金瓶梅》。毛主席到底是什么时候读《金瓶梅》的,我没有考证过。”听了我的汇报,耀邦同志点头称赞我说得有道理。

  耀邦同志向我:“那你告诉我,毛主席最爱读什么书?”耀邦同志的提问,一下把我难住了。我说:“耀邦同志,你提的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耀邦同志皱了眉头说:“怎么很难回答!你是老人家的图书管理员,老人家最爱读什么书,你还不知道?”我说:“耀邦同志,不是这个意思。毛主席几十年,读书千万种。从青少年时代,到战争岁月,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老人家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一生中,他最爱读什么书,我真的很难用准确的语言把他表达出来。如果您把题目变得小一些,如在某一段时间内,他老人家最爱读什么书?读了些什么书?我就好回答了。例如:您要问我,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最爱读什么书?我就可以有把握地告诉您:毛主席最爱读哲学方面的书。”说到毛主席在延安时期读书的事,耀邦同志谈话的兴趣更浓了。他说:“在延安的时候,我到主席住地去过几次,每次去看到主席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写文章。他老人家习惯夜晚办公看书,常常看书看到天明。”说到这里,耀邦同志还非常高兴地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天早晨,太阳刚从东方升起,他爬山回来,路过毛主席的窑洞前,看到主席坐在窑洞门前看书。他就走到跟前说:“主席,你今天早上起得这么早啊!”毛主席抬头一看,笑笑说:“我还没睡呢!”听完了这段故事,我就问耀邦同志:“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他办公室到底有多少书啊?”耀邦同志指了指菊香书屋主席吃饭桌旁的书架说:“像这样大小的书架,至少有5个,上面全放的是书。”说完,耀邦同志站起身来,非常严肃地说:“毛主席啊,毛主席,谁也没有你老人家看书看得多啊!”因为我听说耀邦同志也是很爱读书的,他常常晚上工作忙完了之后,还要读一两个小时的书才休息。所以,我就接着说:“耀邦同志,听说您也读了很多的书啊!”耀邦同志说:“我不能与他老人家比,我读的书最多是他老人家的五分之一。”大概是觉得五分之一少了一些,他走到床头两个书柜前,又回头过来说:“最多是三分之一。”

  谁也没有毛泽东读中国历史读得多

  延安时期,毛主席看得最多的是哲学,批注最多的哲学著作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思想方法论》、河上肇著李达等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这几本书,毛主席在延安时都读过多遍。打开这9种著作,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书上划的各种笔迹和成段的批注。许多地方划了竖线、横线、斜线、浪线、三角、方框、问号和圈、点、勾、叉等各种符号,有的是用红铅笔圈划的,有的是用蓝铅笔圈划的,有的是用黑铅笔圈划的。最长的是一段批注写了1200多字。大部分批注文字都是毛笔书写的,字写得很小,书写得很流畅,大多是行书字体。说是读书批注,实际上也可以作为书法作品来欣赏。耀邦同志听后对我说:“这些批注太珍贵了,对研究毛主席,对研究延安这一段的历史等都有重要价值啊!”耀邦同志在阅看这些书时轻拿轻放,还嘱咐我们:“你们一定要把这些书保存好啊!”然后,耀邦同志感慨地说:“你说的对!主席在延安读哲学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他老人家还常到抗大去给大家讲哲学呢!”

  我还向耀邦同志介绍主席建国后的读书情况。主席存书中有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大字线装本《二十四史》,这部纪传体史书是当时做图书服务工作的同志根据主席的读书需要于1952年购买的。这部《二十四史》,主席整整读了24年。全书八百多册,四千万字左右,他老人家是通读过的。传记部分是老人家最爱读的,许多的传记,他在阅读中还十分用心的作了标点、断句,划了着重线和作了多种不同的标记,许多地方都写有批注文字。其中的《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旧唐书》、《新唐书》、《晋书》、《明史》等都读过多遍。直到他老人家生命的最后两年,在病中还坚持读《晋书》,用颤抖的手在好几册的封面上用红铅笔写上:“一九七五年,八月再阅”,“一九七五,九月再阅”。他老人家还常常把有意义的人物传记,批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阅读。当耀邦同志翻看毛主席批划阅读过的《二十四史》时,他还充满深情地说:“毛主席啊,毛主席,谁也没有你老人家读中国历史读得多啊!”

    我对耀邦同志说:“毛主席不仅爱读正史《二十四史》,而且还爱读各种野史、稗史以及历史小说。毛主席说过,“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所谓野史也大半是假的。可是你不能因为它假的多,就自己来搞一套历史,不读了,那是形而上学,是傻子。”历朝纪事本末、中国历朝历史演义和历史小说,他老人家都爱读。例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等著名的历史小说,他老人家都读过多遍。毛主席对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也读得很多。《诗经》、《楚辞》、汉魏六朝的文章,唐、宋、元、明、清诗别裁集,《词综》、《曲选》,《韩昌黎全集》、《昭明文选》、《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等书都是毛主席爱读的。《唐宋名家词选》读过的本子就有几种,1974年8月25日他已经重病在身,还亲手写了“唐宋名家词选”的书名,并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他还要看这种书。到外地考察巡视,他也常常把这些书带在身边。毛主席不但爱读唐、宋各代名人的诗文作品,而且对一些作者和作品也都很有研究。如读《初唐四傑集》一书时,他写了这样一段批注:“这个人(指王勃)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王勃是唐代有名的年青诗人,毛主席认为:“一个28岁的人,写了16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贾谊死时三十几岁,王弼死时24,还有李贺死时27,夏完淳死时17。这些历史名人,虽然生活贫贱,可是在年青时都很有作为。毛主席称赞他们是“英俊天才”,对他们死得太早感到非常可惜。他写道:“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70%以上,都是他们干的。30%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命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

  现代作家里,主席独爱鲁迅

  我对耀邦同志说,毛主席也爱读鲁迅的著作。1938年1月12日,毛主席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1938年8月,上海出版了精装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党的地下组织,给毛主席买了一套。毛主席收到《鲁迅全集》之后,把它一直放在自己的办公室,忙中找闲,秉烛夜读。同读其它的著作一样,一边读,一边在书上圈圈划划,直线、曲线、点点、三角、问号等符号和标志划满了全书。凡是原书中文字排版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他在阅读中都把它一一改正过来。这套《鲁迅全集》一直伴随他进了中南海,1949年12月,毛主席出访苏联时,他还亲手挑选了几本鲁迅的著作带在途中阅读呢!

  对鲁迅的小说、杂文和诗,毛主席都爱读。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诗集》、1972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选集三编》以及建国后出版的鲁迅著作单行本等,毛主席都读过。1974年,毛主席患了“老年性白内障”,1975年8月,北京广安门医院的眼科医生唐由之主刀给他的右眼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手术后一俟视力稍有恢复,毛主席就要读新印的大字线装本的《鲁迅全集》,并用红铅笔在第五卷第五分册封面上用颤颤巍巍的手写下“吃烂苹果,1975.8”的批注,时间是1975年8月下旬。毛主席写的“吃烂苹果”是什么意思呢?原因在于这一册鲁迅著作《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这篇文章中,鲁迅用苹果虽烂,尚有可吃之处作的比喻。鲁迅在文章中说:“苹果一烂,比别的水果更不好吃,但是也有人买的,不过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相反的脾气: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鲁迅用吃烂苹果的道理来说明,对待文艺作品和文艺界的人要实事求是,不能因其有一点缺点和不足就全部地抛弃,或者全盘否定。毛主席非常赞同鲁迅的这种见解。1975年3月,江青等一伙人给电影《创业》强安了十大罪名,欲将《创业》一棍子打死。《创业》的作者给毛主席上书,陈述创作《创业》的实际情况。毛主席收到《创业》作者的申诉信以后,对江青一伙的武断行为极为反感,就让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鲁迅的关于吃烂苹果的文章,当工作人员读到“苹果一烂”这一段时,毛主席高兴地连声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毛主席针对当时江青一伙的横行霸道,严肃写下了:“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同年十月,毛主席又一次在一份向他反映情况的材料上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批评了江青一伙。

  读书广泛,喜欢笑话

  毛主席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内容上来说包罗万象,甚至对逻辑学、美学、佛学等宗教哲学著作也有兴趣。佛教的经典《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经典他都读过。基督教的《圣经》也读过。从各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到《无线电话是怎样工作的》等通俗书籍,他也有兴趣涉猎。1975年还要读李约瑟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还读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李政道的《不平常的核态》等理论著作。1974年,1975年,他还读过《化学》、《动物学》杂志,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等著作都有兴趣。毛主席晚年还喜欢看中国古今的笑话书、小人书,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30日,整整半年的时间,他大部分时间读的是笑话书。如:《古代笑话选》、《历代笑话选》、《笑话新选》、《笑话新谈》、《笑林广记》、《新笑林一千种》、《哈哈笑》、《笑话三千篇》、《幽默笑话集》、《时代笑话五百首》等数十种笑话书,他都看过。

  进入70年代,特别是从1971年“9·13”事件之后,毛泽东的体质愈来愈差,多种疾病接连不断。在病魔缠身的最后几年,他一直喜爱的散步、游泳等运动几乎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可毛主席对书还坚持日日夜夜一本一本地看,一页一页地读,一笔一笔地划,一字一字写批注。眼睛看不见了,就让人读,手拿不动了,就让人举着,精装本、平装本重了,就读大字线装本的。到1972年之后,他老人家因为年老、体弱、视力减退,只能读比较轻、字大、又是竖排的线装书了。

  有一次,他病情加重,发烧到39℃,还要看书。医务人员曾给他规定每天只能看15—30分钟的文件或书,而实际上他每天看书的时间远远超过了这个规定。病重期间,医生建议他少读书或不读书,可是他还天天带病坚持读书。

  毛主席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读书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年老的也要学,我如果再过10年死了,那么就要学9年零359日。”毛主席是这样说的,一生也是这样做的,1976年9月8日晨,也就是在他临终前一天的清晨5时50分,在全身布满了多种监护抢救器械的情况下,他自己己经无力拿书了,由工作人员托着书还坚持读了7分钟。毛主席终身酷爱读书,毛主席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书,他是一个真正的博览群书的人。耀邦同志听了我的介绍后说:“像毛主席这样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读书学习不止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共产党人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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