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大军网最近两期的文集隔的时间比较长,望谅! 中国今天的很多事都像本文集第一篇文章一样,完全是掉到钱眼和技术的窠臼里去了。盲目机械化、科技化很容易使人类社会犯病。一个法国人刚写了一本书,说蒋介石当年写《中国之命运》时,对中共的批评主要是盲目学习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顾中国传统文化,而今天的中国正在盲目地学习现代科技,囫囵吞枣,也有很多问题。从小事可入手来思考当今的中国,而今天中国的问题何止是医疗问题,各种极端思潮和偏激人物都在蠢蠢欲动。一个没有正常心智和正常思维的民族和国家是不会安宁的。因此,中国唯一的药方是反观自己的文化,恢复自己传统中好的东西。否则当今的中国就不知几胡乱华了。】

现代化的成本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3年5月20日

目录

特稿

仲大军:中国智库的角色与作用

何帆:中国智库的问题

参考:中国先进武器井喷式的爆发

宋 锦:中国现阶段人口流动特征

枸杞子是老百姓的冬虫夏草

经济 社会

香港文汇报:40万亿城镇化方案夭折

郭晨野:土地收益归谁所有

熊爱宗:全球宽松货币的可能风险

张明: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八大迷思

梁京:中国的政治周期与经济决策

徐奇渊:中国需要改革服务业

约翰•凯:市场价格不等于公允价值

陈晓晨:意大利国企助推经济复苏

曹长青:中国应怎样借鉴美国的税收

张斌 何帆 进一步推进汇改,彻底消除“热钱”烦恼

黄卫东:反对出卖经济主权的人民币自由化

李远芳:评估全球再平衡进程

谢小庆:广东崖口村依靠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成功案例

南京大学miRNA理论颠覆转基因安全神话

政治 文化

杜建国:南方周末的谣言是PX事件的推手

外媒:李慎明小传

美媒挖出中国超级亿万家族

中国社会民主愿望调查:左派占38%,右派8%

参考:2013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纪要

冼岩:习近平的面目已经清晰

冼岩:民主社会政治的核心是民权 权威社会政治的核心是吏治

联署签名:声讨茅于轼

汪丁丁:自由的界限的评论----探寻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哲学

王人博对话刘小枫:共和,中国的百年之累

星辰:刘小枫的尊毛与习近平的左转

王康:认毛作父的精神怪胎刘小枫

张锡恩:建议中共将党员人数缩减至5100万

胡星斗:2050年中国宪法

恽仁祥: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

许志永:这十年

张中衡:理解社会的突变——兼与吴思先生商榷

黄纪苏:反思现代化——竞争与不平等

历史

宋亡之后无中国 明亡之后无华夏

葛兆光:告诉你一个清醒的“中国”

靳大成:国势与权谋:重评1592—1598年三国战争史中的沈惟敬

许石林:明朝最后一个戆头黄道周

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儒教宪政”的义理基础与“议会三院制”

李阿慧:儒学复兴的制度性路线设想

滕祥志:新战国时代的中国应对

回忆:三派红卫兵三台戏

刘庆棠谈秦城狱中经历

唐师曾:张伯驹 陈毅 毛泽东——张伯驹门前的泔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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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汤敏(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5月19日 21:19 (星期日)附 件:1个(人民日报经济时评 外汇多了如何用好.docx ) 查看附件

医院院长修电脑记

    医院院长电脑坏了,拿到一个大修理店去修。

    修理店接待人员: “OK,开机费50元”

    医院院长: “为什么还没修理就要先交费”?

    修理店接待人员: “我们修理店的制度就是这样,你们医院的挂号费,不是没看病之前就要交吗”?

    医院院长无话可说,只好交了50元。

    修理店接待人员问:“你好,请问你的电脑出了什么问题?”

    医院院长:“就是没有反应了,声音图像都没了。”

    修理店接待人员:“看来你的电脑是内部出了问题,那你要看内科,再请问你要看工程师还是高级工程师,修理费是工程师加收20元,高级工程师要加收30元。”

    医院院长:“不就是修电脑吗?修好就可以了,我管他什么工程师还是高级工程师”?

    修理店接待人员:“不一样的,高级工程师水平高,什么疑难问题的电脑都能修理好,修好的返修率也明显低于工程师,但是修理费相对高一点,所以这个由顾客您自己选择”。

    医院院长:“我的电脑应该不算疑难杂症,就一般工程师就好了”。

    修理店接待人员: “那好,请你先交20元修理费”。

    医院院长: “为什么还没修理就要先交费”?

    修理店接待人员: “我们修理店的制度就是这样,你们医院不是没看病之前就要交吗”?

    医院院长无话可说,只好又交了20元,将电脑抱进修理店,来到了工程师的工作。工程师问了一下电脑的情况,先开了三个付费单请医院院长交费:

一、万用表测量费20元;
二、示波器测量费50元;
三、扫频仪费80元。

    医院院长惊问:“为什么要顾客出这个测试费,这不是方便你们修理工程师的吗?”

    工程师:“没错,我们的工程师以前也是靠“望、闻、问、切、听”,凭经验修理,可是现在科学发达了,什么仪器都有了,修理时做了测试会比较准确,也能测试出目前暂时还没有显现的故障出来。而且,我们买这些仪器仪表要花费大量资金,所以我们要收一些合理的费用。你的还好,没有用到更多仪器,上次一个客户送一个电器,我们用了网络分析仪测试天线抗阻,测试费就是150元,人家也是测了。我们会尽量替顾客着想,尽量少一些测试,为顾客省钱。当然你也可以坚持不测试,但我们修理时,可能会判断错误将好的零件换掉,给顾客造成不必要的费用。也可能修不好你的电器,最后耽误你的时间。”

    医院院长只好先交了150元测试费。 工程师经过半个小时测试,用打印机打出一张线路图,发现是一个三极管烧了,他花几分钟,换了个二元钱的三极管就修好了电脑。

    工程师把打印好的线路图塞到院长手中后开了一张缴费单,叫医院院长去交8元打印费。院长不解的问:“打印费也要我出啊?”“是的,这是店里的规定,打印费由顾客出,那张图不是给你了吗?”“可我看不懂啊,要这张图干啥?”“你们医院给病人做B超,打印的绘图病人也看不懂啊,不照样是病人出钱吗”?

    医院院长无语,只好去交钱。

    最后,工程师对院长说,我们店实行电脑管理,请你去提货柜台提货。提货柜台打了一个修理清单给医院院长交费,缴费单上写着:“据物价局规定,我店实行分项收费,做到使顾客明明白白消费。你本次修理收费如下:

35W白光牌烙铁使用费(拆焊各1次):10元;
一次性烙铁头清洁棉: 2元;
吸枪使用费1次:5元;
φ0.8环保锡线10g :5元;
2N1234三极管1个 :2元;
剪三极管管脚斜口钳使用费:5元;
焊接后清洗焊盘洗板水费:5元;
拆焊三极管、清洗焊盘等人工费: 20元;
合计:54元”。

    医院院长看了差点晕倒。医院院长的修电脑共花了282元钱,只换了一个价值二元的配件。

    看官, 别看修理店偶然也能整一下医院院长,但是,你拿不住他。大不了,医院可以不修电脑,坏了就买一台新的。可以我们总得到医院去修理身体呀,换不了呀?所以,能笑到最后的一定是医院院长。

 



熟人不是好人脉

同人于野

《商界评论》2013年5月号)

    “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的人或许是你最信赖的。不过在要用到“关系”的时候,他们却不是最关键的。人脉的关键不在于你融入了哪个圈子,而在于你能接触多少圈外的人。与此同时,另一个商业上的金规铁律是——别跟熟人合伙。

    现在“弱联系”理论已经被推广到了任何新消息或者新想法,不管你是仅仅想学点东西,找工作,还是创业,你都应该避免成熟圈子中的“强联系”,而应该走出去追求“弱联系”,比如我下面要说的这个有意思的现象。

别跟熟人合伙

    已经有统计表明,从弱联系那里获得想法,乃至于与弱联系合伙创业,有利于提高一个公司的创新能力。社会学家Martin Ruef问卷调查了766个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MBA学位,且至少尝试过自己创业的“企业家”,试图从中发现弱联系和创新的关系。Ruef统计了这些MBA们所创办公司的人员构成和信息来源,并且使用各种办法评估这些公司的创新能力,比如考察是否推出了新产品或者新的销售手段,是否打入国际市场,有多少专利等等。

    是从哪来的想法直接刺激你创业?Ruef 发现,这个创业想法来自与家人和朋友这些强联系讨论的,只占38%;而来自与客户和供货商这类商业伙伴这些弱联系讨论的,则高达52%;另有人则是受媒体或专家启发。可见好想法来自弱联系这个定律从创业之初就管用。

    看来经常出去参加饭局的确比在家待着强。但是那些连饭局都不参加的创业者有可能更强。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公司开起来以后的信息来源。调查表明,如果你在创业过程中的信息网络主要由弱联系构成,你的创新能力是那些指望强联系的公司的1.36倍。而如果干脆不靠熟人,直接从媒体和不认识的专家那里获得信息,你的创新能力则是强联系公司的1.5倍。而从社交网络来看,跟前面英国数据的结果一致,你的社交网络越多样化,你的创新能力就越强。那些拥有极度多样化社交网络的企业家,他们既有强联系也有弱联系,还接受从未打过交道的人的意见,其创新能力是那些只有单一社交网络的人的 3 倍。

    虽是如此,大部分创业团队仍然由家人和朋友构成。强联系团队和弱联系团队的数目对比差不多是5:3。而Ruef使用一个创新评估模型发现,弱联系团队的创新能力差不多是强联系团队的1.18 倍。更进一步,如果这个团队成员在此之前从来不认识,那么这个团队的创新能力还可以更高一点。

    但是人们很难拒绝强联系的诱惑。比如在我们心目中风险投资这个行业的人应该是比较理性的人,或者至少应该是比较冷酷无情的人。但是就算是这帮人也会犯追求强联系的错误,而这个错误使他们付出了相当显著的代价。

    2012年6月,哈佛大学商学院发表了一篇名为《友谊的代价》的论文。考察了 3510 个风险投资者,以及11895个投资项目。研究发现,按能力搭档可以增加投资的成功率,而找熟人搭档,则会极其显著地减少投资成功的可能性。如果两个人都是从名校毕业,他们发生合作的可能性比一般人高8.5%;如果两个人是同一个大学的校友,他们合作的可能性会增加20.5%;如果这两个人是同一个种族的,他们合作的可能性会增加22.8%。

    那么不同类型的搭档关系,对投资成败有什么影响呢?两个风险投资者中如果有一个是名校毕业的,其投资的这个公司将来能上市的可能性会提高9%;如果他的搭档也是名校毕业,则提高11%。所以按能力选搭档,哪怕你把能力简单的用学历代表,的确能增加成功概率。可是如果选一个以前跟你在同一个公司干过的同事搭档的话,会让风投成功的可能性降低18%。如果选校友,降低22%。如果选“族人”,降低25%。

    看来风险投资的最佳合作伙伴,应该是一个从来没跟你进过同一所大学,从来没跟你在同一个公司工作过,而且跟你不是一个种族的高学历者。所有人都喜欢强联系,但是熟归熟,工作归工作。当我们考虑找人创业,找人合作,哪怕是找人了解什么信息的时候,“弱联系”才是最佳选择。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证据说明,对工作来说,同乡会和校友录不是扩展人脉的好地方。

 

 

 

    大军网编者按:下面这篇文章是仲大军先生应《环球时报》约稿写的,与再下面何帆的文章相互呼应,从各个角度谈了中国智库的问题。仲先生重点谈了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的状况,用一个词概括就是薄弱!最近因习近平总书记说了一句话:“要建设高水平的智库”,新华社记者们成立了一个专题组,集体采访了仲大军先生。现把这篇文章发出来,供社会参考。

      民间智库目前最大的功能或许就是能帮助政府缩身,瘦身,减负。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政府部门,如果用上民间智库,效率不知能提高多少倍!----仲大军语录

中国智库的角色与作用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3年1月9日

zdjun@263.net

    中国智库分国家智库、民间智库、政治智库、经济智库种种。国家智库财大气粗,一统天下,民间智库势单力薄,还没有雏形;经济智库多如牛毛,政治智库凤毛麟角,文化智库孤掌难鸣。这就是目前中国智库业的基本状况。

    智库一词是个新词,中国过去一般叫智囊或参谋部。但正是由于这个称呼新颖,具有外部性,很多研究机构对之趋之若鹜。前些日子在参加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碰到从上海母校来的代表,她说复旦大学现在也在考虑成立智库。我说这也容易,把原来的研究方向转一下,转向咨询服务就行了。

    连我这个公司也赶时髦,在“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改名时,工商局要求四个字的字号,我就在“大军”后面加了“智库”两个字,公司名称就变成“大军智库”了。其实我这个小咨询公司根本谈不上智库,只是浑水摸鱼,附庸风雅而已。
最近一些官方智库发表了国家未来发展的报告,据说社会反响强烈,但多是嘲讽。我也看了一眼,也感到有点程式化。譬如,到2049年,中国将全面超越美国。这种说法就有点不科学。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各国有各国的优缺点。不在于国家大小,有些人文方面的东西很难比较。大国在某些方面不一定就比小国好。某一国的生活习惯也不一定就比另一地区的好。就像庄子说的那样,把猴子从树上拖下来,放到地上生活,它不会感到舒服。把蚯蚓从泥土里抠出来,放到棉花被里养着,它也不会舒服。

    但是,现在我们一些搞国际比较的智库学者,就是按某些逻辑和指标,生搬硬套各国的发展水平。如果一个国家的高级智库都陷入了这种思维模式,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便很可怕----事事处处都模式化,照搬他人指标,其结果,发展的后果是丧失了自我,把自己变得不伦不类。这是当今大国强势文化对世界文化绑架的结果,是人类全球化的误区,是当今世界这么多冲突和不平静的根源,也是发展中国家盲目跟风、东施效颦的表现。

    这种发展伦理与中国曾有的传统文明是相悖的。孔子早就说过,“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尊重他人的选择,这是国与国交往基本的原则。但当今的国际社会,联合国安理会,是否具有中国的这种思想?我也质疑之。

    说了一通智库的境界,再谈谈中国智库业的问题。的确,智库的水平是有高有低的。智库,顾名思义就是智慧之库,思想之库,但一个智库是否有智慧,有思想,又不能仅凭牌子大小、资金多寡、官阶高低来衡量。特别是上升到思想层面,智库的水平更不能以身份或资格来丈量。甚至越是具有官方身份的智库,越可能像曹刿论战中所说的那样:“肉食者鄙”。

    但我们国家不知从何时起,智慧业成了政府的禁脔,这一行业基本上被政府所垄断。譬如,当年我去工商局注册大军公司时,如果叫北京大军政治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便不会被准许,因为涉及到政治的事是不会让私人公司去研究的。但随着形势的变化,我国的政治事务又不能没有民间思想库的参与。并且,假如没有民间智库的参与,没有民意的参与,政府智囊的智慧便可能有局限性,便可能缺乏多重视角,给政府做决策参考时便会出偏差。所以,在一个民智大开、舆情汹汹的时代,政府必须依赖多元的智库来获得信息和意见,社会也需要各种智库来提供思想和建议。

    编辑先生问我:智库在中国社会发展与转型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研究的报告应该偏重什么问题?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非官方智库?

    我的回答是,在当下的中国,智库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代表。中国社会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完全多元化了,各利益阶层已经分化得非常明晰,不同的智库会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言人,但也有跨领域跨行业的综合性智库,国家利益层面的智库。这就是智库的角色!

    代表各个不同利益群体的智库会从不同角度和视角去争取这个群体的利益,他们是社会生活、意识和矛盾冲突的反映,他们是社会或政府的服务者。

    至于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非官方智库,我认为根据形势的变化,民间智库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当没有市场的时候,智库是很难生存的。正是由于思想方面的不开放,目前我国民营智库凤毛麟角。我这个大军智库,从来没从政府咨询中争过钱,政府的架子一般都很大,没有困难时一般是不会求助于民营公司的。相反,一些国外的跨国公司倒愿意听听中国民间智库的声音。这是制度和体制的不同。

    年前,我公司刚给美国在华的一家跨国公司写了一个避免风险的预案。民营智库的服务对象是整个社会。目前我公司最希望的是政府部门也能进入我们的客户群。只有有了大的订单,民间智库才能发展。然而,中国社会受计划经济的传统影响,至今缺乏横向配置和利用资源的习惯,官本位思想严重,民营企业也瞧不起民营咨询公司,官与民的地位不平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智库业的发展。

    中国发展到今天,与外部世界竞争的内容更多地进入了知识、智慧和技术领域。如果再像前三十年那样,一味发展加工产业,一二产业,一味靠工业打造GDP,不重视知识产业和智慧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到后来只能把自己定位在初级产业生产者的地位。

    身份和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智库的思想,作风。我国领导人曾说过,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要有新思路,新作风,多倾听社会各路学者的意见,恢复共产党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将对今后的政治大有好处。

     民间智库目前最大的功能或许就是能帮助政府缩身,减负。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政府部门,如果用上民间智库,效率不知能提高多少倍!

    中国目前最缺乏的是政治智库,而政治智慧又偏偏是中国最薄弱、最需要的。依本人之见,政府智库内的资源并不充足,而社会资源又得不到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要发挥作用。政府部门要敞开大门,与民间智库互动,官民互动,官民沟通。这样便可解决目前改革中存在的诸多棘手问题。

 

 


发件人:CN CASS<cass.rcif@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5月15日 11:27 (星期三)附 件:1个(CEEM 财经评论 13025 《全球智库报告(NO.1)——影响全 ) 查看附件

中国智库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何帆

hefancass@vip.sina.com

2013年5月15日

    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建设高水平的智库。这是对学者们的鼓励,更是委婉的批评。为什么要建设高水平的智库?因为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高水平的智库。

    中国不是有那么多高等学府吗?不是还有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吗?很多政府部门不是都有自己的研究所吗?提供政策报告的研究人员如过江之鲫,怎么会供不应求呢?

    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往往身在一线,对现实问题和决策过程的了解更加深入,但是,部门提供的政策建议不可避免的会掺杂部门利益。你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得出来计划生育委员会研究人口政策的结论。在决策者每天接到的政策报告中,恐怕有90%都是这些“有偏”的研究。在剩下10%没有部门倾向的政策研究中,有90%都是不了解情况、隔靴搔痒、照本宣科的陈词滥调。找到有真知灼见的政策研究,那真的是要沙里淘金了。

    智库和研究基础理论、或是教育祖国下一代的学术机构、高等院校不一样,它有着明确的导向性,研究的成果不仅要求真,而且要务实。这不是学术研究大军中的主力,但是一支机动性很强的特种部队。

    做一个好的政策研究者,需要时间的积淀。如果是做基础理论,个人的才华是最重要的。伽罗华18岁就创造了群论。但要做政策研究,更多的不是靠才华,而是靠经验。如果你没有跟踪过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很难成为一名优秀的宏观经济学家。基辛格年轻的时候再有才华,也不是人们现在所尊敬的那个把岁月沧桑、时代风云,全部纳入自己生命年轮的老者。做政策研究,就要做好跑马拉松的准备。 做一个好的政策研究者,还需要打破学科的藩篱。借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比喻,如果说经济学理论研究是科学,那么经济政策研究就是工程学。知道裂变链式反应原理是一回事,制造出原子弹是另外一回事。政策决策往往是系统工程,好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既知道自己的本专业,也了解相关的专业领域;既懂得专业知识,也了解政策决策和执行的过程;既会纯属的运用模型和术语,也能自如的运用官员和大众听得懂的语言。

    培养出一名好的政策研究者,往往需要一个团队。越是重大的现实问题,越需要综合多个学科的智慧,这也就是所谓的“集成创新”。好的智库,拼的不是大规模兵团作战,而是兄弟连内部的密切配合。2012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排名中,位居“国际经济政策类”第一名的是欧洲的BRUEGEL。这是一个年轻的智库,成立还不到10年。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智库,研究人员却只有8个,其中还包括一名正在国外长期访问的学者、一位已经卸任的前所长,以及两位在当地大学有全职教职的兼职研究人员。但这个研究所的管理井然有序,高效灵活。比如,他们专门有一位媒体新闻官,全权负责与媒体接触,此人为新闻专业毕业,曾经当过战地记者,非常熟悉新闻媒体的运作方式。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12年全球智库排名榜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蝉联亚洲第一,在全球总榜单中排名第17位。按照分类排名,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在国内经济政策类排名全球第11,在国际经济政策类排名第27。过去3年,我们所都在国际经济政策类前30名的榜上,2011年第一次进入国内经济政策类排行榜,没有想到这次能排到全球第11。我自己觉得有点像听到莫言得了诺贝尔奖,一开始真不敢相信。其实我们的水平和世界一流相差还很远,能够有这样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沾了中国综合实力提高的光。

    尽管这仅仅是个排名而已,不代表什么。但希望能以此鞭策我们更好的做研究。我们所的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也称世界经济形势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在我们所,乃至在整个社科院,都是最为活跃、富有朝气的。他们每个季度定期发布世界经济形势分析报告,覆盖了全球最重要的20多个国家。他们每逢热点问题出现,必有自己的评论和报告。为了更好的向其它智库学习,他们还推出了《智库半月谈》系列,跟踪全球顶尖智库,扫描每半个月以来的最值得关注的观点。他们采取的是团队作战的方式:每个人都提出自己觉得最值得关注的文章,整个团队集体投票,按照票数高低,选出每期摘编的文章,再确定负责摘编的人选。从最早仅仅关注经济问题,又扩展为同时关注政治问题,这个系列已经成为我们所最为“畅销”的产品了。 在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支持下,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将过去半年的《智库半月谈》整理成册,与读者朋友们分享。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批评和建议。

 

 

中国先进武器井喷式的爆发

参考文章

    近期中国先进武器井喷式的爆发,从J-10曝光为节点,中国不断曝光一批新项目,9倍音速风洞,量子通信及计算机,中微子通信及雷达,都是全面突破,估计美国做梦都没想到当今中国竟是如此可怕。这些无疑都让西方国家感到恐惧。很多人认为像航母、J-31等项目才是技术领域的重中之重,其实不然,在战争中失去指挥才是最恐怖的事情,而指挥就离不开通讯。

    先了解一种具有典型代表性的非常规通信技术。中微子通信是利用中微子运载信息的一种通信方式。这种技术连美国都没有,而中国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它能以近光速进行直线传播,并极易穿透钢铁、海水,以至整个地球,探测美日的海空军装备,轻而易举,因此是一种十分诱人的理想信息载体,另外美日根本无法利用反辐射导弹进行摧毁,因为它是具有隐身性,绝对的无源状态,更没法侦查通信地点,它是绝对的一对一通信,别人想截获也截获不了。如果有人想截获信号,就必须处在发射信号源和接受端之间,然而即使处在这中间,信号照样能穿透而过,再加上其保密性根本无法解读。所以说它是通信技术王冠顶端的钻石。简单理解,就是通信技术领域的核炸弹。这一通讯方式已经颠覆传统通讯。此外,它还能潜身海底,遨游太空,出入于厚硕无比的金属墙,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

    比如中微子技术用在军事领域,若把中微子雷达装在潜艇上,雷达就将不再受地球曲面(有低空盲区)和海水阻碍的困扰,战场上的一切都将透明化,海水在它面前形同空气,潜艇将再无藏身之地。如果在东海与美日发生冲突,中国海军将可以轻易探测到美日军舰的一切活动情况,一改中国在反潜方面是弱国的形象。所以说,这个技术实在太可怕。

    在无人飞机领域,当今最大的困难就是遥控通信易被敌军阻断乃至于诱拐,伊朗捕获的那架无人机就是例子,据说是中国帮了伊朗。只有用上量子通信,无人飞机才能真正的大显神威,这几年美军一直鼓吹无人机,真正笑到最后的,肯定是已经掌握量子通信的解放军。目前美军又在航母上试飞隐身无人机,在钓鱼岛冲突紧张的时刻,美军玩了这一动作,目的就是向中国示威,而中国有了这一量子武器,美军隐身无人机将无处可藏。

    由于篇幅有限只列举这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看到中国高端科研的井喷发展,或许有很多人真的是错怪了邓小平当初的决策。邓小平立足高远,早就为了今天的冲突做了预测。在邓的规划中,中国主攻美欧俄都尚未拥有的超高端科技,在美欧俄的既有传统优势科技领域,国家不必投入过多的精力,让民间力量搞研发就可以了。这样中国就有足够的精力搞高科技研发,有了一批新装备,中国在东海解决钓鱼岛之争中,必将获胜。邓公当初搁置争议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强大后的中国有资本去解决争端。由此可见,邓小平的策略正好应验到与美日冲突中。

    中央被逼急了:提前曝光攻打钓鱼岛骇人武器

  最近美方称将部署预警机在钓鱼岛附近进行巡逻,笔者猜测中国很可能也会采取这一做法,那么中国预警机发展的水平到底如何呢?据中国中央电视台19日报道,中国的空中威慑力其实已经提升。中国的预警机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也将试飞,其性能甚至比俄罗斯的伊尔-76更优。

  从以上新闻中可以看出,美国开始为日本提供侦查,而中国则针锋相对公开了空警-2000的相关内容,其寓意不言自明。其实空警2000早就不是什么秘密,早在2009年国庆阅兵时已经曝光。此次在钓鱼岛冲突不断升级的局势下,中国官方主动再次确认了中国预警机的性能,有威慑美日之意。本篇就以中国预警机的未来发展做个预测分析:

  首先,中国预警机研发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其先进程度远超美日想象。要想预测中国未来预警机到底有多先进,必须分析预警机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键设备的水平,另一方面,那就是通过预警机曝光的时间来推断中国预警机的发展处于什么大致水平。下面进行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关键技术来看,中国预警机总设计师提出采用大圆盘、背负式、三面有源相控阵新型预警机方案,这是世界首创。其实在空警2000上,已经获得9个世界第一,突破100余项关键技术,累计获得重大专利近30项,所以美国政府智囊团“詹姆斯敦基金会”发表评论:中国采用相控阵雷达的预警机,比美国的E-3C整整领先一代。

  从2009年公开报道至今已经有四年时间,依照中国军工普遍“装备一代、设计一代、预研一代”的规律,目前国产预警机应该已经有了更新一代产品,或者更新一代产品已经到了关键技术已完成的阶段。笔者猜测证据一,空警2000参加国庆阅兵前至少已经试飞了很多次,属于成熟产品,否则不敢直接参加国庆阅兵,从这一点看,中国预警机研发很早,第二代的研发应该已经上马。

    证据二,从1999年中国购买以色列费尔康A50I预警机遭遇美国阻挠失败,到2002年中国主动中断从俄罗斯购买预警机来看,当时国产预警机应该在研发获得了重大进展,大约在2005——2006年就已经造出了样机。中国通过了大约6年时间完成了第一代(比美国E-3C预警机还先进一代),那么第二年的研发时间应该在4年左右,毕竟已经积累了大量成熟经验。

  其次,中国当前已经获得了又一款预警机发展平台。笔者相信新一代预警机不会用太久。中国下一代预警机应该属于重型预警机,功能将十分强大,远超空警2000的一些指标“最大起飞重量175吨,最大航程5500公里,续航时间12小时,同时跟踪60-100个目标,探测距离,470公里,高空探测距离1200公里,”因为飞机载体已经曝光了,那就是运-20大型运输机。

  从公开资料来看运-20已经问世,只是下一代预警机还没有曝光,笔者认为,中国空军对更加先进的预警机迫不及待,不可能等运20完成成熟之后再研发,而是机载设备与预警机机体(即运-20)同时研发,同时试制。所以笔者认为,中国下一代预警机的发展瓶颈就是苦于没有载荷更大的运输机,到运-20批量生产之时,就是中国新一代预警机成功升空之时。

    再次,中国通过研发先进的预警机既洗刷了耻辱,又威慑了美国。1999年从以色列在美国强大压力下虽停止向中国出售A50I费尔康预警机,(后来这两架预警机被以色列出售给印度),这绝对可以称为耻辱。然而中国高层深知,靠购买已经无法满足未来国内需要,因此2002年中国主动中断从俄罗斯购买入价格和性能都不符要求的预警机,转而全力发展更先进的大型预警机。

  截止目前为止,中国预警机已经服役的至少有三款以上型号,除了已经曝光的空警-2000空警-200之外,应该还有一款运7/14平台的舰载或重型直升机预警机没露面。笔者相信美国也一定获悉了更多的这类信息,这将令白宫不可能不担忧未来美军空中的优势。

    最后,由于当前美国已经服役了新一代预警机,中国距离最先进的预警机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但笔者相信,在解决机载平台这一瓶颈之后,即运-20服役时,中国很可能会拥有世界最先进的预警机。总之,在高层公开预警机性能之际,相信未来钓鱼岛发生冲突时,中国新一代预警机甚至敢于突然问世的方式打击美日嚣张气焰。预警机的先进程度普遍认为代表了一国的作战水平。

    有证据表明运20将首飞:乌克兰帮了中国大忙。
  随着关于中国运-20大型运输机越来越多细节的披露,外媒对这种被视为中国第一种国产重型运输机的关注也在持续增加。日本《外交学者》网站8日猜测运-20的首飞即将进行,它对中国意义深远,“运-20原型机的试飞将使中国向进入能够独立研制具有洲际航程的重型运输机的航空航天精英俱乐部迈出关键的一步。”

  大型运输机具有战略意义

  报道称,中国在2011和2012年先后试飞了两种隐形战斗机,而2013年西安飞机工业公司将通过运-20的试飞加入到这项新飞机竞赛中。不同于之前研制的歼-20和歼-31等相对小型的战术飞机,运-20项目属于具备战略意义的远程重型运输机,发展这类飞机是中国“中长期国家科技发展计划”的最优先项目。

  报道称,卫星照片显示运-20已经在西安附近的试飞基地进行测试,2012年12月21日,运-20进行低速滑跑试验;2013年1月3日,中航工业集团董事长林左鸣视察该基地,“表明运-20已做好首飞准备”。

    报道称,与解放军已装备的俄制伊尔-76运输机相比,运-20的尺寸以及最大有效载荷是根据解放军未来需要运输的装备专门设计的。报道认为,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学术论文,这种大型运输机“最大起飞重量达180吨,最大载重量超过50吨,翼展约50米,性能优于伊尔-76”。

  2010年俄罗斯消息人士曾透露,当时尚在设计阶段的运-20能装下解放军最重的58吨级99A型主战坦克。这标志运-20的运输能力接近伊尔-76MF(60吨),稍逊于美国C-17运输机(77.5吨)。报道还猜测,乌克兰在运输机领域的专家也参与了运-20的研制,“2011年的巴黎航展上,乌克兰方面就暗示在与中国合作发展被称为运-X的下一代运输机”。

    运-20对中国有五大意义

  中国航空工业近年来已研制出多种先进战机,但运-20的出现仍然备受外界关注。报道认为,能独立研制大型运输机对中国意义重大。首先,运-20能帮助中国建设可靠的远程军事航空运输和力量投送能力,以保护其日益增加的海外利益。

  例如在将公民撤离冲突地带等高强度任务中,往往需要使用装甲车辆作为保护力量,而大多数商用飞机都无法携带这种大型车辆。如果运-20具有和伊尔-76相似的性能,它能在装有装甲车辆、直升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情况下,从中国西部机场起飞,不着陆直飞非洲东部。

  其次,美俄经验表明,大型运输机具备很强的改装潜力,运-20将为解放军提供一个多用途的机体。例如改装为加油机、空中预警机等。

  报道称,西安飞机工业公司负责为解放军制造轰油-6加油机,因此该公司有能力在运-20的基础上快速研制一种大型加油机。由于现有轰油-6加油机无法携带足够的燃料,解放军未来的大型远程轰炸机、运输机和海上巡逻机需要大型加油机提供高效的空中加油。

    第三,运-20还能减少中国对俄制飞机的依赖。报道称,此前中国采购俄罗斯的伊尔-76和伊尔-78的计划未能实施,严重妨碍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

  第四,中国可能向国际市场出口运-20以及未来的衍生型号。报道称,如果能获得民航适航证,中国或许将运-20投放到世界民用重型运输机市场,打破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垄断。

    最后,运-20还将使解放军能执行大规模的中远程空中突击和伞降任务,将提高空降兵的作战和投送能力。

    中国在三大领域仍有缺陷

  但《外交学者》的报道也承认,中国航空工业仍存在不少弱点。据介绍,飞机制造最关键的三个领域包括:机翼、冶金/复合材料和发动机。机翼的设计制造仍是一个关键领域,波音公司等航空巨头很少依靠外部公司设计,而中航工业仍然需要乌克兰安东诺夫公司帮助为ARJ-21客机发展机翼,显示中国在该领域仍有差距。

  此外,冶金是一种精密科技,在该领域俄罗斯具有巨大的资源和优势,而中国在该领域的专家仍然短缺。最后,航空发动机依然是中国最大的弱点,目前全球只有4家企业能生产重型运输机使用的发动机。《外交学者》称,“就像其他飞机项目一样,运-20项目仍然面临相同的问题——发动机”。

  报道称,在可预见的未来,运-20仍将使用俄罗斯的D-30-KP2发动机,预计2020年中国有希望装备自行研制的“长江-1000A”涡轮风扇发动机,但取决于这种发动机的研制进度。

 

 

中国导弹艇技术世界领先深受多国欢迎

2013-04-08

    据俄罗斯《国防》杂志2013年2月刊报道,21世纪20年代导弹艇的发展迎来复兴时代,各国海军不断装备各型导弹艇,包括中国、印尼、巴基斯坦、伊朗、缅甸、韩国、土库曼斯坦、阿联酋、挪威、希腊、埃及等,而且这个名单还可能会继续扩大。

    实际上早在21世纪中期,世界各国对导弹艇的兴趣日益增加趋势的已经非常明显,现在已经具有稳定发展的性质。各国对导弹艇的兴趣再次增加的原因各异,既有必须替换老旧的苏联、法国、德国、英国造导弹艇的需求,又有经济因素的影响,毕竟大型水面舰艇价格较为昂贵,在经济危机条件下军事预算大幅压缩,各国都希望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得到有效作战平台。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各国对海军建设的立场发生变化,认为在对抗敌方海军、保护领水时,需要导弹艇与基地航空兵协同作战,提供可靠的掩护。而且导弹艇自身发展理念也发生变化,要求建造导弹艇时必须结合未来战场条件,充分考虑用户具体需求。

    现代导弹艇无论在排水量,还是在航速、武器配置,以及可替换和可补充能力方面,都有较大区别,而且分工明确,类型特征较为明显。大型导弹艇排水量在500-1,500吨之间,通常也被界定为小型导弹舰或小型轻护舰,除了配备威力强大的攻击型导弹武器之外,还有完全符合要求的自卫兵器,通用性能较强;普通导弹艇排水量在100-500吨之间,反击空中攻击的潜力明显小得多;小型导弹艇排水量在50-100吨之间,通常只配备两枚,极少情况下配备4枚反舰导弹,几乎没有自卫武器;另外还有10吨左右的准导弹艇,装备反坦克导弹或轻型火箭炮,能够攻击海上目标,但是射程不远,近似于破坏突击兵器,在伊朗海军的装备数量较多,较受欢迎。

    俄媒称,中国导弹艇技术世界领先,特别是022型导弹艇隐身性能较强,采用双体船结构,满载排水量224吨,长42.6米,宽12.2米,使用两台柴油发动机和4套喷水推进装置,确保最大航速可达36节。主要武器装备包括8枚C-801/803系列反舰导弹,射程120-180公里,战斗部重165千克,还能配备“红鸟”巡航导弹,杀伤600公里内的岸边目标。在防范空中进攻兵器方面,主要由FLS-1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以及源自俄罗斯AK-630的国产30毫米6管舰炮。艇员12人,自动化水平较高。造价相对不高,约为4,000万美元。自2004年起至今中国海军已经装备了83艘022型导弹艇。中国掌握这种先进造船技术的途径令人关注。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末美欧开始对中国实施军事装备和技术禁运,但是中国还是通过引进军民两用技术间接打破封锁。1999年中国从澳大利亚AMD设计局购买了25米长的AMD-150和30米长的AMD-183民用高速穿浪双体船设计方案和相关技术,随后以此为基础研制了“飞鹰”号和“飞鸿”号游艇,进行全面试验,之后成功研制出022型导弹艇。

    除了中国大陆之外,中国台湾也在少量建造导弹艇。2011年台湾海军装备了第30艘“光华-6”型导弹艇,其标准排水量180吨,最大航速30节,配备4枚“雄风II”型反舰导弹,射程130公里,防御武器只有象征性的1门20毫米舰炮和2挺机枪。该艇主要用于与岸基航空兵协同作战,反击海上攻击。去年5月台湾宣布研制前景小型双体导弹艇,标准排水量450吨,满载排水量500吨,计划在2014年底前生产出首艇验证产品,进行试验,之后再决定建造7到11艘900-1,000吨级大型轻护艇。这种新型导弹艇最大速度38节,武器配置包括8枚“雄风II”亚音速反舰导弹、8枚“雄风III”型超音速反舰导弹、1门76毫米奥托梅莱拉超速舰炮、1门“密集阵Mk15 Block1B”型20毫米6管高炮和12.7毫米机枪,艇尾有直升机起降平台。

    俄媒称,中国不仅是导弹艇研制和装备大国,还是导弹艇及其配套武器技术出口大国之一,相关产品深受许多国家欢迎。比如印尼近年来导弹艇发展迅速,建造速度较快,造价低廉,计划在2024年前总共建造44艘导弹艇。今年1月23日印尼海军装备了第3艘KCR-40型国产导弹艇,长44米,宽8米,吃水3.4米,最大航速27节,主要武器是4枚中国C-705反舰导弹,最大射程120公里,战斗部重110千克。该艇防护手段较弱,只有艇艏的20毫米舰炮和艇楼的2挺大口径机枪。印尼海军将在2014年前采购14种该型导弹艇,单价798万美元。KCR-40导弹艇既是导弹艇杀手,又是自杀式导弹艇,主要任务是攻击敌方,由于基本上没有能力防护敌方反击,因此注定将会与敌艇同归于尽。印尼决定再装备一些稍大型的导弹艇,去年5月开始建造KCR-60M大型导弹艇首艇,计划装备3艘。该艇长59.8米,宽8.1米,最大航速28节,导弹武器同样选择中国产品,配备4枚威力更大、射程更远的C-802反舰导弹。主炮武器也得到加强,艇艏配备一门英国BAE系统公司研制的“博福斯Mk3”通用舰炮。艇楼配备2门20毫米自动舰炮。尾部可装配近程防空导弹系统。还配备有能发射干扰装置的电子战系统。该艇既能攻击敌方,又能防范敌方反击。印尼海军2011年向东爪哇外南梦造船厂订购4艘X3K隐形三体导弹艇,排水量约130吨,长62.53米,宽16米,最大航速35节,使用4台MAN小功率柴油机,16节经济航速下最大航程2,000海里,续航力10天。武器装备包括4枚中国C-705反舰导弹、自动舰炮和机枪。艇员27人。能够运送特种部队分队。造价1257万美元。

    伊朗正在根据法国“勇士II”级导弹艇技术建造国产“辛纳”级导弹艇,其射程120公里的“胜利”反舰导弹是中国C-802导弹的伊朗版。现在伊朗正在建造几种型号的小型导弹艇,其中排水量约30吨、最大速度50节的Tir型导弹艇,以及“巴瓦-2”型气垫艇同样配备“胜利”反舰导弹,另外一种35吨重的新艇配备“纳斯尔-1”导弹,是中国C-704反舰导弹的伊朗版,虽然射程不远,只有30公里,但它更适合在狭窄的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其130千克重的战斗部足以击沉3,000吨以下级别的舰艇。中国还在协助伊朗大量生产准导弹艇,包括9艘19吨级C14型双体艇,西方名为“中国猫”,最大速度50节,配备4枚FL-10超音速反舰导弹,射程20公里。这种导弹还安装在伊朗Peykaap II小型导弹艇上,该艇排水量不足14吨,最大速度52节,伊朗海军计划总共装备75艘。

    巴基斯坦海军主要目标是在阿拉伯海公海,而不是狭窄的海峡行动,因此需要更大一些的导弹艇。巴方最初根据中国技术在卡拉奇建造了4艘Jalalat级导弹艇,满载排水量185吨,装备中国C-802反舰导弹,最大速度仅为23节,现在主要用于执行巡逻任务,而不是攻击任务。除了导弹之外,该艇还配备中国制造的2门37毫米舰炮和2门25毫米舰炮。巴基斯坦还曾对土耳其KAAN33导弹艇感兴趣,该艇排水量120吨,最大速度65节,主要武器是4枚美国“鱼叉”反舰导弹、1门30毫米自动遥控舰炮和2挺12.7毫米机枪。但是由于造价太高,巴基斯坦放弃引进这种高技术导弹艇。去年4月巴基斯坦海军装备了首艘“阿兹马特”级导弹艇,该艇由中国天津新港造船厂建造,满载排水量560吨,长63米,宽8.8米,最大速度30节,航程1,000海里,主要武器是2套中国C-802A反舰导弹发射装置、25毫米舰炮和30毫米舰炮。第二艘Dehshat号去年在卡拉奇KS&EW造船厂下水。该级导弹艇具体建造数量不明。这种艇同样可以称为自杀式导弹艇。但是海军专家指出,其排水量可以增加,能够安装76-100毫米口径的舰炮和其他防空武器,能够防范敌方反击。

    缅甸海军造船厂去年在中国协助下建造的500吨级导弹艇与巴基斯坦“阿兹马特”级非常相似,尽管其战术技术性能没有披露,但是武器配置情况已为媒体掌握,它将会配备4套中国C-802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和中国研制的30毫米AK-630型舰炮。

    孟加拉国海军去年生产的“达卡”级轻护艇排水量648吨,长64米,主要武器装备全是中国产品,包括8枚C-802反舰导弹,“前卫-2”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旋转发射装置,AK-176型76毫米通用舰炮,2门AK-630型舰炮,2套250毫米6联装反潜火箭弹掷弹器。同时还配备各型电子导航设备、水面和水下照明设备和武器引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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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阶段人口流动特征

EDR工作论文系列:No. 2013-02

2013 年5 月6 日

宋 锦

songjin@cass.org.cn

    人口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从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转移,是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生的自然现象,是遵循经济发展过程和经济构转型规律的结果。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较高的部门转移,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了农村发展并减少贫困,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2.6亿人,年均增长770万人,规模和增速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1978年到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数量从1.7亿上升到6.9亿,城镇人口比例从17.9%上升到51.3%,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这一方面得益于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但更多是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迁移的结果。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从2009年到2015年,中国平均每年有1500 万以上的新增农村人口转移进入城市,这种加速趋势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到2050 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70%以上。在这样的背景下,流动人口的数量和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整体的劳动力供给状况。本报告主要根据我国2010年实施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当前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特征,并将其与2000 年的流动人口特征进行对比,1总结了我国现阶段劳动力供给的新特征和新格局,并提出了未来一个时期劳动力供给需要重视的政策领域。

一、人口流动的趋势特征

    2010年11月1日开始,我国实施了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将流动人口定义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户口在外乡(镇、街道)的人口”,我们得到流动人口的群体规模为2.61 亿,与2000 年的1.44 亿相比,流动人口规模增长了80.7%。在全国31 个省区市中,有13 个省区市流动人口占城镇人口的比重超过20%,其中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6 省市占比超过30%,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户口所在地,我们将全部流动人口进一步区分为户口在本市外乡(镇、街道)、省内外市和外省的人口,将其分别称为市内流动、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者。2从占比来看,2010年,市内、省内和跨省流动者分别占流动人口总数的34.7%、32.5%、32.9%,分布较为均匀。与2000 年相比,我国人口流动的规模和距离都明显扩大,人口流动的活跃程度显著提高。

    从人口迁入省份来看,东部地区仍然是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接收的流动人口数量更大、迁移距离更远,沿海六省市接收的流动人口中80%以上都是跨省流动人口,反映出它们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2010年,流入广东(2149.8万)、浙江(1182.4万)、上海(897.7万)、江苏(737.9万)、北京(704.5万)、福建(431.4万)六省市的跨省流动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71.1%。此外,东部地区对人口的吸引力更加均衡,1990 年代后期,珠三角地区吸引了绝大多数的流动人口,现在已经逐步向长三角(3000万)、珠三角(2000 万)、京津(1000 万)三极演变。与此相比,西藏、青海和宁夏等西部欠发达地区接收的跨省流动者很少,流向西部地区的人口中,西部地区内部间的流动贡献更大,尽管它对中部地带迁出人口的吸引力也有所增强。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山西、内蒙古、贵州、安徽和江西等中西部省份虽然接收跨省流动者的规模很小,相较2000 年已经翻了一番。从人口迁出省份来看,中部地区是人口流出的主要区域。人口流出大省主要包括安徽(962.26万)、四川(890.51万)、河南(862.62万)、湖南(722.89万)、湖北(588.98万)、江西(578.74万),广西(418.46万)和贵州(404.86万),八省合计流出人口占总迁出人口的63.2%。

二、流动群体的人口特征

1. 流动人口的年龄特征

    2010 年,中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1.8 岁。与此相比,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年龄为37.6 岁,农村居民的平均年龄为36.4 岁。从年龄的整体分布来看,全国流动人口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特别集中于15到44岁之间的年龄组,占流动人口总体的69.2%,其中,20-25岁年龄组所占比例最高,为15.9%,性别之间的差距不明显。与2000年的五普调查相比,2010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有增大的趋势。2000年,16到64岁之间的流动人口平均年龄为25.1 岁,2010 年变为28.1 岁。这样的流动年龄趋势也可以在年龄分布上体现出来,如图3所示,相较于2000 年,2010 年的年龄分布曲线整体右移,且年龄分布更加均匀,集中度下降。从2000年到2010年,流动人口的总体规模扩大了1.89倍,其中35岁以下流动人口的规模仅扩大了1.57倍,而35岁以上的流动人口规模则明显增加,40-44 岁和50-59 岁年龄组的规模甚至扩大了四倍以上。这种现象在较大程度上缘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的结果。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下降,“招工难”趋于常态化,企业对招录员工的年龄要求有所放宽,以前主要招录青壮年劳动力,现在也需吸纳一部分中年劳动力。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深入,一些地区放宽落户条件和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逐步改善,吸引了农村农户举家迁移的数量增加,比例也有所上升。

四、结论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在过去的十年中增长迅速,已经达到2.6亿,13个省区市流动人口占城镇人口的比重超过20%,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加速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近十年来,流动人口所体现出的新特征主要如下:第一,迁移距离明显扩大,跨省、跨市迁移比例提高,人口流动更加活跃;第二,不同地区之间,人口流动表现出了很大差异:东部地区仍然是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但吸引力更加均衡;中部地区是人口流出的主要省份;西部地区的人口流入虽然规模仍然有限,但增长幅度高于中部地区,其增长来源主要是西部地区内部的人口;第三,流动人口仍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但年龄分布更加均匀,40岁及以上的大龄迁移人口比例显著提高;第四,男性流动人口规模大于女性,女性的迁移决策仍然明显受到家庭约束的影响,但年轻女性随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受教育机会的改善,外出压力减少;第五,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略有改善,但初中文化程度者仍是主要流动群体;第六,以就业为目的的流动行为占比提高;第七,流动人口的职业分布较为低端,与十年前比改善不明显。综合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我国人口的地区流动性明显提高,劳动力素质逐步改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高素质人才市场较十年前更加活跃,就业机会在不同地区、不同年龄阶段和性别之间的分布更加均匀;就职业而言,流动人口面临的就业机会改善不明显,但这主要是由目前流动人口的平均就业素质不高所决定的,要改善流动人口的就业机会,提供就业培训、改善他们的就业技能应该是主要的政策方向。

    除此之外,流动人口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引起注意。首先,人口流动的频率和稳定性值得监测。按常住人口统计,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1.3%,但城镇户籍人口比例仅为35%,两者之间相差16 个百分点。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没有当地户籍的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与迁入地户籍居民之间存在享有社会福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社会管理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流动人口在迁移后难以稳定,造成了“半城市化”的局面,导致我国现有的城市化率仅存在于统计意义上,真实的城市化水平受到严重影响,这也为城市规划和社会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其次,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不容小觑。人口流动的规模和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形势、就业机会的影响。以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为例,农村迁移劳动力流向东部地区的比例在2009 年大幅下降,这鲜明地反映出人口流动对经济发展的依赖关系。近年来,随着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些地区的比较优势下降,东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和升级成为必然趋势。在地域上,一部分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会带来地区之间人口流向格局的新变化;在要素配置上,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就业技能使之能够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迫在眉睫。第三,新生代流动人口对社会融入的诉求对城市化设计提出挑战。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已经逐步占据流动人口的较大比例,他们已经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活动,更倾向于在大中城市就业,消费行为与城市同龄人更加接近,他们渴望在城市扎根定居,不愿再回到农村生活。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不像老一代农民工一样满足在老家与迁入地之间“候鸟”一样的生活方式,对迁移后生活的期望远超出“一个收入水平略高于农村的就业岗位”,而对于迁出地,他们没有归属感甚至缺乏生活能力。应对这些变化,需要制度上、规划上的整体设计。

 




发件人:liymbj3859<13051506082@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仲大军时 间:2013年05月18日 09:53 (星期六)附 件:1个(潘祎的稿子.rar ) 查看附件Fw:潘祎的稿子 你看到如此据说维基解密中国知识精英是美国线人名单崩溃不?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3年5月20日 9:33 主题: 转发: 几乎失传的手诊

几乎失传的手诊

几乎失传的手诊,特别好记、好学、好理解、 好实用!

手心出汗肺脾虚,指肚泛红血脂高;
五指关节青筋暴,末梢循环定不好。
消化吸收看五指,指间有缝肠胃虚;
指甲竖棱肝病变,指根凸起大便差。
大鱼际,有深纹,心律不齐易心慌;
手腕延伸小鱼际,青筋明显会腰痛。
指甲颜色常泛白,记得补血补肾脏,
右手虎口手掌面,定位肝脏快又准。
视力不好有粗纹,有了细纹筋腱差,
手心颜色红青灰,胃部定是有疾患。
拇指指根纹理乱,胃部疾病早防范,
左手虎口手掌面,脾脏就是好判断。
早晚按揉健身体,口气清新免疫强,
女性乳腺看右手,手腕横纹摸两旁。

不平滑,有疙瘩,乳腺增生早预防,
食指指甲脑血管,凸棱明显是硬化。
女性痛经和血块,中指指根青筋暴,
生殖疾病最难查,男左女右记心上。

    一、●五脏之毒是什么?

    在中医看来,我们体内有很多毒素,凡是不能 及时排出体外、对我们的身体和精神会产生不 良作用的物质都可以称为“毒”,例如瘀血、痰 湿、寒气、食积、气郁、上火。这些毒素堆积 在五脏之内,就会加速五脏的衰老,然后由五 脏供养的皮肤、筋骨、肌肉、神经也就跟着一 起衰老了。虽然毒素深藏,但它们在身体表面 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不同的样貌代表毒素藏 在哪里,现在,我们要找出毒素的藏身处,尽 快把它赶出身体。

    二、●如果肝脏有了毒素表现在

    1. 指甲表面有凸起的棱线,或是向下凹陷。中医认为“肝主筋”,指甲是“筋”的一部分,所以毒 素在肝脏蓄积时,指甲上会有明显的信号。

    2.乳腺出现增生,经前乳腺的胀痛明显增加。乳腺属于肝经循行路线上的要塞,一旦肝经中 有“毒”存在,乳腺增生随即产生,尤其在经血 即将排出时,会因气血的充盛而变得胀痛明显 。

    3.情绪容易抑郁。肝脏是体内调控情绪的脏器,一旦肝内的毒不能及时排出,阻塞气的运行 ,就会产生明显的不良情绪。

    4.偏头痛, 脸部的两侧长痘痘,还会出现痛经。脸部两侧以及小腹,是肝经和它的搭档胆经的“ 一亩三分地”,一旦肝的排毒不畅快,自己的后院就会先着火。

    ●怎么排毒更顺畅

    1.吃青色的食物。按中医五行理论,青色的食 物可以通达肝气,起到很好的疏肝、解郁、缓 解情绪作用,属于帮助肝脏排毒的食物。专家推荐青色的橘子或柠檬,连皮做成青橘果 汁或是青柠檬水,直接饮用就好。

    2.枸杞提升肝脏的耐受性。除了排毒之外,还 应该提升肝脏抵抗毒素的能力。这种食物首推 枸杞,它具有很好的保护肝脏的作用,可以提 升肝脏对毒素的耐受性。食用时以咀嚼着吃最 好,每天吃一小把。

    3.按压肝脏排毒要穴。这是指太冲穴,位置在 足背第一、二跖骨结合部之前的凹陷中。用拇 指按揉3~5分钟,感觉轻微酸胀即可。不要用 太大的力气,两只脚交替按压。

    4. 眼泪排毒法。相较于从不哭泣的男人,女人 寿命更长,这不能不说和眼泪有关系。已有了这个认识,而且也被西方医学所证实。 作为排泄液的泪液,同汗液和尿液一样,里面 确实有一些对身体有害的生化毒素。所以,难 受时、委屈时、压抑时就干脆哭出来吧。对于 那些“乐天派”,周末的午后看一部悲情的电影 ,让泪水随着情节流淌也是一种主动排毒方式 。

    三、●如果心脏有了毒素表现在

1. 舌头溃疡。中医认为舌和心脏的关系最为密 切,所以溃疡长在舌头上,通常认为是心脏有内火,或是火毒。

2. 额头长痘。额头是心脏管辖的一个属地,心火旺盛成为火毒时,这个属地也会沸腾,于是此起彼伏地出现很多痘痘。

3. 失眠,心悸。心脏处于不停的工作中,当火 毒停留于心而无法排除时,睡眠不会安稳。

4.胸闷或刺痛。心脏内出现瘀血也是一种毒素 ,就像是在公路上堵车,轻一些的是胸闷,重 一些的则会出现刺痛。

    ●怎么排毒更顺畅

    1.吃苦排毒。首推莲子芯,它味苦,可以发散 心火,虽然有寒性,但不会损伤人体的阳气, 所以一向被认为是最好的化解心脏热毒的食物 。可以用莲子芯泡茶,不妨再加些竹叶或生甘 草,能增强莲子芯的排毒作用。

    2.按压心脏排毒要穴。这是指少府穴,位置在 手掌心,第4、指指端之间。按压这个穴位不妨用些力,左右 手交替。 3. 绿豆利尿排毒。绿豆可以通过利尿、清热的 办法,来化解并排出心脏的毒素,但吃绿豆时 要用液体的形式,例如绿豆浆或绿豆汤,绿豆 糕的效果会差一些。

    ●心脏最佳排毒时间:中午11-13点是心脏最强的时间,可以吃些保 心、助排毒的食物,例如茯苓、坚果、黄豆、 黑芝麻、小枣、莲子等。

 

 

枸杞子是老百姓的冬虫夏草

2012-04-02

最近一段时间,冬虫夏草成为热点话题。实际上,价格比黄金还贵的冬虫夏草,跟普通老百姓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我们也想进补,也想延缓衰老,改善体质。那么,有没有老百姓吃得起、保健效果又很好的药材呢?有!

我今年80岁,腰不弯眼不花,看书看报不需要戴老花眼镜。我还是浙江省中医院、杭州方回春堂等中药房的药材质量顾问,对方一有事情,不管是多么热的夏天还是大冬天,自行车一跨,随叫随到,平时连个感冒什么的都没有。

谈养生之道,不到80岁不要谈。现在医疗卫生条件这么好,经济条件这么好,70多岁随便活活,不稀奇的,到80岁了,还骑辆自行车上下班,还能像五六十岁的时候那样全身没有毛病,那个时候你再来谈养生之道。

中医认为,人体内血液的流动就像潮水的涨落一样,是有变化规律的:中午的时候,血液到达指尖,这个时候指尖会特别怕疼,刺破的话呢,血就会流得特别多;晚上的时候如果手指刺破,流的血就不会像中午的时候那么多,也不会那么痛了。到了晚上10点以后,血液流到哪里去了呢?流到肝里面去了。肝是藏血的器官——肝藏血,劳累了一天的血,该“回家”休息了,这个时候,人就应该跟着血的节奏,上床休息。再怎么有事,晚上10点之后,一定要上床休息,一定不要拖过12点。但是年轻人做不到啊,深夜12点有的人在看书,有的人还在酒吧里没有回家呢!

10多年前,我从浙江省中医院退休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吃一把枸杞子,分量是多少呢?30克。到今天,已经10多年吃下来了。一天30克,10天就是300克,一个月就是900克,1公斤不到吃一个月,一年差不多要吃下去10多公斤。方回春堂药房的人都知道,我买枸杞子都是一箱一箱地买,不到超市买,超市的枸杞子标牌上写的产地是宁夏,实际上可能不是,因为枸杞子全国大部分省份都有,有的还是栽培的,不是野生的。买枸杞子不仅要求正宗,而且颗粒要大,要饱满,外表没有褐色斑点,色泽绛红,这样的枸杞子才是一流的,吃下去才会有效果。南方产的枸杞子粒小、核大、味苦,不能干嚼。最近一两年,我一直在杭州方回春堂买,这里的枸杞子是目前杭州药店里最好的,枸杞子特别大,直接从宁夏运过来,属于道地药材。10年枸杞子吃下来,正宗不正宗,我一吃就知道了。

张锡纯(1860~1933年)是近代中国第一家中医院——立达医院院长,精通中西医学,他在临床医学上有很深的造诣,疗效卓绝,屡起沉疴危症。张锡纯与张山雷、张生甫人称“三张”,为公认的名医。张锡纯50岁开始因心中躁热,每晚临睡前嚼服枸杞子30克,收到很大效果。亲身的体会,使他在晚年的时候竭力号召大家用干嚼枸杞子的方法祛病延年。

干嚼枸杞子最早记载在《外科全书》中,据书中记载,有人在睡前干嚼枸杞子30克,治疗夜间口渴症;有人用枸杞子嚼服,每次15克,治疗精子异常;还有人把枸杞子烘干研成粉末,治疗萎缩性胃炎,均有良好效果。所以,干嚼枸杞子的养生方并不是我首创的,而是古已有之,只是一般人很少知道罢了。

关于枸杞子的传说很多,常见的有“打老儿丸”的故事:一位官员到山里视察,途中见一用鞭子抽打一个老太婆,老人不但不反抗,还点头称是。官员认为打老人有伤伦理风化,便上前问话。说,她今年200多岁,打的是自己的女儿,因为不听家教,所以打她。这位官员感到很惊奇,问她为啥200 多岁还青春年少?她回答说,每日吃枸杞,春天吃苗,夏天吃茎,秋天吃果,冬天吃根皮,所以能翻山越岭。而这个女儿不肯吃枸杞,所以身体虚弱,未老先衰,刚才就是为这事责打她。听得官员目瞪口呆。

枸杞又名仙人杖。世传山东蓬莱县南丘村多枸杞,高的有数米,其根盘结坚固,村里的人多长寿,是因为取枸杞井水饮用的缘故。涧州(今镇江)开元寺水井旁有一棵枸杞树,人们就称这口水井为枸杞井,认为“饮其水,甚益人也。”这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

在《刘松石保寿堂经验方》中,记载有“地仙丹”一方。说是从前有个姓张的赤脚大仙,从一位老人那里得到一张秘方,服用后寿达百余岁,走路健步如飞,白头发也变黑了,掉了的牙齿重新复生,而且性功能强盛。该方的用药十分奇特,用春天的枸杞叶200克,夏天的枸杞花50克,秋天的枸杞子250克,冬天的枸杞根皮500克,分别阴干后,用黄酒浸一夜,取出沥干,加工成细末,再加工成药丸,每次一丸,每日两次,从而起到延年益寿的功效。

据历代本草记载,枸杞子有养肝明目的功能,养生家及民间都推崇用枸杞子明目。缪希雍在《本草经疏》中对枸杞子的明目机制做了分析,指出枸杞子为肝肾真阴不足、劳乏内热补益的要药,而老人阴虚者占十之*,所以枸杞子是益精明目的上品。

枸杞子润而滋补,兼能退热,为益阴除热的上品。近代医家张锡纯,以亲身体会强调枸杞子确有退热的功效。他这样说,从50岁以后,无论冬天、夏天,每晚睡觉时都在床头放一壶凉水,每次醒来,感觉心中躁热,就饮凉水数口,直到天亮,壶中剩下的水就不多了。但是,只要在睡前嚼服枸杞子30克,凉水就可以少饮一杯,而且早上起来感觉心中格外舒畅,精神格外充足,从这方面可以看出,枸杞子是滋补的良药,并确有退热的功效。

年纪大了,人往往有阴虚症状,比如缺少津液、口干咽燥、便秘、五心烦热(两手心、两脚心、心胸部)、盗汗或失眠等,其中以肝肾阴虚多见,肝肾在生理上是密切联系的,所以肝肾阴虚的症状经常同时出现,如眩晕、头胀、耳鸣、视物不清、失眠、五心烦热、遗精、腰膝酸痛、舌红少津、脉搏细速或者细小无力等,可见于贫血、月经不调或者急性热病的末期。凡是有这些症状的,都适合服用枸杞子。

枸杞子最主要的功能是滋补肝肾,使人延缓衰老,增强性功能和生殖能力,增强免疫力,促进造血功能,降低血脂、血压、血糖,保肝护肝,调节神经等。《本草汇言》对枸杞子补肾益精的功能推崇备至,说服用枸杞子能使“气可充,血可补,阳可生,阴可长,火可降,风湿可去,有十全之妙用。”据统计,从汉朝到清朝的32部代表性医学著作中,记载枸杞子有延年益寿作用的处方共384张,其中补肾方占,单味中药使用较多的药物中就有枸杞子。

枸杞子是补肾益精、养肝明目的佳品,是理想的强身延年珍品。人到中年后,由于精血的亏损,会出现神疲乏力、畏寒烦热、眩晕耳鸣、视力模糊、听力下降、*减退、夜尿频多、尿有余沥、须发脱落、高血脂、动脉粥样硬化、老年痴呆、骨质疏松等,服用枸杞子可以祛病延年、增强体质、延缓衰老。

枸杞子有滋阴润肺、生津止渴的功效。2000多年前的经典医籍《神农本草经》就有枸杞“主消渴”的记载。古代名医认为,枸杞子是治疗“渴而引饮,肾病消中”的良药,明代名医张景岳则称枸杞子能“尤止消渴”。现代研究证实,用枸杞子防治糖尿病确实有效。动物实验发现,宁夏枸杞子提取物可使大鼠的血糖持续降低,糖耐量显著增高,这可能与枸杞子中含有胍的衍生物有关。有人将枸杞子蒸熟,每日两次,每次10克嚼服,发现对轻型糖尿病有一定的疗效。

民间有“离家千里,莫食枸杞”的说法,指的是枸杞子有很强的填精益肾作用,能明显增强性功能。枸杞子味甘、性平,有补益肝肾、精血的功效。而精为性及生殖的基础,精得补益而强盛,性功能障碍也能得到治愈。

现代研究证实,每日服用枸杞子50克,连续服用10天,可使男性血中睾酮含量显著升高,能促进女性排卵,增强性功能,提高生殖能力,对各种不孕不育均有良效。

枸杞子能补肝肾精血之不足,是有效的补血药物。王秉衡的《重庆堂随笔》说:“《圣济总录》以一味枸杞子治气短,余谓其专补心血,非他药所能及也。”中医认为,心主血,血液是在心气的推动下,才得以在血管中流动。所谓心血,多涵盖了广义上的血。明代名医张景岳也将枸杞子列为补血主药。现代临床已将枸杞子作为治疗各种血液病的药物。在缺铁性贫血、白细胞减少症、粒细胞缺乏症、再生障碍性贫血、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白血病等疾病的治疗中,枸杞子均作为主药或在复方制剂中与其他药物配伍使用。

明代医家张景岳曾说:“枸杞子味重而纯,故能补阴;阴中有阳,故能补气;能明耳目,填精固髓,健骨强筋。”中医理论认为,人的记忆力与精血有关,精血旺则记忆灵,精血衰则记忆钝。肾精肝血不足,不能上充于脑,是记忆力减退的主要原因。枸杞子有良好的滋补肝肾精血的作用,精血旺盛了,大脑的思维活动有这个物质基础,所以能保持大脑的年轻。

养颜明目话枸杞

枸杞就是一种值得大众多吃的保健食品,能滋阴明目补肾健体,常服枸杞可以强壮筋骨医冶风湿痛;又可改善血液循环,提高身体适应力。而且枸杞最为人所乐道的疗效,在其养颜之功,常服有美白皮肤的效果,明目安神,甚至被认为可令人长寿轻身。

枸杞味苦性寒,有凉血的功效,若果有肺热咳嗽甚至痰中带血,枸杞煮汤服下可起冶疗作用。如果有牙出血的情况,也可用枸杞煎汤来漱口以止牙血。对于一些慢性疾病,例如肺痨所引起的阴虚情况,病征包括半夜入睡时出盗汗、五心烦热(即是指手心、脚心及胸口五处地方出现发热的情况),枸杞煮汤是可以起到一定疗效。而且枸杞的吃法又有许多种,这样就不会使你吃厌吃烦。以下介绍几种枸杞的吃法:

1、零食:一般超市中卖的杞子是枸杞果实的干制品,很多人也知道它有明目的功效。杞子以宁夏出产的质量最好,又红又大,当地人更喜欢买来当零食,有如葡萄干一般随手沾来食用,其实杞子生吃味道很不错,但不能吃太多,否则容易上火。古人有句说话:“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原因是杞子其中一个功效,是补益精气,强阴益精,对于男士们因为肝肾亏虚而引致的腰酸背痛,甚至早泄遗精的问题,均会起到冶疗作用!所以那一句古话的原因就不言而喻了。

2、药酒:用枸杞泡酒喝有增强细胞免疫力的作用,能促进造血功能,还能抗衰老、保肝及降血糖,并对于视力减退,头晕眼花均能起到一定疗效。

3、自制菊花杞子茶:材料:红茶包一个杞子一小撮菊花3到5朵

做法:将以上材料放入已经预热的杯中,加入沸水泡10分钟即可饮用。基本上,茶包浸泡可随个人喜好而提早取出,甚至不加茶包也可。

效能:菊花杞子两者均有明目、养肝、益血、降血糖血压、抗衰老、防皱纹、固精气等保健功效。适合工作繁重、长期要对着计算机工作的人。

枸杞蒸蛋 改善眼疲劳

我患有近视眼病,并经眼科专家诊断为白内障。后医生建议我在服用活血通脉胶囊、杞菊地黄丸的同时,吃些“枸杞蒸蛋”,可改善眼疲劳。食用枸杞蒸蛋三个月左右,日前我到医院眼科检查,医生说我的白内障比以往大有好转了。建议我继续服用,并说天长日久必有好处。

我翻了一下中医书籍,得知枸杞子性味甘、平。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治肝肾亏虚、阳虚遗精、精少不育、血虚、头晕目眩、视物不明、两目干涩、消渴等功用。鸡蛋有滋阴养血、养心安神的功效。鸡蛋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和维生素,是营养价值较高的天然食物之一。

具体做法? 枸杞子一小把,鸡蛋一个,鸡蛋打碎与枸杞搅拌后隔水蒸,15分钟即可食用。枸杞蒸蛋可改善眼疲劳和维生素A缺乏引起的夜盲症。建议患有上述病症的中老年人,可常食枸杞蒸蛋。

眼涩痛有翳者,可用枸杞头100克、车前叶100克,煮熟食用;急性眼结膜炎者用枸杞头50克、鸡蛋1只,稍加调味品,煮汤,每日服1次;腰膝酸痛、阳气衰弱者用枸杞头500克、羊肾1对、米100克,加葱等调味品,煮粥食用。
绿茶与枸杞子不要搀着喝

有人爱喝绿茶,因为绿茶含有儿茶素与β-胡萝卜素、维生素C、维生素E等,能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预防癌症。常喝绿茶可以防止细胞基因突变、抑制恶性肿瘤生长,降血脂、降血压,防止心血管疾病,还可以预防感冒、龋齿及消除口臭等。
有人爱用枸杞子泡茶,枸杞子含有氨基酸、生物碱、甜菜碱、酸浆红素及多种维生素,还含有多种亚油酸,具有补肾益精、滋阴补血、养肝明目、润肺止咳的功效。

可喝绿茶时里面不要放枸杞子,因为绿茶里的大量鞣酸具有收敛吸附的作用,会吸附枸杞子中的微量元素,生成人体难以吸收的物质。为了防止相克,建议这样安排:上午喝绿茶,可以开胃、醒神;下午泡饮枸杞子,可以改善体质、利安眠。

 

 

 

40万亿让4亿人进城的城镇化方案夭折

 引起中央领导警惕

香港文汇报

2013年5月24日

    发改委40万亿人民币城镇化草案夭折,因为李克强等高层担心再次大规模支出可能推升地方债务水平和加剧房地产泡沫。

    据新浪财经援引路透社报道称,其消息来自接近中国政府的人士。该人士表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否决了发改委的城镇化草案,希望修改草案更加强化经济改革。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展开游说以获得项目融资,引起了中央领导的警惕。国开行最近承诺向福建省发放1500亿元人民币贷款支持城镇化,为安徽城镇项目安排300亿元人民币。

 

 


发件人:郭园园<mutou0815@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 时 间:2013年05月07日 19:20 (星期二)

解决土地收益归谁所有是中国当前第一要务

山西省潞城市农经局 郭晨野

2013年5月7日

    我国土地归归家和集体所有,其收益也应归国家和集体,按国家有关法规,用于工商业的土地收益应归国家所有,用于农业的集体土地,其收益应归集体所有。但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多数的土地收益到了权力人和私企手中,一部分土地收益到了城中村、城边村农户和村集体,而国家所得土地收益较少,全国人民对此非常不满,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

    一、目前中国土地收益情况分析

    1.据有关调查统计,全国商品房平均成本为出售价的20%,土地收益为80%,其中40%为“灰色支出”,2012年全国出售商品房6.5万亿元,其中灰色支出2.6万亿元,用于各种权力人。全国“小产权房”销售面积不少于商品房,售价略低,但不向国家交土地费税,大部分土地收益到了部分权力人手镯,估计在3.3万亿元。全国工业用地很多地方零地价出售土地使用权,使大量的土地收益进了权力人手中。还有一些城边村村民出售房屋,是其宅基地的收益进了出售者手中。

    2.相当一些村民、居民在房屋拆迁、承包地征用中得到了大量土地收益。据有关调查研究,2012年全国商品房、小产权房、城市建设、铁路、公路等建设中。被拆迁的房屋补偿在3万亿元左右,其中约90为土地补偿,承包地征用一般农户可得每亩3-5万元补偿。

    3.各种房屋租赁、土地租赁,私人企业、集体、个人都得到了大量土地收益,根据有关调查研究,2012年全国各种租赁收入在5-7万元之间,其中80%左右为土地收益,约4万亿元。

    以上三个方面土地收益合计约18万亿元,其中有约15万亿元进了部分权力人、私企、居民手中。占全国土地2012年工资总额的115%,全国前3000万户富户和较富户中,靠土地收益富起来的是多数户,靠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富起来的极少,这种状况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侵占了劳动者的收入,影响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国家的富强,使普通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改善。

    二、坚定不移地采取以下几条措施

    1.建设中央发文宣布全国除村集体农业用地收益归集体所有外,所有土地收益归国家所有。
    2.对以前的用地情况进行一次清理整顿,国家制定一个清理登记出售管理条例,地上物出售时,必须到规定的市场进行,地上的收益归物主,基地收益归国家。

   3.房屋土地等出租收益。地上物收益归物主,土地收益全归国家。国家要判定一个地上物及土地出租管理条例。
    4.征地、地上物赔偿。国家只补偿地上物部分,可执行当年价,不补偿土地部分,不再提高征地补偿费。征地费归集体所有,在全体村民中分配,不能归承包者独有。国家要修改制定一个征地、拆迁管理条例。

    三、可取得可观的效果

    1.劳动者收入可大幅度提高,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升劳动者的科技水平,促进产业升级。
    2.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公平,促进社会稳定,提高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
    3.降低物价,特别是住房价格。
    4.实现资源充分利用,达到房屋有人住,有利于节约土地,节约资源、
    5.大幅度较少腐败。
    6.减少一半以上的上访。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3年5月17日 9:42主题: 转发: 轉寄︰ 改革开放30年最令人不满的10大开放成果

改革开放30年最令人不满的10大开放成果

    1、 首先改变开放了中国女人,解放思想最成功的也是中国女人。中国由一个看不到妓女的国家变成世界上妓女人数最多的国度。同时,从一而终思想在无数女人头脑中消失殆尽。二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时尚词汇。离婚率节节攀升。外遇成为家常便饭。

    2、 改变了数千万企业工人身份,开放了自谋生路渠道,造就了庞大的失业大军。由旱涝保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人变成捞一口吃一口、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无业游民。而原先的企业则被贱卖,改头换面成为个别人通过暗箱操作轻易获得的私有财产。

    3、 农民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农民也能自由地去到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去谋生,每月按时拿工资。只是中国农民的命不因到了城市打工而有所提升,命还是那么贱,成天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而拿的工资少之又少,形成了一个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没有涉及的新的被剥削阶层。

 4、 独生子女教育成为中国家庭最重视的头等大事,催生了教育产业化或变相产业化,学校由公用性质的主体成为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手段吸纳钱财的机器。老百姓宁花大钱择校也不就近入学。高等学校降低招生门槛,扩大招生面,民办高校如雨后春笋遍布祖国大地,大学文凭似乎唾手可得,随之而来的是人才市场的水泄不通,上了大学也不能保证你找到工作。

 5、 同样,作为公用性质的医疗机构也黑了心地只顾赚钱,药品价格高的离奇、吓人。“红包”成为公开的秘密 。“医药代表”成为过去从未听说的新的职业名词。普通老百姓连小病也看不起,看不起病只有死,你死了还有一张大口在等着你,你死都死不起。

 6、 圈地造房运动在全国各地声势浩大,愈演愈烈 。这房产开发不是为你着想,而是要掏尽你的腰包,再把多年以后的血汗钱预先捆上,让你成为十足的房奴。过去没房住是一种痛,痛在过去漫漫的期待里,你现在有房住了,还有痛,痛在未来了无天日的苦熬里。

 7、 改变了人民公仆的形象,开放了官员及时行乐思想,腐败成为人民咬牙切齿的恨 。大到部、省级机构,小到村级班子,似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腐败分子的。反腐倡廉年年讲,腐败分子日日抓,就是未见减少。领导干部在大众面前人模人样,背后又是另一副嘴脸,开会的时候大讲廉洁奉公,转身成了阶下囚。

 8、 两极分化,贫富差异急剧加大,社会矛盾暗流涌动 。社会资源成为少部分人的享受。一边是一些人的花天酒地,一边是一些人的流落街头;一边是政府大楼的豪华气派,一边是四处招风的破烂教室摇摇欲坠;一边是宝马车横冲直撞,一边是脚踩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

 9、 一切向钱看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不管白猫黑猫有钱就是好猫 。

    你有钱,二十岁的大姑娘能嫁给六十岁的老头;你有钱,市长在你眼前卑躬屈膝;你有钱,能引无数英雄尽折腰;钱能让文化害羞,钱能让学术造假;钱能让教育蒙尘;钱能让我们过去认为的一切高尚的东西变得低微。

 10、 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变成人人眼谗的香饽饽。

    大批的中国人成为洋企业廉价劳动力。成千上万的国家精英远渡重洋。参加托福考试的学生挤破了头,日日夜夜做着出国的梦。实在没本事的哪怕偷渡也要到国外去。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政府在处理大国关系上的暧昧,资本主义国家常常拿起大棒吓唬中国,中国忍之又忍,不知这个东方沉睡的雄狮何时才能真正挺直身子大吼一声.






 

发件人:CN CASS<cass.rcif@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5月17日 12:14 (星期五)附 件:1个(CEEM 财经评论 13026 全球货币宽松的可能风险.pdf ) 查看附件

全球宽松货币的可能风险

熊爱宗

    一、 5月全球央行降息接踵而至

    进入 5月,全球央行掀起新一轮降息潮。 2日,欧洲央行宣布下调主要再融 资利率 25 个基点至 0.50% ,同时宣布下调边际贷款利率 ,同时宣布下调边际贷款利率 50 个基点至 1.0% ,这是欧洲央行时隔 10 个月之后在 2013 年的首次降息。欧洲央行长德拉吉随后还表示,如有必要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澳大利亚央行在7日也宣布将基准利率下 调 25 个基点至 2.75% ,这是该行成立以来的最低利率点位。 13 日,以色列央行更是在常规议息会之外宣布将利率下调 0.25% 至 1.5% 。

    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本次集中降息的主角。 3日,印度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 25个基点至 7.25% ,这已是该行今年以来的第三次连续降息。8日,波兰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 25个基点至 3.0% ,达到波兰央行历史上的最低利率水平。9日,韩国央行宣布降低基准利率 25 个基点至 2.5% ,为该行 7个月以来首次降息,已经十分接近该国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历史低位。10 日,越南和斯里兰卡央 行也分别宣布降低利率水平。

    全球货币政策走向对中国提出挑战。一方面,目前的通胀形势不容乐观,4月中国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4% ,较 3月有所扩大,降息条件尚不成 熟。另一方面,主要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的负效应逐渐显现,中国面临的国际资本流入压力越来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应以微调为主,避免大的政策调整,审慎管理资本流动。

 

 

 

发件人:IWEP IIS<iisiwep@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5月27日 10:04 (星期一)附 件:1个(IIS财经评论No.201308 关于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八个迷思 ) 查看附件

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八大迷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 张明

May 26, 2013

zhangming@cass.org.cn

    目前,中国国内关于是否应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讨论非常热烈。从近期央行高层官员的一系列表态来看,似乎支持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声音占了上风。有市场传闻表示,中国政府有望在 2015 年实现资本账户的基本开放,在 2020 年实现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然而,笔者反对在当前加快资本账户的开放,而是认为中国政府仍应渐进、审慎、可控地开放资本账户。

    在本文中,笔者将梳理并评论关于支持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八个主要理由,并指出这些理由大多似是而非、站不住脚。

    迷思之一:当前的资本账户管制是无效的,既然无效,不如放开。

    诚然,尽管中国政府尚未全面开放资本账户,但近年来中国面临的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明显放大,波动性也明显增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是无效的。事实上,近年来大多数研究中国资本账户管制的实证文献均发现,尽管中国资本账户存在一些漏洞,但大体上依然是有效的。在内地人民币市场与离岸人民币市场上存在显著的息差与汇差,就是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依然有效的明证。此外,内地与离岸市场的抵补利率平价存在显著偏差,意味着跨境套利者依然面临着较大的交易成本,这也说明了资本账户管制的效力。

    迷思之二: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

    这个判断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在现实世界中却面临两个挑战。其一,很多经验研究显示,从中长期来看,放松资本账户管制未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个中原因在于,在一国存在较大的金融脆弱性前提下,过快开放资本账户很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爆发,而金融危机将会损害资源优化配置;其二,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市场开放通常是并行的。而相关研究表明,只有当一国金融市场开展到一定的“门槛”水平后,金融开放(资本账户开放)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资源优化配置)。

    迷思之三: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特别是促进资本流出,将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据说,这是央行内部支持放松资本账户管制的一个很重要理由。然而问题在于,当短期国际资本波动频繁,规模与波动性都显著放大之时,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可能会加剧人民币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例如,在 2013 年第一季度,放松资本账户管制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加速升值。此外,从连续两年来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率均低于 3%来看,目前人民币汇率距离均衡水平已经不远,并不存在通过放松资本账户管制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强烈需求。

    迷思之四,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有助于倒逼国内结构性改革。

    笔者认为,这是支持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最强有力的一个理由。支持者表示,在国内改革进入存量改革阶段后,由于受到既得利益集团阻扰,国内结构性改革很难推动。因此,通过加快资本账户改革,可以引入外部压力来推动国内改革,即所谓“以开放促改革”,而当年中国加入 WTO 成功倒逼了银行业改革就是明证。

    不过,“以开放促改革”并非在任何时期、任何阶段、任何问题上都适用。倒逼既可能有好的结果,也可能有坏的结果。例如,在中国金融市场尚未对国内民间资本充分开放的前提下,贸然全面对外开放,结果将导致民间金融机构在国有金融机构与外资金融机构的挤压下,丧失掉发展壮大的空间。笔者认为,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固然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汇率与利率的市场化,但很难相信,资本账户开放能够显著推进国内收入分配改革以及在若干服务业部门打破国有企业垄断格局等结构性改革。更进一步来说,如果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爆发,那么危机之后,恐怕国内结构性改革的步伐将会趋缓,而非加速。

    迷思之五,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资本账户开放与货币国际化本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大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能在现阶段对中国经济带来重要的福利增进吗?笔者对此表示怀疑。国际金融历史显示,货币国际化通常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非政府人为推动的结果。在国内金融市场尚未发展到特定水平、利率与汇率形成机制尚存在扭曲的前提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事实上是在鼓励居民与非居民利用内地与离岸市场的汇差与利差进行跨境套利,这并非真正的货币国际化。人民币在未来要成为真正的国际性货币,归根结底,取决于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较快增长、中国金融市场能够继续发展壮大并避免系统性危机的爆发。而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却可能损害中国的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稳定,因此从中长期来看,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未必能真正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迷思之六,加快资本账户开放不需要遵循固定次序,可以与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平行推进。

    无论是新兴市场国家开放资本账户的实践,还是国际经济学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均表明资本账户开放既需要遵循特定的次序,也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在利率与汇率形成机制尚未充分市场化之前,资本账户开放将带来频繁、大规模的跨境套利活动,这会加剧该国金融风险的累积,并造成国民福利的损失。如前所述,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水平,也是一国全面开放金融市场与资本账户的前提条件,否则开放未必能够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在笔者看来,中国政府要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必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中国金融市场基本实现对民间资本的充分开放。这三个前提条件中国均没有实现,特别是利率市场化与金融市场对内开放的进度,要显著落后于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进度。

    迷思之七,当前是中国政府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战略机遇期。

    这一判断的逻辑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造成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估值下降,这为中国资本的国际并购提供了时间窗口。然而,基于以下三个理由,笔者认为,当前绝非中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战略机遇期:第一,目前美、日、欧、英等发达国家央行均在实施新一轮量化宽3IIS 财经评论 松政策,造成全球流动性加剧,而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面临持续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入;第二,在这一背景下,诸如巴西、韩国等在过去已经充分开放资本账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年来也开始重新采纳一些资本流动管理工具以应对大规模资本流入;第三,就连长期以来以推动资本账户自由化为己任的 IMF,也在近年来改变了对资本账户管理的看法,表示资本账户管理应该与宏观经济政策、宏观审慎监管一起,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管理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工具。

    迷思之八,是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足以应对资本账户放开后的任何风险。

    尽管从大多数指标来看,中国的外汇储备都太多了。然而从外汇储备/M2 这一指标来看,中国的外汇储备并非高得离谱。考虑到目前中国居民储蓄规模约为 60 万亿人民币,假定资本账户一夜放开,而中国居民试图将四分之一的储蓄移至海外进行多元化投资,这意味着15 万亿人民币的资金流出,而中国外汇储备短期内则可能下降超过 60%!再考虑到国内产权改革尚未完成、制度演进尚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国内资本大举外流,极有可能引发羊群效应。因此,真正值得我们担心的恰恰是资本流出,而非当前热炒的热钱流入。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5月02日 11:57 (星期四)附 件:1个(~WRD000.jpg ) 查看附件

中国的政治周期与经济决策

梁京

    上周末,关注中国的人都注意到这样一条新闻:4月25日上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评论人士普遍注意到,政治局常委在4月份开会讨论中国经济极不寻常。其实,最不寻常的不是开会,而是把开会的消息公之于众。那么,如何来解读这个不寻常的会议背后的信息呢?

    一种很自然的解读就是经济形势严峻,而且,对于如何应对这个形势出现了重大分歧,必须以召开常委会的方式来统一意见,而且,以公之于众的方式来平息社会对政策不确定的不安。这样的解读显然是言之成理的,因为中国经济一季度的增长比普遍的预期要差。

    不过,我以为这次不寻常的常委会应该有比这样的解读更深的含义。我的推测是,中国经济第一季度增长乏力,把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摆在了李克强和整个中共新班子面前,这个问题就是究竟让温家宝留下的危机早一点爆发,还是尽量让这些危机晚一点爆发,甚至是争取把这些危机留给下一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到要不要采取手段来稳增长,把增长稳定到什么水平,以及用什么手段来稳增长?

    中共最高领导班子实行有限任期制,不可避免带来了政治周期对经济决策的影响。这个影响的基本逻辑就是前任把方便给自己,把难题给后任。从朱熔基开始,这样的倾向就出来了,到了温家宝,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只不过温家宝比朱熔基更"狠",给后任留下的选择馀地更小,难题更大。有一位投资界的人士告诉我,温家宝在最后两年里,把使用银行贷款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使用到了极致,以致李克强再继续这样做风险非常大。

    不仅如此,温家宝为了支持自己2008年底作出的四万亿投资抵御金融危机的决策,放纵地方政府大量举债,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温家宝当然清楚地方政府乱发债的后果是严重的,但他也明白,这些问题将不是他的麻烦,而是李克强的麻烦。

    那么,李克强的麻烦是不是一定就是习近平的麻烦呢?这个问题就比较微妙了。习近平当然希望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平稳增长,但是,如果做不到,他就考虑如何减少自己的政治风险。

   习近平的政治计算其实很容易理解,第一,他不想为上一届,尤其不想为温家宝的失误担责任,第二,他也不想为李克强的失误担责任。出于这样的考虑,如果不能把一些经济危机的爆发推到十年之后,那他就很可能宁愿让前任留下的危机早一点爆发,而不是万一点爆发。

    让前任留下的危机早一点爆发的好处有两个,第一,责任比较清楚,问题不是我造成的,而是前任造成的。第二,把一些宝贵的资源留下来,以备将来有更大的麻烦时使用,如果把储备资源用在给前任的失误擦屁股,等到自己需要资源的时候反而无资源可用了,很不明智。当然,让危机早爆发也不是没有风险,因为搞不好也会失控。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最坐蜡的是李克强。近一个月来,财经界越来越多的人抱怨李克强不作为,原因就在于他被夹在了政治利益矛盾的中间,左右为难。他若不阻止经济下滑,则引火烧身,他如果以增加未来风险来阻止经济下滑,习近平会很不高兴。

    我猜测李克强终于搞出了一套他认为能够平衡这个矛盾的办法来,但这个办法绝对不会没有风险,更不可能没有争议。这次政治局常委会,就是李克强说服习近平之后,常委会拍板的会议。

    虽然现在还无从得知李克强决策最核心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但我同意这样一种推断,即这次常委会将认同支持一个较低的增长速度,甚至准备接受低于百分之七的增长速度。这样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归咎于温家宝留下的问题太多,太严重,同时也保留一些资源和手段在情况恶化的时候使用。

    这个判断的一个依据就是习近平不久前提出的一个新说法,"底线思维"。这个说法的意思,就是凡事从最坏处准备。中国经济最坏的可能,就是不久会发生硬著陆。习近平提出这个说法,一方面说明他对总的形势判断比较严峻,同时,这也符合他的政治计算,也就是让上一届留下来的问题早一点爆发,比掩盖起来晚爆发好。因此,这次政治局常委会很可能意味著中国经济增长会进一步减速,用减速来减小发生硬著陆的的机会。

 

 

 

发件人:CN CASS<cass.rcif@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5月20日 12:02 (星期一)附 件:1个(CEEM专题研究报告 2013.002进一步推进汇改,彻底消除“ ) 查看附件

中国需要改革服务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徐奇渊

xuqiy@163.com

2013年5月20日

    2000年至2010年这十年间,中国经济每年的增长率都超过10%。但如今中国经济遇到了困难。4月15日发布的数据表明,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放缓,年化增长率为7.7%,标志着两位数增长时代已经结束。基建投资潜力缩小,资产回报率(ROA)下降,出口增长正在放缓,产能过剩问题急剧恶化:过去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开始失灵。

    此外,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放缓已波及中国。中国这家“世界工厂”对如今的全球市场而言太大了。自2009年起,净出口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由显著为正转为大体上的负数,这一转变颇能说明问题。
换言之,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这是指:一国的年收入达到某一水平之后,经济往往将停止快速增长。尽管乐观者认为,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发展相距甚远,因此距离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尚有一段距离,但这一看法并不令人信服。比如历史上,就有很多经济体在中国相似的发展阶段停滞了下来。

    如今中国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经济增长点会在哪里?答案是,服务业。

    中国拥有独特的产业结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中国实际得到利用的经济产能占潜在经济产能的比重已从2008年之前的80%降至2012年的60%。

    一方面是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是服务业获得的投资不足、供给不足。垄断和监管方面的原因,导致金融、教育和医疗服务等行业的供应紧张、价格高企,因此身处困境。而这几个行业的困难又催生了以下几个重大结构性问题。

    首先,大多数工厂用工紧缺,甚至出现“民工荒”,而工人工资水平持续多年每年增长10%以上。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工资增速也不及工人。要想探明原因,不妨观察困难重重的服务行业。中国服务业容纳就业人数仅占劳动力总数的34%,低于马来西亚的60%和美国的81%。以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服务业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通常应在一半左右。医疗、金融和教育行业的就业缺口尤其明显。

    其次,消费在GDP 中所占比重已从2000 年的超过60%降至2010 年的不到50%。服务供应不足抑制了消费。同样,医疗、教育和金融服务难以获得而且费用高昂,这些也是国人热议的话题。

    第三,服务业的扭曲会影响对外贸易。制造业可贸易性和资本密集度很高,而服务业并非如此。因此,制造业占据支配地位,将加剧国际贸易的失衡和国内资本与劳动力配置的失衡。这种状况还可能导致社会不公加剧,因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据主导,也进一步导致资本要素在国民收入初资分配中获得更多的份额,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财富日益向拥有投资的少数人手中集中。 短期内,可将高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即投向房地产等长期实体资产的资金)向服务业引导,从而在需求面稳定宏观经济。这将减轻目前投资水平下滑对服务业的冲击。事实上,考虑到供应方面受到的约束,服务业的投资回报率甚至可能高于工业。因此,这一举措也是顺应市场规律的。 从长期来看,服务业的发展最终可能促使该行业的供给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在供给面改善宏观经济的结构,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且随着金融、医疗、教育等行业的发展,大学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将得到缓解,工资也将上涨;国民收入分配将更加公平;创意服务业的消费将得到拉动。宏观经济对投资和外国需求的依赖程度将降低。 上述扭曲状况,不是在中国增长数据日益令人担忧之际才开始出现的——这种状况至少已存在了十年,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到扭转。但这种状况是摆在新政府面前的重大经济难题。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取决于服务业的改革。


 

 

市场价格不等于公允价值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约翰•凯

2013年05月13日

    但凡就经济问题公开发表意见之人,总会经常收到货币怪才们的来信。他们提倡以一些方案改革当今货币,确保和平与繁荣。在长长的提议清单中,比特币 (bitcoin)——一种定量供应以防止通胀的民间网络虚拟货币——不过是最近的一个。比特币也吸引了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论者的注意。他们大声疾呼,互联网应当免费,冒失地忽略了互联网对三个因素的依赖:中年幕后老板们出资建设的电话网络、大公司提供的服务器,以及通过国际会议敲定的网络协议。

    最后还有计算机狂人和数量分析专家。在他们看来,比特币软件背后的计算复杂性本身就是一个优点。那些算法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执行时会大幅增加电源的负荷。谁知道他们费这么大力气到底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比特币神话失去光彩,正滑向命中注定的悲惨结局,而我们可能永远也看不穿它集单纯质朴与唯利是图于一身的特性。但这也促使我们去思考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交易文化的发展助长了一个观念,即衡量价值的唯一尺度是买家愿意出多高的价格。如今,“公允价值”和“市场价格”这两个术语几乎是互换使用的。可这样是不对的。

    一项资产的基本价值,源于它所带来的现金、收益或者效用。价格会偏离基本价值,这可能是因为未来的现金、收益或效用是不确定的,也可能源于惯性效应 ——人们认为,价值被高估或低估的资产会进一步被高估或低估。不过,价格永远偏离基本价值的例子少之又少——荷兰郁金香、网络股和债务抵押债券(CDO) 就是这方面的教训。

    黄金的价值在于它的美丽和稀有。黄金可以用来炫富,这又进一步增加了它的价值。得益于极富创意的营销活动,钻石在20世纪获得了类似于黄金的地位。不过,钻石的价值仍在于它向佩戴者提供的效用,即便这种效用源于其他人的羡慕。

    我有时会对艺术杰作感到奇怪——物主花了1亿美元把真迹买到手,但它如此珍贵,只能藏到保险库里,那么他如何能得到1亿美元的好处?不过,许多人可以弄到一幅毕加索(Picasso)高仿画作(只有少数专家才能看出不是真迹),但真迹的主人只能有一个。真迹的效用就在于拥有它,可能也在于成为众所周知的拥有者,而不是欣赏它。钻石和绘画大师作品的价格不会偏离其基本的使用价值,尽管其使用价值和基本价值可能受到价格的影响。

    黄金有所不同。几百年来,由于单位体积和重量的价值很高,人们一直把黄金作为一种便利的财富储藏和账务结算工具。后来,人们才意识到,黄金权证也能有效地发挥这些职能。又过去很多年,人们才进一步认识到,只要相信黄金权证具有广泛的接受性,权证的数量多于黄金本身也没有关系。接下来,人类便进入了货币流通史。

    我们从一个货币价值由内在价值决定的世界,过渡到一个货币价值就在于它是货币的世界,仅仅是因为,几个世纪的变迁使人们对于这种货币能够得到接受树立了信心。有两种商品的价格一直高于其基本价值,那就是纸币和黄金。唯有这两种。鉴于黄金价格的波动堪比比特币,或许也可以说只有一种。

    然而,相信互联网改变一切的比特币狂热者仍说对了一个道理,即便他们对这个道理存在误解。今天的科技使得纸质档案没有存在的必要,也使异地远程交易得以同步发生。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可能就没必要把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货币装入口袋了。

    作家马克•博伊尔(Mark Boyle)写了一本书,描述了自己整整一年不用钱的生活。我可享受不了他那套活法。不过,现在阻碍我们享受无现金生活的只有一个障碍了,那就是得给侍者小费。


 

 


意大利国企助推经济复苏

2013-05-20

陈晓晨

  意大利威尼斯卡弗斯卡利大学经济和企业系教授法布里奇奥·巴诺佐认为,虽然经过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但意大利的大型国有企业至今仍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意大利埃尼集团(ENI)是意大利政府为保证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于上世纪60年代成立的国家控股公司,是世界第七大石油集团,位列世界大型炼油公司中的第8位。近日,该集团公布了2012年度财政报告。报告统计显示该集团2012年度营业净收益为77.9亿欧元,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7%。在深受经济危机影响的意大利,大型国有企业为何能够逆势实现利润增长,从而助推意大利经济尽快走向复苏,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意大利威尼斯卡弗斯卡利大学经济和企业系教授法布里奇奥·巴诺佐。巴诺佐教授认为,虽然经过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但意大利的大型国有企业至今仍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意大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上世纪70年代,国民经济取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这一时期也被称之为意大利的“经济奇迹”时期。意大利在经过“经济奇迹”时期后,迅速从一个饱受战争创伤,经济结构主要依靠农业的国家一跃成为欧洲主要工业大国,甚至对意大利“经济奇迹”后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回顾意大利“经济奇迹”的产生和发展,不难发现意大利大型国有企业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型国有企业为意大利“经济奇迹”及随后的意大利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意大利大型国有企业产生于上世纪20年代,其重要标志为伊利(IRI)集团的组建。“伊利”意为“工业复兴署”,本是为摆脱一战后意大利经济危机的困境而设立的一种临时性机构措施,后鉴于私人资本积累严重,难以保证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而通过立法成为一个超大型的国有企业集团,行业涉及金融、交通、通讯、冶金、电力、机械、农业及不动产等诸多领域。

  上世纪50年代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出现,国有化不再是战争或经济危机期间的一种应急措施,而成为国家直接控制和干预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这一期间,意大利国有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相继成立了国家碳化氢公司(埃尼集团ENI,1953年)、国家电力公司(ENEL,1962年)。国有经济在邮政、电讯、铁路和煤气四大基础部门中所占比重都达到了100%,电力部门为75%。除国家参股企业外,还有由政府有关部门直接经营的国有自治企业(如国有铁路公司、邮电部门、国有专卖烟草公司等)以及地方政府管理的市政企业(如自来水公司等)。国有企业通过承担私人无力或不愿承担的大量科研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推动了整个社会新技术与新产品的开发和推广以及国家产业的升级与换代。

  巴诺佐教授认为,意大利国有企业随着长时间的发展,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社会经济范畴,同时也成为了国家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基本模型,并不断为整个社会经济注入着新鲜活力,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也是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的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之一。具体来说,国有企业对社会经济的干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具有很强的和很广泛的影响力;二是对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具有很强的调控性;三是对国民经济基础领域进行直接经营。巴诺佐教授认为,国有企业曾经对于意大利整体国民经济的干预使得国民经济趋于一种相对稳定和日益发展丰富的趋势。这一现象并不仅仅在国民经济的占有量上,同时也体现在对于大量职员的就业和生活等方面,从而直接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总体稳定。巴诺佐教授指出,埃尼集团2012年度财政报告中的数据反映出大型国有企业在经济危机影响深重的情况下,通过自身强大的抗击风险能力,依然逆势实现了收入的持续增长,这为意大利最终走出经济危机泥沼传达了积极的信号。巴诺佐教授认为,同历史上意大利大型国有企业曾经发挥过的重要作用一样,今天的意大利要想尽快摆脱经济危机,国有企业的作用无可替代,依旧会助推意大利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5月02日 08:15 (星期四)附 件:1个((友人22点评)曹长青:美国税赋沉重,快成“万税”之 ) 查看附件

中国应怎样借鉴美国的税收

曹长青

    奥巴马连任后就要增税,遭致在野党强烈反对。美国已税赋沉重,快成“万税”之国;税率越来越高,政府规模越来越大。现在美国联邦、州、地方政府的花销总和,已跨过三万亿美元大关。美国政府的财政开支已超过了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奥巴马政府的一年花销,相当美国从制定宪法的1781年到二十世纪始的1900年这119年的总和!

    奥巴马执政四年,美国政府年度开支已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24%,按此比例,加上奥巴马连任头一年,这五年期间美国政府的总花销,据专家估算,将超过美国在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的开销总和!

三分之一的时间为缴税

    在二十世纪始的1900年,美国平均每家要缴的税是1900美元(换算成二千年的价值);到了1950年,平均每家税款增至11000美元;到了1999年则升到三万美元。比一百年前增加15倍以上。

    在1900年,美国人从元旦后开始工作到1月20日挣到的钱,就可以够缴全年的税。也就是工作20天,就可交365天的税。这个可付掉全年税的工作日,被美国人称为“税赋自由日”(Tax Freedom Day),即税款全挣出,无后顾之忧,经济自由了。

    可到了1950年,这个“税赋自由日”被推迟到3月29日,即从原来要工作20天能挣够全年税收,变成了需要90天!

    到了1993年,也就是左翼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掌权之后,这个日子被延迟到4月21日,增到111天。

    到了二千年的时候,也就是克林顿和戈尔掌权的最后一年,这个日期被推迟到5月1日。即美国人要工作120天,才能挣够缴纳全年的税款。从1900年的20天,到2000年的120天,一百年间,美国人为缴税而必须工作的时间增加了整整100天!

    一年的三分之一时间(120天)美国人都是为缴税而工作。政府等于用强行征税(不缴税要被罚,甚至坐牢)的方式剥夺了美国人三分之一的生命时间!

45部小说长的美国税法

    美国的税名目繁多∶联邦所得税,社会安全税,医疗税,企业税,联邦航空飞机税,汽油税,香烟税,酒税,各类的销售税;另外还有州一级和地方城市的税,包括购物税,财产税,旅馆税,水税,电税,电话税,等等等等。即使人死了,也得交“死亡税”,即遗产税。而且数额庞大(最高时曾达55%,现降至35%),如果后人交不起,政府就会没收遗产。先人如留下100万美元的房子,你如果缴不起昂贵的遗产税,房子就得被政府拿走(完全是强盗!)政府等于双重收税,因为这个人活著的时候,都已经缴付了各种税,死了,还得再被政府剥一层皮才能进棺材。

    美国的税务规定,说是汗牛充栋绝不为过。只从1955到2000年,美国的联邦税法(code)条款增加了831%,从74万字增至693万字。45年间,增加9点5倍。

    现在美国的长篇小说,多在10-15万(英文)字左右。而美国联邦税法的长度,相当45到70部小说。即使以一周看两部的速度连续不停地阅读,也要花上近一年,甚至更多的时间!而这种繁琐乏味的税法,可不像小说那麽容易读。

    统计显示,美国人每年花在填税表的时间是58亿小时,等于三亿美国人平均每人花19个小时。美国人每年花在报税上的金钱是1940亿美元!这个数字有多大?台湾的外汇存底全球第四,才是4018亿美元(截至2013年3月)。

历史上的高税收

    1929年时,美国最高个人税率是24%,可是罗斯福上台后推行社会主义“新政”,把个人税率增至79%,后又增到91%!企业税则增至90%。

    企业的利润绝大部分被政府征收,无法扩大再生产,自然无法招工,失业率居高不降;个人的收入被政府抢走,没有大众消费,自然不能刺激经济增长(美国大众消费现已占GDP的67%)。如果没有二战爆发,美国的经济仍会在衰退之中。这从几个数据就可看出∶罗斯福(1931)上台时,美国失业率是15.9%,到1939年(他执政八年后)美国失业率是17.2%,不降反升。1939年的美国人均GDP还少于1929年。

    直到罗斯福去世第二年,新政式微,美国国会才通过减税法案,把个人最高税率从91%减至86.45%;企业税则从90%大幅减至38%。

    到了肯尼迪执政时,这位左翼总统也认识到,如不减税,美国的经济无法真正好转,所以把个人最高税率减到70%。

    到了里根总统时,美国出现有史以来最大一次减税,个人最高税率一次被砍去42个百分点,从70%减至28%。

减税促成美国最长繁荣期

    减税促进了经济增长∶在肯尼迪减税后,从1961到1968年,美国经济平均年度增长5%,税收从940亿美元增至1530亿美元,增幅62%。

   里根总统大幅减税后,效果更为明显∶连续七年,美国经济平均增幅4%;通货膨胀大幅下降;利率削减了一半;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增长240%;整个八十年代,联邦政府财政收入接近翻番;国家税收增加了99.4%。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经济出现了连续110个月的扩张,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长的经济繁荣期。

    在奥巴马政府要逆减税的历史潮流而增税的今天,世界上已有27个国家,不仅拒绝增税,反而取消了复杂的累进税制(即分成几个等级的缴税制度),而是改成了单一税率(Flat Rate Tax),即税率只有一个等级。先是立陶宛三国,从香港的单一税率(16%)得到灵感,而废除了原来的美国式累进税制,接著俄国受到启发而跟进,也实行了单一税率(13%,当时全球第二低,排在爱尔兰的12.5%之后)。

    值得关注的现像是,全球14个最早实行单一税率的国家,有10个是原东欧共产国家。显然是由于他们有过社会主义的灾难经验,深知高税收、均贫富的恶果,才毅然走向更接近资本主义的道路,实行单一税率。但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应该是英国撒切尔夫人曾推崇的人头税,也就是无论收入高低,每人都缴同样的税收。如果缴不起税,或不想缴税,没关系;但对不起,你不能有投票权。道理很简单,你不出钱养政府,怎麽有资格选择谁来做政府官员呢? 一个人不缴税,能得到政府同样的保护,已经应该感激了。这是一个很简单,却被左派们认为是极端“政治不正确”的政策。事实上,人头税才是最公平的制度、最道德制度;才能鼓励穷人努力工作,不仅为了过上真正富裕的生活、更为了赢得自己做人的尊严。

    全球27国实行单一税率

    目前这27个单一税率的国家,税率最低的是脱离塞尔维亚而独立的黑山共和国(9%),第二低的是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波士尼亚、哈萨克斯坦、马其顿、东帝汶、蒙古等11国,都是10%。单一税率的大国是俄罗斯,所以更有意义和借鉴性∶

    俄国原来也是累计税制,有三个等级∶12%、20%、30%。2001年俄国实施单一税率13%。结果税收不仅没减少,反而增加。俄罗斯风险分析中心公司副总裁梅德•皮库尔(Dmitry Pikul)2011年接受中国《东方早报》采访时说,俄国实行单一税率后,第二年国家税收实际增长25%,第三年增加20% 。他认为主要是两点∶第一,逃税的公司数目变少了;第二,税基开始变宽(也就是缴税的人多了)。

    美国也有总统候选人提出单一税率,像曾两次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福布斯》杂志创办人福布斯(Steve Forbes)就提出美国应实行17%的单一税率。上次共和党总统初选时,黑人参选人凯恩(Herman Cain)也提出999的大幅减税计划,还有德州州长培瑞也提出单一税率。

    但在奥巴马领导的阔步走向社会主义的美国,别说实行单一税率,连延续布什政府的减(一点点)税的政策都难以保持。这种违背美国宪法精神,逆美国历史潮流和世界趋势的做法,必然使美国继续滑向大政府、高税收的灾难之路,更加剥夺人的权利(私有财产)和自由。哈耶克早就预言,这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

 

 


 

发件人:CN CASS<cass.rcif@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5月20日 12:02 (星期一)附 件:1个(CEEM专题研究报告 2013.002进一步推进汇改,彻底消除“ ) 查看附件

进一步推进汇改,彻底消除“热钱”烦恼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张斌 何帆

    近期人民币升值步伐加快,短期资本流入加快并导致央行外汇占款再次快速增加,对货币政策操作带来压力。这是自2003年出现人民币升值预期以来,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老问题。这个问题的再次升温,暴露了现行汇率形成机制中的缺陷,以及前期人民币贸易结算政策和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带来的负面后遗症。

    从根本上解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健康发展。我们再次推荐:当且仅当人民币/美元汇率或者是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12个月累计滚动波幅超过上下7.5%的情况下,货币当局才入场干预汇率;凡在此区间内波动,货币当局不采取中间价管理和买入/卖出外汇的干预措施。

    1, 热钱的主体是国内企业,尤其是外贸、外资企业。中国外汇市场上的主要参与者是外贸、外资企业;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主要是中间人的角色,对市场供求的影响有限。与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中国外汇市场上没有太复杂的高杠杆投机业务操作,也没有境内外各种类型基金公司的广泛参与和影响力。

    2, 外贸、外资企业的外汇业务操作,一方面出于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谋取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与外币利差的套利收益。多年以来,人民币单边小幅升值和人民币与外币之间的利差为套利交易创造了机会,通过增加外币负债和人民币资产,企业可以从中获取收益。近期,在欧债危机逐渐平息和一系列国家推进新一轮量化宽松的背景下,人民币相对于外币的吸引力再次显著增加(比如外资企业通过新增海外日元贷款或者延期过去的日元贷款,同时增加人民币存款,获利颇丰),套利资金也随之增加。

    3, 开展人民币贸易结算和推进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以来,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套利交易空间进一步放大。在人民币贸易结算和推进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以前,虽然也存在套利机会,但是操作的余地和空间有限。人民币贸易结算政策打通了人民币更方便地流出和流入国境的通道,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确立和发展则创造了一个新的境外人民币市场。由于内地和香港两个人民币市场风格迥异的市场参与主体和交易管制环境,两个市场之间的人民币价格经常会存在一定的价差,这自发地创造了内地和香港两个市场之间的套利交易机会。在虚假贸易单据的掩盖下,企业通过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多次往返套利,收益可观。特别是当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强烈的时候,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人民币价格显著放大,由此引发的套利交易大幅增加,国内市场上也会因此感受到“热钱”流入压力。

    4, 货币当局有政策工具减少热钱流入、降低热钱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冲击。外汇管理部门通过加强对企业贸易真实性的审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虚假贸易背景下的套利活动。但所谓道高一丈,魔高一尺。只要存在显而易见的套利机会,企业会创造出新的方式谋取套利收益,监管当局未必能跟得上。从2003年以来的经验来看,单纯依靠加强外汇管制的办法不足以管住热钱。
为了降低热钱引发的国内基础货币投放压力,货币当局还采取了发行央行票据、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率等措施回笼流动性。在这些措施的帮助下,中国总体上实现了基础货币投放的基本稳定,以及CPI水平的相对稳定。

    5, 但是这些政策工具成本高昂。过多的外汇管制,难以避免地会增加外贸和外资相关活动的成本,扼杀交易机会。央行发行央行票据和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率不仅给货币当局带来了严重负担,还造成了商业金融机构资产结构的严重扭曲。中国

    6, 根治热钱困扰的办法,是充分利用价格机制,不用价格干预招致政策套利,利用市场自发的价格浮动消除套利空间。我们再次建议“人民币汇率年波幅上下7.5%的建议”,这个建议的详细内容参见后文。

 

实施人民币汇率上下波幅7.5%的建议

(初次发布于2013年2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张斌 何帆

主要观点:

    1, 2011年4季度以来,中国国际收支基本面发生了显著变化,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顺差大幅收窄。央行抓住机遇,大幅降低外汇市场上的数量干预,转向了中间价格干预为主、数量干预为辅的人民币汇率管理方式。

    2, 央行减少购汇的做法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但是规定每个交易日人民币外汇中间价的做法难以持续。如果不改变人民币外汇中间价管理方式,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结果只能回归老路甚至是倒退。这个做法难以实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目标。

     3, 我们建议的进一步人民币汇率改革方案内容包括以下几个要点:(1),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每日上下1%的波动幅度;(2),明确宣布人民币汇率波幅实施年度波幅上下限管理,人民币/美元每年上下波动幅度不超过7.5%;(3),明确宣布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加权汇率每年上下波动幅度不超过7.5%;(4),当且仅当人民币/美元汇率或者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加权汇率突破年波幅7.5%的时候,央行才通过量价配合的方式干预外汇市场,除此以外,人民币汇率完全由市场供求自发决定。

    4, 设定上下7.5%的波幅主要是出于两个考虑。其一,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幅不会显著放大汇率波动对实体经济体的冲击。其二,上下波幅7.5%的明确宣示,会引导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促使汇率在这个目标区间内部波动。

    5, 这个方案较目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主要优点有以下几个方面:(1),操作简单、易行。(2)活跃外汇市场交易,合理反映市场供求,进一步贴近均衡汇率。(3)更充分地利用汇率价格杠杆调节市场供求,进而起到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宏观经济稳定和优化实体经济资源配置的作用。(4)为国内金融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渐进开放奠定了更好的制度环境。(5)赢得国际社会的欢迎,有助于减少贸易摩擦。

    6, 新的汇率形成机制下,中国的国际收支格局有望从双顺差格局转向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项目逆差格局。

    7, 即便是在人民币迅速升值、逼近波幅上限,或者人民币迅速贬值、逼近波幅下限的两种极端情境下,对短期内的宏观经济冲击可控,而且纠正了人民币汇率失衡,有助于改善中长期的资源配置与化解金融风险。

    8, 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对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必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进一步地有序调整资本项目管理和培育外汇市场也很重要。改革次序上,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应该处于首要位置,资本项目管理改革应该排在后面。

 

 

 


发件人:huangwd<huangwd1999@sina.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抄送人:俞 可平先生<yanjian628@yahoo.com.cn>+余锋<fcs99@hotmail.com>+恽 仁祥<yun_renxiang@163.com>+翟 玉忠<zggjzyz2002@hotmail.com>时 间:2013年05月07日 16:47 (星期二)附 件:

反对出卖经济主权的人民币自由化

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  黄卫东

   5月6日新华社报道,当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今年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稳步推出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措施,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

   这实际上是政府要承诺,人民币与美元的自由兑换。通常国际收支(就是我们说的外汇)分为两大类,一为经常项目,包括进出口的外汇,劳务收入,侨汇等等。二为资本项目,主要是直接,间接的投资造成的外汇流动。我国经常项目已经在1996年开放,就是说一个公司进口需要外汇,个人出国旅游,留学需要外汇,提交相关证明,例如进口合同等,可以直接从银行用人民币换。而资本项目还未开放,比如你想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就为了存起来,没有实际用途,银行不给办理。如果资本项目开放了,你就可以以对外投资的名义,不需要提供证据,将手里人民币换成美元了,实际上等于可以自由兑换了。

   1996年我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之后,精英们一直在积极有序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也是精英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西方的承诺。

   资改精英们推进的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政府承诺美元与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任何人拿着美元可以到中国银行换到人民币;拿着人民币也同样可以到中国银行换到美元。于此相对照,美国人是绝不会同意,中国人拿着人民币去换美元或从美国市场购买商品的。这实际上是单方面承诺的人民币和美元自由兑换。

   实现了人民币自由化,美国资本家就可以很容易地控制市场上人民币数量,例如,拿着大量美元到中国银行换来人民币,就能让市场上人民币大量增加,因为中国银行用来换美元的人民币是增印的,而美国资本家获得大量美元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例如,据美联储披露的资料,美联储曾在2008年12月5日一天就增印1.2万亿美元给美国资本家,美国资本家获得大量资金是没有障碍的,不存在所谓的市场规则的。另一方面,美国资本家和其他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的人民币资产数量很庞大,远超中国政府手里的外汇储备,他们拿大量人民币到中国银行换美元,让市场上人民币大量退还给央行,就能剧烈减少市场上人民币数量。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数量的剧烈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崩溃:大量增加,将导致物价猛涨,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大量减少,将导致货币不足,企业资金紧张倒闭,使经济无法运行。

   东南亚危机就是东南亚各国实行货币自由兑换,让美国资本家通过金融市场和无限的美元赌资清空这些国家外汇储备,使对外依赖经济崩溃。1995年资改派取消人民币自主增发,转而依据美元增发货币,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无法出口获得外汇,从而不能增发足够货币,导致导致国内货币紧张,经济紧缩,企业大量倒闭。2008年美国通过石油涨价,金融危机和人民币汇率上涨,就曾让大量外资撤出中国,大批企业倒闭关门。由此可知,精英们所搞的人民币自由兑换,实际上等于将货币主权交给了美国精英。

   但是,资改派对此视而不见,念念不忘的是,英日欧等西方国家承诺货币自由化,承认美国货币美元的霸主地位,在二战后获得美国的大量资助,希望美帝也来帮助中国人。问题是,美帝帮助英日欧等西方国家,并不是因为无私,而是美国防止苏联扩张,实现霸权战略的需要。苏联崩溃以后,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就成了美帝的主要战略敌人,美国利用这个同盟来对付中俄。小布什总统上台时,曾公开宣布,中国是美国的战略敌人,此后借助911反恐,逐步实现了对中国周边的C型军事包围。奥巴马上台后,公开告诉世界,13亿中国人不能致富,否则地球上资源承担不了。这些都说明,美帝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不可能帮助中国人。

   再说做美帝附庸和走狗,给美帝精英货币控制权,不是没有代价的。上个世纪70年代,毛主席领导的全世界最广泛的反美反霸统一战线,不仅在军事上打败美帝,引发全球第三世界国家广泛独立热潮,而且在经济上,使美帝经济濒临崩溃,美帝大印美元,从西方其他国家抢劫财富,美元剧烈贬值,英日等国家遭受经济上严重损失,最严重的时候,英国和日本物价在一年里上涨30%,比这几年中国的物价上涨都严重得多。做美国走狗,都被美帝掠夺,更不用说,美国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战略敌人了。

   我国在1980年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4年,经济沙皇上台,放弃独立自主发展路线,要加入西方经济体系,提出国家外汇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 实行经常项自由兑换,是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重要一步。这是资改派希望融入西方,依附西方发展经济的重要一步。

   下一步就是要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它是指取消对资本流出、流入的汇兑限制,通俗来说,就是不限制外汇流入流出限制,不限制数量,不限制时间,不限制地点,想来多少,就来多少,想走多少,就走多少。等于让美国资本家拿着美元到中国来畅通无阻。一旦精英们自己手里没有外汇了,由于对外依赖,就会象东南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一样,经济崩溃。

    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项开放。由于资本流动对一国经济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和冲击,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性和投机性非常大,取消对资本流出、流入的限制,更不用说,敌对实力有意操纵。即使是美国的盟友,美国仍然通过金融资本在金融市场上投机洗劫了东南亚各国,使这些国家经济倒退20年。而所谓的金融市场,实质是货币赌场,美国资本家掌握了美元印钞权,承认美元的优先地位,等于让美帝资本家有无限多赌本,可以轻易打垮任何对赌的对手。我国也建立了这样的投机场所,包括股市,楼市,外汇交易市场,期货市场等等,给西方资本家提供了洗劫舞台,开放资本市场,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资改派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是给美帝的承诺,现在已经10年,到了承诺兑现的时候了。也许大家会认为,我们不兑现承诺,不实施资本项自由兑换,不就可以终止危险?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首先,资改派并不认为开放资本项存在致命的危险。虽然资改派对开放资本市场,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带来的问题,并非没有认识,只不过他们更相信西方经济学的误导,将可能出现的问题归结到市场化不足,认为如果一国没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合理的利率机制、严格的规章制度和规范化的操作,资本项兑换实行过早,国内经济就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并由此对国内经济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认为世界上不少国家(所谓英国日本等国经验)都是先实现本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而后可逐步创造条件,实现本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实际上,即使在美国也不存在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美国曾经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由政府出面成立公司,统一对外销售粮食。现在美国仅有300万农民,美国政府每年600亿美元给美国农民,等于每个农民每年免费得多2万美元,超过中国最好大学的一般教授的年收入。这那里是什么自由市场经济?只有被西方洗脑的资改精英,才相信所谓的市场经济优势,推进市场自由化,实质是将经济主权交给美国资本家。

   资改派如此相信西方贩卖的毒药,最根本的原因是认识水平。30年前,资改派上台,首先鼓吹解放思想,实际是抛弃毛泽东思想,向往西方,要学习西方用金钱货币控制和管理国家和社会。其结果就是,经济上先后形成8次物价飞涨,改开30年,物价上涨幅度超过30倍,在对内对外无战争的情况下,形成如此幅度的物价飞涨问题,在世界历史上,都前不见古人。政治上先后形成了8*8动乱,轮功围剿中南海,大规模工人下岗带来的大规模抗议;以至于到后来,发生群体性骚乱已经成了常态,维稳成了资改精英们主要工作,维稳资金超过军事开支。产生这些问题与资改精英的愚蠢是密切相关的,例如,轮功的发展,就是一些资改精英相信各种特异功能,让特异功能在媒体上大肆报道,加上下岗运动带来的,从而造成全国性影响。现在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是美帝不事生产,拿废纸印成美元,到中国就成了投资,从而控制了中国大量工厂,获得了大量利润,每年拿走了数亿万亿美元的财富。

   其次,我们的经济早就丧失了独立自主,依附在西方经济体系上了。主要市场在美国和西方,生产的大部分产品出口换美元。08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我们的经济就大幅度下滑,企业大量倒闭,以至于资改精英们公开在媒体里鼓吹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中美同舟共济,于是精英们将外汇储备都拿来买美国国债,以拯救美国。 因为美国人没有钱消费了,中国工厂的产品就销售不了,工厂就要倒闭,工人就要失业,老百姓就会没有“饭吃”,那么国家就会乱了,所以要救美国,让美国人有钱消费中国产品,从而拯救中国。

   到底中国老百姓衣食住行是谁提供的?难道美国人在印刷厂印刷美元,就解决了中国老百姓吃饭穿衣问题?近年来,按照美国统计局资料,美国人生产的商品不到美国老百姓消费 的一半,美国老百姓消费的大部分商品都是用印刷的美元欠条换来的。其中很大部分来自中国。美国曾有记者尝试,在一年里不使用中国商品,结果发现非常困难。 因此,实际是中国老百姓的辛勤劳动,解决了美国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问题。这也说明,如果我们要兑现美元欠条,使用美元欠条换商品,美国国内根本就没有对应的商品。这实际上说明,所谓依赖出口发展经济,是免费奉送财富,是给西方做奴隶。

   资改精英也不知道如何筹集资本搞投资和建设,而是指望外国资本家拿美元到中国投资。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资本家。于是美国精英不搞生产,将废纸印成美元欠条,到中国就能换成人民币,在中国国内购买工厂,就成为投资。精英们自己手上有三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主要借给美国资本家,却招商引资,等于将中国的工厂免费奉送给美国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来控制。

 在这种所谓的经济发展中,虽然我国的生产能力不断扩大,大部分重要工业产品已经占世界一半以上,人均是其余世界平均水平4倍,然而,中国人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国家统计局发表了《2011年国民经济统计公报》,平均每个农民全年的生活费为5211元。用世界银行的一般贫困线标准(适用于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的贫困国家)衡量一下,中国6.56亿农民,平均来说迄今都没有脱贫。我们得到的仅仅是央行账面上的外汇储备又增加了。现在中国外汇储备已经增加到32000亿美元。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物质财富在不断流失,因为所有外汇储备都是拿物资换来的。笔者估算, 最近10年来,由于低人民币汇率下的低价贱卖,损失的物质财富价值至少20万亿美元以上。通常在发达国家,老百姓消费占国民产值70%左右,我国老百姓消 费占国民产值,从20年前50%左右,一路下降,到2009年,仅占国民产值29%。我们每年生产的消费品,大部分都不是中国老百姓自己消费的,除了少数积压成废物,都出口换成美元欠条了,也就是免费送人了。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美元,虽然在精英们手里,不过是精英们替美帝资本家代为保管而已。这些美元的真正主人,还是外国资本家,主要是美国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因为这些美元是中国精英们印人民币,从资本家哪儿换来的。前年8月,精英们在回答大家质问为什么不使用外汇解决物价飞涨的时候,就在网上发表文章,这样告诉大家的。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以后,就很清楚地看到,这些美元不属于精英了,因为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的资产超过精英手里的外汇储备,它们可以自由地换走精英们手里的美元了。

   第三,我们的经济主权早已被西方控制,就是资改精英认识到问题,他们有魄力赶走西方资本家,有能力管理好经济吗?30年来,资改派搞优惠外资,歧视内资的政策,挤垮了内资企业,民营企业家也纷纷变身外资,以获得超国民优惠。除了少数未开放行业,其他行业和领域都形成了外资一统天下的局面,国民经济一半以上是外资控制,很多行业的技术控制在外国资本家手里,关键原料控制在外国资本家手里,关键设备是西方资本家生产,大部分市场也在西方精英手里,生产能力也被西方资本家控制。这是因为30年前,资改派就承认美元的霸权地位,18年前,资本精英们阉割了国家货币发行权,转而依据美元发行货币,等于请美国资本家拿来美元欠条,就奉送财富给他们建工厂。资改精英手里积累了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是资改派增印人民币20多万亿,加入通过出口退税等政策低价贱卖,购买国内老百姓生产的商品价值人民币100多万亿元,购买国内大部分工厂,送给西方资本家换来的,是资改精英们的卖国铁证。此外,开放国内经济,优惠引进外资,让外资很快就控制了我们的经济。资改精英们除了出卖人民的财富,出卖国家经济主权,免费为西方服务,就不知道如何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真正的国民经济。

   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谁,是依靠人民,还是依靠西方资本家。判断这个问题的一项重要标准,就是国家增发的人民币,究竟给谁了,是用来换美元欠条,给外国资本家了,还是贷给自己的老百姓了?人民币增发权,是人民给予的,免费获得财富的权力,是用来服务人民的,不是用来奉养外国资本家的。近20年来,资改派将增发人民币基本都交给了外国资本家,让外国资本家控制了我们的经济。我们从央行资产负债表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今年2月底,我国发行的25.2万亿基础货币,25.1万亿用来购买美元,等于直接或间接交给美国精英了。而美国印美元,主要交给了美国资本家。

   要依靠人民,就必须将人民组织起来,搞新时期的合作化和集体化,将增发的人民币贷给组织起来的老百姓,发展独立自主为人民服务的经济。否则就是空谈,就是在继续执行为西方资本家服务的经济路线,就是在不断奉送我们的财富,直到给中国人民留下一个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四分五裂的中国,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2013/5/7 凌晨1:30

 

 

 

货币自由兑换等于出卖经济主权

评一条重大消息:精英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

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 黄卫东

  所谓货币自由兑换,就是两种货币可相互不受限制的兑换。一般人肯定认为,这是两个国家相互承诺,双方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例如,人民币和美元的自由兑换,不仅需要中国政府的同意,更需要美国政府的同意。如果只有中国政府的同意,那是单方面的自由兑换,就是美元能自由地兑换为人民币,而人民币是不能自由地兑换为美元的,因为中国政府手里只有有限的美元,甚至有时候会没有美元,无法实现将人民币自由兑换为美元。

  现实中,资改精英们早就承诺美元自由兑换成人民币了,实现货币自由兑换的最大障碍在美国政府。美元和西方货币之间的兑换,包括以前的马克,法郎和英镑,现在的欧元,日元等货币,都是单方面承诺的自由兑换。各国政府需要储备美元,增加所谓外汇储备,主要原因就是美元不可自由兑换。由于西方各国在军事上形成的对美依赖,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需要依赖美国,从而在经济上,让美国占有特权。这对西方各国政府来说,也是十分无奈的。

   这个体系肇始于1944年建立的美国和西方反法西斯盟友之间的货币协议,一般称作布雷顿森林体系,简单来说,就是美国政府承诺35美元可兑换美国1盎司黄金,国际结算使用美元,其他国家货币根据法定黄金含量与美元挂钩,确定汇率,承诺美元与其货币之间的自由兑换。

   在此之前,各国货币是依据黄金发行的,黄金的流动是完全自由的,从而货币也是自由兑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黄金集中在美国,其他各国无法承诺自由兑换黄金,而美国只同意外国政府在一定条件下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不允许外国居民或机构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更不同意其他货币来换美元,从而否定了美元的自由兑换。而当时的货币协议规定,会员国未经国际基金组织同意,不得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支付或清算加以限制。由于美国控制了国际基金组织,拥有一票否决权,实际上就是其他会员国单方面承诺货币自由兑换。这就是美国主持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二战后,西方各国在二战中元气大伤,军事实力显著下 降,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趁机独立,而美国却凭借自己在二战中建立的强大军事实力,积极控制第三世界国家,培养代理人,搞新的殖民主义。在朝鲜遭到中国志愿军 的迎头痛击,使巨大投入血本无归;在越南的投入尤其巨大,超过整个二战投入,使美帝经济不胜负荷,美国发生剧烈的通货膨胀,每年物价上涨超过7%。美国 当时就大量增印美元,从西方各国和控制的殖民地掠夺财富。1971年8月,美国不在让西方各国拿美元兑换黄金,从而无需偿还这些掠夺的财富。这导致上个世 纪七十年代的日本和英国等国的物价年年上涨,最严重的时候达到一年上涨30%。

  所谓国家的经济主权,就是一国有能力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不被他国侵占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货币主权。如果他国拿着印刷的货币欠条就能换走国内的财富,这意味着货币主权的丧失和经济主权的丧失。让美国拿着不断贬值的美元换走商品,等于让美帝掠夺了大量财富,等于我们的货币主权和经济主权的丧失。

  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西方各国作为美国的盟国,是主动牺牲自己的货币主权和部分经 济主权,加入到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1944年建立国际货币体系时,当时正处在二战的关键时刻,当时的英国统治已摇摇欲坠,十分需要美帝的支持,而法国已经亡国,戴高乐等在美帝支持下准备复国,没有任何资本与美帝讨价还价,战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都是战败国,都是在美帝支持下重新建立国家经济,更没有可能挑战美帝的经济霸权。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政府决心摆脱外国殖民者的干涉,因此,我们发行的人民币的依据不是黄金和白银,而是依据国内商品 (一项前所未有的真正创新),从而不会因为货币的金银含量来决定货币汇率,杜绝了与西方货币的内在联系。与西方货币之间的交换关系由国家根据经济需要自行决定。也就是说,可以自行调整,主要根据进口物资来决定。在进口物资少于出口时,可以自行调高人民币汇率来减少出口。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欧美各国普遍物价 大幅度上涨,却不会影响到我国当时的物价,这是当时政策优点的集中体现,也是当时我国实行独立自主经济路线的必然结果。

  现在西方各国都稳定了物价,而我们的物价却开始飞速上升了,这与改开时代的货币改革有关,其一是改变了当时的货币增发办法,1995年通过的中央银行法禁止自己主动增发,转而依据外汇储备增发货币,导致当时货币紧缺,经济陷入困境,从而消灭了国内中小国企。资改精英们不得不一再降低准备金率,最低时降低到5%,以提高货币乘数,增加衍生货币。后来不得不出卖经济主权,例如,让美国政府补贴的大豆进入中国市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进入美国和西方市场,通过降低人民币汇率,出口退税补贴等措施,推进出口换美元等外汇,以获得外汇,从而增发人民币。

   由于依据美元增发人民币,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在央行对应都有美元,等于人民币是美元代用券。在这种增发的机制下,资改精英们增发的每一元人民币都拿去换美元,直接或间接交给美国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了。 现在市场上发行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达到25.2万亿人民币,而去换美元交给美国精英的人民币就达到25.1万亿元。这等于将货币增发权交给了美国,让人民币等于是在中国境内流通的美元代用券。等于执行了美国殖民地的货币政策,这比西方日本各国都悲摧,地位等同于殖民地香港。西欧日本各国虽然加入了美元体系,货币增发的主权仍在各国自己手里。

   在依据美元增发货币的机制下,等于商品离开中国市场,从西方换来了美元等外汇,央行就增发人民币,从出口企业手里换美 元,从而实行了国内市场上的货币增发,或美国资本家拿着美元,央行就增印人民币给美国资本家,以换来美元,同时增加国内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名义上来看, 货币增发的依据是手里的美元,比以前进步了。实际上等于国内市场上商品减少了,货币反而增多。最近10年,央行增发的原初货币超过20万亿,超过前50年发行的货币30倍以上,同时国内出口的商品合计超过100万亿。即使从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来看,物价上涨也是必然的。

   相反,美国在金融危机过后,大印钞票,增加了1万多亿美元货币,大都从中国市场上换来了商品,增加了美国国内市场上商品供应量,而我们换来的美元,很多变成美国国债和美国公司的债券,又还给了美国政府。因此,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表明,2010年10月物价仅上升0.9%,为美国历史上开始有这项数据的最低记录。同样道理, 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后,日本央行放了足足二十年的水,维持长期的零利率政策,政府债务达到了GDP的200%,但是,不仅没通胀还有通缩。其他西方国家也 都类似。

  现在资改精英们又在推进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自由化,前年初人大会议上,温总理表示要在2012年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隆重推出“非公36条”且至死方休。

  所谓非公36条,就是出卖国有企业,加上人民币自由兑换,等于让西方自由地拿着货币欠条去控制这些企业,从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所谓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实质是单方面承诺货币自由兑换,不仅可以让西方自由地拿美元欠条购买中国的大型国企,还可以自由地拿手里人民币换走中国政府手里的美元,从而消灭中国的外汇储备,使改开以来形成的 依赖西方的中国经济无法运转。这两项政策,人民币自由兑换与依据美元增发货币,等于将国家货币主权和经济主权基本上都交给美国和西方。这是美国的西方盟国都没有实行的。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西方盟国仅承诺不得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支付或清算加以限制,承诺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不搞依据美元增发货币。西方各国是美国的盟国,中国是美国和西方同盟 的主要敌人,两者地位是有本质区别的,美国要团结西欧日本各国对付自己的战略敌人,不可能搞乱自己的盟友,而中国则是美国的战略敌人,必然会象对付苏联一样对付中国,搞垮中国经济,以分裂中国。

   目前我们还保持了一点货币主权和金融主权,没有完全将其送给西方。虽然印钱的收益完全交给了西方,但是美国拿大量美元到中国换人民币,进入国内市场,还要我们同意。如果放开行政控制,搞资本项开放,就等于最后一点货币主权也送给美国和西方了。将我 们的货币主权和经济主权交给美国,将我们看成是其霸权的最大障碍和战略敌人,这必然导致中国经济崩溃。

   旧中国西方与中国签定侵占中国利益的条约,从表面来看,还是平等的。例如,1946年11月4日, 美国与国民党当局签订了一个《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主要内容是:双方国民有在对方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与从事商业﹑工业﹑文化教 育﹑宗教等各种职业的权利 ﹐以及采勘和开发矿产资源﹑租赁和保有土地的权利;并且在经济上享受国民待遇。双方商品在对方享有不低于本国商品的待遇﹐对对方任何物品的输入不得加以任 何禁止或限制。双方船舶可以在对方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双方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任何危难”时 ﹐开入对方“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等等。这个条约表面上是双方对等的,但实际上中国不可能享受任何一项条约所规定的权利。 如军舰开入对方领水一项,中国根本没有能够开到该国领水的军舰,因此这项规定仅仅使该国军舰获得了开到中国领水的特权。因此,《中国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署 的结果就是该国获得了在经济上全面控制中国的一切 特权,中国完全沦为了该国的殖民地。《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给中国带来的损失不仅超过 《辛丑条约》、《二十一条》,甚至连《日汪密约》也远远不及。

   现在资改精英们搞的政策,就是单方面将货币主权和经济主权交给自己的战略敌人,连表面上的平等都不存在,而且这一切似乎都与美帝无关,一切都通过美帝的代理人,让中国的精英主动实施,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崩溃,其主要原因就是放弃货币主权和金融主权(附录3),让一个超级大国变成了 民不聊生,人口大量减少,老百姓人均寿命下降6岁以上的穷国。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资改精英们被西方洗脑,将美帝看成了人类救世主,一切都按照美国的指令行事。资改精英们基本将货币控制权交给西方了,正在交出经济主权;在粮食方面,引进转基因种子,让西方控制粮食生产的重要环节,奉送自己的粮食控制权;等于将中国人民的生存权交给了美国。

 

 

发件人:CN CASS<cass.rcif@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5月27日 11:25 (星期一)附 件:1个(2013D01 评估全球再平衡进程:基于数量方法的比较.pdf ) 查看附件

评估全球再平衡进程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李远芳

May. 27, 2013

yflicass@163.com

    全球失衡是当代国际经济与金融中的一项基本特征。失衡并不必然构成经济问题,但由不可持续或者扭曲性因素所导致的失衡会对本国经济会带来经济福利的损失,也有可能对国际经济造成负面冲击。国际学界普遍认为,全球失衡扩大与金融危机爆发有密切关联,因此危机后全球再平衡问题成为国际经济治理中的突出问题,也是当前G20机制下的重点议题。

    伴随危机后全球失衡规模明显下降,G20面临如何看待当前全球再平衡形势的问题。对此,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分别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技术评估,得出危机后失衡好转主要由周期性因素导致的结论。根据这一分析结论,美国旗帜鲜明的提出,包括中德在内的过度失衡经济体在恢复外部平衡上仍缺乏进展,需要采取更多政策促进内需。本文将对此观点做出评估,分析美国评估方法的理论基础以及技术手段,在修正方法的基础上对中美再平衡中的周期性因素大小进行测算,并对中国再平衡进展及其未来走势进行评估。

    全球再平衡:背景与当前问题

    以各国经常账户盈余或赤字绝对值之和占全球GDP比重来度量,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在上世纪70年代不到1%,到上世纪80-90年代该比重缓慢扩大到2-3%。亚洲金融危机后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全球失衡快速扩大,一度达到6%以上。尽管学者对导致全球失衡的各种原因在相对重要性上存在争议,但主流观点通常从“储蓄-投资”缺口视角将全球失衡持续扩大归结为部分经济体的过度储蓄。根据这一观点,全球失衡扩大与2008年金融危机最终爆发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虽然很难推定失衡直接导致了金融部门过度杠杆化以及房地产价格泡沫,但国际上很多学者和官员都认为,盈余国过多的储蓄压低了世界利率,从盈余国家流向赤字国的资本则助推了后者的信贷繁荣。

    危机前持续扩大的外部失衡实际上反映了多种内部经济失衡或者经济政策的干预。譬如发达经济体政府财政赤字、私人部门过度消费、金融监管政策缺乏系统性、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持续积累、补贴出口的贸易以及汇率政策等。因此,国际金融危机后以G20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开始在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下推动全球再平衡进程,再平衡进程需要盈余国家经济增长从外需转向内需驱动,而赤字国家则有必要增加国内储蓄,实施财政整顿。

    危机后全球失衡显著缩小,相比峰值时缩小30%左右。失衡好转主要表现为G20中所谓“过度失衡经济体”经常账户不同程度的好转。其中,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重从2007年5.1%下降到2012年3.0%,中国盈余则从10.1%降至2.3%,日本盈余从4.8%降至1%,德国盈余从7.5%降至7.0%。中国外部失衡好转幅度大幅超出IMF和OECD等国际组织的预测。如2011年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IMF曾预测2012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重还将回升至6.3%。
 

 

 


 

发件人:richardx<richardx@telus.net>+(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时 间:2013年04月27日 14:12 (星期六)

   王希哲:这是谢小庆先生的原创文章吗?非常宝贵 非常重要。谢谢。连线将推荐。

   谢小庆:希哲兄:是我的原创。今天,依靠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成功案例很多,河南刘庄,深圳华为,江苏华西,河南南街,山西大寨。山东西霞……刘庄、华为、华西等,今天都面临二代如何接班的困扰。南街的王宏斌尚年轻,暂时尚不是问题,迟早也将面对。广东崖口,已经基本顺利地完成了接班,陆书记已经彻底退休。这是崖口的另一层特殊意义。小庆

广东崖口村随想

依靠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成功案例

北京语言大学 谢小庆

    上世纪80年代初,伴随对安徽凤阳小岗“大包干”经验的宣传,家庭承包的浪潮席卷全国,绝大部分农村的集体经济都受到重创。当时,只有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崖口村、江苏江阴市华西村、河南新乡市刘庄村、河北晋州市周家庄村等少数村庄顶住压力坚持了集体经济。30年过去,这些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发展的怎么样呢?

    在家庭承包浪潮袭来的时候,崖口村经过村民们几天几夜的讨论,最后决定不搞家庭承包。不搞的原因很简单:紧靠港澳的崖口村许多青壮年外出打工了,许多人家仅剩下老弱病残。如果搞家庭承包,许多人家的地种不上,完不成国家规定的粮食收购任务。于是,集体经济被保存下来。党支部书记陆汉满组织留在村里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围海造田。十几年的时间中,围出了3万多亩土地,为崖口村创造出50多亿元的财富。

    崖口村地处珠江入海口,属于寸土寸金的地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方方面面就开始用不断加码的价格企图收购崖口的土地。在现金的诱惑下,村民中主张卖地分钱的人越来越多。但是,陆汉满书记坚决反对卖地。他说,我们没有权利卖掉属于世世代代子子孙孙的土地。1991年,买方开出的价格是5千元一亩。2008年,价格已经涨到了5万元一亩。反对卖地的陆汉满成为了少数。2008年,按照绝大多数村民的意见,崖口村以每亩5万元的价格卖出了11700亩土地,每户村民都分得了几十万元现金。2011年,崖口村卖出的土地在土地招拍挂中卖出的成交价是45万元一亩,是崖口村卖出价格的9倍。2011年,陆汉满不再担任党支书。

    崖口村党支部书记陆汉满的一双脚。陆汉满担任崖口村党支部书记37年,带领社员们在紧邻港澳的伶仃洋畔围海造田3万多亩,为崖口村积累了50多亿的资产。但是,他仍然保持着一年四季打赤脚的习惯。右上角是作者与陆书记的合影。作者手中抱着的是陆书记赠送的有关崖口村的资料。(本文中的照片都为谢小庆摄于2012年11月11日)

    2009年1月,当我第一次从媒体读到有关陆汉满的报道时,深受感动,萌生了向陆书记当面表达敬意的心愿。3年多以后,2012年11月初,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在陆汉满书记的带领下,我参观了崖口村,并与陆书记品茗畅谈,听陆书记讲崖口的故事。临行,陆书记又赠送我许多关于崖口发展历程的珍贵资料。回到北京,整理与陆书记交谈的录像,翻看陆书记赠送的资料,产生了许多思绪。

    实现农业机械化

    崖口村的农业生产已经实现了高度的机械化。在陆书记的带领下,我参加了崖口村的农机站。在农机站,我看到几十台大型的农业机械,包括拖拉机,插秧机,收割机,等等。机库中停放着四、五台大型的插秧机。陆书记告诉我,一台插秧机的价格20多万元。

    崖口村的农业机械

    上世纪50年代初完成土改以后,基本实现了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和“有者耕其田”的理想。之后,中国农村面临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其一,避免土地继续碎片化。“平均地权”以后,土地本来已经碎片化。伴随人口的增长和世代的传延,土地将更加碎片化。伴随人口的增长,一家如果有三兄弟,三兄弟都成人以后就要将原来一家的土地一分为三。这样,土地存在越来越碎片化的趋势。其二,实现农业机械化,提高生产效率。一家一户的小片土地,很难实现农业机械化。

    为了实现机械化,为了避免伴随人口增长的土地碎片化过程,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是允许兼并,放弃土地改革的成果,使土地向部分人手中集中,使农村两极分化。另一条路是实现合作化,以合作的方式扩大种植规模,实现农业的机械化。

    50年代初,出身农民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曾经认真思考过的,也是看得比较清楚的。熟悉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平均地权——土地兼并——农民起义”循环往复的历史教训有充分的了解。基于他对于平等的偏好,基于他的共存主义(communism,许多人根据日本人的译法将之翻译为“共产主义”,我认为翻译得不准确。)信念,毛泽东不可能容忍两极分化。这样,推动合作化运动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放弃了集体经济,由于放弃了农业合作化的成果,一些地区的农业机械化也出现了倒退,一些集体的大型农机被弃置。后来,一些地区通过土地兼并重新开始了机械化的过程,也伴随着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将一些人变为“耕者无其田”的佃农,一些人变为“耕者无其田”的农业工人,将一些人变为“有田者不耕”的土地出租者。
崖口,却依靠集体经济实现了农业的机械化。

    实现城镇化

    农民要像“城里人”那样生活,是很自然、很合理的要求。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的转移是必然趋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移是必然趋势,城市化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将产生出巨大的消费需求,将为中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动力。逐步消除城乡差别,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之一。

    崖口紧靠广澳高速公路和广珠城轨,崖口村村口距离广澳高速的收费站仅有几百米,距离广珠城轨南朗站仅3公里。今天,崖口距离珠海、中山市、广州的车程都不到1小时。今天,在北京市内,从一处到另一处乘车走1小时是很平常的事情。

    今天,崖口村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的过程。崖口村民的生活已经与城市生活没有什么区别,崖口已经可以被视为珠海、中山市或广州郊区的一个居民小区,一个居民新村,或一个居民社区。

    美国,可以被视为已经基本完成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可以被视为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的过程。今天,一些人居住在距离城市中心1、2小时车程的地方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是很平常的事情。

    世纪之交的时候,我曾在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的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ETS)从事博士后研究。那时,我租房住在一处居民小区。我所居住的小区距离我的办公室大约10公里,距离普林斯顿中心街道也是大约10公里,距离费城大约60公里,距离纽约大约100公里。那时,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也没有人认为我是一个“乡下人”。

    农村怎样实现城市化?是像今天许多凋敝甚至被抛弃的村庄那样“离乡离土”的城市化,还是像崖口这样“不离乡、不离土”的城市化?是把农民变成背井离乡的、“蜗居蚁寄”的城市新移民,还是在自己的家乡把农民变成有房有地的新市民?是跨越千万里去实现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还是在本乡本土实现这种转移?

    崖口村的城市化道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事实上,河南刘庄、江苏华西、山东西霞口、河南南街、河南北徐等许多村庄都已经以类似崖口的方式实现了城市化。在这些村庄以“共同富裕”和“不离乡、不离土”的方式实现城市化的过程中,集体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个人自由

    不久前,我访问了河南刘庄,河南南街,河南北徐庄,山东西霞口等多个依靠集体经济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村庄。与这些村庄相比,崖口对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尊重,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根据我的阅读和思考,我认为,集体经济能够长期维持稳定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自愿”,是保障人的自由。这里所说的“自由”,主要是指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即“不做的自由”。在公共场所,我们不能保护一些人抽烟的自由(做的自由),但我们必须保护每个人不抽烟的自由(不做的自由)。

    我本人曾经是插队落户的知青,曾经作为人民公社社员挣过11年的工分。离开农村以后,我一直与自己曾经下乡的生产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迄今,我已经对一个生产队的发展近距离观察了45年。我认为,发展集体经济的一个重要的风险是对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侵害。中国的合作化运动在许多地区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就是对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侵犯。

    2012年夏天我走访了7个以色列的人民公社(基布兹)。根据我的理解,百年来以色列的人民公社能够稳定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自愿”原则的坚守,就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

    在近30年崖口村坚持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崖口集体经济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事实上,由于紧邻港澳,许多村民曾经脱离集体的生产,到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去打工,去创业,去经营各种事业。对此,崖口一直坚持了来去自由的的原则。今天,仍然有一部分村民参加集体的劳动,挣集体的“工分”。这些挣“工分”的村民,完全是自愿的,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这样做,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迫他们这样做。

   崖口村的社员在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

   (谢小庆摄于2012年11月11日)

    崖口的实践显示,共同富裕不一定以自由为代价。我认为,人有不同的偏好,有的人更偏好“部分先富”,有的人更偏好“共同富裕”。对于那些偏好共同富裕的人们,崖口的实践可以带来启发,带来鼓舞,带来信心。

    运用法律武器

    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没有法律的保护,寸步难行。我参观以色列人民公社的感触是,这些公社是建立在法治和市场经济之上的。如果没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经济,这些集体经济寸步难行。

    翻看陆汉满书记赠送给我的厚厚的资料,我发现,几十年来崖口村与方方面面不知道打了多少场官司,不知进行了多少次的法律诉讼。尽管中国的法治环境尚不够理想,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尚有待完善,崖口村仍然努力地运用了现有的法律武器,维护了集体的利益。

    崖口村集体经济中的中华文化血缘

    崖口村村民主要属于谭、陆两姓,80%以上的村民姓谭,第二大姓是陆,其他姓氏的村民很少。在陆书记赠送我的资料中,包含一份刻印于明万历己丑年(1589年)的《谭氏家规》的影印件和一份刻印于咸丰己未年(咸丰9年,1859年)的《谭氏族规》的影印件。

    刻印于咸丰9年的《谭氏族谱》

《谭氏族规》

  万历《家规》要求“宗和党睦,互相勉励,共笃前勋,以复淳风”。《家规》中规定设立“族长“,“族内年辈俱尊、人望所归者而定焉”。“族长”之外,设立“族正”,“以助族长之不及”。“族正”应“择其品行端方、矢公矢慎者而举立焉”。

 《家规》中规定“严禁不得为奴隶。子孙当勤学业以光宗族。如学业不就者,当为农、工、商,自安本分……有与奴隶联婚者同罪”。

 《家规》中不仅规定了“严禁盗卖盗砍祖宗坟茔树木”,而且写明“盗砍盗卖乡中风水树木者,罪亦如之”。

 《家规》在“严禁为匪为盗”一款中还写明,“窃田园瓜果鸡犬等物亦集祠责惩,以听其自新”。

  咸丰《族规》中要求后人“诗书相伴、礼义相绳”。

 《族规》中规定,对于“强凌弱、众暴寡者”,“毋得徇私毋得坐视”。

 《族规》中要求后人“敦孝弟以正人伦。夫孝弟为百行之先,家道之兴替系焉。若不孝不弟,则与禽兽何异?” 具体规定:“凡71岁者送袍金银1两,81岁者送袍金银2两酒1席,91岁者送袍金银3两酒1席,百岁者送袍金银10两酒1席,俱有吹手送至家中。”

  关于助学,《族规》中规定:“凡考县试者帮银2钱,府县试者帮银5钱,考道试者帮银1大圆,其进庠者即以旱田3亩拨为帮书,至试费红金另议”。

  关于祖山,《族规》中规定:“严禁盗卖祖山……倘有串党私卖勾引外人霸占者,则不孝莫大于是,一经查出,永革不许入祠”。
  关于家族公田(尝业),《族规》中规定:“严禁盗卖尝业。夫尝业所以供祭祀而子孙赖之以受福也。倘有借端串卖则祀典有亏,不孝孰甚?其有犯此者即集祠联众,闻官究治,仍摈出不许入祠。”

 《族规》中规定:“严禁为匪为盗……贻累房内者,其害匪轻。今后有犯此者,大则集祠重责,小则轻责,听其自新。如有屡犯不悛,仍即闻官治惩。”

 《族规》中规定:“严禁开场聚赌及引诱子弟局赌。此等败坏风俗大乱家规,凡我房中,各宜砥砺。父训其子,兄教其弟,不可有犯。”从《家规》和《族规》中,可以看见崖口村集体经济中的中华文化血缘。

    生态选择

    在珠江口,在伶仃洋畔,在周围步步逼近的钢筋水泥建筑中,崖口村保留了大片的农田,每年在这些土地上收获着粮食和蔬菜。站在大片的稻田旁,我联想到美国大片《阿凡达》。陆汉满书记就像一个“纳威人”的首领,试图保存自己的生活方式,试图抵抗工业化对家乡生态环境的改变。

    在紧邻港澳寸土寸金的地方,在周围步步逼近的钢筋水泥建筑中,崖口村保留了大片的农田,导演卡梅隆在电影中提出了问题:纳威人是否可以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走进工业化是纳威人唯一的选择吗?我们已经看到,北美大陆的新移民已经改变了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原有生活方式,现代化进程正在改变着许多中国农村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崖口村周边的许多村庄的生活方式已经改变,农田已经从这些村庄消失。一部分原住民保留自己生活方式的愿望是否可以得到宽容?非工业化的生态选择是否可以得到宽容?工业化是否人类的唯一选择?对此,我们或许可以更谨慎地下结论。

结语

    与周围那些早早卖掉了土地的村庄相比,崖口村不仅没有生计窘迫的穷人,也积累了财富。在自己的任内,陆书记不仅实现了自己“保护弱者”的初衷,不仅实现了自己“不弃贫寒”的夙愿,而且为崖口带来了财富。即使是仅仅比致富,也把周围四里八乡的村庄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陆书记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赵洪杰采访时曾平静地说,37年来崖口村积累的财富有五六十亿元,“这是不容易的,我做到了,很知足,每个人都是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我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陆书记的家中,我对陆书记说:“崖口的探索不仅仅造福了崖口村民,不仅仅改变了自己家乡的面貌,而且在乡村建设方面为全中国农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共同富裕方面可以给全中国农民带来启示,可以为全中国人带来启示。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出现了抗议资本主义的‘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相继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对资本主义的抗议活动一波未伏,一波又起。崖口在共同富裕方面的探索,可以给全世界的人都带来启示。

    我知道,凭借您的能力和见识,您完全可以像今天成千上万的基层干部一样,成为‘先富起来的人’。虽然您没有先富起来,但是您实现了自己‘不弃贫寒、造福一方’的初衷。‘公者千古,私者一时。’曾经在‘伶仃洋里叹伶仃’的文天祥丞相,实现了自己‘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愿望。50年来您在伶仃洋畔所做的努力,也会像文丞相一样,载入史册,光照汗青。”

    谢小庆后记:

    在一些地区,对于一些看重共同富裕的人,是对的。我曾经在人民公社挣了11年工分。很长时间中,我以为人民公社是中国人的发明。以为“工分”是中国人的发明。我1978年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读书。在心理系读书时,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Skinner)曾经是我和我的同学们最关注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个实验心理学家,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一生进行了大量的心理学实验,获得了一系列有趣的发现,也对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读了斯金纳的《瓦尔登Ⅱ》(Walden TWO ,1948年出版,1976年再版。台湾张老师出版社1977年出有中译本《桃园二村》,苏元良先生译,1992年出版了经过修订的第2版。)才知道,1948年斯金纳就详细描述了基于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的人民公社,就详细描述了一种不以“发大财”为目标的生活方式,就发明了“工分”的工作管理方式。

    《瓦尔登Ⅱ》的书名缘于梭罗(Thoreau)的代表著Walden(中译本书名多为《瓦尔登湖》)。在梭罗的思想发展中,深受爱默生(Emerson)的影响。爱默生是对现代美国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被视为美国自由主义文化的奠基人之一。在《瓦尔登Ⅱ》中,既包含斯金纳的思想贡献,也凝聚着 Thoreau、Emerson 等人的思想贡献。

    在斯金纳描述的桃源二村人民公社中,开始,每个社员每天必须参加8小时的劳动,每2个小时记一个工分(labor-credit)。后来,经过对工作环境的机械化改造,每天只需要工作4小时,每1个小时记一个工分。(第45页,中译本第51页。中译本中译为“工作点”。)

    1967 年,8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的年轻人,受到斯金纳的影响,受到大寨精神的影响,按照桃源二村人民公社和大寨大队的模式,在弗吉尼亚州的一片荒野中建立了双像人民公社。46年过去了。今天,双像公社的社员们已经通过辛勤的劳动把昔日的荒野建设成为一个新型农业生产基地,成为美国东部的一个小有名气的旅游观光点。

    与双像公社同时,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也与自己的朋友们在美国的西海岸建立了All in one(《乔布斯传》的中译本中译为“团结”)人民公社,种植苹果。后来,缘于自己在团结公社中种苹果的经历,乔布斯把自己创立的公司命名为“苹果公司”。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5月17日 15:04 (星期五)FW: 南京大学miRNA理论颠覆转基因安全神话,引世界轰动!(转基因食品有非常真实的危险)

南京大学miRNA理论颠覆转基因安全神话,引世界轰动!

转基因食品有非常真实的危险

Date: Mon, 6 May 2013

    核心提示:南京大学张辰宇教授课题组一项非常令人惊奇的发现——植物的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可以通过日常食物摄取的方式进入人体血液和组织器官。并且,一旦进入体内,它们将通过调控人体内靶基因表达的方式影响人体的生理功能,进而发挥生物学作用.南京大学的miRNA理论发表以后引起世界极大关注,美国老牌权威杂志《大西洋月刊》不得不发出惊呼:转基因食品确实具有非常真实的危险,会给人类的健康带来麻烦!

    这回真的是“麻烦大了”,因为转基因的生物被人类做了手脚后,牵一发会动全身,那么复杂的一个巨大系统,往里面插几个基因,算是“已知”的改动,会不会因此多了或者少了几个microRNA?在新知的微小核糖核酸面前,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不可能有保证的,因为干转基因、测转基因的那一套“严格的”规定,根本就没有考虑微小核糖核酸。而肆意生产销售的转基因食品饲料对动物的杀伤力,已经被一再地证明了。那个只能骗骗傻子和官员的“小鼠7天灌胃”实验,无疑已经永远钉在中国科技史的耻辱柱上了!

    转基因毒蛋白进入人体血液的机理,终于被揭开了!

    附文一:

食物掌控基因

———人类培育的植物,可能也在改变着人类

《环球科学》2012年第1期

作者:安娜·玛丽·C·霍奇(Anne-Marie C.Hodge)冯泽君(翻译)

    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多年来,人们在挑选食物时总会想起这句话。但是,如果事实真是这样呢?我们吃的东西有没有可能真的进入细胞最核心的控制中心,掌控基因表达呢?

    最近,根据中国南京大学张辰宇和同事的研究,这种说法确有科学根据。他们研究了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在植物—动物间的转移。微小RNA是短核苷酸序列,而核苷酸正是构建遗传物质的基本单元。虽然微小RNA并不直接编码蛋白质,但它们能使目标基因序列“沉默”,抑制特定蛋白的合成。研究人员抽取了30名自愿者的血样,检测其中来自各种农作物(如大米、小麦、土豆、卷心菜等)的微小RNA含量。

    他们在《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上发表的结果显示,受试者血液中约有30种微小RNA来自常用农作物,不仅如此,这些微小RNA还能改变细胞功能:比如,其中一种来自大米的微小RNA可以结合特定受体,而该受体负责控制血液中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有害胆固醇的载体)的清除。也许,微小RNA和维生素、矿物质一样,都是来自食物的功能性分子,只是它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植物微小RNA能调控人体生理过程,这一发现也说明人体是高度综合的生态系统。张辰宇说,这一发现还能帮助我们理解共同进化机制,即某一物种的基因改变可以触发另一物种的改变。比如,人类开始驯养奶牛之后,机体才开始进化出消化牛奶中的乳糖的功能。人类培育的植物,有没有可能也在改变人类呢?张辰宇的研究又一次提醒我们,自然界中没有孤立的存在。

    附文二:

转基因食品有非常真实的危险

美国《大西洋月刊》

 2012-1-12

    最新研究表明:我们在食用食物的时候不仅仅是吸收了维他命和蛋白质,而且还摄取了生命信息和微核糖核酸。

    感谢Christie Wilcox和Emily Willingham分别在“科学美国人”博客网和《生物档案》上发表的科学和生物学博文,介绍阿里·勒沃( Ari LeVaux')在最近的《昙花一现》专栏中指出的“科学中的非自洽”,所幸的是这篇文章为多家报社和杂志网站所转载。这个专栏是为Alternet做的扩展和更新,勒沃在评论栏中做了进一步润色。

    中国的研究人员已经在食用大米的人的血液和器官中发现了大米核糖核酸片段。这个以南京大学为基础的研究队称这种遗传物质会粘附在受体的肝脏细胞上,并且左右人体从血液中清除胆固醇。

    此种核糖核酸因其本身很小,被称作微小核糖核酸(缩写为miRNA)。十年前miRNA被发现,之后被广泛地研究,并且被认为是癌症、老年痴呆症和糖尿病等多种人类疾病的诱因。这些miRNA会通过压制或关闭特定基因来发挥作用。

    中国的研究首次展示了植物中的微小核糖核酸能通过消化道而不降解、植物中的活性微小生物物质对人类细胞以如此方式施加影响的实例。

    如果该研究通得过科学的评审------这是关键性门槛------它将会颠覆许多领域的研究。它意味着,我们吃下去的不只是维他命、蛋白质和能量,还有基因调节因子。

    这新知识会深化我们对许多领域的理解,包括跨物种信息交流、共同演化和捕食关系链等。它可以提出解释代谢紊乱的新机制,甚至解释某些草药和现代药物发挥功能的途径。

    那项研究不是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但是同那个领域有关。它为我们展现了一条认识新型食物如转基因食品影响人类健康的新途径,而这是我们过去完全没有意料到的。

    孟山都公司在其网站上宣称:“测试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安全性是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的”。这是个有利于商业的说法,可是它依据的基础,是1960年前后的遗传学。它符合被称为“中心法则”的遗传学,中心法则假说是:DNA主导细胞,从DNA到细胞之间存在一种单方向运行的指令控制链。

    中心法则可类比于一个比萨饼的订购过程。DNA指定所要的比萨饼的类型,然后下订单。这张订单就是RNA,由它去告诉厨师,定制的比萨饼的各种特点。下面烤好交货的比萨饼,就是DNA所编码合成的那个“蛋白质”。

    几十年前我们就知道,中心法则虽然在基本上正确,却是过份简单化了。例如,不执行编码的miRNA,不烤制比萨饼、也不干什么别的事情,却能在细胞中移动、并阻止某些基因表达。因此,当一段DNA片段在订制一个比萨饼时,它同时有可能攻击带有某个RNA信号的另一家比萨饼店,结果可能是:别的DNA片段定制的另外的一个比萨饼订单,最终不能完成。

    利用这个现象,研究者们可以合成一个与miRNA几乎一模一样的小型人工RNA链。通过一种叫作RNA干扰或RNA“敲除”的方法,这些RNA微小片段被用来关闭或者“敲除”特定的基因。

    RNA敲除法在1994年被第一次用于商业,创造了莎佛西红柿(Flavor Savr)——延长了保质期的一种西红柿。数个研究团组在2007年报告,通过敲除特定RNA,成功地开发出有杀死害虫功能的植物RNA。麻省理工学院 2007年11月5日发表在《科技评论》上的报告说,中国研究人员利用RNA敲除法,开发了一种转基因棉花:

    棉花植株中的一种基因“沉默”了,那基因让棉铃虫能够消化棉花中天然产生的棉子酚毒素。吃了转基因棉花的棉铃虫因不能产生处理毒素的蛋白而致死。

    另外,还有孟山都和Devgen(一家比利时公司)的研究人员用基因沉默的办法,开发出一种玉米,它可以干扰玉米根叶甲产生能量所必须的基因,并在12天内消灭这种昆虫;

    人类和昆虫在基因方面有很多相同之处。如果miRNA真的能通过消化道而存活,那么能影响昆虫基因调控的miRNA,完全有可能也会影响人类。

    孟山都公司声称的“没有必要做人体毒理学测试”,它的根据是“实质等同性原则”。根据这一说法,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农作物之间的比较,只需要检测外源基因本身表达的最终产品。新插入的那个基因,被认为不会构成此外任何其他方式的威胁。

    孟山都公司网站上说:“只要引入的那个蛋白质被认为是安全的,转基因的农产品就被认为在实质上等同,不会对健康构成任何威胁”。

    也就是说,只要最终的产品——如那个比萨饼——没有毒性,那么被插入的DNA就没有什么不同,也不会造成任何问题。在这里,非常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如果把这一法则(实质性等同)用于知识产权法,那么孟山都公司的许多专利应该是无效的。

    中国RNA研究的领衔研究员是张辰宇,关于他的工作会如何影响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论,他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但是他们的发现,让普通公众也对实质等同性原则感到忧虑,而在科学家的圈子里,早在很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一群科学家在1999年向著名的《自然》杂志写了一封信,题为“在实质等同性的背后”。在这封信中,埃里克·米尔斯通等人称实质性等同是一个“伪科学概念”,“在本质上反科学,因为把它提出来,只是为不做生物化学检验或毒理学检验找一个借口。”

对于这些指控,孟山都公司做了这样的回应:“在1991年的时候,实质等同性原则这一概念在一个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召集的国际科学专家会议上制定了细节。那是早在生物工程产品还没有上市之前的事情。”

    这个回应表面上是在反驳一项指责,实际上孟山都公司拿这件事当作一件监管性事务处理了。“实质上等同”这个说法,显然是要在转基因产品上市之前提出。这是为转基因食品全球商业化做的一项准备。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接受了“实质等同性”原则,转基因食品销售的合法性框架就建造好了。当“实质性等同” 被采纳时,孟山都公司已经种出大量转基因农产品,不失时机地把它们包装起来推向市场了。

    在大企业面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4个成员国,是富有、发达和具同情心的白人国家。这个组织有一个使命,把经济发展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一使命当然还有待完成,但是OECD的确为孟山都公司向全球推广“实质等同性”助了一臂之力。

    许多转基因食品的支持者喜欢说:如果我们必须测试转基因食品的毒性,那么对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食品也应该做毒性测试。

    可是,现有的植物——测试早就做完了。我们做过几千年艰难的测试,我们试尝陌生的植物,因此死亡或者濒临死亡。我们是这样才学会识别有毒植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以一生的时间去不断地确认,我们究竟会对哪些食物过敏。

    我们食用的一切非转基因的或杂交品种食品,它们的遗传特性都包容在各自的父母亲本中,而它们的基因足够相似,以使它们能够通过固有的交配方式、嫁接方式甚至人工受精(试管)方式而繁育和它们自己相似的后代。

    给我一只带有鱼类基因的土豆?且慢。对我来说,那是一种新型植物,需要做测试。今天的科学是多么的新奇。我们可不能用老掉牙的方法去察看,它是不是有毒、会不会造成过敏。

    时光流转,物换星移。重新制定规则的时刻已经来临。基因系统比我们的监管系统复杂千百倍,也比制定这些规则的公司复杂千百倍,还是承认眼前的事实吧。

    孟山都公司说,“测试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既没必要也没有价值”,说这种话无助于提升它的公共形象。我们承认,这种测试很不好做——但是有谁会愿意真的吃一盘转基因玉米,然后静观会发生什么变化?更有甚者,孟山都公司是想利用RNA干扰法去杀虫的,而那个杀虫的生物学机理在人类身上也存在,那么先做个测试,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对嵌入的异源DNA编码蛋白之外的结果做测试,将是很好的第一步——如微小核糖核酸的调节作用,或者其他方面——特定的编码蛋白以外的变化。但是从孟山都的网站上,我们看到的却是:

    “转基因农作物中的外源DNA不必做安全性测试。所有的食物中都有DNA(以及RNA)。DNA自身无毒、在植物中无毒,不会构成威胁。”

    在我们已知的事实目前,孟山都公司是太傲慢了。时间将会证明,它这行为是太过轻率了。

    分析RNAs是否会不小心敲除某些人类基因,有很多可用的计算方法。既然有办法,那么我们真心希望他们会采用这些方法,去做这些检测。不过,既然孟山都公司连贴转基因食品的标签都不干,那么它想做的,只能是要你闭上眼睛、张开嘴巴,乖乖地咽下它拿来的食品。

    DNA编码合成的,不仅是蛋白质,还有更多东西。即使仅仅是为了RNA,孟山都公司也该立即宣告,它不知道的东西还有很多。 RNA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当年沃森和克拉克的想象力。

    译者后记:

    美国《大西洋月刊》是1857年11月创办的精英刊物(见《南方日报》 2001年4月09日 “《大西洋月刊》——美国精神的觉醒”介绍)。2012年1月12日,该刊刊登了题为《转基因食品有非常真实的危险(The Very Real Danger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一文;下面是我的译文、英文原文及几点感想。

    世界上始终存在着一批反对转基因技术滥用的科学家。多年前他们提出的严重警告,今天正一一应验,而且问题比他们早先预计的还要严重得多,千百倍地更糟糕。滥用转基因技术于农业是错误的,美国这家精英刊物终于承认了。此文指出:

   (1)中国南京大学报告的最新发现miRNA(微小核糖核酸)功能,可能会(或者已经)颠覆了许多研究领域中的行规;具体说,从分子生物学一开始到现在始终被信奉的理论如中心法则,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至少是过度简单化了);

   (2)转基因生物安全的问题,不仅在于转进去的那个基因片段“烤”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比萨饼”(被编码合成的蛋白质),更是在于发生在“比萨饼”之外的事情,特别是科学家至今知之甚少的miRNA(微小核糖核酸),以及更多尚不明了的东西;

   (3)孟山都公司以一己利益为基础,炮制出来的著名信条“实质上等同”,是彻底的谬误、是反科学,转基因是“实质上、根本上不相同”;

   (4)改写教科书关于转基因生物知识的时刻已经来临。

    仅看现在已经了解的证据,就足够判断“转基因食品有非常真实的危险”。美国的精英,给美国政府深谋远虑的“21世纪生物技术战略”横着打了一闷棍。

    此文并没有明确、具体地说,那些“非常真实的危险”具体表现为什么,正如南京大学的报告没有讨论,微小核糖核酸(miRNA)的跨界信息交流功能,同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此文作者明明白白地暗示,用“敲除”一个RNA的方法,可以开发杀虫转基因植物,“孟山都公司把RNA(核糖核酸)干扰原理用于杀虫了,而那个能致死昆虫的生物学机理,在人类身上也是同样存在的”!

    在中国突然出现的广泛的、高比率的不孕不育现象,难道就不能给人们一点警示?难道是还想看见更“真实”的、更明确的危险?那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非常真实的危险”?在统计上还必须很显著吧?

    在真正的科学家面前,问题是逃不掉的,即使逃得了一时,也决逃不了一世。但是,就在在“一时”与“一世”的间隔里,美国的“21世纪生物技术战略”很快就要取得战略性胜利了!看看最近,2012年以来,杜邦公司多么高兴,中国中央政府的一号文件,简直就像是为它写的!一号文件让杜邦公司感到很舒服!杜邦公司的种子、机器、肥料、农药,都睁圆了眼睛,瞪着中国肥大的“市场”——你是不是垂涎三丈了?可不要太失态啊!

    真正的科学精神,是不断求真、不断纠错。不过,走出实验室后的伪科学,是坚决隐瞒真相、是从来不肯纠错的。“非常危险”的转基因大豆,2012年又以排山倒海之势,继续像洪水泥石流一样往中国“市场”涌来;“转基因食品无害”的鼓噪,仍然充斥主流媒体,甚至更加甚嚣尘上。

    悲哀啊,中国的转基因“国策”——本届政府正快马加鞭冲向终点吗?!

 

 


 

发件人:djg1973(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 时 间:2013年05月11日 23:09 (星期六)

南方周末的谣言是PX事件的推手

杜建国

    在历经厦门、大连、宁波等地一闹就停的成功后,反PX行动在今天似乎已经具备了“政治正确性”。近日PX项目就再次在昆明——安宁与成都——彭州激起了波澜。

    PX(对二甲苯)明明是低毒(与汽油相仿)、非致癌、非致畸性且用途极为广泛的一种基础化工原料(笔者对此不再赘述),却被视为洪水猛兽,处处遭逐,实在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这一现象。要破解这一困局,必须得追本溯源,弄清第一次反PX事件——厦门PX事件的来龙去脉。稍加细心地观察,我们不难发现,某些人以及某些媒体通过制造并宣扬PX有剧毒、致癌、致畸、高爆炸等危害的谣言,对煽起民众对PX的恐慌情绪直至通过“集体散步”这种激烈方式来驱逐该项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谣言,就没有厦门PX事件,也就没有今天的昆明与成都的波澜。

    厦门PX事件始自2007年3月。两会期间,以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赵玉芬为代表的105位政协委员联名发起《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该议案第一次提出“PX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之说。2007年3月15日,经《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的报道,PX致癌这一谣言被传播给大众并引起了广泛关注。3月18日《中国经营报》刊登了采访文章《厦门百亿化工项目安危争议》,赵玉芬在采访中又给PX安上了新的罪名:

    “说PX你可能不清楚,但是2005年11月吉林双苯厂爆炸事件你一定记忆犹新,PX就是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而PX项目就位于人群密集的厦门海沧区。……联苯厂存在特别重大的安全性隐患,是不能靠近城市的,至少要建立在100公里以外,城市才能算安全。”

    2005年吉化公司双苯厂爆炸案中的双苯是硝基苯、苯胺,赵云芬却故意将其与PX即对二甲苯混同一谈。至于致畸性与“100公里”说,也是毫无根据。此时,居住在厦门的前南方周末记者、作家连岳也积极参与到PX事件当中。在其当时曾产生巨大影响的文章《厦门人民这么办!》当中,连岳一方面推荐《厦门百亿化工项目安危争议》一文,一方面声称“PX项目至少应该离城市一百公里才安全”、“你得癌症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2007年11月15日,连岳获得以反华著称的德国之声主办的国际博客大赛2007最佳中文博客,理由与其在厦门PX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有关。

    经过科学院院士、政协委员与知名作家的联手造谣之后,厦门公众对PX的恐惧和抵触情绪与日俱增。五月底,有一条短信在厦门广为转发,据报道称转发者达百万之众。该短信的内容是:“翔鹭集团合资已在海沧区动工投资PX(苯)项目,这种巨毒化工品一生产,厦门岛意味着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型儿中度过。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康!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十六公里啊!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见短信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
    对PX的妖魔化已经如此肆无忌惮,公众受到的煽动的程度可想而知。

    在这种时刻,某些媒体竟然也不负责任地、公开直接地参与到上述谣言的传播中去,这对事件的进展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南方周末,是一份影响巨大的报纸,5月30日该报刊登其评论员笑蜀的文章《厦门PX项目不只是舆论的尴尬》,文中有如下内容:

    “直接导致前环保总局局长解职的吉林双苯厂爆炸案,公众应记忆犹新。PX就是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距市中心不过7公里的厦门PX项目一旦投产,厦门乃至整个闽南三角,都将笼罩在剧毒的化工阴影之中。”

    如本文前述,这些内容完全都是谣言。该文面世两日后,即6月1日,厦门公众便“集体散步”,该文对事态激化所起的作用不得而知。针对 PX项目的第一次环境群体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2007年底,南方周末将2007年年度人物授予了“厦门人”。2007年12月19日,南方周末刊登笑蜀文章《祝愿厦门PX事件成为里程碑》,在文中造谣者笑蜀将造谣者和被谣言牵着鼻子走的部分厦门公众说成是“他们那样的帅气,那样的坦荡,仿佛一个阳光少年”,将放纵谣言制造者的、失职的厦门政府说成是“选择向民意靠拢而不是与民意对抗”。

    造谣者在文中还预言:“PX事件最鲜明的特点,最让人振奋的亮点,是打通了正常渠道,开创了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的先例。”
    这一段话,完全准确(除了应该将“正常”改为“非正常”以外)。此“先例”一开,如洪水决堤,不可阻挡了。2011年大连、2012年宁波(同年还有相仿的四川钼铜事件),直至今天的昆明与成都,接踵而来。

    2011年夏天的大连事件中,谣言再次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比如这一跟当年厦门事件中高度相仿的信息就被广泛传播:“在厦门因市民集体抗议而被迫叫停的PX项目落户大连,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放了一颗原子弹,大连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型儿中度过。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康!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大连市区距此项目才20公里!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见帖子后希望所有有良心的朋友群发到所有你能发到的地方,所有的大连人民感谢您!”

    2012年7月四川什邡钼铜事件中,下面这则传言很有代表性:“四川什邡鱼江村要建钼铜厂,污染远超地震中的福岛核电站,60公里内严重污染,范围可覆盖成都市区。领导贪污受贿,钼铜厂旁居民一人两万封口费。五年后什邡会成全国最大的癌症县。”

    如果说谣言在厦门、大连以及什邡事件中发挥着重要的舆论动员的作用的话,那么等到2012年10月宁波PX事件后,屡屡获胜的反PX运动已经为自己赢得了政治正确性,谣言对民众做舆论动员的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了。

    2013年4月下旬,21世纪商业评论刊发文章《昆明为何“倒行逆施”?》,该文流传甚广,应该对近期昆明成都的反px舆论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在作者笔下,上马PX项目就是倒行逆施,应该人人喊打,已经不需要靠那种伪装成科学的谣言来提供依据了。

    2013年5月8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刊登文章《用什么终结“一闹就停”困局》。该文称,“公众(对PX项目)激烈的表达背后,实际上是未被尊重的权利、未被满足的诉求,是没有被听见、被看见的情绪和声音。”

    笔者认为该论有失偏颇,公众都“集体散步”、一闹就停了,还能说权利不被尊重吗?“公众激烈的表达背后”,实际上是部分公众稀里糊涂地被少数造谣者给忽悠了。

    要解决PX困局,必须得追本溯源。当初制造谣言欺骗民众采取激烈表达方式来反PX的责任者们,你们现在需要给厦门人民一个说法,给大连人民一个说法,给宁波人民一个说法,给昆明、成都人民一个说法,你们需要给中国人民一个说法。

    不过很难期待造谣者自己会主动给人民一个说法。2011年11月南方周末刊发文章《谁制造了PX全民敏感词?化工陷恐慌症困局》,该文质问道:“为什么一个四年前关于PX的论说会屡次被放大,为什么科学的声音会淹没于漫天流言之中……‘危险化学品、高致癌物、致畸’,这是‘反PX派’的发起者就PX毒性所传递出的全部信息。在此后的传播之中,这些信息被不断放大的同时,剧毒、畸形儿、白血病、秒杀、原子弹等令人更加毛骨悚然的标签也一起贴到了PX头上。于今看来,这些标签或许在科学性上并不能经得起推敲。”

    这些观点都正确,不过,请问南方周末,难道你忘了,2007年你自己也曾积极地传播过上述谎言吗?

 

 

 

李慎明小传

外媒

2013-05-21

    文革中后期,李慎明因为常常为部队基层首长捉刀带笔,撰写革命大批判文章,从而从一个天子脚下的站岗兵熬成部队新闻宣传干事。

    他最喜欢的革命歌曲是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时代唱什么歌,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他的革命大批判文章中引用最多的毛主席语录就是《实践论》。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要职的李慎明先生并未进过大学校门,属行伍出身的高级编辑,进入社科院之前在解放军报社工作过。

    李慎明在江泽民时代被安排为正军职级别军事医科院的纪委书记,并获授少将军衔。在胡锦涛时代又被委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党组副书记之重要职位。从习近平就任王储开始更是倍受器重。

    李慎明还曾经在王震身边工作了八年。无论是在江泽民、胡锦涛还是如今的习近平眼里,党内左派元老们的秘书在政治上是最可以信赖的。

    王震生前的党内最高一线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晚年挤入党和国家一级领导人之列,在彻底退休之前出任了一届国家副主席。在此前后,邓小平已经要求有关部门专门发文说明国家副主席的政治位阶要高于国务院副总理,与全国人大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同级,均属“党和国家一级领导人”。

    在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未能跻身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源潮,在今年三月被安排为国家副主席,从而成为在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第八个“正国级”,其组织依据就是始于当年的邓小平为犒赏王震而特别制定的“前朝旧制”。而当时的邓小平之所以如此厚待王震,按照邓小平的三公主邓榕的说法,是因为王震在文革中对邓小平全家有大恩大德,而王震之所以能够在文革时期还能够对邓家人施恩。

    从中共政权公开出来的王震的简历中也不难看出,无论是相对于刘少奇和邓小平,还是相对于陈云等人,王震在文革中至少可以说是被毛泽东网开一面的。虽然一九六九年战备疏散的过程中王震也被安排到江西近两年时间,但当时他与陈云和邓小平的最大区别就是陈云和邓小平在江西都属于被软禁性质,而王震则是因为有毛泽东的钦旨和周恩来的手喻,整个下放江西期间都有周游列省的自由。

    同时,在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上即已经被毛泽东安排为中央委员的王震,在林彪当道的中共九大及江青等所谓“四人帮”当道的中共十大上都是因为毛泽东的特别关照而继任中央委员,一九七五年更是被毛泽东钦点为国务院副总理,官至副国级。

    一九四九年十月出生的李慎明,到去年中共十八大召开时即已经年满六十三岁,在副部长级待遇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位置上已经超龄服役整整三年时间了。当时的社科院一把手还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兼任,故按照中组部和中编办的明文规定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中只有王伟光一人被明确为“正部长级”,但是,当时排名王伟光之后的李慎明因为早已经被习近平在2008年3月安排为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五年任期之内法定不能退休。

    而到了今年三月召开十二届全国人大期间,虽然已经内定了王伟光接替陈奎元,而社科院的常务副院长要由比王伟光年轻四岁的时任中办副主任赵胜轩接替,但习近平仍然不愿意让已经年近六十四岁的李慎明就此告老还乡,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安排他再连任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如此一来,他李慎明的政治生命已经被“法定”延续至2018年3月,届时的他已经年届七旬了。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5月17日 15:07 (星期五)附 件:1个(~WRD000.jpg ) 查看附件

美媒挖出中国超级亿万家族:戴相龙家族绝对富有

《大事件》特约记者 胡光伟

在中国媒体记者笔下,戴相龙形象光鲜,像金融界的一尊神。在被选为“2012年推动金融改革八大人物”之后,《证券日报》如此点评戴相龙:“15年前,戴相龙领导央行成功度过亚洲金融危机。九年前,他主政天津开始‘北方金融中心'的发展布局。现在,掌管着国民'养命钱'”,他是“为老百姓养命钱当'股神'的人”。不过,中国媒体压根儿不知道的是,戴相龙家族是美国人挖出来的中国超级亿万富翁家族。

2012年12月30日,在发表了温家宝家族财富系列报导之后,《纽约时报》记者张戴维又推出《戴相龙亲属借平安获利》的长篇报导,爆出“股神”戴相龙家族绝对富有。这篇报导点睛般地写到:在戴相龙“现管”期间,戴相龙亲戚协助掌控的鼎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买进了平安保险公司的大量股票。这笔2002年12月26日由鼎和花费区区5,500万美元购买的平安股份,到了2007年,它的股票价值已经达到31亿美元。

《纽约时报》惊爆股神戴相龙家族绝对富有。

戴相龙在1995至2002年期间担任中国中央银行行长,按照《纽约时报》的报导,戴相龙对保险行业有监管权。此外,戴相龙在2001年6月同时还是权力巨大的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副书记。2008年1月,戴相龙接替前财政部长项怀诚,出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书记。

在张戴维的的笔下,戴相龙家族在戴相龙担任行长期间通过买卖平安股票神秘致富。1999年秋,当今中国金融服务巨无霸之一—平安保险危在旦夕。对平安所在行业有监管权的时任副总理温家宝和戴相龙都直接收到了相关请求,在平安取得豁免不受大型金融企业应进行拆分这项规定的影响约八个月后,温家宝家族和戴相龙家族买进了平安股份。

《纽约时报》的相关采访以及查找监管备案文件的结果显示,帮助戴相龙家族出面购买股票的是一家名叫鼎和的公司,这家公司以令人惊讶的低价购买了平安股票。而鼎和公司又是何方神圣呢?《纽约时报》揭开的谜底是,这家公司的全称叫鼎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由多家投资公司控制,其中就有戴相龙的女婿车峰创办的两家公司。此外,还有车峰的其它一些同车峰的亲戚和业务伙伴相关的公司,正是车峰与其亲属及长期商业伙伴一起组建的这个复杂的公司网络,使他和其它人有效地控制了鼎和创业投资公司。纪录还显示,鼎和投资的一家公司后来提名车峰为平安监事会监事,任期是2006年到2009年。

在平安取得豁免不受大型金融企业应进行拆分这项规定的影响约八个月后,温家宝家族和戴相龙家族买进了平安股份。《纽时》报导继续说,纪录显示,鼎和曾于2002年11月收购了海通证券公司的大量股份,这个海通当时也处于戴相龙的监管权限之内。再往下挖,《纽时》发现戴相龙的妻子柯用珍曾在2007年至2010年间担任海通监事会主席。2007年海通刚刚在上海上市的时候,鼎和所购海通股票的价值约为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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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民主愿望调查:左派占38%,中间派过半,右派只占8%

原标题:调查“中国人眼中的民主”

来源:南方周末

2013年05月05日

  江苏省南京市区县联动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现场。张明澍的调查发现,中国人想要的民主,德治优先于法治,重视实质和内容优先于重视形式和程序。

  一些在知识阶层看来左的、脱离时代的观点,事实上在社会上有相当影响力。
  实事求是的原则也应当贯彻到政治领域中。心平气和、波澜不惊地去做,也不需要宣布。
  “大作已阅,很多地方值得商榷,与兄私下交流,座谈会先请假。”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张明澍,刚出了本新书《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民主》,4月18日邀请一些知识界的朋友座谈,没料到会议还没开始,他就收到了这个短信,一个朋友不来了,估计对他的观点有不同意见。
  这本书由中国社科院的一个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扩展而来。张明澍2011年进行了这一调查,希望勾勒出中国公民对民主的主观愿望。2012年,他通过数据分析、比对,得出一些让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的结论
  如果以左、中、右划分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左的占38.1%,中间化立场的51.5%,右的8%。
  中国人想要的民主,德治优先于法治;解决反腐败和群众监督政府问题优先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重视实质和内容优先于重视形式和程序;协商优于表决。中国人想要中国自己的而不是外国的民主。
  以更技术化、更具体的指标来勾勒中国人嬗变中的民主观,张明澍发现:中国人的政治态度出现中间化趋势;政治的潜在参与到实际参与之间存在一条鸿沟;理想主义的政治参与正在向现实主义的政治参与转变;在政治观方面,“60后”(即1960年到1969年出生的人)是由“左”向“中”和“右”转变的转折点。
  这不是张明澍第一次做“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他上一次做同题调研是在1988年。当时正值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任务不久,时年33岁的张明澍于1989年4月完成了“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1994年扩展成专著《中国“政治人”》。于光远为该书作序。
  为了对比两个时代中国公民政治素质的变化,2011年的调查中,30道调查题目中有20道与1988年调查时基本一样。
  调查和问卷颇具中国特色调查的关键词“民主”,这一源自西方的概念被转化成“本土化”的具体问题,例如在你所生活的城市中,你认为最重要的领导人是?有人写过一篇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你觉得民主好不好?等等。
  由于调查样本要反映全国情况,调查机构在全国四类城市直辖市及特大城市、省级及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及县级市中,随机抽取北京、深圳、孝感、榆林做随机入户调查。对象锁定在“18周岁以上的在城镇生活的公民”,样本数量1750人次,并通过技术手段,保证受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指标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调查资料基本相同。
  左、中、右会不会“对撞”?
  南方周末:这次调查跟1988年相比,学术环境和社会大环境有什么变化?
  张明澍:1988年的调查到1989年4月已经完成。当时十三大刚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次调查比上次稍微谨慎一点。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最多贴到体制内的边,不过线。
  南方周末:这次调查的20个问题跟1988年的调查一样,10个新问题主要是针对哪些方面?
  张明澍:问卷一共分为三部分:政治观念、政治参与和政治知识。新增问题主要针对政治观念。政治参与和政治知识这个部分,跟以前几乎一样。比如遇到不合理的事情,你是愿意游行、向单位领导反映,还是向人民代表、向媒体反映。1988年调查就这几个选择。这次增加了网络。
  南方周末:对相同的问题,两次调查结果差异最大的是?
  张明澍:这次有新的关注点:特别关注左中右划分。结果显示:右的比例低,左的比例高,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跟着主流媒体导向走,这三点很出乎我的意料。1988年的调查中,受调查对象的西方化程度比现在明显高很多。当时刚改革开放,社会对西方的东西是一种拥抱的姿态。
  反观这次,我们发现:一些在知识阶层看来左的、脱离时代的观点,事实上在社会上有相当影响力。按照调查数据,当今中国社会的左派占38.1%,中间派占51.5%,右派占8%。这让我感到意外。但你冷静地去观察你身边,不要只往知识分子里面套,到你自己的家乡去,到街头去,你会发现这个比例是基本准确的。
  南方周末:某一类人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所占比例,跟这类人的实际影响力是否一样?
  张明澍:项目结项时,学者杨东平说:这个社会,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还是更大些。我老婆也说:不同人群的权重不一样。
  南方周末:你认为,你调查所显示的38%的左派、51%的中派和8%的右派会形成“对撞”吗?
  张明澍:调查显示,政治观念上的自由主义倾向(即右派倾向)跟受教育程度有一点正相关。但同时受教育程度越高,也越有可能接受温和务实的观念。所以我们可以粗略地说,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比较倾向政治上的中派或右派。
  有一个词我们常说:犬儒主义。但我老没弄懂这个词,我查了好多书,但都说得模模糊糊。后来终于查到一个说到点子上的犬儒主义实际上是两种倾向: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的时候,他是儒;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狗那一面就出来了。用这个词去描述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现状,我觉得是对的。
  今天的主流知识分子,基本都是既得利益者。他稍微有一点出轨,既得利益马上受到损害,只能温和地配合体制。
  知识阶层和社会其他阶层会不会发生观念上的“对撞”?主动权还是在决策层。决策层应该既从知识分子那里了解一些东西,也从下层了解些东西,做出综合考量。
  南方周末:你的调查结果显示,政治上的中间派占很大比重。你认为,这和中产阶级的成长有很大关系。但在中国,什么样的人叫中产阶级,到底有多少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态度是激进还是比较保守,学界依然争论不休。是否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中间派”也是一个变数极高的群体?
  张明澍:对。这次我们把认同“民主好不好,要看适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把美国和中国简单比较”的人认定为“中派”。但“中派”里更具体的划分我们并没做,凭经验可以想见,“中派”里有一部分人确实是跟着主流媒体走的“民主好不好,要看适不适合中国国情”基本就是主流媒体的语汇;也有一部分人对现状不满,但怕乱,希望有比较温和的改革。
  事实上,决策层大致上就站在中间,在有的问题上偏右一点,有的问题上偏左一点,起一个模糊的调节作用,不会让这个社会再次陷入左和右的尖锐冲突中。
 

 

2013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纪要

参考

    4月下旬,中共中央办公厅9号文件下达县团级,内容是《2013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纪要》。中办文件级别仅次于中共中央文件,但是需要全体常委签字,已经不是刘云山一个人的事。

    该文件分三部分:一,情况;二,问题;三,对策。情况主要是总结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新成绩,成功弘扬了十八大精神,宣传报道了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表现出对民族、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担当精神,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展现出雷厉风行、求真务实、励精图治的良好作风和形象。获得党内外好评如潮,令干部群众群情振奋。大力宣讲了中国梦。

    新华社报道刘云山讲话提出了要树立问题意识,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直面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集聚推动发展的正能量。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主要有以下诸多方面的内容:

    民主与宪政理念,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国家政权。《南方周末》事件就是明目张胆的挑衅。
普世价值,核心是排除党的领导,让党让步。

    公民社会,要害是在基层党组织之外建立新的政治势力。

    新自由主义,是反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

    西方新闻观念,是反对党一贯坚持的“喉舌论”,是要摆脱党对媒体的领导,搞公开化,用搞乱舆论来搞乱党、搞乱社会。

    历史虚无主义,要害是针对党领导下的历史问题,否认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事实。突出表现于极力贬损和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全盘否定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目的是削弱甚至推翻党的领导的合法性。

    歪曲改革开放,出现了官僚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改革不彻底,只有进行政治改革之后,才能进行经济改革。

    第三部分 对策。

    一, 要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好,把当代社会的主流展示好,把人民群众的心声反映好。

    二, 要展开全民教育。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引导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三, 加强党对媒体的领导,要提高条条块块负责制,出了问题要追查到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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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面目已经清晰

冼岩

    自毛、邓以后,习近平是唯一对“中国道路”真正具有自信的国家领导者。习近平的这种自信,甚至超过了邓小平。当年的邓小平对自己的选择虽有自信,但他选择的却是“学西方”,并无中国“自己走出一条路”的概念,所谓“邓小平理论”只是形格势禁的产物,方向是明确的,但路径却受到现实限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到了江泽民,精神上完全没有对抗西方的底气,只想着在保持现有政权稳定的底线上,尽快“融入国际社会”;胡锦涛则是对西方价值和制度内心认同,但本身缺乏推动的力量,还要装出一副不共戴天的样子。对比习近平执政短短几个月的有作有为、有声有色,更能看出胡锦涛时期的不作为。但张木生说胡是击鼓传花,把危机留给下一任,则是一种误读。胡锦涛的不作为,一是出于小媳妇心态:自己想做的事做不了,自然消极怠工;二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内心认同的是另一个方向上的东西,故意以“不作为”来坐等形势朝自己希望的方向演变。胡锦涛时期对舆论,尤其是微博的放任,最能说明问题。

    习近平不但有自信,有定见,而且有作为,这是他与前任最大的不同。这种自信、定见和作为,不仅是他与前任泾渭分明的观念和认识所致,亦与其被“定于一尊”的权力基础有关——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责任心。相对江、胡,习是最有责任心的。如果说江、胡的权力基础只能支撑他们对维护政权的责任心,那么习的权力基础则足以支撑他对于整个“江山”的责任心。对习来说,这个江山就是自己的(这种意识江、胡似不具备,他们只是想着保住政权),自己不但必须保护政权不失,而且必须保证政权对于江山社稷的掌控力,主动粉碎一切颠覆和破坏行为。他自己说性格很像普京,这话含义丰富。他也多次强调苏联崩溃的教训,站在执政党的角度,这一教训首先就是由于对舆论的放任(开放性)导致了意识形态的溃败(新思维)。杜导正、李锐等人总说习近平这样总结苏联教训不对,其实正是他们自己的这种否认,印证了习近平判断的正确,因为杜、李等人就是主张中国走当年苏联政治改革之路的;他们的多种主张,都是围绕这一目的。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和定见,习近平最近屡屡出重手整治言论和意识形态,其严厉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邓小平,等于一举取消了江、胡两个时期的“进步”,让自由派20多年的“启蒙”之功几乎毁于一旦。

    时至今日,习近平的整体面目已经清晰,自由派应该已不再对他抱有幻想。习近平是自毛泽东以后,唯一一个自信中国能够走出一条与众不同道路、没有必要附翼西方的国家领导者。他是真正心口如一、知行合一的道路自信者。与邓小平一样,他的思想根基也是“实用主义+民族主义”,但其最终产品却与邓小平不同。习近平是彻底的国家主义者。邓小平虽有部分国家主义的成分,但不多,他的思想成果准确表述应该是“权威主义+自由主义”——同样从“实用主义+民族主义”的源头出发,世易时移,同一颗树上却结出了前后两颗不同的果子。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习近平的主要施政方向必然是加强国家对于社会的干预和掌控。针对中国的现状和现实挑战,首先必然着重于加强对意识形态和舆论的控制。“新三反”虽被辟谣,但绝非空穴来风,如今乃有“七不讲”继之。习近平的来势和气场,与几届前任皆不同。他不会再放任可能威胁自己政权的存在而不闻不问,他将是自邓小平以后首个敢于对思想界、舆论界“动真格”的国家领导者。

    这种做法或许是国家之福——中国现在既然走不到另一条道路上,就应该专心致志走自己的路,最忌讳三心二意、左顾右盼;但对于思想界无论左右来说,这可能都并不是福音。取消了争论,实际上也就取消了讨论,取消了思想本身,重回邓小平时代的“不争论”与行政主导。右翼对此固然咬牙切齿(但最后也只能归于沮丧和无奈,因为他们撼动不了习近平。思想的力量必须依附于舆论的力量,而舆论只有在被放纵并形成声势后才有力量。面对“敢管”的习近平,右翼其实已被捉住七寸,废去武功),左翼也必然因此而分化。尤其是现在势头颇盛的毛左,必然分化为“传统毛左”和“国家左派”两个部分。传统毛左坚持“继续革命”的主张,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国策,必然沦为被严厉打击的对象;国家左派实际上主张国家主义,本应与习近平一道归于中间阵营,但他们使用的理论资源却是左翼的(这种情况与国家主义在中国至今未有成形理论,无法应对自由争论有关),与传统左翼一起在自由争论领域对抗右翼,他们将在习近平时代成为民间的一种主流声音。举例来说,张宏良与司马南现在虽然站在一起,但将来必然分道扬镳。一个要坚持理论的纯洁性,另一个要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张宏良将被打压在地,而司马南的风头则会越来越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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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政治的核心是民权 权威社会政治的核心是吏治

冼岩

    4月19日习近平启动的新整党运动,即“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毫不意外地遭到了思想界、舆论界的强烈质疑:习这样做是不是要重走老路?会不会重现当年“延安整风”的“打击扩大化”?按照自由派对知识界20多年辛勤“启蒙”所形成的共识,只有西方式的民主和法治,才是制衡官权的有效手段,其他方法都是做无用功甚至适得其反。这种观点虽然流行且已成为主流,但对照于中国当下,这既是杞人忧天,也是食洋不化。首先,时代不同了,同一种事物在不同的背景下,必然表现为不同形态,产生不同效果。当代中国早已没有进行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土壤和内外气候条件,执政党发动群众的结果,很可能首先就是置自己于险境。所以,不必再担心那种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出现。其次,认为只有西方式民主和法治才能有效制衡官权,则是混淆了不同的社会情境,抽离了民主、法治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 。

    如何一种制度设计的有效性,都须依托于一定的社会条件。西方式民主与法治的有效性,离不开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最简单的例子,法律手段在法治建设已经健全的社会确实有效,但在人治社会却往往是低效甚至无效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社会难题上,当我们借鉴西方“成功经验”时,往往效果不彰甚至适得其反的原因。可笑的是,面对结果,借用者往往不反思引进方法的现实适应性,只知道一味地指责现实。现实不可能因为你而遽然改变,需要作出改变的,只能是决策者自己。当代中国与西方社会的最大区别,是前者为权威(或威权)社会,后者为民主社会。在民主社会,政治的核心是民权;在权威社会,政治的核心则是吏治。民主社会中,依托一定的程序设计,民众对于选择政治领导人和政策具有一定影响力。因此,对民权的保障越多,就越能促进社会变化符合多数人的意愿。而在权威社会,政府是绝对性的主导力量。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哪一方面的运转和进程,都是由政府维系和主导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任一目标,都需要政府官员这样一支队伍来推动、贯彻和执行。因此,这支队伍质量的好坏和优劣,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各方面的好坏和优劣。正因如此,当下中国几乎所有的矛盾和问题,都可以归因到吏治上:高房价与地方的“土地财政”密切相关,食品安全问题乃监管失职所致,环境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恶果……用官方传统的理论话语说,吏治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其他非主要矛盾中,吏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吏治是个纲,纲举则目张。要解决中国面临的多项棘手难题,必须从整顿吏治入手,牢牢抓住吏治不放。

    正因如此,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将吏治提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毛泽东为此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的发起,不排除有“倒刘”的因素。但以毛当时的巨大权威(实际上,在文革前夕刘的党内地位已下降,文革初期群众还没有广泛起来,刘就已经被打倒了),显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欲澄清吏治,即践行毛泽东在著名的“窑中对”中所阐述的“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只不过毛泽东的心志过高,幻想着能够“毕其功于一役”,于是采用了“斗私批修”的极端方式,希望通过遏制人性之私彻底解决问题。这显然不切实际,即使是毛泽东本人,也做不到真正的“无私”,只不过他一身寄一国之重,“私”中包含了很多“公”的成分而已。设计既然有错,加上毛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为了胜利不怕牺牲”、“只要大方向正确不计小的损失”等工作方式和作风,原本意在加速社会进步的文革,就成了许多个人的现实灾难。越是不切实际的目标,在进行尝试时,往往越需要献祭更多的牺牲。在这里,毛实际上陷入了苏区时期他的政治对手“布尔什维克派”同样的左倾错误之中。由此可见保守主义政治价值之可贵。保守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思想流派之所以始终能够屹立不倒,核心就是决不通过献祭牺牲的方式来获取进步,而是依据现状本身的趋势引导进步。这样得到的进步,必然是龟速的,但胜在可以持续。就像龟兔赛跑,乌龟虽然跑得慢,却可以坚持不断,直至最后赢得胜利;兔子固然跑得快,但反复折腾自己,反而输掉比赛。同理,今天的中国也经不起折腾,不能以付出大的牺牲或震荡的方式来追求理想中的进步目标;只能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因势利导走向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不应该成为某一思想派系或政治势力的专利或禁脔。真正的思想解放,既要敢于洋为中用,也要敢于古为今用,包括敢于运用改革开放前曾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以法治为例,虽然法治也是解决吏治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法治本身的建设和完善,既需要时间,又需要条件,包括吏治方面的条件,因为“徒法不能自行”,它需要人来推动、执行。因此,在法治建成之前,不应排斥法治之外的其他方法;在法治建成之后,同样可以综合运用其他方法。所谓破除思想僵化,既要破除左的僵化,也要破除右的僵化,“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而不能像朱学勤教授所说的那样,“宁要腐败,不要毛泽东”。

    搞改革不能僵化为一种模式,不能固定在一个方向。同样,抓吏治也不能僵化。要倡行“拿来主义”,善于运用一切有利于吏治的方法和手段,包括在西方民主社会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调整和改造。以被许多人普遍寄以厚望的民主制度为例,执政党曾多次强硬表态决不走西方式多党竞争的“邪路”,其实,除此路之外,还有一种民主方式是可以与中国的国情相容,与权威政体相互促进,并行不悖的。西方民主制之所以可能对中国造成震荡,是因为它强调多党竞争。正是多党竞争,要求把沙发搬开来打扫卫生,要求将现行的整个政治秩序推倒重来,要求全面放开政治参与,才可能导致社会的震荡、失序和混乱。而执政党最害怕、感觉对自己最具威胁的,也是多党竞争。所以,在中国搞民主,完全可以抛开多党竞争,搞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民主选举——虽然执政的还是共产党,但各级主要负责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都由党内差距提名,民众直接选举产生。这样,就解决了一个在权力体制外部进行制衡的问题,这也是权威社会最大的难题——官员的位子再不完全由上面和内部搞定,而是需要民众的选票,如此,官员就不能不顾及民众的利益。这种民主方式无须改变整个政治秩序和结构,一切过程可控,不会造成大的震荡。可以说,这是一种最适合于中国国情、最具有相对可操作性的“中国式民主”。







发件人:刘金华<liu2131075@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13910426398 时 间:2013年05月06日 15:04 (星期一)附 件:1个(转.doc ) 查看附件

    转发《强烈要求严惩违反《宪法》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茅于轼》。请签名参与。我建议,在争得一定签名后,要按法律文书格式化为举报信,向公安或检察院举报,不要虎头蛇尾。这次联名举报是上次举报的继续,所以请乌有之乡提供上次举报信及签名名单和这次的联名讨伐书一起作为附件。向长沙民众学习,要求实效!

声讨茅于轼

强烈要求严惩违反《宪法》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茅于轼

两年前的今天(2011年5月4日),海内外五万多优秀中华儿女实名联署“对茅于轼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和诽谤罪的举报状”。虽是建国以来破记录的众多民众实名举报罪犯的壮举,但因有人包庇,未能及时依法惩办卖国贼茅于轼,致使广大民众爱党爱国的热情严重受挫,而使卖国贼茅于轼这两年来更变本加利,越发张狂、喧嚣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并顶风抗法,扰乱金融管理秩序。对这样已犯案累累的犯罪嫌犯,如司法机关不尽快遵照《宪法》与《刑法》依法严惩,势必迅速危及国家安全和中共的执政地位。

因此我们强烈要求:必须尽快依法惩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危害国家安全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分子茅于轼!
我国现行《宪法》序言明确规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应享有的政治地位,也明确说明“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以茅于轼为典型代表的汉奸卖国贼,为了“废社改资”,竭力抹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疯狂诽谤、侮辱毛泽东的手法来抹黑中国共产党,并到处鼓吹、兜售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力主国企全部进行私有化改制,企图以此推翻中共的领导,彻底摧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茅于轼一系列公开煽动宣传及其他犯罪行径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列条款,应依法惩办: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两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伍拾万元以下罚金”

茅于轼明目张胆顶风作案,公然向政府及司法机关叫板说:“这个时代法律是可恶到极点,吴英的非法集资罪名是彻底不成立的,我本人就是一个非法集资人,我就做了好多年了。有人说我吸收存款要坐牢的,我就不信,是我坐牢还是你改法律?!”。茅于轼的确胆大妄为,在山西未经任何批准手续,已非法集资和发放小额高利贷贷款(利率高达18%)多年,至今没被依法追究惩办。
今年4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苗有水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从2011年司法解释生效以来,内地法院共受理非法集资案4293件,已结案3552件,判处刑罚4170名犯罪分子(其中判重刑1449人)。”唯独看不到非法集资、放高利贷好多年的茅于轼被立案惩处。是谁对他法外施恩?还是怕他后台太硬不敢依法惩处?难怪他敢公开嘲弄政府和公检法。

据香港报道,至今美国中情局属下福特等多个基金会已资助茅于轼天则研究所高达5600万美元。拿着这些钱,茅于轼在国內倒行逆施,招兵买马,反共卖国。这个“天则”,毫不夸张地说,已成为美国在北京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茅于轼把“天则”英文翻译为Unirule,意译为“联合统治”或“共同统治”。这一译意深得他美国主子的欢心,自然也就让他在2012年3月获得美国“弗德里曼自由奖”。主子的丰厚奖赏,更使茅于轼心花怒放、忘乎所以,到处遵照美国主子的旨意,再三发出极为猖狂的卖国叫嚣,把我国政府捍卫钓鱼岛领土主权的行动污称为“政府政治家、外交家的无事生非,纯粹是为他们的职业利益服务,老百姓可以不予理会。”。他曾经宣称大汉奸汪精卫是英雄,说什么“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已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同时又鼓吹“中国应该纪念日本侵华战争阵亡的日军官兵。”。如此颠倒二战历史, 为侵略者招魂的卖国贼茅于轼,如不惩处,必将国无宁日!

茅于轼多年来到处喧嚣“卖国有理,爱国有害”的一系列汉奸言行已使茅于轼成为我国近年来最臭名昭著的汉奸卖国贼。网上有一次六万多人参与的民意调查显示,90%以上的网民都严厉谴责、声讨他的汉奸卖国言行!2011年5月4日由上海举报团发起的《对茅于轼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举报状》,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人华侨以实名制参与签名支持者高达五万多人,开创新中国建国以来实名制联署签名举报要求严惩犯罪嫌犯的最高记录。充分说明茅于轼反共、反毛、出卖国家利益、企图颠覆我国红色政权的卖国行径不得人心,遭到大多数民众强有力的谴责与声讨,茅于轼在中华大地已成为人神共愤、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臭名昭著的大汉奸!

其次, 以茅于轼剽窃他人著作为已有的卑劣行为来看,也根本不配称“经济学家”。茅于轼1950年上海交大机械系毕业,55年调北京铁道研究所从事机车性能研究,1958年被定右派后下放山西劳动,1978年摘帽“平反”后回铁道研究所工作。1979年善于投机钻营的茅于轼看到一本苏联经济学家康托洛维奇著的《择优分配原理》俄文书(1939年出版.1971年获诺奖),便灵机一动,全文翻译照抄,在原书名下加个副标题:《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他的数理基础》,就当成他的原创提供出版社出版。茅于轼瞒天过海,把剽窃来的东西当成自创出版后,凭这个“理论成果”,使他1985年得以调入“中国社科院美国经济研究中心”当研究员,1986年被派到美国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1990年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对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系列主张,形成以新自由主义为依据对外推行全球化的《华盛顿共识》。当年美国垄断集团以《华盛顿共识》向苏联大肆推行新自由主义,以国企全面私有化改制来击溃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而瓦解苏联的,同时也以《华盛顿共识》迅速向拉美各国扩张经济势力。与此同时,茅于轼也在国内卖力为美国垄断集团鼓吹、宣扬《华盛顿共识》,积极为美国推销新自由主义,这才使美国垄断集团发现茅于轼的可利用价值。茅于轼1993年退休后,受美国中情局操控的美国福特基金会立即出面资助茅于轼组建天则经济研究所。随后,美国多家基金会通过资助茅于轼的“天则”,“聘用研究员、特约研究员”,大肆收买中国政府公务员和“精英学者”,并以发布“共同研究成果”的方式,公开阐述霸权帝国所需求的中国国企私有化改制方案,提供给有关方面去推行。这就是美国中情局操控下的许多基金会慷慨赞助天则经济研究所背后阴谋的真相!

茅于轼这个半吊子“经济学家”没别的本事,只会不遗余力地为他的美国主子在中国兜售“全面私有化”改制方案,成天挂在嘴上就是要人相信“市场万能论”。他坦陈“我不拿政府的钱,不拿商人的钱,当然得拿外国人的钱。”。为此他总是殷勤献媚为美国主子服务,为彻底搞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铲除中国共产党赖以生存的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而卖命。茅于轼在《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文中充满对中共和人民政府的仇恨,竭尽诬蔑之能事,叫嚷“三十年前中国的一切都被政府或共产党控制着。每个人的饭碗拿在共产党的手里。让你有饭吃就有饭吃,不让你吃你就得饿死。”。茅于轼还是西方共济会企图以转基因食品灭绝中华民族的积极推手。他曾宣传说:“全球现有人口70亿,但全球最合适生存的人口只能是五亿,其余人都是多余的。他们的存在,将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为了让人类不至于耗尽资源而灭绝,必需把人口降至5亿以下,这样才能实现人类的永久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共济会这样做是正义而伟大的,因为它是挽救人类能继续留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决策。转基因食品能在中国迅速推行,说明我们的领导人是顾全大局的,可敬可亲。”。

对这样一个货真价实的汉奸卖国贼,又有现行犯罪记录在案的嫌疑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和权利向公安机关举报或控告,司法机关也有责任依法及时审查惩办。但令民众惊讶的是,某些单位的党政领导,居然把这位反共、卖国、现行犯罪嫌犯当成救世神灵,扶上全盘西化教旨神坛,让迷信西化者顶礼膜拜!面对这股意欲彻底颠覆中共执政地位敌对势力的猖狂活动,若不及时对其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必将严重危及国家政权、社会安宁和中共执政地位。

茅于轼是个行将入土、84岁高龄的昏庸者,他对主子丰厚的奖赏,对中情局各路基金会源源不断的巨额资金赞助,感激涕零。他背负着主子重托的“未竟事业”的使命感,始终不辞劳累,到处“应邀”喧嚣呼喊。今年4月25日茅于轼应沈阳工商联邀请,在辽宁大厦作“2013年非公经济论坛”演讲,除了重弹“市场万能”,“国企必须全盘私有化”和“汉奸有功,爱国有害”等卖国老调外,实在拿不出像样的经济理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是不学无术、一窍不通。可是出于阶级仇恨本能以及对豢养他的主子的忠心,却像泼妇骂街那样,肆无忌惮地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茅于轼这种非法行径立即受到辽宁省党史学会成员王新年等人的谴责。主办方却召来警力把王新年带走。据说沈阳有关警方把这场斗争视为“不同学术观点的矛盾纠纷”,这也暴露了当前警方某些人的政治立场。遵照我国《宪法》和《中共党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立国之本,司法机关应该遵照《宪法》,对其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决不能让汉奸卖国贼享有“反共、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自由。事后王新年同志在微博中说:这场“经济论坛”参与者有一半以上是天则研究所在东北地区吸收的通联处的成员及准成员。茅对通联处的成员说:“别担心钱,钱有的是。”有钱真的能使“鬼推磨”吗?茅于轼背后有他主子基金会的支撑,霸权帝国对所需收买的人选又能通过茅于轼的天则研究所聘用“研究员”或“特约研究员”掩盖,使一批霸权帝国所需人马聚集在卖国贼茅于轼的麾下,这应该引起国家安全部门的高度警惕。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禁止党政公务员和体制內学者私自接受美国中情局属下基金会所操纵的茅于轼天则研究所的收买聘用,才能严防对国家安全必然会造成的危害!

2009年1月12日,北京有一家颇具影响力的经济类周报,竟以四个整版的篇幅做了一期纪念这位剽窃他人名著为已有,丧心病狂地反毛反共反华的伪公知茅于轼《八十寿辰特辑》,吹棒用语令人肉麻,強奷民意到了极点。该报编辑居然把这位臭名昭著的卖国贼吹棒为“国宝、道德完人、国家的道德楷模、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绅士、一代人心中的丰碑”。由此得知,卖国贼们有恃无恐,已经到了何等利令智昏的程度!这个绅士级的“国宝”,做的四件亊:第一,在山西搞非法集资,未经批准放高利贷;第二,在北京办“富平职业技能培训班”,培训21天,每人收费600至800元培训费;第三,在北京办“富平家政中心”,每介绍一个保姆收介绍费780元。茅于轼确实“骗钱有方,敛财有道”,今年在成都,居然又用陪你喝茶、胡编乱道的办法招揺撞骗,让六个人给他奉献29.5万元人民币的“生财偏方”。如何迎合霸权帝国的需求,磨灭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试图消除让国内外敌对势力都惧怕的中国军民对毛泽东思想的崇高信仰,这是茅于轼和天则的“职业技能”。并因此博得美国主子对他的“特别宠爱”,让美国中情局各路基金会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巨额资金赞助,这是茅于轼的妖魔法宝。当然,福特等基金会给天则研究所的资助决不会白给,总是随时考察,检查受惠人对完成主子交办任务的进度。这有案可查。

建国以来,出现最效忠美国主子,公开接受美国中情局属下基金会巨款资助,带头支持、签署要推翻中共执政,分裂中国的《零八宪章》,进而猖狂反共、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群汉奸卖国贼,至今都没有受到任何惩处,仍逍遥法外,不得不让人感觉到保护他们的那股势力有多顽固。如此张扬、猖狂的卖国汉奸,有组织有地盘,多年来到处串联呼喊,既有文章又有公开活动,而不受到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依法追究,茅于轼堪称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典型。我们依法向政府司法机关强烈呼吁,对茅于轼这类严重违反《宪法》,触犯《刑法》,已负案在身的嫌犯,司法机关必须尽快依法严惩,否则必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最严重的危害!

全国联署签名支持:

    一.上海市 陈钰堆 夏宁 周伊康 翁立国 查德林 田永进 张化顺 于新梅 薛培勤 刘德保 曹新仁 朱本华 蒋馥鸿 王军建 张涛 李小凤 沈志华 卞焕良 髙基 朱惠娥 聂传德 陈凡 王梅红 姚林仙 高 城 张云仙 石征 岳海剑 张国品 曾士林 潘剑文 徐辉 乔宇东 陆立丰 方家文

二.北京市 巩献田 张勤德 薛 云 韩德强
三 山西省 白 阳
四.湖南省 骆玉涛 邱松林
五.深圳市 陈道潭 严 寒
六.广东省 宋文辉
七.四川省 刘金华
八.浙江省 蔡怀东
九.江苏省 曹 华
十.吉林省 刘海林
十一河 南省 刘三英 王仙峰 赵顺利
十二 天 津市 张宗萍
十三 新 疆 赵志刚
十四.福建省 曾有灿
联系邮箱: chenyudui@hotmail.com

 

 


发件人:richardx<richardx@telus.net>+(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gymn<gymn@vip.163.com>+时 间:2013年04月29日 20:09 (星期一)

解决茅于轼反毛一揽子方略是什么?

迭飞

    老王社长按:这篇文章好。好在它提出中国民主“方向只有一个:(“通过全国普选方式,”)务必让台上台下两个共产党互动竞选起来。让他们双方领袖人物走进民众,在共产主义总框架下,表述他们各自政治主张,”。这与连线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非常接近。缺点是,他把这个伟大的中国民主战略主张,说成是“解决茅于轼反毛一揽子方略”,这就把自己境界降得太低了。

    最近茅于轼沈阳讲演事件被披露出他背后已经很有全国性组织体系了,左派很愤慨,纷纷质问当局谁纵容撑持了茅于轼。似乎应该取缔。这个方向就错了。不应该这样质问,应该问,为什么当局纵容撑持茅于轼,却30年来至今一直压迫左派?为什么放手右派的组织和媒体却要压制左派的组织,封杀左派的媒体?右派有全国性的组织体系了,左派也应该全国性地加紧组织起来,左派也应该争取有与右派同等的政治权利,看谁能赢得最广大的群众,而不是去要求取缔右派权利,最终不利自己。

     不是说要“台上台下两个共产党(实际是合法化的党内两派)互动竞选起来”吗?共产党“两党”的政治竞争不是天马凌空的。社会左右两大政治势力及其全国性社团组织的先行发展和博弈斗争,才能为共产党“两党”的竞争提供各自阶级群众的基础。好 ,请大家看这篇文章。

    茅于轼又跳出来公开反毛了。当场遭爱国学者、辽宁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王新民同志质疑。显然,茅的行为与同一天发表的新华社通稿“胡锦涛同志《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要篇目介绍”,构成了不和谐音。对照稍后一天,即4月26日,上海《解放日报》解放周末发表《法拉奇当时怎样采访邓小平》文章中醒目提到,邓小平回答法拉奇说:“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还说:“把我比做赫鲁晓夫是愚蠢的”。看来,茅于轼铁了心要当赫鲁晓夫式人物了。网上一片讨伐声。茅于轼此人,前年因发表反毛言论,受到革命烈士遗属陈钰堆先生领军全国五万名爱国红色网友迎头痛击。最后,假惺惺不痛不痒道歉了事。现在,又故伎重演,旧病复发。问题是,像茅于轼式反毛干将,全国有多少?如果出一个茅于轼,左翼斗争一番;再出一个茅于轼,怎么办?其次,茅于轼之流为什么不把现党中央放在眼里?因为知道,在邓路线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曾在1981年做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以,存在软肋。茅于轼之流,背后有美国帝国主义撑腰,欺软怕硬。能一揽子对付它们的,只能是毛泽东共产党。依我个人看,请回毛泽东共产党主政中南海方略基本有二要点:其一,由邓共自我改造成毛共;其二,在无法实现自我改造时,由台下毛共通过全国和平竞选方式上台。

    先看第一要点,有没有可行性。可以从三方面来分析。

    思想路线。二分法。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毛主席就是实事求是杰出典范。党内确实存在两个倾向,从建党开始,一直延续今天,且一直存在激烈思想斗争。思想本源来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写了无数书,有两本著作,构成他们理论基石,一本叫《共产党宣言》,一本叫《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告诉我们要造反,《资本论》告诉我们造反有理。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最终,是会被资本主义所创造生产力送进历史博物馆的。于是,党内势必产生两种对立意见,一种叫唯生产力论,主张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再进行社会革命,一种叫阶级斗争刻不容缓论,可先夺取政权,再进行社会革命。前者以陈独秀为代表,后者以毛泽东为代表。历史证明,建国以前,陈独秀理论行不通。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这两种对立意见谁是谁非呢?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思路,同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思路基本一致。他们都主张让生产力当先行官。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不过是唯生产力论改头换面说法。其实,生产力构成要素主要是人,不是物。物是要由人驾驭从而达到最佳效果的。这个最佳效果,改革开放一路走来,不仅看不到,反而出现了相反效果:生产力越来越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激烈冲突起来。于是,人们由起先怀疑到反思,再从反思到反对。毫无疑问,邓共主导的改革开放已进入死胡同。能否在思想路线上重返毛主席路线,这副担子就落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党中央身上。如果不能,则,由邓共自我更新为毛共,可能性是没有的。

    政治路线。三分法。这其实是由二分法思想路线决定的,中间必定会产生缓冲。毛主席提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政治路线,符合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以人为过渡;邓小平提出猫论,摸论,不争论论政治路线,以不争论为过渡;江泽民提出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人民政治路线,以代表人民为过渡;胡锦涛提出科学观,发展观,和谐观政治路线,以和谐为过渡。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政治路线已明朗化了:第三世界,互不否定,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仍会从一极互不否定,走向另一极,第三世界。这预示了什么呢?预示了,中国要发展成民族主义国家。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复兴梦。习近平总书记准备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把全国人民最大限度团结起来,为复兴中华奋斗。同毛主席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政治路线对照,可能某种程度接近,但两者间,还是有区别。毛主席的政治路线,是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影响第三世界,向帝国主义进行战略上毫不妥协斗争,依靠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打击第一世界(现在是美国霸权帝国主义),从而完成无产阶级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伟大历史史命。

    组织路线。二分法。这是由对立两极决定的。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保持一致的,当然要从中央高度淘汰。站得高,看得远。具体展开,同政治路线有密切关系,是政治路线落实。毛泽东的与人奋斗,顺从天意,从一极地,走向另一极天;邓小平的不争论,顺从猫论,从一极摸论,走向另一极猫论;江泽民的代表人民,顺从代表先进生产力,从一极先进文化,走向另一极先进生产力;胡锦涛的和谐观,顺从科学观,从一极发展观,走向另一极科学观。由此推论,习近平的群众路线,也会顺从第三世界,从互不否定这一极,走向另一极第三世界。具体淘汰的方式有区别。毛主席的方式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下半年的整党整风,究竟会如何开展,人们期待着。着眼点,如果能从第三世界发展到解放全人类,能按照毛主席办法开门整党整风,还是能从邓共自我更新到毛共的。如果,仅仅邓小平路线微调,改造成毛泽东式共产党,是一点希望也没有的。

    在方略一要点无法实现情况下,只能进行方略二要点了,即,把毛共从人民大众“井冈山”,通过全国普选方式,重新送进中南海。这不是可行不可行问题,而是必然要这样做问题。根据目前实际情况看来,只有毛共才能重整江山。只有毛共才能重振国威。只有毛共才能重振军威。只有毛共才能重拾民心。

    这里,仍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毛共重新主政,另一种是,即使不能重新主政,也通过普选方式,给台上邓共以外部压力,促其内部变化。

    方向只有一个:务必让台上台下两个共产党互动竞选起来。让他们双方领袖人物走进民众,在共产主义总框架下,表述他们各自政治主张,比如,怎么解决当今国家存在着腐败问题,学生上不起学问题,工人下岗问题,农民失地问题,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问题,老百姓看不起病问题,矿难频繁发生问题,自然灾害问题,卖铁路问题,卖土地问题,民进国退问题,等等。为了台上台下两个共产党公正公平竞选,务必要求坚持三原则:一、外国势力一律不得介入;二、人民解放军一律不得介入;三、台湾国民党一律不得介入。宪法规定了我们国家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明白无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核心。核心是由人民公认的。这个公认,在战争年代,通过武力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把国民党蒋介石赶下台完成人民选择;在和平年代,只能通过竞选方法,完成人民选择。如果武力实现,只要人民流一滴血,邓共毛共双方必然全部退出历史舞台。有一个原则必须长期坚持的,就是政权绝对不能落到除中国共产党以外其它政党手中。邓共主政三十年,毛共引领九十年。现在就是要通过全民直选方式把毛共重新送进中南海。条件虽说没全面成熟,但已向此方向大大发展了。要勇敢地说: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对全国各族人民负责,既如此,党内选举出来的党的最高领导人,必须通过全国人民二次选举才算数。根据估计,目前,在全国人民中间,拥护毛共的民众为大多数。只要全国直选,毛共必胜。

    习近平总书记通过第三世界、两个互不否定、群众路线的政治路线,已对邓小平理论做了新的解释,但在全国的毛共中,还鲜有领军人物,站出来,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重新做解释。个人认为,重新解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时,务必体现:其一,改造人的主观思想,是办学习班进五七干校好呢,还是像今天这样,由群众自发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走进工农兵好呢?其二,改造人的客观环境,是大家吃一样食品,穿一样衣服,住一样房子,采取一样交通工具出行好呢,还是衣食住行多样化好呢?其三,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是搞清一色公有制、割资本主义尾巴好呢,还是公有制私有制并举,让人民来自由选择进入公有制企业或进入私有制企业工作好呢?等等,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了。要牢牢记住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是与时俱进的。

    总之,全国的普选形势越来越明朗化了。这是世界潮流,谁也阻挡不住。邓式共产党与毛式共产党,有形共产党与无形共产党,富人心目中共产党与穷人心目中共产党,公平公开和平竞选,应成为21世纪中国主题。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应统一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放弃毛泽东思想信仰。深信,总有一天,毛泽东共产党,毛主席合格继承人,伟大毛泽东思想,会被人民重新送进中南海。

    中国到了必须改变时候了。如此,茅于轼之流反毛必以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2013年4月27日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5月20日 10:16 (星期一)附 件:1个(汪丁丁--我那篇被出版社撕掉的序言:探寻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哲学. ) 查看附件

    注:这是汪丁丁教授给一本书写的序言,但在出版时被出版社撕掉了。因而惹起一些人的议论。现在就看看汪教授写了些什么。

自由的界限的评论

----探寻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哲学

北京大学教授  汪丁丁

2013-05-09

    布坎南1975年发表的《The Limits of Liberty》(“自由的界限”),这本书的英译序言作者Hartmut Kliemt(现在任职于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院)指出,一方面参与了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另一方面参与了关于正义理论的讨论。也因此,布坎南为这本书 拟定的副标题是“在无政府与利维坦之间”。

    读者或许首先要求解释“利维坦”与“正义”之间的联系,为什么追求正义的人们可能接受并帮助一个政府 成长为庞然大物(利维坦)以致他们的自由最终和他们追求的正义一起被这只利维坦巨兽吃掉?Anthony de Jasay(亚赛)早年是一位匈牙利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与他的匈牙利同胞海撒尼(John Harsanyi)一样,1948年因躲避政治迫害离开匈牙利,从奥地利辗转至澳大利亚。数年后,海撒尼从阿罗(Kenneth Arrow)在斯坦福大学研读他的第二个博士学位,亚赛则辗转至英国并获得牛津大学研究职位。后来,亚赛在巴黎一家银行就职,再后来,他成为独立银行家, 在欧洲和美国都有投资。退休后,他继续发表无政府主义论著。1985年他发表《论国家》,引起布坎南的格外关注。2007年,布坎南和一群寻求当代无政府 主义理论基础的学者发表文集《良序的无政府》(ordered anarchy),旨在阐释和发挥亚赛的一系列简明但深刻的见解。顺便说一句,他们当中至少一位作者认为亚赛,一位退休银行家,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哲 学家。我在“自由基金”网站下载了亚赛的或许是最后一部作品,《Justice and Its Surroundings》。这部2002年发表的作品,为读者提供了上述问题的清楚解释。与亚赛一样,或许不那样偏激,布坎南坚持契约论的方法论个人主 义思路。他在《自由的界限》开篇提出一个问题:无政府状态可否产生秩序?这样,他便直接参与了罗尔斯和诺齐克的那场辩论。

    诚如布坎南本人和 Kliemt所言,在布坎南的思想体系里,《自由的界限》(简称“界限”)应被视为他和图洛克(Gordon Tullock)1962年发表的《同意的计算》(简称“计算”)的姊妹篇。在“计算”里,个体的理性选择模型被用来解释关于“公共善”(public goods)的投票规则的选择。在“界限”里,如布坎南在第一章所说,这一模型被用来解释“公共恶”(public bads)的形成。这里所谓“公共恶”,就是借助民众投票同意而形成的“利维坦”。预见可能形成公共的恶,也就是预见自由的界限。那么,制度是如何失败, 从而产生了公共的恶呢?这是布坎南写作“界限”时的基本问题意识。

    布坎南指出,必须考察那些曾经有效的制度是怎样腐败和趋于失效的。换句话说, 最初我们一致同意接受某种政府形式的强制,或放弃一部分个人自由,为了获得秩序。然后,当政府权力不断扩展,直到某一阈值之后,我们再也无法收回或抵抗这 一强权,我们在哪些环节犯了错误?对于美国的情形,布坎南这样描写:“大萧条以降,我们见证了我们自己的利维坦的持续和加速扩张。……可以被称为宪政无政 府的状态下,……人们越来越感到自己受不可名状的不负责任的官僚的支配,生活与无法预料的迂回曲折之中,私人预期被摧毁和扭曲,而却鲜有机会因此得到赔 偿。”

    以上所述,若将“大萧条”这一时点推迟七十年,即1999年以降,又何尝不是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描写呢?“四面八方的人们要求废除官僚 机构,……将个人从加速增长的税负之下解救出来。……但与此同时,要求公共控制继续扩展的呼声也大量存在。我们观察到,政府虽然将其指爪伸向各处,但在此 期间,一般而言,由集体依法推行的最低限度的秩序似乎都在消失中。”布坎南追问:政府的存在本身是否在侵蚀社会所依赖的有序的无政府状态?个体在社会交往中自愿遵守行为规则时,创造了公共的善。当个体违反这些规则时,公共的恶出现了。以上文字,大致表达了布坎南这部著作的基本问题意识。

    于是,我 们可以探讨下一个问题:怎样界定权利?这是一种要严肃对待权利的呼吁(第三章)。布坎南承认,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界定了每一个人的权利。 不过,他在第十章“脚注1”里批评哈耶克盲目尊崇传统。这一批评意味着,布坎南倾向于有更积极的传统革新,例如,他多年来努力推动的“美国宪法重订”会议。现在请读者回忆我开篇提及的亚赛的那一见解:权利源自契约,而不是契约基于权利。对布坎南而言,这仍是一个可质疑的假说。因为,布坎南指出,假如契约各方在一开始没有就任何权利达成共识,怎么可能订立有约束力的契约呢?一个著名的例,是尤士丁尼讨论过的,甲方认定乙方是一名奴隶,则他们之间的契约不能 成立。产权经济学家表示反对,因为,奴隶可以怠工,从而奴隶主的理性选择是允许奴隶有更大的自由。看起来,我们有必要拓展契约概念,使能包括“隐契约”的情形。这样,产权之源于契约就符合情理了。类似地,布坎南可以争辩,我们也可以拓展权利概念,使能包括“隐权利”的情形。大致而言,我相信,诺齐克与罗尔斯都有理,因为权利与契约可以相生相用,只要允许概念拓展到包括“隐”情形。当然,隐的情形,不论权利还是契约,迟早都要隐入漫长的文化传统与行为模式当中去了(参阅第四章和第五章),所谓“the status quo”(可译为“既成事实”或“现状”)。在漫长的自然演化史中,最早出现的既成事实(权利),可称为“产权”——财产权利。根据洛克的解释,产权有三 类:life(生命),liberty(自由),possessions(财产占有)。我称之为洛克的“广义产权”概念。洛克的产权定义,源于自然法传统。

    布坎南在第六章和第七章的讨论,明显地受到他的老师奈特(Frank Knight)的深刻影响。奈特在1942年发表于《伦理学》杂志的文章“科学,哲学,社会过程”(“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dure”《Ethics》vol. 52,no. 3,pp. 253-274),为我们理解“自由的界限”提供了布坎南传承的芝加哥学派政治经济学基础。在奈特看来,“社会过程”(不同于机械的“social process”)是社会重要成员之间的主动对话和达成共识的交互作用过程。共识,这是内在于社会演化的原因。在共识基础上确立的法律、政府、政策、以及 个人权利等等,都是这一内在过程的外化,是演化的结果,不是演化的原因。即使在远古,人类社会也必定经历了这样的内在过程,只要有被认为重要的社会成员 (母亲,酋长,或勇士)。当然,远古社会过程更可能发生的是在重要社会成员与神之间的对话及他们随后提供的权威阐释。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既成事 实”,或最初的“律法”。奈特在同一杂志发表的另一篇文章里指出,立法者的基本问题在于:怎样的变法可能使法律在未来的演变更符合群体的长期利益?事实 上,一个群体长期而言能够达到何种文明发展水平,几乎完全依赖于这一群体能够容纳多么巨大的个体差异同时不使社会秩序因这些差异而趋于瓦解。对于布坎南而 言,民主制度的精要,就是“一人一票”。他开篇明确提出这一假设,并拒绝柏拉图“哲人王”的思路。他指出,任何一群人,基于一人一票的社会过程,不论他们 的选择多么低俗或高尚,这是他们的选择,应被视为是正当的。如果全体同意(一致同意)原则的成本太高,一人一票的社会过程可能选择偏离全体同意原则的投票 原则,例如,简单多数原则或代议制,那么,我们可以应用布坎南在1960年代提出的“俱乐部理论”,仍是基于个体理性选择的。
可是,这样的社会 过程既可以改善社会普遍的状况,让每一个人都有更多的自由——如果“自由”可以定义为每一个人潜质的充分发展,也可导致公共的恶——如果从这一过程中形成 的集权自我强化为利维坦怪兽。这是布坎南在第七章以后,直到第十章,即本书结束时,始终要面对的难题。

    无政府状态,即想象中每一个人拥有完全自 由的状态,是布坎南政治哲学假设的初始条件。最接近这一状态的政府,被称为“最小政府”,也被认为是“最好的政府”——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governs least。由相互尊重的自由人组成的社会,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吴稚晖是民国初年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据张国焘回忆,吴稚晖曾告诉陈独秀, 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需要五百年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在那之前,他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中国早期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诸如刘师复,常以其品格高尚,得以感 召许多青年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他们赞成克鲁泡特金的口号:“无政府,即无强权”。另一方面,中国青年人普遍受到无政府主义理想的道德感召。德里克在其名 著《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中指出,中国道家和佛家思想传统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潮提供了极佳的环境。据此,以及其它更重要的原因,二十世纪 中国革命各色各样的领导人,在早期几乎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德里克指出:“无政府主义理想对中国社会现实实际上是一种挑战,并触及到了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 这或许能够说明,无政府主义在已失去了在中国现实政治中的发言权时,为什么仍拒绝从中国政治中消失的原因。”
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思想开 端是无政府主义的民主话语,那么,这一系列革命运动的政治结局何以总是公共之恶呢?自上而下的改革多次失败,从而救亡转变为大众革命,我推测,这是革命导 致公共之恶的一个重要原因。大众革命倾向于完全摧毁既有秩序,并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指出的那样,为革命之后的反革命独裁创造了政治条件。有鉴于此, 为免于公共之恶的结局,我们多数人可能主张改革而不主张革命。

    可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改革都以失败告终?一个直观的解释是,反对改革的力量过于强大。我认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需要到中国的“社会过程”内部去寻找。

    博 兰尼在《个人知识》的开篇曾解释过,法国知识分子羡慕海峡对岸英国“光荣革命”取得的成就,可是他们模仿的英国民主演变为雅各宾党人的“红色恐怖”。博兰 尼指出,民主是一种妥协艺术,大众的参与,绝不意味着大众掌握了妥协艺术。施特劳斯是芝加哥政治学派的政治哲学教父,他相信,真理不可让大众知道,否则, 就很危险。所以,他的“小圈子”,颇类似毕达哥拉斯学派或墨子学派那样,是从核心到外围逐层扩展的秘密或半秘密组织。为什么大众不能知道真理 (truth,可译作“真相”)?或许就因为他不相信大众能妥协。

    古今中外,群众运动几乎不变的特征,是“过激”。我认为,借助Daron Acemoglu(阿西莫格鲁,MIT的明星经济学家)等人2010年提交给应用概率论年鉴的一篇学术论文(“opinion fluctuations”,paper submitted to the Annals of Applied Probability),可以建立一个社会网络模型,为这一现象提供科学解释。让我们假设全部可能的观念,极端的和不极端的,均匀分布在全部人口当中, 并且全部人口均匀地嵌入在一个平面网格之内。那么,根据阿西莫格鲁的“观念波动”模型,这一平面网络里的各种观念最终的波动均衡,取决于那些最顽固地坚持 自己观念的人,不取决于那些更愿意修正自己观念的人。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头脑可能被任何观念占有的概率服从均匀分布,显然,它被一个极端观念占有的时段会 比它被一个不极端观念占有的时段长得多。这是因为,“极端”通常意味着“顽固”,或者,如果因为年轻而不如此顽固,就一定意味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 端。

    于是,大众不能妥协,我们有阿西莫格鲁的观念波动模型作为我们这一判断的理论依据。只要发动群众,就必定导致达成均衡的观念,是极端的,而不是折衷的。下一个问题是,怎样的政治制度更可能产生妥协?

    代 议制,这是图洛克的论证——他被布坎南认为是对现实政治制度和官僚政治具有最卓越洞察力的人。图洛克论证,在代议制结构里,各党派的魁首之间最可能达成妥 协。所以,“党魁”也就是政治企业家。这是借用了科斯的见解,任一可延续的社会里,必定有两类企业家,其一是政治的,其二是经济的,他们共同的职能是创 新,制度创新与经济创新。

    党魁之间的交易,最可能发生的事情,除了政治妥协之外,还有腐败——即交易各方为了增加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选民的利 益。事实上,我们很难区分党魁之间的政治“妥协”与“腐败”。所以,根据激励理论,我们只能借助于可观察的信号。如果我们享有普遍的选举权,如果每N年举 行一次大选,又如果没有“免费搭车”即不投票的选民,那么,通过N年一次的淘汰过程,最腐败的党魁最有可能首先被淘汰出局。假设N不是很大,例如,是4或 5,那么,经过相当漫长的时段,例如一百年,我们可以预期,代议制的总成本,在边际上大致相当于政治妥协过程中党魁腐败造成的总成本的边际量。

    就 中国目前政治格局,我们不难推测,与多党代议制相比,更可能形成的是执政党内各派魁首之间达成政治妥协的过程。但是,由于以上的分析,这一过程的合理性, 要求执政党的最高权力掌握在至少三位领导人而不是如现在这样的两位或一位领导人手中。在理想的政治格局中,由于“合作博弈”理论和“夏波利值” (Shapley value)在政治科学领域广泛运用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希望执政党内形成一个多数派和两个享有合法权利的反对派。为实现这一可行方案,执政党的组织部和宣 传部,必须分解为党内各派相互独立的组织部和宣传部。当然,执政党只有一个中央局(政治局)。不过,政治局常委名额的分配,即党内各派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里获得的代议权,必须能够充分体现“党内代议制”这一宪法思想。

    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期,与经济转型期相比,应当更加漫长。这是因为,经历了二十世纪的百年革命之后,我们前面还有大约一百年的路途。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不揣冒昧,将这篇文章献给二十二世纪的年轻人。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5月21日 08:39 (星期二): 刘小枫演讲引起强烈反响, 这篇讲演整理稿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后面附有海外网站一篇评论

共和,中国的百年之累

王人博对话刘小枫

    刘小枫:理解政治问题必须先摆脱简单的口号

    刘小枫:各位同学大家好,王老师在前面做了非常好的一个报告,给我很大的启发,王老师是中国宪政史的名家,我是看他的书启蒙的。我先简要的谈一下我对他报告的两点非常强烈的感受。

    第一个感受就是他告诉我们,看待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和具体的政治现实的历程去看,而不能仅仅去追求一些口号。这个对于我们当今的现实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界也好、传媒也好,基本上都是一些对于简单的口号和理念的追求。我们就拿所谓的中国梦的问题来说,我们就知道元旦时候发生的事件,中国梦等于宪政梦,然后很快就受到制止,因为宪政梦的含义就是要实现自由民主宪政,自由民主宪政没有实现那么这个中国梦就没有实现。但是说“中国梦”的这位我们的领导者,他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曲解了他。

    我们普通的人,甚至一般的知识分子,我们大学生在大学课堂里面听到的就是民主宪政梦,由此可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处于一个一般的口号的笼罩之下,不管是联邦制、自由民主、军队国家化等等,这些都是所谓的普世价值。王老师的讲演告诉我们,尤其是告诉我,这些口号,如果从这些口号来看问题是过于简单化,政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东西,要实现政治视野是非常艰难的问题。所以理解政治问题必须要摆脱这些简单的口号,我相信尤其是我们学政法的同学,跟政治打交道的一定要理解要懂得这个,不然的话政治就白学了。

    刘小枫:二战后我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远超一战

    刘小枫:理解政治的话,王老师举到了很多实际的例子,给我很大的刺激。比如说王老师讲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会与我们中国近代建立的关系,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遇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远远超过巴黎和会。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派出了工兵,但是这个战争并没有在中国国土上发生,我们牺牲的国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能够相比的,这个大家很清楚。

    但是我们看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怎样的?我们的领土居然就被美国拿去了给到日本,现在还在它的控制之下,而我们中国居然不敢对美国说。你说这个主权问题你不选边站,这个话没有道理,你说的出口吗?这是好简单的一个法理,都是战胜国,但是它却把中国的土地拿去给了一个战败国。

    一战和二战最大的区别就是,二战之后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并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和平条约,开罗宣言已经讲得很清楚。英美中俄是不能够和战败国单方面签约的,美国是单方面的事情,这是后来50年代抗战爆发导致的一个结果。所以韩战是非常大的一个关节点,离开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很多问题还是看不清楚。

    因此我觉得二战之后,这个结局对于中国人来说,当然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约的耻辱大得多,这是没有办法相比的。由此就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政治的复杂性、艰难性,由此也可以说王老师前面说的国外那些所谓的列强,没有谁是真正替中国着想的,替中国着想的只能是我们自己。

    刘小枫:要跳出共和专制的二元对立看历史

    刘小枫:接下来我就想思考一下中国的共和问题,所谓的共和梦,好像没有实现,以及中国的所谓的共和之内涵等。我的看法是,我们对于中国共和的历程要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治法理的理解,因此我想试着来从历史,也是从历史的法理这两个角度来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粗浅的看法。

    进入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还是要提一下王老师提到的这些口号,那就是说不管共和也好,还是其他政体也好,这些都是一些国家政治制度的名称,而我们现在已经出现一个所谓的专制和共和的二元对立,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一点点法理的知识,政治制度的类型是很多的。所以,我们要先跳出这个所谓的专制共和这样很可笑的一种二元对立。严格来讲我们追求的是普世价值,什么是普世价值?那就是一个国家是好的国家,是一个德政的国家,这个民族是有德性,人们生活得幸福,这是对于我们对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一个最基本的好坏的判断。如果我们把这个好的判断直接等同于所谓的自由民主的话,这个在逻辑上和实质上是说不通的。

    我们现在要摆脱这样一种思维,其实是很危险的,你这样说人家马上攻击你,认为你反自由民主,现在反自由民主成了反革命。我们现在如果摆脱这样一些我们现有的意识形态之争来看问题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说所谓共和的观念,共和所谓的追求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当然是法国大革命末期。法国大革命提出了一种基本的所谓新型的国家政治的形态,就是人民主权。我们现在以法国大革命为基础来看一下西方历史,理解王老师讲的中国面对西方首先选择什么样的制度。

    刘小枫:中国传统制度与法国主权专制的君主国相似

    刘小枫:法国大革命之前和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其实有三种不同的政治形态,但是这些政治形态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君主国。君主制在法国大革命前有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我们称之为君主主权专制的君主国,这是以法国为代表的,这样一种君主国是以民族的统一体,以语言、文化传统为凝聚力的基础,这叫君主主权专制的君主国。

    第二种君主国我们称之为有限的君主国,这个是神圣罗马帝国躯壳之下所存在的君主国。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从中世纪末期的962年持续到1806年拿破仑强迫弗朗茨二世退位。19世纪以来好些西方的君主国就从神圣罗马帝国那个地方独立出来了,既有基于民族性的君主国,也有基于结盟的君主国,比如说瑞士这样的王国。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就收缩为日尔曼语地区,语言上统一,但是在日尔曼这个地区有大大小小的帝国。这是在于一个帝国的框架之下,我们称之为有限的君主国。

    还有第三种,这样一种君主国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一个特殊的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它既非像法国那样的君主专制,也不像神圣罗马帝国那样的帝国框架下的有限君主国,而是由于地缘因素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君主国体,这就是英国。后来美国的情况跟英国一样,是一个所谓的地缘,即海洋因素使其很自然的容易形成一个国体。我们可以说中国问题的话,只能说欧洲大陆来类比。如果把英国式的海洋王国,法国的君主王权专制与神圣罗马帝国框架下的有限的君主国这三种君主国进行对比,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像哪一种?在法国大革命前,遇到共和挑战之前像哪一个呢?像法国。我们中国自秦始皇以来是一个绝对的君主国家,当然说传统中国是封建的历史阶段,那是一个笑话,秦朝是没有所谓的封建制度的。

    法国的独立君主国是靠当代的战争,比如说天主教和新教的战争打出来的,要使得这个民族形成一个统一的共同体,难免要经过内战,美国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中国在历史上经过很多的战争,才产生一个统一的国家。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君主国这样一个国体,并没有什么不好。能够把这么大一个国家,而且这么多的民族融合在一起,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的事情。

    刘小枫:中国传统政体曾经倍受欧洲推崇

    刘小枫: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德政国家,这是由于儒家在中国传统国家政体里面起的决定性的作用。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西方整个欧洲是非常推崇中国政治体制。现在相反,我们现在年轻人也好,学界也好,年轻人受到老一辈学者的影响,对于中国传统的政体是蔑视的,这是很奇怪的想法。西方对于中国的评价是什么时候开始拐弯呢?是法国大革命后期的启蒙运动,恰恰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出现,从黑格尔世界历史哲学才开始把中国贬下去了。

    现在就转入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情形,重要的就是在法国大革命引出来一个“宪政”概念,即立宪。立宪有两个最基本的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要形成一个作为政治统一体的国家,这是一个要害。如果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政治统一的国家,那要宪法干什么呢?宪法与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和秩序的建立密切相关,这是法国大革命立宪的第一个基本含义,才能看到中国为什么在追求共和过程中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

    第二个,那就是宪法是由谁来制定,即制宪权的主体是什么。法国大革命带出一个全新的观念,那就是制宪权的主体是人民,所以人民共和就开始出来了。宪法这样一个观念并不是法国大革命才摆出来的,在这之前,严格来讲,已经有实实在在的宪法。宪法就是订立一个契约,在传统的君主制下,比如说在英国、法国,甚至在罗马帝国也有这样的基本法,我们可以称之为宪法。但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这一些准宪法的制定者是君主,或者说是封建主,比如说神圣罗马帝国宪法的制定者是帝国下面各个有限君主国的君主来共同签订的一个契约,这个是宪法。所以法国大革命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口号就是人民主权,人民是个很含糊的概念,谁来代表人民?人民能够建立或者制定宪法吗?其实不是。人民必须要靠代表,因此党派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开始出现的。记住和这两个要点,我们就可以看清楚中国是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了。

    刘小枫:绝对君主也可以立宪

    刘小枫:我们现在接着看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我们都知道出现了复辟。拿破仑的复辟意味着什么?君主复辟吗?君主拿破仑复辟,制定法典,拿破仑也立宪,所以拿破仑的立宪靠什么?是个绝对君主王权,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有多少宪法,数一下,法国大革命过程之中就有好几个宪法。

    因此不要把宪法看起来好像是万能的,谁来定宪法是关键。拿破仑定的这个宪法,君主也可以定出一个符合共同体利益的宪法,这个宪法并不意味着就会剥削人民,压迫人民,这和人民有自由那是两回事,人民和民主是两回事情,我们把民主和自由往往会混合在一块儿,这是一个政治常识上的一个错误。我们可以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身边就可以看到,香港在英国的统治下,有自由,但香港迄今有没有民主。香港在英方统治之下基本上像一个准君主国,英国派的总督有最高决定权威,为什么末代港督要推进所谓的香港民主呢?--给中国出难题。英国让殖民地独立后,往往会给你留下一大堆的麻烦,制造政治麻烦,别国的政治麻烦就是自己国家的安全的保障,你越乱越好,这是罗马人的诡计,叫分而治之,让你去分裂。

    所以自由和民主这两者我们要把它分开,严格来讲,我们这几十年,其实人民生活质量是大为提升,民主是另外一个事情。我们其实有所谓的人民民主,而不是西方的那样一种自由民主而已。

    拿破仑的这样一个宪法,表明了宪法宪政的一种形式,这是绝对君主的立宪,而不是所谓的虚君共和,把一个皇帝放在一个地方。拿破仑就是要立宪。

    刘小枫:二战后中国吃亏在国体尚未完全确立

    刘小枫:拿破仑扩张的时候打了败仗,打了败仗之后,我们注意在欧洲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1814年10年到1815年的维也纳国际会议。严格来讲,这才是真正西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是二十世纪的大战。这个会议对于当时其他国家民族的形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比如对德国会有怎样的影响?在当时,战胜国英国、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由于在重新瓜分欧洲的时候出现了分歧,跟我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样的,出现了分歧,战败国法国巧妙利用这个矛盾,使得法国和奥地利联手,秘密签订了削弱俄国和普鲁士这两个君主国势力的《维也纳条约》,这个条约规定,比如说比利时、荷兰组成尼德兰王国,然后加强瑞士,俄国和普鲁士瓜分波兰,英国得到马耳他群岛,奥地利就在意大利北部发展势力等等,就是重新瓜分势力。

    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样是看谁有权势,为什么中国在二战之后没有获得这样一种话语权呢?那是因为中国很弱,俄国占着北方当然不放,巩固二战的成果不容推翻。中国弱在什么地方?国体还没有建立。它就钻了我们中国共和转换的空子--谁是国家主权的承担者,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这样,他们就占了很多便宜,尤其是美国。

    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一个宪政国家,受到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这就是王老师前面一再强调的东西,国际地缘政治使得你的国体重新恢复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麻烦。我们现在已经遇到了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法国大革命新提出的宪政和人民主权,及其人民的共和宪政,但是实际上实现宪政,法国又给出的两种方式,拿破仑绝对君主统一的方式,还有就是通过非常著名的雅各宾政党来实现所谓人民的共和。这些东西对于其他国家要形成一个自己的民主共同体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压力?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国际地缘政治的制约和压制。

    刘小枫:中国近代立宪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袖

    刘小枫:我们要在这两种情况下来看中国共和实现的过程之中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中国是一个有历史悠久的文明传统的国体,我们又是一个有君主的国家,如果我们皇帝是非常能干的政治领袖,像当年俄皇或者德皇一样。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国体在转换成一个所谓的现代立宪制这样的国家,严格来讲是并不困难的。

    可是由于偶然机遇,我们不在乾隆时代,而是刚刚遇到他的不肖子孙,没有能力,在这个时候,谁是让这个国家重新统一的担当者?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传统民族成为国家,要求最低限度内在凝聚力,这个内在凝聚力作为一个政治形式,需要靠一种领袖的力量。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些历史英雄,人民的领袖,他们是真正的缔国者。我们可以说,中国最大的问题首先是没有遇到那个时候的强有力政治人物,这使得我们后来跟毛泽东进行对比的时候发现,的的确确毛泽东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领袖。

    第二个就是,这个民族共和体是不是还要有一种高度一致的精神和道德品质?诸如王老师刚才讲的柬埔寨等国家,这些国家民族共同体的精神跟中国有非常大的差别,他们那些国家严格地讲是佛教国家,佛教会把人民的身心都带去出世的方向。而中国是儒教传统国家,地上的生活是一种德性的生活,所以我们中国会养育那种具有政治抱负的人。韦伯就说过,君主国有大有小,但是他认为政治抱负和国家大小有关系,但是我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他说像瑞士这样一个小国家,怎么可能产生有政治抱负的人呢?我们可以说,日本这个国家也小,但是它的精神就是不小,日本的那些年轻人对于自己民族国家的这样一种承担感是非常让我们中国人震惊的。

    刘小枫:日本五族共和的构想差点亡了中国

    刘小枫:我们要提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一度朝东亚大陆扩张?要记住一件事情,1923年,东京大地震,让整个日本中心地区被毁的一塌糊涂,这个时候日本的一些有抱负的年轻人就想到,我们日本这样一个岛国绝对在自然生理上不安全的,必须爬上岸,所以他们要侵略朝鲜,要侵略东亚大陆,就搞了所谓的“五族共和”的计划。什么叫做五族共和呢?日本算一族,朝鲜算一族,然后上边满族算一族,再往西边走蒙古算一族,再加汉族,这是他们五族共和的一个构想。而且搞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是由三个日本的校级军官在德国的一个咖啡馆里商量出来的,就是要把中国的北部拿到手,形成一个所谓的五族共和。

    同学们注意了,这个计划差一点实现。他们的主谋石原莞尔是极其聪明的,东三省被拿过去以后,他就主张不要再向中国中原进攻,把中国的中原作为日本的战略后方,不要去打,然后转过背来对付俄国,占到俄国以后,俄国西伯利亚地区的防守都很弱的,所以日本要朝北边去扩展。由于石原莞尔的这个计划被鹰派否决了,所以当时在东京审判的时候让他出来,他说东条英机你这个蠢蛋,如果听我的话,根本就没这些事情了。如果他的计划当时被接受的话,日本就不会发动卢沟桥事件,它会逼迫国际社会承认东三省是他治下的。美国人就已经准备承认了。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了,那么我们中国的边境现在在哪里?--离北京出去150公里。我去过一个朋友家,在河北,他们家就在当时满洲的边界上,我说幸好没有成功,不然你就成了日本人了。这是个现实。
所以五族共和,我们可以说这是日本的担当者--年轻人做的。那我们想想中国年轻人,当然要有我们中国民族共同体的使命,所以那个时候就出现了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等等。我们可以说中国首先解决的是政治领袖的问题,而不是所谓的哪一种宪政。拿破仑如果不再去扩张的话,他也没事了,稍微节制一点,把欧洲这块保住以后,他的势力其实是蛮大的。

    刘小枫:汉奸理论就是让日本帮中国统一

    刘小枫:通过这个法理我们就可以看到,王老师在前面已经谈到了很多,中国在走向共和的时候遇到的很多困难。我们历史的机遇不仅是一个种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政治领袖人物的问题。由于中国在实现共和的时候,或者说实现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时候,由于君王的能力太弱,就引出了这个所谓的革命,革命严格来讲,的的确确是因为晚清的政府能力不行。有一个历史学家跟我讨论,他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袁世凯早死了几年,他得了糖尿病病,如果他像现在能透析一下的话,多撑几年,情况就不一样了。

    我们再回过来看,由于君王能力太弱,我们国家革命之后,很快就分裂。我们注意到出现了所谓的联省自治,什么概念呢?就是回到封建去。我们不是要反封建吗?欧洲要打掉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联省自治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中国是亚洲第一个,最早的共和,但是就是因为国家的内部没能形成民族共同体,问题就出来了。

    我们就知道汉奸,什么叫做汉奸理论?大家知道汉奸,那具体的汉奸理论是什么呢?我相信大家都不清楚。我告诉大家什么叫做汉奸理论,汉奸理论就是说,中国老统一不了,日本帮我们,这就是汉奸。我听过一段汪精卫的讲话,他说我们这一次战争是中国最后一次战争,我们老在打内战,打不完,最后一次战争是把这个国家收拾掉,然后我们来管理就完了。另外让我很生气的,汪精卫是个广东人,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居然用我们四川话,我作为一个四川人觉得是个耻辱。

    第二个例子是大名鼎鼎的汉奸胡兰成,号称二十世纪第一散文家。他其中有一个提的非常好玩,他讲到:为什么会有日本入侵?日本入侵就是因为辛亥革命少打两枪,辛亥革命多打两枪,就不会有日本人的入侵。什么意思?辛亥革命后中国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所以日本来帮你。这是在五十年代写的,可谓猖狂之极,由于我们不知道最基本的法理,被一些口号被忽悠走了以后,我们连一些常识都看不到。

    刘小枫:今天宪政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

    刘小枫:而我们中国麻烦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统一最核心的力量都散掉了,后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党派论争。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共和走过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是北洋时期,从法理上来看一下,国民党当然是反动反宪政的,因为那个时候北洋军阀,人家一开始哪里是军阀,人家是中央军;你是才反国家的。他力量不强,解决不了你而已,如果袁世凯还在的话,就要把你解决掉了。所以我们对于中国的历史需要重新来看。

    第二个时期是在1928年以后的国民党政府,虽然有国号,但是它从来没把中国统一起来,这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形式上统一,恰恰是借了抗日的光。南京开会,共产党那边跟你一块打日本,同意在你的领导下。因此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已经散掉了,如果把这个国家统一重新凝聚起来是首要问题,没有这一个东西,那谁来认同你呢?现在国际政治对国家的基本观点就是,你必须以一个政治共同体、主权国家作为一个基本主体,不然你在国际社会根本就没有位置。国际法是什么玩意儿?国际法就是强权制度。从中国的历史就可以看到,我们想想我们在五六年代,国际法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不就是在压你吗?我们中国当时被压制,被封锁。现在经常有些人骂朝鲜,当年中国就跟朝鲜一样。我们中国要受俄国的威胁,美国的威胁。

    我最后要讲的是什么?我们从整个的历史看到,毛泽东带领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群体的出现,有一个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有历史担当的中国人凝结起来以后,他必然会出现政党。我们说国民党败在什么地方呢?正是精神品质。国民党里面有很多共产党的间谍,为什么呢?信仰,他们有信仰,怎么会当间谍?因为这两个党的政治品质是不同的。我们一定要区分,当年共产党和现在共产党,这是毫无疑问,我建议大家去读一本书,《从战争中走来》,这本书写的非常好。看那一代老共产党和现在比,完全是两个模样。所以中国重新成立政治共同体,所谓的宪政就出来,所以《宪法》就是由这样的党来治理的。

    由此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毛泽东的问题。我们宪政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实际上毛泽是中国学界和中国历史上的大问题,问题就在于,谁是中国现代的国父呢?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中考虑,蒋介石已经被开出去了,那我们说是孙中山接着毛泽东,孙中山比起毛泽东差十万八千里。毛泽东的功绩大家都要承认,可是,由于他在后期搞的文革等等,就使得人们对他人民民主的构想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们要知道,文化大革命当然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基本理念是平等,美国平等,我还要比它更平等。美国黑人运动是在什么时候发动?文革大革命。所以严格来讲,美国人的平等还是在中国的刺激下出来的。

    王老师讲的可能就是,历史过程的确是很愚昧,我们当代的共和当然很早就建成了。我想讲的是,我们共和百年留下的伤痕,这个伤痕我简单提两个东西。第一,我们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还没有统一,谁在阻挡我们中国的统一呢?美国。美国给台湾提供军事保护,背后是什么理念?我们没有质疑挑战这种理念。第二个就是毛泽东,我们看一下我们中国现在对于一个国父的评价是极为分裂的,一部分人恨的不得了,一部分人爱的不得了,我们可以说这是精神上的内战。我们看一下,哪个一个民族国家的国父,是有一半人恨他一半人爱他的?这不是很奇怪吗?俄国也不是这样,他们教科书对列宁是全面的否定。他们也有爱列宁的,甚至还有爱斯大林的,但很少。不像中国,在网上马上就会出现一个爱一个恨的打起来了。想到这点,我心里就难受。谢谢大家。

 

 

刘小枫的尊毛与习近平的左转

星辰的翅膀博客

2013-05-20

    今天,我读到一条惊人的消息,说刘小枫在一次读书会活动中声称:孙中山的历史地位远不及毛泽东,因此毛泽东才是国父。俺不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国父,甚至俺认为中国人心理上从来不尊敬没有枪杆子的人,说什么国父都不是中国特色。

    但刘小枫尊毛到如此地步,实在出乎我的预料。刘小枫,对于我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思想就是阅读了他写的“走向十字架的真”。当时觉得这个书名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此书首先在香港出版的,书名叫“走向十字架的真理”。那是一本介绍二十世纪神学思想的书籍,当时我是横看竖看都稀里糊涂,但好奇心还是让我读了好几遍,试图搞懂到底这些神学家们想说点什么。直到俺最后在教会相信了耶稣基督,才明白了一些其中的道理。

    今天,刘小枫华丽转身了,突然从一个所谓的文化基督徒变成了国家主义的信徒,一个向毛泽东敬礼的毛左,这着实让我大跌眼镜。由此可见,当年激烈的文化基督徒之辩还是有道理的。一个只是欣赏耶稣“登山宝训”中的道德叙述的人,而不是常常向祂祷告认罪的人,不是一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一个人即使他能会说德语,懂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也常常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圣经的话语,但是他没有将自己的生命交在耶稣基督手中,他只不过是“鸣的锣,响的钹”罢了。

    刘小枫最近的转变,我相信是一个信号,一个中国全面向左转的信号。各种迹象表明,习近平已经开始收紧对言论自由和新闻报道的控制。虽然他的各种手段还是试探性的举动,但也暴露出他的意图:压制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刘小枫之介绍基督教神学,不是因为他笃信耶稣基督的真理,而是他的一种职业需要。现在,我想他也猜测到中共大环境的左转,因此开始投靠当权者,要努力成为能够“上达天听”的上书房行走的“皇帝”的军师了。这个其实也不奇怪,刘小枫的骨子里还是儒家那套,要“学得真武艺,货卖帝王家”。

    中国不缺这样左右摇摆的所谓学者。前几天,不是有个所谓的学者已经开始讨好习近平,开始弥合“(毛)前三十年”与“(邓)三十年”之间的理论鸿沟了吗?习近平要彻底改变三十年来改革对文革的批判,要树立左派的荒谬理论:“大饥荒三千万人饿死与十年文革浩劫为改革开放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毛泽东的伟大建国功绩就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经济成就”。

    美国内战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叫做“房子分两半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1949年以来的历史解释也是“房子分两半了”。改革与文革的对立,能否在习近平手中消解,进而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理论占领人们的头脑,不仅需要司马南、孔庆东这样的流氓加文痞的鼓噪,还需要刘小枫曾经的学术精英的加盟。因此,刘小枫的华丽转身与更早的摩罗的“叛变”一样,虽令人惊讶,但也可以理解。

    今天,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已经打响,而刘小枫这么早就“叛变投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呵呵。但愿中国多点林昭这样的真正基督徒,而不是刘小枫这样的所谓“文化基督徒”。

    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战争就要开始了,这是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复杂多变命运的开始。就像我在博文“谁是薄熙来事件的始作俑者”中说的,邓式改革开放已死,中国社会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邓的所谓不争论姓资姓社,所谓“打左灯向右转”已经破产,中国需要新的道路,争论不可避免,今天就爆发了。今天的中国就是1946年的中国,就是1979年的中国,因此请记住2013年,这是中国的有一个转折点。我继续搬个板凳,观看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社会的“激战”。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5月20日 10:16 (星期一)附 件:1个((王康)精神怪胎:认毛作父的刘小枫.doc ) 查看附件

认毛作父的精神怪胎刘小枫

王康

2013年5月18日 重庆

    今天得知刘小枫称毛为“国父”,称孙中山比毛差十万八千里。这个博学之士终于正式堕落。

    去年老友毛喻源说起刘已变得面目全非,我还难信。20年前与刘见面,只觉《拯救与逍遥》的作者正在经历某种内心蜕变。他回避64话题——我想他没有参加,现在看来,他绝不会参加。这个小市民的儿子靠苦学外语走上“学术”象牙塔,此后一直在校正人生坐标。几天前在郑州与蒋庆说起刘,蒋不置可否,显然不欲评说。

    这一代人都在重新寻找父亲,刘小枫最后认毛作父。“这一代的爱和怕”原来在斯!这给人们一个新的教训。一面仰望“十字架上的真”,一面呕歌跨过鸭绿江的毛军;一面厌恶海德格尔,一面称誉卡尔•施密特;一面思念冬妮娅,一面美化切瓦拉;现在终于沦落到为老暴君招魂的田地。每况愈下至此,已不能用人格分裂甚或无耻之尤来形容了。

    想想,刘小枫的演变其来也有自。2009年天安门广场祭出毛思万岁方阵,薄熙来唱红打黑(有人统计,薄在重庆四年有半,所引“经典”,毛语录诗词占百分之六、七十以上),新国家主义派全身心投靠权贵,张艺谋谭盾之流公开颂扬秦始皇,中国百名作家集体书写“延讲”,刘的高论并不特别怪异。其不为外人道者,他以塔西佗、修息底德、施密特等帝国历史哲学家的传人自命,志在做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精神教父。《圣灵降临的叙事》、《儒家革命源流考》都是刘为自己特殊身份设计的符号和阶梯。他不能总是用艰涩玄奥的神学、哲学术语把自己包裹得难以辩认而误了卿卿好事,于是渐次脱去神学袈裟、博士衣冠而游讲四方。貌似启蒙青年学子,实际听主却在庙堂之内。好一条现代终南快捷方式!子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刘小枫“逍遥”数十年,今日终于本色毕露,为天下人笑。何必当初!

    子又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刘所知,本来杂遢漫漶,而从不识“仁”为何物。然而,刘确实高出甘阳司马南孔庆东等浅薄浮表之辈。他看出毛对红色帝国的首要价值,不高度而大幅首肯毛的“文韬武略、丰功伟绩”,全部意识形态就没有“道成肉身式的神圣性”。为此,刘不惜戏扯历史,以美国国父华盛顿、林肯为例,声称他们都通过战争而为国父(刘自然不忘西泽、君士坦丁、拿破仑一类大征服者,就差提及希特勒、斯大林)。而毛更胜一筹,他既是中国独立战争(朝鲜战争,模拟华盛顿领导的北美大陆反英战争))又是中国解放战争(国共内战,模拟林肯领导的美国南北战争)统帅。此外,毛还是儒家“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的集大成者。不止于此,毛还是柏拉图《理想国》两千年来唯一的现世“哲人王”、“圣王”。。

    刘是否曾属“自由派”、“儒派”、“基督教救赎派”还是“毛派”、“左派”、“法西斯派”,都无关宏旨。他大概骨子里看不起这些派人,他的志趣远为高远:重新塑造毛泽东,为尚未完全矗立的现代东方大帝国“立心”(薄熙来们的口头禅是“精气神”)。这是极大的诱惑,也是极大的无耻。刘对毛的评价,令林彪的“四个伟大”相形见绌。人们不可一笑置之。

    没有商鞅、李斯,秦始皇未必能横扫六合一统天下;没有戈培尔、罗森贝格,希特勒恐难成气候。刘小枫也许早已立下“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之志,甚至信奉纵不能流芳千古也要遗臭千年的流氓哲学。遍读东西方“圣贤书”,竟自我沦丧到如斯田地。曾经赐予刘若许灵感与名利的孔子、耶稣、苏格拉底、奥古斯丁、康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梅涅日科夫斯基、舍斯托夫……,你们的无上德慧才智,怎么哺育出如此不堪的精神怪物!只有一个解释,人欲向善,天高地迥;人欲为恶,孔耶佛老也无可如何。

    人们不可一笑置之。刘接下来该会发表他“准确、完整、科学、系统”地重新评价毛泽东的著述——我愿为他的新著作免费预告。那时,就不是朝野争看《旧制度与大革命》,而是类似《我的奋斗》(当然更有文采,更有理论深度,更神圣)那样重新唤醒全体中国人的“大书”。刘小枫如果不走出这一步,依然有一搭无一搭地客串现实政治,他就有违其四十年苦心经营的人生要求,实在无趣了。不过,我也量他写不出施密特《政治的神学》、《议会民主制的危机》和《政治浪漫主义》一类为纳粹主义奠基、辩护的专著,更写不出尼采、瓦格纳式为希特勒激赏的天才而邪恶的作品。

    刘小枫当然有权利认毛作父。但我坚信,领教过旷古劫难的中国知识界不会茍同。1975年,“四•五运动”先驱者就喊出了“中国已不是秦皇时代,人民已不再愚不可及”的伟大口号。俄国从1956年苏共20大开始,用了近40余年时间埋葬了斯大林主义,中国也许需用更长的时间才能祛除。中国当然需要自己的“凝聚力”,中国人当然需要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价值,中华民族当然应实现自己的现代复兴并对人类做出正面贡献,但决不是刘小枫鼓捣的毛泽东思想。

    刘小枫说,他不愿看到中国人因为对他的“国父”身份的分歧而出现“精神的内战”。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事。他怎么就不清夜扪心自问,谁在挑动中国的“精神内战”?如果刘小枫押注得手,毛派复辟,当局某年月日正式追谥毛为“国父”(国民党1940年3月21日“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其时孙本人已辞世15年)可以断言,必天下哗然,中国人将再次面临大劫。但中国社会绝不会忍受又一代毛二世、毛三世,刘则将真正实现其遗臭万年的人生理想。所以为刘本人计,还是不要借鉴其歆羡不已的北朝鲜“父传子、家天下”为好。

    一个被统治者,一介布衣,怎么就如此殚精竭虑地为当局所急所苦。究竟是哪门欲念何种冲动如此忧君忧党呢?我跟刘小枫同为重庆人,算一代人,我现在以此为耻。当然,在此地出生和来过的不都是毛泽东、薄熙来和刘小枫式的人物,蒋中正、卢作孚、张自忠就曾为这座云横雾纵的伟大城池曾添过不朽光荣。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我们伟大的诗圣一千多年前就为那些欺世盗名、寡廉鲜耻之徒写下墓志铭。匪夷所思的是,时代进到21世纪,还有人在做“帝王师”的迷梦。世事荒唐,人心惟危,信然。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5月06日 11:00 (星期一)附 件:1个(6000万.docx ) 查看附件6000万+N,2013-05-04 23:59:39

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

李克强再遇朱镕基难题

    去年“两会”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锡荣在大会上发出强烈呼吁:“中国的公务员已超1000万,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的官!……”瞬间,刘锡荣成为媒体新闻人物。并倍受网民热捧。

    然而认真看了《刘锡荣:“千万公务员”数据来自赵启正》一文后,我发现了一个巨大漏洞:赵启正他们统计国家公务员时,竟把数百万战斗在各级党委、纪委、宣传部、统战部、党校、共青团等重要革命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漏掉了。这无疑是一个性质很严重的疏忽:领导公务员的同志们不算公务员,谁算公务员?考虑至此,便撰写了一篇题为《关于“中国1000万公务员”的求证》文章,对“1000万公务员”的说法予以质疑。文章刊在博客上后,不但引来网民热评,几天内还连续接到国内外十多个新闻媒体记者的电话采访。很有些虚荣的咱,便为自己的伟大发现洋洋自得起来……

    然而昨天看了凤凰周刊一篇题为《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的文章之后,却不禁目瞪口呆……想起去年洋洋自得的样子,脸色更瞬间赤橙黄绿青蓝紫……

   且看一面一段话:“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 万余个居委会——两者总人数约为275万人。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已超过6000万!”
再看——

  “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逐步上升的,1980年占5.43%,1985年占6.51%,1990年占9.83%,1996年高达13.11%。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认为,1995年的行政管理费用比1978年的行政管理支出增长了19倍。25年来,老百姓供养一名科长的费用,大约以每年20.9%的复合比例增长。”

  看了上述消息,怎不目瞪口呆呢——6000万吃皇粮的,一个准大国的人口了!看了上述消息,脸色怎不瞬间“赤橙黄绿青蓝紫呢”?——之前,咱一度以为吃皇粮的队伍绝不会超过3000万!看了上述消息,便又想起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总理的上书》中的一句话:“负担如泰山,干部如蝗虫!”还想起前总理朱镕基的一句感叹:“如此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

    提起朱镕基,更勾起一宗心事:十四年前,这位万众欢呼的“铁面宰相”即位不久,便挥拳立誓要来个“两手抓,两手硬”:第一手硬:“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第二手硬:国务院先行开刀,举国上下来个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听了朱总理的话,尤其是看了朱总理挥拳立誓照片,草民李悔之与很多中国百姓一样,眼里含啜着激动泪花,嘴里喃喃自语起来:看来,这回中央要动真格的了。屁民们真的要过上“天天都是好日子”的幸福生活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咱发现自己的热泪白流了:用特殊材料做成的贪官同志们就是不惧“棺材”——越是反贪,贪官队伍越是庞大,贪官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以至微博上的网民口味越来越重,曝光几十万、几百万贪腐案的帖子,连轻轻按动鼠标点击转发的兴趣都消失了。
    而“精兵简政”呢?越是“精简”,吃皇粮的队伍越来越像蝗虫一般;越是“精简”,“维稳办”、“精神文明办”、“城管”一类的从词典上查找不到的单位便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越是“精简”,阳光的行政开支和灰色的“三公”消费越是大鹏展翅直冲云霄九重天……
    如此怪象,害得咱四处查找最新版的《成语词典》和《新华词典》——莫非为了特色事业之需要,上面下了红头文件,将“精兵简政”改作“增兵繁政”?或将“增”同志与“简”同志相互调换工作岗位了?

    然而,《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一文让人最犯傻的,还是下面这段话:“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问题不仅仅是存量巨大,其加速增长的趋势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从1998年到2009年,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 3843万人飙升到5393万人,11年间增加了1550万人,年均增加141万人。期间,2007年是一个拐点,当年财政供养人口突然增加了300多万 人,增速飙升到7.7%,而此前增速一直控制在4%以内。”

    “2007年、2008年、2009三年,财政供养的离退长休的公职人员累计增加317万人。年均100万人以上。”“2006年,体制内在职人员3366人万。到2009年,增至3815万人。三年时间增长约450万人!”也即是说:当今中国,最让人“伤不起”的,并非6000万吃“皇粮”大军本身。而是:6000万+N!——尤其是近几年,年增250万人。

    年增250万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文革”之时,为了表明中国不惧美帝、苏修(苏联)和各国反动派的全球大包围,最高领袖大手一挥手,发出“全民皆兵”之号召……而当今中国呢?吃皇粮队伍如果按目前速度发展下去,“全民皆官”的伟大日子也为期为远了。

    这时,一些可爱的红顶专家学者出来讲公道话了:“不要忘了咱们中国有13亿人口哪!按人口平均,当今中国的官民比例也就1:23.5,即大约23.5个纳税人供养1人嘛。人家美国14人供养 1人,日本是24.4人供养1人,德国是18.4人供养1人,只比日本稍稍高一点嘛。”

    我查了许多数据,发现红顶专家学者们引用的数据可靠性还是很高的。然而——“按照2009年的数据计算,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口为10.8人,而美、日、德、法和英国每百万美元供养的财政人口分别为:美国1.56人、日本0.95人、德国1.33人、英国2.8人。中国财政供养的负担和规模相当于日本的10倍多、美国的7倍、德国的8倍以及英国的4倍。”(摘自《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

    日本是24.4人供养1人,中国23.5人养一人,本质上的差距却在10倍以上!上面一组数据,红顶专家学者同志们当然是不会看到的——一直以来,为了营造大平盛世、和谐社会的良好氛围,红顶专家学者同志们总是得心应手地运用各种不同的数学计算公式。比如,当谈及GDP、国民人民币储蓄和外汇储蓄的伟大增长时,他们总喜欢用加法和乘法;为化解各类与和谐社会、中华千年太平谐盛世很不协调的各类负面数据,以及灾难损失数字、死亡人数,他们便使用“N÷13亿”的计算公式——一年上万亿元的“三公”开支一旦除于13亿,也只是区区小菜一碟;至于损失几百万、几千万,死伤一百几十号人,在13亿这个极其伟岸的被除数面前,就得借助显微镜才能看得清了。这一招在网络刁民面前虽然很讨骂,但对付国外颠覆势力和不怀好意者的攻击却很管用。
然而,当一个个伟大成果、辉煌成就分摊在每个国民头上往往十分可怜,或可忽略不视之时,红顶专家学者们却像捍卫国家统一般捍卫这一个个伟大成果、辉煌成就数字的高度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而绝不会使用“N÷13亿”的公式。

    此外,红顶专家学者们还把外交部同志“有选择性地与国际接轨”那一招也学得十分精通。比如吧,在谈人均财政供养人员时,他们只会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国家“接轨”,而不会与同等水平的“金砖四国”印度“接轨”——印度人口12.4亿人,目前共公共部门的雇员供养比为69人供养1 人!

    还有一个极为重要、至为关键的一点,红顶专家学者更不会与之“接轨”的,这就是:从人均官民比例上,中国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并不显得太高。但: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是服务,因而绝大多数政府雇员的职责是为全社会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而咱们的特色政府则是党政混编、无所不管的准全能型政府(全能型前面加个“准”字,比三十年前还是进步了)。而绝大多数官员平时都干些啥呢?先看下面两组很多人熟知的比较数据:

    (一)、纽约,世界经济之都,人口1800万,GDP26000亿美元,“市领导”6人——市长1名,副市长3名,议长1名,副议长一名;

    东京,人口1300万,GDP11000亿美元,“市领导”7人——市长1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等“市领导4名;
中国铁岭市,人口300 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五分之一、纽约的六分之一,GDP是东京的0.1%、纽约的0.18%,“市领导”却有41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4名,常委11名,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8名。就是这个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 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

    (二)、中国新乡市,人口565万,GDP100亿美元,人口不到东京的一半、纽约的三分之一,GDP是东京的0.9%、纽约的0.4%,但是市领导却是43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4名,常委11名,市长1名、副市长8名、市长助理4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8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9 名。这个市政府还有16名处级的副秘书长!

    也只是说:按人均比例来看,美、日、德、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供养人数也不低,但性质上与中国几乎是两回事:前者的政府官员和雇员的职责,是为全社会的就业、养老、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供全方位立体化服务;而后者呢,党工、政工太多太多;“一杯茶,一支烟,翻翻报纸又一天的“工作式休闲”的干部太多太多;“综合治理办”、“维稳办”、“精神文明办”、“计生办”一类与国际无法“接轨”的官员太多太多……而“服务办”的官员则太少太少!

    所以,就拿日本与中国而言:纵然人均供养官员比例同样是1:24,性质上却有两个绝不相同:一、24个富人养一个官与24个穷人养一个官。二、前者养的官员职责是服务于大众。后者养的官员职责是牧养大众!

    谈了许多令人伤起不起的数据和现状之后,就要谈谈这些令人伤不的数据和现状产生之根源了。

    前些日子,网友“耒阳网事V”在新浪微博爆料,称湖南耒阳市一个只辖7个居委会、2个村委会的(五里牌)街道办事处,竟有5个副书记、5个党工委委员、10个副主任、2个主任助理,共计20多个领导。对此,耒阳市委宣传部一罗姓副部长解释称:“这都是政策允许的,并没违反干部任用条例。”

    看了这个消息,我不禁想起一则旧闻:2010年,网曝四川贫困县——剑阁县,设14个副县长。对此,该县政府办工作人员回应称:“领导班子都是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配备的”。
一个连皇帝老儿时代打着灯笼找不到影儿的“街道办”,竟有二十多位戴乌纱帽的官儿;一个人口68万人的国家级贫困县,竟配备14位副县长!这些,在特色中国本是司空见惯之事。见多不怪了。奇就奇在“这都是政策允许的!”怪就怪在“都是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配备的!”

还有更奇、更怪的:前年冬在广州与广东梅县一位纪检老干部吃饭时,他无意中向我讲了这样一个情况:县委的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退居“二线”(或任“人大”主任或副主任,或任“政协”主席、副主席)后,原来每年6—8万元的“首长办公费”仍然继续享用。直到退休。他还粗略计算了一下,该县享受此项特殊补帖的人数超过50人。接着他还向我讲了此中的“猫腻”:由于监管制度纯属虚设,首长的一切办公费用和开支,一概按“正常开支”报销。这样一来,一年6-8万元的“首长办公费”,也就成了首长的“纯收入”。

声明:因为隔了近两年,“首长办公费”一词是否准确,我已记不太清。但绝对记得清的是:当时这位老干部还特地向我解释:这个“费”与台湾的“公务机要费”是一回事。

真想请可爱的红顶专家学者们解一套学术题:中国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50个地区(州、盟);661个市,其中:直辖市4个;地级市283个;县级市374个;1636个县,究竟有多少人领“首长办公费”?“退居二线”后仍然享受“首长办公费”的官员有多少?总金额是多少?纵然是“N÷13亿”又是多少?

中国的行政管理费为何16年间增长19倍?从“首长办公费”退而不休一事中人们不难找到答案中的一个细节!为免看官更伤不起,更多类似的细节就不再谈了。

下来,谈一个中国红十字会不肯脱官袍的故事:

雅安大大地震之后,有一件事让咱倍感受伤:太多网友一再呼吁千万不把爱心款物交给红十字会,而要交给《壹基金》一类民间慈善机构。香港甚至发生了“抗捐”事件。这是一个令人忧虑信号——国家权力信用面临极为严重危机。为此,网络上为此群情激愤,强烈要求立即将红十字会去衙门化而与国际接轨。

特色中国真的太多特色之事:1904年日俄战争之时,上海商界名人沈敦和联络几位上海绅商发起并建立了“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这是如假包换的“与国际接轨”的民意慈善机关。然而后来改称“大清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之后,性质也就半官半民了。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赫然成了副部级的全天候官衙。成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部门、人员、行政开支当然也“与时俱进”了。……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5月19日 21:30 (星期日)人民论坛杂志:关于健全党员退出机制的思考

建议中共将党员人数缩减至5100万

——可把党员分成三类进行管理 关于健全党员退出机制的思考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张锡恩

2013年05月18日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政党。解决目前党员队伍规模过大的问题,健全党员退出机制,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国际共运没有党员退出机制的经验可资借鉴

  健全共产党的党员退出机制,从国际共运的历程来看,并没有成熟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合法的共产主义政党,大都以议会斗争为主,为争取选票,都是做扩大党员队伍规模的工作。这些政党对党员的管理比较松散,一般都是每年党员重新登记一次,即填写一张简单表格,交很少的党费或不交党费,管理部门给党员寄发一次党证。这些政党的党员,不需要加入一个基层党组织,也不需要过组织生活,党员退出存在于党员重新登记的过程中,一次政治风波,往往会使党员队伍大大缩水,因而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党员退出机制。譬如,上世纪70年代欧洲共产主义鼎盛时期,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党员队伍规模普遍庞大起来,其中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都曾经达到180万党员,西班牙共产党也达到90万党员。但是,苏东剧变使这些党的规模迅速缩水,到目前,法国共产党3万多党员、西班牙共产党4万多党员。由于发达国家大都实行多党制,存在许多个政党,特别是有的国家共产党员人数极少,单独计算共产党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似乎没有什么意义。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大都经历过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武装斗争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一个争取扩大党员队伍的过程,同时严酷的武装斗争也是陶冶和纯化党员队伍的过程,在取得政权以前不存在党员队伍规模过大的问题。革命成功以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和领导党,党的活动环境和活动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各色人等包括各种投机分子企图利用执政党党员的称号谋取私利的异己分子,蜂拥至党内,党员规模急剧膨胀,给党带来极大的危险。

  例如,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前,俄国党党员约为24万;十月革命后,大量非无产者纷纷入党,其中不乏混进党内的野心家、趋炎附势和巧于钻营的人。到俄共(布)八大时,党员总数已达31.3万。为解决党的组织成分变化和党员数量剧增所带来的党内纪律松弛、违法乱纪等问题,八大决定进行全体党员重新登记,清除那些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从1919年3月到同年9月,进行了列宁时期的第一次清党。1919年8月到9月,俄共各地党组织在完成党员重新登记后相继举行了征收党员周,突击征收新党员,仅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38个省就有20多万人入党,到1920年3月党员总数又增长到61.1万。这种突击征收党员的做法,实际上又造成了新的党内成分不纯和规模膨胀的问题。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时,党员总数已达73万人,十大又决定在全党进行清党。从1921年3月到1922年3月,进行了列宁时期的第二次清党。到1922年3月俄共(布)十一大时,党员总数已下降为53.2万人。列宁对这种大规模清党的方式虽不尽满意,但认为“必须找出一些在事实上进行清党的办法,即减少党员数量的办法”。斯大林时期,联共(布)又进行了多次清党活动,斯大林借此消灭党内异己,迫害不同政见者,加之清党过程中存在着挟嫌报复、混淆敌我矛盾、动用专政机关等问题,因而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苏共拥有24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几百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到拥有19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这种盛极而衰的情景,自然也隐含着党员队伍规模过大和没有形成健全的党员退出机制方面的沉痛教训。

  在目前条件下,要定义党员占总人口比例多少才是适度规模,是很困难的和不现实的,针对当下党建存在的实际问题采取清理党员队伍的有效措施,才是最现实的选择。

  健全党员退出机制成当务之急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夺取政权的曲折革命进程中,党员队伍也从1921年建党时的57人,曲折发展到1949年的约448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6万人。中共成为执政党和领导党之后,其吸引力极大,尽管也经历过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倾和反右派、民主补课、四清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有关清理党员队伍的运动,但是这种运动式整党整风,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一样,并没有形成一种健康的党员退出机制。到2012年十八大时,党员队伍仍发展到约8300万人。面对党内存在的发展党员把关不严、党员队伍结构不尽合理、党员管理机制不健全,部分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组织纪律不强,甚至思想蜕变、腐化堕落等问题,健全党员退出机制,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当务之急。

  如何健全党员退出机制?这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在目前没有成熟的国内外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我们党应该大胆革新,创造出崭新的党员管理和退出机制。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把党章党规中的相关规定具体化、规范化和严格贯彻落实。

  在党的十二大以前,我们党只有对不合格党员进行劝退的规定,但从十二大党章开始,已规定“党员有退党的自由”。这就是说,党章中的“退党自由”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包括党员要求退党自由、党组织对不合格党员劝退自由和除名自由、党员自行脱党自由等。

  健全党员退出机制:对党员分成三个类型进行管理

  笔者认为,要贯彻落实“退党自由”的有关规定,根据我们党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依据以往整党整风的经验,可以大胆创新,通过修改党章党规的部分条文,尝试对党员进行分类管理。笔者认为,为了减轻阻力,比较现实可行的是把党员分为三个类型,即荣誉党员、预备党员、正式党员。

  首先,“荣誉党员”是个全新概念。可以把年龄大、身体差、已经退休、或由于其他原因,长期不能和不便参加党的活动而又不愿意退党的党员,列为荣誉党员;荣誉党员事实上包括了相当一部分党章中所说的“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党员;荣誉党员不参加制度性的党员活动,不用过组织生活,没有党员的制度性义务,不交纳党费,不纳入党员的制度性常态管理;荣誉党员实际上是贯彻党章中关于“劝退除名”的一种特殊方式,仅仅证明过去是党员,表明自己的政治信仰,并终生享有党员的荣誉称号。根据笔者对周围党组织的观察,目前的党员队伍中,至少有20%可以列为荣誉党员,估计全党的绝对数量在1600万以上,这对于目前党员队伍消肿、提升党组织的战斗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次,“预备党员”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现行党章中,预备党员是指支部大会通过吸收新党员后在一年的预备期内的党员,似乎也是正式党员的一部分,因为很少有预备期满而不能转为正式党员的情况。但笔者这里所说的预备党员,则是指党员的一个全新类型,即大体上相当于目前的“入党积极分子”一类的人员,他们可以只填写一张简单的申请入党的表格,可以自觉自愿地每年向组织提交一份思想和工作汇报,不承担任何制度性意义上的工作任务,只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而自觉进行修养和锻炼,不履行任何入党手续,不交纳党费,党组织对他们只进行松散管理,只对自觉提供思想和工作汇报的人进行年度考察记档,作为以后吸收正式党员的基干分子,他们实际上是“自行登记入党”的非正式党员。确立这种新型预备党员以后,既可以减小目前党员队伍庞大松弛的问题,也可以扩大而不是缩小党的社会基础,还可以解决目前高校中对大学生入党进行名额限制、把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拒之党门之外等问题,所有愿意入党的人都可以自行加入预备党员。同时,可以规定过渡措施,把预备党员的预备期逐步逐年延缓,从二年依次过渡到三年、四年、五年,也就是把预备党员吸收为正式党员的时间最终过渡到预备期五年,这样既可以在五年的时间内延缓吸收正式党员约600万人,同时可以提高党员的质量,把真正符合条件的优秀预备党员吸收为正式党员。

  再次,“正式党员”也是一个发展了的概念。在现行党章中,一般理解是指预备党员期满转正后的党员。这里所说的正式党员,是指新型预备党员在较长的预备期满后(前述预备期从二年逐步过渡到五年),通过严格的入党程序,把最优秀的经过长期考验的优秀分子直接吸收为正式党员。确立“正式党员”的概念后,可以取消原来党章中的“预备党员”概念(因为单独列为上述一类党员),也就是支部大会通过吸收新党员后即为正式党员,不再需要一年预备期后再转为正式党员。这样既可以简化党员管理制度,同时因为已经有了更长时间的预备期,也可以提升和保证党员的质量。正式党员应该是目前谈论的“适度规模”的党员。

  最后,严格按照党章中“退党自由”的规定,清理现有的“正式党员”。贯彻落实退党自由的规定,必须真正转变观念,对于退党的人员不得有任何歧视,不得侵害他们的任何公民权益。对现有的党员队伍进行“荣誉党员”的分离缩编之后,真正落实党员要求退党准退、不合格劝退和除名、不履行党员义务即为自行脱党,这样党员队伍既可以瘦身消肿,又可以纯化和精干党员队伍,优化党员结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根据笔者参加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次整党运动和党员重新登记的经历,在以往的任何一次整党和党员重新登记的过程中,事实上都有一部分党员因为精力衰退很想退党、但因为担忧受歧视而没有提出退党;也有一部分长时间不参加党的活动和未交纳党费、实际上已经自行脱党、而又被动员重新登记为党员;更有一部分不情愿登记而又因各种担忧重新登记为党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地方整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碍于面子和担忧损伤政绩,往往对这些“消极分子”进行再教育和再动员,直到重新登记为党员为止。相反,如果转变观念,真正落实“退党自由”的规定,根据笔者的直觉和观察,党员队伍还可以至少缩编10%,也就是绝对数量可以缩小800万以上。

  根据笔者的计算和估计,通过实行“荣誉党员”分离和“预备党员”延缓分离,正式党员可以缩编3000万左右,加上生老病死的自然淘汰,党员队伍可望回归到十四大时的5100万左右,或许这是可以思考的“适度规模”的参考坐标。







 

发件人:union100000<union100000@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263.net>+时 间:2013年05月15日 11:29 (星期三)附 件:1个(2050中国宪法.doc ) 查看附件

2050年中国宪法

胡星斗研究版

    (2050宪法源于执政党对于2050年实现“高度民主”的现代化的承诺,也源于作者的研究课题——宪政经济学以及作者独有的“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之延伸,它仅作研究参考之用,欢迎读者批评)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华各族人民基于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宪政、统一、和合、仁爱的原则组成国家。国名是“中国”,亦称“中华共和国”、“中华联邦共和国”、“联邦中国”,前述国名通用,具有完全相同的政治、法律涵义和地位。
第二条 中国国土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国民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公民及海外华侨。凡在中国领土出生者,自动拥有中国国籍。
第三条 中国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宪政民主国家,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
第四条 中国的国体是联邦制,各州(省、直辖市、联邦主体)实行普通地方自治,台湾、香港、澳门实行特殊地方自治。
第五条 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不得以立法或其他任何方式限制或剥夺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
第六条 国民无分男女、职业、宗教、种族、信仰、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七条 任何宗教不得确立为国教,任何政党意识形态不得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
第八条 国家尊重各民族生活方式、保护各民族文化,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第九条 国家尊重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或其他政治组织在实现宪政民主、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统一等方面的贡献与历史作用。任何政党党员或曾经的党员均不受迫害,涉及犯罪的,交由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条 本宪法视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公民权利的合宪组成部分。

第二章 国民权利与义务

第十一条 国民(公民)的人身自由及人格尊严不受侵犯。非依法定程序,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对国民进行逮捕、拘留、监禁、审讯、处罚。
第十二条 国民享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及宗教信仰的自由。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及宗教信仰活动禁止暴力行为。禁止政府从事政治性的狂热个人崇拜。禁止以暴力改变宪政秩序、煽动种族杀戮、反人类和宗教仇恨、建立非法军事组织为目的的非人道的或恐怖主义的结社行为。
第十三条 国民享有居住、迁徙、出入境、保留或放弃中国国籍的自由。
第十四条 国民的私有财产及住宅不受侵犯。任何机构和个人非依法定程序不得进入住宅搜查,不得抄家、非法没收私人财产。
第十五条 国民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
第十六条 国民拥有重大国家事项的直接决定权,具有在全国和地区举行全民公决的权力。
第十七条 国民有权获得各级政府机构公务员一视同仁的平等服务,任何人皆无法律特权和其他方面的特权。
第十八条 国民享有针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批评、建议、检举、罢免的权利,同时拥有申冤权、法律诉讼权、跨国诉诸国际机构的权利。
第十九条 国民拥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诉讼权包括公益诉讼权。
第二十条 国民拥有依法参加陪审、行使司法民主的权利。
第二十一条 当国民由于任何公职人员或公共团体的不法行为而遭受损害时,均有依据法律规定向国家或公共团体提出赔偿的权利。
第二十二条 国民享有获取和发布信息、进行通讯及秘密通讯的自由,但依照法律程序规定的禁止情形不在此列。国民依据新闻法享有创办新闻传媒的自由,禁止新闻审查。
第二十三条 国民享有生存权、安全权、劳动权、休息权、住房权以及获得医疗、社会保障、良好环境的权利。每个国民均享有国家退休金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国家实行全民家庭医生制度。公民因天灾人祸、经济困难有病无钱医治时,除各级政府应提供多重公民基本福利保障外,还可申领额外特别救济福利或上不封顶的全额性基本医疗资助,保障每个公民享有健康而文明生活的权利和生命安全的权利是国家的法定义务。
第二十五条 国民享有参与竞争并担任公职的平等权利,国家的所有公职向全体国民开放。
第二十六条 国民拥有按照自己意愿选择任何城市或乡村为居住工作地而不被户籍限制隔离、遭受歧视和差别对待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国民拥有住房宅基地的土地所有权。农民拥有耕地池塘山林草场的所有权。
第二十八条 国民拥有完全民事主体地位,拥有完整的财产权、土地所有权和经营创业权。附着于土地之矿藏及经济上可供公众利用之天然力,属于国家所有,不因国民取得土地所有权而受影响。土地价值非因施以劳力资本而增加者,应由国家征收土地增值税,归人民共享。
第二十九条 国民可依法经营所有产业,消除政治歧视、国家垄断与专营。国家不得以任何形式以营利为目的投资经营性工业、商业项目与民争利。
第三十条 劳动者拥有自由组织工会、农会以及进行罢工的权利,但须遵守罢工法。
第三十一条 国民的合法财产或土地,确有社会公益需要时,未经公平合理的足额补偿,国家不得以任何形式征用或强制拆迁。
第三十二条 国民拥有纳税人的权利并具有依法纳税的义务。
第三十三条 国家实行以个人所得税、消费税、遗产税、增值税、社会保障税、财产税、关税为主体的现代税制。企业实行零税制。国家不得收取除法定税收之外的任何费用。
第三十四条 国民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十二年为强制性、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国家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和以真知、真相、真理、真才为基础的素质教育,政治、历史必修课的教科书必须无党派偏见、经议会讨论表决批准,方为合法教科书。鼓励公立私立大学、学校的平等发展,国家不得垄断教育、不得开展党化教育。
第三十五条 国民拥有自由生育权,禁止暴力强制堕胎。
第三十六条 老人、妇女、未成年人、残障人士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禁止虐待老人、家庭暴力,国家立法保障在就业、工作和工资等所有领域中男女平等的权利,同时国家给予处于怀孕、生产的妇女在住房、生活、营养、保健、医疗等方面专项福利;禁止家长和任何人打骂、体罚或虐待未成年人,制定法律给予残障人士在住房、生活、保健、医疗、养老等方面特殊的照顾。
第三十七条 在中国领域内,—切货物准予自由流通。国民的交通性机动车辆均有在国境内所有公路上通行的权利,高速公路另有国会立法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八条 国家在药学和生物学领域,除非根据保障安全的法律程序,由当事人自愿和知情同意外,禁止人体实验。禁止买卖人口或买卖活人身体器官或进行克隆人的实验。
第三十九条 国民享有低物价、高质量、无毒害商品的消费者权利及食品药品安全。追究国家公职人员隐匿威胁公众健康的事实信息或采用低劣标准的渎职行为的法律责任。取消特供。
第四十条 国民享有隐私权,有权要求其个人信息受到保护。但国家公职人员的此项权利受到限制。
第四十一条 国家视人民的生命权高于一切,在社会发展至合适的时段将立法废除死刑;在未废除死刑前,除谋杀重罪外,任何人不得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第四十二条 国家实行监狱人道化。国民由于违法犯罪仅限于失去人身自由和公民政治权利的惩罚。禁止刑讯逼供、非人道体罚、刑罚、虐待、污辱人格、卑劣待遇和被强迫劳动、劳教、劳改。
第四十三条 国民有捍卫宪法的义务。
第四十四条 国民有依法服兵役的义务。
第四十五条 国民有保卫国土、保护环境的义务。
第四十六条 国民自十八岁起独立履行其公民权利和义务。
第四十七条 国会和地方议会所确立宪法或法律规定以外的不明确权利全部属于公民保留的权利,由公民自由行使,任何个人或政府机构不得侵犯。

第三章 公权力及其限制

第四十八条 中央(联邦)、州(省、直辖市、联邦主体)、市或县级政权依照立法、行政、司法分立制衡的原则,分别独立行使权力。各级议会均实行两院制。
第四十九条 总统为国家元首、最高行政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第五十条 总统候选人须是35岁以上、成为中国公民20年以上(可非连续计算)、不拥有其它国家国籍者。
第五十一条 总统拥有代表国家、主持国家行政、统帅武装力量、签署或否决法律议案、依法任免高级官员、发布命令、宣布戒严、大赦、特赦等权力。
第五十二条 总统可对外签署行政协定。但对外缔结条约或宣战则由总统提出,经由众议院、参议院分别以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
第五十三条 副总统的产生方式、任期与总统相同。总统亡故或者被罢免,其职务由副总统续任。
第五十四条 国家行政执行机构是国务院。国务院总理人选由总统提名,由参议院二分之一的出席议员通过。国务院组成成员、内阁各部部长人选一半由总统提名、一半由总理提名,由参议院表决批准。
第五十五条 总理、各部部长均不得为现役军人,不得兼任国会议员、法官、检察官。
第五十六条 总统可以解除总理及国务院组成成员、内阁各部部长的职务。
第五十七条 总理主持国务院(内阁)会议,对总统负责,但不得干预军队。总统每年必须向国会和全体国民报告工作,接受质询。
第五十八条 国会不得对总统举行不信任投票,但可依照法定程序弹劾总统。
第五十九条 总统或副总统涉嫌犯罪或重大失职,经由参众两院超过三分之一的议员提出弹劾罢免,由参议院对于总统或副总统罢免案及犯罪案进行审判。总统或副总统受审时,宪法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审判,非经出席参议员三分之二的同意,不得被罢免或定罪。
第六十条 对于总理、内阁的不信任案经由众议院或参议院超过三分之一的议员提出,众议院和参议院出席议员三分之二的同意,方可通过。一旦不信任案通过,总理和内阁必须全部辞职。
第六十一条 审计署、廉政总署依法独立于政府。审计长、廉政总长皆由选民选举产生。
第六十二条 各级政府行政长官均代表一级民意,均无上下级任免权。如有行政阻碍等事宜,由行政法院裁决。
第六十三条 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开的公务员制度。政务官由选举产生,事务官由考试选拔并且不得加入任何政党或政治组织。
第六十四条 任何政党的党务经费以及人员工资待遇等一切涉党费用皆不得从国家财政支出;任何政党皆禁收党费,只能以其公信力依照政党法规定的个人和企业每年最高捐款限额向社会募捐自筹经费。
第六十五条 公款收支的一切报告和账目,应在大众媒体上及时予以公布。
第六十六条 凡担任任何有薪职务的公务人员,未经同级议会同意,不得接受任何礼物、钱财、薪金、官职、学位或荣誉。
第六十七条 各级政府官员禁止兼职,禁止从事营利活动。所有的政务官和一定级别的事务官在从政期间必须公布其个人财产。
第六十八条 由联邦众议院、参议院组成的国会拥有全部的立法权。众议员、参议员须是18岁以上、成为中国公民10年以上(可非连续计算)、成为该州(省、直辖市、联邦主体)居民2年以上、不拥有其它国家国籍者,任期5年。议员不得兼任政府职务。
第六十九条 每州(省、直辖市或联邦主体)按人口比例经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众议员5~15名;在达到法定人数的少数民族中经由总统任命各民族参议员1至5名,各州、直辖市或联邦主体经由协商、选举,从知识文化宗教界和其他领域的杰出人士中产生参议员5名。参议院众议院议长由议员选举产生。
第七十条 总统、副总统、审计长、廉政总长、议员及议长的选举与产生办法另外制定法律。所有的选举必须遵循自由、公正和秘密投票的民主选举方式,不得以内定候选人的方式强奸民意。
第七十一条 国会议员均为专职,每年的开会时间不低于6个月。开会的法定人数为超过半数,形成法律须达到或超过三分之二的出席人数。
第七十二条 国会拥有决定法律、征税、财政审议与批准、重大项目批准、重大工程招投标、监督政府、弹劾官员、设置法院、铸币、国家信用借款、戒严、大赦、宣战、媾和、缔结国际条约及决定国家其它重要事项的权力。其中参议院拥有批准重要事务官、驻外使节的权力。
第七十三条 涉及结盟、媾和、外交、国际组织、国家财政、税收、中央银行、铸造货币、信用借款、国防、军队、公民权利以及领土的条约或协议须经国会批准,非经批准,不生效力。
第七十四条 涉及领土的让与、交换及合并的条约或协议,非经当地人民公决同意,不生效力。
第七十五条 国会议员的投票权应由个人行使,不受政党或领袖的指使。
第七十六条 国会应总统、副总统、总理或三分之一议员、10万国民连署请求,可就某一特定事务或议案举行临时国会,通过决议。
第七十七条 众议院、参议院法案须由总统签署方能生效。如果法案被总统驳回或者总统在一个月内不签署,两院以三分之二的人数再次通过议案,即自动成为法律。
第七十八条 国会两院分别设立审计局、预算局、财政、拨款、军事、司法、外交等委员会。
第七十九条 国会不得通过剥夺或限制公民权利的法案。
第八十条 国会和地方议会不得制定违背全国市场经济一体化的地方保护、路桥收费法、外地投资法、外地特别税法等任何地域歧视性的或地域优惠性的不平等法律。
第八十一条 国会须制定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特殊自治区基本法,台湾可保留军队。
第八十二条 国会应根据宪法制定联邦选举法、政党法、新闻法、出版法、游行示威法、宗教法、物权法、公司法、税收法、土地法、电信法、警察法、法官法、教育法、劳动法、福利法、环境保护法、公平就业法、公营事业法、联邦组织法、政府行政法、军政管理法、国家赔偿法等国会认为须全国统一的联邦法律。
第八十三条 国会规定议事规则,惩罚议员扰乱国会秩序、人身攻击、言行恶劣或肢体冲突等行为,由议长予以制止或当场驱逐出会场,并经三分之二议员的同意可以开除议员。
第八十四条 国会的会议记录及时刊登于网络和公报之上,除非依照法律必须保密的部分除外。任何国民随时可以参观、旁听国会会议,但不得发言或者予以干扰。
第八十五条 议员除已证实犯有叛国罪、杀人罪等重罪之外,有不受逮捕的特权,有自由辩论不受调查、非难、控告以及在任何时候不受质问的特权。议员非经弹劾不得罢免。总统无权解散国会或提前、推迟国会选举日期。
第八十六条 国会可立法确立各州(省、直辖市、联邦主体)的公民自治法及其议会、政府、司法机构的建制、组织、权限等以确保国家政权的统一。
第八十七条 宪法法院、专业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司法权。
第八十八条 宪法法院专司关于宪法的裁决;专业法院实行联邦级最高法院、州(省、直辖市、联邦主体)级高级法院、市县初级法院三级建制,市县可在基层设立法庭。
第八十九条 各级法院法官不受行政或任何其他干涉,依法独立判案或由陪审团民主合议决案。法官实行终身制,除非因错案失职依法弹劾外不受免职、转职或减薪。
第九十条 各级法院法官皆须以联邦宪法为指南,以维护公民权利为天职,捍卫联邦宪法、联邦法律及地方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第九十一条 国家设立检察院为公诉与司法监督机关,实行联邦级最高检察院、州(省、直辖市、联邦主体)级高级检察院、市县初级检察院三级建制。
第九十二条 法官、检察官均不得兼任政府行政职务,不得担任议员,不得加入政党,不得参与经营或营利活动。

第四章 联邦与自治

第九十三条 中国领土依其固有疆域,非经国会决议不得改变。
第九十四条 全国实行中央(联邦)、州(省、直辖市、联邦主体)、市县三级政府和议会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位平等,取消行政级别。市或县以下由国会和州、市县议会分别拨款由市民依法律规定完全自治,亦可由各市县在乡镇设立办事处。
第九十五条 中央和国会的权力有:收取国税;国家借贷;国家之间的贸易;统一的法律及司法制度;铸造货币;规定度量衡;全国经济宏观调控;管制农业;开辟全国性交通、航空、电讯、网络、邮政;授予专利;发展航天事业;国防;宣战;组织军队;征调民兵;设立兵工企业,管理国家银行、国有企业;外交;缔结国际条约;批准州、直辖市、联邦主体的资格;提出宪法修正案。
第九十六条 禁止中央和国会行使的权力有:通过剥夺公民权利的法案;不经正当的法律程序,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经各州直辖市、联邦主体的同意,改变他们的疆界;给予任何一地区优惠于其它地区的待遇;从某一地区输出的商品征收特别税。
第九十七条 联邦法律高于各地方法律。联邦代表国家,在宪法、外交、国防、货币、关税领域具有专有立法权。除联邦议会制定宪法和法律外,各州(省、直辖市、联邦主体)议会有权制定关于治安、市政、文教的地方法规,但地方法规不得与联邦宪法、法律相抵触,相抵触的地方法规或条文无效。
第九十八条 各州(省、直辖市、联邦主体)实行自治,有权成立自己的议会、政府和法院。由国会制定自治法,但该法不得与宪法抵触。联邦政府不得干预地方事务。各州(省、直辖市、联邦主体)无国家主体资格,不得对外国宣战、缔结国际条约。
第九十九条 各州(省、直辖市、联邦主体)皆不得寻求独立,不得从事任何分裂国家的活动,不得借“人民自决”反对国家的统一,否则,经联邦参议院二分之一票批准,总统可宣布国家或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第一百条 各州(省、直辖市、联邦主体)的权力有:制定地方法规、政策;管理境内工商业;举行选举;举办公共福利;进行市政建设;发展科教文卫事业。
第一百零一条 禁止各州(省、直辖市、联邦主体)行使的权力有:通过剥夺公民权利的法案;不经正当的法律程序,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铸造货币;拥有军队;缔结国际条约;违反联邦宪法或阻挠联邦法律的实施。
第一百零二条 联邦政府可在各州(省、直辖市、联邦主体)设立办事处,但不得干预地方自治。
第一百零三条 若有原属外国的领地、独立的国家向国会申请加入中国,经国会两院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可成立新的联邦主体,新的联邦主体将和其它州一样享有联邦的建制、保护与福利,但也须承担与其他州同等的义务。
第一百零四条 宪法没有规定的权力属于地方。

第五章 武装力量

第一百零五条 中国的武装力量(部队)属于国家。其根本使命是保卫国家与国民。
第一百零六条 总统拥有军队的统帅权,可对外采取局部军事行动,但宣战的权力归国会。
第一百零七条 国会拥有军费拨款权和军费使用监督权。
第一百零八条 在国家遭到突然性、毁灭性核攻击的情况下,总统可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自主决策即刻予以还击。
第一百零九条 总统提名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将军级以上高级将领,经由参议院批准,方可任命。其中国防部长不得为军人。
第一百一十条 武装力量只效忠于国家和国民,不得效忠于任何政党,不得参与、介入任何政治纷争。军人不得参与任何政党或政治组织。军人不参与选举。
第一百一十一条 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第一百一十二条 武装力量实行以自愿、职业、高薪、优抚为基本构成的现代军人制度。
第一百一十三条 警察包括武装警察隶属于各级政府,负责维护社会治安,但不得建立镇压国民的武装警察部队。
第一百一十四条 军队不得用于维护地方治安。
第一百一十五条 现役军人不得在政府、议会、法院、检察院兼职。

第六章 宪法的实施、监督、修改及其他

第一百一十六条 任何政党、组织或个人均不得违背宪法、企图垄断国家权力、复辟独裁统治,否则,任何团体或国民均有权行使公民所保留的国家主权反抗之,直到推翻独裁统治。
第一百一十七条 国家设立宪法法院,负责解释宪法,开展违宪审查,接受国民或组织的违宪申诉。宪法法院有权裁定国会立法、总统及各级行政官员的决定是否违宪。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律条文、行政决定无效。
第一百一十八条 宪法法院监督总统选举、国会选举、全民公决,审理选举或公决纠纷,并宣布选举或公决结果。
第一百一十九条 宪法法院负责裁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法律、权力纷争,并且在30天内作出此项裁决。
第一百二十条 对于宪法法院的裁决,不得上诉,对一切国家机关具有拘束力。
第一百二十一条 宪法法院由15名大法官组成,任期10年,不得连任。其产生方式是:总统提名5人,众议院提名10人,均需参议院批准。
第一百二十二条 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或其他政党如果成功地领导中国实现了宪政转型,经过国会的同意,可以被赋予永久督宪权即监督宪法的实施、永久担任宪法法院院长的权力。
第一百二十三条 本宪法具有直接可诉性,任何国民皆可提出违宪审查或诉讼,法院可以依据宪法判案。
第一百二十四条 究法修改,须由五分之一以上国会两院议员提议、三分之二以上国会两院议员出席、出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准予、三分之二以上的州(省、直辖市、联邦主体)议会批准,或者经由100万以上国民连署提议、全面公决半数以上通过,方可修改,但不得通过颠覆宪政制度、约束公民权利的宪法条款。
第一百二十五条 中国国旗的中央为象征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大红灯笼,灯笼上图案为八卦阴阳鱼,旗帜底色为象征现代文明的蓝色。
第一百二十六条 本宪法由制宪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通过、经由全体国民公决、半数参与公决的国民同意后于2050年生效。

    附则:宪政过渡时期(2008-2050年)三大宪条:

    第一条 维护中国共产党在向宪政国家和平转型过程中的执政地位和社会稳定作用,实行宪政社会主义,约束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公平正义。
    第二条 任何政党必须抛弃私利,为了国家的全面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及时稳妥地推进宪政改革,致力于建立现代国家制度。
    第三条 违背上述宪条者皆是失信行为,任何公民、组织皆可声讨之。

   (胡星斗声明:1.2050宪法是一理想主义研究版本,或许可以作为2050年中国制宪会议的蓝本,经过全民讨论、修改、公决后付诸实施。本人不主张激进变革,实际上50年后甚至100年后如果实现了本宪法的部分核心主张,即是本人之大幸、国家之大幸!2.本人不参与阴暗、卑鄙的现实政治。)

    2008年10月9日初稿
    2013年4月5日终稿



 

发件人:红色曙光<617663559@qq.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刘金华<liu2131075@163.com>+雄姿英发<18221991958@126.com>+抄送人:时 间:2013年05月14日 08:07 (星期二)恽老雄文,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

恽仁祥

中共中央:

    最近境内外互联网上传播两篇十分值得重视的文章:《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十八大变局是做出来的---且看温家宝的渐进民主化努力》。至今未见对文章内容有辟谣等报导,这两篇文章,打着“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等旗号,而清晰地说明了以走资派为核心,以反动知识分子和抗拒改造的新老“四类分子”以及反动资产阶级为社会基础的反动集团(注:以下称反党集团,这个定性,仅就从下面摘录的两篇文章部分内容,就会承认这个定性经得起检验),他们分裂中央、扼杀迫害革命力量、投敌卖国、颠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政权的险恶阴谋。为此,特以公开信向中共中央报告,并唤起人民对他们声讨和揭露。为节约文字,现摘录其中几段文字如下。

    一、以下摘自《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一文:

    “国内自由主义大师朱学勤的话说,我们正确的策略应该是‘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
    “十八大后,本来一度消沉的保守势力再次亢奋,司马南、张宏良等左派干将借着习近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等言论,试图误导中国再次向左转,刮起了一阵阵文革妖风。而本来因为薄熙来的倒台而一度兴奋的自由派,也纷纷表示灰心失望,认为有生之年中国实现民主自由无望”。
    “然而整个社会的趋势,仍然是在朝经济私有化、政治民主化、社会自由化的大方向演进。虽然左风阵阵不断吹,但……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阻止民主化、自由化这个大趋势”。
    “回顾自2003至2013年这十年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注:从上下文看,仅指反党集团控制的媒体。以下同。)发挥了先导前锋的作用,每一次中国向民主方向的进步,无不是通过互联网借助强大的民意基础得以推进”。(注:所谓借民意基础是为了美化反党集团伪造的)。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使我们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理念能够在互联网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我们有充分的信心通过互联网舆论及思想传播,使受几千年专制之苦的中国人回归人类普世价值;我们有充分的信息使中共党内那些有一丝良知的人,最终都接受普世价值理念;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在十年左右,迎来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
    “随着中宣部对南方报系的打压,南方系的精英纷纷转阵新兴媒体。腾讯、新浪、网易、搜狐、百度、凤凰等门户网站的从业人员,尤其是主要把握内容方向的编辑权力,都在原南方报系员工手中,因此中国整个社会的舆论仍然是以自由主义理念占据主导地位”。
    “中宣部最终‘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虽然他可以基本控制垄断传统媒体,但是新兴互联网的管理权力一直在国务院新闻办手中,中宣部一直无法插手。当互联网自90年代中期刚刚出现时,影响甚微,被认为是跟国际互联网密切相连的一种技术和媒体,因此从一开始就被划归国新办管辖。中宣部当时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被这么个东西架空”。
    “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年来一直是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最积极的倡导者。网络舆论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中心后,这意味着温家宝可以通过国务院新闻办的权力管理职能,对互联网上民主自由言论施加极大的保护作用,使之在中宣部保守势力的压力下茁壮成长。虽然一些敏感言论如六四问题仍然是禁区,但互联网依然代替了传统南方报系报刊仍然成为了传播自由主义理念的最大也更加有效率的平台。假如互联网管理权力像报刊领域一样被中宣部把控,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去看看腾讯网、网易、搜狐、新浪、凤凰等网站的时政版块及历史版块、历史专题,去看各大微博的时政和历史话题,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些南方报系的前员工们正在新的阵地上兢兢业业地刨中共的祖坟。在各大门户网站上,以吴敬琏、张维迎、茅于轼、陈志武、贺卫方、徐友渔、朱学勤、杨奎松、沈志华等自由主义经济、政治、历史学者一直占着主导地位,那些老左、新左文人根本上不了正式版面”。
    “再比如,在互联网上可以经常看到揭露毛泽东独裁专制本质的文章和视频,例如高华的系列学术著作,胡星斗的网络文章、袁腾飞的网络视频,以及茅于轼《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之类的文章,这些揭露都十分大胆和彻底,完全掘掉了中共保守专制势力的命根子,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
    “国务院新闻办里具体负责网络管理职能的是5局(网络局),从2002年至2012年的7月份,李伍峰一直担任5局局长。2007年李伍峰赴美国哈佛大学政府学院高级管理项目培训班接受培训后,思想更加开放开明,回国后即开始整顿互联网上泛滥一时的左倾保守思想。2009年在温家宝的积极主张下,李伍峰已经决定要彻底关闭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替独裁思想辩护的网站,可惜受中共内部以薄熙来为代表保守势力的抵制而未能得逞。自薄熙来倒台后,2012年4月,那些嚣张一时蛊惑人心的极左网站终于被国务院新闻办顺利关闭。……。通过国务院新闻办的强大力量,左倾保守势力完全成了丧家之犬。”
    “温家宝等人在李伍峰等关键部门的配合下,先是通过互联网揭露薄熙来及乌有之乡的真面目,最后顺势而为,果断下手,斩草除根,为中国走向民主自由铺平道路”。
    “2012年4月具体负责关闭乌有之乡网站的是国新办九局局长彭波,国新办九局是2010年新设立的一个网络管理机构,是从国新办五局分出来的,专门管理社交性网站及其他基于用户为主导的网络舆论。媒体界进步人士评价说:“随着互联网舆论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加深,此前在意识形态方面只能唯中宣部马首是瞻的国新办,获得了空前强大的影响力与话语权。而今,国新办增设九局,进一步加强与细分对网络言论的管理,有把自己变成网络世界中宣部的趋势。”
    “通过《中华工商时报》这个中国第一家私营媒体,彭波、胡舒立等人与美国自由友好人士很快建立起密切关系,1993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准备全力扶植《中华工商时报》,给其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及经营经验,还要给《中华工商时报》进行系统性的员工培训,要把《中华工商时报》打造成中国的《华尔街日报》,成为推动中国民主化转型的舆论思想主阵地”。……。
    “由于关闭乌有之乡立了大功,在关闭乌有之乡三个多月后,2012年8月,李伍峰、彭波陆续升迁,调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副部长级)。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11年5月成立后,已经成为互联网管理权力的最高部门,其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三位专职副主任身上,其分别是李伍峰、彭波、王秀军。由于王秀军是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专家,因此中国互联网的舆论主导权仍然由自由民主开明官员李伍峰、彭波完全把控,乌有之乡等极左网站已经进入历史,至少在本轮人类纪元中,他们无非(法)翻身”。

    “在彻底绞杀互联网极左保守势力后,中国自由民主人士再接在励,又把剑锋指向中共独裁堡垒中共军队身上……”。

    二、以下摘自《十八大变局是做出来的---且看温家宝的渐进民主化努力》一文:

    “大陆民众可以在互联网上自由发表言论,袁腾飞尽管讲了大量有损于毛泽东光辉形象的话语,但他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迫害;1970年代,自家养只鸡都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而今天《物权法》的出台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更加重要的是通过非官方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宣传教育,普世价值已经深入人心,民众的民主和平等意识大大加强。更加主要的是,1970年代国营企业比重约为99%,而到了2009年,按实际控股权统计,非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已达83.1%。套用共产党老祖宗马克思的理论来说,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丧失将意味着中共上层建筑的衰亡”。 (博讯 boxun.com)
    “温家宝借助自己特殊的身份,在中共宣传口坚决遏制住了农业领域这股的极左势力回潮,并叮嘱《人民日报》、《农民日报》要顶住压力,坚决抵制所谓的‘农业集体经济典型’的虚假宣传,最终,《农民日报》十年见不到任何有关‘集体经济典型’的报道”。
    “2010年,新36条《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意味着温家宝领导下的国务院向着仅存的百分之十几的国有经济发起了最后的进攻,共产党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将被彻底蚕食”。
    “ 毛泽东当年搞暴力革命,鼓吹‘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今天我们要推翻这个独裁政体,这句话完全可以借用。天下是人民的天下,中共是怎么窃取了人民的天下,人民还要怎么夺回来。所以,不能正确地评价温家宝,便不能正确区分中国民主改革较量的敌我势力;不能很好地团结中共体制内外的一切可以团结的民主力量,中国的民主化道路便很难实现……”。
    “ 渐进式的民主化变革必须紧密配合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斗争,进一步唤醒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号召他们配合体制内的民主派,自觉地起来斗争。而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民间左派势力配合中共体制内的保守派势力,拼命为中共独裁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大肆攻击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改革,妖魔化美国社会和普世价值观,他们才是目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最大阻力”。
    “国务院下属多个部门、直属机构和特设机构等,温家宝正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民主派力量逐渐渗透进各个要害部门。上海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原市委常委王仲伟在任期间支持拍摄颠覆中共传统价值观的影片《色戒》,后被中宣部严厉批评,据说因为《色戒》的问题,上海市委宣传部给中宣部的检查就写了五次。就在王仲伟仕途出现危机的时候,却奇迹般地调任国务院新闻办任副主任”。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及各地新闻办公室直接负责各大网络监管工作。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对温家宝的报道往往一度盖过胡锦涛。在凯迪网,一个题为《急救》的视频对胡锦涛“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及“以人为本”的言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尽管很短的时间内,该视频受到了凯迪网友的热烈追捧,提供该视频的网站因为胆怯,自行将视频删除。在选举与治理网,题为《习近平在中央党校讲话全文发表 论三观提权为》的文章后面,支持票仅7票、反对票为99票,该网站允许网友对习近平进行公开批评,甚至有网友提出习的学历问题,而习近平正是中共保守派的代表人物。2010年2月份开始,袁腾飞《十年文革》的讲课视频在互联网上传播长达两三个月,后被中宣部紧急叫停时才逐渐被清理。不难看出,中国的互联网捧温家宝压保守派成为一种潜运作的行为,这与温家宝控制的互联网新闻监管部门肯定是分不开。一旦出现重大“紧急”的政治性事件,互联网将被民主派牢牢控制在手中,成为传播最快捷最广泛的舆论工具”。
    “国务院新闻办、公安局的网监处对网络言论监控之严密,我们有目共睹。试想,如果没有新闻办和网监处的默许,《08宪章》根本不可能传播得如此广泛。”
    “温家宝在短短几年任期内,做了大量的人事准备工作的,国务院的各个部门都被安排进了民主改良的力量,这些力量对于打压中共死忠的传统左派,暗中支持民主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往往被忽视,但是不要忘记,中国目前还是一党独裁的专制国家,发挥这样的作用阻力依然十分强大。温家宝系统的民主派向中共各机关部门的渗透,使民主派在未来的十八大权力争夺战中占据了有利地位。经济领域尽管偶尔有“国进民退”的叫嚣,但是总体上来讲,‘国退民进’正在持续进行,国资委、外经贸部都在按照这个方向进行努力,真实情况并不是如余杰所说的‘国进民退’。在这种形势下,温家宝的政治改革方案的出台并非遥不可及”。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
    以上从两篇文章合计约两万字中仅摘录这几段文字,就让人感到非常震惊:在十八大前,在还称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竟有一个反党集团能畅通无阻的疯狂反马列毛、疯狂反共产党、疯狂反社会主义;而狂热地吹捧帝、修、反。仅就他们自己发表的两篇文章,就足以说明这个反党集团不可饶恕的反动罪行。

    1、这个反党集团是隐藏在党内很深的有纲领和有组织的反动组织

     他们的政治纲领就是摧毁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即他们文中声称的“兢兢业业地刨中共的祖坟”。因此,近30多年来一些反党集团骨干分子,疯狂地反马列毛、反共产党、反科学社会主义,都是为实现这个反动政治纲领服务的。
    他们的组织系统是以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后台,由国务院5局(网络局)控制的“互联网”、南方报系等组成。即他们在文中所称“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年来一直是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最积极的倡导者。网络舆论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中心后,这意味着温家宝可以通过国务院新闻办的权力管理职能,对互联网上民主自由言论施加极大的保护作用,使之在中宣部保守势力的压力下茁壮成长”、“温家宝系统的民主派向中共各机关部门的渗透,使民主派在未来的十八大权力争夺战中占据了有利地位。”这明确证明了他们有组织的阴谋活动。

    而当他们的反动网站被封后,温家宝为此大发雷霆:“万维网友樵夫专稿:一位接近北京高层的消息人士透露,近日,即将离任的总理温家宝表示,‘党当然是要管媒体,可是不能以法西斯的方式来管媒体!’”“温家宝是在《南周》事件发生之后,中共党内保守派公开放言‘党管媒体是铁打的原则’时,说这番话的”。“这位消息人士表示,针对新年伊始发生的《南周》事件,宣传部某些负责官员不顾一切地力挺庹震,更气壮山河地表示,‘党就是要管媒体’,‘ 党管媒体是铁打的原则’。 可是中共最高层已经有人直接批评庹震的做法,即将退休的总理温家宝也对所谓‘党管媒体是铁打的原则’不以为然。他针锋相对地表示,‘党当然是要管媒体’,但不能以法西斯的方式来管媒体!这更是一个任何人都不可否认的最基本的原则!”“如果否认这一点,用法西斯的方式来管媒体,那么我们跟法西斯还有什么区别?”温家宝这一翻话,被封的反党集团控制的网站立即开封。可几乎与这同时,乌有之乡网、毛泽东旗帜网等80多家被反党集团攻击为“保守网”等反对反党集团的进步爱国网站被反党集团骨干分子操纵的国务院“新闻办”以莫须有罪名“攻击国家领导人”而被查封(注:这在后面介绍)。反党集团操纵的反动帮派如此无理、猖狂,难道不正是法西斯专政吗?!这充分暴露了反党集团鼓吹的“民主”、“平等”、“普世价值”的庐山真面目。

    他们不仅架空了中宣部,而且如前面摘录的“题为《习近平在中央党校讲话全文发表 论三观提权为》的文章后面,支持票仅7票、反对票为99票,该网站允许网友对习近平进行公开批评,甚至有网友提出习的学历问题,而习近平正是中共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在凯迪网,一个题为《急救》的视频对胡锦涛‘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及‘以人为本’的言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在此,我不想对胡、习作任何评论。而只是说明反党集团已不仅是对习近平和胡锦涛某些正确言论的无理批评,而是暴露了他们妄图篡夺最高领导权的狼子野心。尤其是,在十八大后,一些媒体发表习近平讲话时,竟公然删除习引用毛主席的原话。可见他们猖狂到了何等地步!他们鼓吹的“民主”、“自由”,竟连党的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都沒有言论自由。相反,他们的骨干分子茅于轼在沈阳以讲什么“经济问题”之名,恶毒攻击、诽谤马列毛,激起辽宁省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王新年同志的质疑,而茅于轼竟有同僚把王新年同志抓进了公安机关。这赤裸裸地表明反党集团的“自由”、“民主”,是只允许他们有反马列毛、反党、反科学社会主义的“自由”和“民主”,而不允人民包括领导干部宣传马列毛主义、拥护党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自由和民主。难道这些还不足以引起中央高度警惕而采取断然措施?并引起人民高度关注?由此可见,反党集团帮派体系己渗透到了方方面面,亡党亡国己不是杞人忧天。

    2、反革命集团疯狂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治路线

    反党集团(也可称反马列毛、反党、反科学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革命集团)为千方百计实现其反动纲领,而竭尽全力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核心是抵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我党、我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而极力推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切向钱看”、“同美国接轨”,是集封资修之大成的最腐朽、没落的反革命路线;彻底背叛《共产党宣言》,否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彻底篡改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性质;彻底否定无产阶级的核心领导地位,大搞“教授”、“专家”治党、治国,无产阶级由领导阶级贬为社会最底层,古今中外未有所闻的大量“农民工”,成了近百年来世界上受各种反动势力压迫、剥削最悲惨的无产阶级,如台湾反动兵痞贩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工任务在国内开办的“两头在外”的富士康公司,雇佣的工人同奴隶社会的奴隶仅是手脚缺一付镣铐,被压迫剥削到了接连10几个工人连续跳楼自杀,甚至被活活打死。这在奴隶社会可能都是罕见的。以及雇佣童工的黑砖窑、黑煤厂的频繁岀现等等。这伙反革命集团,在短短30来年内,把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被全世界称羡的高速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国家,糟蹋成了腐败不堪、资源几乎挖空卖尽、假冒伪劣极度泛滥、环境污染己难以治理,一些外藉人员开始逃离这块土地,妓院遍地,黄赌毒泛滥……。每年非正常死亡达800多万人,其中80%以上是完全可以避免,有5000多万育龄男女丧失生育能力,一亿多人“被精神病”(注:这些数据在我己发表的文章中都注明了出处)。然而,反革命集团把人民在如此沉重压迫下挣得的一点钱,在“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反动口号下,把上万亿美元等于送给了美国,美国人还享受了中国反革命集团送去的最廉价的生活用品(包括儿童玩具)。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娶不起老婆、连死了也火葬不起。在此补充一点切身体会,我作为一名军人,在毛泽东时代,不仅自己看病公费医疗(国家规定的自费药除外),子女每人每年交1元8角钱统筹医疗费,也是看病公费。而近30多年,退休以后,公费成了虚有,有关部门甚至一个会计都可任意克扣不予报销(注:国家规定可报销的医药费)。而据报导,党和国家领导人离退休后每人每年消耗几千万和几百万(注:不含合法的离退休金),他们口头上还高唱“为人民服务”。我不是贬低他们,其中不少人在“高位”上,为人民做的几乎全是负功。而我们这代人,可以无愧地说: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十八大前的30多年,他们推行的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已把共产党蜕变为“分产党”或称“卖产党”、法西斯党(注:必须把这伙人同广大党的干部和党员区别开,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员是好的、比较好的);把社会主义祖国蜕变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组装厂”,成了世界公认的“中美国”。全党、全民都应奋起彻底揭露、清算反革命集团推行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给人民、子孙后代造成的巨大灾难。

    3、反党集团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组织路线

    反党集团也很懂得“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性因素”这个道理。这个问题,想在适当时间,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研宄、探讨。从时间看,应追溯到走资派从文革一开始就网罗“人才”,1975年是一个髙峯期,毛主席去世后,十八大前,是走资派无顾忌地网罗心腹,疯狂打击革命派的最猖狂时期。本文仅讲十八大前近几年的事。

    他们首先是大造舆论,狂热贩卖西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等陈词滥调欺骗或诱惑人民;同时用造谣、诬陷、栽赃等恶劣手段,恶意攻击、诽谤马列毛和共产党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仅就本文开头摘录的几段文字中就足以证明这个论断,在此不重复抄录。

    例如有媒体披露:“在(中央电视台九频道)《独领风骚》一集中,有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重访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的片段,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世界死一半人也无所谓」的名言:「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核战争也不可怕,世界有二十七亿人,死一些人算不了什么。中国有六亿人,就是炸死一半人,还有三亿人,我怕谁?”茅于轼䓁一伙反革命集团的爬虫们借这段恶意断章取义的报导,兴奋地大肆宣扬什么“彻底摧毁了毛泽东”。

    现在把毛主席这次讲话已发表的有关部分全文抄录如下:“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是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注:选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岀版社出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26页)。书中注:“这篇讲话选入本书时作了删节”。有关这部分的删节,可能就是茅于轼之流借以大做文章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核战争也不可怕,中国有六亿人,就是炸死一半人,还有三亿人,我怕谁”这几句话。即便这几句都是原话,从讲话全部内容看,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这几句删与不删,对原意无大影响,全世界损失一半人口,无疑包括中国在内。有小学文化也能理解这层意思。唯独顶级“专家”茅于轼之流竟能发掘出如此“重磅炸弹”,以至“彻底摧毁了毛泽东”。可是,但凡只要不是茅于轼之流别有用心的人,凡看了毛主席这段讲话全文,都会为毛主席在这里表现的伟大而坚毅的民族精神而折服,为有这样的人民领袖而自豪!但凡毛主席谈到帝国主义发动战争,都有气壮山河的讲话,包括陈毅同志也是这样。例如陈毅同志在一次国际会议上,针对帝国主义要发动战爭说(记得的大意):要打就大打,常规战、核战一起来;要打就早打,老子头发都等白了……。老一代领导人对美帝发动侵略战争,以如此大无畏精神应对,有几个炎黄子孙不为之自豪!然而,投靠美国中情局以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汉奸茅于轼之流,由于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他们永远理解不了毛主席和中国人民“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他们所赞赏和奉行的是在美国总统面前卑躬屈膝,并表示去“教训教训”竟敢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越南人民,替美国捞回点“面子”“岀点气”。他们的人生哲学是:卖国、投降;卖国、投降……,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学问”和本领。

    至此,使我想起最近听说关于国务院国防部长梁光烈同志的传闻,建议我点击一下互联网,结果我把他的姓名一输入,竟让我大吃一惊,上面转载了一大堆关于梁光烈同志因对日、美问题上“持强硬态度”,而在十八大前被免职(报导的大意)。大多报导对此发表了措词激烈的抨击走资派的文字,而对梁光烈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同情;仅个别人不相信有这事。如果报导的内容属实,则进一步证明了在十八大前,在反党集团的把持下,正如其反党集团爬虫茅于轼之流所一再奉行的爱国“有罪”,而卖国有功。其实,这也是反党集团在十八大前大力推行反动组织路线的典例之一角。而一下封掉80多家坚决抵制反党集团茅于轼之流反马列毛、反党、反科学社会主义的进步网站,是反党集团反动本性的集中暴露。这些铁的事实,彻底暴露了反党集团鼓吹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反动本质。

    可惜的是中国像茅于轼之流心眼歪到了成了如此不要脸皮的人实在太少。最近见报导:观察者网……发表的南方周末《调查“中国人眼中的民主”》一文,报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张明澍,就他搞的中国社科院的一个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得出的“一些让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的结论”。张明澍首先说:“1988年的调查中,受调查对象的西方化程度比现在明显高很多。当时刚改革开放,社会对西方的东西是一种拥抱的姿态。”接着说的是:“按照调查数据,当今中国社会的左派占38.1%,中间派占51.5%,右派占8%”。按此说法茅于轼之流仅占总人口的8%。但我认为8%是髙估了,实际只能是3至5%。因为现在当右派吃得开,好找工作、能提拔重用、当官……。你看声言是右派的茅于轼多“吃香”,疯狂反马列毛、反党、反社会主义,不仅有美国中情局大力支持,还有“中国”政府要员当后台,有某些公安部门护航保驾。所以8%中起码超过3%以上是冒充的。相反像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80多家进步网站,因毫不含糊地捍卫马列毛、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坚决同茅于轼之流反党集团斗争,而遭到无理查封,正如前面摘录的几段文字:“温家宝借助自己特殊的身份,在中共宣传口坚决遏制住了农业领域这股的极左势力回潮,并叮嘱《人民日报》、《农民日报》要顶住压力,坚决抵制所谓的“农业集体经济典型”的虚假宣传,最终,《农民日报》十年见不到任何有关‘集体经济典型’的报道”;“由于关闭乌有之乡立了大功,在关闭乌有之乡三个多月后,2012年8月,李伍峰、彭波陆续升迁,调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副部长级)。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11年5月成立后,已经成为互联网管理权力的最高部门,其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三位专职副主任身上,其分别是李伍峰、彭波、王秀军。由于王秀军是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专家,因此中国互联网的舆论主导权仍然由自由民主开明官员李伍峰、彭波完全把控,乌有之乡等极左网站已经进入历史,至少在本轮人类纪元中,他们无非(法)翻身”;“温家宝在短短几年任期内,做了大量的人事准备工作的,国务院的各个部门都被安排进了民主改良的力量,这些力量对于打压中共死忠的传统左派,暗中支持民主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往往被忽视,但是不要忘记,中国目前还是一党独裁的专制国家,发挥这样的作用阻力依然十分强大。温家宝系统的民主派向中共各机关部门的渗透,使民主派在未来的十八大权力争夺战中占据了有利地位”。这就充分说明了走资派是如何利用窃取的“合法”权利,拼凑其反革命集团的真相。可见许多左派人士是不敢轻言是左派的,所以说左派仅占人口38.1%是大大低估了。

    这就基本上勾画出了反党集团的组织路线,以及如何排斥革命派,而把一小撮反党骨干,塞进国家关键性领导部门,他们文章说“在彻底绞杀互联网极左保守势力后,中国自由民主人士再接在励,又把剑锋指向中共独裁堡垒中共军队身上……”。在他们的文章里,还公开表扬他们打压和迫害几位军队左派干部取得的“胜利”。反党集团的势力逐步渗透到人民军队。其野心昭然若揭!尤其最近在底下散布的所谓某领导的“重要谈话”,一看,从内容到语气都不像是某领导讲的话。内容几乎全盘否定了他上任后的公开和在会议上的讲话(包括一些集体作的决定)。可以说是对他人品的极度伤害。我断言此文很可能出自反党集团之手,用心险恶!!!

    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走资派)靠造谣能维持统治吗?》,造谣是反党集团的拿手戏、命根子,靠造谣混日子,虽能得逞一时,但到头来只能是落个扳石头打自己脚的结局。走资派靠造谣,曾骗取了仅北京就有几百万人受蒙蔽,跟了他们高呼着“英明领袖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敲锣打鼓、放着鞭炮“祝贺”走资派、阴谋家、野心家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但事过境迁,到如今死心踏地效忠他们跟了卖命的从上述报导的统计数字仅8%(实际少于5%)。但同志们、朋友们千万别低估这一小撮反党集团的能量,他们在十八大前,己把特了几乎所有国家机器,而且用他们的话说“温家宝在短短几年任期内,做了大量的人事准备工作的,国务院的各个部门都被安排进了民主改良的力量,这些力量对于打压中共死忠的传统左派,暗中支持民主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往往被忽视,但是不要忘记,中国目前还是一党独裁的专制国家,发挥这样的作用阻力依然十分强大。温家宝系统的民主派向中共各机关部门的渗透,使民主派在未来的十八大权力争夺战中占据了有利地位”。而且前面从两篇气焰嚣张的文章中摘的某些段落,反党集团正在对不顺他们心的领导人进行诋毁和造谣中伤。所以我坦承奉劝同志们对十八大后的新领导班子,应持“一看、二幇、三等待”的态度。这句话,虽是毛泽东时代,我们在有些工作中的常用语。我最近查了一下,这几句话是毛主席提出的。十八大后的领导,他们做对的就支持,错的就批评。我是反对“无条件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个口号的,一个真正的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人,都应像毛主席那样:如果我毛泽东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我毛泽东腐败,大家就打倒我。如果有的人,“官帽”一戴,就要求人们无条件服从,这才是真正的搞个人迷信,为自己造神,是反马列主义的。其实,前任领导一上台,绝大部分老同志对他们也是一看二帮这个态度,希望他们不失众望,也可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极个别可以说“阶级本性难移”,结果是大失众望,就只好狠批。但造成的损失太大了。但坏事又变成了好事,他们从反面教育了人民,使更多的人认清了走资派反动本质。反党集团真正成了民愤很大的占人口不到5%的一小撮。从当前的形势看,尤其是上述左派队伍的快速壮大,人民在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领导下,“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时间不会太远了。
    毛主席曾说: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是很好休息、学习的机会。当你们被反党集团无理关闭、被撤职、被剥夺工作,这正是你们的光荣,是你们的骄傲!但要利用这个机会,静下心来,认真读些马列毛的原著,并很好总结一下前些年同走资派以及茅于轼之流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以利再战。革命无穷期,更上一层楼!

    更希望中央对上述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再不能容忍反党集团畅通无阻的反对宪法和党章明文规定的党和政府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再不能容忍反党集团肆无忌惮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更不能容忍反党集团对进步的人民团体和革命人民的疯狂迫害和屠杀。
    历史己证明,受反党集团迫害的乌有之乡网、毛泽东旗帜网等80多个受人民赞扬的进步网站,以及挺身而出同走资派斗争的邓玉娇等成千上万的英雄们,你们捍卫马列毛、捍卫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作岀的伟大贡献,必将永远记入共和国史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我对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最后胜利必定属于用马列毛主义武装的人民!
    看了那两篇文章,联想起一些现实的严重复杂问题,写了这封公开信。难免有谬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只能说知无不言吧!
    中共原国防科委情报研究所党组副组长
    全 国 四 届 人 大 代 表:
    恽仁祥
    2013年5


 

 



发件人:Zhiyong Xu <xuzhiyong2009@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5月20日 16:42 (星期一)这十年

    十年了,我们执着坚韧前行,在这古老腐朽的专制宫殿旁奠基民主宪政的千年大厦。十年了,我们一直在为自由而战,为陌生人的自由而失去自由成为生活常态,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骄傲。从“公民维权运动”到“新公民运动”,我们一直走在同一条路上,这是一条良心之路、自由之路、公义之路、爱之路。——《这十年》,感谢传播!公民 许志永

这十年

许志永

    2003年4月25日,SARS肆虐北京街头空空荡荡,我坐在电脑前看到孙志刚的悲剧,泪水悄悄溢满眼眶,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调查收容遣送,我知道这背后的苦难。后来和俞江、滕彪提出违宪审查公民建议。之所以在5月14日寄出建议,因13日宣传部禁令孙志刚案不得再“炒作”,“三博士违宪审查”给媒体新的关注焦点,我们的行动是舆论的一部分。

    一个多月后,天津收容遣送站一个救助房间里我正访谈一个被救助的男孩,回头看到新闻联播里国务院宣布废除收容遣送制度。

    那一刻曾让很多人欢欣鼓舞,成为“新政”的象征之一。当晚我们三个通电话,感恩时刻也有深深的遗憾——违宪审查制度建设的梦想恐怕要落空了。2003年我们继续向前,注册了公益机构,代理孙大午案,推动人大代表竞选。以孙志刚案为标志,聚焦典型个案,维护公民权利,推动制度建设,很多人把2003年称为“公民维权运动”的起点。

    十年后的今天,孙志刚成了媒体的禁忌,我和滕彪成了这个国家的异议人士,丁家喜、赵常青、袁冬等很多勇敢的公民在狱中。一个媒体的朋友问我,怎么评价这十年,进步还是退步?我忽然觉得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它促使我思考十年来走过的路。

    2003年7月,报道孙志刚案的南方都市报开始被广州政法系统反复调查,直到年底查出管理层几年前一笔58万元的奖金分配存在程序问题,总经理喻华峰被以贪污和行贿罪逮捕。我作为辩护人之一,我们整个团队都参与了南都案,也第一次遭遇维稳,网站被关闭,第三次传播真相的网友见面会被“和谐”。“阳光宪政网”被关闭那天,我写下《我们依然认真》:

    “或许,阳光宪政以后还会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清楚知道,这片古老的土地有着两千年专制的背影,通往宪政的道路多么漫长而艰辛。但是正义的事业总得有人去做,于是我们认真去做。……我们是一群负责任的中国公民……我们不是批判者,我们是建设者。……”

    2004年下半年,我在美国研究宪法和选举,作为总统竞选的基层志愿者体验普通人参与政治的纯真热情,郭玉闪、滕彪在我们位于华清嘉园的办公室主持人大代表论坛。9月北大“一塌糊涂bbs”被关闭,我和滕彪、俞江联名抗议,北大学生静园草坪集会之后,被有关部门盯上,被迫暂停使用。2005年3月我们注册的研究中心和天则经济研究所等六家公益机构一起被无理由关闭,据说因为有人联想到了“颜色革命”。我找到工商所长,问什么理由,答曰上级命令。好吧算了吧,起诉也没意义,6月我们注册了公盟公司。

    2005年有很多感动时刻。4月住上访村,见证了太多不义的苦难,在国家信访局门口胡同里体验上访者被殴打,通过那条黑压压截访围堵的胡同后我的裤子上满是脚印。5月在中央党校旁边的坡上村教会,为印刷圣经而被捕的基督徒蔡卓华祈祷。7月营救陕北民营石油案中入狱的朱久虎律师,和滕彪一起走访陕西榆林一个小镇,见证地方政府的贪婪专横与民营企业的卑微无奈。10月和李方平律师在东师古村被看守殴打,那天陈光诚冲出了家门口的重围,在村口上百人拥挤冲突中我们紧紧拥抱......这年年底《亚洲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是维权律师群体,体制外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具有持续行动力的公民群体。

    2006年夏季这个群体遭遇压力,陈光诚和高智晟入狱前后维权运动陷入03年以来的低潮。很多年来我为他们入狱而愧疚,高智晟的律所被处罚听证会我是代理人,陈光诚案我是辩护人和援助行动的总协调人,可是我没能帮得了我的当事人也是我的朋友。直到9月以后形势好转,又到了区县人大选举时间,我们给数百个业委会主任、NGO组织、上千位律师发信动员参选,组织志愿者团队帮助多个候选人设计张贴海报、召集竞选聚会。我本人也很幸运得到北邮老师和同学的支持,再次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感谢金怀鱼、谷欣带领的竞选团队,感谢我们学院的张树林书记,他在学院会议上公开支持竞选。

    2007年我们援助黑砖窑受害者向警方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很遗憾没有结果。其实我们援助的很多案件都没有结果,就像承德陈国清等四人抢劫案,无辜的他们已在狱中19年了,我们代理也已9年无数次申诉都看不到希望。第一次黑砖窑之行给我最大的震撼是,它没有围墙,紧挨村庄离最近的人家不居然到一百米。因为残忍暴力下的恐惧,因为政府腐败不作为,还因为乡村普遍的麻木冷漠,陈小军们长期在这里沦为奴隶,这片丧失是非善恶的土地如此辽阔,无权无势者甚至一生也走不出尽头。

    2008换届之年似乎总有更多大事发生,除了奥运还有314事件、汶川地震、毒奶粉事件等。8月我们派出调查组赴藏区调研314事件的经济社会成因。9月我们组建律师团援助数十万三聚氰胺奶粉患儿。第一阶段历时三个月推动国家赔偿方案出台,但很多受害者所得赔偿远不能弥补伤害,有的孩子光手术花费已近10万却只得3万赔偿。彭剑、黎雄兵、李方平等100多位公益律师继续努力,起诉到最高法院以及数以百计的地方法院,可是很遗憾只有10个立了案,两个开了庭,一个也没判决,后来一直到香港法院诉三鹿集团的大股东,穷尽了所有的路。直到2011年9月项目总结,在国家赔偿方案之外为200多位结石宝宝争取到了公正,其中最大个人单笔赔偿35万,感谢浙江一个法院坚持要开庭才迫使伊利妥协。而最大一笔赔款100万几乎是“敲诈”来的,我们发现一个企业的广告有虚假,以消费者名义诉其虚假广告,海淀法院总算立了案,总经理来北京谈判我们很直白,目的就是赔偿该品牌的50多位患儿,对方为我们的真诚和理想所感动。2009年公盟募款交罚款的危难时刻,林峥正在南方把100万赔款发到受害者手中。

    无论我们多么坚守良心和正义,旧体制对任何独立的存在都本能充满敌意。到2009年我们的团队不断壮大,位于华杰大厦的办公室越来越忙碌,汉中打狗事件、绿坝风波、邓玉娇案都有援助。7月一个从不盈利的公益机构被以偷税罪名处罚,我和庄璐被捕。感恩这进步时代,它不仅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言论空间,不仅是汶川大地震后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公益组织,更重要是人们心里底线的提升。抓捕我们打破了普通国民的心理底线,公盟团队决定募款缴纳罚款4天募集超过40万元,江平、茅于轼等前辈们大声呼吁,香港高中学生郑咏欣给温总理写公开信,千千万万素不相识的朋友以文化衫、徽章、明信片等各种方式表达抗议,在浩大的呼吁救援声浪中,专制者退却了。我们继续前行。

    2009年底一次例会上王功权提议一个新的项目——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其实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推户籍改革,这次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点。我们召集最初求助的4位家长志愿者街头征集签名壮大团队直到两年后超过10万人,每月最后一个周四去教育部请愿,动员数以千计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案,多次组织专家研讨会,调研起草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方案,组织“新北京人”公园植树等公益活动……经过两年半努力终于攻克了教育部,2012年8月底出台了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年底29个省市开放或者承诺即将开放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然而我深感愧疚的是,教育部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又遇阻力,付出最多努力的北京、上海千千万万家长志愿者们依然没有看到希望,在“2012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口号下奋斗了三年,“解放了全中国却惟独剩下了自己”!面对两个最顽固的堡垒,我们需要继续积聚力量。

    从孙志刚案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数以亿计的新移民不再担心随时被抓捕遣返,到教育平权运动数千万留守儿童得以在父母身边上学,为打破户籍隔离,为新移民的自由平等,我们努力了十年。

    2009年税案之后,虽然公盟公司主体资格仍在,我们也注册了新的公司,但这样的外壳已没有意义,一小群公民再勇敢也是远远不够的,民主宪政的使命必须有最大多数人广泛参与。我们放弃了“公盟”,开始用一个不是名称的名称——公民。“公民”是泛民主派的共同身份,这个完全开放的平台属于每一个追求民主宪政的公民。

    2012年5月我们开始推动“新公民运动”,倡议大家一起做公民,一起站起来向前走,通过同城聚餐交流相识,通过法律援助、推动官员财产公示等公义行动推动民主法治,联合成长为体制外健康力量,最终推动中国和平完成宪政文明转型。这是一场社会革新运动,更是一场民主宪政政治运动,我们不回避政治,在一个强权横行贪腐遍地的丛林社会,良心就是政治。我们努力为这个民族走出一条新的道路——自由、公义、爱。推翻、打倒并不意味着专制的根基——恐惧敌意消失,必须驱逐这个民族心灵深处恐惧敌意的阴霾,才会有自由民主的中国。

    十年了,我们一直是反对者,反对专制制度,也反对专制文化,反对任何人——无论掌权者还是在野的反对者——谎言、构陷、不择手段,任何时候怀有公义的心。也一直是虔诚的建设者,理性推动社会进步,建设民主法治,建设公民社会。在《中国信访调查》报告中,我们批评专制体制是上访问题的根源,建议从县级直选和司法独立开启政改。在《藏区314事件的经济、社会成因》调查报告中,我们提出利于国家统一和住民自治的建议。在《钱云会之死真相调查报告》中,我们顶着舆论压力公布交通事故真相并分析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等事件成因。《关于“723动车特大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意见》中,我们批评50万赔偿太低,公布90多万元的赔偿标准舆论迫使政府很快接受。反户籍隔离教育平权运动我们的《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方案》为大多数省市接受。就在孙含会等“十君子”被捕前不久,我们正准备起草财产公示法律草案。我们是一群负责任的公民,反对,是为了建设。

    十年了,我们执着坚韧前行,在这古老腐朽的专制宫殿旁奠基民主宪政的千年大厦。十年了,我们一直在为自由而战,为陌生人的自由而失去自由成为生活常态,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骄傲。从“公民维权运动”到“新公民运动”,我们一直走在同一条路上,这是一条良心之路、自由之路、公义之路、爱之路。

    十年了。这进步的十年,伴随奥运升腾的礼花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新移民在城市安顿下来,高铁压缩了时空距离,最偏远的山村也有了社保萌芽,网络通信技术把文明链接。这人性复苏的十年,市场经济解构极权体制,自主人格一点点萌发,野蛮拆迁千夫所指,上海大火十万献花,“红十字”死了,良心在成长。这新旧胶着的十年,旧体制不甘退去,收容遣送废除了上访者被关黑监狱,刑事诉讼法修订了但曾有的一点司法独立被吞噬,人大选举法修订了但2011年选举媒体被迫集体沉默,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特权贪腐愈演愈烈,官民鸿沟越来越深。

    2013中国告别了不折腾的十年,改变就要开始了。此刻,“十君子”被捕,公民群体遭受新一轮打压,但也正有越来越多臣民顺民觉醒为公民,我如此执着相信这个民族的命运,在经历了两千年专制和一个多世纪的动荡磨难之后,是该重生为自由、公义、爱的新生命了。我们选择了一条最美好的道路,值得一生坚守,无论多少挫折磨难,从不改变方向。这是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漫长而艰难,可只有这条道路通往美好的未来。

    公民 许志永 

    2013/5/16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5月24日 15:42 (星期五)附 件:1个(张中衡:理解社会的突变——兼与吴思先生商榷(不能轻言革命,也不宜轻言无革命) 查看附件

理解社会的突变

——兼与吴思先生商榷

张中衡

2013-05-06

  引言:历史总是喜欢出人意料。1789年5月,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他绝不会意识到这会是一场伟大而残酷的大革命的开端;1911年春天,几乎没有人相信几个月后大清帝国会被推翻;1988年初,只有大约3%的西德人认为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两德统一;而在1989年夏天,面对苏联的突然崩溃,包括情报机构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一片茫然。由此可见在社会科学领域预判革命并不比在自然科学领域预报地震更可靠,尽管我们可以对社会各阶层进行条缕分明的细致分析,但从系统理论的角度来说,这又犯了一个方法论上的大忌——对社会这样的复杂系统而言,其整体性行为并不能从其各部类的独立行为中获得解释。就拿我们最为熟悉的辛亥革命来说,如果传统的阶层分析成立的话它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占据社会主体的农民阶层全不知革命为何物,工人阶级也弱小的不值得一提,革命党行辞激进但人数甚少,几次起义都全军覆没,不仅清廷没放到眼里,他们自己也大都心灰意冷,士绅阶层有钱有势却压根不屑与“乱党”为伍,但革命还是发生了。可见,传统的阶层分析尽管是必要的,但仅靠阶层分析连最基本的历史都不能很好地解释,更匡论对未来的研判。

  如果把社会领域的革命比作自然领域的地震,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反对,实际上,从系统理论的角度来说,二者都属于系统的“突变”,确实可以用大致相同的理论模型来描述。但人类社会毕竟不同于地壳岩层,在庞大的社会面前我们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只要历史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那么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积极地塑造未来。而要发现这些可能的选项,就必须对社会变革的内在机制有一个相对清晰的理解,对此我准备从以下四个层面,并以辛亥革命为例递次讨论这一问题:

  首先,在可以预见的时间,一个社会有无可能实现结构性的变革?如果能,是天翻地覆般的突变,还是按部就班的渐变?如果是突变,是像明治维新那样的“和平演变”,还是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暴力运动”?如果会爆发革命,它将会如何发生?这四个层面,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极富挑战性的课题。

一、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判断:进化vs循环

  为什么要首先讨论这个问题?除了理论的需要,还因为在现实生活语境中的“革命”一词含义非常模糊,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更像一个政治用语而非一个学术概念,它有时是指某种“彻底的、决裂性的进步”或曰“结构性变化”,有时专指“暴力运动”或曰“造反运动”,二者显然并不等同。但我无意于改变这种模糊的状态,只要指明本文所说的“革命”乃是前一种意义上的“革命”,而将后者作为前者的一种但并非唯一的“手段选择”。

  1、主导社会发展的三大参量

  一个系统要想得以续存,必须能够维持整体的稳定性。社会也是如此,社会稳定就是既有秩序的维持,与秩序相关的决定变量称为“序参量”--这个概念由前苏联理论物理学家朗道首先提出,是描述系统有序程度(如物理学中的磁化强度、热力学中的墒)的物理参量,协同学创始人哈肯将其引入自组织理论,作为系统从无序到有序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主导力量。用它来描述社会也是非常合适的,依据与既有社会秩序的关系,可以划分如下三种序参量:
  旧序参量:维护既有社会结构秩序的参量。
  新序参量:追求新的社会结构秩序的参量。
  非序参量:破坏现有社会结构秩序的参量。

  其中,社会“旧序参量”是既有秩序的获益者和支持者,其优势在于现实实力,“新序参量”是新秩序的追求者,其优势在于适应环境变动的强大生命力,二者所追求的社会结构不同,但都以维持良好社会秩序为己任,因此可以统称为“维序参量”。与之对立的是“非序参量”,它既不追求新秩序降临,也不在意旧秩序的维持其优势在于超常的自我增殖和资源争夺能力。“非序参量”在各种系统中(如人体)普遍存在,比如癌细胞就是人体的“非序参量”,它具有超常的营养争夺能力,一旦人体免疫力降低到不足以抑制其发展,它就会夺取正常人体细胞的营养供给而恶性膨胀,直致人体整个结构秩序的崩溃。

  需要指出,作为一个基于行为取向的抽象概念,“参量”有类于阶层,但又不同于阶层。其中,“旧序参量”可以形象地称为“守旧势力”,“新序参量”则是社会的“新生力量”,“非序参量”则是社会中的“腐败因子”。

  满清之末,“守旧势力”可以看作是以曾国藩、李鸿章诸人为代表一批“中兴重臣”和个别开明满族权贵,他们很不愿意看到满清三百年江山毁于一旦,为此极力支撑。“非序参量”自然就是那些无能而又蛮横,专事弄权,中饱私囊的以满清皇族为代表的“腐败分子”,他们虽然并不希望把清廷“砸吧砸吧挖个坑埋了”,但真要有人这么做,他们也决不会真的“誓死捍卫”。至于“新序参量”,并不是作为社会底层的农民阶层或者什么无产阶级,而是以留洋生和少数工商人士为代表的一批“乱党”,这是一批民族精英,甚至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虽远离权力中心,但显然也不是社会的底层——实际上,人类历史上所有那些有意义的社会变革都不是社会底层所导引的,尽管他们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力量,社会变革就其最后的实现来说,都属于当代社会学家科斯所说的“边缘革命”。

  2、社会发展的三种可能

  旧序参量决定了结构维持的稳固程度,新序参量决定了结构变迁的演变方向,非序参量则决定了结构续存的生命周期,三者之间的相互斗争和力量对比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可能与方向。

  如果旧序参量非常强大,社会虽有发展但极其缓慢,整体上处于一种长期停滞状态。这种情况以人类早期社会为代表:社会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如一日,几乎看不到大的发展,在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很多地方,以及中国一些边远地区,甚至在上个世纪初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

  如果新序参量能够产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力累积,终会获得导引旧序参量转变或战而胜之的力量。这以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为代表:黑暗的中世纪尽管漫长,宗教神权和封建统治势力也非常强大,但经过缓慢发展,终于产生了新教革命,在此基础上又发生了启蒙运动、科学发展、工业革命、资本主义革命这些环环相扣的历史事件,资本主义得以确立。需要指出,作为现实力量的新序参量并不一定就是新生的,欧洲最早的资产阶层很多就来自昔日的封建主和旧官僚。

  如果非序参量(腐败因子)滋长蔓延,它将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强势争夺削弱旧序参量的实力,并极大压缩新序参量的发展空间,新旧参量之间的竞争格局随之被破坏。特别是由于其恶性膨胀的速度远大于新序参量健康成长的速度,在新序参量累积足够实力之前,整个社会结构就先行崩溃了,新序参量也将随之陪葬,历史将进入“崩溃--重建--发展--再崩溃”的循环模式,只有周期性的振荡而无革命性的变革。需要指出,腐败因子之所以能够恶性膨胀,通常是因为旧序参量在与新序参量的斗争中,为将新序参量彻底“消灭在萌芽阶段”,而采用一些极端措施和手段,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健康基因和自我修复能力,为腐败滋长提供了土壤。

  这以中国秦汉之后的社会为代表:各代建政之初无不励精图治,社会经济经过一段时间休养生息,很快得以恢复并实现新的发展,从而进入短暂的“盛世”,“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但官僚体系的腐败也同时滋长,在短短十几年(最多几十年)的时间内就掏空结构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社会很快败象丛生,在新一轮改朝换代过程中,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毁灭在农民起义玉石俱焚的烈火之中。但到满清之末,在西方新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冲击之下,中国历史第一次出现了跳出循环的历史转机,这就是李鸿章所说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大批一定要将中国拉出旧巢窠的热血之士,“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他们人数虽少,但终究会大有作为。

二、社会变革的模式分析:渐变vs突变

  社会发展的根本是结构变迁,结构变迁的实质又是“稳性转换”,“稳性转换”分为渐变和突变两种模式。依照突变论开创者、法国数学家托姆(Rene Thom)的论述,在一定条件下,如果在向目标方向演变过程中经历的中间过渡态是稳定的,那么它就是一个渐变过程,否则就是突变。简言之,渐变是指社会稳步发生的改变,突变是指社会整体性的“突跃”。 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变化过程中结构整体性和可控性的有无,其中的关键参量就是结构稳性。“拆墙”的例子可以形象地说明二者的区别:面对一堵墙,如果从上面开始一块块地把砖头拆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速度多么迅速,都不会出现问题,这就是稳定的渐变过程。而如果从底脚开始,不管拆墙者多么小心谨慎,拆到一定程度墙就一定会哗啦一声倒塌下来,这就是不稳定的突变过程。

  对社会发展来说,渐变就相对于人们常说的“改良”,由于整体结构并未崩溃,整个社会还处于秩序之中,具有一定可控性,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突变则是整体的改变,整个社会极易进入暂时失序的无政府状态,出现大的社会动荡。通常情况下,渐变是一种比较舒缓的变化,突变都是急剧发生的,但并不绝对,渐变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有条不紊”的完成,突变也可能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动荡阶段。比如近代中国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就进入了社会大动荡时期,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依然没有稳定的迹象,结构变革也远远没有完成。相比而言,人们显然更喜欢渐变,但与人们的普遍愿望相反,突变却是社会发展的常态,何以至此?特别是在那些历史的关头,许多人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变革面前,即使面临整体崩溃的危险也要拒绝哪怕只是部分的妥协,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费解的“非理性”行为呢?

  1、“刚性结构”

  有些社会结构通常具有很强的刚性特征,“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是那些在人们看来很小的让步,对他们来说也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就像钢板上的裂缝一样,一旦作出妥协,就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和更大的压力,面对不断强化的挑战,他们不仅不作必要妥协,反而变本加利,极力压制。可见,他们并非完全“非理性”,只是宁可小心守护着这种“铁板一块”的僵局,希翼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但幻想总归幻想,社会稳性不断下降,刚性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脆性。一旦稳性降低到一定程度,即使愿意作出一定妥协也为时已晚,历史已经走上了不归路,大厦将倾,狂澜既现,纵有非常之人也很难再将社会拉回稳定发展的轨道。就像一个虚弱的病人,那些之前原本不太严重的内外部冲击也已很难应付,任何一种无意的偶然都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有意的变革又将成为撕裂钢板的第一道裂缝,面对突然爆发的排山倒海般的反对力量,旧结构只能轰然倒塌。

  从“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对比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结构的强大制约。二者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都存在君主统治,都是面对西方列强和西方文明的冲击而救亡图存,都是自上而下的上层变革,在时间上也先后发生,特别是前者又以后者为榜样,然而结局却截然相反,原因何在?社会结构大不同也!变法之前日本是相对松散的封建社会,而中国却是严重对立的官僚社会,特别是中国除了已经非常对立的官民等级关系之外,还有更为对立的满汉种族关系,反对君主立宪的不是皇帝本人,而是那些满族王公贵族。学者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就曾指出:“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么,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满清王朝尽管已被掏空实力,但社会尚有很大的稳性储备,人们对它也有很大期待,但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恶新学如仇”,断然拒绝维新派主张,不肯做出任何实质性让步,提出的“五不议”甚至连保留宦官都包括在内。最后,内外交困之下不得不宣布“立即行宪”,表示“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罢除”(《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但为时已晚,人心失而不可复得,在辛亥革命隆隆的炮声中,早已无人理会。

  2、“繁荣的陷阱”

  对社会变革的条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页)

  但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64页)

  这并不是孤例,战后许多民主国家的转型同样如此。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悖论”,不是现实出了问题,恰恰表明我们之前根深蒂固的观念大有问题。社会之所以进步,不是因为自己的失败,而是因为自己的成功。无论的经济的发展还是文化的进步,社会各阶层通常都可以从中获益,统治阶层必然是最大的获利者,社会从而呈现出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但这是一种“繁荣的骗局”,因为这种繁荣在增强统治者实力的同时,也培养了更多有实力的反对者。在这种骗局之下,统治者即使已经感受到现实中的巨大挑战,也会本能地相信“挑战与机遇并存”,感到只要能够挺过眼下难关,中兴可期。这种盛世在望的自信,特别是自恃“有兵在”的愚蠢心态,决定了他们只会作出某些顺应时代的姿态,而不会进行根本性变革,从晚清的“同治中兴”中就能够看到这一点:清政府通过与英法媾和缓解了外部压力,太平天国也终于被击溃,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人也自发图强,大搞洋务运动,一系列官办工业相继建成,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反让人感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李鸿章语),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不屑一顾。但实际上,这些官督商办企业效率低下,无不沦为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工具,连自身生存都成问题,更匡论强国。随着甲午的战败,这些靡费巨资建成的企业也最终大都烟消云散,清王朝也失去了最后的一线生机。

  3、“囚徒困境”

  最后,可以从统治阶层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冲突来理解。作为统治阶层一员,他们能够比一般社会成员更清楚地看到社会崩溃的危险,但既得利益规模之大已使他们甘冒此险,认为只要能够及时“跳船”,未必受到最后清算。特别是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无论大船沉没与否,擭取更多财富都是最佳策略,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即使统治阶层的每一名成员都能看到整体的风险,都对腐败之风痛心疾首,也一样无法阻止整体的腐败。

  总之,在我看来,社会究竟是突变还是渐变,与人们的普遍愿望关系确实不大,主要是结构使然。若非统治者在社会尚具较大稳性储备时像从上到下的“拆墙”过程一样,开始自上而下的结构性变革,突变几乎不可避免。

三、社会变革的手段选择:和平演变vs暴力革命

  面对革命的暴烈,稳妥的和平演变无疑更容易为人们接受,古典保守主义者伯克(Edmund Burke)就有一个非常著名并被很多人所推崇的观点:

  “社会进步要循序渐进,用革命的手段把现在的制度全打碎,人类的非理性将失去控制,就可能造成严重的混乱,为了恢复秩序,往往建立起比被革命所推翻的制度更加专制的制度。”

  但古往今来,暴力革命屡屡发生,和平却凤毛麟角,事实似乎反复证明马克思那句流传极广的格言:人类的历史不是田园诗,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史册的。何以至此?革命的逻辑深植于人类本能的人性心理和普遍的利益追求模式之中,不会随人们的愿望而轻易改变,这一逻辑可称为“暴力循环定律”。

  在社会变革的前夕,无论是社会结构的制约还是“繁荣的陷阱”,抑或个体的投机都使得统治阶层难以作出妥协,开明者“宿夜兴叹,无可奈何”,投机者却自思“我去后,哪管洪水滔天?”顽愚者更自恃“有兵在,不用怕!”什么历史的责任、道义的要求都是一句空话,暴力才是他们唯一能够听得见、听得懂的语言——于是,暴力革命也就逐步成为一种选项而被提出,并逐渐被更多的人所认可。波兰工人运动领袖瓦文萨就曾深有感触地说:

  “甘地确实非常幸运,假如他遇到的不是英国人,而是遇到了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他一定成不了什么圣雄,人们可能都不会知道,这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个叫甘地的人物,因为他连进监狱的机会都不会有,便会连同他的家人,直接被扔到贫民公墓里去,这可能都是比较好的结局”。

  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就会发生,因为革命者特别其先行者要为此付出极大代价,而他们必定是社会的精英分子,甚至是精英中的精英,在旧统治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还很强大的时候,一个精英分子要下决心抛弃自已的功名利禄,甘冒杀头破家的危险起来领导革命,决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他们最初总是希望能在现有秩序下进行温和、渐进的改革,只要这条路还有一线希望,革命就不可能成为主流话语。而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一开始不仅不会投身革命,反而会极力与革命划清界限,甚至为此甘受牺牲。这种普遍的恐惧和忍耐给统治者的暴力镇压以不断增强的自信,“敢动手,下得了手”被统治者本能地看成渡过难关的必备胆识。

  然而,暴力的滥用却是一条不归路,因为只有不断扩大的暴力才能威慑新的反抗。这不可避免地累积着社会仇恨,一旦仇恨和愤怒超越了恐惧,革命的号角就吹响了。革命一旦爆发,就会依照其自身的逻辑运行,统治者也失去了选择的权力。革命者改天换地的理想激情、清算历史旧账的复仇冲动,以及对“反攻倒算”的恐惧心理,都决定了这些革命者们几乎不可能重回和平妥协之路,也决定了统治者的可悲命运。那些原本主张理性宽容的“改良派”,不是被之前的统治者赶尽杀绝,就是被后来的革命队伍彻底边缘化,革命就只能以摧枯拉朽、玉石俱焚的形式进行到底了。

  我们再回头看看辛亥革命之前的情形。旧结构早已日渐衰朽,但人们还是并不想靠革命推翻它,戊戌维新运动就把希望寄托在由一个好皇帝来推行改,义和团运动打出的旗号也是“扶清灭洋”,甚至孙中山一开始也曾上书李鸿章。在辛亥革命中作用巨大的立宪派一开始对清廷的预备立宪也是真诚拥护的,在国会请愿运动中,他们恭谨虔诚地呈递请愿书,毫无越轨行为,结果清廷却“直以热心爱国之绅民与革党会匪齐观而等视”(《大公报》1910年12月29日)。

    事实教育了立宪派和期望改革的人们,使之认识到和平请愿无法达到目的,但并未达到绝望的程度,他们不准备与清廷分道扬镳,更不会与“革党会匪”为伍。然而,立宪派的克制和期望并没有得到清廷的认可,就连思想相对开明原本主张立宪的摄政王载沣也觉得是他们故意与朝廷为难,满清权贵代表人物奕劻更是恨之入骨。1911年5月8日,载沣竟批准成立以奕劻为总理大臣的皇族内阁,这离辛亥革命的爆发只剩下短短5个月了。皇族内阁成立仅仅两天,就公然与民争利,于5月10日宣布实行铁路国有,将原来的商办铁路收归国有。

    宪政之门既已打开,渴望民主自由的人们就不会允许再将其关闭,剥夺民权,争夺民利,在民风已化的情况下公然开历史的倒车,不可能不遭到社会上下的唾弃,满清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铁路国有的政策更使清廷信用扫地,不管清廷是要“真立宪”还是“假立宪”,人们都其所作所为都大表怀疑、毫不信任,这种“信任危机”,更剥除了革命最后的缓冲带,使清廷直接暴露在星火燎原的危险之中--武昌首义便是随之而来的星星之火,倘若清廷尚存一点信誉,这一偶然事件终不致不可收拾。可见,清廷既非亡于苦口婆心的立宪派,更非亡于发难人数微不足道的革命党,而是自取灭亡,正如梁启超感叹:“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诚哉斯言。

 

 

反思现代化

——竞争与不平等

中国社科院 黄纪苏

2013-04-10

  引子

  对于中国人来说,反思现代化一直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因为近代以来,现代化已成为世界性的竞争,是所有国家、所有社会、所有个体无法逃避的夙命。在这条“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的跑道上,中国一直不是跑在头里,而是跑在后面。在这样的位置上,你既没本钱也没那闲工夫奚落奔跑、挑剔跑道,你唯一的应当是迎头赶上,唯一的应分是改进跑鞋提高跑技,争取两条腿跑出四条腿的速度。个别思想家当然可以雅人深致,对奔跑方向甚至奔跑本身说三道四,但他的声音随即被亿万腿脚与空气摩擦出的狂风所屏蔽,成为脱离现实的自说自话。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对现代化的反思大致是这么一个局面。
  今天情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一方面,中国已从队尾奋力冲到了中间甚至靠前。另一方面,领跑的西方马失前蹄,有点晕头转向。于是对中国来说,本来极明晰的现代化路线忽然有点含糊,本来没商量的事情好像也有条件三思了。

  

  之所以要反思现代化,是因为它存在问题。现代化的有些问题,诸如老也听不见蝈蝈叫了,西北驴皮灯影戏后继无人了,虽然也是问题,但不是太了不起的问题。资源环境问题才是现代化问题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吃了上顿发愁下顿的问题。它虽然还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却可以逼迫我们去思考最根本的问题。思考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需要机遇。那么,应该如何看资源环境问题呢?

  一直有种观点——也许算不上观点,但却是一种挺有影响力的情绪或印象——认为工业和科技要为资源环境危机负责。这种说法有些道理,但不尽然,引段笔者对它的批评:

  在科技和工业不发达的前现代,环境资源问题没这么突出,那时水中的鱼、山上的树、天上的鸟、地里的庄稼,人类就是想把它们捕光采净也办不到。金矿银矿虽然也开,但既无雷管炸药又无风钻掘进机,就靠几把镐头能怎么样呢?那个时代当然不像今天好些人讴歌的什么“天人合一”、“环境友好”,照样“伐木叮叮”,照样“蜀山兀阿房出”,但总的说来对资源环境没有伤筋动骨,春风一吹,春雨一淋,大自然的伤口也就愈合了。到了工业时代,情况发生了剧变。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移山填海、改天换地的本领今非昔比,蔚为大观。过去大旱之年人类朝天磕头,如今朝天开炮,居然就把五谷杂粮渴望的甘霖轰下来了。与此同时,科技、工业对环境资源造成的巨大破坏也是惊心惨目:千山万水不是秃了就是臭了,要没西北风时不时吹吹,多少城市都快变希特勒毒气室了。不过,我们扪心自问,工业科技真是环境资源危机的主要原因么?当然不是,顶多是辅助原因。它们只不过是人类手中的工具而已,就像厨房的菜刀,是拿它切菜还是切手,自利还是自残,归根结底取决于使用菜刀的人类。只有正确认识菜刀的作用,才能正确处理菜刀的问题。鄙人有回在厨房被切之际,也曾生出取缔菜刀、改手撕菜的想法,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靠手撕,是撕不出水煮干丝、黑椒牛柳的。后来回回切菜我都默念“十度十度别九度”——也就是让刀刃向外稍撇一点——问题就圆满解决了。至于那种工业科技“异化”为妖怪、专门蛊惑人类坑害自己的论调,听着就像是“枪指挥党”,在替人类推卸责任的同时,也太把人类当傻子了。1

  二

  环境资源问题的主因或根子还是在人类自己,在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内心制度。这就说到竞争和不平等了。先说说主流思想对这两样东西是如何认识的。迄今有关竞争和不平等的主流思想大致分两脉,互有短长。一脉是哈耶克、波普尔(当然还可以一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什么的)为代表的维持现状派,认为你争我抢是人类本相,高高低低是“自然秩序”。这种观念广披四海、深入人心,随时随处都能听见学者的高声朗诵或齐声背诵——前些时还见学者根据“热力学定律”,认定财富就应该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呢2。这种观点用满世界不平等的现实解释不平等,固然有根有据,但也有致命的缺陷,即它只看到了现实的一半,却没看到或者说没看懂现实的另一半。它不理解为什么古往今来人类除了没完没了地搞不平等,还没完没了地闹平等。它理解不了这二者之间内在、辩证的关系,而只会把所谓的“仇富”“红眼病”看成心理或人格疾患,把追求平等的努力理解为吃饱了撑的乌托邦。这种偏听偏视的右翼社会思想,面对深重的社会矛盾包括迫在眉睫的环境资源危机,只能采取视若无睹的态度,喊着“不、不、不折腾!”的号子,把社会往死胡同里带。

  另一脉是以马克思等为代表改造世界派。它虽然极具历史洞察力和未来想象力,但漏洞也不小。它把不平等看作一种“异化”:人类本不这样,只是有了私有制才变成这样,而私有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等到生产力继续发展到下一阶段,私有制连同私欲便不复存在,亦心亦物的大同世界便到来了。这种观点在理论上的缺陷等会儿再说,先说说实践。20世纪甚至更早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地区和社区(包括色列的基布兹、欧美的一些宗教组织)都进行了取消私有制的尝试,总规模不算小了。但结果,社会不平等的局面并没有根本的改观,不平等跟流寇似的,财富这块儿风声紧了,它就溜到权力、文化乃至一些叫不出名的去处称王称霸。凡是多少试过共产主义的地方,都出现了所谓“新人”问题。“新人”问题的实质,就是所有制的改变并不能根本动摇右翼社会思想所津津乐道的不平等的“自然秩序”,并不能根本改变多拿多占的“人性”。所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实在是文不对题。总之,上一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跟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的确有着相当的关系。对此进行认真的反思,是今日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思想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需要他们首先明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社会思想,根本用不着谁来保教护法,它需要的是实践的订正和理论的切磋。

  三

  人类最古老的社会关系是竞争,最基本的社会结构是不平等(广义的等级制)。这二者密切相关,有时就是一回事。
  说到竞争,需要区分动物的竞争和人类的竞争。动物的竞争主要是解决生理欲求,即吃喝繁衍之类。生理欲求的特点在于:1)它是绝对的、有边界的,一个人再能吃,一顿也吃不了两斤,自助餐上的顾客哪个不想把一年的粮食都吃到肚里?但结果只有万般无奈;2)它还是简单重复的,吃了这顿得过几个小时见到饭菜才有感觉,而且,再有感觉也还是吃不到两斤。人类也是动物,也要通过竞争来解决生理欲求,人类越早期越是为肚子奔忙和拼搏。

  人类不仅是动物,还是特级动物。其“特”点之一,就是他还发展出了一种越是低等动物越没有的欲求(至于为什么会发展,我有些推测,在此不详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拙作《高高低低话平等等》),人类的竞争也就因此升级换代而不同于一般动物的竞争。这种欲求属于“社会欲求”,但“社会欲求”(动物也有社会欲求)的说法太过宽泛,还要说的更精确一些。

  “社会欲求”中有一种跟不平等密切相关,我给起了个名字叫比较欲求或比较意识。比较欲求的意思就是,人希望比左邻右舍、比亲戚朋友、比同事同胞混得更好,重点或目标是“更”,至于在那方面“更”,是钱更多还是官更大还是裤子更潮,则往往只是途径或手段。心理上的比较欲求外化为行动,便是我所谓的比较性竞争。与一般动物简单的生理欲求及竞争不大一样,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的特点在于:1)强调相对,即人与人的比较,所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谓别人死老婆相当于自己娶媳妇;2)它是累积的、无穷的,张三开上了捷达李四就非得买辆本田,李四开上了本田张三醒着梦着都是宝马,张三开上了宝马李四直奔悍马,要不是中途被中纪委双双带走,这场攀比游戏会从陆地发展到水上和天上——中国的富人已经开始用游艇、飞机斗富了。

  人类这种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包含着以下几个我以为很重要的判断:第一,作为比较意识、比较性竞争核心的“更”,便是不平等,人类不平等的源头一半在这里——另一半在竞争、不平等的动物世界(人类的不平等有别于动物的不平等,动物间的不平等相对稳定,而人类间的不平等则富于变化)。第二,比较意识、比较性竞争的出现要早于私有制、私有观念,因为不但人类学关于原始人群的知识包含了这种行为,而且根据动物学家的观察和实验,这种行为的苗头早在灵长目动物中就已经出现了。因此,就算经济不平等确如马克思主义所说,始于比较晚近的私有制,那么社会不平等也远远早于经济不平等。那么,问题来了:并非以私有制为必要条件的人类不平等,如何能通过取消私有制来消灭呢?第三,迄今为止,对不平等的追求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最恒久、最强劲的动力,并形成最重要的人生意义,包括庞大的不平等美学。

  四

  读到这里,有读者或许会说,你这套东西简直就是主张不平等的右翼社会思想嘛。没错,就承认不平等的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而言,我的观点确实很右翼,甚至极右翼。但我只在讲事实,还没讲价值。价值等会儿再讲,先把事实讲完。我前面说右翼社会思想只看到了事情的一半,我现在来讲另一半。

  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强调人际比较、强调相对而言,强调对立统一。什么意思呢?出于同一比较欲求、处在同一比较性竞争关系中的张三和李四,李四要比张三混得更好的另一面,是张三不愿比李四混得更差。这点至关重要,它的含义是:不平等与平等形影不离,密不可分,当社会中一部分人追求不平等的同时,另一部分人便要追求平等了。社会平等与社会不平等两种历史运动,就辩证地发源于这一币两面、互为前提、你中有我的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历史循环的钟摆在对立而统一的平等与不平等之间荡去荡来,渺渺也不知其始,茫茫也不见其终。既然不平等是“人性”,那么平等也是人性;既然剥削压迫是“自然秩序”,那么革命造反也是自然秩序;既然不平等存在一天,平等运动也存在一天,不平等永远存在,平等运动便奉陪到底。许多右翼论者看不到平等与不平等的这种辩证关系,他们把追求平等看成一种病,其实他们才有病,他们得的是一种“认知偏瘫”。最近一段他们围攻“共同富裕”,在基本原理上还是一瘸一拐的老样子。

  这里顺便指出,许多左翼思想者认为社会主义、平等主义需要“善”的人性如利他精神之类——右翼思想者正因为这个才嘲笑他们“天真”“幼稚”。其实,善多一点,社会主义、平等主义固然更容易;没有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照样如期而至。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平等主义和不平等主义的人性前提是同一个,都是那个不妨纳入“人性恶”的、既包含不平等冲动又包含平等冲动的比较欲求。共产主义倒是需要不太一样的“人性”(前面提到的“新人”),这个话题本文不多涉及了。

  平等与不平等的辩证关系很丰富。譬如,一个人或一件事从某个角度看是平等主义的,换个角度却是不平等主义的。就说打工者进城打拼吧,这既是向城里人求平等,缩小和他们的差距,但对于家乡的左邻右舍,又何尝不是要把人家甩在后面?追上前边是求平等,越过身边的是求不平等。所以,平等与不平等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

  至于平等与不平等两者的平衡点,即通常所谓的“公平”“正义”,也会因文化而变化,随时代而转移。毛时代末期,“公正”走到了不平等或所谓“自由”的一边。三十年过后,当贫富差距把一个中国撕成两个中国的时候,公正便铁打的一样站在平等的一边、房奴的一边、蚁族的一边。再经三十年风雨,它自然不会在今天的位置上。公平正义的轨迹就这样蜿蜒摆荡、流动不居3。这是我关于平等/不平等的一部分价值立场。

  五

  作为人类基本社会关系的比较性竞争、基本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平等体制、基本内心制度的比较意识或比较欲求,为人类文明迄今的发展提供了持久而强劲的动力。人类物质文明的大部分、精神文明的一部分,其实就是通过这种“他都二尺一了我赶紧二尺二吧”、“凭什么你们老二尺二我们老二尺一”的你攀我比、你追我赶而积土成山、高耸入云的。不过,人类既然从此受益匪浅,自然也要为此付出代价。没完没了、水涨船高的比较欲求和比较性竞争所带来的紧张、焦虑、压抑、忧患等等,已然成为人生的常态,无数诗人哲人视生命为悲剧,实在是理有固然。人生擂台上的南拳北腿,被架下去抬下去的都不说了,单说正红着眼圈激吻金杯银牌的那几位吧。他们的鼻青脸肿也都不说了,单说那“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吧。那简直是把七情六欲、转眼即谢的生命之花当铁棍一样在天荒地老的火成岩上磨,不但要磨成刀把别人砍得七倒八歪,还要磨成针扎得自己一夕数惊——头悬梁、锥刺股讲的就是这个以难为自己来成就自己的人类故事。人的幸福指数,跟那只因吃得半饱而苗条无比、款款走过柳丝轻抚的墙头、在春阳下睡得连脑袋都找不着的猫咪,怎么能比呢?这是我对竞争、不平等的另一部分价值立场。

  有些读者会问,都已经是“人类本性”、“自然秩序”了,还闲着没事说它干嘛?但这样说本身就成问题,因为它假定“人类本性”“自然秩序”都是雷打不动的。雷打不动的说法首先在宏观上就站不住。人类的祖先并不是这样,他们跟墙头上的猫咪差不多,人类今天这副忧心忡忡的难受样儿本身就是长期演化的结果,是为利而承担的弊。应该说,利弊相较,利还是大于弊的。那么,人类出于利益最大化的本能,或沿着马克思所谓“按照美的规律塑造自己”,把已经修订过的“自然秩序”再做进一步修订,让弊端最小化,为什么就一定不可能呢?当然,这是就文明大方向而言,很可能是以几百年上千年为尺度的。曾经有短跑爱好者因时间观念不强,一时冲动,要跑步进入美妙新世界,结果跑得人仰马翻,平均速度算下来比小罗圈腿还慢。这样的冒失行为今后应当尽量避免,但人类改善自身、让自己更幸福些的事业却完全没必要因此废弃,而且从来也没废弃过:内到改智力改寿命改基因、外到改秃顶改单眼皮改尖嘴猴腮的工作,不但一天也没停过,甚至都在加班加点呢。比较意识、比较性竞争以及不平等体制,虽然改起来难度极大,但既然副作用也极大,已大到白毛女黑旋风风起云涌、让成功人士的七彩楼阁摇摇欲坠的地步,那么楼里楼外的人拱拱手,坐下来一道出主意想办法,对比较意识、比较性竞争做些局部修改,以现有和可预见的科技、文化和制度条件,办法应该还是有的。

  六

  反思现代化应该是庆功会和检讨会的二合一,而不是二选一。既然二合一,就不会是走极端,而是不偏废,讲适度。解决现代化中愈演愈烈的资源环境问题,办法其实很简单:适度发展。

  适度发展就是在承认现代化、承认发展的必然性与正当性的前提下,让发展放慢速度,量入为出,有限的资源省着用,留一口给下一顿和下一代,一句话就是“悠着点”。按说悠着点还不容易么?还真不太容易,别看满世界净是磨洋工的、不作为的。为什么不容易呢?原因就在于古老的比较性竞争和工业资本主义把全世界放在了一条跑道上,跑道的词典里没有“适度”这个词。健儿们一个个跟飞镖似的,哪儿会有不疾不徐、不慌不忙这回事呢?跑道的逻辑是,谁先适度谁先出局;资源环境的现状却是,再不适度全都出局。前一个道理显然管住了后一个道理。个人、家庭、国家都等着别人、别家、别国先适度,自己一如既往地过度。这种情况很像海上偷渡的小船人满为患、货满成灾、岌岌可危,可一船人都搂着各自的金银细软不撒手,都等着卸别人的货,结果一个浪头过来,所有人都人财两空4。

  所有人都人财两空的危险确实摆在人类面前。但人类毕竟是人类,人类社会是一个不平等的阶级结构,其实不太像船倒是更像梯子。梯子的特点是,天上掉馅饼下来,骑在上面的首当其冲;洪水漫上来,呆在下面的责无旁贷。这个特点不用拿望远镜望美国刚果,看看身边的中国,看看从改革获暴利的是哪些人,为发展缴强险的又是哪些人,就一清二楚了。尽管梯子上面的最终也有葬身洪水之虞,但他们和水位线赛跑,百尺竿头更进一尺,办法也还是蛮多的——最近不少人见势头不妙,就纷纷移民到了登月技术已相当成熟的美国。所以,梯子上面的富人、富国由于距馅饼近、离洪水远,不用急着适度,这才是解决现代化问题中最火烧眉毛的资源环境问题时真正棘手的地方。

  梯子一样的阶级结构到了现代,又添了一个特点:社会流动。由于有了社会流动,便有了起点或机会平等。起点平等+终点不平等,是现代社会结构的特征,比起传统的社会结构确实进步不少(中国传统社会流动虽然也不小,但跟今天还是没法比)。终点不平等、起点日益平等的宏观走势造导致比较性竞争的最大化,这对于地球有限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简直是个噩耗。终点、起点都不平等的传统社会,上面的“长贵”,下面的“终贱”,1%的腰围三尺二,99%的腰围二尺一,资源和环境承受的平均压力自然要小好多。如果太阳底下就一皇帝而且真能万寿无疆,光金丝楠木棺材就能节约多少副啊。而现在不少权贵富豪,一无“礼制”管着,二有钞票煽着,恨不得要把爹妈的土馒头改建成金字塔了。现代化的两大干将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在干掉起点不平等、维持终点不平等的过程中,大大解放了多数人向上流动的欲望、能力和机会,否则光纣王和妲己姐妹几个用iphone传艳照,苹果公司和中国联通门早关门了。一方面,一部分人非要多吃多占、非要跟后面下面的拉开距离、非要不平等;另一方面,另一部分人非不少吃少占、非要跟前面上面的缩短距离、非要闹平等。结果就成了电视剧《水浒》中《好汉歌》唱的:“你有,我有,全都【得】有哇!”多少产品从上层阶级奢侈品流行为下层大众必需品的经济过程,何尝不是不平等运动转化为平等运动的社会过程?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不但红军似地为整个社会的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砸碎锁链,资本主义的财富价值观还扮演带路党的角色,将黑压压饥民似的比较性竞争引向稀缺、不可再生资源。其结果就是大家都看到的,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大街小巷都快被小轿车堵瘫了。

  

  要适度就需要动一动比较欲望、比较性竞争和不平等体制。但我在前面说了,这几样东西年深月久、根深蒂固,早已成为人类社会的DNA了,不是轻易动得了的。不过我在前面也说了,改变并非完全不可能,起码就长期而言。那么中期和近期呢?中、近期可以不谈改变的事,但适当的节制、平衡和引导则既应该又可能。

  人类一直都在通过艺术、宗教、意识形态以及政策制度等各种手段来节制比较欲望及比较性竞争。就在前一阵,前国家领导人的女公子李小琳董事长还在博鳌论坛上呼吁为营造“健康人生”,大家不要攀比,要“勤俭节约”。她的话本来用意极好,可惜在网上发表时很多网站为图文并茂配发了李女士璀璨的玉照,广大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看了她耳上闪的、项上晃的,就不一定能正确领会她嘴上讲的了。中国社会膨胀的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的确需要有所抑制,但不能搞一刀切——于丹女士老是不分胖瘦让所有人一块节食而招致很多人不满。首先要抑制上层阶级的比较欲求,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以一当十,“欲”“求”的量太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中起着表率的作用。他们是领跑,是火车头,车头去哪儿车厢也去哪儿。既然车头朝着福布斯排行榜跑,那就别指望车厢朝着学雷锋光荣榜跑。车头要为车厢的行为负大部分责任,你的风驰决定了他们的电掣,你的贪婪决定了他们的疯狂。那么,有没有什么技术手段让车厢尽可能滞后车头,等精英阶级到达3012年的时候,车厢才陆续进入2012年呢?明白地说,奴隶时代过去了,封建时代过去了,这样的可能性基本没有了。曾有当代的学者献古代的计策,说只要让富人区远离棚户区,穷人眼不见心不烦,中国就成“和谐号”了。他就不想想随着现代通讯技术传播手段的普及,你就是远在天边,也等于近在眼前。社会上层如饮狂泉的炫富斗富通过新旧媒体家喻户晓,带动社会中下层群起模仿。模仿得顺利,则资源环境告急;模仿得不顺,则社会矛盾报警。所以,合格的社会管理者就不应让一部人跑得太远。要知道,后面与前面的距离有多大,后面的欲求就有多强。当后面的旺盛欲求遇到有限的资源瓶颈和社会瓶塞,就会化作无数陈胜吴广,在火山底部做热身运动,等待冲天的一跃。那么,趁枪声没响,趁健儿们还在热身,我们的社会管理者赶紧釜底抽薪,给社会上层的比较欲求降降温吧。“我们”说的既是中国也是世界。世界上富国和穷国的关系,跟中国富人和穷人的关系略无二致。

  一说抑制上层,估计很多人一个大跃进,就想到“杀富济贫”那儿去了。狂躁时期的思想舆论界从业人员这次奥运会没被借调去伦敦撑高跳远为国夺金,实在太可惜了。其实,所谓“抑制上层”,顶多也就相当于让东倒西歪的酒鬼别再喝别再闹了,完全是好心,怕他们弄得跟那位在街头扒中国姑娘裙子的英国醉汉似的,被群众打了。前不久“疯狂英语”的教头李阳离婚系产,老婆惊喜地发现老公不但教学疯狂、虐妻疯狂,购房也同样疯狂,名下藏着起码二十三套婚后共同财产“也有我的一半”。前些时引渡回国的赖昌星,其侄儿当年为吸引某位女歌星眼球,竟将六辆大奔驰当街撞成一堆废铁,果然一下就把小歌星吸进了怀里,就跟“坦能大功率吸尘器”似的。对上层精英如此丧心病狂的比较性竞争,从文化、制度方面给予一定的抑制,别说今天了,就是搁五胡十六国也不为过。但不知为什么,政策上,当国者对醉鬼们不但不抑制,还为他们打开六十年的陈酿老窖,让他们“飞得更高”——最近国家向富豪们开放了私人空域,非要把已然堵得半死、毒得半死、憋得半死的遍地草民再气得半死。

  读到这里,读者会问:下层的比较欲求能憋出火山爆发来,那上层的比较欲求就不怕抑制出毛病来么?的确,一味地抑制肯定不是最好的办法。对社会上层的炫富斗富除了抑制还应该引导——引导它换个方向或形式:比还是比,但别老比物质财富了,也比点别的吧。这对于我们基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并没有太大触动,也只是小小的调整。多年前我对比较性竞争形式的调换过于谨慎,因为那时中国的财富阶级刚进入大快朵颐的红烧肉阶段。

  是不是可以把比较性竞争从石油镍矿象牙这些紧缺资源上引开呢?英雄好汉要比试,就让他们比左脚工笔花鸟,就是倒背刘晓庆传记也可以嘛。古人说,“性犹湍水,导之东则东流,导之西则西流”。比较性竞争以财富为主战场,并不是古往今来所有文化所有社会的通则5。这方面的确可以有所作为……竞争本质上固然是与他人为敌,但弄好了,也能服务于善,起码无伤大雅。其实,观察一下周围的生活,这种现实性和可能性并不少见。但有一点需要注意,比较意识并不是纯粹的能量,可以任人摆布,而是有趋向性的:什么紧俏它便瞄上什么。美国进口的蛇果,论味道哪里比得上国光苹果,就因为外来的和尚难得,上层阶级再贵也要买。吃活猴的脑子,想想真比吃屎还恶心,但阔人就居然津津有味——否则怎么叫“阔”呢?竞争向不可再生资源的集中,应该说有其内在的必然性。6

   当时的感觉,似乎是文化的力量敌不过财富的力量。今天回头看,中国的物欲横流,又何尝不是财富价值观或金钱文化大力促成的呢?因此,提倡一种非财富价值观的文化,将比较欲求、比较性竞争尽可能领到对资源环境无害或害不大的去处,不是没有可能的。二三十年前有一年华北大雨倾盆很多天,有关部门毅然决策把滔滔洪水引向尘土飞扬了多年的白洋淀。如今的白洋淀不又是碎金万点、橹摇桨荡、收工的船家和被宰的游客齐唱“晚上啊归来鱼满仓”么?

  八

  比还是比,只是不比财富比别的。这样的转换,财富阶级是最有条件不过了。原因很简单:他们已经赢得了比赛,有了穷人想有却没有的财富。因为富过了,富人就可以放胆不富;因为没富过,穷人还真不敢不富7。这是一种被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所牢牢规定了的社会心理。穷人家展示梦想和抱负的墙壁上只能贴名车美女像,是不可能挂把扫帚的。而豪宅就可以摆个磨盘炕桌,悬串干辣椒老玉米什么的,这一方面暗示主人已经富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另一方面也说明富人在选择“成功”“杰出”的形式上享有更多的自由。设想一下哪位豪富一箪食一瓢饮每月下放陋巷几天,主观上只当是玩“铁人三项”兼降糖降脂,客观效果一定是“感动中国”,粉丝暴增。

  当然不是说,社会底层只能事事依仿上层,8不可能有自己的价值、意义和美学。“仓廪实而知荣辱”并非多普适的“规律”,仓廪越实吃相越难看的大有人在,仓廪不怎么实却活出尊严自信的也不乏其例。我尝感叹,那些于艰难贫困中养育弃婴、扶助鳏寡的苍头黄面之辈真是上帝化了妆行走在人间。但总的说来,在这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底层人民困窘的经济境况和卑下的社会地位,不可能给他们文化上心理上太多悠然自得的空间。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有待于真正经济上的“共同富裕”和相对平等的社会结构。当然,对于生活在财富价值观“金色恐怖”之下实在喘不过气的底层人民,也要在文化心理上给他们找个避难所如十字架、大雄宝殿、街头秧歌乃至红歌会之类,以解燃眉之急。

  读到这里,读者或许又要问:上层阶级虽然发了财,但那也只是相对于下层阶级而言,相对他们本阶层的其他对手(reference group),他不需要在斗富的道路上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么?上层阶级的确面临着本阶级内部财富竞赛的压力,但问题是,同样的群体内压力下层阶级也要面对。这也就是说,你有的压力人家也有,你具备的条件——没有来自上面的压力——人家不具备。那么,调换竞争形式或方向的双肩包不该由你来背么?

  读者可能还要问:就算他同意背了,可万一他要是背不动呢?的确,中国这几十年的财富阶级,要论捞钱扎钱圈钱烧钱,个个都是一流的人才、九段的高手。但从事别的,他们有可能不灵光,不灵光就会失水准,失水准就会没热情,没热情就会无效果。看到这儿,没准有读者会笑了:人家可不光是挣钱能,猎色搞小三也门儿灵——多才多艺着呢!的确是这样。据前一阵的网闻,某位出版商就把周围的女人分成了“已搞群”和“待搞群”。又据饭桌上的谣诼,某位由军转商的成功人士转业那天任命自己为“团长”,给自己人生新阶段定的大目标是俘虏一个团的佳人。我们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乙种团编制上千人,这已经不是个小数目,而一个甲种团近2500人,那得多大的工程量啊。如果这些采花大盗真是把豪奢贪糜转换成颠鸾倒凤,那么国土资源部、国有资产局、国家环保部就是一天奖励他们一人一瓶伟而刚,广大纳税人也会由衷地拥护。但遗憾得很,暴富人群的风月宝鉴,就我们所读到的而言,大都是花钱买肉而且是天价。前述赖昌星侄儿就不说了,就说前不久快被网民拆卸成俄罗斯套娃的“公民韩寒”吧。据那位建了“已搞群”和“待搞群”的出版商披露,他付给这位“当代鲁迅”的千万版税,被这位“直通人类文明底线”、“人群中极罕见的、先天具有强烈道德感的人”9给自己的“正搞群”或“活儿好群”发了消费卡,没过多久便挥霍得毛干爪净。这路毛票出身、钢镚本色却又冷不丁“化蛹为蝶”的大额伪钞,进什么场子都跟进点钞机似的,这回误入点钞、验钞一体机被查出劣币后的第一时间反应,仍是高举千万空头支票自证良币,潜意识里把“真相”当处女膜了,以为只要有钱就不愁没地儿做人工修复。那么,又怎能指望这些人进了风月场能专心致志卿卿我我,少折腾中国快散架的资源环境、快爆炸的社会关系呢?在市场吞噬社会、财富价值观所向披靡的现阶段,钱与色往往不是零和的关系,而是野火与狂风的关系。

  因此,对于财富阶级调整价值观、将竞争从斗富转向其他人生意义,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另一方面也不能盲目乐观。例如对财富阶级这些年津津乐道的“绿色环保”,就要打个问号。这倒不是说他们也想给自己弄点“崇高”感有什么不对,而在于他们对“绿色”的理解简直就是把别处的参天古木连根挖起、栽到他家房前屋后,只准他们几家与时俱进现代化,老百姓最好都退回原始森林当猿当猴。他们不追求“后现代”,环境资源的压力还能小点儿。记得前些年看电视里刘晓庆捡一次性筷子,媒体长枪短炮前呼后拥浩浩荡荡,跟国庆游行似的,耗费的人力物力够砍一片林子的了。我多年前在某会上遇见某环保明星,讲她每年暑期带儿子周游列国,“近两年回中国看看,能飞的地方都飞了”,结果发现“那叫一个丑陋啊,哪儿还有青山绿水啊,哪儿还有小桥流水啊!”她就不想想,中国只要有五分之一的母子像她娘儿俩这么个飞法,中国要想再青山绿水非得等猴年马月了。富人的后现代环保很像官员的“车改”,改来改去,啥也没改掉,倒给他们多改出一笔补贴来。

  不过,按一般的财富积累规律,中国的暴富阶级恶补食色的阶段也不会持续太久,因为生理欲求下有地板上有天花板,无论是肉包子还是肉蒲团,太多了身体都吃不消。事实上,中国富人拾阶而上的速度并不算慢,如今他们正开着名车往豪宅里运古玩字画。其中更上一层楼的佼佼者忽然天眼打开:生也有涯,钱也没够,何不拿出一部分财富换些更有趣的人生滋味呢?这些滋味,就包括比较性竞争最良性的形式——“令名”,即“美名扬”的那个“美名”:

  他们开始热心慈善公益什么的,从中收获丰富多彩的感受,包括正义感、崇高感之类。那天电视里有个节目谈西部医保。那地方穷人得了大病只有倾家荡产,基本死路一条,当地政府也没那个财力解决。县里一位神色清朗的青年企业家拿出两千万设立大病救助基金,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多好啊,病人有希望了,企业家高糖高脂高血压的风险也降低了,关键是那些受援者及其家庭乃至全社会感恩的泪光,不比珠光宝气赏心悦目一百倍么!相形之下,赵本山脑筋就只会急转弯不会大转折,他一味地跟钱死磕,蛛网膜都磕破了,还豪华轿车、私人飞机的没完没了呢。很不幸,绝大多数富人目前还都停留在赵本山的水平上…他们会觉得,奋斗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把别人的钱奋斗到自己兜里,再把钱从兜里掏出来还给别人,我有病啊我10?!

  九

  就不同的精英群体而言,权力精英应该比财富精英更容易跟财富(价值观)拉开距离,因为后者还需要将财富的“本币”兑换成其他“外币”——“买进价”、“卖出价”、“折算价”听着都麻烦——而前者的权力游戏本身就是“外币”,直接花就行了。权力欲是比较欲麾下的一支劲旅,有着广泛的社会覆盖和漫长的人生跨度。
  从穿开裆裤的孩子王封其他开裆裤为臣为妾,到退休的书记天天站马路牙子上临时疏导交通拥堵,义务调解群众纠纷,都是对管理社会、指挥人民的爱好。11

  它是独立或平行于财富的一套价值、意义或乐趣。社会为权力精英的主体——官僚阶级预备了盛大的权力美学,足够他们乐此不疲的了。

  为官之乐,不仅乐在工资条上,还乐在气使颐指的官威上,乐在退了有万民阻道、没了有群众夹道的政声上,乐在“做最后之决断”、影响局部社会、改变整体历史的非凡人生实现上。(出处同注11)

  有位文化部门的朋友告诉我,有回上级领导外出视察,他们部门派出工作人员拿着最昂贵、最先进、也最小巧的高清摄像机随行拍摄,直拍得领导面有不豫。领导的面色反馈回部门,同志们于百思不解之际忽然灵机一动,第二天让工作人员扛上笨重过时的摄像机再去跟拍,结果领导真就春风满面了。权力美学之所以盛大,不但在于它为领导者提供了插腰、挥手、题词、抽耳光等凸显人上人身份的酷毙动作,还在于它同时为被领导者的被动经历提供了积极正面的阐释。就拿被领导抽耳光这件事来说吧,搁谁也不会开心,但根据权力美学的提示,不是领导自己的人、信得过的人,领导会抽你耳贴子么?平时也会见到一些干部幸福地预言“领导又要骂我了”。我读过一些回忆录,其中被大领导发脾气甚至摔杯子的描写,都是极温馨的段落。这种权力美学从上古传流传至今,居然没多大改变。这些年官僚体系中一些刚刚起步的小青年,对单位政治如一二三把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不但数家珍,还眉飞色舞,他们“领会”上级意图、观测上司黑白眼珠的比例,其精准老练不让临近退休的李莲英。这些虽只一管一蠡,却让人得窥权力价值的丰富多彩、权力美学的博大精深。配备了如此价值、如此美学的权力精英们,不是说他们不需要财富,而是说他们真的可以不需要那么财富。

  权力欲求跟其他人生欲求如天文爱好者熬夜看流星雨、西门庆没日没夜摆弄潘金莲李瓶儿,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忙归忙累归累,却乐在其中。价值在快乐中实现,酬劳在快乐中支付。房室之“乐”西门庆是认的,因为不记得他向柜上或哪个女人要过加班费。而我们的官员乐过了却不以为“乐”,以为自己完全是在牺牲奉献,别说各种岗位津贴了,就是每月发一次抚恤金他没准儿都嫌不够…这种数钱之外的乐趣应该为大家所承认,并纳入社会的分配体系。但这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社会价值体系的多元。否则,官道就只能是一条沿着“高薪养廉”愈养愈贪、恶性循环的死路。(出处同上)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里,官僚阶级自有一套人生价值及意义,一般说来财富还不是这个群体的最高人生追求。以中国相对封闭的生存空间、相对低下的生产力,产出既寡,分配再不均,则稍遇水旱就会人民流离,盗贼蜂起。因此制度上抑制商人阶级、文化上羁绊财富价值观,便成为历朝历代的基本国策。官僚阶级在其中至关重要,因为这个既掌握了国家机器又兼任着社会样板人的群体一旦都朝了钱看,祸乱将旋踵而至,王朝末期也就不远了。所以,治吏治贪一直是治国的核心。中国历史上虽然贪官代不乏人,有的时期号称“廉吏十一,贪吏十九”,甚至有“政由贿成”之说,但总地看,官僚与财富价值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见利不忘义者大有人在。官僚的瞳孔和钱眼儿合到一块,实在是这三十年的一大景观。近三十年里,整个中国经历了社会价值观的山河巨变,每一次“热”作“潮”起12,都成席卷之势,各个亚文化、小圈子不是被文凭扫荡,就是被钞票吞噬。官僚体系在所不免。这个群体自1980年代起即因文革破产、历史改道而失去中国革命的道统乃至更久远的士大夫精神传统,成了无家可归的价值盲流。19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膨胀为市场社会,财富价值观通吃独大,官僚群体洗心革面,基本上结束了价值、意义的流浪生涯,定居到了钱堆儿里。有一位基层单位的领导,1980年代我见过数次,群众口碑极好,是个锐意进取而又作风正派的干部,有点像当时改革影片中的男一号。1990年代那单位的人再说起他竟是一声长叹了:“跟不认识了似的,黑着呢 !”当然,“黑”的进度也是参差不齐,有些三心二意的如褚时健,拖到59岁才动手。但总体说来,“黑变”是个加速的过程,到后来有的中青年官僚身体还没来得及发福,就捞得钵满罐满了。近些年来,政府财政像京剧舞台上的小串跟斗,伴着“中国模式”的锣鼓点一路翻腾。“离地三尺是神仙”,小山似的钞票,能不能堆起“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清楚,但一定程度上堆起了官僚阶级对官僚体系的归属感,则是不争的事实。一二十年前脱得只剩一条裤衩、在海边犹豫下还是不下的小干部,如今穿着黑色半唐半西装,支着亦倨亦恭腰,迈着一正一斜步,走在通往党校省部级班的金光大道上,感觉好着呢。

  中国改革的一个关键部分,是把书记改成老板。平心说,没了这部分,其他部分能不能有还真是个问题。所以也难怪在一些知识精英那里,先拉官僚下水、遂令改革无从反水的经改、政改思路几十年挥之不去13。其实,不用知识精英劝进,官僚也会把自己放进老板台后面的老板椅。十几年前林炎志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官僚阶级要领导好财富阶级。通过这么多年的领导实践,官僚阶级倒是把自己、家人以及关系户都领进了财富阶级。这其中所包含的社会不公,即便放在中国通史的大尺度下也不算小个头了。它才是这个阶级统治合法性的真正杀手,不但可以抵消其前身领导中华民族走出近代大危机所积攒的功德,还可能葬送其自身领导改革开放、再造中国所成就的功业。增长迅猛而代价惨重的“中国模式”能走多久,取决于普遍社会心理对它当前和未来性/价比的感受。情况看来并不太乐观。就连从权力蛋壳中孵出没多久的那些巨商都六亲不认,争着用小尖嘴去哆那蛋壳,其他一点原罪没有、甚至还遭了不少罪的社会人群对官僚阶级的容忍度就更低了。其实,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要追原祸始的话,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官僚阶级虽然是第一、但绝非是唯一责任人。就拿几乎将中国社会腰斩了的两极分化来说吧,财富精英和文化精本来也应该站在被告席上,可架不住他们嗓门大音域宽,“权力垄断”“政府干预”真声假声一通嚷嚷,还真把自己嚷嚷成旁听席上的没事人甚至慷慨激昂的公诉人了。历史也许是公道的,但人心肯定不是周到的。大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排队,一个完了再下一个。所以,在某一个时间点上,“第一”也许就是“唯一”。

  前面说过,权力自有其价值、意义和美学。有了这,再加上必要的生活费,按说足够官僚阶级安顿他们的人生和人心了。不少古代的先辈和许多外国的同行都能安顿,当代中国的官僚既非特殊材料制成,没有理由不能安顿。要扭转官僚群体见钱眼开的局面,制度当然不可少,但光制度肯定也不够,因为只要贼心在跳,多精明的制度也精不过贼头贼脑,多吓人的法律也吓不倒贼胆包天。所以,还需要文化的力量影响风气、改变人心。天下事往往一念之差。横行于酒天酒地间的各级干部,所以要把自己弄得跟醉香蟹似的,又何尝不是因为他们觉着,不喝光国家财产、喝垮自己身子,那自己干一辈子不真成“白干”了?转变人心虽然听着有些空泛,但做起来可以很具体。比如说,把电视台鉴宝、砸宝一类的节目挪到三更之后、五更之前,让人民群众少受点刺激,拦路抢劫自会少点儿;让领导老婆少受点诱惑,盗窃国库也能慢点儿。至于腾出的时间段,可以播放一些好人好事,讲讲那些没钱的好人(不说名了,说了也没人知道)是如何打造他们宝石一样高贵人生的;也说说那些有钱的好人如比尔·盖茨如查克·费尼是如何使财富褪去虚华而放出异彩的。通过鼓吹风气、营造氛围以改变官僚阶级的财富价值观,要注意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标准别定太高了。以官僚群体目前的现状,普通班以反复预习贪官行刑前的人生感悟为主;实验班讲讲孔繁森焦裕禄;对于极具道德冲顶能力的个别天才生,则可以直接给他们上屈原。

  十

  营造风气的工作有赖知识分子。一是因为文化工具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二是因为就生存方式而言,他们算是所有社会人群中最不“物质”的了。我一直觉得,宗教时代过后的理想主义,基本上附丽在知识分子的文化上面。引段自己的话:

  知识分子成天抱本书,读的不是别人就是别家,不是别时就是别处,总之,净是于己无关的东西;他们通过阅读和写作出入古今中外各种角色,体验四面八方各样人生…经过对“虚拟他人”和“超越自我”的反复预习、温习、复习还有总复习,“别人”的利益有可能转变为“自己”的立场,别人的喜怒哀乐有可能内化成自己的价值尺度;脑袋与屁股的分裂其实代表了人类的自我超越,更是“知识分子”的题中之义;这种看似“虚假”的身份认同和角色扮演,充分显示了人类的“文化”特色;“伪君子”有时不妨看做真小人向真君子的过渡。读书人14比不读书人有更多一些机会溜出自己的身体存在和社会存在,跟上下古今好心、好样的人混在一起,混时间长了,便混为一谈,成为“精神贵族”。孔子夸他的徒弟住在陋巷而不改其乐,我想这位徒弟不会真把自己等同于棚户区的普通居民,他一定跟伊尹之流做了友情链接。当文天祥“风檐展书读”、默念《正气歌》中那些掷地有声的名字时,他的精神便荡悠悠加入了冥冥中那支高贵的行列,至于这副皮囊是早一天还是晚一天被收走,也就不怎么在话下了。而那些平日没有“展书”习惯、缺少自我超越训练的人,他们的人生意义之锚死死钩住眼前的红烧猪蹄、酥胸玉腿不放,别说收他命了,多收他一毛钱都未必干。15

  当代的知识分子有了衣食的基本保障,再有从张三影到柳三变到温八叉再到伏尔泰迪尓泰托尔斯泰的强大亲友团撑腰壮胆,条件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可他们的表现却是差得不能再差。过去二三十年里,在财富价值观横扫中国人精神世界、建立“金”家王朝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士林或“知识界”本应是一座让征服者久攻不下的英雄城池,没想到却成了锣鼓喧天、载歌载舞的双拥模范市。如今混到精英的知识分子,一个个身上名牌,座下名车,枕边女博士女硕士桃红李白真成“醉花阴”了。他们兴高采烈的是又搞到几笔课题费,愀然不乐的是某某的“身价”“价位”“出场费”“接待规格”居然超过自己,痛心疾首的是刚买了五套房子就实行限购了。财富已不仅是知识精英的外部环境,也已成为他们的内心秩序,成为他们集体兴趣的焦点、个人奋斗的终点、理解大社会管理小世界的基点——超越“经济人”的想象力则接近零点。被市场社会重新定义了的那些传统读书人品德,跟前门外重新开张的老北京小吃似的贵得吓人。头几年有位著名公知呼吁读书人“经济上要独立”,以确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可参照此公的“经济独立”标准——二十万元一场的演讲费已引不起他的兴趣,则月收入几千块的绝大多数读书人则除了向钞票鞠躬、给支票下跪还能干什么呢?

  前述古代官僚与财富的关系,大概也能用来理解古代读书人与财富的关系,因为当官的和读书的两种身份有不少重叠。而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市场化运动风狂海立,实在太猛了,财富像神话一样到来,人群像妖言一样分裂,社会像翻滚过山车一样癫狂——车上的读书人不晕不傻就怪了。或许是出于其“理想主义”本性吧,读书人在毛时代是向左高八度再八度,及至改革开放他们180度转身,依旧在高音区high C一带翱翔。据吴敬琏先生的女公子回忆,老先生当年曾主张一个家庭成员不能拥有两件以上衬衣,否则就“不算无产者”16。他后来的主张众所周知,那就是一切听市场的。市场很简单:只要有卖的有买的,你就是一天一身金缕玉衣谁也管不着。相对于非读书人以利益和本能为立脚点,见解反倒平朴一些,读书人因观念文化的杠杆放大效应,他们对事物的感受往往变本加厉,要么比普通人更君子,要么比普通人更小人。当知识分子从天国掉下来,他们不会掉在地面上,而是掉进地狱里。普通人遇上地动山摇一跑了之,无所谓丢脸也无所谓长脸,哪像北大历史系高材生范跑跑,跟奥运火炬手兼流动宣传车似的,一边跑还一边弘扬自己的四蹄生风,鞭挞别人的原地救人。

  中国改弦易辙走市场路线,财富是主要推动力。“向钱看”作为一种文化、社会动员方式,并非全无合理之处。但任由其膨胀蔓延,社会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知识群体本应发挥补偏救弊而不是火上浇油的作用,对财富价值观有所平衡有所抑制。但他们没有。他们拥着毛主席把“道德理想国”建成一堆瓦砾后17,歇都不歇,直接就去围着点钞机继续跳忠字舞。由他们实际操弄的影视书报等精神场所,十有八九被操弄成了给财神爷烧香磕头的地方。市场经济在他们的吹拉弹唱中迅速恶变为市场社会,如今谋财害命成了中国的家常便饭,如今的小姑娘情窦初开就扬言非大款不嫁,老头都行。社会关系、道德风气、环境资源等等都可谓创巨痛深,对外凯歌高奏的中国,内部却危机四伏。知识分子1990年代开始反思“激进主义”至今已经二十年,连中国还不如让袁世凯、老佛爷一直领导的成果都反思出来了,他们怎么就没顺便反思反思自己身上凡事过头、画蛇添足的“激进基因”呢?

  知识分子的“激进”作风,还突出地表现为他们自身普遍的流氓化倾向。这倾向不单是他们对流氓资产阶级的模仿秀,也可看做中国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格描形和文化写意18。知识分子的流氓化过程,虽然其前世可以追溯到当年的红卫兵运动甚至更早,但今生却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那时,他们从练摊的、练功的(特异功能)以及练爹的(官倒)那里感悟到又一轮“打砸抢”的到来,在“顽主”的眉眼间和吐沫星子里读出了新时代的启示录。1990年代社会市场化的狂潮声中,不少官僚跟黑老大畅饮了交杯酒,不少读书人也实现了喉管与直肠的对接。记得当时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记述上海某高校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教授在讲堂上“逼”了“操”的拿自己的口、舌当了男女性器官,整整折腾了一堂课。这种迅速风行于士林的威猛作风,其实勇敢的含量极低,不过是见势不妙,赶紧卸载读书人的风神意趣,四处download贼匪的眉眼口型勤学苦练,好出门在外多坑别人,少被人坑罢了。这些逃难似地逃离自己、逃离自己社会功能和人生价值的知识分子,有时让人想起从前为躲兵荒把自己涂抹得跟许三多、小炉匠似的女人们,觉得他们又可笑又可怜。

  描画从“官本”向“钱本”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多花点篇幅说说他们和权力的关系。中国两千年来一直是个官僚社会,读书人一方面要辅佐王侯一方面还要笑傲王侯,这造成他们身份、人格上的分裂和紧张,各种应对之道应运而生,形成一门源远流长的学问。今天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包含了更复杂的变量及因果,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态度也因而变得更为纠结和矛盾。这个权力体系来自毛时代,虽然一般人仍视为集权,但“集”的程度前后三十年不可同日而语。前三十年国家权力的笼罩一切、无孔不入;后三十年则国家、西方、市场、社会四家分晋。前三十年知识分子面对一个国家,即便不一心一意,也只好从一而终19;后三十年知识分子有四份资源供他们挑选,有四个地方可以帮他们实现小到个体人生、大到社会理想。

  1980年代国家放权让利,手里钱不多,不能光紧着知识分子,也给工人发了不少奖金。那时虽然市场虽已诞生在西瓜堆仔裤堆里,但那么个脏乱差的地方,一般知识分子实在没什么兴趣光顾。西方才是他们当日的最爱、心中的唯一。那时美元对人民币的黑市汇率高的时候到了1:10,出国人员免税商店出出进进的主角都是读书人,即便是寒冬腊月他们也仿佛走在春天里。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统实际上废掉了毛时代的道统20,这使得国家权力一没钱二没“理”,实在不被当时的知识分子所看好。友人中最有条件从政的一位却了无当官的兴趣,把心思都用在“打通国际路线”上——这几年后悔晚矣。当时大学里面的党组织发展莘莘学子入党,其难度都快赶上前几天晚上王府井街边不三不四的女人动员我去“享受男人的快乐”了。很多出国游学的人员包括知识分子,在I-20或什么表上轻轻松松勾去了从前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获得的身份——共产党员21。

  1990年代初、中期,国家体制弥漫着一种沉船情绪,“单位人”包括单位的读书人展开了一场跳船运动——“运动”当然不是指实际参加的人数,而是指人心慌慌的样子。读书人这回除了纵身“蓝色文明”的大洋,还跃入“金色文明”的商海,即小平南巡所掀起的市场化洪波巨澜。跃入商海的知识分子三扒拉两扒拉就把自己扒拉成了“儒商”,文化/创意产业也因他们而成长,为他们而壮大。市场从这时起成为知识分子“毛将焉附”的另一张皮,虽然暂时还比不上西方那张,但差距只会越来越小。相对于中宣部而言的“独立写作”,开始成为可观的现象,不少读书人从“饿不死”的国家体制移民到了“活得好”的文化市场,弄本《快速致富follow me》就能把孩子的幼儿园赞助费交上,再编套《古今青楼揭秘》就真有闲钱去“傍尖”“把妹”了。“民”“民间”“官民”开始频频登陆知识分子的话语,这个“民”乍听像是烤白薯摊煎饼的草民,走近了看原来是给读书人发劳务费、送赞助费的民(私)企老板。国家是皮,市场也是皮,知识分子刚从一张皮独立,马上就被另一张皮收编。举个极端点的例子,有位编电视剧的友人因为作风散漫,被公司压在旅馆里不交稿不给退房,左右门加对门都是公司的人,每天固定时间“放风”。人身都如此,能“创作”出什么不言而喻。1990年代至今文艺市场生产出的麻、骚、娇跟毛时代的高、大、全一样公式化,只是方向不同而已,用《杨三姐告状》中哥哥的话概括,“净听银子响了!”不过平心说,市场虽然也搞专制独裁,用盈利模式取代创作模式,但的确比国家权力能容纳更多一些自由,更何况市场和国家两个板块中间的缝隙也有利于独立性和多样性的生长。

  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十几年里,随着中国经济一路飘红,国家收上来的钱越来越多,分给知识分子的顺着五颜六色的“基金”“项目”管道流入他们的腰包。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增长和财政分配的背景下,左、右保守主义及国家主义思潮在知识界成了气候。许多对国家取激进姿态的知识分子,实际动作一点也不激进。记得有一年听说一些“老同志”愤愤不平要上书,因为负责分配马克思主义研究某大笔基金的评审委员会,居然混进不少平日“反对马克思主义”、“仇恨共产党”最厉害的右翼学者,这个都能忍,那什么不能忍?其实老同志反应过度了,因为这并非特例,而是常态。所以,什么都忍了,这个也就忍了吧。国家权力体制并非孤零零一座斯大林雕像,而是一所有楼上楼下、有正厅侧室、有前廊后厦——总之应有尽有——的大房子。知识分子批判旗杆屋脊,谴责结构布局,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大房子里横躺竖卧,尤其不影响他们在食品柜附近欢声笑语。正像有位朋友曾指出的,跟激进知识分子发生接触的国家体制,主要是那些中层官僚。这些官僚和他们思想接近,趣味相当,只不过身著官衣,说话不能随便罢了,看着他们放言高论,心里是几分羡慕之情,几分惭愧之意,几分关照之想。我有时读到某些公知的言论,以为他们一直呆在牢里,后来才知道他们在牢外活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给官员授课的有他们,从政府拿项目的有他们,电视上广告出镜的有他们,帮资本家黑社会维权代言的有他们,被美国大使馆接去商量中国向何处去的有他们,网上为“民”请命一呼万应的有他们,面对旧制度威胁要大革命的还有他们22。忙得不可开交的他们,在国家、西方、资本与社会之间自由变身、随处逢源。这倒也不是因为他们真有刘谦那么高的技巧,而是因为这个“权力主导”、官产学媒齐抓共管的“体制”,在相当程度上、相当范围内已经就是他们家了23。他们,我在2006年上演的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中是这样形容的:

  知识的价值终于实现了:
  这兜股票这兜党票
  又独立董事又人大代表
  刚更新老婆正装修townhouse
  ――我倒想穷困潦倒呢,无奈机率太小啊
  还有马克还有美元
  还有因私因公两本护照
  还有哈佛剑桥的邀请信
  ——谁还想跑啊,哪片国土有这片热土好啊24
  推出过力作多篇为剥削正名
  正working on一部专著证明腐败之必要
  边缘知识分子要盯紧,社会公正大旗要抓到
  ——就冲咱这色毛,投奔哪张皮哪张皮不要啊!就冲咱这双捷足,
  踩哪儿,不是金光大道啊!!

  由于官僚集团领导改革开放领导出严重的两极分化、道德沦丧,又由于其陈旧的社会管理框架与工业化现代化的现实越来越不般配,更由于他们倚仗权位大面积贪腐,长青克杰前仆后继、房叔房婶乃至房妞层出不穷,这使得权力集团丧失人心、声名扫地,像1930、40年代的国民政府一样有政权而无话权,沦为意识形态的弱势群体25、守着一堆麦克风功放器的哑巴。而对他们的监督批判则高踞中国各种合理性、急迫性的榜首。这样的形势赋予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相当的正义性,同时也为其中众多小头锐目之辈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反官红利”。这红利不纯是获得清誉成名成家,还包括点击率、粉丝数所蕴含的品牌广告效益,即市场经济注意力经济的真金白银。“讲真话”“反体制”的佼佼者们,不少都反成了现“体制”下活得最风光一族,青年作家韩寒便坦承自己是“讲真话的既得利益者”26。既能收“民国范儿”的甜头,又不用付林白水、闻一多那样的民国代价,“反官”的热情自然像物价涨个不停,都快涨成抢购咸盐、囤积辣椒那样的风潮了,那场面有点像文革抄家——我同学家是开私人诊所的,传说又有现钱又有皮货,于是被各路红卫兵扫荡了七遍,连郊区农民都戴着红箍扬鞭催马赶了来。就真诚严肃而论,上一辈学院自由派知识分子要远远强于这些大言欺世、哗众取宠的意见领袖,更不用说那些啸聚群殴、把自己当分泌物一样到处乱抹的网络瘪三了。“民主监督”的泡沫化,马上受益的是泡沫,近期倒霉的是官僚,长期受损的是民主监督自身。

  最后再谈谈左翼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左翼的核心立场是缩小不平等。经济的不平等是不平等的最主要形态,但社会政治的不平等也是不平等,尤其权力的不平等,往往还是不平等的最重要形态,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关键、决定性作用。权力和不平等的关系,虽然不是大英图书馆里马克思的特别关注,却是中南海里毛泽东一直苦恼的问题。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是由权力主持、以扩大经济不平等为动力和导向的社会历史过程。官僚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利用主持人身份近水楼台,为自己牟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也给自己背上了难以脱卸的道德孽债。中国的左翼知识界自1990年代中后期浮出水面以来,反对经济不平等的立场可谓旗帜鲜明,与自由派知识分子拉开了距离27。但一说到政治权力,他们往往表情复杂,态度含混。这很好理解。前面提到的、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四份资源——国家、西方、资本、社会,相对于右翼知识分子的四样通吃,左翼知识分子的选择非常有限。首先,资本或市场跟他们天然无缘,请资本家帮忙缩小贫富差距,等于动员人家自残,用人家的话就是“欠抽”28。一些左翼人士对资本家中颇有毛粉而倍感兴奋,其实是误读了人家对毛的解读。其次,作为世界地主老财的西方也不用指望,前些时流落海外的左派人士王君曾呼吁美国国会一碗水端平,也为中国左派主持公道,好像一直没见下文。西方的学院左派倒是能帮点小忙,但也无非是用中国精英最爱听的native英语批判他们最想往的西方资本主义。再说社会,左翼向来瞧不起一没枪二没钱的社会空间,尽管他们在“体制外”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这个空间:上互联网发发帖,到公园唱唱歌,去广场给毛主席像鞠鞠躬。左翼对社会空间的轻视确有一定道理,因为国家那边,人家哪天说要杜绝“公共场所的各种扰民行为”,你就只能在家唱歌鞠躬了;资本那边,你好不容易熬好了一锅汤,人家觉得味道不错扔俩钱就端走了29。

  借助强大的国家权力实现自家主张,这对左右前后哪边都是一种现实主义选择——我原来以为给官兵带路查抄右边是左边的癖好,最近发现右边遇上这样的机会一样爱不释手。不过,比起右翼知识分子的资本、西方、国家、社会两大腕两中碗,30左翼只有一中碗国家加一小碟社会。面对只此一碗的现实,不少左翼知识分子对国家权力的理解,就变得不那么批判现实主义,而有点魔幻现实主义了。坐奥迪的官僚和过草地的红军,搁谁看都是截然两个人,他们却能看出是同一个魂——有的见了“红二代”甚至“红三代”都仿佛见了毛刘周朱本人。“老同志”们说了三十年的一句话又成了他们的口头禅:“只要旗还在”。而这几年他们远远地跟着擎旗手早一趟晚一趟齐步走,真把自己弄得跟业余护旗兵似的。由于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擎旗手身上,他们的主要精力都用来向高墙深院伸头探脑、为底层民众物色大救星或“娘家人”。前一阵他们忽觉紫气西来,于是跟自由派知识分子一家负责一头,对渝州故事尽情上纲上线,言过其实可不止一里二里31。今天,不知为什么,他们捧着一只空碗又喜上了眉梢,估计是又听到金水桥上传来擎旗手坚定的脚步声吧。“左翼”知识界的困境可以理解,苦衷也值得同情,但他们需要明白靠“神仙皇帝”终非长久之计。在新世纪的天空下,人民群众的旗帜只能而且也该是人民群众自己了。32

  结语

  起于地中海、盛于北大西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主导世界数百年、将人类带到眩目的物质文明高度之后,虽不能说耗尽了其体制及文化能量,但弊端累累、破绽重重,已不足以领导世界未来的发展了。一个更为合理、更有前途的未来需要探索新的方向,集合新的力量。而中国,以其深厚的历史积累、广大的文明规模、曲折的近代经历、强劲的后发优势,是有条件乘势而出、“对人类做较大贡献”的。但究竟做得了做不了较大贡献,还要看中国1)能否在三五年内,有效缓解那些迫在眉睫的社会矛盾,安全穿过这段浪飞猿啸的时代险滩;2)能否在一二十年内,消化整合前后三十年的经验教训,熔铸古今中西,实现社会组织方式特别是政治管理方式的升级换代,同时完成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特别是价值、意义体系的建立;3)能否在三五十年内,对人类迄今的文明路线包括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内心制度做深刻的反思,在继承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正面遗产的基础上,团结世界各地向上向善的力量,探索一种符合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生存发展方式,为人类另辟蹊径,为历史别开生面。

  注释:
  1 《从民族主义到新的世界社会主义》,2012年8月在北师大韩国留学生暑期讲座的演讲。
  2 见《凤凰周刊》2012年6期左春和《“均贫富”不能带来社会和谐》。
  3 网上传闻某会议上某意识形态高官听他人说到“共同富裕”,便厉声斥责为“祸国殃民”。这种“理论家”认识上只会刻舟求剑,像钉棺材的钉子一样盯着过期的现实几十年不挪窝,自己误导了政策、祸乱了国家自己都不一定知道。
  4 对这次连旬的雾霾天气,抱怨最凶的恰恰是对雾霾贡献率最大的有车一族。浏览其中富豪们的微博言论,都在乌烟瘴气地谴责政府,好像自己是蓝天白云似的,其实他们跟三十晚上戴着口罩放鞭炮的一模一样。
  5 韩非子“上古竞于德,中古逐于智,今世争于力”,其中“竟”“逐”“争”与本文的比较性竞争虽非完全一事,但也颇有重叠之处。
  6 拙文《高高低低话平等等》,2001年在中央财经大学的演讲,收入《与精英保持距离》。
  7 细心的观察者会记得,在饭馆用餐后将剩饭剩菜打包带走的“洋习惯”,是从较富裕较且较有文化的顾客那儿开始的。最想打包的是当然穷顾客,但他们不敢带这个头,因为“丢不起这人”。
  8 由于社会快速的流动、心物间微妙的互动,精英与百姓的引领/被引领的关系有时也呈现复杂模糊的局面。譬如,曾为一部分社会中上层所欣赏甚至模仿的北京“胡同大爷”作风,就是一种贵族出身与贫民生涯混来混去、混为一谈的亚文化传统。
  9 这些言论引自不知何人辑录的自由派公知讴歌韩寒的语录,网上很容易搜到。近三四十年的反道德运动、包括对毛崇拜持续不断的揭批,按说早已使知识界养成了绝圣弃智的习惯。可轮到自由派公知及媒体推出自己的偶像时,居然还是“草原上红卫兵见到毛主席”那套神情和动作。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像方舟子、吴家祥、赵鼎新诸位在这件事上的言论就保持了自由主义理性、质疑、求真的底色,这底色属于改革开放的正面成果。他如王力雄先生对毛的分析批判,也充分体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有的认识水准和道德水准。相形之下辛子陵、茅于轼诸老的评毛文字,真是把当年文革小将的决心书倒过来写一遍,跟金门前线“杀猪拔毛”的大标语差不多一个水平了。
  10 拙文《知识分子要担起价值多元化的重任》,载《绿叶》2011年7期及本文大旗网博客。
  11 拙文《贪官是一条价值观的丧家犬》,收入《与精英保持距离》及本人大旗网博客。
  12 集体行为很难说是中国文化的特性,但确实高发于像我们这样个人主义精神相对薄弱的社会。社会成员彼此盯着膘着,固然有社会动员上的便利,但往往因内在根据不足而动力不继,一哄而起随之一哄而散。
  13 最近吴思先生提出的政改方案,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大意也还是化阻力为动力,让经改中捞了一把的贪官将功折罪,再入政改敢死队。这种经济人理性人的思路貌似现实主义,却没有顾及社会大众多为情感人、气性人的现实。
  14 “读书人”的定义应该是广义的,职业是一个根据,但远不是唯一根据。一个家庭妇女听多了忠臣侠女的戏曲故事,也可以有超乎利益本能的举动。
  15 拙文《读书人:把两条腿人读成五条腿驴》,收入《与精英保持距离》及本人大旗网博客。
  16 工农肯定希望衣服越多越好,只是他们买不起。晚上洗、夜里晾、早晨穿是不少普通城市家庭的现实。吴老女公子的文章,我是前两年一次等公交车时在报刊橱窗里匆匆浏览的。
  17 文革的主力军是知识分子,没工农多大事。后来控诉文革最声泪俱下的也还是知识分子,他们“反思”、“再思”、“全民族大忏悔”,把账算到农民的“愚昧性”,“民族的劣根性”、甚至算到黄河、黄种、黄土高坡的头上。“暴民痞子”是不包括当年他们自己的。
  18 参见祝东力的《精神之旅》及本人《市场社会的样板人》,分别载于各人署名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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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亡之后无中国 明亡之后无华夏

Peter

    一位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教授曾说过:中国史上到南宋灭亡就停止了,人们问他为何?他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有人说:唐宋在日本,明在韩国。大清在中国。为什么? 因为《礼》曰: “华夏,重信义!而胡人,无!!”

    今天的我们,绝对是炎黄的耻辱! 在骂日本人乱改教科书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扪心自问,远到甲申,近至文革,哪次我们好好反省过? 宋朝的灭亡,绝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第一次亡国。有兴趣的可以查‘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真是血泪斑斑的警句。宋朝覆亡,厓山海战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全部殉国,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

    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命题。两宋300余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虽然不断的纳贡称臣,但国库岁收依然充裕,终宋一世,只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亡,这应该是有其原因的。汉文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

    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蒙古军队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壮烈战死,但3百多年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更别提什么陆秀夫般的忠臣了…..可以说中国的精英尽丧蒙元之手。此后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无从谈起,中国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抑制商业贸易。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其统治阶级相比较宋朝统治者而言也更残暴,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

    中国文明垂世而独立,可以说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创性文明,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战后,整体性亡于蒙元,我们文明的发展的积累被破坏,可以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古中华遗风,究竟会有何等的团结与彪悍? 连相对柔弱的南宋,都有十万军民自发跳海殉国,这样的气节,何时能再次拥有?

    南宋灭亡的时候,日本“举国茹素”来哀悼大宋的灭亡!!元世祖忽必烈因日本此举,且倭主不来朝贡,造大船7000艘往攻,结果船队被暴风雨所摧毁,日本人从此将此风称为“神风”。二战中“神风敢死队” 即出自这个典故。

    明亡后,朝鲜和日本认为中国已亡,日本从此蔑称中国为“支那”。明治维新后,自认为华夏正统的日本曾打着“攘夷主义”的旗号发动甲午战争等对清战争。

    唐、宋、明时作为对中国文明衷心倾倒的两个附属夷国,日本和朝鲜至今因还因宗主国文化沦丧而对中国存有偏见。 也许日本人说的是对的:宋之前是中国,宋之后是支那。蒙古军的屠城,杀掉北方百分之80的汉人,精英殆尽。明朝只算诈了下尸,可惜当年汉人的精气神全没了 。我们没什么值得自豪的了,只愿有生之年可以凭吊崖山 以慰不孝之罪! 崖山是中国一个值得回忆的地方,中国人应该认识它。
 
    南宋的大臣陆秀夫在国家将要被蒙元灭亡的时候,背着年仅9岁的少帝投海而死。一首诗歌可以表达我们对凄然收场的宋王朝的怀念。 为了复兴宋室,一直不停奋战,但事到如今,已无力挽回了。

    ——"陛下,您是大宋的正统后裔,应该断然作出不辱没您血统的决定。"
    ——"我明白了,你没有背弃我,并且自始至终侍奉我,太感谢了!"
    陆秀夫面对少帝这种勇敢地态度,不得不强忍住眼泪。 
    ——"陛下..."陆秀夫背起少帝,用带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蒙古军啊,将来有一天,继承我们遗志的同胞,一定会征讨你们的!"

    就这样,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据说达十万人之多。这就是南宋最后一战的崖山之战。南宋的陆秀夫死了......赵宋终结,古典意义上的中国也随之灭亡,中国第一次整体亡于游牧民族之手。这场战争的两个对手的来历都不平凡,赵宋的灭亡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改朝换代。

    内藤虎次郎(1866-1934,日本"支那学"创始人之一):宋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日本学"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谢和耐(JacqueGernet):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陈寅恪:"宋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后文化发展的指南,我国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将走上"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的道路。"   

    李约瑟: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 宋朝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科技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代。那个时代,中国占世界GDP总量要超过一多半。宋朝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和文明程 度在当时都是世界第一。对于中国而言,宋朝就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文化这个时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文化。汉朝国强,唐朝武盛,宋朝文旺。中国文化到宋达到了巅峰。宋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管理的朝代,中国文化巅峰的时代,随着宋的灭亡而凋残。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说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宋以后,民族最优秀成分基本丧失,存活下来的都是“劣币淘汰良币”法则衍生出来的奴化人群,因此宋后社会总是充满太多圆滑世故的保命哲学。再经历宋明理学特别是明代以来的文化自我阉割后,剩下的古老中华文明基本属于一种散发着腐朽气息的文明,虽然古老,却是戗害着最优秀成份的一种老人黄昏式智慧。虽不无可取之处,却于历史大格局深有妨碍。   

    宋是这样一个铭记了汉源正朔的朝代,跨越时空和今天的中国人有着不解精神文化传承。

    一位台湾人愤怒的写道:“(大陆)摒弃传统的四维八德,培养出了不知廉耻的一代。”这就是“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这就是“坚强挺拔的汉族脊梁”?

    普及英语,打倒孔家店,接受基督的洗礼,我们疯狂地为自己的传统挖掘坟墓,全然不知历史的幽暗处,有多少前朝的渣滓在窃笑,有多少同胞的冤魂在哭泣。

    忘了成祖征大漠横扫北元的那份荣耀,却相信“农耕文化的懦弱性。” 忘了国产红夷令倭寇闻风丧胆的那份自豪,却相信“古中国无科学。”忘了“为官应直谏,为史应直书”的那份尊严,却相信“汉人奴性乃根深蒂固。”

    三百年前的满人用他们肮脏的爪牙奸污了我们的传统,现在又在用卑鄙的谎言,把早已消逝的汉文化作为自己丑行的替罪羊。在相信“清朝明君辈出,疆域辽阔,政策开明,国泰民安”时,为什么不活动一下生满铁锈的大脑,戳穿这面纸糊的窗户?

    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却被明末遗民视作“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的贫困末世。 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章太炎《哀焚书》第五十八)。当代学者顾关元先生据海宁陈乃乾的记载,则认为所销毁的书籍是《四库全书》总数的十倍。因此才有了吴晗“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的疾呼。 所谓“盛世”,实则一个尸横遍野、民不聊生,精神窒息、尊严全无的时代。

    此时的西方学者可以庆幸地说:“中国不可能强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 此时的倭人可以幸灾乐祸地宣称:“华变于夷之态也”。“支那”一词应运而生。此时的高丽使臣可以自豪地宣布:“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

    面对持续满清全朝的汉族暴动和起义,面对三百年经久不衰的“反清复明”的口号,面对高丽王国对“大明国崇祯帝”持续百年的秘密祭祀,责其“愚忠”成了殖民者一面薄薄遮羞布,为什么就没有人敢于将其撕去?

    听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朽最专制最落后的朝代”时,为什么我们不能耐心翻翻历史,而一定要妄自菲薄地相信? 四百年前,有幸来访的西班牙人这样描述这个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明朝:“他们首先是极其清洁,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

    “在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们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回答说,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始终有充分的大米供应。”

    “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们对外国人很有礼貌。”

    “在中国的其它省份,还有制作奇特和优良的炮……他们的炮特别好,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这种炮,它制造的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

    “总之他们不留下一尺未种植的土地,你在全国看不到任何荒地或无收获的地方……

    “我们惊奇的看到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

    今天,电视里又在放百家讲坛---阎崇年的清朝故事,当他讲到努尔哈赤是伟大的英雄,多尔衮入中原成功是因为“少杀人”时,台下的观众都鼓起掌来:“讲得真好。康熙爷真是圣主啊。”“明朝太腐败了,汉人太无能了,没有满族,没有大清,哪有康乾盛世?”“汉人是不行,太落后”“汉人历史从来就是垃圾”......真让稍有思维能力的人听不下去了,“阎说错了,大家别信!” 

    看着欢快而某些所谓国学者麻木的笑容,他们不时向地上吐一口痰然后振振有词的争辩,我心都仿佛被刀剜了一样,这,难道就是伟大炎黄大帝孕育出来的子孙吗? 

    我们的民族自称“汉”;我们的华人被叫“唐”人;我们的文化被称作“华夏”文明;我们的国家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央之国”!“华夏”,何意也!高贵而典雅,“中国”何意也!天下之中心也,如此辉煌的伟名是谁为我们赢得?是我们的祖先,是他们,一只手握着宝剑砍下敌人的头颅,一只手拿着书籍保持着最高贵的礼仪,以无限的野心,永不衰竭的欲望,拓展着华夏族的生存空间。1000年的征战,1000年的教化,不知道踏平了多少国家,不知灭绝了多少民族,直到有一天,当他们将视眼所及的所有肥美土地收入囊中,当他们的面前只有大漠和沙滩时,他们才停下了脚步,他们的武力和高贵让他的所有邻居,全都匍匐拜倒,在他们面前屈膝,而且是自愿的称臣,这些惶恐的邻居敬畏地送给祖先一个伟大的国号“中国”,意思是“世界之中心”!

    我们伟大的祖先,他们勇敢而聪慧,他们重荣誉而轻生死,他们讲信义而鄙狡诈,他们重文明而藐野蛮,他们爱自由而厌樊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其志!”他们用他们的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迹,可是你们谁知道?在华夏文明毁灭前的南宋文朝是一个什么样子?

    南宋时期,皇帝权力极其小,诏书必须有皇帝太后宰相和三位辅臣联名才会有效,而人民经常集会议论朝政,北宋末年罢蔡京杀六贼,不是太学生陈东和十几万百姓联名上书施压的结果吗?南宋学风自由活泼,技术人员备受重用也是其他文明国家所远远不及的。

    然而华夏文明在他最辉煌的时候,缺遭遇了史上最残暴最野蛮的侵略,蒙古人用他们几乎全部力量,打击华夏文明最软弱的政权----南宋,蒙古人可以几个月内,就踏平花腊子摸,铲平俄罗斯,夷灭东欧列国,但是在江南的华夏文明面前,他停顿了几乎50年。元军攻打襄阳,打了五年,方才攻下;元军攻打四川,川民杀其大汗,而川民直到被杀光,才放弃抵抗;扬州李庭之军队抗元,直到扬州人皆死,方才屈服;而即使宋皇帝投降,抗元大军依然抵抗,因为根据宋制,投降诏书必须丞相大臣连署之后才能有效,丞相不署名,只代表皇帝投降,但是国家没有投降。而崖山失败后,30万宋军将士只有2万人被俘虏,其余全部战死,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军民,都自杀殉国。听闻宋灭后,浙江十万士子纷纷跳海自杀,福建有四万!这是什么!这就是华夏精神!

    日本历史学家田中芳树在《海啸》中用史诗般的语句描绘了华夏英雄在灾难面前所表现的坚强和决绝:一、“听到这话,大惊失色的是邓光远,年幼的帝仅仅将聪慧之双眼转向了陆秀夫。

    ‘臣力有未这,让国事沦落军止。元之贼兵即将迫近皇上宝座,脱逃之事恐怕已经不可能。’周围的宫女和宦官发出惊叫。帝则无育地凝视着陆秀夫。

    ‘皇上虽然年幼,但毕竟身为天子。天子须重视名誉更甚性命。臣虽不忍提及!但尚请皇上觉悟。’数名宫女失神倒地。船舱之墙壁发出了奇怪声响。那是元军施放之箭矢刺中船壁的声音。帝景仍然凝视着陆秀夫,但是白嫩娇小的脸颊上却出现了微笑。‘就依你所言吧!’”

    二、“贼兵如蚁,蜂拥而入,李沛望着百姓,‘愿意求生还是求死‘,人们大呼‘只愿意与将军共死’!汪立信将两个孩子唤过来,‘今天,我将为你们举行成人礼,表示你们也要承担其卫国的责任!’于是,父子三人全部战死,获得了死后的光荣。”

    这就是华夏的精神!为了自由,为了尊严,为了子孙,他们英勇奋战,从未有过动摇!崖山之后,华夏全面沦丧,被严重胡化,汉民族地位地下,丧失了做学问的机会,自由的风气被扼杀,无数优秀豪杰英勇战死,商业文明严重倒退。

    到了明朝时期,虽然光复,但是汉文化已经沾染了胡人的暴戾和专制,丧失华夏文明中开明和自由的气息,但是明时期不断唤醒的华夏意识,使得明末觉醒了华夏意识,学术风范大盛,内阁组党之风流行。然而此时不幸发生了,在天灾与人祸之下,中原爆发了严重的内战,当汉民族伤痕累累的时候,满蒙组成联军进入了中华腹地。完成了对中原的奴役和支配,残酷扼杀了华夏文明复苏的一次大好机会。

    多尔衮在汉民族最虚弱的时候,建立了清,表明了女真的强大,但是它还表明了其他吗?如果一个民族只会用刀,即使他再凶暴,那么他充其量只是个蛮族,永远也创造不出伟大的文明,康熙也许喜欢算术、化学和天文,但他永远预料不到这些东西能够给他带来什么变化,因为只喜欢支配奴隶的他对文明的创造和发展没有兴趣,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查禁《天工开物》,为什么禁止前明时期大发展的火药技术;为什么要限制民间冶炼钢铁,为什么消灭造船的技术。因为他的支配奴隶性统治欲望是永远不会关心文明的,他只对如何支配他的奴隶感兴趣。而元朝和清朝的征服者们用他们的政策告诉了我们这一点,那就是他们的所有统治技巧和残忍暴力只能证明他们对文化的野蛮无知,对杀戮的渴求和与文明世界的隔绝,这就是他们的鞑靼文化,一种依托掠夺的寄生文化。他们只对培育奴隶和愚民感兴趣,对社会的进步和自由毫无兴趣,而华夏文明追求的是真正经世致用的“国士”!

    孟子说:“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强调君臣人格之平等的他,被清室愤恨,于是拆其牌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清庭要烧毁王阳明,王夫之,李贽等人的书籍。

    因为此皆华夏文明之象征,而在明末的时候,我们华夏观念几乎觉醒的先人已经向怒吼道:“君权,千年之大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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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一个清醒的“中国”

葛兆光

不要再轻易说“某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样的话,这很容易制造麻烦。要知道,“领土”是政治概念,表明国家或政府的实际控制权。如果你用“自古以来”,别人也会用,只不过两个“自古”是截取不同时段的历史罢了。

如果在英文理论刊物上看到题为“Fuck Chineseness”(转译到中文刊物变成较文雅的“解构中国性”)的文章;如果了解身在海外、长着华人面孔的学者会因为别人误以为他/她是中国人而“不舒服”;如果“能不能对中国及中国性说不”被当作严肃的理论问题被提出;如果离散、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来自西方的概念,频频出现在中国学人的论述里……处在“大国崛起”豪迈中的国人,也许能遥远地感知199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方中国研究的一些新动向。

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教授撰文说:“脱离了中国本土,一些华人或饱受种族歧视,或极欲融入当地社会,或要靠西方理论在学界出人头地,或出于别的某种原因希望摆脱做中国人的包袱,甚至破除中国人‘血缘的神话’,这在一定程度上都不难理解。这是他们身份认同的选择,无可厚非。但是,把产生于自我生存状态和生活环境的思想感情,借助西方理论概念的权威来无限扩大,振振有词地解构中国本身以及‘中国性’,否认中国作为一个实体和民族国家的历史存在,实在是一种过度的自恋或自大……”

嗡嗡背景声中,葛兆光教授的新著《宅兹中国》于今年3月出版。在张隆溪看来,这是“掷地有声”的回应。

溽暑中的复旦校园静悄悄。葛兆光正在文史研究院的办公室里,准备下学期新开的课。中央空调是统一的26℃,不够抵挡大暑的热力;一台落地扇在嘶嘶摇头,环顾一室文献书籍。经历了2008年3次视网膜手术后,葛兆光正以尚存0.1-0.2裸视力的右眼,在一室故纸堆中孜孜不倦着。

传说葛先生写一本书要看上千册书,记者提及,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我是学文献出身的,对文言没障碍,我看(古)书很快。”2000年,他请人翻拍了100册韩国《燕行录全集》及6册日本《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的照片,总共5万多页,在电脑上阅读–这些清代朝鲜人来中国后写下的日记、与时人交流的笔谈,令他如获至宝。5万多页一一看过,“所以后来眼睛出问题了”。

1990年代,他写完《中国思想史》前两卷。本来还计划写第3卷,从1895年到1989年–这是他所理解的中国的20世纪。当时念念不忘的,是民族、国家、现代、东西方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之类的大问题。2000年前后,很多问题被国际、国内学界提出来,特别敏感的就是“民族国家”的问题。到底该怎样理解民族国家?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很不一样,不是从帝国、民族国家走过来的,那它是怎样走过来的?为什么中国至今跟周边存在许多领土问题?中国人对中国、亚洲、世界,为什么形成了现在这样的观念?这些都是需要回应的。

很大程度上《宅兹中国》可以视作对这些问题的一种回应。在葛兆光看来,过去的论述对“中国”本身不假思索。现在需要做的是面对中国的复杂性和历史变迁,先把历史基础夯实,再来回应国际的“时尚”问题、国内的“新潮”问题。他认为他只是把问题提了出来,算是“破”,而“立”是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

中心清晰、边缘变动的中国

人物周刊:怎么想到用何尊(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里“宅兹中国”这4个字作书名?“宅”字怎么解?

葛兆光:用作书名只是偶然。何尊铭文中的“中国”二字是目前知道的最早出现的“中国”。但在那个时代,“中国”只不过是指洛阳,“宅兹中国”就是说要在洛阳这个地方建立家园。“宅”,就是建立家园。

我常说要在历史中理解中国,中国是一个中心清楚但边缘不断变动的国家。汉族是非常稳定、延续性和文化凝聚力很强的族群,但中国融入了各种血缘和族群。无论五胡乱华、蒙古入侵还是满清入关,中国的这个中心一直清晰,但它的族群构成和国土边缘,是随着国力盛衰、战争、族群的迁徙不断变化的。

所以不要再轻易说“某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样的话,这很容易制造麻烦。如果你说整个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韩国人就要跟你干——他们会说,古时候吉林集安是高句丽的。我们面临很多这类问题:我们有西藏、新疆、蒙古、台湾的问题;也有和朝鲜、日本、印度、越南的争端。

要知道,“领土”是政治概念,表明国家或政府的实际控制权。如果你用“自古以来”,别人也会用,只不过两个“自古”是截取不同时段的历史罢了。就像东北,唐朝时未必是我们的领土,但明清以来以鸭绿江为界,集安这些地方就是中国合法的领土。韩国人试图以历史的疆域来衡量现在,而我们是以现在的疆域来倒推历史,就很难互相沟通。所以我强调要区分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中国。

这对我们理解“中国”有很大好处,不然永远会纠缠不清。比如,岳飞是民族英雄还是内战将领?如果清朝是中国历史的有机部分,满清的祖先是女真,女真建立的是金国;宋朝跟金国打得死去活来,是不是窝里斗呢?所以前些年对于岳飞在教科书里的定论就起了争议。但如果在历史、文化、政治上有所区分,承认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是不断变迁的,那个时代的宋朝将领岳飞,也许就可以看作是抗击女真的民族英雄。

人物周刊:区分后又怎么看归属问题?

葛兆光:这涉及到学术界现在讨论的认同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族群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之中,我倾向于优先考虑文化认同。政府不等于国家,国家不等于祖国–国家总在某个政府控制下,而祖国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认同的概念。不要简单用现在的领土概念套古代的王朝疆域。比如南宋的领土就很小,现在的领土基本上是清帝国奠定的。平定准格尔、大小金川,西藏金瓶掣签等,这些与领土确立有关的事件,都是要动用武力或依靠武力背景的。

中国自我认识的变化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西方人观看中国时并不客观,也常有想象、猎奇的成分?

葛兆光:西方对中国的很多研究实际上有西方背景。他的问题意识是来自西方的,要解决的也是西方问题而不是中国问题。

比如,过去法国传教士研究中国的道教是为了证明天主教的高明。比如,为什么现在西方汉学家特别多地研究宁波、赣州、闽南、徽州、武汉等区域历史?因为他觉得一个大一统的整体国家是不可思议、不合理的–欧洲过去都是一块一块,没有中国这么地域庞大、族群复杂、经济差异大的统一国家。比如,为什么在宋以后的中国历史里,美国人对科举制度的研究那么深入?因为他们非常重视社会阶层的流动,而西方是没有科举这种流动方式的。

前两年我有一个访谈,标题被定为“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这个说法有点耸动,引起了一些争议。我的意思其实是说,海外中国学的问题意识、方法、兴趣都来自西方背景。然而现在中国很多学者是跟着它们在走,西方中国学好像变成了指路明灯。

人物周刊:所以您试着从周边、从近邻来观看中国?

葛兆光:中国的自我认识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天下”中心自居,完全是自我想象;第二阶段是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尺度来看中国,比如社会阶段论、生产力-生产关系,现在流行的则是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等;那么第三个阶段是不是可以通过日本、朝鲜、越南、印度、蒙古的眼睛来打量中国是怎么回事?这样做的好处是,发掘了许多新史料,从多个角度认识中国:他们看到的中国和我们以前的自我想象不太一样。

我总觉得,中国与西方的对比只能在大尺度上粗略地显现我们的特征,而与那些看似差异很小、曾经共享一个文化传统的国度的比较,才能让我们真正认识细部,确认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人物周刊:您能举例说说这些近邻是怎样看中国的吗?

葛兆光:比方说,清朝很多特殊的文化现象,是我们没感觉到而朝鲜人注意到的。朝鲜人发现清朝男女之大防越来越接近崩溃——也许是因为满族不像汉族那么讲究男女界限。朝鲜人在东北和北京还看到,清朝人举行丧礼时吹吹打打还演戏,他们就觉得清朝破坏了朱熹定下的丧礼规则。还有,他们看到清朝下到平民上到大学士都在做生意,商业很发达。这些情形,我们过去都没注意到。所以在那个时代,捍卫传统宋明理学的反而是朝鲜士大夫,他们看到了一个已经发生变动的中国,看到那一段历史的变化和骚动。

同样,透过日本人、越南人、蒙古人、印度人的眼睛,我们也可以得到很多新的看法,而且能够知道,17世纪以后中国和周边的朝贡关系虽然还在,但各国的文化、政治、历史渐行渐远,文化认同已经不在了。那时候早期全球化已经开始了,可中国始终有一种自我中心的大国心态,直到现在还有。

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

人物周刊:那我们有没有带着中国的问题意识去观察西方的学术研究?

葛兆光:中国研究美国史、欧洲史、日本史的学者并不少,现在大学历史系里教外国史的至少占三分之一。做外国研究,关键并不在于有没有生活在那个世界,也不在于语言能力、文献能力是否赶得上外国人,而在于你的立场、角度、问题意识是不是清晰而且独到。

比如“蒙古袭来”这个事件。元朝曾经试图征服日本,后来战船被所谓“神风”吹翻,少量登陆军队被日本打败。日本人研究这一段历史,带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自尊,他们的立场是:没有外敌,国家是不能自觉的,国家的强大、自立与外敌有关。中国人研究这段历史是不是可以不用这个立场,而是放到当时整个世界几乎都是蒙古人天下的背景中来讨论呢?本来接受中国影响的日本,此时开始跟中国渐渐疏离乃至剥离,刺激了日本文化的独立和自觉。这就与日本人的研究不同质了,而且大可用很多中国的资料来叙述。

所以,在中国研究外国,如果想融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语境,既要进入国际学界–这叫“预流”,又必须强调自己独特的立场和问题意识。许多外国的中国研究很有自信是因为他自成一体。灰色的黄昏,灰色的树林,一只灰色的鸟飞进去,什么也没有,但如果是一只红色的鸟,那就有了。所以,进入国际学术界的前提,就是保持自己的分析立场、问题意识、独特角度。

人物周刊:所以您特别推崇1920-1930年代的清华国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葛兆光:1920年代前后,中国出现了一批最好的学者,他们在学术上努力“预流”,恰好这时候又有所谓中国史料的“四大发现”:甲骨卜辞、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大内档案。胡适去看敦煌文书研究禅宗,陈寅恪在外国就知道这些东西很重要,一回来就做敦煌、佛经、中外交通的研究等等。所有这些学者,陈垣、傅斯年、陈寅恪、胡适看起来很西化,骨子里民族主义得厉害,想要把汉学中心从外国夺回来。胡适好像主张“全盘西化”,但你去看他最典型的英文文章,都是讲中国好,讲中国的传统多么了不起。傅斯年成立史语所,借鉴的是德国人那套研究方法:史料就是一切,但他想的是把“科学的东方学正统”从巴黎、东京搬回中国来。“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迅速编写《东北史纲》,就是为了反驳日本的矢野仁一等人关于满蒙非中国的论述,强调东北是跟我们有非常深历史联系的中国领土,这是很民族主义的举动。

人物周刊:《宅兹中国》的副题是: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这个“重建”里是不是包含了一种雄心,要建立一个科学的“中国学”正统,就像傅斯年当年想要重建科学的“东方学”正统一样?

葛兆光:我没有那样大的雄心。过去的中国论述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天经地义的前提,对“中国”本身不假思索。我的“重建”,是要讨论中国的复杂性和历史变迁,先把历史基础夯实,把这个前提讨论清楚,再来回应国际的“时尚”问题、国内的“新潮”问题。我把问题提出来是“破”,而“立”是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和大量史料来完成的。这本书有很多缺陷,不能够完整贯彻一个新的叙述模式,是断断续续写的。我现在精力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希望有人来回应。
既中国又普世的共识

人物周刊:从这本书里能看出您对西方的理论、方法、工具有一种自觉和警惕。

葛兆光:2000年前后很多问题被国际、国内学界提出来,特别敏感的就是“民族国家”的问题。我注意到中国学界回应时的一些现象,最主要的是:以学术面貌出现的一些论述,看来好像在批评西方,实际是“貌似反西方的西方论述”,问题、概念、逻辑都是来自西方最时尚的理论,他们把历史问题变成了抽象文本。同时,恐怕也暗合了现时政治意识形态的某种需要。

我对现在的新理论、新思潮有一些反感,有人爱用现成的、洋人的理论去套中国问题。看来好像是高屋建瓴、笼罩一切,其实是把历史抽空了。

最新的理论常常是“深刻的片面”,是聚焦在一点上的真知灼见,一旦全面铺开就不对了。我并不是刻意要反潮流,但脱离时空背景的理论移植是揠苗助长。不要花样翻新地去搞一些别人看不懂的东西。我们总把理论当时装,穿了又脱,越新越好。一百年来,我们的心情太迫切,跟修高铁一样,赶快赶快,然后就成世界第一了。

整个20世纪,中国在试图走自己的路,在东西方之间挣扎,在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挣扎。“五四”以来中国一直在追求现代化,尽管当中经历了建国17年、“文革”10年的曲折,到1980年代仍然回到了“五四”的路子。这条路到1989年前后,经历了非常大的转折,中国发生的事件和苏东解体都说明了这一点。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出现社群主义、自由主义、追求现代性、批判现代性、追求自由主义的民主宪政、回到大民主时代等种种主张……从经济、法律、文化各个角度出发,判断、思路都不一样,使得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在纷乱的思想世界里找到一个既中国又普世的价值,作为大家的共识。

人物周刊:您能大致描述一下这个寻找中的共识吗?

葛兆光:这离我的专业太远了,也许我不能表达得很清楚,虽然私下里我们都会讨论。第一个是普遍价值,包括人权、民主、自由,这必须是大家共享的,不能因为它们最初出现在西方,就说这和我们没有关系。

第二,如果承认有普遍价值和一般道路,就要警惕政治上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对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则有必要重新考虑。有人认为中国崛起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强势、国家独立。我也承认,强势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有方便之处,可是,它真能给人民带来自由、民主、平等的生活吗?

我接受这样一种区分:文化与文明不一样。文明是普遍性,大家按照一个规则来生活,在全球文明中互相沟通、互相交流;文化是各个民族仍然保持各自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在政治、经济上,我们不能不接受一个文明的规则,但在文化上,多元文化的民族主义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学界会好吗?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当下的学界?

葛兆光:中国的学界,我只说文史领域,现在是一个四分五裂、共识崩溃的状况。当下的学术评价有3个互相冲突的标准:第一个是数字化评鉴的制度约束,就是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核心期刊等等。这背后当然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评奖啊,职称啊,收入啊,都在这个评价系统之内,大学的人苦于这套评鉴制度已久。

第二个是传媒的标准。传媒也是个帝国,力量很大,它跟市场联系在一起。有些很不入流的东西经过传媒、市场的包装一下子很红,大学反过来也受其很大影响。比如校长会觉得学校有一些常在中央电视台露脸的名人也不错,可以提升声誉;同时公众因明星学者的出现对真才实学的评鉴也有所改变。

第三个才是学界自己心里的那杆秤,当然,也只是部分精英同行会有评议。我们去书店都知道,90%的书是可出可不出的,学术杂志上90%的文章是可看可不看的。这个标准实际上最弱、最没有实效,但可能也是最准确的。

另外可能还有第四把尺子:外国学者的评价。所谓“出口转内销”,贴上了洋标签也会好些。影响洋人评价的,不外乎他的学术背景、问题意识、政治观点,以及他的兴趣和偏见,但有时他们也会考虑到现实利益而稍作妥协。

人物周刊:学界的这种现状肯定会影响到年轻学人,如果他们想做独立的研究,还有没有可能?

葛兆光:必须承认,衣食无忧是学术独立的前提。现在刚刚进入学界的年轻人,条件比我们当年好太多了,衣食不追求奢华的话也过得去。我们学院里年轻人的收入在我看来虽然并不高,但也还算不错,住房也有津贴。我研究生毕业后曾在扬州师院任教,大多数时候是跟人合住的。直到80年代末在北京,住的也只是9平米的房,窗子在高处,仿佛监狱,又好像仓库。住上三室一厅的房子是在2000年,那是当了副教授15年、正教授八九年后了。

现在,只要你不直接去批评政治,政治也不会来找你麻烦;图书馆条件好了许多,还有网络;对外交流条件也很好,出国容易,学校鼓励并提供费用。这样的条件,难道还不够你独立做学术吗?

只是现在整个社会的价值底线崩溃了。政治的干预、经济的诱惑和社会的影响,真是很大。余英时先生觉得,中国现在还是有一批人坚持在做严谨认真的学术,而且越出学术范围,对社会有所关怀。这我也相信。但当我想到梁漱溟那本自述《这个世界会好吗?》,就很感慨,想说:这个学术界会好吗?

作者:李宗陶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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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势与权谋:重评1592—1598年三国战争史中的沈惟敬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靳大成

    提要:四百二十年前,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壬辰倭乱,致使明王朝也被迫卷入,三国两方,历时八年,上演了一场国际舞台上的“三国演义”。是封、贡,议和,还是以武力驱逐倭寇、还复河山?八年中三国两方的交涉关系非常复杂。战场之外,谈判桌上与敌方的攻防交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比,还涉及各方不同的利益关系与历史认知。在近代以前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之内,国际政治、军事斗争是否还存在着个人权谋与政治交往的空间与不同的历史可能性?在政治斗争中不同势力集团的利益差异在起什么作用?历史的合力最终如何制约了复杂历史过程中个人的作用?道义(国势)与权谋是否处于同一历史的天平?这一系列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沈惟敬这个非常奇特的人物的认识与评价。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历史文书中的不同人物、立场、利益需求和政治意愿,来重新分析他们对沈惟敬的不同评价,尽可能客观地解释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出现沈惟敬现象的历史根由。

忠州是古代朝鲜王国的中原地区,屏卫京师汉城,有鸟岭天险,是朝鲜王京南方的战略要地。在“壬辰倭乱”发生四百二十年之际,来到这里和朋友们相会,纪念这个四百二十年前影响中、韩、日三国历史关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心中充满感慨。在这个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时候,我想从一个特殊的人物谈起,重温那段惊涛骇浪般的历史。深入参与了这个历史事件的几个明朝重要人物,事后都没有得到客观地记述和真正的理解。象宋应昌,这位当时最为重要的政略家,战争第二年遭到批评而回国,以后退出官场,默默耕读于乡,死后甚至没有进入明史列传。而沈惟敬,这个重现了两千年前战国时期处士横议风气的平民外交家,为恢复朝鲜失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却生前不得各方认可,落了个被污告而入罪的结局,死后也没有人再说他一句好话。这种情况,何以出现?

根据明史,明实录“万历实录”,李朝实录“宣祖实录”以及相关的文集,包括后来晚出的清史稿,清人文集,沈惟敬,这个人物,几乎是一个历史反面人物,奸诈小人,史上直接用所谓“江淅无赖”称之。不仅朝鲜李氏王朝的重臣们视之为恶人,将国家覆亡割让土地的罪责推诿给他,指他通敌,而且日军加藤清正集团也对他极不信任,进行了离间、挑拨的阴谋,明朝的武将和文臣,从经略宋应昌到总兵李如松,对之都取一个贬低、损挹、怀疑、利用的态度。明朝兵部尚书石星虽然假之以所谓“游击将军”的名号,但在明军中从上到下没有人真正看得起他,只是非常实用主义地利用他,最后,他的结局非常悲惨,死于明王朝的罪罚中。不仅如此,就连当代的文史学者,也往往非批判地沿续着这种看法,比如,2012年1月中国大陆最新出版的历史演义小说《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 抗日援朝》一书,仍然沿用这些流行的评价,把沈惟敬说成一个闯江湖卖假药的骗子,一个大言炎炎的无赖之人。
对于这个颇具争议的人物,虽然见仁见智,评价各有不同,但如果我们仔细翻检当时的史料,重新回顾当时的战争形势与历史条件,会发现沈惟敬的出场,不但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历史上有关他的记述,留下了诸多疑点和误解。重新分析有关沈惟敬这个人物的史料,历史会给我们呈现出另外一道风景。
沈惟敬的出场,是在朝鲜三都尽失,二王子被执,王室已退居义州,而明朝援军先锋祖承训部失利的非常严重的时刻。 事实上,在日军先锋小西行长接近并最后占领平壤城以后,曾先后三次与朝鲜国王通信要求谈判,并在大同江上与朝鲜重臣李德馨有过不止一次正式的接触。而此时明朝兵部虽然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调拨、集结军队,准备出援朝鲜,但各部路途遥远,连主帅李如松还远在宁厦作战,根本不可能马上大规模地成军。因此,从兵部的战略安排来看,非常需要一个战略缓冲的阶段,以阻止日军前进的势头;同时最好能稳定住朝鲜国王李昖,打消他企图内附的意图。因为任何稍有政治、军事判断力的人都明白,此时此刻,如果朝鲜国王李昖真的内附,大明王朝如果真的接纳了他,哪怕他不住在北京,只是在凤凰城安居,这个决定对仍在朝鲜各地自发抵抗的义军、僧兵,甚至包括李舜臣所部的水军,对朝鲜人民,在政治上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会非常严重地影响朝鲜国内军民反抗的士气和决心。那将是灾难性的历史结果。从客观情势和政略安排各方面的需要来看,如果能有一个战略缓冲时间,对于明朝出兵援朝,朝鲜恢复元气、组织抵抗,缓解三京俱堕、八道瓦解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精神冲击,会有实际的助益。

这就是兵部尚书石星之所以临时授予这个起身于民间的布衣老翁(沈惟敬此时已六十岁了)以所谓神机营游击将军的虚衔命其入朝的真正原因。不论沈惟敬以什么渠道争得了石星的信任,在面对这样一个突发事件而毫无准备之时,遍观国内,无人真正了解日本这个敌国,廷议纷纷,徒逞口舌,满朝文武举棋不定之时,有人以一介平民的身份自告奋勇,主动出来承担与敌方沟通、侦讯、折冲的重任,甘愿冒此风险,以性命相托来完成使臣之命,石星没有理由拒绝,更没有理由不允许其一试。

有关沈氏的出身和早年经历,史上留下的材料并不多。我们且不论他在进入朝鲜之前的经历如何,仅从他进入朝鲜开始与朝鲜王室接触,与日军小西行长接触,最后以副使身份前往日本与丰臣秀吉会面谈判的的历史后果来做分析和判断,才是客观的,合情理的。这方面,明实录,李朝实录,柳成龙的《惩毖录》中的记载是最基本的史料。对这些基本的史料,我们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给予历史主义的客观分析。

李朝实录中记录的有关李朝君臣的对话,充分展示了对沈惟敬的不信任。勿庸讳言,就李氏王朝的利益出发,最好是希望“天朝”即大明王朝出兵,以武力尽快把倭寇赶出朝鲜半岛,恢复原来完整的疆域,为最大利益。李氏王朝统治阶层的腐败无能,不到两月丧失大半国土,仅组织了几次无效抵抗就土崩瓦解,内不能动员人民组织有效反抗,外不能对日本侵略军给予顽强的反击,一心只顾自己身家性命,急于“内附”,同时在对明的外交申援活动中,也不能有效说明敌情,解释事件来由,说明真实情况,提出具体建议。除了效楚囚哭秦庭的办法之外,再无别的作为。

李朝王室与重臣对沈惟敬的怀疑,不满,憎恨,均来源于与敌和谈这一行动。他们不懂得军事与政治斗争中,“和谈”与军事打击一样,也是与敌作战的一个重要方式。

“和谈”与“打仗”,是斗争的两个方式。遍观世界军事史,谈和打,相互交替,都是为了完成总的战略目的。打了谈,谈了打,甚至边谈边打,都是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而展开的,并没有哪一种形式高下之分。首先,由于沈惟敬的出场,战线稳定在平壤一线,双方约定五十天内,日军不得越城西十里一步,朝鲜军也不靠近平壤城袭扰,双方保持一个暂时的停战状态,等待进一步的政治、外交斡旋。从历史后果来看,这有利于明朝与李朝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计划,赢得了将近两个月的战略缓冲期。不仅明朝的军事动员得以完成,而且为李朝站稳脚跟,恢复和组织有效的对峙与反击,争取了时间。沈惟敬与小西行长的谈判与个人交往,构成了某种“信任”关系。这在李氏王朝来看,感觉是不愉快的,不可信的,厌恶的,有通敌之嫌;这是因为他们的政治与战略短视,狭隘的自身利益,使他们既不能从战争的惨痛中总结教训,改进社会组织与军事准备,动员民众,更不能稍微超脱历史当事者惨痛的经验和意识形态,只从空洞的“道义”而不能从实际情况来冷静、客观地分析看待沈惟敬的和谈活动的实际效果。

对于明王朝来说,这场突然爆发的远在国外的战争,威胁到了自身的战略安全,破坏了几百年的东部的战略秩序。朝鲜王朝在明王朝的外交体系中,居各国之首。相互往来最密切,外交礼遇也最高。滨下武志所分析的这个朝贡册封体系,维系了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进而东边的日本、琉球等国,相互之间的安全与贸易、交通的完整体系。现在,由于日本丰臣秀吉政权的侵略野心,这一秩序被打破,进而威胁到京师和东部沿海的安全形势。几十年前东南沿海一带遭受倭寇的侵扰,烽火硝烟数十年,言犹在耳。由于那时的倭寇是地方性的,具有海盗性的集团,尚且给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一带造成了很长时期的困扰,现在,面对着日本有组织的国家军事行为,属国惨遭厄运的危机面前,明朝中央政府在经过了反复争论之后,终于意识到必须出兵援朝,帮助朝鲜王国恢复原来的版图,这将是双方共同的战备利益所在。

明朝的战略目的在于,恢复朝鲜王国原有的地位,保持原有的朝贡体系不变。而由于几十年前倭寇侵扰东南沿海的经历,如果能够通过外交谈判达到退敌的目的,避免在军事行动中蒙受国力的损失,是最理想的。所谓的“许封不许贡”,其真正的战略意图即在于此,也就是说,恢复原来的朝鲜半岛的形势,日本势力从半岛退出,许“封”意谓着还原旧有的和平的国际秩序;“不许贡”,意味着日本国所处的地位,仍先原先一样,低于朝鲜王国,并且并不和中国发生实际贸易往来。因为,几十年前倭寇扰乱东南沿海的经验证明,这不是一个可以和朝鲜同样对待的“贸易伙伴”。

日本战前的有组织动员,针国朝鲜王国的八道分别经营,事先的使节往还,一路所向披靡。但日军内部,小西行长一派,与加藤清正一派,双方之间存在相当严重的矛盾。这是日本地方大名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是丰臣集团内部斗争的表现。事实上,丰臣秀吉战前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所谓“一超直入大明”,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战略讹诈,希望给对方施加压力,达到双方结合为战略同盟的目的。为解决日本内部的社会矛盾,为转移各地大名之间的利益冲突,把战争引向朝鲜,包括朝鲜背后的大明,这只是一个相当虚幻的,模糊不清的臆想。为了解决眼下的具体矛盾和冲突,不得不把各地大名的实力引向海外,用未来虚幻的美景,转移人们对当下的实际困难的注意力。小西行长显然与丰臣秀吉不同,他比较了解朝鲜的实际情况,由于和明朝贸易的前景诱人,加上与他关系密切的对马岛主宗义智部长期与朝鲜的交往,事实上他更希望和朝鲜王国与大明国建立一种新的贸易关系,从中获取利益。战争总是有风险有代价的,如果能够通过和谈来达成这个战略意图,日本西部与朝鲜和明王朝的贸易关系一旦建立,这里边会有巨大的实惠。这也就是为什么小西行长部一到汉江、大同江即开始寻求和朝鲜王朝对话谈判的原因。与丰臣秀吉面对复杂的国内矛盾,声言占领朝鲜,进而统治中国的夸大其辞相比,军事上的一时顺利得手,并没有让他这个比较了解朝鲜情况的人头脑发热,他的目的要具体和实际得多。因此,最先发出和谈要求的,不是李朝,不是明朝,而是小西行长。因为这更加符合他的利益,他在同明、朝鲜的贸易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和实惠。

李朝统治阶层的偏狭在于,他们不但承平日久,民不习兵,自身的腐败无能,造成了军事上的完败。日本在安土、桃山时代,百年战国时期,军事斗争频仍,到丰臣秀吉统一日本时,他的军事斗争实力远超朝鲜。朝鲜王室并不关心身边邻国发生的情况,也不了解丰臣统治集团的军事实力。在明朝与日本之间,采取的政策并不明确、果决,为了自己的利益,左右摇摆,不断变化。就连是否向明朝通报日本有通信使来,将要入侵明朝,这么重大的事件,也缺乏政治敏感,未能及时通报。这已在当时与明朝的微妙、紧张的关系中,棋缓一招,在政治互信上先输一局。到了申砬兵败弹琴台,失去了鸟岭这个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后,王京的破城,平壤的失守,使李朝统治集团失去了信心。他们没有能力及时组织民众发动游击战争作有效抵抗,一心为了自身安全和私利而考虑放弃,内附明朝。应该说,在严重的危机面前,这是他们所能做出的最坏的政治选择。如果不是明朝的不同态度,柳成龙等一批重臣的反对,加上小西行长在平壤准备接触和谈,全国义军的蜂起,南方李舜臣水军的胜利,李氏王朝的覆灭几乎要成为事实。

沈惟敬与小西行长的会谈,在第一阶段为明军主力进入朝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同时,也麻痹了日军的警惕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承认,平壤大捷,不仅在于明军的实力,而且与明军在军事动作上的突然性和日军的疏于防备有关。任何冷静的观察都会承认,这与沈惟敬的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在日军从王京退出后,第二阶段的谈判开始,双方开出的条件与价码,经过反复折冲,日本方面放弃了所谓划汉江为治,平分朝鲜,以王子为质,大明公主下嫁的无理主张,最终回到了历史的起点:即日本如何进入以明王朝为中心的这个朝贡册封体系之内?不论其讨论的具体仪式化过程,礼仪,名目,那些符号化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暂且略去不提。事实上,关键在于,日本丰臣集团的最高统治者的虚妄野心,和大明王朝依照历史惯例维护原有国际关系体系的决心,是相互冲突的。当军事上的战斗无法推进时,外交和谈,即谈判桌上的战争必然要开始。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与今天的国际条约体系不同,双方在谈判桌上所能动用的资源,除了国家实力外,主要还有继承的历史,文化,传统,天下观,朝贡册封体系等等。在这个没有战火硝烟的战场上,双方使用何种手段来达到目的,都是合理的。天道,道义,是说给对方的。如何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施展何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属于权谋。权谋中无真正道义可言,虽然它也必须打着道义的旗号。

由于历史事件中行动的人,历史事件的当事者,具有的不同历史认识,造成了在不同利益冲突中,不能真正全面客观地理解对方立场和意图的障碍。

让人感觉到疑惑的是,李氏王朝的统治者之昏庸无能,丧权辱国而不知自察,却一味只知依靠他人之力代为解困,同时对沈惟敬的出场和活动、努力所取得的果实,概然不见。统治阶层的短视与偏狭自不待言,明朝的历史当事人,包括事后的记录者,似乎也对沈惟敬绝无一句好话,完全不能客观地分析与评价。这里面存在什么原因?

在攻克平壤之前,对于明军来说,只有祖承训三千人脆败于平壤城的经历,再无别的经验可循。他们需要重新集结部队,等待主力大军的到来。李氏王室则躲在义州,并无力于中原和全罗左道水军的战事。而日军则分驻汉城,开城,平壤,加藤清正还远在咸镜北道,与女真“蛮族”相望。此时,保持战线稳定,争取新的军事机遇,这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恰恰由于沈惟敬的出现而得以完成。在历史上,也存在着能使历史发生变化的政治杠杆原理,由于历史力量的巨臂恰巧支在了一个合适的支点上,就会以非常小的力量来撬动巨大的重量,改变历史活动的方向。

在一五九二年末的平壤,沈惟敬与小西行长,宗义智,宗义调,和尚玄苏,宗逸等人的外交会谈,时逢其会,恰恰是各种历史合力的一个支点,改变了整个朝鲜战争的形势走向,为后来明军的南下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们从各方史料的记载来看,有些人认为沈氏是一个只会说大话吓唬人的人,对日本,李朝,明朝各方,都说了许多的大话,特别是夸张明军实力和战略意图的大话。但这些负面的评论,看似客观,其实是完全不懂外交权谋机变的肤浅之论。自孙子以来,所谓兵不厌诈就成为流传千古的兵学基本原理,会用兵,知兵,就必须得会用诈。沈氏的大话首先威压住了当时军事上顺风顺水的日军前锋,为其后的外交谈判讨价还价,确立了实力的和历史道义的后盾。军事上起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也给了朝鲜官员和军民以心理安慰的效果,增加了他们战斗的信心。宣祖实录中李朝王室诸臣对沈惟敬一片猜疑不信之辞,然而,仔细分析他对李朝重臣和国王说过的话,并无欺瞒之意。反倒起到了安抚人心,舒缓紧张情绪的作用。我以为,柳成龙《惩毖录》中对他的描述,特别是最后专门对其所的评论,并附录有沈惟敬致金命元的书信,可以说是在当时,特别是当时李朝诸臣中,最为客观,最符合实际情况的一个评论,这里有必要稍加分析。

柳成龙与其他王室成员和重臣的看法不同,他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沈惟敬发挥的重要作用。用他的话讲,“沈惟敬自平壤出入贼中,不无劳苦。然以讲和为名,故不为我国所喜”(《惩毖录 – 录后难记》)。这个话真正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处,他既客观评价了沈氏的“劳苦”,又指出李氏王朝诸人不喜欢他的原因。这就是议和为名。李朝君臣无一日不指望依靠明军尽早驱赶日军下海,全不明了战争的具体形势,实力变化,双方力量对比。明军因种种困难进军速度稍有迟缓,就不满意,背后一片责备。其实,政治家,军事家,全局在胸,进与退,攻与守,谈与打,无不是手段,是策略,是服务于总体战略目标的战术。那些目光短浅的人,根本理解不了和谈也是必要的手段和工具,而且在某一阶段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沈惟敬在平壤阶段和后来的汉城阶段、釜山阶段,与日方的谈判,依靠明军主力的声威,在相当程度上对日军主将起到了震慑和威压的作用,促成了日方从汉城撤军的决定。不论是明军总兵李如松还是经略宋应昌,都没有把攻克平壤,收回王京,归还二王子等事,与沈惟敬所起的作用联系起来,只是自己表功请赏。这是相当不公平的。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很明显,这里有自身利益的因素。柳成龙在《惩毖录》的最后,附录了沈惟敬致金命元的一封书信。这个附录,有深意在,恐怕不是一个偶然的行为。从我们前边的分析来看,柳成龙是李朝诸臣中最为清醒的一个,他对沈惟敬所发挥的作用,有自己比较客观的评价,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能够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来看待沈惟敬。面对明朝、李朝一片攻击沈惟敬的声音,“世人皆曰可杀”,无一人替其做客观的辩护,柳成龙能够在自己的文集中保存这封重要的书信,足见其用心良苦。

沈惟敬的这封信,为自己做了申辩。他不但没有答应过日方提出的以汉江为界,分四道给日本的无理要求,而且具体指出,事实上,在汉城未复之前,是李德馨找到他哭求,甚至说过“苟得一京,实出望外,汉江以南,小邦君臣自能尺寸,支撑不难也。”可见,不是由与日军谈判的沈氏提出了出卖朝鲜利益的谈判条件,反而是李德馨非常不恰当不得体地说过这样的话,被沈氏制止了。他还在信中提及,“俄而老朽舟次汉江,王子临海君等自清正营遣人奔语老朽,云倘得归国,汉江以南不拘何地,任意与之。老朽不从。”这段话说明,朝鲜王子临海君在未脱离日军加藤清正的牢笼时,曾来向沈惟敬求救,为了脱身甚至答应可以让出汉江以南任何一地。朝鲜王朝统治阶层不会有人在事后承认这一点。沈氏对李德馨的评价,始信其言,以为是李朝诸臣中“大有力量,大有识见伟然一柱石也”。然而,对照其言行,和实际行为,“似觉其文章、功业不相符合”。他在批评了李氏王朝诸臣举措不当,无力支应的时候,还是相当给朝鲜诸臣留有余地,留足面子。同时指出他曾四会国王,双方谈得非常通透,直出胸臆,合于时宜,毫无假借,毫无虚谬。“国王之心,老朽之心,彼此洞鉴”。对于还自加藤清正营中的松云和尚,听信清正的挑拨离间,上报明庭,致沈氏于危地,他也做了有理有据的反驳。细读此信,对照史料,可以明白沈惟敬所说的基本上符合事实,诸人加于他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包括日方清正的造谣,实在是冤案。他不是朝鲜的罪人,实是朝鲜和明朝的功臣。

柳成龙处于非常微妙的位置,在他的不利处境下,面对众声喧哗,他尽可能做了客观的评价。他认为:沈惟敬这封申辩信所谈的内容,“观此书,王京以前,则凿凿可征矣。釜山以后,未免支辞隐语,然功罪自不相掩。后之论惟敬者,当以此为断案”。又补充说:“沈惟敬游说士也。平壤战后,再入贼中,此人之所难。卒能以口舌代甲兵,驱出众贼,复地数千里,末梢一事参差,不免大祸,哀哉”。我们从字里行间,从中可以品味出,事实上,他在重重压力和顾虑下,也只能婉转含蓄地为沈惟敬说这么多了。沈惟敬信中为自己的申辩,其中所涉及的王子,重臣,种种情事,只有亲历者,历史的当事人,才会明白其中真假。事实上,明眼人一眼即知沈惟敬的冤屈。他不是死在日方加藤清正的挑拨与反间计,而是死于自己阵营中那些庸昏、自私的权力者手中。

以江淅一带的白衣平民参与大国高层政治斗争,并玩弄双方权势者于股掌之上,有时甚至起到比几万军队流血奋战还要大的作用,这恐怕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场面。布衣身份更使他绝对不在权臣、高官和世袭将军的眼里。而编辑整理明史的,是在清代,既无关自身的痛痒,又没有历史现场感,更谈不上为一介平民的遭遇去重新检阅史料,仔细辩析了。加上中国自秦汉以后,对先秦舌辩之士的压抑和贬损,沈氏的行为当然不入治史者的法眼了。可是,重审这段历史,会发现一个六十多岁的江湖老者,在那个时代竟发挥了那么大的历史作用,几乎可以说是重现了苏秦、张仪之流的风采,这个现象,值得研究。而历史上的反对纵横家的正统派们,似乎从来不考虑,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中,子贡一派,早于苏秦、张仪,游说各国,玩各国君主于掌下,难道不是纵横家的先河?对此我们必须重新分析和思考,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与价值观,特别是意识形态,让我们从来不曾面对这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附件是柳成龙后代在家乡保存的关柳成龙评价沈惟敬的手页:

图1

沈惟敬中原人或云浙民壬辰倭寇我国进至平壤连遣使告急天朝时兵部尚书石星愿求知倭事者探倭情以惟敬居浙近倭惯海□事白遣之衔为游击将军以其军九月渡鸭绿江□顺安时明将祖承训以五千兵攻平壤新败倭贼声言朝日将西下义州惟敬遣家丁入平壤遗书贼将平行长云大明游击将军沈年奉圣旨朝鲜有何亏负于日本日本缘何擅兴师旅以伐责问行长行长复书请与相见惟敬率五六人往会于平壤城中里外降福山下倭迎甚恭言日本欲通贡于中原□(吾)朝鲜故□(但)是以兴兵惟敬因与定约五十日当归报奏呈上表报其间两军慎勿交战遂于城外西北十里立标为界曰倭兵勿出标外樵采朝鲜人亦勿出十里标内与

图2

倭□既去五十日间倭果不动既而期遇不至倭疑之屡言将动兵人甚惧每以惟敬将至中路荷马□未速行各言绝倭令勿动十二月天朝大发兵以□背李如松为大将□月初进围平壤倭出□意不能支遂逃走天兵遂收复平壤自平壤以南治□列屯诣撤是月天兵至开城讨贼收兵还入弃城□固守计李如松进屯彼何独以□骑遇贼碧蹄驿奉各倭□败遂退(近)开城府又退平壤不敢进兵既而如松闻倭有亡粗意更遣沈惟敬往说之四月二十日倭遂弃都城南去是日提督率大军入京城犹畏贼不即追贼退屯于釜山海边求封更惟敬往来约誓六月倭□还王子临海君顺和君及长□君黄廷□护军黄赫等

图3

独谷与骑牛李先生相好一日往访不遇书于门扉曰德彝不见太平年八十逢春更(页)谢天桃李满城香雨过谪仙何处酒家眠又于少时赵侍中邀座主开宴独谷即于席上作贺诗曰得士方知座主贤侍中献寿侍中前天教好雨留佳客风送飞花落舞筵左右皆叹服昌宁府院君闻而责之曰士之忌才甚于妒妇汝何不让敢先赋之其不思保身之术乎当时叔季人多忌才相害故其言及此

图4

惟敬自倭营挟倭使小西飞入中原于是我国□(愤)天兵不□剿贼而议和以此咎惟敬石尚书亦以西夏用兵□罢又始东后不可再举欲假此而退兵于是中朝言事者亦争咎石星章奏曰上星不得主张但许封而不许贡及杨方亨等还自日本惟敬犹言倭但责礼于朝鲜言(无)他意行且退兵我国不信之遂遣书金命元其书曰

本文发表在韩国第二十四回中原文化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壬辰倭乱和韩中日国际关系考察》,2012年,6月,蘂城文化研究会出版。

 

 


 

发件人:翟冬青<zhilu108@126.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张桐<zt_nanhai@sina.com>+王晓泉 国发研<wangxiaoquan@sina.com>+曦恒<dbrl@sina.com>+马绿波<ja096@126.com>+刘润为会长<liurunwei@sina.com>时 间:2013年04月15日 08:48 (星期一)

黄道周:明朝最后一个戆头 忠心佞口一孤臣

许石林

04月11日

考察中国历史,每至一朝末季,大厦有颓斜将倾之危,而拯救此朝代的意见大致有两种:一是从根本上扶正,以巨大的勇气和魄力固本培元以拯救匡扶之;一是裱糊粉饰,人君与臣民得过且过,大家都好过,手拉手一起陪着王朝凄美而文艺地死去。到了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人的欲望被前所未有地激发煽挑,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激烈的意见:革命、建制——希望将复杂的社会变革换成革命的手段,建立一种舶来制度,冀能毕其功于一役,一劳永逸地解决纷繁复杂的问题。

第一种,必然不被广泛接受,因为王朝既久,弊端丛生,而人心不宁,平居思乱,各怀不靖之志,这种固本培元的意见往往被认为迂阔缓慢,不能满足人迫切的需求,故即便是人君,也不会接纳这种意见,更从未见施行。第三种,今天仍盛行于某些公知和民众中,以为建立甚至照搬某种制度,则可将万千困惑胶着如难言之隐一洗了之。这种意见尤其容易获得广大愚众的欢心,因为这是在煽惑满足与迎合愚众的非分欲望,看上去很美,很嗨。但是,以其躁急功利、不切实际,绝不可行,也行不通,其命运必然是一直亢奋地哀怨着、哀怨着。

考诸往事,第二种意见宿命地被一次又一次选择。选择是选择,但是,它究竟好不好,有李鸿章与大清朝的命运作注,就不多解释了。

这里要说的是以黄道周为典型的明末士子,对于挽救即将颓亡的明朝,给崇祯皇帝谏言的故事——

黄道周,福建漳浦人,黄氏祖居湖北江夏,为黄香之后,与深圳的宝安黄氏、下沙黄氏当为同宗。黄道周天资过人,少年即有“闽海才子”之名,天启二年进士,历任天启朝翰林编修、经筵展书官,崇祯朝翰林侍讲学士、经筵展书官。

黄道周是个典型的士大夫,行事但循义理,不屑圜转,俗称戆头。戆,愚直也。被称为戆头者,即是任气节而不顾利害之人。故古人以为,惟此戆头,方可以托孤寄命。

崇祯二年,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钱龙锡举荐袁崇焕为帅,东北拒敌失败,这一战对崇祯的打击很大,使他乱了方寸,因而十分恼怒,大兴株连,要杀钱龙锡。满朝官员无一人敢出声,惟黄道周连夜上疏,为钱龙锡辩冤,直指崇祯帝的过失:“今杀累辅,徒有损于国”。自负急躁的崇祯帝阅疏大怒,“以诋毁曲庇”,着令回奏——崇祯在盛怒之下,让黄道周把话再说清楚,其实是给了黄道周和自己一个退避圜转的机会,不料黄道周再疏辩解,表明自己“区区寸心”,“为国体、边计、士气、人心留此一段实话”。崇祯帝的愤怒被黄道周沮阻,非常反感黄道周,几乎将他也一起杀了。由于黄道周的据理力争,钱锡龙得以不死,而黄道周却因此被降三级调用。

黄道周三疏诤谏,学的是他的老师袁可立。从此名声大振。

崇祯五年,黄道周以疾求归,临走却给崇祯帝上了一疏,言辞激切:“臣入都以来,所见诸大臣皆无远猷,动寻苛细 ,治朝宁者以督责为要谈,治边疆者以姑息为上策。序仁义道德,则以为迂昧而不经;奉刀笔簿书,则以为通达而知务。一切磨勘,则葛藤终年;一意不调,而株连四起。陛下欲整顿纪纲,斥攘外患,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缙绅;陛下欲剔弊防奸,惩一警百,诸臣用之以借题修隙,敛怨市权。且外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拘挛守文之士,而在权力谬巧之人;内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锥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丛之大。”黄道周以请求退休者的身份,冷眼旁观,精准地指出了崇祯帝面临的尴尬局面:诸大臣几乎没有能真正为朝廷国家考虑的,不但不为国家尽力,反而利用权力打压那些真正想为国尽力的仁人志士。这话说得崇祯帝心惊肉跳,内心很沮丧、恼火。崇祯帝批复,跟上回一样,让黄道周把话再说清楚,要解释两个敏感词:“葛藤”、“株连”。

从古到今有一个怪现象:有的人就是不接受含蓄的表达,非要让你把话说清楚、说露骨,你说清楚了,他却受不了了。黄道周无奈,只能进一步申明自己的见解,几乎将崇祯即位以来以及从前三十年的弊端和任用人才的失误全部说出来了,把皇帝信任的重臣们的所作所为一语道破:“迩年诸臣所目营心计,无一实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过推求报复而已。……今诸臣之才具心术,陛下其知之矣。知其为小人而又以小人矫之,则小人之焰益张;知其为君子而更以小人参之,则君子之功不立。”黄道周很不给皇帝留面子,并且直刺当时崇祯信任的几位大臣。崇祯帝阅疏,非常生气,将黄道周贬斥为民。

崇祯九年,黄道周又被启用,复原职,迁左谕德,擢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读学士,充经筵日讲官——崇祯帝冷静清醒的时候,也会想起黄道周的话,因为经过时间检验,黄道周所发现的人和事,几乎被一一证实了。加上黄道周学问精深渊博,人又正直,名气又大。这就是他又重新使用黄道周的原因。可是,刚一上任,黄道周就连连上疏,不改其激切直言,当然是没有悬念地惹怒了崇祯帝,又掉入了一个由兵部尚书杨嗣昌等人精心布置的陷阱——其时朝廷肃清东林党,黄道周虽不是东林党朋,但也被株连,心灰意冷,请求辞职回家。临走他上疏解释自己辞职的原因,本来是谦虚之词,也可以说是敷衍,列举十数条理由,有一条说自己“文章意气,坎坷磊落,不如钱谦益、郑鄤。”这句话被切齿痛恨他的杨嗣昌等人抓住不放——其时,有人揭发弹劾郑鄤曾经打过自己的母亲,这可是大逆之罪。关于此,有两种说法,一是郑鄤少时,其母悍妒,犯七出之过,其父欲杖而教训之,郑鄤不愿意父亲担此名誉,乃泣而求代父杖母,也可能是怕父亲下手过重,自己代父执行,做个样子,让父母都好受一些;二是郑鄤的确对他母亲不好,蒙骗了曾经路过在郑家小住的黄道周。郑鄤的事,百口莫辩,后来被判以凌迟。这样一个大逆不道之人,黄道周居然称赞他的文章好,这让人抓住了把柄。崇祯帝也犯了人君不该犯的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黄道周辩解说自己只是认为郑鄤的文章写得比自己好。但是,崇祯帝就是抓住这一点不放,斥责他居然同情称赞一个忤逆郑鄤!

为什么朝廷那些大臣如获至宝地抓住黄道周这一点不放?因为也许是骨子里的孝道血统和仁孝文化基因,黄道周一直主张严格遵循以孝道治天下,当朝廷中崇祯皇帝最倚重的宠臣杨嗣昌,父母死应该丁忧守制,而崇祯却将其夺情起复,这是没有遵守孝道。黄道周指杨嗣昌不守孝道,为此还举行了一场辩论——“与嗣昌争辩上前,犯颜谏争,不少退,观者莫不战栗”。斥责杨嗣昌不遵礼守制,有违孝道,无疑也是指责崇祯,这很明显。因此崇祯帝极力袒护杨嗣昌等,崇祯和杨嗣昌君臣组合对付黄道周,黄道周雄辩滔滔,纵横莫挡,这一场千古罕见的抗辩对话,即便是编剧妙手,也难呈现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

最后辩论不过黄道周,崇祯帝愤然怒斥黄道周:“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佞口!”闻此言,黄道周豁出去了,高声争辩、步步紧逼:“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辩。臣在君父之前独独敢言为佞,岂在君父之前谗诌面谀者为忠乎?”他厉声直逼皇上:“忠佞不分,则邪正混淆,何以治?”

这场辩论的结果,黄道周被连贬六级,调任江西按察司照磨。

黄道周确实犯了他的戆头脾气。

有关戆头,明朝初期的烈士方孝孺有言:汉代汲黯(长孺)、三国吴张昭(子布)就是千古戆头,这两个人幸运的是遇到了理解并尊重戆头的人君,故能成就戆头的功业。而其他人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方孝孺自己的命运最惨,蒙诛十族之酷,千古仅见。虽然这样残酷地绞杀戆头,然而戆头却代不绝人,到了明末,就出现了黄道周这个人。

崇祯十三年(1640年),江西巡抚解学龙以“忠孝”为由向朝廷举荐黄道周。——这就是古代的士大夫,不怕跟黄道周这种有问题、犯了错误的官员来往,非但与其来往,还向朝廷推荐他。此古风今已绝矣!崇祯最忌讳官员之间相互勾结串通,以朋党为之戒。他认为解学龙被黄道周迷惑了,大怒,下令将二人逮捕入狱,以“伪学欺世”之罪重治。这时候,有几位大臣力谏,遂改为廷杖八十,永远充军广西。经此杖谪,黄道周更加声名远播,“天下称直谏者,必曰黄石斋。” 说到这里,让人不得不为明朝在最惨淡的时候,尚有有良心的士大夫而感叹:在大厦将倾之危时,还有人站出来说良心话,可见大明朝士气没有死绝。

明朝到了崇祯时代,内有闯献造反,四方扰攘;外有崛起的满清,虎视眈眈。而明王室贵胄,谁也不愿意自己减损一丝一毫的利益,为朝廷和皇帝分忧舒困,总以为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砸不到自己头上。崇祯是个很想做好皇帝的人,也很勉力勤政,比他前面的列祖列宗要像样得多。但是,崇祯的命运不好。朝廷到这个时候,他很急躁、很焦虑,人一着急,就没有不乱的。他也看到了明朝问题的根本所在,但是,他没把握选择一种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大拆大卸、推倒重来这种方法是坚决不会选择的,谁也不敢给他提供这种选择。应该说这种选择其实不是选择,是宿命,是等着你的宿命。一种意见就是黄道周这种正直的士大夫的意见,让皇帝不要被眼前的一些烦乱的不稳定乱相搅扰,应该从根本上以巨大的勇气和魄力固本培元以拯救朝廷,匡之扶之。

黄道周给出的意见是:祛除皇帝身边那些敏慧可人的才智之士,如兵部尚书杨嗣昌、内阁首辅温体仁辈,这些被皇帝信任而重用的能臣干才,无一不是裱糊匠、装修师傅。他们主要摸准了崇祯皇帝的脉搏,崇祯很想与关外的满清讲和,但是不敢明说,怕士大夫清流们不答应,自己也不愿意落这个名声。历来研究明史者,很多人批评明末这些士子们,为了成全自己的士大夫名节,耽误了明朝的命运,此所谓书生误国。如顾诚《南明史》评价刘宗周和黄道周:皆非栋梁之材,“守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世无补。再如撰写《二十一史札记》的赵翼,说得似乎更有条例:“统当日事势观之,我太宗既有许和意,崇祯帝亦未尝不愿议和,徒以朝论纷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致国力困极,宗社沦亡,岂非书生纸上空谈,误人家国之明验哉!……诸臣不度时势,徒逞臆见,误人家国而不顾也。”

赵翼的这种观点,很被后来的学人认同并深以为是。这种说法其实是对书生气节的极大诬枉,是一种计较成败的、实用的功利思维,还是一种事后聪明。书生原本就应该这样生存,如浩然正气盎然充塞于天地之间,看你一个朝代如何使用这种气,你用得好,就是你的正能量,正好借助其力,风正帆悬,劈波斩浪;用不好,就是你的负能量,对峙抵触,摧樯折橹,加速你的覆灭。况且一姓一国之存亡,原本就不是书生应该关心的,书生关心的是天下的存亡盛衰。至于一个朝代悲摧地灭亡,朝代更迭所造成的人间悲剧,就是历史变迁的正常磨损,革故鼎新,岂能计较琐屑毫末?

实际上,黄道周并非腐儒迂阔,他自幼学《易》,以天道为准,早知道大明朝气数已尽。他在给自己的老师袁可立所作的《节寰袁公传》中说:“智者不能谋,勇者不能断,慈者不能卫,义者不能决,赖圣人特起而后天下晏然。”他明知道当时的国事,已非当时的诸臣可为,非赖有圣人出现不可,可他为什么不退隐林下,以等待时局的变化?为什么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因为天下需要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东汉末年,就有这种士大夫,明知汉之气数将尽,但仍然鼎力扛持。怎么理解这种不知圜转变通的书生意气?简单说,就是当此江山更迭之际,要以士大夫的固执,增加新王朝夺取政权的难度,提高夺取政权的门槛,这种难度和对抗,能给新政权自觉地注入一种强健的文化基因。蒙元初期,以杀戮震慑,每攻占一城,见反抗者即株连屠城,到了即将横扫天下的时候,凶残的嗜杀者也觉察到,要是把这种反抗的力量全都杀尽,则将来连自己需要这种力量为自己扛持的时候,就没有人了、没有了这种士大夫的种子,所以才听从了耶律楚材等通晓汉文化的读书人的建议,招中原读书人而用之,才有了许衡“不如此则道不尊”。

况且,天下不能都是聪敏灵慧智巧之徒,若人人都谙熟圜转,人人都是不粘锅,那才不啻人间地狱——试想:倘若天下人皆以见风使舵为识时务、知变通者,则人无恒心,朝廷这艘大船,就只有哪里来风就往哪里使舵,非但不能扬帆航行,反而因总在随着众人各异的诉求随意变换航向,触礁沉没不免。

黄道周给崇祯皇帝的建议,在于竭力维护道统纲常,而此道统纲常的核心就是“孝”,作为天经地义的孝道,是诸德之本,皇帝以孝治理天下,是为固本培元,扶正本元,则“通于四海,光于海内,无所不通。”

基于此,他对杨嗣昌、温体仁等那些所谓识时务、善变通的人是很不屑的。做个比喻,杨嗣昌辈就是装修师傅、裱糊匠,能满足崇祯皇帝急于看到国家有起色的心理。而黄道周等人的这种固本培元之策,如中国古代建筑的“打牮拨正”法,即将地基塌陷、梁柱歪斜的大厦,用“打牮拨正”将整个大厦的上层骨架支撑起来,再更换衰朽的梁柱椽檩、填充加固地基,最终使大厦重新复归于稳固泰然,延年益寿。黄道周的这种方案,虽不是大拆大卸、推倒重来那么令人震撼,但却无疑是有巨大的风险的,这对焦躁疲惫的崇祯皇帝来说,是接受不了的。

黄道周挨了八十大棍,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卧床八十多天,才能稍稍起立。读过方苞的《狱中杂记》者,可知当时狱中的规则与“潜规则”,虽朝代不同,想必情形几无差别:俗话靠山吃山,狱卒靠犯人就吃犯人。据《黄道周年谱》载:“先生既以清苦闻天下,诸狱卒皆不敢有望,于先生惟日奉纸札丐先生书。”黄道周是有明一代杰出的书法家,其行书,人称“飞鸿舞鹤”,其楷书“峻厚古拙”,与王铎、倪元璐并列明末三大家。当时的狱卒也知道黄道周的字好,于是每天请他写字。黄道周也不推辞,“先生时时为写《孝经》,以当役钱。凡手书《孝经》一百二十本,皆以狱卒持去。” 他在狱中待了约15个月,平均每月要写近10部《孝经》,不断抄写内容相同的《孝经》,据说看现存的黄道周楷书《孝经》,无一不是恭谨不苟的作品,可以看出书写者内心的端严庄敬之情,无丝毫草率敷衍。黄道周对《孝经》非常敬重,《孝经大传序》是他重要的代表作,他曾说:“臣观《孝经》者,道德之渊源,治化之纲领也,六经之本皆出《孝经》。”

的确如历来学者所言,孝是黄道周倡导的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是他一生用竭力维护的道统纲常。有人说他在狱中不间断地书写《孝经》,实际上一种笔谏,是他的政治宣言。

这种诤谏与宣言,未尝不被崇祯皇帝从价值观上认可,但是,却不愿意接受施行,以其太缓慢迂阔,远水救不了近渴。大凡朝廷到了危殆之时,主政者都焦虑急切,犹如答题,不耐烦换算过程,就想要个直接答案。

果然,杨嗣昌病死(一说因事不利,无颜见崇祯而自杀)后,崇祯皇帝又想起了黄道周。《明史》的细节十分生动——

十五年八月,道周戍已经年。一日,帝召五辅臣入文华后殿,手一编从容问曰:“张溥、张采何如人也?”皆对曰:“读书好学人也。”帝曰:“张溥已死,张采小臣,科道官何亟称之?”对曰:“其胸中自有书,科道官以其用未竟而惜之。”帝曰:“亦不免偏。”时延儒自以嗣昌既已前死矣,而己方再入相,欲参用公议,为道周地也,即对曰:“张溥、黄道周皆未免偏,徒以其善学,故人人惜之。”帝默然。德璟曰:“道周前日蒙戍,上恩宽大,独其家贫子幼,其实可悯。”帝微笑,演曰:“其事亲亦极孝。”行甡曰:“道周学无不通,且极清苦。”帝不答,但微笑而已。明日传旨复故官。道周在途疏谢,称学龙、廷秀贤。既还,帝召见道周,道周见帝而泣:“臣不自意今复得见陛下,臣故有犬马之疾。”请假,许之。

可见崇祯皇帝内心知道黄道周虽然有一张厉害的佞口,但是却坏着一颗不贰的忠心。有人替黄道周说话,崇祯帝就顺着台阶下了。

黄道周的高明,崇祯到底是看不出来,黄道周请假告退,别有隐情——他据《易》推演,据情观察,认为明朝必亡,所以退隐故乡,著书守墓。历来有识之士,于此危亡关头,莫不如此。不久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崇祯皇帝煤山自缢。明朝残余退到江南,新袭位的福王监国,做苟延残喘。南明弘光朝,黄道周被任命为吏部侍郎、礼部尚书。短命的弘光亡后,黄道周又回到福建。南明隆武帝又封黄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但是兵权落入另一心怀私利的权臣郑芝龙手中,处处掣肘,黄道周无计。

其实准确地说,黄道周已无心与人在朝廷中争权了,他在给自己寻找和等待一个得其所的死法。古之士人,一生无非寻死,寻一得其所之死。士有寻得其所死之心,则文死谏,武死战。这个机会终于来了:隆武元年(1645年)九月十九日,黄道周募众数千人,马仅十余匹,带一月军粮,出仙霞关,与清兵抗击。这个显然不堪一击的出征,连黄道周的继室夫人蔡玉卿都看出来了,她欣慰地感叹:“道周死得其所了!”

黄道周果然毫无悬念地兵败被俘,押解至南京。清廷敬重黄道周博学忠义,派先前已降清的洪承畴劝降,黄道周对洪十分鄙视,作对联讥刺之:“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联中将史可法与洪承畴对比,洪承畴观之羞愧之极。仍然向清廷上疏请求免黄道周死刑,其时气势正盛的清廷也很高傲,不准。黄道周绝食十数日求死。这中间,他的妻子蔡玉卿来信,居然鼓励丈夫死:“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意思是家里的事有我安排料理,你不用操心,以坚其志。

黄道周于南明隆武二年三月五日就义。临刑前,盥洗更衣,取纸墨,画一幅长松怪石赠人,留遗言:“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即将行刑,一直跟随他的老仆痛哭不已,其情甚哀,黄道周安慰老仆说:“吾为正义而死,是为考终,汝何哀?”乃从容就刑。至东华门刑场,黄道周向南再拜,撕裂衣服,咬破手指,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

刽子手刀落,黄道周头断而身犹“兀立不仆”。敛其尸,从他的衣服里发现“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

黄道周死后,家人收其遗物,得一小册,黄道周书,“自谓终于丙戌,年六十二”。可见他是知道自己生死之命的。他既知自己生死,亦知明朝生死,其所舍身奋力扛持,无非是完成士大夫的气节,将自己作为一块千古戆头,铺垫在历史的轨道下面。

一百年后,清朝乾隆皇帝为褒扬黄道周忠节,谥“忠端”,乾隆帝称赞黄道周:“不愧一代完人”。清道光四年(1824),旨准黄道周从祀孔庙——清朝已经不是一百年前那种铁血杀戮的骠悍初创阶段了,当它步履从容,有了实力和底气的时候,胸怀和眼光使它主动地回顾历史,涵养并容纳如黄道周这样的气节之士,这才是一个王朝最强健的基因,王朝需要这种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这不仅是自己的体面,更是自己赖以生存和延续的正能量反应堆。

应特别补充的是,黄道周的遗孀蔡玉卿,于黄道周死后,每日以书写《孝经》,缅怀其夫。今日存世有黄道周书《孝经》真迹,亦有蔡氏书《孝经》真迹。世人无不爱赏其书法,而欲详问其人其事,则今人鲜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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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儒教宪政”的义理基础与“议会三院制”

贵州阳明精舍山长 蒋庆

    (余思“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十余年矣,与同道学友往复切磋亦有年,然未尝属为文。《政治儒学》出,于王道政治语焉未详,海内问王道政治者日众,遂假甲申春杭州“当代儒学国际会议”撰文赴会之机,将王道政治之大略笔于纸,以总答海内所问也。蒋庆谨识。)

    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是王道而不是民主,这是中国文化响应西方文化挑战的应有之义。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出现了偏差,即中国所有的政治思潮都把民主作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自由主义标榜西式的“真正民主”自不用说,社会主义追求的是区别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就连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的新儒家,也把民主作为应由儒家内圣心性之学开出的“新外王”。环顾当今中国的思想界,中国人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政治问题的能力;也即是说,中国人已经不能按照自己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来思考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了。这是当今中国思想界的莫大悲哀!鉴于此,在思考当今中国的政治问题时,必须回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来确立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不能追随西方的政治潮流而舍己从人。这里所谓“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就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就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一、何谓“王道政治”

“王道政治”的核心内涵是政治权力的“三重合法性”,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是决定政治统治是否正当合理的根本性问题。公羊家言“参通天地人为王”,又言“王道通三”,即是言政治权力必须同时具有“天地人”三重合法性才能合法,才具有政治统治的正当理由。“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因为中国文化中的“天”是具有隐性人格的主宰意志之“天”与具有超越神圣特征的自然义理之“天”;“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因为历史文化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因为人心向背与民意认同直接决定人们是否自愿服从政治权力或政治权威。《中庸》言“王天下有三重”:所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所谓“考诸三王而不缪,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所谓“本诸身,征诸庶民”,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按照王道政治,统治的权威来自天道、历史与民意的认同,也可以说,王道政治代表了天道、历史与民意,能够最大限度地把统治的权力变成统治的权利,把国民的服从变为政治的义务。如果政治权力不同时具有“三重合法性”,其统治的权威就要打许多折扣,得不到国民的全部忠诚和完全认同,因而就容易出现统治权威的合法性危机,政治秩序就会经常处在动乱崩溃的边沿。因此,儒家的王道政治就是要全面而完整地解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建构起一个长期稳定和谐的政治秩序,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要建立一个合道合理合法合情的长治久安的政治秩序。

按照中国的政治术语,王道政治解决的是“政道”问题,而不是“治道”问题。所谓“政道”,就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而“治道”则是合法的政治权力具体落实与运作的制度性安排,以及运用合法权力的方法与艺术。因此,“政道”高于并先于“治道”,“政道”是“治道”实现的目的和存在的基础,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一切政治制度、方法、程序和艺术的目的和基础,离开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一切政治制度、政治方法、政治程序和政治艺术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在当今中国,政治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政治权力合法性或者说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即“政道”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其它属于“治道”层面的政治问题也无从解决。因此,当代儒家的使命就是为当今中国的政治发展建立全面而完整的合法性,用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奠定中国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基础,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近百年来政治秩序合法性崩溃而留下的“合法性缺位”问题。

    王道政治不仅要为政治权力确立“三重合法性”,还要使“三重合法性”在“政道”上相互制衡。就当今中国的政治发展而言,不仅要解决中国近代以来政治秩序合法性危机与合法性缺位问题,还要解决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制衡问题,即解决政治权力的“政道制衡”问题。我们知道,在西方民主制度中,有所谓“三权分离”的制衡问题,但依儒家王道政治的理路,“三权分离”属于“治道制衡”而非“政道制衡”,在“政道”上,即在合法性问题上,西方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主权”上,而“人民主权”是唯一的、最高的、绝对的、排他的、不可让渡的权力,因而在政治上是不可制衡的权力。而儒家的王道政治则与此不同,认为制衡不仅适应于“治道”,也适应于“政道”,即制衡不仅适应于政治权力的制度安排与具体运作,也适应于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法理构成与根本内涵。在王道政治看来,“三重合法性”中任何一重合法性独大不受制约都会出现问题,都会带来政治的偏颇与弊端,如超越合法性一重独大,就会压抑正当的人性与民意,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的神权政治与当代伊斯兰极端原教旨的神权政治就是明证;反之,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也会否定政治中超越神圣的价值而极端世俗化与人欲化,西方当今的民主政治就是明证。因此,在合法性问题上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政道制衡”(“合法性制衡”),使每一重合法性都不能独大而侵害排斥其它的合法性,从而使每一重合法性都能在相互制衡中达到“各住自位”实现自身又不侵害其它合法性的“中和”状态。

    但是,王道政治所主张的“合法性制衡”,不是完全平等的“平面合法性制衡”,而是存在上下等差的“立体合法性制衡”,因为天是自上而下地以“立体等差”的方式化生万物,万物遂处在“天地等差节文”的既一统又多元的“理一分殊”状态中,因而在“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中,“天道的超越神圣合法性”相对于“地道的历史文化合法性”与“人道的人心民意合法性”具有优先地位。其根本理据是:天与地和人相比,处在干道“首出庶物”而为“百神大君”的主宰性地位,天与地和人之间不是纯粹平面化的对等关系或者说平等关系。是故,“三重合法性”之间的关系既是上下等差性统摄的关系又是横向差异性制衡的关系,用《易经》的话说是既“保合太和”又“各正性命”的关系,因而王道政治的“合法性制衡”所达到的“中和”状态是一种立体的“中和”状态,而不是平面的“中和”状态。

    王道政治之所以能提出“立体合法性制衡”的主张,根源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受《易经》与《春秋经》的影响,没有非此即彼二元对待的直线理性思维方式,而是在立体多维的结构性思维方式中来看世界,因而能从天地人“三才”的立体多维的结构中来看合法性问题,认为合法性既是立体的又是分殊的,既是一统的又是多重的,既存在优先性又存在制衡性。而民主政治中的“人民主权”概念则是西方直线理性思维的产物,相当于希腊哲学传统中的“最高存在”概念,不可能有多重性。另外,“人民主权”概念是近代西方政治在解决合法性问题时对中世纪“上帝主权”的反动,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上帝,上帝是世俗政治权力的最高合法性渊源,是唯一的、绝对的、自足的、排他的、最高的本体,因而源自上帝的合法性也具有唯一的、绝对的、自足的、排他的、最高的特性。“人民主权”概念与“上帝主权”概念只是内容不同,在形式上,亦即在构成合法性的思维方式上则完全相同,都出自偏至绝对的思维方式,因而都不可能承认多重合法性。实际上,“人民主权”就是“上帝主权”的世俗表达,“人民”在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就是“上帝”在西方中世纪神权政治中的地位。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民主政治在解决合法性问题时只能是“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而排斥其它的合法性,不可能想象出多重合法性能够“等差分殊”地同时并存。

二、王道政治的理想模型与历史形态

    王道政治是儒家以三代圣王之治为历史原型建构起来以解决“政道”问题的理想模型,因此,王道政治既有历史的真实又非完全真实的历史,既有理想的成分又非完全虚构的理想,而是在历史中形成并根据历史建构起来的理想。这与民主政治有很大的区别,民主政治在解决合法性问题时,其理论依据是“社会契约说”,“社会契约说”是用理性或者说概念来虚构国家的起源,从而用理性或概念来建构政治的合法性,以解决“政道”问题。可以说,民主政治的合法性缺乏历史的真实,是纯粹理性和概念虚构的产物。其理想亦是历史之外或者说超历史的理想,而非历史之中依据历史建立起来的理想。

    王道政治是依历史真实建立起来的理想模型,决定王道政治具有两大特征:首先,王道政治是历史的真实,即意味着王道政治能够在历史中落实,非如民主是一种不能落实的“玄虚”(见法国学者 Loais Rougier 《民主的玄虚》);其次,王道政治是理想的模型,即意味着王道政治在历史现实中只能是逐渐而有限的落实,完全落实王道政治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故在中国历史中王道政治只是在某种程度某些方面的有限落实,中国历史的政治形态离王道政治还有很大的距离。

    在中国历史中,王道政治具体落实为君主制,但中国的君主制,在理念上是仁慈无为的君主制,故依王道政治,只承认中国君主制的有限合法性,即只承认君主制在“仁政”“德治”前提下的合法性,离开了“仁政”“德治”,君主制即不能合法。依前面所言,制度是属于具体的“治道”范畴,“政道”则是理想的模型,“政道”虽产生于历史,但“政道”一旦在历史中产生就可以超越于具体的历史而具有永恒价值,而“治道”则是在具体的历史阶段实现“政道”的工具或手段。故对王道政治而言,“政道”不变而“治道”可变。就中国具体的政治形态而言,君主制属“治道”范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曾是唯一而自然的选择,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是中国历史上合法的政治形态。但是,君主制并不是儒教永久不变的选择,更不是王道政治的“政道”价值即“三重合法性”在历史中落实的固定不变形态,一旦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实现“政道”(“三重合法性”)的“治道”(君主制)就会发生变化而被新的政制取代。因此,王道政治的“治道形态”只是在特定的历史中借特定的制度来实现自己,其基本义理所蕴含的创造力与超越的普遍性与永恒性——“政道”上的“三重合法性”立体的并存制衡——则可以超越君主制而重新建构出能实现其合法性的其它政治制度。诚然,人类曾有过的政治制度可以在历史中成为有限或局部实现“王道价值”的“治道安排”,如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等,但是,人类历史业已证明已有的制度并不足以充分而整全地实现“王道政治”所蕴含的合法性即“王道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则可以充分发挥人类创制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综合各种制度的优点另创一新的政治制度,以此新的政治制度来充分实现王道政治所蕴涵的“三重合法性”的“政道价值”。孔子综合三代创制的智慧正是我们今天在重建王道政治时必须学习的智慧,古代圣王已经为我们确立了王道政治永恒不变的“政道”标准,我们今天的责任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王道”标准而在“治道”上创立与之相应的新的政治制度。这不仅是现代儒家的历史使命,也是每一个关心中国政治发展的国民的责任。

三、民主政治在合法性上存在的问题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认为,由于冷战结束,民主政治成为人类政治的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构成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已经完成。现代人类政治出现的问题只是未能实现或未能充分实现民主原则带来的问题,人类的政治形态和原则不可能再有发展。因此,人类的历史已经终结,人类的政治不再有希望。福山的话真实吗?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囿于民主政治自身的理路,再加上西方中心论的傲慢,福山自然看不到其它文化所蕴含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形态。但依中国文化所蕴含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形态,福山的话是错误的,因为民主政治本身就存在严重问题,并且民主政治不是人类“共法”,只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民主政治不再有发展并不意味人类政治不再有发展,因而民主政治不是人类政治的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政治的历史并没有因民主政治的终结而终结。按照中国文化的看法,历史是“未济”,人类政治肯定会发展,不过人类政治的发展不囿于民主,而是在民主之外或之上来发展,即在另一政治文明中以优于民主的形态来发展。这就是中国文化所揭橥的王道政治,因而王道政治是人类政治的新起点与人类历史的新希望。

    要理解王道政治的价值,必须先了解民主政治的弊病。民主政治最大的弊病,是“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由于“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带来人类政治的极端世俗化、契约化、功利化、私欲化、商业化、资本化、庸众化、娱乐化、平面化、现世化、非生态化、非历史化与非道德化。“民意合法性”是合法性的一种,在解决“政道”问题时本有其应有的价值,但由于“一重独大”,排斥了其它的合法性,得不到其它合法性的制衡,因而膨胀不受约束,带来了许多政治上的问题。比如,“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排斥了“神圣合法性”,使政治权力在“政道”层面上得不到神圣价值的制衡,就算“治道”层面权力制衡的“三权分离”制度如何精妙,也只是服务于世俗民意与欲望的工具。在民主制度下,由于没有“政道”上的制衡,神圣价值不能通过所谓宪政的制度性安排进入政治,即不能获得制度性的力量保障使其在政治中有效地得以实现,而只能通过个人的信仰与社会的诉求进入政治,即无制度性保障地进入政治。也就是说,在“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治道”安排下,神圣价值进入政治没有制度性的宪政保障,因而神圣价值在政治中的实现没有必然性与有效性。这就使民主政治在制度层面得不到超越神圣价值的制约,完全以世俗的民意为中心。由于世俗的民意深深植根于人类世俗的欲望,民主政治可以说就是“欲望的政治”,民主政治的“治道”安排就成了实现人的世俗欲望最精妙的工具。

    在民主制度下,“民意合法性”中的所谓“民意”,主要由人的欲望与利益构成,由于“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不受神圣合法性的制约,当民主国家选民的局部利益与人类的整体利益冲突时(人类的整体利益就是神圣合法性),民主国家的制度安排决定民主国家只能选择与人类整体利益冲突的选民局部利益,因为民主国家的合法性来自选民的民意认同。如果民主国家选择了人类的整体利益,就意味着民主国家得不到选民民意的认同,从而丧失了合法性。一旦丧失了合法性,民主国家的统治权威就会降低,政治权力就会瘫痪。所以,民主国家的政治选择永远以一国选民的欲望与利益为归依。比如,美国政府拒不加入保护人类环保利益的“京都协议书”,就是出于国内民意的压力(其实是钢铁、化工、汽车等工业资本的压力和大部分美国人不愿降压生活水平的压力)。道理很简单:美国政府是根据几年一次的民意选举产生的,这几年的民意大多只考虑自己当下的一己利益,而不考虑自己不能享有的人类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美国的民主制在“政道”上缺乏神圣合法性的制约,在制度安排上又非常精妙地维护美国选民的当下的现世的利益,所以美国的民主制永远是非常精妙地维护美国民意(其实是欲望利益)的工具。究其原因,最深刻的根源则是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在“政道”上缺乏超越神圣合法性的制衡。

    民主政治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民主政治缺乏道德。在民主的制度安排下,政治权威或者说政府合法性的产生取决于“形式的民意”而非“实质的民意”。也就是说,政治权威或政府合法性的产生取决于民意的数量,而不取决于民意的质量,即不取决于民意的道德内容。就算民意违背人类道德,只要在选民数量上达到法定程序产生政府的人数,所产生的政治权威或政府仍然合法。这就是为什么民主选举会产生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原因。所以,民主政治是“数人头”的程序政治,“政道”上“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决定“治道”上政府的产生来源于民意的数量而不考虑民意是否道德。不道德的民意可以产生合法的政治权威或政府,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在“政道”上(合法性上)民意得不到神圣合法性(人类普遍道德)的制约,从而决定在“治道”上政府的统治权威由“形式的民意”产生。从民主政治产生之日起,人类道德就退出了政治权威产生的过程。这不能不说是民主政治存在的严重问题。究其历史文化的原因,则产生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教分离,而在西方文化中“教”就代表着道德,政教分离就意味着“教”(道德)退出了政治领域。

    “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不仅决定民主政治在政治权威产生过程中无道德,还决定民主政治在运作过程中无理想,这是因为民意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渊源,而民意最主要由欲望与利益的诉求构成。我们知道,对“民”而言,考虑得最多的是自己当下的切身利益,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油盐柴米酱醋茶”,所以美国学者卡尔•弗里德利希(Carl J • Friedrich)把民主政治定义为“普通人的政治”。民主作为“普通人的政治”并无可厚非,因为民众的欲望利益本身就具有某种政治上的正当性,因而建立在欲望利益上的民意自古以来就构成了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近代以来,西方历史文化发生了逆变,出现了政教分离,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由神转向了人,人成了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渊源,将神圣的价值排斥在政治合法性之外。由于西方人的理性思维方式不允许多重合法性同时并存,在“政道”上就出现了“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倾向,从而使整个政治过程都围绕着人的欲望利益(所谓民意)来运作。这样,政治中就没有了伟大的道德与高贵的理想,只剩下赤裸裸裸的当下欲望与利益,而不再有未来的崇高希望与生命激情。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走向平庸化、人欲化,政府变成了公司,政治领袖变成了董事经理,政治统治变成了合同契约,一切都可以用金钱利益来衡量,昔日政治中的理想追求与崇高人格已不再可能。西方有论者认为,不管是左的或右的极权政治的兴起,都与民主政治不能提供道德理想的平庸性格有关,而极权政治恰恰能够在政治中提供某种道德理想,尽管今天看来极权政治提供的只是一种虚幻的道德理想,但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带来的政治平庸与无理想导致人们鄙视厌倦民主政治则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在民主制度下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这是因为生态问题涉及的是“神圣合法性”,用中国儒家的话说是“天道合法性”,“天道”与“民意”有时会冲突,因“民意”产生于“人欲”,要解决“天道”与“民意”的冲突,根本之道就是克制“人欲”。但在“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民主制度下,“民意”就是世俗政治中的“神意”,具有唯一、绝对、至高、神圣的合法性,因而作为“民意”基础的“人欲”也就具有了唯一、绝对、至高、神圣的正当性,只能尽力去满足,哪里可能去克制?如果去克制“人欲”,就意味着违背作为“神意”的“民意”,因而在政治上就不合法。当“民意”违背“天道”时,即当“人欲”与“生态”冲突时,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只能是某些层面和某种程度的技术性解决,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主政治的天平永远倾向于“人欲”一边。这是因为在民主制度下,民意合法性得不到神圣合法性(“天道合法性”)在“政道”上的制衡与约束,故在“政道”上独尊独大,主宰整个政治领域,“天道合法性”(生态价值)只有在“民意”(“人欲”)的认可下才有价值,因而才能进入政治领域。实际上,西方民主政治之所以在“治道”的层面可以技术性地解决某些生态问题,正是为了更长久地更高质量地满足“人欲”实现“民意”,而不是为了服从“天道”,更不是在“政道”上实现“天道的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绿党在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中既使胜出也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其绿色理想的原因。因为绿党代表的是“天道合法性”,民主政治代表的是“民意合法性”,并且“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在“民意”唯一、绝对、至高、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安排中,绿党代表“天道合法性”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如果绿党要在政治中真正实现其绿色理想,只有改变民主政治在“政道”上“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弊端,用“神圣合法性”(“天道合法性”)来制衡约束“民意合法性”。但是,这在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中根本不可能,因为民主政治在其诞生之日起,就按唯一、最高、绝对、排他、世俗、独大的“民意一重合法性”来进行“治道”的制度安排,因而没有在“治道”的制度安排上为其它合法性如“神圣合法性”或“天道合法性”留有制度的余地。因此,绿党要想在西方的政治中完全实现“生态价值”,在“政道”与“治道”中都体现出“天道的合法性”,除非从根本上改变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架构,不能在产生问题的制度框架内即民主宪政的制度安排内来谋求问题的解决,因为民主政治建立在人欲上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架构正是导致生态问题最根本的政治原因。

    在近代非西方国家建立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排斥“历史文化合法性”,在统治渊源上截断了政治与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联接与继承,得不到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可与支持。虽然民主政治在民意上可以得到本国民众某种程度的认可甚至支持,但在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上没有根,缺乏渊源,因而得不到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可与支持,仍不能完全合法。“民意合法性”只是一国国民此时此地的现世民意认同,而“历史文化合法性”则是历史上千百年来无数国民民意的认同。国家是一有机生命体,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因而政治不能割断与国家历史延续性的联接,否则国家的有机生命就会断灭,就会出现政治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国家是过去的国家,是现在的国家,也是将来的国家,现在国家的使命是将古代国家延续下来的生命传至将来的国家。国家不是国民理性选择与民意产生的结果,而是历史延续与传承的结果。国家的这一有机体性质决定国家在解决合法性问题时,政治权威必须获得历史文化的认可,即必须延续过去国家的生命才能合法。在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中,建立民主制度没有“历史文化合法性”的问题,因为民主政治本身就是西方历史文化的产物,在西方历史文化中有其深厚的根基。但在非西方国家,由于没有民主政治的历史文化传统,民主政治确立的合法性只有民意一重,没有将本国的历史文化作为合法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建立的民主政治就算获得民意认可,而本国的历史文化也不认可。这种移植过来的西式民主在非西方国家的合法性上肯定要打许多折扣,其靠民意建立起来的合法性只能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得不到本民族历史文化认可的不完全的合法性。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民主政治并非如福山所说其基本原则无问题,当今世界的政治问题只是如何去充分实现民主基本原则的问题。然而,在我看来,恰恰相反,当今世界的政治问题正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存在着严重问题,即民主政治在合法性问题上存在着致命的弊端,不克服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弊端,人类政治就不能臻于完善。因此,当今人类政治面临的问题并非如福山所说是如何去充分实现民主基本原则的问题,而是改变民主的基本原则重新确立人类政治基本原则的问题,即重新确立政治合法性原则的问题,这是人类政治的大根大本问题。具体说来,就是扬弃“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民主政治,建立多重合法性相互制衡的新型政治。这种多重合法性相互制衡的新型政治就是中国儒家推崇的王道政治。所以,我们说历史并没有终结,王道政治正是人类历史的新开端与人类政治的新希望。

四、王道政治是对民主政治的扬弃与超越

  王道政治是在“政道”上“三重合法性”制衡的政治,所谓“制衡”,就是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合法性这“三重合法性”相互制约,每一重合法性都不能独大不受制约,同时,每一重合法性都有其正当性,都能在制衡中恰当地实现其自性,从而在差异中含摄共存。这就是中国文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精神。从人类政治史来看,每一重合法性独大排斥其它合法性都会出现问题,比如,在西方中世纪的政治形态中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一重独大,形成神权政治,压抑合理的人性欲望,出了问题;西方近代又走到另一极端,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形成民主政治,完全以人为中心,排斥超越神圣的价值,出现了极端世俗化、人欲化的倾向,又出了问题;再如某些伊斯兰国家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一重独大,拒绝涉及到任何历史文化的变化与改革,不顺应人心民意,极端顽固保守,也出了问题。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三重合法性”必须共存制衡,才是完善的政治。而在人类历史中,只有王道政治才是“三重合法性” 共存制衡的政治,因而王道政治才是人类完善的政治。
站在儒家王道政治的立场上不接受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完全反对民主政治。王道政治扬弃民主政治,是因为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出了问题,必须建立新的政治形态,人类政治才有希望。王道政治超越民主政治,是因为民意合法性在“政道”上有其正当性,王道政治只反对“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而不反对合理的民意本身,反而将民意作为合法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予以制度性的保障。所以,王道政治虽然扬弃了民主政治,但却吸取了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的原则,在“政道”上建构了比民主政治更高更完善的政治形态,我们完全可以说王道政治高于并优于民主政治,是可以作为人类政治理想来追求的政治。

    首先,王道政治在“政道”上包含了“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可以对治民主政治在“政道”上“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弊端,即可以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去制衡约束“民意的合法性”,使民意在政治上不至于膨胀越界而违背超越神圣的天道天理的价值,使民意在政治上受到体现天道天理的宗教道德的普遍约束。这样,就可以克服民主政治极端世俗化、人欲化的弊端,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体现出超越神圣的价值。

    复次,王道政治是能够体现道德的政治,因为“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就是“实质性道德”,王道政治不仅要考虑“形式的民意”,更要考虑“实质的民意”,“实质的民意”就是道德。王道政治通过“政道制衡”将“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作为政治权力是否合法的标准,就可以把道德贯穿在政治权力运作的整个过程。就算“形式的民意”在数量上达到了法定选举标准,但如果违背了“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就意味着违背了道德,依“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即可判定违背了道德的民意在政治上不合法。因此,王道政治不像民主是形式上多数人的统治,而是实质上符合道德的人的统治,而这种符合道德的人的统治只在乎统治者意志的道德性,不在乎形式上的人多与人少。在王道政治的“政道”中,固然有“民意合法性”一维,但民意必须符合道德才在政治上合法。理想的形态是多数人的民意符合道德,如果多数人的民意不符合道德,依王道政治亦仍然不合法。不合法的政治就必须批判反抗,而批判反抗的标准就是“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因此,只有在王道政治下通过“政道制衡”,人类才可能有道德的政治。

    复次,王道政治是能够高标理想的政治,因为王道政治在“政道”上“参通天地人”,使“三重合法性”既周遍含摄又各住自位,体现了中国文化(亦是人类文化)在保持自性中追求和谐的“中和”理想。王道政治在合法性中包含了超越神圣的价值,而超越神圣的价值自古就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王道政治在“政道”上“参通天地人”,就要求必须在“治道”上实现此“中和”理想,这不仅需要在制度架构的安排上去实现“中和”理想,还需要在政治人物的人格上去实现“中和”理想,即政治人物不仅负有实现正当民意的责任,还具有实现神圣天道与延续历史文化慧命以至永远的责任。这样,政治就不是如民主政治那样只是实现眼前世俗利益的场所,而是追求“中和”理想、实现神圣天道与延续历史慧命的道场。人是希望的存在,人的生命中激荡着追求理想的激情,人类政治生活若无理想无希望将是人类生命的退化与堕落,将是坠入无明深渊遭受永无休止的迷暗势力支配不得出离。因此,王道政治可以克服民主政治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化而带来的平庸化,重新唤发起当今人类因冷战结束而幻灭的政治激情。同时,王道政治所追求的政治人格不是人人平等教条下的政务官,而是具有奇里斯玛(charisma)风范的“参通天地人”的圣贤人格,而这种圣贤人格自古就是人类追求的人生理想与人格楷模。也就是说,只有王道政治才能将立体的崇高政治人格带入当代政治,克服当代政治(民主政治)一人一票的形式平等在政治人物身上带来的平面化倾向,激发出人类追求伟大政治理想与崇高政治人格的生命激情。

王道政治包含了“天道的合法性”(“超越神圣的合法性”),把生态价值提高到“政道”的层面来解决,从而确立了生态价值在合法性上的崇高地位,使其成为“治道”的法理渊源,任何违背“天道”(自然生态)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都将被判为不合法。也就是说,王道政治不仅包含了生态价值,还把生态价值上升为“政道”上的合法性,对民意的合法性进行制衡约束,因而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如果民意不违背生态价值,“天道的合法性”就认可其具有正当性,使其在政治上得到实现;一旦民意违背生态价值,“天道的合法性”就判定其在政治不具有正当性,进而制衡约束之,使其不至膨胀越界而带来严重后果。因此,在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生态问题,在王道政治“政道制衡”的合法性架构中即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也就是说,王道政治不只代表人道(民众)的利益,也代表天道(自然)的利益(自然是天道之一维),民意只有在不违背天道的前提下才具有合法性,任何违背天道的民意都不具有合法性,因而都不能在“治道”的层面变为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这样,就能在政治上保障自然不被违背生态价值的人欲民意所侵害,“民意合法性”就不至独大而不受天道制衡约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王道政治就是生态政治。

    王道政治包含“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还可以为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传统合法性的认可与支特,使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不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断裂。我们知道,在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大多数国家都效法西方政制,完全拥抱西方民主,如印度、日本、土耳其等(尽管印度日本是从非自愿到自愿或半自愿)。由于这些国家建立的西式民主承袭了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弊病,在“政道”上排斥“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使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背离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自身的历史文化上不再具有合法性,其建立的政治体制成了一种与自身传统断裂的无根的政治体制。这种无根的体制得不到千百年来传统资源的滋养护持,只依靠“民意一重合法性”维护其统治权威与稳定性要打许多折扣。而王道政治能够提供“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使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得到传统资源的滋养护持,从而能使其统治权威更加合法,更加稳固,更加持久。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看到,王道政治在“政道”上综合了古代的君主政治、神权政治、近代民主政治与现代生态政治的价值,又能为非西方的政治发展提供“历史文化的合法性”。根据孔子综合三代改制的精神,按照亚里士多德混合政制是最好政制的思想,王道政治综合了人类古今政治的优点,因而王道政治是最好的政治。在当今世界,政治上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合法性一重独大”: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自不用说,伊斯兰原教旨国家则是“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一重独大”,或“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一重独大”,而王道政治所建构的合法性则是“三重合法性”同时并存,并且“三重合法性”相互制衡,每一重合法性都不能绝对排它地独大而不受约束,只能在相互制衡中实现其自性价值。这种“政道制衡”是王道政治的根本特色,也是解决当代政治在合法性问题上偏至极端的不二法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道政治是对民主政治的扬弃与超越,是当今人类政治发展的理想与希望。

五、王道政治在“治道”上的具体落实

    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并存制衡”(“政道制衡”)的基本理念已由吾国古圣先贤确立,但王道政治“政道制衡”在“治道”上的具体落实则有待历史机缘提供的条件而逐渐实现。在吾国古代,历史提供的“治道”机缘只能是君主制,故“政道制衡”只能通过君主制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在君主制下,儒家圣贤们通过“治道”上的设官法天制度、三公论道制度、明堂行政制度、太傅教育制度、经筵讲席制度、史官实录制度、郊祭庙谛制度、采诗封禅制度、选贤举能制度、群臣庭议制度、大臣谏议制度以及以经术治国、以儒教为国教等一系列制度来实现“三重合法性并存制衡”。今天,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正处在一个旧政治形态崩溃、新政治形态尚未建立的时代。这是一个历史大开大合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伟大政治创造并考验中国人文化创造力的时代。在这一时代,如何在制度层面落实吾国古圣先贤确立的“政治权力三重合法性并存制衡”的理想,已摆在了每一个关心中国政治发展与中国文化重建的中国人面前。然而,新的“治道建构”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其细致极富理性又极具争议的事情,本文不可能详论,仅述其大端以期引起国人的关注讨论,共同推进这一历史文化大创造的进程。

    王道政治在“治道”的宪政制度安排上实行议会制,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实行三院制,每一院分别代表一重合法性。三院可分为“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通儒院”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国体”一词取《春秋》国家万世一体之义,国家是历史文化的产物,是一有机生命体,国家的生命一旦产生后,不管朝代、政府、政权、统治者、国号如何变化,国家的有机生命体不会中断,国家的生命将永永远远延续下去。此即《春秋》之义:今之国即先祖之国,亦即子孙之国。今天的中国延续了古代中国的国家生命,又将此生命传至将来的中国。历史文化就是国家的生命,中国将永永远远是中国。正因为如此,国家不仅是历史文化的产物,也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与传承者。)“通儒院”由推举与委派产生,“庶民院”由普选与功能团体选举产生,“国体院”由世袭与指定产生。“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长期任职,如十五年或二十年,可不到位,委托代表主持院事;议员来源有两个途径:一、社会公推之儒家民间贤儒,二、国家成立通儒学院,专门培养精通《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之儒士,经过学科考试与政治实习后,根据学、行、能、识,分别委派到国家、省、市、县级议会任议员。其议员产生之规则与制度可效仿吾国古代之“察举制”、“荐举制”与“科举制”。“庶民院”议长议员则按西方民主政治议会产生的规则与程序产生。

    “国体院”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亦可不到位,由衍圣公委托代表主持院事,议员则由衍圣公指定吾国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历代国家忠烈后裔、大学国史教授、国家退休高级行政官员司法官员外交官员、社会贤达以及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产生。(依《春秋》之义,孔子为王,故孔子子孙依血缘继承孔子王统,亦得为王。不过此“王”非世俗权位之王,乃历史文化之王。因孔子继承了自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传统,代表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合法性,故孔子子孙得依其血缘继承孔子王统而为“国体院”世袭议长,以此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合法性。

    此外,孔子是汤后,继承了古圣王商汤的血统,即意味着孔子后裔继承了古代的“帝王之统”,古代的“帝王之统”代表了国家的历史延续性,故孔子后裔作为“国体院”的世袭议长亦代表了国家的历史延续性,而这一国家的历史延续性也就是中国国家的“历史文化合法性”。“国体院”议员由吾国历代君主后裔产生,即依《春秋》“存王者后”的原则;由历代圣贤后裔与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产生,即依“礼三本”圣贤为文化之本而报之的原则;由历代国家忠烈后裔产生,即依《书经》对国有功者“赏延于世”的荫恤原则;由大学国史教授产生,即依吾国“以史为鉴治国”的原则;由国家退休高级行政官员司法官员外交官员产生,即依吾国传统“养国三老备议事”的原则;由社会贤达产生,即依《春秋》“选举”即“选贤举能”的原则;由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产生,即依中国传统国家“宗教宽容”的原则——尊重中国历史中业已形成的其它非主导性宗教的原则——以及依儒教“一统下多元”的原则——以儒教价值作为“王官学”而其它宗教价值作为“百家言”的原则。)三院中每一院都拥有实质性的议会权力,法案须三院或二院通过才能颁行(必须由三院通过的议案为“强性议案”,只须两院通过的议案为“弱性议案”,详见本人《儒教宪政的义理问题与议会形式——响应贝淡宁教授对“议会三院制”的批评》一文。),国家最高行政长官与最高司法长官也必须由三院共同同意才能产生。

    另外,“通儒院”拥有“积极延宕否决权”,如果一个法案由“庶民院”提出有利于民众,但违背天道,“通儒院”不同意而进行延宕否决,此法案就不能成为法律,如关于同性恋单性家庭合法化的提案;反之,一个法案由“通儒院”提出有利于天道,但不符合民意,“庶民院”不同意只能成为“弱性议案”,如果“庶民院”联合“国体院”反对,此一议案也不能成为法律,如西方绿党许多保护生态的提案过于激进与超前。再如一个法案由“庶民院”提出符合民意,但不符合历史文化传统,“国体院”不同意只能成为“弱性议案”,如果“国体院”联合“通儒院”反对,此一议案也不能成为法律,如关于全民公投改变国号、国语、国教的提案和分裂国家领土的提案。由于三院制中每一院都具有通过法案与决定最高行政长官与最高司法长官的实质性权力,“三重合法性”在“治道”层面实现了“立体性制衡”,即实现了“天道超越神圣合法性”、“地道历史文化合法性”、“人道人心民意合法性”之间自上而下的既立体又横向的制衡。虽然“通儒院”代表的“天道超越神圣合法性”具有优先性(这一优先性体现在“通儒院”拥有“积极延宕否决权”上),但每一重合法性都不能绝对排它地一重独大而不受其它合法性的制约,因而都不能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排斥其它合法性而主宰控制整个议会权力的运用过程。也就是说,在三院制议会“立体性制衡”的架构中,每一重合法性都可以在与其它合法性制衡的制度安排中恰当地、受约束地实现自身,同时又取得其它合法性的认可而不侵害其它合法性。比如,即便“通儒院”拥有“积极延宕否决权”,但如果“通儒院”提出一项限制信仰自由的议案,“庶民院”与“国体院”不通过也不能成为法律。此即意味着其它两院对“通儒院”也起到了制衡与约束的作用,故“立体性制衡”也不能使“通儒院”在三院制议会中具有优先地位而一院独大主宰控制整个议会过程。

    这种王道政治的“议会三院制”不同于西方民主制中的议会制,按照“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思想,美国议会中的参议院众议院虽然产生的途径与代表的人群有区别,但都代表民意,民意是其唯一的法理依据,其制衡也只是民意内部的制衡,故依王道政治的“治道”安排(在“议会三院制”中)属于“庶民院”代表的范围,其制衡只是不同民意的制衡,这种制衡上的区别并无实质性的意义。此外,以英国、日本为代表的保留君主的许多国家,其君主在实际政治中不是政治合法性的渊源,不能在“政道”上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因而没有“治道”中制衡其它合法性的制度安排与制定并通过法案的实质性政治权力,只是一种礼仪与传统的象征,故不能与王道政治“议会三院制”中有实质性政治权力代表“历史文化合法性”的“国体院”相比。英国两院制中的下议院相当于王道政治中的“庶民院”,上议院议员中包含了大主教、主教和王室贵族、司法贵族及其它各种贵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与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但由于上议院的存在没有明确的法理依据,只是历史的遗留,再加上下议院的权力不断扩大,上议院的权力越来越小,以至形同虚设,不能在“治道”上起到制衡下议院的作用。这是因为英国的民主制在“政道”上也是“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政道”上不能制衡,“治道”上就算有历史遗留的制度自然也不能制衡。伊朗的议会制类似两院制:议会类似下院制定法律,宪法监护委员会类似上院审批法律;议会议员由全民直举,代表民意的合法性;宪法监护委员会由宗教领袖与法律专家组成,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与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但因伊朗的政治属于神权政治,在“政道”上是“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一重独大”,落实到“治道”上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权力实际上绝对地排它地大于议会的权力而不受议会权力的制衡约束,二者的关系不是分殊制衡的关系,而是前者主宰凌驾后者的关系。这与王道政治“三院制”中“通儒院”与“庶民院”的立体等差制衡关系不同,伊朗的神权政治与西方的民主政治虽在“政道”的内容上差别甚大,但在“政道”的形式上则没有根本区别,都是“合法性一重独大”,即一是“神意的合法性一重独大”,一是“民意的合法性一重独大”,二者都违背了“中和”的原则,体现的都是“偏至的合法性”。由上述举例可见,王道政治的“议会三院制”是一种真正体现“政道制衡”的“治道制衡”制度,真正体现了立体的“中和”与“制衡”的原则。

结 语

    王道政治是提供“三重合法性”并且“三重合法性”在“政道”“治道”上都立体等差地相互制衡的政治,因此,王道政治高于并优于在“政道”上“一重合法性独大”的民主政治与神权政治。吾国的古圣先贤已经为我们确立了永恒不变的“政道”原则——“三重合法性并存制衡”的万世法,我们今天的责任就是在“治道”上去落实这一万世法。这一创制的历史使命异常的艰巨复杂,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成功。然而,我们已经知道王道政治是对民主政治的扬弃与超越,是人类迄今所能构想的最完善的政治,所以,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在“治道”上设计出满意的制度(这需要长期艰苦的理性思考与历史条件的机缘凑合),但是,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当今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超越民主,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这不仅是在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也为人类政治指出了一个新的理想、开出了一个新的路向。这是对中国人的创制智慧与创制能力的考验,也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可能做出的贡献。

    选自《政治儒学•续编——王道政治与儒教宪政: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儒学思考》书稿

 

 

 

儒学复兴的制度性路线设想

李阿慧

孔子2564年 暨耶稣2013年5月5日

    儒家文化并不是中华文化的全部,但在长久的历史时期里却是作为主流的社会精神。并且在汉初确立为“官学”之后,中华文明的制度载体基本上是由儒家思想奠定的。所谓“制度载体”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的政治、教育和宗教机构,汉武帝时广招天下儒生,设立五经博士,《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了汉初尊儒的整个过程,通过经学博士和学官,而从政教制度上确定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按照传统的理解,儒学有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之分。所谓心性儒学是由子思和孟子首开,主要体现在《大学》、《中庸》和《孟子》等先秦文本中,宋明理学又与佛家、道家思想相贯通、融合,于是就有了心性儒学,也就是宋学,宋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科学派的诟病最为严重。而政治儒学则可溯源先秦时期的《春秋》,《春秋》具有某种政治讨伐和申辩的意味,《春秋》经在西汉被立为官学,成为汉儒寻求政治教化的重要经典文本,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正是要重新辨识《春秋》经里的素王改制成分,另外儒家其他的经典著作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政治儒学可称为一种天下观念和大同理想。

如果要讲儒学复兴,那就应该先分析哪个层面的复兴,是心性儒学还是政治儒学?抑或其他方面。我们可以借助李泽厚的概念,称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简称为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而宋明理学家和现代新儒家分别代之以“内圣”与“外王”。 儒家是沟通私人道德与公共道德的习俗道德,这种习俗道德并不依据于某种文本,而是由长时间的传统积淀而成的,儒家对于知识精英来讲是一种内在的信仰,而对于一般大众则是一种社会规则和习俗风尚。尼采在《朝霞》中分析习俗道德产生的根源时说,习俗道德是通过传统和权威才得以确定和延续的,习俗道德是内在于人们心中的道德观念。可以理解儒家道德作为一种习俗性的道德,一方面通过权威(崇尚秩序)和传统(祖述尧舜)来延续道统,另一方面又通过礼乐制度和选官制度来延续其政统。

一、儒学衰落的制度性根源

 儒学的衰落是中国现代化之路上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儒学的没落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事件,也是中国社会整体结构和制度变迁的反映。中国的政治权威和文化传统在二十世纪遭到了灭顶之灾。实际上,儒学在近代中国的衰落体现在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面临的危机上,二者在戊戌变法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二三十年间均受到严重冲击。

学者在分析其儒学衰落的历史根源时往往只从一系列社会运动着眼,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些运动固然提供了一种宏观视角,但如果要更加细致地分析具有原因,则要寻找其制度性根源。制度发生改变才会影响到习俗道德,因而要分析到底是哪些具体的制度导致了儒学的断层和难以为继。

晚清从戊戌变法到预备立宪的几年时间,政府机构改革最大的是教育制度。这首先体现在科举制度的废除,彻底改变了延续千年的升学和选官制度,致使儒家经典学问在求取仕途上变得无足轻重,从而对精英阶层中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弱。儒学的实用功能和权威性由此降低,读书人不必要熟读儒家经典,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多元的升学和选官途径。

新式教育制度的兴起,这体现在初级到高级学堂的兴办,其教育理念逐渐倚重于西方的教育模式,增设了诸如美术、算数、物理等课程,与此同时儒家经典在教学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与西学同时传入中国的是激进的历史观,以及相伴随的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西学观念的冲击,这是一种时代转换带来的文化自主性的丧失。

中央政府相关机构的废除,如礼部、翰林院、国子监等都是承载中华文明的礼乐制度、选官制度和教育制度的主要机构,自民国政府建立之后,历任中央政府都没有设立这样的机构。取而代之的是教育部和文化部等机构,而这些机构的职能基本上只是行政和管理,不具备开创文明新形态的职能。

中华民国的成立,开启了习尚制度的改革。在中国传统社会,习尚制度是一种不成文法,它体现为自古延续下来的生活观念,以及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念,关系到百姓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行为规范。在中华民国颁布的法制规范中,废旧礼、旧俗的习尚制度改革占有很大比重。例如,禁止妇女缠足、倡人权、废跪拜、易服饰[1]。这些旧礼旧俗不能说跟儒家的社会观念一点关系没有,但关系多大尚无定论。习尚制度若发生改变,则习俗道德必生变化。而教育和选官制度也间接地改变了一个社会的习俗风尚,整个社会的舆论面貌焕然一新,于是旧礼不倡、旧俗不兴,儒家的礼乐和宗法制度因而也面临崩溃。

晚清民初儒学的衰落,实际上是一种制度根基的倾颓,以及社会风尚的大翻转。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新的知识体系的传播,各种的“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儒学作为一种官学立场已经变得日渐不可能。整个二十世纪,儒学从国家祭坛上搬下,被视为封建主义的余孽和现代国家的绊脚石,甚至被人们踩在脚下,这是两千余年所少见的文化激进现象。

二、改革开放以来儒学复兴的路线

  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学热以及儒学复兴的浪潮主要来自于两条路线:

  一是下行路线。主要是发轫于民间的国学热,又体现于读经热的传统教育复兴,这种儒学复兴具有民间性和通俗性。读经热最早是从台湾和香港以及东南亚等大陆之外的华人聚集区兴起的,这些地方的传统文化的传承并没有随政治事件而中断,但在现代教育制度的包围下也显得愈见微弱。九十年代之后,大陆在民间教育中出现了国学热,比较有代表的是提倡读经和办私塾教育。这种教育往往比较松散,并且由于现行的教育法规政策限制了国学教育大规模开展,只是限于一些较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之所以称国学热和读经热为“下行路线”,是因为这种复兴只是在民间,并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主要以发扬传统的读经和国学教育为着力点。

  二是上行路线。主要兴起于精英知识分子对政治儒学和礼乐制度的提倡,他们不甘于只从学术上谈儒学,他们希望依靠社会组织或政治力量促使儒学复兴。从九十年代初起到当下,精英阶层包括学术界和文化界出现了儒学复兴的热潮,比较有代表的是蒋庆提出儒教和政治儒学的纲领,陈明和刘军宁提出将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融合的思想,甘阳提出儒家社会主义的主张,姚中秋提出复兴儒家的礼乐制度,干春松提出制度儒学的观念,张祥龙提出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其中各位学者的主张各不相同,矛盾分歧很大,但也有相契合的主张。另外还有《原道》、《文化纵横》等刊物,从学术上推动传统学术和文化重建。除此之外一些学者积极推崇儒家的生活方式,这偏向于儒家的私人生活一面。上行路线与下行路线不同,具有很强的学术化背景,主要着眼于传统文化和文明在国家层面上的复兴。

  不管是下行路线所代表的民间国学热还是上行路线所代表的精英化的儒学复兴,都是一种非官方的立场,官方对于国学热和儒学复兴并没有太多直接介入。蒋庆强调政治儒学具有一种对权威政治和专制政治的批判性,想从政治儒学中撇除政治意识形态,但政治儒学跟权威政治在现实层面始终相互伴生,从蒋庆最近提出来的“三院制”[2],我们或可了解政治儒学的内在矛盾。但蒋庆也非常注重儒学的民间性,这与秋风和陈明等学者的立场很相近,他们都认为儒学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应该培植于民间。

  由学术化的儒学到民间儒学的转换,主要是依靠于各种社会力量实行的制度性路线。所谓制度性路线,即具有普及民间的视野同时也具备一种专业性视角,并且通过可行性的制度设置来逐步推动儒学的复兴,可以说它是下行路线和上行路线的调和。与下行路线的民间性相比较,制度性路线具有制度规范的特点,它依靠社会组织和国家力量实施制度建构,但并不与政治利益相牵连,并要淡化政治意识形态,最终仍是要保持儒学的民间性。制度性路线更加可行而非囿于纯粹的学理层面,它主要集中在教育和文化的改制上,而非一种政治儒学的制度改革。

三、儒学复兴的制度性路线设想:转变教育和文化的风尚

  中国传统文化需要一次“转化”,使之适应当今,这种转化一定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势必要通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来推动和转化。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的教育上,应该力图扭转盲目出国留学的热潮,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和发掘传统文化和教育资源上。

   儒家历来充当了官学和意识形态。在未来需不需要保留官学形态可以另论,但务必要冲淡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国家立法机构重新确立国民教育的大政方针,清除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教育。重新解释国学、儒家等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这需要改变原有的历史观,不能一味地以封建主义解释儒家的礼乐制度。儒家主要以追求德性为目的,因而主要以求得个体独立思考并与集体、国家形成恰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主要目标。

    儒学的制度性路线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国家有关机关建立中国传统文化复兴战略和政策,与国家的现代化战略一起写入宪法,从长远保障国家复兴传统文化的基本方向和政策的稳定性。从教育、文化、学术等方面系统地转化传统文化资源,运用大智慧进行古今转化。国家的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等部门应联合起来,制定出一些发扬传统学术和文化的政策,全国人大也应该率先制定一些相关法规法律。

  这需要以教育为先导。官方建立国家的国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并列的学术机构,设立院士。国家国学院主要职能是研究和传播中华文化传统学术和文化;编撰典籍和相关图书;培养国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为中小学和大中专学校培养国学专业的教师队伍。国家国学院的日常教学和管理在遵守相关法律的前提下享有最大限度的自主权,自主开设课程和教学计划。

  民间设立双轨制的教育制度,给儒学教育开辟一扇窗户,另外设立专门一套教育政策和升学机制。从初中阶段选拨一小部分的优秀且热衷于传统文化的学生进行精英化培养,课程的一半以上以国学为主,辅以其他基础课程。以“书院”为主体,可以参照古代的书院制度,配备学术资历深厚的教师,建立儒者面向大众的讲学机制。

  在一些有条件的大学,建立和整合原有资源建立国学院,为国学专业学生提供专门的升学途径,不必通过常规的中考和高考,并且建立长久的制度保障。这需要以书院和国学院作为主体来选拨人才,使这些培养机构拥有自主招生的资格。在普通高等院校建立通识教育课程,取代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通识教育课程主要包括历史教育、人文素养教育、公民教育等方面。所选取的课程包括古今最经典而通俗性的著作,也可以国家教育部统一编选的高质量教材。现在一些高校通过设立专门的通识教育学院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方面的经验已经积累了一些,可以设立先行试点院校。

  以上是教育方面的改革设想,主要是通过设立国学院和书院制度来推行,以培养国学专业的精英人才为主,使之成为未来中国在文化复兴上的领导者。单是设立国学院和书院制度,在短期是无法改变社会风尚的,还需要从文化、传媒、文艺形式上进行制度改革。教育方面的改革主要依靠国家相关机关,文化方面则主要依靠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其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建立民间国学团体和儒学团体的联合会,官方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这些团体的讲学活动和其他活动,保障这些民间团体以教学和招生资历。民间儒学团体是传播儒学的最主要组织,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儒学团体不是纯粹学术团体,而是民间的自发性组织,民间儒学是儒学复兴的真正根基所在。

  通过民间组织在民间恢复宗庙祭祀仪式,维持家族血缘联系。儒家的一个重要观念是讲究慎终追远的祖先崇拜,狂热的祖先崇拜已经不合时宜,可以转换为现代人可接受的祭祀仪式,更加理性化而庄严。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是反对狂热的和虚饰的崇拜仪式。因而宗庙祭祀要去除狂热与繁缛,通过简易而庄重的方式得到延续。

  逐渐变革居住观念和生活观念,维护家族的亲情联系。儒家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家族亲情的家族联系。中国的传统儒学是附着在“家”的观念之上,没有了精神归宿的家族,谈何中华文明复兴。因而,未来中国政府要促使一个家庭和家族能够就近居住。所谓生活观念,体现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如在建筑风格上可以更加符合审美和实用性,并且融入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在服饰上的形式上进行大胆创新,融合中国古典服饰的风格,舒适和美观应该作为标准。中国人的生活观念具有几千年的历史沉淀,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能否发扬广大,不仅对中国人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世界人民也将意义深远。

  开出新的礼乐形式,纠正长久以来的大众文化缺失。中国历来讲究礼乐兴邦,礼乐除了有制度性的根基外,还具有教化民风、陶冶性情的意义。儒家的观念具有某种审美意象,这贯穿于中国人思想观念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审美性不仅仅是感官上的“悦耳悦目”,也是一种超脱于耳目的心智之怡。这大不同于现代流行文化狂躁的“娱乐”情绪,现代流行文化已造成了人的情感上的异化。新的礼乐形式的开出,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移风易俗,确定一种新的大众文化载体。

  大众普及必须要运用现代传媒手段电视和互联网进行,不能排斥现代文明的一些技术成果。电视媒体也应开设和拍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高质量节目和专题纪录片,如百家讲坛在大众文化普及上就是比较成功的例子。它的成功也从侧面反映了大众对于传统文化常识的热情。

  儒学只有根植于现代文明的土壤上才真正“合乎其时”地走向复兴之路。制度性路线是结合现代文明的有益成果,从一种可行性角度入手,所谓“制度”主要是教育和文化制度。制度性路线一方面看到了政治儒学之不可能,另一方面也从非政治的“教育”和“文化”上移风易俗。将儒学作为一种习俗道德加以提倡,这与政治儒学的抽象立场有本质不同。政治儒学寄希望于改变政体,从而改变整个社会习俗。而制度性路线则通过改变社会习俗,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更好的文明形式,而非简单地回归到传统中去。

注释 [1]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3页。

   [2] 最近蒋庆和贝淡宁著文表示中国应该复兴儒家的“仁政”,按照《春秋公羊传》关于天、地、人的政治合法性主张设立三院:通儒院(天)、国体院(地)和庶民院(人)。《纽约时报》,2012年7月12日第24版。

 

 

新战国时代的中国应对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滕祥志

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5月5日

  当今国际局势,颇似扩大版的春秋战国,司马迁所谓“古今之变”和“天人之际”的命题,重现且凸显。有识之士或以为,认真研读春秋战国、宋元、明清之际的历史典籍,研读抗战时国族存亡之际诸先贤含“战国策派”的中华民族复兴谋划,或可从中发现文明脉动、历史兴衰和大国争雄的秘密。笔者窃以为,坊间正呼唤历史、政治、经济、哲学、谋略兼备的综合性著作,期能有助于甑别历史洪流中的隐藏密码,揭示人类文明前行的方向。这类著作,应与时下专家著述有别,它不一定要有像模像样的引注,但其综合性、全局性和超越学科分类视野的写作,则为时下必须。

  冷战以降,环球剧荡,列国争雄,尘埃未定。显然,就大视野、大纵深的历史宏观问题而言,现代知识学,分而不合,盲人摸象,渐显力不能支。值此混沌之时,王伟《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就是一个抛砖引玉、拨云见日的有益尝试。毫无疑问,作者并非名闻遐迩,亦非某路专家。学者江晓原推荐该书,说:“在一张叫做地球的大餐桌上,西方列强已经开怀畅饮很久了。他们的这种享用,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和压迫基础之上的。现在中国人也已经坐在这张大餐桌上了,西方人开始紧张起来,准备算计这个新加入者。”笔者以为,中国崛起,虽任重道远,却曙光初现,格局已定。但是,当中国进入这张西方人的大餐桌时,必须要清晰地知道,即将遭遇什么。

  其实,从经济史的角度观察,欧洲列强算计中国,至少从15世纪就开始了。有资料显示,先后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们,一方面孜孜传教,以实现“华夏归主”之“使命”,同时也在中国广泛搜集情报,以备不时之需。但客观上,传教士也推动了中西方文化交流,以致东方文明的典籍和人文精神,借助传教士的媒介远走欧洲,点燃了宗教专制之下启蒙运动的火种,为后者提供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动力。这在约翰·霍布森(John M Hobbson)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有详尽描述。其时,伏尔泰等人甚至言必称东方、称孔子。但在西方哲学,其神与人、主与客、道与器、人与我、物与我二元否隔对立,终未消解。验之以史,则祸患不已。

  欧罗巴人主宰的近现代历史,即所谓现代性的世界扩张,已经背离德行、戕害心灵(卢梭),构祸地球家园本身。因此,麦金泰尔(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重申追寻德行(After Virtue),而施特劳斯(Leo Strauss)则执意回归柏拉图(Plato),以为西方寻根寻路。然而,当代国人当深刻反思,中国是如何从世界文明的中心坠落到被列强瓜分的地步?一个历史悠久的辉煌文明,何以再度复兴至文明母体地位?其复兴的内在依据和精神动力若何?社会各界精英,尤须寤寐以思,责无旁贷。

  近代以降,进入19世纪末,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等揭开了满清衰败的序幕。日本击溃满清北洋海军,完成以小胜大的军事冒险。先贤梁任公以为:满清非亡于庚子辛亥,始亡于甲午。

  然而,中西力量对比的变化却要从明代算起。东南沿海一带商人从宋元时起,就架设了通往海外的贸易通道,民间积累了巨大财富,其贸易网络横贯欧亚美洲,中国以其陶瓷、丝绸、茶叶、香料等成为全球贸易体系引擎。明代贸易,商人群体所使用白银,多来自海外,一部分是西班牙人从美洲掠夺,通过菲律宾进入中国,一部分来自日本。中国本不产银或产量极少。

  科举取士,士大夫多出于巨商大贾之家,寒士而能登科及第者寥寥。家族投资士子,士子做官反哺家族,此种模式,颇似韦伯(Max Webber)所谓的“政治资本主义”。由于商人利益集团在朝中代言,迫使明穆宗朱载垕于隆庆元年(1567)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只许用钱。”而隆庆元年这条“银钱兼使”的法令。其重要性在于,它是明朝首次以上谕肯定白银为合法货币。而此前的禁止用银政策和国家法定货币“宝钞”,也由此渐趋崩溃。

  明代中后期,政府管理过程渐渐被士大夫阶层掌控,而权力中枢所代表的公益则被不断架空。士大夫代表大地主、大商人阶层的利益,他们通过科举渠道在朝廷凝聚政治势力,在社会形成学派,聚徒讲学,讽议朝政。比如浙东尚利学派,鼓吹“士农工商”皆为国之根本,颠覆农本;晚明东林党人则支持白银作为国家法定货币,固化阶层利益。由此,明代税制与其工商经济背景极不适应。营利归之于工商业阶层,而税赋则出之于中下层贫民。皇帝需要征收商业税、矿税的努力一再泡汤,以致发生抗税事件。在武汉,皇帝钦差之征税官(内宦)被抗税暴民打死。

  明代皇帝曾长期怠工,何为若此?其与官僚阶层的对抗,根本在于经济政策分歧,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对此有详细描述,但没有揭示皇帝与官僚阶层矛盾的深层经济根源。白银作为国家货币,自明代至满清,延续数百年。西方以白银作为媒介,先踏上了以中国为世界经济引擎的火车,再逐渐占领这列列车的火车头位置,最后,再以鸦片毒品和白银武器,逐渐摧毁其赖以发家的以东方为中心的贸易体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洞烛先机,将近代以来中西易位,称之为戕害“文明母亲”。缘此,经济史大师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著述《白银资本》,其书名英文即为《Re-Oriental》,意在正本清源: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原本就在东方。对此,华裔旅美学者林满红《银线:十九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亦有相关实证研究,与之呼应。

  明末清初,先贤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力主废银。魏源、包世臣、林则徐等也曾主张废银。清末戊戌维新时,康有为也上书主张废银。可见,银本位货币制度对于中国是生死攸关。中国以世界经济中心之地位,而丧失国家货币主权,加之满清行民族压迫统治,荼毒阉割华夏文化,人心尽丧。是故,清末列强来侵之时,东南竞相自保,人民也视满清朝廷与己无关,中国遂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实因满清专制独裁、文化宰制、目光短浅、鱼肉士民所致。列强尤其日本,借助中国的巨额赔款,加快其迈向军国体制的步伐。福泽谕吉著《文明论概略》,鼓吹“脱亚入欧”,明治维新鸣其先声。而满清则自此日益衰败腐朽,中国饱受欺凌。日寇八年侵华战争,从中国掠夺无数黄金财宝、矿产财富,这也是日本战后崛起的财力之源。蒋介石败退台湾时,则从大陆掠走仅存黄金。

  至此,中国日益衰败穷困。开国领袖毛泽东曾用“一穷二白”形容新中国的家底,真是恰如其分。所幸,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举全国之力实现初步工业化,农业国从此变成工业国。中国又利用美苏两强争霸,先连苏以获得工业化支援,再联美以进入世界市场体系。经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借助国际资本产业转移的机会,一跃而成为制造业大国,而GDP也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

  与冷战格局有别,当今国际局势,波谲云诡,风云变换。党的“十八大”将之表述为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变化”。当前,世界权力的转移,经历了从“制造经济”、“物流经济”到“货币经济”的转变,英国称雄全球的时代,主要是制造业胜出;二战之后美国称霸全球,已经具备从海洋控制全球物流的军事霸权;与此同时,形成了“美军--美元--科技”三角循环支撑的战略格局,即美军捍卫美元,美元输血科技,科技阳亢军事。世人皆知,其枢机乃是美元。任何企图挑战美元霸权的力量均会受到美军的军事打击或讹诈,比如科索沃战争打击欧元、伊拉克战争巩固美元与石油挂钩结算地位,当前钓鱼岛事件以及美国“重返亚洲”,也意味深长。

  在美国一霸独强,欧元疲软,共济会金融资本势力操控世界的前提下,笔者不揣谫陋,兹呈管见一二,以求教于大家:

  其一,苦练内功,独立财政和金融。牢记先贤和共和国奠基者的教诲,严守金融和财政政策的独立性,谨防国家财政、金融主权遭受暗算、陷井、损害和打击,特别要警惕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假学术的名义,实施的忽悠、教化、诱导和渗透。厉行民生,但又不掉入拆解大型国企的陷井,以为中华民族复兴留下一点基业。同时,要善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发私营经济的活力。恪守中华文化家庭价值,家庭、社会和国家养老并行,决不将养老一概寄托于国家,以免财政风险。在地缘战略上,以静制动,伺机而作,绝不妄动。东海、南海、钓鱼岛诸事务上,皆控制节奏,把握分寸,不钻陷井,亦不曲从“民意”。吸取战国策论,慎用巧用纵横之策,以求自保和发展。清末,左宗棠、李鸿章陆防、海防战略之争,今宜以守成和进取两端持之,攻守平衡,运乎一心。

  其二,内聚人心,恢复并弘扬传统文化。人心正固,邦守国宁。最为紧要者,莫大于恢复生育文化和孝文化,使之发挥文明传承、养老保险、国家安全、经济繁荣的中流砥柱作用。人口,事关一国政治、经济、文化以至国防,乃国家兴衰之大端,焉能不察?当下,宜分步骤迅即调整或废除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不合适的民族政策。纵观历史,国学诚为国人安生立命之精神支柱。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之进程,恢复人文自信,接续道通,重整共识,弘扬国学传统,决绝历史虚无,势所必然。国学,亦能使海峡两岸,共沐圣教,认祖归宗,文化认同。而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和谐、敬天、尚公、民胞物与、天下情怀,可为陷入困境的“现代文明”找寻生路,以中化西,拨乱反正。

  其三,制度自信,巩固并完善中国善治。察今之弊,名实不副泛滥。善治,必先循名责实。政者,正也;“必也正乎名”,要在名实相副。要谨防顶层设计之“名实”相悖。任何“顶层设计”,均不得动摇《宪法》尊严和架构,不得削弱领导核心之政治、经济、社会基础。党作为中华民族复兴之领导核心,既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政党学说,亦旨归国学经典之《春秋》“大一统”理念。为人民服务,源远流长,迄自民本、尚公、均富、爱国道统,乃万世一系政治哲学,美之至也,宜乎发扬光大:以“选贤与能”抵御西方“选票政治”;以天、地、人“三才”之道之三重合法性,摒弃“民主”一重独大之偏至合法性;以“为人民服务”拒绝为“大资本服务”;以“王道秩序” 、“万世太平”抵御 “霸权秩序”;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矫正“私权神圣”;以“天人和谐”驾驭“征服自然”矫正“以人为本”;“德法”并举,以德为帅,抛弃狭隘制度主义“笼子论”之现代迷信。诚如此,或可主体自觉,中西汇通,别开生面,人文化成,豁然开朗。

  时值清明,谨以拙文祭奠民族复兴先贤、人民英雄、共和国奠基领袖、在战争废墟上为民族复兴艰苦奋斗和流血流汗的先辈。

  作者简介:滕祥志,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商法学博士后。曾长期执律师业,兼任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财税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政府管理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副研究员。研究专长:财税法、公共政策分析。

  2012年11月4日初稿,2013年4月4日修订。
 

 

 



发件人: LUYI [mailto:yilu@sse.com.cn] 发送时间: 2013年5月21日 9:04主题: 三派红卫兵三台戏 主题:【前进海报】

    這裡有些親歷者,不要激動,不妨看看!

三派红卫兵三台戏

回忆

    如果以对文革的态度划分,1967年的上海,红卫兵中存在着三大派别。

    一派是正在酝酿大联合,准备筹建市大、中学红代会的红卫兵组织,市革委会正努力将他们纳入规范,他们也尽力按市革委会的要求开展校园内外文革。虽然他们内部仍在为红代会的席位争吵,但他们的行动基本符合建立文革新秩序的形势要求。他们因此与市革委会关系较密切,而且他们在各学校已经建立或正在筹建的“红卫兵团”中都是负责人,所以他们被称为“兵团派”。他们正在成为上海红卫兵的主流派。

    一派是反主流派,在中学以“中串会”(“中学运动串联会”)为代表,大学以“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和“炮司”(“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为代表。

    还有一派是1966年文革初期的那些“老保”红卫兵,更准确地说,是一帮干部子女,他们原来是文革初期的保守派组织“上红总部”(“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的骨干或核心。“上红总部”被解散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愿加入造反派红卫兵,又在学校另立组织,长期与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对立。“中串会”提出的打“联动”和批判“血统论”,正是针对他们的。

    1967年夏,一向领风气之先的北京红卫兵兴起大型歌舞热潮,一些业余文艺爱好者自己创作排演大型歌舞。编排的剧目有《红灯照》、《井冈山之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的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红卫兵组歌》、《抗大之歌》等等。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出现不少节目。这些节目的结构和表现形式大都模仿文革前被主流媒体着力赞扬的大型歌舞《东方红》,集朗诵、独唱、合唱和舞蹈于一体;也有将文革前夕萧华上将撰词的大合唱《长征组歌》重新填词的。

    在上海,三大派系红卫兵分别排出了三台戏。以文艺形式表现自己的存在,张扬自己的观点。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三派红卫兵各自排练出歌舞剧或大合唱。“兵团派”红卫兵排练了大型歌舞《英雄的红卫兵万岁》,当时被简称为《万岁》;“中串会”排练了《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也是大型歌舞,当时被简称为《前进》;干部子女红卫兵排练的是大合唱《红卫兵组歌》,被简称为《组歌》。

    兵团派的《万岁》,是在市革委会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排练的大型原创歌舞。参加演出的有: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舞蹈学校、上海戏曲学校、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等5个学校的红卫兵,都是艺术院校或艺术团体,加上复旦大学的红卫兵。《万岁》于6月16日和6月25日正式演出;7月1日又在文化广场演出(参见《文汇报》1967年6月30日《〈英雄的红卫兵万岁〉明再度上演》。)徐景贤等市革委会领导观看演出并上台祝贺,电视台转播。《文汇报》报道了《万岁》的演出,说它“气势磅礴,洋溢着革命战斗豪情,演员们激情高昂,富有革命造反精神”。当时受市革委会大力支持而排演的文艺节目,还有大型歌舞《一月风暴》,演出人员共120人,一半是专业演员,一半是“工总司”下面造反组织的文艺小分队队员。

    但《万岁》演出没几场,就遭到反主流派红卫兵的批判,说它“要害是模糊两条路线的斗争”(见红代会(筹)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编辑部1967年7月6日编第93期《革命楼通讯》:《“英雄的红卫兵万岁”要害是模糊两条路线斗争》,原件收藏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尤其“中串会”,认为《万岁》“把红卫兵紧跟毛主席批判走资派的历史”,“歪曲成了破四旧与大串联史”。7月1日那天演出刚结束,就有复旦“红革会”的红卫兵跳上台当场批判。“中串会”更是激烈,在8月4日的红2号《红卫战报》上,以四分之三个版面,刊登长文《革命红卫兵的功勋是什么》,批判《万岁》。

    “中串会”的《前进》也是原创大型歌舞。剧本执笔者主要是由交大附中、市西中学、徐汇中学等五所中学红卫兵组成的编写组,从1967年6月开始编写,一个多月后完成。“中串会”决心编排出超越《万岁》的节目,在编写的歌舞剧本中专门添加了上海红卫兵与“走资派”斗争的两场戏:“战《解放》”、“一月革命”。最初演出时没有明确主办方。有人提出以“中串会”名义主办,但有人不同意,觉得“中串会”本身在当下中学运动中有争议,别惹麻烦。最后决定署名“上海中等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演出。但实际上,参加演出学校的组织者绝大多数是“中串会”观点的,一共有四十多所中学。交大附中人数最多,有40多人,其次是南洋模范中学、上海中学、比乐中学、向明中学、复旦附中以及徐汇中学。

    《前进》的演出阵营庞大:光是乐队就有80人,此外,舞蹈120人,合唱120人。虽然内容表现红卫兵,服装就是平时的军装,不需要服装费,而且演员演出也全部义务,最初既不发夜餐费,也无交通津贴,但其他方面多少总还是需要经费,例如舞台布景等。于是大家去卖废纸,把学校和街上的过期大字报撕下卖,还割草卖过,甚至曾有卖血的打算。不过,后来卖门票有了些收入,解决了成本费用以及演员的夜餐和交通费。

    市革委会对《前进》不支持。《前进》排练后,组织者们在市革委会文艺组软磨硬泡了好几天,要求给予演出场地。徐景贤批示:“给他们演三场,然后复课闹革命”。徐景贤还对特地等在他去作报告的上海交通大学外面,邀请他去看《前进》的复旦附中的许锦根说:我不会去看,你们的任务是复课闹革命,这种跨地区跨学校的演出,我不赞成。

    为了寻求支持,《前进》剧组设法请到“工总司”的潘国平、戴立请、陈阿大和耿金章等观看演出。公开身份是《解放军报》记者的中央文革特派记者邢文举,以及《红旗》杂志记者王宪君,也曾在排练时去观看过。《前进》的组织者希望通过“工总司”头头和这些通天记者之口赞扬演出,从而获得合法资源。“工总司”不久果然在《文汇报》上表态,但却不是表示支持:

    “一位总部常委去观看了为树立一派旗帜而排演的戏,并表示这个戏是好的。结果,这一派就大造舆论,说工总司支持他们的演出。领导成员之间就开展了思想交锋。这个常委开始想不通,认为只是支持他们的戏,而不是支持他们的派。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指出即使这个戏是好的,但也是为树立派性旗帜而演出的,你从跨进剧场的第一步,就是支持了他们的派性。这个常委认识了自己的不对,坚决改正”。(引自1968年4月6日《文汇报》《一支自觉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力军——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徐景贤和“工总司”的态度都来自张春桥。

    1967年12月底,上海中学红代会成立时,《前进》剧组的许锦根在后台给出席红代会的张春桥递纸条,邀请张观看《前进》。张断然拒绝,说:《前进》在上海演100年,我也不会去看!

    对这个演出,最反对的是正在筹建中的上海中学红代会。为此,《前进》演出时,有几次差点被冲砸。《前进》从1967年9月26日至1968年2月28日共演出76场。1968年2月“中串会”因《一切为了九大》文章遭批判,《前进》的演出随之停止。

    至于《红卫兵组歌》,是“康平路事件”后沉寂了大半年的“老保”红卫兵,在1967年7、8月时,又以排练《组歌》显示自己的存在。参演者都是原来“老保”红卫兵的核心——干部子女。他们的《组歌》不是原创,是北京101中学的高中学生改编自《长征组歌》的大合唱,以原来的旋律重新填词,1967年5月以后在北京的干部子女中上演后,传到上海。为了更贴近上海的文革,有些歌词被修改,和北京略有不同。例如,在“串联”一节中,原歌词中有“九四上海雨夜寒,松花江畔英姿豪”句,前一句唱的就是1966年9月4日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的事件;但上海干部子女当初保上海市委,反对这帮来上海串联的北京红卫兵,还和他们辩论过。于是这两句歌词在上海就被改为“渴饮延河清泉水,饥餐井冈大南瓜”。

   组歌的中心是歌颂早期的红卫兵也即“老红卫兵”的造反经历,是失势的干部子女对失去的辉煌的怀念,歌词反映出他们固执的批判指向:

惊四海,震五洲,降妖魔,鬼狼愁,

八月革命风雷激,红卫兵英勇破四旧,

条条大街战鼓响,破旧立新反帝修,

横扫一切害人虫,镇压地富反坏右,

小将血战红八月,红卫兵万代美名留!

    尤其当唱到“镇压地富反坏右”时,指挥者总要特地指挥着全体合唱人员重复三遍地高呼口号:“镇压地富反坏右!镇压地富反坏右!!镇压地富反坏右!!!”这是上海的演出者特地加上去的(笔者当年曾参加过《组歌》的排练,所以记得这个细节)。

   《组歌》参演者主要来自南洋模范中学、上海中学、第54中学、第51中学以及松江二中等学校,都是干部子女较多的中学。《组歌》曾经在南洋模范中学和位于普陀区的101厂大礼堂演出过。由于演出场次少,在当时影响不大。

   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还有“红革会”的《红卫战歌》,参演单位主要是复旦、师大、师院、交大等大学的“红革会”,到1967年11月左右共演出过十几场。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yilu@sse.com.cn>+时 间:2013年05月21日 09:46 (星期二)附 件:1个(刘庆棠谈秦城狱中经历.doc ) 查看附件

刘庆棠谈秦城狱中经历

刘庆棠/口述,陈徒手/采访

   采访小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因为原在中芭工作、邻居张京海老师夫妇的介绍,有幸认识刘庆棠老师,开始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他是我少年时代的偶像,他所塑造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长青的形像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万分痴迷。
  他是个爱聊天的人,闲谈中说了很多旧事。我在1998年7月15日、2001年1月31日时曾详细笔录他的口述,现根据此记录原稿稍加整理成文。刘庆棠老师已于2010年夏天病逝,带走了一生的沉重叹息。他曾有写作回忆录的计划,可惜天不假以时日,来不及对自己一生的成绩和教训做一个真切的总结。现在整理的口述稿只是从他自己的角度,讲述了他所经历所知道的一些事情,一定带有以往历史的苦涩痕迹和片面性。

留着山羊胡子的姚文元

   我与姚文元初次见面是在1968年,在样板戏剧团大会上见到的。
  八十年代初期,在秦城监狱专案进行得差不多,一拨拨人走了,人变少了,就让我们几个一块儿看电视。看电视时,谁跟谁在一起,都有安排。我和迟群、王洪文三人在一起看了好几个月,姚文元突然加进来了,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第一次他来时留了胡子,山羊胡子竟留到胸前,秃了头发,跟我们打招呼,比过去开朗热情,很愿意讲话,他说:“你们都在这,都在这……”、“今天我们一块看,多几个人看热闹……”
  工作年代他的话很少,让他讲才讲,不会主动讲话,是个挺闷的人。他在台上时很少开玩笑,在公开场合显得拘束。开会时要是周总理、江青在场,都要特意提醒一句:“文元同志说点意见……”他才会说一点。
  我惊奇地问他:“怎么留起胡子?”他说:“好啊,留了胡子显得老成……”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变得十分爽朗。在看电视的过程中,他会主动评论。在我的印象中,他评价过女歌唱演员王静的唱法,还有一个殷秀梅是中央广播乐团的,这个团原来归姚文元领导,他对这个团的演员比较了解。有一次电视里播殷秀梅的独唱,他评论了一段:“在女高音中,殷秀梅是最好的,声音表达得好,情绪好……”他问我们觉得如何?我说:“你说得对,她学了美声,同民族唱法相结合,过去唱革命歌曲没有全用美声……”王洪文、迟群在一旁说:“你们是专家,要说起专业评论,我们是外行,懂得少,只是看热闹……”
  姚文元原来内向安静,好看书。我觉得他到了秦城后性格是有一点变化。有一次看电视时我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事?他说:“看书,写点东西……”后来监狱里我认识的小朋友(指看守)告我,姚文元写了一本哲学方面的书稿,是谈辩证法的,他要求出版。
  当年我是42岁,他有47、8岁,看上去显得老了,但他的身体素质还可以,还是显得健壮。他老跟我说:“锻炼锻炼啊……”我说:“我每天都锻炼……”他说:“我也锻炼……”他问我:“你看我怎么样?老成一点?”我说:“是起了作用,老一点了。”他听了就“咯咯”笑起来。过去他很少开玩笑,很严肃的,现在也说说笑笑,有时还笑得特别大声。迟群就愿意跟他开玩笑,逗了说。

想骂就骂的王洪文

   我一开始是和公安部一位姓赵的副部长一起看电视,他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曾当过成都军区政委。谈到自己的事情,他说:“我一点都不后悔,是毛主席让我来公安部的。”
  后来我和王洪文、迟群一块看电视,长达两年时间。屋里有两排沙发,一长一短,我们请王洪文坐前排,他愿意坐后排,说坐在后面便于议论。我们每人配属的卫兵也坐在后排,但他们都是小年轻,知道我们不会出事,他们尽在门外玩,等电视结束了才陪着我们回去。我们一般从晚上七点开始看,一直看到节目都没了,中间就是七嘴八舌评电视剧和文艺节目,会说哪位演员好,哪部戏好。

  有一段时间突然加进来一个老广,五十五岁左右,不说姓名。小兵们说这个人原是总参搞情报的,出了大问题,出卖了什么重要的地下组织,所以请他回来开会就扣住,判他死刑,缓期执行。迟群和我心里明白,知道他想打进我们圈子,刺探情况,想立功减刑。小兵说:“你们要小心,他不怀好意……”我们说:“我们哪能看不出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钉子,合计把他拔走。
  问他姓名、单位,他不说,我们就火了。王洪文刚好此时来了,他跟我们熟,有说有笑。老广问我们,我们不直接回答,防着这个人。
  王洪文后来是什么都敢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无所顾忌。1984年国庆阅兵,我们是当天晚上看了,第二天监狱方面又来征求意见,我们都说:“没看够,还想看。”王洪文说:“对对,我们还想再看。”监狱负责审查的人希望我们看,好收集我们的反应,就说:“没问题,明天还放,重播一次。”结果转天白天又看了一遍,就王洪文和我两个人。王洪文评说一些,讽刺邓小平等台上的中央领导。他这样说时,屋里人很多。他们这样问我:“老刘,这么大的阅兵,看了有何感受?”我也没多说什么。
  记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们去看那几块菜地,就当着散步锻炼。走着走着他突然间摔倒,迟群和我赶紧伸手搀扶他,但没抓住。卫兵不让我们动他,对我说:“老刘,他已经犯过好几次了,你们千万不要搀他,你们要搀他,十分钟才缓过来;不搀他,五分钟就缓过来了……”我们就坐在马扎上看着他,果然五分钟后他的手脚能动了,卫兵就上前扶他坐起来,拍他身上的土,他脸色还是刹白,眼睛睁不开。等他坐两三分钟后,想站起来,我们和卫兵搀他走了一圈,脸色就正常了。他主动问我:“庆棠,刚才我是不是患病呢?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看你们的神态,看我身上的土,我知道自己又病了……”他说,已摔过一二十次,大夫说是植物性神经紊乱,脸都摔破几次。
  他后来悄声地跟我说:“过去曾有一个星期摔过两次,现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个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原来身体是很好的,茅台酒能喝两瓶,酒量接近周总理。记得当年“文革”中我们在京西宾馆开会,晚上大家一块到我们屋里坐一会儿,准备洒、花生米。就在这时,许世友司令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我就知道你们有酒,喝喝……”喝到兴致,他跟王洪文、我们几个人一一掰手腕,是一个有趣的人。
  后来,迟群有病先离开秦城,国庆阅兵后又查出我得了肝炎,让我住院,只剩下王洪文一人。以后他的情况就不了解了,可以想像他的心情不会太好。
  王洪文是想骂就骂,其实他谈论政治很少。姚文元与王的性格不一样,做事说话有分寸,我没有听见他与人吵架。迟群和我从来不乱说话,要经过思索才说一些。迟群和谢静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了解的事多,说话更谨慎稳当。

不说话的张春桥

   张春桥后来很少说话,别人说好的不回答,说不好的更不回答,一般人达不到这种境界。他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请了原周总理治疗组吴阶平等6位大夫来看病,手术很成功。我在秦城无意中碰到他一次,看到他头发光了,显得很胖。
  后来我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复兴医院,一位刘姓大夫告诉我,住在隔壁病房的是张春桥,见到来访的公安部部长,自己照样看报不搭理。部长说:“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不搭话。部长又说:“你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可以提出来。”张春桥还是不说话。旁边的人急着说:“张春桥,部长问你,你回答,你应有礼貌……”张春桥依旧不吭声,部长只好说:“今天先说到这,等有机会下次再说……”
  可是没等部长出了房,张春桥就跟大夫们说话,非常有礼貌。
  依我的观察,以前工作时张春桥确实话很少,别人说话他认真听,最后才说几句。江青、上海那些人佩服他,都听他的。讲一个比喻,如果张春桥说奔东,原来说去西的江青也只好改变,也奔东去。
  毛主席病重时曾提出想看影片,甚至提了三看三不看的原则。这个事情就由我、广东省委书记韦国清、香港港澳工委梁某某负责,向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借来中外影片五百部。我事先审查片名和材料,然后打电话告张耀祠、张玉凤、毛远新,让他们到发行公司去取片子。
  1977、1978年批判我时,提及这件事,就说我是巴结江青、张春桥,好像特意要给张春桥看电影,上纲上线很高。我说,你们冤枉张春桥,他爱看报纸,就是不愿意看电影。每逢节日上映新片前,我要打好几次催促电话,让他赶快审查,说:“五一节要上映,再不审查就来不及印拷贝呢。”他才答应说:“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审片时,他意见不多,总是说:“同意你们的审查意见,很好……”有时也会提几个小地方修改,江青、姚文元在这方面提意见提得多。
  政治制度有问题,制约人,这样管制延长了很长的时间,管得那么严。审查电影万一错了,谁敢承担责任,谁都害怕。我听张春桥说过,他不爱看电影,爱看书、看报纸,每天都要看香港几个代表性的报纸,养成习惯。
  张春桥与邓拓曾经在《晋察冀日报》一块工作过,他当过邓的副手。1965年底批《海瑞罢官》之前,张春桥偷偷地向邓拓通风报信。1976年11、12月间,当时邓拓、“三家村”还没平反,《人民日报》刊登了批判张春桥的长篇文章,里面就提到张春桥给邓拓报信的事,把邓拓和张春桥都一块骂了。当时我们关在西直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看到了报纸,这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因为觉得突然,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事。我反复想这件事,觉得张春桥与邓拓有私人关系,在大风浪来临之前,他冒着风险通报只是希望老领导邓拓要有思想准备,能沉住气。

江青与文艺界二三事

   我见过江青与周总理争执,争得脸红耳赤。江青对我们说过:“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周总理,但我们有时意见不同……”在我们眼里,江对总理是尊重的。我们当时就听说,当年在延安时周总理是支持江青与毛主席结婚的。
  到人民大会堂开国务院会议,吃工作午餐不要交粮票。而到钓鱼台开会,江青要让我们交钱、交粮票,不许揩国家的油。老太太自己也交,非常认真。
  京剧老演员裘盛戎老向几十元工资的青年人借钱,钱数积起来变得很大。江青知道后替年轻人焦急,要裘自己去还这些钱。
  当时京剧名师李少春境遇不好,江青有意让他去当教员,有改善、保护之意。有一次李少春遇见我,就问:“让我当教员,你知道吗?”我说:“江青同志同意你去……”他怕此事是假的。但江青对此事很认真,一直惦记着。有一回李少春病了,精神方面压力大,有点失忆。开会时,江青问:“李少春同志怎么样?”浩亮说:“现在好一些,记忆好一点。”我把李少春跟我说的话转述一遍,说:“他有顾虑,怕是假的,怕去了又挨打……”江青一听很激动,动情地说:“你跟他关系密切,多做工作,对他的病情有好处。”我们就去找他,多方鼓励他。
  后来李少春病危,住进积水潭医院。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江青,她说:“你什么时候去?你今天就去吧,代表我去看看他,问一下在治病方面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当天下午就去了医院,李少春爱人侯玉兰守在那里。李少春已处于弥留之际,我握住他的手,他睁开眼睛看到我,我小声地告诉他江青慰问的话语。他弥留了三天,在场的医生告我,他还是有下意识的反应,还有一种直感。
  裘盛戎等名师由于历史原因有抽大烟的习惯,文革中被迫停了,受不了。裘有一天直接告诉江青,请求帮助。江青酌情同意,建议由医生控制,少量饮用,让他上台演出,同时慢慢戒掉。她说:“这是旧社会给他带来恶习,要劝他改正。他是国宝,应该好好保护。”
  运动前江青曾对八一厂导演严寄洲的影片提了修改意见,严寄洲没改动。江青就批评他固执己见,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结果运动中江青的话被用上,整得他很苦。江青认为这样处理不好。1974年我管电影,江青找我:“庆裳,给你说一事,严寄洲给我来过一封信,很诚恳,说好几年没工作,想发挥点作用,闷得慌。文革中整他厉害,有人利用我随便说的话,折腾他不轻,弄得我现在很困难。你去一趟八一厂,不要提我,怕八一厂又有人折腾。你出面保他,让他出来工作,他有这个能力。你替我保一下,你明天就去,然后给我回电话,不顺利的话,我再给你出主意。”
  我就去八一厂开座谈会,演员王心刚、张勇手、李炎,总政陈亚丁等都来了。我问八一厂创作情况,顺便抽空问到:“严寄洲同志情况怎么样?”陈亚丁说:“群众冲击厉害,压力大,靠边站,情绪消沉。”我又问,身体如何?他们说不错。我说:“事物是一分为二,他是有错误,但也是对电影工作有贡献的人,长期不工作,对八一厂是损失。身体挺好,应该早一点让这个同志出来工作,你们看有否困难?”陈亚丁听了觉得惊讶,他也明白这不单单是我的意见。王心刚事后告我,已向严寄洲转达,他流了眼泪,表示要做贡献。第二天严就出来工作了。
  1977年严寄洲在报纸上刊登大文章,揭发江青怎么迫害他。我看了就想,其实有一段江青对他的导演工作还是过问了,力所能及地关心过。

毛主席冲江青发雷霆大火

    江青爱发脾气,脾气确实很暴,但发错了,就检讨。前一段我在甘家口路上偶然碰到原来钓鱼台17楼江青处的服务员,我们俩闲聊,她说,江青爱发火,碰到难处理的事就焦急,发火厉害,但有时过几天她又会说自己脾气不好,请人原谅。
  记得有一次开会,江青说:“听别人说,某某有问题。”我就向她解释,认为不是那么回事,她听了大怒,说:“你怎么还保护他?”江青就是说他有五一六嫌疑,她气呼呼地问我:“你打保票吗?”我说:“我打百分之八十。”事后我将调查来的材料告她,她才消气,说:“批评错了,你们不要生我的气,我这个人脾气急,我不是故意的,错怪你们了。你们要经得起批评,毛主席批我,那就是直接骂我了。我捅了漏子,主席在电话中骂我不对。”
  从“毛主席批评”话题扯起,她就在那时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段故事。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叶群到处探风,到钓鱼台请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借口说拍摄机器收起来,不使用了。林彪、叶群从钓鱼台走了,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江青向毛主席电话报告,说几点几分林彪离开,毛主席五分钟内不言语,突然间大发雷霆地说:“你混帐,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江青吓坏了,拿着电话筒连喘气都不敢出,小声问:“主席,怎么改正?”毛主席说:“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江青迅速带着器材赶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承认错误,林彪很高兴,说:“这哪是错误……”这就是那张著名的林彪学毛选照片的由来。记得1973年开十大,分组会上谈创作,江青闲时又谈起这段经过,主席五分钟内不说话突然大发脾气给人印象最深,其中高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到了以后才明白过来。
  江青是内行,懂戏。看了戏后她会有所准备,拿着提纲提意见,说:“昨晚一夜没睡好,想戏的问题,主要的应肯定,但也必须做较大的修改,我提几条请你们考虑……”或者说:“我不懂舞剧,懂一些共性,你们自己研究……”《红色娘子军》里的“常青指路”一场戏,就是在江青指点下排练的,常青出场的动作,是我和演通信员的小彭一起编排的。
  “曾担任过《红色娘子军》女主演的白淑湘能否演戏?”在当时是个政治问题,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参与过谋害闻一多的行动,解放后在沈阳被镇压。白说过对父亲怀念的话,也是人之常情。军代表揭发她反对现代戏,曾说握握拳头算什么艺术?运动一来就上纲,江青就让她到干校锻炼,喂猪,条件艰苦。我提出让白淑湘回来演戏,江青一开始说:“演《红色娘子军》记她一功,但她表现不理想。”后来过了一段又问:“她认识如何?”我说,不错,还坚持在干校练功,专业上刻苦。江青批评我说:“你护着这个,护着那个。”我说:“她本人有进步,剧团也需要。”我又说:“你不是说记她一功吗?”江青说:“那就把她调回来吧。”
  江青提出艺术上要出新,戏剧内容不改变,就没有生命力。文革前她曾经做过秘密调查,看看旧京剧的演出情况,比如就调查过谭元寿上演的情况,查看观众到底有多少,她做过一番计算。当然,江青做样板戏是有政治目的,为文革造舆论。
  八十年代我在秦城里面偶遇过江青。秦城有四个大院子,彼此放风时间不同,关在里面的人平常是见不着的。有一次我在走廊里碰到江青,她看着我,颇觉意外,但双方都没开口说话,各走各的路。她当时已显老态,走路慢,反应也慢。我估计是监狱方面时间掌握错了,再加上她走得慢,就造成这样相见。我算一下,这样碰巧撞上起码有两次。

心情郁闷的迟群

   秦城分几个监区,各自的院子很大,种了不少果树,空气不错,我们可以在自己所属的院子里面跑跑步。在那个时节,我们能见到黄永胜,他当时身体已不太好,拿一个凳子,走一圈就坐一会儿。以前我们认识,但此时不能说话,只能彼此点点头。
  在秦城里面,我知道戚本禹好打架,经常与公安人员吵。我们说过:“那头不安静。”后来听说戚要出去了,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到年头,回家了,到上海图书馆当历史组副组长……”
  我跟迟群在一起的时间较长,俩人能聊得来。监狱负责人有一次问我们,是否希望种一点地?我说:“愿意。”这只是象征性的劳动锻炼,我和迟群两人都是农家出身,对种地感兴趣。我们就要了三小块地,大约有三十多平方米,一块种西红柿,一块种花生,另一块种白薯。我们挖地浇水浇粪,两个卫兵也帮我们干,干得也挺多,他们在部队里都是连级干部,大都是连长、指导员,二十七、八岁。收获的东西归我们,西红柿随便吃,打上水井的水洗了就吃,卫兵却不敢吃。我们说:“吃吧,我们共同流了汗水,好吃……”他们说:“真的不让吃,会受批评的……”结果就把多余的西红柿送到伙房。我们想吃花生,就让伙房炒。自己种自己吃,也算一种消愁解闷的方式。
  迟群出来后跟爱人复婚,我去他家,他爱人爱唠叨,不断地说跟着受罪,吃了那么多苦头。唉,说这种话还有什么意义,心里很烦,迟群和我心里何尝不是那么想。我们俩聊天,我多劝他宽心,想开一点。
  那一年,迟群住的公家房子可以按工龄买断,但爱人的工龄算数,组织上却说找不到他的档案,无法让他享受此待遇。如果能找到档案,买这一套房子就能便宜几万元。他当时生活待遇不好,省下这笔费用对他很重要。他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互相推脱,他只好到八三四一部队、教育部、清华大学来回找他的档案,不得结果。他说,战争年代自己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做了不少事,怎么就不能照顾一下,给开个证明?
  很长时间他心情都很郁闷,不知道怎么办好?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桌旁想给中央写信,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请求上面予以帮助。刚写了“江泽民同志并转党中央……”几个字,就一头趴倒在桌上,是严重的脑出血。等他不省人事的时候,八三四一部队的人说找到他的档案了。
到八宝山送别时,仪式简单,来的人不多,看到迟群最后的样子,我的心情不好受。印象最深的是,有几个清华大学的老教授特意来送他,说明清华还是有教师记住他曾经做过的事。

业务出色的于会泳

   过去有人写于会泳,贬的地方不够实事求是,不真实,没有说服力。
  于会泳过去是部队文工团的,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对民间东西熟悉,熟悉的种类繁杂,比如四川清音、北方大鼓等,拿起来就唱。而他学的是西洋作曲,曾担任过作曲系总支书记。江青听说上海有这么一位人物,洋、中均会,表现力强,很合她的意思,就大胆使用他。
  文革开始后,上海京剧团乱套了,于会泳做为工宣队进驻,犯了错误,又回到音乐学院。《智取威虎山》恢复排演,又把他请到剧团领导创作,唱腔设计很认真。
  他写的唱腔,有的人觉得清新,与新的人物合拍、协调。有的老艺人却说四不像,非驴非马,不姓“京”。于很尊重这些意见,允许人家说三道四。实际上江青、于会泳很重视这个京剧姓“京”的意见,于觉得一定要重视京剧唱腔、京剧特点,让人一听还是感到京剧味。他配用西洋手法,加进戏曲东西,他是《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的主要创作者、组织者,几部戏演出都很成功。群众对于会泳很信任,他讲话顶用。
  于会泳和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当年我们排《红色娘子军》前,到海南全岛转了两个月,采访不少人,实地去看娘子军活动的地区,写出舞剧台本,也有人说四不像。
  后来于会泳主管北京京剧团,排演《杜鹃山》,反复修改。于会泳认为杨春霞合适,就从上海借调北京,把她留下。汪曾祺是主要作者,起了重要作用。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祺在其中是突出的。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应该很好地发挥他的业务才干。排练时,围绕台词修改,于会泳经常会向在场的汪曾祺等人商量,问这样行不行?于一般会采纳汪曾祺他们的意见。
  运动中北京京剧团陷入动乱,形势比较复杂。我曾经管过一段北京京剧团,知道一点情况。原来军代表、《野火春风斗故城》的作者李英儒被审查,倒了,只好重新挑选军代表。江青向军委要人,要一位军级干部,周总理批准了。来了田广文,他是副军长,全军有名的战斗英雄。他当一把手,解决内部班子矛盾,很难,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他说话有人也不听。我当时在国务院文化组,团里请求来管管,我就出面帮忙解决,在当时起了一点作用。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于会泳抓创作还是很出色的。
  在文化部工作时,于会泳和我的关系比较好,我们俩经历相似,参加过军队文工团,有实际工作经验。他在决策时愿意多听听我的看法,总是说:“你说真心意见。”这成了他的口头语。
  1975年左右要解放干部,有不少阻力。我在会上说,文革这么大运动,证明一个人没错难度大,拿掉了,就不符合党的政策。经过考验的干部,应该恢复工作。于会泳坚决支持我的意见,排除了派别间设置的障碍。
  1974年后我分管剧团、制片厂,参与过这些单位的追查,办追查学习班,当做大事情来做。文化部追查的特点是连环追,现在看是错误的。
  张维民曾在东北当过省革委会副主任,由于同毛远新还有吴德的关系,调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管理整个文化部政治运动。他属于很左的一类人,运动积极,能干能说。
  1976年10月6日以后的三四天,他灵机一动,马上掉过头,在部里夺权。念完“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后自动主持会议,把矛头对准于会泳、浩亮和我。他还说那些老话:“你们得赶紧揭发……”又对浩亮说:“你表个态。”我们说:“你不明不白,向你表态算什么……”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他说我们很猖狂。于会泳在一旁不吱声,没有什么表情。他心里是很明白的。
  他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我很不是滋味。据说是在审查时偷喝了农药,很惨。当时审判时有一内部说法,就是一个部门只判一个人入狱,于会泳走了,就判我徒刑。于会泳这个人对创作执着、认真,是一个对艺术绝不含糊的人。

周总理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

    我是1951年就认识周总理,他对我的成长经历比较了解,看过我许多次演出,看过我主演的《天鹅湖》、《海盗》、《泪泉》等,懂得芭蕾戏,关心甚多。
 七十年代初,在一次接见外宾之前,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党中央要组建新的文化部,让你到文化部工作。舞台上这么多年,让你马上下台不演出,我怕你想不通。过几天政治局开会研究,我要先打通你的思想,不上台演出行不行?”我说:“一切都是党培养的,听从党的安排。对舞台有感情,不演出会有留恋。现在只有害怕心情,过去我只做过一个剧团的工作,到文化部有种惧怕,水平低担负不了,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周总理说:“我告诉你,我干革命时没想到做总理,一开始我也害怕。根据我的经验,你这种心情是可贵的,兢兢业业,就能前进。要做工作,随时都会犯错误,随时改。”很快中央下发文件,宣布文化组十人名单。周总理以后高兴地对我说:“跟你谈话前原来还想需要半小时,想不到十几分钟就做通你的工作。”

  文革前紫光阁每半个月都有舞会,二三十人范围,参加的人有副总理、副委员长、军委副主席等,由中央歌剧舞院负责艺术组织工作。周总理对干部严厉,对一般群众好,院长赵沨怕总理见面批评他,有顾虑,就说庆棠跟总理熟,让我带队。

  一个大轿车装四十多人,有十多个人的乐队,三四个独唱演员,二十多个女演员。跳累了就休息,表演几个小节目。我因为白天工作、排练累,体力劳动强,去紫光阁后我就坐在秘书中打扑克。周总理理解我的情况,跟我说:“你白天累,现在需要放松……”

  江青从来不去跳舞,蔡畅大姐偶而去过。舞会一般晚上11点结束,我们再吃点夜宵。

  1966年6月初文革露出苗头,剧团工作大乱。我当时是剧团支部组织委员、演员队队长,我作为双料干部,也受到冲击,被贴了大字报,有人也不听我说话。而6月4日还有紫光阁舞会,我到处找人,说,中南海工作不能停,总理秘书给我打电话了,你们应该协助我,如果停了,中央会批评。我就带了上回原班人马去中南海。周总理问我情况,我说:“剧团已经乱套了,好不容易做工作才争取来的。”总理说:“那下次看情况吧。”碰到那么巨大的政治动乱,舞会以后就停了。

  八十年代中期我因病出了秦城,就回老家休养。1993年还有补助,每个月给我们360元,水电费就要150多元,靠儿女、国外学生支助。1994年生重病花了一万九千,我写信给江泽民同志,他批了五万元,专款专用。写信还有一点希望,被逼着给中央写信。
我现在就是人家找我到大学教课,为别人筹办民营艺术学校。最想排舞剧《岳飞》,看了很多史料,也写了舞台台本,找了原来《红色娘子军》作曲家来合作。排戏很难,我总想在晚年做一点事情。

    原载《信睿》201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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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公子太可悲了!!!

张伯驹 陈毅 毛泽东

——张伯驹门前的泔水味

唐师曾博客

2010-7-4

一、

    过去看权利,如今看身价。时下流行的“身价”不是人的价值,而是策划、包装、套现后秀出来的人民币,尽管票面巨大、一路飙升,但未必与世界接轨。就像满街都在玩创意刮地皮,可没见谁圈来洋人的洋钱。戏子妆专家、专家扮戏子,信口开河,漫天要价,满口打假、人人不真。千家万户嘻嘻TV,做梦四两拨千斤,等咸菜坛子变圣杯。胡适是有历史眼光的北大校长,因“不屑于”,60年前就移民了。季羡林晚年恍然胡适之圣明,自称“留德11年是最好的日子。”问我:“西海梁漱溟的老宅打倒了吧?”“大金丝熊十力的故宅没收了吧?”

    后海南沿26号坐南朝北,是张伯驹故居。去年路过还是老房子,能嗅出张伯驹的狷介气,仿佛我到过的菩提迦叶。刚才出门散步,发现紫竹林后张宅翻建了,你倒是好好建啊。整个一个驴粪蛋,粗针大马线的,原有的古朴内敛被夸耀成勾梁画栋,张狂如小人乍富。张伯驹的寒门小院被包装成大观园的绣花枕头。门前一个诺大的垃圾处理场,弥漫着酒吧街刺鼻的泔水味。

    张伯驹字家骐,河南项城人,号丛碧、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是袁世凯表侄,曾在吴佩孚、张作霖麾下官至旅长。后因厌恶内战,弃仕从商,任盐业银行常务董事时开始收藏书画。北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劝张伯驹去台湾或美国定居。张伯驹为保护文化古城,亲自驱车将两盆最大的腊梅送到傅作义府上,力劝停战。从民国起,张伯驹就是不入流的人,和我爷爷一样,关门念佛,仍不得活。谁让你不主旋律呢!

    张伯驹有两位太太,因志趣相迥,日久而味乏。38岁在上海邂逅20岁的“潘妃”,惊为“天女”。潘素,苏州人,稍识字,通丹青,擅弹琵琶,在上海西藏-汕头路“张帜迎客”,号称“潘妃”。张伯驹见到“潘妃”才情大发,提笔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从此双双坠入爱河。当时“潘妃”已与国民政府一中将谈婚论嫁。遇张伯驹一见钟情、心有灵犀后私奔北京。

    1935年,39岁的张伯驹,纳小自己18岁的潘素为妾,从此相濡以沫,把“苏杭第一美女”熏染成帝京著名画家。山水、人物、花竹、鸟兽……无不擅长,特别是山水,多用青绿,笔法直逼南宋。曾三次与张大千联袂作画。潘素的《什刹海冬景》天穹昏暗,远山含雪,柳枝无叶,树干苍遒,寥寥数笔把家门前什刹海的神韵随意渲染。曾借给《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临摹。
我大翔凤小学、十三中学的美女同学吴刈非,自幼师从潘素学工笔重彩。不仅学画,还学言语、坐姿、走路、为人,1979年考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更名清华美术学院)装潢系,83年分到《大众电影》当美编,终于彻底疯了。

    吴刈非是我们班最可杰出女生,他爸爸曾任东北某农学院院长,文革初期被活活打死。因亲眼目睹乃父升天,从此黯然堕入地狱。吴刈非聪慧超人,像墙上的仕女图沉默寡语。每当她不肯吃药,前海西街中国艺术研究院(推倒重建后称“恭王府”)的吴妈,就跑过来喊“唐师曾”,只有我能哄她把“冬眠灵”吃下去。我在我们班不算好学生,除考试名列前茅外别无优点。1979年,我考上北大时,还是全班唯一入不了团的落后学生。

    疯子的眼睛雪亮,能比凡人看到更多东西,明白更多道理,并勇于说出真相。吴刈非上高中就知道“民众日益提高的智商,与官员不断下降的道德底线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传说中的“近朱者赤”?

二、

    1953年,康生、江青奉毛主席旨意发起“现代京剧”,康生亲自拜访张伯驹,要张牵头。张伯驹受宠若惊,当即显摆自己收藏的古董。康生提出将“看中”的几样借回家欣赏。张伯驹书生意气,当即一言驷马。可藏品刚出门,就开始翻小肠嘀咕。反复叮嘱一定要妥善保管。待康生逾期不还,立即如热锅上的蚂蚁,反复追讨。还找到陈毅,陈毅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夫妇找到康生,自称要借来来,意在提醒康生还,这能不得罪上边吗?

    旧知识分子大都独立、天真,还有比张伯驹更胆大的。黄炎培有王羲之真迹,被毛主席借去欣赏,讲好一个月还。刚过一周,黄就打电话催问。毛身边工作人员不悦,毛亦不悦。一个月期满,毛命人用木板将王羲之夹好,于子夜零点准时送还,以示警告。毛主席对身边人说:“黄炎培,算不上朋友,算个英雄”。意思是这小子胆大包天,别人都争着给圣上献宝,你小子却敢向主席追讨圣爱。

    1956年,提高觉悟的张伯驹、潘素夫妇,将30年收藏的珍品:陆机《平复贴》、杜牧《赠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黄庭坚《草书》等20多件无偿捐给国家。“这东西虽是我出钱买的,但不归我一人独占。要让子孙后代欣赏,知道文化是什么,艺术是什么。”此举轰动四海。引得朱家溍等亦步亦趋、竭力模仿,以示进步。

    1957年初夏,陈毅参观张伯驹等举办的《明清书画展》,为张伯驹的收藏和慷慨震惊,称赞说:“先生为保护国家文物之举令人敬佩,带头献给国家,能唤起民族的自豪感。先生诗词亦有北宋风度啊。”

    “十大元帅”战功卓著,唯陈毅以儒将自居,好结交文人雅士。遂将张伯驹纳为统战对象,屡有来往来。吟诗写字,听戏下棋,诗友、棋友,时常互赠礼物。张伯驹一生宦海,深知人生飘摇,陈毅是自己交友中,唯一“解放区的天”。

    1957年,张伯驹捐献不到一年,毛主席“引蛇出洞”抓右派,张伯驹首批落网。康生在革命群众搜集的《张伯驹反动言论摘编》上,用红铅笔批了“极右”。8月30日、31日,戏剧界、国画界连续两天批斗批斗张伯驹。组织上找子女谈话,“希望你们划清界线”。

    儿子从此断绝关系,女儿也不回家了。以往觥筹交错的张府顿时门庭冷落,潇洒一生的张伯驹瞬间失去自信。没有收入,只能靠“潘妃”卖工笔画维持生活。献宝不到一年,张伯驹就“天骄”变右派。捶胸顿足,沮丧之极:“想想自己看画,有时也会看错,假的看成真的,真的看成假的,是吧?人有时也会偶尔看错嘛,对不对?那么咱们国家那么大,看错一个人,也无所谓嘛。”话虽这么说,民国四大公子,早已被整趴下了。

    从此每个星期都要批斗,大字报铺天盖地,屡屡向各界求救,可没人能救他。陈毅元帅兔死狐悲,担心张大公子养尊处优,受不了群众运动,会自绝人民。

    1960年,陈毅老友、吉林省省委书记于毅夫赴京开会。陈毅对他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张伯驹,目前境遇不太好,吉林省能不能给他安排一下工作?”。于毅夫立即吩咐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安排,让他“设法给人家一条出路。”

三、

    1961年初春,门可罗雀的张府,突然收到一封来自长春的电报:“伯驹并潘素女士:吉林地处东北腹地,物阜民丰,百业待举,现省博物馆急需有经验的人才,若伯驹先生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翘盼待复!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十几天后,又一电报:“伯驹先生并潘素女士:关于聘请二位来吉任职一事,已经有关部门批复,若无不妥,望能尽速来吉,一应调转手续,以后再补办。中国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草木皆兵的张伯驹,不相信天下有如此好事,主动坦白自己“右派”身份:”宋振庭足下台鉴:两电喜获,不胜惶恐。我因齿落唇钝,多舛有错,名列右派,实非所志。若能工作国家,赎过万一,自荣幸万分,若有不便,也盼函告。张伯驹”
几天后又收到六个字:“电悉,盼速来吉。宋振庭”

    张伯驹这才知道是陈毅帮忙,行前带潘素去陈毅家辞行,为“右派”罪行惴惴不安。陈毅劝他“人生一世,受点冤枉怕什么,有弄清楚的那一天!”张说:“或者我真错了?”陈毅道:“你反党、反社会主义?你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都献给了这个党,献给了这个社会主义。这连峨眉山的猴子都不信!”

    临别,陈毅送张伯驹一个纸包,嘱咐到吉林再看。可张伯驹忍不住,偷偷打开,是陈毅的一幅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陈毅”

    张伯驹受宠若惊,将自己所剩的全部书画共计30多件,全部捐献吉林博物馆作为觐见之礼。其中宋朝杨婕妤的《百花图》,是我国现存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一直被张伯驹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的作品,也捐了出去。

四、

    张伯驹的收藏来之不易,《平复帖》是西晋陆机手书真迹,距今已有1700年,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七八十年,是中国已见最古老的纸本法书,又是汉隶到草书过渡及章草的最初形态,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

    1911年清室推翻后,《平复帖》从皇家流落到末代皇帝溥仪堂兄、恭亲王之孙溥儒(心畬)手中。溥心畬开价20万,张大千当中介都不卖。直到卢沟桥事变,溥儒(心畬)母亲病故,手紧缺钱,才出让府藏《平复帖》。张伯驹以4万大洋购得,随即遭人“绑票”,索金200根金条,意在逼索《平复帖》。

    被“绑票”张伯驹大耍少爷脾气,绝食好几天,憔悴将死。他对潘素说,“怎么救,救不救都不要紧。但一定要保护好我的收藏品。如果变变卖收藏赎我,就是死也不出去。”张伯驹冒“撕票”危险,僵持了八个月,直到绑匪妥协,将赎金降到40万大洋,潘素和张家多方筹措,变卖首饰,才将张伯驹救出来。潘素独自取道河南到西安,将年幼的女儿张博彩托付西安友人,自己一人回京。将《平复帖》等国宝级字画,缝在被子里,一件件运到西安。

    范仲淹的《道服赞》,是范仲淹为友人所制道服撰写的赞文,是范仲淹传世的唯一楷书。张伯驹举债以110两黄金购得。
1949年初,张伯驹夫妇琉璃厂偶遇传世国宝——《游春图》。《游春图》是隋代画家展子虔所绘,距今1400多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画作,张伯驹忍痛变卖河南老家千亩田园,并京城弓弦胡同15亩豪宅得换得220两黄金,买下《游春图》。

五、

    1967年,张伯驹以“历史反革命”、“资本家”、“反动文人”、“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反对革命样板戏黑手”、“右派头子”,“资产阶级安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时炸弹”、“走资派的马前卒”8项罪名再遭批斗。革委会将其隔离审查8个月后,做 “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从吉林博物馆退职,押往舒兰县劳动改造。公社拒收下这个年近70、无力劳动的老头儿:“这里养活不了你们,滚回北京吧。省得冬天冻死。”

    后海南沿26号早已被革命群众占领,挤进四户革命群众。曾拥有稀世珍宝的张伯驹无分文、无粮票、无户口,靠亲朋接济鬼混了一年多。

    街道上一帮文盲左派老太太掌了权,革命使其威风凛凛。“谁批准你们回来的?”“有户口吗?”“有证明吗?”“有介绍信吗?”“偷偷溜回北京,何以居心?” 张伯驹满腹委屈,只重复呢喃:“这儿是我的家呀,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 如此革命每天数次,愈演愈烈,邻里偶有龃龉,就是“反革命阶级报复”。

    潘素私下告诉向章诒和:“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家的红卫兵、造反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住。四合院一旦成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

    万般无奈,只有给陈毅写信:“陈毅先生并张茜女士:一别数载,思忆每每。我们夫妇二人,颠沛流离,罄竹难书。革命一起,却遭贬黜。日日游斗,不能一刻休暇;暗暗地牢,辜负二年时光。后远遣乡下,躬耕陇亩,力尽精疲,相濡以沫。尚幸好人仍在,私相关照,得以偷生。冬日到来,赐返京师,疗治体病。不想,又遇市井小人,恶言相向,立目横眉,未可一世。威风凛凛,詈言咄咄,教人实难苟活。无奈,特致函先生夫妇,一吐胸臆。不知这般加害,却是何方精神?张伯驹 1971年11月18日”

    5天后,收到张茜回信:“张先生并潘素夫人:你们好!来信收悉。最近几年,仲泓一直关心你们情况,因为太忙,加之心绪不好,所以也没怎么写信。你们的心我已给仲泓念了。他因患癌症,在301医院住院,已属晚期,身体差得很。听完信,他便交代秘书,对你的事多加关心,并向总理反映一下。如今国内形势远非当初所愿,中央又刚出了事(此处指林彪事件),所以一些本应及早解决的问题,就这么拖了下来。盼二位保重身体。张茜 1971年11月21日”

    1972年1月4日,陈毅弥留之际,再次提到张伯驹,说:“很可惜……我们帮不了他。前几天我向总理说过,恐怕他太忙了,顾不上。伯驹他们,日子一定很艰难……”

    陈毅流着泪吩咐张茜:“那副围棋呢?”张茜迟疑后从书架上搬下一个大理石盒,放在陈毅手边。这是陈毅几十年的心爱之物,玉石棋子黑白分明。“棋盘分为两块,一块就是我们共产党;另一块好比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只有我们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棋盘。” 张茜心领神会:“把这个送给张伯驹……”

六、

    1972年1月10日,八宝山,中共中央为陈毅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身穿睡衣,突然出现在八宝山。他走到陈毅遗像前默默肃立,又扫视一周,站在一幅长联面前低头不语。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契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毛吟罢,说:“写得好!”问身旁的周恩来““这个张伯驹是什么人呐?”周恩来想了想,说:“是位民主人士,是陈毅同志生前好友。”陈毅夫人张茜忙插话说:“主席啊,就是当年送您李白《上阳台贴》的张伯驹啊!他把‘传世第一字’、‘传世第一山水’都献给国家了……”毛听罢若有所思,说:“哦。他人来了没有?”周恩来马上附耳过去,片刻,好像接过毛的话,大声喊:“一定照主席指示办!”声震灵堂。

   周恩来责成童小鹏安排,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被“黑”了3年的张伯驹,户口终于从吉林落回北京。转了一圈,早已一无所有。

   1978年 9月,毛主席逝世两年后,张伯驹才得以平反。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批准吉林省文物局上报对张伯驹的复查结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此时,步履蹒跚的八旬老人。

   1980年冬,章诒和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重建后称恭王府)门口邂逅张伯驹,是日,领导邀请各界名流座谈,张伯驹策老态龙钟,身着宽大淡薄的的棉衣棉裤策杖徐行,一如既往地为传统文化殚精竭力。散会后他拄着手杖,径直奔向自己的目标——一个扶自行车的小伙子,那是张伯驹的外孙。外孙伸手接过张伯驹的拐杖,一把将张伯驹抱上自行车的后架,嘱咐他坐好,即蹁腿蹬车,驮着衰老的爷爷绝尘而去,章诒和痴立在门口,眼看研究院领导的小轿车,一辆辆从身边掠过……

七、

    画家黄永玉回忆:四害伏法,伯驹先生及碌碌众生得活。月入八十元与潘素相依为命。某日余携妻儿赴西郊莫斯科餐厅小作牙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寞,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四片,果酱一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中取出小手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中缓缓隐去。余目送此庄严背影,不忍它移。半月后,惊闻伯驹先生逝世……

    1982年初,张伯驹因感冒住进什刹海西南的北大医院,因级别太低,只能与7、8位老百姓共挤一间病房,按照规定,单位不许“转院”。张伯驹心绪不安,闹着要回家。有仗义执言者到医院大闹,说张先生捐赠足以买你们这样的医院好几座……

    2月26日,领导终于做出“同意转院”批示,当女儿拿着批示赶到医院时,张伯驹已停止呼吸。

    包括帝王在内的历代收藏家,都在《平复帖》上钤下了自己的印迹。只有张伯驹,不留丝毫痕迹。凡经手收藏的人,都以《平复帖》获利,惟独张伯驹倒贴了一大把银子,无偿献给国家。

    孟德斯鸠称:“在人民完全无权参加政府事务的国家中,人民变成冷血动物,他们迷恋金钱,不再热衷于国事。人民只会为某位演员而狂热。他们并不为政府分忧,也不关心政府有何打算,而是悠然地等着领薪金。”

    从大清、民国到新中国一直如此,唯有张伯驹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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