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网编者按:这一期文集的题目采用了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其用意在于警告中国今天不要乱改革!其实这些年来,改革已成了某些 人攫取利益的代名词,有利于他们获取更多的国民财富。人民对这种改革已经厌倦。中国所需要改革的是特权政治,腐败政治,而不是经济上的私有化。看看本文集中《XXX家族的暴富史》等文章吧,所有改革的好处不过是富了这些人。所以,我们选登了谢小庆先生的《以色列人民公社印象》这样的文章。建议大家好好看一看,是不是中国非要彻底私有化掉,是不是中国只有彻底地私有化和权贵自由化一条路?是不是只有私有化才能救中国?大家可以看看晓星的《我对台湾问题的思考》。总之,中国人民应该清醒地看问题! 此外,再读一读《在情义和忠诚之间----国共两党人的故事》这样的文章,或许能弥补社会的隔膜和无情。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2年3月20日

目录

昆仑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张国宝:中国电网是世界上最好的电网

廖宇:最牛的改革就是不改革

谭伟东:中国铁路只能国有 必须国营

彭培根:声讨雾霾祸首燃油添加剂---锰酸盐MMT

霍金:宇宙不是由上帝创造的

梁志华:《战国时期的道、法、术》学后感

王锐利:读《庄子》天道篇有感

乔续:《道法家的崛起》一课感想

乔续:《战国时期的道、计、术》一课感想

乔续:伯夷老庄韩非列传学后感

梁志华:春节回乡掠影

马新义:追思与悼念----送别67军老文化处长黎星散记

莫言:悠着点,慢着点

齐国力:生命是个人唯一的财富

 

刘纪鹏:房产税是解决房地产问题的杀手锏----兼谈任志强要提高财政知识水平

张维迎与冯仑辩论“守妇道”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年会奇谈怪论迭出  矛头直指国企

何平:警惕农村城市化走向极端

社科院世经政所:中国外汇储备的经济成本

谢小庆:以色列人民公社印象

 

何新:我对国家未来既乐观又忧虑

冼岩:“潘任美”昭示中国反腐为什么不能成功

牛评:十八大风云人物年终总结

金微:铁道部资产疑被低估 4.3万亿不含地方局家底

王希哲:全国人民一定要赢得这场新的保路运动

杨继绳:我的期许——为走出权力市场经济开一个好头

英国《金融时报》:中国人大,全球富人最集中的议会

田忠国:中国必须追究张思之颠覆国家的犯罪责任

副总理张高丽简历

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战略失误

李安山:帝国主义还是利他主义----美国中央情势局的罪恶勾当和劣迹班班

王占阳:政改路线图与人大改革路线图

刘国民:评价思想网站的六项指标兼评爱思想网和共识网

晓星:我对台湾问题的思考

明报专讯:吴敦义访谈录

周舵: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杨光京:现代物理学所面临的“哲学”问题

 

读者:在情义和忠诚之间----在国共两党之间

史料:首届选举国家主席,张东荪没投票

秦晖: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荣剑:没有思想的中国----中国改革前后的思想状态及其演变

冯冯:耶稣基督在印度西藏足迹的追寻

静风:耶稣十八年印度学佛及传道轶史之新证+旧证

 

-----------------------------------------------------------------------------------------------------------




发件人:发送时间: 2013-03-29 11:21:10收件人: cui-zy@tsinghua.edu.cn 抄送:主题: FW: 环球日报“体制外”传达习总讲话精 神,有深意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必须搞清“四个重大问题”

昆仑岩

    当今中国社会,人们政治共识出现严重分裂,思想价值理念尖锐冲突,深化改革道路选择上的分歧日愈突出,已是不争的事实。没有全党高度统一的清醒头脑和科学认识,就没有抵御风险挑战的灵魂和力量,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当前改革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思想和实践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新形势下澄清是非,端正方向,统一全党思想,把握政治大局和战略全局,有效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自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但由于传达范围有限,媒体宣传很少,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想看看不到,想听听不到,社会上误传曲解不少,种种猜疑、争执和思想隔阂难以消弭。因此,有必要在全党全国范围加大学习宣传习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的力度,以推动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不断提高到新水平。在学习宣传中,必须紧紧抓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依据习总书记讲话精神,着重在四个重大问题上澄清是非,统一认识。

一、当今中国要搞的是什么主义?

    有人说,改革就是为了“过河”,河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化,只不过中国比苏联采取的办法巧妙,是“平滑过渡”。中国改革好比“过河”,但究竟是过“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河,还是要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

    习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基于对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由空想到科学、实践乃至发展至今的“六个时间段”的精辟分析,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工人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状况,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并把社会主义思想置于这两大理论基石之上,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马恩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说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从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阐释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义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分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得出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和共产主义建设者。在批判旧世界的基础上,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发展方向、一般特征作了科学预测和设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主要包括:一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二是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原则;三是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四是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最高形式、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五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高度发展最终实现向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等等。这些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当然,科学的设想如何付诸实践,还有待后人来解答。马恩对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十分清醒的,他们反复强调,要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预测未来社会,坚决反对教条式预测未来和规定未来社会的具体细节,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不说更早的时期,就从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至于近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都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包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入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包括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如果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

    邓小平曾经深刻地、总结性地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过去不能搞全盘苏化,现在也不能搞全盘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冷战结束后,不少发展中国家被迫采纳了西方模式,结果党争纷起、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失所,至今都难以稳定下来。“邯郸学步,失其故行”,这样的蠢事干不得!我们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升,国际上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议论和研究也多了起来,其中不乏赞扬者。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一些西方理论正在被质疑,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

    2004年5月,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通过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仿效的榜样。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各国的发展道路应由各国人民选择。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应当坚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国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二、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历史能不能否定?

    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近些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为了达到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挖空心思地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让很多人上当受惑。

    习总书记科学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如果没有1978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重危机,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同时,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

     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围绕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崭新课题,刚开始我们只能学习苏联经验,后来经过实践,党很快就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局限,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为主要标志,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认识。我们党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符合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国防,要走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工业为主导,坚持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共同发展,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特殊化;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虽然在后来的实践中,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甚至遭受严重挫折,但我们党取得的积极成果是极其宝贵的,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些正确思想,不但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真正贯彻,将来也还是要坚持和发展的。

    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正因为如此,如果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相互对立起来,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或者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这样的认识都是不科学、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我们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才能不断把党和人民事业推向前进。

    如何对待党的历史,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最后,苏共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这是前车之鉴!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他还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试想,如果当时全盘否定毛泽东,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所以,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

三、今天推进改革发展还要不要坚持实践标准?

    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过精采篇章。那么现在我们的认识是否已经终结,在推进改革发展中还要不要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决定着这篇大文章能否继续写下去。

    习总书记针对这个问题,强调提出了“两个不容置疑”的重要观点。他说: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就,加之新中国成立以后打下的基础,这是它得以站得住、行得远的重要基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这一点不容置疑。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都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这一点也不容置疑。对事物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对社会主义这个我们只搞了几十年的东西,我们的认识和把握也还是非常有限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这“两个不容置疑”的判断充满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精神,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不断开拓前进。

    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过去取得的实践和理论成果,能够帮助我们更好面对和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但不能成为骄傲自满的理由,更不能成为继续前进的包袱。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懂了的要努力创造条件去做,不懂的要抓紧学习研究弄懂,来不得半点含糊。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全党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四、共产主义信仰有没有过时?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今日社会,身在共产党内而不信共产主义的丢魂党员、冒牌党员真是太多了!

    习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

    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章同时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想一下子、两下子就进入共产主义,那是不切实际的。邓小平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这样看问题,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清醒。必须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努力以及将来多少代人的持续努力,都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前进的;同时,实现共产主义又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立足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推进我们的事业。如果丢失了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即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既是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的,也没有脱离党的最高理想。我们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

    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就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在我党90多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作出牺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正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今天,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这些人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因此,必须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眼界就宽,心胸就开阔,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历史的事实一再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综合国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归根到底,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毛泽东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鲁迅有句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要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发件人: Da ZHANG 发送时间: 2013-03-27 18:02:51 收件人: cui-zy 抄送:主题: Re: 一位电力行业内人士写的电改文章

  感谢您最近分享的几篇关于电改的文章和讨论,虽然自己的研究不与电力系统直接相关,但是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动向。前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在电改十周年节点上写的回顾文章是最近难得的好文,附于下方,供您参考。
  致礼!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 张达

中国电网是世界上最好的电网

----电改十年的回顾与思辨

前能源局局长 张国宝

2013年

  编者按:对于历经争论、几易其稿的中国电力体制改革而言,最后形成“共识”——业界统称的“电改5号文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电改5号文件的改革核心,也是改革难点包括:厂网分开、国家电力“一拆为五”、全国“一张网”还是“多张网”、成立专门监管机构电监会等。因为改革难度大,推进慢,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亲自过问,要求“compromise”。

  “任何一个改革都不是理想化的,它都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在不断进行调整、完善的,改革是不断深化的过程。”亲身参与电改方案设计、被誉为电改重要推动者之一的张国宝如是说。电改仍在推进,关于电改的争论仍会继续。“作为过来人、亲历者,我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记载下来”。应本刊之约,张国宝先生特撰写《电改十年的回顾与思辨》一文,我们将分3期刊发。


  2002年进行的电力体制改革已经过去了10年。

  10年间,电力工业飞速发展,装机容量从2001年的3.386亿千瓦,增加到2011年的10.5亿千瓦,2012年将突破11亿千瓦,很快就要赶上美国,成为世界上电力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电网从六大区域电网基本互不相连到形成包括西藏和海南岛在内的全国联网。但另一方面,对电力体制改革是否成功仍争议不断。

  1999年我开始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下称“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能源、交通、工业、高新技术等产业,责任所在,有幸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和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三位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与了电力、民航、铁路、电信这四个被社会认为是垄断性行业的改革方案设计,作为过来人、亲历者,我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记载下来。

  发电企业:“一拆五”并引入多种所有制形式

  上世纪90年代末,相对民航和电信改革而言,要求对电力体制进行改革的呼声很高。

  过去政府管理经济的架构,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的影响,设置了很多专业性的工业部门。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众多的专业部门被撤销归并成几个综合性的管理部门。改革之后,许多专业性的部门没有了,相对集中和精简了。其中有一些专业部门变成了企业,这些企业既管了一些企业性的事情,但又继承了原来部门政府管理的部分职能,电力也是这样。过去的电力部演变成了国家电力公司,仍然行使部分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也有企业管理职能。

  回过头来看,这可能是我们改革进程中一个非常重大的步骤,也是一个阻力比较大的步骤。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庙里有这么多的菩萨,你光把菩萨请走了还会有其他的菩萨来,所以要先拆庙后搬菩萨。你想想,那个时候涉及了几十个部委的动作,涉及到的人数我没有详细的数字,估计起码有好几万人,这么大的改革,需要很大的魄力。

  部委撤并改革后,第二步便是对一些已经变成公司,但是又兼有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进行进一步改革,首先就是电力、民航、铁路和电信部门。

  如果让这些部门自己改自己是很难的,所以需要一个综合部门设计改革方案。这任务落到了国家计委头上。曾培炎同志当时任国家计委主任,他当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我当副组长,因为当时这四个行业都是我分管,体改办以及被改革的几个部门的同志也参加了改革领导小组的工作。

  当时对电力体制改革比较有共识的首先是政企分开,把政府的职能从原来的国家电力公司里面剥离出来放到政府部门里面去;第二个是改革的模式,大家比较统一的看法就是厂网分开。发电企业和电网输配业务在改革之前均属于国家电力公司,把原来属于国家电力公司的发电企业剥离出来,不再垄断,不再由一家公司办电,而是允许多家办电,多种所有制办电,引入竞争。

  多家办电实际上是两个步骤:一个步骤是把原来国家电力公司所属的发电企业剥离出来,但不是一家发电企业,而是组成了5家发电企业。5家可以相互竞争,根据你的服务,根据你其他方面的能力来进行竞争。另一个重大的步骤是,原来国家电力公司范围以外的发电企业也允许参与竞争,就是多种所有制都允许参与到发电领域中来,包括外资以及中外合资、民营企业,也包括非电力部门的企业来办电。例如香港华润、台湾地区的台塑,煤炭行业的神华、同煤集团,民营的协鑫、珠江,地方投资主体的河北建投、江苏国信等都办了一些电厂。估计现在发电企业上百家都不止,而原属于国家电力公司的五大发电公司所占发电容量的比例连一半都不到,这标志着多种所有制都允许参与到发电领域中来,形成了多家办电的竞争格局。

    电网成改革焦点:全国“一张网”还是“多张网”?

  电力改革过程中,遇到不少难题,难题之一便是电网怎么办?

  有人提出电网也可以引入竞争,类似于把发电变成五大公司一样,要把电网变成几个公司。曾经有过设想,按照原有的6个电管局(即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东、南方),把这6个电力大区变成六个电网公司。

  但是也有人提出,就算你把它变成了6个电网公司,在任何一个电网公司的管辖范围内它还是一家。例如东北电网,在东北地区内,也不可能把南方电网的电送到东北去跟它竞争,所以在它的范围内还是自然垄断,只是这个自然垄断的范围从全中国变成了某一个区域而已,所以有人认为这个改法不行,主张电网不能拆分,应当是全国“一张网”。

  电力改革碰到了很大的阻力,电力部门和其他部门的一些同志对厂网分开,还要拆分电网觉得挺心疼,难以接受。新中国成立以来都是这样的体制,并且发展成现在这样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电力工业,现在给拆了,心里不好受。但是这些同志也不好说什么,因为社会舆论都认为应该要进行政企分开和厂网分开,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不过,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把“网”分开的意见阻力就大了。最后归结起来电力体制的焦点是:到底全国是“一张网”还是“多张网”?

  高层也有不同看法,有主张“一张网”的,也有主张“多张网”的,电力体制改革到了具体方案设计的阶段,遇到了很大的难题。国家电力公司是被改的对象,比如说厂网分开直接关系到电力公司的拆分,不仅仅是发电企业分离出去,还有电网公司拆不拆的问题,这要比现在想象的复杂得多。改革是大势所趋,但你说一点想法也没有也是不可能的,这是事实。

  当时组织上让我去找高严(时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谈过一次,他没有当着我的面说不同意或者表现出对改革有抵触,但只寒暄了几句就推说身体有病,让别人和我谈。你说他心里痛快吗?他不会愿意电力被进一步拆散。有这样认识的不只是几个人。

  为了形成改革共识,当时组织人去国外考察,借鉴其他国家的电力管理体制经验,举办了很多国内外的研讨会和座谈会。电网能不能拆开,成了当时电力体制改革方案能不能出台的一个焦点问题,社会上也很关注,大家提出了各种建议。有主张分开的,也有主张不能分开的,各抒己见。我们搞过很多大的研讨会,也请了很多国外的咨询机构和能源机构,比如高盛、美国剑桥能源研究所都来过,别的一些国家也介绍了他们电力管理的经验。

  大多数的研讨会我都参加了,我看研讨会的模式都基本一样,张三这么说,李四那么说。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全世界各国电力管理模式没有哪个是完全一样的。并不是说某个模式大家公认是最好的,每个国家都能遵循的模式是没有的。包括西方国家,英国模式和美国的一样吗?英国模式和法国模式一样吗?日本模式和英国的一样吗?都不一样。

  当时各种意见鱼龙混杂,包括投行也纷纷来做工作,比如高盛、摩根士丹利等,他们好像很懂行,告诉你应该如何如何,实际上他们是想以后帮助这些企业上市,更主要的是在寻找商业机会和经济利益。现在回想起来,某些投行只是揣摩中国领导人的意图,如果领导人认为“一张网”好,他就往“一张网”说,如果领导说“多张网”好就往“多张网”说,其实他们并不懂。为什么他们不懂?不是他们没有这个知识,正如我前面说的,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电力管理模式是完全一样的、可以借鉴的,都是各有特色,也各有利弊。

  江泽民总书记亲自过问并要求:“compromise”

  由于在电网问题上争议很大,电力体制改革搞不下去,江泽民总书记也亲自过问电力体制改革: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改成?到底有什么阻力?分歧在哪里?他直接打电话给曾培炎同志,当时我就在旁边。

  曾培炎同志如实报告了电力体制改革设计方案中的一些意见,实际上最后就集中到“一张网”还是“多张网”的问题上了。江总书记听了以后,说了一句英语“compromise”,大概的意思是要把这两种意见相互妥协,再协调一下。

为什么后来变成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由于当时已有从天生桥(编者注:天生桥水力发电总厂,位于贵州省兴义市)向广东送电,有了从西南部往广东送电的雏形。在电力体制改革之前,实际上已经开展了一系列西电东送工作,在此基础上,已形成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联网的雏形。所以说后来形成的国家电网、南方电网是各种意见,包括高层领导意见协调统一的结果,也是根据当时中国电网的状况作出的决定。

    朱镕基总理发话: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做不到我辞职

  曾培炎同志在《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一书里面回忆说,电力体制改革的主要背景是二滩(编者注:即二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境内)弃水,还有就是西电东送。

  2000年夏天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李长春同志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提出由于改革开放,广东的经济发展迅速,缺电问题已成为制约广东经济发展的瓶颈,要求在新的五年规划中,为广东新增1000万千瓦电力。

  讨论中,到底是在广东建1000万千瓦,还是从贵州、云南向广东送1000万千瓦?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极力主张:广东不用再建这么多电厂,要搞西电东送,由贵州、云南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也是对西部欠发达省份的支持;并且说了:如果做不到我总理辞职,还对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下称“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说:你这个计委主任也辞职。这个意见最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达成了共识,包括江总书记也同意按照朱镕基同志这个意见办。

  这个会我没有在现场,曾培炎同志在会场,我住在国家计委在北戴河的培训中心,曾培炎同志把会上的内容向我介绍了,说要马上做方案。按照这个意见,具体落实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的方案。当天晚上我没有回北京,就和培炎同志草拟文件。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同志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意见,因为担心短期内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有困难,即使在贵州或云南建水电站可能也来不及,李鹏同志提出,把三峡的电一路直流送往广东。三峡的输电方向是早定的,华东和华中是三峡电力的消纳地,以前没有考虑过把电送到广东,这是这次会议上定的。

  那时候已经开始进行三峡输电(即“三常线”,三峡到常州)的招标。我们把三峡到广东这条“三广线”加进去,变成了两条正负50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打捆拿去和ABB公司统一招标谈判。

  这一意见很快被大家接受,这跟二滩水电站有一点关系。二滩水电站的建成正好是我国经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低谷时期,那个时候电力的需求并不是非常旺盛,二滩的电送不出去,那时每年都要开一次会,讨论怎么把二滩的电消纳掉,但是消纳不掉,没人要,到了丰水期的时候,计划外发的电一度只有2~3分钱。如何让二滩的电送出来,经研究后来修了一个“三万线”,从三峡到万县用50万伏交流联起来,让“川电出川”,想办法把四川的电送到华中、华东。

  二滩这件事说明了我国电力需要在更大的范围进行配置。原来川渝和华中电网是不联的,川渝是一个网,华中是一个网,由于建了“三万线”,才把川渝电网和华中电网联成了一个同步电网。三峡的电当时同样有这个问题,不像现在,三峡电现在谁都觉得好,以前三峡电分给谁谁都不要。

  我当时主持分电,具体由电力处处长王骏和郝卫平同志做方案。找重庆谈,重庆说千万不要分给我,你看我们重庆为三峡建设移民做了这么大的牺牲,你还要给我。找湖北也是同样,我湖北水电这么丰富,我不要。当时的分配是沿江都有份,包括河南、安徽、江西都是属于分电的地区,河南说我有这么多煤,我以火电为主,三峡电就不要给我了。找江西、安徽,他们说我们是农业省,经济欠发达,也不要这么多电。只有江浙沪没有说过这些话。

  因此三峡电往广东送,在当时情况下是非常正确的选择,现在倒过来看也是正确的事,使三峡的电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消纳,如果没有这个改变的话,就只能沿着长江把它消纳掉。方案还包括了离广东很近的湖南鲤鱼江电厂,上马扩建两台30万千瓦火电站,直送广东,一共凑足了1000万千瓦,满足了广东的目标,于是就弄了一个文,通过发改委的审查,报国务院批准,这就是西电东送的南线方案。

  这个西电东送方案发生在电力体制改革之前,从云南、贵州向广东输电的任务肯定是落到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电网的头上。当时云南、贵州、广西电网归国家电力公司管,广东是地方电网,合起来有了南方电网这个雏形。所以议论到电力体制改革的时候,就和2000年以后决定往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有关,这是形成南方电网的基础。提出搞两个电网,也是对主张电网不拆分的意见进行吸收,既没有以前讲的“六张网”,也不是“一张网”,确实是一个折中的意见,过去争论的两种意见都吸纳了一部分。

  广东、海南两省领导曾想不通

  这个方案出来以后,高层基本上认可,但不是没有阻力,花絮非常多。

  比如说,当时海南书记汪啸风打电话给曾培炎同志,说不同意,海南电网是独立的,南方电网没电送给海南,海南也没电送给南方电网,为什么海南要进南方电网?曾培炎同志在电话里做了很多工作,汪啸风同志最后表态说如果要联起来我就同意。当时海南进南方电网有这个条件,是答应过的,就是建海底电缆和南方电网联起来,海南才同意,这算是一个小的花絮。

  还有一个小花絮,原先广东省的电网投资主体实际上是广东省,并不是中央资产,当时南方电网中作为地方电网的广东电网资产最多,大股东应是广东省,但后来把南方电网,包括人事任免收到中央管了,广东的同志私下还颇有意见。最后形成文件以后,也请中组部一起参与意见,把南方电网定位为中央53家(编者注:即中央直接管理的53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当中的一家,干部任命也要到中组部来,广东省开始的时候是有点看法的,但是在大的形势下和顾大局的考虑下也同意了。

  10年过去了,基本上按照方案进行了改组、建设,实现了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最后还超了。正好结合我国拉动内需的战略,营造了西电东送的声势,在完成西电东送任务上,南方电网做得很漂亮,让大家确实感受到了南方电网的作用。现在“两张网”的架构比较稳固了,但是后遗症也有,不是完全没有。

  当时往广东送电还有其它的方案,有一些电力部门的老领导提出来,不是说四川消纳不了吗,能不能把四川电网和云贵电网联起来,云贵电网又和广东联起来,后来没有采纳这个意见,采用了川渝与华中相联的方案。原因和当地的地形有关系,都是高山、峡谷。第二个意见是把福建和广东联起来。从东南沿海来说,福建和广东都是经济比较开放、发达的地方,把这两个省的网联起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后来由于变成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迄今为止福建和广东还是没有联起来。在我没有退下来的时候,我极力想完成这个任务,但已经来不及了。从电网的规划来说,应该把这两个地方联起来,这也是留下的一个后遗症。

  电监会借鉴了英国模式  李鹏提议电监会为正部级

  中国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英国模式,成立电监会也是借鉴了英国做法。

  电网在某一个特定区域内的垄断性实际上没有改变,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谈这个问题,你再怎么分,在一个区域内还是自然垄断。因此如何做到公平交易,加强对自然垄断的监管是必须考虑的。发电侧形成了竞争关系,多种所有制都可以办电,发电厂把电卖给电网,电网是不是可以公平对待所有发电的企业,这里面的游戏规则需要有人来监管,所以有了电监会。

  当时国家计委基础产业司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宋密任司长,他和王骏带队去英国调查,他们认为英国的模式挺好,而且也是厂网分开的,也是有电监会的,所以我们的电力体制改革更多地借鉴了英国的模式。

  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当时没写电监会的级别。曾培炎同志跟我商量,他认为定级别不是我们这个层级来说的,如果高层在审议时有明确意见我们照办就可以了。上报政治局讨论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审议稿中没有写电监会的级别。到了政治局讨论时,李鹏同志的意见是这个机构非常重要,应该给一个比较高的级别,正部级,其他同志未表示异议。我们回来就修改了5号文件,写上了电监会为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事业单位。这个过程外面是不知道的。电监会,顾名思义就是要对电力行业的游戏规则进行监管。这是过去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或者是在老电力部、老电力公司的情况下所没有的新事物。

  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确定后,执行时还是顺利的。一旦改革方案定了以后,氛围马上就变了,没有人再反对改革,电力公司内部变成了争资产的问题。原来的电力资产要分到五大公司去,哪个电站归你,哪个电站归我,好坏搭配等等,这时大家的注意力已经放到那儿去了,而不再是放到要不要分的问题上。电站哪个归你,哪个归我,花了很大的工夫,要做到公平。当时我坚持了一条,就是水电基本上按照一个流域给一个公司,不要再拆分。比如说黄河上中游,就划给了中电投,而不是把黄河上的电站你一个我一个,刘家峡划给你,龙羊峡划给他,那就麻烦了。一个流域基本上是在一家公司,没有把流域里的电站再进行拆分,留了一些调峰水电站给电网公司,这个决定现在看来也是非常正确的。

    中国电网是世界上最好的电网

  现在有些人认为电力体制改革不彻底,甚至是失败的。我不赞成这样的看法。看问题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全世界上没有哪两个国家的电力体制管理模式是一模一样的。

  法国电力至今依然是国有,而且还是厂网不分的。全部核电站都归法国电力管。日本跟中国也不太一样,它的每个区域都没有能源,不像中国一些地方有能源,一些地方没有能源。因此,日本的电力基本上是每个区域自求平衡。其他发展中国家就更没法和中国比了,例如印度有五个管能源的部门,缅甸还有两个电力部。

  我们是“墙内开花墙外红”。我们内部有这样那样的不满,觉得不够理想,但别的国家从外部看我们的改革,看到中国飞速发展的电力事业,认为中国最成功。其他国家发生了若干次大停电,但是中国没有发生,中国整个网架结构是非常清晰的,没有出现很多国家的重复、混乱甚至带有安全隐患的情况。这是因为中国有市场经济和改革的动力,也有当年计划经济比较合理的规划因素在里面,我认为中国的电网在世界上是最好的电网。

  不干这个事的人,可以坐而论道,当批评家非常容易当,因为既不负责任也不用实际操作,但是当你实际操作的时候,碰到的复杂问题比纸上谈兵难得多。

  电力体制改革或者其他体制改革,说“百分之百是对的”肯定不可能,改革是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肯定有不完善的地方,还有值得进一步改革的地方,从这个层面上看,有批评的意见有利于不断深化改革。但是,衡量一个改革是否正确的标准,应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电力体制改革十年是我国电力事业发展最快的十年,也创造了世界电力发展史上最快的发展速度。“十一五”期间,每年新增发电装机容量1亿千瓦,如果没有竞争机制,如果没有发动多家办电的积极性,可以达到这一点吗?这才是主流。如果今天不是10.5亿千瓦(编者注:2011年我国电力装机容量为10.5亿千瓦),而是8亿千瓦,那今天的经济总量就不是现在的状况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电力体制改革是为整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做了重大的贡献。

  5号文为何没定电改时间表

  有一种观点认为,电力体制改革没有达到5号文件要求的市场化目标,原因是19号文(编者注:即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十一五”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和5号文都没有写出电改的时间和进度表。但我认为,之所以没有写出时间表是因为很难给出一个时间表;再者,我们改革的总体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先完成一步,在这个基础上,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迈出第二步。

  回想改革开放30多年来走过的路,如果当时不顾历史发展的阶段,一下子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那么改革很可能是失败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在大家认识的过程中逐渐深化的过程。铁路改革一搁置就是十年,还是电力体制改革迈出了步子好。如果改革一开始就完全按照现在的样子,把部委都撤销,可能改都改不成。

  如果想改革一次都到位,可能社会的负担就比较大。只做政企分开、厂网分开,虽然老电力部的人有意见,但是还不会波及到下面去。如果再把输配电也分开,把主辅企业也分开,波及到的人就更广了。当时如果这些问题都搞清楚再去改的话,我估计两三年也改不动。

  走一步总比不走要强,所以当时就先完成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就是政企分开、厂网分开。而可能会引发更多反弹的问题,就留到以后适当的时机再去改。我们不希望在改革中产生过多的社会矛盾。

  现在有些人在批评电力体制改革,他们应该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这个问题,那就比较好理解了。

  电监会很难独立推进电改

  有观点认为,电网在分离辅业方面滞后。我认为这不能怪电网。其实电网公司是愿意分离的。施工企业参差不齐,有一些很糟糕,电网公司也怕长期捂在自己手里面。包括已经离退休的劳保问题怎么解决?按道理电力公司分家了,不应该由电网公司一家来承担。但是现实情况就是这样。电网公司找过我多次,希望尽快地把辅业剥离出去。

  为什么电力体制改革以后若干年都没有完成这件事?5号文件下达了以后,主要的任务目标达到了,大的格局已经形成了,这时候机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培炎同志也从国家计委主任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他觉得这个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人家都说发改委的权力太大,不能什么事都揽在发改委,就把继续推进电力体制改革的任务给了电监会,电改办也从发改委划转到电监会。

  但是电监会一家来挑起改革的任务确实很困难,它是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一个事业单位去做这么大的动作,去进行主辅分开,或者是其他的改革,没有政府强有力的部门支持,它确实很为难。有几个部门绕不过去,一个是发改委,一个是国资委,电监会既没有干部任命权也没有资产划拨权,你叫人家怎么改?

  主辅分开,电网公司是愿意的,但是分开以后交给谁?就是一个麻烦了。我最初的想法是施工企业也可以下放到各个地方自己找饭吃,相当于现在建筑公司一样,这是一种市场化改革的想法,但是这个方案的阻力是最大的。现在提出的是一个简单的操作办法,干脆把所有的辅业、施工企业再成立一个公司。

  但我认为这种再成立一个公司的方法并不好。这个剥离方法简便易行,也满足了施工企业不愿下放到地方,或者完全独立、走市场化道路的意愿,主辅终于分离了,但这个主辅分离模式并不是理想的。发电公司本来可以利用他们充分竞争,搞个电厂招标,全国都来竞争,现在所有施工企业变成了一个总公司,竞争减弱了。但这个模式满足了舆论的需要,即如果是要走市场化,就应该让它自己独立,让它自己找饭吃。

  能源法出台难在哪里?

  国家电网公司后来收购许继集团、平高集团,我是不同意的,我没有签字,我也做过工作,我说你何必要这样做呢?这是和原来的电力改革思路厂网分开主辅分开相违背的。如果把平高集团和许继集团收购了,将来别的企业觉得你不公平了,这是你的亲儿子,别的是干儿子,即使你做得再公平,人家也会说你有亲有疏。但是他们一看我不批,就通过其他部委的途径批了。

  最近还有一个有争论的特高压输电问题。最早在中央文件里提出特高压这个词的,并不是国家能源局,也不是发改委,不是国家电网公司,而是科技部牵头制定,国家发布的科技中长期规划。此外,还有两个国务院发布的文件中提到了特高压。我认为,现在再去论证该不该搞特高压已经有点本末倒置了。如果对这些文件还有不同意见,那就是质疑国务院文件本身还有没有公信力的问题了。其实纠缠于这个问题,一点道理都没有。随着电网的出现,电压等级逐步提高,我不是说可以无限下去,你今天1000千伏,明天可以提到2000千伏,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技术上发生一些变化是完全可能的。

  我觉得电力体制改革还是应该保持一种渐进的过程。比如像输配分离,既要和整个社会的进步、社会能够承受的能力相匹配,还要和其他的改革相匹配,比如说价格体系改革,价格体系不到位,输配怎么分开?而价格是归价格部门管,又不是国家能源局管。也有人问我,如果划给国家能源局行不行?我认为在目前的外部条件下也不行。每个部门都是为自己部门说话的,如果国家能源局来管这个价格,很可能偏向于能源企业,就认为应该涨价,替能源企业说话。

  社会上还有人建议应制定能源法,使能源管理体制改革有法可依。国家能源办2007年发了一个征求意见稿,但至今一直推不下去。因为它涉及到方方面面。比如说修改电力法和煤炭法,这两个法都是在20多年前制定的,但是老电力法也有很多提法是正确的,可以继续保留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究竟难在哪里?各部门就是想把自己部门的一些权力、一些诉求放在法律里,想把三定方案当中没有解决的问题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不能用法律解决三定方案没有解决的问题,电监会跟能源局的关系没有扯清楚,靠电力法能扯清楚?这就为修改或制定法律增加了难度。

  竞价上网试点为何终止

  有专家认为,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启动后,并未建立竞价上网的市场机制,市场化改革仍停在路上,目前电力体制非计划、非市场,最为糟糕。

  实现竞价上网也是电力体制改革希望最终能做到的目标。其实1999—2001年,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用电需求下降,一度有过供大于求的情况。后来成为严重缺电省的浙江,当时也一度电力供应宽松,所以率先尝试了竞价上网。他们引进了国外的竞价上网的报价软件,结合浙江省的情况进行了修改,通过计算机自动比对,择优调度上网。我曾陪同领导同志去浙江省电力局参观过,我也向电力系统的其他单位介绍浙江的做法,试图推广。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快过去了,2002年起全国大部分地方又变得缺电了,浙江省尤为严重,竞价上网已难继续下去,自动消亡了。

  电力体制改革之后,有的同志仍想推动此事,于是新成立的电监会把电力供应相对宽松的东北电网作为试点,推行竞价上网,由时任电监会副主席宋密同志主抓。但实施不久,包括电网公司和几大电力公司的同志纷纷反映问题,认为竞价上网时机还不成熟,条件还不具备,企业亏损,要求停止试点,我还接待过几家电力企业的领导来反映问题。不久这项试点也告终止。

  总结我们尝试竞价上网的实践,这是需要一定条件的,电力供应相对宽松是先决条件,此外,还需要定价制度等的配套改革。前几年电力供应一直偏紧,通胀的威胁领导十分重视,煤电矛盾突出,尽快解决电力供应紧张成了主要矛盾,竞价上网一直难以实施。

  现在社会上对电力体制改革的意见,有相当部分集中在价格改革上,大家把电价改革看作是电力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在政府管理架构的三定方案中,电价归国家发改委价格部门管,不归能源局,而电改办公室又移到了电监会,在发改委内部还有一个体改司,后来涉及电力体制改革的事务交由体改司牵头负责。但社会上和媒体一直以为能源局应统一对电力体制改革和电价定价制度改革负责,实际上能源局是无能为力的,在现有体制下在上述两个问题中最多是个配角。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在总的改革开放大局下,电力体制改革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开创了很好的局面。任何一个改革都不是理想化的,它都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完善的,所以你不能拿后来的东西简单来衡量改革渐进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对还是不对。电力体制改革能走到今天,这个局面是非常不容易的,接着往下走下去,不能空凭设想,应该立足现实。

  铁路体制为什么没改?

  我再讲一点改革的花絮,回到我说过的四个垄断行业:电力、民航、电信、铁路,前三个都改了,为什么只有铁路没有改?朱基总理在退休以前也曾把铁路体制改革提上了日程,那个时候是傅志寰当铁道部部长,已经在国务院汇报了一次,我也参加了这次汇报,铁道部拿出来的方案跟电力体制改革一样,叫做网运分离。实际上电力体制改革,铁路是想借鉴的。

  当时碰到的问题和电力体制改革时一样,朱基总理是想把铁路网进一步拆分。他认为分成若干个网也是可以的,也提出过若干个设想,比如长江以北算一个,长江以南算一个,或者是按照铁路局来划分。但铁路部门强烈主张铁路网不能再拆分,要全国一个铁路网。那个时候那届政府任期将满,所以朱基总理说,不能所有的事情都在我这里做完,做不完的事留给下一届去做。就把铁路改革搁置了。拿铁路改革跟电力体制改革比,我觉得电力体制改革成就是非常大的。前不久,傅志寰来找我,问我对铁路体制改革有什么看法,我就讲,如果当年走网运分离的话,也不失为迈出了改革第一步。之所以讲这些题外话,是因为它跟电力体制改革非常相似。

  评判电改5号文件成败的四条标准

  一、世界上没有统一的电力体制模式,采用什么电力管理体制要根据各国的国情、发展阶段而选择,并且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调整完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电力体制也是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中国的电力体制究竟好不好?在世界上没有参照国。还是要根据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走中国自己的道路。

  二、衡量一个体制,一项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别的国家采用什么体制不是我们衡量体制和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准;在电力体制改革中,一张网还是几张网也不是电力体制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准。衡量一个体制、一项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准是看该体制和改革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与该国的发展阶段相适应。而我们有些人习惯拿外国是怎么做的来批评我们的体制,尤其喜欢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为参照衡量我们的体制。但是美债、欧债危机的发生,美国东部大停电的事实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十全十美的。

  三、电力体制改革十年来,特别是近五年来我国电力建设和技术进步空前。

  近五年新增装机容量是前55年的总和。十年新增装机容量超过7亿千瓦,相当于一年一个英国的装机容量。水力发电五年新增装机容量是自1910年中国有水电以来95年装机容量的总和,2011年底水电装机容量总和达到2.3亿千瓦,居世界第一。新能源发电异军突起,中国的风力发电十年前在世界上还默默无闻,十年间装机容量达到6000万千瓦,崛起为世界第一风电大国。

  十年过去了,物价上涨,但电力建设成本不升反而稳中有降。这十年中国的电力发展创造了中国电力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也是世界电力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电力没有拖国民经济发展的后腿,相反发展速度高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保障了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结束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电力短缺的瓶颈制约。电力技术和电力装备也迅速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这十年,我国电力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我国的电力体制是适合我国现有发展阶段的模式,我们的体制比许多资本主义体制更具优越性。怎么能罔顾事实把我国的电力体制和改革说得一塌糊涂呢!

  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改革的一条成功经验是“摸着石头过河”,看准了的、成熟了的就改。一时看不准、尚不成熟的缓一缓待时机成熟了再改。

  实践证明,我国的改革方法要比前苏联解体后采取的休克疗法和激进的私有化都要成功,也为世界所公认。改革没有终点,是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过程。我们现阶段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需要的是改革和发展的弄潮儿,而不是在改革发展大潮旁指手划脚、纸上谈兵的观潮派。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面对别的国家的体制我们不必妄自菲薄。

 

 

 

发件人: 方铭 发送时间: 2013-03-27 15:28:54收件人: cui-zy 抄送:主题:推荐一篇电力行业内部懂行的写的电改文章

最牛的改革就是不改革

廖宇

2013-03-27

  最近媒体上讨论电力改革的声音很多,看来看去,无非还是输配分开,拆分电网等论调。新浪财经还组织了“电力改革何处去”的专题讨论。其实对于这样的话题,十几年的传统一直是:喊的最凶的,都是业外人士。但业内人士往往极其低调,很少发表明显意见。为什么?原因很简单,电力行业的改革,哪里是拆分、放开、自由、组合这些简单的词语就能够描绘其复杂性的。

    本文简短以一名在中国、德国都有行业背景的从业者身份,提供一些思考途径。

    一、电力行业绝对是个怪胎

    要理解电力改革的难度,先要从理解电力行业内部组织架构的复杂性开始。笔者出生在湖北宜昌,也算系统内子弟。仅以宜昌为例,这里有葛洲坝集团、葛洲坝电厂、宜昌供电局,分别属于电力系统内不同的单位,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级别及业务划分;后来又附近又增加了三峡开发公司、清江开发公司、葛洲坝换流站,以及为了兴修三峡工程陆续进驻的水电五局、武警水电等等不同单位。领导级别可以从处级到部级,挤在一起做出一点事情谈何容易?

  而整个电力工业呢,笔者经历了从水电部到能源部,电力部,国家电力公司,又到后来的国家电网公司,乃至现在的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可以说是亲眼看见牌子换上换下,领导们悲喜交替。每一次改革或者说体制变动,都有人鼓掌,也有人骂娘。而评判好坏的标准其实很简单:你或者你的家人是否牵涉其中。

  所以说从小耳濡目染,对各种所谓改革的认识只有一句话可以总结:事还是下面那些人在做,而台上的那些人总是换来换去,说着不一样的话。

  二、电力改革的目标很简单

  很多人拿中国电网这么多年没出过大事来论证电网目前的模式很成功,不必改革。其实中国真是一个很神奇的社会,按原理来讲很多事情早该崩盘了,可就是有很多勤劳勇敢的普通人民,他们真的是不怕苦累得忘我工作,以个人至诚之牺牲,去弥补制度和管理之不足。电力系统这么多年没出过大事,可以庆幸,可以感谢,但是绝不能作为现有模式合情合理的论据。

  刘纪鹏在《电力改革成在电价败在拆分》一文中也有个很神奇的错误观点:即电力改革不能拆分,尤其是不能搞一拆为五、输配分离。他提出的理由是:电力是自然垄断,拆分了无非是大垄断变小垄断,所以没意义。

  很多专家都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一厢情愿的自我推定,如果原因不是其视野过于狭小,那只能是在为某种利益说话。

  以德国为例,一个统一的自由电力交易市场,四家输电网公司,数十家配电网公司,几千家传统发电公司和新能源发电公司,统一接受联邦网监局(相当于电监会和发改委合体)的监管。

  德国这么小一个国家,不过80GW的峰值负荷,都可以一拆为四,为什么中国不能搞五个局域电网?为了应对所谓的自然垄断,德国引入了内网竞争的概念:几家电网公司,每年按照经济效益排名,第一的得到奖金,第二没事,第三、第四各自一半出钱奖励第一名。

  唯有平行的区域拆分,才能使得电力这样的特殊行业确实存在竞争的可能。反对平行拆分的人拿垄断和效率作为挡箭牌的话,确实没有说服力。

  所以说电力改革的终极模式其实很简单:就是有自由的电力交易市场,发输配送全部分离,有限但积极的电网竞争,明确公正的电网监管,还有就是已经做得很好的主辅清晰割离。这种模式其实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了,所有的疑点无非是在先后顺序和权力划分上面,而这,却已经远远超越技术范畴了。

  三、确实不能一拆为五,输配分离

  前面只是从纯技术角度来讲如何拆分组合新的电力模式,但如果加入更多的人尤其是政治因素,就知道现阶段媒体上炒作的任何一种拆分模式确实都是不可行的。

  首先是人才上的限制。电力行业的管理有很强的专业性,理论上讲,一分为五挺好,多了五倍的正处级正厅级,何乐而不为?但事实是,电力系统近百万职工,真搞得清电力系统运作与管理的人才不会过万,更不要说有国际化视野、有清晰企业管理理念的中高级管理人才了。就看看现在很多市局县局,往往真正的技术能手,也就是那么几个继保专职、生技科长,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所以如果一分为五,意味着本来你有个廖化,可以顶在那里当先锋。可是现在要再找几个张苞、关兴出来,哪那么容易?五个调度中心,五个规划设计院,所有的架构都要乘以五,还要应对新的变革。以中国之大,但要找到这样的五倍之技术中坚力量,却也非易事。

  其次,缺乏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也制约着电力改革的步伐。比如输配分离,多是很多媒体记者的自我想象了。

  中国目前所有的市县供电局,真正拥有配电自动化及地理信息系统的不能说屈指可数,至少也是车载斗量而已。输配分离必然意味着垂直计债,风电管理,调度合作,利益切割。可以这么说,在电力企业还没有批量使用SAP管理其装置设备,没有使用DMS协调风光调度,没有完整的天气预测及停电公报系统之前,输配分离就像人为的分开汽油柴油加油站一样,不是不可行,而是没意义。

  最后,除却人和物上的限制,政治上的改良需求是否存在,也是一个值得品味的因素。任何体制改革都不可能脱离大环境的条件单独存在。换言之,在中央集权体制的大背景下,对任何行业去实施所谓的拆分改革,是否都是南辕北辙?从政府管理国家的角度出发,究竟是需要一个强势的部级央企,还是需要一堆激动能干的区域联企,各有利弊,无人可知。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政治永远需要制衡。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前不久两会里几则关于电力的消息很有趣。先是电监会撤销前消息放出,很多人兔死狐悲;后来内阁名单一出,电监会并入能源局,兼顾发改委,顿时又高看几许。具体内幕如何,外人其实很能猜测,而拆分是否有利于政治权衡,这就更不是一般外人所能知的了。

  四、最牛的改革就是不改革

  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这四个字长大的一代人,如今已经可以确定:开放无疑是这30年中国最大的成就,也无疑做得不错。但改革呢,就很难衡量。

  笔者从孩提时代就和很多一线的工人技术专家接触,30年来流水的营盘,从安全生产深揭狠批四人帮到三集五大,可以说人们已经从最初对改革的期盼到抱怨,后来是麻木,再后来就只能是厌烦甚至是抵触。因为在现有的大环境下,改革很容易就变成运动,意味的只能是案头积压三尺的文书、无休止的会议学习、缺乏实效的争吵和炒作。而现实中的那些事情,还必须由这些中下层的班长队长们,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完成。

  如果没有真正的、自上而下的统一认识和需求,没有能够对各层面都能够带来好处的利益驱动,决策者实在是不能够仅仅因为某部分群体或是专家意见就轻易发动改革,尤其是不该以国外怎样怎样或者说某种政治理想就作为论据。所以说,如果一定要给电力改革开上一张药方或者说时间表的话,应该先做好如下的准备:

  1、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为深化改革做好准备。

  2、设立至少三种不同的模式试验区域,进行改革试点。

  3、在事情没做之前尽量做到公开,在事情做了之后尽量用心沟通。

  如此这般,5年的时间做好准备,5年之后再步步为营推进改革。如果这三点不易做到,至少也要做到第三点,因为只要你坚持公布最专业的电力调度数据,24小时不间断,只要半年,自然会有人知道弃风怎么回事、输配能不能分开、行业内谁好谁坏、如何竞争。

  最牛的改革者,必然具备这样一种技能:从最不入眼、最不涉及利益的某个点开始入手,维持不改革、不触动任何利益群的表象,却在时机到来时亮出水到渠成的底牌。

  如此这般,才是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的真谛。

 

 

 

发件人:cui-zy(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in chun 时 间:2013年03月27日 09:56 (星期三) 前花旗银行谭伟东:中国铁路只能国有 必须国营

中国铁路只能国有 必须国营

前美国花旗集团信用卡总公司副总裁 谭伟东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雪琴 北京报道

2013年03月27日

  本刊 《王梦恕:铁路改革要慎重》 一文引发热议,“一旦铁路产权平台放开,中国铁路的未来完全可能重现近代中国保路运动时的悲剧,即基本陷入国际资本绞杀的悲惨境地。”

  3月14日,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方案正式通过,备受关注的中国铁路改革正式拉开大幕:铁路政企分开,不再保留铁道部,组建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随之而来的,是关于铁路改革的新一轮思考和争议。

  改革方案甫一出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即通过《中国经济周刊》呼吁:铁路改革要慎重,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详见本刊今年第10期《王梦恕:铁路改革要慎重》),进而引发了社会各界对铁路改革的持续、深入思考。

  经济学家、前美国花旗集团信用卡总公司副总裁谭伟东,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铁路发展只能国有,必须国营,市场化是最坏的制度选项。

  绝对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是铁路发展最坏的选择

  《中国经济周刊》:您为什么认为中国铁路发展不能走市场化道路?

  谭伟东:无论是铁路初始建设,还是建成后的营运管理,世界铁路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绝对自由主义的市场化都是最坏的制度选项,中国铁路发展不能走这一道路。

  美国铁路投机狂潮始于1860年,差不多持续了半个世纪。由于市场化运转,资本市场投机盛行,权贵资本主义泛滥,曾上演了无数市场腐败大戏。华尔街恶魔天才古尔德、骗子赌徒德鲁等都曾混迹其中。

  当时的美国,铁路建设盲目扩张,产业混乱,投机诈骗、炒作经营屡见不鲜,造成列车事故频发,舆论一片哗然。而美国超级金融管理天才J·P·摩根的出现,一举改变了这种局面。他开始了大规模的铁路企业兼并,此举促进了美国铁路的规范化发展,为后来的美国国内统一大市场奠定了基础。最终美国政府不敢再放开铁路运行,实行了国有国营的体制。

  《中国经济周刊》:铁路发展的特殊性在哪儿?

  谭伟东:铁路是真正建立国家统一大市场的前提和最有效的现代基础设施建构。在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时期,铁路成为德国迈向强势的基本保障。铁路私有化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但全世界几乎无一成功经验,乏善可陈。

  就拿中国铁路列车上的盒饭价格来说,由最初的2元、5元,到最近的20元乃至数十元不等,已经超过欧盟、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同类商品价格,实属漫天要价,把管理成本通过市场化承包运作而向大众买单转移。若中国铁路向全面市场化转型,不仅票价很可能会飞涨,还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

  铁路作为沉积成本、投资巨大的产业,由于资产太过庞大,价值链条极为敏感,强行市场化将有可能导致超级垄断、绝对不公和超级商业腐败,从而引发社会动荡。铁路如同航天产业,甚至如同国防军工产业一样,只能国有,必须国营。

  2.6万亿债务完全不是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铁道部的2.6万亿负债已被划入新成立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有人认为,巨额负债将成为中国铁路发展的羁绊,您如何看待?

  谭伟东:其实,中国铁路的负债根本不用担心。事实上,中国铁路4万多亿资产,仅包括中央资产,并未包括地方分局资产,据估计,地方资产与中央资产相当,也有4万多亿。市场价位各自至少增加20%~50%,我估计,中国铁路总资产至少为10万多亿,而且中长期的市场价值要远超于此。

  铁道部截至2012年三季度的财报显示,当前铁道部总资产43044亿元,总负债26607亿元,资产负债率61.81%。从公司金融角度来说,一个经营实体负债率在70%~80%都属于正常范围。对于中国铁路总公司来说,负债率完全在可控范围内,根本不用担心。

    一旦产权平台放开,中国铁路很可能被国际资本绞杀

  《中国经济周刊》:您如何看待中国高铁的未来发展态势?

  谭伟东:中国高铁是中国过去10年来经济发展的最大亮点。如果说中国航天是中国跨越式发展的第一标志的话,那么,高铁可以称作第二标志。美国梦寐以求的超现代产业制高点,却被中国拿下了,这让美国人心里很不舒坦。

  中国高铁正是中国铁路发展的优势所在,而高铁核心技术的彻底国产化还有改进余地。中国高铁的优势并非来自技术自主化的重大突破,其巨大优势在于产业化的巨大爆发力。当年全世界所有的铁路投资狂潮,都与之无法比拟。

  中国高铁已经构成当代国际最大的技术经济与产业安全博弈的制高点。高铁是真正的现代高科技的综合性国民经济大产业,只不过,其真实价值被现代美欧虚拟经济遮蔽了。

  全球性的基础航行是海运;空运是高价值、时间敏感性的流转;而大国的全国性的日夜不息的调运网络是铁路,高铁又因其速度优势而成了地面上的飞机,而且是超级大飞机,高速铁路网具有巨大的竞争优势。

  高速铁路的相关拉动,从供给到需求,呈全方位的开放辐射状,不仅成为国内大市场的最根本的网络保障,也是洲际甚至世界各大市场的快速流转保障。

  高铁将会成为未来全球基础设施的核心基石和主要骨干,由此注定了中外在此领域的一切竞争。中国必须牢牢把握住主动权,以举国体制,确保高铁和大铁路网的建成,形成国际比较优势和国际绝对优势。

  高铁优势的整体推进,传统铁路网的跨越式网络细化和补进,应该成为中国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极。这将可能与城镇化、工业信息化形成联动放大效应。

  中国断然不可自废武功,在恰恰需要高歌猛进的时候中了国际资本联手做空、搅局中国优势产业、优质资产的邪招。

  在铁路改革的架构设计中,如果认为可以保障政府控股,形成国有经济占优的局面,这无非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迂回战术。一旦铁路产权平台放开,中国铁路的未来完全可能重现近代中国保路运动时的悲剧,即基本陷入国际资本绞杀的悲惨境地。

  《中国经济周刊》:在您看来,在铁路改革的顶层设计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谭伟东:在未来20年,中国高铁应成为中国航天以后的最大的国家产业利器。应当在联动北斗和未来的四代网络平台等信息高端产业上,形成中国航空航天、中国高铁、中国高端信息、中国军工、中国有色金属这五大国家强大产业集群。

  市场绝不是万能的。在一切鼓吹市场化、自由化、全球一体化背后的,实质上是国际资本猎手。国际银行家和大资本财团,只有在彻底私有化产权、完全资本项目自由化、完全市场化和交融自由化下,其“全球化”才能如入无人之境般,对其看中的中国资产,先做空,再痛下杀手。

 

 

 

 

发件人:彭培根 收件人:仲大军 时 间:2013年03月06日 21:16 (星期三) 附 件:1个(声讨燃油添加剂5.docx ) 查看附件

声讨雾霾祸首燃油添加剂---锰酸盐MMT

北京清華大學 彭培根 院士

     张MM教授是70年代保钓运动的主要学生之一。在1979年,他比我和绝大多数的台湾教育背景的人都早回归祖国,他自己是化工(博士)专家,后来又得到一个生物工程的博士,他的前妻也是位博士。张MM曾经发明了用生物工程的高新科技,在城市下水道的系统中,放殖特种的微生物,可以吃掉污水中的沉积物50%到60%。因此,可以减少污水处理厂的基建规模的50%到60% 。

    他获得了国际专利。张曾经被任命为国家MMM的一位司长,后来他觉得自己不能适应当官的环境,就改任总工程师。后来又被MM银行借调,担任“MM银行扶贫项目”的评估专家之一。他也我们清華大学的教授。他最近发来这样一些信息。

    中国的好几个油集团在国际上推出了“無铅石油”后,又使用了另外一种石油添加剂-锰酸盐(MMT),来取代了原来铅在汽油產生爆发力时,同时又加以稳定的作用。MMT又能够使得低成本提炼出来的劣质石油的爆发力增强。后来出现了伪劣的97号石油,诈骗中国的消费者近二十年,经过清華大学和好几位化工专业的教授或专家,揭发和呼吁了十几年后,在没有处理近二十年的诈骗的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就把97号石油还原到93号汽油。

     这种不了了之的严重违法行为;与全国各地各种界别的极为严重的贪腐,还有将百万元、千万元、上亿或数十亿的贪污来的赃款汇到国外;没有人来抓捕和起诉;是一样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目前的社会还是一个司法不能独立,官官相护的体制。如果能做到韩国和香港的处理贪污和违法的力度的三分之一。 那真正清廉有为的新的大领导班子就不用大声疾呼要大力惩处贪官污吏了。否则,我看不用多久,大领导就要声嘶力竭了。

     有位环保的卫士朋友,提出最近多次出现的雾霾天,可能与烟花爆竹有关。我告诉他这绝对没有关系,化工金属锰酸盐MMT才是祸首!这是中国以外的国家绝大部份都立法不准使用锰酸盐MMT石油添加剂。中国的这些石油集团不但在百姓身上掠夺暴利。同时还给生活环境制造了这么罪大恶极的毒气。应该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并且要用:

    (1)联合国单位不定期抽查都能合格的汽油。

    (2)二十年的时间用国际油价的60%到70%的油价来没给中国的消费者。

     借此来弥补他们的滔天大罪!

    顺便说一下燃放烟花爆竹。上海市全中国第一个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城市(好像是87年开始的),也是全中国第一个在1995年重新开禁的城市。新華社96年(待再核对)3月8日的《动态清样》曾经刊出我的文章;我认为:

    (1)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是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 压制中国文化和民俗的手段。中国人自己的地方政府不应该跟着学坏样。

    (2)过年过节或有喜庆不放鞭炮是不能体现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跟西班牙如果不准斗牛是一样的道理。

    (3)老百姓的过年的烟花爆竹一年比一年声音大,时间长或放的更多、更高,也是表示对政府的一种感谢方式。看啊!俺的日子过得愈来愈好啦!

    (4)我以前在加拿大曾经教学过【建筑环境心理学】(Architectural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从【犯罪心理学】来说,过年有十五天,可以燃放烟花爆竹,有大量的能量和郁闷被释放了,被宣泄了,这是可以大大地减少社会暴力和犯罪事件的!

 

 

增加骨质密度简单易行的方法

    七十四岁的李肇基,骨质密度和三十多岁年轻人一样。 老先生说,他的字典里,没有老人骨质疏松症和肥胖这些名词。 他的健康状况,连国泰医院都觉得不可思议。

    赞助台北国际国道霖园马拉松的国泰建设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李肇基 ,当着路跑协会荣誉理事长「飞跃的羚羊」纪政面前说,一边跨步走 ,一边喝咖啡,可燃烧脂肪,保持身材。 另外,跨大步竞走时,以脚跟着地,可刺激骨胳内骨芽细胞的滋长,可预防老人骨质疏松症 ,他个人就是最佳证明。

    李肇基在七、八年前,看到日本国营电视台 NHK报导,有关跨大步竞走时,如果以脚跟先着地 ,可以振动并刺激骨胳内骨芽细胞的滋长,抑制破骨细胞的破坏。

    李肇基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结果几个月跑下来,他说,到国泰医 院做检查,赫然发现他的骨质密度和三十多岁年轻人无异,从此便告别老年 人常患的骨胳疏松症。李肇基对NHK 的健康报导越来越有信心,当他又看到NHK 一则有关一边跨大步走,一边喝咖啡,可以加速体内脂肪燃烧,他马上就接受尝试去做,结果一个月跑下来,减肥的效果非常明显。

    李肇基每天早上五时五十分起床,调好「减肥咖啡饮料」,约小瓶 矿泉水的水量,其中三分之一是黑咖啡,三分之二是开水。 他从仁爱路的住家出发,走到大安森林公园,展开一小时约五十分 钟的绕公园跨大步竞走,其中每隔十分钟停下来喝特制的「减肥咖啡 饮料」,走完全程后饮料也喝完了。

    李肇基说,减肥咖啡饮料也有利尿的效果噢! 因李先生依此法走了数月,日前体检做骨质密度检测 ,护士小姐将结果告知时,他以为测试仪器不正确,要求重测....又重测....又重测 ,总共做了五次 ,结果都一样,非常不可思议的数值 +4.6, 去年 -1.2,经另一位护士再做测试也是负值 ,证实仪器没有坏,才想可能确是此法奏效,因此希望分享给大家试试。

    侨光科技大学-徐美香 (O)04-27016855-7629 手机-0913-673211。

 

 

霍金说宇宙不是由上帝创造的

中国新闻出版报

2007年02月01日

    当今最有名的科学家霍金(Steven William Hawking)在一本即将推出的新书中说,宇宙不是上帝创造的。 在新作《宏伟计划》
(Grand Design;也有翻译为《伟大的设计》)中,史蒂芬•霍金论道,“大爆炸”是由于重力定律而发生的,并不是靠神的力量。

    霍金在他1988年出版的《时间简史》中似乎接受了上帝创造宇宙这一说法,他曾写到:“如果我们发现了一整套理论,那么人类就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了解上帝的想法”但是在这部与物理学家Leonardo Mlodinow合著的新作中,他提出新的理论说明造物者是不存在的。

    《宏伟计划》将于9月9日出版,在书中,霍金挑战牛顿的观点,即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他写到:“因为有重力,所以宇宙可以自发地形成,从无到有,世界和人类才会存在。”他还写到:“M理论,一种弦论,正是爱因斯坦寻求的统一理论。”“我们无需祈求上帝来保持宇宙发展。” “人类自己其实就是大自然自然粒子的组合,我们已经能够如此理解主宰宇宙的定律和法则,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霍金说第一次动摇牛顿的理论是在1992年发现了一颗行星围绕一颗恒星转,而那颗恒星不是太阳。他写道:“这使得一些神奇的自然现象和巧合,如日地距离和太阳质量等等显得不那么莫不可测,令人叹为观止,人们也不会以为地球是创造出来取悦人类的。”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畅销书《时间简史》作者斯蒂芬•霍金(Hawking)近日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他计划再出版两本书,一本是写给儿童的《乔治打开宇宙的秘密钥匙》(George's Secret Key To The Universe),另一本是关于科学哲学化的书《伟大的设计》(The Grand Design)。而曾成功引进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多部著作的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已“盯”上它们,并计划同步出版中译本。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今年1月8日,斯蒂芬•霍金和他的家人一起度过了他的65岁生日。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剑桥大学的退休年龄是67岁。但是在退休之后,我仍将继续工作。”他还表示,在退休之前,他将会写两本书。一本是写给儿童的《乔治打开宇宙的秘密钥匙》,由他和女儿露西•霍金共同完成。该书共计288页,将于今年9月7日由双日出版社(Doubleday)出版精装版。据悉,该书已开始在亚马逊(英国)网站接受预订,预订价格为10.99英镑。而另一本是关于科学哲学的《伟大的设计》,将于明年与读者见面。

  据悉,霍金作品中文出版专业户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已箭在弦上。该社科学普及生活图书编辑事业部主任、《时间简史》责编孙桂均日前向记者透露,该社有意继《时间简史》简体中文版与英文版全球同步发行后,再次同步出版霍金即将要推出的两本科普新书——《乔治打开宇宙的秘密钥匙》和《伟大的设计》。孙桂均透露,目前霍金仍在修改《乔治打开宇宙的秘密钥匙》书稿。

  霍金曾于2006年6月表示,将委托湖南科技社出版其未来全部著作的中文版。湖南科技社自1993年出版《时间简史》以来,目前已经出版了多部霍金作品,包括:《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霍金讲演录——黑洞、婴儿宇宙及其他》、《时间简史续编》、《时间简史》(普及版)、《时间简史》(插图版)、《果壳中的宇宙》。

 

如果我们头冲下,脚朝上来思维

彭培根

2013 02 03

    霍金(Steven William Hawking )在他的新书《宏伟的设计》中说:宇宙不是上帝创造的是重力引发的。但重力又是谁引发的呢?廣义的基督徒还是会说:那重力还是上帝设计的。上帝是什么样?也没人知道。儒 释 道 还是会说:宇宙肯定有主宰,但是既然谁都不知道,也无法证明主宰或上帝是什么样? 那我们还是:“敬鬼神而远之”吧!把人间的事做好就行!北京法源寺(隋代)的主持方丈圆持大师说:有人问释迦牟尼:“什么是佛教?”佛说: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做到了,人人都可以成佛。其实,佛教的最高境界是无神论啊!

 

霍金称存在外星生命 警告人类不要与外星人说话

2010年04月26日

    据英国《泰晤士报》4月25日报道,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一部最新纪录片中称,外星生命几乎是肯定存在的,但人类最好避免与其接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竭尽全力寻找他们。

    霍金认为,外星生命可能存在于宇宙的很多地点,除了各大行星以外,还可能位于某些恒星的中心,甚至漂流在星际空间中。至于为什么是这样,霍金给出的理由很简单:宇宙太大了。

     至于外星人可能是什么样子的,霍金指出,绝大部分属于细菌或简单动物——在相当长时间里主宰地球的两种生命形态。除此之外,也不排除一小部分已经发展成了智能生命,并对人类构成了威胁。可以说,与这种物种的接触对于人类而言将是毁灭性的。霍金认为外星智能生命在与人类接触之后很可能会袭击地球,掠夺地球上的资源。“如果外星人真的有朝一日到访地球的话,我想结果和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时的情景差不多,那对美洲的土著居民可不是什么好事。”

 

 

美国西点军校精神

We’re a team.We struggle together. We triumph together.

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一起奋斗。我们一起取得胜利。

If one of us fails, we all fail.

如果我们中有一个人失败了,那我们大家都会失败。

If one of us breaks a rule, we all should be punished.

如果我们中有一个人违反了规则,那我们大家都要受到惩罚。

If one of us lags behind, we all should help him.

如果我们中有一个人落后了,我们大家都需要帮助他。

If one of us succeeds, we all should celebrate.

如果我们中有一个人成功,我们大家就会一起成功。

We’re a great team. We care about each other. We encourage each other. We push each other.

我们是一支伟大的团队。我们互相关心。我们相互鼓励。我们相互推动。我们彼此关爱。

We love each other. We share good times and bad times. We’re a great team.

我们甘苦与共。我们是一支伟大的军队。

 

 

 





发件人:caulzh(由 djwsb2012+caulzh=163.com@groups.163.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抄送人:大军文史班 时间:2013年03月27日 15:43 (星期三)

《战国时期的道、法、术》学后感

大军文史班学员 梁志华

2013年3月26日

    上周六(23日),上完大军文史班的课之后,晚上到中央民族大学上研究生的课。刘永佶老师正好也谈到了道、法、术的问题。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学问做好了,真是相通的。一个老师搞经济观察研究,一个老师搞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没想到对道、法、术问题认识如此一致。

    刘老师认为,学识分四个层面:道、法、术、技。比如,化工是技的层面,化学是术的层面,自然科学是法的层面;临床是技的层面,医学是术的层面,生理学、心理学是法的层面;管理是技的层面,国际贸易、财政学等是术的层面,政治经济学是法的层面。在刘永佶看来,道、法是抽象的,但对民族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可经验的。德国是一个统一较晚的欧洲国家,从莱布尼茨到康德、黑格尔,特别注重抽象思维。德国之所以能统一,与这些思想家是有关系的,这是思维层面革命。目前,德国的发展也不同于英美模式,没有那么多金融衍生品,走的是一条社会市场经济之路。中国,能够持续五千年文明,也是与道、法层面的思考分不开的。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要退到上一层想问题,关键在于把道、法想清楚。

    摘录仲大军老师微博:1、唐僧师徒是集体合作、优势互补的典型。道、德、法(计)、术、力这五要素具备,才是完美的团队。企业如果缺少任何一个要素便难以取胜。检查一下自己企业的人员搭配吧。有没有这种结构。//@我要觉悟: 看了仲老师的课,想起唐僧师徒,他们加起来才是比较完美的人。唐僧有德,但必须有法术高强的孙悟空保护。

    2、@仲大军:你太有悟性了!《水浒》梁山的兄弟也是按道、德、法(计)、术、力五种要素有机组合起来的。松江是头脑,是道与德,吴用是法、计、术,林冲武松等是武力。正是各种要素搭配,才能使一个水泊梁山虎虎生风,风生水起。//@我要觉悟: 看了仲老师的讲课,想起了唐僧师徒,他们加起来才是个比较完美的人。

 

 



发件人:王锐利(由 djwsb2012+wangruili323=126.com@groups.163.com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文史班 时间:2013年03月08日 13:10 (星期五)附 件:1个(读《庄子?天道》有感.doc ) 查看附件

读《庄子》天道篇有感

大军文史班学员 王锐利

    上周在仲老师家学习了《庄子》,我特别喜欢《天道》中节选的部分,因此对这一部分进行了精读,凑了一篇小文(见附件),请老师和大家多多指点。

    学习了这篇文章之后,我对庄子的看法较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前提到庄子,我会想到隐士之类的人,而现在却不这么认为。庄子是一个很智慧的哲学家,他提倡我们顺其自然的生活、处世。然而顺其自然的前提是认识自然。这一点和儒家的“格物致知”好像是相同的。只不过,庄子认为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而“知也无涯”,所以他很看不起哪些有了一点小知识就出来显摆的人,总是通过各种故事来嘲弄人家,这样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庄子是“反智”。然而,从《天道》中的文字看来,庄子不仅不是一个反智的人,反倒是一个追求大智慧的人呢。

    庄子的文字恢弘大气,从《逍遥游》等篇可以看出,以前怎么也不理解,一个崇尚虚无的人,怎么会有如此气势,怎么能描绘出那么大的场面呢。现在似乎有些理解了。庄子认为“贤士尚志,圣人尚精”,他应该是以圣人要求自己的。

一、庄子的志向

    “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 庄子认为“天道”、“帝道”、“圣道”自然运行,无所阻塞,则“万物成”、“天下归”、“海内服”。由此可见,庄子并不是一个消极的人,而是一个有大志向的人。他的志向是让万物成,天下归,海内服。他要传授的是“天道”、“帝道”及“圣道”。而他要传授的对象也不是普通人,而是圣人。

    然而什么是“天道”、“帝道”和“圣道”?如何来领悟这些“道”?又如何才能做到“无所积”呢?

二、心静

    “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尤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

    庄子认为,水在静止的时候,能清晰的照出人的须眉。那么,人心也应该处于一种静的状态。保持心静的状态,圣人的心就如同一面明镜,天地万物的规律将清楚的投射在其中,人们将更好的掌握天地之间存在的“道”。

    庄子又说:“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

    虚静恬淡寂寞无为,心中不存偏见,不受情感及欲望的左右,人看事情会更客观,因此便能看的更加清楚,能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但是,怎样的人能真正的做到心静呢?活动在社会上的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时形势紧迫,利益相关,心中不免会兴起各种波澜。即便是圣人,要做到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那般从容不迫,怕也是有些困难吧?

    我们不是圣人,自然做不到像圣人一样,摒弃一切的欲望及情感。然而,我们也可以在喧闹中抽出一点时间,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我们可能做不到像圣人一样悟“道”,但至少也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自己,从而不至于在前行的道路上迷失了本性。

三、无为

    “休则虚,虚则实,实则伦(条理和次序)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

    庄子在这一段中详细论述了虚与实,静与动的关系。在庄子的眼中,这两对反义词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心灵虚静,才能将精神集中于一点,看清事物的本质,分出明晰的条理;只有心境虚静,才不会利禄薰心,才会遵循事物的本性做到无为,任由天道、帝道、圣道畅通的运行,最终得到“无所积”的结果。

    由此看来,所谓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要认识自然的规律,师法自然,不做与自然规律相违背的事情。今天看来,庄子的话真是包含着大智慧啊。雾霾、拥堵,这就是人类盲目有为种下的恶果啊。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 收件人:仲大军 抄送人:时 间:2013年03月18日 22:05 (星期一)Re:昨天的合影照片

《道法家的崛起》一课感想

大军文史班学员 乔续

2013-3-19

    上周六在大军文史班听仲老师讲了《道法家的崛起》,思考了一些课文的内容,我个人认为慎到的思想逻辑继续发展下去,就是人与势彻底分开,这样就是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相比于西方源于基督教的平等理念,我们的先人却在现实的逻辑分析中得出,我们更应该为我们伟大而悠久的历史文化自豪。可是为什么现在中国成了这个窝囊的样子,可能我们中国人是很聪明的,却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下面是学生的一点感想,请指正。

    老子《道德经》里面认为水性是符合道德的,老子肯定柔和、谦虚、退让的精神,崇尚不争,认为战争是不祥的东西。老子看到他所处的时代大道不行久矣,就出关隐居了,只留下一部《道德经》供后人拜读。可以说老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一方面他指出了大道之行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另一方面他看到了他所处的社会现实的样子,留下《道德经》供后人学习。后来的道法家正是在老子的黄老道德之术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现实发展起来的。

     如果说有一种东西贯穿于这个社会变迁的话,这个东西应该就是人心了,佛法中也认为万法唯心造,道法家慎到也提到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上古时期,人心纯朴,大家相互谦让,犯罪只要幪巾当墨等很小的惩罚,人们也很少犯错,而到了后世,即使是犯罪得砍手看脚,人们却前赴后继。上古时期,人心纯朴,大道行于天下,这个时期,因为人与人,团体与团体的纷争很少,所以不需要那么多的术来治理社会。而到了后世,随着人心变坏,人与人的纷争增加,团体与团体的纷争增加,这样术就伴随着斗争的需要出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占据主流。国家内部君主面临臣下的篡位弑君的威胁,国家之间争霸兼并的危险,人与人之间利益之争引起的危险,于是法家的势、术、法因运而生,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

    当当纷争刚开始占据主流、君主刚开始受到地位的威胁时,首先出现的是术,即君主使用手段驾驭大臣,让他们听命于自己,为自己效力。然而玩弄权术对君主的智慧有很高的要求,在王位世袭制的战国时期,有智慧的君主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后代都是有智慧的,术的局限性以及不可持续性显而易见。任何理论的发展都有阶段性,韩非后来批评申不害只有术、没有法,似乎有点太苛刻,毕竟申不害出现的比较早,刚开始处理当时社会政权出现的问题,并实施自己的方略。从这个角度来说,申不害是成功的,他因时制宜的发展出了法家,并运用自己的方法把韩国治理的成绩斐然。

    面对术的不可持续性,慎到则发展出了势和法。慎到注意到,一些不贤能的人之所以能够治理天下、发号施令,是因为他们具备权势,所以与天下有德者居之不同的是,慎到认为天下是有权势的人的,贤能的人与不贤能的人具备的权势都能够治理天下。这与申不害的术对君王的素质要求高比起来,慎到的势则直接把权势加在君王的身上,不管君王是否贤能。

     顺着慎到的思想,可以自然而然的发展出法,甚至还能够发展出民主思想,可惜的是这个过程被后来中国社会打断了,汉朝之后,慎到的思想遭到彻底的批判。

    老子《道德经》里面蕴含着很深的圣王思想,老子崇尚圣人治世的社会,后来中国的皇帝们也以天子圣人自居,以此来神化自己,进而巩固自己的地位。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大量的昏君庸臣的出现,开始让新时期的中国优秀的思想家们思考,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些人的身份地位以及权势,是书上说的贤能吗?是因为他们贤能,所以天下交给他们治理?慎到首先发展出势的概念,即这些人之所以能够令行禁止,不是因为他们贤能,而是因为他们具备势,他们失去了势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具备势是君主治理天下必须的。这个思想就等于是在说,普通的老百姓具备了势照样可以当君王,后来中国的社会的发展也证明了慎到的理论,刘邦出身底层,马背上扫平群雄,君临天下。

    慎到的这个理论逻辑,如果继续发展,则是人人平等的理念,而获得势则需要靠个人能力,这等于是把势与人分开,人不是天生就能够获得势的。然而一旦天下一统,处于神化自己考虑的君王却不喜欢慎到的思想,皇帝喜欢自己没生下来之前就是皇帝,生下来就是为了当皇帝的,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不是因为具备了势而成为皇帝。皇权的力量是强大的,趋炎附势的文人也是很多的,中国的历史文化就这样被慢慢的阉割了,社会思想开始步入死水潭,失去生机与活力,愚民之政开始大行其道。然而历史规律是挡不住的,每个几百年甚至几十年,民间就会涌现靠着自己能力拼杀获得势的人,然而这些人却又在重复前代皇帝的路。

    西方的基督教认为人都是有罪的,即人都是恶的,奥古斯丁认为人只具备继续变坏的自由,这样的顶层理论逻辑下,西方的人人平等的理念得以建立,即大家谁也比谁好不了哪去,不要装什么圣人就高人一等。而中国社会在早期是有圣王思想的,那时的圣王的确是圣王。然而当中国人心堕落之后,法家因时制宜的发展出势的概念,并在势的基础上开始发展出法。如果继续发展,则就是人人平等的理念,即社会太复杂,人心太堕落,人心又隔肚皮,我们分不清谁是圣人,大家都是平等的,不要玩弄一点仁义道德就想高高在上,这个社会还得靠能力来获得势,进而靠势来获得个人的权力地位。人生来是不带势的,都是平等的,而获得势则是后天的事情。这个思想与皇权思想是格格不入,这样,继儒家之后,法家也被阉割了。

    结合慎到的设立君王官吏的目的是为了天下人的思想,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慎到的思想在向着民主的方向发展。这个思想与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相隔千年,遥相呼应。可惜的是,慎到后来被列入异端,其思想也被尘封在历史的长河中。后来出现的法家,特别是魏国河西地区出现的那些法家,则开始向君王乾康独断的方向发展,即维护君权的方向发展,此时的法不是发于人间,合乎人心了,而是从天下,从地出,君王是天子,则法出自君王。

    读慎到的课文,可以判断,慎到思想的基础是人心坏了。因为人心坏了,所以人与人的争执多了,人是不可靠的,所以需要一个超脱于人之外的东西来充当将社会凝聚起来的工具,这个工具就是法,法的作用是去私塞怨。因为君王也不可避免的变坏了,有七情六欲,有私心杂念,所以君王也需要通过法制来处理事情,而不是通过徇私或者听从个别人的意见。管仲提到,君王如果能够按照公平的原则来赏赐国家强大,如果君王只听从重臣的意见赏赐,则国家会衰弱。显然,这样的原则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到了西方国家的国家治理和企业治理上,而中国的国家和企业却大部分还在靠一些元老的意见来赏赐任职,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这么多年出了华为之外,没涌现出几个像样的让中国人自豪的企业。

    最后,人心变坏,圣人不在,什么能够充当将中国社会重新凝聚起来进而提高中国社会的活力呢?慎到最后提到: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缺也。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 收件人:仲大军qiaoxu20011982 时 间:2013年03月24日 12:09 (星期日)

    仲老师您好:学习了术的课程,收获很大,中华民族能够一直延续至今,与我们文化中的道术并重的理念很有关系,即既有伦理道德又有战术计谋,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也许争与不争也是需要协调的。下面是一些感想,请您指正。学生 乔续,

《战国时期的道、计、术》感想

大军文史班学员 乔续

2013-3-24

    老子《道德经》里面提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也许老子早有预见,在老子之后的时代,仁义、智慧、孝慈、智慧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占据显要的位置。《道德经》里面还提到:人多技巧,器物滋生;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计谋、算计以及法令的确也涌现出来,占据国家争霸吞并的主角。

    夕阳落尽,万家灯火,大道不行,百术丛生。当大道不行,人心变坏之后,中国进入了百家争鸣的时期,此时学问本身也在争,而不是追求老子的清净不争恬淡虚无的状态。

     道教认为人之事莫大于生死,鬼谷子也把人生的事情归结为捭阖,生死捭阖都属阴阳。有生就有死,有荣就有辱,人的世界一切都存在分别,因为存在分别,所以就有了追求,贪生怕死,趋荣避辱,于是人就陷入了争执之中,于是就有了贪嗔痴,于是人类社会就不和谐了。阴阳变化而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因为阴阳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当人只追求一极的时候,就违反了事物阴阳变化的规律,这样阴阳的平衡就被破坏,只追求阳,则阳极必阴,所以有句话是吃亏才能占便宜,能吃苦才能享福,吃亏、便宜,吃苦、享福等都是阴阳变化而生。智慧的中国先民早就指出:盛极必衰,物极必反,所以还是抱守清虚比较好。抱守清虚与佛教的清净意思是一样的,一切顺其自然,看淡世间万物。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产生了,法家通过法令的方式去私塞怨,进而将人们争执的焦点转向功大道不行久矣,此时,中国进入列国纷争的时期。国家之间争,国家之内,君臣之间、臣臣之间以及民众之间争执,争是不祥的东西,因为有了争执,所以研究如何争执的学问产生了。国家之内为了避免争执,名实利,即大家可以争,但是得有规则的机会平等的争。法家去私塞怨的目的是为了将国内争执的焦点转向外部,或者说转移内部矛盾,可能这也是秦国实行变法后可以统一六国,却不能顺利的延续后世的原因吧,因为矛盾再也无法向外部转移,必须内部消化,这样就出现了民众造反,权臣争夺。今日崇尚法治、认为制度万能论的西方各国也是在通过各种途径转嫁国内矛盾,特别是转嫁到中国,中国人辛勤劳动,供养了西方国家的富裕祥和。国家之间的争执就产生了纵横捭阖,产生了计谋,产生了墨家的各种防守之术。此时唯一一个例外的就是儒家,只有儒家还在努力劝道人们回归大道,也许正因为儒家符合天道,所以只有儒家才延续下来成为正统吧,正如崇尚争执的民族大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只有崇尚仁义道德的中华民族却绵延不断。可见柔弱胜刚强,此言不虚。

     毛主席说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在战略上我们是仁义之师,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有道伐无道,正义战胜邪恶是历史的规律,所以我们藐视敌人。然而到了具体战术层面,我们需要认真的研究人的特性,研究人心的特性,研究具体的技术,研究山川地形,研究敌人的结构特征,研究国际形势等等,这些属于战术层面,需要认真研究实施,否则就是空谈误国了。同样,伟大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不倒,绵延五千年而不断,也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不但强调仁义道德,而且我们的祖先还研究具体的战术技巧,这样才能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才能够屡次挽救民族于危难,实现华夏之复兴。仲老师上课提到,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近代被英国人几条破船就打败了,就是因为我们在技术上不行了,没有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不过后来我们的民族从战术上不重视敌人发展到了战略上也恐怖敌人了,这是民族的不幸,今日的中国需要重新回归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吸收西方的优秀文化基因,恢复华夏昔日曾经长存的荣光。

    到了具体的战术层面,其逻辑基础是人是容易受外界事物变化影响的,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的一份子,所以利用一些外在的因素就可以影响人的思维以及行动,进而让人按照规划的方式来行使,进而完成计谋。对内则形成合力以及借助外力对外,对外的分化瓦解其斗志与力量,并破坏其外援,并让其与外部争执增加。巧合的是政治与争执的读音是相同的,也许这也说明政治源于争执,毛主席调侃什么是政治的时候说:政治就是把支持自己的人弄的多多的,把支持敌人的人弄得少少的。

    具体的战术层面,基本都是依据人的性情变化以及自然发展规律。依据人的性情变化,则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针对人的计谋。例如利用人常见不怪的特性,发展出了瞒天过海、无中生有的计谋。利用人体力变化的规律发展出了以逸待劳的计谋。利用人容易轻易相信某些人的特点,发展出笑里藏刀、李代桃僵、反客为主的计谋。利用人自身的情志特性,则发展出美人计来迷惑对方的主要领导人。利用自然界的规律则发展出树上开花以及火攻水攻等策略。

    墨子针对当时国家兼并激烈的特点,研究城池攻防战术,并形成了一整套的作业流程。墨子是实干家,研究墨子的守城策略,发现墨子最重视的是守城将领,将领不但需要有能力,而且需要获得国君的信任,孙子兵法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人类社会的规律是相通的,太阳底下无新事。然后就涉及到器械、粮草、城墙、士兵素质、官民和谐、国君信义、地形优势、赏罚严明等等。这些因素都是在守城作战中能够起作用的因素,所以都需要考虑。这与现在企业管理中的一些方式方法是相通的。例如生产产品的质量有问题,就需要从产品制作流程的每一个环节寻找问题点,从原材料的制作,供应商的选择、进货抽检数据、产品制作流程,产品设计规格、材料的选用、设备的优劣、人员的素质、产品制作过程中的抽检数据、环境因素等等都需要考虑。相对于目标管理,墨子的思想更多的是过程管理,即研究与守城相关的所有因素,并使用各种方法提升有利于自己的因素,减弱敌人的优势,进而形成有利于自己取胜的形势。相对于西方日本的管理相信设备、制度、流程、法规而不相信人,墨子的管理方式更多的还是从人的角度考虑,相同点是两者都特别重视人的情志的变化与调节。中国现在占据相当数量的包工头式的企业家与墨子、西方日本的管理方式比起来可能还有十万八千里的差距。

    相对于墨子与三十六计,鬼谷子的捭阖之术则站在了一个更高的高度。如果说墨子与三十六计的计谋是自上而下总结出来的话,那么鬼谷子的计谋则是自上而下发展出来的,是真正的道生计,是大计谋,大战术。难怪鬼谷子的四个学生改变了战国历史的发展,或者可以说鬼谷子暗中从更高的高度策划了秦国的统一大业。阴阳创生万物,鬼谷子直接从源头的阴阳把握事物,并称之为捭阖。

    鬼谷子的捭阖之术直接从人的角度来考虑,人心隔肚皮,人有七情六欲,人有喜怒哀乐,人有悲欢离合,人有富贵贫贱,人有爱好与厌憎等等,利用人自身的这些规律来实施捭阖之术。因为人心隔肚皮,所以需要说话的时候要把好口关,需要考虑周详,不能让人通过自己的言语表情察觉自己的内心情志与性格特性,同时封闭的时候则更需要严守机密,不能让敌人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信息。因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特性,都有喜欢的东西,厌恶的东西,所以通过人的分别心,就能够通过外物来使人的内心发生变化,进而让其按照自己设想的方式来行事。

    因为人不是自生也不是永生的,所以必然是他生的,人的一切也都是被他生而生他的,这正如人被父母所生,同样以后也将为人父母。其他的事情也是同样的规律,价值观思维方式也是后天受父母以及社会影响而产生的,同样以后也会通过外在的表现影响自己的孩子以及他人。人的行为方式行为习惯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分子,都是有进有出的。大到价值观、思维方式的形成,小到某个具体事情的决断,都是自生他生的结果。自生他生的媒介就是人的言谈举止,言谈举止反应的是人的意志、喜欲、思虑、智谋,以及反应了这个人的社会背景、生活习惯。

    了解了自生他生的因果,就需要控制自生的输出,即开放的时候需要考虑周详,例如大人不能让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气影响孩子,跟敌人谈判需要做到滴水不漏。同样针对别人的有目的的过来影响自己,则需要封闭的严密,这样别人探不到虚实,就无计可施或者做无用功了。把握了这些规律,就可以通过个人的纵横捭阖来集合其他的人力量,进而为自己的目的而服务。不过纵横捭阖只是术的范畴,能够成一时之效,却不能保证长久,计谋终究是会被人看穿的,所以这种方式需要更多的用于敌人或者谈判,在国家的治理上不太适合,正所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捭阖属于奇的范畴,鬼谷子培养的弟子都从事战争以及外交为主而不是治国。如果将这种术主要用于企业管理以及国家的治理,就会出现中国现在出现了一些情况,企业上下离心离德,社会上下矛盾重重,危机也就不远了。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列国纷争的时代,产生了大量的计谋、策略与国家危急时刻的管理之道。如果说争执属阳,那么不争属阴,按照人性的特点,那么一个国家光争在社会就危险了,光不争则社会就死气沉沉了,那么阴阳互补的确是需要的,即致中和,则天下大治。


 

伯夷老庄韩非列传学后感

大军文史班学员 乔续

2013-3-12

    有句话是文人相轻,中国历史的这个特点,也许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了,《史记 列传》里面提到信奉儒家的诋毁信奉道家的,信奉道家的诋毁信奉儒家的,庄子作为当时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的大家,几乎骂遍了当时所有的博学之士,孟子曾经骂墨家,墨家也曾经骂孟子以及儒家。然而,此类现象却没有在西方社会发生,也可能是我学识浅薄,没有听说吧,暂且认为西方没有文人相轻的传统吧,政治学不诋毁经济学的,经济学的不诋毁社会学的,社会学的也不诋毁其他学科的。

    是什么历史背景造成了东西方历史的这个差异呢?个人认为中国文化是自上而下的,即道生万物,一切归于道,所以中国人讲究道不同,不相与谋,因为一开始就抓住了道,所以往往不重视实际生活中的事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人人就希望能够提升自身的境界,即使是世俗之人也会用世俗的方法来对待道,这样必然会出现崇尚玄谈不务实际的倾向。而西方社会在文艺复兴,人文传统兴起之后,进入了自下而上的研究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自身阶段,因为自下而上,所以他们更多的注重实际情况,注重实证,重视逻辑推理,因为自然界广阔无边,人类社会复杂多元,所以个人研究往往只能从某个角度某个侧面入手,所以大家之间往往是互补的关系,相互之间注重合作,从西方的酒会就能看出西方的社会模式。

    然而道本就是无法描述的,修道之人更应当远离世俗,超脱三界,不在五行。即道不是用来炫耀的,道不是用来证明自己比别人更高明的,道不是用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道不是用来谋取个人功名利禄的,道不是用来争辩的。正如宗教都是劝人向善的一样的,宗教本无纷争,纷争的是人的欲望。道也是如此,道本来是世俗之外的,不可用来作为世俗之人谋取世俗利益的筹码,当道作为筹码是,道就已经不是道了,只是一种根据,一种价值观而已。然而当道参与到了世俗的纷争时,一些人就利用道来证明自己的无上权威性,这样必然使得中国社会趋向于一元化,道也不再是道,而仅仅成为凝聚社会群体的工具。例如道不同,不相与谋,这里的道显然是因人而异的,此时的道不再是道,而仅仅是个人的思想观念。

     例如司马迁说伯夷叔齐饿死了,现实中也存在很多好人不长寿,恶棍活千年的事情,于是司马迁就困惑不解,这是什么天道,这是什么德。然而此时司马迁所说的道已经不是真正的道了,此时的道已经成为个人如何谋取利益的俗物了,似乎人心向道,目的就是为了长寿,为了富贵。然而真正上升到道的高度,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存在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的现象,我想司马迁应该也没有到达这样的高度,老子应该已经达到了,所以老子不与世争,出关隐居了。

    关于道的世俗化,从伯夷叔齐那一篇看,那时已经存在此问题了。伯夷叔齐显然是向道之人,并严格他们认为的道的要求去做,而周武王姜子牙显然则仅仅是打着道的旗帜,做的却是谋略法术。例如西伯去世了,纣王会认为周武王是孝子,此时不会对他用兵,所以对西边疏于防范,重病在征讨东夷。而姜子牙玩弄谋略,就在此时出兵,这样才能出奇兵,打纣王一个措手不及。此时伯夷叔齐认为这是不道的,这样做是不忠不义。所以世俗化的道与权谋法术出现了第一次交锋,最后权谋法术完胜,伯夷叔齐饿死在了首阳山。伯夷叔齐的事情似乎与后来的宋襄公寻求称霸的事情相似。

    伯夷叔齐也仅仅是世俗之人,他们也得考虑养老问题,也得考虑吃饭,也得考虑个人名声,他们心向道的也有谋取个人的身家性命的目的,临死的时候怨气还很重,抱怨周武王以暴易暴,歌颂仁人禅让。然而老子对孔子说的话似乎更发人深省,即倡导礼义的人,连骨头都腐烂了,不要把他们看得太死。显然老子才是真正的得道之人。世俗之人,寻道不能把礼仪看得太死,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君子当随机应变,君子当勇于革新,世俗的事情,就应当用世俗的方法去完成。道可道,非常道,现实中也没有绝对的尺度来定义什么是合道,什么是不合道,寻求道本身就不是追求世俗利益之人做的事情,如果通过寻求道来谋取世俗利益,那就是道貌岸然的宋襄公之类的人了。正如梁武帝见达摩祖师,梁武帝认为自己做了很多善事,可以有很多功德了,达摩祖师告诉梁武帝这没有功德,这只是影子的随行物。

    然而在战国这样一个战乱纷争的时期,现实利益压倒了其他一切利益,注重实践实利的法家墨家此时成为显学,人们当连生存利益都存在问题的时候,大多数人首先考虑的还是现实利益。申不害研究刑名法术,后来做了韩国宰相,把韩国治理的很强大。韩非认为韩王不任用讲求功利实效的人,却任用一些玄谈的文学游说之士,这样会使韩国衰弱下去。韩非没有追求那些道德层面的知识,而是从社会的细节里面总结经验,研究策略法术,研究如何在这个纷争的社会谋取利益。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和儒家还是截然分开,彼此对立的,此时的法家给人的感觉是冷酷无情,儒家则主张讲仁政。后来儒家和法家则实现了结合,中国社会演变成了外儒内法的社会,中国人也慢慢的演变成了外儒内法的人,即外表道貌岸然,里面却在千方百计谋取个人利益。此后,春秋战国时期那种严格意义上的法家很少了,春秋时期那样严格按照礼仪要求自身的儒家也很少了,儒学大师曾国藩在丁忧期间还娶了一房小老婆。真正的表里如一的人,后来越来越很少很少的,世俗化的儒道与现实性术的法结合在一起,中国人变得似乎越来越深不可测了,以至于这都演变了成了一种价值取向,而中国社会却越来越陷入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了。

    道可道,非常道,当道被礼仪化之后,道已经不是道了,严守陈规又怎么能算得上得道呢。道本是不参与世俗纷争的,然而现实中却总存在一些人企图通过所谓的道而不是功利实效来谋取世俗利益,此时的道已经不是道了,最多也只是一种价值取向。然而当世俗化的道与功利性的法术结合之后,其对人类社会的危害则更大,正如最近一位北大教授说中国的大学正在培养“有毒的罂粟花”中说的,显然,这是现在中国社会背景下的又一次世俗化的道与功利性法术结合的再现,只是加了一些洋玩意,加了制度因素,法律因素。

    最后,是不是说我们就不要道了,就完全的尔虞我诈,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了达目的不择手段,成为完全的经济理性人。也不是这样的,道教化的是人心,而不是作为追求世俗利益的手段,道是超然于世俗之外的神圣的理念,道是完全独立的,道包含世俗,而不是世俗包含道。世俗化的道出现的原因还是人的贪欲,世俗化的道本身也是道以及宗教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发件人:caulzh (caulzh@163.com)收件人:djwsb2012 时 间:2013年02月26日 12:30 (星期二) 附 件:1个(回乡掠影.doc ) 查看附件

春节回乡掠影

大军文史班学员 梁志华

    两年没回家了,今年春节,与老婆带着孩子回去了一趟。从湖南双峰到常德,一路走来,感受到了农村的变化,现截取几个片段,晒一晒农村的那些事儿。

动车时速超过300公里

    今年春节回家,火车票全部通过网络抢票购买。我的整个旅途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首次乘坐高铁。从郑州到长沙,总共历时3个半小时,我所拍摄到的最高时速达303公里,体现了中国速度。高铁确实给百姓生活带来了便利,在高铁车厢内,明显感到旅行的小孩要多,甚至不乏一、两岁的小宝宝。还有,短途旅客似乎更偏爱高铁,坐在我旁边的小伙子,从河南漯河上车,去往广东韶关,以前,这段路程是很难买到坐票的。今年有了高铁,他的旅程将会轻松很多。当然,高铁的票价还是挺贵的,以北京到长沙为例,高铁票价是普通火车卧铺票价的2倍,性价比还是偏低。

村里通了水泥路

    我的老家在湖南省常德市,属于湘西北丘陵地区。由于两年没有回家了,感觉到家乡的变化确实很大。头一条,水泥路修到了村里头。我们村通水泥路可能是特殊情况,一来村里有一个采石场,二来村里出了2个大干部,可能外部资源较为丰富。无独有偶,我岳母家在湖南省双峰县,村里的主干道早几年就是水泥路了,如今,正在筹划每人摊800元,将村里的剩余马路也进行硬化。

    农村道路硬化,得益于国家惠民政策,同时,也是农民富裕的体现。如今,农村私家车并不鲜见。举个例子,正月初六,我从家里出发返京,需要想办法到县城,等了快一个小时,也没有等到面包车、微型车等短途客运车。公路上跑的小车,据亲戚介绍,大多是私家车,或者是包车,很少有沿路拣客的私营车了。不得以,我们只得打电话叫了邻居的一辆三轮车,把我们摆渡到镇里去做客运班车。

种地懒汉化

    以前,我们家乡种双季稻,一季早稻,一季晚稻,遇到勤快的人家,还要种一季油菜,以解决家里食用油的问题。现在,种油菜的少了,双季稻也改为了每年种一季中稻,而且,手续能省就省。之前,种稻需要泡种、育秧、插秧等步骤,现在,农民把这些环节都省了,直接把稻种撒到大田里,也不管疏密与否。耕田、收割都是小型机械化,唯一费事的,就是要打农药。这个活,由于是有毒作业,就算花钱也没几个人愿意干,所以,还得自己上。幸好咱们国家水稻育种技术较高,这种抽放式经营,每亩田也能产个800至1000斤,粮食自给是没有问题。

    种地懒汉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来粮价不高,种粮成本高,种粮不赚钱;二来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出去打工,很少以务农作为主要家庭收入;三来由于大量劳动力出外打工,造成农村劳动力偏少,进而农村工价畸高,2012年,我们那的基本工价是每人每天120元,2013年,估计就得150元了。经过成本核算,精耕细作就要赔本,倒不如懒汉化;四来农业科技的普及,比如良种选育,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小型机械化的推广等。

    与此同时,农村养猪的家庭也变少了。每年最多养一头猪,为的是过年时杀个年猪,做几块腊肉。为什么?因为农民也是“经济人”。

    今年去哪打工呢?

    农村工价高,每天能挣100多元,按说在家是很划算的,既能挣钱,又能照顾家里,两全其美。但实际远不是那么回事。一来农村的活不是每天都有,南方阴雨天较多,户外作业就不行;二来由于农村工价高,大部分家庭能不请工就不请工,所以,活就越来越少。不得以,就出去打工吧。

    大部分年轻人要往东南飞,去往广东、江浙地区,还有一部分人,会在县城打工。今年有个新的特点,就是五、六十岁的人也想着出去。大老爷们,在家里挣不着钱,着急啊。我一个伯伯,60岁了,孙子都有了,今年准备跟着出去挖金,据说每个月能挣七、八千,现在的疑问就是,不知招不招超过60岁的人?我的一个叔叔,2个儿子也在外头打工,今年准备去四川参加地质勘探,据说每月能挣个3000元左右,优势就是,不仅吃、穿、用全包,还每年只有春季和秋季两个时段动工,不耽误回来种一茬晚稻。

    正月十五以后,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又将是一个冷清的村子。

神奇的力量让我们春节再聚首

    四面八方打工的亲人,不论是在广州、上海,还是在重庆、昆明,过年这几天,大家都要赶回来,风雨无阻,哪怕站着,哪怕买飞机票,那都得回来。这是一股神奇的力量,春节团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

    同样难以理解的现象,还有一栋栋二层小洋楼,内外装修都很精致,俨然城里的小别墅。其实,年轻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头打工,居住的时间短暂,为什么要花二、三十万用在房子上呢?以我的一个亲戚为例,前年将平房加盖一层变成了楼房,花了10来万;去年,他们家进行了装修,又花了三、四万。与这个亲戚聊天,谈及建房的动机:“没办法,人家都把房子建得很好,装修也很好,打肿脸充胖子,借钱也得干啊。人就是这么回事,要有气派。”

    贺雪峰教授在《新乡土中国》中有一个理论,叫村庄的面向。用“村庄的面向”理论,能够在现象层面解释这些新工人为什么要赶着回家过年,为什么要在家修一个非常舒适、宽敞的房子,因为大部分人的价值归属感还在农村。平时,在城里打工,忍受着背井离乡之苦,省吃俭用,为的是可以多挣点钱,体面的回家。春节回家、时髦着装、私家车、漂亮小楼,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一种精气神,一种自豪。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大部分打工的朋友还不具备彻底逃离农村的资本,告别农村的离心力还不够。

我们依然期待新政

    过年回家,在我岳母所在的村子,发现有个村民家挂着一个新年挂历,是村子里统一做的,上面印着习近平总书记的照片和“十八大”精神,山高皇帝远,还有这个东西,令我大吃一惊。无独有偶,我们村有一户人家,手写了几幅对联,也是把十八大胜利召开与富民政策、发家致富之类连在一起。与哥们弟兄聊天的时候,大家也注意到了中央近期的关于勤俭节约、改变工作作风的动作,从谈话间,能看出大家对“习李”新政充满期待。这不由得不使人想起几年前的“胡温”新政,我们的老百姓就是这么可爱,坚定的相信党中央能带领人民走上更为富裕的道路。

    除了关注十八大,亲戚们还很关注钓鱼岛,关注朝核问题。看来,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脑、手机走入百姓家庭,进城务工的见世面,农民的视野发生了很大变化。保钓反日最高潮时期,据说常德地区也发生了千人以上游行,也发生了砸日系车、东风日产4S店被砸等事件。

    农村的变化确实很大,房子越来越漂亮,伴随着年轻人越来越多的离开农村;马路越来越宽敞,伴随着农村内生经济实力的衰落;粮食统计产量越来越高,伴随着农村种粮的懒汉化。所有这一切,似乎是矛盾,然而,是现实。

    梁志华

    2013年2月24日元宵节写于北京。

 





发件人:李平lipinglbl@163.com,收件人:zdjun2011仲大军 时 间:2013年02月27日 22:15 (星期三)附 件:1个(追思与悼念.doc ) 查看附件 追思与悼念

追思与悼念

----送别67军老文化处长黎星散记

马新义

    2013年2月17日上午10 点,接到原201师文化科长冯再起的电话:原67军文化处处长黎星于上午9点去世,享年87岁。老处长德高望重,他是67军所有从事过文化工作的老兵们心中的一颗明亮的星:一颗人生道路上引路育人的启明星;一颗军旅文坛几十年光辉不减的艺术明星。如今,他走了。

    我抓起电话,先通知了原总政治部直政部政委田爱习,他心情沉重地说:“我也是刚从医院出来,无法去参加老处长的告别仪式,你知道,是老处长一手把我们培养起来的,我受益最直接……”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李存葆、舞蹈系主任王连印、济南军区创作室主任苗长水、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李德昌及一些一直关心着老处长的战友,他们均对老处长的逝世深表悲痛,原200师宣传队两任队长李绪胜、吕大昌、立即安排原宣传队的徐征订制花圈,199师宣传队在南京的张保和,陆炜,在青岛的林建政、张玉杰也联系订购花圈,张保和还在博客上发了消息,并用短信通知了更多的战友。一些同志问询黎处长家的账号要寄钱订制花圈 如原军电影队长夏振源等许多战友,但老处长的家人却谢绝了寄款。原高炮团宣传队的战友李金鹏听到这个消息,刚出院的他因不能参加处长的告别仪式而失声痛哭……感情之深,溢于言表。

    冯再起代表所有老战友们与干休所的领导、老处长的家人们一起商定葬仪的各项工作的安排与筹办,忙碌中,他还抽空撰写了一幅挽联:

    “军旅文坛哀乐伴泪送恩师,天宫盛典歌台舞榭迎魁星”

    横幅是:“兵歌一生,人歌千古”。

    我也写了一幅:“情系军旅壮歌响彻野营路,星陨岛城泪雨洒向驾鹤天。”

    201宣传队的队员,曾任山东省检察院《山东检察》杂志总编的吴艳坤也写了一幅:“一歌当令三军同唱野营路,星陨流光笔凝声咽送恩师”

    18号下午,冯再起开车先把挽联送到殡仪馆去打印装裱,及至吴艳撰写的挽联发过来时打印装裱已经来不及了,冯再起只好去找战友书法家苏爱和用毛笔写出,晚上9点10分吴艳坤下车后冯再起开车直接把她接到黎星处长家。

吴艳坤回首往事

    我们一起来到处长新搬的宿舍客厅里,这里设着简易的灵堂,挂着处长的遗像,大家帮吴艳坤把她撰写的挽联挂在了处长遗像前的花圈两旁,处长的像用的是十多年前我给他照的那一张,微笑着的面容显得格外慈祥。花圈是199师宣传队女兵排长徐征上午去订购送来的,望着处长那可亲可敬的面容,大家都很悲痛,吴艳坤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痛哭失声,跪在处长像前,连磕了三个头,处长的两个女儿一边哭泣一边拉起了吴艳坤,情绪稍稳定一些后,艳坤和大家啦起了一件往事:有一年,过春节,被招集在军招待所搞创作的几个人都回家过年去了,唯独艳坤没回家,那是因为她执意要留下赶写节目的,初一早上,艳坤被全城响起的一片鞭炮声惊醒,虽说年轻好强,嘴上对谁都说“不想家,无所谓”等“革命话”,可在这家家户户过团圆年的时刻,她还真控制不住自己的思绪,她想起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而惨死的父亲,想到自己不能陪饱受艰辛的母亲过一个团圆年,越想越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欲哭无泪,一颗心早就飞向了母亲的身边,她从未感到这样的孤独和难以忍受的自责,正在这时,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只见老处长两口子冒着严寒端着两碗饺子来到了门口……这时语言都是多余的,几十年过去了,吴艳坤对这一幕往事记忆犹新,她无法忘记,也不可能忘记,那是一份深厚的官兵情啊!“两碗饺子从物质上来说本算不了什么,可是在精神上却使我受惠一生!”

最后遗言

    处长的小女儿,在海洋大学任党委副书记的张静和他的哥哥,原军宣传队的战友张建华给我们介绍说,自处长得病已经近四年了吧,这期间,很多战友来看望过他,如田爱习、李德昌、苗长水、桂恒彬、刘灿校、李绪胜、吕大昌、吴云生及三个师宣传队的很多同志都来看望过老处长。干休所的领导们、医院的医护人员们对他的治疗和护理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从而使他的病情一度得到缓解,一直维持了这几年也是奇迹了,由于药物的作用,临走老处长并没有什么大的痛苦。16号夜晚,他觉得有些不适,这时已经上大学的孙子一直陪在他的身边,他拉着爷爷的手,守候在床前,半夜,老处长闭着的眼慢慢地睁开了,他平静地说:“小子,我可能不行了,我走了以后,可能会有些老战友来,来了以后一定要高规格接待好。”他显得有些累,吃力地喘了几口气又说:“还有一件事,那份《一粒子弹一包糖》的资料,交给你冯再起叔叔,好让他们编书时参考……”孙子含着泪说:“爷爷,你放心吧,我记住了,一定按你说的办”他听清了孙子的回答,显然是放心了,这才安祥地合上了双眼,似睡非睡,处于半昏迷状态,从此,他一直再也没有说第二句话……至上午9点,停止了呼吸。

    这就是我们的老处长,他在生命垂危时,心中依然想着战友,想着部队的事情。

    吴艳坤激动地说,“处长一生施恩不但不图报,他一生淡泊名利,只是为部队建设和他的兵们付出,直到最后还是想着战友,这种勋德懿范本身就是人生难以企及的境界啊!”

那份来之不易的节目稿

    在朝鲜战场,黎星曾经创作了故事歌《一粒子弹一包糖》, 由201师文工队排练演出,由于内容生动,形式新颖,这个节目在部队大受欢迎,在志愿军政治部举办的会演中荣获一等奖,此后,很快传遍了全志愿军,所有入朝部队的文艺团体都演出了这个节目,演遍了整个战场。1952年第一届全军文艺会演在北京举办,根据志愿军总部的决定,以201 师文工队为主组成的志愿军代表队参加了这次会演。《一粒子弹一包糖》这个节目又获得了好评并获奖,还奉命在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巡回演出多日,为此师长马辉高兴地派后勤部门专门回国采购了各色的裙子若干件,以作为文工队的演出服,以示对文工队的鼓励。岁月如流,一晃时光过去了整整60 年,一些老文工队员怀旧,想找到这个节目,大家让黎星凭回忆写出,可这时老处长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老处长经常给子孙们讲过去的故事,其中《一粒子弹一包糖》的故事不知讲了有多少遍,这件事给子孙们印象很深,外甥把这件事记在心里,他和媳妇下决心要找到这个节目,他们在网上搜寻,并发出征寻启事,在启示中说明是原作者的孩子。信息不断的发出,他们天天在期望中等待着,但一直没有回音,不知过了多久,奇迹终于出现了,有人回短信说他那里还珍藏着这个节目当年的油印稿!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还是原始的油印稿,是在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带回来的!或许是痴心感动了上天,是上天的作合吧?一家人高兴的不得了,老处长更是为孩子们的诚心所感动,但是那位提供资料的陌生人却有一个要求:必须给他寄钱去,他才能把资料完整寄过来,理由不说自明,要是寄钱就能证实你说的是真的,就不会受骗,否则多少钱也不卖,不会轻易把保存60年的资料丢失于轻信。外甥立即把钱寄去,不久这份珍贵的资料就完璧归赵般地送回了处长手中。老处长曾听说过201师的一些同志在筹措出版《我在201师》一书,根据他的嘱咐,这天晚上处长的大女儿张小青郑重地把这份来这不易的节目原稿交给了冯再起。

    26军干休所的领导们认真地照老处长的嘱托为接待外地来青参加告别议式的战友们作好了准备,我们到后被安排在档次很高的青岛饭店,边所长和孙政委陪我们就餐,边所长感概地说,黎处长为人很正直,对于不公正的事,就是再大的领导说了他也不服,他敢于得罪人,敢于抗上,但他又平易近人,在对待个人利益方面,在团结协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高风亮节”。

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这一个晚上,在青岛饭店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处长走了,悲痛把记忆中的很多往事唤醒。在老处长面前成长的一幕幕往事在我眼前萦绕。

    那是45年前的事了,1967年春,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最疯狂的阶段,1月22日,青岛市委被以王效禹为首的群众造反组织夺了权,2 月3日,山东省委也被夺了权,这时,为了控制混乱的局面,部队接到命令支持左派,军文化处组成了以601团宣传队为主的军宣传队在青岛执行繁忙的宣传任务。当时宣传队住在武胜关路的一栋别墅里。3月份,队长倪世琦跟我说,文化处要让我到黄台路60号去办手风琴学习班,当时,文化处从各师调来了十几个学琴的战士,守备19、20师也有人来参加,大概是为了下一步各部队要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活动的需要吧,手风琴是适应于各种伴奏的乐器,部队要培养一批手风琴手,因为要求不高,只是练一些练习曲,掌握指法,能伴奏简单的歌曲就行。我们宣传队拉琴的焦恩达因为忙着演出抽不出来,所以这个任务就让我来干。当时军文化处没有处长,黎星当干事,我到文化处报到后,他给我交代了任务,让我去当这个培训班的班长兼教员,于是,我就领着这些从连队调上来的战友们,把我学过的初级的练习曲教给大家,每天就是练曲子,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

     一个多月后的4月9日,是个星期天,我要求大家有事的可以上街,没有事就在家练琴。来自201师炮团的一个叫沙炳泉的战士请假,说要上街,并提出不回来吃中午饭了,说事办不完在街上吃点就不跑回来了,我觉得这算不上过分,就同意他上街,但要求他下午4点前一定要赶回来。可是走后一直到晚饭后还没有回来,我开始着急了,全体学员们也都担心起来,按说这种情况应当及时向上级报告,可我怕要是报告了,沙炳泉回来,弄成虚报情况,大惊小怪的反倒不好,抱着一种侥幸心理我坚持等等看。我在大门口紧张地张望着两边的路口,每过一个人影都要看个仔细,可是一直到9点多还是不见沙炳泉回来,我只好跑到政治部值班室报告了情况。值班员电话通知了保卫处的人和黎星干事,我在那里等了不大一会儿,黎干事和保卫处的一个同志就来了,黎星向我问了情况,见我着急就安慰我说,“你先别着急,说不定他在前海崖或那里转迷糊了。”保卫处的那个同志却非常认真,他打开一个本子向我提问了一些问题,问我沙炳泉是几点出去的,请假时说的啥,他是哪里人,什么性格,在本市有没有关系等,我回答他是江苏沙州人,是否有关系我不了解,他一一作了笔录,然后让我先回去,嘱咐我如果沙回来就及时来报告。(因为我们的住处没有电话)

    我回到黄台路,大家还在等我,我让大家先睡觉,我自己到门口外焦急地等待着,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见到沙炳泉的影子,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仍然没有盼来希望,我很担心他在哪里出了车祸或遇上了坏人。深夜两点,门口开来了一辆吉普车,停车后,黎干事下了车,招呼我上了车,我发现车上除司机和保卫处的那个人外又多了一个人,我想,新来的那个人大概是保卫处长吧。在车上,黎干事告诉我,保卫处已经跟青岛市公安局的同志联系了,查了各个派出所,没有发现有什么事故或可疑的情况,我心里更慌了。

    汽车跑到车站、码头,又到栈桥及鲁迅公园等处,我们边转边打听,也没有找到沙的踪迹,时间已经是凌晨3点多,我们又回到了政治部值班室,领导们分析了情况,也作了一些最坏的设想。这件事的后果还很难预料,会不会是在海边让浪卷了去了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现在也说不准。在领导们面前,我深感内疚,甚至感到无地自容。由于自己对学习班的纪律抓的不严,出现了这么大的事故。害的领导们一夜不安。

    是害怕也是自责,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这时黎干事反倒平静地安慰我说,“别着急,全市没发现车祸事故,这是第一个排除,我就不信一个不聋不傻的小伙子就让海浪卷了去,你先回去休息,明天再慢慢找。”说完他让司机把我送回了黄台路。这一夜我没有睡,我也肯定黎干事他们也睡不着,因为万一出了事故,黎干事是要负主要领导责任的。

    谢天谢地,这天上午沙炳泉终于回来了,原来,他去了薜家岛去看同年入伍的老乡去了,我立即带沙炳泉去保卫处,保卫处的同志对他又进行了严格的询问,问他去哪个部队,找的是谁,怎么回来的等,并做了祥细笔录,说还要核实。在这天的政治部值班日志上,我看到写着这件事的祥实的内容。黎干事又给培训班的全体专门开了一次严守纪律的会,批评了沙炳泉,对我只是提出了加强管理的要求,却没有批评我。我又让沙写了书面检讨,在会上让大家展开了讨论,以从中接受教训。这件事算是有了一个平安的结局,虽是一场虚惊,但却让领导们折腾了一夜。从那次在老处长面前哭鼻子至今已经40多年了。但却永远难忘,在事关重大责任的时候,老处长是那样镇定,又象慈父一样地为你遮风挡雨,爱护着你。

告别仪式

    2月19上午,我们坐干休所的车去火葬场,我与老首长原200师副政委贾福善的老伴杨文秀大姨挨着坐,途中,她满怀深情地谈起黎处长说:“黎处长这个人人缘好,水平高,不计较小事情,他走了老的少的都痛的慌。”9点,参加告别仪式的人们已经准时在殡仪馆前排起了多路纵队,原67军、26军的军首长们来了,干休所的一些老首长及上了年纪的大姨大妈们来了,一些多年不见的老战友们也来了,军电影队老队长敖伦和带病由别人搀扶的文化处干事朱宝发也来了,原军宣传队的丁梅丽、201师宣传队的王祖望、王保善、孙晓峰、孙丽华、王灿星、林建荣、冷剑,199师宣传队长林建政、张玉杰等都来了,人很多,青岛市文化界的老同志,及处长的亲友们也来了不少,人们都沉浸在悲痛的气氛中,根本顾不上打招乎。

    悼念仪式开始,我忙着录像,注意力不能分散,但忙碌中,我看见殡仪馆前有两个女战友守候在一个插满鲜花的花圈两旁,好象一个是200师宣传队的排长徐征,另一个是199师宣传队的于永玲,小于曾在博客上和我约定一起来参加处长告别仪式的,现在她和徐征早就守候在花圈旁了。干休所边所长主持了仪式,孙政委介绍了黎处长的生平,宣布了送花圈和发来唁电的单位和个人,悼词中对老处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黎处长“兵歌一生,德艺双馨”。

    遗体告别是在肃穆的的气氛中按次序进行,走进大厅里,花圈围绕三面,正面是大幅挽联,中间挂着老处长的遗像,大厅中间,我们敬爱的老处长静静地躺在花丛之中,神情安祥,脸上很平和,连皱纹都很少,望着处长那慈祥的面容很多人哭了,一些大姨大妈一一握着亲属们的手哭的非常伤心。

    我带着照相机,但顾不上照,我要把这送处长的场景尽可能都录下来,再说青岛图片社社长、青岛摄影家协会主席、战友郑建华和199师宣传队的张玉杰两人都在忙着照像呢,照片资料的事不必担心。

    摆满告别厅的花圈都是用黄、白色的鲜花编制成的,除亲属们送的花圈外,有26集团军、26军干休所;田爱习和李存葆两位将军;解放军艺术学院王连印大校、原67军文工团老演员李敏、南京军区创作室主任殷培华、济南军区文化部的李德昌、苗长水、桂恒彬、刘灿校;山东影视集团董事长王汉平、总经理岳鲁毅、电影导演孙周;199、200、201三个师宣传队、原进京汇报演出的601 团演出队,602团演出队;李金鹏率军高炮团宣传队、张保和、陆炜率南京地区67军文艺老兵、吕大昌、吴艳坤率济南地区67军文艺老兵、宫鸣皋、王晋媛、李平等天津战友;柴晓艾、张丽娟、赵念军等;王立业率肥城战友 ;青岛市原67军老战友艺术团冯再起、郑建华、丁梅丽、王祖望、王宝善、栾纪曾、马新义、孙晓峰、孙丽华;原军文化处老战友董修、孟庆林、敖伦、朱宝发、朱志仁、夏振源、陈龙、朱志本、曹化勤;原军政治部的徐慧儒、陆小根、徐会堂、田庆芳等都送了花圈。

    这一串串熟悉的名字中,有的是处长的老战友,其余大都是他培养起来的老兵们,是那几支与他的才华和汗水紧密相连的文艺队伍,处长就是这几支队伍感情的连结点,专业的启蒙人。看着这一个个名字,我蓦然意识到,还有一些移居国外没有通知到的战友呢,如一直关心着老处长身体的、在美国的曹青和王智宏等、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蕴含着说不完的故事,每一支队伍都是锻造人生价值的舞台,都是青春闪光的、曾经燃烧过的军旅圣火!就是这几支队伍,六十年来,为兵服务,为部队创造着自豪。从朝鲜战场到对越反击战的战场、从海边防、城市、乡村,到中南海的礼堂,从小节目到大型剧目,一路走来,一路歌声,几代人的传承,几度辉煌!这一切都与处长密切相关,可如今,处长走了。

    告别仪式结束后,老处长驾鹤西去,这时,作为处长的老部下们,心情都是一致的,正如灵堂里高高挂着的那幅挽联所写:
“军旅文坛哀乐伴泪送恩师,天宫盛典歌台舞榭迎魁星”

    祝老处长一路走好!

    2013年2月22日
 

 

 

悠着点,慢着点

莫言

     一篇有思想深度的好文章,不愧为诺奖得主!莫言在东亚文学论坛上的演讲。让我轻轻地告诉你,哪些人是有罪的。本文是作家莫言在东亚文学论坛上的演讲,原题为《悠着点,慢着点》,非常值得欣赏!人类啊,你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振聋发聩。是的,仅凭这篇演讲,莫言就不妨得诺奖!

    感谢而且佩服日本朋友们,为论坛选择了这么一个丰满的议题。人类社会闹闹哄哄,乱七八糟,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看上去无比的复杂,但认真一想,也不过是贫困者追求富贵,富贵者追求享乐和刺激——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点事儿。中国古代有个大贤人司马迁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中国的老百姓说:“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无论是圣人还是百姓,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都对贫困和富贵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为什么人们厌恶贫困?因为贫困者不能尽情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无论是食欲还是性欲,无论是虚荣心还是爱美之心,无论是去医院看病不排队,还是坐飞机头等舱,都必须用金钱来满足,用金钱来实现,当然,如果出生在皇室,或者担任了高官,要满足上述欲望,大概也不需要金钱。富是因为有钱,贵是因为出身、门第和权力。当然,有了钱,也就不愁贵,而有了权力以后似乎也不愁没钱(经典之言)。因为富与贵是密不可分的,可以合并为一个范畴。

    贫困者羡慕并希望得到富贵,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的欲望,这一点孔夫子也给予肯定,但孔夫子说:尽管希望富贵是人的正当欲望,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的富贵是不应该享受的。贫困是人人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手段摆脱贫困是不可取的。时至今日,圣人二千多年前的教导,早已变成了老百姓的常识,但现实生活中,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的人比比皆是,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但没受到惩罚的人比比皆是,虽然痛骂着那些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了的人,但只要自己有了机会也会那样做的人更是比比皆是,这就是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古之仁人君子,多有不羡钱财,不慕富贵者。像孔夫子的首席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三国时高人管宁,锄地见金,挥锄不顾。同锄者华歆,捡而视之,复掷于地,虽心生欲望,但能因为面子而掷之,已属不易。庄子垂钓于濮水,楚王派两个使臣请他去做官,他对两个使臣说:楚国有神龟,死后被楚王取其甲,用锦缎包裹,供于庙堂之下,对神龟来说,是被供在庙堂之上好呢?还是活着在烂泥塘中摇尾巴好呢?使臣说,那当然还是活着在烂泥塘中摇尾巴好。庄子的这则寓言,包含着退让避祸的机心。

     尽管古人为我们树立了清心寡欲、安贫乐道的道德榜样,但却收效甚微。人们追名逐利、如蚊嗜血、如蝇逐臭,从古至今,酿成了无量悲剧,当然也演出了无数喜剧。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当然会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研究和描写的最重要的素材。文学家大多也是爱财富逐名利的,但文学却是批判富人、歌颂穷人的。当然文学中批判的富人是为富不仁、或通过不正当手段致富的富人,文学中歌颂的穷人也是虽然穷但不失人格尊严的穷人。我们只要稍加回忆,便能想出许许多多的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作家在塑造他们的性格时,除了给予生死的考验和爱恨情仇的考验之外,经常使用的手段,那就是把富贵当成试金石,对人物进行考验,经过了富贵诱惑的自然是真君子,经不住富贵诱惑的便堕落成小人、奴才、叛徒或是帮凶。当然,也有许多的文学作品,让他的主人公,借着金钱的力量,复了仇,雪了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有的文学作品,让自己的善良的主人公,有了一个富且贵的大团圆结局,这就又从正面肯定了富贵的价值。

    人类的欲望是填不满的黑洞,穷人有穷人的欲望,富人有富人的欲望。渔夫的老婆起初的欲望只是想要一只新木盆,但得到了新木盆后,她马上就要木房子,有了木房子,她要当贵妇人,当了贵妇人,她又要当女皇,当上了女皇,她又要当海上的女霸王,让那条能满足她欲望的金鱼做她的奴仆,这就越过了界限,如同吹肥皂泡,吹得过大,必然爆破。凡事总有限度,一旦过度,必受惩罚,这是朴素的人生哲学,也是自然界诸多事物的规律。民间流传的许多具有劝诫意义的故事都在提醒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据说印度人为捕捉猴子,制作一种木笼,笼中放着食物。猴子伸进手去,抓住食物,手就拿不出来。要想拿出手来,必须放下食物,但猴子绝对不肯放下食物。猴子没有“放下”的智慧。人有“放下”的智慧吗?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没有。有的人能抵挡金钱的诱惑但未必能抵挡美女的诱惑,有的人能抵挡金钱美女的诱惑,但未必能抵挡权力的诱惑,人总是会有一些舍不得放下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弱点,也是人的丰富性所在。

     中国的哲学里,其实一直不缺少这样的理性和智慧,但人们总是“身后多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贪婪是人的本性,或者说是人性的阴暗面。依靠道德劝诫和文学的说教能使人清醒一些,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佛教就用“万事皆空,万物皆无”来试图扼制人的贪欲,因为贪欲是万恶之源,也是人生诸般痛苦的根源.于是,就有了《红楼梦》里的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要控制人类的贪欲,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还是法律,法律如同笼子,欲望如同猛兽。人类社会千百年来所做的事,也就是法律、宗教、道德、文学与人的贪欲的搏斗。尽管不时有猛兽冲出牢笼伤人的事件,但基本上还是保持了一种相对的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需要克制欲望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也只有克制欲望才能实现。一个人的欲望失控,可能酿成凶杀;一个国家的欲望失控,那就会酿成战争。由此可见,国家控制自己的欲望,比每个人控制自己的欲望还要重要。

     在人类社会中,除了金钱、名利、权势对人的诱惑之外,另有一最大的也是致命的诱惑就是美色的诱惑。这问题似乎与女性无关,但其实也有关。历史上曾经爆发过因为争夺一个美女而发生的战争,也曾经因为美女,而让某些统治者丢掉了江山社稷。绝对地否定色欲当然不对,因为没了这欲望,人类社会也就无法延续。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人的性欲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们多半是口是心非,尽管深宫中妻妾成群,但民间却要存天理灭人欲,男女之情,被视为洪水猛兽。这样的观念,体现在封建王朝的法律和道德中。对于人类贪婪的财富欲望和权势欲望,文学与法律、道德是基本保持一致的,但对于性欲,尤其是升华为爱情的性欲,文学作品却经常地另唱别调,有时甚至扮演吹鼓手的角色。中国有《牡丹亭》、《西厢记》、《红楼梦》,外国有《卡特莱夫人的情人》。这也是一个文学的永恒的主题,没有男女之间的欲望,没有情与爱,似乎也就没有了文学。

    毫无疑问,贫富与欲望,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人类痛苦或者欢乐的根源。中国人近年来的物质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个人的自由度较之以前也有了大幅度的宽松,但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多大的提高。因为财富分配不公,少数人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导致的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主要原因。而那些非法致富的暴发户们的骄奢淫逸、张牙舞爪又引起了下层百姓的仇视,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仇富心理,而富豪与权势的勾结又制造出种种的恶政和冤案,这就使老百姓在仇富心理之外又加上一种仇官心理。仇富与仇官的心理借助网络这一现代化的传播方式,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滔天巨浪,既使某些人物和阶层谈网色变,恶行有所收敛,但网络自身也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

     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曾提出科技救国的口号,三十多年前,中国的政治家提出科技兴国的口号。但时至今日,我感到人类面临着的最大危险,就是日益先进的科技与日益膨胀的人类贪欲的结合。在人类贪婪欲望的刺激下,科技的发展已经背离了为人的健康需求服务的正常轨道,而是在利润的驱动下疯狂发展以满足人类的——其实是少数富贵者的病态需求。人类正在疯狂地向地球索取。我们把地球钻得千疮百孔,我们污染了河流,海洋和空气,我们拥挤在一起,用钢筋和水泥筑起稀奇古怪的建筑,将这样的场所美其名曰城市,我们在这样的城市里放纵着自己的欲望,制造着永难消解的垃圾。与乡下人比起来,城里人是有罪的;与穷人比起来,富人是有罪的;与老百姓比起来,官员是有罪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官越大罪越大,因为官越大排场越大欲望越大耗费的资源就越多。与不发达国家比起来,发达国家是有罪的,因为发达国家的欲望更大,发达国家不仅在自己的国土上胡折腾,而且还到别的国家里,到公海上,到北极和南极,到月球上,到太空里去瞎折腾。地球四处冒烟,浑身颤抖,大海咆哮,沙尘飞扬,旱涝不均等等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其实担当着重大责任,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责任,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一千条裙子,一万双鞋子的女人们,她们是有罪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十几辆豪华轿车的男人们,他们是有罪的;我们要告诉那些置买了私人飞机私人游艇的人,他们是有罪的,尽管在这个世界上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们的为所欲为是对人类的犯罪,即便他们的钱是用合法的手段挣来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那些暴发户们、投机者们、掠夺者们、骗子们、小丑们、贪官们、污吏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船沉了,无论你身穿名牌、遍体珠宝,还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结局都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向人们传达许多最基本的道理:譬如房子是盖了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如果房子盖了不住,那房子就不是房子。我们要让人们记起来,在人类没有发明空调之前,热死的人并不比现在多。在人类没有发明电灯前,近视眼远比现在少。在没有电视前,人们的业余时间照样很丰富。有了网络后,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没有网络前,傻瓜似乎比现在少。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交通的便捷使人们失去了旅游的快乐,通讯的快捷使人们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过剩使人们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们失去恋爱的能力。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没有必要用那么快的速度发展,没有必要让动物和植物长得那么快,因为动物和植物长得快了就不好吃,就没有营养,就含有激素和其它毒药。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在资本、贪欲、权势刺激下的科学的病态发展,已经使人类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且充满了危机,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悠着点,慢着点,十分聪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给子孙。

     我们要用文学作房也是必要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品告诉人们,维持人类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质是空气、阳光、食物和水,其他的都是奢侈品,当然,衣服和住诉人们,人类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当人们在沙漠中时,就会明白水和食物比黄金和钻石更珍贵,当地震和海啸发生时,人们才会明白,无论多么豪华的别墅和公馆,在大自然的巨掌里都是一团泥巴;当人类把地球折腾得不适合居住时,那时什么国家、民族、政党、股票,都变得毫无意义,当然,文学也毫无意义。

    我们的文学真能使人类的贪欲,尤其是国家的贪欲有所收敛吗?结论是悲观的,尽管结论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他人,同时也是救自己。

 

 

 

生命是个人唯一的财富

齐国力 教授

    我去年从美国回来,此前在斯坦福呆了六年。最近北京市普查完了,我们北京市得了两个冠军,一个是高血压冠军;一个是高血脂冠军。

    现在,死亡率最高的是30至50岁的人。年龄不是个宝,血脂高很危险。国际上有个标准,寿命等于成熟期的5至7倍者为长寿。这么说,人的寿命应该是100至175岁。为什么都没有达到呢?主要一个原因是不重视保健。

    最近联合国表扬我们的邻国日本。为什么表扬日本,因为他的寿命是世界冠军。他们女性的平均寿命是87.6岁,我们国家50年代是35岁,60年代是57岁,现在是67.88岁,距离日本整整差20岁,这是没法原谅的。

    国际会议上定出了6种保健品:第一绿茶;第二红葡萄酒;第三豆浆;第四酸奶;第五骨头汤;第六蘑菇汤。为什么提蘑菇汤?因为蘑菇能提高免疫功能。一个办公室有人老感冒,有人老不得病,什么原因?都是免疫功能不一样。喝蘑菇汤能提高免疫力,所以是保健品。那为什么提骨头汤呢?骨头汤里含琬胶,琬胶是延年益寿的,所以现在世界各国都有骨头汤街,而中国没有。我们调查了一下,最近苏州、南京城里有了,北京还是没有。所以不要小看骨头汤,它能延年益寿,因为有琬胶。为什么提酸奶?因为酸奶是维持细菌平衡的。所谓维持细菌平衡是指有益的细菌生长,有害的细菌消灭,所以吃酸奶可以少得病的。在欧洲酸奶非常广泛,我们许多女孩喜欢吃酸奶,但是她们不了解为什么。我们很奇怪,中国酸奶销量是很低的,而牛奶销量很大。牛奶本身我们不否定它的作用,但跟酸奶比起来差得很远。还有豆浆,后面再说。

    我下面讲为什么喝绿茶。现在很多人喝茶,但年经人不喝。很多人喝红茶。红茶加面包在欧洲流行过,但现在不喝了。大家知道,红茶加面包没有一点保健作用。绿茶为什么有保健作用呢?原来绿茶里面含有茶坨酚,而茶坨酚是抗癌的。还有人喝茉莉花茶,我问他为什么和茉莉花茶?他的答复很简单:“它很香”。但茉莉花茶没有一点保健作用,只是香而已。

    日本40岁以上的人没有一个体内没有癌细胞的。日本小学生每天一上学就喝一杯绿茶,咱们没有。

    绿茶里含有氟。曹雪芹写红楼梦时说贾府的人吃完饭拿茶漱口,目的是坚固牙齿。他不知道是氟的作用,日本人现在搞清楚了,它不仅能坚固牙齿,还能消灭虫牙,消灭菌斑。饭后3分钟,牙齿的菌斑就要出现。现在我们很多人牙齿不好,不但不拿茶水漱口,连白水都不漱。我们到欧洲一看,人人牙齿都很好。

    绿茶本身含茶甘宁,茶甘宁是提高血管韧性的,使血管不容易破裂。很多脑血管意外来北京治疗,医院每死4个人就有一个是脑出血,这很危险。脑出血没法治,就怕生气,一生气一拍桌子一瞪眼,脑血管崩了。梅兰芳被儿子气死了,我说他没喝绿茶,他要是喝绿茶就不至于死。我现在改了,早就喝上绿茶了。为什么,我怕我儿子气我。

    饮料中第二个是红葡萄酒。为什么提红葡萄酒,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欧洲早就知道了,他们天天男女老少都喝一点红葡萄酒,什么原因?原来红葡萄酒的皮上有种东西,叫“逆转醇”。这逆转醇干什么的你们不知道,它整个是抗衰老的,一说抗衰老人们就爱喝了。它还是抗氧化剂,常喝红葡萄酒的人不得心脏病。

    红葡萄酒还有个作用是能降血压、降血脂。葡萄酒每天不超过50-100毫升,白酒每天不超过5-10毫升,啤酒每天不超过300毫升。

    人体需要弱碱,什么是弱碱?蔬菜、水果。凡是发达国家,凡是健康国家都是蔬菜、水果消耗最大。乾隆活了89岁,他特别会保健,皇帝里他是冠军。我们查了他的档案,第一,他特别好运动,第二他吃蒸发糕,粗细粮搭配,第三这人好旅游,最有名的就是三下江南,所以他活了89岁。我们调查了818个和尚,30%以上的和尚有90岁以上,最小的一个65岁。

    “谷”,人家在国际会议上从来不提大米、白面,也不提麦当劳。谷类里第一提的是老玉米,硕士“黄金作物”。老玉米的来历,美国医学会做了个普查,发现原始的美国人、印第安人没一个高血压,没一个动脉硬化。原来是吃老玉米吃的,后来发现老玉米粒含有大量的卵磷脂、亚油酸、谷物醇、ve,所以不发生高血压和动脉硬化。我今年70多岁了,体力充沛、精神饱满,嗓音洪亮、底气十足,而且脸上没有皱纹。什么原因?喝玉米粥喝的,信不信由你。你喝你的牛奶,我喝我的玉米粥。

    谷第三是薯类,白薯、红薯、山药、土豆。这类东西“三吸收”:吸收水分,吸收脂肪/糖类,吸收毒素。吸收水分,润滑肠道,不得道癌症/结肠癌。吸收脂肪/糖类,不得糖尿病。吸收毒素,不发生胃肠道炎症。

    小米能除湿、键脾、镇静。安眠。吃点小米粥吧,好睡觉!农村老头老太太们不知道什么叫失眠,躺在床上就呼呼大睡。

    一个鸡蛋300毫克克胆固醇正合适,为什么吃半斤,还编出来二两肉?没有这个。

    一两大豆的蛋白等于二两瘦肉,等于三两鸡蛋,等于四两大米,你说应该吃什么好?现在国际上都知道了。美国把每年的8月15日定为全国的“豆腐节”,我们没有豆腐节。他们不缺优质蛋白,他们认为大豆是营养之花,豆中之花。大豆中起码有5种抗癌物质,特别是饴黄酮,它能预防、治疗乳腺癌,但只在大豆中才有。

     在亚洲黄种人中有70%不吸收乳糖,我们是黄种人。有人牛奶是喝了,但并没有吸收多少。对牛奶吸收量最大的是白种人。北京市调查的结果是40%的人不吸收乳糖。全国普查的结果,吸收最好的是广东。豆浆有什么优点?豆浆里含的是寡糖,它100%吸收。而且豆浆里还含有钾、钙、镁有等,钙比牛奶含量多。牛奶里没有抗癌物质,而豆浆里有5种抗癌物质。

    长期吃胡萝卜不容易得感冒。美国人认为胡萝卜是美容菜,养头发、养皮肤、养粘膜。常吃胡萝卜的人确实从里往外美容。

    吃西红柿不得癌症。西红柿不是随便吃的,西红柿怎么吃?有人说,切片放白糖,再喝点啤酒。如果是这么吃的,白吃了!不抗癌。西红柿里面有个东西叫番茄素,和蛋白质结合在一块,周围有纤维素包裹,很难出来。所以必须加温,加温到一定程度才出来。我告诉大家,西红柿炒鸡蛋最值钱了。还有番茄汤,或西红柿鸡蛋汤也是好的。生吃西红柿不抗癌,请大家注意。

    大蒜是抗癌之王。山东人、东北人最爱吃,一瓣瓣地吃,还说吃大蒜不得癌,但没几天他先得癌症了。什么原因?原来是必须先把它切成片,一片一片的薄片放在空气里15分钟,它跟氧气结合以后产生大蒜素。大蒜本身不抗癌,大蒜素才抗癌,而且是抗癌之王。

     黑木耳有两个作用,其中一个是使血不粘稠。黑木耳的作用是美国心脏病专家发现的,他得了诺贝尔奖。他发现以后,所有欧洲人、有钱有地位的人都吃黑木耳,而不吃阿司匹林了。什么样的人是高凝体质?答案是矮、粗、胖的人,特别是更年期的女同胞。而且血型ab的人更容易高凝血稠。

    你到欧洲去看看,所有花生米没有带皮的。花生皮没有营养,只能治血凝片,提高血小板,止血用的。我们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吃了。

    下面谈谈动物问题。广播电台说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而吃两条腿的不如吃多条腿的。这个概念在欧洲不一样,你如果参加宴会,要注意,假如有牛肉,又有猪肉,应该吃猪肉。牛肉的问题太多,第一有疯牛病,第二有口蹄疫,第三有不良胆固醇。

    如果有猪肉又有羊肉,吃羊肉;有羊肉又有鸡肉,吃鸡肉;有鸡有鱼,吃鱼;有鱼有虾,那吃虾呀。这不是客气,动物越小蛋白越好。鱼肉蛋白1个小时就能吸收,吸收率为100%,而牛肉蛋白3小时才吸收。当然虾比鱼还好。

     国际上有规定的,要吃7成饱,一辈子不得胃病,吃8成饱最多了。所以国际上建议大家0.618黄金分割:副食6,主食4;粗粮6,细粮4;植物6,动物4。现在人类吃的动物太多,而且粗细粮不平衡。

    法国一个医生叫克里门特,他到非洲去旅游时看到非洲大泽湖地人比我们健康长寿。他们吃什么?吃海藻,把它晒干了包包子吃,然后喝海藻汤。医生拿到巴黎一实验,原来是海藻,而且是螺旋状的,起名叫螺旋藻。这螺旋藻是1962年发现的,这一发现轰动了全世界。为什么?它1克等于1000克各种蔬菜的综合。当时只有皇帝皇后、奥林匹克冠军吃,别人吃不着。很多年后发现这东西特别好,营养特别丰富,最全面,营养分布最平衡,而且是碱性食品。

    日本为什么是长寿世界冠军,他们一年消耗500吨螺旋藻,他们到中国旅游每人都带它。我们问他们,为什么带螺旋藻,他们说,8克螺旋藻就可以维持生命40天。

    哈尔滨去年一年发现了1500例白血病,10月份又发现36例。初步判定原因是房屋装修,而且是甲醛。房屋装修危险很大,国际上规定,装修后的房屋一定要半年后才能入住。哈尔滨的报告中多是4-5岁的儿童。房屋装修对老年人、孕妇、儿童危害最大。可吃藻复康。它抗辐射、抗肿瘤、抗病毒、抗氧化,而且提高免疫功能。

    我再总结一下,辐射对我们影响很大,但有几个方法可以预防:第一喝绿茶,第二吃青菜、萝卜,第三吃螺旋藻,第四吃藻复康。藻复康是最好的。国际上提出了警告:千万不要把电器放在卧室内。尤其是微波炉对我们危害最大,它7米内对我们都有辐射。而且各种电器不要同时开着。又有电视,又有冰箱,又有微波炉,你就在旁边做菜,得了癌症很冤枉啊。

    二、有氧运动。开窗时间国际上规定9点至11点,下午2点至4点。为什么? 因为9点以后污染空气下沉了,污染物质减少了,没有反流现象。各位注意,早上起来开窗户,不要在那里大喘气,因为致癌物质,反流物质都跑到你肺里了,容易得肺癌。

    国际上警告说,早上6点至9点是致癌最危险的时候。你夜里在家吸了一肚子二氧化氮,呼吸道的毒素有100多种,又跑到小树林里,树林里早上又全是二氧化碳。早上锻炼,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很容易出问题。黄帝内经里说“没太阳不锻炼”。我建议大家夏天早睡早起,冬天不要早上出去锻炼,

   早起岁数大的人不要猛起,70岁以上的人,慢慢起,先动动胳膊动动腿,再按摩按摩心脏,坐一两分钟再起来。这样没一个得心脏病的。所以不同年龄、不同季节要不同对待。

    最近北京市普查完了,老太太比老头寿命长,平均多活6年半。老太太的最大优点就是从年轻时就喜欢笑,到老了还笑。我每次讲课时都注意到了,笑的都是女同胞。

    国际会议上已经给我们提出警告了,让我们喝绿茶,吃大豆,睡好觉,常运动,不要忘记常欢笑。希望每个人都要注意平衡饮食、有氧运动,而且注意你的心理状态,该哭时哭,该笑时笑。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越过73岁,闯过84岁,90、100岁一定会健在。

 



 


发件人:非洲研究中心<pkucas@pku.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北大非洲研究中心<pkucas@pku.edu.cn>+时 间:2013年03月12日 09:37 (星期二)附 件:1个(《北大非洲电讯》第129期-2013年3月12日(Peking Univ ) 查看附件《北大非洲电讯》第129期-2013年3月12日

帝国主义者还是利他主义

----美国中央情势局的罪恶勾当和劣迹班班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李安山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于3月5日去世,这位年仅58岁的拉美左派阵营的杰出领导人的逝世引发了诸多疑问,其中之一是“阴谋论”,即美国为阻止拉美左派结成联盟,利用先进技术致使查韦斯及多位拉美领袖几乎在同一时期身患癌症。这种“阴谋论”能否成立需要证据。值得注意的是:为何人们会提出这一疑问,这只能从美国的所作所为来分析。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就战后国际关系而言,可谓劣迹班班。我在90年代写《卧榻雄狮卡斯特罗》时曾参考过《中央情报局与情报崇拜》(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1974)。作者之一马凯蒂(V.MARCHETT)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14年,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办公室参谋,另一位作者马克斯(J.D.MARKS)是国务院官员,曾担任情报司司长的参谋助理。此书在出版审查时被删除339段,后作者提出诉讼,最后出版时仍删掉168段。

    该书大量揭露了中央情势局的罪恶勾当,其中谈到“情报局对毒品的兴趣并非一时性的,它派遣一名官员走遍拉丁美洲,购买各种能引起幻觉的麻醉品,以便用于情报活动和隐蔽行动。”然而,起草报告的官员奉命“不得在报告中提到任何有关使用毒品的研究计划”(221页)。我们也知道,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曾躲过了634次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暗杀,手段可谓千奇百怪,感兴趣者可参考《CIA在古巴》和拙作《卧榻雄狮卡斯特罗》的第22章。

    放眼全球,任何出现混乱的地方都有美国插手的痕迹,朝鲜半岛、中南半岛、中东地区、阿富汗、伊拉克、东亚地区等。目前,美国虽遭遇经济困境,但在重返亚洲后,近来在非洲动作频频。除建立无人机基地外,3月6日又决定向非洲增派海军陆战队,借口是对付恐怖主义威胁。究竟什么是恐怖主义?谁在制造恐怖主义?前几天我在与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交流时问道:“美国向非洲35个国家派出军队意在何为?这不是制造麻烦吗?”

    《中央情报局与情报崇拜》的作者在结尾时指出:“世界各国完全有权不准任何外界力量干涉它们国家的内政。美国在批准联合国宪章时曾庄严宣誓拥护这项权利,现在理当恪守誓言。那些从事海外干涉的机构无视并破坏美国的宪法过程,并对国内民主制度造成威胁。作为一个强国,美国完全能够爬出泥坑,并根据建国理想来执行自己的外交政策。”(354页)

    近40年过去了,美国似乎并未爬出泥坑,反而越陷越深,呜呼。本期刊载了《中国在非洲:“帝国主义者”还是“利他主义者”》,这是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Babette Zoumara同学发表的英文文章,这位中非共和国的博士研究生将文章寄给我,它代表了非洲青年知识份子的一种看法。

    中心活动

·2012年12月,非洲研究中心成员、博士候选人王春燕的论文《冷战后美国对非洲“大湖地区”的战略探析》在《亚非纵横》第6期发表。
·3月3日,布鲁金斯研究所访问学者孙韵访问中心,就中国对非政策的制定和中非关系等问题与潘华琼交换意见。
·3月3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生RAJ VERMA访问中心,就中国与印度在非洲投资石油方面的对比研究与李安山交换意见。
·3月4日,李安山、王成安和王南受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等学会委托访问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就2013年学术会议筹备事宜与苗副校长、国际合作处副处长翟风杰老师和潘良老师进行交流。
·3月4日, 埃塞俄比亚自由作家、非洲领导力研究者Dr. Yene Assegid和南非自由职业者尚可安先生访问刘海方。
·3月5日,几内亚驻华大使马马迪·迪亚雷博士(DR.MAMADI DIARE)访问中心,就非洲和马诺河流域发展问题与李安山和潘华琼交换意见。
·3月7日,欧洲联盟驻中国和蒙古代表团政务处一等参赞冯梦锐女士(Marina Vraila)到访非洲研究中心,与刘海方交流中非合作及金砖国家组织等问题。
 


 

 


 

 

 

发件人:发送时间: 2013-02-27 09:53:18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s:抄送:主题: 刘纪鹏:房产税是解决房地产问题的杀手锏--------兼谈任志强要提高财政知识水平

房产税是解决房地产问题的杀手锏

------兼谈任志强要提高财政知识水平

刘纪鹏

2012-09-06

    今见报上“任志强:贾康糊弄老百姓房产税势必推高房价”的报道,忍不住想说两句,倒不是怕贾康被“大炮”轰,这两年贾康推房产税抗击打能力大提高,主要是担心任总“露怯”,强者哪有不同情弱者的?再说“民间房价局任局长”还有那么多“粉丝”,万一买了房,房产税推出价却跌了,晚节不保又对不住朋友。做为老相识,不能不救。

     房产税是解决房地产问题的杀手锏。其特点;一是地方税,以美国为例,税率1—3%,各地方掌握,税率低税源就多;反之税源流失。二是无房产税时政府卖地,卖一幅少一块,所以一定要卖高价,导致房价居高不下;推出房产税,卖地是卖一幅多一块(税源),卖的越多税源(收)越多,地方政府改土地财政为税收财政,走正路收大钱。三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州的房产税率都是2%。300万的房子一年要缴6万元税,而且年年交,永远交,你还想多买房吗?

    反之,当地卖出一套300万的房子,政府一年就多收6万元税,而且是年年征,永远征。你就不想把卖地的收入从一次性捞血本的高价变成细水长流的低价,源远流长吗?把卖地成本从一次性摊销分到30年以上的房屋同步折旧中去,多卖房扩税源。假设只按10年分摊的最保守政策,即用现在十分之一的土地价格卖地,你说那地产商算的土地收入占一半的房价能不跌吗?而对地方政府来说即降房价,又增税源,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堤内损失堤外补,除非傻瓜省长、市长,没有谁不愿意。

    当然对地方首长的考核但贾康兄绝没有如志强兄所说“糊弄老百姓”,房产税推出势必遏制高房价,并彻底解决房地产乱局。要和其培植的税源和政府资产负债表挂钩。要让他觉得不是“为人作嫁”才行。 四是征收办法要稳妥,措施有二,

    第一,新老划断,为顺利推出,可从 2013年1月1日起,各地先对新销售和转让的房子征收,老房不动,探索积累经验;从2014年起再对现有私人住房进行征收。最终实现全覆盖。

    第二,根据美国房产税实践,要征就要一律征收,买得起房子就得交得起税,所不同的是根据中国国情,可考虑根据房屋价值不同采用不同税率,如:500万以下采用1%税率;500万---2000万适用2%;2000万以上适用3%。对特困家庭可先征后返,收支两条线,年年填表过关。

    我不赞成贾康“一套免,二套每年1%,三套每年10%”方式,那样会使无数好家庭“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发生“离婚不离家”的“贾康房产税后遗症”现象,导致好人干坏事就令人遗憾了。但贾康兄绝没有如志强兄所说“糊弄老百姓”,房产税推出势必遏制高房价,并彻底解决房地产乱局。

    这几年志强兄得势,闹得“总经理比总理大”,那是因为遇上了忠厚的温总理,要不是白岩松那“小人”挑拨离间,温总理才不会搭理你?即使不高兴仍是那么温柔,先是用货币政策靠银行控制房价,可银行和房地产商这哥俩“贼鼠一窝”,失效是必然。再靠地方政府限房价,更有让人自断老财路,又不给新财路,岂有不阳奉阴违之理。最后还是回到用行政手段限购,靠发改委搞行政大检查最顺手,可那是旧体制,没人相信那是正确的治本方略,也没人相信会长久。所以才有了任大炮,逮谁轰谁,因为根据这几年他与“政策”博弈的体会,这支共军没有谁值得他放在眼里,所以你出什么招,我闭着眼也轰你,还就真的是胜多败少。要不他任志强凭什么前几年被骂的这么惨,这几年却“蹿红”,讲酬暴涨、粉丝众多不说,还成为了女青年的“老汉”(年龄偏大一点的男子汉简称)偶像。

    当然也有人说,这几年政策与市场作战失利,没有靠财政政策调房价及时推出房地产税,另有隐情。因为推出房地产税的前提是先要摸清每个人名下的房产数量,而官员个人及其家属的家庭财产公示弄不好是“要命“的事,再者说,房地产推出房价会下跌,怎么也得等我的房子卖掉再推才行啊。

    房产税是解决房地产问题的杀手锏 --------兼谈任志强要提高财政知识水平 今见报上“任志强:贾康糊弄老百姓房产税势必推高房价”的报道,忍不住想说两句,倒不是怕贾康被“大炮”轰,这两年贾康推房产税抗击打能力大提高,主要是担心任总“露怯”,强者哪有不同情弱者的?再说“民间房价局任局长”还有那么多“粉丝”,万一买了房,房产税推出价却跌了,晚节不保又对不住朋友。做为老相识,不能不救。

    当然对地方首长的考核总之,房地产税这一杀手锏,我早在2008年和央视评论员杨宇在央视节目做节目时就明确指出,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按市场规律办事-------尽快推出房地产税。可三年过去了,真不知在等什么?期盼18大早日召开,让任志强得意的日子早日结束。

 





发件人:cui-zy(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in chun时 间:2013年02月26日 00:16 (星期二)

张维迎与冯仑辩论“守妇道”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年会奇谈怪论迭出  矛头直指国企

2013-02-25

    2013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三届年会昨日在黑龙江亚布力结束。这个被称为中国“达沃斯”的峰会聚集了一批国内聚集巨额财富的民营企业老总和倡导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

    本届峰会被评为“奇谈怪论”迭出,如任志强的“做大做强国企的真正含义是掠夺民财”,张维迎冯仑关于企业“应守妇道”的争论,马云“这次北京的雾霾,我特别高兴”。

    曾经举报北大教授淫乱的邹恒甫远隔重洋在微博上怒骂“亚布力的乌合之众死命歌颂目前腐败邪恶的私有企业,疯狂攻击贪腐的国有企业,不知他们是要革命,还是要夺权。尽显乌龟王八蛋之本性。”

    联系到吴敬琏张维迎前些日子呼吁“国家尽快成立改革委员会”,亚布力峰会又一次敦促这一提议,并已经成为一派观点的聚集地。观察者网为您将发言人的论点做一汇总梳理,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经济政治诉求。

    任志强:做大做强国企的真正含义是掠夺民财

    任志强从国企老总变成反国企旗帜人物。一直被认为是“体制内”的企业家,在不久前刚刚与吴法天等展开骂战,否认华远地产是国企身份,也否认自己是国有资产管理者。

    一向快人快语的任志强,开口就将矛头指向国企,称“做大做强国企的真正含义是掠夺民财。” 任志强称,市场经济基础是民营企业,强大的国有企业可以任意占有资源、利益和特权的话,是对市场经济巨大的破坏。做大做强国企,用国有资产管理的办法,最后造成的结果一定是对全民资产的掠夺。

    陈志武:没必要为领土不惜一战

    经济学家陈志武强调了自己爱国的立场,然而他还说道“尽管今天领土是有价值,但是这些价值是不是大到让我们可以为领土不惜一战,这是我们可以思考的。大国的价值今天也是非常高的,但是至少相对于原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下降了很多。”

    张维迎:既得利益者才能变成改革者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既得利益者是否能变成改革者”,大家普遍认为既得利益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一点也不错。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甚至领导的。

     张维迎提出,历史上,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是革命,都是由“既得利益者”领导或推动的。其次,假如“既得利益者”不成为改革者的话,那么改革就没有希望。

    张维迎认为,统治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只是一种可能。第一个因素是理念,后两个因素是利益,但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能变成改革者,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足够聪明智慧的人,这些人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领导力,是否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有些非民主的国家的政府习惯于用武力镇压的方式,对老百姓的民主化的要求,或者一开始得过且过敷衍了事,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才开始改革,但为时已晚。他还提出了,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的办法。

    吴敬琏:没有自由竞争的市场不如没有市场

    吴敬琏说,当前的体制存在三个短板:市场没有完全地形成;产权仍是模糊、不清晰的;缺乏竞争。特别是第三点,人们往往忽视了竞争是市场的灵魂。他引用经济学原理强调称,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同时可以兼容激励机制,根本的原因在于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能够反映供求,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只有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形成这个价格信号,才能够实现市场所有有效的机制,才能完成它的职能。

    王石:企业家还得靠爬山磨练

    地产大亨王石认为,企业家有一种创新精神,创新精神就有冒险,实际上现在中国登珠峰来讲我们企业家完全就是这样来说,像黄怒波、孙冕很多很多,今年春天四月份准备登珠峰的还有很多企业家,还有万科的CEO,今年都是准备登珠峰的,登珠峰当然难,但是不像你想象那么难,尤其作为企业家来讲。

我们看到了整个开新局,总共我们对新换的领导班子都有希望,我们中国的未来是民主的,是公平的,是代表正义的是光明的,我们就像那涓涓的流水那样,从自己,从自己的企业,从我们自己做起。

    张维迎否认冯仑企业“应守妇道”论

    民营企业家冯仑表示,制度的改革、共识的凝聚,主要靠政府、经济学家方面的推动,企业家只要做好企业,恪守本分。

    冯仑以陕西民俗的例子来解释自己的主张:“就是丈夫不在家,夏天的时候太太是不能够一个人在家的,穿着汗衫短裤,尤其是不能走来走去的在里面晃悠,这个事儿就有嫌疑,所以最保险的一个方法就是穿着长衣坐在门口等丈夫回来。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这样一个故事,一直在我印象里就是陕西农村妇女的一个标准姿势,叫做守本份有期待,我觉得民营企业当下就是这样,守本份有期待。守本份是什么呢?管小事儿、管自己的事儿,不管大事儿,就是本份。”

    经济学家张维迎对此表示反对,他反驳道:“但是如果你期待了一天,期待了两天,他还不回家的话,你还在门口坐着吗?” 张维迎认为,企业家不能仅仅靠被动地等待:“这个社会的变革它就是需要人去推动,企业家应该推动社会变革的非常重要的力量之一,不是说仅仅把自己的企业做好。”

    马云:这次北京的雾霾,我特别高兴

    淘宝网老总马云开场就说,这次北京的雾霾,我特别高兴,我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因为北京以往我们呼吁水,呼吁空气,呼吁食品安全的时候,没有人多少相信,因为特权阶层有特供的水,这次没有特供的空气了,他们回到家同样会面临老婆孩子的指责,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什么样的行动,我们相信10年以后中国3大癌症将会困扰着每一个家庭,肝癌、肺癌、胃癌。肝癌,很多可能是因为水;肺癌是因为我们的空气;胃癌,是因为我们的食物。

    有网友评论,马总,这个国家崩塌了,您是不是欢天喜地跳起来啊?另外马总您的淘宝里卖的东西有多少不符合食品安全啊。

    邹恒甫隔空开骂

    邹恒甫微博,曾经举报北大教授淫乱的远隔重洋的邹恒甫对亚布力峰会一直抱有成见,他在第一时间更新微博,称“亚布力的乌合之众死命歌颂目前腐败邪恶的私有企业,疯狂攻击贪腐的国有企业,不知他们是要革命,还是要夺权。明明白白美国民主制不学,尽显乌龟王八蛋之本性。”

    亚布力峰会结束了,但是经济学家的奇谈怪论还没有结束,关于国企和改革的话题也会继续发热发酵。观察者网将为您继续关注相关情况。

 

 



 

发件人:何平<heping0624@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收件人:zdjun 时 间:2013年03月18日 21:16 (星期一)附 件:1个(致两会代表.doc ) 查看附件

警惕农村城市化走向极端

-----致两会代表、委员的建议

山西省代县 何平

     随着国家工业化的推进,必然伴随着农村城市化,这一现象也是世界各国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的农村城市化除此以外,又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现象,一个是在工业化无法吸纳农民工的情况下,鼓动大量农民进城,加速农民城市化。另一个是组织农民就地发展壮大,农民不仅没有外出打工,而且吸引了许多外来者,实现了农村就地城市化。那么,这两种现象究竟哪一种才是农村未来发展的主流呢?

    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讲:什么时候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百分之十几或二十,中国的城市化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现代化指日可待,这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意义。这位教授还讲:美国城市化水平几乎接近80%,住在农村的人口约20%,在美国真正从事农业工作的仅百分之三点九,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现在,中国农村去走走看看会发现,农村也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这也是千百万农民能够离开土地到城市打工的重要原因。

    对这位教授的观点,以及各地鼓动大量农民进城的做法,总让人感到十分困惑和不安,理由如下:

    第一,千百万农民进城打工的实质原因并非农村真有那么多剩余劳力,而是城乡差距拉大、农村劳动收入极低的原因所致。继续鼓动大量农民进城不是良策。目前,农村老年人无力种地、中年人不愿意种地、青年人不会种地,将来谁来种地的问题已十分突出。由于劳动力不足,农民不得不放弃精耕细作,甚至干脆放弃承包地,进而导致农药、除草剂、化肥的使用量逐年增加,耕地荒芜现象愈来愈严重。至于如何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设施,建设生态农业工程等,那就更无能为力了。因此,农业生产后劲不足,粮食危机正在逼近。

    第二,大量农民涌向城市给城市的就业和环境带来严重危机。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市民的生活压力日益加重,他们不仅为子女的就业担忧,还为城市人口膨胀带来的诸多不利因素而烦恼,以至于出门就愁,见人就烦。因此,城市人口应向外疏散而不是继续增加。试想,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市人口830万,其次 ,洛杉矶380万,芝加哥290万,其余的城市大都在100万以下,而中国的上海已达2300万,北京市1900万,省会城市多在500—1000万以上,城市人口继续膨胀的后果不能不予考虑。

    第三,即便将来中国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村人口比重绝不能依照美国。一方面,虽然中美两国领土面积相差无几,但美国的国土一半是平原,中国平原只占12%,大型农业机械只适宜于平原地区,中国大面积的山地丘陵地区只能使用小型农业机械,客观条件的限制使中国的机械化水平不能与美国相比,如:75型拖拉机在平原地区每小时耕地10亩,小型拖拉机在山地丘陵地区每小时耕地不过3亩,因而完成相同面积的耕作,中国所需劳动力明显多于美国。另一方面,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美国人少地多,实行休耕制度,中国人多地少,实行全年耕作,因而中国农民承担的耕作任务远大于美国,所需劳动力同样多于美国。

    以上分析显示,我国农村现有劳动力严重不足,城市就业危机、环境危机明显暴露的情况下,教条地依照美国农村人口比重,一味鼓动大量农民进城的做法,不仅是盲目的,而且注定危险。继续发展下去,农村的粮食危机、城市的就业危机一旦并发,必然爆发全民危机,到时谁都救不了。因为我们不可能采用美国的做法,将国内危机转嫁给别国,也不可能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同情和帮助。相反,恰好给他们瓦解中国提供难得的机会。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偏要主张鼓动大量农民进城,将农村土地流转到极少数人手中,其用意何在?

    担忧之外,让人感到欣喜的是,农村城市化中出现的另一个现象,部分农村组织农民就地发展壮大,不仅没有外出打工现象,而且吸引了许多外来者;不仅实现了共同富裕,而且跨越了小康,实现了农业生产机械化、农业管理企业化、农业发展生态化、农村生活城市化、农村民主大众化、农村保障集体化;实行了教育免费、住房免费、医药免费、部分衣食用品免费的分配制度。当你走近这些村,你会觉得不像是农村,倒像是美丽的城市,你会看到文明生产、体面生活的农民,发现他们工作有序,生活有度的思想境界,感受人与人平等、热情,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的气氛,因而这些村远在城市工作的人退休后纷纷回村养老,中国人叶落归根的文化理念得以体现和传承,这对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交流、相互促进,以及缓解城市人口的压力等,无疑是有益的。这些村便是改革以来出现的一批新型集体化村,同时也是全国的名星村,如:江苏的华西村、蒋巷村、长江村、三房巷村;河南的南街村、刘庄村、北徐庄村、龙堂村;黑龙江的兴十四村;北京的韩村河村、窦店村、留民营村;浙江的腾头村、航民村;河北的半壁店村;湖北的洪林村;四川的宝山村;江西的进顺村;山西的东四义村;山东的西霞口村;深圳的南岭村;大连的后石村;厦门的马唐村。

    显然,中国农民要摆脱贫穷和落后,应组织农民走新型集体化道路,实现就地发展壮大。遗憾的是新型集体化村就地发展壮大的思路至今没有得到广泛宣传,新型集体化村“只有依靠集体化,才能发展和壮大”的根本经验始终没有在广大农村加以推广,因此,广大农民看到希望却不能走近希望,反而陷入了绝望。无奈,继续背井离乡,远到城市打工,去当下等公民,去干城市人不愿意干的工作。令人心酸的是,在政治上,农民工干了工人的活,却没有得到工人的身份;在经济上,本来低工资还常常受到企业主的克扣和拖欠;在社会方面,农民工在城市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得不到这个城市社会的各种福利待遇。农民工承担了最重、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劳动,付出了血和汗的代价,却得不到应有的报酬,他们仍受到社会歧视,他们是城市的弱势群体。与此同时,在家庭经营的土地上,再也看不到改革初期的劳动景象,只有不断减少的耕地,逐渐空心的村庄,严重恶化的环境,以及留守儿童在生存发展中面临的生活、教育、心理 、行为、安全等突出问题,让人感到深深的震撼、不时的纠结。可见,无论在城市打工的农民,还是在家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实际上都是很悲惨的。然而有些官员和专家美其名曰:这是改革的必然,是农民城市化的一种趋势。难道这种完全不顾农村的荒凉,不顾农民的痛苦,不顾城市的失常,而一味鼓动农民进城的做法,符合科学发展观吗?符合三个代表吗?

    好在十八大强调生态文明、共同富裕的目标,好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接受群众的尖锐批评,为此,我在这里提出五点忠告,两点建议。

一、五点忠告

    ——忠告官员居安思危。官员不懂得居安思危,注定走向危险。居安思危既要报喜也要报忧,报喜不报忧,不等于无忧,积累下去,必酿大患。面对大批干部离岗,工人下岗,农民离乡等不正常现象,以及有关国家在东海、南海地域不断进行的武装挑衅,连普通百姓都能想到内忧外患,而官员中却有不少人沉睡于太平盛世,整天花天酒地,无所事事。他们根本意识不到农业部公布的粮食“八连增”存在严重的虚假问题,意识不到大量农民进城导致城市就业难和农村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同时出现。这种麻痹思想若在官员队伍中漫延,国家危在旦夕。

    ——忠告崇拜美国的专家学者不要一切照搬美国。一切照搬美国,不免脱离实际、脱离国情。希望我们的专家学者不要忘记自己的国情,脱离国情的主张尽量不提或少提,因为你们主张的对与错,影响到国家未来的走向,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你们一定要有责任感,争做人民的功臣,不做历史的罪人。否则,你们不仅在人民心目中失去尊贵的地位,而且永远被社会舆论责骂。

    ——忠告农民兄弟不要被眼前红利冲动。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尽管眼前农民种地收入低,但只要耕者有其田,就不愁没饭吃。2008年金融危机,几千万农民工之所以没有给社会造成更大的问题,主要是农民工回到村里仍可以种地为生,如果“土地流转”的政策将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多数农民便失去了仅有的依靠,一旦经济危机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将难以想象。因此,农民在没有就业保障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因为眼前的红利出卖自己的土地,土地一旦失去,恐怕再也无法收回。要明白钱能贬值,地能增值,坚持做土地的主人,不做地主的佣人。

    ——忠告暴发户懂得知足。目前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已导致广大贫民对极少数富人产生仇视心理,由此引发的突发事件不断上升,对此,尽管警力不断加强,但管控效果总是令人失望。显然,单靠依法治国是不行的。一个国家要安定,不仅要讲法更要讲理,中国的国情尤其如此,中国人从古到今面对自己的利益和尊严受到侵犯时,讲的最多的话是“以理服人”,“天理难容”,法不过是用来惩治那些极少数不讲理的人。只讲法不讲理,势必出现不公,势必出现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的矛盾,而当百姓的公理不仅无处可讲,而且受到官和法的压制时,激烈的冲突不免发生,江西省曾发生一起乡长及一名乡职工被活埋、派出所所长被打死挂在树上的群体事件,无疑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例。要避免发生更严重的冲突,必须重视和维护中国百姓的公理。这里特别提醒我们的暴发户一定要懂得知足,万不可财大气粗、得意忘形。你们的个人所得也许合法,但不一定合理,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讲,你们的收入早已超过了钱学森,显然不合理,按照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原则讲,你们闲置的财产甚至可以满足成千上万个家庭,不仅不合理,而且天理难容。当然,问题在政策,责任在政府,可你们也应该替广大贫民的未来着想,即使再有贪心,也请你们在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上留情,不要让农民失去来之不易的土地。否则,社会不得安宁,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无论官还是民都会感到不容乐观。

    ——忠告西化派不要对改旗易帜抱有任何幻想。十八大提出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仅反映了党内高层的意见,而且反映了基层民意。经过改革30多年的实践,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尤其通过小岗村与新型集体化村形成的鲜明对比,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家庭承包制不是好办法,而是体现农村党组织无能的办法,是没办法的办法。就是这一办法导致农民一盘散沙,导致基层干部束手无策。继续小岗村的道路,最终使农村更加落后,只有发展集体经济,才能体现广大农民的利益,集中广大农民的智慧,凝聚广大农民的力量。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总结探索华西、南街等部分农村开创的新型集体化道路,并且初步形成这样一些共识:农村集体化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坚持这一方向下的不断改革和完善,则是农村集体化发展的必然。农村改革前的最大失误在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因地制宜,而改革后的最大失误在于变集体经营为家庭经营时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庆幸的是华西、南街等部分农村既坚持集体化又坚持集体化下的不断改革,因而使集体化的优越性充分显示。与此同时,广大基层干部群众逐渐认识到,沿着私有化的道路发展下去,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更加突出;干部离岗、工人下岗、农民离乡的队伍更加浩荡;生产失控,市场失衡,危机频发的乱局更难应对。因此,群众对各种变相推行私有化的做法非常反感,即便改旗易帜也无法改变他们对私有化的抵制。改旗易帜只能激发人民更加思念共产党,更加痛恨那些主张改旗易帜的西化派。

二、两点建议

    ——建议中央尽快组织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总结华西、南街等新型集体化村的成功经验。农村城市化就大方向而言,面临两条道路选择,一条是小岗村的道路,一条是华西、南街等部分农村开创的新型集体化道路。究竟哪一条道路更能体现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中央是该认真对待并要做出回答的时候了,这件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当务之急,因为道路决定命运,道路不同决定农村城市化的发展方向,依靠对象及利益分配有着根本区别,可以讲,这一点,各地群众都在关注,期待中央做出正确的选择。

    ——建议中央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及农村有识之士出国考察以色列的人民公社。提到出国考察,一般大都想到美国,而不会想到以色列。然而,派出那么多人去美国考察学习,收效似乎不大,群众普遍反映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该学,我们没有学会多少,美国许多不适合我们的东西却搬来不少。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以色列的300个人民公社搞得相当不错。公社明显体现了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特征,社员没有工资,只领取有限零花钱,所有的大开支都由集体负担。吃饭、住房、汽车、大件家电、医疗、养老、儿童教育、继续教育等全部由集体负担。有集体食堂、所有食物免费,社员的零花钱足够其特殊需要,如:化妆品、旅游、礼品等。另外,公社没有雇佣关系,追求共同富裕,体现以人为本,真正遵循自主、自愿、民主、自由、平等、公平原则为前提,生产力先进,凝聚力强,具有高度的人文精神和现代企业管理,以上不正是我们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吗?读过中学的都知道以色列的自然条件恶劣,还知道以色列的生态农业十分出色,却不知以色列还有300个人民公社与我们的新型集体化村那么相似,更不知这些公社竟然经历了中国的大寨之路,何不派人出去考察学习?

    2013年2月, 作者邮箱:heping0624@163.com,电话:13097676442。
 

 

 

 

发件人:IWEP IIS<iisiwep@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时 间:2013年03月26日 23:13 (星期二)附 件:1个(IIS工作论文No.201302 中国外汇储备的经济成本.pdf ) 查看附件

中国外汇储备的经济成本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IIS工作论文

    [摘 要] 论文首先构建了一个简明的外汇储备经济成本分析框架,其次深入分析了中国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冲销成本、经济扭曲成本、资产损失风险和金融稳定风险,最后提出了遏制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和加速外汇储备多元化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2001-2011 年期间,中国外汇储备的年均机会成本为 1140 亿美元,占 GDP 的 2.60%,而 2011 年的机会成本达3150 亿美元,占 GDP 的 4.33%;中国货币当局的冲销成本(央行票据和法定准备金存款的加权平均利率)先由2002年的0.97%稳步升至2008年2.57%,后降至2009-2011年的1.57%;2003-2011 年,中国货币当局为发行央行票据、回购国债和增加的银行法定准备金存款而支付的总利息成本约为 1.4-1.5 万亿元,占 2011 年 GDP 的 3.0%-3.2%。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高达 3.3 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 30%。中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虽可有效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防范货币和债务危机,维护出口需求和国内就业的稳定,但亦为此付出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如机会成本、冲销成本、经济扭曲成本、金融压制与金融不稳定风险等。特别是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当前的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以及发达国家频频推出的竞争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国外汇储备资产损失风险问题的广泛关注。

    冲销成本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对冲销成本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准财政成本。大量研究认为,在中央银行通过发行高收益率国内债券的方式来购买低收益外国政府债券的条件下,外汇冲销操作将带来准财政成本。Calvo, Leiderman and Reinhart(1993)发现,拉美国家外汇冲销的准财政成本占 GDP 的比重介于 0.25%-0.5%。根据 Kletzer and Spiegel(1998)的测算,太平洋地区国家外汇冲销的准财政成本占 GDP 的比例基本相同,新加坡、台湾的季度冲销成本最高可达 GDP 的 1%。Hauner(2006)发现,多数国家在 1990-2001年期间持有外汇储备而盈利,但在 2002-2004 年出现了大面积亏损。二是金融抑制成本。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一个简明的外汇储备经济成本的分析框架,测算了中国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和冲销成本,剖析了中国积累巨额外汇储备所面临的经济扭曲成本、资产损失风险和金融稳定风险。机会成本包含放弃偿还外债而节省的利息成本,以及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而获取的较高投资收益。冲销成本来源于中国货币当局为发行央行票据、回购国债和强制增加的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存款而支付的利息成本。经济扭曲成本包括经济结构扭曲、资源配置效率扭曲、外汇资产结构扭曲和经济福利损失。资产损失风险主要包含主权违约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金融稳定风险指中国货币当局大规模冲销操作对商业银行的金融压制和商业银行的“冲销博弈”行为对国内金融系统稳定的潜在负面影响。

    2001-2011年期间,中国因持有外汇储备而放弃偿还外债、国内投资的年均机会成本分别为129亿美元、1013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依次为0.34%、2.26%,而2011年这两项机会成本规模分别达342亿美元、2811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依次达0.47%、3.86%。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央行票据发行规模及其利率的上升,导致中国货币当局的冲销成本(央行票据和法定准备金存款的加权平均利率)由2002年的0.93%升至2008年2.57%。2009-2011年期间,中国的政策性利率和准备金存款利率的下跌,以及央行票据发行规模的大幅下降,导致中央银行的平均冲销成本显著降至1.57%。2003-2011年,中国货币当局为发行央行票据、回购国债和强制增加的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存款而支付的总利息成本介于1.4万亿元和1.5万亿元,约占2011年中国GDP的3.0%-3.2%。从总体上看,中国货币当局的冲销成本是可控的,但付出了金融压制的代价。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近年来,随着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快速增长、外汇冲销操作规模急剧上升和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大幅走低,中国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和冲销成本显著上升,中国外汇储备已处于高度规模不经济的状态。为抑制外汇储备持有成本不断上涨的状况,中国目前宜采取两方面措施:一是遏制外汇储备规模的上升势头,降低持有外汇储备的总成本;二是加快实施外汇储备多元化战略,提高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率,降低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

    在遏制外汇储备的增长势头方面,中国可采取下述四条措施:一是增加进口,特别是高科技产品和资源类产品的进口,减少贸易顺差。二是尽量减少外汇市场干预力度,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以缓解外汇储备的增长势头。三是放松资本流出管制,放宽居民持有外汇的限制,鼓励国内企业和居民开展对外投资,实现从“藏汇于国”向“藏汇于民”的方向转变。四是加快调整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实行内需推动型发展战略,提高居民在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份额,遏制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恶化势头,促进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正义,完善居民社会保障体系,让全体国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关于加快实施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战略,具体建议如下:一是改革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在外汇储备管理体系中引入财政部门,逐步由中国人民银行单独管理的“一元”模式,向央行、财政部协同管理的“二元”模式转变。二是将中国的外汇储备分为流动性组合和投资性组合,流动性组合投资于高度流动性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投资性组合投资于企业的债权和股权证券。三是建设委托贷款平台,加大对“走出去”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四是优化外汇储备资产配置结构,适当减持美元资产,增持欧元资产。五是逐步增持黄金储备,促进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六是购置战略物资储备和先进技术设备,满足国民经济建设对战略性物资的长远需求。七是研究设立养老基金、能源基金等两家新的主权财富基金公司,实质性推动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进程。

 




 

发件人:Richard Xu(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foolishsmallpighuangjsszjyxrzdjundjg1973↓还有10个联系人保存所有收件人 时 间:2013年03月02日 04:27 (星期六)附 件:16个(image014.gif 等...) 查看全部附件 FW: 人既要有归属感,又要有自由发挥的空间

以色列人民公社印象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谢小庆

    从1967年到1978年,笔者曾经有11年的人民公社社员的经历,曾经在生产队中挣过11年的工分。2012年6月24日到7月1日,笔者走马观花地走访了7个以色列公社(Kibbutz,基布兹),获得了一些直观印象。

    以色列的公社已有百年历史。“基布兹”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为“集体定居点”,也可以称为人民公社或集体农庄。最早成立于1909年,当时还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一些俄国、波兰等国家的犹太移民到中东开展犹太复国运动。他们看见的并不是《圣经》上所说的“流着奶和蜜” 的地方,而是一片贫瘠的土地。怀抱社会主义的理想,他们在当时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湖地区的德加尼亚建立了一些集体拥有的独立农场,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这种类似于我们人民公社的经济体一直运作下来。目前以色列大约有300个左右的基布兹,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左右。2012年6月24日到7月1日,我访问了以色列的7个公社。

共存的生活

    公社最突出的特点是“共存”。成员的生活水平大致接近,没有巨富,也没有赤贫。社员们没有工资,只领取有限的“零花钱”。所有的大开支都由集体负担,吃饭,住房,汽车,大件家电,医疗,养老,儿童教育,继续教育,全部由集体负担。

    集体食堂以自助餐方式提供丰富的、品种多彩多样的、制作专业的食品,免费不限量供应。社员也可以在家里自己烹调,集体超市也免费提供各种烹调原料和佐料。社员的“零花钱”基本可以满足自己某些其他的特殊需要,如化妆品,礼品,旅游度假等。

    以色列西部凯撒利亚附近的公社食堂。窗外是蓝色的地中海。(谢小庆摄于2012年6月25日)

自愿原则

    从1958年开始,公社曾经在中国农村广泛存在过。以色列的公社与当年中国公社的最重要的区别是自愿原则。

    加入以色列的公社完全是自愿的。可以自愿加入,也随时可以自愿退出。

    秦晖曾说:乌托邦没有错,错的是强制。这是非常清醒的话,对此,笔者非常赞成。在以色列的公社中,绝对不存在强制。谁也没有权力强制他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谁也不可能强制他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人有归属的需要,需要归属于集体,归属于朋友,归属于亲人,归属于家庭。渴望归属和珍惜自由,是人生的基本矛盾之一,许多人都会为此纠结一生。

    爱因斯坦在写于1930年的《我的信仰》中坦率地说出了表现于自身的“古怪的对照”:“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

    归属与自由之间的矛盾是弗洛姆的代表作《逃避自由》所讨论的主题,也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长期关注的问题。

    在中国崇尚“共同富裕”的时代,许多人具有归属感,在吃饭,住房,养老,医疗等方面具有安全感,但牺牲了太多的自由,尤其是牺牲了发大财的自由。

    在中国崇尚“部分先富”的时代,虽然人们并没有获得言论、结社方面的自由,却获得了发大财的自由,在个人自由方面确实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一些人开始感到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

    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时存在归属(情感,安全)与自由的需要和渴望。但是,在归属与自由的冲突之间,人与人之间存在个别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偏好。

    以色列的公社,为那些具有更强烈归属和安全需要的人,提供了一种选择的可能性,使他们可以选择更符合自己个性特点的生活方式。

建立于宪政和市场经济平台之上

    以色列公社是建立在宪政和市场经济平台之上的。以色列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宪政体制。许多次,由于政党斗争,由于政党无法取得执政所需要的议会多数,由于政党无法就政府组成达成协议,以色列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有的时候无政府状态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这种无政府状态并不会影响到以色列人的正常生活,也不会影响到经济的运转。

    以色列社会成熟的宪政体制和市场机制,既为公社提供了法律保护,也为公社提供了必要的发展动力。

公社的“大寨之路”

    中国山西省昔阳县有一个大寨村。那里,曾经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大寨村民在陈永贵同志的带领下,通过自己多年的辛勤劳动,改变了自己家乡的落后面貌。

    春池公社位于加利利湖畔的公共食堂(谢小庆摄于2012年6月26日)

    春池公社人家(谢小庆摄于2012年6月26日)

    以色列的公社,大都走过这样的一条“大寨之路”。位于加利利东岸的春池公社( Ein Gev Kibbutz)的创始人之一Esra Klopfe 在《创建和生活在春池公社社区(Kibbutz Ein Gev:creating and living in a community)》一书中,记录了春池公社的艰苦创业道路,真可谓“筚路蓝缕,可歌可泣”。1937年6月6日,第一批垦荒者来到这片贫瘠的荒漠,在荒漠中扎起了帐篷。今天,这里已经被建成一个美丽富庶的社区。春池公社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Teddy Kollek 曾担任以色列首任总理 本·古里安 的总理办公室主任,从1965年到1993年,Teddy 曾连选连任6次当选耶路撒冷市市长,担任耶路撒冷市长长达28年。

    在创建初期,春池公社曾经靠从加利利湖东岸挖沙卖给以色列的建筑工地来换取食品。那时,他们要用麻袋将沙子扛上运沙船。书中写道:“扛沙人的肩膀都磨破了。人们骄傲地向他人展示自己肩膀上的伤痕,将之视为自己的‘勋章’”。(第12页)在经常战火纷飞的戈兰高地脚下,经过艰苦卓绝的辛勤劳动,社员们终于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美丽富足的家园。

    死海西岸几乎寸草不生的荒漠。(谢小庆摄于2012年6月29日)

    笔者曾经访问过的位于死海西岸的“美羔羊( Ein Gedi)公社”,也是一例。死海西岸是一片几乎寸草不生的荒漠,年降雨量几乎是零。与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相比,自然环境更加恶劣。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像大寨人一样,“美羔羊公社”的社员们也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奇迹。他们在完全“不宜居住”的地方,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迄今也是唯一的有人长期居住的植物园,为自己建设了美丽的家园,使公社的社员都生活在花园一样美丽的环境中。今天,“美羔羊公社”是国际植物园保护协会成员。美国国家地理协会授予美羔羊公社“世界第11奇迹”称号。(2010年1月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该报记者戴长澜题为 《现代以色列版“桃花源”》的报道,详细报道了美羔羊公社)。

简朴的生活

    公社的生活是一种非消费型的生活,追求的是舒适,简单的生活。公社社员非常注意环境保护。公社成员们既注意社员之间的和睦相处,也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公社成员、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批评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迫使人“做本不需要做的过于辛苦的工作,买本不需要用的一些东西,挣本不需要挣的钱,取悦于自己本不喜欢的人”。

    奥兹对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批评,确实给人启发。结合笔者自己的人生经历,我想到,士为不知己者劳累至死,男女为己不悦者强装笑颜,实在是人生之大不幸。与之相比,怀才不遇,承受孤独,只能算是人生之小不幸。对于某些人,在人生的某个时候,享受孤独,甚至可以算是一件人生幸事。

    残疾人科学家霍金曾经谈到,由于人的基因中的贪婪本性,200年后,很可能地球上不会再有人类。2010年新年的当天,我曾在自己的博客贴出了《2010新年随想》一文。文中写道“走过21世纪的第1个10年之后,我对未来的展望更加清晰。我估计,乌托邦理想会与环保主义携手,在21世纪卷土重来。今天,发达的科学技术已经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准备了足够的毁灭人类的武器,人类毁灭于自相残杀的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今天,人类在疯狂掠夺自然之后遭到自然报复的危险也正在一步步逼近。我期待着,向往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们能够与环保主义者们携手,在21世纪,为人类从九死一生中,争取到一线生机。”

    在公社所体现的共存理念中,已经不仅仅是富人和穷人的共存,不仅仅是具有不同肤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的人群之间的共存,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共存。

公社的工业

    在公社发展的早期,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今天,许多公社已经不再是仅仅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实现了多种经营,许多公社办起了社办企业。

    春池公社今天不仅拥有高度现代化的农业,不仅拥有良种奶牛场和鸵鸟养殖场,而且拥有发达的旅游观光产业。春池公社的“鱼餐”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品牌,到春池公社吃鱼餐是许多旅游团队的选择,也为公社带来了丰厚的收入。春池公社建有一个2500座位的音乐厅,是以色列的第三大音乐厅。每年的逾越节(Passover)都会在春池公社举办“春池音乐节”,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音乐家登台演出。今天,“春池音乐节”已经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音乐盛事。

    在以色列期间,我参观了世界上著名的AHAVA化妆品公司。这家公司,也是一家社办企业。此外,在我参观的公社中,有一家办有建筑材料工厂,一家办有饲料工厂。

    多数公社都兼营旅游业。我停留在以色列期间,几乎每天都被导游安排在公社食堂吃午饭。接待旅游团参观和吃饭,是许多公社的兼营业务。

    我参加了加利利湖畔的一家古船博物馆。这家博物馆也是公社办的。博物馆的门票收入是公社的经济收入之一。

    以色列政府对社办企业采取扶持政策。例如,AHAVA化妆品公司就获得了以色列政府授予的死海资源独家特许经营权,不允许其他公司经营死海的化妆品资源,避免其他公司与AHAVA公司形成竞争局面。AHAVA面临国际上化妆品行业的激烈竞争,并不会由于政府的保护而失去发展动力。显然,这种保护政策有利于AHAVA公司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避免了“内斗”。

     与之形成对照是处于死海东岸的约旦。约旦像以色列一样拥有死海的化妆品资源,由于没有独家经营的特许,多家小公司互相竞争。这些小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很小。AHAVA公司的一部分原料,购自这些死海东岸的约旦的小公司。

    死海的化妆品资源是以色列的“稀土”。对于这种“稀土”,以色列政府采取了特许经营的政策。在那些迷信市场乌托邦的人看来,这是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保护了少数企业(AHAVA公司是以色列的唯一特许企业)的垄断利益。但是,如果不采取这种特许经营政策,多家公司互相降价竞争,势必使这种“稀土”资源低价流失。这种中国企业鹬蚌相争、外国公司渔翁得利的现象,在许多行业中都存在着。结果,拥有最大稀土储量的中国却没有稀土的定价权,中国的稀土资源只卖出一个“土”价,稀土大国中国至今仍是一个稀土弱国。

公社的退出机制

    由于立足于市场经济平台之上,公社存在退出机制,或破产机制。破产的结果有两种,一是被其他的公社兼并,被吸收整合;一是转型为普通的股份制商业公司。

    退出机制是公社最重要的激励机制。在市场环境中,公社随时可能破产,永远处于破产的威胁之下。社员们获得各种生活保障的前提是公社不破产。

    公社成员们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在领导人选择,新成员接纳,对领导人的监督,重大投资决策,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方面,都会认真对待自己的权利。

严格的准入门槛

    显然,为了生存,为了稳定,公社不能养“二流子”,不能养寄生虫。公社成员不仅需要具有一定的IQ(智商),而且需要具有一定的EQ(情商)。前者是物质生活水准的保证,后者是成员和谐相处的保证。

    出生和成长在公社中的社员的子女们,并不能自动成为公社成员。他们到28岁时(这时心智已经基本发展成熟,已经服完兵役,已经具有理智的判断能力)才可以提出加入公社的申请。提出申请之后,经过公社社员全体的无记名投票,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同意,才可以成为公社社员。

    如果公社以外的人希望成为公社成员,首先需要先提交简历和相应的身份证明材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审查,通过面试,才可以开始为期半年的“作客期”。通过了“作客观察”评估,才可以开始为期2年的“实习期”。实习期结束时,如果可以在全体社员大会上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公社成员无记名投票通过,才能成为公社成员。那些不是在公社中长大的人要想进入公社,比在中国考公务员还要难。

    不要说“懒汉”,即使是勤快的申请者,也未必能够通过为期2年半的严格审查,也未必能够在2年半的时间内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公社社员的认可。

“一家两制”

    成年公社社员的配偶并不能因为婚姻而自动成为公社社员,也需要通过作客期和实习期的考察和全体社员投票,才能成为公社社员。公社社员结婚以后,新媳妇或新女婿可能申请加入公社,也可能并不申请加入公社。申请加入的人,可能通过投票被接收为公社社员,也可能因在投票中得不到足够支持而被拒绝。于是,就会存在一些“一家两制”的家庭。

对选择离开的年轻人“扶上马,送一程”

    在公社中长大的年轻人,有些会选择留在公社,会申请加入公社。另一些会选择离开。今天,基本上选择留下的和选择离开各占一半。对于选择离开和未被批准加入公社的年轻人,公社会提供3年的经济支持,“扶上马,送一程”。

     离开的人中,也会有一些人若干年后又希望回到公社。尽管他们是公社中长大的孩子,他们并不是随时可以回来。他们需要像其他申请者一样提出申请,只有通过审查和投票程序,他们才能重新回到公社。虽然公社中长大的孩子只有大约一半留在了公社,但外部申请加入公社的人很多。因此,公社并不存在后继无人的忧虑。

公社内外的人才流动

    居住在公社中的并非都是公社社员。今天,在春池公社中居住着500多人,其中,仅有约200人是公社成员。“美羔羊公社”中居住着650人,其中,只有240人是公社社员。非公社成员是务工人员和借住人员。公社中的许多工作,外包给公社以外的专业化服务公司或个人。在大量使用外来劳工方面,以色列的公社与中国的刘庄、南街、华西等集体经济组织具有相似性。

    一些公社成员不一定在公社中工作。一些公社社员会外出打工,尤其是那些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才,如律师,工程师,教师,科研人员等,如果在公社中无法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他们可以到外面去工作,到公司或学校中去工作。如果他们希望保持自己的社员身份,就需要将所有收入交给公社,像其他社员一样从公社领取“零花钱”。例如,春池公社医务室的医生不是公社成员,但几名护士都是公社成员。医生和护士的工资都由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医生的工资直接发给本人,而护士的工资则要交给公社。

    在以色列的历史上,许多出身公社的政府高官在担任政府要职的时候,仍然保持着自己公社成员的身份,将自己的工资收入交给公社,从公社领取“零花钱”。离开公职之后,又回到公社中生活。公社内外存在人才流动。在公社工作的人,不一定是公社成员。公社成员,也可以到其他的机构去工作。

无“退休”制度

    公社没有退休制度。他们的理念是,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有益于老人身心健康,可以使老人益寿延年。因此,公社会尽量为老年人安排适合他们做的工作。一旦老人完全失去工作能力之后,则予以供养和护理。一些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也可能被送入公社之外的商业养老院中供养,由公社承担费用。或者说,公社的退休制度与年龄无关,而是与老人的身体状况有关。身体好的老人,80岁还会参加劳动;身体不好的老人,也可能50岁就不再参加劳动。

公社在不断自我调整和完善

    公社在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新的问题,会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今天的公社,与上世纪中叶初建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例如,最初春池公社成员们穿的衣服都是公用的。脏了,交到洗衣房,从洗衣房领取干净的衣服。那时,衣服被丢失和损坏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避免衣服被随意毁坏和遗失,公社就衣服原来的“公用方案”和改革的“专用方案”进行了投票。通过投票,采用了“专用方案”。每件衣服都进行编号,做上标记,每个人把自己的脏衣服送到洗衣房后,只能领取自己专用的、标记自己编号的衣服。衣服“专用”以后,损坏和遗失的情况明显减少了。这种专用方案,一直延续至今。今天,也有一些公社成员不再将脏衣服送到洗衣房去洗,而是在自己的家里洗。

    春池公社的Esra在自己的书中说,当时只有少数人反对衣服的“专用方案”,而自己曾经是这少数投票反对的人之一。他说,在当时,采用“专用方案”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

    又如,在公社发展的早期,儿童都是共同抚养,集体居住,由专人照看。儿童仅仅在晚饭前后的时间可以与家人短暂团聚。之后,就要送回儿童宿舍住宿。由于儿童按照年龄分为几个小组集体住宿,结果,时而出现这样的局面:一个有几个孩子的妈妈,晚上,要分头将几个孩子送到不同的几个儿童小组,让他们在那里过夜。经过投票表决,改变了儿童集体居住的规定。今天,春池公社的儿童通常与自己的父母居住在一起,晚上在自己的家中过夜。

    再如,在春池公社发展的早期,各家没有电表,免费供电。后来,为了节约用电,各家都安了电表,如果用电超出上限,将从个人的零花钱中扣除。再后来,不仅用电超出限额会扣零花钱,如果节约了用电量,还会得到奖励。

    在春池公社的发展初期,曾经存在衣服共享、儿童集体居住和全免费供电等激进做法。今天,这些做法已经放弃。

结语

    以色列的公社已有百年历史,已经进行了百年的探索。事实上,百年来,以色列人不仅在探索着穷人与富人的共存道路,也在艰难地探索着信奉不同宗教的不同族群之间的共存之路,探索着人与自然的共存之路。以色列的公社固然是一种经济组织,但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不以积聚财富为目标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的意义主要不是对物质财富的分享,不是避免生活水平的两极分化,而是保持每个成员的尊严。在公社中,大家都是平等的社员,没有“老板”和“打工仔”之间的区别。

    对于平等,人表现出明显不同的偏好。一些人很享受“左呼右拥、颐指气使”的威严,另一些人对此却并无兴趣,甚至对这种鹤立鸡群的局面感到不安。一些人很容易适应“顺从雇主、效忠老板”的局面,并不会为此感到不安和屈辱;另一些人,却对这种“尊卑上下”的局面很不适应。

    对于那些对“君临众生”不感兴趣的人,对于那些更偏爱平等和尊严的人,公社是一种更符合他们的偏好和个性的选择。

    公社共存的生活方式,不仅可以使人避免异化为“房奴”、“车奴”、“子女教育奴”、“财奴”,而且是一种更有利于维系地球生存环境的生活方式。

    今天,在中国也残存着一些没有公社之名的公社,如河南刘庄、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河北晋州市周家庄、山东西霞等。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探索着自己的共存之路。对于他们的探索,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宽容,更多的鼓励,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Klopfe,E,:Kibbutz Ein Gev:creating and living in a community,printed by Kibbutz Ein Gev.
 

 

 

 




发件人:LUYI(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时 间:2013年03月18日 09:16 (星期一)附 件:4个 查看全部附件 转发: 转发:何新

我对国家未来既乐观又忧虑

----3月6日下午小组会发言提纲

全国政协委员 何新

2013-03-15

    请求记者出去。我想讲的一些话目前不希望记者发表。我先送给本组的各位委员三本书。有两本书是我对隐藏在西方经济政治和宗教体系幕后的一个神秘核心组织共济会的揭露和研究。还有一本是关于近代西方人伪造一个莫须有古希腊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母本的问题。供大家参考。

    中共18大确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我衷心拥护。但是毋庸讳言,新的中央领导核心所面对的是近20年来最为错综复杂的内外形势。这种错综复杂性,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国际关系的,以及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等诸多方面。

    我是多届委员,从七届二次会议到现在,除了第十届不是,我担任政协委员五届了。但我一直是孤立分子。第九届时候,我反对当时推行的大规模下岗,国企改制私有化政策,被免职一届。所以从大局着眼,我很少公开讲话。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央建立新的领导集体。我认为国家前景光明,大有希望。但是我也对未来深怀忧虑。我为国家未来十年可能面临的复杂内外变局担忧。习主席鼓励政协委员讲真话,所以我今天再讲一点点真心话。

    我们中国人应该看到,由于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隔膜,中国人一直对世界很无知,在许多深层方面,至今仍然并不了解西方。许多中国人不了解世界上有一个有权势人物密集存在的秘密组织叫“共济会”,以为这只是一个莫须有的魔幻故事和神话。

    当今世界处在大变革的前夜,处在形成新的全球格局和秩序的前夜。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深不见底,影响覆盖全球,不知会持续多少年。说中国一枝独秀就是误判。说世界形势主流是和平与发展也是误判。近两年国际形势似乎突变,南海资源问题,钓鱼岛问题,缅甸问题,朝鲜问题,中印边境问题,都可能引发局部战争甚至引发由于国际干涉导致的总体战争。其实这些问题由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对政府工作报告有看法。我又要唱点反调。当前我国经济处在发生危险的边缘。许多群众不满。群体事件不断。老百姓有许多意见,我实时收集了一下政府工作报告直播时的网络评论,在比较自由开放的公开论坛上,尽管不断被删除,但是负面的声音远远大过正面的评论。

    我的基本看法是领导人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内外形势的真相以及问题形成的原因估判有误。特别是这五年,是形式主义严重的五年。在深化改革的口号下,一直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改革政策,面对诸多重大现实问题,本届政府无作为、假作为。因此,五年前没有暴露的问题,现在都在陆续暴露。未来新一届政府很不好干。而当前中国与世界都可能面临重大变局。搞不好,未来十年会面临内外危乱之局。

    有人说,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和积累,近年国家外汇储备充足,国家有相当经济实力,国家机器的强大也能够在一定条件下维持社会基本稳定。还有人乐观预测,到2020年中国GDP达到多少,2050年GDP达到多少,这些屁话可听可不听。问题是那时候的中国和世界是不是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过去的十年、二十多年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当时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苏联今天还存在吗?

    如果考虑到未来内外变局纷繁,存在诸多变数和难以预测的因素,包括:目前通货膨胀形势非常严峻(远远高于官方估计),社会中下层生计存在困难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城乡中存在巨大的失业、无业以及不稳定短期就业的人口(失业人数被严重低估);近五年来发生网络舆论革命,社会舆论被互联网上来自内外神秘政治力量的无形之手操纵和左右。

    传统的舆论和媒体掌控方式在新媒体时代已经失效(电影《雷锋》收看率近乎零就是实例)。加之官府中政治腐败严重,导致民众中充满对党和国家不信任以及失望、抱怨的情绪。边疆分裂势力活动十分猖獗。以钓鱼岛、朝鲜为诱饵,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等等。以上诸多不利、不稳定的因素,均有极大可能导致在未来的5——10年间爆发不测事件,从而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对此不可掉以轻心。

    我非共产党人,有一个话本来不应当由我说。但我个人认为,当今在政治上最严重的问题甚至并非腐败问题,而是党不管党,政府不治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发生的根源是由于两个因素:第一是近年来不恰当地强调党政分家,党不理政。第二是政治改革的方向被错误理念和舆论所误导和绑架。

    一讲政改,就讲一人一票,讲民选官。说透点,这不是为了民选官,而是为了民选党。有人说中共现在只是执政党。这其实是一个别有用心的命题,是偷换概念,但是被津津乐道。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是执政党,它们随时可以下台。但是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共产党是开国的党,建国的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建的。执政党可以轮换,可以随时下台,不会导致国体的改变,不会发生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改变。但是如果共产党下台,那意味着国体的改变,宪法的改变,国家全部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是会发生天下大乱的变动。

    西方为什么执政党和总统换来换去能保持社会不乱?因为西方基本制度中有一个共济会核心联盟的存在。这个核心联盟的高端是家族世袭,极为稳定,有一种贵族王室与银行世家传承千年不变的制度。但是发展中国家没有这个。

    中国共产党是现今中国基本制度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放任玩什么民选官,中国必会大乱。我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官员,我就要退休了。但就是这么一个现实。

    现在自由派所鼓吹的所谓“政治改革”,所有说教归结于一点,其实无非就是劝说共产党准备主动退出中国政治舞台,劝说共产党交出执政权力和军队(这是“军队国家化”论的实质),然后把政权交给所谓公民们的选票——“还政于民”,通过选票把权力交给大陆的“民进党”——民主党、自由党或其他新政党。

    所谓的军队国家化,实质无非就是共产党把军委撤销,交出军队。所以政改问题的最终实质就是,你共产党究竟要不要交权?要不要交出军队,交出国家?

    当今所有问题,环境问题,腐败问题,人口问题,转基因问题,根本问题就是党的失职,政府的失职,党不管党,政府不理政。恰恰不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政府职能转换不够,不是政府应当进一步退出市场。为什么政府面对诸多重大复杂的具体国民经济问题放手不管?包括食品安全卫生问题、空气污染问题,饮水污染和毒化问题,野蛮拆迁问题,城管横暴执法问题,也包括大量的富人、贪官外逃,资产外流几千亿问题,以及物价飞涨的问题,等等——这些这么严重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搞得民怨沸腾,可就是没人过问,没人去管。

    执政者天天讲政府放弃职能不要介入市场,而要把这些问题的解决统统交给市场——市场能解决吗?解决得了吗?市场的原则就是优胜劣败,两极分化。唯金钱至上,利润第一。所以才发生这些问题。让市场发展自发解决这些问题,不是饮鸩止渴吗?这些问题不是发展中的问题,而是决策者世局判断有误,对发展方向和道路选择有误的问题。继续这样走下去,必将把中国引向一条危乱之路。

    本次会议我提交了四个提案。

    1)关于反对以大部制改革的名义将铁路系统公司化后,转为民营、私营后,让铁路成立中外合股公司,然后允许外资进入,兼并侵吞中国铁路已形成的巨大国有资产的提案。其实发达国家的铁路很少民营化、私有化。中国为什么这么搞?

    2)关于反对撤销科技部的提案。我认为科技部不应解散,还应当加强。不能指望以后完全靠民营企业、大学搞科研,而应珍惜、维护中国的科研国家体系和队伍。这需要一个领导部门。

    3)关于呼吁重新审定小学数学教材,撤销不合实际的艰深内容,反对强制英语化,减少少年儿童学习和精神负担的提案。

    4)考虑未来水、资源、人口及环境问题,建议国家考虑将天津设为陪都,以及北京的部分职能及机构疏散迁离到中部地区的提案。

    原则上我不反对大部制改革,不反对以城镇化为发展方向。但我认为这两件事都不是眼前的当务之急。不但不是当务之急,而且如果仓卒乱改,必会导致国本动摇经济混乱。现在中国铁路运行秩序良好。匆忙并部,仓促搞什么公司化,民营化,进而引入外国大资本,外资化,铁路秩序必会在这种乱改中大乱。

    铁路是中国经济的大动脉。铁路运输成本的提高,将导致全面恶性通货膨胀。铁路也是国防运输的命脉。如果铁路动脉系统引进外资,外资掌控,将意味着国防运输重大信息的对外公开化。尤其在当前,中国可能面临外战。这个时候突然要搞乱目前运营良好的铁路系统,是不是别有用心?!

    各位委员请注意,拆解铁道部,让铁路私有化这个主意不是中国人想出来的,是共济会控制的世界银行2004年给中国输入的建议。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按这一套办?

     还有城镇化撤村并城的运动,如果实施不好,处理不当,也会导致农村社会秩序的紊乱,会颠覆国本。

    中国有庞大的失业人口,中国至今未出乱子,根本在于目前农村是稳定的。农村稳,则社会大局尚稳。农村稳定的根源,正在于农村土地不可买卖、不可流转。这是硬性的土地生存资源保护。农民工进可以入城打工赚取生活;退可以回农村种一亩二分地。故而农村农民至今没有出大乱子。

    在庞大的失业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把农民手里的土地巧取豪夺地剥夺过来,使得以后农民工进不能择业养家糊口,退不能归农种地种粮,进退失据,那么失去土地的农民除了死路一条的悲惨命运,便只有揭竿而起了。如若盲目推行以城镇化为名的农地私有化,中国必会大乱。城镇化搞不好是亡国之政。这个主意也是来自外部,来自国际共济会控制下的世界银行。

    所以我认为,当前的迫切问题根本不是搞什么大部制,搞什么城镇化,而是亟需整顿国内经济秩序,重新选择经济发展道路,统筹国内经济全局,梳理、解决严峻的现实经济问题和改善民生问题,着力要解决目前物价上涨过快、农民工失业多和从业就业难,以稳定人心、安抚社会的问题。

    我呼吁新政府坚决放弃过去十年来以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主干拉动GDP的错误政策,切实面对和解决下层百姓哀哀求告导致生存困难的那些民生问题——这些现实问题极其复杂棘手,不是通过抽象的制度改革和职能转变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些年以来决策、政策和发展方针失误的问题,是多年积累的问题,无法通过什么政改或私有化方案解决。

    最后我想讲的一点意见是,注意近二十年来的智能化电脑革命及其相关科学技术的革命,正在改变世界文化,正在改变社会制度的组织形态,改变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而目前中国人,包括领导方面,对此认识非常不足。最重要的一点是,电脑智能化技术的革命,已经使得全球新秩序,全球金融及经济政治一体化成为可能。旧式的民族国家视野已经不够。当今围绕中国问题发生的所有重大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都具有全球性意义。

    其实世界上一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个注视着一切的眼睛,它控制着诺贝尔奖,控制着联合国及国际组织,制约着西方大国政府。它影响着15世纪以来的世界秩序和世界未来。这就是那个神秘的集宗教、金融、政治和文化于一体的共济会国际体系。中国的发展和强盛对共济会国家的世界体系构成挑战。为了应对这种全球化挑战,中国也必须寻找和制订一套自己的全球化战略。

    我并不认为中国应当与共济会的世界体系相对抗。事实上,中国与共济会体系包括那些主导世界的金融大亨过去多年也一直存在合作关系(例如香港的许多大亨达人,包括李嘉诚先生据我所知都是共济会高级成员)。当今的世界市场基本上完全被共济会金融体所控制,中国不可能遗世独立彻底摆脱出来。以后也只能继续寻求合作,但是应当是既斗争,又合作。如非万不得已,也应当尽量避免发生激烈的对抗和战争。

    但是,多年来共济会势力用多种方法渗透进中国。输入软件,输入经济政治改革方案,让中国进入陷阱。譬如,近年喊得很响的所谓“反垄断”就是一个糊弄中国人的欺世之谈。全世界的资源市场、金融市场都早已被共济会的跨国托拉斯、康采恩(例如高盛和摩根集团)所垄断。国际共济会控制着世界的大部分金融体系、企业体系、认证体系甚至意识形态控制体系——世界五百强都是垄断的托拉斯集团。为什么他们的枪手却只攻击中国的国企搞垄断?无非就是为了拆散中国的国有大型经济体,让他们的托拉斯进来控制中国经济。

    还有设置汇率升值陷阱,让热钱滚滚流入中国,以加剧中国的国内通货膨胀——这些举措后面都有深远的战略意图。有人说我是阴谋论。其实不让人知道商业、政治和历史中充满阴谋这本身就是一个阴谋。中国人在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时候,首先应当看清楚这个世界,看清楚面前打交道的真正对手究竟是谁。这是我不能不说的。

    我就讲到这里,也许所说都是谬论,那就立此存照吧。谢谢各位。

 

 

 


发件人:xianyan9738(xianyan9738@vip.sina.com) 收件人:大军 抄送人:还有9个联系人保存所有抄送人时 间:2013年03月14日 14:57 (星期四)附 件:1个(潘任美.doc ) 查看附件

“潘任美”昭示中国反腐为什么不能成功

冼岩

    最近网络大热的“潘任美事件”,是由民间人士发起的、最具推动力的反腐案例。这件事的特征很明显:一,事实清晰无歧义:国企老总任志强,认为“国有企业是不好的,经营国有企业最好的方法是把它交给私人管理”,于是通通种种瞒天过海的“公开操作”,将几十亿国企利益交到私人潘石屹、张欣的手中,完成了国有财产从国企到私企再到外企的转移。正因如此,在潘、任之间的多次交易中,每一次都是任低估了资产价格,潘大赚特赚。任何智力健全的人,都不会怀疑其中必有猫腻。甚至张欣本人也间接承认了猫腻的存在,用她的话说:“腐败在中国无处不在,我们得向每一个有权利的人行贿。如果土地通过拍卖方式,过程就会很透明”——无疑,在潘任交易中,任就是那个“有权利的人”;而潘、张在北京的地,百分之八十都是从任手中拿的,可见他们宁愿向任行贿,也不愿“通过拍卖方式”拿地。这样做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潘、张二人“偏好”于说一套做一套,而是因为向任行贿拿地,比之拍卖拿地能够获得更大利益。换言之,任能够出卖更多的国有利益,由此也不难窥见任个人的胃口。当然,有朝一日东窗事发,潘、张可以辩称,任是“主动索贿”。

    二,举报方没有潘、任二人行贿、受贿的直接证据。虽然事实的逻辑链条很清晰,结论也很明确,但除非交易双方内部“窝里反”,或不小心被什么人录了音频、视频,否则这样的事,诸如行贿的金额、账号、方式之类信息,是不可能主动呈现出来的,需要反腐机构进行挖掘。但对于潘、任来说,没有直接证据,背后的人就好出来说话了,说的可能是什么“必须善待创造财富的人”、“追究资本家原罪就是否定改革”之类。一方面,潘、任背后的水深不可测;另一方面,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普遍有一特殊情结,那就是一些人经常引以为戒的:“那天他们来抓某某时,我没有出声;第二天他们来抓某某某时,我还是没有出声;结果到第三天他们来抓我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出声了”——腐败分子最怕这个,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众志成城,相互庇护,从而导致第一块砖头很难撬动。这也是潘、任至今仍有一份底气的原因,用任的话说“我们成为朋友,我们最主要是建立在我们的交易上是不出毛病。交易过程中,如果有不诚信剩下什么都不能相信”——换言之,潘、任两人都很谨慎,手法也老到,答应了的好处绝对兑现,保证“交易不出毛病”,因此,“二人转”才能玩到如今。

    三,此案事实清晰,发起人的影响力足够,网络上的动静也足够,但就是没有结果,就是奈何不了“潘任美”。显然,这不是事实或道理方面存在问题,而是力量对比方面存在问题。深入剖析此案,有助于找到中国为什么反腐不力、甚至愈反愈腐的原因。

    中国的反腐机构有一个与世界各国皆不一样的奇怪“偏好”:除非不得不反,否则不动不挪。所谓“不得不反”,主要指三种情况:一,上级指定要查谁;二,与自己结有私怨;三,民众已经把犯罪的直接证据都公布出来,盖子想捂也没法捂。为什么雷政富们很快就被查处,而“潘任美”这方至今不见动静?原因就在于雷政富案的直接证据很充分,有关方面只须核实、抓人即可,相关方面想“捞人”也没有下手之处,只能等第一轮处理后再作弥补。可见,在反腐机构作不作为的背后,实际上是反腐与腐败双方的力量在博弈。胜负不仅取决于力量的绝对大小,而且取决于信息掌握的程度。中国反腐机构“见了兔子不撒鹰,兔子死了才出手”的行为方式,实际上是对腐败分子的一种保护,对腐败分子背后势力的一种尊重——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尽量为你留下足够的“了难”空间。对于这种“中国特色”,“中央纪委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曾有精彩呈现:当媒体报道中纪委通报去年11月中旬以来中国45个大中城市出现抛售豪宅、别墅的风潮,且部分业主为国家公职人员和国企高层时,“中央纪委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专门出面“辟谣”,断然予以否认,其理由竟然是:“中纪委仅仅掌握官员自行申报的房产状况,而对于他们在市场上的房产交易,因为这是一种市场行为,中纪委无权也不可能掌握”——换言之,只有当腐败分子自曝其罪时,中纪委才会介入;中纪委无权也无能自己根据重大嫌疑情节展开调查。这样的专职反腐机构,与其说是反腐,不如说是庇腐。

    显然,这种反腐机制靠不住,承担不了真正的反腐职能,只能装点装点门面。除此之外,民众揭腐只能诉诸人大、媒体和网络,而此三者也各有特征。

    从根本上说,人大是被党控制的。个别代表偶发惊人之语无妨,但要形成提案,一切都在党的掌控之中。党不想通过的提案,肯定通过不了,甚至不可能被提出,这就是司马南推动“潘任美案”时所遭遇的困境。而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有利益的,事件最终必然演变成利益的勾兑和力量的博弈。因此,越是“有钱人”,越可高枕无忧。与“有钱人”作对,显然“是愚蠢的”。另一方面,代表也是人。人大名为立法机关,实为一大名利场。能够晋身代表至此,对体制外人士来说,不但意味着功成名就,而且意味着还有更大成功的可能。因此,在这里的人都有其明哲保身之道,这里也有游戏规则,那就是“多栽花,少栽刺”;更重要的是,“栽刺”要看对象,不能得罪“有钱人”。因为“有钱人”拥有的,绝不仅仅只是钱。

    所以,人大也靠不住。那么,媒体又如何呢?众所周知,中国的媒体基本上被掌控在自由派知识分子手中。这些人,平常反腐的调门很高,甚至比谁都高。但他们发声时有个窍门,那就是只作泛泛而谈,或者只针对意识形态的对立面,绝不会“误伤”自己人。只要你有个态度,表明是站在他们一边,哪怕你民愤再大,犯罪的事实再清晰,情节再严重,基本上反腐就到不了你家门,除非你已经成了死老鼠。正因如此,很多臭名昭著的腐败分子都津津乐道“普世价值”,甚至越腐败越热心;也因如此,自由派描绘的“民主宪政”蓝图,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人们怀疑,这样一种重程序轻实质、重心是防范“多数人暴政”的普世模式,会不会是为腐败分子量身定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本来,此次“潘任美事件”,是自由派自我漂白的难得契机,他们可以借此向世人表明:我们并非只是党同伐异,而是有着真正同一的普世正义标准;我们所倡导的制度设计,也没有为特殊利益集团预留后门——但是,他们偏偏没有这么做。面对清晰确凿的事实,这些人不是沉默,就是顾左右而言他,同时操纵他们所掌控的媒体“不得涉及”。显然,比之民众对他们的看法,他们更在意“有钱人”的看法。他们想借此表明的是:只要站在我这一边,我就必定保护你,而且我也有能力保护你。

    就这样,民众反腐的渠道最后只剩下网络,而网络的情况也很复杂。虽然近年来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思潮渐起,但由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引领民间30年,网络至少有三分之二的版图为自由派所占据。所谓公知和意见领袖,80%属于泛自由主义联盟。面对“潘仁美事件”,这些往日牛皮哄哄的人,不约而同选择了沉默是金。只有一个名叫洪涛的傻姑娘跳出来,结果一语泄露了天机:“我觉得中国的官商勾结故事太多了,不如我们把精力放在改革上,比如让一个独立的、完善的司法机构去管理官员和商人的行为,还比如让媒体自由,废除审批制度,启动媒体的监督作用。用文革手段让群众把不满转向两个有钱人,这是愚蠢的”——难道“让一个独立的、完善的司法机构去管理官员和商人的行为”、“启动媒体的监督作用”,目的不是为了反腐吗?它们与廉政反腐的关系,应该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洪涛们主张只要手段不要目的,这难道不“愚蠢”吗?或者这其实是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大智慧?现在,已经有一个明显的严重腐败案件摆在面前,你却说不能反,否则就是“用文革手段让群众把不满转向两个有钱人”,那么,你主张的所谓“改革”,究竟是干什么的?难道是专门针对“没钱人”的吗?

    观念支配行为,在意识形态的浸染下,大多数网民习惯了选边、站队,事实本身则沦为站队后打嘴仗的弹药,这是潘、任二人至今仍不乏粉丝拥戴的原因。即使案件在网络掀起波澜,没有媒体与反腐机构的跟进,也损不了腐败分子一根毫毛。官方对自己肌体上生长的恶瘤、脓疮的刻意回护,自知屁股不干净、恐惧于“得而复失”的“有钱人”越来越多地向着掌控了媒体的那杆意识形态大旗汇聚,这是反腐在今日中国越来越漆黑无望的根本原因。

 

 

 

十八大风云人物年终总结

牛评

    1、江泽民收获了利益:他从八九年受命进京赴任,九五年开始执掌最高权柄。他决定了二十多年中国的政治命运,他的影响力在今天仍然不可小觑。看看十八大常委名单就知道,七人中至少四人为其旧部,接班人习老大也和他交契深厚。就其过去一年的表现,有人批他老人干政,有人赞他出手及时,有人批他腹黑保守,有人夸他开明自信。在他的影响下,上海滩人事任命屡屡打破常规,黄浦江两岸被经营的水泼不进,所以若论收获的政治收益,有谁能和这位江老太爷相比?

    2、胡锦涛收获了名誉:他执政十年,底层民众颇为赞誉,但知识界内却毁誉参半。尤其是他的第二任期,社会矛盾凸显。舆论对他的评价极为复杂:有人看到成绩卓著,有人看到问题成堆;有人看到铁腕魄力,有人认为能力不足;有人说他内敛自制,有人说他了无情趣,有人赞叹民生投入,有人批评贪腐专制。但无论是成绩还是问题,是魄力还是能力,是铁腕还是肉丸,在“裸退”面前都成了浮云。他在关键时刻就此一招,终结了中国几千年都未能解决的老人政治,收获了中国士大夫最为宝贵的名誉,堪称高风亮节,实至名归。

    3、习近平收获了地位:从薄熙来事件到法拉利事件,从胡锦涛裸退到江泽民移位,一年多的疾风暴雨刀光剑影过后,人们发现他赫然成为整场游戏的最大受益者!他根红苗正,柔韧强势,被誉为“年轻版邓小平”。他从一个不被人看好的军队秘书起步,经历过家庭的巨大变故,从河北、福建、浙江、上海再到北京,一步步走得扎扎实实。能从一个原本可能受夹板气的守成之君,在急速变幻的诡谲政治风云中表现得进退自如,急速上升为一个将开创时代的领军人物,这样的人不做领袖,实在是不可思议!

    4、吴邦国收获了义气:主持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长达十年,以“五不搞”左派形象示人,常被称为“陈云第二”。他恪守本分、立场坚定、重视家庭,他依照自己的理解帮共产党守牢政治底线。更难得的是他护犊情深,给门生故吏黄奇帆穿上了金钟罩铁布衫,任你枪林弹雨,老黄尽可自在安睡。有这样讲义气的大佬罩着,是多少江湖中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5、温家宝收获了失意:控制房价一路飞涨,政治改革无疾而终,破除垄断铩羽而归,简朴流泪屡被怀疑,在位期间,除了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其他改革几乎都难言成功。临到退休,又被《纽约时报》曝光家庭财富故事,真真假假举世震惊,且所留经济班底也被悉数拆散重组,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可称为失意?

    6、贾庆林收获了快意:贾公子是法拉利事件肇事者,这个留言一度曾风靡京城。好端端在家里坐着的儿子被流言袭击,贾主席哪里能忍得了这样的窝囊气!他透过秘密调查,发现惊天内幕,将一份报告呈上江老板案头。据说江阅后隐忍观察两月不发,七月份的党内生活会,在讨论高层人选的关键时刻,江拍出报告,胡大惊失色,遂怒斩马谡。贾主席可谓有仇必报,快意恩仇!

    7、李长春收获了口水:左派、右派、中间派,儒家、道家、老马家,各派争吵不断,口水四溅,这是李长春分管十年中国舆论鲜明写照。论者常言李长春极左僵化,顽冥不化,若如此,何得言论如此争鸣?所谓舆论管控不得人心,新闻封锁徒费气力,若执政党价值观念不改,继续奉行一元思维,不论是谁干这个差事,可能都会落得满地口水。

    8、贺国强收获了质疑: 若问中国官员最近几年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什么?归纳起来大概有这么几个词:贪腐,霸道,色情,失信。这几个都不是什么好词,而在中共高层管,分管这几个词的正是中纪委贺国强书记。有很多人因而质疑贺的魄力,而我总觉得这个质疑似乎道理不足。贺先担任中组部长,专门考察提拔干部,后掌管纪委,去查处自己考察提拔的干部,这不是搞笑吗?这是高层人事安排上的荒唐与无知,和能力不能力的质疑有鸟关系?

    9、周永康收获了惊悸。

    10、李克强收获了机遇: 他被认为是可能超越朱镕基的大国总理!他领衔管理的中国经济可能在未来十年超越美国雄踞世界第一!他北大毕业,博士学历,在水汽旺然的高官学历中,他的学识水平货真价实!这位农村出身的村支部书记,抓住了恢复高考的机遇,找了一位政治上的好导师,走了一条平民子弟从政攀升的快速路。他在52岁被内定为总理人选,五年副职抓医保成效显著。他的前任给他留下很多问题,有很多领域都需要大刀阔斧的深入改革调整,这是他面临的最大挑战和机遇。搞得好,他会超越朱镕基,搞不好,他会一败涂地。

    11、张德江收获了安逸:从乔老爷掌管人大开始,泛二十余年,人大都由左派色彩明显且资历深厚的党内大佬掌管。张德江金日成大学毕业,沿海大省历练多年,国务院内掌过工业大盘,更兼两届政治局委员资本,这样的人做人大委员长可谓不逾历史规矩。人大,被称为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立法机关,但从过去的经验看,只是按部就班的举手表决,是块政治橡皮,总给人养老院感觉。在这里主持工作,位高权重又和世俗无争,真是个安逸的养老场所!

    12、俞正声收获了失地:因为胞兄叛逃旧事,被前朝宰辅以党内生活会决议为由进行狙击,一度被排斥在常委圈外。然俞正声终究是俞正声,作为邓家班班底和江家帮心腹人物,其政治实力不可小觑。北戴河会议后,经江、曾力保,胡、习提议,邓家努力,祖上人脉深厚的俞正声终于成功收复失地,重新杀入常委圈子,干的也正是最得心应手的统战职务。当然,作为交易,李老太爷的大公子也进了候补,并被很快扶正。

    13、刘云山收获了争议:在常委之内,他可能是政治根基最浅的人物;他的十年中宣部长经历让不少人闻名而生颤栗;他过于呆板的表情和管理方式在过去十年更成为其个人形象标志。吊诡的是,可能恰巧正是这些多重因素,才促成了他今天的权力地位,才获得了习近平的高度信任。在习近平上任之后,人们看到了他的转变,他居然会笑,居然会讲风趣幽默的故事,居然……我的天,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呢?

    14、王岐山收获了信任:在中纪委设立以来的几任书记中,他可能是最有权力的一位,也是行事风格最特立独行的一位!他女婿党出身,在太子党内是最有影响力的大哥级人物;他和江泽民关系密切,同时又深受胡锦涛器重;他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又是八十年代初中国经济思想界的个中翘楚。和王岐山上任以来的高调反腐相比,此前几任纪委书记可能都要好好反思。王岐山以“救火队长”闻名党内,而腐败现在已在党内外都呈现燎原之势,他肩负着全国人民和共产党高层领导集体的信任走上纪委书记岗位,他能不负重托战胜腐败吗?

    15、张高丽收获了货币:作为李克强内阁的常务总理,他入常以来低调谨慎的有点离奇。他遇到了一个懂经济的上级总理,所以在他上任后,大的方向性、结构性调整等几乎都不用他操心。但他必须要面对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货币。在过去十年,为应对外部危机,刺激国内经济,拜央行行长周小川所赐,超量发行的货币已成为一个放出笼子的老虎。这只老虎正在疯狂吞噬国民财富,张高丽,你想好怎么驯服这只老虎了吗?

    16、李源潮收获了国副:他是胡锦涛的左膀右臂,十八大入常的最热门人物。他也是中共党内比较开明务实的实干派,被港澳各界认为是最合适的上级主管。但他却意外没有进入常委。他将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并实质上主管港澳事务。有人说这个结果是中共高层内部各派妥协的产物,也有人说这是其恩师胡锦涛和习近平的主动安排,按规划他将于五年后出马担任人大委员长职务。但世事无常,谁又能知道五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17、汪 洋收获了潜力:他是胡锦涛的关门弟子,在最近数年也深受温家宝赏识。有消息说可能正是因为温的赏识才让他在十八大失去入常机会,也有消息说他是因为在广东强力反腐而受到来自太子党叶家等的强力阻击,还有消息说他是因为年龄问题而被暂时搁置以后还有入常机会。但无论如何,习近平透过南巡,已将他成功收入麾下,成为“习近平时代”的一个重要潜力人物。他将在李克强内阁担任排行第三的副总理职务,主抓工业结构调整,协助同门师兄打理中国经济。有预测说他将于五年后接替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我老牛也认为他和李源潮是胡锦涛是否主动裸退的试金石,但五年后的事谁又能说准呢?

    18、薄熙来收获了上帝:他是本年度中国政坛的头号风云人物!他是太子党内根红苗正的人物,但他也是中共党内的政治异数;他是重庆“唱红打黑均贫富”的领军人物,但在这些光环背后却有着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他本来是十八大常委的有力竞争者,一只脚一度已经踏了进去,却不料下属叛逃,揭开了捂在这个中国最有权势的家庭上的盖子,演出了一场高潮迭出的政治大戏。他是最近几年海内外媒体的头条人物,不管是他在重庆主政,还是他的下属叛逃;不管他是被撤职、被“双停”、被“双开”,还是他被立案审查、移交司法、开庭审理,他总能给全世界的媒体总编带去欣喜。但他现在已经不是马克思的子孙了,他只能在秦城监狱一区的院子里乞求上帝保佑,看能不能感动上苍留他一条性命。

    从今天开始,老牛要暂时封笔过年。海外年味本来就淡,要是自己再不重视,就会越发寡淡。老牛给各位拜个早年,祝海内外的各位“牛粪”朋友,在新的一年事事顺心如意,天天发财进步!年后再见。

 

 

 

 

 

铁道部资产疑被低估 4.3万亿不含地方局家底

每经记者 金微

2013年03月14日

  铁道部撤销,2.6万亿元负债成为各方关注焦点,甚至引发新组建铁路公司破产的担忧。铁道部资产究竟有多少?一个通俗的说法是“铁道部资产4.3万亿元,负债2.66万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1.81%。”铁道部长盛光祖也表示,目前铁路负债率逾61%,低于国有企业的平均负债率。 哈尔滨铁路局的一名列车长对4.3万亿元的资产说法感到不可思议。他说,哈铁局的资产就有400多亿元,他认为铁道部资产评估时没有将各局列入其中。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在接受 《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不清楚铁道部是怎么算出来的,4.3万亿元可能并不包括铁路线路及机车,也不包括地方路局资产,可能仅包括铁道部大楼以及直属机构,“不然不可能这么低”。

    疑问:铁道部总资产4.3万亿元?

  铁道部最新资产和负债率的说法源于中国债券网,一份由铁道部财务司提供、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报显示,截至2012年三季度,铁道部的资产为4.3万亿元,负债为2.66万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1.81%,税后利润为-85.41亿元。

  截至2012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8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铁路的造价节节攀升,郑西高速铁路每公里线路造价还只7000万元,而京沪高铁的造价每公里已超过1.6亿元。

  王梦恕对铁道部4.3万亿元资产感到不解,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以铁路每公里2亿元评估,全国近10万公里的铁路线路就有20万亿元的资产,这还不包括车站、工厂等,固定资产至少还包括铁道部每年购买的机车、工厂等,“这些数据没法统计,如果加上地方铁路局的资产,铁道部的资产有上千万亿。”

  一名铁路系统人士也表示,铁路是重资产行业 (固定资产与收入比很大的行业),铁路2012年营收9752亿元,对于重资产行业怎么可能总资产只有4.3万亿元?另外,铁道部每月都会公布固定资产投资额,2013年铁道部安排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额为6500亿元,其中铁路建设投资5200亿元

  铁道部统计中心数据显示,2007年~2011年,铁道部固定投资额分别达到了2520.7亿元、4168.47亿元、7013.21亿元、8340.69亿元和5863.11亿元。尽管放缓了投资,2012年固定投资仍达到6309.80亿元。

  根据铁道部统计中心公布的2003年~2007年投资表,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的投资总数分别为859.9亿元,901.4亿元、1364亿元、2088亿元。将2003年至2012年这9年的固定投资相加,数额为3.94万亿元。上述铁路系统人士表示,近10年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了5万亿元,刨除折旧也不止4.3万亿。

  回应:地方各局资产不含在内

  一名证券分析师表示,铁道部的财务数据不可能有误,因为他们的负债率本身就高,怎么可能低估资产额呢?他认为,铁道部资产估值低主要原因可能是铁路的隐性价值没法评估。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咨询者的身份致电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该所有关负责人表示,“4.3万亿元资产是铁道部提供的数据,我们事务所进行审计,根据审计程序,4.3万亿元资产原始来源也由铁道部提供。”

  当记者问到4.3万亿元是否存在高估或低估的问题时?该人士表示:4.3万亿元资产高估肯定不会,至于低估,我们审计时去掉了一些折旧。我们依据提供的资料,再进行核实,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工作,这部分的资产主要是铁道部本部的数据,地方各局的资产不包含在内。“我想如果地方路局的数据含在其中,资产太多了,我都无法估计。”

  公开资料显示,中审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1988年8月,隶属于审计署,为司局级事业单位。1999年经财政部和审计署批准脱钩改制为中审会计师事务所。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是由中审会计师事务所总所及其属下部分分所,于2008年11月与亚太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强强联合”更名为现在的名称。

  解读:铁道部以历史成本入账

  资深财务专家、注册会计师马靖昊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说,会计上资产入账都是以历史成本为基础,主要是为了保持账面资产不动,如果没有出现资产重组,不可能将资产卖掉后再买回来。

  马靖昊说,虽然会计上是以历史成本入账,但资产价值衡量也开了个口子,主要是允许资产负债表上的房地产、金融资产项目进行调整。但是,对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是不允许调整的。如果这样做,一方面报表会经常改动,另一方面企业可能会通过资产价值波动操作利润表。“以铁路为例,铁路的造价虽然升了,但不能以现在价值衡量历史的价值,铁道部肯定还是以历史成本来入账的。另外,由于铁路发展的沿袭时间很长,也不会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

  马靖昊说,在财务报表上,对于负债率的计算也是由负债额除以总资产,都是由报表上的数据直接得来的。

  胡思继说,铁道部的2.6万亿元债务主要是2008年高铁建设时欠的,但现在负债率是2.6万亿元除以4.3万亿元,而资产评估又没有新的数据。“4.3万亿元低估不低估需要评估后再说,但按原来的价值来计算,不能准确反映铁道部的固定资产数。”

  王梦恕认为,现在不太清楚铁道部怎么计算总资产的,但是4.3万亿元显然太少,需要进行重新评估,“如果要有一个客观准确的数据,2.6万亿元债务计算在总资产中,比例会比较小,甚至完全可以忽略。”

 

 

世行支招铁路改革:铁道部并入大交通部

21世纪经济报道 孙春芳

2012-01-11

    核心提示:世界银行发布《铁路行业管理体制的三大支柱》专题论文,建议铁道部并入大交通运输部。

    近日,世界银行发布《铁路行业管理体制的三大支柱》专题论文,建议铁道部并入大交通运输部,成为这一大部下的国家铁路管理局,负责制定铁路政策和技术与安全法规。同时,铁道部作为所有铁路资产所有者的角色也应终止,新成立的铁路管理局将只有监管职能,作为企业的运营职能将剥离给一些铁路公司。

    这篇由世行驻华代表处的保罗·阿莫斯和理查德·布洛克撰写的报告,通过对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八个国家铁路行业的研究,发现这些铁路大国在铁路运行体制上的一些共同因素,并建议中国根据自身的特点借鉴上述国家的铁路运行体制,结束目前这种政企不分的状况。

    论文认为这八个国家的铁路管理体制具有一些共性的特征,包括:都有一个交通运输部,负责管理和制定统筹多种运输方式的综合交通运输政策;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规管职能与铁路服务的商业运营分离;无论民营国有,均普遍采取公司化治理结构来提供铁路服务;同时有多个服务提供商;客货运业务在部门或制度上分离。

    事实上,上述八个国家拥有较大的铁路行业,铁路总运量加起来占中国以外地区的三分之二。北交大教授、铁路专家荣朝和称,上述八个国家中的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都进行过铁路体制的改革,虽然由于航空和公路、水运等交通方式的竞争挤压,铁路运输已难现昔日的辉煌,但通过改革,这些国家的铁路事业从债务累累和运营不畅中得到了一定解脱,重新焕发出生机。这些国家的改革经验对中国铁路是很好的借鉴。

    该报告在研究上述八国铁路体制的基础上,为中国铁路改革提出如下方案:

    ①设立一个国家交通运输部负责对交通运输实行统一管理,制定统筹多种运输方式的综合交通运输政策,建立一体化的交通运输体系,负责各种交通运输网络间的公共资源分配;

    ②在交通运输部下设国家铁路管理局,负责制定铁路政策和技术与安全法规,但没有所有权,不承担服务提供职能;

    ③根据专门的国有企业法或公司法,成立一定数量的自主经营的大型地区铁路公司;公司股权归主管国有企业的部门或其他适当的部门所有,由主管部任命董事会;公司下设客货业务分离的运营分部或子公司;

    ④一定数量的专业化或拥有独立品牌的跨地区运输服务,可采取不同的经营形式,如:相邻的地区铁路公司组成合资公司;地区铁路公司之间互授轨道使用权;成立新的独立公司,付费取得轨道使用权,国家铁路局对收费标准进行监管。

    一位接近铁道部的消息人士告诉记者,近日坊间传闻的铁路体制改革目前正在方案研究制定阶段,上述“将铁道部并入大交通部”的说法也是考虑中的方案之一。

    事实上,2008年两会期间,就有不少人大代表建议撤销铁道部并入大交通部,身兼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人大代表双重身份的王梦恕称,当时的呼声很高,但是后来刘志军极力向高层做工作,称铁路具有军事上的重要战略意义,不能随便乱动。

    “当时正值高铁建设如火如荼之时,以刘志军为代表的铁道部当然不希望因为大部制改革而大权旁落。”王称。而今,这一方案又重被提起。

    在北交大经管教授赵坚看来,撤销铁道部实行大部制不表示铁道部的归口管理职能就消失了,实际上,铁路法规的制定、安全的监管等这些专业性极强的仍需要铁路归口部门管理。只不过这一部门从铁道部变成了大交通运输部底下的铁路管理总局而已。

    上述世行报告建议实行大交通部体制的另一目的在于:统筹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规划和运行。实际上,这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已经在相关部门的日程之中。

    据记者了解,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一直在从事这一项目的课题研究,而中国工程院也在牵头并整合一些高等院校和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的力量进行这方面的课题研究。而多种交通方式直接的接驳,目前做的也不是很好,荣朝和称,许多高铁站都建于城市的郊区,有些高铁站,附近荒无人烟,这如何吸引客流,增加高铁的竞争优势?其认为,上述问题都将有待于成立一个大交通部,统一规划和管理。

 

 

 

 

发件人:Richard Xu(richardx@telus.net) 收件人:huangjshehaining<hehaining@126.com>+djg1973zdjunxianyan9738↓还有2个联系人保存所有收件人 时 间:2013年03月14日 00:22 (星期四)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

全国人民一定要赢得这场新的保路运动

王希哲

2013年03月13日

     全国人民一定要赢得,也一定能赢得这场新的“保路运动”。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就在这一仗。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一定要也一定会迎来崭新的春天!
 

     1、土地私有化,已经被分割成“土豆”般的农民及“农民工”难以凝聚成集体的反抗力量,更无法很快形成全国规模的反抗力量。而铁路私有化,则牵动的是数百万纪律严明血脉交通四面八方的产业大军利益,将他们沦为国内外资本大鳄的奴隶,他们的反抗,将比通钢更激烈百倍如全国地震,只要火星点燃,即能刹那形成席卷全国的,耸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视听及利害的反抗运动。共产党当年一成立,就要走到铁路、煤矿工人中去,就是这样把道理告诉我们的,“二七”大罢工,就是这样翻开革命近代史的。关键是今天的左翼精英要走出书房网络,到他们中间去,向他们号召,发起“保路运动”,重走共产党革命的道路了。

    2、铁路是“牵一发动全身”。铁路私有化和被新一轮权贵鲸吞,必将牵动全国各阶层各行各业人民的切身利害。使他们不能不关心,也不会不关心。新“保路运动”站在维护“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立场,站在人民铁路主权属于人民的立场,站在维护全国各阶层各行各业人民的切身利害的立场,一定能赢得最广大民众的支持,并将他们最广泛地卷入到这场运动中来。这样的“保路运动”的胜利,才将真正确立中国人民对国家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真实的主人和主权政治地位,从而确立自己的民主地位。这是自己斗争争取来的地位,而不是谁“改革”赐给你的地位。

    3、若国务院温家宝为首的权贵买办集团一意孤行,逆天下之大不韪,强行施行人民铁路全盘私有化,也不要紧,那就等于把绞索硬要套进了自己的脖子,对人民作了起来反对他们的动员。今后铁路私有化“保路运动”抗声在先必然发生的一切严重后果:权贵鲸吞、外资操控、票价飞涨、运费飞涨(随之的全社会物价飞涨),人民流离、不断的灾难性事故、军事急务的延宕….一切一切的民怨、商怨、学怨、军怨,都将如冲天的怒火喷发到他们的身上!他们和今日为他们献策鼓吹的右翼精英将再无以自辩。这怒火将彻底烧尽丑类包括了右翼精英的殉葬。

    新“保路运动”,将是一场持久的左翼民主运动的广泛动员。

    老王

    2013年3月12日

 

红色中国网关于征集反铁路私有化签名的紧急通告

各位同志:

    自几位青年左派经济学家发表反对铁路私有化公开信(后又应其他左派同志要求,开放签名)以来,已经在国内各网站、微薄大量转发,造成了很好的影响。然而,由于我们发起签名活动较晚、准备仓促,且国内主流网站对我们实施封锁,大量群众虽然赞同我们的观点,但是不了解签名的方法,造成我们自昨晚以来签名增加的速度不快。

    据我们统计,红色中国网每日读者数量应当有三、四千人,其中绝大多数应当是赞成社会主义、反对私有化的。然而,有的同志可能由于不了解签名的具体操作或者认为签名无用或者其他原因,没有表达签名意愿。显然,资产阶级是不会因为我们的一纸公开信就放弃他们私有化图谋的。然而,通过公开信和其它形式的斗争,左派可以得到锻炼,群众可以得到教育。舆论斗争实际上是一种演习,是未来更大、更重要斗争的演习。演习当然有好有坏,但我们要力争把每一次演习搞好。

    这次公开信活动,是几位不到三十岁的青年同志首倡的,其中还有两位女同志,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咱们红色网友中,有不少是履历经验丰富的,应该给我们的青年同志做个好榜样。所以,凡是尚未签名的同志,我们热烈欢迎您能够加入签名:

    lianmingxin3011@yahoo.com

    已经签名的同志,是否可以在今明两天,在您力所能及范围之内,广泛地动员各方面同志和朋友,加入签名。签名数量不是决定成败的唯一标准,但是仍然是检验我们工作成绩的标准之一。我们不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但是通过广大红色网友的努力,争取有一个好的起点是完全可能的。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李民骐

    各位同志,应有关同志要求,自即日起本公开信开放签名。愿意签名的同志请投信至 lianmingxin3011@yahoo.com 我们建议签名者实名签名,如确有不便的,也可以笔名签名

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开信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意见

各位代表:

    我们都是中国公民。值此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之际,就铁路管理体制问题向你们提供一些意见,望得到你们认真考虑。

    据新闻报道,此次全国人大会议,将要审议国务院提出的机构改革方案,其中一项内容是要撤销铁道部,另成立铁路总公司,为引进私人资本提供方便。对于这个改革方案,我们深感忧虑,不能不行使公民的职责、表达我们的意见。

    铁道部成立于建国初期。铁道部的广大职工为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国防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改革开放以来,铁路建设大发展,很好地配合并且促进了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并且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中下层群众)在长途交通运输方面的需要。

    目前,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位,电气化铁路里程和高速铁路里程均达到世界第一位。据统计,2000年至2010年,我国铁路系统累计运送旅客130亿人次,每亿人次重大事故死亡人数2人。相比之下,同期,日本铁路每亿人次重大事故死亡人数9人;印度每亿人次重大事故死亡人数920人。可见,我国的铁路系统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是比较安全的。

    众所周知,我国的普通旅客铁路是经济实惠的,1995年以来18年没有涨价,在困难的情况下满足了亿万普通劳动者的需要。就主要以中高层收入者为服务对象的高速铁路来说,我国高铁每公里平均票价仅0.04欧元。相比之下,德国高铁的平均票价为每公里0.27欧元,日本为每公里0.22欧元。

    这些事实说明,我国目前的铁路管理体制基本上符合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我国的铁路发展和运营状况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是领先的,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认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在没有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特别是征求广大人民群众意见的情况下,轻易推出撤销铁道部的机构改革方案,是十分草率的,是不够负责的。

    首先,撤销铁道部,另成立铁路总公司并引进私人资本,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有哪些重大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学术上的好处),要经过充分论证,要向广大人民群众讲清楚。反面的意见,也要给予充分发表和听取的机会。

    另一方面,撤销铁道部并成立铁路总公司、引进私人资本后,有没有重大风险、有没有重大代价?铁路不是什么新兴产业,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是很丰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铁路与我们相比,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有哪些失败的教训,都是有大量资料的。世界上许多国家铁路私有化失败的教训是惨痛的。这些惨痛的失败教训,要不要吸取?国务院有关部门对于避免这些失败教训有没有准备?如果没有准备,轻易改动体制,拿事关十三亿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开玩笑,难道不是草率和不负责任吗?

    铁路总公司一旦按照市场原则把利润作为目标,火车票将不再廉价,这无疑会影响广大中下层群众尤其是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同时,铁路要想在中西部偏远地区发展,必然需要国家财政的补贴。铁路总公司一旦引入私人资本,国家补贴就不再纯粹用于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而成了变相补贴私人资本的工具。以英国为例。私人资本进入铁路系统后,英国成为全世界火车票价最高的国家。同时,政府要拿出巨额资金补贴私人资本,是私有化之前的数十倍。自私有化以来,英国铁路的服务质量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成为欧洲最拥挤的铁路系统;同时,英国铁路交通事故层出不穷,包括2000年因铁路维护不力而发生的哈特菲尔德火车事故。

    虽然我们无从了解国务院有关部门决策的具体过程,但是根据各方面新闻报道,仍然了解到,主张撤销铁道部的一些人士希望通过撤销铁道部为铁路系统全面私有化、市场化扫清障碍。关于计划和市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讲过:“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显然,小平同志只是将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而决不是唯一的手段,更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唯一形式。既然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更可以有计划。邓小平同志更是从来没有主张过私有化,也从来没有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部门只有靠引进私人资本才能为人民服务。

    过去的一个时期,我国的经济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许多领域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在某些改革领域,由于改革主导者片面强调市场化,客观上对大量国有企业搞了私有化,结果造成贫富差距悬殊、国有资产大批流失、贪污腐败泛滥、环境污染恶化以及许多人民群众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吃不到放心食品等恶果。对于这些巨大的社会和环境代价,是到了好好总结一下的时候了。

    过去盲目市场化造成的恶果,还没有充分总结,找出病因,并且一一纠正,就急于发动新的市场化,又是在铁路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一旦将来出了问题、出了大问题,由谁来负责,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在全国人民面前,又有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当然,铁路系统管理的现状,确实有很多不足和缺陷。铁路系统内部,也存在着贪污腐败和管理不善等问题。这些问题,目前也是在我国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如果咱们国家的领导人确实有决心、有能力,要努力杜绝或者至少遏制贪污腐败、提高政府管理效率,那么,即使保留铁道部,铁道部现有的一些问题自然也会随着各级政府部门的改善而改善,从而成为清正、廉洁、高效的铁道部。

    如果政府对于贪污腐败和管理不善的问题没有办法,那么请问,把铁道部改组为铁路总公司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就是把铁路都卖给私人,政府能丢弃监督管理铁路的责任吗?如果政府解决不好铁道部的问题,我们凭什么相信政府可以解决好新成立的铁路局的问题,可以解决好交通部的问题,可以解决好国务院的问题?

    本来,我国现有的铁路管理体制,虽然存在一定问题,但是成绩是主要的,是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铁路系统的广大职工是有功劳的。对于我国现有的有一定优越性的体制不坚持、不在坚持的基础上努力加以完善,而非要去学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什么优越性并且不乏失败教训的体制,有关部门到底是出于什么考虑,实在是匪夷所思!

    各位代表,你们都是全国人大代表,根据我国宪法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最高权力。作为普通公民,我们殷切希望,你们能够认真行使代表权,认真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批准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部分,否决那些不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部分。

    全国人民在看着你们!

    (各位代表,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你们没有能够充分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因而在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时,不仅批准了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部分,而且批准了不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部分,那么我们以及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对此表达严重的遗憾。我们强烈要求你们重新考虑你们的决定,并且在将来最早的适当的时候修改这一错误的决定。)

    本公开信对海内外一切中国公民开放签名,凡愿意签名的朋友请给如下邮箱来信表达意愿:lianmingxin3011@yahoo.com

    我们建议签名者提供实名和所属机构,不愿意提供实名的也可以笔名签名。

(签名)

    已签名名单见下页,目前已经有50人签名,多为海内外知名人士。

按签名顺序排列:

1. 李民骐 犹他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

2. 许 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3. 李钟瑾 麻省州立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研究生

4. 陈 瀛 麻省州立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研究生

5. 齐 昊 麻省州立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研究生

6. 严海蓉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7. 潘 毅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

8. 薛金泉 江苏苏州市吴中区华润万家配送中心

9. 林 春 伦敦经济学院讲师

10. 樊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

11. 項觀奇 愛國僑胞

12. 江根德 上海

13. 韩东屏 华伦威尔逊大学政治学教授

14. 陈洪涛 河南

15. Joy L. Gao 洛杉矶

16. 孙秀忠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 自由职业者

17. 朱剑昆 爱国侨民

18. 董廼斌 美国明尼苏达州高级工程师(中国公民)

19. 谢妮娜 新西兰爱国侨胞

20. 苑 军 山西太原

21. 广 龙 德国

22. 毛 岩 美国工商管理硕士 中国公民,前中共党员

23. 柏棣 美国德儒大学东亚系教授

24. 艾中华 旅英爱国侨胞

25. 黄正涛 加拿大多伦多Forward Signs Inc

26. 王信玮 博士,美国埃文思分析集团

27. 胡大江 美国芝加哥 美国华网社长

28. 黄方伯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离休干部

29. 李文采 大陆,自由职业

30. 杨忠 加拿大 工程师

31. 曹兴金 博士,加拿大国家研究院航空研究所

32. 陈军瑞 河南荥阳市 自由职业

33. 新兵 网友

34. 巩献田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理学教授

35.胡永晖 浙江元衢律师事务所律师

36. 张大伟 广东省汕头市普通打工者

37. 林军 武汉教师

38. 向平 加拿大 爱国侨胞

39.肖水 诗人、作家

40.左右 陕西万邦图书城有限公司编辑、策划人

41.劳拉娜 澳大利亚华侨

42.Bill Huang California State Contractor, Licensed & Bonded & Insured

43. 曹新仁 上海市浦东新区 失地农民

44. 朱惠娥 上海市浦东新区 失地农民

45. 王庆人 南开大学 教授

46. 铁为民 网友

47. 王泽溪 网友

48. 耿加贝 网友

49. 黄懿翎 网友

50. 陈玉龙 网友

美国加州自由作家 王希哲

 

同胞们起来,掀起新保路运动!

项观奇

    面对修正主义执政者决心要搞铁路私有化,就现在的中国实际的政治状况而言,一切联名上书,一切人大代表提案,都是空话、废话。 只有一个办法,行动起来,掀起新时代的新保路运动。再版“一月风暴”的历史经验:把人民铁路的命运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

    人民铁路是人民的。人民铁路是全体人民的公有财产。这是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修正主义执政者为满足内外资产阶级的贪滥欲望,决心要搞铁路私有化,这是违宪、犯法的犯罪行为,是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叛国行为。这是甘愿与人民、与人民国家为敌,必须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

    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原则,这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只有公有制才能保证劳动人民的生存和发展。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起码的底线,突破了这个底线,就没有社会主义可言。

     我们的公有制,已经所剩无几。三十年的改革,就是剥夺劳动人民的过程,就是为资本创造红利的过程。劳动人民已经长期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现在,要向仅剩的公有制开刀,就是要彻底剥掉劳动人民的最后一张皮,要把劳动人民的血吸尽喝干。面对这样狰狞的剥夺,劳动人民还不起来自己解放自己,难道甘愿坐以待毙,去为资本家做牛作马?

    这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较量,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较量。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正在受苦的中国人民。不靠救世主,不靠神仙皇帝,就靠我们自己。让我们迅速行动起来,反对铁路私有化,保卫铁路全民所有制,把人民自己的铁路牢牢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谁胆敢向铁路公有制开刀,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打倒窃国者。

    同胞们,行动起来,掀起新保路运动!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有能力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在历史转折的关头总是,要么战斗,要么死亡,人民无所畏惧。

    2013。3。12 启程回国,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 收件人:(zdjun@263.net )时 间:2013年03月18日 13:44 (星期一)附 件:8个(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战略失误.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我的期许

——为走出权力市场经济开一个好头

杨继绳

   新年期许,期许什么呢?应当是历史的期许,根据历史发展的要求提出的对新时代的期待,对新的领导集体的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六十三年。大体说来, 第一个三十年是极权政治加统制经济,第二个三十年是权力市场经济,我期待新的领导集体带领大家走出权力市场经济,再过三十年能够实现宪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先说第一个三十年。过去说是计划经济,由于计划经济在技术上缺乏可行性,实际上没有计划好,不可能计划好。虽然没有 计划好,是但还高度集中的,是由国家政权统制的。在统制经济下,全国十亿人每一个人吃什么品种的粮食、吃多少,都是由国家规定的。每一个人穿多少布,都是 国家统一配给布票。对企业,财政由国家统收入统支,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劳动力由国家统招统配,外贸由国家统进统出。企业盖一个厕所也得国家批准。统制经 济的结果是极度贫困。

  再说“极权政治”,我不是从西方学来的词(totalitarian system),而是从对中国现状来描述。王权专制时代有一种说法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仅是一个理想,那时还有荒蛮之地,化外之民。毛泽东时代,权力真正严密控制着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单位, 每一个家庭,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权力的扩张,深入到中国版图上每一个边远的乡村和山野角落,深入到每 一个单位和家庭,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那时中国农民的终生活动半径不超过100公里。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第一个三十年,中国人体验了国家权力造就的两弹一星的豪迈,也饱尝了因权力钳制生产力而造就的极端贫困,经历了国家权力制造的反右斗争、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这样巨大的苦难。

   第二个三十年是改革开放造就的。它的制度特征是威权政治(authoritarianism)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我把它叫做权力市场经济。所谓权力市 场经济,就是权力控制市场,权力操纵市场,甚至权力进入市场交换。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经济领域完全由行政权力主导。每一个县是一家大公司,每一个省是 一个大企业集团。国家行政权力又主导了每一家公司。行政权力限制了竞争,促进了垄断。“有形的手”包办了“无形的手”。

  吴敬 琏老师把它叫权贵资本主义,我觉得这个称呼一方面误读了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回避了权力责任。我觉得还是叫权力市场经济比较好。权力无限扩张,权力操纵市 场,使市场扭曲。权力的滥用和资本贪婪恶性结合是当今一切社会的根源,是当今一切罪恶的渊薮。权力市场经济制度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正。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 下,改革的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是错位的:改革成本投入最多的阶层,收益比较少,而对改革成本支付比较小的那些社会群体,他享受了改革成果这块蛋糕 最最大最甜美的部分。有权的和没权的竞争,权大的和权小的竞争,有权的、权力大是当然的胜利者。所以,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社会财富迅速向权力集中。权 力像一个吸收力极强的黑洞,不断地吸收社会财富。权力市场经济的形成原因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因而权力不受制衡,资本不被驾驭。

  权力市场经济制度造成的社会不公已经形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如果不尽快解决,让社会矛盾继续积累,是非常危险的。

   由当前的社会矛盾提出我的期等:尽快走出权力市场经济制度。办法是建立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体系。当然,要完这个任务可能还得三十年。经过第三个三 十年,中国可能进入坦途,即历史学家唐德刚说的走出历史大三峡。显然,十八大产生的新的领导集体执政的这十年最为重要,最为关键。

   我四五年以前就发表过《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文章。怎么制衡权力呢?我记得孟德斯鸠说过一句话,任何人掌握了权力,都有滥用的趋势,这是一条规律。孟 德斯鸠说还说过一句话:权力要靠权力来制衡。我的理解是,能够制衡权力的权力必须是对等的权力,不是大权力下面的小权力。小权力不可能制衡大权力。在党的 一元化领导之下,纪委、反贪局都是小权力。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再没有其它政党。民主党派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团体,当然不可能起权力制衡作用。 权力制衡需要宪政民主。关于驾驭资本,主要是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建立,它有一种自动完善的逻辑。现在经济制度不完善主要障碍是权力的作 用。例如调整经济结构这一类的经济问题,十多年就提出来了。九十年代我为电视台做了一个目,就是讲结构转换,十多年了,还在讲结构调整问题。现在的经济问 题背后都有政治权力的问题。

  显然,建立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体系就需要政治改革。但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进行,众说纷纭,迄今没有共识。古语云:谋定而后动。没有共识,何以定谋?所以,我们当今的政治改革“稳妥”有余,“积极”不足。

   其实,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已经存在。这个共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现行宪法并非十全十美,但只要把它落到实处,我国政治体制就会前进一大步。现 行《宪法》中有很丰富的保障人权、限制政权的内容。将《宪法》和现实对照,就会发现现行的制度、政策、法令和很多政府行为,和宪法的差距十分遥远。我们的 宪法基本上被虚置。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权威至高无上,依照宪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会有、也不应当有争议。

  既然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我们就应当行动起来,将虚置的宪法变成现实的制度体系、法律体系,就应当将现行一切违反宪法的制度、法令、政策改变过来,使其与宪法一致。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实质是一场“维宪行动”。

  落实宪法,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保证,例如建立宪法审查制度:或者建立宪法法院,或者在人大设立专门的委员会,或者将宪法司法化。建立落实宪法的制度,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只要我们将现行宪法落实了,政治体制就会前进一步。在政治进步的基础上,将来修订宪法,再将新的宪法修订条款落实到政治制度中。如此这般,就是渐进式改 革。这种渐进式改革,就是按照法律程序推进我们的政治进步。我们改革已经搞了33年,难道还搞30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长期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是不行 的。如果真正按宪法程序推动社会的进步,就不要用“改革”这个词了,这样,中国就可以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新阶段。要说期许,这也算是一个期许。

   把政治改革变成了维护宪法、落实宪法的行动,我们叫维宪行动,我们《炎黄春秋》今年第一篇评论就是对维宪行发出一个呼声。这里面有一个小插曲,正好这个 时候我们的网站被封了,因为在12期我们有一篇文章,和北大开了一个会,会议综述提到宪政问题,就被一位高层领导批评了,还说《炎黄春秋》有停刊整顿的可 能性。们今年第一篇评论比12期观点鲜明得多,会不会批评呢?正好网封了,我们就想是不是因为我们第一期的评论的原因?很紧张。当时几十家外媒采访我,都 问我是不是因这篇评论而封网。我回答说:不可能。我们的评论是维护宪法,是没有理由批评、更没有理由封网的。如果因为我们维宪而受到打压,那打压我们的人 不是把自己置于违宪的地位吗?如果万一为我们因维护宪法而关门,那就是殉宪,殉宪是无尚光荣的,而让我们殉宪的人就可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后面讲的是 题外话。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讲到要落实宪法,如果能把他这个讲话变成现实,那就是为走出权力市场经济制度开了一个好头。

  【杨继绳 原新华社高级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及中国新闻学院教授。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本文为作者2013年1月10日在天则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3「新年期许」论坛”的发言修订稿 】

 

 

 

两会最大胆议案

      中共两会期间,教育界政协委员葛剑雄接受大陆媒体专访时表示,针对现有的离任一二百个中共领导人,应制定离任礼遇条例,制定退休官员待遇规定。葛剑雄认为应该明码标价,不能延及他们的子孙。此提议在网上引起轰动,法律界精英称之为两会最大胆的议案。

    3月7日,“两会”期间,中共政协委员葛剑雄接受财新网采访时称,应制订“离任国家领导人礼遇条例”,明令公布。他说:“该优待就优待,但应该明码标价。现在离任的国家领导人一两百个,他们所享受的待遇,不能延及他们的子孙。纳税人的钱不能就这么花。”

    另外,他还主张制定“退休官员待遇规定”。他认为制定明确条例,也便于公众监督,是对在任官员的警告:如果在任官员被认定贪污贿赂犯罪,就应当取消他们的待遇。

 

 

中国人大:全球富人最集中的议会

英国《金融时报》 吉密欧 北京报道

2013-03-08

  全球最后一个共产党大国的立法机构,几乎肯定也是世界上富人最集中的立法机构。根据一份流行的富豪榜,今年中国“两会”代表中,有83人的身价在10亿美元以上。相比之下,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里找不到一个身价在10亿美元以上的议员,最有钱的是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他的身价估计有5亿美元。

  根据总部位于中国的胡润全球富豪榜,本周北京全国人大年会的与会代表中,有31人的个人资产超过10亿美元。最富有的人大代表是中国饮料生产商娃哈哈(Wahaha)创始人宗庆后,据胡润估计,他的财富达到130亿美元。

  全国人大的使命是批准由执政的共产党提交的立法提案,但在实践中,人大基本上扮演一个仪式性的角色。同时还有52名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价超过10亿美元,全国政协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磋商机构,每年在3月初与人大同时举行大约两周的会议。

  鉴于计算中国高层领导人不公开财富的难度,分析人士表示,胡润报告很可能低估了两会代表中超级富豪的真实人数。根据胡润报告,今年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两会代表比去年增加了17%;去年有28名人大代表身价超过10亿美元,43名政协委员身价超过10亿美元。

  在中国名义上平等的威权制度里,权力与巨大财富相结合是一个敏感话题,共产党领导人认为这个问题可能破坏稳定。去年11月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3月17日本届人大闭幕前将正式接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上任不久后就发起了打击铺张浪费和腐败的努力。

  但是,这些努力似乎促使中国的超级富豪们确信,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跻身于政坛内部。“我们的政府是极权的,它有一把斧头悬在每一个人的头上,至于谁的人头会落地,这个决定由官员作出,”政府智库——中国社科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的研究员冯兴元表示。“当商人们累积巨额财富之后,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要么找一个代理人,要么自己当官。

  “另一个受欢迎的选择是拿到一本外国护照,我们已经看到不少全国政协委员成了外籍人士。” 全国政协的前3名最富裕委员都是香港富豪的儿子。亚洲首富李嘉诚(Li Ka-shing)之子李泽钜(Victor Li)位居榜首,家族财富估计达到320亿美元。

  根据胡润报告,83名最富有的两会代表的平均身价达到33.5亿美元,而中国城市工薪阶层的平均年薪不到7000美元。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回应政治中心”(Centre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83名最富有议员的平均身价为5640万美元。

  拥有近3000名代表的全国人大是世界上最大的立法机构,全国政协有大约2200名委员。

 

 

 


发件人:Richard Xu(richardx@telus.net) 收件人:huangjshehaining<hehaining@126.com>+djg1973zdjunxianyan9738↓还有10个联系人保存所有收件人 时 间:2013年03月16日 23:42 (星期六)

全国各省同胞行动起来,联合起来, 掀起新保路运动

中流击水

    权贵大鳄们打着政企分开和市场化改革的幌子,准备具体地实施铁路私有化方案了。尽管他们给人民许下了一系列美好的诺言,比如盛光祖说“铁路职工不存在安置问题,都在就业岗位上,也不会进行裁员”,再比如“力争车票更好买”等等。但是,三十多年的私有化改革,三十多年的欺骗,三十多年的罪恶,早已经充分地教育了人民。

    三十多年来,他们通过私有化改革,对内持权抢劫,大肆瓜分国有资产,对外被国际财团绑架进而疯狂卖国。与其相对应,这种"改革"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油--用不起,学--上不起,病--看不起,房--买不起,债--还不起,状--告不起,官--惹不起,娃--养不起,墓--死不起……

    如果说,旨在以瓜分国有中小型企业资产为目标的三十多年的私有化改革,还只是招来了一群硕鼠,那么,接下来的旨在针对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必将引来无数只恶狼,从而将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不信?请看网友传星达人历数铁路私有化的十大预言:

    1、票价飞涨,底层民众回家难。坚持了十年不涨价的中国最有良心的铁道部就此成为历史。

    2、物流价格大涨,其他各种生活成本大幅度上升。

    3、铁路职工稳定一段时期后,裁员风潮不可避免,国企的福利承诺成一纸空文。

    4、外资进入中国铁路,贱卖国有铁路资产以偿还子虚乌有的所谓债务,美帝代理人成为最大股东,铁路国企性质成为幌子。这才是最根本最要命的问题。钢筋水泥网友更是一语道破“铁路私有化的实质是铁路殖民化”。倘若如此,吕正操将军为拓展国家大动脉立下的汗马功劳,在1100公里成昆铁路上牺牲的2100名铁道兵的鲜血,在青藏高原上那些为天路受苦受累的劳动人民的血汗,所有为新中国铁道事业贡献的一切的一切都将白白流进私人和华尔街的腰包。

    5、中国军事物资和人员调度,国防战略规划将受到严重掣肘,对印度的战略压力将大大降低。

    6、中国抗险救灾能力、应急调度能力将大幅度降低。

    7、铁路上的两级分化将更加严重,铁路将围绕着有钱人运转,而不是人民的需要运转。

    8、按市场规律办事,引入竞争,铁路统一调度消失了,全国一盘散沙,铁阀各控一方。

    9、中国铁路建设像美国那样长期停滞。铁道重大安全事故的大量发生。国家为此还要比有铁道部时候对铁路系统实施更大的补贴。

    10、自90年代中国国企私有化浪潮几千万国企下岗工人发现上当之后,中国人民再次高呼,我们又上当了!问题是,这可能么?!善良勇敢的中国人民,还能让他们再骗一次么?!

    全国人民的血汗财富必须全国人民公投决定,不是少数权贵寡头可以私自决定的。危难当头,我们该怎么办?

    3月13日,一百多名国内外爱国人士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坚决反对铁路私有化。3月14日,江西保路同志会发布《告全国人民书》,宣布成立“江西保路同志联合会”。而旅居德国的爱国华侨项观奇先生更是义正词严“人民铁路是人民的。人民铁路是全体人民的公有财产。这是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修正主义执政者为满足内外资产阶级的贪婪欲望,决心要搞铁路私有化,这是违宪、犯法的犯罪行为,是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叛国行为。这是甘愿与人民、与人民国家为敌,必须全民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项观奇先生大声呼吁:“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正在受苦的中国人民。不靠救世主,不靠神仙皇帝,就靠我们自己。让我们迅速行动起来,反对铁路私有化,保卫铁路全民所有制,把人民自己的铁路牢牢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谁胆敢向铁路公有制开刀,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倒窃国者。同胞们,行动起来,掀起新保路运动!”

    是的,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积极投身到这场保路大决战中去。我们要起来!起来!起来!

 

 

 


发件人:田忠国xtos(xtos@live.cn )收件人:张全景<zhangquanjing999@163.com>+ 抄送人:抄送人时 间:2013年03月17日 19:14 (星期日)

中国必须追究张思之颠覆国家的犯罪责任

田忠国

2013-3-17

    张思之说:支持薄熙来与支持文革、毛泽东是一回事。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是反人类罪。由张思之以上言论可知,张思之的政治目标就是颠覆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颠覆国家的国家性质就是颠覆国家。因为,国家因性质存在而存在,因性质消亡而消亡。所以,我们强烈要求追究张思之颠覆国家的犯罪责任。张思之的话同时证明,打掉薄熙来的根本原因,是薄熙来坚持了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基本路线和消灭剥削压迫社会制度的宪法目标。同时证明,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颠覆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进一步颠覆存在于全国人民心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从逻辑上说,颠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颠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颠覆国家性质。颠覆国家性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维度说就是颠覆国家。

    如果执政者默认张思之颠覆国家性质,从行为逻辑上说就是纵容或支持张思之颠覆国家。纵容或支持张思之颠覆国家的执政者,不具有执政合法性。因为,执政者的执政合法标志,就是维护国家性质,代表本阶级政权行使管理权力。如果代表敌对阶级行使权力,就是违宪犯罪行为。所以,我们强烈要求:

一、追究张思之颠覆国家的犯罪责任。
二、恢复薄熙来的所有职务。
三、发动新一轮文化大革命,让全国人民追究汉奸卖国贼颠覆国家的犯罪责任。

    我们同时要求:

一、清理干部队伍,把一切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清除出党。
二、选择信仰毛泽东思想、践行毛泽东思想的人到各级领导岗位。
三、清除党内外一切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代言人。

    我们同时吁请: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破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卖国路线对中国的捆绑。
二、为所谓的四人帮彻底平反,因为,已有的历史事实给出了最明确的结论,即,反文革、反社会主义的恰恰是否定文革的犯罪分子。
三、追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总代理人颠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法律责任。

 

 

副总理张高丽

2013-03-16

    贫寒出身:贫农家庭出身,三岁丧父,曾当搬运工每天扛水泥

  1946年11月,张高丽出生在“东海边上的小村庄”福建晋江东石潘径村。他的祖辈都是当地贫苦的农民。他的亲兄长现在还在农村,还是农民。

  张高丽曾用诗歌描述家乡:“在东海边上的小村庄,那是我可爱的家乡,绿色田野,银白浪花,家乡是一幅美丽的图画,美丽的图画;在东海边上的小村庄,那是我可爱的家乡,稻谷花香,鱼儿满仓,乡亲是勤劳的人民,勤劳的人民;在东海边上的小村庄,那是我可爱的家乡,百姓嘱托,永生难忘,希望是燃烧的火焰,燃烧的火焰……”

  张高丽不满3岁时父亲就过世了,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和农民一起上山种田下海捕鱼,虽然家境十分贫寒,但张高丽自幼拼搏进取,凭着勤学苦读,他考入了晋江侨声中学,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

  1970年8月,大学毕业后遭遇“文革”,张高丽被分配到中央大企业石油部茂名石油公司后勤部总仓库当起重搬运工。那时,他几乎每天都要去扛水泥,每包50公斤。

  张高丽的求学和工作起步阶段可谓“艰辛”,但他始终坚守自己的理想。他曾与南开大学师生分享自己的“艰辛”经历,并将中学时写的一首诗送给了大家:“人生道路曲折漫长,不能没有理想,意志是多么的重要,当我孤独无援的时候,它给我力量,它给我希望……”。

    2005年12月26日,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高丽(左二)走访慰问菏泽市成武县大田集镇侯庄村的困难群众。

    不讲人情:不帮人递条子,不给家人开后门,兄长仍是农民

  2005年“三八”妇女节,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张高丽出席一个座谈会,一位文艺界的女代表在发言时说,当前一些重大晚会上,很多领导帮演员递条子。由于山东的领导没有写条子,山东的演员比较吃亏,经常难以入选到晚会上,上不了电视。她于是有些开玩笑地对张高丽说:“希望书记也能给我们写条子!” 不料,这位张书记断然回绝:“写条子让演员上电视,这个条子我们不能写,有本事就自己上,优胜劣汰。”

  张高丽坚持原则,不讲人情。在山东任上,他还曾经公开表态:“凡是我的家属、子女、亲戚、朋友到哪个地方去,你们第一不要接待,第二不要给情面,第三不要办事,谁给办事,我就追究谁的责任!我已经要求就此发出通知,一直到县。”2012年,张高丽离任天津,他还是那句话:“今后,如果有人打着我的亲属、朋友或身边工作人员的旗号来办事,无论是真是假,还是三句话:一不要接待,二不要给情面,三决不允许给办事。” 如今,张高丽的亲兄长仍在农村,还是农民。

    2005年1月17日上午,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山东大会堂召开,时任山东省省委书记张高丽主持开幕大会。

    治官之道:经常只带一两人暗访,让官员倍感压力,带头加班治官员惰性

  在许多干部看来,营造充满激情的干事创业的环境氛围,是张高丽激励调动干部积极性的一个工作方法。他亲力亲为,带头发扬“五加二”“白加黑”的精神,消除干部的惰性,让他们都“动起来”。

  张高丽常在晚上给区县、部门领导打电话,询问工作情况或直接到基层检查工作。有的地方领导不无诙谐地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张书记晚上打电话,和随时检查作业。”张高丽经常只带一两个人深入居民小区、菜市场、公园等地方明察暗访,直接听取老百姓的意见,有时乘坐出租车暗访,有时在街道边与老大爷下棋,他还召开和网民的对话座谈会,亲自回复网民的留言,并督导解决问题。

 

 



发件人:HGS<cf100703@gmail.com> 收件人:(zdjun@263.net )时 间:2013年03月18日 13:44 (星期一)附 件:8个(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战略失误.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战略失误

 

    一、过分强调钓鱼岛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故意回避国际法中占有的时效原则。

    海参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为何不向俄罗斯要?有人可能会说:为了中俄友好我们不要了。同样的道理,为了中日友好我们不要钓鱼岛了不行吗?同样的事为何去区别对待?是因为我们和俄罗斯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吗?可他们现在已经不信并且放弃了中国这一套。

    可见,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并不是钓鱼岛永远归中国所有的充分条件。中国必须正视并接受占有的时效原则。日本占有的时限一到,再主张对钓鱼岛的主权,必将遭到世界舆论的反对,中国届时夺岛就会变为侵略。接受占有的时效原则,可以为将来和平统一台湾准备法理基础。当台湾和平统一后,如果1949年前逃亡台湾的大陆人拿着他们的地契说:某块地自古以来就是我的。怎么办?不接受占有的时效原则,冲突永远无法解决。

    二、搁置争议等于放弃对钓鱼岛的主权。

    日本是在1972年获得的实际占有权。1972加50年也就是2022年,今年是2012年,再搁置10年钓鱼岛就永远是日本的了。如果不想要了,那就继续搁置吧。

    三、中国对联合国授权的合法性战略模糊。

    中国必须明确表达联合国授权美国托管的合法性与否。如果联合国的权利法源是合法的,那么美国的托管权也是合法的;如果联合国的权利法源是非法的,那么中国必须给出合法的法理。

    四、中国不应当和日本而应当和美国谈钓鱼岛的主权问题。

    和日本谈是找错了对象、表错了情。如果我是日本首相,在谈判桌上我会这样说: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钓鱼岛不是日本用武力抢来的,是美国给的。美国的受托管理权是合法的,其合法性来源于联合国的授权,有本事否定联合国的合法性、否定美国托管权的合法性,有本事找美国要去。

    中国和日本谈等于提高了日本的地位,和美国谈可以把日本排除在谈判桌之外,至少是主谈判桌之外。和日本谈等于忽视了美国的托管权,这让美国很没面子,无形中把美国推向了日本一边。和美国谈等于承认了美国的托管权,承认了联合国授权的合法性。

    五、误判美国。

    中国的宣传机器多年来一直把美国当战略假想敌,把美国说成是不讲道理的霸权主义国家。基于这一观点,中国没信心把美国拉到中国这一边,只能谋求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持立场”。这是一个最重大的战略失误,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绝不可能获得钓鱼岛主权。

    如果中国用武力抢占钓鱼岛,就算没有《美日安保条约》美国也会参战。因为中国用武力抢占钓鱼岛必定会侵犯美国的托管权、侵犯联合国的合法授权。美国打中国名正言顺。因此,中国要想获得钓鱼岛必须获得美国的支持,而不是要美国保留观点。
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会没有信心地问,这可能吗?这取决于中国人对美国的基本判断。如果认为美国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国家,依仗自己的拳头硬想打谁就打谁,那么就不能得到美国的支持;如果认为美国是一个讲道理的国家,那么不管美国有多么强大,都不可怕。

    二战结束后,美国作为战胜国,没有宣布占领的太平洋岛屿归美国所有,也没有要求战败国割地赔款。只受联合国委托管理太平洋的岛屿。倒是苏联强占了日本的北方四岛。这足以说明美国不以武力谋求领土的理念是可信的,从而确立了“武力强占领土是非法的”国际法原则。对历史上的强占行为,因为无法挽回,所以用占有的时效原则来处理。这是人类通向和平文明之路,中国必须接受这一国际法原则。

     美国为什么不要太平洋岛屿的主权?因为美国已经认识到:国家并不是越大越好。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明确结论。国家的规模和企业的规模一样并不是越大越好。交易费用的节约和管理费用增加是相互冲突的。国家和企业的合理规模取决于这两种费用的均衡。如果美国把太平洋的岛屿归自己所有,那将是美国的财政负担。

    中国也有财政转移支付的问题。古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大英帝国,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苏联,没有不是因为管理费用的无限增加而崩溃的。国家领土的无限扩张除了满足野心家的虚荣心外对人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美国人民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才放弃了武力谋求领土的野心。

    对于现代的开放社会来说,国家主权的边界越来越小。在欧盟国家间,商品和人民都可以自由流动。自从欧元发行后,货币也不再是国家主权的范畴。交换和不交换权(即WTO的贸易权)归人民所有而不是归国家所有。国家主权和私人所有权不再是从属关系而是覆盖关系。美国人可以到日本买卖房地产,日本人也可以到美国买卖房地产。但是美国不能在日本开法院设监狱,日本也不能在美国开法院设监狱。

    要说美国为了石油打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为什么美国不像中国一样强拆?用推土机把他们的房子平了,作为补偿给伊拉克人每家建一套房子。这是因为美国承认伊拉克的主权归伊拉克人民所有而不是归萨达姆所有,不是归美国所有。美国要想得到石油必须向伊拉克人购买,而不能用强行拆迁的办法直接开发石油。这就是说美国承认交换和不交换权归人民所有而不是归国家所有。

    当国家主权和私人所有权是从属关系时,国家主权是私权的一种,是家天下。国家主权对私人权利的侵犯是合法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土地是国家的,国家叫你住哪你住哪,否则就拆你的房子。当国家主权和私人所有权是覆盖关系时,国家主权是公权利,国家主权只能保护私人所有权而不能侵犯私人所有权。砸日本车就是把国家主权和私人所有权混为一谈的愚蠢行为。日本人正是看中了中国人分不清国家主权和私人所有权的区别这一弱点,通过购买粟原家族的私产骗取国家主权的。

    六、按照占有的时效原则

    中国要想获得钓鱼岛的主权,就必须承认粟原家族的所有权,向美国和日本保证粟原家族的私人所有权永远不受侵犯,不被强拆。这就需要中国接受私有产权的边界大于国家主权边界的法律理念。当中国放弃以武力谋取领土的主张后,就等于在法理上和美国站在了一边。当中国接受了交换和不交换权归人民所有而不是归国家所有的理念后,中国和美国意识形态的冲突就消除了。这个时候再对美国(而不是对日本)说,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把钓鱼岛给日本是不对的,应当从日本手中要回来给中国,不迟。这符合法定程序。

    如果中国认为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确立武力界定主权的合法性。中国与俄罗斯结盟夺取钓鱼岛的主权,那日本就会和美国结盟确立武力界定主权的非法性。一方确立武力界定主权的合法性,另一方确立武力界定主权的非法性,世界大战将不可避免。

 

 

 


发件人:非洲研究中心<pkucas@pku.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北大非洲研究中心<pkucas@pku.edu.cn>+时 间:2013年03月12日 09:37 (星期二)附 件:1个(《北大非洲电讯》第129期-2013年3月12日(Peking Univ ) 查看附件《北大非洲电讯》第129期-2013年3月12日

帝国主义者还是利他主义

----美国中央情势局的罪恶勾当和劣迹班班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李安山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于3月5日去世,这位年仅58岁的拉美左派阵营的杰出领导人的逝世引发了诸多疑问,其中之一是“阴谋论”,即美国为阻止拉美左派结成联盟,利用先进技术致使查韦斯及多位拉美领袖几乎在同一时期身患癌症。这种“阴谋论”能否成立需要证据。值得注意的是:为何人们会提出这一疑问,这只能从美国的所作所为来分析。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就战后国际关系而言,可谓劣迹班班。我在90年代写《卧榻雄狮卡斯特罗》时曾参考过《中央情报局与情报崇拜》(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1974)。作者之一马凯蒂(V.MARCHETT)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14年,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办公室参谋,另一位作者马克斯(J.D.MARKS)是国务院官员,曾担任情报司司长的参谋助理。此书在出版审查时被删除339段,后作者提出诉讼,最后出版时仍删掉168段。

    该书大量揭露了中央情势局的罪恶勾当,其中谈到“情报局对毒品的兴趣并非一时性的,它派遣一名官员走遍拉丁美洲,购买各种能引起幻觉的麻醉品,以便用于情报活动和隐蔽行动。”然而,起草报告的官员奉命“不得在报告中提到任何有关使用毒品的研究计划”(221页)。我们也知道,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曾躲过了634次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暗杀,手段可谓千奇百怪,感兴趣者可参考《CIA在古巴》和拙作《卧榻雄狮卡斯特罗》的第22章。

    放眼全球,任何出现混乱的地方都有美国插手的痕迹,朝鲜半岛、中南半岛、中东地区、阿富汗、伊拉克、东亚地区等。目前,美国虽遭遇经济困境,但在重返亚洲后,近来在非洲动作频频。除建立无人机基地外,3月6日又决定向非洲增派海军陆战队,借口是对付恐怖主义威胁。究竟什么是恐怖主义?谁在制造恐怖主义?前几天我在与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交流时问道:“美国向非洲35个国家派出军队意在何为?这不是制造麻烦吗?”

    《中央情报局与情报崇拜》的作者在结尾时指出:“世界各国完全有权不准任何外界力量干涉它们国家的内政。美国在批准联合国宪章时曾庄严宣誓拥护这项权利,现在理当恪守誓言。那些从事海外干涉的机构无视并破坏美国的宪法过程,并对国内民主制度造成威胁。作为一个强国,美国完全能够爬出泥坑,并根据建国理想来执行自己的外交政策。”(354页)

    近40年过去了,美国似乎并未爬出泥坑,反而越陷越深,呜呼。本期刊载了《中国在非洲:“帝国主义者”还是“利他主义者”》,这是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Babette Zoumara同学发表的英文文章,这位中非共和国的博士研究生将文章寄给我,它代表了非洲青年知识份子的一种看法。

    中心活动

·2012年12月,非洲研究中心成员、博士候选人王春燕的论文《冷战后美国对非洲“大湖地区”的战略探析》在《亚非纵横》第6期发表。
·3月3日,布鲁金斯研究所访问学者孙韵访问中心,就中国对非政策的制定和中非关系等问题与潘华琼交换意见。
·3月3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生RAJ VERMA访问中心,就中国与印度在非洲投资石油方面的对比研究与李安山交换意见。
·3月4日,李安山、王成安和王南受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等学会委托访问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就2013年学术会议筹备事宜与苗副校长、国际合作处副处长翟风杰老师和潘良老师进行交流。
·3月4日, 埃塞俄比亚自由作家、非洲领导力研究者Dr. Yene Assegid和南非自由职业者尚可安先生访问刘海方。
·3月5日,几内亚驻华大使马马迪·迪亚雷博士(DR.MAMADI DIARE)访问中心,就非洲和马诺河流域发展问题与李安山和潘华琼交换意见。
·3月7日,欧洲联盟驻中国和蒙古代表团政务处一等参赞冯梦锐女士(Marina Vraila)到访非洲研究中心,与刘海方交流中非合作及金砖国家组织等问题。

 

 

 

发件人:wangzhanyang56 (wangzhanyang56@sina.com)收件人:zdjun 时 间:2013年03月12日 18:07 (星期二)附 件:1个(王占阳:政改路线图与人大改革路线图.doc ) 查看附件

政改路线图与人大改革路线图

中央社会主义学员教授 王占阳

2013年3月10日美国《侨报》

    《侨报》编者按:年年有“两会”,今年大不同。本届“两会”,中国的“新内阁”将选出。由这些新老面孔组成的高官群像,象征着中国最高层级的权力结构,左右着中国未来五到十年的发展走向。尤其是热点国家机构,知识精英、底层民众、海外华人都寄予了无比期待。本报邀请一批专家学者,就这些热点进行解读,共商“国是”。
  全国人大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地位上相当于其他国家的议会。如何通过改革,发挥人大在大陆政治生活中的更大作用?
  政治学者王占阳勾画的“政改路线图”指出:未来十年,前五年以充分实现新权威主义政改为重点,后五年以全面展开和实现县级民主改革为重点。民主化进程又可分为两大阶段:先用20年时间(2017-2037)实现初步的民主化,再用10年时间(2042-2052)达到以全面直选为基础的高度民主。在上述政改路线图中,人大改革首先是新权威主义政改的重要内容,进而又是民主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县、市、省、中央民主化逐步推进,最终实现邓小平设想的到本世纪中叶实现“高度民主”的伟大目标。

    最近高层强调改革要有路线图,这是积极的。政改不能随波逐流,否则它就会翻船。政改特别需要理性的力量,而符合普遍规律、普遍原则和客观实际的政改路线图,就是一种重要的理性力量。  

    一、未来政改路线图(2013-2052)

  从总体上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有两种类型、两种阶段。一是新权威主义的改革,即在威权政体框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有限推进现代政体建设的政改。从十三大到十八大,所有政改都是这种类型的改革。二是民主改革,即以逐步落实普选制为基础的系统的民主法治建设。这就是尚未出台的新政改。
  如果讲政改路线图,先实行新权威主义政改,然后再适时转入民主改革,这就是最根本的政改路线图。这是邓小平理论和十三大报告已经提出的最根本的顶层设计,也是中国政改和现代化建设走向成功的历史必由之路。邓小平说得好:中国“在经济上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
  我们应当据此更加深入地考虑中国的政改路线图。
  未来十年,前五年宜以充分实现新权威主义政改为重点,着力完成历史遗留的这类政改任务,同时积极筹备和试点未来的民主改革。
  后五年宜以全面展开和实现县级民主改革为重点,同时继续巩固和扩大县以上新权威主义政改之成果,从而成功地开拓出中共领导的民主化道路。
  未来十年政改能否成功的最大关键,就在于五年后能否转入民主改革。
  这是因为,一般说来,只有通过民主改革才能决定性地把权力装进民主法治的笼子里去,也只有适时启动民主改革才能给人民以希望。特殊说来,目前的所有因素、现象和趋势都已表明,这个时间点实际已是中国安全稳妥地转向民主改革的最后机遇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失去了改革的最后机遇,革命就要登场了,而革命并非中国之福。
  所谓“五年后转入民主改革”,并不是说应当急剧地实现民主化。邓小平说得对:“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
  毋庸赘言,民主化的基础和核心是选举民主化,民主化的发展阶段也应据此规划和划分。
  根据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
  一是先用20年时间(2017-2037)实现初步的民主化。也就是,如果从2017年开始转入民主改革,以每次换届选举上一个台阶计算,中国可以用20年时间先后实现县、市、省、中央四级的选举改革,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综合配套改革。由于这种选举民主还是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选举民主,所以它还是初步的民主化。以此为基础所实现的,也还是初步的民主法治。
  二是再用10年时间(2042-2052)达到以全面直选为基础的高度民主。邓小平设想:“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他又指出,这种普选不是指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普选,而是指包括“高层搞直接选举”在内的“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普选制度。这种普选就是邓小平设想的“高度民主”的核心内容。以此基础的整套民主法治制度就是“高度民主”。

  二、未来人大改革路线图(2013-2052)

  在上述政改路线图中,人大改革首先是新权威主义政改的重要内容,进而又是民主化改革的核心内容。由此,这种政改路线图也就包含了人大改革路线图。简要地说,这种路线图应当是:
  1、未来五年着重深化新权威主义范畴的人大改革。这种改革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在暂未实现选举民主化的现实基础上,参照未来民主化后的理想目标模式,从实际出发,着力推进和实现人大自身的组织结构、会议制度、实际职能、活动方式等方面的改革。虽然这种改革还是有限的,不可能达到理想目标,但也是重要的。
  与此同时,还应研究、准备人大的民主改革,并认真试点。
  2、五年后开始转向着重推进人大的民主改革,即以实现选举民主化为核心的综合配套改革。力争经过2017年、2022年两次换届选举,除在极少数特殊地区外,在县和县级市全面实现这种人大改革,从而使全国70%以上的人口初步进入民主化时代。
  与此同时,还应继续巩固、发展县以上新权威主义范畴的人大改革,并着手研究、准备和试行市级(地级市和省会城市)的民主化范畴的人大改革。
  3、从2027年到2037年,在已经实现了县级民主化的基础上,历经2027年、2032年、2037年三次换届选举,逐级实现市、省、中央三级人大的间接选举改革和相应的综合配套改革,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初步的民主化。
  4、从2042年到2052年,在已经实现了间接选举民主化的基础上,再历经2042年、2047年、2052年三次换届选举,逐级实现市、省、中央三级人大从间接选举到直接选举的改革,以及相应的综合配套改革,从而最终实现邓小平设想的到本世纪中叶实现“高度民主”的伟大目标。

  三、两种人大改革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所说的“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无疑包括了人大民主化。这就是人大改革的根本方向。
  虽然新权威主义的人大改革是在尚未实现选举民主的前提下的改革,它也因此并未超出威权政体的基本框架,但这种改革仍然是以民主法治为方向的,否则它们就不是改革。
  虽然威权政体框架必然会限制它的实现,只有选举民主才能使之充分实现,但在积极进取的官民合力之下,它的大幅推进仍然是有可能的,消极力量对它的扭曲也能得到相当的抑制,这就使之既能满足当前需要,又能为选举改革后的综合配套改革积累相当的要素条件。
  凡在尚未实现选举民主化的地方都应实行这种人大改革。但这种应然性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变为实然,谁也说不准。这是一个充满了偶然性、随机性的地方,我们只能主张尽可能地推进和实现这种改革。
  这种人大改革所应有的主要内容如下:
  1、大幅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规模,使之从175人至少增加到400人左右。其他各级常委会的规模也应适当扩大。
  2、全面实现人大常委专职化。同时试行少量一般代表的专职化,以使“在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的制度得以落实。
  3、大幅延长人大常委会会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定会期至少应在6个月以上。其他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会期也都应当延长。延长会期后,大部份时间用于研讨财政问题。
  4、沿着发展民主法治的方向,进一步改革人大的组织制度、议事程序和会议制度。这方面可做的事情还很多,而且总体上很重要。
  5、大幅提高人大常委会会议的透明度。这在选举改革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尤为选民影响人大决策的关键环节。
  6、以“党作原则性决策、人大详细讨论决定”为原则,继续改革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
  7、规定只有经过人大立法才能征税,并使之落实。政府收费也适用该条。
  8、落实人大的预算决定权,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化和法治化,逐步实现预算硬约束。
  9、将政府审计部门划归人大,使人大拥有审计权。
  10、使人大拥有对于机构编制的决定权,以立法防范行政机构自我膨胀。
  以上各项改革,凡是未能在新权威改革中获得实现的,均应在人大的民主化改革中获得实现。
  人大的民主化改革所应有的核心内容如下:
  1、实行竞争性普选。1949年至今,中国的宪法和选举法规定的都是普选制,但邓小平仍然提出将来要搞普选,这无疑是很务实的。真正落实普选制的关键就在于实行竞争性选举。为此就要对现行选举法进行较多的修订。
  2、实行一党执政制与普选制相结合的新型普选制度。这种普选制的特征主要是:在法律上规定人大70%的席位为政党席,专属中共和民主党派,30%的席位为非政党席,由公民自由选举产生。这就可以既保障中共长期执政、又能展开自由竞选了。
  3、调整人大规模,取消人大常委会,实现人大代表平权化。
  4、在选举改革的基础上,使前述在威权政体中无法完成的改革任务得以基本完成,从而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
  5、随着人大切实成为最高权力机关,深入改革人大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关系,从而实现整个权力结构的民主法治化。
  6、在上述基础上,形成十三大报告构想的“以党领政”的新型政党制度,从根本上告别以党代政的旧政体。
  7、通过间接选举向直接选举的转变,最终实现高度民主。

 



 

发件人:liuguomin2006<liuguomin2006@sina.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 收件人:大军网(北京)时 间:2013年03月27日 12:28 (星期三)附 件:1个(评价思想网站的六项指标兼评爱思想网和共识网.doc ) 查看附件

评价思想网站的六项指标兼评爱思想网和共识网

刘国民

一、第一部分:评价思想(启蒙)网站的六项主要指标

(一)交互性

     交互性指标主要用来评价一个思想网站的互动程度与更新频率。可以用两个极端例子来理解这个指标。在所有的网站中,论坛的交互性最强,但论坛所发表的文章(帖子)良莠不齐,水分很大,缺乏思想网站应有的严肃性、规范性。所以交互性指标虽然重要,但也只宜维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准上,交互性最强的思想网站未必是一个合格的思想网站,也未必是一个好的思想网站。但是,严重缺乏交互性的思想网站则代表另一个极端。例如,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的官网就是一个严重缺乏交互性的网站,这类网站不仅更新缓慢,而且完全只是将其纸质杂志的内容展示在互联网上,可以说其网站只是纸质杂志的扩展版。这样的网站过于本分和内敛,没有传递出哪怕一点点多于其纸媒的知识。所以尽管像《二十一世纪》这样的报刊很权威,但其网站却因为严重缺乏交互性而不能称之为好的思想网站。

    也就是说“交互性”作为一项指标,以适度为好。很高的交互性多半会牺牲网站的水准和质素;很低的交互性则因为严重缺乏互动又没能相对独立于纸媒,会使网站变成一个半死不活的摆设。

    爱思想网和共识网的交互性介于上面两个极端之间,都较为适度。这两个网站的交互性比观察者网、影响力中国网都强一些。其中共识网的交互性更强于爱思想网。所幸共识网的交互性虽高,但并没有高到过度的地步,也没有高到导致网站内容水分过大、质素过低的地步。

(二)意识形态完整性

     在思想者和启蒙者眼里,思想(启蒙)网站传递出来的都是真知灼见,立场相对客观、开明,思想网站的运作者一般不会认为自己有多强烈的倾向性。但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看法,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就会有“旁观者清”的效应,不难发现不同的思想网站的倾向性。这种或明显、或隐晦的倾向性,实际上也带有意识形态效应,传递出一种启蒙意识形态。要想更好地判断这类思想(启蒙)网站的启蒙能力,就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分析。一种意识形态,表面上看只是一种思想、一种政治观,似乎只应是思想史研究者和政治学研究者的研究方向。这种笼统的理解对日常生活中的非专业人士、非学术人士来说,不算太离谱。但对启蒙者来说,要想有效地完成思想启蒙,非得将启蒙意识形态进一步细分不可,在细分的基础上还要全面兼顾。比如拿毛左意识形态或毛左思潮来说,笼统地讲可以将之视为一种思想、一种政治观点,从而将传递毛左思潮的文章放在“思想文化”这样的栏目版块。但对启蒙者来说,仅仅做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经过专门研究者的细分之后就会发现,毛左的理论体系非常完整也非常自洽。毛左的理论既不单单是一种政治观,也不单单是一种哲学观,而是汇集了哲学观、伦理道德观、经济—社会观、法学观、国情观(发展观)、历史观和政治观的完整庞杂的理论体系。甚至可以这样说,一种意识形态所涵盖的学科范围比这里列举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和国情学等还要大得多。

     但是一般来说,即便启蒙者本人也未必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地认为思想启蒙只是涉及到那几个热门学科,比如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除此之外的很多学科都被认为较冷较不相关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样一来,因为忽略了哲学和伦理学,就没法更好地认识毛左思潮,就会出现思想深度的不足和思想广度的不足。实际上对认识毛左思潮来说,子非鱼的《物演通论》一书就是改造毛左的错误哲学观的重要武器,笔者的一些哲学论文也在做着同一工作,但前者的书和后者的论文都基本得不到上述启蒙网站的重视。但是正如上面所述,启蒙者和思想网站相对的功利性和视野的不够开阔,使启蒙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难以获得完整性,或者说思想网站传播的思想较难达到完整的意识形态化地步。

     之所以不愿其烦地用大量的文字来解释“意识形态完整性”这个指标,就是因为通常的观点都忽略了这个问题。直白地说,思想网站传播的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该网站编选的知识很残缺或不完整,又或者只专注于热点话题,那么它所传播出的意识形态也是不完整的。

    众多的思想网站中,在“启蒙”这一目标下意识形态完整程度较高的是爱思想网和共识网、阅想网,影响力中国网、观察者网等网站因种种原因只具备一半的意识形态完整性,其它网站的意识形态完整程度则更低。这一指标也可以将一众人气很高的非思想启蒙网站排除在外,比如很多有名报刊的官方网站人气都很高,但因为主要局限于某一学科,或者侧重点不在思想文化启蒙方面,很多这样的网站就因此不能被视为合格的思想启蒙网站(比如财经网等)。爱思想网代表“意识形态完整性”这一指标的最高水平,该网的这一优势将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详加叙述。

(三)适度聚焦性(范围不太分散)

    前面提到一个思想启蒙网站不应完全围着热点问题转,不能总是就事论事,不能仅仅停留于知其然,要通过深度和广度的拓展来获得意识形态完整性。但同时也要防止编选文章的范围过于分散,导致思想无法沉淀,缺乏必要的浓度,以至于无法聚焦,无法形成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对启蒙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和传播来说,一方面要求有必要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也不能过于分散以至于无法实现启蒙倾向。在这方面,影响力中国网和一些网站的表现都不如共识网。共识网代表“适度聚焦性”这一指标的最高水平,该网的这一优势将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详加叙述。爱思想网和阅想网在适度聚焦性方面也有不错的表现。

(四)前瞻性、深度与启发性(学术影响力)

    什么叫学术和学术影响力,这也是一个很容易让人误解的问题。学术成果当是原创的和有深度的,前人已提出的观点和理论,后面的人再提出就不具有前瞻性,也不再新鲜,不能再视为一种学术成果。但现实生活中除了这个强标准之外,还存在大量的过渡地带、半学术地带和准学术地带。比如某些观点并非学术创新,但其文章的写作手法有新意或更通俗,这样的文章和观点也有其传播价值。比如某些观点提出后还不够完整和细化,其它文章将其细化和点透,则这样的文章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学术性、创新性。但无论如何,评价一个思想(启蒙)网站的学术影响力,仍然要主要依靠上面提到的强标准,同时适当参考一下强标准之外的过渡标准,所以前瞻性、创新性、首创启发性是评价思想网站学术影响力的主要标准。用这个标准来观察一众思想网站,可以发现爱思想网的学术实力和学术影响力很突出,可以说是众多思想(启蒙)网站的榜样。

 (五)人气与知名度(社会影响力)

     任何一个媒体都希望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思想网站这样的网络媒体也不例外。思想网站的影响力包括学术影响力,也包括社会影响力。社会影响力笼统来讲也就是人气和知名度。思想网站发表文章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受关注程度,以及点击量、转载率等都可以反映出一个思想网站的社会影响力,甚至思想网站官方微博的粉丝数量也可以成为一个参考数据。在这些思想(启蒙)网站中,共识网是既坚持思想文化启蒙定位,又获得较大人气和社会影响力的典型网站。但文章的第二部分也会提到,这种社会影响力不等于学术影响力,二者是有区别的,也有各自不同的价值。

    (六)编辑素养与编选方针

    有一种观点认为,“编辑素养与编选方针”这一指标其实可以包含在前面五个指标中,或者说各个思想网站在前面五个指标上的表现基本可以反映出该网站的编辑素养和办网能力。这种观点也很有道理,本文也不需要强行地主张这个指标有什么样的独立性,列出这个指标只是想传达出这样一个观点:编辑素养和编选方针对一个思想网站的水平和影响力有着重要影响,即便各网站都高度重视前五个指标,但不同素养的编辑仍会引起不同网站的水平差距。当然也要客观地看到,“编辑素养和编选方针”这一指标目前来看还只是一个半独立的指标,其一半的内容隐含在前五个指标之中。

    但也要看到,这个指标目前来说应用起来比较困难,而且操作起来稍有不慎就有人身攻击之嫌。在没有足够的材料且没有充足的依据之前,我们不能轻易地说爱思想网的工作人员的水平弱于共识网工作人员的水平,也不适合轻易地说影响力中国网的编辑一定比爱思想网的编辑水平更低。总之,这个指标的意义和重要性大家都不难看到,但如何进行操作和比较则是很困难的。所以目前也只是先列出这一指标,具体的比较还有待于长期的观察和材料的积累。

二、第二部分:用上述六项指标对爱思想网和共识网进行比较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一个思想(启蒙)网站,之所以称其为思想(启蒙)网站,主要是因为其综合了意识形态完整性和适度聚焦性两个指标,并在这两个指标上都有及格以上的表现。否则这个网站就不能被称为“思想(启蒙)网站”,不能被称为“思想(启蒙)网站”的网站自然就不必参与思想(启蒙)网站的排名和评价,自然应该被排除在思想(启蒙)网站排行榜之外。但是,核心思想(启蒙)网站之外的外围网站虽然不是思想(启蒙)网站,但其对核心思想网站文章的转载、关注,仍然可以增加核心思想网站的影响力,从而对思想(启蒙)网站的思想启蒙工作产生帮助。所以在未来可量化的网站评价中,仍可将立场和爱好比较亲核心思想(启蒙)网站的外围网站纳入评价范围,比如财经网虽然不是思想(启蒙)网站,但如果它从共识网转载一篇文章,由于财经网的高知名度和高人气,那么这篇文章的阅读量和影响力就会因此大增,从而体现出对思想启蒙网站的支持。

    但是,本文的立足点仍是思想(启蒙)网站的评价。在明确了何为思想(启蒙)网站之后,由上面的叙述也可以看到,共识网、爱思想网和阅想网是三个很有代表性的思想(启蒙)网站,不妨称之为核心思想(启蒙)网站。其中尤其以共识网和爱思想网的深度和影响力最大,也最有代表性。所以文章的第二部分专门用上面的六个指标对共识网和爱思想网进行比较。

    (一)交互性

    “交互性”这一指标又可细分出如下几个问题:精英定位还是大众定位;更新频率是快是慢;编读互动做得如何。具体到两网,共识网的专栏作者中有不少草根作者、非正统作者和非主流作者;但爱思想网的专栏作者是清一色的正统学者和主流学者,据该网郭主编所说,为了确保该网的学术严肃性,拒绝了很多时评作家和网络学者开设专栏的请求。这也就是说,在专栏方面爱思想网更倾向于精英定位。更新频率方面,由于共识网编辑团队人数很多且多是全职编辑,所以网站内容的更新频率非常快;爱思想网由于编辑团队人数很少且多是兼职编辑,网站内容的更新频率明显比共识网慢。编读互动方面,共识网有一个专门的“读者来信”栏目,常年大量刊登读者来信和以“读者来信”形式出现的商榷文章、争鸣文章,同时还常年策划举办各类互动活动,在这方面表现出色;爱思想网由于人员、经费、精力等原因,无暇举办类似活动,同时为了确保学术网站的严肃性也没有开辟“读者来信”栏目。

    所以很明显地,共识网在“交互性”这一指标上压倒性地胜过爱思想网。爱思想网在这一指标上唯一可安慰的是,由于这一网站并不强势坚持自由主义定位,选稿范围更加宽泛,对国策派风格的文章、毛左派张宏良的很多文章和很多草根学者的另类学术文章都加以刊登,而不像共识网那样有更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所以也吸纳了一部分不同的、另类的和非主流的作者。

    (二)意识形态完整性

    爱思想网和共识网在启蒙思想的意识形态完整性方面比很多网站的表现都好一些。同时爱思想网直接根据学科区分栏目,划分出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新闻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哲学和学界等栏目,涵盖十多个学科并在每个学科(栏目)方向上进行分析和探讨。其网站内容更完整,更能够形成完整的启蒙意识形态,不仅包括当下中国的热点学术问题和社会热点话题,而且也重视各大学科基础知识的积累和发展,显得不那么功利,有一种既想知其然,也力图知其所以然的追求。反观共识网,从创办之初开始,其定位就比较务实实在,甚至可以说近于功利,主要内容围绕着热点学术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走,基础性的知识积淀做得不够也不愿在此方面多出力。正如上面所提到的,由于对哲学知识等看似不“实用”的知识重视不够,共识网在意识形态完整性方面明显不如爱思想网,毕竟单靠热点学科和热点话题是无法构造出完整的启蒙意识形态的,要想有更完整的启蒙意识形态,非得不过度忽视哲学等生僻学科的知识不可。所以在意识形态完整性指标方面,爱思想网明显胜过共识网。

    (三)适度聚焦性(范围不太分散)

    上文已对这一指标的含义做了解释。在适度聚焦性方面,共识网以其专业和强大的编辑团队,时刻捕捉思想启蒙领域的重点、热点话题,并将之汇集起来,其迅捷、灵敏、全面和高效都值得肯定(比如将一些重要学者的重要演讲及时整理出文字版等)。再加上共识网创办以来一直坚持的“热点、重点、务实”定位,使其适度聚焦能力非常突出。这一点是爱思想网所不能比的。所以在适度聚焦性方面,共识网明显胜过爱思想网

    (四)前瞻性、深度与启发性(学术影响力)

    共识网高度重视热点话题和热点标题,更重视话题效应和标题效应,剑走偏锋博人气的色彩比较明显。爱思想网在这方面更迟钝但也更严肃,更有知识积淀。这一点从爱思想网学者专栏的含金量和爱思想网专题的学术分量即可看出。爱思想网学者专栏、专题以及十多个明确的学科分类构成了爱思想网非常强势的学术实力,也形成了其学术影响力。这种学术积淀效应很严肃、很平静,虽然短期内无法形成强大的人气,但其专业性和学术性正在逐渐展现价值。同时对学术影响力的评价,不同于对人气的评价,纯粹的学术著作由于太专业而无法获得像青春文学小说那样的人气,但畅销的青春文学小说再畅销也比不上学术著作的学术影响力。

    应该说爱思想网和共识网都属于思想学术网站,学术性较强,只不过共识网相对于爱思想网显得学术性有点不足。所以虽然在学术影响力指标上爱思想网胜出,并不代表着共识网的学术性就不足,实际上共识网的学术深度正在明显增强,其刊登文章的启发性和深度都在不断提高。所以两网在这一指标上的比较,未来不必不会出现变化。

    (五)人气与知名度(社会影响力)

    无论从文章点击量、网站微博粉丝数还是从网站受社会关注度来看,共识网的人气和知名度都明显高于爱思想网。在这一指标上,共识网占有压倒性优势,并且其在这方面的优势还在进一步扩大。当然也要留意到,爱思想网的前身燕南网和天益网因为网站关闭造成网站人气和流量的大损失,以及其它种种因素,也是如今爱思想网在人气与知名度方面落后于共识网的原因。

    (六)编辑素养与编选方针

    正如上文所说,“编辑素养和编选方针”这一指标较难应用也较难评价,言语稍有不慎就易被误解为人身攻击。两网在这一指标上的表现目前来说难以比较,属于“未知待定不详”事项。目前可以很明显看到的是,共识网有人数众多、各有分工的强大编辑团队,网站内容更新频率非常快,甚至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期间都坚持每天更新(除夕和正月初一都不例外);而爱思想网编辑人数很少且多是兼职,所以网站更新较慢,且很多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但其编辑团队对网站的热忱、兴趣也是非常强烈的,毕竟他们愿意拿出大量的业余时间来维护和更新网站,且这项工作常常在深夜进行。所以,在这项指标上,两网的表现不好比较也不好评价,暂时只能说是各有千秋,未知待定不详。

    三、第三部分:综合判断与结语

    综上所述,评价思想(启蒙)网站的好坏有六大指标:交互性;意识形态完整性;适度聚焦性(范围不太分散);深度与启发性(学术影响力);人气与知名度(社会影响力);编辑素养与编选方针。

    交互性方面,共识网胜过爱思想网;意识形态完整性方面,爱思想网胜过共识网;适度聚焦性方面,共识网胜过爱思想网;深度与启发性(学术影响力)方面,爱思想网胜过共识网;人气与知名度(社会影响力)方面,共识网胜过爱思想网;编辑素养与编选方针方面:待定不详未知。

    在这六个指标的定性评价中,共识网有三项指标占优:交互性、适度聚焦性、人气与知名度;爱思想网有两项指标占优:意识形态完整性、深度与启发性(学术影响力)。另一项指标“编辑素养与编选方针”,两网看起来各有亮点或者待定未知。

    综合判断,共识网得人气和社会影响力,爱思想网得深度与学术影响力。在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启蒙网站中,共识网和爱思想网平分秋色、不相伯仲,各占一部分优势,有较强的互补性,显示了各有侧重的分工和定位。但共识网近年来的气势和人气快速上升,爱思想网在保持自己的学术影响力的基础上,有必要奋起直追。

    注:本文作者长于定性评价,弱于定量评价。欢迎有志于“思想(启蒙)网站评价”这项工作的学界同行多在定量评价方面展现能力,届时也可很好地补本文在定量评价方面的不足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时 间:2013年03月28日 13:39 (星期四)附 件:5个(我对台湾问题的思考.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我对台湾问题的思考

晓星

2012.7.15

    1900年,台湾籍诗人丘逢甲乘船去南洋。时当农历二月十三夜,一轮明月从碧海跃上天穹,水天相连,晶莹澄澈。诗人触景生情,不禁感慨道:“人间万事纷变灭,方见月圆旋月缺。四万八千修月仙,玉斧长劳竟何说。”

    如果用月亮来比喻一个民族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华民族显然还没有到“月圆”的时分,还有待千千万万的“修月仙”共同努力。两岸分治六十多年了,其间出生者已有三四代人,更有无数的人带着遗憾而离去。凡是与神州大地血脉相连者,不可能不感受到这种分裂的创痛;凡是对中华民族寄予热望者,不可能不思考这个民族的未来。有些想法,已在我胸中积存多年。《诗经》有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俗语亦曰:“骨梗在喉,不吐不快。”有些事我可能做不到,但有些话我却不能不说。我的话不可能都是正确的,然而有一点我很自信,我要说的都是我心里想要说的话。

一、两岸分治有其历史必然性

    海峡两岸的分治现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出现的,然而中华疆域内的分治局面,却并非始于1949年。且不说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山头林立,自1927年共产党人拿起武器的那一天起,国共分治的局面就开始形成了。共产党在自己统辖的区域内,不仅自收赋税,自设法庭,自行选举,而且自立银行,自印货币,这不是分治又是什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当时的“国中之国”。国民党政府对红色区域发起的一次又一次“围剿”,从另一角度去观察,无非是想用军事手段结束分治状态而已。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新的选择。“重庆谈判”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争执,归根结底,就是继续维持分治还是加速实现统一。国共两党都以统一中国为己任,但都不愿在于己不利的情况下实现统一。当时曾有一些好心的人士,文有胡适,武有薛岳,都提出过这样的设想:将东北地区交给共产党管理,让他们去搞共产主义实验,在分治的格局中展开和平竞赛,看谁能够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进步。这一建议遭到了国民党最高领袖的断然拒绝。

    六十多年前的惨痛历史昭示后人:宪政不行 则内战祸起,强行统一 则流血千里。在战场上遭受重创后,原先反对分治的国民党当局,被迫提出了“划江而治”的求和方案。“自从兵戈动,遂觉天地窄。”长江毕竟太浅太窄了,挡不住百万乘胜之师的脚步,于是,中华民族不得不面对隔海分治的严峻现实。

    一个民族分裂为两个政权,互相比拼又互相制约,这既是东西方两大政治集团冷战对抗的阴影投射,也是中华民族在旧权威瓦解而新框架未建立时的痛苦徘徊。

    不少人以为,当年要是不发生朝鲜战争,美国军事力量不直接介入台湾海峡,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也许早就解决了。这是过分夸大了单个事件的作用,而忽视了历史进程中的内在必然性。强攻金门岛的先遣部队近万人,因风向逆转、后援不济而全军覆没;好不容易凑集起来的准备渡海作战的舰队,因疏于防备,在吴淞口空袭中被摧毁殆尽;潜伏在台湾地区的中共地下网络,志满踌躇,却因蔡孝干叛变而全线崩溃——这些都发生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难道都是偶然的吗?“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天下无全胜之局,上苍有不忍之心。“解放战争”的血腥狂飙终将止步于滔滔海浪前,历史的天平正开始向失败的一方倾斜。

    国共两党都因实行“一党独裁”而饱受诟病,然而就中华全境而言,其实并没有哪个党能够做到完全彻底的独裁。在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的年代,共产党就是最大的反对党,而且是依靠暴力争取发言权的反对党。正像当年堂堂国民政府的法令管不了陕甘宁边区一样,共产党执掌大陆政权后发起的一波又一波声势浩大的运动,无论是摧毁旧世界的政治运动,还是拆毁旧世界的经济运动,照样无法席卷台湾地区。这就是分治格局在客观上带来的制衡作用。

    权力是需要制衡的,这是当今文明世界的共识。制衡权力的最佳途径当然是宪政民主。然而,当一个古老民族在宪政之途上正步履艰难的时候,分权自治也是一种不算坏的选择。

    分治,就是在总体无序的政治生态下,强行建立一道藩篱,形成有序对抗的平衡状态;

    分治,就是在整个民族探索现代化的进程中,多几条试验的途径,不至于全挤在一堵墙跟前撞死;

    分治,就是在“政治一体化”的重重阴霾下,为人民多争取一些表达的空间,以保证总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可以发出来。“西方不亮东方亮,阴了南边有北边。” 只要分治依然存在,再可怕的洪水也无法淹没全部疆土,再浓重的雾霾也不能遮盖整个民族。

    俄罗斯的叶利钦在对比中俄两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曾感叹中国有一个香港作为参照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不仅有香港,我们更有台湾。六十多年来,台湾走了一条跟大陆很不相同的道路,从贫穷到富裕,由专制到民主。“天意从来高难问”。不管苍天是有意还是无意,台湾事实上已成为中华民族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实验区。台湾人民所取得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不那么成功的,都将有助于整个中华民族选择正确方向和减少转型代价。

    如果没有台湾人民的实践,我们会天真地以为,只有通过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只有使用暴力活活斗死了成千上万的地主和富农,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铺平道路。如果没有台湾人民的实践,我们会沮丧地以为,一个政治人物只要爬上了权力巅峰,就将被永远供奉在神坛上,即使他犯下了惨绝人寰的滔天大罪,生前照样不受惩罚,死后依然无法清算。

    如果没有台湾人民的实践,我们会恐惧地以为,对待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政党,人民只能像侍奉亲爹亲娘一样永生永世供养它,因为它一旦下台,就意味着千百万人头落地,人民从此就再也看不到太阳了。如果没有台湾人民的实践,我们会悲观地以为,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获得的普世经验,并不适合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中国人由于天生的素质低下和冥顽不化,解决政治纷争只能依靠枪杆子而不能信赖票箱子。

    然而,台湾人民用自己的实践,铿锵有力地告诉我们:理论有多重色彩,历史有多种选择,中国并没有模式,一切在自主探索。“我欲仁,斯仁至矣”,世界各国人民能够做到的事情,中华民族同样能够做到。

    两岸分治六十年,不管是对抗状态,还是缓和状态,始终是在互动中。只要一方有所动作,另一方必然予以回应,无论这种回应是正面的、反面的 还是侧面的。就这一点而言,两岸确可谓血脉相连。

    大陆闹“文革”,自我封闭,民生凋敝。台湾恰恰在此期间经济腾飞,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这也成为促使大陆执政者毅然决策改革开放的动因之一,而且是最不愿明说、却最关痛痒的重要动因。因为在两岸分治的状态下,两个政权“谁战胜谁”始终是最大的政治。

    大陆经济的快速增长,反过来又对台湾形成了压力。尤其是1989年北京发生的不幸事件,深深刺激了台湾人民,进而加快了社会变革的步伐,军队脱离党垄断、公民直选领导人等等相继成为现实。

    台湾的民主化进程鼓舞了大陆人民,也令大陆执政当局惶恐莫名。“三个代表”这一说法的强力推出,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因应台湾地区政治生态巨变 给大陆人民带来的心理冲击,而这一点恰恰是为许多观察家所忽略的。

    有人曾担心,中国大陆的改革进展到一定阶段后,将因失去动力而停滞不前。如果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种担忧并无必要。一个党 固然有私利束缚,一个民族 同样会因循苟且。然而,正是两岸分治的格局,保证了整个民族在转型过程中无法停下脚步。中国尚未统一,就是最沉重的现实压力;两岸和平竞争,就是最强大的改革动力。经济贫困,将淘汰出局;政治落后,照样被人民唾弃。因为人民不仅向往富足和安宁,同样渴望在更自由、更民主、更符合人性的制度下生活。“东家种竹,西家治地”,中华民族内部的这种血脉联动,无论多么坚固的政治屏障也休想隔绝。

    “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中华民族既受累于两岸分治,又受惠于两岸分治。这两方面的作用同时存在,至于哪一方面更大些,则要看两岸执政者的政策导向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化。

    从近三十年的状况来看,应该说 后一方面的作用更趋明显。中华民族被迫分裂为两个政权,既是难以抚平的历史创伤,也是走出旧格局、步入新轨道的契机。对于大陆的改革事业来说,台湾跟香港一样,不仅是参照物,更是助推力。正是两岸分治的格局,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实践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资源。回溯千年华夏史,即使在皇权专制登峰造极的年代,空间性、地域性的差异 不但始终存在,而且也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内部动因之一。在中华疆域内,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我们为什么不能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些呢?

    台湾海峡风和日丽航路畅通,两岸人民安居乐业频繁往来,这是两岸关系现阶段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根据近年来台湾地区的民意调查,尽管在发展方向上分歧严重,但赞成“维持两岸现状”的民众仍占大多数,这说明两岸分治在现阶段是最安全且最具正面意义的。两岸分治六十年或一百二十年,在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上都不过是短暂一瞬,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能超越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去急切追求心目中的“伟大目标”。经验早已证明,凡是不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而强行超越者,带给人民的必定是灾祸。

    我们以最大的诚意期盼祖国统一,但我们并不迷信“统一”。正如经济学上的“顺差时代”未必优于“逆差时代”一样,一个领土完整、治权统一的国家,带给人民的未必就是幸福。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 早已警示我们,在党权高于民权、舆论强行一律的专制政体下,统一的面积越广,饿死的民众越多。春秋战国时代 涌现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群星璀璨,辉耀千载,令后人只可仰望而无法超越,其原因就在于 那是一个既没有“统一号令”也没有“标准答案”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统一号令”误了我们的民族,“标准答案”毁了我们的后代。

    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分治还是统一 并无必然联系。六十多年来,中华民族正是在分治中成长,在分治中壮大,在分治中走向现代文明。只有当两岸在各个层面的交流 几乎都没有障碍了,当两岸人民在未来方向上取得了高度共识后,当两岸的大多数人都感觉到 继续维持两个政权成本过高而价值越来越低时,一种更高形态的融合 将水到渠成势不可挡,和煦的春风将翻开中华民族史册的崭新一页。在那个伟大的时刻到来之前,一切焦虑和躁动都是无济于事的。

 二、不能回避“中华民国”的存在

    要想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何公正地、合理地、妥善地对待台湾现政权,这是大陆人民和大陆政府无法回避 也无法绕过的一道坎。

    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中华民族分裂为两个政权,一个叫做“中华民国”,一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历史较为长久些,但管辖的实际面积较小;另一个管辖的面积较大,而且目前占据着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是光天化日之下男女老少人人可见的现状。世界上确实只有一个中国,但世界人民目前看到的 只是一个分裂的中国。

    非要说1949年以后的“中华民国”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那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因为那不是事实;但要说1949年以后的“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政权也已经寿终正寝,同样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事实上,仅就治权而言,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管理权鞭长莫及,终有管辖不到的一块地方。

    两个政权的对抗史,就是无数同胞的血泪史。且不说血沃千里的残酷内战 摧毁了无数个幸福安宁的家庭,在两个政权激烈对抗的岁月里,两岸互相“抓特务”、“除内奸”,而且都是神经过敏草木皆兵,又戕害了中华民族多少优秀人才!

    在国际舞台上,两个政权为了争夺所谓“唯一合法”的地位,“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极力诋毁和排挤对方,丢尽了中华民族的脸面。大陆的政权曾经有22年时间被排除在联合国大门之外,有人以“孤立中共”而自鸣得意,实际受伤害最深的还是大陆民众;同样道理,自1971年10月台湾方面的代表被迫退出联合国后,整整40年过去了,不管我们这边怎样解释,终究是亏待了台湾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华民族的合法政权。正因为两者都是合法政权,所以才需要展开平等的对话和谈判。如果一个是合法的,另一个是非法的,那还有什么好谈的!“一个中国”原则的精义,或可概括为:政权虽分两个,国土不容分裂。前半句话,大陆方面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默认的,不管是不是真心情愿。要不然,两岸之间签署了那么多涉及经贸、交通、司法、教育等方面的协议,又该如何解释?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治权统一的时代,也有过治权分裂的时期,有时候出现的政权 还远不止两个。例如为史家津津乐道后来又通过演义小说而家喻户晓的魏蜀吴三国即是。这三个相互抗衡的政权,究竟哪一个最有资格代表汉家正统,古人在这上面纠缠了许多年,“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穷诘”;然而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个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吗?“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古今一理,岂不信然!

    一个政权是否已经终结,不能凭借主观想象,只能依据客观现实。六十年来,这个被称作“中华民国”的政权,有效管理着台澎金马地区以及南海的部分岛屿。正因为那面旗帜至今仍在飘扬,我们才有理由宣称,上述地区仍在中国人的牢牢掌控之中。仅就这一点而言,这个政权同样功不可没。公然否认这个政权的存在,就等于说1949年以后的台澎金马地区处在无政府状态,这是将党派利益置于民族尊严之上,自欺欺人莫此为甚。“实事求是”的万丈光芒,假如连这样大面积的一种事实都无法照见,那还有什么科学性可言!

    行文至此,不能不说一说台湾现政权的那面旗帜。一个政权总要有一种象征物,旗帜就是一种象征物。那面旗帜,曾经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至今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遗憾的是,我们中间有些人似乎患了一种很奇怪的“集体失忆症”,能够娓娓述说五千年未曾中断的历史,却偏偏看不见近在眼前的事实。

    我们不应该如此健忘——那面由辛亥先烈陆皓东设计、孙中山先生亲手改定的旗帜,自从被国民政府采用后,其图案、颜色至今没有改变过。那时,五星红旗远没有出现。我们不应该如此健忘——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无数中华儿女前仆后继浴血疆场,就是为了保卫那面旗帜所代表的民族尊严和疆域完整。那时,五星红旗并没有出现。我们不应该如此健忘——在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凯歌声中,中华民族正是擎着那面旗帜,与美、英、苏等国一起,创立了旨在维护世界和平的联合国组织。那时,五星红旗仍然没有出现。

    内战造成的残酷现实,并不能改变事物的本来面目。只要我们不带偏见地直面历史,就不能不承认,那面旗帜 同样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之旗,同样应当受到应有的尊重。对那面旗帜的尊重,就是对中华民族既有历史的尊重,就是对生活在台澎金马地区的两千三百万同胞的尊重,就是对至今仍同台湾现政权保持着感情纽带的一部分海外侨胞的尊重。

    在两岸就相关问题达成政治协议之前,作为政府公务人员有必要谨言慎行,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民间交往中,比如学术、文化、体育等活动,就不应该有那么多忌讳。其实,台湾有很多人 早已不忌讳大陆的五星红旗了,我们又何必要忌讳那面旗帜呢?生活在三江五岳怀抱中的人,应当具有伟大的襟怀,不能那般小肚鸡肠!如果连普通的赴台旅游者都心怀怵惕,像躲避瘟疫似的回避那面旗帜,其结果只能是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

    台湾问题不同于香港和澳门,不存在“回归祖国”一说。近代历史上,台湾确曾被东邻侵占过。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驻台总督安藤利吉在国民政府代表陈仪面前 签署降书,那是1945年10月25日。毫无疑问,从那一天起,台湾宝岛已经顺利回归祖国。1949年以后出现的两岸对抗和分离,虽然也有外部势力横加干预的因素,但就本质而言,终究属于中华民族内部的政治纷争,以及由这种政治纷争所导致的两个政权并峙的现状。要一个政权向另一个政权“回归”,那是损人颜面、伤人自尊,是一部分同胞所无法接受的。两岸的政治分歧,只能通过地位平等的谈判来解决。

    在两岸分治时期,祖国应当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不能说只有大陆才是祖国,台湾就不是祖国了。大陆和台湾,都是祖国的一部分。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爱国主义;热爱“中华民国”,同样是爱国主义。爱国不分彼此,爱国同为一家。

三、试说“一个中国”的新定义

    “一个中国”是大陆方面始终坚持的原则立场,也是海峡对岸高度敏感的禁忌词汇。尽管大陆方面在公开场合已不再刻意强调“一个中国”的具体所指,而代之以“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类模糊说法,可是许多台湾同胞仍对此戒心甚重,生怕掉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陷阱。我想,假如我长期生活在台湾地区,恐怕也会作如是观,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目前毕竟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人想借助“一中各表”来解决当下的难题,可谓苦心孤诣。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表述方式,破解僵局或可一用,维持长久终非胜算。因为它代表的仅仅是一种暧昧的默契,更多出于一厢情愿,而非各方共识。其实谁都明白,失去了共同目标的“一中各表”,无非是隐性的“两国论”。中华民族不能老是在灰色地带“打太极拳”、“摆八卦阵”。“一中各表”终究是要过渡到“一中共表”的。只有能够共同表述的“一中”,才是可信赖的“一中”,也才是有前途的“一中”。

    然而在目前阶段,“一中共表”谈何容易! 正像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一样,“一个中国”也有过去时段、现在时段、未来时段。从1949年至今,是现在时段。这个时段的特征是,两个政权对峙,谁也代表不了谁;小处或可通融,一旦到了关节点上,谁也不肯让步。无论双方怎样绞尽脑汁来“表达善意”,表述出来的 仍然是一个分裂的中国。这是“一个中国”在现在时段所无法摆脱的尴尬。

    我想,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一个中国”的定义 往前移动一下,放到未来时段中去表述呢?两岸为什么不可以就未来方向达成共识,共同缔造一个新中国呢?这个未来的中国,当然也要有一个名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大陆领导人曾在不同场合一再宣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包括国号、国旗、国歌。”国家名称从来就是人定的而不是神定的,凡是人定的东西 都是可以讨论和修改的。也许太鲁莽,也许太超前,我还是忍不住想给这个未来的告别了分治的新中国 拟一个名称。我私心偏爱“中华共和国”,理由有三:

    第一,本着“两岸平等”的原则,两岸现有政权的名称,要么都不动,要动只能一起动。

    第二,这个新名称,对于两岸目前的名称 改动较小。在大陆方面,只要去掉“人民”二字即可;在台湾方面,只要去掉“民”字加上“共和”二字。

    第三,这个名称是有出典的,出自邹容《革命军》,而这位年仅21岁就为民主共和献出了生命的先驱者,至今受到海峡两岸的共同尊敬。

    我们承认现状,但我们并不满意这个尴尬的现状。人民有选择前途的自由,也有憧憬未来的权利。我并不强求别人的赞同,在我的心目中,“一个中国”就是未来的“中华共和国”。只要两岸确认了共同奋斗的目标,那就意味着,现在时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只是过渡阶段的产物;既然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那就意味着,在这一进程中的各方都是平等的,无所谓谁是“中央”谁是“地方”。俯瞰神州,“一个中国”终究是破碎的现实,怎么也美好不起来的;放眼未来,“一个中国”才是绚烂的理想,鼓舞人民勇敢前行。“一个中国”,在现在时段表述,天地逼仄,左支右绌;“一个中国”,在未来时段论述,天空海阔,月朗风清。

    这个未来的“中华共和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架构,由于历史尚未进展到这一步,其细节目前很难描绘,但有一些愿景是可以展望,也是应当展望的。

    统一后的中国,将是一个包容相当广泛的政治共同体,可能会吸纳世界上若干联邦制国家的优点。在国土不分裂、外交不重叠的前提下,一国两制或一国三制或一国四制,都是可以探讨和设计的。

    中华民族历尽劫波后的再一次统合,将不再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僵硬的“大一统”,而是宪政基础之上的统一与分治的有机结合,是在主权共享之下的多种自治模式的共存共荣。

    统一后的中国,将诞生一部为各民族、各地区、各党派共同拥护的共和宪法(或曰共和大纲)。这部宪法 将成为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的“定海神针”。共和宪法中,将不再出现任何政党的名称,也不再有任何个人的名字。在共和宪法的指导下,各党派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都拥有自己的宣传阵地,可以自由地表达各自不同的信仰和观点。但任何党派都不得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是非观强加给全体国民,任何党派都不得鼓吹以暴力手段解决政治纷争——谁胆敢进行这样的鼓吹,谁就将遭到全体国民的唾弃。

    统一后的中国,军队将完全国家化,任何党派都不得直接操控或组建军队。目前在海峡两岸各有一支军队。这两支军队,既是保卫中华疆域不受侵犯的利器,在一定条件下又可能成为内战的工具。期盼这两支军队最终能够合而为一,期盼在中华大地上彻底结束祸延百年的军阀政治,这是海内外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军队国家化乃是必由之路,舍此别无他途。历史已经证明,在落后的政治生态下,由专权的政党和政党之间 商谈什么“军队统一”问题,无异于与虎谋皮。

    怀抱宪政强国、民主兴邦的宏伟理想,反观中华疆域内的现状,尤其是两岸政治生态的落差,我们不能不清醒地意识到,现在还远不是谈论“统一”的时候,前面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其实,国号、国旗、国歌都是技术性问题,只要时候到了,都容易解决的。真正困难的是,在国家理念、人民主权、政党地位等一系列问题上,两岸尚存在重大分歧,而且这种分歧 至今尖锐对立无法调和。台湾海峡目前风平浪静,这仅仅是表面现象,两岸之间更深层次的较量,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中。摆在我们面前的 也许只有两条路:要么用暴力手段去改造对岸,使之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要么用和平手段改造我们自己,使自身脱胎换骨,两岸人民携起手来,共同为“一个中国”注入崭新的内容。

    为什么被叫得震天价响的“一个中国”,不但没有出现预期中的感召力,反而让台湾同胞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反感?原因无需外求,缺陷就在自身。这个似乎在政治上无比正确的“一个中国”,其实是狭隘的、空洞的、苍白的。说它是狭隘的,因为它始终固守党派立场,无法正视中华民族的分治现状,所谓“主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离不开一党利益的最大化;说它是空洞的,因为除了一往情深的领土概念之外,现代文明国家应当追求的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内容,在这里全然不见踪影;说它是苍白的,因为伴随它的只有民族主义的喧嚣,然而经验早已证明,背离了民权和民生的“民族主义”,不但毫无血色,而且居心叵测。

    我们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是追求和平的中国,还是崇尚暴力的中国?是宪政民主的中国,还是独裁专制的中国?是各民族、各地区人民平等共享的中国,还是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一切作威作福的中国?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一个已经被问了无数遍的老问题。想当年,国民党政府也是以“统一中国”为号召,动用国家机器强力推进“剿共大业”。满怀悲愤的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基于一党私利的“统一中国”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言辞凿凿,声犹在耳。现在,轮到普天下人对共产党发出同样质问的时候了。

    “统一中国”不是至高无上的,在其上还有更加崇高的理想追求,还有更加神圣的评判标准,那就是人权和正义。如果“统一”与人民幸福相抵触,我反对“统一”;如果“统一”与社会正义相违背,我谴责“统一”;如果“统一”的局面反而使得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人民的自由表达的空间被大大压缩,如果“统一”意味着更多的青山绿水将遭污染、更多的雄鹰骏马将被阉割,如果“统一”的结果只是让少数权贵又获得了三万多平方公里可以跑马圈占的土地和两千多万可以任意驱使的民众,那么我说,这样的“统一”还是永远不要实现为好。

    统一应当与进步并行,而不是逆行。统一所带来的,应当是更加民主、更加开放、更具包容性的社会,而不是相反。统一政令不是我们追求的根本目的。我们的最大愿望,是要让居住在中华疆域内的所有人 都过上安宁、富足、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要的是一国良制,而不是一国恶制。在优良的制度下,生活在这边,还是生活在那边,其实都无所谓;而在恶劣的制度下,无论生活在哪里,都备感压抑和痛苦。如果说两岸至今仍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那么归根到底,就看谁的制度能够最终赢得人心。

 

 

 

发件人:LUYI<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时 间:2013年03月28日 13:39 (星期四)附 件:5个(我对台湾问题的思考.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吴敦义访谈录

明报专讯

    台湾副总统吴敦义12月11日在台北总统府接见到访的香港新闻界友人,在响应有关中共十八大会议的提问时说﹕我看各界会比较关注的新的事情是中共十八大文件当中第一次出现的九二共识,第二是对于两岸在终极解决之前的特别安排。所谓终极解决,到底是统、还是独、维持现状直到永远,这都是可能的选项,因为全世界数千年来有很多不同的形态的,但是不管形态怎么演变,终究还是以民为主。所以各位稍稍回顾一下。

    今年4月1日,我在就任副总统前,中间有一段是平民身分,我可以出席博鳌论坛,我跟李克强先生有会谈。我过去曾经担任立法委员,同时也是国民党秘书长,有机会第一次踏上大陆访问。我在08年的5月,吴伯雄担任国民党主席时,我是秘书长,在5月26日出发,应胡锦涛总书记的邀请,26日在南京谒中山陵,28号到北京会见胡(锦涛)先生。后面也持续去了几回,包括08年的奥运,再度到北京,到上海,也曾经去重庆、天津、福建,碰到的人好几个这次都入了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俞正声、张高丽、王岐山,博鳌也见了李克强。

    我们都会留意他们十八大的情况。我现在扼要说明,人类不管政治形态怎么变化,两岸是自有人类以来,从未有过的状态,这是我研究过历史,加上对实务、对政治各个领域的了解,这是非常特殊的,自古以来人类从未出现过台湾海峡两岸这种状况。中华民国百年老店公司虽小业绩优良。

    先说很简单的道理,中华民国是1912年建立在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我们两头看,拿现在全世界都懂得的什么叫公司,也懂得什么叫国家。我们这个国家1912年就成立,不过,在1940年代,基于主客观、内外环境的变化,也许也包括经营的政策未必适当,加上情势变化很大。两个情势:第一,打了8年抗战以后,另一个团体(指中共)用不同的力道在发展自己,结果你1945年终战之后 ,大量裁军,你这里裁掉50万,那边就接收50万,你裁200万,他接收200万,敌长我消,人数装备那就差距不大。当然还有内在的,包括组织本身的松懈、风纪的劣化、人民的观感、重大的转折等等,因素很多。无论什么因素,这个中华民国终究比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长了30几年。

    我们如果拿公司的理论来看,中华民国股份有限公司乃成立于1912年,不过在1940年代经营失当,丧失了大半的营业区,营业额锐减,并且迁到台湾分公司,合署营业。但是这个公司还是存续的公司,中华民国股份有限公司并没有消失在全世界的企业名录当中。只不过当年很大,现在比较小。尽管小,但在全世界200个国家当中来说名列前茅,规模、出口、竞争力等方面都排在前列。这个国家的国家竞争力,在美国的商业 投资风险评估中,是全球第3、第4。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做的国家竞争力评比,今年是名列第7。政府的效率从以前的20几,今年排第5。世界经济论坛的竞争力评比,台湾排13,企业的竞争力全球最好。另外一个按国家分等级,中华民国去年开始列为创新驱动的国家。福布斯评台湾为最适合经商的国家,全球第16。过去世界银行评全世界经商环境,台湾今年进步到15位。所以这个中华民国从自由度、民主、法律法制、保障人权,都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

    美国国务院有一个关于人权的重要调查,就是贩运人口,评鉴全世界,这3年中华民国都是第1级的,就是人口贩运接近绝迹,这在全球不多。美国只给全世界37个国家免签证待遇,当中30个在欧洲,在亚洲,台湾是第5个。所以中华民国的质量是受尊敬的,受信任的 ,也受欢迎的。我们马总统接任的时候,54个国家给我们免签,现在我们有131个国家给予台湾护照免签证待遇,我可以预告,不久还会有第132个。全世界我们有邦交国才23个,说明我们受尊敬、受欢迎,也受信任。我讲这些,是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又有领土,又有主权,又有人民,又有政府,每天高铁不断地运行,我们的部队照样在演练,在捍卫我们的国土,各个公司正常营业,报社天天出版,电视不断地播映节目。我们是自由自在,而且国家的主权,法院司法独立,我们的国会其活泼度全球知名,我们政府的效率也让台湾这样一个缺少资源的国家,在全球评比中都名列前茅,这是不容易达到的。

    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公司,当然论规模、营业额,是远不如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股份有限公司,可是论这个公司经营的效率,他对公司的治理,他对顾客、对员工、对社会、对环境、对人类文化文明的,我们做的表现是优秀的。不一定是老公司就继续大,以台湾两个公司做例子。统一企业创立于40余年前,创办人高清愿过去是在台南纺织,是统称「台南帮」出身的,他过去对吴尊贤先生等台南帮的吴家是非常敬重,他经常讲「我是学徒出身,吴尊贤先生昆仲是我的老板」。40年前他创办统一的时候,统一很小,当时台南纺织很大规模。可是40年后,统一的营业额,集团的壮大,远超过台南纺织。哥哥是台南纺织,弟弟是统一企业,那现在统一这个弟弟比台南纺织这个哥哥长得高大了、英挺了,「嘿,老哥」,你叫我哥哥,我长比你大。要说父子,不能说你长得比老爸高大英挺,你跟老爸说「我比你长得更高更大,你叫我老爸吧」,不可能,此乃人伦大义,先后有序,所以《礼记》里面「大同篇」讲得很清楚。

    讲信修睦、民主为先,大陆开放、裨益全球这次博鳌会议时,我跟李克强讲的16个字(注:求同存异、两岸和平、讲信修睦、民生为先)里头,我讲到4 个字「讲信修睦」,现在我讲《礼记》大同,给大家考一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个很重要,「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鰥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此大同世界,我们现在还离得很远,但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我们大致上努力在做,我们和平两岸,友善国际,这我们做到了。各种敬老护幼的措施在全球名列前茅,我们尽了养孤育小,我们国民小学国民中学不收学费,还下到5岁的学前免费,我们文明昌盛,既有美酒也有美食,也有美德;我们用自己的选票,不管你信服不信服,多数人决定,谁当 市长,谁当总统,是我们自己选的。我们自己努力经营这个国家。我们经常向老美讲,你看全世界哪里有中华民国这个国家这么真诚、努力的国家诶,而且对你这么友善,你在韩国、在日本驻军,在阿富汗深陷泥沼,在伊拉克脱身困难,在中东也是日夜都有紧急的情况,惟有台湾不用你一个兵在此驻防,中华民国百姓用自己的生命捍卫自己的主权独立和完整,捍卫台湾的安全。要买防卫性武器,也是自己用钱跟你买,我们的人在金马前哨,在台湾各地捍卫自己国家。这是我们中华民国足以自信和自豪,靠自己保卫自己。

    回到两岸关系,为什么「九二共识」这么重要,因为从未试过有过一个国家,他领土以前这么大,被一个集团(夺走大部分)。虽然主权没法互相承认,我们领土在宪法没变更前,还包括中国大陆那一片土地。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治权没有包括她,她治理这个地方也治理了数十年。而且也创造了很大的奇迹,必须承认中国大陆原来走共产主义是很困难的。共产主义是没有办法适应人类的需求。我插一个故事,柏林围墙倒塌时,我很迅速带了一个团去欧洲,围墙垮的时候,往东柏林看,街道老旧,屋宇破秽,车辆都是很旧,绿油油的田园都是灰灰的,表示生长的情形不是非常好。往西柏林一看,一片绿色田园,街道宽广,屋宇新颖,车辆漂亮又快,行人在走看起来都很有洋气。刚入夜一剎,东柏林灯光暗淡,西柏林灯火灿烂。这说明共产主义不可能长久。古代有井田制,中间是公田,外面是私田。那块公田是很差的,私田很好,公田干不干两斤半,公家的没人理。共产主义就这样,干不干都一样。

    邓小平决定改革之后,他让赵紫阳到四川去,万里到安徽,交代4个字「包产到户」。吴敦义你家里6口,给你30亩,一年交8000斤,多的是你的。我拼了,一万五千斤,那还有6000斤是我的。剩下的给老婆买个漂亮的包包,给儿子买个「耐克」,自己买个烟斗。这样,生产力就起了,所以很快隔了两年,四川、安徽发展很快。再两年,又翻了,荒地大量地减少。那时有顺口溜: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这两位的继续高升。他把共产主义最致命的东西去掉,解放了生产力,随后又逐步推动一些解放想象力,发明创造。生产力是有形的,生产稻米等;想象力是文化创意,歌曲呀、科技都发展起来。人类的文明,一个是物质,一个是精神。这两项大陆都做到了,不能说到了顶峰,还要继续进行,但是让大陆不去死守共产主义的教条 面临崩溃。这个我们也要肯定,中国大陆的发展相当程度使13亿多人找到一个新的对全人类有贡献的。所以一个稳定而有自信的开放的大陆,一定对全人类,对两岸有帮助,所以才提讲信修睦。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庞大的存在,军力已经很强,你看「辽宁舰」航母,几乎就是领土的延伸。国家已经很大了,周边会非常不安,所以睦邻很重要。两岸一定要讲信修睦,对亚太其他国家也要讲信修睦。

    我跟克强先生讲,你现在已经很大,两岸要累积足够的互信跟善意,你对四周邻国一定要守信用,睦邻为善,这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根基,对邻居都要讲信修睦,难道对海峡对岸的台湾不讲吗?我就希望双方对主权的争议就会暂时搁置,有九二共识和一中各表,这样就能够将主权争议放在盒子里,用丝巾绑好 ,搁置一下,两方就可以共创双赢,经济、贸易、文化、艺术、体育,各种的往来,各种开展以后,大陆人民来台湾,见识了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他们一定都有很深的感触。我也相信、祝福大陆,他经济这条腿跟大象一样粗,可是政治这条腿跟筷子一样细,我们希望他这个经济不要衰退,这个政治不断地坚实壮大,给他的人民更多的自由、人权、民主,然后终有一天,两条腿都一样很健壮。现在两条腿一粗一细,步履维艰呀。他有这么多留学生,网络无远弗届,打开电视就什么都能看到,当然也会看到,民主走的过快,有时候也会颠颠扑扑;民主如果失去伦理,有时候也是一个忧虑,民主少掉秩序,也会造成不安。

    人类在民主进程中,有优点缺点。台湾现在也不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地方,有一些开放得太大,步伐走得太快,国会有时候也会吵架、乱丢东西;民粹有时候也被鼓动,民众有些忧虑。但自由只有用更自由的方法来矫正,民主弊病也要靠民主的药来治它。两岸未来人民决定, 结婚分居不动干戈让大陆看到,台湾这2300多万人民,虽然人数不是那么多,土地不是那么大,但是他可贵的是实践国父孙中山的建国的理想。这个至少可以彼此切磋,相互观摩。他们有他们的优点,我们有我们的优点,相互减少误会、减少隔阂,终究能走上稳定、和平。至于未来要统,或者要独,或者要维持现状,我们这一代的人智慧有能力做到终结60年的对抗,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搁置争议。我们08年到北京去的时候,跟胡总书记讲了一下,他听起来很有感动。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汶川地震没多久。

    我们吴伯雄主席在823炮战(1958年)的时候,他刚好在前线,在金门当过兵。他讲,我们都没能力去阻止地震,可是只要我们用智慧,能将心比心,我们就能够防止战争,两国就不会打架,就不会打仗,不会互相砍杀。就像礼记大同里面所说,我们人类把这个当作理想和目标,终究良善的心底会走上这条正确的道路,每个人都亲其亲、子其子,还要关爱生态环境,任何的建设都不要破坏环境、伤害这个地球,不要危害邻居,我们到旅馆不要旁若无人。我们在家里楼上楼下都有别人住,不能放音乐震天响,扰乱秩序,这都是最基本的。尽管客人很少,你也不能在这里打赤膊,上厕所不能弄得又脏又臭,烟蒂乱丢,这都是不对的,一定要改善,人类才会往良善的路走。

    所以我对两岸未来的前景,没办法说,我们应该走什么路 ,或者统的,或者怎么样的。我们的马英九总统讲,两岸维持不统、不独、不武现状最佳。至于未来50、80、100年后,假如两岸两情相悦,结为夫妇,不必花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透过民主的程序,他愿意结为夫妇,永结幸福家庭,那有何不可呢?那如果到那个时候,「一人一家代,公妈随人拜」,我们可能同一个祖父,或者同一个曾祖父,同一个高祖父,可是我们不一定住在一起。你在高雄、你在台北、你在纽约,我们都拜同一个公嬷(即祖父母),同一个祖先。道理很简单,同样讲英语的,有加拿大、美国、澳洲、英国;同样一个瑞士,他也有讲普鲁士语的、瑞士语的、法语的。可见不是讲一个语言的,同出一个祖先的,一定要组织一个国家。也不是同一个祖先的,一定就每天都在一起吃饭。各过各的日子,同拜一个祖先,同样尊重一个文化的善良的传统,同样尊重跟爱护、疼惜彼此,就是不住在一起,就是维持现状,只要不发一枪一弹,不流血,经过民主程序,都同意,合二为一,有何不可?都同意,各过各的日子,互相关怀,有何不可?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很简单,我们现在彼此关心互相交流,不动干戈,未来谁都不要强有智慧,「我比谁都厉害」。

    你看欧洲,英国和法国,打过30年战争,打过百年战争;德军的坦克压过比利时,压过卢森堡,德军的轰炸机轰炸过英伦三岛,而联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也横扫法国,最后逼到希特勒自杀。若论世仇之重,英法最深,要论灭族之恨,欧洲大陆和德国势同水火。但是,若为人民故,世仇皆可消。你看欧洲之大,要发展一体化,煤铁联盟,到共同市场,到欧盟,好多国家放弃了象征国家主权的东 西。过去到欧洲,坐火车去十几个国家,还要换外汇,每次出国,提个袋子,我和太太说好重,就在机场放入捐献箱了。签证现在是神根签证,货币是欧元,你看,若为人民故,其余皆可抛,「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人民故,通通皆可抛」。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希望获得北京祝福两岸积累互信,我们也在做,你看香港和台湾有很大改变,原来叫中华旅行社,现在叫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过去两岸虽有海基海协两会,有辜汪会谈,有九二共识,但因不同人的举动,就几乎冻结了,9年未开会。

    马英九总统执政后,恢复协商,派江丙坤先生当海基会董事长,和大陆海协会陈云林先生一道,2008年6月恢复协商,开放大陆观光客,飞机直航,原来还担心直航会不会伤害到香港,现在看香港愈来愈旺,其旺乃无可限制,可见两岸和平稳定发展对两边都有帮助,现在还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司法互助,中医、卫生与医药合作协议,签署了知识产权保护、海关合作、核电安全,还有金融MOU(合作备忘录),总共签了十大协议,现在两岸货币清算机制也基本建立,这都是近4年来的重大发展和突破。

    大陆学生现在有13200多名在台湾,其中2000多人是读学位的,1万多人是交换学生,此刻应有5万大陆人在台湾观光旅游,这是自由行、团客加商务客,团客名额虽每天上限5000,但有时6000多,因为是累计,之前未用的配额后面可补,以逗留8天7夜计,5000加1000自由行再加1000商务客,7000人乘以7,49000人,所以说每时每刻都有约5万大陆客和1万3000多大陆学生在台。两岸彼此认识了交流了,就不会有隔阂误会,不会我不信你你不信我,我们长得很像,讲的话也一样,台湾有台湾的优点,捷运电梯都是靠右上下,左边留一条超车道,你看多好,坐公交车井然有序,捡到的东西出租车司机会送到派出所。有个司机一直开车追一名大陆失主,追到花莲港,客人己登船,司机向港务局报告说,我有个客人丢了钱在我车上,港务局派条驳船去登上大船,将钱包还给失主,非常感动。所以两岸未来只要双方有诚意有善意,我曾对李克强先生讲,我们加入一些国际组织,无关任何意识形态,希望得到贵方的祝福。我的用字是很精准的,我不是希望得到贵方支持,我们不以他们的支持为前提,我只希望我们努力做,很多人会帮我们讲话,你们只要祝福我们就行了,也不必替我们出力,只要祝福就可以了。

 

 

 



发件人:周舵(zhou198989@gmail.com )收件人:chaiziwen <chaiziwen@gmail.com>+时 间:2013年03月14日 19:20 (星期四) 附 件:1个(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修改稿加附录.doc ) 查看附件

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周舵

     初读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还是在将近20年前的1994年,其时我刚从哈佛大学访学返国不久。作者的许多深刻见解,对于我们从小被马克思主义传统教育所灌输的定见,简直就是彻底颠覆性的。例如“民主与自由是矛盾的,不可兼有”;贵族对于自由做出了决定性贡献;英国、法国、德国三国贵族制度的差异,是大革命唯独在法国发生的原因;坏制度最危险的时候,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法国大革命是在繁荣时期爆发的,不是因为民不聊生才革命;文人(文学家)们既不懂政治,又不切实际,却恰恰是他们煽起并主导了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根本没有必要——它既不是必然要发生的,也没有导致什么“彻底改变”;等等。

    近几天又再读了这部名著。下面就谈谈几点感想,最后对于不能再拖延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若干可行性操作建议。

    一 改革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革命崇拜:革命不但是大好事,而且近乎神圣,而改革则被污名化(请注意:革命是个多义词,我这里所指的是法国大革命式的,深入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急剧的、“完全彻底”的暴力变革,而不是仅仅改换坏政府。这也正是马克思的“革命”原意)。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这种价值观仍然深刻影响着众多激进派;而一些改革派也经常会在两边摇摆,或者是理性上赞成改良,情感上则容易趋向激进——特别是当改革受挫的时候。加上我们对于“民主”的理解基本都是激进民粹式的(参看《附录三: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这就使得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蕴含着极大的失败风险。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打碎“革命神圣”的光环,以堵塞激进政治变革的进路;然后,认真研究改革的内在逻辑,以便将“它山之石”,作为我们自己“攻玉”的鉴戒。

     “革命神圣”的主要鼓吹者、政治激进派马克思受法国大革命影响极深,对法国大革命推崇备至。他还别出心裁,对这个极其特殊的现代单一个例作草率归纳,引申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推动人类历史“社会经济形态”依次递进的“历史普遍规律”。实际上,像法国大革命这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的剧烈暴力革命,第一是近现代现象,历史上的制度变革,不论是西欧从原始部落社会向奴隶社会的变革、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变革,还是中国从西周的封建向秦的皇权专制的变革,虽然都伴随着战争和暴力,但是,都套不上“阶级斗争”和“大革命”这样的模子。欧洲原始部落社会变成典型的奴隶社会是希腊罗马的特殊现象,而且是大规模、持续不断的城邦之间的战争(希腊)或者对外征服(罗马)的结果,和“阶级斗争”没有什么关系;西欧封建制度的建立则是外部的日耳曼蛮族入侵毁灭了罗马帝国所导致的文明大倒退,哪里有什么“历史进步”的影子?中国从西周“封建”(姑且就说成“封建”吧,其实和西欧封建很难归为一类)变成秦的帝制,是长达数百年的漫长历史演变;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过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而秦商鞅的法家变法和六国的不变,只是国策的差别和局部改革不改革的差别,断言秦与六国的内部“阶级统治关系”是地主阶级统治和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差别,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儒家代表“没落贵族阶级”或“奴隶主阶级”更是大笑话;果真如此的话,如何解释汉武帝以后近两千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真要是这样一种关系,汉以后相对于秦就是历史倒退而没有历史进步,“普遍历史规律”对于中国就不适用。第二,像法国大革命这样,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要从内部对整个社会的所有领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进行急剧的、“完全彻底”的革命,除了20世纪初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在其它落后国家的翻版),人类历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三例。这里哪有什么“普遍历史规律”可言。

    最令激进革命分子沮丧的,也许就是托克维尔的这个洞见:大革命不但该改变的都没有改变,反而造就了比旧专制更强固的新专制:“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应为“改革”),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毋宁说,这才更像是一则“普遍规律”,特别值得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全世界的激进民粹民主派们深思!

    托克维尔当然没有机会看到大革命后法国迁延一百余年的社会政治持续动荡,直到1958年的戴高乐“第五共和”才算是大体稳定下来,法国人民为此吃尽了苦头。

    纵令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党成功夺取政权的理论武器,仅凭常识也容易理解,革命的武器不可能作为建设的工具,此所以“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之理,盖因得国与治国完全不同。因此,指导思想、治国理念的根本转变,是中共顺利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这件大事不做,执政党就只能是“在黑暗中摸索”并且一而再、再而三被其误导。

    我们今天读《旧制度与大革命》,首要意义还不是评价马克思学说的是非对错,而在于汲取历史教训,真正理解改革的内在逻辑,特别是革命和改革的关系——为什么英国是以改革化解了革命,而法国则相反,是改革引起革命?而德国不改革,最终又如何?

    让我们先用三言两语把德国打发掉。

    德国的现代性思想启蒙“狂飙突进运动”昙花一现,很快就被普鲁士军国主义专制君主扼杀,然后就是极端保守势力长时期顽固地拒绝改革,造成德意志诸邦封建割据的延续和全面的野蛮落后。直到一个不可多得的大谋略家、“铁血宰相”俾斯麦在19世纪下半期以战争强行统一了德国,德国才开始了快速、但极其片面的现代化——只要富国强兵,不要自由宪政,结果就是从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最终给德国人自己以及全世界制造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当前中国也有很类似的一股势力,主张强化政治权力、实行铁腕统治,走德国式不要自由宪政的富国强兵之路;这在广大人民的维权意识蓬勃兴起、全球化时代把世界各国连为一体、我国的经济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时代,不啻为痴人说梦,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败亡之路正是他们最好的鉴戒。

    英国为什么能避免革命——这里先要岔开一下,说说1640年代的英国内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英国内战被说成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可是,全世界的工业革命是1750年以后才开始在英国发生,马克思所界定的、和近代资本主义相伴随的“资产阶级”这以后才慢慢形成,一百年前的1640年代哪有什么资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哪来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内战,是宗教战争和贵族、王权斗争相交织,钱乘旦先生的《英国通史》对此有很好的解说,可参看。

    回过来说英国为什么能避免革命。托克维尔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三大因素:

    第一,英国历史上没有过稳固的王权专制(托克维尔称之为“中央集权制”),政治自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宪政)的传统始终保持着,英国人民的自由权利得到法治和宪政的保障,政府官员们不敢胡作非为,这就让政权获得了根本的合法性,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拥护;而广大人民也在长期的法治环境下养成了尊法、守法,按照法律程序解决争端、寻求正义的精神文化和行为习惯。直到19世纪中期,近百年的工业革命使得工人阶级的力量足够壮大了,加上一些社会主义的精英分子去宣传、组织工人阶级,要求得到以普选权为主要内容的平等政治权利,而英国社会上层能够“与时俱进”,以渐进推行的议会改革(1832年是第一次)及时应对工人阶级的这一诉求,逐步扩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选民基础,从此开启了民主化的大门,直到1918年基本实现了民主化。英国的制度演进历程告诉我们,自由和民主不是一回事,英国是先自由化、后民主化;先有自由宪政(按照我们流行的不准确的说法是“精英民主”)、后有大众民主;先由少数精英建立起法治、宪政、人权保障的基本制度(游戏规则),然后渐进、有序、可控地把参与政治游戏的权利扩大到全体成年国民——这是英国得以避免革命动荡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英国的旧统治阶级——贵族一方面一直比较好地承担着社会不可缺少的政治治理功能,另一方面又承担了纳税等应尽的社会义务,这就让英国贵族获得了统治的合法性。英国贵族没有法国贵族那些最令人憎恶的特权如免税权,这就让英国贵族的那些历史传统遗留下来的特权不太令人反感;这也是英国的王室和贵族上议院得以存续至今的原因所在。不仅如此,英国贵族自己很早就开始经营工商金融业,逐渐和新兴资产阶级融合,双方结成了政治联盟,联手将自由宪政巩固下来,以防止两种专制对自由的侵犯:君主一人的专制独裁,和多数穷人的“民主专制”(见197页)。这样,英国的资产阶级很自然地也就接受了贵族的统治地位,而不是像法国那样,资产阶级和底层民众结合,联手推翻贵族的统治。这是英国得以避免革命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三,对专制政权进行改革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第一,改革要及时、主动推行,这样才能避免革命;如果在为时太晚时再被动应付,改革就反而会引发革命。这是对改革时机的把握。第二,英国人知道改革一定不能轻易“发动群众”,必须结成贵族和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联盟,防止各种极端主义政治势力的崛起。这是对改革所依靠的政治社会力量的把握。第三,改革要在政府财政宽松、没有大的社会经济危机或其它外部强干扰(战争、灾荒等)的情况下分步骤逐项推进。这是对改革环境和程序的把握。

    法国的情况在以上几个方面和英国几乎正好相反。

    首先,法国自古以来的政治自由传统早在14世纪就开始被破坏,王权专制到了大言不惭自称“朕即国家”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治下达于登峰造极的地步。专制既久,必然腐败低效,官员滥用权力,不作为、乱作为;国王更是不受任何约束,带头滥用权力,穷兵黩武,任意征税,干预司法,挥霍无度,令国家财政濒于破产,贵族又不肯为缓解财政危机承担纳税义务,听任“第三等级”(除贵族和教士之外的所有人,包括农民、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被税负压得喘不过气来:

    “密札是国王颁发的捕人密令,执有密札就可以不经审判把拘捕的人投入狱中。国王往往出售或赠送密札。”“法律最后竟如此遭人蔑视,甚至遭法律执行者的蔑视,因为那时既无议会,又无报纸,大臣及其官署的任意胡为、专横跋扈和变化无常均不受限制。”“法国政府……总是表现出惊人的积极性,但是它的积极性常常毫无结果,甚至反倒有害”;“国王敕令、宣言、诏书都经过庄严的登记注册,可是在执行中无不受到重重变更。……它(政府)很少破坏法律,但它每天都根据特殊情况,为了办事方便起见,悄悄地将法律向任意方向扭曲。”

    与此同时,上行下效,民众也就养成了蔑视法律的习惯:“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蔑视法律”,“人民一旦激动起来,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

     请特别注意下面这段话:“14世纪,‘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句格言在法国和英国同样牢固确立下来,人们经常提起这句话: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相当于服从法律。……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民族的命运彼此分离,越来越不同。……(自1356年起)国王便可以不经国民合作即确定普遍税则,而贵族只要自己享有免税权,就卑鄙地听凭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从那一天起便种下了几乎全部弊病与祸害的根苗,它折磨旧制度后期的生命并使它骤然死亡。”

     ——请问今日中国距此还有多远?

     其次,英国的贵族纳税,穷人不纳税,而法国的贵族恰好相反,一方面享受着包括免税在内的种种特权,另一方面则由于被专制国王剥夺了政治治理的权力而不再承担社会责任,他们纷纷聚集在首都巴黎,过着纸醉金迷的寄生生活,成了一堆享受着非分特权、而又毫无用处的社会赘疣。法国贵族还特别鄙视新兴资产阶级,刻意和他们保持距离:“这个贵族阶级从内部排除中产阶级并与之分离,对人民漠不关心因而脱离人民,在民族中完全陷于孤立,表面上是一军统帅,其实是光杆司令,人们就会明白,贵族存在千年之后,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就被推翻。”

    反过来,资产阶级当然也就特别仇视贵族阶级,一旦时机到来,资产阶级联合底层民众对贵族痛下杀手,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请问中国当下的“权贵资产阶级”,和旧制度下的法国贵族有多大差别?

    为什么“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的解答是:旧制度下中央政府的改革带来了境遇的普遍改善,正是这改善吊起了人民的胃口,民众开始认识到进一步的改善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是人民的“天赋权利”,而政府却未能通过有条不紊的、进一步的改善来满足民众期望、平息不满。这就像是骑自行车,可以骑得慢一点,但一定不能停止,改革停滞、半途而废的结局就是政权倾覆。

    托克维尔提及的“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对于我们特别重要。英国人从1640—1670年代的内战和克伦威尔军事独裁吸取了经验教训,知道民众大规模急剧卷入政治有多么可怕,所以必须设法防范;知道社会越是不公平,底层民众就越是天然地倾向激进革命,改革派就越是不能轻易去发动底层民众、让他们起来卷入政治斗争,否则就会使局面失控,滑向革命和动荡。而法国的国王和贵族先是对革命毫无预感,满心以为政权稳固、天下太平,而改革既起,贵族、资产阶级,尤其是文人又和英国人恰恰相反,当法治、宪政还立足未稳的时候就去宣传、动员群众,结果自然就是被民众的革命怒潮席卷而去。当代的民主化理论对此有很多系统论述,一再强调在条件不成熟——经济不够发达、贫富悬殊、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被广大民众所分享、中产阶级没有成为社会主流、法治宪政还很脆弱、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发育不够,等等——的时候,就去让底层民众过早地进入政治过程,就只能是引发革命;而革命的结果恰如托克维尔所言,既没有自由又没有民主,只有新专制或无政府状态。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当代中国的许多民主派至今仍然要么毫无所知,要么死也不肯承认的,他们至今仍然满脑子都是“人民有天然的民主素质,民主的唯一阻碍就是一党专制”一类的民粹民主信念。他们不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虚假信念,和各国民主化的实际情况严重背离。“书生误国”,说的就是这一类脱离实际,只会大谈民主教条的书斋民主派——恰如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文人。请看下一节:

    二 激进文人对大革命的巨大贡献

    举世罕见的成功革命家列宁说得好:“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同样道理,“没有改革的理论,就没有改革的实践”。英国的渐进改良,是由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文化保守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奠定理论基础;而法国大革命,则是由法国启蒙运动的文化激进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铺路,其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激进主义影响最大的,是近代民粹民主的思想鼻祖卢梭。英国和法国的思想传统差别巨大,这是造成两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实践迥然不同的重大原因。所以,不是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是恰恰相反;否则,毛泽东就没有必要一次又一次地整肃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大讲“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就要大造舆论”,没有必要大搞“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了。但这且不谈,只谈谈托克维尔书中第三编的整整一章:“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174—183页)。

    读过美国史的人都会知道,美国自由民主的巨大成功,一部《美国宪法》居功厥伟,而这部伟大宪法的五十几位制定者,除一人出身下层之外,都是既饱读经典,又富有政治实践经验的政治家兼法律界人士。这和大革命前的法国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英国不同,这些文人从不卷入日常政治,……他们没有丝毫(政治)权力,在一个充斥官吏的社会里,他们不担任任何公职。然而,他们不像大多数德国同行那样,完全不问政治,埋头研究纯哲学或美文学。他们不断关心同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说真的,他们真正关心的正是这些。……这种抽象的文学政治,程度不等地散布在那个时代的所有著作中,……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和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事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对此毫无预感;由于没有政治自由,他们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他们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只要见过自由社会、听过其中争论的人,即使不问国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们连这点肤浅的教育也没有。”“同样因为愚昧,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衷心拥戴。假如法国人像以前一样在三级会议中参政,每天在省议会中致力地方行政,那么可以断定,法国人绝不会像此刻那样,被作家的思想所煽动;他们会维持事物的一定规章,以防止纯理论。”“所有身受日常立法妨害的人不久就爱上了这种文学政治。……听说一切特权概应受理性的谴责,无不为之雀跃。这样,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我惊恐地发现,人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和习惯;我立即看到,这是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为危险的革命,而那些明天就会成为牺牲品的人对此全然不知;……他们竟然忘掉了他们先辈四百年前用当时朴实有力的法语所表达的那句格言: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学者)与统治国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然而在法国呢?政治仿佛始终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在这边,人们采取日常事务所要求的具体措施;在那边,人们宣扬普遍法则,从不考虑用何种手段加以实施”。

    ——“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知识分子没有“见过自由社会、听过其中争论”,“由于没有政治自由,他们(知识分子)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他们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这说的不就是当今中国吗?

    知识分子既如此,而法国专制体制下的官员也好不到哪儿去:“长期以来,贵族和资产阶级被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他们表现出这种独特的缺乏经验并不使人惊异;更加令人惊异的是,正是那些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大臣、行政官、总督,毫无先见之明。他们中间许多人对于本职工作的确都精明强干;他们洞悉当时政府的一切细微末节;但是,一旦涉及治国这门科学,这门教授如何理解社会普遍运动,如何判断群众精神动向并预见其后果的科学时,他们就和民众一样一窍不通。事实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

    ——大家认真对比一下当今中国和这个马上就要大难临头的法国吧!简直是处处若合符节啊!对“治国这门科学”,我们的官员现在能懂多少?马克思主义,这是治国的科学吗?你放眼看看全世界,哪个按照马克思主义治国的地方是有好结果的?以此之故,李克强、王岐山推荐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恰逢其时——前提是,要有正确的解读,别让歪嘴和尚把好经念歪了,念成了“改革不能搞”!

    三 地方自治特别重要

     托克维尔在他更早的另一部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就特别强调中世纪封建西欧各国传统政治自由的一个重要领域:地方自治,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的发育;英国的自由宪政和美国的自由民主离开这个社会基础是不可想象的事。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承接着作者的同一见解,作者还特别为此附上一个《附录一》:“论三级会议各省,尤其朗格多克”,以法国与英国比较接近的朗格多克省为例,系统讲述了地方自治如何成为革命动荡的防波堤。为什么这些地方自治的、政治自由古老传统尚有部分保留的“三级会议各省”在法国大革命当中是最“反动”,即最反对革命的,由此得到了有力的解释。

    按照托克维尔式的思路,我在“建设和谐社会需要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一文中提出,中国的2900个县级政权应该先行推进以宪政、法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宪政、法治、自由、人权保障是一回事,我们就简单称之为“宪政改革”。
县级政权的宪政改革,台湾就直接称之为“地方自治”;我1993年访问台湾时,国民党有关方面介绍台湾民主化经验时特别强调两项自1950年代就先行推行的政策:第一特别注重普及教育,第二就是地方自治。这样做的好处是,首先,层级适中,一方面可以避免改革失误导致全局性动荡,另一方面可以弥补村民委员会权力太小、受上级干扰太严重的弊病。第二,“县治则天下治”,县市级的宪政改革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愈演愈烈的地方政府家族化甚至黑社会化,引发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的恶性局面,而一旦出错,又易于纠错,不至于因错误的路径选择而造成“路径依赖”。第三,如果配合省级政府的简政放权,省对县主要承担监督、规范、指导和协调作用(中央对各省也应如此),县级政权的政治改革就一定会出现蓬蓬勃勃的竞争局面,各种制度创新就能获得广泛的实验机会,然后由中央政府及时予以总结提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反过来指导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比较容易实现“既积极又稳妥”的改革目标——以法治宪政为主要目标的政治改革得以及时启动,这是“积极”的一面;层级适中的县级政治改革对“改革引发全局性社会动荡甚至引发革命”预先设置了防范措施,这是“稳妥”的一面。
下面,我就以2900县市(县及县级市)的宪政改革为政改的中心和突破口,提几条操作性建议。

    四 以县市级宪政改革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

    1 县市改革自然会形成制度创新的竞争,借以打破今天已经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僵化固结。但是,宪政下的自由、自由竞争,是法律、道德等游戏规则约束下的竞争,没有这个约束,自由竞争就会自发演变成黑老大的欺行霸市、权力垄断,干脆消灭掉任何竞争。在中国这样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宪政是不可能由毫无约束、无法无天的自由放任、“多元博弈”自发产生的,所以,在宪政改革的过程之中,县市改革要由高层予以规范和指导,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政治改革必须有利于宪政的发育,有利于宪法的实施、法治的完善,有利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而决不能背道而驰。这就需要省级和中央政权以宪政改革的具体成绩、阶段性成果作为县市级官员政绩考核的中心目标。(中央政府对于省级政府当然也应该如此)。

2 县长(县市长、共产党县市委书记以下统称为县长、县委书记)到底是应该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还是由选民选举人大代表、再由人大代表选举县长,不妨先不做硬性规定,让县市自行实验;但无论如何,目前的上级任命制是一定要尽快改革的。而县委书记则可以由上级提名几个候选人,由党员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再由省级党委批准。县委书记对县长主要起监督作用,不干预政府行政。这就便于达到既给予县长足够大的创新空间,又能对其及时纠错的目的。

3 对县市长的权力监督,除了县市委书记之外,还必须有一个完全独立于地方权力部门——政府、党委、人大、政协和司法部门——的统一机构,由中央直接领导。应该把目前分散的纪委、监察部、反贪局合并,然后授以不受地方干预、独立调查的充分权力。(中央对省级政权也照此办理)

4 目前这种党委、政府、司法混淆不清的办法不能再持续下去;除了上面所说的党、政分开之外,还必须把党、政和司法分开。司法应该和纪委一样,完全独立于一切地方政权机构;应该切断司法和块块的关系,由最高法院条条管理。行政性的信访制度要尽快废除,把所有的官民冲突案件、行政诉讼案件交给人大代表处理(请参看《附录六》),人大代表难以解决的行政诉讼案件则由地方法院、省法院和最高法院三级审理。

5 人大和政协现在不过是虚设的装饰品,和宪法的规定背道而驰。托克维尔在书中说到,法国旧制度下“并不给予真正的自由,只给点自由的影子,……这种做法无不失败,不仅不能使人民满意,反倒使人民激愤。”在改革开放已经三十余年,人民的权利意识高涨,各界精英眼界大开的今天,“并不给予真正的议会,只给点议会的影子”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何况人大和政协的制度设计原本就是仿照西方议会制度的,只是在马克思主义“议行合一”思想的误导下成为虚设而已。人大和政协向议会转型如果从县级开始,具体办法由县市自行实验,第一可以产生丰富的制度创新,第二不会发生全局性的失误,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在一些自由民主国家,议会议长是由多数党领袖出任的,所以可以考虑县市人大主任由县市委书记兼任。人大代表的人数要大为缩减,以便于充分参政议政。可以考虑仿照新加坡,把处理上访的权力交给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则必须密切联系选民、全心全意为选民服务。县政协应该逐步转型为县上议院,政协委员应由界别——政界、知识界、工商金融界、法律界、劳工界、妇女界、学生界、消费者、环保界……等等各自经民主选举产生,人数应少于人大,任期则长于人大,权力则应该大大加强,至少应该足以和人大相互制衡。

6 县市官员队伍应当明确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执政党党员或党代表选举任期有限的政务官,即县委书记、副书记、各局处党支部书记。县长也是政务官,但他既然是民选,就不能由执政党任命,相反,为便于工作,副县长、各局处长等政务官应该由县长提名、人大核准。其他官员则为事务官;事务官和一般公务员职位则应当向全社会开放,按考试成绩终身录用。这也是保证国家稳定治理,不至于“人亡政息”的基本制度,“党政分开”的另一层涵义。

7 还可以考虑借鉴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增设和人大政协平行的监察院和考试院,将纪检监督权统一交由监察院行使;监察委员应恢复“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民主党派占三分之一、独立民间人士占三分之一。公务员的考试录用权则交给考试院,考试院委员应由教育专家和组织人事专家担任,同样应该实行三三制;事务官和公务员的考试选用权应归考试院。按照五权宪法增设监察院和考试院,加上权力加强后的政协上议院,有利于用中华民族传统的、尚贤尚能的精英“贤能政治”补救西方多数决民主近几十年来的日益民粹化、庸俗化和过度福利化弊端。

    8 反腐败、反特权是当前全民呼声最高、民意最强烈的改革事项,但也是阻力最大、既得利益拼死顽抗最严重的领域,事实证明,老办法已经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越来越招致民众的嘲讽和怨恨,认为反贪只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工具,共产党根本不想真反贪腐。如此拖延下去,离民心丧尽也就不远了。尽快由县市开始推行官员及其亲属的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人大政协对政府财政税收的监督批准和审计制度、独立监察反贪制度、独立司法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等,省和全国层级暂时不动,一方面能够基本解决大多数贪腐特权问题,另一方面给省和全国层级的官员一段宽容期、过渡期,有利于减小宪政改革的阻力。不过,这种最保守的办法最大的问题是难以服众,广大民众那里很难通过。因此也可以考虑更高层级仅限于“一把手”官员的财产申报,或者把财产申报和官员的职位升迁相关联,不申报就只能原位不动。新闻言论自由是新闻出版界和广大网民呼声最强烈的改革领域,执政党不能毫无回应,尤其是不能再延续各级新闻官员自行裁量、自行其是的人治办法。可以考虑让各县市根据具体情况自行订立灵活性较大的地方性《新闻自由保障条例》,通过立法保障新闻自由、规范言论尺度。整体说来,省和国家层级的宪政改革可以暂不启动,随着县市级宪政改革的推进,势必有些省和中央的旧制度会对改革形成阻碍,这时再渐进、有序、可控地对这些旧制度进行改革;等到县市级宪政改革已经卓有成效、成功失败的经验已经足够丰富以后,启动省和全国层级的宪政改革就时机成熟了。在政改必须解决的权力制衡制度、官员民主选举制度、法治宪政制度、独立司法制度等等启动之前,信用制度、公务员制度、官员的政绩科学考核问责和升迁罢免制度、财政收费制度、统计审计制度、政府收入开支监督和公开制度、官员及其亲属的财产公示制度、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户籍制度、教育医疗制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最基础的制度的创立或改善还有很大空间,省和全国范围的改革并非无事可做。这就是李克强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的含义之一吧。

    中共十八大以后产生的新领导班子上任伊始,就陆续推出了如“八条规定”等改革措施,并且率先垂范、从政治局常委做起,又对反贪腐、法治、民生等重要领域的改革给出了有新意、很到位的承诺,这就让社会各界重新燃起了对共产党真心诚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我们衷心期待这一次不是虚与委蛇,不是干打雷不下雨;期待经过执政党、各界精英和广大民众今后5至10年齐心协力的共同奋斗,我们中华民族的自由宪政能够大放光彩,令全世界对中共和全体中国人刮目相看!

    周舵 2013/2/18







 

 

发件人:ygjsl  <ygjsl@126.com> 收件人:仲大军 时 间:2013年03月20日 09:06 (星期三) 附 件:1个(现代物理学所面临的.doc ) 查看附件

现代物理学所面临的“哲学”问题

杨光京

一、“唯心主义”

    含蓄一点的说法是“非实在论”。即现代物理学不承认有一个不依赖于人的认识而存在的客观世界。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讲就是:“月亮在无人看它的时候是不存在的。”

    现代物理学有两大部分组成: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相对论的创立者是爱因斯坦;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则是以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据学派。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爱因斯坦和玻尔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因为爱因斯坦不满意量子学的哲学解释,因为这种解释明显陷入唯心主义。而爱因斯坦则坚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爱因斯坦文集》一卷292页)

    为此,爱因斯坦等人发表了文章《能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世界的描述是完备的吗?》,对量子力学提出诘难,这就是著名的“EPR”悖论。爱因斯坦和玻尔为此反复争论了几十年,但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

    两人已先后去世,但他们的争论却没有结束。那么,双方的观点谁是谁非呢?后来,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检验办法,即用”贝尔不等式“实验检验。如果实验结果违反”贝尔不等式“,则证明量子力学的哲学解释是正确的。反之,则证明爱因斯坦的观点是正确的。

    实验从1972年开始,到1982年共做了12个实验。其中10个实验违反“贝尔不等式”,只有一个与贝尔不等式相符,另一个则与量子力学和贝尔不等式均有偏差。实验结果很清楚,多数实验支持量子力学的观点。即承认量子力学的哲学解释。

    面对这样的实验结果,法国物理学家德斯帕纳特写道:“世界是由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而存在的客体构成的这种学说,却原来和量子力学相矛盾,也和为实验所确立的事实相矛盾。”(引自《哲学研究》1992年8期,何祚庥文《唯物主义是否为现代科学实验所证伪?》)美国康乃尔大学物理教授大卫:牟民的结论更通俗一些,他断言:“现在我们知道,月亮在无人看它时,可以表明它并不在那里。”(同上)

     在中国,金观涛在《人的哲学》一书中也写道:“从1972年到1982年10年的实验结果,却都显示了一个惊人的也是出乎唯物主义哲学家意料之外的结果:科学实验并没有再一次宣布那种直观上显而易见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胜利。相反,实验结果明显倾向于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立场。”(《人的哲学》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唯物主义今天已经被证伪了!”(《人的哲学》17页)

二、“非决定论”。即主张放弃“因果律”

    正如海森堡所言:“因为一切实验都遵从量子规律,因而遵从测不准关系,因果律的失效便是量子力学本身的一个确立的结果。” 玻尔亦说:“由作用量子的存在规定了的客体与测量仪器之间的有限相互作用,引起了最后放弃因果性这一经典概念并激烈地修正我们对于物理实在问题的态度。”(《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66页)

    放弃因果性,也就使得实验检验成为一句空谈。因为当科学实验与科学理论发生矛盾时,并不能证明科学理论是错的。因为二者可以不服从因果关系。——这就是现代物理学家对待哲学的态度,即可以任意修改哲学。因为在他们看来,“哲学,像数学、形式逻辑一样,也只是对物理研究有用的一种工具。”(引自《自然辩证法研究》1986年5期*方文《哲学和物理》)

    爱因斯坦曾说:“与其说我是科学家,不如说我是哲学家。”从上面我们看到,现代物理学家的“哲学”就是“不要哲学”或者可以任意强奸哲学。因为“哲学”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

三、“数学认识论”思想

    现代物理学的“数学认识论”思想源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认为:“数”是客观世界的本体。因此,客观规律必然符合数学规律,反过来,通过数学规律就可以揭示客观规律。这种“数学认识论”思想在现代物理学那里得到了充分体现,构成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爱因斯坦曾多次表述过他的这一指导思想。

    他说:“我坚信,我们能够用纯粹数学的结构来发现概念以及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的定律,这些概念和定律是理解自然现象的钥匙。”(引自《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2期谷超豪文《“数学”唯心主义必须批判》)

    又:“从有点像马赫的那种怀疑的经验论出发,经过引力问题,我转变成一个信仰唯理论的人,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到数学的简单性中去寻真理的唯一可靠源泉的人。”(《爱因斯坦文集》一卷380页)

    又:“创造性的原则寓于数学之中,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以为正如古人所梦想的那样,纯粹的梦想能够把握实在。这是真的。”(引自《自然辩证法通讯》88年1期,杨振宁文《美和理论物理学》)

    狄拉克亦言:“方程式的美比方程式符合实验更重要。”对于现代物理学的“数学”唯心主义思潮,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明确指出:“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它向那些运动规律可以用数学来处理的同类的单纯物质要素的接近,使数学家遗忘了物质。‘物质消灭了’,只剩下一些方程式。”

四、“原子论”思想和“宇宙有限论”

    构成现代物理学自然哲学思想基础的,一是“数学认识论”思想,二是“原子论”思想,这两种思想都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传统。“原子论”思想源于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他认为物质是由基本的,不可再分的原子组成的。所谓“原子”,就是不可再分的意思。与“原子论”思想相对立,古希腊一些思想家则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中国古人也有类似的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无论是“原子论”还是“无限可分论”,都是一种自然哲学的抽象,它们正确与否,这要看能否为以后的经验所证明。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康德“二律背反”的问题,是难以用经验事实来证明的,这就需要我们的理性精神来作出回答。但是,现代物理学的思想基础却是先验地相信“原子论”,并以此作为一个条件来进行他们的研究。他们相信存在一个基本的东西,并一直在寻找这个基本的东西,想以此来一举穷尽宇宙规律。爱因斯坦搞四种相互作用的统一,海森堡搞“始原物质”的研究,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尽管他们没有成功。

    “原子论”是沿着这样一条路线在现代物理学中行进的。

    当人们发现了原子以后,人们以为终于找到了物质结构的基本单位,于是便把它命名为“原子”。所谓“原子”,就是不能再分割了。但不久就发现,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的,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原子并不是不可分的,而且可分的。但“原子”这一称谓却一直保留下来。这时候,人们又认为核子是不可分的,后来又发现一些和核子相类似的粒子,如重子、介子、中微子等,人们便把这些粒子统统称为“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就是基本的,不能再分的粒子。但是,后来发现基本粒子的数目增加到300余种,并且有继续增加的趋势,于是,人们又认为基本粒子也许不是基本的,它可能还有内部结构。(因为基本粒子的数目太多,而怀疑它可能不是基本的粒子,还有内部结构。这也是一种理性精神的体现。)人们便把这种结构的粒子称为“夸克”。目前为止,“夸克”是最“基本”的粒子。尽管人们还没有发现“夸克”。也许“夸克”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先验地存在,是“原子论”思想的产物。

    由于“原子论”思想在作怪,也使人们的认识产生了一些混乱和矛盾。比如强相互作用。这是人们把核子称为“基本粒子”思想的产物。核子是基本粒子,是不可再分的粒子。但核子之间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原子核。是什么力量使这些不可分的基本粒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于是人们认为核子之间存在一种强相互作用力。

    强相互作用的前提是核子是不可分的粒子。如果核子是由夸克构成的,是可分的粒子。强相互作用的存在就失去了前提,成为子无虚有的事情。但是,现在人们却一方面大谈强相互作用,一方面大谈“夸克”。而忽略了这种自相矛盾。与“原子论”思想相对应,现代物理学另一观点是“宇宙有限论”。如果说量子力学主要关注最微小的“基本粒子”,那么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则关注最大尺度的“宇宙”。一个研究最小,一个研究最大,由于在这两个领域难以获得显而易见的证明,所以在这两个领域,现代物理学家可以尽情地自由发挥。爱因斯坦“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引自《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1期,钱时惕、沙青文《论爱因斯坦关于“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的思想》)的思想得到了充分体现。

     大爆炸宇宙论就是这种“自由创造”的产物。大爆炸宇宙论称,我们的宇宙起始于一个“奇点”的爆炸。在这个“奇点”外,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我们的宇宙不是在空间中爆炸,而是由爆炸膨胀的空间构成,故宇宙是有限的。

 

 

 

 

发件人:LUYI(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时 间:2013年03月29日 08:44 (星期五)转发: 非常感人的一篇文章!

在情义和忠诚之间

读者投稿

2013年二月二十五日

    “天下已乱,人人学习无情”——60年已过,此语应改为“天下仍乱,人人争相无情”,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社会能够安稳吗?—— 陆一

    做人理當有情有義。前些时候在CND上读到转载《炎黄春秋》的文章,“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一文(按:“扬帆”应为“杨帆”,不知是《炎黄春秋》错了,还是转载错误),回忆起有关杨帆的一个故事。

    抗战之前,国民党宣传部门负责人, CC派的重要人物张道藩在南京办了一所“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一天,学校的工作人员殷杨(故事原出处作尹杨,疑误)被捕,因为他是潜伏的共产党。张道藩出于对青年、对人才的爱护,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和地位,从当时的宪兵司令谷正伦手中将殷杨保释出来,然后派自己的亲信部下唐绍华将殷杨送到安全的地方。

    十多年过去了。 国内形势巨变。1949年,共产党在国共战争中获胜,国民党失败退出大陆。张道藩被中共列为“第二批内战战犯”之一,随着国民政府一起逃亡去了台湾。故事的两个主角,戏剧学校的同事唐绍华和殷杨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故事。

    当年送殷杨逃走的唐绍华没有来得及逃离大陆,在上海被作为国民党特务逮捕。根据当时中共的政策,像唐这样被作为小特务逮捕的(其实他只是个拍电影的文化人),起码要劳改十年二十年,被杀的可能都有。关在监狱里的唐绍华,彷徨不安地等待命运的判决。

    有一天,狱吏提出唐绍华,告诉他上海公安局长杨帆要见他。唐很奇怪,他这个案子需要公安局长亲自审问吗?待到了办公室一看,坐在面前的公安局长杨帆,就是他当年送走的殷杨。

    已经是胜利者、掌握生杀大权的杨帆完全没有把唐绍华当成犯人,而是当成了一位老友。他首先问候“道公好吗?” “道公”是对张道藩的尊称。从这一称呼就可以看出,对当年的恩人、现在已名列“战犯” 的张道藩,杨帆还保持着的尊敬和关怀。

    然后,杨帆问唐绍华自己有什么打算。唐说他希望去北京发展。这当然是非常天真的想法,表明唐对共产党还缺乏了解。在中共统治之下,唐背着特务之名,和国民党CC派、和“战犯”张道藩有割不断的关系,哪里还会有机会发展他所希望从事的电影事业?能够保命就已经是万幸了。

    杨帆当然知道唐的想法非常危险,就说了一番话,“你不是在拍电影方面有兴趣有才能吗?何不带着你的影片到香港去发展、为人民赚些外汇?国家需要外汇。”这就暗示唐赶快逃走。唐心领神会,马上表示愿意去香港。这样,唐走出监狱,手持上海公安局发的通行证合法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台湾。

    三位主角后来的命运真令人感慨万千。

    杨帆的命运众所周知。他1955年被作为内奸逮捕,坐牢二十多年,精神崩溃,双目失明,受尽迫害,直到1983年才彻底平反。所幸还得享高寿,1998以八十七岁高龄逝世。

    张道藩到台湾后,受到蒋氏父子重用,从1952年起任立法院长,一做就是十年。居官虽高,却清廉自守,一介不取,热心发展文化事业。1968年去世,身后留下《文集》、《画集》(张年轻时曾在英法学绘画)各一部。

    唐绍华呢?因杨帆义释得以逃脱牢笼,一展戏剧长材。在港、台创作了大量戏剧作品。他一生创作舞台五十余种,电影剧作七十余种,执导电影五十多部。除此之外,著有《电影艺术入门》等二十余种书。他还担任过台湾影业公司副总经理,中英文版《观光》月刊社社长,政工干校、辅仁大学、中国文化学院教授,是港台文化界的著名人物。他的一切成就,离开了杨帆的义举都无从谈起。

    这个故事来自台湾文学大师王鼎钧先生的巨著、他的回忆录第四卷《文学江湖》。笔者仅根据杨帆的传记材料,对原文个别记忆有误的地方作了校正。

    故事发生在六十多年前。如今回头看看,有许多可以值得思考的地方。

    王先生参加过国共内战,亲身经历过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冷峻地说,“天下已乱,人人学习无情。”确实,在近代中国极端严酷的环境中,人往往被逼在生存-死亡的分界线上挣扎,有时只有凭借残酷无情才能苟活。

    但是,“情”,包括爱情、亲情、友情,毕竟是人类通过千百万年进化而保留下来的自然本能,是人性无法分离的一部分。因此即使无尽的血海,无边的黑暗,也不能掩盖其的光辉。王先生用了“学习”一词,就表明他并不认同“无情”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他讲给我们听的这个故事,就是有说服力的一例。

    再看看我们故事的三位主角。

    张道藩、唐绍华和杨帆,毫无疑问各自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忠实党员。但是,他们都没有因对党的忠诚而泯灭人性、变得铁石心肠、冷酷无情。面对着生灵涂炭、尸山血海,你死我活的国共斗争,在对党的忠诚和情义之间,三位主角都选择了情义。这对张道藩、唐绍华来说,还不难做到,因为国民党从未要求过它的党员要在一切问题上都无情无义,不许有丝毫的人情味。放走杨帆,无论是张道藩还是唐绍华,都不会有人身危险。

    杨帆就不同了。中共的意识形态一直要求对敌人要无情,要残酷,对敌立场不允许丝毫动摇;要将对党、党的政策、纪律、领袖的忠诚永远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为这些要六亲不认。杨帆完全了解他所做的是违反了党的纪律,而且在此之前他在新四军工作的时期,就已经因内奸嫌疑而被审查、受过迫害。放走恩人将承担巨大风险。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情义、良知、道德的考虑超过了对党的忠诚。从这一行为看来,后来他受到迫害,势所必然。

    故事的三位主角都值得我们尊敬。杨帆的在承担巨大风险情况下作出的选择,则更具有牺牲精神,更加崇高。

    张道藩的义举引出了杨帆的义举;杨帆的义举给唐绍华的创作提供了可能;唐绍华的创作又使得终身从事文化发展工作的张道藩看到了自己事业的成绩。人世间的因果链真令人感到玄妙神奇,不可思议,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发件人:LUYI(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时 间:2013年03月29日 09:07 (星期五)附 件:1个(##张东荪没投毛泽东选票之后…….doc ) 查看附件 转发: 张东荪没投毛泽东选票之后

首届选举国家主席,张东荪没投毛泽东票

史料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协会议选举国家主席,时576名代表投票,毛泽东得575票。众人认为毛谦虚,所以少了一票,但毛是投了自己赞成票的。毛从容地说:“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么人,都有选不选毛泽东的权利,要尊重事实。”但会后,毛要求追查,民盟秘书长张东荪被查出。

    1951年卷入“美国特务案”,撤消了其民盟内外一切职务,并于1953年5月被开除出民盟。1973年6月2日逝世于北京“秦城”监狱。

    一九四九年初,张东荪风雨兼程帮助达成北平政权和平移交,那真是一个天地玄黄的时代背景。二零零九年,北京举行各种活动,以隆重纪念解放军入城六十周年。甚至破天荒地免费开放正阳门供百姓参观,导致人潮汹涌,活动被迫中断。然而,人们偏偏忘记了对保全北京城立下首功的张东荪,忘记了这个被扣上“美国特务”的罪名而被囚禁至死的学者、报人和政论家。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当年也曾参与了此事,他这样写道:“东荪先生倡议和平,乃冒险入城奔走斡旋,以为保全。……杯酒之间,化雾瘴为光明。”张东荪本人也将此事当作一生中的最大成就,认为其意义超过了所著的几十本书。那时,即使毛泽东也承认:“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一个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很难有机会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张东荪功成身退,重执教鞭,甘于寂寞,真是书生本色。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张东荪的人生经历了大起大落,从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辉煌顶点,跌入“美国间谍”、“卖国贼”的贱民行列。短短两年间,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一九五三年,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杀气腾腾地指出:“民盟出了个张东荪,他在解放后还供给美国情报,这件事是不可饶恕的。”周恩来多年来与张东荪保持着密切联系,对张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为何不惜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呢?更何况无论怎样追查,当局也没有拿出证明张东荪“卖国”的任何证据来。

    一切始于那次西柏坡之行。北平事了,大局已定,中共邀请“民主人士兼大学教授”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西柏坡是中共的骄傲,如后来周恩来所说:“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然而,在我看来,西柏坡之于北平,犹如井冈山之于南京、延安之于重庆,象征着流民文化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战胜,象征着中国当代历史的顿挫。

    那一次,他们一行四人,由张东荪带队,同行的有费孝通及雷洁琼夫妇。他们与毛泽东及中共其他高层人士会面,对方此时还颇有礼贤下士之风,但张东荪与其他三人的感受却迥然不同,这也就导致了此后他们的人生际遇有天壤之别:费、雷二人在民盟中的资历远比张浅,他们被毛的枭雄气魄折服,也看到毛席卷天下的大势,遂全心投靠,俯首称臣。后来,虽然屡受政治运动之折磨,费、雷二人总算修成正果,成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并进而荣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以张东荪的个性与人格,岂能有如此自我羞辱之举动?如果他要以保全北平之功劳换取荣华富贵,再加上与中共长期之交往,及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费孝通、雷洁琼求之不得的地位。但那就不是张东荪了。张东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表达反对者的立场。他主动疏离新政权,在“党天下”的新政权之下,保有一书桌而不得,最后惟一的去处只能是监狱。

    张东荪的西柏坡之行使他与中共渐行渐远。他虽然不可能看到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仍未解密的毛泽东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发给斯大林的秘密电报,但他在西柏坡所观察的一切足以支持他读出毛泽东的心里话来,这段电文是这样说的:“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以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张东荪堪称中共建政之后第一个遭到整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盟友们纷纷落井下石,也证明反右时候知识分子之间的“自我撕咬”绝对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毛泽东为何偏偏选中张东荪作为标靶呢?不仅仅因为他的不合作态度,也不仅仅因为他主张同时与苏联和美国保持外交关系、不可“一边倒”。当时持此种态度或此种主张的人并非张一人,但唯独张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选举中,张东荪是惟一没有投票给毛泽东的人,毛泽东失去的那一票并不是他自己“谦虚”地没有投给自己的,而是张东荪没有投给他的。张东荪破坏了毛泽东获得“全票”的梦想,伤害了毛泽东脆弱的自尊心。

    对于张东荪来说,明知如此投票不会达成实际效果,但仍然要这样投票,戴晴写道:“终其一生,关于这张票,张东荪没说过一个字。……他不说,因为投票,这是属于他个人的神圣权利;他不说,是因为突然明白,原来这样一件普通的事情里,竟蕴含着毁灭性危险。他是一个思维缜密但心地单纯的学者,没有能力揣度当了皇上的农民,对‘冒犯’怀有的切齿之恨。”

    在哲学上,张东荪历来就反对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二十年代便与若干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士打过笔仗,但他为何在国共之争中倾向共产党一边呢?难道是因为抗战初期共产党的抗日宣传?难道是因为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统战?难道是因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答案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张东荪的左倾与章伯钧、黄炎培、费孝通、雷洁琼等人投机的选择有所不同,但他毕竟没有像胡适、傅斯年、雷震、钱穆等人那样更早地便看透本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些疑惑也许要留待后来解决了。

   一九七三年,中美《上海公报》已经公布一年,最早倡议新政权与美国保持外交关系并被扣上“美国奸细”的帽子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张东荪病危,他留给亲人的最后一句话是:“还是我对。”是的,历史已然公正地证明:毛泽东错了,张东荪对了。“还是我对”这四个字,石破天惊,又血泪斑斑。“还是我对”这四个字,不仅定格了张东荪后半生的悲情与坚守,更浓缩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家破人亡的惨剧与灾难。“还是我对”这四个字,让我想起了苏格拉底在喝下毒药之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继续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让我想起了马丁·路德在罗马教廷作出死亡威胁的时候发出的誓言:“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愿上帝保佑我。”在此意义上,张东荪如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一样,如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孟子一样,如同拿起长矛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如同推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如同力挽狂轮、反抗纳粹的朋霍费尔牧师一样。他们固然失败了,但他们虽败犹荣。

   张东荪的精神魅力之所在,也表明人类奋力抗暴、捍卫精神自由的事业将永远薪火相传——剿杀思想者独立精神的战役中,肉体可以蹂躏,精神与理念却是无形的。对宪法、公民等等,毛公或许不屑一顾,但他难道忘记,在中华民族精神遗产中,还有所谓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与富贵不淫……”

 

 

 



发件人:LUYI(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时 间:2013年03月29日 08:44 (星期五)转发: 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秦晖)

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秦晖

不光彩的结局

  关于1991年苏共的瓦解,据说有一种感慨:这个执政74年、领导着一个超级大国和世界最强大之一的军队、拥有1900万名党员的庞然大党,一下子轰然垮掉,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竟无一人是男儿"语出我国五代后蜀亡国宫妃费氏名句,说的是后蜀不战而降,"十四万人同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费氏自然是站在小朝廷立场上说话。当时的后蜀腐败至极,民怨沸腾,即便是蜀民,也很少有人为它的灭亡痛心疾首,这很难归咎于蜀民不是"男儿"。但如果把1991年的苏共比作这个小朝廷,用费氏的语气说只有捍卫苏共的人才算"男儿",那么这话基本不假。

  人们记忆犹新:当年苏共若干高层领导认为改革将危及苏共统治,密谋发动政变,推翻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结果虽然成功地在黑海之滨把戈氏扣押了几天,但全国一片反对声浪,没加入反抗的苏联人大都也冷眼旁观,而支持政变者寥寥无几。甚至原先参与密谋、说好"紧急状态委员会"发难后会在苏联人大和苏共书记处出头呼应的卢基扬诺夫等一批领导人见势不妙,也做了缩头乌龟。政变者孤家寡人形影相吊,在千夫所指中彻底崩溃。

  政变失败使形势急转直下,戈尔巴乔夫恢复自由后辞去苏共总书记,并"建议"苏共解散。对此,苏共的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等所有机构及其领导人,乃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和领导人均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第二天即1991年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便发表声明,"自动解散"苏共中央。4天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俗称"禁共令"。

  我们后面提到的麦德韦杰夫后来曾痛心疾首地回忆道:当苏共人员离开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有成千上万苏联公民包括原苏共党员汇集到大楼前,把大楼围得水泄不通。"但他们不是来保卫党的,相反,他们兴高采烈,并争相向撤离的苏共干部吐唾沫、发嘘声,如果不是警察严密保护,撤离者受到伤害也不是不可能的"。苏共就这样在几乎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况下不光彩地瓦解了。

捍卫苏共的唯一"男儿"

  说"基本"不假,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准确。其实在那一片土崩瓦解中还是有"男儿"站出来捍卫苏共的。基层有无未见报道的"无名英雄"我们不得而知,在中央层面,当时倒是广泛报道了有一个"男儿"挺身而出捍卫苏共,可惜的是:只有这一个。

  这苏共当时唯一一个"男儿"不是别人,就是当时刚刚恢复了党籍一年多的"民主派共产主义者"罗伊?亚历山大罗维奇?麦德维杰夫。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活动"时,只有他一人起来发言,对"禁共令"表示坚决反对,指出这违反了公民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的宪法原则,将成为历史之耻。在当时对苏共"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罗伊?麦德韦杰夫的这一独力抗争引人瞩目。有媒体甚至比之于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一片"爱国主义"喧嚣中挺身反战的左派英雄罗莎?卢森堡――时称"红色的罗莎"。罗伊?麦德韦杰夫因而也获得了"红色的罗伊"之称。

  当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与苏联人大,80%以上的代表是苏共党员,其中包括大量的官员,他们过去是旧体制下主要的既得利益者,后来有的在新体制下如鱼得水发了大财,成为叶利钦的支持者。有的则在后来的"转型危机"和"左派复兴"年代又开始以左派自居,大骂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但是在此时,在苏共生死存亡之际,在俄国已废除"专政"转向民主、像"红色的罗伊"那样表态其实也没多大风险的情况下,他们却没有为"党"说一句话,而是选择了随大流,用自己的一票参与了对"党"的死刑判决。

  还要指出的是,今天最为声色俱厉地抨击"叛徒"戈尔巴乔夫搞垮苏共的俄罗斯共产党,当初却是1990年6月在戈尔巴乔夫支持下成立的一个"保守派"(指与"民主派"对立的正统人士)政党。戈氏在其统治的中后期一直实行左右"摇摆"和"平衡"的策略,面对以叶利钦(当时已退出苏共)为首的党外"民主派"和以安德烈耶娃为代表的"斯大林主义者"这两支"不妥协的"反对势力,戈尔巴乔夫有意扶植、笼络"体制内的左、右"势力,其中右的是谢瓦尔德纳泽、雅可夫列夫等人,左的就是库兹涅佐夫、久加诺夫等俄共一干人等。戈氏这个时期有时拉左压右,有时拉右压左。俄共的成立恰在他"拉左压右"之时。

  原来传统上苏联只有其他加盟共和国有"自己的"共产党(实际上也是苏共的一级组织),俄罗斯的共产党则只有省市委等地方组织,没有加盟共和国一级组织,各省市委都直属苏共中央。但叶利钦等"民主派"在俄罗斯联邦崛起后,戈尔巴乔夫为了在俄罗斯与民主派抗衡,便授意成立了这个"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俄共自然具有反对民主派、却不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特点。8?19政变时他们的态度暧昧,政变失败时还发表过划清界限并谴责政变的声明。

  尽管在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解散时叶利钦也在俄罗斯议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自己的"禁共令",但俄共大佬们不同于政变失败后一度被捕的苏共"紧急状态委员会"一干人,他们都保持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甚至很多人还保持着在人大和苏维埃的发言权。但是,他们当时同样没有为捍卫苏共(以及俄共)说一句话。

  比俄共更"左"的"斯大林主义者",如安德烈耶娃以及后来组成"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马卡绍夫等人,早就认为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是"修正主义者"而拒绝合作。后来他们甚至以俄共为敌,认为俄共与叶利钦是一丘之貉。他们唯我独左到如此地步,以至把大选中支持俄共的本党成员都开除出党。由于这个极左小党孤芳自赏没什么群众基础,剧变后的俄罗斯民主派政府并不以之为对手,它在"禁共令"颁布不久的1991年11月正式挂牌,并没有遇到什么妨碍,一个多月后即获准登记,成为剧变后"第一个获得登记的共产主义政党",比俄共还早了一年多。所以毫不奇怪,这批"最正统最革命的列宁主义者"尽管最早出来骂戈尔巴乔夫,但是在苏共被禁时他们也没有为苏共说话。马卡绍夫等当时也是苏联人民代表,他同样没有挺身做"男儿"。

  所以数来数去,当时还真就只有"红色的罗伊"麦德韦杰夫出来抗议"暂停苏共活动",或者按上面说的定义只有他是"男儿"。

  "亡党"、"亡国"还是"亡朝"、"亡制"

  但这里还要指出:苏联人大那个"暂停苏共活动"的决议虽然被我们称为"禁共令",实际上无论是政变夭折后的苏联末期,还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都没有宣布过禁止共产主义政党。苏共是总书记"建议"、中央书记处宣布"自动解散"的(至于为什么头头要解散就解散了,那么多的党员都没动静,这就涉及苏共本身的体制问题了)。苏联人大"暂停苏共活动"的理由是要调查8?19政变与苏共领导层的关系,并没有宣布取缔苏共(前苏联其他共和国有的确实是取缔了共产党)。"暂停"后苏共再未出现,则是因为此后不久苏联就解体了。

  解体后俄罗斯也有人要重新登记注册苏共,未获批准,主要理由倒不是苏联已不存在――当时的确有些公开要求恢复苏联的政党获得登记的,如安德烈耶娃的"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实际就是1952年前苏共的旧称,还有前述那个"共产主义工人党"也是不承认苏联解体,自称在全苏而不是仅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在他们口中苏共也并未"亡党",只是他们这些正统的共产党人开除了"叛徒"戈尔巴乔夫等人而已。

  当时俄罗斯当局拒绝"苏联共产党"登记的理由是:政党制度下合法的党具有法人资格,而苏共与前苏联党国一体,党产即国产,现在苏联已不存在,各共和国分别继承了它的遗产,如果作为法人的苏共重现,将造成严重的遗产问题。所以"作为国家结构而非作为政党的苏共"已不可能存在,但俄罗斯当然可以有"作为政党的共产党",而且可以不止一个。如果共产党参选获胜,当然也可以执政。

  俄共和那几个极左"正统小党"就是这样获得登记的。你可以说以这样的理由拒绝"苏共"登记是借口,但没有疑问的是,当时提出这种登记并不是会遭到镇压的冒险行为,如果是登记俄共就更无风险了,把它比作当年后蜀军队不"解甲"投降就会面临血战乃至被消灭实在有点不当。严格地讲,苏联并没有"亡国"而只是"亡了制"(或者用过去常说的:"改变了颜色")――社会主义的苏俄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当然它的版图也变小了。苏共也并没有"亡党",它只是失去了一党专政的地位并且不再党国一体,而且迄今没能胜选执政,但作为其继承人的俄共仍然颇有影响。

  当然,苏联这一"亡制"造成的震荡是非常大的。这个大国虽然没有"亡",但国家实力明显下降,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里的确有许多值得汲取的教训。这也就是普京那句话"谁不为苏联解体难过,谁就是没有良心"的由来。而且如果对于俄罗斯联邦公民而言谈不上"亡国"的话,那么对于俄罗斯以外前苏联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族居民而言,很多人的确遇到了国家认同危机:作为俄罗斯族他们实际认同的是俄国,但现在他们却变成了"外国人"。由此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至今困扰着人们。所以,如何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避免"改朝换代"式的震荡,的确是个大课题。

  不过即使没有制度改换,像苏联那样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一旦发生政治危机,震荡往往都很严重,这就是我们过去提到的"帝国后遗症"问题。比起其他大帝国,古代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且不论,近现代的如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以及我们最熟悉的清帝国"解体"后的情况,前苏联的"帝国后遗症"其实已经算是最小。我们知道清帝国辛亥解体后,中国即战乱不断,直到1949年,比苏联解体后的震荡严重得太多。当时的国人也为国家的命运痛心疾首,亟图出路。不过真想回到"我大清"去的人也就张勋等几个而已。俄罗斯现在不也是如此吗?普京说的下半句话"谁还想恢复苏联,谁就是没有头脑"正是这个意思。

  其实,想"恢复"苏联版图和恢复苏联的体制也还是两回事,就前者而言虽然现在不现实,我看普京也未必真不想。但就后者而言,现在俄罗斯倒未必不现实:俄共不是在竞选吗?比俄共更左、更斯大林主义的前述小党不也存在吗?真想恢复那种体制,可以选他们嘛,然而看看他们的得票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想呢?当年俄共缺少"男儿",几十年后还这样?无疑今天的普京在不少人(不仅俄国人,也包括不少中国人)眼里绝对是个"男儿",但当年他可不是跟"红色的罗伊"站在一起,而恰恰是跟颁布"禁共令"、促成苏联解体的叶利钦站在一起的!

  有人说,苏共里"男儿"少,都是叫"历史虚无主义"舆论给弄的。不过说实在的,苏联比西方民主国家黑暗,至少我们是在"文革"时代就知道了。那时我们都听说过一段虽非正式发表、但却传播甚广的毛主席语录:"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是一帮流氓,比戴高乐还坏。"(毛泽东:《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一些插话》,1964年5月11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丁本496页;见矢吹晋编译:《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を语る》,(东京)现代评论社1975年,256页。)这大概不能算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蛊惑吧。

  "红色的罗伊"曾被党开除

  所以当"禁共令"下,只有麦德韦杰夫这位"男儿"出来维护苏共,确实非常难得。

  而这个唯一站出来捍卫党的"红色的罗伊",在旧体制下却一直是党不喜欢的人,1969年他因出版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著作并参与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开除了党籍,从此成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两年后他又被剥夺公职,成为靠写作为生的"自由作者",实际上就是体制外的社会边缘人。当时苏联还是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党"垄断一切生存资源,实行"不听话者不得食",体制外谋生是极为艰难的。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孪生兄弟若列斯?麦德韦杰夫作为著名生物学家,为事业不得不迁居国外。很多非左派的持不同政见者也走上了流亡之路。但罗伊认为他不像科学家弟弟需要在国外搞研究,作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也不认同西方的资本主义,所以他还是留在苏联为"社会主义民主"而奋斗。

  在将近20年间,麦德韦杰夫受到了"党"的严厉迫害。他被禁止居住在莫斯科,流放外省,言论被封杀,行动被盯梢。他的著述只能在国外出版,而在苏联国内以"萨米兹达特"(俄语"非法出版物")方式流传。这些著述包括:《让历史来审判》、《谁是疯子?》、《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日记》、《布哈林的最后岁月》、《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斯大林周围的人――六位苏联政治领导人的政治传记》、《菲利浦?库兹米奇?米罗诺夫的生与死》等等。

  直到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尤其是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后,麦德韦杰夫的处境才发生变化。在倡导"新思维"、"公开性"的那几年,他过去的"异端"言论越来越获得苏共改革派的宽容和认可。1989年,他被获准回到莫斯科,恢复了公职,并在戈尔巴乔夫的亲信、后来也被俄共骂为"叛徒"的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雅可夫列夫的过问下最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次年他批判斯大林的新书《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成为他多年来第一部在国内公开出版然后流传到国外、而不是在国外出版后秘密在国内流传的著作。此后他更是进入了出版高峰期,一年之内在国内出版了5部著作――包括新著和过去只能在国外出版的旧著。很快他又作为苏共籍代表被选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

  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画面: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而这个男儿曾经被党的正统派开除出党长达20年之久。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恢复了他的党籍,那苏共可就真的"更无一人是男儿"了!当然有人说,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毁了苏共,我想这要看从什么角度讲了。如果没有宋军压境,后蜀即便腐朽到"更无一人是男儿",也还可以再苟延一段。如果在为时已晚的情况下,后蜀通过改革有了几个"男儿",在大军压境时可能于事无补。这能证明改革错了吗?其实前面讲过,从苏联到俄罗斯主要是制度的"剧变",与后蜀那种没有制度变化但确实"亡国"了是不同的。至于"亡党",说到底就是指民主制下发生了政党轮替,苏共(后来的俄共)丢了政权。

  不过,台湾的蒋经国开放党禁实行民主化后,虽然也导致反对党兴起、乃至使若干年后国民党一度败选下台成为在野党,但似乎没人认为蒋经国就成了出卖国民党的"叛徒",而国民党就因这个"叛徒"而"亡党"了。事实上8年后国民党就大选获胜重新执政。当然,没有人能断言"政党轮替"不会再度发生,但无论怎么轮替都已属正常,不会有"亡党"之说和"叛徒"之咒了。

  东欧各国其实大都如此,那里"前共产党人"的后继党在"剧变"后20多年里大都胜选执政过一次乃至多次,很多党的获胜率都高于"剧变"时他们的对手。不过俄共确实是个例外,"剧变"至今它还从未尝过政权的滋味(指中央政权,俄共在地方上是有胜选执政的),其原因耐人寻味,我们可以另行讨论。但是这种剧变后经历的不同使"亡党"、"叛徒"之说在俄共中比在东欧各党中更有市场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即使我们同意这种说法,即由于苏共出了"叛徒",导致了"亡党",那么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包括戈氏在内的所有"叛徒"都不是改革时期才入党的,他们都是正统体制下按正统的价值观被挑选出来的接班人。而那个苏共"亡党"之际唯一挺身而出的"男儿",倒是被正统体制开除并排斥多年,恰恰是戈尔巴乔夫时代重新被党接纳的!

  苏共党内原来当然不止罗伊这一个"男儿"。麦德韦杰夫兄弟的父亲就是一个正直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任红军的师政委,同时也是个"红色知识分子",曾任教于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院。但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陷害,于1938年死在科雷马地区的"古拉格群岛"。

  在1970年的极权制度下,苏共把一批批老麦德韦杰夫这样的热血"男儿"消灭了,又把一批批小麦德维杰夫这样的"男儿"开除了。在那个长期形成的谎言充斥、真话绝迹的政治生态中,正直的人逐渐被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之徒所淘汰,"男儿"要么像老麦德韦杰夫那样变成了尸体,要么像小麦德韦杰夫那样为阉臣屑小所取代。宜乎到了1991年真正的考验来临之际,1900万成员呆若木鸡,只有一个被正统体制开除20年、刚刚被"叛徒"平反归队的"男儿"能站出来了。

  中国古代儒家有"从道不从君"、"恒言君之恶者谓之忠"的名言,古儒最鄙视的是所谓"乡愿",即趋炎附势、有奶便是娘的小人。但是在长期的"秦制"下,真儒越来越少,乡愿越来越多。晚清的谭嗣同曾这样感慨世道的沦丧:"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儒)教安得不亡!"

  其实苏共不也这样吗?群一千九百万之乡愿以为党,宜乎"更无一个是男儿"――不,还有一个被开除了20年的!正所谓:数亿乡愿以为国,"圣教"不灭岂可得?劁刀所及阉与毙,尚有一人是男儿!

 

 




 

发件人:LUYI(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UYI 时 间:2013年03月29日 08:43 (星期五)转发: 荣剑:没有思想的中国――中国改革前后的思想状态及其演变

    大军网编者按:中国当今的学者净弄些搞笑的东西,没有思想的中国,没有思想的革命,没有思想的改革......什么人没有思想?死人!按他的理论,中国就是一堆死人,只有他是活人。不过活得可笑----只要不按他的思想去思考,就是没思想,凡是不符合他思想的人,就是没思想。别人的思想都不是思想,只有他的思想才是思想。这就是本文作者的逻辑。可怜的中国,今天就是这么一批人在凭着一孔之见在搬弄是非,故作深沉。本网发出此文,供大家思考。

没有思想的中国

----中国改革前后的思想状态及其演变

荣剑

    作者按:本文是我有关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并非以时间为线索,而是以问题为导向,试图对中国自戊戌维新以来的思想生产和传播提出自己的看法,重点是对革命、改革和学术话语下的思想状态的分析。年初,我受邀在天则所第469次双周讨论会上,演讲了初步的研究心得。感谢主持人张曙光教授和评议人郑也夫、许章润、雷颐、马勇、房德邻教授,他们的精彩评议给我诸多启发。因篇幅关系,他们的评议文字未能收录本文,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和歉意。

    非常感谢天则所邀请,参加这一次思想交流。去年在网上写作了一年,但是参与学术圈内部的交流还是比较少,刚才张老师也介绍了,我下海有20年了,去年因为一个偶然的冲动,在网上写了一系列文章,也没有想到会引起比较大的反响。一个附带的效果是,一些过去的老朋友陆续又恢复了联系,同时也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通过这些方式也促使我去思考一些新的问题。实际上,我在下海以后,不是没有看书或者没有写东西,阅读量还是比较大的。从2003年开始,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就是一年争取写一篇比较长的文章。今天给几位老师的这几篇长文,也是在这一两年内写出来的,我今天的讲的内容和这些文章有一定的关系。
作为个人的兴趣来讲,我对这一百年来中国的思想史比较关心,从中国现代性问题出发,对上世纪30年代以前,上溯到戊戌维新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演变,进行观察和思考,主要涉及到的是对三大思潮--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的分析和评价。这篇文章写完以后,接下来的是对建国以来这段思想历史的研究,按照我的思考线索,试图对这段我们在场的历史作出总结。刚好天则所邀请我,讲这样一个题目,迫使我加快研究步伐。其实,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是非常成熟,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与大家有一个意见交换,加深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我想这个题目――《没有思想的中国》,恐怕会得罪很多人,第一个反应或许是:以思想研究为业的这批学者,置他们于何处?今天来的学者都是很有思想的,中国怎么可能没有思想呢?有一大批思想家,在这些年里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出来。我对"没有思想的中国"的判断实际上是从整体上,从思想的国家生产上得出来的,当然我也会对学术界的思想状况作出判断。《没有思想的中国》副标题是《中国改革前后的思想状态及其演变》。提纲我写了一万多字,这篇文章写出来恐怕会有四、五万字的量。我是分五个部分来阐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如何观察中国思想状态及其演变?

    我观察问题的角度可能与在座各位学者不是很一致,这么多年下海,可能我观察的角度是有我个人的一些特点。观察中国思想状况及其演变应有怎样的问题意识?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在谈论中国思想生产、传播和效用时首先必须要考虑的。我的看法是:从晚清统治终结以来,社会变迁波澜壮阔,前赴后继,历经北洋共和,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统一大陆,同时中国外来思想的引进可谓一波接着一波,各种理论观点风云际会,层出不穷。世界上任何一种思想或理论,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的版本。时至今日,中国的左右之争、主义之争,形同水火,不可调和,中国何去何从,走哪条道路?学界议论汹涌,文章滂沛。但是,这些争论究竟是中国的思想之争还是外来的思想在中国之争?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由此需要思考的是:近一百年来,中国有思想吗?中国革命有思想吗?中国改革有思想吗?中国现有的思想场域究竟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究竟包括哪些思想要素?它对中国的社会变迁究竟发生了何种实际的影响?

    我的问题毋宁说是对近一百年来(晚清以来)中国思想史的质问,是对权力控制下的思想生产和传播状态的关注,是对以学术为业的知识人的反思,或者说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审视。所以我就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大概会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中国革命有没有思想?第二,中国改革有没有思想?第三,中国的学术话语有没有思想?这三个问题我自己感觉很大,我不知道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后,其他学者会怎么看。

    如何观察中国思想状态及其演变,我是基于三个观察视角。第一个是思想史的视角。

    中国近百年的思想史是由哪些思想构成的?这是一个问题。今天秋风教授不在,我觉得我提的这个问题可能对他所研究的课题有对应关系。首先,我的一个判断是,作为帝国意识形态的儒学,随着帝制的终结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我在邓正来主编的刊物里发表的这篇文章,就是《中国史观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大概有4万多字。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了儒学的三次话语转向,即儒学在汉代经学中完成的政治转向、在宋明理学中所完成的形而上学转向、在清代朴学中所完成的学术转向。

    我对儒学话语三次转向的分析主要是批评现代新儒学的三期发展论。现代新儒学提出的三期发展论认为汉代经学是第一期,宋明理学是第二期,现代新儒学是第三期发展。我认为这个解读显然是把儒学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东西。为什么要把清代朴学置于儒学的发展中去观察呢?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儒学到了清代朴学阶段以后,其政治使命和形而上学的冲动已基本上终结了。清代朴学对儒学的最大贡献是通过考据学等实证科学以完全不同于汉代经学和宋明理学的话语方式建构了儒学的程序正义。我这里提出了一个程序正义的概念,借助于法学的概念,即通过一系列考证、训诂的程序以验明儒学文本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以政治性的或形而上学的意义为指向,最终建构了儒学的学术评价系统。我对这套系统的评价是:这是一套以工具理性为指向的、以知识论为基础的、坚持价值中立的形式主义话语系统。

    因此,清代朴学远离政治的现象既可以看作是清儒对儒学经世致用传统的背离和对入世责任的放弃,也可以看作是清代学术独立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对实体正义问题的回避,恰恰是这种以程序正义为指向的学术话语的自然结果。我的看法是,到了清代朴学阶段,就是建构程序正义,对实体正义问题它不讲了,究竟是政治关怀还是形而上学关怀,它已经不考虑了。但是,在清代儒学的晚期,就是今文经学重新崛起以后,又发生了一个变化,也就是说,乾嘉之学的繁荣之后,清代朴学面临帝国的衰退,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想动向,就是致力于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又开始重新崛起,由庄存与和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今文经学重启公羊学研究,经过龚自珍和魏源的发扬光大,最后在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中,将儒家政治文化的内在张力推向了极致,演化为戊戌维新时期帝国内部的最后一次改制运动。我的看法是,康有为对今文经学的诠释是儒学在政治领域的最后一次挣扎,看起来像是汉代经学的回光返照,是对清代朴学的反动,其实是预示着儒学政治使命的终结,晚清变革在现有的儒学思想中已经找不到可以利用的有效资源。

    我想马老师和雷老师有发言权,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就是康有为最后重建今文经学,是不是可以为理解为:给当下秋风、蒋庆等学者重构儒学提供了某种启示?康有为那儿实际上已经做到头了。秋风今天不在,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他会怎么看?我的看法是:到康有为以后,从严复、梁启超以来,传统的儒者发生了彻底的、革命性的变化,那些开眼看了世界的儒者,不得不从西方思想中寻找中国变化改制的依据。这就是说,所谓三千年所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是说中国所处的外部条件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欧洲诸国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中国边界腹地,而且是指帝国的意识形态开始崩塌了,儒学的政治合法性和学术合法性已经彻底动摇,至少在上世纪整个一百年,儒学作为中国道统的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儒学的历史使命已经终止了,它的历史使命就是它的政治使命和意识形态使命,我认为它已经终止了。从儒学终结以后,形成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引进。严复、梁启超的思想转型实际上是转向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区别于儒学传统观念的新观点,比如:公理观,进步观,国家观,社会观,自由观,还有科学观。

    从五四以后,这种思想的开放就更加全面,世界上当时所有的主义都被引进到中国,包括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同思想的博弈之后,主要形成了中国的三大思潮: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主义。儒学尽管在政治建构上被终止,但作为一种学术话语依然存在。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关键词--自由、宪政、国民性改造、女性解放、教育为本、改良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词是阶级斗争,是暴力革命,是夺取政权;传统主义的关键词仍然是原有的那一套概念。在我看来,三大思潮的较量形成了当时主要的理论生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大思潮基本上是由左翼控制的,在大学及中间地带,左翼话语是主流话语,或者是自由主义左翼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极端右翼的思想是难以生存的。而在这三大思潮的较量中,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学界而且在民间、都拥有最大话语权。在3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借助于权力的推动,因为共产党当时还不是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依靠它的那一套概念系统,在解释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时取得了支配性地位。1929年到1931年期间,中国学界有一个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的大争论,中国学术界基本上都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这场争论涉及到国民党左派、马克思主义派和托派,三大派别分歧很大,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解释中国的社会性质。这个现象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具有对思想生产的支配性地位,而且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儒学采取了共同的批判性立场。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思想状态,可以认为:作为中国思想主流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以西方的话语,来解释中国的现象,判断中国的性质,预言中国的变迁。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说中国思想界不是用自己本土的话语来说话的,儒学这套话语已经无法解释中国的问题,说了也没有人听。要想有话语权,只有照搬西方的话语,一个是自由主义话语,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话语,通过这两种西方话语,来认识和分析中国。现在看来,这两种话语都是有问题的。

    第二,我想从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演变来看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按照共产党自己的说法,是它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共产党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它的指导思想有一个完整的谱系: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我想,新的领导人产生以后,他恐怕也会要提出一个理论置于此间,否则他的历史地位就不能确立。我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这些不同说法究竟对共产党产生了何种影响?对中国社会变迁又产生了何种影响?

    我在前面提到,上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已经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对当时的思想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组织载体,共产党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呢?在我看来,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还是非常初步的,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半瓶子醋。毛泽东那个时候对马克思主义是现学现卖,他当时请艾思奇每天晚上到他的窑洞里去讲课,都是现学现卖。这个现象表明,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确在理论上还缺乏与王明为首的那些国际派在理论上相抗争的能力。毛那时非常苦恼,他在那个时候写的主要著作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而且这两本著作在后来经过反复修改。这就是说,共产党在当时基本上没有拿得出手的文本,这两本书代表了他的理论水平。

    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力的薄弱或不成熟,并没有影响到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反而成了它的一个优势。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整个思想动员主要是一种唯实践主义,或者说是一种实用主义、策略主义或机会主义,其主要表现是以半通不通的马克思主义来整合党内思想,以大众主义(这个大众主义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民粹主义)来发动群众,以民族主义来确立共产党武装的合法性,以民主、自由这套西方说辞来摧毁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争取民主党派的支持。这些不同的话语,针对不同的对象,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对共产党从事武装斗争非常有效。因此在我看来,共产党看起来是有不少的理论,借助于不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正统性,但是实际上,它对理论采取了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路线。建国以后,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如此。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完全是中国自己的立场。到了邓小平和陈云时期,都是采用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实质上是不讲理论,只讲方法,不讲价值观,只讲实用性,邓的"黑猫白猫论",陈云讲"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都是这样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的体现。
由此形成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不相信理论?不迷信思想?不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你的指导思想,你为什么不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按照我的说法,共产党可以分别用大众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话语,还有西方自由、民主这一套概念,来处理现实中所遇到的不同问题,但是,它就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教义真正贯彻下去,它最多说说而已,这是因为它充分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用,这是要害所在。所以,到邓的时代,他深深地感觉到党的理论教条的危害性,索性不讲。他提出了不争论、不问理论是非,不靠左右,都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态度。他满嘴讲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不信。用毛泽东的说法:"我党真信马列的人不多"。这句话,我觉得也是讲到了实处。

    党的指导思想,从邓以后,也没有什么创新和发展。三个代表只是讲了半截,原来试图建构一个党的新的价值系统,遇到左派"万言书"的狙击以后,又退了回去,不敢再讲了。科学发展观只是工具理性的一套说法,完全没有价值关怀。由此可见,共产党不是以思想治天下,它在党章、宪法中所规定的那些说法,它自己并不重视。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事情,在我看来:没有指导思想,没有价值观,没有治国纲领,宪法束之高阁,党章成为摆设,这在全世界估计绝无仅有!哪个国家不是用思想治国,比如说美国共和党执政,奉行撒切尔-里根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在北欧,包括朝鲜,也实行金日成的主体思想。这就是说在这些国家,不管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理论和实践都是统一的。唯独在中国,理论和实践是两张皮,说的和做的完全不一样,甚至是对立的。记得有人好像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来自于:干的是资本主义,说的是社会主义。这种悖论现象长期存在,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或者说它也不想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我会评价并质疑:这种不唯理论、不唯思想的治国,后果究竟会是如何?!

    第三,从中国学术生产来看问题。

    从中国学术生产来看,清代朴学最早开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体系,胡适和梁启超对此都有所评价。清代朴学所建立起来的学术程序正义,有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把思想完全抽离掉了,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它已经不问实体正义了。这是清代朴学学术生产的后果,它不关心实体正义问题。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其中一脉是建立了学术的独立性,蔡元培主持北大,倡导大学的责任和作用,大学成了学术独立的主要载体,中国30年代以来的思想生产和传播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的一段重要历史。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它的主要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我的观察来讲:第一,它所有的思想资源是来自于西方的,不是本土的。自由主义一直存在着与本土经验相适应和相融合的障碍。第二,学术生产虽然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独立性,比如蔡元培所确立的大学独立的传统,但是它仍然没有摆脱对权力的依附问题,思想依附于权力。这从胡适到郭沫若都是这样。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都是一样的,都是把知识分子及其思想生产视为它的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到了共产党执政以后,学术生产所出现的思想的权力化和意识形态化,不需要再做什么解释。改革以前,中国基本上没有思想,也不允许你有思想,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注解和信仰。改革以来,学术的生产依然没有摆脱权力化和意识形态化,中国学术生产始终存在着思想缺位的问题。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观察中国整个一百年来的思想状态和演变。

二、没有思想的革命

    1、中国革命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革命?

    我提出"没有思想的革命"这个概念,大致是基于如下问题意识:中国革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

    第一,如果说中国革命只是一次农民革命,那么它与以前的农民起义有什么区别?它们的主体都是农民,它为何能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迅速崛起,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全国的政权?共产党领导的是农民革命吗?中国的革命和以前农民起义的最大区别在什么地方?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吸引了一大批知识人的参与,有明确的思想和理论纲领,问题是它依靠了哪些理论来进行动员和组织?这是要把问题提出来的。

    第二,如果说中国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那么这个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存在哪些关联?事实上,共产党人没有几个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以王明为首的28个半中国布尔什维克并没有主导中国革命的进程,就是说熟悉掌握和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教义的人,他们对中国革命没有发生影响,他们一直遭到排斥,最后被清除出党的核心层。中国共产党人和第三国际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评价?中国是以俄国为师,后来是以反叛俄国确立自己的独立性,依我的看法,中国和俄国的分歧不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分歧,那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分歧呢?这是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第二个理解,它是不是共产主义革命?

    第三个理解,中国革命是不是民族主义革命?如果说中国革命是民族主义革命,那么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期间的表现?如何理解建国初期和苏联的结盟以及后来和美国的和解?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应该怎样来看?是民族主义的叙事呢,还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叙事?如果说中国革命是民族主义革命,那么它革命的思想基础来源于什么地方?

    第四个对中国革命的判断,就是正统意识形态一直强调的,中国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工人阶级在哪里呢?现有党史对有工人参与的几次城市起义还是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因为它们有工人参与,但实际上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中国革命的主体不是工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都是后来虚拟上去的。

    第五个看法,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吗?它的世界意义何在?如何通过世界格局的变化来认识中国革命?原来对中国革命有一个基本判断: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迅速改变了二次大战以来世界政治格局,形成了苏联、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抗击美国、英国为主体的资本主义阵营,两大阵营存在着,对立着,中间有一道铁幕。中国后来由于和苏联闹翻以后,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从革命爆发的各种因素来看,中国革命和苏俄十月革命虽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不同的方面更多,按俄国模式来评估中国革命肯定不合适,中国革命更为复杂,包含的思想成分更多。这些不同的方面怎么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

    2、中国的革命史观是依靠了哪些理论资源?

    不管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如何理解,我们都必须对中国革命赖以形成的各种思想资源进行清理和清算。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进程中,革命史观是压倒一切的,革命话语是最正当的话语,革命史观长期支配中国革命的运行,战争、暴力、杀人、夺取政权,均是在革命话语下发生的,是由革命赋予它们的正当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观是如何构成的呢?我的观察是,它没有一个纯粹的理论形态,如同我前面提到的,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来统一党的思想,用大众主义来发动群众,用民族主义来争取军事武装和军事割据的合法性,用民主主义来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它对理论采取的是策略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立场。也就是说,中国革命不是哪个理论的胜利,也不是哪个思想的特有产物,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使得共产党有最大的灵活性,可随时根据形势来选择打出哪个旗号,讲什么话。

    相比较,国民党是有思想的,想要真正实现三民主义。它的问题所在恰恰是共产党的优势所在,在共产党的上述四个话语均能击中国民党的要害。比如说共产党思想高度统一,那是靠马克思主义整合起来的;共产党用大众主义动员社会底层,这是国民党最薄弱的环节。金观涛讲过这个话,他说国民党只是把中、上层精英动员起来了,把底层完全留给共产党,共产党用大众主义来充分动员群众,人多势众。民主主义也被共产党掌握话语权了,1945年前后,延安的《解放日报》和重庆的《新华日报》,基本上是每天要发一篇社论,主要关键词就是自由、民主、言论自由、反对一党独裁。这个民主主义话语被共产党掌握以后,民主党派基本上都被拉过去了。在民族主义上,国民党在这一方面有所贡献,但是打败了日本,却制造了一个更大的敌人。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观,充分利用了四大话语,在这四大话语中,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主要的。

    3、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评价

    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毛决定了革命的方向和方式,没有毛,我觉得中国革命能不能起来,能不能胜利,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样的话,我们要对毛的思想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在党的指导思想谱系中的毛泽东思想,是一大堆意识形态的教条,后来都变成陈词滥调了,完全是党的语言,而不是毛自己的真正思想。我们要搞清楚的是:毛真正信奉的是哪些思想?

    我并不是专业研究毛思想的学者,只是从直观上来做一些分析。第一,毛是一个反智主义者,这个很多人都提到过,他是一个王阳明式的强调顿悟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乡村小知识分子,他和洪秀全有相似之处,对传统的知识体系深恶痛绝,一生都在鄙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是最脏的,赶不上工农。毛的知识储备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历史典籍和史书。第二,毛是一个行动主义者,他对实践的强调,对行动的强调,反映出他是一个天生的行动主义者。惟实践必重策略,为取得行动的最大效果,可以不择手段,不墨守成规,采取机会主义立场,瞬间万变,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第三,毛对西方的知识基本上是零,完全藐视自由主义这套理论,在延安时期他推崇过罗斯福的民主理论,那仅仅是一种话语策略,晚年他对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而下台感到不可思议,他至死都不能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真正奥秘。第四,反智主义决定了毛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说穿了,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也是言必称马列的。他对斯大林主义也是半信半疑,他自己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这个评价还是很准确的。他试图垄断道统、政统和学统,搞政教合一,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垄断知识生产,变成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从文本上看,毛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充其量也就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他基本上不了解。他书房里面很可能没有马克思的书,他也很少引用马克思的某一段话,所以说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4、如何评价"没有思想的革命"的后果?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判断:毛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个没有思想的革命,它所运用的理论资源并非像它的意识形态所宣传的那样,由马克思主义占据统治地位,而是包含着由不同理念、价值和方法所构成的不同话语。中国革命的成功是由四种不同话语共同促成的,本质上都是以实践主义、实用主义、策略主义或机会主义为导向,思想或理论没有确定的位置,只服从于实际的需要和目标。

    对这个没有思想的革命的后果应该如何评价?我的看法是:这是一个没有道德边界、可以不择手段、随时调整生存和发展策略、具有极大适应性的革命,这个革命没有价值关怀,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向性,充满了乌托邦的想象和追求,在实践上也是极其盲目的,最终是一个迷失了方向的革命。这是我对它的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因为它没有理论,没有思想,在革命的不同时期,都是根据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来确定它的策略,以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取舍那些思想工具或者理论,把政策和策略提到了党的生命的高度。阎锡山后来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有一个系统的总结,我看了以后觉得很多方面讲到了点子上,其中有一点,他提到毛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就是不择手段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采取一切办法。当他需要说民主的时候,说自由的时候,他就说自由,说民主。民主党派去延安考察,他对黄炎培讲,要改变历史的周期律,就要靠民主。但是他对蒋介石,采取的办法很明确,那就是要靠武装斗争,通过大众主义来动员群众,发动人民,所以说,中国革命是一个没有思想的革命。

    没有思想的革命,不仅影响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变迁的方向和方式,彻底终结了1946年共同纲领所达成的宪政框架,而且也影响到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所实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社会变迁依然在革命轨道上运行,直至文革结束面临崩溃时才不得不停了下来。于是,革命退场,改革出场。

三、没有思想的改革

    提出没有思想的改革,涉及到我们对近三十年来这一段历史的判断。

    第一,我想谈一下改革发生的政治背景和思想背景。中国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其性质和意义是可以与历史上的周公改制和商鞅变法相媲美,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周公制礼作乐,建立封建制,以天子和诸侯共治天下,从而完成了中国社会的第一次转型。这在史学界大概已经形成了比较普遍的共识了。对于西周封建制,吴稼祥最近写的书《公天下》有分析,我看秋风的书也涉及到对西周封建制的评价。我原来写过一篇论中国封建主义问题的长文,发表在2008年《文史哲》的第四期。我的判断是:第一次社会转型就是发生在西周时候,就是周公主导完成的。它的性质就是从夏商联邦式的部族联盟向西周封建制的转型。封建制是权力的横向配置和权力的等级分层占有,是二元或多元的权力体系。商鞅变法奠定了秦统一中国的基础,完成了中国的第二次社会转型,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制度,这是一元的权力结构,是权力的纵向垂直配置,是权力的上移和集中。中国改革从时间上看是发生于上世纪的80年代,其实始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的一系列改制运动,是中国第三次社会转型承前启后的重大转折,最终目标是要从帝制国家转向现代民主国家,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以整合民族国家,建立联邦制度,以整合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建立普世价值导向的文化体系,以整合中华文化。这就是说,我们对80年代开始的改革应该有一个基本估计,这是中国第三次社会转型的一种方式,应该上升到这样一个历史高度上来进行认识。

    那么,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是如何在80年代起步的呢?它是在何种思想指导下开始的?这是我要提出的一个大的问题。这个要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社会转型的改革,它是在什么样思想条件下发生的?我的看法是,首先是从非毛化开始的。所谓非毛化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执政党并不认同,但是,当时党内实际上已经普遍意识到:毛式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彻底破产!有关这个革命的相关话语,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党所能接受的范围内已经完全丧失了合法性。党内迫切认识到,这条路线如果继续持续下去,必将亡党亡国。

    最初的非毛化主要是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后来的理论务虚会、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在全社会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都是对毛的思想遗产的清算,是党内的思想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思,是用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来对另一种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斗争。原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都是在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那里,终极的解释权是在毛那里,所以,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从毛那里拿过来了。但是,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争夺,很快在党内引发了分歧。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关系到谁拥有党内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权威地位,胡乔木认为这个地位非他莫属。他和周扬之争,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权威地位之争。这个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统一党的思想的主要工具,也是执政党合法性的主要证据。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必须坚持的第一条,就是基于这个考虑。执政党的合法性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暴力革命,第二个来源就是马克思主义。邓基本上是一个不问理论和思想的人,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出于实用主义动机,从维护政权稳定的角度着眼,至于他是否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那就另当别论了。

    第二,对80年代改革的性质有一个基本看法:80年代改革肇始于下面摸石头,摸到石头后由上面认可,认可后再全面推广。所以改革从一开始起,根本就没有理论,没有思想,只有改革这个口号。当时邓的思想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我认为他在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执政党在这30多年里,在即有的意识形态框架里讲得最彻底的一次,后来再也没有讲过比这更重的话了。但是,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就被束之高阁,连邓自己都不想实行,他也感觉到这个理论在党内已经很难执行了,阻力太大,执行起来会产生许多难以预料的后果。所以,我的判断是:80年代改革实际的情况是,它不是理论指导实践,而是实践如何突破理论,突破理论所设置的限制。最大的理论限制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邓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当然这个马克思主义是充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改革的实质是市场一点点在计划中拓展空间,是下面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这么说,80年代的改革是理论落后于实践,理论束缚实践,改革没有理论,的确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对80年代改革的一个基本判断,它没有什么现成的思想,没有在理论的指导下有序进行。

    第三,不争论以后的改革理论谱系。邓在92年南巡讲话中,除了确定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路线之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不争论",即把所有理论之争均搁置起来。我的看法是,一方面是因为邓不能彻底颠覆马克思主义那套说法,因为这是执政党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原则,另一方面是因为邓实际上很清楚,中国的改革实践之所以难以顺利进行,障碍是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我认为邓对这一点是了解的,很清楚执政党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大大束缚了自己前进的脚步。既然马克思主义的尊神不能丢,马克思主义的经又讲不好,讲了对实际又没有什么用,那索性还不如不讲,所以邓就提出了一个"不争论"。这是邓的聪明之处,也是他的一个无奈之处,他的实用主义派上了用场。他说要杀出一条血路,实际上这条血路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堵住了中国的改革之路。邓的"不争论"对于民间和地方的改革是有积极作用的。那时流行的打左灯向右拐,就是对这种理论和实践相背离状况的一个真实写照。中国的改革从整体看,一直是处在理论和实践分裂的状态,改革的进展实际上是取决于对理论突破的程度。在"不争论"的主基调下,中国的改革迄今形成了三个理论版本: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记在邓的名下,实质是黑猫白猫的升级版;另一个是江的三个代表理论,三个代表是试图向普世价值靠拢的,后来遇到阻力之后就退回去了;第三个版本就是胡的科学发展观。这三个理论版本各管十年,代表了三个执政时期。邓的理论实质是实用主义,是没有价值导向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到了江时期,提出了三个代表,在价值上有关怀,但是没有走下去。到了胡的科学发展观,价值上是一个大大的倒退,纯粹是一个工具理性的概念,没有价值观关怀。概而言之,这三个理论版本,都没有明确的思想和理念。

    第四,执政党对思想界的左右之争采取了左右不靠的立场。执政党内部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存在着保守派和改革派之争;到了90年代以后,这两派的争论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左、右之争。这是从政策导向上加以判断,和社会上的左右之分是有重合之处的。比如说邓时期的改革,江时期的全面开放,社会上的评价都认为是右的做法,后来胡的这一套国进民退都被认为是带有左的色彩。但是他们在理论上的立场都是一致的,都是偏左的,在策略上采取了左右不靠的做法,在必要的时候对左右采取共同打压的立场,主要是为了达到一种理论平衡。

    如何来看待执政党对理论的态度呢?我认为从根本上来看,这是执政党没有思想的一种表现,没有真正和实践相一致的指导思想,继续执行了一条从毛时代以来一以贯之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路线,这是改革最终无法深入进行下去的一个重大思想障碍。

    明确思想导向,意味着改革需要在理论上做出明确承诺,即要向哪个方面发展,按哪种价值观来确定改革的路径和政策,说到底,是要对社会发展的公理或普世价值明确表态的,而不能是采取模糊的、模棱两可的实用主义态度。也就是说,没有思想的改革已经走到尽头了,现在是需要确立具有明确指导思想的改革。但是我们现在仍然还看不到这样一个明确的前景,现在所讲的一些话仍然是含糊其辞,"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究竟是一条什么路?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理论纲领拿出来,让大家去判断。现在所有人都在猜,左派在猜,右派也在猜,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到现在还不知道。如果说在理论上、在思想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我想这个改革的路径一定是不清楚的。

四、没有思想的学术生产

    没有思想的学术生产,这涉及到我们对学界思想状态的一个评价,我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讲。

    1、 改革以来的思想状态。

    改革以来的思想状态我用三句话来概括:80年代的思想,90年代的学术,最近10年的主义。三句话大概概括了改革以来三个10年的思想生产、传播和作用。这三句话也不是我的一个发明,90年代就有一个说法,思想家退场,学术家出场,这大致可以描述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个区别。当然需要明确的是:何为思想?何为学术?80年代的思想指的是哪些思想?

    我的看法是,80年代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更新,是用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旧的马克思主义。那么什么是新的马克思主义呢?就是当时所讲的人道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革新。80年代思想的另一脉就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那套话语,还是西方那套话语。就是说,我们80年代的思想,主要的两个大的产品: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反思,一个是自由主义的重新引进和诠释,它们仍然都是西方的思想,不是来自我们本土经验的理论提炼和创造。这是我们在评价80年代思想的时候,需要做出的一个最基本的估计,就是说在当时,整个学术界的思想生产,充其量就是在这两个领域,我看不出还有在哪些领域里面具有区别于这两个领域的思想生产。

    90年代思想生产主要是以学术化的方式来进行,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好像李泽厚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就是思想家退场,学问家出场。这种学术化方式的主要标志是各个专业学科的繁荣,启蒙的宏大叙事不再被继续追捧,代之以专业化的研究,在经济学、历史、法学等领域均有重要成果出现。因为我是在哲学领域,对哲学比较关心。在哲学领域,原来讲的都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是不同的哲学教科书的改写或重写。而到了90年代,西方的各个哲学流派均被引进到中国,每隔三、五年,都能看到一些新名词、新人物出现在中国的哲学刊物上。儒学在此期间也有了重新振兴的机会,原来的反传统又被传统反了过来,形成了儒学前所未有的繁荣。那么,我们是不是的确可以这样理解,90年代是一个学术繁荣的年代,至少和80年代的学术相比,90 年代的学术从表面上来看的确呈现出一个普遍繁荣、全面开花的局面。

    到21世纪,思想之争、学术之争,普遍沦为了主义之争,这是大家能够切身感受到的,思想和学术重新意识形态化。各种主义大量涌现,最具影响力的主义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主义、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爱国主义、古典主义、儒家宪政主义。在这些主义中,对中国现实发生实际影响的,主要就是左右之争、左右对决。所谓的左右这两个概念,已经完全离开了思想与学术的划分,完全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冲突,现在已经愈演愈烈,成为社会冲突的两个主要对立的领域,彼此的界限非常清楚,一讲话就可以判断出来,你是左的还是右的。在微博世界,那些大微们,界限也非常明确,而且水火不相容,这是最近10年在中国所出现的一个现象。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90年代以来的学术生产和近10年来的主义之争,导致的是没有思想的学术和意识形态。为什么?这可以从学术生产机制和学术的内在思想要素上来加以判断。

    2、改革以来学术生产的主要机制。

    90年代的学术生产,绝大部分都被置于国家学术生产机制之中,是被权力所控制的学术生产。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学者好像都还没有被控制住,是少数幸存者。国家控制的主要方式是大学的官僚化和权力化,所有出版机构都没有任何独立性,学术或知识的生产是有国家标准的,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思想产品是绝不可能进入正常的出版渠道。国家大规模地对体制内的学术生产进行资助,通过各种国家课题,基本垄断了学术生产的主体。那些大学教授、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均被国家规定的各种课题一网打尽。凡是符合国家规定进行学术生产的人,均能获得程度不同的利益,这是国家和学术进行交换的基本机制。在国家财力充分增长的基础上,国家对思想和学术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历代历朝都没有这种情况,整个国家的学术生产完全被权力所腐蚀,最终沦为意识形态所统治的工具,这是思想和学术的国家生产。

    另一方面,在国家绝对控制思想和学术生产的同时,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导向改革,为学术的生产开辟出一个新的渠道,即市场化导向的学术生产。这是在体制之外的,其中也产生过一些好的思想或学术产品,但是市场化导向的学术生产依旧没有能够彻底摆脱权力控制,资本的图利要求也决定它不可能采取和权力相抗衡的立场,它只能通过一些策略的、变通的方式来寻求学术产品的出版,稍微改变了90年代的学术生态。和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民间学术机构的出现,包括天则所这样的机构,由于长期没有权力与资本的支持,其学术生产能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处在负增长状态。很多学术机构难以为继,好像已经自生自灭了。

    权力主导下的学术生产机制,怎么可能生产出具有独立性质的思想产品?那些在体制边缘地带或体制外生存的思想者和知识人,也不可能彻底逃脱体制性控制,他要么停止思想生产,要么按照思想的国家生产标准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以符合国家出版标准。90年代的学术繁荣,完全是一种虚假繁荣,它掩盖的是思想的短缺。

    3、学术生产的思想空心化。

    首先,权力支配下的学术生产,因为必须考虑到国家的偏好,充其量涉及的是知识的增长和更新,满足于工具性的、方法的、功利的、实用的、技术的进步,没有终极价值关怀和创新性的思想创造,尤其是在国家资助下所产生的那些学术成果,绝大部分是学术垃圾,根本无助于中国的思想进步,反而是在不断地破坏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和价值信仰。

    学术生产思想空心化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中国当前的主义之争,实质并不是中国自己的主义之争,而是西方思想在中国之争。中国的左派和右派打架,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美国的左派和右派在中国打架。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都是借助于西方的思想资源,来对中国问题进行论述,离开了西方的思想、价值观和方法论,很多人都不会说话了。中国的主义之争,没有中国的主体性,离开西方的思想拐杖,许多中国学者都无法前行一步。

    第三,秋风先生所关注的儒学的重新崛起,看起来是最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重构,但是目前仍然看不到它是否能够主导中国思想主流,它有关宪政化的叙事和政治化的倾向,究竟能在现实中发挥何种影响,尚有待观察。我觉得,蒋庆的政治儒学和秋风的宪政儒学,充其量还没有超过康有为对今文经学的重新理解。

   没有思想的学术生产,与没有思想的革命和没有思想的改革,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共同反映出一个没有思想的中国。中国近一百年来的思想生产和传播,在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全面衰落之后,一方面是完全来源于西方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则完全受制于权力体系,沦落为实用主义的工具,成为特定意识形态的遮羞布。全面反思中国近百年来的思想状态及其演变,最后必然导向一个问题:能否重建思想的中国?

五、重建思想的中国

    通过上述分析,我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看法:中国的革命和改革是没有思想灵魂的,是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向的,是没有终极价值关怀的,理论和实践始终是处在分裂和矛盾之中,贯彻行动的是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理论纲领和指导思想都是策略性话语。中国的未来前途取决于重建思想的中国,取决于建立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取决于建立符合人类正义的价值导向。

    第一,要建立思想生产的正常机制。建立思想生产的正常机制就是建立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制度,彻底终止国家控制思想生产体制,放弃思想生产的国家标准,实行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的分离,允许思想生产者的自由讨论、写作和出版,保证思想生产和传播的独立性,按学术自由尺度建立思想生产的国家资助制度,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建立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制度,中国的思想才能繁荣,才能成为文明大国和思想大国。

     第二,建立思想市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对中国有过一个忠告: "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思想市场意味着思想产品必须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流通和传播,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思想市场的开放是思想繁荣的首要条件。从市场角度来认识思想的传播,首先是要破除权力的观念,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权力的天然敌人,是权力的批判者和定位者,依靠权力推广的思想虽然在专制时期能够获得其一定的待遇和荣誉,但是这样的思想绝无可能获得持续流传的生命力,理论的自信不是通过外在的权力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于其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其次,思想市场是以需求为导向的思想传播,只有那些满足了人民精神需求和价值关怀的思想才会对人民的行动和行为产生实际的影响力,而那些违背人们正常需求的思想,一定会被人民所唾弃。

    第三,思想市场意味着思想的充分交换,是不同思想的互相开放,是建构多元思想体系,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产品的多元性和创新性,是思想繁荣的唯一源泉。

    第四,建立中国主体性思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觉得建立中国主体性思想不是要脱离世界文明的大道,更不是要背离普世价值,而是在世界文明和普世价值基础上,建立起面向中国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中国话语体系。这是我一直在关注的问题,这次提供给专家的两本杂志,在里面我提出来一个中国史观的概念。按照我的理解,中国主体性思想实际上包括着四个维度:笫一,它要以中国史观为指导思想。所谓中国史观,就是说以中国区别于欧洲的历史特质和历史经验,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历史尺度,重新发现和编撰长期被欧洲历史遮蔽的中国历史,建立起区别于欧洲史观的中国史观。第二,中国主体性思想必须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为依据。第三,以中国现实的问题意识为导向。第四,以实现人类普遍正义和幸福为目标。这是我所理解的中国主体性思想的四个维度。

    这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主要内容,并不成熟,还需要继续深化。执政党长期以来垄断意识形态,垄断思想生产,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它统治合法性的一个主要基础,但是他们也非常清楚,这一套说法在人民群众中是没有任何市场的,在实际中也发挥不出任何效用。他们继续使用这套话语,是因为运用这套话语能够维持他们权力的合法性,这是执政党的问题。作为民间思想来讲,我们对这套话语的抵抗和批判,主要还是基于西方的知识体系,不管是自由主义也好,社会民主主义也好,都是属于一套知识体系。

    现在很多人都在想能否走出这对立的两极。我所理解的秋风的宪政儒学,是不是想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就是第三条道路,介于西方和官方对立的两极之中,走出第三条道路。这在方法上我认为是可取的,但是要运用这套话语来充分地解释中国问题,我认为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对于我们学者来说,中国的思想现状摆在那里,问题或许已经愈来愈清楚了,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来分析这些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独立的有价值的思想产品的生产,取决于思想者之间自由和开放的讨论,充分地交换意见,以此共同促进中国的思想进步。

附:我对专家评议意见的回应。

    各位学兄的批评很到位,我这篇文章要把它做好的确有一个最大的挑战或者问题,就是雷颐兄包括也夫都提到的,如何理解中国的自主性?如何理解中国主体性思想和西方话语的关系?我也意识到,如果离开西方现在这套话语,包括概念,那你就没法说话,思想就没法言说了,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比如我的文章里面提到建构中国史观,究竟有没有一个中国史观或者有没有一个欧洲史观?这是需要辨析的。我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有人就批评我是国家主义叙事,是国家主义这一套话语。中国这两千年的发展,的确是国家主导,这个我觉得不能否认。这种国家主导的体制一直延续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我是对这种国家主义现象进行研究的,与你说的国家主义叙事恐怕还是两个概念。西方完全是另外一种叙事,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宪政、民主、自由,都是来源于西方的思想,来源于它们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现在把它说成是一个普世价值,要置于中国的语境,这里的确还面临着一系列极其困难的话语转换。

    刚才张曙光老师也讲到了,比如秋风这一套说法,跨越两千年,你又把这个东西挖出来了,认为这是中国主体性的东西,恐怕也缺少说服力!我提出的中国主体性思想或中国史观仍然是一个抽象的说法,怎样进行知识性的填充和经验性的总结,我现在也不好说。如果说唯一的知识性来源只能到秋风那里去找,显然就显得荒谬了。我们现有的知识构成、积累就是这些,要不就是西方的,要不就是儒家的,除了这些思想资源,找不到别的思想资源能够填充进来,这是当前思想生产的一个大困惑,也是我在文章里试图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不是没有意识到,我提出的离开西方的思想拐杖不能前行一步,对我来讲也同样如此,我也丢不掉这个拐杖,就像大家都在批评我一样,我所讲的这些东西,程序正义也好,工具理性也好,都是西方的韦伯的概念。怎么把这些概念转化为中国的语言或表达,至少是形式化建构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当然,更大的问题,我认为还是也夫所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些理论能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这大概是一个主要的衡量标准。如果我们所提出的理论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个理论没有生命力。我们检索这一百年里所引进的所有思想,判断的标准就是这些理论的有效性究竟何在?面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主义,我们还是有一个标准,就是它们对中国问题的有效性。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我们还不能说对自由主义充满一个乐观的预期,这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局限性一方面是我们体制所打压的,另一方面,是不是自由主义理论建构本身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我前一段时间写了《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提出了一些思考,就是说自由主义本身需要完成哪种转型或者话语转换才能够有效地回应我们现实中的问题?

    所以,我倒是倾向于也夫刚才对我这样一个评价:我实际上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还不在于我们中国缺少思想,或者缺少大思想家。我认为中国有很多思想家,在座的各位我觉得都达到了这种水平。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对我们现有制度的一个批判。这些年来,我努力发扬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传统,着眼于对现有权力结构的批判。这个权力结构既没有制度约束,也没有法律约束,更没有道德约束。我们再进一步看的话:它没有思想,没有信仰,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关怀。如此发展下去的话,我觉得中国太危险了。我的问题意识就在里,并不是纯粹考察我们学界没有完成什么任务,或者说西方这套话语体系不能有效地用来论说中国问题,而是说中国的革命、改革和整个制度安排,的确是没有理论规范,没有纲领,没有价值关怀,没有方向,纯粹是用实用主义的、机会主义的、策略主义的办法来对待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我文章的重点还是在于对制度弊端的批判,挖掘这个制度弊端的各种各样的根源,既有它制度上的根源,也有思想上的根源。

 

 

 

 

    大军网编者按:有网友说,来华的以色列人往往是佛教徒,或许与耶稣的这一段经历有关。

耶稣基督在印度西藏足迹的追寻

原载香港《内明》月刊第198期  1988年09月1日

冯冯 (天主教徒, 父为乌克兰人, 母为佛教徒)

    基督教的圣经新约全书,以四大福音称为基础,四大福音书,是耶稣基督的及身亲信门徒马太、路加、约翰、马可等四位圣徒所写,记录下耶稣的言行及宝训事迹,基督教学者与历史学者公认四福音书是各圣徒亲近耶稣的第一手资料,绝对可靠可信,写作时代推断是在公元后六十年至一百年之间,是断断续续写成,后来才汇编成册。

    四大福音书,都从耶稣降生前开始叙述,对于耶稣的法身来历(上帝的独生子),及其应身(肉身降生为圣处女玛利亚之子),诞生于伯利恒旅次马槽 ,俗世的法律上父亲是木匠约瑟……等等都叙述得很详尽,但未多提及圣母玛利亚与圣约瑟携带耶稣逃避犹太王的暴政,一家三口逃往埃及的详情。四福音只提到耶稣在十二岁之时出现于犹太教神庙,讲道折服犹太教长老,以后,完全没有提及耶稣从十二岁起到三十一二岁重返耶路撤冷传道此一期间的事迹。四福音显然显注重耶稣的神性与其上十字架的牺牲精神,而不注重耶稣未在以色列传道以前的十八至二十九年的言行事迹,这样漏列了耶稣的言教身教纪录,对于基督教徒与非教徒,都是莫大损失。

    四大福音既是耶稣的人间及身门徒,对于耶稣的一言一行,纪录自然是务求翔实,不可能这样疏忽。也无可能四位圣徙相约不提耶稣的十八至二十年的言行,很多学者推论四位圣徒必然曾有记述,不幸全文可能佚失,或是在公元四世纪教廷编辑圣经之时,由于某种原因,将四福音的此一部份全部删除,再经历代的左删右改,或增或减,以致今日所见到的圣经四福音已是面目全非、支离破碎,虽亦经润饰,终难掩其中的缺陷。

    由于四福音现传本子全无记叙耶稣失年代言行,就有不少非宗教的学者从人文观点及逻辑来断言:‘历史上并无耶稣其人,’‘耶稣只是虚构的人物。’等等武断的论调。这恐怕不是四世纪或中古时代教廷编辑者所能始料的不良后果。

    四世纪或中古时代的教廷编辑者,为什么要删除四福音当中的耶稣十八至二十年事迹 (以下简称为‘失踪年代’)?从现代常识来推测,很可能是当时的编辑人认为失踪年代(一) 不够重要,不足以代表耶稣的教行,(二)不可靠, (三)有破坏或触犯基督的神圣形象,(四)因有其他外教色彩,有损基督教权威地位。

    很可能四种原因都能成立,亦可能同时是基于此等原因,古代的教廷编辑人,索性把圣彼得的笔记亦全部废除,不列入新约之内。大彼得是耶稣的首位门徒,本来是一位渔夫,不甚识字,皈依耶稣之后,追随耶稣多年,耶稣授以学识文字,亦对之倚重甚深,耶稣曾将失踪年代事迹告知彼得甚详,彼得均有记录,耶稣上十字架为世人赎罪之后,圣彼得成为耶稣的传法与继承人,在希腊、土耳其,到罗马传弘基督教多年,后来在罗马殉教,被异教的罗马人所杀死,但是,圣彼得的笔记已经流传下来,有些学者称之为【彼得福音】,另些称为【水上门徒行纪】,现在仍可见到英译本。

    有些学者认为此一经本可能曾经一度被编入新约之内,居于五福音之首,后来才被剔除,新约只剩下了四福音,又有些学者认为,【彼得福音】之被废,可能是因为彼得叙述耶稣曾经赴印度及西藏研究佛教!并且,与圣彼同时代的耶稣身后门徒保罗 (原名扫罗,是罗马人,是学问不错的一位收税官,某次酒醉后,在路上看见耶稣显圣,因而皈依,从一个迫害基督徒的官吏,变为一位圣徒大护法),在圣彼得死后 ,保罗成为基督教的领袖,被尊为首任教宗。圣保罗对基督教的发扬不遗余力,贡献极大,但是,不容许经内有异教徒色彩。可能是保罗剔除了彼得的笔记,可能此中不无权力斗争的成份。权力斗争是古代宗教的常见事实,不过,此点可置之不论。为了保持纯粹基督教色彩而排除一切外教纪载,则是相当可能的。不过世人对保罗福音多视为伪经,彼得福音既被视为非正统的记载又被视为不可靠,现行的四福音,既然被视为不完整的资料,难怪有些学者怀疑它的历史价值,亦怀疑历史上是否确有耶稣其人了。

    有些学者说基督教内文献所载的耶稣只是宗教上的虚构人物,这也是很武断的推论而已,如果说基督教是虚构了一位耶稣,那么,非基督教的学者,尤其是接近基督时代的,则殊无理由来虚构这一位耶稣了。

    事实上,在公元六零年代至九零年代,罗马学者当中,至少有约瑟夫斯(Josephus)、小普林尼(Pliny Jr ),塔斯土斯(Tacitus),与苏通纽斯(Suetonius)四氏,在地们的作品中提到有耶稣其人,及耶稣上十字架的事,这些纪录,并不是从宗教观点写成的,毋宁说是纪实。虽非正史,也应视为历史纪录, (官定正史,各有其政治观点,未必就有量度容纳其视为异端的宗教人物历史,而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代是被罗马泛神教视为邪说异端的,直到后来,基督徒在斗技场前仆后继地成千成万殉教,视死如归,感动了罗马君主改信基督教为止。) 正史缺乏记载,未必就是从无耶稣存在。现代的学者,很多以正史无载为藉口来否定耶稣存在,这是很武断的,也不合逻辑的。不过,亦有很多学者公认历史上确有耶稣其人,只是文献不足而已。

    一九四五年,埃及的一个阿拉伯裔农夫,阿里阿三曼( Ali Al Samman ),在那哈玛地(Nag Hammadi ) 地区发现了古代格挪斯的藏书馆( Gnostic Library ),一九五八年,摩顿.史密夫 ( Morton Smith) 在以色列犹甸沙漠 (Judean Desert) 发现了马可福音古本残卷秘笈,两处出土文物中都显示早期基督徒曾经保存有大量的有关耶稣言行的文献,证实历史上确有耶稣其人在巴勒斯坦及中东一带传道。犹太民族的史藉反而一字不提耶稣,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犹太民族是很极端的偏狭犹太民族主义至上者,排外性极强,而耶稣则视全人类为兄弟姊妹,耶稣的博爱是不见容于犹太人的,犹太教的长老视耶稣为眼中钉,犹太人鼓噪要求罗马总督彼拉多将耶稣钉十字架,这正是犹太人的偏狭极端民族意识的表现。旧约是犹太民族教的史书与圣经,其中列王纪详载以色列民族从埃及返回迦南地区,每到一处,攻陷各国城池,屠杀各城异族人民,动辄以数十万计,虽稚子亦不能免。这是以色列民族史诗(旧约雅歌篇中)亦大大歌颂的战迹,并非任何人的厚诬,以色列民族的排外性,至今末尝稍改,犹太人常常向国际哭诉纳粹德国如何在二次大战期间屠杀了六百多万犹太人,可是谁来为迦南地区巴勒斯坦一带的被以色列人屠杀的冤魂申诉?以色屠杀了那么多的外族人民,自种了杀种的恶因,以致子孙获纳粹屠杀的报应恶果,不幸以色列至今仍不明白宇宙因果法则!

    耶稣是主张博爱平等的,在耶稣眼中,没有民族界限,也没有仇恨。耶稣的伟大,并未获得同时代的以色列人认识。相反地,还招致了以色列入的仇视与排斥,最后竟将耶稣杀死于十字架上。固然,在圣灵土来说,耶稣上十字架是为全人类赎罪,但是在肉身来说,耶稣却是被以色列人所杀害的,这一点不容否认。罗马史家之中,就有上述的四氏提及以色列杀害耶稣。而以色列史籍则因仇恨耶稣而删除一切有关耶稣的纪载。美国加州卡列蒙神学院 (School of Technology, at Claremont, Ca, USA) 的【死海经卷】研究组主任屈理弗博士 (Dr. John C. Trever) 认为:以色列人一向不重视历史,这是史料缺乏提及耶稣的主要原因。屈氏此说,显然是并未研究深入以色列历史文献所作推论。其他学者多数反对屈氏观点,因为以色列的史藉相当丰富完整,大事小事都有纪录,曾有学者发现犹太史料中确有载及公审及钉死大盗巴拉巴的一件事实。而新约中是述及耶稣与巴拉巴同时在耶路撤冷被公审,史料中只提巴拉巴与其他两人,而未提及耶稣名字,可能性有二:(一)故意不提耶稣;(二)三个受刑者当中并无耶稣,学者们大多数认为,以(一)项最有可能。

    要详列世界各国学者对耶稣的研究,殆属不可能,只可简单引述主要观点者如上:总之大多数古今学者承认确有耶稣其人,必须先接受此一点,然后才可以接受下文,倘若先存分别心或偏见,根本就不信有耶稣其人其事,那么,下文也就完全不能成立了。

    古今学者大多数既已公认确有耶稣其人其事,也承认四福音的可靠性,并且认为这些及身门徒必然甚为详悉耶稣生平,断不致于不知耶稣的失踪年代的事迹。学者们亦怀疑四福音原稿已被人腰斩。但是,更重要的是,怎样去发掘湮没流佚的资料来公开失踪年代的神秘。

    拙作‘神秘失踪的十八年’一文中,已根据【彼得福音】提出了若干不完整的资料,揭示耶稣在其失踪的大约十八年多当中,是在印度与西藏研究佛教一文已蒙【内明月刊】刊出,但我亦有感材料不全,下文则是从另外的发现资料选录的补充材料。

    一八九四年,俄国作家兼旅行记者尼古拉斯.诺托维茨 ( Nicolas Notovitch) 在法国巴黎发表了一本震惊世界的著作【耶稣基督佚史】 ( La Vie Inconnue De Jesus-Christ) 引起基督教学者迄今尚未完全停息的争论战火。

    诺氏 (一八五八年 ──?)是帝俄时代的一位著名作家,曾经出版十一部著作.他的著作都是用法文写的,十部著作仍为今人所知的书名为:‘俄皇尼古拉斯二世与欧洲’、‘英俄联盟’、‘俄皇与历史’、‘帝俄海军史’等等,都与宗教无关。只有第十一本‘耶稣佚史’是有关基督教与佛教的。

    诺氏似是一位基督教徒,在犹太民族大全 (Encyclopedia Judaica ) 上记载,诺氏之兄弟奥西普 ( Osip) ,是犹太血裔子孙,但从小改信奉希腊正教 (Greek Orthodox) ,至于诺氏本人的宗教信仰则无资料可查,但可能亦是耶教。

    诺氏身世见于文献者很少,仅知他是犹裔俄人而居于法国。一八七七至七八年,帝俄侵略土耳其,发生战争,诺氏在此期间随军采访,战后旅行土耳其及中东,经由阿富汗进入印度,他的书中记戴,他是一八八七年十月十四日离开拉荷(Lahare),前往罗瓦片地(Rawalpindi)又前往喀什米尔(Kashmir).后来去了拉达克(Ladakh),他从拉达克打算经由卡拉戈林(Karakorum)(今之中巴公路) 山路进入中国境内的土耳其斯坦,取道返回俄国。

    在旅行途次,诺氏在印度与西藏交界的牟白克(Mul Berk)访问一座与世隔绝的山中悬崖顶上佛寺。该寺的一位喇嘛僧人接待他,在闲谈时,告诉他:在西藏首府拉萨的布达拉宫藏经楼藏有数以万计的古代佛经,其中有些经卷提及一位先知名叫伊萨(Issa)。根据这位喇嘛的叙述,先知伊萨,来自中东,在印度与西藏研习佛法佛法十多年,后来返回中东,拉萨文献说此位伊萨在返回以色列之后不久被钉十字架而死。

    诺氏闻言,大感惊愕,他推测伊萨可能就是耶稣的异译,他追问喇嘛,后者却不甚了了。而该寺亦无此一文献。不过喇嘛说可能其他佛寺仍有保存该一经卷副本。

    诺氏旋即遍访藏印边境佛寺,询寻此一文献,但都无所获。 后来,诺氏到达了拉达克邦国的首府列赫(Leh)市郊二十五英里左右的一座佛教寺院,名叫希米斯(Himis)这是拉达克邦国境内最宏伟的也是最负名的佛寺,寺名的意义就是‘守法戒’之意,每年佛诞及佛陀成道日,佛教徒很多人来此拜佛及纪念佛陀降服天魔而成道。

    拉达克?列城?法戒寺(希米斯)(Himis Temple, Leh, Ladakh)

    ‘法戒寺’座落于喜马拉雅山一处海拔一万一千英尺的山谷内,这是并未受到外来的伊斯兰教武力摧毁的寺院之一,该处一向被西方学者目为香格里拉。寺内藏有无数的佛经与文献文物。

    一九七四至七五年,《西藏学》学者史美固鲁夫(David Snellgrove)与史普洛柏斯基(Tadeugz Skorupski)两氏访问法戒寺,该寺仍在,闻悉各地佛寺历代因恐受伊斯兰教毁灭佛教文物,因此将很多佛经佛书与文物送来法戒寺保存,秘藏于密室经楼。不轻易启示外人。

    诺氏于一八八七年访问法戒寺之时,目击喇嘛憎众很多神异,他向主持敬询有关先知伊萨事迹,主持答称古代的主持曾见过这位先知,亦有读过有关伊萨的经卷。

    法戒寺主持对诺氏说:‘寺内经卷文献很多,确有见过有关文献,文内对于伊萨活佛生平言行均有记载,伊萨活佛曾在印度,后来在以色列传道。’,‘至于文献,原文是用巴利文(Pali)写成的,是从印度传入尼泊尔,再传入西藏。在法戒寺的版本则是藏文版’。

    诺氏敬询:‘未知活佛可否容许外人抄录一份?是否有违寺规?’

    主持答:‘文献原属大众.自应公开,问题是物件凌乱,仓猝难寻须慢慢找,下次先生再临敝寺,想必可敬赠一份。’

    诺氏因有事返俄而离去,后来再返回时,不幸在品达克(Pintak)地区失慎坠马折断了一腿,负伤重返法戒寺,得到主持大喇嘛特别照料医治,并准他住在该寺疗养。

    大喇嘛鉴于诺氏诚恳,并怜其因求经而重返受伤,因此终于特准诺氏瞻阅经卷,诺氏笔记录:‘主持大喇嘛卒允所请,命喇嘛捧来两大卷经书,均已渍黄残旧,全为藏文.一字不识,唯赖译员翻译口授而已,余则执笔以记。’

    诺氏笔记称:‘经文乃是颂体,有韵无题,次序凌乱,后经余整理,并题名为《人子伊萨生平》。’

    诺氏记录共得二百四十四颂,分为十四章,最长一章为二十七颂。颂文述及以色列人遭受埃及奴役,摩西率领以人逃出埃及……罗马入侵以色列,先知预言将有救主降世生于贫家,上帝将假此子之口说教……等等情节,与旧约新约无甚差别。

    诺氏笔记旋即提及伊萨年届十三,其父母援俗为之聘妇,伊萨乘夜私遁,离开耶路撤冷,参加东行的骆驼商队,前往印度寻求佛法──此段之英译原文为:‘Issa secretly left his father's house departed Jerusalem,and with a caravan of merchants, traveled east to India in order to perfect himself in the divine word and to study the laws of the great Buddhas。’ (英版,有To India字样,美版则无)

    诺文称:伊萨于十四岁时到达辛特地区(今日巴基斯坦东南部之印度河河谷地带),与当地阿利安族居民相处甚谐(阿利安人约于公元前两千年入居该处,到耶稣时代,阿利安人已衰落)。

    诺文称:伊萨后来前往则格挪城(Juggernaut),追随婆罗门教祭司,学习梵文及韦陀经,亦学习医术与驱邪之神通。

     诺文又称:尹萨其后以六年时间,来往于则格挪,王舍城(Rajagriha),班那斯(Barnes)及各处佛教圣城,学习佛法──因为他向最低阶级的农人,劳工及奴隶贱民传道及施医,这是违反婆罗门教规的:婆罗门教不准‘贱民’(Sudras)听经。──伊萨不满婆罗门教的阶级制度与腐化,因此他离开婆罗门教而趋向反对阶级制度的佛教。

    诺文称:接罗门教祭司视伊萨为眼中钉,派人将施暗杀。贱民闻讯,通报伊萨,于是他乘夜逃出则城,前往喜玛拉雅山麓的尼泊尔地带,去参拜佛陀释迦牟尼诞生圣地蓝毗尼。

    以下节译自诺着的英译本(英版)原文:

    第五章第一节颂文:伊萨他年方十四,越过辛特,来到阿利安人圣地。

    第二节:他渡越出玉河之地(按:今之潘闸省),他仪容俊伟,态度不凡,广额隆准……一望而知他乃上帝恩庇之子……

    第三节:他们邀他留居神庙,但是他未接受……

    第四节:不久他来到基斯那大神(Krisna)应身诞生之乡,他归依婆罗门,成为门徒,研究韦陀经典。(译注:该处在今日之卡布(KABU)附近,当地土人传说:活佛伊萨曾在道旁一小 水潭洗手濯足,此潭于今仍在,当地称之为‘伊萨潭’(Issa-Pond)土人每年定期来此地纪念伊萨,──此段资料来自阿拉伯文册子叫Tarig-A-Ajhan的英语译本。)

    ……然后六年间,他来往于王舍城,卡西(Kasi)等各处佛教圣地,然后,他前往参拜佛陀诞生圣地卡彼拉瓦斯土(Kapilavastu),在彼处,他追随佛教僧人六年之久,学习巴利文及研读佛经。然后,他遍游尼泊尔与喜玛拉雅山,然后西返,他经过波斯,拜火教之地,( Earathustra)……

    他的声名已经遍传遐迩。他返回本国以色列之时,年方二十九岁,他旋即开始向国人弘扬和平博爱之道……诺氏注解称:主持大喇嘛开示称:伊萨在以色列被钉十字架殉教之后,大约三四年,乃有巴利文写成之伊萨行状文献问世,乃系根据曾经接触过伊萨之藏人、印人、商旅、及目击伊萨被以色列人钉十字架者……等人之证言写成。

    诺文后段第九至第十四章叙述伊萨,在巴勒斯坦传道情形,大致与四福音相符。但诺文所提各颂──并无‘施洗约翰’出现,亦无提及耶稣复活──此为不可解之事。诺文尚有与四福音互相迳庭之叙述,四福音称罗马总督彼拉多声言对处死耶稣之争说多不问,交由犹太人公审自行处理,但是,诺文称犹太长老联名向彼拉多请愿赦免耶稣,结果是彼拉多授意将耶稣处死。

    关于此段,与圣经新约抵触,难免令人怀疑是诺氏伪造?而非经卷原文。诺氏是犹太人后裔,亦不无可能伪造此一段文字来替犹太人脱罪。情有可原,不过,此一可疑点,引起了学者纷纷怀疑诺文是否全属伪造。

    诺文末段叙述伊萨与两大盗同时被钉十字架,日落时分,伊萨失去知觉,死亡升天。此段与四福音不符,四福音说耶稣气断时是正午,突然天昏地暗,狂风大雨,罗马作家随笔中说突然日全蚀,并举出罗马天文纪录以证之,三说孰是?颇难断定!三说均相同者,为耶稣遗体被士兵置于石洞内用大石堵塞,很多人来拜。

    诺文说:行刑三日后。罗马总督彼拉多因恐引起以色列人造反,乃派士兵于夜间将耶稣遗体移走,埋葬于一处秘密地点。次晨,以色列人民来拜,发现墓门大开,石洞已空,(按,以色列人风俗将死者尸体置于山洞内)传说立即展开称:‘耶稣已被天使迎接升天。’

    耶稣的圣灵升天,属于不可争辩的神学话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至于耶稣的肉身遗体失踪,推论可能性有三:(一)由门徒于夜间移走另葬.(二)由罗马官兵移走以防聚众引变,(三)耶稣复活自行离去。四福音文字暗示是耶稣复活自去,诺文引述文献则称由罗马总督下令士兵移去另葬。关于此点,迄今仍是学者争论未定的话题。

    三说孰是未可断定,但有一事可以确定,则是耶稣遗体确曾被置于洞内石上,遗留的裹尸布(Shroud),流传至今世,现在被供奉于意大利罗伦斯市的一座教堂内,布上有血迹,有钉印,经美国科学家多人以科学仪器检查,其所染尘土花粉(Pollen)与布质,证实确为两千年左右以前的尸布,用特技摄影,可摄耶稣全身形象,须发眉目,肋骨手骨,无不显现,经科学检查,确为真品,似是从人体辐射烙印于白布织维之内,而非任何绘画所能伪造。(拙着‘耶稣尸布之谜’一文有详述及图片,文载于皇冠出版社印行拙着‘不能见光的人’一书内,此处不赘)

    作为一个粗知宇宙科学的佛教徒,我毫不排除耶稣升天与复活的可能性,亦不怀疑耶稣的神性(法身)。我亦无分别心,对于诺氏的引述,我亦不存抗拒心。 但是世俗有分别心的人毕竟太多。诺氏著作于一八九四年在巴黎出版后,连印八版,近即出现英国英译版一种,美国译本三种,继之有德文版、意文版、西文版、瑞典文版、俄文版,轰动一时,立刻引起反对浪声口诛笔伐!

    一八九四年五月十九日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书评抨击此书为荒谬,有谁要相信耶稣与印度西藏佛教有关,那他的脑筋必有问题!耶稣怎么与佛教扯上关系?此书荒谬己极,不值得派人研究其真伪!

    纽约时报于一八九四年六月四日再度抨击诺作:‘诺作引用文献纵然事实,亦无价值;凡是基督徒均熟知:释迦牟尼之教实仅为造成一片荒芜之文化而已) (原文Christians know that the doctrines of Sakya Muni have created a barren civilization),若谓佛教纪录比基督教纪录为更有价值可信,则未免太轻信了:! (If infidel believe that the Buddhist records are more worthy of belief than the Christian, they are very credulous!)

    一九八四年五月,著名神学作家黑勒 (Edward E. Hale) 为文抨击诺氏:有无法戒寺此一寺院,尚属疑问:诺氏著作显属虚构。一九八四年十月,牛津大学比较哲学系教授牟勒(Max Muller)为文抨击诺文是伪造,诺氏根本亦未去过该一地区。牟氏与诺氏从此展开数年笔战。

    网注:文中所列一九八四年均应为一八九四年。

    牟氏指称基督及身时代不可能有商队从以色列来到印度西藏,牟氏完全忘了旧约中已提及印度与中国(当时称为辛那Sine),牟氏说基督身后的数百年后仍无门徒前往印度传道,亦无犹太人往印度通商,未有圣经传入印藏,牟氏之言旋即被诺氏反驳击破。

    诺氏指出纪元前早已有中东商队来往印度与西藏中国,亦有犹太人旅居于各该处,有关耶稣之经文,可能是由圣汤玛士所写或携入。根据‘印度基督教史’所载,耶稣及身门徒汤玛士于公元五十二年抵印度传道,其时已有犹太人聚居于印度西北角地区。

    根据‘天主教百科全书’(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所载,埃及出土的汤玛士书(Acta Thomas)是写成于公元二世纪的,它的文字提及:耶稣升天之后,众门徒在耶路撤聚会,抽签决定出发传教地区,汤玛士抽得印度,他恐惧不敢前往:‘我乃希伯来人,如何可向印度人传道?’耶稣显圣对之说:‘汤玛士勿惧,勇往向前可也,人子将佑!’耶稣二次显圣,命令汤玛士往印度。

     汤玛士坐船抵达印度之后,服侍当地国王根打科洛士(Gundaphorus),王给他一笔钱,命他营造宫殿,汤玛士却将钱周济穷人贱民,传以基督教。王大怒,下令拘捕汤玛士,后者不认罪,并辩称是为王建宫殿于天国。王受感动,释放了汤玛士,并且信奉基督教。此乃基督教传入印度之始。后来汤玛士遍游全印传道,最后被四个士兵用长矛刺入胸中而殉教。

    从名字来判断,根王可能是希腊姓名,可能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印度(公元前)留下的希腊军人后裔自立为王,天主教百科全书说:‘大约在公元四十六年左右,根打科洛士王统治喜玛拉雅山南的地区,即现在的阿富汗、潘阐、辛特等地,该地带出土之希腊古代银币可以证实……’

    纽约时报于一八九六年四月十九日三度抨击诺氏。该报称:拉达克地处遥僻,不易前往,诺氏根本并未去过该地。纽约时报刊出自称为印度阿格拉(Agra)地方的官立学院(Government College)英人教授德格勒斯 (J. Archibald Douglas)的文章,德氏自称曾访西藏法戒寺,曾获主持大喇嘛接见及回答问题。德氏文章称:大喇嘛称从未有过西方人到达该寺,亦无欧人来问及有关伊萨之经卷。该寺并无该一经卷。

    德氏引用大喇嘛之言:‘老衲掌任主持四十二年,对本寺经卷无不熟知,实从未有问及伊萨之名,老衲询问各处寺院,亦均不知此事。’德氏说老喇嘛完全未见过俄人诺氏,并且出具一封公函,盖印为证云。

    德氏文章指出诺氏纯系伪造。但是,德氏也同样提不出足够的反证证据,他无有力佐证他曾去过法戒寺。后来的一些学者追查,甚至于查不出德氏生平。该处学院纪录亦无此人!德教授可能竟是化名!失踪年代之谜的争辩,参战的学者越来越多,各有理论,令人莫衷一是。争论相持不下,胜负难分。

    本文不可能一一枚举辩论入物,但是必须一提后期参加争辩的一位重要学者,此人乃是上文提及的牟勒教授的好友,原籍印度的英人史弯米.阿喜达南达(Swami Abhedananda),此人于一八六六年十月二日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原姓灿特拉(Chandra),为加尔各答的东方学院的英文系主任教授拉斯卡拉,灿特拉(Rasiklal Chandra)之子。本名卡立拉沙(KALIPRASAD),此人精通英文及梵文,原为基督徒,于一八八四年改信印度教而改今名,从一八八六年起,他即遍游恒河流域与喜玛拉雅山,以后往英伦及欧洲弘扬印度教,专长讲授韦陀经的后经韦丹陀经(Vedanta),因而结交了德国的梵文学家保罗.都森(Paul Deusen)与上文提及的牟勒教授。

    阿氏后来往美国传教,曾被美国总统威廉、麦坚利(William McKinley)在白宫接见,并认识了爱迪生,又认识了很多美国名人学者。阿氏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从三藩市乘船往印度,一九二二年,年已五十六岁的阿氏,率领一批学者,专程前往西藏法戒寺,探查伊萨传说一案。

    阿氏在日记中写着:‘一九二二年……余从喀什米尔前往西藏,徒步越过喜玛拉雅山脉,考察佛教喇嘛教之情形……余沿雅干(Yarkan Road)路线,到达西藏西部拉达克区首府列城(Leh,Ladak),【按:现已被印度占列为喀什米尔境内,地图上可见该城位于西藏吐玛城之西,在喀玛昆仑山脉之西南,及印度河与西藏班公湖之间的山谷内──请参阅美国民族地理杂志出版的亚洲地图,经一三二 ,纬五十四──冯注】──余之目的地为列城郊外二十五英里之法戒寺(Himis Monastery)【注,译之根据阿氏著作‘从喀什米尔到西藏’(Kashmir Tibet)一书(由阿氏日记与助手笔记编成。一九二九年正式出版)

    阿氏文章叙述同行众人均平安到达法戒寺,阿氏询问该寺主持及各主要喇嘛有关俄人诺氏之故事是否属实,阿氏日记这样写:‘余从彼等获得答案,诺氏故事全部属实!’

    一九五四年,阿氏弟子重印此书,并无修改原文。该书英文本现仍可见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英文书名为‘In Kashmir And Tibet’书中详述寺僧证实诺氏前来求经之故事,内容与诺氏著作一致。阿文中有一段:‘一位大喇嘛带领史温米治(阿氏)参观;并示以一卷伊萨经卷,并称此乃副本,原卷仍藏于拉萨附近之玛宝寺(译音Marbour Monastory,原名不详),又称,原文为巴利文,副本为藏文译文。’

    阿氏获准请译员将伊萨经译为英文,列入他著作内一并出版,后来经学者鉴定,大意均相近诺氏一昼所载伊萨的经译文,所不同者,为阿氏内载有耶稣于卡布路旁水潭洗手濯足一段故事,而诺文则无。伊萨经卷至是已获证实存在,学术界争论平息,可惜阿氏当时并未携回照片作为具体证据,诚为美中不足。 于是又有一位学者挺身而出,前往列城求经,此人亦是俄人,名为尼古拉斯.罗厄烈冶(Nicholas Roerich),一八七四年十月十日生于圣彼得堡,他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是一位美术系教授,一九二○年,他已是国际知名的艺术家了。

    罗氏夫妇与一子佐治及六位友人,一共九人,组成探险团,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间,遍游西藏、新疆、喀玛昆仑山脉、喜玛拉雅山、阿尔泰山、戈壁沙漠、甘肃、喀什米尔、拉达克、潘闸、锡金……等各地,并专程去列城法戒寺查询伊萨经卷,一路考察民俗,做笔记,罗教授是一位画家,途次绘了五百幅油画,其中不少是西藏风光,长子佐治出身美国哈佛大学,是一位考古学家兼西藏语文专家,精通藏文,中文,梵文。同行者还有一位西藏文学研究专家,和一位西藏喇嘛洛章明耀多泽(英文音译Lobzang Mingyur Dorje藏文原名不详)

    由于罗氏长子佐治精通藏文与熟悉藏人风俗,他率先访问各处佛寺,毫无困难,亦无隔膜,而且还颇受欢迎。很多向来不纳外人的寺院也都接纳他们一行。佐治发现了二百多卷极有历史参考价值的经卷,他后来于一九二四年独留于锡金研究佛典一年,写了一本‘极亚游记’(Trails To Inmost Asia)

    罗教授一行在极亚地区收获很丰,发现了欧洲早期民族往来居住印藏地区的遗迹,亦发现了弥勒佛(NILA)是印藏及极亚地区的普遍信仰,伊萨活佛也是相当普遍的神人。

     罗教授将旅游见闻写成很多本书:包括‘喜玛拉雅山 (一九二六年出版),‘亚洲的心脏地带(HEART OF ASIA,一九二九),‘阿尔泰──喜玛拉雅’(ALTAI──HIMALAYA,一九二九)等名著,轰动国际,‘阿尔泰’一书内,全是罗氏的旅行日记见闻实录,其中详述伊萨活佛在印藏地区及阿尔泰山喜玛拉雅地带的流行传说。

    罗教授的‘亚洲心脏地带’书中说:‘在殊零那格(SRINAGAR──注西巴基斯坦接近拉达克边境之城) ,我们就初次听到耶稣基督曾来过该地的传说,稍后,我们发现这种传说多么广泛流传于印度,拉达克邦国,乃至中央亚细亚,都传说耶稣失踪年代就是来了此等地带。’

    罗氏说:伊萨活佛的传说,流行于喀什米尔,拉达克,蒙古和新疆,佛教喇嘛很多都知道此一传说,各说大同小异,共同点就是:耶稣的失踪年代就是来了印藏极亚地区。在拉达克,喇嘛寺的文献说伊萨活佛赞扬妇女为世界之母。

    罗着“阿音”一书内说:一位印度人对我们说:‘我曾闻拉达克一位官员说:前任法戒寺主持说:伊萨曾在潭边树下讲道。又一位印度人说:耶稣失踪的年代,到何处去了呢?当然就是云游参学了,青年耶稣随着商队来到印度西藏研究佛教,有何不可?’

    罗氏写道:在列城郊外的法戒寺,阴暗古老,又暗又混乱,乌鸦太多,喇嘛们大多数是半文盲。佛经和文献都堆放在黑暗角落。罗氏在法戒寺黑暗角落找到了‘伊萨经卷’,他的长子佐治精通藏文,又有藏僧洛氏同行,因此可以直接从经卷翻译,无需依赖译员,罗氏等发现的伊萨经卷,译文载于罗氏著作‘喜玛拉雅’一书内,内容与诺氏著作‘耶稣佚史’相近,无甚重大差异。

    罗教授等的发现,又一次证实诺氏原作报导的可靠性,学术界鉴于罗教授等人一行的认真严肃研究,因此无人抨击。但是基督教神学专家至今仍然大多数对之存疑,不肯接受耶稣曾赴印藏研究佛教的事实(认为有损基督地位),不过,由于物证俱在,反对者亦无话可说,‘伊萨经卷’故事从此沉寂。

    一九三九年夏天,伊萨经卷才又重新引起世界注目。该年,有一对瑞士籍的音乐家夫妇卡斯柏里教授与其夫人,(Prof & Mme Charles Caspari),前往印藏地区的开拉斯山 (Mt.KAILAS) 旅行,他们顺道从殊零尼格(巴基斯坦北部城市)前往列城,这是唯一的道路,他们只是想参观列城法戒寺的一年一度盛大三天跳神表演,并未冀望其他,卡氏夫妇亦不知有伊萨活佛之事。

    卡氏夫妇由一位国际知名的加斯克夫人(Mme Clarence Gasque)领导着,与一批游客同行,来到列城法戒寺,受到该寺欢迎及特别表演跳神招待。看过跳神后数日,卡夫人与加夫人某日在法戒寺天台闲坐之时,突然有该寺藏经楼掌管喇嘛率领二僧来见,各捧一卷古旧经卷,对加夫人说:‘此等经卷内有载。你们的耶稣曾来过此地!’

    卡夫人大吃一惊,因为她完全不知亦未预期耶稣与列城有关。经卷是藏文写成的,两位女士均不识藏文,亦未要求找人翻译。但卡夫人拍了照片留念,后来带回瑞士。在她八十五岁那年 (一九八四或八五年,未详考)。将照片交给美国一位基督教女作家予以公开发表,引起国际学者注意。卡夫人对伊萨经卷事前一无所知,亦未向寺僧询问,此乃寺僧主动展示,而卡夫人亦不知利用良机作进一步研究,殊为可惜!

    西藏拉萨传闻藏有伊萨经卷巴利文原本,但西藏于一九五○年后,迭经变故,六○年代起又经‘文革’十年动乱,拉萨各寺经卷是否仍安然存在?尚属疑问!是否曾遭红卫兵毁灭?抑或已被藏人迁往隐秘收藏?均不可知,重要佛经命运未卜,遑论伊萨经卷了,一九七四年后,中共开放西藏旅游,国际游客前往拉萨者,年年增加,但至今仍未闻有人提及拉萨藏经之下落。

    一九五一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之一,威廉.德格勒斯(William Douglas)曾往印度旅行,一访法戒寺,返美后发表‘喜玛拉雅山后’(BEYOND THE HIGH HIMALAYAS)一书,其中一段称:‘拉达克省(邦国)的希米士大寺(法戒寺)仍是该地最引人入胜之观光所在,该寺年代久远,甚多传奇,其中之一为传说耶稣十四岁时曾来该地,二十八岁始离去西返祖国,从此断绝音讯,传说耶稣来法戒寺之时,名字为伊萨。’

    一九七五年,美国加州大学诺烈治分校人类学教授拉维兹博士(Dr. Roberts.Ravice.UC-North Ridge)往访列城,途次曾三访在印度的达赖喇嘛。拉博士到了法戒寺,曾目击伊萨经卷,并得闻口译经文,内容与诺着相同。

    一九八四年秋出版的美国加州旅行家兼地理学家,当时已高龄八十九的挪亚克(Edward F. Noack)先生笔记‘在亚洲高原的冰雪与游牧民族中间’(Amidst Ice & Nomads In High Asia)亦提及曾于一九七○末年访问列城法戒寺经过,他说当时询问寺僧,一位喇嘛告以确有伊萨经卷锁藏于经楼,该经卷叙述耶稣曾到达拉达克邦国研究佛法。挪克先生是大英皇家地理研究会会员,亦是美国加州科学学会的会员(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 ),素有令誉,他与夫人于一九五八年起至一九八四年之间,曾作十八次探险研究旅行于西藏、尼泊尔、锡金、不丹、拉达克、阿富汗、中国西北等各地与土耳其斯坦,并曾四次访游列城,他的报导笔记,一向翔实可靠。

    以上是迄今能力范围内所能找到的证言资料的简述,若有兴趣研究详情,请参考本文附录资料英文书名,以窥全豹。各资料均有完整的英文版本与图片。俄人诺氏著作‘耶稣佚史’一书约为二百二十二页,全文大约二十余万字,其中从初页到一九○页纪述其印藏旅程见闻及分析婆罗门教与佛教、余页为十四章的‘伊萨经卷’英文译本,第一至第四章相似于旧约出埃及记及新约四福音,第五章耶稣十四岁父母为之聘妇,耶稣夜遁,参加商队东行,到达印度师事婆罗门祭司学法六年,后来改学佛法六年。

    第六章第一节:‘婆罗门教白人,祭司与勇土,知悉伊萨向贱民传道施医之后,就决定派人将这位青年先知杀死。’
第二节:‘贱民通报示警于伊萨,于是伊萨乘夜逃出则格诺特,到了喜玛拉雅山上,来到佛陀释迦牟尼诞生圣地住下,生活在信佛的人当中。’

    第三节:‘伊萨学得巴利文精通之后,就潜心学习佛经圣典’(After having perfected himself in the Pali language, Issa apply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the sacred writings of the Sutras.)

    第四节:‘六年之后,伊萨,此位被佛陀选派来弘扬圣言的人,已经成为一位圣典佛经的完美弘法者。’(Six years after, Issa, whom the Buddha had selected to spread his holy word, had become perfect expositor of the sacred writings.)

    第五节:‘然后他就离开尼泊尔与喜玛拉雅山脉,下山到拉哲普丹那山谷,向西而行,向各色人等传授至高无上的完美法门。’(Then he left the Himalaya Mountains, descended into the valley of Rajputana, and went towards the west, reaching to diverse of peoples the supreme perfection of man.)

    从第六节至第十六节,是伊萨教人莫着相,莫拜偶像,从第八章起,伊萨开始讲及唯一的上帝为无形的造物主,但亦讲因果,(第二十二节)第九章第一节有很奇怪的文字:‘伊萨,这位由造物主选择来代表真正的上帝的人性的,当他回到以色列之时,他已是二十九岁。’
(Issa whom the creator had selected to remind a depraved humanity of the true god, had reached his twenty-nine years when he return to the land of Israel.)

    前文说伊萨是佛陀选择派来弘扬圣言的人,此处则视是造物主( Creator)选择,这样似乎就意味看,佛陀就是造物主── 这是印藏一带的信仰观念,(佛经也有不少文字说一切法界及一佛所化生,倒是中国佛教很少这样说。)

    第九章起叙述伊萨在以色列传道及抨击邪恶腐化的犹太教与邪教。十三章叙述罗马总督彼拉多(PILATE)派兵逮捕伊萨,并施以毒刑侮辱,及公审,第十四章叙述士兵将伊萨与两个盗贼一同押往刑场钉十字架,日落时分,伊萨气绝升天。

    第三节:‘日落时分,伊萨的苦难终结了,他失去了知觉,这位正直的人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躯体,被神性所吸收了。’( At sunset, the sufferings of Issa came to an end, he lost consciousness, and the soul of this just man left his body to become absorbed in the divine.)

    第五节:‘彼拉多很恐惧自己所做的事,就将圣者的遗体交还祂的父母,由他们将祂埋葬在刑场附近。群众涌来墓上悲恸,哭声与悲叹之声满空气之中。’ ( Pilate became afraid of his action , and gave the body of the saint to his parents, who buried it near the spot of his execution . The crowd came to pray over his tomb, and the air was filled with groans and lamentation.)

    第六节:‘三天之后,总督派士兵去搬走了伊萨的遗体,另葬他处,因为恐惧会引起民变。’ (Three days after, the government sent his soldiers to carry away the body of Issa to bury it else where, fearing otherwise a popular insurrection.)

    第七节:‘次日‘群众发现墓穴已被打开,墓内空空,谣言立刻就传播了出去:最高的主已派天使们来将圣者灵性所寄住的尘世遗留肉体移走了。’ ( The next day, the crowd found the tomb open and empty, at once the rumor spread that the supreme judge had sent his angels to carry away the mortal remains of the saint in whom darct on earth apart of the divine spirit.)

    以下各节叙述彼拉多总督下令屠杀哭墓的基督徒。

    请注意上引各文与新约四福音叙述不同,四福音说耶稣三日后复活显圣,而诺文则无此说。四福音与诺文颇有出入,未知孰为可靠?
上文提及的俄人作家罗教授,在其著作‘阿尔泰──喜玛拉雅’行记一书中说:‘亚洲保存了崇山峻岭及传说,耶稣与佛陀两人的道在此结合为一,多么美好庄严……耶稣的道与佛陀的道,原来是一家呀!’

    在他的‘喜玛拉雅’一书中,他写道:‘在拉萨附近,有一座佛教寺院,充满丰富的经典手稿,耶稣希望认识这些佛经,其时,该寺有一位名满东方的高僧,名叫明德(MING-STE译音),经历很多时间与危险行程,耶稣由一位向导带领到达了西藏此座佛寺,高僧明德与各位法师大开寺门欢迎此位犹太的圣人,明德常常与耶稣谈论未来世代及国人的神圣任务。

    后来,耶稣经由山路到达了拉达克邦国首府列城,祂立刻受到僧侣与下阶层人民盛大欢迎,耶稣就在寺院及市场讲道,凡是有单纯的人群聚会之处,祂都去讲道。

    (Near Lhasa was a temple of teaching, with a weather of manuscripts; Jesus wanted to acquaint himself with them. Ming-Ste, a great sage of all East. was in this temple.

    After much time with utmost dangers, Jesus with a guide reached this temple in Tibet. And Ming-Ste and all teaching widely opened the gates and welcomed the Jewish sage.

    Often Ming-Ste conversed with Jesus about the future era and about the sacred duty accepted by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Finally, Jesus reached a mountain-pass, and in the chief city of Ladakh, Leh, he was joyously accepted by monks and people of the lower class, Jesus taught in the monasteries and in the Bazzars, wherever the simple people gathered-there he preached.)

    以上各段的拙译,都只是译大意,并未推敲,若与原文英译有出入,请以英文为准,若有人能往列城法戒寺直接阅读藏文原版,或从西藏拉萨取得巴利文真正原版,那就更好了。

    有关耶稣在印藏地带研究佛法的资科,相信不只这一些,可能还有不少文献湮没于印藏地带,尚待有心人去发掘。说不定敦煌亦可能有此类资料。至于拙文,自问已是竭尽微力,无法再寻更多参考了。

    耶稣基督是一位圣哲,从小就好学并谦逊,如果说祂到处参学,应该不是不可能的事,耶稣十二岁就表现出正义感,祂不满犹太教的偏狭民族排外,祂不满犹太教的仇恨报复态度,祂要出走另寻真理,虽说祂的智慧是上帝所授予,但在一个热爱全人类与真理的耶稣来说,祂还是会得不断学习的,在耶稣时代,正是佛教兴盛的时代,佛教已经传到了波斯与中东,到达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如果说耶稣在十三岁时反对被父母安排的盲婚而逃走,走向印度追寻佛教真理,这不是全无可能的事,祂天性仁厚博爱,接近佛陀的慈悲平等,如果说耶稣对佛陀之教有兴趣,如果说祂对佛教的奥秘有一探的意愿,应该不能算是谬断的推测,也不能算是对耶稣这位圣哲的尊严有损害,毋宁说是更加尊敬祂的谦逊与追寻真理的伟大精神和祂救世的伟大爱心。

    本文作者与上面引述的各学者一样地毫无尊佛抑耶之意。上文各学者都是基督徒,他们当然不会尊佛抑耶,他们的胸襟令人起敬,他们不辞千山万水受苦跋涉,到印藏深山去找到了文献,反映出耶稣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他们的努力,对佛耶两教的互相合作与了解,是有一定的贡献的,时至今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接受耶稣曾往印藏研究佛法的事实,更认识了佛耶两教在基本上有很多相通相同的真理,或者是佛教影响了耶稣,但是,何尝也不可以是耶稣影响了晚期的佛教?何尝不可以说是佛耶两教互相补益?耶稣曾经研究佛法,也并非说耶稣就是佛教徒!

    孔子曾问道于老子,孔子也没成为道家的弟子,何况是圣的耶稣呢!耶稣虽曾研究佛法,或者亦曾受佛法影响若干,毕竟祂是卓然别帜,耶稣虽有研究佛法之事,我们佛教徒却不可以此抑耶,我们应该更加尊敬耶稣,佛陀曾经教训弟子须尊敬别人的宗教,我们必须恪守此训,切不可妄言耶稣是佛教弟子或学生,我们必须像尊敬佛陀与诸菩萨一般地尊敬耶稣,在笔者个人而言,觉得也许后期出现的一些大乘经论,说不定也曾或多或少地受到耶稣在印藏十多年的参学言行传道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未必就是原始佛教的纯粹遗产! 真正有慈悲心,有博爱心,热爱全人类与一切生灵的人,善良,无我,以众生为念,应该是毫无分别心,不会存有宗教畛域界限,不应互相攻讦,尊佛抑耶或尊耶抑佛,而是应该互相提携合作同为众生幸福世界和平而奋斗,只有狭窄心肠与无知于宇宙真理之徒,才会排斥异己。

    梵蒂冈教廷每年有选派教士前往泰国佛寺参学佛理,佛教也有交换学生去天主教神学院参学,教宗去年(一九八七年)曾邀请全世界宗教代表一同在梵蒂冈祈祷世界和平,不分彼此,佛教亦在美国邀开世界宗教代表大会,促进合作,这都是可喜可颂的。

    最近收到纽约庄严寺沈家桢居士来信,说美国佛教会正在与天主教圣玛利诺大学研究交换合作,这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消息,但愿耶稣与佛教之间,一天比一天更加密切合作,更愿所有的宗教,都团结起来,为人类与一切生灵的幸福而努力!香港的六大宗教联谊会就是一个最佳的代表性开始。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尊佛抑耶,而在于佛耶同尊,并且祝祷各大宗教更加密切合作,更盼祈宗教之间勿再有人互相贬斥攻击。佛教主张慈悲布施,耶稣主张博爱施予,伊斯兰教亦主张人类都是兄弟应该互相敬爱应分享施予,儒家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老吾老与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道家主张忧难互助……各教都主张孝敬父母尊长,基本上,都是相近的,大同小异而已,为什么要生分别之心?为什么要互相水火?只可说是宗教的本来善意,已被部份人士曲解了吧!

    耶稣说:信主得永生。耶稣说:天国在你心中,施予的比受的人更有福,爱你的亲人也爱你的敌人。佛说:诸法由心造,六度万行,布施为先,怨亲平等,一心称念阿弥陀佛,得生乐土。从这些熟知的经句,不就已经可证佛耶两教的密切关系了吗?如果研究深入下去,就会发现更多的共同点。

    真理都是相同的,只有缘不同。

 

 

 

耶稣十八年印度学佛及传道轶史之新证+旧证

静风

    编注:编撰此文乃源于,笔者之父亲对基督教有着相当的成见,笔者为尝试打破他的固有执着而编撰,顺带为他引入一些新时代体系的洞见。其实,耶稣是否曾经学过佛,对于大多数无论何种信仰者来说,在这关键时候,已经一点都不重要了。此文真正精华的部分,在于第三部分--基督教原始教义、佛教教义及新时代体系之精华交汇--这对于我们很多人,或许是一次精简的提醒,对于另一些人,则可能是一次被带入门的契机。

    提要:耶稣从12-30岁这18年岁月间,在福音书中只字未提,只是笼统地一句带过:“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那么这18年来耶稣到底去了哪里呢?近几个世纪以来,众多中外学者经过艰辛考证,根据种种蛛丝马迹,抽丝剥茧,终于理清了头绪--耶稣这18年来,辗转印度、尼泊尔、拉达克和西藏学习与传道,最后回到故乡--极有可能,他是第一位把佛法带到中东(并与古犹太教融合而成为基督教,一如西藏佛教与苯教之融合而得以发展)的圣者。

    以下,我们分三个部分详述:

一. 耶稣十八年行踪之谜

    1.藏传佛教古经关于“伊萨圣者(或称伊撒尊者)”的记录

    基督教的圣经新约全书,乃以耶稣其中几位门徒所写的四大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与约翰福音)为基础。在「四福音书」中,有耶稣在十二岁之时出现于犹太教神庙,讲道折服犹太教长老的记载,也有他约三十岁时出现在约旦河的记载,可是耶穌在十二至三十岁期间的行踪与行事,却因为「四福音」中隻字未提而成了歷史之谜。

    耶稣在十二岁时已经成名。但此后直到他30岁忽然重新出现为止,中间居然没有任何记录,更没收任何门徒。可想而知,极有可能在这段岁月中,耶稣并不在以色列境内。那么,这18年中,耶稣到底去了哪里呢?以下,是学者们的考据摘要:

    1. 一八八七年,俄国作家兼旅行记者尼古拉斯.诺托维茨(Nicolas Notovitch)在印度与西藏交界的牟白克(Mul Berk),访问一座与世隔绝的山中悬崖顶上佛寺时。该寺的一位喇嘛僧人接待他,在闲谈时,告诉他:在西藏首府拉萨的布达拉宫藏经楼藏有数以万计的古代佛经,其中有些经卷提及一位先知名叫伊萨(Issa)。根据这位喇嘛的叙述,先知伊萨(或译作“伊撒”),来自中东,在印度与西藏研习佛法佛法十多年,后来返回中东,拉萨文献说此位伊萨在返回以色列之后不久被钉十字架而死。

    诺氏闻言,大感惊愕,他推测伊萨可能就是耶稣的异译,他追问喇嘛,后者却不甚了了。而该寺亦无此一文献。不过喇嘛说可能其它佛寺仍有保存该一经卷副本。

    诺氏旋即遍访藏印边境佛寺,询寻此一文献,但都无所获。后来,诺氏到达了拉达克邦国的首府列赫(Leh,该地区地处西藏南部山中,在伊萨的年代并不属西藏版图,定性为藏传佛教之寺院是后来的事。)市郊二十五英里左右的一座佛教寺院,名叫希米斯『Himis』,即『法戒寺』。这是拉达克邦国境内最宏伟的也是最负名的佛寺,寺名的意义就是『守法戒』之意。每年佛诞及佛陀成道日,佛教徒很多人来此拜佛及纪念佛陀降服天魔而成道。

    『法戒寺』座落于喜马拉雅山一处海拔一万一千英尺的山谷内,这是并未受到外来的伊斯兰教武力摧毁的寺院之一,该处一向被西方学者目为香格里拉。寺内藏有无数的佛经与文献文物。

    拉达克•列城,法戒寺(希米寺)(Himis Temple, Leh, Ladakh)

    该地区清代时属于中国,在清末时则被中、印双方所交替控制。20世纪中叶开始,法戒寺所在的大片山区归属印度拉达克地区,属中印巴三国势力分割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中的印控部分。

    一九七四至七五年,《西藏学》学者史美固鲁夫(David Snellgrove)与史普洛柏斯基(Tadeugz Skorupski)两氏访问法戒寺,该寺仍在,闻悉各地佛寺历代因恐受伊斯兰教毁灭佛教文物,因此将很多佛经佛书与文物送来法戒寺保存,秘藏于密室经楼。不轻易启示外人。

    诺氏于一八八七年访问法戒寺之时,目击喇嘛憎众很多神异,他向主持敬询有关先知伊萨事迹,主持答称古代的主持曾见过这位先知,亦有读过有关伊萨的经卷。

    法戒寺主持对诺氏说:『寺内经卷文献很多,确有见过有关文献,文内对于伊萨活佛生平言行均有记载,伊萨活佛曾在印度,后来在以色列传道。』,『至于文献,原文是用巴利文(Pali)写成的,是从印度传入尼泊尔,再传入西藏。在法戒寺的版本则是藏文译文版』。

    诺氏敬询:『未知活佛可否容许外人抄录一份?是否有违寺规?』

    主持答:『文献原属大众.自应公开,问题是对象凌乱,仓猝难寻须慢慢找,下次先生再临敝寺,想必可敬赠一份。』

    诺氏因有事返俄而离去,后来再返回时,不幸在品达克(Pintak)地区失慎坠马折断了一腿,负伤重返法戒寺,得到主持大喇嘛特别照料医治,并准他住在该寺疗养。大喇嘛鉴于诺氏诚恳,并怜其因求经而重返受伤,因此终于特准诺氏瞻阅经卷,诺氏笔记录:『主持大喇嘛卒允所请,命喇嘛捧来两大卷经书,均已渍黄残旧,全为藏文.一字不识,唯赖译员翻译口授而已,余则执笔以记。』

    经书按西藏传统的颂诗体写成。诺氏记录共得二百四十四颂,分为十四章,最长一章为二十七颂。诺氏笔记称:『经文乃是颂体,有韵无题,次序凌乱,后经余整理,并题名为《人子伊萨生平》。』藉由翻译人员的协助,他将这份手稿中关於“圣者伊撒”(经卷中称祂为「伊撒尊者」)的部份记录下来。

    书稿记载了伊撒(耶稣的异译)在十三岁时,连夜出逃。出逃是因为十三岁是以色列人该娶妻的年纪。而当时大家都想招那位十二岁就能奉主之名讲出大道理的伊撒为婿。父母为他娶老婆,他就唯有悄悄地离家出走,随著一队商旅,东行往信德(Sind)出发。书稿中记载,伊撒(耶穌)去东方「目的是要让自己在『圣言』的薰迪下趋向至善,并研习诸佛所宣示的佛法。」

    后来,他在信德和亚利雅人同住,并且声名远播,其后婆罗门教士又「教他阅读和理解,教他藉著祷告治病,教他向民眾讲解圣典,也教他为人赶鬼。」伊撒在印度师事婆罗门祭司学法六年。

    这些被译出的经文裡还提到,伊撒在这六年期间,「每一个人都爱他,因为他与吠舍和首陀罗两个种姓相处融洽,还为他们讲述《吠陀》的道理。」吠舍和首陀罗在印度的阶级裡是低下的种姓,「吠舍只能在节庆的日子裡听别人朗诵《吠陀》,至於首陀罗,则不止不准听别人朗诵《吠陀》,就连看《吠陀》的书页一眼,也是不被允许的,生来就註定只能当婆罗门、剎帝利,甚至吠舍这些种姓的奴隶。」

    伊撒痛恨婆罗门和剎帝利那种剥夺自己同胞人权的做法,也不承认《吠陀》的神圣权威性。他甚至传达了一些和婆罗门教并不吻合(但其实和佛教惊异吻合)的教理。伊撒这种说法,自然引起教士们的不悦,所幸他得到首陀罗的通风报信,连夜逃跑。后来,伊撒改学佛法。这学佛的六年间,他来往于王舍城、卡西 (Kasi) 等各处佛教圣地,然后,他前往参拜佛陀诞生圣地卡彼拉瓦斯土 (Kapilavastu),并在那里安顿下来,追随佛教僧人六年之久,努力学习巴利文并钻研佛教经典。

    「六年后,伊撒--被佛选中为其传扬圣言的人--成了佛教经典的完美阐释者。」於是他离开尼泊尔和喜玛拉雅山区,到各地去传道。在波斯时,教士见他大受村民欢迎便下令拘捕他,命他接受审判,后来伊撒虽因辩才无碍而免於刑罚,但却被胁持至城外,丢弃在野兽出没的荒野中。不过伊撒毫髮无伤地继续旅程。

    二十九岁那年,他西返回到家乡传道,途中还经过波斯,拜火教之地, Earathustra 等地方。他的声名已经遍传遐迩,所到之处皆受到民眾的热烈欢迎。他返回本国以色列之时,未满三十岁,他旋即开始向国人弘扬和平博爱之道。而如此人气再一次引发当局不满。接下来的事情,在《新约圣经》中已有详细的描述,在这裡就不多提了。不过,伊撒(耶稣)在以色列被钉十字架殉教之后,大约三、四年,耶穌受难的消息被前往巴勒斯坦经商的印度商人给传了回去。因此,乃有巴利文写成之伊萨行状文献问世,乃系根据曾经接触过伊撒之藏人、印人、商旅、及目击伊撒被以色列人钉十字架者等人之证言写成。

    一八九四年,诺托维茨把这些资料以法文出版成《耶穌基督未为人知的生平(或译作《耶穌基督佚史》)》(The unknown life of Jesus Christ)一书。(英译版为《The Lost Years of Jesus》)。

    2. 印裔英国宗教学者暨预言家史弯米.阿喜达南达(Swami Abhedananda),阿氏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从旧金山乘船往印度,一九二二年,年已五十六岁的阿氏,率领一批学者,专程前往西藏法戒寺,探查伊萨传说一案。阿氏文章叙述同行众人均平安到达法戒寺,阿氏询问该寺主持及各主要喇嘛有关俄人诺氏之故事是否属实,大喇嘛证实了诺托维奇的说法。阿氏获准请译员将伊萨经译为英文,后来他把这些诗句连同诺托维奇的部份英译诗句,收录在《在克什米尔与西藏》(In Kashmir And Tibet)一书中一并出版,后来经学者鉴定,大意均相近诺氏一昼所载伊萨的经译文。正如阿氏在日记说写:『余从彼等获得答案,诺氏故事全部属实!』

    3. 俄国著名的学者暨艺术家尼古拉斯.罗厄烈冶(Nicholas Roerich),罗氏夫妇与一子佐治及六位友人,一共九人,组成探险团,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间,遍游西藏、新疆、喀玛昆仑山脉、喜玛拉雅山、阿尔泰山、戈壁沙漠、甘肃、克什米尔、拉达克、潘闸、锡金……等各地,并专程去列城法戒寺查询伊萨经卷。

    罗氏在法戒寺黑暗角落找到了『伊萨经卷』,他的长子佐治精通藏文,又有藏僧洛氏同行,因此可以直接从经卷翻译,无需依赖译员。罗氏等发现的伊萨经卷,译文后来被载于罗氏著作『喜玛拉雅』一书内,内容与诺氏著作《圣人伊撒之生平》相近,无甚重大差异。

    罗教授一行在极亚地区收获很丰,发现了欧洲早期民族往来居住印藏地区的遗迹,并发现“伊萨活佛”也是相当被普为传诵的神人之一。这位罗教授将旅游见闻写成很多本书。在其中的『亚洲心脏地带』一书中,他说:『在殊零那格(SRINAGAR──注西巴基斯坦接近拉达克边境之城) ,我们就初次听到耶稣基督曾来过该地的传说,稍后,我们发现这种传说多么广泛流传于印度,拉达克邦国,乃至中央亚细亚,都传说耶稣失踪年代就是来了此等地带。』

    罗氏说:『伊撒活佛的传说,流行于克什米尔,拉达克,蒙古和新疆,佛教喇嘛很多都知道此一传说,各说大同小异,共同点就是:耶稣的失踪年代就是来了印藏极亚地区。』『在拉达克,喇嘛寺的文献说伊萨活佛赞扬妇女为世界之母。』『一位印度人对我们说:『我曾闻拉达克一位官员说:前任法戒寺主持说:伊萨曾在潭边树下讲道。』

     4.一九三九年夏天,伊撒经卷又一次重新引起世界注目。该年,有一对瑞士籍的音乐家夫妇卡斯柏里教授与其夫人(Prof & Mme Charles Caspari),由一位国际知名的加斯克夫人(Mme Clarence Gasque)领导着,与一批游客同行,来到列城法戒寺,受到该寺欢迎及特别表演跳神招待。数日后的某天,卡夫人与加夫人在法戒寺天台闲坐之时,突然有该寺藏经楼掌管喇嘛率领二僧来见,各捧一卷古旧经卷,对加夫人说:『此等经卷内有载。你们的耶稣曾来过此地!』卡夫人大吃一惊,因为她完全不知亦未预期耶稣与列城有关。经卷是藏文写成的,两位女士均不识藏文,亦未要求找人翻译。但卡夫人拍了照片留念,后来带回瑞士。

    在她八十五岁那年(一九八四或八五年,未详考)。将照片交给美国一位基督教女作家予以公开发表,引起国际学者注意。而当初第一位发现这些古经卷的诺托维茨,面对怀疑论者的攻訐,也一直坚守立场。时隔近四十年后,学者罗耶里奇的一番话总算为他稍稍平反。他说:「如果伊撒的传说是偽造的话,又有哪一个近代的骗子,可以让它在整个东方深入人心呢?」而不也在最后写道:「耶穌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5.一九五一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之一,威廉.德格勒斯(William Douglas)曾往印度旅行,一访法戒寺。返美后发表『喜玛拉雅山后』(BEYOND THE HIGH HIMALAYAS)一书。其中一段称:

    『拉达克省(邦国)的希米士大寺(法戒寺)仍是该地最引人入胜之观光所在。该寺年代久远,甚多传奇。其中之一为传说耶稣十四岁时曾来该地,二十八岁始离去西返祖国,从此断绝音讯。传说耶稣来法戒寺之时,名字为伊撒。』

    6. 一九七五年,美国加州大学诺烈治分校人类学教授拉维兹博士(Dr. Roberts.Ravice.UC-North Ridge)往访列城。拉博士到了法戒寺,曾目击伊萨经卷,并得闻口译经文,内容与诺氏著作相同。

    7. 一九八四年秋,美国加州旅行家兼地理学家,当时已高龄八十九的挪亚克(Edward F. Noack)先生在其笔记『在亚洲高原的冰雪与游牧民族中间』(Amidst Ice & Nomads In High Asia)中,亦提及曾于一九七啊末年访问列城法戒寺经过。他说当时询问寺僧,一位喇嘛告以确有伊撒经卷锁藏于经楼。该经卷叙述耶稣曾到达拉达克邦国研究佛法。挪克先生是大英皇家地理研究会会员,亦是美国加州科学学会的会员(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素有令誉。

    挪亚克先生与夫人于一九五八年起至一九八四年之间,曾作十八次探险研究旅行于西藏、尼泊尔、锡金、不丹、拉达克、阿富汗、中国西北等各地与土耳其斯坦,并曾四次访游列城。他的报导笔记,一向翔实可靠。

    8. 曾任印度史崔纳嘎大学考古系主任的哈斯耐表示,这些经卷至今仍存在,他本人也看过这些经卷以及在那个时代和耶穌有关的钱币。哈斯耐出过讨论耶穌在印度传说的专书。据他考证,在耶穌基督那个年代,印度和地中海区域的交通相当频繁,在史崔纳嘎有一座耶穌墓,至今仍受人崇敬。后来,由伊丽莎白‧克莱尔‧普弗特以数十年来其中四位亲眼见过这些经卷的证人,以及三份经卷译文详实编辑而成《耶穌行踪成谜的岁月》(9The lost years of Jesus : documentary evidence of Jesus’ 17-year journey to the East)一书。

    从六○年代开始,她在全美各地从事讲学和举办会议及研讨会,探讨诸如天使、穴道、预言、灵性伴侣、灵性心理学和再转世等课题。除了上述研究学者及他们的著作,对于耶稣的印度行踪之考究,其实还有更多的学者专家著书研究,例如以下几本。在此就不一一详述了。

    话说回来,虽然西藏拉萨传闻藏有伊萨经卷的巴利文原本。可惜西藏于一九五○年后,迭经变故;六○年代起又经『文革』十年动乱。这些经卷是否曾遭军人或红卫兵毁灭?抑或已被藏人迁往隐秘收藏?均不可知。很多重要佛经都命运未卜,遑论伊萨经卷了。虽然如此,已有这样多的考据及书籍问世,便开始有学者兼制片人意欲将这段传奇搬上大银幕了。以下是一段新闻摘录:耶稣基督从13岁到30岁的事迹未见圣经记载,西方教会也说不出所以然,但若干宗教历史学家相信,在那段失落的岁月中,耶稣基督随著骆驼商队到印度学习佛经与吠陀经。

    11月中旬,到印度接受民间学术机构达亚瓦提.莫迪基金(Dayawati Modi Foundation)颁发艺术、文化暨教育最高荣誉奖的英国制片人瓦温(Kent Walwin),接受媒体访谈时表示,他此行也在寻找耶稣基督在印度停留的痕迹。瓦温早在2007年就宣布要拍摄一部以耶稣基督年轻时代为背景的电影,片名就称为「年轻的耶稣:失踪的岁月」(Young Jesus: The Missing Years),探讨这位弥赛亚救世主的早年事迹。他说,他的电影叙述就从耶稣的13岁到14岁开始。温瓦表示,记载耶稣基督生平事迹的圣经「使徒福音」(Apostolic Gospels)篇,对年轻的耶稣早期的行踪仅记载著:「祂最后被见到的行踪是在西亚,当时祂是13-14岁。」

   温瓦指出,根据一些佚失经文的记载,耶稣30岁时又返回自己少年时代居住的(以色列)拿撒勒(Naza-reth)。而与此同时,另一个关于耶稣生平的有趣传说正在亚洲流传,那就是耶稣年轻时曾经在印度及西藏等地学佛,被钉十字架后获救,最后移居印度并死于印度克什米尔地区。

    德国学者霍尔根.凯斯顿在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国研究考察十多年后,于1983年出版了《耶稣在印度》(Jesus Lived in India)一书。他认为耶稣在12岁来到印度学佛,10年后返回故乡以色列。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后,有人在他喝的酒中投放了麻醉药,造成假死状态,其后有位富商买通行刑者,得到耶稣的“尸体”,再用解药挽救了他的生命,使他得以“复活”,并多次在信徒面前“显现”。此后耶稣四处传教,16年之后回到自己熟悉的印度,定居于克什米尔,最后在斯利那加去世。现在斯利那加中有一个据传为耶稣的墓穴,千百年来受到各大宗教的信徒敬拜。

    据凯斯顿的说法,斯利那加有一条狭窄的巷子,名为“先知即将来临”。巷内有一座平房,门前的木牌写着“Ziarat Yoma”,即圣人之墓的意思。平房内设有神殿,放着以阿拉伯文写成的石碑,上面刻着“这里安息着伟大的先知耶稣,以色列儿女的先知”。

    2.新时代体系中的《水徒行传》

    那么,我们假设耶稣曾往印度学佛的事情是真实的,并且在早期的圣经中也有提及,只是被统治者或教廷删去的话。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令四世纪或中古时代的教廷编辑者删除四福音当中的耶稣十八至二十年事迹(以下简称为『失踪年代』)呢?从现代常识来推测,很可能是当时的编修者认为失踪年代:

(一) 不够重要,不足以代表耶稣的教行。
(二) 不可靠。
(三) 会有损于耶稣基督的神圣形象。因为在民众的心目中,圣子耶稣基督应该是天生就神圣的,无需要经过漫长学习磨练才成就的。
(四) 因有其它外教色彩,有损基督教权威地位。

    很可能四种原因都能成立。亦可能同时是基于此等原因,古代的教廷编辑人索性把圣彼得的笔记亦全部废除,不列入新约之内。(假如其他门徒笔记中有关于耶稣『失踪年代』的记述,当然也不能幸免。)其实,即便佛陀早年出家时,也到处拜师参学,后来又在树下连续参了多年,最后才开悟正果的。圣者仍需要通过参学与持续修行才成为圣者,这正好可以成为人们修学的典范。所谓圣者参学会有损于圣者的神圣形象,那都不过是后世信徒中的盲目崇拜者的狭隘观念罢了。

    回头来说,我们知道大彼得是耶穌的最早门徒,本来与西门同为渔夫,不太识字。两人一同最早归依耶穌,跟随耶穌多年。耶稣授以学识文字,亦对之倚重甚深,是耶穌最得力的左右手,当然对於耶穌有更深的认识,可能圣彼得比任何门徒对耶穌的认识都深入得多。在耶穌十字架受难之后,各门徒星散,各处传道,大彼得在希腊、土耳其,到罗马传弘基督教多年,后来在罗马被罗马人逮捕处死。他的笔记手稿假如不是被教廷删除的外,则有可能是在此时散失(现仅存一点片段)。所以,其他门徒:马太、约翰、路加、马可等各人虽然都是较晚归依耶穌的,但他们各人所记录耶穌的言行与语录,都被编入《新约》,称为四大福音书;而唯独缺失彼得的福音书。大彼得所记录的,可能是耶穌十二岁初次讲道以后,直到三十一岁重返以色列进入耶路撒冷的十八至二十年当中的一切重要事蹟,一直纪到耶穌上十字架。

    《彼得福音》虽然早已亡佚,内容无从得知。但在“新时代”体系中,却出现了另外一本《彼得福音》,此本彼得福音名为《水徒行传》或称《水徒行纪》、《水徒福音》(Aquarian Gospel)(此名乃因为彼得有“水上门徒”的称谓--彼得是个在水上航行的渔夫。大彼得与西门都是出身渔夫,原在加利利海航海捕鱼)。这本《水徒行传》完整记录了耶稣在这段不为人知的岁月中,到印度学佛的经过。

    圣索菲亚大教堂中的耶稣像 在古老的圣索非亚大教堂壁画中,耶稣右手打着佛教的说法印。这本书中的部分内容后来被拍成了同名电影《水徒行纪》。以下是几段相关新闻摘录:圣经中对耶穌基督从13岁到30岁的记录几乎是一片空白,如今好莱坞将以拍摄电影的方式补足这段「失落的岁月」,片中的耶穌在印度各地流浪,累了就在佛教僧院歇脚,并挺身反对印度不平等的「种姓制度」。

    圣索菲亚大教堂。公元335年由君士坦丁大帝首建;532年查士丁尼一世大规模续建。数万工匠用了六年时间才建成这座宏伟的建筑,被世人称为世界第八奇迹。

二. 佛教最早传入中东及西藏的时间考

    因为上述讲到的《水徒行传》中,提到了耶稣也曾到达西藏参学佛法,所以这里有必要来查究一下佛教最早传入西藏的时间了。
耶稣诞生于释迦牟尼之后400余年。古印度阿育王在公元前2世纪时大肆弘扬佛教,派遣高僧至叙利亚、波斯、埃及、马其顿等地传播佛教。因而中东地区早于耶稣诞生前就受佛教思想影响。这点学界并无异议,所以这里不详述了。

    至于传入西藏,当代不少人认为佛教传进西藏在公元6世纪的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时代,或公元3世纪的拉脱脱日年赞时代(或称“拉拉托托日王时代”,其时王室有“天降佛教经书、佛塔、佛像等圣物”的传奇记载)。而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杜齐先生(G.Tucci)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指出,我们不能排除佛教教义在松赞干布之前就取道中亚、汉地和尼泊尔等地区传入吐蕃的可能性。

    学界的一种说法是,佛教在阿育王后约公元前137年即已传入了西藏,有史料记述当时在伊兰山麓已建有佛寺(可惜很早就毁废了)。
而学者才让太先生在其所著《佛教传入吐蕃的年代可以推前》中,根据一些苯教手抄本典籍记载认为,佛教北传的努力早在公元前230年左右在位的藏王桑赤赞普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并持续了至少三代赞普。

    更有藏史学者仲布•次仁多杰在《佛教入西藏时间考》中,经过详实考证所得出的结论是:佛教最早传入西藏的时间是在公元前3世纪。此后在西藏民间发展至公元3世纪左右的拉脱脱日年赞期间,佛教开始在王室传播,因而得以载入官方史籍。(作者认为,后世认为佛教在拉脱脱日年赞时期传入西藏的说法,其实是王室家族为了提升其权威而产生的。)

    还有些人认为,印度和西藏之间相隔着喜马拉雅山脉这样的崇山峻岭,所以,阿育王时期及之后的僧侣们,虽然可以跋涉到比西藏更远的地方去传教,但要进入西藏,却是非常困难的。笔者这里要引用一下纪实传纪《雪洞——喜马拉雅山上的悟道历程》里面的记述,来证明对于那些具有钢铁意志的传道僧侣们,印藏之间的山脉,算不了什么。

    《雪洞》是女记者兼作家维琪.麦肯基(Vicki Mackenzie),采访当代第一位藏传佛教女上师丹津.葩默(Tenzin Palmo)所著。丹津.葩默出生于二十世纪中叶的英国——一位美丽的地道的英国女性。然而,对佛教智慧的探索热情,驱使她于1964年,芳龄20岁的时候只身进入印度,并来到了印度地处印藏交界的达胡西市。在那里的藏传佛教僧侣团体中她安顿了下来。

    当时的达胡西市聚集了约5000名西藏人,当中包括大量的僧侣。这是因为基于中国西藏在那个年代的政治原因,藏人和僧侣们,陆续地从西藏爬山涉水来到此地。达胡西市成为了印度当时主要的难民中心。(请留意,5000名难民和僧侣都这样徒步,或许会带有少量驴马,越过喜马拉雅山过来了哟)。而这些难民和僧侣们,则开始在此努力重建昔日辉煌的寺院与藏传佛教文明。在此地,丹津.葩默于21岁时遇到了她的上师坎初仁波切,并正式出家修行。

    1973年,丹津.葩默在香港接受比丘尼具足戒,她是首先获得受戒的西方女性之一。丹津.葩默的第二位上师萨迦崔金评述:“你看来像是光头的圣母玛利亚!”

    27岁的时候,在上师的首肯之下,她只身徒步跋涉跨越海拔3978公尺,一年之内有8个月冰封的喜马拉雅山脉罗滕关口,进入西藏,开始在西藏边境的拉忽尔修行。书中记载,那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有权威的佛教大本营之一。同时因为被雪山环绕,拉忽尔仍是一个非常朴素、原始,几乎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科技工具的地方。

    在拉忽尔佛教团体中修行了6年之后,丹津.葩默决定远离人群,进入喜马拉雅山脉中修行。在友人的帮助下,丹津.葩默在海拔13200尺的喜马拉雅山脉上找到了一个小山洞(相比之下,她的故乡英国最高的山——海拔4402尺的班尼微斯山也只是小矮人了)。丹津.葩默的友人帮助她把小山洞改装成一个狭小的小房屋。在这个雪洞中,她开始了长达12年的深居修行。而在这些年中,她仍然每年都会再一次跨越喜马拉雅山脉那个号称“尸首的平原”的罗滕关口,回到印度达胡西市去接受她的上师坎初仁波切的指导。

    好了请看,一位孤身的女性修行人,尚且能如此;请问,对于古往今来那无数坚忍无畏的僧侣们,喜马拉雅山脉还会是一道能够阻碍印、藏文化与智慧交流的不可逾越的屏障吗?

    综上所述,年青的耶稣在他的那个年代被感召而到印度学佛并曾到西藏游历弘法,并非全无可能。

三. 举例基督教原始教义、佛教教义及新时代体系之交汇互印

    首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假如耶稣真的是把佛教带到了中东,那为何又要改头换面成今天这样的样子呢?其实,这实在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变通做法。我们知道佛教在各国的传播过程中,根据地域人民的文化、理解力,即所谓根性之不同,都有不同的演变。例如“汉传佛教”和南亚那边的“南传佛教”,就有很大分别。而分别最大的,可数“藏传佛教”。

    事实上,当年佛教传入藏地,哪怕是获得官方支持的最著名的三次“官方传入”,头两次都并不算很成功(其中,文成公主带入藏的佛法,为第二次)。这是因为藏地在佛教传入之前,藏人已经有了非常普及的“苯教”。我们知道,要一个人改变自出生以来就与生活如影随形的文化、信仰,是十分困难的。不过,虽然前二次的传入都没有成功,但配合原有的零散民间传承,仍然在藏地洒下了更多种子,在个别地方还悄悄地开了点花。最后,到了莲花生大使入藏,第三次将佛教带入藏地(并获得王室支持)。他变通地把佛教与当地“苯教”融合,让很多藏人有一个错觉:“佛教和苯教是同一种信仰”;因而,藏人就开始普遍接受佛教,最终为佛教的智慧所提升了。

    早期的《耶稣受洗图》,耶稣双手合十。这正如佛教所讲的“随顺众生(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依其根性慢慢引领)”就是此道理。又所谓“以何身得渡,即以何身渡之”。一切外在的形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核心智慧。

    同样地,耶稣将佛教带入中东,面临着当初藏地同样的问题--当时的以色列人早已经根深蒂固地信奉着《旧约》的“犹太教”(这里无意于对犹太教作任何褒贬,只是不谈论犹太教的问题)。那么,请问,作为一位聪颖的,已经不再执着于名相的圣者,该如何把佛家里面的智慧带给他们呢?耶稣做到了!(请试想一下,佛陀当年有 49 年的时间传教,耶稣却只有 3 年啊!)什么“神耶和华”,什么“亚当夏娃”,什么“诺亚方舟”等等传说故事,其实都不重要。

     你相信这些故事,还是不相信这些故事,对你个人的修行、对你智慧与心灵的提升事实上都没有太大影响。例如传入汉地后的佛教,也比原始佛法多了很多神化传说,吸引了更大量信徒;只要佛教的核心智慧没有被扭曲,在那个时代多一些神化传说,对于佛教在绝大部分文化程度不高的民众中能够广泛传播而言,或许是有利的。

    佛家要传达的核心修行要领,是因果观;是爱人如己;是宽恕原谅;是平等慈悲地对待一切生灵;是逐步从无止境的欲望的枷锁中摆脱;是时刻觉察自己的起心动念--觉察你的负面情绪以及负面想法,不仅在禅坐中,且要在生活中从每一件小事中甚至每一次谈话中去觉察与反照自己,从生世以来固有的概念与惯性思维中超脱,从而获得心灵与智慧的提升。而这,就是修行。

    从这方面上说,(伊萨)耶稣做到了!虽然很可惜地,后来被统治者及不明真理的教会删修后的基督教,在教理上已经大不如前,但我们还是可以说,基督教在上述智慧的弘扬上,还是非常值得赞誉的!德国宗教学者克斯登在1995年就宣称,耶穌曾在佛教僧侣座下受教,因此信服佛教的「非暴力」哲学。

    到了2007年,又有一位德国的亚洲研究博士生 Christian Lindtner 出版了一本名为《Geheimnisse um Jesus Christus》的书。在书里,Lindtner 比较了希腊文版本的四福音书与巴利文及梵文的佛经内容。他的研究结果是:四福音书其实透过了各种手段,诸如利用了希伯来字母代码(gematria)的数值、双关语及同音字等来把古老的佛经内容重新包装。这个研究结果引起了正反双方的激辩。

    其实相对于后期基督教,早期基督教则带有更明显的佛教烙印;例如在被发现的早期圣经“死海古卷”里面,就有轮回和吃素不杀生的教义。可惜这些教义被君士坦丁大帝删除了而已。但在现行圣经中还是有甚多蛛丝马迹。(关于此话题,另文详述)因有天眼通而著名的佛教大德冯冯居士,也对耶稣及原始基督教作过深入的研究。他坚信耶稣确曾到印度学佛,并把佛家的教理带到了以色列。他举例说例如,伊萨所说的“神”、“造物主”,即是“佛”,佛经也说“一切法界乃一佛所化生”。

    耶稣说:“天国就在心里”。佛陀教训说“诸法由心造”、“境由心转”、“相由心生”,又所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天堂与地狱都是唯心所造。而一个开悟的人,就算身在牢狱,也恍如置身于极乐世界。

    新时代体系进一步阐明:“你的心念、信念创造你的现实(You Creat Your Own Reality)”。你的信念包含在你的情绪之中。基于你的信念基础上的心念以及情绪,当持续、累积到一定的强度,就会导致此所思、所想、所信的事情在现实中发生。

    例如,若你担心/恐惧某些事情会发生,这个信念的能量在持续害怕的关注中会不断地积累。。当这信念中包含的恐惧能量积累强化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最终显化在你的生活中。反之正面的、美好的信念也是如此。我们前方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都是由先前所思所想而日积 月累的信念(能量)所显化的。

    举个例子,假如某甲认为这个世界就仅仅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竞争世界;那么在他的信念中,他周围的朋友、同事(严重的话甚至亲人),都成为了潜在的威胁,乃至竞争对手。如此,他人的一言一行,一个表情一个神态,都可能被他解读成某种图谋或者非善意的表达。可想而知,纵然他所在的国家并非在战争中,他却已经是生活在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犹如战争状态一般的恐惧中了。

     反之假如他有个弟弟,这个弟弟的信念是人性本善,知足常乐,乃是个典型的乐天派;那么他们兄弟两人,即便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其实却是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了。再者,两人在其信念之下各自的言行,又会进一步促成他们相异的命运乃至生命历程。。

    在心理与社会关系上是如此,即便在各种大大小小人生目标的追求上,也遵守于这条法则。请记得,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一个片段体,造物主用心念创造一切,我们同样也能。只不过,神或造物主在高次元可以创造得很快,而我们在厚重的物质界中,则显化得比较慢,还需要附加地在属于物质界的法则之下显现,例如通过“采取行动”及“社会互动”,如此而已。

    进一步说,你身体各部位的健康状况,也同样与这条法则密切相关——各类的心理设限、负面信念以及各种情感、情绪、心理暗影,会逐渐显化成身体相关器官的健康问题(因而有所谓:下医调身、中医调炁、上医调心——练习炁功、瑜伽等胜于药物调理,而找到心理上的根源,才是根治);乃至于你的体型其实也和个性特质相关。

    所以,假如你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好人?或者,曾经做过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又或者有些该做的事却没有去做?请放心,对于一个高次元灵魂大师乃至我们的天父(那个造物主源头之父)来说,哪怕你是坏人,祂们爱一个坏蛋,和爱自家一个淘气的孩子是一样的。祂们爱你和爱任何其他孩子并无分别。同时祂们也知晓你必将会成长起来。而假如你已经有所领悟,有所成长,那么,祂们会是第一个在帷幕的另一边,为你祝贺并感到欣慰的家人!

    或若从一个更高更理性的层面来说,根本就无所谓好与坏、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以及其他一切的二元对立概念)--一切都是来自于“一”的显化与体验罢了。所以,开悟者不会评判(批判)。

    这些灵性大师以及来自高维度的通灵讯息当中,具备了极高且深切的智慧与洞见,给予我们应付日常中所面对的问题以极大的启发。

    顺便地,当中还涵盖着很多被量子物理学界所逐步证实的科学理论(“新时代”体系中所涵盖的领域甚为广博)。而其中最为耳熟能详的,当数爱恩斯坦的著名发现:物质和能量是可以互换的;物质、能量和意识根本上是相当的。或者说,所有的存在都是意识的一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活的。例如,在量子物理学家波姆看来,心灵与物质,两者之一都是对方的一个面向,它们相互渗透——“每一件事物质的东西,也是心灵的,而每一件是心灵的事物,也是物质的”。

 

 

—————————————————————————————————————————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原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http://www.dajunz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