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由于封网的原因,本网文集的更新拖了几个月,但总算赶在2012年最后一天(阴历)的晚上将新文集搬上网。此刻的窗外,北京城区已经是鞭炮声响成一片,伴随着令人欢欣鼓舞的喜庆声,我们不由得发出祝福祖国、祝福人民的心愿!2013,祈福中国平安!昌盛!祈福人民繁荣富强!尽管道路上有那么多艰难险阻,但伟大的中国人民将运用他们的聪明智慧,克服一切困难,取得更大胜利!苟日新,日日新!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自我更新的民族,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都变得更加美好!

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2013年2月9日,阴历2012年大年三十

特稿

邵淳:买瓦良格号的钱是我垫的

张祥龙:儒生要为民族和人类带来深层希望

刘一明:南周事件与儒家原则

曹豫生:蒋庆、陈明、秋风等人让我失望

李树超:辜鸿铭:绝望中的坚守

横舟:中国民族主义的困境

乔续:学习《辜鸿铭讲论语》有感

丁秋龙:茅于轼老师思想过于理想化

侯小兵:看某些耶稣教人士的居心叵测

侯小兵:对石衡潭《孔子与道》剧本的回应

仁明:清除特色党,纯洁共产党,刻不容缓

一组保健知识:

经济 社会

大军智库:2013,回顾与展望

赵华荃: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分析和评价

吕超: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

汤敏:居民收入要翻番政府企业需让利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终出台

妮娜:投资是准消费

李昌平:建设养老村或可低成本解决中国养老难题

郭晨野:中国当前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杜建国:谁能让潘石屹不再当怨妇?

韩国讲师20分钟讲透中国经济

李皓:被误读的PM2.5

告全国同胞书:转基因产业化正导致我亡族灭种悲剧

陆一:中国股市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

纽约时报:中国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政治 国际

徐景安:发展是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吗?

冼岩:从思想派系到政治力量----中国左右阵营的嬗变

刘植荣:公务员财产公示是国际惯例

徐静波:十八大后中国在发生什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

关于政府违法关闭网站问题的公开信

郑永年:中国将发生革命,三股力量碰撞破坏力强

外文:解体中国已启动

袁刚:改革的手术刀应挥向那里——谈中共十八大后中国的改革走向

丘成桐:很多港人对中国历史和知识大不如前

马若德:中共新领导无法深入反腐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不要遏制中国

丁咚:中国改革遭遇瓶颈的内在原因

王天龙:我的印度体验与感悟

 欧树军: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之谜

李延明:应该把“自主权”同“主权”区分开来

朱云汉:中国大陆复兴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组

王绍光:失而复得的民主利器:抽选

杜仲  辛子陵:周恩来的功绩

《新文胆》:习近平的政治秘书李书磊

李书磊:没有传统的人生是危险的

唐棠: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

那小兵:中国富人让美国人死无葬身之地?

历史 文学

靳大成:赴东北学术考察总结汇报

靳大成:七月流火:延边、哈尔滨游学采风纪——东域学手记

陶斯亮: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

王绍玺:文革中上海市委常委的一些情况

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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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翟冬青<zhilu108@126.com>收件人:仲大军杨斌<sheeprain@sohu.com>抄送人:(无)时 间:2013年02月09日 16:37 (星期六)华夏证券前董事长: 买瓦良格号的钱是我垫的

买瓦良格号的钱是我垫的

中国华夏证券前董事长 邵淳

2013年02月06日

     这个瓦良格号呢,现在都认为是个好东西,因为已经建成了,而且现在也有江湖军队了,飞机也起降了在上面,也准备用了。但是当初可不是,当初这个东西都认为是个坏东西,都认为是不好的事儿。因为在咱们部分是军方也好,还是高层也好,原来一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就是说这种东西都是好的,因为美国人一有了事儿,都说,我们的航母在哪里?但另一种观点呢,是接受了赫鲁晓夫的观点,就说航母没有用,它是个活棺材,海上活棺材。所以咱们中国一直没有上航母,就跟这种争论一直没有得出结果一样,争论了几十年。那么就在1998年的时候,也是个而偶然的机遇,这条船就跟我们发生了关系。

  因为苏联解体,苏联解体的时候呢,当时苏联的那个黑海造船厂,尼古拉夫黑海造船厂,它那个厂里面有三条航母。第一条就是库兹涅左夫号,它完工率已经达到了98%,还有剩2%没有完成。第二条是瓦良格号,它的完工率是67.3%,就是船已经建好了,作为一个船,包括它的动力系统,这个船体,这个都造好了,但是他的设备没有按,就是电子设备啊,火控设备啊,飞机起降设备都没有装。另外,电缆还没有完全完成,电缆还差10几百分之没完成。第三条叫无量洛夫斯基号,这是俄罗斯的第10条航母,是个核动力的航母。当时的完成率只有17%,就船体刚合同合拢,机器没装。这一条船,后来有不同的命运。第一条,库兹涅左夫号,就在苏联解体的前期,还没有完全完工,但是它能开了。

  那么俄罗斯海军就强行把它开回了俄罗斯,没有任何手续,强行就开走了,这就落到俄罗斯了,这条船。第二条船和第三条船,因为开不动,就留在乌克兰。然后呢,这个当时乌克兰的经济非常的差,非常非常的差。差到我们现在想不出的那个地步。那么也是这个通货膨胀的非常厉害,原来一个卢布值1.6美元,到苏联解体以后,3千个卢布才合1美元,3千5百个卢布才合1美元。所以当时呢,就说,买一张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车票,1美元就够了,用美元买一美元就够了,还是软卧。那么这种情况下,乌克兰那个就很惨了,就忽然冒出来一个挪威的公司。挪威的公司说,我要在你那个船,我要在这个订4条油轮,订4条大吨位油轮。

  然后但是你得给我,因为他的船台都是满的,你得给我船台。然后定金也交了,交了一点定金。乌克兰赶紧就说,那我这个船呢,我就得把它卖了,把这个船台腾出来。结果后来人交定金了,他说我买了吧,就把这个无量罗夫斯克号,一条核动力的航母,当然没完成的,就在船台上解体了。就拿那个电焊的把它隔开,一块一块的钢,堆在码头上。然后这家呢,挪威的公司拿走了一块钢,就消失了。实际后来知道,这是美国人在背后策划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就消灭了这个前苏联的,就一个战略资源。那么说的瓦良格号,苏联一解体,咱们军方,咱们国家的军方,就注意到这条船。因为这条船留在乌克兰,乌克兰就是黑海沿岸的国家,基本上用不着什么海军,更用不着什么航母母舰。当时咱们的军方一直想把它弄过来,从91年开始做调研,然后从92年低,开始派人,就是做乌克兰方方面面的工作,到96年的时候,终于工作做下来了,因为乌克兰用不着,它可以把这船卖给中国,就同意了。但是要卖,必须要通过招标的手续,这个手续要健全。

  在这种情况下,后来中国的,我们那个就是中央军委的军援军贸办公室,就正式向国家打了报告,向过层打了报告,要求立项。要求立项。可是他们报告打上去以后,并没有批下来,并没有批下来,就是因为在高层,关于航母的争论,还没有取得统一,一致的意见。所以就没有批下来,然后他们又打报告,还没有批下来。第一次打报告,最后还是没批下来。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军方,包括海军,包括军贸办,他们就想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拖不起,当时有6个国家都想要买这个船,咱们中国是一家。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等不起这个批示,后来就想先想别的办法。后来就找了香港的一个公司,他们一开始找爱国港商,想先让港商先办了这个事儿。就找爱国港商,最后找了一个,是香港创立公司那个老板徐增平,他一开始还不敢干。最后做工作吧,同意了,然后他就代表军方这个军贸办,代表军贸办到乌克兰去投标。投标呢,想了一个理由,就是说我们这个船拉回来以后,要做个渡船,因为你不能说还用于军事。所做赌船,就以这个名义投标就头中了。实际上6个国家,中国人,中国这一方啊,是金额最小,金额最小,2千万美元买下来了。可是这个徐增平呢,交了一点那个保证金,然后就马上就香港金融危机,他就没钱了。他也破产了,没钱了。

  没钱了怎么办呢?然后就总参出一个人,再加上他,到国内来找钱。最先找的是马蔚华,结果马蔚华当时是海南人民银行行长。他这个人民银行其实也没有钱啊,他就把各个金融机构,召集在一块儿,就说,能不能凑出2千万美元来?他还不能说是军方的事儿,就说有这么个生意,有个渡船,非常的便宜,2千万美元。可是海南当时的金融机构都惨的很那,而且你这个东西,毕竟名不正言不顺,最后就没弄成。后来又找了几家,最后也没弄成,然后才找到我。

  一开始我还不相,我说一个航母2千万美元,不可能的,你就是没完工的,也不可能。结果后来说,文件。我说,你们跟那个乌克兰签那个协议,因为找到我的时候它已经投了标了,投中了。还差一个多月,付款期,还差一个多月就过期了。然后过了期还得重新招标。然后我看那个文件,应该是真的,很规范,后来我说光你们说不行,你们还得给我红头文件。结果红头文件拿不出来,后来他们说,领导面谈行不行?我说什么领导?他说海军副司令。

  就是后来贺鹏飞(音)出来跟我谈的,他承认,第一,这个船是可以用的。第二,这个船是海军要的。为什么海军不能直接出面,为什么国家现在拿不出钱来,他就没有详细说,但是我就了解这意思了,就我说,那行吧,既然是国家的事儿,我就出了。然后我就用我底下一个实业公司。因为当时证券公司底下也有公司,用一个实业公司,让它去融资。把钱就给了。没想到这个事情后来惹出麻烦来了,后来不知朱镕基怎么知道了。朱镕基就说,一个证券公司,它买什么航空母舰,他肯定个人有好处,10%这是国际惯例啊。然后就派了6个部委联合调查组,就查。查了一阵子,当时还批了16个字的批示,叫胆大妄为,严肃查出,以敬国法,以敬效尤。镇国法是要掉脑袋的,镇国法。但是查到底,因为我这个钱数还比较多,但是一共没几笔,最后是差,确实,个人没有什么问题,一分钱没有拿。这证实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办这个事儿?我说因为这个军队的事儿,有那么个机会让我帮帮忙,我也可以帮。而且是航空母舰这个东西,就贺鹏飞(音)的话了,这个是中华民族唯一的机会。

  因为以前不会有人买给我们,以后也不会有。这是唯一的机会,如果错过,他说我就连自己都不会原谅。
 

 

 

儒生要为民族和人类带来深层希望

山东大学哲学和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张祥龙

    “儒生文丛”出版,让那些以各种方式认同儒家的当代士子,有了一个集中展示观点、发出声音的出版物,可谓及时之举,可喜可贺。“儒生”之“生”,就其单字语义而言多矣,而在“儒生”联读里,此“生”又似乎只意味着“知学之士”或“先生”(参《史记?儒林列传》注及《管子?君臣》注)。我想讲的是:儒生之生,既非杂陈而无统的芸芸众生,亦非仅仅知学知义之先生,而应是由“生”之本义而生出的“生生”(《易?系上》),或“使之生”。因此它既是先生,亦是后生,更是浸入实际生活沸腾经验之当下活生生。如果这么看,儒生就应是能为当下、未来的民族乃至人类带来深层希望和生存新境的人群,也就是让生命能够真正舒展其生发延续本性的生命体。

    期待儒生带来深层的新希望,已经包含着一个意思,即至今占据主流的思想和现实,给人群和人类没有带来这种希望。当它们刚出现时,多半有过辉煌的日出,或一个美好希望的构造;但后来它们的实现和再实现所带来的,是深深的失望乃至绝望。比如,科学与民主是这样,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亦是这样;自由主义是这样,国家主义亦是这样。这个时代中,有许多愿望的满足,但缺少动人慰人的希望及其历史实现。所以正在再临的儒家,不应该依附于这类只是一种现实力量的框架,绝不认同它们包含的压迫性力量和至盲性力量,而要发挥自己“看家”的思想特点,为人类万物的生命困局找到出路或真实的生存自由。

    儒生――儒之生生者――之所以有可能带来真希望,是因为他/她们不以活生生的生命之外的意识构造物或意愿构造物,比如独一至上神、体制化力量、个人的超越主体性或物质对象,为人生和世界的基础和归宿,而是以生命的本源、也就是亲子之家为根,而此亲亲之根的本性就是生生不已,所以全部儒家学说和实践都是此根的生发、舒展、开花和结果。这是儒家的独得之秘,表面上平实简单,百姓日用而不知,但里面隐含着极其深邃、剧烈的发生机制,乃至浸透于这不确定的生生大潮中的危险、偏离、寻回、再生等多种可能。夫子之所以“罕言”于性命、仁、天道,而又极能感应性命、天道的仁意,多半就是他老人家深深体会到这亲亲之生生中难言的丰富、危急和生动,不可用“必”、“固”之言言之,而只能在孝悌与好学的“文章”生生化里得其时中之至味。

    当代现象学潮流中的海德格尔和莱维那斯都讲到“家”(Heim,Heimat,home)。海德格尔将家看作是与存在本身一样本原和根本的问题,当代人的“无家可归”(Heimatlosigkeit)表示的就是“对存在的遗忘”(Seinsvergessenheit),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及高科技追求的历史命运;而真正的思想者或诗人的天命就是“归家”(Heimkunft),哲学和诗思的最深动机就是想家,找到一条返乡之路(海德格尔:《荷尔德林颂诗<伊斯特尔>》、《论人道主义信》等)。莱维那斯则认为家居不是客观对象中的一个,而是人获得一整个客观世界和使文明具身化的前提(《整体与无限》第二部分D章)。但是,他们讲的家,虽然从哲理上突破了传统的无性别、无家室的概念形而上学和个人主体性,但毕竟只是支起了一个家居的空间;尽管里边燃起了诗意的火焰,出现了伦理的面孔,但是没有活生生的亲亲血脉和父母子女,没有家的实际生活,更没有这种生活的切身形态(Eigentlichkeit, authenticity)。他们避免涉入实际的亲子关系和家庭及家族的实际生活,多半因为他们认定这种超个体的家居生活必会妨害和削平人的自由。但是,既然他们已经挣脱了个人的主体实在观,甚至不以胡塞尔讲的“主体间性”为满足,那么这主客打通了的自由之人及其生存方式能是什么样子的呢?所以后期海德格尔或者在荷尔德林的诗思之境中倘佯,或对老庄的道境出神,有家园,有居所,而没有真活的家居与家室。

    儒生可以借助这种生活现象学的哲理之路,因为它是以当代人能够心领神会的那种锐利的和时机化的方式破开了传统西方思想中的个体与整体的二元论,让哲生们真切地看到人的实际生活经验是哪怕最抽象的哲理、最完备的体制和最有效的知识的不二源头和缰绳,而且这种人类的实际生活经验首先是家的生活。下一步,儒生不仅可以利用这种思路,而且势必要重造它和拯救它,不然这种没有活生生血脉的家只能在“等待一个上帝”的诗吟中枯萎。孔孟给了我们这种可能,即在实际的家庭生活中找到并转化出一个切身的真态生存境界(eigenlich Existenz ins Heim; authentic existence in home)。人类的家庭,尤其是儒家文明教化中的家庭,不只是生活的起点,从中走出让其它宗教或意识形态去招募、去超拔的个体人,并在这个意义上获得它永恒的世俗意义;它更是生命体在生活本身中的皈依过程和最终归宿,在“耕读传家”的卓越努力中成为儒家或儒教的“教会”或“教堂”。换句话说,这家本身就含有超拔世俗、挣脱羁绊、赢得深层的人类自由、天地和谐乃至神性光辉的可能,可以在儒生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生生大化努力中完成自身的转化和升华。儒家的独特就在于此,就在这让西方人和西方化的现代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家奥秘之中。

    当代人之所以会对广义的左右路线有深层的焦虑和失望,是因为它们解决不了内外的终极问题,简言之就是人与人的内在关系与人与自然的持久关系的问题。讲得更具体,就是它们都找不到能够有理、有效和兼顾义利地制约当代技术对于家庭和自然的毁坏的道路,无法从根基处破除高科技造就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对于人类的控制和绑架。这种缺憾不会被一些表层欲望的满足――不管是个人欲望上的物质满足,还是体制层面上的力量感的满足――而完全地、长期地掩盖。在表面巨大进步的五光十色之下,是更多、更可怕的问题的滋生,就像建水库、打农药、豪华装修和服用西药常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所以会在人的深层意识乃至隐意识中产生不安全感和绝望感――“什么办法都试了,还是不行!”像全球气候问题,能让那些生活在繁荣和安全的金字塔尖上的民族和国家也感受到这种内外之家的丧失。正是在这里,或在这种最绝望处,儒家可能为当代和未来带来真实的新希望。儒生要做的,就是紧贴住当代的问题裂缝,究天人乃至天伦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成就那让人情不自禁地要倾听的一家之言。

    (壬辰深秋草)

 

 

 

发件人:儒家邮报<rujiayoubao@vip.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抄送人:(无)时 间:2013年02月02日 12:03 (星期六)附 件:1个(25640202儒家邮报第194期.pdf ) 查看附件

南周事件与儒家原则

刘一明

来源:中华主流文化网

2013-01-08

    最近南周报社因删稿问题酿成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件,在此事件中各界各派纷纷表态,或支持南周或反对南周,基本仍一如既往,右岸支持,左岸反对。部分儒者出于维护“言论自由”的良好愿望,也联署声援南周。但此事比较复杂,儒者不应以左右划线,贸然介入其中一方,而应以儒家原则分析,该是什么就是什么,本文就是从儒家原则出发所进行的思考与评析。

    一、先看南周的《宪政梦》一文本身。该篇未删全文与宪政指导思想有关的是这一段:

    “兑现梦想,自然要借鉴前贤智慧,与古人的信仰、习俗和情感和解。儒释道法墨,百家皆是源泉;周汉唐宋明,代代皆有可取。但这决不是要复古,古人不能给予今天所需的一切。只是不再轻易贬损先辈,平心静气地吸收转进,以让中华文明开新花,结新果。

    兑现梦想,自然要吸取世界经验。所以要认真审视希腊民主,罗马法治,借鉴英美宪政,追赶现代科技文明。但这也不是仅仅作一个西方文明的优等生,西人有西人演进的轨迹,同样未必能直接给予我们今天所需的一切。

    我们要站在自己的大地上,与各国人民一起,生活出一种古今相融的新生活,文明出一种中西合璧的新文明。在古今中西的激荡中,要遵循人类共通的价值,也要不惮于做自己的新梦。”

    这一段表述的是宪政指导思想的来源,应是本文的核心,但问题有:1、“儒释道法墨”并提,不符合中国历史真实,也违背儒家主流心愿。2、强调“决不是要复古”,一概笼统否定“古”,儒家总结的“天道伦常”是古老的,但也是永恒的,自然要恢复;许多儒生甚至提出要恢复一些古礼。3、最后归于“人类共通的价值”,这里特指的就是“西方普世价值”,按右岸代表人物袁伟时的解释,这“普世价值”是没有儒家份儿的。

    由上可见,这个《宪政梦》不是儒家梦,也不是中国梦,中国儒家的宪政梦,应该以儒家精神为宪政最高指导思想,而不是什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西合璧的新文明”之类。

    二、再看南周事件本身。南周事件起因是南周编辑记者认为“省宣部”负责人删改元旦献辞,但就连南周内部人对部长大人是否删改也无定论。如果假定是部长大人删改,那么依儒家纲常伦理判定,这位部长做的是本分,他有这个权责。儒家主张“君君臣臣”,儒家也主张“君违天道而害臣”时,臣可反抗甚至革命,但上级删改下级文章,是思想认识不同,不存在“违天道而害臣”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下级理应尊重服从上级,不服从也可,最高表达就是辞职,而不应就地对抗,但南周一些人向社会公布内争,这明显是“越礼”行为,后来居然罢工,这便是“作乱”行为。这一切完全不符合儒家主张的天道伦常。如果中国社会各级组织都遭下级如此“越礼”与“作乱”,岂不是天下大乱?岂不与儒家追求的“公序良俗,揖让礼治” 社会愈来愈远!

    三、关于“言论自由”。南周这次打的是“言论自由”牌,自然赢得了许多同情,但事实却是另一回事。谁都知道,报纸元旦献辞与社论一样,表达的是主办者高层的思想,而不是平时的普通新闻稿件,执笔者本就应是主管上级,上级也可委托下属代写,满意就用,不满意就丢弃另起炉灶,在这样的重头文章上, “言论自由”的主体是主管上级,而不是编辑记者。由此评判,这次事件并不是上级侵犯了下级的“言论自由”,而是恰恰相反,是下级侵犯了上级的“言论自由”。用儒家原则分析,这是一次典型的“纲常乱伦”事件,即便用西方“普世价值”的平等原则分析,这也是一起一方侵犯另一方“言论自由”的案例。

    四、关于“言论自由”与“纲常伦理”孰轻孰重问题。退一万步讲,本次事件就算是上级侵犯了下级的“言论自由”,那么在维护“言论自由”与“纲常伦理”孰轻孰重问题上,儒家无疑应以后者为重,这正是儒家在现代中国与现今社会的价值和重心之所在。有儒家维护“纲常伦理”,中国社会在走向崩溃中就有阻力,儒家就可能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事实上中国社会现时的“言论自由”已被一些媒体人和公知垄断成了自己的特权,他们利用这个特权不断在贬损儒家文化,挑动族群分裂,加剧社会矛盾。照他们的“言论自由”走下去,中国首先是民族分裂,儒家坚守的大一统落空,继之是族群分裂,按一人一票自由竞选,必会是民粹势力组党竞选成功,到那时,现在高喊“言论自由”的精英将被彻底封嘴,人身自由都将成为问题,由此儒家主张的阶级共和落空。所以中国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言论自由”少了,而是“言语自由”被一部分不负责任没有远见的人垄断了,比如现在的中国媒体完全摈弃了儒家的“隐恶扬善”原则,每天都在高扬“人性恶”的旗幡揭丑抹黑,把中国社会搞得乌烟瘴气,这正是“言论自由”被垄断的结果。那么打破垄断,彻底放开言论怎么样?结果会更糟,必是西化大潮席卷一切,儒家就更没有发声机会了。

    最有意思的是现今垄断“言论自由”的媒体公知们目前仍由主管舆论的执政党养着,但许多人却每天都在挖着这个党的墙角。而这个党也是只要你一次挖得不多,就允许你挖下去。这个因腐败而衰弱的党似乎并不想这样下去终有一天大厦会轰然倒塌。儒者作为旁观者看得很清楚,儒者应该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负点责任,那么儒者就必须考虑哪一天这个大厦突然倒塌后民族国家社会怎么办的问题。

    五、儒家今后的目标及策略。本次南周事件,是符号性太强的右岸政治事件,儒者本次声援并不想站队,但实际上已给人留下了站队印象。儒家本质以改良为上策,不到万不得已慎言革命。既如此,儒者应支持新君,至少等待新君烧过三把火后再看情况。理想情况是儒者给新君进言:儒典成大中小学教育主课,公务员考试以儒典为价值指导,媒体、教育均应由儒生主导来办,党校社科院好好研究马列毛特色论如何儒化问题,再出新时代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雄文巨著儒化执政党,如此多年,儒家宪政将不期而至,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即使永续掌权又有什么不可?这样一来,这个党避免了下台,民族避免了分裂,阶级达成了共和,儒家成为永久的指导思想,岂不是中国社会的共赢?!

    由此,儒化党比让党下台更有可能性与可行性,对国家社会风险也小得多。由此,凡挖这个党这个国家墙角者,儒者均不应支持,但凡儒化社会儒化政府儒化党者,儒者就要积极为之。事情总有变化的一天。

 

 

 


发件人:cui-zy(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in chun抄送人:(无)时 间:2013年01月18日 16:52 (星期五)Subject: 曹豫生,如何看待南週事件?

蒋庆、陈明、秋风等人让我失望

----如何看待南週事件?

曹豫生

  最近一段时间,网上有关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被修改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我觉得这是一件一目了然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可是看了一些评论后,才知道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一目了然。就在前几天,我在微薄上看到一些儒家人士,包括蒋庆,陈明,秋风等人,也就此事发表了声明,宣称此一事件破坏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些儒家对我而言,只是偶尔听到名字,对其的主张毫不知晓,因而也有些神秘感。此声明一出,说明他们就此事的认识水平和见识和那些演员艺人不相伯仲,真的让我失望极了。既然支持南周的人说支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那我就说说我的看法,当然我的这个观点是绝对登不上南周这样的纸媒的,我是没有这个“自由”。

  对这一南周事件,我以为可以做很多方面,不同层次的解读,但是那些儒家,多数网友和某些演员的解读的确是不能成立的,这一事件和新闻自由真的没有半点关系。这一事件的本质在于谁来对媒体实行专制的问题。就政府而言,一直操控媒体,自然谈不上新闻自由了,这一点都快接近全民共识了。那么事件另一方《南方周末》难道是遵循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典范吗?稍微客观公正的观察者都清楚,《南方周末》在搞言论专制,一言堂方面,比起那个屡屡被骂的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

  也许大家还记得,当年发生的《读书》杂志换帅风波,主编汪晖和黄平被撤换,当时很多的自由派和媒体额手相庆,兴高采烈,也说了很多官方应该撤换的理由,我记得当时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汪晖把《读书》办成了新左派阵地,媒体乃公器也,应该是不同观点发布的平台,所以汪晖是搞专制的,应该下台。我记得当时看到一个有关此事的讨论会的文稿,一些自由派人士大骂汪晖专制,让我印象深刻。可是,汪晖固然有新左派倾向,《读书》固然登载了不少新左派观点的文章,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汪晖主政的《读书》,还是刊载了相当多的被认为是自由派学者的文章。那么,我们拿着自由派及其媒体对当年《读书》专制的评判标准反过来衡量一下《南方周末》,你会发现相比较而言,汪晖更像一个维护言论自由的自由派,而《南方周末》才像一个彻头彻尾的专制分子。《南方周末》的内容和评论太“纯净”了,真的只有符合南周媒体人的意识形态和意愿的文字才印刷出来,真的容不得半点不同的声音。就像前两年闹腾的汪晖抄袭事件,在《南方周末》上,只有指责汪晖抄袭的声音,没有一点不同的声音,是不是不存在不同的声音呢?当然不是,在网上,我看争论的相当激烈。

    南周为什么这样呢?原因就在于汪晖的思想观点和南周媒体人是不同的,所以就用这个南周这个“公器”来打汪晖,同样的事件,换成朱学勤,南周就完全是另一个态度了。这个媒体完全成为这些媒体人推销自己意识形态的私器。如果南方周末发出的是与官方不同的声音,而官方容忍了它的存在,是不是表示官方在容忍不同的声音方面,比《南方周末》要强的多,而南周媒体人把持的媒体,几乎没有一点不同声音,不正表示这些满嘴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人士的虚伪与极端专制吗?这一次事件后,那么多人都在表示争取南周的新闻自由,是不是也太无脑了?就像那个儒家的声明,声称“《南方周末》新闻自主权遭到严重破坏,其作为社会公器的功能被严重弱化”,呵呵,这些儒家啊,还“社会公器”呢?因此,官方和南周的这次冲突,无非就是两种专制力量争斗谁来专制的问题,至于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和此事完全无关,只不过被专制分子拿来做为斗争的工具而已。政府是要把这个媒体变成“党的喉舌”,而南周媒体人是要把这个媒体变成“资本和洋人的喉舌”,都不过是不同的“喉舌”而已,牺牲掉的是真正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作为喉舌,另一个被牺牲掉的就是客观和真相。

  我本人是支持新闻自由的,但我支持的新闻自由和学者及网友们说的新闻自由不同,他们只是把西方媒体做为追求新闻自由的终极目标,我认为他们根本不是在追求新闻自由,只是追求换个操控主子,即把对新闻的操控对象由政府换成资本,这算哪门子新闻自由? 前一段美国媒体在对待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报道上,我们就知道,资本对媒体的操控是强大的。而且从美国政府打伊拉克前,美国媒体的自我审查说明,他们也没有完全摆脱政府的操控。这样被政府和资本操控的西方媒体,真的是我们追求的新闻自由和独立的榜样吗?顺便八卦一下,如果想用娱乐手段看看官方操控媒体,不妨看看《狮入羊口》这部美国票房惨败的电影,这部电影艺术的表现了官方如何操控媒体。

  真正的新闻自由是什么?这个我以前还真没思考过,现在出了南周这事后,我凭直觉感到至少应该做到一点,那就是要努力去掉对新闻媒体的操控,我想操控应该分为外部操控和内部操控,所谓外部操控,主要指政府和资本,要去掉外部操控,我想是否可以把媒体变成公益的,非营利性的组织来办,这样媒体独立的可能性应该大点;所谓内部操控,就是要警惕媒体人把媒体变成自己控制的工具,就是要防止即使去掉外部操控后,媒体人自己操控,就像《南方周末》那样,媒体人把媒体变成自己的私物。为了防止内部操控,这就需要对媒体的报道和评论进行一些必要的硬性规定,以及由民众对媒体进行有效的监管,迫使其只能把媒体作为真正的社会公器,真正的不同观点,不同声音发出的平台。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粗浅想法,可能非常幼稚可笑,仅用来促进大家对如何实现新闻自由进行更深的思考吧!

  我上面所说的新闻自由,一时半会还真不能实现,那么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今天,我们媒体的最紧迫问题是什么,是政府的操控,而这个操控恰恰是对《南方周末》这样的喉舌最为有利的,政府和自由派及其媒体的关系绝不是一些人浮在表面看到的对立的关系,它们的合作远大于对立,像一对经常吵架却又离不开的夫妻,对于其关系进行分析,完全可以写另一篇较长的文章,这里就不多说了。就是因为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才让自由派的声音完全占据了媒体,使得中国的媒体普遍的南方系化了,多数媒体的新闻和评论和南方系如出一辙,而批判自由派言论的声音,基本都被官方给打压了,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几乎都是右翼媒体,而左翼媒体基本上都被政府给封杀了,这的确很中国特色,现在媒体上活跃的那些什么“资深媒体人”和“专栏作家”,多数都是自由派。正是因为依赖官方专制的力量,自由派才占据媒体的位置,他们的声音才能独大,因为民众多数是媒奴(这也是官方和资本要操控媒体的重要原因),所以民众才信服自由派的言论,追求自由民主的话语,不是天然正确的,而是反复宣传的结果。这种媒体上几乎都是自由派的一言堂的声音,是今天中国言论自由的重大伤害,而这种危害言论自由的行为,正是官方和《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联手完成的,恐怕这才是中国当下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我不敢奢望官方和南周一下子变了,但是不是应该遵从一下“百花齐放”的原则,让更多的不同声音能够发出?这应该是当下我们追求新闻自由的第一步。

 

 

 

 



发件人:李树超<lisc09@163.com>;收件人:仲老师<zdjun@263.net>;时 间:2013年01月14日 15:22 (星期一)附 件:1个(20130114辜鸿铭:绝望中的坚守.doc ) 查看附件,谨慎地对待长辈的离去,牢牢记住自己的祖先,只有这样的民族才有淳厚的道德,

辜鸿铭:绝望中的坚守

大军文史班学员 李树超

    影视剧中的辜鸿铭总是一副满清遗老的形象:身着一袭黑灰色的长衫,头戴六合一统帽,背后拖着一条梳理整齐的辫子。在北大讲学时,被一群义愤填膺、满腔热血、身着中山装的新青年围着,显得与时代那样格格不入,但他仍然清高而傲岸。

    有人这样形容辜鸿铭的身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辜鸿铭生在南洋英属马来西亚,长于英德,14年的留学生涯使他成为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回国后他担任张之洞的幕僚达20多年,1915年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一生主张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尊王攘夷”,虽不显见于生平,但其思想价值却因时代变迁而弥足珍贵。

    与西方的教会和上帝信仰相比较,辜鸿铭盛赞中国人的务实信仰。中国人的信仰来源于对父母之孝,西方的信仰是虚拟缥缈的东西,并且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愈显其悖谬,中国人却未将信仰抽象化、天道人格化,而是在具体的生存形态中寻找精神的家园。信父母家庭,信君主国家,信仰的形而上之道与可以触碰的具体的、现实的秩序相融合,让传统中华文化有其广阔而贴近人心的力量。

    辜鸿铭学贯中西,对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有深切的理解,但其先修西学,后习国学,最终在比较鉴别中认为东方文明更加高等、主张“尊王攘夷”却让许多人匪夷所思了。

    辜鸿铭曾与张之洞同见袁世凯,袁问:“西洋练兵其要旨何在?”辜曰:“旨在尊王。”袁问:“当前各省衙门里那些穿着朝服的官员们,心里除了总督巡抚,还有国家吗?”辜曰:“假如真像你这么说的,中国还没有被外地瓜分,内部就已经分裂了。”辜鸿铭主张的“尊王攘夷”观念与其主张的国人有文化、有信仰的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两千年多来一直都有皇权存在,皇上已经成为国人心中崇高的敬畏和信仰的象征,与儒家的忠孝文化相对应的,对父事孝,对君尽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推演,无帝制会让国人丧失文化之根和信仰之源。

    辜鸿铭认为世界最优秀的文明应有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的特点。在英美法德四大文明国家中俱不齐备,唯有中国文明一应俱全。中国传统文化承载的文明程度是最高的,西方的器物文明的发达并不助其成为文明国家。

    表1:文明程度与国家性格对比表

国家/文化特点  深沉 博大 纯朴 灵敏
英国            √   ×   √   ×
美国            ×   √   √   √
法国            ×   ×   ×   √
德国            √   √   ×   ×
中国            √   √   √   √

    中华文明五千年来形成的文化特点是当世文明中的最高状态,西方文明中自由、民族、表达权利等有彰显个人、损害他众的破坏性力量,而中国文明在其中更蕴含了维护社会、有利国家的责任感等建设性力量。

    正是这份文化自信和文明优越感充斥着辜鸿铭的内心,他孤独而清高,甚至成为当时师生嘲笑的满清遗老。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建立了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集体的文明自卑中傲然文明自信。经历这百年的孤独,我们得以重新发现辜鸿铭思想的深邃和主张的价值。

    儒家文明主张中庸、温良,人是全面而深刻的,不可以用贴标签的方式来论定。更不应拾人牙慧,人云亦云,对不了解的事情大发议论。晚清一个西洋人的西装坏了,背后还补了几个补丁,他找到一家中国裁缝店要求裁缝做一个一模一样的西装出来,从没见过西装的中国裁缝做好后依样把补丁也做上了。当前很多人甚至不如这个裁缝,既不懂中国传统的做法,又不懂西方做法的优劣弊病,一味全盘的拿过来,最后脱下了中国文明的长衫,披上西方文明的兽皮,不仅丢掉了自己文明的精萃,还吸收了外来文明的糟粕,变得不伦不类、迷失自我。为政为学者不可不慎。

    辜鸿铭此时的形象,依旧清高而倔强。在激越的时代大潮中,无奈而痛心,终其毕生,他也只是一个中华传统文明绝望的守望者,不知这是个人的悲剧,还是民族的悲剧?

 


 

 

 




发件人:长河放马<chfm9@hot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大军<zdjun@263.net>;时 间:2012年12月25日 19:11 (星期二)中国民族主义的困境

中国民族主义的困境

横舟

    民族主义意识,在国际社会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两次世界大战,人类社会都是靠着强大的民族主义意识,取得胜利的。并且产生了:戴高乐、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毛泽东、蒋介石、铁托等人类社会的一代民族主义者,他们的名字因此标榜史册。如今,民族主义,却被一些人冠以“纳粹”的头衔,把东条英机和希特勒的名字相提并论,简直是是非颠倒,本末倒置。这是一群现代社会的渣滓们,对于人类社会文明的侮辱。

    中国的民族主义长期以来,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打压。首先是来自国外反华、排华势力的强烈打压,他们为了达到侵华,殖民的目的,不惜一切的打压和排挤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力量,试图在中国强行的推行殖民主义意识。再有就是来自国内旧有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打压,这其中包括来自左右两股势力当中的极端势力的打压、排挤。

    三十年的愚民教育,中国的高等学府,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复制出一大批口袋里揣着博士、硕士文凭的文盲。这些吃狼奶长大的畸形儿,一生下来就会骂娘。这些人盲目、自私、无知、蛮横、学而无术。满嘴的洋词,吃的是中国饭,唱的是美国调,一群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借尸还魂,成为了西方反华势力在中华民族土地上的社会基础。

    面对这些“内外兼修”的打压势力,中国的民族主义力量,长期以来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主导力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不在正点上,民族主义者们受到了种种的非难。就连民族主义这个概念,也被装饰成了邪恶、贬义的色彩,想起来真是滑稽。

    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大文化民族,她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是这个民族强大的凝聚力。长期以来,两股势力在中国一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较量,这种较量随时的会出现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比如:在左右两派之间,在官民矛盾之间,在中外关系上,在政党之内,在知识分子之间,甚至于在一个人的思想意识之间……

    西方的反华、殖民势力,利用中国的各种矛盾,不遗余力的渗透和切入进来。他们利用舆论工具制造各种潜移默化的反华、殖民理论,以达到置换意识形态,造就愚民,彻底瓦解中华民族主导意识的目的。利用各种诱惑,拉拢、瓦解民族精英阵营,制造分化知识分子阵营的事件。利用各种手段,打压、迫害那些不“上套”的精英人物,如:制造绯闻,在声誉上搞臭。重金收买政府官员,利用各种手段,搜集隐私。是官员的,阻止官员升迁;是知识分子的,网罗罪名,搞臭、搞垮。不惜借用政府权力兴冤狱,迫害成“敌对分子”。

    有迹象表明,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在国内异常活跃。他们钻官府腐败的空子,利用舆论工具,大肆制造和散布各种反华、殖民舆论。而后,拉拢腐蚀民族精英,企图为其所用,充当反华先锋。此计不成,又对国内民族精英施以各种威胁,迫使其就范。再不成,就重金收买官员,利用和掌控官员手中的权力,利用他们身边的各种矛盾,迫害和瓦解民族主义精英。借用政府名义,给民族精英网罗罪名,再借政府之手,冠冕堂皇的进行政治迫害,试图达到毁坏和消亡国家栋梁之材的目的,如今 ,军、政、商、学界大批精英受到打压和迫害,其迹象极为可疑。表面上是一起不稳定因素,实际上是给新一届领导添乱,制造麻烦。深层里更加隐含着搅乱国家政体的作用,可恨一些猪头官员助纣为虐。

    国内的公共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民族主义者,如果感觉到自己“不舒服”了,千万不要盲目的埋怨政府,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要仔细的进行分析,看看自己是不是被国外反华势力“渗透”“关注”了,要相信自己的民族主义信仰,相信如今的新一代领导人,要及时的向有关部门反映、举报。或者公诸于众,彻底揭露西方反华势力的阴谋伎俩。

    目前,国际的中、外矛盾,国内的官、民矛盾,突出的左、右两派之间的矛盾,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几代人之间的文化差异,政府官员的文化素质,各种利益之争,都是西方反华势力所要着眼的目标。顺我者昌,逆我者者亡。不管你是政界、军界、司法、文化、科技、教育、农林、环保……只要有缝隙,无孔不入。而现行政府的漏勺体制,向强盗们亮出的只是自己裸露无余的眮体。

    清理那些私下拿外国人钱,干毁坏国家利益事情的官员、学者、科技工作者、企业管理者,是当务之急。这些人,身在国家的要职、要位上,数量小,危害大,地位低,影响大。他们身在基层,手中的权力决定着上听下达的途径,决定着民生,决定着国家的稳定,决定着国家大政方针的落实,决定着改革的成败。

    很难想象,一个不爱这个国家的人,一个干着毁坏这个国家利益的人,能够在这个国家的政府里面当好官。很难想象,一个拿着外国人的钱,干着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帮外国人专门打压中国精英,又靠贪污、受贿敛财,随时准备外逃的官员,能够对他效忠的政党、政府负责。必须严厉的惩罚那些拿着外国人钱,为西方利益而损毁国家利益和国家人才的政府官员。

    在这几股强大围剿势力的攻势下,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有苦难言。他们爱国,无奈政府打压他们……他们为民代言,无奈三十年愚民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阶层,昏聩无知,不予理解。他们向往国际社会,却撞上前所未有的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大炮。他们对外主张民族独立,对内主张民主政治,却难逢一个适时的环境……所以,中国的国家管理者,必须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否则,非常可怕。

    作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要相信中华民族的文化调节能力,要相信中国人民的凝聚力,要相信人类社会对于民主社会的追求。同时,也应该相信共产党内的精英骨干力量的复苏,能够凝聚起中华民族的有生力量,做好清理自身,整顿吏治,洁净社会,造福中国的伟大事业。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收件人:大军文史班 抄送人:(无)时 间:2013年01月27日 11:30 (星期日)信为心,学为表---学习《辜鸿铭讲《论语》》有感

信为心,学为表

---学习《辜鸿铭讲论语》有感

大军文史班学员 乔续

2013年1月27日

    通读《辜鸿铭讲《论语》》全篇,会发现课文主要涉及信仰与才能的关系问题。辜鸿铭强调信仰的重要性,大多数篇幅都在讲信仰。开篇就提到孔子为中国人提供了国家信仰,政治信仰,以及家国天下的情怀,基督则给人个人信仰,强调人人直接面对上帝的平等。后面即使提到才能的时候,也是强调信仰的前提下讲才能,强调信仰前提下的才能,例如西洋练兵的主旨在尊王,尊王的前提下提高部队的作战实力,在中国如果将领只有自己的上级而没有统一的领袖,那么军队就成了军阀的军队,国家就分裂了。后面还提到孔子说的不知其人焉用佞,也是强调信仰的重要性,才能必须在信仰的前提下。

    信为心,即信仰的重要性,信仰处在心的位置上,学为表,即学识能力是表面的东西,不能作为根本性的依据。两者结合起来,则就表现为德才兼备。这里的信不只是宗教信仰,主要是强调信仰,德行方面,表现在政治方面则是对于正义的追求,或者说就是政治挂帅。学为表则是必须在信仰的前提下才能发挥正面作用。

    辜鸿铭引用子夏的的话说:一个能善待父母同事和上级的人,尽管没有学历,也是一个有真正人格的有教养的人,而心术不正的人,知识越多越无赖。与其这样,还不如让这些没有人格的人远离教育。辜鸿铭的这番话,似乎与毛主席的“方向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不谋而合,与以前提倡的又红又专相似。从这个角度说,毛时代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并结合时代特征加以发扬光大,实现信为心与学为表的结合。

    毛时代的这种新的结合是建立在吸取以前的精髓并打破以前结合形式的基础上。以前结合的精髓是信为心与学为表的结合,以前结合的形式则是中国传统的儒家信仰与治国平天下能力培养的结合,其表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信仰范畴,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属于才能的范畴。毛主席时代新的结合则是我们熟知的又红又专,红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专则是具体的知识,技术,技能。毛时代建立的这套治国体系的确为新中国前三十年在各个方面取得迅猛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然而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则没有毛时代这么高瞻远瞩,也许这也是个人利益使然吧,强调尊王强调信仰等于是弱化了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不便于个人在家里操纵政治局常委。改革后,信仰的弱化表现在一句话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又红又专变成了只强调专而不强调红。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质则是只抓物质文明不抓精神文明。个人缺少信仰,就会私欲膨胀,就会为所欲为,于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慢慢演变成了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当信仰缺失之后,尊王不再之后,则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也将军阀化,即地方政府长期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形成了地方利益格局的局面,现在中央推进一系列政策在地方实施不下去,就是典型的表现,例如最近推进或者打算推进的房产税试点,户籍改革,以及异地高考等等,都受到了已经形成气候的地方经济诸侯的非暴力不合作。好在现在军队还是党指挥的,国家的主体框架还是以前留下来的,否则不堪设想。

   以上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信仰缺失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之后才真正暴露出来的。毛主席时代,中国不是没有信仰的时代,是信仰共产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对人才的培养注重又红又专,即强调信仰又强调才能。只是这个时期把之前的基于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家国信仰为主体的儒家传统打破了,之前的儒家信仰强调的是德才兼备,注重忠孝。而改革开放之后,则信仰开始淡化,之前的共产主义信仰剩了空壳,仅仅用来装璜门面,再前面的儒家传统也已经被打破了,一时又建立不起来。这样信仰的缺失造成物欲的膨胀,金钱的崇拜,这是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信仰缺失造成的必然是尊王的缺失,于是外部各种思潮才会趁虚而入,占据一些人的灵魂,于是国家的合法性只能被人忽悠着通过GDP的增长来获得,进而被人领进死胡同。共同的信仰也是国家凝聚在一起的保障,也是共同的话语体系的保障,这个也是今日中国不同人群越来越谈不到一块的原因。

    谈到信仰,共产主义与儒家的有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信仰,不是追求超验的神的信仰。也许这也是共产主义信仰最终能在中国土地扎根并成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世界的主体的原因吧。儒家与共产主义有不同之处,儒家是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父子、兄弟、夫妻、君臣、朋友,关系由内而远向外扩展,以前有出五服分家传统也是儒家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表现。儒家的社会关系不是主张人人平等的,而是通过道义的方式形成等级关系。相比之下,共产主义思想则是建立在陌生人社会的基础上主张人与人平等的,主张人与人是同志关系,大家志同道合为共同的信仰而奋斗努力。可以说,儒家思想氏族社会与道文化结合的产物,而共产主义思想则是工商业高度发达的社会与哲学启蒙思想的产物,一个是自上而下的思想,一个是自下而上的思想。相对于儒家与共产主义,其他宗教信仰则是建立在人的彼岸世界的基础上,通过对彼岸世界的向往让人建立起崇高的道德以及共同的社会凝聚力。

    辜鸿铭一生主张尊王攘夷,课文里面有一篇也专门讲述政治权威的重要性。我个人理解,政治权威的重要性用现在的话就是中央集权的重要性,纵观古今中外,什么时候中央集权强大的时候,国家就强大,什么时候中央集权弱小或者衰微的时候,国家就虚弱。

    从中国历史看,不论是汉唐还是后来的明清,王朝初立的时候,中央权力强大,国家也强大,国家也有能力实施大的战略,而到了后期,随着中央权力的衰微,地方或者诸侯权力的强大,国家反而开始衰落。唐朝后来衰微的表现是藩镇割据,虽有帝王打算拨乱反正却也无力回天,汉朝后来而是宦官专权,地方诸侯坐大,中央政令不出,明朝虽然一直保持中央的权威,但是后来随着官僚阶层的壮大,中央权力也贯彻实施不下去,清朝就更不用说了,后来地方政权直接敢于不听清廷的命令,私自与洋人苟合,地方势力的坐大也形成了清亡后军阀割据的局面。

    从西方历史看,当他们处于中世纪的时候,缺少强大的中央力量,国王也只是大一点的庄园主,此时国家只是形式上的统一而已,国王没有权利调动封建领主内部的资源,加上教会力量的强大,使得中世纪的欧洲国王们根本没有能力整合起全国资源,实施对国家有利的大的战略,这个应该是欧洲当时落后中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时欧洲有一句话是,仆人的仆人不是我的仆人,这样国王就没有权利去直接调动自己仆人的资源,仆人也可以通过自己拥有的资源来抵制甚至颠覆国王。类似的事情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也出现过。比起此时中国已经形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统治格局,欧洲显然无法跟中国相比,中国的皇帝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部署来整合起全国的资源实施大规模的工程,例如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泽被千秋的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以及大规模的军事防御工程,军事技术的创新等等。同时,统一的权力格局也能够打破地方利益的阻挠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进而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进而激发人们的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而后来当欧洲的王权开始崛起,宗教权力衰落的时期,也是近代欧洲开始崛起的时期,此时中央权力开始加强。不过,欧洲没有形成中国这样的大一统的局面,这是因为掌握社会财富的工商业阶层实现了崛起,并通过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进而控制了欧洲各国的国家权力,进而形成了金权统治下的集权。如果说中国是家天下,那么西方则是家市场。一个是军事为主导的权力格局,一个是金钱为主导的市场格局。

    看看新中国的情况,我们发现历史课本上讲述的新中国的重大科技工程成就,基本上都是前三十年的事情,而后三十年几乎很少。就国家的尊严上讲,后三十年也无法与前三十年相比,这也是与中央集权的程度有关。前三十年中国虽然穷,人们生活水平低,但是国家能够统合全国资源进行大的工程以及战争,而后三十年中国则缺少这样的格局。于是南沙被人瓜分了,中国搁置争议,钓鱼岛被日本占了,中国还搁置争议,印度占据了中国领土,中国还不敢放一声,美国骑在中国头上拉屎就算了,咱们打不过人家,连那些三流国家也敢骑在中国头上放屁,后三十年的中国真是窝囊透顶了。为此领导人还找了个后人比我们更聪明的遮羞布,还弄出了搁置争议的新21条来忽悠国人。其实其本质原因还是新的中国领导人没有驾驭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没有足够的个人能力与魅力来领导各方面的力量,或者本身就是个想搞私活的,他没有足够的责任感来担当历史重任,或者说对以前的模式信心不足了,而又没有新的思路来统合中国,于是就干脆分灶吃饭,大家各吃各的,人为的实现了新的地方割据局面。地方经济格局的局面是后来中国不敢公开维护国家主权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在国际上硬不起来的根本原因,其他的都是遮羞布。后来中国在科学、技术、大的战略工程的减少、大的企业集团方面的缺失、经济竞争能力的不足等等很多方面,都是与这样的经济格局有关系。同时今日中国企业内部的恶性竞争,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招商引资,贪污腐败横行,地方与中央阳奉阴违,房地产的恶性膨胀等等很多的问题也都与此经济格局有关系。

    所以,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今日中国又到了需要加强集权的时候了,否则中国难免会重蹈历史周期律,进入积重难返进而不可救药。汉武帝能够在前人基础上一改治国方略,进而实现大汉雄风与他的中央集权有直接关系,如果汉武帝不这么做,可能汉朝又会重蹈东周列国的命运。同样,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的朝代因为没有及时的实现这个转变而步入衰退的命运。历史可能就像钟摆一样,摆来摆去,改革开放虽然在国家实力上没有建树,但在别的方面是有建树的,这里不作论述。即使在西方社会,也是一会肯恩斯主义,一会新自由主义。

    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尊王的前提需要理顺人与人的关系,而理顺人与人的关系,就需要一套思想信仰体系,这套信仰体系自觉的约束人的思想道德行为,在这样的前提下,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企业的能力的发挥才会形成合力,进而实现国家的整体力量的提高。西方社会在国家实力真正崛起之前,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做的事情就是理顺信仰与理性的问题,关系理顺之后,西方社会才在19世纪中叶开始挑战中华文明,同样中华文明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儒家思想,才为后来中华王朝远远超越其他文明提供了思想基础,同样世界各大宗教所强调的重点都是信仰道德方面,而不是具体的器物才能方面。所以说,信为心,学为表。
 

 

 

 

发件人:秋龙 丁<ddqqrr2000@yahoo.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抄送人:(无)时 间:2013年01月26日 10:34 (星期六)附 件:1个(茅于轼老师思想过于理想化1.doc ) 查看附件
 

茅于轼老师思想过于理想化

——祝茅于轼老师生日快乐

丁秋龙

    摘要:茅老师一生对人类有两大贡献:一是金钱无往而不胜,金钱理论;二是大同世界的理想。和茅老师友好相处就能够感觉到大同世界的存在。不过,茅老师的思想过于理想化,可能实践起来不一定有好的结果。

    1月14日是茅于轼老师的生日,我祝茅老师生日快乐,长寿,永远有一颗青年人的心。茅老师一生对人类有两大贡献:一是金钱无往而不胜,金钱理论。全世界70亿人没有人会反对金钱的,再过几百年也是如此,金钱就是资本,马克思说资本是个人的力量,也是社会的力量。马克思对金钱的评价:“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二是大同世界的理想。和茅老师友好相处就能够感觉到大同世界的存在。大同世界理想要求不要把别人的财富当成为自己的财富,用茅老师的话讲给您所爱的人自由,给您所不爱的人也给自由。

    茅老师在学问上取得辉煌的成就,同时也伴随着理想化的思想存在,这是别人不能够看到的,使这些理想化的思想将来会带来人类的悲剧啊!!近日,茅老师的文章《土地交易制度的改进:一石多鸟》和《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紧急呼吁》两篇文章过于理想化,这也可以看出茅老师恨不得天下穷人一下子全部富裕起来的心情,大同世界马上就到来了。其实,这代表着茅老师的一个心情,同时也违反了经济规律。

    首先说土地的文章。把土地分给农民,好处很多,农民富裕了,没有人去反对的,可是,在经济学上很难讲通。商品是怎样生产了呢?譬如,一台电视机,一个机床,张维迎教授总结三点:第一是自由,第二是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一个企业是由管理层和产业工人组成的,那么产业工人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工组成的。马克思在这方面最有研究了,劳动力成为商品,可以带来剩余价值,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提前条件。劳动力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才能成为商品:一是劳动者有人身自由。二是劳动者一无所有,即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没有别的谋生之路。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农民真正富裕了,也不需要到外地打工,也不愿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如果是这样的话,工厂就要倒闭了,因为工厂里没有产业工人了。

    其次,计划生育的文章也于理想化,没有搞清楚正价值和负价值的关系,有左派和右派之分。左派专门搞革命,搞破坏,极端分子。清代文人记载说,张献忠为证明他杀人有理,在全川各地立了许多“圣谕碑”,就是张的语录碑,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所以又被称为“七杀碑”。今天有一篇文章《10年后中国百枚核导弹可打美国本土》,2011年,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称,“中国当前只有不到50枚能够攻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但这一数字到2025年可能会增加一倍”。由此可见,负价值时时刻刻在威胁人类的生命,人口的多少是由制度来决定的。

    最后,一百多年前就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搞的《科学社会主义》都是理想化的理论,已经在许多国家实践过,没有成功,死了上亿人的的生命,这个教训太深刻了。茅老师的思想也点理想化,如果实践起来的话,不一定有好结果。



 

 

 

发件人:儒家邮报<rujiayoubao@vip.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抄送人:(无)时 间:2013年02月02日 12:03 (星期六)附 件:1个(25640202儒家邮报第194期.pdf ) 查看附件

儒耶对话

某些耶稣教人士的居心叵测

----对石衡潭《孔子与道》剧本的回应

作者:侯小兵(独立学者,现居杭州。新浪微博 @柳夫人门下走狗)

西历2013年2月31日

    中国社科院学者石衡潭博士等人组织的“论语圣经对读班”中一个网名麦克的人最近撰写了一篇《孔子与道》的短剧,石的微博转引了这个剧本并声称将在本周开始排演。这个剧本写道:

    子贡:“夫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我听说五百年后,在西边很远很远的地方,会有一个真正的王降临,他是真正的道啊,他会给世界带来光明、拯救。真正寻找他的人,会有一颗很特别的星星给他们引路。”

    孔子:“真的吗?可惜我等不到那一天了。我多么想亲眼看见道,亲耳听到道呀。就是早上听到了,晚上去世也值了,也心满意足了,也踏实安然了。孩子们,你们要去寻求这道呀!不管道路多么遥远,多么艰险,都要去寻求呀!”

    弟子们:“是。夫子。”

    子贡:“看,那边那颗星星好亮哎。”

    弟子们:“是的吗?是的哎。”

    众人一同望西方天边。

    (旁白:五百年后,在伯利恒城降生了救主耶稣基督,最早见到并敬拜他的是来自东方的三位博士。)】

    石等人一直宣称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孔子并没有见道,而只是一个慕道者。孔子慕的什么道呢?他们说,就是耶教的神道。在这个剧本中,他们把耶稣塑造成孔子所追慕的王者,愿“朝闻夕死”的道,是照亮世界的明星,而孔子的形象则是一个无缘见到真正的王者、真正的道的遗憾而死的慕道者。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作为一名耶教徒,他们传达上帝的福音不就够了么,为什么一定要拉上孔子呢?

    这种疑问同样出现在他们的内部,我曾不止一次见到有耶教徒斥责甚至咒骂石这样做是走上了“邪路”。石苦口婆心地向他们解释这样做的原因。他的解释是否获得了他的兄弟姐妹们的理解我不知道,但我现在确信我已完全明白石博士的“苦心”。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石博士的意思概括起来就是能更好地传达上帝的福音。然而,他还有些话或许留在心底不愿或还不敢说出来,那就是:只有让孔子成为耶教的慕道者,才能消解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而以耶教代替之。

    我真的很佩服石博士,他一下子就抓住了关键。他清楚地知道,只要把孔子收服了,耶化中国就不过是个时间问题。那些责备他的耶教徒目光太短浅了,他石博士干的是耶教千秋万载的事业,他们怎么能够理解呢!

    企图耶化中国的图谋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出现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明末清初,以利玛窦等人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开始了耶化这个古老东方国家的“伟大”事业。他们取得了很大成就,不仅在平民中,甚至在士大夫、高级官员和皇室中都获得了大批信徒。但是,教廷的愚蠢决定让他们的成就付之东流,震怒的康熙皇帝驱逐了这些向中国文化传统挑战的耶教徒。

    第二次高潮发生在中国近代。在西方的工业和大炮的保护下,耶教徒卷土重来。清政府的没落衰弱让他们获得了传教的乐土,西方的剑让他们有恃无恐。政治的失序,精英阶层对传统文化与信仰的受虐式的破坏,让他们如鱼得水。他们或许认为这一次要马到功成了,然而毛泽东建立的国家打破了他们的迷梦。毛驱逐了这些讨厌的洋人,并把中国本土的耶教置于他和中共的意志控制之下。

    第三次正在发生。中共对传统信仰的彻底摧毁替传教士们扫清了障碍,而中共自身信仰体系的崩溃给他们提供了绝好的趁虚而入的机会。而石博士,以及他的同道们,准确地把握到了这个机会,他们或许意识到,他们可能超过他们的前辈,完成那前所未有的“洪业”,将中国最终变成一个耶教国家。

    我们都熟悉这么一句话,欲灭亡一个民族,先亡其文化和历史。石博士等人无疑非常了解这句话,而且身体力行的实行之。他们选择了中国文化的代表孔子,把孔子描述成一个慕道(耶道)者,让孔子拜倒在耶教的神,拜倒在耶稣脚下。只要这点被广为接受,他们就能顺理成章地把中国的历史描述为逐渐耶化的历史,将中国的文化消解在耶教的笼罩中。试想,中国人的文化命脉所向往的归宿居然是耶教,那么中国又有何理由不成为一个耶教国家呢?这是多么老谋深算的设计啊,同样设计过种种隐秘而巧妙的消解中国文化的传教方式的利玛窦等人泉下有知,当引石博士为知己!

    石博士的“苦心”如果真的成功了,耶化中国自不待言。那么中国文化又会是何种结局呢?历史是位好老师,他早已告诉了我们前车之鉴。在被耶化的那些国家和民族,他们的文化逐渐死去,成为人们追忆的对象或者是博物馆里的展品。孔夫子真是悲哀啊,他被人利用,而这些人却只想把他所终生追求、力图保存的文化送进阴暗的坟墓。

    石博士的心思自然也有人识破,儒生们及有较深文化自觉的人对他的这种行为表示了谴责和愤怒。石博士当然不会放弃可以让他“流芳百世”的事业,他采取了两种方式反击。第一,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者。他无辜的说,我这是在儒耶对话, 传扬孔子的教诲啊,你们这些儒生为什么要这么卑鄙的攻击我呢?他显然成功了,获得了许多的天真的非耶教同情者和党同伐异的耶教支持者。在获得同情和支持的同时,他成功地反击了“攻击者”,这次同情和支持者自动充当了反击的武器,而石博士自己则真正做到了“无为而无不为”。

    第二,石博士宣称攻击他的儒生误解了孔子的教诲,他们是孔子的叛徒,而他及他的同事们才是真正的新儒家。孔子有句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新儒家这个名,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孔子信徒的同义词。石博士将这个名从儒生这里抢过来,或者虽不能成功的抢过来,却可以造成名的混乱。名混乱了,人们也就不容易分清到底谁才是孔子的信徒,谁才是中国文化的守护者,这样,当然也就便于石博士他们实施自己的“大计”。

    初在微博上认识石衡潭,见他身为耶教徒而推广论语诵读,还颇有些好感。然而孔子说过“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对石博士,我也不免开始时听其言而信其行;可是如今,既听其言,又观其行,我对其只有警惕和厌恶。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光是因为我出生在中国这个地域中,更因为我们几千年绵延不绝的文化赋予了我文化生命。对于那些用心险恶、手段下作的人,对于那些企图消解灭亡我们文化的人,我相信我有足够的理由表达我的愤怒和揭露他们“野心和阴谋”。我相信那些真正热爱中国文化的人,那些中国文化活的生命在他们精神中传续着的人,一定会跟我有同样的愤怒,也一定不会对他们的“野心和阴谋”袖手旁观!

 

对石衡潭等人《孔子与道》剧本的再回应

侯小兵

(独立学者,现居杭州。新浪微博 @柳夫人门下走狗)

西历2013年2月31日

     我所写《对石衡潭等人《孔子与道》剧本的回应》一文发出后,引起了不同立场的人的回应,有赞同的,有反对的,有谩骂的,有单纯“路过”围观的,不一而足。不虞之誉也罢,已虞之毁也罢,皆非我所在意,我写此文不过是将我所见所想交代出来而已。但这种种的回应的有趣,让我忍不住再写下这篇短文和诸位分享。

    就此事本身来说,最重要的当然是石博士的回应。他自然是已经以本周的行动表示了对我及一些人抗议的不屑,但他为此而作的言论“辩护”仍然是颇耐人寻味的。

    首先,石博士将耶教定为信仰,儒家定为文化,上帝是神,孔子是人,他预设信仰的位阶高于文化,神高于人。由此,他得出了结论:儒家只能消融在耶教之中,孔子只能拜服在神脚下。作为一名耶教徒,他这么理解未尝不可,在耶教徒内部宣扬也没人会反对;可是石博士偏要拿到公共场合来广而告之,在遇到反对者的时候他也以“真理”的姿态拿这点来反驳。这背后的隐义岂不是呼之欲出么?那就是,他石博士不但认为这点是耶教徒的常识,也该是所有人的常识,而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对这种态度,除了霸道,我实在想不出更合适的词汇了。当然,这或许真的不能怪石博士,他的教义就是如此。

    对石博士的“真理”,某学者进一步在学理上给予支持。他说,“信仰”一词,本就是叙利亚型宗教概念,儒家至多是一种信念而非信仰。二者的结论倒真是若合符契!照他们的说法,叙利亚型宗教之外的人们,除了接受该种宗教外,都是不配有信仰的。我不知道佛教徒对此作何感想?我不知道其他叙利亚型之外的宗教教徒们对此又作何感想?这样的学者我真是见的太多了。他们在自己的书斋里玩弄着“高深”的学术理论,远离活生生地历史和现实保持着他们的“客观公正”。历史文化又与他们何干呢,不过是他们所谓的“学术”解剖刀下的一堆材料而已。他们以为中国就是靠着一些纷繁各异的信念走到了今天!我真不知道是该称赞他们高明,还是该认为他们迂腐?这些人拿着西方的刻度尺检验着西方之外的一切,离开了这刻度尺,他们就像迷失在黑暗荒原的孩子,既看不见任何东西,更不敢往前迈出一步。

    其次,石博士不再甘于抢夺新儒家这个名了,他宣称,从利玛窦开始的(当然包括他)对儒家的理解才是孔子的本意。这下子更厉害了,什么亚圣孟子、宗圣子思、述圣曾子、董仲舒、张周程朱陆、王阳明,你们都误解了孔子的意思啊,只有到利玛窦先生才接上了老夫子的“道统”呢!石博士真是知己知彼呵。在目标上,他抓住了孔子这个关键;在手段上,他又抓住了“道统”这个关键。将“道统”抓到手,从利玛窦到他石博士这一系“耶儒”(姑用此名)就成了“真儒”“正统”,接下来就可以判这一系之外的儒者为“伪儒”、“歧出儒”了。某“耶儒”不是已经在这么做了,而且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么?一生力排“异端”的朱夫子绝对想不到,千年之后,有人会用他提出的“道统”之矛入室操戈夺他的儒门之嫡呢!

    除石博士外,许多耶教徒也参与了进来。他们有的温和,有的激烈。我不知道他们之中有多少人详细地阅读了石博士的剧本及我的文章,对此事前因后果有多大程度上的了解,我唯一想到的只是这个群体现在在中国已经非常庞大,而且还在急速增长。耶教的迅速扩大当然在相当程度上摧毁着中国的传统信仰,石博士不过是想通过沟通加速这一进程的一员而已。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西化过程大致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现在则是逼近了文明的根本:宗教和信仰。这是一个实然的过程,我想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不管是“转型”或“西化”或“耶化”,都总会在本质上有一个总的解决,然后决定中国未来的方向。华夏文明向何处去?是“旧邦新命”还是如胡适说的“充分世界化“还是如石博士等人孜孜追求的“耶化?无论是哪种,我想最终还是在为某种方向努力的人,正如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对于那些力图保持并更新中国传统信仰的人来说,耶教无疑是我们最大的挑战者。

    当然,我说到挑战者这个词时,仅涉及我的信仰立场,而非制造对立。我身边有许多的耶教徒朋友,他们温和而善良。如果他石博士不“绑架”孔子和儒家,如果他和他的同事像一般的耶教徒那样守着自己的信仰而不“捞过界”,仅仅把孔子的教诲当做一位圣者的智慧来学习,谁又会去干涉他呢?孔子的儒家最讲“反求诸己”,不知道石博士是否会因那些反对的声音而有哪怕一丝的“反省”?我想以他对论语的带有强烈目的性的解读,他是不会的。他只会向他的神祷告,然后通过孔子的口说着他神的旨意。

 

 


 

发件人:仁明<dengxiaopingqusi@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仲大军 抄送人:(无)时 间:2013年02月07日 15:36 (星期四)仁明:清除“特色党”,纯洁共产党,刻不容缓
 

清除特色党,纯洁共产党,刻不容缓

仁明

2013-2-7

    清除“特色党”,纯洁共产党,眼下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尽管看起来十八大的胜利召开,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权似乎没有旁落。西化派、普世价值派的“邪路”愿望并没有即刻实现,然而特色党人并没有受到沉重打击,更没有得到清算,甚至我们说,特色党人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得到了某种加强与巩固。不信你们看:当习总书记说“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之路”时,马上有人跳出来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当习总书记说“要坚决维护宪法和党章的尊严,努力提升整个社会的正能量”时,马上有人跑到美国主子那里,故意歪曲总书记的原意,说是与美帝搞好关系就是提升正能量。多么反动、卑鄙和肮脏的灵魂啊!他们把全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都视若无物,都当成了没有思想灵魂、没有判别力的白痴。殊不知,正是特色党人三十多年来的不断欺骗和愚弄,使老百姓“透过谎话辨真相”的本领得到了飞跃般的提升。一般的忽悠与欺骗已经失去“药效”,看来他们只有靠“与时俱进的努力创新”了。

    关于特色党人,在这里我只想简明扼要的说一下他们的基本构成与特征。他们是一伙修正主义者、走资本主义道路者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与一身的混合怪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混进共产党里,有权有势,但骨子里却极端仇视共产党,并一心想推翻共产党政权的邪恶极端势力。这个邪恶极端势力的“带头大哥”往往具有一整套的骗人诡计。按他们的说法就是有一套“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总的来说,不仅不够完备、不够严密、缺乏逻辑,而且完全符合资本帝国的普世要求。那就是剥削压迫有理,骗得其所。凡是怎样有利并有力的去瓦解共产党人的思想武装,去瓦解工农大众对共产党的拥护爱戴,他们就会竭尽全力的去做。总之,怎样把罪恶嫁祸于共产党,怎样让真正的共产党人百口莫辩,怎样让工农大众辨不清真假共产党人,一句话,怎样有利于资本帝国对我们国家的和平演变,他们就会怎样不遗余力、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去做。

    譬如:一开始,他们用“妄图篡党夺权,迫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做帝修反的中国代理人”等等所有可用的欺骗词汇来加害真正的共产党人并镇压他们。待到被愚弄的人民群众起来欢呼时,他们便额手相庆,因为他们的第一步成功了,人民终于被骗晕了。接着他们以平反冤假错案为名,放出来所有反党反人民的地、富、反、坏、右,及其所有的牛鬼蛇神,并且赋予权力加以重用。再接着用这些释放犯来给曾经判决他们的法官做评价。于是,“毛泽东的历史评价”宣告出笼,“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由此诞生。既然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全是错的,那么文革十年被套上“十年浩劫”也就顺理成章。在此我倒要问一句:既然文革十年成了“十年浩劫”,那破坏浩劫的“四人帮”岂不成了伟大的民族英雄?为什么不表彰他们、歌颂他们却反而要重判他们呢?天理何在?反过来,破坏“十年浩劫”的人如果有罪,那文革十年岂不成了辉煌十年或真正的“黄金十年”了吗?那又为何不为其正名呢?说穿了,政治骗子的把戏总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从来不考虑正义与真实。尽管总设计师费尽心机,无奈骗子的面具在事实面前总是戴不住,于是,骗子的生机只能靠谎言来维系。

    看看吧,特色党人的政治基础和构成竟然如此的脆弱与罪恶,一伙混进共产党内的罪犯,释放了更多的罪犯,然后借着人民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无限爱戴,让被释放的罪犯或罪犯家人,戴上共产党的帽子并且委以重任,于是权利有了,欺骗也成功了。修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变社会主义道路的走向,便成了他们这伙骗子加罪犯的神圣使命。于是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所谓大讨论(其实这些讨论全部是在一伙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犯主持下展开的),到“猫论”,“摸论”的出台;从资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阶级斗争熄灭论,到羊与狼的和谐共存。一茬接一茬的反动理论体系的不遗余力,始终不渝,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把一个红色中国彻底改造成了一个群魔乱舞的灰色中国。把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名义倒退到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罪恶的特色资本主义国家。

    看看特色党人的罪恶“功绩”吧!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社会历史性的大倒退,大黑暗,大罪恶将会永载史册。而这一切全都是用“改革”的名义进行的,并且推行这一切罪恶的人全都是戴着共产党员的帽子,而骨子里却恨透共产党的特色党人干下的。所以其欺骗性和危害性比外部势力的强行介入要大的超乎想象。首先,他搞乱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认识是非的判断标准。试想,如果共产党人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可以不问姓公姓私,那几千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意义何在?为理想信念牺牲生命不懈追求的意义何在?亿万人民群众追随共产党人的脚步,并且为之共同团结奋斗的意义又何在?如此明火执仗的复辟言论居然在共产党人中当作“圣旨”来传播。

    请每一位共产党员自己扪心自问:面对如此明显的违背共产党人宗旨、原则、理想信念的言论,作为共产党员的我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如果你听之任之,那你就是同流合污之徒;如果你只是慑于淫威而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那只能证明你还不是一名真正合格的共产党人,起码你的胆怯证明了你自保的私心战胜了无所畏惧的公心。而如果你发出了声音,无论是人微言轻,还是因着无力扭转全局的无奈与痛心,在此我要向你献上我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大声的对你说,你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值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中国共产党的史册将永远铭记您。共产党员们,自己对号入座吧!

    思想是理论的先导,而理论则是行动的指南,一切伟大先进的思想孕育出的一定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哲学思潮,还是中世纪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乃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无不为当时或当下的上海带来了无限的光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哲学思潮引导并见证了整个欧洲大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度,中世纪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则引领贯穿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整个过程。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曙光则照亮了当今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使整个人类都沐浴在获得真正平等自由的光芒前景之中,而不是只有一小撮人的平等自由或是由这一小撮人获得剥削压迫奴役大多数人的自由。可以确切的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朽正在于他是引领人类大多数去获得真正平等自由进而摆脱压迫、剥削和奴役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尤其是毛泽东思想,他的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他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他的要斗私批修的理论,他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理论等等,无不必将成为人类最终埋葬剥削压迫和奴役的强大动力。

    然而,当政治骗子遇上理论饥荒时,唯一的方法便是去毁灭人类的思想明灯,以便于让其在黑暗中浑水摸鱼,冒充混乱人群中的领路人。于是,抹黑污蔑大行其道,“猫论”“摸论”登上了大雅之堂,不问姓公姓私,不问姓社姓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了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阶级斗争熄灭论,资本主义低俗下三滥的文化成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狼与羊的和谐相处等等不一而足的鱼贯而入,占领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舞台。

    殊不知,这一切不仅不是共产党人的思想意识和宗旨信仰,甚至是极其反动腐朽的意识形态,居然成了“理论体系”,让全体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来“学习领会和贯彻”。如此这般无耻的丧尽天良。如果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不团结起来奋力清除,不仅中华民族的灭亡就在眼前,而且对全世界善良向上的人民都会祸害无穷。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特色党已经成了全世界努力摆脱资本奴役和压迫的人民的共同敌人。不仅全体中国人民要起来与之斗争并将其清除,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也要防止其欺骗和蔓延,因为他们是一伙戴着共产党人帽子的资本主义者。所以他们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更大。他们是人类肌体上的罪恶毒瘤。不清除他们,就不能为真正的共产党人正名,就会让真正的共产党人百口莫辩,就会让真正的共产党人蒙受耻辱。不清除他们,他们将玷污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成果。不清除他们,中国共产党就不能恢复蓬勃向上的朝气和活力,就无法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去实现真正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如果有谁期望通过没有牺牲代价的斗争就能清除所有的特色党人和反动分子,谁就会犯下巨大的历史错误。我们要认清由于混进共产党内各权力机关的修正主义者,走资本主义道路者,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卖国贼们已经结成了广泛的灰色联盟。他们是一伙三位一体的反动集团。他们除了是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领域的骗子外,他们还把社会上的各界所谓“精英”“名人”“明星”全都用邪恶的私心私欲的杠杆栓在了一根藤上。形成了成员界别广泛的利益集团,来与真正的共产党人对着干。

    他们打击陷害真正为老百姓谋幸福的薄熙来同志, 用自编诬陷的手段来加害于他。甚至用媒体软封杀的方式来阻止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国人民走共同富裕之路(也就是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反过来他们却纵容鼓励袁腾飞、茅于轼、王长江之流来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用尽一切手段来抹黑共产党人的思想灵魂和政治信念。不遗余力地砍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大树。用“与时俱进”的谎言来尽一切所能去巴结、讨好、投降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并极力与之“接轨”,建立所谓的“战略伙伴”和“利益共同体”。这就是不问姓公姓私,不问姓社姓资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也就是挂着特色社会主义招牌,而行特色资本主义之实的真实写照。如果有谁还竟敢厚颜无耻的说这个经济政治已全然与资本帝国接轨的国度还是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话,历史和人民只会给他一个嘲笑,然后奉送他一个雅号“无耻之徒”。

    在此,我依然要“始终不渝”的强烈呼吁:全体真正的共产党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要更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真共产党人周围,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与修正、走资卖国集团的特色党人做殊死的斗争。不怕流血牺牲,抛弃一切私心杂念,为着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着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红色江山不被瓦解,为着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回归,为着中华民族真正的伟大复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吧!

 

 

 

 

发件人:Richard Xu(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抄送人:(无)时 间:2013年01月25日 12:53 (星期五)附 件:7个(image001.gif 等...) 查看全部附件

满嘴马列主义,一肚子改革开放!

王希哲

 2013年1月22日

    有中央编译局的衣某搞女人的事闹出来了,忽然,“满嘴马列主义,一肚子男盗女娼”的骂语时兴了起来。特别是右派,骂得兴奋异常。一琢磨,很有点意思。这么说,在右派们看来,玩女人是“非马列”“反马列”的专利。马列了就不能玩女人。

    证明了右派们嘴上反马列,心底里却是多么尊崇马列。他们认定了,凡研究马列的都应是圣人,不玩女人的。“我右派不马列,所以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玩女人,你马列就不要玩。” 啊呀!右派多么希望马列者们坚守他们的原教旨啊。但马列的原教旨又哪一篇哪一页有过“不准搞女人”一说呢?

    查马列的原教旨,篇篇页页都写道,不许搞私有化,不许搞资本主义,但右派们为何又那么希望马列们“与时俱进”,不要“保守”,要“开明”,天天鼓动马列们去搞私有化,搞资本主义,也就是搞“改革开放”呢?

    既然你们右派那么欢迎马列们离经叛道,“满嘴马列主义,一肚子改革开放”,为什么你们又那么攻击“满嘴马列主义,一肚子搞女人”呢?都是一样的离经叛道地“搞”,为什么你们就拼命欢迎马列们“搞”这个,偏要兴奋攻击马列们“搞”那个呢?

    “满嘴马列主义,一肚子改革开放”可以是“特色”马列主义,为什么“满嘴马列主义,一肚子搞女人”就不能也是与时俱进的“特色”马列主义?你们讥讽什么!你们骂什么?何况再说一遍,马列原教旨没有说过不搞女人啊!

    有来帖说:“老百姓反对的是‘道貌岸然’。克林顿搞小三可以。衣俊卿不行。 马列主义是中国的国教。毛泽东,衣俊卿们是红衣主教。”

    哦!克林顿们不是基督徒了?不去教堂了?不诵“阿门”了?圣经也“改革开放”鼓励搞女人了?基督徒也“特色”可以搞小三了?“道貌岸然”?真怪了!上帝都能忘了。

    好像,圣经倒还真有“不准搞女人”的戒条的,马列主义,倒还真没有。“红衣主教”?你去梵蒂冈问问,红衣大主教搞女人少?搞儿童的屁股少?

    马列与搞不搞女人,本来,毫无关系。是中国的马列们曾经要求自己信徒也要同时作遵守中国传统男女道德的模范。它不是马列,它是中国传统向马列的附加。这种模范风气是从何时大规模崩溃瓦解?正是中国右派得势的1978年“春天”之后。谁鼓吹开始?右派作家张贤亮的“性饥渴”“性解放”和共青团中央报纸的“共产党也是人也要七情六欲”人性解放的宣传开始。然后就是无数争先恐后标新立异国内外得奖未得奖的洋洋得意的右翼性学家,性文学家,性法律家、性教育家、性“异议人士”的鼓吹。于是官员和“人民代表”们听得入耳为了自己的性解放性满足而“通过”了通奸除罪法。直至今天的中国毫无性的底线,“礼崩乐坏”。

    其实,这种性关系的“礼崩乐坏”究竟好还是不好?利弊究竟如何?还真是可以讨论的。老王甚至怀疑过,中国这种性的解放,与当今中国人从官到民,人人急躁着发财致富和中国的急速发展,可能还真有着某种动力的关系(依据佛洛依德的学说)。老王讨厌的只是,中国右派们为了政治的目的,总是要把他们自己的理论鼓吹造成的中国今日的一切后果,又都拿来骂共产党。回头看看,今天右翼精英骂共产党对中国造成的一切恶果,什么环境、贪腐、黑社会恶霸、弱势民众,色情文化色情生活、汉奸舆论...几乎无一不是来之他们自家的鼓吹。你自己鼓吹的结果,你又拿来当棍子打人家?共产党当然自己首要负责:谁要你听了那些右翼精英的鬼话!

    反正,一琢磨,“满嘴马列主义,一肚子改革开放”(全面私有化、资本化),与“满嘴马列主义,一肚子搞女人”,没有本质区别的。右派们何兴奋厚此而薄彼焉?

 
 

 

    一组保健知识:

膝盖保养

膝盖养生 多多关怀身边的长辈

走路晒太阳远离退化性关节

    根据统计,全台湾年逾50岁的中老年人,每2人就有1人罹患不等程度的退化性关节炎,一走路就痛,不少人因而整天待在家里,一动也不敢动,导致症状恶化速度加快,最后真的走不了。

    「这是个错误的观念。」高雄医学大学骨科副教授陈胜凯指出,每个人都会老化,关节也是一样,使用到某种程度后,就会因磨耗而退化。一旦出现这种又名骨关节炎的退化性关节炎时,患者必须要有正确认知,才不会让症状急遽恶化下去。

    陈胜凯表示,正常人骨头与骨头接触的地方,就是关节软骨,正常的软骨组织光亮平滑,但随着年纪增长,软骨过度磨耗,软骨碎片掉入关节腔内并在关节腔内刺激关节囊,制造过多的关节液,引发红肿热痛,久而久之就会出现退化性关节炎。从光片看来,正常的关节软骨面平滑光亮,一旦关节磨损,就会出现凹陷。

    有些病情严重者,软骨磨损的附近甚至会有骨刺增生情形。不管怎样,关节炎通常以四大症状表现,一是疼痛;二是关节变形、肿胀;三是晨起感觉僵硬,下床运动后,症状稍稍缓解;四是关节活动时会有声音。就疼痛这项而言,如果是O型腿的人,身体重量大都落在关节内侧,这个部位较易出现磨损及疼痛。相反的,X型腿的关节疼痛几乎都出现在外侧,且脚愈歪,变形愈厉害,也就愈痛,少有例外。

    运动增强软骨海棉作用陈胜凯说,软骨就像一块吸满水分的海棉,当我们走路时,脚往下踩那一刻,身体重量往下压,软骨里面的关节滑液就会被挤出;脚往上提,来自身体的重量消失,关节滑液又回吸到软骨里面,形成一个动态平衡。就在关节滑液进进出出之际,营养成分才能进入软骨组织里面,维持软骨的健康。问题是,大多数退化性关节炎患者一来怕痛,二来也担心运动会增加关节的磨损,不敢走动,整天就坐着不动,软骨缺乏关节滑液带来营养成分的滋润,时间一久当然出现更大的问题。

    为此,陈胜凯提醒民众若出现上述四种症状时,就应特别留意,并去除损关节」的错误观念。他强调,适度的运动可增强软骨的海棉作用,借着不断流进流出关节滑液,既可带给软骨营养,保持湿润,关节周围的肌腱也会增强,减少软骨磨损的机率。

    在所有运动中,陈胜凯认为走路是中老年人最佳的选择,如果觉得自己的平衡感还不错,骑自行车、跳舞、游泳等有氧运动,也不妨试试看。但他强调,这些运动应融入日常生活中,不要一曝十寒,而应随时为之,但若正处于关节疼痛之际,就不要勉强去运动,以免症状更加恶化。此时,不妨以「三只脚」来替代两只脚,拄着拐杖来分担身体重量,让软骨及关节获得更充分的休息。

    每天至少应走路半小时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忠孝院区骨科主任萧国川也认为,属节律性运动的走路是退化性关节炎患者的最佳选择,每天至少走个半小时,如果持续走1、2个小时以上,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当然可以继续走下去。

    如果有更多时间,他建议患者定期到健身中心,请教练协助训练股四头肌的强度。萧国川解释,股四头肌是大腿膝盖周边的大块肌肉,愈强壮,愈能吸收膝关节撞击的力道,减缓退化性关节炎症状。游泳及骑自行车,也是相当好的运动。萧国川指出,患者在水中游泳时,受到浮力影响,关节受力较小;骑上自行车,大多数体重落在臀部,膝盖受力较少,也不失为不错的运动。

    多晒阳光防止骨质流失在日常运动之余,陈胜凯建议这些患者也要多晒晒太阳,因为阳光可将维生素D活化为 D3,增加钙质吸收,有效防止骨质流失,延缓退化性关节炎的出现。

    当然,除了维持适当运动,萧国川建议早期的退化性关节炎患者,可试着服用硫酸盐葡萄糖胺制品来减少软骨的磨损。从多年来的临床观察,他发现三分之一患者吃了这类制品后有效,可少受点苦。

 

洋葱治疗膝盖疼痛效果惊人

    材料:洋葱2个,红葡萄酒500毫升,1瓶普通红葡萄酒配三个洋葱。制法:将洋葱洗净,去掉表面茶色外皮,切成八等份约半月形将洋葱装入玻璃瓶内,加入红葡萄酒,(将剥下来的外皮也一起加入效果更好将玻璃瓶盖好密封,在阴凉地方放置约2至8日。(笔者觉得一星期最好)将玻璃瓶的洋葱片,用滤网过滤后,洋葱、酒分开装入瓶中,放置在冰箱中冷藏。饮用方法:

一. 每日约一杯(50毫升),年纪大的人每次20毫升左右;
二. 每日饮一至两次;
三. 浸过酒的洋葱片一起食用更好;
四. 不喝酒的人,可用两倍左右的开水稀释后饮用或每次倒入电锅内煮约4至5分钟,蒸发酒精后饮用。
五. 若然喜欢甜的,可加入一点蜂蜜。

     看到这里大家是否觉得很容易呢?究竟又可以治那些病呢?让笔者告诉大家,其功效对膝盖疼痛、白内障、老人痴呆的效果相当惊人,日本非常流行。

一. 高血压的患者,饮了之后血压正常且安定,也会降低糖尿值,把血糖下降。
二. 最妙的是对老花眼也有很大的改善,饮用之后不用戴眼镜也可以阅读一般的周刊、杂志。
三. 每晚都要去几次厕所的夜晚频尿症,喝了两天之后,不可思议的完全恢复正常。
四. 每天夜里醒来,一直到天亮都不能再入睡的,不食安眠药不能入睡的不眠症,饮用之后也会全消除。
五. 眼睛疲劳和模糊不清,喝了之后第二天就没有问题了。
六. 对几乎无法治疗的白尿症,尿会混浊的喝了之后的也变得接近透明。
七. 经常肚子会胀,非常痛苦的便秘症,喝了之后第二天便恢复正常排便。

    以上这么多的功效,如果你的年龄在中年以上者一定适合,花钱不多,有益且功效显著,不妨一试。

    补充:讨厌吃洋葱吗?看看下面的文章,即使它再不可口,为了身体好,也请多多食用。关心自己也关心家里的人喔!

【洋葱比骨质酥松症的药有效】

    家庭主妇不爱用洋葱做菜,处理时会让人流眼泪,很多人也怕洋葱味。除非是手艺高超的洋葱料理,否则真的很难找到洋葱的热爱者。但是想要让自己骨骼结实、身体长得高、预防骨质酥松症的人,最好还是乖乖地捏着鼻子吃洋葱吧。因为权威期刊“自然”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洋葱是最能够防止骨质流失的一种蔬菜。洋葱预防骨质流失的效果,甚至比骨质酥松症治疗药品“calcitonin”还要好。

    研究人员让雄性大白鼠每天吃一公克干洋葱,连续四周后,公白鼠的骨质平均增加了13.5-18%。另一组实验则发现,让大白鼠食用含有洋葱的混合蔬菜,也能够减少骨质流失问题。第三组实验则是让摘除卵巢的雌性大白鼠每天吃1.5公克的洋葱,结果骨质流失的速率减少了25%。更值得注意的是,洋葱的保健功效在短短12小时内就看得到了。

    研究人员认为,洋葱的效果可能来自于“预防骨质流失”,因此想要利用洋葱保健的人,每天可能要吃上200-300公克(10盎司)的洋葱,才能够预防骨质酥松症。

    医食同源,在我们日常食物中,有很多蔬菜水果都具有药物般的疗效。像西餐里少不了的配菜洋葱,它对身体的好处简直超乎想像。
洋葱炒蛋,或洋葱炒牛肉,都是美味无比的健康菜;而洋葱还可以用来生吃或榨汁喝,根据医学实验,它更能发挥多种神奇疗效。

【洋葱可以预防胆固醇过高】

    据哈佛医学院心脏科教授克多格尔威治博士指出,每天生吃半个洋葱,或喝等量的洋葱汁,平均可增加心脏病人约30%的HDL含量(HDL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种被认为有助于预防动脉粥状硬化的胆固醇,也是一种的好的胆固醇。)

    每天生吃半个洋葱,或喝等量的洋葱汁,以保护心脏,这原是个民间偏方

【洋葱可以分解脂肪】

    克多博士在自己的诊所里对病人进行实验,证明洋葱确有提升好胆固醇的疗效,不过洋葱煮得越熟,越不具效果。克多博士让诊所里的心脏病人每天吃洋葱,结果发现洋葱里所含的化合物也能阻止血小板凝结,并加速血液凝块溶解。所以,当你享用高脂肪食物时,最好能搭配些许洋葱,将有助于抵销高脂肪食物引起的血液凝块;所以说牛排通常搭配洋葱一起吃,是很有道理的。

【洋葱可以预防胃癌】

    洋葱和大蒜、大葱、韭菜这些葱属蔬菜,因含有抗癌的化学物质,研究人员在中国山东省一个胃癌罹患率很高的地方所做的调查发现,当洋葱吃得越多,得胃癌的机率就越低。
【洋葱可以对抗哮喘】

    洋葱含有至少三种抗发炎的天然化学物质,可以治疗哮喘。由于洋葱可以抑制组织胺的活动,而组织胺正是一种会引起哮喘过敏症状的化学物质;据德国的研究,洋葱可以使哮喘的发作机率降低一半左右。
【洋葱可以治疗糖尿病】

    很久以前,洋葱就被用来治疗糖尿病,到了现代,医学也证明洋葱确实能够降血糖;而且不论生食或熟食,都同样有效果。原来洋葱里有一种抗糖尿病的化合物,类似常用的口服降血糖剂甲磺丁胺,具有刺激胰岛素合成及释放的作用。
【洋葱还有其他多种疗效】

    洋葱的妙用还不止上述这些,在日常生活中,洋葱还可用来防治失眠:将切碎的洋葱放置于枕边,洋葱特有的刺激成分,会发挥镇静神经、诱人入眠的神奇功效。

    感冒的时候,喝加了洋葱的热味噌汤,很快就可发汗退烧。如果鼻塞,以一小片洋葱抵住鼻孔,洋葱的刺激气味,会促使鼻子瞬间畅通起来。如果咳嗽,以纱布包裹切碎的洋葱,覆盖于喉咙到胸口,也可以很快抑制咳嗽。

 

严重缺乏维生素B2是任何疾病的罪魁祸首

1. 身体长期、严重缺乏维生素B2是导致癌症、肿瘤的根本原因。
2. 各种消化道溃疡、出血、肿块、息肉、肌瘤、肝硬化也都是因为缺乏维生素B2引起的。
3. 痔疮也是因为缺乏维生素B2引起的。
4. 女性的宫颈糜烂也是因为缺乏维生素B2引起的。
5. 通常所说的「上火」就是维生素B2短期、急剧缺乏症。
6. 及时、足量补充维生素B2,这些症状都会减轻直到痊愈。

    维生素B2是人体必需的一种营养物质,它是形成人体组织、器官表面的必需的一种物质,维生素B2在人体内无法储存,但人体每天又需要,所以必须每天从食物中补充,食物中以动物肝、肾、心等维生素B2的含量较高(这也说明了B2的重要性),其次是奶及其制品,禽蛋类、豆类及其制品、谷类,一般蔬菜也含有少量的维生素B2。

    植物当中维生素B2主要存在于谷物的皮、壳当中,在粮食加工过程中大部分都流失了。因此现代人的饮食结构导致了人体无法从食物中获取足够的维生素B2,所以大多数人都处于缺乏维生素B2的状态。

    轻微缺乏维生素B2人体不会有任何感觉,但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明显的症状,首先,在人体最薄弱的地方,通常是消化道的首尾两端,即口腔或肛门的局部,出现充血、肿胀,随后皮肤或粘膜出现溃疡,然后开始出血,这即是口腔溃疡和痔疮。如果长期缺乏维生素B2,那么人体其它部位也会出现同样的症状。

    为什么缺乏维生素B2会出现充血、肿胀呢?主要原因在于血管,构成血管壁的细胞离不开维生素B2,当缺乏维生素B2时,血管壁(主要是毛细血管,管壁本身就很薄)开始变薄,在血压的作用下,血管开始向外凸起,当局部的血管都开始鼓起时,就形成了肿块,最后血管开始裂开出血,如果发生在脑部,你猜到了吗?对,这就是脑溢血。

    为什么缺乏维生素B2会出现溃疡呢?同样的道理,构成人体皮肤和粘膜的细胞也需要维生素B2,当B2缺乏时,人体无法产生出足够的皮肤和粘膜细胞,去顶替已经代谢掉的细胞,缺口就产生了,患处的皮肤或粘膜就像雪被融化了一样,由一个小点发展成一个创面,这就是溃疡,发生在食道,就是食道溃疡,发生在胃里,就是胃溃疡,发生在肠道,就是肠道溃疡,发生在女性的子宫颈,就是宫颈糜烂。溃疡面如果长时间不能愈合,就会被细菌感染,产生炎症,单纯使用消炎药,只能暂时控制细菌的繁殖,并不能使溃疡愈合。充血、肿胀长期、持续发展下去就会凸出组织、器官的表面,形成肿瘤,肿瘤发展到最后阶段,表面糜烂,反复感染、化脓,内部细胞疯狂增生,这就是??癌症。

    所以说,癌症是人体长期、严重缺乏维生素B2,各种组织、器官功能即将衰竭,总崩溃即将发生的征兆。这也就合理解释了为什么把癌变部位完全切除了,仍然避免不了癌症的扩散和复发,不是癌细胞扩散了,而是组织和器官相继陷入崩溃了。

    知道了病因,治疗就简单多了,及时、足量补充维生素B2,红肿就会消退,溃疡面就会愈合,肿瘤会缩小甚至消失,癌症会停止恶化,逐渐好转。维生素B2这个药极其便宜,一元一瓶,一瓶100片,再穷的人也吃得起。

    药瓶上标注的【适应症】为:用于预防和治疗维生素B2缺乏症,如口角炎、唇干裂、舌炎、阴囊炎、结膜炎、脂溢性皮炎等。很显然,这些只是缺乏维生素B2的初期症状,现代医学没有对这个问题深入研究下去:既然缺乏维生素B2能导致口唇、牙龈、舌的溃疡,那么消化道内其它地方的溃疡就与B2没有关系吗?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浅尝辄止,导致了现在癌症的泛滥。

    需服用维生素B2的用量,药瓶上的【用法用量】:口腹,成人,一次1-2片,一日3次。实践证明,当人体没有明显的症状、用来预防时,这个用量也许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身体已经有了明显的症状,比如溃疡、痔疮、息肉、肿瘤,那么这个用量是明显不够的,必须要一次4-6片,一日3-4次,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有些人就是因为用量不够,觉得服用维生素B2没有用,从而耽误了病情。已经住院的病人,可以要求医生在输液中加入复合维生素B(里面 含有维生素B2),效果会更好。

    维生素B2对人体没有任何副作用,过量的维生素B2 会从尿液中直接排出体外,所以,不用担心服用过量的问题。还有个问题也必须引起重视,维生素B2见光极易分解,从而导致失效,一瓶维生素B2如果开盖后一个月还没吃完,那么剩下的药片估计就都失效了,再服用时就会觉得没用了,这时就需要重新购买,最好生产日期在半年以内的。在此,我也呼吁生产厂家,最好能在维生素B2的外面包裹一层糖衣,从而减少维生素B2见光失效的机会。

    通常所说的“上火”与维生素B2有什么关系呢?辣椒、羊肉、白酒等热性食物进入人体后,会扩张毛细血管,加速血液的流动,而这会加速维生素B2的消耗,就像人跑步时肯定要比走路消耗更多的氧气一样。维生素B2被快速消耗而又得不到补充,于是就会产生牙龈肿痛、肛门肌肉充血肿胀等上火症状,只要马上服用足量的维生素B2,这样症状会很快消失。当然,吃一些凉性的食物如西瓜等,能中和身体中的热性,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维生素B2。

    『十人九痔』是一个民间俗语,是指痔疮患者的发病率很高,其实也证明了缺乏维生素B2在人群中的普遍性。流行病学认为父母得了癌症,子女也易得癌症,所以癌症具有遗传性,这其实是个错误的结论。

    真正的原因是,父母与子女在饮食结构上具有高度相似性,父母爱吃辣的,经常上火,处于缺乏维生素B2的状态,那么子女也必定爱吃辣的,也会缺乏维生素B2,即使子女以后与父母分开了,他(她)的饮食习惯也会保留下来,所以,与父母得相同的病就不足为奇了。
为什么常吃五谷杂粮的人不易得癌症呢?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其实是五谷杂粮中(主要在皮、壳上)所含的维生素B2起了作用,如果把皮和壳都去除了,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有些人常吃复合维生素,认为自己不会缺乏维生素B2,实际上,复合维生素中所含的B2远远不能满足人的日常需求,必须单独补充维生素B2。

 

 

美国人终于承认手术或放化疗后癌细胞反而加速扩

   2007年4月10日,《深圳特区报》A14版以标题〈专家找出刺激癌细胞扩散物质〉为题报道了为什么手术及放化疗方法治疗癌症是失败的,而且以手术及放化疗治疗癌症后,癌细胞反而加速扩散。 原文如下:

      科学家一项最近研究发现,有些癌症患者在接受手术、化疗或放疗后,癌细胞反而加速扩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人体一种名为TGF-be-ta物质。因此,控制TGF-be-ta物质在人体内的含量,才是治愈癌症的关键。 路透社报道,来自美国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老鼠身上试验发现,患有乳腺癌的老鼠在服用化疗物质“阿霉素”或接受放疗后,体内的TGF-be-ta物质含量提高,刺激癌细胞向肺部转移。而使用某种抗体抑制它们体内的TGF-be-ta含量则能够遏制癌细胞扩散。

  此前有科学家提出,动物体内的原发性肿瘤可能会抑制其他肿瘤生长,但一旦原发性肿瘤被从体内清除,其他被抑制肿瘤可能会就此疯长。而科学此次研究显示,TGF-be-ta就是这样一种既能抑制肿瘤生长,也能刺激癌细胞扩散的物质。主持研究的卡洛斯.。啊特亚加博士补充说,可能还有其他物质与TGF-be-ta一样最癌症的治疗有类此的影响。他们希望通过对TGF-be-ta的研究得出更多结论。看来主张手术或放化疗治疗癌症的人,良心终于被发现。

   只可惜有多少癌症患者被无辜害死反而还要感谢他们。对付癌症的克星-人体内的自然杀手免疫細胞自然天敌理论,一物降一物。老鼠的天敌是蛇,蚊子的天敌是蝙蝠。蝗虫的天敌是鸟。一只鸟一个月可以吃掉16400只蝗虫。但全世界目前对于蝗虫灾害却无能为力。老鼠药越厉害,反而老鼠越多。老鼠的繁殖能力越来越强了。老鼠越来越不怕药了。但是方圆几亩地,只要有一条蛇,那附近就没有老鼠。无论科技家研制出多厉害的老鼠药,但总也可能杀灭所有的老鼠。蚊香好多,但是现在的蚊香对蚊子不起作用了。蚊子以前更多了。但是只要是瓦房,里面有藏有蝙蝠,那附近的蚊子就很少。但现在瓦房少了,蚊子有蚊香也没多大作用了。而目前人类还在花血本投钱研究老鼠药和蚊香。前阵,新疆地带甚至动用直升飞机喷洒药物对付蚊子。

   人类的疾病和药物也是一样的道理。人类自从3000年前发明了药物以来,200年前发现了抗生素,人类的疾病就更多复杂,更多,更难治。很多慢性病,免疫系统紊乱症,都与药物和抗生素的滥用有很大的关系。人的耐药性越强。人就更难战胜病魔。而癌症自然也有它的天敌。众所周知医学界对癌症束手无策。医学界夺命夺钱三招“手术、化疗、放疗”目前医学科技很发达,世界各国投入无数财力物力去研究医学,但是却对绝大多数的慢性疾病无能为力,这不能不说是个人类天大的笑话。

   1、成年人每人每天都有3000-6000个癌细胞产生(由于基因突变而让正常细胞变成癌细胞,基因突变原因很多,化学药物,肉类,动物荷尔蒙、空气污染等等。)

   2、但人每一天诞生的癌细胞几乎都被人体自身自然杀手细胞(Nk细胞)杀灭了.所以不是人人都会患上癌症.当免疫系统下降,也就是自然杀手细胞弱了,癌细胞就占上风.久而久之5-10年以上就会得到癌症.如果我们能让癌症病人身体里的自然杀手细胞变强,恢复活力.对付癌症是简单的事.所以癌症病人只能靠自己也就是自身免疫细胞-自然杀手细胞(Nk细胞)来对付癌症.

   3、让自然杀手细胞(Nk细胞)恢复活力的唯一途径是营养70%心情10%运动10%休息10%(who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的四大基石).

   4、只要有充足的营养,自然细胞就能恢复到以前的活力来杀灭癌细胞.(这个世界一物降一物,但一物应该是人体的细胞而不是药物,也不是植物,更不是动物。人的免疫细胞是可以对付世界上所有的病毒和细菌,比如非典病毒,艾滋病毒,埃博拉病毒,流感病毒,关键是人的免疫细胞要足够的强。例外:但人的免疫细胞没有办法对付毒药。)

   5、医学上常规不得已用药物和化疗、放疗、电疗方法,除了把癌细胞部分杀灭外,反而把正常的大量的自然杀手细胞杀灭.医学界夺命夺钱三招“手术、化疗、放疗”所以手术药物和化疗放疗有时能减轻病人的痛苦同时反而加速癌症病人的死亡.

   6、为什么国内的癌症研究者都是如何研究药物如何杀灭癌细胞(治标).为什么不能研究让自然体内的自然杀手细胞增强来杀癌细胞呢(治本)?只有0.5%的经过化疗放疗的病人能活过超过5年.

   7、世界上最好的医生是自己的免疫系统,免疫细胞。而不是医生和药物。只有本人的免疫系统(自然杀手免疫细胞)才能杀灭癌细胞。可是药物和化放疗却会快速让人的免疫系统下降。

   8、请癌症病人去新华书店购买《营养免疫学》陈昭妃癌症研究博士著,《不要让不懂营养学的医生杀了你》雷.D.斯全德医学博士著。《别让医生杀了你》, 《食物是最好的医生》,《医生对你隐瞒了什么》...等最新学科书籍。但是阐述得最完整最好的还是《营养免疫学》这本书。

   9、还有佛学所讲的能治癌症是可信的。因为人静心念佛的时候可以让体内的免疫细胞活跃进行修复身体。进而提高免疫力,让自然杀手细胞来对付癌细胞。也就是四大基石里的休息和运动促使免疫力提高。晚上安静下来睡觉的时候,是人体内免疫细胞正在大量修复身体破损的细胞的时候,所以晚上也是最需要营养的时候。

   10、偶然我们在报上看到有些极少数癌症病人得了癌症不治,反而过了几年后身体的癌症症状全无,经检测没有癌细胞的存在.这是因为这个癌症病人平常的饮食心情运动休息让体内的自然杀手细胞得到增强来杀灭癌细胞.也就是自愈力了-自已治病的能力。治癌不能靠高科技,而只能靠自然的力量、自身的力量。

 

 

发件人:徐  收件人:还有30个联系人 抄送人:(无)时 间:2013年02月06日 08:41 (星期三)转发:FW: 找死:当代癌症治疗的惊人内幕!

找死:当代癌症治疗的惊人内幕!

沐露梳风 译自一封英文邮件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以下的内容100%的真实性。从医15年来,我也反复告诉病人这些事实。但是没有人愿意去听,更没有人愿意去相信。或许,我们的同 胞们真的需要清醒了。说的直白一点,癌症治疗其实就是一种赚钱手段,就是一项创收产业。据估计,癌症治疗每年在全球赚6000亿美元,其中,单在美国年赚 1200亿美元。

    怎么才算是成功的抗癌案例呢?美国癌症协会和美国大学肿瘤学和血液学给出的答案是凡是经过治疗能多活5年的癌症患者都可以认为其抗癌成功。 同时双方都 坦言“即使癌症病人不接受任何治疗也有可能撑7到10年。”当然,只有我们医生才能拿到这些杂志。不是你们——癌症病人。

    据统计,替代疗法治愈癌症的几率比传统治疗高十倍。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治愈”。其次,牢记另一件事。肿瘤只是一个症状。它不是引起癌症的罪魁祸首。从你患上癌症,到你抗癌所受的煎熬,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所谓“科学”。解铃还须系铃人。别再盲信科学,到时你的病也就自然好了。

    此刻的我正在与癌症进行第三次恶战。在癌症发作之时,我并没有接受任何化疗、放疗或者手术治疗。白血病、非霍奇金淋巴瘤我都一一挺过来了。现在我大脑里又长了成胶质细胞瘤,医学上认为这种肿瘤是脑瘤中不可治愈的。5个月前,医生的诊断结果给我判了死刑——我还有仅仅10个月左右的寿命。

    在抗癌期间,我一直服用中药、大剂量的维他命C;接受针灸、脊椎按摩疗法、顺势疗法;尝试不同的膳食营养搭配。 没错,刚开始我的病情恶化。癌细胞迅速转移到我的淋巴结、肺部和骨骼上。但是,到这个周,我可以很高兴的说我的淋巴系统和骨骼上的癌细胞已经消失殆尽。先前我肺部的6个肿瘤,现在只剩下2个了。脑中的肿瘤也缩小很多。我从来,从来没有接受他们所谓的化疗、放疗或手术治疗。

    这里有个非常有趣的数据。当然,普通人根本得不到除非你是医生。每年都有1000多名主治癌症的医生被诊断出癌症。但是只有不到10%的人选择接受他们给病人进行的那套治疗方案。这有点像另一个赤裸裸的事实——不到25%的儿科专家会给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因为因接种而导致猝死和各种副作用的风险远比患病本身的风险高得多。这不是在哄你,这是事实。

    医学关乎的是金钱,不是你的健康。不幸的是,它却愚弄了众人,特别是老年人、残疾人及穷人。他们糊里糊涂的陷入圈套,早早葬送了自己的性命。与此同时,那些百万富翁们正乘坐着私家喷气式飞机驶往欧洲,甘愿花大把的钞票接受替代疗法并且重获了健康。

    替代疗法总是很灵吗?不,当然不是。在这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事物。但是替代疗法值 得你一试。除非你大限已至,否则你绝对不会因为接受了替代疗法而死去。话又说回来,如果真是你的时间到了,即使华佗在世也无济于事了。然而替代疗法却能保证你生前最后的生活质量。虽然那些接受替代疗法的癌症病人们最终也难逃疾病的魔爪,但是至少他们可以在弥留之际与家人相聚,有的甚至还能认出自己的家人。他们并不像那些接受了化疗、放疗的病人那样骨瘦如柴,更不像他们那样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连家人都辨认不出来。

    那些接受传统治疗的病人晚期被癌症蹂躏的惨不忍睹。有时,甚至连你都不敢确定躺在你面前的是不是那个从前精神倍棒容光焕发的他。他们所承受的身心之痛是我们永远也体会不到的。但是,带给他们的,是一次次的失望,是医生一次次的摇头感慨:“呃……情况不太乐观啊,我们还得加强对你化疗放射的力度。” 这一切的罪恶性在于你的医生明明知道这套把戏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却依旧把你推向万劫不复之地!

来自约翰霍普金的有关癌症的最新信息

    1.每个人的体内都有癌细胞。在常规测验中这些癌细胞并不会检验出来直至他们滋生到几亿个。当医生告诉癌症病人经过治疗他们体内已经没有癌细胞了,其实,这只意味着化验没办法检测出癌细胞,因为它们的数量还没达到可检测到的程度。

    2.在人的医生(一生?)中,癌细胞会出现6到10次不等。

    3、当一个人的免疫系统抵抗力强的时候,癌细胞很容易被杀死从而阻断了它繁殖、形成肿瘤的可能性。

    4、当一个人得癌症时通常也意味着他有营养不良等问题。这或许是来自遗传,但是其中也有环境、饮食、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

    5、要想摆脱营养缺陷综合症的困扰,你需要改变饮食结构,多吃些营养丰富的食品;一日4到5餐并且在里面添加增强免疫力的物质。

    6、所谓化疗就是杀死体内那些繁衍迅速的癌细胞。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扼杀了骨髓、胃肠道中迅速生长的健康细胞,并严重影响五脏机能。

    7、放疗在摧毁癌细胞的同时也对健康的细胞、组织和器官造成了灼伤、疤痕等不同程度的损害。

    8、在化疗和放疗的初期,肿瘤在尺寸上是有缩小的趋势的。然而,治疗效果却和治疗时间不成正比。化疗、放疗的时间眼看着一天天增长,肿瘤却还在病人体内肆意妄为。

     9、当体内因长期化疗、放疗积聚了过多有毒物质时,免疫系统的防御能力就会大大下降甚至彻底崩溃。因此一点点小感染或者并发症就足以让癌症病人搭上性命。

    10、长期的化疗和放疗会使癌细胞对其产生免疫,这时候要想摧毁癌细胞也就难上加难了。那手术治疗呢?很抱歉的告诉你,它极易引起癌细胞的转移。

    11、癌细胞的快速分裂和生长需要大量能量,因此控制癌症病人营养的摄入,即医学界所指的“饿死癌细胞”也是抗癌的有效方法之一。

    附录:助长癌细胞繁殖的食物

    A.像甜味剂这些用糖精做的糖分替代品对身体都是有害的。食用起来更为安全放心的是像蜂蜜、糖蜜等产品。但前提是一定要控制摄入量。我们平时家里吃的食用盐都是因为添加了某种化学物质才呈白色。所以,用布拉格的氨基酸或者海盐来代替它会比较好。

    B.牛奶能促进体内粘液的分泌,尤其是促进胃肠道内粘液的分泌。而癌细胞赖以生存的环境就是粘液。所以癌症病人要果断戒掉喝牛奶的习惯,通过喝不含糖分的豆浆来饿死癌细胞。

    C.癌细胞适宜生长在酸性环境中。以肉食为主的饮食是呈酸性的。所以最好的饮食结构是多吃鱼,适当搭配一点肉食,如鸡肉。肉里面也含有抗生素、生长激素和寄生虫,这些都对人的身体健康有负面影响,对癌症病人更为不利。

    D.如果你每餐80%是由新鲜的蔬菜、果汁、全麦、坚果和适量水果构成的,那么它们可以为你身体营造碱性环境。其它20%可以吃些豆制品。新鲜的蔬菜榨汁可以提供能被人体迅速吸收的活性消化酶并能在短短的15分钟之内到达细胞内,从而起到滋养细胞、促进健康细胞生长的作用。想要获得活性消化酶来帮助细胞生长的话就喝点新鲜的蔬菜(大多数蔬菜都可,豆芽也可)榨汁吧!此外,每天吃2到3次的生菜也对健康有益。消化酶 在104华氏摄氏度(40摄 )

    E.远离咖啡、茶、巧克力这些咖啡因含量高的产品。含有抗癌物质的绿茶倒是个不错的替代品。至于饮水问题,为了避免自来水里的致病物质和重金属,最好是喝纯净水或者过滤水。不要喝蒸馏水,它是酸性的。

    12、肉类蛋白很难消化而且需要消耗大量消化酶。未能及时消化的肉类滞留在肠道内时间过长,进而腐烂,对人体健康造成更大威胁。

    13、癌细胞壁被一层厚厚的蛋白质包裹着。不吃或者少吃肉可以减少消化酶的消耗,从而使消化酶更集中的攻击癌细胞的蛋白质细胞壁。与此同时,号称体内“杀手细胞”的各个细胞也可以及时的吞噬癌细胞。

    14、一些能增强免疫力的膳食补充物可以使体内白细胞杀死癌细胞。其他像维他命E的补充物能产生 ,或者能即使清理已死亡、受损或没用的细胞。

    15、癌症是一种考验人们心灵、肉体、精神的疾病。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会帮助战斗于癌症最前线的病人们痊愈而归。相反,愤怒、无情、刻薄却会使身体进入到高度紧张且呈酸性的环境。所以,让我们学着去爱去宽容吧!去放松去享受吧!

    16、癌细胞不能在有氧环境中生存繁殖。每天适量运动、深呼吸都可以使更多的氧气进入细胞内。“氧气疗法”是另外一种运用在抗癌上的手段。

    1、切勿将塑料容器放在微波炉中加热。

    2、切勿将塑料瓶装水放在冷藏箱里冷藏。

    3、切勿将覆盖有塑料保鲜膜的食品放入微波炉中加热。

 

 

长寿又驻颜的五大平民菜

  食物的最大功用在于能很好地调养气血,人的气血足了,自然就会变年轻。经常吃抗衰老的食物,可以帮助延年益寿、祛病强身,保持身体年轻态。

  1、常吃大白菜,祛病又延年

  大白菜又名结球白菜、黄牙白菜、黄芽菜、交菜,古时称“菘”,为十字花科植物。据说大白菜一直没有名字,一直到了汉朝,才因为可耐霜雪,和松树类似,才有了“菘”这个名字。大白菜起源于我国,是我国北方地区主要的冬季蔬菜。大白菜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特别是当中含有较为丰富的维生素 C和微量元素硒,能对抗“自由基”对细胞的损伤作用,因此可延缓人体的衰老过程。大白菜性味甘平。有通利肠胃,除胸中烦,解毒醒酒,消食下气,和中,利大小便等功效。适用于治疗感冒、发烧口渴、支气管炎、咳嗽、食积、便秘、小便不利、冻疮、溃疡出血、酒毒、热疮等病症。大白菜的吃法有炒、烧、扒,也可做馅、凉拌等,亦可制成酸菜、腌菜、酱菜、泡菜等。

  2、多吃菠菜让你更年轻

  菠菜又名菠莜、菠莜菜、菠斯菜、赤根莱、鹦鹉菜等,是藜科植物。菠菜原产亚洲西南部,唐朝时传入我国,至今已有 1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菠菜的故乡在波斯,2000多年前,波斯人就把它当作蔬菜栽种,所以直到现在,菠菜还有“波斯草”的别名。唐代贞观 21年,尼泊尔的国王把菠菜作为一种礼物,专门派使臣送到长安。从那时开始,菠菜在中国落户。菠菜味甘,性凉,利五脏,解酒毒,能润燥滑肠,养血止血,清热除烦,生津止渴,养肝明目。另外,菠菜中还含有丰富维生素 E。维生素 E是一种抗氧化剂,能阻止机体内氧化过程,有助长寿,因此多吃菠菜对延缓衰老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美国农业部一项最新实验表明,每天吃30克左右的新鲜菠 菜,比喝3杯红葡萄酒的抗衰老效果更好。

  3、真正名副其实的长寿菜——马齿苋

  马齿苋又名长命菜、五行草、安乐菜、酸米菜、长寿菜等,为马齿苋科植物马齿苋的全草。马齿苋是古籍上早有记载的对人类有贡献的野菜,民间称它为“长寿菜”、“长命菜”。马齿苋性寒,味甘酸。有清热解毒,凉血止痢,止血之作用,适用于热毒疮疡、湿疹皮炎、丹毒、蛇虫咬伤、止痒消肿、出血过多等症,是预防和治疗痢疾的要药,通常单味煎服便可收到良好效果。现代医学告诉我们,马齿苋含有较强的抗氧化剂,能维护皮肤的正常生理机能,延缓皮肤衰老,消除色素斑,防止面部痤疮,使皮肤润泽、细腻、光滑,适用于皮肤干燥的人。

  4、抗衰“藕”当先

  藕,又称莲藕,是睡莲科多年生水生植物莲藕的地下茎。藕原产于印度,后来引入中国。在南北朝时代,藕的种植就已相当普遍,迄今已有 3000余年的栽培历史了。藕微甜而脆,十分爽口,可生食也可做菜,不但营养价值高,而且药用价值相当高,是老幼妇孺、体弱多病者上好的食品和滋补佳珍。早在清朝咸丰年间,莲藕就被钦定为御膳贡品 。生藕,性寒。有清热润肺,凉血行瘀,清烦热,止呕渴之功,适用于烦渴、酒醉、咳血、吐血等症;熟藕,其性也由凉变温,可健脾开胃,止泻固精。老年人常吃藕,可以调中开胃,益血补髓,安神健脑,经常食用,可使身体轻松并且能耐寒,不饥饿,延年益寿。

  5、豇豆是名不虚传的抗衰佳品

  豇豆,俗称角豆、姜豆、带豆等,为豆科植物豇豆的嫩荚壳及种子。豇豆分为长豇豆和饭豇豆两种。长豇豆一般作为蔬菜食用,既可热炒,又可焯水后凉拌。饭豇豆一般作为粮食煮粥、制作豆沙馅食用。李时珍称“此豆可菜、可果、可谷,备用最好,乃豆中之上品”。
豇豆原产于非洲,汉朝时传入我国。据说阿拉伯人常把豇豆当作爱情的象征,小伙子向姑娘求婚,总要带上一把豇豆;新娘子到男家,嫁妆里也少不了豇豆。豇豆性平、味甘。有理中益气,补肾健胃的功效,特别适合脾胃虚弱所导致的食积、腹胀以及肾虚遗精及一些妇科功能性疾病,有辅助功效。很多老年人心、肾功能不太好,常有腿肿、脚肿、夜尿多,含钠量低的豇豆很适合他们。

 

 

 

2013,回顾与展望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2013年1月22日星期二

    2012年平静地过去了,预言中的什么人类末日,诺亚方舟,可笑地被人们遗忘了。地球照样运转,各国人民照样过日子,世界经济有起有落,困难不断出现,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太阳照常升起,世界依然常新。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也是这样,在13亿人民的勤奋努力下,始终红红火火的迈动着前进的步伐。

    年终岁末,各种会议都在进行,最重要的是眼下召开的两会,各省各地都在部署新一年的工作,听听各地省长市长们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亮点频频。在这样的真抓实干下,我们的国家怎能没有希望!我们的经济怎能不红火!我们的人民怎能不富裕!尽管国家统计局上一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经济增长出现了减速,2013年只要找对路子,任何困难也阻挡不住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

一、盘点2012

    2012年全年GDP同比增长7.8%,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亿元,这是GDP增长8年来首次低于8%,但仍高于国家7.5%的目标。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8.1%,二季度7.6%,三季度7.4%,四季度7.9%。

表: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数据

           绝对额(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 519,322         7.8
第一产业      52,377         4.5
第二产业     235,319         8.1
第三产业     231,626         8.1

    1,农牧渔业

    全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8,957万吨,比上年增加1836万吨,增长3.2%,连续九年增产。其中,夏粮产量12,995万吨,比上年增长2.8%;早稻产量3329万吨,增长1.6%;秋粮产量42,633万吨,增长3.5%。全年棉花产量684万吨,比上年增长3.8%;油料产量3476万吨,增长5.1%;糖料产量13,493万吨,增长7.8%。

    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8221万吨,比上年增长5.4%,其中猪肉产量5335万吨,增长5.6%。生猪存栏47,492万头,比上年增长1.6%;生猪出栏69,628万头,比上年增长5.2%。全年禽蛋产量2861万吨,比上年增长1.8%;牛奶3744万吨,增长2.3%。预计2012年,我国的鸡肉产量将达到1350万吨,人均消费鸡肉大约10公斤,仅仅是美国的1/5。美国年产鸡肉1600多万吨,是世界上吃鸡肉比例最大的国家,占40%,我国不到15%。

    预计2012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到5906万吨,同比增长5.4%。其中,养殖产量4305万吨,增长7%;国内捕捞产量1483万吨,与2011年基本持平;远洋渔业产量118万吨,增长2.8%。养殖产品和捕捞产品的比重为72:28。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大国,水产品人均占有量约42公斤。在总产量中,海水产品产量约3000万吨,占总产量的52%,淡水产品产量2700万吨,约占总产量的48%。

    2,工业

    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增速比上年回落3.9个百分点。 分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4%,集体企业增长7.1%,股份制企业增长11.8%,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6.3%。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9%,轻工业增长10.1%。分行业看,41个工业大类行业增加值全部实现比上年增长。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8%,中部地区增长11.3%,西部地区增长12.6%。

    分产品看,全年471种工业产品中有345种产品产量比上年增长。其中,发电量增长4.7%,粗钢增长3.1%,钢材增长7.7%,水泥增长7.4%,十种有色金属增长9.3%,焦炭增长5.2%,硫酸(折100%)增长4.8%,烧碱(折100%)增长3.8%,化学纤维增长11.8%,微型计算机设备增长11.7%,集成电路增长9.3%,汽车增长6.3%,其中轿车增长8.3%,乙烯下降2.5%,平板玻璃下降3.2%。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达到98%,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06759亿元,比上年增长7.1%。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3%,环比增长0.87%。

    3,企业效益

    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6,625亿元,同比增长3.0%,1-9月份为同比下降1.8%,去年同期为增长24.4%。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0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个行业利润同比下降,1个行业亏损。1-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14元,比前三季度下降0.28元,比去年同期提高0.16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5.66%。

     4,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64,835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20.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9.3%),增速比上年回落3.4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123,694亿元,增长14.7%;民间投资223,982亿元,增长24.8%,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1.4%。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比上年增长17.8%,中部地区增长25.8%,西部地区增长24.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9004亿元,比上年增长32.2%;第二产业投资158,672亿元,增长20.2%;第三产业投资197,159亿元,增长20.6%。

    在第二产业投资中,工业投资154636亿元,比上年增长20.0%;其中,采矿业投资13,129亿元,增长11.8%;制造业投资124,971亿元,增长22.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16,536亿元,增长12.8%。全年基础设施(不包括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投资58,391亿元,比上年增长13.3%。

    从到位资金情况看,全年到位资金399,440亿元,比上年增长18.6%。其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29.7%,国内贷款增长8.4%,自筹资金增长21.7%,利用外资下降10.9%,其他资金增长13.7%。全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309,083亿元,比上年增长28.6%;新开工项目356,296个,比上年增加28,948个。

    全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71,804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6.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9%),增速比上年回落11.9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长11.4%,回落18.9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177334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7.3%;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11.2%。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11,304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1.8%,增速比上年回落2.6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长2.0%,回落1.4个百分点。全国商品房销售额64,456亿元,增长10.0%,增速比上年回落1.1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10.9%,加快1.7个百分点。 全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35,667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19.5%。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36,460万平方米,增长27.0%,增速比上年回落6.1个百分点。全年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到位资金96,538亿元,增长12.7%,增速比上年回落4.8个百分点。

    5、市场销售。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7,167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4.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1%),增速比上年回落2.8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01,129亿元,增长14.6%。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79,318亿元,比上年增长14.3%;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7,849亿元,增长14.5%。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23,283亿元,比上年增长13.6%;商品零售183,884亿元,增长14.4%。其中,汽车类增长7.3%,增速比上年回落7.3个百分点;家具类增长27%,回落5.8个百分点;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7.2%,回落14.4个百分点。

    6、进出口。全年进出口总额38,667.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2%,增速比上年回落16.3个百分点;出口20,489.3亿美元,增长7.9%;进口18,178.3亿美元,增长4.3%。进出口相抵,顺差2311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中,一般贸易进出口20,098.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4%;加工贸易进出口13,439.5亿美元,增长3.0%。出口额中,一般贸易出口9880亿美元,增长7.7%;加工贸易出口8627.8亿美元,增长3.3%。进口额中,一般贸易进口10218.2亿美元,增长1.4%;加工贸易进口4811.7亿美元,增长2.4%。

    7、居民消费价格。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6%,涨幅比上年回落2.8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2.7%,农村上涨2.5%。分类别看,食品价格比上年上涨4.8%,烟酒及用品上涨2.9%,衣着上涨3.1%,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上涨1.9%,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上涨2%,交通和通信下降0.1%,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上涨0.5%,居住上涨2.1%。

    在食品价格中,粮食价格上涨4%,油脂价格上涨5.1%,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2.1%,鲜菜价格上涨15.9%,鲜果价格下降1.2%。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5%,环比上涨0.8%。

    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比上年下降1.7%;12月份同比下降1.9%,环比下降0.1%。全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比上年下降1.8%;12月份同比下降2.4%,环比下降0.1%。

    8、城乡居民收入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6,95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2.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6%,增速比上年加快1.2个百分点。在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2.5%,经营净收入增长15.3%,财产性收入增长8.9%,转移性收入增长11.6%。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1,986元,同比名义增长15.0%。按城镇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0,354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6,761元,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2,419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9,814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1,456元。

    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7%,比上年回落0.7个百分点。其中,工资性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6.3%,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9.7%,财产性收入增长9.0%,转移性收入增长21.9%。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7019元,名义增长13.3%。按农村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2316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纯收入4807元,中等收入组人均纯收入7041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纯收入10142元,高收入组人均纯收入19,009元。

    全年农民工总量26,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增长3.9%;其中本地农民工9925万人,增长5.4%;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增长3%。年末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2290元,比上年增长11.8%。

    9、货币供应量平稳增长

    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97.42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8%,增速比上年末加快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30.87万亿元,增长6.5%,回落1.4个百分点;流通中现金(M0)余额5.47万亿元,增长7.7%,回落6.1个百分点。12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62.99万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91.74万亿元。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8.2万亿元,比上年多增7320亿元;新增人民币存款10.81万亿元,比上年多增1.17万亿元。

     10、人口与就业

     2012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540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69万人。出生人口163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10‰,比上年提高0.17个千分点;死亡人口966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5‰,比上年提高0.01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95‰,比上年提高0.16个千分点。

     从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69,395万人,女性人口66,009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5.13(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比上年末下降0.05;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70,比上年末下降0.08。

     从年龄构成看,60岁及以上人口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比上年末提高0.59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12,714万人,占总人口的9.4%,比上年末提高0.27个百分点;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上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

     从城乡结构看,城镇人口71,18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03万人;乡村人口64,222万人,减少1434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2.57%,比上年末提高1.3个百分点。

    全国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即人户分离人口)2.79亿人,比上年末增加789万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36亿人,比上年末增加669万人。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6,70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84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7,10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188万人。农村就业将近4亿人。

二、劳动力短缺反映出的问题

    认真浏览过2012年的经济数据后,我认为人口结构与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值得关注。从去年开始,企业就出现招工难,有的地方和企业即使工资上涨20-30%也招不到人。2013年估计也是这样。国家统计局的报告中有一条很值得注意: 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

    2006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曾经指出,15~64岁总劳动力要在2016年才达到高峰。但是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总劳动力在2012年达到顶峰后将开始负增长。据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根据人口预测,我认为2013年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

    本来包括我在内的专家学者们都认为中国劳动力供应的转折点在2015年左右,但现在看,这情况已经在2012年发生了。这一变化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影响意义深远。目前看这种变化最直接的影响有两点,一是招工难,二是劳动力价格上涨。中国可利用的廉价劳动资源正在消失,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也正在降低。

    2012年,人们本来以为会出现企业会裁员,失业率增加,但一年过去,很多企业感觉招工比往年还困难。用工荒不仅出现于东部,同时也传导至中部。 经济减速,企业收缩,劳动力却仍然不足,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

    有记者去年12月底在湖北省调查发现,去年上半年新增就业40.3万人,比上年同期增长14 %,但该省部分地级市仍然出现 “用工荒”现象。在一个地区,所调查的企业生产经营需要总人数为11.6万人,目前现有员工总人数为9.2万人,缺工人数为2.4万人,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

    以劳动力输出地湖北当阳县为例,统计显示劳动力资源在持续减少。2006年,当阳市城乡新生劳动力3214人,2011年为1356人。2011年底全市未转移就业富余劳动力5682人,与2006年底的10928人相比,减少了5246人。

    总起来看,劳动力总供给正迎来拐点,人口红利正在慢慢消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必将被成本上涨所侵蚀。然而,由于2012年企业效绩下降,劳动工资增幅比往年相对下降。

三、2013年的发展措施

    最近几天,各地政府都在开两会,各地政府殚精竭虑,新一年的工作报告纷纷出台。看看这些大同小异的工作报告,感到各地官员们真是下了功夫。各省政策研究室的秀才们确实非等闲之辈。概括起来,今年的发展思路和方法有这样一些值得注意的内容。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地区的资源优势、服务优势,创新体制机制,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调整优化需求结构,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培育产业发展新优势,制定加快流通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完善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鼓励政策,设立促进金融产业发展基金,积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巩固提升金融、信息、商务、科技等服务业发展水平。

    大力发展非基本公共服务,健全行业服务及准入标准,探索设立产业引导基金,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养老、医疗、健康、培训等领域,加快市场化、产业化步伐。抓好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推进旅游功能区和重大项目建设,打造“大旅游”产业链,推动旅游业成为重要支柱产业。坚持聚焦重点,推动制造业高端化发展,培育轨道交通、生物医药、集成电路、卫星应用等特色产业集群,力争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取得突破。

    巩固扩大内需。更好地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11 %和9 %左右。出台促进消费、建设良好消费环境的意见,鼓励支持网络购物等新型业态发展,推动商贸服务转型升级,扩大文化、娱乐、培训、家政、医疗保健等服务型消费规模。

    积极推动农村改革发展。创新体制机制政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动集体土地流转起来、资产经营起来、农民组织起来。总结推广乡镇统筹经验,因地制宜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发展现代农村股份合作经济,让农民共享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深化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创新农村金融服务。坚持科技兴农,完善现代农业服务体系,抓好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和示范区建设。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加强外埠农产品基地建设,提高“菜篮子”保障水平。

    不断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城乡结合部地区产业调整改造,夯实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科学发展的基础。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大力弘扬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精神,全面推进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明城市建设。抓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落实新媒体发展战略,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

    扎实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建设文化活动中心等标志性设施,规划建设一批便民文体活动场所,推动重点镇文体活动中心建设,组织办好文艺大汇演等公益演出活动。创新文艺作品生产机制,鼓励创作高质量驻场演出剧目,提升文博会、艺术品产业博览会等重大活动举办水平,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精品工程,推出更多原创、当代的精品力作。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广泛开展群众体育活动。

    增强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制定实施支持文化与科技、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完善财税、金融等产业扶持政策,引导带动社会资本投资文化创意产业,培育发展设计创意、数字出版等融合型新业态,启动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支持改制文艺院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组建大型文化企业集团,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有文化企止改制、重组。

    大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实施文物工作七大工程,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下文物保护利用,推动“老字号”振兴发展。合理开发利用具有市场前景的历史文化资源,充分彰显本地文化独特魅力。

     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努力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社会服务管理创新力度,继续办好惠民实事,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

    推进素质教育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落实中小学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推广学区教育资源共享、建立学校联盟等经验,支持城乡一体化学校建设。保障中小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切实提高学生健康素质,鼓励优秀教师向薄弱学校流动。落实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参加中等职业学校考试录取政策,研究制定升学考试具体实施办法。完成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实施市属高校建设三年计划,加强重点学科和专业建设,支持高等院校内涵发展。开展职业教育分级制度改革,推进残疾人融合教育,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着力提高就业和居民收入水平。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制定城乡统一的用人单位招用补贴和绿色就业扶持政策,加大帮扶力度,完善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培训体系,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落实国家收入分配改革政策,制定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着力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落实推进农村经济薄弱地区发展及低收入农户增收的意见,保持农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进一步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加快实现社会保障人群全覆盖,稳步提高待遇水平。建立城镇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制度,深化总额预付等医保付费制度改革。推进城乡低保标准一体化,完善教育、医疗、住房等专项救助制度,推动社会救助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培育一批养老服务行业组织和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康复型、护理型养老机构,做好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提高妇女儿童发展和权益保障水平。加强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加大住房保障力度,重点发展公租房、限价房,探索建立保障与市场相结合的住房供应体系,严格落实房屋安全质量责任制,抓好保障房配租配售和后期管理,完善公租房租金定价机制和分档补贴政策,减少承租家庭租金支出,让群众住得舒心、住得放心。

    提升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扩大市级医院医药分开改革范围,推进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实施基层医疗机构综合改革,制定社会办医机构试点管理政策,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开展新一轮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规范基本药物使用,加强药品监管,保障用药安全。大力开展医师规范化培训,加强社区卫生人员、乡村医生、中医医师的培养和使用。积极推进120 急救体系城乡一体化建设,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逐步构建公共卫生管理长效机制。

    创新社会管理和维护社会稳定。进一步健全社会管理体制,深化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鼓励支持群众广泛参与社会服务管理,抓好社工队伍建设,加强志愿服务项目化管理,加快发展慈善事业。完善民族特色服务体系,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健全优抚保障体系,进一步做好双拥共建工作,密切军政军民关系。严格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加快研究户籍制度的改革措施和办法,推进实有人口管理体系建设,创新服务管理,推动流动人口有序融入。

     加强村务公开,做好第九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城市。深入推进资源节约和减排降耗。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继续抓好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健全落后产能退出机制。推行新建住宅75 %节能标准,促进合同能源管理和节能服务产业发展,启动一批重点用能单位节能低碳改造,全面完成政府部门节能改造。加快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加快推进能源应急储备设施建设。积极推广应用节能新技术、新产品,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一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国有资本证券化步伐,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支持与各类所有制企业深度合作,集中优势资源投向战略性重点领域,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二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出台多个领域民间投资实施细则,切实放宽市场准入,完善投资回报机制。三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市对区县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深入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特别是大额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推进税收征管改革,抓好“营改增”试点改革。做好第三次经济普查工作。四是稳步理顺价格体系。

    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增强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和使命意识,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转变职能、改进作风、优化服务,不断提升政府工作效率和水平。

    着力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探索行政执法资源的优化整合。加快市级政务服务中心建设,优化行政审批流程,推动一批经营类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为民、利民、便民,扎实做好服务群众工作。创新和改进服务管理方式,大力发展电子政务,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进一步理顺部门关系。加强政府绩效管理,不断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

    着力推进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认真落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和决定,加强与市政协的工作沟通和协商,认真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人民团体的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监督。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建立问责和纠错制度,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水平。

    着力加强政风建设。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轻车简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切实解决发展难题。大力精简会议活动,下决心改进会风文风。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严格控制“三公经费”,节省资金多办打基础、惠民生的实事好事。加强督查督办,各项工作都要有部署、有督促、有落实,有检查、有奖惩、有必要的事后评估。加强公务员教育培训和管理,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实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着力加强廉政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制定五年惩防体系建设实施意见,深入推进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全面落实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力度。严格落实行政问责制度,加强效能监察,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加强经济责任审计,强化审计监督。坚决纠正部门和行业的不正之风,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工作力度,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切实做到从严治政、队伍清廉、政府清明。

四、反腐铸就新一届辉煌

    最近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教授马若德写文章分析说:中共新领导无法深入反腐。这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根深蒂固,习近平一届领导班子不希望因冒险改革而触发事变,让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戈尔巴乔夫。因此,中共内部改革的可能性很小,恐怕要靠社会推力来触发改革。

    马若德1月17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发表演讲时说,中国三次重大的过渡都以国难为契机。中国从清朝末年至今经历了三次重大过渡:第一次是从封建帝制转向民主共和,第二次是从民国初期走向中共建国,第三次则是从毛泽东时代迈进邓小平时代。而这三次过渡,又都以国难(national trauma)为契机而开启,例如甲午战争惨败、日军侵华及国共内战以及十年文革浩劫。马若德从历史推断,当下的第四次过渡,即从经济现代化向政治现代化的过渡,恐怕也要经历类似的过程。

    西方学者可能永远犯错,永远错误地估计中国的走向。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同时,党的会议和中纪委的会议传出了新的声音和精神,这一次反腐要动真格的。反腐就是生产力,反腐就能调整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政治带动经济将在下一个阶段出现。抓政治就是抓经济,甚至抓生活方式和抓文化也是抓经济。

    譬如,中央台刚刚报道了当前我国饮食业的严重浪费现象,一年餐馆里浪费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必要再去抓经济抓生产?建立一个文明的饮食文化就等于增加了食品产出。因此,中国的经济问题还要其他方面的工作来配合。如此看,2013年我们还能没信心、没希望吗?我坚信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会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更大的成就!

 

 

 

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分析和评价

赵华荃

  【作者简介】赵华荃,原国务院工业普查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北京 100070)。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支配我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经济规律,生产资料所有制又是生产关系中的基础和核心。鉴于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单一公有制与落后生产力相脱离的教训,修改后的我国《宪法》总纲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1]为了进一歩明确“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2]以上是本文量化分析和评价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理论依据。

  一、量化分析和评价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两个条件

  科学、准确地量化分析和评价公有制主体地位需具备的条件:一是统计资料的真实性;二是界定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临界值。

  第一,关于统计资料的真实性。本文以直接反映生产资料的资产为主要指标(即全社会资产,系指全国经营性资产,不包括资源性资产和行政事业性资产,从业人员和产值属于辅助指标,本文未阐述),广泛收集和科学加工整理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的历年统计年报资料。由于国家统计局没有历年关于第一、二、三产业经营性资产(即实收资本)的统计资料,只能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注册的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的“注册资本”来代替。“注册资本”资料是为工商管理服务的,虽然用来代替实收资本的全面经济情况有一定局限性,然而该局发布的全国“注册资本”资料有三大优点。一是统计范围不仅全面,包括第一、二、三产业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而且基本符合实际。按照国家工商登记的规定,企业的注册资本不得虚报瞒报,要与“实收资本”的口径基本一致(据笔者测算,“注册资本”数值为“实收资本”的80%左右)。至于全国农户的资产,采用国家统计局历年抽样调查取得的全国农户生产性固定资产数据。二是“注册资本”历年的资料系统、完整。三是“注册资本”有各种经济类型的详细分组。

  为了量化反映“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程度,首先,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确定其统计范围。即在国家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确定属于国家经济命脉的两大类共16个中类行业(包括几百个小类行业)。第一类属于国家安全和自然垄断的5个行业:采矿业、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业、金融业以及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第二类属于重要基础性的11个行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及计算机制造业。其次,收集和加工整理国家统计局历年的工业年报和2004年、2008年经济普查的上述各行业“实收资本”及其经济类型的数据。实收资本系指投资者按照企业章程或合同、协议的约定,实际投入企业的资本。再次,在上述基础上,用较为科学的推算方法来剖析混合所有制经济(即中外股份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中,各种所有制所占份额。为慎重起见,本文的有关统计只用相对数,不用绝对数。经过这样处理的一整套数据能反映所有制改革中,各类所有制经济变化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其科学性、准确性是比较高的。

  第二,关于界定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临界值(即决定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数量界限)。根据上述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分别界定“公有资产占优势”的临界值和“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临界值。在全社会资产中,公有制经济应占55%-60%,非公有制经济占40%-45%。其理论依据是:各种所有制经济分布的行业及其现代化生产水平和企业规模是不同的,从而各自的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也不相同,由此产生资产、从业人员、产值之间错综的数量关系。国有产业大部分分布在重工业,现代化水平较高,资本有机构成高,从业人员相对较少,资本周转慢,年产值较低。私营产业很大部分分布在有机构成低的轻工业、服务业,从业人员较多,资本周转快,年产值较高。因此,各种所有制的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与从业人员占总量的比重、产值占总量的比重不尽相同。根据几个年度全国工业资产、从业人员、总产值计算的平均值,公有制工业中,从业人员的比重比资产的比重小5.2个百分点,产值的比重比资产的比重小4.5个百分点;而非公有制工业中,从业人员的比重比资产的比重大4.9个百分点,产值的比重比资产的比重大4.5个百分点。两者的正负差距都在5个百分点左右,按此计算,在社会总资产中公有制经济资产占55%-60%的情况下,其从业人员比重和产值比重大体上只能分别达到50%-55%;相应地,在非公有制经济资产占社会总资产40%-45%的情况下,其从业人员比重和产值比重大体上分别占45%-50%。因此从全国来说,界定公有制资产的比重为55%-60%,非公有制资产的比重为40%-45%,是比较合适的。这个临界值比只计资产“优势”的最低值51%高出4-9个百分点。有的学者主张,公有制资产的比重占60%-65%或65%-70%为宜。笔者认为,从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实际情况出发,“公有资产占优势”的临界值定高了,不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如何设定“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临界值?由于这一重要经济概念包含的内容比较复杂,因此量化的难度大,可考虑从两个侧面、分三个层次来界定。第一个侧面是国有经济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第二个侧面是国有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控制力。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来说,这两个侧面的含义是相同的;但量化“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是一个总体上的要求,而“国有经济控制力”则是“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具体化和深化,要落实到宏观调控的实际操作之中。界定的具体内容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量化反映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即在上述16个重要行业的实收资本总额中,国有经济资本所占比重达到60%及以上。第二个层次量化反映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即在16个重要行业的实收资本总额中,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的行业资本之和占70%及以上。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的行业指该行业的资产中,不仅国有经济资产所占比重达到60%以上,而且特大和大型国有企业基本控制该行业的经济运行。第三个层次量化反映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和相对控制力,即在16个重要行业的实收资本总额中,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和相对控制力的各行业资本之和占80%及以上。国有经济具有相对控制力的行业指该行业虽未达到具有绝对控制力临界值的要求,但行业中领头的特大和大型国有企业凭借本身的经济实力(如钢铁业),或凭借国家赋予的权力(如金融业),对该行业的经济运行仍具有不同程度的控制力。在上述三个临界值中,第一、二个临界值是主要的,因为对这两者的规定不仅明确,而且要求严格;第三个临界值是次要的,因为对“具有相对控制力”的规定不仅难以明确、要求较低,而且在实际调控中的主观随意性大。应当强调,同时达到这三个临界值,才可视为“国有经济完全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如果其中有一个未达到,只可视为“国有经济基本上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本文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的2004年的实际数据,作为界定这三个临界值的基准数。这是一个经验数据,是比较符合目前我国实际情况的。

  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基本形成(20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经历了结果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年至2003年前后,《宪法》规定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基本上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从公有资产占社会资产的优势来看,全社会总资产中,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资产所占比重分别从1985年的94.1%和5.9%,逐歩调整为2000年的63.4%和36.2%,以及2003年的57.0%(国有经济占44.1%,集体经济占12.9%)和42.8%(个体经济占2.1%,私营经济占24.4%,外资经济占16.3%)。2003年两者分别落在临界值55%-60%和40%-45%之内。公有制经济资产占第一、二、三产业社会总资产的比重,第一产业为89.2%;第二产业为49.6%,其中工业为48.7%,建筑业为56.1%;第三产业为50.7%,其中运输与邮电通信业为72.8%、国内外贸易业为50.7%。除第二产业及其工业、国内外贸易业外,公有制经济在其余产业都占55%以上。

  从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来看,2004年的情况如下。[3]第一个层次即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方面,16个重要行业实收资本总额中,国有资本的比重占60.4%,在临界值60%以上。第二个层次即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方面,在上述行业实收资本总额中,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各行业资本之和占62.4%,在临界值70%以下。第三个层次即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和相对控制力方面,在上述行业实收资本总额中,具有绝对控制力和相对控制力的各行业资本之和占76.8%,接近临界值80%。上述16个重要行业中,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大体上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其具有绝对控制力的5个行业:采矿业、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业、金融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这5个行业的实收资本额中,国有资本分别占71%、83%、85%、77%、60%,都在临界值60%及以上;而且特大和大型企业对该行业中的经济运行具有绝对控制力。第二类是国有经济具有相对控制力的4个行业: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它们的实收资本中,国有资本分别占56%、48%、41%、54%,都落在临界值60%以下。然而,这4个行业中特大和大型企业的生产(劳务)在全国占重要地位,产品(劳务)质量、设备先进程度和企业现代化管理都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从而对行业中的经济运行仍具有较大的控制力。第三类是上述9个行业以外的7个行业,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很弱、在有的行业甚至己经丧失。在这些行业的实收资本中,国有资本所占比重已降到38%甚至20%以下。

  综上所述,到2003年前后,《宪法》规定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国有经济基本发挥了主导作用,从而奠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初步基础,既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三、打乱基本格局:至2010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己经动摇

  第二阶段是2003年以后,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远远超过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逐步打破了已经基本形成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到2010年,公有制主体地位己经动摇,所有制改革面临严峻局面。

  从公有资产占社会资产的优势来看,扣除价格因素计算,2010年的全社会总资产比2004年增长约1倍。这又分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公有制经济资产约减少3%,其中国有经济约增长15%,集体经济则减少约45%;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资产增长约2.3倍,其中个体经济增长约25%,私营经济增长约2.8倍,外资经济增长约2.1倍。因此,全社会总资产中,公有制经济资产所占比重直线下降,2003年占57.0%,2006年占48.6%,2008年占35.2%,2010年占26.9%;其中,2010年国有经济占22.2%,集体经济占4.7%,二者合计远低于55%-60%的临界值。此消彼长,非公有制经济资产所占比重直线上升,2003年占42.8%,2006年占51.2%,已超过一半,2008年占64.2%;2010年高达73.0%,大大超出40%-45%的临界值,其中个体经济占2.2%,私营经济占45.7%,外资经济占25.1%。

  2010年,按当年现价计算,非公有制资产比公有制资产多1.7倍,其中私营经济资产不仅比集体经济资产高出8.8倍,而且比国有经济资产还多1.1倍; 外资经济资产不仅比集体经济资产高出4.4倍,而且比国有经济资产还多13%。

  从第一、二、三产业来看,除公有制资产在农业、运输与邮电通信业占优势外,其他产业的优势都已丧失。第一产业的社会资产中,公有制资产所占比重为66.9%,其中国有经济占3.9%,集体经济占63.0%。农业的公有资产虽占绝对优势,但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基础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是最低级形式的集体经济。土地归集体所有、由家庭承包经营的生产方式仍有公有制性质,农机具等农业生产资料归农户私有,大多数农户又分散经营,经济实力弱小。2009年平均每户的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仅9971元,比2000年增加1.1倍,年均递增8.8%。

  第二产业的社会资产中,公有制资产占27.6%,其中国有经济占24.8%,集体经济占2.8%;非公有制资产则占72.2%,其中个体经济占0.9%,私营经济占37.8%,外资经济占33.5%。在工业的社会资产中,公有制资产占29.4%,其中国有经济占26.8%,集体经济占2.6%;非公有制资产则占70.4%,其中个体经济占1.0%,私营经济占30.73%,外资经济占38.7%。在建筑业的社会资产中,公有制资产仅占17.8%,其中国有经济占13.5%,集体经济占4.3%;非公有制资产占82.0%,其中个体经济占0.2%,私营经济占77.7%,外资经济占4.1%。

  第三产业的社会资产中,公有制资产占24.0%,其中国有经济占21.7%,集体经济占2.3%;非公有制资产则占75.9%,其中个体经济占2.8%,私营经济占51.8%,外资经济占21.3%。在运输与邮电业的社会资产中,公有制资产占57.1%,其中国有经济占56.0%,集体经济占1.1%;非公有制资产占42.8%,其中个体经济占3.4%,私营经济占32.1%,外资经济占7.3%。在国内外贸易业的社会资产中,公有制资产只占10.4%,其中国有经济占7.7%,集体经济占2.7%;非公有制资产则占89.4%,其中个体经济占10.1%,私营经济占73.4%,外资经济占5.9%。

  从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来看,扣除价格因素,2004-2010年国有经济资产增长15%,远低于私营经济资产增长2.8倍、外资经济资产增长2.1倍的速度。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的国有经济资产,除国有工业资产增长24%外,在其他产业都大幅度下降。农业、建筑业、运输与邮电通信业、国内外贸易业分别下降44%、23%、71%、58%。全社会资产中的国有经济资产比重直线下降,1985年尚为55.6%,还占半壁江山,2003年降为44.1%,1985-2003年平均每年下降0.7个百分点; 2010年再降为22.2%,2003-2010年平均每年下降3.1个百分点。

  比照“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临界值的三个层次要求,2010年的情况如下。在第一个层次即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方面,属于国家经济命脉领域的16个重要行业的实收资本中,国有资本所占比重直线下降,2004年为60.4%, 2006年降为56%,2008年降为44%,2010年再降为35%。2010年,属于国家安全、自然垄断的5个行业,国有资本的占比从2004年的80%降为2010年的45%;属于重要基础性的11个行业,国有资本的占比从2004年的31%降为2010年的21%,都远低于60 %的临界值。

  在第二个层次即国有经济控制力方面,2010年,属于国家经济命脉领域16个行业的实收资本中,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的各行业资本之和占23%,远低于70%的临界值,比2004年下降39个百分点;属于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和相对控制力的各行业资本之和占74%,也低于80 %的临界值,比2004年下降3个百分点。

  2010年,在16个重要行业中,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大体上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的3个行业: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采矿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国有资本在各自行业的实收资本中分别占79%、72%和68%(2004年分别占83%、71%、60%),远高于60%的临界值,而特大和大型企业对该行业的经济运行具有绝对控制力。

  第二类是凭借特大和大型企业的经济实力,具有相对控制力的5个行业: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业,黑色金属工业冶炼及压延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国有资本在各自行业的实收资本中分别占56%、45%、 34%、28%、23%(2004年分别占85%、48%、 41%、56%、54%)。除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业接近60%的临界值外,其余4个行业都远低于这一临界值。然而,这些行业中的特大和大型企业(如铁路、高速公路、民航、邮电,以及宝钢、鞍钢、武钢、包钢集团公司,郑州铝业集团公司、山东铝业集团公司,第一、二汽车制造集团公司等),在全国占重要地位、比重大,而产品(劳务)质量、设备的先进程度和企业现代化管理都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从而仍具有很大的控制力。

  第三类是担负着融通社会资金和把守国家金融大门的金融业。在该行业的实收资本中,国有资本所占比重直线下降,2004年为77%,2006年降为65%,2008年降为28%,2010年再降为12%,其余为集体资本占19%,私营资本占64%,外资资本占5%。私营融资机构发展快,虽有利于解决中小型工商企业的融资问题,但存在的严重问题是“地下融资链”,放高利贷等。例如,2011年6月,浙江省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达24.47%,接近基准利率的4倍,许多中小企业的利息支出已“吞掉”其利润的三分之一。[4]在温州,疯狂的民间借贷导致许多中小企业陷入资金断裂的危机之中。截至10月4日,该市至少有92名企业老总“跑路”。[5]同时,国际金融资本进入我国后,开始向农村延伸。现在,金融业中几家国有独资或控股的特大和大型银行,凭借国家赋予的权力,加上自身的经济实力,仍具有相当程度的宏观金融调控能力,但需高度警惕,防止上述金融私有化造成的强大冲击。

  第四类是上述9个重要行业以外的7个行业,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很弱甚至己经丧失。它们是: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及计算机等制造业。应当指出,属于这一类的多数是国家经济命脉领域中科技水平高、利润额大的重要基础性行业。这7个行业的实收资本中,外资和私营资本占88%,其中外资资本占55%,私营资本占33%;而国有资本只占10%,集体资本仅占2%。它们中多数行业的个别特大和大型国有企业还在支撑门面,但处在外资和私营资本包围之中,孤军苦战。

  综上所述,到 2010年,在社会总资产中,公有制经济资产所占比重从2003年的57%降为27%,远低于55%-60%的临界值;非公有制经济资产所占比重则从43%上升为73%,远高于40%-45%的临界值。公有制资产不仅已无优势可言,而且按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资产所占比重推算,全国从业人员总数中有60%-70%是受剥削的雇佣劳动者。到 2010年,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也明显减弱。2010年,属于国家经济命脉的16个重要行业实收资本总额中,就国有经济应起主导作用而言,国有资本所占比重仅为35%;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的各行业资本之和仅占23%;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和相对控制力的各行业资本之和占74%。这三个比重不仅比2004年分别下降25个百分点、39个百分点、3个百分点,而且低于60%、70%、80%的临界值。由此得出结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动摇。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政权性质的根本问题。

  这里需要说明,以上量化分析是笔者长期收集1965年以来特别是2003年至2010年的几万个相关统计数据,经过科学加工、整理、分析而得出的。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动摇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始自2006年,这一变化逐步明显并恶化,至2010年已发展到严重的程度。为了客观及慎重起见,笔者跟踪观察了四年才做出以上结论,详见下面的示意图。

  注:纵坐标中,公有制经济资产和非公有制经济资产占全国经营性资产比重的临界值,分别为55%-60%和40%-45%。2004年,这两者的实际值分别为57%和43%,都在临界值之内。

  图1:公有制经济资产和非公有制经济资产占全国经营性资产的比重(2000-2010年)

  注:纵坐标中,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临界值为60%,国有经济具有绝对控制力的临界值值为70%,国有经济具有绝对和相对控制力的临界值为80%。三者历年实际的运行曲线分别以红线、黄线、蓝线表示(注意用不同形状的黑线代替并对此说明做相应调整,图中的61%改为60%)。

  图2:国有经济在国家经济命脉领域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2004-2010年)

  还要指出,改革开放各个时期以来,非公有制经济之所以快速发展,固然有其内在动力,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国有经济大力支持之基础上的,后者为此牺性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因为,非公有制经济主要从事投资少、建设周期短而利润率高的产业。如2010年,属于国家经济命脉领域的16个重要基础性行业中,利润率高的上述7个行业的实收资本中,外资和私营资本占88 %,国有和集体资本只占12%。国有经济主要从事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利润较低的采矿、能源、原材料等重工业和基础设施,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大量廉价的燃料、动力、原材料以及基础设施的服务,实际上把巨额利润让渡给私营企业(浙江、江苏、广东省更是如此)。私营企业还享受鼓励出口的税收优惠政策(2008年全国工业产品出口额中,私营企业占13%,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只占3%)。

  私营企业对雇佣工人的超经济剥削尤为严重。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职工月平均工资和福利为1585元,比国有企业职工的3309元低52.1%,这是私营企业主攫取高利润的源泉;当年私营企业的利润率为6.3%,比国有企业高出1个百分点,在企业税后利润中,国有企业占8.3%,私营独资企业则占27.2%。私营企业主从1956年以前的16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1794万人,雇工7624万人。[6]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额中,外资企业占30%左右。外资企业长期享受多种税收政策的优惠,耗用我国的廉价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通过加工贸易向世界市场输出商品(2008年全国工业产品出口额中,外资企业占69%),牟取高额利润。

  四、取得多方面成就的国有经济改革及其方向性偏差

  改革开放以来,从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到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及配套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国有经济改革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但存在方向性的偏差。其主要表现有:一是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二是实行“抓大放小”的方针;二者的后果从内部蚕食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因此,亟需采取战略性措施,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制订国有经济“既抓大又抓小”的长远规划。

  (一)我国现行的《公司法》主要以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为指导和蓝本,实际上推行的是资本主导型的企业制度。这主要表现在:排斥国有企业中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地位和中国共产党在方针政策、政治思想上的领导作用。在公司治理结构权力的规定中,确认“股东是主人”,没有“企业职工当家作主,参与并监督企业管理”的条文。国有企业由出资者委派董事,成立董事会,董事会指定公司法人,并任命经理,而职工代表大会和企业党委会则丧失了重要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公司治理结构设有监事会,但其成员中没有职工和党组织的代表,企业内部人控制的情况相当严重。国有企业高管集大权于一身(不少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拥有对企业经营的决策权、管理权、财务支配权、人事任免权、薪酬制定和红利分配权等,却基本上无人监督。对这样的国有企业必须进行再改革,不能脱离我国国情,照抄照搬西方的企业制度。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要整顿公司治理结构,一方面规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应有的地位和权利,另一方面规定职工代表大会、党委会、工会行使民主管理企业和监督企业领导的地位和权利,正确处理“新三会”和“老三会”的关系,贯彻《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原则。

  要规定企业领导成员的德才标准,作为选拔和任用干部的主要依据,实行企业领导成员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和股东会任命相结合的制度,不符合标准者免职。国有企业内部的分配应遵循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规律,实行与企业领导成员业绩考核制度紧密结合的年薪制。目前在国有经济实施的企业经营者年薪制,大中企业特别是金融业高管的年薪至少有一二百万元,而国有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四五万元,背离了按劳分配原则,严重脱离群众。这是迷信、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物。

  要防范权力与资本相勾结,依靠行政垄断,将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蜕变为部门垄断所有制或完全的企业垄断所有制。

  国有企业的改革,既要遵循价值规律及其市场机制,又要遵循按比例协调发展规律及其综合平衡机制,还要遵循按劳分配规律及其按劳取酬机制,面向国内外市场,实行科学管理,包括全面计划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和全员培训管理,以班组核算和定额管理为中心,整顿规范会计核算、统计核算、业务核算三项核算制度,使国有企业具有比私有企业更强劲的内在动力和活力,开创社会主义企业现代化管理的新局面。[7]

  在实行科学管理的基础上,国家考核物质生产部门国有企业的业绩,不能GDP挂帅,既要看经济效益即新创造价值的多少,也要看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优劣。考核教育、医疗、文化等非物质生产部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业绩,不能利润挂帅,而要看教育是否培养了高素质的人才,医疗是否有效地维护人民健康,文化是否为培育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二)为了扭转公有制主体地位动摇的严峻局面,亟需制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既抓大又抓小”的长远规划(如10-20年)。 “抓大”指发展大中型国有企业、特别是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抓小”主要指发展县办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其在县域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这样做,既必需又稳妥且震动较小。县办国有企业(过去称为小机械、小轻工等“五小企业”)是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艰苦创业起家的,对发展县域经济、巩固工农联盟所起的主导作用,功不可没,但现在已所剩无几。实践表明,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政策,“抓大”是正确的,“放小”的弊病极大。后者的做法脱离农业生产力水平低的国情,否定县办国有经济在农业现代化和集体化中的主导作用,也切断了县级政府的主要财源(目前出现的 “地方土地财政”也与此有关)。

  这一规划的指导思想是,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为核心,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8]以发展科学技术为支撑,全面贯彻落实《宪法》中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的庄严规定。凡国有企业因盗卖而蜕变为私营企业或破产的,都要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追回其盗窃的公有资产(乡镇集体企业也相同)。凡属于国家经济命脉领域或行业的股份制企业,国有经济必须绝对控股;其他领域或行业的股份制企业,国有经济原则上也要绝对控股或者相对控股。

  这一规划是意义重大的攻坚战,其目的不仅在于使我国的经济总量、经济实力位居世界前列,而且为在本世纪中期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打下牢固基础,是比新中国成立之初156项工程规模更大、技术和管理力争世界一流的伟大工程。

  这一规划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筹集资金,可采取的手段和方式有,动用购买美国上万亿美元国债券的官方外汇储备,追回贪污分子盗挖的公有财产,列入中央和地方年度财政预算等。二是下大力气配备并培训德才兼备的过硬企业领导班子,这是比筹集资金更重要的大事。

  重新振兴县办国有企业的指导思想包括: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集体化和现代化以及巩固工农联盟;将这些企业纳入全国和省市自治区以大型国有经济为龙头的产业链的网状结构,发展专业化生产,努力把地缘上的优势(资源、区位、旅游等)转化为经济优势;按照陈云提出的“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原则,发挥其在县域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遵循客观规律,面向国内外市场,实行科学管理,开拓创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1060/2391834.html.

  [2]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8/65445/4526288.html.

  [3] 2003年没有此项资料,2004年是第一次经济普查的数据。

  [4]参见《须警惕“民间借贷”演变为中国版“次贷危机”》,《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9月8日。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1-09/08/content_29556982.htm.

  [5]参见嵇晨:《温州式“金融风暴”》,《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10月10日。http://www.yicai.com/news/2011/10/1124994.html.

  [6]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2010年工商行政管理统计汇编》,北京: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2011年,第134页。

  [7]原河北邯郸钢铁集团公司首创“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的企业管理模式,曾为国务院明文推广的典型。其显著的特点是将这三个规律及其三项机制结合起来,落实到企业、车间、班组以至于个人,形成工人当家理财的生动活泼局面。

  [8] 详见赵华荃:《遵循客观规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两个发展战略,解决两个关键问题》,《管理学刊》2011年第5期。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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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宪政国家

吕超

    作者简介:吕超,山东莒县人,男,1959年9月生。山东省莒县东夷文化研究院院长,山东省东夷文化研究院筹委会主任。所研究课题《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原始文化三次大规模叠加》在2011年获山东省科技成果一等奖,并于2012年3月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山东社科论坛.2011》上发表。从1994年开始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研究》中的系列课题,历时十八年,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研究》全部相关项目,形成系统的社会主义宪政体制可行性方案。并于2012年6月被收入《山东省社科专题论坛——保障和改善民生研讨会文集》。

    提要: 建立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形成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三权一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政体制。使党的领导实现法治化、程序化。使国家的立法、行政体制实现民主化。

    关键词:社会主义 宪政 体制

    从革命到宪政的过渡,是每个民主法治国家进入现代政治社会的必由之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所谓的宪政就是以宪法为前提 , 以民主政治为核心 , 以法治为基石 , 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法的实施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 , 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 , 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是宪政的集中表现 , 实行法治是宪政的基石。

    关于宪政

    英国是近代宪政的策源地,英国宪法被西方学者誉为“近代宪法之母”,英国议会有着长期不断的历史,它由国王、上议院(贵族院)、下议院(众议院)组成,是英国的立法机关。在英国产生了议会统揽一切的现象。英国强调的是议会集权制,而非分权,他们的分权原则是在集权原则之下的有条件的分权。一切立法必须由下院提出法案并通过,然后交上院批准,再以英国国王的名义发布,此环节缺一不可。英国是最早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但也是实现普选最晚的国家。从地主和资本家的民主开始,到全民普选走了二三百年。美国实行的是宪政联邦共和制。"联邦"体现在美国的体制是由一个全国政府和50个州政府组成。"共和制"则是指一个由人民掌权、但由人民选出的代表执政的政体。《合众国宪法》诞生于1788年,是美国政体的蓝图。它规定政府由三个分支组成(立法、行政、司法) 。《宪法》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创立了三权分立的制衡体制,使政府的任一分支都对其他两个分支具有某种约束力。美国虽然实行联邦制、三权分立、代议制原则,也赋予了一些人民的权利。但总统在国家政治体制中拥有绝对的权威。在美国,总统只向宪法负责,统揽美国的行政大权。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军事统帅、及执政党领袖于一身。参政两院也时常被党派所掌控,成为大资产阶级代言的工具。法国第四共和国于1958年6月立法授权总理戴高乐起草新宪。1958年制宪法原则:普选为权力唯一来源,无论立法行政需遵循此原则;立法及行政权应确实分离;政府须向国会负责;司法保持独立。在立宪之初,制宪者的首要目标是建立一个稳定并能运作的政府,它并未被设想去保护《人权宣言》及其后的宪法与法律所包含的公民权利。但在1971年,宪法委员会决定:基于“共和国法律所承认的基本原则”,判决侵犯结社自由的议会法案违宪。此后,宪法委员会对人权保护的司法审查构成了其案例法的重要部分。当然无论是中国的学者还是西方的学者在研究宪政时都以欧美为样板,并把欧美的宪政作为标准。其实宪政无定式,切合实际就是标准。搞宪政,欧美的经验当然要学习,亚洲的创造也应得到重视。宪政是手段,达到民主法治才是目的。

    中国的国情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人口众多,多民族,国土面积大,地域差别大。近代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和封建政府的没落,国力衰微,遭受了近百年的列强欺辱。从清末到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各族人民经过近百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坚苦卓绝的奋斗,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经过八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取得的,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宪政改革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宪政改革的关键是要科学地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在宪政体制下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立法机关、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二是处理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关系。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宪政国家就是要实现:党的领导法治化、程序化,立法和行政体制民主化。实现这个目标关键的一环是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形成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三权一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政体制。

    关于违宪审查

    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是为监督和保障宪法实施而设立的专门机构,普遍的提法是违宪审查机构。现在国际上行使违宪审查权的主要有下列机构:立法机构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宪法委员会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在美国,1803年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中做出的宣布国会制定的法令是违宪的裁决通常被认为是最高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的首例。从此正式确立了法院审查立法合宪性的权力,美国最高法院有时甚至成了有效制衡立法行为的“超级议会”。议会违宪审查源自英国。在英国,议会拥有解释宪法和监督宪法的权力。英国实行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新法对于与之冲突的旧法有自然的替代作用。1920年奥地利首先设立了宪法法院。同英、美等国不同,许多欧洲大陆国家如奥地利、意大利、联邦德国等约26个国家是在普通法院之外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来行使司法审查权的。法国革命沉重的打击了掌握司法权力的封建贵族(“第二等级”),法官被认为是旧体制的遗产,因而,其干预立法和行政事务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在法国,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是宪法委员会。法国于1958年现行宪法专设宪法委员会一章对宪法监督委员会的组成,职能和运行机制作了详尽的规定。法国宪法56条规定“宪法委员会的成员为九人,任期九年,不得连任。宪法委员会每三年改选三分之一。三人由共和国总统任命,三人由国民议会议长任命,三人由参议院院长任命。除上述规定的九个成员外,历届前任共和国总统为宪法委员会终身当然成员。宪法委员会主席由共和国总统任命。在裁决时,如双方票数相等,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法国宪法委员会的职能主要体现于四个领域:选举、总统紧急权力、立法与执法分权、法案审查。

    我国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旨在依法保护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制度。

    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构想

    一、基层公民大会

    基层公民大会由基层单位全体公民参加。基层公民包括:农村村民、国有单位企事业职工、城市居民等。基层公民大会选举基层公民大会委员会。选举村长。评议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对本单位党员和党员候选人进行民主评议。直接选举全国、省、县各级人大代表。直选国家主席、省长、县长、乡长直至村长。参加全民公投批准宪法修正草案。参加全民公投批准国家重大事务的解决方案。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一切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力。基层公民大会,以直接的人民民主为主要形式,是人民权力高于一切的重要体现。

    二、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

    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由六名社会主义理论专家和六名法治专家组成。六名社会主义理论专家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提名,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表决决定;六名法治专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投票表决决定。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委员长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任。其他委员不得有任何社会兼职。为了保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和宪法原则,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有权审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一切决议和提案,监督国家主席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全民公决投票。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有权批准和否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和提出的关于修改宪法的全民公决议案,有权批准和否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国家重大事务全民公决议案。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颁发国家主席和全国人大委员长委任状,在国家主席有渎职行为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国家主席政治上无能的条件下罢免国家主席。地方宪法监督机构可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设置,其职权由上一级宪法监督机构根据实际情况依法授予。建宪法监督委员会重点在党内在国家机关,工作量不大,从地方建起一至三年即可完成。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依法理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行政立法机构的关系,为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创造条件。

    三、中国共产党

    成立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中共中央党校和国家舆论宣传机构。协调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中央人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任免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任免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社会主义理论专家成员。

    中国共产党是宪法规定的执政党,决定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决定着亿万人民的福祉。《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全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党必须自觉的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宪法在赋予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力的同时也必须规定中国共产党接受全体人民一定形式的监督。公民大会评议制度就是很好的监督制度。一、所有党员必须接受一年一度的公民大会评议。民主评议票数不过半的,在党内不得享受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接受党内同级党的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一年一度)的民主评议,民主评议票数不过半的,终止本届任期内在党内的领导职务。三、入党候选人必须接受党支部所在单位的全体公民的民主评议。评议票数不过半者,不得转为正式党员。通过民主评议制度的实施,使我们的党更具有先进性、代表性。进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公民大会通过对党员和入党候人的年度评议也间接的实现了人民对党的领导的在法律程序上的认可和授权。

    四、 全国人大常委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批准中央人民政府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协议、和合同。随时对国家主席和各部部长进行质询和弹劾。批准政府需要采取的紧急措施等。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任何议案都必须得到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批准后才能成为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国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最高审计署署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决定。为了避免专权和保障立法的公正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任期为两年,可连选连任两届。

    五、中央人民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中央人民政府设主席,副主席。主席可委派第一副主席管理日常国家事务。民选后的中央人民政府不设国务院,实行主席内阁制,由主席直接领导政府各部委工作。中央人民政府依照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处理一切国家的行政事务。

    中国的宪政改革要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一是在全国城市企事业单位和农村村集体等基层单位建立基层公民大会。使人民民主实体化。形成中上层代议制和基层人民民主制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为全面的进行宪政改革奠定组织基础。二是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宪法监督委员会。为行政体制民主化和议会(人民代表大会)体制民主化做好组织准备。三是根据县级直选有限自治的条件,先期实现县级直选有限自治。县级直选包括:县级直选、乡镇级直选、村级直选。直选范围:县级及县级以下的人大、政府领导人,县级及县级以上的人大机关分配给地方的各级人大代表。有限自治是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县级以下地方政府自主处理本地事务。

    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的宪政方案得到全面实施的基础上,全面实施各级人大常委会领导(委员长副委员长)的直选,全面实施各级政府行政领导(国家主席、省长、县长、乡镇长、村长等)的直选。完成中国的宪政改革。实现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三权一体的国家政权体系。

    现在在英国,一个法案要经过上院、下院通过,国王签署颁行才能实施,三者缺一不可。中国是个大国,法律法规的出台,更应该慎之又慎。一个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让同时代的人纠正比让后人纠正所付出的代价要少得多。

    在中国建立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意义:

    一、通过基层公民大会对党员评议和对立法、行政机构领导的直选,实现了“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这一宪政基本原则。基层公民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区别于资本主义代议制贵族化制度的最主要的标志,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当家做主的最根本的体现。
    二、在公民大会基础上通过民主的途径建立起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并使其在宪法范围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使其相互相之间有一定的制衡作用,这样就使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纳入了宪政体系。
    三、在中国建立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使中国共产的领导由单纯的理论指导上升到法制管理。不但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根本的保障。通过法制手段和法律程序实现党的领导,可以使党的领导更加规范,更具有权威性。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可以避免国内外反动势力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使国家实现长治久安。

    四、在中国建立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进一步得到巩固,必将鼓舞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心,有力地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以预见,二十一世纪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必将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宪政体制后掀起新的高潮。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将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

    事实上,中国的宪政改革,既不能回到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也不可能跨越现行国家体制去建空中楼阁,它是现行体制的发展和继续,是对现行体制的完善。在中国要实现宪政改革,就必须“建立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形成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三权一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政体制。使党的领导实现法治化、程序化,使国家的立法、行政体制实现民主化”。这是最佳选择,也是唯一选择。

    参考资料:

1.《美国宪政体制研究》作者:万昌华、万颖,齐鲁书社,2010年11月
2、《法国第五共和宪法与宪法委员会》作者:李晓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10-01
3、《宪政体制形成与近代与英国的崛起》作者:魏建国,法律出版社,2006-12-01
4、《从“烟草抗议”到“宪政革命”——伊斯兰教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伊斯兰民族主义》作者:刘中民,《西亚非洲》2008年第12期。
5、《中华民国宪政之父与民国宪政之梦的幻灭》作者:何鹏,《中西法律传统》2009年00期
6、《东盟国家宪政制度研究 》作者: 米良,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11-01
7、《世界宪法法院法选编 》作者:胡建淼、杜议方,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08
8、《俄罗斯宪法法院研究》作者:尤晓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03
9、《宪法审查的程序研究》作者:刘义、林来梵,法律出版社2010-12

    注:本文摘自《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研究》第五章,作者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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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欧洲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东艳副研究员

2013年0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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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第4季度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报告
 

 

 

 

 

 

发件人:汤敏<tangmin.youcheng@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抄送人:(无)时 间:2013年02月10日 21:19 (星期日)附 件:3个(人民日报 如何确保居民收入翻番.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居民收入要翻番政府企业需让利

国务院参事 汤敏

经济参考报 2013年2月1日

  长期以来,居民收入增速远低于GDP增长,实现两个翻番不仅是社会公平公正的需要,也是推动经济结构改革,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要保证居民收入翻番,分配结构需做大调整,首先,政府要保证财政不过度超收,同时减少开支;在企业方面,政府需改革现在的利率政策,加大国有企业向国家财政分红比例,企业也要向居民让利。

  实现两个翻番事关中国经济未来

  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GDP与居民的实际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实现两个翻番,特别是第二个翻番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 造成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地下降的现象。目前中国经济中很多重大结构性问题,都与这一比例下降有很大关系。比如说,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出口与投资,内需不足是我国当前经济结构最大的问题之一。而内需不足又主要表现在居民消费不足,这又是因为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51%下降到2011年的35%左右。造成这一现象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GDP增长。又比如说,我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民收入增长不但远低于GDP增长,也远低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

  内需不足,就不得不靠投资。国家就不得不上很多大项目,政策就要向工业、向城市、向国有企业、向大项目倾斜。银行、金融业也要往大里做,以便支持巨额投资的需要。而不断投资的结果是产能越来越大,内需不足就不得不出口,造成大量的贸易顺差。这不但容易与别国产生贸易摩擦,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在动荡的世界金融市场中也很容易缩水。

  因此,实现GDP与居民收入的两个翻番,不仅是社会公平公正的需要,也是推动经济结构改革,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要保证居民收入翻番 分配结构需做大改革

  要在未来的八年中实现居民收入增长翻番,并不简单。据统计,改革开放三十三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平均年增长率为7.4%。也就是说,居民收入年增长率比GDP增长率平均低2.5个百分点。如果未来8年中国GDP增长维持在7.5%—8%,按这一比例,则居民收入增长为5%—5.5%左右,达不到翻一番7.2%的要求。即使拿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的最近十年的数字来看,2002—2011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为9.2%,农村纯收入平均增加8.1%,比同期GDP增长率还分别低1.5与2.6个百分点。
  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特殊的政策和有力的措施,在未来八年GDP年增长7.5%—8%的条件下,居民的收入增长难以达到年增长7.2%。换句话说,要保证居民收入翻番,在收入分配的结构上就要有大的改革。依靠过去三十年,甚至过去十年的发展模式显然就不够的。

   如果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那么谁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呢?从国民经济的初次分配的角度来看,GDP生产出来后,大体上被划为三块:一块是政府的收入,包括税收及政府的其他收入;第二块是企业利润;最后一块属于居民,通过工资、农产品(6.21,-0.10,-1.58%)销售收入及其他收入来维持居民生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减少,就意味着政府与企业的收入比重在加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0年,我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5.8%,1995年最低的时候仅占10.9%,而到2011年已经上升为22%。这还不包括近年来增长很快的土地出让金,国企收入等收入。而企业利润占GDP的比重也一直在攀升。政府与企业收入增长远远快于GDP的增长,就挤压了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

  因此,要确保居民收入翻一番,除了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之外,要进行收入分配的大结构性调整。说白了,就是政府与企业要让利。

   避免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过快 减少不必要开支

  那么,政府与企业应如何分别向居民让利呢?根据历史数据,GDP增长率与居民收入增长率差两个百分点左右。从现在的收入水平,大体上是每年一万亿人民币左右。要这一万亿每年从政府及企业当中拿出来给居民,还要尽可能地让低收入的居民能多拿到一些,以缓解贫富差距。
  首先,假定,纯属假定,在上述居民收入增加的一万亿中,一半由政府拿,一半由企业拿。该如何进行?当然也可以是政府少拿点,企业多拿点,反之亦然。这里仅提出一个思路,供学者们参考。

  按2011年政府财政收入规模,5000亿等于是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5%左右。过去十年,政府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20.4%,减去平均通胀率2.6%,实际增长为17.8%。如能把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降到与GDP增长同步的水平,即年增长8%,加上3%-4%的通胀,为11%-12%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能保证政府的收入与GDP增长同步,甚至高一点,但不要高得太多,政府每年的这5000亿就绰绰有余地让出来了。

  因此,要保证两个翻番的第一条就是政府不过度超收,财政收入不要增长过快。财政部,税务总局的工作绩效要加上一条,在保证政府的收入时,不要收过头税,税收少了是没有完成任务,税收多了也没有完成任务,绩效评估时也要扣分。
  在具体执行上,可以考虑如下的一些措施,如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提到5000元左右;加大对小微企业减税力度。目前很多小微型企业是按照“个体工商业户生产经营所得”或“承包承租所得”税目交纳个人所得税,其最高税率为35%,比企业所得税率高10个百分点,很不合理,可将至与企业所得税税率的一致。

  除此之外,未来政府在一些民生问题上的补贴也可以考虑少给企业,多给居民。例如对水电气、公交、种子、化肥等的补贴,现在更多地是补到企业头上,并没有算进居民的收入。政府花了不少钱,老百姓感觉不强烈,企业也不感激政府,还造成了价格的扭曲,吃力不讨好。如把这笔钱补进老百姓的收入中,让价格高一些,由老百姓自己来决定如何消费,消费多少。政府同样的支出,资源会得到更好的利用,百姓的收入也会提高。补贴居民,可以贫困与低收入人群多补,中等收入人群少补,富人不补。

  要政府减收,前提是政府要减支。现在新开展的民生工程越来越多,过去的欠账也要不断地补回,财政增收速度下降,会给政府的运作带来很大的压力。因此,在提出两个翻番,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的同时,政府同时要减少开支。要加快梳理政府的支出结构,把不该花的钱,坚决地节省下来。最近中央转变作风的八项规定,反对舌尖上的浪费等,就是很好的措施。

  改革利率政策与加大国企上缴分红比例

    在过去的几十年改革开放中,企业的利润也一直在攀升,利润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要确保居民收入翻番,进行收入分配改革,企业也要让出,比如说,1个百分点的GDP利润来算,也就是5000亿一年。然而,与政府部门的统一结算不一样,企业的收益是严重的苦乐不均。一部分企业获得暴利,并不一定是因为它经营有方,而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政策,或是它的垄断地位造成的。因此,这部分企业在提高居民收入上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而那些本身就在生死线上挣扎,岌岌可危的企业就不应该承担这些责任。

  从这个原则出发,目前首当其冲要让利的应该是银行业。据报道,去年全国银行业的利润高达1.25万亿,其利润率甚至高过烟草与石油业。银行获得高利润固然与员工的努力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国家政策把存款利率定得过低。很多时候一年定期存款利率还低于通货膨胀率,这就造成了银行较高的存贷差。而我国银行80%的利润又来自存贷款业务。所以说,是国家的利率政策,造成了相当部分企业赔钱,唯银行业赚大钱的不合理现象。

  因此银行业要向居民让利。我国居民存款总额近40万亿人民币。这就是说,如果存款利率提高半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就能增加2000亿人民币,几乎是半个百分点的GDP.

  另一个切实可行的企业向居民让利的机制是加大国有企业向国家财政分红比例。2011年我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达2.26万亿人民币。如果能够把国有企业向财政分红的比例从目前的10%左右提高到25%到30%,那么,每年财政就能增收3400-4500亿人民币。可以再通过国家财政把这部分钱用来给城乡低保人群,贫困地区,退休人员增加收入或退休金。

  还有一些能够增加企业向居民让利的方法。例如,如果国家在金融、税收以及其它各种政策上向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小微企业、向服务业倾斜,劳动力市场就会更加紧缺,从而使企业不得不增加工资来吸引员工或留住员工。这样就造成了通过市场机制大面积增加劳动者收入的效果。在这些领域工作的往往是人群中收入比较低的农民工。他们的工资较快增长,还会带动农村短工工资上涨,从而可以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的政策建议,是针对确保两个翻一番的问题,涉及的主要是国民经济的第一次分配,即GDP在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在收入分配的问题中,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收入如何在居民之间的分配,以及政府如何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使城市居民间、农村居民间、以及城市与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更公平更合理的问题。即使是完成了上述的政府与企业向居民让利,也不能保证居民间的收入分配的公平。这还要有其它的收入分配政策的配合。然而,如果没有一次分配的公平,居民在第一次分配时切到的蛋糕越来越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二次分配也很难分得好,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公正。

  收入增长切忌揠苗助长

  在举国上下都在谈居民收入翻番时,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居民收入过度增长。在我国就怕大跃进,很多好事、好政策,一大跃进就把好事变成了坏事。从我国经济的承受能力来看,从企业对员工工资增长的消化能力来看,每年增加7.2%再加上通胀3%,也就是每年一成左右的工资增长,已经是上限。农民的收入更难保持年年有一成的增长。如果再高于这个增长速度,就可能要出问题。

  过高的收入增长可能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通货膨胀。目前我们保持的低通胀的态势实际上很脆弱。由于恶劣天气的影响,国际粮价正在攀升。这将会影响到国内的粮食价格与食品价格。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也会推动农产品成本的增加。如果通货膨胀上涨过快,居民好不容易增加的一点收入就会被抵消掉,老百姓会抱怨得更厉害。在80年后期与90年代中期都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过高收入增长可能造成的第二个后果是大规模的企业倒闭。中国经济正处转型之中。很大数目的小微企业都是在微利中生存。我与很多小企业家谈过,他们对能够承受每年10%的员工工资增长很没有信心。如果每年工资增长高于10%,大批的企业会倒闭。这又可能造成大批工人失业的现象。

  真理往前再多走一步就成了谬误。十八大后,各地政府都在制定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头脑过热的现象。中央定的10年翻一番,好几个省已将之加码成五年翻番。这种拔苗助长、好大喜功的现象一定要引起关注。

 

 

 

  大军网编者按:除了官话就是官话,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东西。】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终出台

国务院批转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全文)

宏观经济国务院办公厅

2013-02-05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  2013年2月3日

 

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求,深入推进“十二五”规划实施,完善收入分配结构和制度,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推进,破除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上,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不断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基本确立,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框架初步形成,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平均每十年翻一番,家庭财产稳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实践证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是与基本国情、发展阶段总体相适应的。

二、准确把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1.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发展中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着力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体制环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并重,继续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为重点,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2.主要目标。

    ——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倍增。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力争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扶贫对象大幅减少,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橄榄型”分配结构逐步形成。

    ——收入分配秩序明显改善。合法收入得到有力保护,过高收入得到合理调节,隐性收入得到有效规范,非法收入予以坚决取缔。

    ——收入分配格局趋于合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明显提升。

三、继续完善初次分配机制

    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扩大就业创业规模,创造平等就业环境,提升劳动者获取收入能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深化工资制度改革,完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决定和增长机制。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机制。

    3.促进就业机会公平。大力支持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小型微型企业和创新型科技企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完善税费减免和公益性岗位、岗位培训、社会保险、技能鉴定补贴等政策,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完善和落实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等鼓励自主创业政策。借鉴推广公务员招考的办法,完善和落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制度,在国有企业全面推行分级分类的公开招聘制度,切实做到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

    4. 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足额提取并合理使用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经费,保障职工带薪最短培训时间。新增财政教育投入向职业教育倾斜,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建立健全向农民工免费提供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制度。完善社会化职业技能培训、考核、鉴定、认证体系,规范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提高技能人才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

    5.促进中低收入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建立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及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根据经济发展、物价变动等因素,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到2015年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研究发布部分行业最低工资标准。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积极稳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和行业性、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到2015年,集体合同签订率达到80%,逐步解决一些行业企业职工工资过低的问题。落实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研究出台劳务派遣规定等配套规章,严格规范劳务派遣用工行为,依法保障被派遣劳动者的同工同酬权利。

    6. 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逐步缩小行业工资收入差距。建立与企业领导人分类管理相适应、选任方式相匹配的企业高管人员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综合考虑当期业绩和持续发展,建立健全根据经营管理绩效、风险和责任确定薪酬的制度,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缩小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对非国有金融企业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和股东大会在抑制畸高薪酬方面的作用。

    7. 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建立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调查比较制度,完善科学合理的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适当提高基层公务员工资水平;调整优化工资结构,降低津贴补贴所占比例,提高基本工资占比;提高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标准,抓紧研究地区附加津贴实施方案。结合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建立健全符合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工资分配制度。

    8.健全技术要素参与分配机制。建立健全以实际贡献为评价标准的科技创新人才薪酬制度,鼓励企事业单位对紧缺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实行协议工资、项目工资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有利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分配政策,探索建立科技成果入股、岗位分红权激励等多种分配办法,保障技术成果在分配中的应得份额。完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特殊津贴制度。允许和鼓励品牌、创意等参与收入分配。

    9.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落实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强化监管措施,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适度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保护存款人权益。严格规范银行收费行为。丰富债券基金、货币基金等基金产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拓宽居民租金、股息、红利等增收渠道。

    10. 建立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全面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国有资本收益,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范围。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十二五”期间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11. 完善公共资源占用及其收益分配机制。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国有土地、海域、森林、矿产、水等公共资源出让机制,加强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监管,防止通过不正当手段无偿或低价占有和使用公共资源。建立健全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全民共享机制,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务支出。

四、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

    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税收调节力度,改革个人所得税,完善财产税,推进结构性减税,减轻中低收入者和小型微型企业税费负担,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按照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不断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实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制度。

    12.集中更多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对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扶贫开发等方面的支出,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财力支持。严格控制行政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十二五”期间中央和地方机构编制总量只减不增,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坚决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三公”经费预算,全面公开“三公”经费使用情况。“十二五”时期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提高2个百分点左右。

    13. 加大促进教育公平力度。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全面落实九年义务教育免费政策,严格规范教育收费行为。进一步完善普通高中、普通本科高校、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政策,逐步提高补助标准。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提供补助。切实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当地中考、高考问题。

    14.加强个人所得税调节。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和处罚措施,将各项收入全部纳入征收范围,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双向申报制度和全国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依法做到应收尽收。取消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等税收优惠。

    15.改革完善房地产税等。完善房产保有、交易等环节税收制度,逐步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细化住房交易差别化税收政策,加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合理调整部分消费税的税目和税率,将部分高档娱乐消费和高档奢侈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

    16.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十二五”期末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分类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研究推进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健全城镇居民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养老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发挥商业保险补充性作用。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渠道,建立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制度。

    17.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提高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和待遇水平,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推进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门诊统筹。“十二五”期末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医保基金支付水平达到75%以上,明显缩小与实际住院费用报销支付比例的差距。建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实现统筹区域和省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逐步增加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18.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满足困难家庭基本需求。“十二五”期末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左右,按质量标准完成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1000万户以上,实现全国游牧民定居目标。

    19. 加强对困难群体救助和帮扶。健全城乡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提高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建立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独居、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完善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推进孤儿集中供养,建立其他困境儿童生活救助制度。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

    20.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积极培育慈善组织,简化公益慈善组织的审批程序,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举办医院、学校、养老服务等公益事业。落实并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年度扣除。加强慈善组织监督管理 。

五、建立健全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促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1.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稳步提高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完善大宗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养新型经营主体,支持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对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投入,促进产销对接和农超对接,使农民合理分享农产品加工、流通增值收益。因地制宜培育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和乡村旅游,使农民在农业功能拓展中获得更多收益。

    22. 健全农业补贴制度。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稳定增长机制,完善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和粮食直补政策,增加农机购置补贴规模,完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新增农业补贴向粮农和种粮大户倾斜。完善林业、牧业和渔业扶持政策。逐步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适当提高保费补贴比例,进一步细化和稳步扩大农村金融奖补政策。

    23.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确保农民分享流转收益。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征地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合法权益,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24.加大扶贫开发投入。大幅增加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新增部分主要用于支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加大以工代赈力度,努力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十二五”时期,对240万生存条件恶劣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异地扶贫搬迁;按照人均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扶贫标准,到 2015年扶贫对象减少8000万人左右。

    25.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定公开透明的各类城市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探索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重点推进解决举家迁徙及新生代农民工落户问题。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六、推动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大力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强制度建设,健全法律法规,加强执法监管,加大反腐力度,加强信息公开,实行社会监督,加强基础工作,提升技术保障,保护合法收入,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26. 加快收入分配相关领域立法。研究出台社会救助、慈善事业、扶贫开发、企业工资支付保障、集体协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转移支付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及时修订完善土地管理、矿产资源管理、税收征管、房产税等方面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财产登记制度,完善财产法律保护制度,保障公民合法财产权益。

    27.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将拖欠工资问题突出的领域和容易发生拖欠的行业纳入重点监控范围,完善与企业信用等级挂钩的差别化工资保证金缴纳办法。落实清偿欠薪的工程总承包企业负责制、行政司法联动打击恶意欠薪制度、保障工资支付属地政府负责制度。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

    28.清理规范工资外收入。严格规范党政机关各种津贴补贴和奖金发放行为,抓紧出台规范改革性补贴的实施意见。加强事业单位创收管理,规范科研课题和研发项目经费管理使用,严格公务招待费审批和核算等制度规定。严格控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高管人员职务消费,规范车辆配备和使用、业务招待、考察培训等职务消费项目和标准,职务消费接受职工民主监督,相关账目要公开透明。

    29. 加强领导干部收入管理。全面落实《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严格执行各级领导干部如实报告收入、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的规定,对隐报瞒报、弄虚作假等行为,通过抽查、核查,及时纠正,严肃处理。继续规范领导干部离职、辞职或退(离)休后的个人从业行为,严格按照有关程序、条件和要求办理兼职任职审批事项。

    30.严格规范非税收入。按照正税清费的原则,继续推进费改税,进一步清理整顿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坚决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和基金项目,收费项目适当降低收费标准。建立健全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

    31.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围绕国企改制、土地出让、矿产开发、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强化监督管理,堵住获取非法收入的漏洞。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偷税逃税、内幕交易、操纵股市、制假售假、骗贷骗汇等经济犯罪活动。严厉查处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行为。深入治理商业贿赂。加强反洗钱工作和资本外逃监控。

    32. 健全现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大力推进薪酬支付工资化、货币化、电子化,加快现代支付结算体系建设,落实金融账户实名制,推广持卡消费,规范现金管理。完善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发票管理和财务报销制度,全面推行公务卡支付结算制度。整合公安、民政、社保、住房、银行、税务、工商等相关部门信息资源,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收入信息监测系统,完善个人所得税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城乡住户收支调查一体化制度。

七、加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组织领导

    33. 统一认识,加强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充分认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统筹协调机制,把落实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作为重要任务,纳入日常考核。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工作指导,强化监督检查,认真总结经验,及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34.突出重点,强化实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与国有企业、行政体制、财税金融体制等相关重点领域改革有机结合、协同推进。各有关部门要围绕重点任务,明确工作责任,抓紧研究出台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及时跟踪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各地区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措施,确保改革各项任务落到实处。鼓励部分地区、部分领域先行先试,积极探索。

    35.深入宣传,注重引导。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全社会从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正确认识当前存在的收入分配问题,深入宣传坚持科学发展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本途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切实做好各项改革政策的解读工作,加深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艰巨性、复杂性的认识,引导社会预期,回应群众关切,凝聚各方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投资是准消费

Magic 妮娜 经济学人

2012-10-12

    很多人担心,中国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会使中国容易蒙受投资泡沫破裂的风险。但是,最近由高盛集团的张寅(音译)和迈克尔·布坎南写的一篇论文提出,中国的投资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过剩。实际上,大约有40%的投资都可以被看做是“准消费”。

    建设干净安全的校舍和医院能够让家庭直接受益,这是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准消费。 宽泛的概括交通投资的性质更加困难,例如,建设一条货运铁路可以缓解严重的交通拥堵,有利于运输煤炭等等,因此可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生产能力,而建设一条更加舒适的铁路线可能更接近于“准消费”。

    对萨姆纳先生来说,投资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投资是指生产资本货物。句号,就这么简单。资本货物是耐用性很强的资产,如铁路、机场、公寓、医院、学校等等。尽管厂房的耐用程度稍逊于本人所列举的其它商品(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它也属于资本货物。 当然,这大体上是对的。耐用性是关键。如果一件商品是用于生产其它商品的,而且不会在生产过程中用尽,那通常就可以算作一件资本货物。

    在这里声明一下,高盛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些会计学定义是完全了解的。因为他们写道:“这里的关键并不是国民账户错误的记录了对学校、医院、交通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的投入——这些投入创造了耐用的资产,因此它们被记为投资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耐用性并不是投资的全部意义。比如,一辆车能够提供有用的服务,也至少能使用一年以上。如果一家公司购置了一台新车,就可以视为投资。但是如果一个家庭买了一辆车,就算作消费。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是简短而明显的:买主不是公司而是家庭。更深层次的原因是:GDP数据通常不将在家庭内部产生的服务计算在内。GDP不会计算私家车出行和私人烤炉烘烤出来的食物等等。这些活动超出了生产定义的“界线”或“边界”②。由于国家会计师并不会将汽车提供的消费性服务计算在内,他们把汽车本身看成是消费。弗朗索瓦·利丘勒和德里克·布雷兹在国民核算导论中写道:“按照惯例,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除了住房以外,都可以认为一旦被家庭购买了,就会一次性完全消费掉。”

    在国民核算中,生产和非生产之间的界线是非常清晰的。但是这个界线的划分也有些武断。例如,假设一个家庭购买一所房子用于自己居住。这所房子明显是耐用资产,但是它所提供的服务(住所)也是在家庭内部产生。你可能会认为,国家会计师会将私人住宅与私家车归为一类统计。但是他们对这种情况作了一个区分。统计学家们将原因“归咎于”房子隐含的租金,租金依据租赁市场上类似房子的租价来计算。这种计算方式使GDP数据包含了由私人住房所提供的消费性服务。可以说它们是被划归在生产的界线之内的。住房也因此可以被归类为资本货物而非耐用消费品。

    原则上,国家会计师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来统计汽车。就像他们当前推断住房所有者支付了隐含租金一样,他们可以依据汽车租金水平将汽车当成资本货物,“归咎于”驾车出游的市场价值。汽车本身则可以被视为投资。(按照国内生产净值来计算,汽车在一年内的损耗可以被记为贬值,或者“资本消耗”)

    因此,萨姆纳先生的观点并不是完全正确的。耐用性不是衡量的唯一标准。看似完全属于生产界线之内的商品也有可能超出这一界线。我们可以说,投资是指生产耐用资产。逗号。但是如果一些耐用商品(汽车、洗衣机等等)足够接近消费者,即它们所提供的服务由各个家庭直接享受,而不是体现在另一个商品中、以市场交易为媒介或者包含在GDP数据之中,那么这些商品的购买可以就算作是消费,而不是投资。统计学家对这些商品的归类是有些“弹性空间”的。

    高盛的经济学家们并不是这样解释的,但是他们的思维实验的确强调,由住房和社会基础设施提供的服务就像乘坐私家车出行一样,即使没有超出GDP的界线,也是非常靠近边缘的。由楼房提供的住所、由地铁提供的交通和由学校提供的教育都是家庭成员能够直接享受到的服务。如果这些服务不能够合理地体现在消费性开支数据中,那么把耐用资产本身计入消费数据③当中就是非常有趣的。这样一来,概念的变动就使高盛的经济学家们对住房和地铁的统计处理与国家会计师对汽车的统计处理成为一类:

    由对住房和基础设施投资产生的耐用资产在一年之内不会消耗完,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只统计它们在一年之内产生的价值……并不是一种按照时间推移来评估消费模式的完美方法(我们也应该折算出未来产生的服务)。然而,……购买其它耐用消费品如洗衣机、汽车、空调等等也存在这种问题……

     GDP界线这一想法也帮助阐明了“生产能力”一词,这个词在上文也是争议点。根据上面的论文片段,建设新的地铁线、医院或学校不能提高社会的“生产能力”,至少不能在短期内提高社会“生产能力”。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萨迪洛斯”在萨姆纳先生的文章下面指出了这一点)。一条舒适的地铁毫无疑问能提高生产能力。至少,它能提高社会提供舒适的地铁出行的能力。如果地铁线路不能提高生产能力的话,“生产能力”又到底是作何解释呢?

    我凭直觉判断,觉得高盛的经济学家们似乎指的是一些和公司能力相近的东西: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生产能在GDP数据中体现其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这就排除了在生产定义边缘的服务,即在家庭内产生的服务或者以象征性的价格购买的服务,比如舒适的地铁出行。

    高盛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耐用资产,为消费者们提供了直接的服务。这难道是中国的投资热吗?亦或是准消费?

    中国的统计学家的确也考虑到业主所有者的租金,将住房列为资本货物。地铁费用(北京地铁单程票价为两元)等也应当计入家庭消费数据中。政府提供服务的价值也体现在生产这些服务的成本之中,包括以固定资本消耗(如日常损耗)为代表的资金成本。因此,由住房和基础设施提供的服务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体现在消费数据中。但是地铁票的价格只反映了一小部分服务的实际价值。房产所有者租金或许也不能十分精确的测量出来。业内普遍承认,固定资产的消费低估了由政府资金提供的服务的实际价值。

 

 


建设养老村或可低成本解决中国养老难题

 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 李昌平

2013-01-07 《中国社会科学报》

  【核心提示】“养老村”既能将城市老人的财产优势转变为在农村养老的消费优势,又能将农民的土地、物产、生态、劳动力等优势转变为服务养老的养老产业优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民数量并没有在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减少,反而增加了。农业户籍人口由7亿增加到9亿多,约占总人口的70%。假如中国未来30年依然保持8%的增长速度,每年1500万农民市民化,也只能转移4.5亿人,届时,中国依然有大量人口生活在乡村。由此可以想象,30年后,农民问题依然是我国最大的问题之一。

  当前养老模式面临巨大困境

  当前,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超过2亿。这2亿老人的养老问题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严峻问题。尤其是农村老人,养老保障尤为缺乏。再过3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绝对数量会大大增加,而且会普遍出现一对年轻夫妇照顾4—8个老人和1—2个小孩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披露,从1997年起,各级财政对养老保险累计补贴金额达1.2526万亿元,若没有财政补贴,养老金早就出现支付缺口了。据高培勇预计,如果不能及时调整政策,到2050年,中国养老金缺口累积将达到该年GDP的95%。面对上述情况,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养儿防老或分散的居家养老几乎越来越不现实,现存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似乎也难以为继。我们必须在现存的养老体制及模式之外探索低成本、高效用的新养老模式,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

  统筹考虑农民问题和养老问题或可解决难题

  可否将农民问题和养老问题统筹起来考虑呢?笔者思考和探索良久,初步认为建设“养老村”——将养老事业放在新农村建设中统筹考虑,可同时解决两个难题。

  “养老村”的构想,是基于两种优势结合而产生的想法。一方面,将城市老人的财产优势转变为在农村养老的消费优势;另一方面,将农民的土地、物产、生态、劳动力等优势转变为服务养老的养老产业优势。以郑州为例,假设一对城市老人的财产为100万元,每月退休金为3000元,如果在城市养老,两人3000元退休金是相当拮据的。而如果这对老人将城市的住房出租或卖掉,到农村养老,则可在环境优美的地方过上衣食无忧、服务周到的生活。且城市老人到农村养老可为其所在的农村带来服务业发展机会,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在解决城市老人养老的同时也可解决本村和周边村庄的养老难题——将“养老村”所得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

  笔者所提出的“养老村”是一种新的养老模式,是介于养老院养老和家庭养老之间的村社共同体社区养老,其还具有如下优势:第一,有利于节约政府财政支出。国家在市区为老人修建活动中心与在农村修建活动中心相比,自然是后者节约大笔资金,在农村甚至根本不需要政府投资,如可采取村集体投资、政府适当补助的方式。第二,可保障绝大多数中低收入老人安享有质量的晚年生活。第三,能够满足不同老人的差异性需要。老人这个群体有极大的差异性,譬如年龄差异、身体差异、生活背景差异、文化差异、口味差异、收入差异等,“养老村”养老较之城市福利院、养老院养老的优势在于可以照顾到不同老人的差异性需求。因为在一个村庄的范围内有足够的空间和资源满足差异性需求,提供差异性服务。第四,绿色低碳环保。在“养老村”养老,生产和消费几乎没有距离,排泄物都可转化为资源利用,即使有少量的“垃圾”,也可在村庄范围内无害化处理。第五,可缓解大城市因人口膨胀导致的城市病。

  构建“养老村”养老模式

  关于我国的“养老村”建设,笔者经过在河南信阳平桥区郝堂村4年实践探索,大体形成了如下构想。

  1.区位。选择离城市较近,或交通方便,或气候宜人的宜居农村做“养老村”。“养老村”应有山有水,生态环境优美,物产丰富且品质优良。

  2.规模。每个“养老村”生活3000—10000老人,合计有1亿—3亿老人生活在养老村,能够带动5000万—8000万农民就业。

  3.基础设施。由国家出资建设养老基础设施,主要包括道路、自来水系统、室内外健身设施、医疗保健设施、幼儿园和中小学、集中式沼气、污水处理、社工服务中心(包括公共食堂)等。

  4.主体性及性质。由村社共同体主办,受益人参与,政府部分出资和有限补助,属村民共同体的集体所有制、半公益性质企业。“养老村”需依托村民集体所有制优势,由村社共同体集体主办和主营,鼓励受益人(老人)出资参与建设和管理,必需的公共基础设施由政府出资,服务于差异性需求的经营性项目保持半公益性质,并对其实施免税政策,大部分项目由职业经理人管理经营。

  5.准入条件。建一个“养老村”,要过三道门槛。一是“养老村”必须经过全体村民大会讨论,并形成决议,决议必须明确“养老村”的性质是村社共同体集体所有制的“集体企业”,实施企业化管理。“养老村”建设所需土地在村社共同体内部调整解决。二是“养老村”需得到社会认同,在此方面除专家意见外,要有老人组织和代表认同,由老人组织提前出资采购服务(资金由第三方代管,政府给予补贴)。三是政府批准。在村社共同体集体申报和社会认同的基础上,政府召开听证会后,批准建设“养老村”。政府在批准“养老村”建设的同时,要确定出资的额度,并和村社共同体签订责任书和协议书。责任书规定村社共同体的各项责任,协议书规定政府在“养老村”某些经营性项目中的持股比例和权益。

  6.规划。每个养老村都必须由政府和村社共同体共同出资请专业机构进行科学规划。规划需采用参与式的方法,给全体村民和受益老人代表、老人组织参与规划的机会和空间。规划形成后要经过严格评审,通过后方可实施。

  7.优惠政策。政府除对“养老村”出资和补贴外,还应有专门针对“养老村”的免税政策、土地政策和养老保障政策。要将新农村建设的优惠政策和“养老村”建设的优惠政策统筹起来,鼓励社会企业参与“养老村”建设和营运,将“养老村”社会工作者纳入村干部体系,享受村干部待遇。特许和支持“养老村”发展“内置金融”(农民村社共同体内部建立的合作互助金融组织,其收益由共同体享有),以“内置金融”促进“养老村”可持续发展。鼓励政策性养老保障机构和商业养老保险机构参与“养老村”建设和营运。政府还需高度重视“养老村”的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以方便老人带孙子孙女在“养老村”生活。

  8.“养老村”服务对象及权益。准许城市和农村老人自主选择“养老村”养老,准许有条件的老人分季节在不同“养老村”流动养老,不受行政地域限制。鼓励城乡老人投资(固定年收益率初步设为7%)“养老村”建设,鼓励城乡老人落户“养老村”,并有偿获得“养老村”村民身份和成员权待遇。在“养老村”养老的城乡老人均持“养老卡”在“养老村”消费,国家给城乡老人的养老金直接打入在“养老村”养老的老人“养老卡”中,由老人自主支配。

 

 

 

发件人:郭园园<mutou0815@163.com> 收件人:zdjun抄送人:(无)时 间:2013年02月06日 20:30 (星期三)读者投稿Ecab郭园园 于 2013年02月06日

中国当前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山西省 郭晨野

2013年1月29日

    在解决好决策和监督制度的前提下,必须解决国内以下几个问题:

    一、提高各种数据的准确性

    准确的各种数据是制定政策的依据,是事业成败的根本。目前中国的问题是:第一,当年50%左右的国民收入在统计,其中:30%左右的国民收入是居民的灰色收入,10%左右的国民收入是居民的不合理收入,10%左右是企业、居民少交税费收入。第二,各种占用耕地面积统计数和实际数差距很大。第三,房产面积、企业资产、居民资产等等统计数据和实际数据差距也很大。所以要提高各种数据的准确性。第一,单位、大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都必须建立健全账簿。第二,账簿要公开,接受政府和群众的监督。第三,收入不入账、支出不合规以贪污论处。

    二、坚定不移的改革政府

    目前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政府占用的国民收入过多,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供养人员过多,编内编外都多。二是政府消费过多。三是政府投资过大。近年来,政府消费投资要占国民收入的30%以上。因此,必须改革政府。第一,减少政府层次及工作人员,层次由目前的五级改为中央、省、县三级,工作人员减半,编外人员要用数量控制。改革政府消费办法,取消招待费,改为出差补助,取消公车,改为用车补助,改革办公用房制度,办公者与房屋管理者分开,实行租赁制,办公面积、档次实行国家标准。第三,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工资等由中央、省政府承担,办公及投资由各级政府分别承担,投资要论证要经省级批准。

    三、坚定不移的改革房地产管理制度

    房地产业已占领我国60%以上的江山,小部分人的灰色收入、不合理收入大部分在此收取。第一,全国小产权房、无产权房约有80亿平方米,按建设部对商品房的调查数比较,每平方米应交土地出让金1000至1500元,政府各费600至800元,税600元左右,平均应上交国家约2500元,合计20万亿元,此款除少收购买者一点,村集体留一点外,大部分都进了有关权力者、村主干和开发者的腰包,约15万亿元。第二,大产权房、商业用房、办公用房也存在较大问题,少交不交土地出让金、税费问题大量存在,不交少交税费的也在几万亿元。第三,少数人大量空房不租不住,据调查,空房可居住三到四亿人,价值几十万亿元,这是太大的浪费,办公用房浪费也较严重,估计上万亿元。第四,普通居民为购房付出了半生或一生的收入,大幅度降低了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所以改革房地产管理制度已是当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为此建议:一是对居民住房进行改革,农村居民用小院的一户一宅,多余的半年内必须出售,住单元楼一户可两套,可另一套必须出租给住户,城镇居民80%以上住经济实用房、公租房和廉租房,一户一套包括农民进城人员。20%的居民住商品房和限价房,包括城镇高收入居民和进城高收入农民,经济适用房价必须和居民收入相一致,目前多数经济实用房已超过居民的承受能力。二是对现有房产进行清理整顿:1,清理整顿小产权房和无产权房。套用商品房、限价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等政策,办理有关手续,收取相关税费,由中央和省级政府直接领导,市县乡有关领导及相关部门不得参加,必须让群众参加此项工作,能清回大量经济适用房,还能收回大量税费。2,清理整顿现有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和廉租房等,按新规定给每套房上户口,户口上注明家庭成员,户口要上网,防止一户多套经济适用房,对所有住房征收房产税,空房者要加收空房税,对租房住的可实行补助。3,清理整顿商业用房,对未办理手续的收取有关税费后办理手续,对所有商业用房按年按地理位置征收土地使用税。按出租收入扣除成本收取累进所得税,对租用者分类进行补贴,食品类多补。4,清理整顿办公、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用房。制定严格用房政策,规定用房面积、标准、价格等。超出的政府收回改为他用。

     四、坚定不移的改革土地管理制度

    近几年来,全国企业和居民土地收益每年6至8万亿之间,少数土地使用者不劳不投或少投便得到了这些收入。如:一开发商在城中村建房出售,成本在每平方米一千元左右,出售一平方米15000元左右。再如:城中村一农户宅基地一亩,建商业用房出租,投资50万元,年收租金20余万元,不向国家交任何税费,这个问题的存在,使国家财富的损失,也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因此必须改革土地管理制度。第一,国家统一管理工商业用地,中央、省制定土地使用政策,市县是有执行权,农村集体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用于工商业的必须改为国有,宅基地用于工商业的按国有土地管理。第二,清理整顿土地,用于工商业的发给土地使用证,未交土地出让金税费的必须补交,从此以后,政府按面积、地理位置按年收取土地使用费,不提高集体土地征地补偿费标准,取消安置补偿费,因此款只进了少数不劳而得者的腰包。第三,清理整顿农业用地,农业用地大户,要向集体交土地使用费,没有土地的用户得到合理补偿。


 

 

 

发件人:djg1973(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 抄送人:(无)时 间:2013年01月21日 18:53 (星期一)

    编者按:神木房姐事件发生之后,SOHO公司遭到了社会不少质疑。以往活跃的企业家们又要经受一番考验了。

谁能让潘石屹不再当怨妇?

杜建国

2013/1/21

    1月14日第六届亚洲金融论坛上,面对同台的央企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大发牢骚,抱怨央企抢了自己的生意。潘石屹说,“过去北京投地,下面坐的基本都是民企,而最近三四年,土地招拍挂,下面清一色坐的央企……民企就很难发展起来。”

    我不知道潘石屹所说的是否属实,但是即使属实,这样又有何不可呢?难道地产界只能允许潘石屹之类的人物呼风唤雨吗?难道地产也成了他们的私属领地了吗?潘石屹天天批评央企垄断,难道要只许他垄断才成吗?央企进入地产领域,让我们广大消费者在潘石屹、冯仑、王功权之外有了更多的选择,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情吗?这难道不是加强了市场竞争、促进了产业进步、并让消费者得到实惠之举吗?近年来,要求政府强令央企退出地产领域的舆论甚嚣尘上,这类舆论才是完全违背市场原则的。只需潘石屹点灯,不许宁高宁防火,这难道不是“通往奴役之路吗”?

    另外,潘石屹抱怨他的企业今不如昔、生存困难,这是否属实暂且不论,即使属实,难道必然就该怪到央企头上吗?我看未必。2011年12月23日,南方周末刊发文章《SOHO易主之乱》,该文直指近年来SOHO业绩下滑,与潘石屹张欣两口子的乱折腾关系密切:

    “六年前那场婚姻危机后,张欣逐渐取代潘石屹执掌SOHO,这家‘妻店’也走上了与以往不同的发展之路。在张欣强势完成高管离职、裁撤部门等大小手术之后,危机也随之而来。”“乱”相具体如何,兹不赘述,读者们看报道去即可。

    除了企业经营上的“乱”之外,笔者感觉潘石屹与张欣还“闲”得很。众所周知,潘以及张是媒体红人,上午出席论坛、研讨会,下午去当嘉宾或主持人,晚上还要去拍电影,一身数角。尤其近年来,潘张两位成天泡在微博上,用媒体的话说简直是在“给微博打工”。这哪里像企业家的样子呢?任正非、梁稳根、鲁冠球、李书福、沈文荣等中国实业私企的翘楚,有谁曾开微博了?要想把企业搞好,那是需要花心思耗时间的,可谓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大家都知道,前些年地业钱来得轻松,主要看你是否有路子,拿得来地皮,再有点像潘石屹那样的“能把不好的房子卖出好价的本事”(见《SOHO易主之乱》),想不发财都难。潘石屹出身寒门,当年与冯仑、王功权等好友一块撞了大运,拿到了我们普通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地皮,瞬间富甲天下。地产商里面泡微博的特别多,如潘石屹、王石、任志强、冯仑、王功权等,恐怕就与他们来钱特别容易、不用像任正非他们那样得靠成天忙着搞研发、抓管理有关。不过即使钱来得容易,也得注意个度,“闲”过头了,肯定会影响到企业发展。潘石屹抱怨央企扩张得快,可人家李荣融、宋志平、刘振亚、宁高宁、林左鸣、傅成玉等人毕竟没跟女明星一起拍过电影,没有登遍五大洲最高峰,也没有成天泡在微博上当意见领袖,更没有做红烧肉或玩私奔,你潘石屹若跟他们一样,没准早把央企踩在脚下了。有得必有失,人不能什么好处都占了。一个老农成天游手好闲,不辨菽麦,不稼不穑,还想着五谷丰登,可能吗?

    既“乱”又“闲”,企业走下坡路就别赖别人了。君子求己不求人,责己不责人,潘石屹抱怨之余,是否也应该反躬自省一番?其实地产私企,活得好好的有的是,潘石屹若觉得自己的企业不行了,也应该跟其他同类私企对照一下。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为什么人家的企业就顺风顺水?

    潘石屹等人,近年来天天出没各种媒体、抱怨“国进民退”等等,宛如怨妇一般。20128月博鳌房地产论坛上,面对呱噪不休的任志强,樊纲直斥其为“怨妇”:“房地产商是中国最幸运的一批商人。回过头来想想,这些年你们是挣钱挣得最多的一批人,怎么现在和怨妇一样抱怨‘被抛弃’了?”

    樊纲这番话很在理,在中国,地产商是最没有资格进行抱怨的利益群体。多年来,中国富豪榜的前列一直充斥着这些人,直到近年来,部分搞实业的私企逐渐做大做强,情景才有所改观。潘石屹、冯仑等人,没吃过多少苦,没受过多少累,更谈不上有搞研发推动技术进步之类的贡献,却富甲一时,本应知足常乐,谁料却天天摆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来,实在是有得了便宜还卖乖之嫌。

    潘石屹等人还总是以中国私企的代言人自居,我看他们也没这个资格。中国私企的代表,尤其是实业界的代表,其实是任正非、梁稳根、鲁冠球、李书福、沈文荣这些人。就企业界而言,中国经济能够长期高速发展、不仅在量上也在质上呈超英赶美之势,国企之外,主要靠的是他们。离了玩微博的这几位地产商,地球照样的转。另外,任正非、梁稳根、鲁冠球、李书福、沈文荣等人,我也很少见到他们当“怨妇”。说潘石屹能代表任正非、梁稳根、鲁冠球、李书福、沈文荣他们,般配吗?

    最后我们来看看谁能让潘石屹心满意足,谁能让潘石屹不再当怨妇。除了怨、闲、乱之外身无长物,却又老想躺在床上赚大钱,这样的好事天底下难找,除非潘石屹能天天遇到任志强那样的财神爷,硬把钱塞给他。

    大家都知道,任志强与潘石屹是好商业伙伴,好到什么程度呢?身为北京地方国企华远地产老总的任志强,似乎常常会放着钱不赚而留给私企老总潘石屹。任志强似乎爱当活雷锋,微博上两人互动时,他自己就透露(2013年1月5日18:05),潘石屹刚进京,他就给潘送去了大蛋糕,在这桩交易中“你(潘)赚了八成,我(即国企华远地产)只赚了两成”。网上流传着一篇作者署名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法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陈界融”的文章,称华远地产以极低价格卖给潘石屹一块地皮,一下子可能就让潘石屹赚了几十亿,这有国有资产流失之嫌。当然,网上留言,不足为证,仅做参考而已。

    潘石屹对宁高宁牢骚满腹,可能是在怪宁高宁这死脑筋不开窍。宁高宁若学任志强,将自己的地皮以白菜价卖给潘石屹,潘石屹肯定就不会再当怨妇、不会再指责央企了。

    顺便说一下,宁高宁这些央企老总若学任志强,另有其他好处。近年来,媒体总在指责央企老总收入太高,其实国资委下属的央企的近百位老总,2012年平均收入大概也就七十多万。而身为地方国企老总的任志强,有报道说他拿的是千万左右的年薪,奇怪的是媒体却从没有指责他收入高的。为卸去骂名,央企老总们都学任志强得了。

 

 

 

 

发件人:thxj2008<thxj2008@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 抄送人:(无)时 间:2013年01月12日 22:10 (星期六)


韩国讲师20分钟讲透中国经济视频曝红

2013/01/11

 视频:http://tieba.baidu.com/p/1648367334

    11月8日召开的十八大上,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做出的十八大报告内容繁杂,其中关于经济方面,声称要“2020年实现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该目标意味着十年后中国GDP将与美国相当,或者超过美国。但该报告中并未提及如何解决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问题,这令众多民众相当迷惑。

    不过,韩国经济讲师崔胜基(Choi Seung Ki,音译)却用二十分钟将中国经济问题讲透,这段课程视频迅速在网络上曝红,中国大陆优酷等网站以及海外视频网站上均有上传,看客众多,几个月下来仅在You tube上已有超过10万的点击量。

    崔胜基以诙谐幽默的风格,浅白的语言和道理,结合基本经济学原理以及一系列数据说明,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经济结构问题,并且导致贫富差距悬殊,这限制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鉴于此,他认为,中国经济要超越美国,“那是巨大的幻想”。

    中国奢侈品价格远超美国在于贫富差距巨大

    崔胜基的讲课题目是《幸福的美国人与我们可怜的中国朋友》,并以一对幸福微笑的美国夫妇与一名衣衫褴褛的中国童工女孩照片为开场白称,美国人幸福是因为可以花很多钱,中国人可怜是因为没钱可花。

    崔胜基以主要产品的国际价格比较表说明,无论奢侈品宝马Z4(BMWZ4),还是奔驰车,中国的价格要比美国贵一倍;即使一般的奢侈品――电影票,在中国也不便宜。中国电影票也比美国要贵约两倍;而54英吋液晶电视机,在美国约173万韩元,在中国则高达690万韩元,是美国的4倍。然而,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够美国的十分之一。

    看起来很不讲理,收入超低的地方价格却超贵。为什么?崔胜基讲述了简单的经济学道理。他以10万元10个人分配为例说明,如果美国人每人大约得1万的话,中国则是1个人拿了9万,而剩余的人拿1千左右。

    这种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导致大部份中国人只能买生活必需品,只有少数贵族才能买奢侈品。而卖奢侈品的老板由于消费群体少,价格也就相应提高;在美国由于能买得起奢侈品的人多,价格也就相比之下便宜。也就是中国的收入分配极其不公,导致中国大众“没法乱碰奢侈品,只能玩生活必需品”。

    崔胜基说:“不是因为国家穷、也不是因为国家富,而是因为贫富差距的高低决定了奢侈品价格的高低。”

    中国人很悲惨 干的多拿的少

    崔胜基还感慨,中国人是不幸的,“很悲惨啊!”他又列出一系列数据:韩国人工平均大约是每小时10美元,美国大约是20美元,德国是30美元。然而中国每小时人工大约0.8美元;而从工作时间上来看,中国人工作时间长度是世界前列。最重要的是,如果把收入分为劳作收入和非劳作收入,则劳作收入占GDP的比重在美国约58%,在韩国约44%,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仅8%,非劳作收入占了绝大部份。

    崔胜基表示,这又正好说明了中国的贫富差距的问题。

    中国尚未形成合适的经济构造

    生活必需品具有低附加值,而奢侈品具有高附加值。崔胜基还认为,高附加值产业要发达,需要需求才能生产,而中国正是由于贫富差距悬殊则没有形成广泛需求。崔胜基说,到目前为止,中国仅以资源总动员的方式来实现经济成长。但要升级成生产力的提高作为动力的模式,必须要拥有高消费能力的庞大中产阶级。不过,从上述数据看来,完全没能形成这样的构造。“因此可以说,不幸的中国人,还停在那里瞎闹呢。”

    崔胜基在视频中还表示,独裁专制国家会形成巨大贫富差距,而世界上没有一个独裁专制国家能够消除贫富差距,所以说这类国家根本无法进入发达国家。他还认为,说这个国家哪一天会赶超美国,“那是巨大的幻想”。

 

 

 

 

被误读的PM2.5

李皓

关注PM2.5传递错误信息

     作者简介: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1986年至1994年在德国弗朗霍夫研究院汉诺威毒理研究所从事免疫生物学研究,1994年获得德国汉诺威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95年回国到北京医科大学免疫系做博士后。出于对当时中国环境状况的极度忧虑,1996年辞职走向社会成为环境科普志愿者。2000年至2004年为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使者。现为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和绿色北京绿色行动宣讲团成员。

    PM是英文Particulate Matter(颗粒物)的缩写。PM10代表粒径小于10微米的所有颗粒物,其中包含粒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即PM2.5。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而言,PM10中一半是PM2.5;在发达国家城市中,PM10中的PM2.5占50%至80%。由此可推断,北京发布的PM10监测数据中,应当有50%来自PM2.5的贡献。当空气中PM2.5增加时,PM10的监测数据就会升高。所以,目前欧洲的发达国家仍只发布PM10的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强调PM2.5对健康的危害,所制定的安全日均浓度准则值PM2.5为25微克/立方米。鉴于多数国家城市的空气监测数据为PM10,世卫组织制定的安全日均浓度准则值PM10为50微克/立方米,正好是PM2.5日均浓度准则值的两倍。

    前段时间,中国社会掀起对PM2.5的关注热潮,但媒体却给公众传递了两个错误信息:一是只要监测了PM2.5,空气质量就会好转;二是可吸入颗粒物中只有PM2.5才危害健康。这两个信息都是误导。

可吸入颗粒物其实是PM10

    笔者查了欧盟国家实时播报空气质量数据的网站,该网站有来自15个欧盟国家的城市每日发布的监测数据。目前,空气质量好的欧洲国家,如奥地利、捷克、德国、荷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并没有PM2.5的监测数据。

    可吸入颗粒物中是否只有PM2.5才危害健康?其实并非如此,可吸入颗粒物的学术名称就是PM10,它由粗颗粒(粒径在2.5微米至10微米之间)和细颗粒PM2.5组成。这两类颗粒物都能进入人的呼吸道,粗颗粒进入气管和支气管,细颗粒进入肺泡,它们对健康都有危害。

    世卫组织发布的《空气质量准则》指出:PM10的日均浓度每升高10微克/立方米,就会使死亡率增加约0.5%。当PM10浓度达到150微克/立方米时,预期日死亡率会增加5%。而单一的PM2.5准则值不能保护(公众免受)粗颗粒物导致的健康危害。

    目前美国的PM2.5日均浓度限值设为35微克/立方米,比世卫准则值高10微克/立方米。欧盟国家仍使用PM10,将日均浓度限值设为50微克/立方米,与世卫组织准则值一致。欧盟国家规定:一年中,PM10高于50微克/立方米的天数不应超过35天。

北京坏空气怎么来的

    可吸入颗粒物PM10从哪里来? 实际上,PM10中的细颗粒PM2.5主要来自燃烧,如燃烧煤炭、汽油、柴油、食用油、木材、垃圾、树叶、秸秆等。而粗颗粒(2.5微米至10微米)则主要来自地面摩擦产生的尘颗粒、施工扬尘、剪草扬尘、绿地裸土、农田扬尘、建筑表面积尘等。

    北京奥运会前后,北京将燃煤发电和大单位燃煤供暖改造成为使用天然气,这大减了煤烟型颗粒物污染。但北京数百万辆机动车排放着细颗粒,车轮摩擦地面产生着橡胶颗粒、尘颗粒,加之北京的机动车道设计忽视了减尘功能,所以,北京交通对PM10的贡献很大。

    北京有大面积建筑工地。这些工地地面被要求水泥硬化。但硬化工地反而会增加空气中颗粒物的污染。这是因为,硬化会使地面失去吸水和吸尘能力。工地硬化后,工地的粉尘随水流到工地外的马路上,在来往车辆的反复碾磨下,生成PM10。硬化的工地还贡献热岛效应,增加地面的颗粒物升向空中。

    绿地裸土也在增加北京的PM10污染。裸土主要是绿化工人频繁地剪草、拔草、更换绿植等人为活动造成的。此外,北京的绝大多数绿地都设计和建造得高于道路地面,使得绿地无法自行接纳地表径流,这样的绿地极易干旱,刮风或降水时,绿地表土会顺势到达低处的马路上,引起道路扬尘。每年国庆前后,城市大面积更换花种、摆花坛、给花坛浇水的园林作业,在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上产生了大量花土遗撒问题,这也增加了北京的尘污染。

    另外,北京许多社区存在大面积绿地裸土,居民楼屋顶和窗户常常积尘严重,起风时也产生PM10污染。

美国使馆为何空气差

    北京空气中的主要污染物是可吸入颗粒物PM10。2011年,北京有近80天达到污染级别,它们都由PM10所致,PM10的日均浓度均高于150微克/立方米。但中国新的空气质量标准把地区分为两类:一类区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二类区为居住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文化区、工业区和农村地区。对不同的区,PM10和PM2.5的日均浓度限值不一样:一类区适用一级浓度限值:PM10的日均浓度限值为50微克/立方米(与欧盟的浓度限值一致),PM2.5的日均浓度限值为35微克/立方米(与美国的浓度限值一致)。而二类区适用二级浓度限值,PM10的日均浓度限值为150微克/立方米(在欧盟属“Very High〈很高〉”级别),PM2.5的日均浓度限值为75微克/立方米(在美国属“Unhealthy〈不健康〉”级别)。北京属二类区,执行标准是:只要PM10的日均浓度低于或等于150微克/立方米,就达标了,评语就是“良”,这种做法体现的是标准制定者未把保护公众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其实,在温度较低的情况下(比如夜间),空气中的颗粒物会下降到地面,如果地表存在大面积树林、植被、砖石缝隙、湿润土壤,颗粒物就能被吸附和吸收掉,空气就能得到自然净化。但如果地表缺乏植被、硬化发热、表土干燥,颗粒物就会随着高气温再次上升到空中,空气中的颗粒物浓度就会增加。笔者曾到美国大使馆办事,无意中看到使馆周边几乎无植被区,建筑环境的地表被大面积硬化,旁边的马路上有多个工地。这也许是美国大使馆就地测得空气中PM2.5浓度值很高的原因之一。

六招出手空气改善

    虽然目前北京市面临的空气质量形势十分严峻,但是还是有不少简单易行的办法对于改善空气质量非常有效,下面6招是笔者为北京减尘提出的建议:

    首先就是工地铺石子。在欧洲和美国,建筑工地多采用碎石子铺地的方法来吸收粉尘。石子地表孔隙多,吸尘吸水能力都好,不产生热岛效应。工地完工后,石子的回收与地面复绿都很容易。北京应当学习这类环保型的简单做法。

    其次是增加城市植被。北京可提倡让大自然回归城市的做法,容许天然的野花野草大面积出现在城市的公园中、树林下、道路旁。对这些草地的修剪次数应限制在一年5次以下,而且,修剪下的草渣应就地撒回草地,让其自然分解成土壤有机质,以助绿地土壤保持肥力和水分。

    第三招是居民在社区自种绿地。北京应当提倡居民自种门前绿地,这既能传承北京古代家家种花栽树的传统文化,又能让居民利用家中废水浇绿地。土壤保持湿润,社区满眼绿植,刮风扬尘就不再发生。

    第四招就是定期打扫窗户。清理窗户积尘是发达国家城市保持空气清洁的日常工作之一。北京可鼓励开发这类常规服务公司,他们应每两个月左右到社区服务一次,为居民楼清洁窗户,这能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

    第五招是减少道路扬尘。北京应去掉或平砌高速路或其他车道边凸起的道牙石,以使车道上的尘土能被车道外区域吸收。新建人行道、步行道、低速车道时,应要求地面留出缝隙,以便吸尘透水,这一举措能带来减尘、防洪、免清扫等多种环保功效。

    最后一招是提高出租车使用率。因为出租车是特殊的公交车,所以应该充分利用。在北京的地铁口、车站、超市、医院、社区、学校门前设置出租车等候区(三个车位即可),其他车辆不能占用。这能减少马路上空驶的出租车数量,也能充分满足市民出行、购物、看病、上学时对使用小轿车的需求,减少开私家车的愿望。

    笔者相信,只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来减少和吸收PM10,北京的一级天数将会逐年增加。若一年中,一级天数能达到80%以上,北京的空气质量就接近欧盟国家大城市的水平了。 文并图

   

 

 

发件人:芳洲 杨 收件人:还有14个联系人 隐藏信息保存所有收件人抄送人:(无) 时 间:2013年02月05日 03:32 (星期二)

因转基因产业化等正导致我亡族灭种悲剧告全国同胞书

中国人民反转基因关注团

2013年1月26日

全国各族人民、各党派各团体、同胞们:

    当前我国正面临亘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北美印第安人种族灭绝悲剧正降临到我们头上!因转基因产业化等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和环境问题,我国人口质量和生育能力已受到严重摧残!国民中最具生命活力的大学生群体,其捐精合格率已降至10%的水平,而正常水平应该是50—60%[注1]。

    男大学生10%的捐精合格率也意味着女大学生同样的卵子合格率,如此当代大学生遗传健康后代的合格生育能力则为:10%(男性)×10%(女性)=1%,即使有些地区大学生的捐精合格率能达到20%,其男女结合后的整体合格生育能力也仅4%(0.2×0.2=0.04),并且这1%—4%的合格生育率在下一代人身上还会延续(其已衰减受损的生命活力健康状况决定的生育能力只会比上一代人更差而不会更强)。除大学生群体外,农村中青壮年大多数都在城市打工,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及食品的安全程度均不及大学生,因此其生育能力不会比大学生更强。

    显然,若不坚决制止转基因产业化等恶性发展,亡族灭种也就这二代人之事(还不如吃转基因大豆的仓鼠三代而亡的悲惨命运[注2])。

    现我国民中白血病、癌症、糖尿病等的患病率也已呈爆炸性增长,均比转基因进入中国前增长数倍。虽然我们不能说我国人口健康状况和生育能力的严重恶化完全是由于转基因产业化造成,但至少我们不能排除转基因产业化这个最重大的恶劣因素!

    早在2006年11月14日我国《科技日报》就曾报道过俄罗斯生物学家叶尔马科娃博士2005年所做的转基因大豆喂食怀孕母鼠试验,结果一半以上的小白鼠刚出生后就很快死亡,幸存的40%幼鼠也萎靡不振病病怏怏,其中有些也丧失了生育能力。喂食转基因大豆的怀孕母鼠其幼鼠死亡率是对照组(喂食非转基因大豆的怀孕母鼠)的6倍[注3]。此后俄罗斯科学家又于2010年4月16日公布了新的独立研究成果,进一步证明仓鼠食用转基因大豆三代就会绝种[注4]。

    在此前后,全球还有大量揭露转基因食品危害动物与人类健康的研究报告公之于众,不胜枚举。

    尤其2012年9月 19日,法国科学家塞拉里尼(Séralini)等八位学者发表实验论文《草甘膦除草剂与抗草甘膦转基因玉米的长期毒性》,该项研究是世界首次用抗除草剂转基因玉米与微量草甘膦除草剂饮水喂食脊椎动物(鼠)毒性影响的长达两年的全面科学试验。确切证实了无论微量孟山都草甘膦除草剂还是抗草甘膦转基因玉米NK603喂食老鼠,均造成严重肿瘤。转基因玉米和草甘膦除草剂对实验鼠还造成严重的肝肾损害,尤其幼鼠夭折和患病的比例特别高。该试验以前所未有的精准及全面可靠程度,确凿地证实了抗草甘膦转基因玉米和草甘膦除草剂对生命健康的严重危害,从而彻底粉碎了转基因利益集团奉为圭臬的“实质等同”“安全可靠”“权威机构认定”等无耻谰言。

    面对如此确凿的转基因食物危害生命健康的证据,政治势力强大的转基因利益集团仍不顾人民死活加速疯狂推广转基因产业化。为此,中国人民没有退路,不能坐以待毙。这不是经济利益之争,而是事关民族存亡的生死之争!

    现我国每年进口转基因大豆高达五、六千万吨,占我国大豆消费的80%以上,东北原生态大豆因此频临灭绝。国际转基因大亨还要压中国10年后每年进口转基因大豆超过9000万吨。转基因玉米的进口每年也达上千万吨水平。转基因利益集团不顾我国大面积种植转基因玉米(先玉335、迪卡系列等)造成严重生态灾难并全面摧毁养殖业(尤其是养猪业)的恶劣后果,仍在一意孤行大规模全面迅速推进转基因粮、油、菜、果等产业化。转基因非法种植、流通也愈演愈烈,不仅张启发的转基因水稻、大米已在至少10省区非法种植泛滥,转基因玉米种植面积已超过6000万亩[注5],就连妇女生孩子、坐月子吃的营养食品——小米,也遭转基因厄运,转了抗除草剂基因的小米张杂谷,两年前即已推广种植了400万亩,并向10个非洲国家推广,张杂谷计划到2020—2025年要推广一亿亩,按此进度目前种植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注6]。中国人大量食用的亦粮亦菜的土豆[注7],及许多蔬菜、水果也都完成了转基因商业化而大肆泛滥于食品消费市场,加之外国种子公司(孟山都、杜邦先锋、先正达等)已基本控制垄断了我国种业市场,转基因种子到处都是,并且所有转基因种子和食品进入市场的过程都是违法的黑箱操作,除食用油外,全无转基因标识(使人民丧失了知情权和选择权)。国家黄淮海转基因小麦、玉米、大豆产业化基地群及各类转基因项目(100多项)产业化也正大规模如火如荼全速推进(就连许多中草药也被转了基因,足见其幕后黑手为亡我种族剥夺我最后救命手段之意图),以转基因全面取代天然物种的自杀性农业发展方向已变成现实的民族生存威胁,中国人民即将淹没在转基因的汪洋大海中从而彻底丧失不吃转基因的选择权。这是对中国人民基本生存权的蓄意剥夺!

    目前我国转基因粮、油、菜、豆、棉等种植面积已接近(或已超过)现有耕地的10%,而且完全没有隔离带来防止转基因污染,因此我国被转基因污染的土地用不了几年就将占到耕地的30%左右,并且继续迅速发展……由于被转基因严重污染的土地很难再恢复非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因此若不立即制止转基因产业化,我们很快就将陷入不继续种植转基因则严重缺粮,继续种植则也是死路一条的两难绝境。

    因此,只有立即阻止住这场灾难,中华民族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否则此灾必致不可救,亡族灭种无日矣!

    反转基因无疑已是当前中国人民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是最大的政治问题!没有什么能比民族存亡更重要的了!!

    当前我们正经历的这场民族生存危机,远比当年抗日战争更为严重。抗日战争所面临的亡国灭种危机,主要是指政治和文化层面,即使一时战败,只要人民还在,早晚还会有东山再起光复祖国的机会。而现在我们面临的亡族灭种危机则是种族生命层面的真正危亡,一旦成为现实就是永久的灭绝!

    繁衍万年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之所以今天面临种族灭绝悲剧,皆因内外勾结的转基因利益集团及其身后的邪恶国际资本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他们妄图剥夺有色人种的生存权,支配人类命运,并充分利用了中国人民民意不申的弱势地位,使我国承受了全球最严重的转基因灾难。中国人民维护地球生存权的反转基因运动也因此具有人类反法西斯战争性质,并成为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此,我们反转基因志愿者向全国各族人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政府机构、军队、各党派、各社会团体紧急呼吁: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拯救民族危亡,建立最广泛的反转基因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壮大人民反转爱国力量!

    必须动员一切力量,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向各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广泛宣传揭露转基因产业化导致民族生存危机的真相!并尽一切可能表达、伸张人民的意志和呼声!促请各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和人民,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保护我们的青少年儿童及全体人民尽可能免遭转基因食品伤害!保护我们的土地、水源及全部自然环境尽可能免遭转基因污染!保护我们的一切物种免遭转基因之灾灭绝!建立真正公正中立而有效的食品安全检测、监管、科学评价和实验体系。并最终促使最高当局尽快采取断然措施制止这场走向亡族灭种的转基因灾难!

    我们所反对的并非转基因技术本身,而是反对将此技术用于农产品的产业化毒害人民并破坏环境!

    我们要以国家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为最高原则,团结联合一切党派、社会团体、机构和族群,寻求人民之间最大的共识和公约数,超越左右之争,对与反转基因反卖国主旋律无关的思想和政治分歧求同存异,淡化纷争,和而不同,为彻底消除转基因灾难,拯救我们的民族而共同奋斗!!

    从古至今,还从未有一件事像转基因产业化这样,将每个中国人的生死存亡与民族存亡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的人民都面临着共同的命运和斗争,完全可以(也必须)团结起来。只要人民群众在斗争中能真正形成超越思想信仰及左右之争的反转基因爱国统一战线,就必将使中国人民争取生存权的斗争具有强大的力量。中国人民必胜!转基因利益集团必败!

注:1:《东方今报》2007年11月10日
http://news.qq.com/a/20071110/000304.htm
注2:《俄罗斯科学家最新研究结果:转基因食品有害》2010-05-17
http://www.jsciq.gov.cn/pages/2300/00100408255/00100408255.html
注3:科技日报:2006年11月14日《俄著名反转基因专家走马上任》记者张浩)
注4:同注2。
注5:戴景瑞惊暴转基因玉米种植6千万亩!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99e8230101ahsz.html
注6:10个非洲国家推广"张杂谷" 我国欲15年推广1亿亩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12587886.html
注7:国产土豆陷转基因质疑 农业部连发两文回应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2-12-11/700223.html


 

 

 

发件人:Flyn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Flynn 抄送人:(无)时 间:2013年02月07日 12:42 (星期四)附 件:4个(陆一良心说股事 3篇序言.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中国股市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

陆一

2013年1月

   【编辑推荐】 迄今被吴敬琏评价为最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记者,江平教授眼中最为仗义执言的体制中人;中国国务院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巴曙松、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戴立宁、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张力奋联袂推荐;FT中文网专栏作家陆一全新力作。

    股市发展至今近三十载,历史谜团重重,谁来为中国股市著史?这一言难尽的“股事”或有太多粉饰,股市秘密又有多少股民了解?这本书点破了皇帝的新装,这正是他的独特价值所在。作者以20多年体制中的亲历、观察和记录,考证,论述大量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细节,为广大群众还原中国证券史的发展和演变。

    【内容简介】 陆一先生,自20世纪90年代初,工作范围一直环绕着证券市场;作为一位观察者、研究者和记录者,他参与并亲历了诸多证券市场的历史事件。为了记录和研究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陆先生花了将近20年亲历、观察和记录的积累,收集整理了数百万字的材料和数据,并对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中数十位重要当事人进行了口述历史的采访,交叉对比和相互考证了几十处重要且关键的历史事实……以记者敏锐的观察、流畅的笔法,有条不紊地叙述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历经四五年辛勤考证、访谈和写作,陆先生完成了有关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三部曲式的著作:

    2008年出版的第一部《闲不住的手——中国股市体制基因演化史》是纵向的大历史框架、宏伟叙事式的市场演进的描述;
    2010年出版的第二部《谈股论经:中国证券市场基本概念辨误》则是横向的大切面走向、概念辨析式的体制蜕变的批判;
    而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第三部《陆一良心说股事——你不知道的中国股市那些事》将是点状的小细节考证、真实再现式的人物事件还原。至此,作者从多维空间时间研究中国证券市场前20年历史的任务,在这里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结果。

    【作者简介】   陆一,中学毕业下乡务农,1977年参加高考被录取回城,80年代中期从共青团上海市委研究室进入《世界经济导报》,历任记者、编辑、编委、要闻部副主任,1994年进入上海证券交易所,参与创办内地当时唯一以上市公司为刊名的专业刊物《上市公司》,担任编辑部主任10年,后供职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曾获首届“上海十佳记者”称号,先后编著出版《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闲不住的手——中国股市体制基因演化史》、《谈股论经:中国证券市场基本概念辨误》等。

    【目录】

一言难尽的“中国股市”
三十年来谁著史//004
证券界需要这样一本历史书

引言

第一章 何处再生股市的萌芽
股份制受孕的婚床//003
厉以宁提出股份制的初衷是什么?
“横向联合”启动国企股份制改革
股份制是完全自发的市场行为吗?
胡瑞荃越级报告促生首个股票柜台

第二章 找寻催生市场的契机
范尔霖接受股票后的故事
最早的证券公司来自哪里?
把王波明带进联办的大哥们
那个优雅的女士是谁?
寻找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出生证”

第三章 股史的皱褶中藏了些什么
新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传承
深发展和深交所的首任法人是谁?
沪深证交所开市第一天都发生了什么?
证交所场内红黄蓝马甲的由来

证交所开市锣和钟的故事
老大楼外所标洋文的争议

第四章 幼时脾性养成了哪些成年的品貌
深圳证券市场史前的疯狂
一封内参差一点关闭了股市
曾有过的“党政干部不准炒股”
印花税作为良药服下后的副作用
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唯一一天零交易
尉文渊领证交所创电子商务风气之先
G30的无纸化在中国实现了

第五章 衣服如何跟不上身体的成长
上海证券市场放开股价的背后
文化广场证券交易大集市
“红庙子”的故事
证监会成立源自“8•10”事件

第六章 证券市场的紧箍咒是怎么戴上头的
政府动用资金入市救市的先例
中央政府初次政策救市
地方政府主动影响市场的后果
中央政府造就的“跨世纪行情”
“327事件”的重大影响
股市落入垂直行政管理体系之手

第七章 股市是市场经济的孩子还是计划经济的孙子
基金黑幕的背后
国有股不流通的由来
国有股减持导致市场否定决策
股改行情的前因后果
B股的历史功过
“大小非”和“大小限”的真真假假
发行和上市监管权的分分合合
证券交易所如何演变为证监会的派出机构?
中国证券市场的胎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钩沉之结束语

后记


一言难尽的“中国股市”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总编辑 张力奋

 2012年7月

    陆一先生在FT中文网的专栏“中国股事钩沉”将结集出版,嘱我写个序。因这个专栏最早是我向他邀约的,就说几句编辑的话。

    2010年秋,我和陆一在上海的FT中国年会上见面,当时,刚读了他的专著《闲不住的手——中国股市体制基因演化史》。我去国外已久,越来越多的国内事让我既兴奋好奇又疑惑重重,中国股市就是一个例子。陆一的那本书,似乎在解答我的一个问题:20年光景,中国股市如何孕育诞生,如何一路走来,如何长成了现在这个独特的模样?

    我和陆一结识,说起来还是早已不复存在的《世界经济导报》牵的线。1983年,我还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毕业实习就分配在创办初期的“导报”。坐落在淮海中路上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内那一大间总是烟雾缭绕、局促得转不开身的编辑部,是我职业新闻生涯的第一站。这份当年在海内外影响巨大的周报,记录了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先声和勇气。20世纪80年代中期,陆一到“导报”工作,从记者、编辑开始,直到编委、要闻部副主任。1988年,上海首届“十佳记者奖”,他榜上有名。一年后,“导报”成为历史,中国新闻史匆匆翻过难忘的一章。之后,陆一进入证券界,现供职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邀陆一写专栏,原因也简单。读了《闲不住的手》后,我隐约觉得,他在叙述中国证券市场演化的关键事件和相关人事时欲言又止,有难言之隐。一笔带过处,自然留下不少盲点。我问他,中国股市短短20年,已留下诸多悬案,不少基本事实已难以确认,他是否愿意写个专栏,将该记录的完整记录下来,该补的盲点补上,该甄别的甄别,拾遗补缺,还中国证券市场更清晰的脉络。

    陆一应承下来。当时,他作为策展(展览策划)人正在北京筹办“中国资本市场20周年成就展”,同时正进一步补充收集第一手资料。读者手里的这本新书,就是陆一先生过去两年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程进一步调查求证和研究的结晶。我想,这部书会让我们把“闲不住的手”看得更为清楚。

    面对当下中国证券市场的混沌和暗箱运作,经济学家许小年曾感叹:从此再不研究中国股市!10多年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曾警言疾呼中国的股市是“一个没有规矩的赌场”。陆一的这本新书,试图以其权威文献和史实记录,为我们描述过去20多年中国股市的“胎记”和行为方式。

    第一,陆一的结论是,在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10多年后,中国证券市场得以突破而诞生,其最大的动因是政治考量,而非经济发展的自发秩序或结果。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和随之而来的国际压力以及国内改革停滞,使北京最高决策层试图以推出证券市场向国际社会昭示中国继续改革的基本国策。陆一写道:“催生中国证券市场出现的契机完全是经济因素以外的因素——这也许是很多经济学家和参与决策者意想不到的,也可能是至今不愿意完全承认的。”

    第二,据陆一考证,中国证券市场注重“圈钱”,忽视回报,也是这种“胎记”的一部分。陆一就坊间流传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高管向朱镕基总理“灌输”股市概念一事,找到当事人调查求证,得以证实。“卖股票,用股份筹资,那是不用还的呀!只要交个利息就完了,不用还本!”1988年春,央行智囊这一席话,让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朱镕基大喜:“哦哟,还不用还本啊!”这种“圈钱”的“胎记”,一直持续到现在。我对这段史实倒是有另一番解读,那就是计划经济时代过来的中国领导人,即使开明懂经济者如朱镕基总理,当时对股市和资本市场的了解仍少得可怜。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股市很低的门槛和起点,也使决策者在股市运行中自然转向他们最熟悉的“路径依赖”,以他们熟悉的“计划经济之手”,有效地“融资”和摘取“资本市场”的花朵。正如陆一所说:“中央政府就此真正成了凌驾于所有市场参与者之上的超级利益主体之一。”

    我向大家推荐陆一的这本书,是因为他的认真、执著和实事求是。他追求中国股市发展的真相,他尽力不避讳敏感的问题和人物。他的记者生涯虽在20多年前早已戛然而止,他的调查和研究却仍铭刻着一位优秀记者的职业印记。他常在专栏文章发表前的最后一刻,传来对若干事实或细节的补充和修订。在这个历史渐行渐远的年代,他尽力对他记录的这部分历史负责。

    短短20多年,中国股市的市值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位。在拥有成熟资本市场的国家,投资股票多是中产阶级的财富游戏;在中国,它表面上是都市小股民的天下,实际上,中国股市正越来越成为权力和资本同谋的“权贵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政府对股市的直接干预产生了众多的寻租可能和环境。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形态影响下,会产生什么样的股市?陆一的书中,并没有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建言。他关注的是中国股市已消逝的20多年。他希望立起一面镜子,看看中国资本市场到底是如何走过来的;同时,再扪心自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再这样走下去!

    前不久,颇有改革力度的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公开表示,中国股市的“圈钱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郭树清的这段话,虽然晚了很多年,但由证监会主席亲口说出还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中国股市为“圈钱”而存在,这是陆一很多年前就得出的结论。至于,“圈钱时代”是否会一去不返,我不那么乐观。“圈钱”的股市,有它的惯性,还有众多早已“被圈”而不自知的股民。陆一的书和他对中国证券市场史的研究,点破了皇帝的新装,这正是他的独特价值所在。

 

三十年来谁著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巴曙松

2012年8月于北京

    在强调经济历史的重要性方面,约瑟夫•熊彼特曾有这样一句传世之言:“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文明程度、社会结构,以及政策可能酿成的行为方式,所有这些甚至更多,都记录在它的财政史上,那些明白怎样读懂这个历史所蕴涵的信息的人们,在这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能认识世界。”从改革开放30年来看,金融业的变化远远较之财政领域的变化来得显著迅速,因此,从股市、从整个金融市场演变的历史角度来把握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变化,是一个有洞察力的分析视角。

    值得我们关注的历史在哪里?莎士比亚说过:历史就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演的结论是:中国股市的历史,其实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在我们每个交易日的交易中。我们的交易所赖以进行的制度基础、技术平台等等,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

     中国股市的变化与进展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常常被评价为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了其他国家超过百年走过的道路,这无疑是值得自豪的。但是,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股市的迅速变化如同波澜壮阔的大潮,而构成这个大潮的一朵一朵浪花,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或者说实际上正是这些多姿多彩的浪花,才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大潮。因为变化的迅速,我们往往容易忽略这些一朵一朵实际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浪花,同时因为忽视这些浪花,往往也会在市场的新的发展阶段难以确切把握市场演变的内在脉络。

    历史上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的李鸿章曾经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名句,在迅速变化的中国股市历史中,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中国股市建设与发展的20多年来,种种值得记录与总结的历史事件,不胜枚举,能够把这30年来的历史记述清楚,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刚刚落下帷幕的伦敦奥运会,英国人在其开幕式上引以为傲的主题之一,就是工业革命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但是从文献研究上看,在工业革命时期的研究者真正认真记录工业革命的并不多,许多研究是后来者的追溯分析。当时的多数研究者之所以没有认真记录工业革命的进程,是因为不少研究者虽然身处在一个革命性的时期,但是往往没有意识到那将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时期。

     中国股市的深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是不到30年的发展历程,也已经是广受瞩目。我们亲身经历的这段中国股市的历史,如果没有生动具体详细的多角度的记录,往往可能就会被过于简化地成为未来中国金融史中的几个数据而已,这样的历史缺乏温度,也缺乏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质感,以后的读者仅仅依靠那些单调枯燥的记录,也是难以把握当前的股市演变脉络的,这也必然会影响到未来的人们对市场的把握能力。

    我自己就经常有这样的感叹,例如我同现在的在读学生谈及当年有人背着一大袋身份证和现金奔走于各地新股市场时,谈及自己参与股权分置改革的一些理论与实践政策的讨论过程,或者是参与国有金融机构的股改上市的讨论等问题,都会发现现在的许多记载过于单薄、过于自觉或不自觉地参照发达市场的范本而有意无意地忽视本土市场成长的特定路径。我也常常听到一些已经退休的金融高管,谈及哪一次的股市风波、哪一次他们参与处理的一个重大事件,都有大量的值得玩味的细节不为所知。但是这些情景的知识,往往更有记录下来的价值。

     从事这样的股市记录,需要有丰富的实践参与经验,有严谨的理论背景支持,有流畅的文字功底。机缘巧合的是,陆一先生正好都具备这样的条件,通读他的《陆一良心说股事:你不知道的中国股市那些事》,自然就获益匪浅。多年前,陆一先生就热心帮我和几位研究界同仁出版了一套文集,并且在我的研究中给予了多种形式的支持帮助,今天我终于有条件为他的著作写几句话,以表谢意。

    陆一先生以自己20多年的亲历、观察和记录,努力为读者记录并呈现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的“三部曲”,本书正是第三部。区别于前两部的纵横捭阖,本书着重细节考证,试图再现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从多维角度对中国证券市场初创到发展的根源问题进行思考,从特定角度展现了中国证券市场创建初衷、功能定位、流通和交易模式,以及监管层抉择考量等多方面的历史进程,为认识和理解当前炙热的证券市场创新发展的话题提供了独特的历史视角。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进程中,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始终与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变迁息息相关。从企业“横向联合”、股份制改革、第一个股票柜台的诞生,乃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均是如此。1986年,首个股票交易柜台——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成立,其中重要的推动因素来自当年国务院明确推进股份制改革的政策,于是有了在“小飞乐”和“延中实业”两个股票发行后,黄贵显和胡瑞荃申请设立股票交易柜台的获批,从而有了证券业务门店的出现。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更是显著受到经济社会氛围的影响。

    同时,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又反映了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刻进程。1992年8月,深圳发售当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出现百万人南下深圳征购抽签表的“宏大”场面,这就是被称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以来第一起集体违法犯罪事件”的“8.10风波”。这之后,中央政府正视监管体系的不足,于1992年10月成立了中国证监会,从此之后,中国证券市场的大量具体制度设计方由中央政府逐步统一展开。1999年的“5.19行情”以及2006-2007年的波澜壮阔的“股改行情”亦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亲历者值得回味和研究中国证券市场的人值得探索的话题。1999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搞活B股市场、允许部分B股H股公司进行回购股票的试点等搞活市场六政策,从而引发“5.19”行情。而在此后,《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刊发,对行情进行利好评价。2005年,决策者正式推动“股权分置改革”,经过反复的试错,最后创新性地用一般民法意义上的商业合同和契约纠纷的判断推出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在2007年取得了巨大成功。

     本书通过考证、论述大量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细节和事件,记录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需要共同认识和思考的诸多命题,书中许多细节也是我第一次详细地了解到。我对从这些人物和事件点滴勾勒出的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进程的阅读和回顾中亦得到不少的启发和思考。认真体味本书中生动再现的中国股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深入分析书中详尽叙述的历史细节,思考作者对中国证券市场诸多命题的判断与推演,无疑会给关心和关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读者提供新的启发。翻阅此书,仿佛高手的复盘,也仿佛置身时空隧道,回望斯人灯火阑珊,看往事历历在目,而我们就继续在这样一路走来的中国股市上,共同推动着中国资本市场以及金融业的新发展,并且共同续写着中国股市的历史。是为序。

 

证券界需要这样一本历史书

 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 戴立宁

 2012年8月

    2003年的11月,我在北京参加北京大学主办的“资本市场国际化高级论坛”,窗外的寒风冷冽而场内的气氛热烈。我来自台湾,那个偏处东南一角的海岛,曾经的异乡而今的故乡;来到北京、北大,心情还是像初来时一样地激荡。

    1994年12月,第一次来到大陆、北京、北大。当时我是台湾的“证管会”主委(约略和大陆的证监会主席相当),来北京参加“海峡两岸证券、期货法制研讨会”。这是两岸金融主管不再假借国际会议名义的第一次会面。也就是在这一次,认识了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先生,从此经常联系,成了好友。也就是这一次,应邀到北大演讲,时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厉以宁教授,寒风中为我仔细地介绍了北大著名的景点:“一塔湖图”。

    1994年之后,我到北大做过多次的演讲;1996应聘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2001为北大法学院兼职教授。2002年7月应当时担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前香港证监会主席梁定邦先生之请,写了篇《证券市场发展与QFII》,介绍台湾引进QFII的经验;并且在12月12日赶到北京,分别在中国证监会就实务面和北京大学就理论面作了同题的解析。

    2003年的这一次会议,大会安排前证监会主席周正庆先生和我在闭幕式中先后致词。周主席时在人大主持证券法制方面的工作,谈到了金融法制的重要并对直接金融比重的增加有所期盼;作为曾经金融主管的我,当然深具同感,在加强推动直接金融之前,应该更要注意财务报表的正确、完整、实时和投资人风险意识的提升。

    不经意间,直白的我挑出了当时中国证券市场三组急待解决的问题,用股票市场的术语来说,就是“3个套牢”。第一个套牢是国家套牢:国有股减持,风声甫出,股价应声而倒,套得寸步难行。第二个套牢是证券商:证券商售出了太多保本保息的承诺,股市不振,个个血本无归;如果认真地稽核,国内那时候的证券商,恐怕多数的净值是负数。第三是投资人套牢:A、B股酝酿合流,B股补涨,洋人赚饱跑了,国内投资人套得牢牢实实。

    没有想到,话语一出,全场哗然,甚至有人尖叫;我只好好言安慰: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只有国家、证券商和投资人三种人,如今一一套牢,情况已经不可能再坏了,只会慢慢变好。如今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一一解套?台湾证券市场早行了二三十年,这方面的经验,或许可以参考。

    大约在两三个礼拜之后,接到当时担任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先生的电话,邀请我担任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担任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转瞬之间,于今已经九个年头。

    九年之间,不敢说台湾经验真的有助于国内证券市场的解套,从陆一先生这本书里,我倒是进一步地了解到问题的前因后果,以及后来因应的思维和处置。

    陆一先生,自20世纪90年代初,工作范围一直环绕着证券市场;作为一位观察者、研究者和记录者,他参与并亲历了诸多证券市场的历史事件。为了记录和研究这段时间的历史,陆先生收集整理了数百万字的材料和数据,并对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中数十位重要当事人进行了口述历史的采访,交叉对比和相互考证了几十处重要且关键的历史事实。以记者敏锐的观察、流畅的笔法,有条不紊地叙述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我个人有缘能先睹为快,获益匪浅;推己及人,乐而为之序。

作者后记摘要

    我花了将近20年亲历、观察和记录的积累,历经四五年辛勤考证、访谈和写作而成的这有关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三部曲式的著作,第一部《闲不住的手——中国股市体制基因演化史》是纵向的大历史框架、宏伟叙事式的市场演进的描述,第二部《谈股论经:中国证券市场基本概念辨误》则是横向的大切面走向、概念辨析式的体制蜕变的批判,而这第三部《陆一良心说股事——你不知道的中国股市那些事》将是点状的小细节考证、真实再现式的人物事件还原。至此,从多维空间时间研究中国证券市场前20年历史的任务,在我这里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结果。

    研究历史无外乎是为了理解现在之所以、将来之所向。

    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只有短短的20年,加上之前股份制改革试点的10年,满打满算也就是30年,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数百年历史相比要短了很多。

    况且中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在特殊时期、用特殊方式诞生的特殊市场,在20年的狂飙突进中,众多的参与者或者无暇顾及对自己行为的记述,或者仍旧采用“表扬和自我表扬”式的人为意识来“创造”历史,因此各种历史记述要么过于雷同、要么过于自恋、要么过于媚俗、要么过于粉饰、要么过于激愤……

    也许是准确数据资料的不可得、不完整,也许是成王败寇且为尊者讳,也许是听凭现任领导的好恶臧否……一部中国证券市场历史,在真实的史料、数据、记载、记述上,断断续续、真真假假,皮里阳秋、嬉笑怒骂……让后来的研究者无法很好地辨认真伪。

    这几年,为了写以上三本专著、为了策展、为了记录和研究这20年的历史,我收集整理了数百万字的资料和数据、上万张的历史照片,并对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中的数十位重要的当事人进行了口述历史的采访,交叉对比和相互考证了几十处重要且关键的历史事实……
考证的过程也许比写作的过程更能够让我获得成就感,还原历史真实的演化轨迹就像重新经历一次历史事件,其中的细节、花絮、巧合真是比小说更富有戏剧性。

    尽管中国证券市场不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演化而来,而是在旧体制之外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的。在这个市场(特别是监管)体系中,集中了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学成回来的、以及本身在国内但却是最具有市场经济头脑和思维的人。但在1999年、经济体制改革开始20年之后,中国证券市场这个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新生的经济增长点”,却在组织、人事和行政管理上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直接掌管的既有行政体制,完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组织管理体系的行政化演变。改革30年后,最市场化的系统、被困在最行政化的体制中,使人无从分辨中国股市到底是市场经济的孩子还是计划经济的孙子——这是一个在谈论、研究和分析证券市场问题时,长期被忽略的重要因素。

    自从2011年末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履新之初,市场就传出一个新概念——“郭树清新政”。可是,新政,永远是相对于旧政来说的。尽管官方对于证券市场20年发展的自我评价言之凿凿,但20年来对于证券市场的“政策市”和政府监管机构执政行为的诟病一直不绝于耳。这一切在郭树清上任之后的一系列施政行为中都出现了明显的松动,而这却恰恰是多年来市场众望之所归。也许,这就是市场冠之以“新政”的缘由吧!

    但是,“新政”还仅仅是在原有体制框架内的施政新行为而已,从郭树清浓厚的20世纪80年代体改研究者的背景可以想见,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新政”更应该只是一个序幕,在此之后,对现有体制采取行动的“新制”,也许是值得期待的正剧。

    笔者当年在《世界经济导报》工作,1985年郭树清曾在本报整版发表了《改革十题: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详见1985年4月1日《世界经济导报》第3版),仅从这“是建立新体制还是改善旧体制”、“是用科学的理论指导还是凭局部经验决策”、“是从调整基本经济关系入手还是从强化‘经济刺激’起步”、“是安排合理的增长速度还是继续追求高指标”、“是从改革需要出发安排财政还是从财政观点出发实施改革”、“是全面改革还是局部改革”……等十大问题的提出,就可想见当年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时,郭树清对体制改革就有着怎样的完整理念。

    但是巨大的利益背景、顽固的体制惯性、痞弊的人事风气……怎么把政府监管机构从市场超级利益主体的现有角色“摘”出来,完成市场体制的重新建构,郭树清“新政”暖身之后,一己之力将面临严峻的远道重任……

    正因如此,这四十多篇发生在20多年市场发展历史中的小故事,如果能对“新政”之后的“新制”起到殷鉴不远的警示作用,也该是值得欣慰的事情!

 

 



中国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纽约时报 KEITH BRADSHER

2013年01月18日

翻译:张亮亮

    过去10年,中国的大学数量翻了一番,预计到2020年有1.95亿大学毕业生。

    中国三亚——张小平(音译)的母亲上完小学六年级后辍了学。她的父亲兄弟姐妹共10人, 从未上过学。但是20岁的张小平却是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由于全国大学扩招政策,这代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三亚大学是一所人文学科类院校,共有两万名在校生。每年学费约1.25万元,食宿费为1.12万元。

    三亚大学正在全力打造国际商务教育。中国学生在高中时最刻苦,到了大学就可以松口气,去追求其他更多兴趣。中国还有成千上万像张小平这样的青年。他们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和雄心抱负,仅凭他们人数之多,已经足以在未来几十年构成一股西方国家不可小觑的强大竞争力。

    中国每年投入2500亿美元(约合1.56万亿人民币)在经济学家所谓的人力资本上。正如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给数百万二战老兵提供教育,打造了白领中产阶级一样,中国政府正投入大笔财政补贴,用于数千万从农村到城市来的年轻人的教育。

    此举的目标是为了改变现有体系。现在仅有一小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阶层在管理大量没有接受过完整培训的工厂工人和农民工。中国希望能够培养更多受过教育的人,从而升级发展模式,达到一个接近欧美劳动力多元化的阶段。这一努力的成效如何,还有待观察。

    中国人口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固然可能有利于中国作为全球工业大国未来的发展,但是这也对中国的领导人提出了艰巨的挑战。去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大批大学毕业生带着很高的期待,就业机会却很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集权政治体系能否培养出一种鼓励世界级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教育体系,这是现代经济所需要的,也能创造出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中国还要应对大范围的腐败、一个僵化的政治体制、严重的环境恶化、国有垄断行业效率低下等巨大困难。但是,如果这些问题能克服,受教育水平提高的劳动力大军将可以使中国成为西方国家更加强大的对手。北京的研究机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说:“这将推动中国的经济、科技和政治进步。但是,新兴中产阶级也会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改革。”

    中国的教育大跃进很可能对全球化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在全球化的经济中,越来越多的货物和服务可以跨国流通,全世界的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地为相似的工作而竞争。中国高等教育的急剧膨胀,开始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大学毕业生增加了就业压力。

    中国现阶段到2015年为止的五年计划提出了七项国家发展重点,其中很多是在西方年轻大学毕业生中广受欢迎的新兴行业。这些行业包括可替代能源、能源效率、环境保护、生物科技、先进信息技术、高端设备生产以及所谓的新能源交通工具,比如混合动力车和电动汽车。中国的目标是投资10万亿人民币扩大这些行业,使这些行业到2015年时占经济总产出的8%,而在2010年这个比例仅为3%。与此同时,很多大规模扩招的大学把重点放在那些中国对西方挑战越来越大的行业中的现有技术上。

    北京吉利大学是由吉利汽车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2000年创办的私立大学。这里现有两万名学生,学习的课程涉及各个领域,但重点在于工程和科学,尤其是汽车工程。李书福还赞助并创办了有两万学生的人文学科类院校,也就是张小平在读的三亚大学。 他还在自己的故乡台州开办了一所有5000名学生的职业技术学院,培养有一定技能的蓝领工人。

    中国不断增长的大学毕业生群体成为国际公司觊觎的人才资源库。“以前他们来中国是为了寻找体力劳动者,现在则是为了获得脑力劳动者,”中国商业方面最著名的管理咨询师之一丹尼斯·F.·西蒙(Denis F. Simon)称。很多跨国公司,包括IBM、通用电气、英特尔以及通用汽车在内,已经雇佣了成千上万名中国大学毕业生。

    “我们开始看到很多来自中国的行业领导者,以及那些具有领导力的人才,”前英国电信(British Telecom)公司亚太运营部负责人凯文·泰勒(Kevin Taylor)称。中国有13亿以上的人口,仅仅是这个数字就让中国的教育发展令人惊叹。过去10年间,中国高等院校数量增加了一倍,达到了2409所。

    1996年,中国17岁的年轻人中,还只有六分之一的人高中毕业。这个比例是美国在1919年时的水平。现在,中国年轻人中已经有五分之三是高中毕业,相当于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七年内,中国将要赶上现在美国18岁年轻人中75%的高中毕业率,尽管美国人在日后返校完成高中学业的比例要比中国人高。过去10年中,中国的大学院校毕业生增加了四倍。目前每年的大学院校毕业生为800万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美国,但在比例上却比美国低。美国的人口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每年却有300大专院校毕业生。

    经过这一个10年,预计中国将有近1.95亿大专院校毕业生,美国的毕业生人数则不会超过1.2亿。当然,数量和质量是两回事。一些中国的专家称,不断的扩招已经使高水平的教授和讲师人才供应不足。

    武汉大学高等教育学研究所所长胥青山称,很多大学管理人员追求最快的招生速度以实现规模和学院收入最大化,但这样可能会超负荷透支原本就有限的教授人才。2011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一次讲话中承认,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缺陷。“人民接受了好的教育,”他说,“但我们与领先的国际水平之间还有差距。”

    北京大学访问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在中国从事咨询行业的贾尔斯·钱斯(Giles Chance)称,数千万中国大学毕业生可能会在制造行业找到工作,但他们却不具备在美国的经济环境中竞争的技能——特别是在服务行业,比如医疗、销售或商业银行领域。“中国二流大学的毕业生在语言能力和对文化的熟悉程度上都不及美国的学生,”他说。

    中国大学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能否大规模培育创新,在多媒体硬件和软件应用方面和美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竞争,或者能在高性能跑车和自动化车间设备的设计和工程方面超过德国人。的确,日本的经验表明,更多的毕业生并不能保证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

    二战后的几十年,日本在推动教育方面采取的措施与中国现在的做法类似。这曾为日本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中产阶级阶层,并将日本转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但日本后来进入了发展的平台期,部分是因为日本的文化注重守分而不鼓励张扬。中国大学如果不能解决创新上的问题,那么这个国家可能也会在低成本劳动力和廉价资本的优势用尽之后陷入困境。经济学家认为这些优势可能将会再持续10到15年时间,也可能会更短。尽管如此,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有能力在很多领域与美国和欧洲的白领竞争。

    张小平的成绩名列前茅,第二、第三学年在三亚大学赢得了国家全额奖学金,够支付学费的四分之三。像张小平这样的学生不断涌进中国大学,与此同时,还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纽约国际教育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数据显示,上一学年,美国大学的中国本科生或者研究生的人数超过了19.4万人,创下历史记录,几乎是五年前6.7万人的三倍。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海外留学的吸引力,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可以负担得起这笔费用,他们正在寻找各种方式将他们的资金和孩子送出国,以规避国内政治和经济局势不稳定带来的风险。但这也是因为西方大学教育质量比较好,入学要求也不那么苛刻,不像中国的高考那样出名地难。

    在西方留学的中国本科学生一般家庭富裕,学习能力参差不齐。但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s School of Business)院长中国商业策略教授道格·格思里(Doug Guthrie)称,在国外念书的中国研究生通常都是在国内一流大学或西方大学拿到本科学位,在国外大学往往成绩优异。

    中国的研究生经常可以拿政府奖学金赴海外留学。政府奖学金说明,北京方面心照不宣地承认,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理工科,仍然要求之西方。

粗放式增长

    近来,中国新建了数百所大学校园,置身其中,一眼望去它们都很像美国的大型州立大学。过去10年间,中国修建了很多全国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网;同样,中国也建造了大批新校园,有现代化教室、新宿舍、图书馆和行政楼。这些教室里座无虚席。

    中国大学教育质量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是师资。站在讲台上的是谁?教学的内容怎样?教学方法如何? 中国的行政管理者在努力寻找有经验的教授。直到上一个10年之前,中国的进入大学的人数还很少,更不必说考上研究生的了。如今,各高校展开了人才竞争,不仅互相竞争延揽人才,也要和竞相招聘中层管理人才的公司竞争。

    “最大的问题在于找到好的教授,尤其是40岁上下,经验丰富的好教授——这部分人是中国最需要的教师,”吉利大学副校长蒋淮称。几乎所有最好的大学都是从近年的毕业生或者退休教师中招聘,但毕业生缺乏经验而退休教师的知识可能又过时。

    教育部数据显示,1999年以前,中国每年毕业的博士生人数还不到1万人。所有在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拿到博士学位、现在可能正处在教书黄金年龄的教师中,平均每个教师对应3000名本科生。尤其是在工科领域,这个目前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本科学位,公司在人才竞争中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大学。一个大学教授每月的基本工资通常在300美元左右,比流水线上的工人还少。

    教授如果晋升到大学管理者的职位上,工资就会得到大幅提升,但得到这些职位通常都要靠在共产党内积极活动,而不是靠学术水平。通常,教授会多立科研项目,多申请经费,这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重量不重质。或者,很多高级教授由于对收入不满,就兼职开办公司。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翁翠芬研究员称:“他们把时间用在第二职业上来赚钱。”

    用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的教育方式也有点过时,似乎不适合培养企业家,或者跨国公司青睐的那些社会技能出众的管理人才。一些新办大学院校开始尝试研讨会和工作坊的方式。但最常见的做法依然是,教授在巨大的礼堂里讲课,而学生必须安静聆听。

    中国的雇主愿意招聘专业化的毕业生,因为他们可以立刻入职,从事专业工作。对于其他类型的毕业生,比如人文学科的长期培养,他们没有那么大兴趣。在中国的外国公司雇佣中国毕业生的方式往往不同。他们通常更强调长期的职业发展,用各种任务来锻炼培训人员对复杂问题的理解能力、团队工作能力和领导能力。比如说,龙路亭在巴斯夫的前两年培训期间是在市场部、绩效评估部以及商业运营部轮岗,最后才正式进入商业运营部,负责追踪巴斯夫各部门在中国的销售和其他报告。

挑战美国

    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汽车产业,去年在中国制造的汽车和卡车是美国或者日本的两倍。但中国基本没有向西方出口一辆车,目前还没有。多年来,中国汽车制造商和决策者一直在为效仿日本和韩国的先例做准备。但实现出口目标还需要至少四方面的进步:设计更有吸引力的汽车和发动机;提高可靠性;发展本土技术,不依赖外国汽车企业出租的专利;理解海外消费者以及如何向他们开展营销。

    中国官员称,他们为研发电力车和混合动力车注入几十亿美元资金,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超越西方,先于其他国家开发出本土技术。在未来的市场变化中,比如纽约市计程车与礼宾车管理局(New York City Taxi and Limousine Commission)考虑2021年应该选购哪种汽车的时候,节能环保方面的技术进步可能会让中国公司获得优势。纽约市已经提出要求,要求出租车使用燃油效率更高的车型。

    中国在新一代汽车技术上的大把投资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但同时,中国也在努力国际商务中的软实力:市场人才、广告人才和其他了解海外客户真正需要的人。吉利总裁李书福出身中国东部的一个农民家庭。但他却凭着制造廉价、却又有足够吸引力的汽车而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的巨头。他持股的公司吉利集团在2010年从福特(Ford)手中收购了瑞典的沃尔沃汽车公司(Volvo Cars)。现在,他想要与西方较量。

    吉利正在英国开展详细的市场调研,来确定哪款汽车在那里会受欢迎。到2015年,中国汽车制造商就很可能向西方发动全面攻势,吉利今天的举动,就是第一阵冲锋。李书福还一直致力于另一个目标,培养一批自己的管理人才。现在,他的公司从他创立的三所大学中招聘最优秀的毕业生。

    三亚大学正在全力打造国际商务教育。那里的学生们像张小平一样,在尽可能多地学习外国市场、语言、文化标准以及其他更多知识。她学习的是英语专业,但她最喜欢的课程却是市场营销。她在课余时间为在三亚召开的国际会议和运动会做导游,与母语是英语的人进行更多交流。她积极地阅读关于汽车行业趋势的书。对于说服纽约市购买吉利汽车作出租车,她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

    “现在,中国正在不断发展;在国际市场上,我们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她用流利的英语说道,“我们需要与外国人交流的能力。”

 

 

 

 

    【大军编者按:仁义才是国家的第一要务!《大学》里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所以,一个国家真正的要务是追求仁义。不谈仁义的国家,早晚要像走兽一样。徐先生整天侈谈幸福,试问:没有仁义哪来幸福?】

发展是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吗?

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 徐景安

2013年2月1日

     观念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可见,认知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那么,对一个党来说,理念决定方针,理论指导实践,关系党的成败,而对执政党来说,还将关系国家的命运。

    中国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毛泽东时代,斗争成为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号召与人斗、与天斗、与地斗,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为什么要斗,为了继续革命,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但结果是无数人遭罪、更多人受穷。

    邓小平拨乱反正,从阶级斗争为纲转为经济建设为中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行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如今,党讲发展,政府搞发展,中央带头发展,地方抢着发展。“把发展作为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结果怎么样呢?确实,国家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也改善了。但贫富越来越扩大,腐败越来越严重,生态越来越破坏,民众越来越不满。可见,发展并没有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相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生态的各个领域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

    于是,提出科学发展观。可是自2003年提出至今快10年未见成效,是什么原因?对此,没有任何反思。现在一讨论中国问题,就是制度问题、利益问题,最后归罪于既得利益集团。以什么理念改革制度,以什么目标调整利益,以什么方针抑制利益集团?这恰恰被忽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批评的是不干实事、爱说空话的现象,这在现实中依然普遍存在。但轻视理念、忽视理论,就会走错方向、陷入误区。中国问题的症结,正是理念、方针出了问题。

    发展第一的功与过

    发展第一的方针是邓小平确立的,它在我国发展进程中起了历史性的伟大作用。它纠正了政治挂帅、忽视经济的错误倾向;它引入市场经济、实行改革开放;它凝聚党心民心,谋发展、搞建设;它增强了综合国力、改善了人民生活;它实现了与现代文明的接轨,融入了世界经济。总之,它完成了我国由政治为本位向物质为本位的转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对于摆脱政治狂热的中国,对于温饱未解决的中国,发展第一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成功的原因往往是问题的根源。它在扫除了一切对发展经济干扰的同时,也为非科学发展大开了方便之门。发展第一,就是GDP第一,项目第一,招商第一。各级政府压低劳动、环境、资源成本竞相建设投资者的天堂,采用拼劳动、拼环境、拼资源的方式来实现增长,这就形成了低消费、高消耗、恶环境的非科学的发展。发展成果的分配,向经济建设倾钭,投资率趋高;向政府自身倾钭,行政开支加大;勿视民生问题,公共福利短缺。发展第一的方针也就带来增长方式的不合理与发展成果分配的不合理。

    提出科学发展,就是为了纠正发展第一带来的偏差。但是,在理论上、理念上缺乏勇气,依然强调发展第一,非科学发展也就依然如故、大行其道。

    什么是科学发展观?中共十七大报告解释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发展第一,人本核心,分属于不同的价值范畴,前者属于物本位,后者属于人本位。强调人本位,不是不要物,而是物的发展方式与物的成果分配都要符合人本位的理念。而发展第一,强调的是物的增长,忽略了物的增长方式与物的成果分配。简单来说,发展第一就是把饼做大,至于如何把饼做大,饼做大了如何分配则是次要的。所谓科学发展,第一要义就是如何发展,即增长方式的高效、持续,第二要义是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即分配的公平、合理。发展第一的后果就是不全面、不协调、不持续,根本方法就是重经济发展,不统筹兼顾。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本意就是为了纠正发展第一造成的非科学发展。但是解释科学发展观,却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这是把非科学发展从前门赶走,又从后门请进。结果是在坚持发展第一的旗号下,非科学发展照行不误,而这又是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所以,必然是越讲科学发展,越不科学发展。

    为谁发展才是根本

    发展第一,是针对要不要发展。今天,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众,都在谋发展。今天要解决的是发展方式与成果分配的问题,也就是为谁发展的问题,这是关系党的性质的根本问题。把发展作为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模糊了党的性质。发展是手段,不是目标。中央先后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这实际上是要解决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但最后都落到“牢牢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结果,还是发展第一。

    在中国贯彻最买力、落实最到位的是发展第一。对各级政府来说,这意味着政绩提升、财政收入增加、项目支配权扩大,红色、灰色、黑色收入统有,具有不可遏制的利益冲动。GDP指标层层加码,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为此不惜耗尽财力、债台高筑,不少地方政府甚至达到破产边缘。既得利益集团也就是在发展第一中坐大。油水大、获利多的项目,几乎都以权力级数瓜分了。某个项目是某个官员的老婆、儿子、儿媳、兄弟、舅子、姨妈……投资的、承包的、引进的、牵线的、介绍的。在国家和省一级工程中,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

    一般来说,执政党都是求发展的,但背后都是有利益动机的。如果说,邓小平当年提出发展第一,是为了国家利益与党的利益。而今天,发展第一已沦为权贵攫取利益的冠冕堂皇的借口与遮人耳目的道具。人们期肦的新政,为何没能出现?新政需要新理念指导下实行新方针、新政策、新改革、新制度,可是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不断翻新的口号,而理念还是旧的。把发展作为党的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与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必然重增量、轻存量,忙招商、抓项目,还要什么改革,能出什么新政?

    口号不能治国,需理念治国

    可是这种现象被人们所误读,认为理念是没用的,中国不缺理念,缺的是制度。这混淆了理念与口号的区别,应该说中国不缺口号,缺的是理念,没有理念就改革不了制度。

    邓小平的发展第一,不是口号,是理念。第一,它所针对的倾向很明确,就是为了扭转政治第一的错误倾向;第二,它所倡导的价值倾向很明确,就是以物为本位;第三,它所推行的方针、政策很明确,就是引入市场机制,实行对外开放。理念的坚定明确,体现了邓小平作为政治伟人的决心与魄力。如果邓小平提“经济为中心,政治为首位”,就不能引领中国完成从政治第一向经济第一的转折。

    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是为了克服经济第一带来的偏差,倡导人本位的价值观,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新改革,可是解释来解释去还是发展第一。今天依然强调“牢牢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摆”,是要反对什么倾向,倡导什么价值观,出台什么新方针?今天,几乎人人在谋发展、忙挣钱,可以说已到了不择手段、不顾一切的地步。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除了物质追求以外,没有了精神、理想、信仰、道义的追求,必然腐败堕落、道德沦丧。

    当然,对发展可以解释为不只是经济发展,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经济发展是以GDP 为指标、作为政绩考该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什么时候作为过政策目标?今天,求发展就是搞经济、弄好处,钱到手就是硬道理,其它都是扯谈。中国人成了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官员、校长、教授、医生都不例外,金钱“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

    发展第一带来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的倾向,已使党陷入深深的危机,党除了输送权力与利益以外,没有了凝聚党心、民心的理念与思想,在攫取利益成了唯一选择时,腐败是必然的。

    中国需要新转折

    今天要实行新政,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恰恰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以发展第一作为方针,带来了二极分化、腐败泛滥、道德恶化,这不是社会主义,也是邓小平力图避免的。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这是继承邓小平政治遗产的需要,但必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的理论解释。

    目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典解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新运动,一定首先是思想革新、理念革新、理论革新,并由其带动、指导,并贯彻始终。

    从经济第一转向幸福第一

    今天,我们应该感悟,发展经济是为民众幸福创造物质条件,经济发展只是造福民众的手段之一。因此,发展不是目标,幸福才是目标。这就解决了为谁发展,规定发展方式和成果分配必须以民众幸福为原则。为了民众幸福,就不能只抓经济发展,还要推动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生态保护,这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真正做到“统筹兼顾”。

    以幸福理念来解释,当今中国的理论难题迎刃而解。什么是科学发展?能给民众带来幸福的发展,就是科学发展。什么是和谐社会?民众幸福了,社会就和谐了。什么是以人为本?人的本质、本性就是追求幸福。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以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为目标的社会主张和社会模式。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中国国情选择的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幸福道路。

    物质与精神。幸福来自物质、情感与精神,既要重视物质文明,为满足物质需求而努力;也要重视道德文明,改善人与人关系;更要重视精神文明,追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与世界。以幸福为目标,提高民众幸福感成为世界新潮流。人口多、资源少的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在财富占有的拚比中占优,可以、能够在民众幸福的竞赛中取胜。中国既要融入西方创造的现代文明,更要超越西方式的现代文明,创造可持续的人类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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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派系到政治力量:中国左右阵营的嬗变

冼岩

    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思想界分化为左右、左右派系逐渐成形的十年,那么本世纪初至今,则是左右思想派系转变为政治力量的十年。马克思曾有句名言: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确实,中国的左右派系之思想从其问世不久起,就各自掌握了部分群众,从而具有了可以相对影响现实的物质力量。但是,从物质力量到政治力量,其间有一个跨度。在此过程中,思想和它所掌握的群众,都在发生嬗变。

    思想的变化是不再追求普世性,不再执着于普遍性真理,而是开始甘于充当为特定的人群所接受,成为固定某部分人谋取利益的理论工具。垮出这一步,可以视之为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自我觉悟”,由追求抽象、绝对的真理,一变而为服务于、有时甚至是服从于具体的、特殊的人群和利益。正因如此,近几年思想版图上的一个明显变化是:虽然谈论和致力于“超越左右”的人不少,也出现了一些自命为“中间”的思想小团体,但左右翼的主流形态是,左的越左,右的越右,左右之间的分歧和距离,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思想是现实的反应,只是在主张上先行于现实一步而已。思想界的这一变化,与物质世界利益分化、阶级差距越来越严重的变化是一致的。正是这两方面的合力,推动了思想派系到政治力量的嬗变。

    从跨出这一步开始,思想派系的代表人物就不再只是单纯的学者和思想家,而更多地成为了政治活动家。在派系内崭露头角的,也不再只是能够提出新颖、独到观点的人,而更多是那些能够提出具有吸引力、震撼力的口号,能够及时介入重大敏感事件,能够做出各种夸张言行的行为艺术家。在各种思想学术活动中,不断有牛鬼蛇神穿插其中。派系内的评价标准在发生变化,人物角色的言行也随之发生变化。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才能理解近年来思想界代表人物那些越来越夸张、明显不符合学者本分、显得有些“反常”的表演性言论和行为。

    民众方面发生的相应变化是,思想立场越来越明确、稳定,越来越只能够听得进来自某一特定方向、甚至是特殊代表人物的声音。“阶级立场”、意识形态越来越取代具体分析,抱团、站队、随众的心态在增强。用官方原来的话说,这是“阶级觉悟”觉醒了。正因如此,各思想派系所掌握的群众越来越指向清晰、结构稳定,这是思想派系能够演变为政治力量的基本条件。在这个基础上,社会力量已经按照左右阵营被划分为几大政治版图。其中,左翼的传统地盘是:利益受损被社会边缘化的底层民众、怀念过去时代的普通市民、部分感觉理想失落的老干部、左翼学者和部分青年学生。就人数而言,左翼不算少;但就拥有的资源而言,直至今日左翼依然力量有限。但是,在加入另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民族主义后,左翼的力量就强大了。

    就政治、经济主张而言,民族主义无所谓左右。但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下,由于民族主义必然立足于集体而非个人的价值取向,由于中国与作为右翼政治理想蓝本和利益现实奥援的美国之间的战略冲突,作为右翼主干的自由主义天然拒斥民族主义,于是将民族主义推向了左翼阵营,使左翼声势徒涨。由于国家利益的基本取向,几乎所有左翼都是民族主义者。除此之外,民族主义的地盘还包括:部分工商业主、大批技术白领、部分现职官员、城乡居民的主体部分。即使单列出来,民族主义可能也是当下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政治力量。事实上,传统左右两翼占据了政治版图的两端,中间留下大量的空白地带。填充这种空白的,主要就是民族主义。

    右翼的基本地盘是:先富起来的部分人(包括大部分工商业主和部分贪官)、大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毛时代被打击严重的部分老干部以及随胡赵受贬的部分官员、在各地官民冲突中遭波及利益受损的特定人群。右翼未必人数更多,但其掌握的资源不少,最重要的是,它执掌了大部分的民间话语权,所以声势最隆。在左右之争还局限于思想之争时,右翼占据天然优势。现在,斗争正在由思想领域进入政治领域,双方都在整合各自的现实资源。左翼取得优势的希望在于,强化和密切与民族主义的联合。正因如此,人们看到,有政治眼光的左翼代表人物纷纷在加紧向民族主义靠拢。加入民族主义的变量后,左右之争其势可能发生逆转。

    从外部看,政治版图已经瓜分完毕,几大板块泾渭分明。然而从内部看,各个板块内部还是一片混沌,群雄逐鹿,群龙无首,每个人都要寻找自己的位置,欲成为“领袖”者不知凡几。各个阵营都在经历自我组织化、结构化的内部整合阶段,这是政治力量成形的关键一步。而中国政治也确实走到了这一步,由原来的一强独大、万马齐喑,正被迫走向政治开放,一个百家争道、万马奔腾的时代即将来临。今天被官方闭锁的政治空间,到那时就将成为无人认领的权力盛宴,每种势力都需要争夺自己在其中的席位。现在民间划分出来的各个政治版块,无一不瞄准着那个时候的空白和席位。在自然界雷雨将至时,许多生物会有所感应。人类社会也不例外,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人,早已预感到一个大变、大争的时代即将来临。这种巨变的发生是必然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不是官方力量能够长期阻挡的,却被外部力量的变化而催熟。最明显的是网络技术的进步,加速了左右阵营由思想到政治的嬗变过程,也加速了各政治派系的成形及其内部自组织过程。所以,当此之时,左右派系内部的争夺和布局愈演愈烈,许多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内部竞争上。一些动作看似是针对的外部事物,其实却是在对内部人表态;一些人之所以声音突然变大,不是观点变得激进了,而是为了让更多人辩识出自己的声音。

    从文革后至今30年,中国思想界经历了几重变奏:前10年的“去政治化”,崇尚“纯淬”的思想学术研究;第二个10年经受了经济化、商品化的冲击,最近的第三个10年却在重新开始政治化。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很少有专注于“求真”的思想家了。这或许才是人间常态。
 

 

 

公务员财产公示是国际惯例

刘植荣

2013-01-28

  2013年1月24日,广东省人大代表叶鹏智在广东省“两会”上反对公务员财产公示,他说:“官员也是人,也有隐私;官员是公仆,不是老百姓的奴隶。”叶鹏智认为,让公务员公示财产,“越是这样,社会风气越不利于公平公正,要警惕一些人打着‘民意’的旗号搞民粹主义。”他还建议采取“摇号”的办法随机抽检,摇到谁让谁公示财产。我想,叶鹏智代表的言论恐怕不是代表人民,因为人民呼唤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已有十多年。叶鹏智代表的言论也有悖国际惯例,因为自英国1695年通过《腐败行为法案》以来,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出台了公务员财产公示法。

  从政必须放弃财产隐私权

  公务员财产公示是从政的最基本要求。想当公务员,就必须放弃财产隐私权;不想放弃财产隐私权,就别当公务员。

  俄罗斯在出台公务员财产公示法规时遇到的阻力很大,针对一些官员以“隐私权”、“条件不成熟”等借口阻挠财产公示立法,普京气愤地回击道:“如果政府中谁不愿意公示自己的财产,那他一定是个贪官,是禽兽不如的东西!”

  建立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有利于保护公务员。有了财产公示制度,就相当于给公务员戴上了“紧箍咒”,任何以权谋私行为都会受到监督,并被及时揭露,这就防止公务员在贪欲的驱使下由小贪到大贪,逐步走向罪恶的深渊。

  财产公示是国际惯例

  公务员财产公示是政府“透明化”的要求,是反腐的有效手段。同时,公务员财产公示也是诚实的表现,很容易以此取得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便于政府各项政策的顺利贯彻执行。

  世界银行金融市场透明局局长吉恩•佩斯姆:“财产公示制度使腐败官员掩盖犯罪活动或隐匿非法所得更加困难。公众和反腐机关应支持20国集团呼吁的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因为这是把公务员盗贼诉诸法律审判的一个有效措施。”

  截止到2010年底,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176个国家中,有146个国建立了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占83%。经合组织(OECD)34个成员国全部实施公务员财产公开法规,拉丁美洲、加勒比、东欧和中亚实施公务员财产公示法规的国家占90%,南亚、东亚、太平洋和撒哈拉南部非洲占65%以上,中东和北非为60%。

  在过去20年中,公务员财产公示这一趋势有所加快,尚未建立这一制度的少数国家都在积极立法,估计在未来几年内,建立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国家会到达90%以上。

  谁该公示财产

  从各国立法实践看,公务员财产公示是“由上而下”推行的,先从高级公务员和议员(人大代表)开始,然后逐步推广到普通公务员。这是因为,高级公务员掌握着更大的权力,他们一旦腐败,给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失也更大。俗话讲“正人先正己”,财产公示从高级公务员开始,领导以身作则,自然便于把这项制度贯彻下去。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在建立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国家里,规定高级公务员必须公示财产的国家占100%,规定内阁成员必须公示财产的国家占93%,规定议员(人大代表)必须公示财产的国家占91%,规定高级司法人员必须公示财产的国家占62%。

  公务员财产公示,并非限于公务员自己,还应包括公务员的配偶、子女,甚至还包括父母,而不管其国籍如何。这是因为,如果只公示公务员自己的财产,他可以把贪污、受贿的财产放到配偶、子女和父母名下,甚至转移到海外,这就让公务员财产公示流于形式,起不到遏制腐败的作用。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2年12月12日发表国情咨文时强调,公务员财产公示要从高级领导人做起,例如总统、总理和他们的家人。普京说:“如果一名官员在公开赞许俄罗斯伟大的同时,却将资产转移到海外,人们如何信任他?”俄罗斯必须公布财产的公务员分文职部门、军事部门和其他联邦部门,大致是局级以上的领导,腐败风险大的部门职务相应降低。国有企业、基金会的高管也纳入财产公示范围。俄罗斯还禁止所有公务员、军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境外拥有任何财产和开设银行账户,禁止购买或持有外国公司的有价证券。国家杜马制宪和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维亚切斯拉夫•雷萨科夫说:“公职人员不允许一条腿在这里,在俄罗斯,另一条腿在国外。”

  韩国1981年12月31日通过了《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规定申报义务者为四级以上的公务员及相关人员、所有法官和检察官、上将以上的军官、总监以上的警官、政府企业高管、高等院校的正副校长和学长,此外,接受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出资的机关、团体的任职人员也要申报财产。需要申报的财产不仅限于公务员本人,也包括配偶(含长期同居者)和三代直系亲属的财产,但出嫁的女儿和外祖父母、外孙子女除外。

  巴西1993年11月10日颁布的《高级公务员财产申报法》规定,必须申报财产的官员包括:总统、副总统、部长、议员、联邦法官、联邦检察机构成员、在联邦各权力机关的一切人员。

  土耳其1983年出台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规定,需要申报财产的公务员包括所有通过选举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员,包括村长和村委会成员、公证员、国企管理层等人员。

  该公示哪些财产

  公务员应该公示的财产应包括一切收入、投资收益、动产、不动产、所收礼品、受到的款待等。

  美国规定,公务员必须报告的财产信息包括所有收入及累计超过100美元的酬金,要详细写明来源、时间和数额。对从亲属以外的人那里获得交通、住宿、食品、消遣等,也要折合成货币价值,累计超过250美元就要报告。收到的任何礼品按市场价格超过35美元,则必须报告。

  乌克兰规定,公务员必须在每年4月1日前如实提交个人上一年度在世界范围的所有财产、收入、支出等财务状况资料,包括所有本币和外币银行账户,国家税务部门负责对财产报告进行审查,如报告不实,则辞退公务员。公民竞聘公务员职位也必须提交财产报告,报告失实则失去竞聘资格。

  土耳其规定,公务员应公示的财产包括公务员自己、配偶及子女名下的所有不动产、各种收入、债券、黄金、珠宝等。

  韩国规定,公务员应公示的财产包括事实上拥有的境内外所有财产和向非营利机构捐赠的财物,也包括首饰、古董、珠宝、艺术品和会员券等。

  如何公示

  “公示”与“申报”是有区别的。“公示”是把自己家庭的所有财产、收入和支出信息向公众展示,任何人都可以查阅,其目的就是落实民主监督制度。而“申报”只是把自己家庭的财产信息向上级报告。

  财产公示一般每年进行一次,少数国家在公职人员参选前申报,任职时公示一次,卸任时再公示一次,如果任职期间财产有重大变动,也需及时公示。乌克兰则要求高级公务员在离职10年内仍须每年报告个人财产。

  美国规定,公务员财产报告从当年的5月15日起的15日内向全社会公开,任何人都可以查阅这些信息。公众出于公共利益和反腐的目的,也可索取公务员财产报告的复印件。报告持续公示6年,满6年后,销毁这些信息,但正在进行调查的继续保留。

  法国规定,需要公示财产的公务员在任职后的15天内提交财产报告,任职期间财产有重大变化要及时提交报告,任期届满前最早2个月、最迟1个月内,或在辞职、被解职等原因停止职务后的15天内重新提交财产报告,公务员的财产报告在《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公报》上公示。

  严惩不如实申报财产的公务员

  土耳其规定,如果应该公示财产的公务员任职期间未按规定时间提交财产报告,将被解职,并可处以3个月至1年的监禁。提供虚假报告者被处以6个月至5年的监禁,并判罚金500万至1000万里拉,没收非法所得,如果非法所得被转移或使用,则用合法财产补足差额。对获刑的公务员,刑满后终身不得录用公职。

  韩国的公务员伦理委员会审查公务员的财产报告,如财产报告有隐瞒造假嫌疑,通知司法机关对财产报告人进行调查或搜查。规定时间内不提交财产报告或提交的报告有欺瞒行为者,视情节轻重,可判处1年以下拘禁或10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
2013-01-28

 

 

 

十八大后中国在发生什么?

 亚洲通讯社社长  徐静波

    昨日,180多名日本企业家聚集在东京,举行“中国问题论坛”,讨论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中国新领导体制,以及如何拯救中日关系的问题。

    五位嘉宾,我是唯一一位中国国籍的人,自然就成了“北京代表”,要解读这180多人提出的各种问题,同时面对其他嘉宾对于中国问题的质疑和误解。整个3个半小时,确实喉咙挺干。

    日本人的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改革开放之路,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自身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制度造成的问题,根本原因是因为“一党权利独占”。新的领导体制诞生后,如果依然维持这一种体制,能够保证中国不会出现大乱子?中国新的领导体制有没有实行政治改革的勇气?

    第二, 在世界经济萧条,出口受阻的情况下,中国提出要“扩大消费,拉动内需”,但是,中国企业的利润分配比例平均只有30%,相比较日美企业的60%,企业主对于员工的剥削比例超大,在社会劳动力缺乏余钱的情况下,如何扩大消费市场?没有消费市场,中国经济如何实现良性循环?

    第三, 中日经济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钓鱼岛问题如果不尽快解决的话,日本经济受损,中国经济也受损。解决这一问题的处方在哪里?

    说实在,三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最尖锐。全场的眼睛都盯着我,我成了外交部发言人。

    我给他们讲了中国新领导体制诞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什么?

    第一,中常委由9个人减少为7个人。减掉的2位是谁?一位是负责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常委,另一位是负责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常委。
减掉这2人,意味着什么?

    首先,意味着中央吸取了重庆的教训,把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实际参与指挥的武警这一支“第二军队”,由“准军人”降为“准警察”,归属公安部长管理(当然,公安部将变成“大公安部”,明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时,或许还将兼管安全部)。也就是说,今后党不直接管理社会治安,将社会治安纳入国务院统一管理的范畴。同时,降低中央政法委的级别,实现党不直接管理司法,为中国实现“三权分立”,凸显宪法尊严,最终建立起一个“公平,公正”的法制社会,奠定一个政体基础。

    其次,中央减少负责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常委,便于在国内酿造一种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让国民能够在这一种宽松的环境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培植多元化文化,让中国宪法唱了许多年的几个“自由”,真正变成国民可以真实享受的权利。所以,中国要成为“世界文化大国”,中国掌管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部门,必须从“管治”走向“服务”。所以,如果问“中国新领导班子是否会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从减掉2名常委开始,这一场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已经拉开了序幕。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实现了党政军领导权的一次性交接。所以,应该感谢胡锦涛主席对于党和国家的这一次极为重要的贡献。

    第二,中国共产党执掌中国63年来,磕磕碰碰走了不少弯路,最后也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道路。但是,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滋生了一些腐败的官僚和让人咬牙切齿的共产党败类。尤其是近年来揭发出来的问题,其犯罪金额之高,让欧美这些发达国家目瞪口呆。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外国人由此产生“共产党的红旗还能扛多久”的怀疑,也是合理的。

    那么,中国的新领导体制,能否让共产党实现自净自愈,按照中国领导人的说法,是“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对于外国人来说,是中国会不会出现大动乱的担忧。

    那么,最近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中国新领导体制在惩治腐败问题上做了什么?做的最漂亮的事情,是“鼓励民众斗贪官”。让中国6亿网民均成为贪官的监督员,从查表、查房、查床着手,不管是省会城市的市长(例如兰州市长),还是广东小小的县公安局长,以前谁都撼不动,告不赢,抖不出的腐败问题,通过140个字的微博,轻松地让他们落马。可以说,中国民众从来没有像最近这些天那样,享受着“小猫逮老鼠”的快感。“老鼠们”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名表不敢戴,女人不敢玩,对于百姓开始学会客气,生怕自己的小辫子被人抓住,毁了一生的前程。

    中国的舆论监督,不是从党报官煤开始,而是从民间的微博开始。“微博监督”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增加几百个中纪委委员的作用。

     王岐山执掌的中纪委,开放“网禁”,强化舆论监督的做法,体现了共产党要对自己拿一部分出现腐烂的肌体动刀动真格的决心和信心。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将会掀起一场坚定彻底的“整党整风”运动,以改变党风来改变民风,进而建立起整个社会新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第三,领导干部下基层“四菜一汤”的规定,80年代时喊过一次,90年代时,又喊过一次。此后菜是越来越多,烫是越来越有内容。其实,中国百姓对于官员吃点喝点已经没有多大的意见,不满的是,吃了喝了不干活,干了也不干好活。所以,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是中国百姓评比共产党和政府官员的一个风向标。

    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新领导体制刚刚提出了一个“新八项注意”,让人振奋。这“新八项注意”具体到了“少报道,不题字,不剪彩,不封路,不宴请,不接机”等,几乎回应了中国百姓对于领导干部作风的所有不满。

    中央政治局委员带头实施“新八项注意”,各地方城市的领导们自然不敢胡来,中国一些干部的“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漠视群众、脱离实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铺张浪费、贪图享受,以权谋私、骄奢淫逸……”,也许会得以遏制和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是,所有的人,有权利怀疑,这“新八项注意”最终也会变成“四菜一汤”。

    所以,中国的改变,取决于共产党官员的改变。共产党官员的改变,取决于中国新领导体制的改变。一个国家,最可怕的是没有希望。一个国家的人民,最感到绝望的是没有盼头。

    无论是“减常委”,还是“抓贪官”,进而推出“新八项注意”,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努力,让中国的百姓感受到一种希望。所以,虽然冬日寒气逼人,但是中国人已经从短短的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闻到了一种春意涌动的气息。我们相信,中国正在发生一种可喜的改变,当然我们有权利怀疑这一种改变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放弃那一份期待。因为中国的改变,也将给日本和世界带来利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13年02月02日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共2237人,2013年2月1日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99人)

    干以胜 于迅 马飚(壮族) 马中平 马铁山 王太华 王巨禄 王正伟(回族) 王正福(苗族) 王全书 王旭东 王国发 王明方 王学仁 王秦丰 王家瑞 王富玉(回族) 仁青加(藏族) 龙新民 卢展工 叶冬松 付志方 白玛(藏族) 仝广成 令计划 冯国勤 冯健身 邢元敏 邢元敏(女) 吉林 朱明国(黎族) 朱维群 乔传秀(女) 任亚平 刘伟 刘德旺 齐同生 孙淦 孙怀山 阳安江 苏荣 杜宇新 杜青林 李成玉(回族) 李海峰(女) 李崇禧 杨松 杨多良(回族) 杨崇汇 吴双战 吴志明 吴定富 吴恒权 何立峰 宋育英(女) 张玉台 张左己 张庆黎 张连珍(女) 张昌平 张建平 张研农 张基尧 张裔炯 陈元 陈世炬 陈光林 陈求发(苗族) 陈际瓦(女) 陈学亨 陈德铭 陈冀平 努尔兰·阿不都满金(哈萨克族) 林树森 罗正富(彝族) 岳福洪 周小川 周国富 孟学农 项宗西 胡彪 钟文 俞正声 姜伟新 夏德仁 钱冠林 徐敬业 陶武先 黄丽满(女) 黄跃金 黄燕明 梁保华 梁绮萍(女) 彭小枫 喻林祥 傅克诚 童世平 翟卫华 薛延忠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65人)

    马志伟(满族) 王红(女,满族) 王世杰 王新强 文和群(女) 计时华(女) 孔维克 卢晓光(满族) 田红旗(女) 田惠光(女) 史小红(女) 冯巩 朱成钢 朱建军 刘凡 刘晓 刘斌(蒙古族) 刘凯华(女) 刘家强 刘新文(女) 齐续春(满族) 汤维建 李崴 李晓东 李霭君(女) 杨天怡 杨保建(白族) 吴晶(女) 吴先宁 何小平 何丕洁 沙振权 沈瑾(满族) 宋余庆 张友君 张全国 张守志 张伯军 陈莉(女) 陈清华 苑春鸣 郑心穗 郑学炳 郑建邦 荣洋 胡汉平 钟晓渝 施中岩 洪佳林 夏涛 夏先鹏 徐涛(女) 高小玫(女) 郭层城 黄健儿 蒋洪 蒋平安 程萍(女) 程崇庆 傅惠民 温香彩(女) 温雪琼(女) 谢阳举 谢克昌 谢碧玲(女)

    中国民主同盟(65人)

    马玉红(女) 王文娅(女) 王东林 王修林 田刚 冉霞(女,苗族) 邢吉华 成岳冲 朱专兴 朱家媛(女) 刘晓庄 刘慕仁 安纯人 孙红(女,满族) 孙丰月 孙南申 李铀 李成贵 李晓安 李竟先(女) 杨云彦 杨玉成 杨维刚 吴刚 吴正德 汪利民 沈奎林 张世珍 张道宏 陈旗 陈幼平 陈晓光 欧阳明高 周梁 郑惠强 赵雨森 赵振铣 胡树华 施平 娄源功 贺林 贾楠(女) 贾庆国 倪慧芳(女) 徐辉 徐一帆 徐向东 高玉葆 高拴平 郭景平(女) 黄利鸣 黄维礼 曹卫星 康耀红 葛剑平 董恒宇 韩圣浩 傅建荣 鲁安怀 温思美 谢卫 甄珍(女) 雷蕾(女,满族) 鲍义志(土族) 戴晓凤(女)

    中国民主建国会(65人)

    万安培 马培华 王宁 王欣 王舰 王霞(女) 王永庆 王亚洲(蒙古族) 王济光 王爱俭(女) 叶青 白重恩 宁崇瑞 华博雅(女) 刘长庚 刘汉元 刘江龙 刘炳江 刘惠好(女) 孙洁(女) 孙太利 孙东生 孙宝启 孙贵宝 孙菊生 李心(女) 李兰(女) 李谠(女) 李玉光 李世杰 李冬玉(女) 李修松 李晓林 杨文龙 吴志明 吴晓青(满族) 邹建民(女) 宋海(满族) 张皎 张明华 陈小平 陈政立 武鸿麟 武献华 周汉民 周新生 郑锦春 孟孝忠 郝明金 胡可一 钟瑛(女,白族) 施耀忠 姜建初 洪慧民 秦博勇(女) 钱学明 徐钧健 高峰 高云龙 郭振家 郭跃进 黄泽民 龚立群 曾钫 蔡玲(女)

    中国民主促进会(45人)

     卫小春 王康 王建国 牛汝极 左定超 石爱中 卢天锡 史贻云 朱永新 朱晓进 汤建人 汤素兰(女) 杜婕(女) 李和平 杨建德 邱立成 张帆 张妹芝(女) 张俊芳(女) 张震宇 陈自力 陈贵云 尚勋武 罗永章 罗富和 罗黎辉 岳崇 郑福田 赵光育 赵丽宏 胡卫 俞金尧 姚爱兴 栗甲 高友东 唐瑾(女) 唐勇力 陶凯元(女) 黄震 程幼东 蔡达峰 蔡秀军 臧永清 潘贵玉(女) 潘碧灵(土家族)

    中国农工民主党(45人)

    于文明 马立群 马光瑜 王娴(女) 王路 王正荣 王启仪(女) 王忠哲(满族) 王建沂 王新陆 王福强 牛广明 牛立文 巩富文 曲凤宏 任国胜 刘晓峰 花亚伟 杨占秋 杨鸿生 何维 沈中阳 张灼华 张周平 张喆人 陈子江(女) 陈建国 陈绍军 欧阳华 岳泽慧(女) 周然 周健民 郑小燕(女) 孟庆才 赵吉光 段惠军 姚克 栗震亚 高体健 唐建武 彭钊 游宏炳 谢庆生 蔡威 戴秀英(女,回族)

    中国致公党(30人)

    丁时勇 万钢 王元 王珣章 王增祺 甘霖(女) 刘珂(女) 杜时贵 李嵘(纳西族) 杨兴平 吴春梅(女) 张玲(女) 张恩迪 陈怡霓(女) 陈德展 林方略 赵进东 赵家军 胡旭晟 徐旭东 黄格胜(壮族) 曹小红(女,回族) 曹鸿鸣 麻建国(苗族) 梁伟华 蒋作君 谢晓尧 谢朝华 滕卫平 薛卫民

    九三学社(45人)

    马大龙 马秀珍(女) 王宇田 支建华 巨拴科 田玉科(女,土家族) 印红(女) 刘新乐(蒙古族) 刘滇生 许进 孙运锋 孙步新 严俊 杜德志 李彬 李华栋 张大方 张亚忠 张桃林 邵鸿 武维华 罗家均 周锋 庞学光 屈谦 赵韩 赵雯(女) 赵海英(女) 胡万宁 姜刚杰 洪三国 洪捷序 姚志彬 骆正明 贾殿赠 徐国权 高抒 陶夏新 黄宗洪 韩启德 曾华 游庆仲 赖明 解士杰 戴晓雁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20人)

    王松 王二虎 王天戈 叶惠丽(女) 江利平 李钺锋 杨健 连介德 吴国华(女) 吴国祯 张宁 张泽熙 陈俊骢 林文漪(女) 郑建闽 胡有清 洪净(女) 骆沙鸣 黄志贤 蔡国雄

    无党派人士(65人)

    丁洁(女) 丁明山 马学平 王执礼 王尚旭 王明明 王梅祥 叶小钢 田中群 刘勇 刘巍 刘公勤(女) 刘红宇(女) 刘冠军 汤亮 宇如聪 许京军 许瑞生 孙林夫 苏士澍(满族) 杜卫 李卫 李灿 李武 李卫东(女) 李晋峰 李稻葵 吴江 吴仁彪 吴道闻 何星亮 张抗抗(女) 张连起 张国俊 陈群 陈昌生 陈建国 陈道明 林毅夫 欧阳中石 周忠和 郑钢 孟洛明 赵宇梓 胡四一 钟章队 段树民 袁隆平 夏宇红(女) 高鹰忠 席南华 陶智(满族) 黄日波(壮族) 黄廉熙(女) 崔永元 揭新民 彭雪峰 董胜波 舒红兵 谢茹(女) 蓝逢辉 甄贞(女) 窦晓玉(女) 樊菁 霍达(女,回族)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人)

     白松涛(满族) 刘佳晨 汪鸿雁(女) 张骏 陈小川 罗梅(女,藏族) 贺军科 倪邦文 梅世彤

    中华全国总工会(63人)

    王秀芳(女) 王俊峰 尤兰田(女) 毛蕴诗 冯丹龙(女) 吕黄生 任克雷 刘怡 刘子静 刘学良 刘宗明 闫克庆 孙兆学 苏玲(女) 苏如春 李长印 李世明 李守镇 李志军 李建明 李海滨 李滨生 杨志明 杨建祥 何玉华 何喜奎 邹先荣 应代明 张新 张文学 张世平(女) 张华荣 张明森 陈进行 陈荣书 陈涵霖 陈锦鸣 林淑仪(女) 易军 罗茂乡 金建华 周中枢 周成建 钟杰(女) 钟攸平 段敦厚(白族) 段祺华 施杰 袁伟霞(女) 倪健民 徐良 徐念沙 徐振寰 徐德明(满族) 高彦明 郭稳才 陶建幸 盛明富 梁嘉琨 董秀彬 管飞 颜辉 潘晓燕(女)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67人)

    上官永清(女) 王茜(女) 王小兰(女) 王美华(女) 王银香(女) 王淑玲(女) 王蒀荣(女) 孔玉芳(女) 邓敏(女) 邓小虹(女) 龙倩(女) 叶顺兴(女) 成平(女) 朱妍(女) 刘诗(女) 刘朝霞(女) 孙丹萍(女) 严慧英(女) 李羚(女) 李瑛(女) 李仁真(女) 李嘉音(女) 杨佳(女) 杨衍银(女) 肖苒(女) 肖新月(女) 吴明(女) 吴晓礼(女) 吴海燕(女) 何悦(女) 余效明(女) 迟子建(女) 张萍(女) 张静(女) 张小玲(女) 张礼慧(女) 张改琴(女) 张黎明(女) 陈羽(女,蒙古族) 陈聪聪(女) 范继英(女) 尚绍华(女) 郄秀书(女) 周秉建(女) 郑祎(女) 郑珊(女) 孟晓驷(女) 柯锦华(女) 侯露(女) 姜力(女) 洪天慧(女) 袁直(女) 徐葵君(女) 唐晓青(女) 朗杰拉措(女,藏族) 黄艳(女) 黄尔梅(女) 黄紫玉(女) 崔郁(女) 董翠娜(女) 曾蓉(女) 曾晓非(女) 甄砚(女) 雷敏(女) 窦啟玲(女) 翟美卿(女) 樊锦诗(女)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30人)

    山翀(女) 王召明(蒙古族) 卢柯 叶迎春(女) 冯琳(女) 朱军 朱建弟 许树强 严琦(女) 严望佳(女) 杜江涛 李猛 李佳鸣(女) 张斌 张风雷 张勉之 陈化兰(女) 陈仲尼 林积灿 金萍(女,回族) 周涛(女) 周桐宇(女) 郑家建 袁晨野 格桑罗布(藏族) 夏添(女) 党彦宝 郭为 彭静(女) 韩红(女,藏族)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65人)

    王伟 王乃静 王文彪 王玉锁 王再兴 王志雄 王钦敏 孔芙蓉(女) 左宗申 卢志强 田震 冯川建 冯东明 匡湧 全哲洙(朝鲜族) 庄聪生 刘迎霞(女) 刘沧龙 刘金虎 江南 许仲梓 孙安民 孙荫环 孙晓华 苏志刚 李卫华 李书福 李占通 李彦宏 杨铿 杨冠兴 连良桂 何报翔 何帮喜 余渐富 沃伟东 宋北杉 张近东 张复明 阿沛·晋源(藏族) 陈放 陈志列 陈经纬 茅永红 郑跃文 赵晓勇 郝远 南存辉 洪袁舒(女) 袁亚非 徐冠巨 黄小祥 黄红云 梁静(女) 董文标 喻顶成 程红(女) 傅军 温纯青 谢伯阳 雷元江 褚平 黎昌晋 潘刚 磨长英(女)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43人)

    马军胜 王超 王光谦 尹伟伦 邓楠(女) 邓金根 叶培建 田力普 包为民 冯守华 刘振宇 齐让 孙 涛 寿子琪 李兰娟(女) 李和平 李原园 杨文良 吴家睿 沈文庆 沈保根 宋家慧 张勤 张薇(女) 陈平平(女) 陈赛娟(女) 林惠民 欧阳钟灿 易建强 周伟江 周欢敏 赵进才 钟志华 秦大河 袁亚湘 顾秉林 徐世杰 曹效业 曹湘洪 梁小虹 梁留科 程津培 潘复生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15人)

    叶成 史茂林 纪斌 张嘉极 陈杰(女,高山族) 陈玲(女) 林贤顺 郑广台 高美琴(女,高山族) 黄植诚(壮族) 梁国扬 蒋秋霞(女) 谢正观 雷献禾 蔡国斌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28人)

    王永乐 王亚君(女) 王荣宝(女) 王晓玉 王彬成 朱世增 朱奕龙 朱道弘 乔卫 庄绍绥 李玉玲(女) 李卓彬 吴幼英(女) 邱维廉 张茵(女) 张元龙 陈红天 林定强 林晓昌 顾行发 高杰 浦江 梁波 屠杰 董配永 舒心 蔡建国 潘庆林

    文化艺术界(145人)

     于海 王小燕(女) 王文章 王书平 王立军 王西京 王兴东(满族) 王安忆(女) 方鸣 尹力 石汉基 龙瑞 卢禹舜 叶少兰 田青 田黎明 史敏(女) 史佳华(女) 白水清 冯远 冯小刚 冯双白 冯骥才 尼玛泽仁(藏族) 巩汉林 成龙 吕章申 朱世慧 朱乐耕 刘星 刘大为 刘小东 刘云志 刘兰芳(女,满族) 刘宇一 关峡(满族) 许钦松 孙丽英(女,满族) 苏燕玲(女,壮族) 李翔 李士伟 李世济(女) 李延声 李胜素(女) 李祖铭 李素华(女) 杨赤 杨承志(女) 杨晓阳 励小捷 吴欢 吴长江 吴为山 吴玉霞(女) 何水法 何香久 余隆 余辉 言恭达 汪良 汪国新 宋丹丹(女) 宋春丽(女) 宋祖英(女,苗族) 张克 张海 张文光 张廷皓 张国立 张建国 阿拉泰(女,蒙古族) 陈力 陈平 陈凯歌 陈泽盛 陈建功 陈思思(女) 陈晓光 陈维亚 邰丽华(女) 范小青(女) 范迪安 茅善玉(女) 林文增 郁钧剑 金铁霖(满族) 周予援 周建平 单霁翔 孟广禄 赵卫(白族) 赵长青 赵本山 赵汝蘅(女) 赵秀君(女) 赵宝刚 赵葆秀(女) 胡宏伟 胡振民 施大畏 美朗多吉(藏族) 姜昆 袁熙坤 袁慧琴(女) 莫言 夏潮 顾欣 徐翔 徐安碧 徐利明 徐沛东 高云 高洪波 高培芬(女) 高满堂 郭瓦·加毛吉(女,藏族) 席强 唐栋 黄宏 黄志明 梅葆玖 盛小云(女) 阎维文 梁凤仪(女) 梁晓声 董保华 董圆圆(女) 韩书力 韩必省 韩美林 覃志刚(壮族) 曾成钢 登巴大吉(藏族) 靳尚谊 雷珍民 詹祥生 廖奔 谭孝曾 谭利华 滕矢初 潘鲁生 薛亮 魏松(满族) 魏积安 濮存昕

     科学技术界(112人)

    干勇 万钢 万宝年 万建民 万晓援 马力(回族) 王琛 王晶(女) 王小康 王元青 王向朝 王寿君 王志良 王抒祥 王明弹 王炳华 王涌天 尹卓 尹镇龙 邓伟 甘晓华 石碧 龙长兴 卢灿华 叶友达 田静 邢新会 吉永华 曲伟 朱星 朱共山 刘永 刘建 刘昌俊 许强 孙聪 孙家栋 孙朝晖 苏国萃 李莉(女) 李鸿(女) 李子颖 李朋德 李晓明 李维斗 李景虹(蒙古族) 杨伟 杨元喜 杨玉芳(女) 杨忠岐 连建宇 吴一戎 吴光辉 何力 辛颖梅(女,回族) 汪鹏飞 宋欣 张宁 张新民 张德兴 陆桂华 陈小娅(女) 陈成秀 陈江宁 陈凯先 陈祥宝 武向平 林海燕 罗琦 周玉梅(女) 周成虎 周建平 郑兰荪 赵松(女,满族) 郝国强 荣建勋 柳崇禧 种明(女) 侯一筠 饶子和 姜杰(女) 姚一萍(女) 姚檀栋 贺禹 秦升益 袁希钢 贾德昌 钱天林 徐涛 徐卫喜 徐金记 徐晓兰(女) 高吉喜 高鸿钧 郭华东 唐长红 黄力 黄强 黄伟光 黄雪鹰(女,蒙古族) 常兆华 崔敬忠 蒋华良 蒋耀平 傅新华 蓝闽波 蔡晓红(女) 潘锋(回族) 潘云鹤 潘建伟 魏传忠 魏毅寅

    社会科学界(69人)

    王名 王子豪 王长江 王怀超 王学成 毛新宇 方立 石文先 卢中南 叶万勇 朱孝清 朱佳木 朱征夫 刘大钧 刘白驹 刘志彪 刘佳义 刘树成 江汉刚 孙正聿 孙庆聚 李捷 李蓝 李明蓉(女) 李忠杰 李景源 杨冬权 杨胜群 吴江(回族) 吴恩远 何新 何事忠 余永定 汪晖 宋镇豪 迟福林 张西南 张泓铭 张树华 张献生 张蕴岭 陈众议 陈进玉 陈金泉 林智敏(女) 周文彰 赵梅(女) 郝时远(蒙古族) 郝树声(女) 侯小勤 侯欣一 侯建民 饶戈平 施芝鸿 袁靖 贾高建 顾久 徐洪刚 高永中 高全立 黄梅(女) 曹义孙 崔福兴 董宏(满族) 韩康 谢双成 谢商华(女) 裴长洪 阚珂

    经济界(151人)

    马正武 马世侠 马蔚华 王计 王滨 王毅 王力平 王文学 王秀峰 王禹民 王新奎 云公民(蒙古族) 仇保兴 孔庆平 甘连舫(回族) 厉以宁 石军 田伟 田在玮 史玉波 白鹤祥 兰云升 吕建中 朱之鑫 朱长林 朱玉辰(满族) 朱永芃 朱光耀 朱洪达 华庆山 刘明康 刘振亚 刘烈宏 齐骥 闫冰竹 许明金 许家印 许智明 杜鹰 李军 李勇 李小琳(女) 李宁平 李民斌 李克穆 李沛兴 李若谷 李河君 李绍德 李勇库 李毅中 杨刚 杨超 杨元庆 杨凯生 杨敏德(女) 肖凤桐 肖宏江 吴焰 何光暐 沈雯 宋兰(女) 宋林 张力 张力军 张小济 张松桥 张学武 张建国 张闾蘅(女) 张晓强 张福荣 张赛娥(女) 张懿宸 陆启洲 陈天桥 陈东征 陈丽华(女,满族) 陈洪生 陈晓颖(女) 邵琪伟 范集湘 林大辉 易纲 罗哲夫 和广北 金阳 周建 周吉平 周纪昌 周伯华 宗立成 赵林 赵广发 赵显人 赵铁锤 胡占凡 胡亚东 胡存智(壮族) 胡克勤 钟俊 侯外林 姜成康 姜增伟 姚中民 贺平 贺同新 桂敏杰(满族) 贾康 钱颖一 徐明阳 徐宪平 徐祖远 奚国华 高宏峰(达斡尔族) 高国富 高建平 郭广昌 郭允冲 唐登杰 涂辉龙 黄小峰 黄光苗 黄志祥 黄建初 黄淑和 黄朝阳 梅兴保 常振明 梁平 梁骧(女,回族) 梁志敏 梁伯韬 梁高美懿(女) 彭开宙 董大胜 蒋政江 韩真发 傅成玉 傅育宁 谢渡扬 赖海民 蔡鄂生 臧秋涛 廖岷 谭伯源 潘功胜 薛光林(回族) 穆麒茹(女,回族) 戴皓 戴永革

    农业界(67人)

    于培顺 马忠明 王云峰 王海波 王继亮 王道文 王鹤龄 车迎新 车黎明 牛盾 方荣祥 田成平 白先进(回族) 冯平 朱保成 伍跃时 任勇 任正晓 华士飞 刘昕 刘野 刘凤之 刘平均 刘延云 刘身利 刘佩智 刘建军 江泽慧(女) 许皞 杜源生 李奇 李津成 杨小平 吴鸿 何一心 宋丰强 张伟 张波(女) 张洪 张少农 张改平 陈星莺(女) 陈章良 陈锡文 范小建 林金星 郑晖 柯炳生(满族) 聂振邦 贾治邦 夏庆友 顾国新 钱克明 徐建国 高炜(蒙古族) 高鸿宾 唐明(女) 黄巧云 黄若虹 彭于发 韩鲁佳(女) 程振山 赖钟雄 廖永林 薛亮 霍学喜 戴公兴

    教育界(108人)

    丁金宏 丁烈云 马敏 马德秀(女) 王璞 王广谦 王长华 王本朝 王训练 王次炤 王汝成 王松灵 方精云 邓小刚 左东岭 石定果(女) 申丹(女) 印杰 冯俊 司富春 吕建 朱和平 朱鸿民 伍中信 任芳(女) 刘峰 刘焱(女) 刘川生(女) 刘长铭 刘月宁(女) 刘吉臻 刘建平 刘春平 刘俊来 许华 许景期 许舒亚 孙惠玲(女) 苏华 杜惠平 李明 李卫红(女) 李长安 李东福 李向玉 李学春 李胜堆 李象群(满族) 杨文(女) 杨学义 肖燕(女,白族) 何友 余争平 邸瑛琪(满族) 闵维方 汪苹(女) 宋永忠 宋纯鹏 张波 张彬 张雪(女) 张凤阳 张凤宝 张立萍(女) 张尧学 张师超 张来斌 张其成 张杰庭 张福成 帕尔哈提·阿不都热依木(维吾尔族) 周祖翼 庞晓丽(女) 郑军 郑晓静(女) 孟安明 赵艳林 郝际平 胡刚 胡凌云 柯杨(女) 钟秉林 俞敏洪 姜耀东 洪伟(回族) 祝连庆 贺强(满族) 秦和(女,满族) 顾也力 钱锋 徐玖平 徐贵祥 高文 郭大成 郭晋云 唐子来 黄元河(壮族) 黄维若 黄德宽 曹雪涛 戚建波 章义和 葛剑雄 葛晓音(女) 蒋惠园(女) 鲁景超(女) 樊建人 檀润华

    体育界(21人)

    马继龙(回族) 王勇峰 王恋英(女) 卞志良 刘翔 刘敬民 李永波 李国平 杨桦 杨静之 吴侔天 邹凯 陈立人 周继红(女) 胡扬 段世杰(满族) 姚明 姚滨 钱利民(蒙古族) 黄玉斌 韩爱萍(女)

    新闻出版界(44人)

于芳(女) 万捷 马利(女) 王求 王涛 王国庆 王庚年 韦建桦 卞晋平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龙新南 卢世琛 白岩松(蒙古族) 冯丹藜(女) 邬书林 刘春 刘越 李东东(女) 李国华 何建明 何崇元 沙博理 沈鹏 张丕民 张秋俭(女) 张晓林 张海涛 张德修 陈俊宏 欧阳常林 金学锋 周锡生 郝振省 聂震宁 唐宁(女) 黄友义(回族) 黄书元 黄扬略 黄国柱 崔大庸 韩三平 程蔚东 舒安娜(女,土家族) 翟惠生

    医药卫生界(90人)

     王宇 王阶 王健(布依族) 王锐 王大明 王旭东 王红阳(女) 王国强 王建业 王承德 王贵齐 王智彪 牛忠英(女) 方来英 史大卓 吕爱平 刘文伟 刘玉村 刘志红(女) 刘迎龙 刘荣玉(女) 池慧(女) 孙丰源 孙志刚 孙建方 孙铁英(女,满族) 严卫星 李萍(女) 李文志 李玉峰 李立明 李赤群 李秀华(女) 李辅仁 杨玉学 杨金生 杨爱明 吴以岭 吴明江 何伟 张健 张澍 张永祥 陆洪光 陈琳(女) 陈义汉 陈元仲 陈仲强 陈兴生 陈啸宏 邵一鸣 邵明立 范利(女) 林野 林绍彬 林嘉滨 尚红(女) 岳秉飞 周学东(女) 郑静晨 赵平 赵东科 赵铱民 胡定旭 胡盛寿 侯建明 侯艳宁(女) 俞光岩 姜玉新 姚树坤 夏宁(女) 徐亮 徐勇 凌锋(女) 高春芳 浦金辉 黄传贵(彝族) 黄洁夫 黄峰平 曹洪欣 葛均波 董小平 韩雅玲(女) 焦红(女) 焦家良 温建民 雷菊芳(女) 熊思东 霍勇 魏英杰

    对外友好界(41人)

    于洪君 万季飞 马儒沛(回族) 王林旭 王胜洪 艾平 龙宇翔 史明德 冯佐库 邢运明 吕国增 吕新华 朱灵 许琳(女) 孙萍(女,回族) 李小林(女) 李克农 李金章 吴海龙 张建国 陈健 陈友谊 陈知庶 易小准 周文重 周立群 周幼马 周明伟 赵阳 钱利华 郭元强 郭加迪 曹育民 崔天凯 董海舟 蒋晓松 韩方明 程永华 程国平 裘援平(女) 翟隽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36人)

    于兵 龙墨(女) 卢绍杰 朱建民 刘卫昌 刘雅煌 孙小系 李一 李丕钧 李宏塔 李学举 杨祥波 何宪 沈小南(女) 张彦森 张海迪(女) 张雪岩 陈世强 罗平飞 罗良娟(女) 季允石 周锦辉 郑旭 胡志斌(回族) 胡晓义 柯希平 殷永祥 翁华建 高晓笛(女) 郭长江 黄文仔 黄其森 黄昌元 曹德旺 梁满林 薄绍晔

    少数民族界(103人)

     丁目迪(回族) 刀述仁(傣族) 才让(藏族) 马开贤(回族) 马文云(东乡族) 马邦河(保安族) 马虎成(回族) 马国权(回族) 马国超(回族) 马宗保(回族) 丰卫祥(怒族) 王福耀(羌族) 毛肯·赛衣提哈木扎(哈萨克族) 乌恩(蒙古族) 计明南加(藏族) 玉帕新(女,布朗族) 艾徐(女,德昂族) 艾尼瓦尔·依明(维吾尔族) 左晔(回族) 布娲鹣·阿布拉(女,维吾尔族) 卢京(壮族) 甲热·洛桑丹增(藏族) 申楚(仡佬族) 田岚(土家族) 付刚(赫哲族) 代依米克·地瓦那(塔吉克族) 白成亮(哈尼族) 尔孜规(女,维吾尔族) 包明德(蒙古族) 朴英(女,朝鲜族) 朴惠善(女,朝鲜族) 权贞子(女,朝鲜族) 达娃顿珠(藏族) 乔吉甫(蒙古族) 仲布·次仁多杰(藏族) 伊尔扎提·扎达(塔塔尔族) 伊丽苏娅(女,维吾尔族) 多央娜姆(女,藏族) 刘晓梅(女,蒙古族) 次珍(女,门巴族) 安阿玥(回族) 祁德川(景颇族) 克珠(藏族) 杜梅(女,鄂温克族) 李健(侗族) 李小满 李友祥(独龙族) 李汉柏(白族) 杨方(女,基诺族) 吴爱红(女,仫佬族) 何春(女,拉祜族) 何吉英(女,彝族) 何奇耶徒(蒙古族) 阿什老轨(彝族) 阿布里米提·艾合买托合提(维吾尔族) 陈德(满族) 林兴(京族) 欧泽高(藏族) 卓嘎(女,藏族) 罗黎明(壮族) 金莉(女,俄罗斯族) 郑军里(瑶族) 法蒂玛·马合木提(女,乌孜别克族) 波里亚(俄罗斯族) 居来提·买买提明(维吾尔族) 孟松林(鄂伦春族) 赵玫(女,满族) 茸芭莘那(女,普米族) 胡国珍(女,侗族) 洪伟(回族) 洛桑山丹(藏族) 姚哈斯(女,蒙古族) 贺颖春(女,裕固族) 莎娜(女,达斡尔族) 格桑卓嘎(女,珞巴族) 索朗多吉(藏族) 贾拉森(蒙古族) 高炜(女,满族) 郭文圣(回族) 郭丽娜(女,锡伯族) 海霞(女,回族) 海丽曼(女,柯尔克孜族) 海淑兰(女,蒙古族) 黄毅(景颇族) 黄明荣(黎族) 黄康生(布依族) 菊红花(女,蒙古族) 鄂义太(蒙古族) 梁晓丹(女,阿昌族) 斯塔(藏族) 韩兴旺(撒拉族) 韩志然(蒙古族) 覃文静(女,毛南族) 程田青(回族) 雷后兴(畲族) 腾格尔(蒙古族) 蔡世杰(回族) 嘎玛(藏族) 赛买提·买买提(维吾尔族) 谭萍(女,苗族) 潘晓慧(女,水族) 穆可发(回族) 魏艺红(女,佤族)

    宗教界(67人)

    丁广治(回族) 丁科仓(藏族) 丁常云 马长庆(东乡族) 马寿新(回族) 马英林 王树理(回族) 扎西坚参(藏族) 心澄 东宝仲巴·呼图克图(藏族) 白克力·马木提(维吾尔族) 印乐 传印 任法融 刘元龙 刘怀元 那仓·向巴昂翁·丹曲成来(藏族) 李山 李光富 杨发明(回族) 杨志波(回族) 吴巍 余文良(傈僳族) 沈斌 沈学彬 阿地里江·阿吉克力木(维吾尔族) 陈广元(回族) 妙江 拉巴(藏族) 帕巴拉·格列朗杰(藏族) 金蔚(女) 金鲁贤 学诚 宗洛·向巴克珠(藏族) 房兴耀 孟青录 香根·巴登多吉(藏族) 觉醒 祜巴龙庄勐(傣族) 珠康·土登克珠(藏族)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藏族) 夏立宛(蒙古族) 徐晓鸿 高峰 郭承真(回族) 唐卫民 唐诚青 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女,藏族) 黄至安(女) 黄信阳 萨龙·平拉(藏族) 梁明 策墨林·单增赤列(藏族) 傅先伟 普法 道慈 湛如 谢荣增 靳云鹏 赖保荣 雷世银 詹思禄 新杂·单增曲扎(藏族) 阚保平 赛赤·确吉洛智嘉措(藏族) 德哇仓(藏族) 潘兴旺

    特邀香港人士(124人)

    王冬胜 王亚南 王国强 王明洋 王树成 王贵国 王(易加草头)鸣(女) 王敏贤(女) 王惠贞(女) 区永熙 方方 方文雄 方黄吉雯(女) 邓日燊 邓竟成 邓清河 龙子明 卢文端 卢温胜 田北俊 包陪庆(女) 邝保罗 冯华健 冯国经 吕耀东 朱铭泉 朱鼎健 伍淑清(女) 刘长乐 刘业强 刘汉铨 刘兆佳 刘遵义 江达可 汤显明 许汉忠 许荣茂 孙少文 纪文凤(女) 苏泽光 杜惠愷 李子良 李月华(女) 李文俊 李秀恒 李贤义 李国章 李泽钜 李家杰 李家祥 李惠森 李德麟 杨钊 杨孝华 杨志红(女,回族) 杨国强 杨绍信 吴光正 吴良好 吴换炎 吴惠权 邱达昌 何柱国 余国春 汪明荃(女) 沈冲 张华峰 张国荣 张学明 张学修 张家敏 陈万雄 陈永棋 陈清霞(女) 陈婉娴(女) 陈新滋 陈鑑林 邵善波 林云峰 林光如 林建岳 林树哲 林健锋 林铭森 罗康瑞 周永健 周安达源 周梁淑怡(女) 郑家纯 郑维健 郑翔玲(女) 郑慕智 胡汉清 胡经昌 胡葆琳(女) 钟瑞明 施荣怀 姜在忠 洪祖杭 殷晓静(女) 高敬德 郭炎 唐伟章 唐英年 容永祺 黄兰发 黄英豪 黄景强 黄楚标 梁君彦 梁国贞(女) 彭长纬 董建华 释宽运(蒙古族) 曾智明 简松年 蔡冠深 廖长城 谭锦球 谭耀宗 霍震霆 戴希立 戴德丰 魏明德

    特邀澳门人士(29人)

    马有礼 尤端阳 冯志强 许爽 许健康 苏树辉 杨俊文 吴小丽(女) 吴立胜 吴培娟(女) 何玉棠 何厚铧 何猷龙 陈明金 林金城 欧安利 柯为湘 钟小健 贺定一(女) 徐泽 黄如楷 萧德雄 曹其真(女) 崔世昌 梁华 梁少培 廖泽云 黎振强 颜延龄

    特别邀请人士(166人)

    于际训 马建 马健(回族) 马丙泰 马国湘 王伟(新疆) 王伟(解放军) 王杰 王书坚 王玉发 王永明 王兆海 王寿祥 王志民 王志发 王作安 王应际 王国卿 王洪光 王素毅(蒙古族) 王晓翔 王增钵 王穗明(女) 牛有成 公保扎西(藏族) 方殿荣 邓天生 邓宗良 卢中原 卢昌华 旦科(藏族) 叶明 叶克冬 田义功 田向利(女) 史济春 白云(女) 丛日刚 冯兆举 宁吉喆 刚占标 年福纯 朱玉华 朱清益 朱锦林 朱燕来(女) 任海泉 华建(女) 庄国荣(女) 刘上洋 刘长喜 刘世锦 刘红军 刘良凯 刘忠兴 刘晓凯(苗族) 刘晓榕 刘继贤 关凯 江建曾 汤黎路 孙永海 孙亚夫 孙远良 苏士亮 苏志佳 杜鹃(女) 李宏 李勇 李少军 李本钧 李申学 李国辉 李微微(女) 杨瀚 杨士秋 杨国海 杨金永 杨春光 杨振江 肖盛峰 吴超 吴云峰 邱进 何为荣 沙海林 沈健 沈素琍(女) 宋才文 宋原生 张红力 张国栋 张岱梨(女) 张宝书 张常韧 张鹤田 陈强 陈山玲(女) 陈启明 陈修茂 陈海刚 陈寒枫 范印华 范晓莉(女,回族) 范照兵 林雄 林上元 易清(满族) 罗一民 周宁 周春玲(女) 郑立中 泽巴足(藏族) 孟宏伟 赵开增 赵建中 赵宪忠 胡正跃 段端武 侯云春 侯伯文 姜宏 姜明 贾永生 贾延明 夏勇 顾伯平 徐一天 徐小岩 徐增平 徐德学 殷鲁谦 高守维 高武生 郭莉(女) 郭孔丞 郭洪超 唐一军 唐川平 黄文平 黄方毅 黄作兴 黄嘉祥 常荣军 崔杰 崔立如 崔保华 崔海容 崔景龙 梁伟浩 梁亮胜 董万才 董利翔(女) 蒋小明 韩国龙 程群力 傅川 傅宏裕 舒玉泰 游洛屏 楼志豪 雷春美(女,畲族) 鉴保卫 蔡安季 蔡晓明 颜世元。

 

 

 

 

发件人:fa ouyang<xiangshan1996@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fuxu<fuxu@peopledaily.com.cn>抄送人:(无)时 间:2013年01月16日 17:29 (星期三)二百几十位各界人士关于政府违法关闭网站问题的公开信

关于政府违法关闭网站问题的公开信

二百几十位各界人士

全国人大常委会暨吴邦国委员长:

中共中央政治局暨习近平总书记:

国务院新闻办九局、各政府网管部门、各网站、各位网友:

    现在就保障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权,努力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问题,致信你们。

    2012年4月6日——10日,国务院新闻办九局、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新闻管理办公室在没有具体事实和法律根据的情况下,口头责令《毛泽东旗帜》、《乌有之乡》、《红色中国》、《东方红社科》和《马克思主义评论》等网站关停整顿,此后,全国集中封闭了八十多家网站。尽管在5月30日马 宾、李成瑞、李 波等336人署名的《致胡锦涛总书记并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关于抗议违法关停多个网站及请中央说明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报告”;此后又在10月19日李成瑞、刘金华等上千人署名的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指出:“从处理薄熙来事件一开始,就违法、蛮横地封闭了所有持不同意见的网站达八十余家,官方网站甚至私人博客也不让发表不同的意见。这就完全堵塞和切断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同党的领导机关和人民政府以网络为先进科学技术工具用以交流和沟通的最好和最快的渠道,在信息社会的今天,这样的做法是极为野蛮和反动的!”之后又有10月28日巩献田、奚兆永、李定凯等36位学者、干部署名的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并吴邦国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并胡锦涛总书记《紧 急 呼 吁!》的公开信,再次呼吁:“开放被违法关闭的网站”,在此期间,有许多干部、群众一直不断地通过不同途径呼吁开放被违法关闭的网站。但是,被关闭的网站至今没有正常运行,政府的违法行为延续长达八个多月之久,直到今天仍旧没有依法纠正。

    长时期集中封闭大批网站,甚至逼得不少网民只好“翻墙”出去,依靠境外的服务器来实现言论自由权,这不能说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正常反映和表现,理所当然地受到网站和网民们的强烈反对。

    关闭合法运行网站的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行政处罚种类之第四款“责令停产停业”规定,属于“责令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没有查明事实,因为被封网站不存在任何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事实。 该法第三十一条:“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行政机关告知封网理由有三个:一是发布大量违法信息;二是攻击国家领导人;三是妄评十八大。在封闭《东方红》网时,所说理由只有一条,即“发现你网上有违法信息”。当问有什么违法信息的时候,他们说“不解释”。

    对于这三项指控,行政机关都没有提供相关的事实、理由及依据。我们认为:

    第一、关于“发布大量违法信息”。当网站法人代表问及“违法信息在哪里”时? 行政机关没有做出任何的回答,反而让行政相对人“自查”!所谓自查,就是对于案件还没有调查研究,即对“事实不清”的案件就先作出处罚决定,显然这属于违法行为。

    第二、所谓“攻击国家领导人”。首先,这不是法律语言,没有任何法律根据。“攻击国家领导人”,在我国没有任何法律界定和规定,当然就没有对该行为给予处罚的任何规定,它与法律无涉。其次,行政机关也没有提供所谓“攻击国家领导人”的任何具体事实和证据。

    第三、所谓“妄评十八大”。第一,在我国一切违法侵权行为,必须是行为人侵犯了受我国法律保护的“直接客体”,即行为人直接侵犯了具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显然“十八大”这一概念内涵相当宽泛而抽象,所指内容无限多,它不构成具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故不是我国法律所保护的直接客体。第二,行政机关也没有具体说明被封网站发表的什么文章或什么言行是“妄评十八大”。十八大,对于这件关系全党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的大事,即使有的公民发表文章属于这类议论,即所谓“妄评”,但是,政府对此既没有提供任何事实,更无提供任何证据,也就无法确认其“社会危害性”的存在;凡是不能确认其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也就无法确认违反任何法律和法规。

    综上所述,足以确认:封网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实体方面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
行政机关既然剥夺了当事人的陈述权和申辩权,也就谈不到听取当事人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二)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六)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行政机关做行政处罚决定既然没有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就没有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也就更谈不到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的事项。

    第四十二条“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行政机关作出责令网站停业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没有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就更谈不到当事人要求听证和行政机关组织听证之事。

    综上所述,足以确认:政府封网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关程序的规定。

    上述足以证明:政府封网的决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六、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规定;封网的具体行政行为完全是违法的,既违反了“实体法”又违反了“程序法”,依法应予撤销。

    政府这次大规模集中关闭网站的行为,不仅是一种违宪和违法行为,同时也是一种违反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根本路线的行为,是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当家做主”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它极其严重地损害了和损害着党和国家的声誉!

    在此我们重申,我们坚决支持和拥护一切根据宪法和法律,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为根本目的的网络立法和网络管理措施。但是,任何网络立法必须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必须切实遵守该法第五条规定,即“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任何一级的网络管理行为绝对不能 “以言代法”, “言出法随”,绝不允许无视法纪、无法无天的现象再次发生,行政行为必须以法律和法规为依据。

    我们高兴地看到新华网报道了11月30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他主持的一个座谈会上讲到“网上的舆论,包括骂声我们都要听,更何况大家提的各种意见?”我们希望,新的中央会给我们新的期待,为维护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权,我们向你们发出公开信,并再次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制,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尽快纠正违法封网行为,维护我国法制,取信于民,切实兑现中央领导同志的承诺,尽量减少给党和国家的声誉造成的恶劣影响!

    公开信联署人签名:(排名不分先后)

         刘金华 巩献田 项观奇 奚兆永 江根德 刘 军
         黃方伯 胡大江 闻 迪 罗志学 胡永晖 徐先宝
         胡乔杰 骆玉涛 李树泉 鲍 锋 田 钰 王 刚
         周国平 周丽丽 周西宁 徐开彬 张睿婕 王得田
         吴育民  刘海林 徐高金 宋志刚 吴 海 任天旺
     齐维麟 彭 铮 樊向阳 徐建生 宋志刚 王培国
     吴育民  陈军晓 郭 岩 王 亮 徐 斌 虞丽玉
     王洪玉 王健雄 戴丽媛 张大林 钟君铭 李家强
     张动波 金祥存 刘海林 张志敏 李 莉 赵子祥
     王军学 廖廷宇 王健雄 李方连 陈成之 徐光福
     李甲才 汤玉群 耿衍水 王 斌 秦永安 王庆人
     曹永河 丁其富 张延勋 王世儒 廖廷宇 邵志伟
     韩宝祥 张良琪 胡立海 李景增 孙即峰 马金泉
     孔红利 谢宜仁 冯伯文 孙广煜 许兆伟 杨云飞
     何进成 丁 民 王超力 刘明星 韩秀祥 周靖冬
     安传峰 安传利 李 娟 胡顺基 胡立业 石 要
     韩克军 王立勇 习祥瑞 李长勇 韩克生 法在运
     曹在民 贾元臣 陈从林 刘长君 孙 亮 滕祖红
     郭红英 刘建琴 张宗军 赵云录 叶大伟 王振遐
     鲁其伦 原万春 赵立强 张兴亮 李 宁 王 超
     王传振 王传宁 秦 辉 孔令刚 王 勇 那 荣
     丁显东 常士传 李云成 于博晓 尉翠珍 安矩祥
     包亚芳 黄传华 庞胜平 洪明斋 赵 莉 薛继君
     郭 弢 王 涛 张思厚 张义乾 孟凡水 于洪运
     张乃昌 徐其太 徐先修 曹小梅 王树仁 袁伟亮
    庞 虎 王明德 王洪生 徐 磊 刘绪峰 武守南
    赵厚生 魏炳喜 耿京龙 张 杰 王 忠 江 海
    王世友 刘长明 孟庆仁 魏朝北 毕学奎 刘庆华
    邓光辉 张存木 赵乐峰 吴钦军 王 平 刘守恒
    彭 克 吴俊龙 刘卫乔 张付桐 古新民 赵建军
    杨基龙 李青峰 刘东阳 张 东 张继胜 张有为
    梁春华 许锦川 唐家琛 李 刚 贺冠山 李 阳
    冷启俊 王立平 庄 华 李国华 王绪告 郭俊亭
        邹文利 陈军晓 白玉明 陈树庆 陈立新 邓燕青
        张 军 张建平 郭 平 王蒙山 王迎光 周国平
        金小丁 李春光 李少华 李腾贵 梁清龙 梁宇超
        刘建钢 袁三朱 马 力 孙敏杰 郭 岩 王志洪
        王迎光 周 俊 卞宝祥 张 林

      2013年元月15日
 

 

 

发件人:Flyn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Flynn 抄送人:(无)时 间:2013年01月23日 11:03 (星期三)郑永年:中国将发生革命 三股力量碰撞破坏力强

中国将发生革命 三股力量碰撞破坏力强

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 郑永年

    满清王朝在应当改革的时候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后来朝廷真的想改革了,但时机已经错过,因为革命因素已经积累起来,成熟了,革命成为不可 避免。这个道理现在仍然一样。如果政治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执政者硬要迫使变化了的社会向政治权力“投降”,那么执政者和社会的矛盾必然会激 化。

    最近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和发展趋向表明,如果执政党及其政府治理不当,有可能引发一场廉价革命。在社会层面,目前的情形是,知识阶层活跃,在对改革的期望值迅速提高的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对没有实质性改革表达不满。再者,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也在迅速增加。在中央层面,尽管提出要改革,但改革的路线尚未明 了,更不用说具体的改革政策了。“十八大”之前的大规模的人事调动之后,很多领导干部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适应新的岗位,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看清楚地方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更不用说是准备有效的改革了。

    同时,正在推进的反腐败运动,也促使一些干部采取静观的态度,关注形势的发展。官员的这些态度,在很多场合促成了他们采取保守的态度,对社会问题不作为,甚至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出现明显的错误。尽管总体上说,社会的各方都在期待改革,希望通过改革来应付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但在这样一种总体情况下,官方和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很容易导致从一个期待改革的情形,转变成为一场廉价革命的情形。

     什么叫廉价革命?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传统上一而再、再而三所发生的对社会极具破坏性,但又不能对社会造成任何有意义的改变的革命,尤其是农民造反,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数千年来,革命只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也就是说,所谓的“革命”从来没有跳出王朝更替的“周期律”。在当代社会,“廉价革 命”除了这一层传统意义外,又被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发动这样一场革命的“低价格”。

    在当今世界,“廉价革命”的现象在很多社会都存在着。这些年来,很多国家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这样一种廉价革命。人们观察到,颜色革命有“三件法宝” 或者三个要素,包括知识阶层理想主义的激进化,社会与日俱增的不满因素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有效通信技术。只要这三种要素有效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造成一场势如破竹的廉价革命。

    在任何社会,知识阶层是最具有理想的阶层。他们从理念上不满足于现实,或者说现实社会不能满足他们的理念,于是他们都在随时寻求变革,不管是通过改革的方式还是革命的方式。一般的情形是,现实和他们的理想越远,他们的行为就会越激进。

     社会上的不满因素比较复杂一些。从总体上看,如果知识阶层更多的是追求比较抽象的理念,那么社会上各种不满因素更多的是追求物质上的不满。经验地看,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除知识阶层外,大部分社会群体所追求的是物质利益。农业文明的农民起义和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运动都是如此。只有到了后现代社会,在人们达到了充分的物质生活水平之后,才开始出现以追求理念为目标的“后现代革命”。(不过,历史上也有追求属于“理念”的社会不满者,最显然的就是宗教领域。)

     第三个法宝就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通信技术。这种技术有几个主要特点,包括分散性、形式多样性和低价格。在所有通信技术中,互联网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通信技术。正因为这样,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对任何社会成员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这就表明,政府或者任何其他组织要对互联网进行完全的控制,已经成为一件代价极其高昂的事情,对互联网进行控制损害到所有使用者的利益,包括社会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

知识群体提供革命愿景

    当这三种因素分别在各自的领域内运作的时候,并不会造成革命的局面,但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就会截然不同。在很多场合,社会不满往往存在于底层,尤其是贫穷阶层。他们也经常表达不满,甚至是暴力反抗,但经验地看,他们成功的机会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说,社会成员因为追求物质利益而对现状不满,这种情 形本身不会导致革命。因为人们追求的往往是不同的利益,各社会群体之间很难达成革命的共识。

    这种要素如果要转变成为革命的要素,就要和知识群体结合起来。 当追求物质利益的各社会群体,接受了由知识阶层提供的一个特定的“理想社会”时,他们就具有了革命的共识,因为这种“理想社会”给他们一个期望,那就是,在那个“理想社会”,他们不同的物质利益都能同时得到实现。

    的确,从历史上看,较之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知识群体在制造革命的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显著,甚至是关键作用。当知识群体只是局限于理念领域对社会表达不满的时候,或者说用他们的理念来对现实社会做批评的时候,也不会导致革命。因此,要引发革命,知识群体就要和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走在一起。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社交工具,其本身也并不具有政治性。但如果知识群体把社会的不满和社交技术结合起来,把他们的“理念社会”推销给不满于现实的社会群体的时候,互联网的性质就会发生突变,可以演变成最有效的革命工具。

    当代世界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往往是这三种要素结合的产物。颜色革命的破坏力极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推翻一个旧的政权。较之传统上需要牺牲大量人命的革命来说,颜色革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革命方式。但必须指出的是,颜色革命很难建设一个新政权。这里有很多因素。

    首先,引发革命的知识群体,他们的理念过于理想,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操作性。尽管他们往往是革命的主体,但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和政治手段来建设一个新政权。

    其次,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不满因素在革命期间得到散发,但因为新政权建立不起来,或者新政权非常微弱,难以有效地发展社会经济,他们的期望同样不能得到满足。

    在很多场合,革命之后,他们的物质生活反而恶化。在推翻旧政权过程中,互联网是一种有效的动员工具,但一旦涉及到建设,互联网往往失去了同样的功能,反而会走向反面。互联网使得社会上的各种利益都释放出来,表达出来,达成不了任何意义上的共识,往往成为社会群体间的冲突的工具。或者说,革命之后,互联网以“民主”的方式把社会利益碎片化。很显然,没有社会群体间的高度共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政府是极其困难的。这也是那些发生颜色革命的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局面。

    中国的情形又怎样呢?不可否认,在所有这三个领域,中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首先是知识阶层的激进化。在社会层面,各种意识形态纷纷出现,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今天知识群体所秉持的各种意识形态,不再仅仅具有学术意义,而是具有了深刻的政治含义。对知识阶层的很多人来说,他们缺乏以学术或者历史的角度,来关切他们所认同的理念的动机,例如民主、自由、人权、社会公正和正义等等,也并不关心在经验层面是否可以通过他们所认可的方式,来实现这些他们所认同的理念,他们所关心的是能否把这些理念当成一种有效的工具。只要一个理念对社会大众具有吸引力,它就会被知识阶层的一些人所利用。

    社会层面的不满更是显然。中国的社会抗议运动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但社会抗议的影响仅仅是局部的。例如农民抗议,往往是一个村,或者几个村,构成不了全国性的抗议,并且农民抗议往往是物质利益所导向的,当局比较容易应付。更为重要的是,农民抗议往往是反应性的。也就是说,农民抗议往往是对官方错误政策的反应,例如很多抗议是由土地问题引发的。工人的罢工或者抗议,也往往是一个工厂,或者几个工厂,也具有地方性和物质性。

    和知识群体有关的抗议,往往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在任何国家,知识都具有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具有全国性的知识网络,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了知识抗议,都可以遍及到整个国家。宗教方面的运动也有类似的情况,也不可忽视的,各个知识群体已经不满足于他们理念层面的革命,而开始走向现实社会。知识群体的理念和社会不满因素的结合,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统治者的抉择是关键因素

    不过,这些情形的存在并不表明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地看,并不存在一场不可避免的革命。当代社会,人们所看到的颜色革命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动的结果,也就是说是统治者选择的结果。法国作家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从英国和普鲁士没有发生革命的历史中,找到法国为什么发生革命的根源?托克维尔力图从法国的制度上找原因,但后来的很多历史学家则指向统治精英选择的重要性。英国和普鲁士的统治精英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即改革,但法国的统治者则没有这样做,或者在不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改革,从而导致了革命。

    其实,要理解类似的革命,看看中国的近代历史就足够了。满清在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回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李鸿章当然在为自己辩护,想说的无非是朝廷改革的困难。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朝廷没有选择改革。也就是说,满清王朝在应当改革的时候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后来,即使朝廷真的想改革了,但时机已经错过,因为革命因素已经积累起来,成熟了,革命成为不可避免。

    这个道理现在仍然一样。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政治也要跟着变化。如果政治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执政者硬要迫使变化了的社会向政治权力“投 降”,那么执政者和社会的矛盾必然会激化。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也难以找到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不当的治理方式更会为廉价革命创造更多的机会。

    革命可以“廉价”地发动,但中国社会的所有因素,包括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高度分化、暴力泛滥等,决定了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会依然如故。并且,革命的代价也会是昂贵的。一旦革命来临,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必将成为受害者,不仅仅是生命的损失,而且更是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其中,改革的阻碍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既得利益者,更是会成为革命的对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执政者面临的是双重任务:一方面积聚和动员一切可以推进改革的力量,来克服体制内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另一方面阻止一场可能的廉价革命。这就是为什么说,改革是一场攻坚战。改革如果轻而易得,那么就不叫攻坚战了。这里,还是要强调一句人们常说的话:不改革就会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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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中国已启动

基辛格谈毛邓江胡习5代换届及美中策略展望

十年之后中国的体制状况不可能还如今天的体制

外文

    基辛格以他独特的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40年的经验,讲授了一堂应该如何处理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敏感关系的课程。基辛格的演讲不只限于他对奥巴马和罗姆尼攻击中国的经济实践的批评。他还非常有见地地讲述了一个自共产主义革命以来中国领导层换届的简史,一个鲜为美国人了解的内幕。

    基辛格说:每一代的中国领导人……都是他所任时代特定使命和环境的反应。毛泽东是一个革命性的人物,一位先知,他为了自己既定的目标不遗余力地去奋斗,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止他。毛泽东寻求用远交近攻的方式,利用远方的野蛮人来对付近处的胡人,也就是利用美国来制衡苏联。

    毛泽东选择了与他共事几十年的周恩来作为基辛格最初的谈判对手。周恩来是“我遇到的最具有娴熟外交技能的外交官,一个具有非凡能力的人,一个能化腐朽为神奇的人。虽然毛泽东想建立与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毛泽东不希望中国由此变得来依赖外界。毛泽东坚持要保持共产主义的纯度。继任者邓小平是“一个更大的改革者。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其他中国人有邓那样的远见与勇气,推动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建立一个市场体系。

    江泽民作为天安门后的领导者,在他在任的12年中 ,使中国重新融入国际体系。继任者胡锦涛,是第一个真正把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化系统的一部分来运作的领导者。新一代领导者将面临一个转型,即在未来10年,把农村人口转入城市的转型。这个转型不仅将涉及基础设施等技术问题,而且还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就是改变共产党的作用。

    基辛格说:在与习近平这个中国未来的总统进行交谈后,基辛格相信习近平会寻求这样巨大的内部变化。

    这变化如此之大,以致10年之后,当下一届新领导层主政时,那时的体制还一如今天体制的状况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相信中国会把重大的海外冒险或与美国对抗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由于习近平需用面对艰难的国内变化,习近平可能在应对国外的批评上要表现出强硬态度。我们不能要求或期望他们将遵循我们所熟悉的机制来实行政改。这将是中国版本……不克服中国国内的阻碍和困难,政改是不会成功的 。

    另一点要记住,基辛格说,“毛泽东可以发号施令。而现在的领导人必须达成共识,至少在的政治局常委中必须达成共识。中国是一个正在重返亚洲事务的国家,中国一直认为它是亚洲事务的中心。正在崛起的中国必将影响到美国的利益。中美两国的冲突必将是 “两败俱伤的共同灾难”。不可能描述一方的胜利会像是什么样子。激怒中国的作法正好为中国的“战略中心”军事和民用智囊团所利用,其中一些战略分析家正在推动一个非常民族主义的路线。

 美国的使命就是用美国的形像来重塑整个世界。但是没有美国援助的中国,跌跌撞撞地走过了3800年的历史。

为解体中国,中央组织部开办第二党校—哈佛大学

    中共中央组织部2001年启动一个项目,就是在哈佛培养中共领导人。挂上的羊头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功的政府管理经验,作为倡导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一种方式,卖的狗肉是为10年后中国的解体提供了贪腐卖国集团的保护伞。

    每年,大约40~50名中央党委或地方党委之下的高官被派往哈佛学习。提供各种课程,某些课程持续8周,有些持续几个月。

    哈佛成中组部培训基地,该项目位于肯尼迪学院阿什中心,哈佛教授们教中国官员们关于领袖、策略和公共管理。包括市政府官员、市长、省长,一直到中央政府副部长,将成为中国政权明日之星。

    中心的执行董事希望这些项目让他们更好的理解全球治理。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是政治局第一个哈佛受训生,李源潮预计将进入政治局常委。另外还有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陕西省省长赵正永、商务部陈德铭等一系列知名人物。超过一半的赴哈佛进修的官员在归国不久都获得提升。

    在哈佛受训说是聚集在哈佛的事实激发了爱国热情、给未来的共产党领导人教授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员被要求到敌方美国哈佛学习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党历史,真是五千年历史的中国绝世超伦的谎言,谋图不轨的巧言不如直道,明人不必细说,10年后的中国是你们的。)

    目前,中央已经扩张了这个项目到斯坦福、牛津、剑桥、东京大学和其他地方,并已派遣超过4000名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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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手术刀应挥向那里

——谈中共十八大后中国的改革走向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袁刚

    袁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1953年9月21日出生,江西南昌人。1987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世纪中国政治史。出版著作二部,主编二部,参著若干,刊发学术论文90余篇。

学历 Education
1977—1981年,中山大学,历史学学士
1977-1981,B.A. in History, Zhongshan University
1981—1987年,山东大学,历史学硕士,博士
1981-1987, Ph.D. in History, Shandong University
研究方向 Research Fields
中国政治思想史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s in China
中国政治制度史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中世纪中国政治史 Chines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一、打铁还要自身硬,改革就是要革自己的命

  所谓改革,就是要改变现状,对既有权力体制和利益格局进行调整,理顺公平效率各种关系。改革是十分繁杂的事,改革的主要对象其实就是掌权者自己,这一点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胡、温十年执政不可谓不勤勉,但在关键问题上想改改不动,政治上因循守成,不敢有所作为,缺乏魄力和开创性,最后两年推出的两项所谓“大”的“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令人啼笑皆非。改革的手术刀一再挥向社会,而就是不敢对准自己,不敢在关节眼上有所突破。可谓是举措乖张,进退失据。

    201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党校隆重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中央政治局9常委都罕见地出席,政治局委员也统统到场,由习近平主持,胡锦涛发表讲话。20日又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发表讲话,提出要在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其基调还是加强党的领导,以强化社会管制来“维稳”。9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員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担任主任,对社会民众的管控又进一步加强了。

    据2010年5月27日《社会科学报》: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超过了当年的国防预算4806.86亿元。 2012年春“两会”《关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又透露:2011年的“公共安全”开支是6293亿元,比国防费高出200亿元;2012年的公共安全预算达7017亿元,比2011年又上升11%。如此巨大的耗费,全都是用在维稳防民上。梁启超曾说:“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突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为什么要把改革的手术刀挥向执政者“自身”呢?是因为执政的党政干部自身问题很大且非常严重,有成年累月积累下来的老问题,体制机制性问题,也有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棘手的利益格局等问题。

二、苏联模式的党政干部体制并不先进,百年痼疾至今难以祛除

    执政党自身问题很大,是改革的主要对象,这怎么讲呢?我们先从大的方面,来看一看中共中央组织体系。

    十八届一中全会宣布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及常委、总书记。另有中央侯补委员、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委员、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等,其数总计约6百多人。这些机构即是现今中国最高权力实际之所在,这6百多人无疑也是当今中国最有权力的人。其中,205名中央委员都是省部大军区级以上干部,他们包括党政军各部门的首脑、书记等;候补中央委员171人居其次,皆为副省级以上大官,他们大权在握,而又级别分明。政治局25人居其上,再上是常委7人,最高是总书记习近平。

    中央之下是省、市、县各级地方党委,以及政府各部与事业单位领辖的司局、处、科各级网状党组织,自上而下形成金字塔型科层系统。政府机构实行科层制并不希奇,这在世界各国都行用。但中国的权力体系却是以党为中心,党也科层官僚化了,且党政不分,这一套完全是移植于苏联,是“全盘西化”的产物。在中国,各级政府机关乃至学校、医院等“单位”,都有党委党支部,党领导一切,党管干部,书记挂帅当第一把手,上上下下所有党政机关都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自上而下的层层任命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最后都要听从党中央指挥,形成集权一元化领导体制。

    一整套的党政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乃至政治行为方式,都完全是外来的,是“以俄为师”的产物,没有半点“中国特色”。如总书记、书记处、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央军委、中国侯补委员等,连名词都来自苏联。纪律检查委员会也不过是监察委员会的翻版,改了几个字,意思则完全是一样的。纪检监察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工作,这与前苏联也是一致的。

    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乃列宁首创,其特征就是层层集权,使党领袖的命令能贯彻到基层党组织每一个人,实行分科分层的军事化管理。这个制度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任何关系,列宁初提出来时就遭到党内反对,并引发党分裂。但列宁是在“地下党”的特殊背景下,即在沙皇警察国家党无法公开合法活动的情势下,才强调严密组织纪律的重要性,用以对付沙皇警察统治,这在当时还是有效果的。一战中沙皇统治崩溃,人数很少的布尔什维克能在乱中夺权,就证明了党的力量。按集权原则组织起来有严密纪律的党,被称为“列宁党”,起先是职业革命家密谋组织,或称革命党。然而,掌权执政后斯大林又把“民主集中制”推向全国,党领导下的一切组织单位都实行集权制,“议行合一”的苏维埃也要听党的,最后是政经一切大权都集中到党中央政治局总书记手里,这又被称为“斯大林体制”。列宁党和斯大林政体,就是所谓“苏联模式”。

  托洛茨基则尖锐地指责党的“官僚化”,反对选举流于形式、层层任命、等级森严的书记体制。批评“党内书记特权阶层”,“扼杀党的独立自由精神,以特选的官僚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而中央是官僚主义的发源地和大本营,行政命令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方法等。著名作家高尔基也对苏维埃政权很快被“党化”的政治现象提出批评。

    毛主席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理论上是“反修防修”,也是要整肃“党内资产阶级”,并说“走资派还在走”,革命对象“就在共产党内”。毛用极左造反方式摧毁党政干部官僚体系,搞绝对平均,连工人“八级工资制”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而应取缔。

    百年历史值得反思,考茨基、托洛茨基、德热拉斯、毛泽东等,虽然身份、立场多有不同,但应该说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著名的活动家,为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从左右不同方面,都向共产党本身的官僚体制开炮开刀呢?而其中尤以毛泽东最为激烈。虽然毛发动的文革被彻底否定,但毛后改革开放中,官僚主义、党政干部贪污腐败等问题,的确是越演越烈,现在是已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习近平总书记诉说“全党必须警醒”的那些问题,绝非一时一地个别的现象,而是体制机制本质问题,是共产党的百年痼疾。早在百年以前,考茨基就将苏联体制概括为“国家官僚制”,完全移植苏联模式的中国,当然不能例外。

    苏联建立并没有开辟历史新纪元,并没有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庞大而无处不在的党政干部官僚,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新阶级”。马克思总结的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原则,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最高工资,要求全民普选,人人平等,没有官民之隔,人民是主人,官员是“公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重申了这些原则,建政之初说了不少空话大话。但实际上无论是苏联,还是后来的东欧卫星国及中国,都不能将“巴黎公社”原则落到实处,也无法落实。

三、党政干部特权凝固化和“花钱买改革”

    国家官僚制可不得了,有学者估计,我国官员之数是国民党统治时的10倍,是古代王朝的100倍。为了掩盖官僚制统治,官僚称呼被改为“干部”,但无论是党的干部还是国家干部,都是按“级别”拿工资的,由国家财政供养,实际上是由人民供养。

    苏联体制说穿了乃是由国家充当总地主和总资本家,党来收租税,以养活几千万党员干部,建立起一个新的等级森严的特权社会,产生了一个鱼肉百姓高高在上的干部新阶级,劳动者是被统治被剥夺者的地位,并无实际改观,寡头统治铁律并不因革命而扭转。

    邓小平改革所谓“拨乱返正”,并不是将毛泽东极左“法家路线”复传统“秦政”的船头,拨回正统的苏联路线,而是拨向“右”,驶向西方!这一点十分重要,十分十分重要!为什么要转而学西方呢?是因为其时东西方“和平竞赛”已初见分晓,中美日破冰后,邓小平等大员首次出国就被所见震惊,有隨员说在日本看到的是“车水马龙”,在美国高速公路上看到的小汽车“象蝗虫一样”,这就是现代化,连最保守的军头王震在英国也感叹,在此看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他们象毛泽东一样,早已看不起落后的“老大哥”苏联,对僵化的苏联体制弊端看得也很清,极左革命高潮时,就连台湾等“四小龙”都发达了,邓清醒地看到,中国已走进死胡同,故多次讲:“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之初把船头拨向西方,是很自然的。邓小平改革也有所突破,主要在经济上,突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学西方搞市场经济,成就极为巨大。政治上邓持重以维稳为要,但也说过50年后中国可以搞“普选”,改革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总体上是要与国际接轨,最终抛弃苏联模式。

    但改革一开始就遇到强大阻力,以后阻力越来越大。阻力在哪?就在于根深蒂固的官僚特权阶层,即依照苏联模式在建国之初就遍布于党政军各方面盘根错节的干部“新阶级”。这些人在文革中虽吃尽了苦,刚提改革时他们并不反对,但一触及体制机制,就本能地抵制。这些人或亲身经历苏式红色革命,打天下坐天下,或受主义灌输自信是红色接班人,对苏联模式感情深厚,一听说取消计划经济公有制就浑头火起,更不用说政治改革。

    我们都清楚上世纪80年代改革之初出现全民经商,干部下海,军队走私的热潮,中国人民解放军办的药厂“三九胃泰”,竟公开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做广告。对越南作战回国的部队,公然在马路上倒卖军用品做起了生意,时为营职干部现任上将的刘亚洲看见后,即给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写信谏止。又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回忆,他当年任青岛市委书记,严禁本市搞走私,但附近烟台、威海军队走私汽车他却管不了。江泽民被问及上台后干的第一件值得称道的大事时,爽快地回答说是禁止军队走私,给军队“吃皇粮”。

    花钱买改革,干部特权不敢碰,反而要着力维护,于是乎有了“顾问委员会”、“老干部局”,菜疏肉食有所谓“特供”,高干病房更遍地开花。《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刊文披露,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钱。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而且,目前中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北京等特权城市。北戴河的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超过100家,家家院落宽敞、楼宇林立、树木葱茏。301医院高干病房一个老干部的医疗费用,可以超过一个乡一个镇几万人所费,对已近植物人的高干的护理,可以不计成本。

    怵目惊心的数据说明,党政机构那是在为人民服务,全是在为干部官僚们自己服务。最近披露国家地震局经费仅千分之一用于预报业务,其余绝大部分用于养人盖楼房补福利等以及“三公消费”。各级政府有不少机构的设置,就是为了安插冗员吃皇粮,如平原地区没有林木的县有林业局,从无地震的县也设地震局,且广设副职,有的干脆不上班“吃空饷”,当寄生虫,享受特权吃冤枉的干部无可计数。

    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计算,我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4千多万,“吃皇粮”的达7千多万人,18个老百姓要供养一个官员。改革中有几千万工人下岗,但干部却几经“精简机构”也不见下岗者,无岗也得养着护着。中国的国家财政一半以上是用于养官,行政开支“超英赶美”,“三公消费”是天文数字。前广东省长黄华华说:“过去副省长以上才有专车,现在有的股长屁股后面都‘冒烟’”。公车私用也耗费了无数国脂民膏,其情形与王朝时代当官做老爷,出行要人抬轿,没有什么两样,反映的是体制性腐败。

    出生延安的“高干子弟”陆德在2011年的一次集会上,痛心疾首地发言:“我们党的腐败现象严重。我是搞经济研究的,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公款用车4083亿、公款外出旅游3000亿,2004年我们财政收入3万多亿,1/3拿去吃喝玩乐了。请问,全世界有哪一个政府敢这么花钱?公务性支出,美国在这方面花的钱,占整个财政支出的9.9%,加拿大是7.1%,法国是6.5%,韩国是5.06%,英国是4.19%,日本是2.28%左右。我们中国这方面的支出是多少?同志们,37%,是美国的4倍。为什么?没有监督,没有制衡,这种现象再发展下去怎么办?”

    陆德是老资格的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儿子,他出生时瘦弱难养,在艰苦环境下,是朱德总司令将自己那份牛奶省给他吃,才活了下来,为感谢朱老总其父给他取名陆德。这样的“官二代”,发言竟如此尖锐,是忧党忧国忧民!陆德把腐败性“三公消费”归结为“严重的封建残余”,是当年他的父辈奋力革命要铲除的东西,现在竟“愈演愈烈”,所以痛心疾首心肺俱焚。

四、不挥重刀革除“苏联模式”病体,中国就不会有出路

    中国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委实也不容易,但攻坚战还在后头。有人说前30年改革,好改的都已改了,留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的成败就在于敢不敢改自己,必须将改革的手术刀挥向自身,刮骨疗毒,除蛆祛病,改变政治行为方式,才可能有前景。

    然而,百年沉疴的“苏联模式”党政官僚病体不可小歔,在中国,蚁附于体制吃饭的人太多,权贵们死抱权力不放,干部特权利益凝固化,因而积重难返,自我改革的难度极大。就拿8200万共产党员来说,其数早已起过英、法全国总人口,而与德国总人口相当,不出几年可能达到1亿党员,成为世界奇观。这样庞大臃肿的党,又如何能称之为“先锋队”?上下都“与中央保持一致”,没有个性只有党性,内部没有派别,只能是虚假现象,一致都听从中央领导,简直是装聋卖傻,荒唐可笑。入党可以做官,其中又有多少蝇营狗苟之徒,是削尖脑袋钻进体制内营私,以求晋身享受特权呢!8千多万党员中,有一半以上与权力沾边,是各级各类干部,他们中若能有一半具有“先进性”、“纯洁性”,中国的事都会好办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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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cui-zy(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抄送人:(无)时 间:2013年02月08日 21:27 (星期五):丘成桐:很多港人对中国历史和知识大不如前
 

很多港人对中国历史和知识大不如前

丘成桐

《明报月刊》2013年2月号  原题《我们岂能自甘人后》

    丘成桐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他是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得主、克拉福德奖得主,曾获得有数学家终身成就奖之称的沃尔夫数学奖。

    2012年以来,香港政治风潮呈现越来越乱的局面,有些政治力量的运作目标已经超越了民粹的范畴。有些人甚至提出“港独”主张,在街头游行中,也有少数港人举起了英国米字旗和殖民地时期的港英旗,这引起了丘先生的高度关切。

    去年7月1日,有香港团体上街游行,队伍中出现了一小群挥动港英殖民旗帜的人。9月15日,香港居民及一些网民不满众多内地水货客对区内民生造成滋扰,在水货客集结点抗议并冲击水货客。有抗议者突然高举港英旗帜,大喊“中国人滚回中国”。10月1日,数十名香港人走到中联办门外,一边挥动港英旗帜,一边高叫内地不要干预香港事务的口号,发出“中国人滚出中国去”、“香港要独立”、“南京条约万岁”等口号。11月,甚至有一名“港独”青年手持港英旗去日本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

    这些现象让丘成桐先生非常不解。丘成桐于香港成长及接受教育,他以亲身经历诉说了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感受,其中一件事是殖民政府强迫香港中文大学从四年制改为三年制,“整个过程中,学生和教授始终是反对的。我当时只能叹息英国人的蛮横,却无可奈何。”

    到“九七”香港回归,丘成桐说,“两百年来国家民族的耻辱终于去除了,这是我曾祖父、祖父以至父亲都期望着的一天。我想中国人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作主,可以完成自己的理想了,殖民主义者再不能假借自由为名来欺负香港老百姓了。”丘成桐还引用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话:“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对香港也有一些学生这样做表达敬意。

    他在最后写道,“对国家、对全世界劳苦的大众,香港人都挺起胸膛,一往无前,尽我们的责任,香港的未来是美好的,中华民族都希望香港与其他中国大城市昂首并进,我们岂能自甘人后?”

    对国家、对全世界劳苦的大众,我们香港人都挺起胸膛,一往无前,尽我们的责任,香港的未来是美好的,中华民族都希望香港与其他中国大城市昂首并进,我们岂能自甘人后?

    新的一年要来了,《明报月刊》邀请我写一篇文章,本来不想动笔,工作实在太忙了。但是在飞往香港的旅途中,有一点时间,就写了下面这篇随想。

    从无知到强大

     二0一二年,中共刚好完成“十八大”会议,选出了一批新的领袖。新政府执政的第一步就提出反腐反贪,真是振奋人心。百多年前,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逼使中国割让香港,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耻辱。随之而来的丧权辱国,民不聊生,使人不堪回首。林则徐、曾国藩和之后的满清大臣,以至国民政府都想改革维新,然而始终不能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官商勾结,官员腐败贪婪。

    我常常想,中国当时不乏有识之士,都是社会的领袖分子,为何没有办法将局面扭转过来?我想除了官员腐化问题之外,还有大部分老百姓和官员的知识水平不够,只看到眼前的利害关系,没有长远的看法。一方面害怕外国的船坚炮利,一方面无知,例如迷信风水、拆毁对国家经济有重要贡献的新建铁路、发起义和拳以为赤手空拳可以对付洋枪洋炮等。这些老百姓不乏真心希望复仇的,也不乏浑水摸鱼的。当时很多学者还是拒绝西洋文化,只愿意接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视基本科学的重要性。不过,在长期的内忧外患的环境中,虽然在科技方面仍然依靠外国的帮助,经济上却与先进国家渐渐靠拢,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最为欣喜的事情。

    强迫中大行三年制的岁月

    我在香港长大,看着香港的亲戚朋友们的打拼奋斗精神,使我极为佩服,香港居民来自五湖四海,有农夫,有工人,有商人,也有名重四方的学者,我们在五十至七十年代二十多年间培养出来的学者不逊于任何地方。香港经济的崛起,也成为东方的奇迹。我们香港人以此为傲,我们一方面倚靠祖国的供应,一方面也是祖国的最主要的出口港。

    直到九七年前,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居民处处仰赖着殖民地官员的面色行事。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成长,当然希望中大和西方名校并驾齐驱,中大也尽力去做。但香港回归前几年,香港殖民政府一面喊着民主的口号,一面强迫中文大学从四年制改为三年制。一九八○年,我亲眼看着港督麦理浩严辞拒绝中大校长代表大学学生和教授的反对声音,到一九八八年,在港督卫奕信手上,英国政府终于完成大学四改三,整个过程中,学生和教授始终是反对的。我当时只能叹息英国人的蛮横,却无可奈何。其实更早以前,在六十年代,父亲刚去世,我们家极为贫苦,母亲带着我到政府机关要求帮忙,殖民地官员的傲慢态度实在使人难受。当时最使我想念的是梁启超翻译拜伦的一首诗:“难道我今生今世为奴为隶便了?不信我今生今世为奴为隶便了。”

    回归后的失望

    九七年回归时看着英国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升上时,真是感动不已。两百年来国家民族的耻辱终于去除了,这是我曾祖父、祖父以至父亲都期望着的一天。我想中国人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作主,可以完成自己的理想了,殖民主义者再不能假借自由为名来欺负香港老百姓了。

    香港回归时,电台访问我,问我期望什么,我说香港有一个独特的位置,有一流的大学,有很好的人才,可以成为一个引领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大城市。但是曾几何时,我在媒体上看见的大都是抱怨和灰色的事情,实在令人失望。有人问,今日城中,是谁家天下?有人说是地产商,有人说是金融界大亨。在商界则北望神州,希求中央帮忙,在民间,老百姓示威游行,抱怨中央干涉太多。我发觉我在港的很多朋友并不赞成游行的口号,我也觉得奇怪,难道中央参与香港的事务比当年殖民政府还要多吗?竟然有一小撮人要升起港英旗,忘记我们祖宗曾受英国凌辱,也忘记了先烈们为国家流的血。事实上,我们经济文化处处祈求中央大力支持,无复当年殖民地时的打拼精神。不求实业,但求地产,而大部分居民则蜗居在三四百英尺的房间中居住,全港市民向地产商奉献。学界同仁也是北望神州,汲汲以做中国院士为荣,科研目标变得次要,高科技产业更无从谈起。

    我最为惊讶的是香港年轻学生对政府的失望,究竟是媒体造成的,还是政府的无能?但有一点,我知道很多香港人对中国的历史和认识大不如前,基本文化竟不如当年殖民政府统治下的教育,谁之过也?实在值得反思。

     我们的孩子

    无论做事、行军、做研究,我们都讲究士气,可是在今日媒体的宣传下,我们可以说是在消磨士气。长此以往,不单是我们憧憬的伟大城市不能实现,甚至会沦为第二流城市。

    毕竟香港还是一个有活力的城市,香港人都希望扬眉吐气,我希望香港人能够群策群力去创业,即使政府的所作所为不如理想,我们还是应该给它一个机会,我也希望年轻学子踏踏实实地学习,在世界学术上占一席地位,没有文化学术的城市,绝对不配称为伟大。现在香港的条件比我们从前好得多,不应该灰心,记得六年前我介绍霍金到香港访问,由郑绍远兄在香港科技大学主持,香港人反应热烈,可谓盛况一时。这十年来,陈启宗先生和我发起恒隆数学奖,鼓励中学生参加一些有意义而又需要思考的创新活动,我们的孩子们也真的不负所望,他们的成果并不逊于全世界最好的中学生。他们好奇、肯学习、敢创新。有这些能干而有热情的年轻人做基础,我希望香港能够迅速重振当年的雄风。

    十五年前,我参观英国伦敦大桥博物馆,它陈列了从中国虎门掠夺得来的十六英尺大炮,这大炮有着我们广东人守卫国土将士的血迹,关天培将军为了这门大炮英勇牺牲了!新界元朗曾孕育过邓世昌,他为了守卫中国海疆,在威海与舰俱沉。“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难道我们香港人忘记了我们祖先为国家牺牲的英勇事迹吗?在美国极盛的时期,肯尼迪总统说:“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美国有很多年轻大学生参加救援全世界弱小民众。不少香港的大学生也很多从事类似的活动,我对他们致以无上的敬意。对国家、对全世界劳苦的大众,我们香港人都挺起胸膛,一往无前,尽我们的责任,香港的未来是美好的,中华民族都希望香港与其他中国大城市昂首并进,我们岂能自甘人后?

    2013-02-08

 

 

 

哈佛教授马若德:中共新领导无法深入反腐

陈婧

2013-01-20

    既得利益集团在中共的腐败体制内已经根深蒂固,习近平不希望因冒险改革而触发巨变,导致政权颠覆,让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戈尔巴乔夫。因此,中共内部改革的可能性很小,恐怕要靠大规模突发事件从外部触发改革。——马若德

  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上台后掀起的反腐浪潮引发海内外媒体关注,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认为,新领导班子无法深入反腐,推动大规模政改的希望也不大。
  马若德说,既得利益集团在中共的腐败体制内已经根深蒂固,习近平不希望因冒险改革而触发巨变,导致政权颠覆,“让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戈尔巴乔夫”。因此,中共内部改革的可能性很小,恐怕要靠大规模突发事件从外部触发改革。

    中国三次重大过渡都以国难为契机

  马若德上周四(17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发表公开演讲,以“过渡时期的中国”(China in Transition)为题,回顾了中国从清朝末年至今的三次重大过渡:第一次是从封建帝制转向民主共和,第二次是从民国初期走向中共建国,第三次则是从毛泽东时代迈进邓小平时代。
  而这三次过渡,又都以国难(national trauma)为契机而开启,例如甲午战争惨败、日军侵华及国共内战、以及十年文革浩劫。马若德从历史推断,当下的第四次过渡,即从经济现代化向政治现代化的过渡,恐怕也要经历类似的过程。
  前不久沸沸扬扬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就一度被解读为争取媒体自由的改革契机。但马若德认为,《南周》事件的平淡收场,正说明尽管中国有大批心向改革的专业人士,但目前仍无法形成气候,因为强大的中共政权不会轻易交出言论掌控权。

    马若德说:“中国的记者、律师、大学教授……这些接受了良好教育的专业群体,希望受到外国同行的尊敬,但这在现今体制下是办不到的,所以他们才要改革,要抗议。但中共也知道,放松对媒体的管控,等于放松对国家的控制。如果要延续政权,那某些事情就绝对不允许发生。”

    当局受网络时代冲击

  尽管中共仍然对媒体保持高度控制,但当局的力量也同样受到网络时代的冲击。马若德指出,在网络舆论的压力下,中共被迫要对某些社会事件作出回应。如果将来有影响力更大、范围更广的腐败丑闻或是民生事件发生,倒是可能成为改革的触发点。
  他说:“如果死于三聚氰胺毒奶粉的不只是六个孩子,如果‘我爸是李刚’的事件一再发生……当这些事情的影响够广,对社会破坏性够大,全中国的人们就会有所反应,那也将是社会改变国家之时。”
中共遭受内部挑战
  另一方面,中共也遭受来自内部的严峻挑战,贪污腐败的泛滥和意识形态的欠缺,正让这一看似强大的政治体制变得脆弱。
  马若德指出,从上到下渗透全党的腐败问题,使中共不再像毛泽东建国初期那样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而邓小平在文革后只专注于经济改革,也让中共丧失了可以将人民和党团结在一起的意识形态,“许多人从外面接受新思想的同时,也开始和执政党唱反调,这正是六四事件和法轮功事件发生的原因”。
  马若德说,习近平上任后,又重申了邓小平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从中共党员到普通老百姓,实际上并不理解,也不信奉这一“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新加坡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要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去新加坡;要看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就去香港;要看中国特色的民主体系,就去台湾。”马若德的调侃引得满座哄堂,但他随即严正指出,目前唯一可以将执政党和民众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民族主义这条“危险的路线”,当前东海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就是走民族主义路线的后果。

  在马若德看来,习近平不会在民族主义道路上走得太远,但要如何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则是他要面对的重大挑战:“否则,中国要从经济现代化过渡到政治现代化,可能和史上历次重大过渡一样,必须经历一次重大创伤。”

    中国缺乏对历史反思,可能再发生暴力革命

  身为中国文革研究专家的马若德认为,毛泽东式的文革不会在中国重演,但缺乏对历史的反思,却有可能导致暴力革命再度发生。
  马若德上周五(18日)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不少人曾担心若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上台,将再现文革风气;但他认为薄熙来只是个想借毛泽东上位的机会主义者,并不会真的发动文革。
  马若德说:“据我所知,历史上没有哪个大国领导会像毛泽东一样发动社会去攻击自己的政党。中共已经从文革中得到深刻教训,未来领导人不会再重蹈毛的覆辙。”
  尽管毛泽东式文革不会重演,但中共至今不允许公开研究探讨文革,也让人民无法从历史中学习,去年反日示威中的打砸抢行为就是后果之一。马若德预测,如果中共未来犯下引起全社会公愤的腐败事件,一场暴力革命恐怕不可避免。
  马若德说:“文革时的暴力行径是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造反有理’的鼓励下产生,如今需要有一个辅助机制,让人们可以承认当时犯下的错误,并对此进行反思。”
  但他也指出,中共领导人目前已经有足够多问题要应对,重提历史问题只会为自身徒增更多风险。

    曾给胡锦涛写信建议三件事

  他透露,胡锦涛上台时,自己曾写公开信建议对方做三件事:将达赖喇嘛请回中国、重新评价六四事件,以及公开惩治某个腐败高官或其家属,从而获得海内外的尊敬和支持。
  “他(胡锦涛)做了任何一件事吗?答案很简单:没有哪个最高领导人愿意冒这个险。”马若德表示,自己不会再给习近平写公开信。他也预计,文革、六四等历史事件,或许真要等到中共垮台后才能被公开讨论。
  去年年底,马若德的三卷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译本在香港正式发行。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前两卷就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于大陆出版,但后来受六四事件影响,第三卷迟迟没有面世。
  被问及这套丛书何时会在大陆正式出版时,马若德幽默地说,应该要等到中国可以公开讨论文革之时:“但那时中国人自己记录文革的书都会多不胜数,没有人会看我这个外国人写的书了。”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不要遏制中国

Work With China, Don’t Contain It

New York Times , Jan 25,2013

By JOSEPH S. NYE Jr. CAMBRIDGE, Mass.

CITING an escalating dispute over islands in the East China Sea, The Economist warned last week that “China and Japan are sliding toward war.” That assessment may be too alarmist, but the tensions have bolstered the efforts of some American analysts who have urged a policy to “contain” China.

During a recent visit to China, I was struck by how many Chinese officials believe such a policy is already in place and is the central purpose of President Obama’s “pivot” toward Asia. “The pivot is a very stupid choice,” Jin Canrong, a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clared publicly. “The United States has achieved nothing and only annoyed China. China can’t be contained,” he added.

Containment was designed for a different era, and it is not w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or should be, attempting now. At the start of the cold war, containment meant economic isolation of the Soviets and regional alliances like NATO to deter Moscow’s military expansion. Later, to the chagrin of George F. Kennan, the father of containment, the doctrine led to the “domino effect” theory behind the escalation of the Vietnam War.

Cold war containment involved virtually no trade and little social contact. But China now is not what the Soviet Union was then. It is not seeking global hegemo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not only has an immense trade with China but also huge exchanges of students and tourists.

When I worked on the Pentagon’s East Asia strategy in 1994, during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we rejected the idea of containment for two reasons. If we treated China as an enemy, we were guaranteeing a future enemy. If we treated China as a friend, we kept open the possibility of a more peaceful future.

We devised a strategy of “integrate but hedge” — something like Ronald Reagan’s “trust but verify.” America supported China’s membership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accepted Chinese goods and visitors. But a 1996 declaration reaffirmed that the postwar United States-Japan security treaty was the basis for a stable and prosperous East Asia. President Clinton also began to improve relations with India to counterbalance China’s rise.

This strategy has enjoyed bipartisan support.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continued to improve relations with India, while deepening economic ties with China. Hi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Robert B. Zoellick, made clear that America would accept the rise of China as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Mr. Obama’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 involves moving naval resources to the Pacific, but also trade, human rights and diplomatic initiatives. As hi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Thomas E. Donilon, said in November, the American-Chinese relationship “has elements of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sia is not a monolith, and its internal balance of power should be the key to our strategy. Japan, India, Vietnam and other countries do not want to be dominated by China, and thus welcome an American presence in the region. Unless China is able to attract allies by successfully developing its “soft power,” the rise in its “hard” military and economic power is likely to frighten its neighbors, who will coalesce to balance its power.

A significant American military and economic presence helps to maintain the Asian balance of power and shape an environment that provides incentives for China to cooperate. After the 2008-9 financial crisis, some Chinese mistakenly believed that America was in permanent decline and that this presented new opportunities. A result was that China worsened its relations with Japan, India, South Korea,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 a misstep that confirmed that “only China can contain China.”

But America’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 should not be aggressive. We should heed Mr. Kennan’s warning against overmilitarization and ensure that China doesn’t feel encircled or endangered.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have much to gain from cooperation on fighting climate change, pandemics, cyberterrorism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

With China becoming more dependent on Middle Eastern energy, we should discuss maritime regulations to ensure free passage of ships and include China in Pacific naval exercises. We should help China develop domestic energy resources like shale gas and encourage China and Japan to revive their 2008 plan for joint undersea gas exploitation. And we should make clear that if China meets certain standards, it can join the negotiations over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 proposed free-trade agreement around the Pacific Rim.

Containment is simply not a relevant policy tool for dealing with a rising China. Power is the ability to obtain the outcomes one wants, and sometimes America’s power is greater when we act with others rather than merely over others.

Joseph S. Nye Jr., a professor at the Harvard Kennedy School and a former Pentagon official, is the author of the forthcoming book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Era.”

2013-01-29
 

 

中国改革遭遇瓶颈的内在原因

作者是中国独立政治评论员《联合早报》 丁咚

2013-01-18 

  中国改革目前的状况,用官方语言来说就是进入了“深水区”,前方的“石头”都埋在深水下的烂泥中,越来越难“摸”,且执政者因为囿于自身各种局限,所以在浅水区“摸石头”俨然已经上瘾,陷入惯性循环,继续到深水区“摸石头”的动力和意志消退,不仅“过河”越来越难,使之几乎成为一项奢侈的想象,而且由此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集聚到一个临界点上,时刻存在诱发社会对立和冲突,继而爆发为局部性或者全局性的社会动荡的危险。自身局限对深化改革的制约,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与错误的历史藕断丝连,历史包袱重,制约了改革的深化。历史固然具有延续性,绝对地粗暴地割裂历史,全盘否定历史,一味盲目地推崇和肯定当下,是不可取的,也是无益于继往开来,拓展新局的;然而与历史上所犯下的错误,以及历史上错误的思想观念进行必要的切割,抛弃历史错误的包袱,轻装上阵,对于排除错误的思想观念对社会现实的干扰,促进公民思想观念领域的全面革新,形成有利于深化改革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加快建立新的国家法律制度、体制机制和社会体系,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没有大破就没有大立。对历史上一切错误的观念、制度、体制和政策,都应当本着实事求是、不回避、不隐讳的态度,全面反思、检讨,进行思想上的驱魅,形成对制度、体制和政策进行革新的强烈意识,这是改革深入推进的前提条件,也是改革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
  教条主义主导了中国发展理念,思想不够解放,制约了改革的深化。思想解放,社会宽容,不仅是丰富一个国家精神文化资源的重要途径和条件,而且是为改革创设宽松环境、促进国家全面发展的重要动力和观念保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有利于大一统、一元化领导体制的运行,但在社会发展到比较多元和开放的高级阶段,继续维持单一的思想体系来主导国家发展观念,就会与社会现实产生巨大的鸿沟,并进而阻碍国家发展。

  俗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不能在社会发展的同时,继续因循守旧,企图以一种思想体系包罗公民的精神世界,即使这个思想体系不断发生变化,也永远不可能涵括人类思想的全部内容,或者替代别的思想体系。人们可以尊奉相同的价值观和思想,但是选择自由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没有自由的选择,即使某个思想体系再伟大、再丰富,也必将成为束缚国家发展的羁绊。

  政党对私利的追求与对国家利益、公民利益的承诺之间的失衡,制约了改革的深化。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私利,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中国的执政党也曾对外公开表态,予以承认。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党对私利的追求无度,具有强烈的自我性、封闭性,超越了国家利益和公民利益,打破了相互间的平衡局面,以至对国家利益和公民利益形成损害。当这种时候,政党对私利的追求,就再也不是促进改革的动力,而是阻碍改革的关键。

  政党不可能没有私利,那种大公无私的政治组织,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首先应当破除政党应当无私为众的错误认识。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党对自己的私欲、私利无所约束,将其置于国家利益和公民利益之上。换言之,衡量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必要道德和现实维度是,对私利尽可能地克制,并将其自觉地置于国家利益和公民利益的指导之下。

  对特殊利益集团无力压制,实质推进政治改革的决心不强,制约了改革的深化。国家发展面临的一切困难、问题和矛盾,最终都取决于政治改革能否实现关键突破。政治改革何时、如何提上日程,又怎样进行,决定了改革的深度、广度和高度。但政治改革的进行,必须以对特殊利益集团的成功遏制和排除其干扰为前提条件。中国过去30余年的改革开放,在促进发展的同时,也培育和纵容了一个新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并使其广泛地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的各个层面,掌握了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资源和权力,直至可以呼风唤雨,左右时局。
  改革的最大难处,就在于突破特殊利益集团的阻力,实施强有力的政治改革,对不适应现实的政治体系进行大手术,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和体制机制格局,建立新的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广泛实现公民权利的新政治体系。实现这一目标,是展现改革者诚意的关键步骤,也是攸关改革前途的根本抉择。

   

 

 

我的印度体验与感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王天龙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安门大街22号院 100017 , 电话:010-63093996,电子邮箱:wtl-0131@126.com 。

    根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工作安排,笔者于2012年10月29日赴印度首都新德里参加了为期1周的“亚欧青年领袖论坛”。印度之行,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凡的体验,使我有机会实地、近距离地观察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所见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具有代表性。之前在各种材料上,了解过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但比较抽象、理性,真正来到印度并目睹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之后,感受还是相当震撼。本文内容,完全是个人感受与体验,而这又受制于笔者的学识与经验,片面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读者包涵。总的来说,印度之行极大地增强了我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信心。

一、对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的感受与体会

    第一,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将决定经济绩效和人民福祉。这次青年领袖论坛的设计比较精致,除了会议讨论与互动,其中有个环节,是给参会者提供半天的实地考察机会,参会者可以在城镇化与基础设施、环境保护以及社会保障三个领域进行选择。我选择了城镇化与基础设施这一主题,主要是乘坐地铁参观新德里和旧德里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新德里地铁是印度人很引以为自豪的项目,但是来到地铁才发现,其实非常一般。当我们从地铁出来,来到旧德里大街的时候,着实让我们感到吃惊。旧德里的街道混乱不堪,到处是人力车、小三轮车、摩托车等,狭窄、拥挤而嘈杂。街道两旁的建筑异常陈旧,黑漆漆的,大量电线与光缆无序地裸露在街道两旁,斜挂在木杆上和树上,似乎随时都可能掉下来。如果就基础设施情况做个对比,我觉得作为印度的首都,旧德里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甚至远远赶不上中国三、四线城市下面的县城。我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印度,几乎所有人都感叹,旧德里的基础设施水平实在是太差了。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也参观了几个市场,同样非常拥挤、嘈杂和破败。

    基础设施水平不仅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也具有深远的国民福利含义。如果对比中国和印度,可以发现这两个国家其实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差不多同时开始经济建设,印度1947年独立,中国1949年解放。两国起步时的经济发展基础和发展水平也比较相似,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相对丰裕。但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建设,印度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却如此落后?在同印度的朋友交流了解后,我认为主要是两国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思路。

    印度选择重点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把发展外包服务业作为主要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中国则选择了主要发展制造业。应该说两国的选择都有道理,这些产业都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都符合两国的资源禀赋优势,但是发展后果却明显不同,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是因为不同的发展战略和发展重点具有不同的经济绩效,也需要不同的基础设施水平,在一国财政资源的约束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将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我个人认为,印度以发展外包服务业为主的战略导向,不但容易受到外部形势的影响,也不太鼓励政府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那些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一些外包服务业比如呼叫中心(Call Center)等,只需要固定的场所以及一定的数据通信系统就可以提供服务,因此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国主要发展制造业,不仅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这种战略还要求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降低交易成本和运送商品物资的要求。而随着经济发展,这种经济结构也要求基础设施等硬件不断更新换代,以提高效率,维持竞争优势。从大的视角来看,正是两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两国经济绩效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不同的结果,也影响了两国人民的福利水平。

    在印度,甚至在其具有很大优势的IT产业里,基础设施投资也是不足的。我们入住的宾馆是印度新德里的一个五星级宾馆,宾馆环境非常优美,但让我惊讶的是,在这个著名的IT国度里,这样的五星级宾馆竟然不能免费上网,上网要付相当高昂的网费,30分钟近3美元,而且网络也非常不稳定,这种基础设施水平无疑会对印度发展构成制约。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主要发展制造业的战略在资源环境上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这次印度之行让我看到,印度主要发展服务业,仍然存在非常严重的污染。我10月30日凌晨三点到达新德里国际机场,一出机场就闻到了空气中刺鼻的化学品污染味道,本以为是当天凌晨有雾的原因,但在印度的6天时间里,新德里的空气一直如此,让人感到窒息,我甚至非常怀念北京的空气。在分组实地考察中,我们论坛的一些代表选择了环境保护主题,去了恒河支流的亚穆纳河(Yamuna River),回来讲,这条作为新德里主要水源的河流,已经遭受了异常严重的污染,水面漆黑、粘稠,散发浓重的臭气,而河两岸的百姓则主要饮用此水,造成了大量的健康问题。

    第二,不恰当地选择“西式”民主或是印度经济发展不能承受之重。在参观旧德里的时候,一路上我都感到非常沉重。在旧德里破破烂烂的基础设施的映衬下,是一幅幅崭新的花花绿绿的候选人照片和竞选口号,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这一幕我在斯里兰卡也看到过。印度搞了这么多年“民主”,基础设施建设却如此之差,普通百姓生活如此困苦,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和沉重。印度的“民主”制度,多年来也选出了不少“有识之士”,但是却没有谁改变了旧德里破败的基础设施状况与人民的生活困苦。在参观新德里的地铁项目时,当地官员介绍,项目早在60年代就提出来了,但是受制于印度的政治体制,直到1998年才开工建设,拖了将近三十年。三十年啊,耗废了将近一代人的宝贵时光,也错过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听来让人唏嘘不已。

    近年来,有美国著名学者研究认为,民主内生于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我一直坚持认为,经济发展是依赖于资源禀赋的一个连续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既不能固步自封,不求变化进取,但也不能跨越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和已经有过几百年发展和积累的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简单套用西式民主体制,不但不能解决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反而创造出更多新的问题。印度和斯里兰卡如此,很多非洲国家也是如此。不考虑本国的发展阶段和特殊国情,而照搬西式民主模式,正是造成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低效、缓慢和混乱的重要原因。

    尽管很多西方人认为,印度是与他们一样的民主国家,但我并不认为印度已经成为了高质量的民主国家。从本质上说,优质民主要求有自由与平等的土壤来滋养。西方思想家在论述民主目标的时候,几乎总是强调要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度。但是应该看到,在自由和民主的排序上,自由排在民主前面。没有经过自由的洗礼,高质量的民主不可能实现。自由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经济上自由,意味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而思想的自由,则意味着消除歧视和偏见,只有经过思想自由,才能够开启民智,发展和践行民主。在没有实现自由之前而选择民主,是危险的颠倒。

    实际上,印度是世界上少有的等级制度极其森严的国家,民众的思想意识束缚严重。在这种背景下,印度很难实现真正的优质民主,反而降低了印度社会的凝聚力,工作效率非常低下。因为要参加本次青年领袖论坛,我早早地把签证递交到印度使馆,提前了将近40天,但是直到我离开前的最后一刻才拿到签证,而这也是在德国方面的强大压力下才实现的。从印度回北京,在新德里机场,我们过海关安检,真正见识了印度“民主”体制下傲慢、低效的官僚体系,平均每个人要花二十分钟以上才能通过海关,以至于我们几乎赶不上飞机,只好跟前面的人商量,让我们先进行过关安检。这些“民主”体制下的散漫官员,很可能会让投资者感到沮丧,从而失掉投资热情。在参观旧德里市场的时候,我看到满市场尽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我问印度同伴,为什么印度不自己生产这些简单的商品。他告诉我说,印度的体制和文化,难以组织起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总的来说,我认为印度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很多问题的原因,就在于其不恰当地、过早地选择了西式民主体制,这或许将成为印度发展不能承受之重。

     第三,也要看到印度未来发展中存在的积极因素并加以高度重视。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经调侃地说道,当下有三个新兴大国崛起,分别是中国“和平地”崛起、俄罗斯“好斗地”崛起以及印度“吹牛地”崛起。整体上看,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由于发展战略、治理理念与模式的不同选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印度。但是本次印度之行,也有一些地方让我印象深刻。在旧德里的街头,尽管衣着陈旧,但是印度人仍然展现出来了极大的热情,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繁忙,忙着做生意,忙着工作,这种活力确实让人振奋,或许这将驱动印度经济更快发展。另一方面,印度的整个年龄结构还比较年轻,目前中国社会的平均年龄在34岁左右,而印度是25岁左右,年轻的印度人口带来了抚养比的下降,能够使得印度社会获得“人口红利”,而年轻人的活力与激情,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当然,印度森严的等级制度,也严重地抑制了印度年轻人的创造力和冲劲,对其经济发展非常不利。如果印度无法有效地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数量庞大的年轻人也可能是印度社会的梦魇。

    这次在新德里召开的青年领袖论坛正好与第十三届德国-印度亚太会议时间相连,作为青年领袖论坛代表,我们获邀参加了会议的一些内容。参加德国-印度亚太会议的德国政界、工商界的代表将近千人,规模之大让我感到震惊。资本是逐利的,对经济发展具有敏锐的嗅觉。德国大批企业家到印度来,应该是嗅到了印度未来经济发展的机遇。目前,由于在规模、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制约,印度在制造业上还不能与中国竞争,但在外国资本的帮助下,再加上印度的劳动力年龄结构优势,未来印度在制造业方面,很可能成为中国的重要竞争对手,应该对此高度重视。

    第四,西方发达国家的很多发展理念可能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次青年领袖论坛上,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演讲人,在思想意识上仍然坚持并鼓动发展中国家应该立即采用西式民主的治理模式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他们认为,西方对贫穷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提供了很多制度上的模式与经验。但我认为,这些制度经验与模式,比如西式民主体制等等,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这些国家的现实和发展阶段,造成了新的巨大问题。对他们视而不见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之累和民众的贫困现实,我感到非常惊讶。会议中,我们在最后的讨论和提出建议环节,是通过分组的方式来进行的。在这一环节,还是能够比较明显地看出发达国家的人在发展思路和理念上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似乎很难理解,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很多问题需要加快发展。我们组中这些40岁以下的欧洲年轻人,普遍坚持应该抛弃经济发展,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他们认为经济增速下降才能够更好地实现人民幸福。从发展的历史来看,西方经过了漫长的工业化进程,有了深厚的积累,对于他们来说,日程表上可以排上其他他们认为重要的任务,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可持续增长仍然是最重要的任务。

二、对我国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

    总体来说,这次印度之行丰富了我的人生体验,也激发了我的很多思考。结合本次青年领袖论坛的讨论,以及我在印度的见闻感受,我认为未来中国发展还应该高度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高度重视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本次青年领袖论坛主要讨论全球人口结构变化新趋势以及带来的影响,而目前关于我国的人口政策也引发了广泛讨论。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TFR)在1.3左右。应该可以判断,当前我国已经出现了“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向。应该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和各方面条件变化来深入研究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目前我国也还有空间来进一步用好现在的人口资源。一是部分产业“用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着“匹配”问题,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做好职业教育培训,有效衔接供需。二是尽管我国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但要看到由于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的提高,60岁和55岁的退休男女仍然处于能有很大作为的重要时期,能够发挥其经验、知识积累优势继续为国健康工作,因此应该考虑制定相应政策来发掘这部分人口的潜力和资源。三是要看到全球老龄化趋势带来的商机,提前布局养老产业。特别是在放宽民间资本进入养老、医疗等领域方面要大刀阔斧,否则我们未来与德国、日本等国家在这一产业进行竞争时就可能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应该谨慎处理好中国改革的相关问题。目前社会上对我国未来改革的呼声和期待很高。未来十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十年,关系到我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我们能够继续实现年均7%左右的高质量平稳增长,到202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再翻一番,那时候各方面的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就会很大。经济发展是依赖于资源禀赋的连续的动态过程,要求我们要与时俱进,但也不能浮躁盲动,采用超越发展阶段的治理模式和政策体系。借鉴印度等国家的教训,我认为未来在改革的优先次序上,应该把经济改革置于政治改革之前。先让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充分发展,加快培育中产阶层,形成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在此基础上,逐步走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的政治民主化。在经济改革方面,则要警惕落入“华盛顿共识”的政策陷阱之中。从目前很多人提出的经济改革措施来看,其主张并没有超越“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和政策框架。而“华盛顿共识”已经被证明,不是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问题的灵丹妙药。未来对看得准的改革,比如打破垄断、鼓励竞争、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加快有利于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财税改革等方面要大刀阔斧,以回应民众对改革的期待,而对一些还看不太准的改革,则要继续深入研究,不要着急。

    第三,要坚定不移地走发展实体经济的道路。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特别是从中印两个人口大国的经济发展经验来看,我认为中国致力于发展实体经济,比如大力发展制造业的发展战略明显胜出。以服务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尽管也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能够比较好的解决就业等问题,但本质上,服务业不够稳定,也比较容易受到外部经济形势和突发事件的影响。中国未来调整产业结构,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必要的,但是服务业比重过大则可能增加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西方国家在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中,普遍提出了 “再工业化”、“回归实业”的战略,我们不能再回头走西方的老路。未来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发展实体经济的道路,特别是要未雨绸缪,顺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趋势,加快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与产业布局,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平稳持续较快发展。

     第四,要加快实施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战略。这次去印度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随着我国民族复兴进程加快,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讨论的中心。在本次德国-印度亚太会议上,虽然中国并没有参与其中,但是所有的话题都没有绕过中国,可以说我们是“躺着也中枪”,充分说明我国应高度重视国际话语权。近几十年来,我国的硬实力提高很快,但是我国的话语权等“软实力”的提升还不够快。面对西方的偏见、猜忌与责难,我们在国际上解释、宣扬我们自己理念和价值观的声音还不够强。从未来发展看,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重要战略问题,均依赖于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国家形象。加快实施国际话语权战略,能够树立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并向全球贡献新理念和智慧。当前,由于身陷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泥淖,西方国家经济下滑,国内矛盾尖锐,爆发了一系列示威游行活动,动摇了“西方中心”的信念,各国精英阶层开始反思西方价值观和各种制度安排,形成了相对宽松、多元的国际环境。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支撑,也为世界提供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的复兴路径,大家希望并愿意倾听中国声音,认知中国道路,这为我国话语权提供了空间。我们应该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加快实施国际话语权战略,加快国际战略布局步伐。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之谜

意识形态策略与政党的力量──基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分析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讲师 欧树军

    1959年至今,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政治中一言九鼎,它议行合一、控制政府、主导议会、结盟工会、支配社会、统摄全局、长期执政,但这种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并非异数,印度国大党(1947-1985)、马来西亚巫统(1957年至今)、日本自民党(1955年至今)、中国台湾国民党(1949-1987)、韩国(1948-1987,先后有两个党独大)、瑞典社会民主党(1920-2006)、挪威工党(1935年至今)、墨西哥制度革命党(1929-2000)、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1945-1993)等二十多个政党,均属此列。这些长寿党、常胜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对于人民行动党而言,更为独特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它能够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典范:长期执政而不腐化?

    我们也可以换个问法:人民行动党的统领能力究竟从何而来?针对官僚层防治腐败、提升效率的治理术当然很重要,但这并不能解释人民行动党为什么要这么做,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原初或者最终的答案。任何政治行动都不是盲目的,总有理念支撑。因此,真正的答案需要回答建党、建国时期去探寻,它究竟只是英帝国的殖民工具党还是代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意志的独立自主党?穷人的党还是富人的党、精英党还是群众党?只会高蹈作秀的党还是忠实践诺的党?

    无论大党还是小党,二战后东南亚、东亚、拉美和非洲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政治都面临相同的现代问题:如何获得国家、民族的新生,如何去殖民化,如何治理,如何现代化;这在很多程度上决定了为什么建党、建什么样的党、什么样的国家,秉持什么样的政治理念,有没有将理念转化成行动的能力,以及能够在掌控国家统治权和治理权的同时获得并保持其代表性、正当性。

    一 为什么建党

    英帝国在马来亚的退场一点也不光荣。在日本军队的猛烈攻势下,英帝国的迅速投降败退给殖民地人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殖民地人民终于彻底明白,自己的苦难来自殖民地制度,自己的利益完全从属于殖民地统治者的利益,自己的经济是殖民宗主国经济的附庸。一句话,殖民主义者就是殖民地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摆脱积贫积弱的最大敌人。

    英帝国在殖民地的人心尽失,“文化领导权”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狡黠的权谋,分而治之成为英帝国退出世界霸主舞台的不二法门。1945年10月的马来亚联盟计划,1946年的联合邦协定,均以推动马来亚政治联合为名,行星马(即今天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分治之实,即便不能藉此恢复殖民地统治,也能在未来两地冲突中居中调停,继续行使对殖民地实质上的政治领导权。这遭到当时的泛马人民行动委员会、马来人民统一阵线及其他工会团体的明确反对,它们要求制定人民宪法,通过民主普选组织星马统一政府。英帝国不予理睬,反于1948年6月颁布紧急状态法、劳工法、禁止煽动法,取消马来亚的言论、结社、集会自由,禁止工会参加政治活动。

     英帝国政治家、殖民地大臣乃至社会主义者反复强调,帝国就是商业!殖民者的利益完全寄托在帝国的存在!如果英帝国陨落,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必将急剧下降!因此,控制着银行、保险、航海、进出口贸易和企业的英帝国殖民者,不可能真正维护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他们把马来亚的胶锡向美国市场输出,为自己带来美元利益,根本不关心马来亚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所谓“马来亚工业化”方案纯属骗局,1950年的“六年发展计划”也是在愚弄人民(只投入千分之二的财力) 。

    1954年11月,人民行动党就此做出了自己的历史选择:从去殖中寻求代表性,在治理中建构正当性。人民行动党在建党宣言中宣布:“真正代表马来亚人民利益的政党,他们今天的迫切任务,应该是尽速终止殖民地主义。任何政党,倘若其宗旨是在发展或改良殖民主义,那么,他们不仅是欺骗自己,同时也是愚弄人民。事实告诉我们:殖民地政府乃被用来作为建立与扶持殖民地性质的经济与政治工具而生存。任何花言巧语及表面的粉饰,都不可能掩饰殖民地主义的本质。”

     因此,人民行动党在建党之初就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推翻殖民制度,取消殖民主义,在去殖和治理中代表马来亚人民的意志要求,才能获得政治正当性。这些要求包括建立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上完全独立民主的马来亚国,取消紧急状态法,承认工人权利,废除禁止工人参与政治、追求改善生活的劳动法令,在政府中实现本地官员管理自己的彻底自治,反对种族主义,维护每个人民的思想、宗教、学术、信仰的自由,维护每个人民的言论、结社、组织及和平集会权利,基于人民获得公正合理的生活原则建设新经济基础,国家照顾失去劳动能力者、工伤人士和年老工人,以及推行义务教育。

    二 为什么是人民+行动

    为了更直观地彰显自己的政治信念,由受英国教育的人、社会主义者、马来工会主义者和说中文的左翼四类人组成的建党者们,最终决定以人民行动党为党名。 为什么这个三四年后就将统摄新加坡政治全局的新党是人民+行动的党?在建党者中间,主要有四种说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大家最初本想取名“新加坡民主阵线”,最终是由李光耀本人改为“人民行动党”,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是为了满足当时华文中学学生运动和华语社会的政治诉求,二是为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习,将政党的正当性诉诸于对人民意志的代表,满足大多数人民(即华人)向往中国这个“文化祖国”的政治心理需求,寓意“为人民而行动的党”。只有代表人民的党,才有资格领导新加坡乃至马来亚的人民。

    第二种意见认为,“行动”一词取自本地公务员的政治组织“共同行动理事会”,公务员代表国家行动,寓意新生政党注重行动而非空谈。但是,由于共同行动理事会是排他的小集团利益组织,作为一个现代政党显然需要广泛的代表性,包容群众,因此以“人民”修饰、限定“行动”。

     第三种意见认为,“人民行动党”里的人民不仅仅指新加坡华人,也包括整个马来亚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甚至少数欧洲裔人士,因此,“人民行动党”没有前缀,不叫“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寓意旨在建立包容多元种族的统一马来亚联邦国家。人民行动党的党徽也反映了这种政治诉求:闪电代表行动,红色代表勇气,红色闪电代表行动,言必行、行必果。圆圈取自奥林匹克运动会徽的联合之意,代表马来亚人民的联合,蓝色代表对联合的信念,白色背景代表诚实与纯洁。1963年,在被马来西亚踢出马来亚联邦之后,李光耀痛苦流涕,正是因为新加坡从此将被迫变成孤岛,失去马来亚经济腹地,再也无法实现创党的理想:建立一个独立的马来亚国家。

     第四种意见强调重在行动,以“人民行动党”为名,寓意自己代表的是未来,与过去和现在那些不采取有效行动改善人民生活的政党和立法会截然不同。

     简言之,所谓人民行动党,就是为人民福祉而行动的党。

    三 被遗忘的新加坡社会主义

     为人民福祉而行动,是人民行动党的建党宗旨,尽管它经常自称也常被视为务实的实用主义的政党,但务实的实用主义不是没有理念的实用主义,而是有着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和民本政治特征。事实上,人民行动党长期以社会主义政党自居,新加坡长期以社会主义为政治目标,这一点似乎被人遗忘了。任何政党都不是在政治真空中自生自发的,人民行动党是在二战后的冷战格局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冲突的深刻影响下诞生的。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不仅仅体现为意识形态的优劣评判,也体现出鲜明的相互学习特征。

     现代政党政治最早诞生于英国,为什么?这是因为,英国既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革命国家、第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同时也是第一个贫富差距扩大、两极严重分化的国家。很多美国学者指出,近四十年来,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家、两个世界”:不是种族意义上的黑白两个世界,而是经济社会意义上的贫富两个世界。但是,这只不过是英国教训在美国的借尸还魂。十六至十九世纪的三百多年间,英国经历了惨痛的两极分化社会悲剧,政党政治作为弥合创伤的药方而出现,区别只在于弥合的方向、理念、宗旨和路径、节奏、政策。资本主义导致的两极分化悲剧,催生了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二者都批判资本主义,刺激了“野蛮的”早期资本主义、古典自由主义转向“文明的”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现代自由主义,并藉此锻造自己的身体,拯救自己的灵魂。

    这个过程时刻伴随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互相学习、互相融合。如果不是从社会主义那里汲取福利因素,用公平平衡效率,也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如果不是将市场与资本主义分离开,放弃彻底取消工资劳动的乌托邦梦想,也不会出现后来多种样态的社会主义。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独特性正在于,除了世界政治经济霸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手中以外,冷战铁幕背后依然延续着19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如火如荼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政治试验。欧洲的工党、社会主义党或者中左执政联盟、北欧社会民主政党、拉美社会主义政党都是这场试验的产物。作为其中一个产品,英国工党把费边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基础,主张通过渐进改革、劳资团结、改善两极分化而非阶级斗争,来建立以中产阶层为根基的社会主义体制。

    这种试验显然也对李光耀等人民行动党创建者影响巨大,他们回到马来亚、星加坡目的是为了创建一个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政党,他们把社群主义、共产主义和费边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来源,主张非暴力的粉色党而非暴力的红色党,倚重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因而摆脱了极端保守派、反动派的标签 ,同时也让自己与本地社会主义者、马来工会主义者和下层的说中文的左翼结盟,共同创建一个新的政党。因此,人民行动党的党纲既融合了工党理念 ,也融合了共产党理念,这种实用主义使之形成了反教条的新加坡社会主义。

    反教条的新加坡社会主义有个总目标,即最终建成一个“多元种族、民主、自由、非共产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同时,其具体内容又是个“八合一版的社会主义”,熔实现主义、实际主义、民族主义、多元种族、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社会民主、个性解放于一炉。
 

    实现主义强调新加坡社会主义必须是脚踏实地、能够实现的主义。实际主义体现了人民行动党的代表观,人民行动党代表一切需要照顾的广大群众、劳动人民,为最广大的人民谋现实利益,这显然是一种浅层代表。

     民族主义和多元种族指向的是塑造新的国家、民族认同,前者设定了国家建设的总体目标:建立一个自由、非共共产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新加坡,后者旨在消除种族意识、种族观念,提倡国家意识及观念,让人民把自己当作新加坡人。

社会主义是英国工党式的渐进社会主义,主张以民主而非暴力方法消除贫富不均,让人民享受相当的生活、知识和娱乐水准,实现人人机会均等的社会。

    政治民主实质上说的是政治自由:彻底实现民主政治,保障人民自由。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能靠民主争取。民主是指一个政府应由人民选出来,代表人民及为人民服务。人民选出来的政府应为人民争取下述政治自由:保障私人生活,不受政府无理干涉;政治、思想自由;言论、教育、结社和宗教自由;人民通过自由秘密选举人民代表;由大多数人选出的政府执政,但尊重少数人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出生地、性别、言语、宗教、肤色;尊重各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自由;以及司法独立。

    社会民主将满足人类基本需求视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及目标,追求实现“尽己所能、得己所值”而非“各尽其能、按需分配”,照顾人民的经济及社会福利:工作权,医疗及生育福利权,娱乐权,老年、失业或残废者享受生活保障的权利,儿童及青年各凭天资才能受教育的权利,以及享受充足住房的权利。

     个性解放说的是消除男女、种族、城乡间的一切法律、经济及政治歧视,将人类从政治及经济无保障的囹圄中解放出来,使人自由发展个性。

     可以看出,人民行动党的政治理念是混合式的,英国工党理念与共产党理念相融合,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社会主义相结合,政治民主与经济社会民主并重。反教条的新加坡社会主义,尽管不追求建立一个尽善尽美的乌托邦,但其政治理念仍然相当美好,政治志向不可谓不远大。因此,人们也许首先会问,在百废待兴的去殖民时代,如何将这些美好的政治理念转化成有效、有力的政治行动?人民行动党能够完成这一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吗?退一步讲,人民行动党真的从一开始就知道人民想要什么样的行动吗?人民行动党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人民想要的行动吗?

    四 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行动

    先来看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行动?1957年12月21日,人民行动党在只有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两项职能的市议会选举中获得重大胜利。市议会共有32个议席,人民行动党派候选人争夺其中14席并最终赢得13席,成为市议会最大党,获得了执政权。在13个代表中,得票数排在第二位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王永元(Ong Eng Guan)成为市长。 市长任期结束后,王永元曾做过首任国家发展部长,后来与人民行动党分道扬镳,另组新党参政。但是,正是在1957年12月21日至1959年5月30日之间的十六个月里,王永元担任市长期间的所作所为,让整个人民行动党弄清了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行动。

    在新加坡普通大众眼中 ,王永元是个超凡魅力型的政治家,他满怀革命激情,秉持平民主义。他的街头演说,言语形象生动,声情并茂,家庭主妇和年轻人都为之陶醉,甚至碰巧路过的鸟儿也会驻足聆听,似乎有一种让普罗大众心悦诚服的天赋。他的反殖民主义演说贴近人们的日常感受,比如他会对比英国巴士督察的高薪与本地司机微薄的收入,启发人们思考这种差异有多么不合理。

    英国殖民者希望王永元做个象征性的花瓶:主持主持会议,笼络笼络达官贵人,但他却反其道行之,踏下身去钻研市政厅的实际运作。他意志坚决,事必躬亲,不容虚言,努力做个干预主义、改革主义的市长。他放下市长架子,放弃市长特权,不住政府官邸而住在自己家中,不坐政府配车,徒步在市内处理公务。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参加高级酒会,他让下层民众称呼自己王先生、市长或者王老弟,并敦促下属放弃压制人民思想的殖民地风俗。他把市政厅改造成为人民的论坛,向普罗大众敞开大门,允许他们自由旁听,并提供逐字母语翻译让人们第一次听懂了议会辩论内容。他下令所有政府告示均用本地语言而非英语书写。他还粉碎了欧洲律师事务所对全市法律业务的垄断,废除了允许殖民官员拿着丰厚薪酬逐步退休的所谓马来亚化方案。

    在担任市长的前六个月中,他推动建设完成了大量公共设施:包括300多个供水站、600个街灯、200个候车亭、7个诊所、3个托儿所和20个运动场。他把居民用电价格降低了40%,同时大幅提高旅馆和剧院等用电大户的电费。他降低了街头小贩、人力车夫和出租车司机的许可证照费。他还开展了“三反运动”:反吐痰、反乱扔垃圾、防治虫害,有人因此将新加坡称为共产党式的“运动国家”。

    他开创了人民行动党的每周接访制度。他每个周六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受民众对腐败、粗暴行为和效率低下的投诉。所有人民行动党议员也纷纷仿效。他设立了公共投诉局,直接接受民众揭发贪污、渎职、不作为,几周内就调查了400多个涉贪案件,并将其中20余件移送了司法程序,有效遏制了腐败。类似的市政治理制度创新还有很多,普罗大众为之欢欣鼓舞,尊称他为“人民的市长”。

    这一切不是没有代价。人民行动党这位“人民的市长”的执政风格,在官员群体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有些人不理解他为什么不尊重颇具绅士风度的英国殖民地官员,有些人因为不同意他的欧洲人骑在亚洲人头上的看法而被指着鼻子赶出会议室。他把平头百姓奉若上宾,并解雇那些不这么做的人,很多人无法接受。有人据说因为雇了一个年轻的中国打字员专门替自己打字而被解雇,有人据说因为对市长粗鲁无礼而被每月罚款200元长达一年,有人因为把狗带进市政厅而被训诫。他不允许公务员上班时间喝茶看报。他在办公室来回巡视,一旦发现有官员赌博就马上解雇,一旦发现有官员对公众态度粗鲁,就责令其做出令人满意的详细解释,否则就予以严厉惩罚。他反感对公众来信和公众质询的拖延推诿,据说曾开除了一个已经任职22年的运输督察,因为这个人让来访的司机等了一个小时才予以接待。他还要求官员上街打扫卫生。有人抱怨这是共产党国家才会发生的事,担忧新加坡将会变成一个共产党国家。

    但是,正是这位“人民的市长”做了此前所有殖民地市长、市政厅和市议会没有做过的、为普通民众着想的事,人民因此把市议会看成人民的议会,把人民行动党视为人民的党、穷人的党,并把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它身上。人民行动党四人核心小组成员拉惹勒南认为,人民行动党从此成为新加坡历史上第一个群众性质的党,第一个有能力组织和动员群众行动的党。

    在短短的十六个月中,越来越多的新加坡普通民众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人民行动党在市议会这个权力有限的机构都能为人民做这么大的贡献,如果由它组成全国性政府,岂不是可以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正是这位“人民的市长”的“共产党执政风格”,让人民看到了希望,让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大选中大获全胜,并促使整个人民行动党真正认清了人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行动,也学会了如何把自己建设新加坡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转化成有效、有力的行动。

    因此,尽管获胜后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组建的第一届新加坡政府也受到了王永元政府曾经遭受的质疑:这是不是个共产党式的政府?会不会导致官不聊生?但以非共的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人民行动党却并未迟疑犹豫彷徨无计,反而果断坚决地向共产党这个“敌人”学习,延续了王永元开创的非共的共产党执政道路,将治理腐败、议员接访、团结工会和建设公共住房作为首要国务 ,真正“为人民而行动”。人民行动党开始变得非常敏锐,并善于将美好的政治理念落实为有效的行动,只要意识到问题的确厉害攸关,就马上采取切实行动。

    首先,英国重返马来亚之后的1945至1959年,正是新加坡历史上殖民地官员最腐败的时期,人民饱受其害,怨声最大。因此,人民行动党把保持廉洁、不腐败列为自己排在第一位的核心政治理念,从四个方面入手治理腐败。一是以去殖带动治理,用十一年时间(1958至1969年)以赎买方式换取绝大部分殖民官员离开职位,只留任了其中的0.3%,绝大多数职位、所有重要位置都实现了公务员的本地化。二是1961年设立中央投诉局,接受受到殖民者不公正对待的本地官员和民众投诉。三是坚持对腐败零容忍、人民自由举报、贪污调查局严厉肃贪。四是立法严格限制选举竞争中的竞选捐款,排除金权政治,遏止了现代政治中常见的选举腐败。

     其次,人民行动党沿用了由王永元开创的议员每周定期定时定点接访,因为这最不易受到官僚层的阻碍,可以与人民保持直接联系。

    再次,与工会结盟是人民行动党从英国工党和中国共产党学来的重要政治经验。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把绝大多数基层工会整合为“新加坡职工总会”,其经费主要由政府拨付,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职工总会”在领导层人事上建立了互派干部交叉任职的“共生关系”,并建立了劳资政三方协商合作机制,共荣辱,同进退。

    最后,同样重要甚至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即人民行动党开创并沿用至今的公共住房建设五年计划和居者有其屋政策。从正式执政的第二年即1960年起,设立建屋发展局,为其提供充足的财政、法律和政治支持,连续制定并执行了几个“公共住房建设五年计划”,大兴土木,为人民大众建造公共住房。第一个五年计划(1961-1965年)就建设了5.5万套公租房,超过殖民地时期110年间建屋量的两倍还多,解决了25万人的住房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新建了6.7万套住房,解决了30万人的住房需求,基本消灭了原来环绕新加坡市区的贫民窟。第三个五年计划(1970-1975年)新建了十万套住房,此时50%的新加坡人居住在政府公屋里。1964年,新加坡政府开始执行居者有其屋的住房自有政策,让低收入家庭用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分期付款,购买公租房。1968年,新加坡政府允许新加坡人用中央公积金购买政府公屋,进一步提高了新加坡的住房自有率。迄今为止,新加坡已建造了90万套公共住房,93%的新加坡人生活其中,住房自有率已升至87.5%,人均居住面积从1959年的6平米升至2010年的30平米,新加坡人的居住状况得到实质改善。

    要想赢得左翼人民的心,就必须比一般左翼的思想主张更左倾,并且能够落实为政治行动,在公共住房建设问题上,人民行动党的确深谙此道。人民行动党把公共住房建设提升到了前无古人很可能也后无来者的政治高度,头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能学国民党,而要学共产党,它先是通过土地征用法基本实现了土地国有化,然后通过大规模、持之以恒的公共住房建设,实现了现代化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除了李光耀所说的塑造国族认同和稳定社会秩序功能,以及推动种族和谐、贫富和谐和家庭伦理的社会功能以外,新加坡人把公共住房建设五年计划称为新加坡的土地改革、土地制度革命,是新加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主义行动,最符合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最体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

    因此,新加坡尽管基尼系数比较高,表面看来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但由于公共住房这一最大的社会主义行动及其他福利保障的巨大缓冲作用,人们的失落感、挫败感、被剥夺感并不像其他贫富差距严重国家那么强烈。

    这种新加坡式社会主义显然既不单纯是英国工党式的,也不单纯是中国共产党式的,它在很多重要政治领域都是融合二者的产物。这里只简单地罗列几例,比如,在正当性来源上,新加坡是选举政治+民本政治;在选举竞争上,新加坡是选举期间扫街拜票+选举间歇期间每周接访、取缔金权政治;在基层组织中,是社区中心+居委会、公民咨询委员会。

    五 为未来立法

    新加坡比较重要的政治转型有三次,分别发生在1957-1960年、1984年和2004年。1959年3月,新加坡赢得大选,开始执掌全国性政府的权力,在1957至1959年间王永元执政经验的启发下,全面落实建党理念,糅合英国工党与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政治经验。1984年,新加坡的“反共时代”结束,后物质主义的一代开始成为选民,人民行动党面临选举挫败,并开始自我更新,尝试将经济资本主义、政治社会主义和儒家这一文化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相融合,“从侧重机会平等转向照顾结果平等,纠正绩优制下所产生的精英主义偏向”。2004年,新加坡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并开始赋予社会更大的活力和公民更大的自由空间。

    1957-1960年的政治转型,是人民行动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转型,这次转型将工党与共产党理念、政策中适合新加坡的因素融合在一起,汲取了自己在市议会执政时期的经验教训,审时度势,着眼长远,将治理腐败、建设公共住房、议员接访、与工会结盟融合在一起,开创了新加坡式的社会平等和社会主义,从而为未来五六十年的党和国家发展立了法。

    能否为未来立法,可以说是政治转型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初步而言,人民行动党在这次最重要的政治转型中,为自己确立了“为人民而行动”这一根本大法,在处理去殖民化、治理和现代化这三个二战后的最重大政治议题上,不只是标榜“为人民”,而是真正“为人民而行动”。经验来自对这一根本大法的信守,教训来自对这一根本大法的背离。就此而言,1957年至今的人民行动党在为什么建党,建设什么样的政党,秉持什么样的政治理念,确定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行动,以及至关重要的,如何将美好的政治理念转化为有效行动,避免陷入误国空谈,防止因务实、实用而目光短浅、浑浑噩噩、迷失方向等各个方面,的确堪称“为人民而行动的党”。

    这也许正是新加坡朝野大部分人满怀体制自信的原因所在。过去,新加坡建国者曾豪迈地宣示:自从有了人民行动党,新加坡的时间才开始了,新加坡的历史才开始书写。现在,新加坡政治家也自信地说,没有人民行动党,就没有新加坡。对于未来,新加坡人也许有理由认为,没有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不会沦丧,没有人民行动党的新加坡小邦不会落入君主制、僭主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和暴民制的政体循环流变。

    “为人民而行动”就是一部过去为未来所立之法,在信守这一未来之法的五十多年历史中,人民行动党探索形成的各种好的体制、制度、机制、政策,其适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小城市共和国,也不仅仅只适用于大国的基层政治领域。只要行之有效,不厌其小。

    最后,请允许我以对自身也许不恰切的关照作个小结,这也许是新加坡这个华人主导的海上城邦赋予其真正文明母体的一点点启示。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一个甲子,三十而立,每三十年可以视为一个大周期,我们暂且称前三十年为革命时代,后三十四年为改革时代,未来三十年是什么时代尚未可知。大致而言,改革时代有三个重心: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十年中的前二十四年的重心是改革与稳定的某种组合,后十年的重心在于发展与稳定的某种组合。显然,没有人希望未来十年成为人民共和国的维稳时代。中国的未来十年,实际上肩负着为未来三十年、五十年乃至七十年的中国立法的历史使命。我们,关心我们这个历久弥新的伟大国家、民族与文明前途的每个人,准备好为未来立法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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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把“自主权”同“主权”区分开来

李延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要】权力只能在权力系统内运行。每一个独立的权力系统都有一个处在起始位置上的权力即主权,它产生和决定着其它权力,而不被其它权力所产生和决定。在权力系统外部,互相独立、平等的政治实体之间,只存在利权关系,不存在权力关系,因而主权的对外方面并不存在。所谓“主权的对外方面”实际上是自主权。主权属于权力,而自主权属于利权,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关键词】权力 利权 主权 自主权

一、两权不分,导致困境

    16世纪以来,伴随着主权概念在欧洲的产生,也出现了一种主权具有对外方面的说法。晚清时期译成汉语的《万国公法》中说:“治国之上权,谓之主权。此上权或行于内,或行于外。行于内,则依各国之法度,或寓于民,或归于君。……主权行于外者,即本国自主,而不听命于他国也。”

    从主权概念输入中国起,主权具有对外方面的说法在中国国际法学界和国际政治学界就成了金科玉律。周鲠生说:“主权是国家具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和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分析起来,国家主权具有两方面的特性,即在国内是最高的,在国外是独立的。”

    王铁崖说:“主权,即国家主权,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是国家固有的在国内的最高权力和在国际上的独立权力。” 王沪宁则说:国家主权具有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对外方面的主权指的是一个国家不受其它国家或实体干涉,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的“权力”,意味着一个国家不屈从于任何外国的权威,各主权国家一律平等 。“主权对外独立的属性派生于主权对内最高的属性。” 它是对内最高权威向对外关系的延伸。

    然而,主权具有对外方面的这种说法,在国际政治实践的压力下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主权概念本身的反噬。

    屈从文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主权的外部性逐步发展起来,外部性是‘在西方相对晚近的政治实践和思想中发展起来的。到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它已经无疑确立为国际政治的基本原则。’ 与主权外部性认识相伴随的是,主张限制国家主权的相对主权论开始出现,并构成对绝对主权的挑战。特别是在经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灾难后,否定绝对主权,主张相对主权逐渐发展成为国际主权思想的主流。”

    修订国际法的英国学者劳特派特主张“国际法作为不问各国国内法律与立法而对各国一律有约束力的行为规则的总体这个观念本身,就含有各国受国际法支配的意思,因此就不可能接受各国在国际范围内享受绝对主权的主张。”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曾经提出“有限主权论”。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中认为:“尊重国家的基本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际社会任何共同进步的关键。然而,绝对主权的时代已经过去,它的理论不再切合现实。”

    希腊国际法学家波利蒂斯认为,“如果国家的意志确实是至高无上的,就不应受强制性规则的限制,由此产生了一个两难的问题:要么是必须放弃主权的概念,要么是必须否定国际法的约束力特征。”

    巴特森认为:“现代主权含有深刻的矛盾,因为它既包含了国家间无政府状态的预言,也包含了国际体系消失于全球性社会的世界救赎前景。” 阿库斯特认为:“是否有过哪一个词像‘主权’这样引起那样严重的学术混乱和国际无法状态是颇可怀疑的。”

    米歇尔•纽曼声称:“主权概念是如此含糊扭曲,以至于它成了进行分析的障碍。” 言下之意,是应该抛弃。路易斯•亨金说:“现在是将主权拉回到尘世,加以检讨、分析、重新构思、重新包装甚至重新命名的时候了。”

    我国学者屈从文由此进一步认为,主权不是产生于国内需要,而是产生于处理国际关系的需要。“主权的产生非但不在于建立内外部的最高权力,而恰恰在于不能在体系内建立绝对的、最高的权力。如果要给主权下一个定义,主权就是国家受到外部同等权力制约的权力。其首要特性不是绝对性和最高性,而恰恰在于相对性和有限性。” 这些说法,都直逼主权概念本身,要求反过来修改已有的主权概念。它们表明,在主权问题上,国际政治学已经处在与政治学冲突的状态,已经处于困境,或者说痛苦状态中 。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不受其它政治实体干涉,独立自主地处理自身事务的“权”是主权吗?能够构成主权的一个方面吗?

二、主权属于权力

    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说明:什么是主权?正像许多论者所说的那样,主权的概念产自16世纪的欧洲。但是,这并不表明主权的事实也出现在16世纪,更不表明主权的事实仅仅出现在此前的欧洲。

    为什么呢?因主权是权力系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只要出现独立的权力系统,就会出现主权。

    我在《论人民主权》 一文中指出,权力是一种人对人的支配性作用力。因为人对人的支配是通过精神渠道发生的,所以权力具有精神性质,是一种精神力量。权力所具有的支配力量是强制性的。要想实现这种强制,必须凭借暴力或财富等物质力量。权力作为人对人的支配力,具有指向性,或者说方向性。这种有方向的作用力连接在一起,构成一种有方向的社会有序结构。权力只能在这种有序结构中运行。当有序结构瓦解,如军队溃散时,谁也不服从谁,权力便不存在。当人们从有序结构中游离出来,如人们离开自己所从属的社会组织到田野上散步,或脱掉衣服在海边、湖中、河中游泳,并且互不相识时,人对人的支配力便也不存在。由此可知,权力是凭借物质力量在社会有序结构中运行的人对人的精神性强制支配力。

    权力运行于其中的有序结构是一个系统,即权力系统。各种权力在系统中分层分类配置。在这种有方向的有序结构即有方向的系统中,必然会有一种权力处在起点的位置上。没有这种处于起点位置上的权力,整个系统便无所依归。这种处于起点位置上的权力,就是主权。当然,没有其它权力,主权也无从与之区别开来,从而也就没有意义。由于处在起点位置,所以主权最终产生并决定该系统内的其它一切权力,却不被其它权力所产生和决定。如果倒过来,起点也可以视为终点,起始性也可以视为终极性。如果从上下的视角来看,则这种起始性就成为最高性,起始性转化为最高性。

    说主权位于权力系统的起点上,并不是说主权在历史上先于权力系统出现。主权只有在与其它权力相互联系、相互比较中才能够存在,主权同权力系统是相互依存的。就像胎儿的头脑与身体其它部分在胎床(子宫、蛋壳)中共同生成一样,主权也只能与权力系统同时生成。在权力系统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各种权力的位置和相互关系逐渐确定下来,并且被人辨认出来,主权同其它权力的区别便逐渐显现出来了。

    一个权力系统只要是独立的,就必有一个主权。因此,每个独立的权力系统都有一个主权。

    拥有主权的人是主权者。

     在历史上,权力和权力系统是在人类从血族群体向地区群体转变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形成的。权力萌生的那个时代的条件决定,各个人在权力系统中的位置起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宗法关系决定的,年龄比较大、经验比较多、享有威信的家长往往在该系统中享有较大的对别人 的支配力。血族群体在相互交往和融合的过程中越变越大,在整个群体中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越来越弱。同时,在血族群体向地区群体演化的过程中,随着私有财产和阶级分化的出现,群体内个体的利益也日益分化并且彼此对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宗法关系的非强制支配力越来越难以维持整个系统的稳定和运转,整个系统越来越需要凭借暴力或财富等物质力量的强制性支配力来加以维持。在社会发生这种变化的过程中,因宗法关系而处于支配地位的人能够比别人更容易获得强制性支配所需要凭借的物质力量,并且往往事实上也依靠这种物质力量把自己对别人的非强制性支配力转化成了强制性支配力。家长的较大的支配力在氏族演变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部落首领或军事长官的最高权力,到国家产生时,这种最高权力就硬化成了君主的主权。权力和权力系统产生的历史决定,人类历史上最初的主权者除少数实行民主共和制或贵族共和制的奴隶制国家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君主。

     在君主制是世界各国普遍形式的古代和中世纪,虽然不存在我们现在这种源自欧洲的主权理论,但是并不等于当时也不存在对于最高权力即主权的论证。不论在地球上的哪个地方,只要出现君主国,都有对君主最高权力来源的论证。古代中国的说法是君主“奉天承运”,受命于“天”,代行“天”的旨意,是“天子”。基督教国家则说君主的权力是上帝授予的。说某个权力是神或者具有人格神性质的“天”授予的,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不过是表示这个权力在人间已经没有任何来源,它本身在人间已经是一切权力的最终来源。这种理论特别的地方在于,它认为只有君主的权力才是权力系统以外的神或者“天”授予的,此外的其它一切权力都不是神或者“天”授予的,而是君主授予的,只能由君主授予。这样,它就论证了君主权力的主权性质,从而为君主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根据本文对主权在权力系统中位置的论述和16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主权所做的一系列论述,主权大体具有以下性质:一、不受限制性,即不受其他任何权力限制,是最高的或最终的权力。二、不可分割性。三、唯一性即排他性。四、不可让与性。主权不因时间流逝或不行使而消亡。在这些性质中,最高性即起始性是核心,其它性质都处于从属的位置。施米特说:“历来论述主权概念的著名思想家均用它表示最高权力。” 汉斯•凯尔森说:“主权在其原来的意义上意味着‘最高的权威’。” 主权的上述这些性质,只在主权栖身于其中的权力系统内部才成立,才有意义。正像梁启超所引用的英国政治学家伯伦兹理的说法:“主权不在国家之上,亦不出国家之外。” 越出该权力系统,主权的这些性质便不再存在。我们可以把主权定义为国家权力系统中唯一的一个永久存在的、不可分割和让渡的本原的、最高的权力。

    人类社会是先有主权的事实,后有主权的观念,而不是相反。不是主权观念产生主权,而是主权观念反映主权。虽然主权观念的出现有利于维护主权的事实,但是主权的事实并不依赖于主权观念而存在。主权之不可取消,源于它是权力结构不可缺少的部分。只要有独立的权力系统,就必然有处在这个系统起始位置上的权力。这个事实存在与否,不取决于人的认识或态度。不是想要就有,不想要就没有。
在任何国家中,主权都是随着整个权力系统,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这是毫无疑义的。在这个前提之下,主权在权力系统中处在什么位置,对于政治体制的类型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

     根据人类社会已经出现过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我们可以把这些形式在不同的层次上加以分类。在最高的层次上,政权组织形式只有两大类,一类是君主制,一类是民主制。一个政权的组织形式究竟属于哪一类,是由主权在该权力系统中由哪一端的人掌握而决定的。在一个权力系统里,如果主权掌握在一个人手里,那么这种体制就是君主制。在一个权力系统里,如果主权掌握在统治阶级全体成员手里,那么这种体制就是民主制。这里所说的“一个人”和“统治阶级全体成员”,是就最典型的形态极而言之的。在历史上,经常出现非典型形态。例如,在君主制中,清国咸丰皇帝去世到辛酉政变前,主权就掌握在顾命八大臣、两宫皇太后和小皇帝数个人手里,而不是掌握在一个人手里。民主制在历史上同样有不纯粹的情况。在这种基本划分的基础上,政权组织形式在次级上又划分为专制君主制、有限君主制、等级代表君主制、议会君主制、议会制、内阁制、总统制、总统议会制、委员制、苏维埃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等更多的形式。对政权组织形式的这种划分,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对于名义上是君主制而实质上是民主制的情况,或者名义上是民主制而实质上是君主制的情况,以及上述政权组织形式在实际生活中的种种具体变形,在抽象的过程中就舍弃掉了。

三、自主权属于利权

    所谓“利权”,就是中国人平时所说的“权利” 。夏勇认为:“现代汉语里的‘权利’一词,依笔者之见,准确地讲,应该改写为‘利权’,即‘利之权’。” 郭罗基进一步论述说:“以‘权利’一词表达right所欲表达的内容,不合汉语构词法;符合汉语构词法的词应是‘利权’。”“‘利权’是偏正结构,前者为偏,后者为正,强调的是‘权’,‘利’是对‘权’的修饰、限制。‘利权’并非利益本身,而是维护利益、追求利益之权。” 夏勇认为,“利权”的含义由利益、主张、资格、权能、自由五大要素构成 。

    “主权的对外方面”所论述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互不统属、各自独立的政治实体之间能不能是权力关系呢?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仍处于自然状态,也就是无政府状态。根据本文的论述,权力作为强制性支配力决定了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不存在平等,也不允许平等。各个政治实体只要是真正独立的,真正平等的,互相之间就不可能存在强制性支配力。如果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那么它们就不是彼此独立的、平等的政治实体。既然在独立的、平等的政治实体之间不存在强制性支配力,那么就不存在权力关系,形不成权力系统。既然不存在权力关系,形不成权力系统,那么就不可能有主权存身之地。没有主权存身之地,自然也不可能有主权的“对外方面”存身之地。当一个政治实体面对其它政治实体时,它的独立并不是主权的独立,而是整个权力系统的独立。主权的性质决定,它只有在权力系统内部才能够存在,仅仅对内才有意义,对外是没有意义的。

    这种不受其它政治实体干涉,独立自主地处理自身事务,其中包括自身同其它政治实体的交往及由此产生的相互关系的“权”,实际上是“自主权”。自主权 也称自治权、自决权,指的是一个理性个人有能力做出成熟的、不被胁迫的决定,表示拥有法律全权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活动,不从属于别人的权威。独立权和平等权同主权概念实际上是不相干的,不相容的。自主权不具有“最高”的属性。各政治实体的平等,是自主权的平等,而不是主权的平等。主权是对于自身而言的,自主权才是对于他者而言的。行于内者是主权,行于外者是自主权。自主权属于利权范畴,而主权属于权力范畴。自主权与主权不可混为一谈。

    不同的政治实体彼此交往,发生关系时,并不以其内部主权所在的不同也就是政治体制性质的不同而有什么不同。我们只要想一想人们平时所说的“拥有主权”的国家既可以是民主制的,也可以是君主制的,就可以明白所谓“主权的对外方面”与政治体制即国家管理形式完全没有关系。不同政治实体间只能协商、交易、搏斗,不能支配、命令、服从。因此,主权的对外方面并不存在,主权只有对内方面 。在国家关系间使用“主权”概念是不正确的。

    把互不统属、各自独立的政治实体相互交往时的“自主权”说成“主权”,是对“主权”概念的误用 。独立平等的实体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利权关系,而不能是权力关系。国际政治学界长期以来所说的“主权国家”应该是“自主权国家”。

    实际上,在实践中人们无法回避自主权即所谓“主权对外方面”的利权性质,经常不得不在论述国家间关系时使用“利权”的概念。例如,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就说,“每一国均享有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其他国家之人格”;“每一国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每一国均有责任充分并一秉诚意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讲的都是利权,以及与利权相对应的义务。又如,持“主权具有对外方面”观点的屈从文说:“中国的实际权利在19世纪不断受到破坏,从最初拥有完整的国家权利,到进入20世纪时,中国的国家权利已经所剩无几。” 持同样观点的潘亚玲、张春说:“国家主权概念还有在国际法(学)层面上使用的意义,主要表示国家作为一种国际法律主体在对外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在法律或道义上认同国家的独立与利益,同时负有不侵害他国的独立与利益的义务。”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主权本来就属于利权,不用利权(他们采用的提法是“权利”)的概念就无法说明国际关系中与自主权相关的内容。

    把“主权的对外方面”改成“自主权”以后,他们原来对“主权对外方面”的论述仍然可以站住脚。例如,前引屈从文的话,改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自主权逐步发展起来,自主权是‘在西方相对晚近的政治实践和思想中发展起来的。到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它已经无疑确立为国际政治的基本原则。’ 与自主权认识相伴随的是,主张限制国家自主权的相对自主权论开始出现,并构成对绝对自主权的挑战。”这样讲,就讲通了。所有讲主权外部性的论述都可以这样改述,改述之后,就不再与原有的主权概念相互冲突。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改述。原来“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 ,把它改成“自主权国家”以后,仍然可以作为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

    用“自主权”取代“主权的对外方面”并不是库恩所说的那种范式 的转换,而只是概念的转换。把“自主权”同“主权”区分开以后,困扰国际政治学界的许多难题,例如主权究竟应该无限还是有限等问题,就解决了。因为自主权没有绝对性和最高性,所以否定主权绝对性和最高性的问题就不存在了,修改主权概念或者“调整主权认识” 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了。国际政治学就不必与政治学打架,许多问题就都能贯通了。

    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们把“主权的对外方面”正名为“自主权”,在学理上就“言顺”了,从而使国际政治理论在社会科学的“万神殿”中能够占有一个牢固的位置 。在学理上“言顺”,在国际政治实践上也就容易“事顺”了。把“主权的对外方面”改为“自主权”的意义就在这里。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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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复兴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组

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朱云汉

2013-01-21

(本文为朱云汉教授2012年9月28日在台湾大学的讲座文字内容,讲座原题为《中国大陆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

    我今天来给大家做这个报告,我希望它产生的作用是给大家进行一次震撼教育。如果我没有达到这个效果的话,就算我失败了。我今天报告的主题是中国大陆的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那么它也扣紧了今天的主轴议题,就是全球化的挑战。我必须说,我面对的各位都是二十岁上下,最年轻的时代。各位是生逢其时,也生不逢其时,就看各位要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自己的未来、面对人类的未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们即将迎来的二十一世纪,它可能是我们记忆所及一个变动最为剧烈的世纪。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出现了,而且还会持续出现。也就是说,你往前看,你不可能去期待一个非常平稳的、安逸的大环境。这个是各位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那么我就要把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变化趋势跟各位做一个分析。

    中国的兴起及其未来的角色

    我先从这本书开始谈起。这是去年九月出版的一本书,在美国华盛顿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印度籍人士,在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智库,是非常资深的研究全球经济的学者,叫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他写的这本书叫Eclipse,《日蚀》,副标题叫做《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应用下》。这本书非常严肃地对未来世界的经济格局做出了分析预测。他为了吸引读者的眼光,在一开始以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假设情景作为开场白。他的开场白是,2021年美国面临财政破产危机,美国总统从白宫驱车前往宾夕法尼亚大道(Pennsylvania Avenue)——它是经过白宫前面一条大道——到了另外一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位中国籍总裁签下一份纾困方案协议,然后取得了紧急融资3兆美元的贷款,同时承诺美国要遵守一系列各种各样的条件。这些条件可能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希腊、西班牙在寻求纾困时所必须要接受的城下之盟。他对这个情景——当然这是一个假设的——下了一个句点。他说:“此刻,世界主导权的交接仪式业已完成。”这是这本书的开场。

    这是一个虚拟的但不是完全天方夜谭的场景。萨勃拉曼尼亚的分析是有非常完整架构的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分析。他根据从1870年到现在全球的经济格局变化,包括各国的GDP、贸易和资本进出口占全球的比重等不同指标,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处于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引导地位的关键阶段。他的预测是,2030年前后,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宰制地位将非常类似于1970年代的美国和1870年代的英国。人民币作为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它来临的时间和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并且他认为作为分水岭的时间,2030年,还可能提前。当然,这本书的观点不是所有观察全球经济的重要学者或者专家所共同接受的,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包括《伦敦金融时报》非常有名的作者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他也特别为这本书写了很长的书评,提出一些略微不同的观点。并不是说他完全否定这本书,不过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超级的强权还有很多内在的先天上的限制和缺陷。美国仍旧在某些方面,包括科技创新、军事、由大学和研究机构所代表的美国的综合实力、英语的优势,还有民主制度的软实力优势。这些可能构成中国要超越美国并且要取得全球主导权地位不那么容易克服的障碍。但是我相信这个论点还会继续持续下去。我们暂时也不必再做细节讨论。

    但是,我可以换一个角度带大家去看。刚才的评估都是以国家为单位。事实上,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整个经济的动能——它的主要的发动机——并不是真正以国家为主要单位,而是在世界层次能够进行国际分工、进行非常繁复的跨国交换、合作。那样一个经济的发动平台事实上都是一些全球性的都市。它们是创建中心、资讯中心、金融中心,同时,也主导全球的产业链、产链、管理、设计,以及融资,等等。最重要的平台是层次。因此,从全球性层次未来可能的变化来看,同样可以得到刚才那本书《日蚀》那本书给你刻画的情景。

     就在上个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和全球顾问公司麦肯锡下的一个自主机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观察了全世界75个具有世界城市条件、并且是未来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城市,到2025年可能会出现的兴起和追赶的过程。他们根据模型,列出了75个城市中到2025年全球排名最靠前的全球性都市,把这些城市叫做2025年最具活力的75个城市(75个most dynamic cities of 2025)。在75城市中,有29个会在中国大陆,不包括台北。根据推测,到那时,会进入全球最具活力、竞争力、创造力、成长动力的城市的,欧洲只有3个。美国拥有次多,仅此于中国,但也只有13个,远远落后于29个。如果把台北当作一个独立经济体,2010年它的GDP全球的排名是32。但是很可能,根据这项估计,到2025台北会在第50名。东京在2010年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根据麦肯锡的估计,到了2025,它只会排名第10。如果我们以都市作为整个经济资源的整合、创造力的发动机、整个创新的载体,那么你可以发现未来的不到15年里会出现那么大的剧烈变化。

    在这29个城市里,有些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像上海、北京。有些可能是大家不会想到的,但却会变成全球名列前茅、最具竞争力的城市,比如沈阳、重庆。在作为世界级的城市前20名里,事实上只有7个城市不在大陆,其余13个都在中国大陆,而且你会看到一些你想象不到的城市。深圳已经可以想象了,虽然它25年前不过是一个小渔村,但现在已经是一千万人的城市。武汉可能也不奇怪。佛山,大家知道佛山在哪里吗?广东。佛山还算有点名气,很多武打片常常会提到佛山,是“武术之乡”。它其实是个卫星城,但现在已经是一个五六百万人的都会区,而且还在快速成长。东莞?大家很难想象东莞,一个台商聚集之地,它也具备世界城市的条件。香港在这个排名里已经看不见了,而是在前30名。

    如何正确理解中国的兴起

    所以我下面要跟大家讲的是“台湾社会精英21世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正确理解中国大陆兴起的历史意涵。这个功课做不好,台湾整个社会根本不知道怎么面对未来。我从一个最宏观的历史角度讲,就是中国大陆兴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于世界而言是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过去三百年的人类历史里面,只有三个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对于人类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冲击或引导作用可以和它相提并论。一个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再一个是十月俄国共产革命,还有一个是十九世纪后半期美国的崛起。可以说,过去全球秩序的大变化在引导中国发展模式演进,但在未来,中国大陆兴起会带动全球秩序的重组。那么我们要理解中国大陆兴起可能对世界带来的冲击,我们首先要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有一个客观比较全面的理解。到今天为止,对于这种理解,很多的台湾社会精英还处在落后、追赶、补课的过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巨大的认知落差、知识匮乏?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太容易用我们自己熟悉的历史知识和认知框架去理解中国大陆的发展模式。这一倾向无可厚非,但很可能让我们得不到全面的理解。因为我们的认知基础中事实上充满着以西方为中心的谬误、偏差,而我们自己浑然不知,因为我们很习惯这种思维,以为那是唯一的角度和视野。

    美国自己也会偶尔提醒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完全不了解中国大陆?不了解它的体制?不了解它的历史?不了解它为什么能够快速地崛起?”所以前一阵,《新闻周刊》(Newsweek)有一个封面,设计得非常挑衅、刺激。它把毛泽东像倒挂,然后把部分标题也倒挂,念下来就是“Everything you know about China is WRONG”,也就是你把过去所知道的事情、你以为你知道的中国都抛开吧,很可能你的理解是错的。但是我认为,即使《新闻周刊》能有这种反省,它也未必能够以一种非常可观、平衡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大陆。我们如果不调整原来那些先入为主的、形成我们偏见和选择性认知的思维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形成真正平衡的理解。

    首先我们可以从人类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这样定位过去三十年或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大陆。有人把它叫做“奇迹”,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持续性经济增长,因为它的持续性增长的速度事实上超过了过去“东亚四小龙”的纪录,超过了从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也超过了美国内战以后美国的崛起过程,更超过了德国的兴起,以及更早的其他西方先进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速度。不仅如此,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范围的工业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能以这种速度在那么大的范围开始进行工业化。这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中国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消灭贫穷,有三亿多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脱离联合国所界定的贫穷线。我们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在国际分工体中以那么短的时间进行越级式、跳跃式晋升。今天中国大陆在国际分工中,它既是低端的,也是高端的,整个横跨。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希望两岸是垂直分工。对不起,这个选项早就没有了。中国的分工既是垂直的也是平行的。它可能仍旧在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成衣、雨伞,甚至圣诞节的装饰品,但是同时,它有能力把卫星发射到太空轨道上、可以帮别的国家建造最先进的高速铁路。华为的通讯设备、交换机绝对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品牌相竞争。所以它能够同时跨越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又继续在劳力密集的层次。

    中国本身也是一个经济体系,内部有着非常巨大差异的庞大体系。它以最快速度融入世界经济。中国加入WTO是一个坐标,2001年,到现在只有11年时间。它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超过德国。而且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超过绝大多数OECD国家,尤其是看关税的话。也从来没有开放国家能够在全球吸引那么巨大的资金,还可以参与金融全球化。并且中国直接就发展建构出了二十一世纪水平的通讯和基础建设。很多人发现,在三十年中,中国在扮演一个前所未有的角色——这个角色过去是美国在扮演的——就是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如果中国不能扮演这个角色,那么全球经济复苏就会减慢。这些都是我们对于中国大陆兴起从历史坐标上来讲的客观历史定位。

    由于我们常常会执着于名目性的GDP的计算方式,所以中国大陆经济体看起来会小一点。如果真的用购买力均等,即Purchasing Power Parity方式来估计的话,根据最权威的刚刚过世不久的荷兰的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估计,事实上中国在1982年就已经超过了德国,1992年PPP的GDP已经超过日本。到了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相当于美国的86%了。所以按照这个估计,三年之后,它的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到201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还会是印度的2.5倍以上。当然,有人会质疑和挑战这些估计,但有更多人觉得这个估计可能还略显保守,因为这些估计还是在2008年9月全球出现金融海啸之前。美国以及欧洲国家未来经济成长的估计可能还过于乐观。

    中国如何实现史无前例的兴起?

    现在我们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是:这样一种快速的、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兴起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一个学期的课去回答,我在这儿就压缩给大家三个简单的理解切入点。一个是中国大陆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摸索奋斗三十年,这三十年并没有白费。很多人以为中国1949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都浪费掉了,是完全黑暗时期。其实这个认知本身就是错误的。这个时期不完全是。反而可以说中国这个时期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很多人因此而牺牲——去建构了改革开放的基础,这个基础让其他开放国家没有办法去模仿,只能理解而难以复制。中国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这个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动员、渗透的能力进入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并且中国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另外,中国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它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集体化,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所有。而这个庞大的集体资产,大部分是国有资产,是中国后来三十年快速发展的资本。其他很多国家没有走这条历史道路,就很难有这个历史条件。

    另外,中国充分发挥了“大”的优势。我在政治系给一些研究生开的“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变迁”课上,开宗明义跟他们讲,理解中国大陆时,有三件事情你要记得,尤其是如果你过去是以台湾看世界这种角度的话。第一个是中国非常大。第二个是中国非常非常大。第三个是中国非常非常非常大。“大”也可能是负担,是巨大的包袱啊?但也可以把它变成巨大的优势。第一,中国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可以完全发挥它的磁吸效应。现在很多关键性核心产业,没有规模是没办法发展的,根本不可能建立。台湾不可能建立一个航天工业,台湾也不可能建构一个高铁动力火车的产业体系,因为没有这个市场和规模。全世界航空集团严格说起来到今天为止只有两个,一个是波音,一个是空中巴士,而且空中巴士把欧洲所有国家的资源、人才、市场整合在一起才有可能跟波音抗衡,那么第三个最有可能的就是中国大陆。如果把这个巨大规模的潜力展现出来了,那它就产生巨大的磁吸效应。

    全世界所有跨国公司没有不挤破头要进入中国,先插个旗、占个位置的。不止CEO,连美国所有的排名前五十学校的校董都会说,我们学校有什么大中华战略(greater China strategy)?你必须要回答出来。你没有回答出来,就代表你的大学在二十一世纪没有一个潜在性的规划。世界500强(Fortune 500)的CEO也是一样。这样一来的话,中国就可以对所有外资要怎么进入中国设定很多特别的、在一般情况下跨国企业不会答应的条件。比如,美国通用汽车进入中国,就把它一个新的研发中心放在上海。任何其他国家说“你得来我这儿设研发中心”,通用汽车根本不会理它,因为其他国家没有这个谈判筹码。也因为有这个规模,中国就有完整的科技体系、产业体系。

    大家会说,台湾怎么总是代工,总是只能在生产阶段做一些创新。因为坦白说,我们的规模只能说是美国的所有科研体系中的一个分工小组。中国大陆要发射一个人造卫星,里面所需要的所有的知识、体系它都自己具备,但台湾不可能。而且中国大陆前三十年的自力更生也逼着它去建立一个完整体系,虽然体系的水准可能参差不齐,有些很接近国际一流水准,有些还很落后。但没有关系,因为一旦有这样一个体系,它要追赶、要学习、要模仿,就很快。今天即使美国把整个火箭设计的蓝图交给台湾,台湾也无法复制,因为台湾没有足够的队伍去吸收、理解这样一个设计方案。

    另外,日本人过去常常讲东亚雁行效应,或者说雁行理论,就是说它有一个垂直分工,领头羊是日本,后面跟着四小龙,再后面跟着东盟——第二批新兴工业体。但是我们讲,中国大陆自己内部就可以形成一个雁行效应,它内部就可以进行垂直分工。也就是说,它的成长动力,可以从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再到大西部,其中有好几个层次,因为中国有不同的发展条件,包括劳动价格、土地价格,等等。它在改善生产力的时候,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改善空间。另外也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在过去三十年充分掌握着后发优势。后发有时候是可以先至的。后发优势有很多要诀,譬如说第一,你可以学习过去的成功经验,避免错误,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特别是如果你有能力去模仿、复制,然后在这复制的基础上再去改良的话,那你可以进步非常非常快。

    同时,中国大陆明显地采取蛙跳式技术更新。当中国大陆要安装一个有线的座机都很困难的时候,它其实根本就是一举先跨入了无线通讯、数位通讯。同样地,中国大陆可能第三代通讯这一块儿的技术方面输给韩国、西欧,但它现在已经开始布局它的第四代通讯。这就是我们讲的蛙跳式技术更新。另外,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时机让它成为快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管在生产、产品行销、金融整合,全球经济都在这个时期突飞猛进。所以你现在很难去想象,四五十年前台湾刚开始要快速发展经济的时候,王永庆可以去华尔街融资?不可能嘛。他可以去纳斯达克(NASDAQ)上线?也不可能。这些都是因为在过去三十年里,有一个可以进行全球生产布局的供应链。当然它有很多要素配合,包括贸易自由化、通关的便利、后备运输、数位通讯。所有这些条件,中国大陆都在这个时期充分地掌握并发挥后发优势。

     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来理解

    到今天为止,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都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叫做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当然有人可能用不同的名词,有的人会说它是国有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但其实没有关系,我觉得中国大陆官方的对自己国家的经济体制的这样一个界定其实应该认真对待,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宣传品,或者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其实它真正地告诉了我们这个体制里一些很重要的特色。一方面它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大多数商品的原料中间原料以及劳动市场供需,以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从这个方面讲,它是充分运用了市场机制对促进其整个经济体系效率的正面作用。另外在所有权方面,这一经济体制是有多种所有权并存的,它们之间既竞争也有共同发展、相互引导。它有国有的,有集体的,有民营的,有外资的。国有企业其实是中国现在仍旧占据着整个经济最骨干、最核心的那些部门。如果你去看上海的上市公司,前二十、前三十大的公司都是国有的,不管是银行,不管是钢铁,不管是运输。

    到今天为止,中国大陆还坚持农村土地仍旧是农民集体所有,它认为它绝对不会轻易地跨出完全私有化这一步,因为私有化很快就会使农民丧失土地了,会出现农村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中国历史上这种经验是斑斑可考的。所以这不是从它的意识形态,而是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来思考这个问题。我刚才讲过,国有企业占据战略部门,金融、能源、运输、通讯、基础工业,包括钢铁石化和航天航空,等等。但是它也在不断克服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社会不均衡问题,当然做到什么程度见仁见智。但这个动力还是在的。它不断要追求平衡发展,包括增加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更完整,尽可能用财政移转性地支付来化解城乡、区域、劳资、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如果你从中国自己的意识角度去看它,有一些措施也是史无前例的,包括它把所有的农业的税收全部取消了,对于农村的医疗、农村的教育,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进行补贴,也是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的大变。

    我们刚才讲的是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另外就是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其中最突出的设计就是一党专政。这个体制实际上看起来和世界潮流有点格格不入,但它的重点在于一党专政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和治理能力。这是我们要去了解的。这里面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就是它解决了继承危机问题和个人独裁的问题。一般我们说一党专政或者威权体制常常很难克服这两个门槛。,至少从毛泽东以后,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些制度去克服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任期制,一个是接班制。再过不到三个星期,中共十八大就要举行,就会展现它的任期制和接班制的实际运作。这一体制也解决了个人独裁问题,贯彻集体领导。所以说中国大陆的政治局常委就像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当然这个总统是由九个人一起做。下一届政治局常委可能是由七个人一起做。各自有各自的分工,但最重要的决定要寻求共识。

    另外,这一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执政能力问题。共产党就扮演这个最重要的任务,即人才筛选和创造人才内部竞争机制,让有一定资历条件能力的人,能够在这个体制里循序渐进,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它也鼓励、引导地方政府在自己方面的不断创新。中央本身还扮演一个核心的统筹角色,因为它仍有一个相当大的协调和制衡的权力机制在手上,包括大军区制、人民银行大分行制,控制基本能源、运输、通讯、国土资源,控制宣传工具,控制人事任命权。这是它面对地方的一些重要节制。但另外一方面,它又像是一个联邦制,省这一级的权力有些时候甚至比美国的州还要大。它没有宪法做依据,但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联邦制的,就是让各个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可以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试验创新。而且它让中国大陆整个巨大板块能够进行区域竞争,不仅是省和省要直接竞争资源、人才、投资资金,甚至一个县和一个县之间都要竞争。所以像苏州下面的昆山,从一个农村突然一跃变成一个高科技的重要基地,接下来旁边的那些城市都开始模仿它,都想变成另外一个昆山。这一体制也有足够诱因让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利益主体,所以地方政府常把整个管辖范围看成自己的一个大的企业集团。所以它能够调动所有的资源。政府自己就像企业集团的总部。

    这个政治体制面对的最大挑战,其实就是刚才讲的怎样进行人才选拔、淘汰不适当的人,确保适当的人能够摆在适当位置并且受到监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是全球最艰巨的一个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这个人力资源部门管理的挑战当然超过任何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不管是美国通用,还是微软。它事实上也可能超过过去我们认为最庞大的一个官方体制——美国的国防部。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共产党整个内部对于人才的筛选、定期淘汰、选拔竞争,很像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套人力管理。为什么?第一是因为它的封闭。你要做总司令,你不可能空降,必须至少从少尉开始做起,必须在体制里上来。但不是每个少尉都有机会做到上尉,不是每个上尉都有机会做到上校,不是每个上校都有机会做到少将。金字塔最后到了最顶端的时候,只剩下七个人;或者是政治局委员,只剩下不到三十个人。同样,美国有几个四星上将,有几个三星上将?就是这样一个金字塔。

    但是它同样要确定,为什么将来不是张凤强,而是另外一个海军少将会做到海军司令呢?用什么机制去管理、筛选?这是一个庞大的极为艰巨的任务。但是倒过来讲,其实其他人类社会没有面临过这样的挑战。如果你到北京去长安街,看到一个不挂牌的、看起来非常隐蔽的大楼,就是这个人力资源管理部的总部,中央组织部。它要负责1300万人的党员干部,从选拔开始,到训练、到考核、到晋升、到淘汰。另外,虽然它没有我们一般定义下的民主机制,但它自己的社会主义民主机制不是纯粹表面的东西。它有它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干部选拔与考核。大家可能不知道,在中国大陆很多城市的组织部每年都要委托学术机构或者民调中心,针对这个市的所有部门进行民意调查,看对它表现满意不满意。凡是掉车尾的部门都会被警告。第二次再掉车尾,任职人会被撤职或降职。所以它有很多自己在运用的机制。

    可能大家也不知道,很多的中国大陆城市,尤其沿海比较发达的城市,它们的市民参政要求比较高,都有利益相关者咨询与协商机制。它们重大的建设必须要让居民或者是涉及到的企业或是不同的专业团体进入其协商机制。另外,它也发现,地方政府可能有时候不一定贯彻中央的一些政策和要求。所以事实上它也允许适当的矛盾和压力释放,也就是说在某一点上来讲,它其实是默许串联、举报、上访甚至抗争的。因为抗争是让很多地方民众完全不能接受的一种措施,这种巨大的反弹可以曝光,曝光以后就会派人下去调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候正好会揭露弊端。而且它现在有非常严格要求,对于大规模群众事件,地方的一把手要亲自处理,而且绝对不能随便动用武力。

    这些都是中国大陆在面对一个快速变迁的转型社会时的举措。中国大陆实际上不断在调整自己内部的很多机制去化解社会矛盾、让社会利益也有一定的表达机制,以及形成对干部的制衡,叫“问责”。它最近也引进责任审计。任何一个副厅级以上的干部在卸任以后,他任期内所经手的所有的经费、预算要经过审计,这样才算真正完成交接。在这个过程中也常会发觉问题。这个是中国大陆内部不断在进行制度调整的一些很明显的与时俱进的机制。

    另外我们要去了解,一党专政体制也不可能没有它的文化背景。这个文化背景本来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文化背景。因为这个体制实质上建立在满足“民享”,而不是“民治”。它的政权基础是很抽象的,可以意会却难以言传,叫“民心”,而不是选票。“得民心”,就是原来中国传统当中政治正当性的一个核心概念。儒家本身的“民本”其实也是一个精英政治,用这个精英政治手段试图来实现“民享”或“民本”的目标。当然,不是有这个目标就能实现的。事实上它可能面对各式各样的障碍,甚至面对无法跨越的难题。总之一句话,这个政治体制的政治正当性的建构不是没有它论述的基础的。

    也因为这样,面对中国大陆政治体制,中国大陆用那么快速的工业化全面崛起,西方学者是非常困惑的。因为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如果没有“民治”,怎么可能有“民享”呢?不过中国大陆学者可以问你这个问题:菲律宾也有“民治”,但是它有“民享”吗?所以这两者之间也不能直接划等号。另外西方学者也发现他们不能否认中国大陆三十年的具体成果。他们观察中国在北京奥运会、处理四川汶川地震灾难、应对全球金融海啸时所展现出来的统筹兼顾的能力,让很多国家发现他们的政府都没有这个条件以那么快速有效的方式去应对那些危机、迎接那些挑战。所以前一阵美国《纽约时报》有一个很有名的专栏作家,写过《地球是平的》这本畅销书,叫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他最新的一本书里有一个章节叫《让我们做一天中国》(Let’s be China for a day),因为他觉得他也看到了美国的体制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他很担心美国的体制会处在不断的内耗过程中,没有办法让这个国家真正有效地面临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他特别在意美国一定要发展绿色经济,一定要对气态性能源投入大量的科研预算。但他发现,美国代表石油界、能源界的利益集团太庞大了,他们在国会可以左右所有这一类型的立法。所以他很感慨。他说,我们能不能有一天做一天中国,在那一天把所有二十一世纪需要颁布的立法全部颁布了,然后第二天回去做美国。当然这是一个梦想,但他用戏剧化的论述来说明这两个体制的不同。我先举个例子。这是四川汶川地震地区的住房重建(下图),基本上只花了三年时间。在重建中,基本上完成了540多万户的新建或整建(以新建为主),解决了该地区1200多万居民的住房问题。大家知道540多万户是多大一个数字吗?全台湾所有的住宅的户数是多少,大家知不知道?800万户。在三年里,盖了70%的台湾所有的住宅面积。这种规模的重建数在全世界是不可能的。到目前为止,日本东北海岸的垃圾都还没完全清理完毕。

    解读中国崛起要有大历史观

    我跟各位提醒一下,解读中国崛起一定要大历史观。没有大历史观根本看不清楚。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用“兴起”而不是“崛起”,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应该是“再兴”而不是“崛起”。因为在乾隆时代,用安格斯·麦迪逊的计算方式,即购买力等值的GDP,当时中国国民生产总额占全球经济体系四分之一。它在二十世纪初期一度降到最低,只有百分之三,一蹶不振,也因为其他国家进步太快,尤其是西欧,还有美国。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只是在恢复它在世界上的份额,也在恢复它在东亚的地位。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它在恢复过程里面的一个插曲而已。这个插曲现在不见得会马上落幕,但是在十年内一定会有一个很明确的结果,大家可以看得到。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已经在重新塑造世界秩序。但这不是它第一次塑造世界秩序。在历史上,它就曾经是一个塑造世界秩序的重要行动者和成员。大家可能不知道,600年前,明朝的时候,中国曾经占全世界贸易有多大?50%。西方国家的白银基本上都汇集到中国了,因为有大量贸易顺差,有茶叶、丝绸、瓷器这几个出口大项,而且它自己内部的制造业也很强,所以不太需要进口。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大历史观的话,应该把中国的“再兴”或者说“崛起”放到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这个理解很重要。我把它叫做怎样去看待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而这就是二十世纪的最后四十五年到二十一世纪整个世界历史巨大变化的主轴。你现在看到的欧洲面对的所有问题,日本的长期衰落,其实都在这个大历史脉络里面。可以说人类历史已经跨入一个新的阶段,传统的“南北关系”开始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一般我们讲“北”,就是指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虽然它们不一定都在北半球,但大部分都在北半球,有少数例外,像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传统的被殖民的或者是低度开发的国家基本上都在南半球,尤其在非洲和南亚,还有拉丁美洲。什么叫传统的“南北关系”?就是说北方的工业化国家永远掌握科技、军事的优势,宰制了全球,制定全世界的各种游戏规则。而且他们一直以各种手段,有时候是自由贸易,有时候是掠夺,来维持他们永久的优势。他们有和这些南方国家比差距非常悬殊的生活水准。全世界的财富以及创造财富的手段集中在他们身上。最典型的是他们出口非常高价值的工业产品,换取非常廉价的工业原料、农业产品和能源,可以出口几吨的香蕉,去换一部收音机。常常有人把这叫做南北的不对称交换。

    这种不对等关系可以让非西方世界很多国家全面崛起,不仅是四小龙,还有更多的新兴经济体系。它们也进入快速工业化国家,也进入过去北方国家最擅长的科技尖端领域,也会去挑战原来北方国家所支配垄断的先进产业。这时候南北的交换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改变很简单,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凡是中国和印度会生产的,或者自己国家生产无法满足自己国内需求的所有的产品,价格都会上升。凡是中国和印度——当然我们也可以加巴西等等——会制造的,其价格就会不断下降。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五年前买一个鲑鱼便当,鲑鱼越来越小,便当越来越贵,因为它的总产量要增加起来很难,虽然它一部分是养殖的。反过来,一个DVD播放器,你到夜市去买,2000台币,1500也可以买得到。再过几年,iPhone这种智能手机,在1000人民币以下是家常便饭。这就是南北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我们正进入一个三百年来未有的大变局,全世界生产活动重心会快速向西方世界转移。什么叫“西方”?传统西方,就是西欧,加上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当然也有人把日本放在里面,这是另外一种定义,传统西方不包括日本。不过日本在心态上常常自以为是那个集团里面的一个成员。全世界财富与权力快速重新分配,也不过是非西方世界在恢复他们在世界经济与政治舞台上的份额,如此而已。我刚才也讲过中国曾经是世界经济体里面一个举足轻重的成员。大家知不知道,其实阿拉伯也是,印度也是——至少在西方还没有把它纳入殖民地势力之下时,它根本就是全球经济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只不过过去,最多两百多年,世界经济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发生说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世界不会真正永久保存在那儿。事实上它已经起了剧烈变化,西方国家一些敏锐的观察家已经看到了。在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之前,前《新闻周刊》的总编辑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2008年就出了一本书,叫《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就在探讨这个大历史变化和大趋势。他描绘说,当前的转折是过去五百年来人类历史第三个重要的结构性转移。第一个是西方世界的崛起,主要是指西欧;第二个是美国的崛起;第三个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这是他的原话。新加坡李光耀管理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一位印度籍的著名学者,也写了一本书,叫《新亚洲半球》(The New Asian Hemisphere)。因为历史学家把美国崛起叫做西半球(west hemisphere)的崛起,是以美国为首的西半球的崛起。他借用这个概念,说亚洲自己就是一个“亚洲半球”,它会变成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一个新的要角。这本书也讲到,其实中国、印度、穆斯林和很多其他民族曾经就是世界历史的主角。没有阿拉伯人把天文、医学、数学,还有古希腊的一些经典传回欧洲的话,欧洲是不会有文艺复兴的。

    有很多学者都是在对这个大历史做分析。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参考。像安格斯·麦迪逊这本对人类经济两千年的最宏观的经济史的研究。我想到大陆有一个学者叫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这是麦迪逊做的非常精致的历史估算,对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每个经济体时值规模的估算。这个估算需要收集大量的材料,运用很多不同的估算法。这个图只是展现他资料里面的一个部分(下图)。

    过去500年世界GDP比重分布

    我们看1500~2000年,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大的历史变化。中国最迟到乾隆末年、嘉庆初期,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比重始终是超过四分之一。有时候稍微小一点,可能正好有战争,有时候会大一些,但是基本上都是在四分之一上下。印度在世界经济中也是一个相对而言非常大的经济体,随后它就全面纳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开始被殖民被掠夺的过程。美国在十九世纪后期内战结束以后突飞猛进,尤其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达到顶峰。但是我们要想,美国、欧洲这两个总人口不过占全世界十分之一多一点,曾经能够享有全世界几乎一半以上的生产力。坦白说,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外,不是一个常态。这个特殊的例外是不可能维持很久的。因为其他国家一旦独立、一旦不挨打,就可以开始发展、模仿、追赶。有些成功,有些没那么成功,但是大趋势还是在的。要维持科技永久的大幅领先,其实是不太可能的。欧洲原以为美国都是一些剽窃、模仿的非常不上轨道的殖民地,怎么可能可以追赶?但美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开始全面追赶。在追赶过程中,美国其实也是山寨大国。所有欧洲有的东西,一两个月以后,在纽约、在波士顿就会有复制品了。美国干嘛要尊重欧洲知识产权?我因为这样做,还要支付你那么大的权利金?它在追赶的时候当然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美国今天领先了,就反过来要求你要严格遵守知识产权等等,作为贸易谈判的重要手段。其实这个追赶过程都很类似。反过来讲,其实中国输出很多重要的发明,从来没有向其他国家收过任何权利金。

    大历史有很多角度。大家千万不要被现存流行观念所捆绑,全部思维观念其实已经定势,而忘了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角度。你作为台大的学生,就是应该要有多元的视角,要有批判性的思维,要能够超越流行的看法。

    非西方世界崛起 呈现多元现代性

    安格斯·麦迪逊根据这个模型对未来做了估算。这个估算跟我之前讲的《日蚀》那本书其实很呼应。虽然他的重点主要放在GDP,而萨勃拉曼尼亚的重点是全球经济活动的比重,特别是贸易和投资。他们侧重的面不一样,但是整个大趋势是非常类似的。按照这个模型估计,西欧2030年占全世界的比重会从过去最高峰,石油危机之前的四分之一多一点,降到13%。美国相对来说减缓速度会比较慢,因为美国还会有新移民,人口还会增长,它的科技创新整体来讲是优于西欧的。从现在很多学者对这个数据的看法来看,中国大陆的比重应该是一个保守估计。最重要的一点,西方在石油危机之前曾经是占51%左右,二战刚结束的时候大概占56%多一点。美国、英国、法国等重建战后世界,建构国际体系中所有重要的制度和规则,也不奇怪,因为它们站在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领先支配性地位。但是整体来看,西方到2030年会低于三分之一,而广义的非西方会超过三分之二。这个世界就绝不是我们以前熟悉的那个世界了。历史一定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这个变化已经出现了,不过它的终局还没有完全形成,还在一个演变的过程中。

    譬如说,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把G8当一回事了。几年前G8不得了,不要说G8峰会——严格来说是G7,其中俄罗斯是很勉强作为第八个成员,而且它和其他七个董事格格不入——即使G7财长碰面都是一件大事,全世界的资本市场、投资人都会关注。现在呢?G20。为什么要出现G20?为什么G8、G7要把舞台让出来?因为形势使然。我们现在讲金砖五国,包括南非在内的BRICS,开始挑战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了,并且已经在西方主导的既有的合作体制和规范外设立一套自己的合作机制,当然还在萌芽阶段,但是已经有一定的动能。

    中国崛起带动西方世界全面崛起,根本改变了工业产品和原物料之间的交换条件,加速全球财富的重新分配。当然,这个重新分配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相对来说在走下坡,也有幸运者,比如说天然资源非常丰富的人口又很少的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因为它们有很多森林、铁矿、油页岩,还是可以受惠于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

    但从核心价值观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一元现代性历史格局在消失。西方代表最先进的,其他国家就是慢慢模仿和靠拢,进步和落后的坐标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二十一世纪的特征就是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的国家,可能会以不同的路径走向现代化,而且它们成熟稳定的现代化社会的模样、组织原则中,有现代性成分,也有共通的成分,也有其特殊的成分。不是每一个国家最后都会演变成美国,或者演变成德国。事实上日本就不是。日本作为一个高度现代化国家,其实它的社会、政治运作模式和美国、欧洲很不一样。不过我们有时候忽视其差异,只看它们共通的地方,勉强去运用一元现代性的历史格局。

    非洲这十年来巨大的变化,是非洲独立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景象,其实都是因为这些国家全面加速和中国大陆、印度、巴西的关系,形成新的经济交换和互惠关系。中国大陆和非洲贸易额在2011年就达到1600亿美元,占非洲对外总贸易的18%。反过来,中国也更依赖非洲的能源。中国也开始进行各类投资,到2010年底有400亿。在这个时期,中国本身很多金融机构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在上一个十年,2001~2010年,中国进出口银行给非洲提供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贷款,短期、长期、融资,是672亿美元。而世界银行,这个过去全世界最重要的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性贷款的机构,在这个时期只不过进行了500多亿美元的融资。你就可以看出这个变化。中国也减免了35个贫困国家300亿美元的债务。现在一个新的重要金融机构在非洲发展,开始在非洲扮演角色,就是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它的总资产超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资产总和,它要和跟非洲合作的中国中小企业开始对非洲进行融资。在拉丁美洲,你会看到同样的景象。细节我就不多谈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发展的道路会影响到人类的未来。它震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撼动了过去传统的国际发展机构对于发展和治理的话语权,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前这些机构知道它们认为应该怎么指导非洲、拉丁美洲、亚洲怎么发展,怎么进行政治改革,怎么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但它们过去的这种支配地位发生了剧烈变化。也因为有这个变化,所以林毅夫才可能变成世界银行的副总裁。

    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可能在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版图上的,当然在台湾我完全没有感受,但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你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在美国式资本主义和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第三条道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它会逼着第三世界所有国家的政治精英重新去思考,怎么样去平衡正当程序、维持国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发展结果,应该用什么样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策略来追求它们之间的平衡。

    最近,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学人》杂志也意识到这种挑战,虽然它对中国大陆体制不太愿意用官方的名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给它取了另一个名字,叫做“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但它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变化,因而忧心忡忡,说西欧福利国家模式面临崩解,美国资本主义面临挑战,国家资本主义在新经济体中变成一个主流思想,不仅是在中国大陆,而且是在很多非西方国家。

    所以如果要我对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的新坐标做一些揣测、描绘的话,我会认为,金砖五国会成为非西方世界的领头羊、代言人,会逐渐取得全球议题的话语权,G7会逐渐失去制定多边体制与规范的主导权。当然并不是明天就会看到一个焕然一新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已经在进行,而且在十年、十五年,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可以看到,美国和欧洲,因为其相对位置开始下降,经济的挑战压力开始上升,除了像德国可以维持很好的竞争力以外,它们内部的贸易保护主义会上升。反而新兴经济体会变成维护全球贸易的主角。二十年前,它是完全反转的景象。我也预测,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依存度会不断增强,彼此在贸易、金融、能源和环境上更紧密合作。金砖五国在新德里召开最近一次的峰会时已经达成协议,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开发银行。这个开发银行一旦成立的话绝对会侵蚀现在世界银行的地位。同时我也认为,美元最终会失去世界储备货币的独占地位,但是完全取代美国的超主权货币也很难在短时期内出现。这时,国际贸易会呈现多种货币结算的多元化局面和区域化格局。比如,在某一个区域中,某一种货币是主要的资本市场操作和结算的货币。当然欧元也会有它的位置。人民币成为东亚主要货币的可能性看起来与日俱增。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为什么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G20。很简单,它要新兴经济体承担新的责任。第一,希望它们能够扩大支出、扩大消费,带动西方国家的出口。而且希望国家能够注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的全球性的金融或财政援助方案,动用它们的储蓄、外汇存底。你要人家贡献,你就必须在饭桌上给人家多一副碗筷,多一个席位。

    在很多不同领域,除了经济以外,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关注的全球变暖问题,怎样完成一个后《京都议定书》新协议。这个游戏规则过去是西欧在主导的。因为美国非常抗拒整个构想,不愿接受任何一个全球性的强制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变成一个被动的大国,所以欧洲变成领头羊。欧洲在设计游戏规则时,其实在很多方面还是以自己利益作为第一位考虑的。这个主导地位在2009年就被挑战,从此以后不可能恢复——必须要协商,必须要面对以东亚、印度、巴西这些国家为代表的非西方集团对全球气候变暖公约的要求。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世界已经在剧烈变化。虽然说金砖五国作为一个紧密的政治集团还谈不上,内部还有很多矛盾,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之间,不过今年3月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上,可以从政策宣言里看出,他们也找到了对全球性议题共同的立场和看法。因为它毕竟还处在一个急起直追、相对落后的位置。他们提出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包容、失序的。但这是一种正面表述的方式,来说它们对现存体系的不满。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总裁,永远是一个美国人做,一个欧洲人做?世界上经济的实力已经出现了那么巨大的变化,如果西方国家把这些管理机构、多边体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放的话,非西方国家就另起炉灶;如果你内部不改革,那我从外部改革,会带来更大的冲击。

    我们来看东亚的经济新秩序。我认为也很清楚。中国和印度就会变成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带动东亚经济成长的火车头。东亚国家整体上来讲会降低对美国与欧洲市场的依赖,并强化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包括拉丁美洲、中东、非洲。中国大陆也会成为带动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的龙头,不会是日本,日本看起来可能性比较低。而且我们常常不太关注的一点就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所以我们会以为面海是一个最大的优势。也没有错,在历史上某一个阶段陆上战争很多、贸易障碍非常严峻的时候,海上通路是最通畅的、无远弗届的。但是一旦政治障碍可以克服的时候,陆上运输的经济效益比海上还要高。现在已经在进行这样一个新的变化。泛亚铁路系统会变成整个区域经济整合的加速器。不久之后,就会有高速公路,还有高速铁路,从昆明直接到新加坡。如果朝鲜的改革速度真的加快的话,高速铁路从长春经过边境到平壤,再到首尔,也不是完全不能想象的。这样,整个中亚这条传统陆上丝路就透过现代的运输体系被重新建构。这些都可能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东亚新秩序。东亚国家即使不是形成正式的、有形的货币同盟,也会是某种形式的货币同盟,包括他们自己的货币和货币政策,以及相互增加持有对方的国债,人民币也会变成这个区域里面日渐重要的一个结算货币和亚洲债券市场的主要计价货币。这就是我讲的泛亚铁路系统的建构。这个建构是在不断加速、进行的。今天一个货柜从重庆——一个过去认为交通极不方便的落后山城——花不到十五天就可以到达德国汉堡,中间不需要通关,因为沿路的所有国家都签了一个协议,可以让一个封关的货柜可以直接到达欧洲。同样一个货柜,如果要从上海运到鹿特丹,需要二十一天以上的时间,而且要确定海向、马六甲海峡的海道都不是问题。很多新的变化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台湾的国际策略

    总要讲台湾吧。我给大家的建议是,要开始跳出以西方为中心的思维、超越单一现代性的坐标,适应多元现代性的格局。台湾要准备重新融入亚洲、重新连结非西方世界。我们对南亚太陌生,我们对中亚一无所知,拉丁美洲非常遥远,非洲对我们来说完全是充满着风险的大陆,但很可能是台湾很重要的未来要在经济、文化和其他领域拓展的新空间。可是你要在这个地区进行新的合作和交流,你的心态就要非常开拓,要摒除文明优越感,要接纳包容多元价值。不要以为你知道什么是进步,什么是落后,其实未必如此。我们可能有时候对自己的印尼佣都不够包容。要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传承和发展经验,面对中国大陆,要学习以小事大。如果没有这个智慧的话,那么台湾会吃足苦头。

    我认为,台湾最重要的策略和指导思想是“得道多助”,就是你每天不是去埋怨别人对你不好,而要自己提升自己的存在价值。人家为什么对你好?为什么重视你?台大毕业生为什么可以得到比北大、清华毕业生更高的薪水?凭什么?凭你父母亲过去的努力吗?还是凭你天生就享有这个权利?都没有。在现在这个世界上,要打破这种思维。你要证明你自己的存在价值。整个台湾更是如此。台湾必须在国际分工上扮演或不可缺的角色,尤其在开发新市场经济体的过程中。帮欧美名牌高科技代工这条路看起来已经走不下去了。台湾不仅在经济上要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新兴产业和新兴经济体的开拓上、在国际社会也要扮演建设性的角色,包括协助化解大国矛盾、引导和谐,不制造问题、不激化矛盾,不要成为其他国家的负担,而且要对全球地区性问题扮演最起码的该扮演的角色。台湾连温室气体排放可能都不愿意去承担责任,这样很难去获得别人对你最起码的尊重。

    还要运用自己既有的优势,补偿弱势。事实上我们还是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生产资源整合能力,可以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生产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运作全球生产和供应的链条。我们在语言、文化和宗教方面有我们的深厚传承。我们和中国大陆、美国、日本都有特殊的关系,怎么样把这种特殊关系变成我们的一种发展优势或者立足点。而且我们可能需要依赖企业或者民间组织作为参与国际的最有活力的主角。另外要避开自己的劣势,要避免在主权议题上硬碰硬,避免掉入大国对抗的漩涡,更要避免在军备竞赛上虚耗资源。

    最后是结语。我最近看了一个部落格很有感触,大家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叫“野武士部落格”,它在讲日本失落青年的心声,十年薪资停滞,十年能不能保有工作的提心吊胆,十年成家买不起房子,父母能够接济他的能力不断萎缩,社会整体往前看都是荆棘满布,看不到起色。台湾一定要去避免这样一个困境。

    时间关系,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013-01-25

 

 

 

发件人:cui-zy(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in chun抄送人:(无)时 间:2013年01月20日 22:56 (星期日)《开放时代》2012年第12期

失而复得的民主利器:抽选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王绍光

    “抽选”在英文中对应的是“sortition”,估计大多数学过英文的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可能让他们更为吃惊的是,原本民主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抽选,而不是今天人所熟知的选举(Election)。

    何谓“抽选”?看看公元前六世纪雅典民主制下的作法就清楚了。雅典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支柱是五百人议事会,其500位成员就是抽选出来的。当时雅典有10个部落,每个部落可以产生50位议员,加在一起就是500人。这些议员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从年满30岁的自愿候选人(当然必须是公民)中抽选出来的。原始的抽选方式是在预先准备好的罐子中放入与其席位相等的白豆和一定数目的黑豆,凡抽到白豆者为议员。公元前四世纪以后,一种特制的抽选石盘代替了抽选罐。抽选不仅在五百人议事会的运作中至关重要,它也是产生其它官员的主要途径。负责司法的约500位评审员是抽选出来的,负责行政约700位执政官中的600余位也是这么产生的。除了将军、司库等少数需要专门技能的官员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外,其他所有官员均需从年满30岁的公民中抽签选出,不设经验、技能或财产资格方面的限制。

    西方的“史学之祖”希罗多德(約前484年-前425年)大概是最早为民主留下纪录的人。在其巨著《历史》一书中,他强调抽选是民主的试金石:“人民的统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它的最美好的声名,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职位都抽签决定,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一切意见均交由人民大众加以裁决。”

    不仅希罗多德这么看,几乎所有古希腊谈到过民主的思想家都把抽选看作民主的标志,不管他们喜欢民主也罢,厌恶民主也罢。如柏拉图(約公元前427年-前347年)理解的民主就是“公民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及做官的机会—官职通常抽签决定”。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则把有没有抽选看作区别民主与非民主的分水岭:“抽签分派官职可以说是平民【亦即民主】政体的做法,而选举各种官员则具有寡头政体的性质”。 根据当代古希腊史最权威专家之一莫恩斯•赫尔曼•汉森的研究,这在古希腊是妇孺皆知的常识。

    其实,如果民主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的话,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抽选被看作民主的利器。首先,抽选难以被人操控。雅典的抽选要经过复杂的程序,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谁会被选中。这与选举不同,后者的结果很容易受到金钱、相貌、口才、甚至暴力或暴力威胁的影响。由于这个特性,在不懂现代随机抽样理论与技术的古代人看来,抽选是神的选择:只有神才知道结果,人是不会知道的。

    其次,抽选对所有人都敞开大门。在选举制度下,充其量只能实现选别人的机会平等;而在抽选制度下,所有人被选中的机会是完全相同的。无论贵贱、贫富、荣辱都不会增加或减少这种机会,真正实现了人人机会平等。

    再次,抽选的结果具有代表性。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选举出来的人往往来自社会精英阶层,虽然他们号称人民的“代表”,但其社会背景、资源占有、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倾向偏好都与普通老百姓格格不入。他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人民?实在是个未知数。而随机抽选则可能让各色人等都被选中,既包括达官贵人,也包括小康之家,还包括贩夫走卒。现代抽样理论证明,如果抽选严格遵循随机原则,最后产生的样本完全可以代表人口总体特性。

    第四,抽选植根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信念。只有相信普通民众也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才会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才可能将抽选制度化。那些视普通民众为群氓、草芥、蝼蚁、粪土的人是不可能接受抽选的。哪怕嘴上说得天花乱坠,他们支持的只会是某种精英政治,如经由选举出来的精英治国。

    正是由于具有以上特性,在西方政治制度史中,除古希腊以外,还有一些运用抽选的例子,尽管它们的目的未必是全面实行民主,而是防止政治权力被豪强把持。例如,罗马共和国曾在其政治、社会、宗教、军事、司法、殖民地生活中广泛运用抽选来调和精英之间的政治冲突,避免一方独大。 又如,曾因其保持长期稳定而引人注目的威尼斯大公国,在1268-1797年间,通过非常复杂的程序,用交叉使用抽选与选举的方式产生首席执政官—威尼斯大公,其目的也是为了使任何一个有势力的家族都不可能把握最终结果,因为他们也许可以操控选举,但无法操控抽签。再如,在佛罗伦萨,平民集团于1250年执掌政权之后逐步确立了以抽签方式挑选政府官员的基本政治制度,包括挑选最高行政机构。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更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民主被认为是与抽选分不开的。如马基雅维利(1469—1527)与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1483-1540)是同时代的思想家。前者试图在制度史和思想史中挖掘资源,以限制政治中权贵家族的势力,他因此建议为平民设立与精英阶层抗衡的专门机构,并支持抽选。而后者因反对民主而极度厌恶抽选, 却对选举独有情衷;他是思想史上最早鼓吹选举的人之一。 同样对民主持批判态度的哈灵顿(1611-1677)也认为用抽签的方式挑选决策者是愚蠢的。他在《大洋国》一书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讨论过往各国的抽选实践,但他认为只有选举才能把现存的精英挑选出来。而孟德斯鸠(1689-1755)的一段话几乎与2000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话一模一样:“用抽签的方法进行选举是属于民主政治的性质;用选择的方式进行选举是属于贵族政治的性质”。抽选之所以民主,是因为这种方式不会冒犯任何人,也不会给任何人特殊的机会;它给每个公民同样的机会被选中,得以服务自己的国家。不过,偏好贵族政治的孟德斯鸠并不看好抽选。 直到十八世纪末,这种把抽选与民主挂钩的作法仍很常见。卢梭(1712 -1778)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明确对孟德斯鸠的说法表示赞同,他进而指出,“抽签的办法最具有民主制的性质”,“因为抽签时,每个人的条件都是相等的,而且选择也并不取决于任何人的意志,所以就绝不会有任何人的作用能改变法律的普遍性。”只有在贵族制下,“用投票的方法才是非常合宜的”。

    《剑桥古代史》对此的概括是:“所有的古代权威都同意,抽选是一种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实现机会平等的民主设置”。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在十九世纪初,世界迎来了第一波民主浪潮。 然而奇怪的是,也正是从十九世纪开始,抽选与民主绵延两千年的关系突然被割断了,它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选举变成了民主的标志:争取民主就是争取选举权、争取扩大选举权。法国学者曼宁(Bernard Manin)1997年出版的《代议政府的原则》专门有一章讨论“选举的胜出”,他用“令人吃惊”(astonishing)来形容发生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这个突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下半叶。 在这一百多年中,抽选这个曾经的民主利器失传了。

    抽选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要等到革命呼声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时,曾在很多国家作为奋斗目标的普选权最终得到了落实。然而,不少人发现,在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下,政治权力实际上仍然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于是,作为对代议民主的补充或替代,人们开始提出“参与民主”、“商议民主”、“直接民主”之类的主张。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抽选再次成为一个选项。

    1968年,美国通过了《评审员挑选与服务法》(Jury Selection and Service Act),决定从此以后用抽签的方式挑选评审员。此前,在审理来自下层阶级(往往是黑人)的被告时,来自(白人)上层阶级的评审员在裁决中往往公然审判不公,这引发了长达几十年的激烈政治辩论,并最终导致了这场改革。此后,其它一些国家(比如法国和英国)也借鉴美国经验开始随机遴选陪审员。

    两年以后,美国著名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出版了一本小书《革命之后》。在这本书中,达尔建议扩大“抽签民主工具”的适用范围,为各级政府官员配备用随机遴选方式组成一些“咨询委员会”。不过,达尔的这个建议在此后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在政治理论界引起广泛的注意。

    幸运的是,在世界各地对民主决策的探索中,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系列抽选的实践。如德国的“计划单元”(Planning Cells)、丹麦的“共识讨论会”(Consensus Conference)、英国的“公民审议团”(Citizens' Jury)、巴西的“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等等。 这些试验的共同特点是,除了都包含着参与、商议的成分外,这类活动的参与者都是经过抽签挑选出来的普通民众。与古希腊和中世纪城邦不同,这时的抽选已经没有了宗教的神秘主义意含,挑出的人不再被看作神的选民。经过欧洲与俄罗斯统计学家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探索,无论在操作上还是在理论上,随机抽样已被确定为在人口中挑选出有代表性样本的方法。因此,随机抽选出来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具有了代表人口整体的正当性。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来年,世界各地基于抽选的试验在代议民主的大池塘中引起了阵阵涟漪。

    进入新世纪后,抽选方面涌现出两大类最引人注目的试验。一类是加拿大的“选举改革公民大会”(Citizens' Assembly on Electoral Reform),另一类是试点遍布全球的“商议式民调”(Deliberative Polling)。

     到目前为止,加拿大已经有两个省(即英属哥伦比亚省与安大略省)举办过选举改革公民大会,其参与者是从本省各个选区以抽签方式挑选出来的,每个选区一男一女。选举改革之所以不让选举产生的议会搅和,是因为议员们都各怀鬼胎。让没有既得利益的普通民众讨论选举改革,结果才会更客观、更公正。公民大会经过反复商议形成的改革建议最后需要经过高门槛的全民公投批准。

    商议式民调的主要推动者詹姆斯·费希金(James S. Fishkin)是罗伯特·达尔的学生,达尔关于抽选的见解肯定影响到他的思路。不过,费希金1991年提出的商议式民调还是有自己的创见。这种民调与普通民调的相同之处是从人口中抽取统计上具有代表性样本;不同之处是,被抽选出来的人要集中起来对某个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商议),之后才对他们进行调查,其意见可以作为政策建议。换句话说,商议式民调就是抽选与商议的结合物。到目前为止,已有十几个国家进行过商议式民调,而中国是试点最多的国家,包括浙江的温岭、台湾、香港和澳门。

     与以前的试验相比,近十年来的抽选试验适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抽选的理念开始引起越来越多政治理论家与政治人物的关注。在英国,已有人建议用抽选的方式改造上议院。在法国,2006年总统大选时的社会党人候选人塞格琳•罗雅尔(Segolene Royal)许诺,如果当选,她将组建一个由抽签产生的市民议会;市民议会将与现存的国民议会一道参与修宪的讨论,最后拿出草案提交全民公决。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理论家约翰•麦考米克(John P.McCormick)在2011年出版的《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一书中提议美国成立一个类似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保民院,由51名公民组成,经抽签产生,任期1年,不得连任,不得重复担任。保民官有权以多数表决方式否决国会立法、行政命令和最高法院的判决;可以召集全民公投;如果51票中有38票以上赞成,保民官在其1年任期内有权对现任联邦官员启动弹劾程序。

     在抽选试验遍地开花的同时,对抽选的理论探索也在一步步深入。《革命之后》出版十四年后,本杰明·巴伯出版了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强势民主》,其最后一章提出改造代议民主的十二条方案,其中好几条都与抽签相关。 1985年有两本书问世,一本书的题目叫做《公民立法机构》,作者是两位学者,考伦巴赫与菲利普斯,他们建议用随机的方法来挑选美国众议员,而不是用选举来挑选。 另一本书由约翰•本黑姆出版,标题是《民主是可能的吗?选举政治的出路》, 其关注点不仅仅是美国,而是提出一种新的民主模式。这两本书的共同特点是主张废除选举,但不抛弃代议制,借以消除代议民主与参与民主之间的对立。这些作者认为,如果采取抽选的方式,任何的政治、经济势力都不再能造成不平等的利益代表或社会区隔。这样一来,就不必浪费竞选所需的时间及金钱了,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有均等机会进入国会,国会议员的构成就能在很大程度反映人口的构成。1989年,达尔本人在新书《民主及其批评者》中再次强调,克服代议民主下政治不平等的一个有效途径,是用抽签的方式在立法机构之外创造出一个可以代表大众的“微众”。 与上诉三位作者不同的是,达尔主张,抽签制只是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补充,而不能取代选举。 费希金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出版的三本专著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不过大多数读者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在“商议”上,而忽略了参与商议的人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为什么要用抽选的方式产生。

    进入新世纪之交,尤其是在过去几年,涉及抽选的理论探索大幅增加。有出版社已推出了“抽选与公共政策”系列丛书,现已出版八本专著。 一些大学与研究机构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如2005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有关公民大会的专题研讨会;2008年,普林斯顿大学举办了研讨会,讨论“超越选举:新型代表的民主正当性”; 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 Po)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分别于2008年、2011年与2012年举办了三次有关抽选的研讨会; 爱尔兰的都伯林三一学院于2012年10月举办了研讨会讨论“作为民主体制的抽选”。另外,一些学术刊物出版了与抽选相关的特刊,如《美好社会》(Good Society)于2011年出版了八篇评论约翰•麦考米克《马基雅维利式民主》一书的专辑。

    我们在这里选译的五篇文章中有四篇也来自一份刊物有关抽选的特刊,另外一篇是一本专著的结论部分。五篇论文的作者分别来自法国、德国和美国,其中四位是大名鼎鼎的资深学者,一位是年轻有为的后起之秀。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敢于跳出主流民主理论的无形紧箍咒,探索在现代条件下重新启用抽选这个民主利器的必要性与适用性。抽选可以从哪些方面弥补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民主的弊端?抽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更高质量的代表性?抽选与商议应如何结合?从认识论角度看,抽选有何种价值?这些价值对人民当家作主有什么意义?抽选适用于哪些领域?只是特定领域,还是可以适用于所有决策领域?抽选适用于哪些层级?只是基层、地区、全国,还是也包括像欧盟那样的超国家组织?抽选机构商议的结果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最终决策?它们是只具有参考价值,还是也应具有约束力?这些都是他们试图回答的问题。尽管他们看法不尽相同,但努力的方向却是一致的,即必须进一步开发抽选的民主潜能。

    从过去三四十年的演变可以看出,一度失传的抽选现在已失而复得。它在二十世纪末还只是激起一阵阵涟漪,现在已经扩展为一波波潮涌。未来,它有可能形成排山倒海的巨浪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发件人:cf100703<cf100703@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抄送人:(无)时 间:2013年02月08日 07:02 (星期五)附 件:4个(关于评周之不可理喻的歧见.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周恩来的功绩

杜仲  辛子陵

    杜仲:今天接到这本书,点击了“工具”说,有五十七万余字。大部是进城以后和文革跟毛的问题。我一直同意邓对周的评价。周是毛把他拖下水的。我认为周为人徳行上乘,爱国、爱党、爱民。一生清心寡欲,公私分明,不骄傲,不居功,任劳任怨。

    周也是受马、恩前期思想误导的。他是位旷世奇才。一生兢兢业业,夙兴夜守,呕心沥血,生不争权,死不争地 (如今党内正少这个风范)。周甘当他人助手,勤恳为民,一生操劳。因为毛的阴谋诡计太高明,他一介书生,在严重乱象面前,只有顾全大局,息事宁人。
如今一些文人(要彻底否定中共),把历史上的周,在别人(毛把江青一帮人发动一起来) 超高压与圈套下的作为,都概括起来,说他为虎作伥。将他一巴掌打入地狱!那么中共党内高层将无一个好人。周的缺点是缺乏勇气,未舍死去与毛正靣交锋,力挽狂澜。周做不到。周只能和稀泥,跟人做点违心事,麻痹一下对方,伺机再起,例如到关键时刻与毛一搏。毛就怕自己搞家天下周要阻止。这点上,“英雄”所见是趋同的吧?。我是很难接受现在重新评价周的新观点的。这个看法否代表足下?

    辛子陵:仲老您对周恩来的评介,是看透了毛时代的中国政治。周忍辱负重半辈子,是特殊的战斗。周对毛一切都顺从,但有一个底线:只保你个人一辈子当皇上,不保你的家天下。这使毛离不开周,打不倒周,也就不能阻止周发挥阻止江青上台的作用。毛文革十年,就是要从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没有周恩来的配合,他注定不能成功。毛是文革中看得见的手,周是文革中看不见的手。叶剑英关键时刻的作用,实际是周恩来布下的一颗冷子。文革后的政治发展,是周恩来生前的精心擘划造成的局面。表面上毛全胜,打遍全党无敌手,实际上毛惨败。如李光耀所说,毛是在马赛克上作画,他死后一场风雨就全没了。这场风雨是周恩来十年阳寿“求”下来的。

    杜仲:如果大家都看过高文谦所写的“晚年周恩来”,就可以知道,周恩来是把组织纪律放在首位的。在组织错误和政治错误两者之间他首先选择不犯组织错误,这样他才能够不被打倒,才有可能尽可能多地做些补救工作。如果都像彭德怀那样(当然我是敬重他的人品的),一切都直言,那么他自己首先就被打倒了,对于毛的错误根本于事无补,他靠边了就再也办不成一件对国家有利的好事了。所以,彭德怀算不上有水平的政治家。而周恩来确实是高水平的政治家,他用儒家的中庸之道先保证自己不被打倒,才谈得上为国为民筹谋做些有利的事情,收拾毛造成的烂摊子 。

    其实只要把自己放在周恩来的处境上想一想就能明白了,如果你自己在那个地位上,你会做得比周恩来更好吗?要么你像彭老总刚直不阿被打倒,要么你只能用韬晦地方法做一点好事情。所以你说周恩来毫无原则地扮演了一个丑陋的角色,实在太有失公允,太委屈了周恩来了,周恩来是个极有原则的人。所以,请您不要那么怨怪周恩来,他也是个人,不是神,只能做到符合人性的事情。请您看一下中共的整个历史,就应该清楚,毛的错误是整个中共的错误,您在中共党内能够找到比周恩来更加智慧的人来吗?甚至可以说全国人民都有错,都盲目崇拜盲目紧跟。我们现在在文革后四十多年以后去看问题,自然比较清楚,可是你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应该对周恩来有多一点理解和同情的。当年难道您没有喊过“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吗?!所以请您客观一点看问题,把自己摆进去想一想,别那么愤青,相信您早已是成熟之人,会很理性地看问题的。

     我同意高文谦所说的,周恩来绝对是中共的第一功臣,他在党内的凝聚力无人能比,他在文革中内心所受的痛苦和煎熬比谁都大,他必须隐忍自己,做一些违心的事情。他知道身后会有人不理解他甚至骂他,所以他不留遗言,也不留骨灰,他早就把生死都参透了。如果周恩来辅佐的是一位如唐太宗那样的明君得话,那么他会对中国人民做出百倍千倍的贡献的,可怜他辅佐的是一位毛那样的恶魔,而党的纪律使他无法摆脱自己悲惨的命运,连看病的自由都没有!

    我读过许多回忆周恩来的书,许多知名人物,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都对周恩来的人品给予高度评价,就连张国焘在自传里也说,在他被全党共诛之的时候,只有周恩来还把他当人看,他在自传里几乎骂遍了所有的中共领导人,唯独没有骂周恩来,这就是周的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就连蒋介石也哀叹:为什么恩来不肯为我所用啊?所有的国际首脑,但凡与周接触过的,没有不佩服他的,比如基辛格,比如尼克松,比如前英国首相艾登,比如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比如胡志明,比如西哈努克,比如韩素音,比如蒙搏托,比如吴耐温……这个名单还可以延续很长很长,请问,中国人里面有谁能像周恩来那样为中国争得那么多的面子?

    我不想多说了,只希望您能够实事求是地看问题。请读美籍华人司马清扬与欧阳龙门两位先生作:《新发现的周恩来》,打着客观报道的幌子,根据倒手的《红卫兵小报》一类及二三手四五手弄来的许些造谣材料,也讲周的正面的一面,但他俩在讲周负面的事实时,态度极不端正求实,去伪存真,客观分析,基本上是几棍子就把周彻底打翻在地,永世不能翻身的了。其奇文著作57万余字,有兴致的可找来一读,但免谬种转传。

 

 

 

发件人:Flyn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Flynn 抄送人:(无)时 间:2013年01月22日 10:54 (星期二)附 件:5个(世间再无蒋经国.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习近平的政治秘书李书磊

台湾 《新文胆》

2012-11-26

  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语出惊人,在中共十八大记者会讲话,让人发现原来中共领导人也可以讲去党八股、接近平民化的话。很多人都在打听习近平的新文胆是谁。习近平将在十二月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这等于是他就任后首度发布政纲,外界开始关注写手又是谁。习近平有自己风格,北京官场中传出,他最近文稿的起草者有两人值得注意,一是“神童”、一是“老兵”。

  “神童”是李书磊,现在是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也是最年轻的副校长,过了年才满四十九岁,据传已调到“习办”,出任习近平政治秘书。关于所谓“老兵”刘鹤,我个人觉得有点不靠谱,故删去从略。

    李书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念书时,赢得“神童”称号。他读过北大和中共中央党校,是北大学图书馆学系七八级的学生,本科毕业后转到北大中文系读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传说李书磊在西安挂职时认识了习近平,习一当中央中央党校校长,李书磊就被提拔成副校长。李书磊在北大读书时,在多家报纸开专栏,写文化评论,当时曾被封为“第五代批评家”。但李书磊被习近平看上的可能是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他的文章能够做到“长短不一、笔调有别”。

  报载,李书磊出生于一九六四年,河南人,七八年刚刚恢复高考就进入北大,当时班上很多同学年纪比他大一倍。二十四岁在北大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他就进入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工作,亦学亦官,二○○四年曾到古城西安“挂职”,担任市委副书记。二十多年来,李书磊出版专著和个人文集九部,致力于中国文学和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被誉为“第五代批评家”,当选过“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他曾在文章《宦读》中说:“不管做多大的官,不读书便不过是一介俗吏。相反,只要永怀读书和思索的慧根,又何计其官职小有无。” 李书磊的才学是中共官场公认的。如今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形容这位师兄是“磊落书生”,“在当今的青年学者圈里,属于少年得志、官高爵显的一位”,并且调侃说:“我们的党还是能够准确识别和大胆任用真诚勇敢的文化战士的,我们的社会并不是到处充斥着腐败和黑暗,我们的国家还是大有前途的。”

  “不管做多大的官,不读书便不过是一介俗吏。相反,只要永怀读书和思索的慧根,又何计其官职小有无。”个人觉得这是很精辟的话.
  李书磊的求学生涯可谓独特。自小在河南念书,十四岁上以优异成绩考取北大。报志愿时,望文生义,以为去图书馆系一定可以多看书,于是乎被分到籍整理专业。十几岁的孩子一头扎进古书堆里,终究有烦的一天,心有不甘的李书磊考硕士时便一下蹦到了与现实最贴近的当代文学专业中,两头都读了,念博士时自然而然攻的是现代文学,人家读书是顺着读,李书磊呢?跳着读。

    读过李书磊多篇漂亮、精彩的“游读书札”后,不少人以为这么有思想的作者定是位饱学的中年之士,其实李书磊不过三十出头,圆圆的脸上架副眼镜,很爱笑,刚刚成长起来的几分老成持重中依旧洒满青春朝气。他最近正在参与一套书的写作计划:回溯前一百年,选出十四个最有代表性的年份,以年为单位写文学史,李书磊选的是1942年,因为这一年抗战最艰苦,沦陷区知识分子的心态最复杂。为了这部18万字的书稿,李书磊须在短期内翻阅当年所有报纸和期刊。

    一本美国人写的《现代性的武器面孔》是李书磊近日正细细研读的,中世纪以来现代主义文化如何兴起以及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和变迁,书中引证的大量资料使李书磊对现代主义、颓废派、后现代主义、先锋派、通俗文化等概念有了更新一步的澄清。“从学校毕业后,过分地被眼前的写作占据了,我认为很有必要抽出一部分时间继续学习,我利用一切间隙读西方理论经典,因为我觉得对西方理论达成深刻的认识是解开中国现实的一把钥匙。”李书磊说。

    为了修订自己的《重读古典》,李书磊重又拾起了唐家八大家别集,读罢古书,一重新的困惑隐隐袭来。“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感受着传统文化的束缚,而今我们又感受到技术文明带来的困苦,人为地满足无限发展的需求,把人自己也陷进去了。对比古人现代人忽略了对自己精神、内心的完善,当今的文化人多了一层文化立场的困惑。”李书磊滔滔不绝地掏着他的感受。

    周一到周五读文学史,周末读闲书、杂书或爬山。丝毫不为现代娱乐方式感染的李书磊说,读书、写书己成了他的职业。

 

 

李书磊:没有传统的人生是危险的

高晓春

2012-12-19

    李书磊,1964年生。河南原阳人.14岁考入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主任、校务委员。著有《为什么远行》《重读古典》《我观世音》《杂览主义》等著作。他把文化作为信仰,媒体评价他是“两个世纪间的‘磊落书生’”。

    我把羊鞭扔进了黄河

    记者:有这样一个关于你的故事:你是从生产大队的广播里听到被北京大学录取的消息的,广播里喊着你的小名,让你去取录取通知书,你不相信,甩起羊鞭,冲着广播喊:别骗我,我不去。有这么回事儿吗?

    李书磊:有点儿失真(笑)。高考完了以后,我就回家干活儿了。那一天,我正在黄河滩上放羊,我姐姐拿着通知书去找我,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下子终于不用放羊了。我把羊鞭扔进了黄河。
    记者:故事里说:你上小学时连跳两级?
    李书磊:跳级是因为在班里学的东西我大哥在家里都教过我了,听课没意思, 就逃学。逃学被老师逮着,我就装病,装肚子疼,肚子疼不好查。老师告状到我家,我爸就和我哥商量,让我跳级,跳了级,课都是新的,都不会了,就不敢逃学了。

    记者:老师喜欢你吗?
    李书磊:不喜欢,还老整我。我被同学评上“五好”学生,老师却把我“拿”下了,我觉得很受伤害,天昏地暗。我上小学时的那个大队叫破车庄。一个大队有好几个自然村,同学们都不是一个村子里的,两拨儿小孩儿有时见了面就大声咳嗽,谁咳嗽得厉害谁就是爷爷,因为老爷爷都咳嗽。往往咳嗽末了就动起手来。我也参与,但不是主力,是出主意的。我出生的村子叫刘庵村,和我上学的破车庄一样,都在黄河滩上。黄河出现在文章里往往很神圣,但小时候对我来说黄河就是我家门口的一条河,是我饮羊、洗澡、逮鱼和打水漂的地方。黄河有时发水,会淹死人;当然不发水的时候也淹死人。淹死人吓坏的只是爹娘,吓不坏小孩儿。各家的父母用粉笔在小孩儿的背上画上圈儿防备他下水,但这也好对付得很,等凫完水再让同伴用粉笔将圈儿画上。相比之下,我是比较让我妈省心的,我属于小孩儿里的文人。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生活还是很高兴的,过日子受穷都是大人的事,小孩儿也不知道作难。最愉快的还是自己看书。我把家里的书都看了一遍,《林海雪原》《西游记》《红楼梦》,能找到的我都看。当时我最喜欢《西游记》了,看了就学孙悟空,撅断我们家后院的小树,把皮剥了,当金箍棒。

    记者:你14岁考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之后,又读硕士、博士。在北大的这十年里,一定有不少热闹的事情发生吧?
    李书磊:在考大学之前,我在人民日报上看见一幅照片,是北大中文系工农兵学员高红十和她的同学在讨论长诗《理想之歌》的写作。高红十与《理想之歌》,我当然仰慕得很,但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诗,也不是诗人,而是他们围着的那张桌子:桌子有光可鉴人的桌面,他们的影子映在上面,在我眼中,那太漂亮了,太高级了。这桌子极大地打动了我,使我对北京大学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心。
在北大读本科,同班同学教会我很多东西。他们大都是高中毕业后闯荡过一阵子的人,工农商学兵五行八作的人都有,他们带到班上的简直是一部中国社会史。我的同屋有一位河南同乡叫赵建庄,他甚至还在中国北方流浪过几年。因为得罪了大队书记,书记准备把他抓起来斗争,他闻讯出走,在唐山、北京一带打小工糊口,也算是开了当代民工流动的先河。他出门时随身携带的行装是一部《红楼梦》。有一次他睡在唐山火车站的广场上被警察半夜踢醒,搜他的行装,搜出一套《红楼梦》,警察就说你接着睡吧,看你读这样的书也不会是坏人。赵建庄五大三粗,是个壮汉,能如此沉迷于宝哥哥林妹妹堪称异数。他自己也写诗,是楼梯式的,有一首开头是“我/白杨/ 高高生长/ 邙山上!”我还看过他在流浪途中写的一首词,是言志的,结尾是“何时杀尽害民贼,于国于家无愧”。可以看出他没有太多文才,但是条好汉。他后来改学了法律,大概是要圆“杀害民贼”的梦。再后来他去了美国当律师。同班同学既是各路神仙,他们之间难免有明争暗斗,但他们对我都很爱护、很教导;他们之间也谈恋爱,甚至已经结婚的人也有些秘密的爱情,毕业很多年后我才吃惊地听说原来谁和谁还有一手。同学们的经历与见识使我很快摆脱了中学时代通过报纸、课本认识世界的偏狭,加上当时正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运动,我的思想与心智在不断的惊愕中进步。

    人不能在流浪的心境中度过一生

    记者:你的专业是现代文学,不是古典文学,那些年,你却每日与古书为伴,最初的动因是什么?
    李书磊:1989年冬天到1991年冬天,我在北京西郊赁屋而居。那两年间,我很少说话,只是在窗下读古书。读到感动之处,就特别想找人聊一聊,但没有人,我就把心得写成札记。有一天傍晚,我走出家门,门外正纷纷扬扬地飘着大雪。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雪地里,不知为什么,我竟泪流满面。

    其实,重读古典的最初动因就是一种情感需要。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人过了25岁,沧桑感就有了,漂泊感也有了。年轻的时候,凭青春力量四处闯荡的那个阶段结束了,情感的浪漫主义也结束了。这时候,就特别需要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情感的皈依。追根溯源,对于国土的情感,对于中华民族的情感,包括对于中国经典和汉语的情感,才是我们真正的精神寄托。
    说起来很有意思。我们从小就经历批林批孔,批孔,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到了上世纪80年代,通过文学批评,我们又重新张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立场。似乎可以这么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在批判中国古典中度过的。但这个东西有些奇怪,你越是批判她,你和她的渊源就越深,了解也越深,感情也越深。实际上,当我们真正作情感选择的时候,她就成了我们的寄托。

    记者:在别人眼里,你是位学有成就的学者,那么,你为什么总说自己时不时会陷入一种惶惑?
    李书磊: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摆脱不了一种时过境迁的隔世感,仿佛是忽然间闯入了一个陌生而又不定的世界和时代,于是也就陷入了迷惘与惶惑。人过了30岁,日子也随着年龄一道急速地奔驰而去,紧迫感是越来越强烈了。我想,人一辈子也就活到80岁吧,我已经过了几乎一半了,而且最后的一段,会衰老到不堪的程度,真正的壮年已经没有几年了。有时候半夜醒来,突然想起这事儿:想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真正的学术构建还没有完成,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希望的——能写出一两部传世之作,也还离得挺远。我心慌了,这种心慌,这种紧迫感和半生过去事业未成的惶惑,拧在一起,时时缠绕着。

    记者:你已经写了九本书,这些书的出版是不是对你十多年来人生经历的一次清点?
    李书磊:可以这么看吧。时到如今,我想该是我消除异己之心,将此时此世视若命运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在流放和流浪的心境中度过一生。
    记者:从放羊娃儿,到北京大学的博士,再到中央党校的教授,这样的人生经历,既简单又精彩。在这样的过程中,你一定有不少感受吧?
    李书磊:命运的变化是无常的。我算是幸运的——能赶上高考的机会,能考上北大。在此之前,到县文化馆做临时工,就是那时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出路了。许多比我优秀的人经过那么艰辛的打拼,没有被选择出来,没有被社会接纳;还有许多人,走了那么多坎坷的道路,好不容易拼出个天地来了,又被“双规”了。这样的事儿,你看多了,对人生就有理解力了,对他人也就会有同情心了。
    人的觉悟是无限的,因为人的经验世界和精神能力都是无限的,人生也因此具有了无限的魅力。明朝的徐渭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乐难顿断,得乐时零碎乐些”,就是说,你要想一段时期内不受苦,也没有烦恼,全是高兴事儿,那不可能,所以有高兴的事儿就赶紧高兴。下联是:“苦无尽头,到苦处休言苦极”,痛苦的人实在是痛苦不堪,而且看不到尽头,然而当你最痛苦的时候,你也千万别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受苦的人,因为还有比你更痛苦的人呢。
    在逆境中寻找乐趣,哪怕是纯粹受苦,你也应把它当作是一种锻炼、一种磨炼——我觉得,这样的状态才是健康的,它能让人更达观,换句话说,这就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吧。

    我为青年喝彩,我为青年担忧

    记者:你是研究现代文化史的,对于文化的变迁,你一定会有特殊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什么?
    李书磊:从晚清开始,中国社会其实一直经历着文化变迁。梁启超、鲁迅,他们经历过这种变迁, 我们也正在经历这种变迁。从经历变迁的这种命运上看,我们和前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的心态却和前人大不一样了,我们更复杂,也更惶惑。比如,对于现代的态度,鲁迅是一心求新的,在抛弃传统、追随现代这个立场上,他非常坚定,也义无反顾。 今天,我们也在追随现代,对现代性的认可也与鲁迅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由于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较之从前,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我们就有了一些新的困惑、犹疑和内心矛盾。比如,现代生活方式过分被消费主义所左右,尤其是被对物欲的无限追求所左右,文化变得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远离人真实的精神生活。对于此,我感到不适,感到忧虑。

    我的另外一个忧虑就是现代性所带来的暴力倾向。 这件事说起来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实际上研究现代化史的人,他们对现代性和力的关联是认识得非常清醒的。在今天,技术的发展实际上给毁灭性战争提供了条件,而现代文明的约束力量又不足以规范、制约、驯化人的暴力冲突。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胸怀利器,杀心自起”。“9•11”及其带来的冲突就是一例。无论是恐怖主义表现出的那种残忍,还是那种不加掩饰的暴力征服欲,都让我有一种不祥之感,更引起了我对现代性本身的怀疑和忧虑。

记者:这一代青年人也同样经历着文化变迁,这个变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书磊:当然体现为文化的代际更替。最近一段时间,年轻的一代人越来越显示出他们巨大的能量和引导社会的力量。尤其是信息化以来,几乎所有的最有前途的新兴行业,年轻的一代都成了它们的骨干。原来的那种由老年人主导的社会,现在已经变成了由年轻人主导了。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这么年轻的人,掌握这么多的财富,掌握这么大的权力,掌握这么多的社会资源,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我看过一些父辈写的文章,他们特别崇拜自己的子女,完全在文化上投降了。在我的身边,我也看到儿子、孙子挣的钱比老子的多几倍、十几倍。年轻人掌握核心技术,这有利于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但是,他们与传统没有很深的过从,他们与人类文明伟大的传统相疏离,也不知道他们能把社会引领到什么样的状态。不管怎么说,他们有他们的使命,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我要坚持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立场。社会有主导力量,也应该有校正的力量,并且,最好能形成合力,这样,社会就比较健康了。
记者:你能不能说得更详细些?
李书磊:我们这一代人有我们的崇尚、趣味与目标,与更年轻的一茬人不尽相同。我们当然会受他们的影响,但我们也要努力去影响他们。我们当然要理解、顺应时代潮流,但我们也很难去趋奉时尚。趋奉时尚自己就不是自己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尊严与文化责任,最好是各行其是。

    记者:你刚才说到传统,你觉得传统在今天意义何在?

    李书磊:伟大的传统凝结着人类的经验、情感与智慧,从来就是人类生存的佑护力量。在今天文明发生剧烈变动的时刻,我们格外念起传统的可贵。我们这一代人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守护传统,包括古典传统与现代传统。一方面是通过对中外文化经典的重温来亲近传统,一方面也通过新的文化创造来延续传统,让传统在当代的人群中复活,成为今天生活的组成部分。伟大的传统会使我们内心丰富起来,强大起来,使我们有所敬畏,不轻妄,增加我们人生的深度和质量。对传统的集体性遗忘是危险的,所以知识分子有责任向年轻的一代解说经典,解说传统,用他们能够理解、喜爱的方式展示经典及其精神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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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

唐棠

2013-01-08

     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因对斯大林的不敬而劳改八年,因处女作获赫鲁晓夫亲自批示发表而声名鹊起,又因诺贝尔文学奖而流亡国外20年,晚年回国后还因对叶利钦批判和对普京的赞誉而饱受非议……

    他的一生宠辱不惊,无论被推崇还是被鞭笞,无论是鲜花美酒还是苦役禁闭,他总是安之若素,永远只为“正义”说话,挥舞着“战笔”,为国家的前途开出“良方”。

    他就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伊?索尔仁尼琴。

    在他去世两年后,江苏文艺出版社于近日推出了其长篇巨著《红轮》的中译本,这部书一共20卷,本次出版的第1卷共3册就已达100万字。这是俄罗斯的“史记”,涵盖了这个民族历史长河中的许多重大事件。而巨著作者的一生也是一部情节曲折的大书,一条流淌不息的苦难之河。

    丧父阴影与作家梦想

    1918年12月11日,亚·伊·索尔仁尼琴在北高加索的疗养胜地——基斯洛沃茨克出生了。他的母亲塔伊西娅正经历着丧夫得子的大悲与大喜。怀抱刚出世的儿子,她来不及为小生命祈祷,只盼望时间倒流,能与丈夫多享受几天婚姻的甜蜜。

    1915年前后,塔伊西娅与丈夫伊萨基求学于莫斯科,并在那里相识。伊萨基来自北高加索,是一名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农民;塔伊西娅出身乌克兰,是当时库巴尼地区最富有的农庄主的女儿。婚姻生活刚刚稳定,“一战”征兵,伊萨基应征入伍,在德国战场上担任沙俄军队的炮兵军官,战争结束后,他很快回到妻子身边。丈夫平安归来,塔伊西娅满心欢喜,很快,她有了身孕。夫妻二人在喜悦中共同等待着“爱情结晶”的诞生。不料,1918年6月15日那天,伊萨基外出打猎时,不幸中枪身亡,塔伊西娅在丧夫的悲痛中生下了索尔仁尼琴,可怜的萨沙(索尔仁尼琴的小名)从未见过自己的生父。

     在萨沙6岁那年,背负着沉重的生活压力,母子二人迁居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市。萨沙靠母亲做打字员的微薄收入,入校学习。他们的生活穷困潦倒,从来没有吃过一天饱饭。无论鞋子和衣服多么破旧、布满污渍,他们还是不得不穿两年以上才能更换。他们没有资格享受共产党政府分配的住房,只能租赁高价、没有水源和暖气的狭小的房间。为了减轻母亲的一点负担,萨沙尝试了各种维持生计的苦力活,推运工、砌石工、油漆工、木工……

    丧父的阴影深深笼罩着童年索尔仁尼琴的内心,他不断寻找着父亲的身影,坚持父亲生前的信仰。在初入学校时,依然信仰东正教,他拒绝加入少先队。但是,经过几年校园环境的熏陶,加之同龄人的嘲笑和施压,他还是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加入了共青团。

    在学校里,索尔仁尼琴是个活跃分子,他担任班长,爱好足球,又为电影和戏剧痴狂,对知识的追求更是如饥似渴。进入高年级后,索尔仁尼琴被文学深深吸引,他通读完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开始写些随笔、诗歌,甚至构思小说,憧憬着成为一名作家。

     然而,大学的专业选择并未如愿,1936年,索尔仁尼琴进入了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一方面,考虑到为了他而未改嫁、身体每况愈下的母亲,他没有报考外地的院校,但是罗斯托夫大学没有文学专业,他就根据自己的第二兴趣选择了数理系。另一方面,文学专业被称为贵族专业,巨额的花费和政治上的风险,令索尔仁尼琴不得不做了更安全的选择。即使这样,机械的数字和公式还是无法将他从文学的海洋中拉回。他顶着理工科繁重的学业负担,参加了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开始在文学领域崭露头角。

    此时,经朋友介绍,他结识了未来的妻子——年轻、漂亮、学化学的纳塔利亚?列舍托夫斯卡娅。索尔仁尼琴生性古怪,与女友约会的方式也十分离奇。他的时间观念很强,如果纳塔利亚比约定时间提前赶到,正在学习的萨沙会不留情面地将她晾在一边。交谈时,索尔仁尼琴也很唐突,直言告诉女友,不喜欢结婚生小孩儿,因为他担心婚姻会干扰他的文学计划。

    1940年4月,索尔仁尼琴和纳塔利亚在罗斯托夫市婚姻登记部门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由于囊中羞涩,加之学业计划紧张,他们没有进入教堂,也没有透露结婚的消息,双方的家人均未到场为这对新人祝福。

    “你被捕了!”

    1941年6月,当德国人的装甲部队闪电般攻入苏联时,索尔仁尼琴刚刚结束大学学业。他毫不犹豫,应征入伍。在部队中,他继承“父业”,曾任炮兵连长并两次立功受奖。

    然而经过战争的洗礼,索尔仁尼琴对统治当局的看法由认同转为反叛。早在战前,他就是个敏锐的观察者,对20世纪30年代国内政治大清洗十分反感,认为对所谓“人民敌人”的公开审判极不正常。对统治当局的不满无从发泄,他就写在给中学同学维凯特维奇的信中。为了不被人抓到证据,索尔仁尼琴在信中称斯大林是“八字须人”,还批评了当时国内的腐败问题。

    1945年,秘密警察破译了索尔仁尼琴在信中对领导者的不敬言辞,上报了统治当局。根据苏联刑事法典第10节的第58条,索尔仁尼琴被定罪——“含有呼吁推翻、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或煽动,或个人的反革命行为”。

    苏德战争胜利前的一天,索尔仁尼琴被叫到旅指挥部,先是莫名其妙被收走了手枪,接着,四只手伸向索氏,抓住他的帽徽、肩章、腰带,这时只听到一声大叫:

    “你被捕了!”

    “我?为了什么?!” 索尔仁尼琴不敢相信。

    “您……有个朋友在第一乌克兰方面军?”

    “不行,您没有权利!”

    不容申辩,索尔仁尼琴被捕入狱,关押在集中营,接踵而来的是八年劳改、继续流放。

    1950年5月,索尔仁尼琴与另一位名叫帕宁的在押犯人,因不合作而遭到惩罚。他们乘坐监狱的运输货车,15个人呆在原本只能呆8人的无窗、不透气的车厢里,穿过西伯利亚,来到哈萨克斯坦北部边远的劳改营。

    这里每日的劳动艰苦而残酷。在雨水、泥浆或刺骨的寒风中步行至工地,一天两次接受搜身。犯人在这里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号码缝在胸前、帽子和裤腿上。

    犯人每月休息三天,早上和晚上排队等来的只是一块500克的黑面包和飘着一两片烂菜叶的稀汤,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使大批劳改犯死于非命。

    1952年1月,恶劣的集中营生活使索尔仁尼琴的右侧腹股沟中长了肿瘤。因为他身份特殊,拖了很长时间未能医治,当他在绝望中等待死神来临时,劳改营医院终于决定帮他治疗,使他躲过一劫。

     赫鲁晓夫亲批准其处女作发表

    1956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公开批判,政治形势发生转变,一些在押和流放“犯人”被释放,索尔仁尼琴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垦荒地归来,定居梁赞市,终于有了安定的生活。他一边在一所名为基洛夫的地方中学教授数学和物理,一边从事文学创作。稳定踏实的生活一时让索尔仁尼琴难以适应,他仿佛还生活在劳改营的幻影中,感到自己的“命运之神好像正在某处游荡”,他一时还不能习惯自己独立作出决定。一个多月后,他确信眼前的安定并非梦境,开始与《新世界》杂志打交道,向编辑推荐自己的处女作品——描写劳改营生活的短篇小说《854号劳改犯》。

    编辑安娜?萨莫依诺夫娜拿起手稿读了几句后,敏锐地嗅到小说中异样的味道。当晚,她把手稿偷偷带回家,在夜深人静时一口气读完,她被小说的内容深深打动了,小说很快在几位编辑手中传阅,最后,送到《新世界》的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手里。作为杂志的最高领导者,这位总编兼诗人更开明,也选择了晚间阅读小说。读完第一遍,又重读第二遍。当他深吸一口气合上手稿时,天已经亮了。

    阅读手稿的那一夜,特瓦尔多夫斯基感到无比幸福。他拿着小说跑到朋友那里,摆酒庆贺新发现,他“像一个淘金者那样狂热,激动到浑身发抖”。

     51岁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召见了这位新人,他像一个贴心的朋友一样,提出了两条中肯的意见。第一,建议把短篇小说改称为中篇小说,这样“分量更重”;第二,《854号劳改犯》这个题目会影响小说的发表。经过商议,将中篇小说更名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此时,赫鲁晓夫正在揭批斯大林的错误。这为小说的发表扫清了障碍。接过特瓦尔多夫斯基呈上的小说,赫鲁晓夫不禁眼前一亮,亲自批示小说发表。

    1962年11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问世,立刻引发强烈反响。索尔仁尼琴在短时间内名声大振,一炮走红。

    “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

    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从清晨五点钟主人公伊凡在劳改营中醒来,到熄灯后躺在床上进入梦乡,索尔仁尼琴将劳改营中普普通通的一日生活呈现在读者眼前。在劳改营中,伊凡仔细地用白布头包着一小块攒下的面包,有了白布头的包裹,面包屑就不致掉下来。这块面包一直揣在他的两件衣服底下,带着他的体温。

    伊凡对面包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他的吃法是细嚼慢咽,用舌头吮,“含在嘴里细细地嚼,这块又黑又潮的面包还有一股香味儿哩”。最终,伊凡在进入梦乡以前,躺在床上回忆自己这一天的生活,因为有了一点点的收获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那点收获在常人眼里看来根本是磨难!索尔仁尼琴用这种乐观的笔调描摹劳改营的生活。主人公在苦难的地狱中努力为自己找到天堂的感觉,令人心酸和震撼。“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索尔仁尼琴不仅像圣徒一样承受了命运的一次次严峻的考验,还以深刻的思想和远见卓识、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罪感意识”、炽烈的爱国情怀成为时代的“先知”,感召着一代代知识分子。

    处女作发表后有人称赞索尔仁尼琴,已经攀上了文学高峰,其实,好戏才刚刚开始……

    正当人们将羡慕或是嫉妒的目光投向索尔仁尼琴时,作家却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1964年10月,索尔仁尼琴的推崇者——赫鲁晓夫下台。江山易主,文坛也改变了“风向”。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遭到公开批判。此后,他的长篇小说《癌症楼》(另译作《癌病房》)、《第一圈》都未通过苏联当局出版许可,无奈之下均在法国发表。1968年,压缩成580页的《第一圈》英文版问世,而俄文版直至90年代才得以出版;1970年,《癌症楼》俄文版出版于巴黎。两部作品一经问世,立刻获得了国际性声誉。

    小说《癌病房》的主人公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脖子右侧突然冒出一个“可恶的肿瘤”,而且一天比一天大,不过幸好“外面还包着洁白完好的皮肤”。他简直无法相信这样的灾难会降落在他这个“无忧无虑、幸福顺遂”的人头上。心中的焦虑,对现状的不满一泻而出。主人公的癌病,也是作家心中的癌患——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也可视作整个国家的患处、弊病。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活了,没有因癌患死去,这正是作家的期望。索尔仁尼琴希望医好的,不仅是人的癌病,更是国家的病患。

    随后,让作家享有更高声誉的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完成,微缩手稿偷运出境, 1973年12月在巴黎出版。

    看似一个地理名称的“古拉格”,其实是俄文缩写词(ГУЛаг)的音译,其展开可译为“劳改营主管处”,即小说中的主要描写对象。索尔仁尼琴详细描述了自己在“劳改营”里的服刑过程,并将“劳改营”喻为“一个个与当代文明相隔绝的个体,并在苏联的土地上构成了颇具规模的集中营体系”。自1929年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间,至少有1400万人被囚禁于“古拉格”,直至1960年前后才得以释放。“劳改营”中的律法蹊跷,31种刑罚轮番上阵,无辜者被安上各种罪名,接受从身体到心理的“全面”摧残:一位厂长因开会时停止鼓掌而被判了十年劳改,一位裁缝因为把针扎在印有国家领导人照片的报纸上而被捕……

    “古拉格”里有强管连、强管棚、强管区、惩隔室等。什么情况下要关惩隔室?“不中长官的意,招呼打得不合规矩,没有及时起床,没有及时躺下,点名时迟到,走的不是那条路,穿得不合规矩,抽烟不是地方,在工棚里放多余的东西”,被“发现与女人在一起”等等,都要受到惩隔。犯人“自残”,则要关一年的惩隔室,并且不给治疗!

    惩隔室有时是长满苔藓的原木箱笼,有时则是个地坑。冬天零下30度的酷寒下,惩隔室不生炉子,窗户小得可怜,被关进去的第3、6、9天才有吃的,但也只能吃二、三百克黑面包和烂菜叶汤。可想而知他们若想活下来简直比登天还难。

    《古拉格群岛》的全球销量超过3000万本,使索尔仁尼琴成为唯一登上西方畅销排行榜的苏联作家。苏联的极权政治也因此遭到极大打击,这使得索氏的个人命运再度逆转……

    “我的一生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

    1970年,在法国著名作家莫里亚克的提议下,索尔仁尼琴被瑞典皇家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这样写道:“俄罗斯的苦难使他的作品充满咄咄逼人的力量,闪耀着永不熄灭的爱火。故土的生活给他提供了题材,也是他作品的精神实质。在这些雄壮的叙事诗中,中心人物便是不可征服的俄罗斯母亲。”于是,索尔仁尼琴成为继布宁、帕斯杰尔纳克、肖洛霍夫后第四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

    此时处境比较尴尬的索尔仁尼琴,作品虽然获得诺贝尔奖,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却被国内统治当局“封杀”。作品中抨击苏联社会弊端的大量笔墨,无法抹去作家对祖国的挚爱;遭流放、受冷遇、被批判,也无法摧 残作家对祖国未来的殷切希望。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国内,索尔仁尼琴左右为难。去不去领奖?去,与苏联当局的矛盾会更深,离祖国会更远;不去,少年时就将写作定为人生方向的他,经常在手捧诺贝尔奖杯的美梦中醒来。索氏权衡再三,在祖国与梦想之间毅然选择了后者,这需要极其巨大的勇气。遗憾的是,索尔仁尼琴此番历史性的抉择没有博得苏联当局的同情,苏共中央书记处认为“授予亚?索尔仁尼琴1970年诺贝尔奖是挑衅行动”,并以叛国罪拘捕索尔仁尼琴。

    1974年2月,这位诺奖得主被强行押入飞机驱逐出境。同年12月,索尔仁尼琴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乘飞机前往瑞典,领回了四年前就该属于他的殊荣。
    从处女作的发表和走红,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被驱逐出境,索尔仁尼琴将这一段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历程,写成了自传《牛犊顶橡树》。

    这本自传的俄文版于1975年由法国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社出版,主要讲述了自1956年作家定居梁赞市至1974年被驱逐出境的“地下”创作和生活经历。在文学道路上受到的不公待遇,并未被作者,放在心上,相反却以诙谐幽默的形式跃然纸上。翻开书页,五花八门的“地下”工作方式映入眼帘:俄国文学的奠基人普希金曾用隐语巧妙地写出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10章;恰达耶夫把自己的手稿分散成单页,藏在自家大图书室的各种不同书页里;而作者本人则“将写有文字的纸页卷成筒形,把小纸筒装进香槟酒瓶里,再把酒瓶埋在自家的园子里”。时间久了,写的东西多了,还要考虑为新增加的文字开辟储存领地和空间。若不是读过作品,实在难以想象如此夸张的“地下”写作方式。

    一个个惊险奇特的故事背后,一头倔强的牛犊浮出纸面,权威、迫害、名誉、金钱都无法阻挠他勇往直前,勇指真理。

    “我的一生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讲出真话。”索尔仁尼琴如是说。

    20年的流亡生涯中,索尔仁尼琴在美国佛蒙特州乡下居住了18年。他尽可能保持俄式生活方式,交际圈有限,自己练习母语,拒绝学习英文。他想方设法获得国内的消息,对美国社会不闻不问。他的母语因常年的国外生活逐渐生疏和退化,用俄文写作时常提笔忘词。

 

 



 

中国富人让美国人死无葬身之地?

那小兵

2013-01-07

     注:听说过中国大款携巨资去美国扫楼的,但没听说中国人在美国连墓地也一块买了。无论美国的“亚太战略”如何制造与中国的紧张,都没让这些中国人放慢脚步,而且去了美国就没准备回来,要在那里落地生根,墓地一买就买几十个,然后等着增值。有的地方墓地被抢购一空,着实让那里的美国人有些惶惶不安。近日,美籍华人作家那小兵为我们描写了中国人在美国买墓地的所见所闻,编辑如下:

    美国许多小城里都能看到一些很有特色的墓地,比如,天主教墓地常有精美的大理石宗教题材雕塑群,基督教墓地往往是大小归一的平躺着的石碑,而犹太教墓地大多是竖起的石碑,还有不少古老教堂附近花园里躺着一些墓碑,花开花落,冬去春来,岁月让石碑斑驳,但永远是那么寂静而安宁。

    忽然,中国人来了,不是来那么几个,而是哗哗地流入这个地区,连同他们一起到达的是完全不同的风俗与信仰,实在让老美们吃了一惊。就在洛杉矶那个有名的玫瑰岗坟场不远处建立起了北美最大的佛寺——西来寺,凡有庙会或做 法事,必然有车水马龙堵塞交通,吹喇叭、敲锣鼓、烧纸钱、跳大神、披麻带孝这类形成独特风景。如今来美国生孩子的中国人多,但落叶归根的华人越来越少,有机会在美国下葬也依然喜欢风光大葬,有钱有脸的人物死后必然要把灵车在唐人街溜一圈,以此光宗耀祖一番。

    这也不算是最突出的,如今最让老美受不了的就是中国大陆热钱滚入了墓地炒作这个生意,一年之内推出各式“风水宝地打包”销售计划数十种,把原本安宁的墓地分成等级,甚至划分出“宝地之王”、“金富之王”之类的家庭祖坟专用地块,让那些华人富豪们建起墓亭和大石碑,往往比周围老美的坟墓大数十倍,而且常有族人前往烧香礼拜,砍猪头、摆水果、摆花圈、喝喝闹闹,嘘嘘嚷嚷,热闹非常。

    最让老美们 不得安生的是,这些华人根本不在乎周围平躺着的老美墓碑,用脚随意践踏,把一些精美的墓碑文刻字和刻像弄得狼藉不堪,你说墓主地下有知如何忍受,而他们亲人做何感想?可这些华人根本不懂这些道理,有钱就装大爷,短短五年中这个墓地价格番了两番,媲美北京房价升值了。

    美国人的墓地把墓碑平躺放置的原因在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论贫富都用同样大小石碑,十分朴实。这是人家的信仰,人家心里就图个盼上天堂,等候耶稣再来带入天堂,本应当被大家尊重,可偏偏华人的信仰就是钱这个东西,有钱就有面子,做法事肯花钱,真钱没机会花了就烧纸钱,恨不得死后也当亿万富翁。而那些做后代的都信奉祖宗保佑这个说法,把财产继承了还不算完,还要烧纸钱求祖先保佑多赚钱,而且也趁 机收受白金,这种“贿赂关系”代代相传。就如有个专门经营墓地的经纪人说:“美国墓地所有权是永久的,中国大陆墓地只有二十年使用权;美国有好棺材,中国大陆只有骨灰盒;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要祖宗保佑非风水好不可,风水宝地价高者得!”这些人一买就买几十个墓位,然后等着增值。

    中国人买再贵的东西也要讲价,买坟地和棺材也是要讲价的。据说中国丧礼的利润比美国高不少,却连花圈都反复使用数十次,收钱却是按新品价格。

    眼看这些华人从中国带着现金来美国买下一栋栋豪宅,如今更看着他们把墓地也抢购一空,这些美国人的确有些惶惶不安。有一次,一个老美控告西来寺堵塞交通,结果不但没有让这些和尚收敛,反而惹那些和尚用大钱一口气把那个墓地所 有储备地都买了去,开发成“功德宝地”以最高价零售给佛家信徒们。如今老美生怕华人反告种族歧视罪,只得摇头叹气,保持沉默。

    其实,本土老一代中产阶级华人对于新移民们也持类似看法,唯一可做的就是多多祷告,希望这些中国富人多些同情心罢了。

 

 

 

 

发件人:dc jin<jdc50st@yahoo.com.cn>收件人:zdjun2011@163.com抄送人:(无)时 间:2013年01月21日 06:45 (星期一)附 件:6个(七月流火——延边、哈尔滨游学采风记.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亚洲文化论坛”

赴东北学术考察总结汇报

靳大成

    2011年2月12-19日,文学所“亚洲文化论坛”赴东北牡丹江周边地区进行了学术考察。这次考察得到文学所领导的鼎力支持和科研处外事部门的全力协助,是继前年对东北集安、旅大地区和去年对延边、哈尔滨地区进行学术考察之后的第三次,是“亚洲文化论坛”一直以来对东北问题关注的延续和深化。

    “亚洲文化论坛”自2005年成立至今,一直关注东北亚的历史、文化问题与现实状况,通过多年来五十几次学术讲座、两次国际会议和三次学术考察等活动的积累,也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基本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追求,即在处理东北亚地区的历史纠葛和现实状况时,试图超出民族国家的二元框架在更广泛的领域中把握,因为历史和现实问题不仅仅发生于相关国家之间,而是以交织、混杂的方式发生在东北亚各地区的内部。东北亚的历史(尤其近现代史)是各民族、各文化共同体、各政治势力相互渗透、影响、争夺、融汇而成的历史。对东北地区历史和文化的关注,正是在这一思路下的结果之一,因为建立一种中国内部的东北亚研究视野就意味着,摸索一种将东北放在整个东北亚格局中加以考察的方法,同时,希望通过探索对东北历史、文化的有效把握方式而对现有的东北亚研究思路有所反思、突破。而采取实地考察,通过与研究对象(包括历史遗迹、博物馆或纪念馆、存留的文化形式、民风民俗等)的实际接触,与当地学者、文化工作者和官员的交流互动,也是希求突破“仅凭教科书提供的标准知识”,超越“学者囿于个人生活范围”和那些“从纸上得来的,陈旧错误的历史知识和种种国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力图从“介入现实生活的个人践履”中“改造我们的学习”(案:去年七月在东北的考察总结中已强调了一这点,此次行程更是对这一点有了强烈的亲证和丰富的感受)。

    在总结前两次考察的基础上,这次考察延续了去年延边、哈尔滨考察的组团方式,但在考察内容和交流方式上也及时地汲取了文学所理论室读书会赴河北饶阳考察的成功经验,考察重点除了对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现状和历史格外关注外,另对农村的生产生活状况及历史档案专门予以关注。主要考察的地区一是牡丹江市,包括其下属的海林市和宁安市;二是隶属于鸡西市的密山市。

    在人员的组成上,也延续了去年延边、哈尔滨考察的做法,即除了本所关心东北亚史的不同研究室的学者及研究生院的在读研究生外,还另外专门邀请了台湾学者和外国学者。让研究生加入,是对去年将实地调查、科研和教学实践熔于一炉的深化,今年更为每位研究生布置了实际任务,使他们在游学实践中既与各位老师习得实地做学问的方法,又在组织协调能力上得到锤炼。来自台湾东海大学的赵刚老师和来自苏黎世大学的波兰学者杨爽(justyna),都曾在“亚洲文化论坛”办过讲座,他们针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不仅增加了整个团队观察东北亚问题的角度,而且也给团队内部的互动和交流增加了新的因素和动力。来自日本的清华在读生仓重拓的加入,也为整个团队在处理东北和日本的历史纠葛时,提供了帮助。仓重拓专门提供了有关琉球问题的一个精彩报告。由于本所有四位成员和一位外请专家(韩国)皆因春节期间个人发生临时情况没有最终跟队成行,最后成行的团队成员共13人,包括本所工作人员3人(理论室靳大成;比较室贺照田,科研处程玉梅);外请专家8人(戏剧家、社科院马研院黄纪苏;佛教学者、社科院宗教所凯朝;国家民委政研室副主任李红杰;满蒙史研究专家、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李勤璞;朝鲜族青年歌唱家卞英花;以及台湾东海大学的赵刚、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杨爽和清华大学硕士生仓重拓);研究生院研究生2人(辛智慧、孙倩)。在组成人员的选择上,充分考虑了此次考察学习活动的设计宗旨:即实地考察少数民族的宗教、风俗、仪轨的同时,深入历史,考察中国农村农业的现状,每个人都有行程中都起到相应的“功能”作用。

    行前,考察团的主要组织者靳大成与鸡西市民委、市政府,牡丹江市民宗局及宁安市朝鲜族江西村和依兰岗满族村等单位进行了联系,得到了相关单位的积极回应。此次考察活动得以顺利完成,相关单位和个人的积极协助是重要因素,鸡西市民委、密山市市政府、市民委、牡丹江市民宗局、市档案局,海林市民宗局、宁安市民宗局等单位不仅在招待、参访等方面给与热情帮助,而且也安排了相关专家和领导做报告,组织座谈和讨论,使考察团在考察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保证。另外,考察团人员行前在知识上也进行了相应的准备,对有关萨满教、渤海国的历史和宁古塔的历史文献,进行了专门阅读,还特别提出了行前的阅读书目,包括曲波的《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2005年),金日成的《与世纪同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孙春日的《中国朝鲜族移民史》(中华书局,2009)。在考察队的组织上,团队内部也进行了具体分工,文学所的老师和研究生分别承担了外联、财务、保安、交通、摄影、录音、文字记录等任务,做到人各有责,保证整个团队出行、考察的便捷顺畅。

    由于预算经费有限,也为了便于团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考察团选择了乘坐火车这种“低碳”环保的出行方式。事实证明,在时间有保证的情况下,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的考察团,这是一种有益的方式,火车旅行不仅可以提供更多地接触各色人等、亲近祖国大好河山的机会,而且也为旅行者之间的密切交流创造了一个难得的空间。在K265次列车的将近20多个小时的旅行中,团队成员不时以不同的组合方式,相互讨论各自感兴趣的话题,随机也不乏深入之处,效果不输于多场严肃认真的正规讨论会。火车上,利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靳大成还做了“诗史之眼——中国经典名篇略讲”的出行“开题”报告,从先秦名篇的分析提出了解历史和观察现实的理解力与穿透力如何培养,如何观察的问题,各位团员针对其报告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既减缓了旅途的劳顿,又对理解中国古代典籍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个讲座的目的,在回京后的总结会上再次明确重申,由于有了实际考察,团队成员对此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13号上午十点半考察团一行到达牡丹江市,没顾上旅途劳顿,就直接换乘公共小巴奔驰五百里近4个小时抵达密山。简单的中午饭也在车上解决。可以说,密山是此次考察活动的第一站。甫一下车,我们就参观了“北大荒书法长廊”,这里镌刻有当年若干在北大荒劳动过的知识分子留下的书法作品,对了解中国当代史具有重要意义。当年王震将军率十万将士开垦北大荒,为国家建立粮食基地做出巨大贡献,那是难忘的如歌岁月。同时,一批在反右中受伤的知识分子也在那里经受了艰苦的考验。接着去“绿莹高丽米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参观访问,合作社的前身是密山市朝鲜族绿色水稻协会。2006年,由黑龙江瓜瓜叫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朝鲜族民营企业),东北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与密山市德兴村58户朝鲜族农民组建了该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过几年发展,现在的合作社,已拥有现代化精米加工厂一座,固定资产1000万元,股金100万元。2007年,绿莹高丽米农民专业合作社被全国农村经济协会评为“全国十佳农民专业合作社”,被鸡西市政府评为鸡西地区示范性合作社。团组人员除了参观了合作社的各种“硬件”设备之外,还与合作社理事长金长浩及其他社员进行了交流,对合作社方方面面的情况提出自己的问题并得到解答。这正好与文学所理论室读书会赴河北饶阳五公村考察的经验形成对照,对深入理解目前农村农业现状,思考中国三农问题提供了现实依据和比较观察的参照。

    晚上,团队听取了苏黎世大学杨爽(justyna)老师的报告“在哈尔滨的波兰人”,杨爽自己就是波兰人,她的老师当年就在哈尔滨生活过,非常了解哈尔滨的历史,是著名的汉学家。之前我们关注近代东北地区活动的外国人,特别是有关中东铁路的开发建设,主要关注的是俄国人,但她的报告用翔实的史料和数据纠正了这一偏差,让大家更加看到近代东北亚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14日上午,团队参观了中俄边境口岸(世界上最小的界桥)和参观了兴凯湖,它原本为中国内湖,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定后,变成了中俄界湖。其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在近现代历史中,也留下了复杂的历史遗产。在那个一望无际、脚下冰冻三尺的湖面上,我们即领略了北国冬天的风霜寒冷,也对沙俄侵略扩张的历史后果有了刻骨铭心的印象。我们的考察学习活动沿袭了去年在延边和哈尔滨考察的方式,一方面是对历史遗迹、博物馆、乡村和著名景点等进行参访,另一方面是与当地文化工作者和官员进行交流。时间安排上,也尽量灵活,交流活动多安排在参访间隙和晚上,这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考察活动的丰富,使有限的时间得到最大利用。

    14日下午经过长途跋沙考察组在天黑前返回牡丹江,在金跃集团听取报告。牡丹江市民族宗教局局长许荣仁等就该市目前民族宗教方面的情况做了详细的介绍,使我们接下来的考察更加具有针对性。金跃集团负责人就集团发展情况也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我们还对其董事长金春学创作的小说《金日成在中国》进行了了解,并得到该书的赠书。金春学的母亲从小参加革命,投身金日成的部队,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她们爬冰卧雪,餐风露宿,南征北战,历尽艰辛,小说以此为素材创作完成。是深入理解东北亚历史的鲜活素材。

     15日早上7点,考察团从宾馆出发,奔赴三百多公里,抵达位于长汀镇双峰林场的“中国雪乡”。对考察组绝大多数人员来说,这是第一次对林海雪原有感性认识。过膝深的雪所带来的攀登困难,让所有人都对小说《林海雪原》中的描写有了深切感受,也对理解这部小说具有重要意义。下午返回海林市,由于乘坐的大巴中途扎破了轮胎,在等待修理时,与当地林场的一个退休干部聊天交流,获悉了当地的许多生活风俗与林场现状的宝贵情况。回到海林已接近晚上,在海林市民宗局的宴请之后,又与其民宗局局长包光日进行座谈,听取了他对海林市民族宗教情况的介绍,为我们接下来的考察打下结实基础。包局长的报告特别提到做民族工作的“感情”问题,用他直白生动的语言就是,做好边疆地区的民族工作,首先要对少数民族怀有真正的感情,感情就是政策,就是生产力,让我们了解了许多具体生动的工作经验案例。

    16日清早,参观杨子荣纪念馆,对杨子荣、座山雕等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有了详细了解,恰可与小说中的描述进行对照。这给考察团的好多老师带来震动。包括英雄杨子荣本人家庭悲剧和身后的命运,他的战友孙大德的悲惨结局,令人叹息。近代以来,东北地区就在日寇、土匪、国民党、共产党等力量的纠缠交葛中存在,这个参观,让大家更加认识到对待历史人物及历史问题,一定得深入历史情境中去仔细爬疏历史材料,否则只能隔靴搔痒,无助于对文本的理解。紧接着又参观了报恩寺,该寺主体建筑新建成,据寺里的僧人介绍说耗资几个亿,庙宇占地广大,气势恢宏,在北纬四十五度的边陲之地竟有如此宏伟的佛教建筑,非常难得一见。在随后的讨论中,有团员因此而对新时期三十年的变化之大感到吃惊,并对未来中国意识形态方面问题的难以把握的种种不确定因素而深怀忧虑,这更提示我们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一种对中国社会现实研究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中午考察团赴宁安市,参观清朝时建的有吴大澄题字的望江楼、张闻天工作旧址、镜泊湖及渤海国城墙遗迹等处。这些历史遗存和自然景观加深了我们对东北历史的理解和印象。

    晚上,团队所有成员住在朝鲜族的江西村(因该村地处响江西边,故名),一起体验了朝鲜族大炕。考察团成员在大炕上深入的交换了这些天的考察体会和心得。比如台湾的赵刚老师就对这么集中和紧密地学习,听报告,参观,体验、品尝风味感想尤多,对自己得到的信息量十分满意,也由此对文学所的研究水平和工作成果评价甚高。

    17日是农历正月十五,考察团上午到江西村老年活动中心与朝鲜族老人进行联欢,观看他们举行的传统朝鲜族游戏比赛。考察组成员朝鲜族歌唱家卞英花还与老人们进行了对歌比赛,让我们对朝鲜族音乐、及其能歌善舞的一面有了深刻的感性认识。之后,考察团还对朝鲜族的游戏项目作了亲身体验。了解一个民族,首先需要了解其文化。之后,我们仔细了解了响水大米的生长过程及生长环境,对这种享誉古今的长在火山岩石上的特色大米有了完整的认识。中午,考察团赶赴依兰岗满族村,参观其萨满祭祀仪式完整过程,一直持续整整一个下午。考察团详细观看了祭祀的全过程,对其音乐、舞蹈、唱词和程式都有了全面的了解,带来的震撼不言而喻。有的老师甚至因为受不了其最后一项杀猪仪式,而中夜呕吐不止。夜里又参观了满族村的秧歌表演,并与村支书、大萨满及部分村中老人举行了长时间的座谈,了解了祭祀规程,查看了他们保存的非常珍贵的满族族谱,详细询问了这个家族的历史及祭祀仪式恢复的整个过程。夜里团队也住宿在该村的两户农家。通过对这两个少数民族村落的近距离考察,考察组成员的以往经验被激活,对避免案头式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8号上午,考察组返回牡丹江市调阅档案。由于团组成员中包含几位外宾,而档案对外宾有限制,我们便分成两个组,一个组去参观朝鲜族文化馆及图书馆(全国唯一的朝鲜族图书馆),另一个组去看档案。查阅四六年以后东北特别是牡丹江地区土改与清匪的档案是此行安排的重要内容之一,当天的调阅过程虽然时间有限,但我们查阅目标具体明确,先集中普查了目录和调阅了一九四六至四九年的重要卷宗,对牡丹江市的馆藏内容已了如指掌,所见的内容对我们印象深刻,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林海雪原》产生的历史背景。几位老师当场就商定,夏天论坛计划与延边大学开展的活动地点要做调整,要方便直接专门查阅整理相关的档案材料,这一定会促成重要的成果出现。档案馆的领导看到我们查阅档案有收获,非常高兴,专门赠送给我们两册《牡丹江市档案馆指南》,方便了我们对资料的利用,了解了档案馆的全部收藏情况,这是令我们非常感激的。

    中午,大家搭乘K266次火车归京。因为是春运期间,车票紧张,团组成员全部乘坐硬座返回。但在车上仍旧利用前几小时人未坐满的机会开了一个简单的总结会。队员们总结了此次考察的直观感受和重大收获,认为在知识上有了短期的强化增强,更重要的是对原先学习、思考和做学问的方法有了新的反思和修正。因这次考察团中年轻学者和研究生人数不少,他们的感受尤其强烈。同时,也亲身体验了一下中国的春运:上亿人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全国铁路线上往返,压力之巨,运输部门所做的努力,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二十几个小时,我们仅上了一次厕所,水都不敢多喝一口,因为车厢内移动实在困难。看来高铁建设还得加快。 为了整理和加强大家的印象,回京后,靳大成老师又于22日上午在文学所召集大家召开正式的总结会,丰富和细化了原先在火车上的总结发言。我们的思考并没有停止,相信这样的考察对每一位研究人员来说既是今后学术研究在知识上的重要参照,同时也对其研究方法有着重要启迪,这也可以看作是“亚洲文化论坛”今后学术工作的动力之一吧。

    这次东北考察之行内容丰富,收获很大,它是对前两年的从书斋和研究室走出去,探索一种更贴近现实,与研究对象进行实质性接触和交流的知识积累和实践方式的进一步尝试,今年的考察活动在去年活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方式,农村考察的增入,对全面理解东北亚乃至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总结中,大家也谈到了考察活动需要改进的一些方面,如事先的准备活动如何更充分和更有针对性,如何在方法论上进行必要的沟通和统一,如何在利用当地接待方的便利条件的同时,还能避免被其过多限制和影响,这是论坛成员需要进一步讨论并在今后的日常活动中加以深入研讨和实践的问题。感谢所领导和主管部门对此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也感谢牡丹江市、鸡西市民族宗教局的大力帮助,使我们顺利完成了考察任务。希望今后各级领导继续指导和支持我们论坛的活动,以把我们对东北地区的学术考察活动做成一个长期的、对改造我们的学习和研究方法有实质性作用的窗口项目,把论坛办成一个有特色的、高水平的研究平台。

    文学所“亚洲文化论坛”,201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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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流火:延边、哈尔滨游学采风纪

——东域学手记(二)

靳 大 成

一、有关游学、采风的前思考

    “东域,为什么是东域?”“你这个提法能成立吗?”

    这是几年前某人在质疑我的文章《东域学手记(一)》时发出的疑问,大概他以为这个说法完全出自我的凭空杜撰,没有任何史学根据。我知道,学界确实很少使用这个概念来描述,包括象英人H-裕尔的《东域纪程录丛》也是以“东域”指整个中国、东方。清人董康著的《东游日记》,此“东”非他,乃专指“海东”之日本。而日人间宫林藏的《东鞑纪行》,“东鞑”指的是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一带地区。“东域”是与西域相对而言的,有学者说在二十四史中大概出现次数不超过两位数。

    2004年我做《东域学手记(一)》时用了这个词,意在换个视野来观察目前形势错综复杂的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文化交往史,试图突破国别史的局限来重新认识这个区域的历史与现状。而为完成我承担的项目,“壬辰之役汉文献研究”,我曾两赴韩国,一赴日本,实地堪察当年战争遗址。我也没有想到,就这么一走,把我历年去东北考察的经验,以及在西藏、新疆和内蒙考察的经验,全部唤醒了。正是在边疆地区的这几次穿越,游走,采风,使我意识到,平时我们张口“中国”,闭口“中国”,其实无意中已被习惯性地简化了,所谓“中国”,自身内部包含的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复杂情况,并没有顺理成章地进入我们的观察视野与日常思考之中。

    回国后,我又专门赴延边考察,东北史包括东北亚地区的不同势力之间的消长,此起彼伏相互渗透和挤压,历史运动的文化遗存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思想冲击。在主持了文学所亚洲文化论坛四年后,经过几十次讲座,两次国际学术会,把包括东北亚地区,朝鲜,韩国,日本,琉球,台湾,以及更北部的俄罗斯,与中国大陆的历史互动,全都容纳进来,脑海中时时上演着鲜活的历史多幕剧。这幅色彩斑谰的宏阔的历史图画,时时提醒我:如果没有对实地的考察与采风的经验,仅凭教科书提供的标准知识,学者个人极易囿于生活范围的局限,凭那些纸上得来终觉浅的历史认识,根本没办法突破陈旧错误的历史知识和种种国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无法获取对历史脉络和现实状况的真实理解。

    如果说这仅仅是一个学术研究上的一种思路,倒也不尽然。去年为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把在手中放了十几年的一篇旧稿《剌猬与狐狸之间——出自中道观的思考方案之预案》提交会议刊发了。这篇旧稿实际上相当混乱地传达出了各种立场的冲突与思想矛盾、选择的困难,这些年来理路也一直未能推进,结论也是相当含糊的。但是,虽然“理路”并未获得新的推进,可是,“态度”和“立场”却渐渐变得更明晰了。发表前我重写了一个提要,意在说明:

    九十年代后的学术思想史的发展呈现了许多新的危机与挑战。如何在面对全球化浪潮中回应这些尖锐的思想冲突与深刻的精神困境,选择什么资源来对抗、对话或者“下一转语”,理论思考方案与个人的道德践履是什么关系,知识批判与社会实践之间应该保持何种张力,这些问题深深地困惑着当代理论思考。笔者试图用中道观的思想资源开掘出它的现代命题,并暗示解决理论困境最终不是依傍于任何“古典”或者“后”的形上学路径,而必须落实到介入现实社会生活的个人践履中来。而这,正是古今中外伟大思想传统中的无数先哲们前仆后继的未竟之路。

    这些说法,和一味的“徒腾口说”确实不同,与其徒托空言,不若见诸行事而深切著明,既然看清了就得试一试,得在实际行动中加以检验。所谓“改造我们的学习”,并非说给别人听的高明之论,而首先是改造我们自己的学习生活的实践行动。为此,09年我组队去了东北集安高句丽遗址和旅顺、大连日俄战争遗址与旅顺日俄监狱博物馆考察。一路采风,一路游学,听报告,座谈,包括团队内部也做了几个报告。回到北京开的总结会上,所有参与者的发言都正面肯定了这次活动,认为收获不小,这个事实更坚定了我继续开展这项工作的决心。我感到,象这样的活动,应该多带年轻人,特别是在读的研究生们,因为他们出入“三门”(宿舍,教室,食堂),书本上的死知识多,鲜活的实际经历少,有的甚至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去外地走一走,看看校外的社会生活。我学问做得不好,疏赖放纵,成果不多,即没有知名度和影响力,也没有任何体制内的资源。怎么办?最方便最现实的,就是用亚洲文化论坛的有限资源和多年来与朋友们及年轻同事形成的个人间的互信,来推动这个事情。

     不过,必须指出,此事与朋友和年轻人的沟通并不顺利,这里存在着需要跨越的思想认识鸿沟。08年奥运会开幕前的两三个月吧,我有点“冒险”地把一个行动纲领和路线图群发给了平时和我接近的年轻同事,希望得到一点回馈,也顺便试探一下他们的反应。我构思了一个新计划,强调实际参与的综合式的实地调查,内容包括在某地长期定点观察,文本研究,与社会互动,参与当地艺术团体活动等。除了两个多年好友和一个已经毕业了的学生给了我热烈响应和高度评价外,其他年轻朋友则反应平静,准确说相当冷淡,简直就如石沉大海。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让我非常失望、苦恼,一度陷入情绪的低谷中达数月之久。奥运会开幕式前一个炎热的下午,我约了一个老朋友,在人大的“水滴石”咖啡馆见面,想和他谈谈我这个计划,听取他的建议。可能那天的气温过高或是气场不对,我还没来得及详谈这个计划,刚刚提起个话头,朋友就开始不屑地批评,一顿当头棒喝,说得我头皮发麻。话不投机,手中的酒杯也显得有点沉重,突然谈兴全无了。我知道,在他看来我要说的这些想法太不靠谱,无非是些“不着调”的臆想或不合时宜的乌托邦。于是就沉默下来,礼貌地和朋友道别了。余晖下我在人大校园里独自走着,品尝着无处可诉的无奈与孤独的滋味。一时间脑海中涌出了高乃依说的那句话,“只要我一个人就够了”。

    但是,大家这些不理解的冷漠和拒绝的态度,不恰好证明这件事情确有现实针对性而并非无事生非吗?如果跟我相识多年的朋友,常年接触的年轻同事都不理解,不恰好证明更有必要开展这个活动吗?细察近年来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学术体制与知识状况,它存在的种种问题,不正是需要一剂猛药来对治吗?“改造我们的学习”,不是已经到了必须行动、且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吗?
那天晚上我对着电脑,重新写下一段文案,决心寻找合适的契机,尝试着开始游学采风的活动。

二、具体计划的确定与团队构成

     09年在东北集安地区和旅、大地区的考察,算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今年的这个行动,其实就是在去年考察快结束时,在脑海中萌生的。

    当时最强烈的一个想法是,不仅要约请相关的学者,而且必须要有在读的学生参加,使之变成一个融实地调查、科研和教学实践于一炉的游学活动。除了增广见闻外,要设计好采风的内容,有计划地安排好讲座和讨论,使游学采风成为一个密度极高的“强化”短训班,让参与者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立体的,全方位地获取最大的收获。

    这样,选择东北的延边地区,一者可与09年的调研活动保持一种连续性,象滚雪球那样扩展原有的经验知识,二者这里有比较熟悉的关系可以利用,更有利于做深入的调查研究。

    地点确定了,人员的组合呢?去年的团队全由本单位里关心东北亚历史的学者组成,全是长期参与亚洲文化论坛活动的人,还包括清华大学的汪晖和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的李勤璞,所以沟通顺畅,效率极高。当时李做了一个有关满铁档案的讲座,汪做了一个有关亚洲想象的讲座。今年最好能吸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加,这样可以在与他们的互动中,参考、吸收他们的经验,有利于加深对东北史的理解。李勤璞必须请,他多年来在西藏和内蒙地区的深入调研,积累颇丰,从他那里我们可以学到如何在民族地区做调研工作的宝贵经验。这些想法在不断酝酿,形成,也试探性地发了些邮件。今年一月中旬,我约了两个朋友去了大厂县呆了三天,开神仙会。这一侃,撞击出了火花,回京后第二天,我就直飞哈尔滨,在那里和郑小提大姐、苏北兄一起盘桓了三天,整天不干别的,专谈郑律成。在和哈尔滨的朋友的接触中,听他们讲如何办郑律成纪念馆,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活动,中东铁路的开发史,音乐博物馆的筹建细节,终于形成了具体明确的想法。

    经过反复商量,确定了要请的“外援”嘉宾。一个是台湾淡江大学的吕正惠老师,一个是韩国成筠馆大学的成谨济老师。他们将分别发挥不同的“功能”。那么,内宾请谁呢?这就要根据此行的目标和需要来确定能发挥具体功能的人选。我的基本设想是,以美学考察的方式入手,观察边疆少数民族的艺术、风俗,进一步深入历史,也要给团队创造“实战性”体验。因此,必须以完成这个“教学”实践功能为目的来结构团队。

    仅以延边地区的活动为例:1,为了完成科考调查任务,约请了延边州政府相关部门给我们做三场讲座,包括“长-吉-图”发展规划的报告,延边州民族文化状况报告,延边地区的民族问题与对策的报告;2,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安排了卞英花有关朝鲜族民间音乐“盘索哩”的讲演,韩国学者成谨济“韩国人如何看待延边朝鲜族人的未来”的报告,音乐市场策划人刘国超“当前市场条件下的大型演艺活动”的报告,李勤璞关于如何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做调研的报告,李芳有关满族艺术的报告;3,为了完成实地采风参观任务,安排了在延边参观民俗村,朝鲜族文化博物馆,观看延吉市民族歌舞团的演出,参观长白山天池,防川三国交界处(土字碑),图们江口岸等参观内容。本来还想请延边民族歌舞团的领导讲一下民族歌舞艺术,但日程排得太满,实在没有空档了。这里比较突出强调了对边疆地区朝鲜族的了解,而要想深入认识这个民族,再也没有什么比从歌、舞等艺术形式入手更便捷,更容易进入他们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和感情世界了。虽然设计时还有其他的想法,但如此密集的考察内容,足够我们学习、消化一阵的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在一次短短的旅程中完成所有的事情。

    经过无数电话和几百封电子邮件的沟通之后,具体的路线图终于确定下来了,本来还想象09年那样一上火车就是讲座。但今年这个办法行不通,因为整个团队近二十个人,没办法在火车的狭小空间保证效果。

    工作方案一旦确定,具体执行也得落实。今年在团队内部做了细化分工,各司其职,任务分摊。此外,除了安排一个学生专门整理了有关延边州的历史地理概况供大家参考外,特别提出了行前的阅读书目,包括金春日的《中国朝鲜族移民史》(中华书局,2009年),金九的《白凡逸志》(重庆出版社,2006年),玛拉-穆斯塔芬的《哈尔滨档案》(中华书局,2008年),阿成的《和上帝一起流浪——犹太人哈尔滨避难记》重庆出版社,2008年)还有,朴趾源的《热河日记》,让参加者尽可能事前阅读。

三,乘火车旅行最便于深入交流

    来的嘉宾中有成名大腕和年长者,按他们平时出行的习惯会坐飞机,那样即方便又舒适。但我们一是经费有限,二是为了深入接触和交流,选择了火车出行。这一“低碳”行走,果然产生了预期的效果。

    K215是北京直达延吉的车。我们只买到六个中铺,十一个上铺,其他人在延吉和我们会合。我带了六个红星“小二”,特意召来亲戚午前给拌了几个凉菜,准备上车就和吕正惠老师小酌。这趟车得坐一天一夜,这对吕老师和成谨济来说,并不寻常。因为他们在台湾和韩国,不可能坐这么长时间的列车。从台北到台南,从首尔到釜山,顶多不过四个小时的车程吧。我故意拿这个来开他们的玩笑,意在剌激他们的认知系统。不等“小二”的后劲起作用,我们就围坐在一起,非常严肃而热烈地谈开了。

    后来听说,有学生上车后见我们在聊天,听了几句,非常有兴趣加入,可囿于火车上狭窄的空间,没好意思加入进来。其实,火车空间虽然狭小,但非常便于人和人的深入交流。在车快到延吉时,吕老师感叹道,就只一天一夜的功夫,连不认识的邻座之间,相处都快变成一家人了。而我从上车开始,在和吕正惠,黄纪苏,成谨济,刘国超几位老师持续不断的密集谈话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不仅交流了信息,而且在几个问题上思路都有推进。我很得意,没到考察地呢,已经有了收获了!吕老师,敏锐,聪明,酒话中常迸发灵感;黄纪苏平时说话就象吐戏词儿,谈吐颇有见地;刘国超丰富的实战经验,笑傲市场,手不空回;成谨济的中文虽稍显“笨拙”,可立场坚定,观点明确,视角不同。

    在什么地方喝酒最爽最快意?这世上,哪儿还有比在火车上,几个人围坐,喝着“小二”,啃着黄瓜,撕着鸡腿,抓着花生米,能喝得如此痛快,如此惬意?那儿还有比在火车上和朋友边喝边聊,更不易醉,更能坦诚地交心,更能直指问题本身?晚餐后我们聊得兴起,又去了餐车喝酒唱歌。不过,后来才意识到,是我百密一疏,没有事先提醒几个学生,注意在火车上的这一天,相互之间多聊多谈,而不是象平时那样仅仅当成一场普通出行。谈话有时需要一点引导,而最重要的是要有学习的兴趣,对不同学术,不同知识,不同生活经验与不同社会问题的真正的关注。对这些二十多年只出入三门的学生来说,这是多么好的相互接触和学习的机会。

    这个“小的”疏失,暴露出背后存在的严重问题,说明我思虑不周。此次游学采风就是要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是学习,实践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等等,这是毛泽东讲过多少遍的话。我们出来游学就是要体验这个“学习”方式的实际操练,我怎么反而忘了在事先着重强调:所谓的“学习”,就是要时时处处,向天下万物学习呢?

    年轻学者们倒还有这意识,我看见李娜带着几个人用手提电脑,看事先下载的资料片《西便制》。这样做精神可嘉,不过也略感遗憾。电脑屏幕虽小,也确实能传达不少信息,可如果是在家里看,当然只会用外接音箱欣赏。而《西便制》中的“盘索哩”的唱段,声腔,用嗓,优美的旋律特色,只有在用外接音箱来听的条件下,才能真正欣赏到它的艺术魅力。车上用手提电脑虽然聊胜于无,可根本达不到效果,音乐是没有办法欣赏的。《西便制》当年在韩国一上映,立刻迎来一片喝彩,认为是近几十年来没有过的艺术片。我也被其中的人物情节所感动,而且也非常欣赏其中的几个唱段。不过我认为,这部影片的故事稍微单薄,虽然它也呈现出了历史的悲怆感,可线索太单一,载不动“许多愁”。我暗下了决心要鼓动有关的艺人们,总有一天要拍出中国版的盘索哩艺人故事。我听说过有一位仍健在的90多岁的老艺人的故事,她那悲欢离合的坎坷经历,光她一个人的生活传记,不仅能完整地再现整个盘索哩艺术的现代史,而且简直就是东北和朝鲜近代史的一个活化石。而事先选这个电影请大家看,就是为了更直观的了解朝鲜族的音乐艺术最典型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它背后的历史故事。

四,第一轮报告与“晚会”

    近二十五个小时的旅程,下车时大家稍有点疲倦。在宾馆稍事休整,马上开始了首轮联合报告。

    第一场是卞英花的报告:“我的家乡我的歌——兼谈盘索哩艺术”。她事先做了功课,参考了《中国朝鲜族音乐文化史》的详细史料。她介绍了盘索哩艺术的类型,调式,作品种类,从十九世纪传入中国后的演变过程,并且当场演唱了几种不同的盘索哩作品的唱段。苏北补充说,在今年光州刚刚结束的郑律成音乐节上,就有用盘索哩演唱的郑律成故事。根据我的要求,卞英花还现场教了我们一首短的朝鲜族歌曲,《珍岛阿里郎》,这个歌的旋律我过去听过,但这是第一次听一位年轻的专业演员现场演唱,在她的带领下,大家一起合唱,我第一次以这种形式学会了一首朝鲜族民歌。

    第二场是成谨济的报告,题目是“朝鲜族的未来”,谈他作为韩国人对中国朝鲜族人的命运的观察和判断。

    成谨济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年轻学者,前几年亚洲文化论坛曾经请他来讲过一次七、八十年代以来的韩国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中的歌谣。

    认识成谨济,是拜白元淡所赐。说来话长,白元淡是2001年底汪晖介绍我认识的。当时我们一起吃了个午饭,饭后,我请白元淡和一个研究中国妇女运动的女博士去喝咖啡,再继续聊天。那时白元淡不到四十岁,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她的父亲白基(王)完先生是韩国著名的工运领袖,与金大中曾是战友。白老师隔着一张桌子,透过咖啡厅玻璃反射的彩色的灯光,直盯着我的眼睛问:靳先生,东北大庆上万人的工潮,为什么你们北京知识分子没有任何反应?我一愣,赶紧说,这个我们并不知道哇,这是第一次听说呀,我看见白老师轻轻地哼了一声,用一种不信任的语调说,是吗?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场景,就是现在,我也不能为自己说任何辩解的话。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已经与实际生活剥离开了,我们的言行,与生活中正在发生的故事,没有一点实际的关联。这绝无一点令人骄傲之处,勿宁说是我们的一种耻辱。

    成谨济在上大学时,就参加学运,又跟着白老师参加了工运。而他本人还对工运中的歌唱活动有特殊的兴趣。在给我们的报告中,他放过几首歌,这次他参加东北游学后,从网传来了一首歌。那只歌,就是白基(王)完作的词。

    成的报告的基本论点是:由于国际资本市场的变化,劳动力市场也在变化,因而二十年前和今日,韩国人对中国朝鲜族人的看法,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九十年代初,当韩国人来到中国,初次和延边地区的朝鲜族人接触时,曾心怀敬意,因为在他们的记忆中,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人,有着辉煌的抗日历史。他们曾有过光荣的流血和牺牲。但在两国建交后,交往开始多了,大批中国朝鲜人去了韩国打工。现在,对他们看法已完全改变了:他们不过是廉价劳动力,是没有合法身份的半地下打工者,他们的实际收入,连韩国普通劳动者的收入的一半都不到。如今在韩国,餐馆里到处都是中国朝鲜人打工者。事实上,在韩国,最歧视中国朝鲜族的人,是最普通的下层民众。与之相比,北朝鲜开城工业区里的朝鲜工人,其收入则是普通韩国人的十分之一。他问到,目前中国东北人如何看待北朝鲜人呢?肯定也与五十年代的时候,完全不同了吧?

    他的发言很精练,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的沧桑巨变。从战后到冷战结束的60年,如白驹过隙,这个族群的实际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这其中有着值得我们深思的社会历史原因。

    晚上主人举办了接风宴,饭后安排有刘国超的一场报告。可能他受我出的题目的限制,没有把我想让年轻人听到的内容讲出来,众人有点不得要领。实际上我是想让他讲自己的故事,用他的实战经历给年轻学生一点剌激。

    夜里所里的几个年轻学者自己活动去了,原来他们早在网上打听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去那里浪漫一下,轻松轻松。我领着剩下来尚有“余勇”的人,包括吕老师,来到山坡下的一间小卖部,支起了空纸箱、啤酒箱当座椅,十几个团团围着,喝着这里特有的木桶鲜啤。这场酒会开得不错,大家充分放松下来,你敬我,我敬你,几轮酒后,又掀起了即兴歌唱的小高潮。我平时喝了酒也爱唱歌,不过,我唱歌也好,朗诵诗文也罢,选择范围是很宽的。今天由于有了苏北先生,他是将门之后,又是延安精神研究会的,所以唱的歌曲以红色革命老歌为主,那些“老”旋律与歌词,让我的同龄人倍感亲切,顿时弥漫出一种熟悉亲切的气氛,很适合酒后的情绪渲泄。我们在店边路旁,边喝边唱,不少辆出租车开了过来,打着大灯照着,听完几曲,再开走。

    这场临时酒会,也取得了“现场教学”的效果。当硕士生寒芽子向各位师长敬酒时,苏北老师就现场指点了她:如果你敬酒,就要真诚,你要看着对方,不能这么说一声,拿杯子比划一圈,就自顾自了,而被”敬酒的对方端着杯子等着和你互动。我听了心里偷着乐,这是及时地补上了一堂现场礼仪课。。实话说,年轻同学最缺与人交往的“礼数”,这下好了。受教的同学,有福了。所谓学习当然是“立体”的,高学历的人却不懂最起码的礼数(实际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形式)肯定是欠缺。

五、报告与参观:谁会听,谁会看,谁更有心学?

    7月7号上午是三场官方报告。在正式的报告会之前,有个小插曲值得一提。

    行前有在美国的亲戚给我提建议:你们的计划表七号这天与当地官员有个报告会,我们长期旅居海外的华人,对“7-7”这个日子非常敏感,而国内好象越来越淡忘了。你们何不在报告会前搞一个小仪式,或许能增加一点教学效果?

    好主意!真是旁观者清呀。我们出来游学采风,了解东北地区现代史,其中抗日战争是重要课题,“7-7”事变这是一个绝好的象征,正好应该搞点活动。而一个简单的仪式,不仅表达某种文化符号的功能,它也是一种“濡化”作用,是一个很好的“话柄”。于是头天晚上的报告会散会时,我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报告九点开始,但我们必须八点五十分到会场,我们自己还有事安排。

    在北京刚上车的时候,我已经悄悄跟吕正惠老师和成谨济商量过了,七号早晨时会有一个纪念仪式,正式报告会前,我们得全体起立静默两分钟,以纪念这个全体中国人正式抗战的时刻,然后我们三个人各讲几句话,请准备好。虽然整个活动只十分钟,但韩国,台湾,大陆的学者各自讲一段话,从不同视点来纪念这个日子,不但会对年轻人有些激剌,也会给参加报告会的年轻官员留下印象,效果应该很好。我特意悄悄地来布置这个活动,是为了让大家感到意外而取得更深印象。

    哪知人算不如天算。虽然头天晚上喝得很晚,我还是照常早起,还爬了爬山。吃早餐时我还故意提醒了几位同人一定要按时到场。我8点45分来到会场,才发现除了要做报告的当地干部外,我们团队的人一个没到!我一边与主宾寒轩着,一边掩饰着心里的不满,最后,陆陆续续,九点十分人才到齐。而人家准备报告的领导们在等着,这个活动没时间开始了。我只好把这个十分钟有关“7-7”事变纪念的讲话顺延到整个报告会后,这样的效果当然不如预想了。成谨济提到了目前在韩国,由于战后建国初启用的都是日据时代的官员,并未来得及真正追究和清算他们的问题,因此在韩国,越来越少地提到抗日战争这段历史,似乎是一种有意无意地淡忘;而吕老师进而指出,在日据时代的台湾,就连下级官吏全都由日本人来担任;成谨济补充道,朴正熙集团所使用的干部有相当部分来源竟是出自满洲国。我则强调了抗日战争唤醒了中国人的“亚洲”意识,比如,1931年马占山在哈尔滨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著名的江桥抗战,他发表的对外宣言中就特别提到了台湾和朝鲜半岛的的问题,指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目标必须包括那里的光复和独立。

    请当地掌握着政府资讯的官员来做报告,介绍情况,是本次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政府官员报告自有其统一口径和惯熟套路,似乎有点打官腔,但是善于学习的人仍能从中吸取大量资讯和必要的知识。后来有个硕士生对此发出质疑,在我看是他的认知有错位。关键是,你是否从中学到了什么东西?倘若一个人光凭自己的好恶等情绪因素决定是否听,是否看,是否学,那说明要调整的恰恰是你自己。学习就是学习,对于我们学者来说,这是无上的命令,是必须养成的第二本能、职业习惯。这意味着得无条件地随时随地处于学习状态,得破除“我执”,先悬置起自己的主观好恶,让自己变成“空无”。赵汀阳老爱说什么“无立场”,简单说就是这意思吧。明白了这点,就能知道为什么老师辈的学者们在这个活动中,要比年轻人收获大得多得多。

    综合这三场报告,我们可大致了解延边的基本情况。这里地处边疆,且近海,边境总人口达十五万人。是朝鲜族人聚居区(占全州总人口217万的37%)。战争年代,牺牲了13048名朝鲜族烈士,占全州烈士总数的93%。由此事实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在东北地区,中国境内这个最年轻的民族,与共和国的关系这么紧密,地位这么高。而这里自然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占80%,人均水量为吉林省的二点七倍,全国的二点二倍。长白山还是世界五大药库之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森林公园五个。多年来国家政策扶值,民族经济得到发展。而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这里与别处不同的地方。民族干部高于其人口的比例,各种级别的种类的干部培训班的入学比例远高全国其他地方。三场报告中,文化局长的报告,和团队成员的互动更多些,地方艺术团体的现状,反映出目前带有普遍性的全国性问题:在文化改制时,如何面对市场,如何以政策和资金的倾斜来扶植高水平的艺术团体,确实是一道很难解答的问题,顺利解决绝非易事。但仅从这个局部现象,我们就能观察出许多问题其实是同源同构,正可以窥一叶而知天下秋。

    下午参观民俗村的活动非常轻松,我也放开了。我们品尝了朝鲜族米酒“玛格力”,还跳了舞,也参观了延边博物馆。晚饭后看了延吉市民族歌舞团的表演,“四季如歌”,延吉市的歌舞团虽然不及州歌舞团,但实力相当强,在县市歌舞团中排得上号。今晚这台节目以一年四季四种基调为背景,表演了朝鲜族的春之歌,农家乐,象帽舞,长鼓舞,传统民族元素非常多。团队中有些人是头一次观摩朝鲜民族歌舞艺术,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出得剧场来,我的“私淑弟子” 金冠佑在等着呢,他特意安排在延吉市有名的烧烤店请大家喝啤酒。恰巧碰见卞英花也和朋友在这里宵夜,她也过来给大家敬酒。这顿夜酒我们很开心,我们这些老顽固还乘兴唱了不少红歌,让某些年轻人有点感到突兀。这场即兴歌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听成谨济唱了当年韩国人的“独立军之歌”,还有一首工运歌曲。这两首歌,进行曲式,节奏明快,奔放有力!

    第二天上长白山天池时,天公有点不作美。在瀑布前,大雨如注,风也很大。披着塑料雨衣只能挡住身体主要部分,漆盖以下全湿透了。气温低,风卷着雨,我们唱着歌迎着风雨去看瀑布。路过温泉时,很多人洗了脚。我只洗了手,因了这场冷雨袭人,啃起老玉米和煮鸡蛋竟格外香。上天池时,我是末车押阵,明明上山时还有太阳,等盘上山去时,却只见阴风怒号,雾气迷人。站在山顶,几米之外就看不见人。这是我第二次登山了,可仍然没能看见天池。我见年轻人们很兴奋,这么冷的天,他们一点没有退缩的意思。真不错,经风雨,见世面,咱不要的就是这个?看见他们旺盛的斗志和生命力,我自己也感觉浑身有劲儿。

    第三天去防川“一眼望三国”的路上,仍是一会雨蒙蒙,一会儿雾蒙蒙。来接我们的引导车爆了胎,可巧,爆胎的地方,离“断桥”不远。我一听说,立码背上水瓶疾走,在断桥边,望着对面的朝鲜。同时用眼角余光瞄着成谨济,看看这个韩国人,第一次在中朝边境线上,会是什么感觉?这个六十年前的战争遗迹,如今默默地对着图们江水,见证着我们今天与朝鲜的特殊关系。在“土”字碑前,中国、俄罗斯、朝鲜三国的领土分界如此交错着,能够想象,一百多年前那力量悬殊的外交斗争,形禁势格,吴大澄的心情会有多么沉重,多么无奈。与俄国人的几番恶斗终于争回了图们江的航行权;此刻,远眺出海口,近看“龙虎碑”,我知道,吴大澄的努力虽然足够顽强,可惜他背后缺少一个能够支持他强硬态度的国家实力。回到车上,导游小姐又开始在介绍中随口贬低对面的国家,嘲笑着人家的贫穷和落后,似乎她在现身说法,演示什么叫五十步笑百步。我默默地听着,并不打算叫停,因为我也想看看众人的反应。结果,苏北老师最不客气,两次直接叫停了她。其实,不光苏北老师反感她的这种语调,年轻学者对此同样也很不满。

    在延吉的第三天的晚上,我临时调整了日程。本来有李芳和李勤璞的两个报告,但白天大家都经历风雨,衣鞋尽湿,且感疲劳,晚饭后黄纪苏和何吉贤就离队去买鞋。我想了想,自由活动吧,减掉原订的讲座,可以为我计划新加的一个活动,争取更多的时间。因为不满意刘国超头天晚上的报告,我最希望他讲给年轻学生听的内容他没涉及。于是我们分头行动了,逛街的逛街,我带着四个学生和几位老师,去了一个佛堂茶室,在那个清幽地方,我们围着长条形的茶几席地而坐,认真地听刘国超讲他的人生故事。这次刘总知道我希望他讲什么了,果然不负重望,讲了非常精彩的实战故事。他当过特种兵,当过派出所所长,最后成了音乐大鳄,建国60年大庆天安门广场大型音乐歌舞他是总策划。这个活动在晚上十一点时结束了。金冠佑想单独和我聊聊。于是我和吕老师接受了他的邀请,在一家叫“赛纳河”的酒吧,把酒叙谈。金冠佑精明强干,大学毕业后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政府机关,在两个部门干了三年,做事有板有眼,象要九转丹成。吕老师面授机宜,以他对台湾政坛半个世纪的观察,提出了几条建议。我在旁喝着一种类似炮弹壳状的器皿盛的啤酒,看着这一老一少的互动,感觉非常有意思。而单位里的几个年轻人,表现也不错,他们自己开了研讨会,把原定的李芳的报告完成了。第二天早上晨练时,何浩告诉了我这件事情,他们一直讨论到夜里十二点半。知道他们能如此主动有效地安排了讲座,我心里非常满意。

    离开延吉去哈尔滨的途中,我回想起当年第一次来这里的情景。26年前,我29岁,在图们市我岳父的家中,完成了和我妻子的婚礼,那是我第一次到边疆,接触了一个“异族”的生活,而且完全按照朝鲜族的传统方式举行婚礼。我一下生活在和平时习惯完全不同的情境中,风俗习惯不同,加上语言不通,包括从未接触过的饮食。当时的印象,别的就不提了,朝鲜族的各色凉菜,泡菜,明泰鱼,酱汤,狗肉,玛格力,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那时我一句朝鲜族话也听不懂,突然孤身一人,处于如此异样的生活环境中,那种感觉,至今难忘。说起来我已经来延边十数次了,可都没有象这次这么集中地学习,听报告,参观,看节目,品尝风味。这次立体考察,仅从提供的最直观的信息量来说,也比我平时来的十次所获的总和还多。

    又是夜行车。车窗外漆黑一团,时时有路灯闪过,看不清外面的景色。默想前半程的活动细节,感到工作中和团队骨干的沟通不够;同时也开始意识到了自己行前的疏失可能带来的后果。感觉有点不爽,有点无奈。生活并不能尽如我们的意愿,不可能事事顺心,有时甚至会事与愿违。你想倾诉衷曲?无处可诉。渴求理解信任?必被误读。这就叫“如入火炬,得清凉门”。

 六、哈尔滨的行程

    八点半到哈尔滨,直奔快捷酒店。几乎没有休整的时间。因为上午就有两个活动要安排,而放下行李出门上车时,已经九点四十五分了。

    先去索菲亚大教堂。那里有一个哈尔滨城市史和中东铁路开发史的照片展览。今年一月份我来过这里,在这里流连忘返,不想离去。今天时间限制太紧,真正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而已。再去看犹太人纪念展,苗笛老师和李述笑先生,已经等在那里了。匆匆看完展览,在朝艺馆的会议室,边吃盒饭,边听李述笑先生介绍东北犹太人研究的概况。哈尔滨的犹太人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业绩,他们中很多人从这里走向全世界,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有他们的足迹,而他们也视哈尔滨为第二故乡。为了能让李先生顺利地吃完这餐简单的盒饭,我忍着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后面苗笛的哈尔滨市音乐考古讲座,非常精彩。他还带来了一些收集的乐器,讲座中就当众传看。他用十年时间,做成的那部《黑龙江百年故乡音乐家》,收集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完整地再现了音乐之城的秘史。不仅如此,他本人也是哈尔滨市音乐博物馆的创办人,讲完后他带我们去了地下室,那里堆放着一些他的收藏。等到明年一月,新的音乐博物馆建成后,这些收藏都会在新馆中陈列。书中我对那张“六胡”的照片印象颇深,而在藏品中,他指着两架缩小了的钢琴介绍道:当年日本人的音乐教育有合理性,先让孩子们玩,在游戏中引发兴趣,再去接触正式的琴,以兴趣引导音乐学习。晚饭后他引导我们去了松花江上一个去处,那里全是俄式建筑,还有一些俄国来的艺人在表演;灯火通明的一些露天场所,是喝啤酒的好去处。哈尔滨的啤酒文化节正轰轰烈烈地举办。我们当然不打算在那么高档的地方消费,于是就直接回到市中心步行街的一个俄式老字号。一部分团员去吃冰激凌,我们八个人在这家酒吧喝啤酒,聊天。聊到高兴处,刘总带头唱起了俄国歌曲,旁边的几个俄国酒客也冲我们微笑应和。哈尔滨不仅是音乐之城,而且也是啤酒之乡。在这个晚上,我们八个人,浸透了哈尔滨啤酒花的芬芳。

    刘总在“安重根纪念展”前有一个说法,认为这种“牺牲”,从技术上讲并不策略,属于盲动。剌杀应该首先保存自己。他当兵出身,干过多年警察,这么想的理由我能理解。但他的说法我并不同意。暗杀,剌客,在历史上的作用得好好分析,即不能用现代人的感觉来看其策略与否,更不能用现在“反恐”的流行话语来妄议历史先贤,而不顾及当时的历史语境。安重根纪念展中陈列了他亲手留下的条幅,所题之字,不仅正气滂沱,而且落款处是以断指沾墨,直接印在书后。安重根剌杀伊藤博文乃一百年前震惊世界的大事件,不但极大地鼓舞和提升了朝鲜反日志士的士气,而且教育和警示了中国的先行者们和亚洲各国人民。宋教仁,那么早就著有《间岛研究》(“间岛”是当时日、韩人对延边地区及俄罗斯沿海州的俗称),注意到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的密切交往关系,日本势力的介入所带来的影响,真是独具只眼,表现出那一代人的远见卓识。东北的历史,构成了与南方沿海城市完全不同的景观,是一部非常特殊的中国近现代史的标本。

    这时我接到了卞英花发来的“短信”,她在短信中说:“我到北京了,准备汇报演出,没到哈尔滨挺可惜,是我一直想去的地方。你们走了之后,我一直都在想念你们,这次的经历感受颇多,跟你们一起游家乡,反而我发现家乡很多好地方,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人,那里的歌,都吸引着我。山水陪着远道而来的文化学者们,显得家乡格外庄重,这次还认识了成教授,使我对韩国人的印象有了很大的改观,这个特别重要。使我对朝鲜族加深了感情,祝你们哈尔滨之旅顺利!”。

    我长长出了口气。看了这封短信,我放心了,在延边的采风活动已经成功,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

七,参观郑律成纪念馆

    在郑馆的时间也只有宝贵的一个上午。先是,苏北在延边时就按奈不住激动的心情,在大巴车上的DVD机上放了有关郑律成的光盘,有过简短的介绍。在郑馆,苏北主持上午的座谈与参观和讲解活动。先由徐鹤东局长介绍了基本情况,当时他一得知郑律成的信息,立刻形成想法,马上飞北京去郑小提大姐家,说服大姐同意由他们在哈尔滨办这个纪念馆。然后设计师孔令发讲了当时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郑律成纪念馆能开在哈尔滨,绝不偶然,这与一群哈尔滨的热心人的忘我活动有关。在还没来得及正式立项,还没有正式批文的情况下,他们靠热情就先干了起来,徐局长把自己的工资卡都拿出来任凭孔令发使用。是他们的热诚感动了郑小提大姐,她无偿提供了全部相关文物和资料。

    郑律成的经历具有典型意义。他1914年出生在韩国南部的光州,一个两班阶层的家庭。父亲郑海业坚决反对日本的奴化教育,让他上了教会学校“崇一学校”,“新兴中学”等。这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学校。郑律成的舅舅就是个牧师,他从舅舅那里接触到了西洋音乐,特别是教会音乐。舅舅家有个留声机,他被这个能够放唱片的东西所吸引,整天抱着听。舅舅把这个机器送给他。他的三个哥哥都是抗日义士,大哥和二哥参加过“三一”运动。大哥和三哥最后死在监狱。二哥参加云南讲武堂,加入川军。姐夫参加了黄埔军校,加入共产党。真可以说是满门忠烈。在他幼小的少年时代,就亲身体验了日本殖民地的奴化政策的痛苦,接触了西洋音乐,教会音乐,朝鲜民间音乐。1933年来到南京,上海,在朝鲜干部学校学习,同时学习声乐和乐器。通过上海的西洋音乐老师克利诺娃接触了意大利声乐发声,西洋歌剧。老师认为,他的声音要比当时意大利的男高音卢卡兹还要好,建议他去意大利深造,而他为了祖国独立的反抗活动拒绝了。学成后从事抗日秘密活动,在南京鼓楼电话局负责侦听日本人的电话,与朝鲜义烈团团长金若山(尹世胄的上级)单线联系。并与冼星海、田汉等相识。通过当时的中共地下党的介绍,通过潘汉年,郑律成1937年去了延安,他的音乐创作在延安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在抗日战争中,深入前线作战部队,担任朝鲜干部学校教育长,艺术激情与革命队伍的战斗生活,最终形成了一个独特风格的音乐家。由于受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他总是在战斗中开展他的音乐工作。这不仅是指他能够深入作战部队的前线去从事文艺宣传和创作,而是直接参加战斗,许多音乐素材就取自战场。他创造了中国和朝鲜两个国家的军歌,他几十年的传奇人生经历,音乐创作历程,使他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那是史诗般的革命悲剧。

    看着馆中陈列的那些遗物,不禁想到,当年罗曼罗兰写过《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我看来,郑律成就是亚洲版的克利斯朵夫,是东方的乐圣。他一生热爱的斐多芬,莫扎特,特别是肖邦,这个波兰作曲家、钢琴家陪伴和启迪了他一生。我想,也许,波兰民族在东欧几大强国的挤压和占领下顽强不屈的反抗,追求民族独立的自由精神,在思想上与他有共鸣吧?肖邦最后死在法国巴黎,没能重返俄国人镇压下起义失败的祖国,他把心脏让亲人带了回去。郑律成最后入中国籍,也没看见朝鲜的统一,但他在自己的家乡,已经有了一种精神回响。他属于中国,属于韩国,属于朝鲜,也属于亚洲,属于世界,属于那个世界史中至今影响重大的东北亚三国建立现代国家形态伟大历史阶段中的伟大精神。因此,我赞成陈映真先生在04年光州第一届郑律成国际音乐节上讲的话,不能忘记东北亚各国人民在抗日斗争中互相援助的国际主义光荣传统。不论我们遭逢的时代变化让我们变得多么单调、乏味、狭隘、浅薄,多么容易数典忘祖,历史进程中前人的奋斗与创造,丰富多彩,博大广阔,表现出了广阔的胸襟和抱负。在面对今天的复杂形势时,那种革命理想的感召与伟大的创造性,不是值得我们深刻回味并从中汲取宝贵营养吗?

    在参观结束前,郑小提大姐坐在她家那架旧钢琴前弹奏起了《延安颂》,我们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出得门来,有人问:在今天这个社会上,那里是郑律成的家呢?这里,我发挥一下黄纪苏的意思来回答:环视一下今日社会,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压迫,还有不公正,世道良心还在,人们还在维权,在抵抗,那么,郑律成的音乐旋律就会在我们耳边迥响;他的精神,就将鼓舞着我们去奋斗,向前,向前!

八、从哈尔滨来观察整个东北现代史

    12日下午在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的座谈会,是我行前十天左右才确定的。当时反复研究日程表,总感觉在哈尔滨的两天,内容稍嫌单薄了点。于是托朋友和周喜峰教授联系,他正在外地调研,很晚才回复。我们商定,十二号下午由黑大的老师给我们做报告,谈我们感兴趣的三个问题:哈尔滨建城史、中东铁路研究,以及他们这几年正在做的松花江、黑龙江沿江百村调查。对此,我充满了期待。
没想到周喜峰老师带给了我们意外的惊喜:他竟然安排了五个精彩详实的报告:

1, 段光达教授的《哈尔滨城的历史文化简介》;
2, 马蔚云教授的《中东铁路研究概况》;
3, 李朋教授的《“交涉局”在中东铁路中的历史作用》;
4, 魏影教授的《黑龙江沿江百村调查报告》;
5, 霍明琨教授的《黑龙江流域原生态村落调查》。

    近四个小时的报告,我一次厕所也没敢上,生怕落听了什么内容。可这毕竟是出行的第八天的下午了,由于活动安排太满,几乎每天连轴转,团员们确实疲倦。讲座中,师长们一个赛一个地精神,可年轻队员们却有点无精打采,略显漫不经心,我心里感觉非常愧对黑大的老师们,可此时已顾不上了,还有什么比想学习的东西主动奉上眼前,更能激动人心的呢?

    没有中东铁路的修建,就没有哈尔滨这座城市,也就没有了东北的现代化的开始,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历史都将重写。从一个江边渔村,慢慢变成了国际大都市,重要的交通枢纽,它罕见的建设规模、发展速度,用专家的话讲远远超过了后来的“深圳速度”。 这个在1896年中俄密约时连地图上都没有任何标记的渔村,从1898的第一批中东铁路公司的人到达开始,到了1923年,在籍登记的人口已有三十八万人,1931年,城市已建成三百七十一条街道,成为东北最大的内江航路码头,最重要的铁路基地,物资集散地,1929年成为全国海关中最大的“出超”关。一时有近三十个国家在这里建立了领事馆。这座“远东的巴尔干”,或“远东的芝加哥”,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体现了不同文化的“新异”与“融合”的特点。在国内最早出现的自动拨号电话,早在1922年就建成了电话自动交换机。它还拥有十几个语种的一百多家报刊。当时人称南有上海,北有哈尔滨。与中国其他所有的殖民地化的港口不同,这里建立起了相当完整的工业体系,是现代化的样板,它的发展带动了整个东北地区的现代化的建设步伐。

    这几位老师所学各有专攻,性格气质不同,讲话风格殊异。其中,给人印象颇深的李朋教授,主要谈他有关中东铁路公司“交涉局”的研究成果,而他本人也是当时交涉局中方代表李洪模(同文馆的第一批学员)的后人。他讲起话来笑嘻嘻的,可谈锋甚健,非常具体深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报告,不但让我们认识到哈尔滨的建城史在整个东北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还提供了不少细节,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所谓“殖民史”的历史认知。有许多问题,究竟应该怎么评价,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

    晚饭后在所住快捷酒店一楼大厅的“水吧”,听黄纪苏有关知识分子戏剧活动的报告。纪苏性格沉稳,说话不疾不徐,娓娓道来,时不时还完整地背诵一大段戏词,引着我们进入了他思考的艺术世界。从接手翻译《一个无政府者的意外死亡》的英文本子开始讲起,一直说到怎么直接做了《切-格瓦拉》的编剧,如何将文字表达的内容具体地呈现在舞台上和演员们互动,如何创作了《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个社会心理剧,经历了那些激烈的思想斗争,真是精彩!他的思想进路,对社会的心理感知过程,如何在作品中处理那些生活中和思考中碰撞的冲突与矛盾,如何用一种虚构的艺术来表达对生活的真切感受,让我深受启发,学到了不少东西。座谈结束时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许多年轻人意犹未尽,围着黄纪苏和吕正惠老师,在大厅里继续讨论,争辩,看见这场景,我心中暗想,现在,他们终于明白应该如何抓紧学习了。可此刻,我的体能好象到了极限,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我没有参加讨论,直接回房,倒头便睡。

    此夜,正是举世瞩目的南非足球世界杯的决赛之夜,半夜两点多,我被楼道里的电视机的喧闹声吵醒,就披衣来到他们的房间,一起看世界杯。说实话我对足球一点兴趣都没有,连假球迷都算不上,可看见吕老师舒坦地坐在地毯上,手里拿着一小瓶酒,就着花生米,边喝边看边聊,就坐下来陪他。说是陪他,其实是我想和他聊天,用他的话叫干扰他看球。闲聊中,吕老师的智慧风采,慧眼识人,洞察世相,给我非常大的启发,真是旁观者清。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看”足球耗到早晨五点多。冠军谁得了我根本不在意,也记不住,可吕老师对世相、人物的观察和点评,深深刻入我的脑海中。

九、教训与收获

    返京后的一个月内,陆续收到了团员们发来的谈印象、体会的文字;这些文字中呈现出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不同程度的思想交锋。我从心里感谢所有团员的热情参与,真率坦诚,为年轻学员在游学采风中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收获感到高兴;也对自己作为活动的策划人、组织者,没有真正履行好自己应尽的责任深感痛惜。最主要的教训是行前没有做必要的思想沟通:甚至没有召开一个碰头会,没有及时向年轻学生解释清楚行动目的和学习方法,这影响了整体学习效果和收获。不过,从错误和失败中,才学得最快。这些经验教训,我会牢牢记取。
这里抄录几段老师们谈收获和感想的文字与大家共享。

    吕正惠老师:“這次東北之行,收穫甚多,從認知上來講(不包括交朋友及旅遊的愉快),主要有三點。

    第一,粗略了解了東北朝鮮族的歷史,知道他們移民中國的歷程,他們和東北各民族聯合抗日所作出的重大貢獻。由此也可推知,日本帝國主義和因此而激發的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的複雜歷史。

    第二,從哈爾濱的建城史,也看到了中國現代化過程的一個方面。以前,我只注意上海、天津、青島和廣州這種沿海通商口岸,現在才知道,東北的哈爾濱,以及與此相關連的東北近、現代開發史。看來,中國的現代史遠超過我們想像的複雜。

    最後,我還有一個大歷史視野的感想。從火車上所看到的吉林和黑龍江,放眼望去不是一大片的森林地和山地,就是一大片農田。可以想像,東北在早期的歷史是很適合游獵、游耕的。它的自然資源太豐富,以致成為許多游獵民族的發源地。從歷史上講,鮮卑、契丹、女真、蒙古,以及滿族,都是從這一大片土地走出去的。在這之前的匈奴和突厥,歷史家似乎還不太能考定它們的始源地,我現在甚至猜測,也有可能是從東北走出去的(朱学淵《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就是如此推側的)。至少,鮮卑以下的中國北方游牧民族,基本上都來自東北,這是於史有據的。從這裡就可看出,東北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這一點,我認為是這次東北之行我個人在歷史認識上的最大收穫。”

    李勤璞老师:“本次考察,给我的震动很大。了解了朝鲜族的文化状况、政治状况、跟朝鲜、韩国的微妙关系。这些对于全盘分析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边疆问题,十分必要。在延边州,看到朝鲜族和汉族、满族等同居一地,和谐相处,令我大为感动,这种感动出自我对于拉萨、呼和浩特的情况的对比。我在沈阳往延吉的火车上即开始跟居住延吉的汉族老师们(旅游团)攀谈,知道了这个情况。

    “和谐相处”只是一般的描述,例如内蒙古被称为民族团结模范自治区,实际上具体的情形有多种。延吉的情况是朝汉通婚多,日常朝汉交往多,形成一个密切的地域社会。我们应该进一步调查、访谈,真正了解州内族群关系的状况。

    我以前注意到我国西南民族(例如:苗)与北方民族(例如:藏,蒙,满)的不同,这次发现延边的朝鲜族属于第三种类型,在考察国内民族的“政治认同”、族群关系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事例。

    哈尔滨,我们能够感受到是一个有文化气氛的城市,从容端庄,而且气氛比较好,学者们崇尚文化学术,这些都表明它在近代中国城市中的特殊性(“俄国性”;大连:“日本性”;青岛:“德国性”——所以能有稳固的名牌产品)。朝鲜族艺术馆陈列的细心、周全,馆的面积很大,都使我感到欣慰:显示该地政府尊重朝鲜族的文化,政策很有眼光。安重根、郑律成的纪念馆,内容令人震撼,他们有很多相同之处,同时作为朝鲜人,跟中、朝两国的密切关系,让我重新深入思考中国跟朝鲜半岛关系的性质。”

    这些话,我也深以为然。我仍沉浸在对游学采风中种种愉快的回忆中;同时,也因了与年轻人的争论和冲突,促使我认识到许多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此刻,耳边响起了唐人的诗句:“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再出发。

    (本文发表在,[韩国]《现代中国文学》第五十四期,2010年,《当代文艺学的变革与走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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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

陶斯亮

2012-12-22

   原编辑按:1991年1月,《中华儿女》杂志刊出陶斯亮所写的《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一文,一时洛阳纸贵,杂志一印再印,各种文摘报刊更是蜂拥而上。四位“公主”的不同命运令人唏嘘不已,导演谢晋还曾产生了拍摄一部名为《红色公主》的电影的冲动。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想,这是因为她们的背后,是一段每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并引以为戒的共和国历史,它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命运,正如陶斯亮所言:“我们生在这样的家庭,命运都把握不住,有时被抛到天上,有时被抛到地下,何况中国的一般老百姓。”有谁希望重蹈覆辙?十多年过去了,仍有不少人苦苦寻觅这篇文章,而还有更多的80后、90后对此一无所知。鉴于此,本网特将此文刊出,以飨读者。  

    最左边这个,像个土改工作队女队员似的,是当时被称之为“红色公主”的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再过来的陕西土妞是林立衡——林豆豆(林彪和叶群的女儿);第三位像知识分子的是聂力(聂荣臻的女儿);顶右边这个像女子钻井队长的便是我。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年轻,多么健壮,又是多么的纯朴啊!

  一

  我是不愿翻阅旧相簿的。那永远逝去了的过去,有着我太多太多的快乐和太多太多的幸福,以至我都不愿再去触动它,就像那些陈年老酒,封存的年月越久,反而越舍不得品尝了。可是有一天,也不知是那根筋兴奋了,竟将相簿统统抖落出来,在床上摊了个横七竖八。我打开了其中的一本,纸皮面的,微微有些泛黄,里面全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照片。照片上的那个小女孩是如此的稚气,那双清澈透明、无忧无虑的眼睛,似乎总是在憧憬着一个七彩的梦。“难道这是我么?我曾经这么年轻过么?”我反复莫名其妙地问着自己。就这样信手翻着,翻着,突然,我的眼光停留在一帧照片上,就再也移不开了。这是张极普通的黑白照,由于是阴天,整个照片显得乌涂涂的。照片上的四个姑娘并排而立,背景是荒凉的深圳罗湖桥头,时间是1961年元月。

  照片上的姑娘衣着朴素,甚至显得土里土气的,即便是在以朴素为时尚的60年代,像这样的女孩子,也不会吸引行人投来一瞥的。然而,她们却使我怦然心动,使我百感交集。一种从久远往昔被唤回的迷惘深深攫住了我,以至连现实也变得模模糊糊,不可思议。是的,是的,我很难将照片中的这四个女孩子与今天相联系。她们是谁?她们的过去是怎样的?如今她们又在哪里?好,让我一一来做个介绍吧。最左边这个,像个土改工作队女队员似的,是当时被称之为“红色公主”的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再过来的陕西土妞是林立衡——林豆豆(林彪和叶群的女儿);第三位像知识分子的是聂力(聂荣臻的女儿);顶右边这个像女子钻井队长的便是我。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年轻,多么健壮,又是多么的纯朴啊!

  先说聂力吧!她的经历是很独特的,她4岁就陪母亲坐牢,其后,由于革命战争环境的恶劣,她的父母只好将她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她就像旧中国成千上万的农村娃一样,在风里雨里、饿里冻里长大。稍大点又去纱厂当童工,就像夏衍写的《包身工》那样,瘦小的身躯负荷着超强度的劳动,倍尝人世的艰辛,度过了苦难的童年。直到十二、三岁才回到父母的身边。待我见到她时,她已从苏联学成归来。她毕竟不同于我们这几个半大不小的中学生,她已经是大人了,懂得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一头柔发很适度地烫了边,小翻领的深色衣装更是增添了几分成熟和稳重,白皙的皮肤和红润的面色,使她看上去是那么的健康和富有朝气。她待人亲切真诚,性格温厚开朗,什么时候都是笑吟吟的,很有股子大姐风度,跟她在一起使人感到松弛舒服,因此我非常喜欢她。她这年在广州留园与丁衡高结婚,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我从未见过这么隆重又这么简单的婚礼。说简单,是她和丁衡高就那么平平常常地结了婚,日常的装束,没有喜宴也没有贺礼,唯一体现喜庆的是一张大红纸,不知哪位老帅在上面写了首贺诗,内容却忘了,依稀记得诗里含有丁聂的名字。说隆重么,也是了不得的!因为有一半以上的元帅(还有许多的将军)参加了这场婚礼。聂力的婚礼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从此后我不羡慕婚纱和喜宴,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摆脱传统的现代意识,是真正的洒脱!

  以后我去了上海念书,直到粉碎“四人帮”,再也没有见过聂力,但是我可以想象到她“文革”期间的境遇。两年前,有次我与钱老的秘书通电话,她正好在旁,听说是我,就接过电话聊了会儿,依然是直呼我的小名,依然是热情而诚挚的,依然颇有大姐风度。

  前年2月份,我陪妈妈去看聂伯伯,本以为能见到她,却不想她开会未归。虽然聂力和丁衡高都已是我军高级将领了(聂力是我军五个女少将之一,以后晋升中将)。但仍尊崇着中国传统孝道,一直陪伴在年迈的父母身边,尽管只住一间小屋子。聂伯伯虽已90高龄,又染病在身,但仍然穿着一身绿军装,使你感到这是位至死不会脱下军装的老军人。

  去年元月我陪妈妈去广州参加陶铸塑像揭幕式,聂帅曾给妈妈一信,信上写道:现在羊城故友一一乘鹤而去,故地重游,恐地倍加伤感,因此我不敢再作五羊游!多么朴素而又饱蘸着感情的语言啊!这次见聂伯伯,他又感伤地说:“广东我不想去了,主人不在了(指我父亲),客人(老帅们)也不在了,还去干什么呢?!”望着衰老的聂伯伯,我不由得悄悄红了眼睛。

  是啊,广州铭记着父辈们的革命情谊,也保留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友情啊!聂伯伯请我们吃晚饭,有一道霉干菜扣肉,好吃极了!我往馒头里使劲塞,直到都不好意思吃了。临别时,聂伯伯拉着我这个好吃鬼的手说:“下回请你吃涮羊肉!”

  聂伯伯啊,但愿还有下回,但愿下回能见到聂力姐姐!

  二

  而我和李讷则同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她高我一级。我在校园里常常能碰到她,她非常朴素,总是短发齐耳,身着蓝制服,足蹬黑布鞋。那个时候,骑英国凤头车,戴瑞士表是很时髦的事情,然而李讷骑的是国产车(好像是飞鸽牌),戴的是国产表,她总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像我们这些女孩子,总喜欢三两成群叽叽喳喳的。

  后来,我们相识了。那是在50年代,有一年放寒假的时候,我回广州探家,她也来这里看望父母。江青见我憨憨傻傻的,一天到晚无忧无虑,就会咧着嘴笑,于是说:“这孩子性格挺好的。”而李讷太早熟,太忧郁,太拘谨,太敏感,因而江青很愿意让我跟李讷一块玩,于是我和李讷成了朋友。

  李讷只年长我一岁,那时也不过是初中学生,但是她读书之多,学识之渊博,思想之深刻,见解之独特,待人接物之持重,则完全不像她那个年龄的女孩子。在她面前,我不由得将自己减去10岁,我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孤陋寡闻和幼稚浅薄。我经常瞪大眼睛听她讲各种各样的书里的故事。从她那儿,我第一次知道了《圣经》不仅可以读,而且是很有趣的一本书。记得有次,她谈起《父与子》,说她最喜欢的人就是巴扎洛夫,我赶快找来此书读,方知巴扎洛夫是个虚无主义者,当时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毛泽东教育出来的孩子,怎么会喜欢一个虚无主义者?又记得,有次李讷带着几分忧郁又带着几分茫然对我说:“我将来不是成为最好的人,就是成为最坏的人!”这话更是让我迷迷瞪瞪,在那样一个清明盛世,当然要做最好的人啦,难道还存在着别的可能吗!李讷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

  李讷告诉我,父亲给她和李敏起的名字,是“敏于行而讷于言”的意思。她确是讷于言的,由于家庭的特殊,她不得不事事注意影响,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总是提防着人们的指指点点和说三道四。红墙的阻隔,使她不能与同龄人交往,因而又注定了她是寂寞的,孤独的。过分的谨慎和压抑,久而久之,使她变得愈发孤僻,郁郁寡欢,容易紧张甚至怕见生人。表面上,她从不把自己当作父母的小宝贝,相反的,她总是用一种与她不相称的亲昵,称江青为“小妈妈”,而我自然是“小亮亮”罗!恐怕还有其他一些人,也享受了这种加“小”的待遇。但是我感到她内心深处还是极需疼爱的。我相信她一度患了青春期抑郁症,那是由于渴望能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怀和疼爱,却又不能得到满足而委屈和伤感造成的。有次,我们翻阅画报,看到一个女郎的特写,她有着一双美不可言一汪清水般的大眼睛,李讷久久凝视,神往地赞叹:“多么纯洁!多么美丽啊!”不知为什么,30多年来,很多重大的事情都忘却了,然而这个细节,这件粉末点大的事儿,却使难以忘怀,为什么呢?噢,也许是因为在那一瞬间,我窥视到了李讷内心对美的向往吧!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看得出她是在拼命压抑自己的天性,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

  那个时候我们女孩子,正是不知怎么“臭美”才好。我是最不会打扮自己的,可有时会一口气扎上四个蝴蝶结,红橙黄绿地顶了一脑门。每次李讷见我,总要笑嘻嘻地说上一句“好漂亮啊”(其实很难看)。可是她自己,从来不穿花衣服,不穿裙子,不梳辫子,不允许自己浑身上下有任何一点色彩和美丽。

  有一年在北戴河,我去看望李讷,她带我去见她父亲。毛泽东望望我的花裙子,对李讷说:“你看亮亮穿得多漂亮,你为什么不也穿花一点呢?”但是李讷始终不肯脱下她的蓝制服,一辈子将自己裹在灰暗之中。也就是这次,李讷指着墙上并列挂着的列宁和毛泽东的像,对我说:“列宁一看就非常精明,而爸爸一看就很有海量。”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她对父亲的崇拜。但同时又有点小小的疑惑——形容毛主席的词汇多了去了,为什么李讷独独选用了这么个词汇呢?

  后来,我们各自上了不同的高中和大学,起先还通一段时间的信,她的字写得熟练娟秀,令我自惭形秽,因为我爸老说我的字像“鬼画符”,没人能看懂。至于内容么,则记不清了,无非是些小大人般的问候鼓励罢了,可惜这些信“文革”中都丢失了。

  1966年夏,“文革”已经开始,我从上海来到北京,第一次上李讷的小窝拜访。她的住所与毛泽东的宅院一墙相隔,是座朴素的小院,她只占用一间屋子。一进门,先看到的是一排排的书架,奇怪的是这些书架的摆法并不像一般家庭一样靠墙而立,而是像图书馆藏书室那样占据了房间的大半个空间,只是在一个小角落里放着一张小木床,以及桌椅等几样简单的家俱。什么沙发,什么地毯,什么衣柜穿衣镜,什么装饰摆设……统统没有。她在中南海大食堂搭伙,父母不召唤,她不过去吃饭,有时赶不上开饭就啃烧饼泡方便面。我还是在她那儿,第一次见到方便面这种新型食品的呢。生活过得如此清苦,使我感到意外,也有点同情。我想到我们家,每当开饭的时候,老老小小围一大桌子,连阿姨也在一起,有多么的热闹啊!我想到在我们家里,我可以跟父母撒娇、抬杠,甚至吵架;可以放肆大哭或大笑;吃得太撑了可以躺在沙发上哇哇叫;夏天可以光脚丫满处跑,睡午觉时也不洗脚,找张报纸往床上那么一垫……啊,我是多么自由自在啊!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比李讷幸福,幸福得多!“当毛泽东的女儿太苦了!”我徒生感慨。

  分别时,李讷送了一只长毛绒玩具小狗给我,还是外国货呢!那时这可是稀罕玩艺,我自然是珍爱有加。

  我又一次见到李讷是在1966年国庆节的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时。那时她已是《解放军报》联络员了。她依然是热情的,拉着我的手说:“走,去看看爸爸去!”我们走进休息室,见毛泽东正坐在一张大皮沙发里吸烟,他身穿绿军装,头顶一颗红星,领展两面红旗,十分的威武。我兴奋得心嘣嘣跳,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毛伯伯,您还认识我么?”毛泽东微笑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么,陶铸的女儿”(他将“铸”念成“巨”)。顿时我腾云驾雾,飘飘然不知所以了。

  后来,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来到金水桥边,席地而坐,缓缓地抽着烟,微笑着望着对面广场上如痴如醉的百万民众欢乐的场面。李讷也拉着我随人流下来了,我俩站在离毛泽东仅50米的地方,清清楚楚地目睹了这一著名的历史镜头。“你看爸爸,神采奕奕的,多健康!多精神!我们该有多幸福啊!”李讷紧紧挽着我的手臂,兴奋地说。在五彩缤纷焰火的照耀下,我突然发现李讷一反往日的拘谨和忧郁,她双目放出我从未见过的光彩,面孔因激动而容光焕发,发自内心的喜悦使她变得美丽起来。我一方面受感染而越加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暗暗有点惊讶:“女儿对父亲也能崇拜到这般地步吗?不是说亲人眼里无伟人吗?”

  我最后一次见李讷,却是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场合。那是在1967年9月份,中南海分片批斗“刘、邓、陶”,我站在喧嚣的人群后面,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母受尽凌辱,却一点办法也没有,真是心都要碎了。就在这时,偏偏在这时,我突然看见了她!她站在人群中,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俨然是来“视察”的样子。不是不久前还亲热地叫“陶铸叔叔”吗?这一切是怎么啦?我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回去后,泪流满面地找出了那只长毛绒小狗,伤心地将它扔到地上……

  我跟李讷的一段友谊,就这么随着小狗的落地而中断了。但是这许多年来,我却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关注着她,我总能断断续续、时浅时深地听到一些关于她的情况。令我有点惊叹的是,她的命运,正是她悲剧性格的延伸。

  是的,她的一生是悲剧性的,她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条既定的人生轨迹。难道她真正飞黄腾达过吗?尊贵显赫过吗?我怀疑,即使有也是稍纵即逝的。不错,她当过几天北京市委书记,但很快就下了干校。接踵而来的是婚姻挫折,疾病折磨,父亲的去世,母亲的倒台,政治上的失意……她几乎从中国消失了,被人遗忘了,直到最近几年,才又开始传出若干信息,我知道她又结了婚,爱人老王是位离休老干部,爱好书法和国画,这倒是与李讷颇相投的。李讷病愈后分配到中办秘书局工作,但基本上在家里休息。去年看到一份杂志上刊出李讷照片,可比以前胖多了,依然是朴素得让人无法容忍。

李讷并没有像她当初断言的那样,她既没有成为最好的人,也没有成为最坏的人,也没有去当什么“巴扎洛夫”,而是成了一个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的人,属于那种凭工资过日子的人,既要为油盐柴米房租水电而操心,又要为孩子上学看病坐车而犯难,甚至冬天也要像老百姓一样贮存几百斤大白菜。去年她一家三口分配的180斤大白菜,是自己用平板三轮车拉回来的。每当毛泽东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她也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排在长长的队列中,静静地等候进纪念堂去见父亲一面,然后随着队伍出来,消失在那些匆匆忙忙去挤公共汽车的人流中……当我听到这些情况时,不知为什么,心里酸酸的。讲给友人听,有的感叹同情,有的则说:这有什么!挺好,就应该这样!不管怎么说,我仍要为李讷的回归而庆幸,做一名普通人(实为正常人),难道不是李讷当年所向往的吗?难道不是她那伟大的父亲所期望于她的吗?比起当年的“红色公主”来,我觉得今天的李讷更值得我尊敬。

  三

  再说林豆豆。我第一次见她大概是1953年,在广州石碑子弟小学。那时她也就八、九岁吧,她和她弟弟,两人都是浓眉大眼,一望便知是谁的孩子。小时候的豆豆既没有一般小女孩的活泼,也没有一般小女孩的扭捏,而总是静静地用两只黑黑的大眼睛看着你,一副认真专注的神态。不知为什么,我对第一次见到的豆豆的形象至今记忆犹新。大概是由于她那小巧精致的模样儿,使我觉得,啊,真是一粒小豆豆!以后也断断续续见过她几次,但她总不爱说话,老是紧紧抿着小嘴而大睁着黑眼睛,我感到这位小姑娘真是又清高,又矜持,又娇气,加上大了她几岁,也就更不介意这个一号首长(在东北时林彪是一号首长)家里的小金豆了。以后,依稀听说她一度也患了青春期忧郁症,同她的妈妈闹别扭,怀疑自己不是叶群生的。再后来,她成了大名鼎鼎的林立衡,而我则成了“黑帮子女”,我们之间有若天渊之别,自然更谈不上任何联系了。直到有一天,1981年的冬天,那晚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街上早早就绝了人迹。突然门铃响起,“像这样的天气,又这么晚了,谁会来呢?”我好生诧异。只见进来的是一男一女,两人全穿着臃肿的军大衣,戴着大皮帽,足蹬大头鞋,像是从北大荒来的,又像是复员大兵。那女人揭开皮帽,天呐!竟然是豆豆!然而当年那个娇弱忧郁的豆豆已不昨存在,在我面前端坐着的是一位文弱朴素的,沉稳谦和的,既便诉说自己的苦难,脸上也挂着平静微笑的中年妇女。

  她告诉我,“九一三”以后,她被审查关押了几年,直到1975年才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解除监护,分配到河南郑州一家工厂任科级干部。不知为什么她竟然没有档案(据说转丢了),因此她的一切都是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她的政治结论是什么?不明确;她的转业手续是哪儿办的?不明确;有事向谁反映?不明确……由于没有档案,也就没有以往的一切凭据,因此她上不了户口,拿不到任何居民票证,也领不上工作证,调级增加工资更是轮不上她了。她成了一名“黑人”,被遗忘在那间小屋里了。

  然而另一些人,一些无聊之辈,却不断来骚扰她。每天都有几个讨厌鬼来窥视她,有的干脆破门而入,只为看看林彪女儿是什么样。另外还有一些舞文弄墨的,也千方百计想从她嘴里掏点秘闻什么的。“他们就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豆豆苦笑着说。然而我感到悲惨极了,中国人的好奇心怎么这样残忍!“我觉得实在很难过下去了,每天没有一点安宁,所以我来北京上访,接待站一听说是我,都不敢理,说我的事他们管不了。东碰西撞的,连碗热水都没有喝上,这么冷的天,这么晚了,上哪儿去呢?想想还是上你这儿来了。”但是豆豆,还有她那位忠诚的丈夫,只是在我家歇了歇,暖和了暖和,喝了点茶水,就冒着严寒走了,消失在风雪交加的黑夜之中。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这是开放改革成交最显著的几年,几乎人人的生活都提高了,不少人还暴富发了横财,然而豆豆的工资一直只有70元(丈夫张清林是90元),由于长期生病住院,这点钱也主要用于医病了。他们住在工棚改的小屋里,土圪塔地面,破破烂烂,冬天更是奇冷无比。他们买不起家俱,用木板和纸箱放置东西,最奢侈的物品是一架小的黑白电视机。而最糟糕的是她的房间,傍在农药厂废水排泄沟旁,有毒的化工废料对她的身体损害很大,她患了“过敏性结肠炎”,每天腹泻不止,长期不愈。这样的身体状况,这样的经济状况,40多岁的人了,不敢要孩子,也不能生孩子。这些是一位去郑州看望过豆豆的同志讲给我听的。他说:“豆豆都变形了。”

  1988年,中组部要豆豆回京治病,并安置在中组部招待所住下。去年又听说她正式分配到社科院工作,豆豆的新生活开始了。我深信,在经历了这一切的磨砺之后,她会变得成熟,永远告别了往昔那位娇弱的林豆豆。她如今叫路漫。

  至于我本人,这30年来经历了“红”与“黑”的变化,弄得“不红不黑”或者说“又黑又红”。在当了20年医生后,又突然改了行,弃医从政!而全部理论住所就是“树挪死,人挪活”!可如今,我也搞不清楚我究竟挪“活”了没有?不管怎样,敝帚自珍吧!

  凝视着照片上的我们,每个人眉眼都是舒展开来的,但是仔细端详,又会发现,在我们那个年轻的脸庞上,都已清清晰晰地投影上了各自父亲的特征了,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日后每个人的命运了呢?然而命运,命运究竟是什么?是诗人的无病呻吟,预言家的占卜,心理学家的测算,还是老太太们的迷信?命运是物质的吗?它存在于遗传密码中吗?它是生物信息的某种功能吗?命运是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吗?是空灵神秘无法把握的吗?……啊,什么时候我能真正透彻搞清楚,命运究竟是什么?规律究竟又是什么呢?在社会学的范畴中应该如何理解“基因”的作用呢?

  聂力、李讷、豆豆,人生聚散无常,有生之年,我们还有机会再合一次影吗?

  (1990年8月)

附录:原文作者及编辑谈《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

  陶斯亮:我当时写那篇文章是有感而发。1989年之后,我的命运有一个大的跌宕。偶然翻出一张照片,1961年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四个女孩子的合影。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爸爸还在中南局工作,只是个小地方官,我怎么能称得上是“红色公主”呢?!写那篇文章,我主要是客观地说说我们四个人的命运。说李讷,我的意思是,虽然她贵为“红色公主”,但是她吃的、穿的都很普通,像个街道大妈似的,过得连个普通人也不如,把她的身份和实际状况做个对比,那篇文章最早的标题是《高干子弟乎?》,后来改了。“文革”中,李讷和林豆豆的境遇自然比较好,而我和聂力就很惨。“文革”之后,颠倒过来了。李讷完全成了普通人,林豆豆更惨。我自己是感慨命运无常。我们生在这样的家庭,命运都把握不住,有时被抛到天上,有时被抛到地下,何况中国的一般老百姓。写这篇文章,我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这些人的命运和中国大众的命运是一样,有起有落。

  但是从此把我称做“红色公主”,到处泛滥,这造成了大众对高干子女的一种误读。现在,我要“利用”你,为我“平反”!

  袁海:1990年10月左右,《中华儿女》的创刊编委陶斯亮寄来一篇稿子,题目为《高干子弟乎》,那是一篇手写稿,一看就知道是“亮亮姐”一气呵成的。亮亮姐还附了一封信,说这篇稿子转了几个地方,大家都说不错,但都认为风险太大,没人能发。我一下被文中描述的共和国四位“公主”不同的命运所吸引了,并为她们大起大落、悲喜交替的人生沉浮而感慨万端。文中的四位女性,一是毛泽东与江青的爱女,一是林彪和叶群的千金,一是“中国最大保皇派”、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与老革命家曾志的掌上明珠,一位是共和国开国元帅聂荣臻的独苗,都可以称作共和国的“红色公主”。然而,这四位年龄相差无几、儿时都非常活泼可爱的“公主”,由于父母的不同政治际遇和政治作为,却导致她们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李讷,可谓共和国的“第一公主”,“文革”中以“萧力”之名入主《解放军报》,后来曾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期因生病停止了工作,住进医院。待到能够重新关注社会时,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父亲毛泽东主席逝世了,母亲江青倒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李讷面对的是一个与过去全然不同的政治环境与社会,从共和国“第一公主”的位置成为共和国的普通公民、中央办公厅调研室资料室的普通干部。她住在北京西单附近的一个胡同里,像胡同里的大妈们一样,用三轮车拉冬贮的大白菜,挎着篮子与小贩讨价还价,过着北京平民的生活。

    林豆豆,“法定接班人”林彪的女儿,学名林立衡,“文革”中《空军报》。九一三事件前,向党中央报告了父亲林彪与母亲叶群、弟弟林立果准备外逃的动向,为党和人民立了大功。可是,后来不知为何却与丈夫一起被安排在河南的一个工厂,住在一个盛过化肥的仓库里。“拨乱反正”之后,才回到北京,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化名“路漫”。

    聂力,共和国开国元帅聂荣臻的独生女,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可能是由于德高望重的聂荣臻元帅沉浮幅度稍小,加之聂力本人一直在部队工作,是四位“公主”中命运之途最为平坦的一个。

    陶斯亮,是“文革”中曾一度为中共党内排名第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与井冈山时期的女革命家曾志之独女,“文革”期间在部队当军医。父亲陶铸由于历史上曾与林彪一起在解放东北时共事,两家之间有交往。陶铸性格耿直,嫉恶如仇。本来,毛泽东将陶铸调到中央工作,是想加强党内“造反势力”--因陶铸在延安整风期间与刘少奇有点过节。没想到,“心底无私”的陶铸到了北京后竟一屁股坐到了“保守派”周恩来等党内老革命家的板凳上。“造反领袖”悔恨交加,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毛泽东态度忽明忽暗,但最后还是下了搬到陶铸的决心,于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帽子一扣,陶铸便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身患绝症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离开中南海,“疏散”到安徽,不久,含冤去世。妻子曾志和女儿陶斯亮则天各一方,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胡耀邦冲破重重阻力,为陶铸平反昭雪,陶斯亮写出了一篇《一封终于发出去的信》,全国所有报纸纷纷以头条转载,读者无不热泪潸然。从此,陶斯亮以其别具一格的写作风格,上中国文坛,成为不可多得的“红色女作家”,进而被特邀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后来,脱下军装进入政坛,当上中央统战部知识分子局的局长。

  亮亮姐寄来《高干子弟乎》这篇谁都不便发的稿子,我却认为《中华儿女》能发。原因,原先认为不能发的缘由,要是林豆豆,虽然早先的中央文件说“关键时刻林立衡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立了大功”,但是这个立了大功的人,在很多时间销声匿迹,什么原因,无人知晓。

  而文中的另一个主人公李讷,父亲是伟大领袖,母亲却是罪魁祸首。当时的李讷,只是中办调研室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从不出头露面。
  那个时候,尽管“文革”已结束很多年,但人们的内心仍然笼罩着政治灾难的阴影。虽说我们党和国家并没有新闻审查制度,是通过在新闻出版机构的中共党员和党的干部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来把关。但是,害怕担当责任,只将上级的指示精神往下传达,而不努力地发现、发掘“前所未有”的文章,当时的新闻出版界也是一个并不罕见的现象。身在此环境中的我,也是凡夫俗子,也深知“安全是人生第一要则”这样的普通常识。

  但是,我有一个毛病,容不得好文章被废弃,见到好题材就眼红心动。将亮亮姐的稿子读了两遍,我就下决心,一定把这稿子发出来。于是,就埋头编辑,把标题定为《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

  尔后,交给我的各位领导“看看”,而不是“审阅”。看过之后,大家都说好。这就更增加了我的信心。于是,我对领导说:“这篇文章,倘若出了问题,你们就说都没有看,是我擅自作主发出的,你们可以尽管批评,严肃处理。我,豁出去了。”

  这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今天的年轻人会觉得好笑,但当时,我却是真的做了从此告别岗位的准备。

  1991年1月,《我和聂力、李纳、林豆豆》一文一出,《中华儿女》洛阳纸贵,一印再印,文摘报刊更是蜂拥而上,很多人为四位“公主”的不同命运热泪沾襟,导演谢晋还产生了拍摄一部名为《红色公主》的电影的冲动。各界读者对亮亮姐这篇文章赞誉有加,一位中央领导还亲自给她打电话祝贺。这时候的我,庸人自扰的心情才得以解脱。

 

 

发件人:cui-zy(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in chun抄送人:(无)时 间:2013年01月22日 18:36 (星期二)文革中上海市委常委的一些情况

文革中上海市委常委的一些情况

王绍玺

  王绍玺,文革中上海市委写作组领导成员、《自然辩证法》杂志负责人,在徐景贤去世后所写的《与景贤相处的日日夜夜》一文中,介绍了当时上海市委常委的一些情况。现节录如下:

  70年秋庐山会议后,毛主席号召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六本马列著作。上海市委常委跟得很紧,建立了集体读马列的学习制度。常委中的王少庸、马天水文化水平较高,但长期担负领导工作,认真读马列的时间不多。新干部如造反起家的王秀珍,以及少数劳动模范,文化水平有限,连马列著作中的一些文字都不认识,更谈不上领会精神了。徐景贤文化水平颇高,似乎也不曾仔细阅读过六本专著。常委们对自己制定了个集体阅读六本马列著作的制度,每星期一至六的上午10时至12时,集体阅读,星期四分头下基层。为了阅读顺利,常委们指定朱永嘉、王知常、肖木几个撰写大批判文章的权威,做他们的辅导员轮流伴读。73年夏天,朱永嘉、王知常在为《红旗》、《人民日报》组织撰写重头文章的同时,又创办了《学习与批判》月刊,还办了一批学习班,进行社会调查,工作太忙,便鼓动我代替他们伴读。由此,从73年9月,到76年10月初,我伴读了三年多,和徐景贤几乎每天都有二小时的接触。这个期间,徐景贤处理的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廉洁自律。有一次学习开始前,王秀珍见经常参加学习的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冯国柱和张敬标都到了,拿出一条很漂亮的腈纶毯展示说:“这是某工厂试制成的新产品,陈阿大送来的,请领导试用,看看是不是需要改进。”她显然担心我外传,又说:也给王老师一条试用。马天水摆摆手:“我们懂什么,不要试用。”徐景贤趁机说:“试用,还不就是无偿占有,化公为私!我们试用了,下面就会有很多人伸手。我看,是有些人自己想试用,让我们带头,做他们到处伸手的借口。听说,陈阿大他们试用、试吃的小动作不少。革命不是为了谋私,这个风一定要刹住。马老的意见对。新干部更要廉洁奉公。”徐景贤这么一说,王秀珍立即转弯,表示把毯子退回去,好好训一训陈阿大,但陈阿大等只是多吃多占,后来也未查出经济上有什么大问题。

  据我观察,包括市委办公室工作人员所说(我陪读休息时,经常与他们闲聊),徐景贤及马天水、王少庸等人,都很注意清廉自律,生活俭朴。徐去世时,有副挽联说他“有权不谋私”,是很贴切的。

  这也是时代风气。当时的官场,虽然派性严重,一些造反派起家的干部干了不少坏事,但公开大肆贪污纳贿者还没有。广大干部,特别是掌有一定权利的知识分子干部,大都还是廉洁自律的。拿写作组来说,从朱永嘉、王知常起,到经学习班进入的小青年,日夜忙于写作,除了0.2元的一顿夜餐外,全都没有一分钱的经济补助,全心全意工作,靠的是信仰、精神和党的传统作风的熏陶。四人帮粉碎后,写作组被当成重点审查对象。查政治,所写的大量文章,有不少是毛主席的亲自批示,有的也有上面讲话为据,不是自己的发明,查不下去。上面又指示,查他们的经济问题;大张旗鼓地查了一通,没有任何收获。又查所谓生活问题,也没有抓到任何把柄。上面又发话了:经济上不贪,生活上不烂,说明他们一心搞反革命政治,更要从严处理。上面还气急败坏地威胁说:他们没有问题,岂不是我们有问题了!这种语言背后,恰恰表明,以清廉自守,是当时在位者的风气。

  2.为事谨慎,不主张自我张扬。65年秋天,张敬标对我说,像上海市委常委这样集体学习马列的,全国还没有第二家,他要我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报道,争取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心里想,你们天天学,成效并不显著,写这种东西,更涉及到对上海市全面工作及常委个人的评价,没有把握,不想写,却推脱不掉。无奈之中,我问徐景贤怎么办。他先承认,各地像上海这样坚持学习马列的确实不多,上海的形势也比较好,但这很难和天天读挂上钩,因为全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他又说,写这样的报道,有自我表扬之嫌,不好,春桥同志肯定也不同意,不写为好。我要他向张敬标打个招呼,免去这苦差使,我还告诉他,我曾建议请新华分社记者来写,我写有自我表扬之嫌,可张敬标不肯。徐景贤说:那你就去找他,说写报道需要素材,请他提供(张敬标兼市委办公室主任),将他一军。后来我请张敬标提供素材,他再也不提写报道了。

  又有一次,马天水说,他陪来访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参观江南造船厂,齐奥塞斯库看着途径的河南路一带说,上海这10几年似乎没有变化。王秀珍在学习室大叫,他算和我们很友好了,竟这样污蔑我们!马天水说:“河南路一带确实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建设的新项目都在四郊,他没有看见。市区的一些地段早应该改造,但我们现在还力不从心。”徐景贤感叹说:“我们这些年虽然成就很大,但马老经常说,我们的生产,是在拼老底,发展上海,任重道远。我们不能总是自己唱颂歌,看不到困难和问题。”看得出,他当时对他们在上海的工作,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3.读马列,能够注意联系实际。75年秋,常委们阅读《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张春桥的大文章《论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发表了,两者都提到打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便合在一起讨论。马天水说,张春桥要他组织人调查匡算,有没有可能实现解放初的供给制,打碎包括等级工资的资产阶级法权。经过几个单位测算,即使实行解放初那水平很低的供给制,财政支出也要比现在的工资制多四至五倍,根本做不到。王秀珍对王少庸、冯国柱说:恢复供给制,你们老同志的工资要降低了。冯说:那时也有等级,吃饭分大中小灶,结婚要“二五八团”(满25岁,8年军龄,团级干部)。王少庸说:那时日子比现在好过,生孩子就配保姆,三个孩子两个保姆,我在青岛(当市委书记),吃饭有特供,专职炊事员,抽烟喝茶、穿衣都有特供。徐景贤感叹说,一月革命,搞上海人民公社,以为夺了权,一切都容易解决,根本没有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时头脑发热,想问题很简单。口口声声说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以为自己旗帜举得很高,现在想想,对马克主义的基本原理,确实要好好学习。遇到问题,不能只抄几条语录……

  4.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我陪读时,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都搬进康平路大院,王洪文已去北京,家属也留在大院里。初进大院,这四家的孩子都是上小学的年龄。常委们学习时,从不谈论自己的子女,也不讲大院里的孩子们。但有一次,王秀珍带着几分气愤地说:洪文的儿子太不像话,因为肝炎,特地安排住在华东医院,他不肯吃药,医生好心开导,他就骂人。领导亲自劝说,他竟说,我有了权,先撤你的职。医院里没有办法,根娣(王洪文妻子崔根娣)叫我想办法,我去做工作,他也不理睬。我打电话问王洪文怎么办,洪文说叫小廖回上海收他的骨头。小廖去抽了他两个耳光,安静了几天,又闹起来。王秀珍问徐景贤:你和文元同志的孩子怎么那么文静,懂礼貌?徐景贤笑笑说:“女孩子嘛,总会文静点。”王秀珍说:我那个丫头,总是跟着洪文的儿子疯,洪文的儿子住院了,也安静不下来。王少庸忽然问我:“老师,马克思对子女教育有什么重要论述?”我知道他是要转移话题,就说:“有本《马恩列斯论教育》,可惜没有大字本(当时供领导干部阅读的马列文本书,都是正文用四号字的大字本)”马天水说:“教育子女,我们都是不合格的家长。景贤、金瑛(姚文元妻子)管得比较好。反正不能老子英雄儿子好汉。”

  徐景贤和姚文元的孩子在大院里有口皆碑,康办的工作人员多次对我说,这两家的孩子很懂道理,有礼貌,从不惹是生非。王洪文的儿子,则从刚搬进大院的小呆瓜,很快变成小霸王,人人摇头。父亲显赫的地位,对子女的成长不一定有利,王洪文跌倒了,对他儿女成长反而有利,因为可以在艰难中奋起。后来王洪文的儿子反到比较争气。徐景贤地位变了,仍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但孩子在文静中成长,缺少霸气,反而不利于他在逆境中奋起,事物总是相反相成的,这大概也是辩证法罢。

  5.徐景贤对我很关心体贴。我刚刚陪读时,非常担心出事,这倒不是因为我对马列著作也不熟悉,这个问题只要认真备课,遇到难题,写作组的文史哲经各组都有能人,随时帮我解决,容易对付。我最担心的是,常委们学习时如果议论了他们认为不宜外传的事情,偏偏他们自己(如王秀珍)泄露给了小兄弟,或者恰巧被外面猜中,造成被动,他们中有的人为了推卸责任,很可能拿我当替罪羊,下场很惨。为了防备这种情况发生,我发现常委们开“无轨电车”(离题)时,就装着上卫生间。徐景贤很细心,几次以后,他就问我,是身体不适,还是有稿件急需处理?我讲了自己的担心。他叫我放心,说学习时不谈重大工作机密。常委们了解你的为人,不会这样做。即使遇到问题,他也会帮我做工作。

    一次,马天水拿着一本刚出版的大字本《自然辩证法》杂志说:“内容很好。”徐景贤趁机说:杂志的主编就是我们这位王老师,还说我是儿童团出身的“老革命”,做事谨慎。经他这么一说,本来对我了解不多的王秀珍、张敬标和冯国柱,也开始和我热络起来。徐景贤还对我说,以后如果遇到我应当回避的情况,他会提醒。后来,有一次学习中,赛福鼎夫人突然到学习室拜访,他是带领新疆歌舞团到上海演出的。我起身要走,徐景贤说:“你也听一听,新疆客人来上海演出,还需要你们写文章宣传呢!”不过,赛夫人只是礼节性拜访,后来只发了消息,并没有要写作组写文章。又有一次,南京军区的一位领导未通报就来到学习室,我看他那严肃神情,似有话要说,立即起身要回避,徐景贤向我点点头,意思是我做的对,我就离开了学习室。

  四人帮粉碎后,上海大清查,有人曾说我是最重要的材料袋,三年间天天和马、徐、王等见面,比他们的秘书的接触都多得多。我奉命写了陪读的见闻,没有多少他们想象的重要材料,被斥责态度坏。后来审查者从马徐王等常委及他们的秘书那里反复核对,证明马徐王等的所谓阴谋活动,确实都没有在读马列著作时进行,我所受这方面的重压,才得到解脱。能够如此,和徐景贤的细心关照有极大关系。
 

 



 

发件人:徐力(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抄送人:(无)时 间:2013年01月28日 12:24 (星期一)附 件:1个(江青的亲情世界.doc ) 查看附件

江青的亲情世界

杨银禄

    ◇ 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失败的选择吗

  2007年7月,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爱恨交加失败选择。”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结婚。毛泽东的选择是正确的,还是失败的,请看以下事实:
在进步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下,江青于1933年2月,在青岛市由地下党员、时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黄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黄敬因叛徒出卖被捕,江青随即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于是,她奔赴上海寻找党的组织。到上海后,她以演话剧、演电影、教学、写文章等形式,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从总的方面讲,这一时期江青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

    1937年7月,江青已经是明星了,但她仍然从生活安逸的大上海,来到条件十分艰苦且很不安定、很不安全的延安。这一行动,不具备一定的政治思想觉悟,是很难做到的。这进一步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当时,江青走的道路,也是许多革命和进步的青年共同走过的正确道路。

    江青在延安的10年,作风谦虚谨慎,生活艰苦朴素,表现也是好的。她还到南泥湾参加过劳动,同8位女同志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个硬炕。

    美国作家特里尔所著的《江青全传》中说:“在毛泽东与西方来访者交谈时,江青几乎从不发话……江青看上去非常漂亮,是一个年轻温柔的女人……江青照顾毛泽东的身体、日常工作、洗衣做饭,帮助买东西,打扫房间。她不喜欢吃辛辣的食物,但毛泽东喜欢,所以毛家的每一顿饭都有辣味菜。她很直率,也很谦虚,从各方面看,她的感情很丰富,是一位贤惠的妻子,温柔的母亲。”

    2005年春天,我参加一个活动,见到了在延安时任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的高富有老前辈。我问他江青在延安时的表现如何,高老说:“那个时候,江青的表现很不错,对毛主席的生活很关心,对主席的吃喝拉撒睡安排得很细致、很周到,真正尽到了一个做妻子的责任。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转战陕北时,别的中央领导的妻子都过了黄河,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只有江青留在陕北,跟着毛主席与数倍于我军的敌军周旋,为了毛主席的生活跑前跑后,很不容易。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她一直表现比较好,‘文革’开始以后,她才起了一些变化。”

    在我看来,江青对毛主席一直都很崇拜、尊重并充满感情。她给毛主席写信、谈话或在会议上发言,从来不称呼“毛泽东”或“润之”,总是称呼“主席主席”的。她经常说:“我是主席的学生、哨兵。”“文革”期间,每年的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她从未忘记。那天精神也特别好,非常兴奋,主动邀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同她一起吃长寿面,并对大家说:“咱们一起祝主席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叶永烈在《江青画传》一书中写道:“9月8日子夜,毛泽东气息微弱。当9月9日零时刚过,才10分钟,毛泽东停止了呼吸。张玉凤奔出主席卧室,疾步走向毛主席书房,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报告噩耗。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得到报告,马上奔了过来。后来,姚文元曾经这样描述他在现场的所见:“她头发散乱,神情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她嗓子都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姚文元所述应该是真实的。不管怎么说,江青跟毛泽东从1938年结合,到1976年毕竟有着38年的夫妻感情。”我认为,叶永烈的话说得很到位。

  据我所知,江青被捕后,在身体日趋虚弱的时候更常常想起主席。她身边放着主席的手迹,衣服上别着主席的像章,床头上放着一张与毛主席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背诵主席的诗词,或阅读《毛泽东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到毛主席纪念堂,给主席送一个花圈。

  江青有以上这些表现,主席选择她为妻,怎么能说是失败的选择呢?我认为不是。

  ◇ 毛和江感情的微妙变化

  1969年下半年的一天,江青叫我给毛主席亲自送一封信。主席见到我跟我聊天时说:“小杨,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在江青那里工作很辛苦,谢谢同志们。她的身体不太好,你们要帮帮她。”我说:“谢谢主席的鼓励,请主席放心,为江青同志服务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会努力工作的。”毛主席说:“我放心,你们都是好同志。”
  1974年4月17日,毛主席给江青回了两封信,信中分别说:
  “江青: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要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江青: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封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不宜请长假。”
  从这两封信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江青仍然是关怀的。在江青有失落感之后,还教诲她:“风物长宜(放)眼量”、“无限风光在险峰”,而且情见乎词,不大似一棍子打死。
  从1967年开始到1969年上半年,为了给毛主席留下勤奋好学、阅读广泛、理解深刻、政治敏锐、尊敬领袖的好印象,江青给毛主席选送过大量参阅材料。
  江青选送的材料种类有:报纸,如《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解放军报》、《文汇报》等;刊物,如《参考资料》(大参考)、《红旗》、《新情况》等;材料有《内部参考清样》,各地记者站了解到的情况反映,如文革小组记者站的《快报》、《文化革命简报》、《要事汇报》等了解到的重要情报,中央召开的会议重要简报等。
  选送的内容大部分是: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单位、国家机关以及世界上各兄弟党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评论(好的评论)、执行的情况;对中央文革、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决定的表态和执行情况(表态正确的,执行坚决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国内、国际上的突发事件等。
  呈送的方法是:江青认为某某报刊上的某篇文章、消息、情况等很重要,值得呈送毛主席参阅的,她就用红铅笔在那篇文章、消息、情况题目的左边画一个大圈圈,在大圈圈内画一个小圈,或者画一个大三角,以表示要参阅的就是这一篇,再在左眉处写上“请主席参阅”或“请主席阅”的字样,落款是“江青”。最后注明年月日,有时还注明几时。装入信封前,把要呈送的文章、消息、情况翻折到明面上,使主席一打开信封,抽出材料,就知道是哪一篇,不用到处翻找,以示对主席的尊重。
  信封是这样写的:右边写“即送”二字,中间写“主席亲启”四个字,左边写“江青”二字,在信封的左上角写“急”或“特急”(有时还注有“绝密”二字)。在“急”、“特急”、“绝密”的右边画几个圈,以引起重视。毛主席看完以后,在他的名字上用黑铅笔或红铅笔、蓝铅笔画一个大大的、圆圆的圈,有时还写上“已阅”两个字。在信封上他的名字上再画一个大圆圈,在江青的名字上方写上“退”字。有时,江青认为内容特别重要,就在信封上写“请杨英路同志(作者注——江青给我改的名字)面呈主席亲启,江青托”,并在“亲启”二字的右边画上两个圈,用以引起秘书的重视,秘书不能擅自拆开信封。
  在党的“九大”以前,毛主席对江青选送他的材料都很重视,篇篇都看,篇篇都画圈。不知为什么“九大”以后看得就少了,退给江青时,有的画圈,有的不画。1969年七八月份之后,就基本上不画圈了,有时甚至连信封都不拆,原封退了回来。江青自讨没趣,也就不再选送了。
  1969年10月,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对我国进行军事袭击,全国搞战备动员。10月14日,中共中央通知紧急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江青也搬到北京的西山躲避战火。
  有一天,江青对我说:“小杨,在我睡觉的时候,你回钓鱼台一趟,把我给主席选送的参阅件统统拿到这里来。”我问道:“主席画圈的或没画圈的都拿来吗?”她说:“对,都拿来,一件都不能少。你不要问为什么,叫你去拿就去拿,越快越好。”当天晚上,我利用她睡觉的时候把她要的材料从钓鱼台10号楼拿到了西山,装了足足两个纸箱,叠在一起有一米高。第二天,她到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去报告她说:“江青同志,你叫我拿的材料,我拿回来了,你看放在哪儿?”她说:“就放在你的办公室里,你要保存好,不能丢失。你今天就在咱们这个大院里选一个避风的地方垒个大炉子,我要亲自销毁这些材料,要打仗了,以防落到敌人手里。这件事儿你马上去办,垒好以后,我还亲自去检查。”她手一挥,说:“你去吧。”
  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我打电话找到了那里的管理科科长,请他帮忙垒炉子。他答应得很痛快,马上组织人力,搬运物料,只用了两个多小时,就在庭院北头的西墙根垒了一个炉子,还用粗铁管安装了一个烟囱。垒好后,我去报告正在吃午饭的江青。她听了以后,说:“我知道了,你去吧。”因为进餐厅以前,已经服过安眠药,她不愿意多说话,怕精神了不能入睡,所以,我报告她的时候,眼皮都没有抬一下。我当然也没敢多说话,就退了出来。
  江青心里有事要办,所以此日午觉睡得时间不长。起床以后就打铃向我要那些材料,说她要亲自监督我把那些材料销毁掉。我说:“要不要把主席画了圈、写了字的材料留下来继续保存?烧掉太可惜了。”她瞪了我一眼,不高兴地说:“留下来,你想干什么?不留,全部销毁!”我说:“不留,不留,全部销毁。”她还小声叨叨:“这是我和主席的东西,我有权力处理,别人无权过问。”我装上柴火,放上材料就走到了炉子旁边。江青说:“不错嘛,这炉子修得比较好,比钓鱼台那个修得好,点火吧。”我先把几页散纸塞进去点着,再把大厚本的《大参考》、《红旗》等撕开,扔进去,用事先准备好的木棍把纸挑起来,这样烧得快些。一开始,江青离炉子很近,为的是认真监督我,怕我私藏几份。当炉火烧大了,熊熊的火焰烤得周围热呼呼的,她就躲开了,只是远远地张望。材料烧完、烧尽后,我过去报告她:“江青同志,销毁完了,请你检查。”她走过去,拿起木棍,挑了几下,放下木棍,说:“好,我又办了一件大事。”她一边往回走,一边说:“要不是搞战备,要打仗了,我才不销毁这些材料呢!这些东西说明我为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工作,主席对此不只一次地肯定过。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下半年以来,主席不愿意看我送给他的材料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

  ◇ 毛主席送江青五个玉米

  2009年6月,我看到《湘潮》上曹英的一篇文章《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前的关键决策》,该文披露:“姚文元在197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毛泽东在8月15日中秋节。毛主席送给江青五个玉米,而且指定是五个,江青同志送张春桥和我各一,我在吃晚餐时吃了。一面嚼着清甜而韧的玉米粒子,一面凝神细思主席的用意所在,觉其味无穷。”
  这一情节勾起我的一段回忆:中秋节那天晚上,江青从外边带回了两个玉米,她说:“主席给了我五个玉米,我给了康老、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个,这两个给我留半个,另外的给你们工作人员吃了吧。”这样,我也吃了一小截。毛主席送给江青的五个玉米是黏性的。当时,我对主席送给江青的玉米为什么不多不少正好是五个没敢多想。
  但是我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尤其是“九一三”事件以后,毛主席不太想见江青了。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江青到中南海去看毛主席还比较方便,只要毛主席不是在睡觉,不是在接见外宾,不是在参加常委会,她想去的话,只要打一个电话说去就去了。有时看了毛主席以后,她还在丰泽园(毛泽东住所)住上一个晚上,她说这是回家。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她再想去看毛主席,就更不方便了。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来电话,他说:“杨银禄同志,主席叫我通知江青同志,说他年纪大了,需要安静。如果江青要来看望主席或请示汇报什么,必须经主席同意才能来,如果未经同意,来了也不见。请你先向江青同志转达主席的指示,江青同志有什么意见,我再跟她解释,这样做,有回旋的余地。”
  我知道,给江青传达这样的指示是很困难的,但是汪东兴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又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得听他的。明知此事汇报给江青以后,她会不高兴,甚至会发脾气,我也得硬着头皮报告她。不出所料,她果然大发脾气:“我去看主席,我的丈夫,还受限制?这是主席的指示,还是你们汪主任的意见?”我说:“汪主任说了,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她说:“是你们汪主任出的主意吧?我得亲自去问问他,我不相信主席会有这样的指示!”
  1999年3月21日,我们7位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的同志,去看望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吴阶平同志,其中有康生的秘书黄宗汉。那天他悄悄地把我叫到一旁,问我:“老杨,有件事我问问你好吗?”
  我说:“你问吧,没关系。”
  他说:“1970年9月中旬,也就是旧历8月中旬的一天,毛主席送给江青五个玉米,你还记得吗?”
  我说:“记得,我还想问问你呢,你说说那件事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康生对于这件事,跟我说过:‘那五个玉米主席肯定指的是军委办事组的那五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玉’寓指‘欲’,意思就是说,庐山会议上的问题还没有完,预示着还有更大的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嘛。‘米’寓指‘迷’,意思是提醒江青在斗争中不要迷失方向,头脑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以此可以看出来主席对江青的看法有所变化,我的这种分析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更不要向江青透露,江青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敏感,她会领悟到主席送给她五个玉米的含义的。’”
  黄宗汉说完,我没说什么,因为我对康生的解读将信将疑。
  粉碎“四人帮”以后,汪东兴回忆说:“有一天江青几次打电话要见主席,主席坚决不同意。可是,江青硬是闯到了主席住地中南海游泳池。江青对哨兵说:‘不要通知,我不到主席那里去,我要到里面看看卫生,就出来。’年轻的哨兵被欺骗了,江青在室外游泳池转了一圈后,就从室内游泳池北门进去了。她见到张耀祠就训斥道:‘你老糊涂了,为什么不尊重我!哨兵为什么不让我进?’她头也不回地进了主席的卧室。主席见到她就发火了,立即把我叫去,狠狠地批评道:‘为什么不把江青挡住?她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我的同意不能来。’主席批评后,我马上找了张耀祠、陈长江等人开会,我对他们说,遵照主席的指示,任何人不经主席同意都不能进来,江青也一样。要给哨兵下死命令,当作政治任务来做,保证主席的安静和安全。如果没有经主席同意,江青执意要来的话,在宝光门检查站就开始挡驾,不让她往北来,执行主席的指示一定要坚决,不能有丝毫的犹豫。”

  ◇ “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主席?”

  有一天,江青坐着大红旗轿车,高高兴兴地进了中南海,准备去见毛主席。到了宝光门,她叫司机向左拐,说是去见主席。警卫战士非常果断地伸手将红旗轿车挡住。
  因为大红旗车是三排座位,车身很长,所以坐在后排座位上的江青没有看到哨兵伸手挡车。车停下后,江青问司机:“你怎么不走了?”司机说:“哨兵不让过。”江青听了以后,气呼呼地从车上下来,质问警卫战士:“为什么挡我的车?我是江青,我要去看主席,躲开!”
  这时,一位干部立即从检查站室内走出来,恭恭敬敬向江青行了个军礼,解释道:“报告江青同志,对不起,你现在不能到主席那里去。”
  江青又质问:“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主席?这是谁的命令?谁敢挡我?”
  这位干部回答:“这是上级的命令。”
  江青进一步质问:“你的上级是谁?我去找他,岂有此理!”
  这位干部和气地说:“我的上级是我们部队的领导,他们工作很忙,不好找。”
  江青说:“那好吧,我的汽车就停在这里,我步行去主席那里,行不行?”
  这位干部坚持原则,执行上级的命令坚决,他说:“那也不行,你现在不能到主席那里去,请你原谅。”
  江青气得两手发抖,满头冒汗,霍地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举手就要打这位干部。这位干部不火不急,又向她行了个军礼,不慌不忙地说:“报告首长,请你不要打人,打人是不对的!”
  江青双眼圆瞪,两腮抖动,大声说:“我打了你又怎么样?你敢还手?!”
  这位干部说:“我们的上级教导我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请首长息怒!”
  江青无奈,只好钻进汽车往右拐到她自己住的地方去。
  她知道没有毛主席发话,谁敢阻挡她呀!回到钓鱼台以后,她还不服气地打电话跟汪东兴吵了一架。
  事后,汪东兴把警卫战士挡驾江青的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以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态度很释然,连连点头说:“那好哇,挡得好哇。以后没有我的批准,还是不让她来我这里,不然我就不得安宁了。”
  汪东兴为难地说:“好是好哇,我就怕她对我说三道四,不好办。”
  毛主席说:“你怕什么?不许她来是我下的命令,如果她找你的麻烦,有我顶着!”
  为了见到毛主席,江青想了不少办法。她以锻炼身体为名,要求到主席住地中南海游泳池去游泳,这样她就可以趁机会很方便地见到主席。
  第一次请示主席没有回音;第二次请示,还是没有回话;过了两天再次请示时,主席终于发话了,他生气地说:“江青这个人不理解人,也不体贴人。人老了,想安静些,她就是不让我安宁。江青要来,我就走。”
  到了第四天,江青再次请示主席时,游泳池警卫值班室的工作人员说:“主席到外地去了。”
  我把毛主席去外地的消息报告江青以后,她非常生气地说:“怎么,主席到外地这样重要的情况,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还对我进行封锁?”
  她沉思了片刻,又说:“我的身体不好,他是知道的,我想游游泳无非是想锻炼一下身体,调整一下情绪,松弛一下神经,没什么别的意思。可是,请示几次他也不回话,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原来他是想躲开我呀,既然不欢迎我,我也就不去了,何苦搞没趣儿。”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江青对主席发泄不满情绪。
  江青怕牢骚话传到主席那里去,挨批评,又解释说:“我和主席共同生活了多年,我是最了解主席的性格的,他这是爱护我,怕游泳累着我,况且主席年岁大了,他想安静一些。虽然我是主席的妻子,可是这几年,想见主席一面是多么地不容易啊!你们不理解吧,这才叫政治夫妻呐。”

  ◇ 江青的姐姐李云露

  江青有一个同父异母的亲姐姐居住在北京,“文革”期间经济收入很少,生活相当困难,江青对她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帮助和照顾,就像没有这么个姐姐一样。
  党的九大以后,我发现一个叫李云露的人经常给江青写信,内容一是说想念江青,想见江青一面,想念李讷;二是了解江青的身体情况,请她保重身体;三是告诉江青她的生活比较艰苦。信中虽然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但言下之意是想得到江青的一点帮助。江青每次看完信以后都置之不理,一不回信,二不回话。
  一开始,我不知道李云露和江青是什么关系。有一天,我好奇地问江青的老厨师程汝明,他告诉我,李云露是江青的亲姐姐,以前住在中南海,给江青做家务,带孩子,以后得罪了江青,江青一气之下,就把她赶出了中南海。从此以后,江青再也不认这个姐姐了,没任何来往。
  1972年5月,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生了孩子,又雇了一个保姆。既要给孩子买牛奶,又要付保姆费,李讷的工资低,钱不够用,生活很困难。1973年,李讷将她的困难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汇报了,请求爸爸给予帮助。她说:“我不敢跟爸爸说,怕爸爸说我过不了艰苦的生活,请张叔叔跟爸爸说说。”张耀祠很同情李讷,如实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给予李讷帮助,并问张耀祠给多少钱合适呢?张耀祠鼓着勇气说:“那就给8000元吧。”毛泽东想了一想说:“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个人给8000元,平均吧。”

  于是,主席批了一个条子,从他的稿费里取出了32000元人民币,给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人8000元。当时贺子珍正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治病,她说:“我看病的医疗费公家能报销,不缺钱用,把钱全部退给主席吧。”并说:“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后来经过做工作,她把钱收下了。出院结账时,不能报销的自费药有3000多元,这个费用就是从毛泽东给她的钱中支付的,剩下的4000多元,贺子珍退给了毛泽东,并一再向毛泽东表示感谢。江青则毫不客气地收下了。给李讷的8000元,毛泽东的管理员吴连登只交给了她3000元,另外5000元帮她存入了银行,一是存在银行还有点利息收入,二是叫她慢慢用,如果很快就用完了,再向主席要就困难了。
  一直对李云露不理不睬的江青,在毛泽东去世之前,突然想起要关心一下她的姐姐。于是,立即派厨师程汝明代表她去看望,看看姐姐生活过得如何,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
  当时,李云露住在清华大学一间平房内,她与程汝明在中南海就认识了。见到程师傅时,她很高兴,也很激动,双眼含泪,询问江青的身体怎么样?工作忙不忙?李讷好不好?她说李讷是我带大的,很想念她,很想见见李讷。
  程师傅一边回答李云露提出的问题,一边环视屋内的情况:床上的被褥比较破旧,屋内生着一个煤炉,烧过的煤球和没有烧过的煤球都堆在地上,凌乱不堪。屋内的温度也不高。程师傅看到这些情况后感到一阵阵心酸,心想,姐妹俩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了。李云露离开中南海以后,江青从未关照过她,日子过成这个样子。李云露是一个好强的人,程师傅问她生活有什么要求时,她摇摇头,说没有要求,希望江青、李讷注意身体。
  程师傅回到钓鱼台以后,将他看到的情况向江青如实地作了汇报。江青说,请程师傅再去一趟,从我的存款里(江青没有什么存款,她指的存款是毛泽东给她的8000元钱),送给她5000元钱,以帮助她的困难生活,也算了结我的一个心愿,还了债。程师傅及时办理了,这使得李云露感激不尽。毛泽东去世以后,江青感到用钱紧张,又想把送给她姐姐的5000元钱要回来。程汝明和吴连登劝说江青不能再要了,钱已送出去了,再要回来影响不好。江青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这才没去要。

  ◇ 哥哥李干卿辛酸的求见

  江青还有一个哥哥叫李干卿,1901年3月13日出生,比江青大十三岁,“文革”期间在济南火车站工作。
  1970年春天,李干卿带着他的小儿子来到北京求见江青,中央办公厅把他们父子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住下。
  一天下午,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我打电话,叫我报告江青,说她的哥哥和侄儿来北京了,要求见见江青,见与不见由她决定,“他们现在住在中直招待所,她要见的话,你给中直招待所的领导打个电话通知她哥哥”。我将此事报告江青以后,她两眼紧闭,思索了好大一会儿,才犹豫不决地对我说:“这事难办,他们对我搞突然袭击,来以前也不来信问问我让不让他们来北京,这叫私闯京城啊!既然这样,告诉他们,我工作很忙,不能见,立即叫他们回去。”
  “好,我立即通知中直招待所打发他们回原籍。”我说完转身就走。
  “你站住!还不能这样说。”江青说,“他不是带了一个孩子吗?你请汪东兴派人到主席的礼品库里找一架最次的照相机,送给孩子,再带上半斤茶叶送给他的父亲,他好喝茶。告诉他们我现在工作太忙,我抽不出时间见他们,叫他们赶快回去,他们来北京找我不就是要点东西吗?真是穷疯了,他们看到我送的东西,自然就会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趁江青睡觉的时候,带上江青的“礼品”来到中直招待所,看到了李干卿他们父子二人。李干卿胖胖的,身体很结实,他儿子十五六岁,长得满精神。自我介绍以后,我说明了江青不能见他们的原因,请他们早点回山东,并把江青送给他们的“礼物”交给了他们。

  他的儿子毕竟还是孩子,看到照相机觉得很新鲜,专心致志地摆弄着玩。
  江青的哥哥听我转达江青的话以后,流下了眼泪,双手托着两腮很久没有说话。
  我临走时,他忙站起来,双手握着我的手恳求说:“我这样大的年纪了,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来北京了,今后再也不会见到江青了。请麻烦你再跟她说说,请她见我们父子一次吧,拜托你了。”
  我同情地说:“可以,我再向她请示请示,能见你们更好,不见,我也没有办法。我报告她以后,她有什么话对你们说,我通过招待所的领导转告你们。”
  李干卿连连说道:“谢谢,谢谢!”
  回到钓鱼台后,已经夜里11点了。躺在床上刚迷糊着,江青就打铃起床了,我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江青到了办公室,我把李干卿想见她一面的请求报告她。她说:“这老东西真不识时务,他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解放以前他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以后被我们的人民政府审查和管教过,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脸要求见我,真自不量力!我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会见一个曾为国民党扛过枪,与人民为敌,被人民政府镇压过的人,那我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她咬牙切齿地说:“你叫招待所的同志通知他,我还是不见,立即叫他们回去,不能在北京久留!”

  江青对我解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复杂激烈,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我是不利的,会影响我的。我没有钱给他们买火车票,叫他们自己买票回去,他们能自己来,就能自己走。”
  据我了解,江青说的李干卿被审查和管教的事是这样的: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卿,但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没敢查下去。1959年江青要接李干卿到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便责令山东公安厅正儿八经地查下去了。调查的结果是,李干卿曾在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当过“师爷”,即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巡防组组员等职务。1939年,在日本宪兵队的威逼下,李干卿曾写信给江青进行策反。1945年李干卿曾入室抢夺王虎牌手枪一支。1948年至1951年偷窃过面粉,贪污大米、鸡蛋及数百万元(相当于现在的数百元)人民币。李干卿的劣迹颇多,在“三反”期间受过处分。
  后来,事情闹大了,发展成了李干卿事件。因为对李干卿的调查激怒了江青,江青便在“文革”中进行报复,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哭着说:“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呀!”随即陈伯达、江青从北京派出三人到济南把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锋、副厅长李秉正、交际处处长陈静波、警卫处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等六人全部逮捕。除张国锋身患癌症外,其余五人用专机押送北京,受尽折磨,这桩案子到1977年才得到平反。
  我不明白,一直为其哥哥鸣冤叫屈的江青,怎么一下子变了脸色,对李干卿的到来无动于衷。
  我按照江青的指示,打电话给招待所的领导同志,动员他们父子回去。江青的哥哥接到第二道叫他们回去的命令以后,再次留下了伤心的眼泪,但仍坚持不离开北京,继续等待江青的接见。
  大约过了两天,江青叫我打电话问问中直招待所她哥哥离开北京了没有?我打电话问招待所,招待所的同志说,还没有走。
  这时,江青心里很矛盾:不见吧,他们执意不走,在北京住的时间长了,对她影响不好;见吧,又怕别人说她阶级界限不清。经过思想斗争,她决定还是见一面,赶快把他们打发走。为了避嫌,江青叫我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他报告主席她哥哥来求见的事,并请示“我见他们一面好,还是不见好”。
  毛泽东回答说:“为什么不见?国际战犯都能改造好,国民党的高级人物我都可以见,难道你的亲兄长都不敢见吗?你不能六亲不认吧!见,一定要见。”
  当我把主席的话报告给江青以后,她决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父子。江青说:“像他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没有资格进中南海和钓鱼台,在大会堂见一见,就够抬举他的了。”
  会见时,面对多年未见面的哥哥,江青没有表现出一丁点想念之情,反而像训斥小孩子一样,疾言厉色地教训了一番。
  她说:“你们到北京来,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汇报?你们这是逼着我见,搞突然袭击。像你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能乱跑,更不该私自到北京来。你一来搞得我很被动。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来北京,你今天立即离开北京。”
  李干卿虽然受到了妹妹的训斥,但是终于见到了身居高位的亲妹妹,还是很高兴的,并没有提任何要求。他激动地对江青说:“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可是,我实在是想念你,这个孩子没有见过你这个亲姑姑,常常念叨见见你,今天见到了,我们明天就走。”说着说着,又流下了泪水。他用颤抖的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不太干净的手绢擦了擦眼泪。江青还没有等他擦完,站起来,头都没有回一下就走了。

  ◇ 江青与毛岸英、毛岸青

  江青孤独的童年,形成了她独特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对人漠不关心的怪癖性格。在家庭中她没有最亲近的人,在工作环境中她没有最好的朋友,在人际交往中没有知己。她和她的子女们关系都不融洽。
  毛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是毛泽东很喜爱的长子,童年很苦,和母亲一起坐过国民党的监牢。母亲壮烈牺牲后,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一起以卖报纸、捡破烂为生。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关怀下,艰难地回到父亲的身边,后来到苏联留学。
  1946年2月,毛岸英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到延安。一天下午,毛岸英来到毛家坪,向爸爸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毛泽东听了以后,高兴地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但学的都是书本上的知识,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外一所大学,这个大学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送你去好吗?”“好,很好。”毛岸英非常爽快地答道。临走时,毛泽东把自己打过补丁的一套灰布衣服给他穿上,一再嘱咐他到了乡下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向群众学习。毛岸英遵照父亲的嘱咐,背着小米、菜籽和被子去上“劳动大学”。到了乡下,积极参加了生产劳动,运肥,耕耘,除草,浇水,收割,样样农活都抢着干,不懂的虚心向农民请教。毛岸英“劳动大学”毕业,脊背晒得黝黑黝黑的。毛泽东看到后,又听了儿子劳动锻炼的情况汇报,高兴得很。
  毛岸英是一个非常听父亲的话又非常要强的好青年。以后他又到工厂做工,解放后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支部副书记,雄心勃勃,血气方刚,很想干出一番事业来。朝鲜战争爆发,他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立即递交了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申请书。恰巧此时,彭德怀赴京向毛泽东汇报志愿军总部组建工作。毛泽东便把毛岸英交给了彭德怀,要他带岸英到朝鲜去经受战火的考验。就这样,毛岸英离开了生他养他的祖国和他最敬重的爸爸,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的第一天,美机轰炸志愿军总部,毛岸英不幸牺牲。

  江青只比毛岸英大7岁,从江青进入毛氏家庭以后,就和岸英的关系不好。江青曾跟我们说过:“毛岸英是主席最宠爱的孩子,这我不反对,父亲爱孩子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但是,毛岸英认为自己有文化,懂知识,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和我吵架。我虽然大不了他几岁,但从辈分上讲我还是她的继母嘛。每次吵架,主席总是批评我,让着他,这样,他对我就更加放肆了,更不尊重了。有时,我们见了面他连话都懒得说一句,把脖子一歪走开了。哎,人都不在了还说他干什么,对过去特别不愉快的事情难以忘记,不想讲的事,又不由自主地讲出来了,还讲给你们这些孩子听,不必要。”
  江青讨厌毛岸英是不足为奇的:一是因为岸英不是她亲生的;二是毛泽东喜欢岸英,江青嫉妒;三是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长子在家庭中的身份和地位特殊,这对江青野心的发展,是一种障碍和威胁。
  赴朝作战前夕,毛岸英与刘松林结了婚,刘不久在军队得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他们的爱情深厚,日子过得很美满。而江青与刘松林的关系很不好,刘松林说过,江青从一开始就对她“蔑视、嘲讽、侮辱”。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毛泽东失去了亲爱的儿子,难过地掉下了眼泪,江青口中却经常哼着小曲子。刘松林说,岸英之死使江青感到“无限的狂喜”。毛岸英的葬礼,江青没有参加。而且,江青慢慢地对刘松林施加各种压力,逼她搬出中南海。后来,江青又没收了刘松林进出中南海大院的通行证。
  刘松林听到毛泽东和江青争论她的前途问题。江青坚持取消给刘松林的生活补贴,毛泽东愤怒地对江青说:“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要照顾刘松林。”毛泽东和刘松林谈话,抱怨江青的唠唠叨叨,抱怨她对毛岸英没有感情。他气愤地来回踱步,走到书架前,取出一本古书,给松林读了一篇描写树木河流的浪漫的散文:“树老了,落叶飘零,慢慢地倒下死去;旁边长期陪伴着它的河流,为大树的死去黯然神伤,慢慢地停滞了,干涸了。”毛泽东告诉松林,江青对这个家的感情,还不如河流对大树的感情。毛岸英对江青冷酷的心,非常反感。岸英赴朝参战前夕对刘松林说:“我走了,你出院后,每个礼拜六要去看看爸爸,不要我不在你就不去了。”

  岸英又对刘松林说:“江青只顾她自个儿,根本不照顾岸青,她不爱我爸爸。我曾骂过她,说既然你不爱我爸爸,滚开就是了,何必赖在这里。你也得小心,她这个人是很记仇的……”
  使江青最感到讨厌的还是毛岸青。岸青曾被人打伤过头部,大脑受过损伤,心理状况一直不好。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对岸青的精神造成了进一步打击,1951年秋季发过一次比较厉害的精神分裂症。当时,他在中央马列研究所工作,在办公室里与人吵架,发脾气。父亲把岸青叫到中南海,开导他,想缓和一下他的情绪,恢复精神健康。江青却对毛岸青横眉竖眼地进行训斥,并把他关进一间屋里。岸青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后来,岸青被送到大连的某医院进行治疗。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位姓徐的护士。江青大为恼火,坚决反对他搞对象。于是,江青提议把他送到苏联去养病。岸青在莫斯科又爱上了一位苏联护士。这一次,江青一反常态,出人意料地表态,岸青应该与那位苏联护士结婚。她是想叫岸青在苏联定居,这样永远不会再惹出什么麻烦,去掉一块心病。本来很吝啬、一毛不拔的江青,却把项链和衣料送到莫斯科,作为礼物送给未来的新娘。遗憾的是这桩婚事没有成功。
  江青听到岸青与刘松林的妹妹邵华相爱的消息,如晴天霹雳,坚决抵制。江青开始控制岸青寄往中南海的信件,扣下很多,并烧毁一部分。毛泽东发觉后,给岸青写信:“你写给我的信,不要经过他人,最好叫松林、邵华或李敏转交给我。”毛泽东说的他人显然指的是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岸青与邵华结了婚。为此,江青好几年没有和岸青说话。
  江青阻止、反对岸青与邵华的婚事是显而易见的,她是怕他们结婚后会在毛家增强“杨开慧的势力”。江青这种怀疑使家中本来紧张的关系又进一步恶化。

    ◇ 江青与李敏

    李敏,1937年冬生于陕西延安(为贺子珍所生),1940年前往莫斯科,随母亲贺子珍一起生活。第二年,德国入侵苏联,她们母女的生活条件变得异常艰苦。1949年春夏之交,李敏随母亲回国,暂住沈阳。同年由姨母贺怡带领,重新回到父亲毛泽东身边。

    李敏的中学时代,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度过的。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考取了北师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和原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的儿子孔令华结了婚。一年后,李敏生了个男孩,取名孔继宁。毛主席非常高兴,经常抱抱、亲亲可爱的小外孙。江青却对李敏一家十分冷淡,还经常借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寻衅滋事。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中南海。毛主席不想让他们离得太远,李敏和孔令华商量后,先搬到中南海内较为偏僻的一栋平房居住。住了段时间,江青还是经常找麻烦。于是,李敏、孔令华带着孩子搬出了中南海。搬出去以后,根据江青的指示,他们出入中南海的证件被收回。从那以后,李敏想要进入中南海就很困难了。
    据彬子编的《毛泽东的感情世界》一书记载:“‘文革’初期,李敏在国防科委院校局工作,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任助教。李敏虽读过父亲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但对这场运动并不理解。她对‘造反派’说:‘人各有志,你们造反未必我也要造反,不造反就有罪,这是什么道理?’于是,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李敏,开她的批斗会,进而将她关押五个月之久,教育战线在运动中首当其冲,深受破坏。被江青封为‘四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说李敏不是江青生的,孔令华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扬言一定把他们从毛主席身边挖掉。韩爱晶在大闹北航的同时,还把手伸向国防科委机关,将在长征途中打断一条腿的钟赤兵副主任拉到北航大会批斗。李敏、孔令华觉得这是江青一伙在捣鬼,决定去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

    “经过一番周折,李敏终于到了毛泽东的住处。然而,事有凑巧,她一进门,便碰上了江青。得意一时的江青,一眼瞅见李敏,就大声地挖苦她:‘小保皇回来了呀!现在正搞运动,回来干什么?想摸底呀?’”“江青挖苦李敏的话,毛泽东听得真切,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门口,招呼李敏说:‘当小保皇有什么关系。回来摸底光明正大,搞运动不准女儿见父亲,岂有此理!’他把李敏拉到屋里,仔细听取了李敏反映的情况。他对批斗钟赤兵的行为明确表示反对,说:‘钟赤兵是好人,是打仗出来的,是有功的。’并要求李敏回去传达。这话后来有效地保护了钟赤兵。”
    “从毛泽东患病到去世,李敏总共才见了爸爸三次面。第一次是她在孔令华所在部队的驻地接到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毛泽东病重,让李敏去看他。等李敏赶回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让她看一眼,就让她走,说:‘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去吧。’李敏不肯走,说:‘这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呆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江青的话又冷又硬。‘你要这样,以后再也不让你来看了。’”“李敏仍然不肯走,她气愤极了:‘我看爸爸还要你让吗?’”

    “果然,从此以后,李敏再也听不到爸爸的消息了,没有任何人告诉她毛主席病况如何。她曾经到中南海门口去过一次,请求会见,但没有获准。”“李敏第二次见爸爸,那是她看到中央一个文件中,谈到毛泽东的病情以后,她不顾一切,立即到中南海门口求见,这次她倒是进去了,见到了爸爸。毛泽东仰卧在床上,疾病折磨着他,脸容憔悴,声音微弱,但神情十分清醒。他见到李敏站在床前,拉住李敏的手说:‘娇娇,你来看我了。’”“李敏点点头。”“过了几天,李敏接到中办的电话,让她去看毛泽东。中办派来的汽车把她接进了中南海。她以为父亲已经转危为安了,没有想到的是爸爸已经离开人世,输氧的罩子已经撤了,她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父亲去世了,李敏要求为爸爸守灵,江青不答应,没有办法,她只得一连几天排队,随着首都瞻仰毛泽东遗容的人群进入爸爸的灵堂,肃立在那里,向爸爸最后致意。”

    对于彬子的叙述,我进行过详细考察,是比较真实的。
    1971年8月上旬,江青在青岛休息。有一天,她在那里见到李敏后对我说:“李敏这个孩子看起来文静贤惠,对我毕恭毕敬的,很少说话,但她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我曾经批评过她站错了队,她不但不服,还到主席那里告我的状。国防科委有个叫钟赤兵的高级干部,这个人恨我,反对中央文革,李敏偏偏要保他,她还鼓励主席保他,她这样做明明是对我来的嘛!我说她是个小保皇派,她仗着有主席的支持,竟敢向我拧脖子,厉害得很哪!孔令华也不听我的话,难哪!我们这个家庭情况很复杂,我和主席家的人是很难相处的。李敏就是其中的一个。”

    ◇ 江青与李讷

    李讷1940年8月3日生于延安(为江青所生)。江青不止一次跟工作人员说:“共产党员只有工作、工作,不应该生孩子,生孩子是党外人士的事。我生下李讷就是一个失误。我怀她的时候就不想要她,可是主席喜欢小孩子,我也只好生下她了。”
在战争环境中,居住地点不定,生活很艰苦,李讷六七岁还不能接受正规教育,只有保育员教她识字,到西柏坡才开始上小学。进京后到万寿路育英小学插班读四年级。李讷聪明伶俐,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53年,考入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1959年考进北大历史系。1960年困难时期,由于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大病一场,1961年休学一年,1965年才大学毕业。
  1965年,李讷被分到解放军报社当编辑,第二年当上了解放军报社总编(当时李讷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编者注),那时李讷才26岁。“文革”期间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复杂,《解放军报》是军队中的党报,地位十分重要。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担任如此重要的领导职务,不但工作繁忙,还要参加政治斗争,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应付江青的政治需要,其难度可想而知。李讷精神高度紧张,体质明显下降,吃不下饭,即使每天睡觉前吃大量的安眠药,仍然难以入睡。
  我是1967年10月初调到江青那里工作的。那时,江青住在钓鱼台11号楼,李讷也住在那里,她的宿舍与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只有一墙之隔。我比她大两岁,她经常叫我“杨大哥”。她对我们工作人员比较尊重。有一次,她听她妈叫我“小杨”,就开玩笑地叫我“小杨”,她妈批评她说:“肖力(李讷进入解放军报社时改名肖力——编者注),我可以叫‘小杨’,但是,你不能叫‘小杨’,他比你还大两岁呢。”从此以后,她有时叫我“杨大哥”,有时叫“银禄同志”,或叫“老杨”。李讷身体非常虚弱,神经也非常衰弱,稍一活动就出虚汗,不时表现出烦躁不安的神态。
  那时,通讯还不发达,一栋偌大的楼房只有五部电话:江青办公室有两部,厨房一部,大门口一部,我的办公室兼宿舍一部。李讷的宿舍没有电话,但她在解放军报社挂着总编的职务,报社有些重大的事情要请示报告她,她认为重要的事情也要通知报社,因此经常到我屋里接、打电话。由于心情不好,有时她在电话里就跟对方吵了起来。她怕母亲听到打电话的声音,每次接、打电话都把门关上,一讲就是很长时间。江青睡觉以后,我抓紧时间整理文件资料,锁上门睡觉,经常是刚刚躺下,李讷就按响电铃要到我的屋里打电话。我赶紧全副武装(那时我是军人),穿好衣服,开门说:“请进。”她打电话少则十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有时一个晚上(江青是夜间办公,睡觉时间实际是白天)进来四五次打电话,闹得我也开始神经衰弱,吃安眠药了。我嘴上不好意思说,可是心里烦极了。

  后来,我鼓足勇气向汪东兴提出给李讷安一部电话,并把她的宿舍从一层搬到二层。汪很快就答应了,并负责说服她搬到二层去住。李讷同意搬家。我们要给她打扫房间、布置家具、安装电话,于是请她暂到丰泽园居住。李讷走后,我们利用江青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间很快给李讷打扫干净了房间,布置了家具,搬了家。我派人到中南海把新宿舍的钥匙交给她。也怪我想得不细致,应该给她安上电话后再把钥匙交给她。
  过了两天,李讷打电话问我:“是不是你找汪叔叔叫我搬的家呀?”我回答:“是我。”“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讨厌我?叫我离你远一点?”李讷又问。我解释说:“不是的,我为了你好。二层只有江青同志和你二人居住,比较安静,你身体不好,睡眠很差,楼下人多,影响你休息。”李讷说:“我明白了,看来你的心还是蛮好的,谢谢你的好意。”我以为她真的理解了我的意思,就心平气和地说:“你最近几天能不能回来一下,请你来看看家具布置得合适不合适?电话安装在什么位置?”
  这时,李讷火冒三丈地说:“你现在就给我安电话,我回去就用。”我耐心地说:“门钥匙在你手里,开不了门,怎么安装电话呢?要不我派人到你那里去取钥匙。”她一听火气更大了,不讲理地说:“钥匙我不给,门我不开,锁不能搞坏,你今天就得给我安上,这是我的命令。”
  “文化大革命”风云变幻,加之各种压力,李讷的性格、对我们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我第一次听到她说出这样不讲道理的话来。我毫不客气地说:“肖力同志,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后代,你现在也是一位高级干部,怎么失态不讲道理了呢?咱们是同龄人,你怎么不尊重别人了呢?”她停顿了一会儿说:“我不讲理了,你看怎么办?”我说:“如果你再不讲道理的话,我就想办法报告主席。”她说:“别,别报告我爸。”我看她的态度软下来了,就心平气和地说:“算了,算了,在你方便的时候请你来一下,好尽快把电话安上。”她答应说:“那好吧。我刚才对你态度不好,请你不要生气,我是心情不好,对不起了。”
  李讷的无理我并不怪她。我理解她当时的处境:工作多,压力大,江青不但没有给她更多的母爱,还经常叫她这样做、那样做,她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边缘。况且,她那时已29周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江青对她的婚姻关心不够。由于江青疑心较大,反复无常,谁敢给她的女儿介绍对象呢?人们对她都是虚与委蛇,敷衍应付,敬而远之,李讷的苦恼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母亲的江青不是关心女儿李讷的身体健康,而是如何控制更多的权力。在她的建议下,李讷先后担任过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
  1970年下半年,李讷神经衰弱得非常厉害,身体几乎垮了。中央办公厅领导建议并经毛泽东和江青同意,李讷到了江西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一面休息,一面适当参加劳动锻炼,以松弛神经、促进睡眠、增加食欲、增强体质。
  中办五七学校的不少学员都认识李讷,对她很客气、很关心,连队的领导对她也很照顾。但李讷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同大家一起劳动、吃饭、休息,泼泼辣辣,干活不惜体力,不怕脏,不怕累,经常满脸汗水,浑身是泥。她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搞得很好,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几个月后,李讷的神经衰弱大大减轻,睡觉好了,吃饭香了,体质明显增强。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毛泽东和江青接到中办五七学校校长——毛远新的姐夫曹全夫(毛远志的丈夫)的来信,说李讷在五七学校一切都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并在五七学校找了一个男朋友,叫小徐,是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服务员,也在五七学校劳动锻炼,该同志身体健康,精明能干,政治可靠,年龄比李讷小一些,其父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小徐的出身没有任何问题,本人情况比较好,现在他俩感情很好,如果主席和江青同志同意的话,他们近期就可以登记结婚。
  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孩子的婚姻由孩子自己决定,我们不宜干涉。江青看了信以后,闭目不语。因为主席已经明确地表态,即使江青不同意,她也不好提出相左的意见。信在办公室放了好几天,江青迟迟不表态。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问:“曹全夫同志写给主席和江青同志的信你给江青同志看了没有?江青同志批了没有?江西那里还等着意见呢。”我说:“早就给江青同志看了,还没有批示。”汪东兴说:“你在她精神好的时候提醒她批一下。”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提醒。”
  我到了江青的办公室,她正在看文件。由于晚上的觉睡得不错,没有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样子。我问:“江青同志,曹全夫同志的信你批了没有?汪东兴同志来电话说,李讷还等着回音呢。”这时,江青用力将手中的文件摔在茶几上,生气地说:“这个李讷呀,对于婚姻大事如此轻率,找男朋友也不事先和我们商量,征求老人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儿大不由爷呀!真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随她去吧。”说完,拿起笔来,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个圈。
  放下笔,用力把信扔给我并问道:“小杨,你认识这个叫小徐的吗?他的情况怎样?你知道的话告诉我,如果知情不报,你就是犯了欺君之罪!你告诉我。”我说:“我不认识他,我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曹全夫同志是中办五七学校的校长,他介绍的情况是代表组织的,应该相信他的话。”
  “对,曹全夫同志既是校长,又是我们的亲戚,正因为我相信他的话,才觉得这个人和李讷不般配,两个家庭的情况相差甚远,他们两个人的文化程度相差甚远,职务地位也相差甚远,我不相信他们俩有什么共同语言,能生活到白头偕老。你说呢?”江青问道。
  我说:“两个人的感情好比什么都好。当然,江青同志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要达到两全其美也是很难的。心想事成只是一种愿望,在实际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不,不是有一定道理,是完全正确的,不信,你等着瞧,不出问题才不正常呢。”江青不高兴地说。我想:哪有当母亲的盼着孩子婚姻出问题的呢?
  一周后,李讷和小徐高高兴兴地登记结婚了。结婚仪式非常简单,双方的家长也没参加。结婚那天,毛泽东派人给李讷和小徐带去一套《马恩全集》作为结婚纪念品。婚礼仪式是曹全夫操办的,请食堂做了两桌便饭,五七学校的几位领导参加,吃了几粒糖,吸了几支烟,就算结婚了,非常简朴。
  恩爱的小夫妻结婚后回北京度蜜月,住在丰泽园。可能是从南方回到北京不能很快适应气候变化,加上尚不习惯婚后的生活,李讷经常感冒发烧。江青找茬说小徐身体有毛病,不然为什么李讷老发烧,命令小徐到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的结果是没什么大毛病。
  树欲静而风不止。两人的婚姻并未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一天,江青到中南海看望李讷和小徐。江青听人说过小徐的字写得不错,就检查小徐的笔记本,看看他的字到底如何。刚开始还夸他字写得的确不错,后来发现小徐的笔记本上记有中南海和钓鱼台的几个电话号码(作为毛主席的女婿,为了联系方便记几个电话号码是很正常的),多疑的江青回到钓鱼台后大做文章。
  江青说:“他这是想干什么?我看他像一个特务,不然他写那么多电话号码有什么用,应该叫他立即离开中南海,也不准他到钓鱼台来,叫他离主席和我远远的,我不想再见到他。”
  我为小徐开脱说:“记几个电话号码不能说明什么,为了联系方便,不少人都有一个电话号码本。如果你对他不放心的话,是不是通过组织跟他谈谈。可以告诉他,怕电话号码泄密,只要用心记,不要用笔记,叫他保密。李讷与小徐结婚不久,他们俩的感情不错,如果在这个时候把他俩分开,恐怕不太合适。如果你认为小徐有问题,还是以教育为主,做做思想工作,动不动就采取组织措施,往往效果不好。”
  那时,我认为江青十分爱她女儿,小徐是她的姑爷,我替他说说情,江青也就放过他了。我没有料到,江青对我的话不但不参考,反而大发雷霆,她大声训斥道:“你是我们家的一个小小的职员,你没有任何发言权。我对小徐怎样看,怎样处理,这完全是我们家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你认为他是个好人,有什么证据?我认为他不好,有坐探的嫌疑,我看到证据了,电话号码就是证据。你赶快把春桥同志叫到我这里来,我有事想和他商量,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以后再做决定,这里没有你发言的权利,更没有权利教训我。”
  张春桥动作很快,10分钟左右就来到了钓鱼台10号楼。我把他引进大客厅,就退出来了。他俩都说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很快就决定把小徐送到石家庄铁道学院学习。

  从表面上看,这种决定无可非议,送小徐去学习深造是件好事。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李讷和小徐分居两地,淡化他俩之间的感情,为离婚做准备,这就不可思议了。李讷与小徐新婚燕尔,把小徐弄走,李讷的痛苦可想而知。李讷性格倔强,宁可忍痛割爱,也不再央求她的母亲。从此,李讷和小徐就永远地分开了。
  可怜的李讷发现自己怀孕了。由于精神折磨和身体不适,神经衰弱症更严重了,情绪非常不稳定,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整天不出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安眠药用量逐渐增加。同时,她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的惧怕、尊重、不敢多言,转变成不理睬,对她做的事看不惯,对她说的话不想听,有时见面还吵几句。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

  1972年初“批林整风”期间,江青突然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开刀(也有整汪东兴之意),这股风来得很猛。有一天深夜,江青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参观的名义,约了6名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八一厂已是午夜时分,演职员们都已休息。江青命令把他们从被窝里叫起来,召开全体演职员大会。她不讲电影艺术,专讲“批林整风”的意义。主题是讲中央办公厅出了一个大坏蛋,他就是王良恩,是周恩来的大秘书(王良恩不是周恩来的秘书,而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权力大得很,九届二中全会6号简报出笼的责任,他是有份的(这是江青强加给王良恩的)等等。王良恩受不了这种政治高压,含冤自杀。

  这天早晨,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难过地说:“真糟糕,王良恩同志受不了压力,自杀了。江青同志起床以后,你报告她一下。”我报告江青以后,她高兴地说:“好哇!这就更说明了王良恩这个人有问题,这叫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此后,批王简报一批接着一批。一天,江青叫我把6期批王简报送到中南海给李讷看。我到丰泽园李讷的住处,看见她正烦躁地在屋里踱步。看到我后不耐烦地问:“你又奉江青什么命令到我这里来。我没有那么大谱,敢麻烦你杨大秘书一趟。”我说:“你这是客气呀,还是讽刺我呀?”李讷用疲倦红肿的眼睛瞅了我一眼,说:“我是讽刺她,不是讽刺你。开个玩笑,何必当真。”我笑着说:“别开玩笑了,你妈叫我送给你几份简报看看。”

  她接过简报,粗略看了一下题目,就非常生气地大声说:“叫我看这些干什么?!”一下就把简报从窗户扔到院子里,散落了一地。我忙说:“李讷,你不看也别扔到院子里,万一丢几份我可不好交代呀!”“告诉她,以后不要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看,我早就烦透了。”李讷说。当时,我不知道她烦什么:是烦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还是烦江青打倒一个又一个领导人?

  三月底四月初的一天,凌晨3点,李讷来到钓鱼台江青的10号楼,要求见江青。江青刚刚睡觉,大门口值班的同志说:“江青同志刚睡下,你现在见她不是时候。”李讷不听劝阻,硬是往里走。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植物神经紊乱,睡眠不好,你是知道的。现在打扰她,今天她就不可能再睡了,她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吃不消。请你现在回去,等她起床后,我报告她,就说你晚上来这里找过她。她如果同意你来,我打电话请你再来,谢谢你与我们合作。否则,我们就为难了。”李讷说:“你怕她睡不好觉,就是不怕我睡不好觉。你叫护士给我几粒安眠药,我立即就走,不给你们找麻烦。”

  按说,李讷不能入睡,给她几粒安眠药并不为错。但江青下过死命令:“李讷服用安眠药量太大,她现在又在怀孕期,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再给她安眠药,如果不通过我,私自给了她安眠药,军法从事。”江青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于是,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交代过,没有她的指示,我们不敢给你,安眠药一粒也不敢给。请你委屈一下,江青同志起床后我去请示,请你现在先回去,请你理解我们。”李讷不满地说:“你说来说去还不是怕担责任吗?我不用你们担什么责任,我自己进她的卧室,亲自去求她。”说着就往江青卧室走廊里闯。值班员挡住她的去路,李讷怒斥道:“滚开!叫我进去!”。

  我看李讷今晚见不到江青是不会罢休的。于是,我就拦住她说:“请你消消气,等一等,我叫护士先进去,把江青同志叫醒。”李讷喘着粗气,坐在沙发上,很不耐烦地等候。大约过了两分钟,护士从江青的卧室出来,说:“把江青同志叫醒了,同意李讷进去。”李讷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她大步流星地进去了。我看了看表,已是凌晨四点。
  李讷进去不到10分钟,江青就急匆匆地打铃,叫秘书,叫警卫员,叫护士。我们都不知道江青的卧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跑了进去。江青穿着睡袍,坐在床上,李讷坐在地毯上,两人都喘着粗气。江青大声吼道:“看你这个样子,哪像主席和我的女儿,简直就像一个泼妇,你给我滚出去!”

  李讷也气得大声说:“你哪像一个做妈妈的,你的心也太狠了,你对你的女儿都不知道心疼,你还心疼谁呀?向你讨几片安眠药都不给呀,你知道睡不着觉有多么痛苦,你只知道关心你自己!”我是第一次看到她们母女俩反目吵架。
  当着我们的面,江青觉得失去了一个做母亲的体面,更觉得失去了一个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伟大旗手”的尊严,对李讷又吼道:“你给我从这里滚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那时,李讷已怀孕七八个月,大腹便便坐在地毯上,喘着粗气,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江青高声地对我们吼道:“你们还看什么,是不是在看我们家的热闹,这有什么热闹好看的,还不赶快把她给我弄出去。”我耐心地对李讷说:“肖力同志,先走吧,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好吗?”李讷说:“不行,不给我安眠药我就不走。”态度很坚决。江青用发颤的嗓音说:“你们把她抬出去,别跟她讲废话。”
  李讷个子大,身子重,我们三人哪能抬得动?又叫来两个小伙子,搬来一把宽大的椅子,把她抬到椅子上,三个人抬,一个人搀扶着,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抬到门厅。我们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她才勉强上汽车走了。上车后,她觉得从中南海跑来向她妈要几片安眠药也没有达到目的,回到中南海肯定更睡不着觉。不行,还得想办法要几片。当车开到100多米的拐弯处时,李讷从车上跳了下来,坐在马路边上不走了。司机贾德祥无论怎么劝也不走。小贾没办法,又跑回10号楼把我们叫去。

  春寒料峭的季节,凌晨显得格外寒冷。一个孕妇坐在冰凉的马路边上,谁见了都会心疼,何况她又是毛主席喜欢的孩子。李讷看到我们去了,便说:“她心狠,不给我安眠药,你们也不给,你们还真行,真够坚持原则的。今天不给我药我就不走了。”我说:“你现在怀孕,安眠药吃多了对孩子不好,请你回去,等江青同志起床以后,我们再向她请示。她给我们下了死命令,不准我们给你安眠药,对于她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请你理解我们的难处。”李讷说:“你讲得对,我理解你们。可是谁能理解我呢?不给药我就不走了。”
  我们实在没招了,我就跑回10号楼,鼓足勇气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打电话,说明情况,请示怎么办。张耀祠为难地说:“江青同志与李讷同志的关系发展到这种地步是咱们都没有想到的。如果现在我同意给她几粒安眠药,江青同志知道了,怪罪下来,我如何解释呢?如果李讷服了咱们给她的安眠药万一出了问题就砸了。我不敢批准给她,请你劝她回中南海,等天亮了再说。”

  我一听就急了:“你不同意给她,她就不走,她在马路上坐久了出了问题就更不好交代了,给她几粒安眠药多好哇,把她打发回去我看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如果江青同志追问责任的话,我和你共同承担。不给她怎么办呢?我是没有招儿了。”张耀祠显得很为难,最后不情愿地说:“那就给她几粒吧。”我说:“谢谢张主任,你已经睡觉了,我还打扰你,真难为情。”张耀祠说:“不客气嘛,你们不是也没睡觉嘛。”我马上叫护士给了李讷三粒安眠药,李讷很快就走了。

  李讷走后,江青又呼呼地睡了一大觉。起床后,和往常一样,洗漱完毕,吃了早餐,到办公室看文件,打铃叫我进去,并没有问李讷是怎么走的,反而训斥道:“我告诉你们,我睡觉很困难,睡下以后只有主席有事可以叫醒我,其他任何人都不许打扰我,你还记得吗?”“记得。”我回答。“李讷来了,你为什么还把我叫醒,昨天晚上你犯了一个大错误,竟然叫一个毛孩子到我的卧室大吵大闹,你怎样解释吧?”
  我解释说:“李讷睡不着觉,是来向你要安眠药的,根据你的指示我们不敢给她,她就往你的卧室里闯,我们用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拦住。她万一闯进去了,还不把你吓一跳吗?我实在动员不走她,才让护士把你叫醒的。你批评就批评我吧,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和其他同志没有关系。”江青摇头晃脑地说:“算了,算了,谅你是初犯,今后不准再犯。传达我的命令,从今天起,李讷不准进入钓鱼台,更不准进我住的楼,我不想再见到她。谁把她放进来我就唯谁是问,谁敢违抗我的命令,我就狠狠地处分谁。”
  我把江青的命令报告汪东兴,请他通过警卫局通知钓鱼台各个大门。汪东兴听了以后,笑着说:“江青的命令能行得通吗?李讷是主席和她的孩子,她硬往钓鱼台闯谁能拦得住哇?我看行不通。江青的命令我可以传达,行不行得通再说吧,我看主席也不会同意江青这样对付他们的孩子的。”

  江青的命令传达到钓鱼台各个大门,哨兵和警卫值班室执行得都很认真。有一天,李讷还真的来到了钓鱼台东大门,哨兵不让进,说这是上级的指示。她说:“我是江青的女儿,我们还没有脱离母女关系,我是来看我的母亲的,谁敢挡我?你们的上级是谁?我去找她!”哨兵没有办法,就把实话告诉她:“这是江青同志的命令,现在不叫你进钓鱼台,我们不敢违抗首长的命令,请你理解。”李讷生气地说:“理解,谁能理解我呀?我看你们谁敢挡我,谁挡我我就跟谁拼!”说着就往里走。这种情况下,谁敢拉她呢。江青和李讷见一次吵一次。江青不止一次地质问我们:“谁把李讷放进钓鱼台的?”我是实话实说:“拦不住哇,哨兵又不能动武。”江青听后,只是无可奈何地叹气,出虚汗。
  1972年5月,李讷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当我报告江青时,她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既不问大人小孩是否健康,也不说去看看大人小孩,只是点点头,说:“我知道了。”我故意说:“李讷有了孩子,江青同志当了姥姥了,高兴吧?”
  江青面无表情地说:“生孩子有什么可高兴的,共产党员生孩子是很俗气的,孩子应该让别人去生,生儿育女是非党员的事。党员生一个孩子就等于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了一条锁链,生得越多锁链越多,党员生孩子不是喜而是忧。我们家的女儿生了孩子不让他叫我姥姥,叫我姥姥多难听,姥姥就是‘老’了,也不叫外婆,叫我叫奶奶,对主席不叫姥爷,而是叫爷爷。”
  李讷生了孩子,精神上有了寄托,高兴得像换了一个人。孩子刚过满月,她就到钓鱼台看我们,还带了不少喜糖。李讷跟我们高高兴兴聊了一会,才去看她的母亲。10分钟左右,她俩一起出来,都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当时,我们对江青很难理解:自己的亲生女儿生了孩子,为什么不高兴呢?

  李讷缺少母爱,又没有丈夫体贴,加上孩子拖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维持多久又垮了,而且这一次垮得更厉害。不用说照管孩子,连自己的生活几乎都不能自理。她的儿子很小就送到了幼儿园,由警卫战士接送,接回来后就和警卫战士吃睡在一起。孩子长得很漂亮,聪明,很会说话。
  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一个小孩穿着小皮鞋,拿着冰棍吃,就仰着小脸对解放军叔叔说:“叔叔,我不吃冰棍,省了钱我也买皮鞋。”他是想吃冰棍又想穿皮鞋呀。警卫战士用自己的5分钱(新战士每月只有6元津贴)给他买了冰棍,小家伙赶紧接过去,说:“谢谢叔叔。”他舍不得咬,而是用舌头舔着吃,真够可怜的。
  李讷病得不能照管孩子,江青是知道的,但对外孙,她不闻不问,更不照顾,小外孙从生下来到长大成人没有得到她任何关怀,小的时候都没有抱过一次。她看不起小徐,也看不起李讷和小徐的孩子。

  现在李讷有一个幸福的家,丈夫叫王景清,他身体健壮,忠厚老实,性格憨厚,勤于操持家务。李讷身体不太好,他对李讷很体贴,很关心。夫妻二人恩恩爱爱,过着平常人的生活,中央领导对李讷也很关心。以前,李讷住的地方离合同医院较近,看病比较方便,后来,她的家搬到距离合同医院很远的地方,看病先要坐地铁,再换公共汽车。李讷现在身体较胖,上下车很不方便。中央领导了解这个情况后,给李讷安排了一辆小轿车,不是固定给她的,但保证她用车,解决了她到医院看病交通难的问题。对此,李讷非常感谢组织上的关怀和照顾。

  ◇ 江青与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儿子,1941年2月在新疆出生。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那时,毛远新只有两三岁,与母亲一起坐牢。1945年7月,朱旦华带着4岁多的毛远新来到延安。1951年,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江青对待毛远新如同己生,精心抚养和培育。

  毛远新的中学时代是在101中学度过的。他1960年考入清华大学,后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为哈军工的高才生。1965年毕业,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毛远新到云南防空导弹部队当兵,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操炮手。
  1966年9月,毛远新回到北京。毛泽东要他参加“文化大革命”,并希望他参加一个单位“文革”的全过程。于是,他去了哈尔滨,参加了哈军工的“文革”运动,并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成了当地的红卫兵领袖。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委会成立,他担任了副主任。以后历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
  “文革”期间,他当过3次联络员,一次当周恩来总理的联络员,一次当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最后一次当毛泽东主席的联络员。
  由于毛远新在东北和北京都有事情要做,所以,他经常来往于两地。到北京,大多住在钓鱼台江青的住所。他态度和气,平易近人,能与工作人员打成一片。当时我们工作人员对他印象不错,相处得很融洽。有一次,他开玩笑地说:“我教你们一句英语吧,‘三头牛,没有马骑’。”他说的是“非常感谢”,大家被他逗得前仰后合。他每次来到北京,都会把从东北带来的糖果分给大家。
  有一次,他主动提出和我比赛扳手腕。他的右手臂力很大,我输了。我是左撇子,换到左手时,他输了。打了个平手,扳完,我们先是气喘吁吁,后又哈哈大笑。还有一次,他拿着香烟、白酒到我的办公室叫我吸烟、喝酒。因为江青闻不了烟味和酒味,所以我不敢抽烟,不敢喝酒。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吐出了一个个烟圈,对我说:“杨秘书,馋了吧,我给你点着来一支。”我摇了摇头。

  江青对毛远新的态度时好时坏。时任江青机要秘书的阎长贵说:“毛远新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时,一天上午,江青看到毛远新,就夸奖起来了,十分高兴地笑着说:‘你是好孩子,留下来,做联络员好,好好做!’”
  1968年末1969年初,江青怀疑她居住的11号楼内有窃听器,她没有告诉我们中的任何人,只叫毛远新在楼内各个角落秘密检查。有一天,江青出去开会,毛远新带着手电筒、小锤子、小钢锯,悄悄爬到二楼的顶棚检查。顶棚面积很大,又没有光亮,不好检查,他就拿着手电筒到处走动,到处敲打。我们听到这种奇怪的敲打声都感到很惊愕,我吩咐工作人员,循着声音去检查。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二楼一间屋内的屋顶上能钻进二层顶棚的进出口没有盖好,随即进入顶棚。他发现了手电的光亮,就大声喊:“谁在里面?”没有回音,只看见手电的光亮晃来晃去。他又大声喊了一声才有了回音:“是我,我在进行安全检查,不要紧张,没有事,你下去吧。”他听到是毛远新的声音就放心地下来了。毛远新检查了两三天,也没有发现什么窃听器。这件事说明江青对我们工作人员都不信任,而对毛远新是很信任的。

  江青喜怒无常,有时也表现在对毛远新的态度上。有一天,她从外面回来,一进楼门就问警卫员孙占龙:“现在李讷住这里吗?”孙占龙答:“这几天李讷没住这里,毛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气呼呼地说:“他住我这里干什么?”
  那时毛远新在江青的住处暂住,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也很自觉,从来没有给工作人员添过任何麻烦。他主动到钓鱼台机关食堂,和职工一起排队买饭,没有任何特殊。有一次,他回来晚了,机关食堂已开过饭,江青的厨师程汝明就用江青吃剩下的米饭炒了炒,用江青不吃的鸡蛋黄做了一个鸡蛋汤。按理说,孩子回家晚了,没有地方吃饭,吃一点大人的剩饭剩菜是情理中的事,况且就是占江青的便宜,这便宜也太小太小了。可江青知道后,却把程师傅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并责令他在党支部会上作自我批评,逼迫他作检讨,并下令说:“下不为例!”
  程师傅不服,拒绝写检讨。我怕因小失大,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力劝他写一份不疼不痒的检讨,应付一下。但是程师傅仍然不服,不写检讨。江青催我要,程师傅坚决不写,把我夹在中间,三个人都下不了台。我耐心地对程师傅说:“程师傅,你一点错误都没有,做得很对,你比我更了解江青这个人,好汉不吃眼前亏,看在主席的面子上,受点委屈就受点委屈吧,你不是也经常这样劝过我们吗?如果你觉得不好写,我替你写,你再抄一下,我递给她,行不行?”程师傅这才勉强答应。
  江青拿到检讨后,把它举得高高地说:“我要是不叫他写这个检讨,他记不住。如果他今后再犯同样的错误,我就拿出这份检讨来示众,那就是重犯,你们知道吗?重犯是要罪加一等的!程师傅跟了我这么多年,他没有犯过错误,这次的错误犯大了,不写检讨就别想过这一关!”
  毛远新在毛主席和江青身边长大,对他们有感情也是很自然的。毛远新有时写信称毛主席为爸爸,称江青为妈妈。在一般人看来,这也无可指责,但毛主席批评过他这样的称呼。程师傅对我说过:“有一次,主席批评毛远新,‘你的亲生父亲是毛泽民,你的亲生母亲是朱旦华,你的继父是方志纯。你怎么叫我和江青为爸爸妈妈呢?人长大了,也不要六亲不认嘛。’”江青却得意地说:“远新也当了几年省委书记了,在政治局会上我叫他同志,他也叫我同志,回到家里爱叫什么就叫什么。”

  有一次江青在谈到主席和她的家庭时对我说:“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这话不假。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个家庭小有小的困难,大有大的难处。像我们这样一个家庭,主席几任妻子的孩子组成的家庭,毛远新也在这个家庭之中,要想搞得很和谐,不使主席分心或少分心,做到都没有意见,是很难很难的呀,我尽力去做就是了。”她还说:“一般的家庭是严父慈母,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特殊的家庭,与一般的家庭倒过来了,是严母慈父。我对孩子们无论是在思想上,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要求是很严格的,批评多些,表扬少些;指责多些,对话少些;主席对他们却比较宠爱和宽松。所以,他们有些心里话愿意向主席讲,不愿意向我讲。远新这个孩子从小就很聪明,爱学习,头脑清醒,听大人们的话,对他不用多操心,我们操心的是李讷的工作、身体和婚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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