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当前我国面临着经济与政治双重的挤压,因此在应对起来也十分棘手。这些问题总起来说都是由失衡发展引起,既有经济失衡,也有政治失衡。一个国家的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偏颇,偏颇了就要出问题。现在重要的问题是看清形势,下面这些问题都是为认清形势而发的。一是认清经济形势,二是认清政治问题。经济和政治以及思想问题都需理顺,这样在各种危机到来时才能应对。另外,本文集中有些文章是内部参考性文章,请不要随便转摘。]

重要的问题还是解决失衡发展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8年12月29日

目录

人大课题组:《2009:深度下滑的中国经济》

郑联盛:《扩大内需,中国需加大医疗卫生投入》

张明:《东北亚区域金融合作破局》

要报:《中国为失衡付出的代价》

壹咨顾问:《2008年12月26日的经济要闻》

新洲区教师:《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为什么要比教师高?》

苏中杰:《“中国爷”如是说》

陈志武:《中国的建设狂热难解经济困局》

单涛至:《中国经济是怎样进入萧条的?》

贾品荣:《中国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挑战》

范为前:《雅典学生有什么权利走上街头?》

徐景安 杨帆:《左派与右派的分歧在哪里?》

陈永苗:《毛泽东要比美国宪政更加宪政》

胡星斗:《关于尽快建立农民普惠制养老金制度的建议》

郭树清:《体制改革要更加重视“人”》

胡星斗:《关于经济罢工权立法的建议》

施晓渝:《经济危机是发展是硬道理的必然恶果》

方觉:《评胡锦涛主席的12.18讲话》

李响:《新自由主义的最终崩盘?》

《纵横周刊》社论:《还原人权宣言的道德本义》

芦笛:《○-八-宪章的意义在于它的“曲庸和寡”》

崔士忠:《以零九人民宪章应对零-八-宪章》

孤特:《国际间谍战中的中国经历》

南乐山、白诗朗、康晓光 杜维明:《当今世界的儒学与儒教——“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专题之一》

王利平:《警惕中国官员的“博士化”----“博士帽”因权学交易而倒掉》

汤本:《美国市民及市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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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 www.mzcy.cn" <zx012300@gmail.com> 2008-12-24 10:18:54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www.mzcy.cn(20081224)

2009:深度下滑的中国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2008-12-23

    2008年,在外部环境恶化、国内结构性政策调整以及经济内在周期的三重压力下,中国“出口——投资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内在矛盾全面激化,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出现逆转,宏观经济急转直下,出现“冰火两重天”的急剧变化,中国宏观经济开始步入深度下滑的下行区间。2009年,由于世界经济周期与中国经济周期、实体投资调整周期与金融资本调整周期、结构转型力量与周期性调整力量、房地产调整周期与制造业调整周期等多重因素的叠加,结构联动性和刚性的约束,中国宏观经济将出现超预期深度下滑的局面。

   我们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进行预测,即使考虑政府现有得各种强力刺激方案,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的内在矛盾只能被轻度缓和,不会改变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深度下滑的趋势。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的GDP增速将跌破9%,“保八”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之一;潜在GDP缺口进一步扩大,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进一步恶化,2009年三种方法测算的中国潜在GDP缺口分别为-6.531%、-4.0421%和-3.5738%,比2008年平均恶化了85.3%;失业水平将进一步扩大,2009年中国的失业规模将会接近3200万,调整后的失业率也将由2007年的7.1%攀升到9.3%左右。这将对中国带来极大的社会压力,并制约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此外,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也将全面调整,“价格调整”取代“成交量调整”而成为2009年市场的主旋律,不同的调整模式将使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的幅度不同,预计2009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下降10-20百分点,0增长的现象也可能出现。

   2009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将双双大幅度下降,基础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将进一步凸现。预计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将分别下降7.5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能源生产和消费增长率将分别下降14和13个百分点。而对中国当前经济影响巨大的出口和进口增速将双双持续回落,其中出口增速下滑更为剧烈,预计将出口增速将下降6.9个百分点,进口增速下降6.1个百分点。这导致2009年贸易顺差较2008年少增加146亿美元。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为-5.5%。

   在居民收入下滑、消费者信心下滑,消费增长的两大支点消失以及财富效应的反向作用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2009年消费将改变2008年名义与实际增速双增的局面,“消费拉动宏观”的现象将消失,预计消费实际增速将下降1-1.5%个百分点。总需求各部分的联动性、产业的联动性、经济增长区域结构的脆弱性、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调整的不匹配性、资本市场调整与实体调整的同步性、房地产调整周期与一般产业调整周期的一致性以及世界经济周期与中国经济周期的叠加等深层次因素将使上述总量性的调整超出一般预期的水平。

   分析中国经济深度下滑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全球经济环境和中国的现实问题找到答案。首先,世界经济超预期的深度下滑将使中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出口面临的冲击将由2007-2008年度的成本冲击向2009年的需求冲击转变,这将导致中国出口增速的下降幅度大于进口增速的下降幅度,贸易顺差近5年首次出现负增长。

   世界经济此番所面临的不是短期调整,而是深度的周期性下滑。“新技术扩散速度的递减”、“全球化红利的消失”以及“世界不平衡的逆转”等3大力量将使世界经济调整的幅度和周期超出预期。我们的研究被包括IMF、WB、OECD、ECB、UN等14家国际机构最近的预测调整所证实。各种机构将2008-2013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进行了调整,其中2008年平均下调了0.41个百分点,2009年则下调了0.92个百分点。在总多机构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将2009年的世界增速调为1%和1.6%。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2009年世界超预期深度下滑的可能。

   世界经济超预期的深度下滑从总体而言,将对中国出口带来超预期的深度打击,使得中国外需下滑的幅度大大超过2008年的水平。与一般感觉不一样的是,中国出口收入弹性很高,出口对于主要贸易国的国民收入增长较为敏感。欧洲、美国、日本三大经济板块的同步小大幅度下滑将使中国的出口带来直接的深度冲击。有关研究表明,2009年欧洲和美国经济下滑所导致的中国出口将减少5.1%。

   与2008年不同的是,2009年中国出口面临的冲击不是内部成本冲击,而是外部的需求冲击。2007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的放缓并不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物,因为在此期间美国进口需求并没有实质性下滑,中国对美国贸易的下滑主要是由于各种出口产品成本上升导致竞争力的下降。因此,2009年金融危机对于美国、欧洲、日本等板块的实体经济带来实际性冲击,其进口需求的下降才全面显现。而这种需求冲击,我们很难利用人民币升值减缓、出口退税率提高以及出口补贴等供给方刺激政策来缓和外需的下降。因此,从总量收入的角度,2009年世界经济的放缓对中国出口的冲击将远大于2008年的冲击。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世界经济深度下滑在本质上是世界不平衡模式走到尽头的必然产物,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过度储蓄与过度出口的模式的崩溃,中国出口将在中美经济的两极互动中出现结构性和总量性的同步下滑。根据分报告研究表明,近10年中国经济周期与美国经济周期是一个逐渐耦合(coupling)的过程(参见图7、8),因此,从不平衡调整的周期角度来看,美国贸易逆差与中国贸易顺差的调整刚刚起步。

   从内部考察,中国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中所存在的结构联动性和结构刚性将使中国宏观经济下滑的幅度超过一般预期的水平。
   中国总需求存在两大联动机制:一是“出口—投资联动机制”;二是“出口—收入—消费联动机制”。本课题组曾在2006与2007年度报告分析认为,中国宏观经济作用机制中,并不是单纯的投资推动了出口,更不是产能过剩导致了出口被动的增加,而是出口的增加导致出口收益的增加,进而导致投资的增加,而投资增长又在供给上给予出口的支持。因此出口与投资之间存在着联动关系。

   2008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下滑4.7个百分点,2009年预计下滑6.9个百分点,必定会透过“出口预期”和“滞后效应”对2009年投资带来巨大冲击。对于“出口收入-消费联动机制”而言,它主要体现在外向型经济的大幅度下滑将导致大量企业利润的下滑,导致工人失业和工资水平的下滑。由于中国大量农民工在外向型部门就业,出口的下滑对于该群体的收入影响最为明显,而该群体的收入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因此,出口的下滑将带来消费明显的变化。

   在总供给中存在重工业供给刚性的问题,即由于重工业有大量的资产专用性投资和较高的设备维持成本,这些行业并不能根据外需的变化而进行灵活的调整。由于本轮经济增长以重工业投资为核心,因此2009年所面临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将比以服务业驱动或轻工业驱动型经济严重得多。

   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结构特性决定了其难以为继,未来中西部地区所面临财务约束和投资失误等问题将使中国经济增长失去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撑点。

   过去一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仍能在大环境急转直下之时,达到9.6%的增长速度,其关键在于中部区域和部分西部区域保持了强劲增长的趋势。中西部之所以能够在近年来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主要原因在于:1)在财政收入激增的推动下,中西部各地政府上马了很多项目工程,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迅速;2)在东部产业成本激增的情况下,很多外向型低端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进行梯度转移;3)在资源价格攀升的情况,资源型开发生产大规模增加。2007年中西部的名义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1%,超过东部接近3个百分点。2008年上半年,全国平均增长速度为10.4%,其中东部仅为8%,而中部六省市达到了13.3%。如果深入分析中西部高增长的特性我们发现,中西部增长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增长,其中70%是依靠投资拉动的。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投资分别增长22.7%、35.4%和29.5%,中西部投资增速明显快于东部。与此同时,中部的消费比重却从2003年起每年以0.2个百分点下降。

   而在未来一年,中国中西部这种严重投资依赖型经济增长将面临以下严峻的考验:因房地产价格下跌、资源价格下落、土地出让规模急剧下滑,中西部地区的财政问题将大规模显现,现有各种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面临资金枯竭的问题;外向型经济的转移在出口大幅度下降的过程中将面临深度打击,由于这些新建项目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其下滑的状况将比东部更为严峻;大规模的中西部农民工返流,将使这些区域的收入大幅度下降,消费将进一步下滑。

   因此,2009年中西部不可能维持2008年高速增长的局面,它将出现比东部更为严峻的深度下滑。此外,中国名义消费增速和实际消费增速“双提升”的局面将在2009年消失。在收入下滑、消费信心收缩以及消费支柱消失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消费增速的回落将成定局。

   2008年由于实际消费增长的提升达到4个百分点,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超过60%,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过度下滑的核心力量。但是,到2009年这个支撑中国经济增速的核心力量可能出现逆转的情况。其主要原因体现在:

   第一、在经济进入下行区间,消费者信心大幅度下滑,消费者将进行行为模式的调整。从图12可以看到,在2006-2007年,消费者持续高位,但在2008年1月开始进入持续下滑区间,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未来经济形势的担忧。

   第二、萧条时期的收入增长难以支撑消费的高速增长。从经济史研究表明,在任何经济萧条时期,居民的收入增速都会大幅度下降,据统计,2008年,中国城镇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速开始进入一个缓慢下滑区间,农村现金收入增速虽然处于提速阶段,但是大规模的中小企业倒闭、农民工失业、未来农产品价格的下滑都将遏制这个趋势。当然,正如本团队2008年中期和2007年4季度报告分析的那样,目前收入分配的总体格局并不支持消费持续上涨。2008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依然在11-12%区间徘徊。另外,由于本次经济下滑主要体现在外向型经济和劳动力密集的低端产业,因此对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打击最大,从加重对2009年消费增速的打击。

   第三、中国本轮经济的两大消费支柱——汽车消费和居住类消费将在2009年出现大幅度下滑。 居住类消费在2002-2007年是中国消费增长最为核心的因素之一,因为该时期是中国住房购买增速最高涨的时期,购买住房相应拉动了大规模的居住消费。但是,2008年1月以来房地产开始调整,到2009年房地产的成交量将大幅度下降,从而导致居住类消费大规模消失,呈现较高的负增长现象。另外,家庭购买轿车的浪潮在本轮经济高涨的时期已经达到顶峰。到2007年底中国城镇家庭百户拥有轿车量已达到6.06辆,到2008年三季度已达到8.67辆,超过同类收入水平国家百户拥有轿车量的高线。因此,在未来几年内,中国轿车消费增长将处于一个下滑区间。

   第四、居民房产以及金融资产价格在2008年的巨幅缩水将在2009年产生强烈的财富效应,使消费下降。计量研究表明,中国自2002年以来,财富效应逐渐出现,虽然其系数较小,在2005-2008年期间,居民财富每减少10%,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是2%。2008-2009年,中国股票市场的缩水程度达到60%以上,股票市值减少13万亿,与此同时房地产价值预计缩水15%左右,使居民总财富缩水在12-18%区间。这将意味着消费将由此减少2.4-3.6%的支出。

   2009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的大幅度调整将全面爆发,2008年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下滑和供给放量必然导致2009年房地产市场进行市场结构、投资规模以及成交价格得多重深度调整,该调整将进一步推动制造业投资增速的深度下跌,将使中国固定投资规模出现超预期的下降。

   这一年,房地产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也将加大。从资金面看,房地产资金的逆转将使房地产市场面临严重的流动性约束和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从而加速房产价格和营销模式的改变。从2007年12月开始,中国房地产市场由于开工面积扩大、土地储备大幅度增加以及开发成本激增等原因,应付款累计增速就开始提升了,而在2008年2月由于企业盈利增速放缓、银行信贷紧缩以及民间拆借成本上涨等因素资金来源增速开始下滑,到2008年3月,资金来源累计增速低于应付款累计增速,资金面开始恶化,并且这种状况持续扩张,资金来源累计增速与应付款累计增速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

   房地产价格与房地产资金来源之间的动态变化的关系证明,房价提升将使资金来源越多,而房价下降将使资金来源紧缩,一旦中国房市价格下降的趋势形成,超过一定的临界点,那么资金来源将加速下滑。如果没有外部力量进行干预,到2009年初资金来源累计增速与应付款累计增速之间的缺口加速扩大必将使大部分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断裂。这种资金链的断裂就意味着中国房地产的“硬着陆”,意味着中国固定投资的21%将消失,25%的全社会贷款将成为不良贷款,1.4万亿左右的地方预算外财政收入将消失。虽然这种极端的景象不会发生,但是房地产将在2009年出现严重的资金短缺的问题是必然,而这势必会引起房地产投资能力的大幅度下降。

   与房地产不景气局面相对应的是,在固定投资占比最大的制造业也必然在2009年出现严重的下滑。2008年6月开始,制造业出现供求逆转。而这种逆转很可能在房地产业的不景气、出口下滑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被进一步的放大,使全社会固定投资出现全面下滑。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执笔人:刘元春教授,2008-12-23,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2008-12-21 14:52:20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RCIF Policy Brief No. 08089 -- 扩 大内需,中国需要加大医疗卫生投入

扩大内需,中国需加大医疗卫生投入

中国社科院世界与政治研究所 郑联盛

Dec. 21, 2008

zhengls@yahoo.com.cn

一、引言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为抵御外部风险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国务院在 11月5日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政策,确定了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等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以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强调,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坚持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注重综合运用减税、扩大中央政府投资等多种手段加大对保障民生、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

   政策一出台受到了国内各界和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和纾困全球金融危机最大的贡献。国内各部委和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纷纷响应,出台了地方重大经济刺激计划,以保证各地经济免受增速下滑之困。

   截至 2008年11月24日已公布投资计划的24个省、市、区的数据,地方投资计划总额已经接近18万亿元1。其中,云南省计划在未来5年投约 3万亿元,高居榜首,其中明后两年力争完成1万亿、十一五”期间确保完成1.6万亿元、力争完成1.8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的目标。此外,投资规模较大的省份还包括广东省今后5年投2.3万亿,辽宁省明年投资1.3万亿,重庆计划投资1.3万亿等2。

   1,这些数据虽然仅仅是上报的数据,计划项目需要中央政府的批准,但是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可见一斑。

   但是,在地方经济刺激计划中,基础设施建设仍是投资计划的重点,铁路、公路、机场等是经济刺激计划的主体。在中央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 1.8万亿将用于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等的建设,占比为45%3。铁道部表示,将投资 5万亿元新建4万公里铁路4,交通运输部表示将在未来5年投资5万亿新建公路、航道和港口,民航总局表示到2010年投资规模将达到2500亿元5。在各地推出的投资计划中,基础设施建设更是高居榜首,而民生工程占比可能难以超过15%6。

   地方政府刺激经济的紧迫性和高涨热情可能与中央政府结构调整的目标发生矛盾,这样可能会产生中央政策目标和地方政策执行的错配。中央强调的民生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文化事业等政策优先级高的政策措施并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只有个别地区对医疗卫生投资确定了明确的目标,比如,山东省计划加快建设3万所村卫生室、11个重点市级中医院和31042个村卫生室规划建设,并搞好财政困难县级医院改造和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试点。从各地出台的投资计划看,用于医疗卫生、科技教育等方面的资金十分有限。在云南省高达3万亿的扩大内需二十条举措里面,甚至没有提及医疗卫生的投资。

   目前,中国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欠账较多,短时间内大幅度扩大消费可能是难以实现的,而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又是现实要求。把投资当成经济增长的工具,把经济增长看为政策目标,是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根源。但是,投资增长不一定带来健康增长,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一定是良性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同时还必须与社会发展相协调,才能构建一条走向和谐的发展道路。

   为了抵御全球金融危机,为了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为了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面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的历史使命,有效扩大内需是必经途径。但是,扩大内需不仅要增加投资,更重要的是扩大消费。扩大消费的前提是居民有稳定的收入、良好的预期、一定的积蓄和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只有以居民的现实需要为基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实现社会发展,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才能有效增加消费,有效拉动内需。因此,不能一味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需要严控地方基础设施投资热情,投资应该向民生工程、医疗卫生和经济结构调整倾斜,其中医疗卫生投入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国医疗卫生的状况要求中国加大政府投入,加大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投资,提高农村和城镇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是有效拉动消费和扩大内需的重要保障。

   2,人民网,地方政府出台18万亿投资计划资金来源引人关注,2008年11月24日。但此后,媒体没有更进一步的数据。
   3,张平,4万亿投资不会形成低水平重复建设,2008年11月27日,新华网。
   4,铁道部新闻发布会,2008年11月27日,新华网。
   5,星岛环球网。2008年11月15日。
   6,陈欢、李芃,全国各省市公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逾10万亿元,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1月21日。
 

二、中国医疗卫生基本状况

   1979 以来中国经济出现的市场化改革,完全改变了医疗卫生原有的制度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改变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集体经济在弱化。城镇改革把企业办成有独立权力和利益的主体,改变了与政府的关系;劳动制度的改革则改变了职工与企业的关系。这样,医疗卫生就失去了原有的制度基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2005)认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不成功”。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不同社会成员医疗卫生需求的实际被满足程度,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严重地两极分化。

   富裕社会成员的医疗卫生需求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多数社会成员(包括相当多农村人口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出于经济原因很难得到满足,贫困阶层则连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都享受不到7。

   卫生部(2008a)亦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一个错误观点就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应该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按照市场需要满足群众的医疗服务需要 8。”近年来,人们也认识到了市场经济的“矛盾与问题”。飞速的经济发展以及史无前例的市场化速度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市场失灵,而卫生系统则受害最重。总体而言,中国的医疗卫生国情不容乐观,深化改革的难度非常之大。

   中国卫生总支出水平相对较低。中国是用不到2%的全球卫生资源来解决世界上22%人口的医疗卫生问题。根据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统计,1990年全世界卫生总支出是1.7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其中政府支出为1万亿美元以上,占卫生总支出的60%,发达国家卫生总支出占世界卫生总支出的87%。1990年中国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只有11美元,按汇率计算这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3.4%,即使按PPP计算的话,也不会超过10% 9。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1999年我国人均政府卫生开支在191个成员国中仅排141位 10。2007年中国卫生总费用为10966亿元(约为1600亿美元),人均卫生费用828元,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为4.81% 11。与发达国家卫生支出水平仍相距很远,发达国家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接近甚至高于10%,与其他大型发展中国家相比也相对较低,其中巴西为7.9%,印度为6.1%,而且在医疗卫生的政府投入中,中国只有不到10%用于公共卫生支出12。

   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组,课题研究报告,2005年。
   8,陈竺和高强:走中国特色卫生改革发展道路,使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求是,2008年1月。

   其次,在医疗费用支出结构上,私人和社会支出比例较高,政府支出比例较低。即是居民自费比例高,居民难以承受。数据显示,1978年-2003年,中国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筹资总额比重由20%上升到56%,而政府投入的比例仅为16%强。近年来,虽然政府预算资金的投入有所提高,但是仍然低于20%。2006年卫生总费用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1778.9亿元,占18.1%;社会卫生支出3210.9亿元,占32.6%;个人卫生支出4853.5亿元,49.3%(卫生部,2008b)。个人承担费用主要用于医药费,在中国看病太贵。2003年,我国药品费用占全部卫生支出的52%,这一比例在大多数国家仅有15%至 40% 13。个人承担医疗费用的比例过大,直接导致居民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医疗服务。世界银行(2008)指出,在 2003年开展的全国卫生服务总调查(NHS)中,50%受访者称(高于 1993年的36%),其在生病的前两个星期一般是不会寻求治疗的;30%受访者表示,虽被告知需要住院医疗,但他们却放弃了 14。

   再次,中国医疗卫生服务设施覆盖率总体偏低,全民医疗覆盖的任务仍困难重重。一是获得卫生设施的人口覆盖率(主要指排泄物处理设施的覆盖率),1996年低收入国家为30%,中国只有21%。尤其是农村状况仍需要进一步改善,2007年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仅57.0%。二是可获得洁净水的覆盖率比较高,1996年中国是90%,低收入国家是71%。2007年,全国生活饮用水卫生合格率进一步提高至93.5%。三是获得医疗服务的人口比例名义值为92%,但是世界银行指出,有一半左右的人口因为担心医疗费用过高而没有得到必要的医疗服务,即医疗服务的可得性和实际利用率存在很大偏差(世界银行,2008)。即使是92%人口全部获得医疗服务,仍然还有8%的人口没有获得医疗服务,即1亿人口左右(卫生部,2008b)。这些情况决定了中国公共卫生政策和相关的医疗服务政策要着重解决尚未被覆盖的地区和人口,其中有公共卫生设施、医疗服务设施,还有厕所、清洁水以及与健康相关的其它设施等。

   9,胡鞍钢,卫生与发展:中国基本卫生国情与医疗卫生产业发展,卫生经济研究,1999年 10月。
   10,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Commission Report,2003.
   11,卫生部:2007年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4月。
   12,高强:医疗卫生支出还远远不够,中国青年报,2007年 3月 6日。
   13,人民网,新医改临盆,我们还要跨几道槛?2008年 1月 23日。
   14,世界银行,楼继伟等主编,中国的公共财政,2008年,英文版。


   第四,卫生资源分配和服务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这个差距在公共卫生资源(如政府卫生支出、医院床位数和护士数等)分布上尤为明显,我国城乡人口比例是“三七开”,但公共卫生资源却是“七三开”。2007年,城市卫生总费用6581.3亿元,占66.9%,农村3262.0元,仅占33.1%。2007年末,全国卫生机构总数29.9万个,但乡镇医院仅为4万个,二者之比仅为1/7。2007年末,全国卫生人员总数590.4万人,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91.4万人,农村医务人员仅占15%左右(卫生部,2008b)。如果按照人均资源比例的计算口径,医疗资源的城乡差距更大。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富人和穷人之间、城市和乡村的居民之间,较富裕的东部和较穷的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在医疗卫生上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日益明显(见表1,卫生部,2008b)。若采用国际标准,中国医疗卫生不平衡性就更突出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不平衡性在缩小,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不平衡在加剧15。

        表1 卫生部监测地区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
                合计 城市 农村
           2007  2006  2007  2006  2007  2006
孕产妇死亡率(1/10万) 36.6  41.1  25.2  24.8  41.3  45.5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18.1  20.6  9.0  9.6   21.8  23.6
婴儿死亡率(‰)    15.3  17.2  7.7   8.0  18.6  19.7
新生儿死亡率(‰)   10.7  12.0  5.5   6.8  12.8  13.4

   第五个特点就是传染病和公共卫生体系状况不容乐观。2007年,全国报告甲、乙类传染病发病3580477例, 死亡 12954人。传染病报告发病率272.39/10万,死亡率0.99/10万,病死率0.36%。严重的是,与上年比较,传染病报告发病率、死亡率和病死率有所上升。(卫生部,2008b)。因此,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问题仍然任重道远。另外,影响公共卫生的间接因素方面,地方病、农村改水改厕、食品卫生与安全、环境卫生和劳动安全与卫生等问题仍然面临重大挑战,比如“三鹿”毒奶粉事件等都是典型的案例。

   15,世界银行:楼继伟主编,中国的公共财政,英文版, 2008年,

   最后,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差、效率低下。世界卫生组织 2007年对其 191个成员国的卫生系统做了调查,并根据健康改善、政府责任、医疗提供的公平性等做了排名,中国的排名为第 188位,名列全球倒数第四,这是我国在全球各项指标排名中的最差水平。更具有警示意义的是,混乱的市场化并没有为医疗卫生创造出足够广阔的市场,相反,各种迹象表明,无序的市场化可能会导致市场本身萎缩。 90年代之后,医疗机构的服务量呈下降趋势。和 1990年相比, 2000年医疗机构的门诊和急疹总量下降了16%,平均每个医生负担的门诊量下降了 27%,平均每个医生负担的住院日减少了34%,医院病床使用率由 81%下降到 61%,而卫生院的病床使用率由 44%下降到 33%。与此同时,1990-2000年间,医药费用增加了8-10倍 16。该情况在“非典”之后才有转机,最近两年来情况才有所改善(见表2),令人遗憾的是, 2007年医院和卫生院病床使用率甚至还低于 1985年的水平。

   表2 卫生部门医院和卫生院病床使用率(%)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06 2007
医院     87.9 85.6 70.2 64.5 75.3 77.9 84.3
#综合医院   87.0 85.7 70.8 65.0 76.6 79.2 85.6
中医医院   83.9 73.6 57.4 50.7 65.7 67.7 73.2
口腔医院   … … 30.5 26.3 42.5 46.1 55.6
肿瘤医院   86.2 96.8 85.7 80.7 97.4 99.7 107.0
妇产(科)医院 … … 57.2 61.5 70.9 78.7 86.0
儿童医院   91.6 88.1 79.3 73.4 96.6 96.9 109.6
精神病医院  98.2 95.3 82.2 73.6 87.0 89.6 94.3
传染病医院  76.9 83.4 57.5 50.4 64.7 68.5 73.6
结核病医院  94.0 86.3 56.8 51.5 67.6 69.0 75.2
卫生院    46.0 43.4 40.3 33.1 37.8 39.6 48.8
#乡镇卫生院 46.0 43.4 40.3 33.2 37.7 39.5 48.8

   资料来源:2008 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卫生部(2008c)

   16,胡鞍钢:《透视 SARS:健康与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后期以后,政府在医疗保障方面责任淡化,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公共医疗保障体系脆弱,公共卫生体系发展落后,个人卫生费用负担过重,这已经成为改善中国医疗卫生形势的拦路虎。政府资金投入不足,公共卫生医疗制度缺陷等已经改变了中国居民的消费预期和消费倾向,成为制约居民扩大消费的主要障碍之一17。

三、中国需要加强医疗卫生投入

   中国需要在扩大内需、转变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加大政府投入,深化医疗改革,以建立一个覆盖面广、融资多元化、运行效率高、监督管理到位的医疗卫生体系,广大低收入人群和农村人口可以享受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保障,而不会因医疗支付陷入贫困。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需要强化政府在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加大政府财政投入,降低私人部门的医疗费用,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重点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的竞争机制,有方向、有重点、有效率地推进卫生医疗体系改革,建立起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和城市基本医疗保障在内的新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首先,政府应加大医疗卫生投入。2007年全国卫生总费用达10966亿元(未扣除物价因素),卫生费用水平仅为GDP的4.8%,远低于发达国家10%以上的水平,也落后于巴西、印度等国家6-7%的水平。如果想在2009年将中国卫生费用占GDP比例提高到6%,那么需要在2007年的基础上增加投资5000亿元左右,而如果按2007年新增大约1100亿的规模,那么需要追加4000亿投资。但是,国务院近期公布的 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用于科教文卫的资金仅为 400亿元18,用于医疗卫生的经费显然更是有限。加上中国过去对卫生医疗支出的欠账太多,在扩大内需过程中,更需要进一步扩大政府财政资金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投入。

   在增加政府投入的前提下,更需要明确卫生投入的方向19。一是政府采购实行公共卫生项目管理,专款专用;二是政府公共卫生服务投入采取转移支付方法,包括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经费、城乡医疗救助经费等;三是医务人员待遇的足额发放,尤其是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

   其次,继续推进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投入。

   17,王根贤:公共财政视角下的中国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
   18,张平:4万亿投资不会形成重复建设,新华网,2008年 11月 27日。
   19,杜乐勋等主编,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No.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年 9月。


   公共卫生领域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产品,政府和财政资金应该承担其支付义务,并且应该加大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西方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承担了公共卫生服务的支出20。2006年卫生事业费为753亿元,而当年医疗费用总支出为9843亿元21,占比仅为7.6%。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卫生投入机制,逐步提高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今后我国政府医疗卫生投入的方向首先应该是公共卫生服务。

   另外,影响公共卫生的硬件和软件建设的投入需要进一步加强。一是强化公共卫生体系的有效运行,大力加强公共卫生规划和协调能力、公共卫生部门管理能力、公共卫生改革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技术支撑能力等的建设。二是扩大免费提供必要的公共卫生服务产品的范围,政府应该适时扩大对其它传染病的免费免疫服务和救助。三是提高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平性。政府应该以改善所有居民的健康为最终目标,重视弱势群体获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政府应该建立城市社区公共卫生经费保障机制和农村公共卫生经费保障机制,通过建立公共卫生经费保障机制,努力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

   第三,大力加强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一是明确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改革的目标。农村医疗卫生体系一般应该由公共卫生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特困人口医疗救助制度三部分组成(杜乐勋等,2008)。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改革目标是农村人口能公平有效地享受卫生医疗服务,同时保证不因医疗陷入贫困。对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和服务供给方面的投入有助于提高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缩小地域间的公平性差距。

   二是大力增加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应大力加快对农村地方病和传染病防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医疗救助以及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十一五”期间支持中西部及部分东部贫困地区的资金为216.84亿元,其中中央专项安排147.73亿元 22。该规划据称是建国以来覆盖范围最广,投资力度最大的卫生系统专项建设规划,但资金规模实在太小,京津城际轨道交通工程总投资就高达133.24亿元。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民生工程建设新增1,000亿元,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新增仅48亿元 23(卫生部,2008e),而在国家近日宣布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中,铁路建设是增加投资的重要方面,今后3年,我国铁路投资将达 3.5万亿元24(新华社)。

   20,饶克明等:国际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与中国,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7年。
    21,卫生部(2008d),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22,财政部,关于“政府加大对卫生总费用投入,重点向农村倾斜 ”提案的答复,2007年。

   三是完善农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我国已经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在内的农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但是纳入到该体系中的人口比例有限。截至2006年3月,正式施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县的数目为600个,但在实施该制度的县中,农民人口覆盖率为 80%。更重要的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民医疗支出的占比的改善并不明显。受到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保障,自费支付将仍然是中国的农村医疗卫生系统中最大的资金来源,可能从最近大约三分之二下降到了占 55%的水平(世界银行,2008)。因此,如何完善农村基本医疗制度,扩大基本医疗保障的覆盖面,大幅降低农民自费支付的比例仍是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

   第四,完善城市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机制。

   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城市医疗救助制度在内的城镇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但是,目前该制度处于试点之后的推广阶段,政府应该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政策体系,形成合理的筹资机制、健全的管理体制和规范的运行机制,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重点加大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政府投入、扩大政府在城镇医疗服务中的筹资比例、加强医疗保险基金的增值工作、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等。

四、小结

   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民生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文化事业等是具有政策优先级的政策措施,中央政府政策目标是在保障民生、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中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但是,在地方经济刺激计划中,基础设施建设仍是投资计划的重点,铁路、公路、机场等是经济刺激计划的主体,地方具有极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热情。而医疗卫生等政策优先级高的政策措施并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

   而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形势严峻,商业化、市场化改革使得政府职能淡化,而个人承担比例高涨,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不同社会成员医疗卫生需求的实际被满足程度,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严重地两极分化。大部分居民医疗卫生需求,出于经济原因很难得到满足,传染病和公共卫生体系形势不容乐观。

   23,卫生部,国家安排48亿元用于支持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2008年11月 23日。
   24,新华社:新华视点:从京津城际高铁看3.5万亿铁路投资,2008年11月16日。

   政府资金投入不足,卫生医疗体系缺陷等已经改变了中国居民的消费预期和消费倾向,成为制约居民扩大消费的主要障碍之一。为了扩大消费,拉动内需,加大医疗卫生体系的投入是必要的政策选择,应该纳入到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策框架中。

   政府应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深化医疗改革,推进传染病防治机制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大力加强农村基本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以建立一个覆盖面广、融资多元化、运行效率高、监督管理到位的医疗卫生体系,实现医疗卫生服务的全民覆盖。

 

发件人:"rcif cass" <rcif.cass@gmail.com>  2008-12-16 15:16:15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RCIF Policy Brief No. 08086 -- 东北亚区域金融合作破局

东北亚区域金融合作破局

中国社科院世界与政治研究所 张明

Dec. 16, 2008

zhangyuxuan@gmail.com

   作为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的一大副产品,东北亚区域金融合作近期破局。12月10日,中日韩三国央行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定期召开行长会议,并就区域经济金融形势和共同关心的有关央行的议题交换意见。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银行宣布签署一个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该协议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规模为 1800亿元人民币/38万亿韩元。双方可在上述规模内,以本国货币为抵押换取等额对方货币。协议的实施有效期为 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12月 13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在日本福冈举行。三国领导人就加快扩大区域性货币互换体系以及尽早对亚洲开发银行进行增资达成了共识。这是中日韩三国首次单独召开的峰会,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标志着东北亚区域金融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周时间内中日韩政府走马灯式地频繁出台新闻,直接原因在于次贷危机已经威胁到东亚地区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稳定。一方面,中日韩都是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重要经济体,美国与欧盟经济步入衰退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显著下滑,使得中日韩面临的外部需求急剧恶化,出口前景堪忧。另一方面,国际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导致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方向与规模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与韩国均面临短期国际资本流出的局面,而日本则面临日元套利交易平仓而带来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短期国际资本的异常流动无疑将会对各国的资产价格、国际收支状况与本币汇率产生显著冲击。近期内韩元对美元大幅贬值,日元对美元显著升值,可以说都是资本流动惹的祸。

  在中日韩三方中,韩国是受次贷危机冲击最大的国家。尽管10年前爆发了金融危机,但韩国政府似乎并没有从历史中充分吸取教训。最近 10年以来,韩国居民、企业与政府再次举借了很大规模的美元债务,外资对韩国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的渗透极深,韩国再次出现了经常账户赤字。一旦国际金融机构去杠杆化导致外资流出,韩国就面临如下困境:第一,外资流出将导致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第二,经常账户赤字与资本流出将导致韩元贬值。今年以来,韩元对美元汇率已经累计贬值约40%;第三,由于韩元贬值将导致美元外债负担上升,为遏制韩元贬值,韩国央行不得不利用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而这意味着韩国外汇储备的流失。目前韩国外汇储备约为 2400亿美元,但每个月韩国央行就被迫在外汇市场上出售 200-300亿美元。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且韩国不能获得国际组织或邻国救援,一旦韩国外汇储备耗尽,韩国极有可能再度爆发与10年前类似的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

   过去的惨痛经历与当前的现实分析均表明,IMF是不能指望的。目前已经有很多国家向IMF求援,IMF有限的资金池难以满足各国的融资需要。此外,IMF的贷款往往旷日持久,且附加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紧缩货币财政政策的条款。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率先提出在中日韩三国之间建立危机救援基金的倡议,向全球外汇储备存量占全球头两位的两个邻居求援。而中日两国积极响应了韩国的倡议,三方一致同意扩大三方之间在清迈协议下的双边货币互换安排,为韩国提供了超过40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但更重要的是,有中日两国提供援助承诺,有助于韩国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尽快恢复信心,遏制资本的进一步流出。

   除了帮助韩国缓解次贷危机冲击的直接意义之外,最近中日韩三方金融合作提速,还具有如下几个重要意义:第一,这意味着中日韩三国未来将会加速直接的金融合作,而不是继续通过借道东盟来完成。由于中日韩之间的历史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中日韩的制度性合作向来缺乏坚实基础。在这一背景下,中日韩三国均通过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双边合作来间接推进东亚区域性贸易金融合作。例如,三国都分别与东盟开展了自由贸易区谈判,而三国之间的相应谈判则有所滞后。而次贷危机的爆发则使得三个国家增强了一损俱损的危机感,从而促使各方加快了求同存异的合作进程。

   第二,这意味着作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制度性成果,清迈协议可能在不远的未来可能更进一步。目前清迈协议框架最大的两个问题是:其一,货币互换是双边的而非多边的,这意味着资金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例如,假设中日、中韩、韩日各自的双边货币互换是 200亿美元。如果韩国金融局势恶化,韩国最多可获得 400亿美元的互换额度。如果把货币互换协议多边化,则韩国最多可获得 600亿美元的互换额度。多边化的货币互换协议其实与亚洲货币基金已经非常相似的,这相当于在东亚储备库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但同时需要建立一个中日韩之间的金融合作协调小组。这个小组负责对多边化货币互换协议乃至货币基金的管理;其二,货币互换仍然没有与 IMF的贷款条件性完全挂钩,这极大限制了各国实际上能够获得的互换额度。未来各国应该将货币互换与 IMF的贷款完全脱钩,只要双方同意就能够动用 100%的互换额度。

   与欧盟相比,东亚地区同样存在货币一体化的基础,东亚地区的区域内贸易与投资已经占到总贸易与总投资的相当比重,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更加类似,利用统一宏观经济政策应对不对称性冲击的能力更强。困扰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主要障碍在于政治问题与历史问题。日本不能直面历史成为整个东亚货币合作的死锁。因此,东亚货币合作通常具有危机推动的特征,即只有大规模危机的爆发才能够帮助各国暂时摆脱政治历史考虑,将区域合作向前推进一步。10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催生了清迈协议,而当前的次贷危机则有机会把东北亚区域金融合作继续向前推动。

 

发件人:"raina04" <raina04@126.com> 2008-12-26 12:02:27 +0800 收件人: <bork2005@126.com> 抄送:标题:12月7日要报

   本《要报》专注商业与政治的互动以及政治决策者和商人行为背后的本质两个方面,观察人、人性、本能与思维的局限,为中国决策者提供更加真实和直接的幕后行为分析。 除了逻辑错误和标签式误导之外,最为隐蔽的误导来自“有选择地披露事实”。本要报所有文字均依据公开渠道,但剔除公关性、误导性内容,将不同方面信息同时呈现,包括提供原始来源,提高决策者获取信息的效率。

中国要为失衡付出代价

中国的重新平衡会比美国更艰苦

【观点舆论】

   《The Nation》:保尔森向银行注入资金获得优先股的做法并没有让政府控制银行(因为优先股没有表决权),也不能强制银行恢复贷款以挽救实体经济。这不是真正的国有化,而是给让华尔街的混蛋们获得了生机。

   《解放军报》:成都军区某副军长撰文指出解放军需要摒弃“和平建军、建和平军”观念:军队没有和平时期,只有战争时期和战争准备时期。针对索马里海盗,中国决定派出“牛刀”式的大型舰艇护航,更多意味在于展示实力。

   《金融时报》Philip Stephens 批评现在的大政府行为。大政府行为无疑是危险的另一个极端,但是他的辩护依然采取极其愚蠢的维护华盛顿共识的方式。你会怀疑他是否掌握最简单的经济学常识。

   《新周刊》发问:是谁制定了生活的样板?是谁定下了生活的常识?是谁界定了生活的价值? 这些都是美国的文化软实力的影响。

   新加坡外长杨荣文:中美关系决定世界当前体系的运转。美国人在思想上具有传教精神,试图同化其他族群;中国则没有将非中国人变成中国人的意愿。

   丁学良:对中国民间维权人士的压制迫害的总体后果,是在培育和推动中国社会里的极端情绪,促进社会里的暴力萌芽,推动中国社会里可能出现更大的爆炸性危机。

   中国的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们,在过去的二百年中,基本上每当有可能在改良和革命之间做一个选择时,都因为拒绝作制度上的实质进步,导致矛盾越来越广大深入,把改良的路子越来越压缩,最后酿成的暴力革命一次比一次厉害。

   中国过去20年的发展主流,是国家资本主义及伴生的特权资本主义,其它形态的本土经济活动都是在它们的夹缝中讨饭吃。

   中国的要害是"民需"不足;抑制"官需"、提升"民需"才是结构调整的关键。

   《美国新闻周刊》:北京要为失衡支付最大代价,中国的重新平衡实际上会比美国的更艰苦。对美国家庭而言,如今的危机意味着多储蓄少消费。然而在中国,家庭消费仅相当于美国的5%,挑战在于维持一个主要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这意味着要想办法维持工业生产过剩。1929年的美国处于类似处境:庞大的贸易盈余,当时历史上最庞大的储备,但美国没有避开全球金融危机,是最遭殃的国家。这恰似今天的中国。

   韩福东:资本主义危机导致左翼思潮兴起、计划经济破产因而市场机制变得无所不能,这种思潮的转向背后,彰显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势利。

   “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本身自相矛盾,最终必向效率与利润最大化的增长意识形态让步。

   乔良:华尔街绑架了美国和美国政府,美国和美国政府绑架了全世界,这才真正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实质。

   美国可能在“剪羊毛”:国元证券研究中心副总经理刘勘认为,该手法是以低息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流动性,推升资产价值,引发信贷扩张和投资热,并继续推升资产价值。然后制造各种危机或猛然抽紧银根,导致资产和资本暴跌以至经济衰退来打压市场价格,挤压资产价值,制造信贷紧缩,迫使资产超速贬值,当优质资产暴跌到正常市场价格几分之一甚至百分之几时,再以非常低廉价格收购拥有优质资产。

   张宏良:中国的重大政治事变,是从重大理论对决开始。陈奎元与徐景安之间的理论对决是中国政治集团之间弥漫着腥风血雨的重大政治较量。陈奎元代表官方第一次肯定了中国具有两种改革力量:一种改革力量是要把中国带入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另一种改革力量是要把中国变成西方国家的经济殖民地。

【特别关注·经济危机】

   中信泰富亏损扩大到186亿港元:中信泰富澳元累计认购期权合约上的巨额亏损已扩大到186亿港元。过去两年中,中信泰富分别与花旗银行香港分行、渣打银行、Rabobank、NATIXIS、瑞信国际、美国银行、巴克莱银行、法国巴黎银行香港分行、摩根士丹利资本服务、汇丰银行、Calyon、德意志银行等13家银行共签下24款外汇累计期权合约。

   这些合约的实质是中信泰富得到1个看涨敲出期权的同时送给对手2.5个看跌敲出期权,但前者的的价值远远后者。按历史波动率测算,中信泰富在签订合约时就相当于损失约1亿美元。倘若波动率变大,如30%,亏损更将高达4.5亿美元。 但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中信泰富的最大赢利仅5150万美元。选择该种合约暴露出中信泰富是为了最大化利润而不是锁定成本,但银行方面没有全面披露隐含的风险,诱使签订了不平等合约。

   两房债券中的利益输送:美国两房出售的房贷债券经过不断地变形衍生,也同时在不同的环节中价格升值,可是往往是经过了几轮之后,这些债券为基础的衍生品被两房管理层指令其交易员回购。这是典型的利益输送。同样,中间环节的各个金融机构的股东和高管获得巨额回报,但是出现问题之后政府资金用于购买了有毒资产或者提供其他援助,这些机构拿到钱依然不对外放贷,导致了实体经济的进一步下滑。这些与政府举动配合(政府动作是由圈内人保尔森等制定和实施的)形成大规模的利益输送。

   美国次贷危机前所有的人都没考虑到系统风险。花旗的风险模型里根本没有考虑到美国成千上万的房主会还不上贷款。 这很难用简单的思维失误解释。不必专家即使普通的有基本数学能力的人都会质疑这种模型的不完备和潜在失误,但是却能成为主导的模型,必然是管理层的介入导致。

   麦道夫的庞氏骗局暴露:利用后来的投资者的资金支付前面投资者的本金和收益维持下的麦道夫的基金无法承受高赎回压力,骗局败露,麦道夫被捕。一投资于他的基金经理自杀,并可能导致诸多对冲基金完全崩盘。部分受损金融机构:瑞士金融业(50亿瑞郎)、美国菲尔费德·格林威治公司(75亿美元)、西班牙桑坦德银行(30亿美元)、汇丰银行(10亿美元)、苏格兰皇家银行(8亿美元)、法国巴黎银行(约6亿美元)、日本野村控股(3.03亿美元)、韩国人寿保险公司(3000万美元)。其他受害人包括:美国波士顿房地产大亨祖克曼、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神童基金会)、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瑟尔(人道基金会)、纽约“大都会”棒球队老板弗雷德·威尔彭、费城老鹰橄榄球队老板诺曼·布拉曼、服装企业家卡尔·夏皮罗(5.45亿美元) 。

   中国出口企业开始大力关注欧美之外的新兴市场,如东盟、非洲等地。出口退税的提高对于和其他国家竞争的企业有正面作用,但是如果行业内主要企业都是中国企业,那么其作用就不明显。

   中国新的增值税改革后,虽然对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大幅下降,但是因为大批该类纳税人过去采取包税方式,其实际纳税成本可能不降反升。

   珠三角的部分外贸订单转移到了长三角:长三角的企业主认为长三角企业基本上立足本乡本土,拥有厂房等固定资产和较好的上下游网络,容易挺过去。而珠三角企业都是外来投资,依赖中间商的大订单,一旦订单萎缩,或者不挣钱,会立即关闭。

   上海大学生凌晨排队求职 愿意接受"零工资":据12月14日《东方早报》报道,为了找工作,13日清晨不到6时,许多大学毕业生就提前近3小时排起了长队。这场由上海外服联合上海西南片区5所高校共同举办的"名校名企优才"联合招聘会,13日上午8时30分在东华大学体育馆举行。一些大学生也主动放低身段,对薪水没有太高的要求,还有人愿意"零工资"就业。

   景气寒冬 调查指42.7%中国企业可能裁员:【星岛网讯】国内2家顾问咨询公司针对中国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42.7%的受访企业表示,可能透过裁员手段缩减成本,以应对严峻的经济形势。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北京太和顾问公司与美国韬睿(Towers Perrin)咨询中国分公司公布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于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报告显示,42.7%的受访企业表示可能进行人员削减;在可能进行人员削减的企业中,平均削减水平为12.5%。这项调查进行时间为今年11月10日到11月21日,共涉及中国各地区356家企业。

   东莞岁末治安一团糟 每日发生偷抢骗案350宗:【星岛网讯】金融海啸效应下,中国珠三角岁末治安面对更大的挑战,东莞警方数据显示,当地仅11月上旬便发生抢劫、盗窃及诈骗案件逾5300多宗,即平均每天发生逾350宗有关罪案。治安恶化,东莞警方因此推出"完全自保手册"——《年关治安防范手册》,呼吁民众如何防抢、防盗与防骗。香港《星岛日报》报道,金融海啸导致大陆失业问题恶化,专家指出,下岗职工多是正值壮年的"80后(198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留在城镇找不到工作,回乡又可能没有土地、又或无法再适应农村生活;这批失业军,将为社会治安及稳定带来压力。

   东莞退保潮提前两月"杀"到:当地一些工厂关闭或缩减规模使退保人数骤增,预计今年总计将达80万。


【事件述评】

   重庆土地交易所出台: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的数额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增加的数额。农村人口进城后闲置的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变成耕地后,农民获得可以在土地交易所出售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这笔收入可以用于进城农民购买城市住房或者租房。该方案的目的是保障耕地面积总量不变,将农村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置换。地方政府的动力在于农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大大高于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对于耕地面积不得减少的硬指标有所回应,农民进城后获得一定的土地变相出售的补偿。

   美国国债收益降为负值:奥巴马上台后将进一步扩大支出,会扩大美国政府债务余额。中国尽管改变了购买国债的结构(增持短期国债),减少公司债和机构债等措施,但是总量上不断突破。所谓中国警告美国应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在中国无法快速用美元资金购置重要资产(石油储备、海外屯田、收购港口码头和矿山,增持黄金等),或者说没有明确决策的情况下,只能用于购买外国国债,警告流于空泛。但是即使推出明确决策,在中国资金主要为政府主导情况下,各国出于政治目的会提出阻碍,严重削弱收购能力。并且这种单一结构,容易被卖家及时发现收购企图,从而抬高售价,严重伤害中国国家利益。

   日本近年来缓慢但是坚定地减持美国国债:2004年8月在所持美国国债达到6999亿美元的最高额后,日本开始缓慢减持。目前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降到5730亿美元。中国则不断大量增持美国国债,从2005年7月算起,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增加了一倍。2008年9月份中国以持有5850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第一大外国持有者。中国外汇储备购买美债与一般投资者不同,被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盯得死死的,如果中国到期兑换而不续买新债,那么,各种贸易报复手段将一一施展出来,所以,中国购买的美债多数是不能兑现的。龙永图最近认为因为贸易顺差的关系,中国用外汇储备支撑美国,才能形成中美经贸关系之间微妙的平衡。但是日本这种缓慢而明确的决策应为中国借鉴,在中美都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这种微妙的平衡实际上已经无法继续。无视大批人士的警告,过分将资金投入单一国家,很难用普通的决策选择来解释,更像是对美国的利益输送。

   中国远洋可能巨亏39亿人民币:因近期市场的急剧变化和运费大幅下跌及在押注远期运费的失误,可能蒙受39.5亿元人民币和5.77亿美元的损失。

   多次延误后油价下调,仍高出美国一倍以上:中国汽油价格终于下调,不过不含燃油税的中国油价依然高出包含了燃油税的美国油价中国面粉增白剂存废之争。

   中国面粉普通使用过氧化苯甲酰增白以改善外观,但是国内面粉龙头企业、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国家粮食局为主的主禁方一致认为,该添加剂有“致癌作用,欧盟等国已经禁用,破坏了面粉中叶酸等微量营养素,增加人的肝脏负担。2004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联合发布的报告认为,因为缺乏叶酸,全国每年有近40000名缺陷儿出生,高危人群在北方。中国北方,正是面食的主要地区。 反对禁用方以食品添加剂企业、食品添加剂标准化委员会、卫生部为主。其理由是该添加剂经过了JECFA评定,因而是安全的。但是主禁方几乎一致地认为西方是动物性食物结构,肉食为主,粮食为辅,而我国是植物性食物结构,主要营养摄取来自粮食,北方地区以面食为主食。JECFA以西方人为研究对象,数据不适于我国。美国从 1941年起就施行强化面粉标准,80%的强化面粉不加过氧化苯甲酰。美国在华著名食品公司麦当劳、卡夫等,要求中国供应商供粉时都不加过氧化苯甲酰。

   广东产业升级和转移受挫:缺少足够的市场力量参与,过多强调政府意志,加上缺少基本的在品牌、技术方面进步的驱动力量,加上当前危机,进展不顺利。

   长三角高速路民营资本被清退:原因被官方表述为民营资本逐利,可能不愿意投入、养护不到位。 为什么官方资本就不逐利?国资委表述的保值还要增值不逐利何以实现?为什么官方资本就可能养护更到位?在民营化时沪杭高速公路的养护费用从一年2亿降到2000万;嘉金高速建设成本只有8000万/公里,同时期同等级的高速公路,建设费用高达2亿/公里。

   中铝收购力拓的损失:雷曼破产后,中铝持有的力拓股权从雷曼手中转移股权事宜没有明确进展。有可能中铝与雷曼并非简单的中介关系。如果中铝和雷曼存在债务或担保关系,那么中铝所持力拓股份很可能被作为雷曼资产冻结,中铝只与其他债权人享有同等权利,这样中铝可能被迫面临最坏的情况:所持力拓股份将遭受较大损失。

   即使不考虑该因素,截至10月19日,中铝所持力拓股份市值已缩水约73亿美元,跌至68亿美元。随着矿产品价格下跌,力拓未来业绩必会有大幅下降;而作为一般财务投资者,中铝必须承担巨额还款压力和相应财务费用。在中铝收购力拓9%股权过程中,雷曼是其财务顾问。在本次收购中,中铝联合美国铝业出价140.5亿美元,其中美国铝业以认购中铝新加坡公司债券形式出资12亿美元,其余128.5亿美元均为中铝方面出资。

【现象背后】

   中国内地成品油批发和零售两个环节在1998年之前是向民营资本开放的,民营企业可以自由找炼油厂买成品油。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见》,规定国内各炼油厂生产的成品油需全部交给中石油、中石化统一经营。到2008年民营油企已经基本崩溃。尽管目前有几家民营企业获得了成品油批发资格,但上游的油源还垄断在两大集团手里。在2007、2008年发生油荒时,国资委下文要求对民营企业供油,但是并没有强制的手段,成为空文。

   杜润生:国家通过土地改革,重组了基层,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中央政府获得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人们以为旧中国是 “政权不下县”,因此打通基层,意义尤为重大,是向现代社会转化的一个必经步骤。

   为什么建设污水处理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建司在5天之内收到500份污水厂申建单,接近目前全国既有污水处理厂总数(1442座)的1/3。污水处理厂是少有的事权在地方、财权在中央的投资建设项目,地方政府踊跃申报的目的,是要拿中央的钱,给地方建污水厂。至于污水厂建成后的运营问题,则未被多数地方政府充分重视。

   引入外资后高管薪酬大幅提高,是广发行卖给花旗的真正原因

   花旗控制广发行:2005年的下半年,广东发展银行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引入战略投资者。广发行当时拥有约3500亿人民币资产,在全国共有27家直属机构、502家营业网点,与世界83个国家和地区917家银行具有代理行关系,有1200万零售客户,900万持卡人,1.6万家中小企业客户和12,474名员工,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银行500强之列,且正筹划香港上市事宜。

   美国花旗银行志在独得“广发行85%以上的股份”遭到阻扰后,它一面发动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亲自前往中国,游说政府官员考虑花旗的收购,一面与中国人寿、中粮集团、中信信托、国家电网、中国节能投资公司、中国普天集团等企业组成联合竞标团,参与对广发行的角逐。2006年10月,花旗银行终于如愿以偿,由它主导的竞标团共出资242.67亿元,最终得到了广发行约85.6%的股份,其中,花旗银行大约出资60亿人民币,拿到了36%的股份,获得了对广发行的相对控股权。

   而仅仅半年前的2006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后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还曾公开强调,“商业银行改革要……坚持国家的绝对控股地位,保持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外资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总比例不得超过25%仍是不得突破的高压线”。在控制广发行后不到一年,花旗竟多次公开威胁广东省政府“必须拿出600亿现金充抵银行的坏账”。

   银行监管高层力推金融企业大举引入外资的说法是:引入外资可以完善我国金融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并提高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以便减少银行的不良资产。但是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与中国的非市场化机制、非法治环境、忽冷忽热的政府投资冲动有关等有关,并非银行治理结构一个因素发挥作用。即使为了改善治理结构,引进外资也未必具有想象中的效果。但是在引入外资后高管的薪酬的大幅提高解释了可能的真正原因。

   Bank of America 投资中国的银行股权而获得的利润,足以弥补次贷危机造成的损失。

   2008年4月18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调查显示,中国粮食价格的上涨,根本原因是中国农业战线的两大垄断集团——中化肥、中农资勾结外资企业,人为提高化肥的价格,提高其他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从而驱动粮食涨价。

 【大布局】

   中国深受美国文化影响为美国的商业模式带来了好处,但是这种影响也带来了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负面作用:中国人对于物质的需要一旦不受遏制,地球资源供给日趋恶化,将带来严重的战争可能。

【推荐阅读】

   《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 赵鼎新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

   《让每一个中国人滴血的“金融改革”》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

 

 

发件人:"壹咨顾问" <yizi-1zi@bbn.cn> 2008-12-26 14:19:21 +0800 收件人: "1211" <1677?~LIST~?@263.net> 抄送:标题: 北京壹咨顾问--每日经营快报081226

2008年12月26日的经济要闻

壹咨顾问

【宏观经济】

三大经济体明年负增长,金融危机何时触底取决于三方面

中国社科院25日对外发布2009年《世界经济黄皮书》。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认为,0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大致在2%上下,但美国、欧元区及日本三大经济体将是负增长。而新兴市场尤其是“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是全球经济的亮点。

《黄皮书》指出,明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前景不容乐观。其中,美国经济的前景最堪忧。外界普遍认为,09年美国经济全年负增长,下降的幅度在1%左右,最悲观的是1.5%。李向阳今日在09年世界经济与国际形势报告会上指出,从调整的周期长度和幅度看,美国房地产市场下跌的空间已经不大,预计可在09年下半年触底。而各国所采取的联合救援,则应该会在2009年3—5月份看到效果。

金融危机何时触底取决于三方面。报告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何时触底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美国房地产市场走势、联合救援效果和实体经济衰退对金融市场的反作用。李向阳个人认为,09年下半年金融市场应该趋稳,但不等于马上就进入V形反弹,而美国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可能还会持续一段低速增长。综合各种因素,李向阳相信,明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大致在2%上下。而在过去10年间,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大致接近5%。

统计局长:密切关注敏感指标,提高工业经济监测频率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要密切关注一些异常、敏感指标的变化对国民经济全局产生的影响,并提高监测频率,充分利用相关部门的记录,如用电量、货物周转量、工业贷款、税收等,可按旬、按周进行统计监测。统计局网站新闻稿援引马建堂称,可对重点企业进行周调度、旬调度,用重点企业情况反映整个工业经济走势,及时揭示工业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

他强调,工业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能不能准确、及时、全面地反映工业经济运行状况,及时揭示工业经济运行中的趋势性、苗头性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是对统计部门能力的考验。对此,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也表示,其中,发电量与用电量的减少往往是反映经济下行的指标。而货运量、货物周转量,港口集装箱统计指标,则能及时反映出企业生产、进出口的冷热状况。“在当前市场不景气的局面下,对这些指标加强监测,能够帮助我们尽早发现问题。”

1-11月工业企业利润仅增4.9%,增速继续大幅减缓

国家统计局2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工业企业1-11月实现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4.9%,增速继续大幅减缓,显示下半年来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国内经济增速减缓等因素,使得工业企业赢利能力进一步恶化。数据显示,中国1-11月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4066万亿元,较上年同期仅增长4.9%,增速显著低于上年同期的36.7%,同时也大大低于今年1-8月的19.4%。

1-11月份,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7985亿元,同比下降14.5%。集体企业实现利润687亿元,同比增长29.5%;股份合作企业实现利润168亿元,增长19.2%;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13467亿元,增长11.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6374亿元,下降3.1%;私营企业实现利润5495亿元,增长36.6%。

在39个工业大类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利润同比增长37.2%,煤炭行业增长133.7%,钢铁行业下降13.7%,化工行业增长0.2%,建材行业增长27.7%,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9.4%,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15.7%,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1.1%,电力行业利润下降84.1%,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下降34.1%,化纤行业利润下降74.9%,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由去年同期盈利245亿元转为净亏损1260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金总额18,314亿元,同比增长20.7%。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39,464亿元,同比增长24.1%。11月末,规模以上工业应收帐款45,006亿元,同比增长12.3%。产成品资金23,114亿元,同比增长25.0%。

国资委主任:鼓励地方国企与央企跨区域的联合重组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周四表示,当前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仍不尽合理,调整的空间还很大;明年将进一步加大各地国有企业重组调整力度,支持、鼓励与中央企业的联合重组、跨区域的联合重组,发展壮大一批对当地经济发展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大企业大集团。

【产经动态】

李荣融:央企大股东要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李荣融昨日在“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表示,在目前市场环境下,央企大股东要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努力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国资委正与证监会密切配合,上市公司国有股东动态监测系统即将建成。李荣融指出,中央企业是否要对控股上市公司的股份进行增持,主要看市场状况。从目前情况看,增持是必须的。目前不少央企在经济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正筹集资金或重新规划资金,在保证职工工资和企业正常资金链不断的前提下,积极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在谈到维护中小股东利益时,李荣融表示,国资委一直坚定不移地维护股市稳定。大股东和小股东有共同利益,没有小股东支持,也就没有大股东地位。目前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提高风险意识,降低风险,避免出现大的损失。尽管现在股票市值出现较大缩水,但通过央企大股东的带动作用,相信能促进股市市值尽快回升。

企业并购贷款解禁 沪银行设百亿额度

据《上海证券报》周五报道,在中国银监会发布指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昨日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银行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签订《开展商业银行并购贷款合作协议》,联合推出总金额10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并购贷款额度,作为企业并购专项贷款。
根据协议,上海联交所将向签约银行推荐优秀企业和优秀项目;签约银行将向符合条件的企业及项目提供“并购贷款”。

工行上海分行副行长黄纪宪称,目前还只是合作意向,预计在明年一季度将开展并购贷款业务,杠杆率约在50%左右。并购贷款目前不涉及房地产项目。作为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之一,中国银监会12月9日发布了《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正式放行并购贷款。建设银行相关人士透露,建行上海分行正在与宝钢集团商谈,将可能为宝钢提供并购贷款。并且,建行还可能向宝钢提供股权融资,以及上下游供应链融资。

中房协:房地产企业要顺应形势主动调整转型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朱中一说,房地产企业要主动顺应形势,从研究市场的规律入手,主动调整和转型。朱中一是在日前举行的2008中国城市住宅与房地产发展高峰论坛上作出上述表示的。朱中一表示,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转型过程中要坚持两个理念,一是科学发展,二是诚信经营。同时要提高三个能力,一是提高对市场的前期策划和判断能力,研究企业的开发期、开发目标、开发产品,包括积极参加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建设,开发省地节能环保型的建筑。二是提高开发建设的能力,提高产品的含量,提高住宅的水平。三是提高企业的融资和资金管理能力,加强成本核算和财务管理。

煤电合同难产 价格可能成一纸空文

12月25日,在福州召开的“2009年全国煤炭产运需衔接合同汇总会”进行到了第5天,但煤电双方继续“顶牛”,均念起了“拖”字诀,仍没有就最终价格达成一致。市场人士预计,即便到27日双方达成协议,也可能将有名无实。煤电双方念起“拖”字诀。据了解,截至昨日,煤企仍未就合同价与五大电力集团达成一致。在这个过程当中,煤电双方已经多次“舆论”交锋。难道双方都要拖到最后一刻?平安证券煤炭行业分析师陈亮认为,煤炭行业历来的谈判策略便是分化瓦解,高调出击。先从五大发电集团之外的地方电力企业入手。由于这些电力企业规模较小,容易妥协,煤炭企业往往能取得一定战果。而且,在谈判过程中,煤炭企业往往放出烟雾弹,称某某企业已经签了价格。

陈亮说,从电力行业谈判的策略看,电力行业的最优策略肯定是拖延。目前,20多天的电煤库存,几乎高于往年同期一倍,电力企业有较强的底气拒签价格,以逼迫煤炭企业让步。因此,这次福州谈判,越拖对煤炭越不利。“我们判断,煤电双方快速达成协议的可能很小,双方有可能将延续往年的拖延战术。”从历届电煤订货会上也能看到如此情况,2004年和2005年两届煤炭订货会中体现明显。其中,2004年的会议,煤电双方的谈判拖到2005年4月份都无法确定价格,合同都是签量不签价。2005年4月26日,发改委发文,给出电煤价格8%的涨幅上限,但最后实际执行的情况是,煤炭企业纷纷突破这个涨幅限制。

“合同价”可能有名无实。“历史证明,在中国,煤炭合同价格即使签订,但供需方也未必按照签订的价格执行。”陈亮说,在电煤1998年到2008年涨跌循环中,已经说明电煤双方合同兑现率。1998-2001年的煤炭低谷期,电力企业不买合同煤,纷纷买市场煤,因为市场煤价格低。随后,在2004-2007年的煤炭上升周期,煤企重点电煤合同兑现率不高。进入2008年,市场价格暴涨,除极少数煤炭企业执行了年初签订的重点电煤价格外,大多数煤炭企业的电煤价格随行就市,“合同价”形同虚设。煤炭外贸专家黄腾也认为,能否切实执行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尤其在电煤价格预期仍将大幅下滑的时刻,因为电企履约的动力不足。目前,煤企抱团取暖的力度也在逐步加大。据了解,为了防止煤价重蹈1998年的覆辙,在煤炭行业面临过剩压力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将加大关停整顿小煤矿的力度。

火线巡视 发改委不会干预价格

昨日,就在煤炭企业、电力企业仍就价格争执不下时,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来到福州,分别与煤炭和电力企业的代表座谈,敦促双方签订合同。但对于僵持不下的价格问题,据消息人士称,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此次来参会只做“巡视员”,观察情况,不会插手干预价格。

在往届衔接会双方僵持不下时,发改委曾有过出手干预价格先例。本应在2004年底结束的2005年煤炭产运需衔接会,煤电双方的谈判拖到2005年4月份都无法确定价格,合同都是签量不签价。2005年4月26日,发改委发文,给出电煤价格8%的涨幅上限,才算打破了煤电双方的僵局,尽管最后在实际执行时,煤价涨幅纷纷突破这个限制。

煤电双方人士均认为,此次发改委将不会再直接干预价格,只是对双方进行协调,促使价格尽快签订。记者获悉,发改委或根据双方目前的报价给出一个指导性意见,但最终价格还将由双方自主协商决定。据消息人士透露,河南省发改委已就当地煤炭和电力企业将签订的省内重点合同价格进行协调,解决前期只定量未定价的遗留问题。

在此前的文件中,发改委也明确表示煤炭价格继续实行市场定价,由供需双方企业协商确定,这意味着今年6月份以来实施的电煤最高价格限制将在明年取消。同时,发改委表示当市场价格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国家将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而有关人士认为,此次煤企的报价并不能称为“剧烈波动”。

国资委:新上电力项目资本金不得低于50%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指出,发电企业进行项目投资时,要保证资本金不能低于50%。如电力企业确实有好项目,国资委可帮其安排部分资本金。中国证券报周五引述国资委统计称,今年1到10月,五大发电企业因电煤价格和售电价格倒挂影响利润551亿元人民币,不少发电企业的负债率已达到80%以上。由于业绩不佳,业内一直传闻发电企业将得到国资委注资。

报导并援引李荣融表示,发电企业新搞项目投入,国资委要求资本金不能低于50%,并不是25%的审批标准。但现在很多发电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都过高,加上现在电力需求下降,明年电力企业的还债负担会很重。他还指出,如果省市确实有好项目需要发展,国资委要安排给资本金。要保证企业的资本金不低于50%。

今年国资委547.8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计划中,有大约270亿元是用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点中央企业新设出资和补充国有资本,东航和南航已先期分别获得各30亿元资本金注入。报导引述有关业内人士的话称,资本金不低于50%的标准,可以解读为国资委有望给发电企业进行注资,但具体数额很难测算。长城证券分析师张霖指出,由于前三季度五大电力集团亏损额巨大,为其进行注资也存在很大可能,但另一方面,国资委提出50%的资本金要求,也是提高电力企业上马项目的门槛,避免在当前供需不平衡的情况下,企业再扩大规模。而降低装机增长速度,也能使得现有的发电机组利用率调高。

中国钢铁企业逆市上调钢材价格

中国各大主流钢厂在下游需求依然冷清时,欲以提价措施来拯救钢铁业亏损局面。报道指,中国大型钢钢铁公司在今后两个月开始上调钢材价格至多每吨350元。分析师称,在中国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的提振下,钢铁市场很可能会反弹,因经济刺激计划下的大部分资金料将投入基础设施项目。12月24日,宝钢上调了2009年2月份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达6%至10%。这是自今年8月钢价持续大幅下滑以来,宝钢首次提高钢材产品价格。报道称,除宝钢外,首钢、武钢、沙钢、鞍钢、莱钢、济钢等国内主流钢厂的产品均有100元/吨至300元/吨的涨幅,其中湘钢部分产品一次性提高了250元/吨。不过,分析师称,提价会削弱钢铁生产商在与澳大利亚和巴西铁矿石生产商进行价格谈判时的议价优势。

2009年1月1日中国矿产品增值税率恢复到17%

财政部日前发出通知,金属矿采选产品、非金属矿采选产品增值税税率由13%恢复到17%。通知自2009年1月1日起执行。
上述所指金属矿采选产品,包括黑色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产品;非金属矿采选产品,包括除金属矿采选产品以外的非金属矿采选产品、煤炭和盐。此外,食用盐仍适用13%的增值税税率,其具体范围是指符合《食用盐》和《食用盐卫生标准》两项国家标准的食用盐。

中国将收购290,000吨电解铝作为国家储备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网站报道称,中国将收购290,000吨电解铝用于国家储备,收购价格高于目前的现货价格。中国国家物资储备局25日决定收储29万吨电解铝。其中收储中国铝业公司15万吨,收储青铜峡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中电投霍林河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万基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桥头铝电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7家公司各2万吨。收购价为12,350元人民币/吨。收储电解铝是国家解决当前有色金属行业所面临困境得到落实的第一个措施,为解决目前铝市场现货过剩,减少市场压力,稳定市场价格将起到一定作用。

   中国上海期货交易所沪铜合约周四收盘全线小幅续涨,分析师认为,这主要是中国政府将对铝进行收储的预期亦激发了市场对铜收储的期待,由此提振了铜价;不过,由于消息显示的收储力度尚小,对铝产能过剩的状况恐难有效改善,因此其对铝价后市的支撑作用将有限。中期期货分析师温京海也表示,“相对国内上千万吨的产量,此次铝收储量太少,要是铜的话还算可以,以后应该还会继续购买。”

原料价格大跌 化肥定价机制市场化

继成品油之后,化肥产品的定价机制改革也将启动。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了促进化肥行业改革发展的政策措施。长江证券研究员徐斌表示,将化肥政府指导价改为市场调节价这一说法,属于首次出现,这可能是从准市场化向市场化的一种演进。一位基金研究员告诉记者,在目前的淡季控制尿素等化肥的出厂价没有意义,“一些企业的出厂价格已经低于限价。”据了解,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化肥的主要原料价格都有了大幅下降,并且有继续回落的趋势。美国磷酸二铵的价格比年初下降了40%,直落800元/吨。根据商务部价格监测,11月份国内硫酸平均价格较10月份大幅下跌24.1%,较去年同期下跌33.0%。

贸易增速下降,11月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首现负增长

交通运输部昨日发布数据显示,11月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4.6亿吨,同比减少0.5%,是今年首次出现的同比负增长。
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11月规模以上港口完成外贸货物吞吐量1.4亿吨,同比减少8.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041.4万TEU,同比增长4.1%。与去年同期相比,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外贸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的增速分别回落14.5个、21.0个和14.5个百分点。

“从港口的吞吐量情况来看,其变化跟宏观经济的变化是一致的。”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周景彤表示。根据海关总署本月公布的数据,11月,我国进出口总额1898.9亿美元,同比下降9%;其中出口1149.9亿美元,下降2.2%;进口749亿美元,下降17.9%。进口下降的幅度大大超过出口。

国际航协预计:明年全球航空客运量下降3%

国际航协(IATA)最新出炉的经济报告预测,从今年年底到2009年,北美、欧洲和日本均将继续出现经济衰退,由此预计2009年全球客运量将下降3%,直到2011年客运量才能恢复超过4%的增长率。航空货运量预计在08、09年出现下滑。随着国际贸易量的先期恢复,IATA预计到2010年航空货运量将恢复到5%以上的增长水平。

航空出行主要受经济增长影响。全球收入客公里数(RPKs)在过去35年中下降了2次,分别出现在1991年经济衰退时和2001年“9?11”恐怖袭击导致的经济急剧放缓时。旅游出行市场的疲软在1991年的衰退中持续了3年。国际航协认为,航空出行主要受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经济周期的杠杆影响,增长和衰退一般是整体经济变化的两倍左右。随着美国、日本和欧洲出现经济衰退,最新的经济预测显示全球GDP增长率将会下降至1%。这与全球RPKs的增长率一致,RPKs增长率在2009年将下降至2.2%,2011年也不会上升超过4%。目前航空公司正通过运力的调整来应对需求冲击的影响。但在衰退中的第一年,需求下降的速度通常比航空公司运力削减得快。

货运将早于客运恢复。航空货运量下降得比客运更早、更厉害。IATA预计2008年国际航空货运吨数下降1.5%,2009年下降5%。IATA的报告认为,航空货运和客运在衰退期的表现有所不同。从上一次的周期看到,货运市场比客运早一年得到恢复。

引导外资开发中西部 发改委调整产业投资目录

2008版《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下称《目录》)积极引导外资向中西部产业转移,并且鼓励外资进入农业深加工领域,但出于确保粮食安全的需要,粮食、油料、蔬菜、水果等种子(种苗)开发、生产不在《目录》之内。

鼓励外资农业深加工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针对农业方面的投资项目一直有限。据了解,在大陆地区投资农业的资金,此前主要来自我国台湾地区,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中国农业领域投入的资金一直很少。“并不是他们对于投资中国农产品领域没有兴趣,更主要的原因是以往政策的吸引力并不是很大,而欧美等发达国家习惯了机械化大规模生产后,对于中国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是否能够满足他们对原料的需求感到担心。不过,随着国家加大对外资投资农业领域的支持力度,以及农业的规模化生产,相信对海外资本会有更多的吸引力。”中国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不过,与以往政策相比,粮食和油料作物没有被纳入到新《目录》当中。

引导外资开发中西部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介绍,实际上2007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已经对《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进行了探讨。而近年来,我国招商引资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使得《目录》的调整非常有必要。2007年至今,制造业的部分下降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来自日本、韩国,也包括欧美等技术发达国家的投资增速很低,甚至是负增长。而服务业在此期间上升的趋势非常快。“我认为2008年到2009年是外资对中国市场的观望期。当我国‘两高一资’、进出口、招商引资等政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逐渐稳定下来,外资的进入会继续的增加。”张燕生说,如何引导外资投资国内市场,正是目前招商引资方面的主要工作。“这一政策的出台,体现了我国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向‘希望国际资本能够向中西部产业转移’变化,符合我国的实际需要。”张燕生说。

台媒:大陆将通过国有企业向台湾进行投资

据台湾《工商时报》周五报导称,中国大陆计划通过国有企业向台湾进行投资。报导称,上述投资目标将放在台湾的金融、房地产、电信、科技、太阳能行业以及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经营管理借鉴】

郭广昌:把“过冬”当做“修炼”的良机

我认为,一个企业家面对冬天的思考,最主要的就是提升价值链,加强创新的能力。比如复星的投资,我们是企业没有成功以前去投资它,看它以后的价值和提升,然后跟它一起分享成功,当然如果它失败了,我们也一起承担失败。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投资的主要方向之一就是投资具有创新能力的、能够用站在全球的角度来应对全球市场与挑战的企业。

我觉得中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没有那么悲观,我觉得大家在悲观的时候,要更有理由去找一些值得我们乐观的东西。投资是在跟自己的人性做斗争,这个人性就是贪婪,在大家这么恐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勇敢一点儿,在大家都变得贪婪的时候,我一再告诉大家,我们要准备过冬。所以现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迟缓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些真正值得我们投资的东西。如果过去问我的话,我觉得其实真的能投资的企业不多,但是如果现在看的话,我觉得你有钱,值得投资的企业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关键是大家的选择。

“过冬”的四大修炼

首先,冬天也意味着新的投资机会。我们始终奉行的一个策略和目标是,选择真正有价值的企业。就是你投资一个企业,关键是看这个价值怎么样,无论是市场好的时候还是不好的时候,都要遵循这个概念。但是目前来看,如果我们的商品价格恢复到一定程度的话,我相信未来几年后商品价格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上涨。另外一个是消费品,消费品随着中国内需消费市场增大而起来,尤其是做连锁品牌,我觉得有大量的空间存在。所以我觉得现在反而有机会,投资的机会在大量的出现。

第二,任何一个企业,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的融资渠道,在任何时候一定要有充分的信心,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汇聚成长的力量,就一定要汇聚资本的力量。复星去年成功在香港上市,这次上市之后,我们利润的增长应该是很快的,但是还是抵不过股票下跌的速度。但是我觉得只要公司的基本面好,只要把公司做好,资本总是会回来的。因为资本有两重性,要么高,要么低,正好的时候是很少的。要得到资本的支持,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除了技术、资本支持,一定要做好规范的管理。为什么?你在困难的时候管理才能提供支持。

第三,要以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来构建响应能力的扩大能力,在动态的情况下获得战略支持。也就是说我们的信息化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不是说说就行的。包括我们自己的宁波钢铁,我们打造ERP系统,启动了流程的优化,调整了工厂规划,我们甚至设立了一些协同工业管理的平台和集群的信息门户。信息化的用途也会越来越广,以前人不值钱,信息化也不值钱,现在人、劳动力的成本越来越高,信息化成本也越来越高。比如说美特斯?邦威,以前只有1000家店的时候就实行了信息化的精细管理,所以它现在很容易可以做到2000家、3000家店。

第四,我们要用全球的人才,汇聚全球人才的力量。当年我们浙商能做起来,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上海的先进生产力。现在我们要发展的话还是要在全球招揽人才,包括前面讲的美特斯?邦威,它的设计人才就是意大利的,它的总经理从台湾来的。所以作为一个企业家,要成为一个企业资源的整合者,不一定我们什么都要去做,要在全球范围内学会整合资源。

时尚走向折射商业趋势:裙摆理论和明星偏好

1929-1933年的大萧条,使得时尚经济学进入人们的视野。在那场大危机中,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经济学家乔治?泰勒发明了裙摆理论,他发现,“当股市牛气冲天或经济增长时,女人会穿短裙,因为她们要炫耀里面的长丝袜;而当股市熊气弥漫或经济不景气时,女人买不起丝袜,只好把裙边放长,来掩饰没有穿长丝袜的窘迫。”不仅女性的裙子反映了经济的状况,男性对不同女明星的偏爱程度同样反映了经济运行的状况。美国心理学家特瑞?佩蒂?约翰博士发现“胸围曲线”与经济增长存在潜在的联系,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男性往往迷恋乳房丰满的女性;而在经济繁荣时期,男性会偏爱乳房并不丰满的女性。

此后还有一系列研究充实了时尚经济学的内容,经济景气的时候,精致典雅的手提包会比较受欢迎,因为只要带钱包出门就一切都搞定了,但是经济寒冬来临,出门则要带大包,矿泉水、化妆包、笔记本,什么东西都要塞进去,为的是不要发现东西忘了带还得花钱再买。经济景气的时候,时尚走典雅简约风,流行颜色以白色和黑色为主,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时尚颜色就会变成相对鲜艳一点的黄色、红色等,以给大家一些好心情。

其实,中国的贺岁片似乎也是经济大环境的晴雨表。去年全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2007年贺岁片市场上的主角,无论是《色戒》《投名状》还是《集结号》,虽然描写的时代有所不同,但主题都很压抑,结局也不是一般影片的“大圆满”。不过这些影片虽然压抑,但是看过之后能带给我们不少思考。相比去年,今年的经济形势可谓冰火两重天。结果贺岁片市场同样来了个大反转,今年贺岁片市场的主角是“大四喜”—《桃花运》、《爱呼2:爱情左右》、《女人不坏》、《非诚勿扰》。这四部喜剧片都以爱情为主题,给我们一个大圆满的结局,希望大家在欢乐中,忘掉工作上的不快。

调查:多数欧盟企业在华前景乐观

中国欧盟商会与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合作,于日前发布了《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08》。在华经营的250多家欧盟企业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业务的乐观态度及忧虑。本次调查显示,“尽管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在中国的大部分欧盟企业还是对中国市场以及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表现出了乐观的态度”。尽管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但在华欧盟企业数量的增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增多,证明中国依然是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同时,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企业的在华业务仅占其全球业务的10%以下。这表明在华的欧盟企业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半数企业将亚太总部设在内地。调查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企业是看中中国的市场而进入中国的。超过7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他们长期战略中非常重要的市场,一半的受访者将中国内地设为他们亚太区的总部。大部分选择中国内地为总部的企业,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内地市场广阔。4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进入该市场是他们考虑的主要原因,相应的法规和税收问题仅占很小的考虑部分。上海和北京依然是首选的总部所在地(分别是42%和38%),而去年这两个城市的集中程度则更高(分别是43%和30%)。

对利润增长态度依然乐观。超过3/4的受访者的营业额在过去的一年中获得了显着的增加。其中一半的企业营业额在过去一年获得了超过20%的增长,这也同时反映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实际上,从2005年开始,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年增长率均超过20%。另一方面,许多企业也提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比如劳动力成本提高(48%)、竞争日趋激烈(40%)、法规环境因素(34%)和人民币升值(34%)。部分压力直接影响了个别企业的利润率。1/3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并没有提升收益率,其中10%还遭遇利润下滑。但是大家依然对利润增长持有非常乐观的态度。在2006年,61%的企业对利润率持乐观态度,这个数字今年已经上升至70%,增加了15%。

七成企业认为内需是主要驱动力

近1/3的受访者(29%)认为中国的世贸组织成员身份为他们的业务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这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因为在去年仅有16%的企业表示了积极或者非常积极的态度。同时,只有35%的企业感受到了加入世贸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近期进入中国的一部分企业对于中国加入世贸之前的情况并没有明确清晰的认识。另外由于部分承诺还没有实施,因此27%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业务并没有受到加入世贸的影响。

在各个行业,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各个企业都持有相似的观点。73%的企业认为内需是主要驱动力。大部分在华经营的受访者都将目标锁定为中国市场,因此消费力的大幅度提升也为他们带来了美好的未来预期。

【时政参考】

国资委下放部分央企高管任免权 试点将扩大

国务院国资委最近下发文件,拟将中央企业经营层高管人事任免权下放到董事会,但53家特大型央企除外,仍由中组部和国资委任命。此前,142家中央企业的高管人事任免分为两部分,53家特大型央企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由中央任命、中组部考核、国务院国资委企业领导人管理一局协助工作;副职由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党委组织部)考核和任命。这部分央企的人事任命方式目前没有变化。

其它89家中央企业的领导成员,包括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纪委书记和总会计师,则全部由国务院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二局负责考核和任命。此次中央企业经营层高管人事任免试点,主要在国务院国资委确定的19家董事会试点企业中实行,任免范围包括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等。不过,位列53家特大型央企的董事会试点企业的宝钢、神华等,不在此次经营层高管人事任免试点之列。

李荣融:国企要在化解金融危机中承担更大责任

中国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25日在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表示,国有企业在化解金融危机中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李荣融表示,明年形势严峻,要保持职工队伍的相对稳定,尽力做到不裁员。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影响不可低估。各级国资委要密切关注和冷静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要高度重视,深刻认识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新动向和长期趋势,密切关注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冲击和影响。

他表示,明年中国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将更加严峻,要沉着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深入推进改革增强国有经济活力。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产权多元化。进一步推动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建立健全规范有效的董事会,完善外部董事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要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要适时调整和修订国有经济布局和发展规划。

“污染减排”明年纳入政府全面考核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日前指出,明年的节能减排工作将着力推进工程减排和结构减排。张力军表示,明年将把强化政府责任作为实现污染减排目标的关键环节,对污染减排工作情况开展全面考核。严格把握对“两高一资”、产能过剩项目的环评审批,把好环保准入关口,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加快推进电厂脱硫设施、城镇污水处理厂等重点企业在线监控系统联网工作。抓紧实施污染源自动监控、执法监督、监督性监测、信息传输与统计能力建设等重点项目,尽快出台环境统计审核办法、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尽快制订排污交易管理政策,大力推进污染源普查工作。

重大项目将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

2009年1月1日起,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的政府部门决策,如规划和建设等项目,将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否则,发改委原则上可以不予审批立项。这一规定,是《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作出的。12月25日,中国气象局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对该《管理办法》的贯彻实施做出了具体要求。

部分地方“腾笼换鸟”急躁

《人民日报》25日在第九版“经济时评”栏目发表题为《扩大就业须善待中小企业》的文章指出,一些地方在“腾笼换鸟”的过程中,显得有些急躁,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这直接影响了农民工的收入,随之波及农村消费市场。文章称,一提起中小企业,有些人就会想到落后生产力,此类观点未免失之偏颇。政府必须出实招、出重拳,减轻企业负担。文章指出,保证就业,社会才能稳定。我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期,大量农村劳动力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在较长时间内适度保留一定比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非常有必要。

文章特别指出,中小企业与落后生产力不能等同。并引述统计数据称,今年前三季度江苏省65%的发明专利,75%的企业技术创新成果,80%的新品开发由中小企业实现。中小企业并不是“只会污染,不懂生产”。即便真有“两高一低”的中小企业需要调整乃至淘汰,也不能简单粗暴地压缩其生存空间。无论是促进转型升级,还是搬迁转移,都要给企业留出时间,都需要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

中国农业银行将任命张云为股份公司行长

据《上海证券报》周四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中国农业银行将在明年1月份重组为股份公司,现任副行长张云将出任农业银行股份公司行长。报道称,现任行长项俊波将出任农业银行股份公司董事长。农业银行现任纪委书记朱洪波将出任副行长,该行股改办常务副主任周清玉将接替朱洪波出任纪委书记。报道还称,现任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振江有可能出任股份公司董事会秘书之职。

石家庄官员泪洒谈判桌 押政府大院筹三鹿赔款

三鹿进入破产程序的消息传出后,400多名代理商要追讨因召回问题奶粉而垫付的近10亿元退货款,向当地政府要个说法。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赵文峰与情绪激动的数百名三鹿代理商和原料供货商,泪洒谈判桌。《中国经营报》报道透露,石家庄市政府就在上个月已经把市政府大院的南院和西院抵押给银行了,还有一个下属酒店也抵押了,筹集了9.2个亿上缴给国家暂时成立的临时赔偿机构。据了解,仅三鹿一级奶粉代理商就有648家,如果算上二、三级代理商将达到1500多家,另外三鹿液态奶的代理商也有800多家,三鹿庞大的营销战线从业人员达到了100多万人。

中国造富大学排行:北大培养亿万富豪最多

日前,中国校友会网发布了“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北京大学因造就35名中国亿万富豪而问鼎榜首,校友财富合计1000多亿元,当之无愧成为了中国“亿万富豪摇篮”,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紧随其后。调查显示,北京大学毕业的亿万富豪校友最多,有35人,以绝对优势问鼎“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榜首,超过第二名十几人,富豪校友财富合计1000多亿元,当之无愧成为了中国“亿万富豪摇篮”。其中有新浪网创始人王志东、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和“体操王子”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宁等,北大毕业的亿万富豪分布领域最为广泛、涉足的领域最具前景。通过调查发现,亿万富豪大多毕业其就读高校的王牌和优势专业,具有理工科背景的亿万富豪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从富豪毕业院校类型来看,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等综合性高校比理工科高校在富豪企业家培养上更具优势,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前列的综合性高校占据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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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chabianqiu" <chabianqiu@163.com> 2008-12-24 16:12:31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教育问题求助

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为什么要比教师高?

----教育强区教师工资待遇不强 经济弱区官员生活补助不弱

武汉市新洲区(老黄冈)教师

2008年12月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您好!我们是武汉市新洲区教师,今向全国人民拜早年、致公开信是为获取您的支持。

一、武汉市新洲区是教育之乡

    人们都知道黄冈教育天下闻名,殊不知新洲教育源远流长。据地方志记载,武汉市新洲区原属黄冈,有人考证说,黄冈文脉中心实质在新洲,理由是自唐以前黄冈府治所在地一直是新洲邾城,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问津书院在新洲旧街,全国知名重点中学黄冈中学1953年最重要组成部分是当时的新洲仓埠二中,归建后的仓埠二中成为湖北省十七所重点中学之一,1965年是教育部直属试点高中。新洲教育树大根深,新洲人才彪炳史册。

    肖耀南、万耀煌、夏寿康、徐源泉(正源中学为其所创)、朱怀冰(曾修复问津书院)等都是北洋或民国时期的督军或省、军级风云人物,去台作家朱邦复被誉为“中文电脑之父”,陶希圣,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组长、中央日报社长、国大代表 、国民党中宣部次长、国民党中常委等,为蒋介石代笔撰写《中国之命运》。

    共产党里则有魏文伯(前司法部长)、王 群(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区人大主任)、陶述曾(著名水利专家,武汉大学教授、湖北省副省长、陶希圣亲哥)、林少南(湖北省财政局长、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陶德麟(武汉大学校长、哲学教授、博导)、贺祖明(嫦娥奔月运载火箭系统总设计师),还有国宝级农业专家张剑南等。

   全国网民谈虎色变的熊猫烧香病毒主犯、电脑天才李俊也是新洲人。因新洲自古属黄冈,新洲名人多记入黄冈县志,而在新洲县志记载的主要是近现代时期的新洲英才。

   在黄冈文化的丰厚积淀和新洲广大教师的辛勤努力以及武汉市区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新洲区基础教育取得辉煌成绩,尤其改革开放后我区教育事业一直名列全市前茅,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国家急需的各方面人才,成为新洲在全市的一大亮点。武汉市中考状元多次被新洲获得,高中教育(含职业高中、技校)在全省乃至全国有较大影响,汪集职高是全国重点职高;全区高考总成绩基本名列全市第一,省示范高中新洲一中高考成绩稳居全市三甲,87届获取理科省状元、文科市状元,97届获取省理科榜眼,95届和98届获取省文科榜眼,95届文科班升学率100%,97届荣录三大院校11人,超过黄冈中学,刚刚过去的2008届高考,过600分119人,居全市第三,过重点线人数460人,居全市第一。市区人民非常信赖新洲的基础教育,纷纷将子女(或介绍亲友子女)送到新洲借读,并将新洲誉为武汉市的教育之乡:新洲作为武汉市教育强区当之无愧。

二、教育强区教师工资待遇不强 经济弱区官员生活补助不弱

   根深方能叶茂。新洲英才辈出,源于新洲继承了黄冈尊文重教的优良传统,更在于广大教师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

   新洲虽是教育之乡,但教师待遇却令人心酸。据某特级教师调查统计,我区的科级公务员月工资在3000元左右,而高级教师(相当于处级)的工资一般在2400元左右,还没有科级公务员的工资多。新洲地区的省市重点高中有“三限生”收入,发给教师一定的补贴。此外,广大中小学教师和退休教师,除固定工资外,别无所得,不少退休老师,十多年工资不长大,部分中小学教师工资仅千余元。与下岗,低保人员比,他们日子好过一些,与公务员比,他们是困难群体。本来许多该享受的工资补助没有到位,领导说,新洲的财政收入少,难以按政策兑现。新洲的经济状况和财政收入到底怎样呢?

   据官方数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1998年以来新洲一直是武汉市各区最低;地方财政收入名列后茅,位次有进有退。与近邻黄陂相比,2002年是个分水岭,2002年以前一直强于黄陂,2002年后至今一直落后于黄陂,且差距越来越大。

   八十年代就炒作阳逻开发,结果二十余年开而不发,民间打油诗曰:“阳逻开发办,吃了三百万,筑巢又引鸟,就是不生蛋。” 道观河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冷冷清清、波澜不兴,有人戏作对联:青山绿水与污烟瘴气相伴 暮钟晨鼓同纸醉金迷共生。生态胜地、中国新的最大城中湖——新洲涨渡湖,宣传了多年,仍然没有实质进展。融教育强区与经济弱区于一体的新洲区,官员与教师的待遇不公平更令人匪夷所思。

三、教育之乡,官员生活补贴比教师人均多加300元

    为抵御通货膨胀冲击,防止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新洲区决定自2008年元旦起,新洲公务员人均生活补贴600元,教师人均生活补贴300元。退休公务员和教师各补贴在职人员的60%,因分配不公反差剧烈,引起教师强烈意见,以致教师补助迟迟未能兑现。最新消息,虽然退休教师反复上书,但政府仍按既定规则发放补助(补助已经到帐),而且不准教师政协委员提相关议案,据说怕给领导添乱。消息传来,引起教师群情激愤。

    教师激愤的是:都是吃财政饭的公职人员,生活补助为什么公务员是教师两倍?《教师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新洲教师与官员的生活补助标准如此悬殊,这反映某些官员对教师法的藐视,也是对广大教师的歧视。

    新洲官员对教师的歧视事实比比皆是:如今年年初对公务员人均加薪500元/月,将教师撇在一边,不闻不问;住房公积金补贴行政干部早已执行,教师是最近才登记,据说其补贴比例与行政干部相差甚远;医保方面教师只享受“8+2”,行政干部享受“8+2+4” ……

    这种不公平、不和谐的局面竟然在新洲大行其事,某些官员领导该负何责?维护公平正义,消除分配不公,缩小贫富差距,本是执政者的天职,为什么要人为地制造不公,拉大差距呢?同样是退休,公务员是老师的两倍;同样是在岗,公务员也是教师的两倍,这公平吗?温家宝总理说,公平和正义是政府的良心。而今新洲区教师工资与新洲区同级公务员相差竟达千元!

四、新洲官员与教师待遇反差强烈引起纷争

    众议难平,官员却说:新洲教师人数太多,大大超编,人均加600元,财政承受不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务员说,新洲全区在编教师约1万2、3千人(一说1万4千),公务员近万,而全国教师1270万,官员1100万(2006年),比例基本持平。

    教师编制大,官员编制何尝不大?只要教师减编,官员自己却不减编?甚至容忍某些官僚子女吃空编!即便新洲教师多,板子也不应打在教师身上,因为教师自身没有权力去扩大自己的教师队伍,怎能借口教师多而少发乃至不乏那些教师该得到的正常工资和生活补贴?更没有理由使教育之乡的教师补助比公务员相差一倍。

    又据说,明年税收增加,再给公务员人均加700元。看来,不是没有钱,而是不愿意给教师加钱,只想给自己(官员)加钱。这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体现?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体现?这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体现?

    台湾为应对金融海啸,拉大消费,给每人发放3600元新台币的消费券,婴孩、囚犯、高官、巨贾一视同仁,且公务员排在最后领取,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执政党可否借鉴?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某中心城区教师和公务员都只发500元,群众就没有意见。

    生活补贴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在通货膨胀冲击下保值或增值,而不是贬值。既然如此就应一视同仁,应向弱势群体倾斜,而不应人为制造差距。即便是退休老干部,面对通货膨胀,同样一张口,为何要分三六九?尤其尚存不多的离休老领导,江山是他们打下的,政府有什么理由忘恩负义给他们的生活补助打折?

    实际上,急需生活补贴的恰恰是工薪阶层、离退人员,他们除了财政工资和补助,别无所得,受通货膨胀冲击更大。11月23日报纸消息:中央宣布,要在全社会范围给居民群众进行补助。地方政府应响应中央号召,多做“雪中送炭”,少作“锦上添花”。

五、新洲公务员又干了些什么?

    如果新洲的经济像新洲的教育在全市(或仅在远城区)名列前茅,公务员工作的含金量比教师高,官员多加点生活补贴,我们也认了,可新洲公务员平时又干了些什么?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大半天,是对传统官员工作状态的描绘。现在与时俱进:上班上网打牌、炒股、聊天,下班泡吧、赌博、卡拉OK;正事不作为,歪事乱作为;有好处上,有责任躲;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许愿、拍屁股走人(俗称三拍干部);一心当官,对工作得过且过,借权敛财:他们尸位素餐,脑满肠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能说所有官员如上所述,但不得不承认,新洲相当部分官员如上所述甚至过之。学校固然也有人浮于事,教师中也有南郭先生,但整体素质较高,作风差距较小。

    作为教育之乡的教师,其工作态度和工作成效有目共睹,有实践证明。而政府中,虽然大多一线或刚毕业的公务员兢兢业业,工作压力较大,甚至个别公务员没有白天黑夜、难分工作日和休息日,辛苦程度甚至超过教师,除了基本工资难有其它灰色收入。但稍有一官半职或大树撑腰,则跳出苦海,工作相对轻松、待遇绝对优厚,灰色收入多多,而且是级别越高,待遇越高,工作越轻(政府最主要领导虽然例外忙得很),两极分化剧烈,以致干的累死,坐的闲死,贪的撑死,廉的“冷”死。

    官员托辞区财政困难,在全市中倒数第一。这里我们就要问问区财政困难的根源何在?行政干部为什么不想办法搞上去?没有搞上去的反倒有“奖”,教育事业搞上去的却要受歧视,这是哪一家的道理?新洲公务员为新洲的经济发展又干了些什么?

六、新洲的某些官员不仅无功,反而有过

    新洲区是武汉市远城区,相对于其他城区尤其远城区,新洲发展步伐相对落后,别的区不说,单说新洲近邻黄陂区,发展是日新月异:木兰文化如日中天,《木兰烽火》开机在即,五湖农耕年华方兴未艾,天河临空经济新区千亿打造,川龙大道全线通车免交过路费,纪念撤县设区10周年余音绕耳,黄陂一中盘龙城校区完全由区政府投资1.5亿兴建…… 再看新洲区,除了教育被人称道,还有什么能拿出手?

    如上所述,新洲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招商引资力度小。可是武汉市举办招商会时,新州区的展台比哪个区都丰富;问津书院开发撒下弥天大谎,前任区领导到新加坡招商引资(公款旅游?),一分钱没弄来,却说引来了1.6亿投资额,到现在没有看见钱“翻个泡儿“(新洲土话,即没有影子);新洲一中阳逻校区基本由新洲一中贷款兴建;新洲财政收入不高,可官场迎来送往,请客吃饭排场特高,消费水平不低于武汉中心城区。

    新洲发展的落后,不在于地域的遥远偏僻,而在于某些官僚的腐朽僵化。以法律为挡箭牌,工作相互推诿,服务意识淡薄,执行力不强,部门利益至上,工作无激情,创新精神差,不敢负责任:这是政府文件中对官员的自查报告内容。

    正因为如此,新洲的经济难以搞上去,区财政困难。有关领导不深刻反思新洲财政困难的真正根源,不切实想办法把财政搞上去,却克扣盘剥对新洲教育付出辛勤汗水、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岂不是奖懒罚勤,优汰劣胜?这是市场经济社会哪一家的道理?新洲官员若是廉洁高效,为何要持续搞行政执行力大讨论?

    攘夷必先安内,招商须先治吏。许多外商,甚至“内商”即新洲籍在外的学商精英,本有意考察投资新洲或报效家乡,造福桑梓,但一虑及新洲官场的腐朽黑暗,就犹豫不决。黄陂放水养鱼,新洲则杀鸡取卵,多次耽误新洲的大好发展良机,纯属赏罚不公。凭什么给致使新洲发展落后的官员增加补助?还是老师的两倍?

七、“高薪养廉”不如“高薪养教”和“高薪养民”

    有人说,中国公务员太清贫,工资低,容易诱发贪污腐败,于是要“高薪养廉”。此论似是而非,如果公务员真的很清贫,为什么报考公务员的大军如过江之鲫?其录取比例及其惨烈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当年高考的“黑色七月”!

    中国一度想学习新加坡的“高薪养廉”,结果高薪并没养出廉洁,贪官倒是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巨,真可谓欲壑难填。浙江省最大的贪污犯余小唐贪污竟达上亿元公共财物。新加坡国小人少,监督严格,易于实行“高薪养廉”;中国国大人多,监督欠缺,难以借鉴,“高薪养廉”犹如对牛弹琴。

    公务员并不直接创造财富,其薪资来源于纳税人的税收,而中国税收大部分被公务员自己花了, 包括公费吃喝, 公费汽车, 公费出国等,用于社会福利极少。

    美国大部分税收用于社会福利,公务员工资占支出很小一部分,纽约公务员工资和普通人工资差不多。一般人工资是三千多美元/月, 公务员也差不多是三千多/月。

    中国公务员工资至少是一般人工资的四倍。公务员薪厚灰收入多,补贴再多也难增加消费,平民薪薄生活预期压力大,补贴太少杯水车薪不敢消费,这样一来,不仅无助反而有害于扩大内需,对中央政府抵御金融风暴、搞活经济的举措毫无益处。

    中国公务员月薪数千,毕业大学生、研究生月薪千元左右。以深圳为例,大多数就业者是民工, 月工资一千多, 而公务员工资总收入少说也有四五千.。如此过大差距,加之金融风暴,农民工返乡,大学生就业奇难,某三农专家2006年曾预测失地农民、城市下岗工人、农民工和失业大学生绝望可能铤而走险走向“革命”,如若再把教师逼向绝望,会不会给这些潜在的“陈胜、吴广乃至项羽、刘邦”提供“范增、张梁”?

    一位85岁的退休老教师说,我原先认为共产党通过改革还有希望,现在我彻底失望!治军先治将,治国首治吏,官贪用重典,整顿吏治是科学发展的前提。国乱始自道乱,师道尊严式微则国运式微。教师是社会的良心,师道尊严岂容轻慢亵渎?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运兴衰,系于教育。

    重视教育并不就是建学校,修高楼。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校长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同样,真正重视教育不仅要重视学校硬件建设,更应该重视软件建设,教师的工资待遇和精神力量是其中重要内容。

    战胜法国并俘虏法国皇帝的普鲁士元帅毛奇曾经说:普鲁士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早在拿破仑的军队入侵是时候,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指出德意志出路:这个国家必须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躯体的损失。正是由于穷困,所以要办教育,我从未听过一个国家办教育办穷了办亡国了。德意志从濒临亡国的绝境发展成一个令人瞩目的强国,最重要的就是高度重视对国民素质的培养,并以此作为它国家振兴的基础。为了筹措教育经费,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放弃了皇室基金,这笔沙皇的个人经费,大约占当时整个俄国国家支出的1/13。日本在二战结束,政府节衣缩食,不惜血本扶持教育,一跃而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世界所有后发国家经济起飞都是从重视教育入手,我们难道不值得借鉴?

    公务员收入不能超过教师,既是法律精神要求,更是社会道德底线。教师家庭出身的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武汉市新洲区教师

 

 

发件人:"szj" <szjyxr@163.com> 2008-12-27 12:57:47 +0800 收件人: "zdjun" <zdjun@263.net>抄送:标题: “中国爷”宣言,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今社会权贵的特征。

“中国爷”如是说

辽宁 苏中杰

2008-12-27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谁是爷?我们是爷。所以,我们就叫“中国爷”!我们是谁?我们就是有权有势的人,就是被民主派和普罗大众称为“权贵”的人!我们现在宣布: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一切,均为中国爷所有!

   事实上,自1989年之后,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一切,早已逐步为我们所有了,在当时,这是没必要作什么说明的事。今天,向天下人把话说穿,是为了让天下人知道中国爷是做啥事的,大方向是什么,以便让那些还没有把我们当成中国爷的人明白一些;让那些做社会主义梦、玩社会主义词语的人清醒一些;让那些热心拍我们马屁而拍马技术又欠佳的人长进一些;让那些对我们心怀不满的人——民主派们——行为收敛一些,明白得罪我们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作为中国爷,我们已用我们的具体行为向天下人表明了我们的观点和大方向:我们占有这块土地,占有这块土地上的一切,而且永远占有下去。这是总纲。从这个总纲出发,我们始终坚持一个死也不能更改的大原则:一切由我们说了算!谁要是不让我们中国爷说了算,我们就非要和谁来个你死我活不可。

   天下人说,不是要改革了吗?是啊,我们同意改革,而且认为什么都能改,但只有一条不能改,那就是中国爷说了算不能改!你要改,必须按中国爷的所说的来改。中国爷怎么说,你就怎能么改。现在我们正式告诉你们,这天下的蠢猪们,中国爷会改得不利于自己吗?聪明一点的人,从常识出发,都知道,改革就是利益格局的大调整,能否调整得公平合理,要靠利益各方实际力量的博弈,不是靠一方的道德亮光和恩赐。当中国爷的我们,大方向就是要永远地占有这块土地,占有这块土地上的一切,在中国爷说了算的大前提下,你他妈的没有任何力量参与改革,能得到好处?毫无疑问,所有的好处都是你中国爷的!当然,咱们来个换位思考:让你换成中国爷,你会放弃决定权,越改让自己的利益越少吗?现在我们当了中国爷,自己决定改革,当然是让我们越改越富,让你们所说的“弱势群体”越改越穷,越改,我们对财富的夺取能力越强,而你们的生存之路越来越窄。

   经过改革,人们的自由度不是越来越高了,个人空间越来越大了吗?哈,那是我们的笔杆子忽悠愚民的话。我们有权阶层,早就对国家财富垂涎三尺,只恨前三十年机会太少。从红色禁锢中走出来之后,我们想要把中国变成自己的,就必须先把自己放开,从而把手伸出来。所以,就要“松绑”——走出去发财。这样,我们中国爷同你们普罗大众,就都先后来到一块赛场上,面对社会财富,进行一场厮杀。你们可怜又糊涂,还把我们当成菩萨,认为是“上级领导带领我们共同致富”;你们忽略了一个明显而简单的事实:这是一场权力同普罗大从的残酷战争。一开始,胜败就定下来了,你们这些小老百姓能斗过权力?现今的事实也证明,你们败得相当惨;我们胜得太多,太大,大得都令人觉得麻木了:由数钱数得手发软,到圈地圈银行,从银行里一车一车拉钞票,如同抽烟、打牌、搞女人一样,玩腻了。我们掏空了前三十年中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财富,掏空了那三十年全民勒紧裤腰带、低消费高积累而来的财富,还掏空了后三十年全社会创造的财富,又超前地掏走了属于子孙后代的大量资源,同时转移到世界各地我们自家的账户上。而你们则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有些人还活不起也死不起,不是服毒上吊,就是卖儿卖女,竟然还感到“自由度大了”,“空间宽了”。是的,在我们拥有窃取全民之自由的前提下,你们有死的自由,有向我们提供血汗的自由,还有向我们卖淫的自由,知识分子有如同怨妇一样发感叹的自由,也有向我们肉麻地拍马屁的自由……这个“空间”和“度”多大呀!你们蠢得可爱,一被愚弄,则更蠢。当然,我们能当上中国爷,并永远当下去,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蠢人。

   现在出现了一个新词语,叫“维权”,与“改革”并提,使用频率相当高。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改革就是掠夺,要是没有掠夺,你维什么权呢?是为文革中失去的而维权吗?不是的,你们是为改革中失去的岗位、财富而维权。我们上述的话已经说明白了,由我们中国爷决定的改革,就是要占有这个土地上的一切,所以,不把改革变成掠夺是不可能的。可是,近期一件事令我们觉得又可笑,又充满快活感:竟有些学者建议为改革三十年建立纪念碑!好笑处在于,他们把掠夺当成了改革,愚蠢得好笑。感到快活的是,我们当了强盗,还有人给歌功颂德。还有些人跟在后面摇旗呐喊,也真好玩。改革你参与了吗?你的利益诉求渠道在吧里?没有吧?你瞧,自己连利益诉求渠道都没有,全凭我们中国爷主宰你的小命,还在纪念改革!活得惨,也真怪你们自己,不怪我们当中国爷的!

   但是,说实话,我们能占有这块土地,达到今天想霸占什么就霸占什么的自由程度,也是不容易的。89年之前,我们只不过是利用价格双轨制占些便宜,经济政治上走点后门,就被当成腐败,让全国掀起反腐风暴,还要搞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多项改革,让我们全面占有这块土地的愿望受到阻挠。这十年是真改革,让人感到有点怕,真还为我们的未来有些担心。自从我们采取“果断措施”之后,从1989年之后到2002年开始起步,我们让真正的改革完全死掉,从而开创了全面大掠夺的大好局面。现在我们的马屁精,把这一段历史全都称为改革,虽然犯了历史分段错误,但我们也不与之计较了。我们认为,只要能把我们二十年来的大掠夺都说成改革,都是好马屁精,都应该厚而养之。

   不过,为了让我们的马屁精内心通透一点,以便巧妙地运用愚民概念,还需要公开讲明白:你们曾把“全民所有”暗暗偷换成“国家所有”,即通常说的“国有”,这是个大功劳,少了我们在大掠夺过程中的理论麻烦。现在从心底要明确:“国家所有”,其实就是官僚所有,也就是中国爷也有。那些大工厂,谁的?中国爷的, 想咋卖就咋卖,想咋分就咋分,搞赔了,搞烂了,就让银行一次又一次往里面投钱。我们吃肥之后,打着饱嗝,大不了醉醺醺地来一句“政策性亏损”了事,你们要会跟着说,以便积极配合。那些银行是谁的?中国爷的!那里头的钱,我们想搞出多少,就搞出多少。我们搞得银行自有资金不够了,快要破产,就多次从国库里拿钱往银行“注入”,一次“注入”就是几百亿美元。对此,你们要说“做得应该”。我们掏银行,从不像银行小职员那样小打小闹—— 一次只几十万,几百万,不是上千万上亿万,是不值得我们动手的。

   我们占有中国大地,从这块大地上鲸掠财富的方式,你们通常见到的主要有这两种。第一种方式:把早已商业化了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发展成大屠刀,或是把部门变成榨油厂,变成社会躯体上的吸血器。在这种方式中,想让谁破产就让谁破产,想抽多少油水就抽多少油水,或是暗中从企业里拿干股,而后支持企业出伪劣产品以图厚报,支持毒奶粉,都是题中的应有之义。至于我们下面的“小中国爷”,如小公安局长和小法院院长之类,支持黑社会,当地头蛇,搞色情业,收取保护费,或是黑吃黑,捞取几千万,甚至上亿,都是这个方式中的小儿科,是我们“大中国爷”看不上眼的把戏。不过,我们还是支持他们的——谁让他们与我们“大中国爷”是一家人呢!第二种方式,是鲸掠全民的快车道,非常简便易行:把全民企业化为己有,或是让它成为我们的摇钱树,永久地亏损下去、把持股市圈钱、垄断地产进行洗窃,等等。

   有人也许担心,说这第二种鲸掠方式,不怕市场有变化吗?例如股市和房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情一旦有变化,还能捞得上钱吗?我们当中国爷的人认为,说这话的人,根本他妈的就不懂得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当爷!市场经济,去你娘的鬼,谁当爷谁就做市场的主!放出“市场经济”这个词,是我们的马屁精们为了讨赏钱而唱出来的粉饰性语言,尔等愚民竟如猴子一样,见杆儿就爬。现在你们的中国爷明确告诉你们,我们搞的是权贵经济,或者干脆说就叫“中国爷经爷经济”!“中国爷经济”就是由中国爷做主的,为中国爷服务的。股市上达6000多个点,就是我们拉上去的,也是我们让它跌到2000点以下的。我们把散户们的钱抽走了,股市当然下来了。谁喊着救市,往里面投钱,再投多少,我们就再吞多少。救市,等于给老子送钱。这个市场变化,老子高兴死了,怕个屌!救房市?也他妈的好笑死了。明给你说了吧——老子在房市上,以空手套白狼的手段,早把子孙后代吃一百年也吃不完的钱套回来了,现有的房价即就是降下一半,老子还是能套到大钱,因为这本来就是暴利。现在之所以喊着救房市,是因为我们的钱是从银行里套出来的,为的是不让银行太为难而已,你以为舆论上用出个“救”字,就说明你老子山穷水尽了吗?不过,喊着救股市也好,救房市也好,都是我们中国爷自己在造舆论,自己按照利益最大化目标来操作。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我们想怎样耍弄大众,就怎样耍弄大众,还有那么多人跟着叫,真好玩啊!

   有人还担心,说你们中国爷把一切都搞死了,把中国刮干了,你们还刮什么呢?这又是一种糊涂认识,需要我们对你们进行“掠夺论”启蒙教育:比如,中国的土地大得很,依靠出卖土地,是我们的重要财源。我们卖出的房宅地,使用期为70年,这就是说,我们一次性就把70年的价值搞光了。70年之后,再卖一次,以此循环,财源不竭。再如,中国十几亿人,他们活不活?他们要活下去,就得拼命地干。只要他们拼命地干,就有财富,我们就可以拼命地榨取。十多亿血肉之躯只要世代不绝,其脂膏就取之不竭的啊。

   你们这样无德无耻丧尽天良,坏事做绝,难道不怕报应吗?哈,不怕。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知道吗,就是唯权,唯财,唯色。我们不信神,不信鬼,不信来世,当然也根本不信我们挂在口头上的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不信社科院那帮子方士献出来的儒教和其他长寿术,我们只信一条:有权就能当中国爷!

   你们不怕报服和反抗吗?这又是个笑话,我们怕什么?根本没有任何可怕的。

   几十年以来,我们的狼奶产业十分发达,洗脑成绩特别显著,所以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拥有巨大的屏障来保护。我们还养了一大批文人,让他们写声色犬马、及时行乐、享受至上、纵欲是人生最高境界之类的文学作品,让大众堕落,以使其失去人格和自尊,做我们的俘虏。此外,还养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收买了高校和科研单位奴才式知识分子,他们回报中国爷养育之恩的主要表现,就是成天为中国爷的掠夺行为出主意,想办法,制定策略,并在社会上对掠夺进行“合理”论证,忽悠天下人。至于宣传方面的笔杆子,那多得数不清。这就是说,我们有无数的狗,一层又一层地守卫在大门外。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被我们打压过的人,可能因心理之怯,还是误入什么理论歧途,多年以来,什么“理性”啊,“不抵抗”啊,“告别革命”啊,“革命会导致专制”啊,叫个不停,对中国爷的固权工程立了大功,起到了体制内的狗没有起到的作用,让我们中国爷放心了。

   再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人懦弱,普遍的性格是胆小怕事,得过且过,只要能有一口饭就不去抗争,这是中国爷进行统治的最佳条件。即就是个把人无可奈何时要走梁山之路,出来一个就捏死一个,如捏一只小蚂蚁一样。就是“群体事件”,也没啥了不起,再多,也是分散的,孤立的,没有力量的,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摆平的。

   来硬的,你们根本没门。来软的,即所谓“和平”“理性”的?你们也没门!我们的盗窃行为,检察院是不管的,因为检察院就是俺中国爷办的。你们告到法院,法院不立案,即就是立了案,还是你中国爷打赢官司。你们去上访?走到哪里都会被抓起来送回原地,并关起来的。

   你们没有任何路可走,只有老老实实做我们砧板上的肉,让我们顺顺利利的切割,下锅!

   中国的百性们,所谓弱势群体的人们,如果你们还没有读懂我们的这篇宣言的话,那就看我们用实际上行动向世界发布的《“中国爷”宣言》——

   这块地我要用了,现在就属我的了,你的房子搬不搬?咋?说是私有财产,不想搬?好——

   土匪,上!流氓,上!一齐打死你,放火烧死你!没被打死烧死的人,还不服,当“钉子户”,要“与房屋共存”,那好——

   公安,上!武警,上!抓起来!关起来!整死你还不给钱埋!你们没办法了吧?那好——

   挖掘机,开进来,推土机,干起来!田园转眼变废墟!就这样,我们圈地一片又一片,一块又一块,在白骨堆上任意驰骋,钱财如海滚滚来啊!没死的家人还去上访告状,幼稚得可笑——

   明白了没有?国家机器和我们中国爷是一体的!你骂土匪也好,流氓也好,魔鬼也好,随你去骂,只要别让我听到就行。你们能动得了中国爷一根毫毛?还是我们的朋友林嘉祥说得好:你们算个屁!

   请听我们豪迈的进行曲响彻云霄,传遍世界:

你们算个屁,
中国是我们的!
这里的土地属我有,
这里的人民我当马骑。
这里的美女我任意搞,
这里的银行我任意取。
你们算个屁,
我们从来所向无敌!

你们算个屁,
权力是我们的!
我们当上中国爷,
你们只配做奴隶。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30@gmail.com> 2008-12-25 21:48:36 +0800 收件人: <choiceweekly@gmail.com> 抄送:标题:选择周刊第215、216期
 

中国的建设狂热难解经济困局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陈志武

2008年12月

   在我们揣摩中国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含义时,思考中国为什么每次在需要促进经济增长的时候,都选择基础设施建设、房屋以及大项目,是很有趣的。中国应该或者能够仅仅通过增加实体建筑来取得长期增长吗?如果当要暂停或改变经济增长的路径的时候,中国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适应这样的变化吗?

   在最近到巴西的一次旅行中,我的出租车司机抱怨圣保罗崎岖不平的街道和公路。我回应道,“我以为高油价和高铁矿石价格已经使巴西繁荣起来了…巴西为什么不在其基础设施建设上花更多的钱呢?”

   出租车司机回答说,“巴西经济运行良好。但是,只要政府有额外的钱,卢拉总统总是喜欢减税并补贴人民,而不是将这些钱用在修建道路上。为什么?”

   “哦,”我说,“想象你是卢拉并且有180亿美元可以支配。你是将这些钱花在修建公路上,还是宁愿给每个巴西人发100美元?”

   “当然将它给人民,以赢得更多的选票。”

   “如果赢得更多的选票不是政府考虑的一部分,那么将钱返还给人民从来就不是一个选择。中国不仅仅是花掉钱,而且似乎总是喜欢像摩天大楼,华丽的政府建筑物,公路以及大工业项目这样有形的东西。”

   这不仅部分地解释了像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民主国家在基础设施上落后于中国的原因,也解释了中国将其新经济刺激计划集中于运输系统上的原因(仅仅铁路项目就会得到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一半以上的投资)。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选民负责。对上级来说,有形的项目是最容易识别的东西。

   事实上,虽然中国的新经济刺激计划极其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对诸如医疗和教育这样的社会保障项目却堪忧,即使这些社会保障项目可以降低家庭的储蓄压力并增加私人消费。这种支出结构一点也不新鲜。在2007年,中国在医疗、社会保险和失业福利项目上的政府开支总计约880亿美元,即财政预算的15%,GDP的2.4%(既远远低于发达民主国家,也远远低于发展中民主国家的一般百分比)。巴西政府仅仅在医疗上的开支就占其GDP的4.7%。中国政府在教育上的开支大约是GDP的3%,而巴西的是GDP的 5.4%。

   由于缺乏对政府预算的公众监督,中国特别偏向于赞成大型实体项目,并且,通过税收和全民所有制,政府几乎维持着对绝大多数国民收入和财富的完全控制,从而将这种偏向的影响最大化。北京令人惊叹的奥林匹克场馆不是一个意外,而是这种体系的结果。征税权力如果不受人民代表大会和媒体的制约。那么,结果,从1995年到2007年,调整通胀后的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同期,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6倍,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2倍。这是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归国家所有的经济制度。

   尽管进行过私有化,但是,现在中国仍然有大约119000家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账面价值大约有4万亿美元。中国国有土地的价值超过了7万亿美元。加起来,这些国有资产合计几乎达到了中国国家生产财富的四分之三。因为国家占有了这么多东西,所以在过去30年里,中国资产价值的收益都进入了政府的口袋。当大多数家庭不拥有生产资产的时候,它们不能分享资产升值和财产受益。对大多数中国公民来说,工资是唯一的收入来源。但是,工资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难怪中国的国内消费不能以与GDP相适应的方式增长。

    将中国从一个出口驱动型的经济体转变成为一个依靠国内消费的经济体需要进行两个根本性的改革。首先,剩下的国家资产的所有权应该公平地分配给13亿中国人。这可以通过将这些资产置于国家财富基金之下,并免费将基金的份额分配给中国公民的方式来实现。其次,政府的预算过程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机构的公开听证和经过媒体的公众参与进行公开。因为这样而增加的责任,可以使政府开支离开实体构造建设,向与人民需要相关的项目转移。

    没有这样的结构改革和通过减税以及退税将财政盈余返还给家庭的行动,中国政府建立在投资上的经济刺激努力最多可以在短期内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它们不能改变中国的出口和投资导向型的政治-经济体系。事实上,即使在新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之后,中国仍然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增长。

   30年来。通过全民所有制和税收将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为中国“集中资源办大事”的国家建设政策提供了基础。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体面的基础设施,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楼以及过剩的工业基础。中国缺乏的是促进内生性增长的足够的私人消费。为了改变这一点,中国需要提高其人民对未来的金融安全感,并使私人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相适应。建设一个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钢铁和混凝土。

 

 

发件人:"investment.shan" <investment.shan@163.com> 2008-12-26 16:23:24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仲大军先生,我是中山大学07级本科生(投稿)

中国经济是怎样进入萧条的

中山大学07级本科生 单涛至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中国GDP以年均9.7%的速度高速增长, 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 然而, 随着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中国经济在08年第三季度呈现减速,1-9月GDP同比增长9.9%,比上年同期回落2.3个百分点。从2003年开始, 随着房地产市场升温, 建材,钢铁,水泥等行业全面景气,中国经济开始加速增长,03-07年GDP增速分别为 9.1%,9.5%,9.9%,10.7%,11.9%。上海,深圳,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成倍上涨,07年胡润百富榜排名前25位的富豪竟有17位是房地产商。07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达到55%,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除了房地产,各个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也功不可没,高速公路,桥梁建设铺天盖地。

    2005年7月21日,中央政府宣布人民币开始有管理地浮动。截止到2008年12月1日, 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幅度已达到20%。人民币升值,首先是导致国际热钱涌入,推高资产价格,造成楼市,股市过热;第二是导致中国出口企业利润率下滑,经营日益困难。楼市与股市的泡沫日渐膨胀,中国政府不得不下手调控,收缩银根,06-08年4次加息,共1.08个百分点,17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从8%加到创纪录的16.5%!在此过程中,本来就只能赚取微薄加工费的中国出口制造业在汇率与信贷紧缩外加《新劳动合同法》的三重打击下难以维继。老板们开始谋求出路,加入炒房炒股大军,进一步推高资产泡沫……楼市,股市在2008年的暴跌断送了产业资本的金融振兴美梦。同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发达经济体迅速陷入衰退,来自美国的订单迅速减少,这是压垮中国出口制造业的最后一根稻草!珠三角、长三角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倒闭,盐田港、上海港吞吐量急剧下降……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全球央行联手降息。中国人民银行两个月内连续四次降息共计2.16个百分点,美联储更是将基准利率调低至近于零的水平。对于众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企业来说,降息无疑大大缓解了压力,但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困境。美国的消费95%以上依靠借贷,而信贷的扩张与收缩与信心密不可分,不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调整期,金融危机的梦魇根本无法从人们心中散去。而且,美国国家负债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包括中国在内的债权国已经表示出无意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美国的消费不振,中国的出口企业就没饭吃。

   11月国务院公布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主要是基建投资。消息一出,股市立即走出一波上升行情。官方预计,该计划未来三年每年可以拉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这多少给人一点欣慰,但我们不能抱太大希望。根据计划安排,4万亿中一半靠银行借贷,另一半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这样一来,银行必然全力支持政府项目,自然就减少了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这有点像拆东墙补西墙,表面上保住GDP数据,却苦了为我国75%城镇人口提供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不兴旺,失业人数就会激增,人均收入不能增长,这不但严重影响消费马车的启动,甚至会激化社会矛盾,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

   国家要兴旺发达,必须要有一大批伟大的企业,伟大的企业家。然而在今天的中国,企业家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往往陷入两难处境:要生存,就必须遵守“潜规则”,必须打打擦边球,可总是这样说不定哪天就锒铛入狱了。黄光裕就是一个典型。得知他被捕时,没有几个人会想到他曾为国家创造了多少财富,为老百姓提供了多少就业机会,也没有几个人会记起是他开创了中国零售业的新模式,给整个家电行业带来生机!或许,中国的企业家们不得不放弃实业兴国的抱负,而选择把自己一手栽培的企业卖给外资——套现移民,或留下来打工。张裕,苏泊尔,上海家化(六神,美加净),南孚,汇源……它们已经不属于中国人。关系国家命脉的银行股权被大量贱卖则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如果这一切仅仅是经济问题,情况要乐观的多!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导致当前困境的是天灾,更是人祸!幕后黑手不是别人,正是以代表“民主自由”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代表美国利益在全球行骗)推行GDP核算经济,其目的是麻痹发展中国家,以利于发达国家全球化战略,将低附加值,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转移。这从某种程度上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正如鸦片战争),同时埋下隐患。到08年,中国GDP的40%由外资企业创造。中国人民每天工作十几小时制造物美价廉的衬衫、鞋袜给美国人用;辛辛苦苦积攒外汇储备借给美国人花。可是,贪婪的“人权卫士”早已将中国视为对手,为了击垮中国打出了两记重拳:一是向中国政府施压让人民币升值,二是通过期货市场拼命炒高石油价格。升值是怎样危害中国经济的前文已谈过,现在只讲讲第二点。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化工时代,自2003年起石油消费迅猛增长,2007年进口达到1.2亿吨。美国政府与大型投资基金联手,疯狂炒高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方面增加了中国工业成本,另一方面造成“输入性通货膨胀”。中国政府为抑制通胀,不得不紧缩银根,正由于通胀是输入性的,本币又在升值,加息对通胀影响有限却真真切切地打击了中国企业!……向外资乞援成了他们的唯一生路……美国人的目的全都达到了!

   山姆大叔下一步会怎么做?没有人能准确判断。但可以肯定它用于对付中国的手段一定比对付日本,前苏联的更为狡诈,残忍!美国有货币霸权,军事霸权,加上对全球传媒的控制,在各国培植利益代言人,中国恐怕难逃一劫。或许是开动印钞机,让中国2万亿外汇蒸发;或许是逼迫中国全面开放,货币自由兑换;或许只是贸易保护主义……

   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一代,既不用捐躯沙场,也没有经历文革的伤痛,伴随改革开放红红火火的二十年,走进象牙塔。不幸的是,我们正好碰上了改革开放30年来第一次真正的大萧条。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萧条都英雄辈出!中国经济的重新起飞需要我们共同奋斗,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我们义不容辞。

   听过仲大军先生在《一虎一席谈》中的一次讲话,很受感动,他说:“落后不要紧,只要奋发图强,我们会赶上来的!关键是不能沦为人家的附庸……”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30@gmail.com> 2008-12-25 21:48:36 +0800 收件人: <choiceweekly@gmail.com> 抄送:标题:选择周刊第215、216期

中国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挑战

贾品荣

2008年12月

改革第一难题:破除既得利益集团

   中国既得利益集团有三点特征:第一,他们并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也不代表现代工业文明,更不代表国际惯例,只代表小团体的权利和个人利益。第二,他们获得利益的方式是非正常的,靠的不是正当竞争,而是非正常手段。在中国,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一些部门、行业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其中的成员将利润转化为个人收入和在职消费;二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资源分配权进行权钱交易,获得不合理收入;三是一些群体通过营私舞弊、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走私贩私等非法手段攫取社会财富。第三,既得利益集团造成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四大不公”困惑中国经济

   所谓不公指的是由于制度、权力等外在因素,人为地造成经济行为歪曲,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细分析,目前中国有四大不公:

   ——资源配置不公。从行业准入看,许多领域民营经济进不去,而国有企业长期获得垄断利益,职工获得超额报酬;从融资环境看,民营企业的直接融资困难重重,尤其是基本不能上市,而其间接融资的条件和交易费用也远远高于国有企业;从竞争环境看,民营企业在市场上要面临更多的限制。

   —— 行政垄断。金融、电信、电力、自来水、铁路等行业,政府控制着大量的资源,进入门槛高,通过行政手段获得垄断利润,然后将利润转换为个人收入,有的国企领导还将企业消费、正常的业务费转化为个人消费。据统计,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在世界移动通信业中,超过10%净利润的很少,像美国最大的移动通信企业,利润率才1%,而在中国却达到20%以上,其职工的年薪均值达到5.577万元,居各行业榜首。

   ——明规则缺失,潜规则必然盛行。如一些党政官员入股煤矿,药品审批与流通环节的交易,批发官帽,由非正常渠道获得政府的特许、配额、许可证,这些给权力部门和相关领域某些人带来了高收入。潜规则的危害在于人们为了获得个人利益,往往不再通过增加生产、降低成本的方法来增加利润,相反,却把主要精力用于公关上。以房地产行业为例,中国房地产商除了公关优势外基本没有核心竞争力,权钱交易就是他们的潜规则。据统计,在2006年全国建设系统查处违法违纪和涉嫌违法违纪的415人中,建设行政机关和具有管理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占68%。

   ——歧视弱者。中国式暴富容易产生两种心理:一是鄙视穷人,根本不把穷人当人看,肆无忌惮地欺诈、掠夺穷人,山西黑窑事件就是例子。二是财富的不合理使用。他们宁肯在澳门赌场一掷万金,为一饱口福大摆黄金宴,也不愿为农民工及时支付工钱,不愿给被拆迁户以合理补偿,不愿支持社会慈善事业。

症结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

   “四大不公”的症结何在?改革发展研究院对中国200余名官员、学者、科研人员作了“中国改革问卷调查”。当问及“制约中国改革攻坚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大约有五成专家认为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调查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其中最主要的是既得利益集团和弱势群体。既得利益集团既希望通过改革攻坚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又害怕在改革攻坚中失去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往往寻找代言人宣扬其政策主张;而弱势群体则对现状不满,与既得利益集团产生了新的矛盾。”

   笔者认为,尤为严重的是,既得利益者越来越强大。表现之一:国企垄断在强化。国企的垄断几乎遍及各个行业。垄断本有两层含义,一是行政垄断,二是厂商垄断。行政垄断,是指禁止或限制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厂商垄断,是说由一家公司控制相当部分市场。中国大部地区行业中,都能看见政府的阴影,如内地上百家汽车厂几乎都有国资背景。这种状况,与其说是政府垄断,不如说是政府垄而不断——政府包揽更贴切些。政府包揽,有经营效率低下之弊,无规模经济之利。现在,国企垄断有强化的趋势。

   表现之二:垄断行业高管的收入高得离谱。这是不合理的。原因有四:首先,这些高管不是在竞争性市场中靠自身的能力获得位置。其次,经济学上将工资高于他们在次优职业中获得的收入称为纯经济租金,这些收入在逻辑上等于固定数量的土地获得的租金。租金的获得者必须具有特殊才能。我们说,软件领袖比尔•盖茨或是投资天才巴菲特,抑或篮球明星奥尼尔,之所以拿高租金,是因为这些人拥有一种在当今经济中很有价值的技能。再次,美国的银行CEO拿高薪是无可厚非的。原因在于,他们靠企业家精神获得了自身的价值。数据表明,美国巨富们致富的主要途径是冒险创办高利润的新产业,他们是通过其创新行为获得“熊彼特利润”而致富。

   第四,最重要的是,国有商业银行高管超额收入的获得,是由分配体制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借助于权力、垄断和不平等竞争手段而获得的。这种收入差距,既不体现效率原则,又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数据显示,工行、建行、招行和浦发银行的员工成本占营业费用的比重超过50%。

   表现之三:垄断集团不断花样翻新。只要铁路运输仍有“瓶颈”,只要还可能出现“煤荒”、“电荒”,这些部门的垄断就会花样翻新,而垄断的存在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利润分割的“避风港”。

   表现之四:拿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忽悠”消费者。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垄断行业拿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忽悠消费者。这是不对的。必须指出:行政法规不是法律,而且行政法规要服从于法律。但我们现在有的地方行政法规大于法律,领导批示大于行政法规,直接导致权力决定一切,既得利益集团无法抑制。呼唤了多年的《电信法》至今尚未出台。

   表现之五:强大的既得利益者并没有对弱势群体予以真正关怀。目前,弱势群体存在两种心理:一是恐慌的心理,失业问题引发人们焦虑不安;二是匮乏的心理,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人们心中无底,不足以应对变化莫测的社会。这时候,需要的是关怀与同情心。看看今天,既得利益者不仅没有对弱势群体报以同情心,反而肆无忌惮地掠夺弱者本已很少的收入。

既得利益集团的三大特征

    从本质上来说,既得利益是特殊的、不正常的利益,既得利益主体是一定数量的人群,可称之为既得利益者或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是对公共资源享有支配权的一部分人或一个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中国既得利益集团有三点特征:

    第一,他们并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也不代表现代工业文明,更不代表国际惯例,只代表小团体的权利和个人利益。第二,他们获得利益的方式是非正常的,靠的不是正当竞争,而是非正常手段。在中国,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一些部门、行业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其中的成员将利润转化为个人收入和在职消费;二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自己的资源分配权进行权钱交易,获得不合理收入;三是一些群体通过营私舞弊、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走私贩私等非法手段攫取社会财富。第三,既得利益集团造成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行政垄断因素造成福利的减少,按GDP计算,大约每年是GDP的1%,中国应该更多。

既得利益集团产生的四大原因

    既得利益集团产生的原因可以从四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还不是一个竞争性经济。这样,企业的发展、个人的谋身,不是仰仗竞争,而是靠权势。第二个原因是长期缺乏产权的基本制度。产权制度的有益影响有三:它能控制既得利益者为所欲为,它能为经济自由提供土壤,它能引导人们以企业家精神获得利润。

   第三个原因是没有一种完整的产业进出法律体系。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无法抑制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准入规则,缺乏国家完整的产业进出法律体系。一套完整、清晰的产业进出法律体系能大大消减交易成本。这方面的一个好例子就是秦始皇的车同轨,它使道路得以标准化,大大地节省了运输成本。

   第四个原因是公共资源被“内部人”控制。一些国企领导人利用手中权力,将内部的管理权力向家族成员转移,把亲属、亲信安插进管理层,形成“内部人控制”,然后将国有资产以投资的方式转移至私人企业。少数人利用控制国有企业资产运营和国有资产转让的权力,通过MBO,使国有资产流入自己的腰包,迅速积累起个人原始资本,建立私人企业。有的国企领导人担任多家下属企业的董事长,一年的在职消费上百万元。我们说,公共资源被“内部人”控制,对社会公平和公正原则的损害甚大,更会因为其长期存在而形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一方面把持了公共资源的配置权力,一方面也掌握了公共政策的制定权,公共资源成为谋取和维护其个人与集团利益的“私家车”。

既得利益集团的五大危害

   既得利益集团是人民的害虫,具有五大危害:第一危害:既得利益集团不顾或者放弃全局及国家利益。 垄断企业的既得利益者,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给他们带来的收益并不乐观,而对于要损失的既得利益却有深切感受,因此,他们缺乏向民营经济开放市场的动力,力图维持现有的利益格局;一些强势的政府部门对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本能地抵触,利弊得失权衡的结果往往是为保住局部及个人利益而不顾或者放弃全局及国家利益。三次机构改革越改机构越庞大就是明证。

   第二危害:导致社会不公,影响社会的稳定。应当看到,在我国13亿人中,目前还有一些人温饱问题未解决,更多的人刚刚解决温饱,远未达到小康。据不完全统计,城市中下岗职工和失业人数大体有1400万,相当于城市中经济活动人口的 7%。农村的失业人口更为严重。对那些违背效率优先的市场分配准则而通过中国式暴富的既得利益群体,社会存在着普遍的不满,容易激发一些扭曲的社会现象产生。

   第三危害:既得利益集团攫取了部分社会主宰权。当既得利益集团太强大时,人们骤然发现,我们可能回到了亚当•斯密时代。斯密所描述的集体行动所产生的种种好处并没有落到穷人和普通大众手中,往往是在攫取普通居民的情况下,使集体行动产生的好处为既得利益集团所占有。一方面,他们造成转轨期资源分割的混乱;另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团已经获得了部分社会主宰权。

   第四危害:既得利益集团还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以房地产商为例,他们用钱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通过收买个别媒体,更是肆无忌弹地从消费者手中抢钱,广告说有金桥碧水,入住后发现是一条臭水沟;宣传说配备休闲会所,入住后发现变成了洗浴中心;甚至把公摊给大家的面积又转手卖了钱。

   第五危害:只要既得利益集团长期强大,民生问题很难解决。在今后5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 人民群众如何分享发展和改革的成果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任由既得利益集团发展,收入分配、劳动就业、疾病医疗、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领域就很难突破。因为既得利益集团追求的是少数人独享改革发展成果。

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政策建议

   首先,改革政府,实行小政府。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 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应该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对可以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予以取消,可以用市场机制替代行政审批的,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处理,对确需保留的要建立制约的制度和机制,使政府彻底从经营领域中退出来。同时,调整政府机构,缩小政府规模,下决心大力裁减官员。目前,政府规模太大,必然干预经营。政府改革和企业改革相比,它不是赋予自主权,而是剥夺一部分官员的权力和现有职能,必须采取非常规的办法,“先拆庙,后建制”,动作要“快刀斩乱麻”。同时,相应地推进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的改革,不然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

   其次,引入竞争,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破除行政垄断最好的办法是引入竞争,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有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国有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要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再次,用立法破除特权意识,不允许任何一部分人掌握过大的权力。中国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提出的“让利、放权”改革就是一种分权式的改革,它大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为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为了保证改革的深层次推进,必须在法律上健全保证公平竞争的制度,用立法保证任何一部分人不能掌控过多的资源。在破除特权方面,必须形成一个法律方案,只有成为一个法律文件,才能强有力地执行。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30@gmail.com> 2008-12-25 21:48:36 +0800 收件人: <choiceweekly@gmail.com> 抄送:标题:选择周刊第215、216期

雅典学生有什么权利走上街头?

范为前

2008年12月

   从12月8日开始的希腊大规模骚乱如今已经进入第二周,大量青年人仍然在各地走上街头对政府进行示威,设置路障,点燃垃圾桶,用石头攻击警察。而希腊工会也在此时宣布按照原定计划进行罢工,抗议政府的经济政策。这两股不同方式的社会抗议因为一个小男孩被警察开枪打死而汇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反对的声浪,已让现有政府的合法性受到强烈质疑。

   在审视这样一场弱势青年人对决警察暴力的社会冲突中,我们切莫先存前见,将这场冲突看作是年轻人的激进与幼稚,也莫把这场年轻人的街头巷战当作是“社会不稳定因子”,从而认为政府有责任镇压了之。反而,我们必须要认真理解,这场运动为什么发生,它背后的政治含义是什么,甚至要重新认识社会激进运动对于民主社会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意味着什么。

   这次事件的起因是发生在号称“无政府主义温床”的雅典伊哈瑞亚区(Exarchia),这里密布着各种书店、咖啡馆以及酒吧,而且许多生活在社会边缘阶层的年轻人聚集此地,常常故意引诱警察,然后用石头与燃烧瓶进行攻击。而此次警察枪杀那名15岁的少年,也正是在这么长期的双方拉锯战中的擦枪走火而已,仇恨的种子在这里早已埋下。

   枪声只是导火索,但是我们或许会想,为什么在希腊,左派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潮会沉渣泛起,重新成为青年人的思想武器,进而会采取各种激进方式来抗议政府。这恐怕与当年军政府对学生以及百姓的屠杀存在微妙的历史关系,因为当年创立希腊第三共和国的康斯坦丁,其实也正是依靠军政府的力量才得以上任,现任总理卡拉曼利斯正是康斯坦丁的侄子,事有恰巧的是,1973年政府镇压学生示威,也正是在同一个区的雅典理工学院,可见历史总是存在着微妙的联系。

   这次的“大学毕业生起义”其实也给我们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共识已经破裂,大量的边缘人被这个体制抛入到万劫不复的底层深渊,社会运动是否是可欲的行动?事实上,现有民主理论在这个问题加入了“公民不服从”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管道与法律不足以抚平社会的不正义或者价值分歧时,公民可以采取积极或消极的反抗手段表达自己。而所谓积极手段,就是因为在现有法律范围下进行反抗已经无法奏效,因此会用暴力的方式抗议政府。

   这种暴力表达绝对不是“以暴力为目的”,而是延续洛克等先贤提出的“革命权”的政治思想传统,当一个政府不能够维护全体人民的政治共识时,甚至还在不断扩大社会分化,造成不正义的结果,人民就有权利用暴力改变政府。1960年代,黑人为了要求平等权利,进行大规模的武装抗暴,当时著名的黑人领袖马尔科姆•爱克斯甚至说,“以暴力对付暴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我们固然会对暴力持保留态度,但是政府本身就是在利用所谓人民赋予的合法暴力来压制个人权利,所以我们才知道政府的暴力与人民的暴力其实是一体两面,没有政府滥用暴力,也不会激发如此大规模的人民革命暴力冲动、我们切莫天真以为,政府的暴力是天生正当,它的前提是要得到人民的授权与许可,反之就是一种暴力的滥用。

   由此来看希腊的学生运动,也需要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审视,骚乱固然是社会之大不幸,但是却不能成为既得利益阶层抹杀激进运动的借口,因为广大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民生活绝望,难以惠泽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更无法感受到社会正义的奖惩逻辑,在他们的世界里,唯一的方式就是奋起一搏,反对维护既得利益者阶层的政府,以求得生命的转机。因此,学生运动其实是由如此复杂的社会机制与个体心理因素合力而成,最终在左派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促动下,汇成大规模的暴力抗议潮流。他们或许会无功而返,或许会被残酷打压,但是政治危机却从未消失,反而会酝酿着下一次更为猛烈的风暴。

 

 

发件人:<xujingan@vip.163.com> 2008-12-26 00:12:49 +0800 收件人: <maoysh@mail.ied.ac.cn>,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徐景安与杨帆对话:左派与右派的分歧在哪里?

左派与右派的分歧在哪里?

----徐景安与杨帆对话

    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主席徐景安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于2008年12月8日下午在北京,就改革前后30年以及未来设想对话,现公开发表。

 杨帆是怎么由深圳到天津开发区的?

    景安:你是什么时候大学毕业的?
    杨帆:1982年吉林大学毕业,学了四年政治经济学,又读研究生三年,1985年世界经济硕士毕业。当时天津开放有四大金刚,金岩石、杜夏、李罗力、郝一生。郝一生是搞日本经济的,跟张伟说,请我去天津开发区。我已分配到中央财经学院,改派天津要拖一年。张伟说解决不了我的工资。我就去了深圳,认识了徐建律师,后来是司法局副局长。徐健介绍我到中国银行,待了四个月。后来,张伟委托郭保平连续六封信给我,让我回去,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才决定去天津开发区。
    景安:你没有去蛇口?
    杨帆:中国银行派我住蛇口一周,审查对他们的贷款。所以非常熟悉。
    景安:你答应我去深圳?
    杨帆:你忘啦?你给我打电话。你说马上要到深圳体改办当主任,你邀请我去。我的档案已寄到深圳体改办,你们一个处长接待的我。
    景安:我们见面了吗?
    杨帆:我跟你在北京见了一面。
    景安:你档案到了体改办怎么不来呢?
    杨帆:我父亲退休,他是中央党校的教授,国家有政策独生子可以全家进京,我父亲单位把我全家户口调到北京。要不,我就去深圳了。
    景安:噢,还有这段历史啊?
    杨帆:您是贵人多忘事。回到北京正赶上六.四前夕,我没有参与。这也是天意吧!
    景安:我1987年去了深圳,也是躲过了一劫。

什么是左派与右派的理论前提?

    景安:为什么人家都说你是左派?而你自己又不承认是左派?
    杨帆:你接触那个圈子右派多。你到左派圈子里面问问,他们绝对不会说我是左派。
    景安:说你是左派什么理由呢?
    杨帆:左派开会从来不请我去,封杀我比封杀右派还厉害。新左派那个圈子从来不和我来往,搞马克思主义的那个圈子更把我视为大忌。右派有时候还请我,左派根本就不请,左派比右派更封闭。他们历来主张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景安:人家老说怕你,我不懂怕你什么?你过去骂过谁呀?
    杨帆:实际上怕我的人,是因为说不过我,想称王又没有自信。比如我昨天会上发言,有人不爱听,但没有话说,再开会就不愿意让我去了。他当不了教主了,气场让我冲没了。
    景安:我还没这个感觉。
    杨帆:左右派都是封闭体系,凡搞理论都要成体系,最后他要封闭起来,就不再接受别人的东西。我不搞体系,坚持实践,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我1994年提出超越“左右翼”。我分析左右派的理论前提,一说理论前提他们就露馅了。
    景安:你说左派的理论前提是什么?
    杨帆:左派的错误假设,一是劳动价值可以计算出来。马克思设想是一个计算中心,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换算,这怎么换算呀?
    景安:需求是可以统计的,然后再组织生产。
    杨帆:大框架可以,有计划按比例。大的比例可以算,但是每个人的劳动价值不可以算。二是人的自私性是可以改造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人的思想,改变所有制就可以改变人的自私性。实际上人的自私性,恐怕跟所有制没那么完全的关系。消灭私有制可以消灭私有财产观念,但是,不可能消灭人的自私性。我上中学的时候学这套左倾理论,后来到工厂8年,搞理论宣传,通过多年实践证明行不通。三是他们怀旧,说计划经济30年是真正人民当家作主。从那个社会过来,就知道不是那回事。他们是根据法律说的。实际计划经济是官僚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个假设。
    景安:右派的假设前提呢?
    杨帆:第一条,自由贸易论和比较优势论,所假设的比较优势是静态的不是动态的,劳动力不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正好是马克思批判的异化,人权变为资本权。说比较优势,中国人工资低,应该到美国打工,但是不让去。
景安:你这样说右派,人家不会接受。中国的右派主张市场化,资源由市场配置。当然,主张劳动力自由流动。不让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的是美国、欧洲政府,怪不到中国右派头上。
    杨帆:我说左派三条,你没有反驳,我说右派你立刻反驳。
    景安:我对右派的主張很清楚呀。
    杨帆:右派的理论从哪里来呀?从美国来的。
    景安:就我所知,没有一个人主张中国劳动力不可以去美国。
    杨帆:他们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却对美国的前提没有任何揭露。
    景安:接受了美国的自由主义,这话可以说。但是劳动力不让去美国,怎么也怪不到改革派头上。
    杨帆:我是专门研究国际经济贸易学的,中国那些人跟着学的人不言明,就是帮美国攻击中国不开放不自由,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劳动力也不开放啊。比较优势是成立的,我的资本到你中国,因为你劳动力便宜,加工贸易出口。那中国劳动力为什么不能直接到美国去做工呢?他却不许移民。西方经济学所有课本都不说这个,凭什么不说呀?
    景安:这个问题应该和美国去辩论。
    杨帆:我批判的是美国经济学,但中国主流经济学就是从美国搬来的,对美国东西毫无批判。在中国号称主流经济学,就是信奉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国的劳动力便宜,首先,美国应该让我们的工人去打工。
    景安:美国不让我们的工人去打工,劳动力不能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中国就永远不能搞市场经济?
    杨帆:我没有说呀。

    景安:你的逻辑前提就是美国一天不开放劳动力市场,中国就不能对外开放,让国外资本进来;也不能搞改革,实行市场经济。
    杨帆:那美国有问题没有?

    景安:美国肯定有问题。

    杨帆:你也有自己的前提,就是他强我弱,我们只能听他的。他不让咱们去,咱们就不去。他的商品、投资要自由,我们就只能给他自由。我认为,打不过人家我们是没有办法,具体做法上要从实力出发,但是我们可以不服气,思想上不能盲从,也可以批评他们。难道一定要心悦诚服地去向强者低头吗?

    景安:你可作为WTO谈判的代表,同美国人讲这个理。但你要认这个死理,以此为前提,那WTO就谈不成。

    杨帆:对自己内部也必须说清楚。戴笠说过一句话:我打不过鬼子就打汉奸。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对美国主流霸权理论能不能批判?能不能揭露?

    景安:谁不让你批判、揭露?

    杨帆:就是那些中国的经济学主流派啊,他们为什么要封杀我啊?

    景安:美国有很多可批判的,昨天开会不是就批判了它所代表的文明不可持续。可在移民问题上较劲,有意义吗?

    杨帆:我没有较劲啊?但是总应该允许说吧。美国人掩盖自己利益,中国一些人跟着美国人跑,是主动的自觉的,是丧失批判能力的盲从,他们认为中国要发展,只能傍大款。

    景安: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改革派在引进市场经济的时候,在讲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时候,没有说明白,中国劳动力是不能自由去美国的,这点没有告诉大家。由此你就对中国的改革派们愤怒!

    杨帆:我没有因此愤怒啊,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这只是一个最次要的问题。我说的是美国人。美国人倒允许说,而中国主流派就封杀,奴才比主子更厉害。

    景安:你说的是中国右派的理论前提,怎么不是说他们呢?

    杨帆:我还没有说完呢,还有许多。他们帮美国在中国围剿那些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骂政府搞文化专制,自己其实也是搞文化专制。

    景安:这是哪些人?

毛泽东是不是教主?

    杨帆:你那个圈子里就很多。他们在会上那么凶狠的骂毛泽东,我就不接受。你要碰见一个基督教或者信真主的,你敢骂他的教主,他不把你打死呀。信仰毛泽东的在中国至少也几亿人,他也是一个教主,也是有一大堆信徒的,怎么可以随便骂一个人的信仰哪?你可以随便骂耶稣上帝吗?可以随便骂真主吗?我们不信仰,但我们要尊重嘛。这些人是什么自由派?是专制派!这么多人信仰毛主席,你应该尊重他们嘛。

    景安: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从来不是教主。你把毛泽东当作教主,作为信仰,这是你的自由。还有的人认为李洪志是教主,也有人认为邓小平是教主。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数人还把人民币作为信仰,这么一讲,还能说话、讨论、批评吗?中国共产党还专门作了历史问题决议,对毛主席的功过作出了评价。中国改革就是从批判两个凡是开始的。按你的意思,我们该重新宣布两个凡是了,凡毛主席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都不能批评?

    杨帆:30年前我们就彻底反思了毛泽东的错误,是为了推动改革开放,现在所谓信仰毛泽东,是为了反思和调整目前的问题,端正改革开放的偏差,性质不同了。

    景安:30年前是共产党最高层反思了毛泽东的错误,怎么可能“彻底”?现在信仰毛泽东,确实是由改革开放的偏差引起的,也由此产生了回到过去的主张。而很多年轻人,正像你说的,并没有那个时代的经历。当然,就是从那个时代的走来的,看法也不同。所以,有人信仰毛泽东,也有人批评毛泽东都很正常,怎么能因为你信仰,就不让批评呢?我也认为不应该骂毛泽东,其实谁都不应该骂!今天喜欢骂的人大有人在,恰恰是所谓信仰毛泽东的那些左派!

    杨帆:我没有骂他信仰的教主呀。

    景安:如果有人说,美国是我的教主,你不许批评美国。孔子是我的教主,你也不能批评孔子。谁要是批评了,那我就要骂人、打人,那还有什么文化啊?

    杨帆:右派为什么这么恨我,就因为美国是他们的教主,但他们不承认。小布什是他们的教主,他不说嘛。

    景安: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都有教主。即便如此,人家反对他们的信仰,反应是不同的。有人不敬伊斯兰教,就要追杀他。如果有人不敬佛教,佛教决不会追杀,只是说你造口孽。尼采说上帝死了,基督教没有追杀他。当然,中世纪时欧洲宗教裁判所就会烧死你。毛泽东不是教主,你认为是,当然可以,但怎么能不让批评毛泽东呢?

    杨帆:毛泽东是中国老百姓的教主。我们应该尊重老百姓的信仰。

    景安:毛泽东怎么是中国老百姓的教主呢?你作过调查吗?你教书的中国政法大学有多少学生、老师是把毛泽东当教主的?这已不是理论前提,而是事实假设了。而你说人家骂毛泽东,其实是批评,根本没有骂。昨天会上,有人说,信任团结基础的瓦解,不是从30改革开始的,从毛泽东时代号召人斗人就开始了,这怎么是骂呢?

    杨帆:一些人把毛泽东说成万恶之源,骂得非常厉害。另外我昨天也没有骂他啊。

    景安: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有信仰的自由。

    杨帆:但是不能干涉他人的信仰自由。我说了一条右派的理论前提,你就不爱听。其实是触及你的信仰了。人的信仰被触及的时候都是不让别人说话的。

    景安:我什么信仰?

    杨帆:你信奉普世价值,这不是你的信仰吗?你不是也为此骂司马南嘛?

    景安:很奇怪,你把争论、批评都说成是骂?

    杨帆:我也是从来不骂人的,只是争论而已。为什么那么多人说我爱骂人?我骂他们什么了,不就争论问题嘛?

    景安:你说已触及我的信仰了,但我并没有说,你在骂人、污辱我的信仰。我们不是正在讨论嘛!说到普世价值,就是指人类文化中有值得继承、借鉴的东西,如果否认普世价值,就等于否认了人类文明中有好东西。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而一些人把普世价值片面理解为西方文明而加以反对,我则认为凡人类文化中的优秀成果都具有普世性,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念以及西方文明都有普世性。普世价值之争,不仅是改革与反改革之争,还是文明与野蛮之争。否认普世价值,就是否认人类文明。但我并没有宣布普世价值是我的信仰,不许讨论。我已多次邀请司马南来与会或对话,但他没允诺。

    杨帆:但是你在会上发言,一直在骂他啊。

    景安:幸亏有纪要在,我是在骂他吗?看来什么叫骂、什么是批评,也要定义了!

    杨帆:我从来没有骂过人,就是争论问题比较尖锐。今年杨帆门事件后,15天内以《沧海云帆》为中心,有15万条帖子骂我,全是右派观点,你怎么说是左派和我爱骂人呢?

    我接着说右派的第二条前提,他们假设市场经济能实现均衡,所以才有一系列对市场经济的迷信。第三条自由派认为全世界所有理论中,只有自由主义一支是和专制主义不融合,别的理论都不行,比如集体主义、儒家主义,所有东西都不行,必须是个人为基础才行,理论基石是一个人才行,两个人都不行。我的自由主义朋友很多,有的比较真诚,我和一位曾经谈六个小时,按照逻辑推,把他说败了。

    他原来是造反派头,到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他还坚决拥护毛泽东和文化革命。后来过了13年,1995年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以后,他接受自由主义十分虔诚,1998年我问他,你为什么从铁杆毛泽东,变成了铁杆哈耶克?他说就是顺着逻辑推,把毛主席的理论推到极致,到最后坚持不下去了,自动转为极右,他自己也承认。他说只有自由主义一种理论,以个人为本位的一种理论,可以彻底从理论实践上和专制主义划清界限,是唯一的一种。这是它的假设前提。

    景安:以个人为本位,确实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这说得没错。至于对自由主义如何评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有兴趣的问题是你信仰毛泽东,又不反对民主,还主张民主,而民主的理论前提就是以个人为本位。当然,你也可以说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最好的民主。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在天津开发区搞的是什么民主呢?

    杨帆:是参照西方式民主搞的,代表是竞选的,有质询权,弹劾权。毛泽东有大民主,与西方不是一个思路,有点法国巴黎公社的味道。他在早期红军里面搞三大民主,他的文化革命思想中间,有“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都是选举的。这是他的独特想法,当然是失败了,这有点造神的味道,但也不是专制啊。也有好东西,可以弥补西方民主的不足。

    现在左派认为,毛泽东时期搞的就是“人民民主”。而西方是“金钱操纵式的民主”。我从来主张民主,包括西方式和毛泽东式,应该结合起来。我在天津开发区时候,是一个西方民主派,是区分了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的。《深圳特区报》称为“天津开发区的下议院”。

    我在1989年两次京丰宾馆会上,是作为民主实验的代表去的。但激进知识分子不尊重我们的创造,他们喜欢更加激进的广场行为。我和他们不欢而散,也没有参加他们更加激进的行为。西方的形式民主我也赞成,好的形式可以促进内容的发展。但是应更加重视实质民主,防止民主的腐败和金钱操控。比如我们高校盛行多年学术民主,就越来越盛行腐败。民主的底线是国家不能分裂。

问题总根源是权力还是市场?

    景安:噢,你原来搞西方民主,后来态度变化了。上次开会你说,是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对形势的判断不一样了。你对八十年代改革和九十年代改革有什么不同的判断?

    杨帆:我对民主的态度没有变化。左派与右派争论,双方都缺乏逻辑学基本训练,他们在辩论问题时,并不知道分歧在哪里?中国社会主要威胁在什么地方?一切问题的根源是什么?问题大家都知道,根源在何处?右派说根源是权力,左派说根源在资本。

    景安:你概括得很对,我同意。

    杨帆:他们的逻辑之争,把所有万恶之源归为对方,自己完全没有问题。中国市场经济究竟占了统治地位没有?比如2000年左右,中国市场经济基础建立了没有?三十年代中国也有这个争论,有人说中国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有人说中国已经是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了。现在理论界的人,思想争论的水平还没有达到三十年代。中国需要资本,这咱们没有分歧。问题是资本在中国发展完成了没有?如果完成的话,中国的社会矛盾根源主要是来自于世界资本体系。如果没有完成,就来自于中国内部的权力体系。
景安:你上次讲,今天资本主义还有什么东西没进来?市场经济是过度了?还是不足?你认为是过度了,而不是不足。这是你的基本判断。

    杨帆:你这么概括不准确,是说市场经济在中国有基础地位了。是逻辑上基本完成,但是在历史上还会延续一个时期。只要中国纳入了世界资本体系,主要矛盾就是这体系带来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权力没有受到彻底改造带来的。这是一个实证逻辑判断,还不是历史判断。只要价格体系放开了,我认为就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建立了。加入WTO了,就是基本开放了。

    景安:资本主义进来了,市场经济也完成了,应该从这当中找原因,而不要从权力找原因。这是你的基本判断。资本主义进来没进来?肯定是进来了。首先,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了,人的主流价值观都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了。其次,价格基本放开了,建立了商品市场。再次,从要素市场来看,应该说土地、劳动力、资本市场都己建立。所以,市场经济制度基本确立了,市场作为了资源配置的基础。但我觉得,与资本主义配套的人文主义理念、权力制衡制度、民众参与安排并没有进来,而利己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包括色情、暴力等等大肆泛滥。

    杨帆:这完全没有分歧。

    景安:从形式上看,我国商品市场有了,要素市场也有了。但仔细分析一下,我国的市场供求双方是不对等的。比如说劳动力名义上是市场化了,但劳动者不能组织起来与资方进行谈判,所以劳动力价格是扭曲的。这就造成了全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仅不上升,还下降!土地市场也是扭曲的,农民没有权力与政府谈判土地出让的价格,土地价格被压低,好处被政府拿走了。环境的价格也是扭曲的,民众没有权利保护环境,使破坏环境的行为畅通无阻,不用支付破坏环境的成本。农民怎么成了弱势群体?他们在生产、销售、技术、金融等领域都没有自己的组织,农民为什么不能组织农会呢?所以,中国的市场化是半拉子工程,供求一方缺位,就不能实现博弈的均衡。这种局面是权力造成的,权力在要素配置中起了主导作用。

   杨帆:我在1998年就说了是权力资本化的结果。

   景安:左派认为市场有问题,右派认为权力有问题,这两个说法加在一起应该都有道理。但你的说法倒向了左派那一边。
杨帆:我认为,在逻辑上,主要方面是市场自身的缺陷,而不是权力阻挡市场没有彻底。

   景安:市场本身肯定是有缺陷的,但中国的权力并没有弥补、校正市场的缺陷,相反起着加剧、扩大缺陷的作用,甚至这个缺陷就是权力造成的。问题怎么能不从权力找呢?

   杨帆:这个我们有分歧。权力有时候可以克服市场失灵的,比如现在,全世界都在用国家权力干预市场,甚至说是在挽救市场。

   景安:再说教育。虽然有些民办学校,但政府垄断了教育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并没有市场化。但怎么弄出一个市场化呢?政府对教育投资不足,然后以市场化、产业化的名义向老百姓收钱,教育的费用越来越高。同时,又对民办的学校严加管制,民办的没有真正搞起来。教育的问题,是出在市场,还是权力?医院也是如此,医院大都控制在政府手里,民办医院有几个?但政府给医院经费不足,医院就向患者多收费。这是市场化吗?都是以市场化为幌子,是权力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而推给市场。
杨帆:我建议你先不要扯到公共事业部分。

    景安:我是说权力是有问题的,而且存在很大问题。中国没有来及政治改革,权力怎么会没有问题呢?左派不让从权力中找问题,这只是理论分歧吗,而是不顾基本事实。当然,他们认为改革前的权力没有问题,是市场化使权力异化了、变质了、腐败了。那么,改革前的权力是不是没有问题呢?毛泽东的权力是不是没有问题呢?你也说,改革前,人民没有当家作主,是官僚当家作主,这说明是存在问题的。改革后,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所以需要推行民主化改革。同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需要推进,但不是什么都靠市场化来解决,更不能搞所谓彻底市场化,因为市场本身有固有的缺陷。什么叫资源优化配置,就是要配置到比尔.盖茨这样人手里了,这比那些不会经营的,当然好啊。什么是均衡,就是弱者向胜者低头,按强者定的价格、条件签订协议。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人类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来分配。让所有有能耐的人,使出混身解数,证明你是强者,你就可以支配更多的资源,这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这就是所谓机会的公平。但从社会、政治、道德、伦理角度讲,弱者要不要照顾,社会的公共事务要不要提供,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要不要保护,这都不是市场所能解决的。所以,不是把政府权力缩到最小、最少为好。

    杨帆:权力掌控不对,放给市场也不对。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肯定是不对的。这里也涉及自由派一个错误理念,一个假设前提:凡是权力作祟的地方,都可用资本把它化解。这是错的。权力不好,你就把资本加入?我1998年就提出权力资本化问题,我说中国改革的成就和问题都由于权力资本化。权力在资本化过程中产生巨大的生产力和繁荣,好处是它,坏处也是它。这个我俩没有争论。这个观点是我十年前发表于《中国改革报》,《中国改革报》一个版面因此被封,又发到《战略与管理》,后在全国被点名封杀。社会科学院后来一直内部控制我,社会科学出版社一直不出我的书。

    景安:权力资本化,权力主导市场。这样说,我们就没有分歧了。问题是你对现在形势的判断,怎么对权力的作用忽略不计,就从市场找问题呢?

    杨帆:我说过权力可以忽略不计吗?我说主要问题来自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景安:权力和市场,哪个主要,哪个次要?这在具体问题上可作具体分析。如果你承认权力和市场都有问题,咱们的分歧在缩小。主要和次要,咱们再讨论。

    杨帆:2000年加入WTO的时候是个分界线。

    景安:2000年以后权力就没问题了?

    杨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等于市场。

    景安:昨天开会讨论了世界资本主义的问题,现在讨论中国的问题。

    杨帆:中国问题主要是依附美国造成的。现在美国出了问题,影响中国。我没有说权力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加入WTO以后,中国迅速国际化,这个矛盾就在变。

    景安:这个问题的判断还是有分歧。加入WTO以后,中国受到国际很大影响,对外依赖度越来越高。但内需萎缩、分配不公、权力腐败,这都是国内问题,而又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造成的。

    杨帆:提出权力资本化概念,我是首创!比吴经链批评“权贵资本主义”早几年。2000年之后问题的性质开始起变化,中国问题的主要消极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带来的。

怎么评价计划经济?

    景安:你说计划经济重新评估,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还有现实意义?

    杨帆:现实意义就是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新的利益集团彻底否定计划经济,是为了巩固既得利益,拒绝对改革开放问题的反思。他们只反对走老路,不警惕走邪路,甚至就主张走斜路。这次胡锦涛在纪念改革30年大会上有“不走邪路”的新提法,这就全面了。

    现在所有问题,大家都不得不承认。但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权力,归于计划经济。不能说邓小平有错,江泽民有错,全是毛泽东的错。第二、他们定性为,计划经济是最坏时期,历史最黑暗时期,现在出现什么坏事也比那时候好。有人否定赶超战略,原子弹飞机都不要搞,就搞劳动密集型,拿裤子换飞机。我们国家前一时期就是按照这做的。做到现在,美国崩溃了,大批劳动密集型破产。谁让你搞这么多?当然要反思了。把中国一大部分的沿海企业,纳入美国体系,给美国人提供消费。它的核心就是静态比较利益论,说中国搞低端劳动密集,怎么也比计划经济强,所以批判毛泽东和计划经济,妖魔化,我怎么坏也比你强。第三、计划经济究竟是什么经济?我的定义是:计划经济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三种方式之一,比掠夺的、依附的要好。比起旧中国100多年积累失败要好。第四、计划经济给改革开放积累了物质基础,改革的作用是把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财富变成现实的财富,不应该以一个时期否定另外一个时期。

    景安:对计划经济做必要的肯定,我赞成。第一、它是原始积累一种方式。第二、计划经济建立了工业化的完备体系。第三、搞了两弹一星的军事工业,保障了国家安全。第四、为改革开放积累了物质基础。这四条不应该否认。世界为什么到中国来投资?除了劳动力价格低以外,工业体系比较完备,采购比较方便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什么是计划经济?我可能比你更了解,我毕竟在国家计委待过。你知道计划是怎么制订的?这是很多左派、右派所不知道的。我讲的是事实,而不是讲理论。

    杨帆:我怎么没工作过,我在物价局工作四年,是处长级。

    景安:国家计委每年要制定年度计划,比如明年工农业产值要增长5%,就拉计算尺,5%是什么概念?过去是100,那就是105了。于是根据105,确定工农业产品的主要产量,钢产量是多少,煤产量是多少,粮食产量是多少。工厂、农村就得按这个计划来安排生产。订计划根本不调查社会需求,是拿计算尺拉出来的。国家计划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确定重点项目,这是计划经济最重要的任务。像你说的要搞原子弹,要建大钢厂,它们需要的资金、物资,由国家分配。企业的产供销是由政府决定、政府组织,所以各级政府要设部、厅、局,什么机械、治金、轻工、纺织、煤炭 光机械就有一机部到七机部。

    国家怎么组织产供销呢?我以钢材为例。由计委给钢厂下达生产指标,又给各个重点项目、骨干企业下达钢材的分配指标。一年开两次交易会俗称“骡马大会”。拿到分配指标的单位,就向钢厂定货,钢厂说没有,为什么没有?国家定价格不合理,不愿生产。怎么办?你要不要?不要的话,指标作废。企业不得不把钢材拉回去,一是与别人串换,二是再加工,要不就积压到库里。当时钢材什么情况?一边是脱销,一边是积压。工厂生产出来,不管是否卖得出去,都算工业产值。所以每年10%里面大量属于这种状况。所谓的产值就是这么计算的。

    再说重点项目,我说一个大概念,三分之一丢到海里,三分之一不配套,还有三分之一形成配套能力。什么是丢到海里呢,就是谁也没捞着。我举个例子,从四川铺一条天然气管到上海,铺到武汉以后,发现根本没有天然气。没有天然气怎么会铺管子呢?当然要查原因,那些在可行报告签字的地质专家,是四川省政府为了要抢这个项目,给他们务虚,务上去的。政府投资,谁也不承担责任嘛。所谓的可行性报告都是可骗性报告。这就丢了一亿人民币。还有就是钓鱼项目,明明要一个亿,先报5000万,等批下来建了,就再写报告,不行啊,不配套,还要3000万。到第三年又写报告,不行啊,不配套,还要2000万,你能不给吗?

    最后说重复建设、盲目生产。计划经济的出发点,是要克服资本主义的盲目竞争。全国需要多少个厂,由计划确定多好啊。这以自行车厂为例,由轻工部布点,比如全国建多少个厂。可内蒙说,凭什么不让我生产自行车?一机部说,凭什么你轻工部定点,我比你更有技术。结果,明明是国家定点10个自行车厂,结果搞出了30家、50家。达不到生产规模,就亏损,没关系,由各地财政补贴。质量差,卖不出去,就搞市场封锁,不准进外地的。国营企业这么一出生,就永垂不朽,再亏损,也由政府兜着,因为企业就是政府生的。计划经济的盲目性,比资本主义还盲目,资本主义盲目还会被淘汰,计划经济的盲目谁也不承责任。

    杨帆:盲目投资,市场经济更加厉害,这次就是。

    景安:市场经济也有盲目性,但可以找到责任人。计划经济的盲目,找不到责任人。计划经济的后果,一是宏观经济长期比例失调,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比例,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严重失调。重工业盲目发展,轻工业上不去。二是微观经济效益低下,无论投资项目、还是企业经营都不讲效益。三是计划经济为长官瞎指挥大开绿灯。你的观点是毛主席的大跃进和计划经济没关系,说是毛主席反对计划经济。毛主席是反对计划经济,1958年已过半年了,他突然决定钢铁要翻番,要到1060万吨,于是发动全民大炼钢铁。我当时读高中,我们南洋中学就日产钢铁一吨,一开始是用土高炉炼铁,后来是把船厂的锈钢板拉来敲。在计划经济制度下才能发生大跃进的错误。第四、计划经济最终是剥夺农民形成的原始积累。当时的城镇居民是贵族,由政府提供生活、医疗、教育的基本保障,最苦的是农民。

    杨帆:最苦的是解放军。

    景安:剥夺农民带来困难时期,饿死了3600万人。

    杨帆:这个数没有根据。

    景安:这是杨继绳亲自调查了山西、广西、福建等省,参考了搞统计学的、历史人口学的两位专家得出的数据。另据辛子陵《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根据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是3700万人。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呢?大跃进各地虚报粮食产量,然后按此征购粮食,把农民的口粮统统收走。农民还有活路吗?不可思议的是1960年4月,饥荒最严重时,国家粮库里还有403亿斤粮食。为什么不拿出来救人啊?层层不敢向毛主席报告真实情况是个重要原因。彭德怀说了几句真话,就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谁敢说真话呀。我遇到一个副省级干部,他亲口告诉我,粮食统购统销名义上是向农民征余粮,实际上是把农民的口粮拿走了。从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起,他家一直吃不饱,那还是鱼米之乡的浙江。1979年实行家庭承包后,一年就解决了吃饱肚子的问题。

    杨帆:灾荒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大跃进造成的。

   景安:统购统销是计划经济剝夺农民最主要的手段。你说:“计划经济的实质是依靠政权力量强行压低消费,把积累率提高到30%以上,成为工业化资本积累源泉,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两代人的牺牲,在28年内走完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200年的道路,完全没有对外掠夺,无论道德评价还是历史评价都是站得住的。”你这样说,令人十分惊讶,搞计划经济“牺牲两代人”,居然“无论道德评价还是历史评价都是站得住的”。那么,要要牺牲几代人才能否定呢?

    杨帆:西方原始积累牺牲了多少人?

    景安:牺牲两代人的利益,都站得住,还有什么站不住的?

    杨帆:牺牲了两代人,是牺牲了消费和个人自由,不是牺牲生命。但是,比1840年以后`100年被帝国主义打要好得多了。我们最坏的就是1840---1945年那个时期,后来怎么坏也比那时强。大多数人愿意为了强国而付出代价,是自愿牺牲的,不是被迫牺牲的,当然国家积累过高了,如果是年25% 而不是 35%,那么就比较人道了,但这是程度上的问题,不是方向错误。

    景安:你还说:近年以来房地产业的大发展,主要是由于国家让渡了地租。在计划经济下基本为零,而在转轨过程中逐步具有了价格。刚才说,“改革的作用只是把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财富变成现实的财富。”这么说来,人类没有文明的进步了,原始社会的人说,你们现代人创造的财富,都是我们留下的。也没有知识、科技而言了,无非是我们扔掉的垃圾拿去转为现实的财富。改革前土地一分钱不值,无偿使用,那才是卖国主义。是改革冲破了宪法的规定,使土地变成了财富,国家作为最大的地主发了财,才带来各大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大大改善。不把功劳归于改革,而归于计划经济!

    杨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你到底懂不懂经济?

    景安:说到底,你就是要维护计划经济,否定改革开放的成绩。

    杨帆:肯定计划经济历史作用,不等于否定改革开放。不应该把两个时期对立起来。有些问题是立场感情问题,就没有辩论的必要。澄清就可以了。

    景安: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以及市场化过程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压低土地价格,总比土地没有价格好。国有资产流失,总比投资丢到海里强。贫富差距拉大,总比大家都穷强。你所反感的这种逻辑是怎么产生的?就是为了反驳反对改革开放,要退回计划经济的人。

    杨帆:你说这么长,我反问你一句。右派们肯定了新中国比旧中国进步了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中华民国进步了没有?

    景安:当然进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嘛。

    杨帆:我刚才听了半天没听出这个意思。我说肯定计划经济,是和什么时候比?是和三种原始积累方式比,和西方历史比,和旧中国比。难道不比他们强吗?我和改革开放比了吗?

    景安:咦,你前面批评的是改革开放“怎么也比计划经济强”这种观点,这不是与改革开放比吗?从三种原始积累方式来说,你说的计划经济未必是必然选择。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成,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这样搞30年,就未必像你说的要牺牲两代人的利益完成原始积累。

    杨帆:计划经济搞过分了,但方向没有错。说计划经济好,是和旧中国比,和西方比,30年完成工业化,人均寿命从36岁延长到68岁。歌颂改革开放没有必要否定计划经济,更不能反国家、反民族,这就是走邪路。

    景安:批评计划经济,是针对回到计划经济的思潮,而不是退回到旧中国,怎么扯得上是反国家、反民族?

    杨帆:计划经济不能和帝国主义打中国比。

    景安:搞计划经济不能残害自己的人民。

    杨帆:造原子弹是残害自己人民的吗?原子弹是威慑外国人的。中国人当时自愿跟着毛主席做,在这个中间发生了错误,饿死了很多人。但核心,我们再没有被帝国主义侵略奴役。1840年到1945年,中国七次大败两次小胜,1945年以来,七次战争都赢了,有五次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打的,小平上来还打了一次越南。当时如果搞民主,大家投票,当时也是愿意做原子弹的。这倒是毛泽东的错误,当时应该搞民意测验,省得后来的人翻案,说是他一个人的意见。

    1840年以来100年中国打败仗,割三分之一领土,赔款无数。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是一比九。计划经济28年怎么了?我们中国打过败仗没有?把工农业比重达到七比三。有一个标准还没说,就是人均寿命,中国1840年人口4亿,1949年还是4.5 亿,109年人口没有增长,是计划生育了吗?还是生得多、死得也多啊。老说三年困难时期年饿死3000万人,为什么不说,新中国28年人口增加了4亿,这是生得多啊,还是死得多啊?旧中国每年死人,肯定更多,所以100年人口不增加。只有独立稳定繁荣的社会,人口才能够大涨,怎么连一点基本知识都不讲?

   说中国农民不能出村子?当然是限制了农民的自由,两种身份制度对农民不公平。这只是一个时期搞工业化的需要。实际上并没有阻止农民进城。你可以看看数字,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是多少?最多5000万,计划经济28年的时候,城市人口又是多少?工人数量从几百万增加到一亿多,难道都是城市人自己生的吗?有计划的进城,只要城市招工,农民就来了,只要工业发展了,农民就变成了工人,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有很多农民进城落户。说农民没有进城,没有那么回事。当然,我们的城市化比工业化低了20个百分点,这是有错误的,但不是方向的问题。现在农民可以自由进城,但是流浪要饭,以什么“条例”搞遣散人口。这可不是毛泽东干的。结果警察打死了人,废除遣散法律以后,各个城市又搞自己的条例来限制农民进城。这次农民工大规模返乡了,这可是美国人造成的。以后大家发现,许多问题原来市场经济下也有,比如“预算软约束”,比如金融诈骗,把计划经济妖魔化的那套神话就没有人信了。

    景安:你那篇文章的观点是肯定计划经济,不是为了恢复计划经济,而是为了弘扬爱国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

    杨帆:你说计划经济最苦是农民,不对。计划经济最苦的是解放军。工程兵、铁道兵修公路铁路怎么会效率低?工资不发,死一个人按烈士标准才赔一百块钱,成本低不低呀?什么叫效益呀?成本低效益高呀。成本最低的就是计划经济,这是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你怎么说计划经济没有效益?

    景安:按你的说法,囚犯经济效益最高、成本最低。你肯定计划经济是为了继承计划经济时期的爱国主义和艰苦奋斗。当时多少人往香港逃,蛇口的海面上死多少人,现在又有多少人逃香港呀?难道一定要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培养艰苦奋斗吗?

    杨帆:你们不是特别害怕复辟计划经济吗,所以就只能够继承精神了。

如何思考未来?

   景安:对未来的看法,自由主义派认为,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启动民主化。传统文化派认为,应回到孔子年代,用儒学治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新老左派认为,应回到计划经济,搞公有制、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你的主张是什么呢?
杨帆:我是一个热爱中华民族的人。对毛泽东错误的反思,我在30年前大学期间就完成了。有些号称自由派的,实际是专制派。他们依靠美国势力,用专制在中国推行所谓自由,形成右翼专制主义。他们一直在陷害打击爱国主义者,包括对我的陷害,比毛泽东反右派厉害多了。

    我十年前就组织系列的《思想讨论会》。来了江儒山,是一个化名,他说是帮助国家某部做事的,想参与我的讨论。这个人就是个下层上来的自由派。他一直很和气,一次讨论触动他内心就翻脸了。他说中国现在有市场经济了,没有人愿意上战场了。我说如果打台湾,愿意上战场的人有的是,富人出钱,穷人出命,打不死的可以当将军,比当农民工强。当时他就跟我翻脸了,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城里人嘛,知识分子吗?你自己怎么不去打仗?你孩子怎么不去打仗?你们城里人出钱,让我们农村人出命?我说,你是农村人吗?你在昌平有庄园与别墅。他说,你不就是以为你是天才嘛,你可以骑在老百姓身上吗?他失态了。

    我的许多朋友特奇怪,这个人怎么了?就听不得祖国统一战争?过了几天,他那个《内部参考》上发东西,批判非主流经济学。过了几年之后,我的朋友转告我,他向政府告我,组织思想讨论会是搞阴谋组织。政府对知识分子还是非常慎重的,经过调查肯定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爱国主义者。说中国的问题比日本还坏,比帝国主义还坏,这些人你不知道吗?都是一伙人。他们专门陷害爱国主义者。

    景安:毛主席讲过,没有日本人打中国,中国共产党起不来。

    杨帆:那是调侃。

    景安:日本赔款,毛主席也不要。

    杨帆:那是为了感化和教育日本人,分化日本国内的政治力量。当时日本国内左翼力量非常强大,年年反对美日安保条约。大多数人对于侵略中国是认罪的。所以我说中国很伟大,自己那么困难,依靠内部积累使国家强大,没有对外掠夺。是中国对日本好,还是日本对中国好?我也认为应该要赔款,是毛主席没要。计划经济时期这么穷,没有掠夺,该赔的也没要,说明中国是伟大的民族和国家。免赔款的时候日本人说,不让赔款我们很感激,你们前总统蒋介石先生也说了不准备要。周恩来当场就生气了,站起来说,你不要胡说,两个中国不能够相提并论。新中国放弃赔款要求是什么理由?是因为中国人民饱受过战败赔款的痛苦。这话真是太厉害了,完全占据了高地,把日本比没了。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自我牺牲,赔款没要,说明中国人的伟大。

    景安:三派中左派认为他们代表民众的利益,我始终不明白他们的思想逻辑。现在,一个是权力,一个是资本,一个是民众,民众最缺乏力量。改革派也好,你说的右派也好,希望把民众组织起来来参加博弈。这就要推进政治、社会的改革,这个思路是对的,为什么左派反对呢?一味地维护权力、坚持专制,这是代表民众利益吗?我百思不得其解。

    杨帆:左派曾经代表官僚,现在代表老百姓。有的老同志还动员我们去组织工会,左派怎么反对了?

    景安:组织工会,就要有结社自由,还得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来反映民众的呼声啊!左派却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反对。他们真的代表弱势群体利益吗?他们主张只有维护权力、扩大权力才能代表人民利益,途径就是恢复计划经济、公有制。资本是剝削,公有制就代表民众利益?奇怪的是,这还用理论争论吗?过去、现在都有国有企业,他们代表了民众利益吗?

    杨帆:国有制不等于公有制,股份制也是公有制。左派主张搞国有制,我主张公有制。

    景安:国有制也好,私有制也好,在中国实际上都在侵害劳动者的权益。

    杨帆:我替左派做点解释。左派的核心和来源是计划经济官僚,他们以为计划经济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但是,掌握社会的是官僚集团,不是老百姓。这是计划经济缺点的一面。现在左派已演变了,2000年以后矛盾性质变了,左派的地位也变了。左派吹嘘计划经济是人间天堂,是共产主义,是人民民主,全体为公,一心为国,那都是意识形态说法。实际上我肯定的只是它28年完成原始积累的历史。有重工业,有原子弹,不再受人打了,做到这点就应该基本肯定。左派们自己做的事和说的话是分不清楚的,右派也一样。2000年以后他们还说那套东西,旧的话语符号已经被历史抛弃,但是老人们抛弃不了。你不能要求八九十岁人抛弃他的概念,我们对他们要尊重。老人们没有别的话语,左派话语和它的实际作用不一样,要做具体历史的分析。他们现在不代表过去的官僚,是以自己的传统话语来反映民间疾苦,应该肯定其实际意义。

    景安:你对未来的主张是什么?

    杨帆:我主要解构左右两派,其中就有建构。我在理论上不赞成左派的说法,但实际作用,起到了制约右派的作用,包括民间对毛主席的这些怀念,右派们为什么这么敏感?你应该认识到老百姓的意思。不可否认,中国有几亿人把毛主席当做神,你得知道这符号背后的真实含义是什么。过去在计划经济时宁可自己吃不饱,也要支持国家造原子弹。现在的作用是制约官僚腐败和卖国。老百姓怀念毛主席,知识分子应该尊重他们,不可把贬为民粹主义。为什么你们说的好听,老百姓不买账?说自由、民权、民主不是很对吗?中国老百姓的信仰,和知识分子的话语符号不一样。为什么自由派不能容忍和接受老百姓?没有这些人的抗议,中国改革开放成果早被权力瓜分光了。现在出租车司机挂一个毛主席像,挂就挂呗,你看着有啥不高兴?难道人家非得挂耶酥像吗?无非就是开车司机苦,没有意思要回到计划经济,因为计划经济没有出租车。为什么我不愿意接受你的普世价值论,自由与人权论?因为我不是从书本看问题,是从理念的实际作用来看问题。权力和资本结合也利用民主、自由、人权的说法。

    景安:民众怀念毛主席,是对现实的不满,而不是真的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这你说的对。现在,与左派发生的争论,就是利用民众对现实的不满,鼓动要倒退回去。左派怀念毛主席,与出租车司机挂毛主席像不是一回事。没有谁不高兴,至少我没有不高兴。

    杨帆:比较真诚的自由派也承认,自由主义有内在的逻辑矛盾,因为人没有绝对自由,比如说他没有出卖自己自由的自由。说自由主义理论不会被专制利用,就更不对了。可举好多例子,专制处处可以利用自由主义。我不反对哈耶克,我是反对中国目前现实中那种堕落的被腐败和权力利用的假自由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的既得利益集团,有权、有钱、有知识,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用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经济自由主义给它做包装呀。

    景安:自由主义是主张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这是宪法里规定的。自由主义要落实宪法的权力,却被左派用坚持四项原则来反对。权力怎么利用自由主义压迫人民呢?

    杨帆:主要是利用了经济自由主义。你根据什么判断呀?你根据做法判断,不是根据说法判断。

    景安:经济自由主义是两面,人人都可以发财,总比不许人发财好,但实际结果不可能人人发财,是有的富,有的穷。这样又回到原点,那不如搞计划经济,人人不许发财。这种主张已不是一种设想,而是已有了实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没有一个国家行得通。而左派依然把此作为理想来推广。在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上,有没有别的选择,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一条相对成功的道路,就是利用国家干预,公平分配。当然,也有福利过高、负担过重的弊端。可是,左派也不认可,似乎只有回到计划经济,没有别的出路。

    杨帆:权力可以利用马克思主义对吧?也可以利用孔子对吧?可以不可以利用自由主义?中国历史上皇权就是这样,奴隶社会就是这样,都曾经利用自由主义,现在是利用经济自由主义。

    景安:你究竟主张什么?

    杨帆:我不做任何体系,我没有封闭的思维特点。首先,我是一个新社会主义者。第二、我热爱自己的民族。第三、目前形势下,我主张文化保守主义,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孔子不信任何神,但是他尊重任何神。中国上层知识分子信仰孔子和基督的都有。毛主席现在是老百姓的符号,知识分子应该尊重老百姓的选择;我本人是信仰中国传统文化的。第四,我赞成改革开放,但是我主张,改革要注意公平,开放要注意安全。胡刚刚说的: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邪路。

    景安:对你这些主张,我都赞成,但事实上我们存在明显的分歧。在权力与市场问题上,你偏重于找市场的问题,对权力方面的问题有所忽略。虽然,你没有否认权力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主张民主,却把主要矛头指向自由主义。而我认为,权力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现实问题的关键,市场的缺陷,需要权力去校正。权力的缺陷,需要法治、自由、民主去制约。自由主义本身存在缺陷,但中国长期缺乏自由主义的传统,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领域还需要自由主义,把自由主义作为主要敌人,我认为是找错了方向。但我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认为中国应该走彻底市场化的道路。美国的次贷危机表明自由化不可克服的痼疾。中国的出路,是将自由主义、传统文化、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如果将自由主义理解为效率,传统文化就是仁爱,社会主义就是公平;如果将自由主义理解为竞争,传统文化就是道德,社会主义就是平衡;如果将自由主义理解为权利,传统文化就是责任,社会主义就是义务;如果将自由主义理解为物质,传统文化就是情感,社会主义就是精神;如果将自由主义理解为自我,传统文化就是克己,社会主义就是公共;如果将自由主义理解为外求,传统文化就是内省,社会主义就是和谐;如果将自由主义理解为动力,传统文化就是刹车,社会主义就是方向;如果将自由主义理解为小人,传统文化就是君子,社会主义就是圣人;如果将自由主义理解为求真,传统文化就是求善,社会主义就是求美;如果将自由主义理解为爱自己,传统文化就是爱他人,社会主义就是爱大家。自由主义、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是构筑人类幸福大厦的三个要素。自由主义追求个人幸福是幸福大厦的基础,传统文化追求他人幸福是个人幸福基础上的提升,社会主义追求大家幸福是个人幸福基础上的普及。如果抛弃自由主义,反对个人幸福,所构建的大厦必定是地狱。如果抛弃传统文化,忽视他人幸福,所构建的大厦就是战场。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忽视大家幸福,所构建的大厦就是危房。所以,自由主义、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幸福的三个要素,一个也不能少,光一个也不行。所以,既要与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作斗争,又必须克服将自由主义绝对化;既要与反对传统文化的思想倾向作斗争,又不能将传统文化当作包治百病的良药;既要与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作斗争,又不能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可以与人类文明隔绝的怪物。中国有自由主义、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三大要素,既可能是三大要素坏基因的结合,也可能是三大要素好基因的组合。筛选坏基因、保留好基因的标准就是能给人、给社会、给国家、给人类带来个人幸福、全面幸福、持续幸福,这就是普世价值。

    杨帆:理论争论永远不会停止,这有理论意义。有实际意义的是,大家要有共同的底线,在实际事件发生的时候,不断确立和巩固底线。这已经有过两次,第一次是2004年经济学非主流在北京介入了“郎顾之争”,经济自由主义联合反对我们;此时自由派的鄢列山和秦晖出来反对极右的“以权力瓜分国有财产”的观点,结果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第二次就是2008年今年,当我被学校停职反省以后,左派倒没有什么人来帮助我,倒是自由派方面的杨玉圣、萧瀚他们支持我,《南方周末》发了两版文章,支持我反对学术腐败。这说明大家至少可以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以确立中国知识分子最基本的良知确定的底线。大家理论上走不到一起,背后有历史形成的恩怨,立场感情实在差得太远了,加上目前的利益导向,理论上能够澄清问题就不错了。但是,其中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可以依靠良知在最基本的底线上达成共识,在社会事件中发挥积极作用。如果连这也达不到,那么我们就无颜面去教育别人,号称什么什么主义者了。最后,感谢老徐的真诚努力,你是认真看了我的东西,而且准备了问题的。和那些诽谤和封杀我的人不一样。我们今天的对话是有新的信息的。澄清了一些长期争论的观点。建议你继续和王小东、司马南他们对话。

    景安:现在很奇怪,要民主的,实际又不愿民主,不肯与左派对话;而反对民主的,却采取一切方式表达他们的主张。连知识精英都不能对话还搞什么民主!中国人要搞民主,先从学习平等对话开始。这次是你我开一个头。我愿意与王小东、司马南他们对话。
   (完)
 



发件人:"yongmiaochen" <yongmiaochen@163.com> 2008-12-27 12:48:34 +0800 收件人: <mige1982@yahoo.com.cn> 抄送: <tongxiaoxi@gmail.com>, <lchl1969@tom.com>, <jinshi_fr@yahoo.com.cn>, <quen2003@126.com>, <siyuan65@163.com>, <siyuan985@sohu.com>, <gymn@vip.163.com>, <gymn@vip.sina.com>, <chinazdl@public3.bta.net.cn>, <cyyppp@tom.com>, <cyyyppp@yahoo.com.cn>, <zdjun@263.net>, <linzhibo@263.net>, <way@publica.bj.cninfo.net>, <metaverse@vip.sohu.net>, <fangning@cass.org.cn>, <panwei@pku.edu.cn> 标题: 毛泽东与美国宪政:要比美国宪政更加宪政

毛泽东与美国宪政:要比美国宪政更加宪政

——12月23日乌有之乡“毛泽东与民主”座谈会发言

陈永苗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从我们农村出来的长子,是我们的大哥领路人,老父亲仙逝替老父亲按照新理想当家,没搞好,搞得一大糊涂。但是他是我们的人。这是一个非常私人的情感,我丝毫不要求别人对我这种感觉赞同。狂风暴雨般的反对,我也不会被撼动半分,因为这种情感与他人无关。

   伟大政治的理想,错误的方法不行,可以用正确的方法小心翼翼的搞。我这篇文章充满自由心证,或者也可以说成“以毛注我”。但我不认为我是绝对正确的,说出来与大家分享,争鸣。

一、 毛泽东与民国

   我把毛泽东令我灵魂不安的伟大政治理想,放在民国奠基的背景之下来理解。毛泽东作为民国之子,在1949年之后所做的事情,在民国的时候,已经规定好了。要把民国、孙中山和青年毛泽东请回来,才能看清楚毛泽东的伟大政治意图。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所行的,不过是继承民国所未完成的,并且做得太过,方法走极端。毛泽东对于蒋介石来说,内心深处觉得更是孙中山的继承人(在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代理部长,搞《政治周报》,毛泽东那么不顾一切把自己的新三民主义,架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他看来,他如此比孙中山更理解孙中山真正想要什么),那么毛泽东所做的,不过是被蒋介石和国民党所遗忘(掌权者必然背叛革命理想,毛泽东的深刻体验)民国奠基根本精神的哲学政治和革命手段之复兴。

   民国奠基是美国宪政式的。青年时中国的社会想象,为毛泽东提供了美国作为现代化政治的乌托邦想象。晚清国门一打开,先贤需要西方宪政,到美国一看,“美国就是古三代”。这种乌托邦想象,帮助儒学思维结构的先贤接受了美国宪政,并且作为第一选择。

   然而古三代,仅仅是一个意象,并不足以为一个政治方案提供模仿和心理支撑。古三代的意象,是一点火星,不过是一种亲友团拉拉拉队的喝彩。而只有美国才能活在当时立法者和人民心中。能战胜敌人,和富强自己,是政治优良与否的裁判官。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尽管毛泽东并没有排除,在他有生之年,就实现赶超美国宪政的渴望,但是他所作的事情,或者他意图之外真正的结果,是形成美国建国之前的无阶级社会或者美国式特例的中国条件,利用政治暴力形成平等的社会经济条件,利用自己的绝对权威与行政官僚的对立,利用道德政治运动来顶替共和的群众政治参与,来赶英超美。

   赶英超美并不是单纯经济因素的,而更是政体的。对于毛泽东而言,要继承美国革命精神,成为主人民族或世界精神先锋队,他这一代要做的,只能是准备工作,而经济国力赶超等,也仅仅是一个条件。时间紧迫容不得慢慢来,毛泽东要政治大跃进,要用极端手段。

二、赶超美国宪政

   梁启超孙中山超影响毛泽东。民国成立之后,保皇党人梁启超改变立场,拥立民国。提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之第一大共和国,因为美国为联邦国家,非真正大一统的共和国。大共和国将以中国为最先之试验。梁启超提出赶超美国宪政,与美国宪政一样,是一种实验性的伟大政治。

   孙中山同样有赶超美国宪政的渴望。孙中山说要把民国建设为世界最文明政治体,用五权宪法赶超美国三权宪法。

   洛维特的《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中有一个注释,说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天选民族的担负。汉密尔顿就认为,美国的共和主义伟大政治试验,决定了世界的命运。法国大革命和托克维尔也认为民主自由在法国的命运和试验,成败与否,决定世界的命运。一个伟大的民族先贤,一定要有这种世界精神的负担。梁启超说,我们此次新政体的建设,若克底于成,则岂唯一新国命而已,且将永为世界模范。何也,大共和国、大立宪国试验成功与否,实将于我国焉决之。毛泽东内心也焦急,如果中国没搞好试验,那整个世界就完蛋了,没戏了。

   在尼克松访华时,当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美国是有希望的国家。1949年之前新华日报社论,有几篇是毛泽东所写,吹捧美国。《新民主主义论》中赞美美国宪政,并提出超越。毛泽东认为,美国虽然距离宪政最近,但还是有距离,我们可以赶超。

   毛泽东一直被赶超美国宪政渴望,在中国比世界任何国家,更高更快更好的实现民主潮流,这种伟大政治渴望支配着,后来的发动文革看地更清楚。我们知道自由民主是一种世界命运,那一个民族要更高更快更好担负起来,肯定是世界领袖或者主人民族,或者最为富强。这里有一种从历史经验中抽象出来的超验意识在里面,做得最好,肯定得到世界命运最高的赏赐。毛泽东眼里,美国做的最好,但是我们要做的比美国更好。

   在美国变成一个福利国家之前,整个西方立宪国家确实陷入一个危机,那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美国之所以做得好,是因为奠基立宪的时候,就预设得好。但是在二战之前,这种做得好,这种事前诸葛亮的宪政主义做法,并没有把优越性显露出来。所以毛泽东过分看重了美国宪政的资本主义性质,当然借助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冲动,毛泽东想比美国更早的实现宪政。也就是赶超美国宪政的渴望,和社会主义的冲动搅浑在一起。这是一种有时代限制的卓越眼光。

   我们可以推出这样一种意识:那就是宪政主义超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当初宪政主义诞生,为了打倒贵族,由资产阶级与底层民众结成联盟。也就是说民族国家是宪政主义的,是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美国立宪的时候,就兼顾少数人和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面对寡头统治和大多数人暴政的危险,凌驾于他们之上。

三、多生人口的立宪含义

   严复说,中国人是黄色人种,品种单一,文化品质单一,人更多,实际上更好立宪。世界历史中的立宪政体试验,放在不同种类的民族身上进行,从以色列的单一民族,到罗马和美国的混合民族,再到近代中国的单一民族立宪。

   罗马和美国一样,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和。所以毛泽东身上,对共和主义的担负,比美国和罗马更多。一方面,毛泽东学习罗马和美国,把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进一步深化为中华民族。罗马的拉丁民族,也是这样一种政治民族的政治缔造和宗教性缔造。

   毛泽东看到世界的潮流,必将从政治平等过渡到社会经济平等。那么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重要的单位,这时候人多确实就力量大,比重大,这也是赶超美国宪政战略的一个部分。

四、不需要奴隶的共和试验

   毛泽东还承受了一个试验,那就是中华民族崛起,要成为主人民族的时候,已经没有殖民地了,没有人给我们当奴隶了。美国宪政虽然蕴含着人人平等和解放奴隶的理想,但是也没有做到。毛泽东因此想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地域广大的国内,实现没有内部和外部殖民的共和。也就是要试验这样一种崭新理想:不要奴隶的共和国。这是被迫的,也是主动的政治试验。

   当然毛泽东还通过红色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输出,在非洲东南亚建立一些殖民地,这是一种红色的国际商业殖民体系。输出红色意识形态,建立工业原材料的基地,那么中国计划经济为脑袋的国际商业殖民体系。有点像美国的全球商业殖民体系。美国是输出自由民主而建立,中国是输出共产主义而建立,一个市场经济,一个计划经济。

   当然毛泽东还在国内搞了农民作为殖民地奴隶,以及公认作为更高一层的工资奴隶工人。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悖反,毛泽东的理想,伟大政治的理想,与其被迫所作所为的南辕北辙。我始终认为,毛泽东在一个国家之内,实现不要外部殖民地和国内奴隶的共和主义政治试验,这个意图或维度始终在。当被迫有奴隶时,那就要考虑,如何做到让历史代价最小,而且事先安排好,让他们容易翻身。

   阿伦特认为,如果奴隶制不是变为一种政治等级,用政治强力来维持,那是勉强可以接受的。例如资本主义的工人,也是奴隶,学术上叫做工资奴隶,但是可以忍受的。不在国家政治层面有奴隶制,实现平等,但是在市民社会中有自然的不平等,有奴隶,我想这是资本主义的进步。当然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理想更加伟大,想在社会经济领域,实现平等和努力解放,理想更加伟大,但是至少目前效果很负面。

   我们来看雅典,正是因为雅典是一个联盟领袖,所以它的奴隶制并不严重。雅典从银矿得到的岁入大约是50塔兰特,但是从联盟中收取的岁入则是600塔兰特。雅典的政治生活,与其说依赖于它是一个拥有奴隶的城邦,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宗主国这么一个事实。

   看来毛泽东的红色国际商业殖民体系,可能有一点学希腊的意思。正如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民和底层人民有一些好过,初期也依赖于从国际层面,涌来一些好处。但是毛泽东可能出于政治外交的原因,给出的可能比收获的多,至少人们不满意。但是让历史代价最小,而且事先安排好,让他们容易翻身,这个问题还是有安排的。例如设定了三农问题的反哺。

   当然后来的统治者,做的不好,或者歪曲。所以我认为,像毛泽东那样的认为自己有伟大设想,并且做实验的人,至少要活五百年。因为其他人不理解他,也不能忠实于他的伟大设想。文革的爆发,与这一些有关。

五、政治宗教

   陈独秀为总司令的五四运动展开对几千年古典道德政治的价值重估。整个二十世纪,带有告别二千年自然法秩序道德政治,形成超越民族国家的新秩序的渴望。如同尼采与阿伦特所描绘的那样。尼采的灵魂进入中国的伟大政治家,毛泽东是一个掌权的尼采,做的是陈独秀鲁迅想出来,没法做的事情。

   近代以来有共和主义与道德政治的冲突。毛泽东是一个认识这种冲突,但是又不得不延续道德政治的人。例如他的改造知识分子,那就是为了共和政治,要改造道德政治的思维框架,但是他有必须依赖于道德政治方法来改造。毛泽东有自觉意识的错误分子。要做事情的时候,要展开政治行动,就有路径依赖,就必须依赖于你讨厌的错误的方法和条件。毛泽东依赖的同时,又改造。改造的同时,又依赖。

   1949年的政治秩序,实际上是1937年的抗战共同体的国家制度化。一个急迫需要的政治宗教建立肯定要在民族严重危机和战争中,才能建立起来。毛泽东的政治宗教是对基督教的模仿,日本神道对基督教的模仿,康有为很羡慕,展开儒教化努力。但是书生的这种努力属于白搭,甚至蒋介石动用国家权力,来搞儒家法西斯主义,也是白搭。

   这里颇为有意思。民族严重危机需要政治宗教,而政治宗教急迫建立需要民族严重危机。民族严重危机中对政治宗教的渴望,来不及慢慢建立(像美国的政教分离与政治宗教那样),于是民族严重危机和战争自己就树立人神的政治宗教,对政治救赎的无限崇拜,相信人的能力可以上天下地无所不能。1949年的政治秩序,政教合一,毛泽东为教皇,延续了过去以吏为师的古典道德政治框架。

   政治宗教实际上,是要求民众对国家利益的服从和信仰,包括财产以及生命,最重要最难的还是生命献出。但是这种服从和信仰并不能以组织和控制的方式出现,那就变为专制。而当党政一体的国民党共产党那个一出现,政治宗教就变为与国民党共产党一体。有组织的控制性的政治宗教出现。国民党30年代搞宪法,中国人首先要成为国民党党员,才是民国公民。完全是黑社会的做法。

   我一直在想如果毛泽东死之前,用自己的神圣权威扶立宪法,是不是一个宪政就可以搞起来。就像日本天皇和泰国的国王一样。

六、知识分子\民众地位的颠覆

    毛泽东小的时候,看历史书,只有帝王将相的历史,没有农民的历史,要为农民写历史。这里是一个希腊城邦政治中获得的类似的灵魂不朽,名声不朽的价值,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政治舞台获得“永生”,进入政治,进入历史。然而在古代农民是没有机会的,他们是植物,是黑夜中的动物。科举制度给与的上升渠道太小。当现代化启蒙,搞大规模国家公共教育,大量知识分子产生,那么大量农民接着受教育,就要进入政治,进入历史。我的《暴力革命之中的财产权》中,提到了古代儒家知识分子对财富的垄断,也引起农民的妒忌和羡慕。民众没地位积累下来几千年的怨气戾气,要爆发。这也是毛泽东学习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的一个部分。我赞同这种颠覆。

    对于毛泽东的这种颠覆,我们必须找到当下成熟和适宜的做法,例如选举。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在短暂时期内是很有效的,但是也容易产生无政府主义的混乱。所以我们取法于上,得法乎中。选举制度就像招标一样,就把专业性的秘密借给揭露出来,民众不需要懂,就颠覆了,没有知识分子的垄断了。如果在诉诸于毛泽东的政治运动,首先没有了毛泽东那样的绝对权威,其次,历史也证明并不是比较良好的政治组织形式。

七、政治运动与乡镇自治

    毛泽东是杰弗逊的中国版,而杰弗逊是毛泽东的美国版。毛泽东与杰弗逊是相似的两个人。杰弗逊20年来一次新宪法,毛泽东与文革七八年来一次。杰弗逊是一个绝对的民主主义者,看到革命流血就高兴,他说用鲜血浇灌革命之花。毛泽东深刻意识到革命权是现代政治的根基,革命、颠覆和反叛,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特征。美国用司法审查与政治自由,数人头来代替砍人头的选举。

   杰弗逊在晚年的私人通信中思考了如何使县级选区成为基层共和国。阿伦特发现惊讶的发现,市镇会议这一美国革命前的基层共和国,与欧洲自发产生的法国的革命社团巴黎公社,苏联的苏维埃,德国魏玛时期和1965年匈牙利起义时的“拉特”有基本的相似之处。这一些组织,不是出自理论家,而是出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和行动。从法国革命起,直到20世纪俄国、德国、匈牙利的革命中,在这一些阿伦特小时候或者后来在报纸上读到的革命中,都出现与美国的市镇会议类似的委员会,最重要的相似在于,他们都把政治放在首位,社会经济诉求占据很小的分量。这样的政治首要性,与毛泽东一致。

   毛泽东与政府为敌(耶稣也是如此)。历史上第一个缔造者,自己明白瓦解自己制造出来的党政机关。毛泽东与杰弗逊,想让革命精神保持久长不衰。这对一个政治体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而对革命精神对容易遗忘的,最容易背叛的,是党和政府。这是毛泽东心理最明白的。当然也是血泪的历史证明的。美国的乡镇自治保存了革命精神,毛泽东就搞政治运动。

八、全民启蒙

   毛泽东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民众的政治不成熟。梁启超、张君劢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民众与自由民主启蒙的深刻鸿沟。

   毛泽东在文革中,把全国当作大学校,在政治运动中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比启蒙运动哲人更进一步,他去做启蒙运动哲人和五四运动诸先贤不敢做的实验。你也可以说他是勇敢,凡是禁区,别人不敢的地方,别人审慎理性的地方,他都喜欢去做个试验。

   毛泽东有全民启蒙的伟大梦想,每一个人掌握一套世界观,社会观和人生观,每一个人都要是哲人,都是直接面对世界命运或者超验使命的人。这种伟大梦想,不仅与启蒙哲人对人类的伟大爱欲有关(每一个人都要像我这样完全),而且与毛泽东想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中国的世界命运使命而奋斗的主力军。

九、毛泽东身上的世界命运

   这个词是我从拿破仑那里借来的。拿破仑称雄欧洲时,欧洲各国不是害怕其他的军事天才和军队,而是害怕其身上所承载的世界命运,世界潮流的方向。

   毛泽东的伟大政治理想,在民国算共识。民国从一个天下秩序和泱泱大国转化而来,很容易思考中国在世界潮流的位置,如何变为主人民族。清末的立宪者,是考虑几年之内恢复为世界老大。康有为上书说,好像十年就成。康有为的《大同书》世界大同隐者着中华民族的主人公地位,那是李世民的天可汗帝国的再现。

   康有为梁启超那里,看到的是一个民族国家——普世结构的框架。这是民族国家的原初含义,民族国家是普世帝国的首都和原点。毛泽东再做关于中国如何急迫的达到世界精神的一系列。他的身上有着世界命运的影子。

十、我对毛泽东的态度

   我承认毛泽东是五百年才能出的一个伟人。伟人从来是罪犯,例如凯撒,拿破仑。伟人是超善恶的,让你又爱又恨的。他不能单纯用道德来判断,理想和罪恶基于一身,身上承载世界的命运。 汉密尔顿说了一个及其重要的政治技艺,就是替代。对毛泽东的民国理想,我们应该继承下来,找到当下可行的,可以立即制度化的办法。例如选举和多党制,三权分立。学习美国宪政,这不仅是世界精神的要求,也是毛泽东的一生使命。尽管他被迫采用错误的方法,在错误的时空中,达到一个毁誉参半,甚至毁大于誉的结果。但是我们必须进行资产重组。

   美国宪政就是黑格尔的政治理想,其中阿伦特指出来的,能否制度化,能否道成肉身,能否给世界精神和世界命运,找到合适的政治制度表达,是极为重要的。美国宪政寄托了美国人的期待和梦想,也是关于世界精神和个体命运的。这种类似超验的,超历史的东西,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表达出来。阿伦特认为美国宪法打开了无限可能性。

   抛弃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走美国宪政的共和主义,是我们当前唯一的路,也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启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60页,挑选他称之为“现代国家最完美的样板”时,他所选择的是美国。在《大纲》中,把美国描述为“资产阶级社会最现代的存在形态”。





发件人:"postmaster"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2008-12-27 15:05:46 +0800收件人:<postmaster@huxingdou.com.cn>抄送:标题: 转发: 致温家宝总理:关于尽快建立农民普惠制养老金制度的建议

关于尽快建立农民普惠制养老金制度的建议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2008年12月

尊敬的温家宝总理:

    2008年12月26日央视《新闻1+1》报道了69岁的湖南农民付达信因为年老体衰、无力供养而到北京持刀“抢劫”以图坐牢“养老”的悲惨事例。

    我在此正式建议总理阁下认真考虑研究一下为1.1亿60岁以上农村老人提供普惠制的养老金。养老金的发放标准按照地区发达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大致为每月100元至300元,全国总共约需2千多亿元,相对于今年约6万亿的财政收入,国家完全有能力负担。

    目前,中国的养老保障十分薄弱,据2007年9月2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全国城市+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仅为1.293亿人。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2006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6年末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5374万人,仅有355万农村老人领取了养老金。

    有人说,农村老人可以依靠家庭和土地养老。但是根据调查,农村老人与子女住在一起的比例虽然高达88.7%,但是收入来源、生活料理依靠老人自己的比例分别达到50.7%、82.2%(民政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文件汇编》);目前农业生产成本很高,收入极低,许多农民种地亏本,而农民又没有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也受到农业用地不能转作非农用途等限制,农民很难获得财产性收入,所以,大部分农村老人难以依靠土地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最多只能苟活生存、勉强度日。可见在农村,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的保障层次过低,也容易产生复杂的家庭矛盾,老年人极易陷入贫困生活,许多老人的晚景凄凉。

    还有人说,现在不是实行了农村低保吗?低保可以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的确,2007年在全国农村推广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有3451.9万农村居民受惠。但是,其覆盖面仅占农村人口的4%左右,比例仍然太低,低保金额也过少。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每人每天支出1美元的国际赤贫线标准和2美元的贫困线标准,2007年中国赤贫人口1.35亿,占人口比例10%,贫困人口4.3亿人,占人口比例32% ,他们大部分居住在农村。所以,要扩大农村的低保范围,提高保障水平。即便如此,由于低保以家庭为单位,只涵盖少数家庭,大部分农村老人仍然处于没有养老保障的状况。可见,农村低保制度不可能替代养老金制度。

    三四十年前,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建立了农民退休、领退休金的制度;如今,比中国经济落后的印度也为 65岁以上农村老年提供每月5美元的养老金,越南则提供大米保障。

    1891年丹麦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1933年,国际劳动组织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残疾保险、农村遗属保险纳入了保障范围。欧洲国家在类似目前中国或者比目前中国更低的经济发展阶段时期就已经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国可以一方面实行农民普惠制的养老金,另一方面作为低层次的养老金的补充,可以加快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起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体系。

中国现在的确到了以养老保障反哺农民的时候了。过去我们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国家反哺农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改革开放之前,农民通过义务交粮、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方式为国家贡献了7000亿元左右,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万亿元;改革开放之后,农民通过低价卖粮、乡镇企业税费、征地等方式对国家的贡献也在二三十万亿。可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考虑农民的养老保障。1951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也把当时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农民排除在外。

    中国现在完全有财政能力解决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2007年,中国新增加的财政收入就达到1万多亿元,现在中国的财政总收入早已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全国农村的养老金一年需要2000多亿元,只及一年新增加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完全可以安排。另外,只要节约每年上万亿公款消费的五分之一,也能够解决全国农民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了。

    建立农民养老金制度,其意义非凡。它体现了中央政府以民为本、重视民生的理念,可以促进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它能够调整农民的消费预期,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扩大农村内需,启动农村市场;它可以加快城市化进程,降低城镇化的成本与风险;它有助于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实现计划生育的目标,调整男女人口比例失调的现象。只要农民有了养老保障,一般来说农民也不愿意多生,生男生女一个样,计划生育的难题迎刃而解。

    总之,我认为建立农民普惠制养老金制度正当其时。如果梦想成真,中国9亿农民将是何等的高兴啊。您也会与民同乐的。敬请总理在百忙之中抓紧时间研究、部署此事,

    此致,敬礼!

    农民子弟、北京理工大学 胡星斗

   (2007-11-20初稿,2008-12-27定稿)(“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发件人:"youmin" <youmin@cec.org.cn> 2008-12-26 14:40:52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  <xuhy4981@163.com>抄送:标题:发送电子邮件: 郭树清

体制改革要更加重视“人”

中国建设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郭树清

2008-12-16

    郭树清 中国建设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共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1978.03—1982.02 南开大学哲学系读本科;1982.02—1987.12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硕士、博士研究生;1988.02—1988.07 国家体改委国外体制司工作;1988.07—1993.04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副司长;1993.05—1996 .03 国家体改委综合司司长;1996.03—1998 .02 国家体改委党组成员、秘书长;1998.03—1998.07 国务院体改办党组成员;1998.07—2001.04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2001.04—2003.03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2003.03— 中国建设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最近30年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在世界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这首先是因为在此之前的另一个30年为其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没有之前的成功、失败、曲折、反复,不可能有毅然决然的战略转变。同时,国际上冷战的缓和、东亚经济的起飞,特别是海外华人的存在,香港、澳门和台湾与大陆的多种联系,都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条件。

   中国经济改革总体上采取了渐进方式,这是我们的道路被看作最成功转轨模式的主要原因。从计划经济基本上转变为市场经济花了大约15个年头,比最初的预期超出一半时间;而完善这个新体制已经又花去了15个年头,未来还需要很长时间。曾经非常坚定地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全面改革,第一阶段本来可以节约4-5年时间,至今也确信这是正确的。然而,前一个顺利,很可能会预告另一个挫折。出现反复大概是无法避免的。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

   作为社会变革过程,经济改革是可以设计的,因为前人和国外遇到过类似问题,我们自己也有许多知识积累,有经验和规律可循就可以事先研究规划。转轨的许多基本原则一开始就不应被忽视,例如“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法治社会和信用社会”等等。经济体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们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忽略其不同的内在联系,但是无法否认或割断这些联系,总之,较长时间内简单化地处理改革问题,最终会受到限制甚至是惩罚。然而,经济改革也有不可设计的方面,任何方案都不能绝对化,必须不断根据实践作出调整。有些时候,即使是可以预测到的曲折,实际上也无法避免重复。社会有自己的惯性。

   体制是人创造的,人又是体制铸就的。但是我们曾经深信不疑的是体制最根本最重要,虽然我们也知道体制改变在相当大程度上要靠人的改变。然而正是因为人的改变不那么容易,或者也因为人又最容易变化,所以制度常常显得苍白无力。在未来的时期内,我们可能需要在重视体制的同时,同等程度地重视体制之中的人,我们需要更好的教育、感召和培训,需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经济学家们特别是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们,坚信制度高于技术、高于文化、高于习惯。但是当我们真正希望靠制度来支撑一切时,却又立即发现,这是颇有困难的,现阶段上更多的时候我们感到制度本身需要文化、习惯和技术来支撑。我们同样需要重视的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在一定意义上说,诚信、敬业、守法、合规等品质比之规章、条例和法律本身还要珍贵。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个热门话题。政治体制改革无疑需要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但是必须从中国的实情出发才可能取得我们真正期望的结果。需要大胆借鉴全人类的政治文明成果,如同借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理解和尊重所有的特殊性、多样性。把任何一种理想的或现实的模式设想为最优,甚至以为其可以“终结历史”,只是人们偶尔会产生的幻觉。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实现民主与法治的平衡需要中国式的创新。

    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中国的理想。从历史来看,正是中国曾经最趋近于这种状态。从现实来看,我们也具备了许多条件。56个民族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国度里,实行着特殊的民族自治,保留着多种宗教、多种习俗。即使以报纸、书籍和学校教学所用语言的种类来计算,中国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向古人学习,他们维持同样或者更大规模的统一国土,并没有铁路、公路、飞机和电信。而且全国性的甚至全球性的商品贸易、货币交换正是由他们开创的。

    我们的经济正在重新回到世界的中心区域。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一两年内就会成为最大的商品输出国,甚至也可能会成为最大的人力资源输出国。中国赶上美国而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大概也用不了太长时间。当然我们不会忘记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还多。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必须调整在国际市场上的行为习惯,更何况我们也无法推卸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封闭模式和小国式经济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国际市场已经不再是完全外在于我们的实体,我们自己就是国际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

    影响未来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可能不止一个,但是最重要的因素不会再是资源或资本,而是知识和人才。教育、科技和文化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30年前难以想到,中国的体育选手能够赢得世界最多的金牌,与此同时,我们在科技和教育领域的创造能力与许多欧美国家都无法相提并论。然而,今天的经济如果要实现长期持续发展的话,我们将不得不担当起领先者的角色,因为我们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依靠模仿和追踪。如果未来还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那么就会是从实物生产主导的模式逐步转变为非实物生产主导的模式。这种意义的改革大概还不能算正式开始。

    我们与所处的生态环境长期斗争、冲突,终于认识到这完全是与我们自己及自己的后代为敌。当今天中国一如我们几十年前梦想得一般,已经成为工业大国时,我们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不禁会想起马克思“经济异化”的概念。尽管煤炭、钢铁、水泥等等高污染的重化工业还在高速增长,节能减排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但是对中国的环境问题也许不用过分悲观。我们有着最悠久最成功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传统,现实中,我们也确实正在探索建设最大规模的风力发电、太阳能加热和沼气利用。相信未来总有一天,我们会成为世界的环保模范。关键在于要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现上述这些美好愿望,我们需要再来一个30年。


 


发件人:"postmaster"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2008-12-17 23:03:48 +0800 收件人: <postmaster@huxingdou.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关于经济罢工权立法的建议

关于经济罢工权立法的建议

——兼在北大“出租车司机罢运及群体性事件”研讨会上的发言

北京理工大学 胡星斗

全国人大常委会:

   我建议对经济罢工权立法,规范罢工行为,制止非法罢工,避免经济问题政治化,防止劳资矛盾演变为官民冲突,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一、经济罢工权立法及其意义。

   2008年11月3日,重庆市部分出租车司机罢运,此事件在全国许多城市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虽然司机罢运以及出租车管理体制涉及行政许可、信息公开、公共参与、价格听证、利益集团、自由竞争、行政垄断、表达权、团结权、结社权、企业及出租车产权、维权上访等问题,但我最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罢工权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人民已经拥有经济罢工权。未来中国需要做的只是对之立法, 加以规范。

   罢工可以分为政治罢工与经济罢工,政治罢工是出于政治目的的罢工行为,经济罢工是为了争取经济利益和福利待遇而进行的罢工行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禁止政治罢工,允许经济罢工。中国未来也将立法只允许经济性罢工。

   罢工权(经济罢工权)是市场经济环境下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是文明国家普遍承认的公民权,也是劳动者的劳动权的自然延伸。保障罢工权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利于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以及其他城市的数十万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和实行8小时工作制,经过流血斗争,美国人民最终获得了胜利。这一天也被定为国际劳动节。

   到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国会出台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规定罢工合法,但是这项法律却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抵制,直到193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美国国会通过了《全国劳工关系法》,禁止法院对工人罢工和组织罢工纠察线发出禁令,罢工权在美国才得到正式的确认。从此以后,由于劳工权利的提高,在西方持续了一个世纪的风起云涌的工人罢工浪潮反而逐渐地走向了低谷。

   在中国,即使在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时候,中国人民仍然享有理论上的罢工权。1954年宪法虽然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指出:“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上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此后,1975年、1978年两部宪法中都规定了“罢工的自由”。1982年宪法取缔了罢工的权利,理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不存在劳资关系或对抗性的劳动争议,不需要通过罢工的方式予以解决。

   目前,虽然我国宪法中没有规定罢工权,但也没有禁止性的法律(只在《公务员法》中有禁止公务员参与罢工的条款;在《戒严法》中规定戒严期间不得罢工;这与发达国家法律中规定的不得罢工的情形是一致的),根据法不禁止皆权利的原则,中国人民享有罢工权利。

   只是在中国,由于罢工行为不被法律所保护,因此如果罢工造成了事故或者危害,罢工者不享有刑事上或者民事上的免责权利。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其中所谓的“停工、怠工”实际上就是罢工的代名词。因此,我国工会法默认了罢工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宪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宪法保护劳动者的表达权和工作权、休息权,由此可以推导出宪法也保护劳动者的罢工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做了同样的规定。既然香港、澳门的中国人享有罢工权,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大陆中国人也应当拥有罢工权。从上述立法也可以看出,我国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并没有排斥公民的罢工权。

   罢工权也是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我国政府已经签署、人大常委会也已批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8条第4项规定劳动者有罢工权,中国政府理所应当履行自己的庄严承诺和公约义务,进行罢工权立法。

   没有罢工权立法,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社会的稳定、人权的保障都将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从1982年取缔宪法中的罢工权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初国有企业几乎一统天下,但到2007年非公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68%;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仅占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24.3%(国家统计局2008年10月29日发布的报告)。当初不存在的劳资矛盾现在已经成为影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据新华网北京2005年12月28日电:自1995年1月1日劳动法实施以来10年间共立案受理劳动争议案件132万件,涉及劳动者443万人。
古人云:“时移则世异,世异则备变”,如今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一日千里,同时劳资冲突愈演愈烈,面对强势的资方,劳动者必须拥有团结权、罢工权,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没有罢工权立法,怎样才能遏止企业主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侵犯劳动者的权利?在劳资双方的博弈中资本家有钱有势、劳动者一无所有,倘若劳方没有团结权、罢工权,那么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或者只能依靠所谓的举报、申诉,等待别人的恩赐。因此,现在工人农民成为弱势群体,完全是由于权利的贫困造成的,而罢工权的缺失,使得劳工的权利更加贫困。罢工是工人维护自身权利的最激烈的手段,也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如果剥夺了工人的罢工权,劳资关系就失去了制衡的力量,资本的危害将大大地加剧。

   没有罢工权立法,将经济性罢工当作“政治事件”、“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当作“闹事”来对待,加以弹压,把劳资矛盾动辄上升为官民冲突、政府与工人的对立,政府替资本家背黑锅、承担责任,这种做法是极其不明智的,不但加重了政府的工作负担,而且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败坏了政府的形象。

   没有罢工权立法,就不能保护正当罢工,制止无序罢工和各种怠工、停工现象,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有人担心罢工立法会引发大规模的罢工浪潮,这种担心是由于对罢工立法不了解造成的。罢工立法并非鼓励随意地罢工,而是对罢工的行为加以法制规范。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并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对罢工权的承认和保护而导致罢工浪潮的,相反,由于对合法罢工的保护,平衡了劳资关系、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改善了福利待遇,社会变得更加稳定了。退一步说,罢工权立法即使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一些风险,那也是局部的、微小的风险,它是推动劳资关系改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实际上,罢工权立法可以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苏苗罕等)。

二、如何立法规范经济罢工权?

   (一)限定罢工目的和罢工主体。罢工仅限于经济目的,如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福利待遇等,而以政治为目的的罢工即政治罢工属于非法;同情性罢工,也就是为声援其他罢工而进行的罢工,因为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罢工浪潮,妨碍社会的稳定,也应禁止。
对于罢工主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立法禁止国家公职人员、公共服务行业人员、特种行业的人员参与罢工。我国的《国家公务员法》第53条规定,公务员不得“组织或者参加罢工”。我国的《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也都有类似的规定。我国还可以将铁路、航空、水运、电力、电信、石油、水电煤气供应、医疗卫生教育等列入禁止罢工的行业。
   (二)限定罢工时机和罢工方式。罢工毕竟可能影响到他人的生活,影响社会经济的局部发展,因此,罢工之前必须经过协商、谈判、仲裁等前置程序,其他手段都穷尽之后,作为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才能组织罢工,禁止突袭性罢工;不得在调解、谈判、仲裁期间进行罢工;罢工开始之前若干天,罢工组织者必须向有关方面通告罢工事宜,在通告期间内不得罢工;如果劳资双方事先达成了协议不得举行罢工,那么应当遵守协议;如果罢工期间劳资双方僵持不下,而罢工又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公共秩序、国家安全时,政府方面可以发布行政命令规定一段时间的“冷却期”,在冷却期间内不得举行罢工;在特殊时期和地点,如灾区抢险救灾时期、戒严期间、国防紧急状态时期、战争时期禁止罢工。
   同时,立法必须对罢工方式进行限定:罢工必须遵循和平、非暴力原则,否则组织者应当承担刑事和民事的责任;罢工者可以通过劝说的方式阻止工人进厂、阻止资方雇佣临时替代工人,但不得采取强行阻止、暴力阻拦、恫吓、封锁进入企业的通道等方式;不得强迫或诱导与本企业有业务来往的其他企业停止业务往来;不得劝说其他企业的职工参与罢工,以便对本企业施加压力;工人有权个人复工,也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阻止继续罢工。
   (三)赋予工会或者其他民意代表性的机构组织罢工的权力。在世界各国,罢工一般由工会来组织。工会做出罢工决定必须符合一定的程序,如必须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会上以多数票表决通过罢工的决议,体现多数工人的意愿。而由少数工人自发发起的罢工,即野猫罢工,属于非法。
   当然,在我国,工会组织需要改革,它必须独立于资方和管理者,让工会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工会负责人应当由工人选举产生,他们不得担任企业领导职务;工会经费来源不得依靠单位拨付。否则,工会难免与资方或管理层形成利益共同体,无法代表工人集体的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是支持以上的改革的。该法指出:“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依照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以后,应当确实落实工会法,将工会建成工人阶级的家。
   (四)维护罢工秩序,赋予合法罢工一定的刑事上和民事上的豁免权。允许组织工人纠察队维护秩序,准许设置纠察线。只要罢工没有违反禁止性的规定,那么罢工行为就不能构成破坏生产罪、扰乱社会秩序罪等等,不得依据《治安管理法》、《刑法》予以惩处。在民事方面,即使罢工给企业造成了某些损失,也可以免除违约责任,资方不得依据劳动合同提起违约诉讼,也不得以违反合同之由解聘罢工者,只可以临时雇佣替代工人,以维持生产经营。
   (五)保护罢工参与者的权益。罢工结束之后,劳动合同继续执行,资方不得在工资、福利等方面歧视罢工者;不得以参与罢工为由解雇工人;罢工者有权要求恢复原来的职位或者优先取得空缺的职位;工人在罢工期间有权获得工会的救济金,工会有义务筹集相关资金,并在罢工前向有关方面交纳保证金。
   (六)限制资方阻碍罢工的行为,同时保护资方的合法利益。资方不得滥用闭厂权——关闭工作场所,只在罢工造成了企业的严重混乱,使得企业财产、公共安全都处于相当危险的状况时,或者资方面对易腐产品、特殊产品而可能导致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时,资方才可以关闭工作场所。资方也可以在罢工期间招聘替代工人,以维持生产经营,但是法律应当禁止在同等条件下雇佣永久的替代工人或者提供高于罢工者的薪水福利条件。

   罢工立法还应当赋予资方充分的救济性的权利。对于非法罢工、怠工停工以及罢工中的违法行为,资方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予以禁止和制裁,资方还可以依据法院的最终裁决解雇非法罢工者,并要求赔偿相应的损失。
   以上经济罢工权立法的建议,敬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为盼。

   此致,敬礼!

   胡星斗,2008年12月14日,

 

发件人:"star" <starkling@163.com> 2008-12-28 11:57:02 +0800 收件人: "huangfangbai" <huangfangbai@yahoo.com.cn> 抄送: "zdjun" <zdjun@263.net> 标题: 草稿,征求意见稿 施晓渝

经济危机是发展是硬道理的必然恶果

浙江 施晓渝

2008年12月28日

    经济危机是发展是硬道理的必然恶果,发展也要适度,如果过头了是要引发经济危机的。半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雄文来谈这个,我一直想把左派的思路往这个方向引,这也是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运用马列基本原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关健,但是(极)左派老空喊毛主席万岁,干扰了我的正常思维,把精力放在与他们战斗去了。一定不要空喊口号,一定要结合现实,随时拿新情况说事,如现在拿经济危机说事,利用好这次经济危机的机会。如果左派不利用这次经济危机来猛批资改路线,那么经济危机一过,左派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望大家集思广益写好这篇文章。左派要取得社会的主导权就必利用现实问题,充分深刻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以理服人。

    把马克思对原始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应用起来批评当今中国现实的经济社会完全合适,左派为何就不做这方面的工作呢?所以说空喊毛主席万岁误事。这次我国的经济危机分明就是马克思一百多年前指出的,各自为阵的私有化竞争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恶果,为什么没有左派朝这个方向说事呢?物欲横流,私利至上,视追逐利润为最高目标,不惜强行国企私有化,把经济增长建立在GDP,基建,生产规模的扩大,乃至国内的炒作(如房价)和国外市场的泡沫基础上,私有无序恶性竞争,出口导向,滥用资源和血汗工厂等(如伪劣产品等)几个发动机,投机式拼命地扩大再生产而忽视公平的分配,工农的绝对贫困化,造成物资相对过剩,生产出来的东西太多而卖不出去。只管开拓开发市场而不考虑培育市场,只顾敲骨吸髓地赚钱而不顾工农的生存条件,把工农,劳动力的再生产压制到难以为继,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合理有效需求被强力的抑制,最终市场萎缩,经济危机产生。

   89以来,中央一直靠扩大生产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今天中国经济危机的到来,正在质疑这一点。

 

 


发件人:"Jue Fang" <juefangjuefang@gmail.com> 2008-12-28 02:26:17 +0800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标题:About Hu's Speech, 12-26-2008, blog

评胡锦涛主席的12.18讲话

海外学者 方觉

2008年12月26日

    目前中国领导层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而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也许是因为对下情了解不够。200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我认为是回避了30年来中国的4大问题。

 大问题之首:政治不改革

   中国30年来最大的问题,是拒绝政治改革。这是国内人民有目共睹的,也是国际社会有目共睹的。12.18讲话虚无飘渺地声称:“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却举不出“不断深化”的事实与成效。12.18讲话视无为有地宣传:“30年来,我们既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又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却谈不出“积极推进”的政策和行动。这类空洞的套话,表明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继续把政治改革束之高阁。如果有人批评中国政治不改革,当局就会以“不断深化”和“积极推进”来否定批评,把政治不改革的趋势指鹿为马成政治改革的进程,从而阻止出现真正的政治改革。

大问题之二:腐败泛滥

   中国30年来另一个大问题,是官员和商人的腐败泛滥。3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成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目的是遏制腐败。然而,30年间,腐败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收敛,而是越来越蔓延,不是越来越轻微,而是越来越恶化。

   12.18讲话根本不提及腐败泛滥的严峻现实,根本不触及中共在遏制腐败上的突出失误,而是自我肯定“反腐倡廉建设深入推进”,空谈“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这表现了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对反腐败的敷衍搪塞。

   腐败泛滥的根本原因,是人民没有权利用选票决定各级政府领导人,是没有其它党派对执政党进行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拒绝政治改革,实际上也就拒绝了廉政反腐。

大问题之三:贫富悬殊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国际公认的贫困线是:一个人一天的收入不足一美元(七元人民币)。据此衡量,目前中国的贫困人口有1亿5千万到2亿。换言之,13亿中国人的百分之十二到十五是贫困人群。至于中国的低收入人口,其总量和人口比例都大大多于贫困人口。贫困人口与低收入人口合在一起,即穷人超过总人口的半数。这就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情”。

   12.18讲话不面对这个基本“国情”,不讨论贫困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范围、成因、困难和脱贫上升之道。相反,12.18讲话笔下生花地倡导“放手让??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正是长期片面鼓励“管理活力”的“迸发”,使得企业管理者拥有了过高的工资、过高的津贴、过高的福利、过高的享受;正是长期片面鼓励“资本活力”的“迸发”,使得国有企业主和私人企业主能够攫取暴利、盘剥员工、侵害消费者。30年的实践证明,不应该“放手让管理、资本的活力迸发”,而是需要监管和限制管理者的高收入,监管和限制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牟利。应该通过加大对富人阶层的税收力度,通过增加扶贫投入,通过提高劳工阶层工资、失业金和养老金,通过建立覆盖全民的低收费医疗保健、低价房屋、低廉教育,切实缩小贫富差距。

    然而,中国的执政党正在变成“富人党”,中国的政府正在变成首先代表富人利益的政府。很难指望“富人党”和“富人政府”充分顾及穷人的利益。因此,只有让穷人通过普选来推出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选人,只有让穷人通过参与政治竞争来影响法律制定和政策形成,才能有效地、制度性地、持久地纠正并防止贫富悬殊。即,政治改革在这个领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大问题之四:社会冲突

   中国的社会冲突明显加剧。尽管官方发明了一个含糊其词的特殊语汇“群体性事件”,仍然掩饰不住每年数以万计的此类事件的社会冲突性质。12.18讲话完全不涉及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社会冲突倾向,只是轻描淡写地笼统说道“党和国家工作中还存在缺点和不足,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

   “不满意”同社会冲突是大不一样的。社会冲突不是一般的“不满意”,而是“不满意”的尖锐化、普遍化、行动化。中国的社会冲突的矛头所指,不是一般的“党和国家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而是政府滥用权力、官员大肆腐败、执法专横、司法不公、官商勾结、警匪联手。在现行的政治架构下,在现行的行政管理方式下,在现行的警务机制下,很难全面地、持续地、公正地缓解社会冲突。实质性地缓解社会冲突,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人民要有表达利益、包括表达不满的渠道,这种渠道就是建立独立的工会、独立的农会、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就是合理合法的集会、游行权利,就是政府同人民的协商机制,就是严格控制动用警力和采用强制措施。

   胡锦涛主席的12.18讲话回避了30年来中国的4大问题,体现出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回避这些问题,不愿意解决这些严重问题。4大问题不是局部性的,而是全局性的,不是暂时性的,而是长期性的,不是表面性的,而是深层性的,不是事务性的,而是制度性的。不解决这些严重问题,中国就不会有健康的政治出路,就不会有公平的经济出路,就不会有正义的社会出路。

    一切愿意推动中国进步和转型的人,都应该正视这4大问题。提出自己肤浅的看法,也供中共高层领导人参考。

   (完)

 



发件人:"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 www.mzcy.cn" <wwwww012300@gmail.com>  2008-12-17 09:58:19 +0800 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 标题: 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www.mzcy.cn(20081217)

新自由主义的最终崩盘?

--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公共讨论

《文化纵横》本刊记者 李响

2008-12-16

    2007年年末,我和一位在澳大利亚的友人聊起当时还是一个新名词的“次贷危机”。面对我的疑问,她谈起她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曾在澳大利亚著名的澳新银行任职多年——课堂上的宣讲:次贷危机是一个非常小的问题,当前世界的金融体系以及机制已经非常发达和完善,而且还有许多具体而微的监管制度,这样的小问题不会引发大的危机;1929年的危机已经被研究得非常透彻了,类似这种危机不可能重演,金融市场一定会继续繁荣;在自由竞争的金融市场中,随着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出现,社会福利毫无疑问会不断增加。这一点,毋庸置疑。

   2008年10月8日,友人从温暖的澳大利亚回国,迎接她的恰恰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寒流。此前一天,澳大利亚中央银行大幅减息1厘,创1992年以来最大减息幅度,以纾缓全球金融海啸对本国经济的冲击。英国《金融时报》称之为“剧烈的降息”。悉尼的麦格里集团经济师罗伯逊(Rory Robertson) 则指出:“这表明政策制定者越来越确信经济衰退的到来,将要出现的是低预期的经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消费品将大幅上涨,通货膨胀压力也会越来越大。”总而言之,对于繁荣已经丧失信心了。

   面对这场金融海啸举手无措的人,不仅是这位偏居澳大利亚的教授。大名鼎鼎的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在9月14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访问时公开说,美国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而这场危机引发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也正在增大。这位近12年来美国经济繁荣的主要设计师毫不讳言地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所见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可能将持续相当长时间,并继续影响美国房地产价格。他认为,美国躲过经济衰退的几率小于50%,这场危机将持续成为一股“腐蚀性”力量,直至美国房地产价格稳定下来,而且危机还将诱发全球一系列经济动荡。而就在2005年8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还盛赞次级贷款占总信贷额的比例从1990年代初期的1%到2005年的10%,称赞次级贷款等新的金融工具降低了对贷款者信誉评级的交易成本,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更好运转。

   从7月13日美国政府宣布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开始,“危机”(crisis)这个词就不停地出现在欧美各大媒体的头版上。另一个占据头版显著位置的词汇是bailout——其中文意思为融资,较为通俗说法就是“解套”,就是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是经济被套住了,而如何处理危机就是“解套”。10月4日,美国众议院终于批准了7000亿美元的“bailout”法案,开始了全面拯救资本主义的行动。10月8日,澳大利亚央行的降息亦是这个全球“解套”行动的一步。10月10日,欧盟国家领导人峰会达成全面给各大银行注资的意向。拯救大兵“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时下世界的主题。

   在一片“bailout”的喧闹声中,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iek)则在10月9日的《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中撰文,题为《不要只做,谈谈吧》。齐泽克指出,对目前金融泡沫粉碎的反应中,一个最为让人震惊的事实是“没有人真正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他进一步指出,信心是整个现代经济游戏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于整个市场的救援与干涉,不仅仅依赖于银行家对于这些干预的信任,更要依赖于他们是怎么能让其他人相信他们。9月24日,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希望推迟竞选辩论,号召大家去到华盛顿商讨救市举措,齐泽克认为这一举动是荒诞的,“这不是麦凯恩应该出现在华盛顿的时刻,所谓政治就是确定中立地带的斗争,麦凯恩此举不能说明他想要抛弃政党偏见。政党政治最可怕的一点就是尝试掩饰自己的政治派别,称自己代表所有人的声音,这样的言辞只能使得人们更加确定他是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已。”他认为奥巴马的拒绝完全正确,但是不能只是提1992年克林顿的竞选口号“笨蛋,问题是经济”(It’s economy ,stupid),而应该补充为“笨蛋,问题是政治经济!”(I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stupid!)。的确,如果真的渴望能让这次危机“是短暂的”,我们应该首先冷静地对这个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学讨论。

“资本主义最大的原罪是有福不能同享 ”

   这场危机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iliz)在9月17日接受CNN的专访时作了解答。开场他即道明美国政府对整个经济危机的回答是一个粗糙的答案。他指出,美联储的流动资产(可以低息贷出的金钱)和松缓的规定导致了房产泡沫。当泡沫破灭的时候,基于超额估价的资产而做出的融资过度的贷款就成为坏账。而近年来出现的所谓金融工具的新“发明”,只是隐藏了系统化融资的规模,把风险变得比较不透明。正是这些发明才让这次的经济危机变得比早期的经济危机更加戏剧化。

   斯蒂格利茨认为,金融机构本身最应该为危机负责。“这些金融机构的经营者得到的回报很丰厚,说起来是因为他们冒了风险并且分配资本,这两方面被认为能提高经济效率,因此也使得他们的高收入看起来合理。但是他们错误地分配了资本,他们错误地处理风险问题——他们实际制造了风险。”斯蒂格利茨严厉地批评金融机构,“他们的行动基于他们的奖励机制:专注于短期盈利,鼓励承担过度风险。这并不是金融制度的第一个危机,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看到那些信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市场’的人向政府寻求帮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规律,这个规律显示着深层的系统问题。”

   斯蒂格利茨所谓的这个规律是什么呢?英国首相丘吉尔有句生动刻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名言:“资本主义最大的原罪是有福不能同享,社会主义最大的优势是有难必然同当。”通过市场自由贸易,每个人在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带动全社会利益最大化。亚当·斯密很清晰地概述出了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存在,并不在于能产生约翰·洛克菲勒、比尔·盖茨,而在于能促进社会的繁荣。但是实际运行中的资本主义,总是人人首先希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也就所谓有福自己先享受,所谓“有福不能同享”是资本主义普遍的情况。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建立在公共利益被个人蚕食的基础上,当这种蚕食越来越厉害的时候,经济危机也就爆发了。

   今年7月,在曼彻斯特大学举行的经济政策创新会议上,斯蒂格利茨发表了系统研究金融危机的论文,《2007/2008金融危机以及其微观经济学后果》,详尽分析了整个金融危机的过程和诱因。“这是一个经典的庞茨(Ponzi)骗局”,【1】斯蒂格利茨认为,9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繁荣实际上是旧的美国金融金字塔骗局的重新上演,根本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技术增长的繁荣。“投资基金购买作为投资组合一部分的新的金融衍生品。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案例发现,次级贷款和其他的资产被横向和纵向切成许多小块,然后重新组合,这些最后的产品会和其他类似的人工制造的金融产品混合在一起,抛售到市场上——没有人能很轻易地确定这些最后投资证券组合中哪一部分属于风险资产”。斯蒂格利茨称这种投资机制为“老鼠会”,“一种新形式的会计欺骗”,究其实质,是一个“精美的规范套利”机制。

   斯蒂格利茨精湛的专业分析,实际已经给出了整个金融风潮的根本诱因——金融获利的欲望,正是这个欲望牵引着整个美国经济一步一步地滑向了“溃败”的局面。欲望是资本主义的永动机。一方面是获利的欲望在支撑着一个金融老鼠会不停地把泡沫吹大,另一方面,则是消费欲望,获取更多的物质享受欲望在维持着这个泡沫。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获奖当日在其《纽约时报》的专栏上留言“今早对我而言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诺贝尔奖委员会给出的克鲁格曼获奖理由是为了表彰他在“商贸模型分析和经济活动区位领域”的贡献。对克鲁格曼而言,这个“有趣的事情”在于如果人们能早点听取他的“商贸模型 ”分析的话,金融危机或许就可以避免。早在2006年2月13日,他就在《纽约时报》专栏中发表《债务与否定》一文,指出美国人在全球市场的消费已经超过了其收入的57% ,换言之,美国人进口量超过了他们出口量57%。那么,美国人是如何“超消费”的呢?克鲁格曼指出,这主要是通过向日本、中国和中东石油国家借债的方式来完成的。他说,“我们对于进口钱就像进口石油那样着迷”。而美国的外债主要不是用来推动投资,实际上的商业投资水平处于历史低位;更多借来的钱是被用来修建房屋,购买消费品,并且为联邦预算的赤字融资。

   克鲁格曼指出,这样的消费方式是不可持续的。美国的贸易赤字将不得不下降,房地产的繁荣将会终结,美国的消费者和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回归到经济的基本面。他还指出,由于太多的经济参与者有着不切实际的预期,美国未来将面临的调整不大可能是“软着陆”,而是一种“崩盘式”的调整。今年1月8日,克鲁格曼发表文章《美利坚,请别为我哭泣》,进一步指出去年以来美国面临的危机是整个30年世界危机的一个延续而已,“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泰国、印度尼西亚都已经经历过了,现在是美国!”他认为近30年来,金融投资家们一直在持续着一个游戏,如果他们在某个国家的投资无法获得他们满意的收益,他们就撤资,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寻找新的游戏地点,“那些在拉美和亚洲发生的大规模金融危机的故事与美国的信贷和房地产泡沫崩溃是同一个故事,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日子里,美国开始扮演通常是他们分配给第三世界的经济体的那个角色”。只不过,第三世界经济体是生产实体产品过剩,而美国是生产债券过剩。这位里根时代的政府经济顾问,触及了一个关键问题,近30年来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里根经济学终于到了全面崩盘的时刻了。

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许诺

   已故著名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早在十年前法国《世界外交》杂志发表的《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一文,就已开始了系统的分析和反思。布尔迪厄指出,新自由主义是一整套的话语逻辑,在当代世界已居支配地位,而其本质是“一个旨在破坏一切妨碍纯粹市场机制运行的群体组织的工程”。这种话语体系认为,经济世界是纯粹的和完美的世界,要实现一个纯粹和完美的市场,才能建立这个世界,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集体结构都要被摧毁。这套话语把理性取向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同构成它们应用条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混为一谈,进而形成了一种经济法则(建立在竞争和效率的基础上)和社会法则(服从于正义原则的统治)之间的对立。布尔迪厄指出,这套话语是“一套强势话语,在这个世界中完全站在强权一边”,解除金融管制不过是其整套行动步骤的一步而已。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对自由贸易的强有力的信仰。市场的权利在经济效率的名义下神圣化,清除那些给追求个人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所有者带来不便的种种行政的或政治的障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已经变成一种理性的行为模式。进而,它鼓吹让民族国家服从于经济主宰者对经济自由的要求,禁止对市场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的任何管制,主张公共服务普遍私有化,减少公共和社会开支。

   新自由主义这套话语的一个特点,是将自己和民主、自由捆绑在一起,但是其核心的要求却是“自由贸易”——普世的不是民主而是自由贸易!对此,斯蒂格利茨形象地描述道:“我们告诉发展中国家民主的重要性,但当涉及他们最关心的问题、那些影响他们生计的问题,即经济时,他们被告知:经济学铁律让你无从选择,你必须要把一切关键决策都交给一个独立的、几乎总是由金融界代表所支配的中央银行……简而言之,当我们的左手似乎是在向前殖民地国家的个人赋权的同时,我们的右手又把它收回来了。”

   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最重要特点在于它作了一个乌托邦的许诺:即通过新自由主义,通过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实现社会繁荣与富裕。遗憾的是,这个乌托邦只能是乌托邦。事实上,早在2006年11月24日,《今日美国报》就发表了题为《贫富差距卷走美国梦》的文章,指出当时还很繁荣的美国房地产业实际上是在不断地扩大美国的贫富差距。文章以弗罗里达州科利尔县(Collier County)的拿波里镇为例,乡间俱乐部的高档住宅从500万美元涨到了1600万美元,但是这个县的其他地方的住宅价格则缩水了50%。当年全美标价为500万的高级住宅价格上涨了11% ,但是全美房价则连续下跌8个百分点,原因是房价已经是许多美国人不敢问津的了。文章援引一位货车司机的话,道出了普通美国人对于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的不满:“让人恼火的是这些人视你如无物,你不是开着宝马车或其他的名车,他们就让你感到你微不足道。”而根据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中心2007年8月4日公布的一项调查,全美国最富有的2% 的人净资产从1984年到2005年翻了一番,但是最穷的1/4的人2005年的净资产——如果使用恒等美元计算的话——相对于1984年是减少的。

    如果贫富差距仅仅是美国一国的情况,那么倒也不会是太大的问题。但是近20年来全球化的结果是全球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2007年10月3日的《华尔街日报》就已经指出世界财富增长了7% ,达到了97.9兆美元,其中0.7%的人却占有了近33.2兆的财富,而这些人大多数都生活在西欧和北美。世界银行2004年4月19日的报告指出,必须要采取行动修正全球贫富不均衡的情况:“全球有60亿人口,其中10亿人掌握着全球GDP的80% ,而其他50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世界已经失去了平衡。”那么造成这种贫富差距的经济政策的关键在哪里呢?2007年4月的世界银行一份报告道出一个惊人的事实,美国的经济赤字是所有其他的经济发展合作组织国家赤字总和的3.5倍。美国政府大肆发行国债,增加赤字,美国金融市场也在不停地生产各种各样的债券,而全球资本源源不断地购买美国国债和各种债券,“正因为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人纵情地享受比他们收入高出6% 的消费,美国是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国’”。30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最终给这个世界增加了两亿穷人!

    但如果仅仅是这样的全球化,是很难持续的。2008年7月和8月,斯蒂格利茨在《评论汇编》(Project Syndicate)上相继发表文章《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和《向左转,谋求增长》,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的成本远远高于其收益,经济增长如果不能让大多数人受益就毫无意义, 自由市场的说辞和政府干预的混合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特别恶劣的影响。“在一个物质充裕的世界里,发展中国家仍然有数百万人无力负担最低限度的营养需求。在许多国家,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将对贫困人口具有毁灭性影响,因为和富裕人口相比,这些项目在他们的支出中占的份额更大”。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关于增长的乌托邦是一个只能建筑于未来的神话,越来越多的人对生活处境感到失望,乃至绝望的时候,只能是再次说明“有福不能同享”。

救市:现金换垃圾?

    资本主义有福不能同享,自然有难也不应同当。但是当“bailout”一词成为时下欧美各大媒体的关键词的时候,资本主义也只能“有难同当”。在美国政商界大佬如火如荼地讨论救市的时候,2008年9月《纽约客》刊发了知名作家Ben Greenman的一幕音乐剧《 “解套”的片断》。Greenman把钞票、信用卡、股票债券、支票这一干现代货币拟人化,在金融风暴中这伙兄弟都落魄了,决定一起去看保尔森、布什、巴菲特等一帮大佬出演的电影。电影一开始没多久,钞票便开始打瞌睡,这时信用卡高呼:“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地狱啊,美元正在打鼾!”美元醒过来说:“我确信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了,金融家掉下来一只靴子之后,第二只也一定要掉下来,但是在此期间,他们就会不停地蹦。”这些充满讽刺性的台词,正好表达了一个现实——美元沉睡,金融家乱蹦。电影里政界自我鼓吹,大谈遏制危机;商业界可怜兮兮,大吐苦水。而钞票兄弟们总结道,“这部电影太烂了!”

    的确,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救市就是一幕“很烂很冗长的电影”。现实的生活危机才是真真切切的“美丽人生”。10月15日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2/3的美国人在金融危机中很受伤。5月18日英国《金融时报》的民意调查指出,欧洲主要五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对贫富差距的扩大无法容忍,其中西班牙和德国不满人数分别达到了76%和87%。而就在一连串紧急救市政策出台之后,10月18日的《泰晤士报》的头条却醒目地写着《市场持续走跌,全球通向漫长衰退》,整个英伦三岛失业人口将达到300万。

    的确,面临这么一个“病态经济”(ailing economy,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语),仅仅是大笔的“bailout”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当救市宣言一经发布,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10月7日就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我们没有走向衰退》。这位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认为,目前的危机决非经济大萧条,政府不应该救市,那些没有市场的金融产品应该在市场运转中自我消亡。如果贸然救市会造成道德风险,应该相信多年以来金融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他提出应该扩大银行对资本的需求,同时把“房地美”和“房利美”迅速出卖,交给私人企业。市场再稍加调整之后就可以复苏了。贝克尔不停为金融市场打气。他认为目前的金融市场已经非常复杂,并且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之下,人们不可能清楚地了解,很难提出一个长期性的改革计划,而采取较为理性的微小措施便能降低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灾害。贝克尔大概是忘记了,这种金融市场的复杂性,恰恰是美国于1999年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之后造成的,这个1933年为应对大萧条而提出的银行法案,将投资银行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地划分开,保证商业银行避免证券业的风险。该法案禁止银行包销和经营公司证券,只能购买由美联储批准的债券。正是这个长期被新自由主义者称之为“恶法”的银行法案,在近70多年里保证了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斯蒂格利茨称该法案的废除给新的利益争斗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传统商业银行的保守主义文化,完全被投资银行的冒险主义文化摧毁了,如今冒险成了统治银行业唯一的文化 ”。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则是另一种批评态度。在2008年9月21日《纽约时报》上,克鲁格曼用“现金换垃圾”为题撰文批判美国政府的救市方案,指出确实应该采取行动,但是需要的正确的行动是拯救美国银行体系,而非购买一文不值的债券。

    10月14日保尔森终于接受了各方的建议,宣布将2500亿救市资金直接注资商业银行。布什公布救援方案时表示,政府的 “解套”资金不会给金融家们作为“下岗”的补偿,金融企业的高收益的“回缩”也是救市计划中的一部分。然而似乎一切都有些晚了,10月18日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的消费信心和对经济环境的信心仅为5% 和12% 。

镀金的“30年繁荣”

    2007年,克鲁格曼将自己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的文章整理之后,出版了新书《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30年的时间,那时候贫富差距较小,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享受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整个社会比较和谐。

    在克鲁格曼看来,战后美国比较和谐的“中产阶级社会”,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政府政策的结果。回忆罗斯福时代,人们马上想到“罗斯福新政”,有时候人们把罗斯福新政狭义地理解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加上那些帮助走出萧条的大工程。其实,加强工会的力量,强调对富人征税以支持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这样来“压缩”贫富差距,构建比较和谐的美国社会,让大家都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才是罗斯福新政最有价值的遗产。

    但自里根政府以来,以所谓的“保守主义”为旗号,共和党开始右转“革命”。为富人减税,削减和侵蚀社会福利项目,打击和瓦解工会,结果使得美国贫富差距的程度急遽上升。里根早期成功地迎合保守人群在族群与性别上的焦虑感,并以隐秘的方式利用白人对民权运动及其影响的逆反情绪而走上政坛,小布什甚至尝试拆下新政体制皇冠上的明珠——社会保障制度。

    克鲁格曼作了一个精彩的比喻,一个富者愈富的社会就像比尔·盖茨进酒吧,酒吧里的人均财富值立即剧增,但其他顾客并没因此变得更有钱。事实上,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美国工资,1973年要比今天高12%,普通美国人未能收获生产率提高的果实。

    在这个“金色”的秋天,克鲁格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资本主义失去了“30年的繁荣”。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滑稽。也许要想获得真正的繁荣,首先就应该从彻底反思30年的新自由主义开始!

   注:[1]Charles Ponzi, 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金融诈骗犯,他首创了一种我们现在称之为“老鼠会”的骗局,以高回报引诱人们不断投资到一个虚体公司中去。

 

 


发件人:"Michael Anti" <antisblog@gmail.com>  2008-12-1521:27:58 +0800 收件人: <blogmail@googlegroups.com>抄送:标题: [Anti's Blog] 纵横周刊200847期《还原人权宣言的道德本义》《中日韩合作为东亚一体化开辟道路 》

还原人权宣言的道德本义

《纵横周刊》Editorial 纵论

执笔/研究员 成庆

chengqing@fawjournal.net

   2008年12月10日,是1948年联合国颁布《世界人权宣言》的六十周年纪念日。在12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的纪念会议上,秘书长潘基文如此总结当今的世界人权现状:"我们今天面临的各种挑战与《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者们所面临的同样严峻。"

   此番言语无疑道出现今世界人权的基本境况,尽管经济全球化已经将各民族国家连接为唇亡齿寒的命运共同体,但是人权的基本价值并未得到普遍接纳,在许多后发国家,人权要么仍被肆无忌惮地践踏,要么在种种说辞下沦为国家利益之刍狗。

   如此来看,尽管《宣言》已被翻译成330种语言,但是其基本原则并未非但没有成为一个普遍共识。相反,《宣言》在许多国家要么被粗暴地进行断章取义,要么仅仅被当作一场与民主国家揽腰共舞的社交礼仪,实行国际国内两套准则。在如此现状下,回溯《宣言》的核心价值,对于后发政治国家的人民而言,则显得尤为急迫。

   《宣言》本质上是一篇道德宣言,任何试图使之非道德化的解读方向,都可能弱化其震撼人心的力量。《宣言》开章明义,"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由此可以看出,所谓人权要求,不仅是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且还有"良心"的道德考量。假如因为"生存"而轻忽"良心",就会出现今日所见之怪现状,以"生存人权"作为政府遏制人之尊严的枷锁,将百姓视为只知"吃喝拉撒"的低等生物,而忽视他们参与政治,获取基本尊严的生命要求。

   重新审视《宣言》,我们固然需认真对待三十条内容中主体部分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的权利清单,但是与开篇所言之原则相比,何者为人权之条件,何者为人权之基石,则需要得到充分的澄清。

   君不见今日许多后发国家经济迅速崛起,同时也散播出各种"人权变形论"。要么强调国家利益之绝对优先性,一面操弄国内的狭隘民族主义,一方在国际社会中将本国塑造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假象;要么则是将"人权"缩小为人类的基本生物性需求,而将政治仅仅看成是一种"统治" 。

   这些"人权变形论"逻辑的本质,是将人权的本质降低成"生存权",从而否认人权所包含的对"完整而丰富的个人"的要求。而《宣言》中不胜其烦地逐条列举出我们作为"人"而应享受的权利,意在阐明,人要成为真正的"人",必须首先捍卫这些权利,才能让自己不至于成为权力的附属和大集体中微不足道之一份子。

   进一步来看,上述那些对于"人权"观念的各种扭曲,最终目的是压制人们的道德冲动,放弃对"不正义"的诉求,从而任由强权摆布,以多数人的"沉默"换取少部分人的"特权"。因此,我们必须要重新认识到,人权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议题,它更是一个"人之为人"的道德要求。

   在《宣言》六十年之时,重读这份曾有国人(吴德耀、张彭春)参与起草的誓愿,虽只是区区30条,但是却给我们勾勒出现代人的基本典范。世界人民在此宣言下获得的种种反抗践踏人权的勇气,绝不仅仅是政治的分歧,而是在阐明一个道德答案:人本身就是目的。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 2008-12-22 08:03:33 +0800 收件人: "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抄送:标题: “曲庸和寡”。。。

《-○-八-宪章》的意义在于它的“曲庸和寡”

芦笛

2008,12,

   在我看来,最近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发表的《-○-八宪章》将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历史性文献永垂史册。之所以如此,倒不是说它发人未发,为人类完善自己的管理贡献了新思路或新观点,也不是说它会对世界宪政运动史有什么贡献,甚至不是说它能对推动宪政最终在中国实现有什么具体的助力,而是因为它的意义恰在于“曲庸和寡”,因而不能不作为一个悲剧性的gesture,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目睹大厦将倾时的绝望呼喊而被后人记住。在这个意义上,它很像传奇中的“公车上书”(据国内茅海建教授考证,所谓“公车上书”实际并未发生过,只存在于历史传奇中)。依愚见,《-○-八-宪章》最醒目的特点有三:

   第一,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首次全面系统地集体表达他们对西方主流价值观(亦即所谓“普世价值观”)的理解与体认。芦某无学,还想不起历史上有过这种先例,想得起来的不是五四时“德先生”、“赛先生”的模糊口号,四十年代的“反饥饿、反内战”,五七年的“大鸣大放”,西单墙的“第五个现代化”,便是八九年学生对西方民主梦幻式朦胧憧憬激发出来的诗样激情。而且,凡是“解放”后一切能冒充“民主”运动的群众表演,不是“明君虚怀纳谏”式的传统式“民主”,就免不了毛共“人民民主”气息,还从未见过有哪份群众宣言能如此全面、系统、精炼地表达国人对西方民主社会运作基本机制的理解。

   第二,《宪章》中每句话,在西方都是连大老粗都视为理所当然的老生常谈,了无新意可言。在西方跟人谈这些,不论对象是何背景,都如同告诉人家“地球是圆的,不是方的”的一般无味。第三,《宪-章》的诉求远远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既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认同,也无法为草根民众理解,更将遭到当局的敌视与铁腕镇压,它甚至不为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许多华人知识分子认可,寒竹先生就是代表性的例子。

   这就是我为何觉得《宪-章》颇像传奇中的“公车上书”。康有为等人的alleged的献策,乃是救亡图存的最起码的措施,然而连那种最起码的步骤都既不为慈禧太后接纳,也不为民间士绅集团支持甚至认可。如美国汉学家马士说的那样,戊戌变法是一个毫无群众基础的“倒置的金字塔”。当“戊戌六君子”被处决时,朝野都拍手称快。用传统标准来看,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乃是不折不扣地“顺天应人”。

   《-○-八宪章》与它的区别,只在于维新派还有个有名无实的光绪皇帝的全力支持,而且开头还有慈禧太后“摸着石头过河”的半心半意的支持,而刘晓波等人连个空头皇帝的欣赏都没有,可谓“孤王半天吊”,上不沾天,下不着地。

    这在我看来才是《-○-八宪章》的最大的悲剧意义:要过了足足一百六十八年,中国的少数知识分子才能比较全面地理解西方民主社会的构建运作机制(还谈不上深入,基本上只是概念式理解,遑论对其操作艺术的掌握),而广大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知能力虽然在晚清和民国间有极大进步,在“解放”后又倒退到鸦片战争前的水平,连西方主流价值观在道义上的合理性与功利上的优越性都不承认,拒绝向人家学习,要坚持传统价值观一万年不变,以致《宪章》的作者们为了照顾中国人那无比脆弱的自尊心,必须把它包上“普世价值观”糖衣。

   然而若因为“普世价值观”是外来的,就该出于民族大义毅然拒绝,那请问咱们该坚持什么国货?是风水命理﹑麻衣神相﹑炼丹术﹑房中术﹑飞檐走壁金钟罩铁布衫外加耳朵认字意念折枝﹑无偿劳役﹑保甲连坐﹑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五马分尸﹑诛灭九族﹑站笼夹棍﹑剥皮实草﹑三寸金莲﹑太监宫女﹑八股文、三跪九叩、封妻荫子、三妻四妾外带俏丫环……,是从苏联进口的邪教与中国造反实践相结合生出来的“阶级斗争”、“群众专政”、文字狱、大批判、批斗会、抹黑手、挂黑牌、“喷气式”、游街示众、层层划线站队、面对面批判、背靠背揭发、毒刑拷打、光腿跪在碎玻璃上小腿压上钢锭、在**上捆上鞭炮或在阴户里插入鞭炮后燃放、向两大派群众发枪令他们互相残杀、让十几岁的中学生王希哲彻底丧失人性,下令“凡火线临敌投降者一律枪决”……,还是跑马圈地、化公为私、将暴力抢来的国家资源系统地化为私产卷逃国外、剥夺世世代代的自由农的迁徙权利以及祖辈相传的土地,让他们化为固定在原地的世代农奴?

   这些好东西,只怕最铁杆的忠党爱国壮士,也无法曲为之辩吧?但既然诸位要否定“普世价值观”,总得拿出个像样的国货来取代它吧?敢问那是什么?不就是只有“坚持党天下”这一条么?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因为它能保障我的利益,我当然要拥护它,推行“普世价值观”必然否定党天下,所以我当然要坚决反对。

    这心理我完全能理解,甚至可以说它是民主思想的萌芽。我早反复说过了,民主制度就是社会各集团的和平争利机制。为了自身利益选举议员,为了自身利益拥护某个党派,正是西方公民的标准作法。因此,有此想法非但无足深责,相对于八十年代的“义令智昏”的“民主”愤老中青们的智能水平来说,甚至可以算成是个进步。

    然而党天下和西方民主制有个本质差别:它不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远不是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法律的保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发财机会,因此必然使得权贵利用他们与公民之间巨大的“权利落差”疯狂吸纳社会财富,导致社会分配的极大不公,酿成深重的社会危机,而这种背时社会又毫无化解社会危机的机制,只会将它积蓄下来,于是最终便一无例外地以全国大乱、玉石俱焚来结束一度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唐虞盛世”,完成中国永恒循环的又一周期。可悲的是今日中国竟然没有多少人能看到或是愿意承认这点。今日的中国非但没有志士,而且没有智者。而这就是它与八十年代的最大区别。

    八九“风波”过去快二十年了,这二十年间,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两个根本性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我党从宗教集团变成了单纯的世俗权力集团。如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与欧洲传统社会根本不一样,统治集团不是什么与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而是一个自我支持的官僚集团。中共革命完成的社会改革,只在于它彻底粉碎了官僚集团之外的一切民间社会,将所有的国家资源与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上,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官僚集团。

    但在改革开放前,官僚集团拥有的权力并未直接兑换为金钱。因此,党内政策之争具有相当浓厚的意识形态成分。所谓“路线斗争”颇像传统社会的“清浊流”之争。如文革鲜明展示的那样,党内权力斗争的主要策略乃是抢占道义制高点,证明自己的主张更符合“圣贤”(马列)经典,而对方则是“名教”(马列)叛徒。改革开放乃是邓小平那“浊流”(pragmatist)以实力压倒“清流”们(ideologues)的道义抵抗强制推行的。正因为在道义上心虚情怯,他才发明出“不争论”的高招来。

    因此,虽然信奉的是邪教,当时党内仍然不乏志士,因对教义的不同理解而能产生意识形态分歧,这就是“姓社姓资”两派的来源,也是八九年全党发生大分裂的根本原因。分歧双方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只是他们对它的理解完全不同。“姓社”派对改革的抵抗主要还是一种比较真诚的道义抵抗,比起纯粹出于捍卫私利的抵抗来说,它相对要容易克服得多。

    如今我党可完全不是当年的宗教集团了。党内如今还具有超脱于个人利益的信念的人,就是那些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知青,如李锐、何方那样的“两头真”。然而这些人已是风烛残年,在党内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掌握了实权的乃是五十、六十、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这些人统统是我党的负筛选机制精选出来的“有奶便是娘”之辈,除了金钱之外毫无信念。

    这结果便是党内再也没有什么“改革派”、“保守派”之分,只有清一色的“捞钱派”,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这就决定了二○○○年代与八十年代的中国前途的基本区别:再也没有了和平改革的希望。

    所谓改革从来是自上而下的,其发动的前提就是统治集团内必须有实力雄厚的改革派,他们看到了现行制度的根本弊病,痛感“不能再率由旧章,必须从速改革,否则国将不国”,而成功的前提,则是在朝的改革派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在野社会精英的呼应与配合。八十年代之所以是“新”中国的黄金时代,正在于党内出现了改革派,使得改革具备了发动前提。如果不是遭到以方励之为首的愚昧精英的颠覆,它本来完全可能成功。

    如今的党中央可就完全不同了,再也没有了胡耀邦、赵紫阳那种既尊重现实、又不失理想与原则的改革志士。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动改革,就只有全靠民间压力。姑不论既得利益集团对改变现行制度的反抗,要比当年“姓社”派出于信仰的反抗暴烈得多,更不幸的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第二个变化,使得民间压力即使出现,也决不可能是建设性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是个两极结构:党作为统治者属于一极,人民包括所有阶级和阶层属于另一极。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除了武力威慑外,全靠对民众洗脑建立起来的盲目忠诚。当这洗脑在八十年代末期因对外开放失灵后,党便不可避免地变得极度孤立,完全只能靠军队支持。就是这种恐惧,驱使邓小平作出了武力的决定,以求一劳永逸地吓得百姓魂飞胆裂。

    在此之后我党吸取了教训,效法传统社会官僚集团与士绅集团结成联盟的作法,将人民中能量最大的知识分子纳入既得利益集团,结成了“权贵”与“精英”的联姻,使得知识分子成了官僚集团之下的第二等级。社会因而呈现了向传统社会某种程度的回归:社会等级变成“官—士—商——工—农”。其与传统社会的差别,在于后者是“君——臣—士——农—工—商”(破折号的长度相关于社会地位的差距),如今的“新”社会少了皇帝作为凌驾一切的最高仲裁,而商人的地位有了显著改善。

   于此,社会发生了显著断裂:知识分子从原来的人民队伍中游离出来,扮演类似传统社会士绅集团的角色,变成了以权贵集团为核心的统治集团的外延部分与官僚后备池,与工农大众构成了社会的两极,两者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利益鸿沟。

   这变化发生得非常自然,讽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是八九学运刺激出来的。一位化名为“我不理解西方”的中国听众在BBC上发表的《我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已经把这心路历程说得清清楚楚了:“我也理解那些在中国维权的人。只是这些人有一点没有想清楚,就是改变(制度)是不可能的,只有改变自己才有可能。有时间不如多看看书,培训,找好工作,挣更多的钱。像香港电影《无间道》提到的一句话:‘人改变不了事情,只有事情改变人’。中国目前只有一切向前/向钱,发展才有前途。而目前的执政者,作到了,我非常感激。”

   我相信这位发言者曾经参加过八九学运,从自身的痛苦体验中发现“人无法改变制度,只能改变自己的境遇”。既然李禄、沈彤等人都没有改变制度,却巧妙地利用由此获得的政治资本,把自己成功地改变为亿万富翁,他们又胡不可改变自己去迎合那个制度,尽最大限度为自己谋求好处?两者都是同一逻辑,是不是?

   不难看出,在这种社会中,除了少数良知尚存或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外,唯一有改变现状要求的只有被繁荣遗忘的族群——普罗大众。这或许就是异议人士何清涟女士为何要在激赏“我们的英雄杨佳”的同时,充满激情地呼唤新时代的“大泽乡起义”吧。

   可惜据本人这位前工人阶级积累几近一甲子的理性与感性知识,普罗大众彻底缺乏构建新社会的能力,却具有巨大的破坏能力。传统社会正是因为类似今日的结构断裂,使得这种巨大的破坏能量周期性地释放出来,从何女士激赏的“大泽乡起义”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将中国带回石器时代。

   这就是《-○-八-宪章》的悲剧意义:尽管它每句话述说的都是一个常态社会的基本公民常识,然而却只会遭到大多数精英们的排斥,也永远无法为普罗大众理解,无望变成他们的诉求。这道理简单之极:居住在北半球的人永远看不到澳洲人能看见的“南十字架星座”。连先知先觉如刘晓波辈,对西方价值观的理解都只能停留在概念化水平,居住在中国的普罗大众又有什么希望somehow顿悟西方健康的生活方式,无师自通地设计出一个能工作的常态社会模式来?又有什么可能知道必须有理有利有节地向政府施压,逼着政府采取措施向常态社会逐渐过渡?他们能做到的,充其量无非是如杨佳那样用牛耳尖刀去“给说法”。就算是全体奋起抗暴,无非也就只能再谱写出一首“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七千哀诗”来罢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似乎可以说《-○-八-宪章》乃是那“七千(或七万)哀诗”的前奏曲,而这就是它的历史意义。

 

附录:《-零-八-宪章》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 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 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签署人:303人

于浩成(北京,法学家)
张思之(北京,律师)
茅于轼(北京,经济学家)
杜 光 (北京,政治学家)
李 普 (北京,老记者)
沙叶新(上海,剧作家)等。

 

 

发件人:"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 www.mzcy.cn" <wwwww012300@gmail.com>  2008-12-18 10:21:13 +0800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263.net> 抄送:标题: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www.mzcy.cn(20081218) 世界大势 ? 零九人民宪章(应对《-零-八-宪章》)

以零九人民宪章应对-零-八宪章

崔士忠

2008-12-17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要生活的有意义,就要以民族大义为重,以祖国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汉奸的《-零-八宪章》,虽然符合官僚和买办的利益,但它必将会把中国拖入分裂、动荡、战乱和灾难的深渊,中华同胞必须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对他们进行无情揭露,以免中国人民上当受骗。

   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新中国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灿烂成果,我们决不能让官僚资本家、汉奸买办窃取了人民的胜利果实。他们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换装"是白日做梦!!!

   毛泽东思想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道路----组织发动工农群众,要求还权于民,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的政治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的最本质要求: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让官僚、学者和资本家在工农群众自发组织的领导管理下,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邻里联盟经济,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一、前言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公布161周年,毛主席诞辰116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2周年,也是五四爱国运动90周年。在经历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等伟大历程之后,觉醒的、清醒的中国人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在中国,只有坚定的发展社会主义,坚定的完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才是唯一正确和光明的出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只能是死路一条。

   社会主义是工农群众组织起来、共同富裕、当家作主的基本制度保证,而工农群众当家作主是人民幸福、祖国富强的唯一正确道路;人民民主制度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是剥夺工农群众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工农群众的尊严、使中国沦为殖民地的灾难过程。

   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旗帜鲜明把中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还是认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已经腐朽霉烂的游戏规则,把中国复辟到官僚资本主义殖民地社会?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中国人民必须迅速作出抉择。因为,帝国主义和中国的汉奸、官僚已经不容我们多想,已经不给我们太多的时间,更不会允许我们一直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就是进入官僚资本主义殖民地社会。

   19世纪中期发生在中国的历史巨变,暴露了清朝封建制度的腐朽,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

   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在五四新文化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公元1921年,中国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人民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英雄的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伟大抗争,终于取得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彻底翻身得解放的完胜,建立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全新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终于结束了,中国人民都想过上吃饱穿暖安居乐业的好日子,并要求全力发展经济建设。但这通常只适用于战前与战后都为同一社会制度的社会,如二战以后的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等。而对于历经长期战乱后十分艰难地大步迈入比战前进步了许多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而言,由于情况太特殊也就难以适用了!因为,新中国除了要尽力恢复和发展经济之外,还无可避免地多出了一项历史性的重大新任务,并且它要比单一不顾一切搞经济建设的任务更加紧迫、更加复杂和艰巨,这更是中华民族一个无法躲开和逃掉的重大的历史使命!

   国际国内历史遗留的诸多不利因素,加上短时期内难以改变的贫穷状态和国际封锁的大环境,不允许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全力以赴发展经济,而只能是以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为第一要务!毛主席审时度势,领导中国人民与落后、反动、传统、私有的旧中国进行了最彻底的决裂,夯实了崭新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并重点建设了庞大的相对现代化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以及国防、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等多层面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实业经济,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打下了全方位的良好而坚实的根基!否则这个新兴的国家和中华民族就会再次犯下一个历史性的巨大错误,成为又一个“李自成”。

   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满清政府在1800年前后不是开始那种“洋务运动”式的不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对外开放”,而是像日本明治维新运动那样以资本主义制度为蓝本进行大规模改革掉自己的封建社会制度,并且极力开展相对进步的资本主义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在此大前题下也努力搞好相对现代化的工农经济、国防、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等实业建设,那么,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种较少有大灾大难的样子。然而非常可惜的是,满清政府只是在经济发展上对外开放,并埋头于出口低技术含量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也好不容易地挣来了大量真金白银,出现大幅的贸易顺差,甚至成为那个时代GDP占世界30%以上的头号最富有的经济强国,但仍然很落后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主导下的腐朽社会决定了其好景不长,后来还是连本带利地被“友邦们”轻易用战争夺走了,并且还搭上了无数华夏儿女的性命,几乎又断送了后来几代人的生路!

   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就是从这段极深厚历史的废墟上站起来的,并且要比满清政府高明万倍。新中国成立而进入大和平时代,毛主席并没有象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马上把老百姓和国家的钱袋子的问题看得太重要,而是高瞻远瞩的结合自身的历史和实际国情,探索和践行了如何建立并且长期有效保卫新中国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新制度,特别表现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是非观、各种行为规则、政治和经济格局等各方面。

   如果毛主席在建国初期也搞不顾一切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者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新中国的下场必然是成为第二个前苏联,中国共产党必然早就丧失了政权,恐怕连在野党的地位都保不住,这种情况甚至还会发生在苏联“亡党亡国”之前,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屠杀大排斥就是历史的证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官僚、学者、资本家是不允许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他们是不会甘愿放弃自己醉生梦死、纸醉金迷的剥削人民的腐朽生活的。

   在毛主席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彻底清除后,在毛主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良好基础后,改革开放时期,党中央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空前的大发展,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尊重,但官僚、学者、汉奸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使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等受到重挫,工农群众重新沦落为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奴隶。

   现在,中国工农群众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组织起来、共同富裕、当家作主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帝国主义的走狗,官僚、学者、汉奸等,要求中国颜色革命,把中国沦落为官僚资本主义殖民地社会的气焰也甚嚣尘上。官僚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资本主义到逐渐承认资本主义的转变。

   资本主义在中国有出路吗?没有,绝对没有。单单是资本主义的地方自治和国家联邦这两条,就足以把中国拖进动荡、战乱和亡国的深渊。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时间并不遥远的1930年左右,中国曾经有过地方自治的先例,可惜,给中国带来的不是汉奸们所描述的繁荣昌盛,而是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国耻和无尽的战乱。

   有一段历史是不能被我们忽视和忘记的,那就是清末民初的这段历史,当时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自治”,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是也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各路“大帅”、“督军”漫天飞,导致混战不休。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南北战争、直皖战争、两次直奉大战、苏浙皖战争、北伐战争、两次蒋桂战争、蒋冯阎中原大战、福建事变、两广事变,等等。一直到了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在日本入侵的威胁下,蒋介石才完成名义上的中国统一,而事实上新疆、外蒙已经处于了失控状态。

   这种分裂的局面就是造成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甲午战争的时候,中日两军的装备还是旗鼓相当,三、四十年之后,日本已经成为世界前几位的强国,其海军已经足以和美国开打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战,而中国研制出一支“中正”式步枪还算是高技术装备。

   为什么祖国统一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美好愿望?统一的好处和分裂、分治的危害是确实发生过的事情。现在,中国实现基本统一(实际上还是没有彻底统一)半个世纪多一点,就有人跳出来要闹什么“分权”、“自治”,汉奸的居心路人皆知。

   他们迷惑人民的说法,是在民选的前提下可以搞地方自治,但这也同样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台湾省不是有台独党自治过吗?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样的贪污腐败?一样的经济下滑?一样的政局动荡?这就是眼前的例子。当年“大帅”们打仗为的是利益,现在普通民众投票难道是为了当雷锋?说到底还是为了利益。在中国,自治只能造成隔阂、制造分裂,使中国无法形成合力。   
为什么我国的矿产总是廉价出口?因为A省不出口还有B省,A、B两省都限产保价还有C省敞开供应。为什么我国的矿产进口总是被迫接受高价?武钢、济钢、马钢拒绝接受无理开价,还有宝钢照单全收。为什么我们的出口商品总是卖不出好价钱?都在互相压价促销。这还是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形式在控制着,如果换成真正的自治,经济上的自相残杀必将同军阀混战一般的惨烈。最后受益的还是帝国主义。

   地方自治的结果,只能是贫富悬殊的地方差距固化下来。现在南方一个村顶得上西北几个县,在中央集权的情况下还可以讲讲全国统筹、削峰填谷、以丰补欠,如果都象香港特区那样不向中央交税,各地就只能靠自己了。结果就是地区的贫富差距长期存在,而且可能越拉越大,将来逼出一个川军、滇军进攻粤军也不是没有可能。

   地方自治最现实、最危险的结果是很可能造成中华民族的分裂。那个达赖一直要搞大藏区的自治,这种“自治”的结果只能是造成西藏的独立。我国还有其他几个民族自治区,还有自治州、自治县,如果都搞“地方自治”,再以所谓的“民选”培植起民粹主义、极端民族势力,结果就是制造中华民族56个兄弟姐妹的共同灾难。

   地方自治再加上“联邦”,更加确凿无疑的表明汉奸官僚是要走上分裂中国的道路。联邦本质上是依靠协议、条约构成的国家,理论上这些条约都可以修改,这就意味的联邦制国家可以通过协商而解体。联邦制国家有成功的,比如,美国;也有特别失败的,如,前苏联解体,前南斯拉夫解体并引发长达15年的地区混战,等等。我们不能只看到成功的联邦制国家而忽视其中的隐患。主权问题一旦可以讨价还价、可以商量、可以选择,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是隐患。前一段时间我们为什么反对台湾搞主权公投,就是为了扼杀任何可以选择主权的企图。如果我们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搞联邦制,那么达赖、热比丫之流一定会跟着顺杆爬,为他们的“自治”寻求加盟国的地位,进而要求“邦联”,最终实现分裂的企图。即便这些分裂企图不能得逞,无疑要给我们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障碍。

   汉奸就是汉奸,他们的设计好象就是为达赖、陈水扁量身定制,附着其上的花哨东西全都是为了这个设计而打的掩护。无论他们搞什么假动作,也休想骗过我们,我们必须坚定我们的信念,必须坚决维护和平统一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反对地方自治,反对搞国家联邦!对于那些搞“自治”、“联邦”的骗子,必须依法严办!

   我们欣喜的看到,2008年10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还权于民”提上了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走狗,那些汉奸、官僚、学者的阻挠,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既没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更没有具体的实施措施,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还任重而道远。

   官僚、汉奸继续坚持维系其剥夺工农群众的特权地位,排拒毛泽东思想和工农群众组织起来,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黑白颠倒,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人民的文化、财产和追求幸福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弊端已经不能继续维持,不旗帜鲜明的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就必然被官僚和汉奸拖入官僚资本主义殖民地社会的深渊。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之所在。利用毛泽东思想把城乡工农群众组织起来,通过城乡互动、企民互助,通过大力发展邻里联盟经济和红色文化产业,实现工农群众的共同富裕、当家作主,这些都是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具体体现。工农群众不当家作主,则无现代社会主义文明可言。

   组织权:组织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社会主义国家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既是党和政府的首要目标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对工农群众的掠夺和侵害,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民群众组织权的无视密切相关。工农群众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人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工农群众与官僚、资本家等有同等的权利。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工农群众,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群众选择,(3)工农群众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勤务员。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人民群众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人民民主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还工农群众以组织权、监督权、管理权,领导权,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社会主义人民群众精神对国家政制、人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组织人民群众:分别把城市市民、乡镇农民等组织起来,进行城乡互动和企民互助的经济活动。实现人民群众组织对政府公务员的监督、领导和管理。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人大代表中工农群众85%的比例,以及人民群众组织对人大立法、司法、行政的监督权和领导权。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工农群众和纳税人负责;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工农组织-工农委员会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接受群众组织监督和领导:司法应该接受群众组织的领导,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
5、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
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会负责的工农组织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人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6、公职选举:全面推行人民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7、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工农群众和官僚资本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人民的自由迁徙权。
8、结社自由:保障人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9、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0、信仰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弘扬信仰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

13、公民教育:加强服务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当家作主、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邻里联盟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工农委员会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大力发展工农群众自发组织的各类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新的土地合作化集体所有制,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工农委员会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工农群众合作社集体经济的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人民还处在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推进不能再拖延下去。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人民精神,公布《零九人民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人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人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发件人:"fy012300" <fy012300@126.com>  2008-12-10 12:37:31 +0800 收件人:"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中国经济与民族产业网__www.mzcy.cn(20081210)

    最近西方国家对我国处决间谍提出抗议,但这些间谍对我国造成多大的损失,人们必须清楚。譬如连我国的核潜艇机密都已被泻露海外,象这样的叛国卖国分子必须遭到严惩。

国际间谍战中的中国经历

孤特

2008-09-28

一、航空工业发展战略失误和农产品的重创

   在重大经济项目建设决策、重大财经政策决策上,外因(战略间谍)可能会精心的编织陷阱,通过诱导和影响,使决策者出现严重失误,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直观明显的巨大经济损失。这里特以中国运十飞机的厄运为重点举2个例子:最典型的是中国二十多年前已经试飞成功却悲壮下马的民航大飞机项目。虽然国内官方媒体基本不提及,但实际这正是国际战略间谍成功战果的范例。

   中国的民用大飞机项目,是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决策上马的,他的独创性和自力更生也是为世人所公认的。这个由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关心和倡导的重大项目,以上海为中心研发地,在中国第一支民机设计队伍殚精竭虑的兢兢业业中以神速运转,八年后1980年9月26日,“运十”在上海试飞成功!(如今国外研制一架干线飞机也要花7-10年时间,总研制费用达到20-50亿美元),运10飞机的研制共采用了近百项新材料,一百多项新标准、新工艺。机体国产化率100%,除发动机向国外采购配套外,航电和机械系统国产化率超过96%。运10首飞并成功地进行了各项飞行试验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当时的波音公司总裁称赞说:“你们毕业了,我们只不过比你们早毕业几年。”

   但十分悲壮的是,中国运十项目遭受了内、外因重创最终下马。内因主要是当时的高层关键领导的眼界和水准有限,如某身居军队要职、文革中被四人帮整过的军队领导,在还没有试飞成功的1977年夏,就强行把运十挂上了“四人帮在上海搞的一个波音项目”的标签,在多种场合,对运十表现出明显的不满。而这成为中国民机工业迭遭厄运的开端。在运十试飞成功飞抵北京时,某长期主管国防科工工作、也受过“四人帮”之害的领导人因为受所谓“四人帮在上海搞的一个项目”的传言定性影响,竟然拒绝出席运十首飞北京的庆祝活动,并通过各种方式控制甚至禁止国内外对运十成功的报道和庆祝。

   运十厄运的关键因素还是外因的联手精心策划的重创!也就是为应对中国高技术领域的突破美国飞机制造商精心策划的杰作:一是物色和策反中共内部主管民航工作的高官;二是游说中共决策高层与美方合作。可以说是境外战略间谍成功在中国内部又发展了战略间谍做接应,即现代版“特洛伊木马”谋略!促使中国将本国“战马”废弃,引美国“木马”进城,结局就是中国大飞机市场拱手向美国称臣。美国《财富》后来披露,1979年在运十即将成功之际,美国麦道公司在某位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子、美籍华人张镇中(现GC3国际创投管理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曾任香港卫视集团前任董事会主席、和麦道公司副总裁)的建议操纵之下,通过中共高层,进而游说最高决策者,同时游说主管民机工业的三机部和民航,希望与中国合作生产麦道的MD82飞机。

   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民航总局局长沈图,就是张镇中的重点突破对象。事后查明,经过“金元外交”,沈收受了麦道MD82项目的巨额回扣,力主运十下马。

   我们再来看看那痛心的时刻吧:1980年12月,5703厂写信给中央高层,提出运十03架机已完成65%的工作量,现已停产,希望能把运十飞机继续搞下去,需要中央再补充经费3千万元。随即,1981年1月,国家民航总局很快以正式文件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上报《对国产运十飞机的几点看法》的报告,把运十完全描述成波音707的仿制品,极力贬低运十的能力,并称“我局有波音707客机十架,因利用率不高,还可用20年”、“我局制定的《十年规划设想》中没有再添购此类飞机的打算。”1981年6月后,运十的研究处于停顿。民航总局多次在公开场合和国家重要会议上明确表示不要运十飞机。1983年后,国家财政部对运十研制不再投入资金,运十飞机研制实际不得不下马。民航总局主要领导曾经令人匪夷所思的说:“运10一上天,真叫人头疼。”

   运十下马意味着已经投入的5.3亿人民币研究经费白仍了,同时从那时开始,以民航总局牵头花了约400亿(请注意是美元!)来买外国飞机!其中从1972年至2006年,中国民航累计购买和租赁经营了470架波音飞机,共花费了约220亿美元。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是1985年进入中国市场的,到2006年末,中国的各家航空公司一共购买或租赁经营了152架空客飞机,付出的美元达到了90亿。

   现在看,我国的决策高层和有关部门当初对民族工业生产高技术产品抱有偏见,对外开放合作心切,实在过于轻信和草率了,都没有思考过“一向奉行对中国技术封锁的美国,在中国研制成功运十后怎么会突然180度的拐弯,竟然允许麦道公司同中国的合资经营项目,这显然意味着美国大飞机制造技术向中国的转移”,这样的天上馅饼不值得高度警惕吗。

   1985年中美合资项目上马的同时,中国自己的大飞机项目组也遭到了彻底的解体。中国正式投入巨资金与美国生产合作,中美合资的飞机工业陆续组装出少量麦道飞机后,1997年波音公司突然收购了麦道公司,同时宣布中美合资项目的中止。波音在全公司范围内关闭麦道90生产线,麦道90生产线只生产了2架就草草收场,麦道90项目血本无归。而且项目尚未完结,波音就通知中方销毁所有的技术资料与图纸。至此曾经满怀希望的中国朝中美合资项目注入的资金,已远远超过了自主研发的费用!中美合资项目的破产,沉重打击了中国的大飞机计划,中美合资实质是打垮中国大飞机工业战略的特洛伊木马计谋。

   1985年张镇中曾公开承认,“因为上海搞过运10,我们才与上海合作,如果不打倒运10,美国飞机就不好打进中国”,但是实际,运十的意义远远不仅只国内民航飞机市场份额,运10实际是继“两弹一星”之后中国科技工业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又一创举。重要的是,如果运十能够得到继续发展和改进,它的技术将不仅使中国民航飞机占据国内市场重要领地,也将使中国军用飞机,尤其是战略轰炸机、加油机和预警机等对中国空军至关重要、对中国军事力量增长至关重要的航空工业技术得到长足和决定性进展。

   第二例:中国大豆

   这里引述几段良知学者的控诉:作为最古老的大豆原产地国家之一,1995年前,中国还是大豆净出口国。2000年,中国大豆进口量首次突破100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到2006年,我国大豆净进口2800万吨,是国内产量的1.77倍。2007年中国净进口更是超过3000万吨。

   本来是优质大豆代表的中国大豆,在我国开放大豆市场后,突然遭到诸多贬抑。含油量低,水分高,杂质含量高,甚至有人夸张说,“中国大豆一半都是沙子”。各种以科学面目出现的研究报告,急着给中国的非转基因大豆盖上“劣质”的标签。同时,以转基因品种为主的进口大豆,则洪水般涌进中国市场。许多业内人士还对2004年中国大豆企业赴美采购大豆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当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获知“中国大豆采购团”来了,大豆期货价格剧烈攀升,达到每吨4300元人民币。而当中国企业“满载而归”,不到一个月,豆价大跌50%!

   从这时开始,大多数中国本土大豆压榨企业陷入巨额亏损,被“暗算”了。随后,跨国粮商“雪中送炭”,展开大规模并购,本土榨油企业全面溃败。数据显示,至今中国70%油脂加工厂是外资或合资企业,80%大豆压榨能力为跨国粮食企业控制。

   对外经贸大教授夏友富表示:“这都快成国际笑话了,没有定价权,人家在期货市场上只用一两个回合,就让你的企业全完蛋!”“中国老百姓正在为跨国垄断资本利益埋单。”夏友富研究发现,事实上穷人多付出的每一分钱,都变成了跨国粮食企业和国际投机资本口袋里的利润。

   虽然至今没有更多内幕的揭露,但我一直认为,在1995—1999年期间那些在国内发表或者向国家发改委、农业部上呈的以科学面目出现的研究报告中,给中国的非转基因大豆盖上“劣质”的标签、积极唱衰中国大豆的文章作者以及游说中国改变大豆生产政策者当中,有着对手方农业产业发展的战略间谍。

二、重大政治、军事计划和行动损失

   这是十分敏感的话题,只谈点外界共知的事实。例子:台湾高级间谍原解放军少将刘连昆。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竟然同时在台海两岸拥有少将身分达7年之久。对刘的策反是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最重要的项目,代号"少康项目",被"国安局"局长丁渝洲称为军情局的"镇山之宝"。刘连昆1992年成为台湾的重量级战略间谍,至1999年东窗事发被处死,7年间向台湾提供大量重要情报,被认为是大陆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间谍案。

   1989年大陆民运后,台湾军情局长殷宗文强化"进入大陆、建立据点"活动,刘连昆即在这种背景下被发展为台湾关键情报人员。事件的高潮是1996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期间的大陆军事演习。

   根据刘连昆提供的情报,大陆解放军演习的底线原先为: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员潜艇、攻占外岛,整个演习的预算编列了40亿人民币。大陆演习前,台湾及时展开了反制的军事部署,同时美国也表达强烈关切,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北京随即调整演习部署,下达"三不原则":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过海峡中线、不占外岛。这些消息,透过刘连昆实时提供,让台湾官方掌握了北京的底线,顺利完成"总统"选举。

   前年台湾军方内部评论是:“十年前的台海,拚搏最巨、處處兇險的戰場,不在金馬外島,而是聲息全無的情報戰;兩岸過招,台灣略勝一籌,卻也付出慘烈代價,折損許多敵後情報菁英。其中,又以軍情局高級內線,前中共解放軍少將劉連昆遭中共槍決,最令軍情單位扼腕。”

   刘连昆最终被毙命,但他七年运作的间谍活动,还有前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刘广智间谍案,都令中国战略利益蒙受极其严重的损失。

三、国家意识形态的战略对抗和斗争

   由西方常说的对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以战略高度为出发点,在思想意识、经济发展、社会道德、文化领域各层面来实施。要贯彻这样的戒令方针,不是依靠几个普通间谍可以达到的,而是耐心地依靠一批对抗中国的各领域的战略特工,并由他们再培植更广泛的战术、战略间谍,长期不懈地侵蚀,才能企图在一代或几代人后实现。类似近期中国教育部授权地方政府教育机构自行删改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导致不少宣传中国革命战争英雄、民族英雄精神事迹的篇章被时尚和武侠小说内容取代。以革命英雄主义概念老化过时、渲染战争不和谐为理由和借口、诱导青少年在思想上自我麻醉、贪图安逸,不是等于一个民族自废武功的慢性自杀吗?

   例子:美国针对中国的《十条戒令》。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极其机密的《行事手册》中,关于对付中国的部分最初撰写于中—美严重对立的1951年,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断修改,到21世纪的今天形成了十条,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以下引述部分主要内容:“第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为他们制造对色情产生兴趣的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耻。要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第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让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第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第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的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第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坏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四、中国曾因战略特工而获巨大收益

   近、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组织是在敌方的白色恐怖威胁里诞生、成长和壮大,因此在血火的洗礼中锻造了十分过硬的敌后工作本领和优秀的特工队伍,也就是坚苦卓绝的地下党组织及其优秀骨干。

   这里,我要说两个优秀的中共战略特工。“中西功”,他公开身份是日本社会活动家,真实的秘密身份是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于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回日本被捕,不久获释。1934年加入满铁,就职满铁大连本社资料课,1938年在“支那派遣军”特务部任职。同年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一边;他背叛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祖国,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并成立秘密反战组织。1939年参加满铁调查部“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他打入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这是侵华日军的心脏部门,也是一切战略情报的中心。他配合另一位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把包括日军统帅部的某些战略决策、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内容、日军作战部署、日本和汪精卫勾结情况,以至军用作战地图、抓捕上海爱国人士的黑名单…等等这些重大战略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了党的地下组织,通向陕北中央。这项工作只有他和西里龙夫才能做到,是谁也不能代替的。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极大地帮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避免了许多重大损失。周恩来同志曾经赞之为“国宝”。中西功还曾经受中共之命调查分析日本将要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的时间,他冒险通过大量的活动、观察和分析,准确地预判时间大约在1941年12月左右。这宝贵的情报,中共曾及时告知了国民党当局。但有无传递到美方至今不得而知。果然,这年12月7日,日军海军猛烈袭击了美国珍珠港。

   他身在虎穴,随时有杀身之祸。他明知处境的极度危险,仍旧义无反顾地进行着这神圣的斗争。直到1941年,因所谓的“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被破坏,由此而牵连出所谓“中共谍报案”。中西功在上海被捕,随即被遣回引渡到东京警事厅,经过严刑拷打,1943年被以外患罪、违反治安维持罪起诉,判处死刑。在狱中撰写《中国共产党史》。幸运的是,就在他被判刑不久,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了,他亲眼看到日本法西斯的失败。1945年根据释放政治犯命令出狱。

   金无怠,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重要情报工作人员,高级特工。金无怠英文名叫纳瑞,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任分析家。于一九三八年在上海驻美国领事馆担任译员,1944年-1981年金一直为美国政府工作,二十多岁时,金无怠就已经成为周恩来手下的特工人员。1945年-1952年期间,他是美国驻上海和香港领事馆的翻译人员,还是驻朝鲜军队的口译人员。1952年后,他进入美军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住夏威夷情报处的工作人员。也是台湾情报当局与美国情报当局的联系人,后来还成为美军与台湾情报网的联系负责人。在那时在以后长达三十年中,不但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决策提供研究报告,还先后将美军和台湾的情报、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情报(如志愿军战俘营的地址)、美国越战政策的变化和行动等交给中国,使我在外交上从容不迫,掌握主动。在六十年代末期,金给中国提供了有关美国政府对华外交的政策、底线等绝密情报,使中国领导人提前了解美政府的各方意向,这让中国及时改变其对内对外政策以得到最大政治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金无怠先生逐渐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里的中国通,职位最后升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亚洲部负责人,即美国东亚政策研究室主任,不但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决策提供决定性研究报告,还负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所有亚洲国家的情报监督和交换。后来甚至差一点儿升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

   金无怠行事谨慎和专业,在几十年的间谍生涯中竟然没有一次失手。金无怠本可以功成圆满,就算直到死美国政府都不会知道他是美国情报史上隐藏最深的间谍。但一切悲剧在1985年发生了,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处长俞强生(即原湖北省省委书记,现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之弟)叛逃美国,直接导致中国在美国潜伏40余年最杰出间谍金无怠的被捕。金的被捕是中国对美国情报战最重大的损失,三年后金在监狱中身亡。

五、当今的经济主权危机和忧患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运十”大飞机项目的折戟、本世纪初中国大豆产业在全面开放的幌子下,在境外战略间谍的致力攻击下,最终全面溃败,教训可谓惨痛。好在中国还有部分智囊重臣,使得国防核心技术的航天(火箭技术)、造船等领域一直坚持坚定走自力更生地艰难研发之路,没有受或者很少受到私利变质蜕变者以及境外战略间谍的侵害,所以今天还有我们引以为豪的航天成就(卫星与反卫星、神舟飞船技术)、造舰和核潜艇成就。

   再看两个最近的中国商务部官员的腐败案件背后的蹊跷。2008年8月份多家媒体报道了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正厅级)郭京毅腐败案。郭于8月被“双规”是因为在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订和司法解释时,收受外商贿赂,在法律上故意留“后门”偏帮外商在中国进行行业并购。香港《东方日报》形容到:如果案情属实,那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宗曝光的经济汉奸案件,这也是中国经济主权存在沦陷忧患的一个重要标志。正是对国家经济主权的担忧,内地不少学者和舆论指摘主管外资并购的国家商务部监管不力,但商务部官员却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外资并购是大势所趋,而且“有利中国”。在外界压力下,虽然在2003年和2006年先后推出《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和《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两部法规,但由于规定不够明确,操作性也不强,似乎是故意留“后门”让外资钻空子,所以并没有改进政府对外资恶意并购的监管,令外资尤其是国外热钱轻松进入,或者变相进入敏感部门,威胁到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而郭京毅正是这两部法规的主要操刀者。

而就在昨天,2008年9月26日经济观察网报道,前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副司长、现任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邓湛已被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商务部于今日正式下达通知免去其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一职。此案与之前商务部条法司正司级巡视员郭京毅受贿一案有关。商务部的这两个案件都不同寻常,是罕见地暴光了国家要害部门的高级官员在出卖国家经济主权!我认为不该仅仅由检查院查办,应该让国安部门介入调查有无更深的幕后背景。

   有港媒评论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由于法律法规缺失,能量巨大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在中国跑马圈地,大肆进行行业斩首式并购。这些垄断集团瞄准各行业市场占有率的前五名企业,使出各种手段全力游说当地政府或者行业管理部门同意和支持进行合资并掌握控股权,然后使合资企业长期处于亏损或微利状况,最终迫使合资的中方撤出,最终,外资达到控制垄断企业的目的,并在此之后“神奇地”使独资公司恢复盈利。——真是恐怖而令人愤慨!

   有学者就曾揭露,跨国垄断集团以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等条件,或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授予名誉学位或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中国官员、学者为其効力,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当时,外界还以为这只是耸人听闻,但如今郭京毅案件的揭发,已是有力的证明。有媒体尖锐指出:这也说明,中国很大一部分经济主权已经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站在前台制订法律的是黄皮肤的中国人傀儡,但幕后操控的却是白皮肤的洋人。

   现任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任国家安全顾问时,就特别强调,在军事对抗、政治角力、经济竞争的同时,应当更加注重对目标国知识精英的影响。境外利益集团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并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担当顾问或独立董事,通过境内外媒体精心包装、刻意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成为中国国内行业精英,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以期影响行业乃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如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权分置改革、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海外上市等谋划时,表面是相关中国经济学者在呼吁,实际都或多或少渗透着美国金融机构、智囊机构的决策诱导。其中,某些市场化、国际化倾向,有可能使国企逐步沦为外企的并购对象,乃至市场被控制或垄断。

   例如推进中国优质大型企业或国有垄断企业境外上市,既要为外国金融服务机构提供巨额咨询、审计、评级、承销费用,又造成中国财富通过“分红”形式输送到境外,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当初境外上市融资不过百亿美元,但是随后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千亿美元。据有的学者估算,仅仅10多家中资银行股向境外投资者的贱卖,一年就使国家流失8000亿人民币财富。正如最近网友们的评论:本世纪近8年来,外资却在国内的确是太风光了,他们赚的是天文数字的超额利润。这与我们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美国黑石集团30亿美元才一年就亏损12亿,反差太大。尤其是外国金融机构通过购买中国廉价的原始股权获利是最被公众所质疑的。

    2008年中国又暴光了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的事情,国家财政金融管理部门的官员,把持着处置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权利,疯狂购买美国债券,使得中国对美国债券的持有从2004年到2007年惊人增长三倍,甚至在美国次按危机即将露出狰狞面目的2007年前夜,还继续痴心不改地不断大手笔增持美国债券达到2007年6月的9220亿美元,占外汇储备的68%。中国成为深重的次贷危机中的美国最大的资产支持债券(ABS)持有者,也是美国申请破产保护的“两房”公司最大的国际债权人。即便就是美国披露的截至2007年6月中国持有的ABS的2062亿美元资产抵押证券和“其他”类的1700债券,其中包括我们银监局官方最近披露的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等几家国有控股银行购买了570亿美元的“两房”债券,也是天文数字。这是什么光荣的事吗?!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财经官员都在干什么,受那些所谓博士专家和官员提出的高论影响而实行的国家政策,最后使谁最终受益,使谁陷入深深窘境了呢?

 

 

发件人:"rujiayoubao"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8-12-21 20:03:16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儒家邮报第82期-孔子2559年暨耶稣2008年12月21日邮发,主编:陈明,执行主编:天山明月,投稿订阅:rujiayoubao@126.com,下载网址:http://www.rujiacn.com,以天下为己任 为万世开太平

当今世界的儒学与儒教

——“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专题之一

南乐山、白诗朗、康晓光 杜维明 等

时间:2008年10月9日

地点:北京大学秋林报告厅

   [按语:由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于2008年10月8-10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其间特别设立“当代世界的儒学与儒教”专场讨论,9日晚在北京大学秋林报告厅进行,对公众开放。有五百个座位的报告厅座无虚席,不少人在前面和中间过道上席地而坐,还有很多人站在两侧和后面甚至在门外。在著名儒家学者杜维明主题演讲之后,“波士顿儒家”代表人物南乐山(Robert Neville)和白诗朗(John Berthrong)以及被称作“大陆新儒家”之一的康晓光等宣读论文和报告,然后四人进行了精彩的互动讨论。这里是根据录音整理的发言和互动问答的文字记录。欢迎转载,敬请保存其完整性,并注明出处:http://www.purdue.edu/crcs。高峰论坛的专场录像已经在逐渐发布在这个网上。]

   杨凤岗(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的组织者之一):首先让我介绍一下我们这场讨论的主持人,谭慕尼教授是鲍尔州立大学的荣休教授,现在是美国天主教大学生命周期研究所的研究员。谭慕尼教授在亚洲居住过很多年,特别是在新加坡教过很多年的书,做过很多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涉猎很多不同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同时也是儒家、儒学或者儒教的观察者。他是一个社会学家,曾任宗教社会学学会的会长,对于儒家、儒学或者儒教在华人社会当中的状况有很多年的观察,其实他今天下午就已经在我们的高峰论坛上发表了他的论文“儒家的韧性(The Resilience of Confucianism)”。我们这次高峰论坛既有神学家,有思想家,同时也有社会学家。在这个时候请作为观察者的谭慕尼教授来做这场的主持,我觉得是非常合适。我们下面就有请谭慕尼教授。(热烈掌声)

   谭慕尼:各位女士和先生,我将先简要地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发言的学者,每个人发言15-20分钟,留下一些时间大家可以问问题。第一位是南乐山(Robert Neville)教授,他是波士顿大学哲学、宗教与神学教授,美国宗教研究学会前任主席、国际中国哲学研究学会主席。南了山教授发表了至少二十部著作,其中的两本已经翻译成中文,《在上地面具的背后》和《波士顿儒学:晚期现代世界可移植的传统》。第二位是白诗朗(John Berthrong)教授,他是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副院长。他的一些文章和书籍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包括《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范式转化》。最后一位是康晓光教授,他是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他已经发表了超过40篇的文章和十多部专著,其中包括《中国归来——当前中国大陆传统文化复兴现象研究》,他也两次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让我们来欢迎他们讨论当今世界的儒学与儒教。(掌声)

   南乐山:(英语宣读论文)谢谢这个高峰论坛的组织者。我怀着感谢的心情在这里谈三点。第一点是关于古典儒家的“差别性仁爱” (爱有差等)的定义,第二点是关于儒家以礼作为沟通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等级的桥梁,第三点是如何理解儒家的仁以及与之相应的一些西方哲学家所谓的“他者” 。

   儒家一直提倡“差别性仁爱”。在古代,这是指爱自己的家族多于爱他人的家族,爱自己的乡党甚于爱他人的乡党,以及爱自己的国家过于爱他人的国家。在此,仁爱所指的并不只是眷顾,还包含着为己之所爱尽责,以及视之为当得仁爱的对象。儒家的 “差别性仁爱”并不是说有人不应该被爱,而是说爱人应该有差别,或是以不同的仁爱方式去对待他人,对于比较亲近的人,应该更关注尽责。其它宗教,像是佛教与基督教,都认为要爱每一个人,以及慈爱应该是普世性的。然而就实践而言,实施仁爱要视社会结构的情况而定,所以除非普世性的爱能被塑造来适应各种不同的关系,否则就会成为空泛的价值。在世界文化中,儒家因此早着先鞭,认识到在各人不同的人际关系中要以同样的仁爱待人的复杂性。要超越现实中众多的障碍来表达仁爱是有困难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障碍比古代更要复杂得多。现在的社会障碍不能单纯被视为多代同堂的家族中的距离,虽然这些障碍也值得重视。我们现在比以前更理解社会经济阶级的差等,其中的分别,或者是在社会阶级中人们上下移动的能力有多大,以及这些都受到不只是对产品生产的掌握,更受到技术进步,气候,全球性移动市场的影响。我们现也更理解要超越各人的不同性格,不同的学习方式,甚至不同的心理病状来表达爱有多复杂。我们也理解现今的社会阻碍我们表达仁爱的还包括种族区别,宗教区别,以及文明区别。我们认识到各个团体都有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或者占据土地,或者占据资源。所有这些阻滞表达仁爱的社会障碍都在世界文明的冲突中充分表露出来;而其中大多也表现在小乡镇的内部冲突中。

   当今的社会科学以惊人的速度帮助我们认清这些产生异化的社会结构,然而儒家对于每一个人的差别性仁爱的观念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已成为必然。各大宗教和文化传统都强调仁爱是直接与许多当代的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剥夺人性的结果相对立的。对于必须针对性地、分别以不同形式的仁来差别对待的不同的个人和团体,仁爱如何认知其中的差别?

   荀子,古代儒家礼方面的理论家,注意到社会被按照经济、政治、出身分成不同的社会等级。他并没有想到贫富之间巨大的差距是可以改变的;他甚至相信社会等级是好的,因为这对于有效率地建构经济和维持社会秩序是必需的。但是他认识到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应该彼此以仁相待,尤其是惟其如此,在社会底层的人才能得以成全其生存。荀子认为人的问题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像婴孩一样只想到自己。现代心理学家称之为“原初状态的自恋”(primary narcissism),也就是荀子所谓的“性恶”。虽然荀子认为人类天生就有各种情绪上的和体能上的能力,但并不是天生就能把正确的情感和正确的事务联系起来,或者能运用正确的判断力管制自己。

   对于天性的自恋和生理与心理上先天的限制,荀子的答案就是礼。荀子的礼的观念非常精深,所指的不仅是庙堂之礼,还包括一切由传统符号形塑而成的礼。一个文化很可能有一套与别的文化很不同的符号,但是所作的事则是一样的,例如如何站立、问候、说话。东亚的人所学的是站立时双脚平行,西方人学的则是两脚分开呈八字形站立。东亚人彼此问候的时候鞠躬、双手合拢,西方人则与对方握手。说中文与说英文,即使说同样的事,在仪礼上也是不同的。荀子认为人类必须有礼才可能有高度文明。依据荀子的观念,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互相交际的地方就是一个着重礼仪的场所。

   简言之,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礼节存在于低阶层的人愿意礼让高阶层的人,而高层的人必须因而满足低层人的需求。在一个秩序紊乱的社会里,则没有这种礼节,结果是阶级斗争和经济破产,每个成员都受苦,尤其是穷人。对于荀子的儒家意识而言,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秩序紊乱的社会里,人们无法以仁相待,因为他们彼此间的社会阶层相冲突。就真正的儒家意义而言,礼让不只是低层的人对待高层人的态度,而是各人以仁相待的态度。在一个秩序分明的社会里,高层的人因礼让低层的人而满足他们的需求,双方以合宜的方式认知对方的人格,进而互相扶持。荀子寻求的是大规模的社会礼仪,在其中每一个社会阶层都能与别的阶层和谐共舞,发挥自己的功能,即使彼此的价值或利益不同,也能对别人礼让。今天我们努力克服经济上的阶级差别,而不是接受这个差别,去相信古代的人无法设想的社会机制。然而,人与人之间多种的差异使得他们无法以合宜的、合乎仁道的方式共舞。有一种贡献能克服这种个人之间与团体之间的障碍,那就是发展礼仪,使得人们即使在对基本价值有竞争或异议的时候,仍然能够“和谐”相待。

   质言之,我要提倡一个社会科学的儒家研究项目,调查一下有哪些现存的仪式阻碍或防止跨越社会障碍的仁道表现,再发展一些礼节来帮助彼此竞争的团体互相交流,使得即使在涉及冲突的时候,所有的参与者也都能彼此以仁相待。

   在详论如何培养表现仁道的礼,以便藉着它跨跃障碍之前,必须先对仁做一个说明。近来有些西方哲学学者虑及将人类视为“他者”的问题。这个顾虑起源于两个由来已久的西方思想上的问题。一个是当我们从论述的角度来看世界历史或自己的社会的时候,有一部分人难免会被边缘化或完全忽视。这些被忽视的“他者”需要得到认知。如果要以合乎仁道的方式对待他们,就必须考量他们的经验、观点、和社会位置。另外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相信人是一个向外审视客体世界的主体。根据这个信念,对于任何一个主体而言,他人本身都不是主体,而是客体,是被减化成依照主体的心意设想而成的对象。把重点放在他者是要更正这种看法,培养视他者为主体而非客体的经验。在西方的思想中,黑格尔和笛卡尔分别指出这两点。在中国的思想中,根据儒家的分析,这两种作用都是自私的。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以仁道对待被边缘化或被完全否定的个人或群体,就可以把那些用来排斥他们的仪式行为指认出来、加以解构,再发展出新的礼节来涵容他人并且接纳他人的看法为社会全体的一部分。在政治方面,发展能包含被边缘化和被忽视者的仪式就是民主项目的一部分。这些必需的仪式不只包括显而易见的投票和决策制定,还包括用教育和建构社区的的仪式来帮助民众参与各种事务。 在经济方面,需要发展一些仪式来把所有的人都带到这个经济体系中,使孤儿寡母、少数民族、残障者、和其他容易被忽视者的基本生活需求能得到满足。在个人方面,需要用仪礼来教育社会各阶层的每一个人,使各人理解别的社会阶层的人的本质,尤其是被忽视或边缘化的人。

   我们不能只是把世界历史或是自己的社会看成语言的论述,而应该学习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庞大复杂的舞蹈,其中有许多互动的仪式。如果用仁道将个人当作有完整主权的主体来对待,而不只是将他当作我们经验的作用对象,我们就能援用古代儒家的修为,学习与他者以礼相待,礼让他者,把他者看作是执行礼节的主体。即使是对的,仁道的礼让也不只是宽泛地承认每一个他者都是一个主体。更精确地说,每一个人的主体都是由特定的自身、家庭、朋友、社会结构、社会位置、历史位置、族裔、个人历史、年龄、和其他许多因素 为中介所构建而成的。我礼让他人是出于我生活中的各种特定因素。但是要达成这种礼让还需要我能深刻地体会到在他人特定的生活的因素中,他者也是一个主体。正如我是藉由自身的各种因素来表达对他者仁道的礼让,我必须先体认到他者是一个由其自身各种因素构成的一个主体,才能认知他者为一个特定的主体。

   这就是为什么“差别性的”仁爱这么重要。举例来说,家庭中的礼节,其基本意义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一个特别的主体,他所担任各种的角色能为一个复杂的家庭社会位置作出定义。虽然我不想低估成熟的难度,但是由于家庭文化的亲密性,家庭中的每一个个人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家庭的成员可以学习体会如果自己是家中另一个成员又是如何。然而我们也可以想见对于与自己迥异的人,诸如来自不同的家庭、文化、社会的人,要理解他们特定的主体因素是多么困难。这些表现仁道的时候难以跨越的社会障碍也正是使人难以认知他人的特殊主体因素的难点。诚然,出于仁道必须作的事之一就是每个人都要接受教育,学习去了解阻隔在社会另外一面的人。但是教育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些礼节好让被社会障碍分隔的人能互相交往。但是这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学习运用这些礼节好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能认知、礼让他人特定的主体性。

   差别性仁爱的特质是得自于具体的礼节,这些礼节能促成跨越障碍的互动。我们不应该设想像爱自己家人那样去爱别人。不同的社会位置对于认知和礼让别人具体的主体因素有不同的问题,在当代的社会里社会位置也在不停地变动着。不同种类的社会关系适于以不同形式的仁爱来表现,尤其是因为受到阻隔而难以认知的他者的主体性。经由儒家的指引,社会科学可以探索某些仪式如何阻滞仁爱作出跨越社会障碍的表现,并发明出更好的礼节来辅助具有差别性的真正的仁道,这是一件非比寻常的道德大业。

非常感谢。(掌声)

   白诗朗:各位先生、各位朋友(掌声)、各位老师、特别是各位学生(掌声),(专为用英语发言)抱歉,下面我就要用英语讲了(笑声)。今天晚上我们作为老师、作为教授在这里所说的,并不如你们学生在今晚听了大师杜教授的理念后所要做的事情来的更重要。

   毫无疑问的,被称为新儒家的运动,将会对中国社会及其他社会的伦理发展产生影响,虽然这个影响的性质,大家还是不太清楚。但是更令人困惑的问题是新儒家伦理的本质、范围和它对于迅速全球化的世界的冲击会是怎么样的。比如,一个正在经历深刻的内部变化、更新、再生的传统,如何影响那些没有任何儒家经历的历史记忆或社会记忆的文化区域呢?现代新儒家,我们必须记住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富有争议性的概念,现代新儒家能不能传播到像波士顿那样的陌生环境里面?许多学者认为儒家的现代化改造只是一部怀旧的大戏,由主观历史产生的幻象所推动的,而这主观历史是缺乏充分理由的盲目乐观精神建构出来的。即使东亚新儒家的实质内容能够传播到波士顿,波士顿儒家又能为北美伦理生活作出什么贡献呢?而且,北京、济南、广州、波士顿的新儒家的对话关系是怎样的呢?全球化使得这个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因为他们在释疑学上面的问题,还有在他们更新上面的问题。在修复东亚学术母体的阐释工作方面,新儒家的全球化问题已经非常复杂,更不用说不同历史观和文化模式之间进行对话了。但是,全球化也恰恰是一个驱动力,驱动我们讨论儒家的未来。

   下面的演讲只是一个假设,一个关于当代儒家在全球化世界之未来的研究项目。全球化最终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观念,跟物质的东西一样,观念也在世界上流转。我们需要找到新的哲学形式和宗教意象,并包罗不同形式的跨文化交流,使我们所继承的积累的传统,包括儒道,得着转化形态的能力。

   宗教和哲学历史家始终在讨论文化积累的平衡问题:对于所继承的传统有一种注解经书式的虔诚,但是这种虔诚有时候采取的是拒斥的形式。批判者把目标锁定在一个积累的传统上,试图证明它是错误的、是没有价值的。但即便如此,其实仍然提出了对传统材料的一种注解。辩称批判者对传统的解读,虽然是否定的,其实还是会优于这个传统的维护者。比方说戴震不喜欢朱熹,但是当我们读戴震的时候,虽然戴震是在批评朱熹,我们还是对于朱熹有了更多的了解。在其批判儒家叛离正式的礼仪行为中,墨子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其次,还有忠实的注经家小心翼翼地尽量保持住传承下来材的原始形式。但即使在最保守的注经家那里,对累积的传统也不免有广泛的铺陈演绎。变化和某种形式的创作似乎主导着一切宗教和哲学积累传统的生命。在一个传统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总会产生一些不同形式的演绎和润饰。对待传统的这种态度,可以用相传是孔子的名言“述而不作”来说明。这个原则是用来表示夫子对于相传是古代圣王以及商周历代的贡献的伟大传统所秉持的虔敬态度。但是现在学者认识到,在忠实的传述中,鲜少有人比至圣先师更具有创意。例如孔子对于仁的本质的思考,就是一个典范,不但有注经者的虔敬,同时在宗教和哲学上对于仁的含义也有具创意的发挥,形塑了后世对儒道的理解。例如用忠恕的一以贯之来注解仁,这表明即使是最珍爱历史的注经家也会对所继承的哲学语汇加以发挥。同样的现象在宋、明、清新儒家学者中也有各样的表现。组成这个庞大的宗教、社会、哲学新儒家运动的各家各派争相宣称他们自己的派别才能代表这个经典传统的真正教导。朱熹甚至发明了道统传承的理论,声称“真正的”儒家思想在孟子死后就被切断了,直到北宋,才有一系列的公共知识分子被朱夫子认为是重新发现了孟子这个儒家传统,将它复兴起来。朱夫子甚且把这个新发现的古代经典智慧称为道学。毋庸赘言,其他的宋、明、清大儒对朱熹的注解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并提出其他各种对儒家传承的注解。这个论争持续到今天。

   牟宗三的著作和他辉煌的尝试为现代世界重新建立孟子儒家主流真正的传承就是美好的例证。正如他的宋、明、清的前辈一样,有人尊崇牟宗三为主流儒家思想的真正传述者,也有人抗议他们认知的牟宗三的错误和他在注经和哲学方面天马行空式的发挥。对于牟宗三主要的批评是他太专注于纯哲学的圣贤议题,而在具体的社会生活改革复杂的经济、政治、伦理、宗教、和文化各个面向所表现的关注则显得不足。

   如果这个关于“正统传承之道”的争论还不够的话,还有一个同样具争议性的问题,那就是关于儒家之道跨越国际的传移问题。比如,韩国、日本、或是越南的学者是否能对儒道之传承有所贡献?整体来说,大多数现代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幸不必过问非中国的儒家学术问题。可是在韩国、日本、和越南关于儒家之道的争论都是从十四世纪以来这些国家宗教、历史、政治、和哲学发展精微、不可或缺的一面。而这个传移的问题现在变得更复杂。当儒家之道在日本、韩国、越南被表述出来的时候,其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对它发生了很大的兴趣。这些国家能轻易取得这个材料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现代以前韩国、日本、和越南的学者都用中国的文言文写作,这是东亚地区通用的学术语言。

   很像儒学在宋朝的大复兴一样,随着新儒家崛起试图为当代世界革新和重建儒家之道,同样的关于注经和演绎的问题又卷土重来。在许多问题中最惊人的一个就是,是否有一个配称为波士顿儒家之物?这个复杂的传移问题的答案,如同南乐山所解释的,在于两个不同问题的相关答案上。首先,我们如何定义“中国哲学”?有一度“中国哲学”只是在任何时候由中国人所写的哲学,比如伟大的中世纪儒僧,或者是当代的中国学术著作关于海德格尔、怀特海、蒯因、罗蒂、或者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或者也可以是学者关于儒家、道家、佛家、以及其他任何关于本土中国文化传统之当代意义的著作。在此,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一位非中国学者能否使用主位或是自己人的模式写作关于本土中国哲学和宗教传统的著作?在当今世界,简单的回答是肯定的,而证据则见于历代韩国、日本、越南学者对丰富的儒家之道所做的杰出贡献。

   因此,基于历史前例,就没有合乎逻辑的理由可以否定儒家之道在波士顿的查尔斯河畔可以建立一个或多个支派。虽然我不愿意臆测任何宗教或哲学传统的前途,但是我看不出为什么儒家不能在北美的哲学和宗教生活上扮演一个角色。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儒家传统跨越文化的广泛演绎已经发生在东亚,所结的第一个果子当然就是现在所谓的新儒家运动。新儒家一词是用来指称和区别当代的儒家,使之有别于先秦、汉、唐、宋、明、清的前人,也有别于十四世纪以来在韩国、日本、和越南的平行发展。当然,新儒家运动已经是一个进入第四代发展期、高度纷杂的运动。况且,正如同宋、明、清的前辈一样,有些学者乐见儒家复兴,也有的悲叹有一天儒家可能会再以礼教行动和过时的形而上学对现代中国下重手。

   即使对其目标表示同情的新儒家和学者,也普遍地认识到与现代早期的新儒家时代相比,世界已经又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十九世纪中叶,帝制西方的影响和政治霸权的到来永久性地打乱了东亚宗教、哲学、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变化中的一个就是中国新儒家知识分子,像熊十力、梁漱溟、胡适、徐复观、唐君毅、方东美、牟宗三、刘述先、杜维明等许多人接触到西方神学和哲学世界。唯一与这次规模相似的接触就是佛法在古典时期末、中古时期初传来中国。比如,西方哲学就对儒家造成巨大深远的冲击。虽然大多数西方哲学家对东亚哲学史几乎一无所知,可是上述所有学者和他们的学生在不同程度上都对西方哲学有深刻的理解。许多第二、第三、和第四代的新儒家都在西方大学学习过、取得高等学位、并在西方著名学府作过访问教授。大多数的现代中国哲学家都能够以丰富、平正的学识见解论述《易经》和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在中国各大学,我听到过关于怀特海、蒯因、海德格尔、罗蒂,以及孟子、荀子、庄子、智顗、宗密、朱熹、王阳明、戴震等西中哲学家非常好的讨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跨文化全球哲学的伟大实验已经开始了。随着东亚迅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兴盛发展,西方哲学家和神学家必须像以前的东亚学者在学习西方学识传统所取得的成就一样来学习东亚的思想模式,这一天的到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关于波士顿儒家,常有人说它缺少一个关键性的特点使它能有别于韩国、日本、和越南的儒家。这是一个传述语言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及儒家从中国传到其他东亚国家所用的都是中国的文言文。比如日本学者在德川时期对中国文言娴熟到能够对宋明哲学文本所做的有关儒家经典的真正教导的诠释进行深奥的文献语言学论辩。韩国哲学家更是以辩论朱熹哲学中精微的论点著名。关于朱子博大的道学著述中悬疑未决的难题他们发展出一套精辟的论辩。儒家传到东亚其他地区,也是使用中国的文言文。当儒家之道传到西方时,这种语言传输就难以运用了。然而,即使在东亚学术史上也有例子,反驳这种看法认为像儒家这样伟大的文化结构必须在任何时地都得用中文原文才能丰富全备地掌握住。佛教在中国就是一个最好的反证。虽然确实有一些有学识的中国佛教僧人通晓传述佛法梵文、巴力文、以及各种中亚文字,但是可以公允地说中国大多数最有学问的高僧所使用的还是从南亚或中亚文字翻译过来的中文译本。极少有人会否定像智顗、圭峰宗密这些哲学、宗教思想家的哲学天赋。在西方世界,几乎所有的现代西方哲学家都使用由古典文本翻译成现代各国语言的哲学著作,而不再使用希伯来、希腊、或拉丁原文。当然也确有学者使用这些语言,但这是明显的少数。我们会不会仅仅因为当代的英美思想家研究启蒙时代以前的西方世界思想,所使用的是现代学者的译本或是现代以前的西方经典,就把这些当代的英美分析或实用哲学完全扔掉?且不论语言工具对宗教和哲学思想的重要性,在过去这个世纪西方学术界各种中文文本的翻译兴盛了起来。现在,一个西方学者对比较哲学发生了兴趣,可以找到许多各种形式的中国哲学宗教著作的优秀译本。因此没有理由以为一个西方学者在他的学术世界中,不能扮演一个像是伟大的中国佛教大师在佛教哲学黄金时代的中国所扮演的角色。

   但是我必须强调,这只是一个假设,如果西方哲学家终于注意到南亚和东亚哲学宗教传统的重要性,西方哲学会如何?著名的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Michèle Le Doeuff曾提出一个论点,说所有的哲学家都有一个构想(imaginary)、一套根深蒂固的信念、看法、以及比喻,这些主导他们如何审思世界,如何框取他们的哲学视象。我想要做的就是提供波士顿道学构想。这是一个构想,因为它不是要呈现一个历史诠释或是朱熹博大著作的详尽词汇引得。相反,这是一个概括的语汇或是中国哲学词汇术语的构想,它出现在朱夫子成熟的宇宙论的价值论中。我把朱夫子成熟的宇宙论的公式化陈述放在体、用、文、德(coherent form, dynamics, unification and a moral goal)这个四重框架中,但是这个不明确的英文陈述却不是朱夫子自己会采用的。这个术语受到西方过程哲学、实用主义哲学、和自然主义哲学启发。这些特征、词汇、和比喻取自朱子《语类》 和《文集》中的文章,并详细参阅对照过陈淳的《北溪字义》。而且这个四重的语汇把南宋诸子的思想和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联系起来,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波士顿。这套哲学语汇提供了创造一个新形式的儒家话语的原始材料。它是新的,但是通过共同的积累文化它也与前人相契合。此外,这套词汇的结构中还有一个跨越文化的语言对照。

   还有一个需要检验的假设就是其他学者是否会认为这些词汇是合适的、能够应用在提供一个英文词汇和中国理学及新儒家之间跨越文化的对应上取得成功。如果这个配合被视为可行,就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一个新版的二十一世纪北美儒学创造了一个基本的主要语汇。

   一个新构想的初步发展是一个在东亚故乡的儒家之道的历史传统与其在波士顿铺陈演绎的新途径之间成功地达成联系。这个演绎当然不是复制原先的南宋宗教哲学思想。任何一个重述或演绎都不是简单复制。虽然陈淳以他对朱熹思想的明澈忠实和独到的见解受到尊崇,但是对朱熹的著作他也有细微的差异甚至诠释演绎。韩国道学大儒李退溪和李珥同样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对一些有争议的理学构想所做的演绎诠释。

   波士顿道学是一个现代尝试,试图选择朱熹道学的几个方面和特征,把它转换成一个当代北美跨越文化的探索。在这方面,这是合乎理学的、也是合乎新儒家的,因为朱熹的主要话语和构想就是道统的忠实传承。然而,作为一个无可救药的后启蒙时代的子孙,我对富有创意的演绎诠释和忠实的传译同样珍惜,因而觉得有自由也有必要为二十一世纪修复的、重建的道学哲学话语和构想尝试找到一个新的声音。

   波士顿儒学语汇的一个关键性的初步测试是看看儒家之道的学者同僚是否认为这套哲学语汇足以表述一个新的跨越文化的波士顿道学。W. C. Smith曾经声称神学和比较哲学都最好在对话中进行。优良对话的一个标志就是一个哲学或者宗教传统的成员能在一个这个传统以外之人的新表述中辨认出这个传统。这个表述可能会表达一个不同的、甚至令人惊异的看法,但是它仍然能代表这个传统的几个显著的面向。因此,问题是:修正过的当代哲学语汇和图表是否能充分地为21世纪的波士顿传承并且演绎一个现代、普及全球版的道学?

(上述文字主要依据白诗朗提交的论文整理)

   预期中的第二步,就是波士顿道学要做出贡献,要对于从东西儒家之道的各个积累传统的不同支派中、所升起的一个真正的全球哲学的未来,做出贡献。我希望在未来的几年之内能够写出一本书,叫做波士顿道学,能够跟大家有更多的对话,希望这个能够成为西方对于儒学的一点贡献。

谢谢大家。(掌声)

 

   康晓光:非常感谢大会组织者,特别是杨风岗教授,为我提供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向各位朋友汇报一下我们两年来的一个研究。我现在介绍的内容是关于近年来中国大陆传统文化复兴现象的一个经验研究,这项研究历时两年半,一个比较详细的摘要在会议的论文集里已经有了。我们有一本书在新加坡的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如果感兴趣的话,更详细的资料以及数据以及研究背景的交待,在这两份文件中看得更多一些。我今天介绍的内容就是主要围绕这个研究,讨论一下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复兴现象的主要表现,以及介绍我们所关注的问题,研究的方案,民间行动者的集体行动的框架,以及政府的态度和行为,然后对于这场运动的后果作一个简单的预测,最后讨论一下文化复兴对中国国家建设的关系。

   最近五六年来,传统文化复兴的表现还是很强烈的。在民间表现的形式非常多样,从学术界的活动一直到通过发表宣言,联署倡议,还有向人大提交议案等等。再者就是比如组建民间的书院,建立一些网站和论坛,再者就是传统的服饰以及节日的庆祝活动等等。政府在这方面也有非常显著的有利的行动,官方媒体大规模的宣传,修复孔庙等建筑。政府主持的系统从2004年开始恢复,官方恢复传统的节日,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领导人的各种讲话。通过这样的一些现象,我们感到最近几年,儒学、儒家和儒教都呈现出复兴的态势。

   我理解的儒学是一种学说,儒家把它狭义地理解为信奉儒家理念的个人和群体,儒教把它理解为中华道统支配的文明共同体。在这样的一个定义下,从这几年看到的传统文化复兴的现象,无论是从民间的行为还是政府的行为来看,我们可以认为无论是儒学、儒家还是儒教,都在呈现一种复兴的态势。

   那么这种现象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我们把它界定为什么?我们把它界定为一种社会运动来看待。为什么这么判断呢?主要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复兴现象当中,参与者为数非常多,而且他的组织形态、民众的方式、资源的来源也是丰富多样的。再一个,他们各自为政,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同时享有共同的信念,并且以此为凝聚力团结的基础。还有一个,对当前这个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有社会的一些主流价值,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现象具备了社会运动的最重要的特征。还有,它的核心诉求是以复兴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因此,我们把它定义为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个运动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文化传统是一种中国非常重要的资源,民族主义也是近现代以来影响中国命运的一个重大的力量。二是社会运动是把一种思潮和理论变成现实性行动的最有利的一个方式。

   因此,我们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场运动兴起的原因和动力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人在参与这个运动?什么问题促使他们能采取行动,他们如何界定这些问题,他们怎么样确定这些问题的成因,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采取了哪些行动?等等。第三个问题我们想看这一下这项运动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运用的理论工具主要是社会运动的理论,还有政治文化的理论,这是使用的理论工具。

   接下来研究最主要的是了解这场运动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进行的,所以经验资料的获取非常重要。我们在分类的基础之上确定典型调查的对象,在典型调查的组织上编写了问卷,同时对于运动的精英分子,还有10个城市进行了随机抽样,对普通大众进行了一个调查,想通过这个运动积极分子的分析,以及这10个的城市随机抽样样本的分析来比较一下两个主体之间的差异。

   这场运动为什么在此时此刻出现,它大的背景是什么?我们想从四个方面来理解,一个就是所谓结构性的紧张,哪些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激发了这样的一场行动?再者它面对什么样的政治地域结构?因为我们知道,这样一场运动发生在中国的话,中国政府对民间的大规模的集体行动,警惕性比较高,控制也比较有力,所以,政府的态度、政府的策略对这个运动的兴衰影响是非常大的。再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在21世纪的几年里这样一场文化复兴的表现这么强烈?很重要的一点,与大国崛起的背景是息息相关的,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这一点很重要,再者就是中华文化本身就有的一种深厚的积淀。从我们的调查来看,行动的参与者,特别是这些积极分子,他们这些精英,主要是对以下的问题做出反应,就是说他们之所以要采取这样一种行动,主要是为了回应那样一些问题,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价值和道德的沦丧,拜金主义盛行,贫富分化,官员的腐败,整个民族国家缺乏文化的魅力,还有西方文化的入侵,他们主要是对这样的一些东西做出反应。

   政治地域结构总的来看就是政治空间有一种有限度的开放,这为这场运动的兴起还是提供了相当大的可能性。还有就是政府也有重建社会道德的需求,再者政府也有通过复兴传统文化抵御西方文化压力的这么一种需要,再者政府也在重建官方意识形态方面可能也需要动员和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政府这样一些综合性的考虑使得政府在这几年里对传统文化的复兴采取了一种容忍、支持这么一种态度,甚至政府自身的身体力行在这场运动的发起和推动方面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为什么在19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也曾推动过国学热,但是实际上国学热经过了两三年、四五年就无疾而终?为什么是年以后这样一场运动不但可以很好的兴起,而且也有强有力的民间基础?很重要的一点,和中国的经济成功,和中国综合国力成长非常有关。这里面我引用了亨廷顿的一个模型,他认为在非西方国家,文化发展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叫做改良主义,就是黄色的曲线表示的。伴随着工具文化的现代化的成功,终极文化的西方化不是一个直线上升的过程,而是一个稍微U字型的曲线,当这个国家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获得足够的成功之后,那么人们民族的自信心开始回归,在这样一个民族硬力量带来的信心回归的过程中,也会影响到人们对自身民族文化价值观的重新的认定,所以伴随着一个本土文化的重新认同的过程。从我们在10个城市,从北京一直到西部的县级市,来做抽样调查来看,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列这个数据,我们用的是横截面的数据,这个确实从最小的城市一直到最大的城市。在对儒家文化高度认同者的比例,确实经历了一个周期性曲线的变化。从这个来看呢,这样的数据还是比较支持亨廷顿的那个假设。很重要的一点,硬力量和软力量的互动关系是非常明显的。

   再者中国文化本身还是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否则即使是经济成功也不能带来文化复兴。所以,我们的分析诠释,就是我们在调查中国人是否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的时候,其中60%的被访者选择为什么自豪的原因是历史文化,90.8%的人认为最让我们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传统是最好的。在另一个问题里,我们问到如果未来中国进行道德重建,您认为下列哪个是道德重建第一号的精神资源?这是一个单选题,被选中的值率最高的是中国文化传统,然后是社会主义文化传统,资本主义文化传统是非常低的,居在第三位。所以总的来看,中国已经告别了一个反传统,特别是反儒家文化的时代。传统文化依然活着,并没有死去,而且比其他文化更得人心。这是这项运动得以兴起和迅猛发展的一个最深厚的基础。

   所以,最近几年的文化复兴,有着一种比较深刻的综合性的根源,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也不是一场误会。

   关于民间行动者的框架和行动,首先我们看一看参与者。通过我们的调查分析来看,参与者与非参与者相比,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党员的比例是非参与者的4.6倍,很高的。职业地位比较高,收入水平比较高,然后他们更关注媒体,有更多的国内外的流动的机会,对个人的家庭生活也更加满意,对他人非常信任,有更强的社会行动感。更完整的数据在论文集里大家都可以看到,我这里得节省时间。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从参与者的群体来看,这不是社会中相对愚昧、贫穷、闭塞、猜忌、自私、没有发言权、没有政治权利、没有行动能力的人掀起推动而主导的运动,而是一场相对而言更加有文化、更加富裕、开放、信任、关心公众事物、有发言权和政治权利、有行动能力的主流群体,掀起推动主导这项运动。总得来看是中层主导的一种,而不是底层主导的运动。是既得利益的完善现实的改良运动,而不是受损害者的起义或者革命。

   他们的集体行动框架呢,我们主要探讨他们认识到的问题,以及他们认为这场运动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他们对社会问题确认最高的,像贫富分化,得到的确认最多。那么文化问题特别是道德和价值观的问题也得到了高度的确认,像政治问题和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方面的也得到了确认。他们认为,通过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解决的问题主要来看是要解决一个道德和价值的问题,还有就是解决一个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国家的文化能力的问题。参与者参加的活动最主要的是属于具有直接的和效率比较高的教育活动,祭孔也是一个重要的。采用频率最低的活动内容是政治性的活动,比如像制定颁布执行有关的法律法规,或者正式注册组织,推动运动,或者是进行呼吁性的签名等等,所以可以发现参与者充分考虑了各种活动类型、解决问题的效率和实施的难度。他们实施的能力和他们所面对的外部的机遇、风险、机会、影响他们的选择,这些行动者还是比较理性的。他们的动机,我们从量表进行分析之后归纳出,最主要的动机还是为了解决道德和道德教育的问题,第二位是挽救民族文化,第三位的动机是解决现实的一些问题,第四位动机就是佛教徒的一些表达在这里面,因为这场运动中,读经运动的主体实际上还是佛教徒在推动,所以样本里他们的比重比较大,所以他们的诉求还是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排在最后的是投机性的东西,或者是为了升职的目的、或者为了商业的目的来参与。

   而且从目前来看,运动的集体行动框架是高度的多元化,还没有形成一个主导性的框架,但是共识还是有的。从群众的特征来看,77%的人是以个人的身份来参加活动的,有16.2%的人他们是有一定的权力和资源的人,6.5%是学生。行动方式和前面讲到的差不多,组织形态还是非常原始的,非常初级的,这就是说我们国家对公民的结社这种强有力的限制有关系。在资源动员方面还是初级的社会网络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将近1/3的人利用互联网来进行人员的动员,将近70%的人是自费参加活动。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将近一半的人或多或少得到了各种资助,再一个,参与者高度重视媒体的动员。

   从这场行动的特征来看,它缺乏对抗性、缺乏破坏性、缺乏冲突性,没有使用一般的所谓的社会运动中物质损害的逻辑,而且整体上缺乏组织性,微观层面上的组织形态也非常原始,这个与政府对游行、示威、结社的有力限制可能有关系。再者这个运动的性质,儒家文化的性格可能比较中庸,所以不太热衷于采取激烈的行动方式。整个行动的策略中,很多参与者认为政府也应该来推动这件事,政府也应该来做这件事情。而且现实中,政府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事情,因此参与者把政府作为同盟军来看待,因此,一般的社会运动中常见的和政府之间的非常激烈的冲突,在这里看到的不多。

   政府的框架主要回应的是要重建全面崩溃的道德价值,再者抵御西方文化的入侵,还有增强国家认同感。政府采取的行动策略,一个是调整态度,还有就是直接行动,再者它也鼓励和引导、支持民间的运动,积极主动的向外国输送中国的文化。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描述中国人未来理想蓝图的时候,使用的词汇在不断地变化,毛泽东时代是共产主义,邓小平用的是现代化这个概念,江**时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胡锦涛提出的是和谐社会,这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和中国政府越来越多的用中国本土的语言、本土的理念来描绘中国人的理想。这场运动既不是纯粹的西方意义的运动,也不是纯粹的毛时代的政治运动,它是一种混合体。

   我们对它的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做了一个预测,总的来看,这场运动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特别是有利于提高儒家思想的影响。这是民主与权威的一个价值的判断,就是说参与者更加信任政府和国家,对民主化后果的态度来看,总的来看,认同儒家理念的人和不认同儒家理念的人相比,认同者对施行多党制和普选的后果更加不乐观。对改革方式来看,认同儒家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比例明显高于非参与者。

   对国际行为也会产生一些影响,总的来看,它很有可能改变中国的文化格局。还有,它有可能确立中国本土文化在中国的文化领导权,然后通过影响中国人的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也会产生影响,也会影响中国人处理国际问题的态度,所以这个运动我认为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再者,儒家文化的重建,因为中国的司法力量的匮乏,大家都能感受到,首先表现在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上面,没有一套有影响力、有说服力的宗旨,同时对自身的制度和发展模式也缺乏一种有力的合理的解释,这些方面,道德的重建和政治格局的重建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这方面传统文化的复兴应该是提供一些有力的支援。

   好的,谢谢大家。(掌声)



   杨凤岗:非常感谢几位发言人精彩的演讲。儒学、儒教是发源于中国,走进了西方。(这里有个递上来的纸条,上面说)杜先生被称作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今天又有波士顿儒家来到北京,白诗朗教授的题目就是《从北京到波士顿》,而又看到康晓光先生用他的系统的研究描述了儒家或者说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复兴状况。我想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谈,我想特别在这个时候请杜先生对前边的几位的发言,谈谈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或者评论,特别是针对康晓光先生,你有什么对他的发言的评论,下面先请杜先生。(掌声)

   杜维明:我没有做过调查研究,其实没有发言权。可是我觉得康晓光先生所做的这个研究,非常实证的研究,第一个是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然后各种不同的领域,包括政府、学术、企业、媒体,横向的、纵向的都非常全面,然后用了10个地方作为定点,我觉得这个数据非常坚实。当然时间是会改变的,政府的力量非常大,我也得到很大的鼓舞。另外一方面我希望这个工作能够持之以恒,就是每一年或者每半年能够继续5年10年,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的全貌。

   南乐山先生提的观念是核心观念,就是礼的观念。他认为从儒家之中能够带到西方的有几个重要的观点,他现在特别提关于礼的观念,那是修身哲学,乃至一种天下的观念,都可以代表。礼的观念特别难理解,因为它讲的是仁,是一种差等的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博爱,就是德是全面的,所以以德报怨是一个健康的价值,这是道家的价值,这也是基督教的价值,但是儒家认为以德报怨,孔子说何以报德,所以以直报怨。人家对你好,你对人家好,人家如果对你是有侵害的,你不一定对他好,而是诉之以直,就是直到诉诸法律。所以,这个中间分殊比较多。所以,从这方面看起来,礼的问题,面对现在一个复杂而且复杂化越来越厉害,全球化是一个复杂化的过程,对各种的分歧越来越严重。他这个观念是了解他者,特别是极端的他者,成为一个考验自身自我理解的重要资源。

   那么白诗朗提到波士顿儒家,我因为也算参与者,但他们有个非常明显的分殊,查理河的北边和南边,波士顿是代表南边,南边特别突出礼和荀子,北边比较突出孟子和性善。这中间我们争议已经有10多年了,他们还没有改变他们的意见,但是他们的意见是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复杂,而我对于荀子现在下的功夫也越来越多,可以说从荀子方面得到很多资源。他们当然从朱熹、整个宋明理学出发,对于孟子所代表的精神是完全不否认的,所以他们对我很有启发。

   另外我要提一点,就是因为杨教授提到的,我对于“扬声器”,对于宣传,对于这些,我觉得,希望不要用这个名词(笑声),因为我要想做的工作是哲学思想上的创建。为什么呢?因为在60年代有个非常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叫Joseph Levenson(列文森),他在伯克利教书,后来我到伯克利去取代他的位置。他就提出“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他认为儒教中国的现代命运非常坎坷,儒家的传统还可以成为心灵的寄栖,在中国社会上还有影响,但是有创建性的儒家思想已经不可能了,经过五四、经过建国后的评判,儒家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死亡了。我从1962年甚至更早,我要做的工作就是证明列文森的说法不正确,另外也希望从儒家的资源来发展还有创建性的哲学家,我的对话各方面就以这方面为主。

   另外还提点关于新儒家的观点,我说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对新儒家的观念,方克立先生在1987年研究海外新儒家,他做了一个概括,我不太接受这新儒家的观念,为什么呢?有了新儒家,我们没有新佛教、没有新基督教,没有新伊斯兰。你有新儒家的观念出现,一定会有后新儒家,新新儒家,然后新新新儒家(笑声),这个下去是没完没了。甚至我们在对宋明儒学,在英文里面是Neo Confucianism,就已经是新儒家了,所以我觉得新儒家这个观念我们可以质疑。有什么呢?有鸦片战争以后的儒家,有五四以后,建国以后,那么一方面我认为它是第三期,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五四以来,经过三代人的努力,经过五四到建国,从建国到改革开放,那么现在,当然现在可能已经进入第四代了,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传统,那么这个传统跟我前面提到能不能从东亚走向世界,特别走向欧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考虑。

   我们不要忘记,关于儒家伦理和现代化这个问题的提出主要是韩国学者,第一次在釜山,那是1962年,第二次在箱根,就是Hakone 1964年,到80年代台湾香港才开始讨论,到90年代中国大陆才开始讨论。如果你从这个全貌来看,将来儒家的发展不是文化中国。越南的力量现在慢慢的在发展,现在韩国的力量是最大的。如果你看,平常我常常带韩币一千元,这韩币一千元等于人民币的10元,前面有李退溪,就等于中国的朱熹,后面就是陶山书院,等于中国的白鹿书院。

   我讲个笑话,最近,郭位,他是城市大学的校长,刚刚上任。他在校长论坛上说了一段很有趣的话。他有个博士研究生,从大陆去,女的,她是专门研究生化的。他问她,你有没有听过朱熹?她说没有,但是我听过朱德(笑声)。另外你有没有听过宋明理学?她说没有听过,但是我知道什么是物理学。现在各位我觉得没有这个情况,但是这个事情发生在一年以前。所以,从事纯粹科技研究的学者,乃至纯粹研究非传统的学者,对这个传统要慢慢的熟悉,这个非常重要。我想清华的学子经过一年以后大概了解《四书》,绝对会看《朱子四书集注》,也就不再可能有这个现象出现了。好,谢谢大家!(掌声)


   杨凤岗:我们可不可以请另外几位发言人,就彼此或者就杜先生的发言有什么回应?我想特别是康晓光先生,你对于杜先生的评论有什么回应?

   康晓光:杜先生刚才主要是鼓励,就是给我们进行了鼓励。十几年前我们读的书主要就是杜先生的一些书,杜先生的书不但对儒学有独到的精辟的理解,而且非常美,而且非常有激情,所以对于我们对儒家的认识,以及逐渐走向这样的一种学术道路,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刚才杜先生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研究继续做下去。这个我们确实,第二期就已经启动了,正在做。我们希望每隔三年能够做一次,这样的话将来作为一种系统的资料能够积累下来,不仅仅我们自己做一个判断,其他学者可以使用这些原始资料。谢谢!(掌声)


   杨凤岗:今天非常难得的是有波士顿儒家河南派、河北派都在(笑声)。我刚才收到了大量的提问题的纸条,当然这些问题很多提出来是对于杜先生的,但是我觉得今天在波士顿儒家在座的时候,我特别挑选出一些相关的问题来,也许不仅是杜先生回答,也可以请南乐山和白诗朗来回答。首先是两个纸条,内容比较接近,一个是由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的石衡潭先生提的。他是这样子问:杜先生,你说儒家可以补充启蒙心态,那么基督教思想更可以矫正启蒙心态,儒学资源与基督教构成何种关系?是竞争、互补还是其他?在未来中国哪些资源更可能与儒学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主流?基督教有这种可能吗?下面一个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潘俊杰的提问。他说:从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儒道释,从最初各成体系最后走向三教合一。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以及未来全球的文化发展,会否像中国文化曾经的那样,出现儒教—基督教等文化一体化的文化思想形态?我想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儒教或者儒学与基督教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能不能走向结合?或者先请南乐山教授回答这个问题。

   南乐山: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杜教授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并不是代表所有的基督徒,因为有不同形式的基督徒,有时候不同基督徒之间的差异甚至大于基督徒与其他宗教信徒之间的差异。我认为我自己是儒家的基督徒。儒家本身也有许多不同的争议,对于过去的阐释,对现在,都有不同的看法。在现在这个时候,能够从容地在全球的社群中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的人,可以联合起来发展出一些取材于其他传统的新的潮流传统。一百年前不可能有像我这样的儒家基督徒。白诗朗院长也是一位基督徒和儒家,但是他和我不一样,我们能互相沟通的方式就是发展一种新的可能性。在未来,这个新的可能性的结果或许我们自己都不一定能够认得出来。我想未来的发展不会是同质性宗教的,而是完全不同的问题,都从同一个源头去吸取养分,但是发展出来的样式是完全不同的。

   白诗朗:在北美的宗教生活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是,我的朋友做实证研究的时候发现,(在美国社会有许多的复杂、不同的讨论,社会学的讨论,宗教的研究),他们发现许多的人参与许多不同的宗教:教会里面可能有太极、有坐禅打坐的,有练瑜伽的。这在一个世纪之前,许多人会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对基督教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基督教与许多其他的东亚传统不同,它的定义是建立在于他者相对的关系上的。基督教的出现是定义于它不是犹太教,反之亦然。教会出现的时候,它若不是属于犹太教,就是属于基督教。我认为在北美发生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现象正在破除,这种破除出现在一个实践的层面。在神学上,神学家很难接受这一点。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也就是教授们调查的对象,如果问他们他们做什么,他们可能会从事许多不同宗教的活动。我的学生会问,这是可能的吗?我说,在东亚,这个事情大家都这么做,已经有好几千年了。就是人们可能有一个更深的尊重,在他们跨越不同宗教之间的界限,借取别的宗教的观念的时候,不觉得是违反了自己的传统。那么这对于北美不同的基督教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想会有相当多的基督徒,最后会即使不是同时奉行许多的宗教,但可能不同的宗教之间会有更和谐的工作关系。

   杜维明:我做一点回应。首先基督教现在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宗教,这毫无疑问。基督教下面有三大派,一个当然是天主教,可能世界上有1亿以上的天主徒,另外就是新教,还有就是东正教,俄罗斯的东正教。那么基督教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化开始,在东亚很值得注意。台湾在经济起飞的时候,基督教大概维持在3-5%,日本的基督教徒大概也是3%左右,但是韩国的基督教已经超出30%以上,各有不同。有些学者,像皮特•伯格(Peter Berger),他曾经做一个研究,是不是将来基督教的发展是现代化过程中间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这个和韦伯所讲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有一些关系。

   另外觉得非常有趣,就是启蒙的发展是当时反基督教的教会,但是基督教在整个启蒙运动中一直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法国,英国对这个宗教不是特别重视,法国是非常重视。现在最有趣的现象就是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徒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包括意大利,信教的教徒有所减少。美国是特例,美国50%以上听说是进教堂,当然不是每个星期,就是基督徒,信仰宗教的人特别多。

   我曾经参加了,白诗朗和南乐山他们也都参加了,关于儒家和基督教的对话。十多年以前,我们在香港的主教堂就是中文大学的教堂,进行了对话。大概13位代表基督教,13位代表儒家,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对话。到了第三天,我发现代表儒家的13个人中间有8位是基督徒(笑声),但是我非常高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那不是基督教和基督教的对话了吗?当然。那么,儒家的这个观念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形容词?他们讲说,我又信基督教,我又信儒家。他们愿不愿意承认他是儒家式的基督徒?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另外,以前一个神学家,叫做John Cobb,他和Masao Abe进行对话,提出的问题试:Can a Christian be a Buddhist? And can a Buddhist be a Christian? (一个基督徒能够是个佛教徒吗?一个佛教徒能够是个基督徒吗?)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叫做Dual Membership(双重会员)。这个问题对于基督教当然挑战比较大。

   经过一段时间,我现在有了答案,就是对于儒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确实出现了不同的基督徒。什么叫儒家式基督徒?因为儒家是入世,所以儒家式基督徒一定是关切政治,他比较从政,参与社会,重视文化。但是,是不是有完全不属于儒家式的基督徒?当然。你可以在教堂,你可以在修道院,你可以完全不注重政治,完全不关心社会,你就和你的上帝沟通,你可以做一个真诚的重要的基督徒。

   佛教也一样,现在在台湾的佛教叫人间佛教和人间净土,和儒家的关系非常密切。星云或者圣严是不是儒家式的佛教徒?但他们说佛教和儒家是配合起来。星云,因为他的文化和民族的意愿非常强,而且他们的佛光山讲笑话讲得非常多,所以有些时候我发现佛门子弟在讲儒家文明,比儒家的学者讲得更高明,这有很多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后来做了佛教徒,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庙宇万佛寺的住持。有一次我开会,他站在外面,我过来的时候,我说你最近在做什么?他说我在教《孝经》、教孝道。我走进去后,他在外面等了两个小时。他说,我相信你听了以后你不太把我当回事儿,这是我的讲义,你看。他那讲义我看了以后,我认识到我们教《孝经》和孝道没有他讲的那样完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将来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不太知道,但是将来各种不同宗教的互动绝对是在进行。举一个例子,以前,我记得是荷兰的总理,叫鲁伯斯,他曾经提到这样的情况:荷兰基本上是基督新教,但是他是属于天主教。他说他这一生,到了17岁的时候,没有遇到过一个非天主教徒的。那么到了17岁的时候,他进学校碰到了他一个朋友,他这个朋友是新教,他是Protestant ,他觉得非常惊讶,他说,世界上除了天主教以外,还有新教。他现在也不过七八十岁,这是他年轻时候的现象。我想现在根本不可能,你这个同事可能是基督徒,你这个同事可能信儒教,你的学生可能是犹太教,那么你最好的朋友也可能是没有宗教信仰,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值得我们注意。(掌声)

   杨凤岗:刚才杜先生的这段评论让我不得不提一下我自己的书。我在1999年用英文出版了Chinese Christians in North America,今年刚刚翻译成中文出版,叫《北美华人基督徒》。在我的这个社会学的研究当中,其实我看到的北美的华人当中,他们成为基督徒实际上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有儒家味道的基督徒,这占大部分,还有一种道家味道的基督徒,可能还有一种禅味的基督徒。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我觉得是有实证的数据可以做这种支持和描述的。具体的大家去看书,赠送给了高峰论坛的学者中文版的书,英文版的书也都能够找到。这个话题就讲到这儿。

   今天有很多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可以请四位都回答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研究生提出来的。北大中语系研究生王昆,他问的是杜先生:请问您在研究方面之中和之外,从儒家文化资源中,得到的个体精神体验是怎样的?因为刚才白诗朗教授说要言讲身行(Talk the talk and walk the walk),那么儒家或者是儒教如何化为自己的个体的精神体验?这也是北大哲学系和宗教学系孙尚阳教授想问这个两个河南派波士顿儒家的问题:说你们既然接受儒家,觉得是儒者基督徒,你们是否祭祖、祭孔?(笑声)

   杜维明:我先回应一下。比如说是南乐山,他在一方面比我更像儒家,他每天早上练太极拳,他太极拳打得非常好。另外他对于礼,确实是身体力行的,他上课的时候他一定鞠躬,甚至他的学生都跟他鞠躬了,他才进去。就确实是他的生活实践上面。你如果从外面的观察,如果是康教授调查的话,他的儒家的底子都比我高。

   我认为儒家的精神是一个永远在发展成长过程中,这个中间在实践这方面它有三个特色,它是一个学习文明,另外它是一个对话文明,再有它是一个和谐文明。儒家传统里面有一个字,“学”,学实际上跟觉有关系。它这个学是《论语》的第一个字,孔子是十五而志于学,所以学习文明。后来孔子是最高的评断,颜回就是好学。我们现在认为大家都好学,我如果说我好学,有些人说我很好学,但是这个不敢当,因为你要到了颜回的程度和孔子的程度才能叫好学。

   另外对话,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实践。有些人说,你每天去对话,你没有花足够的时间作一个系统性的哲学诠释。这个是我自己的选择,我非常清楚,但是应该做。我看程颐,说你开始的时候读书,慢慢的消化,到了60岁的时候开始写作。像李退溪也是60岁开始把他最好的东西写出来。我不敢说我以后会写得出来,但是这个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那么更重要的是一个和谐的观念,也就是把儒家当做一个和平文化。如果用佛教的话来讲,结善缘,广结善缘,但是这个结善缘的工作是非常艰巨的。我们知道,从斗争哲学以后这个冲突矛盾,在西方一样,冲突矛盾是社会动力发展的重要机制。但是我一直不觉得,一直感觉到真正的协力。如果康教授所讲的软力量,就是现在叫软实力,就是要发挥一个协同的力量。我现在最担心的,我刚刚说冲突矛盾我不担心,那么最担心的是儒家传统内部的内耗。这个内耗的情形是非常厉害的,比如儒家传统有三个方向,叫道学政。道就是心性儒学,核心价值;学就是学术传统;政就是经世致用。在基督教里面有fundamental theology(基要神学),就是核心的;一个是systematic theology(系统神学),就是学术的;另一个是practical theology(实践神学)。现在有一些从事心性之学研究的,就是讲道,对于实践的学术非常排斥,纯粹从事学术研究,你只要是相信儒学,只要你相信。另外的一些学者,比如说蒋庆,他提这个政治儒学。在政治儒学看来,心性儒学、学术儒学不到位,这个情况再进一步思考,谢谢。(掌声)

   康晓光: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就是知与行的问题。我觉得还不仅仅是一个知行关系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我觉得即使我们对儒学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我们人生经验的积累是密切相关的。我在有女儿之前和做了几年父亲之后,对《论语》的理解有了很大的飞跃,确实是如此。可能大家觉得很好笑,其实没什么好笑的。我觉得儒家整个的逻辑结构基本上是从人伦的最原始的、最深厚的东西——血缘亲情出发构建整个体系。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做儿女的经验,没有做父母的经验,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于他的很多东西,比如说什么叫父慈子孝,家庭的关系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推己及人,为什么爱有差等,等等这一切,都是很难真正的去把握的。所以不仅仅是一个了解了然后去身体力行的问题。你要想真正地了解它,本身就需要有足够的人生经验和阅历,才有不断的反思。所以我觉得学习中国的传统问题,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仅仅有聪明和勤奋都不够,还要有实践和阅历。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化难以被人迅速接受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南乐山: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宗教为我们提供生活所依凭的“象征”。并不全是我们信仰什么,或是我们设想什么,而是这些象征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结合不同宗教的象征,重要的是它们如何指导你的生活。象征,尤其是从各种经典中,像四书、圣经、可兰经、或是其他的书,这些象征总是需要被阐释,被我们用我们的话语来阐释。比方说,四书,尤其是《中庸》,其中有一段说到自然是有价值的,自然中的事物,人类的心灵是能对自然事物作出适当的反应的,是能体会自然的价值的。在现代西方科学中,价值和事实是被区分开来的。自然是属于事实,而不是价值。因此,对于儒教的象征所做的现代科学的阐释不能不显得像是心灵主观的投射。作为一个哲学家,我自己的工作一直是在发展符合现代科学的对自然的认知,但是也包括了解为什么事物有其价值的原则。要了解儒家“己”的观念,我们要能以最新的科学发现来阐释它。所以,就“己”和价值领域而言,像我这样的儒家学者需要对它做现代的阐释。这就是儒家的创造力的一部分。对于圣经,亦复如是。不能只取其表面价值,而必须重新作出阐释。

   综上所述,问谁是基督徒,谁是儒家,又有什么意义?要运用来自不同传统的象征并不难,但是要在现代生活中阐释它,要言行一致。我给大学本科生讲授《道德经》很多年了。大多数的本科生都没有中国哲学背景。对他们来说,这是全新的一本书,但是他们都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宗教经验,都觉得自己被改变了,至少有半个小时,他们回去把自己的寝室打扫干净,因为要符合对“道”的体验。就是这种象征,在它与其它我们生活所依凭的象征彼此交融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作用。

   白诗朗:时间很晚了,但是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杜教授和我们去参加一个会议,大家坐在一起,谈论是否敬拜祖先的事。我觉得很多亚洲同行对于西方人或美国人的一些格式化认识,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在他们的观念中,美国的历史差不多有五分钟长,所以美国人没有历史观念,没有家族观念。其实在基督教的传统中,有一种很强的意识,就是围绕在上帝周围的圣者会为我们作证。所以,是的,我们敬仰自己的祖先。在那次会议上,南乐山教授和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教授,他是美国的儒学大师学者,他们两个和我都觉得,其实我们也很重视家族传统的。南乐山和狄百瑞出自贵族家族,都能把他们的家族追溯到十代以前。我的家族是农民,即使是我这样的家族,我也知道我的祖先十代的,我感到我跟祖先是一脉相连的。为了纪念他们,我会在教会里为他们点蜡烛的。这让我们的中国和韩国同事都目瞪口呆。他们说,我们以为只有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才关怀自己的家族。

   杜维明:我讲五点,但是因为杨教授告诉我时间的关系,每一点就讲一分钟。孔子有一段话,在《中庸》,说我一个君子这些事应该做到,但是我做不到:侍奉我的君,像希望我的臣来侍奉我,我做不到;要侍奉我的父亲,希望像我的孩子来侍奉我,这个我做不到;我要侍奉我的兄长,跟我希望我的弟妹来侍奉我,我也做不到;我要侍奉我的朋友,希望我期待我的朋友来侍奉我,这也做不到。他只讲了四点,现在应该加上,我希望我对我的妻子,要妻子对我一样期待,这一点我做不到。

   另外在基督教的传播最有趣的,值得看一下韩国。韩国的基督徒,当然也受到儒家的影响,韩国的基督徒有一个意愿,就是他们要传基督教,他们认为现在传基督教要到北美去传,所以很多韩国的基督徒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到欧美地区传基督教。

   在1985年我在北大上了一门课是儒家哲学。当时有一位先生,也是同事,告诉我,上一次讲这门课是梁漱溟先生在1923年。我后来见到梁漱溟先生,问他,他说确实是1923年,那时候来了很多学生,但我非常生气,因为他们都是来看怪物(笑声),已经西化了,我说现在是食西不化,这是个大问题。当时大半的听课的学生说我们可以学习儒学,我们可以欣赏儒学,我们绝对不可能认同儒学,我们这一代没有这个可能性。现在听说好几个大学,研究中国哲学的大学生一半以上可以认同这一时期的发展。

   另外就是南乐山提到我们对自然的看法,对自然把它当作一个对象来研究、来分析、来控制。但是有一位学者叫Thomas Berry,研究ecology非常成功,他不认为他是一个神学家,他认为他是一个geologian。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翻译这个geologian? 就是以地球作为他考虑问题的基础。他提的这个观点非常有趣,英文说“Nature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a collection of objects; it should be treated as communion of subjects”(不应该把自然当作客体对象的集合来对待,而应该作为主体的共同体来对待)。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他把生命共同体当作我们人的自我了解的一部分,所以他扩大到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乃至到天下。这都是人类的事情,而且要跳出天下,到宇宙大化,就是生命的共同体。这在佛教里面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佛教的基本精神是没有分殊的,平等的观念非常重要,但是儒家是有分殊的,从实践方面讲这值得我们参考。(掌声)

   白诗朗:我必须再说一点关于言讲身行(talking the talk and walking the walk)的问题。我的年龄越大越如此。我的儿子上次过生日的时候,(他是个很成功的青年科学家),我送了他一本《孝经》。希望能把言讲身行传给他。

   杨凤岗:朱熹有一首诗叫“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当我做一个北美华人教会的研究的时候,我在他们教会的期刊的创刊号上的开篇词中看到了这首诗,当时对我有很大震动。接下来,这些华人基督徒引用了朱子以后,马上又说,活水的源头在哪里?他们觉得的是在耶稣基督那里找到了(笑声),因为耶稣说,我就是活水的源头,喝了我的水你就再也不会渴。在北美的华人当中已经有30%多的人宣称自己是基督徒,这点和韩国有点类似,就是在韩国的韩国人。在北美的韩国人实际上是有80%多宣称是自己是基督徒。所以可能这种基督教与儒教的排斥性,可能被学者们过于夸张了,在实际生活当中更多的是一种共融,一种结合,就像是今天几位波士顿儒家学者所看到和讲到的一样。

   我想今天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已经延长了这么长时间,我们这对几位学者如此的……,我都不知如何表达了……非常地感谢!(热烈掌声)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如有问题,请联系:crcs@purdue.edu)

 

 

发件人:"rujiayoubao" <rujiayoubao@vip.163.com>  2008-12-21 20:03:16 +0800 收件人:抄送:标题: 儒家邮报第82期-孔子2559年暨耶稣2008年12月21日邮发

警惕中国官员的“博士化”

----“博士帽”因权学交易而倒掉

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 王利平

200812/07

   在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透露,2006年我国和美国授出的博士学位分别为4.9万和5.1万,到2007年我国的博士学位授予数超过美国,攀至世界第一。和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同,现在博士半数以上系政府公务员。因此,在目前的“博士大跃进”中,官员读博现象凸显。

   官员履职,手握公权,其首要任务是为民服务。官员拥有博士头衔是否就一定能更好地为为民服务呢?其实并不尽然,拥有博士头衔的官员最终滥用公权者大有人在。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王益不就因贪腐而被“双规”了吗?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西南政法大学博士黄松有不也因贪腐而被“双规”了吗?因此,官员是否能更好地为民服务,关键不是看其是否拥有博士头衔,重要的是靠制度约束,使官员不能不敢滥用公权,时时刻刻将为民服务铭记在心。

   目前,我国在官员选任机制上,仍然是依靠组织部门,通过上级选拔下级的方式进行,在这一选拔方式之下,中央所提倡的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就成为很多地方在选拔官员时的重要原则,因而,官员为了升迁,读博就成了其必然选择,且层级越高的官员,读博者越多,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对于官员读博,有以下问题需要质疑:一是他们是如何考入?二是他们如何保证学习时间?三是他们实际的学术水准与其博士头衔相吻合吗?四是他们攻读博士所需的费用由谁支出?

   从目前情况来看,官员基本上是在使用纳税人的钱读博,多数官员无法保证正常的学习时间,权学交易现象突出。近期《半月谈》载文《官员博士学历大跃进幕后:升官是原始冲动》,指出:“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很多官员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由‘学而优则仕’而‘仕而优则学’,‘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

   博士头衔对官员来说仅是头上的光环而非学问的标志,官员读博不仅没有必然促进其为民服务的水准,而且恶化了博士的培养土壤,长此以往,我国在博士数量世界第一之后,必将成为官员博士数量世界第一的国家,同时也将成为博士质量世界最差的国家。综上,要从根本上杜绝官员读博中的权学交易现象,必须从改革官员选任机制着手,由选拔官员向选举官员转变,让官员牢记其第一位的职责是为选民服务,而不是只知“包装打扮”自己往上爬,否则即使是博士也将被选民选下台去。

   权力已经成为我国博士学衔中的“三聚氢氨”,“博士帽”正因权力而开始腐烂,官员读博应休矣!

 

发件人:"lianbangzhi lianbangzhi" <lianbangzhi930@gmail.com> 2008-12-25 21:48:36 +0800 收件人: <choiceweekly@gmail.com> 抄送:标题: 选择周刊第215、216期

美国市民及市民文化

汤本

2008年11月

   传统美国市民(公民)和当代美国市民(公民)他们的品格和文化。我大概想了25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是我女儿添上来的,我一会儿补充一下。

   第一, 首先,美国的公民基本理论,源自于《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谓你作为市民(公民)的存在,你有权利,你有责任。《独立宣言》中最重要的关于公民的话是,人生而平等,拥有追求生活(Life),自由(Liberty)和幸福(Hapiness)不可剥夺的权利。《美国宪法》规定公民的责任,也规定你的权利,美国公民的权利和责任,除了选举、纳税等之外,不少内容是在美国的修改法案中确定的,第一修改法案讲到言论表达的自由。第二修改法案讲到拥有枪支的权利,这是美国“左派”所诟病的。我们看到美利坚民族是怎样的民族呢?他们从欧洲移民到美利坚大陆,就在美利坚大陆生活下来,带有欧洲大陆形成的文化。从更早的法国启蒙学派的观点,从英国上下两院的民主制度的操作,带着这些东西,他们来到美利坚大陆。他们自己在美洲大陆上是没有传统的,但是他们有精神、有文化。这个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我读过张德江书记2003年4月8日的关于文化的讲话。我记得,他曾经说过,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魂,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根。我很荣幸我们长白山的优秀知青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我也是长白山的知青,我们都当过知青,都在同一个区域——延边。美国人从这个角度,他们建立了一个传统,而且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将欧洲的传统文化,同时将德意志严谨的精神融合在一起,这是美国市民(公民)品格的来源,法国、德国、英国。

   第二,市民的良知和它的宗教感,是美国市民(公民)品格的核心部分。有一位美国的理论作家,Michael Novak曾经写过一本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专家曾经将这本书翻译为中文,书名叫《民主资本主义的灵魂》,The Spirit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在这本书中这位作家说:良知是民主资本主义的主根。那么换言之,良知是公民素质的核心、公民品格的核心。这些核心内容又是和美国公民的宗教的感觉、宗教的意识分不开的。

   第三,美国公民有一种豁达、乐天、看透生死的精神。美国死人的时候不叫追悼会,而是“庆祝生命”(Celebrating Life),而且在追悼会上大家比赛,看谁讲的笑话多引起参加追悼会的人满堂大笑,这个人就厉害。不哭反而笑,笑着告别一个生命,笑着歌颂一个生命,笑着称赞一个生命,笑着调侃一个刚刚死去的人。这是一种很豁达,很通达的精神。

   第四,美国公民是有阶级的公民社会。美国人承认自己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美国社会的阶级基本上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劳工阶级,第二是中产阶级,第三是富有阶级、资产阶级,美国的阶级就象是橄榄球,两头小中间大。五年前美国双职工收入中间线是5.5万,往上就是5.5万以上,往下就是5.5万以下。Fox有一位脱口秀主持人,比尔•欧莱利,他说是谁使有产阶级繁荣?谁使资产阶级繁荣?他说,“是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使得资产阶级繁荣。”他本身是一个收入百万元以上的节目主持人。由此可以看到,这是美国之所以阶级存在,但阶级调和也存在的原因,就是富有阶级没有忘记劳动阶级的贡献、中产阶级的贡献。这个主持人非常有意思,每天喝咖啡不到星巴克的,他到很便宜的小咖啡馆去,1.9元的咖啡,为什么?因为那里有消防队员、有低收入的市民跟他聊天,他从那里获取谈话的素材,在第二天的节目中表现出来。美国就有这样的节目主持人在考虑民众的疾苦,毫无顾忌地在节目中表现出来,美国社会的和谐就是这样来的。

   第五,美国公民有强烈的契约精神。先有语言的承诺,然后再有契约的承诺,是句句顶真的,是一言千鼎的,不能造假的。口头承诺也是契约,就按照契约办,如果不这样办你就要受到个人的惩罚。牛仔时代就是一诺千金,践踏信任就是犯罪。有这样的精神,如果谁违反这样的精神,互相就用枪来说话。你毁信、弃诺要承受生命被摧毁的危险,所以大家恪守诺言。这种精神变成全民的精神,就是美国宪法。美国宪法是不得修改的,宪法只有修改补充案,一个一个加,而且加的文字很少,最近加的就是1992年发生的。

   第六,美国公民具有强烈的商业精神。大学生一上学就思考我怎样赚钱,怎样建立我自己赚钱的结构和人脉,整个国家有一种强烈的商业精神。美国是一个商业大国,这是它的特点。上海有一本杂志是《理财》,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美国人从小就是这样,小时候就在街边卖果汁和饼干赚钱。18岁以后就要自谋生路,自己养活自己,从小就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哪怕父母是亿万富翁也不愿意拿他的钱。

   第七,美国的公民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我买了房子之后,经纪人跟我说如果有人进入你家,你连喊三次他都没有出去,你开枪,子弹穿过他的胸膛他死了你也没有罪。我的新书《你不知道的美国》中有一篇文章就是《开枪打死总统你无罪》。保卫自己家园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利。这个产权是你的,谁都不能侵犯。几年前,有一个日本鬼子的儿子去美国旅游、培训,鬼鬼祟祟地就像日本鬼子进村一样,闯进一个美国退休老人的家里,这个老人拿起自己的来福枪,他又是退役军人,一枪就把那个鬼子的儿子放倒。后来日本鬼子的儿子来了不少的亲戚,其中也有几个名律师来美国打官司,要美国退休老人赔偿。最后法庭裁决美国老人无罪,而日本鬼子的儿子就这样死了,这就是说在美国,市民(公民)的我的财产是神圣的。你不能侵犯我的权利。

   第八,美国公民具有传统价值的观念,也有开放的婚姻和性爱观。我们说传统家庭,美国人说一个家庭父母角色不能混,父亲一定带着孩子去打网球,练习橄榄球,或者是打篮球,母亲则在家里照顾家庭,这个传统的角色很多人认为不能混淆,因此有美国人反对同性恋结婚成立家庭。但是美国有一些州通过了同性恋可以结婚,而且美国的性爱观又是比较开放的。

   第九,当代美国公民具有独立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九十年代,在美国德州维柯(Waco)发生了一个被镇压的事件,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组织了一群干员,包围了一群人,其中的首领叫戴维•柯瑞希是一个饶舌歌手,他说他是上帝派来的,将歌传达到所有信仰他的人当中。有一天FBI包围了他们,说你们违反了美国的法律,虐待儿童、拥有重火器枪支,后来发现这些都不成立,所谓虐待儿童只是让小孩站在墙角落里反省。而拥有枪枝,在美国很普遍。我也拥有枪枝,也是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会员。我这次来之前,在我的城市,警察在一个前美国特种部队军官的家里,竟然搜索出一千多支长短枪,他涉嫌非法买卖武器,这个人被捕了,他拥有太多的枪支。而老布什总统拥有一百多枝枪,因为是正常拥有,没有人说老布什私藏枪支。指控说这个小团体拥有枪支。实际上这一伙人想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建立一个小小的共产乌托邦社会。当然还有另外一种的解释。而支持他们的民间人士认为他们是有自由信仰的人。FBI派坦克撞击他们木制的楼房。德州的房子大部分因为防地震,都是木板结构。撞了之后他们就引爆了,160多个男男女女都死了。这个事件之后突然冒出一个青年人,叫麦克维。他说这不对,你政府这么做不对,这些人没有侵犯政府的权力,你却把他们干掉了,我来说话,我来向政府应战。我要把指挥这场镇压行动的所有官方人士,一次报销。于是麦克维跟他也是前军人的伙伴一起密谋了爆炸行动,用一个小卡车的炸药,就将美国一个州的联邦大厦轰掉了一大半,里面还有FBI南方指挥中心的参与镇压的所有指挥员和干员。麦克维本身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机枪手,得过功勋奖章。这个小青年最后进了监狱。法官问他明明知道大厦里有儿童、妇女,为什么要让他们去死,麦克维拿出一本美国陆军步兵手册,读里面的准则内容,说当在战争中发生了不可避免的牺牲,使得一些阿拉伯妇女儿童牺牲的时候,这是“不可避免的附带的牺牲”。他说我向美国政府应战,我用这个战争的行为,我要炸的目标是FBI的指挥中心,我不是炸这些妇女儿童,而妇女儿童的牺牲也是“不可避免的附带性的牺牲”。

   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本人很惊讶,麦克维临死前觉得不对,他没有结婚,我能不能在社会上招募一个女朋友,跟我在监狱里有一夜情,生下我的孩子。于是他找到律师,律师团起草各种文件,接着帮他发出广告:18岁到35岁的健康妇女,有谁愿意跟这个“白人恐怖分子”在监狱里发生一夜情,生下他的孩子并抚养他(她),可以报名。不是说在场的各位。我念美国新闻周刊一段话:“愿意跟这个人在监狱里生一个孩子,终身为他抚养,18-35岁的育龄妇女的来函,像源源不断的溪流流进了监狱高墙。”麦克维后来被注射死亡,注射死亡前他跟一个妙龄女孩一夜情,这个女孩也为他养这个孩子。为什么?他是被定罪判为死刑的,他是魔鬼?还是一个多管闲事的美国英雄人物?还是恐怖分子?对他的争议还在延续,因为他至少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死,他是为了与他毫不相干的一群人。美国政府有没有在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有,克林顿政府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以后在美国蒙太那州也发生了一个“新人”(New Men)的民兵运动,这些民兵宣称:“我们不承认美国联邦政府,我们不承认州政府,我们也不承认市政府,我们拒绝交税,拿枪自己保卫自己”。后来军方州警都来围困,克林顿知道这个消息,立即下令只许谈判解决不许动枪,后来终于和平解决。所以美国政府也在调整自己的政策,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麦克维这个人的行为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后来有记者访问麦克维时,发现他的T恤胸前是林肯的画像,他崇拜林肯,背后是一棵滴血的树,还有杰克逊的一句话,关于追求自由的话。从这一点来看,他具有政治上独立的见解和政治立场。

   第十,当代美国公民具有我行我素的思考方式和生活风格。我在去年曾经到美国驻广州大使馆去办事,我们拿美国护照可以自由进出。我们进去之后遇到一个人,很壮的德州牛仔模样,互相聊天,我说我住在加州,他说他的亲戚和我们是邻居,后来聊到美国总统,他马上历数两个美国总统涉嫌介入谋杀,还有几个美国总统涉嫌犯罪的事情,他专门出了一本书。他说,如果你想翻译我可以免费给你。他可以我行我素地这样做,不受其他人的影响。

   第十一,美国公民是世界上最少遗产观念的公民,而且有一种传精神不传财产的传统。美国曾经反对修改遗产税的人士都是美国大企业家。遗产税是多少?如果将一万块美元遗产给儿子,儿子必须要交50%的税,也就是五千元的税。美国有一些人,美国联邦政府希望改变这个税法,使得金钱流动比较快、资金流动比较快,反对修改的正是一些大企业家。优秀的美国企业家有一个传统观念,我这一代是我这一代的。还有的美国人的作法甚至让我们中国人觉得不尽情理,但美国人觉得很自然。有一次我参加我们家斜对面一家男主人75岁的生日庆祝聚会。他是房地产开发商,二战时期的海军军官。我们街区11幢独立楼房也都是他开发建造的。他为他自己留了一幢。当时一大帮人在一起庆祝生日,有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告诉我说,“这是我第一次见我爷爷”。我很吃惊。美国人没有像我们现在中国人“要孝敬儿子还要孝敬孙子”这样的概念。你要自己去闯。一会儿要送大家每人一本《市民》杂志,里面有我的文章,讲到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捐款的意义,我认为他们不仅仅是富豪公民,也是慈善公民,他们在重新改写资本主义的篇章。比尔•盖茨是几百亿的身价,他给两个孩子一个人只留一千万,就像各位父母存款中只给你一百元一千元那样,如果你的父母给你的遗产只有一千元的话,可能你会骂死你的父母。但是比尔•盖茨的孩子都是感激他们的父母。美国人的作法常常是教人育人。父母是给你鱼竿你自己去钓鱼,而不是给你鱼。

   第十二,美国市民、美国公民具有承担风险的一种信念和不断强大自己体魄的传统人。美国人喜欢冒险,喜欢冒险的人被认为“你有胆量,好汉!”You have guts! 可是如果我们中国人的话,就可能会认为这个人喜欢冒险,有风险的,你离他远一点(笑)。他们有这样的精神,一往无前地往前走,如果战战兢兢患得患失,是不能成功。美国人常说,选择机会就是承担风险。另外,美国市民(公民)极其热爱运动,他们把锻炼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我在《你不知道的美国》这本书中也提到,思考者要有强大的肌肉,没有强大的肌肉,你的思考是不健全的,创造性的思考需要体力、需要艰苦勤奋地劳作,比如说罗丹的“思考者”。

   第十三,美国市民有在冲撞中争取成功和胜利的性格。美国的国球是什么?橄榄球,橄榄球就是冲撞。我有一次在复旦大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和新闻领事都在,有人说中国是有威胁性的。我站起来说话,我说,我不是替我的老乡们、朋友们说话,我说中国人这一代还没有形成对美国威胁的性格,不会有侵略性。什么时候会有侵略性?我说现在美国NFA,我们说NBA是国家篮球协会。NFA,就是国家橄榄球协会,National Football Association。他们准备在中国投资1500万,建标准的橄榄球场,没有看台的,吸收中国优秀的青少年学习橄榄球,美国派一个最好的教练队伍、助理队伍。我说:我们美国人正在帮助中国的青年一代更加具有侵略性、具有冲撞性。We, Americans,are helping young Chinese to be more aggressive.中国人会不会有侵略性?什么时候有?姚明当国家主席的时候,中国可能就有侵略性。请注意,在英语中,Aggressiveness侵略性完全是一个中性辞。我们讲侵略性时,完全不必难为情。我认为橄榄球很重要,是美国人在帮助中国,当然也可以说NFA也有自己的动机,要在中国推广橄榄球,要寻找商机,扩大市场。但我很喜欢这种动机,在推动自己事业的同时,大大帮助了别人。

   第十四,美国公民来自世界最多族裔的公民族群。我记得1992年宣誓入籍时,大概来自113个国家的移民在那儿宣誓,可想而知这个国家有多强大的吸引力。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体制,就是向全世界的大学生开放的,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包括美国优秀的音乐院校。为什么,它把全世界优秀青年吸引到美国去,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办奖学金,在吸引外国留学生。我希望下次华南理工学院也会出现很多优秀的美国学生来留学,像加州理工学院那样。在陈书记的领导下,也有很多老美来。我们可以用中文、英文来对话。一个国家那么多元,使得它可以吸收更多的东西,而且没有歧视感。我和我的朋友们的孩子,虽然是黄皮肤,一直就认为“我就是美国人”,根本没有族裔概念,一直到大学,才是亚裔、黑人、白人分开谈恋爱,个别也有跨族裔的。

   第十五,美国市民有公民的绅士礼遇的共存文化和互益文化。公民之间、市民之间平时是相互竞争的,你我在一个班上我就要竞争,你是85分我就要95分,虽然是竞争的,但是会相互礼遇对待。比如说几年前,加州州长戴维斯被人弹劾下来,只要有十万个公民联署,弹劾就可以立案成为选举。戴维斯州长是贪污钱还是玩女人?没有。或者是玩忽职守呢?没有。可是他被弹劾了。他被弹劾的原因就是因为平庸,在美国平庸就是罪恶,当然这有一点极端夸张了,但美国强调创造性。戴维斯弹劾下来之后,谁上来了?施瓦辛格。施瓦辛格当州长,在美国是大事。加州经济科技很强大。加州独立的话,当然加州没有独立,如果加州单独计算经济,是世界第六强大的经济实体。不了解美国的人们把施瓦辛格当选当笑话看,加州人不傻,包括我在内。我投了施瓦辛格一票,因为他很努力,拿到威斯康辛大学的企管学位,因为他有经营能力,他自己就管理自己的施瓦辛格公司,商务谈判的时候他没有经纪人,他自己就是经纪人。他是很聪明很有管理能力的人。但是因为他是硬汉演员,他们不知道他有领导者的能力和领导者的风范,Leadership。施瓦辛格选上后大约过了一年多,他就把前州长戴维斯夫妇请到州政府的大堂里,为一幅大型油画揭幕,这幅油画展现给我们面前的景象,就是被弹劾下台的前州长戴维斯像伟大领袖一样和加州的大好河山在一起,戴维斯夫妇感动得要落眼泪。施瓦辛格很尊敬戴维斯的贡献,并没有因为是竞争的敌手最后就斗得你死我活,四分五裂。美国有温和的绅士交往传统和共存文化。

   第十六,美国市民社会有重视“人”,把“人”放在第一位的公民社会风气。

   第十七,美国公民拥有自由,但我今天要谈的是美国公民拥有有条件的自由。自由是要有条件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得到他想象的自由。我作为一个学者专家,我说话的声音比洛杉矶市中心一个要饭的乞丐的声音传播得更远。自由和实力和能力分不开,你必须有经济的实力、智慧的实力,你才拥有真正的自由,但决不会是绝对的自由。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自由是有压力的。我们刚刚到美国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一切都是自己创造,你就感觉到自由的压力,自由的压力同样也很沉重,当然比非自由的压力,具有更多选择性。很多人把自由看得很绝对,说到美国就自由了,美国遍地黄金自由拿。不是,人任何时候都是有压力的。而且,同时,美国公民的自由是包含着整体自由的自由,就像美国肯尼迪总统说的,“个人的自由和美国公民的整体自由是不可区分、不可分割的”,他还有一句名言,“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所以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受到非常多的尊重,他曾采取了很多措施来终止越南战争。

   第十八,美国的公民拥有对智慧产权高度重视和高度肯定。这种高度评价不是虚空的表扬表彰,而是体现在经济收入上,而是整个社会高度尊敬有创造力的人才。对于创造给予高报酬,给予高待遇。

   第十九,美国公民具有一种奉献给社团,公民相互关爱的精神,有人人帮我、我帮人人的精神。

   第二十,美国公民还拥有大家不常讲的骂人文化,拥有一种强悍、硬朗的骂人文化。如果你交一个美国朋友,从来没有在你面前骂过人,那不是你的好朋友,我在美国生活前十年没有发现,但是在后来十年中,你和他成为好朋友了,他就在你面前暴露本性了。我慢慢发现很多美国人全部骂脏字,F-U-C-K。为什么呢?美国人有一种牛仔精神,不满意的东西来不及表述就骂你一句,就像副总统切尼,对一个联邦参议员骂了一句脏话,F**k Yourself, 因为这个参议员追查他和军工产业的关系。这下子,一骂天下太平,一骂天下安定。参议员再也不敢查了,他的骂人话带有强烈的威慑力。“再这样下去,老子对你不客气了”。这也是美国的现实世俗文化。

   第二十一,美国市民具有追求新奇,思考不同的精神。这很重要,我们搞理工科的,或者学习文科的,都崇拜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名言是什么?“思考不同的”。这是爱因斯坦一生奉为至宝的名言,想不同的。我希望学校给学生一些空白的时间,让他们胡思乱想,这就可能引发想不同的,可能激发创造。我觉得大学教授知识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教授带来知识的技能、方法、人文修养、科学态度、创新意识、强大的想象力、使命感、理想视野,人类的终极关怀。我认为追求新奇很重要,就是要跟别人做不同的,怪一点就怪一点。

   第二十二,杰出的美国公民拥有超越金钱观念和资本社会利益为驱动的束缚,他们具有博爱天下的慈善心怀。世界上捐钱最多的是谁?两个美国人,而且只能产生在美国的土地上。一个是七十多岁的巴菲特,另外一个是四十多岁的比尔•盖茨,这两个人,正好跨过了婴儿潮的一代人,很有意思。这一点我跟大家说很重要的,真正聪明的人超越财富的束缚,他们富在心灵。我们看马琳达,她是比尔•盖茨的夫人,是一个很伟大的女性,在大学中对社会的不公平、阴暗面就深恶痛绝。她自己这么有钱,但自己从来不穿金戴银,从来不把自己打扮成珠光宝气。比尔•盖茨和马琳达做的慈善事业非常成功,巴菲特经过考察觉得他们做得非常好,于是也捐献了自己大部分财产。这两个人的伟大贡献,给我很久的困惑,给我对资本主义的思考带来了亮光。我第一个感觉和评价,就认为:他们是美国的现代女娲,在补资本主义因为竞争而破裂的天空。他们改写了资本主义篇章,使得我们对民主的资本主义还存有美好的感觉,而且他们不是把他们的金钱捐献给本国人民,而是捐给非洲、中国、印度乃至全世界的贫苦的人。这两个人,具有以天下大事为己任的慈善心怀,具有人类的终极关怀和伟大的良知。这两个人,只有在美国的土地上,在美国的文化中才能产生。这不是高度的评价,而是恰如其份的评价。

   第二十三点,美国男盛女也盛,美国的女权主义当道,但男权主义更强势。2008年,多数民众绝对不会选希拉里,因为美国是女权主义旺盛的国家,但也是男权主义更强的国家。男人强势,是为了承担更多责任和风险。美国人几乎每个人都很强壮,孔武有力。传统美国人愿意为家庭承担风险。就像美国沉船的时候,男人先要挺身而出,如果必须有牺牲。男人自己死掉,救自己的太太和孩子,如果孩子和妇女之间,那就是母亲死掉救孩子。我们中国倒好,现在搞一个好男儿选,还不够,还说如花男儿选,男儿如花还是男儿吗?这简直是一个讽刺,是一种对主流男性社会的侮辱。男性本身就应该孔武有力,该牺牲的时候就要牺牲,很简单,因为女性可以再生产,reproductive, 你不能,你能生孩子吗?那你就得先死(笑)。本来中国是男权主义的国家,现在男不男、女不女,现在超女选出来的冠军李宇春像男孩子,选好男儿又是像女孩子。中国出现了一批四五十岁如狼似虎的女企业家,心怀不满,于是去小青年里找一些俊秀的,你们选出漂亮的男娃娃,我可以消费。洪晃自己跟老公离婚了,以后好像也又结了婚,但她在谈话节目中公开讲“消费男色”。消费男色的富婆们又有几个臭钱,正在毒害社会风气。有一些海归人士,把西方的糟粕,当成东方之宝。他们不仅对中国传统不懂还看不起,甚至还在那里败坏美国的传统。或许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美国的传统。男孩子就是男孩子,女孩子就是女孩子。我非常重视好女孩子对社会的贡献,好的女孩子是一所学校,男孩子可以在这里学习,学好,历练成钢。

   第二十四,美国民众是率先走向世界,也是成为最多世界公民的群体。本人也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这种世界公民的意识,是精神上的、文化上的、思想上的,也是全球化的必然发展。必须强调,中华文化的精华,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的一部份。我们要重视发扬包含中华文化精华在内的世界文化。重视发扬必须学习。年青时就要打一个好基础。我和我的朋友们中很多人一直在学习中国文化。优秀的东西是吸引人的。甚至在艰难的长白山知青时代,在油灯下,我读古典,读屈原李白,当时非常激动。谈到知青,我从来没有把知青生活看成是万劫不复的苦难。知青生活铸造了我们这一代,铸造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成为勤奋工作的一代,也使我们深刻了解真实的中国。像贵省的省委书记一样。我对他很尊敬,他当时就是知青领袖。希望有一天跟他面对面在这里谈话,讨论大家关心的一些事情。我们下乡在同一个地区——延边,但是在不同的县,当时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个知青领袖做的很不错,对他很佩服。我自己当然,年年都是优秀知青优秀社员。但你要有理想,不能被命运屈服,而是要自己掌握命运,要奋斗,要走向世界。

   第二十五,美国市民中有很多肥胖的人。这是我女儿贡献出来的,她说,这也是美国市民的的特点。虽然她才12岁。她用三个字母来形容美国人体格上的特性,F-A-T,FAT。肥胖的美国。我在美国二十年,感觉美国最大的变化之一,是美国椅子越做越大,屁股大了。还有现在美国超市门口有人看你的发票,对你的货,二十年前没有,这说明美国市民的道德良知普遍在下降了。

  (节选自“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九期美国著名华人学者、评论家汤本教授的演讲“美国市民及市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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