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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奔小康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2年11月13日

目录

经济

仲大军:坚定不移奔小康

吕永岩:为什么马明哲能如此霸道?

杜建国:三一陷入美国政府和中国媒体的两面夹击

第一财经研究院:警惕中国重蹈西班牙危机覆辙

美国油气产量将超过沙特、俄罗斯

中国国库存款大幅下滑20%

消费对GDP贡献率5年来首超投资

铁道部截至三季末亏损85亿元 负债为26607亿元

李扬:未来增长仍要靠投资

中国经济时报:中企海外并购频频沉沙折戟

林毅夫:中国有大量国有资产,中国政府负债率低于GDP的40%

林毅夫:我在世行四年

许小年:中国经济未来的出路

白益民: 南海争端中的美国无影手

戴景瑞惊暴转基因玉米种植6千万亩!

政治

夷吾生:十八大报告的十八个创新点

 Carlos D.Ramirez:中国的腐败程度被高估了?

纽约时报:中国解放军四总部将领大调整

《纽约时报》:新共产党宣言

夏明方:近世中国乡村经济变迁

厉有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王维佳:什么是现代新闻业?

外交部档案解密:中国对外援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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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奔小康

----十八大报告指明了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2年11月8日 星期四

    今天上午,党的十八大在北京隆重召开。胡锦涛主席向大会作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

    胡主席的报告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胡锦涛说,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一目标太鼓舞人心了。坦率地说,十八大报告为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目标就是小康!行动还要坚定不移。如何实现小康社会,如何建造小康,什么是小康社会?胡主席的报告进行了概括的阐述。下面我再结合自己的研究谈一些感想。

小康的硬件GDP

    什么是小康社会?通过学习胡锦涛主席的十八大报告,我感觉今天的认识比以前更全面、更深刻了。小康社会是个综合、立体工程,不仅有经济上的指标、社会上的指标,还有精神文化上的指标,更有政治上的指标。

    以前我们认识小康社会,总以GDP来衡量,好像人均GDP达到多少了,小康社会就实现了。现在看这种认识太浅薄。物质财富多了,但精神文明没有提高,社会发展不平等,不均衡,也不行。

    从目前各地发展水平看,北京和上海的人均GDP都达到1万多美元了。全国平均的人均GDP也要有5000美元了。让我们看一下2011世界人均GDP的排名,中国居87位!

2011年世界人均GDP排名 (单位:美元)

    1 卢森堡 122,272,2 卡塔尔 97,967,3 挪威 96,591,4 瑞士 84,983,5 澳大利亚 66,984,6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联酋) 66,625,7 丹麦 63,003,8 瑞典 61,098,9 荷兰 51,410,10 加拿大 51,147,11 新加坡 50,714,12 奥地利 50,504,13 芬兰 50,090,14 愛爾蘭島 48,517,15 美国 48,147,16 比利时 48,110,17 科威特 46,461,18 日本 45,774,19 德国 44,558,20 法国 44,401,21 冰岛 43,226,22 英國 39,604,23 新西兰 38,227,24 意大利 37,046,25 文莱 36,521— 歐盟[5] 35,887— 香港 34,393,26 西班牙 33,298,27 以色列 32,298,28 塞浦路斯 31,435,29 希臘 27,875,30 斯洛文尼亚 25,939,31 韩国 23,749,32 巴林 23,410,33 巴哈马 23,175,34 葡萄牙 22,699,35 马耳他 22,058,36 阿曼 21,681,37 台湾 21,592,38 捷克 20,925,39 沙烏地阿拉伯 19,890,40 斯洛伐克 17,889,41 爱沙尼亚 16,880,42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6,693,43 安地卡及巴布達 16,284,44 巴巴多斯 15,799,45 匈牙利 14,808,46 乌拉圭 14,672,47 克罗地亚 14,529,48 赤道几内亚[6] 14,374,49 智利 13,970,50 波兰 13,967,51 俄罗斯 13,236,52 立陶宛 13,190,53 巴西 12,917,54 圣基茨和尼维斯 12,687,55 拉脫維亞 12,226,56 塞舌尔 11,117,57 加蓬 10,982,58 哈薩克 10,951,59 利比亚 10,873,60 墨西哥 10,803,61 阿根廷 10,640,62 土耳其 10,576,63 黎巴嫩 10,474,64 委内瑞拉 10,409— World[7] 9,998,65 博茨瓦纳 8,844,66 罗马尼亚 8,666,67 马来西亚 8,617,68 毛里求斯 8,520,69 哥斯达黎加 8,489,70 巴拿马 8,421,71 南非 8,342,72 格瑞那達 7,913,73 圣卢西亚 7,522,74 阿塞拜疆 7,510,75 苏里南 7,281,76 保加利亚 7,243,77 哥伦比亚 6,980,78 多米尼克 6,833,79 黑山 6,668,80 马尔代夫 6,499,81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6,447,82 塞尔维亚 6,268,83 伊朗 6,260,84 白俄罗斯 6,118,85 纳米比亚 6,087,86 秘魯 5,614,87 中国 5 432,88 多米尼加共和国 5,406,89 牙买加 5,376,90泰国 5,281…….

    我之所以列出前九十个国家,就是让大家再仔细比较一下各国的情况。譬如,美国人均GDP不是最高的,但国家的经济总量是最大的,15万亿美元,与上年同比实际增长1.7%,增量5689亿美元,人均GDP 4.8万美元。

    中国2011年的GDP按美元计算为7.3万亿美元,仅仅是美国的一半。但同比增长很快,以美元计价的名义增长为23.1%,以国家名义实际增长9.2%,增量13699亿美元,人均5432美元,远小于美国。

    通过这样一比较可以看出,胡主席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还是切实可行的。十年后,中国的GDP达到15万亿美元甚至更高,在总量上超过美国是有可能的。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与美国只有拼增长速度。我们一年增加出1万多亿GDP来,美国只有5000多亿。如此下来,再过几年(用不了十年)中国就会追过美国。

    日本经济总量目前看是被中国超越了,2011年日本的GDP为5.87万亿美元,实际下降0.7%,增量3782亿美元,人均45947美元。从人均上看,日本人均国民财富是中国人的十倍。另外,日本海外投资资产很多,其产值往往没有统计到它的GDP中,所以,日本真实的GDP要比现在的大得多,不能小看日本。

    我们再看一下排在第十九和第二十名的德国,2011年其GDP为3.6万亿美元,实际增长3%,增量2951亿美元,人均43760美元。法国GDP为2.8万亿美元,实际增长1.7%,增量2176亿美元,人均42625美元。

    巴西GDP 2.5万亿美元,实际增长2.7%,增量3312亿美元,人均12863美元,是中国的一倍多。如此看,中国的确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拉有差距,还需要中国人民做大量的工作,追赶先进。就是再过十年,中国的人均GDP也只不过与巴西差不多。在财富总量方面,中国的份额在当今的世界上还是太小了。

    在当今金钱主宰的世界上,一切都要靠财富说话。没有钱,什么都没有说服力,你所有好的东西都被说成错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总是贬义词。所以,中国人在这个历史阶段拼命打造GDP,坚定不移奔小康,是毫无疑问的,是明明白白要做的事情。

    十几年前,也就是21世纪初,我国所有的钢铁存量是18亿吨,美国是85亿吨,是中国的四五倍。经过十年的迅猛增长,目前我国的钢铁总量估计已经达到60亿吨了,距离美国还有一步之遥。再过十年,在总量上即使赶上和超过美国,在人均方面比较,还是差得远。

    钓鱼岛争端发生后,国人意识到国防力量的重要性。没有雄厚的家底,哪个国家能打得起仗?战争就是拼钢铁。我们国家的钢铁现在也仅仅和日本差不多,还比不上美国。从航空母舰方面就可以看出,美国拥有几十艘航母,最大的航母10万多吨级。我国目前仅有一艘,5万吨级,还是十几年前从前苏联乌克兰购买的。至今中国还没造出一艘航母,可是,连西班牙这样的国家都有航母。

    所以,中国人今天要深刻地看到自己的差距。这个物质和财富上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而是巨大的财富差距。追赶,是中国现阶段毫无疑问的任务;发展是中国毫无疑问的硬道理。

    十八大报告将未来中国发展的主题和主要目标定在奔小康上,是绝对正确和英明的。看来,这几届中国政府和领导人都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们老百姓也要头脑清醒。一心一意搞发展,绝对是中国人这一历史时期的国策。而盲目称大,只能是认识不足的表现。

中国的奋斗历程和国家实力

    但是我们的确还要看到中国独特的发展优势或说中国奇迹。多少年来,中国在世界上一直是个谜,崩溃论者数次预言中国崩溃,但中国依然挺立。这种情况导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出这样的话:能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应该荣获诺贝尔奖。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曾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英国用了58年、美国用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的时间使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一倍,而中国仅用10年就实现了。中国总有些独特的地方,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是个什么国家。

    当西方国家陷入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之中时,中国却成为世界上唯一净资产为正值的大国。国家和政府手中拥有3万多亿美元的主权资产,稳稳地掌控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的这个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10%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人均GDP从1000美元攀升至5000美元,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从第六大经济体迅速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钢铁生产国,全球最大汽车产销国……

    从经济实力看,按汇率法计算,2000年我国占世界总量比重只有3.8%,到2011年占到10.4%。 2000年美国的GDP 是我国的8.3倍,到2011年已降至2倍。

    从科技实力看,2000年我国科技实力占世界总量比重为5.4%,2010年达到世界总量的16.1%;与美国的相对差距从2.55倍缩小至1.40倍。科技实力由五个指标构成:研发指标、科学能力指标(在国际科技刊物发表论文数)、技术创新能力指标(本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量)、新技术指标(个人电脑技术)、互联网用户数,这五个指标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

    再从综合国力来看,2000年我国占世界总量比重为8.8%,是世界第二,到2010年占14%;与美国的相对差距从2.55倍缩小至1.4倍。在第三方评价的全球竞争指数GCI中,我国从2002年的第47位上升至第29位。竞争指数进入前30名就是具有竞争力国家,进入前10即是最具竞争力国家。目前我国就行进在这样一个追赶过程中。

    总起来看,今天的中国已经变成一个让人兴奋、震惊、怀疑、恐惧的大国。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些现象,中国已经变成了目前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大国,中国到欧美的游客每到一地象蚂蟥一样疯狂购物,但中国的贫富差距却日渐拉大,基尼指数高居不下。在富人们一掷千金的情况下,一批批农村和城市贫民也在出现。如果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即使十年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也很难说我们实现了小康社会。

正视我国的贫富差距

    未来中国的任务是:一边拼命创富,一边要努力均分财富。再不均衡发展,中国的社会可能要出问题。一份对上万人调查的结果是:未来十年公众最焦虑的是贫富分化阻碍国家发展!

    我这里有一组数字反映各国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让我们来看看。

    基尼系数是根据洛伦兹曲线计算出来的。为了研究国民收入在国民之间的分配问题,美国统计学家洛伦兹画出了一曲线(Lorenz curve),把一个国家内最贫穷的人口与最富有人口掌握的财富进行对比,最后得出这条曲线(见下图)。该曲线作为一个总结收入和财富分配信息的便利的图形方法得到广泛应用。

    洛伦兹曲线

    通过络伦兹曲线,可以直观地看到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平等或不平等的状况。画一个矩形,矩形的高,衡量社会财富的百分比,矩形的长,是贫困与富裕家庭的排列,将100的家庭从最贫者到最富者自左向右排列,最前面的是收入最低的家庭。在这个矩形中,将每一等分的家庭所有拥有的财富的百分比累计起来,并将相应的点画在图中,便得到了一条曲线就是洛伦兹曲线。

    整个的洛伦兹曲线是一个正方形,正方形的底边即横轴代表收入获得者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正方形的左边即纵轴显示的是各个百分比人口所获得的收入的百分比。从坐标原点到正方形相应另一个顶点的对角线为均等线,即收入分配绝对平等线,这一般是不存在的。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即洛伦兹曲线都在均等线的右下方。

    将洛伦兹曲线与45度线之间的部分A叫做“不平等面积”,当收入分配达到完全不平等时,洛伦兹曲线成为折线OHL,OHL与45度线之间的面积A+B叫做“完全不平等面积”。不平等面积与完全不平等面积之比,成为基尼系数,它是衡量一国贫富差距的标准。基尼系数G=A/(A+B)。基尼系数不会大于1,也不会小于零。

    现在我们来看目前世界各国的基尼系数状况。中国的基尼系数比较大,目前为0.48(另有测算为0.5以上)。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比较小,瑞士最小,仅为0.24,德国为0.27,英国为0.34。台湾也比较小,为0.32,韩国为0.31,日本为0.376。

    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是纳米比亚0.70,南非0.65,泰国和香港0.53。智利和墨西哥为0.52,美国为0.45。下面是一些国家基尼系数在世界130多个国家中的排名,排名越靠前,贫富差距越大,中国排在第27位,落后于110个国家,应当属于发展很不均衡的国家了。

1 纳米比亚 Namibia 70.7 2003
2 南非South Africa 65.0 2005
15 智利Chile 52.1 2009
16 巴西Brazil 51.9 2012
18 墨西哥Mexico 51.7 2008
27 中国China 48.0 2009
29 新加坡Singapore 47.3 2011
34 马来西亚Malaysia 46.2 2009
35 秘鲁Peru 46.0 2010
36 菲律宾Philippines 45.8 2006
37 阿根廷Argentina 45.8 2009
42 美国United States 45.0 2007
45 伊朗Iran 44.5 2006
52 俄国Russia 42.0 2010
59 土耳其Turkey 40.2 2010
66 以色列Israel 39.2 2008
67 委内瑞拉Venezuela 39.0 2011
74 越南Vietnam 37.6 2008
75 日本Japan 37.6 2008
77 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36.8 2009
79 印度India 36.8 2004
81 蒙古Mongolia 36.5 2008
83 新西兰New Zealand 36.2 1997
89 埃及Egypt 34.4 2001
90 波兰Poland 34.2 2008
91 英国United Kingdom 34.0 2005
93 爱尔兰Ireland 33.9 2010
94 瑞士Switzerland 33.7 2008
99 希腊Greece 33.0 2005
100 法国France 32.7 2008
101 台湾Taiwan 32.6 2000
103 加拿大Canada 32.1 2005
104 西班牙Spain 32.0 2005
105意大利 Italy 32.0 2006
108 韩国Korea, South 31.0 2010
111 荷兰Netherlands 30.9 2007
112 巴基斯坦Pakistan 30.6 FY07/08
113 澳大利亚Australia 30.5 2006
114 欧盟European Union 30.4 2010 est.
120 比利时Belgium 28.0 2005
122 乌克兰Ukraine 27.5 2008
124 德国Germany 27.0 2006
126 芬兰Finland 26.8 2008
127 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 26.7 2009
131 奥地利Austria 26.0 2007
132 挪威Norway 25.0 2008
133 丹麦Denmark 24.8 2011 est.
134 匈牙利Hungary 24.7 2009
136 瑞典Sweden 23.0 2005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基尼系数非常低,大约不到0.3。一晃三十年过去,中国成了世界上贫富分化较大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达到0.48,甚至更高。

    在一份有1万人参与的调查中,未来十年公众最焦虑的问题居然是贫富分化阻碍国家的发展,72.7%公众期待未来十年中国启动新一轮改革。改什么,怎么改?已经成为中国在追求GDP的同时所必需关注的重要问题。

    这项调查显示,在公众眼中,未来十年最有可能阻碍中国发展的问题依次有:“贫富分化严重”占75.4%、“权力不受制约”占59.4%、“利益集团坐大”占52.8%、“生态环境恶化”占52.6%、“弱势群体利益受侵害”占50.3%、“经济发展减速”占31.3%、 “国际环境紧张”占28.2%、“人口红利消失”占27.0%。

    调查显示,未来十年公众最期待推动的改革是:“收入分配改革”(66.6%)排在首位,其次是“反腐机制改革”(57.8%),排在第三的是“经济体制改革”(53.5%)。其他依次是:“行政管理机制改革”(47.9%)、“政治体制改革”(44.6%)、“司法体制改革”(40.9%)、“公共财政改革”(40.6%)、“农村改革”(39.7%)等。

    不患贫而患不均,是中国文化的特色。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一条铁律至今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确,听一听普通人的反映,便可知道当前一批人的生活有多紧张。

    一位被调查女士说,我最期待调整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方面的改革。几年前,她和丈夫的收入还不算低,可近几年里,工资涨幅有限,通货膨胀却居高不下,现在的收入已很难承受高物价下的家庭日常开销。再加上越来越昂贵的子女教育费用,他们现在几乎没有多余的钱可用于储蓄,更不用说除了日常生活和教育之外的消费了。

    就我身边的一些人状况看,中国人目前的生存也是很艰难的。就拿我的一些学生来说,只身在京打工,每月工资除了房租、伙食所剩无多。如果想结婚买房,那就要贷款,沦为房奴,几十年别想喘口气。所以,北京有一大批三十多岁的单身大青年。我整天为他们操心,也没办法。比较起三十年前我年轻的时候,成家结婚也没现在这么难。经济发展了,财富增加了,人们的生活依然紧张。困窘从来没有摆脱掉。

    即使这样,56.6%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对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充满信心,有52.6%的受访者表示,对自己未来十年的生活有信心。

    尽管人民对未来充满信心,但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这是因为,如果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解决不好,那么,今后十年的发展可能适得其反。即使中国的GDP 和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即使我们的人均收入翻了一番,达到1万美元,但基尼系数仍然居高不下,贫富差距仍然不能消失,中国的经济发展就要出问题,社会就要出问题。

    这里引出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即小康社会是个全方位的概念,不仅仅是GDP总量的经济指标,而是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制度、福利等各方面的社会指标。小康不仅仅意味着挣多少钱,还意味着人们的幸福感,快乐程度,政治社会的文明程度,以及人们对改革的态度,发展和增长的态度。

    如果今后十年,中国不能成功地解决共富的问题,中国四十年的改革便可能以失败而告终。从当前社会隐藏的各方面的矛盾看,发展的不均衡已经成为头等重要的问题。能不能缩小贫富差别,能不能将经济增长成果均匀地惠及平民大众,考验着中国政府和执政党。

八年难产的收入分配方案如何出台?

    于是,人们的眼光便更多地聚焦到议论八年了的收入分配方案上。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某些企业高管的收入与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差距最大达到4500多倍,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收入差距不是在逐步缩小而是明显放大,由此造成社会收入分配进一步不公。

    进入21世纪以后,不管是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企业高管的收入统统与员工拉开了巨大差距。我有一些官员朋友纷纷从机关里调到企业去,去后收入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年收入都达到了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可是在这些年里,普通员工的工资涨幅有限。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一项调查,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甚至一些公务员的工资也多年没有变动了。

    在行业与行业之间,工资水平也出现较大差别。有些行业工资上涨很快,远远超出其他行业。像银行业,年收入都几十万。即使是退休群体的退休金,体制内和体制外,公务员和企业员工,也出现了较大的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上个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在四季度要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多名专家证实,难产8年的收入分配方案,很可能出台在即。那么,这个方案将有什么内容呢?我估计要涉及这样几个问题。

    1,户籍制度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不仅要解决和收入相关的直接问题,还要顾及其他一些相关制度和政策,这些制度和政策可能会对收入分配的结果产生影响,比如说户籍制度,和收入分配不直接相关,但它对收入分配的结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必须要从一个更大的范围内,采取配套性的改革措施,来解决问题。

    户口问题是涉及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不攻克这个难关,中国的城乡差距不会缩小,收入分配鸿沟不会填平。

    前几天我在北京参加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年会,这次年会的主题是产业升级和城市化。有人的观点是,目前的户籍制度屏蔽了农民进城的愿望,导致城市工业地带缺少熟练的产业工人,进而影响了我国产业升级和城市化进程。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户籍对国民收入带来多大的影响。

    改革三十年了,我国的城市化率为49%,还有一半人生活在农村。户籍制度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乡下人的工资收入和社会福利待遇。如果说今天在工资收入方面差别缩少了,但在社保待遇上仍有很大差别。目前看,户籍制度成了中国城乡分割的重要帮凶。城市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靠户籍制度保护着自己的特殊利益。

    计划经济时期出台的户籍制度既制造了社会人际间的歧视、不平等和非人性,又滋生着贫富分化的温床。只有破除不合理的户籍管制,中国的城市化率和产业升级才能有序进行,中国的贫富分化和城市差别才能缩小。

    2,灰色收入

    一些比如单位私设小金库,钱财不清,灰色收入远远高出工资收入,还有一些人或部门利用职务之便,收取额外报酬,这都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

    因此,收入分配是个全局性的问题,涉及多个方面。如果想让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合理,那就不只是要解决一个工资分配问题。目前,社会上的很多财富是通过工资收入之外获得的,比如灰色收入,它如工资制度无关,但可能和政治体制有关系,与贪污腐败有关,与人事制度有关,和各种行政管制有关系。因此,调整收入分配问题往往牵一发动全身,必须要从一个更大的范围内,采取配套性的改革措施,来解决问题。

   3,加大税收力度

  要调节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就需要有相应的税收政策。目前,我国有许多税种缺失,如遗产税,房产税,某些奢侈品税。由于没有健全的税收保障,使国民收入不能进行第二次分配,使一部分人收入过高。但目前,由于中国是个改革中的国家,出于政策上对企业家保护的考虑,迟迟没有出台某些税收措施。但今天的形势变了,改革已经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变成让所有人都富起来的时候。

    4,提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

    在工资这种第一次分配之外,加大第二次分配的力度,那就是提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程度。如果要进一步加强对低收入人群的支持力度,就需要加大低保人员的相应保障。

    在国企改制的浪潮中,许多下岗工人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这次收入改革方案中要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等四类低收入工薪劳动者的所得。

    这些年理论界出现了“负福利”的说法。在我国,一部分人享有社会福利,而另一部分人没有。事业单位的职工和公务员享有,而企业职工和普通工人却没有,农民更谈不上。这是计划经济时期造成的一种不平等,由此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负福利”是我国社会保障系统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反映出我国的社会保障差异性太大。同样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但却显出诸多的高低之分。

    另外,还要缩小同等待遇差异,譬如目前体制内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高达市场退休人员的两倍。一个市场退休的人高级职称,养老金最高三千多块钱,而机关内一个高级职称的退休金都在六千多元。这就是我身边看到的不平等事情。

    下一步,无论是医疗保障还是养老保障,都不应出现太大的差距。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的差异性应缩小。现在社会已经有很大的意见了。过去解决的是扩大农村和城市的保障覆盖面问题,解决“有”和“无”的问题,现在应当解决“多”和“少”的差别。

    5,减少垄断

  对竞争性的国企,国家或有关部门要尊重市场,没有必要进行太多的干预,譬如,由发改委、人保部等国家部委来制定企业工资水平,是否会违背企业运营规律?但对垄断性的国企,就应当对其垄断利润加以限制,制定合理的工资方案。对国有企业高管和一般职工的薪酬给予合理评估,从而决定央企的工资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总之,收入分配差距的改变可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收入分配改革必须加大力度,收入分配改革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制度。现在的理论界有两派,一派是福利派,要求政府多征税,一派是放任派,要求政府少负责。这两派无非是两种人的利益反映。一边是穷人,一边是富人。穷人要求政府多发挥作用,富人希望政府少干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当照顾哪一方?当然是弱势群体。我认为,中国今后收入分配方案的制定,应当更加侧重二次分配而非初次分配。税收和税负的安排应当更合理一些,比如让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提高税收的累进性,让税收提供更大的调节作用。在税收使用上,也应当更加透明合理。

小康是个全面的概念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小康是个综合立体的概念,需要从经济、政治、社会、司法、税收、制度等方方面面入手进行调整,才能实现全民小康社会的目标。小康社会不仅需要经济政策护佑,还需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规来保障。因此,胡锦涛主席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研究室最近联合发布了“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收入依然是最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因素,健康和婚姻位居其次。在众多的改革选择中,收入分配改革无疑最受公众期待,也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其成效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为什么马明哲能如此霸道?

----当代中国企业家的败类

吕永岩

    这是网络2008年3月6日引用《北京商报》的消息:“1月21日,中国平安表示拟公开发行不超过12亿A股和400亿元分离可转债,按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计算再融资额度达到了1600亿元。天价再融资方案直接成为A股暴跌千点的导火索,也使中国平安的股价从百元左右一举跌穿70元。

    一时间,恶意圈钱、不顾A股现实情况、把股民当提款机……种种指责涌向中国平安。据调查显示,超过95%的投资者反对中国平安增发。”

    众所周知,平安保险巨头马明哲为众人瞩目源自中国平安上市不足一年,没给股民任何回报,便提出1600亿巨额圈钱计划,结果引发股市暴跌。上证指数由6124点一直跌到1664点,中国平安股价由149元最低跌到19元。持有平安股票的股民损失惨重。这以后,很快爆出马明哲6616万年薪,引起各界强烈反响。

    有人当时算了一笔账,马明哲的6616万年薪相当当时数万士兵一年的津贴。相当700余名军职将军的年薪。当时航天英雄杨利伟还不是将军,只是一名大校。马明哲6616万年薪大约够杨利伟奋斗800年。按当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计算(还有约8000万贫困人口达不到这个水平),仅6000万年薪就相当1.5万农民一年的辛勤劳作。如果与一些地方最低生活保障线200元相比,够这些人奋斗将近三万年。绝对的天文数字。

    马明哲当时声称他们是“一个企业,两种制度”。所谓“一个企业,两种制度”就是他们高管给自己定了一个与国际接轨的高薪制度,给员工们定了一个与国内接轨的低薪制度。并且人们知道平安最底层员工完全靠所揽的保费确定收入,如果揽不来保费,那就只有卷铺盖走人,马明哲连最低生活保障也不会理会。马明哲在讨论增发1200亿的股东大会上曾用手捂着自己的胸口说:“请相信我,增发比不增发要好。”为什么好?马明哲绝口不谈。

    事后人们恍然大悟,原来平安投的是国外的“富通”。“富通”遭遇金融危机,股价一路下跌。平安曾以均价19.05欧元/股,斥资约18.1亿欧元购买富通集团9501万股股份,约占总股本的4.18%,成为其最大单一股东。此后,平安继续追加对富通集团的投资,认购其5%的新股。

    2008年12月19日,富通股价收于1.08欧元,至此,平安已经整整亏损了226亿人民币亏损幅度超过90%。平安当时表示,“即使富通破产,但对平安所造成的损失也将不会超过人民币283亿元。”283亿,满不在乎,口气大得惊人。事后人们说,幸亏马明哲总计1600亿再融资没拿到手,要是拿到手,平安恐怕亏得连“命”都难保了。人们有目共睹的是,马明哲没拿到1600亿,没有其它原因,纯属股民用自己血淋淋的“割肉”造成的。这确如国歌中的那句歌词:“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股民用血肉阻止了马明哲1600亿的巨额圈钱计划,使马明哲没落入“富通”的陷阱,等于救了马明哲。但马明哲对此是不会领情的。

    马明哲因1600亿巨额圈钱当了一把“明星”,因6616万年薪当了一把“明星”,因投资“富通”亏损超90%又当了一把“明星”,后来又有解禁的7.45亿元股权,又当了一把“明星”。人们有理由质问:

    为什么突破中国金融不得混业经营法规的是马明哲而不是别人?

    为什么马明哲在股市狮子大开口圈钱百亿、千亿,没有人监管?只能靠股市惨烈下跌,靠股民血淋淋割肉来阻止?

    为什么马明哲敢给自己定6616万天价年薪?

    为什么马明哲投资富通一次亏损二百多亿无人追责?

    为什么中国能让马明哲任其所为?他的底气究竟来自哪里?

 

 

 

 

发件人:djg1973<djg1973@sina.com>;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d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0月23日 01:20 (星期二)

三一陷入美国政府和中国媒体的两面夹击

杜建国

2012/10/19

    “跟不讲理的地痞一样”!这是三一集团总裁向文波在10月18的新闻发布会对美国政府针对三一集团的所作所为的评价。

    9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总统令,以涉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中止中国三一集团关联公司美国RALLS公司在美开展的风电项目。10月1日,RALLS公司正式向华盛顿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将美国CFIUS及奥巴马总统列为共同被告。随后,三一集团决定就此于10月18日召开媒体沟通会。

    那么,就在美国政府如“地痞”般强征或没收三一集团在美资产的时候,就在三一集团为“尊严”而战并认真准备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中国的媒体在干什么呢?令人无比吃惊的是,中国的许多媒体,不但不对美国政府的“地痞”行径予以声讨,不但不对欲讨还公道的三一予以声援,反而在竞相大肆报道三一集团国内经营方面的“负面消息”,这在三一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前几天形成了一个小高潮。

    一时间,三一集团遭到了美国政府与中国媒体的夹击。

    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媒体炮制的对三一的大量的所谓负面报道和评论,很少有能站得住脚的。比如,10月15日,《理财周报》刊发记者冀欣的文章《三一重工负债高达394亿 利息压力拖累业绩》。三一重工大名鼎鼎,是三一集团所属的核心企业和上市企业之一,

    针对此报道,三一集团总裁向文波不禁发微博予以怒斥:“理财周报又在造谣!我毎天都收到三一重工资金报表,三一重工银行负债205亿,394亿中的194亿被记者贪污了?三一重工股票滑铁卢是什么意思?跌幅比排行业第几?排上市公司第几?”三一重工与三一集团什么关系弄清楚了没有?”

    理财周报的记者,为了制造耸人听闻的效果,竟然将整个三一集团的贷款额算到三一重工一家头上,于是乎,三一重工的贷款总额几乎翻了一番,还款压力自然上升。记者如此操作,如果不是刻意而为之,那就只有该记者不具备起码的职业素养这一种解释了。

    10月16日,《第一财经日报》紧跟着发文《三一重工资金状况再遭质疑》。此文毫无新鲜内容,不过是将前一天《理财周报》的文章稍加编辑重新刊出而已。

    10月17日,《经济参考报》刊发文章《三一重工主营收入恐现断崖式下降》。如此耸人听闻的标题,又是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加重了人们对三一集团的担忧。

    《21世纪经济导报》所属的21世纪网,则将《经济参考报》的文章稍加编辑后,以《三一重工主营收入或断崖式下降》为标题,刊登在自己网站上。

     10月18日,三一重工发布了“三一重工关于“媒体报道严重失实”的声明 ”。声明指出:“2012年10月17日,某媒体(即经济参考报——引者注)刊登了题为《三一重工主营收入恐现断崖式下降》的文章,经核查,该报道严重不实,特声明如下:

    一、文章提到“9月份作为三一重工主营业务之一的混凝土机械的龙头产品泵车出厂量剧降至15台,总销售额仅为5000万元”

    澄清说明:此信息完全失实,公司今年9月份混凝土机械实际销售额11.6亿元,其中泵车销售占比超过50%。”

    甚至在10月18日新闻发布会现场,三一竟然也难逃中国媒体的当面挑衅。发布会上,《长江日报》的一位女记者质问向文波道:“请问向总,以前三一的高管否认过要起诉奥巴马,这次又开新闻发布会很高调,为什么选择奥巴马?有一点作秀的嫌疑?”

    如果不是看到录像,我几乎不相信一位记者能提出如此问询。三一集团,蒙受了财产损失和精神,愤而起诉讨还公道,怎么就成了“作秀了呢?”难道三一集团逆来顺受、夹起尾巴不吭声才不是作秀吗?

     另外该记者的提问还有令人啼笑皆非的一面。三一集团公布起诉美国政府的消息后,许多媒体大丢其丑,竟然错报道成三一重工将要起诉美国政府,为此三一重工赶紧声明起诉主体不是自己而是三一集团。而该记者呢,竟然将澄清声明理解成了否认起诉,同时继续将三一集团和三一重工混为一谈,进而指责三一出尔反尔。面对如此荒唐而又义正词严般地质询,向文波总裁不得不在现场就三一集团与其所属上市公司三一重工的区别向该记者进行了启蒙。想象一下,中国媒体如果都充斥着这样的记者的话,我们从她们那里能获取怎样的信息呢?

    中国的媒体素来以私营企业的喉舌和保护人自居,可是面对遭受美国政府蛮横对待的三一集团,他们却采取了一种近似为“落井下石”的行动,这该如何解释呢?而且,这种“落井下石”并非最近才开始的,早在数月前就已经展开了,对此笔者将在以后的文章里详述。

    同时我还想起,就在一年前的这个时刻,同样的媒体正在呼吁政府“救助”温州那些因投机失败而欠债跑路——窃以为这已经是在犯罪了——的投机商,而今天他们对三一这样一家在实体经济领域大放异彩的私企却是完全相反的态度。如此厚此薄彼,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发件人:第一财经研究院中国战略思想库<zhanlue@yicai.com>;收件人:(无)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1月09日 08:55 (星期五)附 件:2个(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参考》72期 查看全部附件

警惕中国重蹈西班牙危机覆辙

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参考》72期

    《定义主权债务危机的“西班牙路径”:房地产泡沫破灭-银行业危机-主权债务危机——警惕中国重蹈西班牙危机覆辙》”报告,透视西班牙危机的演化机制,对于中国同样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这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说当前西班牙正经历债务危机,但在过去若干年西班牙的国债/GDP水平一直非常克制,西班牙主权债务/GDP新世纪10年长期维持在50%左右的低位,在2008年只有不到40%。2010年提高到60%,但这一比例不仅远低于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危机国家,也远低于意大利,甚至低于核心国家德法和欧元区的平均水平。即使在今年二季度西班牙国债/GDP的比例已经上升到22年最高水平的75.9%,其国债/GDP之比在欧元区各国中仍相对处于低水平。

    西班牙危机的一个特点,是其清晰的传导机制,即: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西班牙银行业危机,对银行业的救助放大了西班牙政府的主权债务。事实上,主权债务危机仅仅是西班牙危机的外在表现,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其房地产业、银行业和地方债的问题,三个问题的形成又有各自的历史、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其中,房地产泡沫是危机的根源,银行业是危机的核心,地方债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又有点火上浇油的意味。这三者相互催生和形成恶性循环,最后集中表现为主权债务危机。

    本报告的意义,在于揭开西班牙主权债务危机的面纱,一层层剖析西班牙危机的逻辑。同样让我们深究的本源在于,中国和西班牙有很多类似之处,即表面上国债与GDP的低比例,能否抵挡的住房地产泡沫对银行业以及最终对财政的冲击。

    《战略参考》74期——“《全球智库精粹(30期)——聚焦美国的东亚政策》”。进入新世纪以来,亚太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冲击着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力量架构,加之美国近年国内危机严峻,美国逐渐把强化亚太战略作为其国内经济复活的关键和外交事务的重心。奥巴马上台伊始,就宣称要“重返亚太”,经过四年的布局,闻风而动的亚太诸国频频动作,亚太成为当今世界各种矛盾凸显的地区。正值美国大选如火如荼之际,如何评价过去四年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总统大选对美国的亚太战略有何影响?对美国的亚太的未来我们将有何种预期?本期智库精粹试图从美国知名智库寻找以上问题的答案。

    《国力的流通》报告作者为罗伯特 佐利克(世界银行前行长、哈佛大学贝尔佛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资深研究员)。本报告的核心,是将经济和国家安全联系起来,思考美国的国家战略。作者将二战之后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它的瓦解;然后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资本主义复兴到冷战的结束;接着是从冷战结束一直到全球化的兴起并持续到2008年的崩溃。现在正跌跌撞撞地进入美国必须施加重大影响的第四阶段,作者认为,要做到这一点,美国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认识到经济和安全之间的重要联系。作者认为,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卡尔对美国需要解决其糟糕的预算的警告是正确的:美国必须要恢复自身的信用,无论是为了自身的健康,还是为其领导地位。通过恢复美国的信用和经济增长,下届总统和国会会着力增强国家的国力和影响力。作为一个用各种手段和观念以及意志力再次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的敢做敢当的国家,美国国内的成功会巩固其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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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 LU Xiang 发送时间: 2012-11-13 05:30:48 收件人: CUI Zhiyuan 抄送: 主题: 美国油气产量将超过俄罗斯、沙特,值得注意的消息:IEA预测,美国油气产量将超过沙特、俄罗斯。

美国油气产量将超过沙特、俄罗斯

U.S. to overtake Saudi as top oil producer: IEA

By Peg Mackey | Reuters – November 12, 2012

     LONDON (Reuters) - The United States will overtake Saudi Arabia and Russia as the world's top oil producer by 2017, the West's energy agency said on Monday, predicting Washington will come very close to achieving a previously unthinkable energy self-sufficiency.

    The forecasts by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which advises large industrialized nations on energy policy, were in sharp contrast to previous IEA reports, which saw Saudi Arabia remaining the top producer until 2035.

    "Energy develop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profound and their effect will be felt well beyond North America - and the energy sector," the IEA said in its annual long-term report, giving one of the most optimistic forecasts for U.S. energy production growth to date.

    "The recent rebound in U.S. oil and gas production, driven by upstream technologies that are unlocking light tight oil and shale gas resources, is spurring economic activity - with less expensive gas and electricity prices giving industry a competitive edge," it added.

    The IEA said it saw a continued fall in U.S. oil imports with North America becoming a net oil exporter by around 2030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coming almost self-sufficient in energy by 2035.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currently imports around 20 percent of its total energy needs, becomes all but self-sufficient in net terms - a dramatic reversal of the trend seen in most other energy importing countries," it said.

    IEA Chief Economist Fatih Birol told a news conference in London he believe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overtake Russia as the biggest gas producer by a significant margin by 2015. By 2017, it would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oil producer, he sai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ly more on natural gas than either oil or coal by 2035 as cheap domestic supply boosts demand among industry and power generators, the IEA said.

LIMITED KNOWLEDGE

    Birol said he realized how optimistic the IEA forecasts were given that the shale oil boom was a relatively new phenomenon.

    "Light, tight oil resources are poorly known ... If no new resources are discovered (after 2020) and plus, if the prices are not as high as today, then we may see Saudi Arabia coming back and being the first producer again," he said.

    The IEA said it saw U.S. oil production rising to 10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bpd) by 2015 and 11.1 million bpd in 2020 before slipping to 9.2 million bpd by 2035.

    Saudi Arabian oil output would be 10.9 million bpd by 2015, the IEA said, 10.6 million bpd in 2020 but would rise to 12.3 million bpd by 2035.

    That would see the world relying increasingly on OPEC after 2020 as, in addition to increases from Saudi Arabia, Iraq will account for 45 percent of the growth in global oil production to 2035 and become the second-largest exporter, overtaking Russia.

    OPEC's share of world oil production will rise to 48 percent from 42 percent now.

    Russian oil output, which over the past decade has been steadily above Saudi Arabia, is predicted to stay flat at over 10 million bpd until 2020, when it will start to decline to reach just above 9 million bpd by 2035.

    "Russia, which remains the largest individual energy exporter throughout the period, sees its revenues from oil, natural gas and coal exports rise from $380 billion in 2011 to $410 billion in 2035," the IEA said.
The U.S. oil boom would accelerate a switch in the direction of international oil trade, the IEA said, predicting that by 2035 almost 90 percent of oil from the Middle East would be drawn to Asia.

ENERGY DEMAND GROWS BY THIRD

    The report assumes a huge expansion in the Chinese economy, which it saw overtak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soon after 2015 and by 2020 using market exchange rates. Chinese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by 5.7 percent annually between 2011 and 2035.

    A rise of 1.8 billion in the world's population to 8.6 billion would lead to a spike in global oil demand by more than a 10th to over 99 million bpd by 2035, keeping pressure on oil prices, the IEA said.

    The agency's central "New Policies" scenario, which assumes a range of measures are taken to curb oil consumption in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elsewhere, sees the average import cost of oil rise to just over $215 per barrel by 2035 in nominal terms, or $125 in 2011 terms.

    If fewer steps are taken to promote renewable energy and curb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oil was likely to exceed $250 per barrel in nominal terms by 2035 and reach $145 in real terms -- almost level with the record highs seen four years ago.

    The share of coal in primary energy demand will fall only slightly by 2035.

    Fossil fuels in general will remain dominant in the global energy mix, supported by subsidies that, in 2011, jumped by almost 30 percent to $523 billion, due mainly to increas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中国国库存款大幅下滑20%

经济观察报记者 席斯

2012年10月21日

    9月份,中国国库存款余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达到2.7万亿,几乎与危机中的2009年同期相当。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认为,这是经济增长放缓导致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的体现。

  从国库存款余额变动中也可以看到中国宏观政策的规律:两会后下拨资金、年底突击花钱、年底大量存款结余等,都在国库存款余额的数据中一一体现。而常年3万亿左右的国库存款余额,已是中国政府从效率和负担的角度需要审视的问题。

国库存款变迁

  王志浩每个月都要去央行的网站看一看国库存款余额,他认为这是了解财政对经济刺激到底有多大的最快速而有效的方法。

  国库存款也叫政府存款,各级政府的收入存放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国库,并从这里支出。目前中国有一个中央国库,30个地方国库分库,49个中心支库和513个市县支库,中央和地方国库之间通过联网进行上解收入和划拨资金。

  9月份,全国财政收入8258亿,支出11679亿,月底国库存款余额27000多亿,比去年同期35711亿下降了20%,这让各级政府捏了一把汗。

  河南省焦作市2012 年国税收入计划57.2 亿元,同比增长9.6%。但今年1—7月,焦作国税完成收入31亿元,同比下降3.6%,其中市本级收入同比下降9.7%,减收2552万元。焦作国税局局长陈国全预计今年全市国税收入46亿元,缺口11亿元,他分析称,今年经济下行趋势超出年初预期,下行速度快,持续时间长,他也无法判断在短期内是否会迅速好转。

  每一年政府征收的所有收入最终都应该进入国库。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戴柏华表示,目前国库集中了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基金收入和央企红利上缴收入,而非税收入等部分收入则通过过渡账户最终到国库。

  很多学者表示,他们并没有去观察国库存款变动情况的习惯。但是王志浩认为通过国库存款的变动,可以看出政府收入和拨付那么大一笔钱的净效应。例如,某个时点,国库存款余额有一个大的减少,说明政府支出大于收入,可以判断财政刺激是正向的。另外,从国库存款余额变动中也可以看到中国宏观政策的规律。

  例如,3月份国库余额会有一个明显的降幅,是因为3月初召开全国两会预算通过审批后,大笔资金进入拨款程序。而每年余额降幅最大的是12月。比如2011年12月存款结余比上个月减少了11000多亿,加上当月财政收入6431亿元,这个月政府共花掉了近2万亿元。这反映了中国特色的年底突击花钱。

  如果在年度间比较,也会发现2008年12月政府存款结余降幅是近年来最大的一次。当时4万亿投资计划出炉,要求在年底前将大部分项目开工,并将资金划拨出去,这导致当月政府支出规模惊人。

  而令王志浩一直不能理解的一个怪现象是,每年12月31日,政府存款账户上仍有2万多亿的结余。而按照理论,这个账户在每年年底最后一天余额为零,即便有超收收入结转下年也只有2000亿左右。“这些年底结余似乎是预算已经安排好了的,只是还没有花掉,但似乎又好像预算没有安排。”王志浩说。

  中国各级政府支出进度一直慢于预算进度。常常是收入收了80%,钱却只花掉40%,待年底最后两个月突击花钱。从2007年开始,财政部着重解决支出进度慢的问题,到年底几个月,逐个部门走访,逐个省市落实,加快支出进度。

  2011年财政部要求11月底,各级财政支出要完成80%,12月底,扣除结转下年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弥补赤字的部分,应100%完成全年支出,即11.24万亿。但如果观察央行的政府存款统计数据,2011年12月31日,国库存款余额还是有2.3万亿,并且这是近年国库的一个普遍现象。

  据一些参加去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的地方官员反映,年底花钱要赶进度,但项目进展没那么快,所以一些地方只能虚列账册,实际并没有支出,还在国库中,待第二年前几个月逐一消化。“每年都是两会之后才开始拨款,到地方这儿往往都是4月中下旬了,一年只有8个月的时间去做事儿,很紧张。”上述地方官员表示。

  为此,很多地方官员认为,为了完成进度而序列账册并没有意义,应把年底的一些支出延伸到第二年3月前。

庞大的存款余额

  年底大量结余让王志浩一头雾水,而对常年有稳定的3万亿左右的国库存款,他不置可否。在王志浩看来,国库应该是具有流动性功能的账户,理论上国库现金余额越少越有效率,他评价中国的国库更像是一个储蓄账户。今年9月国库存款余额虽有下降,但仍然为27000亿。

  在他看来,大部分国家政府国库里都没有那么多的钱,其实国库的存款越少越好,说明资金有效益,也没有向纳税人多收。以美国为例,国库部门会有一系列的对收入的判断工作,每天进行跟踪,根据收支差额,计算需要发行多少国债,如果某一段时间收入情况好转,则减少发国债规模,收入有所下降,则增加国债,这些都是实时监测和调整的。

  王志浩并不能肯定存有如此大的余额是好事还是坏事。有人提议,既然有如此大的存款余额,应该利用好这些余款,而不是从市场上借更多钱。但王志浩对此不太确定,“也许财政部认为这是一个在危急时刻可以使用的资金池”。

  据公开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中国国库现金余额以年均37%的速度在增长。像每个普通人,存款多了,就想买个基金或者房屋做投资一样,政府存款多了也动了理财的心思,也称国库现金管理。

  截至10月18日,2012年已有5400亿的国库存款进行理财,分11次流入商业银行,获取更高的利息收益。目前国库现金理财的频度和规模均已超出往年。2011年全年财政部和央行对国库存款余额进行了11次4400亿规模的现金理财。除了政府花钱较多的12月,其余月份每月一次。

  目前财政部正在进行的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是将中央国库余额存款由央行转入商业银行。据了解,央行为国库存款支付0.36%的利率,但国库资金通过对商业银行招投标操作,利息普遍较高。2011年全年平均利率在6%左右。今年由于降息等操作,利率年初在5%以上,年中3%以上,目前已上升到4%以上。

  虽然存款利息降低,但因为理财资金规模增长,预计今年国库理财收益仍在100亿以上。但对国库存款增值的行为,央行始终有些忐忑,国库现金管理如果操作不当,最直接的危害是加剧通货膨胀,增加流动性,冲击货币政策。

  对此,接近财政部的人士称,财政部理财只是要体现财政国库现金的时间价值和使用价值,这部分增支收入全部打入中央国库,并不在某个部门名下。他认为,由于中央国库现金管理的规模相比存款余额并不算大,因此既可以缓解中小银行的资金需求,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不大。

  该人士称,尤其近两年,随着国库单一账户的推进和预算外收入的管理,有越来越多的预算外资金流入到国库中,可以大大减少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其对货币政策的对冲作用在财政系统内本身就能消除。但在央行官员看来,现金管理不是一个解决库存量过大的根本性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高库存,还是要从预算的编制和执行过程中入手。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收件人:lin chun<C.Lin@lse.ac.uk>;d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0月25日 13:46 (星期四)

消费对GDP贡献率5年来首超投资 未来应继续扩大

东方网

2012年10月24日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5%,超过投资的贡献率。昨日有媒体称,这是消费贡献率十年来首超投资。但据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实际上2007年也出现过消费贡献率超过投资的情况,因此,“5年首超”的说法更为准确。接受记者采访的知名专家认为,不算是否“十年来首超”,这确实是我国经济结构进一步改善的信号,未来应继续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透露,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55%,在7.7%的增长率中拉动了4.2个百分点。关于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是50.5%,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5.5%,下拉GDP负增长0.4个百分点。

  昨日,有媒体称,这是自2001年以来,最终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投资的情况。数据显示,我国多年来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高于消费,最高的时候在2009年,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0%左右,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率则不到50%。2011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4.2%,高于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51.6%贡献率,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8%。

  不过,据羊城晚报记者了解,2008年国家发改委提交全国人大审查的计划报告中提到,2007年我国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分别拉动经济增长4.5个、4.4个和2.5个百分点,“消费的贡献率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

 

 

铁道部截至三季末亏损85亿元 负债为26607亿元

新京报

    中国北车昨日披露公司近日签订的若干重大合同,总计金额达72亿元,其中与铁道部的合同占总合同额的七成。中国北车相关人士昨日表示,随着动车组招标陆续开展,与铁道部的合同绝对金额还将持续增加。

    中国北车此次共披露了13个合同,总计金额72.37亿元。合同金额占公司2011年度营业收入的8.10%。其中有5个合同与铁道部签订,合同金额合计50.78亿元,占合同总额的70.17%。其中包括一笔39.858亿元的大功率交流传动电力机车销售合同。大功率交流传动电力机车即为火车头,这也是今年国内轨道装备行业中最大的一笔订单。此外,中国北车旗下长客和唐客公司还与铁道部签订了总计6.9亿的动车组配件销售和维修合同。

     中国北车相关人士昨日对记者表示,这体现出在高铁的机车购买合同后,相关售后服务产业开始呈现。高铁后期维修和新建高铁同样是诱人的蛋糕,因技术含量高,高铁的维修基本维持“谁造谁修”的原则,自2008年我国首条高铁运行以来,已经有部分高铁先后进入三级修和四级修状态。

    高铁维修是刚性支出,高铁一般运行120万公里后要进行三级修,运行240万公里后要进行四级修。

铁道部截至三季末亏85亿

    铁道部近日披露的三季报显示,截至2012年三季度铁道部资产为43044亿元,负债为26607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1.81%,税后利润则为-85.41亿元。

    分析认为,铁道部的负债和负债率不断扩大,与其依赖大量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来投资铁路建设密不可分。

    北交大经管学院教授赵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仅有京津、京沪、沪宁等少量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中短途线路能够实现盈利,还有大量线路收益不敷成本,亏损严重,是铁道部亏损的重要原因。而日前铁道部也开始了吸引民间投资的步伐。

     10月16日,蒙西到华中铁路煤运通道开放吸引民间投资,总投资1500多亿,共16个投资主体,其中有三家民营企业参与投资占股15.7%,这也是“新36条”实施细则发布后,铁道部首次开放对民间投资。

 

 

李扬:未来增长仍要靠投资

     11月4日在搜狐企业家论坛2012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表示,出口因为国际形势变化和政策调整,已经处于不可依赖的状况,国内消费相对稳定,短期内难有大变化,投资是唯一还可以有点掌控权的因素,今后的经济增长仍将主要由投资拉动。我们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这是一个事实。

    他表示,今年前三季度的情况已经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判断。前三季度经济增长7.7%,内需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弥补了外需增长的下落。内需包括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如果把投资和消费放在一张图里对比起来看,显然消费在短期内还无法主导经济增长,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率都在下降,但投资增长率依然高于消费增长率。

    李扬说,现在地方的刺激政策,无一不是刺激投资的政策,真正发挥作用的都是刺激投资的政策。很多人对投资不喜欢,喜欢把经济上的问题归咎于投资增长率高。年前的结论是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长期来看不得不转变,而且不易转变,经济增长就下来了。如今,这两个因素中有一个因素已经弱化,出口增长受限,所以,中国经济总增长势必靠投资拉动。

 

 

安信信托净利润大降五成

中国经济时报

    近日,三家上市信托公司陆续发布了第三季度报告,三季报显示,上市信托公司业绩分化明显。其中,爱建股份和陕国投A业绩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安信信托则掉头向下,业绩出现大幅滑坡。

    据安信信托发布的第三季度报告,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9679.81万元,同比增加28.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954.86万元,同比增加28.16%。但公司今年第三季度单季实现营业收入 8225.35万元,同比仅增加3.19%;净利润只有不到17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52.98%。

    与安信信托净利润同比大降五成相比,另外两家上市信托公司业绩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陕国投A前三季实现营业收入36876.74万元,同比增加68.06%;净利润19200万元,同比增加74.54%。

    爱建股份则在解释其第三季度利润表变动原因时指出,公司营业总收入的增长得益于利息收入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大幅增加,而这两项收入主要由旗下子公司爱建信托贡献。第三季度,爱建股份实现净利润 6769.1万元,同比增长141.05%。

    从2007年信托资产规模不足1万亿元到2012年6月末信托资产达5.54万亿元,信托行业近年来经历了迅猛增长,各信托公司在巨额利润的滋养下也迅速发展壮大。但作为信托行业仅有的三家上市公司之一,安信信托由于长期受累于与中信信托重组一事,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受重组计划遭银监会否决的影响,安信信托第三季度最终启动了搁置已久的出售银晨网讯和凯盟公司股权一事,以剥离实业资产换取新的金融许可证,同时,原董事长张春景也辞去了董事长职位。

    “除了没有获得新的金融牌照受到一定影响之外,公司的管理模式和业务模式也有些问题,让外界根本看不懂。很长一段时间,安信信托几乎只由前董事长张春景一人在支撑,连总裁、副总裁都没有。”用益信托首席分析师李对记者表示。尽管如此,受益于信托业的普遍增长形势,安信信托前三季度的净利润依然同比增长了28.16%。业内人士预计,在受假期因素影响明显的信托发行“淡季”第三季度过去之后,安信信托实现业绩反转有较大可能。

 


中企海外并购频频沉沙折戟 盼望政策支持

中国经济时报

   中国企业出境并购的主要困难是资金、尽职调查经验、谈判技巧、后期整合,专家建议政府多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

    11月3日,中海油斥资151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尼克森能源公司的并购案“再生枝节”,加拿大政府再度延长审批期限至12月10日。

    2007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发展平稳,但今年三季度却降到了2011年以来的最低点,反思几次并购折戟,除了中企要勤练“内功”提升实力外,还需政府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能源和机械制造成亮点

    近年来,中国企业出境并购市场整体呈现增长态势。据投中集团统计,中企宣布海外并购交易规模从2007年的135.81亿美元升至2012年(截至目前)的930.93亿美元,复合增长率达39%;宣布交易案例由107起升至208起,复合增长率达14%。

     “欧债危机带来欧元区经济持续低迷,企业普遍估值偏低濒临破产,股东出售意愿强烈,对国内企业出海是个好机遇。”投中集团分析师万格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国内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对能源、成熟的制造技术需求骤增,利用外资企业在当地广泛的渠道分布来拓展国际市场,以及完善国内产业链、提升企业利润空间等,国内企业出境并购意愿增强。

    据投中集团统计,2012年至今,中企完成出境并购案例134起,能源及矿业、制造业、IT业分别以36起、25起、11起位居前三;完成交易规模234.22亿美元,能源及矿业、制造业分别涉及147.04亿美元、47.61亿美元,占比63%和20%。

    今年6月,中石化、中海油拟以140亿英镑收购英国石油公司(BP)持有的俄罗斯第三大石油开发商——俄罗斯能源合资公司秋明BP的半数股权;7月24日,中石化宣布已同意斥资15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塔里斯曼能源英国分公司49%权益,逐渐展现出国内能源公司在走出国门展开收购的同时,不再满足于某一区域的能源开采权,而是转向对公司整体收购的趋势。

     今年年初至今,工程机械制造业也涌现一批出境并购潮。

    1月底,三一重工联合中信基金3.6亿欧元收购德国混凝土机械巨头普茨迈斯特公司全部股权。7月底,国内工程机械第三大巨头徐工集团成功将德国混凝土机械设备制造商施维英公司52%股权收入囊中。

    另外,国内发动机巨头山东重工集团旗下潍柴动力,继去年成功购得全球最大豪华游艇制造商意大利法拉帝公司后,今年9月以7.38亿欧元从私募股权机构高盛和KKR手中收购德国工业叉车巨头凯傲集团25%股权。

    “能源方面,国内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各基础行业对能源需求较大,另外,能源并购主要涉及资源的购买,相对于技术、渠道和品牌类并购更容易后期整合。机械行业并购主要是欧债危机给提供了机会,那些拥有全球领先技术的工程机械企业有出售意愿,国内企业正缺少海外渠道和技术的弥补。”万格告诉本报记者,出境并购对资金的要求还是很高的,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讲,这两个行业更具备资金实力。

     清科集团研究中心分析师朱毅捷告诉本报记者,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升之前,能源及矿产行业仍将产生更多的并购案例。

还需更多政策扶持

    光鲜的并购交易背后,还有一些企业在积累惨痛的教训。8月9日,国内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万向集团向美国最大的电池制造商A123系统公司提出收购协议,拟以4.65亿美元收购其80%股份,美国以保护国有资产为由而制止。10月22日,美国豪客比奇宣布北京卓越航空拟以114亿元收购其资产的交易终止,卓越航空同时损失5000万美元保证金。

    此外,今年以来,和记黄埔收购爱尔兰Eircom、中国铝业收购加拿大南戈壁、海尔集团收购新西兰斐雪派克、天顺风能收购丹麦Vestas、吉利控股收购日本富士重工、中信证券收购法国盛富证券等均告吹。

    这次,加方再度延长审批期限,中海油收购尼克森这笔中海油历年来最大的海外收购案也悬了。

    “对重大失败交易的关注也为日后国内企业出海提供经验教训,与此同时,对国内投行并购服务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万格告诉本报记者,这些教训包括要准确了解被收购企业所在国家的工会和法律制度,对收购标的企业员工给予补偿,资源类收购关注收购后当地交通配套设施能否顺利将资源运出等。同时,目前国内投行并购服务水平较国际投行还有一段距离,主要是经验缺乏,实际的交易会给投行提供更为丰富的经验。

    清科集团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大幅降低,海外并购披露金额的19起案例涉及到交易金额共计18.63亿美元,同比下降57.9%,环比下降高达74.4%,降至自2011年以来的最低点,海外并购在所有并购市场中的占比从上半年67.8%下滑到28.4%;交易量方面,共完成海外并购22起,同比下降37.1%,环比下降21.4%。剔除二季度两笔巨额交易的影响,二、三季度的海外并购市场在实质上并未有太大的变化。

    “中国企业出境并购的主要困难是资金、尽职调查经验、谈判技巧、后期整合。”万格表示,政府方面应该多给予政策扶持,鼓励企业出海,提供资金扶持,指定国家政策银行给予资金方面扶持等。

    今年7月,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委发布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文件中提出 “我国将完善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支持,简化和规范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管理”。10月8日,国家发改委对外密集披露了16个海外投资项目。10月15日,又披露4个,创下年内海外项目审核披露高峰,其中近三分之一是民营企业投资,意在鼓励中企勇敢走出去。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收件人:lin chun<C.Lin@lse.ac.uk>;d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0月17日 09:43 (星期三) 林毅夫: 中国仍存在大量国有资产,中国政府负债率甚至会低于GDP的40%,投资能力无忧

全球增长与中国发展

中国仍存在大量国有资产,中国政府负债率甚至会低于GDP的40%,投资能力无忧

林毅夫

2012-10-16

贫穷国家新机遇

      林毅夫:这一波的产业转移,我更愿意称之为“领头龙模式”,它和“雁行模式”的道理相同,区别在于量的不同。在过去20年间,中国出口产品构成发生了不小的变化。1990年,中国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和化工品占33.7%,制成品占66.3%;2009年,前者缩水至11.5%,后者扩容至88.5%,印证了产业升级。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400美元,已是中上等收入国家,相当于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四小龙在80年代初,产业开始转移时的水平。

    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的制造业就业人数是970万,在80年代韩国是230万人,中国台湾地区不到200万人,新加坡只有50万人;如今中国大陆的制造业规模全球领先,产业工人估计在8500万至1亿人之间,所以当年的日本、韩国等经济体是“雁”,我们是“龙”。

    非洲总人口约为10亿,制造业总就业人数却只有1000万左右。如果中国有10%的制造业岗位流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领头龙”现象足以使该地区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翻两番。同样,巴西和印度出现产业升级,也会向其他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转移就业机会。

    《财经》:制造业向劳动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是“雁行模式”的精髓。但以中国大陆为例,改革开放前,同样是劳动成本很低,产业转移却没有发生,经济发展也很迟缓。

    林毅夫:这是一个好问题。结构的变迁,成功不多,失败却不少。我做的研究显示,从1950年到2008年的58年内,只有2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10%或者更多,其中只有12个经济体不是欧洲国家,也不是石油或者生产钻石的小国,这12个经济体大部分都在东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结构主义经济学盛行,鼓励普遍以农业为基础、经济总量远远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兴办与工业化国家一样的先进产业,即进口替代战略或赶超战略。这一思路固然目标远大,却犯下了违背比较优势的致命错误。

     由于这些产品在国际上不具备成本优势,难以在市场上有效竞争,这些国家的政府给大量亏损企业提供保护,减少其投资和运营成本,包括授予国内市场垄断权、压低利率水平、高估本国货币币值、控制原材料价格等,干预导致资金、外汇和原材料的普遍短缺。结果,政府不得不通过行政渠道给这些企业直接提供资源,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全国计划,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实行的信贷配给和投资、产业准入许可等。为便于实施,许多国家还依赖国有企业发展目标产业。

    保护政策还会产生其他成本,比如本国消费的产品组合不符合最有效率的选择;本国经济因为生产缺乏规模经济的少量产品,市场被分割,效率同样受损。保护政策还削弱了外国企业的竞争,鼓励有政治背景的人把持国内企业形成垄断寻租收益,增加投资和交易成本。

    我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详细论证了这一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后来的扭曲: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形成了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而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构成了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这也是发展经济学的“1.0版本”。

    《财经》:市场与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

    林毅夫:市场主导没错,但市场绝非万能。所以,不能这么简单地思考问题。在发展经济学“1.0版本”衰落之后,“华盛顿共识”兴起,即发展经济学“2.0版本”,强调以发达国家的市场制度做参照系,,通过休克疗法疗伤,发对政府干预市场。。

    我经常会谈到一个有趣的例子:智利曾长期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井,智利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30%—50%,上世纪70年代皮诺切特上台之后,推行“华盛顿共识”,但之后没能发展起新产业。智利人引以为荣的产业,比如制酒产业、三文鱼产业,基本上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政府大力推动发展的。

    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英特尔的电脑芯片大部分在中国台湾地区生产。英特尔为了分散化,准备在拉丁美洲找一个国家设厂,就看中了智利。但智利政府说,你来就来,跟我说干吗?英特尔说,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投资,我要基础设施、港口保证,智利的产业主要是农业和矿业,人力资本结构不一样,你需要帮我配套。智利政府说那不行,市场必须是公平的,我不能去支持你一个产业。结果,哥斯达黎加接受了英特尔的条件,英特尔的投资就跑到那里去了。

 投资是远期消费


    林毅夫:“四万亿”利大于弊。最大的益处在于保住了就业,弊端则是不应以货币政策为主,而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后来出现了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但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四万亿”计划,这与我国的信贷管理体制有着内在关联。

    其次,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消费是在当期是需求,但是,消费完了就没有,所以,不可持续。,投资当期是需求,到了下一期,转为生产力,可以创造收入支持新的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中国已是中等收入国家,但距离高收入国家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高铁建设可能有些超前,但从长期来讲,这是符合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瓶颈项目。农村的基础设施普遍严重不足,城市的基础设施也需完善,地铁多修一些不是问题。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中国产业仍有很大的升级空间,也有不少基础设施仍待改善。如果废弃了投资,如何提高生产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何通过基础设施完善来降低阻碍经济增长的高交易费用?

    中国政府负债率不超过GDP的40%,与60%的国际警戒线相去甚远,因此仍具投资能力。中国仍存在大量国有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当年理应划拨给社保基金。如果算上这一块,中国政府负债率甚至会低于GDP的40%,投资能力无忧。

 收入分配改革需要“釜底抽薪”

    林毅夫:当前消费比例偏低,内需不振。问题是你要扬汤止沸还是釜底抽薪?所谓扬汤止沸,是指增加富人税收,增加对穷人的转移支付。但这是在一次分配不公平的情况下的二次分配,无异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所谓釜底抽薪,就是彻底解决一次分配的不公,把长期以来的体制扭曲加以更正。一般来说,高收入群体储蓄倾向高,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高。如果一次分配的收入向后者倾斜,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会增加。目前我们应该做的是消除双轨制改革所遗留下来的一系列不利于收入公平分配的扭曲。

    首先,要改善金融结构,大力发展中小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我们都知道,大银行天然具有为富人和大企业服务的倾向。其次,改革资源税费,让资源产业变成一个与风险对应的正常盈利行业。再次,垄断性行业要开放竞争。一些属于自然垄断的行业,存在有必然性,但行政垄断不可取。改革开放30余年来,原先需要保护方能生存的重化工业,如今已具备比较优势,那么,原有的双轨制使命已经终结,这些保护国有企业的扭曲应该取消,并且,向民资开放就顺理成章,“民营36条”亟需落实。

    如果这三条不改,收入分配改革如何能竟全功?内需如何提振?
 

绕开陷阱

    林毅夫:在迈入中等收入国家俱乐部之后,中国需要避免三个陷阱。首先,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人民币国际化蕴藏着巨大风险。当前短期投机资本在全球流动,即使是发达的货币储备国也蒙受其害。那么,过快的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将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关键问题是,不仅汇率、利率“两率”改革滞后,中国资本市场还很不完善,债券市场规模过小。一个大浪过来,打到大洋里无声无息,打到小河里会翻船。我在2009年初一篇名为《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对策》的文章中提出,当前需要“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高筑墙”指的是对外国直接投资要欢迎,但是,尚不能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对短期资本流动和外资在我国的证券和房地产市场投资要有管制。“广积粮”是指要继续保持较大的外汇储备,在发生危机时现金是王。,人民币宁可要保持升值的预期,不要出现贬值的压力。“缓称王”是指还需要继续韬光养晦,利用我国当前的内外有利条件,推动改革,完善各种体制,以提高竞争力,不要急于把人民币变为国际储备货币。

    《财经》:中国持续发展需要绕开的第二个陷阱是什么?

    林毅夫:不改革的陷阱。从广义考虑,“广积粮”还应包括收入分配改革、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资源价格改革、城乡格局改革等以提高我国的经济体质和竞争力。刚才已经谈到,债券市场规模过小,应加速发展,为地方发展助力。地方政府距离经济活动、比较优势产业更近,看得更清楚,但长期以来,事权与财权并不匹配。“四万亿”投资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普遍采用了地方融资平台作为载体,通过期限错配的方式筹集资金,进一步反映出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扭曲。因此,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合情合理。问题是,在授予地方政府发债权的同时,也需要赋予地方人大切实的预算管理权力。

    《财经》:第三个陷阱又埋在哪里?

    林毅夫:这个陷阱是良好的愿望与实际条件的差异,就是结构主义旗下的赶超陷阱,直到今天,这一思路仍有着非常大的市场,政府也好,学者也罢,经常强调“抢占制高点”。这些愿望经常会成空,付出不少代价。我举个例子。前苏联在航天产业上一直不落后于美国。在外太空的竞争可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竞争,而是一系列产业的竞争,包括化学工业、材料工业、电信工业等等。

    《财经》:以前苏联体量之大、自然资源之丰富,当然有可能与美国在最尖端的产业上竞争。

    林毅夫:问题就在这里。前苏联决定跟与美国在航天工业上竞争时,前苏联作为中等收入国家,这些产业不是它的比较优势,意味着与航天有关的一系列产业都需要补贴。。由于资源都被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抢走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匮乏,其发展自然不可持续。

    这是前苏联和俄罗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当然,有些产业是国防安全上不可或缺的,不能不发展。除此之外,经济发展仍然应该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总体水平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水平,也就是人均的资本丰富程度,要提高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总体水平的前提是提高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水平。资本来自于剩余的积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能创造最大的剩余,投资的回报率也会最高。

    因此,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的提升会最快,等要素禀赋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也就会在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也同样具有比较优势,可以在市场上不靠保护补贴就可以直接和它们竞争。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拔苗助长的愿望是好的,但最后总是欲速不达,而根据比较优势按部就班发展反而更快、更可持续。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in chun<C.Lin@lse.ac.uk>;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1月02日 10:40 (星期五)

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

林毅夫

2012-9-1

  对世界来说,发展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对中国来说,我们一直在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内容简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持续多年的国际贸易不均衡被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普遍认为是这场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国际贸易不均衡则被认为主要源于人民币汇率的严重低估,但在《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中,享有国际声誉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却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危机发生的根源绝不在中国的汇率政策。
  在这本书中,林毅夫还认为,发展中国家广为接受的现代化理论源于西方社会的经验,这样的理论经常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相背离,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容易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甚至是“好心干坏事”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有必要根据自己的社会现实创造性地提出理论来指导其现代化的实践。。
  作者还对解决欧洲债务危机、恢复全球经济增长、构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等热点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可以说,这部作品是引领发展中国家或中国学者独立思考全球经济问题的开拓性作品。阅读此书的读者也一定会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受――“西潮”并非皆是真理,“东风”亦可贡献于西方的发展。

    作者简介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1994 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 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2012 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
  林毅夫现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国内外多个有关发展政策、农业、减贫的委员会、领导小组兼职。
  林毅夫于1986 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荣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并获得法国奥佛涅大学、美国福特汉姆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目录

第一部分 2008--2009年世界危机的原因何在
第1章 世界经济与2008~2009年危机
       危机的爆发、演进和后果
       危机如何蔓延到全球
第2章 危机的真实起因
       假说1:全球失衡导致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和全球金融危机
       假说2: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的政策所致
第3章 金融监管放松与房地产泡沫
       新型金融工具和房地产泡沫
       美联储对泡沫的处理办法--格林斯潘对策
       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扩张
第4章 欧洲出了什么问题

    媒体评论

   《从西潮到东风》一书,展示了林毅夫教授对始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根源的分析,指出了可以引领全球走向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共赢策略和实现该策略预期的可能性,并提出了避免同样的危机再次发生的国际经济新架构。西方视野与东方价值的融合,传统理论与创造性重构的碰撞,在该书中得以充分体现。从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诠释,到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分析,林毅夫教授为我们展现了世界经济体系改革的新视角。
   ——海闻 北京大学副校长

   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的多极增长新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不仅应该对本国的问题自己进行理论分析,而且也应该根据自己的认识对发生于全球的、甚至发达国家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和政策建议,这是发展中国家学者的机遇、挑战和责任。林毅夫教授的新著《从西潮到东风》,正是他在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期间,对发生于全球经济危机的观察、思考与提出的解决思路。了解事情背后的因果关系、构建理论体系,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与真相。该书运用西方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融入中方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常无心态,深入了解危机的真相,提出了解决危机的新思路。
   ——易纲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林毅夫教授的新著体现了他作为第一位来自中国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雄图伟略。这本书没有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理论和观点,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客观分析了具体的事实,提出了独立、独到的见解。能够从东西方的双重视角、如此权威地分析研究全球发展问题的专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我极力推荐林教授的这本书,它对如何改革全球体系这一重大问题提出了有创议和独特的视角。
   ——沈联涛 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经历了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职位积累的林毅夫教授,在研究成果中开始体现出鲜明的新特点,从我个人的总结,就是新的分析框架,以及更广阔的全球化视角。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部分章节

全球化的视角,新的分析框架

  在阅读林毅夫教授的新著《从西潮到东风》时,我想起2007年年末,林毅夫教授成为首位应邀主讲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的中国学者。马歇尔曾经说:“事实上,近代经济学的创始者差不多都是性情温和、富有同情心和为人道的热诚所感动的人。他们毫不例外地坚持这样的信念:全体人民的福利应当是一切私人努力和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从林毅夫教授的《从西潮到东风》等一系列新作中,我们看到了马歇尔所说的近代经济学创始者的种种特质。我曾经在林毅夫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从多角度了解了林毅夫教授。林毅夫教授在即将到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之前,曾经到香港主办一系列讲座,阐述他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思考以及对全球经济发展的看法,我当时正好在香港工作,有幸聆听讲座,也为林毅夫教授获得这样一个施展才华、拓展视野的新平台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我主持翻译的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之际,出版社联系当时正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教授,他很快就在百忙之中及时给予回复并撰写了封底推荐语。

  2012年6月,林毅夫教授结束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回到北京大学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我也关注到林毅夫教授回国后开始出版了一系列的新著作,其中就包括这本《从西潮到东风》。在这些新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拥有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职位经验积累的林毅夫教授在研究成果中开始体现出鲜明的新特点,以我个人的总结,就是新的分析框架以及更广阔的全球化视角。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彼时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总量仅占全球的7.4%,而到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已经接近全球15%,这10年间中国迅速发展为全球工业生产中心,也几乎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使得中国在这一轮危机中所遇到的挑战和未来道路的探索都比以前更复杂,这既是对现有的经济分析框架的挑战,同时也给优秀的经济学者以创新的动力。

 

 

 

 

发件人:数字时代<cdtchinese@chinadigitaltimes.net>;收件人:订阅网友<zdjun@263.net>;d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0月24日 06:02 (星期三)

     大军网编者按:这一篇文章与上一篇文章观点有很大不同,上一篇文章的学者基本上站在国家和政府角度看问题,此篇作者更多站在私营企业主角度看问题,思想体系也不一样。所以,此篇文章观点有点像瞎子摸象一样各执一端。

中国经济未来的出路

许小年

    政府“4万亿”计划是十足的饮鸩止渴

    收入分配恶化,消费不可能成为增长新动力

    中国经济需要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充其量是鸦片

    动辄国有化是强盗逻辑,保护产权不能半遮半掩羞羞答答

    国企垄断资源只能暴富一批人,恶化收入分配

    好企业不会被冬天冻死,企业家应少关注宏观政策

    最近一段时间,从宏观数字上和企业层面的感觉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在2009年的强劲反弹后,经济这么快就失去了增长的动力?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我们需要怎样去应对?这是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一、告别旧模式

    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来自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经济的下行主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常规的经济景气循环三年繁荣,三年平平,然后一、两年的衰退,再进入下一个繁荣期。现在的中国经济可不是这样简单的周期波动,不要以为熬个一年半载的就可以自动恢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集中爆发,就像病菌不断繁衍,超过了人体免疫系统能够抵御的临界点,人就病倒了。

    看上去经济增长的骤然减速是外因造成的,实际上外需的萎缩只是诱发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系统性的和体制性的,宏观政策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刺激需求,经济都不可能复苏,只有当重启改革时,我们才能看到希望,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转变增长模式,才能改正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它的潜力已被耗尽,强弩之末,不透鲁缟,这就是我们面前的尴尬现状。为什么说是强弩之末?原因是多方面的,限于时间,我今天只讲两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有两大基础,第一是企业的低成本扩张,第二是巨大的市场需求。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低成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由于成本低,企业可以在迅速扩张的同时获得可观的盈利,再用利润去投资,进入新一轮的扩张。从宏观层面上看,企业的低成本扩张可以吸收从农业转移过来的富余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保证社会的稳定。

    第二个基础是巨大的市场需求,起码是足够的需求,吸收和消化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如果企业仅仅是高投资、低成本地进行扩张,找不到相应的市场需求,部分甚至全部投资就无法回收,企业发生亏损。如果投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企业的亏损就会转化为银行坏账。在过去的十年间,企业之扩张速度如此之快,投资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产能形成如此之迅速,但没有出现过剩产能的问题,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银行坏账,就是因为还可以找到尚未饱和的市场,看上去似乎是无穷大的市场需求支持了企业的低成本扩张,支持了投资的高速增长。

    现在这两个基础都不存在了,或者更准确一点讲,这两大基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很快都将不复存在。没有了这两个基础,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就无法持续,若不转变增长模式,经济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下滑。

成本永久性上升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扩张

    成本包括无形的和有形的,大致分这样几类: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以及技术成本,这些成本都出现了永久性的上升。

    第一,原材料和能源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都跟不上了,我们不得不在海外市场采购原材料,从海外进口能源,特别是石油,原油进口超过了国内消费的50%。石油、铁矿石、粮食、棉花等大宗商品,由于进口量大,现在中国需求已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两大推动力量之一,另一个是美国的货币供应。凡是中国经济传出好消息,经济增长速度高的时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定涨。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跌。

    中国需求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一定会继续上涨。最近大宗商品价格为什么回落?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原油价格下来了,铁矿石价格也下来了。

    自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上了一个历史新台阶,价格将来会波动、回落,但是已无法回落到中国加入WTO之前那样的水平。我们的企业将面对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因为中国的需求实在太大了,不仅国内供应无法满足,连世界都感到难以满足。

    第二,劳动力成本水涨船高。随着经济的增长,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呈现趋势性、而非周期1599.90 -1.21%性的上升。

    讲劳动力成本,首先要介绍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刘易斯拐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中,可以从农村吸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力可以使企业迅速地积累资本,因为劳动力成本低,企业的利润就比较高,利润积累转变成资本,完成一个国家工业化。等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工商业的转移基本完成以后,形势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乡村廉价劳动力供应接近枯竭,“刘易斯拐点”就到来了,今后工业、商业、城镇经济要发展,就要在城镇地区招收工人,就不得不提供更为优厚的薪酬和福利。

    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了甚至过了“刘易斯拐点”,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成本将摆脱缓慢上升的长期趋势线,呈现出加速上升的势头,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计划生育政策使低成本劳动力变得更加紧缺,每家一个孩子的政策人为降低了青壮年劳动力的供应,“刘易斯拐点”因计划生育政策而提前到来。最近有很多学者在呼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我非常赞成。但是计生委不同意,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还要计生委干什么?如果没有计生委,多少人要失业!超生罚款的收入也没有了。现在政府的既得利益在阻碍着政策的调整,阻碍着制度的改革。

    社会问题是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因素。我们知道沿海地区招工难,提高工资也招不到人,能招到的大多是40多岁以上的,少有20-30多岁的工人。为什么?因为农民工的二代不愿意再过他们父辈那样的生活。中国的流动人口有2.3亿,平均每人每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2次,夫妻分离,父母和子女分离,他们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农村老弱病残留守。

    过去60年的经济建设,前30年靠工农业“剪刀差”,剥夺农民,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后30年靠农民工,靠农民工牺牲他们的正常生活。我们欠中国农民的实在太多了。现在农民工的下一代不愿再过他们父辈的生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果就是没有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低成本扩张的模式碰上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第三项成本是土地。低成本的土地也越来越少了,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

    土地成本持续上涨的原因更多是制度性的,暂且不论制度是否合理,在短期内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只要现有的体制不变,土地价格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房价就会继续上涨。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企业来说,毫无疑问都是成本的增加。

    为什么土地成本会继续上涨呢?原因在供给这一方。政府垄断了一级市场,“18亿亩红线”不许碰,再加上土地财政,造成了土地供应的刚性,供给不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价格上涨就是必然的结果。需求来自于哪里?城镇化、人口和收入的增加。中国的城镇化远未结束,无论是商业用途还是居住,都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随着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改善居住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都在上升,供给跟不上的话,价格当然还会上涨。

    我经常讲一句话,中国的楼价和地价不应该这么高,但是还会更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然问题和实然问题。应然讲的是应该怎样,实然说的是实际上会怎样。中国国土面积这么大,可利用的土地这么多,农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土地盖房子,而且盖楼房也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地价和房价本来不应该这么高。但在现有的制度下,土地供应被人为地压缩,地价和房价还会更高。

    第四项是不断增加的环境成本。环境成本曾经是无形的或隐性的,现在正在很快地显性化。过去企业投资扩张,可以忽略环境成本,现在不行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已到了极限。从厦门、大连开始,到最近的什邡、启东,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信号:以牺牲环境和民众的健康为代价来追求GDP,这条路走不下去了。环境成本过去由民众来承担,民众权利意识的兴起使这项隐性成本迅速显性化,现在要由企业和政府来承担,起码是分担。

    我想再强调一遍,在上面提到的几项成本中,除了大宗商品有可能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发生波动,其他大部分成本的上升是永久性的,而非周期性的。不要幻想这一段高价过去之后,会有一个低价时期的到来,不会有的,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进行扩张。

    即使西方经济恢复,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

    除了成本,市场的制约也使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你再投资,形成更多产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卖给谁呢?市场在哪里?中国的人均GDP居于世界平均偏下水平,但产能有多少个世界第一?钢铁生产能力世界第一,水泥、玻璃、电力、煤炭、电视、冰箱、手机……,生产能力和国民购买能力严重地不匹配。

    供大于求、国内购买力落后于供给能力的种种迹象早就出现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曾经是短缺经济,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短缺经济很快转变为过剩经济,到2000年前后,国内市场已无法消化日益扩大的产能。幸好我们在2001年加入了WTO,延长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寿命,出口暂时掩盖了过剩产能问题,我们靠海外市场维持了七、八年的高增长,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从数据上看,2001年出口出口占GDP的22%,到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这一比率上升到36%。可以说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海外市场,因为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

    金融危机之后,外需退潮,国内过剩的产能水落石出,过剩到什么程度?我们拿不到准确的数字,各个行业也不一样,总体上大概有20%~30%左右吧。随着经济的下滑,产能的闲置比率会进一步提高。

    那么是否等到外需恢复,闲置产能再开动起来,我们很快就可以重回过去的老路?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世界经济的衰退和欧洲政府的债务危机将是旷日持久的。

    欧债危机还在发酵,两三年内我们看不到欧洲人摆脱债务泥潭的希望。和我们一样,欧债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也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德国人和欧洲央行的救援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欧元的解体也不是灾难的结束,欧洲人有没有决心告别福利国家,能不能忍受财政紧缩的痛苦才是关键所在。对于中国,这意味着起码在两三年内,我们不能指望欧洲的需求带动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已到了谷底,再坏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它什么时候复苏,依然是一个问号,因为它也有它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过度负债。美国经济要想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必须清理过去的债务,这恐怕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画一个沟的横截面图,美国人在沟底,欧洲人沿着左边沟壁向下滑,滑到了中间,中国经济则在左边的沟沿上,正开始往下滑。日本经济没什么大的变化,二十年都是这样,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起来。

    我想强调的是,即使西方经济恢复了,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这是因为西方经济的复苏也将是结构性的,而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的恢复。2008年以前的外需是西方国家货币发行过度造成的,因此是不可持续的。西方经济复苏后,不能想象它还会执行像过去那样松宽的货币政策。如果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就不会达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上,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政府“4万亿”计划是十足的饮鸩止渴

    大家都知道,为了“对冲”外需的下降,我们在2009年推出了“4万亿”的计划。其实“4万亿”只是个代名词,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拉动内需的一个代名词。2009和2010年,政府到底投入了多少资源,现在找不到准确的数字。财政新增的投入,1万亿至2万亿可能是有的;2009年新增贷款10万亿,2010年新增贷款8万亿。在这两年间,总的资金投入大概有20多万亿,政府占大头,民间也有一些。如此大量的投入,仅仅换来几个月的反弹,兴奋剂的药效很快过去,经济再次下滑,而且是带着更为严重的病症往下滑。

    前面我们说过,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市场饱和与产能过剩。你“4万亿”投下去,又投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增添了新的过剩产能,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这是十足的饮鸩止渴。这个“4万亿”还打乱了企业的预期,那时有多少企业感到欢欣鼓舞,说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好时机,争着抢着上项目,增加投资,唯恐赶不上这班快车。结果怎么样?从担心踩空到追加投资,现在深度套牢。所以我们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干预打乱了企业的预期,打乱了市场的正常运行。

    现在企业家碰到我都问:“政府什么时候放水?”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还想再被套一次吗?在一个强势政府的国家里,政策对经济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大家眼睛盯在政府身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企业家如果总想着怎么把准政府的脉搏,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而是在经营传统的农业。传统农业有什么特点?靠天吃饭。优秀的企业不是靠天吃饭,而是旱涝保收。企业如果每天都在猜政府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措施,并且以此为基础制定经营计划,这个企业就危险了。老天不下雨,今年干旱,农业没收成,企业可以没有收入吗?

    从“4万亿”一出台,本人就持反对意见,因为这4万亿的绝大部分是投资,而中国经济的问题正是投资过度,形成了太多的过剩产能。大家看到了媒体的报道,明明知道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政府还是批出了上百亿的钢铁投资项目,得到批文的地方政府官员手舞足蹈,“吻增长”(亲吻增长)。这个批文是什么?是死亡通知书。钢铁行业产能大量过剩,现在又上一个大钢厂,这不是找死吗?但是为了拉动当年GDP,各级政府的行为超短期化,没人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着想。

    方向错了不改,反而越走越远。“4万亿”扔下去,连基础设施都过剩了,高铁过剩,公路过剩,机场过剩。过剩的标志是什么?没有自我循环、独立运营的能力,离开了政府的补贴和不断的外部融资就活不下去。高铁的状况大家都知道,曾经被媒体欢呼为一项伟大的成就,如今是中国经济和纳税人的沉重包袱。高铁没有独立运营的能力,需要不断注入资金,不管是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还是财政补贴,不输血就活不下去,这就是过剩的标志。健康的实体一定有自己的造血功能,起码能够盈亏平衡。

收入分配恶化,消费不可能成为增长新动力

    当投资驱动走不下去时,人们把希望又寄托在消费上。想什么呢?中国的消费者不是你家的佣人,平时不闻不问,干着粗活儿,拿着可怜的工资,房子起火要塌了,让人家冲上去扛大梁?你以为消费者是谁?消费可不是想拉就拉得起来的,收入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决定消费,并不是你出一个政策,提一个口号就能拉起来的。在投资、外需没戏的情况下,消费能不能顶起半边天?能不能够填补投资和外需留下的空白?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大家做理财,都知道有一句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不理人家,从来没想着怎么提高他们的收入,现在要消费者去推动停转的轮子,这不是一厢情愿么?

    从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间分配的变化,这张图是政府预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过去十几年间,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稳定地上升,从1995年的10%,增加到去年的22%,翻了一番还多。谁说没有“国进民退”?政府多收就意味着企业和居民少收,这不是国进民退又是什么?这里的数字还只是预算内的收入,预算外收入每年都有两、三万亿,主要是卖地收入。如果包括预算外收入,保守些讲,今天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应该接近30%,相当于改革开放前计划体制下的水平。

    政府预算财政收入/GDP 图

    这张图还说明了另一个问题。有人讲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原因,是有一个强势的政府,这话不符合历史事实。改革开放30年,前15年不是强势政府,而是政府经济职能的弱化,是国退民进和小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0%逐年下降到1995年的10%。政府少收,企业和居民多收,经济就繁荣。家底厚实一些了,政府就开始伸手,1995之后的15年是国进民退的时代,政府越来越大,越来越强。

    收入分配对政府有利,对居民不利,消费不可能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作为一个整体,收入增长落后GDP。不仅如此,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也在恶化。过去十年中,统计局未发布基尼系数,我们能得到的数据是2001年的,那一年是0.4,这是国际警戒线,高于这条线,社会稳定就可能出问题。现在的基尼系数是多少?没人知道,有些民间的独立调查表明,已大大超过了0.4。

    为什么谈收入分配?不仅因为它关系到社会公平和正义,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收入分配越是两极分化,消费就越是上不来。消费的主体是中产阶级,而不是高收入群体,因为收入越高,储蓄率越高,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越低。要想提升消费,必须提高中产阶级的收入,这就需要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探索新出路

中国经济需要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充其量是鸦片

     外需的疲软仅仅是当前经济下行的诱因而非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我们片面地追求GDP的高增长,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体现在产能的形成和投放超出了国内居民购买力的支持。内因是主要的,国际金融危机只不过暴露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

     结构性的失衡本来可以通过结构性的改革纠正,但在过去十年间,改革滞后甚至停顿,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积累到今天再也拖不下去了。宏观层面上,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微观层面上,企业的经营越来越困难。如何去应对?不能像2009年那样,再来一个“4万亿”,因为宏观政策对结构性的问题基本无效。头疼发烧可以吃去痛片,减轻痛苦,但不能靠去疼片治病,治病要吃消炎药。政府只喜欢去痛片,不喜欢消炎药,总说消炎药副作用太大,其实所谓的副作用不过就是政府的那点利益,再一个原因就是消炎药见效慢,政府要的是速效,是他任内可以看得到的效果。

    中国经济今天需要动结构性的手术,不动手术,吃多少去疼片也没用,无论什么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扭转不了经济下滑的趋势。最近政府又加快了投资项目的审批,这时的投资只能是增加更多的过剩产能,为病入膏肓的投资驱动模式添加两件昂贵的殉葬品而已。货币政策充其量就是鸦片,而鸦片也提不起神来了,货币投放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贷款,制约贷款增长的不是资金的供应,而是对贷款的需求。近几个月的数据表明,贷款的增长主要来自按揭和短期贷款,而不是中长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几乎没有增长。为什么?因为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意愿不足是因为缺少投资机会而不是资金。在过剩产能的巨大阴影下,谁敢投资啊?往哪里投啊?企业不投资,中央银行再发货币有什么用呢?因此我不认为,宏观政策有多么重要,我也不认为,只要推出刺激性的宏观政策,中国经济就可以反弹。

动辄国有化是强盗逻辑,保护产权不能半遮半掩羞羞答答

    出路是什么?告别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永远跟它说再见,同时思考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其实也谈不上新增长方式,回到邓小平路线上,回到改革开放就可以了。过去十年只讲政府,不讲市场;只讲宏观政策,不讲结构改革。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内开放,创造新的投资机会,经济才能希望。中国经济不差钱,政府有钱,民间也有钱,差的是能够盈利的投资机会。新的投资机会从哪来?开放垄断行业,垄断行业中有很多机会,但外面的资金进不去。政府似乎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推出了“新36条”,前几天又公布了执行细则,但民间反应冷淡。我在微博上讲,问题不在文件,而是民间没有信心。你出了第二个“36条”,说明第一个“36条”没起作用。如果第一个“36条”起了作用,就没必要出第二个。既然第一个没起作用,为什么我要相信第二个能起作用呢?是不是这个逻辑?民间没有信心,不敢跟进。中欧校友问我,铁道部现在有投资机会,敢不敢进。我说我不敢,怕进去后他来个关门打狗。

    真要开放垄断行业,让民间投资,除了放松和解除管制,还要尊重和保护民间财产权。如果不保护民间的财产权,信心就无法重建。

    记得几年前,山西挖不出煤来,欢迎民间投资,大家去了,浙江的商人跑到山西去。煤挖出来了,碰上中国经济的繁荣期,煤价上涨。政府一看,挖煤成了赚钱的生意,就搞了个国有化,煤矿统统收回。人家有合同,签了字的,没有用,说收回就收回。陕西是收油田,油打不出来的时候,鼓励民营企业去打油,打出来以后,油价上升了,就把油田全部收回。这和抢劫差不多,还振振有词,山西说我们不能出带血的煤,民营煤矿老出事故,所以要收回,国有化以后就不出事故了吗?陕西说要制止资源的无序开采,当初请人家去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无序开采的事呢?最近央企在重庆收加油站,说销售终端如果不控制在央企手里,市场就乱了。大街小巷的面馆要不控制在政府手里,市场是不是也乱了?这都什么逻辑啊?强盗逻辑。黑龙江说什么?不光你的煤矿和油田归我所有,连阳光、空气都属于国家的,在黑龙江开发太阳能和风能,都必须经过政府审批。

    这是对民间产权赤裸裸的侵犯和掠夺,“新36条”鼓励大家去投这个、投那个,我投的时候心里会怎么想?铁道部日子过不下去了,要吸引民间投资。我来投资,铁路建好赚钱了,你是不是又要国有化?我敢投吗?我不敢,我躲得远远的。

    中国经济到了这一步,很多问题绕不过去了,对私有产权不能再半遮半掩、羞羞答答的了。《物权法》的出台几经波折,不管怎么样,毕竟出台了,这是一大进步,但物权法的落实、民间产权的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没有产权保护就没有安全感,移民成为潮流,办外国护照,到国外买房子。

    鼓励民间投资,国企就要逐步退出,不然的话,民企进了垄断行业也生存不下去。几个央企巨无霸坐在那里,它们是“长子”,有更好的法律保护和融资渠道,有优惠政策,有政府关系,有资源优势,我怎么和它们竞争?

国企垄断资源只能暴富一批人,恶化收入分配

(质疑:私企难道就不恶化收入分配?都私有化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就缩小了?)

    在对内开放的同时,有必要通过改革调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调整收入分配,不是政府发文能办到的,也不是政府机构起草规划能办到的。资源和市场的占有决定了收入分配,所以首先要研究资源和市场的公平分配。为什么大学生就业喜欢选择国企、央企?央企工资高、福利好,接着问为什么工资高?因为有资源、有市场、有特殊政策支持,赚钱容易,企业效益好。为什么有些市场只有央企能进入,而我不能进,凭什么?为什么有些资源只有央企能开采,我不能开采,凭什么?960万平方公里地下地上所有的资源归每一个公民所有,凭什么政府和国企垄断?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平等是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是主要原因的话。垄断资源和市场,不单是国企受益,一些民企为了得到资源和市场,不得不和衙门打交道,官商勾结,暴富了一批人。如果从根子上、从源头上就不平等,后面怎么能有收入分配的公平呢?

    在二次分配上,政府要有实质性的减税,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政府收入的比重。现在提结构性减税,所谓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减有增,实际上,增的比减的多。中文的历史悠久,语言艺术炉火纯青,结构性减税就是不减税,结构性通胀就是没通胀。

    一句话,要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功能。不是说市场经济可以不要政府,而是政府的经济功能太强,而社会服务功能、社会保障的功能又太弱。弱化经济功能,政府就要放弃它所控制的资源和市场,放弃这些资源和市场带来的寻租机会,让民间资金平等和自由地进入。政府转去做什么?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

    如果政府舍不得手中的既得利益,不能及时启动改革,经济增长很有可能逐季下滑,衰退将从原材料、资本品扩展到大众消费品部门,然后是奢侈品部门,从上游一波一波地蔓延到下游部门。在这张图上可以看到,首先进入衰退的是资本品生产部门,生产价格指数PPI负增长,钢材、水泥、玻璃、机械设备,没有不降价的。消费价格指数CPI紧随其后,如果几个月后也是负增长,我们不会感到意外。

    能否重启改革,不取决于你我。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喊改革,结果是基本没有改革,甚至是倒退,打着改革的旗号,扩大政府部门的权力,争夺部门利益,再把部门利益变为个人利益。

好企业不会被冬天冻死,企业家应少关注宏观政策

    改革推不动,企业怎么办?我的建议同样是转型,告别低成本扩张模式,探索创新之路。转型首先要转变观念,低成本和现成的市场已经是历史了,不要再想这些了。企业将面对不断上升的成本和饱和的市场,要依靠核心竞争力生存下去,依靠核心竞争力抢夺市场。眼下不少企业感到日子难过,盼政府放水,盼宏观放松,反映了转型的痛苦,反映了创新能力的不足。过去搞制造搞惯了,低成本,现成市场,只要把资源组织好,产品生产出来,不愁卖。现在不是这样,产能过剩,市场已被瓜分完毕。你如果没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没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就抢不到市场,就要被淘汰,而培育和强化核心竞争力,创新是关键。

    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少关注宏观政策,或者干脆不关注宏观政策。你关注GDP干什么啊?7%还是8%,都是统计局报的,这些数字本来就不可靠。一个好企业并不是靠它准确判断宏观形势而取得成功的,就像巴菲特的成功不靠判断大市一样,靠的是对一个个具体企业的分析。GDP增长8%,活得很好,GDP增长3%,也可以活下去,这才是好企业。经济增长低无非使企业的发展速度受到限制,好企业不会被冬天冻死。曾经有多少企业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风光无限,一个经济下行便消失了,大浪淘沙,到今天仍然在市场上竞争的企业一定是经历过一个、两个,甚至是多个经济周期。我们思考问题,不应该集中在对宏观政策和经济形势的判断上,如果把决策建立在预测宏观政策的基础之上,这样的企业就危险了。

     经济形势好,企业发展可以快一些,形势差,也有机会。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市场化的收购与兼并和行业重组,应该是很好的机会,购并、重组,消除落后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企业要做好准备,争取成为收购的主动出击方,而不是被收购者,利用行业重组来发展自己的业务。

小结

    中国经济虽遭遇困难,增长的潜力并没有耗尽,给两个数字大家就知道了。真实的城镇化率还不到40%,官方数字是50%。低城镇化率意味着未来还有足够的市场需求,设想城镇化率再提高10个百分点,1亿3千万人进城,还要盖多少房子?建多少商店?食品供应还要增加多少,道路、学校、医院还要建多少?第二个数字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到40%,而发达国家在70-80%之间。服务业是劳动密集产业,解决就业问题的希望所在。两个不到40%,潜力和空间有多大啊?

    增长的潜力还有,问题是我们僵化的体制,束缚和阻碍了潜力的发挥。如果及时推进改革,中国经济以比较高的速度再增长十年是可以预期的。至于改革的前景,短期内就不那么乐观了,认识和利益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特别是政府的认识和政府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怎么办?要做好长期过冬的准备,同时思考转型之路。

    重申对私有产权的尊重,重建民间的信心,不仅对于活跃民间投资至关重要,而且也是转变增长模式的必要前提。要从制造型经济转变为创新型经济,就必须保护知识产权,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没有创新,而知识产权只是私有产权的一种,离不开一般产权的保护。

 

 

 

 

发件人:【白益民产业经济研究所】<bym001@126.com>;d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d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0月16日 16:38 (星期二)白益民:南海争端的美国无影手

南海争端的美国无影手

——《中国石油石化》

白益民

2012-09-29

    2012年8月3日,美国国务院就南海问题发表声明,将南海局势紧张的责任加在中国身上,对于美国国务院的“信口开河”,中国外交部给予了及时的回击。南海问题尤其是中菲两国南海领土争端问题自黄岩岛对峙以来一直热度不减,美国插手到底意欲何为?

    实际上,之所以插手南海问题是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美英国家在菲律宾与中国争议地区有着可观的能源权益,并且有美国撑腰打气,菲律宾在南海肆无忌惮,而有菲律宾南海油气,美国又可以展开其回归亚洲的战略部署。在南海,菲律宾已经与欧美公司紧紧捆绑在一起。

菲律宾南海军费何处来

    2011年9月7日,菲律宾预算管理部长阿瓦德发表声明称,该国将耗费一笔49.5亿比索(约合1.17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军备升级。据悉,这笔资金将用于购买直升机、军舰及修建雷达站,以加强与中国存在争议的南海海域油气资源的“保卫”,在南沙群岛“对抗”中国日益“扩张”的海军力量。

    菲律宾这笔军费资金实际上来自于一处名叫马兰帕亚的气田。这个气田位于菲律宾巴拉望岛西北部的南中国海海域,虽然中国并没有对该海域地宣示主权,但菲律宾的这一举动还是让中菲两国的“南海神经”再次绑紧。然而可笑的是,此前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于9月3日刚刚结束中国的国事访问,并带走了中国13亿美元的新投资,外加中国对菲2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技术援助。

     马兰帕亚气田项目对菲律宾十分重要,它是菲律宾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能源项目之一,于2001年10月开始投产,每年可为菲律宾节约6亿美元左右的能源进口费用。同时也是菲律宾财政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该国能源部的一项军用特别预算“151预算”的资金便主要来自马兰帕亚气田。

    可以说,菲律宾的这笔军费提供者其实是欧美资本,因为马兰帕亚气田的背后其实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石油公司。目前为止,美国雪佛龙马拉帕亚有限责任公司拥有马兰帕亚气田45%股份,荷兰皇家壳牌菲律宾勘探公司同样拥有45%股份并作为气田作业者,剩余10%股份才由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勘探公司拥有。

    事实上,早在1989年10月,美国西方石油公司(OXY)就来到了菲律宾并在巴拉望岛西北部发现了天然气。随后在1990年6月29日,西方石油公司将其在菲律宾作业的GSEC-47区块50%权益授予了壳牌石油勘探公司。同年12月11日,GSEC-47区块名称被更改为SC-38区块,壳牌旗下子公司壳牌菲律宾勘探公司被指定运营此区块,1991年便发现了马拉帕亚天然气田。

    到了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将SC-38区块股权全部交给壳牌石油公司,壳牌菲律宾勘探公司由此获得马拉帕亚天然气田所处SC-38区块100%股份。第二年,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2001年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合并,更名为雪佛龙公司)来到马拉帕亚气田,同意在项目上游投资20亿美元,并获得SC-38区块45%股份。此后不久,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勘探公司也获得了SC-38区块10%股份,后来股权结构一直保持至今。

    马拉帕亚气田计划总投资高达45亿美元,第一阶段的生产供气已经完成,目前第二、三阶段开发正在全面展开。2011年8月9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与雪佛兰、壳牌SC-38区块集团签署了马拉帕亚下一阶段服务合同,旨在维持气田现有生产水平上,最大限度开发利用气田资源进行本土天然气供应。第二阶段将在2014年之前完成两口新钻井,计划投资2.5亿美元,第三阶段将在2015年前安装新的油气生产平台和压缩机,计划投资7亿美元。

透视礼乐滩背后资本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石油公司已经在菲律宾靠近中国南海海域扎根,抢占资源的同时进行战略性布局。那么,已经处于中国南海九段线内,中国和菲律宾都声称拥有主权的礼乐滩附近,又是怎样一番场景呢?

    礼乐滩(菲方称Reed Bank)位于南沙群岛东部,距离菲律宾巴拉望岛148公里,为南沙最大的水下环礁,深入中国九段线海疆内部,自古以来便属于中国领土范围。据预测,礼乐滩周边海域蕴藏有4.4亿桶石油和上千亿立方米天然气资源,礼乐滩盆地被认为是油气资源富集区。

    中国和菲律宾都声称对礼乐滩拥有主权,在黄岩岛事件之前,中菲两国的最大主权争议地便是此地,双方因油气开采而冲突频频。2011年3月2日,中国巡逻艇强令菲方石油勘探船离开礼乐滩,菲律宾派出军用飞机对中国舰艇进行阻止,同年10月18日,菲方一炮艇在礼乐滩撞击一艘中国大型渔船。此外,菲律宾外交部部长德尔罗萨里奥2012年2月声称,礼乐滩是菲律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就在这一块极具争议的地区,菲律宾在西方资本的支持下已经擅自开始勘探活动。最早在2002年6月,菲律宾就将礼乐滩海域范围内的GSEC101区块勘探合同授予了英国一家伦敦上市公司斯特林能源公司(Sterling Energy),合约期为两年。

    到了2005年3月,中国、菲律宾和越南正式签署《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三国计划联合评估南海协议区14.3万平方公里海域的二维和三维地震数据,再确定是否具有商业开采价值,中菲越南海问题得到妥善处理。

    而此时,英国斯特林能源公司在礼乐滩GSEC101区块的合约到期,期间并没有重大发现,按理菲律宾应该将该纳入中菲越共同评估范围内,不再允许私自勘探。但是菲律宾并没有那样做,斯特林能源公司合约到期后便直接将GSEC101区块勘探特许权直接转移到另外一家英国公司福伦能源公司(Forum Energy)手中。

    2008年,福伦能源公司将GSEC101区块30%权益转让给菲律宾当地公司蒙特罗电网资源公司旗下的蒙特罗资源和能源公司(Monte Oro Resources & Energy),剩余70%股份由自己持有。

    2010年2月,GSEC101区块的勘探许可转为了服务合同区块SC72区块,截止到2010年6月,伦能源公司在南沙礼乐滩盆地投入的勘探费用已经超过1亿美元。2012年4月25日,福伦能源公司在提交给菲律宾证交所的文件中显示,该公司勘探的礼乐滩“桑帕吉塔”天然气田的储量,远远大于之前的估计,能蕴藏20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

    英国福伦能源公司目前在亚洲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南中国海域,其背后不仅有英国资本,还有菲律宾和香港资本的存在。在福伦能源公司的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其实是菲律宾的菲力克斯石油公司(Philex Petroleum),这是因为在2008年菲力克斯石油公司的上属公司菲力克斯矿业集团收购了福伦能源公司多数股份,所以截止目前,菲力克斯石油公司和其控股公司FEC 资源公司分别持有福伦能源公司36.44%和24.05%股份,福伦能源持有27.14%股份。

    值得注意的是,持有福伦能源公司3.33%股份的第四大股东“Asia Link”公司,是香港上市公司第一太平有限公司(FIRST PACIFIC)的全资子公司。不仅如此,第一太平公司还在2008年收购了福伦能源公司最大股东菲律宾菲力克斯矿业集团部分股份,目前持有该菲律宾公司31.3%股份。

    第一太平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是林逢生,他是著名华裔商人、印尼林氏集团前董事长林绍良的儿子,现在国籍为印度尼西亚。林逢生成长于印尼,曾在英国深造学习,后回到其父亲身边工作,现担任三林集团多国上市公司董事,在中国担任上海中远三林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欧美资本渗透菲石油业

    除马拉帕亚气田、礼乐滩之外,西北巴拉望盆地也蕴藏着大量油气资源,而此地也是紧邻中国南海九段线。巴拉望盆地的油气资源已经开始商业开采,目前形成了几处颇具规模的油田,这些油田背后是否又是欧美资本呢?

    加洛克(Galoc)油田位于巴拉望岛西北60公里处SC14区块内,1981年发现,也是菲律宾发现的第一个岩砂储层油田,面积17平方公里。1988年该油田被认为为没有经济开采价值,1997年随着该区域3D勘探的完成和钻探技术的进步,该油田又具备了经济价值,2008年10月9日实现每天18000桶原油产出的初期产量。

    2005年6月,负责开发加洛克油田所处SC14区块的合资公司加洛克油田开发公司(Galoc Production Company)成立,由澳大利亚的国际性油气开采和生产企业“Otto Energy”公司持股31.38%股份,瑞士能源企业维托尔集团公司(Vitol Group)持股68.62%股份。

    在整个加洛克油田中,加洛克油田开发公司控股油田60%股份,并作为运营商负责勘探开发活动。澳大利亚尼多石油公司(Nido Petroleum)持有23%股份,剩余股份由菲律宾企业拥有,这些企业包括菲力克斯石油公司(7.21%)、东方石油及矿业公司(7.79%)、福伦能源公司(2.28%)。

    与加洛克油田同属SC14区块并且已经被开发的还有尼多(Nido)油田和马汀洛克(Matinloc)油田。

    尼多油田分为A和B两块油田,位于SC14A区块内,均发现于上世纪70年代,目前该油田迄今生产了共18.5万桶石油,销售到菲律宾的内地炼油厂。澳大利亚尼多石油公司持有22.486%股份,作为尼多油田运营商的菲律宾菲力克斯石油公司持有26.106%股份,菲律宾东方石油及矿业公司持有42.940%股份,福伦能源公司持有剩余8.468%股份。

    马汀洛克油田位于SC14B区块,于1979年发现,运营商为菲律宾菲力克斯石油公司,该公司拥有油田41.608%股份,澳大利亚尼多石油公司持有28.283%股份,菲律宾东方石油及矿业公司持有17.703 %股份,福伦能源公司为12.406%股份。

    上述三个油田中,澳大利亚尼多石油公司均拥有一定股权权益,实际上,这家公司的后面都是一些欧美的投资性银行。例如其第一大股东便是英国汇丰银行,拥有8.57%股份,第二大股东是美国花旗银行,拥有5.63%股份,第四大股东为美国知名投行摩根大通公司,拥有2.05%股份,剩余其它股东中也多数为欧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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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益民产业经济研究所】 ,该研究所围绕着产业战略布局、财团模式、日韩综合商社、情报建设、东亚文化等方面系统研究,始终站在整体产业链的层面,为中国本土企业提供强有力的咨询服务,推动“产、商、融”(陆、海、空)三位一体的财团组织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发件人:杨晓陆<yangfangzhou99@yahoo.com.cn>;收件人:\"王 韵华\"<yunhuaw99@yahoo.com>;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0月23日 13:48 (星期二)佟屏亚:戴景瑞惊暴转基因玉米种植6千万亩!

戴景瑞惊暴转基因玉米种植6千万亩!

佟屏亚

    中国农业大学戴景瑞院士是国家转基因玉米专项负责人,在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他不失时机地告诉国家领导人,他培育的转基因玉米种植面积已达6000多万亩。

    戴景瑞一鸣震惊农业科技界。

     1. 9月15日全国科普日,习近平副主席首先参观的展台是抗虫玉米。戴景瑞手持准备好的玉米果穗:“这种抗虫玉米,可以有效防御对玉米危害最严重的玉米螟虫。在同等病虫密度环境下,抗虫玉米的叶片完整度高,长势明显更好。”戴景瑞举着秃顶缺粒的穗子:“普通玉米被咬得一塌糊涂,而抗虫品种虫子就不咬。”

     习副主席十分感兴趣:“这是我们研制的技术吗?”戴景瑞说:“是的。——这项抗虫技术在全国推广面积已达6000多万亩。”

    “能增产多少?”习副主席很关心。

    “如果抗虫特性能在全国推广,我国玉米能够增产10%左右。”戴景瑞说:“这样我国的玉米不仅不用进口,每年还能出口1000万吨!”(9月25日《中国农大校报》第三版,习近平参加全国科普日活动纪实)

     2.接着,戴景瑞接受记者采访:“我是做转基因研究的。我认为,凡是政府允许进口、进入生产领域的都是安全的,都是经过安全评价的。”“转基因作物的蛋白质,经过加热后变为了小分子,就失去了其原有的化学功能,转基因食品在常态下,也仅仅是对某一特定的虫子或除草剂产生作用,就像抗体与抗原的关系一样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对人体不会有任何作用。”(北京晚报2012年10月10日49版)

    戴景瑞一是承认自己私下培育和种植转基因玉米,二是惊暴转基因玉米种植面积已经超过6000万亩,三是抓住时机说假话蒙骗国家领导人。

    3.请注意:戴景瑞是犯有前科的。农业部多次重申“从未批准任何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但是,戴景瑞从国外引进抗虫基因,新世纪初期就开始培育转基因玉米了,其中中农大236(国审玉2006038)、中农大4号(国审玉2009008)等,并没有经过“安全评价”,故意隐瞒或里外勾接,通过了国家审定程序私下进行扩散,期望造成转基因玉米已经被种植的“既定事实”。当被农业部查出后,还试图“偷梁换柱”悄悄私了,但未得逞。最后被农业部《公告》指责“违规商业化”,“敕令”退出市场。报道说:“农业部已经与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谈话核实,被列入违规企业,严重的将被吊销执照,情节轻微的,两三年内不允许参加品种区域试验;对于违规的育种家,一旦被公开,也就意味着名誉扫地。”重重地打了戴景瑞一记耳光。

     4.农业部《公告》并未公开指出“中农大号”玉米是转基因种子,也未指明戴景瑞身兼属下北京中农大康科技公司董事长,这已经给留足了面子。有个梯子你就顺溜下去吧,不,给了鼻子还上脸。公告以后,北京大康公司春节前后火爆招商,宣称中农大号玉米是从美国引进的最新种质培育的,很抗虫、产量高,大返利、大减价、大促销。农民排队抢购。估计在四川、湖南、贵州、辽宁等省至少有几百万亩农田被“污染”了!

    5.农业部官员多次重申:“农业部没有准许任何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但是,戴景瑞告诉国家领导人,这种转基因技术“已经种植6000万亩了”。玉米业界人士心知肚明,戴先生自己的转基因玉米充其量种几百万亩,他说的这6000万转基因玉米指的是先玉335,试图敲门问路,借机为推广自己的转基因玉米鸣锣开道。众所周知,直到今天,农业部科教司官员坚决否认先玉335是转基因玉米,一直拒绝回答公众质疑。但转基因权威戴景瑞说它是转基因玉米,铁板钉钉了,肯定无疑了!那可是重重地回敬了官员一记耳光!

    6,戴景瑞谎称:“玉米成为中国批准转基因市场化呼声最高的作物”。“出于粮食安全等方面的考虑,这是放行转基因玉米安全认证的主要背景。”“如果不推广转基因玉米,到2020年玉米供需缺口在2000万吨以上。”奇怪,是哪一些人的呼声最高?是哪个部门批准转基因玉米商业化了?戴景瑞不失时机地说假话说谎话欺骗国家领导人:“如果转基因玉米能在全国推广,我国玉米能够增产10%左右。我国的玉米不仅不用进口,每年还能出口1000万吨!”欲达目的,信口开河。需要说明,玉米高产通常要采取综合技术措施,播种、施肥、灌水、治虫、机械,不可或缺,更何况玉米病虫种类很多,例如今年东北地区就有5000多万玉米遭受粘虫危害,你搞出一个抗螟虫的转基因玉米就万能了?就能增产10%?并能从玉米进口转为出口?有点太离谱了吧。真有本领你能培育出一个“增产基因”才叫水平呢!

     7.有一则评论说:专家都是在某一科研领域的权威人士,说出的话一般都很有份量。但品味专家意见还要看看屁股坐在什么座位上。屁股决定脑袋,利益指导言论。曾几何时,转基因水稻商业化鼓噪刚刚隐去,转基因玉米商业化开始喧嚣。转基因利益集团试图打开中国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突破口。戴景瑞是转基因玉米项目主持人,又身兼属下种子公司的董事长,撑控巨额经费,关注金钱流量,很多意见带有鲜明的导向性和功利性。

     8.转基因玉米的潜在安全隐患正逐渐地显现,它的商业化、安全性引起世人广泛关注和强烈质疑。奉劝戴先生,科学研究,贵在求真。转基因玉米到底安全不安全,应该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做实验,完成对人、对动物以及环境的影响安全评估,得出可靠的结论。戴景瑞身为国家转基因玉米专项负责人,不能临场表演,信口雌黄,故意编假话说谎话欺骗国家领导人,缺失科研人员的最基本道德底线。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收件人:lin chun<C.Lin@lse.ac.uk>;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1月11日 00:56 (星期日)附 件:1个(十八大报告的十八个创新点和主要不足 10.doc ) 查看附件

十八大报告的十八个创新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夷吾生(陈红太)

一、十八大报告的十八个创新点

    1、提高了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定位。一个产物,一个集中体现,一个最新成果,一个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面向未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

    2、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做了更为准确和清晰的表述。把毛泽东思想定位在,与马列主义放在一起,作为指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来源之一。与十七大报告相比,删除了“毛泽东思想”可能造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混淆的问题;把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革命”“改造”和“建设”时期取得的成就做出了不同的评价。“革命”和“改造”的成就表述为,“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建设”的成就表述为,“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实质是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了明确的区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3、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表述更加全面和准确。删掉了十七大报告中的“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增加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建设和发展总布局的高度。过去是“四位一体”,现在是“五位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共同信念”的“八个必须坚持”,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党执政经验的集中概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基本要求,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6、对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新四化目标”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经验性的科学规范。“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7、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政改思路。如党派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基层民主协商,以及设立人大代表联络机构,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等。“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在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

    8、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以及“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针和理念。“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

    9、社会管理体制增加了“法治保障”的内容;重申了教育的“立德育人”导向和培育“接班人”使命;提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两个同步”“两个比重”“两个公平”的理念和原则。“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10、单列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和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多元发展战略。“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

    11、军队建设重提“毛泽东军事理论”和坚定不移把信息化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发展方向并加速发展问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党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把信息化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发展方向,推动信息化建设加速发展。”

    12、两岸统一提出“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及与台湾各党派交往的方针。“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对台湾任何政党,只要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往、对话、合作。”

    13、提出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精神,反对人类世界“弱肉强食”和“穷兵黩武”的丛林法则和霸权主义。“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4、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任务。重申和强调对党的信仰的坚持和忠诚;突出党性教育、道德建设和人格力量。实质要求做好党员很干部首先要做一个好人。提出“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等问题。“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

    15、提出“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以及形成人才制度优势”等人才发展问题,深化了人才制度建设对加强党的执政建设科学化的重要性的认识。“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开创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

    16、更加突出强调腐败问题的严重危害性,提出“亡党亡国”的警示。“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17、重申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内组织纪律。“党的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所在,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自觉遵守党章,自觉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事,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要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加强监督检查,严肃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形成全党上下步调一致、奋发进取的强大力量。”
18、重申并提出“团结就是大局,团结就是力量”,强调了团结问题的极端重要。“团结就是大局,团结就是力量。全党同志要用坚强的党性保证团结,用共同的事业促进团结,自觉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

    十八大报告所阐述的“六大建设”,透过现象看内在结构和关系逻辑大致可以表述为:市场化资本化转型期混合经济建设+集权体制下协商民主政治建设+科学发展立足当下的实用文化建设+民生福利政策导向的和谐社会建设+主体功能区规划开发的生态文明建设+强调中央权威的科学化执政党建设。

二、十八大报告的主要不足

    一是对形势和问题的判断,过于乐观、不到位或不十分准确。基本属于“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思维;看成绩多,发现问题少,危机意识和反省能力不够或严重欠缺。

     比如对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实际目前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甚至是挑战大于机遇?正确判断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的判断主要应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和需求以及发展态势的判断;国际大局的判断主要应基于国际战略格局和主要矛盾变化以及发展态势的判断。十八大报告对我国国情的判断是“三个没有变”——“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实际这些判断在表述的分寸上值得商榷。如“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这一判断仍沿袭中共八大的提法,是否应依据社会发展各阶段的变化与时俱进?目前较为普遍认同的、也是有实证调查佐证的,能够准确反映人民主要发展诉求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是对两个方面需求的满足:一是权利保障和政治参与不断增长的需求;二是民生社会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平衡发展的需求。

    前些时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民意中国网,以“你看好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吗”为题,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1405名网友,实施的在线即时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未来十年中,公众最期待能得到显著改善的问题是:“医疗”(68.8%),“教育”(62.8%),“食品安全”(60.3%),“收入分配”(56.7%),“住房”(53.5%),“反腐败”(53.4%),“养老”(52.1%),“社会保障”(50.4%),“环境保护”(46.3%),“就业”(43.5%)等。最有可能阻碍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问题依次是:“贫富分化严重”(75.4%),“权力不受制约”(59.4%),“利益集团坐大”(52.8%),“生态环境恶化”(52.6%),“弱势群体利益受侵害”(50.3%),“经济发展减速”(31.3%),“国际环境紧张”(28.2%),“人口红利消失”(27.0%)等。(参见《万人民调:未来十年公众最焦虑贫富分化阻碍国家发展》,新华网2012年11月06日来源《中国青年报》第七版。) 这个调查尽管可能设定的指标体系和抽样科学性等方面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反映的目前民众的基本期待和对主要社会问题的认识,与人们的一般的感知还是比较相符的。最近《新京报》与清研咨询也做了一项“中国未来十年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的调查,排在前六位的依然是“贫富差距拉大”(81.3%)。“腐败问题”(75.5%)。“环境污染恶化”(69.9%)。“医疗改革等民生问题”(61.4%),“城市房价居高不下”(57.0%),“交通拥堵等城市病”(55.8%)。(《调查称八成受众认为未来十年最需解决贫富差距》新浪财经2012年11月10日,来源《新京报》)社会建设领域“民生需要”的满足和政治建设领域”权力腐败”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期待和基本共识。对这样已经形成基本共识的问题,应该纳入到执政党十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判断和表述之中。

    又比如对目前存在的问题的判断:十八大报告的表述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这样的认知和表述实在是不疼不痒,与民众的感知相差太远。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认识上的差距,主要是十八大报告可能把目前存在的问题看作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认为通过深化科学发展,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没有从体制性的内在冲突和矛盾以及基于大众的切身体验来思考和认识。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解放思想不够,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仍有市场。比如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我国人民对外部世界和资本主义的认识已经不能与前30年相比。可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认识仍沿袭邓小平改革开放初的定位,把它看作是没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分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没有认识到从资本主义国家借鉴来的资本化的市场经济是“全套设备”,内涵着一整套由资本主导的价值观、组织和制度体制机制,不仅是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并可转化为一种难于逆转的制度力量和社会价值主导力量。

    二是对与“发展中问题”相对应的“体制性问题”回应乏力或回应不够。“发展中问题”与“体制性问题”的根本区别,是体制性问题不能仅仅依赖发展本身来解决,体制性问题带有内在结构性矛盾,必须靠整体性或说全局性的体制性改革和结构性调整来解决。

    中国经过30年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形成的基本政治经济体制结构是,一方面事实上我们已经建立了以生产方式资本化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区域发展的差距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同时这种市场经济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这种多元化格局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多元化格局。这里面存在“两个能否相适应”的问题,一是共产党领导或一党执政与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能否相适应的问题;一是地方发展的多元化以及不平衡与一元化中央集权体制能否相适应的问题。“一把手专权的家长制”导致的政治腐败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放大和“一元化大一统集权体制”导致的对地方以及下级多元化创新发展的权力遏制,这“一横一竖”两大问题所造成的政治体制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以及自由和公平发展的需要,已经严重威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能否最终实现,并且人人都看得很清楚,这两大结构性矛盾已经外化为七大体制性现象:“权力腐败、分配不公、法治不彰、信仰不稳、道德滑坡、人才浪费、能源依赖”。

    以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与资本化的市场经济需求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价值冲突和制度冲突,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放大和带有封建专制色彩的集权体制的结合,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比如“权力腐败、分配不公、法治不彰、信仰不稳、道德滑坡、人才浪费、能源依赖”等体制性现象和问题,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把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提出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和民主法治原则贯彻到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中去的时候了。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和科学民主法治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资本创新竞争机制的有机结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七大体制性问题。反之这些问题不仅不会得到解决还会不断扩大,以至于从根本上威胁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或者导致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中断中国伟大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所以,必须把执政党的“共同富裕目标和民主法治化建设”内涵在“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实施中去,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发展目标和价值追求等根本问题上消除这些已经显性化的体制性弊端。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来说,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科学发展的目标原则以及制度举措,是破解目前存在的这些发展中的难题,甚至对破解所谓世界性的“中等收入陷阱”,都具有普遍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但科学发展观能够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而难于解决体制性的问题,根本的内在原因或发展逻辑是,只要中国实际放弃了发展社会主义的追求,无论搞什么类型的资本主义,近代以来的历史都证明行不通。搞资本主义长期下去一定会出乱子,不是两极分化严重爆发内乱就是外部势力介入搞得中国四分五裂。尤其是“权贵资本主义”,带封建专制色彩的资本主义,不仅在中国和任何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哪里都不会有前途。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最终发展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最终使中国成为最伟大的现代化国家!

    为什么说在十八大报告的制度和政策框架下,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体制性问题呢?以解决权力腐败问题为例,目前报告主要着眼于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制度体系和党性自律建设,而在已经形成利益集团化和分利化的权贵哪里,即使明知是科学有效的法治与民主措施能真正顺利出台和实施吗!而在资本私利主导的市场经济社会基础条件下,维护传统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精神状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有可能重现或成为现实吗!又比如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民生导向的福利国家主义政策,可以扶助弱势群体、加大对发展落后地区的财政扶持力度,这没有问题,但不对资本分配加以限制,不加大劳动在生产方式中的作用,尤其是公有制经济中的地位,怎么可能限制住资本与劳动收入和地位差的扩大;退一步说即使国家财政可以补偿一部分劳动亏欠,但依靠财政转移和补贴必须建立在国家经济不断增长的基础上,不然就会发生欧洲国家目前普遍存在的主权债务危机也就是消费过剩问题;像我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谁能保证经济不出现困难和滑坡,谁能保证国家财力可持续地提供给劳动群体的福利保障?又比如法治不彰的问题,法治文化的形成从根本上说,必须建立在政治自由和民主基础上,没有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个人专断和官僚主义集权就不能从根本上得以限制。自由和民主是法治的社会基础和保障;但在没有民主问责的政治体制下,依靠人治而造成的法治不彰都是无法克服内在必然。其他如信仰、道德、人才等问题,都是必须按社会主义重塑市场经济和按市场经济重塑国家权力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体制性冲突,也就是必须把“共同富裕”发展目标而不仅仅是“公平正义”,把“民主化和法治化”提到“科学化”并列的高度,把“市镇自治与多元发展”提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参见我写的《中国政改的一横一竖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体制性弊端。

    三是文风上口号式、宣示性、讲大道理的表述多,对地方和基层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经验总结和吸收也明显不够充分。比如四川、江苏、浙江和广东、山东等一些地区搞的基层“竞争授权民主”、“评议问责民主”、“村社议事民主”、“复合参与民主”、“社区管理民主”,创新社会管理的“自治类理事会、平安协会”组织以及各种“组织化、网格化、信息化、责任制”等,基层党联系群众的“民主恳谈”、“院落议事会”、“一线工作法”、“民情专递制度”以及各种制度化的“八步工作法”、“五步决策法”、“三步工作法”,基层党建的社区化和行业化等等,这些创新都是各地基层经过多年实践反复证明的行之有效的好制度。十八大报告在这些经验方面明显吸收不够。

    2012年11月9日为参加中国社科院信息院学习十八大报告,讨论“世界政治中的民主问题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写作的提纲,2012年11月10日进行修改和充实。作者夷吾生(陈红太),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收件人:lin chun<C.Lin@lse.ac.uk>;d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0月21日 14:06 (星期日) 中国的腐败失去控制了吗?中美两国腐败问题的历史比较

中国的腐败程度被高估了?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  Carlos D.Ramirez

2012-10-19

     近日第二轮“中国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于2012年10月1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会上,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Carlos D.Ramirez就“中国的腐败失去控制了吗:中美两国腐败问题的历史比较”为话题发表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大家好!非常感谢会议主办方邀请我发表演讲。虽然我是一个老外,我会说一点点汉语,但我的汉语非常不好,也不太流利。所以没办法,我必须用英文发表演讲。非常抱歉。

    我在过去几年中所做的研究的题目就是“中国的腐败失去控制了吗”,这是在中美两国之间就腐败问题进行的历史比较。

    我会很快地回顾一下,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很多专家都表示中国目前的腐败问题非常严重。他们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正在不断恶化。特别是在过去的十五年当中。他们说这个腐败是一种病毒,而且这样的问题会威胁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学者和专家认为中国应该付出大量的努力来遏制腐败,否则腐败会越来越恶化。

    在我的研究当中,我要做的就是研究腐败这个问题。在政治经济方面,有些研究表明腐败和社会不稳定和经济增长下降有关。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不存在腐败问题的。要实现零腐败,我们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而且基本上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很多知名学者表示是不可能存在零腐败现象的。我们想要问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应当承受多大程度的腐败。

    显然这是与最优的腐败程度这个问题相关的,有很多的理论。但是,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腐败的程度应该在多少算是合适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更多地从实证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要研究其他国家的状况和其他国家的经验。

    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看起来我们可以学到腐败是会随着国家的发展经历一个生命周期。很多研究腐败问题的学者都提出了“腐败生命周期”的概念。

    在纵轴上是腐败程度,横轴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个腐败生命周期就像一个钟型曲线。在发展早期,腐败会逐渐恶化,到一定水平以后,这个曲线会下降。也就是伴随着国家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成熟之后,腐败的曲线会下降。

    在很多学科当中,学者们都强调了倒U型的曲线,像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等,像J Lafor,他上一篇的论文就是关于腐败的倒U型曲线,历史学家也提出了这样的曲线。

    我所做的研究就是比较过去十五年当中中国的腐败企业,并基于历史数据来看美国的情况,并对两者进行比较。

    美国是我最熟悉的国家,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相似时期的腐败情况进行比较,这是研究的主要内容。

    我需要看美国一百多年前的腐败历史,所以我不得不依靠新闻媒体的报道。同样,在研究中国腐败的时候,我也是依赖报纸的报道。如果我有时间,我会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研究方法如何被证实是可靠的研究方法。

    现在大部分的美国报纸都已经被数字化了。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主要报纸都已经数字化了。这使我们可以追踪包含特定关键词的文章。我所检索的关键词就是“腐败和美国政府”或者是“腐败和国会”。

    我一篇篇地数出包含这些关键词的文章数目。然后我可以建立一个理论,就是媒体关注的是什么。另外,我又建立了一个序列,包含关键词“政治”和“1月份”,对其进行分析,把它当做分母。一方面是政府的支出,按1月份来看GDP的状况。这是我使用的两个序列。我观察的美国的时间跨度是1870年到1930年。这个时间段与中国过去十六年的经济状况非常相似。

    我们计算出了美国腐败新闻指数,它是在下降的。虽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增加,但总的来说是下降的。如果我们使用1月作为序列,可以看到一个类似的趋势。在1870年到1930年之间,这两者是非常相似的。如果是在1870年到1890年期间,就是最开始的阶段是比较高的。这与学者们提出的腐败周期的倒U型曲线吻合得非常好。

    时间序列的形态和历史事件是非常一致的。我们知道一些美国的历史,曾经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丑闻,就是默比利艾信托公司丑闻。是牵涉到美国参议院和美国副总统的丑闻。美国副总统也是因为政治腐败一路直上,当上了副总统。大家也知道危机酒吧,这涉及到美国副总统格兰特的秘书。这是涉及到威士忌销售的巨额债务敲诈。还有是纽约的凯姆尼协会政治集团,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腐败案,是从1864到1874年间的腐败案。同时还有与3K党相关的腐败。当时通过非法的渠道,与3K党有关联。

    另外,在1920年左右上升的腐败曲线是与Teapot油田丑闻相关,低于市场价卖给了一家矿业公司。还有二十年代与禁酒令相关的腐败。有一些关键词,比如地下酒吧等等。在二十年代的时候,这些与禁酒令相关的腐败案件在报纸上的报道非常多。

    大家看到的是威士忌酒吧丑闻的政治漫画。它讲的是公民的钱都被挤榨出来,流到了老板的口袋里面。

    这是Tweed所住的监狱的一张照片,他逃出来以后又被送回去。两年之后病死在里面。当时的腐败事件是非常多的。

    美国还有一个著名的摄影师,他把纽约人民当年遭受的苦难用镜头拍摄下来。那时候的纽约生活是非常艰难的,而且有很多的黑帮。这是流离失所的儿童流落街头,他们靠自己的力量长大,没有监护人。当时人们的生活是非常悲惨的,这是一些移民的照片。像这样的生活境况实在是非常凄惨。哪怕是大家最痛恨的敌人,大家也不希望他陷入这样痛苦的生活当中。

    我就是用这些图片来告诉大家与美国历史事件相关的案件。腐败曲线与美国的新闻报道是相关的。

    我在中国也进行了同样的检索。在同样的报纸当中,比如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检索关于中国腐败的文章,检索关键词就是“腐败和中国”“腐败和中国政府”。同时也是用“政治”和“1月份”进行检索,时间跨度是从1990年到2011年。

    这里大家看到的是中国腐败新闻的指数情况,是有所上升的曲线,一直到2011年。相对于“1月”新闻来看,也会有一个类似的曲线。我觉得这是对中国腐败比较夸张的描述。我一会儿会解释为什么我认为这略微有所夸张。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情况。中国在过去十五年的发展与美国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发展状况相似。以2005年的美元计价实际的人均收入,中国在过去十四年取得的成就在美国要用将近六十年的时间。就像林教授谈到的那样,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十五到三十年当中,就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

    这是中美腐败情况的比较。如果把这两者放到一起,与最开始的倒U型曲线是非常一致的。中国的数字看起来并不比美国当年的情况差多少。红线有略微的上升。美国在当年比中国差得多,就是美国的腐败情况比中国高出5到7倍。接下来,这两个国家有一些重合的情况。虽然现在中国的腐败情况比较突出,但是与美国同样的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的腐败情况并不是那么糟糕。

    在九十年代初,中国的腐败情况比美国当年还是好一些的。刚才我还跟大家提到我们所构建的报纸指数可能会低估美国的实际腐败程度。特别是在1910年联邦反腐败法的出台,影响了情况的改变。最开始被称为腐败,后来会把它成为游说,媒体的追踪报道并不是那么全面。另外在立法的前后,报道的密集程度也不一样。在1971年和1974年还颁布了美国《竞选法》,原来的腐败案件可能认为是游说,就不再进行报道。

    我认为中国的腐败程度是被高估的,美国媒体是会妖魔化中国的。哪怕是一些谣言,在美国都会得到持续关注。

    要验证这个指数,我用的是透明国际组织的CPI指标。透明国际组织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主要工作是追踪各国的腐败情况,会就国家的腐败状况进行排序。我对照了透明国际组织1996年的CPI指标,以此验证它的CPI和我构建的指标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我进行了回归分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来验证我的指标。报纸上的文章是透明国际组织衡量CPI的非常好的主观性表现。

    透明国际组织的清廉指数和我的报纸腐败指标相比,刚才我提到了对中国的妖魔化报道,美国媒体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最严重,但中国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也是相当大的。

    我的研究就是把中国的腐败情况和美国的历史经验进行比较,而我的比较表明中国和美国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时候,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低于美国,美国是中国的7到9倍,而当前中国的腐败并不比美国在1920年以后严重。由于对中国的腐败有夸大的成分,而对美国的腐败有所低估,实际上美国的腐败要比中国严重得多。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腐败现象并不是失控的,结果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腐败已经失控了。

    实际上时间序列还告诉我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就是中国的腐败现象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谢谢大家!

    2012-10-21

 

 

 


 

发件人:数字时代<cdtchinese@chinadigitaltimes.net>;收件人:订阅网友<zdjun@263.net>;d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0月26日 06:02 (星期五)

中国解放军四总部将领大调整

纽约时报

     10月25日,国防部官网公布了调整后的四总部领导名单,涉及各军兵种和大军区多名上将、中将;其中正职领导调整结果为:

    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接替中央军委委员陈炳德任总参谋长,广州军区政委张阳接替中央军委委员李继耐任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赵克石接替中央军委委员廖锡龙任总后勤部部长,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接替中央军委委员常万全任总装备部部长。

    在四总部其他领导成员中,总参和总政副职“瘦身”:王冠中、戚建国任副总长,马晓天、魏凤和、蔡英挺卸任;殷方龙接替童世平任总政副主任,总政主任助理魏亮卸任。

    纵观此次将领调整,张又侠、戚建国等具有实战经验的将领获得重用,值得关注;跨大军区、军兵种将领交叉任职,凸显打破条块和军兵种局限、加强协同作战的治军思路。

房峰辉任总参谋长 曾任国庆阅兵总指挥

    总参是负责组织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军事建设、组织指挥全国武装力量军事行动的军事领导机关,内设作战、情报、通信、军训、军务、动员、装备、机要、测绘、外事、管理及各兵种业务部门;2011年11月还成立了战略规划部,主管军队建设发展规,其主要职能是:研究重大战略问题、组织拟制军队建设发展规划计划和改革方案、提出军队战略资源总体配置和宏观调控建议、协调解决跨总部跨领域有关问题、检查评估军队建设规划计划落实情况等。

    新任总参谋长房峰辉,曾先后服役于兰州军区、广州军区和北京军区。履历显示,房峰辉今年61岁,陕西咸阳人,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系战略指挥专业毕业;不满17岁时参军,长期服役于兰州军区,历任排长、作训参谋、科长、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新疆军区副参谋长,兰州军区某集团军军长,199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2003年底,房峰辉首次跨大军区交流至广州军区任参谋长,成为副大军区级将领,两年后获晋中将;2007年再次跨大军区北上,接替到龄退役的朱启上将成为北京军区第12位司令员,也是当时最年轻的大军区司令员。

    在北京军区司令员任上,房峰辉先后当选十七届中央委员和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009年10月1日,作为国庆阅兵总指挥陪同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检阅三军;2010年7月获晋上将。

    财新记者统计,上世纪60年代,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曾短暂代理总参谋长;房峰辉履新,成为杨成武之后又一位由北京军区司令员晋升总参谋长者。

    今年5月,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会见北京军区第十次党代会代表时表示,北京军区所处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责任重大,在近年来,军区听从中共中央的指挥,贯彻和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完成了一系列的重大任务。

    这次调整使得总参领导层首次“瘦身”为“一正五副一助理”:章沁生、孙建国、侯树森继续担任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办公厅原主任王冠中中将、原总参谋长助理戚建国中将升任副总参谋长,原副总参谋长马晓天、魏凤和、蔡英挺卸任,陈勇继续担任总参谋长助理。

    随着空军的马晓天、二炮的魏凤和卸任,除了海军的孙建国,总参领导层其他成员均来自陆军,从而改变了自2009年以来形成的总参领导层将领多出自陆、海、空、二炮以及后勤保障“四位一体”模式。

张阳任总政治部主任 参与多项重要军事行动

    总政治部是负责全军党的工作,组织进行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设有组织、干部、宣传、保卫、纪检等部门。

    新任总政治部主任张阳,履新之前一直在广州军区服役,是从基层磨练出来的政工系统将领。

    今年61岁的张阳是河北武强人,毕业于国防大学基本系;1968年,17岁的张阳参军,此后从战士一直做到广州军区某集团军政委;2004年底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成为副大军区级将领,并在2006年晋升中将;2007年接替到龄退役的杨德清上将任广州军区政委,跃身为正大军区级将领,并当选十七届中央委员,2010年获授上将。

    2008年初,张阳和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章沁生率部队接连经受军事斗争准备、抗击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支援四川抗震救灾、奥运会香港赛区安保、赴缅甸医疗救援、中泰联合反恐演练等重要军事行动和任务的挑战考验,完成各项任务。

    新任总政副主任殷方龙58岁,是江苏扬中人;1972年入伍,也是一位政工将领。公开资料披露,殷方龙先后服役于兰州、沈阳两大军区和总装备部、第二炮兵部队,2001年在任总装备部政治部副主任时晋升少将,2008年跨军兵种交流至第二炮兵部队任政治部主任,成为副大军区级将领,并在2010年晋升中将。

    作为军队政治主官,殷方龙极为重视部队思想政治建设。今年4月他在《人民日报》撰文说,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对一些重大是非界限问题如“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西方敌对势力极力鼓吹的政治观点进行批驳,对损害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和言行保持高度警觉。

    这次调整后,总政领导层变为“一正四副一助理”格局:除了上述履新者,来自海军的总政原副主任童世平卸任,其兼任的军纪委书记一职由总政副主任杜金才上将接任;贾廷安、吴昌德继续担任总政副主任,年福纯继续担任总政主任助理。

赵克石任总后勤部部长 与政委刘源“搭班子”

    在此次调整中,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领导层成员规模最小,但同样不乏看点。

    总后勤部是负责组织领导全军后勤工作的领导机关,设有财务、军需、卫生、军事交通、油料物资、基建营房等部门。今年初,该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去职。赵克石履新总后勤部部长之后,将与政委刘源上将一起“搭班子”。

    今年64岁的赵克石,是河北高阳人,毕业于解放军军事学院参谋班。公开资料披露,赵克石20岁参军,21岁入党,并长期服役于南京军区;48岁时在某集团军参谋长任上晋升少将军衔,后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某集团军军长;57岁时任南京军区参谋长,跻身副大军区将领之列,并在次年晋升中将军衔;2007年接替到龄退役的朱文泉上将成为南京军区第九任司令员,并当选17届中央委员和11届全国人大代表;2010年获授上将军衔。

张又侠任总装备部部长 其父为开国上将张宗逊

    总装备部是负责组织领导全军装备工作的领导机关,设有综合计划、军兵种、陆军装备科研订购、通用装备保障等部门。

    和上任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一样,新任总装备部部长张又侠此前也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履历显示,今年62岁的张又侠,先后转战成都、北京、沈阳三大军区,是位能文能武的高级将领。在发挥指挥、领导部队的才能之外,他经常围绕部队管理、政治建设等话题在《军事经济研究》、《军队政工理论研究》、《求是》等杂志发表文章。

    公开资料披露,张又侠是陕西渭南人,1968年参军,早年服役于成都军区;1979年担任某集团军连长参加对越作战,战后被提为团长;1984年中越边境冲突时率团开赴老山作战,后升任副师长、师长;1990年代升任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副军长、军长,1997年晋升少将,2005年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2007年,担任大军区副职未满两年的张又侠晋升中将军衔,并被提升为大军区正职的沈阳军区司令员,成为当时七大军区司令员中唯一具有实战经历的将领;在“和平使命——2007”中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中担任了重要角色。

     2011年,张又侠晋升上将军衔,从而成就了解放军军史上第二对“父子上将”;此次担任总装备部部长,则成就了解放军总部历史上首对“父子部长”。

    据公开资料披露,张又侠之父张宗逊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排在萧克和李达之后位列开国上将第三位,1973年任总后勤部部长。

     解放军军史上首对“父子上将”是原军委副主席张震和现任二炮政委张海阳,两人分别于1988年和2009年获晋上将。

 

 

 

 

 

《纽约时报》文章

新共产党宣言
The dot Communist Manifesto

Eben Moglen [1]*

January 2003

    注:18大闭幕时“奏国际歌”,而非“唱”,原因何在?也许大家不会词了?不久前群发的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中说,1936年前苏联国歌一直是“国际歌”。实事求是说,目前很多人认为“共产主义”十分渺茫,但“纽约时报”却撰文介绍了下面的“点共产主义宣言”。王宇琦(现在MIT读博)翻译。或许中央应将此文作为18大报告参考读物?

A Spectre is haunting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the spectre of free information. All the powers of ''globalism'' have entered into an unholy alliance to exorcize this spectre: Microsoft and Disney,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an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一个幽灵,自由信息的幽灵,在跨国资本主义间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毫不神圣的围剿,“全球主义”的一切势力:美国微软公司和迪斯尼、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国会和欧盟委员会,都联合起来了。

Where are the advocates of freedom in the new digital society who have not been decried as pirates, anarchists, communists? Have we not seen that many of those hurling the epithets were merely thieves in power, whose talk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s nothing more than an attempt to retain unjustifiable privileges in a society irrevocably changing? But it is acknowledged by all the Powers of Globalism that the movement for freedom is itself a Power, and it is high time that we should publish our views in the face of the whole world, to meet this nursery tale of the Spectre of Free Information with a Manifesto of our own.

有哪一个新数字社会的自由的倡导者不被骂为盗版者、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者?)呢?难道我们还未发现,许多抛出这些绰号的人只不过是当权的小偷,而他们关于知识产权的言论,也只不过是试图在必然变革着的社会中保留他们并非无可非议的特权?不过,公认的是,自由运动本身已经被全球主义的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现在是我们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并且拿我们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自由信息幽灵的童话的时候了。

Owners and Creators

所有者和创造者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movement for free information announces the arrival of a new social structure, bor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bourgeois industrial society by the digital technology of its own invention.

遍及全球的自由信息运动宣告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的到来,它诞生于中产阶级工业社会(资产阶级工业社会?)的转型(转变),凭借的正是该社会自己所创造出的数字技术。

The history of all hitherto existing societies reveals a history of class struggles.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Freeman and slave, patrician and plebeian, lord and serf, guild-master and journeyman, 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 imperialist and subaltern, in a word, oppressor and oppressed, stood in constant opposition to one another, carried on an uninterrupted, now hidden, now open fight, a fight that has often ended, either in a revolutionary re-constitution of society at large, or in the common ruin of the contending classes.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和从属国,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斗争经常性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The industrial society that sprouted from the worldwide expansion of European power ushering in modernity did not do away with class antagonisms. It but established new classes, new conditions of oppression, new forms of struggle in place of the old ones. But the epoch of the bourgeoisie simplified the class antagonisms. Society as a whole seemed divided into two great hostile camps, into two great classes, directly facing each other: Bourgeoisie and Proletariat.

从昭示着现代社会到来的欧洲势力的全球性扩张中产生出的工业社会,并未消除阶级对立,而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资产阶级时代的新时代却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似乎分裂成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成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But revolution did not by and large occur,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where it arose or claimed to arise, proved incapable of instituting freedom. Instead, capitalism was enabled by technology to secure for itself a measure of consent. The modern laborer in the advanced societies rose with the progress of industry, rather than sinking deeper and deeper below the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of his own class. Pauperism did not develop more rapidly than population and wealth. Rationalized industry in the Fordist style turned industrial workers not into a pauperized proletariat, but rather into mass consumers of mass production. Civilizing the proletariat became part of the self-protective program of the bourgeoisie.

然而革命并未发生,而“无产阶级专政”,无论是在其兴起过(出现过?)抑或声称要兴起之处都无力争取(提出?)自由。相反,科技提供了确保同意的措施,赋予了资本主义新的活力。如今更高级社会中的劳动者是在工业的进步、而非其所属阶级境况的日益恶化中成长起来的。人口的财富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贫困的增长速度。经由福特生产方式实现的合理化的工业生产,并未将产业工人推向赤贫的无产阶级的状态,而是使他们成为与大量生产相匹配的大众性消费。而对无产阶级的教化也成为资产阶级自保性方案的一部分。

In this way, universal education and an end to the industri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became no longer the despised program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but the standard of bourgeois social morality. With universal education, workers became literate in the media that could stimulate them to additional consumption. The development of sound recording, telephony, moving pictures, and radio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changed the workers' relationship to bourgeois culture, even as it profoundly altered the culture itself.

由此以来,普及教育和终止使用童工便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计划,而成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美德?)标准。教育的普及使得工人在各种媒体面前成为有文化的人,继而在媒体的不断刺激下更多地消费。录音、通话、活动影像、以及广播和电视诸多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工人同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也深深地改变了这种文化本身。

Music, for example, throughout previous human history was an acutely perishable non-commodity, a social process, occurring in a place and at a time, consumed where it was made, by people who were indistinctly differentiated as consumers and as makers. After the adoption of recording, music was a non-perishable commodity that could be moved long distances and was necessarily alienated from those who made it. Music became, as an article of consumption, an opportunity for its new ''owners'' to direct additional consumption, to create wants on the part of the new consuming class, and to drive its demand in directions profitable to ownership. So too with the entirely new medium of the moving picture, which within decades reoriented the nature of human cognition, capturing a substantial fraction of every worker's day for the reception of messages ordering additional consumption. Tens of thousands of such advertisements passed before the eyes of each child every year, reducing to a new form of serfdom the children liberated from tending a productive machine: they were now compulsorily enlisted in tending the machinery of consumption.

以音乐为例。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音乐是一种会迅速死去的、非商品化的社会过程,在某个时间和地点出现,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其创造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也难以明确区分。录音技术的采用,使音乐成为不易腐坏的商品,可以被远距离传送并与它的创造者分离。音乐成为消费的对象,为它新的所有者提供了追求更多消费的机会,也创造了大众性消费的欲望,并驱使这种需求能够为所有权带来收益。移动影像催生的整个新媒体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近十年内重新定位了人类的认知的本性,抓住工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个片段来灌输指使他们更多地消费的信息。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此类广告从每个孩子的眼前飘过,将已经从操作生产机器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孩子,带入了一种新的奴役状态:他们如今被迫参与到了整个消费机械体系中来。

Thus the conditions of bourgeois society were made less narrow, better able to comprise the wealth created by them. Thus was cured the absurd epidemic of recurrent over-production. No longer was there too much civilisation, too much means of subsistence, too much industry, too much commerce.

因此,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得以拓宽,从而更有能力容纳它本身所创造出的财富。荒唐的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瘟疫也得以治愈,过剩的文化、过多的替代品、过量的产业和商业都已不复存在。

But the bourgeoisie cannot exist without constantly revolutionising th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and thereby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with them the whole relations of society. Constant revolutionising of production, uninterrupted disturbance of all social conditions, everlasting uncertainty and agitation distinguish the bourgeois epoch from all earlier ones. All fixed, fast-frozen relations, with their train of ancient and venerable prejudices and opinions, are swept away, all new-formed ones become antiquated before they can ossify.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然而,资产阶级只有通过不断改革生产工具、并由此改变生产关系乃至全部社会关系,才能继续生存下去。生产领域的持续革新、整个社会关系的不间断的扰动、不确定性和震荡的持久存在,将当前的资产阶级时代与早前的一切时代区分开来。所有那些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或偏见统统被一扫而光;而一切新形成的关系又等不到固定下来就过时了。

With the adop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system of mass consumer production supported by mass consumer culture gave birth to new social conditions out of which a new structure of class antagonism precipitates.

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大众消费文化支撑下的大众消费性生产带来了新的社会状态,赋予了阶级对立一种新的结构。

The bourgeoisie, by the rapid improvement of all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by the immensely facilitated means of communication, draws all, even the most barbarian, nations into civilisation. The cheap prices of its commodities are the heavy artillery with which it batters down all Chinese walls, with which it forces the barbarians' intensely obstinate hatred of foreigners to capitulate. It compels all nations, on pain of extinction, to adopt its culture and its principles of intellectual ownership; it compels them to introduce what it calls civilisation into their midst, i.e., to become bourgeois themselves. In one word, it creates a world after its own image. But the very instruments of its communication and acculturation establish the modes of resistance which are turned against itself.

资产阶级借助生产工具和通讯手段飞速发展和极大便利,将所有哪怕是最野蛮的国家(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低廉的商品价格,则是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迫使野蛮民族放弃强烈而顽固的仇外情绪的重型炮弹。它强迫一切国家——如果他们不希望经历自己文化灭绝的痛苦——转而采用资产阶级的文化以及知识所有权的理念;它强迫它们引入并推行它所谓的文明制度,即使它们也变成资产阶级。总而言之,它依照自己的模样创造出一个世界。然而,正是那些被它用来进行交流和教化的工具,构建出了抵抗它自身的模式。

Digital technology transforms the bourgeois economy. The dominant goods in the system of production--the articles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that are both commodities sold and instructions to the worker on what and how to buy--along with all other forms of culture and knowledge now have zero marginal cost. Anyone and everyone may have the benefit of all works of culture: music, art, literature, techn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very other form of knowledge. Barriers of social inequality and geographic isolation dissolve. In place of the old local and national seclusion and self-sufficiency, we have intercourse in every direction, universal inter-dependence of people. And as in material, so also in intellectual production. The intellectual creations of individual people become common property. Modern bourgeois society with its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of exchange and of property, a society that has conjured up such gigantic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of exchange, is like the sorcerer's apprentice, who is no longer able to control the powers of the nether world whom he has called up by his spells.

数字技术导致了资产阶级经济领域的变化。那些在生产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商品——作为文化性的消费品,不仅包括售出的商品、还包括对于购买什么和如何购买的指导——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文化和知识,如今都具有零边际成本。任何人、每个人都可以从所有的作品和文化中获益:音乐、美术、文学、技术信息、科学、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知识。社会不平等和地理隔离所造成的屏障得以消散。过去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隔离和自给自足,也被全方位的交流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依赖所取代。这不限于物质产品,知识产品亦是如此。个人的智力创作成为公共的财产(公有财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曾经借助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如魔法师(巫师?)一般地召唤出了巨人般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如今却无力控制同样由它的符咒召唤出的魔鬼了。

With this change, man is at last compelled to face with sober senses his real conditions of life, and his relations with his kind. Society confronts the simple fact that when everyone can possess every intellectual work of beauty and utility--reaping all the human value of every increase of knowledge--at the same cost that any one person can possess them, it is no longer moral to exclude. If Rome possessed the power to feed everyone amply at no greater cost than that of Caesar's own table, the people would sweep Caesar violently away if anyone were left to starve. But the bourgeois system of ownership demands that knowledge and culture be rationed by the ability to pay. Alternative traditional forms, made newly viable by the technology of interconnection, comprising voluntary associations of those who create and those who support, must be forced into unequal competition with ownership's overwhelmingly powerful systems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ose systems of mass communication are in turn based on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 people's common rights in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Throughout the digital society the classes of knowledge workers--artists, musicians, writers, students, technologists and others trying to gain in their conditions of life by copying and modifying information--are radicalized by the conflict between what they know is possible and what the ideology of the bourgeois compels them to accept. Out of that discordance arises the consciousness of a new class, and with its rise to self-consciousness the fall of ownership begins.

在这一变化下,一个人最终得以清醒地认识到他的真实生活状态,认识到他和他的同类之间的关系。社会则会面临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每个人都占有包含美和效用的智力成果——收获知识的每一点增加所带来的全部人类价值——和每个人独自占有这些成果,具有相等的成本,那么后面这种排斥便不再合乎道义。如果罗马能够用与供应凯撒的餐桌相同的成本来供应所有人民,那么一旦有人陷于饥饿,人民将会以最激烈的方式除掉凯撒。然而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体系(所有权体系?)却要求按支付能力分配知识和文化。不同于传统的、由包含了创造者和支持者的自愿联合的互联技术所衍生出的新的所有权形式,不得不与具有压倒性势力的、大众交流性的所有权体系进行不平等的竞争。后一种体系正是以侵占人们在电磁频谱中的公有权利(公共权力?)为基础。在数字社会中,知识生产者阶级——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学生、技术员、以及其他试图通过复制和修改信息来改善生活境况的人——在他们认为可行的和资产阶级迫使他们接受的价值理念的冲突中变得激进起来。这种不和谐引发了一个新阶级的觉悟,继而是他们对所有权开始衰落的自觉。

The advance of digital society, whose involuntary promoter is the bourgeoisie, replaces the isolation of the creators, due to competition, by their revolutionary combination, due to association. Creators of 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discover that they no longer require the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based on ownership and the structure of distribution based on coercion of payment. Association, and its anarchist model of propertyless production, makes possible the creation of free software, through which creators gain control of the technology of further production.[2] The network itself, freed of the control of broadcasters and other bandwidth owners, becomes the locus of a new system of distribution, based on association among peers without hierarchical control, which replaces the coercive system of distribution for all music, video, and other soft goods. Universities, libraries, and related institutions become allies of the new class, interpreting their historic role as distributors of knowledge to require them to offer increasingly complete access to the knowledge in their stewardship to all people, freely. The liberation of information from the control of ownership liberates the worker from his imposed role as custodian of the machine. Free information allows the worker to invest her time not in the consumption of bourgeois culture, with its increasingly urgent invitations to sterile consumption, but in the cultivation of her mind and her skills. Increasingly aware of her powers of creation, she ceases to be a passive participant in the system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which bourgeois society entrapped her.

数字社会在资产阶级不自觉的推动下取得发展,用创造者们革命性的联合,取代了他们在竞争状态下的隔离。知识、技术和文化的创造者发现,他们不再需要那种建立在所有权和基于强制支付的分配结构之上的生产结构。合作,连同它的无资本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模型,使自由软件的创造成为可能,而创作者可以藉此实现对未来产品的技术控制。网络本身也摆脱了播音员和其他频带所有者的控制,为一种新的分配体系提供了场所;不存在层级控制的友侪间的合作,取代了音乐、影像等软产品的强制分配体系,成为这种新体系的基础。大学、图书馆等等相关的机构成为上述新阶级的同盟,被赋予了知识分配者的历史角色,和促进全体人类越来越完全地接近并使用那些知识的职责。从所有权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信息,也将工人从机器看管人的强制性角色中解放出来。自由信息使工人得以重新分配自己的时间,不再在愈加迫切地邀请人们进行无聊消费的资产阶级文化的指引下,将自己的时间投入到那种消费中,而是将时间用于培养自己的思想和技能。随着工人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创造力,她将不再安于做一个被资产阶级社会诱入其中的生产和消费体系的被动参与者。(翻译得相当怪异)

But the bourgeoisie, wherever it has got the upper hand, has put an end to all feudal, patriarchal, idyllic relations. It has pitilessly torn asunder the motley feudal ties that bound man to his ''natural superiors,'' and has left remaining no other nexus between man and man than naked self-interest, than callous ''cash payment.'' It has drowned the most heavenly ecstasies of religious fervour, of chivalrous enthusiasm, of philistine sentimentalism, in the icy water of egotistical calculation. It has resolved personal worth into exchange value. And in place of the numberless and feasible chartered freedoms, has set up that single, unconscionable freedom--Free Trade. In one word, for exploitation, veiled by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illusions, naked, shameless, direct, brutal exploitation.

然而,资产阶级已经在其的所有地方终结了封建的、宗族的、田园式的关系。它无情地扯碎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纽带,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漠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最神圣的激情,淹没在利己主义算计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毫无节制的贸易自由取代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Against the forthcoming profound liber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whose access to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power now transcends their previous narrow role as consumers of mass culture, the system of bourgeois ownership therefore necessarily contends to its very last. With its preferred instrument of Free Trade, ownership attempts to bring about the very crisis of over-production it once feared. Desperate to entrap the creators in their role as waged consumers, bourgeois ownership attempts to turn material deprivation in some parts of the globe into a source of cheap goods with which to bribe back into cultural passivity not the barbarians, but its own most prized possession--the educated technological laborers of the most advanced societies.

不同于即将到来的劳动阶级的解放,那些能够直接接触知识和信息的力量,已经超越了先前狭隘的大众文化消费者的角色,致使资产阶级所有制不得不为自己做最后的辩护。借助自由贸易这种它最偏爱的工具,它试图唤回曾一度给它带来恐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不顾一切地诱使创造者成为有工资的消费者,它试图通过对地球上一些地区进行物质剥削来获取生产廉价产品的资源,并反过来用这些廉价商品贿赂它最珍贵的财富——最发达的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工人——而非贿赂野蛮民族,以求他们在文化上被动顺从。

At this stage the workers and creators still form an incoherent mass scattered over the whole globe, and remain broken up by their mutual competition. Now and then the creators are victorious, but only for a time. The real fruit of their battles lies, not in the immediate result, but in the ever-expanding union. This union is helped on by the improved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hat are created by modern industry and that place the workers and creators of different localities in contact with one another. It was just this contact that was needed to centralise the numerous local struggles, all of the same character, into one national struggle between classes. But every class struggle is a political struggle. And that union, to attain which the burghers of the Middle Ages, with their miserable highways, required centuries, the modern knowledge workers, thanks to the network, achieve in a few years.

在这一阶段,工人和创造者还是分散在全球各地并被因相互竞争而分裂的大众。创造者有时也取得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持续扩展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通讯交流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流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和创造者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合,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阶级间的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同时,得益于网络系统,那种中世纪的市民靠着他们不中用的道路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知识工人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Freedom and Creation

自由和创造

Not only has the bourgeoisie forged the weapons that bring death to itself; it has also called into existence the men who are to wield those weapons--the digital working class--the creators. Possessed of skills and knowledges that create both social and exchange value, resisting reduction to the status of commodity, capable collectively of producing all the technologies of freedom, such workmen cannot be reduced to appendages of the machine. Where once bonds of ignorance and geographical isolation tied the proletarian to the industrial army in which he formed an indistinguishable and disposable component, creators collectively wielding control over the network of human communications retain their individuality, and offer the value of their intellectual labor through a variety of arrangements more favorable to their welfare, and to their freedom, than the system of bourgeois ownership ever conceded them.

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使用这种武器的人──数字时代的工人阶级,即创造者。这些工人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能够创造社会价值和交换价值,不仅没有沦为单纯的商品,还能够集合起来进行以自由为目的技术生产——从而不再仅仅是机器的附属品。无产阶级曾一度被无知和地理隔离的镣铐束缚,成为产业大军中不起眼的、用后即弃的组成部分;但如今这些创造者掌控了人类的交流网络,既保留了自己的个性,又借助种种由他们自主设计安排、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和自由的、而非是资产阶级所有制所勉强容忍的交流体系,将他们的智力劳动所创造出的价值奉献出去。

But in precise proportion to the success of the creators in establishing the genuinely free economy, the bourgeoisie must reinforce the structure of coerciv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concealed within its supposed preference for ''free markets'' and ''free trade.'' Though ultimately prepared to defend by force arrangements that depend on force, however masked, the bourgeoisie at first attempts the reimposition of coercion through its preferred instrument of compulsion, the institutions of its law. Like the ancien régime in France, which believed that feudal property could be maintained by conservative force of law despite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ety, the owners of bourgeois culture expect their law of property to provide a magic bulwark against the forces they have themselves released.

然而,为了与这些创造者建立真正的自由经济的成功相称(相平衡?),资产阶级被迫加固强制性的生产和分配结构,而这种结构暗含于他们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假想性偏好之中。虽然资产阶级已经做好了武力保卫他们依赖于武力的制度安排的最后准备,但是无法掩饰的是,他们更喜欢首先求助于法律机构和其他的强制性手段来重建强权。就像法国的旧政权曾经相信,保守的法律力量能够在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保留(维持?——是有新的同时保留旧的?还是仅仅维持旧的不变?)封建所有制一样,资产阶级文化的所有者也期望,他们的所有权法律能够在他们自己释放出的冲击力之前筑起一道防护堤。

At a certain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of exchange,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feudal society produced and exchanged, the feudal organis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one word, the feudal relations of property became no longer compatible with the already developed productive forces; they became so many fetters. They had to be burst asunder; they were burst asunder.

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便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Into their place stepped free competition, accompanied by a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titution adapted to it, and by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way of the bourgeois class. But ''free competition'' was never more than an aspiration of bourgeois society, which constantly experienced the capitalists' intrinsic preference for monopoly. Bourgeois property exemplified the concept of monopoly, denying at the level of practical arrangements the dogma of freedom bourgeois law inconsistently proclaimed. As, in the new digital society, creators establish genuinely free forms of economic activity, the dogma of bourgeois property comes into active conflict with the dogma of bourgeois freedom. Protecting the ownership of ideas requires the suppression of free technology, which means the suppression of free speech. The power of the State is employed to prohibit free creation. Scientists, artists, engineers and students are prevented from creating or sharing knowledge, on the ground that their ideas imperil the owners' property in the system of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t is in the courts of the owners that the creators find their class identity most clearly, and it is there, accordingly, that the conflict begins.

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但“自由竞争”从来都不是亲历过资本家对垄断的内在偏爱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渴望。资产阶级的财产(财产所有制?)正是垄断概念的例证,即在实践层面对资产阶级法律所宣称的自由信条的否定。在数字社会中,就在创造者们建立真正自由的经济活动形式之时,资产阶级的财产信条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信条之间的冲突也活跃起来(凸显出来?)。要保护各种观点和思想的所有权,就要求压制技术自由,这也意味着压制言论自由。国家的力量将被用来禁止自由创造。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和学生创造和分享知识的活动也要被阻止,以免他们的观点在文化生产、分配的体系中对所有者的财产造成危害。正是在这些所有者的神殿中,创造者们最清晰地辨识出他们自己的阶级身份,从而认识到冲突即发端于此。

But the law of bourgeois property is not a magic amulet against the consequences of bourgeois technology: the broom of the sorcerer's apprentice will keep sweeping, and the water continues to rise. It is in the domain of technology that the defeat of ownership finally occurs, as the new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burst the fetters of the outmoded law.

但是,资产阶级的财产法并非对抗资产阶级技术发展结果的魔法护身符:魔法师的扫帚将扫个不停,水面也会继续上升。在技术领域,随着新的生产和分配模式冲破过时的法律的枷锁,所有权(所有制?)终将溃败。

All the preceding classes that got the upper hand, sought to fortify their already acquired status by subjecting society at large to their conditions of appropriation. Knowledge workers cannot become masters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of society, except by abolishing their own previous mode of appropriation, and thereby also every other previous mode of appropriation. Theirs is the revolutionary dedication to freedom: to the abolition of the ownership of ideas, to the free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restoration of culture as the symbolic commons that all human beings share.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取到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知识工人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这是为了自由而做出的革命奉献:为了废除对观点和思想的私人所有权,为了知识的自由流通,为了文化作为全人类共享的标志性公共品的属性的回归。

To the owners of culture, we say: You are horrified at our intending to do away with private property in ideas. But in your existing society, private property is already done away with for nine-tenths of the population. What they create is immediately appropriated by their employers, who claim the fruit of their intellect through the law of patent, copyright, trade secret and other for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ir birthright in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which can allow all people to communicate with and learn from one another, freely, at almost inexhaustible capacity for nominal cost, has been taken from them by the bourgeoisie, and is returned to them as articles of consumption--broadcast culture,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for which they pay dearly. Their creativity finds no outlet: their music, their art, their storytelling is drowned out by the commodities of capitalist culture, amplified by all the power of the oligopoly of ''broadcasting,'' before which they are supposed to remain passive, consuming rather than creating. In short, the property you lament is the proceeds of theft: its existence for the few is solely due to its non-existence in the hands of everyone else. You reproach us, therefore, with intending to do away with a form of property,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whose existence is the non-existence of any such property for the immense majority of society.

对于文化的所有者,我们要说:你们一听到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他们(创造者)的雇主通过专利、版权、商业机密等等形式的“知识产权”的法律,不仅索取了他们的智力果实,还直接指派了它们的用途。这十分之九的成员(广大社会成员?)对电磁频谱的生来就有的权利——这电磁频谱本可以以象征性的收费,赋予所有人取之不尽的自由交流、相互学习的机会——被资产阶级从他们手中夺去,却又以广播和电讯类消费品的形式返还给他们,并被索以高价。他们的创造力找不到出口:他们的音乐、艺术、叙述表达淹没在资本文化背景下的商品之海中,而要求他们继续充当被动消费者、而非创造者的广播通信寡头,又通过其垄断力量进一步放大了资本主义文化。简言之,你们唯恐被窃贼掠去的那些财产,其对于极少数人的存在恰恰是由于对于其他所有人都不存在。因此,你们斥责我们将要毁掉的那种财产,其存在的必要条件正是这种财产对于社会绝大多数人来说根本不存在。

It has been objected that upon the abol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in ideas and culture all creative work will cease, for lack of ''incentive,'' and universal laziness will overtake us.

对于废除观点、思想和文化的私人所有权,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这将使所有的创造性工作将会由于缺乏“激励”而停息,我们将会被普遍懒惰所打倒。

According to this, there ought to have been no music, art, technology, or learning before the advent of the bourgeoisie, which alone conceived of subjecting the entirety of knowledge and culture to the cash nexus. Faced with the advent of free production and free technology, with free software, and with the resulting development of free distribution technology, this argument simply denies the visible and unanswerable facts. Fact is subordinated to dogma, in which the arrangements that briefly characterized intellectual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distribution during the short heyday of the bourgeoisie are said, despite the evidence of both past and present, to be the only structures possible.

依照这种说法,在独出心裁地(单独?)提出使全部知识和文化受制于金钱交易的构想的资产阶级出现之前,音乐、艺术、技术抑或学问都无从产生。然而,面对自由生产、自有技术、自由软件,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技术的自由分配,这种论述仅仅是在否定显而易见、无可辩驳的事实。事实从属于教条,虽然有历史和现实的确凿证据,那些教条却只是简单勾勒出知识的生产和分配结构在资产阶级短暂的全盛期之内的特征,并将其标榜为知识生产和分配的唯一可能的结构。

Thus we say to the owners: The misconception that induces you to transform into eternal laws of nature and of reason, the social forms springing from your presen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form of property--historical relations that rise and disappear in the progress of production--this misconception you share with every ruling class that has preceded you. What you see clearly in the case of ancient property, what you admit in the case of feudal property, you are of course forbidden to admit in the case of your own bourgeois form of property.

因此,我们要对那些所有者说:你们的偏私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基于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态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在生产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只是暂时的——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法则,而这种偏私观念正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你们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所能明白的,你们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所能承认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Our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are in no way based on ideas or principles that have been invented, or discovered, by this or that would-be universal reformer. They merely express, in general terms, actual relations springing from an existing class struggle, from a historical movement going on under our very eyes.

我们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只不过是当前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概括呈现。

When people speak of ideas that revolutionise society, they do but express the fact, that within the old society, the elements of a new one have been created, and that the dissolution of the old ideas keeps even pace with the dissolution of the old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是步调一致的。

We, the creators of the free information society, mean to wrest from the bourgeoisie, by degrees, the shared patrimony of humankind. We intend the resumption of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stolen from us under the gui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well as the medium of electromagnetic transportation.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struggle for free speech, free knowledge, and free technology. The measures by which we advance that struggle will of course b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the following will be pretty generally applicable:

我们这些自由信息社会的创造者,打算一步一步地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全人类共有的继承权,打算收回在“知识产权”和电波媒体的掩护下被盗取的文化遗产。我们决心为自由言论、自由知识和自由技术而战。我们推进这场斗争的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有所不同,但是下面这些措施应是普遍适用的:

1. Abolition of all forms of private property in ideas.

2. Withdrawal of all exclusive licenses, privileges and rights to use of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Nullification of all conveyances of permanent title to electromagnetic frequencies.

3. Development of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infrastructure that implements every person's equal right to communicate.

4. Common social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programs and all other forms of software, including genetic information, as public goods.

5. Full respect for freedom of speech, including all forms of technical speech.

6. Protection for the integrity of creative works.

7. Free and equal access to all publicly-produced information and all educational material used in all branches of the public education system.

1.废除一切形式的、对于观点和思想的私人所有权。

2.撤销一切排他性使用电磁波段(电磁频率?)的许可、特权及其他权利。

3.发展能够使每个人实现平等的交流权利的电磁频谱设施。

4.发展社会公共性的计算机程序,并使所有其他形式的软件包括其原代码(软件的“基因信息”,是不是就是指源代码?)成为公共物品。

5.充分尊重包括技术性言论在内的所有言论的自由。

6.保护创造性产品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7.在公共教育体系的所有领域,实现对所有公共创造(集体创造?)的信息和教育资料的自由、平等获取。

By these and other means, we commit ourselves to the revolution that liberates the human mind. In overthrowing the system of private property in ideas, we bring into existence a truly just society, in which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each is the condition for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all.

    我们致力于通过这些以及其他的措施,展开一场解放人类思想的革命。我们将推翻当前的知识和思想的私人所有权体系,构建一个真正公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都以其他所有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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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rofessor of Law, Columbia University Law School. “如果Richard Stallman是自由软件运动的卡尔·马克思的话,Moglen则会成为他的恩格斯。”

    [2] The free software movement has used programmers throughout the world--paid and unpaid--since the early 1980s to create the GNU/Linux operating system and related software that can be copied, modified and redistributed by all its users. This technical environment, now ubiquitous and competitively superior to the proprietary software industry's products, frees computer users from the monopolistic form of technological control that was to have dominated the personal computer revolution as capitalism envisioned it. By displacing the proprietary production of the most powerful monopoly on earth, the free software movement shows that associations of digital workers are capable of producing better goods, for distribution at nominal cost, than capitalist production can achieve despite the vaunted ''incentives'' created by ownership and exclusionary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2012-11-15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0月27日 17:42 (星期六)
 

真假亚当·斯密

——从“没有分工的市场”看近世中国乡村经济的变迁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夏明方

北京,100872,xiamingfang2@ vip.sina.com。

2012-10-27

 【内容提要】本文聚焦于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对国内外中国经济史学界有关斯密型动力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批评与讨论,对阿里吉与加州学派有关斯密分工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所做的解读提出强烈质疑,并通过阅读斯密、马克思的原典,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斯密,即强调“社会分工”的斯密,并引入吴承明“没有(社会)分工的市场”概念,主张将两者(即真假斯密)结合起来,用历史的眼光对明清以来中国小农经济的演变做出重新解释,进而为中国乡村经济的未来发展提供一条不同于主流认识的新思路。

 【关键词】斯密型动力;社会分工;技术分工;没有分工的市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包括乡村经济史在内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逐步进入一个以市场分析为主导的新时代。此类研究,在经过“去资本主义化”的过滤之后,越来越呈现出如下几种倾向:其一是将过往对于生产关系的探讨转向对生产力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也从“人”转向了“物”,转向了资本、商品和技术,进而浓缩成一种叫做GDP的数字分析;而即便有“人”,那也是“经济人”,一个被认为可适用于任何时代因而也就脱离了具体历史的抽象个体。其二是将经济问题从其他各种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作为一个孤立的对象加以考察,结果造成一系列的二元割裂倾向,如城市与乡村割裂、经济与社会分离、人与自然互不相关、传统与现代截然两分。其三则是此类研究无不以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为中心,即使在所谓的乡村研究中也深深地打上了“城市导向”的烙印。“城市化”既是理想,也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其四是对研究对象缺乏批判性的反思精神,缺乏一种对立共生的辩证分析态度,过往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的两极化思维依然主导着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研判。最后,这样的研究总摆脱不了“断尾巴蜻蜓”之嫌。尽管我们往往在现实发展之中获得灵感,对过去展开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新解释工作,但是很少自觉地把从历史研究中获得的智慧用来观照或反思当下,也很少把当下的现实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进行考察,以至于——仅是其中一个例子——对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即城乡分离运动或美其名日“城乡一体化”建设,已经或即将带来的巨大影响,长期缄口不言;或听凭一大批主流经济学家的肆意鼓吹。无论如何,这都不利于对中国乡村经济之历史的认识,也无助于把握当下及未来中国乡村经济的走向与命运。

 早就应该到扭转这一倾向的时候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持续几千年之久的农业文明国度,一切问题都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没有希望。这已经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识。可是,面对当前汹涌而来的城市化、非农化的潮流,我们更应该从反面的角度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农民真的消失了或者被终结了,中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吗?是否将因此面临更大、更严重的问题?有没有可能走出另一条不同的道路?有了这样的问题意识,再捡起一个极具洞见却备受冷落的概念,即“没有分工的市场”,也就是从农工结合的角度,或许会对近世中国数百年乡村经济的历史变迁贡献一点不同的认识。限于篇幅,暂且停留在国内外学界的相关争鸣之中,希望借助对这些争鸣的梳理,寻找可能的线索。

 一、“社会分工”抑或“技术分工”:多重变幻的斯密形象

 何谓“没有分工的市场”?乍看起来,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概念。只要稍具经济学常识,都会反问:没有分工,何来市场?其实,这里所说的分工,非指社会的劳动分工,是指劳动的社会分工;这里的“没有”,亦非绝对意义上的不存在;这一概念并非笔者捏造,是从著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泰斗吴承明先生早期提出的“不依靠分工的市场”这一说法借用而来。据吴先生的研究及笔者本人的理解,这种“市场”,在微观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农业和手工业在家庭内的结合,是以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形式参与市场交易活动;在宏观层次上,一则表现为地域分工——一种基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和自然资源禀赋差异而形成的广域交换形式(长距离的贩运贸易),而不是基于要素市场相对自由的流动所形成的产业集聚和空间分异;一则表现为城乡之间基于租、税征缴而形成的从乡村到城市单向度的不对称交换,而不是城乡分离的各自独立的产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吴先生认为,这种不分工的市场是中国传统市场的基本形式,“它所造成的市场繁荣,不必代表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反映封建经济的成熟”。【1】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就在这种市场不断扩大的同时,新的基于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市场也在逐步成长,近代以后,其作用愈益显著,而前者作为小商品市场,在吴先生看来,是必须而且必然要被近代市场所取代的。不少中国学者因之主张将这样的市场作为虚假市场而踢出研究视野之外。【2】近年来,吴先生的观点发生了明显变化,即越来越强调基于社会分工的斯密型市场的作用,并把它看作明清以来中国经济成长的最重要的动力。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已经放弃“没有分工的市场”这一概念,但是其对历史过程的斯密式解释,实际上又将此前所谓的“小商品市场”或“虚假市场”转换成“斯密型市场”了,客观上也可能会导致概念上的混淆。

 这一变化与近十余年来加州学派的兴起相辅相成。后者是在吴先生曾经领导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或后来的近代市场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衍伸出来的,反过来又对前者乃至中国大陆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并不在于其具体观点有多少被中国学者所接受,而在于隐身其后的新的规范认识或理论范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讨论近世中国市场发育的过程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混为一谈。在中国大陆,这样一种倾向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去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如影随形,而对于带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色彩的加州学派来说,无视“社会分工”,自属天经地义。正如英国学者迈克尔·佩罗曼指出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家,除了马克思,“几乎毫无例外地热衷于斯密的劳动分工观点”,而“很少涉及社会劳动分工这一领域,以至于在思考生产的社会关系时,社会劳动分工被完全排除在外”。【3】笔者在五六年前曾就此提出批评,指出这一做法“既与斯密的原意大不相符,也造成了现实研究中的叙述混乱”,并希望借助环境史的方法,“进一步发掘分工与不分工市场的相互关系”,进而找出“摆脱目前之理论困境的最佳途径”。【4】林刚则依据对斯密原著的阅读和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梳理,对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不当运用进行了颇具启发意义的辨析。【5】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在其新著中所做的更加鲜明的阐述。如其所言,读者往往被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所提及的制针厂的例子迷惑住了:

 斯密的叙述开始于一个针厂的例子,用来说明分工如何改善了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但是,自那以后,他的注意力就离开了隐蔽的生产场所,转而继续聚焦于社会分工(城乡之间,或不同经济部门和活动之间的分工);聚焦于把专门从事不同经济活动的单位联结起来的市场交换;聚焦于推动贸易和生产部门之间进一步分工和专业化的竞争;聚焦于政府能够采取什么行动,来促进、调节和利用竞争和分工的协作。只是在将近结尾处提倡政府在大众教育上采取行动的时候,斯密才含蓄地回到了技术分工上。但是,他并没有像叙述开始时那样强调技术分工对生产能力的积极影响,反而谴责它对劳动力的毒害。【6】也就是说,在斯密看来,改善劳动能力最重要的,“是出现了专门生产资本产品的部门和出现了专门生产科学知识的个人和组织”,亦即“专业化生产单位和分支的出现(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不是单位本身内部工作任务的专业化(技术分工的发展)”。【7】因此,加州学派将明清以来直至今日中国经济演进的动力一概称之为“斯密型动力”,可谓大谬不然。

 然而,发现其中奥妙的阿里吉,居然还是将中国过去已经发生以及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都叫做“斯密道路”,并将“亚当·斯密在北京”的发明权归于加州学派,则不能不令人大惑不解。阿里吉的“澄清”,使这一潭理论之水变得更加浑浊。只有再一次返回这些经典作家的原著,并结合其后众多理论家,包括阿里吉对他们的阅读与理解,大致才可以重塑斯密形象。不过,首先要做的,还是探究一下阿里吉是怎样重演了一幕“龙凤掉包”的学术大戏。

 阿里吉对盛行学界的假斯密现象的发难,是从加州学派的对立面——同属加州大学的黄宗智

 与布伦纳开始的,他认为后者“把大规模生产和技术分工抬到了作为经济无限发展的条件的高度,这就把斯密对这两个现象的负面看法本末倒置了”。【8】这一批评指出了布一黄学派的一个重要局限,却构成了对布一黄学派的最大误解。黄的早期研究确实是将城市化和大规模的农场经营看作是英国截然不同于中国的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指标,并把它视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前途,一度为中国如何摆脱“过密化陷阱”、最终走向与欧美相似的道路而费心尽力,因而多少也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意念,但是其目的在于挑战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商品化等于资本主义化(或近代化)”的规范信念,进而勾勒出一幅市场发育多元化的现实图景,而且至少就其对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所做的观察来说,黄并未将阿里吉最初发现的亚当·斯密看成是中国经济发展始终不变的动力。

    此处不应模糊其理论中隐性的“价值评判”与其对具体的历史进程所做的“事实裁定”之间的界限。倒是阿里吉本人,其真正意图乃在于反复强调东亚“勤劳革命”(亦译作“勤勉革命”)在中国经济演进中的作用,极力赞同日本学者杉原薰所提出的“东亚道路”。如此一来,又势必与其“发现”的斯密模式或社会分工模式背道而驰。于是,经过一番理论改造,阿里吉便将杉原薰模式径直包装成后者,认为他“对东亚道路典型的小规模家庭生产的优势所给予的积极评价完全是斯密式的,其中主要包括:保存了有能力圆满完成多种任务的劳动力;对生产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变化作出灵活反应;以及未雨绸缪地解决生产管理问题”。【9】由此发现阿里吉心目中的另一个亚当·斯密:这一位斯密,既非“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论家与鼓吹者,亦非作为“无休止”经济扩张发动机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和鼓吹者,也不是《国富论》第一章描述的那种针厂分工(即“劳动分工”)的理论家与鼓吹者,所有这些,都是后世绝大多数读者对他的误解;相反,这一位斯密,更强调“市场是政府的工具”,强调“竞争与分工是现存社会框架内经济扩张的互动条件”,以及“国家财富是国家力量的来源”,更重要的是,他还发现了一条通向富裕的“自然道路”,或者准确地说,是发现了人类历史上两条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10】

    根据阿里吉的分析,斯密加以理论化的这两条道路,一是以欧洲为典型的“非自然的”或以外贸为基础的道路,一是以中国为典型的“自然的”或以国内贸易为基础的通道。它们既非加州学派之“欧亚相似论”所鼓吹的同一条道路,也不是布一黄学派所主张的那样,即认为欧洲道路比中国道路具有更大的潜力;相反,两者并无高下之分,且都会导向停滞或高水平均衡陷阱。然而实际上,在阿里吉看来,“斯密本人不但把中华帝国晚期看作市场发展的一个样板,而且他还认为中国几乎达到了那种发展的顶峰”,而欧洲道路则是一种“非自然的倒退的”的路径,故此他“把中国而不是欧洲看作是政府最应该追求的那种市场经济发展的典范”,“他给欧洲政治家建议的主要方向是把本国的发展过程转向‘自然的’道路”。今日东亚的复兴,在阿里吉眼中,也可能表明斯密关于市场发展的这一观点在某些方面的正确性。【11】

 若稍加辨析,便可看出,阿里吉在这里实际上采用的是黄宗智的逻辑,即把市场形成过程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区别开来,认为两者之间,至少就中国而言,存在着根本差异【12】,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发展之路”。【13】他也承认,“杉原薰关于劳动密集、能源节约型发展道路类似于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式增长”’,但是由于黄的这一“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概念,没有像杉原那样考虑到“劳动密集生产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持久作用的可能性”,忽略其“进化”和“发展”的趋向,故而被看成是“没有依据的”。【14】因之,阿里吉与布一黄学派的真正分歧,是对勤劳革命——一种不同于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成长方式——的不同评价,一个看到的是其中消极的一面,一个却突出其活力所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阿里吉又将黄宗智的逻辑来了一个倒转,在黄宗智那里属于斯密逻辑(也包括马克思)的“工业革命和市场资本主义发展”,被仅仅称之为“熊彼特或马克思的发展”;在黄那里被视为反斯密的市场,即所谓“勤劳革命和非资本主义的市场发展”,则变成了“斯密本人从理论上建立起来的”另一类型的“市场经济发展”。【15】而且这一发展类型一直持续到今日,成为东亚或中国当代复兴的火车头。阿里吉似乎忘记了斯密从来没有对市场做出这样的区分。他所做的工作,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与其说是“发现”真实的亚当·斯密,不如说是“发明”了一个新的亚当·斯密。这样的亚当·斯密,既是对既有理论的曲解,也是对历史事实的罔顾,同时背离了他本人对亚当·斯密的所谓重新“发现”。恰如其著作标题“亚当·斯密在北京”所揭示的,今日中国固然到处都是亚当·斯密,但是这个亚当·斯密与阿里吉所“发现”的真正的亚当·斯密,完全是两个模样。

 二、“自然道路”与“反自然道路”: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

 究其实,阿里吉也看到了加州学派有关斯密增长概念的问题,还指出杉原薰关于东亚勤劳革命具有持久重要性的论题,并没有质疑欧洲道路那种典型的、以工资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的竞争优势”【16】,但他仍然将其归之于斯密型增长,其原因就在于阿里吉误解了亚当·斯密关于中西发展道路的论述。从行文中看,他之所以推崇斯密所说的“自然的”道路,与他特别强调的斯密的所谓“反城市偏见”密切相关。据其研究,这一由罗森堡揭示的斯密的“反城市偏见”,认为农业工人比产业工人更少受到技术分工的负面影响,更具高超的智慧和灵活的技能,“假如有机会成为小私有经营者,庄稼汉将是比大私有经营者更好的企业家”;“任何国家通过商业和制造业获取的(资本),都是极不稳定和靠不住的财产”,除非至少有一部分“已经在该国土地的耕作和改良中得到了保护和实现”,因为“农业更坚实的改良所产生的财富来源则远为耐用持久,并且不能被毁灭掉”。斯密因之建议立法者推动“非自然的”道路自动地与“自然的”道路趋同。【17】

    正是基于这样的发现,阿里吉一方面承认杉原薰并没有引证斯密,也没有质疑欧洲道路,另一方面却仍然将其有关东亚道路的表述与“斯密模式”连接在一起,并将斯密模式的适应对象转移至中国。【18】至于所谓的欧洲道路,据其行文判断,其实是马克思的立场,尽管后者在《资本论》中所展开的分析,是从“市场和市场条件下的社会分工”开始的,但他“很快就让我们离开‘嘈杂的’市场领域,跟随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进入‘隐蔽的生产场所’,去考察资本究竟是怎样进行生产以及如何被生产,亦即进入技术分工的领域。【19】阿里吉似乎忘记了他早先作出的判断,即斯密是从制针厂这一“隐蔽的生产场所”转向包括城乡分离在内的“社会分工”。从阿里吉阐述斯密“反城市偏见”的行文中可以看出,斯密对于农业的偏爱并没有偏离这一“社会分工”的立场,他之强调“自然的”道路,并非返回到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家庭生产状态,而是强调在以工、农分离为基础的城镇工业发展起来之后,这种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资本是如何因其在城镇的积累过于庞大,竞争激烈,以致利润降低,被迫流向农村,在土地上扩散,从而“在那里创造了对农村劳动力的新需求,必然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工资”。【20】

     据斯密的原著,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各国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由对外贸易促成的;一种是“随着农业发展而推广改进的”,但是“其推广与改进,在欧洲的现代史上,一般迟于那些由对外贸易促成的制造业”,它实际上是“国外贸易和直接由此而产生的制造业的最后和最大的结果”。易言之,“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城市工商业是农村改良和开发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结果”。【21】斯密还详细探讨了工商业都市的增加和富裕对所属农村的改良与开发所作出的三个方面的贡献,即“为农村的原生产物提供一个巨大而便宜的市场”;推动都市商人投资于农村,进行土地改良;侵蚀和瓦解了农村旧的的封建体制和农村居民的依附状态,使其逐步形成一个和城市一样的社会,即“有秩序,有好政府,有个人的安全和自由”。尤其是后者,斯密誉之为“一种极重要的革命”。【22】他在批评重农主义的思潮时,特别指出,那些“为了增进农业而特别重视农业,并主张对制造业及国外贸易加以限制的”学说,“其作用都和其所要达到的目的背道而驰,并且间接妨害他们所要促进的那一种产业”;相反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斯密真正倡导的是农业、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均衡发展,而非孤立地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对他来说,任何特别鼓励特定产业或特别限制特定产业的做法,都“违反自然趋势”,都“只能阻碍,而不能促进社会走向富强的发展”。【23】

     正因为如此,当斯密发现国防需要和国家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个重大的矛盾——即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国民财富增长一方面使国家成为贫穷邻国更具吸引力的打击目标,一方面又损伤了大部分人口的战斗力,因为那些专门从事工业、商业和农业的工人既没有准备作战,也没有时间从事军事训练,根本无力保卫自己,而在对外贸易极少而只有家庭工业的农牧国家,每个人就是战士或者可以轻易地变成战士时,他并没有主张回到所谓的自然的道路,而是像阿里吉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把他的社会分工优势理论扩展到“战争艺术”上,即建立一支专业化的,依靠机械技术的现代常备军。【24】就此而论,斯密对所谓“自然的”发展道路的偏爱与其对国防的强调并不矛盾,矛盾的是阿里吉自己对斯密的误读。

 进而言之,当斯密将欧洲道路称之为“非自然的倒退的”道路时,他实际上有可能在欧洲的经济发展史上预设了一条前此而存在的与“中国”雷同的“自然的”道路。而且,诸如利斯、赫利法克、设菲尔德、伯明翰、沃弗汉普顿等地的制造业,在斯密看来,正是“农业的结果”,是“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以致严立贤就此总结出一条由斯密描绘的“与中世纪制造业以及原初工业化论者所强调的农村工业完全不同的工业化发生机制与过程”【25】,但在斯密眼中,这一自然道路的演进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并不曾占据主导性地位,更多的地方走的还是另一条非自然的道路。问题是,前者是如何走上这种非自然的道路的呢?斯密先是在序论中将其归因于国家政策的不同【26】,继而又在第3篇“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中专门来讨论到底是“什么情况使人们采用和规定这种政策”,只是其表述又略有变化,认为“这种反自然的退化的顺序,乃是风俗习惯造成的”。【27】

    不管怎样,从其对自由的、独立的、有自己的耕田资本同时又有权利保障的英格兰佃农,以及自由的、独立的、与乡村社会相分离的“都市的勃兴与进步”的推许之中,还是可以窥其端倪的。不过,真正揭开其中秘密的还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从中可以看出,这一秘密不仅存在于“隐蔽的生产场所”,更存在于这一生产场所之外,只是需要将时间稍作前移、重点探讨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即劳动者和其生产条件的分离的过程。这一部分内容就其结构的安排而言被置于《资本论》第1卷之后,但就其历史的顺序而言,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的。可以说,无论是斯密,还是马克思,他们重点讨论的都是资本主义——更准确地说是“商业社会”——的发展问题,而不是起源问题,尽管各自的侧重点不同。

    阿里吉的错误在于将斯密的横向比较所显示的空间差异变成了永恒的纵向演进的过程,以致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欧洲非自然的倒退的道路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帕特里克·奥布赖恩在批评加州学派关于大分流与工业革命的解释时曾指出,“什么开始了工业革命和什么维持了工业革命的问题就不应混为一谈”。【28】同样,这里也不应该把资本主义的起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混为一谈;其二,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依据阿里吉的引述,斯密的所谓“自然的”道路,亦非所谓的“东亚勤劳革命”,而同样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经济演进道路,其与欧洲的不同,仅仅在于其资本的投入是按照先农业、后制造业、最后是对外贸易这样一个顺序依次展开的,相反,“现代欧洲各国,它在许多方面却完全被颠倒了”。【29】此处颠倒的只是发展的顺序,而非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发展道路本身。很显然,如果斯密曾经对中国作出这样的描述,那么这种描述也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解释,或者说是对中国现实的误解,这条道路在中国的历史上从不曾存在过;阿里吉却抓住家庭工业(至于勤劳革命,另当别论)这一现实,把它植入斯密的思想体系之中,结果造成了双重的误读。【30】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被阿里吉单独与中国联结在一起的所谓“自然的”道路,其实只是亚当·斯密设想的一种理想化的模型,而且这个理想化的模型即“自然的顺序”,“在所有进步的社会里都已在某种程度上发生”。斯密坚信:

 在所有拥有多少领土的社会,资本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这种顺序投用。总得先开垦了一些土地然后才能成立很多城市;总得在城市里先有了些粗糙的制造业,然后才会有人愿意投身于国外贸易。【31】

 此处不能忽略引文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一限定性短语所表现出来的犹豫的心态。差不多同样的表述在另一处又被设定了这样的条件:

 设使人为制度不扰乱事物的自然倾向,那就无论在什么政治社会里,都市财富的增长与规模的扩大,都是乡村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结果,而且按照乡村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比例而增长扩大。【32】

 实际上,在讨论一国资本之用于农业、工业和对外贸易3种事业时,他更倾向于这样的结论,即“人类繁荣的过程,似乎从来未曾延续这样的久,使得任何一个大的国家,可从而获得了足够的资本来兼营这三种事业”;因此,“同一资本在国内所推动的劳动量有多有寡,所增加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价值有大有小,要看它投在农业上、工业上、批发商业上的比例的不同而不同”。【33】也就是说,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走出一条不曾受过干扰的“自然的”道路,面对有限的资本,各国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资本投入的结构各有差异,实际上走上了不同的财富增长的道路(非“经济发展”)。

    就此而言,斯密在第2篇第5章至少提出了3种财富增长的不同路径,即北美、欧洲和包括中国、印度、埃及在内的亚洲,而不仅仅是中、欧两种不同的道路。【34】这是从一国的产业结构以及演进过程着眼的。如果联系第1篇第8章的相关论述,也就是从财富的总体状况与演变趋势来判断,中国和印度又各有差异。综合起来,斯密实际上提出了4条经济演进之路。【35】如果说欧洲走上的是一条“反自然的退化的”道路,那么中国也并非像阿里吉声称的那样被斯密奉为“自然的”道路的典范。斯密对中国,还有印度、古埃及等国曾经达到的富裕程度屡屡表示惊讶,但是他还是明确无误地断言:“就连一切记载所推为世界上最富的这三个国家,也只主要擅长农工业。他们的国外贸易,并不繁盛……至于中国的对外通商,向来就不发达。这三个国家的剩余产物,似乎大部分都是由外国人运到外国去,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其他东西,那常常是金银。”【36】

    如果说欧洲道路“无论就哪一点说,都是违反自然、违反理性的”,其走向“很大的富裕程度”的过程本身“是极缓慢、极不确定、极易遭到不可胜数的意外事故的阻挠”【37】,那么中国道路,固然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地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却也从此“停滞于静止的状态了”,看似“未曾退步”,却也难以前进,毕竟这种“静止”状态自马可波罗访华至斯密时代已经延续了500年之久;至于东印度的孟加拉及其他若干英领殖民地,则踏上“社会急速退步”的不归路。【38】

     真正走上国民财富不断增进之途而被斯密奉为典范的,大约只有英属北美殖民地了。此处财富增长以及相应的人口数量和劳动报酬的增加,既不同于“不增不减”的中国,也不同于“逐渐增加”的欧洲,更不同于急速衰败的印度,而是处于“迅速增长”的态势。【39】其关键在于此处“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在农业上”,而且可以预见,其制造业“一定会随着农业的进步而产生”。【40】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密当时所谓“经济发展”(实际应为可持续的财富增长)的两条道路,与其说是欧洲与中国,毋宁说是欧洲与美洲;欧洲与中国之间所显现出来的差异,与其说是国民财富增长或经济发展道路的不同,不如说是两条经济演化之路的分歧。前两者涉及的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后两者则是发展与不发展的问题、或者说发展与停滞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林刚明确指出的两条道路,一条“外向的、通过市场交换发展经济的道路”,以英、法、荷、葡、西、意等国家为主,强调国外贸易、产业分工、城乡分离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重在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利润;一条则是以家庭为单位,以求生为最高准则,以“农业与副业、手工业密切结合,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密切结合,自给性粮食生产与商品性工副业生产密切结合”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道路”。【41】

     尽管这两条道路,一条以不分工的市场——这是斯密和阿里吉都不曾明了的——为基础,一条以分工的市场——这是斯密着意强调的——为基础,按照阿里吉的说法,最后都可能会导向一个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但是由于这是两条不同的经济演化之路,而非经济发展之途,其最终的走向亦有很大的差异:一个表现为停滞或经常性的周期性循环,一个则通过“创造性破坏”而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态势。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一位学者能够断言,前一条道路可以自然地通向后者;当然也没有哪位学者能够说明,作为非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国家共同遵循的前一条道路,究竟在欧洲是怎样走上后一条道路的。

 美国加州大学迈克尔·佩罗曼教授,曾经对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中或隐或显的“社会分工情结”进行过系统而深刻的批判。这一批判,从另一个角度,有助于解释阿里吉为什么在“发现”或正确地指出了斯密分工理论这一精髓之后,又莫名其妙地弃之而去。据其研究,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在其公开出版的著作中总是喋喋不休地鼓吹所谓“自由放任”理论,以致此后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是原始积累的‘同谋”’;但是,只要认真阅读他们的日记、信件以及针对时事而发的一些应用写作,就可以发现,他们对传统的乡村生产者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生产的能力和“特别可恶的韧性”深恶痛绝,“对由市场力量决定劳动社会分工持怀疑态度”,因而其真正的用意和目的,就是把农民和土地分割开来,也就是建议或支持政府剥夺小农场主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强迫他们接受雇佣劳动。正是这样一种“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与政府干预的政策话语之间的背离,使他们对于劳动的社会分工的表述颇显模糊和质疑,有时甚至自相矛盾。【42】但如果明了这一背景,事实上也可以从劳动的社会分工角度予以合理的解释。

 如前所述,阿里吉之反转斯密形象,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斯密的“反城市偏见”。这一点确实不容否认,在其著作中时而可以看到斯密对农业、农民和乡村景观的推崇、眷念和赞赏,或者相反,对深受专业化分工之害的城市工人的鄙视。但是依据佩罗曼的研究,此类情感流露,与其说是对“自然道路”的执着,莫如说是在英国的原始积累或社会劳动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才发出的感慨而已。斯密设想人类历史会按照四个阶段自然地演进,也就是从狩猎、采集、农业社会,依次过渡到商业社会【43】,也多次申述在任何没有交换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都会超越原始状态,自然而然地形成劳动社会分工,认为这是“一种交流、交易、交换的本性使然”,而不是“任何人类政策的结果”【44】,但是他不时又会感觉到农业与分工之间的矛盾。他在《国富论》的开篇就把“劳动生产力上的巨大进步”视为“劳动分工的结果”,可他很快就意识到,“农业的本质特征”,不像制造业那样,“允许如此多的细致分工”【45】;他对苏格兰农民的批评,也显示了这一点。

     在他看来,造成苏格兰高地经济落后的原因,在于高地农民还没有适应现代的劳动分工,他们仍然兼做“屠夫、面包师和酿酒人”,而非依赖于购买的商品。【46】就如在他之前公开提倡采用原始积累途径的詹姆斯·史都华一样,斯密也认为,需要让现代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农场主,从乡村中那些所谓“多余的嘴”的人们手中夺过土地”,减少佃农以及其他一些小土地所有者的数量,并认为“这一举动在欧洲的每个部分都直接预示着进步和更好的工作”。【47】事实上,对于具有“多面手”技能的农民,斯密还给出了一幅“怪诞的漫画”,认为“每一个乡村工人都很自然的就养成了闲逛、懒惰、粗心的习惯”,他们“几乎每半个小时就要被迫换一种工作,换一些别的工具,使他们变得懒散、懒惰,即使在最紧迫的情形下也无法变得精力旺盛”;一旦通过技术和制造业的进步,提高农耕技术,这些农民就“和工匠一样没有什么空闲了”。【48】

 同样,斯密对城市下层工人的看法,并不表示斯密对城市化的质疑。相反,他只是由此而担心这样的工人阶级“会以一种公开的武力方式,将别人降到和他们同样的地位”(斯密语),因而需要借助“法律和政府”对富人的财产予以保护;他还希望借助于“高工资能使工人阶级的文化逐渐消亡,从而使工人们觉得更像小资产阶级”。【49】前文提及的斯密之关于劳动分工与国防需要之间相互矛盾的论述,与其说是出于对工人福利的关切,不如说是对富人财富和国家安全的担忧,故此他呼吁政府“对教育程序进行干预,希望能通过学校教育,使那些有潜在的难以驾驭性的工人阶级,更多地接受军事纪律,接受财产权”,当然也通过专业化的训练,“培养尚武精神”,以保护富人的财产。【50】

 因此,正如佩罗曼反复强调的,尽管斯密总是“固执地想证明”,在由独立家庭组成的农业社区中,劳动社会分工和资本主义将会自然地演进;尽管斯密始终不曾明白(在我看来,抑或是不愿意明确说出),这些工场为什么突然出现,这些同样固执的农业小生产者,为什么突然放弃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而去接受工场里的雇佣劳动【51】,但是他不时流露出的对农民小生产者的敌意,却显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的冲突与裂痕,显示了斯密之市场取向的劳动社会分工自然进化理论的不可靠,这或许也是斯密为什么在其讨论政府作用时坚持国家干预立场的潜在动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斯密的自然进化论,其最终趋向乃是劳动社会分工的形成与扩大,与阿里吉的“自然道路”不可混为一谈,否则我们将很难理解斯密为什么要反复申述欧洲道路的“反自然性”。不过,这并不表示以斯密为代表的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家庭生产始终坚守排斥的立场。佩罗曼在他的研究中精辟地指出,他们对家庭生产的看法,实际上“取决于资本主义发展所处的阶段”。

 每当自给自足经济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的严重阻碍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就会对维持工人家庭自给自足能力的条件,不断表现出敌意。一旦政治经济学确认家庭经济发展几近停滞,家庭作为生产者的地位将从属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经济学家就似乎对社会劳动分工的演变完全失去了兴趣。相反,他们力劝家庭应成为劳动力的更为有效的生产者。最终,当有效需求问题得到更多关注后,经济学家就将家庭看成了消费场所。结果是,家庭作为生产场所的作用被普遍地遗忘了。【52】

 也就是说,一种总体上对资本主义曾经顽强抵制的家庭生产,在资本主义占据统治地位以后,并不是就此完全消失,相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工厂生产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分析详后)。佩罗曼的讨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不应该对“家庭生产”和“商品生产”、“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或者“欧洲道路”与“勤劳革命”做绝对化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式的理解,更应从历史的角度理清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此而论,即使斯密对乡村怀有眷念,他也不可能真的去倡导回归那样的田园生活了。

    这从他对英国殖民地的农业或经济发展道路的讨论中,可以看得更加明显。上文已经指出,斯密最钟情的“自然道路”实际上是美国道路,但有意思的是,斯密并不赞同美洲人按照农业、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途径自然而然地走向富强之路,更不赞同他们“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进而使本地人独占制造业,垄断全部输出业”。他认为这样一来,“将不但不能加速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于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害”。【53】相反,对自己的祖国英国,他的态度截然相反。佩罗曼以不无讽刺的口吻指出,尽管斯密信誓旦旦地宣扬农业的优势,但他事实上并不是英国农业保护的坚定拥护者;这样的农业,尤其是专门从事农业,在他看来,“是适合所有新殖民地的行业”,是殖民地迅速走向繁荣发展的最佳途径,至于必需的工业品和奢侈品生产,“购买外国货比自己生产要来得便宜”。【54】对苏格兰,斯密的态度也没有什么两样,他一方面批评苏格兰的落后,另一方面却不希望苏格兰会变成一个与英格兰比肩的制造业中心,而是要将这一地区“永远作为依附于英格兰的原料产地而存在”。【55】可以说,斯密对美国自然道路言不由衷的赞美,充分体现了一位依靠发展起来的劳动社会分工确立其世界经济霸权地位的英国殖民者的心态,是对当时以工业化英国为中心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坚定维护。这样的道路,固然可以使其所在的国度继续保有某种乡村的美景,但在斯密那个时代,显然只是留给被殖民者的礼物。不过,后来的历史表明,像斯密这样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理论家”,其作为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并不能阻止美国的成长,更不能阻止成长起来的美国对殖民扩张事业的继续,以及随后对英国殖民霸权的取代。

三、从继承到超越:马克思与斯密“社会分工”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公平地说,阿里吉对于欧洲道路及其帝国主义特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出了极具挑战力的分析,正是这样的分析构成《亚当·斯密在北京》这部新著最富华彩的一部分。但是,如上所述,作为这条道路坚定不移的“看护人”和阐释者之一的斯密,却被他完完全全地遮蔽掉了。这样的处置手法,实在令人费解。毕竟,连他自己也声称,“马克思和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确实极其深刻地洞悉了欧洲道路的特性”,但“在解决欧洲那种以外贸为基础的发展与军事力量优势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还不如斯密的历史社会学有用”。【56】在另一处,他甚至指出,斯密和马克思都把以下几个特点,即“它的外向性,它嵌入了全球市场,以及它由外贸到工业再到农业的‘倒退’的前进方向”等等,看作是欧洲道路的“基本特性”【57】,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将其中的一条道路留给斯密,另一条道路却送给马克思呢?仅仅是因为斯密对阿里吉所谓的“自然道路”有所偏爱?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何曾有过这样的情趣?我们不应该忘记,斯密在其著作中所讨论的,几乎全都是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国民财富增长的状况,为什么不能把欧洲道路也看成是斯密道路呢?阿里吉当然有自己的理由与依据,这就是在斯密和马克思之间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固然有真理的成分在,可更多的还是误解和臆造。可以说,斯密与马克思的不同,与其说是对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各有偏好,不如说是对资本主义本身的认识有所不同而已。此种不同,当然与各自的研究计划、研究课题、研究战略以及研究内容的差异有关,也与各自所处时代不同的现实情境以及中心话题有关,更与各自的立场密不可分,但是并不能就此割断两者之间的联系。

 阿里吉是从3个方面给斯密和马克思划清界限的。为了行文方便,先从阿里吉所说的第2个重要区别谈起。在他看来,马克思仅仅赞成斯密的1个看法,即“经济发展的欧洲道路不是建立在短距离(国内)贸易上,而是建立在长距离(对外)贸易上”,而对斯密主张“通过政府行动来反制资本家的权力”和“偏爱以农业和国内贸易为基础的发展”“完全陌生”。【58】第1个问题,姑且放到后文讨论,此处主要讨论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与国内外市场关系的论述。

 马克思确曾多次说过,15世纪末以来由于“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59】,但又曾特别提醒读者,“正是这个事实产生了完全错误的观点”,这显然是指对世界市场的作用做过分的夸大,毕竟,这样的“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因此,16、17世纪“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所产生的“非常重大的影响”,只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而现代生产方式的形成,反过来以其“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60】

 之所以如此,在马克思看来,是这两种生产方式本质上的对立造成的,因此商业——现在用词,就是市场——“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的本质”。【61】他还以遭受英国征服和侵略的印度和中国为例,以“因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对大工业的产品进行的“最顽强的抵抗”,证明“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62】马克思在这里,既没有过于强调工业产品的“低廉价格”优势,也不曾忽略“直接的政治权力”所起的作用,故而当阿里吉用下面的判断来反驳马克思的时候——“至少在中国问题上,使东方屈从于西方的关键是军事实力,而不是隐喻的廉价商品重炮”【63】,他和马克思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马克思对阿里吉所总结的两种类型的“市场”(后者用的是“市场经济”),大约同样也不会有太多的不同意见。只不过在前者的笔下,一种是“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一种是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市场”或“贸易”。这在他讨论商人资本与产业资本、小商品生产者与资本主义生产之相互关系时,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64】与阿里吉不同的是,他没有将两者看作是各自独立、齐头并进,进而互争优长的经济发展之路,也没有将它们按地域分成两半,一截赠欧,一截还中国,而是首先分成时间上的先后,进而在其后的地域分歧上,探讨两者之间的纠结、互动以及造成的新变化。

 马克思既否定世界市场对欧洲道路形成的决定性作用,又将资本主义市场与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区别开来,恰是为了确立他独特的国内市场论。这样的国内市场,当然不会否认农业的前提作用,但也不会赞同所谓从农业到工业再到对外贸易这一条渐进的自然的转化过程。更重要的是,他从农民与土地分离或者城乡分离的角度来揭示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路径,如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由此导致的商品市场的扩大,但是与斯密的温情脉脉的国内市场不一样,他更多揭示的是这一市场形成的暴力倾向——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资本原始积累,以及这一市场的形成对人类生态系统的损害。【65】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与历史的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他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同样,在大工业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农业,其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也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而且,“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间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66】他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走向城乡结合,也就是在工业化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物质循环的新陈代谢断裂之后,重建新的生态循环体系,从而将被资本主义发展所破坏了的“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重新汇合在一起。这样的汇合与斯密的乡村情结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乃是对农业和土地的真正的“偏爱”。

 当然,由于他的中心话题是讨论农民与土地的分离,而且反复强调“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只有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与织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67】,也由于他更主要地是在讨论工场手工业的兴起与发展、讨论这样的工业组织形式如何为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准备条件、进而又主要围绕资本主义工业这一中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过程进行系统的探讨,这样就很容易使一般读者将他的研究归结为一种“工业导向”、“城市导向”,其研究本身也的确没有对这一“分离”过程的对立面——农业和工业的结合——在现实经济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给予足够重视。但是,无论如何,这并不代表他对这些问题“完全陌生”;相反,他曾在不同的场合对此加以讨论,甚至是专门论述,或者将自己的有关看法放在正文的注释里面。这些讨论,尽管显得零星和不系统,且多是从负面的角度切入,但却充满真知灼见,对于进一步认识近代欧洲乡村经济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富有启发意义。

    例如在探讨15世纪末的世界市场的革命在欧洲各地带来的经济后果时,曾提及在意大利北部产生的“一个方向相反的运动”,即“城市工人大批地被赶往农村,给那里按照园艺形式经营的小规模工作带来了空前的繁荣”【68】;在讨论工场手工业在城市的兴起时,他注意到因水力资源的空间分布而导致的纺织手工工场生产“分散在农村”的情况【69】;在讨论工场手工业之城乡家庭手工业的趋势时,他也承认,即便是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它也“只涉及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工业和农村的家庭副业作为广阔的背景”【70】,甚至在它以某种形式,“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地方消灭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的同时,“又在其他地方使他们重新出现,因为它需要它们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的程度”。结果,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日益发展,农民日益被消灭”;另一方面,“这些农民不断重新出现,虽然他们人数在减少,处境日益恶化”。不过,这样的农民,是“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把产品直接或通过商人卖给手工工场”。【71】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对工场手工业前后的小农经济做了性质上的区分,从而与阿里吉的“勤劳革命”划清了界限。同样,机器工业兴起之后,马克思固然一再强调这样的工业才能彻底铲除农村家庭手工业,但它并没有否认“家庭工业”的存在。这样的“家庭工业”,指的是“在工人的私人住宅或者在小工场中进行生产的”劳动单位,但是马克思明确断言,它“与那种以独立的城市手工业、独立的农民经济,特别是以工人家庭的住宅为前提的旧式家庭工业,除了名称,毫无共同之处”,“它现在已经变成了工厂、手工工场或商店的分支机构”,这些“分散在城市和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不过是“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所造成的‘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72】

    马克思注重的是“工场手工业不断地转化为工厂、手工业不断地转化为工场手工业”的大趋势【73】,可也没有否认这个曾经“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的“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存”的历史事实。【74】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其生产的主体,也就是独立农民或手工业者,已经分裂为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两重身份”,结果是“他作为资本家来雇佣他自己这个工人”。【75】虽则如此,他对工场手工业的讨论,毕竟还是忽视了乡村手工业一度的勃兴及其对机器工业形成的积极作用,这一点已经被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原工业化研究填补了。也正因为如此,阿里吉所总结的纯粹的欧洲道路,就要打上问号了。

 从上所述可以看到,阿里吉之关于亚当·斯密与马克思学说的第3个重要区别,实际上并不成立。据阿里吉判断,斯密的研究计划,把他从偏重技术分工的针厂带出来,着重考察“市场与社会分工”,而马克思则让自己进入隐蔽的生产场所,着重考察“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以及技术分工”。【76】这样的批评,对于绝大部分西方现代经济学家或1960年代之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可能比较贴切,但是对于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更重要的是对马克思本人来说,可以说是毫无根据。这样的指责,未曾注意到马克思在讨论社会分工与劳动分工(或叫技术分工)相互关系时所采取的辩证态度。他讨论技术分工,是为了揭示由此造成的社会分工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未来走向;他之讨论技术分工,也不是像后来的不少学者所误解的那样,把它作为区分资本主义生产与非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标准,而是放在社会分工体系之中予以综合考察。

    事实上,阿里吉这个判断本身就已经包含着社会分工的内容,如“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在给出这个判断之后所做的一系列论证,更是明确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例如他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单位规模的扩大和技术分工的提高,无论对经济效率和劳动素质产生什么影响,都是资本所有者在与劳动力所有者的关系中获权或致富的基本条件”,“是导致劳动日益实质性屈从资本的工具”。他还指出,马克思明确赞同斯密的观点,“即技术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好处从根本上远逊于社会分工”,因为,“正是技术分工的影响造成了劳动力的道德和智力退化”,“把工人变成畸形物”,但是另一方面,以这种技术分工为基础的大工业“决定了劳动的变化、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从而“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最终“用郡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整个人”,只是阿里吉误解了这段话的意思,也未曾引用加下划线部分的内容,而将劳动的变换、更动等,视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77】。

    此外,他还特别指出,即使在描述19世纪各个产业中正在出现的工业革命时,马克思“强调的重点也几乎完全放在社会分工而不是技术分工上”,并认为马克思的描述“没有任何东西与斯密的叙述不相一致,即把经济发展看作是日益提高的社会分工驱动的过程,包括出现了专门生产资本产品的部门以及专门生产科学知识的个人和组织”,而这样的过程,“并不是雇佣工资劳动力的单位的规模越来越大,而是支撑这个过程的资本的自我扩张”;这种以“破坏性的平衡”为特征的自我扩张,就是后来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78】马克思和斯密的手,在被阿里吉的分析造成短暂分离之后,又终于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再没有更精彩的语言来取代阿里吉上面的概述,但是这里还是想要针对学界的一些误解,多说几句马克思对技术分工、社会分工与资本主义形成的关系所作的阐释。《资本论》第1卷在“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这一节最后一段,做了这样的总结:“整个社会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79】

    于是,不少学者便把工场手工业的内部分工,即技术分工的形成与否,看作是资本主义诞生最重要的标志乃至唯一标志,但是如果联系作者前面的论述,不难发现,这样的分工必须具备一个“起码基础”,即生产资料“独立化为资本而同工人对立”,也就是劳动者与其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的分离造成的社会分工,而工场手工业分工一旦形成和发展起来,反过来会进一步巩固社会分工,即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甚至催生新的社会分工,两者互相促进,共同推动所谓劳动分工的历史演进。【80】因此单纯强调社会分工,就像过去局限于从雇佣关系的角度去搜寻资本主义萌芽,或者单纯强调技术分工,就如当今某些加州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所做的那样,都不足以完整地解释资本主义或近代化的起源和发展。但是如果突出社会分工的基础作用,而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又都会存在社会分工,那资本主义不是遍地开花吗?马克思对于社会分工本身(包括技术分工),就像对待小农经济一样,实际上采取的也是一种历史的态度,是用一种动态的观点来看待的。也就是说,在前资本主义的早期社会形态中,这样的分工是固定的,其职业的分离固然是“自然发展起来的”,但最后却“由法律加以巩固的”,结果在这样的社会中,“一方面呈现出一幅有计划和有权威地组织社会劳动的图画;另一方面,工场内部完全没有分工,或者分工只是在很狭小的范围内,或者只是间或和偶然地得到发展”。【81】

    相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计划性、权威性和组织性等属于“工场内部分工”(技术分工),而偶然性、随意性和无政府状态则是社会分工的基本特征,而正是这种动态的、变化不定的特征,它的杂乱无章所导致的无休止的竞争,推动了“工场内部分工”的发展。我们总是用“看不见的手”来比喻市场、分工或专业化对于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实际上,这只“看不见的手”只是隐蔽在各自相互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也就是在社会分工之中);而在家庭、宗族、社区以及企业之中,则完全是另一副模样,称之为“看得见的手”,应是最贴切不过了。【82】马克思以极具震撼力的语言,用一种铺陈的方式,生动地比较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两种分工的区别和联系,并道出了前文所说资本主义生产之“创造性破坏”的动力根源【83】,兹不赘引,但需要指出的是,阿里吉在引用这段文字时,却将作为动力之源的“社会分工”在资本的自我扩张中的作用遮蔽掉,并指责马克思未能说明资本家之无休止积累的原因,实际上有失公允。两者之间真正的不同或许在于,斯密所看见的是一种促进社会整体和谐的“看不见的手”,而马克思所揭示的则是有可能导致社会经济巨大破坏和危机的充满暴力剥夺色彩的“看不见的手”。



 至此,我们对阿里吉所说的马克思和斯密的“第一个不同”,即斯密的以追求效用为目的的商品交换逻辑(C-M-C)与马克思的以追求积累货币为目的的价值增殖逻辑(M-C-M)的不同,已经无需再做辨析了。但是,阿里吉在这三大区别之外所提到的另一个重大差异,即两者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或“看得见的国家之手”【84】一的不同认识问题,免不了还要罗嗦几句。阿里吉认为,马克思研究的课题,不像斯密主要讨论“国家如何致富和获取权力,而是资本所有者相对于劳动力所有者如何获取财富和权力”,因而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理论都是“建立在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的前提下”,尽管这一理论,富有洞见地预见了今日的“全球化”,但其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普及”的预测,却是错误的。【85】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非资本主义经济的破坏和通过移居剩余人口对外国实行的殖民化,并没有如《共产党宣言》所说,按照资产阶级欧洲的面貌建立起一个世界,而是建立起一个不利于欧洲工业的原料供应者的世界”。【86】

    我们对阿里吉有关现实世界的判断自无异议,那样的事实谁也不能否认,但是如果因之认为马克思不重视国家的作用,或者设想了无国界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恐怕难以让人苟同。或许马克思的国家观念与斯密的大不相同,但对于国家在资本主义形成与扩张过程中的作用,他还是给予相当的关注;而且与斯密固守英国的殖民霸权不同,他讨论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扩张过程中的竞争、冲突以及由此造成的霸权转移,也就是从一个动态的角度来讨论资本主义全球化或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演进问题。他之关于15世纪以来威尼斯与荷兰、荷兰与英国以及随后的英国与美国之间相继发生的故事,不正是500年来全球历史的真实写照吗?他之关于世界面貌的改变,实际上寄托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抵御殖民统治的希望,这样的反殖民运动也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因此,他之“变平”的世界,并非“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平”或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之后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大同社会,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世界。可以说,马克思继承了斯密,更超越了斯密。也正是这一点,经过阿里吉的批判性改造之后,构成他本人全球体系分析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四、“东亚奇迹”与“欧洲道路”的纠结:杉原论题的意义及其局限

    尽管有如此多的自相矛盾之处,阿里吉还是费尽周章地要把马克思和斯密完全隔绝开来,或许与阿里吉本人所要解答的问题有关。与以往的研究不同,他不是要回到近代中国在西方进逼之下为什么失败的问题,而是要探讨“中国如何以及为什么在一个多世纪政治经济衰落之后,能够如此迅速地重新获得如此之大的进展”。【87】但是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对于东亚特别是中国过去的落后总是耿耿于怀,而号称发现18世纪中国新形象的加州学派,总是把中国过去描绘得充满活力,并将这种活力归之于被他们不自觉误用的“斯密型动力”,以致阿里吉最终选择后者作为思考的起点。不过,由于加州学派只是讨论了18世纪,对19世纪的中国几乎异口同声地予以否定,对于20世纪的中国缺少系统的论证,对阿里吉来说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相形之下,只有杉原薰的研究最符合他的旨趣,故此,尽管杉原讨论的核心国家是日本,但还是被阿里吉搬过来,予以“修正和进一步扩充”【88】,作为探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崛起的核心线索。然而由于杉原论题本身的局限,兼以阿里吉对杉原同样存在误读之处,故而愈发使得人们对其所谓的东亚道路疑窦丛生。此处则有必要对阿里吉的“修正”重新审视一番,更有必要对杉原薰的论题做同样的工作。

    杉原薰对1500年以来东亚经济发展之路的讨论,大体上可以归结为如下概要式的表述,即“两条道路”、“三个阶段”,外加“一个主体”、“一个中心”。其核心概念即是阿里吉反复强调的“东亚道路”,这也是后者将杉原与斯密勾连起来的重要依据,亦或正是杉原对“东亚道路”的阐述及其两条道路的理论启发了后者对亚当·斯密的学说进行创造性的重构。杉原的研究,旨在承继和突破彭慕兰的大分叉(大分流)理论,对以“欧洲奇迹论”为核心的现代世界体系发展史做出进一步的挑战。后者认为1500年以来的历史,就是工业化的历史,而工业化首先源于欧洲,继而扩及全球,而且各个国家的工业化都只是这一技术传播链条上的一个部分。【89】

     与彭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去强调工业化之前中欧之间的相似性,也不像彭那样悲观,虽然延迟了中英分流的时间,但也更加决绝地截断了中国通向工业化的坦途,而是更多地揭示亚欧之间的差异,并将这样的差异看作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在他看来,500多年来的全球历史,“实际上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起源于西欧的工业革命的道路,另一条是东亚所开创的勤劳革命的道路”。这两条道路从最初的并行不悖到后来的碰撞与融合,决定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据此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为1500-1820年,两条道路各自发展,互不影响,发展成就也不相上下。【90】1820至1945年为第2阶段,这一阶段始于英国19世纪上半叶的工业化,渐而形成两条全球工业化的道路,“一条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和资源密集型技术发展之路,另一条是以东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节约型技术发展之路”【91】;由于西方列强对国际秩序的主导和东亚自身的土地资源限制,后者并未对既有的国际劳动分工秩序提出挑战,而是与前者形成一种“互补模式”,并因之使东亚的“人均GDP得到稳定而明显的提高”,只是“没有能够赶上西方发展国家人均收入增长的步伐”。【92】

    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全球经济进入第3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前述两条道路在跨太平洋地区实现充分交流与融合的阶段,因而也是东亚经济高速增长,出现“东亚奇迹”的阶段;这一“奇迹”所昭示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道路“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能采取的一条现实途径”,也为扭转全球收入差距的扩大提高了“可能”,继而在“欧洲奇迹”这一“打开了世界经济变革之门”的“生产的奇迹”之后,创造了“分配的奇迹”,“把全球工业化的好处带给了世界上更多的人”;而且这样的“东亚复兴之路一直注重和提高能源节约型技术”,其与西方模式的融合,有助于纠正后者内在的弊端,促进全球“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除此别无他途。【93】

   如上归纳,不见得全面和准确,但大体上已经显现出杉原的宏阔视野。他既不局限于在一国内部寻找某种经济发展的逻辑,也不仅仅是将中国、日本与欧洲或西方做一番比照就完事大吉,而是把这样的东亚模式置于全球历史的洪流之中,探究其与西方工业化道路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东亚乃至全球经济的增长轨迹。而且,由于这样的东亚模式,如下文所述,正是一种以家庭或村落等社区共同体为中心的经营模式——按照我的理解,就是“没有分工的市场”模式,因而他实际上也是将其与斯密的社会分工模式以及由此延伸的国际劳动分工模式融于一炉,探究其间的相互关联及其变动趋势。但是与中国大陆曾经流行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自然经济解体”这样一种非此即彼式的解释体系不同的是,杉原所做的是在突出强调过去中国学者所说的“自然经济”、“小农生产”或杉原本人所谓的“弹性专业化”在500年来全球经济体系演化过程中的至为关键的重要作用。从这一角度来说,杉原的研究,与其说是“斯密式”的,不如说是“反斯密式”的;而且正是由于杉原未曾质疑斯密学说,甚至把它当作既定的事实或真理而接受,他的“反斯密”的色彩就更加浓厚。

 如杉原所言,其研究对象是一些非常小的、且常常能够从政治动荡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中延续下来的单元,例如家族(主要是家庭形态,但不全是)或村庄共同体,这些单元一直作为地方性的重要组织,决定着技术和制度的发展路径。【94】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东亚地区,这些分散的、在小块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家庭,固然不曾走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或一些新制度经济学文献中的英国式道路,即产权明晰、阶级分化和大规模农场的建立,但也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缺乏一种内部变迁的动力”,“既不需要进行技术方面的改进,也不必像资本家那样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相反,与英国农村那种由“看不见的手”造成的以专业化为基础的阶级分化(class division,中译本翻译为“群体分工”)模式,或者叫社会分工模式——即从一个“多面手”的农民转向失去跨岗位技能的农业工人——相比,这些东亚农户的家庭成员,则不仅具备不局限于从事单一工种的能力,也具备与家庭其他成员进行协作的能力,也能像前引阿里吉所总结的那样,“对生产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变化作出灵活反应;以及未雨绸缪地解决生产管理问题”。而作为一种“看得见的手”——不由市场而由个人直接支配劳动,这些东亚农户的户主,能够“按照生产需要配置劳动,对家庭成员的消费、储蓄等活动进行安排,甚至可以控制孩子的数量,同时也控制家庭的规模”。其变化的动力,也主要是来自家庭与村庄共同体,而不是“诸如国家所建立的所有权制度等村庄的外部力量”,是社会的而不是法律的,尽管“强调父权主义与社会和谐(译为“社会强制”应更为准确)也可能带来直接的反抗或人身压迫,但他们与专制主义或个人好恶不一定就是同义语”。因此,这些独家经营的农户,即使没有土地,“也比那些大型农场主们更有理由通过努力获取回报,增加支出或收入”;他们“对理性的、精英统治的和市场取向的追求一点也不比其欧洲同行差”。

    在杉原看来,这样一种“弹性专业化”的生产模式,虽然“没有带来一些大的发明,没有出现股份资本和长距离贸易,但其制度方式还是为劳动密集型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契机”。【95】正是这种劳动密集型技术的发展,才使日本在德川时期不仅没有出现马尔萨斯式的瓶颈,还以其发展起来的乡村工业导致德川晚期日本城市的衰落,多样化打败了专业化与社会分工,也使日本在19世纪80年代后有条件采取“乡村导向的发展战略”,走上“劳动密集型工业化”道路,更使日本在战后发展过程中最终选择了资源节约型技术发展之路。【96】杉原对东亚“小农生产”的这些听起来掷地有声的论辩,与前引亚当·斯密有关城乡关系的讨论,可谓大异其趣。

    杉原的描述,增强了我们对“没有分工的市场”进行重新思考的信心,然而,杉原的问题也出现在这里。他从速水融那里借来“勤劳革命”的概念,但又过于倚重所谓“路径依赖”的理论,把历经500年的家庭经营模式视为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结果混淆了这种生产模式在不同阶段的质的区别,而在我们看来,任何单纯的、不变的历史因素或传统,都不可能单独解释这一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次第发生的各种变化,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把这一因素从那些与其相互作用的各种力量中孤立地抽象出来进行考察,因为此种合力的作用,与其看作是某种独立个体之间类似机械力学的物理作用,不如看成是一种类似于“化学反应”的生成过程更为恰当。在杉原的叙述中,这些模式被分别称之为“勤劳革命”、“劳动密集型工业化”、“资源节约型技术”等等,但是由于这些概念及其反映的事项几乎都是对不同时期西方经济增长方式之变迁——如资本密集型工业、能源密集型工业等等——所做的回应,因而也都深深受其影响而呈现出多样化的面相,有时两者甚至是相辅相成的。

    例如明治时期近代化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以及化肥工业的兴起,对这一时期日本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正如速水佑次郎等学者指出的,“这取决于伴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不同部分之间劳动分工的进步”【97】,因此,仅仅用一个“勤劳革命”或“弹性专业化”的概念就把它们统统包裹在一起,显然大为不妥。尤其是“弹性专业化”概念,更有其特定的含义,而且也是欧美工业化高度发达阶段的产物。【98】实际上,日本社会在充分利用其劳动密集型技术来对西方不断变化的冲击进行回应时,其自身也逐渐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最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如杉原在文中也透露出来的,完成了人口的城市化过程,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业化社会。因此,日本的成功,实际上是以“不分工的市场”开始,而以分工的市场终结。

    另一方面,日本之回应欧洲道路的成功,也不能完全归功于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勤劳革命”,被其忽视的“社会分工”、“城乡分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德川时代日本兵农分离和商工农分离体制,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采取的重工业化策略及其对技术的重视和垄断,脱离了后面这些因素,我们很难明白日本为什么最终走进的是工业化社会,而不是什么农业的“桃花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以家庭为单位的工农结合的形式在日本已经完全绝迹,相反,前引速水佑次郎等学者的研究显示,从1960年到1978年,日本以农业为兼业的农户数量,不单没有下降,反而从全部农户的30%跃至70%,农业家庭的人均收入也在上升,至1975年已经高出城市工薪家庭近15%,尽管其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还是非农业所得。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兼业农业的扩张已成为了限制专职农民扩大经营规模的一个因素,但同时它也有助于农业与非农业收入水平的平等,而且防止了农村人口的减少和城市的过度拥挤,从而对社会的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99】但无论如何,这也不是过往的那种“小农经济”了。

   与此相关,当杉原引入一条与欧洲道路并行的东亚道路来重新解释世界经济体系的历史时,他并没有对后者做出合理的解释。由于开启东亚道路的“勤劳革命”,也同时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这是杉原自己也承认的,人们依然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即为什么东亚如此成功的“勤劳革命”最终并没有自动地走向工业化的道路?由于杉原既不同意彭慕兰的“偶因论”,又认为东亚国家已经成功地摆脱了以饥荒、瘟疫和战争为标志的“马尔萨斯陷阱”,故而只能重新回到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的理论,并对“马尔萨斯陷阱”予以重新解释,使之从经济停滞的结果变成发展中的困境。【100】但无论如何,东亚之没有导向工业化,依然是包括杉原在内的所有学者都不容否定的事实。

    至于杉原所称“全球工业化”的“大分叉”,也只是工业化道路的分叉,而非彭慕兰所指工业革命起源的分叉,前一种分叉当然更有利于改变日本等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欧美主导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却改变不了这一分工体系本身,也没有挑战西方的经济霸权。【101】因此,不管以后的东亚因素如何充满活力,其与西方不断变化中的工业的关系,是互补也好,还是融合也好,归根到底也只是在对西方的道路进行一种修饰或调整【102】;如果偏要在东西方之间划清某种界限的话,我们至多只能夸耀类似于“东方的曼彻斯特”这样的梦呓了。说实话,迄至今日,东亚地区被裹挟在发端于西欧的“社会大分工”的全球化浪潮之中而不能自拔,仍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而杉原为了夸大东亚道路的重要性,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回避或轻视全球工业化进程中新型国际分工体系对东亚经济变迁的改造作用。只有认识到这一点,而非沉迷于所谓的东亚道路,才有可能设想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话语层面的“反斯密”,并不能替代实践层面的“反斯密”。在后一层面,所谓“东亚道路”自身,实在是充满太多的不确定性。

    杉原困境的症结之一在于其隐蔽的民族主义或国家本位的立场。其所提出的东亚道路,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日本道路。将东亚作为一个地理上的整体来与西方进行对比,无疑可以抬高东亚的分量,但也不可避免地掩盖了其内部的差异与矛盾,尤其是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区别与裂痕,同时也掩盖了日本与欧美经济本质上的共同之处。此处绝无意于否认日本道路、日本经验的重要性,无意于否认日本道路对500年世界经济变迁的重大影响或贡献;对于19世纪中后期日本经济转型的巨大成功,对于战后日本的迅速崛起与日本奇迹的创造,没有人可以轻易地从历史的书写中一笔抹杀,相反倒是应该给予浓墨重彩的描绘。但是如果将杉原的日本道路仅仅理解为东亚“勤劳革命”的延续,而忽略了日本对欧洲模式的成功吸纳,也就是将曾经“脱亚入欧”的日本道路再“离欧归亚”,无视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欧洲道路的碰撞、冲击与竞争对日本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的渗透、影响与改造,显然无法解释日本道路的历史走向,也无法解释由此造成的东亚内部经济、技术上的不平等及其殖民侵略给其他国家曾经带来的巨大灾难。

    东亚作为一个整体的GDP总量的增长,并不能掩盖其内部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实事求是地讲,杉原并没有否认这一点,而且多次提及这一问题,但毕竟被他做了淡化处理。比如明治政府所谓“乡村导向的发展战略”,与甲午战后日本的殖民侵略所攫取的资本与资源的支持脱不了干系。而且,据严立贤的研究,经过中日、日俄两次战争,日本由早期那种以国内市场为基础、以农业发展为前提、工农业协调发展的自下而上的工业化模式,逐渐转换到了“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在政府主导下重工业畸形发展(尤其是军事工业)、以对外扩张为导向的反动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使日本近代工业成功地完成了“进口一进口替代一出口”的过程,即“雁行形态”,使日本成为一个介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与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的“中间型”或“半边缘”国家,在东亚内部形成以日本为主导的不平等的区域性国际分工格局。【103】

    至于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则是在冷战体制下美国对日本的扶植与保护的国际环境下形成的,包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主导的新的国际分工体系的一部分。总之,应承认小农经济的活力,但不能就此否认东亚近代化过程中的殖民与被殖民的事实,当然也需要正视后殖民时代某种自我殖民特性对于社会分工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赞同杉原薰和阿里吉关于这种小农家庭经营模式在中国近代经济成长乃至复兴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如果否定其殖民行为对于日本自身经济增长的刺激、改造和推动作用,实际上反而无法彰显中国的日本同行在更加险恶的国内外环境中所做出的更加艰苦卓绝的努力。由此也显现出东亚的两种不同的农工结合之路,一是曾经受惠于殖民者和殖民行为,另一则是在对殖民者的抵抗之中走向融合。

     应该指出的是,杉原对西欧“勤劳革命”的忽视,实际上也潜在地预没了欧洲道路的纯粹性,遮蔽了欧洲道路自身的复杂性及其自我调节和内在转化的能力。如前所述,马克思在讨论资本主义起源时,并没有忽视乡村工业与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工业之间的关系,但毕竟没有系统地讨论这一问题。此后一直到20世纪中叶,西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主要兴趣集中在城市和工厂制度,仅少数学者系统地探讨了家庭手工业和乡村手工业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直至二战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研究的不断深入,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如多布、波斯坦、霍布斯鲍姆、罗斯托等,都将研究重心转向农业和农村,试图从农村而非城市寻找资本主义或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孟德尔斯首开先河,在欧美经济史学界掀起了原工业化研究的潮流。

    尽管这样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但正是在长期反复的争论过程中诞生的众多理论和实证性的研究,使人们对工业化前后欧洲城乡关系及其变动、欧洲乡村工业兴起与社会变迁有了比以前更加清晰的认识。【104】也就是说,这样的争论,动摇了这一理论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有关“原工业化——工业化的第一阶段”的判断,反而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欧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乡村工业化普遍存在的事实,也大体肯定了它与工业革命错综复杂的关联及其在近代人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至少表明,被视为欧洲道路之产物与核心的工业革命,其形成和发展,与以家庭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并非完全绝缘,现代欧洲社会城乡之间的对立,实际上也曾经历过非同凡响的城乡融合过程,而且一度是以城乡之间的融合为桥梁。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城乡融合,在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运动占据决定性主导地位之后,其传统也未曾断裂,甚至欧美许多国家和地区因为城乡之间的尖锐对立逐渐形成一种反城市化的“逆流”。

五、乡村经济:一个未完结的征途

    经过如此漫长的理论旅行之后,我们还是应该回到阿里吉论题的起点,当然也是其终点之处。实际上,从前面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出,我们和阿里吉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比如他对亚当·斯密所举针厂之例的重新解读,对两种市场即“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区分,对斯密偏重政府干预作用的认识,尤其是对欧洲道路与世界体系之霸权转移的精彩阐释,均没有太大的分歧,甚至大体一致,或甚为敬佩。即使是他用“勤劳革命”、“东亚道路”或“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来解释当代中国经济复兴的社会根源时,存在某种极端化的倾向,但在许多问题上,还是会引起同感和共鸣,毕竟我们的核心关切都是如何看待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落后、愚昧的小农经济,一种“农工结合”的家庭经营模式,其历史的、现实的与未来的命运。但是,综观全书,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他在理论上造成的混乱并不少于他在理论上的洞见,他对一些历史事实的盲视同样不亚于对其他诸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敏锐。毕竟,在经过阿里吉的辨析之后,我们对何为斯密、何为马克思,不是更加清晰,反而愈益模糊。我们当然希望通过再一次的辨析,可以稍稍修复一下斯密或马克思的原貌,同时对本文的核心概念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界定。

 不过,这并非阿里吉一个人的问题,任何理论都有其跛脚之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停滞论,还是黄宗智的过密化论,抑或杉原薰和阿里吉的活力论,都将小农家庭经营模式“固定化”了【105】,他们都是将某一阶段的特别表现扩展至整个历史时期,进而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因而都是以偏概全。在考察小农家庭与现代经济的相互关系时,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把它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进行历史化的区分,即把现代经济兴起前的小农家庭与现代经济兴起后或受其冲击的小农家庭经济区分开来;同时也不应该把“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或者其中最核心的城乡关系截然对立起来,而是从两者的相互关联之中作综合性的考察。我们更希望采取环境史或生态史的视野,把它们置放于一个不断变动着的生态系统之中进行分析。

    如此,以上3种论说,也就都有其合理之处,同时各有其弊端。或许,他们所争论的同一个对象,并不能自发地导向资本主义,但这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它还是一无是处,而且不会生成新的面貌,也不意味着它与国家和人民真正的发展完全绝缘。此处倒是应该赞同阿里吉的观点:欧洲道路在全球发展过程中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且愈益明显,而“勤劳革命”——我们更愿意用“没有分工的市场”这一概念,则有可能是克服这一局限以获取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希望”。当然,对这一概念本身也不能做固化的理解,其所反映的经济演变模式,在过去的中西大分流中固然敌不过斯密的社会分工模式,但并不代表在经历过斯密的这种社会分工模式冲击和改造之后,尤其是在斯密模式本身逐渐走向其环境极限的时候,它不会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再生,并成为未来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毫无疑问,这也需要我们做出更加艰苦的论证。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厉有为

2012-10-25

  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众说纷纭。上至中央领导,下到一般百姓;从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的议论,到专家学者的文章;从报刊杂志,到网络微博,都在议论着政治体制改革。可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楼"。笔者本着一颗老共产党员对党无限忠诚的心,对政治体制改革谈几点愚见。   

  一、 政治体制改革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稍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能回答: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适应了,经济就发展,国家就进步,社会就和谐。反之,亦然。这是从道理上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

  我们再从现实的实践看,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经济基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适应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政治体制已经在许多方面显得不那么适应了,甚至产生了不少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不化解,轻则阻碍经济、社会发展,重则政息人亡。

  我们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才有顺利实现的可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二、根本的"维稳"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执政党要达到的目标。但是,为什么有的国家比较和谐稳定,有的国家却动乱不断,甚至武装斗争导致政权倒台呢?就其内部因素而言,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造成的。

  我们现在某些地方的"维稳",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有的地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采取围堵、封杀等高压手段。其结果适得其反,使矛盾积累和加深,甚至使民心失散,矛盾激化。值得警惕。

  真正的"维稳"是治本--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采取改革措施,进行制度建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诉求,使社会从制度层面走上公平、正义的轨道。

  现时,我国社会上较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究其主要根源是政治体制改革未到位所致。譬如:官员的腐败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毒瘤,是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最不满意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我们对腐败官员的惩处一天都没有放松过,那么,为什么不但扼制不住,而且有不断漫延的趋势呢?这就不能不涉及我们的政治体制因素,尤其是与吏制关系很大。又如:我们的司法腐败亦很严重。司法机关是保障国家公平、正义的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道屏障,这道屏障守不住,这个国家的政权就很危险了。那么为什么司法腐败屡见不鲜呢?其根本原因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所致,没有从制度上和实践上解决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工作严重缺位和不作为,使高层司法机关有些人腐败甚至肆无忌惮,人民对有的司法机关失去公信力,正义战胜不了邪恶,司法规则战胜不了潜规则,这是一个国家最危险的信号。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治体制改革--真正从根本上"维稳"--迫在眉睫。  

  三、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计划、规划、路线图和试验区

  我们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有计划、有规划、有路线图、有试验区,在此基础上,获得了很大成功。而政治体制改革则没有,有的只是领导人在报告中或讲话中,谈到只言片语或者美丽的愿景。在实践中,政治体制随着主要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动,随主要领导人的意志而变来变去,有时进一步退两步。为什么会如此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上层领导人对政治体制改革未形成共识有关。那么,又为什么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形不成共识呢?我认为还是与权力和利益有关。

  按道理,共产党人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已任,还有什么不能丢弃的呢?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凝聚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智慧,通过一次党代会凝聚共识,制订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计划、规划、路线图和试验区,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选择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从大的方面讲,只有民主和专制两条路线。在具体实践中,各国在此两条路线上又有各不相同的实现方式。

  过去历史和现在的实践一再证明,专制的政治体制是不得民心的,是逆历史发展潮流的,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是会阻碍和窒息生产力发展和妨碍广大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的政治体制。其所以如此,是权力失去制衡。失去制衡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这是铁律!专制体制下的权力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既便是好人,也容易办坏事,给社会、国家和事业造成巨大伤害。

  那么,我们只能选择民主的政治路线,我们要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我们目前处在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初级阶段--在专制和民主之间摆动。如果不认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回复到专制的体制是很容易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根据西方国家的国情而实行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种实现方式,有利有弊。
  在我们的国情下,我们必须通过实践,建立我们自己的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我们现实体制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不断扩大民主,不断加强法制建设,走出一条有中国东方民主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

  虽然民主政治路线的实现方式各国各不相同,但是,民主政治路线也有其共同的规律可以遵循。譬如:一是国家权力必须受到真正的制衡,而不是相反。二是必须建立法治国家,以宪法为核心,建立宪政体制,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义务等必须切实实现,切实解决权大于法的问题,任何政党和个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三是建立公民社会,使广大公民充分地享有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和人权,这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是人类在文明道路上创造的共同核心价值观。四是要走财产占有社会化、群众化、分散化和均衡化的道路,形成强大的、有产的劳动阶层,这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础。

  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共同规律可以遵循。但我认为以上四点对于我们是重要的、是必须的、是可行的。 我们应当遵循共同的规律,去毫不迟疑地探寻我国东方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路线的实现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大胆实践、大胆探索、大胆创新。为此,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非常必要,否则,这条路是难以走出来的。

  五、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对象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动力。如果改革缺乏动力,无从谈政治体制改革。动力可以分为理论动力(原动力)和实际动力(实行动力)。

  理论动力来源于广大民众的普遍的、合理的诉求,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动力。

  实际动力来源于有改革执行能力的执政党的远见卓识,和对理论动力的研判、认知、理解及利害权衡。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非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实施莫属。

  理论动力和实际动力两个动力相一致,政治体制改革有望在和平、和谐的情况下进行。如果二者相悖,政治体制改革无法进行,即无法在和平、和谐情况下进行。此种情况下,社会矛盾会不断发展、加深、扩大和激化,严重时会危害国家的和平发展,危害执政党的执政。因而,执政党掌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行情况和广大民众的诉求,适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从广义上说,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总之是,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都在革除之列。有悖公平、正义的行为、做法、规章和法律亦应革除。例如:公共权力缺乏透明、严格的制衡;有的当权者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行为;公开、公正、从严执法困难,权大于法的现象普遍存在;有的地方用人上的任人唯上、任人唯帮、任人唯钱和任人唯亲,买官、卖官不是个别现象;对国有资产巧取豪夺屡见不鲜;社会财产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财产占有的不公平已经超过了警界线;法律上和政策上对私有财产保护不到位,对公、私财产的法律政策不能一视同仁;行政体制臃肿庞大,官浮于事、人浮于事,而且官员的职务消费毫无边界限制,国家财力难以承受,等等。上述种种都应是政治体制改革中要加以解决问题的对象。

  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从狭义上说,主要集中在共产党内和当政者之中。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所在。执政党即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动力,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二者存于一身。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不寻常的自我革命。以往革命是革他人的命,这次则不同,执政党要做改革动力、要革命,就要向自己动刀子,革自己的命--减控自己的权,削减自己的利。如果能如此,则是在和平、和谐情况下进行的革命,非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

  向握有政权的利益集团自己动刀子,这可能吗?我相信我们共产党人可能:一是我们党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己任,我们党凡是与人民站在一起,力量都是无穷的。符合人民利益的事都要去做;二是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马克思正确的理论是战无不胜的,我们都应去实践;三是我们党是以中华复兴为己任的,中华复兴已在途中,对中华复兴大业有益的事都应去实行;四是我们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历来是成功的,在大是大非面前,广大党员会知情达理坚定地跟党的方针路线走,即使有阻力亦可以做好转化工作,使其成为改革动力;五是我们党历来健康的力量是强大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是不可战胜的,正确的改革是会成功的,我们应树立起改革必胜的信心。

  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随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壮大,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也会随之增大,对国家命运和对执政党的挑战也会越来越严峻。因此,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抓住机遇,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

  减自己的利,削自己的权,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但是,一旦把工作做深、做细、做透,是会顺利做好的。如果不能自我革命,那另一种可能是别人革自己的命了。

  两条路:一条是自我革命--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得我党长时期执政,国家富强,人民安康;另一条路是共产党不进行自我革命--不进行和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让别人革自己的命。如果那样,人民将受痛苦,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我们应该选哪条路子是不言自明的了。过往历史的前车之鉴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切勿重踏覆辙。

  六、政治体制改革要先从执政党内做起

  我们共产党是国家的执政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是人民的中流砥柱,万民期待,万众瞩目。若看国家的民主水平,先看执政党内的民主水平,若看国家的法纪,先看执党内的党风党纪。若国家逐步扩大民主,要执政党内首先扩大民主,给全国人民一个示范作用,一个表率作用。党内的示范从何做起呢?

  首先,从选举党的各级代表的民主程序和规则的建立做起,使这种程序和规则保障充分发扬民主,保障把最优秀的共产党员选为党代表。并使党员代表与选区的共产党员和广大民众保持最密切的关系和经常性的联系,代表他们的诉求,从而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其次,建立党代表随时和定期听取党员和群众意见的制度和规章,建立党员代表视察、访问和与党的领导机关定期交换意见的制度,使党员和群众中的意见,及时准确的得到反映,成为反映党情、社情民意、解决存在问题的主渠道。把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根基打牢固。

  第三,党的各级领导人的选举候选人从下至上酝酿提名后,一律实行差额选举制度。废止等额选举制度和废除固定某某人为差额候选人的制度。并且被选举候选人向选举人讲述自己的主张和理念,以便选举人正确选择。

  第四、精简党的管理机构,制订党的管理机构的编制和职位设置及责任的规章,党政机构职能分开,党政干部适当相互兼职。各级党的机关领导干部不得干预和决定政府的具体的行政工作事项。对政府工作,各级党委可以做出集体决议,给政府工作予方针性、政策性、方向性的指导。

  建议撤销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机构,让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运作。

  第五、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与同级党的常任领导机构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它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同级党的常任领导干部,其次才是对下级领导干部的监督。

  第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财产和纳税情况向社会公开,接受党内和社会监督。

  第七、党的各级机关的经常费用支出,要本着节约原则列出预算,不得随意开支。党的领导干部个人的公务活动经费制订标准从严控制,不得无限制的职务消费。在党的活动开支中,严格把党费开支与国库开支分开,尽量减少国库开支,从严控制或禁止公款吃喝、公款接待、公款购车、公款旅游、公款出国、公款送礼等支出。

  凡支出项目在党内公开。国库开支项目,向社会公开。

  第八、党员干部和党的领导机关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工作,不得凌驾宪法和法律之上,真正从体制和制度上解决权大于法的问题。除司法机关依法限制人身自由以外,共产党的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限制人身自由,不得干预司法正常运行。

  第九、党管干部原则由人治上升为法治。

  党管干部原则可以有两种实现形式:一种是人治,另一种是法治。人治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不再赘述。党管干部的法治实现形式是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和探讨的,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设计一套科学的选人用人规章。用制度和规章保障干部选拔的质量和公道、正派,保障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贯彻实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合理正当诉求得到体现,使卖官、买官的不良风气得到克服,使广大干部认识到首先是对人民负责,而不只是眼睛向上买官、跑官。邓小平同志曾教导说:"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用制度选人、用规章选人、用民主方式选人,是贯彻党管干部的高明之策;而绝不是否定党管干部原则。

  第十、统战部不能成为民主党派的组织部,民主党派的干部选拔任用由民主党派自己用民主方式产生。让统战部充分发挥联系各民主党派,听取意见,协商共事的职能。

  七、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毫无疑问,应该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要求最迫切,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最严重,对我党执政威胁最大的矛盾问题入手。从制度和体制等根源上扼制腐败,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应是切入点的最佳选择。

  为此,建议采取下列对策。

  首先是向社会公开官员的私有财产和纳税情况。制订官员向社会公布财产条例,按条例规定,从上而下,由新到老,逐步推开,有人引申电影里的话:"不公开亡国,公开了亡党"。我看情况没那么严重。若再拖若干年办这件事,那情况就很难说了。这一条从世界范围看,都是扼制腐败的重要举措。

  其次是进行吏制改革,干部选拔任用由自上而下任命,改为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公开通过民主方式选拔,让广大群众真正拥有知情权、发言权、建议权、选举权和监督权,把某些干部只向上负责,转变为主要向群众负责,并把向人民负责和向国家负责结合起来。严格用人纪律,坚决杜绝卖官、买官的弊病发生。

  第三是让公检法司依法、按相互制约规律,独立运作。使公检法司干部对事实和法律负责,这实质就是对国家和执政党负责。确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维护司法公正,必须司法公开,接受监督。完善司法公正制度,是实现宪政立国,建设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

  第四是切实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首先,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真正履行对一府两院的监督职能。坚决纠正"个案不监督"的错误做法。司法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权力机关可以不介入监督。但在结案之后,如果造成了冤假错案,权力机关再以"个案不监督"的错误做法,不履行监督职能,不但是权力机关的失职和不作为;而且会造成司法机关肆无忌惮的违法行为,危害之大,不言而喻。其次,要把"民主监督"列入政协常委会的重要议题,并把监督的问题落到实处。探索出"民主监督"的路子并形成制度,同时,政协应改变涉及司法案件(指已结案)的提案不予立案的做法。再次,应出台新闻法,使媒体实现依法监督成为可能,这是防治腐败的重要一条。

  第五是各级政府的财政予决算公开透明。大幅度减少行政费用开支,严格限制公务人员的职务消费,政府公务人员的"三公"等消费也必须有严格制度控制,并公诸于众,接受监督。目前,公共资源的挥霍浪费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我们的行政费用开支大大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要有高级领导人愿意做"恶人",不怕"得罪人",去坚决地改变这种情况,限制官员的对公共资源的挥霍浪费,其实质是限制和消减官员自己的自身利益和权力。若要严格限制,就要敢于向自己开刀,这当然是一道难题。当政者必须有壮士断臂的精神和勇气,痛下决心,从法律、体制和纪律上解决这一难题,使我们党和政府不脱离人民群众。

  如果在我们财政经济状况较好的时候,不抓住机遇进行财政制度改革,不严格控制公职人员的职务消费,致使公款挥霍浪费继续下去,这不但败坏党风政风,损害党群、干群关系,使腐败漫延。而且,更严重的是使我们的国家很难承受因此而产生类似欧债危机的严重后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果我们现在不觉醒、不预防、不严控、不改革,欧债式危机正在向我们招手。虽然造成的原因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这绝非危言耸听!到那时有谁来救我们呢?

  八、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后一役

  国有企业改革属经济体制范畴,在我国进行了多年,取得了某些成果。国企改革的最后一役却突破了单纯经济体制范畴,而跨入了政治体制范畴。

  在前些年的国企改革中绝大多数生产要素都实现了市场化运作,唯独一个生产要素--国企经营者,未实现市场化运作。

  国企经营者的任用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市场化运作,是防止国企变质和扼制腐败发生的根本出路,国企改革要突破这最后一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者要眼睛盯住市场,向市场要效益,对市场变化负责。这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但是,掌管这些经营者任免大权的部门和官员,却不对国企的成败兴衰负责,没有哪个国企破产或失败追究这些部门干部的责任,权力与责任严重失衡。反过来会使企业负责人要向这些部门(或任命他的干部)负责,而无法全神贯注向市场负责。这就把事情扭曲了。在国有企业头上制造出这一权力层,促使国企领导人去满足这个权力层的要求和欲望,哪怕是属于私人性质的,哪怕是对国企不利的要求或指令,国企领导人也必须要去满足。一旦不满足,这些国企领导人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了,这些任命国企经营者的部门,可以给国企经营者发号施令,但他们并不很了解国企情况,国企中有许多上市公司,这些掌管人事大权的机关甚至违背公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去行使某些权力。这就使得国企经营者不能专心或无法向市场和国家负责,转而向上级任命他的机关和领导人负责,这就是当前我国国企的一大隐患。

  国有资本的代表国资委,也不能用行政办法选拔任用经营者,也必须用市场化办法选择、任用经营者。

  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仍如前面所提到的,把党管干部原则由人治上升为法治,制订出国有企业经营者培养、选拔、任用、淘汰的一套规章或制度,并像国企土地、资金、设备、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一样,用市场化方式运作,公开、公正选拔任用。从而,割断国企经营者与党政机关干部的服从与被服从、权与利的脐带。从而,可以避免在国企当中官商勾结、挥霍浪费、损公肥私、贪脏枉法、任人唯亲的弊病,防止严重时会把国有资本演变为官僚资本或家族资本的危险,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前车之鉴的。

  九、深入进行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的行政体制层级多、链条长、机构重叠、党政职能不分、职能重复交叉、官浮于事、人浮于事,却无法律约束,随主要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动,随主要领导人意志的变动而变动,朝令夕变。每变动一次主要领导人,机构人员都要随之变动,调下来的官员又不能为民,因而官员甚多,职位超限,效率低下和互相扯皮就是必然的了,我们的行政费用开支有些地方不但难以承受,甚至到了破产边缘。我国是没有行政破产法,如果有此法律,有些地方政府非破产不可。我国财力虽然增加很快,但在这种行政体制的消耗下,国家财力很难持续承受。为此,建议采取下列改革措施。

  第一、撤销副省级、副地级等违宪建制。

  第二、撤销地级市,实行省直接管县体制。

  第三、缩小省级规模、适当增加直辖市数量。

  第四、根据现代交通、通讯的便利条件,适当合并县的建制。

  第五、确立行政编制法规,保持行政体制的稳定性。

  第六、直辖市的区为市的派出机构,可称为管理区,由市直接委派区长和书记,不设区人大和政协机构。

  第七、精简机构和人员,依法设立机构、职能、部门流程、岗位职能,做好精官简政,精兵简政,使财政负担的公职人员大幅下降。

  第八、审计部门和监察部门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机构,以加强对一府两院等的监督。

  第九、政府要简政放权。凡是下级能办的事,下放给下级去办。凡是企、事业单位和中介服务组织能办的事,交给这些单位去办。各级政府都要大幅度减少审批权。

  第十、制订行政机关部门之间工作程序工作条例,使经常发生的、经过多个部门才能完成的行政工作任务,依法定程序和权责运行,使行政工作有序化,克服扯皮、推诿等弊病,提高办公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第十一、制订全国统一的公职人员纪律,起码不准公款招待(有规定的除外),不准公款吃喝,不准公款旅游,不准超标准公款职务消费,不准公款送礼(有规定的除外)等。

  第十二、全国统一制订录用公职人员法规或规章。高级公务员国家统一录用;中级公务员省、直辖市录用;低级公务员县级录用。没有低级公务员资格不准录用中级公务员;没有中级公务员资格不准录用高级公务员。坚决禁止国家一级机关和省、直辖市级机关直接录用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博士生等,以防止国家机关官僚化。特殊技术岗位例外。

  第十三、凡是由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在一般情况下应任满一届,不得在任期内频繁随意调动和退休。

  十、对民有(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一视同仁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当下,有一种令人担心的现象:民有经济的老板把资产往外转移(与境外投资不同),这几乎成了众人皆知的常态。这些老板准备一旦国家有风吹草动就随时走人。

  这一现象的实质是对自己和自己的财产在国内的安全没有信心,是对我们党对民有经济政策没有信心,这不但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而且从长远看是可怕的。

  我们应当采取对策,稳定私有资本持有者的心,稳定私有资本。

  第一、必须从理论上承认民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而且应载入宪法和法律。

  查阅中央有关文件和中央领导人在重要大会上的讲话中,没有承认民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的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宪法中把民有经济排除在国家经济基础之外!这难道不是我们理论界、法律界、政界应当思考、研究和解决的根本问题吗?请问:民有经济不列入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那么,它是什么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呢?这问题不是很大吗?

  第二、在公、私经济的法律保护上,应当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可是,从宪法到法律,民有经济总是低人一等,这既不科学,也不公正。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宪法第十三条同时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以上宪法的两条对公、私财产的保护的提法天壤之别,为什么对公、私财产的法律保护不能同时提"神圣不可侵犯"呢?

  下面我们再研究一下对私有财产保护的宪法提法是否科学。"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宪法规定,从字面上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从法理上看,问题就大了。我们国家的司法原则,同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即除了认定是有罪的之外,都被认定是无罪的。在宪法保护私有财产中加上"合法的"三个字,那么,我们国家的法律原则就变成了"有罪推定"原则。这等于把我们国家的司法原则完全推翻;私有财产是有原罪的,只有被法律认定是"合法的",才能予以保护!否则不予保护!按宪法规定,从法理上讲,就该如此解释。但是,第一认定私有财产都有原罪性质,不科学;第二依法一个个去认定私有财产是否合法,然后,"合法的"才去保护,不可能;第三、最重要是改变了我国的司法原则,不可取。

  我们再从民有与国有经济的比较看:国有财产也有合法的与不合法之分,那么,为什么在法律明文中没写明"合法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呢?很显然,在宪法规定中,对公、私财产的保护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把私有财产看作比公有财产低人一等!

  在"私有财产"前不用附加词"合法的"三个字,人们也一定不会误解,宪法绝不会保护有罪的或不合法的私有财产。

  在法律面前公、私财产平等,是我们从认识、理论到实践都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

  第三、对公、私企业制订相同的行业准入标准,是十分必要的,现行政策中对私有企业存在很多歧视和限制政策是不适当的,应当取消。

  第四、国家立法,不再以不同所有制为依据制订不同的法律。而应该依据企业的不同组织形态分别立法。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公司和合伙公司等分别立法。避免从法制建设层面造成对私有企业的不公平。

  实施上述举措,不仅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切实扩大就业;而且对稳定民心,使国家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十一、从长远看,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社会财产占有社会化、分散化、群众化和均衡化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国家富强了。但同时产生了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突显出来了。这一问题,即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这个问题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要解决一次分配不公的问题。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是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而是反而下降。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在提高。这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政府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已近十年,可是,至今未见解决方案出台。这一问题不解决,扩大内需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第二个层次是要解决二次分配公平和财产占有社会化、分散化、群众化和均衡化的问题。如果社会财产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使绝大多数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占有权,这样会使社会危机四伏,很难构建和谐社会。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应严重引起我们的关注。

  二次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分配方式上。现在的分配方式是横纵方式,即:先由中央财政分配到中央各部门(横),然后,由中央各部门再往省(市)的对口部门分配(纵),这种分配方式,腐败纵生,流失严重。应改为纵横分配方式,即:首先由中央财政直接分配到省(市)财政(纵),直到最基层,再横向分配到项目(横)。这种分配方式可避免腐败发生,还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解决财产占有问题,一不能用革命暴力强制性的剥夺方式解决;二不能再回到我们曾实践过的公有制大锅饭的局面;三不能急于求成,采用过激的办法解决。

  因此,必须从现在起,认真研究现实和对策,从长计议,积极引导,循序渐进的解决。以期最终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有产的劳动阶层大平台的形成,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为此,建议分步骤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创造条件,使具备条件的公、私企业走上市公众公司的路子,完善证券交易市场的运作机制,加强管理,使广大公民拥有股权,使公民的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不断增加,并实行企业内部员工持股制。

  第二、对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国有中、小企业,制订政策、积极引导,实行职工内部持股制,使企业发展与本企业职工长远利益一致,使广大职工真正成为财产的主人。

  第三、对各类高科技企业,制订方针、政策,实行发明者、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持股制,从而推动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同时使科技人员和经营者成为致富的先行人群,带动其他人群致富。
  第四、创造制度条件,积极引导民有企业走企业内部骨干持股或职工持股路子,推动财产占有社会化和民有企业可持续发展。

  第五、选择合适时机,用立法形式,使各类企业为职工建立股权基金制度,使劳动者和资本共享剩余价值(这当然不是目前要做的)。

  第六、改革土地农民承包经营方针,用立法形式,使广大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条件成熟的地方,采用土地入股等办法,大兴农业合作组织和企业化经营,不断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目前的土地制度,使一些地方政府以城镇化、工业化之名,大肆低价掠夺农民承包土地,然后,再高价转让给开发商,从中充实政绩。有的地方就成了土地财政。由于国家严格控制耕地、严格控制土地开发指标,一些地方政府开始从农民宅基地上动脑筋,让开发商给农民建楼,把农民赶上楼,挪出大片宅基地开发,充实地方财政。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农民上楼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如果没达到一定生活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这种农民上楼,是把农民往绝路上逼,一系列严重后果将随之发生。由谁来承担这种后果?这些事情所以很容易发生,与当今的土地承包制度不无关系,土地承包制度应当到了历史终结的时候了。

  上述举措的目的只一个: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使财产占有社会化、分散化、群众化和均衡化,实现在共同富裕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使社会主义制度经久不衰。

  十二、"农民工"问题是涉及人口最多的政治问题

  我们国家正在进行工业化、城市(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这三化的直接结果,是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镇)转移。他们中的多数已成为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另一部分成为学生和市民。这是历史必然的大趋势。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现状如何呢?有两亿多农村人口进城做工。但是,由于很多政策滞后,城市社会对他们很不公平。甚至把他们排斥在正式工人阶级队伍之外。例如:称他们是"农民工",是很不妥当的,他们当中多数人中学毕业,就进城做工,甚至连一天农民就没做过,只因为户籍在农村,就把他们定位为农民,农民外出做工就成了"农民工"?有欠公允,实不恰当;他们在城里干最苦、最累的活,为城市发展,贡献了他们的青春热血,城市的进步凝结了他们的血汗,可是他们在城市里却是被边缘化的一群人;多数农村进城做工者在城市没有社会保险;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更没有他们的份;孩子就地入学困难重重,有的城市实行加价收费才能入公立学校,有的甚至要凭什么智商检测证明,异地高考已呼吁多年,现仍是难题;他们背井离乡,留在农村的老人成了"空巢老人",子女成了"留守儿童",对下一代成长十分不利,并由此衍生出好多社会问题;他们在城市里没有户籍,在现时政策下,在城市没有户籍的人,什么事都办不成。有的权威部门设计的"农民工"加入城市户籍的条件中,必须有自己的固定居所,在现实的昂贵的房价面前,有几个"农民工"在城市能买得起商品房呢?此外,他们与城市户籍的职工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也很突出;近亿农村进城做工人员春节大流动,也几乎成了春运的难题,劳民伤财,苦不堪言。

  上述种种问题的严重存在,特别值得我们当政者的深思和认真采取对策加以解决。为此建议:

  首先,取消"农民工"称谓,他们从事工业工作,就是产业工人,就是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和成员。

  其次,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放宽农村进城做工者进入城市户口的政策,使有较稳定工作岗位和收入,较长时间居住(租房亦可)城市,或家庭基础已经在城市的,应批准入户。

  第三,城市政府大量兴建廉租房,供城市买不起房的人口租住,主要面对农村进城做工者。当他们能买得起保障房或商品房时,搬出廉租房,交给政府,政府再转租他人。

  第四,给他们建立与有城市户籍职工一样的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救济。

  第五,他们的子女与有城市户籍的孩子同样在所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并在读书地参加高考。

  第六,城市政府应制定计划和列出预算,对农村进城做工者,实行职业培训。

  第七,他们在生产、工作上应与有城市户籍的职工一样,同工同酬,不得歧视。

  第八,他们应同有城市户籍职工一样,享受城市的福利待遇和政策待遇。

  第九,凡是户籍已迁入城市,或家庭基础已长时期融入城市的农村进城做工者,农村政府应收回他们的承包土地和自留地,使在农村的农民拥有更多的土地,有利于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他们的宅基地和房产由他们自行处理。

  有人反对这么做,理由是城市没有承受力。这是站不住脚的。其一,我们并非主张所有的农村进城做工者一律解决城市户籍,而是分批分期逐步解决;其二,他们是城市的建造者,为城市做出了艰辛的付出,为什么不能同时享受城市居民同样的权益呢?其三,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对待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工人阶级,应该做得比现在更好才是;其四,所谓城市的承受能力,实质是城市财政支出的结构调整问题,为什么"三公"经费居高不下?为什么公职人员职务消费没有边界限制?为什么政府的办公楼一个比一个高级?为什么这些开支都有承受力,而解决劳动者的问题就没有承受力了呢?很值得我们深思。

  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但会使广大工人阶级队伍稳定和成长壮大;而且会真正解决扩大内需的问题。会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公平,更加和谐,更加健康,我们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也更加牢固。

  十三、共产党有自我纠错能力

  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任何政党、任何领袖,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可能一贯正确。关键是犯了错误怎么办?是遮掩、是瞒盖、是文过饰非,是扭曲历史事实,是把某些人当替罪羊;还是敢于自我纠正错误。前者是违背历史和人民意志的,是没有出路的;后者是应当选择的正确道路。

  历史和实践也已经证明,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理由之一,就是我们有自我纠正错误的能力。

  为此,建议:在适当时机,对我党在过去发生的某些事件,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做出新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给受冤屈者平反昭雪,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达到凝聚党心、民心的效果。把历史包袱转变为历史发展动力,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轻装前进,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此基础上,建立我党自我纠错的机制,对于一个没有反对党,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一机制的建立尤为重要。这样才能使我党永葆青春活力。这是全国人民的福祉。

  总结: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

  我们党已在中华大地执政了半个多世纪,并取得辉煌成绩。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但是,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矛盾,产生了不少新的问题要我们解决。历史还能给我们机遇执政多少年?这不取决于外因,而取决于我们共产党自己。时间就是生命,改革就是求存。我们在与时间赛跑。要么抓住机遇,敢于改革、善于改革,不断前进,取得赛跑胜利。要么失去机遇,因循守旧,踏步不前,得过且过,矛盾积累和爆发,赛跑失利……后者绝不是我们期待的!我们期待的是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让我们不断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祖国的伟大复兴!

 

 

 

什么是现代新闻业?

——关于新闻业与新闻人社会角色的历史辨析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王维佳

 

    今天我们纪念记者节,已经不大谈起这个节日的由头:1937年11月8日,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记者在上海聚会,筹划成立一个爱国抗日的同盟组织。在那段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的时光,这些原本各自为战的新闻人为了民族解放的共同期许,号召以笔为枪、同心抗战。他们编辑了自己的刊物《新闻记者》,并在全国各地开展各种抗日宣传活动。

    七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渐渐淡忘了记者节原本应有的政治内涵和历史意义,反而更愿意用现代市场新闻业中的普遍规范来看待记者的社会角色。然而,正是记者节的历史提醒我们,理解记者、理解现代新闻业,我们不能割断这个群体与历史和政治之间的连结:一方面,我们今天当做普遍规范的专业化新闻生产逻辑本身就是源于19世纪欧美社会的特殊历史背景;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和政治意识也始终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构建和转型的政治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本文将在讨论西方现代新闻业兴起背景和中国新闻业发展独特性的过程中,以回归历史的方式重新认识新闻业和新闻人。

一、“杰克逊时代”的神话:自由主义的媒体史叙事

    1838年,美国著名作家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在一篇政论文章中这样描述当年新兴的大众化报纸:“新闻媒体对公众人物、文学、艺术、戏剧甚至私人生活尽情施暴。在保护公共道德的假面具下,报纸其实是在彻底腐化道德;在保障自由的外貌下,报纸其实逐渐在建立一个暴政”[1]。对于熟悉了西方新闻史肯定性叙事的读者来说,这样的负面评价显然是非常令人惊讶的。19世纪出现的市场化媒体向来被认为是从政党报刊或封建专制中获得解放的自由力量,甚至是民主力量,怎么会在库珀的笔下成了公共生活的施暴者呢?

    在《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一书中,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从反面引用了库珀的这段评价,并认为这些言辞“反映了既有势力对民主化(中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反抗”[2]。这种信手拈来的阶级分析不能说毫无道理,毕竟库珀本人就是纽约州显赫的大地主家庭子弟。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库珀的思想中,还有着深刻的联邦党人政治遗产,那就是对共和主义的坚守,以及将道德与善放在个人权利之上的伦理观念。面对商业利益对传统、稳定、理性、庄重的精英公共生活的侵袭,面对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和伪善的中立主义,库珀的忧虑和愤怒当然有文化和政治上的理由。实际上,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再封建化的批评也不过是这种忧虑和愤怒的学术版本而已。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感谢舒德森的写作,他虽然延续了对现代市场新闻业那种简单的肯定性判断,却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些批评观点和丰富的历史背景。但是要把现代新闻业的兴起放回历史原境中,我们还是要对他这本报业社会史著作进行一些反思性的解读,并由此进入我们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状况造成了现代市场新闻业的产生?从这些历史状况中我们能认识到市场新闻业的哪些特性?

    舒德森认为,造成现代新闻业博兴的根本因素,不是传播科技上的革命,不是识字率的提高,也不是报纸自然进化的结果。他从社会政治气候的变化来认识19世纪30年代的革命性变革,那就是“杰克逊时代” [3]的平等主义和民主。在对这个“平等主义”时代进行褒扬时,舒德森没有吝惜任何美好的词汇:人才就业开放、出身不论贫富贵贱、所有民众享受同等机会、传播公共教育、反对政府垄断、敦促权力下放、不再死死抱住贵族价值观不放、人的个体获得了新的地位、追求利己主义成为一种荣耀……[4]在这种叙述中,显然不见了当时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事实、不见了劳工对新兴资本主义的反抗(实际上舒德森的新闻史写作完全忽视了19世纪中期美国大量存在的劳工报刊),也不见了杰克逊们对奴隶制的顽固坚守以及对印第安人种族灭绝般地“迁移”历史。

    作为一个与东部辉格党人针锋相对的边疆开拓者,安德鲁·杰克逊及其追随者的政治观念远比“平等主义”和“民主”复杂得多。按照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的说法,正是与印第安人作战的共同任务,以及面对底层奴隶阶级和东部贵族这两个异己力量的现实,把美国西南地区各阶级的白人男性维系在一起,使社会上层产生了安德鲁·杰克逊这样众望所归的英雄人物。而这一阶层可以在种植业经济的论争中完全站在保守派一边,却同时成为全国民主运动的领袖,无须为前后态度矛盾而内疚。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类种植业上层表示绝对相信民众的判断时,将其斥为蛊惑人心者未免失之不公正”[5]。举例来说,安德鲁·杰克逊经济政策上最著名的反对国有银行的主张,非常类似今天部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指责金融业国家垄断的言辞,实际上根本不是出于对金融权贵独裁的抵制和对平等的要求,只不过是要为私人的债券投机打开大门罢了。要知道杰克逊登上政坛的坚强后盾就是美国西部的地产投机商和放债人[6]。由此看来,“杰克逊时代”的平等不过是美国西南种植园主、证券投机商与都市新兴资产阶级以“民主”为名联手对传统联邦主义发动的一场“哗变”而已。只是在自由主义的历史书写中这出喜剧和闹剧才成了“正剧”。

    更进一步来看,舒德森对“杰克逊时代”的赞颂实际上是将当代的自由主义观念投射到19世纪的结果。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曾经十分清楚地指出了舒德森式的理论错置,在《民主的不满》一书中,他提到:“杰克逊派对财富分配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的反对与公正关系不大,而与财富、权力的巨大集中对自治构成的威胁却有很大关系。辉格党人促进经济发展的理由,与提高生活标准或最大化消费关系不大,而与培育国民共同体以及增强联邦的纽带有很大关系”[7]。虽然桑德尔完全从政治理念角度展开的论述忽略了这两股力量的经济背景,但至少说明了他们的分歧并不存在于“民主”或“精英”的理念上,而主要存在于“自治”或“联邦”的理念上。实际上,20世纪末兴盛于美国各地的“民兵与爱国者运动”,即那些宗教、文化、种族方面的极端保守主义势力和美国地方的反全球化、反联邦主义力量才是杰克逊政治理念的真正继承者。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无政府主义、地方自治主义、反全球化意识与经济观念上极端放任主义奇怪地耦合在一起。

    在这里,我们可以稍作总结:以美国“便士报”为代表的现代市场新闻业的兴起,并非是拜“平等主义”和“民主”的政治气候所赐。美国现代商业媒体实际上是伴随新兴资产阶级异军突起而出现的一股都市文化力量,它所创造的,正是这群爆发户和投机商所需要的相对主义文化政治。而从市场化报业自身的发展来看,其存续的前提也是扳倒一座文化上的大山,那就是正当性政治,其中主要的是关于善和伦理的传统认同。否则,我们不能想象那些深入私人生活的膻色腥内容能够肆无忌惮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美国19世纪中后期野蛮商业化过程中的道德悲情剧确实也常常被小报演绎,但其出发点绝不是正面的道德塑造,而是专门发掘丑陋现实来摧毁公众的道德信仰,从而引发轰动效应。这一点与当今的都市媒体的社会新闻报道并无二致。报业宣称的党派中立,也并非来自什么伟大的职业理想,只不过是现代新闻人“消费真实”和“贩卖受众”的逻辑前提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市场新闻业天生就是另一种保守力量,用托克维尔的话说,这种消费意义上的平等和选择只能是一种“温柔的专制”。当然,一旦遇到复杂的政治经济纠葛,一旦受到细分市场和广告主的限制,一旦有反抗自由经济的力量威胁现有体制,市场化媒体会毫不犹豫地冲破中立的底线。

    然而,现代市场新闻业进入社会主流的后果还不仅仅是政治正当性的消散,它不但压制了传统伦理的卫道士,还同时排斥了激进的文化力量。詹姆斯•卡伦(James Curran)的著作《媒体与权力》给我们展现了自由主义媒体史从未触及的一段史实[8]。在英国,19世纪后半叶广告税和印花税被取消一直被视为一个媒体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是自由报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开端。然而,卡伦的研究指出,正是办报限制的解除使得原本发行量远远超过主流都市报刊的激进派劳工报纸迅速走向衰落。印花税的取消等于为资本力量大举进入报业打开了绿灯,而广告税取消则给小报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压力。都市商业报刊开始对印刷机器设备升级换代,并扩大经营规模。不断增长的办报运营成本和资金流动则有广告商埋单。这种状况最终拖垮了不能满足广告主需求的激进劳工报。

    这段史实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击碎了自由主义媒体史那种国家与市场相互对立的二元论叙事。卡伦的研究证明,19世纪中后期,英国传统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实际上有着近在眼前的共同威胁,那就是劳工运动及其强大的宣传攻势。传统贵族精英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对新兴商业力量做出了让步,将他们纳入统治集团,从而利用资本所构建的阻隔机制,成功地限制了激进民主力量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伦将报业税的取消这个被广泛认为开启了自由报业史的举措称作是“资本的自由”和一套“新兴的许可证体系”。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用民主和进步来理解现代市场新闻业的诞生就意味着用迷信来解释历史。

二、中国经验:现代新闻业的另类尝试

    “改革开放”后新闻学科重建以来,西方现代进步史学对新闻业发展的肯定性叙事在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构成了一套理解新闻业的固定模式。它甚至成了反思中国新闻业发展的“照妖镜”,不断试图在这个显得有些另类的社会中推广成形的西方市场新闻业体制。

    以研究中国新闻记者的各种文献为例,最流行的分析范式就是讨论国家、市场与新闻记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种思路中,“国家”、“政府”、“政党”等分析单元常常被看做是外在于社会公众,甚至与社会公众相对立的“威权力量”、“保守力量”、“传统力量”,而新闻从业者则幻化成“最广大人民”的代表,成了无可置疑的进步力量和威权压制下的弱小反抗者(草根)。新闻从业者“独立”、“自由”的信息传播活动所面临的若干限制成了印证这种对抗性二元关系的论据。与此同时,“市场”的力量则常被当做消解威权的有力手段。有了前面对舒德森理论的解析,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分析框架与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媒体史观是如此相似,它基本是关于西方现代市场新闻业那种肯定性叙事在中国社会的投射。这样的思路既缺少对文化政治复杂性的把握,也没有对社会结构,特别是都市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审慎考量,更忽视了市场逻辑所制造的保守立场,甚至是压制性能量。

    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创造的新闻实践范式一直有着十分鲜明的特色,提供了一条西方现代新闻业之外的另类方案,而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流新闻观念在对西方现代新闻业模式的顶礼膜拜中埋葬了二十世纪中国新闻人的独特遗产,也抑制了我们对新闻业社会角色的想象力。

    从中国近代新闻业产生伊始,中国都市新闻记者的文化意识就有着独特的个性,这种独特个性正是成就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位置和被动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产生和中国新闻记者的独特社会角色。

    首先,与19世纪的欧美新兴资产阶级文化反对传统权威的单一面向不同,近代伊始,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思想就蕴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脱离传统政治、文化和经济结构奔向现代化的理念;二是反抗殖民的民族解放意识。我们可以将这种思想构造称为“双重现代性”。支持商贸、意图发展科技和改造社会制度这些现代思想自然都是当时中国的新生观念。然而,人们往往会忽略“现代性精神”的另一面,即以新闻人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还具有强烈的反殖民意识。正如柯文在分析报人王韬的思想时所概括的,“从这种世界观念在近代中国刚刚出现的时候起,它就暗含着一种强烈的(有时是无声)向西方复仇的不满和义愤之情”[9]。作为近代最早的报人,王韬所提出的“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10],即学习先进科技文化,振兴中华,抵御外患正是这代知识分子传播实践的主要政治诉求。因此,与同时期美国新闻业反对党国垄断,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和文化相对性的“杰克逊主义”刚好相反,近代中国报人始终将构建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当做一项重要诉求。这种政治理念兼具反侵略和现代化的双重目标。正如浦嘉珉在描述这一时代新闻业者的职业志趣时所指出的,这些人感兴趣的“并不是‘所有适合印刷的新闻’,而仅仅是那些他们最为关心的,有关中国富强的内容”[11]。齐慕实也曾提到,“一方面,梁启超等人意在运用新闻媒介来吸引君主的注意,以求说服国家权力核心推动改良;另一方面,战后民族国家所面临的极端危急的状况也使得此时中国新闻业的传播内容相比西方更加严肃” [12]。

    由此可见,欧美早期大众化报刊与中国近代报业虽然基本处于一个时代,但是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诉求,这正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平衡特征。19世纪中期,基本完成了资本所需的现代化和殖民化使命后,欧美社会中国家力量开始隐藏在市场的幕后,这一隐身过程,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新闻媒体和知识界的文化创造。而此时,亟待解决国家建制促发现代化的中国,则面临构建现代政治组织的重大使命。从那时起的几代报人正是在文化上塑造国民认同的关键力量。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的记者同盟组织和共产党人的新闻实践。直到二十世纪末大量沿海都市媒体兴盛之前,与民族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一直是中国现代新闻人的正面宣称。

    其次,在19世纪欧美现代新闻业快速兴起的过程中,几乎都出现了都市知识分子与劳工群体分台唱戏的局面。一边是都市中职业新闻记者的商业报刊迅速发展;另一边则是劳工报刊先崛起再衰落的过程。然而在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出现了一种世界新闻史上极为少见的现象,即知识分子走向劳工,与社会底层相结合,共同创造新型新闻实践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詹姆斯·卡伦所使用的阶级分析范式在中国遇到了难题,因为“五四”以后中国新闻史中出现了新闻文化再造的现象,这段历史不简单是阶级对立和资本排斥的历史。众多都市新闻人非但不是以与劳工阶层对立的面目出现,甚至也不是要代表底层劳工,而是创造一个与中国大多数民众共同发声,融为一体的新型新闻业。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五四”之后《每周评论》和《新青年》等刊物的迅速转向上。尤其是《新青年》开始集中精力关注劳工问题,陈独秀此时已经将“新文化运动”在产业层面的目标指认为“令劳动者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地位”,在政治层面的目标指认为“要创造出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13]。1920年5月,《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不但介绍了欧美和日本的工人运动,而且集中刊登南京、山西、江苏、湖南、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工人生产和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与此同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产业工人集中的地区,出现了大量直接面向工人的报刊。这些都市知识分子主办的媒体不但注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沟通工人生产和运动的讯息,而且直接刊登工人自己的诗歌和文章。

    “五四”时期这种倡导知识分子与劳工相结合的新型新闻理念和实践一直延续到延安时期。此时的编辑和记者不但被要求走向基层去采访,还被要求到基层参加生产劳动,并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主管延安出版工作的博古曾经对即将奔赴基层蹲点驻村的记者讲:“要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请教的精神去接近群众……我们不是无冕之王,不是居高临下的社会舆论的指导者……我们要去发掘埋藏在群众生活中积极的东西”[14]。更引人注目的是当时共产党报刊普遍实行的通讯员制度,这一制度的思路是陆定一所说的“把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与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结合起来”[15]。1942年《解放日报》的通讯员已经有2000 多人,其中工农兵通讯员1100 多人。新华社到1945 年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拥有近3 万名通讯员。1948 年仅在华中解放区的新闻通讯员已经有4.6万多人,每月平均投稿约3 万篇[16]。从当时新闻人的观念来看,大量基层劳动者以通讯员方式参与新闻活动并不是出于扩大新闻线索来源的目的,而是一种打破职业分工边界,强调新闻大众化的努力。新闻人努力的方向不是代表大众观察,代表大众发声,而是为大众提供观察和发声的平台,与此同时成为大众中的一员。这种所谓“群众办报”的理念相比新闻专业主义显然在民主的意义上是更加进步的。它甚至也超越了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谓的“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的二分,成为塑造新型政治主体的一股重要力量。

    以上所总结的这些新闻人与社会底层相融合的新闻实践在建国后遇到了各种曲折和变革,并最终在市场新闻业大规模植入的过程中渐渐消散。一套源自西方的现代新闻规范逐渐成为中国记者的“目标”、“方向”和“正轨”。 如今,19世纪欧美新闻业的理念不仅看起来比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新闻理念更熟悉,而且已经在很大范围内转变成制度性的现实。国家在文化传播领域的放权,抽空了知识分子与底层之间的中介协调力量,这为掌握媒体资源的都市新闻人创造了依附资本力量和官僚力量的机遇,客观上造成了这一群体文化意识的整体转向。在经济和市场属性更被传媒行业看重的今天,新闻记者整体上正在转变为服务业的劳动力,而不再是创造新社会的政治主体,更有甚者,由于新闻生产中的“去政治化”逻辑,他们也不再是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

    从欧美和中国的经验来看,现代新闻业的产生和变革是无法规划的历史事件,是社会结构变动的结果。然而,当代我们对新闻业的主流认知,却是规范性的,即使是名为新闻史的写作,提供的也常常是一套反历史的驯化观念。我们用欧美现代市场新闻业的诞生和20世纪中国新闻人的独特经验来讨论“什么是现代新闻业”,目的并不是展现新闻业发展的历史,而是要展现一种认识新闻业,认识新闻记者的思路。今天,中国的新闻记者面对行业的种种痢病、面对社会的种种问题、面对全球化的各种危机,更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新闻文化和新闻实践,让我们从反思新闻业的历史,反思自身的社会角色和文化意识开始吧。

    [1] James Fenimore Cooper, The American Democrat, [M],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9, p. 183. 转引自【美】迈克尔·舒德森著,陈昌凤、常江译《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2] 【美】迈克尔·舒德森著,陈昌凤、常江译《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3] 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是美国第七任总统(1829年—1837年)。民主党创建者之一,杰克逊式民主因他而得名。在美国政治史上,1820年代与1830年代的第二党体系(Second Party System)以他为象征。

[4] 【美】迈克尔·舒德森著,陈昌凤、常江译《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5] 【美】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著《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8页。

[6] 同上,第55页。

[7] 【美】迈克尔·桑德尔著《民主的不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页。

[8] 【英】詹姆斯·卡伦著,史安斌、董关鹏译《媒体与权力》,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至134页。

[9] 【美】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166页。

[10] 王韬著《上潘伟如中丞》,见《弢园尺牍》,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206 页。

[11] Pusey, James R. Wu Han:Attacking the Present through the Past,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84- 85.

[12] Cheek, Timothy. 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 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 [M], Oxford [England]: Clarendon Press, 1997, p.17.

[13]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七卷,五号,1920年5月1日。

[14] 转引自,田方,“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工作者回忆录》,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工作者西安联谊会内部发行,2006年版,第98页。

[15] 陆定一著《陆定一新闻文选》,北京: 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 8至 9页。

[16] 朱联营,“延安时期中共新闻传播思想的创新实践及当代启示”,《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8月,第41至42页。
2012-11-09

 

 

 

“封建论”:是对概念的误植,

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兼评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

周建明

    内容提要:冯天瑜先生考证了中西历史上的“封建制”,认为20世纪以来指称中国自秦代以降为“封建社会”是概念的“误植”,导致“泛封建论”,从而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叙事的框架。笔者认为,“封建论”是革命理论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撇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而从“名实”的角度来辨析“封建论”,将导致历史虚无主义。

    关键词:封建论 革命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简介:周建明(1952——),经济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一书, 对20世纪以来学术界,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所指称中国传统社会为“封建社会”的概念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对封建概念的误植,认为这不仅是历史文化语义学的问题,而且封建概念的准确性问题关涉中国历史叙事的框架构筑。 从而对“封建”在中外历史上所存在形态、对封建概念进入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历史过程,如何出现“泛化封建论”,以及“得以推广、定型”进行了考证,并主张用“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的概念来取代“封建社会”所指称的中国传统社会,如果用一个核心概念,先后主张用“地主社会” 、“皇权社会” 来替代封建社会的概念。

     冯先生的论著出版以来,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先后有《“封建”名实问题讨论问题论文集》、《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 两本论文集出版。这些论文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讨论了“封建” 的名实问题、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封建观、如何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进行了讨论。但是,这些讨论还缺少一个维度。“封建论”进入中国,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认识中国社会和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产物。对中国社会定性为“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的基石之一,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围绕着反帝反封建这两个核心目标所展开的。因此,“封建论”是否是对中国社会的误读或对中国社会在概念上的误植,已不只是史学研究的学术是非问题,也必然涉及到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评价,即作为革命的理论,对中国是封建、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判断和推翻封建主义的目标是否正确。为此需要追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艰难的探索中,会选用“封建”这个概念来指称旧中国的历史与制度?这个概念的运用,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对革命性质认识的需要推动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与旨在解释世界的学者不同,革命党的目的是改造世界。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改造世界,首先依赖于革命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导,作为动员革命队伍的理论工具。所谓革命的理论,笔者认为应包括对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道路、革命的政策与策略等内容。作为革命的理论应具备这样三种功能:

1、以对国情和社会性质的准确判断为基础,明确地指出所进行革命的性质、目标、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
2、所提出的理论具有理论上的说服力,使能够革命者从中产生理想和信念;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生活体验,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动员他们组成革命大军的理论工具;
3、在革命过程中,能够有效地指导革命道路、进程、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形成。

    20世纪上半叶,革命形势已在内外交困的中国大地蔓延。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先后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展开。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和三民主义,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的皇权帝制的专制统治,但并未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定了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使命,但对在中国的条件下如何搞革命的理论则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摸索。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探索和建构过程中的产物。在这个理论形成之前,党内虽有人使用封建和半封建等概念来指称中国社会,但只是个人的观点,而并未成为具有共识的革命理论。

      对中国社会最早使用封建、半封建概念的是列宁。1912年7月15日,列宁在对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 一文的评论中,提出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判断。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既比较了欧美资产阶级走向没落,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充满朝气,也比较了与孙中山同样具有主观社会主义倾向的俄国民粹主义者不能认识反封建的目标而找不到出路,强调孙中山关于土地国有,地租归公的主张具有消灭封建剥削的意义,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纲领”时,对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行了论述:

     “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5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的独特形式——封建制度。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这是它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封建主,以皇帝为整个制度首脑的封建主政体和单个的封建主。”
紧接着,列宁评论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认为:

     “这个中国民主主义者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事实上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一切法律基础’的纲领,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

    需要说明的是,列宁当时之所以要提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是因为中国已经爆发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判断这场革命性质、意义的同时,列宁必须尽他的可能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作出判断。在这里,列宁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的看法,其依据主要是生产力——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封建主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进行剥削;上层建筑——以皇帝为首脑的封建政体这三个方面。应该说,列宁这里所指的封建制度,对应的是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形态”概念。之所以用社会形态的框架来看待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因为列宁关注的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和与之相关的俄国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态势,这就必须要从社会形态的高度来进行把握。而“封建制度”是列宁找到的指称中国社会形态的概念。

    冯天瑜先生把列宁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看作是“泛化封建观的‘祖义’”。 应该承认,列宁的这个判断对中国共产党人以后确实产生了影响。但是,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言,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简单地根据列宁的这个判断就能形成。没有自身对中国国情、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没有大革命失败和“左”右倾错误路线所造成挫折的教训,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中国化,中国共产党是无法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能成功指导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承认列宁观点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但把“封建论”看作是源于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需要,并且也成为了这个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考察其形成过程和所起的历史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对中国社会性质认识的形成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所发生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形成初步共识,并以后在延安进一步定型。对此,冯先生已有详细的引证和论述。 但冯先生以及以后关于“封建论” 的其他论文中都没有讨论的是,这场论战以及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产生出“封建论”的概念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之间的关系。

    诚如冯先生所引证的蔡和森、侯外庐的说法都证明了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性质成为困扰共产党人的头等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引发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直至1928年在苏联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斯大林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人才明确了目前所面临的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 明确了革命性质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才有了回过头来去重新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必要,这才引发了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这场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这场论战名义上聚焦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实质是要进一步解决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明白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最基本的根据。 从论战的内容来看,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对于中国已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的判断并无多大歧见,但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相应革命的性质则存在着分歧,由此影响到中国进行的是一场什么革命、怎样进行这场革命的判断。

     应该说冯天瑜先生已经看到了这场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是与要搞清楚中国革命性质这个根本问题之间的联系, 可惜的是他没有区分革命的理论,和作为一般史学学术理论之间的区别,而对“封建论”的考证、评价这场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和“封建”概念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只被放在“名与实”的学术维度上,并没有从革命理论的角度来看待“封建”概念进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当代社会话语的意义,因此就没能够作出全面的评价。

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选择了“封建论”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说到底是一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力图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性质的过程。当时主张“封建论”的许多学者,并不是不了解西欧封土封臣、领主采邑的封建社会、日本“封土建国”的封建社会和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封土封国、封爵建藩的社会,以及秦以后中国逐步实行了“废封建,立郡县”、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建立科举制等基本特征,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用“封建”这个概念指称传统的中国社会,也因此用“半封建”这个概念来指称当时的中国社会呢?

    从建构革命理论的需要来看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要建构革命的理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概括出一种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并用一个简明扼要的概念来指称这种社会的性质,以此为基础来形成可以指导革命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建构,如前我们对革命理论功能的界定,实际上是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其创新的意义在于科学地、全面地概括出了所要研究社会的基本特征,并赋予一种人们既能理解,也能接受的概念来予以指称。衡量这个概念成立与否更重要的,还不是定义上、逻辑上的严谨性与自洽性,而是看这个理论能否按照历史唯物论来说明本国的社会形态,能否在实践中承担起作为革命理论的历史使命。使用“封建”概念来指称中国社会的性质,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建构革命理论的需要。

    这可以用两个例子来予以说明。一个是郭沫若在论证中国是封建社会时,对“封建”概念的改造。另一个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建构。

    郭沫若在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中就主张用封建概念来指称战国以后的传统社会。在论述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时,郭沫若把“封建社会”概念本身作了改造,所指称的内容已不是西欧“封土封臣、领主采邑”和中国历史上“封土封国、封爵建藩”的封建社会,而是指称中国在自战国以降直至明清的整个社会形态:

    “现代的封建社会是由奴隶社会蜕化出来的阶段。生产者已经不再是奴隶,而是被解放了的农工。重要的生产工具,以农业而言,便是土地已正式分割,归为私有,而剥削者的地主阶层出现;在工商方面则是脱离了官家的豢养,而成立了行帮企业。建立在这阶层上面的国家是靠着地主和工商业者所献纳的税收所维持着的。这是我们现代所说的封建社会。”

     冯先生认为郭沫若的做法是把“封建”概念固有内容剔除,然后把秦汉至明清的社会特征概括出若干标准充作内涵,冠以“封建”之名。这样,“封建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中国历史的弘大叙事也因此相应发生巨变”。 “封建”一词不再指一种国体和政体,而是指包含农业自然经济、地主制、君主专制的社会制度。冯先生认为这种概念的改造是把封建概念泛化了。

    郭沫若之所以对“封建”这个概念作这样的重新解释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1929年所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即改造旧社会的需要。二是他要做的工作“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即用唯物史观来清算中国社会,由中国人自己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可见,郭沫若先生等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同样在于针对所要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用唯物史观来讲清中国社会的性质,为建构革命理论服务。

     而郭沫若等人之所以选择了“封建”概念来指称中国社会,是因为这个概念经重新解释后更易于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说明中国历史的、当下的社会性质,从而说明所要进行的这场革命的性质与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即便西欧、日本和中国古代都出现过不同的封建制,并不妨碍郭沫若等人在20世纪为解释中国社会的性质对“封建”概念作重新解释,来用于创建革命的理论。而对“封建”概念的重新解释是否合理与正确,已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名实”问题,而要看是否能恰如其分地从社会形态的角度解释中国社会性质,并承担起作为建构革命理论的核心概念,并经得起革命实践的检验。这是我们与冯先生的分歧之所在。

    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后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建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所要完成的革命必须进行的思想与理论建设。作为革命理论建构的代表作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所撰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正如毛泽东所说,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解,是认识中国革命一切问题的根据,从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选择 “封建”这个概念来指称中国社会是十分慎重和严谨的。对于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作了系统的的表述:

    “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由以下的各个主要特点造成的:

    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

    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

    三、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生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

    四、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构,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兵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

     中国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可以看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对中国作为封建社会性质的表达,有与列宁的观点相同的地方,但更为全面和准确,是系统地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的研究之后所作出的理论概括,是建立在脚踏实地地把握了中国的国情之后的理论抽象。

     根据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其主要特点,毛泽东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对内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革命的动力来自于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的民族资产阶级。这样的革命虽然其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从而,中国共产党建构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正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才进一步走向自觉。以后只经过十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就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作为革命理论的正确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已被历史所检验和证明。

     而“封建论”恰恰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

“反封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意义与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封建论”来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反封建”作为革命的目标。那么,“反封建”的目标究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首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使用封建概念来指称中国社会性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掌握上的一次飞跃。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的分析框架来认识中国国情,从而得出了比较系统的结论,核心是准确地概括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态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以及文化的特征,透彻地把握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从而成为指导革命的有力理论武器。这并不是照搬列宁、斯大林的教条主义的产物,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通过对中国的封建社会和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分析,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掌握和运用上大大前进了一步。

     其次,正基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判断,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找到了革命的领导阶级、主力军和同盟者,形成了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不同阶段所应采取的革命政策与策略,能够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先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新中国。

    最后,以“反封建”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能够被广大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所接受,特别是符合广大工农群众深受封建制度压迫的切身体验,成为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有力的理论工具,也是他们接受共产党领导、接受社会主义方向的思想基础。

    这场伟大的革命除了推翻了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外,在“反封建”的口号下,中国社会取得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只要略举一二,便可说明:

    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土地改革运动,共没收征收了约7亿亩的土地,分给了3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免除了农民过去交给地主的3000万吨的粮食地租,使占农业人口的60%-70%的农民受益。

    对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旧中国的工矿企业由封建把头把持的生产和管理,专事欺压工人并对工人实行超经济的盘剥,许多封建把头成为国民党反动政权在工矿企业中的社会基础。1950年开始从国营企业,以后发展到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矿山所进行的民主改革,废除封建把头制、侮辱工人的搜身制,清除了封建残余势力,把官僚资本企业改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私营企业改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私营企业的重要步骤,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婚姻和家庭关系的变革。1950年5月1日开始实行的《婚姻法》,以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权利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为目的,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彻底废除重婚、纳妾、童养媳、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借婚姻关系索取财务的旧婚姻制度。婚姻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婚姻制度和旧有家庭关系的根基,从根本上触动了旧的传统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在逐步建立新型家庭关系的同时,促进了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改变。

     此外,反封建的指向,在破除“神权”的迷信上, 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如果“封建”概念有名实问题,那么,是否有更好的概念来替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的“封建”概念呢?冯先生最初是建议用“地主社会” ,后来主张用“皇权社会” 的概念来代替 “封建社会”。不难设想, “地主社会”虽可扼要地表达中国固有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状况,但难以反映中国特有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关系。 “皇权社会”侧重于反映中国政体的特征,但不易清楚地表达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与文化特征。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之后,“皇权社会”更难表达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的封建性质。无论用“反地主”还是“反皇权”,都不能代替“反封建”能够清楚地说明革命的性质与任务,动员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从书斋走出来的概念,一旦放在革命理论的历史天平上加以检验,缺陷就明显地暴露出来。

    从革命理论的角度来看,封建社会或半封建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用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的、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进行的理论概括。这个概括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与中国人民的生活体验密切相连,且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所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而且大众化的体现。

    因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封建”概念走出史学书斋,成为革命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进入革命洪流。今天革命虽已成为历史,当“封建”概念重新走进史学,发生在中西古今“名实”问题上的歧义时,名实之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割断这个概念与革命理论的联系,以“名实”之辨掩盖亿万人民所经历的这场伟大革命。历史学理论本身的任务是准确地反映历史。如果不能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段伟大的历史,而只陷入中西古今的名实之辨,历史学的研究就有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

   作者联系方式: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手机:13311789795.电子邮件:jmzhou0276@126.com,

 

 

 


中国对外援助史

----外交部档案解密

建国初对蒙、朝、越的援助力度有多大?

    建国后最早的对外援助是在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大使吉雅泰刚到任,蒙古总理乔巴山就提出急需劳动力。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有困难,但中国并没有拒绝,答应日后考虑。1954年11月,副总理乌兰夫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56年8月,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

    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在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表示:中国将拿出大量的作战物资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军。5月15日,越南以断炊为由,恳请中国再支援1500吨至2000吨大米。

    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1953年3月13日,周恩来复电驻越南的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转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均可予以解决,即由军委总后勤部分批发货。12月,为协助越南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团,提供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弹药、通信设备、粮食、医药等,保证了此役大获全胜。

     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结束越南北部战争,中国继续援助越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2月,中越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援助越南修复铁路、恢复邮政电信、修复公路及航运、水利等议定书。

    1955年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率领下访华,提出援建煤矿、水泥厂、纱厂、发电厂等。中国政府派出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不顾本国大米供应紧张,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以及300吨面粉、5吨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还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这份清单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确实把越南当成了兄弟,无所不给。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对越援助大幅上升。1959年2月18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7份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人民币3亿元的长期贷款和1亿元的无偿援助。

萨马兰奇: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

    1950年代,除朝鲜和越南外,中国还援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1956年6月,中国与柬埔寨签订关于经济援助和实施经济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中国将在1956年和1957年,无偿赠予8亿柬元(折合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1956年10月,中国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经济援助协定……

    1956年12月12日,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毛泽东批示:筹划的两项,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财力有限,还是承接下来。坦赞铁路的施工条件极为艰苦,中方59人牺牲。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1958年底,中国援外工作总结披露:估计(我国援建的)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贵。援助蒙古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的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制造推迟了半年才完工。按协议,1958年中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的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优质钢材缺乏,未能及时满足朝方要求。

    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1950年至1960年6月底,中国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大部分给了越南、蒙古、朝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一五”计划中的援外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10。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1962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和老挝王国政府签订航空运输和修建公路协定,中国负责修建云南孟腊至老挝丰沙里的公路。至1978年5月底,中国先后派出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共七万余人,投入各种施工机械2250多台。如果将路基作业完成的3100多万石,筑成两米宽、三米高的石墙,可以环绕老挝一周。平均每公里公路造价为人民币31万余元,所有的修建费用都算作中国政府给予老挝王国政府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中国同时派出2.1万人的高炮部队担负老挝的防空任务。

    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à国家。12月周恩来访问马里时,提出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看作是单方面的恩赐,而认为援助是双方的。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援助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决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

    中苏翻脸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继续,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加剧,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中。面对国内外的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小范围几次谈了有关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以后,特别是“文革”中,王稼祥被视为提倡和主张“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者,受到严厉批判,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

周恩来: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

    中国对外援助的步伐越迈越大。

    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商,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64年6月,毛泽东对来访的越军总长说:我们两国两党要合作,共同对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7亿中国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可靠的战略后方。

    1965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援越运输领导小组,组长是总长罗瑞卿,负责统一处理有关援越事务。周恩来在越南最困难时,5次出访越南,尽量满足越方的要求,还经常主动帮助越南解决困难。1965年10月,应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共计32万人,最高年份高达17万人。1970年,中国军队奉命全部撤回国内,而1442位烈士的遗骸至今仍留在越南。

    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这年,中国还同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援外协议,总额度为74.25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一年的3.5%上升到5.1%。8月,越南北方发生特大水灾,危及数十万人。中国紧急调动飞机和火车,运送救灾物资到越南。9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

    1972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51.49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比1971年上升31.6%。11月26日,中越签订1973年中国对越南13项无偿援助的协定,援助价值21.07亿元人民币。

    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加上同其他国家签订的援助协定,1973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

    1974年中国又签署了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协定。

    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中国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械厂、高射机枪厂及枪厂的扩建等工程还在继续。9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访问中国,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中国向越南提供无息贷款协定和1976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般物资的议定书。

     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从1962年起,根据越方要求,中国提供各种旧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很多供应了越南,甚至从现役装备中抽调,而自己需要换装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却很少更换。1968年前,中国生产的63式电台3000余部,绝大多数支援了越南,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有的新武器生产不足,宁可自己缺编,先拿去支援越南。由于援越的野战输油管不够,中国推迟当时正在铺设的战备输油管线,将优质钢管运往越南。1968年6月,越南副总理范雄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1969年的援助,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中国已停止生产这种型号,把库存全部给了越南。1971年至1972年,越南更是把中国当成了免费武器库,提出要1000架飞机,3个营的红旗2号地空导弹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中国自己还没有这么多),警戒雷达两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两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这张清单完全超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大。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资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霍查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

    中国对外援助的另一个大户是阿尔巴尼亚。1949年11月,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建交。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赫鲁晓夫攻击中国,此后,中阿两国更有了“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关系。阿尔巴尼亚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苏联的援助,理所当然向中国伸手。霍查对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说,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9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1961年阿尔巴尼亚狮子大张口,3次派人来北京要钱要物,甚至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总理心情很不愉快。12月25日,周恩来对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由于我国连续遇到3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苏联过去答应的援助全部包下来,你们自力更生还是主要的。尽管如此,1962年1月13日,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政府签订了5项议定书。

    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中国还先后派出近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而阿方供应中国的如烟草、香烟、沥青等,中国并不需要。1969年,谢胡与到访的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东西。李先念问,你们拿我们这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还。

    不断伸手,不断得到满足,阿尔巴尼亚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思想。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不种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反过来卖给中国。中国援建了化肥厂,但阿方不放心中国的主机,提出要意大利的主机,结果意大利主机使用不长时间就坏了,又要中国用外汇买意大利的备件。优质钢材中国自己都极少,而阿方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电线杆,优质钢板铺厂房地面,甚至铺路。中国自己都舍不得用的高标号水泥,援助给阿,而阿方竟用来建烈士墓——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纪念碑。

    1970年8月,中阿的“政治恋情”降温。但阿尔巴尼亚仍厚着脸皮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阿尔巴尼亚又要求中国更多接受香烟、烟叶和成衣等,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需要的东西。

邓小平结束中阿畸形关系

    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鉴于阿已有一定的自力更生能力,中国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1976至1980年的贷款。7月30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阿尔巴尼亚很不满意,表示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给中国需要的原油、沥青。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霍查含沙射影攻击中国。如此这般,就不会再伸手了吧?但1975年6月,阿方又来中国要援助。7月3日,中阿签订长期无息贷款等议定书。

    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领域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结束中阿的畸形关系。1978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回专家。直到1983年,中阿两国才逐步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

超出国力的对外援助被逐步纠正

    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前几年我们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还清。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1965年3月,周恩来对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说:在我们“三五”计划期间,除已经提供的6000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1966年7月29日,中巴签订无偿军事援助议定书。仅此一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4笔无偿援助已达1.8亿元人民币。1968年12月26日,中国再次无偿援助巴基斯坦1亿元人民币。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四五”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要由原定的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不断向朝提供物资援助。新华社报道:1970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增加到140万吨。1972年中朝商定共同建设输油管,1974年2月破土动工,1976年1月输油管竣工,年输油能力为400万吨。

    197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支出的文件。我国对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一点。从1963年开始比例逐年提高,到1972年、1973年、1974年依次为6.7%、7.2%、6.3%,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中共中央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由“四五”时期的预计6.5%降至5%以内。对外援助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水平,大约平均每年50亿元人民币。

    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1970年代后,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70年代,我国先后同智利、秘鲁、牙买加、圭亚那等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1975年8月18日,中柬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协议规定,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价值6亿元人民币的一般物资和成套项目的无偿援助。1976年2月10日,签订中国向柬埔寨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协定,援助额折合人民币2.26亿元。

    1976年中国对外援助为30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7%,比上年降低1.2%。

    建国后,对外援助被当作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举措,越援越多。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要,还有些援助国伸手要外汇还债。1962年2月6日,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过:国际义务必须承担,现在我们承担的国际义务一天比一天重起来了。能做的做,不能做的要说清楚不能做或者以后做,不要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我们什么都行了。1967年8月,周恩来同马里代表谈话时说:如果拿我们的援助来满足法国的欲望,弥补财政赤字和贸易顺差,等于我们帮助你们重新回到殖民地(马里曾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独立),我们不能做这种事。

    考虑到越南战争发生了很大变化,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受援国的经济已有一定的基础,有的受援国的生活水平比中国还高,而要求中国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增多,需要统筹兼顾,同时中国国内建设也需要加强,1973年5月,周恩来在外事会议上说: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是力不从心,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今后只能是有重点地适当地进行对外援助。6月7日,周恩来就中国政府1974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事致函毛泽东等:这几年由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规模扩大,我国援助的物资和外汇也随着扩大。这次越方提了一个估计值为81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不切实际,我们也做不到。拟先定金额25亿元的援助计划,然后再分类计算。该项计划已同越南商定。毛泽东终于批准了修改后的方案。

    从1973年起,中国不顾国力的对外援助倾向逐步得到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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