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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仍然需要夯实基础

筑底中的中国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2年10月11日

目录

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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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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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益民:日本隐藏的经济实力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政治

(美)格雷厄姆:美国应接纳中国的崛起

(德)斯密特:令中国历史戛然而止的可能是战争

白益民:东亚领土纠纷不能忽视俄罗斯因素

曹溥公布薄熙来致重庆及全国人民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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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仍需夯实基础

----构筑底部的中国经济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21010

     一个令人难忘的中秋国庆长假过去了,中国式的假日显示出中国式的问题。出游人数高达7-8亿,相当于一个半欧洲人口、两倍多的美国人口大出动。其中出国游的人数也有上千万。韩国、台湾、泰国、欧美澳挤满的净是中国人。唯独去日本的中国游客减少了百分之八九十。

假日经济折射出中国的本相

    据统计,每个在澳大利亚和美国旅游的中国游客平均花销5万元,在法国花销3万元,在香港消费的数目却下降到五六千元。国内游的游客估计每人平均消费在2000元左右。如此看,一个8天的节假日,按7.5亿人来计算,按每人2000元消费计算,总共可产生1.5万亿元的消费拉动。加上其他人的假日吃喝、采购消费,一个国庆长假足可以产生2万亿元的GDP。数目也是很可观的。

    其实消费产生的GDP比投资和生产产生的GDP要来得容易得多。大家想一想,消费容易还是投资容易,或是生产容易?实际上消费要比生产和投资容易多了。你辛辛苦苦积累的储蓄要花起来,几天就花光了。而生产建设,虽然花钱不少,但行动起来要困难得多。

    所以,以前人们光抱怨中国人投资多,消费少,呼吁消费拉动,但落实到老百姓身上,哪个人敢随便花钱?其原因就在于此:国民没钱,不敢轻易消费!要是由着性陪着女朋友逛商店买衣服,一天花上个万八千不成问题。

    国庆假日期间,许多高速公路塞车堵车,旅游景点游客爆满,有人编了一首顺口溜,什么几十万人踏平鼓浪屿,上百万人挤满杭州西湖,十几万人排满北京八达岭长城,几百万人拥挤故宫。更有危险的,几万人待在华山上,下不来上不去。从来没有见过的旅游窘境困境在今年出现了。

    于是就有人总结经验,寻找问题的原因。说来说去都把原因归结到中国没有带薪休假上。据统计,在被调查的62个国家中,中国假期数量排在第59名,倒数第四。中国人的带薪假期和公共假期加起来仅有21天,而英国人以36天的假期名列第一。中国比发达国家雇员的休假天数少半个月。于是有人就认为,中国员工如果有了带薪休假,出游人流就不是如此集中,旅游景点就不会如此不堪重负。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有人回复我的微博说,中国的法定节假日只有11天,即元旦1天,春节3天,清明节1天,劳动节1天,端午节1天,中秋节1天,国庆节放假3天。加上少数人有探亲假,或许可以凑成21天。但对于大多数的打工者来说,根本就没有探亲假。所以大多数中国人的法定假期也就是十几天,比英国人要少二十多天。

    依我看,如果中国目前实行西方发达国家的休假标准,交通和旅游状况会更坏。这是因为中国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供给不足,而不是需求不足。即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不足,旅游景点供给不足。如果再放开更多的休假日,那么交通和旅游非成灾难不可。

    怎么办?还是从增大供给上下功夫。于是,我节日期间在微博写了这样一段话:“通过国庆节长假期间道路、景点爆满现象,我突然感到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以前我们总是认为供给满足需求就行了,实际上仅仅满足一般需求还不行,还要准备满足特殊的需求。譬如节假日期间,突发自然灾难时期......这样一想,就对我国这些年里大量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不那么反对了。像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再建设几十年也不过分。”

    微博发出之后,得到国家财政部研究所贾康所长的呼应和转发。看来同意我观点的只有政府官员学者。市场派的学者往往都是反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反对投资拉动的,但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作为一个穷国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的确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行事。

    假如中国也模仿西方将带薪休假的天数拉长到36天,那么中国一部份人每年的休息天数(加上双周星期天)将高达一百三十多天,也就是说一年365天里,三分之一多的时间都在休假。如果是一个银行职员,铁路职工,公司经理,他们每周的工作日平均也就四天。如果那个样子,很多服务业就没法搞了。并且,这么多人都有时间外出游玩,那中国的交通和旅游点又不知挤成什么样了。

    实际上,就目前中国的休假天数,能正常休上假的也是少数人,多数人都在拼命干活。且不说中国农民,根本就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那一说,就是城市中很多工人,都是在加班加点地干活。

    有个关于男人的压力话题引出一组颇为心酸的数字:40%多的人一年中根本不外出旅游,出外旅游一次的人数占24%,每年出游五到十次的人有1-2%。很多人几乎没有机会离开工作岗位,没有条件去旅游散心,甚至被生存压力压得透不过气来。旅游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奢侈品。

    大家可以想一想,只是占人口比例一半的人的出游就造成交通和旅游景点大面积的瘫痪,堵塞。如果将这个比例扩大到80%,或者100%,那么中国的旅游和交通不是灾难是什么?

    有消息报道说,9月30日至10月7日,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68422起,涉及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2164起,造成794人死亡,2473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1325万元。假如我国的基础设施更好一点,外出旅游交通条件更好一点,每年还能有这么多的死亡事故吗?所以,不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只盲目地增加假期,只能导致旅游业出现更多的压力与灾难。

    昨天我去理发,问那个理发的小伙子,国庆节都在干活吗?他说是。我说什么时候休息呢?他说休不休吧,过两天松快时就歇一天。还有昨天那个上我家里来修热水器的万家乐工人,以及今天到家里来清理抽油烟机的那个妇女,整个国庆节期间都在干活,一年到头根本就没有节假日,越是过节越是忙乎。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白领,蓝领,高层,下层,各色人等的种种表现。当那些富裕群体在海外一掷千金、疯狂旅游“扫货”采购的时候,当那些国内白领开着私家车拥堵在高速公路或旅游景点时,一大批蓝领群体、农村农民正在国内挥汗如雨,一分一厘地挣那点辛苦钱。在这个时候,某个保养得已经贵族化了的经济学家出来说上几句指点江山的言论,蒙的一大批人跟着高喊带薪休假,实在是高雅。

如何看待中国的基础设施投入

    其实这几年里我也质疑过四万亿刺激政策,反对过基础设施投资,但看到北京地铁里拥挤的状况,路面上拥堵的样子,又意识到基础设施确实供不应求。

    北京这些年在不停地建地铁,短短几年间地铁里程已经达到四百公里,但尽管这样,每天上班期间,地铁门口都要排成长队,限制流量,而地铁站内更是比肩接踵,车厢爆满。9月29日是双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北京地铁客流量再次刷新纪录,达到860万人次,超过了7月暑运时期的最高的客流纪录。

    再看高速公路,当家庭轿车以每年一千多万辆的速度增加之后,高速公路已经成了摆满车辆的城间公路,高峰时已经很难畅通无阻。今年中国的汽车产量和销量出现了减速,即使这样,中国的汽车产量和销量也雄踞世界第一,中国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汽车消费大国,但随之而来的将是停车问题和行车问题,城市停车场与生存场所争夺空间的矛盾日益严重,成了困扰城市建设的重要问题。

    9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拉迪沃斯托克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经济发展基础,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三天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出席2012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时,批驳了对2008年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俗称四万亿计划)不顾事实地歪曲和指责。

    然而在体制外,甚至体制内,却充斥着对加强基础设施投资的一片质疑声。9月17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在国际金融论坛2012学术报告会上发言,反对用投资拉动经济,并以高铁投资为例来加以佐证。

    吴敬琏反对高铁建设的理由是:“铁路现在的短板是货运,而不是客运。高铁是客运,把主要资源用来建设高铁是资源的误配。”然而吴先生可能忘记了这样一些关系,高铁虽然主要是客运专线,但是对货运也同样有帮助,传统的铁路是客运货运合一的,为了保证客车快速准点运行,货车经常要为客车让路,货运效率受到很大影响。建设高铁客运专线,把大量客流从原来的铁路上分流出来,也就为提高货运效率腾出了空间。

    还有人认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过剩,因此不应该再进行投资了。他们批评林毅夫先生说,“中国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再是发展的瓶颈,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过剩或超前现象”。林毅夫先生最近因为大力支持投资政策而招致了很多批评。但如果这些先生在上下班高峰期去挤一下北京或上海的地铁,估计就不会坚持自己的观点了。

基础设施衡量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水平

    温家宝总理9月11日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早已指出,不只是在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甚至在东部发达地区,也一样存在着基础设施落后的现象。但仍有许多学者认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有碍于产业升级,譬如有先生在《中国经济靠什么还能快速增长二十年》一文中指责林毅夫说,中国经济由于过度依赖投资,导致不可遏制地陷入下滑的境地以及产业低端。

    对此,我们应当明确地看到,中国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正是制造业水平提升的表现,正是为制造业服务的表现。没有过硬的基础设施,就没有强大的工业制造业。

    国庆节前夕,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建成,服役。这标志着中国工业化水平刚刚进入一个阶段和水平。一个国家要建造七八万吨级的航空母舰,没有过硬的硬件设施是不行的。重工业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大工业和大制造正在中国大地上呼之欲出。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中国的制造业已并非处在世界的最低端了,譬如,在国际贸易中可以显示出来,中国向俄罗斯和巴西出口的主要是制造业产品,而俄罗斯和巴西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矿产资源。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石油等矿产品,中国企业去俄罗斯投资建拖拉机厂和LED工厂。巴西向中国出口铁矿石,中国则向巴西出口40万吨级的运输矿石的巨型货轮。这一切都显示中国正在向世界更高的产业水平迈进。

    至于印度,一个动辄全国停电的国家其产业水平与中国相比只能望其项背。但中国的产业化和现代化仅仅是刚刚开始,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譬如电影产业可见一斑。目前中国大制造的影视大片很少,并不是中国人缺乏创作和构思,而是电影制作在大工业化方面还没有达到好莱坞的水平。

    从航空母舰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日本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拥有航空母舰了,而中国到今天才刚刚进入这一领域,前后时差长达八十年,我们的差距和落后不是一目了然吗?所以今天的中国,怎么建设都不过分。

    一些学者对中国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况以及相互关系并不了解,因此会得出加大投资会阻碍产业升级的结论。事实恰恰相反,依靠着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国的产业水平才有了长足的提高。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制造业产业建设相辅相成,今天才第一次被清晰地认识到。

    一些死搬教条或别有用心的学者总是不遗余力地散布反对意见,一位在美国耶鲁大学教书的教授一天到晚喋喋不休地指责中国经济过于依靠外需和投资拉动,今后应该加大消费的比例。这些既没做过工,也没务过农,又没在中国从过政,从家里到校门,又从校门到校门的学院派学者,除了照搬西方教条,咀嚼别人吃剩下的冷饭,毫无一点思想创新。

    实际上中国消费所占的比例一向被严重低估。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罗思不久前就撰文指出,在全球诸大经济体当中,近年来中国的消费增长是最快的。就国庆节期间中国人的两万多亿元的消费数额就可以明显看出。原建行行长郭树清早就撰文指出中国消费的问题。中国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供不应求,是消费得不到满足。譬如中国的房价连年不可遏止地上涨,其原因就是供不应求。不光房地产业,包括很多行业都是供不应求。如果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就根本不配当中国的经济学家。因此,在生产制造和生活消费的同时,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必不可少。

    这篇文章我用了一个“中国经济仍然需要夯实基础”题目,意思是不仅中国的经济建设要筑底,打造坚实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硬件,目前的中国经济运行也要筑底,即不再持续下滑,要寻找底部。那么,一年来不断降温的中国经济现在是否已经接近底部?今后能否构筑一个坚实的底部?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底部?现在已经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了。

PMI是否在构筑底部形态

    2012年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8%,比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接近临界点,为2012年5月以来连续4个月回落后的首次回升。发布方称,主要分项指数当中,只有个别指数略有下降,多数指数均不同程度回升,尤其是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等主要先行指数回升明显,显示国家稳增长的政策措施效应逐渐显现,经济运行逐渐筑底趋稳,为四季度经济稳定增长奠定了较好基础。

    国庆节前,有香港记者采访我,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指数的反弹回升。我说看来是自春天以来实施的促增长措施发挥作用了。

    (图略)

    注:采购经理指数(PMI),是通过对企业采购经理的月度调查结果统计汇总、编制而成的指数,它涵盖了企业采购、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是国际上通用的监测宏观经济走势的先行性指数之一,具有较强的预测、预警作用。PMI通常以50%作为经济强弱的分界点,PMI高于50%时,反映制造业经济扩张;低于50%,则反映制造业经济收缩。

    2012年9月,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3升2降。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PMI为50.2%,比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重回临界点以上;中型和小型企业PMI分别为49.8%和46.7%,比上月下降0.1和1.0个百分点。小型企业景气看来最差。

    生产指数为51.3%,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以上,表明制造业生产继续保持增长,增速略有加快。

    新订单指数为49.8%,比上月回升1.1个百分点,接近临界点,是本月拉动PMI回升的主要动力,表明制造业来自客户的产品订货量降幅明显收窄。

    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7%,比上月回升1.9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原材料库存继续减少,但降幅明显收窄。

    从业人员指数为48.9%,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下,表明制造业企业用工量持续减少。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49.5%,比上月下降0.5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原材料供应商供货时间与上月相比有所放慢。

    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为51.0%,比上月大幅上升4.9个百分点,在连续4个月低于临界点后,本月重新回到50%以上,表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整体水平由降转升,企业原材料采购成本有所加大。

中国制造业PMI分类指数

(经季节调整) 单位:%

 

PMI

 

生产

新订单

原材料

库存

从业人员

供应商配送时间

20121

50.5

53.6

50.4

49.7

47.1

49.7

20122

51.0

53.8

51.0

48.8

49.5

50.3

20123

53.1

55.2

55.1

49.5

51.0

48.9

20124

53.3

57.2

54.5

48.5

51.0

49.6

20125

50.4

52.9

49.8

45.1

50.5

49.0

20126

50.2

52.0

49.2

48.2

49.7

49.1

20127

50.1

51.8

49.0

48.5

49.5

49.0

20128

49.2

50.9

48.7

45.1

49.1

50.0

20129

49.8

51.3

49.8

47.0

48.9

49.5

 

    搞经济研究和预测者不能不尊重数字,通过以上数字,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中国经济正在触底,至于说能不能回升,何时回升,现在还难以断定,但摸清底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底部,什么叫经济运行的底部?我认为底部就是维持一个国家生存的最基本的经济需求。这个底部是可以测算出来的。根据人口,生活水平,中国可以测算出维持这个国家基本的能量,即需要消耗多少电力,多少运力,多少能源,以及多少many。

从发电量来看中国经济的运行

    发电量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晴雨表,经济学者们往往从发电量上来寻找信心,判断经济运行实情。

    从近几年中国的电力生产看,中国经济的确是在不断增长。今年最新的用电量数字是, 8月份我国发电量为4,3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1-8月同比增长3.8%。

    从个别地区看,9月30日到10月7日中秋国庆期间,中电投江苏常熟发电有限公司累计发电15741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7761.42万千瓦时多发7980万千瓦时,增长100%多,创该公司历年同期最高值。

    2011年9月份全国发电量386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5%。今年9月的发电量如果达到4,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也要高于11%。
从下图可以看出,中国的发电量每年都在稳步增长。

     2008--2011年各产业用电量占比

全社会用电量(亿千瓦时)

按用电结构分

第一产业

占比

第二产业

占比

其中:重工业

占比

第三产业

占比

2011

46928

1015

2.2%

35185

75.0%

28803

61.4%

5082

10.8%

2010

41923

984

2.3%

31318

74.7%

25699

61.3%

4497

10.7%

2009

36587

948

2.6%

27125

74.1%

22132

60.5%

3946

10.8%

2008

34268

879

2.6%

25863

75.5%

20984

61.2%

3493

10.2%

 注:图表引自张龙的文章:《浅谈宏观经济与用电量的关系》,http://www.dajunzk.com/dianliangyanjiu.htm

 

    从以上图标看,我国发电量和用电量每年都在稳步增长,增幅都在10%以上。2008年全社会的用电量还是3.4万亿度,2011年增长到4.7万亿度。今年估计可达到5万亿度。

    用电量显示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和基本需求。美国一直是用电量大国,但2011年后被我国超过,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发电和用电大国。

    2011年中国净发电量总额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净发电量是发电量减去电厂自用电因而更能反映经济生产的运行情况),超过美国的年净发电量4.1万亿千瓦时,跃居世界第一位,并且与美国呈现出两种趋势,美国的发电量是不增反降,中国是连续上涨。

    1981年,美国的净发电量为2.3万亿千瓦时,2001年增长到3.7万亿千瓦时,之后,便在4万亿千瓦时左右徘徊。2009年金融危机时还出现了净发电量的明显下降。而中国在1981年时,净发电量仅有0.3万亿千瓦时,2001年增长到1.5万亿千瓦时,2011年攀升到4.47万亿千瓦时。2011年是1981年的15倍。30年间增长了15倍。

    净发电量的高速增长显示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尽管从总体规模上超过了美国,但从人均数字看,中国还比美国低得多。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和一个3亿人口的国家发电和用电量差不多,那么从人均角度看,中国人的用电量大约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

    中国的发电量今后能否保持10%以上的连续增长,成了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由于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拿不到9月份的数字,所以还难以断定第四季度用电量是否出现下降的趋势。以8月份和7月份的数字看,8月份,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全月发电量4444.92亿千瓦时,日均发电143.38亿千瓦时。7月份,全月发电4536.85亿千瓦时,日均发电146.35亿千瓦时。通过对比可以发现,8月份月发电量、日均发电量、日最大负荷、日均最大负荷较7月份环比均有所下降。

    初步测算,1-8月工业用电量增速下降拉动全社会用电量增速下降6.3个百分点,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回落的影响占92.5%。其中,化工、建材、黑色、有色四大高耗能行业拉动全社会用电量增速下降3.42个百分点,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回落的影响占50.22%。

    由于各地经济运营情况不一样,各地用电需求也不一样。新疆、贵州、安徽和云南等省区用电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32%、14%、12%和12%。宁夏、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当月用电量呈现负增长,增速分别为-5%、-3%、-3%、-1.6%、-0.48%。

    估计2012年全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5 .1万亿千瓦时左右,同比增长在7%左右。

    总起来说,中国电力的高速增长可能出现阶段性的放缓。2011年中国的GDP为7.3万亿美元,美国的GDP为15万亿美元。中国以美国一半的GDP,消耗着高于美国的净发电量,凸显了中国单位GDP高能耗的现实以及中国偏实体经济、偏产能制造的经济结构。如果这种经济结构持续下去,如果在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中国可能需要消耗约2倍于美国的电量,这种能源成本也是十分巨大的。

    从产业用电看,2011年我国第二产业用电量占总体用电量的75%,第三产业用电和居民用电累计分别只占10.8%和12.0%。而美国近年来的工业用电量一般只占其总用电量的25%,第三产业用电和居民用电都比工业用电量大。中美两国相差悬殊的用电结构清楚地说明了中美两国经济的差异:美国的实体经济比重低,虚拟经济比重高,而中国经济还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中国经济质量的问题亟需思考。

寻找底部

    上个月那篇文章里,我用了一张图表显示今年我国货运量下降的状态,但今年的发电量却没有负增长,只是增幅放缓。这两个重要指标都在显示中国经济正在寻找底部。如果今年第四季度,各项经济指标都能稳定到一个指标上而不再下降,那么中国经济就找到底部了。

    国庆节后沪市一举突破2100点。2000点是不是今年的底部?2000点能不能在今年被击穿?现在正在考验着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实力。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d(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in chun<C.Lin@lse.ac.uk>;d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0月12日 10:16 (星期五)

中国式拥堵vs法国式拥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历史学博士 刘学伟

2012-10-11

    今年中秋国庆黄金周已经落下帷幕,但是黄金周引起的热议话题——高速路和景区的“中国式拥堵”的话题还在继续。

    在这次关于“中国式拥堵”的大讨论中,笔者非常欣慰地发现:还好,我们的自由派没有把长假的拥堵症结归因于制度和贪腐。具体如何解决“中国式拥堵”,各路人才都在谏言献策,笔者主要想从笔者所体验到的“法国式拥堵”来进行些讨论。

    笔者居住的地方在法国的巴黎郊区。这里是世界最著名旅游区,对于西方大城市的常年拥堵和节假日格外拥堵有长期的体会。

    巴黎市区的人口约为226万,大巴黎包括郊区约800万人口。围绕巴黎,有完整的像腰带一样围绕小巴黎的一环高速路;基本完整的,平均据巴黎10公里的二环高速路(A86);和还缺了大约一半路段的,平均距巴黎30公里的三环(A105)。

    巴黎是欧洲大陆第一大城市,其长期的拥堵自不在话下。笔者居住巴黎东郊,距一环线15公里。如果在周末或深夜车流有限时,开车到一环只要10分钟。但每天早晚上下班高峰时(7-10点和17-20点),开这同样一段路平均需时40分钟。特别拥堵时则要1到1.5个小时。应对的最良方,第一是使用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前提是没有重物需要携带。第二就是错峰早行或晚行。

    其实巴黎市政府多年以来,一直在执行一个减少巴黎市区停车位,和拓宽公车专用道,相应的自然是压缩私家车道的措施,有意识地制造私家车在巴黎使用的困难,以引导大家尽量使用公交系统。

    不过,巴黎倒没有使用单双限号等措施解决拥堵。说到底,巴黎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城市,数十年来,人口变化很小,因此交通流量并没有中国式的年年飙升,交通状况也就不会有中国式的每况愈下。

    说到假期度假引起的交通流量高峰,法国其实也就做了一件事,就是提前安民告示。把预计拥堵的时段分为红、橘、绿三等,个别时候还会有最高等级的黑色预警,通过媒体广为公布,提醒大家尽量错峰出行。即或如此,高峰来临时,整个法国拥堵数百公里也是常事。大家预先知情,而且年年如此,习以为常,自然情绪比较平和,不会怒骂连天。堵个顶多数小时,当天之内,终究还是到得了目的地。

    须知法国纵横不过一千公里。一天之内,驾车从任何一处到任何另一处,都足够。

    法国是一个成熟的发达国家,各个方面,包括产能,包括城乡人口分布等,说得好听,都很稳定,说得不好听,都是长期的停滞不前。高速和普通公路网,或城市的整体面貌也是一样,根本看不到中国式的到处大兴土木,几年不去一座城市就面目全非的状况。比如我居住的那个巴黎郊区城镇,20年来,建筑面积也就增加了20%左右。一个公共汽车总站就造了三年,还远未完工。

    你信不信?巴黎人口最多的时代是上世纪1918-1940年代,人口规模达290万。以后人口持续缓慢减少。到1999年减至212.5万。此后才开始恢复缓慢增长,一年才不过增长万把人。

    我们再说法国的餐饮旅游设施。法国是世界第一旅游大国。每年入境的外国游客,多过法国总人口。但法国有足够的旅游设施,接待这所有的游客。到了旅游的最旺季,顶多游客要到数十公里外的郊区留宿。餐厅则从未爆满,排队是相当的例外。只有埃菲尔铁塔等屈指可数的最热门景点最热门时段可能排队到2-3个小时。最根本的是,所有的景点都进入稳定或温和增长的状态。笔者在法国居住已近三十年,那百万人空巷,通衢大道水泄不通只见过一次,就是1998年齐达内率领法国足球队以三比零战胜巴西后,法国人在香榭丽舍大道狂欢24小时。

    就在上周末,笔者到巴黎凡尔赛门去参观“汽车博览会”,10个馆,超过十万平方米的展厅,也是人流汹汹。个别展厅(比如德国的)也是达到只能看见后脑勺的中国式拥挤水平。只是报上说,看的人多而买的人少,绝大多数人如我等也就是来开开眼界而已。

    说来说去,中国年年出现的各种奇迹,几乎都是发展过速惹的祸。一旦发展过速,自然不可能处处均衡。以长跑为例,万人马拉松的奔跑情形永远是有先有后,不可能均衡,而当下的中国可是有13亿人在参加这个已经持续了34年的狂奔!而且中国几乎遇到的每一个奇迹都是前所未历,如何能够解决,都得摸索试探。西方发展在前,我们当然有许多东西可以借鉴。比如如何造高速公路,以及高速公路的管理办法。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独特国情,比如疆域那么大,人口那么稠密,西方就没有,合适的管理办法自然也就不是都可以抄来的。

    说去说来,在当今这个普遍萧条之世,在任何一个还算大的方面的发展,用得上“爆棚”、“井喷”一类词的地方,大概也就只剩下中国了。

    当然,为了解决拥堵,除了那个必然耗资巨大的广修更多高速路的主意外,笔者建议是否可在所有的高速路和一级国道上广设摄像头,把拥堵信息集中到一起,然后据此向现在已经广为流行的GPS导航系统提供充分实时车流量信息,让大量驾车人适时科学选取备用绕行路线,以提高车速,避开拥堵。这个办法的费用肯定比造更多的高速路不知便宜多少,而且还可以给广泛绕行公路沿线带来巨大商机,以及提供比如追寻犯罪车辆之类的附带效益。

    最后笔者想用一个比较长的比喻来结束本文对“中国式拥堵”和“法国式拥堵”的讨论。

    当下的中国,就像一对刚刚开始恋爱的男女青年,浑身精力过剩,要找地方发泄。恰好的是,他们有太多的地方发泄精力。比如他们还需要结婚成家,养育孩子。他们还需要买房买车。他们还需要为自己创建一份称心如意的事业。他们还缺很多的东西:比如孩子还未出世,将来能否养育成才纯属未定之天。比如房地基刚买下,那个建房子的工程真的很浩大,花园里还只能是一片狼藉。比如事业刚起步,将来能发展到什么规模,还有待极多的努力。

    而当下的西方,则像一对年逾70的老年夫妇。他们曾经有过辉煌的岁月,积攒下了相当丰厚的财产,儿女也都养育成人,分家另过。现在老两口住着偌大的房子,却没有人气,房屋的修缮即缺人力,也缺心情。后花园的泳池已经多年干涸,无人使用。委托给经理人的生意现在也遭到后来者的竞争,日显艰难。后人在安乐窝中长大,已经不习惯辛勤劳作,不愿意接掌生意。给他们的遗产,日见消耗,那坐吃山空的警讯,不断响起。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中国式拥堵”,依笔者看,那不过是青年脸上的青春痘,不消几年就会消失无踪。待到那满脸络腮胡须长出来,他就会是一个能顶天立地的堂堂男子汉。

 

 

国庆大堵车的经济观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 香港大学教授  张五常

2012-10-10

拥堵国庆黄金周经济公路过路费

    国庆年年有,今年格外奇。事缘北京的朋友发明大假八日收费公路一律免费这项玩意,导致的交通大堵塞令人叹为观止。西方的朋友来邮问究竟,我说有人要证明老人家发明的价格管制导致租值消散这个论点是对的。可惜对过了头,公路的租值不仅下降为零,而且出现了负值的情况。老人家当年写价管理论时可没有想到,汽车上了公路,出现了长达十多个小时的堵塞,不是直升飞机,无从退出,租值怎么不会下降为负值呢?

    一位同学问:茅于轼老师在网上说公路应该收费,给愤青们骂个半死,怎会有那么多的蠢愤青呀?我回应:愤青不是蠢,而是聪明,因为他们没有驾车驶上免费的公路去。我也聪明,没有在这次繁忙节日光顾免费公路,在智商上跟愤青小友们打个平手。

茅于轼在微博中发表高速免费的看法

    几位也没有中计的同学要求我分析公路免费导致拥挤堵塞这个话题,我要想两天才敢动笔──非浅学问也。其实理论与概念皆浅,困难是要用出变化才有可观。把浅理论用出多变化是深学问,难度高,同学们要用心跟进了。

    先假设公路毫无成本:土地与建造皆没有成本,管理费用是零。在这样的局限下,没有拥挤,争取社会的最高利益公路的使用不应该收费。这支持着霍特林、萨缪尔森、阿罗等大师的关于共用品的观点,即是支持着他们说的边际成本是零则不应该收费的看法。可惜他们没有指出那不可或缺的所有成本是零这个假设,虽属天才,但对经济概念掌握不足就降了一等。

    这里的问题是虽然公路本身的成本假设是零,但拥挤出现,就变作剑桥大师庇古提出的公路例子: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出现了分离,无效率,有经济浪费,也即是老人家说的租值消散会出现。这是因为一个使用公路的人只管自己的行车利益,不会顾及干扰着他人的损害。速度不论,拥挤到某一点约束车辆的数量是需要的。这约束的方法有多种,而我说过多次,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约束竞争的准则是市价。

    不是凡有车辆拥挤就要用收费的方法来约束车辆数量的。一辆车驶上公路,其时间的节省是该车主的利益,而因为该车的参与导致其他车辆缓慢下来是社会的损失。在边际上──要注意是说在边际上──一辆车参进的利益要与因为该车参进而使其他受到不利影响的车辆的损害看齐,才能达到整体利益最高的均衡,也即是说达到公路使用的整体最高租值。详尽的解释可见于老人家一九七八年在伦敦经济事务学社出版的《公损之谜》(The Myth of Social Cost)。

    从社会整体的利益看,如果公路没有成本,没有拥挤不应该收费。拥挤到某一点——增加一辆车的边际私人利益开始低于其他车辆加起来受到的边际损害——应该收费,务求稳定着这前后二者相等的均衡。开始收费时公路的车辆会是不少的,因为有拥挤出现了。

黄金周期间拥堵的高速公路

    当然,愈是拥挤,每辆车收取的路费要愈高。这是因为拥挤的上升反映着需求增加,使用公路的边际利益或边际用值增加,而拥挤增加其他车辆受到的边际损害也因而增加了。所有车辆使用同一段路付同样的路费,所有参与者的边际用值会相等。另一方面,如果路费能使这边际用值与边际损害达到看齐的均衡,公路的总租值会是最高的。在实践上,决定这路费的人不需要知道什么边际不边际。他只要懂得调校路费几次,找到近于最高总收入的,上述的两个边际价值就近于相等了。

    问题是,车辆的拥挤常有变动,社会的理想效果因而需要公路的收费不断变动:拥挤增加收费上升,拥挤减少收费下降。交易费用的存在增加了这收费调校的困难,而讯息费用的存在可使收费的不断调整引起混乱。繁忙时间收费增加不罕见,但频频调校很困难。一九八四年,香港财政司彭励治和我考虑过繁忙时间海底隧道增加收费,商讨后大家不敢赌这一手,因为恐怕争先恐后的行为会引起混乱。今天的电子科技远为发达了,不知有没有天才能想出好主意。

    现在转到公路成本高昂的讨论了——同学们要不要先想一下成本高昂的分析才读下去呢﹖假设地价与公路的建造成本皆高,但没有管理的费用。如果公路毫无拥挤,从社会的利益看,这公路应否收取路费呢?我赌同学答不出,因为答案起码有四个。

    第一个答案,是公路花巨资建成后,覆水难收,历史成本不是成本,所以没有拥挤不应该收费。第二个答案是虽然建造费用再不是成本,但除非公路建在沙漠地带,土地一般有其他用途,成本也,公路毫不拥挤,不收费可能比不上拆除公路把土地转作其他用途。其三是公路建好后,不拥挤不收费,有谁还会再建公路呢?不要忘记,今天神州大地的高速公路满布,主要是一律收费的结果——一望无涯地见不到一辆车的情况也收费。其四是如果指明要有拥挤才能收费,建造出来的公路会是很窄的——私人投资如是,政府下注也如是,是要有拥挤保障的选择也。当然,这里的分析,是漠视了公路的建造会带起好些地区的地价上升,也会导致某些地区的地价下降。也当然,只要有某程度的拥挤,公路本身有没有成本,收费的经济准则一样:争取租值极大化与社会利益极大化没有冲突,使用公路的人的边际利益或用值要与其他车辆因为拥挤而导致的损害的边际总和相等。

    如果有建造成本的公路毫不拥挤也收费,好叫鼓励多建造,或今天不挤明天挤,不挤时先收费可以减轻明天的收费财政,那么毫不拥挤所收的路费可不是什么边际对边际,而是同学们一律学过的需求弹性系数等于一的老生常谈了。

    只要交易或讯息费用够低,我不认为政府策划投资与私人策划投资有多少分别。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有些事项政府处理的成本较低,有些事项市场处理的成本较低,是不难理解的正确看法。我从中国的发展中学得很多。自开放改革以还,北京上头与下头的地方政府的选择大致上做得对。要不然,中国不会出现举世哗然的经济奇迹。可惜这几年乱了阵脚,频频出错。

    局限不同,效果有别。是好是坏不论,今天满布神州的高速公路只不过是十多年前才开始大兴土木的。如果土地的所有权属私有,加上要通过民主投票作决定,五十年不可能建造那么多。如果加上不收路费,一百年能建造那么多算是奇迹了。

    报道说,北京这次推出大假八天公路一律免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统计分析的。这使老人家对前文提及的香港财政司郭伯伟昔日反对看统计数字有较为深入的体会。需要政府策划的事项不能不看数字,但这策划之后放手交给市场,还依靠数字作干预是大忌。这次公路免费算错了数是小事,什么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的数量算错会是远为严重的。或然率说会错,问题是大错还是小错罢了。

    一位同学说内地有几位经济学者分析这次因为公路免费,虽然带来大堵塞,其效果是人民的消费大幅上升了,对社会有利。这种经济分析老人家没有学过,想来是从凯恩斯学派演变出来的一个新品种。同学们可从老人家教过的需求定律推出这消费上升给社会带来的浪费吗?昔日牛顿穿上铁鞋知道地心吸力有轻重之别。今天老人家在街头巷尾走一转会感受到经济的沙石如何。感受上,这几年中国的经济运作是多了沙石,发展的节奏是转变了。是专业与数十年操作带来的感受,用不着拜郭伯伟为师吧。

 

 



发件人:声俊陆<shengjunlu1@yahoo.com.cn>;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09 月29日 15:52 (星期六)附 件:4个(1刊:儒教郵刊 讀經通訊42,周易學訊

“小人”一词在古代的准确概念

----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达生

    小人在今天看来是个贬义词,但在古代主要是指社会身份低下的人。《论语》中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清楚地道出小人的概念。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篇”)

    子贡问:“怎样做一个士”?孔子回答说:“自己修行上进,以落后为羞耻。出使于四方,能够完成君王拜托的使命,这样的人可以称谓士”。子贡又问:“差一点的士呢”?孔子回答说:“家乡父老称赞他孝顺老人,乡亲们称赞他友爱兄弟”。

    子贡再问:“第三等的士呢”?孔子回答说:“说到必然做到。做到必然出效益,实力强硬,很有办法的真小人。”子贡还问:“现在执政当权的人怎么样?”孔子说:“唉!这些戴着君子头衔、混吃混喝的无赖,又何必谈论他们呢?”

    孔子把“言必信,行必果”的小人,归类到世人敬仰的“士”的行列,尽管是第三等,足以证明孔子心目中小人的性质和形象。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小人绝对不是坏人,没有半点贬义的意思,而且是令人尊敬的“士”,尽管是第三等的士,毕竟也是士。

    言必信,行必果,需要有两个条件:一、人品上诚实,说话算数,不打妄语;二、具有实力,有能力,有办法,兑现自己所作的承诺。这两点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需要的美德,人人都应该努力追求,尽力做到。国家应该大力提倡,形成社会氛围。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这是之所以谓人的起码条件。

    总之,小人也是说话算话的人。这就明显地看出,在古代,小人是指普通老百姓,区别于高贵身份的贵族们。古代的小人并非今天意义上的小人。小人就是地位和身份低下一点的人,并非今天人们理解的人格低卑的坏人。

    注解:硁硁,形容一个人见识浅薄又非常固执的样子。硁硁之节即浅见固执的节操,硁硁之态即浅见固执的样子。

   (《读经通讯》由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和经典教育促进委员会出版,欢迎转发与投稿:kongfuzi@confucianism.org.my。)

 

 

毁灭农耕文明,是历史的倒退!

刘羡冰

2012/8/12

内蒙行之五 刊于9/7《澳门日报》副刊

    历史纪念馆是教育基地,应从文明发展史的脉络提取教益。成吉思汗陵园展览馆中《永远的成吉思汗—260米蒙古历史长卷》,是史实的形象呈现,其中札木合战胜铁木真,以铁锅烹煮战俘的恐怖,就是活教材!札木合过份残暴不得人心,部下纷纷投奔铁木真。可惜铁木真却没从中得到教训。

    西方科学家研究,十二三世纪天气变暖,草原受旱,为了生存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他们既无意识也不懂得管理城市,只争夺草原,因而抢掠后屠村、屠城、屠族!留下一片焦土和深重的灾难。游牧民族毁灭农耕文明,是历史的倒退!

    伊斯兰著名历史学家伊本‧阿希尔(1160-1233年)曾在地中海抗击十字军,对欧洲人早已深恶痛绝,后来他评价“与蒙古人相比,欧洲人的恶行只是小巫见大巫,蒙古大军带来的灾难要沉重得多。它使我感到恐怖和恶心”。

    成吉思汗正在西南亚肆虐时,像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药,他特召见道教真人丘处机,三天密谈,真人向他提出禁杀、爱民、敬天、少猎和孝道的忠告。可惜直到去世他都没有接受劝谏。

    1227年在狩猎中,坐骑为野马群所惊,堕下重伤引发旧患发高烧而死。临终留下联宋灭金的策略,更嘱秘不发丧,“等夏王主来降时执杀之,并屠其城民”。那刚好是西夏王李睍要求宽限一个月出城投降的六月。

    要杀绝来降的国主和平民!绝非生存逻辑。托马斯‧爱尔森教授主攻早期蒙古史,他评成吉思汗:“冷漠自私的性格和残忍果决的处事能力”,“不能轻易容忍任何冒犯”。有史实根据,客观公允。

 

 


中文真的遏制“深层创造力”吗?

李家真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中文网相继刊发了“汉字阻碍创造力”以及“难写的汉字”两篇报道。作为一个多年学习英语的中国人,我觉得报道当中有不少发人深省的新颖观点,同时又觉得,文中的说法与我的体会和认识颇有不同。

    四岁之前,我已经认得《参考消息》上的大部分汉字,不是因为我喜欢这张报纸,是因为父亲用它来充当教我识字的工具。

    既然如此,我当然不会有中文难学的感觉。我并不觉得自己天资特别聪颖,只不过,众人皆知,童年的记忆力格外强大,何况我生于斯长于斯,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我依稀记得,那时满街都有大字报,虽然荒诞,却也是学习新字和巩固成果的好材料。父亲一只手牵着我、一只手把大字报上的字指给我认的情景,是一份永远的记忆。

    当然,认得许多字不等于掌握了中文,就跟背下字母表不等于掌握了英语一样。真正掌握中文,需要长期的实践和深刻的思索,需要知道单字的所有意义、字词蕴含的文化背景、偏旁部首的意义、字与字之间的联系、字词组合的可能性和限制、习用词汇的流变乃至字形的流变,如此等等。身为中国人,努力学习了三十多年,我依然不敢说,我已经掌握了中文。

    以我和我相熟的一些人学习英语的体验,要学好英语,情况也是一样。

    实际上,任何文字都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生活,其中蕴藏着近乎无穷的观念和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不仅涵盖了生活本身,甚至对生活构成了限制(我们无法表达以至无法思考语言里没有的东西)。相较于我们有限的寿命,它就是一种无穷无尽的事物。即便只是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也不应该对任何一种文字轻言放弃。

    相反,如果只把语言当做日常生活的工具、只满足于谈论天气和柴米油盐,那么,中文不难学,英语也不难学。就这个目的而言,三千多个常用汉字已是太多,英语单词也只需要几百个。按我的感觉,今天的中文和英语,在新词迭出不穷的同时,都呈现了简单化的趋势。

    然而,简单就完全等同于好吗?易于普及完全等同于好吗?“效率”完全等同于好吗?为了“效率”,我们已经牺牲了许多美好的东西,比如手写的信函,比如等待的耐性,比如从容淡泊的人生态度,比如停下来反思生活的能力。要想约略了解速度的害处,去看看米兰•昆德拉的《慢》吧。这部小说当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成正比。”

    要说中文培养了顺从的态度,我觉得并非如此。就我阅读所及而言,从先秦到明清,流传至今的经典文字,没有任何一篇是降书顺表,多数都包含着新奇的想象和真率的性情,以及,用今天的话来说,“非主流的思维方式”。中文和中国传统文化从来都不是统治者的帮凶,因为它们推崇非物质的精神目的,与此同时,物质才是统治者最容易掌控的东西。同样是中文,林语堂用它来叹赏往昔风雅,鲁迅用它来痛斥传统文化。不过,鲁迅先生可能没有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他那种犀利且不乏优美的文字也是拜受祖国传统之赐。

    要说中文遏制了“深层创造力”,因为不知道“深层创造力”的确切含义,这一点我无从置喙。但我承认,我们的文化确实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过绊脚石不是中文,而是重精神轻物质、重伦理轻实用、重高远目的轻日常手段的整体传统。

    《论语》当中,孔子和学生宰予讨论服丧三年的必要性,宰予考虑的是服丧三年造成的现实损失,孔子考虑的却只是,如果不服丧三年的话,“于女安否?”(你能够心安吗?)。同样是《论语》的记载,孔子的学生子贡想省去祭祀用的羊,孔子却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凡此种种,都是将精神目的置于实际效果之上。按照今天的投资回报率标准,与哥伦布等人的地理大发现相比,郑和七下西洋无疑是一次赔本买卖,因为劳师动众的中国只达到了“耀兵异域”的缥缈目的,并没有借此换来实实在在的版图或者资源。然而,对于郑和船队所经之处的人民来说,这是不是一种幸运呢?

    至于当今中国某些机构剽窃技术的指责,即便属实,也是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甚嚣尘上的结果(原因恰恰是中国某些机构正在按照西方的发展逻辑“奋发图强”),并不是中文的过错。

衡量文明高度的标准

    要说不利于科技发展是中国传统的致命弊病(编者按:更确切地说是语言符号这个工具),前提是科技发展是人类最为重要乃至惟一的目的。这个前提,本身就值得商榷。将近一百年前,辜鸿铭先生在《中国人的精神》当中写道:

    在我看来,要衡量一个文明的价值,终极的标准并不是这个文明已经建造或能够建造怎样的庞大都市、怎样的堂皇屋宇、怎样的上乘道路,也不是它已经制作或能够制作怎样精美舒适的家具,怎样巧妙好用的器物、工具和设备,甚至不是它创造了怎样的制度、艺术和科学,终极的标准是,它能够培育什么类型的人性、什么类型的男人和女人。

    辜先生的说法不见得是惟一的真理,但这个衡量标准,至少与科技发展程度和GDP同样有效,只不过不容易数字化、“没有效率”而已。从这个标准出发,熟谙中西文化的辜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优越的国度,因为它培育了“君子”和“淑女”。

    今天的中国,也许不再是一个“君子”和“淑女”的国度,不过,这仍然不是中文的过错。

    (编者:脑料学研究,自小学、看、识、读中国字,正是启发右脑功能的最佳方法,百余年五代人,去中国字(拼音化)、中国化(洋化) 结果,已证明全民趋蠢化,不但没能力独立思考,除了 “应声”,连基本分析能力也缺如,是七千年历史来曾有过。)

 

    附文:

毁灭农耕文明是历史的倒退!

刘羡冰

2012/8/12

内蒙行之五 《澳门日报》副刊

    历史纪念馆是教育基地,应从文明发展史的脉络提取教益。成吉思汗陵园展览馆中《永远的成吉思汗—260米蒙古历史长卷》,是史实的形象呈现,其中札木合战胜铁木真,以铁锅烹煮战俘的恐怖,就是活教材!札木合过份残暴不得人心,部下纷纷投奔铁木真。可惜铁木真却没从中得到教训。

    西方科学家研究,十二三世纪天气变暖,草原受旱,为了生存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他们既无意识也不懂得管理城市,只争夺草原,因而抢掠后屠村、屠城、屠族!留下一片焦土和深重的灾难。游牧民族毁灭农耕文明,是历史的倒退!

    伊斯兰著名历史学家伊本‧阿希尔(1160-1233年)曾在地中海抗击十字军,对欧洲人早已深恶痛绝,后来他评价“与蒙古人相比,欧洲人的恶行只是小巫见大巫,蒙古大军带来的灾难要沉重得多。它使我感到恐怖和恶心”。

    成吉思汗正在西南亚肆虐时,像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药,他特召见道教真人丘处机,三天密谈,真人向他提出禁杀、爱民、敬天、少猎和孝道的忠告。可惜直到去世他都没有接受劝谏。

    1227年在狩猎中,坐骑为野马群所惊,堕下重伤引发旧患发高烧而死。临终留下联宋灭金的策略,更嘱秘不发丧,“等夏王主来降时执杀之,并屠其城民”。那刚好是西夏王李睍要求宽限一个月出城投降的六月。

    要杀绝来降的国主和平民!绝非生存逻辑。托马斯‧爱尔森教授主攻早期蒙古史,他评成吉思汗:“冷漠自私的性格和残忍果决的处事能力”,“不能轻易容忍任何冒犯”。有史实根据,客观公允。

    照片 札木合以鐵鍋烹煮戰俘不得人心(略)。

 

 

 

 

发件人:东方<guoqiguohui@126.com>;时 间:2012年09月06日 22:20 (星期四)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人:(无)附 件:1 个 (国旗国徽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作者这是吃饱了撑得,闲的。更换国旗和国徽之类的事情是和平年代的事吗?改朝换代更改国家符号哪个不是在大变革之后?哪个不是时代和强势集团的集体意志?你现在一介小老百姓就想更换国旗和国徽不是太自不量力了吗?

中国需要更换国旗与国徽

殷敏鸿

2012年8月

    国旗与国徽(尤其是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是国民的精神寄托,对国民与政府都具有重大意义。国旗国徽的图案与意义必须获得国内外最大多数人认同,并能经历长时间的考验。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的国旗与国徽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妨碍了国民与海外侨胞,以及世界各国的认同。因此需要尽快按照国际主流国旗国徽设计理念,重新设计并确定新的国旗国徽式样,色彩和图案,去除其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体现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才能与时俱进,获得国内外最广泛的认同与支持。

    绝大多数国家的国旗国徽体现的是本国历史文化传统而非政治意识形态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国旗国徽体现的是其国家民族历史文化传统,采用的是体现本国本民族文化历史传统、自然景观等标志物,为的是获得最大多数国民与世界各国的认同与尽可能长时间的考验。国旗国徽的式样、色彩和图案往往没有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因为国民与外界一般都会认同其民族文化传统,但对现存政治意识形态的态度则有诸多争议。一个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变化的,而民族文化传统、自然景观等要素则是持久的。

    很多原本采用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国旗国徽的国家,后来也纷纷改变国旗国徽的式样,色彩和图案,如俄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蒙古,南斯拉夫,德国等。目前仍使用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国旗国徽的国家只有少数几个,如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等国。

    五星红旗与国徽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妨碍国民与世界各国认同与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迄今已经使用六十余年,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国旗国徽意义的官方权威解释是:五星红旗的红色旗面象征革命,左上方的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环绕于大五角星之右,并各自有一个角尖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对党的衷心拥护。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象征中国人民由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中国的国旗与国徽诞生于建国之时,因为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导致其式样,色彩和图案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这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国旗国徽中是少有的。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相当多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有较大差异,因此不利于团结包括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华侨在内的所有华人,妨碍外交与国际社会认同,同样也影响国民的认同和支持力度。

    现有国旗与国徽代表的是建国之初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六十多年后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国情已经改变,将来的国情和政治意识形态也必然发生变化,现有的国旗国徽也不能准确体现现在的中国政治意识形态与国情。因此,中国作为世界大国需要与时俱进,尽快重新设计并确定新的国旗国徽,争取获得更多认同与支持。晚改不如早改,被动改不如主动改。

    新国旗国徽的设计理念

    新的国旗国徽图案设计应该与国际接轨,要获得国民和国际的普遍认同,提高国旗国徽的亲和力与感召力,增加其生命力,式样,色彩和图案就必须去除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绵延不绝,早已获得所有中国人和全世界的认同,新的国旗国徽式样、色彩和图案的设计可以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自然景观与文化理想,体现中华民族的特色,从而获得包括港澳台同胞与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以及世界各国的最大程度认同,经受长时间的考验。

    重新设计确定国旗国徽的重大意义

    中国重新设计并确定国旗国徽的式样、色彩和图案,应该符合国际主流的国旗国徽设计理念。去除其其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是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的重要表现。可以符合世界各国主流的国旗国徽设计理念,顺应现代文明发展趋势,获得国民与海外华人华侨,以及世界各国的最大程度认同,增加凝聚力,获得更多认同与支持,可以振奋国民的精神,增加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提高国家软实力,改善国家形象,也有利于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和全世界华人华侨对国家的向心力。获得高度认同的国旗国徽还将是国家民族处于危难时期的强心剂。

    鉴于上述理由,本人出于对国家民族前途的责任感和对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期望,郑重建议:请全国人大按照国际主流国旗国徽设计理念,尽快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广泛征集新的国旗国徽设计方案,并对征集来的方案进行科学民主的选择,确定好新的国旗国徽后通过并公布。


 


 

发件人:Mr Ray zhong<rayzhong2@yahoo.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9月06日 09:14 (星期四)收件人:仲 大军<zdjun@263.net>;抄送人:(无)附 件:毕业三十年断想

    大军网编者按:这是一篇仲大军先生大学同学写的回忆文章,毕业三十年了,各校老同学们纷纷聚会。据说这是聚会前的热身文章。

毕业三十年断想

复旦大学78级学生 钟锐

2012年9月

    7811同学:本来是很想参加这三十年一遇的同学大聚会的,可不巧的是,九月二十一日那个周末,我要在香港参加某一个国际会议上并要在上面发言。我正在设法将发言调到周六上午争取能在最后一天也就是周日赶到上海,见见多年未见的老同学。万一不能成行,我想就在此写两句话,作为毕业三十年感言。我想同学之间聚会,都会说不少心里话,有些话可能不便上人人这样的公开网页,尤其是我们还有不少人在江湖的同学,希望能照顾他们的境况,尽可能不要在人人上上传太多的内容。这一点我想大家都能理解吧。

    自从“叛变”到充满铜臭味的金融领域后,我很少再写那种感时伤世的“酸文“了。一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金融学界和商界已经把当年那个多情善感的文艺青年脱胎换骨,二则在美国十多年,写了太多的英文,中文的驾驭能力是大大退步了。现在的中文写作水平,恐怕已经倒退到进大学前的高中水平,只能唠唠家常,恐见笑于诸位坚守文学圣殿的老同学了。

    我们中国人爱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此来感叹世事变迁的难以预测。确实,我们这一代人比起我们的父辈,经历了太多社会环境的变化。我们都生长在毛泽东时代,亲历了或目睹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在文革结束后的不久成为能跨入大学的极少数幸运儿。虽然有些同学进大学已是而立之年,但比起他们的上山下乡的同辈,比起他们那些回城后只能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的知情战友,他们已经是很幸运的了。那些十八岁或不到十八岁的”儿童团“,如晓刚,洁非,坤,刚,建华和本人等,更被世人和同学视作超级幸运儿,祖坟上冒青烟。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恰似前苏联五十年代”解冻“文艺时代,处于一个以伤痕文学为标志的文学高峰期,当那些老三届的同学以饱蘸血泪的笔描绘出一幅幅我们这些小字辈没有经历过但却耳闻过的历史画卷时,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同学只能感叹”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没有沧桑人生积累的我们,也就只能把自己泡在书堆里,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的养分,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大学生。由于年龄、经历的不同,毕业后我们的人生轨迹也很不相同。当昙花一现的文学鼎盛时期过后,同学们的职业和生活更加多姿多彩,各显神通。八十年代后期的出国热,九十年代的下海淘金热,新世纪的互联网时代,一波一波的时代浪潮,造就了无数弄潮儿,也使我们的7811越来越“古典”。

    说来也惭愧,在7811的同学中,我恐怕是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同学之一,在学校基本上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 (宿舍,教室,图书馆)所以与许多同学都缺乏交流。但即使如此,在漫长的美国生活中,还是时不时想起在复旦的青葱岁月,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和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

    详年兄,和我一样过着三点一线的复旦生活,当然有一个重大区别,他很快有了一个”陪读“。记得复旦举办第一次作文比赛,题目好像是“难忘的一个镜头”,祥年兄勇夺冠军!看着这位就睡在我对面床上的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安徽小伙,我第一次领略到什么叫才华横溢。

    祥年的上铺,就是我们的祖武大哥。他让我看到了什么叫独创性思维, 记得大学两年级时,他在新文学论丛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引起一些争议,在他的榜样激励下,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本人居然也写了一篇与他商榷的胡说八道的文章,居然也在同样杂志发表了,而且还登载在大作家白桦的大作前边,让当时的我很受鼓舞。可惜这些文章我现在都找不到了。祖武大哥真是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无所不能,还曾经和武汉部队一个漂亮的文艺女兵拍拖过。后来祖武兄还成为法律专家和文物专家,涉历之广,无出其右。

    中柱同学则是标准的名士风格,浮云富贵,粪土王侯,充满正义感,同生死,等荣辱,颇有老庄之风。在他面前,吾辈的发奋用功,常感到类似于范进中举式的迂腐。中柱最让我们叫绝的是,他对红楼梦的人物和诗歌熟悉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他没有成为红学家实为一大憾事。

    我的上铺是邹大哥。从他身上,我了解到什么是上海男人的清秀,细腻,和务实(尽管他还当过几年兵)。他一直坚守在文学的圣殿,硕果累累,我读过他写的几本文论著作,深入浅出,已成大家。在学校时,他常和我就人生社会谈过自己的看法,使我受益非浅。

    陈同学,16岁考进复旦的超级幸运儿。在那个人性被压抑的年代,他是我们当中最勇敢的男人,敢于挑战一些不成文的清规戒律,追求自己的幸福,比比他,觉得自己的四年大学惨不忍睹,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拉过,只是偷偷暗恋过不少大姐姐。不过幸运的是,1985年在复旦新闻系留校任教后,就干两件事,考托福和GRE,追女孩子,从86届追到90届,最后终于遇到现在的老婆,总算把本科时代陈同学敢干而自己不敢干的缺憾彻底弥补过来。

    昌斌同学,我们在复旦后来一起读研究生时,我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宋尔巴乔夫。论人品论才华,当个政治局委员我觉得绰绰有余,运气好些,也可以“入常”。可中国的官场上偶然性很大,千里马常有,而伯乐可能终身不遇。好在现在也位列高级干部行列。还有我们的首长永源同学,那时在我们眼里,完全是党的化身,沉稳持重,每次他到我们宿舍叫“昌斌我们开个会”时,让我们这些非党民主人士深感党就在我们身边。

    小逸,人如其名,飘逸多才,每次到我们宿舍,都会与赵兄和邹兄打躬作揖,以“大师”相称,大有英雄相惜之气。记得曾兄一手字写得极漂亮,后来听说他去了德国,深感有些明珠暗投。也许我孤陋寡闻,此兄仍活跃于文坛?

    洁非,同年的小伙,唱得一手好听的京剧,在学校时就很注意仪表,头发总是梳理得一丝不苟,用眼下的流行语说,为一标准帅哥。据说到北京后一直笔耕不断,著述颇丰。尤其是最近写的文坛大案,写出了历史的沧桑感。

    另一位帅哥晓刚同学,则是国内最早的城市诗人代表,在学校就有几分诗人的气质和仙风道骨,可后来也被商潮卷下了海,成为混合型的文人。据说每次同学在上海聚会,都由他埋单。

    作苏大哥,来自素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武汉,却毫无传说中的争勇好斗,反而是温文尔雅,内敛稳重,德才兼备,他能在湖北大展身手,使我对湖北的官场用人水准刮目相看,像作苏这样的人品才华,本人及很多同学都会认为他到任何一个省都完全够格当那里的省委宣传部长或中宣部领导。

    建武,汪同学,我们在本世纪初时曾在北京相聚,建武一句“用文学的心态看待人生”给我留下了长久难忘的印象。汪同学可算是北京同学的召集人了,我十年前在北京和同学们相聚就是他招待大家晚餐聚会的。他现在已经是我的同行了,都从文学转到了金融领域。

     建华同学,一个上海阳光大男孩。他曾经是我们7811的骄傲,在北京开辟了一片天地,媒体经常报道。可没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提高得实在太快太高了,一个研究社会学的学者,居然会知道那么多党国的高级机密,导致他被判了20年!再看看不久前与一品诰命夫人一起故意杀人的张小军,也就只判了9年!我想张小军先生的学历一定很低,所以即使身在一品大官身边,也不知道多少党国机密,否则还不泄密给了那个英国商人,那可就罪上加罪,非判死刑不可。真是人生识字忧患始!我建议当我们7811聚会时,我们似乎应该以某种形式向建华同学及其家人表示我们的同学之谊和慰问,而不是只是冷冰冰地把他列为“暂时不联系”之人。

    蒋同学,又如同学,程同学,钟伟同学,我们都在美国留学生活多年,走了一条艰险而又多彩的人生道路,他们和我都咬牙读完了博士,当上了教授。程兄最近我在送女儿到哥伦比亚大学参加暑期班学习的时候顺便拜访了他,他和我妹妹妹夫都是在华盛顿大学读书时的老朋友。他现在已经高就美国五大东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馆长。我们的后代都诞生于美国,美国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二故乡。但我们的根还深深地扎在故国的土地上,那里有我们的亲人,有我们生长的山水草木,更有我们珍贵的回忆和乡

    还有许多同学,恕我在此不一一赘述。

    我曾经给蒋同学发过一份我个人的简历,那上面每一行,都是我这三十年走过的踪迹,历尽艰辛。我相信,三十年的岁月,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把它们汇总起来,就是我们7811的历史的延续。

    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今年也已年过半百了,最大的也奔古稀之年。衰老和死亡,是人类共同的不可抗拒的结局。所幸的是,我们赶上了人类寿命大大延长的时代。记得毛泽东当年曾经称才四十多岁的华国锋是“老人”,而如今联合国定义的青年包括45岁的人!如果我们这辈子能赶上和享受到生命科学的成果,人类平均年龄可到120岁,那现今的我们岂不都还是处于青年时期吗!

    生死爱恨,永远是文学不灭的永恒主题。记得在大学时学过一篇英文课文,是大哲学家罗素的名篇:How to Grow Old。在他看来,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应该象河流一样——开始是细小的,被限制在狭窄的两岸之间,然后冲过巨石,滑下瀑布。渐渐地,河道变宽,河岸扩展,最后,河水汇入了大海,不再有明显的间断和停顿,而后便毫无痛苦地摆脱了自身的存在。一个人如果能这样理解人生,他将不会因害怕衰老和死亡而痛苦,因为他所珍爱的一切都将继续存在下去。

    不管你已经退休在家,含饴弄孙,还是仍然搏杀于学界、政坛和商场,祈望7811的同学仍然常抱一颗赤子之心,青春常驻。非常赞同作苏大哥的建议,以缅怀青春作为这次聚会的主调。我想在此摘录一篇名文,让我们共勉。这篇400多字的短文,是70多年前一个美籍德国人所写,发表后引起轰动效应,很多人把它当做座右铭收藏。年事已高的麦克阿瑟将军在指挥太平洋战争期间,办公桌上始终摆放着这篇短文的复印件的镜框;日本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介之助多年来也将该短文作为其座右铭。这篇短文的名字就是《年轻》。

 

年轻

塞缪尔·乌尔曼

    年轻,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也并非粉颊红唇和体魄的矫健。它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潜力,是情感活动中的一股勃勃的朝气,是人生春色深处的一缕东风。

    年轻,意味着甘愿放弃温馨浪漫的爱情闯荡生活,意味着超越羞涩、怯懦和欲望的胆识与气质。而60岁的男人可能比20岁的小伙子更多地拥有这种胆识与气质。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

    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却无法为灵魂刻上一丝痕迹。忧虑、恐惧、缺乏自信才使人佝偻于时间尘埃之中。  

    无论是60岁还是16岁,每个人都会被未来所吸引,都会对人生竞争中的欢乐怀着孩子般无穷无尽的渴望。在你我心灵的深处,同样有一个无线电台,只要它不停地从人群中,从无限的时间中接受美好、希望、欢欣、勇气和力量的信息,你我就永远年轻。一旦这无线电台坍塌,你的心便会被玩世不恭和悲观失望的寒冷酷雪所覆盖,你便衰老了—即使你只有20岁。但如果这无线电台始终矗立在你心中,捕捉着每个乐观向上的电波,你便有希望超过年轻的80岁。

 

YOUTH

Samuel Ullman

    Youth is not a time of life; it is a state of mind; it is not a matter of rosy cheeks, red lips and supple knees; it is a matter of the will, a quality of the imagination, a vigor of the emotions; it is the freshness of the deep springs of life.

    Youth means a temperamental predominance of courage over timidity of the appetite, for adventure over the love of ease. This often exists in a man of sixty more than a body of twenty. Nobody grows old merely by a number of years. We grow old by deserting our ideals.

    Years may wrinkle the skin, but to give up enthusiasm wrinkles the soul. Worry, fear, self-distrust bows the heart and turns the spirit back to dust.

    Whether sixty or sixteen, there is in every human being's heart the lure of wonder, the unfailing child-like appetite of what's next, and the joy of the game of living. In the center of your heart and my heart there is a wireless station; so long as it receives messages of beauty, hope, cheer, courage and power from men and from the Infinite, so long are you young.

   When the aerials are down, and your spirit is covered with snows of cynicism and the ice of pessimism, then you are grown old, even at twenty, but as long as your aerials are up, to catch the waves of optimism, there is hope you may die young at eighty.

   钟锐,2012年9月5日星期三于美国家中,

 

 

 


发件人: 吴亮 <wuliang1988@gmail.com>发送时间: 2012-09-16 15:24:39收件人: cui-zy抄送: 主题: 克里斯托弗·哈维斯:精英为什么失败?

精英为什么失败?

(美)克里斯托弗·哈维斯 著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吴万伟 译

  (本文选自《精英的黄昏:贤能政治之后的美国》兰登书屋皇冠出版社(Crown Publishers)2012年。)

  1990年,11岁的时候作为6年级学生,我在曼哈顿上东区的由原来的军械库改造过的学校排队进入考场,紧张不安地参加即将改变人生的考试。我希望考入亨特学院附属中学,这是一所大众热捧的学校,面向纽约五个区招收从七年级到12年级的学生。每年,全市3000到4000名学生的成绩达到标准化考试的前五分之一有资格在六年级时参加亨特中学的入学考试,最后,只录取185名。(大约45个学生(都来自曼哈顿)在一年级时就进入亨特小学上学,他们自动获得升入中学的机会。)

  我是考上这所学校的幸运儿之一,那里的经历改变了我。就是在亨特中学,我吸收了思想开放和自信的世界主义,这是当今美国统治精英的指导思想。让这所学校充满活力的是对学生才华和能量的集体荣誉感和普遍的优越感。在1982年,亨特一个校友在纽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描写了这所学校,题目是“快乐的精英”。该文认为“对学生的过度自我陶醉的忠诚”其“最独特的品质”。这种忠诚源自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亨特体现的贤能政治理想同样体现在美国的任何一个机构。与招生时采用的各种主观措施---如推荐信、个人简历、作文、父母遗传和面试---的名牌大学不同,亨特的录取完全根据“客观”标准:1个小时的考试。过线就录取,不过就被刷下。没有依据家庭背景的照顾政策,没有托关系走后门。即便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的女儿参加了考试而没有及格,她也进不去。这样的美国机构恐怕已经没有几个了。

  因为该校是公立学校而且是免费的,吸引了全市所有的孩子,许多是第一代美国人,来自韩国、俄罗斯、巴基斯坦等野心勃勃的移民子女。一半学生至少有一个家长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因为这些原因,在自己的想象中,亨特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发奋进取、才华出众的人都可以从默默无名的工人阶级边缘地带打入美国精英的核心地区。

    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的院长也是亨特附属中学校长的詹妮弗·拉伯(Jennifer Raab)说:“我出生于一个没有人上过大学的家庭,我们生活在纽约市的华盛顿州高地,我们没有钱。它具有惊人的赋权能力。”当她调查学生情况时,“它让我对美国梦充满信心。这个梦确实变成了现实。这些孩子得到无与伦比的教育,重要的不是他们来自哪里而是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母校的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贤能政治的机制崩溃了。1995年,当我在亨特读书时,学生中有12%的黑人和6%的拉丁美洲裔孩子。并非巧合的是,亨特入学考试还没有考前辅导班之类东西。但是,现在完全不同了。所谓的培训学校如昆斯精英学院(Elite Academy in Queens)为放学后和周末补习班收取数千美元,让六年级学生背诵单词和学习高等数学。与此同时,在曼哈顿更富裕的街区,父母每个小时90美元聘请家庭教师一对一辅导孩子学习。

  到了2009年,《纽约时报》说,亨特的人口比例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黑人只有3%,拉丁美洲裔孩子只有1%。随着越来越先进和越来越昂贵的考前辅导产业的兴起,亨特选拔学生的手段与纽约的社会和经济等级体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成绩金字塔反映了财富和文化资本的金字塔。

  这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认为最好的答案是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提出的理论,他在上个世纪初遭遇了类似的问题。米歇尔斯出生于富裕的德国家庭,逐渐接受了当时在欧洲盛行的激进社会主义政治。最初,他加入社会民主党,但最终他逐渐发现该党过于官僚化无法实现其宣扬的目标。米歇尔斯宣称“我们的工人组织已经变成了目的本身,一个为了自身完美的机器,而不是为了实现本来要完成的任务。”

  米歇尔斯后来转向工团主义,回避议会选举,更倾向于劳工群众的团结,全面的罢工和反抗德国皇帝的独裁。但是即使在德国左派更好战的派别中,米歇尔斯也遭遇了他在社会民主党内感到厌恶的官僚化症状。在他的经典著作《政党》中,他纳闷,为什么在意识形态上坚持民主和参与的左派政党在功能上与右派清醒的精英主义者和贵族政党一丘之貉,没有差别呢。

  米歇尔斯的无情结论是,任何政党无论其信仰系统如何,都无法在实践中带来民主。寡头统治是必然结果。对于任何一个以民主基础作为巩固其存在的合法性的机构来说,它必须有一个组织代表其任务。普通成员没有时间、精力、资金、意愿来参与维持机构运转所需要的众多的,常常琐碎的决策。

    米歇尔斯令人信服地指出,实际上,效率要求这些任务被委托给少数有权力的人代表全体成员做出决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官僚群体就变成了长期的全职的领导干部。米歇尔斯说,“没有人希望如此,”但确实出现了“把领袖和民众区别开来的巨大鸿沟”。现在领袖控制了用来操纵民众舆论的工具,扭曲了组织的民主过程。“因此,最初不过是集体决议的执行者的领袖很快从群众中解放出来变成了不受群众控制的独立实体。”

  所有这些都源自组织本身的不变本质。米歇尔斯的结论是他说的寡头统治铁律:“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被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

  米歇尔斯辨认出来的动力学与我们珍视的贤能政治体系有关。为了让它达到理想的标准,贤能政治必须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差异原则,即认为人们的能力存在重大差别,我们应该接受天赋上的等级差别,我们的挑战就是让最刻苦的最有才华的人去做最困难、最重要、报酬最丰厚的工作。

  第二个原则是流动性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必须存在某种持续的竞争性选拔过程,确保奖优罚劣。也就是说,职责的委托不能一劳永逸固定下来,无论是行业垄断还是子承父业。人们必须能够根据其表现得到提升或降职。如果拳击手失掉了攻击能力,他就应该下场去坐冷板凳;交易员失掉了金钱,他的奖金就应该被扣除。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我们希望穷人家的才俊应该有机会爬上权力和地位的高位,而富家子弟的平庸者不应该被委以做出生死决策的重任。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必须有一个类似于水泵的机制,不断地确保聪明能干和勤奋好学的人上,而平庸者下。

  但是,这个理想虽然非常有吸引力,却违背了我的贤能政治铁律的现实。贤能政治铁律表明,贤能政治选拔体系产生的不平等最终将大到颠覆流动性机制的地步。不平等的后果让平等的机会成为不可能。差别原则最终把流动性原则吞没。那些爬上高位的人会想方设法掀翻梯子,或者选择性地降低标准让他们的亲戚朋友爬上来。换句话说,“支持贤能政治的人肯定支持寡头政治。”

  比如,想想亨特毕业生遭遇的下一种“贤能政治”。美国大学是现代贤能政治的核心机构,但是,正如丹尼尔·格尔登(Daniel Golden)在他具有颠覆性的书《录取的价格》中所说,在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s美国高考)和中学成绩的贤能选拔设计之外,纳入了给予特权优惠和补 贴的倾斜体制:

  名牌大学的至少三分之一,文科学院的至少一半学生在录取时都得到优惠照顾。虽然少数民族一般要占学生数的10-15%,但在其他优惠群体中白 占主导地位:运动员学生(10-25%的学生)、校友子弟(10-25%的学生)、发展基地(2-5%的学生);名人和政客子女(1-2%的学生)、教工子女(1-3%的学生)。

    这还不包括富家子弟在家庭教师、考试补习班、接触昂贵的私立中学和招生顾问的便利和优势等。用格尔登的话说,所有这些针对特权阶层的孩子的优惠简直就是“针对白人有钱人的平权行动”。这根本不是普遍赞扬的理想的贤能政治而是“精英掌握永久世袭的艺术”的古老做法而已。

  纯粹的起作用的贤能政治将产生这样一个社会,虽然不平等扩大,但不平等是伴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而出现的。随着教育体制和企业界越来越善于发现 内在的优势,你将看到贫寒子弟中的佼佼者脱颖而出爬上社会上层,而最优秀的最聪明的人的平庸后裔再退回到本该去的社会金字塔底层。

  但是贤能政治铁律做出了不同的预测:围绕贤能政治理想组成的社会往往产生不平等,却没有伴随的流动性。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不平等越来越多,流动性越来越少,因为爬上高位的人想方设法创造条件维持和捍卫自己的特权,并尽一切能力把特权传给子孙后代。结果,就出现了人们描述的19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转轨的现场描述。

  卡特时代之后的美国政治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不平等的迅速和持续的扩大,这是人们研究得最多也得到最多承认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称之为“大分化”,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研究这种现象的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写到“上层1%的收入份额在过去几十年戏剧性上涨,达到了自大萧条以来前所未有的高点。”

  过去30年美国不平等的加剧的最独特方面之一就是上层的财富收入的急剧集中。越往收入分位的上面走,财富就越多:最上层的10%的人收入已经很 好了,但他们不如1%的人的收入高,而1%的人的收入增长赶不上0.1%的人的收入增长。所有这些富豪的收入增长都赶不上0.01%的人的增长。除去通货 膨胀因素,最上面的0.1%的人的平均年收入从1974年的100万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710万美元。对0.01%的人来说,情况就更好了,其平均年 收入从不足400万美元增加到3500万美元,几乎增长了9倍。

  不仅仅是有钱人变得更加有钱了,虽然这当然是确定无疑的。而且是越来越小的超级富豪群体攫取经济成果的份额越来越大。美国现在的不平等状况是所 有工业化国家中最严重的。与它比肩的国家是阿根廷和其他拉美国家,这些国家常常作为缺乏庞大的中产阶级,阻碍发展和善治的典型例子。

  所以,收入不平等一直在加剧。那么,流动性如何呢?虽然这很难衡量,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收入不平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剧的同时,社会 流动性在一直下降。奥巴马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在2012年的演讲中创造了一个词,“盖茨比曲线”(The Gatsby Curve,源自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著名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译注)用来指过去三十年的变化图表“不平等按年度不断上升,而经济流动性按代际不断下降。”

  涉及几代人的社会流动性长期趋势的最全面预测的尝试体现在“1940年到2000年美国代际经济流动性”一文,这是由芝加哥联防储蓄银行的经济 学家丹尼尔·阿隆森(Daniel Aaronson)和巴莎尔·马苏德(Bhashkar Mazumder)撰写的一篇复杂的论文。在经过了一系列作为统计学烟火制造术的处理之后,他们得出结论说“流动性从1950年到1980年是上升的,但 从1980年以后迅速下降。最近的流动性下滑只能部分地被教育所解释。”

  * * *

  波士顿联邦储蓄银行的一对经济学家分析了家庭收入数据来衡量30年的流动性而不是代际流动性。他们发现,在1970年代,36%的家庭处在相同 的收入百分位上,在1980年代,这个数字是37%,在1990年代,它是40%。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家庭在他们的一生中维持自己的阶 级地位不变。

  这实际上是贤能政治铁律对社会秩序发挥作用的证据。我们或许询问当一个社会已经完全被贤能政治铁律腐化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将是这样一个社会,不平等差距非常高而且不断增加,但精英的流动性非常低。在这样的社会,作为支柱的机构中充斥着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野心勃勃的成功者,他们不仅享受巨额的经济回报,而且有难以匹敌的权力和地位,但是这些统治者竭尽全力摆脱制裁、竞争和问责,这群人多少都认为他们既然已经获得如此地位,既然已经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其亲友和子孙后代当然也要呆在这里不动。

  这样的统治阶级将拥有任何机构内部无休止的激烈残忍的勾心斗角,它将产生贤能精英,但如果渎职或屈服于腐败诱惑不会受到任何制裁。该制度将本能 性地保护精英集团中的最糟糕成员,出现业绩和奖励之间的巨大鸿沟,从而导致腐败横行,违反规则,自我交易,位于权力顶端的人则追求为超级明星提供承诺的天 价奖励。同样的,救助行动结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糟糕之处,这样的秩序把贤能政治和官僚体系的最糟糕地方融合在一起。

  换句话说,它将看起来更像21世纪最初几年的美国精英。

   在我们的精英沉溺于牢牢抓住地位的做法中,没有一个比对聪明的痴迷更明显的了。智力是贤能政治的核心价值观,它可以追溯到标准化考试的最初几年,现代的SAT就是从早期的智商IQ测试演化而来。称一个精英成员“聪明”就是对他的最高赞赏。

  智力是对占据强力职位者的重要和必要的条件。但这不是贤能政治文化推崇的那种对聪明的称赞。它更恶劣: 是对聪明的崇拜,其中智力是主要美德,与此同行的还有一种信念,即聪明是可分等级的,智力等级差别就像财富等级差别一样,从来没有达到稳定水平。在像美国这样分层明显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结论。既然同样的精英群体中有人赚50万美元,有人赚500万美元,有人赚50亿美元,那么在认知能力上应该也存在同样级别的跨越。

  在《清算:华尔街的人种志》中,人类学家凯伦·胡(Karen Ho)显示,对聪明的痴迷如何产生了“贤能政治的反馈环”,银行家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变成了他们实际上是“最聪明的人”的证据。按照胡采访过的摩根斯坦利银行的分析家的话,那些被该公司录取的人“往往会被告知他们将与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一起工作。这些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雷曼兄弟公司的合并和接收的副总裁罗伯特·霍普金斯(Robert Hopkins)向她谈及华尔街的大佬们“我们在谈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们是。他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正如人们可能怀疑的,考虑到上层的不平等的不规则本质,在华尔街大公司工作的人上头盘旋的是全世界的对冲基金高手,他们自认为比华尔街普通工作 人员更聪明。一个名叫埃利(Eli)的对冲基金分析员在一次晚餐中开玩笑地告诉我“华尔街的多数人,虽然他们有耀眼的学历,基本上都是人格发展障碍者,百分之百有问题。”

    在埃利及其同事看来,对冲基金才是真正的交易,是内环的核心。埃利告诉我“在我的一生中,身边都是非常严肃对待智力的人,我上的名牌学校,在聪明人的圈子里工作,之前我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场合工作,这里以拥有最聪明的人而自豪,这千真万确。”当然,这种信心还体现在外在的行为中,这种自信也体现在金融领域整体享有的权威上(在某些圈子里至今仍然如此)。埃利笑着说“到了一天结束之时,美国按华尔街的指令做事。不管是因为华尔街的信息最多还是因为华尔街在智力上的自我交易,或者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主见,狗屁不通,反正这就是美国文化。”

  这就是最恶劣的聪明崇拜:听听华尔街说什么,他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虽然聪明是能干的精英的必要素质,但这远远不够:智慧、判断、同情心、道德感召力等都很重要,虽然这些品质都没有被充分重视。实际上,没有这些 品质的极端聪明可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但是同情心并没有聪明这么招人喜欢。聪明让人晕眩让人着迷。更重要的是,它有威慑力。当一群拥有权势的人聚会做出集体决策时,必然出现冲突和争论,通常情况下最后选择的决策是被认为是“最聪明的人”雄辩地提出的决策。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破坏性的智力占上风。在布什政府的最具破坏性和灾难性的许多决策背后是这样一个人:戴维·阿丁顿(David Addington),他是副总统切尼的顾问和办公室主任。他被称为“切尼的切尼”和“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最有权势的人。”布什白宫的前律师告诉《纽约客》 的简·梅尔(Jane Mayer),这届政府为“反恐战争”确立的法律框架,从无限期拘押到虐待到抛弃1949年日内瓦公约,到拒绝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全都是“阿丁顿的手笔”。

  众多报道中对阿丁顿的典型描述就是他出类拔萃的智力和锋芒毕露的意识形态焦点。艾丁顿的高中历史老师告诉梅尔“这孩子特别聪明,非常聪明。他看 不起任何说出天真话语的人或不聪明的人。他的嘲讽几乎很容易被觉察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阿丁顿的特写注意到“他获取复杂信息的能力具有传奇色彩。”他的同事提到他都说“他是非常聪明的人,聪明程度令人惊叹。”

  在这些描述中出现的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有惊人的记忆力,非同寻常的逻辑推理能力,渊博的知识,拒绝妥协的强悍作风,这些都推动政府政策朝着流氓 方向前进。因为他非常熟悉法律,他能提出法律论证,采取如果有任何其他人来做的话都可能被认为是疯狂的行为。他会编辑简报,使它们总是能最大限度地解释总 统的权力,他的敏锐洞察力和透彻分析能力让他势不可挡地压倒任何敢于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五角大楼律师理查德·希福林(Richard Schiffrin)向梅尔这样描述阿丁顿在9-11之后的会议上的姿势:“他会坐下,聆听,然后说,‘不,那不对。’他不承认其他律师的智慧,他总是对的。他根本不听。他知道答案是什么。”

  这是聪明崇拜的黑暗情感根源的表达:贤能政治鼓励与众不同的欲望和支配欲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追求与众不同的时候,聪明崇拜通过微妙地训练人们服从被认为“应该严肃对待”的人而破坏了独立思考。

  但是,不规则的不平等不仅仅产生我们在后来的伊拉克战争中出现的那些判断错误,而且创造出一种产生隐蔽性腐败的激励机制。这种腐败不是镀金时代 常见的交换条件(quid pro quo),政客拿着一书包的钱以换取选票的案例毕竟很稀罕。更常见的腐败是哈佛法学教授劳伦斯·莱辛(Lawrence Lessig)所说的“机构性腐败”,机构养成一种“不适当的依赖性”,这是“与期待的依赖性发生冲突的”依赖性。

  这种腐败随处可见。想象一下接受医药公司礼物和酬金的医生。该医生令人信服地坚持说这并不影响他做出医学决策,专业决策应该是独立的,受到他的 专业训练、本能和所获得的最佳数据的指导。他这样说的时候,或许没有撒谎,并非不真诚:他绝对相信情况本来应该如此。但是我们从一系列的研究中发现接受医 药公司的礼物与医生愿意开出该公司的药品处方之间存在强烈的相关关系。

    这个基本的动力学影响了美国最重要的机构。为房地产泡沫及其崩溃提供方便的关键因素就是评级机构的习惯,甚至把从事极端危险的杠杆贷款的垃圾证券公 司列为A级。评级机构的机构性目标(及其市场目标)是通过使用其对证券公司的信誉度做出判断的专业知识为投资者增加价值。最初,这些机构是从投资者本人那 里赚钱,他们支付费用以换取评级信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大的机构转变了经营模式,其中发行证券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为评级机构付钱以便得到信用评级。显 然,这些新客户渴望尽可能高的信用评级,常常给评级机构施加压力,以确保他们渴望获得和需要的A级。所以,评级机构就形成了对客户的不适当依赖。这种依赖 性使得其偏离了为投资者服务的机构目标。他们腐败堕落,结果就是A级证券的千万亿美元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变成废纸一张。

  如果谈到经济的话,我们在两个群体上看到了这种动力学的类似的破坏性影响:被委托保护公共利益的联邦管理者和精英经济学家。在一篇有关金融危机的文章中,罗布·约翰逊(Rob Johnson)和托马斯·弗格森(Thomas Ferguson)追踪了金融领域工作人员和负责监管这些领域的联邦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趋势。他们发现了两者之间令人印象深刻的分歧。作者注意到:在某些 地方,在金融领域收入起飞的时候,被监管者的一生所得远远超过了监管者渴望获得的那种收入。不断加大的经济不平等差距转变成管理结构的陷入困境的机构性弱 点。并不令人吃惊的是,正如美国监管机构的一位前任成员向我们表达的观点:监管机构变成了几乎不加掩盖的就业机构,因为工作人员越来越多地把自己变成为他们本来要监管的公司迫切希望招聘的人。

  查尔斯·弗格森在电影《监守自盗》(Inside Job)中描述了金融公司给予监管人员顾问费和外快收入的阴险狡诈的方式。这造成了美国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的体制性冲突。弗格森的电影暴露了该领域鼎鼎大名的人物如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马丁·菲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美联储理事弗雷德里克·米什金(Frederic Mishkin)等都拥有利润丰厚的副业,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中为企业利益服务。米什金仅仅写了一篇支持该国经济模式的文章就从冰岛商会拿走了124000 美元,就发生在该国经济陷入崩溃前的几年。

  我们面临的是角色模糊性产生的混淆:我们的监管者是在试图约束那些他们本来要管理的对象的过分行径还是扮演未来利润丰厚的工作的角色呢?发表文章称赞取消金融管制的经济学家给了我们对事实和趋势的诚实的评价还是从银行获取巨额顾问费呢?

  在有关全球统治精英的书《浅薄的精英》中,贾尼恩·韦德尔(Janine Wedel)回顾了她在柏林墙倒塌后参观东欧的经历,她在那里遇见的精英---那些在新资本主义社会政府大楼工作的人都有一摞企业名片,代表了他们的不同角色:一个是作为议会议员的工作,一个是经营的新办企业(从政府合同中赚钱),还有一个是所在委员会的非政府组织名片。韦德尔写到,这些“最具灵活性和创造性的适应新环境的人,尝试使用新操作方式长袖善舞的人,在道德上最引起争议的人往往得到丰厚的回报,影响力大得很,呼风唤雨,所向无敌。”

  这种描述简直就是现在遭遇的困境的神奇回声。我们永远不清楚我们的专家学者、各级官员、大学教授的口袋中还有什么别的名片。总而言之,我们不敢肯定精英阶层到底是在为谁工作!

  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并非在为我们工作。

  作者简介:克里斯托弗·哈维斯(Christopher Hayes),《国家》杂志主编,微软全国广播公司哈维斯节目(Up w/ Chris Hayes on MSNBC)周六上午7-9点和周日上午8-10点)的主持人。2010年-2011年,在哈佛大学埃蒙德·萨弗拉伦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2008-2010年,新美国基金会伯纳德·施瓦茨研究员。2005-2006年,哈维斯是《当今时代》(In These Times)舒尔曼中心的写作老师。2002年以来,一直撰写有关政治文化和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主要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国家》、《美国展望》、 《新共和》、《华盛顿月刊》、《卫报》、《芝加哥读本》等。他的书《精英的黄昏:贤能政治之后的美国》2012年春将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发件人:声俊 陆<shengjunlu1@yahoo.com.cn>;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09 月29日 15:52 (星期六)附 件:4个(1刊:儒教郵刊 讀經通訊42,周易學訊

美式教育理想为何越来越不着边际?

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薛涌

2012-08-08

    美国天天喊自己的世界第一。但其国民深度的自卑感,已经有些无可救药了。这样的社会文化不改变,美国作为一个世界领袖的地位,恐怕就岌岌可危了。

    仅仅在十年前,美国还被比作当年的罗马帝国,甚至是罗马帝国也无法比拟的“世界帝国”。美国的军力,比其他十几个主要国家的军力总和还强;世界前二十所大学,有一大半是美国的大学。从微软、谷歌、苹果,到面簿(Facebook),美国无疑是创新的领袖。

  如今,沉到经济衰退谷底的美国则是另一番光景。当然,美国正在触底反弹之中,世界年轻一代的精英仍然把到美国一流大学读书视为晋升之阶。低估美国是莫大的错误。但是,哪怕是在“世界帝国”风光无限之际,美国的社会和文化矛盾也在不断深化之中,乃至你接触一般美国人时每每暗叹:难道这就是统治世界的“大国之民”?难道这些人的选票会决定了这一“世界霸主”如何运用自己的影响力?

  举几个例子:有的美国小学老师会这样教学生:二分之一加上二分之一等于四分之二。到商店买东西,广告上明明写着双重减价:在已有的50%折扣基础上,再给你打50%的折扣。也就是说,100美元的50%就是50美元,再打50%,那就是25美元,75%的总折扣。但是店员居然会和你争执起来:“这不可能。两个50%,不就是100%了!这东西你可以白拿了!”也许这还算好的,毕竟他还能通过心算知道50加50等于100。有些美国人连这也算不明白。

美国大学生代数不过关者众

  如果说这些日常生活中零星的个人见闻不足为训的话,那就看看《纽约时报》周末版上刚刚发表的文章《代数有必要吗?》。大意是说,美国的学生普遍被代数折腾,根本学不会。因此,学校没有必要继续教代数了。

  写这样的文章的人,不是那种觉得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应该等于四分之二的数学盲。而是纽约市立大学女皇学院(Queens College)的政治学荣休教授、《高等教育?——大学是怎样浪费了我们的钱、耽误了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能为此做什么》(Higher Education?: How Colleges Are Wasting Our Money and Failing Our Kid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的作者之一安德鲁•赫克尔(Andrew Hacker)。他自称在一生的学术生涯中要频频依靠数学,写这种文章,并非自己不懂数学而不让下一代学习数学。

  正因为他是训练有素的社会科学家,他提供的一系列数字也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客观的现实描述:美国九年级的学生(一般14至15岁)中,有四分之一无法高中毕业。这个比率在2008至2009年度的南卡罗来纳州达到了34%,在内华达州达到45%。赫克尔所接触的老师告诉他:代数不过关是辍学的主要原因。一位田纳西州的资深教师警告:“期待所有学生都掌握代数将导致更多的学生辍学!”不管学生来自穷人家庭还是富人家庭,不管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代数带来的恐怖是全面的。在田纳西州,39%的白人学生代数达不到熟练水平;在新墨西哥州,这个比率高达43%。一项研究揭示,两年制的社区大学录取的学生中,能通过最基本的代数考试的学生不足四分之一。阿帕拉契州立大学(Appalachian State University)的一位人士说:“许多学生考代数考了三次、四次、五次,就是通不过,最终辍学。”美国的大学新生中,只有58%能够最终拿到学士学位。导致他们读不下大学的首要原因就是大一数学。在赫克尔教授从1971年就开始执教的女皇学院,57%的学生无法通过必修的代数课考试。全美的数据揭示:在大学成绩单中,数学中的F和D,比其他课程高一倍。

“德国模式”不适用于美国

   面对如此大的危机,什么才是对应之策呢?难道不是应该加强数学教育吗?恰恰相反,赫克尔教授提出了“代数有必要吗?”的质疑。在他看来,代数是许多学生根本无法掌握的。拿这种学生明明无法掌握的东西来折腾学生,必然导致教育的失败。他虽然没有提出废除代数的主张,但提出不应该把代数作为义务教育的基本要求。为此,他给出两点理由:

  第一,根据有关研究,未来十年的起步型工作,只有5%要求熟练的代数。比如,丰田公司在密西西比州这种落后地区建厂,那里的教育水准虽然很低,但丰田和当地的社区学院合作,讲授机械工具数学,并不需要代数。这种公司和技术学校合作培养专门人才的“德国模式”,可以绕开面面俱到的基础教育而直接专业化;

  第二,过分强调代数,导致压抑人才。加州的两个州立大学体系,录取学生的基本要求是三年以上的数学训练。一些精英大学,要求申请者的SAT数学成绩要在700分以上。这样的水平,只有9%的男生和4%的女生能够达到。设置这样的“准入门槛”的不仅仅是常青藤,而且还包括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这就使许多在历史、艺术上的人才不得其门而入。

  事实是什么呢?代数训练并不仅仅是“有用”“没用”的问题,而是一种基本的抽象思维能力,一种“脑筋体操”。经过了这种训练后,日后需要学习其他和数学相关的技能时,掌握起来就快得多。甚至“假设”和证实或证伪“假设”这些基本的思维技巧,也能用代数精确表达。更何况,德国属于“莱茵兰资本主义”,强调集体责任,从小对孩子进行专业化的培养,等孩子长大就职,企业仍然不断对之进行再培训,负责到底。在这种稳定的工作环境下,专项发展自然有保障。美国则属于“盎格鲁萨克逊式的资本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和放任的市场竞争。你如果跳过高中进技校、学了专门的手艺进了工作,经济一不好就被解雇,一个产业都可能外包到第三世界。失业后往往要靠自己更新技艺。如果没有基本的思维训练,到时候学什么都学不会,还怎么生存?

“自尊主义”导致毫无自尊

  大学之所以叫做“高等教育”,原因就在于那里教的是“高人一等”的东西。况且常青藤和范德堡、莱斯、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这样的大学,都是一流学府。SAT数学考到800的满分也未必挤得进去。既然有那么多合格的学生竞争,凭什么要降低标准?如果你有超凡的艺术才能,被大学拒绝也不等于被压抑。米开朗基罗当年就曾进学校读书。那时佛罗伦萨是“欧洲的华尔街”,数学是学校的主课。米开朗基罗适应不了,退学回到作坊,最后成了大师。在美国,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都从大学辍学。谁能因此就说大学不必要了?

  赫克尔教授所描述的现象和他自己提出的主张,都活生生地展示了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对教育的伤害。在政治上,美国是个草根民主社会,选民确实当家作主,政治家不过是选民的仆人。仆人总是对主人阿谀奉承,人性也。古往今来,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如此。于是,在美国,你会不停地听到美国人民是多么伟大、能够成就任何他们想成就的事业之类的赞词。没有人敢对此质疑。“美国梦”就是国家信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到教育中,产生了所谓“自尊主义”运动。其基本理念是: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力量。于是,教育要以培养孩子的自尊、自信为中心。流风所及,对孩子几乎就批评不得,生怕伤害其自尊心。结果呢?孩子如果达不到标准,就要降低标准让孩子感到“自尊”和“自信”。于是,在社会上出现了一系列怪现象:孩子参加体育比赛,每个人都是冠军。有些球类比赛干脆不计分,因为怕伤害输方的自尊。这一逻辑的自然结果,就是赫克尔教授的结论:学校何必用学生明明达不到的标准来要求学生?

  可惜,教育不是阿谀。“人人皆可为尧舜”并不意味着“人人皆为尧舜”。《独立宣言》所申明的“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中,“追求幸福的权利”也不等于“幸福的权利”。你毕竟还要自己奋斗,经受挫折失败,甚至献出生命。“自尊主义运动”的一个最具有讽刺性的恶果,就是培养了一代最无自尊的孩子。我在大学教课时曾经问班里的同学:“你们中有多少人觉得自己不是学数学的材料?”结果,除了几个外国学生外,全班几乎都举起手来。自尊和自信何在?美国天天喊自己的世界第一。但其国民深度的自卑感,已经有些无可救药了。这样的社会文化不改变,美国作为一个世界领袖的地位,恐怕就岌岌可危了。

 


 

发件人:x8b8x8<x8b8x8@163.com>;收件人:大军网<zdjun@263.net>;d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09月12日 00:50 (星期三)投稿

十日谈:千万别按常识出牌

江苏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卢映西

2012-06-02

  最近,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为美国商业委员会做了一项调查,向70名跨国公司的CEO提问。当他们被问及世界上哪些组织在处置经济危机和金融动荡带来的挑战时最称职时,90%的受访者给予跨国公司正面评价,排第二位的是中央银行,80%。排名第三的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64%的受访者认为,近年来中共对政治和经济挑战的处置是有成效的,尽管谁也不能保证这样的势头能够持续下去。这一得票率要远高于美国总统(得票率33%),至于美国国会就更别提了(得票率只有可怜的5%)。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莲·邰蒂在评论此事时说:“乔治·华盛顿可能会为此在九泉下不安,而毛泽东主席则可能在窃喜。”(George Washington may yet spin in his grave. Or, perhaps, Chairman Mao might chuckle.)

  2012-06-08

  在今年初举行的冬季达沃斯论坛(世界经济论坛)上,反思资本主义成为贯穿会议的重要话题。电影《阿凡达》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嘲讽道:“我总是拒绝达沃斯的邀请,因为我只知道导演电影,对经济却一无所知。但今年我的看法变了——毕竟经过去年我们也知道了其实结果证明这儿的人对经济同样一无所知。”这话要是放在从前,不知会有多少主流经济学家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学术尊严”,但现在他们却底气全无,只能报以尴尬的沉默。

  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家,面对外行的奚落毫无还手之力,窝里斗倒是闹得挺欢。比如最近邹恒甫先生就自称是“华人第一”,把国内许多大红大紫的经济学家一一骂遍。这么闹有意思吗?真有本事,不妨对卡梅隆这样的外行骂一句,也算是替全球经济学家出了一口恶气啊。只会玩五十步笑百步,谁五十谁一百还真难说。

  2012-06-18

  《金瓶梅》是一部没有正面人物,似乎只有反面人物的小说。侯文咏先生在研读此书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价值不再,一切只剩下欲望时,生命会变成什么?按连清川先生意思,答案就在当下:“我们基本上生活在了中国长久以来社会伦理最底线的时代。官员的贪腐自不必说,商业无良,有毒食品滥觞;道德无序,扶老携幼都已成危险;社会无理想,拜物便是公共追求。……今天的中国也全然为欲望与金钱所攫取,整个社会都出卖价值观、伦理与道德,以换取欲望与金钱所铺陈的糜烂与富足。……我们生活的时代,就是金瓶梅的时代。”

  2012-06-26

  有歌迷对音乐人朴树的日常生活感兴趣,问他:“你觉得幸福么?你觉得什么是幸福?”朴树回答:“每天吃好,有零食,爱的人都在身边,有足够的时间出去玩,还有对面楼的小妞……大概是这样的。这是我们家狗的幸福,不是我的。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看来,现代人的哲学观念确实与古人不同。在庄子那个时代,人们对自己能否感知快乐并无疑问,只是对我们能否判断鱼儿是否快乐争论不休。现在,尽管我们说不清楚幸福是什么,却能够知道狗是否幸福。现代生活除了挥之不去的铜臭味之外,其实还有若隐若现的哲学气息。偶尔在铜臭中捕捉到哲学,即使还不能算得上是幸福,至少是离幸福近一点了吧!

  2012-06-29

  赵查理先生痛说荒唐:“中国最荒唐的是什么?是明明我们都已知道了真相,他们还在那里扯谎。中国最最荒唐的是什么?是明明我们都已知道了真相,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真相,他们还在那里扯谎。中国最最最荒唐的是什么?是明明我们都已知道了真相,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真相,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扯谎,他们还在那里扯谎。”

  在这里想好心提醒一下赵先生,“最最最”曾是有鲜明时代烙印的“文革语言”,也曾有语言学家批其不合语法,所以要小心别被人当“文革余孽”打了。当然,事情也可以反过来看。当正常人面对现实都忍不住用“文革语言”吼一吼的时候,“彻底否定文革”的说教不是已经很苍白了吗?

  2012-07-19

  最近一波全球反资本主义运动已经退潮,曼哈顿祖科提公园、圣保罗大教堂、伦敦的芬斯伯里公园的占领运动者都早已被当地政府驱逐,或自行撤退。然而最坚韧的“占领运动”居然发生在中国!据《纽约时报》报道,“占领香港”运动的参与者在汇丰银行香港总部外支起帐篷,至今已坚持了九个月。面对极度不受欢迎的政府,年轻一代抗议者的不满呼声日益高涨。香港中文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戈登·马修斯说,“人们一度相信,像李嘉诚这样的人物是香港文化的英雄,每个人只要努力工作,又能走几步好运,就总能致富。今天,人们越来越不这么想了。面对贫富差距,他们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这正在对香港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幸亏咱们有个“一国两制”,否则反资本主义这样的好事哪轮得着今日中国?

  2012-07-27

  前几天,即“7·21”,大水冲了龙王庙,首都几成泽国。今天的报道说,共77人遇难。当天有人开车到广渠门,没想到首善之区竟会有没顶之灾,且报警也没用,结果活活淹死。事后有人提议,报警时如声称车里还有美国友人,或许还有救。据说这条建议得到网友的一致赞许。然而我们应知应会的常识却是:谎报警情是违法行为;今日中国非慈禧天下。看来得加上一横批“千万别按常识出牌”,才和谐。

  2012-08-13

  伦敦奥运会结束了。中国获得的金牌数和奖牌数,与GDP一样,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看来没人能挡得住中国崛起的步伐。还有一个花絮值得一提:会前曾有一批经济学家秉承“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勃勃雄心,要用手中无所不能的模型为东道主英国预测奖牌数。各种预测结果如下:62枚(塔克商学院的艾蜜莉·威廉),54枚(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45枚(科罗拉多学院的丹尼尔·约翰逊),72枚(高盛集团的克文·戴利)。

  现在我们知道,英国实际获得的奖牌总数是65枚。这件事非常直观生动地反映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现实困境: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经济学家都在争论不休,然而在纷呈的意见中,却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反倒是本届奥运会开幕式上被隆重展示的英国全民医疗体系,还真称得上是突破主流经济学束缚的一大创举。

  2012-09-08

  “地下党”是个历史名词,但在现实生活中仍能找到它幽灵般的身影,这故事以前已经讲过。其实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例如另一个历史名词“自留地”。今天有报导说,在“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由于农田四季不停地耕作,早已被榨干了肥力,许多害虫、细菌和病毒也都练就了一身抗药功夫,不大量施用农药和化肥的话,地里根本长不出能卖出去的蔬菜。这样种出来的蔬菜当然只有“眼不见心不烦”的城里人敢吃,所以当地人都单独留下一块菜园,专供自家吃菜用。绿色经济疑无路,似曾相识又一村。自留地万岁!

  2012-09-11

  著有《蒋介石传》和《蒋经国传》的美国人陶涵,对台湾的历代领导人有这样的评价:“蒋介石虽然独裁,但在经济上有效地实现了现代化;蒋经国是转变了的专制者,他带来了自由的民主制度;李登辉则巩固了政治和经济进步。陈水扁符合中国一句古话‘富不过三代’,这个第四代就像一个‘败家子’,除了臭名昭著的腐败外,几乎一无是处,挥霍前三代人创下的资本。不过,历史可能会给出的论断是,他可能是最后一位推进台独的总统。目前为止,马英九的表现像是在试图做一个伟大的调解人,巩固一个中国的原则,无期限结束台独的讨论。很明显,马英九有一个原则:台湾现状的根本改变必须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

  “富不过三代”是铁打的规律吗?我不知道。但这不妨碍我知道一些别的东西。最近看到邓聿文先生评价最近10年的文章,说这10年“滋生或制造了巨大的问题,甚至问题比成绩还多。”我当时就想,你说的这些大家都知道啊,可是你把大家都知道的东西白纸黑字地发到网上,不是故意找删吗?果不其然,后来真的就被删了,而且删得很干净。但删得净真相,却删不净希望。台湾那边有马英九,我们这边有习近平。

 

 

 

 

 

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

----中国有能力走出日式经济的迷局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  蒋强

2012年09月07日

日本应对人口加速下降

  日本央行副总裁西村清彦在8月21日表示:地产泡沫、人口结构变化和贷款增长迅速,会加大一国遭遇金融危机的概率,而中国正进入这方面的“危险区域”。

  类似的观点也反映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教授一平藤原在同一天的讲座: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对澳大利亚的经验教训”,健全的房地产市场,充足的劳动力和正确财政和货币政策,对避免进入经济衰退至关重要。西村清彦和一平藤原的观点对中国经济的危险发出了最强音。中国面临同样问题。

  现在中国经济和这20年的日本非常相似:房地产市场长期火热,人民币持续升值,劳动力减少,部分企业转移到越南等新兴国家,并持续受到这些国家的挑战。如果西村清彦和一平藤原的理论是正确的话,中国经济至少在房地产市场和劳动力供应上出现了进入长期衰退的征兆,而货币和财政政策如果不当的话,很有可能像日本一样陷入经济的长期衰退。那当前的政府的工作重点应当是集中在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和财政货币政策上。

  我们不否认西村清彦和一平藤原观点中正确的方面: 健全的房地产市场,充足的劳动力和正确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三点的确能够对经济衰退起到积极的作用。但这一观点只注重经济周期的短期因素例如财政和货币政策,而忽略掉经济成长的长期因素:生产效率提高和提高国内外消费需求。如果我们忽略掉长期经济增长因素,很有可能像日本一样,陷入单一依靠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和期望提高生育率的怪圈。单靠健全的房地产市场, 充足的劳动力和正确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可以避免衰退,但从长期看,他们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作用有限,这将导致经济运行更大的危险。

  我们也不反对在西村清彦和一平藤原提到的三方面努力,这将使中国经济回到快速增长的道路。但过多将精力放在这类短期因素,将忽视经济成长的长期因素:提高生产效率和国内外消费需求。这些短期措施的努力会使经济出现好转,但长期的经济成长仍然缺乏动力。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从日本经济衰退原因的最新研究、中国经济最新数据和宏观经济理论三方面来论述。

  日本经济衰退原因的最新研究

  我们可以回顾历史上对于日本20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原因讨论。经济学家提出很多理论来解释关于日本的20年零增长,例如:生产效率提高的停滞,中国的竞争,日元升值等方面。这些问题和中国最近面临的现状非常相似,也容易让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表面现象。

  西村清彦和一平藤原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认识依然停留在传统的认识上,而最新的经济研究成果对日本经济停滞原因提出了全新的解释。2011年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罗德泰尔通过计量模型分析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后,发现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过去20年内日本的劳动生产力没有显著提高。这一研究在解释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上有突破性的贡献,它推翻了日本经济停滞的传统观点。过去经济学家们都集中于讨论日元汇率、人口减少和新兴国家竞争。日本生产力长期无法提高这一现象,被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却长期忽略。如果日本的生产率可以继续提高,这将帮助日本从根本上摆脱停滞不前的局面。

  宏观经济理论上的解释

  如果劳动效率可以持续提高,这将把相当一部分劳动者从劳动大军解放出来,将间接抵消劳动力不足的影响。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罗德泰尔发现日本的劳动力不足并非是导致日本经济停滞的最基本原因。日本经济衰退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但日本人口增长在1985年就已经开始出现衰退。如果劳动力不足是日本经济的最主要因素,人口减少和经济衰退应该发生在同一时间,而事实上,日本经济衰退发生在人口减少数年以后。所以人口衰退并非是直接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

  从实际上看,也很难靠提高人口增长来刺激经济。历史上,经济学家认识到日本人口增长不足,并且呼吁提高日本的生育率,但从日本的历史经验上来看,提高生育率来解决经济停滞作用非常有限。尽管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期望刺激人民的生育欲望,日本的生育率持续降低,这表明提高人口生育率的难度远超过人民的想象。

  同样的原因也适用于房地产市场。

  当今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已经超出相当一部分国民的承受能力。但我们设想一下,我们在一个月3000元的工资情况下无法承受房价,如果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劳动者手中的财富不断增加。在未来的一天中,我们的工资达到一个月3万元时,现在的买房难就不是问题了。从现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中国当前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所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完全有大幅度提高的余地,一个月3万元人民币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

  中国经济的最新发展

  根据汇丰公布最新数据,中国8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8,而7月份的终值为49.3。从理论上说,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低于50的话便代表制造业经营的整体需求及营运均处于萎缩状态。所以根据最新的经济数据,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衰退,当前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非常弱。扩大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以达到刺激经济增长是当前的最重要的问题。

  走出经济的迷局

  期望改变货币政策来避免进入经济周期衰退的观点是短浅的。我们主张当前中国经济危险更多来自与长期的经济成长因素, 而不是短期的因素,例如货币政策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中国政府应提高企业技改方面的税费减免,鼓励企业工人的技能培训,扩大国内和国外需求这三方面努力。

  第一,提高企业在技改方面的税费减免可以鼓励企业在机器设备的升级上扩大支出,为应对国际竞争打好坚实基础。第二,鼓励企业工人的技能培训可以提高最直接生产效率,把一部分劳动者解放出来。第三,扩大国内和国外需求可以最直接刺激经济,这很难完全靠宏观经济手段解决,必须有微观手段配合。

  我们必须从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表面现象中,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并走出这一迷局。如果中国也像日本一样,只关注短期的表面现象例如汇率、劳动力、房地产市场和其他国家竞争,而忽略对劳动生产率和消费需求增长,中国经济很有可能像日本经济一样:身陷不幸,但不知道自己不幸的原因。

 

 

一组经济信息

中国将在未来5年成全球第二富国

瑞信

2012年10月11日

  瑞信研究院10日发布的2012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亚太区到2012年年中已取代欧洲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地区,中国则预计在2017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排行第二的富有国家。《报告》还指出,目前中国已有4700名超高净值人士(个人资产净值超过5000万美元),仅次于美国。

  这份报告指出,在国家层面,美国、中国和日本是全球财富的三大来源地,于2012年年中这三个国家的家庭资产分别增长1 .32万亿美元、5620亿美元和3680亿美元,总额分别达至62万亿美元、20万亿美元和28万亿美元。

  《报告》认为,中国在未来五年料会为全球财富带来18万亿美元的进账,预计达38万亿美元的财富,超越日本的35万亿美元在2017年成为全球排行第二的富有国家。

  瑞信还估计,全球有84500名个人资产净值超过5000万美元的超高净值人士,当中29300人的个人资产值最少达1亿美元,而2700人的资产值超过5亿美元。在国家层面,美国以37950名超高净值人士(占全球总数45%),大幅抛离其他国家。中国以4700名超高净值人士(占全球总数5.5%)跃居第二位。

 

 

北京家居大卖场现批量倒闭潮 半年关门8家

央视

2012-09-16

    房价最贵的上海,现在别墅却在大幅跌价,看来的楼市的清淡真的是非常明显,楼市的不景气,也给家居和建材行业带来了直接的影响。以北京为例,今年3月份,有着“京城八大灯饰城”名声的“八方龙”灯饰城被改作花鸟市场开始,北京的家居建材行业就开始了一轮倒闭潮,短短半年时间,北京的家居建材卖场关门倒闭的数量竟达到了8家。

    这里是位于北京朝阳区白家楼桥的一个大型家居建材城,当记者来到这里时,几个月前还正常开门营业的卖场已经被彻底荒废,大铁板挡住了进入卖场的通道,而卖场周边,无人清理的杂草已经长到了半人多高。

北京市民称,半年前家里装修还在这里购买过家具,今天过来一看,好多店都关门了,不知道为什么。

    记者驱车沿着北京的五环路绕了一圈,发现包括兴隆家居建材城、金开利德家具卖场、东方家园立水桥店、百安居桥北店、居然之家大东发店等都相继关门,或正在撤场搬迁,而这些规模庞大的大卖场都曾经有上万甚至几万平米的经营面积。家居建材城销售员王小姐称,几乎都赚不到什么钱,现在基本上都关门了。

    一项家居统计数据显示,从去年8月份以来,北京各类家居建材卖场已有12家正式关门,而最近半年关门的就达到了8家,另外,还有5家商场正在准备搬迁或撤场。

    昔日跑马圈地如今转行回吐

    由于前些年房地产持续升温,从2010年起,不少知名的家居大卖场开始在全国各大中心城市展开“土地争夺战”,跑马圈地成了家居大卖场最热衷的游戏。其中尤以红星美凯龙的扩张最为迅猛,据统计,红星美凯龙旗下的门店数量,以平均每年约10家的速度增长,截止到今年8月,红星美凯龙在全国开设的家居店超过了100家,而根据其计划,到2020年红星美凯龙还要增长一倍,在全国开店要达到200家。扩张的步伐这么迅猛,一旦需求减少了,大型家居卖场又会面临怎样的境况呢?

    这是一家位于北京朝阳区大黄庄桥的红星美凯龙旗舰店,从去年年底开业到现在,这家店正式对外营业已经快十个月了,然而,当记者走进这个装饰得非常华丽的大卖场时,却几乎看不到什么顾客,店面内外,豪华扶梯都显得空荡荡的。

    家具和卖场都过剩 北京最大建材城整片空置

    北京一些庞大的、甚至是豪华的家居建材大卖场,之所以生意冷清,根本原因还在持续不断的房地产调控,因为调控导致购房者大减,新房少了,装修房子的自然就少了,那么,除了这个原因,还有其它的因素么?

    黄先生是国内一家大型沙发制造企业的负责人,从五年前开始,跟随家居大卖场不断扩张的步伐,黄先生开设的沙发专卖店数量也在飞速增长。

    某沙发生产企业负责人黄敏立称,卖场前几年,三五年前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像上海北京的扩张,我们跟随着它,五年前(我们)在中国大概有200家店,现在大概有700家店。

    门店数量激增,黄先生经营的企业也越做越大,但是从去年年底开始,经济环境整体降温,黄先生开始感受到了一阵阵寒意,这时他才意识到,市场已经接近饱和了。

 


中国人寿上半年净利润减少26%

2012年 8月 28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China Life Insurance Co., LFC)周二公布,上半年净利润减少26%,因保费收入下降。该公司表示,在截至6月30日的六个月实现净利润人民币96.4亿元(合15亿美元);上年同期为人民币129.6亿元。这与该公司本月早些时候的利润预警吻合,该公司当时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大幅下降,降幅最多达29%。

    保费收入和发单费用总计人民币1,847.4亿元,较上年同期的人民币1,948.5亿元减少5%。该公司表示,上半年投资回报率从4.5%降至2.83%。截至6月30日,该公司减值损失总计人民币151.2亿元,高于上年同期的人民币36亿元,因国内股市持续低迷。

 

 

中国平安已变成英国公司

抗议英国汇丰(中国平安)歪曲事实的恶意举报

张宏良 博客

2012年10月9日 星期二

    10月8日,本人在新浪微博(见附件一)指出了中国平安公司已成为英国公司的事实,并未涉及兼并和收购中国国有资产过程中有无任何黑幕,也未涉及英国汇丰控股中国平安公司后,仍然使用“中国平安”的名称进行欺诈经营的内容,其中所提4万亿资产,也仅仅是英国汇丰公司控股参股中国几十家大型公司中2家的资产。昨天微博发布后,即招来数百条指责是谣言的污蔑和辱骂,今天中午本人再以思考题的方式提示大家注意——英国并购中国平安公司,究竟触犯了谁的利益?是什么人在辱骂?

    结果一个小时后,新浪即发出通知禁言了张宏良微博。禁言理由是中国平安公司举报张宏良恶意造谣(见附件二截图)。理由是中国平安公司60%的股票是中国投资者持有,所以不是英国公司。中国平安作为一个大公司能够无耻到这种程度真是匪夷所思。莫说是世界著名投资公司,即使是任何一个普通股民都知道,股份公司是以控股权来划分所属的,哪个国家是第一大股东,掌握控股权,公司就属于哪个国家,与国内投资者数量没有任何关系。英国汇丰公司是中国平安第一、二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15.58,远远超过其他股东(见附件三中国平安十大股东列表),不是英国公司又是哪个国家的公司?本人在与新浪交涉过程中也指出,新浪是在美国上市的股份公司,肯定是美国投资者多,但是绝不能以此而说新浪是美国公司,虽然新浪没有答复,但是这个基本常识新浪应该知道。或许中国平安会狡辩说,他们持股比例没有超过50%,不属于控股。股份公司控股分为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两种情况。随着虚拟经济的高度发展,跨国公司的绝对控股已经十分罕见,所谓控股一般都是指相对控股。用股票投资者数量来混淆视听,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流氓手法。中国股市将要推出国际版,到时来中国上市的外国公司,股票买卖者将主要是国内投资者,难道能够由此说这些外国公司是中国公司?

    其实,问题不在于禁言张宏良微博,而在于一个外资公司采用非正常手段吞并了中国人天文数字的血汗钱,还不允许中国人有丝毫质疑,哪怕是有一丝一毫的质疑,都要采取专政手段。最初投资50亿人民币收购中国平安的英国汇丰公司,投资收益究竟达到了何等天文数字,随便从股市拈来几个数字,就可看出其惊人程度!目前英国汇丰公司50亿投资在中国的资产增值状况:

    1,中国平安12.3亿股,目前市值520多亿(其中约一半股票受让自美国高盛公司,而美国高盛公司获取这些股票不到3亿人民币)。大陆发行募集资金超过380亿,香港发行募集资金超过200亿,还未包括后来增发募集的数百亿资金。

2,平安银行26.8亿股,目前市值约356亿。

3,中国交通银行115亿股,目前约市值610亿。

4,中国工商银行30.7亿股,目前市值约116亿。

5,中国建设银行24.99亿股,约100亿元

    仅仅上述5家银行股票市值就超过1700亿(最高市值时超过4500亿),是50亿投资的34倍,另外还有近40家中国控股公司(见附件四),这些中国大型超大型企业净资产和市值有多少,是成百上千亿还是成千上万亿,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计算。而与此同时,美国投资者基金在韩国银行并购中仅赚了4倍,就引起全国轩然大波,许多官员和当事者被调查和法办。而在当今中国,我们对中国银行变成外国银行仅仅是发出一句感叹,就被封杀了微博。这就是中国平安公司变成英国公司的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中国老百姓却买不起房看不起病的根本原因。

    或许有人会说,愿赌服输,人家英国人有本事从中国资本市场上赚大钱,你中国人赚不到钱活该自己没本事。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在中国股市上,中国投资者亏损累累、血流成河,不仅散户赚不到钱,甚至连投资基金都亏损?仅2011年一年,中国股民就人均亏损4.2万元,投资基金亦无一赚钱,整体亏损4000亿元。2008年“救美国就是救中国”那一年,更是人均亏损达到13万。中国股市开市以来,中国股民到底赔了多少钱,没有人计算也无从计算,但是中国股民几乎没有赚钱的,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在当今中国,要想找到一个三条腿的蛤蟆或许还有希望,但是要想找到一个赚钱的股民却是难上加难。请问,古往今来全世界有哪个国家的资本市场,是只有外国人能够十倍百倍地赚钱,而本国投资者却几乎无一不是亏损累累的?退一万步来说,就算中国人智商低都是傻帽,那么,在制订市场规则时,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本国全体人民都是傻帽这个实际国情?

    况且,中国平安在成为英国公司的过程中,究竟有多少是在阳光下进行的,几乎每一个熟悉中国经济的人都清楚。别的暂且不论,单说第四大股东源信行投资有限公司(就附件三)的身份,就足以让整个世界目瞪口呆。2007年之前,也就是在中国贱卖银行股被曝光引起朝野震惊之前,中国平安第四大股东名字并不叫源信行,而是一个名叫刘方的自然人小姑娘,后来因为一个小姑娘持有数亿股份太刺眼,便注册了现在的源信行公司。被英国人控股的中国平安的小姑娘股东,与被荷兰人控股的北京银行的娃娃股东,共同构成了当今中国资本市场最引人注目的历史风景线。只有走进这道独特风景线的背后,才能看到中国资本市场上外国人赚钱、中国人亏损的真正原因。只是没有人能够走进这道风景线背后,哪怕是死人也无法进入。

    这就是堂堂中国没有一个人敢于揭露中国平安内幕的原因。这就是中国平安一句话,新浪就查封张宏良微博的原因。而新浪本身作为上市公司,完全知道中国平安的控股公司是英国汇丰,因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资料完全是公开的,打开电脑一看即知,甚至根本不需要任何查证。可即使如此,新浪仍然查禁了张宏良微博,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专制的时代,特别是外资专制,更是任何一个中国人无力抗拒的。莫说是我们一介文弱书生,即使是国家的高官重臣,得罪了英国汇丰,也同样只能是死路一条。

    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抗议,抗议英国汇丰歪曲事实、诬陷捏造、恶意举报的野蛮行径!抗议外资公司凭借资本特权随意迫害中国学者的野蛮行径!

    如果中国平安不撤销恶意举报,重新开通张宏良微博,将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附件一:10月8日和9日张宏良四条新浪微博

    1,翻阅股市资料,不禁心如刀绞。已变成英国公司的中国平安,在中国控股上百家巨型金融和其它类公司,其中仅平安保险和平安银行(原深圳发展银行)两家,资产规模就超过4万亿,全都加在一起,将是骇人的天文数字,远远超过一个小国GDP。却被英国以区区50亿人民币买走。中国老百姓三座大山就是这样形成的。

    2,不仅大量银行股以国内发行价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的超低价卖给外国人,包括能源在内的其它行业同样如此。中国石油国内发行价16.7元,开盘价48.6 元,可是卖给美国人巴菲特的价格是1.16元人民币。结果巴菲特在中国石油股票上赚了200多亿,而中国股民则赔了个倾家荡产,至今股价也不到开盘价的 20%。

    3,2003年美国孤星集团15亿美元收购韩国外换银行,3年后以72亿美元出售给韩国国民银行,获利近4倍,在韩国引起轩然大波,韩国司法界介入调查,相关官员被指控。然而与中国平安的购买差价相比较,不过小菜一碟。可是,在中国不仅没有全国声讨此案,反倒有人堂而皇之地站出来为此案辩护,岂非咄咄怪事!

    4,思考题:这条中国平安变成英国平安的微博引来无数水军谩骂。现在的问题是,这条微博触动了谁的利益?是谁在组织人前来谩骂?

 


各地保增长投资规划已达17万亿

吴敬琏

2012-09-16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国际金融论坛2012学术报告会上表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各地政府保增长的投资规划已经达到17万亿。

    吴敬琏表示,上星期初各地所报上来的投资规划大概是7万亿,到周末已经到12万亿,但是根据目前的不完全统计,各地保增长投资已经达到了17万亿元。

    中国金融体系问题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方式

    吴敬琏在论坛上表示,中国现在的金融体系存在很大问题,而根源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上存在问题,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引用了前苏联斯大林的路线即做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发展方式,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大规模投资,用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近些年中国的金融系统有了很大的变化,跟国际接轨,机构的设置及某些市场的运营方式都运用了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但是因为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改变,旧体系的许多东西在金融体系里仍然有影响,通过金融系统分配资源的功能,保证能够抽取更多的资源来完成国家经济的目标,把攫取型的体制叠加在市场体系上,造成了现在的种种问题,而这种发展方式造成的后果现在变得越来越明显。

    吴敬琏表示,最近他到一些地方去的时候看到各地地方政府都很着急,希望实现高速度的增长,否则财政问题、社会福利问题都难以解决,但是目前解决的办法仍然是投资,大规模的投入,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各地为保增长的投资规划达到了17万亿,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他还称,中国现在的金融体系虽然在现象上跟西方金融体系最终的结果很相似,但是所有的机制都是反过来的,中国的储蓄减投资有大量的剩余,于是用了出口导向政策,用这部分剩余填补发达国家储蓄投资的缺口,但是结果的表现是一样的,也是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以及证券的泡沫。

    铁路主要资源用来建高铁是资源误配

    吴敬琏在现场举例讲了中国靠投资拉动经济突出的两个样板,一个样板就是高铁,他表示,高铁是需要发展的,在某些企业经济活动比较密集、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建设高速铁路,哪怕是亏损的,也是有利的,因为有外部性作用,比如北京到上海的高铁对于经济的影响就是重要的。但是因为中国目前高铁建设用的是超级政企合一的企业,运用国家的力量来进行建设,结果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用这么多资源普遍进行建设,留下来几万亿的负债,另外,交通方面的科学家早就提出这样的问题,铁路现在的短板是在货运,而不是在客运,中国现在把主要资源用来建设高铁,高铁是客运,这是资源的误配。

    另外一个样板是有几个省份超高速的增长存在的问题已经相当危险,某个省连年GDP增长都达到了14%、15%的水平,投入越来越多,按照本地GDP的总量来说,去年的投资率大概是89%,今年上半年的投资率则达到了本地生产总值的120%,吴敬琏表示,只要稍微有些经济学素养或者对过去历史有知识的人都会认识到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吴敬琏

2012年09月03日《财经》杂志

  我在上世纪末期多次说过,在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两种价值取向

  在此基础上,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大体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取向:第一种观点主张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逐步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建立基于规则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者称“法治的市场经济”。

  第二种观点把“半统制、半市场”的体制看作一种可能的体制目标。2008年以来被炒得很热的“中国模式”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它宣称,中国经济能够在近二三十年中创造世界公认的优异成绩,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国拥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这种体制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国家战略,不但中国应该继续坚持现有体制,世界各国也应该学习借鉴。而一些代表寻租活动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们,不但积极维护现有体制,还力求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

  在前面两种社会力量展开对战、而社会实际生活中权贵资本主义的影响日益显化的情况下,第三种社会力量公开亮出了回到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主张。他们极力要让人们相信,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不管是腐败猖獗、分配不公,还是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实现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实现再集体化。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事实上,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

  然而,在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理性的讨论受到压制的情况下,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腐败日益猖獗、弱势群体受损害感日益强烈的情势蒙蔽和迷惑大众, 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向市场化改革,试图把大众引向歧途。

  《财经》:既然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用强化政府和官员的“专政”权力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的办法来扼制腐败和缩小贫富差别,显然只能适得其反。所以,这些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虽然也与大众一起声讨腐败等丑恶现象,但是他们找错了病根,也开错了“药方”。可是,借助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煽动,他们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敬琏:这是最值得人们警惕的。如果任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中国社会就有可能走向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顾准所说的“1789-1870-1917这股潮流”。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中国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

  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做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财经》: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因为目前改革迟滞,所以这种悲观论调很有市场。

  吴敬琏: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传统社会结构的产物。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正在中国迅速壮大。假以时日,随着新中等阶层的发展壮大,我们完全有可能跳出所谓中国历史的“周期律”、走上建设现代中国的道路。

  《财经》:但令人担忧的是,在不同思想观点的碰撞和交锋中,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理性思考和冷静切磋往往被反击谩骂乃至造谣污蔑所排除,在习惯于用语言暴力取胜的情况下,各种不同诉求都有趋于极端化的势头。

  吴敬琏:正如波兰改革派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言,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目前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论,对于推动中国实行平稳的社会转型,将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不同诉求都趋于极端化的情况呢?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在中国社会中积累起许多社会矛盾。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可是近年来靠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如果不能靠稳健有序的改革主动消弭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各种极端的解决方案就会赢得愈来愈多人的支持。

  所以,中国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说,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因为近年来中国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关于国有企业的垄断

  对第一种类型的垄断,治本之策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目前,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着过多的经济资源,特别是土地和资本资源,并且把其中大部分投入到盈利性的企业中去,与民争利。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应当坚持1997年中共十五大决定的方针,国有经济逐步从一般性的竞争性部门退出。

  政府的基本职责是提供公共品。目前许多公共品供给出现了严重的短缺。例如,社会保障基金、公租房建设都有很大缺口。这些正是据称为“全民所有”的国有资本用得其所的地方。多年前就有过这样的建议,应当将万亿元的国有公司股权划拨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用以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做实”他们的个人账户。

  近年来,经济学家还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研究、择优采纳的好建议。例如陈清泰教授建议实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并将现在滞留于一般产业的国有资本的30%、或许50%划转到社会保障和其他公益性基金,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我赞成陈清泰教授的建议。为了实施该建议,可以建立特殊的法定机构来配置和管理国有资本。这一机构负责制定所属基金的运营规则,并对它们的运营状态进行监督。

   根据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和中国一些地区过去的经验,不少人担心,如果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会发生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国有企业改制的情况,并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有的国家和地区法制比较健全、社会监督比较有力,或者采取的办法比较得当,国有经济改革的效果就比较好。消极地避开改革,并不能免除权贵以其他方式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的危险。

  因此,应当要求和督促政府负起责任来,采取一切手段防止一些人利用权力在国有经济的改革过程中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避免出现财产初始占有的两极分化。

   由于国有经济原有规模十分庞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会有相当部分的国有资本驻留在盈利性的领域。对于这部分国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特殊行业的企业可以作为特别法人由国家垄断经营外,绝大多数企业都应当改革为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它们作为企业,仍应努力做强做大,但它们应当与其他经济成分平等竞争,而不应享有任何特殊权力和得到政府的任何政策优惠。

  对于执政党来说,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才是共产党执政的可靠基础,应更加注意不要按照所有制的性质把企业分成三六九等,而要对它们一视同仁。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要消除国有企业以及某些得到政府官员青睐的非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特权;另一方面,要实行“非禁即入”的原则,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规定。还要教育和支持民营企业家群体抵制个别人结交官府、靠依附权力、依附国企寻租的不良行为。

 

 

中国劳动力供给逼近“天花板”

雅虎财经

    从8月份,富士康在中国的多个生产基地已经领到来自苹果的iPhone5生产任务。其中富士康郑州公司拥 有日产20万部苹果手机的产能。为确保产能最大化,富士康郑州公司需要招收20万名工人来保证产能完成订单,其中仅9月份就需要招收5万人。河南省各级政府成为完成这一招工任务的主力,这也是河南当初吸引富士康落户郑州给出的多项优惠措施之一。

    然而,作为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尽管为此花费上亿元的财政补贴,却依然不能为富士康如期招收到工人。8月4日召开的河南省政府省长办公会上决定,河南省政府将协助富士康招募20万名工人,而这个任务被分配给了河南省各地的18个地市政府,完不成招工任务的县市将受批评。

    河南省18个地市之一的驻马店市有关部门证实了这一消息。驻马店市政府的任务是确保在年底前给富士康招到1万名工人。驻马店市政府再次将这个任务分解到该市下辖的9县1区。而县区政府则将任务分配给各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需要招 募到二三十名工人送到富士康去。

    为了提高农民工到富士康工作的积极性,河南省政府还将给新招收到富士康工作的工人每人每月200元的补贴,这份补贴发放到今年年底。而该费用将由河南省财政厅支出,由河南省人事劳动部门下发。记者粗略计算,如果按照年底之前招满20万人用工量的话,到年底前,河南省需要为此支付的财政补贴有可能达到上亿元人民币。

    然而,驻马店职业介绍中心主任张国选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任务并不好完成,一些县又将任务层层压给各个乡 镇来完成,同样一些村委会也领到了乡政府下达的招工任务。河南省里给驻马店下达的招工任务是,在8月份为富士康招工3200人,但是驻马店仅完成了一半。

    河南商丘市的招工任务也同样不乐观。商丘市给下辖的宁陵县下达了在年底之前招聘到700人的任务,不久前宁陵县政府又开 会要求劳动部门务必要在9月14日之前完成300人的招聘任务。但事实上,从8月10日至今,宁陵县劳动局帮助富士康招聘人数不到100人。

“用工荒”或将持续升级

    随着富士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西拓,中国东西产业转移的速度近年来在提速。而这种产业转移让河南受益颇大。今年前8个月,河南实际利用省外境外资金占全省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四分之一。仅七八两个月,河南实际到位省外资金42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

    统计信息显示,2010年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为2363万人,其中省内转移1142万人,约占一半。在2010年以前,河南省农村劳动力有接近70%到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就业。

    2008年以来,河南省劳务工在省内就业 的比例逐年上升,这种趋势在近两年表现得更加明显。2011年,河南省劳务工省内就业人数比2010年增加了126万,其中约24万人是从省外转移到省内的。数据显示,2012年春节后有180万人不愿意继续到河南省外就业务工。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尔铎认为自2005年“用工荒”开始大规模引起人们注意,但这种“用工荒”的严峻形势并没有减缓,而是日趋严重。这源于计划生育政策后,新的劳动力减少,但社会用工需求没变,劳动力供给需求矛盾越来越大。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新生婴儿数量逐年下降。1990年新生婴儿出生数量是2500万,到2009年下降到1580万,19年间下降了1000万,而1990年出生的婴儿到现在正好22岁,22岁正是适龄劳动力。

    从河南省计生委了解到的数据显示:河南省内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达到1592万,占河南人口总数15.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4个百分点。 这正好说明今后劳动力缺乏将是长期存在的事,企业要想解决用工困难,唯一办法就是提高待遇。如果不能提高待遇,那说明该公司竞争力较差,产业需要升级,否则就只能将该产业转移到更落后的地方去生产了。

川豫劳动力供给逼近“天花板”

    多年来,河南、四川两省的劳务输出各占全国规模的1/10。 在劳务输出第一大省河南,2011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数达到2465万人。但河南人社厅的消息透露,2013至2014年,河南全省劳动力供应总量即将“见顶”,届时全省富余劳动力中,能够转移就业的总量将达到2500万左右的高峰。

    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河南省劳动力供应总量增速明显开始降低。2007年河南新增劳动力200多万,到2011年,仅为100万出头。这种劳动力供应趋于饱和 甚至开始下降的代表性先兆,在一些传统的劳务输出县市已经开始显现。

    另一个劳务输出大省四川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四川省农劳办主任吴祥玉表示:“当前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已达到2300万人左右,而我们估算全省劳务输 出极限在2400万至2500万之间,增长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现在每年新增农村劳动力规模仅在50万左右。”

 



以国有资产填养老金18万亿缺口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曹远征

2012-08-29

    从资产负债表角度破解经济运行的秘密,中国有独特的优势,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应持乐观态度。

    养老金高达18.3万亿元的巨大缺口主要是人口老龄化造成的。但是中国不必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国有资产,可以通过划拨国有资产填上缺口。如果所有的办法依赖于国有资产的话,那就是80%的国有资产得划进社保。

    预筹积累制养老金制度比现收现付制成功,但不管怎样,政府都应承担起养老的责任。破解养老金困局,延迟退休是选项之一。资产负债可持续,在养老上无外乎三个解决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提高交的比例;第二个办理推迟支付,减少支付压力,这就是提高退休年龄;第三个办法就是国有资产划进去,我们说这三种办法你都可以考虑,都能达到效果。政府要确保养老金投资收益。

    中国经济8%的增速是正常的。货币政策只能稳经济,避免下滑过快,不能帮助经济增长。当前可以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来避免下滑。

    网易财经:我们看到最近您作为主要的撰稿人出的一份报告指出,明年中国的养老金缺口可能会达到18.3万亿,这个推算有什么依据呢?

    曹远征:前些日子我们做了一项研究,就是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国家长期的资产负债可持续能力的问题。国家资产负债表通常是指四张表联在一起,既包括财政的、政府的资产负债,也包括金融机构的,同时也包括非金融机构的和居民家庭的,这统称为国家资产负债表。这个国家我们要英文说的是National,包括这四张表在内的,这四张表做的目的实际上有一个契机,就是为什么欧洲发生债务危机,为什么美国有次贷危机。

    从去年开始我们在做这项研究,大概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了。其实报告很早就发布了,只不过后来有人提到,说是特别是劳动社保部讲要提高退休年龄,有记者就把两件事联在一块了,于是就成了网上和舆论上热炒的一个原因了。

    养老负债是说国家如果对居民的养老有承诺的话,那么它一定要提供养老的来源,如果这个来源不确实的话,它就变成国家的一个或有负债,这个或有负债会影响到国家的资产负债的持续能力的问题。

    如果说投资构成的这样一个资产负债表的问题的话,你会发现流量和存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接线的关系,也就是说比如说投资回报率10%,那么你就要十倍的资产才能支持这样一个流量。同理,咱们也看看国家资产这个养老负债上,养老负债上大家一般认为个人账户不实,个人账户的缺口可能有1.7万亿,如果投资回报率是10%的话,那么换言之就需要17万亿的资产才能支持这1.7万亿的缺口,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18.3万亿如果你从逻辑上推的话是这么一个数。

    但是我们说这个数不重要。不重要的意义在于,中国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是有这个能力的。国家有庞大的国有资产,但是却是对养老有负债,那你把国有资产转到养老这上头,这个问题就平了,这是我们想说的最重要的问题,制度的改善的问题。而且这个事我们过去也做过,在2003年以前有过这么一个决定,国有企业上市,它的上市融资额的10%倒算成国有股划归社保,这是国有资产转社保,现在只不过是根据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我们需要转的额度更大一点、更多一点,仅此而已。这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纠正国家资产负债结构错配,那么转到这儿,这个缺口就给补住了。

    网易财经:那就是说中国没有必要担心这个18.3万亿的所谓的负债吗?

    曹远征:不是说是已经负债,它是有资产的,资产必须填进来的,就是国有资产。而且中国政府除了国有资产以外,土地、其他的资源都是国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存在支付能力,只是制度上没有建立起来。

    网易财经:您觉得社保的这个亏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曹远征:最重要我们的社保是个人账户制,个人账户叫公积账户,也就是说你个人在工资总额中间要交8%,同时你的雇主单位还要给你交同等比例的,进入你个人账户,大部分进入个人账户,还有一部分进入你的公积账户,你退休以后首先从个人账户领钱,当个人账户不够的情况下,由公积账户再来补助,然后构成这么一种养老制度。个人账户能否有足够的金额就变成这个制度的全部关键所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实我们的个人账户是不实的。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过去有老工人退休了,但是他的个人账户是空的,那么他一定会挪用你的个人账户的钱,那么就会导致你个人账户是空的,于是我们经常说,这个养老制度最核心的是做实个人账户。

    个人账户的不实,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亏空,这个亏空并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这是中国的特殊原因,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原因,由于代际更替的原因。个人账户不实,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隐性负债,因为国家承诺说给你有保障。那么这个承诺是可以解决的,就是说把国有资产划进去。

    网易财经:刚才您提到了希腊由于一些负债造成了,比如说它的金融系统出问题,经济出问题,您认为中国的这个养老金有可能会对经济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呢?如果我们没有进行一定的制度改革的话。

    曹远征:第一,养老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养老要出现,或者养老问题比较严重化,最终是人口老龄化。因为如果代际更替是平的话,后代人养前代人,因此养老金也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欧债问题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所致,就是吃饭的人多了,干活的人少了,积累撵不上支出的需要,于是就出现了债务危机。

    对中国来说也面临这样的风险,因为中国的人口正在急速老龄化,我们知道过去中国推行的是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独生子女,那么就意味着人口的代际不能正常维持,一定会出现一个老龄化,现在这个趋势已经开始出现了,养老问题由此就变得比较尖锐起来。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强调,中国跟希腊不一样,是因为中国政府有庞大的国有资产,他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弥补这个缺口,而不像希腊政府没有国有资产,他只好借外债来弥补,最后外债偿还不起,结果出现了希腊的债务危机。

    网易财经:您觉得划的额度到多少比较合适?

    曹远征:这么说吧,如果所有的办法依赖于国有资产的话,那就是80%的国有资产得划进社保才够。然后大概是在2050年左右的时候。就是说到2050年的时候,如果做到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其实不用担心养老问题了。

 

 

中国企业养老金替代率下降 低于国际警戒线

新京报

2012-09-14

    尽管养老金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我国养老金替代率却在下降,目前企业养老金替代率已不足机关事业单位的二分之一,已低于国际劳工组织的最低标准。报道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替代率连年保持在100%左右。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待遇差距不断拉大。

    国家审计署8月发布的社保审计报告显示,从2005年至2011年,我国企业职工养老金年均增长13.4%,由2005年的每人每月713.25元提高到2011年的每人每月1516.68元,跑赢了CPI。

    不过在这些数据背后,记者却发现,尽管养老金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我国养老金替代率却在下降,目前已低于国际劳工组织的最低标准。如何提高养老金替代率,将日益变成迫切的问题。

    社保专家根据审计署最新公布数据得出,2011年企业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2.9%,低于国际警戒线的50%。从2005年到2011年,我国企业职工养老金连续8年,年年上涨养老金,年均增长13.4%。但是对于退休职工来说,8年连涨并没有特别大的感受,生活水平并未有显著提升。原因之一就是养老金替代率一直呈下降趋势。(注:养老金替代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它是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

企业养老金替代率大幅下降

    社保专家褚福灵指出,2011年中国企业养老金替代率为42.9%,远低于制度预期的58.5%。

    2012年1月21日,人社部宣布,今年我国企业职工养老金再次调高,涨幅为10%。从2005年算起,我国已经连续八年,年年调高企业职工养老金。而国家审计署8月发布的审计报告也显示,从2005年至2011年,我国企业职工养老金年均增长13.4%,由2005年的每人每月713.25元提高到2011年的每人每月1516.68元。

    审计报告特别指出,和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相比,养老金平均上涨幅度高出10.03个百分点。这也意味着,在过去这七年中,养老金涨幅跑赢了CPI。但是,过去这十多年,我国养老金替代率呈下降趋势。因此,养老金连年上涨,退休职工生活水平未有太大提高。

    养老金“替代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主任郑秉文(微博)9月3日向新京报记者介绍,1997年我国建立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时,预期的平均替代率为58.5%。不过,这几年平均替代率已经在50%以下,维持在40%的水平,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

    人社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央财经大学社保系主任褚福灵曾专题调研过我国养老金替代率问题。褚福灵的调研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企业养老金替代率为69.18%,到2002年时,已下降到59.28%。按照褚福灵的测算,2005年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降低到47.94%水平后,一直处于45%左右的区间。

    2011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2452元,月均约3537.67元,而国家审计署近日的审计报告则显示,2011年,我国企业职工养老金为月均1516.68元。褚福灵9月6日向新京报记者介绍,若按照这个数据,可简易计算出,2011年我国企业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2.9%。

    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看,2009年企业职工替代率为47.34%,2011年的42.9%,有较大幅度下降。

42.9%替代率低于国际警戒线

    按照国际经验,养老金替代率低于50%,生活水平较退休前会大幅下降。养老金替代率是衡量养老金保障水平的一个主要的数据,替代率下降意味着养老金的保障水平也相应贬值,褚福灵解释。

    郑秉文介绍,按照国际经验,养老金替代率大于70%,即可维持退休前现有的生活水平,如果达到60%-70%,即可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如果低于50%,则生活水平较退休前会有大幅下降。简单说,一个普通参保者,退休当年工资水平10000元,那么年养老金6000元至7000元的话,可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如果少于5000元,生活水平就难以维持。

    北京市养老金月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二,企业职工养老金平均每月2510元,去年月平均工资4672元,其平均养老金替代率则为53.7%。

    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规定,养老金的最低替代率为55%。北京的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已低于国际最低标准。褚福灵介绍,所以这个标准仅作参考,但是我国养老金替代率较低的状况,目前确是一大现实。

双轨制的“差距”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替代率连年保持在100%左右,企业养老金替代率已不足其二分之一。养老金涨幅跑赢了CPI,但是却没有跑过工资增长水平。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1999年之后的年均涨幅超过14%,而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的年均涨幅不到11%,用这样的数据算下来,替代率自然降低。褚福灵介绍,“工资水平增长比较快,远超养老金的增幅。”

    另外,我国养老保险面临的个人账户空账、养老金贬值压力,使得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着财务风险。郑秉文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养老金不可能连年快速提高涨幅。

    实际上,我国养老金的正常调整机制2005年才正式确定。2005年我国调整养老金计发办法时,明确要建立养老金的调整增长机制,提出可根据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物价上涨情况,适时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

养老金“八连涨”还有着特殊的背景。

    郑秉文介绍,由于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双轨制”,待遇差距较大。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八连涨”的一大出发点就是照顾公平、弥补差异。事实上,在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下降的同时,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替代率没有降低,甚至个别有上涨的现象。

    我国建立养老保险制度时,最初只涉及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并未将机关事业单位包含在内,由此形成了养老保险的“双轨制”。企业职工需要缴纳参保费,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不用缴费,但是养老金却要比企业高许多。

    褚福灵的调研数据显示,事业单位养老金替代率1999年为100.92%,2002年则为97.49%。机关单位的养老金替代率1999年为101.61%,此后有小幅上涨,2002年为104.56%。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保研究所所长李珍介绍,如今我国企业养老金替代率已在40%的水平,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替代率一直维持在100%左右。这也使得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待遇差距有加大的趋势。现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平均替代率已经是企业职工的两倍甚至更多。

制度单一的风险

    如果企业年金制度能够建立,可在政府养老的基础上再增加20%-30%,而这项制度发展并不顺利。

    褚福灵介绍,要让替代率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从根本上讲,我国的养老保险就必须建立一个多元的保障体系,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分散风险。对此,我国最初的设想是建立一套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早在1995年,原劳动部就出台过一部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不过,直到2004年,原劳动部在此基础上出台《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后,这项制度才真正开始建立。

    如果企业年金制度能够建立,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就有了“双保险”。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社会保障系主任仇雨临曾测算,按照国际经验,企业年金能在政府养老金的基础上,再增加20%至30%的替代率。在我国,企业年金制度曾被官方和学界寄予厚望。不过,目前来看,这项制度发展并不顺利。

    人社部2011年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末全国有4.49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为1577万人;年末企业年金基金累计结存3570亿元。郑秉文认为,无论从参加企业规模、还是参保职工人数以及基金总量来看,企业年金都比较弱小,远没有达到第二支柱的地位和承担起补充养老金的责任。而要提高替代率水平,从根本上讲还是要增加养老金的收入来源。这有赖于养老保险体制的改革,在建立多元的保障体系的同时,也要打破现有的双轨制模式,同时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

 

 

郎咸平的一笔账:退休后20年需要242万养老钱

2012-08-15

    北京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生活费是5万元,如果CPI涨幅为3%,20年后要保持现在这种生活水平,一年需要9万元。假设你离退休还有20年的时间,退休后还要再活20年,那么你需要的养老费用是242万元。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显然,在养老问题面前,没有人可以如歌中唱的那样洒脱。养老金是保障还是“劫富济贫”的陷阱,到底,拿什么养我们的明天?

    郎咸平算过这么一笔不靠谱的账:目前北京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生活费是5万元,如果CPI涨幅为3%,20年后要保持现在这种生活水平,一年需要9万元。假设你离退休还有20年的时间,退休后还要再活20年,那么你需要的养老费用是242万元。按照我国现有的养老制度,如果月薪4000元,假设薪水的涨幅是每年3%,那退休时的养老保险金总共也只有37万元,但是你需要242万元,连零头都不够。

    这个计算的不靠谱在于,CPI涨幅和薪水年涨幅都不太可能是3%。但至少可以提醒我们注意一点,那就是养老的钱从哪里来?养老金不只是每月显示在你工资条上的一个数字,也不是三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寅吃卯粮的惶恐,更不是只有经济学家口中呼吁的“缺口”这么简单。

养老金“缺口”是怎么产生的?

    退休以后,想要拿着养老金过上体面的生活,目前来看还存在困难。截止2010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1.5万亿元,90%存入银行,10年来平均收益不到2%,而在过去的十年平均年化通胀率在2.14%。2012年6月,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等人联合公布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报告建议实施延迟退休年龄。随后,关于养老保险和退休年龄的话题在国内引起巨大争议。

    所谓的养老金“缺口”是当期收入不抵支付,但养老金已经连续多年正增长,收入超过支付,因此并不存在缺口。但是从中国整体的养老金设计来看,老一代人退休领钱,新一代人工作赚钱,因为计划生育,未来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新一代人如果没有工作效率的提升,能否养得起老的一代?这就产生了隐性债务问题。所以,目前说存在缺口还为时尚早,未来几十年是否会真的出现,关键看国人的工作效率能否提高,中国的产业升级能否完成。

    每个人能领到多少养老金?

    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员2.84亿元,其中参保职工2.16亿元,占比76%,已经领取养老保险金6826人,占比24%,基本是三个人供养一个人的比例。一般养老金要交满15年,如果到退休年龄养老金未交满15年,退休时国家会将你个人账户上存的8%的养老金退给你,那么,单位给你交的21%去了哪里?全被划到国家的养老统筹基金里了,你一分也拿不到!

    养老金的算法很复杂,国家每年都会变动缴费基数,统筹账户的发放则根据你退休时的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确定。国家每年调整基数都是上涨的,也就意味着国家调整基数后你拿的钱会越来越多。

    在养老金的计算标准中,以本人达到退休条件时全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与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之和的平均值为基数,实际缴费年限每满一年增发1%,缴费年限则用退休时间减去参加工作时间再减去扣减年限。

    其实,养老金领取时“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是一个变数,目前无法细算未来具体可以拿到多少养老金。也就是说,你退休后,当时的在岗职工的收入水平会直接影响你的养老金数额。虽然现在不知道自己退休后能领取多少养老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相同情况下,缴费基数高、缴费时间长,退休金自然就比较高。此外,养老金的领取是无限期规定的,活得越久,领到的钱就越多。

    在哪儿领养老金划算?

    从涌入北上广深,到逃离北上广深,伴随着人口迁徙的是他们在一个城市工作了几年之后养老保险的更改。在某地工作几年之后,离开那里,养老保险能退保取出来吗?答案是不能。但是你可以将养老关系转移到新的工作地点。需要注意的是,养老金发放的标准是根据你所在地退休前一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系数发放的。如果你在北上广深缴纳养老保险,然后在退休之前将关系转到二三线甚至四线城市,你的养老金收益将大打折扣。根据你的缴费比例,甚至每月会损失几百上千块的养老金收入。

 

 

 

发件人:djg1973<djg1973@sina.com>;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d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0月04日 23:42 (星期四)

    大军网编者按:看看这个国庆期间到处人满为患的场面,就知道中国的基础设施实在满足不了特殊时期的市场需求。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永远都是不够的。

反对基础设施投资者的荒唐理由

杜建国

9月26日晨

    9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在拉迪沃斯托克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经济发展基础”,“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的投入”。仅仅三天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出席2012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时,批驳了对2008年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俗称四万亿计划)的“不顾事实地歪曲和指责”。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温家宝进一步强调,要解决地区差异、经济转型、改善民生等任务,还需要在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方面巨大而又长期的投入,这“13亿多人口的强大内部需求”,“反映出中国的发展还有巨大的潜力”。

    不过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肯定相反,对于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媒体上却响彻着一片质疑声。不过仔细观察一下不难发现,这些质疑声很少有能站得住脚的。质疑者们的理由可谓是五花八门,最后他们也因此而洋相百出。

    9月17日《中华工商时报》报道,吴敬琏先生在国际金融论坛2012学术报告会上的主旨报告中反对当前用投资拉动经济,并以高铁投资为例来加以佐证。吴敬琏反对高铁建设的理由是:“铁路现在的短板是在货运,而不是在客运。高铁是客运,把主要资源用来建设高铁是资源的误配。”吴敬琏先生这真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高铁虽然主要是客运专线,但是对货运也是同样有帮助的。传统的铁路是客运货运合一的,为了保证客车快速准点运行,货车经常要为客车让路,货运效率受到很大影响。建设高铁客运专线,将会把大量客流从原来的铁路上分出来,也就为提高货运效率腾出了空间。胡舒立的得力干将、财新《新世纪》周刊的主编王烁先生,不久前已经因为断言高铁无助于减缓货运压力而闹过笑话了,不料吴敬琏先生竟然重蹈其覆辙,真是让人感到惋惜。

    吴敬琏先生的学生刘胜军先生,认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过剩,因此不应该再进行投资了。他在FT中文网《与林毅夫商榷:中国未来高增长靠什么?》(最近林毅夫先生因为大力支持投资政策而招致了很多批评)一文中讲到,“中国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再是发展的瓶颈,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过剩或超前现象”。遗憾的是,在讲完这段话后,刘胜军先生并没有给我们举出基础设施过剩或超前的具体例子来,也没有向我们说明这在所有投资中占多大的比例。笔者认为刘先生就这样重大的问题信口开河,是相当不可取的。温家宝总理9月11日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早已指出,不只是在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甚至在东部发达地区,也一样存在着基础设施落后的现象。刘胜军先生若能在上下班高峰期去挤一下北京或上海的地铁,估计就不会坚持自己的观点了。

    许多人认为加大投资有碍于产业升级,比如马光远先生为反驳林毅夫,于9月13日撰文《中国经济:靠什么还能快速增长二十年?》,就指责中国经济由于“过度依赖”“投资”,导致“不可遏制陷入下滑的境地”以及“产业低端”。那么在马光远先生眼中中国产业到底如何低端呢?就在此文发表不久前,马光远在微博上称在金砖四国中,中国制造业水平处在最低端。对马先生的判断,让我有恍如隔世之感。现在中国向俄罗斯和巴西出口的主要是制造业产品,而俄罗斯和巴西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矿产资源,中国无论如何不会比这两个国家的产业水平更低。像俄罗斯,除了吃苏联时代的老本卖点军火以外,他在制造业方面还有什么拿的出手来的呢?难道不正是普京前段时间访华时签约让中国企业去俄罗斯投资建拖拉机厂和LED工厂吗?像巴西,它向中国出口铁矿石,中国则向其出口装载矿石的四十万吨级的巨型货轮,产业水平谁高谁低不是一目了然吗?至于印度,那就更没有资格与中国比较了,总不能认为一个动辄全国大停电的国家的产业水平会高于中国吧。马关远先生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如此无知,难怪他会做出加大投资会阻碍产业升级的荒唐结论。事实恰恰相反,依靠着长期的投资,中国的产业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陈志武先生也坚决反对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他认为中国经济过于依靠外需和投资拉动,今后应该加大消费的比例。陈志武教授这样讲,并非毫无道理,不过当前没必要将投资和消费对立起来,而且中国消费所占的比例一向被严重低估了,英国经济学家、前伦敦副市长约翰·罗思(John Ross)不久前就撰文指出,在全球诸大经济体当中,近年来中国的消费增长是最快的。更令我们吃惊的是,9月4日陈志武发微博称,要求扩大消费,可就在此前,他刚发了一条微博,反对提高工人的收入和四年前通过的《劳动合同法》。如此自相矛盾,几乎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请问陈教授,消费的扩大主要依靠占人口多数的工薪阶层,不提高工人的收入,怎能扩大消费呢?您既反对投资拉动,又反对靠提高工薪阶级的收入来扩大消费,那么您到底想要什么呢?您想让中国经济坐以待毙吗?

    在好多人嘴里,扩大消费仅仅是一个用来反对加强投资的幌子而已。像陈志武这样一面要求扩大消费、反对投资一面却又抱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大有人在。

    还有人认为,要拉动经济不应该指望投资,而应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完成,比如,成思危先生最近就说,“用大量的投资的经济刺激的办法,那只能打一个强心针,甚至是饮鸩止渴”,应该从“提高劳动生产率”入手。成先生这真是只要结果不要手段啊!请问成先生,难道单靠改进管理就能无限提高劳动生产率吗?难道提高生产率就不需要采用更新式或更高级的机器设备——这实际上就是投资——了吗?难道用机器即投资代替人力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性出路吗?用风钻进行作业,再怎么深挖潜力,也不如投资改用隧道掘进机呀。成思危先生的宏论,真是有悖常识。

    郎咸平近日称,正是2008年以投资为主的“四万亿”计划,导致了今天中国经济重新陷入困境。这真是罔顾事实。请问郎先生,难道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冰岛、美国经济不见起色,甚至陷入严重的负增长,也是由于他们推行了“四万亿”的政策导致的吗?当前中国经济下滑,很明显主要是因为受经济周期因素和世界经济再次低迷的拖累。2008年中国经济因为得益于四万计划而在全球一枝独秀,怎么反倒成了罪过?四万亿带来地产过热、通货膨胀等副作用,对此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新的投资中尽量设法减少上述副作用,而不是因噎废食。

    郎咸平还将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问题对立起来。比如前段时间北京的大暴雨暴露出下水道系统可能滞后于城市发展的问题,郎咸平借题发挥,要求“停止新四万亿(投资计划),把钱省下改善民生”,不要把钱“浪费在高铁高速公路钢厂”等上面。请问郎先生,难道大规模修建下水道就不需要钢材水泥了吗?难道高铁和高速公路就不会提高钢材水泥的运输效率从而降低包括下水道在内的各种设施的建设成本了吗?

    如果说上述学者反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观点让我们感到荒唐的话,那么在对比一下潘石屹先生的夫人张欣女士的观点,就会让我们感觉他们倒是极为理性了。张欣女士也积极反对基础设施投资,但是9月13日,正在美国的张欣女士却发微博称美国商界对未来没有信心,因此不去投资,按兵不动,这样就没有新的工作机会,增长没有希望。我们在啼笑皆非之余,不禁要问一下张欣女士:您在美国主张要加强投资,否则经济就没有增长,就没有新的工作机会,可是,为什么在中国,您与您的朋友们却坚决反对投资拉动经济呢?难道张女士您是希望美国好而不希望中国好吗?

    9月19日,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先生指出,“许多经济专家像娱乐节目主持人一样讨论问题,经济专家八卦化,其吸引眼球的噱头就是唱衰中国。”对照上述人物的荒唐言论,笔者不得不承认黄奇帆先生的结论还是很客观的。

    补充一下,中国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所需要采取的对策,笔者认为绝非进行基础投资一途,同时还需要加大对富人的税收(不久前林毅夫也曾提出这一点)、提高工薪阶级的收入,以及加大保障房建设的力度等。

    就在中国的媒体对基础设施投资大肆口诛笔伐之时,9月13日,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彼得·戴蒙德在纽约举行的年度彭博市场50峰会上却表示,“多年来,美国在基础设施上投资不足,为了提振经济,美国应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因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是最具生产力的经济刺激举措,不仅可以创造大量就业,还能为未来夯下坚实基础。”

    连诺奖得主都在追随中国了,那么那些一贯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学者和名人们,为何非得要中国放弃多年来屡试不爽的政策呢?复旦大学韦森教授的一番言论,能让我们茅塞顿开。不久前,韦森教授公开反对官方再次“启动新一轮大规模的基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其理由是这样会阻止“避免不了”的“经济下滑”,以至于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失去了借口。中国的体制确实存在问题,笔者也主张要进行改进,不过像韦森教授,竟然企图通过主动制造中国经济崩溃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不由得让笔者望而生畏,不寒而栗。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国学

Sep 10th, 2012

liguoxue@gmail.com

    【内容提要】传统的国际经济理论认为,国际资本应当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流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然而,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国有企业日益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参与者,相当一部分企业投向了自己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述事实一方面对传统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本文主要从国际生产折衷优势理论、国际生产联系和政府支持等视角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综述和探讨。

    【关键词】 发展中国家 对外直接投资 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到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企业获得了参与国际化生产的机会。2007年以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掀起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高潮,而且呈现出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不同的特征。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些国家(地区)的跨国公司更加渴望在新的市场参与竞争,它们日益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驱动力量。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10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创历史新高,达到3,880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份额从2007年的16%上升到2010年的29%。2010年有6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跻身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排行榜的前20名。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11-2013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WIPS)证实,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正成为重要的投资者,而且这一趋势很可能将来继续发展。

    在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方面,201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比2009年增长了11%,其中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10%,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21%。在主要的发达国家当中,欧洲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分别增长了9.6%和16%,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下降了25%。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来自东亚、南亚、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其中香港(中国)和中国大陆是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家(地区),2010年它们的对外直接投资均增长了100多亿,分别达到了760亿美元和68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在全球排名中分别位居第四和第五位。2010年转型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增长了24%,达到610亿美元的历史记录,其中的大多数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来自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在对外直接投资交易项目方面,2010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参与了7个(占总数的12%)超过30亿美元的大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而在2009年时只有2个(占总数的3%)。特别是“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联邦、印度和中国 )经济快速增长,财政资源充足,这些国家的大型国有企业不但在本区域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和战略资产收购。例如,2010年印度的移动运营商Bharti Airtel以10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科威特的Zain公司在15个非洲国家(不包括北非)的电信业务;中国香港的投资集团以91亿美元收购了英国的EDF Energy PLC,中国石化集团以70亿美元收购了巴西的雷普索尔,俄罗斯的OAO “Vympel-Kommunikatsii” {Vimpelkom}以55亿美元收购了乌克兰的ZAO “Kyivstar GSM”,中国的CNOOC以40亿美元收购了阿根廷的Bridas Corp。

    (二)国有企业成为国际投资的重要参与者

    国有跨国公司作为主要的国际投资者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在2010年,世界至少有653个国有跨国公司,在全球经营着8500多个外国子公司。根据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在全球国有企业跨境并购中所占比重的不同,1981至2010年期间国有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期间,发达国家的国有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比较重要;自200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国有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占绝大多数。从国际投资模式上看,全球国有跨国公司2/3的跨国并购交易都指向了发达国家;相反地,68%的绿地投资更多地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

    从企业数目上看,虽然2010年国有跨国公司在全球所有跨国公司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但是其中56%(345个)的国有跨国公司是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跨国公司数目排名前五位的国家是:南非(54)、中国(50)、马来西亚(45)、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1)和印度(20);在发达国家,大多数国有跨国公司总部设在欧洲,尤其是在丹麦(36)、法国(32)、芬兰(21)和瑞典(18)。

    从投资金额上看,2010年国有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总价值大约$1460亿美元,约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1%,国有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比也不低于6%。2003至2010年期间,在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国有跨国公司占了32%,这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国有跨国公司在过去五年中大宗交易的结果。在全球6个价值超过100亿美元的国有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中,发展中国家国有跨国公司就占了4个,其中1个跨国并购交易,其它3个是绿地投资项目。

    从公司规模上看,2009年有28个国有跨国公司跻身于全球最大的100个跨国公司中, 2010年略有下降但仍有19个。在全球前30名非金融类国有跨国公司中,除了发达国家一些非常著名的跨国公司以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中信集团(中国)、塔塔钢铁有限公司(印度)、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Petroleo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巴西)、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中国)、卢克石油公司OAO(俄罗斯)Petronas - Petroliam Nasional Bhd(马来西亚)等榜上有名。

    当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有跨国公司在投资的产业领域方面存在着差异。总体上来看,1981年至2010年期间国有跨国公司的跨国并购主要是针对采掘业、公用工程和电信。具体而言,发达经济体国有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公用工程上,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国有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和矿产资源上。例如,发达经济体国有跨国公司在电力、燃气及自来水方面的投资额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金额的33%,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国有跨国公司在这些方面的投资只占到了5%;发达经济体国有跨国公司在采掘业和石油等方面的投资只占8%,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国有跨国公司在这些方面的投资却占到了37%。

    (三)对不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跨国并购增多

    与传统的国际投资方向和国际投资模式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局限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是倾向于制度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和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而且从总体趋势上看,跨国并购大多发生在发达国家,而绿地投资大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为了积累所有权优势以应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试图通过在发达国家跨国并购专有技术、品牌和分销渠道等全球生产链上附加值较高的生产环节。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发达国家进行了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本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优惠政策,从而为发展中国家企业 在发达国家的前向或后向跨国兼并创造了有利条件。

    近年来,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主要国家(地区)的企业,包括中国、印度、韩国和新加坡等国企业,不但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而且还积极地在不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业跨国收购发达国家的公司。南亚、东亚和东南亚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目标是房地产、酒店和旅游、电信、交通运输、金融服务。在过去几年中,虽然该地区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有所下降,但是在专业的服务行业的跨国并购一直在增加,如酒店、保健服务和电信。与此同时,金融服务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也有所回升,特别是在2010年金融交易额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390亿美元。从国际投资模式上看,在服务业的累计对外直接投资中,跨国并购的比例为70%,主要涉及金融、仓储、运输和通信、商务、批发和零售等;绿地投资不到30%,主要包括房地产、酒店和旅游、运输、通信和金融。

    与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主要国家(地区)的跨国公司类似,西亚地区的跨国公司也把发达国家作为跨国并购首选的目的地。在对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中,西亚地区的跨国公司不但投向了国内有一定基础的金融、酒店和石油化学产品,而且还逐渐投向国内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如汽车、航空航天、替代能源和电子产业等。从国际投资模式上看,在2004至2010年期间,对发达国家的并购交易占到了该地区跨国并购总额的68%;与此相反,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绿地投资占到了该地区绿地投资总额的93%,而且主要的目的地是西亚(31%)和北非(29%)。

    在产业分布方面,在2003年至2010年期间,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并购主要针对化工、汽车、采掘、运输及酒店业,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首选的并购目标一直是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电讯、电气和电子设备;绿地投资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特别是在北非和西亚,重要的产业包括房地产、酒店和旅游。在西亚的跨国并购总额中,邮政通讯、运输、商业服务和酒店餐饮等服务业占50%,化学和化工产品、汽车和电子产品等制造业占39%,采矿、石油等初级产品的跨国并购并不多,只占11%;在西亚的绿地投资总额中,房地产、酒店旅游、通讯、运输、休闲娱乐等服务业占75.3%,金属、化工、食品、饮料、塑料等制造业占14%,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初级产品的绿地投资也不是很多,只占到10.7%。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也充分利用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投资机会,纷纷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在2010年,该地区的跨国并购的73%集中在发达国家,绿地投资中的75%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中78%针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3%发生在南亚、东亚和东南亚,5%发生在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外投资最活跃的两个国家是巴西和墨西哥。例如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盖尔道、卡马乔科雷亚、Votorantim、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和Braskem公司,加大了在发达国家的铁矿石、钢材、粮食、水泥、化工、石油加工等产业的收购;墨西哥的Grupo Televisa、西格玛Alimentos、Metalsa和Inmobiliaria Carso基金公司也收购了传媒、食品、汽车及汽车服务等产业的美国企业。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d(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in chun<C.Lin@lse.ac.uk>;d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0月15日 09:25 (星期一)

云计算封闭与开放之争:传统巨擘VS新兴公司

李明

2012年10月10日

  导语:国外媒体周二发表文章称,云计算市场正面临着封闭模式与开放模式之争,前者以甲骨文和惠普等传统科技巨擘为代表,后者的倡导者是以Box为代表的新兴云存储公司。

  甲骨文正面临着Box等云存储创业公司的挑战。尽管云计算承诺提供诸多自由选择,但企业可能将面临着比以往更少的选择,更多的限制。这将是科技市场的下一个重大战场。

  在这场对决中,一方是甲骨文和惠普等传统科技巨擘,他们拥有广泛的产品线,与企业建立起深入的合作关系。另一方是一些新兴的创业公司,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主要面向云计算,可能具有更多的创新元素。

  在近期的年度客户展示会上,甲骨文CEO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展示了甲骨文的“工程系统”云计算模式。埃里森称,硬件和软件的结合将提供更高的性能和安全性。甲骨文还表示,购买甲骨文全套解决方案的客户还将获得更快的服务响应速度。如果购买竞争对手的产品,则享受不到同样的服务。

  同样,惠普很快将推出商用打印机,支持以云方式扫描和存储信息。用户还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但前提是要使用惠普的云计算系统。

  另一方面,Box周二发布了一项新服务,允许几家专业云软件公司的用户共享数据。具体而言,销售管理软件开发商SugarCRM的用户可以使用企业通信软件开发商Jive Software的软件进行共享数据,从而进行内部和外部协同。其他合作伙伴还包括Concur、Cornerstone OnDemand、DocuSign、Eloqua、FuzeBox、NetSuite和Zendesk等。

  如果说甲骨文和惠普提供的是垂直整合,那么Box销售的是横向整合,可为用户提供更多选择。Box CEO阿伦·列维(Aaron Levie)称:“埃里森的主张是只购买甲骨文的产品,而我们不赞成这种单一模式。”

  “单一模式”是一种传统的业务模式,如果从单一厂商购买产品,就可以获得更好的服务,更多的功能。但这是一种“锁定”模式,如果将来要离开单一厂商,会在时间、精力和数据方面带来较高的成本。以苹果iTunes为例,很难与其他在线音乐系统相整合。

  企业也抱怨这种“锁定”模式,因为一旦进入锁定状态,那成本会越来越高。但与此同时,企业也喜欢这种模式,因为其中的复杂性大大降低。

  在这种“单一模式”下,其他公司很难介入,当然也很难出现创新。但一些面向企业的云公司却找到了出路,他们提供的云服务方便购买,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例如亚马逊的Amazon Web Services,该服务可以面向企业的所有工程师销售,甚至无需征得企业CIO(首席信息官)的同意。社交网络公司Yammer的服务也是如此,Yammer因表现出色已被微软收购。

  对于垂直整合和横向整合,无论哪一种模式胜出,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早期实验的大部分都将让路于联盟和统一模式。列维称:“人们将看到垂直整合和横向整合之间的竞争。”

  很难说哪种模式更好,列维的横向整合的风险在于这些独立云服务商产品不同的设计风格和感觉。即使它们运行良好,但对于员工而言,整天面对不同的Web设计也是一件很疲劳的事情。

 

 

微软甲骨文云计算观点迥异:探讨混合模式

网络世界

2010年04月27日

  在本星期在纽约举行的云计算博览会上,微软和甲骨文的官员介绍了他们对于云计算在企业中应用的看法。

  然而,这两家公司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微软强调其公共云计算产品,甲骨文兜售制作内部云计算的工具。不过,这两家软件巨头一致认为,企业应用云计算最好是根据需要使用。这两家公司的官员把这种方式称作“混合模式”。

  甲骨文总裁、前Sun微系统公司负责服务的首席技术官Hal Stern在一次讲话中说,我要说的是如果你在云计算中运行当前的应用程序并且达到你在自己的数据中心同样的利用率,你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Stern争辩说,云计算的优势是弹性。你需要100个CPU至1000个CPU的处理能力。正是这种脉冲式的需求功能给用户带来回报。如果你查看作为公共云计算的伟大的案例保留下来的每一个案例,你会看到他们使用一段时间,然后把资源退回去。这样才使他们节省成本。

  例行性的日常功能(如工资单或者供应链)也许不能在云计算部署中受益(虽然以软件即服务的模式消费,但是,他们会减少复杂性)。

  因此,Stern认为,机构的挑战是为混合的模式准备一个基础设施。混合的模式是一些工作在机构内部计算,另一些工作在云计算中执行。他说,如果我们真地善于定义那个封装和发布工程,我们就能够使用一种公共和专用资源混合在一起的方法。

  甲骨文碰巧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发布了一套新的产品。这些产品可加快内部应用程序的封装和部署。一个名为“Oracle Virtual Assembly Builder”(OVAB,甲骨文虚拟装配生成器)的产品能够让机构利用Web服务器和数据库等常用的基础设施程序创建虚拟设备,这样,这些设备就能够从货架上取下来和迅速地部署。

  甲骨文产品战略经理Arvind Jain在演示这些技术时说,当建造多层应用程序时,你必须把多个组件装配在一起。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应用程序开发团队来说,最理想的环境就是一个能够轻松地和随时配置好的IT基础设施。这样,这个团队就能够把重点放在开发应用程序逻辑方面。

  甲骨文的另一个产品“Oracle WebLogic Suite Virtualisation Option”(甲骨文WebLogic套件虚拟化方案)旨在通过消除客户操作系统加快虚拟化的Java应用程序的运行时间。在一个虚拟容器中运行应用程序一般都需要客户操作系统。

  这个第二个软件包包括一个集成了甲骨文JRockit虚拟版的WebLogic应用服务器。这个修改版本的Java运行时引擎能够在甲骨文虚拟机虚拟化平台上运行。

  甲骨文产品管理经理Erik Bergenholtz也在这个演示中说,取消客户操作系统看起来完全是反直观的。但是,JRockit虚拟版采用了你运行虚拟机所需要的软件。Bergenholtz指出,取消每一个虚拟机中的客户操作系统意味着一台服务器上能够容纳更多的虚拟机。这些虚拟机的运行速度也会更快。

  在内部测试中,甲骨文发现这种方法能够把运行时间加快33%:一个会议应用程序在标准的WebLogic服务器上每秒可执行225次操作,而在WebServer/JRocket混合平台上能够每秒执行348次操作。

  在甲骨文强调加快云计算和虚拟化部署所需要的工具的同时,微软强调了它的公共云计算产品,同时也兜售这种混合的方法。

  微软研制Azure云计算产品的高级工程师Yousef Khalidi在讲话中说,我们对于云计算是非常认真的。我们把云计算看作是内部部署软件的一个自然的扩展。我们相信混合模式的发展会扩展到所有的方面。他说,由于许多原因,云计算与简单的重新托管是不同的。

  Khalidi举例说,应用程序的制作必须采用“向外扩展的架构而不是向上扩展的架构”。这意味着如果你需要一个应用程序为更多的用户服务,你应该能够从那个应用程序中分拆出更多的实例。你必须以不同的方法考虑这个状态。

  Khalidi说,这个软件必须在基于服务的运营模式基础上设置。这种模式强调应用程序服务管理,而不是服务器管理。如果你仍要修补这个虚拟机并且担心防火墙,那么,那就不是云计算。那更像是托管。

  在硬件方面,云计算模式必须是非常大的统一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结构基本上是固定的。这种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建立一个新的基于云计算的服务所需要的配置数量。

  Khalidi讲话的重点是微软已经使用了什么企业云计算。他指出,微软已经作为一项服务提供各种版本的Windows Server、SQL Server、微软Exchange和其它微软的软件。

  微软还商业性地提供其云计算操作系统Windows Azure。这个操作系统能够让机构建立和运行自己的基于云计算的应用程序。这个软件频繁地更新,可以按照每一次使用付费或者批量打折付费。

  Khalidi对参加会议的人说,我们要向你们提供选择的权利:你根据你的业务需求决定你要在什么地方运行应用程序。你可以购买软件并且自己运行。你可以使用托管模式、完全云计算模式或者使用一种混合模式。

  Khalidi没有多讨论的一个选择是专有云计算或者在机构防火墙里面运行的为内部消费的云计算模式中运行服务。

  在会议的问答过程中,一位听众问微软是否会发布Azure工具以便他们在专有云计算中使用这个工具。Khalidi说,微软可能发布这些工具,但是,从封装用于专有云计算这方面看,这些工具还没有完成。

  Khalidi后来与IDG新闻服务公司聊天时说,微软计划不仅要把自己的大多数软件都作为云计算产品提供,而且还将提供它用来把云计算服务做成一个单独的产品的技术。这两方面的工作将一起做。

    (胡杨编译)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yuweiyuwei4@hotmail.com>;收件人:仲 大军<zdjun@263.net>;d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0月08日 14:06 (星期一)附 件:房地产的危险不在于房产本身而在于贫富悬殊过大

房地产的危险不在于高房价而在于冲击国家稳定

余治国 叶楚华

  一直以来,很多人以为房地产经纪的危害在于高房价导致很多人买不起房,从而造成人们怨声载道。其实房地产的危险并不在于高房价本身,而在于房地产变成了一种财富转移与收入分配的平台,这个平台的扩张与极度膨胀严重冲击到国家安定与社会稳定。

  首先,众所周知,房地产利益集团中势力最为强大的便是一些地方政府。欧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其根本原因在于欧洲政治与经济的分裂,这在我们的《欧元必死:揭开欧债危机的真相》一书中有细致的解析。尽管中国与欧洲不同,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但在经济上却与欧洲有着某种相似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决策层刻意压低劳动力价格,为富士康郭某人这样的资本家残酷压榨剥削劳工作背书,从而大力支持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即现在所谓的血汗工厂。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各级地方政府纷纷推出各种千奇百怪的外商投资优惠政策,通过贱价出卖土地、水资源等各种当地资源来招商引资,提升政绩。

  一方面是劳动力的廉价造成国内需求被压缩到极致,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社会不稳定因素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另一方面是我们有限的资源被掠夺性开发,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自主性的工业体系受到严重打击,比如就汽车行业来说,除了奇瑞、吉利外,中国汽车市场几乎变成了万国汽车博览会,无论是德日英法美的一、二流汽车品牌,还是韩国、捷克、意大利、瑞典这样的三、四流乃至于不入流的汽车品牌都成为中国家庭的首选。这必然造成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并存的现象。

  为了解决产能的过剩与消费的不足,除了驱动出口增长外,只能通过房地产市场化来诱导民众消费,甚至是进行超过自己经济承受能力的消费。尤其是2008年的经济刺激计划让房地产的畸形发展到了不可遏制的程度。房地产利益集团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尽管明面上,城市土地是国有制,实际上是地方政府所有制。因此,房价的主导权逐渐落入一些地方政府的手中。

  当年驱动房地产市场化的本意是缓解产能过剩的权宜之计,终究要被打回原形。然而,随着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房地产利益集团的膨胀,决策层的政策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得到贯彻执行。无利不早起,一些地方政府越来越像企业而不是公共机构,对地方或者赤裸裸地说对执掌大权的地方官僚有利的政策将会得到坚决的贯彻与落实,对不利于自己的政策则阴奉阳违,能拖则拖,能混则混。在这种诸侯经济或行政分割经济的政府治理结构与现实的政治框架下,决策层任何希图改良或改革的政策主张都无法落实。

  所谓的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也逐渐落入历史的窠臼,变成了一种以房地产为平台的当代的财富兼并现象。比如在汉代,当时佃农种地收入的50%以上的份额上贡给地主。按照两汉时代的农业技术水平,每户佃农最终声誉的粮食只有2900斤,当时军人口粮每人每年600斤。一户农民的口粮最多不过2500斤,一年到头忙里忙外,即使不算种子饲料的投入成本,也不考虑荒年歉收,每年也只能剩余3、400斤粮食。一旦荒年到来,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人相食的现象。地主却不同。地主不仅无偿获得佃农50%以上的收成,还会用剩余农产品换取奢侈品。此外,地主阶层本身就与官僚、商人甚至是高利贷者是一体的。当官僚地主扮演高利贷者和商人角色时,则是囤积居奇,贱买贵卖,牟取暴利。富裕的商人与官府的官员本身就同属一个利益集团,他们对国家财政并无多少贡献。汉武帝的算缗令与告缗令无非是昙花一现而已。在政治上,官僚地主具有免役权,并可以通过其政治统治权来保护并扩大他们的财产。地主、官僚与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利益集团在国家陷入危难之时,连皇帝的话都不会听从,而在国家和平时期则大肆与国家财政争夺财源。他们剥夺农民的财富越多,国家的收入则越少。这个集团越兴旺发达,政治的腐败则越严重,农民流亡、农田荒芜的现象随之会加剧,最终必然会毁灭整个国家的财政基础。汉末到隋初300多年的动荡不安与军阀混战就是历史给我们的答案。

  与佃农相比,自耕农的情况就要好得多。自耕农的比例越高,国家的财政基础约为坚实。这也就是历朝历代“重农抑商”政策的思想来源。其实,这种重农思想在当时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而所谓“重农抑商”,除了在汉初、明初短暂的几十年中存在过外,从来都是富商的地位远远高于贫下中农。当然,我们自然不能忘了,富商本身就是地主、官僚利益集团的一份子。

  现在的情况不比当年的汉代好到哪去。原本作为临时性的房地产产业化政策,在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变成了剥夺社会中下层经济财富和政治权利的平台,而且还是一种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一锤子买卖的平台。这个平台严重透支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潜力,降低了整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变成中国经济产业升级的最严重的威胁。任何继续目前房地产经济现状的政策都是中国经济的自戕与决策层的饮鸩止渴,最终必然会冲击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社会稳定。一旦人力资源与稀缺的自然资源耗竭到某一个临界点,那将变成中国政治与社会经济的末日——经济将长期停滞,社会将动荡不安,萧条、腐败、贫困、混乱乃至于分裂必将长期驻留这一片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土上。

  要想改变这一切,只有一条——政治体制改革——要加强中央集权,改变整个官僚体制的运行方式。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从根本上摧毁房地产利益集团,从而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手段来解决贫富悬殊的严重问题,最终让我们的产业升级得以顺利完成,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一次飞跃。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yuweiyuwei4@hot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9月05日 19:17 (星期三)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抄送人:(无)附 件:房地产制度改革的前提是肃清吏治

房地产改革的前提是澄清吏治兼论崇祯之亡

余治国 叶楚华

2012年9月

    最近一段时间,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的谣言传得沸沸扬扬。首先我们的第一判断,这种改革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纵观10多年来的房地产政策与房地产制度建设,很少见到不利于房产商,有利于自住房购买者的政策与新制度。我们眼中所见到的大多数政策与制度,细细剖析一下,几乎都是有利于房产商的。尤其是住建部少数司局几乎已经变成房产商利益集团的私物。他们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的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只有天知道。

    最近网传陕西省安监局局长嗜好收集每块价值数万的名表。众所周知,安监局在衙门中是油水极大的肥缺。大庭广众之下,公然炫富之行为表现出吏治腐败之程度已经深化到一个难以让人容忍的地步。其实,中国现在的情况与欧洲不同,拙著《欧元必死》一书谈到欧洲的问题不在于政治腐烂而不在于政治之不统一。现在的中国倒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非常相似。拙著《世界金融五百年》上册谈到,金融大亨摩根的起家史就有着各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与幕后交易。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与当时美国普遍性的吏治腐败与经济秩序之混乱有非常大的相关性。

    美国罗斯福总体上台后欲行新政。显然,如果吏治腐败的情况改变不了,任何所谓改革都不可能成功推行下去。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公开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宣战。罗斯福本人是与希特勒、丘吉尔近似的强权人物,在他的铁腕统治之下,美国吏治为之澄清,他的新政顺利推行下去。当然,美国最终走出经济大萧条依靠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若美国吏治腐败的情况得不到好转,即便有战争之推动,贫富差距也无法缩小,经济萧条的情况也是无法扭转的。因此,政治清明与战争推动乃是美国走出经济大萧条的两个必要条件。

    如果吏治腐败无法肃清,即便决策者有推动房地产以及其领域改革的决心,官僚体系本身的惯性也会让所谓的任何不改革都找不到得力的人去执行。明朝中后期的乱想直至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的这段历史就是明证。

    明朝到嘉靖年间,整个官僚体系虽然腐烂透顶,但却没有烂到根子上,时而有救命之臣出现,深谙兵法韬略、善用战车火炮并改良自制火器的名将曾铣就是这样的人。土木堡之变后,全国训练最有素、战斗力最强的几十万明朝京兵损失殆尽。在政治腐败的影响下,新一代明军的战斗力急剧下降。当时,富有的军士出钱免于初战,贫穷地方军士四处逃往,蒙古骑兵在进攻明军要塞时,无人阻拦,直接大大方方地把城墙拆了再进城扫荡,犹入无人之地。面对这样孱弱的军队,蒙古军事贵族年年入寇中原,烧杀抢掠。史载当时明朝九边几百万户家庭居住的绵延数千公里的边境地区在蒙古骑兵的摧残下几乎变成荒野。

    有胆略,长于用兵的曾铣每谈及蒙骑践踏中原,“怒发裂眦而中夜不寝”。曾铣这样的人在明朝文武大臣中实属罕见。在内阁首辅夏言的支持下,曾铣连上《请复河套疏》、《重论复河套疏》,要求收复河套地区。但在文官贪财武官怕死的明朝中后期,曾铣的观点却被认为是让友邦惊诧了,得罪了蒙古贵族将会轻开边衅。最终,夏言被罢官,曾铣被斩于北京西市,以外抚慰蒙古贵族,内助文臣武将们继续醉生梦死在安乐乡中。

    河套地区俗称塞上江南,水土肥美,蒙古人占据这块土地,人口数量与军事势力迅速膨胀,成为在明朝中后期最主要的战略防御对象。早在明朝灭亡的1644年之前200年的15世纪中叶,辽东的女真人入寇明朝就是正常现象了。当时,大量明人被女真人掳掠,卖为奴隶。明朝政治之腐败,军队迅速腐朽的速度与战斗力之孱弱可见一斑。但女真人在明朝廷看来不过是笼络的对象,是用来防御蒙古人的一支重要力量。设想如果河套收复的话,蒙古军事贵族势力将会急剧下降,即便是腐烂不堪的明军也有足够的力量遏制女真的崛起,那么李自成攻占北京,满清趁机入关的历史根本不会发生。历史必将重新改写。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明朝在东北地区将女真部落分成众多小部落,让他们之间相互攻击,以维护边境的安全。当时海西女真分为四部,其中叶赫部与蒙古部落联系紧密,是明朝的重点打击对象。而建州女真却处处显示出对明朝的忠顺与恭敬,努尔哈赤的祖父与父亲也曾经为明军做向导攻击海西女真部落。明朝以为建州女真将成为明朝廷在辽东的左膀右臂,也就坐看建州女真坐大。努尔哈赤随之通过残酷的战争统一女真各部,并迅速将矛头指向明朝。

    原本努尔哈赤也只是想掠夺人力、物力资源来过更好的生活。但是,当时明军极为腐败。当时东北地区相当繁荣发达。赵本山的老家铁岭也是一个极为繁华的都市。铁岭城周附郭十余里,分内外城,城中皆官弁第宅,无复兵民居地,复以卫城窄隘,分处城外。居民房舍,编户鳞次,树色障天,不见城郭。城内蓄养来自关内和本地的妓女达二千余人,她们以香囊数十缀以袜带,两端贯以珠宝,一带之费至三四十金,数步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每至傍晚夹道皆弦管声。明朝极天下之功,以充辽饷,将吏以骄奢相尚,军民效之,繁华反胜内地。尤其是李成梁家族势力雄厚,第宅之盛,器用之奢,无与匹敌。铁岭城东门外建有别墅,称万花楼,台榭之胜,甲于一时。面对这样腐败的明朝与明军,后金即满清的战略目标逐渐变成了占领土地,直接与与明朝争天下。

    与此同时,明朝的官僚体系已经陷入一种无法自我更新与修补的急剧腐烂的过程中。到了崇祯朝,文臣武官官员的特点是无能、贪腐、迂愚、空谈、怕死。很多人以为贪腐并不代表就不是能吏。历史告诉我们,事实恰恰相反。贪腐与无能具有正向的相关性。换而言之,从统计学角度来看,越无能就越贪腐,越贪腐就越无能。原因无他,利令智昏,官员的选拔与国家大政的决策都不是为了国家与民众的长远利益着想,而是为了自己家族或自己所属利益集团的利益着想。这样的结果必然只能是选人不当,决策失败,执行扭曲。崇祯皇帝勤勉异常,却只能落得吊死煤山的下场,而满清的入关却造成中国文明的大倒退。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无论是房地产改革还是其他任何改革,只要吏治无法肃清,所有的决策都会是妥协的权益之计,所有的执行过程必然都会扭曲。因此,房地产改革的前提是澄清吏治。任何缺少这个前提的改革无非是让系统更加紊乱,最终使得系统格式化的时间提前而已。

 


 

 





 

发件人:汤敏<tangmin.youcheng@gmail.com>;(由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9月01日 14:53 (星期六)收件人:(zdjun@263.net)抄送人:(无)附 件:1 个 (网络教育稿.doc ) 查看附件

新的教育革命与中国

 ----网络教育正在推动一场新的教育革命

国务院参事 汤敏

    与新的工业革命相呼应, 教育领域正在掀起一场由网络教育2.0.为标志的新的革命。有人称之为是自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上的又一次革命。尽管这场革命还是初见倪端,但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冲击, 对人才培养方式的改变, 对未来国家竞争力的影响都不能低估。

    这场革命是由一个小人物在不经意中掀起的。 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孟加拉裔美国人萨尔曼.可汗在给他的表妹补习数学时,无意中把他的讲课视频挂到了网上。 结果他接到很多人的来信赞赏他的教学方法。2009年他辞去工作, 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的“可汗学院”。目前, 可汗学院已经开出了3500多门课, 免费提供高品质教育。 包括比尔盖兹在内的很多人捐款给他支持可汗学院的运作。按可汗的模式, 两个斯坦福大学教授也成立了一个名叫 Coursera的教育机构. 联合了普林斯顿大学,加州理工学院、霍普金斯大学等十二个大学,开始了大规模的新型网络教育试验。 最近, 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也宣布各投资3千万美元来开拓这种新型网络教育。 他们提出的愿景是:“让任何人,在任何地点、在任何时间,都能得到世界一流的教育。”

    与之相配合, 美国也在国家政策层面上为新的网络教育营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 2010年, 美国颁布了《变革美国教育:技术推动的学习,美国国家教育技术计划》, 对美国用信息技术优化整个教育体系进行了全面的规划。这一规划的发表,标志着美国在运用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与网络公开课的形式不同, 网络教育2.0.是一个全新的,互动式的,融入了很多网络游戏成功因素在内的新模式。根据网上学习注意力容易分散的特点,每次课只十多分钟。 课后马上测验,不拿满分不让看下一节, 称之为“满十分过关”, 让学生能够扎扎实实地掌握每一个概念。

    网络教育2.0. 并没有否定学校与老师的作用, 实行的是”反转式”教学法。 他们把传统的学生在校上课,回家做作业的方式颠倒过来,学生在家通过视频上课,到学校在老师辅导和与同学的讨论下做作业。每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有各自不同的学习进度, 教师在网络后台监督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 并给予个别辅导。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个研究表明, 用这种个性化的学习方法,不但能够大大提高好学生的学习效率, 还能把后进学生的不及格率减少一半以上。

    网络教育2。0.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做到优质教师资源共享,更大程度上实现教育公平。每门课不但可以找到最优秀的老师来讲,还由一个专业团队来负责教学计划、教学设计与考试测试。 由于市场规模足够大,每个学生分担的成本极低,能真正做到低成本地提供优质教育。

    网络教育2.0. 还能形成传统课堂中没有的巨型网络学习社区。 前面提到的Coursera教育机构的创始人把自己的课挂到网上后,全球有10万人在选学他的课。学生在学习中如有任何问题,在网络社区上发一个帖子,平均22分钟后就会有同学给出答案。

    如今的年青一代,是在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很早就生活在充满活力的、可视的、交互式的网络世界中。 对于他们来说,既然能无师自通学会打极其复杂的网络游戏, 甚至在网上过第二人生, 为什么教育就不能通过网络进行呢?

    笔者所在的友成基金会最近也做了一些试验。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在全球挑选了30个华人青年开了一个社会创新种子班。我们在北京办了一个哈佛的远程班。 同学们通宵达旦地通过远程视频与哈佛同学同堂上课,参加与哈佛教授、同学的讨论,效果不错。 从九月份起,我们将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合办一个社会企业创业课。主课堂在北大, 全国其它近50个大学的学生通过大屏幕实时地与北大同学同堂上课。这些试验都说明,优质教育资源完全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在更大的范围内共享。

    应该看到, 新型网络教育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在现有的教育上锦上添花,而是未来教育的核心手段之一。 这也是一场世界级的新竞争,关系到未来我国的人才发展水平,关系到我国企业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试想,如果在未来的10到20年里, 印度等国通过质高价廉的网络教育,让几千万的青年人受过系统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的训练, 而我国大部分的学生还在二本、三本的传统大学中学习, 我们的下一代如何在世界市场上与别国竞争?

    反之, 如果我们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上的优势, 率先把经过严格挑选的几千门世界上最新、最好、最热的课程源源不断的引入中国, 把全国最好学校中最好的课程通过远程教育方式与全国大学生以及全社会分享, 在网络考试上、在学分处理上、在学制上、在老师的角色转换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就能大大缓解我们高校优质教师资源不足,教学内容达不到世界前沿,研究水平不高以及教育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也可以缓解我国优质学生大量外流的趋势。

    强国必先强教。 希望有关部门对网络教育2.0.的发展高度关注,及时应对。

 

 

 


发件人:白益民<bym001@126.com>;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09月27日 19:52 (星期四):集体经济是强国之选

集体经济是强国之选

产业研究所所长 环球财经编委 白益民

    ·经济结构的差异,决定了日式创新与美式创新的截然不同;

    ·一旦回顾历史,你就会发现,真正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壮大起来的都是这种集体所有制企业;

    ·中国的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惟一受到打压的却是本应发挥重要作用的集体经济

    在日本,所谓的国有企业跟我们传统中国有企业的概念不一样。尽管这些企业担当的角色类似我们的央企,但我还是更倾向于称其为“国民企业”。

  在战前,这些企业大多是延续数代的家族企业;直到战后,这些财阀才被美国的经理人制度所取代。当时占领日本的美国人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对抗美国就是因为这些财团的存在,它们才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真正根基所在。

  日本经济近年来不景气,但那是因为日本已借助综合商社把产业转到了海外。现在,日本在华企业总数高达5万家。更可怕的是,这5万家企业同气连枝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层级结构:财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主办银行是家庭中的父亲,为产业服务的综合商社则是家庭中的母亲,它们共同将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捆绑在大企业的战车上,从而使他们易于赢得国际竞争。

  在三井财团,扮演父亲角色的是三井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及其他一些金融公司,扮演母亲角色的是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在两大机构下面,就是包括丰田、东芝(微博)、王子制纸和石川岛播磨在内的多个世界一流企业,王子制纸是世界知名造纸公司,石川岛播磨则是航母制造业中的全球翘楚。

  日本取得了堪比美国的经济成就,但其经济结构却与美国大不相同:在美国,金融、产业与商业彼此分离;但在日本,这些部门却相互融合。日本有6大财团,每个财团都掌控着数十家企业。财团实行立体作战:金融是空军,商业是海军,产业是陆军,空军和海军为产业发展护航。日本就是靠这套体系,在战后与美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对抗。

  将这套体系跟美国对比,我们才能知道中国更像谁。在美国,金融为主的华尔街左右着经济,其立国之本是金融;而在日本,却是经团联在发挥核心作用,而经团联的会长全都是产业公司的社长,日本的立国之本是产业。因此,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选择为保产业而牺牲金融,这与美国的做法大相径庭。

  在美国,一切以股东利益为重;但在日本,企业永远属于职工。美国强调个体,日本则强调整体。美国依靠股市融资维持其结构,日本则依靠银行来支撑其体系。美国追求短期效应,日本则立足长远。所以,美国一直努力构建的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而日本希望拥有的则是秩序或者说是有组织的市场经济。

  经济结构的差异,决定了日式创新与美式创新的截然不同。美国强调原始创新,强调基于发明的商业化运作;日本则更加重视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之后的再创新。对于这套体系,日本自豪地称之为“日本型社会主义”。福田康夫在北大讲演时也曾提到,“我国被称为比社会主义还要社会主义的平等社会”。因为在日本,只有产业细化,没有贫富分化。

  这种组织形态其实与我们中国曾经广泛存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颇为类似。而一旦回顾历史,你就会发现,真正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壮大起来的都是这种集体所有制企业。现在,三井有26家核心企业集团,其中很多都进入了世界500强的榜单。而作为中国科技企业的代表,华为公司所实行的也是这种集体所有制的模式。

  但30年的改革过后,中国的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惟一受到打压的却是本应发挥重要作用的集体经济。因此,要提升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中国应该认真研究国情,发展集体经济以提升创新能力,而非对美国模式一味推崇以致经济发展有失偏颇。

 


 

发件人:【白益民产业经济研究所】<bym001@126.com>;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d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0月09日 09:03 (星期二):日本隐藏的经济实力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日本隐藏的经济实力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白益民

2012年9月29日

一、日本隐藏的经济实力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二、日本控制关键零部件 中国只是组装厂

三、4万亿投装备制造业 武力保卫中国商业

一、日本隐藏的经济实力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如果中日打经济仗,基本上是中国的损失会更大,而且很被动,因为我们经济很多方面是依赖于日本。反过来,日本并不完全依赖于中国,它在全球市场包括传统的像美国市场、欧洲、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市场以及新兴市场有很多的产业,实际上并不完全依赖于中国的市场。

    所谓钓鱼岛问题显性化是什么意思?中日两国打贸易战?还是得动真刀真枪,在军事等各个方面跟日本对着干?以我个人的观点,在经济上跟日本对立,首先是两败俱伤,都会有损失,而且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损失要大于日本。

    我们国民甚至我们舆论的宣传,基本都说日本的经济依赖中国市场,日本国内不景气,整个经济不好,正是因为有了中国的市场,它才能够活着。但是这种观点并不准确。请大家提前看看我的书《三井帝国在行动》这部书可能让你大吃一惊。2008年时这本书出版以后成为了畅销书,有人称为日本版的《货币战争》,当然它不是《货币战争》,而谈的是产业战争。日本企业、产业在中国形成这样一个布局,藏在我们产业的很多核心地方,但是我们并没有感受到,我们只是知道有那么几个品牌。但其实,在日本,包括索尼、松下都是小玩闹的公司,真正那种日本的“央企”实际是不做具体产品的,是做装备制造、金融、商社。这些日本核心企业,相当于中国的央企,与我们的央企类似,比如联想、海尔、长虹看似挺有名,但实际上在中国也是小玩闹公司,真正大型的企业集团是不做这些产品的。

    我们说抵制日货,抵制那几家公司的产品其实意义不大,日本也不会伤筋动骨。我为什么写了那么一本书?实际跟我的经历有关系,我在日本企业工作了12年。从1991年大学毕业,1993年进入日本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叫三井物产,它不是一般的公司。如果看日本历史的话,包括明治维新推翻当时的政府,背后是谁出的钱?三井出的钱。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没有钱了,谁给的钱?孙中山从哪儿要来的钱?从三井要出来的钱。在三井财团里,我所在的三井物产实际是三井财团的一个综合商社,可能大家并不知道这个三井物产,但是可能都知道丰田、东芝,它们其实是属于三井财团的。它有这么样一个体系,财团有20几家核心企业,不是叫企业,而是企业集团,丰田只是其中一部分,此外还有外围的关联企业,也就是跟它关系比较密切的公司。还有,在二战后,它扶持起来的公司,像索尼等,这些事实,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另外,三井财团跟住友财团现在合在一起,成为三井住友控股金融集团,住友里面有谁?是松下、NEC、三洋这样的企业,而现在三井跟住友的产业群其实是合在一起的。

    我在这样一个日本财团核心的企业里面工作了12年,我知道他们是怎么玩的,怎么弄的,它的根基在哪儿,所以写了这么一本书。这次来也是再揭秘,待会儿会聊到,这些就不说太多了,只是说一个结论性的东西——我认为,如果中日打经济仗,基本上是中国的损失会更大,而且很被动,因为我们经济很多方面是依赖于日本。反过来,日本并不完全依赖于中国,它在全球市场包括传统的像美国市场、欧洲、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市场以及新兴市场有很多的产业,实际上并不完全依赖于中国的市场。此外,包括越南、蒙古等国,也有大量的投资、大量的产业,所以所谓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其实是因为它把产业外移了,就像我们的温州,要是现在到温州看,一点也不景气,都是老弱病残留在那儿,但实际上温州人在全国全世界赚钱海了去了。日本也是这样,我们老用GDP衡量中国,但实际上看日本还有美国不能用GDP看,他们是资本输出国,他们国家的产业是在外面赚钱的,他们的经济实力并不完全都在国内。日本的GDP只占GNP也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40%!

    另外,我们老说日本“失去的十年”股市暴跌、房价暴跌。但是我们忽视了一点,就是日本房价跌了一半,股市跌一半多,但是它的日元升值了一倍多。如果用美元计算,它的房价没跌,它的股市也没跌。只不过用日元来计算的时候,看着是跌了,但实际上没跌。我们看到的很多数据并不真实,我们老是说日元升值对它打击,但是实际上只是短期对它的产业可能有影响,但是正是日元的升值促使了它的产业升级,把那些不赚钱或者低附加值的外移,集中精力做高精尖的东西。日元升值为它在海外收购企业降低了大量成本,实际它的钱一下子更“值钱”了,收购大量的矿山和在海外投资,实际上对它带来的益处远远超过所谓的日元升值带来的损失。

    我们对日本的误读还一直在报道,并没有理解真正日本的实力,让中国老百姓有很多误解。这让我们看的问题并不是真实的,实际上,日本隐藏的经济实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二、日本控制关键零部件 中国只是组装厂

    我们自己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没有做起来,如果我们有可替代的自主正好研发的核心零部件,才有底气。我们跟人家打经济贸易战的时候,先数数手里的牌,你自主的产业有没有做起来,没做起来,就不要做这种伤自己的事。

    我刚才说了,日本的家电或者相关产业是它的小玩闹,实际真正的产业已经过渡到资源,以及高精尖的零部件。为什么日本需要那么多稀土?因为它能点土成金。而这些稀土在中国人手里就是土,因为中国没有技术把它变成材料。这些材料技术都是用几十年的积累研究出来的,各种实验做出来的,并不是说一下子拍拍脑袋就能出来的。这些材料能做到纳米级,搁在手机芯片里面。这些都需要专门的机床设备,这些东西美国也没有,只有两个国家有,德国和日本。他们控制着这些东西,从材料到机床。

    用品牌赚钱,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早就过了,品牌是什么?只有搞组装的国家才强调品牌。日本六七十年代强调品牌,因为它当时是组装型产业的国家。再回过头来看,即使中国是有品牌的,我们看看这些品牌到底值多少钱?长虹,曾经高举“民族电视产业”的大旗,但是你知道长虹的第一条生产线是松下提供的生产线吗?从此以后,长虹就没有离开过日本,它们的领导人叫倪润峰,三天两头往日本跑,干吗?要去采购人家的零部件。所以说,实际上人家给你了生产线给你了零部件,你生产的长虹,只是个壳。

    我们再看联想,联想到处炫耀它收购了IBM的PC部门,但是收购IBM的主意是谁出的?日本人告诉他的。为什么?因为收购完了以后,联想才发现,原来IBM是由日本生产的电脑,由大和实验室设计,从IBM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就是大和实验室给它做的。大和实验室和联想是什么关系?联想thinkpad所有的产品其实都是大和实验室做的,只是贴了联想的牌。我们再看海尔,海尔做冰箱、洗衣机、空调做家电,但你到网上搜一下就会发现,空调还有冰箱,最重要的部件是压缩机,那么,是谁给海尔提供的呢?再搜一下大金,再搜搜包括美的在内的所有空调厂家,基本上全是日本提供。中国人做的是壳,做了一个品牌不过是一个壳。

    我们的汽车产业也基本上都是外资品牌,只有奇瑞等几个是屈指可数的内资品牌,但是再看看奇瑞的发动机是谁的?三菱的。前一段时间,奇瑞还跟三菱谈合资,也就是说做到现在,我们国内的产业做来做去就是个壳,就是个组装,就是个品牌,我们的关键零部件全在别人手里。也就是说我们打起贸易战,我们认为不买别人的东西是一种制裁,你有没有想到,人家不卖你东西也是一种制裁?关键零部件我不给你,就像我们不给日本稀土一样,我们不卖它稀土对它是制裁吧,但是人家拿着关键的零部件不给你,我们就组装不起来东西,也是制裁。但是,包括佳能、松下在内的很多日资企业都在中国开了工厂,他们不但是卖到中国市场,还有很多是返销到日本市场,销售到东南亚、欧美市场,你让它的工厂倒闭,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在中国组装的这些东西也卖不到美国去了,也卖不到欧洲去了,卖不了日本。我们这块的损失有没有计算过?我们这块的失业有没有计算过?我说中国的损失要比日本大,因为中国现在的劳动力优势已经没了,土地优势没了,现在制造业已经开始往外转移,有些工厂已经考虑转移到菲律宾、印度其它地区,完全有替代我们的国家和地区,最后损失的也是我们,我们其实损失也很大。

    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没有做起来,如果我们有可替代的自主正好研发的核心零部件,才有底气。我们跟人家打经济贸易战的时候,先数数手里的牌,你自主的产业有没有做起来,没做起来,就不要做这种伤自己的事。

    刚才谈到日本社会主义的事,我深有感触,因为我1996年去的东京,我在那儿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在三井物产工作了12年,虽然主要在北京,但中间有一段时间在东京总部。那一段时间,相当于我的上级又是我的老师,平常带着我,工作的时候教我,在日本没有像中国一样弄一大堆商学院,就是师傅带徒弟给带出来的,上级就相当于我的师傅。我在商社下班,下班以后他们都喝点酒,喝的有点晕乎,在地铁上跟我聊,那时候才1996年,中国还不像现在这样贫富分化那么多,但他已经认识到并对我说——“你们中国是资本主义,我们才是社会主义,因为你们有贫富分化。”

    这个事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我们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我后来仔细观察日本,日本的确没有贫富分化,大学生和社长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也就几倍,从普通的大学生到社长这样的一点一点上去,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它是分成九级工资,根据年龄一级一级,这跟国企是一样的。日本学者总结说日本从外看是资本主义,从内看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从外面看日本似乎是谈市场经济,但是实际上它的内部是社会主义,有人总结为公社制资本主义,这是我看到的日本,或者日本型社会主义。2008年,福田康夫到北大讲演其中提到了一句话“我国称为比社会主义还社会主义的国家”。所以我们看到的日本跟我们舆论宣传的很多是大不一样的,它们,的财团、商社、企业之间交叉持股,我定义为集体所有制,看不上是个人的,但也不是政府掏的腰包,是民间资本滚动大了相互持股,然后上市。

    丰田从家族企业做起来,但是二战后被美国人强行将企业解体并把家族赶出。但日本完成社会主义,是美国帮了忙,因为战后美国把日本家族的人全给赶走,又搞了一个反垄断法。但是日本企业在被美国军事、经济占领之后,想寻求独立自主的产业,搞独立自主的经济,从美国这块挣脱出来,所以又重新抱团,那么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交叉持股,形成了集体所有制,它要绕开反垄断法,变成软垄断,最后把美国资本赶出日本市场,还打到美国。这是我们看到的日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现在还在拼命吸收外资,但是日本在六七十年代,完成把外资驱逐出去,而且到80年代日元升值形成资本主义输出国、投资国,把自己的市场全夺回来了。这时候它自己的产业发展起来了,因为它的市场拿回来了。你在日本看不到外国货,韩国也是这么做的。这背后实际是东亚的文化,其实他们用的还是中国的文化。我们看到的日本是这样一个形态。

    我们看钓鱼岛事件时候,要理性回归一下,我们跟日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种矛盾?我认为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是脱不开关系,但我们把目标瞄准的是日本。之所以我们瞄准的是日本,是因为我们觉得:第一他们侵略过我们;第二日本失去的几十年,而我们强大了,小日本弱得很却还敢在我们头上拉屎,所以我们很愤怒。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为什么不敢跟美国叫板?是美国把钓鱼岛给日本管辖,大家去看看战后那段历史,本来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大声向美国要钓鱼岛,为什么冲着日本?美国在这个事件背后还有什么企图?我看到有资料显示,这次保钓运动从香港搞起来,本来大陆没有动。前面2003年的保钓运动是从台湾搞起来的,大陆本来没有人做这个事情,谁在背后煽风点火?钓鱼岛争端一次一次上来,有日本挑衅,但是也有美国背后在挑拨的因素。因为中日之间掐起来以后,得利的是美国,因为美国的产业已经被掏空了,德国、日本以及现在的中国,对它都是贸易顺差,它现在要回流产业,虽然它有金融霸权,但是它的产业空了,它现在想回流制造业产业,那么谁是它的敌人?实际上,东亚经济体就是它的对手。

    再有,美国想重返亚洲,前一段时间把精力放在中东、伊拉克,现在想重返亚洲。亚洲的对是谁?就是日本和中国。你们两个掐起来以后,谁得利?肯定是美国。它为了它的经济目的,也为了它在亚洲的统治力,它希望两国掐起来。而且我们还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看到石原慎太郎好像是天天捣乱叫板,但是网上去查查资料,他也是一个反美的,而且是极端反美。他原来跟索尼的社长写过一本书《日本可以说不》,这是1989年写的,后来1998年还写了《日本经济可以说不》也是对着美国的,副标题是“从美国的金融奴隶中摆脱出来”。实际上他反美很厉害的一个人,结果这次钓鱼岛事件,东京都购岛的事情,是他在4月份在美国谈到的,美国人纵容他,本来它反美,结果跑到美国谈这个事,显然美国在纵容这件事。

    日货随处可见,但如果抵制美国货呢,我们是看不到美货的,你告诉我哪个是美货?福特汽车、通用汽车掀开,看看里面的零部件是什么?美国的汽车就是组装,全球采购。它的全球采购主要来自于日本和德国,而日系车和德系车不是,整个产业链全是它的。丰田汽车其实是一个总装厂,丰田有十几家公司,其中有五家是世界五百强企业,丰田汽车、丰田通商、丰田纺织、爱信精机还有电装,都是世界一流的企业,除了丰田汽车是组装以外,丰田通商是做金融物流,还有跟关键的零部件企业联系,日本电装是全球最大的零部件生产企业,丰田纺织是装备制造汽车生产线的。爱信精机也是生产零部件,除此之外汽车的电子还有阿尔贝司。日系车基本上零部件配套都是它自己的,但是美国车全是拼装的。

    所以,我们看到丰田汽车2008年的全球利润151亿美元,但是福特和通用,拼到最后,亏损100亿美元,结果2009年倒闭,福特最后被美国政府接管。我们再看我们用的电脑,原来的IBM笔记本是日本大贺实验室生产的。再说IPAD,大家知道去年日本大地震的时候差点断货,为什么日本大地震IPAD断货?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实际上IPAD是什么东西?最近苹果跟三星打官司说三星盗取它的设计外观,为什么不说三星偷了里面的核心技术,就说了一个外观?因为IPAD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它自己的,只有外观设计和软件可能还算是它自己,剩下的东西全不是它的,谁的?日本、韩国的零部件,还有富士康,富士康是在深圳的台湾企业,但是你去网上查查,富士康的设备是谁的,它的零部件从哪儿采购?日本。所以全球的产业链是什么分工?日本已经给做好,再由东亚各国整合,叫雁行模式。20年前,就有这个模式了,雁头是日本,第二级是韩国,第三级是台湾,第四级是东南亚,但是后来中国把东南亚给挤掉了,变成第四级了。

    我们把IPAD拆开后,看看里面的零部件,数一数哪个不是日本的?所以没有美国货,但是日本货无所不在。你用的摄像机是日本的,你们手上拿的高级办公用纸是日本的,还有女士用的高端化妆品,到新世界柜台去看,我专门做过一个调查,我看了第一层都是高档化妆品,都是有名的牌子,应该有十几家,但是七八家仔细看说明书,写的是日本公司,上面是英文字。我们再看我们所用的尿不湿,还有高端的纸,很多高端一点的都是日本纸。日本不砍自己的森林怎么造出那么多的纸?在全球拿资源。加拿大、俄罗斯的树他去砍,中国的筷子他来进口,但是日本是世界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70%。中国有多少?10%几。但是用纸的纸浆,很多都在中国生产,我跟这些公司都打交道,王子制纸属于三井财团的,在南通投资28亿美元,因为有环保问题当地人反对。新闻炒得很热。你告诉我哪个东西不是日货?

三、4万亿投装备制造业 武力保卫中国商业

    日本用产业和商业金融结合的财团,美国用华尔街的力量,占据了优势。那么,日本产品深入到我们的品牌背后,我们要想把它们打出去,靠什么?就要提高我们的装备制造业,提高我们的军工水平,四万亿不要扔到房子里面,四万亿扔在装备制造,搞装备制造就要无条件往里投入。

    日本制造业经济体是很强大的,并不是媒体上说的衰败了,为什么?因为它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扩张的时候被美国打了一下,整了它一下,所以它躲起来,暗中较劲。我不赞成大家砸日货的方式,但是我的观点是——一定要跟日本斗争,跟美国斗争。我也不同意说没有阴谋论,我认为就是有阴谋,而且美国有阴谋,日本有阴谋。他们的阴谋很简单,这种阴谋其实是阳谋,你说它是阴谋,是因为不懂它的玩法,所以认为是阴谋。它的阳谋是什么?就是为了它本国国民的福利而在全球争夺资源、争取市场,使用别的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这个就是他们做的事情。美国在做这个事情,日本也在做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想生活得更好、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能够享受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生活水平,那么我们也需要去拿资源、拿市场、拿技术,那么必然跟他们发生冲突对撞,这实际就是经济战争。

    也就是说未来的战争或者说不用未来,现在已经有,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次世界大战不是拼刀枪而是一场经济战、金融战、产业战是商战,这场战争中,我们看到钓鱼岛其实也是跟经济有关的,资源争夺,不光资源争夺,通过钓鱼岛争端,中日之间争斗起来,那么可能美国在经济上就得益,包括美元霸权的巩固。

    我们看到,就在中国跟日本在钓鱼岛这个事弄得这么凶的时候,6月1号,中日之间达成了贸易以人民币结算协议。什么意思?这是对美元的一次挑战。我们看到,更多是在打经济战,这种经济战不是简单的砸砸日货,这种方式是打不赢的,我们一定用我们的经济体系。为什么别人能打赢,因为别人有发达的制造业,能够占据高端,因为它有它的一套体系,这套体系,日本用的是产业和商业金融结合的财团,美国用的是它的华尔街的力量。

    中国的制造业转型实际上是被压制的,所谓制造业转型就是我们鞋子、袜子、布变成新的东西,它能够叫制造业的转型吗?所谓制造业转型一定是往装备制造业越来越高端的方向走,我说的是材料、机床、生产线、成套设备,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军工,日本和德国挑战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靠的就是这些,只是战争把它的技术给拉下来了。我们在和平年代不能有战争了,不能拼刺刀了,但是我们还要有经济帐,要拉动我们的装备制造业、材料升级,得有打战争的勇气,要不惜花血本,战争的时候,不跟你算帐,不算将来利润是多少,统统没有,要全民投入。所以,日本产品深入到我们的品牌背后,我们要想把它们打出去,靠什么?就要提高我们的装备制造业,提高我们的军工水平,四万亿不要扔到房子里面,四万亿扔在装备制造,搞装备制造就要无条件往里投入。

    钓鱼岛争端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这个争端提醒了我们的国民——我们要提高军事技术,带动我们产业升级。用我们的军事力量来威慑日本,威慑美国,保护我们在全球的商业利益,或者像美国一样用武装力量去搞油田,我们可能搞不过美国,但是我们得保护我们的利益。要做到,就需要我们付出努力。

 

 

 

 

 

发件人:【白益民产业经济研究所】<bym001@126.com>;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d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09月18日 20:37 (星期二)

钓鱼岛,中日冲突背后的美国

白益民

2012年09月

  搅局四十年,钓鱼岛:美国挑动中日冲突的“底牌”

  继8月15日之后,国内媒体的炮筒纷纷转向日本,钓鱼岛问题再次成为中国新闻的头版头条,而此时刚刚在南海上演的中美冲突则戛然失声。仅仅一天时间,美国就从支持南海周边诸国对抗中国的“带头大哥”转变为隐藏在中日冲突背后的“影子杀手”。

  8月16日,美国更是重申钓鱼岛列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也就是任何一方与日本在钓鱼岛海域发生冲突,美国将动用武力捍卫日本,为中日一触即发的态势煽风点火。

  8月27日又传出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北海道防卫局在札幌市召开了有关驻日美军整编移师训练的联络会议,并通知当地政府称,美日定于9月5日至7日在日航空自卫队千岁基地举行联合演习。此举更加剧了中日之间的紧张气氛。

  其实早在40年前,美国就制造了钓鱼岛问题,并借此不断挑拨中日关系。

  美国“拉拢”,第一招破产于中日友好

  早在1969年,美国伍兹霍尔海洋学院的地质学教授埃默里发布报告显示东海可能储藏巨量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之后,美国就开始将东海作为未来的能源战略要地。从70年代开始,美国海湾石油公司、海洋石油公司、克林顿石油公司等就开始与中国台湾积极接触,并且试图拉拢日本共同开发东海大陆架,但这一切因日本的反对而终止。

  曾历任美国海军部长、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美国财政部长的罗伯特?安德森,1960年结束在华盛顿的任职之后,毅然投身美国石油界,担任美国克林顿石油公司海外分支机构克林顿国际公司的董事长,希望借此在中国台湾获得石油租让区,赢得美国政府的财政支持。为此罗伯特?安德森多次到台湾,并曾亲自向蒋介石提出恳求。

  到1971年初,由于日本本身的利益诉求,以及其国内财界、政界对中国大陆持友好态度,日本开始加紧公开反对台湾对大陆架的要求,特别是在钓鱼岛区域。日本的公司还获准就特定海域向通商产业省(现:经济产业省)提出申请,但是在领土问题解决之前,通产省没有正式授权有关公司在东海勘探石油。

  罗伯特·安德森对日本的行动做出了反应,他不断地进行活动,想通过他在东京的熟人使日本同意给克林顿石油公司一个同台北已经给他的租让区恰好吻合的租让区。安德森当财政部长时,经常与佐藤荣作首相打交道。但在1971年10月29日和11月1日的一系列会晤中,他未能从佐藤首相那里获得帮助。

  当年12月,日本驻美大使牛场信彦在致罗伯特?安德森的信中,坚决拒绝了这个建议,这是当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已发生显著变化的一个最早迹象。特别要指出的是,当时海湾石油公司的合作者日本帝国石油(株)甚至向日本当局提出申请,要求取得上述租让区,直接与美国公司作对。

  1972年2月和4月,罗伯特?安德森再到东京,同帝国石油(株)进行了谈判。他建议以克林顿石油公司租让区的一半股权换取帝国石油(株)租让区的一半股权,但遭到拒绝。然而,在1972年整整一年里,罗伯特?安德森还是继续找日本人合伙。10月间,他在纽约同日本九州石油开发(株)的一位代表会晤,该公司同新日本制铁有密切联系。直到1973年,罗伯特?安德森为了在克林顿石油公司的租让区钻探,仍在日本设法借钱,答应用将来在该租让区生产的原油偿还。

  美国一些石油勘探公司直到1974年也还在同出光兴产(株)、九州石油(株)和其他公司商洽,积极谋求日本方面的合作。有一次,海洋探测公司提出,把他的租让区12%的权益让给日本公司,为此索价2200万美元。正如某日本公司的一位职员所指出的,“考虑到可能卷入的政治风险,这个价钱太高了”。

  1975年2月,美国苏必利尔石油公司(贝克休斯)即将在中国台湾第四矿区进行钻探时,帝国石油公司送去了一封暗含威胁的信件,申明它对这个区域的权利要求。随后,在中国台湾同日本临时租让区相重叠的区域该公司再也没有进行过勘探。从某种程度上说,由于当时的中日友好关系,客观上阻止了美国和台湾在东海大陆架联手勘探石油的行为。

  美国切入东海勘探打破平衡

  拉拢中国台湾、日本共同开发东海大陆架的计划因遭日本反对而失败,并没有让美国放弃对东海油气资源的觊觎。在1992年中海油举行的第四轮石油招标——东海招标中,美国雪佛龙、康菲等公司成功竞得东海部分区块。白益民产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认为,此举打破了中日之间长期以来取得的平衡,中日在钓鱼岛再度擦出火花。不过,这些美国公司均由于勘探成绩不理想而在后来几年相继选择退出,中日钓鱼岛冲突也渐渐恢复平静。

  美国石油公司退出之后,东海的油气勘探工作完全由中国公司自行操作,日本在钓鱼岛也再未做文章,甚至在1996年提供资金支持中国修建从平湖气田到上海浦东的天然气管道。由于当时中国海上石油勘探技术并不成熟,2002年3月20日,在我国上海召开的东海天然气工作会议上,宣布由中石化和中海油合作成立东海天然气开发联合管理委员会,正式启动东海天然气联合开发。

  2002年6月27日,中海油、中石化透露,将携手美国优尼科、英荷壳牌共同开发东海西湖油气田。其实,优尼科与英荷壳牌对开发东海油气田一直垂涎三尺,据原新星石油公司的规划研究院总工程师张抗透露:“优尼科、壳牌等对东海项目一直有持久兴趣。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进行东海项目勘探时,他们就一直缠着要一起做。”

  消息一出,立即引起日本反应。2002年10月,日本政府以便于管理钓鱼岛为由,以每年2256万日元的价格,从所谓的“岛主”手中“租借”了整个钓鱼岛。当时日本政府还有过对钓鱼岛国有化的想法,但因顾忌中国,只选择了租赁的形式。

  2003年1月1日,新年伊始,日本主流报纸《读卖新闻》在头版头条位置上赫然刊出一篇报道,题目就叫《强化领土管理,国家租借尖阁(即中国钓鱼岛)三岛》。该报还借用某专家的话,赞扬日本的做法是出人意料的“妙招”。当日本的这一行动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之后,《产经新闻》、《读卖新闻》先后发表社论,大谈日本这一行动的“巨大意义”。

  不过日本的反对并没有影响美国与中国共同开发东海的计划,2003年8月19日,中石化、中海油、美国优尼科公司共同签署东海油气田开发合同,对东海春晓、宝云亭等5个合同区的原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生产、运输及销售。

  煽动两国民族主义,美国“坐山观虎斗”

  从历史来看,不管是美国的石油公司想进入东海还是美国的战机想进驻日本冲绳,都会触动日本政府敏感的神经,此次中美双方联手开发东海油田显然让日本坐立不安。

  2003年6月22日,中国大陆民间组织了首次出航保钓运动。大陆公民冯锦华倡议首登岛宣示主权,15名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爱国人士组成的中国民间“保钓团”,从中国浙江省玉环县出发,抵达距离钓鱼岛约3海里的海域宣示主权。8月25日,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也登上钓鱼岛,由此引爆随后全球华人的多轮保钓行动。10月9日,由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民间人士共同组织保钓船出海。

  11月12日中午,日本海上自卫队官方网站突然发布了一条由“海上幕僚监部”提供的消息:当天上午8点左右,驻扎在日本鹿屋航空基地的海上自卫队第1航空队所属2架“P-3C”反潜巡逻机,在执行巡逻任务途中遭遇一艘突然浮出水面的中国海军“明”级攻击型潜艇。由于中国潜艇出现的地方在距离日本领海仅18公里的国际海域,美国一改往日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支持任何一方的态度,转而力挺日本。2004年2月2日,美国副国务卿里查德?阿米蒂奇表示:由于有美日安保条约,所以当日本施政下的地域一旦受到攻击,美国将视为对其自身的攻击。美国国务院东亚问题专家指出,所谓日本施政下的地域这一概念,即包括中国的钓鱼岛。

  2004年3月23日凌晨1时,7名中国民间保钓志愿者乘船出发前往钓鱼岛,当天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艾利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尖阁群岛(钓鱼岛列岛)”。这些是对“美国政府过去在这一问题上的暧昧态度的修正”,即改变了美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所持的“中立”姿态和克林顿政府在“尖阁列岛”问题上不承担美日安保条约规定的防卫义务的声明。

  而这距中美签署共同开发东海的协议不到半年时间,美国一面说服中国共同开发东海以激起日本情绪,另一面则明确表态会在军事上保护日本、支持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大胆对中国喊话,激化中日两国的民族情绪,让美国可以坐山观虎斗。

   中日须共谋东海合作

  比起钓鱼岛的主权,日本同样在意的是中美共同开发的春晓油气田。2004年5月27日,曾任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第三研究室室长的杏林大学教授平松茂雄和日本《东京新闻》记者乘坐飞机对中国东海天然气开采设施的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随后,此二人在《东京新闻》上连续刊登《中国在日中边界海域建设天然气开采设施》、《日中两国间新的悬案》等报道和述评。

  报道称“中国正在开采的春晓油气田群距离日本主张的中间线只有5公里,与1998年建成投产的平湖油气田相比,向日本方向推进了65公里”,并惊呼“中国的油气田会像吸管一样,把原属日本的油气资源吸走挖空”。一时之间,日本主要媒体都把关注焦点放在东海。

  此后的几个月里,中日双方在多场合多次就日方所谓的“吸管效应”进行了沟通,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6月21日还向日本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然而,日本认为中国邀请欧美参加,实际上是拉他们做挡箭牌。

  2004年7月7日,就在日本历史上发动侵华战争的那天,日方调查船在数艘先导船的引导下来到冲绳本岛西北方向370公里、距中国正在开发的春晓气田约50公里处的海域开始进行海底地质构造和资源调查。两天以后,中国出动数艘军舰拦截日本船只,日方调查船只好绕道而行,双方船只没有发生接触。

  就在中日双方对东海油气田的争夺动作频频、暗潮汹涌之时,原本签约共同开发春晓油气田群的美国优尼科和英荷壳牌公司的态度突然发生转变。2004年9月29日,壳牌中国勘探与生产公司总裁麦一伟说:“我们遗憾地宣布:出于商业原因,壳牌不可能再继续参与东海天然气项目”。当天,优尼科也表示退出该项目。

  事后,据日本《每日新闻》披露,其实欧美企业的撤退是政治因素,而非商业因素。日本政府曾对美国政府进行游说,影响壳牌和优尼科退出中国在东海进行的采气工程的决定,说这项投资将会有风险,而且计划中的气田位于日中两国间引起争执的区域。

  美国退出春晓油气田不到一个月,2004年10月25日,日本就在北京与中国展开共同开发东海的第一轮谈判。次年10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还任命日本著名的亲华派二阶俊博为经济产业大臣,希望借二阶俊博与中国的特殊关系打开中日经济政策协调之门,进一步提高“经热”程度,为日本的技术和金融资本继续进入中国市场营造良好环境。评论家认为,在小泉鹰派色彩极为强烈的新内阁中,二阶俊博是一个罕有的“亮点”。

  新上任的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立即改变了此前中川昭一对中国强硬的态度。他在上任之后不久便表示:“国内有人说,日本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试开采,但我不主张走这条路。说些‘窝里横’的话没有任何意义。即使同中国发生冲突也解决不了问题,东海油气开发问题应该通过同中国进行坚韧不拔的谈判,解决双方分歧,这才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最终在经过11轮的谈判之后,中国和日本在2008年签署了东海的共同开发协议。

  现如今,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纪念年里,打着“重返亚太”旗号的美国,再次以中国在南海、东海与南海周边国家、日本的领土争端为导火索,怂恿菲律宾、越南等国家挑战中国,离间中日之间原本日趋紧密的经济关系,意欲成为亚太地区的仲裁者。在这样的情况下,认清中日背后的美国作用显得格外重要。

 

 

 

 

发件人:caulzh<caulzh@163.com>;d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d抄送人:时 间:2012年09月11日 09:22 (星期二)愚蠢的东亚人(2012-08-28 16:38:42): 东亚竹岛之争钓鱼岛

愚蠢的东亚人

卢麒元

2012年9月

    笔者按:愚蠢的东亚人正在重复100年前欧洲的故事。用一个小小的竹岛,美国人就把韩国人的反美情绪化解于无形了;用一个小小的钓鱼岛,美国人就把日本人的反美情绪化解于无形了。在美国人孜孜不倦地努力之下,东亚人二次大战遗留的历史伤口全部化脓了,东亚人可怕的历史记忆全部复活了,他们试图重新进行历史的清算。在全球经济陷入危机的历史时刻,西方列强太需要一场战争了。当然,这必须是一场远离西方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目的,在于终结东方的崛起,使西方得以重新划分世界经济版图。中国人不要太天真了,卢武铉总统的自杀绝非偶然,自民党的落选有着复杂的美国因素,美国人对韩日的政治介入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当然,美国人对中国的控制也不遑多让,经济领域的全面操控就不必多讲了,政治上发生的事情更是惊心动魄。历史证明,无能的政治家们,一向喜欢用民族矛盾掩饰阶级矛盾,利用国际政治压力完成国内政治的整合,他们竭斯底里的强硬外表下,包装的不过是妥协投降而已。善良的老百姓千万要擦亮眼睛,不要上当。

    东亚的历史出路在于东亚政治经济一体化。东亚一但完成历史整合,整个欧亚大陆板块的整合就开始了,一个稳定的多极世界就形成了。当然,欧亚大陆板块的历史性整合,意味着美国政治霸权的终结,也意味着美元时代的历史性终结。所以,竭力阻止东亚整合成为美国政治家的既定国策。在这个问题上,美苏是有共识的,他们正在一起重建东方的雅尔塔体制,苏联人对日本的强硬是美苏二人转的一部分,中国人不必喝彩。卢武铉总统是东亚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他被自杀了;鸠山首相是东亚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他被迫辞职了。有人质疑中美战略对话,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中国在中美战略对话的框架下,自动取消了一切关于东亚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安排。一个稍具常识的经济学家都懂得,人民币国际化的正确方向,就是积极建立东亚元。遗憾的是,中国政府竟然搞了人民币离岸中心,摆明了是要将人民币进一步美元化。我们不想评价一些中国人的拙劣表演,历史会给予他们应有的评价。

    我们想告诉亲爱的人民,不要重复欧洲老百姓100年前的错误。欧洲老百姓,就是为了一点点的领土主权,失去了他们的全部权利。

    我们要争取一切权利。请牢牢记住,必须首先争取到一切权利,才能最终争取到领土主权附加的那一点点的权利。上述这句话,您未必可以理解,但务必牢牢记住。

    了解军事的人应该知道,日本人现在已经没有能力与中国一战。中国即便是不使用核武器,中国三位一体的远程战略打击力量,也足以在数小时内使日本陷入瘫痪。

    况且,日本经济对中国已经形成了严重依赖。自二零零五起,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依存度不断攀升。中日贸易摩擦将使脆弱的日本经济陷入历史性衰退。

    一部分清醒的日本政治家是了解这种战略态势的。所以,以鸠山为代表的政治家,选择了与中国进行友好合作的基本国策。

    然而,日本正处于政治极其孱弱的特殊历史时期。日本国民在长期亲美反中的教育中成长,他们在情感上还无法接受日益强大的中国。一部分亲美的政客,利用了日本民众的复杂情绪,一举颠覆了鸠山内阁。他们不断挑动中日纠纷,以强化一些政治家的政治地位。

    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家,特别是中国的外交家们,没有深入细致地处理好中日关系。近年来,我们疏离了日本的亲中人士,我们忽视了日本国民的复杂情感。相反,美国强势支持日本政坛的亲美势力,成功策动了日本国民的反中情绪,使亲中政治势力迅速被边缘化。日本再一次成为美国的东亚政治棋子。

    笔者感到痛心。无论是中国国民或日本国民,都无法正确理解二十一世纪中日关系的实质。他们仍然执著地纠缠在历史的旧境当中,他们对两国的未来近乎茫然无知。事实上,在二十一世纪,美国强大的金融殖民进程中,东亚已经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中日对抗,形同两个债权人内讧,将使他们共同的债务人成功越墙。中日将同时面临美元重置过程中巨大的经济风险。

    显然,日韩政治家没有认真吸取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二十世纪初,当德国迅速崛起的时候,欧洲人采取了最为愚蠢的围堵策略,他们制造了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结果呢?他们成全了另外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欧洲人用了一百年时间才理解了欧洲的国与国关系。他们终于建立了欧盟。他们终于建立了欧元。

    二十一世纪的东亚形势,颇为类似当年的欧洲。东亚人并不理解东亚的国与国关系。他们还没有能力共同规划东亚政治经济共同体。他们不知道,在准国家的共同体内部,解决领土纷争、资源配置、产业协调才能获得本国利益最大化。他们没有意识到,美国、欧盟、俄罗斯在期待着什么。两韩的冲突,幼稚到了幼稚园的级别。可悲!

    笔者不能不批评中国的政治家。中国在为GDP欢欣鼓舞的时候,可曾意识到大国的使命?中国可曾提出东亚未来的发展愿景?中国可曾为东亚建立有效协调机制?中国可曾拆解殖民时代遗留的历史问题?中国可曾建立在其他国家内部的影响力?大政治家要想一百年以后的事情。不谋万世,何以理当下!

    区区钓鱼岛纷争,就像是中日两国的痔疮。每每隔三岔五的犯病。别有用心的人,撒一点辣椒粉,两个傻小子就会痛得跳起来。不觉得很无聊吗?

    当然,这也怨不得东亚政治家们。他们不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大政治家。他们不过是疏于历史和哲学的平庸之辈。更有甚者,不过是别人手中的一枚棋子而已。说到这里,我倒是有一点儿欣赏金氏父子的主体思想。至少,人家还保存了一点儿主体性。
我们不要做愚蠢的东亚人。

    中国国民要大气。成大事者必有浩然之气。有浩然之气者,不争一端而求囊括。中国已经具备了某种能力。正是因为具备了这种能力,所以才需要从容大度。一个可以包容天下的民族,当然知道如何处理一个小岛。

    请往远处看,越过那个小岛,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如果你是真正的王者,一切都将属于你。
 

 

 

 

让日本公众了解钓鱼岛主权归属的真相,中国公众应该做些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项目组 执行人 李炜

    近日日本政府的“购岛”之举,引起了中国公众的义愤,不少城市的公众自发地开展了集会抗议的维权运动,彰显了国人的爱国热忱,可赞可钦。但我以为,为维护国家主权,中国公众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值得去做,那就是尽可能地让日本公众了解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历史真相。

    昨日我单位邀请了著名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做了“中日关系与钓鱼岛争端”的讲座,我向专家请教了一个问题,既然我们有大量的历史证据表明,钓鱼岛自古属于中国是无可争议的,那么日本公众怎么看待这些历史事实?我们在向日本公众揭示历史真相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专家答曰:日本公众目前基本上并不知道这些历史证据。日本的学者也有客观讲述钓鱼岛历史归属史实的著作,但公众很少了解;我驻日使馆也有大量的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宣传材料,但几乎无人问津。相信日本人民还是讲道理的,如果了解到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历史事实,他们会重新思考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的。

    这番对答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日本是个实行民主制度的多党制国家,各政党为了角逐执政地位,会利用最易激发民心的议题来争取民意,而国土与外交争端恰属此列。石原的“购岛”闹剧数天内就转化成了政府行为,这背后没有日本的“民意”支持,是绝对做不到的!而这种“民意”的基础却是对历史真相的无知。日本的人口接近1.3亿,仅靠我们的驻日使馆、领馆来做历史真相的揭示,显然在信息传播上是力所不及的。这时广大中国公众应该出列,每人做一位义务宣讲者,通过互联网这一新媒介,让日本公众了解历史真相,动摇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的民意基础。

    具体的“保钓漂流瓶计划”如下:一、由外交部门和学者共同出台一套对日本公众宣讲钓鱼岛历史归属的文本,主要包括:1)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中关于领土主权归属的准则;2)依据这些准则来看钓鱼岛是否应该归属中国;3)主要的历史证据(一定要采用无争议的史料);4)讲明中国的立场,劝告日本公众理性思考钓鱼岛问题和中日关系。二、将此宣讲文本译成日文,并制作成适合互联网展示的篇幅和版本,挂在外交部、各大媒体的官网上;三、由数亿中国网民将这些资料向熟识的日本人士寄发email,也可请在日的中国留学生、华侨、工作人员转发给身边的日本人。这样通过大规模的邮件寄送,能覆盖到10%的日本公众邮箱中,就相当有冲击力了!为了扩大战果,也可以考虑以英文、法文等多语言版本,向全球互联网世界传达中国人民的“保钓之声”。

    这样我们可以做到政府、学界和广大公众联手,来向日本人民摆事实、讲道理,化解对方因历史的无知和“民族义愤”所造成的戾气,从而有益于钓鱼岛争端的解决走上基于事实和理性的方向。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d(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in chun<C.Lin@lse.ac.uk>;d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09月29日 15:55 (星期六)

大江健三郎等人发表声明批评野田政府

----日本民间政治团体呼吁政府“正视侵略历史”

前日本长崎市长本岛等

2012-09-28

    日本知识分子与市民团体于28日在日本参议院议员会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最近日本与中韩之间的领土纠纷问题,发表了对日本政府的批判声明。此声明为市民团体“决不允许宪法改恶·市民联络会”牵头、由包括著名作家、诺贝尔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前长崎市长本岛等在内的约800人署名支持。

    声明认为,独岛以及钓鱼岛都是日本在侵略或殖民过程中获得的,日本政府迄今未能正视历史,并且在不恰当的时机挑起了事端(日本政府今年7月7日宣布要“国有化”钓鱼岛),罔顾中韩两国人民的感情。声明还认为,日本关于“领土问题不存在”的认识是虚构的,由此会导致相关问题根本无解,声明进而建议以对话方式来解决问题,最终达到“共同开发、共同利用”。当然,前提是日本政府要表现出“加深与邻国间往和解、友好、合作方向进行的姿态。”

    以下为声明全文:

    1.基于“尖阁(钓鱼台)”“竹岛(独岛)”所引发的一连串问题,导致了日本周遭紧张提升。2009年,提出重视东亚和平等日美关系主张的民主党政权诞生了。另外,若再回顾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后,给予日本同情及同理心的温家宝、李明博等两位领导人进入灾区,并勉励受灾人们的场景;相对地,现在的情况实在相当遗憾,不得不指出,这个事态令人感到悲哀!对日本而言,韩国与中国都是相当重要的友邦,也是建立起地区和平及繁荣的伙伴。彼此不仅在经济上建立了无法分割的关系,其重要性在将来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对此,我们身为日本国民,深忧现状,特提出以下声明。

    2.虽然现在的问题点均围绕在纠缠已久的“领土”问题上,当事国也都不忘以“历史”(近代日本对于亚洲的侵略历史)问题为背景。李大统领在访问竹岛 (独岛)时,就是以前日军“慰安妇”的问题为背景。据闻,导因于去年夏天韩国宪法裁判所的判决。去年底在京都首脑会谈中,李大统领所提出关于前“慰安妇” 的协议,未获得野田首相正面回应,以致李大统领在访问竹岛(独岛)后的8月15日光复节演讲中,要求日本对前日军“慰安妇”问题做出“负责任的处置”。日本占领竹岛(独岛)是在日俄战争期间中的1905年2月,当时韩国(当时为大韩帝国)正被殖民地化,也是外交权遭慢慢剥夺的时期中。这对韩国人民而言,这不仅仅只是个“岛”,也是被侵略及殖民地支配起点的象征。这一点是日本人必须理解的。另外,尖阁群岛(中国大陆名“钓鱼岛”、台湾名“钓鱼台”)也是在中日甲午战争落幕后的1895年1月纳入日本领土的,更在3个月后的马关条约中,台湾及澎湖列岛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不论是韩国或中国(当时为清朝)都是最为脆弱、不能行使外交主张之下所占领的。

    3.以日中关系而论,今年正值邦交正常化40周年,许多友好活动已被规划及准备当中。友好转变成纷争的原因,就是东京都知事石原宣布买下尖阁、以及日本政府以此为契机宣布国有化方针。由中国方面来看,此举违反了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搁置”领土问题的“默认”,亦即被视为是“挑拨”行为也不为过。不得不指出,对于都知事的行动,日本国内的批判太过薄弱。(此外,野田政府在7月7日发表国有化方针。这一天即是日本正式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1937年) 当日,这在中国称为“七七事变”,等于是提醒人们绝对不能忘记这个日子)。

    4.领土问题不论对任何国家的民族主义而言,都是个挑动神经的议题。正是权力者会利用此做为转移国内矛盾的原因。一方的行动,将激发另一方的相应行动,如此辗转升温,谁也无法预料是否不久之后,发展成具有无法控制武力冲突的危险性。我们反对任何形态的暴力行为,主张以和平性对话来解决问题。各国的政治及媒体理应有压制本国民族主义及冷静处理的责任。在此持续陷入恶性循环之际,媒体应肩负的阻止、回顾历史、呼吁冷静的角色即越发重要了。

    5.“领土”问题除以“协议”、“对话”方式进行别无他法。因此,日本应该停止对“领土问题不存在”等此种虚构性的认知。不论由谁看来,“领土问题”、“领土纷争”都是存在的。若无法认同这样的事实,则无法进行协议、交涉。同时,“固有领土”这样的概念,不论对于哪一方而言,本来就是个不可能的概念。

    6.至少在协议、交涉期间应维持现状,必须压制双方的挑拨行为。并应制订出相关问题的基本规则及行动规范。台湾的马英九“总统”在8月5日发表了 “东海和倡议”。提出了自我克制不升高对立、搁置争议、不放弃对话管道、寻求共识、制订东海行为准则等等极为冷静、合理性的提案。这样的声音应该被广而宣传与强调。

    7.尖阁群岛(钓鱼台列屿)及其周边海域,自古即为台湾及冲绳等周边渔民们的渔场、交流的生活场所、及从事生产的海域。台湾及冲绳的渔民们,均不希望尖阁群岛(钓鱼台列屿)成为国家之间纷争的焦点。我们应该尊重这些生活在此的人民的声音。

    8.日本最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反省自己的历史问题(近代对于邻国的侵略),并将此诚实的表明出来。尊重到目前为止与诸邻国之间所缔结的“日中共同声明(中日联合声明)”(1972)、“日中平和友好条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或是“日韩伙伴关系共同宣言”(1998)、“日朝平壤宣言”(2002)等,同时回顾历史对于本身所发表的“河野官房长官谈话”(1993)、“村山首相谈话”(1995)、“菅首相谈话”(2010)等文件进行重申,并应表现出欲加深与邻国间往和解、友好、合作方向进行的姿态。此外,也有必要确认日韩、日中政府以及民间所进行的历史共同研究成果,至于日韩关系,则须重申宣告1910年的“韩国合并条约”为无效的“日韩知识人联合宣言”(2010)。

    9.对于造成纷争的“领土”周边资源,除了共同开发、共同利用之外,其他途径势不可行。虽主权无法分割,但包含渔业等的资源是可共同开发、管理来做分配的。不可只围绕于主权上的冲突,为了达到资源分享、利益共享应该要对话与协议。我们必须将引发领土民族主义纷争的种子,转换成地区合作的力量。

    10.不应将与邻国之间的纠纷做为强化日美安保的藉口,并以冲绳鱼鹰式(Osprey)新垂直式起降运输机等配备,增加冲绳的负担。

    11.最后,我们建议,“领土”问题并不仅存在政府之间,更存在于日、中、韩、冲绳、台湾之间的民间层次,后者也应建立起重视诚意和互信的未来对话架构。

    附:“决不允许宪法改恶·市民联络会”资料

    “决不允许宪法改恶·市民联络会”是于1999年5月3日(日本宪法纪念日)成立的民间组织,成立当时得到了全国各地的草根市民团体、民主团体的多数赞同。其目的是建立起广大而有效率的网络,反对“宪法改恶”动向。

    组织的创建人与现任会长是高田健,此人被划为日本现代“新左翼”一派,推行反战、反核、反扩张思想。

    目前日本全国有超过200个大小市民团体与劳动组合加入该组织,以个人名义参与的会员有约500人。由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奥平康弘、埼玉大学名誉教授晖峻淑子与琉球大学法学院院长高良铁美三人担任共同组织代表。

    所谓“宪法改恶”,可以解释为将先行宪法朝“恶”的方向修改,这是针对目前日本政坛上的一支“改宪派”而言的。

    改宪派提倡所谓“循常识而行,让日本恢复到普通国家的地位”,意图修改日本战后以来一直实施的“和平宪法”,针对现行宪法第9条“非武装和平;主权在民;尊重基本人权”内容,其主要提案包括“放弃无核三原则”、“实施征兵制”、“行使集团自卫权”等等。

    “决不允许宪法改恶·市民联络会”就是着力于反对这一政治动向,维护和平宪法,以发扬现行宪法第九条精神为主旨而成立的民间团体。

 

 

 

 

 

发件人:察哈尔学会秘书处<secretariat@charhar.org.cn>;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0月09日 07:50 (星期二)附 件:1个(《察哈尔快讯》2012年第9期(总第20期)

美国国际开发署遭俄罗斯驱逐出境

 法新社 Stuart Williams

2012年10月08日

    俄罗斯以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干预国内政治为由,要求该组织于10月1日前停止在俄罗斯的一切活动。此举或恐引发美俄之间新一轮外交危机。对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禁令可能影响俄境内一批非政府组织的正常运转,其中也包括俄最活跃的独立监选机构Golos。华盛顿对此举表示“遗憾”,并否认了所谓“政治干涉”的指控。

    今年五月,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第三度入主克里姆林宫,随后引发了街头抗议。俄当局对美国国际开发署下的驱逐令被看作是其镇压民间团体的标志之一。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方做出该决定是因为“美国开发署的实际工作与其声称的‘发展与人道合作’目标相去甚远”,并指出开发署有意插手俄政治进程,通过资金赞助影响各级选举。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表示:“我们绝不接受对公民社会、民主与人权的支持会造成政治干预的说法。但我们也从不讳言,我们支持自由、公正、透明选举。这是因为这样的选举是我们所期盼看到的。”纽兰补充说,“关于民主建设的项目是一视同仁地开放给所有政党参与。这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关于领导人如何管理选举活动,如何与民间团体互动的问题。”

    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对他们的融资前景深表担心,因为美国国际开发署过半的年度预算都投在了民主和公民社会建设项目上,另外一大部分则用于医疗卫生。 Arseny Roginsky先生是俄罗斯最著名的人权卫士,他曾组织发起了多次旨在维护人权以及历史遗产的民间活动。他对开发署的关闭表示遗憾,并将此举看作是俄当局“孤立主义政策的延续”。虽然没有透露细节,但Roginsky先生表示开发署的物质帮助“很大”。Golos组织负责人Lilia Shibanova把对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驱逐令形容成为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告诉法新社记者Golos对10月14日地方选举的监测将因此面临严重的经费问题。 她说:“关键问题是,一旦选举监测机构接受公司的资金支持,它们就将承受相应的压力。”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在俄负责人Yelena Panfilova指出,“开发署有很多的项目是非政治性的,比如教育、文化交流和残疾儿童援助等等。很遗憾的是俄政府将糟粕和精华一齐舍弃了。”
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坚持说,俄罗斯的公民社会已经“相当成熟”。它们自身就在资助国外同行,因此没有必要接受“外部领导”。普京在对美国国际开发署下“逐客令”前,已经签署了一项法律。该法律规定:从国外获得资金的非政府组织将以“外国机构”登记。普京甚至把Golos这类的组织比作出卖了耶稣的门徒犹大。但华盛顿表示,美方将会寻找另一种方式继续与俄罗斯的民间社会团体保持合作关系。2007年,俄罗斯曾取缔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在俄活的动,造成了俄英关系恶化。
(来源:法新社,日期:2012年9月19日,原作者:Stuart Williams,

 

 

 



发件人: Yang Zhang 发送时间: 2012-08-28 12:22:59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s:抄送: 主题: 金融时报:美国应接纳中国的崛起

美国应接纳中国的崛起

美国哈佛大学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 格雷厄姆·阿利森

英国《金融时报》

作者是写《古巴导弹危机》一书的Graham Allison

    中国对南中国海和中国东海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日益强硬的姿态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姿态所预示的未来。在二战后的60多年里,美国的“太平洋和平”为亚洲国家有史以来最快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安全和经济框架。但是,中国已经崛起为超级大国,并将在未来十年内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因此中国提出修订其他国家设立的规则的要求就毫不奇怪了。

    未来数十年全球秩序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和美国能够避开“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吗?这位历史学家的隐喻提醒我们,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何等危险——正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和19世纪末德国人面临的情况一样。这种挑战多数以战争告终。维系和平要求双方政府和社会大力调整各自的态度和行动。

    公元前5世纪,雅典成为文明中心。哲学、历史、戏剧、建筑、民主等各方面的成就之高前所未有。雅典的急剧崛起震惊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既有的陆地霸主斯巴达。恐惧迫使斯巴达的领导人采取回应举动。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竞争,接着升级为对抗,最终爆发冲突。长达30年的战争结束后,两国均遭毁灭。

    修昔底德这样评论这些事件:“正是雅典的崛起和由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惧导致战争不可避免。”注意这里的两个关键变数:崛起和恐惧。

    任何一个新兴大国的迅速崛起都会打破现状。哈佛大学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Harvard University’s Commission on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观察中国后得出结论:在21世纪,“这样的一个大国走上世界舞台必然产生影响”。

    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方方面面的国际排名像中国一样攀升得如此之高,如此之快。仅仅一代人的时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GDP)曾经不及西班牙的国家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如果我们按照历史经验来判断,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自1500年以来,大国崛起挑战统治霸主的15起案例中,11起爆发了战争。想想统一后的德国吧,它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和英国的回应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中国的崛起令美国不舒服,但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要求更多话语权、要求在国际关系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样的要求很正常。美国人——尤其是那些教导中国人“更像我们”的美国人,应该反思我们自己的历史。

    1890年左右,随着美国崛起为西半球的主宰力量,它做出了什么行为?未来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代表美国,高度自信地表示,未来100年是美国的世纪。在一战之前,美国解放了古巴;以战争威胁英国和德国,迫使它们接受美国在委内瑞拉和加拿大争端中的立场;支持哥伦比亚叛乱,使其分裂,建立了新的国家巴拿马,巴拿马则立刻授予美国建造巴拿马运河(Panama Canal)的特许权;试图推翻英国政府支持、由伦敦银行家提供资金的墨西哥政府。在随后的半个世纪,美国军事力量在“我们的半球”出手展开了30余次不同的干预,谋求以有利于美国的方式解决经济或领土争端,或者驱逐我们认为不可接受的领导者。

    承认强大的结构性因素并不是主张领导者是历史铁律的囚徒。相反,这能帮助我们领会挑战之艰巨。如果中美领导人的表现无法超越他们的古希腊、或者20世纪初欧洲的前辈,21世纪的历史学家将援引修昔底德的观点解释随之而来的灾难。战争对于两个国家均具有毁灭性,这一事实很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回想一下一战,所有参战者都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

    鉴于发生这种后果的风险,中美两国领导人务必开始就潜在的对抗和爆发点展开坦诚磋商。而更为困难和痛苦的是,双方必须开始做出实质性调整,包容对方无法退让的要求。

    【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主任。】

 

 

 

 

发件人:fa ouyang<xiangshan1996@gmail.com>;d(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siyuansmb@gmail.com>;d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09月19日 14:23 (星期三)

对中国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最精辟的解说

向各界人们诚意推荐这篇对原联邦德国总理斯密特先生的访谈

    【王希哲按】这位原联邦德国总理,老社会民主党人斯密特先生的对中国问题的这篇访谈,真是太精辟了,太精辟了!中国必定要走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又在理论上能让人明白为什么要走,和怎样走这条道路,我至今没有看到一个中国人能比这位94岁德国人(德国政治家和学者)讲得更清楚,更明白,更能服人了。不是因为这位德国老人讲的无论在“台湾民主”、“中共的派别分化制约”、“中国现应纠左还是纠右”、“重庆模式”、“反对国企全盘私有化”和反对全盘“土地私有化”等一系列问题上,都与希哲一贯的主张惊人一致,才说他能服人,而是他确能服人。这记者本来明显是右翼立场而向斯密特不断挑战的,最后,也能诚心诚意地表示:“您说服了我”!

    我是海外中国社会民主党的顾问,我推荐这篇老社会民主党人的谈话,请中国社会民主党党员们,一定要仔细去读!我是海外中国民主党的顾问,我推荐这篇西方老政治家的谈话,请中国民主党党员们,一定要仔细去读!我是中国人,我向海内外一切心系中国前途关切中国发展道路的中国人,诚意推荐这篇西方老学者的谈话,请一定要仔细去读!

对原联邦德国总理斯密特先生的访谈

独立记者 黄金散

2012年2月15日

    (赫尔穆特.斯密特 Helmut Schmidt先生,今年94岁高龄。1918年12月23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前西德社会民主党(SPD)主席(1967年—1969年)、前西德国防部长(1967年—1972年)、财经部长(1972年)、经济部长(1972年—1974年)、前西德总理(1974年—1982年)

访谈第一天

   记者:谈到中国的政治问题,西方人总不会跳脱六0四问题,但您比西方主流有更为理性客观的看法。
  斯密特:并不是说我认为当局没有责任,现在来看本来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记者:愿闻其详。
  斯密特: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众示威方面缺乏经验,部分原因是因为自毛时代始共产党主流意识是强调群众运动,并把它视为最高国家意志。实际上中国政府当时还开了专列运送学生入京。

  记者:为什么后来会发展成那样?
  斯密特:你们的“治安片警”在这个时候肯定无法控制局势。西方对待示威游行已经有了长达百年的经验,防爆警察、隔离带、无致命性武器等等,通常反映很迅速,执政当局知道如何首先对付人群中必然的激进者。
  记者:但是后来有了军队。
  斯密特:问题就在这,军人和警察对待冲击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事态由此会扩大。
  记者:所以邓小平后来建立了武装警察部队,但那也不至于会出现那么严重的后果。
  斯密特:具体事件的进展,我也不尽明了,大家都有不同看法,但我觉得学生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因为当时谈判一直在进行。
  记者:那如何谈判破裂了呢?学生要价突破了底限,双方互不妥协?
  斯密特:是不成熟,因为政府已经一再答应了学生的请求,而学生一再临时修改底限,比如他们会担忧政府秋后算账。
  记者:这让谈判一方对另一方产生了不信任感。
  斯密特:是这样,谈判不能轻易透露自己的底牌,一旦透露而被对方全盘接受,就没有悔改的权力,否则你就是一个不合格的谈判对手。
  记者:深受教诲。我想用一个假设,如果当初学生或一些意见领袖执政了,你认为对中国是福是祸?
  斯密特:这当然很难判断,因为会有一系列连锁反应是无法预测的。这是博弈论上的超博弈或无限博弈,找到那个平衡点很困难。如果您的假设成立,那可能并不妙。
  记者:何以见得?
  斯密特:知识分子通常较有雄辩的能力,西方很多领袖都是律师出身,但他们执行的能力会很欠缺。施政需要更现实,有太多问题其务实的处理方法和一个思想家设定的价值和目标常常相违背,这需要经验,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记者:那从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结果来看,您怎么评价。
  斯密特:没有人能说那不是个奇迹,仅凭一点,邓小平还是很了不起。
  记者:相比毛泽东呢?共产党官方的评价是3:7开,7是肯定。
  斯密特:我看不到,但是他对统一中国还是有功劳的,自从清帝退位,你们的国家一直处于整合期,而外患又添加了更大的麻烦。
  记者:您说的是日本,那您怎么看这个国家?
  斯密特:我觉得如果他们与你们走得更近,回归东亚对他们会更好,因为无论是他们的文字、思想、建筑和习俗都来自于中国。
  记者:可他们更倾向美国。
  斯密特:我在任国防部长期间,曾经同日本同僚就冲绳美军基地与他们有过交流。我告诉他“这对你们不利,因为这反而会让你们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他回答我“可我们需要美国的保护”,我反问:“中国历史上哪个皇帝曾经主动攻击过你们?”他说:“你赢了”,但美军基地还是建立了起来。
  记者:可能是他们对中国造成的伤害过重,所以反而感到后怕。
  斯密特:他们害怕承担责任,那是个自私的民族,这一点和德国不同。
  记者:那您怎么看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扩张和战争而言?
  斯密特: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侵略过他国,西藏是个例外,应该说这是出于你们的自信。实际上你们一直把自己认为是世界的中心,而这个中心之外的地方都是蛮夷,所以取得中国的统治权对你们的皇帝来说就是拥有了“天下”,也就是世界,这提醒西方人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和中国人的历史观。
  记者:实际上,清朝的皇上曾要求德国的使臣下跪,另外还有给西方国家赐国王称号的企图。
  斯密特:(笑)近代国家概念,是西方文化中心论下的民族国家概念,不适用分析中国历史,这造成了当代国际关系上西方对中国这个国家概念认知上的冲突。
  记者:刚才您提到了西藏是个例外的问题。
  斯密特:无论如何,西藏的神权制度是共产党解决的。至于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就历史证据来说,你们是有很多,但并不充分。但相比美国印第安、澳洲土著、俄罗斯西伯利亚等来说,又很充分。今后的合法性最终取决于西藏今后的发展。
  记者:那您的最终态度呢?
  斯密特:西藏今后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中国。没有中国,他们也解决不了与中国穆斯林的问题。据说在中国西部青海湖旁穆斯林和藏民的冲突从来不断,由中国人(汉人,笔者注)作为监护人是必要的。另外,从长远来看西藏独立会让印度更坐卧不安。
  记者:这是否属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断裂带的范畴?
  斯密特:这是世界各地或多或少都存在的问题,德国的土耳其裔有400万,如何融合是个问题。

  访谈第二天

  记者:昨天您谈了很多有关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文化问题,今天我有一不情之请:为什么您始终为中国和中国政府辩护?是出于礼貌,还是为德国国家的利益着想?比如:出于德国的战略利益,希望中国的崛起牵制俄罗斯。

  斯密特:俄罗斯与西方在历史上的纠缠的确很多,她一直是出生波兰历任美国国家战略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一派所认为的西方战略安全的根本问题。可我不是波兰人,波兰当代政治家似乎并不亲中国(笑)。
  记者:谢谢您的坦诚。一个全世界关注的话题,在当前阿拉伯之春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中国的一党zz问题?
  斯密特:我从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就像你们的邻居日本就一直一个党执政,只是最近新的党组阁了,看来事态并不妙。
  记者:如果仅一个政党专政,似乎少了制约的力量。
  斯密特:gcd内不是也有派别吗?这和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有什么区别?看来不论他们哪个党赢得竞选,国策似乎并没有太多变化。
  记者:这是互相牵制、平衡的结果,那似乎意味着中国今后改革不会有突破性的进展?
  斯密特:那是因为美国一直没有真正意识到挑战,如果这种危机更激烈和迅猛,我想结局就会不同。中国也一样,似乎中国意识到了这种危机,阿拉伯之春对中国是个警示,它无意间成了中国改革的推动力,因为统治阶层是有惰性的,正如您所说的内部制衡的问题。
  记者:中国有俗话说“温水煮青蛙”(笔者解释)
  斯密特:很形象。
  记者:说到政改,中国台湾的选举目前已经逐渐成熟了,似乎给了中国知识分子希望,因为之前有人担心中国文化和国情很难适应西方的政治制度。您的看法是?
  斯密特:这是个很大的命题。台湾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很有特殊性,因为两大阵营是围绕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而定义的,背书的一面还有美国,这可能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处。
  记者:这就是您所说的特殊性?
  斯密特:是的,也就是说,台湾的政治是中国大陆和美国政治的延伸,受两个世界最强大力量的调和。因此与其说台湾民主制度的成功是台湾内化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外化平衡的结果。
  记者:(笑)很有启发。那您认为如果当前中国大陆沿用台湾的政治制度,会有什么结果,您乐观吗?
  斯密特:关于台湾的政治发展我没有仔细研究。据说他们经历了很长时间,现在成熟了很多,期间经历了很多动荡。仅从内部动力来说,我想主要得益于蒋经国的开明独裁,否则很难克服保守力量。如果邓小平健康状况多允许他十年,中国(大陆)今天的改革也许会顺利的多,一个民族在复杂的困难时期是需要英雄的。
  记者:您的意思是中国政治改革错过了一个良好的窗口期?
  斯密特:当然,按中国俗语,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机会总是会有的。几十年前,国际主流对邓小平的改革和89年后的中国前景也不那么看好。即使假设成立,我想邓小平也不会模仿台湾的政改模式,因为他清楚台湾政治模式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昨天我似乎谈过这个问题。
  记者:大卸八块的问题?

   斯密特:是的。但这只是其中一个,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经不起台湾曾经历的政局动荡,国际竞争也不会给中国多留出几十年的窗口期。
  记者:您指的是经济的发展方面?
  斯密特:很重要的方面。因为大规模的政改首先必然对稳定有冲击,虽然从长远来看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会恢复,也许会更好,但经济不是孤立于一国国境内的。中国经济核心是制造业,是长期投资资本,他们倾向于确定性的未来,离开了他们很难再回来。而阿拉伯国家是石油,即使折腾10年停滞不发展,十年后说不定还因原油价格上涨而因祸得福——中国可以吗?
  记者:您说的是东南亚、印度这些国家可能会把握这个机会?
  斯密特:中国劳动力成本在迅速提升,已经有这个趋势。大规模政改造成的政治整合期,我想在中国不会低于几十年。
  记者:看来,您对中国政改不抱乐观。
  斯密特:您别误会,我指的是台湾政改模式而言。
  记者:您对中国国内的左派和右派各持什么态度?
  斯密特:无论左派右派,我想其主体应该是把中国推向更高和更健康的发展阶段,但过左过右可能对中国都是个悲剧。过右的新自由主义,将会释放精英和资本的潜能,短期内经济效率会更高,国际竞争力会增强,但也会迅速推升中国已经很高的基尼系数,社会不稳定性也会迅速累加,迟早面临政局危机;过左毫无疑问,将会限制思想的进步,并吓跑投资,最终还会形成国民经济生产效率的全面下降,而且他们的对外政策趋于强硬,对抗会招致连锁反应,没人能预料到什么后果。
  记者:您的意思是中庸之道?
  斯密特:准确说,应该是恰当时期左,恰当时期右。目前中国的政策个人认为应该是趋左合适,中国二十年来一直过右,几乎成了世界上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国家,工农的权益低得可怜。但无论如何,左右有共同的公约数,即加强对政府的监督,解决贪腐的根本问题,提高底层的权益和言论的自由度。
  记者:似乎左派更容易解决这些问题,但又投鼠忌器,那您的政改建议?
  斯密特:我想,应该是共产党党内民主加民众监督的模式。
  记者:中国的全国人民大会不仅是宪法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个最高民众监督机构,但等同咨询机构,被边缘化了。
  斯密特:这是核心,但改革的目标如果是与gcd争权,我想可能会麻烦。

  记者:您的意思?
  斯密特:把这个机构的监督职能发挥出来,而不是取得全部权力,我看是最稳妥的妥协方式。
  记者:但是监督的最终作用机制是通过权力来体现的,就是说民众需要拥有最终生杀予夺的大权。
  斯密特:这是个常识性问题,但我想仅仅监督职能,比如说信息公开就足够实现民众的制约力量了。
  记者:可目前人民呼声很高的仅仅要求高层公务人员公布个人、家庭财产问题都得不到答复,民众的力量很弱。没有人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也害怕清算,他们骑虎难下。您不觉得这是一党专政的后果吗?
  斯密特:我觉得这是当年邓小平改革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现在已经积重难返,但我本人并不认为是您以为的一党专政的问题。
  记者:印度可能是个反证,不是吗?
  斯密特:印度关于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在1948年立国之初就开始推动立法,到如今轰动世界的阿纳?哈萨雷的绝食抗议活动还是为了这个立法问题。因为这将既得利益者逼到了墙角——而民众清楚,暴力革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所以最后理性的结果是双方妥协。
  记者:您的建议是中国民众和既得利益阶层达成某种默契下的妥协,承认既得利益换取人民的权力?
  斯密特:您的感觉很敏锐,是的,默契下的,而不是公示下的,之所以要承认既得利益,因为没法彻底清算,也不能彻底清算。
记者:谢谢!就我对中国民众心理的了解,人民很难接受?
  斯密特:情感是一方面,理性是最重要的,否则最受伤害的还是普通人民。
  记者:关于中国的改革,在国内知识分子中提出的模式很多。现在主流的有两种,一种是温总理和广东的改革模式,可能更西方化一点;一种是重庆模式。您了解吗?倾向哪一种?
  斯密特:知道一些。两种模式都有不确定的地方,即使有好的理念,也不能保证最终的执行效率。通常情况下,一个看起来具有良好理念的方案和另一个执行有保障的方案,二者中我个人更倾向选择后者(重庆模式)。
  记者:譬如?
  斯密特:重庆模式的优点是,已经有了一个模板可以参考,类似邓小平80年代的特区实验模式,成功了,就推广。这就看你们是否认可了。
  记者:既然有了这个实验区,那您个人应该对它有个评价吧?
  斯密特:还是需要具体考察才知道,我想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对过去红色中国的历史过敏,可能会因此丧失理性判断。当然个人威权也是很难有保障的,这些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我想,重庆更像新加坡模式。
  记者:您对温总理的改革方向有何见解?
  斯密特:温总理的模式,我想也不会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目前中国国内政治生态也不会支持,可能会是渐进式的,但截至目前,我可能比您了解的更少。

  记者:有一个比较核心的内容,即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人大三月份就要召开了,到时会有更多层面的透露。
  斯密特:我会关注。
  记者:您不觉得应该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吗?
  斯密特:这涉及到上百万亿资本的所有制改革问题,请允许我先谈中国国企改革的历史。
  记者:您指的是朱镕基开始的国企改革历史?似乎您对朱镕基赞赏有加。
  斯密特:准确地说是国企改制,当年朱镕基改革主要面临的是国企效率问题,总体上,我认为是成功的。
  记者:就效率本身而言吗?
  斯密特: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改革不会有理想化的结果,必须学会设定底限和目标。因此朱镕基采用了抓大放小的策略,对于一些不关乎国家根本的国有企业大胆进行私有化,而对十几个重要领域的国有企业采用了资产剥离、兼并、重组等办法,这样既保证效率低下的国企不再成为国家负担,也在重要领域保证了国家对经济的掌控。
  记者:那您不觉得那剩下的大型国企如果私有化效益会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藏富于国、一定需要国家控制?
  斯密特:您没有注意到剩下的国企的行业特性吗?它们大体是垄断性的、关乎国家安全的、对稳定性发展的要求要高于纯粹利润追逐的行业。
  记者:这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斯密特:如果你把它们当做国家税务部门的分支机构,你或许就会明白了。您认为哪个国家会把税务机构私有化呢?
  记者:这个角度的确很新颖,但仅从效率的角度来说,私有化应该更甚。
  斯密特:你的国家有两个特别大的国企,一个是“棉花储备总共公司”,一个是“粮油储备总公司”,今后还会有“石油储备类的公司”……
  记者:对不起,这两个国企性质是不同的,他们不是经营性的,当然无关效率。
  斯密特:是的,中国剩下的十几个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核心价值也是不同的,它们应该是以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不是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第一价值目标的。这些行业生来就不会亏损(deficit-proof),更多的是公用性的事业,价格由国家决定,怎么会亏损呢?
  记者:难道您不认为私营化会利于竞争,也就是价格下降,人民会获利更多吗?
  斯密特:未必,因为即使分拆打破垄断经营,效益未必会更好,价格也未必会降低,因为这些行业对创新性要求没有一般消费品那么高,私有企业不会有更多竞争优势。相反这些行业对稳定性要求更高,它们大多是资源性的。谈到人民获利的问题,你们国有企业的利润难道不是人民的利润吗?

   记者:我开始明白了。
  斯密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私有企业是不关心社会整体效益的。譬如说三峡工程总公司如果是一个私营企业,它根本就不会存在,因为它的投资收益会很低,收益期过长,而风险很大,没人愿意作这种投资,因为他只能依靠收取微薄的电费盈利,除非……它向上下游的人民征收减免旱涝灾害费(笑)——但国家会做出这个投资的决策,因为国家是全局利益出发,全国就是一个大公司,“利润”核算的对象不同。铁路系统也是如此,一些西部的铁路系统严重超载而收费很低,私有化他们会被废除或提价,这对内陆的发展是个打击。而如果以国家作为投资主体,情况就不同了。
  记者:您说服了我,谢谢。
  斯密特:不仅限如此,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是个教训。起初他们按人头给每个公民平均分配股份将国企私有化,因经济萧条的原因(部分原因是原苏联民众从计划体制出来,缺乏商业经验)这些股份后来被有国外财团背景的个人以非常低的价格收购,他们成了垄断财阀,而后这些人又担心资产的安全,把资本转移到了国外……
  记者:譬如霍多尔科夫斯基,普京采取了行动。
  斯密特:是的,他回收了很多资产,虽然严格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这些行动有些是非法的,但毕竟保护了俄罗斯的利益。现在俄罗斯的经济命脉石油天然气还掌控在国家手中,否则俄罗斯的国家福利会很糟糕,他们国民的福利以及其它政府支出主要源于这些资产。
  记者:但是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很多体制内的人及亲属却分享了更多财富,您觉得公平吗?
  斯密特:当然,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监督的问题,而不是所有制本身的问题。
  记者:可能民众对国有资本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公缺乏改良的信心。
  斯密特:西方各国或多或少都有国有企业,但并没有您在中国见到的那么严重的贪腐问题,说明这是个监管问题,而不是所有制本身的问题。
  记者:可是中国人并没有觉得这些国企给个人带来什么,反而是高价质低的服务和产品。
  斯密特:我了解到的情形是,这些国企上缴的利润不到15%,尽管如此,剩余的利润都最终计入了国家资产的账户上,要么用来发展,要么转化为新的资产,今后它们会成为中国国家社会保障资金的一部分,比如保障房的建设资金、医疗保障基金。挪威是这样,阿联酋是这样,这些国家把这些国企的资金作为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进行世界性的投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国民的人均GDP很高,这些基金是主要的贡献之一。
  记者:但愿这些国企给今后的中国带来保障,而不是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公。
  斯密特:今后中国的人口红利过后,您会看到这些国有企业释放的价值,它们是你们人民的命根子。
  记者: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您给了我很多启发,我也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总结一下,您对国企的私有化持否定态度?
斯密特:应该说是否定私有化,而不反对引入私营资本,尤其某些特殊领域,比如科研、服务领域还是可以适当引进私有资本,这些领域私营会更灵活、更具生命力,而国企的稳健此时则是官僚化和臃肿的代名词。

  记者: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您觉得最重要的是国企改革,还是别的什么?
  斯密特:我认为应该是农村问题和制造业产业升级。
  记者:那能否先谈第一点呢?
  斯密特:应该说,这两点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斯密特: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农业人口占比过高,或者说农业的生产效率过低,可以说,你们内陆农业生产还处于欧洲中世纪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人口绝大多数处于失业状态。中国工厂的生产力已经过剩了,这部分农业人口除非转移到服务领域没有别的出路;而如果产业不能升级,工人的收入会很低,城镇服务业很难发展起来,内需自然不充足,仍然摆脱不了过渡依赖外贸的局面。
  记者:而实际情形是中国沿海的工厂出现了用工荒,造成工资上升,产业外移,似乎并不是农业人口过剩状态,你怎么解释呢?
  斯密特:请您观察两个事实,一是中国政府在有意提升农产品价格,以减少城乡收入差,这使一部分农民返回了农村;另一个事实是,房地产业的发展受制于18亿亩红线,土地稀缺,城镇生活成本骤升。这说明,中国政府一直把保证粮食供给作为根本要务。由于农业生产率低,不仅仅造成农业人口收入低的现实,也造成了农业和工业抢占劳动力的现象。
  记者:看来您并不担心中国人口红利时代的消失。
  斯密特:恰恰相反,由于中国工业生产效率的迅速提升,会大大抵消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因素,中国在今后十余年会一直是隐形的劳动力过剩的状态。
  记者:我注意到您说的“隐形”这个词,似乎和表象不同?
  斯密特:是的,如果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达到美国一半的情形(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耕种100余亩,笔者注),你们的农业将会解放几亿新的劳动力进入城镇服务业,哪里还有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目前他们大多实际处于失业的状态,这就是您看到的中国政府为什么依然尽力挽留那些几乎微薄利润的企业,因为对一个大量农村人口实际处于失业状态的经济体,劳动力的工资也可以看做“利润”。
  记者:似乎没有立竿见影的解决之道,关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问题,你怎么看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改革?
  斯密特:中国最近几年开展的第三轮农村土地改革,我注意了很久,似乎步伐很慢,我想还是农业人口过剩、粮食生产安全与产业升级的双重悖论问题。
  记者:这个双重悖论如何解释呢?
  斯密特: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生产的效率必然远远高于小家庭的生产模式,但是单产必然大幅降低——中国粮食的单产其实已经很高,这样必然会造成粮食安全问题。

  记者:那另一重悖论呢?
  斯密特:另一方面,即使不考虑粮食安全问题,如果大刀阔斧地进行土地改革,这些解放的劳动力只能进入服务行业。由于城镇制造业产业升级问题并没有得到迅速解决,这些城镇服务业的收入必然会更低,也就是会形成大量的城市贫民窟,这在印度、巴西都比较明显。所以土地改革的过程和城镇产业升级是个对立的平行的改革过程,相互制约或相互促进。
  记者:看来您对计划生育持肯定的态度。
  斯密特:中国的人口控制虽说近乎残忍,但理性最终战胜了感性,否则中国现在会有17-18亿人口。以现有的生活水平计算,这不仅接近中国资源的极限,也会让世界恐惧。
  记者:但有人说,印度还是活得很好;资源匮乏、人口稠密的日本小岛也享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斯密特:这两个假设都不成立。关于印度,您应该注意到他们的经济在高速发展,人均收入在提高,但贫困人口绝对数却在增加,他们的贫民窟人口也在持续增加,饥饿和婴儿营养不良造成的死亡率很高,而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他们的人均耕地是中国的两倍,而人均消耗粮食是你们的一半。关于日本,这个假设则更加荒谬,如果你们的人口不加控制达到18亿,中国的人口将是他们的18倍,即使你们拥有日本的产业技术和人口素质,这个世界的资源也供养不起18个“日本”,更没有足以容纳18个日本规模的高端制造业国际市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由于中国掏空欧盟、美国的制造业,欧美的收入在逐年下降,今后还会持续这样。长期来看,最终中西方人民收入趋同,或者说地球最终是平的。这都是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的。

  记者:正如您所说,中国农村改革面临双重悖论,那么您有没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斯密特:就我个人意见而言,这个悖论的出路之一,我想应该不局限于中国的这个内部系统,而是找到外部的资源。
  记者:(笑)可是我们没有殖民地。
  斯密特:但是你们拥有最大的外汇储备,这些储备如果不进入实体,最终是一堆耀眼的数字和纸片。所以是否可以考虑在全球进行农业资源的开发?目前在南美、非洲、俄罗斯、中亚,都有大片荒芜或待开发的土地,你们可以根据今后几十年中国人口变化曲线尝试进行租恁或长期开发。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好的思路,现在中国已经在积极推进。
  斯密特:似乎力度并不够,目前中国的海外屯田更多的是粮食结构性的补充,而不是有意识配合国内的农村土地改革。考虑到土地集中式经营,可能造成平均单产或总产量10%左右的减量,目前的这些屯田规模远远不够,当然前提是需要博得更多的国际信任。一旦能获得稳定可靠的粮食来源,加上已有的大量粮食储备,我想中国的土地流转改革可以加快步伐。
  记者:果真如此,可能城镇土地供应量会大大提升,会解放整个房地产业。但国际上是否会担心,这是中国模式的殖民化,新的中国威胁论?
  斯密特:根据中国人口统计特征,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将会大幅减少,我想这个过程是过渡性的方案,会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
  记者:感谢您的建议,似乎您也顺便回答了我一直想问的中国国内房地产问题的出路。目前中国城镇化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冲突,主要是拆迁问题。希望听到您的看法。
  斯密特:我想本质上应该是宪法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宪法规定城镇土地是国有的,而农村土地是集体的,因此国家拥有不可否认的征用权,这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土地的增值收益必然归国家所有。这在实际执行中必然造成冲突。
  记者:那国家能否把这些土地增值收益重新给予国民呢?毕竟这也是第一次土地改革没收的。
斯密特:这涉及到更为复杂的问题。如果返还那么应该是返回给原来被没收的对象或他们的子孙,而不是目前的使用着,否则怎么向他们做政治上的交代?60年前上海的某些街道可是整个属于某个家族的,是否应返还?
  记者:我的爷爷辈是过去的地主,如果现在把土地的增值收益权再给“新的地主”,个人感觉是不太容易接受。可是事实上在中国的城镇,土地的增值收益国家通过高额补偿返还给了原使用者。
  斯密特:这是妥协的结果,但补偿的标准是什么?如果真把土地增值收益权全部给予土地的使用者,那就按市场价值解决,可是政府又不可这么做,因为这事实上承认了土地的私有化。这就出现了无法逃避的拆迁纠纷,没有补偿标准,也没有法理依据。
  记者:您不觉得这是当初朱镕基房改的遗留问题吗?
  斯密特: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和严峻,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计划之一,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我想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如果当初的房改把目标设定的更加理想化,可能会无法推进;二是既得利益群体为了个人的私利,默认或怂恿了这些政策。这个既得利益群体应该是大多数城镇居民,他们掌握有媒体发言权。受损最多的是农民,他们没有声音,是无知可怜的旁观者,而他们应该是主人——因为这些资产从根本上说是中国长期以来“工农业剪刀差”积累的国家财富,是农民贡献的,而农民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财产公案。
  记者:想来这个话题过于沉重,可却是事实。作为农民的子孙,我有欲哭无泪的感觉。我想,我们转移到下一个话题,中国金融改革的呼声很高,而这些呼声更多的是国外或者说美国的压力,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压力的?
  斯密特:我想压力无非两个方面,一是汇率,另一个是开放资本市场。汇率的压力,就美国而言,表面上是解决美国制造业空洞化和贸易逆差问题,这实际上是政治上的姿态而不是筹码。美国人很清楚,人民币汇率大幅提升只会把中国的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和南亚,而不是美国,因为这些都是利润极其微薄的产业,它们支付不起美国人的工资,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只会相应转移到这些地区;开放资本市场是美国资本的现实需求,毕竟这是个封闭的市场,每个人进来都会有很大机会。
  记者:您觉得中国是否应该屈服于外部压力开放资本市场?
  斯密特:我想这应该是个交易问题,取决于交易的筹码。
  记者:对等的筹码会是什么?
  斯密特:我想中国可能会要求欧美开放技术市场和承认市场经济地位。
  记者:您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怎么看?会有哪些障碍?
  斯密特:我想人民币国际化的障碍来源于中国自己的担忧。这意味着必须实现自由兑换,而如果这样,中国政府会担心造成国内人民币资本的大逃亡,因为毕竟中国对外汇的管控非常严格,这些资本无论在谁手中,都是在中国国内,为中国的经济服务,而一旦自由兑换,资本就无法控制了。

  记者:人民币不是国际储备货币,而美元的量化宽松造成中国大量外汇储备缩水,这是不对等的货币体系。对中国来说,似乎进入两难境地。
  斯密特:这是我认为中国会支持欧元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我认为人民币最终会加速走向国际化,这需要中国先做好自己国内的体制安排。

可能会是战争

  记者:假设某一天中国的发展会重蹈过去100年历史戛然而止,您认为最可能是因为什么情况?
  斯密特:(思考)我想可能会是战争,从目前来看你们还没有排除战争的可能性。中国的历史也印证了这点,所不同的是过去的战争背景由草原民族的入侵变成了更为广阔的全球利益。而在我看来,战争最可能的后果,要么国家被严重破坏,要么是重新被国际社会孤立,其中孤立最为可怕,因为即便贸易可以用内需替代,但你们的技术源泉却来自于西方。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两天的采访,您的每一句话都给予了中国人民最大的善意,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您表达深深的敬意。
  斯密特:我的荣幸,为您祖国的发展表示祝贺,希望看到强大而和平的中国。
 

 

 

 

 

 

发件人:【白益民产业经济研究所】<bym001@126.com>;时间:2012年09月10日 15:37 (星期一)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

东亚领土纠纷不能忽视俄罗斯因素

白益民

2012-09-10

  8月25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舰艇编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启程前往千岛群岛巡航。舰艇编队巡航期间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国后和择捉两岛停靠。在目前中日、韩日岛屿争端不断升温的情况下,俄罗斯的介入似乎使日本陷入三面临敌的尴尬局面。

  有舆论认为,俄罗斯强硬地刺激日本的神经,有助于中、韩打压日本的嚣张气焰。对于俄罗斯“介入”东海局势我们应该怎么看?笔者分析如下:

  在中国、韩国因领土纠纷与日本交恶的境况下,俄罗斯突然开始“介入”东海局势,究竟会给东亚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众所周知,俄罗斯在前苏联时期是世界上唯一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大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通过经济、政治、金融的力量将苏联拖垮、解体之后,美苏争霸的两极世界就剩下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从此,世界大有美国一手遮天、为所欲为之势。

  但是,继承苏联绝大部分“遗产”的俄罗斯并不甘居人下。在普京等新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俄罗斯依托能源开发逐渐从苏联解体的创伤中恢复元气,并通过能源加政治的力量逐渐返回国际政治舞台。随着现今的北溪管道、南溪管道、北极大型天然气项目启动,俄罗斯凭借着供应整个欧洲所需能源比例提高,增强了它在欧洲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

  自2008年始,金融危机拖累了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为世界经济引擎贡献的力量越来越小,取而代之的是新兴国家的崛起,其中最重要的区域便是东方的亚洲。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其世界大国的地位,俄罗斯开始将目光转向亚洲。

  俄罗斯总统普京规划的远东地区的发展,便是俄罗斯重视亚洲的重要棋局。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稀有金属、木材、煤炭等资源。它可以借此为新兴的亚洲经济体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和原材料,亦可吸引亚洲资本进入远东投资从而促进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在地缘上就为以后搭配配套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俄罗斯在远东边疆萨哈林岛(库页岛)的天然气开发也进入到了成熟阶段。萨哈林岛南面便是日俄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区域,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是鄂霍次克海和太平洋之间一道天然大门,也是俄海军力量从远东进出太平洋的战略通道。

  南千岛群岛水下可开采的资源非常丰富,有很多稀有金属,渔业资源也十分丰富。这里和日本海一带,是世界三大渔场之一。俄罗斯一直认为南千岛群岛构成了对鄂霍次克海的环绕态势。它不愿丢掉这一地带,以防止其在远东地区的地缘战略安全受到威胁。

  随着天然气等能源的持续开发以及俄罗斯在远东边疆地区建立的石油管道、远东科技米诺石油终端以及连接萨哈林岛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天然气管道,远东的石油、天然气市场版图也将在未来几年浮现。

  未来,俄罗斯在亚洲能源市场的地位将是非常强大的,加之军事力量的增强,必将使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如果东亚的韩国、日本、中国因领土、历史等因素给地区关系带来罅隙的话,俄罗斯将会在这一地区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众所周知,中日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背后都少不了美国的影子。为了进一步巩固世界霸主地位,美国必须对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力量进行平衡和遏制。除了巩固美元在亚洲的地位外(防止类似欧元的区域货币出现),便是加强其在亚洲经济体的话语权。当然,作为全球经济重要力量的中国被美国视作亚太地区的一个主要对手。因此,美国一直在亚太地区搅局,鼓励一些国家挑衅中国,以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提升。

  随着美国介入亚太步伐的提速,作为美国宿敌的俄罗斯也在重整旗鼓,进军亚太地区,重夺世界大国地位。这让人似乎又重新看到当年美苏对抗的影子。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和俄罗斯这对宿敌自冷战结束后,将会再次在亚太地区进行新的战略布局和争夺。因此,作为东亚地区重要国家的中、日、韩三国,如果因领土等纠纷使关系恶化的话,必然为美俄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和对抗提供更广阔的表演舞台。

  在经济上,中日韩关系十分密切,三方都在积极推动东北亚经济贸易区的建设。然而,领土和历史纠纷如果不能得到冷静和妥善的处理,人们将会在这里更多地看到美、俄的身影。

 

 

 

 

 

发件人:ma xie<xieyangzhengzai@gmail.com>;收件人:zd19892008@sina.com;d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0月15日 14:30 (星期一)曹溥公布薄熙来致重庆及全国人民公开信(5)

    看看吧,究竟谁是实践中的真改革派?谁在实际冲击着这个专制党的传统专制体制?狐瘟倒薄和支持狐瘟非法倒薄,究竟是削弱了这个专制党的传统专制体制还是更恶性化了这个专制党的传统专制体制?自己想想吧。虽然老王未必赞成其中的全部意见。

曹溥公布薄熙来致重庆及全国人民公开信(5)

    曹溥谨按:根据要求,现在发布薄书记公开信的最后部分,主要是政治理想部分。发这一部分,我特别担心,会不会给薄书记的境况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从我内心来讲,最好是永远不发。反正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何必还要添上麻烦呢?但是薄书记的胸襟和理想不是我所能完全理解的,所以他的当初指示必须不折不扣的实行。现在根据情况,必须立即发布出去了。

    我的主要工作,是修改错字、加上标点符号和编排段落顺序。第一点,比较简单,自认为能胜任;第二点,虽然很麻烦,基本顺利完成;第三点,是我最不自信的,我花了很多精力揣摩那些独立的小文档应该安排在什么位置,自感已经较为通顺流畅,但是还是不很放心。希望大家发现段落顺序问题及时提出来。

    编辑本章的过程中,我一直流着眼泪,几次恸哭不能自已。老天爷,我们国家到底怎么了,要让一个伟大的领袖走到如此末路?这一部分发出来之后,只剩下一些诗词了。因为没有标题,难以判断主旨,所以我正在斗胆尝试解读并加上标题。如果得到允许,我就发布,否则我的博客、我的使命就到此为止了。

 

薄熙来致重庆及全国人民公开信(5)

(接上一篇博文)

    在凉透心寒彻骨的日子里,我知道,捍卫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会遭到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势力坚决反击;捍卫中国人民的共同财产,会遭到国内瓜分国有资产的权贵势力坚决反击;坚决捍卫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会遭到黑恶势力的后台的坚决反击;坚决捍卫重庆人民的居住权,搞公租房和房产税,迫使中央出台真正的房产调控政策,更会遭到全国所有投资房地产的权贵们的坚决反击。

    我知道,共同富裕的承诺已经是当权者的忌讳;我知道,民心已经是我最大的罪状;我知道,平庸和低调早已是上位的必备条件;我知道,我已经被视为接班人顺利接班的重大障碍;我知道,我已经是中国“民主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

    不是没有预感到过结局,但是我只能义无反顾地践行。因为我的使命,就是要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努力,指出前进的方向。我注定被摆上祭坛,让更多的爱国者知道祖国的未来,铺垫出那些反动势力的末路。

    想个清楚,走个明白,心中坦然,了无挂碍,正所谓:愁闻剑戟扶危主,梦听笙歌聒醉人。

    留下一些多余的话,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将来奇刑之下,尘埃之中,不见天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何以自明于天下?

    他们嘲笑我:你不是获得很多人的支持拥护吗?他们不是喊着要你当总理吗?甚至把你奉为“总书记”吗?“薄总书记”,你还要在我们面前谦虚自己德才不配吗?

    我要声明,我从来没有做出过背叛组织原则的事情,问心无愧。但是,我还要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如果,总书记是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甘人后,那么我是;

    如果,总书记是指愿意为捍卫人民的根本利益殚精竭虑、仗义死节,那么我是;

    如果,总书记是指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懈追求,为党、人民和国家探索未来的道路,那么我是;

    如果,总书记是指竭尽全力密切联系群众,想方设法赢得人民支持,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在磐石之上,那么我是!

    从我内心来讲,我当然愿意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为党挑更重的担子。不过,我尊重现有的体制,珍惜团结安定的大局。我的政治生命,并不完全取决与我的努力和成绩,更多的是取决于上级。

    亲爱的重庆人民,尊敬的全国爱国者,等我被七手八脚地摁倒于尘埃之中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嘲笑你们:你们不是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抵制西方民主制度吗?现在体会到没有选票的悲哀了吧?没有选票,你们都不能直接支持你们的领袖、把他推上高位!

    那么,你们应该怎么看待发展民主和政治改革的问题呢?

    只有在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更多的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条件下,普选才有可能是真正的民主。说到底,民主选举是工具理性,是实现价值的形式,并非价值本身。我们必须承认,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选举制度,极其成功地维护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且暂时似乎还要继续维护下去。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能否采取适当的民主形式,有效地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在这个问题上探索得不够充分。毛泽东做了伟大的尝试,这就是文革。文革问题极多,也失败了,但是至少留下了唯一一个不是靠警察和特务严密控制,却保证了高度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没有文革,苏东剧变的风潮已经把我们国家打倒在地。

    邓小平同志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最终建立了领导人有序交接班的制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呢?应该是实现人民能有效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人民和政府之前的有效沟通,人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最终,是人民能直接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

    今天中国政治改革的难处,归根结底,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人民民主选举和实现党的领导之间的矛盾。

    我们目前的政治制度实质上还是小圈子里的民主,领导人的产生靠的是长期的培养、选拔、接班机制。其优点不多赘述,其缺陷有四点,其一是最高领导人的产生过程事实上缺乏人民意志的表达。其二是一旦出现能力较强、雄心勃勃、愿意在最高的位置上为党和国家出力的人,就没有制度上的出路,这必将导致我们国家会错过很多有能力的领导人选;其三是党和国家有被既得利益小圈子劫持的危险;其四是一旦既定接班人发生意外,仓促之间产生的替代者将缺乏足够的权威。

    有人说,我们可以发展党内民主,然后由党内带动全民民主。我敢断言,这是死路一条。党内民主的最高形式是全党直选总书记,而总书记是事实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就等于是全党选举了最高领导人。这样一来,党内党外民主权力的巨大落差,立即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的敌人。

    有人说,我们可以从基层发展民主,从村政府到镇政府到县政府最后到最高领导人。这将如何保证党的领导地位?如何处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万一将来选出的最高领导人不是党的人怎么办呢?

    提出这两条路线的人,不是没有脑子,就是别有用心。

    我认为,积极可靠的制度,还是现有制度基础上,实质上的最高领导人的产生过程——选举总书记的过程,体现人民的意志,这样能很好地实现人民民主和党的领导的相容,实现直接选举领导人和间接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相容,实现中央培养选拔和个人雄心的相容。

    假如,我们的党有这样的制度,今天重庆在组织纪律方面受到的猜忌就不会存在,重庆的探索和实践就能被更好的正视与研究乃至推广;国内外敌对势力也将难以找到攻击用间的缝隙。

    假如,我们的党有这样的制度,我愿意向全国党代会阐述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和中央培养的接班人做和平理性的辩论,通过中央电视台的直播,由全国人民投票表达意愿,胜出者出任总书记主持政治局会议并综合各方面意见组成新的常委会。

    有全国民意的支持,新的总书记具有天然的权威性。

    历史没有如果,大势已经造成。我足踏荆棘,已经走过艰难的路;这段行迹,已经足以昭示后人。为了我们的人民,为了我们的党,为了我们的国家,我愿意一个人踏上祭坛,承受历史的代价。

     任何时候,不要绝望!我想和大家分享昨晚接到的一个短信,很像是魏晋时期的四言小诗: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有时;杀害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悲伤有时,欢乐有时;哀恸有时,舞蹈有时;同房有时,分房有时;亲热有时,冷落有时;寻找有时,遗失有时;保存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缄默有时,言谈有时;爱有时,恨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

    亲爱的重庆人民,尊敬的全国爱国者,你们不必太久地为我悲伤,你们要为自己而战。你们要捍卫属于自己的共有财产,你们要捍卫社会主义国家。

    等到那一天,他们会当众打我的耳光,其实打在他们自己脸上;他们会向我吐唾沫,最终吐到自己脸上。

    当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一定在我的左边钉个小偷,右边钉个强盗,那时候,重庆人民和全国的爱国者啊,你们要是还认得我的本来面目,那么,我的一只眼睛流着受伤的鲜血,另外一只眼睛一定流着感激的热泪。

    我愿意回归尘土,这片睡着先贤和烈士的土地是如此温暖芬芳。

    将来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因我的存在,共产党干部遭受的耻辱要稍微减轻一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
2012年3月14日凌晨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d(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lin chun<C.Lin@lse.ac.uk>;d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0月15日 09:25 (星期一) 发件人: 萧功秦1发送时间: 2012-10-14 22:26:27收件人: 抄送: 主题: 萧功秦新文

从薄熙来事件到中国的再改革

——萧功秦答记者问

萧功秦

2012-10-14

  原编者按语:2012年5月,萧功秦拜访纽约,再度阐述了他对重庆模式的想法,他认为,只有把重庆模式与薄熙来事件作如实的切割,才能把重庆的有益探索从极左文革派的绑架中解脱出来。

  萧功秦说,他既反对极左派片面鼓吹重庆模式的唱红打黑,也不同意激进的自由派把重庆在民生建设的积极作用也予以否定,其实,这两派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把薄熙来与重庆混为一体。对重庆模式应该用理性务实的态度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重庆模式作为中国的多种尝试之一,仍有其价值。他说,海外传媒虽然很发达,但好像很少听到中间派的声音,他也就作为中间派谈谈自己的看法。

  对重庆模式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薄熙来事件引发中国政坛大震荡后,萧功秦趁本次去宾州大学开会,回国路过纽约的机会,对《*镜》记者等人再度阐述自己对重庆模式的观点。萧功秦说,薄熙来事件发生以后,社会上存在着对重庆这些年来的探索全面否定的倾向,凡是有自由派倾向者,都一概否定重庆模式,凡是左派倾向者都支持这一模式,这种两极对立并不正常,他认为,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不能用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只有全面地认识重庆,客观地肯定其成绩,批判其左的错误,才能让广大重庆民众与官员避免受极左派挑拔与煽动,后者总是要号召底层群众为薄熙来叫屈,进行反攻倒算。

  萧说,他并不是左派,也不是重庆模式的简单的拥护者,相反,他是国内最早对重庆模式提出质疑的学者之一,在去年下半年,重庆模式在国内炒得最火热的时候,他就在中国主流媒体上连续发表了三篇质疑重庆的文章。他说,在当时的语境下面,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他颇以此为自豪,其中一篇在《人民论坛》上的文章标题就是“与其唱红,不如提倡新文明”。萧功秦指出,新文明的提法比红色文化更能包容新的时代精神内涵。这种价值多元性的结合才是时代进步的方向,这是重庆单纯的“唱红”所不能概括的。他还提出,重庆的唱红,会给极左派攻击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合法的政治平台。正因为如此,中国既要防止所谓的“颜色革命”,更要防止文革派利用唱红煽起左的原教旨主义的“黑色革命”。

  萧认为,他对重庆的认识的深化,是在2011年11月参观重庆之后。萧功秦利用到重庆参与学术研讨会的机会了解实情,还与多年未见的重庆老朋友进行私下交流,他发现,重庆利用政府威权体制的动员能力,在民生工程方面做得还不错。对于重庆的民生工程,尤其是公租房建设颇为赞赏。“我们参观了市区最成熟商业地段的民生小区,公租屋和其他商品房混建,50平方的每月租金大约500元,按重庆计划,最后的目标是达到200万人居住。有三种人符合居住资格,申请后可摇号,摇到号可入住。第一种人是外地来渝的打工者,需有五年以上经历,第二是外地到重庆就业的大专学生,须持有单位证明。第三,家庭每月生活费在 3000元人民币以下的家庭。”萧功秦说,重庆老百姓对公租屋感到满意,这个方式也确实能解决市场经济下的现代化产生的两极化问题。当他亲眼看到入住的居民的满意神情,萧功秦说他内心也颇为之感动,阿拉伯酋长国和新加坡的参观者都觉得相当不错,不过他们说他们的国家做不到,事实上,中国地方政府在发挥统筹能力方面是有优势的。在建设民生工程方面,重庆走在全国前列,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萧功秦在北京一次会议的发言中也提到对重庆的左的方面的批评,提出对重庆模式的三点期待,其实就是三点担忧的委婉提法:第一,重庆模式把强人政治发挥到极致,然而,单纯的强人是无法保持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的,为了避免“人走茶凉”。关键的因素就是培养公民社会,让民间力量活跃起来、让公民社会为重庆源源不断提供人材与活力,成为利益集团和政府沟通的桥梁,只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强人政治的短期效应。

  其次,萧功秦在那次会上还建议,重庆应该与左的东西进行切割,他指出红色文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中共革命传统,另一方面,毛晚年的极左文革错误也同样分享了红色的符号,如果唱红没有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划清界线,笼统唱红,就等于在没有进行拨乱反正之前大谈“毛泽东思想”,让社会上对改革开放不满的极左派趁势而起,如何能防止极左份子利用唱红的合法性,来鼓吹文革?

  左派宣称薄熙来事件是政治冤案,可以说是一种不明智的驼鸟心态

  萧功秦指出,有些重庆官员与学者认为,重庆的成功就是社会主义的成功,说什么资本主义都是搞两极分化,而重庆没有两极分化,因而来说明它是社会主义。 “我委婉地质疑了这点:恰恰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的程度,比中国远远小得多,例如亚洲四小龙,由此可见评价两极分化的标准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我建议用非意识型态的方式作总结。”“重庆模式的成功,可以沿着新权威主义的角度来思考、用新权威主义的理论重新概括它,或以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来概括重庆模式的运作机制,就更加合理了。”

  萧功秦认为,重庆模式似乎比韩国台湾的“凝聚性资本主义”还要更强势,在经济上与国际市场经济打通,大进大出,是一种“政府动员——市场竞争“相结合的模式,具有凝聚性高、动员力强的优势,例如重庆国营企业,必须承担将三分之一的利润拿出来,为“三通一平”的基础建设与“五个重庆”建设负起责任,与许多地区的国企的自利主义大行其道有所不同。例如,众所周知,东北有家制药厂其办公室与职工会所的豪华装修比凡尔赛宫有过之无不及。

  萧功秦把他的观点概括为,重庆探索与薄熙来事件并不是一回事,他认为,只有作这样如实的切割,才能把重庆的有益探索从极左文革派的绑架中解脱出来。

  萧功秦说,他既反对极左派片面鼓吹重庆模式的唱红打黑,也不同意激进的自由派把重庆在民生建设的积极贡献也予以全面否定,其实,这两派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把薄熙来与重庆混为一体。他说,对重庆模式应该用理性务实的态度。对待重庆探索,也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自从薄熙来事件后,社会上把重庆人所做的一切,简单化地理解为薄熙来的阴谋夺权的手段与伎俩,因此不值得学习与借鉴。自由派知识份子认为,因为有了薄熙来这样一个“坏人”,从他的动机上可推导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野心与阴谋服务的,既然从道德上看他充满道德污点,所以重庆模式整体来说也就没有价值,把重庆所做的对普罗百姓有益的民生方面的事也同时予以否定了。

  萧认为,这样做会产生另一种后果,那就是,极左派会挑拔重庆民生建设中受益的普罗群众,来反对中央政府对薄熙来事件处理,以此来达到东山再起。事实上,他们现在正在这样做。全面否定重庆发展,也会引起重庆市民的挫折感,不利于社会稳定。聪明的政治家不为也。萧功秦说,早在薄熙来事件在媒体上传出以后,许多人认为自由派胜了,但他认为,现在左右之争远没有结束,而是走向更激烈的阶段。他说他的估计很可能是不幸而言中。

  左派在薄熙来出事后,势力一夜之间被打弱,萧功秦认为,左派有个思维上的严重误区,左派认为他们需要一个“奇理斯马”式的救星,这个救星既是左派的政治领袖,而且又是左派精神道德的化身,左派的成功与否,是与这个救星具体联系在一起的,当救星本身被发现是个与刑事案件有关联后,左派也就失语了。现在左派总是宣称薄熙来事件是政治冤案,硬要为他鸣冤叫屈,可以说是一种不明智的驼鸟心态,就是出于这种纠结而摆脱不了。萧认为,用政治学上的非意识型态的方式来解释重庆模式:他认为可以定位为一种带有左派色彩的威权主义,有国家主义倾向,意识形态上的怀旧色彩太浓,对公民文化的创新不足,借助于广场上的民粹主义造势,当权者会上瘾,会在陈旧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暗示下越来越左, 如果只有国家,没有公民社会,后果会非常严重,这种坏的前景是客观存在的。重庆的王薄事件应该让我们所有的人警惕。

  地方一级的多元试错的经验,对于中国特别重要

  萧功秦表示,客观地说,重庆模式是中间偏左,政府参与力度大一些,社会力量小一些,广东模式是中间偏右,社会组织发展多一些,公民社会力量大一些,这种不同的尝试本身就具有其多元意义,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要走出困境,绝对不能单靠领导人在办公室里制定方略与设计,而是应容许地方与民间有更多尝试的空间。顶层设计要与多元经验试错有机结合起来才有效。

  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比中国清末改革成功,就是其试错机制比中国发达256倍,因为日本由256个小的自主共同体构成,但清代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试错选择只决定在晚清七十年中的5个人的手上:先是道光皇帝、再是咸丰皇帝、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最后是摄政王,可以说,近代中国是一元试错,日本是多元试错,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肯定重庆模式的探索。决不能因为薄熙来事件,而给地方当政者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地方尝试就是与中央分庭抗礼,搞独立王国,似乎回到大一统去才是最安全的,其实,最高当政者应该也是支持地方作有益的尝试的。

  如何看待薄熙来事件

  萧功秦认为,重庆模式本身是独立的,它和“阴谋家”没有必然的关系,这就如同这个“阴谋家”出现在别的什么地方,也不能就此彻底否定该地的改革尝试一样。我们中国人习惯于把政治事功与道德混为一谈。这个问题在西方早就解决了。

  薄熙来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这样的人胆子很大,我行我素,特立独行,不遵守体制内游戏规则,有时目空一切,做事不择手段,但也确有想像力,往往能别开生面。在社会尚未出现危机的常规时期,这种人往往容易被官僚体制边缘化、受到体制普遍的排斥。相反的,此类人往往在社会或官僚体制出现危机时,特别能得势,一旦得势,就会为所欲为,任何人拿他莫奈何。

  薄熙来下台前,在重庆老百姓中有相当的支持度,萧功秦指出,薄熙来出事,重庆人感情上觉得薄熙来仍是不错的,一方面,薄熙来用特立独行的方式把重庆搞大,另一方面,薄熙来与刑事犯罪事件又有不可否认的关联,所以重庆普罗大众也陷入两难。

  说实在话,薄熙来未必真要搞文革那一套,说他掌了权就一定会有计划地搞“文革复辟”,那是言过其实,人们之所以有这种印象,实际上也是薄熙来所信赖的极左派如张宏良、孔庆东造势有关。

  但问题的关键是,薄熙来一旦得势,他在未来越来越左的可能性会很高,这是因为,首先,他已经习惯了用“左”的手段借力发力,习惯用左的民粹主义方式来提升人气,获得更大权力,从大搞广场式的形式主义的唱红就可以看出来,看到过他手持小红旗在主席台是挥舞的相片的中老年人,会立即想起文革当时的景象。正因为如此,在未来权力道路上,当薄熙来遇到许多阻力时,为了打破阻力,是否会习惯成自然地用过去行之有效的左的手段,来达到目标?在中国革命政治文化中,从“左”方面的打人,打政治对手,天然具有政治至高点,是最容易成功的。也是最可怕的。其次,既然以左派姿态上台,也自然会去满足左派对他的角色期待,且心态上也已经被左的那一套办法扭曲了。因此很多人当时就担心一旦薄熙来做了政治局常委,是否如同失控的导弹一样,越来越左,来一个打遍天下无对手,所向无敌。中国刚从文革灾难中走出来,再也不希望出现另一次文革灾难。人们对薄熙来未来走向的普遍的不放心,这也是有道理的,也是合理的。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人们说,薄熙来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国也消除了一个隐患。这话也有道理,虽然薄熙来未必现在就是在搞真左,而是以左的“唱红”方式作为动员手段,以没有法制制约的“打黑”来形成对官员的威慑恐怖,以此来扩张权力,但这就会如同打吗啡上了瘾一样,形成对左的“路径依赖”。这是我们从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这是深入理解薄熙来事件揭示的历史意义所在。

  中国需要既是政治上的明白人、又具有民主想像力的政治家

  对于十八大后的中国,萧功秦也觉得总体上应该会比现在更有希望,他认为,十八大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盘整与准备,中国应会更加开放。他预测,一开始,按过去的惯例,新上台的政治精英总要强调自己的革命传统的继承者的正统性,这是中国当代政治的传统逻辑,他对此有思想准备,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盘整,相信会走向政治上的改革开放。新政治精英要摆脱困境,并获得民众中的合法性,舍此没有其它路可走。当然,在政治上搞民主也不能操之过急,此前应该有一个公民社会与社会自治组织健康发展的阶段,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民主化后民粹主义恶性泛滥。当然,这种设想也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他还说,他不能保证,在未来几年,当新的改革一旦引起强大社会冲突压力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精英会不会急剧向左转,其结果会陷入新的恶性循环,会很可悲。

  他希望未来的中国政治家在文化发展上也应该有想象力一些,不能只讲“学雷锋”,其实,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文化创新提法来凝聚人心。萧认为,例如“创建共和国的新文明”这样的提法,前者(共和国)是继往,后者(新文明)是开来。继革命之往,开民主之来,他说,他对官方提出“学雷锋”,学习延安讲话精神, “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提法很能理解,但新时代的文化创新更为重要。中国需要的政治家必须同时具备两种能力,一是是如邓小平说的“要做明白人”,二是富有民主想像力,只有这样的政治家来引导中国走出困境。官僚科层制优点很多,但从历史上看,最大的问题往往是,让最没有想像力的人,占据了最需要想像力才能解决问题的位置。尤其是危机时期,这就非常危险。

  萧功秦认为,未来无论中国哪个领导人上台,都只是长期试错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人的理性设计能力是有限的,中国只有在经验与尝试中才能找到摆脱困境的路径,“大维稳”来代替改革的模式确实造成很多问题,这就意味,一个新的试错阶段还会出现,如果当政者在“左”的方面尝试不太成功,那就可能出现“右”的试错过程,之后“右”的也可能不太成功;再会向左的方向转一下,这种不断调节过程,也许要以10年为单位,才能看到一些试错的成果。对此萧功秦还是抱持乐观。他相信中国人与八千万中共党员中产生的中国的政治精英会有足够的聪明与智慧。

  此外,中国地方性的试错也还不断在进行,地方性试错和中央的试错结合起来,社会已经产生相当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一定会促成经济利益多元化,进而出现社会思潮的多元化,思潮的多元化本身形成某程度的制衡,表面上来看,中国的社会问题很严重,但社会进步的力量、多元的力量也在发展。”

  萧功秦说他很少来美国,但愿下一次来美国时,能把国内令人鼓舞的发展与各位分享。都是中国人,谁都希望中国进步。

 

 

 

 

 

发件人:冼岩xianyan9738<xianyan9738@vip.sina.com>;d(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大军<zdjun@263.net>;抄送人时 间:2012年10月15日 14:07 (星期一)附 件:1个(挪拉出走.doc ) 查看附件

“挪拉出走”以后会怎样

——由“特赦贪官促政改”想到的

冼岩

    面对政治改革在当下中国的踟蹰难行,一些人士忧心忡忡。最近,吴思先生提出“以特赦促政改”的新思维,在学界和舆论界一石激起千层浪,然而赞扬者稀,指责者众。

    吴先生方案之大意为:政改之难,难在阻力巨大;中国是一个由官方主导的社会,由于改革对主导中国的这群人失大于得(开放政治参与后,可能导致贪腐被揭露、遭清算,而得到的不会比原来多,只会少),所以他们不愿改革,致使政改被搁在沙滩上;只有以赦免贪官为悬赏,免除后顾之忧,让其获得所希望的“安全感”这一额外收益,他们才会支持改革,从改革的阻力变成动力。

    应该说,吴先生的方案体现了对人心、人性的精准把握,循此而进,确有可能解决一直困扰中国改革的动力不足问题,使政改得以启动。那么,他又为什么会遭到那么多的反对与指责?难道指责者都是有着道德洁癖的理想主义者?

    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改革不同于其他改革,它要解决的首先是政治合法性问题,因此,它同时又是一个重建合法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如果以“赦免贪官”这样一种违背大多数人道德观的交易作为起点,这个政权还可能被视为是正当的吗?如果不能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仅仅是自说自话地对民众“给个交代”,这样的政权能够在民选制度下拥有合法性吗?

    在此过程中,吴先生以为可以避免的“引蛇出洞”、过河拆桥等问题,也必然会出现:政改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主权在民,在政改以前,“民众如何权衡交易”不重要,因为不须说服,只须交代;但在政改之后,民意就很重要。如果政治开放后民意普遍反对赦免、要求清算(反正当初作出赦免承诺的不是他们,他们甚至没有被问及过),而此前作出“特赦”承诺的政权之合法性又已过时,那么,它要如何来保证承诺的继续生效,并且还具有可以高于现在主权所有者意志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呢?

    唯一办法是,其实并不真正地开放政治,而是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就保证少数人(原官方特权人士)的支配权力,使多数人的声音无济于事。这或许就是吴先生强调,中国政改将由官方主导的原因。这样一种“政改”,人们并不陌生。在东南亚、中南美以及非洲等所谓“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不乏这种由少数人掌控的“民主”例子——这些人既然有能力保障“特赦”不被推翻,当然也就有能力继续掌控政治、经济等利益资源的分配。于是,相对于改革前,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统治国家的,还是那些人,他们依然是权力足以压倒社会的庞然大物;唯一有所改变的,只不过是内部的游戏规则,以及让一些“支持改革”的精英能够有机会跻身于统治者的行列而已。

    从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实践看,即使没有特赦贪官的承诺,大多数转型也都被扭曲,淮橘成枳;如果再加上一个保护既得利益的承诺,为了保障这种承诺的有效性,扭曲更成为必然——不知道这种改革,是否就是今天倡言改革者所衷心想要的东西?至少,它与改革者此前向人们描述、许诺的,有着天壤之别。

    吴先生的方案,提示了一种和平转型的可能性。按吴先生设计的方案及其推理看,如此转型确有可能相对和平地进行(当然,也只是一种可能性,在实际操作中失控的可能性并不小),但代价是必须让改革变质,必须扭曲民主,使改革和民主变得不再是大多数人所希望拥有的东西。或许,这才是“特赦”方案遭到普遍反对的原因。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其实,正如资本主义有好有坏一样,改革、民主同样有好有坏。虽然对于某些“改革专业户”来说,只要是改革、民主就行;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坏的改革”、“坏的民主”显然不可取,就像野蛮资本主义不可取一样。从多个国际组织的排名看,世界上最腐败和最贫穷的国家,大都是这种“坏民主”的国家。这应该并非大多数今天支持改革的人所乐见的前景,这种状况绝不会比现状更好。只是因为我们身处其中,对现状中存在的“恶”感受特别强烈,从而可能忽视了它或许压抑或避免了更大的“恶”和“不善”。

    另一方面,贪官阻力论解释不了中国政改难行的原因。具体说,它解释不了邓小平为什么搁置政改。从倡导到搁置,邓小平对政改的不同态度,经历了利弊权衡、得失计算的转换。在这种权衡、计算中,他考虑的应该主要是公利而非私利。搁置是因为对转型的风险、后果之难料的忧虑加深了。邓与胡耀邦的区别,不是贪官与清官的区别,而是对转型风险及后果的判断不同,所导致的不同选择。外媒曾有报道,邓的家人说,邓认为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很幼稚。对于胡,邓应亦作如是观。
 
    贪阻论解释不了邓,也就至少不能完全解释邓的后继者江、胡。而正是这些人,对中国的走向拥有最大的决定权。是否启动政改,他们的态度比之泛指的贪官群体,重要得多。可见,贪官未必是启动改革的最大阻力。反之,人们熟知的一些大贪腐分子,却是政改的积极有力鼓吹者。

    因此,启动政改并非真正的难题所在。在一种困难而争议的情势下,主要领导人一个决心(事业心可能促使其下决心),就可能使民主化一夜之间启动,只是后果难料,结果未必好。既得利益的阻力,并非不可逾越,就连戈尔巴乔夫当年也克服了这种阻力。虽然其间发生了政变,但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引蛇出洞”,只是当时戈氏的判断和操作均有失误,火没有玩好而已。将特赦贪官与政改绑在一起,对改革和改革派也不利。尤其吴先生的方案是要从地方开始试点,面临的阻力更大——在“特赦”背景下,谁如果敢于试点,就会被外界普遍视为是大贪官。

    吴先生承认:虽然在一些国家的改革过程中也发生过赦免,但都是发生在转型的最后几步,是作为妥协而不是激励出现的——这就是问题所在:正如在生死时刻,杀人可视为是正当防卫,而为了利益杀人则是犯罪一样,作为一种内含正当性缺陷的方案,必须有一种特殊情势赋予它特殊的正当性作为平衡,才有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可选项。否则,纵然有“主动性极强的人物”出现,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行此不伦之举——当然,为利益而倒行逆施者除外,反正民众无须说服,只须交代。

    这样的改革是否“可欲”,“挪拉出走”以后会怎样?现在看来,对大多数人来说,“出走”虽能摆脱原来那个过于严肃、似乎有点性冷感的丈夫,但等待她们的命运,不是被动接受强奸,就是主动卖淫——面对这种结局,或许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选择,但是,请千万不要对她们说:只要走出去,外面就是阳光灿烂;迎接她们的,都是鲜花和掌声,还有白马王子翩翩而来。

 

 

 

 

发件人:世界和谐科学院<tawh@vip.126.com>;d(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0月15日 11:59 (星期一)给胡总书记与18大公谏:放弃共富是亡党亡国之道

给胡总书记与18大公谏:

放弃共富是亡党亡国之道

共富是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社会兴党兴国之路

刘浩锋

    (惊闻人言: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禁止将“共同富裕”写入18大报告。为此,鄙人再次公谏,望中枢清醒,以巩国基,以利万民。)

    共富是共产党立党之基——共产是共富的手段路径,共富是共产的事业目标;没有共产,就没有共富;没有追求共富理想,就没有共产党;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扩大差异调整生产结构,创造财富释放生产力,按劳分配的阶段。它发展空间的极致,就是财富分化、阶层分裂差异的两极。此时必然要求,调整生产关系与分配结构,消除两极分化克除危机向共产主义过渡。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升级的必然要求,也是调整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共产主义科技上就是共享,经济上就是共产,分配上就是共富,政治上就是共和,社会上就是和谐,心灵上就是共觉,道德上就是共兴,文化上就是大同;

    私产与共产是个体与社会在产权、社会分配上的辩证统一关系。个体是社会的基础,社会是个体的联合;私产是共产的基础;私产的联合组成共产,共产是私产社会化生产的大组织形式。资本主义过分强调私产而忽略了共产,社会阶层割裂周期政治经济危机,必然对外殖民掠夺制造世界动荡填平国内沟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分强调共产而忽略了私产,道德觉悟跟不上,社会阶层必然分化为权贵与平民阶层割裂,引爆社会动荡。

    科学社会主义,是摆脱历史困境,实现个体产权收益与集体产权国有的辩证统一,是个体产权收益遵循“合理差异互补、整体均衡共享”的联合。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时候,就需要转向选择共产共富,国家或世界内部系统进行再修复平衡;社会发展动力不足、道德觉悟跟不上的时候,就需要鼓励私产差异化竞争,国家或世界内部系统扩大财富容量。两者是辩证统一螺旋型上升运动。科学共产主义,是建立在人人心灵觉醒基础上,人人以追求利他而自利,提升灵魂质量为目标的大同世界。大同世界,是最科学的理想秩序,是人人内心光明,光光互照、互利均衡、博爱平等的如太阳一样的社会。

    科学的民主,是实现个人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集体人权、国家主权、国家意志的辩证统一;科学的自由,是实现个人自由与公共理性秩序维护他人自由的辩证统一;科学的治国,就是“以道治国道德教化”与“以宪治国维护法治”的辩证统一。放弃共富,就掏空了共产党立党法理性根基,共产党就缺失信仰凝聚力,就必定亡党;

    共富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目标——没有共富,就没有社会公平公正;先富与共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先富的短期目标是扩大社会差异、增加自由竞争、拉动经济发展、增加财富积累,当社会财富积累与社会分配差异扩大到极致阶段,物极必反,先富就必须放弃短期目标选择整体长远目标实现共富。否则,先富会引导社会步入两极分化的互损循环,导致社会整体系统的崩溃重新洗牌。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两极分化的顶点,亟待选择共富破除危机。放弃共富,社会就会陷入周期两极分化互损循环,社会整体效益就最小化。放弃共富,就是走邓小平警戒的一小撮人剥削广大人民的资本主义邪路。

    共富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放弃共富,就是公开背叛了邓小平理论“一部分人先富带动共富”的改革开放总目标设计;就是公开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开辟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是公开背叛无数革命先烈的理想。历史就在开倒车走邪路;

    共富是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本质要求——放弃共富,就是放弃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公开与江总书记所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决裂,是分裂党,败坏党,走和平演变党的邪路。

    共富是胡总书记科学发展与共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体现——数学是科学的基础。科学发展要建立在普遍有效的数学原理至上。数学普遍原理“球容积圆面积最大”证明了,共富不仅是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共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放弃共富,追求局部效益最大化却埋葬社会整体公平与效益的均衡,就是背叛科学发展;放弃共富,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就是制造动荡之源破坏和谐,就是公然的背叛共建和谐社会理想。放弃共富,就是公开与胡总书记所代表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决裂,是欺骗党、蛊惑党,走掩耳盗铃的邪路。

    共富是习副主席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最终由人民共享”的根本要求——放弃共富,就是犯下背叛人民、利用人民、掠夺人民的罪行。就是公开与习副主席的意志决裂,是绑架党、麻痹党,走指鹿为马的邪路。

    共富是中华民族百年振兴的历史诉求——从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到毛主席开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作为民生的核心诉求与事业目标。放弃共富,就是背叛振兴中华的民族奋斗历史,就是与全国各族人民为敌,就是真正的亡国之道。

    共富是中华文化五千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核心价值诉求与目标——自上古乃至黄帝尧舜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至今,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天下一家宏大叙述背后的“均无贫”共富思想,始终是中华文化五千年来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共有的价值诉求与目标。放弃共富,就是数典忘祖公然背叛民族精神,国家民族必将丧失凝聚力,陷入万劫不复。

 

 

发件人:长河放马<chfm9@hot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9月11日 16:09 (星期二)收件人:大军<zdjun@263.net>;当年伪满洲国臣民的心态

当年伪满洲国臣民的心态

横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阴谋策划了扶植前清废帝溥仪上位,成立了日本军国主义在华的第一个傀儡政权:满洲国,遭到了举世的反对与骂声。那么,实际的来讲,身处于满洲国以内的百姓和官吏们的心态又如何呢?

    首先是以抗日义勇军和多股抗日武装力量为主的奋力反抗,他们不屈不挠的牺牲精神,可歌可泣的抗日故事,为后世所传送。另一方面,在其统治内部,从一般老百姓到基层职员及高层官员是什么心态呢?

    中国民间有句成语,叫磨洋工。还有一句俗语,形容干活懒惰的人:给日本鬼子干活呢?磨洋工,这三个字非常深刻的体现出中国老百姓在白色恐怖统治下,既要生存,又不甘被奴役,可是在强权之下又反抗无奈的心理状态。

    伪满洲国学校里在通盘的灌输日式教育,占领者企图以大和民族的意识置换中华民族的本质。为此,搞得百姓们整天浑浑噩噩,无精打采,就象没了魂的幡似的。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其每天的精神面貌是可想而知的。

    更为严重的是,民众的心里不知道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族,什么是中国人。使得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在这里就好像断了根。你说这个皇上吧,还是中国的,可是行使的是日本人的权力。你说爱国吧,是每个臣民的本分,可是偏偏皇上的头上是个东洋皇上。中国人怎么能爱日本国呢?

    维护国家利益,是每一个臣民的职责,可是,睁开眼看看,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在看洋人的眼色行事,在给洋人打工,没有一个为中国老百姓作主、办事的。国家都不知道是谁,这国家利益又在哪呢?谁代表国家呀?中华民族的精神全被泯灭在占领者的强权之下。

    老百姓的家,说拆就拆,老百姓的财产说抢就抢。老百姓的男人,说征就征,说拉夫就拉夫。老百姓家的女人,说奸就奸。你还不能反抗,反抗就是抗日分子。大家都给日本人打工,干完活后,还不给开工钱,找他们要工钱吧,轻者挨顿打,重者难以生还。还没地方告状、说理去。

    国民分出三六九等,一等国民是日本人的原装;二等国民是卖身的汉奸;三等国民就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了。对于老百姓来讲,这个国家你说是爱呢还是恨呢?爱,无从所爱,周身四下都是无边的怨与恨,拿什么去爱呢。恨,又于理不通,哪有百姓恨自己的国家的?这种爱恨交织,无以言表的心情,纠结着每一个臣民。

    当官的也不好受,就是皇上,也没有尊严。不也要带一顶绿帽子,在那个至高无上的宝座上招摇吗?大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还是尊贵无比,明天就血溅当场。奴役别人,自己也被人奴役;听别人学狗叫的同时,自己也在学狗叫。

    无主的心灵,像游魂一样在尘世上飘,没有起点,没有终点,没有归宿,没有寄托。就像进入了一个无相世界,善与恶的错位,是与非的颠倒,对于错的不清,黑与白的混淆……人与兽的难分。

    大家都想有良心,可是大家谁也不讲良心,因为大家都没办法讲良心,因为,每个人都在随时随地的出卖着良心。出于生存的需要,每个人都必须具备两张面孔,或儿为人,或儿做鬼,都能变换自如。

    不愿意自私,但你非自私不可;不愿意害人,但你非害人不可;不愿意害国,但你看不清哪是自己的祖国。怀疑自己的歌颂,怀疑自己的指责;怀疑自己的忠诚,怀疑自己的叛逆;每天都陷于无奈、无主、无知、无助、无望与无限的烦恼与悔恨当中。

    回来,找不到家园,走开,眼前是一片黑暗。就像一根被人拔起的草,脱离开母体的土壤,脱离开滋养的水分,脱离开所需的阳光。攥在别人的手掌里,不知道下一步命运的安排。不知道被人随时抛向何方……

    叫喊,发不出声音来;哭泣,没有眼泪;面对一把把宰割的利刃,只知道身体在流血,不知道是哪里在疼痛。长时间的被奸淫、刑罚,肉体早已麻木。黑暗中,只有一点痛,那是一根还在搏动着的神经。

    生存的本能在提醒自己,弃船跑吧。飓风中的大海,四面都是汹涌的波涛,无处可逃。环境又提示,只有一条路,必须齐心合力把船撑到底。可是,大家又各怀心事,不愿合力,更不愿为别人舍命,且面对的又是这艘帮倒低漏的破船。谁会知道它什么时候翻?

    而此时的郊野城外,东北抗日联军的枪炮声,已经在四周随时响起。日本侵略者的末日已经来临,摇摇欲坠的满洲国王朝,就像西风中凋零的秋天之木,夕阳带着的落寞早已垂暮在奉天城的碧瓦皇宫。

 

 

 

 

 

发件人:长河放马<chfm9@hotmail.com>;时 间:2012年08月30日 12:08 (星期四)收件人:胡星斗<huxingdou@gmail.com>;大军<zdjun@263.net>;

中国,需要民族主义复苏

----评胡星斗的“民族主义烈火太危险”论

横舟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中华民族一直是处于被外夷和强权凌辱的阶段。在中华民族企图摆脱封建专制,奋起反抗独裁政权,追求民主社会的同时,东洋与西洋的霸权与殖民也随之而来了。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民族解放与民族自救运动此起彼伏,一大批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奋勇现身者,后浪推前浪的涌现出来。但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民主事业一直受来自国内的专制和外夷的强权所迫害,一批批英勇的民族主义战士被打压,摧残、毁灭。

    就目前的中国而言,民族主义意识还没有觉醒,民族大义的担当还没见到真正有人撑起,哪来的民族主义烈火呢?即使是仅有的一点民族情绪的星光,也会很快就被来自各方面的打压所泯灭。

    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了。而西方列强所要打压的也不是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大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所以,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千万不能混要是非。

    目前,在左右两派的论坛当中,均没有民族主义的言论市场。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人至今还在为西方的理论所左右、羁绊,在镣铐中痛苦的挣扎。这也就说明了如今的左右两派都不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这一点上我想胡先生不乏也有更加深刻的体会与思考。所以,本人要问:怎么能够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危险呢?

    再问胡星斗先生,纵览阁下的大部分文章中,充分的流露着一个中华民族赤子恨铁不成钢的浓烈情绪,坦坦荡荡的一派爱国之心,这是怎么回事?你能否定你自己的民族主义意识吗?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还要畏惧民族主义火花呢?

    是的,由于现行政权的维稳政策,给社会制造了很多不稳定因素。但是,你不能把这些来自对内的与对外的民众过激行为,笼统的归罪于民族主义。“文革”期间的红卫兵造反能算是民族主义行为吗?

    但是,在国家的版图问题上,就是另一个说法了。迄今为止,在人类社会上,古往今来的任何一个政府,对于版图的要求标准是一至的,那就是寸土必争,否则,就是卖国。没有人想在历史上背卖国贼的骂名,但是,也没有人能逃脱这个骂名。这是民族大义,这是国家的图腾,这是人民的凝聚力,不是这样的话,这个国家就完了。割让版图,只有一个国家行将灭亡的时候,才会出现。

    在一个国家的非常时期,不能把一些民众的群体行为归结于民族主义。我记得有这样一个传闻,在北京申办奥运的时候,洋贼萨马兰奇在北京街上指着满街的“面的”说:此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黄祸。为此,北京领导者就更换了所有方面于民的“面的”。如是这样的话,开奥运会还有什么意义呢?凭洋鬼子一句话,就可以泯灭我们的民族精神?所以,中国的政权必须要掌握在民族主义者手里。

    记得毛泽东执政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反帝必反修。虽然毛本人无法跳出自身政权所带来的局限性,但由此完全可以认定,毛泽东是个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即使共产党不存在了,毛泽东依然闪光。

    在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明目张胆的反对民族主义的。即使在美国,这个名副其实的殖民政府当道的国家,也不敢公开宣扬反对民族主义,而是大力推崇其美利坚意识。这其中包括西方所倡导的大法兰西意识,大日耳曼意识,大英格兰意识,大和民族意识……

    我们提出大中华民族意识,哪不对了吗?因为,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灵魂,反对民族主义,就是叛国。而西方在中国,大肆的灌输反对民族主义言论,诋毁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这是为什么?他们怎么不在他们自己国家搞反民族主义呢?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中国的文化,让西方偷去了灵魂,造就了一大批西方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的代言人。使一大批中国的专家、学者,每个人的头上都带了一顶“洋奴”的绿帽子,成为了游荡在中国学术领域里的躯壳。而西方,却以不动刀枪的手段,销毁了一大批我们国家民主建设的精英,从而延缓了我们国家民主事业发展的进程,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

    确切的讲,消灭民族主义意识可能吗?打压民族主义,能够获取民心,成为国民的代言人吗?一个反对民族主义的人,必将彻底的失去民众基础。没有民众基础,那还能搞民主建设吗?这么浅显的道理怎么就看不透呢?

    胡先生是典型的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大业的学者,忧国忧民。也是中华民族民主运动的推动者,从而使自己鹤立鸡群。应该把民族主义意识,在你本人的中国问题研究中进行更加深入广泛的研究,切合实际的在理论上,为中华民族的民主建设运动疏导出一条坦途来。你们是国家未来民主建设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的老百姓拜托你们了。

    在目前的中国,反对民族主义的人,不可能是民主战士。反对民族主义的人,绝对不能进入未来国家领导层,或成为国家未来的领导人物。当他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同时,就已经意味着他在中国政治生命的终结,只能回美国去了。

    我们的国家,内忧外患,细究起来就是一个原因:为西方意识形态所困。我们必须跳出由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所形成的左右怪圈;我们必须恢复中华民族的本来面目,我们必须发扬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文化传统,我们必须得到中华民族的民主社会之光,否则这个民族就完了。

 

 

 

 

发件人:郑现莉 1125<zhengxianli@tsinghua.org.cn>;d(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zdjun@263.net;d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0月02日 15:39 (星期二)附 件:1个(郑现莉:韩德强打人前兆两三事.doc ) 查看附件

韩德强打人前兆两三事

郑现莉

2012年10月2日

   【内容提要】韩德强的理论雄心值得敬佩,但如果因此就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并且不容别人有不同意见,就过于自大了,再因此动用暴力就不再是学术问题了。

  韩德强在反日游行中掌掴持不同政见的老者事件发生后,依笔者与他相识十多年的了解,觉得他有此举实在太正常不过。也许他对解决中国目前各种社会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放开政见问题不谈,仅就他处理政治问题的暴力倾向看,势必有可能再次开启中国政治变革的暴力之门,绝非民族之福。

  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政治逻辑一向是暴力决定一切,直到今天也没有实质性改变,带给民众的无非是强势掠夺的政府和一轮轮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大量人口被杀戮,物质财富被毁灭,文明被摧垮,从来没能带来永久和平。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同样是这一逻辑的延续,甚至变本加厉。一些野心家在革命之前拼命鼓吹暴力,只是想诱使被煽动起来的民众为他们自己火中取栗而已。今天还处于在野地位的小野心家们敢于对不同政见者暴力相向,当他们掌权后毫无疑问就敢于开枪,其凶蛮程度还要可能超过被他们推翻的前统治者。中国的文明进步不在于物质财富的增长,因为这些有形的东西在社会动荡中会被一扫而光,整个社会再次归零。只有改变暴力式的政治变革逻辑,中国的文明才能一代代的积累,才谈得上社会进步。

  也许韩德强认为那位老者的言论乖谬异常无法接受,但如果他真有诚意促进社会进步的话,仍有必要尊重别人的言论自由。如果那位老者的言论违背绝大多数人的认识,必然会自我消亡,产生不了多大影响力;如果情况相反,那也不是他的言论本身有问题,而是社会在其他方面出了问题,暴力打击发言者根本就无济于事。

  知识分子开始宣扬、崇尚暴力是中国社会重返历史老路的重要征兆,就像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加入就不可能发展壮大一样。近年来以乌有之乡为重要阵地的毛左革命派就已在扮演这一角色,韩德强的掌掴事件只是一次更典型的暴露。

  韩德强试图用拳头解决观点之争由来已久,记得2008年的时候就听北京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讲过,在一次会议后的饭局上,韩德强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孝正坐在一起,席间二人因对毛泽东的评价不同而发生争执,韩即要与周孝正单挑,后被众人拉住而未果。直到饭后,韩德强还在一边气鼓鼓的。

  那位学者对此事的解读是学界对毛泽东的评价过低引起了韩德强的激烈回应,对韩颇有同情心态。发展到这次当街掌掴老者,其理由都是对方侮辱了他的信仰对象毛泽东,并以最近发生在阿拉伯世界针对美国电影“侮辱”穆罕默德而引发的骚乱相类比。

  笔者认为,姑且不论毛泽东是否适合作为信仰对象,是否已受到全民族大多数人的认可,即便未来真有那么一天,任何人用暴力对待“侮辱”毛泽东的人也是错误的。近代文明在欧美的勃兴原因有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宗教宽容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没有这一点,欧美不知要为教义争端发生多少次内部战争,根本无力对外殖民扩张,世界政治地理绝不会现在这个模样。相应的,阿拉伯世界和除日本之外的东方文明,因所谓信仰问题或抵制或消极学习欧美文明,大多数国家都未能跟上世界文明进展进程,更遑论有所贡献。时至今日,中国已在学习西方物质文明上有所成绩,但在学习政治文明上还在逡巡徘徊,在此当口树立一个不容侵犯的信仰对象,使国人在对待西方文明上日益偏狭,长此以往势必再次走上文明岔道。

  韩德强勇于打人当然还有其个人性格方面的原因。左派内部曾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大约发生在2003前后。当时他的《碰撞》已出版,山东一个年轻人看了此书之后对韩异常崇拜,特意来到北京拜访他。见面没有几句话,来人就谈了几个他对书中细节的不同意见,没想到韩大为生气,当场下了逐客令:“你可以走了。”

  此时真实性已不太好考,但与我对韩性格的了解却颇为契合。与韩认识可以追溯到大约1999年的那个冬天。当时我还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读书,一天晚上韩德强在新水利馆三楼应求是学会之邀做了一场报告,内容大体是他后来出版的《碰撞》那本书,讲述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全面溃败以及加入WTO如何会更严重以至会引发社会革命之类。客观说,这场报告对我影响非常大,作为工科学生我是天然的自主发展技术、产业的支持者,甚至还产生了报考他的研究生的想法。

  我们关系的转折点发生在2002年的夏天,韩组织大约30多位他的追随者做了为期一周的集中培训,讲述他的整体论哲学、善恶史观及未来几年中国社会的走势等等,得出的结论是改造社会最好的办法是集中一批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在这次会议上我对他质疑最多,课上课下都没怎么顾忌,自此以后他就明显对我冷淡了。

  比如他认为人类社会随着技术发展反而在倒退,资源能源问题无可解决,总之给我们描述了一个近乎世界末日的场景。我却认为技术进步是不可阻挡的,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促进力量,社会问题不应归罪于技术。对于资源能源问题我们争论比较长些,我甚至说人类不存在资源问题,我们使用过的每一个原子都还在地球上,并没有跑到太空中去,怎么会匮乏?至于能源,我认为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完全可以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

  争论中我曾几次谈到我是工科学生,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言下之意也是指他作为经济学家不要随意对科学问题下结论。他却很意外地当众说他也是学工科出身的,以此封堵我的批评。培训结束我才知道他本科是学管理的,在人民大学读的经济学博士。他后来多次在演讲和文章中提到核聚变问题,说聚变温度高达几百万,地球上没有任何材料可以承受,所以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表明他的物理学知识还不及普通大一理工生。术业有专攻本很正常,但此事反映他很难接受别人的不同意见。乌有之乡书店成立后我们也当面谈过此事,我是善意提醒他不要犯这类低级错误,以免贻笑大方。他的北航追随者大部分都是工科,相信他们也提醒过他,但他并没有接受。2009年12月他和学生一起观看《2012》后还在说,核聚变温度高达两亿,没有什么装置可以承受,因此不可行。不过我还是要祝贺他,毕竟两亿比几百万更接近实际情况。

  会上我们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理想主义者如何造就及怎样改造社会,他认为的理想主义者完全没有私心而且大家完全一致为同一目标奋斗。我却在讨论中逐渐发现理想主义者的认定权全在他一人手中,如果不同意他的观点或者与他争论就不可能得到他的认定。这让我内心开始产生恐惧感,作为理工科出身,我只能信仰正确的东西,却不会盲目地毫无保留地信奉某个人。而他要做的却是在末日图景的恐吓下聚集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小集团,这与我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自由观念格格不入,我认为这是我们在政治问题上渐行渐远的思想根源。

  那时这些分歧还都是初步的,韩仍是我最推崇的思想者之一。大约2006年的一件事却对我触动很大,当时乌有之乡已搬到北大西南门附近的资源宾馆。我虽非其员工,但经常去参加他们的活动,与工作人员都非常熟悉。那天是周五,我下班回家途中路过那里,就想顺便去看看。进门后才发现他们全在会议室开会,我没多想就进去了,在门口拉个凳子就想听听。这件事我的确有些唐突,如果他们正在开工作会议自然不愿意让外人听,我也不会有兴趣听下去,他们可以很客气地请我到外面去看书。我听了几句就知道他们在讨论学习《共产党宣言》中阶级斗争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就在我准备接着听下去想着怎么发言的时候,韩德强发话了:“郑现莉,你今天不受欢迎!”硬生生把我赶了出去。

  后来我知道那次学习会上有人对韩的观点产生了质疑,他大约觉得我决不会支持他,才对我下逐客令。其实他错了,我当时正在反思、批判官方教科书对《共产党宣言》的解读,就讨论的具体话题而言我可能和他更接近些,当时他的那些异端思想正受到坚持官方正统观点的老左派的批评。但他不由分说就堵我口的做法却让我极度反感,我当时作为北京年轻左派中的资深,还从未受到过这种羞辱。只是到了我逐渐认识到言论自由的价值以后,我才慢慢从个人感受中解脱出来。

  韩德强与其他所有学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试图创造出一套全面涵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及社会改造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就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康德、马克思那样。这类学者在19世纪还很多,到了20世纪就很少见了。随着人类知识的激烈,一个人终其一生能在个别学科个别领域中做出突出贡献就很不容易了。他有这样的理论雄心值得敬佩,但如果因此就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并且不容别人有不同意见,就过于自大了,再因此动用暴力就不再是学术问题了。

  以韩德强为主要支柱的乌有之乡近年来早已失去创办之初的些许包容性,逐渐成了几个阴谋家活跃的乐园。在中国当下封闭的政治环境下,争取政治开放本应是是所有体制外人士共同努力的目标,但只有他们在拼命反对这一历史趋势,客观上成了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抵抗反对意见的挡箭牌。孤立地看韩德强的某些观点,也并非全都毫无价值,在开放的政治环境中自应有生存空间。但即使鲍鱼海参,也不能强行往人嘴里塞。

 

 

 

 

 

发件人:杜建国<djg1973@sina.com>;时 间:2012年09月02日 20:36 (星期日)收件人:zdjun<zdjun@263.net>;抄送人:(无)

从腾讯网对腐败问题的双重标准说起

杜建国

2012年6月7日

    5月29日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评,标题为《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腾讯网当天转发该文时,用后来环球时报社评的说法是“故意”将标题改为《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更换标题后此文被大量转载,一时间环球时报被当做宽容腐败的倡导者而沦为众矢之的。环球时报就此事与腾讯网交涉后,5月30日腾讯网在官方微博和新闻频道首页刊发了致歉声明:

    “5月29日,腾讯网新闻频道在转发环球时报评论文章《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时,因改了原文标题导致不必要的误解,造成不良影响,在此向环球时报致歉。”

    不过风波并没有因道歉而平息。就在腾讯网道歉后的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曹林的文章《舍制度和民主之外,反腐无解》,批评环球时报“宽容腐败”。大陆重要媒体之间一方公开批评另一方的场景还是相当罕见的。

    环球时报《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一文的主旨到底如何,笔者不敢妄下断语。不过就在笔者对环球时报的用意还拿捏不准的时候,腾讯网在宽容腐败方面的态度却突然明朗化了。6月1日,笔者无比惊讶地发现腾讯网在其首页的重要栏目“今日话题”中,推出了专辑《民主为何治不了印度的腐败》,通篇无非是要人们去理解印度的腐败。腾讯网将《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改为《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我们不知是否合适,但是,若是将自己的专辑《民主为何治不了印度的腐败》改为《要允许印度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那则是完全合适的。对此笔者不能理解的是,既然理解中国的腐败是不正确的,那么理解印度的腐败就有道理了吗?难道仅仅因为印度是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他的腐败就应该得到不同的对待吗?腾讯网难道不是在使用双重标准吗?

    另外,某些人或媒体对环球时报大张挞伐,却对腾讯网宽容印度腐败的事实不予理睬。中国青年报对环球时报义愤填膺,为何不对腾讯网一视同仁呢?这种“有选择的义愤填膺”(陈燕谷语),与玩弄双重标准的把戏何异?

    像腾讯网这样在腐败问题上玩弄双重标准的,并非个别现象。多年以来,许多以批评体制反对腐败闻名的人物或媒体,其实对腐败都是明骂暗捧。

    众所周知,张维迎先生因长期坚持鼓吹通过腐败来侵吞国有资产而闻名。其理论美其名曰“吐痰论”,即国有企业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痰;有人吐痰后,其他人认为这碗饭不能吃就走开了,于是一碗饭就属吐痰者私有了,现代产权制度就凭此建立起来了。张维迎不仅是腐败有理论的倡导者,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位践行者,2004年他就拿了一位“吐痰者”顾雏军老板的高额出场费参加会议,来为顾雏军依靠违法手段侵吞国资的行为进行辩护。遗憾的是,顾老板不争气,最后竟然罪证确凿锒铛入狱,张教授自然深受拖累而声名狼藉。遭遇顾雏军案的滑铁卢之后,张维迎在民间已是无人叫好,反倒是那些自我标榜为民间代言人的媒体依旧对其不离不弃。尤其令我纳闷的是,好多以批判体制腐败而著称的媒体,如《南方周末》、《财经》周刊和《财新传媒》,竟始终与张维迎抱成一团。这一矛盾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再如近年来,许多媒体对落马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穷追猛打,但同时却又对腐败分子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因受贿而入狱的足球裁判陆俊、因受贿罪与包庇、纵容黑社会组织罪等而被处以极刑的文强等人满怀同情,并专门提供版面让其中的一些人物为自己辩解,将责任推到“体制”身上。厚此薄彼,不知何故。胡舒立女士最近也撰文声称要对刘志军“零容忍”。相对于刘志军,张维迎就是教唆犯,我不明白的是,胡舒立女士您一方面对刘志军零容忍,为什么却又与张维迎这样的教唆犯呼朋引类呢?难道刘志军仅仅贪污还不够,还必须得与您胡女士里应外合把铁道部给私有化了,您胡女士才容忍他了?

    不过最令人不解的大概还得属吴思先生。《炎黄春秋》杂志素以批判体制和反对腐败而闻名,作为其总编的吴思先生,则更是因为《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等著作而名播海内。张鸣教授在《智者吴思》中对吴思先生有如下评价:

    “试问,当今的中国,三百六十行,哪行的人士不知道‘潜规则’呢?这个吴思发明的概念,跟古汉语似的,既是名词,也是动词,说那里存在潜规则可以,说今天某某被潜规则了,也可以,能否变成形容词,估计可以一试。这个词,让某些官家的人很不高兴,因为自家那点把戏,都给吴思说破了。接下来的名词概念,血酬定律,官家主义,发明一个,火一个。”

    如此看来,吴思先生应该是腐败者不共戴天的仇敌了,但是不久前吴思先生的朋友李伟东先生在新浪微博(@冬眠熊2010)上披露的一段话,却一下子将吴思先生在我心目中作为学界反腐象征的高大全形象轰塌了:

    “想起1月18号搜狐思想中国晚宴上曾拍到张木生与吴思交谈照片。后听吴思说他们正在谈论某某掀起的军内反腐风暴。吴思说,靠反贪推动政改那是一步一流血,可以利用贪官搞政改。给一个地区规定政改指标,完成了,就按标准赦以往腐败。”

    吴思先生反对官家腐败,但是官家里面有人真正想惩治腐败了,吴思先生却又坚决反对,理由是腐败者乃推动政改的动力。本来是为了反腐才搞政改的,结果到最后呢,目标只有所谓政改,根本不见反腐了,成了腐败型政改,或政改型腐败。你腐败不行,我腐败就行,只要我带上了所谓政改的面具。

    表面上是反对腐败,骨子里却对腐败情有独钟,请问吴思先生,这算不算某类反腐败者群体里面的“潜规则”?

    张维迎先生爱起腐败来心口一致始终如一,而吴思先生呢,却一面高喊反腐,一面又支持腐败。一个真小人,一个伪君子,窃以为张维迎先生比吴思先生要可爱多了。

 

 

 

发件人: 冯象 发送时间: 2012-10-04 10:08:14收件人: cui-zy抄送: 主题: 法学的历史批判
 

法学的历史批判

——答《北大法律评论》

冯 象

    二零零八年您写了《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文中提到中国法学“最大的挑战,不在体制内的腐败和控制(如买卖学位、竞贿评估、大小山头争夺资源),而是全球化即全球美国化的形势下,中国法学整体上的边缘化、殖民地化……主流法学在话语层面已广泛接受美国的影响,跨入了‘美国时代’”。时隔四年,回顾一下,中国法学的建树还是不少。比如,北大法学院强世功老师试图通过“不成文宪法”的概念来重构实践中的中国宪制;章永乐老师的专著《旧邦新造》,则是取政治学和法学双重视角,探讨晚清至民国的宪政史;山东大学田雷老师最近提交“八二宪法”纪念研讨会的论文,《 “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也是一种重构的努力。您如何看待学术界这些新的努力?

    开了新风气呢。我们在课上讲过田老师分析的教科书迷思,叫作“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那迷思的根据是,中国的体制缺了违宪审查程序,宪法争议不能诉讼,宪法文本悬在虚空里了——类似《政法笔记》引的那句老百姓大白话:“它没宪法”。但是,“没宪法”不等于“无宪政”。田老师借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等学说来讨论中国的宪政格局,是大胆的创见。我想强老师也是这个意思,除了几部宪法,我们还应当研究“中国特色”的宪制的方方面面,包括“不成文”的或法律本本之后、之上的宪政惯例。

    当代中国语境下宪法文本的一个特点,也是传统宪法学上的难处,是脱离现实政治。“八二宪法”虽有几次修订,如添加了社会主义法治、私有产权保护和尊重人权的语言,但都是宣示性质,小心翼翼地跟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实践保持着安全距离。道理很简单,那些制度实践多数经不起违宪审查,哪怕是程序性的审查。而且,“违宪”一旦引入现实政治,即有违反《宪法》的哪一部分、哪一句话的争论:到底是背离了序言所规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具体的、争议各方可作彼此牴牾的解释的条款文字?前些年,学界跟媒体关于《物权法》草案的激烈辩论,就是一次预演。差点把“不争论”的告诫撇一边去了。

    历史地看,“八二宪法”可说是清末以降所有宪法文本中,最具宪政张力即潜能的一部宪法。由于建设中的法治(我称之为“形式法治”)必须以宪法为基础而获得并展示其合法性,“八二宪法”便成了中国体制“落后”(拿形式法治的原则来衡量)的一个表征。正是这巨大的张力,使得不时修宪有了政治动力,从而避免了现行《宪法》像之前的文本那样,完全为政治抛离。

    更重要的是,在“它没宪法”的“全民共识”之下,宪政实践对形式法治的突破,或法治的多元化,就成了流行的政治,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常态。学界近年来的一些新说,如张五常先生讲的“县际竞争”,还有上述“差序格局”的新运用,其理论前提,都是多元法治对西方式的“旧邦”普世主义信条的克服。

    您认为中国当前宪政制度研究的核心问题,或者说最为“中国”的问题是什么?

    毫无疑问,中国革命:它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接班人问题。我每天早晨上班要走过清华附小,老听见喇叭里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那是红领巾少先队的队歌,曲调昂扬而明快,但在这年头听来,多少有点反讽。因为孩子们接受的教育,早已不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那种。从前培养“接班人”,是要同敌人作斗争的,现在上哪儿去发现敌人,揪住他,跟他斗呢?私有产权和雇佣劳动之下,形式平等的法治,是没有敌人——其实有而且整得厉害,但不这么说——的法治。

    接班人问题,因此不仅仅是核心领导班子或执政党内部的人事安排。那自然是一项迫切的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也已形成一些惯例,扩大了党内民主;更多的则是繁复的“韦伯式”科层制设计,如各级干部晋升的年龄坎儿、学历要求、异地交换任职等,都是可以提取宪制学说,加以总结的。但是,革命既然是民族大业,是“千千万万接班人”的共同事业,那接班体制的安顿,最终须体现在宪政制度,亦即每一个普通公民的宪法权利上。具体说,便是落实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这方面,历史的教训太深刻了。

    您是指文革的“十年动乱”吗?

    不仅文革。之前就已经无法解决接班人问题,文革是最后一搏。

    五十年代,反右当中,毛主席以为找到了管用的对策,就是群众运动“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参阅《毛泽东选集》卷五,页467,480)。既可以监督干部、遏制腐败,又能发动群众,锻炼并选拔接班人。然而文革将这一策略推演到极致,仍旧失败了。为什么?因为第一,参加群众运动的风险太低。许多人(包括干部)经过两三次运动,已经熟悉了那架名为“革命”的机器的操作程序:只须跟上最新的文件口号,随时调整立场,瞄准运动的对象贴标签,揭发批判,即可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冲击。通过这种方式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群体,难免参杂着投机分子,更谈不上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而单位里平时业务水平不行的,碰上运动,揭批“业务挂帅”“白专道路”最积极;文革一来,大伙儿干脆不干活,当“逍遥派”,好不潇洒。换言之,所谓群众运动的“考验”,还不如一般生产劳动,例如干部知识分子下乡下厂对人的思想品格的锻炼。

    其次,正因为群众运动式的“参加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机会主义的,就极大地助长了宗派情绪。原先的领导倒了,积极分子便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各单位内耗大增。说是文革后遗症,现在反而到处弘扬(不信你看看北大),因为它的思想基础不是别的,就是“告别革命”以后,复辟了的资本的利己主义、弱肉强食的价值观。

    接班人问题,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独有的难题。各国都解决不好,乃至失败了。理论探索在这一点上跟艺术倒是吻合的,不得不直面人类理想破灭的悲剧。

    这就是历史意识吧?您认为,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宪政继替首先需要解决哪些关键问题?

    首先是两个看似“资本主义”的问题:言论自由、民主。传统上,社会主义社会对言论自由多有限制,尤其警惕批评性言论。理论上的解说,是强调言论——不仅政治言论,也包括文艺作品——的阶级性。阶级斗争固然是客观现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如果没有充分自由的思想争鸣,特别是尖锐的批评意见,革命就极易受腐蚀,胜利会走向失败。这阵子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七十周年,央视播了几个回顾历史的节目,做得不错。故此重读了《讲话》,有些新的体会。我以为《讲话》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革命文艺首先是战斗的批判的文艺。但批判对象不能仅限于战争年代的反动势力,或者人民内部的“落后分子”;革命本身,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每一步,都应该接受批判。唯有如此,社会主义才能具有马克思说的“否定之否定”的性格活力。

    千千万万的接班人,不可能是任何权威的“驯服工具”,而只能经由对革命的不断反省、触痛、批判而争鸣来培育。这争鸣的制度性保障,便是民主。可以说,社会主义比起发达资本主义,更需要普遍参与的民主,即不打折扣的真正的人民民主;以使人民民主成为人民主权的象征,使宪制服务于革命,使革命事业充满理想而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够随时剔除投机分子而吸引不畏险阻的信仰者。

     可是,现在普遍认为言论自由、民主程序是资本主义宪政的专利和话语表达,比如,言论自由成了名誉权官司宪法化的手段,或者诉讼程序上举证责任分配的一种学说。

    这也没什么不好啊。列宁说,社会主义包含了国家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进步成果上的。今天,当资本“成圣”之际,宪法基本权利的落实正可以用来对抗资本的教义。因此言论自由一如劳动权利的宪法化,在接受批判的同时,就能承载进步运动,为之“给力”。此外,对于当前思想路线上的斗争,这也是进步法学可做的一个贡献。

    对于历史,对于传统,您认为中国法学的贡献会在哪里?

    法学对历史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它不属于人类在精神领域的最高成就之列(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哲学宗教与伦理思辨、各民族文学艺术的精华)。应当反过来说:历史与传统文化、思想、伦理价值等,怎样影响了法学的成长。或者换一角度,如我在《法学三十年》里强调的,法学如何上升为史学,开展对社会以及对自身的批判(《信与忘》,页200)。

    对,这句话我的印象挺深。但具体说,着眼点在哪儿呢?

    进路因人而异。题目嘛宪政是一个,比如前面提及的田老师那论文,“差序格局”里面有一种历史叙述,把各种理论资源同三十多年新法治建设的经验素材结合起来了。再如私有制的复辟,也是一大课题,跨学科的,但只有上升到史学的层面才能揭示它的来龙去脉。还有职业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缺失,我们课上讨论的那些问题。法权的历史,就其依附的各项制度跟话语实践而言,不外乎这些内容。症结所在,都是可供历史批判的大题目;那绝不是自相矛盾的法律规范和循环论证的法教义学所能回答的。

    最后,您对中国法学的未来有何展望吗?

    说实话,不敢展望。中国的变化太剧烈了。我自己的经历,从少年时代文革涉世开始,就从来没法预料五年甚而三年后的局势和生活,今天依然如此。

    我想,随着中国法学日渐成熟,有一点可以提请注意:“皇帝的新衣”遇上了小孩的眼睛,谎言业已戳破——形式法治未能好好侍奉它的资本主子,正在被新世纪互联网时代全球化竞争中的资本所抛弃。结果便是方兴未艾的法治多元化,连同旧普世主义价值的衰落。这是时代的潮流,是学界无分左右都必须“认真对待”的。相关的问题,我在去年那篇英文发言里指出了(见《知识产权的终结》),下周还有一次同一主题的访谈(参阅《知识产权或孔雀尾巴》),这儿就不多讲了。

    二零一二年六月于拾年咖啡,原载《北大法律评论》卷13: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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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台湾传统文化方知大陆“四不像”

----最重要的是人的教育

信力建

2012-01-04

    要看唐代的中国,就去日本。那里有唐代的建筑和歌舞,甚至日本天皇登基也是按照唐代礼仪。要看明代的中国,就去韩国。那里保存了明代的礼乐制度,据说曲阜孔庙曾派专人赴韩国学习中国早已失传的“文庙祭礼乐”。要看民国时的中国,就去台湾。那里保存着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在大陆却无法看到真正的传统文化,大陆的文化,只是一个“四不象”。

    对于西方文明,中国大陆只是吸收了浅层次的、表面的物质文明,而不是精神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大陆早已革了它的命,“弃之如敝屣”。这造就了一个结果:今天中国虽然在“硬件”上已经开始“超英赶美”,各种超级工程震惊外邦,而在精神上却日益走向病态。“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是人们的普遍感受。文革对中国传统的打击的确是毁灭性的。很多人都清楚的记得,文革时期儿女告发父母,学生告发老师,朋友告发朋友,邻居告发邻居,夫妻相互告发的悲惨情景。

    60多年来,台湾与大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1949年,两岸分治。国学在大陆成了“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变成需要破除的对象,继承了孔孟之道的人,也都变成应该被扫荡的“牛鬼蛇神”。台湾则刚好相反。国民党一败退到台湾,就开始清除日本殖民主义的影响,致力于全面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当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蒋介石却在台湾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亲自担任总会长,全力推动文化复兴。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台湾。

    台湾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经典。1949年以来。台湾学校一直延续“国文”的称谓,使用沿用几千年的繁体字。在小学阶段,台湾学校注重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和古文训练,以国文、历史和传统文化课程为主。在高中阶段,文科的必修课程有三种:《高中国文》、《国学概要》、《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前两种是语文基础知识,以及经史子集的基本介绍,《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则完全是“四书”内容。《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已在2008年被中国大陆引进出版,更名为《国学基本教材》。2010年9月7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又通过了新的“国文科新课程”纲要,进一步加强了民族文化经典内容所占的比重:高中三年文言文所占比重由原来的40%、45%、50%提升至45%-65%,篇数酌定30篇,文章皆出自《论语》、《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老子》、《诗经》、《春秋左氏传》、《礼记》等经典,另外增补“国学常识”为选修课。

    台湾的经典文化也造就了一批学术巨匠。杜维明、余英时、成中英、刘述先等人是公认的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几乎都出自台湾。杜维明为徐复观、牟宗三的弟子,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余英时为迁居台湾的钱穆弟子;成中英和刘述先都毕业于台湾大学。台湾培养的国学巨子不止于此,还有:在大陆有广泛影响的方东美的弟子傅佩荣,在两岸推行“读经运动”的牟宗三的弟子王财贵,著名老庄研究专家陈鼓应……。台湾的经典文化还孕育出了不少优秀的艺术作品。喜欢流行音乐的人可以在《东风破》、《菊花台》、《青花瓷》这些细腻凄婉的曲词里感受到古代诗词之美。喜欢看电视剧的人可以在《新白娘子传奇》里发现古典夫妇情谊与宋代儒学、佛学精神的完美融合。喜欢舞蹈的人可以在林怀民那里领悟到民族舞蹈的现代魅力。

    台湾保持着传统的伦理秩序。台湾的家庭关系很传统。台湾的媳妇是小媳妇,伺候孩子、洗衣做饭是分内的职责,要是婆婆不高兴、一瞪眼,媳妇还要赔不是;老人是台湾家庭里的爷,儿女如果不孝就是大逆不道。到台湾旅游的大陆人总会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台湾比中国更像礼仪之邦。首先,游客会被台湾的地名吸引。如台北市区从北往南排列着几条主干道,路名依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此外还有“四维”、“八德”之类出自“四书五经”的路名(“四维”出自《管子》:“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在宋代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近代则指孙中山等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只有到了台湾,大陆游客才能体会到什么是中华民族提倡的“温良恭俭让”。在商店里买东西,服务人员为你提供了服务,不待你说声感谢,人家会主动说声谢谢。在公交站台排队等车,车上到站的人没有下完之前,绝不会有人上车。上了车,车上有深蓝色的“博爱座”,那是给老弱病残孕准备的,年轻人总是宁愿站着也不占用。在餐厅用餐,人们总是非常自觉地保持餐桌和周围的清洁,桌上和地面几乎看不到用餐后的残留物和纸屑。曾有大陆人这样回忆自己在台湾购物的经历:“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样通用人民币,营业员稍有迟疑,进去问过,欢天喜地回说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烦,解决了,比我还要宽慰……礼貌、笑容、抱歉、连声谢谢,都不在话下,办各种琐事,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我本能预备遭遇粗暴的态度,冷漠的脸,僵硬荒谬的机制,穷凶极恶的生意经,还有,在零星小节上的不专业,不认真,权责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随时随地的日常经验”。台湾人亲切善良,质朴,有礼貌。有的人会以为传统的道德不能适应民主制度。两者真的存在矛盾吗?有一位台湾作家曾讲到台湾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情节:电视机前,一对父子面对两位总统候选人为谁应当选争论得面红耳赤,可是一到饭桌前,就“有酒食,先生馔”,立即恢复了传统的礼让孝悌。

    台湾淳朴的民风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应该归功于其传统教育。台湾道德教育的宗旨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继承固有道德”。当年国民党为台湾各级学校立下了“礼、义、廉、耻”的共同校训,今天台湾的中小学教育更加重视修身养德。“小学开设《生活与伦理》课程,重点加强对小学生‘社交礼仪、生活起居、孝亲敬长、善友乐群、待人接物、爱国’等方面的教育。国民中学(初中)开设《国民与道德》课程,重点强化对初中生‘修己善群、立身处世、互助合作、济人利物、民族意识、民主法制、国家尊严’等方面的教育,意在‘弘扬中华优良文化’。高级中学则开设‘公民’课程,在‘学养、知能与价值观念、健全品格、弘扬优良文化、培养法制精神、建设和乐社会’等方面作为教育的重点”。可以说,“礼仪廉耻、温良恭俭让”已经成为台湾人生活中潜移默化的东西。

    台湾继承了传统的宗教。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释道。佛教和道教也已经在大陆败落,可是在台湾却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台湾寺庙特别多,香火鼎盛。与大陆相比,其一大特点就是进庙不需要买门票,这使寺庙真正发挥了承载民众信仰的功能。目前台湾信仰佛教的人口为550万,占台湾总人口的24%,掺杂佛教信仰的人口占全岛总人口的比例则高达80%。佛教在台湾主要有四大宗派:星云法师创立的佛光山、圣严法师创立的法鼓山、证严法师创立的慈济功德会、惟觉和尚创立的中台禅寺。台湾佛教的弘法手段非常现代化,他们不仅采用讲经、讲座、共修等传统的方式;还有自己的出版社,出版书籍和音像制品。他们大多创办有自己的网站,甚至自己的电视台。目前台湾共有五家佛教界的电视台,如佛光山的佛光卫视,慈济的大爱电视台等。它们在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传播佛法,或传播与佛教有关的内容,民众可以方便地听闻佛法。台湾很多佛教宗派都办有佛学院或研究所,目的是培养僧众、研习佛法或服务社会,如星云法师创办佛光大学、晓云法师创办华梵大学、中国佛教会办玄奘大学、星云法师创寿山佛学院、如学法师创办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证严法师则创办了慈济医学院。台湾很多佛教宗派都开办慈善事业。例如证严法师创办了“慈济基金会”。这是一个专门的慈善团体,自1966年创建以来,会员已达461万之多,从慈善、医疗、文化、教育四个方面为社会提供帮助。台湾也有很多人信仰道教。有的人每天早、晚都要到庙里去焚香参拜。台湾的道教小庙遍布乡村,大的城镇还有不少规模宏伟的道教宫观,例如台北市就有道教宫观七十五座,其中霞海城隍庙、指南宫、行天宫等规模较大,前来参拜的善男信女也非常多。台湾人的信仰体系是混杂的。很多道观里供奉的是三教神佛,还包括地方神。实际上,道观里供奉最多的就是妈祖和关公。

    两岸同为炎黄子孙,对民族的忠诚却显示出天壤之别。民国给大陆留下了200万知识分子,他们是信守“仁义礼智信”的民族精英。经历了思想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之后,这批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被消灭,从此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士阶层”不复存在。炎、黄二帝被中华民族奉为始祖,他们同样难逃厄运。文革期间,“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黄帝陵号称“天下第一陵”,亦被永久性的毁灭。1966年11月,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谭厚兰掘开曲阜孔子陵墓,孔子遗骸和遗物惨遭游街示众,并被焚毁。有资料统计说,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毁坏石碑千余块,捣毁文物六千余件,焚毁书籍十万余册,砍伐古代松柏五千余株,盗掘陵墓二千余座。到底是谁背弃了自己的父母之邦?

    不久前,中共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显然,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它表示,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惨遭荼毒60年之后,终于有了一点恢复的迹象。大陆说,台湾必须回到祖国的怀抱,那么,大陆不应该重新回到中华民族的怀抱吗?

 

 

 

发件人:lmh<lmh@gzass.net>;d(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09月12日 06:25 (星期三)附 件:李明华老师发言稿

国学与公民文化

李明华

(2012年7月1日在本源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北京,

商务部培训中心,速记整理稿)

     内容提要: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文化传统的一个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值得继承弘扬。但国学毕竟不能成为全中国人民在当代的信仰。如果把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以及老子的《道德经》,都作为我们当代人的信仰体系,那是不符合这个社会向前发展的需求的。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公民社会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表现的是一种资本主义初期发展的带有市场经济特质的社会。这里所说的公民社会,就是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广大老百姓在自己的基本生存条件、基本安全需求满足之后,产生了更高一步的要求,他们有自己的社会理想、价值取向,以及真理追求,要求对社会事务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履行自己的公民责任。这样的社会就是公民社会。这个社会的文化就是公民文化。我们不能指望国学能够救中国,救不了。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来努力,靠公民意识、公民责任来建设中国,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会健康的发展,

    萧远:下面是李明华老师作主题发言。曾经像灿烂的礼花一样在历史的星空中闪现过自己的《青年论坛》杂志,李明华当时就是这本杂志的总编,他也是我的上级,他在广州社科院哲学所当所长的时候,请我去当副所长,让我做经营方面的管家。

    李明华:萧远当时还兼任文化学会副秘书长。

    萧远:当时广州社科院哲学所在全国红旗飘飘。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中,哲学所能够自己站立,十分不容易。当时全国的社科院哲学所可能都比较穷,我们那时候能够有那么多的经费,引进了了那么多的人,配电脑,租房子等,他的领导非常重要。当时还有一份著名的报纸,也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大家都知道,这份《岭南文化时报》,就是广州社科院哲学所办的报纸。后来李明华当了广州社科院院长,以后又做广州社科联主席。我记得明华最主要的就是以文化参政,他是很有心得的。

    李明华:各位老师,各位朋友,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国学与公民文化,先谈国学。

    在2000年前后,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的国学的宣传、研究、普及形成了一个高潮。最近几年,大家提到于丹讲《论语》,都十分熟悉,市场非常之大。经常在中央电视台或者其他电视台节目中看到于丹在讲。国学的这么热门和普及,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大家看到,在天安门广场曾经摆上了孔子的雕像,这是非同寻常的。在天安门广场能够摆像的有马、恩、列、斯,毛泽东,孙中山,但是加上一个孔子就是上层对于意识形态的一个表态。那么,国学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么热门?

    中国从1949年以来,整个社会实现了几次重大的转型。1949年是一次很大的转型,就是从战争时期转向和平建设时期,我们打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1949年,这种战争的局面终于结束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那么,这个时候本来就是我们在马上打下了天下,应该下马进行建设,战争之后搞建设,是水到渠成的事,转型很必然。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次转型也留下了后遗症,那就是我们的整个思想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领。解放初期,三反五反,反右,一直发展到极致,1966年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走到一个极端。这个时候在中国,起码在经济领域里面已经面临崩溃,走到了边缘。这个时候,整个社会需要再一次转型,这次转型就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型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的物质财富,经济实力,基本上这三十多年来是创造的。我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收入的增加,都应该归结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一个巨大的经济实体。

    但是,这次转型也留下了后遗症。当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当然是正确的,它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需要解释,下面的话还要说的就没有了,造成我们很多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曲解和错误的路向。很多地方的领导带头去招商引资,把GDP作为唯一的目标,就是形成一种GDP的崇拜。这样一来,我们的经济指标上去了,我们的经济增长9%、10%,11%、12%、13%,在内蒙的鄂尔多斯,经济增长幅度是27%。这样高速的发展,必然带来很多的弊端。因为我们在高速发展的时候,忽视了另外一些方面,就是我们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思想道德建设,这些方面没有跟上。去年温州动车追尾事件,在我看来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为什么?我们的火车近些年来不断在提速、提速、提速,铁道部修高铁,2008年动工,预计2013年开通,实际上2011年就已经开通了,提前两年开通。但是,我们的整个信号系统、管理系统,人的素质没有跟上去,肯定会出问题。所以去年温州动车追尾事件是非常必然的事件,不在7月份发生,就是在8、9月份,或者今年发生,不可避免。我说它具有象征意义,就是说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来讲,我们的社会建设,社会保障,社会的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 ,都没有跟上,我们的社会往前走的时候,应该有两条腿,一条腿是经济,一条腿是社会和文化,一条腿快速迈出去了,另外一条腿在后面没有跟上,所以必然会摔跤。

    现在社会上出现那么多问题,那么多乱象,上午王贵秀老师说了,文化界是非常混乱的,原因就在这里。上个世纪90年代的,以读书杂志为首发起一场讨论,就是关于中国人精神家园的讨论,由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来发起的,很必然的也没有什么结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物质利益的诱惑,整个中国人原来的信仰系统被摧毁。我们的精神家园不知道在何方,所以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当时很多的知识分子是痛心疾首的,试图重建中国人的道德世界和信仰世界,但后来还是被我们不断提升的经济增长的幅度所冲淡。这样,整个社会就出现不健康和不正常的情况。所以,我个人认为,在2000年前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又一次的转型,就是社会的文化转型,或者叫文化转向。1978年底,是经济转向,阶级斗争转向经济,近几年的社会转向是由GDP崇拜转向为文化。文化建设被一步一步提上议事日程。我开始讲的国学热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为什么是国学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呢?大家想,文革前的文化信仰信念,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经过文革,很多人已经放弃这种信仰了。于是大家来寻找一些新的东西。

    另外,我们道德规范过去是比较完整的,经过了十几年的建设,但是文革也把它摧毁了,我们新的规范又没有建立起来。这就形成一个断裂断层。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取代已经被摧毁的东西?大家都不知道。我们有些从事国学研究的,在国外叫做中国学,我们国内叫国学,从事的研究者也有很多,就逐步地把以儒学为基本内容的国学推出来了。当然,国学还包括其他方面,包括了道家、墨家、阴阳家、法家等等。这些都被学者们都推出来,甚至连带的把国艺也推出来了,叫做琴棋书画、品茶、打坐、太极拳等。这样形成一股热潮。

    在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取代信仰缺失的情况下,上层会考虑与其让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来占领广大老百姓的头脑,还不如用国学、儒学的内容来充实我们的头脑。

    所以,大家看到,在全国各地掀起国学热的时候,上层实际上是默许的。所以,各地建立了很多的国学院,国学所,国学中心等等。不仅是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建立了孔子学院,已经上升成为国家行为,至今大概有300多所。孔子学院不仅是教国学的,主要是教中文,或者中国文化等。但是教中国文化,离开国学就很难说了。这个时候,在天安门广场树起孔子像,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后来又收回去了,是不是还有一些思索和考量。国学确实有很多内容值得弘扬,但毕竟不能成为全中国人民在当代的信仰。如果把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以及老子的《道德经》,都作为我们当代人的信仰体系,那是不符合这个社会向前发展的需求的。

    从国学本身来讲,我认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文化传统的一个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我们谈到个人道德修养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是可以借鉴,甚至可以继承弘扬。比如说儒学最核心的内容“仁者爱人”,讲仁义道德,是我们当代可以继承的。儒家所强调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孟子的“养浩然之气”,还有就是整个对人的关注,这个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在《论语》中有一个小故事,就是马厩失火,孔子只问人不问马,人烧死了没有,这个很重要,马烧死无所谓,这是对人的关注。这些内容在今天或者在多少年之后,都应该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一个精华。但是我要把话转过来,如果在今天,在当代中国社会继续发展时,要把这些东西作为我们的主导思想显然是不行的,只能作为我们精神财富的一部分。我们要向前发展,还需要另外一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其中就包括法制方面的一些东西。当然,我们传统文化里面有法家,但是,那个法家跟现代法治是不一样的。过去中国的法家在儒家看来是严刑苛法,那个法家与现代意义上的法制社会、与宪政完全是两码事。很多儒学研究专家认为,中国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用儒学资源都可以解决,但起码宪政理论这一点,儒学资源里是没有的。

    西方的美国,不到300年的历史,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靠的是什么?其中最主要的是靠一部非常优秀的宪法,搞法治。中国现在缺什么?就是缺法治。我们一直在建设法治社会,但是大家看,现在整个社会乱象,比如乱收费,乱拆迁,餐桌上的有毒食品,以及我们很多地方党政领导的雷人雷语,就知道我们的法治还差的很远。东北有一个警察,他说他跟纳税人无关,他说我的工资是财政发给我的,不是纳税人给我的。由此可见我们法制观念的缺失。更不用说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不规范的,是缺少法律规范的。市场领域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无法无天,人们还能有什么信仰?兴国学能解决吗?这个时候怎么办?这样就提出一个公民社会的问题。树立健康的信仰,首先政府要有公信力。任何一个政府,一个政党都是需要监督的。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现在的监督方式和途径,很多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邓小平在80年代说,我们争取在五年之内使党风和社会风气全面好转,现在过了多少个五年,不仅没有全面好转,而且还非常严重。为什么?没有法律。没有法治。

    现在老百姓心理承受能力很强了,90年代初贪污20万、30万,觉得这个人贪污的很多,后来贪污300万、500万,觉得很一般,甚至一些级别很高的领导,老百姓说太没有用了,这么大的干部只贪污300万、500万。现在心理承受能力很强,贪污1000万都可以接受了,现在贪污几千万,上亿,风气越来越差。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冷漠。去年10月下旬,发生在广东佛山,一个小女孩叫小悦悦,在马路上被汽车碾过来碾过去,路过的18个人没有人去管她。现在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冷漠到这种地步,真令人心寒。还有人和人之间的不信任,使整个社会成为一种变态。我举一个例子。广东顺德有几个洗脚上田的农民做生意发了大财,发财之后他们想回馈社会,就办一所中学,希望能够招到最优秀的贫困家庭的学生,这个学校不收学费和住宿费,也不需要交伙食费,全包了。学校建起来,就去招生,最后的结果让他们意想不到,一个学生也没有招到,为什么?因为这些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在想,这个学校肯定是骗人,哪有这么好的事儿,现在这个社会有这么好的事儿吗?读书不要钱,宿舍和吃饭都不要钱?都不相信。这是老百姓之间的不相信。

    还有,老百姓对政府的不相信,特别是对政府官员的不相信,政府的公信力已经是降到很低的程度。说一个湖北的例子,湖北有一个县的干部死去了,公安局公布说他是自杀,网民不相信。网民说,这个干部肯定是被人杀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负责拆迁的干部,肯定干了很多的坏事,被拆的钉子户想办法把他杀了。公安局后来公布六条证据,确确实实证明这个干部是自杀的,好象是抑郁症,压力太大而自杀,网民仍然不相信。就是说网民的这种极端,在确实证据公布之后都不相信。

    胡发云:问题是他不知道这个证据是否确实。证据本身他们也不相信了。

    李明华:对,他们就是极端的不相信,表现出老百姓、网民对政府的一种不信任。

    罗扬:信任已经透支了。

    雷祯孝:不只是透支。

    李明华:这样下来,政府以后说什么,大家都不一定相信。这个时候我们指望用什么东西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同于原来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表现的是一种资本主义初期发展的带有市场经济的经济型社会。我这里所说的公民社会,就是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广大老百姓在自己的基本生存条件、基本安全需求满足之后,产生了更高一步的要求。也就是说他有自己的社会理想,价值取向,以及真理追求,要求对社会事务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履行自己的公民责任。这样的社会就是公民社会。

    广大老百姓的政治需求,跟原来我们所说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不一样,这是一种政治文明,政治文明一定是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经济基础有了一定的建树之后才出现的。中国老百姓现在可以吃好穿好住好,可以去旅游了,生活上没有太多顾忌的时候,他就有进一步的要求。他会考虑,政府的预算是否合理?他要知情,这是知情权。政府收了纳税人的钱,怎么用的?他要监管,所以要有监督权。对于政府的决策,他也要说几句话,叫做参与权。对于整个社会的评论要发表意见,要有表达权。这样一来,公民的一种政治文化慢慢在形成。

    我生活的地方是在广州,广州公民文化的氛围在全国先走了一步。在广州,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参事,都是比较大胆地对政府的作为提出见解的。而且基本上不会受到迫害,不会受到太多的打压。特别是广州的媒体,非常大胆和犀利地指出当前社会上的一些问题,时评版,评论版,写得很深刻。这跟广州的公民社会氛围有很大关系。

    广州形成公民社会的氛围,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市场经济的影响。虽然我们宣称已经基本建立了全国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仍然是不够完善的。我们现在那么多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市场经济都管不到它,就说明问题了。实际上,市场经济第一是道德经济,第二是法制经济。因为市场是讲公平交易,要平等。这个里面就不能有欺诈,而且有法律条文的限制。当一个地方,市场经济比较成熟,发展比较快的时候,就会推动这个地方的道德水平的提高和法制的完善。因为市场有他的伦理。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大家都讲究公平。最近在广州有这么一件事情,一个老太太区婆婆,在一个报刊亭卖报纸,她有时候要回家做一点事儿,或者上上洗手间,会离开这个报亭,离开的时候,她就放一块招牌,写上“购报者请自己投币”。据这个老婆婆说,从来没有人拿了报纸不交钱,没有出现过。说明市场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会出现道德方面的提升。因为这个区婆婆把一种道德的责任交给购报人,买报纸的人一看这个牌子就想到,卖报纸的很信任我,我也不要为一两块钱,把自己的道德水平降的那么低。这个事被普遍的宣传。

    我觉得,这样会慢慢地形成一种公民文化的氛围。中国文化的下一步发展,应该是向公民文化方向发展。

    关于中国的文明阶段的划分,原来邓小平说过,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第二个阶段。十六大提出了政治文明,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十七大报告起草之前,中央派了一些调查组到全国各地调研,征集对十七大报告的建议。当时中央党校的副校长李君如教授为组长的调查组到广州,当时找我们几个人座谈,我建议把生态文明写进十七大报告,并把我主持的一本生态文明的著作和我的几篇生态文明论文交给他,请李君如校长带到北京给十七大报告起草小组,后来起草小组接受了这个建议,写进了十七大。所以我们的文明有了第四个阶段:生态文明。

    萧远:这就叫做文化参政。我记得,“文化广州”的口号也是李明华第一个提出来的。

    李明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下一步应该是公民文明,或者叫做公民文化,到这个阶段了。中国的社会发展也比较成熟了,现在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人们老是推到制度上,说没有制度没有法律。但是我想了一下,制度是人定的,法律条文是人写的,人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好的法律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必须要有公民意识的觉醒,才能出这样的东西。况且,制度和法律是要人来实施的,再好的制度和法律,实施的人的素质上不去,也会走样。

    我们不要把什么东西都去推到不相关的方面,老是说法制不健全,人大干什么去?人大当然应该负责,但我们自己是一个公民,我们有责任为这个社会做一点贡献,为这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做出一点事情,推动这个社会的发展。

    所以,我今天讲的国学与公民文化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能指望国学能够救中国,救不了。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来努力,靠公民意识、公民责任来建设中国,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会健康的发展,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胡发云:我补充一点,明华刚才说到的那些非常重要,但是实际上就我个人的经验和我的了解来说,你刚才说到的很多东西,在民国时期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武汉是一个爆发地,也是实行新政的试验田,从满清王朝到民国的一个转折点的重镇。但是就我们的家族和我所了解到的很多街坊邻居,有过多少生活经历的人来说,我都是这么一个印象,尽管我没有直接经历。武汉在两次社会转型当中,表现出来很不一样的风貌。第一次转型就是辛亥革命,满清王朝变成了民国,生活样式,意识形态,管理者,市民生活内容都不一样。我举个例子,我的祖父是1881年生的,他的成年期,生活样式的形成期都在清朝,我现在家里还有他的照片,清朝的那种袍服,他不是官,他们那个时候的市民也是穿着清朝的长袍,有马褂背心,很绅士的。而且他是到了60年代中期去世的,80多岁。他一生当中没有改变这样的着装,不穿中山服,也不穿任何其他的洋服。但是我父辈那批人,20、30年代的时候,已经全部是西服了。这两代人,从服装上可以看出来,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但是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他们相处得非常和谐,受教育完全不一样。整个社会实际上也是这样,有时候一条街上穿长袍马褂,或者西装革履,或者穿的破破烂烂的人,可能都会有。但是这种社会阶层是民众自己认同的,社会没有组织,有了民间的自组织,有了商会,是协调民间组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商会就是由比较有实力的商家,同时又是德高望重和公正的人,也得到民众的喜爱和其他商户拥戴的人,挑选出来做五金行业、影视行业,或者其他小行业,其实是民间自组织,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区一级,区党部,我问过一个国民党的人当区党的人,连打杂工在一起就是十几个人,给他们开工资的就是这十几个人,根本管不了什么,所有的小学、幼儿园、商店、报馆等什么样的机构都没有国民党。他们说,很多人到了1949年以后,大军南下,打进来,我们才知道有共产党。二几年,共产党闹过几次都是以工人的罢工名义,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没有影响到市区大部分的日常生活状态。

    所以,武汉市民对于南下一大批的大军们实际上不了解。后来他们说,我不知道他们要解放我们什么,就是把我们解放了,解放以后又是怎么回事,得到什么,获得什么,所以武汉市的老百姓和政权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保持距离,很怕他。但是同时被他们铺天盖地的革命化的语言搞糊涂了,党、阶级斗争、剥削、地主,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地主的话,不知道什么叫地主,只知道有农民,自耕农、富裕的农民,没有地主、贫农、富农、下工农的概念,当时打地主什么的,他们也很陌生。因为当时武汉市民没有参与过这样第一次、第二次的土地革命。这样的情况下,武汉的整个社会风气,我问过几个老人,我写东西的时候,到处采访,写思想最后的飞跃,写适于合唱(音译),都涉及到20、30年代武汉的状态。我问到一些老人,原来的武汉社会治安怎么样?他们说很好,我说有没有杀人,他就想了很长的时间,原来武昌有一个很有钱中药铺的人,老板的儿子把他的妻子杀了,因为外面有情人,打晕到之后,在头上钉两个钉子,就是这样一个事件来回的说,哪向现在这么多的杀人案,当时的社会自主力量还是很强大的,居民之间都是互相关照的,很多居民家是不关门的,家长出去买菜或者走亲戚,孩子没有回来,就是敞着门,顶多是让邻居照看一下,就这么走了。从武昌起义到1949年。

    葛实如: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古代有一个原则,叫做“王者不官”,中国社会是一个自制社会,“王者不官”,就是皇帝不能管老百姓,皇帝干什么?皇帝是裁判,老百姓和官之间的问题,他做裁判。同时官的权利很有限,县以下,就是乡区没有权理管,那是当地的绅士自治,所以中国这个社会,许多人不了解,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人类最美好的管理社会,但是给破坏了。

    胡发云:我把话说完,辛亥革命以后,我问他们对于原来在清朝政府做官的、服务的、拿薪水的那些人有什么组织方法,他们说没有,很多当兵的就是清朝的,清军,就是跟清朝一块打仗,做文官的或者搞实体的,没有见对方有什么镇压,到时候还是干自己的事情,来了新政府,跟新政府一块合作,不合作回老家也可以。所以武汉没有大量的群众冲突。

    萧远:社会的动荡。

    胡发云:对,所以1949年以后,肃反、镇反、土改,那个时候连着杀了几批人,就是把武汉人吓傻了。

    葛实如:我再插一句话,我在贵州做过一个调查,贵州解放前,贵州省监狱,很小的一个地方,是贵州省的监狱,可以到各地调查,年纪大的都知道,每一个省有几个监狱?关几个犯人?现在多少个监狱。

    胡发云:经商也是这样,没有人来管的,完全就是靠商业诚信。因为现在很多商店干了坏事和错事,有组织背着,当时自己是老板,包子今天做小了,明天没有人买了,做的菜是不好吃的,名声一下子传出去,生意就砸了。实际上是顾客保护商家,商家迎合顾客的一种和气生财,长此经营,在比较大的街上,几乎都是商家必须遵守的基本共识。

    雷祯孝:他们的税呢?

    胡发云:交税。

    雷祯孝:谁来收?

    胡发云:有税务官,也有稽查官,稽查官就是每天来看一看,有没有市容比较乱的现象,都是那条街上的人,都是最普通的人,包括警察都是最普通的。我们那边有关于警察的歌谣,没的法当警察,就是最穷的人做为大家服务的事情。所以像这样一种自主的社会,在我们那边早已经有这种比较成熟的形态了。也就跟明华说的公民社会是非常契合的,只是当时没有这样一种说法。

    萧远:拐弯又回到原道上了。

    李明华:有一点不一样了,就是有层次上的高低之分,比如说在原始部落社会,可以比较平等的,除了首领有特权,但是部落的村民,老百姓之间是没有的。

    胡发云:武汉还不一样,武汉的租界区和高等华人区是聚集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律师、记者、摄影师、演员、会计师,他们都有自己的行业协会,也有自己的报纸,武汉市当时好象没有一家有影响的官报。

    萧远:大公报,是民办。

    胡发云:民办报纸很多,这是一样的,什么地方出一点小事情,马上就蜂拥而至,依然在起一个监督作用。因为你不监督,你的新闻不好看,不说真话,你的报纸也办不下去。

    葛实如:明华的观点非常正确,但是我提一条意见。就是把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治社会接轨上,我们的老祖宗就是这么干的,今天再怎么拐弯往前走,这不是马克思发明,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宗发明的。

    胡发云:不管用什么样的语词来说,就是在我所知道的武汉百年历史当中,没有大政府管着,只有小政府在当中起一点协调作用,民间社会,所谓的公民社会早就存在了。

    李明华:对,这个有一种说法,就是返璞归真,但是肯定是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到回去。

胡发云:恢复过去唯一的就是打开大门。

    李明华: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有一种是转型当中自然出现的正常现象。比如说由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过去的农耕社会,大家都是比较熟的。在公众的眼光之下,不会去做小偷小摸或者抢劫,不然的话,做了坏事,全村的人都知道,这就是熟人社会。

     胡发云:你说的带有宗法性质的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同时并存。当时武汉是一个大的人才集散地,也是全国各地的商品信息的集散地,很多人到武汉过三五年,然后往重庆、成都或者上海走,很多人去就不回来了,武汉市的地盘也非常大,就是陌生人社会,有他们的法庭,租界巡警。

    李明华:这个情况不一样了,社会的进化,这一点是正常的,不可能永远保持村落的生活。必须要走上更高级阶段的社会。到这个社会,就是想办法另外打造一个熟人社会。比如说有小区文化,邻居、伙伴、朋友就是成为口号,就是小区里面组织大家来见一见,不然楼上楼下的隔壁左右都不认识,就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现在就是人为的,大家希望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更多,不要那么冷漠,不要那么互不关心。这是在我们社会转型当中正常的现象。

     胡发云:这些不是要提倡的。这是老百姓自己就知道的。

    李明华:有些转型是恶的转型,转的都是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搞太多这样的事情,就是不正常的。

    仲大军:这个问题重要的一点,不是说公民的社会还是传统的市民社会,这个都无所谓,关键是否需要道德,就是传统的道德来维系现在形成的公民社会。回龙观是新型的社区,都是谁都不认识谁,就是新买的房子住进去的。这种社区跟当年的武汉还不一样,武汉是几百年,上千年形成的大都市社会,他也代表着很大的宗族社会和氏族社会,还有道德社会。

    萧远:五口工商之后才开赴的。

    胡发云:三国时候建的,真正繁荣的是明代。

     仲大军:我感觉到,我们传统的宗法社会是一个道德维系的社会,更多的是血缘的社会,亲情的血缘。我们今天的公民社会是否就缺少道德,仅仅靠法律维持,我认为也是不够的。我们今天的公民社会完全就是要靠法律维系的话,相当苍白无力,杀人放火肯定是屡禁不止。没有道德的公民社会是不行的,公民社会必须两条腿走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恢复好的传统文化的问题。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在全丧失了。在现在所谓大新兴的工业区,新兴的工业地带,完全的公民社会里面没有道德可讲,血缘、传统文化关系都没有了,就是赤裸裸的金钱争夺。仅仅靠法律来制止没有用,照样还是那样做。我们现在重点研究的就是要不要回归像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这些年丢的太多了,这种社会从五四运动之后,一个革命家,一个革命家,革命就是破坏传统,如何对待传统,正确的对待传统,是把我们的传统说的一无是处,孔子的东西全是垃圾,还是有好的东西?关键是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国学兴了,又读经,有褒贬。

    胡发云:当时武汉知识界没有争这个问题,要尊孔就尊孔,要拜佛就拜佛,西学就西学,就是一家的生活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仲大军:我小时候的生活,我老家是山东农村的小村庄,那个情形现在根本找不到,那个小村庄多纯洁,根本没有偷摸坑骗,是纯粹自然的。回到清朝,比今天好得多,现在根本回不去了。

    葛实如:现在到山沟里去是一样的,我前一段到过一个山沟里考察,晚上就睡在露天的小木屋里面,不可能有人来抢劫你,而且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案件。

    萧远:人少,现在的广州,珠江三角洲多少人,集中了中国1/3的人。

    葛实如:珠江三角洲最可恶的是那些老板,那些人真的没有良心,逼良为娼。

    仲大军:人类可以倒退回去,对现在的社会来讲是一种奢侈,根本就享受不到过去的自然、纯真、纯朴。现在的社会是什么社会?我们这些人坐在这儿,还有一点仁义廉耻,到社会上去哪有呢?现在就是争杀,现在还有一块净土吗?在我小的时候,坦白说,随便抓一个村庄都比现在好。

    葛实如:历史已经过去了,再回到回去是不可能的,只有建设美好未来了。

    雷祯孝:说到这儿让明华插一个话,他因为明天就要走,他去策划一个项目。

    李明华:三国文化,他们有一个很宏伟的计划。

    傅跃龙:很多人已经在去的路上了。

    雷祯孝:他们先去了,我们这儿把这个会开完。

    傅跃龙:这是一个具体的案子,没有必要展开,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要,我发给大家,作为一个文化建设思考的东西。

    李明华:赤壁市委市政府委托我们文化学会下属的文化公司策划一个文化项目,能够落地的,能够为当地的历史文物建造一个宣传的平台,并且有经济效益的项目。这个项目比较大,最后考虑把赤壁包装一下。原来苏东坡写的赤壁赋是苏东坡搞错了,弄到黄州赤壁,现在叫“东坡赤壁”,真正的赤壁在蒲圻市,前几年才改为赤壁市,文化公司帮助他们做了一个大型的实景演出,叫做《赤壁传奇》。就是在江面上打造一个舞台,弄很多仿古的战船在那里,首先是草船借箭,然后是火烧连营,有些观众可以上台参与的。最后被烧着的船沉入江底,用高科技演完之后,这个船又可以起来的。这样一个项目,赤壁市非常重视,现在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都认可这个项目。做完了赤壁之后,还有襄阳市,襄阳也是一个地级市,经济实力仅次于武汉市,是湖北的第二大城市,也是要策划三国文化,三城五园,三个城五个园区的大项目。襄阳市委宣传部委邀请我们明天过去。

    萧远:南阳武隆中都要设计进去。

    李明华:湖北是三国文化比较集中的地方。过去四川打三国的牌做得很好,湖北现在也上去了,三国很多战争都发生在湖北。

    萧远:很厉害,一省之力就打造一个出来。

    葛实如:三国时期最大的学术集团是在荆州,刘表的学术集团,在当时来讲是全国拔尖的。

    雷祯孝:我怎么产生一种叫做幻象,就是理想国的幻象。以后写历史的时候,在2012年开始全国到处都在整这个,拿国家的钱加地方的钱,赚取游人的钱,最后整出到处都是一个旅游地。国务院那边下的一个文,我在广州听说,下了一个文,到处要办博物馆,就是鼓励地方到处办博物馆,说博物馆同时又是一个洗钱的好机会。整一些报告和计划,就把国库挖出来了,然后再包给别人,中间这个钱就洗掉了。也是洗钱的高潮,2012年。所以说,国家的钱。

    葛实如:中央发2号文件,投资一万个亿,发展贵州。国务院下的2号文件。

    李明华:国家财政还是地方财政?

    葛实如:国家财政。

    李明华:分多少年给一万个亿?

    葛实如:就是给贵重投资一万个亿发展。就是今年。

    李明华:不可能的,国家拿不出一万个亿。

    葛实如:可能不可能,文件下了,全都在动,刚才他说这个话,国务院发的文件,就是有这个文件,贵州省2号文件,一万个亿。

 

 

 

发件人:声俊 陆<shengjunlu1@yahoo.com.cn>;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09 月29日 15:52 (星期六)附 件:4个(1刊:儒教郵刊 讀經通訊42,周易學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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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国际尼山儒学与中华文化师资班举行结业典礼

2012年9月

    2012年7月3日上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尼山圣源书院、北京四海孔子书院、武汉大学国学院、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和密德萨斯社区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尼山儒学与中华文化师资班(2012)”结业典礼在北京四海孔子书院隆重举行。

    本届师资班于2012年6月6日开班,历时1个月,来自国内外的19名学员圆满完成了学习课程,顺利结业。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先生、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系陈素芬女士、夏威夷大学政治学成中英教授、国际儒联秘书长曹凤泉先生、北京外国语大学陶秀璈教授、北京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冯哲先生等出席典礼并致辞。

    在为期1个月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培训中,学员初步了解了比较文化学的基本原理,重点是郝大维-安乐哲比较哲学方法论,以此为凭借,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大学》、《论语》、《中庸》、《老子》和《庄子》等儒道经典。此外辅以经典电影欣赏、太极拳、冠礼、书法、围棋、吟诵、中医等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课。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夏威夷大学和美国东西方中心亚洲发展项目主任、《东西方哲学》和《国际中国书评》主编安乐哲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和政治对全球的影响已有迹可循,然其文化之意义尚难觅其踪,在经济、政治这些息息相关的因素下,以家庭为中心的儒家价值和崇尚自然的道家学说是否能促成新的世界文化格局,将是值得思索的问题。

    据悉,相对于在西方学术界“郝大维-安乐哲比较哲学方法论”正在渐成气候的情况,国内对此有所了解的人并不多;而以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运用和传播的有力工具的人,则更加欠缺。正是出于此种考虑,“国际尼山儒学与中华文化师资班”项目应运而生。该项目旨在培养一批具备比较文化的思维素质、掌握比较哲学方法论的教师或预备教师,为中国十多年来的国学复兴运动带来更深入的思考、鲜活的动力和崭新的前景。

    为此,尼山圣源书院副院长张践先生代表牟钟鉴先生发言表示,当前世界各国存在着极大的冲突和矛盾,所以提倡国际文明的对话和交流,这关系到世界未来的发展,关系到人类的和平,而对于文明的交流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经典的翻译和解读,而我们这个师资班架起了一座中美之间、中西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通过各位大师的授课,使得文化交流更加深刻,更加有意义,因此我们这个师资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波士顿大学神学博士Lawrence Whitney、香港浸会大学珠海联合国际学院政治与国际关系专业学生杨怀智、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Mary Riley、山大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王堃等作为学员代表致辞,表达她们对师长的感谢,个人视野的开阔,研究领域方面获得的启发。Lawrence Whitney表示,在波士顿大学,去年有1531个中国学生,209个中国教师,另外还有若干名来自儒家生活圈的学生和老师,我的工作决定了我需要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这个月给了我非常充分的机会来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和工作人员。

    最后,四位老师为学员颁发结业证书,并合影留念。

    今年中国学员的学术水准提高了很多,学员的个人信仰、学术背景、所秉持的信念更多元,师生共同学习生活一个月,彼此沟通交流充分且深入,所谈论的话题涉及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各个层面,真正实现了交流、互学的目的。师生投入心力,建立了感情,在结营式上,师生落泪,依依惜别,让人甚为感动。这种修学模式,不仅仅限于学术,更是近距离亲近师长,所学理论与个人生命修养结合,更深入内心,亦更符合儒家的精神,大家共同认为是一种非常值得推动和期待的模式。

 

回归中华文化 中西交流互通

----第二期国际尼山儒学于中华文化师资班侧记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王堃

2012年9月

    用英文授课、讨论、交流,一开始中外学员存在一定程度的语言障碍;然而大家很快越过了语言的障碍,培养了深厚的情谊。课堂、课间、餐桌、散步,大家都在亲密的交谈,共同话题冲破了国界和文化限制。此外,学员们还参加了登泰山、敬三孔、访村民、包饺子、太极拳、诵读论语、试穿汉服、以及书法、剪纸、碑拓、茶艺等等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近距离接触中华文化的细腻与生动,感受其独特的韵味。

    来自波士顿大学的博士生惠特尼•劳伦斯说,我来到2012年的儒家文化师资班学习,主要为了两个目的。其一,我的博士学业中包含了儒家传统这部分,并且强调比较理论。为了深化我对儒家传统的理解,我选择来学习。其二,为了更好的理解中国文化。我所在的大学里,中国学生的比例在10%左右,而这里中国学生的各种视角启发了我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这个项目对于实现我这两个目标都很有帮助。第一个目标是主要在课堂上实现的,通过强调以儒学自己的话语和理解来阅读儒家文本,我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深化自己的理解。第二个目标部分是通过课堂讨论达到的,但也是通过与中国学员更为不正式的谈话达到的。我们在一起谈论课程,一起进行在山东大学、泰山和曲阜等地的文化体验,以及共同经历了其他如书法、太极等讲座和实践活动,这一切都共同促成了这一目标。

    来自波士顿大学的另一名韩国籍博士生姜建豪谈道,我对中国哲学和宗教感兴趣,因而来到中国哲学的发源地学习。在各位著名教授的指导下,我对中国哲学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能够思考中国哲学中的一些问题。更有助益的是,能够有机会与不同国家学生一起讨论,大大的扩展了我的文化视野。另外,我还参观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并在许多细节中体验了中国文化的点点滴滴,如书法、围棋以及茶艺和包饺子等等。以后我将继续学习中国哲学,比较哲学也将成为我未来最有兴趣的领域。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美国籍博士生玛丽•瑞蕾说,2012级中华文化师资班是为了培养比较哲学和中国语言教学的教师而准备的。参加者有机会与安乐哲、陈素芬、田辰山教授近距离接触,他们都是这个领域中有着重要地位的的学者。这个项目在孔子的故乡,山东尼山举办,包括100多个学时的课程以及文化体验和旅游。有幸能与众多参加者一同学习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他们是来自中国其他各大学的学生或一些美国大学的教授,他们并非都在严格的哲学体系下工作。这样一来,我们就具有了对于课程以及我的研究专业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理解。

    课程的主题包括对中国哲学的翻译文本的深入阅读,以及从伦理和政治方面用比较哲学视野对当代的争论和问题进行分析。我参加这个课程的目标是,利用这个机会和这个领域的教授多接触,从而对我的博士论文有所帮助。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自己很成功。在与安乐哲、陈素芬和田辰山教授的许多课上和课下的讨论中,我对自己的研究方向更加确定和集中了,也就是儒家传统中的“道德艺术”与杜威思想的比较研究。能就自己的研究方向,向教授们深入咨询,是属于参加者的一个额外的机会,而且很有助益。

    美国布里奇沃特州立大学的南希•斯特利特教授说道,来参加这个学习班出自一个愿望,那就是想知道社会的基础是什么。我曾在中国七所不同的大学里用英文教中国学生全球化、交流、历史和文学,而这次,我作为一个学生,而非一个外国老师。三位优秀的教授给我们讲课,学习的经历很辛苦,但也很有收获。在富有艺术性的授课与堆积如山的阅读材料之间,我发觉自己开始了对中国儒学的了解;而通过课堂上精彩的讨论,我发现从这个项目中的收获,大大超出了我的期待。我希望这个项目能够给更多的学生提供学习的机会。这是一个良好的跨文化学习,会给不同学术背景的参与者带来收获。

    李瑞智说,在澳大利亚作了25年的外交官,我曾在日本和中国工作和学习过,对儒家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学习班既提供了儒家文本的解读,也包括了在当代语境下其它相关的文本。它给了我独特的洞察形式和深入发展的动机。在当今世界,中国在迅速占领着全球化中决定性的地位,对于急需了解中国崛起所依据的传统文化和实践的西方国家来说,这个项目的意义重大。在这个项目中,我所感兴趣的内容是:中外学员被编入同一个组,并一起讨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问题。以美国人为主体的西方学员,在课堂发言上表现突出;而具有相当语言水平和文化内涵的中国学生,只是逐渐进入了美国式热烈讨论的状态。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本身就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也许就是所谓的“厚积而薄发”吧。也许很多参与者没有发现,中美双方学员的素质对比已经暗暗彰显了一个挑战,那就是,中国在全球化贸易中已经逐渐走向了中心的地位。总之,这个项目对我的影响和启发都很大,也使我收益良多。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青年教师陈晨捷发表了他对比较哲学的看法:所谓“比较”,最初是要看清你我,最终则是要消融你我。安先生常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跳出自我的窠臼才能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文化的特点,而这就需要“比较”。

    休斯顿社区学院历史教授霍华德•伯德纳谈道,他即将发展一门中美历史比较课程,这次的尼山之行是他12年前制定的个人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他说,1999年我参加了夏威夷大学东西方文化中心的一个暑期项目,这激发了我进一步学习亚洲哲学的兴趣。在过去的十二年中,我每年都参加亚洲研究发展项目,并提交了教授亚洲历史、亚洲移民、纽约中国城以及中国文化在美国的传播等课程的文件。

    在孔子诞生地尼山度过的一个月的集中学习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全球化语境中的公民,我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希望了解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虽说我还没有完全掌握这一个月来需要理解的材料,仅仅在一个月内理解这些确实是太不够了,但我相信会在以后继续深入这个领域的研究和学习,而这个项目为我提供了进一步学习的基础。

    除了课堂讨论和课下阅读之外,让我更多了解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经历恰好就是待在这里与众多的中国学员们发展了友好的关系。这是多么令人赞叹的聪慧善良的人们所组成的集体!我希望长期的珍藏我们共同经历的回忆。

 

 


 

第四届海峡两岸读《论语》教《论语》师资研修班结业《简报》

王殿卿

2012-8-6

    由尼山圣源书院与台湾中华孔孟学会,合作举办海峡两岸读《论语》教《论语》师资研修班,至今已连续举办4年。2009—2011期间,在尼山圣源书院和广州市,先后举办4个班,约有400位教师接受了培训。

    今年,从7月10日至8月1日,先后在陕西省西安市的陕西师大附中、北京四海孔子书院、山东尼山圣源书院、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连续举办4个班,又有400余位教师参加了研修。台湾的5位任课教师,往返穿插授课十分敬业与辛劳,讲授内容十分丰富,为学员提供了精神、理论、践行、应用与师德风范等多方面的启迪和帮助,他们已经带着大陆同道的感激与友谊,平安返台。部分大陆的有关专家参、授课,在品读《论语》、走近孔子、传授儒学、教育担当等方面,为学员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指引。

    本届由四个单位,分别在三个地区办班研修,是一种尝试。

    7月10—14日,陕西师大附中联合西安市曲江第一中学共同举办,组织两校200余位教师与职工,集中研修与培训,表明校方意在推动“全员”读《论语》,建设学校读《论语》学做人的“文化生态”。此种教育理念与尝试,是当今高中教育阶段所仅见,是具有前瞻性的教育举措。

    7月14—20日,北京四海孔子书院,在北京香山举办,该校全体教职员工与部分“民办”学校的60余位教师出席。表明当今“民办”私塾、学堂、学馆、书院教育,对于国学经典的渴求。也顺应了,当今民办教育与传承国学相契合的发展趋势。民办教育,将在“传道、授业、解惑”,培育“全人”方面,做出新探索,为改变重在“授业”“应试”教育的“短板”,做出新贡献。为此,它必须培训一支具有较高国学造诣与修养的教职工队伍,而且这支队伍的优势,是体制内学校十年之内也难以达到的。

    7月21—27日,在山东尼山圣源书院举办,来自北京、天津、重庆、山东、湖北、黑龙江和内蒙古等“7个省市自治区”,88位教师出席了培训。学员的结构包括小学、初中与高中的教师,其中包括北京通州潞河中学、湖北省仙桃市仙源学校、重庆市萱花中学等当地的重点中学,学员的整体水平比往届更整齐。也是来自“天南海北”同道,相互交流与学习的好机会。这里以连续举办4年4届,不少地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将这里视为培训国学“种子师资”的基地,争相报名。北京市通州区,第一届派来5人,第二节派来10人,第三届增至20人,今年达到29人。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去年派来6人,今年教育局长亲自带着10名校长来学习。身处孔子诞生地尼山的尼山圣源书院,正在成为培训国学师资的新基地,传播儒家思想的辐射源。

    7月28—8月1日,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在“721”重灾区,北京房山区举办,73位学员主要来自北京房山区、门头沟区、延庆县等北京的远郊区县,主办方理解学员派出学校的困难,全额投入,义务培训。学员们,在北京山区人民抗灾精神的感召下,日以继夜地认真读书学习,虚心向台湾来的老师求教。这些来自北京山区的学员一致表示,要努力成为向山区孩子播撒儒家伦理思想的好教师。儒家伦理,是东方道德之源。弘道明德,是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的办所宗旨,推动未成年人的中华美德教育,是它已经坚持了18年的历史担当,而用儒家经典培训师资,是实现其宗旨与历史任务的关键之举,理当尽心尽力。

    4年实践表明,国学师资培训是国学进学校,提升新一代国人文化道德素质的当务之急。恢复中国学校的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实现中华文化复兴的关键所在。如果新一代国人仍然延续“文化道德”的缺失,何以增强“软实力”,何以避免“文化产业”成为“去中国化”的工具。当今,在教育体制内的师资培训,以及高等师范教育,尚欠国学师资培训的现状之下,民间团体与机构“拾遗补缺”,采用各种形式培训国学师资,应当得到各方的关注与支持,尤其希望对国学教育情有独钟的企业家,社会贤达的加盟与赞助,这是一项功在千秋的绩业。

    4年实践表明,培训国学师资要借助台湾的有关资源与智慧。从1953年至今,所有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都通过《中国文化基本》课程,通读了“四书”。这门课,是一门“国民身份认同”课,是一门教育学生“安身立命”的课,是一门“标识”台湾教育以至台湾地区“文化身份”课,是一门体现中华文化灵魂与价值的课。他们规定每位高中学生,会背、会讲、会用180句《论语》,2014年将把“四书”列为“高考”的必考内容。

    60年来,他们几代教育界同仁,为开设这门课呕心沥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应当以“礼失而求诸野”的态度,虚心向他们学习,借鉴他们的经验与智慧。

    海峡两岸读《论语》教《论语》师资研修班,采用2008年由新华出版社引进出版的,台湾中华孔孟学会副会长李鍌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聘请从事《中国文化基本》课程,有10-20年教龄的优秀教师授课,已经取得良好效果。如能将此项合作拓展开来,将是海峡两岸一项最切实际、最有历史意义的文化合作。

    4年的实践表明,在如此大国从头开始,培训国学师资,任重道远。目前主要是民间推动的师资培训,尚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需要加快建立一批规模较大、能够连锁并能系统照应的培训基地;同时也要考虑高等师范院校,尽快设置国学师资培训专业,也可以考虑各级各类的教师培训学校,先期进入培训国学师资的教育实验。在圣地尼山的尼山圣源书院,要承继孔子的教育思想,率先办成“儒家经典师资培训中心”。

    附录1, 课程表:第四届海峡两岸“读《论语》教《论语》”师资研修班
 

 

 


 

发件人:声俊 陆<shengjunlu1@yahoo.com.cn>;收件人:<zdjun@263.net> 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09 月29日 15:52 (星期六)附 件:4个(1刊:儒教郵刊 讀經通訊42,周易學訊

原武大校长刘道玉给清华大学的公开信

2011-4-24

清华,您好!

  清华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喜庆,我借此机会,向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们在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为这些成就做出贡献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在中国,清华大学有着“中国麻省理工”之称的美誉,说明贵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我也一直认为,清华大学是我国重点大学的“排头兵”,是最有希望最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一。这说明,贵校重任在肩,千万不要辜负了自己所承担的重大使命。

  十分巧合的是,今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也迎来了建校150周年的纪念,我看了两校为庆祝校庆的安排,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据麻省理工学院宣布:“自1月7日至6月5日,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持续150天的校庆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而且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然而,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筹备工作,早在5年以前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后又改为组织委员会,下设11个专项工作组。此外,还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3年以前就开始了1000天的倒计时活动。筹备工作不谓不充分,舆论不谓不大。可是,整个校庆活动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自去年以来,该校就开展了“百年赋”、“我爱清华”、“百年清华、行健不息”、“两岸同心”等活动,而且还把舆论造到了国外去了。去年,该校派代表团访日,举行了“东京大学—清华大学周”和“早稻田—清华大学日”活动。在美国的造势的范围更大,先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办了“清华周”,在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举办了“清华日”,在哈佛大学举办了“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学生论坛”。

  但是,我却没有看到清华大学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更没有像麻省那样“严肃的反思”,这就是清华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反思有过很多的论述,他说:“哲学认识的方式只是一种反思”。:因此,反思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工具,要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进行反思。不经过深刻的反思,就不能吸取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就不能认清教育的规律,不能成为一个清醒的领导者,也就不能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既然没有看到清华大学的反思,那么我作为一名老年教育工作者,出于责任感的驱使,不妨替你们作一点点反思,但愿是“逆耳的忠言”。

  首先,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校长?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来是很清楚的,一流大学应当选择一流的教育家当校长,但是这个问题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各重点大学都没有解决好。为了说明问题,我不得不重提5年前发生在清华的一件事。2005年5月11日,清华大学校长主持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演讲,演讲完毕赠送礼品时,校长念黄遵宪的《赠梁任父同年》诗时,由于不认识小篆的“侉”字而语塞,并进一步导致举止失措,把赠送礼物说成了“捐赠礼物”,接受对方礼品后又忘记说声“谢谢”。这本来是很庄严的场合,却闹出了大笑话,并遭到了普遍的批评。汉语言文字博大精深,谁都有念错字的时候,我也念过错字。我们无意苛求科学家要会认识篆体字,一定要懂得古诗文,但作为大学校长必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对此,著名的文化学大师王元化先生在逝世前曾批评说:“大学校长由对人文科学茫然不晓的理科教授担任,而此种现象导致大学文科奄奄无生气,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件事并不能怪罪校长,而只是暴露了我们遴选大学校长标准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如果把遴选校长的权力交给学校的教授委员会,相信他们能够选举出符合教育家标准的校长。

  其实,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杰出的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刘达、刘冰等,从治校的实践中,他们要么成了学者化的职业校长,或者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梅贻琦先生是留美的物理学博士,他的成名并不是因为他是博士或是院士(逝世前一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才授予他院士头衔),而是反映他的教育理念的一句话:“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而非大楼之谓也”,至今仍然被我国教育界所传诵!这几位校长作为著名的教育家,其业绩和教育思想,都已载入我国高等教育史册。对比起来,自80年代开始,清华大学的历任校长都是院士,他们都是双肩挑的学者,不能专心致志地把全部智慧和精力用于办好学校,因此他们都没有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85年以前曾说过:“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到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到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指心无旁骛)的人去担负吗?”问题就在这里,我国现在不仅校长,而且有些部处长也搞双肩挑,他们怎么可能做到“鱼和熊掌二者得兼”呢?因此,清华应当珍惜自己的经验,选拔那些教育家当校长,心无旁骛地领导和管理好学校。也许,也有些院士符合校长的要求,但必须放弃学术研究,要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绝不能利用校长的资源营建个人的学术汕头,像世界那些著名大学校长一样,做一个专心致志的职业化校长。根据过去的经验,从国家部委或省市的领导人中,选拔那些既受过良好教育(假博士不要)又有民主作风的人,到部分大学担任校长,也许比直接从教授中选拔要更好一些。

  第二,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大学精神?在清华大学的介绍中说:“学校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上,的确存在着怎样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蕴育出了大批翘楚和大师级的人物。可惜,这种精神并没有继承下来,无论是独立也好,或是自由也好,恐怕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请问:你们对教育部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吗?你们又给了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们多少的独立和自由呢?如果你们真的有独立和自由之精神,那陈丹青先生又怎么会辞职呢?反倒是,他离开清华以后,才真正获得了创作上的独立和自由,这难道不值得你们认真的反思吗?

  第三,一流大学应当具有鲜明的特色,绝不能贪大求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特色十分鲜明,她是世界“理工科之王”,她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媒体实验室”,这是一个被称为“创造的摇篮”的研究机构,专注于发明创造,而非科技产品化的开发。正因为他们注重原创性的研究,所以才发明了世界第一个“旋风电脑”、幽灵隐形轰炸机、第一个拥有人类感情的机器人等成就。同时,他们先后诞生了76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可能是我国举全国高校之力也无法企及的荣誉。美国其它大学也都各具特色,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哈佛大学的行政管理,耶鲁大学的法律,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高能物理劳伦斯学派等。

  可是,我国大学都追求“大而全”,互相攀比,失去了个性和特色。过去,人们都知道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和水利系是赫赫有名的,可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是清华的特色。据介绍,清华大学的重点学科有49个,拥有全国第一的学科就有38个之多,重点多了就没有重点,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没有被认为最吃香的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尽管有人建议要办这些学院,可是校长雪莉-帝尔曼却说:“,正因为我们不需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我们认为,小就是美!”1997年该校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足不出户,用7年时间证明了困扰世界数学界358年的费马大定理,从而创造了世界学术界的奇迹!这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色,我们应当反思“大而全”的办学模式,不走出“大而全”的误区,我们最终可能建设不出真正达到美国研究型那样一流水平的大学。

  第四,世界一流大学应具有什么样的学风? 20世纪初,是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国学院拥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大师,他们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下,都正值风华正茂。王国维先生在逝世前,曾出版了他的《人间词话》,在谈到治学的精神时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这是王国维先生和那时一代学者治学的学风。“独上高楼”是什么意思?就是进入“象牙塔”,像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树立以学术为终身志业”的志向,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从事高深学问之研究。当今,我们的大学做不出传承千百年的学术成就,就是缺少了这种精神。王国维和他提出的这种学风,正是清华大学的精神财富,难道不应该反思和继承吗?

  去年,曾有学者质疑贵校一位文学教授有学术剽窃之嫌,尽管学术界不停的呼吁清华大学成立调查委员会,但贵校态度一直暧昧。对待学术抄袭和剽窃,决不能姑息迁就,必须旗帜鲜明地查处,要不然怎么体现你们严谨治学的学风呢?另外,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态度,拒绝一切形式主义,不能把国外退休的名家或ZF的高官聘请到学校装饰门面,把他们供奉起来养尊处优,这种做法只会有害而无益处。在《参考消息》上,清华大学是作广告最多的大学,凡是广告都吹嘘或夸大其词,这是与严谨学风相悖的,必须制止以赢利为目的的广告。

  第五,精英大学必须远离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精英大学贵在精,贵在致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清华大学应当是这类大学的佼佼者。什么是高深的学问?它是指影响世界未来的前沿问题,能够传承百年、千年的学问,能够引起科学和技术领域哥白尼式革命的重大发明和创造。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在科学研究中,必须放弃急功近利和立竿见影的指导思想,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要耐得住寂寞,发扬安贫乐道的精神。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说:“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本来,大学是分为精英型的和大众化型的,也有纯学术性的和应用型之分。我理解阿伦特的话,是针对极少数精英大学而言的,这是繁荣学术的需要。如果这样理解是正确的话,我认为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重点大学,应当放弃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这是使我国科学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的需要!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竖立着一方石碑,上面镌刻着“行胜于言”的警句,这被认为是该校的校风。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反映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本叫陶知行,为了表达他的教育理念,索性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我个人切身感受到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务实精神,兴许这正是该校出现了70位亿万富翁的主要原因。

  但是,从创造学的原理来看,任何一项重大的科学发明创造,最初都源于一个新思想或稀奇古怪主意的诞生。可以肯定的说,没有怪异的想法或求异的思想躁动,就不可能从事发明创造。因此,我认为仅仅强调“行胜于言”是不够的,它可能导致师生“形而上”的思维贫乏,从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后的60多年里,清华大学没有产生有影响的著名思想家。在未来的30年(一代人),能否产生一批思想和学术大师,这将是决定清华大学能否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我顺便强调一下,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摒弃我国只注意硬件(各种硬性指标的统计)的观念,必须重视一流水平大学的质量标准,不能像某重点大学党委书记所说,他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相似性,所以就能够很快的建成一流大学。这完全是误导,相似性仅仅只是按照形式比较,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质内涵,如众多的诺贝尔奖和世界各学科大奖的获得者,没有一批学术大师,没有几个科学学派,培养不出大批的杰出人才,尽管各项硬件指标上去了,但仍然不能称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的观察和反思只不过是一点皮毛,更重要的和有价值的反思,必须由局内人士来作。借百年校庆之机,希望清华大学发动群众,进行深入和广泛而严肃的反思,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敢于否定自我,善于不断的超越自我。

  为了再次说明反思的必要性,我不妨引用哈佛大学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3年前就职典礼上的一段话,她说: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 她勾画出了一流大学的精神,阐明了反思(即回头看)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看问题的方法必须与当下关心的功利主义相对立。这是多么高屋建瓴的办学理念,我国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几所世界一流达到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几所大学,应该给自己准确的定位,走出为国家眼前经济建设服务的传统思维,走进象牙之塔,致力于解决50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重大课题。至于为经济建设服务,则是众多的普通大学或者技术学院能够而必须承担的任务,而一流大学应当肩负起提高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 。

 

 


 

发件人:郑酋午<zhqwzhqw@gmail.com>;(由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9月04日 18:30 (星期二)收件人:<zdjun@263.net>: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精神万古长青

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精神万古长青

郑酋午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世代相传的优良精神,比如,法兰西民族有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等法兰西精神。中华民族与世界各伟大民族一样也有优良精神,这种优良精神一直都在鼓舞着中华民族前进再前进,从汉代以后,中华民族只要是统一时期,都是农业社会里的世界超强国家。只是从近代以来,我们落伍了。我们落伍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精神不行而是在历史时代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我们不能在坚持中华民族优良精神的同时跟着时代一起前进,抛弃已经不符于时代的精神,吸收或创造符合于新时代的新精神。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了许许多多的精神,在这些种类繁多的精神中,从现在来看,虽然有许多精神已经过时,放在现代条件下来已很明显能看出其中的错误,比如,专制主义、人治、等级论,等等,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中有许多就是放在现代条件下也属于正确的东西。这些正确的精神具有超时代的特点,被称为超时代精神,这种精神一定会万古长青。

    (四)何谓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精神精神,“勇敢”是也。

    “仁智勇”三全,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的最高评价,人无仁不是文明人,人无智不是聪明人,而人无勇就不可能是强者、豪杰或英雄。凡是要作出重大成就或轰轰烈烈事业的人没有冒险精神、勇敢精神是不可能成功的,不论是进行破坏还是搞建设都是如此。所以,伟大的民族很注意对青年人勇敢精神的培养。

    勇敢就是勇于“敢为人先”的精神,敢为人先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的精神而只有那些有勇气的人才具有。“勇敢”一词,在古语里首先是指有勇气和有胆量的意思,比如《庄子·徐无鬼》:“筋力之士矜难,勇敢之士奋患。”后来才引申为指勇敢的人,比如,《汉书·赵敬肃王彭祖传》:“ 彭祖上书冤讼丹,愿从国中勇敢击匈奴 ,赎丹罪。”勇敢的人具有敢想敢干毫不畏惧的气概和藐视困难的勇气,比如,古时,廉颇就以勇气闻于诸侯。我国政论家邹韬奋说过,勇敢是智慧和一定程度教养的必然结果。如果不敢去跑,就不可能赢得竞赛;如果你不敢去战斗,就不可能赢得胜利。由大智中产生大勇,由理解中加强信心是最坚毅的大勇与最坚强的信心。

    勇气是不限人的,任凭你是谁,只要你能够勇于面对自己,坦然面对天地,不惧,不恐,不惊,你便是有勇气的人。孔子说,勇者不惧。勇敢是面对危险和困难时表现出来的一种无所畏惧的行为品质。在古代,勇敢是君子的一种基本品德。孔子在《论语》中对勇敢进行了许多精辟的阐释。在孔子看来,所谓勇敢,必须是仁、义、智、勇的结合。比如,《论语?宪问第十四》:“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为政第二》:“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阳货第十七》: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论语?述而第七》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欤)?”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在哪一种文化中,勇敢都是最为让人热血澎湃的人生品质和精神力量,无论是自己,还是敌方,都对勇敢和勇敢者尊崇、赞赏有加。在人类的内心中,其实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勇敢崇拜”,所以,孔子提醒人们首先要认清勇敢的正义与否,“勇者,不必有仁。”孔子认为,真正的勇敢是见义而为,而“见义不为,无勇也。”孔子非常推崇勇敢的精神品质,他认为“勇者不惧”,乃是与“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并将“仁、智、勇”作为人生三种支柱性的品质,孔子自己首先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他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现实中,孔子曾遭受宋国军队首领的恐吓却坦然相对;被武装人员围困七日,却弦歌不断。尽管孔子推崇勇敢,却不是一意孤行的莽汉,他也反对那种匹夫之勇,孔子提醒人们的是,“勇”要与“智”相结合,真正的“勇”应该是融合了“智”在内的,可称之“智勇”。对于今人来说,普通人的的勇敢尤其需要“仁义”的指引,真正的勇敢,应该经得起正义和道德的“考验”,也就是说它是“仁义之勇”。否则,“勇敢”只是一种原始的生命冲动。

    千百来,中华民族在中华固有的勇敢精神的鼓舞下,不论是开疆扩土还是抵御外敌入侵,不论是在与大自然进行斗争还是反抗暴政,都英勇无畏,一直向前,堪称得上是勇敢的民族。

    今天,多数人中国人并非没有梦想,而是缺少面对梦想的勇气,“人的勇气能承提一切重负,勇气能减轻命运的打击”(古希腊德谟克利特语),“有了勇气便能粉碎厄运”(西班牙塞万提斯语),有勇气承担命运,这才是英雄好汉。同样,“要勇敢,才能有自由”(古希腊伯里克利语)。自由民主人士有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梦想,也有一些人有勇敢精神,但大部分人缺少勇气,在自由民主人士中,谋略不缺,但缺的是仁义和勇气,特别是勇气,像过渡政府副总统贾甲那样有勇气的人不多。所以,包括我在内应该学习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精神,增强勇气,勇往直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应是我们自由民主之士的本色!

    (五)何谓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精神,坚守“良知良能”是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

    人有良知良能,就像其他动物也各有其生存的特殊能力。但是,人的这种良知良能,却是要求实践仁义。也就是说:人在谋求生存与发展之外,还有一个特别属于人类的目标,如果忽略这个目标,则人与其他动物就没有什么差别了。这个目标就是实践仁义。如果追问为什么人类会有这样的目标,则孟子的答案就是因为人有良知良能。人本来就有这样的生命状态与自然要求,要做人,就必须顺从及实践此一良知良能。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分子都应该在生活中感悟和贯彻自己的良知与良能。

    孟子认为,良能良知是与生俱来人人皆有的,正如“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一样。比如说,亲爱父母,尊敬兄长,这是人的良能良知,不用教导,不用学习就知道的。

    应该说,儒者的理想是非常不错的,其主张人性向善、主张仁爱礼让、主张坚守良能良知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孟子的“良知良能”学说可能蕴涵着重大的当代哲学价值, “良能”是最根本的东西,它才是我们之所谓未发的心灵原初状态。“良能”涵盖了知、情、意:发而为知,是为“智”;发而为情,是为“仁”;发而为意,是为“义”以及“礼”。所以,“良能”乃是全能的心灵德性的未发状态。而“良知”只是一种“知”,而非情、意。虽然如此,“良知”与一般的“知”毕竟不同:它是心灵对自身之“良能”的直觉或者当下领悟。具体来说,“良知”就是孟子所谓“仁义礼知”之“知”或“智”。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而是“良能”的初发状态:“仁”是良能初发为情之“爱”;“义”是良能初发为意之“宜”;“智”即良能初发为知之“悟”,亦即“良知”。

    从政治上看,发挥良知良能,就是在现实世界中立功、立德、立言,现代政治文明,要求主权国家将 “政权与治权”分开行使,竭力达到“善政”与“良治”的结果。在法理上,善政的基础是民主宪政,良治的基础是人权法治,其人道、人性、人文基础,还是良知、良心、良能的三位一体。今天,人类正面临着一次数百年一遇的变化,包括经济、科学、技术、艺术、文化、政治、思想、哲学,以至生活方式在内的巨大变化,这是一种思维结构上的重大转变,它预示着地球村居民从今天渴望权力和征服的逻各斯文明时代,将转向以人类社会和生物圈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 “全生态文明”时代。所以,在全球化、信息化、多样化背景下,生态政治、生态经济也将应运而生,政党政治、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也势必发生相应转变和改变,从而“善政”与“良治”的要求将会更高。我们这代人,注定要亲历并参与人类进化史上一个全新变化的转折点,这样,对于我们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的内涵要求,也将随之提高。这种内涵要求,很可能是接续上世纪以来,人类从宽容的智慧到和解的智慧,从变化的智慧到共生的智慧,乃至“智慧地球”,亦即建设生态文明所要求的全新的共生思想、共生理念。

    孟子认为,良知良能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从此开始,天理良知、天地良心、天良,等等,就成了中国人的口头语。但儒学在西汉武帝时被尊为官学后,读书人学习儒家经典,是为了“通经致用”,这种讲求实用的政治儒学有一个盲点,即人的精神世界的缺失。在宋代,儒学出现一大转型,从政治的儒学转向人生的儒学,关注人心人性的探讨,建立起所谓“心性之学”。影响最大的有两派,即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程朱理学的核心范畴叫“天理”,这个“理”,不是人创造的,而是天然就存在的,具体到人,就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是“人”与“非人”的界线。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却认为,这是做学问,而不是做人。他认为,古往今来,天下人之心,本来都是这一个心,“圣人之心”,而为后天的物欲遮蔽,所以当务之急,不是读书,即物穷理,而是“自明本心”。他引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说:“不识一字,也须还我堂堂做一个人!”强调“人心”是主宰,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所以叫“心学”。明朝的时候,有个文武全才的思想家王守仁,弘扬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向程朱理学发起挑战。王守仁认为,是非的标准,不是孔子或朱熹的言论,而是个人的良知良能。王守仁说:“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这个能判别是非的心,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

    “良知良能”,孟子又称为“良心”。孟子有一句话:“其所以放其良心者”(《告子上》),朱熹注日:“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孟子更喜欢用“良知良能”来表述人性中之善端。学术界虽多讲“良知良能”之说,但民间却习惯用“良心”二字,无论良知良能还是良心,其所指皆为人类的共同善性。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中,“良心”是个宝。良心是“本然之善心”、仁义之心。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别人。“良心”是道德人格的忠实卫士,是上天所赐的心灵礼物,不但有“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的责任感,还以做坏人坏事而耻而悔恨。孟子说:“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 “天理良心”,成为中国人数千年来恪守的做人准则。

    无疑,在人类的生活中,过去的中华民族是最具有良心与良知良能的。现今社会,在党文化的影响下,“良心”一词,却极不讨好。比如,近年来国内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却频繁发生,食品药品安全都是人命关天,当食品药品的制造企业家们大把大把赚着昧心钱的时候,可曾有过良心的谴责?也许在这个国度,在这个时代,拿良心来问责这些无良商人几乎是白痴。又比如,各地城市建设,腐败成风,无处不贪,交通路桥工程几乎成为“豆腐渣”代名词,中国高铁更是沦为一个笑柄,号称最安全却频频“脱轨”。这一切的悲剧,这悲剧的一切,都跟“良心”二字有关。同样难觅良心的百年基业,还有教育,作为一名教育管理者或一名教育者,不要说崇高的教育理念,只是从每个个体出发,尊重他们最基本的权益,这是教育者的起码良心。但不尊重每个个体,侵犯每个学生最基本权益的事,在中国各地学校管理中实在不胜枚举。中学校长让穿着单薄的孩子站在寒风中迎接领导视察,露骨地向权力献媚;大学导师,不导学生也罢,却把学生当廉价劳动力,甚至为持续使用这一廉价劳动力,一直设置障碍不让学生顺利毕业。“师者,从之模范也。”不以身作则,怎配为人师表?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希望,缺失良心的教育,怎能成功造就一个有良心有素质、受世界尊敬的国家和民族?在精神领域,和教育一样常常丢失良心的是传媒,一个政权的批评力量是靠娱乐至死、迎合庸俗,就能壮大的?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社会的良心、良知与良能应该是人民大众的普遍意识,事实上,一切伟大的人类精神和文明素质都无不惯穿在普通百姓日常的点点滴滴的生活中。但是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政治家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良知与企业家的良能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关键素质。政治家的良心主要体现为保证和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公平主要体现为制度的公平合理。当下,中国面临着最为紧迫的是公平制度设计的任务,这个任务需要在伟大政治家的强力推动下才能够尽快完成。知识分子的良知主要体现在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阐述人类生活的文明价值以及发现自然界运动规律,从而推动劳动者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企业家是社会劳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从中国历史运动的宏观角度判断,企业家是21世纪中国发展的最为引人注目和光辉灿烂的角色,企业家的良能在于不断发现、创造和满足人们对于商品需求的能力。因此,政治家集团的良心、知识分子群体的良知与企业家阶层的良能,三者有效的结合在一起,是迅速提高我们社会文明程度的非常重要的力量。
   (六)何谓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精神,“诚信”是也。

    诚信是一种人们在立身处世、待人接物和生活实践中必须而且应当具有的真诚无欺、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信守承诺的行为品质。诚信是一种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它要求人们以求真务实的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诚信本质上是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或者说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合一。诚信不仅是一种个人的美德和品质,而且是一种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不仅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和价值,而且是一种外在的声誉和资源。中西思想家均肯定“诚信”是维持人类社会发展秩序的根本,但中西方在诚信之道上,却有不同之处:中国古人所讲的“诚信”主要是一种“身份”伦理,而西方人所讲的“诚信”则是一种“契”伦理。

    诚信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人文概念,在中国,早在千百年前就有了对诚信的推崇。中华五常(仁、义、礼、智、信)里有一个“信”字,“诚信”也是中华文化固有的优良精神。中华文化讲“诚信”是一个道德范畴,即待人处事真诚、老实、讲信誉。在中华历代经典中,对“信”的论述颇多。比如, “君子之言,信而有规,故怨远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无征,故怨咎及之。”(左丘明《左传·昭公八年》) “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论语·述而》)“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老子·第八十一章》)“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荀子·非十二子》) “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班固《白虎通义·性情·论五性六情》)“勿持功能而失信。”(诸葛亮《出师表》) “夫信者,人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 “诚则信矣,信则诚矣。”(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千百年来,“诚信”被中华民族视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

    在现实中国社会生活里,做人做事什么都不缺,缺的主要是诚信,在文明发展的今天,本来更应该体现人事的诚信度,但我们今人还不如中国古代哲贤实践诚信之道。比如,东汉名臣杨震“不受四知金”、曾子杀猪教子、宋就以诚感人、季札赠剑、胡雪岩“戒欺”牌匾,等等,这些都是留传千百年的“脍炙人口”的诚信典故。在现今中华各地,失信的现象十分严重,造成信用危机。在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享乐思想的冲击下,现代中国人普遍认为见利忘义、投机取巧比中国传统美德——诚信更为重要,崇高理想、道德情操则被逐渐遗忘。但是,无论如何,诚信都是社会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伦理价值需要。

    诚信有不同的类型和表现,从纵向的历史坐标看,我们可以把诚信区分为原始血缘社会的天然诚信、中古农本社会的家族或人际诚信、近现代契约社会的公共诚信。从横向的现实坐标看,我们可以把一个社会的诚信区分为文化诚信、经济诚信和政治诚信。

    文化诚信是文化生活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诚信,主要表现为教育诚信和学术诚信等方面。经济诚信是指经济生活和物质文明建设中的诚信,是直接同谋利计功行为相关联的诚信,主要表现为企业诚信。政治诚信是指政治生活和政治文明建设中的诚信,主要表现为政府诚信。在社会生活中,就个人而言,诚信是高尚的人格力量;就企业而言,诚信是宝贵的无形资产;就国家而言,诚信是良好的国际形象。

   诚信是个人的立身之本。诚信是个人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和品格。诚信是人生路上一个永远的道德标准,诚信作为一种古老的品质,可以让任何一个人发出天使一般的光芒,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的人生。程颢程颐指出:“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诚信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保障,也是个人修德达善的内在要求。

    诚信是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立业之本。企业事业单位的活动都是人的活动,为了发展就不能不讲求诚信。孔子强调“信”是为人之本,也是经营管理之本。所谓诚信经营,并不仅仅是指面向个人或团体的诚信,更重要的是对某个企业据以长期服务于所有成员的各项原则,从经营战略角度讲,具体说来是指企业仔细地挑选顾客、雇员和投资者,然后想办法留住他们的方法与策略。企业诚信实际上是三维的,即顾客、雇员和投资者,我们将其称为“诚信的力量”。诚信经营能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效,诚信能保证销售成本最低化、保证人力资本成本最低化、证生产成本最低化、证资本成本最低化、形资产成本增值。总之,树立企业诚信,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树立诚信,企业可以建立长期信任的客户关系,从而使得企业赢得大量的目标顾客,使你的产品、你的品牌深入人心、有口皆碑。

    诚信是国家政府的立国之本。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治理国家应当讲求诚信。孔子的学生子贡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孔子将其概括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当子贡再问在这三者中必须去掉一项并请问先去哪一项时,孔子毫不犹豫地答道:“去兵。”子贡又问,在“足食”与“民信之”两项中还必须去掉一项,应该先去哪一项时,孔子答道:“去食。”在孔子看来,“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对于国家之“立”比强大的军队、充足的粮食更为重要。唐代魏征在给太宗皇帝的上疏中写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贞观政要·论君道第一》)治国之道,在于贵德崇义,而德义的主要内容则是诚信。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致于败。”在古代,诚信构成国德,支配国运,没有诚信的国德就不能拥有长久而向上的国运。在现代社会,民主宪政政治已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更要求把诚信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政治权力的历史形态是私权或集权,而民主宪政政治下的权力是公权。公权意味着权力归国民所有,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信任。在现代社会,政治的民主化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它要求按照诚信的原则规范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避免行政垄断和行政工作的暗箱操作,做到政务公开,依法行政,建立诚信政府。

    “诚信”是立人之本、经商之魂、治国之基,古今皆然。一个人讲诚信,就代表了他是一个讲道德的人;一个企业讲诚信,就代表了它是一个有信誉的企业;一个国家讲诚信,就代表了它是一个文明之邦。但是,现今我国失信的现象十分严重,我们必须提倡“诚信”,用中华文明来改造我们的心灵。(待续)

    2012-9-4

 

 

 


发件人:qiaoxu20011982<qiaoxu20011982@163.com>;时 间:2012年08月29日 22:19 (星期三)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抄送人:Re:回复:大军文史班开学通知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下面 这篇文章,一看署名,就知道这才是个真正没信仰的人,所以连个真名都没有。这是一篇典型的浅薄无知的文章。在他看来只有信了基督教的人才有信仰,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都没有信仰。这简直是狂妄愚昧到家了。拿一种宗教来贬低另一种文化,这可能原本并非基督教的本义,而是这些中国杂种把经给念歪了。话又说回来了,造成今天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那就是多年来中国人一味照搬西方,一味割裂糟蹋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才使今天的中国出了一大批对自身文化全然无知的盲童,才使这些愚昧浅薄的人见了点外国货就捧上了天。倘若这些人到大军文史班多少听几堂课,就知道自己是多么幼稚可笑了。

中国人没信仰所以没有底线

——与易中天先生谈信仰

尼哥底母

    易中天先生是能仗义执言又言之有理的学者,对历史问题、文化问题往往有独树一帜的精辟见解,是我所尊敬的为数不多的体制内学者之一,因此他的言论我会较多的关注。今天看到易先生关于信仰问题的坦率谈话,更加倍引起我的注意。

    2012年8月5日“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活动”上海答问上,易先生对信仰问题这样阐述:本人无党、无派、无信仰,属于“三无人员”。而且我个人认为,不需要信仰。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对超自然和超世俗之神秘存在的坚决相信”。就是你相信一个对象他是存在的,但他又不是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比如上帝、神。因为他不是自然界的,所以不能通过科学实验来证明;因为他也不是人类社会的,所以不能通过生活经验来证明。科学实验也不能证明,生活经验也不能证明,怎么办呢?只能信仰……

    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信仰。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无信仰的民族,中华民族是没有宗教意识、彼岸观念和信仰的。因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是人本精神、现实精神、艺术精神。这就决定了我们没有宗教意识,没有信仰……

    我们这个汉民族几千年没有信仰也没出事儿啊,是不是?原因就在我们汉民族从周代开始,就是“以伦理代宗教”。虽然没有信仰,但是有核心价值观,有道德底线。所以三千年来文明不中断,而且社会基本稳定。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不是“没有信仰”,而是“没有底线”。

    对于易先生关于信仰的定义以及是否信仰可以用“科学实验”“生活经验”来证明或证伪,我认为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由于出发的立场不同,永远不可能有同一答案。只不过我们需要知道世界上占绝大多数的科学家都是用“科学实验”来证明神的存在,世界上占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用“生活经验”来证明神的存在,易先生的定义只是在中国这个古代无信仰传统,现代无神论当道的特殊语境中才能“言之成理”。因此我想与易先生探讨的恰好是先生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中华民族的信仰”。

    对于易先生关于“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信仰。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无信仰的民族,中华民族是没有宗教意识、彼岸观念和信仰的。因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是人本精神、现实精神、艺术精神。这就决定了我们没有宗教意识,没有信仰”的判断,我表示完全赞成,这比任继愈等人“中华儒教”的见解深刻得多也中肯得多。

    我认为,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世界上的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讲求“对错”,一类讲求“输赢”。讲求对错的人一定要导向终极关怀,讲求输赢的人一定只导向现实关怀。整体来看,有信仰的人属于前一类,无信仰的人属于后一类。

    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属于前一类,而最大的一个族群华夏民族属于后一类。“对错” 的原则是“追求真理”,为“追求真理”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输赢”的原则是“追求成功”, 为追求成功便会不择手段(虽然也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等说辞,那不过是冬烘的自欺或猾贼的欺人)。不信你翻开二十四史,读来读去只有一句话:“成王败寇”。 “成王败寇”不但是我们中国人一时一世的文化标准,这就是整体华夏民族的精神底色——除了“王”、“寇”,看不到“人”。因为中国文化看不到“人”,所以和易中天不同,我认为中国文化有下面两大特色:

一、“神道设教”的结果是没有道德底线

    中国文化里虽然没有宗教,但有一个“神道设教”的传统,我们重点分析一下易先生推崇的周代“礼乐”制度的“神道设教”观念。

    “礼”之本义,据许慎《说文解字 示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所谓从示,就是显示给人看,整句话的意思就是:“把敬神的事做给人看”。

    “把敬神的事做给人看”,已经不是如西方那样虔诚敬神,而是做作,这已经透露出了中国文化核心内容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而“神道设教”更是赤裸裸的告诉统治者说:“对老百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欺骗。”

    “神道设教”的提法,出自《周易》的观卦彖辞:“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顒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卦由宗庙的祭祖典礼而讲到政治教化,所以彖辞用“神道设教”进行概括。

    “观盥而不荐,有孚顒若”是观卦的卦辞。“盥”是敬酒灌地以降神的仪式,“荐”则只是向神位献笾豆等物的小礼仪。按照彖辞作者对观卦的理解,百姓看到君王在宗庙祭祖中举行盥的隆重典礼,从而对神道产生敬信。圣人于是根据神道制立教法,使天下百姓服膺,达到有序的治化。

    《观卦》的卦象,上卦为巽风,下卦为坤地。从上下卦来说,是“风行地上”。风从天来,遍吹地上,无所不至,有“教化”之意,《毛诗序》中说:“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易俗。”所以,《象传》说:“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贲卦。彖辞》接着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就是中国最本来意义的“文化”。换句话说,中国“文化”的根本意义,是与“神道设教”联系在一起的。

    钱钟书先生说:“神道设教,乃秉政者以民间原有信忌之或足以佐其为治也,因而损益依傍,俗成约定,俾用之倘有效者,而言之差成理,所谓‘文之也’。”(《管锥编》第一册)意为统治者借用民间已有之宗教信仰,对其加以改造后,用作治民之具。关于“神道设教”之功用,钱先生以为有二:一是“为治人者言,法令之力所不逮,得宗教以裁约之。”二是“治于人者……,遭荼毒而不获申于人世,乃祷诸鬼神以冀疾苦之或苏。”即是说,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用“神道设教”之法治天下很是得心应手;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则为解脱疾苦的途径之一。

    我认为,如果说“礼乐”制度是统治阶级利益集团的自我管束的话,“神道设教”是统治阶级利益集团针对被统治者的统治术。这套统治术特征有二:1.只有形式没有内容。上文说到“百姓看到君王在宗庙祭祖中举行盥的隆重典礼,从而对神道产生敬信”、 “把敬神的事做给人看”,并没有信仰的成分,这也就造成了中国宗教讲究“过场”的形式主义特征;2.这是统治者的愚民政策,统治者自己是不相信的,专门用来吓唬老百姓。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荀子》最为清晰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圣人明知之(指祭祀),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 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文子?上礼》更一针见血:“故圣人之制礼乐者,不制于礼乐,制物者不制于物,制法者不制于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因此,我同意易先生前半句“中华民族是没有宗教意识、彼岸观念和信仰的”的判断,但不同意后半句的论述。因为“神道设教”愚民政策的直接后果是,愚民者没有道德底线:己所不欲,仍施予人。“圣人明知之(指祭祀),士君子安行之”、 “故圣人之制礼乐者,不制于礼乐”。

    汉民族从周代开始,就是“以伦理代宗教”。虽然没有信仰,但是有核心价值观,有道德底线。所以三千年来文明不中断,而且社会基本稳定。

    被愚民者没有道德追求——最能反映这种特征的如“送灶”,旧岁逝去前夕,灶神老爷按例要上天禀报所在人家一年的善恶,以供天帝决定赐福或降灾时抉择。人们对这位“现管”的灶神老爷不敢等闲视之,唯恐他打小报告,故在送他上天前,总要供些酒菜和麦芽糖封住他的嘴, 免得他在天帝面前说三道四,直至除夕再把他接回来。

    连神都敢忽悠,“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道德素质溃烂得没有了底线。西方百姓用“祷告”来建立与神的沟通,而中国百姓却想的是封住灶神的嘴。因此,中国的文化是人本主义的因此“自以为是”。中国文化本质上来说就是骗子与傻子的游戏。

二、人本主语的结果是骄傲狂妄到极点的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的文化必然产生人崇拜人。梁启超说:我们若是把中国人所供祀的神,一一根究他的来历,大抵没有不是由人变来的……所以可以说中国人实在没有宗教,只有崇德报功的观念。

    葛剑雄说得更直白:“政治家并非不知道信仰的重要性,只是他们希望用政治信仰取代其他信仰。政治信仰的对象不能是神,只能是主义或领袖。”

    专制的文化基础“道统”骨子里来说便是 “无天无法 ”。“无天”便是没有信仰,人中的帝王自大到“欲与天公试比高”便会实行“专制”。人中的黎民百姓因对统治者的崇拜和恐惧而放弃人的尊严是“专制”的社会基础。中国历史几千年就是这样过来的,因为“无神”,所以“无人”,只有帝王将相的争权夺利。孙中山说得最直白:“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

    “无法 ”,便是只有“王法”没有“宪法”,人民只能在“王法”的机制中成为专政对象与专政工具。“无天无法 ”是统治者的文化。关键是专制条件下只有统治者的文化而没有被统治者的文化,换句话说,讲输赢的文化是“一元”(皇权)的,它的逻辑是赢家通吃,天——天子——天下,一人(天子)拥有全部,除此之外的从个体到集体在这个逻辑中都没有地位。
我们熟悉这样一句话:“乾纲独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文化的弊病就在于只有“国家文化”而没有“社会文化”,也就是只有统治者的文化而没有被统治者的文化,只有“庙堂”文化而没有“江湖”文化。(“江湖”文化的代表作《水浒》都是以“归顺朝廷”为标的,何谈其他。)

    正因为“无天无法 ”是统治者的文化和被统治者的被文化,“专制——革命——再专制”模式翻译成民间语言,叫做“打倒皇帝坐皇帝”,这是“江湖”语言吗?不,它正是“庙堂”文化。

    “打倒皇帝坐皇帝”是血淋淋的丛林法则,因此,中国历史上“打倒皇帝坐皇帝”的绝大多数是流氓莽汉。

    中国的知识分子呢,他们虽然是“道统”的掌握者,但由于“政统”的皇权既是政权又是神权,知识分子在中国从来就只有处于依附的地位,“道统”不但没有起到对“政统”的监督权与修正权,反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专制的理论工具,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在帮中国人选择了命运的“文化”环境中,你会无奈地发现:“专制——革命——再专制”成为了“天经地义”,“奴”( 专制)是常态,“怒”( 革命)也是常态,没有“宪政民主”这样的良性社会变更程序, “革命”与“反革命”都使用同一套理论体系和思维模式,必然也就导致社会向同一方向发展,黑格尔道:“中国的历史本质上来说就是没有历史,只有历代君主的更迭,任何进步都不能从中产生。”

    在这种低人权、低福利、不发展的社会中,我们离“人的幸福”与“社会和谐”这两个人类基本目标越来越远,则易中天所说“三千年来文明不中断,而且社会基本稳定”有什么意义?

    我还认为,如果“三千年来文明不中断”,中国将永远没有前途。鲁迅形容中国文化是“神奇的毒针”:

    从孔孟到董仲舒,到宋明理学,朱子学说,一脉相承下来的中国的精神礼教,把人麻痹为不死不活的状态而甘愿为奴。尊孔、学儒、读经、复古,由来已经已久,旨在从中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杀人,奸淫掳掠,做着虽蛮人对于同族也不肯做的事。

    正是这一套貌似华美灿烂而骨子里已病入膏肓的文化体系统治中国五千年,除使得中国社会停止不前外,更重要的是,它毒害了中国人的心灵,使我们已经不会“用心思考”,使我们的血液里充满毒素。我们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找到的最高理想也只不过是“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 那种超越的精神价值,形而上的追求,个人与神的关系等,就一直旁落在中国文人的视野之外,在我们的生存环境中,“会思想的芦苇”,也是最易被折断扔弃的枯草。

    综上。没有信仰的中国文化,于个体形成心灵毒害,于社会形成皇权专制,哪来“道德底线”?对照中国人本主义文化的自以为是,基督教文化是神本主义,因此是“自以为非”:

1.人都是“上帝按自己形象创造的”,因此每一个人都因被造而尊贵;
2、人都是“罪人”,是“罪人”就要用监督来约束他,尤其是掌握权力的政府;
3、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只对一个人负责,这个人就是上帝,上帝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内心中,“道德底线”是由此才会产生。
没有信仰就不会有道德底线,“往奶粉里面放三聚氰氨”就是没有信仰的必然结果。

    现在整个中华民族失魂落魄,没有“道德底线”是表象,没有信仰才是根本原因。美国的兰德公司有一个分析中国人性格成因的报告,其中说到:在中国,政治斗争是罕见残酷而无情的,政治斗争让中国一代一代人失去人性。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們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這样的概念,因为他們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並存)存在的更高层次。

    这份报告认为从精神层面上看,中国人甚至不能称为是“人”,不能称为是上帝按自己形象创造的那个有良知有自由意志的“人”。 我痛苦的发现,这样难听的话竟然是真实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只能归为三类动物:

一类为“饕餮”——贪婪、残酷的统治者,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他们叫“贪得无厌”;
二类是“鹰犬”——唯利益驱动的统治者帮凶,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他们叫“为虎作伥”;
三类是“牛马”——受压迫受欺诈而不知痛苦的劳苦大众,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他们叫“任劳任怨”。
我更痛苦的发现,浸润、学习、热爱了一辈子中国文化的我,在现代“人”的指标下,竟也不是“人”。

    “自以为是”和“自以为非”这两种文化的差异,导致的后果是:西方民族崇拜神,中华民族崇拜人,与西方民族相比较,他们的文化基因是神的人化(道成肉身)因此有基督教,我们的文化基因是人的神化(真命天子)因此有专制,这就是中国几千年专制不能革除的文化基因。

    最后,我还想关心一下“不需要信仰”的易先生个人的生命问题了。帕斯卡尔说:“人的伟大之所以为伟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可悲。一颗树并不认识自己可悲。因此,认识自己可悲乃是可悲的;然而认识我们之所以为可悲,却是伟大的。”

    人的尽头,便是神的开头。 易先生央视开坛、著作畅销、粉丝拥戴,没有“倒霉”到王阳明“唯生死一念未明”而不能自行了断的绝境;也没有觉悟到梁济、王国维非要“以死救末俗”的绝决。我倒建议易先生关注一下梁济和王国维的生命态度,梁济和王国维的死,从个体来说标志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士”阶层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伟大人格,但从中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中是没有活路的——哪怕你是如梁济和王国维这样的才情与心性。如果哪一天易先生把自己的才情、心性与自我的生命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了,断不会轻易说出“不需要信仰”的话。

    我以一个今年才受洗的新信徒,愿意与易先生交流神对生命的翻转。

    本人出于对易中山先生的敬仰,同时出于易先生的观点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触动从来没有写过博客的我写下了第一篇博客,愿意与任何人进行文明交流——但不包括不会说人话的孔庆东之流。

    2012年8月27日

 

 

发件人:赵嫣<1026140517vie@sina.com>;时 间:2012年08月30日 10:59 (星期四)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回复:Re:回复:对此文的评论

为什么当今这么多人怀疑中华文化?

赵嫣

    看了这篇文章,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才是中华文化?什么才是经典灿烂的中华文化?

    华夏民族几千年来,无论文学诗歌、绘画雕刻、哲学思想、道德伦理、生命情怀等都是原创的,独立的、站在世界民族之颠的。所以我们不能否认中华文化的优异,即便当今在科技方面落后,也不允许让我们这代子孙来诋毁中华文明。

    至于信仰,我个人认为,中国人没有西方形式的宗教信仰,但有自己形式信仰!《中庸》开篇就说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国自古以来讲究“天人合一”,其天道和心性是不可拆分的。这就是信仰,这种信仰不拜神,因为“神”本身就涵盖在天道下。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遵循天道,时时刻刻的“诚意以修身”

    为什么当今有如此多的人,包括我们自己都怀疑中华文化?从历史来看,自从东汉后,文化就走向衰退,隋唐后佛教兴起,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却被吸收重塑,中国已替代其发源国而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这也证明了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之处!儒家文化在宋明时期虽然在获得新的开展,但终究到不得先秦时期的高度,内圣强而外王弱,到了满清入关后进入衰弱期,随后三百年更是陷入被歪曲的命运。

    所以,我们不能把现实的残酷归咎于“中国人的人性”上!我时常在想,也许我们这个民族在两千多年前,智慧发展的太高,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高度,那世界的格局将被颠覆。所以,我们的文化才被割裂,被自己内耗,给其他民族以喘息的时间。

    现在我们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要做的不是崇洋媚外,而是踏踏实实的发觉身为中国人的“慧命”,继承祖先的智慧继承真正的中华文明,最终能将西方文明消化融合。作为中国人,我承认我自身的不足,但从不否认中华文明的优秀。我想仲老师开设学堂也是为了能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能真正认识中华文化以正视听。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收件人:lin chun<C.Lin@lse.ac.uk>;d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0月07日 16:38 (星期日)

薄熙来前妻讲述自己的故事

纽约时报

2012-10-07

    据报道,薄熙来下台前几个月,他让其第一任妻子李丹宇的哥哥到重庆市政府大院与他会面。身为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指着一叠文件称,他有法医报告,证明存在一个持续性的阴谋,要毒害他的第二任妻子谷开来。薄熙来说,涉嫌策划该方案的是他与第一任妻子的儿子李望之。

薄熙来与前妻李丹宇

    “难道这是真的吗?”薄熙来问。当李丹宇的哥哥坚称这种担忧是离奇的,薄熙来似乎松了口气。

    薄熙来被疏远的第一任妻子-62岁的李丹宇,在两次最近的采访中讲述 了这个故事。

    在采访中,她详细介绍了她与薄熙来的婚姻,让人们对薄熙来的早期生活及这位革命领袖的儿子的思想提供了难得一瞥。

    她说,“(当时)我们相信我们需要从资本主义的地狱中去拯救世界其它地方”。也是“太子党”的李丹宇说,虽然她和谷开来之间的敌意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是她的儿子从来没有密谋谋杀谷开来。另一名家庭成员证实,李的兄弟与薄熙来会面,被告知这所谓的阴谋。他还坚称李望之是无辜的。

    李丹宇说,虽然她没有证据,她怀疑谷开来是第一位指责她儿子谋杀阴谋的人,所谓的法医证据,可能是前警察局长王立军提供的。李说,她担心谷开来想要逮捕或伤害她的大儿子。

    “她是个偏执狂”,李说。至于薄熙来,她说,他“并没有要相信这方面的证据。”

    李丹宇说,1975年在“文革”快结束时,她与薄熙来相识,并开始了他们的浪漫故事。她说,在1981年他俩痛苦分手后,她就没有与薄熙来有过联系。

    家族间的网络纠葛反映了中国“红色贵族”的狭隘特质。李丹宇的哥哥李小雪(Li Xiaoxue 音译)娶的是谷开来的姐姐-一名陆军将军的女儿。 就是李小雪,去年10月-在海伍德死亡前数周,与薄熙来在重庆会面。

    谷开来的律师李晓林(Li Xiaolin)在电话采访里说,谷开来及其家人认为她在几年前被用重金属物质下毒。他说,他不知道谷开来指责的是谁下毒。李晓林说,谷开来的双手颤抖,这是中毒的结果,这在8月份的审判中可以看出。

    数名接近薄熙来家人的人士表示,他们听说了谷开来曾经中过一次毒,最近几年里,家里存在着极度的偏执狂。但三位要求匿名的家庭朋友说,他们不相信谷开来在对李望之伪造证据。他们称,李丹宇长期以来怨恨谷开来,发动了对薄熙来与谷开来的私人攻击。

    李丹宇和薄熙来,双方家庭相识多年,他们的恋情开始于1975年。当时是文革期间,薄熙来刚刚经历了多年的监狱,他的父亲被清除,他在工厂工作。

    当时是一名军医的李丹宇,其家庭也同样遭难。“他做的很多的事是阅读马克思和列宁选集”李说,“他是一个简单和上进的年轻人”。 因为工作原因,他们住在不同的城市,他们每三天就给彼此写信。 他们在1976年9月结婚,并于次年生了一个儿子。

    在薄熙来的父亲成为副总理后,他们两人搬进了中南海。 在他们的儿子四岁生日-1981年6月20日,他们的关系开始结束,薄熙来要求离婚。“他很伤心,哭了,抱住了我们”,她说。那天晚上他告诉她,“我对你不再有感情了”。

    李丹宇拒绝离婚,但她搬出了中南海。他们的离婚递上了法庭,并于1984年离婚。谷开来在自己写的一本书里说她是在大连遇到的薄熙来。但李丹宇说,当薄熙来和谷开来都在北京大学念书时,两人可能已偷偷约会,当时薄熙来仍然在婚。

    为了阻止离婚,李丹宇告诉官员们,称谷开来摧毁了这桩婚姻。在采访中,李丹宇说,身为律师的谷开来曾扬言,如果李丹宇坚持的话,她会采取法律行动。 李丹宇说,在本报联系她后,她“最终鼓足勇气,去讲述我的故事。”现在,她和儿子在等待中共对薄熙来的最终裁决。

 

 

 

 

 

发件人:数字时代<cdtchinese@chinadigitaltimes.net>;收件人:订阅网友<zdjun@263.net>;d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0月11日 06:01 (星期四)

忽必烈:中国最喜欢的野蛮人

Chinas favourite barbarian

嘉莉·格雷西 Kublai Khan

BBC新闻,北京

    中国对一切舶来品均持一种爱恨交加的心态。从传统意义上讲,长城以外的所有人都是野蛮人----只能算部分人。但入侵者有时会受到欢迎,随时间推移而进入中国家庭。其中一个就是元世祖忽必烈。

    在13世纪,没有人知道世界有多大,所以蒙古人从草原出发,抱着征服整个世界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强大的成吉思汗在1227年去世时,他已建立起一个从太平洋到欧洲的庞大帝国。他的孙子忽必烈继承其遗志来完成这项工作,开始向南移动,攻击中国的宋朝。但当时中国已是一个统一的帝国,断断续续已超过1000年。那么,宋朝统治者是怎样看待忽必烈的这种野心呢?

    “对宋朝来说,蒙古人要夺取整个中国,这将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忽必烈的传记作者约翰·曼说。

    “我不知道,这是否和皮克特人夺取罗马帝国或北美苏族人占领整个加拿大和美国----同样不可思议。所以,当它实际发生时,其冲击力是灾难性的。”儿皇帝自杀。很多忠实的官吏及其家人尾随其后。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把自己视为世界文明,而现在这一文明处于他们视之为野蛮人的掌股之中。“中国人之外都是野蛮人 - 野人,介于人类与某类野兽之间的人,”香港大学的历史学家周迅(音译)说。她指出,中国文献中每每写道野蛮人或洋鬼子的不安份守己。用以形容他们的部分特性往往被用于动物身上。

    “这些人长相不同,这种差异造成一个问题,”周迅说。 “对于中国来说,他们并不真正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些人。”

    蒙古人的乐趣包括摔跤,喝发酵的马奶和引吭高歌,歌手唱和弦,而不是单音符。所有一切都非常不同,南部中国的精英们穿着精美的丝绸,彼此欣赏诗歌和艺术展览。他们花钱雇佣军队去打仗。

    忽必烈在人数上悬殊巨大,寡不敌众。曼说,宋朝是一个有7千万人的“不朽文化”,在军事上强大10倍,甚至上百倍。蒙古人不得不耍些计谋。一场重要战役发生在襄阳,该城固若金汤,控制着长江的一条支流-汉江。

    “中国人具有一种渗透感,这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

    “这次战役演变成到一次小特洛伊之战,”曼说。“围困持续了5年,中国人不能突围,蒙古人无法攻破。无数次潜入,突入,突破 - 全部被挫败,所以必须有某种新计划,而且是帝国提出的这项计划。”那就是蒙古帝国。

    忽必烈的亲属入侵东欧所向披靡,他听说十字军东征期间基督徒曾使用过一种巨大的投石车。他召集了两个波斯工程师,他们制造出这种相当于重炮的东西 - 一种能将100公斤(220磅)的岩石抛射出200多米甚至300多米(650英尺 - 1000英尺)远的投石车。经过几次试射调整距离后,它轰倒了一座巨塔,尘土飞扬。攻陷该城后蒙古大军长驱直入中国南方,中国第一次被野蛮人占领。

    事实上,忽必烈统治了当今中国的全部国土。在西南与越南,缅甸接壤的云南,延伸到中亚的新疆和西藏。中国将其巨大疆域归功于怀揣扩张野心的入侵者,可谓自相矛盾。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留下了对忽必烈汗宫殿的描述,略有缩短,是这样说的:

    “它四周全用高墙封闭,南面有五个大门,中间一个在任何场合都从来没有打开过,只供大汗本人出入使用。这是史上最大的宫殿。屋顶非常巍峨,宫墙全部涂有黄金和白银。大厅之大,6000人用餐也绰绰有余。屋顶是朱红色,黄色,绿色和蓝色,房瓦均仔细涂上清漆,像水晶一样闪耀,从很远的距离就可以看到。”

    忽必烈的首都就是北京。今天的城市继续搭建脚手架和高层建筑。但忽必烈才是第一个对它进行大改造的人。他给自己的王朝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元,他利用汉人儒士进行统治。中国历史对将蒙古王朝吸收到自己帝国的故事- 同时也将一部分蒙古本土纳入中国版图-大加赞美。

    今天,蒙古和藏族,维吾尔族和占主导地位的汉族一起,成为中国56个民族之一。

中国医药吸收了伊斯兰医学

    中国人具有一种渗透感,这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这同样适用于蛮夷随身带来而中国认为有用的创新。中国医药吸收了伊斯兰医学,周迅点出,“但他们从来不提及这一点。”

    蒙古人从欧亚大陆的一端到另一端纵横驰骋,他们沿途学到了很多有用的新东西。

盘扣式纽扣在元朝被引进中国

    “他们引进了按钮,”中国服装和纺织品专家维里蒂·威尔逊说。

    “他于1294年去世,将其帝国的这一部分留给他的继承人,然而没人能望其项背。”忽必烈的传记作者约翰·曼说。

    “在此之前,男人和女人总是用某种带状东西裹紧自己的长袍。但是,盘扣式纽扣是在元朝被引进到中国的,而现在我们却称其为中国扣。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服饰标志,真正的中国服饰就是用这些盘扣式纽扣但元朝之前是没有这种纽扣的。”

    这种同化过程一直延续至今。其后还有辣椒,是在15世纪和16世纪的明朝由新世界传入中国。“但现在,他们已经完全纳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真的想不出有什么没有辣椒的中国菜,”威尔逊说。

明朝以前中国没有茶壶

    “我们想到的另一件东西是茶壶。茶壶已经成为一个与中国密切相关的物件。但明朝以前,中国是没有茶壶的。所以我认为所有这些东西,我们认为是典型中国式的东西实际上是中国人从其他文化吸收而来的。”

    大约500年后自行车的到来最初也遭到人们的白眼。起初,只有那些所谓的“洋鬼子”才骑自行车。没有任何有自尊的中国男士 - 更别说女人 -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大汗淋漓的运动。但它很快就成为中国工人的首选车辆。

    仅50年前,如果一个中国人宣布说自己喜欢美国食品,很可能他们付出的代价是自由,如果不是生命的话。随着二战结束,中国摆脱了日本占领,1949年后,共产党人把西方人赶走。不久,苏联人也被赶跑了。这就是党所说一个统一的中国对抗外国侵略者的一部分。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外国人又大受欢迎。这就是为什么,20年前,我出席了北京第一家麦当劳餐厅的开张典礼。现在感觉好像美国快餐或咖啡遍及每一个角落。

    麦当劳在中国有1400多家餐厅。在某些方面,今天国外产品的渗透----美式快餐、德国汽车和日本电子----是一个世纪前,殖民列强强行打开中国港口通商的真实写照。不同的是,这一次却是应中国的邀请而来。历史总是产生一些很奇怪的讽刺。如果不是因为忽必烈汗,西方列强可能永远也不会在19世纪来到中国。正是他的传奇故事激发了欧洲的探险时代。

    “因为马可·波罗关于忽必烈的描述,哥伦布决定前往中国,”约翰·曼说。 “他向西行进,发现他看到的并不是他所想的中国,而是美州,所以最终是忽必烈通过马可·波罗之口激励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忽必烈自己一统天下的梦想永远不会实现。他两次派舰队远征日本,舰队之大世所未见,或将永远看不到,直到700年后盟军入侵欧洲。两次他的舰队被日本人所称的神风,或“神奇的风”吹得七零八落。蒙古人征服世界的梦想与忽必烈的舰队一起沉没。

 

 

 

发件人:数字时代<cdtchinese@chinadigitaltimes.net>;d(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订阅网友<zdjun@263.net>;d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10月05日 06:02 (星期五)

    编按:现在的公知们之所以与现政权如此势不两立,就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经历。发出此文,以供参考。

我的“大批判组”生涯

张鸣

2012年10月04日

    文革岁月,我这样的出身不好,父亲又有“历史问题”的标准狗崽子,当然日子好过不了。不过,托尔斯泰说过,每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则有各自的不幸。我的日子不好过,也有个人的原因。我们家从当时黑龙江农垦总局所在的佳木斯搬到5811农场之后,不知怎么一来,我交了狗屎运,跳级了。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我小学跳级后,摊上一个出身不错,一脑门子阶级斗争的男性班主任。在一个已经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年月,他对学校搞“唯成绩论”,让我这样的人跳级,感到不满意,当然天然合理。文革尚未开始,我跟班主任的关系已经有点紧张,他看不上我,当然我也投桃报李地看不上他,私下里跟朋友嘀咕,认为他就喜欢女生,偏心而且花心。文革一开始,像他这样出身贫农的教师,是稀缺紧俏物质,很得意。总是热衷指挥批斗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女图画老师,不顾人家七八个月的身孕,最后活活把人逼死,两条人命。别的不说,单就这一点,这让我跟他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不过那个时候,我的父母还没有被揪出来,他还不敢把我怎么样,但彼此的敌意却正在积累。他曾经打上门去,到我家里告状。但我们父母却没有像别的学生家长那样,只要老师上门,就不分青红皂白给孩子一顿胖揍,这也让他更是恨恨。

    1968年,全国大混乱的局面逐渐安定了下来,被利用完的造反派遭到无情的抛弃,草根冲击当权派的日子结束了。随后,不仅刚刚大联合之后的造反派遭到全面整肃,过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们,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也再次被过了N道筛子,剥了几层皮。过去因在北大荒,地老天荒而得以幸免的我的父母,全部落网。当然,也就给了我的班主任,一个绝佳的整我的机会,那些日子,他几乎可以天天消遣我。此时,他已经因整人有功,升为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上掌控学校的大权。

    在那些日子里,经常上着上着课,就不知怎么就变成了我的批斗会,要我交代父母的罪行,表态划清界限,让我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全班上台表演节目,就我不能上,一人向隅。玩篮球乒乓球,也没我的份儿,下了课,经常会莫名其妙地挨几个贫下中农子弟欺负,人家打了我白打,如果我敢还手,就一定是阶级报复。可惜,当时的我没有学会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就是不服,挨批斗时还会还嘴。就算阶级报复,挨揍的时候,也一定要还手,哪怕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眼睛都睁不开。当然,这样的做的结果,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在父母相继被关牛棚之后,我给他们送东西的时候,由于执意不肯按他们的要求臭骂一顿自己的父母,消息反馈到学校,大家一致说我反动透顶。于是,我的班主任大笔一挥,布告贴出来,我就被开除了。那一年,我11岁。自己回家呆着,爹娘都关在牛棚,就我和我的小哥哥在家,我做饭给他吃。

    当我在家晃了差不多一学期还是一年的时候,学校再次发生变化,不知怎么回事,有年龄大一点的学生查了我那班主任的档案,发现这么革命的人,居然当年是中右——57年反右运动中的准右派。这样,这位红极一时的人物,从此不能再做革委会副主任,连教师都免了,给发到后勤去了。接管学校的复员兵中,有一个就住在我家不远,对我印象尚可,然后就通知我复学,降了一级,回到我跳级前待的那个班。没了直接的对头,日子稍微好过了一点,可也就是一点而已,一个狗崽子,依旧得担惊受怕,处处小心,稍不留神,就会遭来无妄之灾,挨上一顿奏,还顺带被老师批一顿。

    真正的转机,是学校成立了大批判组,要写大批判文章,还要出板报,墙报。管事的人,搜遍了全校上下,发现就我还能凑合着写写画画。于是,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稀里糊涂地进了大批判组。当然,按领导的说法,大批判组的主要成员还都是根正苗红的,但这些主力其实什么也不做,活儿都我一个人干,连写稿带画报头,再把稿子抄到板报或者墙报上去。有的时候,学校开大批判会,批判无论什么人,领导的发言稿,也得我来写。

    这样一来,我就成了我们学校的笔杆子。最大的变化,就是至少有一部分的同学和老师对我客气多了。虽然经常熬夜出板报有点辛苦,但有时候还能到食堂弄点剩饭吃,只要领导要稿子,这边上着课也可以昂然出来,穿过教室的时候,让同学们感到很羡慕。其实,那个时候,这种最基层的所谓大批判组,要干的事相当简单,无非是跟着两报一刊鹦鹉学舌,再联系一下本校本地的实际,随便扯就可以,没有人会深究的。每篇文章的开头,最常见的是“东风吹,战鼓擂。”“红旗飘飘,彩旗猎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所谓的报头,也无非是根据现成的报头图案,照猫画虎描上去就行,无非是些表情严肃,夸张地伸着拳头的工农兵。但是,就这样的活儿,就是没有人能胜任。他们用我,其实也是不得已。

    当然,这样的不得已,还是有人心有不甘。记得当年我们学校唯一的一个大学毕业生(记得好像是学农学的),阶级观念就非常强,总是惦记着找成分好的学生把我替下来。实在找不到,就找两人跟我学,意思学会了就取我而代之。可惜,这俩宝贝无论如何都学不会,有一次,他们中的一个抄完了黑板报,字实在太难看,我帮着修了修,回头让那位老师看见,连声夸好。但第二次他自己写,我不再修了,依旧一塌糊涂。这个状况,让那位阶级斗争弦绷得很紧的老师十分丧气。不过,老师就是老师,他不久就想出了新的办法,硬找一个成分好的跟我一起出板报,并吩咐我以后只准干活,不能声张。每次板报出完,他都对外说是那个成分好的学生干的,至少是以他为主干的。时间一长,我成了人家的替身,隐在别人的影子里面。还好,替身始终得存在,不仅要替他出版报,还要帮助他做功课,不可或缺,所以我的日子还能将就着过。晚上出板报,大批判组的男男女女,最欢乐的事情是彼此开玩笑。那个时候,禁欲的禁锢多少开始放松,男女生之间,白天上课不好说话,但晚上“工作”,却可以聊天。那种聊天,虽然没有什么带颜色的话儿,但分明就是打情骂俏。那个时候,女生跟男生说话,动辄就说缺德,讨厌说缺德,兴奋了也说缺德,喜欢对方也说缺德,缺德就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口头禅。男女生打情骂俏,当然注定要泡在一片的缺德声中。女生时不时地还会用小拳头打一下对方,当然不一定只打一个固定的人,约定成俗,只能女生打男生,不许男生还手。当年的我,也没少挨女生的小拳头,女生的拳头打在身上,还配着缺德的娇嗔声,心里一阵莫名的兴奋。不过当时的我,不仅不敢还手,连斗嘴都不敢,只是笑笑,低头干活。不过,明明是打情骂俏,但好像没有人敢真的恋爱,这种事,在那个年头,还属于流氓行为,没有人敢越雷池半步。

    不过,文革日子的紧绷,是越来越放松了。在北大荒这样的人少地荒的所在,放松的就更历害。革命时被严格限制的男女关系,也大幅度松弛。大人们群里,拉帮套(即丈夫之外的副夫)的重新上位,搞破鞋的也冒头了,而且大有泛滥之势。电影不仅是八个样板戏和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都能看见了,有时候还能看见几部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偶尔也会有几个男女调情恋爱的镜头。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操场露天看电影,自带板凳,好处是不花钱,不好的是如果摊上下雨,就只能落荒而逃。记得《列宁在1918》上映的时候,我晚了一步,前面的位置都没有了,只能坐在中间,恰好落在学校一个胖胖的女炊事员的后面。这部电影很有意思,一上来就是芭蕾舞天鹅湖的场面,舞台上一群光着大腿的女演员在跳天鹅舞,男女主角还时不时地kiss一下,然后那些红色水兵一阵欢呼。当时,这样的场面,在中国还是相当刺激。画面出来,人群一阵小小的骚动,我前面的胖炊事员一个劲儿地说,缺德,缺德,缺德!我分明听出胖炊事员的声音里,带着兴奋和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很有感染力。不久,就传出还算有几分姿色的胖炊事员跟我们书记之间的绯闻。其实,这位胖炊事员人挺好的,我们晚上出版报忙晚了,到食堂找东西吃,只要她在,每次都能吃到好的。绯闻的结果如何,我不知道,不久,我转到了另一所中学,五七中学。

    五七中学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我们半天上课,半天劳动。虽然说,在原来的中学也经常劳动,不仅农忙时节要下连队停课劳动,平时学生也要帮助种学校的地。但是硬性规定要半天劳动,还是让家长们感觉有点多。不过,当时我们都挺高兴的,干起活来,特别卖力。自己养猪,自己吃肉,自己种菜自己吃,在菜和猪都没有收获的时候,我们成天就喝冻菜汤,吃咸菜。不过,在这里,阶级斗争的弦却进一步放松,似乎没有人在意我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校的板报,就全交给我了。内容逐渐从大批判,变成我们学生的抒情园地,充斥了我们自己写的乱七八糟的诗,看上去虽然还很正面,相当革命,歌颂领袖的陈词滥调不少,但已经没有多少火药味了。而且,学校歌咏比赛的串词,对口词,后来连相声,小话剧也由我来写了。大批判组的名义也没有了,但凡有这样的事,学校就来找我,我堂而皇之地做了主角儿,用不着再给人家做替身。这样的得意,让我从夹着尾巴做人,变成少年轻狂。这样的好事,直到我因为林彪事件,进而怀疑文革,再一次犯了政治错误,才算结束。

    我的大批判组的生涯,就这样结束了,说实在的,做过这样的事,直到今天,我也说不上后悔。因为当时的我打死也没有后来的觉悟,能意识到大批判是错的。被踩在泥里的人,能少被人踩几脚,都是好的。进大批判组,就切实地能让我被少踩了不止几脚。当年,这样的大批判组,全国不知有多少,有一万个,就是一万种一模一样的鹦鹉学舌,无非学梁效,学石一歌,学两报一刊。现在看来,是既做了无用功,又毒化了社会空气。在当年,我相信所有进去的人,都干得挺欢,相信自己是在做对革命有益的事。事情都过去了,毕竟那时我还小,没有打人抄家,也没有鼓动别人打人抄家。我生不幸,赶上文革,做点今天看来的荒唐事,在所难免,即使再使劲,也抹不白那段岁月。我经常问自己,如果我那时候成分好,是不是也会参与打人抄家(虽然年纪小,跟着大人屁股后面也是可以的)?真是很难说。虽然把人活活打死也许办不到,但充满革命义愤打人,整人,估计也是会做的。现在看来,只是说是万幸,我那时是那样一种地位,只配被人打被人整被人抄家,从而免去了我后来的良心负疚。我的大批判组生涯,本质上虽说不过是跟着人喊万岁,喊打倒,但也属于站在一群人前面在喊。把自己的青春才华(如果算有的),贡献给这样的一种无聊事,还做得津津有味,干劲十足,想来真是荒唐,但也没法不荒唐。


 

 


 

发件人:汤敏<tangmin.youcheng@gmail.com>;d(由 zdjun@263.net 代发 , 帮助)收件人:(无)抄送人:(无)时 间:2012年09月16日 00:37 (星期日)附 件:2个( 陈佩斯也走过麦城)

一代笑星陈佩斯

唐敏传

    陈佩斯——他有无人企及的才华,也有致命的弱点;女儿一年级下学期缴费,280块钱,他掏遍口袋,身上只有147块钱;当年的陈小二如今成为光头的来历:陈佩斯小时候常与别人打架,便于受伤后缝针才留光头,后来一直如此。在中国,光头是平民的一个特殊标志,所以陈佩斯演喜剧,是最容易让人俯视的。

    去年十月下旬,一车车高品质的“绿色”石榴,从京郊一个叫西三叉村的深山窝运进北京各大超市。这个种石榴的“农民”竟是曾经大名鼎鼎的笑星陈佩斯,他在这里承包的万亩荒山,如今已成了果实累累、风景如画的“桃花源”。

山重水复

    多年前,陈佩斯因小品一炮走红,他锃亮的光头、土得掉渣的衣着、夸张的表情和动作,常让观众笑破肚皮。他天生是演丑角的料,爱思考、不炒作,从未传出什么绯闻和负面消息,这是观众喜欢他的重要原因。

    尤其在表演了小品《吃面条》后,无数个商业演出邀请令他应接不暇,忙碌中,他让在医院做护士的妻子王燕玲辞了职。那时的陈佩斯特别自信,觉得自己是赚大钱的料,再加上王燕玲当时刚怀孕,于是她就回家做起了全职太太。

    陈佩斯“走穴”的收入拿回家全部交给妻子。王燕玲专门开了个账户,收到一笔钱就往银行存一次,尽职尽责。

    1998年,陈佩斯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制作公司,先后投资500多万拍摄了《父子老爷车》、《太后吉祥》和《好汉三条半》。但这些电影都叫好不叫座,一部接一部亏损,曾经颇为可观的账户日渐枯竭。

    为了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陈佩斯只得继续四处走穴,用赚来的出场费支撑公司的运营。即便如此,发薪日还是一推再推。于是员工接连辞职,到最后,一个不小的影视公司,连财务都不剩一个。王燕玲不得不出来工作,成了公司不拿薪水的出纳。

    陈佩斯走穴的出场费,还是像以前一样全部交给她,她再把这笔钱分成若干份,房租、水电、电话、薪酬……一点一点将它们用在刀刃上。

    有时回到家里,王燕玲还拿个计算器按来按去,皱着眉头想办法拆东墙补西墙。这时候,陈佩斯就抱着女儿偷偷溜出去,他觉得很惭愧,本来是计划让太太做个什么都不愁的享福女人的,没想到她最后却成了白打工的劳动力。

    不久后,与央视的一起版权官司,将陈佩斯彻底逼到了绝境。

    1999年初,陈佩斯发现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擅自出版并发行了他和朱时茂创作并表演的《吃面条》、《拍电影》、《警察与小偷》等八个小品的VCD光盘。两人通过登门、打电话和去函等方式寻求解决办法未果,无奈之下诉诸法律。官司尘埃落定后,陈佩斯拿到了16万余元的侵权赔偿金。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起官司经一些媒体夸大报道后,被演绎成沸沸扬扬的“央视封杀风波”,直接导致原被告双方矛盾激化。几乎在一夜之间,各个电视台和演出单位就不再追捧他了,他再也接不到任何与广电系统有关的商业演出邀请。没了商演的收入维系,影视公司只能宣布倒闭。

    那时,正逢陈佩斯的女儿小学一年级下学期缴费,280块钱,但陈佩斯掏遍口袋,身上只有147块钱,只能灰溜溜地背着女儿回家去找王燕玲拿钱。从一个人撑起一个公司到连女儿的学费都掏不出,这种高台跳水的失落感让他黯然泪下。

    陈佩斯承认自己那阵子是彻底绝望了。他跟打小就认识的几个胡同串子朋友,整天在一起抽烟喝酒贫嘴贱舌地瞎侃,每天都喝得醉醺醺地回家。

    王燕玲安慰丈夫:“天无绝人之路。你和我都有一双勤劳的手,一颗聪明的脑袋,还能饿死不成?”

农民夫妻

    1999年“五一”期间,王燕玲拉着丈夫到郊外散心。陈佩斯开着那辆又老又旧的“桑塔纳”,心里很是伤感:同时出道的众多朋友早几年都换车了,不是奔驰就是宝马,有人还开上了“悍马”,只有他还开着拿不出手的旧“桑塔纳”……

    在妻子的引导下,他们的车开进了北京延庆县井庄镇西三叉村。下车后,王燕玲沉吟片刻,从包里拿出一份承包合同,指着眼前的一大片荒山告诉陈佩斯:“一直没有告诉你,早在去年,我就用多年积攒的70余万私房钱承包了1万亩荒山,承包期为50年。居安思危,就是为今天留一条退路。”

    陈佩斯愣住了。

     1998年,正是陈佩斯事业最红火的时候。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妻子会在那时买荒山留退路。

    “我嫁给你十多年,太了解你。你有无人企及的才华,但也有致命的弱点。演小品谁也比不了你,但开影视公司你绝对操作不了,经营管理、商业化操作……所有这些你都不懂。”王燕玲说。

    陈佩斯站在寂静无人的山头上,忍不住泪流满面。王燕玲等他哭够了又接着说:“从明天起,和我一起上山,扛着锄头到这里当山民。”

    就这样,本以为一无所有的陈佩斯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两口子把女儿交给爷爷奶奶照顾,成了一对农民夫妻。

    两人在山上建了两间木头房子,一间是厨房一间是卧室。卧室旁边的地上挖了个大坑,里面埋上一口大水缸,外面再用芦苇条一围,就是个露天厕所了。平时王燕玲去上厕所,陈佩斯就在厕所门口为她把风。遇上下雨的时候,两口子一个在厕所里面,另一个就在厕所外面把手伸得长长地帮对方打伞。

    厨房里没有煤气,也没有煤,漫山遍野的枯枝败叶是唯一的燃料。每天早上起来,夫妻俩一人背个大背瘘,捡满一背瘘的落叶树枝回来生火。为了节约燃料,他们早已没有了几菜一汤的饮食习惯,每天吃的是独创的“菜饭”——肉、菜、油盐酱醋,加上米混在一锅煮熟。每天早上煮一锅,中午晚上要吃的时候热一下,就是一天的伙食。

    随着招来的工人陆续上山,垦荒工作就此开始。除杂草、搬石头、挖树坑,陈佩斯和王燕玲租货车运来买好的侧柏、苹果和石榴等树苗,赶季节争分夺秒地种下。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两口子就穿着深筒套靴出门巡山,一人手里拿一根棍子拨打前面的草丛,防止有蛇伤人。一万亩的荒山,从头到尾走下来得要七八个小时,中间还得观察是否缺水,有没有病虫害。

    陈佩斯夫妻俩的衣着打扮尽量“本土化”,他们向山民隐瞒了真实身份,只说自己是天津城里的一对下岗职工。

    有一天,一个山民在劳作之余,盯着陈佩斯看了一会儿,说:“我看你跟电视上的那个‘陈小二’长得很像,你要进城去演小品,准能吓住真的陈佩斯!”陈佩斯一看要穿帮,赶紧哈哈大笑,说:“我是‘陈小二’就不会带着老婆承包这片荒山了,多苦呀!”陈佩斯说得推心置腹,加上一身村民打扮,满身土、满脸的落魄表情,山民也没有生疑。

天道酬勤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小树长高了一大截,昔日光秃秃的荒山也变成了万亩绿色的林海。山林中甚至还出现了野猪、狍子和狐狸等动物,以及多种鸟类。

    此时的陈佩斯和王燕玲再也看不出是城里人了。肤质像山上的石头一样粗糙,那些长满尖刺的荆棘,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一把抓起来,手掌和手指有了一层厚厚的老茧。陈佩斯招牌式的光头也不复存在了,长出了寸许的头发,乍看上去,就是一个标准的农民。
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速成的经济型树种变成了抢手的木料,果树也开始挂果,收购的货车开到了山脚。两年的付出,为陈佩斯夫妇换得的利润是——30万元。

    危机得到缓解后,陈佩斯又不安分起来,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个演员。最了解他的莫过于妻子王燕玲,她把30万存款和以前买荒山剩下的5万块钱一起给了陈佩斯,告诉他,这是重开影视制作公司的首笔资金,她让陈佩斯放心去打拼,赚不赚钱都不要紧,只要不背债就行。她会继续守在山上,保证每年的稳定收益,给这个家一个稳定的大后方。

    影视制作公司重新挂牌,陈佩斯恢复了当年锃光瓦亮的光头,他开始联系以前的朋友与合作伙伴,打算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因为与央视的关系始终没有缓解,陈佩斯最后决定跳开电视渠道,在舞台渠道另辟蹊径——做话剧。

    话剧是冷门,吸引不到投资是最大的问题。陈佩斯那阵开着一辆借来的北京吉普,满北京联系投资方,碰了无数的软钉子,一无所获。既然没人投资,那就自己投资吧。王燕玲给陈佩斯的35万元变成了l万元,剩下的34万全部被投进了话剧《托儿》。这绝对是孤注一掷的一锤子买卖,一旦砸了,就血本无归。

    天道酬勤,《托儿》在长安大戏院的首场上座率就高达95%,在北京连演10场后,陈佩斯带着《托儿》开始了全国巡演。当《托儿》的第30场演出结束后,就已经收回了全部投资。

    因为有了《托儿》的丰厚利润作为资金,随后推出的《亲戚朋友好算账》和《阳台》等也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支付完所有的开支和薪酬后,陈佩斯的账户又奇迹般地从当初的35万元,变成了2000万。

    如今,陈佩斯最大的乐趣仍是上山种树。他的梦想是营造万亩森林,打造一个绿色天然氧吧,让北京的空气变得洁净而清新。

 



 

发件人:李先一<firstlee01@163.com>;时 间:2012年09月02日 17:12 (星期日)收件人:zdjun<zdjun@263.net>;;

陈小鲁回忆录

陈小鲁

   〔编者按: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陈小鲁口述;徐绥之,黄晓一采写;编辑:陈晓彬 米鹤都〕

  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1946年7月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初,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后为维护社会秩序,他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中有关他的谣言四起,难辨真伪,甚至影响到了他的父亲,于是1968年4月被周恩来送到部队监护锻炼。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善后和转业

  “六四”清查和整党结束以后,政改研究室被撤销。我没有受处分,当时还是留守的党委书记,负责这帮弟兄们的遣散、善后。工作组找我谈,说,现在这些人都各回各单位了,你的情况,不归我们管。但是我们愿意给你出个证明,证明你表现不错,你是正局级,如果部队需要的话,你还是应该争取一下,级别应该动一动。我想,也对,我们“六四”后就被当成赵紫阳的人了,我也不想在部队干了,也别给领导添麻烦,提你不是,不提你也不是,转业算了。

  所以,我当时就找二部副部长姬胜德,提出转业。我说,我想转业。他说,“转业好啊。部队,没劲!我都想转业。”我说,我转业,你能不能给我调一级?我1976年调到总参二部的时候,我已经是副团职了。到现在还是副师。我在政改研究室,中组部给我出函证明我是正局。如果你给我调到一个正师,我转业在地方工作,还能多领俩钱儿吧。

  结果他说,“哎呀,很困难呀,这个东西很复杂。”我说,“好吧,实在不行就算了。那就还是副师吧,我只是提出我的想法,不行就算了”。其实,我1976年到二部任副团职的时候,熊光楷当时还是正连职;姬胜德还是副连职。他们这时已经提到了正军和副军职,蹦了多少级?我还是副师,常理上我是比较亏,不过我这一辈子,对当官没什么更多的想法。

  我当时为什么转业呢?也是对整个“六四”的情况很不满意。一个是开枪。我在英国,前面提到的人家处理防暴枪的态度,不能随便拿枪去打人的,是有底线的。另外呢,党内斗争比较激烈。中央开会批赵紫阳的时候,那份19号文件怎么说呢?一半是假的,一半是扩大的,我不敢说别的,政改研究室这一块基本上没有真的。所以我觉得,共产党经过文化大革命,真的没有接受教训。到了现在,还是搞这种手段。赵紫阳下台,不是很容易吗?老邓一句话就行了。你何必非要把一些不是他的事情,不是他的问题,栽到他头上?还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政改研究室这段经历,就是知道了中央决策是怎么回事儿。后来我有点心灰意懒了,没法奉陪了。我下了个决心,就是从此不在体制里干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不能再说违心话了。

  ◇ 在国外讲学

  1992年1月,政改研究室正式解散。全部工作做完,财产封存,文件封存,人员全部安排了。因为我是借调的,没有什么安排,我就回原单位了。回部队以后,通知我去学袁木〔27〕讲的什么三套——“三代”领导班子。当时我讲,第一,我要学,就学马列著作,学小平著作,他那个不是马列主义;第二,他讲的错误很多;第三,我现在已经要求转业了,要找工作,没功夫。

  当时,外国专家局的局长是我的朋友。在英国的时候,他是三秘,我是武官,大家谈得来。他一听说我要转业就说,“哎,到我这儿来吧,你太适合干这个活儿了,有外事经验,思路又开阔。”我当时说,我不想做具体的,你给我个虚职,把我从部队转出来就行了。

  中组部赵副部长亲自找我谈话,对我还不错,问我去哪儿。因为外专局那边要,我就说去外专局。他说到局里安排比较困难。我说,我不要求到局机关,就想到挂靠外专局的人才交流中心、协会什么的。另外,我对级别无所谓,副师就是副局级,我到那儿也不当什么局长、秘书长,给我个研究员什么的就行了。过段时间,我就下海。他说,那问题不大。

  结果还是不行——换人了,外专局新来的局长坚决不要我。后来赵部长没找我,他秘书打电话告诉了我。我说,我很理解。换了我,我也不要。因为我这个身份,干好了不会添什么彩;干不好他拿我没办法,还是大麻烦。我说,我太理解了。感谢赵部长,我自己再找吧。

  我就找体改委贺主任,他给证监会打电话。那时证监会正在搭班子筹建中,刘主任那边说,欢迎!要做哪个局的局长随便挑。我说,哎!老贺,我真是对官场寒了心了。这样吧,你就出个函,我把档案放体改委下面的联办〔28〕。后来老贺看我挺坚决,就说好吧。他后来就向部队发了文,就把我从总参调出来了。我把档案就没往体改委放,直接就放到联办的人才交流中心去了——自由啦!

  后来阎明复〔29〕找我,说民政部彩票中心缺个主任,要我去。我说,官方、半官方的,我都不想干了,我下海。阎明复说,那你就给找个人过来吧。我就把原来政改研究室的办公室主任推荐过去了。我开玩笑说,你知道中国共产党有几个委吗?中顾委、中纪委,还有一个知道吗:“中募委”——“中国福利彩票募集委员会”,这个可厉害,钱也不少。怎么样,去吧。结果就把他推荐去了。他去了,干的还不错,跟老阎也搞的挺好。

  这时,美国华盛顿大学邀请我做冷战史研究,是访问学者。因为我当年在战略协会的时候,有朋友找我参加一个中美学者的讨论会,他说,这是中美双方学者第一次交换对朝鲜战争的看法,讨论会缺一些军界的人。我当时还有军衔,所以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们谈了谈,大家感觉挺好的,我就参与了。然后我就为此采访了杨尚昆、乔木、师哲等人,还有一些军界的学者,写了一篇文章《1949-1950年的中国对美政策》,参加这个会。好像在陶然宾馆,开了五天,和美国学者面对面的交流。李慎之参加了,他算领导,下面是一些青年学者。这第一次,大家还交流得不错,挺高兴的。以后我就介入这个圈子了。后来,美国方面邀请我去访问,因为在部队的身份去不了,我就没去。

  这时我是自由之身了,也没去过美国,我就答应了。我以个人身份,去了三个月。我的研究课题就是冷战史,Cold War History。同一年,我还去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去讲了一次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六四”后,我是下决心不在体制里干了,不能再说违心的话了。所以我讲话也没有顾虑。我讲的主要观点,就是改革开放肯定要继续下去,而且中国的发展前途很好。

  当时听众也有很多问题,与学者们交流也谈到一些观点。比如美国的奥森伯格教授,很有名的汉学家。他对中国很熟悉,他说,你看,毛泽东怎么样,邓小平如何,说到江泽民,他说nothing——什么也不是。我说,你说得对。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nothing的领袖。因为这个社会的体制在转换。当时我有个观点,“六四”当然是个悲剧,但是也有“好处”。它使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人人关心政治,恨不得大家都要来管天下大事,这就乱了。实际上,分析所有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和最不民主的社会,“政治”始终是少数人的事情。所以不可能有那种理想中的大民主。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在政改研究室就讲的,没有那种纯民主,什么都投票。政治始终是少数人的事情,美国也一样。当然了,它的形态比你高一点。“六四”后,中国人迅速地世俗化了。所谓“世俗化”,就是关心自己,然后去发财。这样一来,社会就有一个稳定器了。另外呢,它也打破了对共产党的幻想。大家知道自己努力了,靠组织,靠不住了。那个组织有它自己的利益。

  讲完以后——他说,咦!你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当时美国总统是克林顿,我说,克林顿是什么?克林顿也nothing。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列宁那句话,“持常人见解”的路线。“常人”就是平常人,不是像毛主席那样的“神人”。神人有很多思想,但是他脱离实际。老江离实际会更近些,体会到普通人想什么,所以他说,发展经济呀,让大家生活有所提高啊。他就求实了嘛。

  ◇ 改革开放变不了

  我的想法是一贯的,认为应该由制度来代替领袖。要发挥制度的作用,领袖不能老改变制度,那不行,那样社会付出的代价太大。比如改革,老邓有他的想法,换个人可能想法就变了。所以,我为什么说,要政党去做呢?我认为政党代表制度,领袖代表个人。

  当年耀邦下台时,很多人看到耀邦就这么给搞下去了,觉得比较忧虑和悲观。我当时就讲,不要着急。现在老邓在,老邓靠什么起家?靠得是改革开放。老邓跟毛老爷子,有什么不同?就是在改革开放上不同。老邓的观点我们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其中,讲“四个坚持”,那毛老爷子比老邓在这点上要坚决得多。讲四项基本原则,列宁就是呀,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也是,直到江青还是。我说,老邓之所以和他们不同,就是改革开放。所以,老邓奋斗这一辈子,就整出个改革开放。要把改革开放拿掉,就没有邓小平了。这是他的旗子,他能这么扔掉吗?不可能的。可能是我看到事物的本质了,或者,我看到他的人性了。这是从最高领导的思想来看,他不会改变的。

  “六四”以后我还这么说。第一条,不说别的,看看这些领导人的子女,他们在想什么?看看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他们能够回去吗?不要说“右派”了,就看看那些“左派”们的子女,他们能回去吗?他们要真是“清如水,明如镜”,倒让人害怕了,那很可能还真要回到五十年代了。第二条,江泽民当时讲什么:小商贩,要“把他罚得倾家荡产”,这是文件上写的。但是过两天他就不说了,“倾家荡产”?当时两千万个体户,一亿人口,你赎买下来?你养不养?你给他解决就业问题?你解决得了吗?你还得允许他,甚至还要发展他。李鹏那时候讲,乡镇企业是和国企争资金、争人员……我说,他懂不懂,乡镇企业当年怎么发展起来的?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他干两年就知道了。

  很清楚,当时改革开放已经是“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你收不回来了。老邓厉害就在这个地方。比如搞股票,他表态说,“允许试”、“不行就收”嘛。其实,允许试是真的,不行就收是假的。他早想清楚了,别人可能没想清楚。允许试,就试呗。反正后边有句话,不行就收。收?怎么收?靠行政命令收?收得了吗?你发了那么多股票,要花多少钱再把老百姓的股票买回来?你花钱买,正好给大家“解套”。再者,你有这笔钱吗?你政府要是有钱,何必搞这个呢?所以没法收!老邓这个人,比较聪明。战略上他想透了,后一句话,就把那些反对者的嘴堵上了。别的老头一听,啊,允许试,可以收,好啊。可一试,就“开弓没有回头箭”。

  《反杜林论》的那一段话,非常精辟:“平行四边形”。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他的意义,只要有一个“力臂”,社会运动轨迹就要改变一点点。老邓的思想符合多数群众的利益,获取了多数群众的支持,所以成功了。毛老爷子开始也是,文化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啊,多数人都支持他。可慢慢的,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少,他再坚持也没有用。最后,老邓往这边一偏,就整个“打左转灯向右转”了。

  这个笑话它有点道理。搞改革开放,老邓的想法,无非还是要搞社会主义,要把中国搞强。毛老爷子和邓老爷子的想法,都是这样的。江青的想法就是搞“穷社会主义”吗?也不是。她是为了打倒对立面,即使“宁要社会主义草”也行。这是手段,就用这个把你打倒。其实那一段,四人帮在上海搞得相对还比较好。因为他们已经控制和巩固了上海这个地方。

  ◇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他的种种东西,应该说是影响了几代人,甚至也包括“民主派”,包括西单民主墙。特别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读的是《毛选》,学的是“雷锋”。我们的思想方法就是这个方法,你得出的结论能走出多远啊?说实话,当年在党内没有人敢跟毛主席辩论,不论谁都说不过毛主席,都会折服于毛主席的雄辩。毛主席批彭德怀,多“精彩”,别管他有没有道理。

  过去有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如果愿意反思的话,文化革命就不是历史吗?就红军长征是历史?说起来,红军长征是不错,延安精神是不错,但它们毕竟是在夺取政权当中创造的这种传统。现在是建设时期了,这期间我们党内最大的财富,应该说,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是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这笔财富难道不要了?本来应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全党,防止文化革命的再生。

  我们汲取文化革命的教训,现在就要建立一种机制,要能不断地调整政策,另外要容忍对手。过去的政治斗争,每个人在反对对手的时候都打出一个“崇高”的旗号,说对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言人”、“自由化”等等,无非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就是不能达到一个共识,容忍对手。西方的政治理念,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保护对方的权利。所以对老百姓来讲,民主党、共和党不论谁上台,对美国都不是灾难。我们则不是这样,而是只有我上台,中国才能好;其他人上台,就是灾难、就是“复辟”、就是“自由化”。所以斗争变成“你死我活”,就要采取极端手段,动不动就要动用军队等“专政”手段。

  我们需要宽松的机制,我就不明白这个:他们为什么老说,中国“国情”不适于搞这个。这是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在阻碍。所有当权者都一样,他都不愿意跟别人分权,与虎谋皮是做不到的。那么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社会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形成一种制约、一种限制,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力。但这些东西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否则做不到这点。现在你看不到这种改变。

  当然,新的变化也是有的,比如领导人终身制的结束,这是从老邓开始的。这只是进了一步。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不能总是自我copy(复制)。两个党竞争,它们有不同的政治取向。我们现在是自我copy,这就造成血缘上的“近亲繁殖”。结果,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就弱化。现在就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因为在共产党的体系里,在权力中泡得太久了,就形成一种非常大的历史的惰性。毛主席讲“最聪明的人是战士”,就是说,可以从不同的地方选拔人才,来打破这种惰性。所以,文化革命的所谓的“合理性”呢,就是毛老爷子想要探索出这样一个体系。他当时对官僚体制很不满意了,想改造这个体系,所以他把王洪文从工人中选拔起来。但他不是从搞文官制度、搞政党竞争这个思路来做的。

  ◇ 商场上的洗礼

  大约1993年,海南三亚市要开发亚龙湾。原来有一个亚龙湾开发公司,资金也不够,没搞起来。后来由几家公司联合成立了一个股份制的公司,我也参加了,是这家“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借着发法人股,当时想多敛点钱吧,按两块钱一股,发了3亿人民币的股。敛了一部分钱,然后把开发的土地征下来了。

  但我在那干了一年,就干不下去了。一个就是1993年底,朱镕基那时正在搞“宏观调控”,钱不让进海南,由银行把口,钱就是不让进。另外,我们那儿有个失误。就是一开始想搞点综合经营,搞了块地,投了一个多亿,结果因为一调控,就没钱了。而那个项目又是海南旅游的重点项目,“国家旅游度假区”,当时是国家旅游局搞的,但是计委不同意,所以有矛盾。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想,当时香港有一个中粮集团下属的鹏利国际,一方面他们有钱,另外当时度假村的理念在国内还不清晰,而他们比较明白。既然我们没有能力,就交给他们做吧。于是我们就扩股,转让了股份,鹏利拿钱进来,当了大股东,当然我们就要退出了。

  1994年3月份,我们离开了。他们继续搞下去,就有了非常大的成果。有人后悔,但是我说,要是我们接着搞,没有钱,也难以为继。那么大个项目,我们当时把规划搞完了,但效益是人家的了。我当时也有点儿烦。特别是在亚龙湾那儿,看见的事也挺黑的。就说派出所借摩托车吧,他们找我说,我们派出所要帮着你们拆迁,需要交通工具。我说那好吧,送你们个摩托车吧。他们不要,说借用吧。我觉得他们还不错,只借不要。下面的同事说,什么呀,陈总,你不懂,他当然不要,因为摩托是借的,所以坏了你得给他修,汽油你得给他加。你要送给他,我们就不用管这些了。哎哟,人家想得真精。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感觉真不好。

  后来我回到北京,和一些朋友说,海南太黑了,叫做“天天过年,夜夜兴奋”。我难受,干不了。后来这话被传到海南的领导耳朵里,他很不高兴,说我,“陈小鲁才黑呢!他发股票,一块钱卖两块”。我不否认这点。但是,发股票的钱是给海南开发用的,还不是给你海南弄钱?我又没有拿这个钱。我当总经理,当时的工资是两千块钱,仅此而已。

  从海南回来以后,一些朋友就拉我出面,搞一个投资咨询公司。我说,行啊。就向朋友借了十万块钱,成立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标准国际”做了一件事,就是为几个项目的海外上市做顾问。当时,第一期的海外上市公司刚刚准备起步。由于做投资顾问的都是老外,一些领导不大信任,就想找个中国顾问,心里有底。这样子,我们正好就找到了客户,就担任中方的顾问,去搞些撮合啊,咨询啊。不过这个赚不了多少钱。而且我们这种人,就不是经商的料。

  比如,广深铁路H股在海外上市,我们做它的顾问。他们上市收入了5亿美金,当时我们的上市顾问费是30万人民币。可是由于铁道部内部的矛盾,我们被拖了两年。关键是有两个问题要我们协调。一个问题是火车票定价问题。当时,铁路价格是国家统一制订的,车票由计委物价局统一定价。可是要没有自主定价权,在海外就等于不是一个独立的企业,人家凭什么买你的股票啊?为这个,我就找计委的副主任。那时候正好闹涨价呢,计委主要怕涨价。我说,按现在的情况,它不会涨价,可能还要往下调。因为它面临着高速公路和飞机的竞争。最后,由我们公司写了报告给计委,他批示,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浮动”,但是不“放开”,但给它一定的定价权。这样子在国外还有卖点。

  这是一个难度多大的问题啊,等于要改变一个体制的事儿啊!这个最后我们帮他拿到了。这价值多少钱?没法计算。但是计委给它的这点儿权力,公司就募集了5亿美金。

  此外还有一件事。它那条铁路有个特点,是从广州到九龙,所以它有外币收入。公司把这些外币打包,给了一个中资的金融公司,等于给卖了。国家规定,外汇进、出都是要报告的。这样,一千多万美金的外汇就没了。一年半以后,铁道部内部矛盾解决了,又重新启动上市了。人家一看,财务报告又不对了,每年的一千多万美金收入没了。这就没法上市了。于是他们决定回购。这一回购,又麻烦了。有钱有贷款,但是没有外汇指标。为了让它能上市,这又成我们顾问的事了,我就出面找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我说,你批给它一千万美金的额度,拿这个回购外汇。这样,它上市后能拿回来5亿美金的外汇。外管局领导说:但是它违规。我说,两边都是国家的事,这事铁道部也着急。外管局领导说:就这样吧,但是我们得罚它。最后给了它指标,但罚了8万美金,问题解决了,它就上市了。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企业觉得我们做得不错,加倍给了60万人民币。有人说我们发财了,我们五六人个人,干了两年,还要解决难度这么大的两件事,就挣了60万人民币,发什么财?不过,这件事儿,我们总算做成功了。

  ◇ 我不太适应这个社会

  下海几年,感觉也不好。所以我觉得挺没意思的。除了文化领域还没有介入过,不论军事、政治、经济,我感到我跟这个社会整个地不适应。就是说,这些现实和我从小学到的东西、和我理想中的社会理念,和我心目中的那个共产党,太不一样了。我是有点理想主义化,我不能接受我认为是不对的东西,除非你说服我。你说服不了我,那我就接受不了。但是有一条,我这个人也不愿给人找麻烦。如果老接触这些事情,你会觉得挺难受,大家都会挺难受。我不行,我离开还不行吗?1997年,我身体不好,后来高血压。主要还是觉得特没劲,所以我就退下来了。

  这十年,我自己不去找事。有些朋友找我,请我当个独立董事啦,另外有些朋友搞个项目,邀我参加呀。我有一条,我可以出主意,也可以充充门面,但是不参加管理。而且我也不问待遇,愿意给多少给多少。所以大家都觉得处得挺好。

  我现在是博时基金和江西长运两个上市公司的独董,都是朋友邀请的。因为是邀请我去,不是我主动去找的,这样我就比较超脱,可以好好考察一下这个公司。我不是一般的股民啊,而是要当它的独立董事啊。所以,我就调来资料看,发现这两家公司还不错,比较规范。就做了它们的独董。独董,就是代表小股东监督大股东,让大股东不要做危害小股东的事。在基金,就是对基金持有者的责任。另外一个是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要合规经营,并不是说赚的钱越多越好。你不合规,你赚的钱多,你反而越容易出问题。当然,独立董事的作用还是很有限的,因为你不在公司里,要想蒙骗董事,那太容易了。

  从我做独董的这两个公司来讲,应该都还可以。博时基金非常不错的,在基金中排前三名。“长运”也是一个不错的搞交通运输的公司,非常稳健,号称是中国交通第一股。其实,一个公司的关键最终取决于其管理层怎么样。

  多年来,我有三个座右铭:一个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的。另一个就是毛主席爱讲的“人贵有自知之明”。第三个也是毛主席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自己不愿意干的,不要加诸于别人身上。这样你的处世、待人接物就比较好一点。还要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一定要知道短处。不要以为天下缺你不可。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个坦荡的人。

  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感到自己为人处事一直在遵照这三个座右铭,没有做那些违心之事,也无愧于这个社会。孔子还有言:“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但孔子是圣人。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自己管好自己。回顾人生,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至于别人看是好是坏,也无所谓。

 

 

 

发件人:Flynn<yilu@sse.com.cn>;时 间:2012年09月06日 10:45 (星期四)收件人:Flynn<yilu@sse.com.cn>;另一个中共权力接班人的夭折

我的学长罗征启

----夭折的接班人

文革时的清华大学学生 万润南

2012-08-08

    原编者按:十八大看点是胡锦涛的权力能不能顺利移交习近平。而三十年前接班梯队的第一名是罗征启,而不是胡锦涛……作者是见证人。

    传俞正声将入京参加北戴河会?也许,我们原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总书记。他叫罗征启,我们清华建筑系的学长。一九三二年出生,比胡锦涛大八岁,比我大十二岁。他也是所谓“清华牌”干部,学生时代的政治辅导员,文革前,他已经是清华党委宣传部的副部长。

    清华的文艺社团的党组织归口宣传部领导。当年,文艺社团的书记是印甫盛,团长是胡锦涛,我是文艺社团的普通一兵。所以,印和胡是我的领导,老罗则是我领导的领导。

    我曾经这样评论他们三位:罗征启英气逼人,印甫盛霸气凌人,胡锦涛和气煦人。在政治上,老罗是我们共同的引路人。

入党介绍人和我谈莫札特

    罗征启曾经是文艺社团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我曾经在《清华岁月》中回忆过一段往事: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七日,我在清华文艺社团被吸纳为“伟光正”的一员,介绍人是罗征启和印甫盛。按规定,介绍人要同新成员谈一次话。老罗约我到他的宿舍,在荷花池畔。我心里怀有好奇,不知道他要跟我讲什么样的共产主义大道理。也有点忐忑,因为他是太上领导。

     走进荷花池教工宿舍,首先是惊讶过道里的乱。那时候清华的教工宿舍,走廊里拥挤杂乱,每家的厨房就在走道里。进了门,就整齐多了。他招呼我坐下。我紧张得憋红了的脸。他微笑了一下,给了我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提议:“万润南,想不想听莫札特?”

     我惊讶得无言以对。他放了一张唱片,当作乐队的伴奏,然后拉起了小提琴。我对音乐完全是外行,但会用心去感受。罗征启的音乐素养和娴熟的技巧绝对一流。那一天,他没有告诉我什么是共产主义,但却给我启蒙了莫札特:在庄严的前奏之后,很快就进入优美的轻快;然后是优雅的空灵,一腔柔情的倾诉;从层层……的齐奏,到活泼跳跃的回旋;从深情悠扬的柔板,到激情紧凑的快板……

    我完全放松了,倾听着从小提琴琴弦上流淌出来的莫札特,开始打量眼前这个不同凡响的党官。罗征启的侧影像拜伦,帅得有点洋气。后来读到章诒和从上海资本家大小姐那里批发来的审美标准,才懂得那是真漂亮。双目清澈而明亮,老罗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气。我总觉得他像一个人,像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那个安德列王爵。

蒋南翔器重的第一笔杆

    文革一开场,罗征启成为被打倒的黑帮,印甫盛则是黑帮爪牙,我就当了“小爬虫”。造反派去抄了罗征启的家。和我同住一个宿舍的同学,向我展示从老罗家里抄来的几本印刷得极其精美的画册:西方各流派的名画、世界著名建筑的摄影。他一边翻阅,一边嘴里啧啧称赞:“你看罗征启的丑恶灵魂!”我心里很不平。几天以后,趁一个晚上他不在房间的时候,我把这几本画册用纸包上,送到荷花池宿舍。老罗听了我的说明,沉思了片刻,说了一段让我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话:“你把它们拿回去,就当我把这几本画册送给他了。只要他懂得欣赏这些东西,他就坏不到哪里去。”我把这几本画册放到了原处。那位同学得了画册,我得了教诲,也算是各得其所吧。

    老罗是当年蒋南翔校长器重的第一笔杆。蒋校长的许多重要讲话,都由罗征启捉刀。文革中清华分成两派,他是两派都希望延揽的人才。但他明确表态,他更倾向四一四的观点。不仅是倾向,他还是《四一四井冈山报》的创办人和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实际执笔人。这两件事情,我都有参与。为了赶出第一期《四一四井冈山报》,我们几乎包揽了大部分文章。第一期的社论是他和我一边讨论一边写就的。记得社论的标题是:《对革命干部要勇敢地保、热情地帮、大胆地用!》当我写到“当大部分干部脸上还是黑乎乎的时候,他们就……”,老罗大呼:“形象!生动!”

    如何对待清华的教工干部,是清华两派的主要分歧点。有两副对联,惟妙惟肖地反映了两派的对立。在清华教工干部的食堂大门前,蒯大富的团派张贴了一副对联:氦氖氩氪氙惰性十足;吃喝玩聊睡一群混蛋。四一四派则贴了另一副对联:铍镁钙锶钡活性稍差;比学赶帮追赶快革命。清华理工男的文思确实与文科生不一般。

写作大字报:四一四思潮必胜

    《四一四思潮必胜》是清华文革史上一份重要的大字报,甚至引起了毛泽东和张春桥的注目。这份大字报的原稿,是一位叫周泉缨的同学写的《给河南造总的一封信》,周同学请罗征启帮他修改。我当时正独立地写作另一篇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源于我根据列宁的一段语录,说社会上有多少派别,大学生中也会分成多少派别。我和罗征启聊天时谈到了这个看法。他听了眼睛一亮,说“这可以写一篇好文章!”

    于是我开始了写作,并且和班上的同学有过多次讨论。当时用这个题目的大字报已经有多篇,除了列宁语录这个亮点,我写的那篇并无多少新意。罗征启邀请我参与对周泉缨那封信的修改,于是我把尚未发表的文稿贡献了出来,成为大字报的前半部份。老罗修改的原信成为后半部分。所以大字报发表时,主标题用了《四一四思潮必胜》,副标题用了《给河南造总的一封信》。

    这一切,现在已是过眼烟云。但当时,却引起了巨大的风浪。周泉缨因为炮打陈伯达而坐牢,这篇大字报也是罪状之一。罗征启则成为团派的眼中钉,他们把老罗看成四一四派精神上的教父。蒯大富们整出了一个莫须有的“罗文李绕反革命集团”,动用私刑,其中一人被迫害致死。罗征启被团派关进三堡,那里是清华原来的一个干休所。在三堡,他饱受了酷刑。王立军在重庆黑打时的那些手段,老罗四十年前就领教了:用大灯泡照,不许休息;左右开弓的毒打;被罚站了三天三夜,站得小腿和大腿一般粗……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老罗从三堡逃出来了。他是从二层楼跳下来的,着地时扭了脚。他几乎是一路爬到了昌平。他在被抓的时候,机智地在鞋底里藏了十元钱,现在派上用场了。他搭长途车进了城。既不能回学校,又不敢回家。他藏身在日坛公园,通过在人大的姐夫和我们联系上以后,他被接出来安排在科学馆。接送时,前后是一支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我和印甫盛都是其中的一员。老罗在科学馆的生活起居、一日三餐,都是我负责照料。建七的沙春元陪他同住。

弟弟罗征敷死于清华武斗

    恼羞成怒的老团,把罗征启的弟弟罗征敷抓起来当人质。为了防止他出声,用棉丝堵住了他的嘴。很不幸,他弟弟在被抓捕的过程中窒息死亡。老罗的悲痛可想而知,他还不能出面料理这一切。我就成了他的全权代表,穿梭在科学馆和他家之间。他家在北京站附近的一个四合院,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我几乎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员。老罗的母亲慈祥、睿智,大姐和姐夫都是人大的老师,大姐文气、姐夫厚重,是家里的顶梁柱。二姐是芭蕾舞演员,漂亮得让我不敢正眼看她,她热情地把我当作自家的弟弟。在家人眼里,我代表了老罗。在老罗那里,我带给他所有家人的慰藉。

    清华园的武斗在升级,科学馆不再安全了。于是我们把老罗转移到李衍平同学的老家——广东汕头。李同学也是我们文艺社的笔杆。我们一行三人上了京广线的列车,我护送他们到了保定,确认安全之后,我从保定下车,折回了京城。期间,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

    工宣队进校后,老罗回到了学校。因为他参与写作《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事情,宣传部的专案组曾经来找我调查。我一字一顿地回答:“据我所知,罗征启同志是一位马列主义水准很高的同志。”为了表示他们的不满,专案组的人一下子把他面前的那张桌子掀翻了。我不动声色。在边上旁听的工宣队朱师傅,对他们的粗鲁非常不以为然,却对我的不胡说八道大表好感。

    迟群和小谢(谢静宜)成了清华的新贵,他们也想用老罗这杆笔。但罗征启看不惯这两位的做派,依然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在清华,有才能的聪明人很多,但既聪明能干又有品有脊梁有担当的,却不是很多。所以在文革结束后,老罗在清华的威望如日中天,他被提拔为清华的党委副书记。

文革后不计恩怨的党委书记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倒台,罗征启四十四岁,成为中共接班梯队中的头号种子选手。他是第一批到中央党校集训的干部班班长。第一期十人,其中有田纪云和尉健行,老罗是他们的支部书记。他被安排去接任韩英的团中央书记。期间,发生了两件事情,更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第一件我称之为“推恩报怨与人善”,这件事至今为所有的人所称道。

    当年抓捕罗征敷的行动队负责人孙耘,也是清华的高材生。后来他主动承担了刑责。恢复高考后,他报考了哈工大的研究生。高分,哈工大却不敢录取。这时候,孙耘夫妇到东总布胡同找到我,希望我给罗征启转一封信。另外,我的岳父李昌曾经是哈工大的老校长,也许能说得上话。老罗很明确地给哈工大回了话:孙同学已经为文革中的问题承担了罪责,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不应当再影响他今后的工作和学习。

    罗征启处理历史恩怨的态度受到胡耀邦的激赏,据说另有亲笔批示。当时哈工大的领导有一位亲戚也有造反派的案底,就顺势一起打包概括接受了他们的入学。这件事,改变了孙同学一家的命运。

厄运:仗义直斥陈邓大人

    第二件事我称之为“仗义直言斥帝京”。这样的壮举,老罗平生干过两次。

    第一次,是“仗义直言斥陈云”。但这件事情,不仅改变了老罗本人的命运。也许,还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话说陈云有个儿子,叫陈元,和我在清华是同届校友。恢复高考后他回清华读研,当时有一个到美国留学的名额,陈元想通过非正常程式得到,结果在清华引起了公愤。罗征启非常善意地给陈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文革后人心思定,对老干部非常关注,希望他们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不负众望。

    但人们寄予厚望的老同志并没有这样的胸怀,而是勃然大怒。认定罗征启“有自由化倾向”、“清华的团派是造反派,不能用;四一四也是造反派,也不可重用”。这不仅阻断了老罗的仕途,也腰斩了许多清华人的仕途,据我所知,当时有一批人受到了影响。如果没有这封信,也许,我们今天就会有一位“有自由化倾向”的总书记。陈元在清华也待不下去了,转到社科院继续读研。老罗被冷藏了一段时间之后,被外放到深圳办学,成为深圳大学的奠基人,先后担任深圳大学的书记和校长。

    在一九八九年的风暴中,罗征启再次“仗义直言斥帝京”。这一回,他斥的是邓大人,他要求结束垂帘听政,让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充分行使权力,同时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戒严,问责李鹏政府。因为他们的意见是通过党代会的决议表达的,所以被定性为“官办动乱”。老罗被双开。他的夫人梁鸿文,也是清华建筑系的才女。老罗曾经这样调侃自己:“我现在是四无一有:无党籍、无公职、无户口,无工资,有夫人。否则连饭也吃不上。”

     多年后,他们夫妇俩在深圳合办了一个建筑设计院,现在已经相当有规模。

     今年三月,是罗老师七十八岁生日,看淡浮云舒卷起,内心的安宁,比什么都重要。当今世上,能做到的人不多。我相信,罗老师是其中之一。有一位朋友评论说:理想主义太害人。罗征启的故事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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