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一个国家能和平安宁地过日子,并不容易,但许多年来,中国似乎一直被一个咒语缠绕着,中国人似乎也被这个咒语迷惑着,那就是制度、制度、制度!似乎不改变这个制度,中国的魔咒就消不去。所以大事小事都要上升到制度层面进行阐释。今天终于有了几篇文章分析这种现象,请大家注意。 而陈平教授的见解更为深刻,这是当今对中国问题认识最深刻的学者之一,以前以为陈平教授是经济方面的专家,没想到对政治和历史也有这么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分析。只有陈平先生看到了所谓“宪政”的危险,谁在今天搞“宪政”,谁就是在毁掉中国的和平、安宁和统一。只有一些幼稚的傻瓜才像念经似的迷信一纸信条。可是今天的中国就有那么一批人总在不遗余力地蛊惑。大家好好看看陈平先生的分析吧!本期文集也放了几篇倾向宪政派的文章,如张鸣教授的《中国向何处去?》,文中有对时事痛切的批判,譬如用了一些权贵、寡头的字眼,殊不知历史永远都是新权贵与老权贵的争夺,新寡头与老寡头的争夺,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期间有过权力的空白,但是在这些争夺过程中,国家和人民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人们很难想清楚。中国的汉人靠着满人的武功扩大了中国的疆域,没有满族这样的强权和武功,汉人只有回到明朝的版图中。历史只承认强者,霸者,谁想独立自由,那就回到明代,汉人退入长城以内,中国四分五裂。未来不是没有这样的危险,宪政者能保证中国的版图不退回明朝吗?哪个宪政自由派敢打保票?中国的核心问题是:各政治派别要从国家高度进行设想,任何只顾自己小团体利益而破坏整体利益的做法都是犯罪。我们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而不是当罪人。

中国的泛政治化现象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2年8月6日

目录

陈平:走出宪政的迷 思

陈平:举国体制就是全民让球?—评德国之声的傲慢与偏见

金江军:中国的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研讨会:仲大军与黎鸣的争论

齐传贤:我的六六届,七八级

华子:我是如何成为7811的----十年终圆的大学梦

经济简讯

余治国 叶楚华:税制改革意味着巨变正在到来

林毅夫:中国有潜力维持8%增长,但需两方面条件

袁绪程:关于中国未来十年改革的总体意见

保罗·D·米勒:阿拉伯石油帝国的没落

白益民:中日投资智利铜矿 结局为何大相径庭

欧树军:香港治理滑坡灾害的历史经验

骆思典: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与国家形象

刘浩锋:中国的灭亡比前苏联更惨

 

红星播报:论中国的泛政治化

唐棣: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

明镜月刊:上海保卫战:胡锦涛智囊王沪宁或拿下市委书记

杜建国:患上尘肺病怪“五毛”?

1644名老干部:罢免温宝和阻止私有化的呼吁书

郭晨野:中国必须改革决策和监督制度

姚监复:中左智囊的《香港传真》被封始末

香港明报:大规模群体抗议再起 书记衣服被扒光 未见震爆弹

端宏斌:启东事件若干疑点及可能真相

李成瑞:薄熙来是改良主义不是毛派

甘阳:年轻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不起自己的父亲----通识教育看重传统

张鸣:中国向何处去?

王建民:两岸南海政策主张与合作问题

裴毅然:延安情恋

博客:尘封的中越自卫反击战的残酷内幕

顾则徐:朱德别传

景占义:走出法轮功----《景占义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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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 pchen 发送时间: 2012-08-07 06:46:13 收件人: 陈申申 美国; cui-zy; 陈平 北京; 崔 之元; 刘 昶 抄送: p.chen87; pchen 主题: Re: 陈平谈 ZD 别传

   【大军网编者按:下面这封信是由陈申申教授传阅《朱德外传》引起的。《朱德外传》的部分内容将放到文集的后面。请大家阅读。】

走出宪政的迷思

----由《朱德外传》引出的话题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陈平

2012年8月6日

    作者简介:陈平,大概65岁,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和林毅夫是老搭档,常年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做客座教授,后转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陈申申,经济学教授,现在美国。

陈平给陈申申的回信

申申,

    文革中我负责我校党委书记刘达的专案组,采访过许多元老,所以对党内斗争史耳闻甚多。

    别传对我只有3点新意:一是解释了周士第资历老,军衔低之谜,说明朱德、毛泽东和孙中山一样,在危机时为了掌握实际而非名义的领导权,不得不采取非正常手段。

    这正好点破“宪政论”或“法制论“的要害:权力来自程序还是实力制衡?宪政只是立国者获得权力后巩固接班人权力的制度安排,但是夺取权力前,没有任何潜在的领袖会作茧自缚,埋下推翻自己的伏笔。

    二是把四度赤水的故事改过,我不能判断。三是刘邓大军入大别山不是好棋,我可以接受。

    朱德和邓小平判断大战打不起来,是指第三次世界大战,或美国对中国动用核武器可能不大。这是斯大林不敢打朝鲜战争,毛泽东敢渡长江并打朝鲜战争的基本战略判断。正因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局部战争的可能只会增加。

    从中国内战到俄国内战,哪有西方列强听任中国独立强权生长的前例?中国不打朝鲜战争,美国必定把战线推进到东北甚至华北,走日本侵华的路线。中国不得不求助苏联,必然降到东欧附属国的地位。

    中国今天的地位,战略关键只有两步棋:一是出兵朝鲜,才改变东亚的雅尔达协定的势力范围,打出中国的独立空间。二是困难时期坚定研制原子弹和导弹,才让美苏接受中国的平等地位。没这两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难避东欧前苏联的结局。

    宪政问题的设计,类似老鼠给猫挂铃铛!谁来设计,强权集团为何愿意接受约束?英国的宪政是城下之盟。诸侯加议会如不打败国王,又保留皇家待遇,哪个国王会从此放弃权力?

    拉美亚非军事政变与文人政权不断交替,一纸宪章能约束袁世凯和各地军阀?

    美国的经济寡头几个自愿受法律约束?所有的西方法律都是权力与财富的交易。

    中国如在目前推行宪政,立即把内争的目标从经济走向政治,从外向型发展变为内斗性内耗。民族矛盾和对外战争都会被民粹分子主导,结局别说停止经济的高增长,立即和台湾、东德一样,各派清算历史旧账。但是,产权界定究竟划到49年还是89年?谁算是反专制的原教旨自由派?

    我个人接触过留美的几乎所有的自由派“领袖”,他们因为没有自己的经费来源,不得不争夺先是台湾国民党,后是美国国会的可怜资源,才有民阵、民联的两家合并,分裂成三家的滑稽剧。

    杨小凯多年鼓吹宪政,自己却不做留美经济学会的具体工作。我当了一年会长,胃丢了三分之二。终于明白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政治献金。有几个有利他之心的大款,愿意不断捐钱来资助一个法制,不是换来巨大的投资利益,而是约束自己为看不见的“民众”谋长远利益?

    我尊重有宪政梦的人,例如康有为,其实比红卫兵还要激进。他以为可以用皇帝的权威可以解除八旗的兵权,却不明白任何程序得来的权力并没有执行的威信。

    申申你要相信宪政,别纸上谈兵。且别说建一个政党,你就去搞一个县或村,要是外面不带入资源,例如资本,军警,或帮会,你能指挥几个人?你立的法有谁听?

    毛泽东会见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有个极为深刻的对话。马尔罗问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是否是给农民分土地,获得农民的支持。毛答,分土地先得把仗打赢。打不赢,今天给农民分地,明天农民就赶快还给地主。所有的民主在革命和战争中都是必败的体制。

    建立资本主义法制的是拿破仑,要修改法制的戴高乐,权威依然来自战争的政治资本。

    多读点历史,少来点幻想。中国今天乱很容易,治很难。没当过村长的人,不知道流氓是民主的主要威胁。穷困又是黑手党的温床。你去南意大利,多少年了,法制还是黑手党的天下?

  陈平

 

陈申申的信

陈平,刘昶,之元:你们好!

    我对历史所知很少。看到朱德别传,是对历史的另外一种解释,很多地方更近情理,并不是在以阴谋论来解释历史。

    在顾则徐的书中,最让我惊心的是朱德在解放初期对战争形势的判断。朱德认为不会有大的战争。朝鲜战争爆发后,朱德仍然坚持不会有大的战争。因为,大战争之前必定会有很多迹象。

    直到文革结束,邓小平出山,老邓才说“大仗打不起来”。以此作为对于形势的基本判断,才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如果战争迫在眉睫,就不可能这样的去改革开放了。换句话说,如果早在建国初期,全党就能接受朱德对于战争形势的判断,后来的一切都会大不相同。

    我甚至在想,毛泽东应该有不低于朱德的判断能力。那为什么还要那么强调备战,把整个国家放在战争气氛之下呢?

    陈平说的西方政治的弊端我也有同感。但是,不能简单的说宪政制度就都是西方的。当今世界,工商文明不仅是技术成就,还需要有宪政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宪政制度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但是给了人们解决问题的希望和机会。所以,这些年来,西方尽管出了大问题,可是社会基本上还是稳定的。可是我们国家宪政制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改革开放中的“特殊政策”在实质上都是违背宪政精神的,是无法无天的政策。如果不及时纠正,基层的社会问题和高层的权利冲突就都会越来越严重。其实,现在的问题大家都感受到了。大批最有权势和最有财富的人都对国家失去希望。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申申

 

第一封信

把一切归之于个人野心和权术是自由派、宪政派的故事

用什么宪政与专制说来解释中国历史的主线是西方思维编造的神话

----关于《朱德外传》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陈平

2012年8月5日

刘昶,之元,

    申申发来的材料,有多少可信度,请研究。

    我今年6月去过井冈山。听到的朱毛彭陈的分歧和AB团故事,与这里的故事不同。

    中国社会的矛盾不全是阶级矛盾和路线斗争,地域和家族(常以帮会形式出现)的矛盾,占重要地位。

    江西富农地主主要是江西土族人,支持红军的贫雇农主要是客家人。江西和湖南因为争夺资源,又有省级矛盾。各山头的红军常常互不服气,才会出能摆平各方矛盾的领袖,却非单靠个人野心或高压可以服众。

    团结红军不散的是官兵平等,不是只靠纪律。

    苏联共产国际的指示,是错杀王袁,造成井冈山农民反水,迫使红军仅一年多后就撤离井冈山的主要原因。

    当时毛失去权力不在现场,无法阻止湖南裔红军整肃井冈山“土匪红军”的行动,彭只是没有顶住上级指示而已。

    把一切归之于个人野心和权术,是自由派、宪政派的故事。

    许多事实可以研究,例如粟的故事。朱周彭的贡献和局限也可以研究。但是,用什么宪政与专制说来解释中国历史的主线,我以为是西方思维编造的神话。

    稳定下来的制度是历史演化造成的,不是个人可以随心设计的。今天西方的危机,哪个制度可以避免或解救?

 陈平,

    (注:朱德外传篇幅较长,放在文集后面。)

 

 

 

 

举国体制就是全民“让球”?

——评德国之声的傲慢与偏见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陈平

2012-08-08

    “德国之声”网站刊登了一篇名为《举国体制就是全民“让球”》的奇文,把矛头引向中国体育训练的“举国模式”,进而直接攻击的“中国模式”,一举点破西方媒体在两届奥运会期间掀起的“中国威胁论”的要害。当中国的知识界还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争议不决的时候,德国之声却对中国模式做了判决。中国崛起的根 基就是中国模式的“举国体制”。更加离奇的是言外之意,把西方的危机不敢归罪于西方的金融寡头,倒迁怒于中国的发展模式。不是说中国的强大是造假的吗?假 冒的实力又如何能动摇西方霸主地位?奇文的作者真是自相矛盾,语无伦次。德国政治和媒体并没有什么历史资本,可以自封为中国模式的道德裁判。

    7月31日,四组参加奥运会羽毛球女双比赛的选手,以“消极比赛“的罪名,史无前例地被世界羽联 取消参赛资格。四对运动员包括来自中国、印尼和韩国的选手。一石激起千层浪,印尼与韩国代表团立即申诉,中国代表团急忙道歉,世界媒体和各国运动员议论纷 纷,有质疑羽联规则的,有替运动员鸣不平的,唯有德国官方资助的“德国之声”网站在8月2日刊登一篇名为《举国体制就是全民“让球”》的奇文,把矛头引向 中国体育训练的“举国模式”,进而直接攻击的“中国模式”,一举点破西方媒体在两届奥运会期间掀起的“中国威胁论”的要害。笔者认为此文实在是难得的反面 教员,值得向中国的民众和媒体评介。

    德国之声这篇奇文(以后简称奇文)通篇逻辑混乱,完全违背西方媒体自认的起码职业水准。文章标题把球员消极比赛的罪名引到中国体育训练的“举国体 制”,然后断言“举国体制”就是“全民让球”。向谁让球?被取消资格的四队选手全部来自亚洲国家。中国的代表团参赛奥运,难道是要向西方让球,祈求西方媒 体接纳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还是靠实力比拼和西方争得平等的国际地位?三国四组运动员为何“让球”不谋而合?羽球事件显然是竞赛策略和竞赛体制的矛 盾,谁是谁非有待赛后检讨。德国之声却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上纲上线,从体育争议升格为冷战宣传,究竟抓住了中国的什么把柄?

     德国的学术文化历来以尊重事实、逻辑严密著称,奇文却回到冷战时代,满纸荒唐。作者首先承认:“假打、假摔、让球、弃权,这在体育比赛中并不是新闻。其中有些属于商业收买,但是更多地发生在中国等竞技体育市场化并不发达的国家。… 此番被国际奥委会、世界羽联严厉惩罚,对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短短的开场白就连犯三大错误。

    第一,作者没有引用任何体育文献来证明:体育造假的频率,市场化国家会低于不发达国家。奥运会一开始就是西方富国俱乐部的游戏,西方标准的体育竞赛 场地和设备要求极高。体育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只有经济发展后才有能力逐步加入。不发达国家商业化的体育市场不发达,商业造假的技能如何能和 西方相比?第二,被取消比赛资格的还有韩国和印尼的运动员,为什么只有中国羽毛球运动员的问题出在举国体制?为什么中国参加的其他奥运比赛没有类似的荒唐 事件发生?显然作者无意调查真相,意在借题发挥,恶意攻击。第三,国际奥委会和世界羽联滥用不合理规则的处罚就能打击中国模式吗?事实是仅仅4天之后,中 国羽毛球队就包揽奥运会羽球赛的5块金牌,德国之声对中国羽毛球队的大胜噤若寒蝉。规则从来是过去的赢家制定的。世界格局变了,游戏规则也要变。2008 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后,发达国家的领袖也不得不承认要改革美欧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我相信,本次奥运会之后,发展中国家也将认识到改革国际体育机构的 必要性。奇文的作者必将面对历史的挑战。

    奇文接着指责中国:“花费全国纳税人的钱财,‘集中’培养体育尖子,却是无需证明的事实。另一方面,社区体育和学校体育一塌糊涂。奥运成绩无法反映国民体育运动实际状况,很多屡屡夺金的项目,民众只有在大型比赛的电视屏幕上才能见到。”奇文最后断言:“所谓的‘中国模式’…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多数人被迫‘让球’的结果。同时,它也把全世界拖入了不公平的比赛。有一天,这种比赛也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惩罚吗?”

    奇文的作者又犯了基本的常识错误。体育和科学一样,只有教育普及,才有提高的基础。否则,教练从何处去发现尖子?我不知道奇文的作者如何敢断言“社区体育和学校体育一塌糊涂。”本 人倒是多次去德国讲学,见到东德地区的大片厂房长满荒草,原有的居民区毫无生气。请教了德国朋友,方知德国1990年7月在西德政治家主持下的货币统一, 为了选票不惜违背经济学家的警告,强行推行东西德的货币统一,出其不意地摧毁了东德出口和内销的贸易网络,导致东德地区的十年萧条和西德增长的大幅放慢。

    奇文指责中国模式就是“全民让球”,富了少数,坑了多数,没有任何数据。我是经济学家,几年前为了对比研究西方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发现 “全民让球”的真实案例,恰恰是西德对东德的非合作接管。东德几十年积累的国有资
产,在私有化的名义下免费加补贴赠送给接管的外国企业。西德纳税人的钱, 不是投资东德地区的基础设施,而是用于恢复一次大战前的德国建筑,富了跨国公司和房地产商的荷包,拖累的是整个德国经济。巨大的转移支付,导致西德利率高 涨,东德企业凋敝,人才外流。德国经济的疲软动摇了欧元区的经济基础,才有今日的欧债危机。

    相比之下,实现“一国两制”的香港和中国大陆互补发展。按照联合国的数据,从1990到2010年,中国真实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0.4%,远高 于美国的1.1%, 英国的0.9%,德国的0.6%,日本的0.4%,和俄国的0.1%。1997年回归中国后的香港,13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也为德国同时期的3倍。奇文的作者如何面对这些数据?

    如果研究体育和经济的关系,奇文的作者更是颠倒黑白。1990到2010年,中国GDP增长了7.3倍,德国只增长了33%。相应地,中国真实 GDP总量的规模,2008年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2011年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依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中国改革三十年间,真实GDP的年均增长率 为9.8%,工人扣除通胀后真实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居民储蓄增长率为15%。有哪个西方国家可以和中国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相比?

    再看相应的奥运会金牌数,德国统一后体育大国的地位是每况愈下,中国则蒸蒸日上。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前苏联获得金牌55个,东德37个,美国 的36个,西德11个,中国只有5个。假如东德、西德互利联合,德国体育可以坐二望一。然而,两德统一后,德国奥运会的金牌总数,从1992年的排名第 三,降到2000年的排名第五,2004年后跌出前五名,落在澳大利亚和日本之后。中国奥运金牌总数则在2000年超过德国升到世界第三,2004年超过 俄国居世界第二,2008年则金牌第一,总数第二。2012年本届奥运会开幕至今,中国的金牌数和奖牌总数,始终保持和美国不相上下的竞争局面。奇文的作者又能发明什么谬论?

    当中国的知识界还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争议不决的时候,德国之声却对中国模式做了判决。中国崛起的根基就是中国模式的“举国体制”。更加离奇的是 言外之意,把西方的危机不敢归罪于西方的金融寡头,倒迁怒于中国的发展模式。不是说中国的强大是造假的吗?假冒的实力又如何能动摇西方霸主地位?奇文的作者真是自相矛盾,语无伦次。

    我不知道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编辑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德国知识界和民众的看法。我每年都在西欧各大学讲学。在西欧国家中,德国学者和听众对美国模式的质疑最多,对中国模式的好奇心最大。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像德国之声中文部那样傲慢与偏见的声音。我实在纳闷德国之声究竟代表德国的哪些利益集团?须知我交往过 的德国企业家也都看好对中国的出口与投资。

    奇文作者的无知还在忘记了基本的德国近代史。发明举国体制赶超英国的正是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德国的教育普及和社会保障制度都是从普鲁士开始的,目的是打败法国,统一德国。前苏联体育只不过学习和发展了德国的举国模式。德国两次大战失败以后,有识之士深知单凭德国的“举国体制”,不足以与美苏竞 争,才有法德煤钢联营到欧盟的“举欧体制”,企图重整德国的大国地位。德国目前出口的形势优于美国和日本,得益于欧盟的广阔腹地,并非什么无私援助后进国 家。德国之声的奇文,不可能挡住中国体育和经济的前进步伐,倒是透露出欧盟前景的不祥预兆。德国要是有中国地震救灾的举国体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哪里会 让小国希腊的债务将整个欧元区拖入泥沼?中国有句古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对德国科学技术教育的经验,中国人民历来尊重和学习。但是德国政治和媒体并没有什么历史资本,可以自封为中国模式的道德裁判。

    如果讲中国的运动员和媒体从“羽毛球事件”吸取的教训,我认为主要问题不在什么“体育精神”,而在公关策略。中国教练只关注赢得比赛,没注意同时赢 得观众。目前西方的奥运会日益商业化,职业体育腐败案件的规模和商战的营销手段比发展中国家强大的多。北京伦敦两届奥运会期间,西方媒体对中国崛起的恐惧 宣传,达到海外华人忍无可忍联合抗议的程度。中国经济的强大和中国媒体的软弱令西方人不解,根子在中国知识界还有不少人没有走出西方中心论的迷雾。

    我建议出国参赛的中国运动员,除了技术训练之外,应当补课的是西方的公关本领。参加国际比赛的运动员,应当学习成为中国民间外交的使节。西方从总统 竞选到足球假摔,作秀的本领往往以假乱真,攻击对手的语言常常混淆是非。我们要学会兵来将挡,区别对待善意批评和恶意攻击,不能无原则的讲“和为贵”。遇事有理必争,有错坦然面对,何需委曲求全?

    最后我要感谢德国之声奇文的作者,促进我们重新认识“举国体制”的意义。让我们进一步发展“中国模式”,让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更快更好。

    【注: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春秋研究院研究员。】





    附:德国之声中文网的奇文原文

举国体制就是全民“让球”

德国之声中文网文章

    为了避开提前与本方队友在淘汰赛中相遇,伦敦奥运会羽毛球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中,中国组合在与韩国组合消极应战,被取消奥运会参赛资格。

    假打、假摔、让球、弃权,这在体育比赛中并不是新闻。其中有些属于商业收买,但是更多地发生在中国等竞技体育市场化并不发达的国家。为了国家利益, 教练或领导会告诉队员让出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安排。这也不需要太多的说服工作,一则是一种传统,二则运动员都是国家出钱出力培养出来的。少数 公开挑衅这个规则的运动员,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喝彩,在内部都引起较大的争论。

    这种长期公开运用、甚至被视为高明的策略的运筹帷幄,此番被国际奥委会、世界羽联严厉惩罚,对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举国体制的另外一个名称是国家动员体制。其半官方的解释是,为了国家利益,以世界大赛的冠军(特别是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来夺取比赛运动的好成绩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这种来自苏联的计划体制,在市场化改革进行了三十年之后的中国,仍然大行其道,是因为很多人钟情于它的如下“优点”:由政府选拔和培养有天赋的运动员参加比赛,可以集中力量,配置观念统一、计划全面的优秀教练员。在这种制度下,运动员遵守纪律,训练刻苦,易于取胜。

    举国体制竞技体育的实质,和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其他资源配置一样,就是牺牲个人,成全国家,牺牲多数,成全少数,牺牲日常生活,成全特殊时刻。在一个小的 范围内,它必然导致教练安排的让球、假摔等消极比赛。这已经让很多观众感
到愤怒。但是很多人不明白的是,在更大的范围内看,少数运动员获得金银铜牌,是全中国民众"让球"的结果。

    有人曾经计算过奥运会的一块金牌,价值人民币7亿元。由于体育总局跟中国其他官僚部门一样,预算和开销并不透明,这种计算的结果未必可靠。然而,花费全国 纳税人的钱财,"集中"培养体育尖子,却是无需证明的事实。另一方面,社区体育和学校体育一塌糊涂。奥运成绩无法反映国民体育运动实际状况,很多屡屡夺金的项目,民众只有在大型比赛的电视屏幕上才能见到,还要为它们喝彩。喝彩不是因为比赛如何精彩,而是获得了金牌。消极比赛也会有人称赞其策略英明,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更大的问题在于,并非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举国体制可以遴选出优秀人才,并让他们获得较好的发展。没有市场配置的调剂,人才市场也必然伴生着低效和腐 败。完全封闭的选拔和培养机制,让很多有运动天赋同时又希望得到全面发展的人望而却步。即便那些获得金牌、所谓为国家争过光的运动员,大部分也在退役之后无所适 从,甚至生存艰难。更不用说那些被要求假打和让球的运动员要忍受的委屈。只有极少数明星级运动员可以游走于中国的计划与世界的市场之间名利双收,还能当上政协委员。但是他们传递给青少年的信息,未必像媒体宣传的那么正面。

    对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的检讨已经很多年了,媒体对它多有批评。不少批评有者认为,这和已经深入中国的市场经济格格不入。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举国体制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本身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模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多数人被迫"让球"的结果。同时,它也把全世界拖入了不公平的比赛。有一天,这种比赛也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惩罚吗?




 

 

 

 

发件人:jinjiangjun<jinjiangjun@pku.org.cn>;时 间:2012年08月09日 17:00 (星期四)收件人:zdjun<zdjun@263.net>;抄送人:(无)附 件:2 个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图书.pdf 等...) 查看全部附件

中国的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请点击查看)

金江军

2012年8月

    作者简介:金江军,北京大学博士,工业和信息化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定的注册工程咨询师,通信地址:工业和信息化部万寿路机关 邮编:100846。

 

 

 

 

 



发件人:dianyingke<dianyingke@163.com>;时 间:2012年07月30日 09:48 (星期一)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收件人]附 件:1 个 (02黎鸣主讲老子思想仲大军与之辩论.doc ) 查看附件

仲大军与黎鸣的争论

----本源文化研讨会记录

2012年6月30日下午

    尹伟中(主持人):下午把我推到了前台。轮流坐庄,这个游戏规则很好,我坦然的在这里做一个主持。上午我们的论坛开了非常好的头,确实是百家争鸣,谈不够,我说的论是争论,有一点争鸣,除了表明自己的观点之外,最好有一些碰撞,这是我希望看到的,否则的话,我们变成开十八大,表决就完了,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不叫论剑,那是刀光剑影,我们今天的是论“见”。下午我们有三位主讲嘉宾,第一位主讲是黎鸣老师,他演讲的题目,论中国的本源文化;第二位,还是我们杨东平老师,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第三位,有一点调整,就是我们张文质,原来是安排在7月2号,他的题目是寻找变革教育的可能途径,生命化教育的十年。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黎老师。

    黎鸣:大家下午好!我的题目很大,今天开会的题目就是本源文化,华山论“见”。我就来论本源文化。中国的本源文化是什么,谈到文化,首先说一些话外题,论文化,首先论文化的人必须应该是以尽可能开放的心态,自由的心态,不拘泥的心态,来说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我自己今天就是以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来谈中国的本源文化。大家可能知道,我现在在网上连续三年写三本书,每一本书都是五十万字。第一本书已经在前年写完了,《发现中国历史》;第二本书也写完了,《发明中国历史》,第三本书今年在写,到年底,明年年初写完,《创造中国历史》。

    谈到本源文化,就一定要谈历史。而谈的并不是像中国的二十四史,朝代史,这些朝代历史代表不了中国的历史。应该是中国的思想史,非常可悲的就是一直到今天,中国人没有写出一本像样的思想史来,而且有大量的赝品,在那儿糟蹋中国的思想史。今天上午我已经谈到了,虽然胡适先生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可是后来就遭了很多人的绽放和篡改。基本上中国现在的思想史,已经变成了儒家思想史,而没有其他的思想,而偏离向反,儒家没有思想。我这句话说起来很极端,实际上真正论什么叫思想,儒家的的确确没有资格叫有思想。因为到今天为止,儒家没有一部像样的著作,谈论到了思想。包括儒家的著名的六经,四书,或者四书五经,说实在话,在我看起来,全都是一堆垃圾,全是沙漠。不能说四书五经里面一点精华没有,但是他没有一个核心,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逻辑,他不成系统;他整个就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为了统治者的永远的稳定,而堆积起来的这么一堆文献,如此而已。

    所以,下面我就开始谈中国本源文化应该是什么。坦白地说,在读了这么多书,从小学读到大学,读到研究生,我对中国的文化非常悲观。因为尤其我后来研究西方哲学之后,我就发现中国实际上两千多年来没有哲学,那时候我还没有读老子,我也不认为老子这么了不起,因为我没有读。我一直都在研究西方哲学,西方科学,我是跟中国的文科没关系,我是学理,大学学理论物理,学核物理,我是搞原子弹的。到了研究生,我到了中国科学院,我学的是人造卫星,航空航天。我今天跟何教授说了,我们是同行。因为我在科学院学的是人造卫星的定位控制,我学的是控制论。我是1978年读的研究生,1981年毕业。然后,我搞的是控制论,控制论要分配工作,当时有几条路。

    一个就是留所,很可能就是我现在参与了今天的神五神九了,但是我没有。第二,可能是分到南京通讯兵学院,到南京军事工程学院里面当一个教授,现在是大校,因为我有同学分到那去,现在是大校,这两条路我都不喜欢。因为到青海去,我心里不愿意,我毕业之后已经34岁了,我再去做那种高级工人,我不想,因为我已经读了一辈子那个东西了。然后我也不想到军校,因为我这个性格到军校,肯定将来也没有什么好下场。所以,我就自己找了一条路,当时费孝通,是社会学所的所长,找到他,我研究控制论,现在在世界上形成一个新的学问叫社会控制论。我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所开一个头,建立一门社会控制论新的学科。费孝通先生很高兴,很欢迎我来。我就从自然科学一下子跳到了社会科学,这一跳就把我自己跳进了一个泥坑。因为没多久,人家就问我,控制论,社会控制论,是你控制体制,还是体制控制你,我没有办法回答。我说社会控制论的本意,是社会的自我控制。没有任何人能跳到社会之上,去控制社会。这个本身就不是社会控制论的内容。一句话,基本上我就被打入冷宫。因为我原来一直搞理科,我想应该从理科的父母那儿找到一点路。理科的父母是谁?是哲学。我就坐下来,冷静地从头到尾,以前也学过西方哲学,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要下定决心,把西方哲学的前因后果全部捋一遍,捋完之后,我始终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我又把中国的哲学,尤其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又捋了一遍我对冯友兰先生非常反感。

    这个时候,这个社会上已经有人对老子和《道德经》非常重视。我在研究那么多的西方哲学之后,再加上我是研究自然科学的,看过了《道德经》,我大吃一惊。当然我不是一次读《道德经》,《道德经》我到现在为止,这么说,绝对不下100遍。而且我读《道德经》到今天,从第一个字到末尾的一个字,我能全部背下来,仅仅背没有用,我要把《道德经》变成一个系统来理解它。理解它的结果,使我大吃一惊。我得出的结果是什么呢?老子,天下第一。

    这个在我网上的博客里面已经写了这样的文章。老子,天下第一,第一在哪里?第一在他超过了所有西方的圣贤,无论是宗教的圣贤,还是哲学的圣贤。宗教的圣贤就是摩西,就是耶稣。哲学的圣贤很明显地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后来所有的西方近代著名的哲学家。包括西方哲学之父笛卡儿,以及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这些人,都没有超过老子。我发现的结果就是西方哲学所有重要的命题,在老子《道德经》之中全都已经有了。举个例子,西方人说到“社会”,就是人生来平等,老子有;西方说,要法治,不要人治,老子有;西方说,要有整个人类的逻辑,老子有。而且老子的逻辑超过了西方人的逻辑,西方人的逻辑是二元逻辑,从亚里士多德的二元逻辑,形式逻辑,一直到后来的数理逻辑,一直到今天电脑所用的所有的东西。说实在话,它的根都在老子的《道德经》之中。而且对于人类未来的走向,老子也提出了非常伟大的见解。老子,天下第一。

    所以,我在讲我的本源文化论之前,这是开场白。中国文化源头是谁?我指出一个人,是伏羲。伏羲虽然没有留下文字,也没有语言的记录,但是伏羲有8个符号和64个符号。这8个符号,64个符号太伟大,今天早晨我在来之前,我正在看一个美国人搞的视频,就是讲未来的人类世界观、宇宙观,老子《道德经》早就说了。里面有一条,就是说整个宇宙,整个生命,整个人的智力,全都是由一种共同的结构,共同的程序,共同的功能在那儿支配着。尤其讲到整个宇宙,是由64个四面体组成的。而且人类的基因有64种类型。

    你看,宇宙的物质、结构是由64个四面体,那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四面体组成的。而人的生命也是由64种基因结构组成的。事实上,他画成一个图,那个图叫做斯德拉环面的源流图,这个图说白了,在老子《道德经》中早就有了。老子多么了不起。美国人今天在探索未知,包括他们研究的UFO,那种外星的东西,以及所谓外星人所能有的那样一种对于整个宇宙的猜测,在老子《道德经》里全都有了。

    老子《道德经》所说的就是伏羲的符号的实际意义。什么叫《道德经》?《道德经》就是对伏羲符号的全面的、文化的解说。源头,中国文化本源的源头,就是伏羲的符号,伏羲是什么时代的人?据说,伏羲是公元前30世纪,公元前3000年前的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伏羲,有没有其人,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明确的,大家现在也在用。就是八卦符号和64卦符号。伏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真正本源。问题在于这个本源要有流,有源就有流。这个流没有很好地留下来,变成一个歪流,变成一种黑流,光明的流没有留下来,黑暗的流留下来了,怎么说?

    解释伏羲的符号有两派,一派就是儒家派;一派就是老子派。大家注意,我不叫做庄子,我也不叫黄老,我更不讲道教。因为在我看来,老子跟庄子不相关,老子跟黄帝也不相关,老子跟道教没关系,老子就是老子。有没有这个人?不管他,我只管有《道德经》,有《道德经》就有老子这个人,没有《道德经》,就没有老子这个人。所以,我认识的老子就是从《道德经》,对《道德经》的阅读和理解来看老子其人。

    刚才讲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就是伏羲的符号,伏羲的符号其实就是一种思想,一种思想的工具,一种思想的符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逻辑符号。他这个逻辑,从八卦符号得到一种误解,他发明了二进制,这个二进制构成我们现在电脑最基本的理论基础,0和1。也就是说0和1构成了我们现在思维的重要密码。如果现在没有0和1,电脑就没了,所有数字化的电脑全没有了。包括整个西方的哲学,西方的科学,也都没有了。所以,西方人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通过这个符号走上了一条文明的路。而莱布尼茨恰恰受到中国伏羲文化的影响,西方是没有办法否认的。因为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就是因为接受了八卦符号的影响。但是这个八卦的影响,跟易经、周易没有关系。刚才讲了,谁在后来继承了伏羲,两条路。一条就是儒家的路,也就是后来写出来的易经和易传,周易当然不是儒家写的,是周文王周公周代留下来,把算命的占卜卦和词记下来,跟孔子没有关系。但是易传,所谓是“易”,跟儒家是有关系的。所谓的是“易”,其实就是解说伏羲的符号,而我刚才讲了,《道德经》怎么去认识它,必须去认识它。老子的《道德经》是用来解释伏羲的符号。

    也就是说,作为本源到了春秋的时候,分为两路。一路就是孔子六经的路,尤其是首经易经的路。另外,就是老子《道德经》的路。这里说一点题外话,老子是当朝的史官,因为现在我们的历史也告诉我们,老子是周大天子身边的一个典藏使,就是号称当时周代天子图书馆的馆长。所以老子是当时最有文化的人,也是阅读当时的书籍最多的人。而孔子是一个民间的小混混。孔子从小就给人吹喇叭,搞丧葬,是做最下贱事情的人,虽然他自身也是贵族的出身,但是他是一个贫民。他没有读过书。后来所说的他编了六经,这只是传说。但是,他的确把六经当作了自己传播儒家思想的最重要的典籍,这也是可以确定的。正是伏羲后来分出两股,一股是老子,一股是儒家。

    老子走的路是一条真正人类文明的路,孔子所走的路恰恰是不文明的路。什么叫文明?刚才讲了,文化现在我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文化。文化在我看来,就应该是文明化,是文明化就是文化,是非文明化就不是文化,就是伪文化和假文化。什么叫文明?关于这一点,我在网上也提出来,人类的文明从哪里开始发源?人类的文明,人类的文明史从人类对于自己的认识开始。我在我的《发明中国历史》里面已经提出这么一个观点。中国历史没有文明,这是我最近的一篇文章的题目。西方历史有文明,中国历史没有文明,为什么这么说?中国的历史是前文明史,中国的文明史是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叫出了打倒孔家店之后才开始的,有了文明的自觉,而在这之前,中国的历史没有半点自觉。什么叫自觉?说出来很简单。就是说,在人们的心目中有没有人人平等这样的观念,有了人人平等的观念,并且形成了民族,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共同语言,这就是文明的开始。为什么说西方历史有文明?那是因为西方历史的文明首先从他们的宗教开始,摩西。摩西是公元前13世纪的人,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他得到了上帝,其实这是一种假说,得到上帝的支持。摩西跟上帝之间的约定,其中就是摩西世界。摩西世界其实就是西方文明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摩西世界认定了人人在信仰上帝面前的平等,这一点很重要。自从有了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观念之后,整个西方的历史开始步入了文明的轨道。紧接着后来古希腊的哲学提出人人在追求真理的面前平等,以及人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就更使得西方的历史向文明的路进到更高的层次。

    回顾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自从孔子的儒家独尊之后,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中国永远产生不了。因为孔子的思想的本源就是礼乐,大家看《论语》,所说的所有概念,包括仁义智信,这些重要的概念全都是从“礼”来,知礼则为志,克己复礼则为仁,礼之宜则为义,礼之右和为贵,还是礼,就是孔子一切的思维的起点都是礼乐。在孔子的核心的核心里面,就是礼乐,礼乐的根本四个字,亲亲尊尊,在家要亲父母,在外要尊君主,要长,长辈,说白了,孔子为整个创造了一个价值观念。这个价值观念就是六个字,亲亲尊尊长长。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就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一直到今天的价值观。我们的官本位,我们的政治体制,我们的所有一切都来自这个价值观,只要这个价值观不变,我们的官本位,我们的政治体制永远变不了。

    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人的历史观,其实全都是由中国人的价值观决定的。现在我跳过孔子,来讲老子。在中国的所有的典籍之中,只有一个人主张人人平等。当然我相信绝对不是一个人,但是两千多年来儒家的垄断,使得论述老子观念的其他著作早就已经被消灭了。中国之所以还能留下《道德经》这么一部书,问题在于两千多年来的统治者,根本没有读懂《道德经》。他既然读不懂《道德经》,也就不知道《道德经》对他的利害。所以,他认为《道德经》留下去没有关系,他没有读懂。不仅中国的统治者没读懂,中国的被统治者也没有读懂。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认为在当时只有老子一个人主张人人平等,肯定不止。我还举个例子,在先秦的时候,春秋时,有一个人被认为是中国最聪明的人,惠施,在庄子里面,普遍认为庄子就是中国的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在西方当时的古希腊,就是认为在雅典最聪明的人就是苏格拉底。所以苏格拉底后来也就被杀的,被毒死了,让他吃毒酒,让大家记住他。惠施,是中国当时最聪明的人,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过惠施的一篇文章吗?没有,只言片字都没有,唯一就是在庄子里面,因为庄子跟他是朋友,留下一点关于惠施的言论而已,我相信惠施绝对是有著作的,但是我们没有流传下来,我相信在当时肯定还有其他人也有著作,但是经过两千多年来的尊孔,这些著作早就一点一点全都被消灭,只有儒家的观点和文献留到今天,《道德经》是唯一的漏网鱼,为什么?因为统治者没有读懂他,甚至有三个帝王亲自为《道德经》去解释《道德经》,但是他们就是解释《道德经》,也没有发现。比如说唐玄宗,专门注了《道德经》;还有朱元璋也亲自注了《道德经》;还有宋什么宗亲自注了《道德经》,他都认为《道德经》很神,但是他没有看到《道德经》揭露的恰恰是对他们的控诉和揭露。

    我总结一句,中国所有的古典著作里面,只有一个人主张人人平等。我请大家翻第56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这是明明白白的人人平等,没有亲疏,没有贵贱,没有利害,这是明明白白的人人平等。而且很多人对立面的内容不懂,有三条规律,统一律、矛盾律、三生万物律等三律。玄同就是道最高的属性。最高的属性运用到人这儿,就是人人平等,所有的儒家经典有这样的语言吗?他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永远在统治者面前下跪下拜,老子是唯一在中国提出的人人平等,这个从哪里来?从伏羲的符号来。符号阴阳是平等的。八卦的形状之间是平等的,64卦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老子读懂了伏羲的符号,孔丘没有读懂伏羲的符号,孔丘继续以周代的统治者,把伏羲的符号当做算命的工具,当做占卜的工具。卜从伏羲的源到现在就是两股流了,一股是儒家孔子,儒家的流;一股是老子的真正文明的文化流。可惜老子文化的流停止了。基本上两千年以来没有人读懂过《道德经》,到今天为止有6000本解释老子《道德经》的书。在我看来全错。全是对老子思想的诬蔑,思想家、军事家、谋略家,有专门为统治者服务,专门搞愚民政策的,诸如此类,老子身上没有一个好词。在外部是儒家的人们对老子的诬蔑,在内部又出现了庄子,出现了黄帝,说实在话,老子的书,老子的观点,不仅没有前进,而且倒退了。所谓老庄思想已经不是老子的思想,是庄子的思想黄老,黄帝内经等,也不是老子的东西。

    五行不是老子,阴阳是老子的,是伏羲的。五行跟老子没有关系,五行是儒家的东西,阴阳五行结合了老子和儒家,把中国的中医中药学引进错误的道路,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中医中药有很丰厚的经验累积,但是在理论的建设上一塌糊涂。一直到今天还是阴阳五行。阴阳五行使得整个中国的中医没有办法前进了。汉代是黄帝内经,到了今天还是黄帝内经,有谁写过比黄帝内经更高的医学著作吗?没有了,从理论的角度一本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就没有办法前进,它不符合逻辑,真正的逻辑在哪里?在老子的《道德经》里,我来解释,是阴阳三行,这才是真正逻辑的路。阴阳五行,逻辑就死了,没有逻辑了。西方人反倒按照老子的路在一步一步地前进。而我们中国人跟老子《道德经》基本上没有关系了。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对联,中间的相是孔子,右边的对联是道观古今,左边是德憾天地,诬蔑透顶。孔丘有什么道德?孔丘对道没有解释,对德根本没有解释,结果我们中国人莫名其妙把道德这两个字加在孔子的身上,这叫把老子的衣服穿到了孔子身上,无耻,真是大大的无耻。

    论语,四书五经有讲道德的吗?老子专门讲道德,结果中国的道德之主不是老子,而是孔子,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无耻?这是中国的统治者无耻。所以讲本源文化,我们今天恰恰要回归本源,回归什么本源?回归伏羲,回归老子,回归老子的《道德经》,回归老子的全息逻辑,我写了一本书,叫做《西方哲学死了》,死在哪里?死在他的逻辑是二元逻辑,二元逻辑产生了悖论的结果,罗素悖论,总结了整个西方的哲学,后来又出现哥德尔定理,终结了西方的哲学。西方哲学两大主流的头,维德斯根坦,是英美哲学的头,海德格尔是大陆哲学的头,这两个头都承认,西方哲学已经终结了,终结在我来说就是死了,西方哲学已经死了。西方哲学在近代的历史之中为科学的诞生立下汗马功劳,不得不承认,没有西方哲学就没有西方科学。西方人美妙的日子也已经快要终结了,如果他们的思想不开放,他们不能看到我们伟大老子的全息逻辑,他们最终会被我们冲浴,这就看我们中国人自己争气不争气,我认为现在很多中国同胞不争气,从我网上的博客文章里面可以看出来。我在网上写了大量对孔子的批判,很多人都骂我。因为他们对孔子有感情,对我没有感情。我说老子厉害,他们说我胡说,老子才是中国愚民的祖宗,并且把老子《道德经》中的第65章,用来否定我,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他用这一章来反驳我,老子是一个愚民的祖宗,这是因为他们不懂。老子讲的“智”不是我们现在的智。老子讲的“智”是当时大家普遍认为的谋害别人,计谋别人,搞计谋的智,这是假智,不是真正的智慧。

    老子在第19章讲到,绝圣弃智,这个绝是最高的圣,智是他的智慧,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是最高的智慧,他的智慧不同于一般的智慧,最高的仁者义不同一般的人,绝巧细腻,最高技巧的人不讲利害,这是他在要求中国人要圣要仁,要有技巧。

    所以中国文化的本源总结一下,中国文化的本源就在伏羲,伏羲后面有两股流,一股是儒家之流,一股是老子之流。儒家之流得到了发扬光大,老子的流被完全截断,以至后来两千多年一直到今天的流,依然是孔丘的流,跟老子没关系。今后中华民族要走什么路,回归老子,走回老子的路,我能够以非常多的资料证明,西方人在近两千多年走的路,全都是老子给他们指出来的。当然有人怀疑老子西去,有人说他去西方,这可能只是一种笑话,有这种可能,谢谢大家!

    尹伟中:对于儒家的文化,对于您所倡导的老子文化见仁见智,我觉得真正未来要倡导文化的多元。各位有没有要跟黎老师论论“见”的,如果没有的话,大家酝酿一下,有时间私下还可以沟通和交流。

    张显扬:我说一个意见,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他这么多年来写的东西,潜心在研究中西哲学的比较。他得出很振聋发聩的结论,我对他理论上的勇气,做学问的执着和勤奋,感到非常敬佩。今天黎鸣讲的中国文化的源头,我想从方法论上说一个意见,我觉得黎鸣兄可以考虑。不要把圣人之言当做文化,这是两个概念。圣人之言不都是文化。如果圣人之言变成一个民族生活里面遵循的价值观和规范以后,这种圣人之言是文化。

    所以,有一次我看了一篇文章,也是我人大的一个老朋友写的。就是讲中国文化,讲中国引了一大堆孔子的话,要中庸,和为贵,我请问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谁讲过中庸?谁在追求和为贵?要讲中庸不得不中庸,不行的话要中庸,否则你要把我消灭了,我们中庸一下。这就不是文化,没有构成文化。

    现在我们讲中国的文化源头,黎鸣兄这种工作我觉得是很好的,他是从一个文献学,从思想的最深处去找到友好的种子,文化的种子,今天重建中国文化时,要把种子重新培育起来。孔子的一套,很多东西变成中国文化,很多人要批判地,孔老儿没有干好事,在当年没有干好事,后来两千多年来,孔老的遗嘱,他是假托的,孔子临终时一个遗嘱,写得很精彩,就是把当今心里的那些话假托孔子都讲出来了。反正差不多,孔子这套思想跟我们真是比较吻合,孔子确实没有做好事,重建中国文化时,古代源头要做两件事情,一件就是黎鸣兄现在做的事情,把真正好的文化源头,还没有培养成文化的一个种子发掘出来,我看,胡适先生做的工作还是有价值的。胡适把老子讲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圣德里面的革命家,我开始不理解。老子就是发一点牢骚,怎么就成了革命家,听到黎鸣兄的解读,我觉得有这个意思了。

    第二条,实际上已经构成我们文化源头的儒家文化要大力的批判。儒家文化里面无非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统治说,一个是有一个仁义礼智,仁义礼智是为了统治服务的,孔子的入学给予一个概念,叫做伦理政治学,以伦理为本建立一种政治体系的系统,这套东西应该不是好的东西,但是现在这种共同语言很难找到,我们动辄就是孔子文化,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我相信今后他在世界上的作用一定是负面的。我们思想的几个祖宗,正宗,官方语言里面被封为指导思想的祖宗,恩格斯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政治经济学拿老的概念去操作,他不知道老概念也有它的规律性,一定要受这些老概念的影响,这是非常对的。我最近写了批评毛泽东反对文献的文章,毛泽东用人性这个概念反对人性,结果他自己就摆脱不了人性的纠缠,这个逻辑我挖掘了一下,就是这样。现在动辄就是儒家,孔子,我们要吃大亏的。追溯本源的时候,就是两件事情。一件发掘,一件就是批判。黎鸣兄弟的工作,我在这个意义上非常赞成。我指出你一条,就是不要把孔子,包括老子的圣人之言直接作为文化,这是两个概念。圣人之言不等于文化。

    仲大军:黎先生的研究非常独到,我感觉到东西方的差别,在西方,从摩西开始,是被压迫民族的文化,后来影响了世界的主流。中国历来都是官方,也不能说官方文化。孔子当时也像摩西,也像希伯来人一样,一帮不得志的人,是这种不得志人的文化后来成为主流,中西方非常相似。以色列的人被埃及统治了四百年,做苦工,这个民族拼命地要摆脱被奴役的境地。所以,他的部落太小,无法与埃及抗争,中国可以,中国炎黄两部落大战,就是反复的打,中国靠氏族文化,哪个氏族文化胜利了,就拼命打倒这个氏族文化,始终是一个中土(音译)文化,它永远是一个胜利者。希伯来人靠宗教的力量,搬出客观的权威就是上帝。中国的权威始终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中国的文化始终就是祖先,山东有一个地方树了五根巨大的石柱子,就是对祖先崇拜的不得了,中国的祭祀文化。我观察中西方的差别,今天正好讲到摩西,摩西走出埃及多么不容易,靠的什么?有一个世界电影,靠的一再是上帝的显灵,海水红了,让出路让他们逃出埃及了,他靠一种非自然,一个神的力量来抗争人世间的不公,把一种公正的法则搬到人类社会。可是中国的文化,始终就是在人的文化圈里面转悠。

    老子讲道,但是孔子不迷信。

    张显扬:我们也用天,把天拿来作为统治的工具。

    仲大军:我们敬神而远之,中国没有宗教,没有西方的摩西,摩西的世界是经过大难磨难。人类的各种欲望,大家各种丑陋的情况下,通过上帝的警戒,才让世界成为人们信奉的戒条。我们的戒条让所有人信奉的从哪儿来?也有商纣的腐败,中国就是靠春秋时的儒家所说的伦理。中国到春秋、周的时代也是人性迸发的时代,就像希伯来人逃出埃及之后,摩西跑到圣山上去,一去不回来,剩下的以色列人就无主了,就出现各种叛变。摩西回来之后,马上把统统不遵从上帝的人下地狱,就是人世间必须要有一个规则让人们遵守。不遵守规则的话,社会就无法维持和生存了。中国古代战乱的时候,互相打,非常惨烈。我也感觉到,我们中国氏族部落文化为主导的体系,我们没有外在客观非常高的权威,让人们信服的权威。我们没有客观的、外在的权威,上帝的话,我们只有遵从自己的祖宗,自己的祖先,自己的伦理,自己的血缘,靠着伦理血缘的东西打遍天下。从春秋各个诸侯国来说,他们之间的争夺,哪个不是靠部落之间的拼命厮杀兼并,最后一千多个诸侯国,1700多个诸侯国,打到最后生成七国,后来变成一个秦国,就是靠部落。部落靠的就是君主,没有一个君主的话,统一不了这个国家。中国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君主,不是韩非子这帮人硬打造出这么一个君主,法家硬推出一个伟人来讲,中国不会成为一个大秦,就是东方六国的文化,就是仁义文化,中国的文化自然成为一体。

    中国的专制也好,中国的特点也好,就是实现一个大国的现象。如果各个诸侯国很自由的话,齐国等国文化很自由,就是弄出一个秦国来,法家的思想出现,硬是血流成河打成了,这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我想,中国人,世代以来,不乏有我们这样的人存在,今天有黎鸣、雷祯孝,我想两千多年前都有这样的人存在,世世代代有这样的人存在。我们中国人过去都是愚昧吗?都是文盲吗?我们中国历代都不乏我们这样的人,追求自由的、平等的、善良的人,永远都有。也许他们的思想会被屏蔽,但是世世代代都有追求自由、平等的人。

    所以,我对中国的历史始终感觉到,就像五四运动之后,把自己的底翻个朝天,全部扬弃了,说的一塌糊涂,也不靠谱,毕竟是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几千年,不能把我们的历史说的一无是处。我本人是儒家的后人,就是仲由子路的第75代孙,这一点上,我对儒家有所了解。我这些年搞经济,也研究历史。也是到了最近,我专业还是搞文史的,我经常看我们的历史。我看了之后感觉到,儒家,我们这个会是说本源文化,问题是我们现在对自己的本源不清楚,问题是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五四之后,扬坟拔尸,把我们弄的一无是处,恰恰把我们真实的东西给模糊了,我认为这是我们当前应该注意的方面。

    从尚书、诗经、左传,左传我看了五六年,都没有看完,周礼我全都在看,文史方面还有一帮弟子,每周六上一些课,通过这些研究,我发现了很多,不能说我们光喜欢一方就完全强调一方,就像吃饭一样,各样的菜都应该尝一尝。甚至各方面也有好的一面。

    比如说儒家,我以前非常讨厌孔子,我一看《论语》,孔子的一副架式我烦透了,现在我就能理解了,就是那种道德规范,对自己的要求,对自己举止行为的要求,我作为年轻人的时候绝对接受不了,我作为年纪大了以后,我现在也理解了,觉得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没法儿弄。儒家的人,儒家的精神,光是仲由子路,我们家和孔家一样都有家制的,孔家是有很厚的一本的制,我们仲家无所谓,我们叫仲制(音译),也是很厚。子路讲了,破衣烂衫,(…),儒家有不昧贵、不昧富等种种美德,儒家我们就像人世一样,根本不理你的权威。某某之前多么清高,让他当官,他不去,不稀罕当。对于当时的黑暗社会,根本不屑与官员同流合污,就跑到乡间去了。子贡当时做买卖发财了,去看他的老同学,看到人家穿着破衣烂衫,出来相见,子贡问他,你有病吗?他一听说我没有病,知识学问没学到家我没有病,我只是穷。子贡听了这个话,后来终生后悔,这是什么骨气,什么硬骨。儒家的这种文化,有一个能在权贵面前有这样的刚硬的态度吗?成也欲,燃得刚,今天哪一个人敢刚的,100万放在这里行贿,拿不拿,要不要?我们所有当官的有一个有儒家传统的东西吗?我们还大批儒家,比较起来,有那么一点儒家的精神吗?

    当我们不了解什么是真实的儒家时,不要盲目批判。大量的活生生的例子,搬出一个人物来,都让你自惭形秽。中国人现在不要盲目的掘自己的坟墓,如果有一点像古代人的志气的话,就不至于这么窝囊。我对今天中国人感到悲哀,是我们盲目迫害自己的原因,铮铮硬骨哪里去了,儒家大丈夫的精神哪里去了,大丈夫精神根本不是同流合污的时代,权利富贵都是浮云的事情,孔子的弟子宰予那么能说会道,还是到齐国当官了,就是当一个首都的市长,然后来对抗,想扳倒官员,没有做到被杀了。孔子也是一个反抗权威的精神。现在我们的历史,我们今天要搞本源文化,我们的源是什么,本是什么?像雾浓浓的大山一样,我们中国今天没有人认认真真地去研究中国的历史,就不要盲目的否认我们的历史。我们需要认真地研究我们自己的本身,才能客观的进行批判。

    黎鸣:大军基本上跟我对上了,我们是好朋友,但是观点的确是非常尖锐。刚才我讲到了,孔子作为儒家的起头人,他为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我刚才讲了,留下了一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礼乐之中的亲亲尊尊长长。我觉得,评价历史不要限于人,你去咒骂一个人,赞美一个人,其实这个人本身不值得你过分地赞美,也不值得你过分地诋毁。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思考了什么。我现在把老子的价值观总结出来六个字,道道宝宝德德,同时,我也把西方人的价值观总结成六个字,西方人也没有完全做到,但是他们的确是按照这个方向做的。真真善善美美,真其所真,善其所善,美其所美。老子的《道德经》,老子的价值观,道道宝宝德德,恰恰就是真真善善美美。而孔子的价值观是针对仁而言的,大军谈到了,子不予怪戾,乱神糟糕,就糟糕在这儿。中国人绝对不崇拜绝对精神,西方人从宗教开始到哲学,到近代哲学,都在崇拜绝对精神。

    摩西的上帝是绝对的精神,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真理、理念是绝对精神,近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到了康德、黑格尔又是专门讲绝对精神。西方人讲绝对精神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人们需要有先验的,真理的信仰,需要有超验的、终极的、自由的理想。而所谓乱神,所谓怪戾,恰恰是人类必须透过自己的经验去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如果你没有对绝对精神的追求,会有自然科学吗?会有物理学的分子、原子、夸克,以及种种的玄妙的概念吗?这些概念看得到吗?根本看不到。您说你能用眼睛看到夸克吗?看不到。为什么他能创造夸克?他能创造生命基因密码,这恰恰是一种对绝对精神追求的人才能有的结果。对于永远不予怪戾论神的孔子,及其儒家来说,这些东西是永远不可能有的。

    刚才大军先生赞美那样的富贵不淫,那样好的品质,说实在话,这些都是相愿。那些统治者,自古以来的中国人,这都是很好听的话,在关键的时候,一个一个都是狗熊。到底谁标立着富贵不淫的标杆,真是举不出几个人。贫贱不移,贫贱的人给他一块狗肉,巴不得去抢着吃。说实在话,人到了要死的时候,什么都做得出来。但是,有绝对精神追求的人就不一样了。对于一个没有绝对精神追求的人,他永远是一个庸俗的人,永远是一个没有任何高尚情感的人。在西方,我们可以找到高尚的政治家,在中国请举出一个?

    仲大军:我给你举,当时子路和孔子都是民间人士,当时费县想独立出去,请孔子过去,子路心里想,说不去,第二,是晋国的,占据一个什么地,也是要独立,也请孔子去,子路也给阻挠了,这样名不正言不顺。当时中国有这样的人。我今天想谈一个方法的问题,我们中国学者对待我们的历史和创造我们的未来,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应该采取一个好的策略,这个策略是什么?比如说西方有了文艺复兴的时候,西方是踩在自己的历史台阶上发展,而不是毁掉自己的台阶创造出后来的民主自由。我们中国也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今天不一定非要毁掉我们的历史大厦,再去建立一个新的。

    黎鸣:不是毁掉历史,是毁掉历史中的错误

    仲大军:历史中好的东西需要被我们肯定,而不是完全糟蹋掉,完全搬一个东西来,这样也不好,也不符合我们本源文化的精神。我们的历史必须要肯定,我们2000多年,13亿人口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和民族,怎么能一点好的没有呢?如果说中国民族没有好的文化,没有好的东西,这个民族根本就不会发展成为人数最多的大国。想当年罗马多大,地中海都是他们的内海,罗马现在有多少人?就是因为文化不行。为什么人种都发展不起来,中国为什么会发展成这么多人的国家,就是文化的关系,氏族文化、血缘文化就是繁衍的强大力量。文化中有好的东西,也可能中华大陆上现在不知道什么样了,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样。

    既然我们已经诞生了,我们走过来了,我们能怎么更好的继承,我们需要想一个好的办法继承下来,从而发扬。我们认识到丑陋的东西,我们坚决批判,我就非常恶心这些丑陋的东西,我们在座的人互相都很了解我们的个性,我们哪个不是追求自由的人?但是不能把老祖宗都说的一塌糊涂,你知道孔子晚年最高的理论是什么话吗?由于你的偏激,你都不看。

    黎鸣:你恰恰错了,很多人认为我根本只读老子的书,论语也不下一百遍。

    仲大军:看《礼记》的最后一篇,孔子临死前写的《儒行》,在礼记中。请问在座谁看过儒行?注意到里面说的一句最重要的话,不臣,不仕。就是儒家的人,不臣,不仕,根本不惜做你们的官。我再补充一点,儒家这种精神,赵匡胤的时候,还把儒行当毛主席语录发给手下,都必须看,儒行在宋初的时候还是人手一册的典范,到朱元璋的时候被颠覆了,儒家是牺牲品,早就扭曲了,真正的儒家早就没有了。

    尹伟中:有些板子都打在孔子上。

    仲大军:应该打后人,打朱元璋。

    尹伟中:朱元璋还打晚了,董仲舒你到现在都没有打一板子。当然可以争论一百年,甚至一千年,我们今天要的不是一个结论,要的就是文化和思想的碰撞,所以才叫做论见。你们这个话题,我们可以私下论。

    黎鸣:主持人说了这样的话,我必须反驳,网上这样的结论有了,你把板子全都打到孔子一个人身上,公平吗?我认为,这是大家对于我的不理解。对于人,我刚才说了,不值得过于赞扬,也不值得过于痛骂。我在网上批判孔子,并不是批判孔子这个人。如果我把孔子这个人当做我的主要批判对象的话,我毫无价值。这恰恰是很多网友对我的批判孔子思想的一个错解。我之所以批判孔子,那是因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尊孔儒经,孔子的思想已经普遍的变成了中国人的思想。孔子的价值观已经普遍地成为中国人的价值观。所以,我批判孔子并不是批判孔子这个人,早就死了,不值得我这么去骂他,根本没有必要。而是孔子的思想,孔子的思想还没有死。我比较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的价值观的差别。孔子的价值观是亲亲尊尊长长,这个是人,亲亲是人,尊尊还是人,长长也是人,什么叫亲其所亲,亲其所亲,在家亲父母,这没得说,在外要尊其所尊,所尊是什么?是现在他的地位,他是君主。长其所长还是人,这种价值观全是限于人对人之间的联系。但是,西方人的价值观不在这儿,是什么呢?跟具体的人。具体的人都是人人平等。你跟我是平等的,你错了,我也没有必要过于骂你,我对了,你也没有必要过于赞扬我,我之所以对,你之所以错,是因为你违背了真理,我恰恰是顺应了真理。所以你对我的赞美不是对我这个人的赞美,而是对这个真理的赞美。而我对你的批判,也不是要骂你这个人,要伤害你,也不是。我是指出你在坚持真理这个方面的错误。
真其所真,善其所善,美其所美,这就是普适价值。人们不懂。

    尹伟中:这个掌声是给予你们两位,主持人一上来就倡导论见,果然刀光剑影。我也有一种成就感。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下面这篇文章是仲大军先生的大学同学写的,回忆了1978年恢复高考时怎样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的经历。这些人一晃都已六十多岁了,岁月如梭,转眼就是三十多年,这代人也到了回忆往事的年龄。请熟悉和珍惜这段历史吧!】

 

发件人:zhanghua<zhanghua_zi@126.com>;时 间:2012年08月04日 10:23 (星期六)收件人:zhanghua<zhanghua_zi@126.com>;仲大军<zdjun@263.net>;[还有30个联系人]抄送人:(无)附 件:1 个 (我的六六届.doc ) 查看附件 齐传贤的7811

    各位7811:近日收到齐传贤写的他的考大学经历和7811生活。我看了感觉很熟悉、很真实、很温馨。在大聚会前就把我拉回了4号楼,一个个熟悉的身影都活了起来。征得他的同意,转发给各位分享。各位如有相关文字,也请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张化,

我的六六届,七八级

齐传贤

    据说人在出生时,身体的某个部位会出现某种青色的或者是红色的印记,这些印记被称为胎记。这个胎记很难消除,它会陪伴人的一生。我大概也有这样一个胎记。但是,我们似乎又比别人多了一些印记。那是一种时代的印记:一个叫六六届,一个叫七八级。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六六届只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年代符号,与别的年代诸如六五届、九二届又会有什么两样呢?如果没有漫长的十几年的农村沉沦,然后又有七七年七八年的恢复高考,六六届也不过是一批令人同情的时代的牺牲品,它也不会具备更多的含义。

    六六届、七八级,是两个历史拐点的特殊标记。作为一个荒唐年代的开始,六六届是一个最容易让人们记住的特殊称呼。而七八级,则是象征着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在这一年召开,对那个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荒唐岁月作出客观的结论。

    七八级,又是对这一荒唐岁月最后残留的痕迹的一次执著的清除。如果没有十几年的高考废除,七八级便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有了后一个印记,才使得前一个印记具有了价值。

    六六届、七八级,这两块印记成为我们区别于其他人的特殊标记。时代在我的身上烙下了两块如此鲜明的两个印记。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你只要向人们亮出这两个特点,六六届、七八级,人们对你的经历、遭遇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你的能力、水平就有了一个大致的判断。亮出这两个印记,可以省去你许多介绍的麻烦。有哪些人能如我们这样,如此简捷明白地让人一下子就认识你。

    一九六六年春末夏初,我们高中三年的课程按部就班地上完了。高考摆上了日程。大家在兴奋中开始填报志愿。班上个子高的同学在黑板上密密麻麻地写上一些大学的名字,我们也在本子上抄下这些大学的名字。不管考试会是怎样的结果,先在自己的脑海中将这些大学过一遍,也是一件很过瘾的事。就像那时的年轻人相亲一样,将别人作为对象介绍的漂亮姑娘们的照片欣赏一遍,也可以算是一种对于爱情的甜蜜享受。事情成不成,也没有关系。

    我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而又自以为是的家伙。在学校的选择上,我从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一路扫视过来,只要是冠以这些城市名字的大学,我都填上了。北京自然是北京大学。扫视到上海时,我却为了难,因为没有上海大学,只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但是同济大学却没有中文、历史等专业,放弃。那就填复旦吧。南京大学、武汉大学自然也不会放过他们。
对于来自一个农村的孩子,高中都要毕业了,对于大学的分类分级,并没有太多的概念。文史与理工医农,全被我搅合在了一起。所以在填报志愿草表时,只是按着我的兴趣,中文、数学两个不同类型的专业,我都填报了。因为数学和语文我都喜欢,鱼和熊掌,我想兼得。幸好老师发现得早,及时纠正了我的荒唐。

    一个未谙世事的傻小子,填报志愿是如此地稀里糊涂。胡乱地将志愿表填写好,交上去完事。现在可以安心地看小说,读报纸了。学校图书馆里的小说、杂志,凡能找出来的差不多都看过了。虽然高考在即,可是我们却并不显得那么紧张,和原来的生活没有两样。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更多了一些趾高气扬。已经扬眉吐气了一年的老大哥,在即将毕业时,还要再来一次最后的疯狂。学校中仅有的两个高中毕业班的篮球对抗赛差不多是每周一次。那些球星们娴熟的技巧,让那些小弟弟小妹妹们看得是个个羡慕不已——看高二高一的同学打球没劲。

    学校报架前总是围满了人。我对《武汉晚报》上连载的长篇小说是每期都不放过。同时,对《光明日报》、《文汇报》上的学术文章也饶有兴趣。特别是对那些文章屁股后面拖着一长串引文出处的长篇大论更是津津有味。我对从高三上学期开始时进行的对《海瑞罢官》的讨论兴致盎然。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也开始发表各种意见,有赞同的,也有商榷的。那时候,把发表与别人不同意见的文章叫做商榷。多客气的字眼。

    由海瑞罢官的讨论,又延伸到对清官的问题的讨论。有些学者思维的怪异叫人惊讶:清官比贪官还要坏,因为他们缓和了阶级矛盾,麻痹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巩固了统治阶级的基础——清官有欺骗性。似乎是社会越乱才越好,矛盾越尖锐才越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爆发革命;因为革命与斗争是一天也不能停止的。你如果把社会弄得和谐了,弄得没有矛盾和斗争了,你就有问题了。清官就是这路玩艺儿。我到图书馆里将《海瑞罢官》的剧本找了出来,读过之后,还是无法发现他所包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只是随着后来事情的逐渐明朗,我才知道,海瑞罢官是影射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批判与罢官。

    到了高三下学期,报上又登出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燕山夜话》我读过,不就是讲述一些故事,再引申出一个道理,给人们一点启发的小文章么?——跟现在时兴过一段时期的心灵鸡汤差不多,读过后也觉得满是那么个理儿。再看对他的批判文章,就有点不太了然了。明明是一篇有关为人处事的小文章,怎么会含有那么大的潜内容?但是听他讲得倒也是头头是道。姚文元的批判文章总是能跳出原文的意思,将它们纳入自己的思路,然后再痛加批判。

    报上的批判文章是越来越多了。商榷的文章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边倒的批判文章。尤其是一些工农兵加入了进来。但是我不喜欢看那些所谓工农兵写的批判文章,一两百字的豆腐块,没有内容,没有史料,千篇一律,看起来怪没劲的。这样的文章,读一百篇都不会获得什么新知。以后的经验告诉我,凡是工农兵一掺和进来,事情就要起变化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是越来越多了。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看这文章的标题,如此的简捷明快,气势磅礴。社论说:“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社论号召人们将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个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慷慨激昂的语句,读得人热血賁张。

    我们用不着为没有赶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而遗憾了,现在就有一场重要的革命运动摆在了我们面前,赶快参加吧!也就在这一天,新华社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股莫名的亢奋在涌动。这种悠哉游哉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闲看风起云涌、坐待高考来临的局外人的身份马上就要发生变化了。我们这群看热闹的人很快就要置身这热闹之中了。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六六届和六五届、九零届也不会有什么区别,不管出现在什么地方地方,也只会是和别人一样地不显眼。

    1966年6月18日这一天的《人民日报》,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以前所有的社论和消息都没有那一天的报纸对于我们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其影响是如此的巨大而深远。那一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的消息。这可是关乎我们自己的大事,必须认真阅读。

    文章第一句话就将要点揭示出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用新闻写作的术语来说,这叫导语。整个新闻最重要的事实概括无遗。

    中央对于这个决定的理由作了简单而有力的解释: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有不少大专学校和中学,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根深蒂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同时,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对于我们这些中学生来说,只能从《人民日报》中看到中央的文件。

    《人民日报》在发表这一消息时,还配发了一篇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社论最后说,对于旧的高考制度,“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这是怎么一回事?眼看没几天就要高考了,怎么就突然决定不考了?高兴?困惑?无味杂陈。再将报纸细细地翻看。

    就在这天的报纸上,还发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和北京四中高三(5)班学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两封信。报纸在这两封信的前面加上了按语:“这两封信,充满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洋溢着高度的革命豪情,表现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的精神。这两封信,反映了广大革命师生的心愿,代表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呼声。”

    真的就是反映了我们的愿望和呼声吗?有谁来问过我们?并不需要来征求你的意见。在那个时期,谁都可以声称自己代表革命人民。有时候是代表人民“举热烈拥护”,有时候是代表人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4)班的信中说: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现行的升学制度是和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相违抗的。一谈到与科举制度有关系,马上便想起了那个可笑的范进。且不管这个升学制度是不是反动,但是只要说是和毛主席的意见相对抗,那就必定是错的了。

    信中还具体揭露了高考制度的三大罪状:

    ——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不少同学有严重的“惟有读书高”、“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等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现行的高考制度助长了这种思想。

    ——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这种学校为一些只钻书本,不问政治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

    ——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联系第一条,我必须承认自己多少有一点“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在我看来,只有愚蠢的家伙才不愿意读书。当然,我没有想到,没有钱也是不能读书的。但是那时,读书是不要钱的呀。家庭贫困的孩子,还可以享受助学金。我就是依靠每个月的7元5角的助学金才读完三年高中的。

     对于北京的这些中学生们的这一指控,我并不以为然。我喜欢读书,也希望上大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瞧不起农民,看不起我的父母。我之所以读书是因为我喜欢读书,是因为读书很快乐,读书是一种很有趣的事情。我想考大学,是因为进入大学可以读更多的书。我家里什么书都没有,我所看的书都向别人借的。读小学、初中时,别的同学一摞一摞的连环画,而我却只有可怜的几本。而我们那个中学的图书馆里的书也不多。据说大学里有很多书。

    联系第二条,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们天门就只有两所高中,一所在县城,但并不就意味着他是重点。我们在乡下,也不曾把自己看得比天门中学差到哪里去。倒是每年高考,我们比他们考上好大学的要多。重点、非重点的概念我们是一点儿也没有。

    至于将大批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除在外,也并不觉得有什么真实的凭据。我们这所学校,差不多全都是农村的孩子。就有几个来自镇上的孩子,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特殊的地方。考试差了,老师不都是照样批评吗?

    信中最后提出具体建议:从今年起就废除旧的升学制度。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5)班革命学生给毛主席的的信的结尾也发出了同样的倡议: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哦,我们明白了,原来中央的决定是因为这几个中学生们的建议作出的。

    对于北京的同学的建议,对于中央的决定,虽然有点茫然,有点无所措手足,但随后也就释然了。毕竟是国家的命运前途大于个人的命运前途。高考不就是推迟半年么,半年之后再“考”或者“不考”也不迟——只要不影响上大学就行。迟一点没关系。

    废除高考制度,在经过了对事情真相的层层过滤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竟然是一些像我们一样的无知无识的中学生们“发自内心”的呼吁。但是老实说,对于这一建议,我并不怎么十分看重——几个中学生的建议就能起作用?

    当事情过去了若干年之后,事情的真相才慢慢地浮出水面。北京的这些中学生毕竟与我们乡下的中学生大不一样,几个高干子弟从他们的父辈那里打探到了中央有意废除高考的消息,与生俱来的政治敏感使他们决定抢先立下这一革命新功。看来我们是被他们绑架着一起拖下水了。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傻呼呼的为他们的革命行动叫好,并且违心地宣布说,他们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到最后自己的头脑被搅的颠三倒四之后,还庆幸自己赶上了文化革命,废除了高考制度,要不然,也可能会变成“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了。

    其实,这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些从没到过县城的农村爹妈,仅仅是因为儿女们考上了大学,才有机会脱离了农村,搬到了城里,有的甚至还能出国去逛一逛。相反,倒是那些不曾上过大学的,一辈子与爹妈死守在农村,过着苦日子。不管你心里怎么想,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反正是文化革命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

    悠闲的日子结束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了。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新的办法”: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果然不出我原先的所料,大学怎么会不招生呢?只不过是要改变一下办法,由考试改为推荐与选拔罢了。只是有点可惜,自己的好成绩有点浪费了。不过,成绩好总也是一种被推荐的优势罢!

    在我们学校,这个文件精神恐怕只是传达了一下,就没有了下文。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势头太迅猛了。这年8月5日,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8月18日,毛主席穿上军装,第一次接见来北京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生和教师。在伟大领袖的英明统率下,咱们革命去也。革命的,被革命的,都被拧昏了头,推荐选拔的事自然是顾不上的了。

    在天南地北的一阵餐风露宿磨破脚板的串联之后,在你死我活的一阵这反反复复纠缠厮杀之后,红卫兵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成了一堆人人厌恶的臭狗屎。在经过了两年死皮赖脸地赖在学校等待被推荐选拔的无望之后,我们只得卷起铺盖,灰溜溜地滚回老家去。文化大革命所带给我们的,是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

    六六届的兄弟姊妹们就这样像一只破鞋一样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连同给他们曾经带来希望的高考制度。

    城里的老三届们后来虽然下放到了农村,尚且有一个“知识青年”的名号,还有专门的“知青办”在管着他们的事儿,还有招工、招干、招生的微茫的机会,而我们这些农村的老三届,连个知识青年的身份也没混上,成为一群被人撂在穷乡僻壤的无人过问的土疙瘩。

    但是也并不是真的无人过问。只要有人被推荐上大学,就会有人会想起你来。因为这些人上大学必须要有群众推荐,要有群众推荐的材料。这推荐材料大多是由那些在农村的老三届们来执笔完成。开始时还真有那么一个群众推荐的座谈会,让你去作个记录,然后整理成材料,再让这些贫下中农们按个手印。而更多的时候,则是连这种座谈会也不必召开,直接让我们去凭空捏造出一个座谈会,并作出这个座谈会的记录:贫农张大爷说,这个知识青年能吃得苦;曾经是童养媳的李大妈说,这个娃儿虽然从城里来,待我比待他妈还亲。这种生动的描述很有效果。

    每当此时,心里便生出一种悲哀,一种苦涩。那情形,就象一个嗜酒如命的酒鬼见到别人酩酊大醉的快乐而自己却清醒无聊时的嫉妒一样。随着时光的推移,我的大学梦是越来越远去了。即便是你已经被改造得差不多了,有资格可以被推荐了,你也失去了被推荐的可能。首先是年龄的限制:二十五岁以下——而我已经是越来越接近三十岁了;其次是未婚——而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我慢慢地明白了,我这一辈子是上不了大学了。

    十二年来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升学的令人骄傲的求学经历,只能作老来长久咀嚼的一枚酸果了。这使我又想起了范进。科举制度虽然混帐,但是结婚却不影响他参加考试,年龄大也没有关系。只是年龄大结了婚的不能被招为驸马罢了。

    十几年的农村生活可以使一个对未来充满幻想的人变得麻木起来,琐碎细微的柴米油盐会消蚀掉你昔日的志向,劳累一天之后的疲乏会让你将书本视为仇人,随处会遇到的歧视会使你堕落,变得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幸好我还保留着那种从骨子就喜欢读书的习惯。当然,对于读书的作用,我也并不存“书里自有黄金屋,书里自有颜如玉”的浪漫遐想了,也并不是真的以为读书就能改变命运,而只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对于读书的嗜好与习惯罢了。我让书本去滋润我的心灵。

    由于出身的清白,我幸运地当起来民办教师。小学、初中的教着。有一年,我甚至还在我们大队教起了高中。那是一个全民办教育的年代,高中都办到了我们大队,我有幸又成为高中教师。一年之后,我们大队的高中班撤消,我的高中教师的资格自然也就失去了。

    那真是一个荒唐的年代,一方面是在拼命地强调教育的重要,全民办教育,一方面却又是将那些曾经受过良好教育而又渴望读书的人拒之于大学的门外,使他们失去继续深造的机会。我突然明白,我们的教育所需要的只是项羽式的教育:“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只要你认识几个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够了。

    就在我已经习惯了我的民办教师的生活,以为我就将这样带着老三届的烙印走完人生的旅程时,不经意间,一线曙光出现了。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错过了这一次机会。这责任并不在我。那年的高考有项规定:老三届中“确有专长”的可以报名。

    我兴冲冲地参加了77年恢复高考时的报名。人们告诉我,只要发表文章,只要会一点外语,都可以算是“确有专长”。由于我的老老实实的回答,便这样在一问一答之间判定了我的报名资格问题——没有专长,自然也就没有资格。

    好在那时我对于让老三届的参加高考并没有太当一回事,就像我当年对取消高考并不当一回事一样。在我看来,这次不知是哪个混小子耐不住农村的寂寞了,又给中央领导写了信,中央文件才随意写上了这一句,并不一定真的是要允许老三届特别是六六届到大学去读书。想想看,对于66届的高中毕业生来说,都已经三十多岁了,有可能让他们到大学去继续深造吗?虽然30多岁考大学比起范进50多岁时中举还是要年轻许多,但毕竟已是过了读书的年龄了。有一个进修的机会能让你去培训去提高一下就算是不错了,正儿八经的大学能让你去读?

    农村的老实人就是这样想得开。后来才知道,还真的有人向邓小平写了信。这写信的不是别人,而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十一年前,正是这个在北京四中读初二的刘源,受高三老大哥们的郑重委托,将那封轻飘飘的信捎回家,悄悄地放到了他的老子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案头。

    当然,这封信也不是恢复高考的关键性因素,这也正如当年的中学生们要求废除高考的的信一样。我对77年的高考印象模糊。既然与我不相干,我也不必去管他。话虽如此,这次经历却是将我埋藏在心中的大学梦勾起来了。

    1978年6月底,又开始了高考报名。这一次对于报名资格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并且还特别强调“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仍可报考”。五角钱的报名费,填一张简单的表,交一张登记相片,就算是报名了。报名时并不填写报考学校及专业志愿,只须确定报考哪一科(文史或理工医农)。报名表是这样的:

市、县、区 报名站:

    兹介绍我单位 同志,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家庭出身 ,文化程度 ,婚否 。该同志是我单位(校、厂、公社) (注明考生身份),现要求报考高等学校 科。请准予办理报名手续。

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6月25日报名截止,7月20日举行高考。复习时间不到一个月。我弄到了一本77年高考时各省的试题集,在教学之余,我将这些试题连看带做的过了一遍,真正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语文我不需要复习,历史、地理也不必特别花力气,至于政治,天天都在讲,也不必用多少时间。我只要把数学再复习一下就行了。严格地说,只要把几个公式再记忆一下就行了。

    转眼间,考期到了。考场就设在我所教书的中学。为了掌握时间,我向同事借了一块手表。除政治考试的时间是两个小时外,其余几科都是两个半小时。对于考试时间,我从后来的文件中得知,还有这样一条规定:“如有些考生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解答不完试题时,可适当延长时间,但最多不能超过山十分钟。”我不记得当时考试时是否宣布和执行了这一规定。

    7月20日上午8时至10时,第一场政治考试。那时政治总是第一位的,在安排考试顺序时,也体现了这一精神。考试气氛并不紧张,监考的是我的同事。只是大暑节气,天气炎热。监考老师很有人情味,不时地拧上湿毛巾,让考生擦一擦脸上的汗。我背心短裤地坐在考场里,只顾行云流水般写个不停,倒也并不觉得是怎样的热。考试完毕时,才发现身上已是湿透了。

    题目比我想象的要简单得多。滔滔不绝的阐述与淋漓尽致的发挥,我将答题纸写得满满的。对于我所认为的重点地方,还特别划线表示强调。这些年不就是总在学习政治,总在批判提高么!

    考试结束,我很得意。在大家兴奋地交流中,我的头头是道的议论,令那些小青年们羡慕不已。这一场政治仗,我相信自己是打赢了。下午的历史考试,也不是很难,至少是对题目不陌生。

    第二天上午数学考试,差点造成终生的遗憾。数学题目很简单,只一个小时就作完了。看看时间还早,正好可以休息一下。我伏在桌子上居然心安理得地睡着了。一觉醒来,精神焕发。等我将全部试卷看过一遍后,大吃一惊。原来有一页不曾看到,还有最后一道大题没有做。分值是20分。这一下我可紧张了。

    见鬼,偏偏是要求从两道题目之中,选择一道题作答——因为是文科考生,比理科少做一题。这种选择是令人为难的。没有时间让我这题试一试,再那题试一试。必须迅速作出决定。一阵紧张之后,我便迅速冷静下来。还有半个小时,来得及的。我知道,越急越乱。我将这两道题浏览一遍后,果断地作出选择。一旦决定下来,便开始紧张思考,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终于将遗漏的这道题解答完毕。在认真将思路及解题过程检查一遍后,认定解答无误。

    我长出了一口气。看看时间,还有的是,于是再将试卷从头至尾检查一遍,这次是真没有遗漏了。又将各题的答案检查一遍,有些题目还进行了多种方式的验证。检查的结果是,将一道题的两个解删去了一个。核实了一遍分数,满分应该没问题。
下午的地理考试,我可不敢马虎了。

    第三天上午的语文考试,基本未花力气。除了让我惊喜之外,没有别的感觉。有些题目,是在报纸上摘录下来的。而这些报纸,有的就曾贴在学校食堂的窗户上。打饭排队经过时,我敲着饭碗浏览过。一种异样的感觉让我兴奋不已。我记得有一道题是这样的:在括号里填进最恰当的字,每个括号只能填一个字:这个时候,什么个人的得失、安危、荣( )、毁( )──句话,一切有关“自我”的概念,仿佛全不存在了。

    考试结束后,许多考生垂头丧气,不知道该在括弧里填个什么字。而我却轻松告诉他们:这不是一串由反义词组成的词语吗?下午的外语考试不计入总分,只作为录取时的参考。是否考试,可以自由决定。我自觉没有取胜的机会,放弃了外语考试。
三天的考试终于结束,可以放心地回家抗旱保苗促丰收了。

    一个月后,分数公布。成绩不错,但却出人意料。信心满满的政治,却只得了41分。直到现在,我都以为是不是改错了。或者是在登录分数时将91分错看成了41分,要么就是阅卷老师将我划线的地方误以为是删除的符号。如果要真是那样,那我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应该是满分的数学,却被扣掉了5分。被我删去的那个答案,偏偏是应有的一个解。作为文科,80分的满分只得了75分。虽然未能拿满分,也足可以令人高兴的了。这真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结果。

    有两项一高一低的记录可能会长久保持。其一是语文数学的高分。如果折合成现在的满分150分,语文该是133分。现在高考语文成绩在130分以上的可谓是凤毛麟角。数学应该为140分。现在的文科考生,如果数学成绩能达到这个水平,其总分一定会低不了。另一项记录便是政治成绩的如此拙劣,如果是在现在,肯定是进不了重点大学的。

    好在我的总分在我们公社是最高的。录取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嫌我年龄太大的话。后来从资料中查实,在全县文科中,我也是位居第一名。

    理科280分、文科300分以上的可以进入下一道程序:参加体检,接受政审,填报志愿。就这样,十二年后,我又第二次填报大学志愿。

    当那已经逐渐远去的大学梦变得越来越清晰的时候,面对志愿表,该如何填写,我可犯难了。可报的学校实在是太少了。除了一些名牌大学外,大量的则是武汉一些大学设在地市的分校。凡是我有印象的学校都须填上,才能将志愿表上的10个栏目填满。于是我便将那些名牌大学差不多一个不漏地全写上了。

    至于如何排序,我有一个思考。北京大学当然是我所向往的,但是我不喜欢北方的面食,再加上北方天气太冷,我怕我习惯不了。所以将北京大学放在第二的位置,而将与武汉同在一个纬度上的上海复旦大学排在了第一的位置。照现在那些精于指导学生填报志愿的老师们看来,这是一份并不科学的志愿表。但那时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出来纠正我的谬误。

    至于选择专业,因为政治考的实在丢人,不敢填报新闻专业。在我看来,新闻是党的喉舌,以我这样的政治水平肯定不会被新闻专业录取的。我只好选择中文、历史等专业,去钻故纸堆了。不过,这一次倒是纠正了我在12年前填报志愿时的一个荒唐。我没有填报数学专业。尽管我对数学的兴趣很大,并且数学考试的成绩也不错。但因为它是理科,我只好忍痛割爱。后来到了大学,我还是到数学系旁听了一个学期的课,由于没有时间做作业,只好最终放弃。对于微积分,拓扑学,堆垒数论,哥德巴赫猜想等,未能领略其妙趣,可以说是我一生的憾事。不过,我后来从语言、文学、文化、历史、哲学、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学科中得到了补偿。人的一生总会留下许多缺憾,这样才值得回味。

    将志愿表胡乱填好之后,交上去了。关于政审,那是领导们的事,不用我们去管。当这一切作完时,暑假也就要结束了。

    九月一号开学后,我照常到蒋场中学任教。录取通知书迟迟不见发来。我也不甚着急,反正全公社没有一个人领到录取通知书。怎么能不急呢?我像一个待嫁的老姑娘,不知把我许给了哪一家。但是我总得沉住气。

    9月27日上午,我正在宿舍里备课,准备下午的语文课。恰在此时,教育组一位陈干事邀我到邮局去取邮件。这些日子高考录取问题成为学校一个经常性的话题,大家议论得很热烈。虽然我也极想到邮局去看看,但是多少有点担心人家笑话:别人都不急,你急什么?

     “去你的吧,你就别来敲诈我了,我才不上你的当呢!”我拒绝了陈干事的一番好意,他只好一个人去了。大约半个小时后,陈干事兴冲冲地回来,伸手向我讨糖吃,说是我的通知书来了。并且告诉我被录取到了复旦大学。我知道这位陈干事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说不定这次又是一个玩笑罢。

    陈干事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是湖北省招生办公室发来的。上面有邮戳。信封上的字是我写的,那是在填报志愿时我写好后装进资料袋的。

    我接过来一看,可只是一个空信封。看来通知书是真的来了。我再也顾不上矜持了,急忙和我的同事,一位和我一起参加了这次考试的魏老师一起跑到了邮局。到了邮局,那位正在分发信件的工作人员像没看见我们似的自顾自地忙着。等他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我才拿出那个空信封,告诉他我来领取里面的邮件。工作人员从柜台里将原来装在信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地取出来,呈现在我的面前。是的,这的确是复旦大学的入学通知。通知的内容很简单,但对我却意义很大。

齐传贤同志:

    经批准,你被录取到我校中文系中国文学专业学习。

复旦大学。

1978年9月25日

    此外,随信还附来一份新生入学注意事项,一份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4张行李托运标签。

    我拿着入学通知书,第一个念头便是想到华主席。如果不是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恐怕我这辈子是上不了大学了。
那时所有的报纸都是报道华主席领导我们粉碎的四人帮。直到后来进入大学后,才有知悉内幕的人告诉我们,恢复高考制度,其实是邓小平极力促成的。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事人并不一定清楚事情的底细,而实际的情形则要等到若干年以后才会真正了解。历史和现实就是这样。现实是将生动而曲折的过程尽量地简化和提炼,然后将结论直接摆在大众面前,使之成为一项最简单的事实。而历史则是尽可能将详尽的细节弄清楚后,再告诉人们真实而生动的过程。所以当时的人并不清楚当时的事,倒是后来的人最清楚过去的事。
与事实保持一定的时空距离,才有可能了解事实的真相。历史就是这样一门远距离窥测的学科。

    等我回学校时,早已是全校都知道了。大家聚在一起,等着要看一看通知书是怎样的。毕竟这是多少年来第一份真正是通过全国考试而得来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一张小纸片从这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让人多少有点失望。它没有任何的修饰语,没有任何的勉励、祝贺的话语。在那个习惯了装模作样的表态与装腔作势的祝贺的年代,这样的文字的确显得有点干巴。对于这样一件大事,应该是“被光荣”地录取才好,应该要好好地勉励一番才好。但是这一切都没有。

    我倒是觉得这样的文字很好。简单明了,直扑主题。我岂止是“光荣”,简直是“骄傲”。但这并不是需要别人来让我光荣、让我骄傲的。我顾不上将我的矜持掩藏起来,掏出一包烟,分发给大家。“喜烟,抽!嗬,还是新华烟。”一包烟被一抢而光。

    接下来便是关于复旦大学的讨论。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复旦在哪里?这真是一所怪学校。别的大学,总是冠以一个地名,比如北京、武汉、华中、西北等等什么的,而复旦大学却没有任何有关地名的信息,让人摸不透它到底是在那里。有知情的人说,复旦在上海。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叫复旦大学?没有人能够回答。问我,我也说不上来。于是大家决定,先将这个问题搁置下来,再讨论一些具体问题。到上海去怎么走?有清楚的人说,上海在长江下游,坐船走。如果坐火车,有两条路线。一是从武汉往南经过株洲再转乘浙赣线,一条是从武汉往北到郑州再转乘陇海线转京沪。乘车比较快,但要转车,麻烦。倒不如坐船,一水之便,虽然慢,但免去了换车的麻烦。再说,坐船还便宜一点。最后这一点很重要。大家的意见是,坐船去。

    人们开始帮我计算起行程。有的说,坐船恐怕得要一个星期。但立即遭到了另一些人的驳斥:下水快,三四天就够了。在将这些问题弄得大体清楚之后,大家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家的时间不多了。你看,27号接的通知,10月6、7号报名,只有10天不到的时间了。要办的事情还多,要迁户口,要转粮油关系,还要换一个月的全国流通粮票。说到换粮票,有知情的人告诉我,换全国流通粮票时需要交油票,别忘了。还真得亏了他们的提醒,省去了不知底细的我的来回往返。

    在我这些年经历过的所有讨论中,这次是最富实质性意义的讨论。我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心里既高兴,又感动。一个人的上大学,竟使大家都为我操心,而这操心又是如此的真情实意而又具体入微。我该怎么报答他们?我顾不上下午的课了。当我向校长请假时,校长说,还上什么课,快点回去作准备吧。

    我们的校长是教政治的,按照轻重缓急,他帮我把要办的事计划了一下。户口、粮油关系要抓紧办,粮票要抓紧换,家庭经济状况的表要填写好,要到大队和公社盖章。这几样办好了,就有了主动权,什么时候走就都可以了。如此这般的将“主要与次要”,“主动与被动”分析得清清楚楚——哲学这东西就是管用。

    回到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我平静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问我,学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走?我告诉她,学校在上海,离家大概有两三千里。至于什么时候走,具体日期还没有确定。反正在家里的时间不会太长了。顶多把国庆节过了就要走吧!

    母亲没有说什么,只是眉宇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又忙着去理菜,准备晚饭了。过了一会儿,又问我,到学校需要读几年?

    我告诉他,具体时间我也不知道,时间总不会太短,大概总得三四年吧。那时候,对于所谓本科专科的概念实在是一点没有。母子两将这些情况简单的交流之后,我告诉她,我得去大队开证明,好办理户口迁移、粮油关系。粮油关系、户口迁移总算是办好了。粮票也换了60斤。

    这一年,湖北省共计划录取大学生11,751名,其中理科9,812名,文科1,059名,外语508名,体育、艺术372名。其中重点大学3,182名。而天门县,则被录取了323名,其中理科275名,文科48名。

    10月1日,国庆节。为感谢乡亲和同事们对我的关心,家里准备了几桌酒席,聊作告别之会。大队部给我送来一些礼品,比如脸盆、茶杯。也有三元五元送来盘缠的。合计起来,差不多有一百元。

    10月2日上午10时,我从黑流乘小客轮前往武汉。我行李不多,两床棉絮,不到10斤,一口轻便的行李箱,一个手提包。全部行装不到30斤。与我同行的还有一位同事魏老师。他和我是小学、中学同学,又一起在公社中学担任民办教师,同住在一个宿舍里,又一起参加了这次的高考。他也以令人羡慕的高分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

    第二天下午6时,轮船停靠汉口汉江码头。与魏老师匆匆告别。他要购票北上,而我则买舟东下。两位从小同学共事的朋友,就这样匆匆告别。

    4日中午12时,我登上了开往上海的东方红15号客轮。在候船室,我结识了两位新同学。一位22岁,被录取到复旦的经济系。另一位是应届毕业生,被录取到复旦物理二系即核物理系。两位年轻人对我这位比他们年长的新校友异常的热情,一人帮我提箱子,一位帮我拎提包,而我只剩下一个背包,十分方便地上船了。

    和他们在一起,我真有点不好意思。上大学,本来应该是年轻人的事,而我却已过而立之年,丢下两个孩子在家里,如今却要千里迢迢,远赴人地两生的地方,去圆我中学时的梦想。真象是一位半老的徐娘,刚作了婴儿的母亲,骄傲的成分少,而欣慰的成分多。

    汽笛一声长鸣,轮船就要开行了。甲板上站满了人,向着送行的人挥手告别。从此,我将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旅程。当船过南通后,江面突然宽了起来。四野望去,不见边际。那一种雄浑与壮阔,让我震撼。那停泊在吴淞口外的巨型远洋货轮又激发起我澎湃的思绪。这预示我将与外部世界发生密切的接触。

    轮船驶进黄浦江,一阵繁华扑面而来。曾经是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如此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一眼就能认出的海关大楼从眼前晃过,轮船向码头靠去。在经过了44个小时的航行之后,10月6日上午终于到达上海十六铺码头。

    学校早已有人在码头迎候了。行李被搬上了小货车。我们也随车被送往学校: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四号楼,中文系宿舍。

    在宿舍迎接我们的是一位与我同龄的大个子男人,我以为他是我们的老师。但是他说,他也是新同学,上海人,为我们新生安排住处和注册报名。看见这样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同学,我的忐忑的心稍微踏实了一点。我不用为我的大龄而不好意思了。旁边有同学告诉我,他已被指定为我们的班长。

    报到注册花了半天的时间。我们被定名为78级。于是在我的身上,现在被打了78级的烙印。

    系里举行迎新会,中文系差不多所有的老教授都出席了。听他们的名字,个个都是赫赫有名。系主任的朱东润教授的致辞,让我终生不忘。他说:复旦的大门永远都是敞开的,但是要进入这所大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好象要解答我们的疑问,告诉我们说,复旦的校名,由学校的创办人马相伯先生选定,取自《尚书大传•虞夏传》的《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强不息。复旦大学创办于1905年,那时还是大清王朝。

    几天的入学教育并不枯燥。对这所大学的认识由过去的只是一般性的了解变成了真切的感受。复旦,真是一个学术的天堂。他的历史令人肃然起敬。周谷城、陈望道、苏步青、谈家桢、谭其骧、朱东润……每一个名字在中国学术史上都灿然生辉,他们曾将复旦的物理、数学、生物乃至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推向了国内前沿。各个专业,各个领域的的专家不仅是复旦的骄傲,也是国家的宝贝。

    中文系更是星光灿烂,一大批文学、语言方面的专家使得中文系在复旦文科中举足轻重。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就曾担任复旦文学院院长,解放后又担任复旦大学第一任校长长达25年。1961年,他担任《辞海》总编。就在我们入学的前一年,陈望道先生去世。时任中文系主任的朱东润教授,乃是传记文学的一位大师。《张居正大传》、《陆游传》使他蜚声海内外。
我将有幸聆听那些赫赫有名的教授们的训诲,领略他们的风采。

    我庆幸自己成为这所大学的一名学生。在我沉沦在乡下十几年后,终于来到这所素享盛名的高等学府,老天待我不薄。所有的委屈与不公,都已化作轻烟散去。我的心里满是感激之情。

    等到入学教育结束时,也对班上的同学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中文系78级共有中国文学和汉语言两个专业。语言文字专业只招了17人,为一个小班。文学专业共招收了72人,就一个大班。上海及华东地区的同学较多,其他省市的同学较少。湖北的就三位同学。

    我们这个文学班同学的年龄相差极为悬殊。最大的三十三岁,最小的才不过十六七岁。二十四五岁的占大多数。与我一样,同是老三届的有十几人。除了几位作爸爸的以外,还有两位妈妈。也有三十多岁还没结婚的。

    对那些以应届毕业生资格考取的小同学,我是决不敢小看对他们的。想想看,他们能够在那竞争相当激烈的数百万人中脱颖而出,决不是等闲之辈。对于他们,我只有羡慕。羡慕他们赶上了好时光。而那些小同学,他们或许也会是这样的想法:别看这些老大哥已经三十多岁了,对学业的荒废已经十多年了,都已经是两三个孩子的父亲了,但是仍然能够考上这个大学,没有一点真本事是不行的。

    我们就是这样,互相打量着对方,谁都不敢对对方心存任何不敬。因为我们是按照同一个标准和原则经过严格考试而进入这所大学的,年龄和出身不是它考虑的因素。年龄差距是如此之大的这群人,就这样组成了78级这个群体。这个群体竟然是如此的和谐融洽,大家彼此尊重,彼此珍惜。大学四年,大家在一起生活得很愉快,从未因为年龄的差别而发生过矛盾纠纷。

    这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观。七八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表示入学年份的时间概念,他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现象的代名词。七七级的情况并不十分明显,老实说那时各地对小平同志的意见还没有能够很好地理解与执行,老三届的录取比例并不大。而七八级则是一次彻底的机会均等。而七八级之后,再无此种情况,老三届的机会就渺茫多了。

    我必须说说我们的辅导员老师。这位孙老师是今年刚毕业留校的。尽管她还是位没结婚的大姑娘,可我们对她还是十分尊敬,决不敢对她有任何的不恭与随意。而孙老师对待我们这些年龄较大的学生也是十分的尊重,总是称呼我们“老某”,很少直呼其名的。

    辅导员孙老师陪伴我们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当我们进入大四之后,她就要结婚了。作为她的学生,吃着老师的喜糖,自有说不出的高兴滋味。

    我们毕业离校两年后,孙老师被调离了复旦,到市妇联工作。在那里,她筹备创办了《现代家庭》杂志。很快地,这份杂志便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品牌。不久又出版了《女人日记》,和《女人一生》两部作品。我们因为她的成就而感到骄傲。我们毕业之后的多次聚会,孙老师都和我们一起。我们对她仍如从前一样的尊敬。

    我必须尽快收拾好心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以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在这所学校里扎下根来,不要辜负了她对我的期望。或许我不会有多大成就,但我必须努力。我并不是想以十二年的光阴虚掷作为借口,来原谅自己的碌碌无为。不过,一个人在将他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段最富创造性的美好时光作了一番无谓的折腾后,还能指望他会有多大的成就呢?

    课程表发下来了。每周二十多节课。空余的时间还有很多。对于上课,我们可是认真对待,好象从没发生过逃课的现象。
听那些满腹经纶的教授讲课是一种享受。没有通用的教材,教授们的讲课都是自己研究的心得,都有自己独到的发现。他们将最新的研究成果摆在我们面前,将许多重要的课题提供给我们,将许多未知的领域展示给我们。师生之间的讨论、质疑经常发生。
我们的思维不断活跃起来,我们的视野迅速地开阔起来。对曾经的权威我们不再仰视,对已有的结论我们不再迷信。我们只相信事实,相信真理,而事实也需要不断澄清,真理也是不断发现的。

    我们都觉得时间不够。宿舍里有几间原来用作洗澡的小间,后来因为学校有了专门的澡堂,这间洗澡间便被空置下来了。这些象厕所一样有着许多隔断的小间,竟被许多同学利用来作了自习的空间。他们找来了桌子,安起了电灯,又作了一个门,门上还挂上一把锁。

    图书馆成为我去的最多的地方。学校藏书丰富,当时160万册的巨额藏书使他足以傲视其他大学。我只要能够读完他的千分之一,就很不错了。作为学生,每人每次可以借出五本书。借出后一个月内归还。我差不多每半个月都去借书还书一次。以前读过不少书,但那只是一些通俗的读物。那些流行于坊间的近似民间故事的图书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那些在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小说如《林海雪原》、《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读得不少,但是对于外国文学作品却是难得一见。
我不能失去这么好的读书机会。

    在复旦,只要你愿意,就有你读的书。这里没有禁区,什么书都可以读。只要你找得到,你都可以读。这里是一个真正自由的阅读的世界。于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司汤达、大仲马、小仲马、福楼拜、莫泊桑、卡夫卡、契诃夫、果戈里、托尔斯泰、马克•吐温等人的作品被我一本一本的借来。那真是一种饥不择食,狼吞虎咽。这些本来应该是在中学时代就读过的东西,却成了我现在恶补的内容。来自农村的学生,比起城里的孩子来,在阅读方面,先天就有一种不足。

     看完他们的作品,又找来有关他们的传记。除了在图书馆借书以外,又到系资料室去读书。系里有一个资料室,可以到里面的书架上去寻找。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成为抢手的书。这本书以前是一部禁书,现在解禁了。封面已经被摸得破破烂烂了。厚厚的四大本,我差不多两个半天一本,一个星期便读完了。读完最后一句,我被深深地感动。书中最后写道: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等待”和“希望”,难道不正是这样么!那义胆孤魂的邓蒂斯在绝境中没有放弃希望,以他的坚韧终于等来了命运的转折,他成了一位伯爵。在那最迷惘的年代,我们也不曾放弃过希望,耐心的等待终于有了回报。更令我骄傲的是,这书的译者,正是复旦的一位教授蒋学模先生。后来的许多译本,与蒋先生的初译比较起来,相去不知几许。而蒋先生的专业,却并不是外文,而是政治经济学。

    这就是复旦,一大批通才使得他独领风骚。教我们现代文学的潘旭澜教授,后来出版了《太平杂说》,竟然在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在读完小说后,又有幸看了一遍《基督山恩仇记》的电影。

    说起看电影,也是中文系比其他系的同学享有的一项特权。那时,文艺界仍然处于封闭的状态,电影界的禁令尚未解除。但是这种禁令却对中文系无效。差不多每两个星期,我们都会到学校一处特殊的放映室去看内部电影。我曾经在日记中记下过这样一些影片名字。埃及电影《忠诚》,日本电影《望乡》、《追捕》,印度电影《流浪者》,美国好莱坞电影《百万英镑》、《未来世界》、《车队》,西德电影《神童》、智利片《中锋在黎明前死去》,由陈思思主演的香港片《三笑》等。

    中国电影就更多了。许多拍摄完毕便遭禁锢的电影也被我们翻了出来放映。这些电影直到几年后才在各地电影院公开上映。
复旦的学术自由,就是这样走在前面。这里只有学术,没有禁区。

    除了借书读书,便是买书。虽然那时的书很便宜,但对于我来说仍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是省吃俭用地将生活费节省一些,好买书。

    上海的书店,差不多全都集中在福州路。那里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买不起,拿起来翻一翻,也让人觉得过瘾。买书成为我们一种嗜好,成为日常最大的一笔开销。等到毕业时,行李中最多的便是图书。那是一个书籍贫乏的时代,有几多地方能如上海这样,有着那么多的书店和如此丰富的图书呢?老家的一些同学虽然也考上了大学,但是他所在的城市却是远没有上海这样多的书店。为他们买书,也成为我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他们在寄来的汇款单的附言栏上,开出一长串的书单,让我帮他们去寻找。为他们代购图书,这并不耽误我的时间,因为我也正好可以进一趟城,逛一逛书店。有些内地订不上的书画杂志,我也定期给他们寄去。

    说到为人代购图书的事,还应该谈谈为老家的朋友们乡亲们代购其他物品的事。在那样一个物资还很匮乏的时代,上海显示出他的供应的丰富多样与时尚新潮。许多在内地买不到的商品,在上海就可以买到。而上海的产品的高质量多花色新款式也成为那些见过世面的内地人的向往。许多人纷纷给我写信,托我为他们代购。从日用百货到贵重大件,我都为他们采购过。我为小姑娘们带回过连衣裙,为准备出嫁的新娘子带回过时尚的晴纶枕巾。方便的,便随时寄回去;大件的,不赶时间的,便在寒暑假时带回去。

    我为老乡们买过好几部照相机,那是一种海鸥120型的,上海生产。与此配套的还有放大机,各种型号的相纸、底片等等。当我为他们带回之后,他们便开始走村串巷地为人照相,以作致富的门路。

    有一年放假回家,我还为老乡们带回去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真把我累得够戗。我仿佛成为一个业余的采购员。能够为他们做些事,我感到高兴。当然,我也收获了不少的感谢之辞。而我自己所带的,不过是为孩子买一件背心,为老父亲买点几个皮蛋或者是柿饼,为生病的母亲买点药品。有时,我也将食堂供应的白面馒头带一些回去,让家里的人体验一下上海人的享受。我敢说,没有哪里的馒头能像上海的馒头那样白,那样好吃。

    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充当家里的采购员。我一个月23元5角的生活费除了保证我的生活之外,还要节省一些,作为回家的路费。幸运的是,复旦大学和其它学校不同,寒暑假照样给我们发放全额助学金和生活费,这令在其它大学读书的同学羡慕不已。于我而言,那是一段艰苦但是并不贫乏的生活。要知道,我作民办教师时的薪水,才不过是每个月13.5元,再加上30个工分。如果以为我们只知道埋头读书,那就错了。其实,我们课外的生活之丰富,恐怕也是没有哪所大学能与之相比的。

    七七级、七八级学生的到来,给复旦带来了新的活力。学校里各种各样的协会、团体很快便成立起来。多如牛毛的社团,几乎涵盖了学术、文化、艺术、体育、休闲的方方面面。只要你愿意,你总可以找到一个你所喜欢的协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只要你有热情,你也可以拉上一帮人,成立一个什么协会。

    带有学术性的协会且不说他,单说玩儿的协会就不少。桥牌、围棋协会很受人欢迎。我参加了桥牌协会。桥牌可真是一项有益的智力娱乐活动。他的输赢并不是建立在你有多大的实力之上,判断胜负的标准并不是你具备多少力量和资源,而是在于你如何运用智慧将这些资源发挥到极致。

    这种对价值的判断标准实在是有益于人的思维与行动。或许你拿到的并不是一手好牌,你的搭档也许和你一样的糟透了,但也不要泄气。因为实力只是决定胜负的一个因素,而智慧、判断与沟通在这里将起很大的作用。对手明明可以赢你一个大满贯,但是由于你的机智与谋略,再加上你和朋友的默契配合,或者是你抓住了对方的一个小失误,只让对手赢得了小满贯。这对于对手来说,无疑是一种失败,而你却在不可能之中,拿到了一墩,你依然是胜利者。

    可是在生活中,我们有多少人能认识到这一点呢?我们一般只是埋怨自己条件不好,望着那些自己无法企及的“远大目标”,垂头丧气,怨天尤人。其实,人生的奋斗就如一场桥牌比赛,无论你的牌是好是坏,都有可能获得一个最好的结果。我们总是期望大获全胜,压倒对方,其实桥牌的经验告诉我们,使损失降低到最小也是一种胜利。

    围棋协会组织的围棋比赛,有时请上海棋院的专业棋手们来作挂盘讲解。书法协会的作品展示,将学校的橱窗布置得墨香淋漓。校门口的橱窗内经常贴出各式各样的海报,有学术讲座,也有棋牌比赛的消息。在这里展示的,并不只是一般的宣传品,而是学术、文化与品位。各种各样的学术讲座差不多每天都有,只要你有兴趣,有时间,都可以去听。台湾来的女作家於梨华、电影大师赵丹、文学家秦牧等人的讲座我都去听过。青年演员郭凯敏因为《庐山恋》而走红影坛,也被邀请来校。当他站到这个最高学府的讲台上时,不免显得有点拘束。

    上海京剧院的顶级表演艺术家也曾在复旦礼堂讲解京剧、昆曲,边讲边表演,吸引了不少大学生。而这一切活动,大都是由学生会自己组织。去欣赏复旦学生的各种艺术表演吧!来自各个地方剧种的优美唱腔你都可以听到。京剧、越剧、沪剧,都有人会唱。复旦戏剧社演出的话剧《于无声处》继承了复旦剧社的传统。

    在我们快要毕业的那一年,在复旦一个大操场上举行过一次大型的篝火舞会,数千名复旦男女翩翩起舞。复旦率先在校园里跳起了交谊舞。各个系、各个班都自己的黑板报。

    你不要以为这些黑板报只是一些枯燥乏味的八股文章。登些什么国庆咏怀,读报有感的应景文章,或者是写上几行歪歪扭扭的标语。在复旦,没有空话、套话,没有低俗、平庸。这些黑板报上的文章,要么是鲜为人知的某种内部消息,要么就是一些惊世骇俗的新鲜观点。而令我赞叹的,是这些黑板报的版面艺术之美。用彩色粉笔作的画,简直可以成为绘画艺术中的一个门类。

    学校每年举办一次的黑板报比赛,成为我们一次丰富的精神大餐。在学校的一条主干道南京路上,一字排列起上百块黑板,漂亮的粉笔书法,精美的粉笔画插图,活泼的版式设计,每一块都是一件艺术品,让走过它面前的人不能不停下来,驻足欣赏一番。而那新鲜而有趣的内容,可以让你忘记了饥饿一口气地读下去。这里俨然是一个重要的消息集散地,是一个思想火花的撞击点。我敢说,没有哪一所大学的黑板报能如复旦一样是如此的丰富多彩,生动活泼。

    我常常感叹,复旦到底聚集了多少能人啊!班上有几位同学善于篆刻,在他们的带动下,我们班开始盛行起另一种课外的活动,许多同学都迷上了印章和篆刻。于是各种“山人”、“骚客”的雅号便出现了。仿佛回到了魏晋时代,雅士云集,高人迭现。各种藏书印、闲章,争奇斗艳。临毕业时,我请他们将他们的篆刻作品一一印在了我的本子上。现在无事时拿出来欣赏一番,回味一番,想想当时的情景,获得不少的乐趣。

    由于我经常为老家的人代购照相机,在代回家之前,我便有了照相的机会。为此,我到新闻系去旁听摄影课,什么构图、剪裁、影调,什么广角、对焦等等专业名词,弄了一脑子。我又布置了一个暗房,学习冲印的技术。

    那时相机可是稀罕之物,即便是上海的同学,也少有这个玩艺。这部海鸥120便使我有了许多朋友。班上的照相的风气也就因此形成。没事时便拎上相机,约上几个同学,在学校里转悠,到市区去转悠,猎取风景,拍摄照片。

    复旦的业余生活就是这样丰富多彩。他就是这样陶冶着你,改造着你,使你脱去低俗的趣味,培养出一种高贵的气质。他让你跳出狭小的圈子,使你的志向变得宽阔起来。四年的复旦生活,会让你祛除怯懦,摒弃平庸。你的心会走向世界,而你自己也有可能进入历史。

    四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在我身上烙下了他永远磨不去的印记。我已经将身上那些从乡野带来的尘土拍落掉不少,对于大城市的繁华已经渐渐习惯,也就不在把它看得神秘莫测了。我已经聆听了许多大师的教诲,虽然我依然尊敬大师,尊敬伟人,但绝不再迷信。复旦教会了我思考,也教会了我倾听。在我的身上,已被深深地烙上了一道印迹。

    对于78级这个烙印,我恐怕比别人更幸运。因为烙在我身上的,是“复旦”这个独一无二的印痕。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印记。

    紧张的四年大学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论文已经写好了,今后学术的专攻方向也大体明确了。各式各样的卡片已经做了不少,也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料,只待今后去从容完成。我向某杂志社寄出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转眼之间就迎来了毕业分配,(我被分回了湖北老家,仍然从事教育工作)。大家的心情很放松。同学们在各个房间窜来窜去,找人题写留言。我用一个专门的本子,请他们在本子上写几句话。这些题词,或洒脱、机智,或庄重、幽默,充满了生活的魅力,也在不经意间透露出掩藏不住的才气。它记录了我们之间或深或浅的交往,他表达了我们一段难以再现的人生历程。它没有在其它地方流行的套话与空话,没有虚情假意与矫揉造作。我在没事时,常常将这个本子找出来,翻看他们的题词,沉浸在往昔的回忆中。

    我要禁不住摘录几段,让读者看看我们的生活。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河北的一位同学给我的题词。虽然是一句现成的话,却是很准确的概括了我们这些人所走过的路。

    与我同住一间宿舍的一位同学的题词是:“每当电台报时之际,我就会想起你。我对你的手表保存着美妙的记忆。”我曾经在宿舍里对我的那块便宜的红旗手表不止一次地炫耀过它的精确,一点也不比他们的上海表差。现在他用这来回敬我了。

    “四年来,您象兄长一样待我,而如今要分别了,我才想起说声:谢谢!”这是同宿舍的另一位同学的题词。大概你也看出来了,这是一位刚从高中直接考入复旦的小弟弟。

    “传贤老兄,年龄和知识一样,我们之间的距离太大了!在你面前我总想卖点乖。”这也是一位小字辈同学的题词。四年的同窗生活,年龄的差距已经不存在了。相反,这种年龄的差距常常成为我们互相打趣的材料。

    “愿您在生活中永远做个放大机!”一位上海的同学对我如是说。

    “在你面前,我还能说什么呢?你一次次叫我现出了原形!”这是位来自安徽的同学的题词。

    它记录了我们那一段迷恋上摄影的经历。

    “翻吧,翻吧!冲上那红白相间的栏杆,带着女儿的花结,带着儿子那滚动的铁环,当四野吐出紫云英,沙器笼起碧水一湾,擦一根火柴,把哲理的香烟点燃,沿着弯曲的河道,丛生的橡树的虬枝,滑过一条默然的小船,载着醇人的酒一坛。”你难道没有发现他那诗人的气质吗?后来这位同学后来转而学画,竟然成为国内著名的画家及绘画评论家,主持《人民日报》的一个绘画艺术专栏。

    “如果我是诗人,就会歌颂你,象歌颂一块厚实的土地,象歌颂一棵苍劲的苦楝树,象歌颂一块放射融融日光的天空。”这也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同学的题词。在大学,他组织起了一个诗社。毕业后,他创办了一家广告公司。当我们在1995年回母校庆祝复旦百年校庆时,他负担了整个78级中文系同学的费用,还送给我们一本他新出版的诗集。

     “两年前,你在我的眼中是个宽厚的长者,可敬又可亲;两年后,你在我心中扎下了根——深邃的思想,智慧的大脑。”这或许有一种恭维的成分,但何尚又不是真实。

    “你的淳朴、宽厚、忍让,使我想起了中国人的脊梁骨。”这是我们班长的题词。他和我年龄一样。现在怕也是如我一样地已经退休了。特别要提一下的是,十多年后,他的儿子也考上了复旦。父子两代俱为复旦人,成为我们的骄傲。

    “俄语、桥牌、围棋,使我们比一般同学更多的接触。我更了解你的长者风度。”这是一位自称是马援之后的同学的题词。这位从上海插队到北大荒的老三届,当知青时的一篇文章曾经入选那时的小学语文课本。这位老兄多才多艺,兴趣广泛。由于他的影响,78级中文系刮起了一股篆刻之风;也是由于他的带动,使我得以学会了桥牌技艺。

    “从没有和你说过一句话,但我永远记住了你!”你可能已经猜出来了,这是一位女同学的题词。

    “我不知道你是湖北人,因为从未听到你唱洪湖水。”一位同学如是说。

    “南北异地,共湖隔江。刚刚聚首,又各一方。”你应该马上就能想到,题词的是一位湖南的同学。

    “从小就听人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总不信。自从见到你,我就更不信了。”这是语言班的一位江苏同学的题词。

     “任何人,也无法代替你,度过你的一生,即便是你的儿子。”多有诗人的气质,多富哲学的深邃。大学毕业后第一个出版著作的应该算是他吧。

    “传贤兄:我们在寝室里‘吵架’,你在隔壁敲墙。这一别,天涯海角,看你还怎么敲!”将这生活的细节留在记忆里,应该有一种别样的温馨。那是怎样的一种让人留念的生活啊。

    “老谋深算,有大将风度;简约质朴,留父老本色。”多庄重的题词。文如其人,这位同学后来在上海社科院担任一个严肃杂志的总编。如今还在从事这种严肃刊物的人怕是不多的了。

    “大学生活使我这个年龄小得多的毛孩子得以和你平起平坐。走向社会后,又将永远只能做你的弟弟了,真是叫人受不了,但是毫无办法。”年龄的差距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平等地位,而生活中那种年长年幼却又是那样的卓有分寸。

    78级,对我是一个温馨的记忆,一段美好的人生回忆。一如开学典礼,78级照毕业合影时,那些老态龙钟的教授们又一次集合起来。这次是在学校大门口。我们对于他们已经不是初进校时的那种陌生与腼腆,而是主动地掺扶他们,与他们交谈。

    各个系的毕业照,都将选择校门作为背景。这张照片将成为我们曾经是复旦人的最好见证。毕业照是请上海最具盛名的王开照相馆来拍摄的。包括我们的毕业登记照,也是由他们来拍摄的。

    复旦的一切都要求是最好的。很快就落实了我们各自的去处:中央部委、新闻机构、大专院校。北京的去了一大批,上海的则大都留在了上海。四年前,我们从各个地方聚集到了这里;四年后,我们又都从这里分散到全国各地。只是今我并非旧我。我们已从一个卑微的被牺牲的六六届变成了一个踌躇满志的七八级。

    我们郑重相约,十六年后再相见,以纪念我们的入校二十年。

    1992年,我再去上海,去赴我们的约会。但是来的人只有一部分。他们中有不少人去了国外,有的人工作太忙,分不开身。我们到原来住过的四号楼,去看看现在住在那里的学弟学妹们。到学校食堂,再去品尝从前的饮食。到图书馆门前的台阶上坐一会,到草坪上去躺一下。

    我们聚在一起,不谈现在的工作,不谈个人所负的责任。我们只是在一起,探询昔日的足迹,述说昔日的故事。我们知道,尽管后来各人的际遇千差万别,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复旦所给予的。
对于复旦,我们心存感激。

    78级,一个令人欣慰的符号,一道令人骄傲的印记。因为78级,我不再为66届而自怨自艾。或许正是因为有了66届,才有78级的特别际遇。

    66届、78级,我将终生珍惜。

    2010年5月12日

 

 

 

发件人:zhanghua<zhanghua_zi@126.com>;时 间:2012年08月08日 20:38 (星期三)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抄送人:(无)附 件:1 个 (十年终圆大学梦.doc ) 查看附件

    大军网编者按:1978年恢复高考时考入大学的考生们大多都有着鲤鱼跳龙门式痛苦经历和喜剧命运。所以这段历史刻骨铭心,令他们终身难忘。三十多年过后,还是同样的道理:你是一条好汉,早晚会打拼出来的。今天的青年们也不要放弃啊。看看你们爸爸妈妈早年的经历,自己何况不会这样呢?

我是如何成为7811的

十年终圆的大学梦

华子

    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78级的代号为“7811”,当年家人写信到复旦时,只写“复旦7811”,78级中文系的学生就可以收到信件。我就是7811中的一员。

    我是68届初中毕业生。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进复旦大学。1969年,成为“一片红”中的一点,插队到农村。坐上火车,我明白离复旦将渐行渐远。以后,为表现出“扎根农村”的模样,复旦成为我的暗恋对象,偶尔只在梦中相会。

    1973年,大学恢复招生,但只“推荐”根正苗红的“工、农、兵”上大学,一部分家庭出身好、表现优秀的知青上了大学。我的表现是有口皆碑,“家庭成份”却很微妙:祖母在乡下,土改时被评为富农,父亲在抗战后期到上海当了工人。按当时政策,评定本人成份的依据是解放前3年的经历,父亲应是工人。但在“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父亲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罪名是“隐瞒其剥削历史,混进工人阶级队伍”。经批斗,因父亲“一般尚能认罪”,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工厂“革委会”和造反队对父亲作了从宽处理:“不以富农分子论处,对其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要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据此,我父亲基本上是工人。按理来说,我的“家庭成份”随父亲,基本上也是工人。我一贯在表格中填作工人,力争成为无产阶级的子弟。但事实上,插队之前,我就被编入另册,始终未获参加“红卫兵”和“大串联”的资格;插队之后,由于是回乡投亲插队,一直被当作富农子弟对待。在数度抗辩无效后,我陷入有口难辩,心存不甘的尴尬境地。

    可能因为我的表现比较突出、人缘不错,大队数次推荐我上大学;但公社领导同志的政治觉悟必竟比较高,几次均未能蒙混过关。1976年,公社领导动了侧隐之心,为我争取到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名额。感激涕零之余,我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去,表明自己承认是富农子弟;不去,虽然不能被确认为工人子弟,至少还有一些说词。但不去,恐怕今生再难圆大学梦;而且,我已成为农村中待处理的老姑娘;前途一片迷茫。在我心中,大学,是神圣的殿堂;老师,是夜航的灯塔;书籍,是荒年的粮食;知识,是沙漠中的甘露。去,干脆摆脱尴尬的炼狱,跌入地狱,大学毕业后走业务立身之路。但中国又有几个人在失去政治生命的情况下,业务上获得成功的呢?政治生命和大学梦,究竟孰轻孰重?今天的青年恐怕很难想象和理解当年政治生命的极端重要性:失去政治生命就等于失去一切,只剩苟且偷生。我一连几天没有睡好觉,眼前时常出现父亲在“文革”中被批斗和接受监督劳动的情景,还有那个下中农拍着桌子、指着鼻子骂我是“狗崽子”的情景。最终,我没有去,准备放弃大学梦。

    做梦也没有想到,1978年恢复了以考试成绩录取学生的高校招生制度。在信息闭塞的农村,我得到这一消息已经很晚,还不信。因为前几年我们公社一名数学考6分的人上了名牌大学。直到《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一消息,我才相信真的可以凭自己的学力和能力上大学。这消息象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戴了十年的精神镣铐;这消息像是一道强电流,激活了存在十年、已放入“回收站”的大学梦;这消息像是一个火种,点燃了晒了十年的干柴,释放出超常的热情和能量。我怀着感恩的心情,以虔敬的态度投入了复习迎考。这时离高考还有2个月,要考上大学,困难重重。

    首先,我实际上只读了一年初中,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自学完中学阶段的各科课程不是易事。我具体分析了一下情况,觉得问题不是太大:语文,我5年前已从18里外的镇上买回来一本《新华字典》,已从“凡例”一直看到“化学元素周期表”,大部分字、词,包括24个节气都背过;而且,时常代笔为各种人起草大批判稿和学“毛选”的经验交流稿。政治,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人人都是准政治家。历史,是我的爱好。地理,从小是我的强项。只有数学是拦路虎。

    其次,没有教材和老师。那时候,一套《青年自学丛书》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不亚于现在的一套别墅,根本别想得到。我是连中学后五年的教材也没有。幸好,我们大队团支部书记是当地高中毕业生,她保存了一套完整的数学教材,但她也要考大学。在复习迎考之初,由于两人进度差不多,同一本书,她白天看,我晚上学;有难题共同切磋,仍不能解决的,留待请教老师。积累了一批难题后,我们走了三、四里路到了她的母校。老师身边围了七、八个人,估计半天都轮不到我们。我们只能把难题带回家搁置起来,继续学下去,学了后面的内容再看前面的难题,大多迎刃而解。非常遗憾,那位团支书最终没有考上大学,真正成了我的陪读。

    第三,时间太紧。那时,我的时间以“分”计算和安排。晚上经常熬通宵,实在太累了,和衣在叠好的被子上靠一会,以省下脱衣服和叠被子的时间。为利用吃饭的时间,我用毛笔抄写了所有的数学公式,挂在墙上,抬头就能看到。为利用走路的时间,将需要背诵的内容抄在小纸条上,放在口袋里,随时可以拿出来看。终于,2个月中,我复习了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数学,自学了中学后五年的数学。

    在拿到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我狂吻通知书,就像青年狂吻暗恋多年终于得到的女朋友,就像海难者登陆后亲吻土地。面对通知书,我发誓要学好本领,为这个也属于我的国家出力。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8月05日 11:20 (星期日)收件人:lin chun<C.Lin@lse.ac.uk>;抄送人:(无)附 件:1 个 (jinglueB034.pdf ) 查看附件 经略简报第034期

简讯
 

全球经济低迷面临二次衰退

    7月中下旬,多个主要经济体公布二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其中,美国二季度GDP增长率为1.5%,迫使白宫将2012年度增长预期从年初的2.7%调降至2.2%;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二季度GDP环比下降0.7%,同比则萎缩了0.8%——这是在第一季度环比下降0.3%的基础上经济持续萎缩。此外,欧盟失业率7月达到了创纪录的11.2%。欧盟二季度GDP增长率将在8月14日公布,一季度这一数据为0,二季度可能将是负值。

   【点评】二季度全球经济出现“转折”——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主要经济体全部从一季度的“平稳”局面转为“向下”局面。并且这种局面至少在年内没有好转可能,只可能变得更糟。实际上这已经是各国几年来不断加大刺激力度之后的结果了 ——否则不会到现在才掉头向下。目前欧债危机深化,美国面临“财政悬崖”,并且欧美所能够使用的政策工具也所剩无几,摆在全球经济面前将是漫长的萧条期。

欧元区临近崩溃边缘

    德新社发布的17位经济学家的报告称,欧盟在应对危机时如同梦游。他们要求各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以避免即将发生的崩溃。他们认为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于消除货币联盟制度上的缺陷,重塑欧元体系,从而重新赢得人们对欧元的信任。消除债务危机任务要由所有欧元区国家共同承担。短期内,扩大对债务国的保护是必要的,只要这些国家继续实施已承诺的改革。

西班牙或需3000亿欧元全面主权救助

    新浪财经北京时间7月27日晚间消息,路透社援引一位欧元区官员称,西班牙首度承认,如果本国借贷成本一直居高不下的话,可能会需要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申请规模高达3000亿欧元的全面主权救助。西班牙财长金多斯(Luis de Guindos)在上周二与德国财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euble)的一次会晤中提出了此事,当时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了7.6%的创纪录高点。这部分全面救助资金将不包含已经批准的救助西班牙银行业的1000亿欧元,这也会将欧元区救助基金的资源拉伸至极限。朔伊布勒告诉金多斯,在欧洲稳定机制(ESM)今年晚些时候到位之前,他不愿考虑一项救助。

   【点评】7月20欧盟批准1000亿欧元救助西班牙计划之后仅一周,7月27日西班牙即做出可能需3000亿欧元救助的表示。这是当前欧债危机“无底洞”状况的典型:“注水”再多也填补不了“漏水”的速度。目前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法国都在发生严重的资金外逃。发生资金外逃的原因是人们对经济失去信心,想把资金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而人们把资金转出又导致银行资金枯竭、公债成本高涨,于是又进一步导致财政紧缩、企业倒闭⋯⋯形成了恶性循环。仅仅一个西班牙所需的救助资金规模就相当于EFSF的极致,而这还不一定救得了。如果爆发危机的不仅仅是西班牙呢?目前,欧元区已到生死存亡之际,9月将是决定性的时刻。首先,9月12日德国宪法法院将裁决是否允许德国参与ESM机制;其次,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将在9月面临财政的关键时刻,届时其在关键时点上的融资成本高低将有决定性意义;最后,荷兰的议会选举也会决定欧洲的走向。以上每一步都将是欧元区的生死时刻。

美国最快将于8月坠入“财政悬崖”

    《美元大崩溃》(Crash Proof)的作者,曾准确预测金融危机的华尔街金融家彼得·希夫(Peter Schiff)称,美国的经济比2008年时还要糟糕,现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即使美联储采取行动,也只能“人为地”刺激经济,让投资者误以为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但其实这些政策根本无济于事,只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

    美国经济学家还发现了一个可以解释经济现状产生原因的数学模型——指数级增长曲线。美国信贷市场总债务的增长便呈现出这种指数级增长的模式——起初增长的数值看上去并不严重,但债务总额将呈指数式激增,等到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已经为时已晚。

    目前,美国信贷市场总债务是GDP的3.75倍,这一总债务数字相当于美国一个四口之家每年欠债69.1万美元。

   【点评】4月份起美国财经媒体出现的热门词语是“财政悬崖”,而7月份新出现的热词是“债务的指数式增长”。债务的指数式增长说明,即便美国不制造人为的债务激增——如量化宽松,仅仅出于内在的数学规律,巨大的债务雪崩都会突然到来。现在美国就走到了雪崩的边缘。即便美联储采取超常规措施挽救一时,也只能是把巨大的雪崩时间推迟到明年初大选之后。

北美大旱导致全球粮价高涨

    《证券时报》8月1日报道,美国大旱对玉米和大豆的影响仍在持续。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芝加哥农产品期货价格飙升显著,大豆创下2008年6月份以来最大月涨幅,玉米则创下5年来最大单月涨幅。美国连续6个星期的旱灾,使玉米受灾面积达85%~90%,减产已成定局,再下雨对玉米也无济于事。今年6月以来,欧洲小麦价格攀升30%,而美国小麦价格升幅达40%。

    【点评】美国粮食生长期发生的严重旱情已注定导致大规模减产。由于芝加哥谷物期货价格是国际粮食贸易的定价基准,因此这注定会导致今年全球粮价大涨。今年秋冬季中国食品价格将面临非常大的涨价压力。

欧洲银行从美国大规模撤资

    据美联储统计,截至2012年3月,欧洲银行在美国的资产已经从2007年9月的1.51万亿美元下降至9730亿美元,创下2005年以来的新低。分析指出,欧洲银行从美国撤资的原因很多,既有部分银行倒闭、资产减计或资产售出的因素,更主要是欧元区银行为了满足管理方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而从美国撤回资产。欧洲银行似乎退回到了10年或20 年前。

   【点评】这条消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全球美元回流美国的力度。欧洲银行“撤资”其实就是美元资产贱卖给了美国人。

 

俄罗斯、中国与欧洲国家讨论成立铁路运输联合公司

    《俄罗斯报》7月20日报道,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总裁雅库宁表示,世贸组织成员国正在计划成立一个铁路运输联合公司,即将成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的俄罗斯也打算参与该项目,并已就此与中国和欧洲国家进行商谈。雅库宁表示,中方希望过境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将货物运至欧洲,俄方则希借此机会大力改造本国铁路基础设施,提升过境运输能力。

   【点评】这其实就是在讨论横贯欧亚大陆的高铁项目

中海油收购尼克森

    7月23日,中海油宣布将斥资151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若该笔交易最终完成,这将成为中海油历史上最大一笔现金收购案,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规模最大的海外收购案。总部位于卡尔加里的尼克森公司是加拿大第六大油气生产商,同时是一家独立的全球性能源公司,在多伦多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截至2001年底,尼克森拥有9亿桶油当量证实储量;同时还拥有以加油砂为主的56亿桶油当量的潜在资源量。

   【点评】尼克森(Nexon)公司拥有在墨西哥湾和北海的海上采油经验和技术,对于中海油的未来发展也有重要价值。在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否决加拿大向美国输油管道Keystone项目之后,加拿大谋求向中国增加石油出口。如果能借本次收购,加强和油气储量极为丰富的加拿大之间的能源合作,对中国能源进口多元化的目标极为有利。

十二五期间我国新增机场82个 扩建101机场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十二五”期间将有101个机场进行改扩建,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西部地区的机场亏损严重,但是从总体来看,我国机场盈利40多亿。“十二五”期间我国计划布局新增机场82个,扩建101个现有机场,全国80%以上的人口在直线距离100公里以内都能够享受到航空服务,这也意味着截至“十二五”末,我国机场的数量将达到230个左右。

    【点评】“十二五”规划已明确把民航业定为战略性产业,把发展民航业提升为国家战略。有数据表明,作为地方公共基础设施,机场的建设投入和产出比高达了1:8,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强的拉动效应,可以达到改善投资环境招商引资的目的,有助于区域长远发展。只是从账面上,机场的经济产出未必会体现为机场的盈利,因此,不宜因机场亏损而推定其对经济没有拉动作用。从规划布局来看,此次新增机场多数安排在中西部及边远地区,有利于改善当地的交通运输条件,带动当地旅游、商贸和物流定方面的经济增长,无论是对地区经济,还是对军事战略都有重要意义,在当地经济发展起来之前进行适度超前的机场建设也是有必要的。不过,目前应考虑到中西部及边远地区支撑民航业发展的经济实力和目前亏损的实际,在中央层面进行一定的政策协调,尝试进行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的对口援建、技术指导和管理帮扶,有效促进全国民航业的协调发展。

《全国城镇燃气发展“十二五”规划》发布

    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正式印发《全国城镇燃气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到“十二五”期末,城镇燃气供气总量约1782亿立方米,较“十一五”期末增加113%。无疑,这一宏观面利好消息将推动城镇燃气热水器设备的进一步普及,进而将推动燃气热水器行业增长。

   【点评】“十一五”期末,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仅约为4.4%,其中用于城镇燃气的比例约为50%。推广使用燃气,首先有助于调整当下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促进节能减排。这一《规划》同时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建立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这与住建部吸引民间资本来做增量建设的诉求是密切相关的,没有相应的价格市场形成机制,民间资本就没有动力进入这一领域。《规划》规定,到“十二五”期末,城市的燃气普及率达到94%以上,县城及小城镇的燃气普及率达到65%以上。燃气供气在城镇的覆盖,对于提升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改善城镇卫生条件都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也会极大地推动燃气热水器行业的快速发展。

 我国120吨推力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点火试验成功

    中广网北京7月30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我国新一代大推力120吨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集团第六研究院点火试验获得成功。这将为我国2014年实现长征5号火箭首飞以及进行后续载人航天和月球探测工程等打下坚实基础。

    【点评】“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 为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系列研制的无毒、无污染、高性能、高可靠的基本动力装置,该发动机的研制填补了我国补燃循环发动机技术空白,掌握了核心技术,使我国成为继俄罗斯之后第二个掌握高压补燃循环液氧煤油发动机技术的国家,实现了从常规有毒推进剂开式循环液体推进技术,到绿色无毒推进剂闭式循环液体推进技术的巨大跨越。其推力比我国现有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动机提高60%以上,未来,它将替代我国现用火箭的常规动力发动机,成为中国新一代大推力火箭及其后续型号的主推力发动机,并为2014年CZ-5(长征5号)首飞提供了根本性技术保障,在这120吨推力的发动机基础上,继续往更大推力发动机发展,为我国后续的航天计划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国务院力推信息化发展和信息安全工作

    7月17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见》。针对中国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安全保障目前存在的问题,意见提出了“十二五”时期的具体目标和任务,明确了保障落实的政策措施。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见》的下发,表明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平台的产业融合进入全面发展的战略期,信息化不仅承担着支持工业化、农业产业化的重任,促进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和交易渠道的建设,而且将更全面地融入到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中,以及电子政务等政府治理领域,信息技术成为重塑经济、政治、社会架构的基础技术。其中,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消除城乡数字鸿沟。信息化支持农业产业化的前提在于消除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否则一切将成为空谈。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7月19日公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30次)中显示,中国互联网用户数已经达到5.38亿,占世界总用户数的四分之一强。中国为享受到互联网服务的用户,大多是农村居民。消除城乡数字鸿沟,可借助于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3G)网络和宽带中国战略,实现跨越式发展。第二,宽带中国战略将有力支持云计算和物联网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在云计算和物联网时代,电脑性能不成为问题,网速将成为瓶颈。这也是在中国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必须跨越式发展的原因之一,否则农村地区即便实现互通互联,也将被排除在全面信息化进程之外。第三,个人信息安全是信息化全面支撑社会事业和公共治理的基本前提。近年来通信、银行等领域成为个人信息案件高发地带,个人信息安全的严格保护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否则信息化不仅不会带来有序治理,反而会带来更大的混乱。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yuweiyuwei4@hotmail.com>;时 间:2012年08月06日 14:04 (星期一)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抄送人:(无)附 件:2 个 (西班牙国债利率上升意味着任何救援措施都改变不了结局

    关于刘志军案: 最近新闻称刘志军贪腐并玩弄女性。24亿元中介费对应的工程项目,总造价约1800亿元,回扣1.3%。现在的行情一般是3%左右。有朋友讲,他们做电力设计的回扣已经超过5%了。照此市场价格,刘志军可谓清官。讲到玩弄女性,红楼与诸多天上人间又算什么?一个有点实权的官员不包养几个奶,都会被人耻笑。这就是现在的社会风气与官场风气。现在一些人摘桃子摘得歇斯底里了,用贪腐与玩弄女性这样的罪名来整治刘志军也不怕天下人笑话。

税制改革意味着巨变正在到来

余治国 叶楚华

2012年8月

    最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已经扩大北京、天津、广东等10余省市。这是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税制改革。从历史经验来看,凡是财政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就是巨变开始之时。由于房地产泡沫而导致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潜在危机正是财政的面临的直接危险。因此,包括税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改革都将必然到来。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30多年来的改革简而言之就是中央放权和分权给地方的过程。这是地方政府企业化倾向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地产党以及地方利益集团即诸侯经济形成的原因所在。这很容易引起地区、族群、阶层及利益集团的离心化和分裂倾向。晚清时代,清廷的灭亡并非是孙中山等人革命努力结果,而是地方官僚与中央离心离德,财权独立的结果,即诸侯经济一旦膨胀到尾大不掉之势,必然演化成为一种既无民主法治,亦无政治秩序的怪胎一般的的独特的经济结构。目前的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就是欧元区的财政不统一,《欧元必死:揭开欧债危机真相》(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6月)一书扉页叶檀女士的“财政不统一欧元无解,洞悉欧元,本书破解欧元区财政迷局”的评价就十分深刻。 财权无法集中的欧元区显然无法推进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来增强整体实力,改变欧洲困境。

    在这种泥潭一般的局面下,既没有全面改革的可能,也无全面改革的动力,最终的结果就是既得利益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互不妥协的冲突,必然引发社会动荡与政治混乱。因此这就需要这就需要有一个制衡各地区、群体和阶层利益之上的强有力的、有权威、有理想、有手段的决策层自上而下来推动全面改革的进行。“比如,重塑共产党人的理想主义,以有效的中央权威和铁腕压制离心的利益集团的反抗,以协商式的赎买和交换来化解改革的阻力,以理性和理想来凝聚改革的共识,以和合共生的包容将个人、集团、群体、阶层的各种利益引导到改革的轨道上来。”

    地方诸侯随着分税制改革的推进与房地产泡沫的形成而形成,对中国的改革已经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任何改革都需要有人去推进。王安石改革之所以失败的原因,苏轼同学讲得很清楚,东坡先生不反对王的改革目的与方法,只反对王介甫先生改革的推进过程。因为王安石急于求成,任用的官吏可以将任何有利于民众的改革措施变成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措施。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搪啊!改革的结� 匀徊换岜浜谩K酝醴蛑兰鄣剑彼问低鲇谕醢彩�BR> 要采用自上而下的改革就必须要收取地方财权,倒逼地方兑现改革承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即是如此。众所周知,营业税除了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和保险总公司的部分其他营业税都归地税,而增值税则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的税负,中央享75%,地方享25%,由国税局负责征收。这一改革显然是想要达到增加了中央财力,削减诸侯势力的目的。只有提高了决策层政治与经济统筹的能力,才能破解目前的改革困局,包括房地产泡沫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此外,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推进的同时,房产税包括房产保有环节的税收等财产税必然成为未来10年中国税制改革的重点所在。因为无论是营业税还是增值税都只是流通税与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这种税主要的目的是收钱,而直接税却对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具有调节作用,比如贫富差距过大,社会总需求量不足等。况且现在地方政府已经无法靠房产与土地以及依附其上的地方融资平台来扩大财力了。地方一定会在到赚不到买房人的钱的时候开始将目光盯向有房人的钱。当然,小老百姓一定要放心,普通收入人群与一般自住房人群,房产税正收不到你的� 7坎

    房产税征收税率与征收方法如果具有一定针对性,是完全可以有效遏制房地产泡沫的兴起,将住宅房由投机品转变为单纯的消费品。比如在德国,重税50%-80%征收多套房交易所得税,两年内转让多套房征80%所得税,两年以上征50%所得税,这真正抑制了炒房投机。将来我国的房产显然目的也在于此,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遏制地方政府与即得利益集团如地产党相勾结,有意扭曲政策目的之毁社稷、乱国家的行为。

    在财政出问题的时候,除了税制改革外必然有一系列的其他改革相配套。我们可以看到,事业单位改革与公务员养老制度改革已经在日程上。尽管这种种改革的阻力很大,但只可能别延缓,不可能被逆转。这是因为地方官僚与富人的行为动机只是晋升或挣钱,国家乱后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移民他国(我们要注意,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尤其是欧洲对富人特别是对其他国家的富人动刀从来不会手软,一旦丧失离家恐怕就连寓公也不一定做的了,哪比得上我们那些MIT、普渡、德州理工定居美国的同学,他们可以为美国的发展添砖加瓦,美国人既不需要房产商来建房也不 需要中国官员来参加美国政府)。而决策层却与国同存亡,行为动机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他们来说,移民他国,难道没有政治清算吗?正如《世界金融五百年》所讲的,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这样的例子还少吗?鲁肃也讲过,我们大臣可以投降,主公你却万万不可投降曹操的。意思够明确了。

    《改革内参·高层报告》2012年第1、2合刊的《危机与改革:未来十年的挑战与选择》一文指出,如果仅仅采用改良策略,即只对现有的体制不做大手术,只作修修补补和小改小革,即只搞“用”的改革,不搞“体”和“制”的改革,维持现行体制不变。基本策略是,有漏补漏,有洞补洞,有乱治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重在方法和手段的改进。总的原则是以传统政治价值为体,以现代技术价值为用,或者说以传统统治(方法)为主,以现代技术工具为辅,维持现有体制和利益格局不变,以不变应万变。在制度基础不变的前提下适当调整体制的结构和数量,侧重于体制的技术性改进。继续推进经济领域里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改革,如对税种和税率的调整,金融品种及工具的新增,监管机构设置的调整等等。强化体制内的组织作用,如果是作为权宜之计尚可理解,在短期内也是有效的,但作� て诘牟呗栽蚴侵档蒙倘兜摹R蛭

    王夫之讲:“经国之远图,在于通识。”如果将头埋入沙堆不愿意去开拓自己的眼界,或者是钻牛角尖一般的去认识复杂的现实问题,最终必然撞得头破血流。面对将要来到的巨变,你准备好了吗?

 

附文:

诸侯经济的兴起与清廷的垮台

余治国 余伟

    太平天国运动时,起于湖南的湘军与起于安徽的淮军接过满清八旗的枪,为保卫高贵的皇族一直战斗在镇压农民运动的第一线,其军事势力急剧膨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湘淮军事集团又开始放下屠刀,立地从政或从商,或兼而有之,迅速崛起于政坛和商界之中。

    太平天国时期地方诸侯经济的兴起

    表面上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廷度支部(原为户部,1906年改称度支部,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称:“中国向来入款因为民财,同归国用……未尝于收入时划分税项。”清末宪政改革时的汉军正黄旗名人,先后担任光绪皇帝的考察宪政大臣兼北京大学校长、“洪宪皇帝”的资政院总裁的李家驹也认为:“以我国财政向无中央与地方之分类。”貌似大清王朝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地方上没有独立的征税和财政支出的权限,一切钱的问题均须经过中央的户部核准才算合法。但实际情况却是,

     当时,各地方政权无不层层设卡,巧立名目,雁过拔毛,鹭鸶腿上都要刮二两瘦肉,以各种方式横征暴敛。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流通的交易成本过高,全国性的市场逐渐萎缩,本该属于中央的税基大多落入了地方诸侯的腰包。一个名义上大一统的经济开始变成实质上的诸侯经济。

    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各种战时的临时机构落地生根,变成了常设机构,而权宜性质的地方政策竟也成了常制。地方财政自主权不断膨胀,地方权威终于雄起了,清廷的中央权威却一落千 丈。其中,沿海、沿江等相对发达省份隐约有与中央抗衡的趋势,户部的节制越来越成为一纸空文。江南筹款局,相当于现在江苏、上海和安徽三省的财政厅(局)的结合体曾规定该局税收“除报部外,如有盈余,仍留备各项新政要需,是以本地之款办本地之事,输纳于公家者无多,裨益于地方者甚大。”由此看来,江南筹款局留存于地方上的税收要远高于向中央上报的数量。其他各省莫不如此,均瞒报谎报,打起地方上的小算盘。

    在此形势下,清廷中央的户部与其他各部委即便意欲打探地方虚实,却也有心无力,难以掌握地方上的实情,全国财政的监控体系徒为虚设。对此,看似高高在上的清廷中央也只能或发几声牢骚:“有司大率以旧例绳外省,惯作空语搪塞。大农拱手受成,暗中掣肘不少。”或指责地方上有叛逆之心:“与各省疆臣同舟共济,乃两广旋以军饷紧迫,奏请自办两年,已有却顾之意;其宜昌总局专办两湖,则以两广、苏、闽附于赣、皖,亦不无异视之心。”

    “家奴”翻身之日便是清廷垮台之时

    大清铁娘子慈禧太后终有老去死去的一天,家奴们也有翻身做主人的日子。1883年,户部为清查财政,要求地方诸侯上报财政的实际情况,并发出“限于本年十二月封印以前到部,以备考核”的指令。这项工作无非是做些统计工作,并不要求地方诸侯上交应缴的财政收入。但地方诸侯都有意隐瞒实情,反应相当冷淡,各省均“逾限不覆”或“任意延宕”。

    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中国,慈禧太后向西方十一国发布宣战诏书,并通电全国,要求地方派军助战。时任大清电报局局长的盛宣怀将这份电报密而不发,只向在广东的李鸿章汇报情况。李鸿章的回复竟然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随后,在盛宣怀的撮合下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违背清廷中央的命令,与列强签订和平协议,对清廷与列强之战保持中立。各地方诸侯甚至还私下达成一致意见,若慈禧身亡,则由李鸿章担任最高元首统摄大政。

    1906年,清廷在绝望之中开始了宪政改革,希望能挽狂澜于既倒。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将地方财政纳人中央财政的改革迫在眉睫,但早已形成气候的地方诸侯们却毫不买账,他们沆瀣一气,结成联盟共同抵制清廷中央的财政改革,试图让地方财政凌驾于中央财政之上。

    在朝廷与地方的一片吵闹声中,清廷核心慈禧太后于1908年逝世。再也没有一位能镇得住各地诸侯的权威人物了。三年后,武昌起义爆发,各地诸侯纷纷通电全国,脱离中央,宣告独立,以示咸与“革命”。满清朝廷几乎没有组织起来像样一点的抵抗便土崩瓦解了。到了民国时代,那些地方诸侯及其继承人各自占地为王,拥兵自重,“城头变幻大王旗”,终于翻身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主人。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时 间:2012年08月06日 08:55 (星期一)收件人:lin chun<C.Lin@lse.ac.uk>;

中国有潜力维持8%增长,但需两方面条件

林毅夫

时间:2012年7月21日 地点:北京大学朗润园

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CCER/CMRC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

    林毅夫,著名经济学家,原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著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解读中国经济没有现成模式》等。

    精彩摘要:1994年我就曾预测中国到2030年前可以保持每年8%的增长,到时经济规模可以赶上美国甚至超过。当时普遍认为不可能,说我是唱好中国。一个国家是不能唱好的,一个国家也不能唱衰,只能根据事实来分析。

    中国维持8%增长的潜力,还需要发挥两方面的条件:第一,政策应该是真正挖掘潜力的政策,而不是赶超的政策。第二,作为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矛盾,应该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

    中国需要制度变革,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水平增高,上层建筑也必须跟着变动。但是,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是值得研究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需要的制度是不一样的,是有差异的。

    中国应对经济金融危机有没有一些教训?我觉得是有的,上一轮积极的反周期政策,更多依靠货币政策,带来物价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这是大家都看到的。

    收入分配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问题。解决收入分配,必须以一次分配改善为主,也就是让各种要素在收入分配中得到应有的。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一次分配就可以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中国未来20年为何能继续保持8%年增长

    “8%增长是潜力,发挥潜力还需要两方面的条件。第一,政策应该是真正挖掘潜力的政策,而不是赶超的政策。第二,作为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矛盾,应该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

    6月22号我对中国未来做了一些论述,谈到未来20年中国具有保持年均增长8%的潜力,在国内引起极大关注。这不是我第一次说这种观点,1994年我就曾预测中国到2030年前可以保持每年8%的增长,到时经济规模可以赶上美国甚至超过。那是第一次说,当时普遍认为不可能,说我是唱好中国,一个国家是不能唱好的,一个国家也不能唱衰,只能根据事实来分析。

    这几年在国内、国际各种会议场合,不管在外国人面前还是中国人面前,我讲了很多次也做了很多分析。对长期增长潜力的分析非常重要,因为短期政策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高度相关,比如,一头小毛驴,给它吃得再多,它能长成小马仔吗?不管短期政策怎么样变化,长期分析是重要的,知道潜力是什么,然后去挖掘潜力,短期政策为长期增长创造条件,解除可能的增长瓶颈。

    有学者怀疑中国还有二十年8%增长潜力的说法,主要基于两个理由:第一,还不曾有任何一个国家维持50年年均8%以上的增长(在此之前的32年保持年均9.9%的增长),怎么会出现在中国?第二,高速增长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按购买力评价计算达到1万美元左右时,增长速度都放缓,包括日本和韩国。

    这两个推论是不准确的。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提出20年经济翻番,平均每年增长7.2%,当时在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这么多大的国家,可以维持20年7.2%的年增长,更何况1980年代以前西方理论界还有自然经济增长率,认为一个国家除战后或自然灾害复苏,不可能有7%的增长。中国不仅是20年7%,现在是32年9.9%。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不代表不能发生。

    第二,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靠的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不管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具有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也就是指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过程中,可以用前人经验和前车之鉴,减少成本,创新速度可以大大加快,转变为经济增长。从历史经验看,以1990年的购买力计算,当日本、德国等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时,其人均收入已达到美国的65%;而我们达到1万美元时,人均收入还不足美国的25%。同样是一万美元,而日、德的后发优势已经很小,而我们的后发优势还非常巨大。据麦迪森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的水平、台湾地区1975年的水平以及韩国1977年的水平。在这个阶段,日本维持了每年9.2%的增长,台湾地区是每年8.3%的增长,韩国增长速度也超过7%。

    从前景来看,我再次强调中国维持8%增长的潜力是存在的。日本1971年人均达到一万美元,是美国的60%,韩国1997年达到美国的50%。如果把潜力利用好,中国到2030年人均收入应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一半。

    当然,这是一个潜力,潜力的发挥还需要两方面的条件。第一,政策应该是真正挖掘潜力的政策,而不是赶超的政策。第二,作为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矛盾,应该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当然,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没有问题或矛盾,否则也就不是发展中国家了。

    转型国家充满扭曲 制度变革需创新

    “中国需要制度变革。但是,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是值得研究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需要的制度是不一样的,是有差异的”

    中国需要制度变革,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水平增高,上层建筑也必须跟着变动,各种制度变革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革。但是,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是值得研究的。

    我们现在谈制度一般就是以目前发达国家作为标准,比如华盛顿共识(编者注: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针对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所推行的制度变革,看到发展中国家有差距,就认为制度扭曲对经济发展造成约束,必须进行修改。世行有一个非常有名指标,叫企业经营指标,就是以发达国家市场制度作为标准衡量发展中国家。

     实际来看,无论是1990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1980年代开始的发展中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所进行的制度变革,推行结果普遍不好。国外学者做了详细的经验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平均增长速度比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平均增长慢,不仅增长速度慢,而且经济波动的程度比1960、1970年代更高。有一些学者认为1980、1990年代是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国家迷失的20年。

    制度变革是需要的,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需要的制度是不一样的,是有差异的。尤其是转型中国家,并不是在理想的自由条件下运行,而是充满各种扭曲。经济学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如果是在次优环境下,即使想进行最优的制度变革,导致的结果可能比原来更差。因此,进行制度变革必须要有创新,这也是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希望解决的问题。

    我举一个金融体制改革的例子,过去谈金融体制改革无非就是按照发达国家模式建立大银行,建立股票市场。但是,发展中国家90%以上的生产活动是农户或者是小农经济,制造业大多是劳动力密集型,如果按照西方的金融体制改革,导致的结果就是80%、90%以上的生产活动得不到金融支持。我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从华盛顿共识后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因为只有大企业得到金融支持。

    我们的金融改革滞后,但并不应该改成与发达国家一样的金融体制,而是必须根据中国现有发展阶段,推行能够给中小型农户、制造业与服务业提供金融支持的改革。

    制度改革不能简单套用国外理论与经验,必须结合自己发展阶段与结构,如此政策才能够真正变成桥梁,让年均8%的增长潜力发挥出来。

   事实上,中国经济能够发展这么快,与每个地方政府都有支柱产业,并为支柱产业的形成给予一定助推有关系。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不断地变迁,地方产业能不能发展得好,与地方产业群聚有很大关系,而产业群聚能不能形成,又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进入时间有密切关系,如果这些完全靠市场自发,可能没有办法解决。

    经济以市场为基础,同时,需要政府进行协调,应该是两只手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出现问题?一定会,不管是靠市场还是靠政府,但看问题还是应该看主流。另外,有了比较好的理论框架后,对哪些属于正常干预,哪些属于不正常干预,进行社会监督,使政府助推发挥积极效果,尽量避免负面作用。

    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必然的

    “我觉得下一轮反周期刺激政策,同样是要超越凯恩斯主义,但更多是利用财政方式,而不是货币方式”

    2008年国际金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国际理论界普遍受到理性预期学派(编者注: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从货币主义学派中分化出来,被认为是新古典派经济学第二代。所谓理性预期是指人们预先充分掌握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做出的预期)影响,认为在发生金融危机、经济箫条的时候,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加强社会保障,维持社会稳定;政府财政税收一定会减少,社会支出一定会增加,政府财政赤字本身会增加,这是自动引擎,靠此就可以度过金融危机。

    当然,中国政府与其他多数政府推行的都是凯恩斯主义,但中国政府做的是“超越凯恩斯主义”。按照凯恩斯主义,积极财政政策有两种方式,一是减税,一是投资。而中国政府在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利用这样一个刺激,主要用于能够提高生产率,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我把这样的经验总结为“超越凯恩斯主义”。这是中国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执行的。

    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后推行的70%、80%项目同样如此,但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慢了,是不是推行出现问题?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必然的,有两个原因,一是上一轮投资项目到现在基本都要收尾。第二,国际经济金融危机还没走出来,欧美市场相对疲软,而中国目前出口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相当大。外部环境不好,国内投资基本收尾,经济增长速度会慢一点。在这种状况下,新一轮有可能再启动相对宽松的反周期政策。

    那么,有没有一些经验教训可以总结?我觉得是有的,上一轮积极的反周期政策,更多依靠货币政策,带来物价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这是大家都看到的。我觉得下一轮反周期刺激政策,同样是要超越凯恩斯主义,但更多是利用财政方式,而不是货币方式。

    收入分配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必须依靠一次分配,达到公平跟效率的统一,才能够真正发挥8%的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问题。解决收入分配,必须以一次分配改善为主,也就是让各种要素在收入分配中得到应有的。如果我们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一次分配就可以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即使目前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但是与欧美等国相比,我们的比较优势还是集中于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也是真正能够形成竞争优势的,政府给一点帮助,不需要劳动补贴,企业就能够赚钱。

    如果多发展比较优势产业,会创造很多就业机会,穷人收入主要是靠劳动收入,如果有很多就业机会,分享经济增长果实,工资会增长很快。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所拥有的比较优势资源的价格不断上升,而资本回报相对下降,经济可以发展得又快又好。我一再强调一次分配为主,靠市场调节。

    市场过程面临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国际经济周期等,当然会有一些临时失业,临时失业就必须有社会保障,也就涉及二次分配。

    对富人征税主要是针对收入,而不是靠二次分配本身来解决收入问题。二次分配应该是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分配问题,尽管对社会分配会有贡献。

    美国地产泡沫引发国际金融经济危机

    “我认为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首先在于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第二,美国政策失误造成货币急剧增加,导致全世界外汇积累增加,以及最后的泡沫经济”

    众所周知,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是由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引发的,这一点是有共识的。美国为什么会出现房地产泡沫?国外理论与舆论界普遍认为,是由于国际贸易不平衡,中国和东亚经济体积累了大量外汇,购买美国国债,压低利率,导致大量的资金流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引起了房地产的泡沫和股市的泡沫。这一观点把产生这场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根源归于外部不平衡的东亚国家和经济体。

    为什么东亚经济体积累了那么多外汇,造成了国际贸易的不平衡?理论界提出三种假说:第一,东亚经济体奉行的出口导向战略,出口多导致贸易盈余多。第二,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经济体为了自我保险而增加出口以积累外汇。1998年东亚金融经济危机以后,东亚经济体,像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吸取了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如果外汇储备不足的话,很可能给投机家一个机会来狙击一国的货币,造成金融经济危机,为了自我保险,就开始增加外汇积累。第三,中国人为地压低人民币汇率,造成中国出口大量增加,外汇大量积累。

    这些观点是值得质疑的。首先,关于东亚经济的出口导向战略。东亚经济体近几年贸易顺差确实激增,但是东亚经济体从1960年代以来一直奉行出口导向战略,在2000年以前贸易基本平衡。你不可能一个已经推行超过50年不变的政策来解释这十年发生的事情。

    其次,关于自我保险假说。如这个假说所述,东亚经济体在19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之后,经常账户(编者注:指反映一国与他国之间的实际资产的流动,与该国的国民收入账户有密切联系,也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的顺差剧增。然而,日本和德国一样,拥有一定储备货币地位,无需以积累外汇来自我保险,其经常账户的顺差在同一时期也一样猛增。而且,中国从2005年以后经常账户盈余和外汇积累也远远超过自我保险需要。

    再次,危机是否由中国汇率政策造成?最早提出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增加出口造成国际不平衡是2003年,然而中国的贸易顺差直到2005年后才变大。2003年中国外贸盈余比1997、1998年还低,大家想想看1997年、1998年国际上怎么说人民币汇率?当时普遍说法是人民币汇率高估。如果中国用人民币币值低估的手段,扩大外贸出口,增加中国外汇储备,其他与中国竞争的发展中国家外贸盈余一定下降,外汇储备一定会减少。可是我们看到进入2000年以后基本上所有发展中国家外汇盈余和外汇储备都在增加,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还不到一万亿美元,到2008年增加到将近六万亿。发展中国家自己不能印外汇,那外汇从哪边来?

    必须提出一个假说,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东亚经济体外汇积累增加?为什么日本、德国外汇积累也增加?为什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汇积累也增加了?美国为什么会出现泡沫经济?

    我认为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发生的国际贸易不均衡,根本原因首先在于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第二,美国政策失误造成货币急剧增加,导致全世界外汇积累增加,以及最后的泡沫经济。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包括欧洲开始推行放松金融管制政策,放松金融管制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允许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行,所以可信贷资金增加,流动性增加。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经济破灭,照理说泡沫经济要进入一段萧条时期,但当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为了避免美国的萧条,用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年利率从2001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前的6.5%连续23次降息到18个月以后的1%,接近零利率,这就造成流动性过剩,造成大量投机行为。这些投机的钱在美国国内就流到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造成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再加上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金融创新允许家庭把房地产增值的部分套现出来销售,消费需求就增加了,美国老百姓负债急剧增加。另外,美国政府因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增加了财政赤字,使得国内需求和贸易赤字猛增。由于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这种赤字增加得以长期靠增发货币来维持。

    中国到2001年已经变成美国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消费品的主要供给国,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逐年拉大,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拉大,中国和给中国提供中间制造品的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即它们的贸易顺差,也逐年扩大。所以,整个东亚经济体的贸易增多是这样引起的。

    美国央行行长曾对我说,之所以利率政策调到那么低,是因为看到很多钱流到美国。这里面包含一个观点,因为美元在其他国家是不能流通的,因此只能到美国进行投资。问题是那些钱怎么来的?不是我们自己印出来,是美国先印出来买东西流到发展中国家。

    从2002、2003年开始美国有识之士确实担心美国贸易逆差越来越大,把矛头指向中国,如果当年能够实事求是面对问题提出有效对策,而不是推卸责任,也许这次金融经济危机可以避免,至少可以缓解,不会变成这么严重。

    发达国家政府委过于人的政策固然有其政治考量,然而也和学界的推波助澜有关。前面提到的三种假说,每个都可以提供一个模型,都可以用严谨的实验检验,但有些是心知肚明,指鹿为马的,因为学者也有需求,凭良心说,更多是瞎子摸象。学者在研究问题时对现象的理解应该力求全面,不要局限于一点,对任何理论假说应该多做推论,看是否每个推论都和已知事实一致。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各种矛盾冲突也会越来越多。利用外国的理论作为依据来制定政策或谈判,中国会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中国的学者有责任根据事实自建内部逻辑自洽而各种推论又能和各种事实一致的理论,这样才能把握我们自己的命运,不随别人的音乐跳舞。在国际谈判中,我们才能化被动为主动,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才能重新修订游戏规则。

    2012-08-06

 

 

 

 

余治国余伟 于 2012年08月07日 16:21 (星期二) 发给 仲大军。完整信息发件人:余治国余伟<yuweiyuwei4@hotmail.com>;时 间:2012年08月07日 16:21 (星期二)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

关于中国未来十年改革的总体意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袁绪程

2012年7月

  编者按:本文取自国家战略与改革研究课题的部分内容,旨在为未来十年的改革提供咨询意见。本文初稿原名为“中国未来十年改革前景研究”,曾于2011年9月3日提交首届特约专家和特约研究员会议讨论,并向近百名特约专家和特约研究员征求意见,其中参加研讨会的有江平、保育钧、任玉岭、李晓西、张晓山、郭克莎、常修泽、华生、刘尚希、薛宝生、李永忠、王忠明、杨宜勇、聂高民、陈兴动等约五十位专家学者。在吸收特约专家和研究员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和完善,刊登于《改革内参·高层报告》2012年第1、2期合刊(有删节),此次战略与改革网编发的是全文,以飨读者。

  本文包括三大部分,一、危机与改革:未来十年的挑战与选择;二、改革的目标及其路线图;三、改革的组织领导与保障措施。

  提要:中国的高速增长依赖于它独有的增长模式,其独有的增长模式又源于它的体制。

  中国独有的增长模式及其相应的体制将中国从一个落后贫穷国家带入初步小康的中等收入国家。但是这种“三高一低”即高收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增长模式及其“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集权体制是无法持续的,也无力将中国带进高收入国家之列。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民需求的提高,其弊端将日益突显并沉淀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和潜在的危机。比如“两极分化”在发展的初中期阶段表现为发展的动能和势能,但在中后期阶段则是内需不足和社会冲突的根本成因。

  转变增长模式的出路在于体制改革。如果不改革现行体制,贫富悬殊问题、分配不公问题、吏治腐败问题、土地问题、环境问题、扭曲的工业化和畸形的城市化以及社会冲突等等问题不仅不能合理有效解决,而且还会演化为社会危机。

  危机会催生改革也会引发动乱。拖延改革显然不是办法也不是出路;被迫改革也许更糟,不如不改革。唯一的选择是主动改革,只有主动地、自上而下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渐进改革,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将中国带入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之列。

  如果说过往的发展阶段的改革可以摸着石头过河,那么,向高级阶段过渡的未来十年改革就需要有目标和路线图。

  制定目标和路线图就要把握中国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和实际进程。所谓体制改革,一是改“体”,即改组织结构,二是改“制”,改的是规则制度。显然,体制改革进程包括两大层面(组织结构、规则制度)、三大领域(经济、政治、社会)的内容。

  组织结构的改革分三方面:从行政隶属组织转向市场企业组织;从全能(集权)政府转向分权制衡的政府;从行政依附的“事业单位”或团体转向独立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规则的改革也分三个层面:从人治规则转向法治规则;从行政指令计划规则转向市场规则;从国家集权包办规则转向社会民主自治规则。

  经济领域的改革可分为宏观管理体系及架构的改革、市场微观主体的再造及产权安排的改革、市场体制机制等三个层面;政治领域的改革可分为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行政、立法、司法的改革等四个层面;社会领域的改革可分为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改革以及NGO组织的新创与监管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和健全等两大方面。

  完成上述改革显然需要较长的时间,至少需要20—30年。把上述改革进程的逻辑路线描绘出来,这就是改革的目标及其路线图。

  概言之,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其公式是:(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社会主义价值)×中国特色文化。根据终极目标而确立的十年改革目标是: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开明的威权体制。

  在改革的目标(大方向)确立以后,就可以从价值论或各种方法论角度,多层面多维度地设计改革的路线图,以指导改革的实践。

  未来的改革并非以往的改革,其风险和难度巨大而不能低估,要做好充分的组织准备和谋划。

  首先,为了确保改革的秩序不被自身改革所颠覆,阻止改革一时失利或失策引发的动乱和暴力革命,必须要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重塑和强化中央的权威,令行禁止,确保改革成功。

  第二,建立改革的组织机构。未来的改革需要有一个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之上的、能够统揽改革全局的机构。建议:设立独立的机构——国家改革委员会,直接隶属中央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主要领导人兼任委员会主任,成员由各部委领导、重要咨询机构专家组成;下设职能机构,由专职人员组成。其主要职能有四项:决策咨询、指导、协调和监督。

  第三,要有措施。如重塑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掌控或引导改革的舆论,强化改革的激励机制,把握改革的策略等等。

  第四,要有时间步骤。用十年的时间完成全部经济领域的改革;完成大部分社会领域的改革;完成部分政治领域的改革。为实现改革的终极目标——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打下良好的基础;为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危机与改革:未来十年的挑战与选择

  未来十年即2012年至2022年,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最宝贵、最关键的十年。面对全球经济政治变局以及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如何发展,社会结构乃至政治结构如何演变,如何适应未来的发展而主动地、自上而下地“重启改革”?中国社会是否会因改革或不改革而失控,演变为社会动荡或暴力“革命”?这是海内外普遍关心和忧虑的问题。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又一次走到历史的转折关头或十字路口,一个时代正在结束,另一个时代正在开始。未来十年虽不会停顿,但向上还是向下,向前还是向后,充满着变数或不确定性。学界都在讲“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体制陷阱”抑或是其他什么陷阱,就是这个意思。中国面临“惊险一跳”,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躲过或回避的。

  我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无疑已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从贫穷的低收入国家转为初步小康的中等收入国家,但面临需要解决的众多问题同样“举世瞩目”。中国当前的“现代化”只是10%左右人口即主要聚集在沿海地区或内地的中心城市1亿多人的现代化,80%以上的人口即10多亿人尚未进入现代化的行列。这不仅表明中国现代化的畸形推进,也预示着发展的空间无比巨大,尚未开发或开发不够的统一的10亿人口的大市场蕴藏着无限的商机或潜能。

  从经济发展的常态看,中国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城市化尚在进行中,人均收入仅4000美元且正处于向人均12000美元高收入国家上升的时期,理应还有10-20年的快速发展期,GDP保持7%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应当不成问题。但问题恰恰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常态”。表面与东亚模式相似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着内在的缺陷,如它的内需不足和过度的对外依存度,它的成本外化、过度透支未来的廉价竞争策略以及相应的创新缺乏,它的“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等等,都很难使它的增长势头能维持到工业化后期和高收入增长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常态,既远离了欧美模式,也偏离了东亚模式,有着非常复杂的成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与它相适应的非均衡改革所产生的权力与市场混合的集权体制。

  中国式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向尽头

  这里使用“中国式经济增长模式”概念是特指中国独有的经济增长形态,并用此概括其特征以及与其他增长形态的异同,不作为稳定的范式来理解,亦不涉及模式之争。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它独特的增长模式是密不可分的,也是由其体制支撑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盛衰也将带来经济社会的繁荣和溃败。

  我们之所推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未来十年内甚至在两至三年内会走到尽头,是基于对其“高投入低产出”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的认识,也是基于对支撑其运行的体制不可持续性的判断。

  在现行体制下,中国经济增长有两条相互关联的主线,一条是以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带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它与中国的工业化和全球化背景连在一起。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分工,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依靠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以整合各种廉价资源而取得竞争优势,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主要原因。中国产品的廉价不仅得益于劳动力便宜,还受惠于环保费用、土地资源和税收的减免以及低廉利息等等。依靠政府通过权力整合廉价资源而获取优势,这在民主国家甚至在新兴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只有中国这样的集权大国才能做到。出口导向经济的流程如下:

  中国各级政府整合各种廉价资源的区域竞争 ——> 市场制造廉价产品 ——> 出口盈余(减进口即顺差)——> 强制结汇——> 增发货币——>再出口和输出资本(购买欧美债券)

  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条主线是与城市化相联系的,俗称“房车路”和“铁公基”的大规模开发建设,即房地产、城市基础设施及相关上游产业(资源开采、原材料等)的投资和生产。这是由中国各级政府主导的,其中涉及大量的公共领域和垄断领域的供给和需求,政府既是市场生产的组织者、消费者,也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其流程如下:

  中国各级政府之间的垄断性竞争——> 房地产、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投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膨胀——>消费品价格膨胀——>更高的投入

  两个流程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产品市场主要在国外,多受世界市场的影响,后者的市场主要在国内,可以自我循环,但必须有资源的涨价升值和更多的资本投入,这个流程才能维持下去。看似巧合的是,正是第一个流程创造的流动性过剩,双顺差带来了巨额外汇占款和货币超发(M2已达到80万亿元,绝对量和与GDP之比都超过美国),启动和支撑了第二个流程的运转,即给第二个流程提供了必需的廉价而又富余的货币。巨大而又廉价的货币与资源的资本化结合起来,共同创造了GDP高速增长的神话。将两个流程对接起来,图示如下:

  中国各级政府整合各种廉价资源的竞争 ——> 市场制造廉价产品 ——> 出口盈余(顺差)——> 强制结汇(购买美元)——> 增发人民币 ——> 银行货款增加 ——> 中国各级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更大的投入 ——> 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膨胀 ——> 消费品价格膨胀——> 更高的投入——>再循环

  其中的关键点(必要条件)是投资和贸易的双顺差及外汇占款带来的货币膨胀。而“双顺差”又是以世界经济尤其是欧美市场繁荣为前提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外部依赖型”结构,外部市场需求的变动和新的竞争者进入都会极大地影响或中断这个循环。比如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放缓,该流程就可能出问题。如果在不远的将来,顺差减少进而外汇储备减少,加上其他因素,资金外流,甚至流动性逆转,通胀很可能变通缩。该流程最大的缺陷是平面循环流程,而不是螺旋上升的创新流程,由于总是处于国际产业的低端状态,生产效率低,剩余外溢,其代价必然是资产膨胀和通货膨胀。资产膨胀的泡沫总会破灭的。在未来几年之内,中国会饱受资产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破灭之苦,并处于两难窘境。此外,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也是定时炸弹,过多过滥的“铁公基”将随时出现支付危机。有证据表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远超过其公开的10万亿元,而且还在增多。此外,剥夺农民工利益的“低福利、低收入”的强权整合不可能持续,中国政府不可能长期像过去那样用行政权力整合各种廉价资源。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总供给趋向减少,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增加,土地成本和房租的增加,环保、社保等外部成本的增加,资本利息的上涨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都会使中国出口产品不再“廉价”而失去竞争力。这又反过来改变资本的流向,更多资本趋向投机而从实体性产业流向虚拟产业或者流向境外,从而加速模式的终结。

  有人预言未来五年左右,世界经济结构将重新平衡,美国经济将再度复苏而繁荣,美元将走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会回流美国,中国的顺差转为逆差会发生,人民币汇率从升值转为贬值。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会衰竭,外资出逃、热钱外流、银行挤兑、房地产崩溃,大规模的企业破产、产能严重过剩、金融危机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很可能会出现。

  所幸的是,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结构,抑制或消除房地产泡沫,促使经济软着陆,已成为朝野共识。

  现行体制无力支撑中国进入高收入阶段

  1.体制的扭曲及其效应

  中国现有的体制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及其高速增长,并将中国从低收入阶段带入中等收入阶段,但很难支撑中国经济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这是因为它在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像同阶段的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那样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提升它的内需张力、自主创新的能力、产业的高级化、服务业的拓展、市场经济的法治程度、政府的公信力、社会的诚信度等等。这就使中国经济的转型和迈入高等收入阶段的路程更为艰难。中国特有的权力与市场、商业与政治的混合体制,是改革的畸形化带来的。由于改革的畸形化,我们的体制的组织结构和制度规则都带有传统和现代的双重特征,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推动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又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障碍。

  不论从经验还是从逻辑看,高收入阶段的经济特征是市场分工的深化和多样化以及不断地创新,它需要法治的分权型体制的支撑。这与我们现行的“权力与市场”混合的集权型体制是相悖的。

  高收入阶段的经济在本质上是现代性经济,它与现代性的体制相辅相成。标准的现代性的体制与传统体制的区别在于:前者组织的高度分化即社会的分工和分权程度以及结构的复杂程度高于后者;前者制度规则的明晰性、程序性、平等性、合法性亦高于后者。中国现有体制不论在组织结构上还是制度规则上,都介于传统和现代两者之间,在许多方面甚至是两者的混合。它既不是传统的专制集权的指令型经济体制,也不能用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来解释。它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单兵突进的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它虽然突破了30年前的政治、经济、社会“三合一”的体制,但它的突破仍是非常有限的,其组织结构的分化程度仍处于“低分化”状态。政府组织(广义的政府,包括党组织)、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分化程度不够且发育不全,三者的边界不清,独立性不足,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存在不同程度的对政府组织的依附,即便是民营企业和“民非”组织亦是如此。每一种组织内部结构的分化也不够,比如广义政府中的党政如何分离,党组织与行政、立法、司法组织及职能的边界如何划分等等都是有问题的。在制度规则层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权力和经济产权界定不清,比如国有资产、农村土地集体资产界定是很不清晰的;再如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行政、立法、司法部门之间的权力同样是界定不清的。此外,理论上的规则与实际运行的规则相脱节或相悖,某些改革与现行法律相抵触,潜规则与显规则并行不悖等等。

  政治权力和经济产权的界定不清,虽有利于中央和地方通过政权形式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却带来了经济的封建化的倾向,形成各种垄断性的土围子经济或统制经济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这就是被人们形象化地称为地方政府控制的“诸侯经济”,部门控制的“王爷经济”,大国企控制的“垄断经济”等等。各种大土围子套小土围子,层层分封,既是地区、行业和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及分配不公的源泉,又主导和控制了市场竞争的方向。如果可以比喻的话,有些类似日本的“财团经济”和西方市场的“寡头经济”。不同的是,西方的“财团经济”和“寡头经济”出于市场竞争之手,我们的统制经济则出自于政府竞争之手。“政府之手”的体制优势在于:一是通过行政手段,举国之力、举省之力、举市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统领”或主导的市场竞争,启动和促进了中国经济初中期阶段的开放开发;三是政府兜底带来投资最大化,占GDP比重40%的年均投资率,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四是通过行政整合廉价资源,形成对外的廉价竞争优势等等。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政府之手的另一面是“掠夺之手”或不讲市场规则的“干预之手”,也留下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等三个层面的负面问题或后果。在经济层面,是经济结构的失衡、经济秩序的失序,经济的公平性受损,短期投机行为无处不在,“赌博经济”越演越烈,假冒伪劣盛行,实体经济和创新型经济受阻,财产和收入的两极分化,中等收入阶层难以生长,市场竞争扭曲或无规则化等等。在社会层面,社会结构的失衡,NGO(社会组织)的扭曲和缺失,科技、教育和人力资本的低质化,道德、信用等社会资本的异化,腐败寻租的全民化,文化的痞子化,社会的碎片化,群体冲突的暴力化等等。在政治层面则是传统的官场政治及规则的复归,吏治腐败、“令行禁止”失灵,党的公信力严重受损,官民矛盾或冲突一触即发,治理危机的隐患挥之不去等等。

  2.现行体制与经济发展的高级化难以相容

  如果说权力与市场混合型的集权体制与初中级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相容的话,那么,它不可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的高级化,而且将日益成为发展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权不清的收敛的集权体制很难与扩张的市场经济以及市场分工和分权的进一步深化相容。推动技术创新需要有一套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现有的体制更有利于各种山寨版的泛滥,而不利于知识和技术创新。此外,经济结构及产业的高级化需要现代产权制度的支撑,但至今尚不明晰、互相矛盾的名为社会所有,实为少数内部人控制的国有产权制度都会扭曲要素市场的分配,造成垄断,阻碍产业的升级换代和经济的高级化。

  (2)政府兜底的体制与市场出清的不相容。如果政府兜底(即由政府承担所有损失),企业就会包赢不包输,其投资就不可能产生有责任的硬约束,市场就无法出清,也就不可能有生产经营上的优胜劣汰和技术进步以及“创造性的毁灭”,整体经济不仅不能高级化,而且潜伏着系统性危机。

  (3)与法治的市场经济不相容。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法治的经济,任何参与者——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应在法律面前平等,遵守规则。不守规则不择手段的“自由竞争”会阻碍市场经济的高级化。历史上的中国市场经济萌芽早于欧洲,但始终不能像后来的欧洲一样,成长为推动工业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法治的平等交易规则。

  (4)与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不相容。建立在政治和经济分离基础上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法治化是大势所趋,“权力与市场混合”的集权体制很难界定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的功能和界限,政府越位、缺位、错位是体制性的。

  3.现有体制难以满足人们日渐强烈的合法性要求

  所谓合法性也就是正当性。我们现有的体制的合法性首先来源于“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其次是经济增长和收入的增加,而不是基于对人的社会权利的认同,这就出现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两个层面的合法性需要解决。当老一辈革命家健在的时候,即便采取不认同个人权利的家长制方式统治,也没有什么问题,但随着老一辈革命家的逝去以及经济的市场化,民生和民权的权利诉求自然就会突显,这就带来如下的“合法性”问题。

  (1)产权及形态的合法性问题。人是自己的权利主体。最基本的权利就是经济产权和政治权力。产权具有排他性,属于私权领域,国家应当尽量发展私人或民营经济,给予人们创造财富满足自己各种需要的自由。即便是公有经济的国有产权的最终所有权也是属于自然人(全体人民),它的存在形式显然也有一个合法性即正当性问题。人们对国企产权、公共土地、财政支出等公共产权使用最大的不满就是公权私用。这也是最大的分配不公。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会越来越要求改变现有的产权制度安排,要求维护公有和私有财产,防止政府官员对公有和私有财产的侵犯,要求政府行使公共资源产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要求参与公共决策等等。而现有体制无力解决此类问题。

  (2)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政治权力主要包括治权(立法权和行政权)与司法权(审判权),其合法性来源于社会(全体成员)对行使者的认同。西方的观念是主权在民,社会全体成员是主权者,人民将权力授予议会及政府。中国的传统观念是“打江山坐江山”和“君权天授”。我们在理论上也讲“主权在民”,毛泽东也说过,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但实际通行的是“主权在党”。这就带来了理论上的合法性和实际通行的合法性的矛盾以及思想混乱,抬高了人们对权利的预期。如果就“权力”行使的原始激励机制而言,带有家族色彩的皇权的激励最大,在相同的条件下最负责任;带有流动性色彩的群体性和团体性权力的激励机制较差,因为团体成员会变换,相比固定世袭的皇权,激励和责任机制相对较弱。如果从权力行使的“稳定性”来看,皇权和任何垄断性团体的权力都是不稳定性权力,它会受到其他群体的挑战,它要用政绩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主权在民则不需要证明自己,它将“主权”授予团体和个人共同行使而具有天然的稳定性,即使是政府更迭也不会引起社会的混乱。我们党代表人民“打江山坐江山”,其治理的合法性源于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和承诺,比如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等等。在当下,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取代中共,但随着打江山的老一辈革命家的逝去,人们对继任者政绩的要求和期望就会越来越高,解决民生和民权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而现行体制难以满足这些诉求。改革就成为执政者的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因此,加快改革现有的体制,建立现代性的体制,提高和改善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既是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的必要条件。又是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潜伏着的危机

  综上所述,我们现有的集权体制及其相应的市场化改革虽然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以权力的市场化和垄断资源的资本化为媒介的市场化导致了政府的公司化和逐利行为,偏离了法治的市场经济轨道,与经济发展尤其是向经济高级阶段发展的不兼容性日益凸显,社会矛盾和冲突随处可见。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本身潜伏着危机。2011年以来有关中国在未来若干年内将出现资产泡沫破灭或爆发危机的预言渐渐多了起来。

  不论危机是否因经济原因而生或何时爆发,危机总是起于青萍之末,由问题引发的。现在的问题多多,犬牙交错,民生和民权的呼声高涨,社会不满情绪在增加,社会群体性冲突事件不断发生,失地者、失业者和失意者不断增多,并通过互联网集结和传播。如若处理不当都会导致对抗和恶化,演变为对现政权的威胁和挑战,甚至出现连锁反应,引发社会动乱或暴力革命。如果中国未来发生革命,那绝非天鹅绒式的革命,与苏东国家和中东国家的政治革命截然不同,绝不仅限于政治,而是剑指财产领域,这是近期大量富人“胜利大逃亡”或移民西方国家的一个原因。多年积累或留给未来的许多问题,如分配不公问题、吏治腐败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拆迁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环保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等等一般都难以单独演变为危机,但如果集中爆发或处理不当产生连锁反应就很难说了,因为中国许多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更为重要的是,非民主法治的“政治生态”是一种正反馈系统,其调节机制的放大和缩小都是相互加速的,如同雪崩及多米诺骨牌倒塌一样。令人担忧的是,我们一些潜伏着的“豆腐渣工程”能否经得起越来越频繁的自然灾害。有人预言,一些大型水库、核电站、高铁将是引爆社会危机的“定时炸弹”。

  应当看到,中国是一个“两极”社会,没有相对独立的第三组织,即便有,也不能承担居中协调和缓冲作用,任何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发生的问题和冲突都会指向政府,而政府处理不当都会激化“官民矛盾”而转为统治的合法性危机。这在西方国家是不多见的。政府及其高官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恶果承担责任,是宪政法治国家的惯例或制度。此外,权利和责任分享的制度,让第三部门和社会各群体在分享权利的同时,也分担了责任。而在国家集权体制下,没有社会分权和分责,而是政府包办和主导,矛头指向政府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未来的数年内,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民生问题会演化成民权问题,社会各种抗争和抗议活动还会此起彼伏,各级政府应当理性地对待,学会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处理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善于处理,经济继续发展,财政不出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危机都是可以化解的,“胡萝卜加大棒”在短期内还是奏效的。

  但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通过资产膨胀、成本外化、透支未来发展经济是要加倍受罚的。我们更需要的是从制度改革的层面上解决问题,惟其如此,才能长治久安。

  虽然过去遗留积累的问题已积重难返,将来的新问题又不断涌现,民生问题和民权问题相互纠结,今后数年内经济增速放缓和财政支出膨胀如同雪上加霜,但是否引发危机现在只是一个假说。实际上人们对现有的问题是否演化为危机,持有不同看法。体制内主流看法是十年内不会爆发危机而持乐观态度。体制外的人士并不乐观。危机在潜伏着却是多数人认同的。

  应对潜在危机的策略

  1.改良策略

  这里说的改良策略是指对现有的体制不做大手术,只作修修补补和小改小革,即只搞“用”的改革,不搞“体”和“制”的改革,维持现行体制不变。基本策略是,有漏补漏,有洞补洞,有乱治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重在方法和手段的改进。总的原则是以传统政治价值为体,以现代技术价值为用,或者说以传统统治(方法)为主,以现代技术工具为辅,维持现有体制和利益格局不变。以不变应万变。在制度基础不变的前提下适当调整体制的结构和数量,侧重于体制的技术性改进。主要做法,一是继续推进经济领域里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改革,如对税种和税率的调整,金融品种及工具的新增,监管机构设置的调整等等。二是强化体制内的组织作用,用党的基层组织覆盖社会每一领域、每一个基层和每一个单位,大力发展党员,以数量换质量(现党员已占人口总数6.2%),使党成为“全民党”。三是加强政治体制的技术性改进,改机制不改体制。在决策机制上而不是在制度上改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技术上改进“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机制。四是树立亲民形象。从情绪上缓和社会矛盾,各级领导的“访贫问苦”,春节、国庆等节日组织“送温暖”到弱势群体等等。五是加强和改进对社会的控制,对社会活动及团体进行严格的管制,利用互联网和新闻发布会引导舆论,通过“打招呼”的方式以内部纪律约束媒体负责人而管制舆论,强化公安和国安的政治管控能力,控制异见者,对其活动坚决取缔,建立应急系统处理突发事件,实行“社会安全”(一把手)问责制,强化对官员的“守土有责”的约束等等。六是改进党内监督和惩治手段(方法),通过运动式反腐打黑,防止腐败的恶化和蔓延。七是两手都要硬,对危害安全的群体性对抗事件,绝不姑息,继续沿用阶级斗争模式,对“三种”敌对势力绝不手软,坚决镇压和取缔等等。

  采取上述策略,如果是作为权宜之计尚可理解,在短期内也是有效的,但作为长期的策略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其策略只是将矛盾掩盖和后移,难以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甚至会适得其反。历史上,常有因修补式的改良而错过体制改革的时机,因为许多改良手段与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它在体制改革上的不作为和高压政策往往会促使矛盾集中爆发并引发危机或反弹式的暴力革命。

  2.被动改革策略

  这里的被动改革,是指在“改良维稳策略”失效以后的被迫改革。被动改革往往会被某些社会群体以及利益集团牵着鼻子走,丧失改革的时机和改革的主动权。搞被动改革也许比不改革更危险。其原因有三:一是抗争来的政府放权让利,民众并不领情,反而得陇望蜀,吊高胃口,抬高筹码而激化矛盾。二是失去良机的改革往往会适得其反,早已恶化了的社会情绪不容改革有序地进行。三是示范效应及连锁反应,长期被压抑的弱势群体的诉求可能像火山一样爆发,处理不好,很有可能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引发暴力冲突或革命。历史上,被动被迫改革引发危机是有先例的,如晚清政府。

  3.主动改革策略

  这里说的主动改革策略,是指政府主动地、自上而下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其基调是将短效的改良策略和长效的体制改革策略结合起来,在治本的基础上治标,在治标的过程中推进治本。在问题没有激化之前事先改革,消除隐患,在问题爆发以后,因势利导,顺势推进改革。其基本思路是,围绕全面小康或进入高收入国家的战略目标,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有序地推进经济、政治、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改革,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将改革落实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及进步上,在发展和稳定的基础上求变革,从而将发展和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用10年时间实现经济全面转轨和社会的部分转型。

  未来十年也许是主动改革的最后时机。我们应当珍惜这最后的机会。如果不抓住这最后的改革机遇就很难克服“体制陷阱”,跃过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或“印尼陷阱”,甚至会出现更为严重的局面。这绝非危言耸听。当然,改革也是充满风险的,但若与不改革相比,不改革的风险更大,两害相权取其轻。
  中国的改革在实质上是放权和分权,也就是泛权化和权利的分享及多元化,这很容易引起地区、族群、阶层及利益集团的离心化和分裂倾向。这就需要有一个超越各个地区、群体和阶层利益之上的“平衡力量和机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权威的、有理想的中央核心领导层来维护改革有序渐进地进行。比如,重塑共产党人的理想主义,以有效的中央权威和铁腕压制离心的利益集团的反抗,以协商式的赎买和交换来化解改革的阻力,以理性和理想来凝聚改革的共识,以和合共生的包容将个人、集团、群体、阶层等各种利益引导到改革的轨道上来。

  体制改革的目标及路线图

  主动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不失时机地推动各项改革应是我们在转折时期的首选。

  主动推进改革显然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应当有改革的顶层设计。“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项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已写进了党的“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不论如何定义改革顶层设计,它的实质就是要有目标有方向有路线图。没有目标就没有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路线图,没有路线图就没有“总体规划”及可操作的改革方案。

  可以认为,我们在一些改革和发展政策上的前后矛盾、左右摇摆和首尾不一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全党全民共识的改革目标。也许有人不认同改革目标的重要性,认为有发展的目标就够了。他们认为改革不过是实现发展目标的众多手段和措施之一。自从2003年体改办撤销之后,改革整体目标的研究就再也没有正式纳入政府的视野或议事日程。应当说,通过改革实现的新体制不完全是手段或工具,不能完全从功利主义理解,它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一道构成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体系,构成我们生活价值中的组成部分。因此,发展目标本身就应包含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体制性因素。按照马克思的逻辑,新体制既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工具,也是人的解放本身蕴含的价值体现。当然,也可视为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关于体制改革目标的制定问题

  在未来10年、20年、30年究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才能使我们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发达国家之列?才能使我们的社会“长治久安”?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然不能单纯指生产力,它应包括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按照我们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体制,应当是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宪政体制、社会主义的伦理价值及其公共产品分配体制与中国传统中的优秀文化的“组合”。用一个公式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价值)×中国特色文化。

  为什么要将社会主义价值与市场经济、民主法治、中国特色联系在一起?这五种成分的组合是否能行?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及民主的代议制都是有缺陷的,它需要社会主义的价值及其公共品的分配制度给予校正和补充,反过来说,社会主义价值的实现也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指令或非指令的自给经济及其专制之上。此外,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建设不能脱离中国实际,应继承中国传统的优秀成分,而具有中国特色,因此它们是互补共生的。

  小平同志不止一次提到要用50年时间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在接见美国客人时说过,中国要用50年时间才能实现普选制,也就是2040年前后。如果从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皇朝开始解体(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到2040年正好200年,恰巧符合中国200年的周期律。因此也可以将30多年改革开放视为中国人民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千年变局、百年复兴的伟大变革的继续。再用30年也就是2040年,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器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和价值的现代化。这应视为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到那个时候,体制改革才算真正结束。

  现在我们要探讨的不是这个30年的目标,而是下一个10年的目标如何定位。正像里程碑一样,未来10年目标既是30年目标的组成部分,又是它的一个阶段。如果将目标分解的话,前10年的目标显然要与后两个10年的目标有所区别。因此,目标的制定要切合未来1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用党内流行的语言,目标不能定得过高或过低,定得过高做不到,欲速则不达,甚至可能葬送改革,这是左倾冒险主义;定得过低能做到不做,贻误改革的良机,这是右倾保守主义。改革在本质上是中间路线,既要反左又要反右。

  为了避免右倾和左倾,就要研究下一个10年我们究竟能做什么,也就是改革的阶段性目标是什么。

  1.未来十年改革目标的定位

  我们认为,未来十年的改革目标定位是:将与革命专制相联系的混合型集权体制转变为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应的开明的威权政治体制。围绕这个目标,同时开展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价值等层面的建设。许多人会同意搞法治的市场经济,未必同意将开明的威权政体作为十年改革目标,他们希望和期待更高的目标,比如宪政民主制度,但是将其作为十年目标,则会欲速而不达,甚至适得其反。

  无需赘言,这里使用的开明的威权政治体制是借用政治学概念,是相对于极权制度和专制制度概念而言的。由于找不到更确切的概念,我们权且借用之。从现实讲,威权体制也是相对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革命专制制度而言的。革命专制是一种过渡状态而不是一种稳定的制度。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种过渡状态。革命党人夺取政权以后,有两种选择,要么走向现代政治,要么退到传统的专制政治。开明的威权体制在形式上像传统专制制度,但在本质上已属于现代制度。现代制度与传统制度的区别在于:“王”在法下还是在法上?法治还是人治?是否遵守游戏规则?威权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主要区别在于:游戏规则由人民还是由统治者制定?应当看到,威权体制脱胎于专制体制而带有传统的价值,但又是对传统价值的修正和扬弃而具有现代性特征。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专制不同,它是与工业化相联系并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运作的一种初步法治的现代体制。因此,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就是建立法治的威权体制。另一方面,与权力覆盖所有领域的专制极权政治体制不同,威权政治体制不覆盖经济和私人领域和多数社会领域,给社会相当程度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威权政体能够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原因,也应当看到,威权政体的法治由于缺乏民主支撑,是不彻底甚至不牢靠或不稳固的,这也是它与宪政民主制度的区别。

  为什么要把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作为目标?这是因为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马克思语),尽管它有很多缺陷,但仍然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可行的经济形式,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它避免了最坏的。

  为什么要将法治与市场经济连在一起呢?这是因为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民主不是。民主是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外部”条件。因为民主是相对政治而言,而法治既是构成现代经济又是构成现代政治的必要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实中,如果民主改革先于法治建设,其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而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即宪政民主;如果法治建设先于民主改革至少是同时建设,民主才可能成功。

  从历史看,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出现早于欧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或更靠前,中国市场经济就与小农经济相互并存。《诗经》中就有市场交易的描绘。但是,中国古代市场经济随着王朝更迭而沉浮,从来没有成为经济主流,成为推动工业化的主要力量,并发展为产业化的市场经济,而是始终停留在“初级阶段”作为小农经济的补充。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法治。没有法治,市场经济就不可能独立生长,就会与权力相结合或依附于权力而走向邪路,就不可能发展为现代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市场化的启动因素(首要动力)是权力与市场的“交换”,最集中的表现是资源的资本化(资源垄断)。资源的资本化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资本化是通过权力垄断而生,又不断地阻碍法治的建立。例如,当初几乎零价格的土地等资源进入市场后不断涨价既是GDP总量快速增长的成因之一,又是行政配置资源造成要素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要扭转市场经济的权贵化和封建化倾向,彻底拆除大大小小的“土围子”,加快法治建设进程是当务之急。

  为什么要把开明的威权体制作为目标呢?原因固然很多,但无非有以下几种。一是中国面临经济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任务,必须应对利益分化和社会分层带来的利益冲突以及可能发生的族群分裂,这就需要一个权威政府进行整合和控制,以便能够抓住历史机遇,有序地推进现代化的建设和社会各项改革;二是要承认我们仍然处在后革命专制时期的现实,从革命继承下来的政治遗产不可能也不应被剥夺,只能通过改革来消化。因此从革命专制到民主宪政必须分两步走,必须有一个过渡或中间环节,这就是开明的威权政治体制,条件成熟时再过渡到民主宪政制度;三是开明的威权政体与市场经济不仅相容,而且有着很大的推进作用,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正是由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没有及时转为开明的威权政治体制,正是由于我们的政治规则和政治行为不透明并停留在潜规则与显规则相矛盾的传统状态,并用传统的方式来驾驭现代经济,我们的经济发展才偏离了法治的轨道,出现了更多的中国式问题。

  如果我们将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及其开明的威权政治体制作为未来十年改革的目标,不仅有利于凝聚各方改革的共识,避免极左或极右思潮或激进主义的干扰,有序地推进现代化建设,而且更有利于在中共领导下,和平地推进社会和政治体制的各项改革。比如在政治领域,党的执政地位不论是否“民主选举”出来的,都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党必须在法律下执政,而不能超越法律,党要改善自己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从革命党转向现代执政党等等。

  2.关于未来十年改革目标体系制定的原则和方法

  (1)符合改革的大方向和总目标要求。如果我们同意中国改革未来30年目标是建成市场经济的,民主法治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那么,十年目标体系的设计就是要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在市场经济、民主法治上有所突破,为30年终极目标的实现打下良好的基础和提供必要的中间环节或过渡形式。

  (2)改革的分类目标和复合目标问题。作为十年改革目标,从空间看,可分解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不同领域的目标,不同领域的目标又可以细分下去,直至成为可量度可观测的具体指标。从时间看,所有的目标的实现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初级目标发展到高级目标。但是应当看到,分类是理论上的,不同类型的目标在现实中却是统一和复合的,比如产权改革目标就要与财税体制改革目标相配套。以重庆土地制度改革为例。我们知道,农民土地的所有权是不完整的,比如使用权的非农使用和流通(租售)权是受到限制或被剥夺的。相对于土地的“全流通”改革目标来说,重庆和成都的“地票制度”只能是一个初级目标,因为“以物易物”的地票制度最终要发展为以货币交换为媒介的自由流通体制。另一方面,要做到全流通,必须辅之以土地增值税和所得税的改革以及相应的公共财政的建立,让农民、开发商、政府以及当地居民共同分享土地农转非的增值收益(这也是孙中山提出来的涨价归公),否则土地的全流通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再以新加坡式的法治为例。由于新加坡的民主程度要低于美国,它必须有其他配套指标来支撑法治目标的实现。正是高薪养廉和严格执法的廉政监督制度、人民行动党的自律制度、总统对政府的制约等等制度因素支撑了新加坡在弱民主下的法治。因此,如果我们参照新加坡搞法治目标,也得有其他配套指标才能行得通。当然,未来十年改革目标虽相当多数是初级形态目标,但其中不乏含有高级目标的实现,比如建立与新加坡类似的法治等等。

  (3)要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设立目标本身就是一种理想,其本质是建构的。人类行为与其他动物行为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理想、有意识地构造未来蓝图,大多数动物则是凭本能行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造“房子”上,最拙劣的建筑工匠也高于最出色的工蜂。另一方面,制定目标不能过于理想化,要从现实出发,要从存在的问题以及制约改革的约束条件出发。惟其如此,改革目标的制定才能“落地”,才是可操作可实现的。

  (4)要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带动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许多问题看似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但政治问题的解决要从经济问题入手,为解决经济问题,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顺理成章。另外,现阶段的中国最大的问题仍然是民生问题,大多数中国人还处于初等温饱状态,不少人尚未脱贫,即便是民权问题也多因民生问题而引发。民生问题的解决仍然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经济发展最直接的动力就是搞经济体制改革。按照成熟的市场经济目标,我国经济领域改革远没有到位,企业基本制度及国企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相关联的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产品供给和分配制度的改革、城乡一体化的改革等等远远没有完成。更重要的是,我国已经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已经在爬坡,不进则退。经不起任何折腾。否则就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失去实现现代化的最后一次历史机遇。如果我们加快上述经济领域的改革,那么,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总体保持年均7%的增速还是有可能的(按现有汇率算,保持7%,GDP就能翻两番,人均GDP就能超过12000美元)。当然,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配套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否则,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不能成功,而且会带来更恶劣的后果。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环节,带动相应的政治、社会、文化等体制改革,应成为我们制定未来十年改革目标的基本思路。

  (5)要有一个改革的共识。制定中国未来改革目标模式,应有一个公开的讨论和论证过程。由于利益和认知的不同,人们对未来十年改革目标显然是有分歧的,只有通过公开透明的讨论和交锋,才能消除歧见,求大同存小异,从而找到改革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撇开利益和所处的角度不论,中国精英们缺乏改革目标共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集体的认知能力不高。这种认知能力不仅包括理论能力,也包括用理论去感悟“真实世界”的能力。人们很难统一在共同的范式上进行讨论,而是各说各话,自弹自唱。通过讨论和交流或碰撞可以提高集体的认知能力和共识。发动党内外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共同讨论未来的十年改革,是科学民主制定改革目标的必要环节和不应省略的程序。

 (二)关于改革的路线图问题

  最近以来,要求制定改革的路线图的呼声不断。许多学者认为,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体改办撤销以来,改革在许多方面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另一方面,由于改革裹足不前或不到位,许多不该出现的问题不断发生,既得利益集团日益固化,深化改革更为艰难,其重要原因是缺乏改革的路线图。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改革路线图的制定,必须以改革目标或大方向的确定为前提。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纲举才能目张。

  路线图(Road Map)不是专业的学术语言,而是借用技术和工程设计的一个形象说法,各国的政治家们常常使用。所谓改革的路线图是指,通过语言(文字、图形、表格)描述与改革愿景或目标相联系的改革进程中的步骤、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简言之,改革的路线图就是改革诸要素的逻辑关系。

  如果说,愿景和目标的选择属于价值选择的话,路线图的选择也就是技术(工具)选择。所谓技术选择是指在改革大方向或目标价值确立下,进行改革的技术路线的安排。这就是价值选择制约技术选择。如果我们同意前述的30年改革的总目标以及10年改革的阶段目标,路线图的制定就是技术选择问题,即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才能达到目的地的问题。它需要给出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进程及其内容的安排。概括地说,中国体制改革进程的内容包括两大层面——组织结构层面的改革和规则制度层面的改革以及三大领域——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改革(为简化和方便,将文化“体制”部分归于政治领域,部分归于社会领域)。

  组织结构的改革或转型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行政隶属单位(附属物)向市场企业组织转型的经济组织的变革;二是从革命专制的全能(集权)政府组织转向现代分权制衡的政府组织;三是从行政依附体的“事业单位”或团体转向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组织。

  社会制度规则的变革亦包括三个层面,从人治规则转向法治规则;从行政指令计划规则转向市场规则;从国家集权包办规则转向社会民主自治规则。

  经济领域的改革可分为宏观管理体系及架构的改革,市场微观主体的再造及产权安排的改革,市场体制机制等三个层面;政治领域的改革可分为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行政、立法、司法的改革等四个层面;社会领域的改革可分为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改革以及NGO组织的新创与监管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和健全等两大方面。

  当然,每一个领域的改革都可继续细分下去,直至分解为元素的原子化,比如市场机制的改革可细化到某项商品或某项生产要素的改革。因此,路线图可根据需要在不同层级上进行分类。可分为总系统(总路线图)、子系统、孙系统等等层面的路线图。讨论和描述或绘制这样包罗万象的路线图非本报告力所能及。这里仅讨论制定路线图的理论、方法和逻辑。

  从方法论看,改革路线图的设计可分为“先验”的或“经验”的,也可是经验和先验的结合。先验的也就是任意的,是建立在理论假设基础上的一个结构,只要这个结构是自洽的。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这个意思。另一方面,经验的则具有实践性,它以经验的概括为假设进行结构的设计。正如德国物理学家马赫所说,思维是多元的,行动是一元的,尽管我们可以多维地设计不同的路线图,但我们必须在多维多元的路线图中选择其中的一个,因为行动是一元的。下面我们从价值和方法论角度论述改革路线图的设计。

  1.价值角度:路线图的设计

  这里的价值指的是,权利(权力)的正当性的评价,既包含是非得失的伦理价值,又包括利害得失的功利价值。若从这个角度透视,改革无疑是权利(权力)的重新界定和再分配的过程,即从原来的国家大锅饭变为无数的小锅饭的过程;从国家集政治经济权力于一身向社会(无数个人的集合)还权和分权的过程。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权利(权力)简化为“产权”(财产权)和政治权力(包括公民权),那么过去30多年的改革所进行的产权的分权和还权程度比政治权力的分权更为深广。当然,按照改革的目标要求,不论是经济产权还是政治权力的分权和还权——即重新界定和再分配仍然是一个没有完成或有问题或扭曲的工程。比如大多数经济产权界定仍然不清(国家集权时代的产权是不需要界定的,因为都是“公家”的)。再如,政治权力中的诸权力如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界定也是不清晰的,我们在理论上承认公民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但在实际上是大打折扣的。正由于经济产权和政治权力界定不清,国有资源和国企资产才可能被浑水摸鱼或公权私用或被内部实际控制人用来谋取私利。作为国有资源产权的最终所有权人——社会大众则没有获取相应的利益。由于经济的产权和政治权力都界定不清,名义上的所有权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控制权。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30多年的改革即权利(权力)再分配的过程,虽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进步,但由于权利(权力)的垄断化和内部化,也形成了获利巨大的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和获利甚少的其他利益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之间的鸿沟和矛盾。正是这个矛盾和鸿沟阻碍了改革的深化并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后劲不足和潜在风险。

  因此,未来10年改革的逻辑是:正视权利(权力)分配不公不均的现实,重新界定经济产权和政治权力,解决权利(权力)不清的问题。所谓界定是指政府与民众以及民众之间的约定,而不是单方的决定。权利(权力)从来都是以相互之间的承认或认同为前提的。重新界定权利(权力)应围绕经济领域的产权进行,通过经济产权的界定带动政治权力的界定,这就是从价值角度透视的未来十年改革的路线图。由此角度看,既可以是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乃至整个国家(社会)权利(权力)界定和配置的改革,也可以是一个企业产权的界定。试以不打算“包租卖”了事的国企改革为例。

  国企改革:重新界定权利的改革路线图,搞对激励机制。第一步,将国企分解为营利性国企和非营利性(公益性)国企。第二步,营利性国企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经营,或解除其行政性垄断权力或要求其为垄断性支付代价(租费)。第三步,建立和健全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一是确定股东权益,股东权益在公众、人大和政府之间分解,形成人民—人大—政府等股东权益代理链。二是股东会将权力授予董事会,董事权益和责任的分解,各种专门委员会的设立,外部独立董事和派出董事的产生规则及权责分配,改变独立董事近亲繁殖和潜规则。三是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由市场选择经理人员并将权责利分解或分配,通过激励机制的调整,消除国企的短期行为以及不作为。如此等等。按照这个逻辑,国企改革不仅涉及产权改革,还牵涉到公共财政和税收制度的改革以及政治领域的改革。股东权益链条的不同环节涉及到公众参与、人大和政府的权力的重新配置,治理环节中的企业党委的去留,董事和高管人员的选用等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至于非营利性国企则可参照国外流行的公营企业(事业)管理,在此不赘言。弄清楚国企改革理论(逻辑)上的技术路线,就可以针对国企现状,制订有计划有步骤、切实可行的国企改革路线图。由于权利(权力)说到底是利益问题,改革的关键是要找到改变利益结构的切入点和动力源,分清楚改革的动力和阻力,尽量减少阻力或化阻力为动力,比如要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要算新账少算老账等等,总之要把激励机制搞对。

  2.方法论角度:路线图的设计

  从方法论看,路线图设计的方法多种多样,只要满足空间布局和时间顺序即可。如从问题出发求解的路线图;从差距出发的“闭环校射”的逼近目标的路线图;从系统出发的整体改革路线图;从跨学科角度和博弈论设计的多维路线图等等。这里仅以整体改革的方法论为例。

  所谓整体改革就是从系统及其构成和约束条件出发,整体设计改革的布局和时间顺序的安排。可以大到一个国家改革的整体设计,也可小到一个乡镇范围的整体设计。进行整体改革设计要研究和回答:以什么标的为突破口?以什么条件配套?一个国家整体改革路线图的设计要回答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的先后顺序及三者的布局和配套问题。同理,政治体制改革也要研究和回答包括社会组织改革在内的诸多要素的配套问题。因此,要研究社会组织的准入规则和条件以及如何设立如何发展?公益性和互惠性的社会组织如何监管、如何与政府职能的转变相配套从而替代政府的某些职能?如何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如何改变土地制度和征地的方式,推动“土地财政”走向公共财政、从而为民主宪政提供必要条件和前提等等。可见,如果不确定上述相应的配套,就不可能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图。

  再以乡镇整体改革为例。如果要推进乡镇基层民主自治改革,使选出的乡镇长能够真正的向选民负责,就必须配套乡镇党委、乡镇人大、公共财政、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相对独立的司法审判制“六合一”的整体改革,否则,选举政治要么流于形式,要么扭曲。

  3.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路线图

  中国太大,问题太多,改革不能四面出击,八方点火,要有重点推进,尤其是要搞综合配套的试点改革,由点到面、自下而上逐级推进。改革走到今天,即便是专业性很强的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都会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各个层面,都要整体全面地考虑,不能再搞“单兵突进”的改革。已经具备综合配套改革条件的地区,可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尤其是基层和非核心层大胆进行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如教育体制改革、基层党政组织的改革、社会组织的监管改革、垄断行业及国企治理结构的改革等等试点并设计可行的改革路线图。

  4.设计渐进改革的路线图

  中国的改革只能走渐进的路子,不论是政治领域的改革还是过去或未来的经济领域的改革都是如此。比如金融领域的改革,不论人民币汇率还是利率的改革都不能一步到位,都需要逐步扩大汇率浮动和利率浮动的空间,从而最终达到完全的市场化。再如领导干部财产公开,也应根据条件分步走,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先搞新进岗的,后搞在位的,自下而上地逐级推开。公共财政的建立也是如此,先财政公开,后改革审批和参与机制等等。因此,所有的改革都需要设计循序渐进的路线图。

  改革的组织领导与保障措施

  重启和深化改革,是中华民族跨越各种“陷阱”,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其意义绝不亚于甚至超越1978年的改革。改在当代,功在千秋。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荣的历史使命。

  今天的深化改革已不同于当年(1978年)所有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的改革。它将是多数人受益、少数人受损的非帕累托改进。虽然这种非帕累托改进可以采取温和的渐进的可交易的方式,尽量减少受损方的受损程度,但是,它毕竟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涉及到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很可能引起地区、族群、阶层之间的离心化和分裂倾向,甚至被反对势力所利用,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巨大的难度和风险绝不可低估。

  为了确保改革的秩序不被自身改革所颠覆,阻止改革一时失利或失策引发的动乱和暴力革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有权威的、有理想的中央核心领导层,来维护和确保改革有序渐进和平地推进。因此,要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重塑和强化中央的权威,严肃党的纪律,要精心组织和策划,强化保障措施,确保改革成功。

  建立改革的组织机构

  自2003年体改办被撤销以后,改革逐渐部门化和地区化,在某些方面,地区当了全国的家,部门当了中央的家。虽然国家发改委对全局改革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人们普遍感觉到,应当有一个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之上的、能够统揽改革全局的机构。由于改革已经是全面的改革,远超出经济范围,不是恢复当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或体改办所能承担的,而是应当设立一个能够协助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全面改革的决策咨询和协调机构。我们建议设立国家改革委员会。具体设想如下。

  1.设立国家改革委员会

  (1)机构设置。中国体制改革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终极目标的实现可能长达20年或以上。实现中期的阶段性改革目标也需要十年。该委员会应是长期的正式机构,应具有高度的全局性、权威性和前瞻性。其组织机构应直接隶属中央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主要领导人兼任委员会主任,专职常务副主任应由一名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担任,1/3的委员专职,2/3的兼职委员由有关各部委领导、重要咨询机构专家组成。下设若干机构,独立于任何部门。

  (2)机构职能。国家改革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的一个职能性机构,主要职能有四项:一是改革决策的咨询职能,为中央主要领导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供改革决策的建议和意见,如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和规划纲要等等。二是指导职能,协助党中央和国务院指导地方和部门的改革。三是协调职能,协调各部门各地区改革机构。四是监督职能,督促地方和部门按中央部署进行改革,及时反馈改革动向和意见。国家改革委员会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都有改革的职责。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一个重要执行部门,主要负责改革的具体执行和操作,国家改革委员会是党中央的一个常设的专门委员会,主要负责党和国家的改革决策和改革政策的提出或制定,带有决策研究和咨询性,正如负责决策的董事会的专门委员会与负责执行的经理管理层的部门之间的差别一样。

  2.国家改革委员会的设置办法

  (1)筹备阶段。成立筹备组,从各地各部门抽调对改革有研究的党政干部、财经官员、研究院校专家学者、国企高管等若干人员组成,也可吸收某些“海归”学者参加。进行封闭式研究和谋划,主要是研究和制定改革的总体思路和规划纲要的建议草案等等。

  (2)正式设立阶段。改革的总体思路和规划纲要建议草案送审和通过之后,立即设置正式机构,配备专职人员。进入改革十年规划及计划和方案的设计,组织内部讨论,所有专职人员都要遵守相关公职人员纪律,进行保密教育、签订保密协议,严守国家机密等等。

  3.设置地方(部门)改革机构

  (1)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可参照中央,也可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进行设置。中央重要部门要加强改革机构及人员的配备,改变因中央政府部门专业人员严重不足而政策制定的“外部化”导致的政策由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的格局。

  (2)主要职能。一是贯彻中央改革精神和部署,按照中央的改革总体规划的要求,研究制订本省(市)本部门的改革规划、计划和方案草案。二是负责对本地区本部门改革进行指导、检查和督促。
 (二)时间安排及主要措施

  1.时间安排或步骤

  用十年的时间完成全部经济领域的改革;完成大部分社会领域的改革;完成部分政治领域的改革。

  (1)基本完成经济领域的体制改革目标。参照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体制的结构标准:一是建立健全现代的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等宏观管理体系及制度。二是完善市场体系及机制,绝大多数产品和要素市场价格完全放开,基本不存在行政性垄断价格。三是市场的各类主体——不论何种企业,不论是否国企均完成产权及治理结构的改革,按照市场自由平等竞争原则,成为独立的经营组织,实现在法治下的企业自由。

  (2)完成社会领域的大部分改革。一是完成所有行业组织或团体的去行政化改革以及独立于政府的非政治性、非营利性、自律性的NGO组织的建立和监管改革,初步建立公民社会。二是基本完成医疗、卫生、义务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结构改革和制度改革,促使社会保障建立在公平和效率的基础上。三是完成教育、科技和文化领域的改革,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建立自由的办学和教学制度,自由的科研和文化创作制度。

  (3)完成政治领域的部分改革。一是基本完成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完成党的组织结构及职能的科学化、法治化和部分民主化的改革,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决策效率。二是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完成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公共参与渠道、平台、程序的建立,问责制的建立等政府体制改革。三是部分完成人大和政协制度的改革,初步完善法律体系,完成人大的审议和议事规则、机构设置、代表和委员产生的规则及任职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等方面的改革。四是初步完成县以下的基层自治和选举民主制的改革。五是初步完成部分司法改革,部分完成行政、刑事审判和诉讼制度的改革、完成民事的“独立审判制”的改革等等。六是初步健全廉政反贪机构,设立直属于最高领导或领导层的统一的相对独立的廉政反贪机构。

  2.主要措施

  (1)重塑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重塑共产党人的理想主义和情操及其改革的情怀,杜绝假大空。以党和政府的诚信带动整个社会的诚信。

  (2)掌控或引导改革的舆论。改革比其他任何变革都艰难,更需要舆论的准备。要大力宣传和弘扬改革精神和文化,营造改革的舆论环境,坚决抵制来自极左和极右思潮以及激进主义的干扰,坚定不移地宣传渐进改革。

  (3)强化改革的激励机制。历史上的改革者往往没有好下场,这是改革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改革者往往两面受敌,既要反对革命者的激进,又要反对保守者的守旧,举步维艰,费力不讨好,必须给予充分的激励,让改革者受益受惠,让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等等。

  (4)把握改革的策略。毛泽东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改革不是浪漫曲,是精工细活,不像革命那样痛快,要讲究策略,要讲究水到渠成,要先立后破,要由制度创新来保证新旧交替的有序进行,要多用赎买和交换的办法解决利益纠纷,要用两条腿走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来解决矛盾等等。

  中国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改革一定要成功,也一定能够成功。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时 间:2012年08月05日 11:20 (星期日)收件人:linchun<C.Lin@lse.ac.uk>;抄送人:(无)附 件:1 个 (jinglueB034.pdf ) 查看附件Fw: 经略简报第034期 (2012年7月下)

阿拉伯石油帝国的没落

保罗·D·米勒

    奥巴马总统将战略中心转移到东亚是合乎时宜的。中东的地缘战略意义被过分夸大了。中东地区之所以对美国很重要,是因为它对全球石油市场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这一代已经衰落,而这个事实往往被外部观察者完全忽略。近年来一些变化——包括价格和生产成本上涨,储量下降,替代燃料和非常规石油资源的出现——无疑会削弱中东在全球能源市场上的决定性作用。同时,美国在世界其它至关重要地方的利益关切也越发紧迫,与中东的利益相比只多不少。严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和维护世界关键战略地点的稳定,都与美国休戚相关。

    二战前的几百年里,人们并不认为中东具有战略意义。亚历山大大帝的铁蹄踏过贫瘠的阿拉伯半岛,只是因为这片土地挡在他和他的征战目标——传说中富庶的波斯、印度——之间。中世纪时,这片地区只是往来中欧丝绸之路的商旅需要穿越的广阔区域。现代欧洲的帝国在殖民中东之前,已经将触角伸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包括非洲。因为在帝国统治者眼里,这片广阔的沙漠对他们毫无用处。

    19世纪,英国占领了埃及,并开凿了苏伊士运河。并不是因为埃及能提供什么东西,而是因为这是抵达印度的最快方式。当代中东的战略重要性源于它在石油生产上的比较优势,石油对现代世界经济至关重要。这种比较优势主要基于以下四点:

    首先,简单的地理环境使得中东石油的开采成本是全世界最低的。中东石油都存储在平坦沙漠之下,而不是海底或亚马逊河流域。2008年,在中东和北非开采一桶石油的成本分别是6美元和28美元,而在世界其它地方,开采一桶石油的成本高达39美元,开采每桶页岩油高达113美元。

    其次,多数中东石油质量上乘。例如,中东“轻质”原油的化学特性使之比委内瑞拉“重质”原油更容易提炼,且价格低廉。

    第三,廉价石油储量丰富,使得中东石油开发商受益于规模经济。即使在今天,中东地区仍有多于世界一半的已探明可开采常规石油储备和占世界三分之一的石油产量。

    第四,中东在石油生产和储备上的统治地位使得它“太大而不能倒”,能够有效地降低生产者承受的风险。购买者有充分理由相信,不论是中东地区的政府还是发达国家都不会允许中东地区石油生产出现重大破坏(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禁运后造成事与愿违的后果)。

    由于现代世界经济对石油的强烈需求,中东这些比较优势就转化成全球范围的权力和影响。在工业时代之前,石油主要用于照明和润滑,但在1886年,卡尔·本茨发明了汽车,通过内燃机燃烧汽油驱动,从此,世界市场对石油的需求正式启动。

    在极短的时间内,世界突然停止使用蒸汽、煤、动物等来为人和商品的交通运输提供动力,转而完全依赖石油产品。在本茨取得汽车专利125年后,美国人消耗掉了36万亿英热单位的石油能源。满足了他们94%的交通运输能源需求和40%的工业能源需求。大约占整个美国能源消费的三分之一还要多。美国的情况反映出世界其它国家能源消耗的情况。全球交通,不论是轿车还是卡车、飞机、公共汽车、摩托车、轮船甚至火车,几乎无一不由石油提供能量动力。

    中东在石油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以及世界经济需要石油提供运输动力,这两个因素造就了今天的中东。若非如此,中东地区不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但是中东在能源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和世界对石油的需求在1974年左右达到了高峰,继而进入了长期低迷的下降阶段。为了应对1974至1979年的石油禁运和中断,西方国家在节能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长期努力。美国的能耗强度——生产每美元GDP所消耗的能量——

    1973以来,已经削减了一半。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统计,能耗强度已从1973年每美元15400英热单位降到2010年的7470。

    意想不到的成就,意味着由于能源利用效率和节能技术的提升,世界经济对包括石油在内的所有形态的能源的依赖程度在降低。此外,不断增加的其它选择,包括核能和可再生资源的投入,也满足了世界对能源的需求。

    2010年,美国所需能源中的石油份额降到1951年以来历史最低点。世界经济石油消耗强度,也就是“生产一美元GDP所消耗的石油量”,用国际能源署的话说,“在过去30年中,一直在稳步下降”。这还不算完:“从2004年起,下降得更快了,这主要是由于高额油价使人们更重视节能,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并努力转向其它能源的缘故。”近年来,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的引入,尽管还处于起步阶段,也势必会加速石油需求的下降。

    中东在石油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也日渐消失。它还会一如既往的提供上乘石油产品,但是构成其优势的其它三个因素正在消失。首先,中东石油生产成本势必会提高。中东石油价格之所以低廉是因为石油便于开采。但是随着这些最廉价又便于开采的石油用尽,中东原油开采成本势必会提高。中东一些油田已经连续开采了80年,正迅速进入老化阶段,已经度过能获得最高产量的开采阶段。沙特阿拉伯尤为严重,它的大部分油田都已经老化,或正在老化。世界最大的20座油田有13座位于中东,它们都是在1928至1968年之间投入生产的。当一座油田生产的高峰期一过,开采石油就需要克服更大的技术困难和更高花费。尤其当开采者转向次选、再次选和非常规方法来提取剩余石油时,这个问题更明显。在未来几年中,中东石油开采成本不可避免会提升,这如地质学和经济学法则一样确定。石油市场会呈现出石油越发难以开采、油价越发居高不下的局面。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石油需求的增加和价格增长,这种趋势必然会加速。在20世纪70年的油价飙升后,世界其它国家开始着手开发石油生产(和节能)。1985年中东石油产量份额降到了不足19%,是1953年以来最低点。产能过剩使得油价暴跌,中东恢复了它在市场中的相对位置。但是这段插曲也向人们昭示着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主要由于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飞涨的石油需求,石油价格长期不间断地攀升。到2035年,世界每天液体燃料的消耗量很可能将从今天每天8500万桶达到每天1.11亿桶。2002年以来,油价就开始飞涨,部分因为中东地区政府不稳定,也有长期潜在的市场压力的原因。这很可能推动世界对能源的投资,在未来的十年将进一步削弱中东的市场份额。

    第二,飞涨的价格有力地促使生产商通过非常规手段,在其它地区开发新的产能。在涨价压力下,以次选、再次选的钻探技术或者从页岩、沙子和深水钻井平台开采石油会更具商业可行性。中东市场势必会缩水,其它地区的生产商会像中东生产商过去那样,从规模经济中获益,从而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在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中,中东所占份额已然减少。2010年中东石油储量占世界的56%,是1953年以来第二低。从2002年66%的储量下降到56%,低于过去30年61%的长期平均水平。即便这些数据,也可能是注水的。近几十年来多数中东国家石油储备仅有一次飞跃,就是1986至1987年间,一些中东国家报告他们的预计储量突然有了大幅增长,但没有经过进一步勘探和发展。业内专家称这些“纸上储备”仅仅是这些欧佩克(OPEC)国家间谈判的筹码,因为欧佩克成员的生产指标是与他们已探明石油储备挂钩的。石油储量越多,会被允许进行越多的石油生产。因此,报告数据是不可靠的。但即使在夸大的数据下,国际能源署称,中东也只占余下可用常规手段开采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储量的46%。

    这仅仅是“已探明”储量。已探明储量指的是在现行市场价格和现有技术手段下可开采的石油储量。一个国家占石油市场的未来份额是根据它的“最终”储量来衡量的,既包括已探明的,也包括潜在的和可能的储量。随着世界石油价格的飞升和技术进步,潜在的和可能的储备逐渐变成已探明的。与其它地方相比,很可能中东最终储量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变成已探明的。随着价格提升和技术进步,越来越多的潜在的和可能的储备会在经济上变成可行的,世界其它地方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就会发生与中东不对称的飞升。

    这里的图景是很明显的:当使用了非常规石油开采技术的时候,包括对重油、页岩油和油砂矿的开采,中东会突然成为一个次要角色。国际能源署称,世界上余下的所有来源的潜在可采石油有7.9万亿桶,其中90%多在中东以外。虽然中东在现行已探明的、常规技术可开采、经济可行的石油储量上占有统治地位,但是这些储量不到世界石油总储量的10%。一旦非常规开采手段具有商业竞争力,在加拿大、美国和委内瑞拉面前,中东只能相形见绌。

    最后,随着大量非常规石油储量能够得以开发、商用,中东的石油业不再会是“太大而不能倒”。中东石油生产商会失去从世界石油市场主导地位中获得的隐性风险折扣。事实上,他们变得可有可无,想免费从所在国政府获得隐性的保障和补贴变得更加困难。随着他们从全球政客沦落为商人,政府会考虑这些保障是否还具有商业意义。

    关于“石油峰值(peak oil)”有很多讨论。“石油峰值”指的是我们已经用完地球石油储量一半的时候。达到这一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世界正在接近更早的一点(如果还没有超过的话),这一点对全球力量平衡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即廉价中东石油的峰值。这意味着中东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

    随着石油价格的上升,世界其它地区的生产商能够进行规模更大的投资,从规模经济中受益。随着需求、生产成本和价格上升,中东生产商将会和世界其它地区的生产商在更加严酷的市场中进行竞争。

    从1945年开始,美国就适时地寻求避免某一单一势力控制中东石油的供应。不管是苏联、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纳赛尔、伊朗人或伊斯兰主义,只要是石油霸权,都有能力用经济战绑架美国和世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冷战期间,美国选择支持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的反共君主独裁。1950年以来,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军售达到了惊人的816亿美元,这接近美国所有军售的五分之一。20世纪80年代,美国支持伊拉克攻打伊朗。其后,1990到1991年间,又为了保卫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与伊拉克开战。2001年遭到恐怖袭击后,美国进一步加强了与中东地区的联系,除了埃及、以色列和约旦,又增加科威特、巴林和摩洛哥为主要非北约盟国。因为担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扩散会让萨达姆·侯赛因及其恐怖分子盟友影响地区平衡,为避免出现这种不可接受的情况,2003年美国入侵并占领伊拉克,当然大杀器这种说法后来证明是言过其实了。美军成立于1983年的中央司令部,有一个前方总部设在卡塔尔,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驻扎在巴林。军事基础设施保证了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军事存在。

    这些政策大多是为保障世界能源供应安全的明智举措。但是,这些措施在世界石油市场酝酿中的现实面前显得微不足道。这些变化,像世界不断提升的能源效率和中东日渐消失的石油生产比较优势一样,需要时间才能全面地展现出来。但是这些变化已经出现几十年了。再过二十年左右,世界石油市场和中东地缘影响力会与今天大不相同。中东仍会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不会像沙特阿拉伯王子们设想自家王国那样,不再是“石油中央银行”。此外,它将永远失去以石油为武器公开威胁的能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暗中盘旋在西方国家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将就此消失。

    这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核心目标将基本达成,没有哪个势力能够用不可接受的手段操纵美国经济进而威胁美国。这是因为石油不再那么重要,世界石油市场会变得更加分散和多元。这种状况的重要性没有被夸大。这是地缘政治力量平衡的一次结构性调整,是一个关键的战略发展,其意义仅次于苏联解体。这是中东石油帝国的缓慢崩塌。

    相应的,美国能够也应该开始调整外交政策来反映这些现实。美国可以尽情欣赏中东和北非一些国家的兴衰。尽管“阿拉伯之春”带来了温和的伊斯兰主义政府,也不可能威胁到美国利益。在国家冲突中,华盛顿也可以扮演不太主动的角色,重新回到像间接支持伊拉克抵抗伊朗这样的角色中,而不是像在1991和2003年那样直接参与到伊拉克战争中。此外,美国在反对暴政和侵犯人权上会有更大的发言权,尤其对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之一的沙特阿拉伯。美国可以重申支持全球自由主义的立场,以前与中东独裁者密切联系对美国形象的破坏也随之消解。

    美国在中东还有其它利益,但是其重要性已被世界其它地区超过。例如,中东一直是恐怖主义的温床,可能会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主要集中点。但是南亚的许多恐怖组织,包括基地组织,对美国的威胁更加直接。此外,南亚还有两个公开承认有核武器的国家。因此,南亚,而非中东,是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反恐和反对核扩散的重中之重。

    此外,中东有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海运贸易咽喉要道:苏伊士运河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地各国政府过分依赖出口,因此在保持贸易航线畅通方面利益攸关。尽管伊朗领导人近日发出威胁,但是没有政府愿意主动切断自己的经济命脉。同时,在可预见的将来,东亚的马六甲海峡在多样的远洋贸易上会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美国正确地致力于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如果伊朗成功发展出核武器,以色列将面临潜在的生存威胁。这好比美国在东亚的盟友韩国、台湾和日本2006年面临来自北朝鲜的威胁一样。因此再说一遍,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的重要性与其它地区相比不是更多,而可能是更少。

    世界能源市场变化的现实并不意味着美国能够或者应该忽视中东地区。当然,以色列的安全和伊朗的举动一直吸引政策制定者关注。但是,放在全球视角上来看,与中东相比,美国在其它利益攸关地区有着更多更深的利益,尤其在欧洲和亚洲。用新的规则削减预算是华盛顿官场目前最关切的事情。明年1月,新的总统任期即将开始,不论是奥巴马总统还是米特·罗姆尼执政美国,这一系列事件会给美国政策制定者一个有力的机会来重新评估美国重大战略和相应的军事部署及兵力结构。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应该能意识到中东新的现实。维持地区稳定以换取廉价石油的逻辑越来越行不通,而且与好处相比,这项任务很快将越来越麻烦。

    保罗·D·米勒是美国国防大学国际安全研究的助理教授。此前,他于2007-2009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期间,任职阿富汗研究主任,本文全系其个人观点。




 

 

 

发件人:【白益民产业经济研究所】<bym001@126.com>;时 间:2012年07月30日 16:01 (星期一)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白益民产业经济研究所】与您共享文章《中日投资智利铜矿,结局为何大相径庭》,请您关注!

    中国五矿收购智利加维铜矿股权的计划以失败而告终,而日本三井、三菱和丸红在智利铜矿市场却是纵横捭阖。在同一市场,中企折戟沉沙,而日企却能呼风唤雨――

中日投资智利铜矿 结局为何大相径庭

白益民

2012-7-17

    智利国家铜业拟收购英美资源49%股份——全球最大的产铜商智利国家铜业公司的董事长乔弗雷表示,该公司已行使期权收购英美资源集团在智利南部的49%股权,总价在60亿美元左右。而在智利国家铜业公司和英美资源集团的背后,分别活跃着日本企业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的身影。

   2012年6月2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抵达智利,对智利进行友好访问。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铜矿进口国,而智利是世界上最大的铜矿出口国,温家宝此次访问,势必给中国对智利铜矿的投资吹起一阵暖风。虽然中国是智利最大的贸易国,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在智利铜矿投资少的可怜。2011年,智利直接吸引外国投资达176亿美元,而来自中国的投资仅有980万美元。然而,同为铜矿进口大国的日本,在三井物产等六大综合商社的带领下,在智利铜矿有着大笔的投资,掌握了大量的矿源。

  五矿入股智利铜矿以失败而告终

   我国是一个铜矿十分贫瘠的国度,自给率不及40%,铜矿来源主要依赖于智利、秘鲁、蒙古等国的出口。其中,智利一直是中国最大的铜矿供应国。

   2010年7月15日,智利铜委会发布的《1990至2009年铜及其他矿业统计年鉴》显示,来自中国的需求使智利这一全球主要铜出口国受益匪浅。根据智利方面统计,中国对铜矿的需求占全球总需求的40%,同时也是智利铜矿的主要出口市场,消化了其铜矿总出口的33%。除大型国有矿业公司大量向亚洲出口矿产品外,智利私有矿业企业60%的出口也面向亚洲,其中30%面向中国市场。

   诚然,以中国五矿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也曾希望参与到智利铜矿的开发,保证中国铜矿的供应。早在2004年,中国最大的铜矿进口商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就与全球最大的铜矿公司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开始探讨项目合作的可能。紧接在,在当年11月,五矿与智利国家铜业公司签署了《联合开发智利铜资源谅解备忘录》,拟与智铜组建一家合资公司,共同开发智利的铜资源。

   经过大半年的磋商,五矿与智利国家铜业公司的谈判终于开花结果。2005年5月31日,中国五矿、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智利国家铜业公司正式签署了《联合开发智利铜资源项目协议》,中国五矿与智利国家铜业公司将要成立合资公司,长期向中国五矿出口铜矿,首期投资5.5亿美元。

   2006年2月22日,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智利国家铜业公司联合开发智利铜资源项目融资及合资协议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此次协议的签署,意味着五矿投资智利铜矿从设想已变成现实。智利国家铜业公司将在今后15年内通过合资公司向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控股的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提供83.625万吨金属铜。显然,这对中国未来铜矿供应保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令人欣喜的远不止此,中国五矿还拥有优先认购智利国家铜业公司新开发的加维(GABY)铜矿25%的股权,并参加加维铜矿24%股权的竞标。加维铜矿为露天铜矿,已探明的矿储量为5.41亿吨,含铜量为0.44%。根据开采计划,该铜矿将在2008年建成投产,每年可生产阴极铜15万吨。如若参股成功,中国五矿的投资额也将陡增至20亿美元,这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保障铜的供应稳定无疑又是一重大利好。

   可是,正当五矿欢欣鼓舞的时候,一场针对五矿入股加维铜矿的“风雨”随即而来。2007年4月,智利国家铜业内部出现争议,董事会的两名劳工代表对合同表示强烈反对。后来在2008年4月11日,一场针对五矿的更大的“暴风雨”又来临了。智利铜业联合会以罢工为威胁,反对中国五矿集团入股该矿。

   迫于形势,2008年9月,五矿不得不表示,将无限期搁置优先收购智利铜业公司铜矿股权,并暂停该协议下的权利与义务。一个月后,10月23日,智利国家铜业公司首席执行官阿雷利亚诺声称,该公司决定不出售旗下的加维铜矿,已经与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一致同意取消并无限期搁置中国五矿集团收购加维铜矿少数股份的购置权。这也意味着,五矿收购智利加维铜矿股权计划以失败告吹。

   为何五矿入股加维铜矿招致“满城风雨”呢?事实上,中国虽为智利铜矿的最大买家,但在智利铜矿投资极少,远不及日本、巴西、墨西哥等国。而与跨国矿业公司必和必拓在智利铜业的投资相比,五矿更是相差甚远。其实,入股失败的主要原因应归咎于时机,当时智利各界对于智利国家铜业公司私有化的讨论正处于白热化状态,但智利铜工业联合会坚决抵制智利铜矿业私有化,并担心加维铜矿股权的转让将导致公司私有化的闸门开启得更大。

    三井、三菱两头下注

   2011年10月12日,当时智利国家铜业公司缺乏收购英美资源南方铜业公司的股权,三井物产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向智利国家铜业提供最高67.5亿美元的贷款,从而帮助智利国家铜业公司获得英美资源南方铜业公司49%的股权。作为回报,后者将在今年起10年内每年向三井物产出售3万吨阴极铜。值得注意的是,智利铜业公司还可通过将所获得股份的一半转让给三井物产来偿还部分贷款。

   智利国家铜业公司收购的对象英美资源南方公司,隶属于英美资源集团,在智利拥有多座矿山资源以及冶炼厂,其在2002年从埃克森美孚公司买下了智利中部地区的LosBronces铜矿。此外,这家公司还拥有 ElSoldado铜矿和Chagres铜冶炼厂,2011年该公司年产铜约为26万吨,预计到2012年公司铜的年产量将增至44万吨,相当于五矿收购加维铜矿的2~3倍。若此项交易能够成功,可使智利国家铜业的年产量提高10%。

   然而,当智利国家铜矿联手三井物产出手收购英美资源南方公司时,遭遇到英美资源公司的强力阻击。2011年11月9日,英美资源集团突然宣布以53.9亿美元(约合4200亿日元)的价格向三菱财团的三菱商事出售南方公司24.5%的股权,以阻止智利国家铜公司行使全部期权。该项交易创造了日本企业在铜矿山权益方面的最大投资额。三菱商事发言人武井秀对此表示:“由于英美资源南方公司营运的铜矿具有价格竞争力,营运也已步上轨道,这对我们来说是项良好投资。”

   不料,英美资源集团此举使得智利国家铜业公司大为恼火。智利国家铜业公司在出售的当日发表声明表示,坚决维护其收购英美资源南方公司的铜矿资产49%股份的选择权,将控告英美资源并要求其撤销与三菱签署的合同。然而,对于智利铜业的声明,英美资源集团发言人则表示,根据该公司与智利政府签署的协议,智利国家铜业公司目前只能收购24.5%的英美资源南方公司的铜矿资产。

   由于双方互不相让,最终对簿公堂。2011年1月,智利国家铜业公司以“该交易为‘预防性’出售,目的为碍其行使全部期权购买49%的股权,属于违法行为”为由,正式对英美资源集团提起法律诉讼,要求后者根据双方期权合约向其转让英美资源南方公司49%的股权。根据今年5月30日智利《金融日报》关于纠纷最新的进展,双方有可能达成和解,智利国家铜公司可能会接受以英美集团在其他国家的矿山作为置换。

   尽管这一股权纠纷结果尚未可知,但躲在此次纷争背后的三井、三菱无疑是这场纷争的最大赢家。三井物产与三菱商事通过两头下注,无论是智利国家铜业公司还是英美资源公司赢得这场股权纠纷,日本都将有机会获得英美资源南方公司的股权,从而扩大在智利铜矿的投资。

    步步为营的丸红

   与三菱、三井相比,富士财团的丸红(综合商社)在智利的投资方式更值得中国企业学习。丸红并没有选择智利国家铜矿或英美资源等国际矿业巨头作为合作的对象,而是与智利民营铜业公司安托法加斯塔矿业公司结为战略合作伙伴,从而逐步渗透到智利铜矿业,并通过后者掌握了大量矿源。当然,在收购的过程中,离不开日本国有机构JOGMEC(石油天然气资源金属矿机构)以及日本瑞穗实业银行(隶属富士财团)的支持。

   2008年4月24日,为了引入战略合作伙伴,丸红与安托法加斯塔集团达成协议,将以13.1亿美元现金购入后者旗下Esperanza和ElTesoro铜矿项目各30%的股份。此外,协议还包括,丸红今后还将承担Esperanza铜矿项目开采费用共计19亿美元中6亿美元的资金。这两座铜矿位于智利北部SierraGorda地区,为安托法加斯塔矿业公司重点开发区域,铜矿资源估计高达30亿吨。

   Esperanza铜矿项目可开采储量预计超过19亿吨,其中包括年产量70万吨的精铜矿以及年产量9万吨的电解铜。丸红还拥有30%的认购权份额,相当于日本精铜矿总额的5%左右。该项目计划的实施,对于保证今后日本铜矿供应有着重大意义。为了保证该项目的顺利平稳进行,丸红将努力与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日本JOGMEC保持良好的沟通协商关系,以获得资金支持。

   众所周知,铜矿的开采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2009年5月15日,丸红与安托法加斯塔矿业公司就正在开发的Esperanza铜矿山的开发费用,签订了总额达10.5亿美元的项目融资合同。该项目融资由日本国家协力银行、加拿大出口发展公司、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等银团联合组成,其中民间银团所组成的辛迪加,包括瑞穗实业银行、三菱东京UFJ银行、三井住友银行、荷兰ING银行、法国Calyon银行、西班牙Santander银行、法国Natixis银行。

   2009年8月31日,在日本国有机构JOGMEC的担保下,丸红顺利从日本国家协力银行以及日本三大商业银行(三井住友银行、三菱UFJ银行和瑞穗实业银行)为该项目融资6.5亿美元。其中,同属富士财团的主办银行瑞穗实业银行成为丸红得力的助手,不仅为该项目提供贷款,还担任此次融资的财务顾问。日本金融机构的慷慨相助,不仅帮助丸红减轻了投资风险,同时也保证了铜矿项目的顺利实施。2011年1月27日,该铜矿第一批5000吨精铜矿由丸红运到日本炼铜厂,表明此次投资终于换来了丰厚的回报。

   为了进一步扩大在智利铜矿的开采权益,2010年8月24日,丸红与好伙伴安托法加斯塔矿业公司又一次达成协议,由双方合资的EITesoro铜业公司出资3.5亿美元收购安托法加斯塔矿业公司旗下的美丽都(Mirador)铜矿项目。该项目可开采铜储量为3300万吨,并且与EITesoro项目位于同一地区,这也极大方便了今后的开采。丸红通过此次合作,又一次为保证日本铜矿供应添砖加瓦,同时也增加了在铜矿开采的盈利。

   日本国有机构JOGMEC在丸红智利铜矿的“征途”中不仅扮演着银行家的角色,同时还担当着战略盟友角色。2011年4月13日,丸红与该机构达成共识,签署了转让JOGMEC在智利第Ⅱ州Aisurada矿区的铜矿资源勘探权的协议。事实上,此前日本JOGMEC与英美资源集团一直在该地区共同勘探,在这一地区发现铜资源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然而就在“瓜熟蒂落”之际,JOGMEC决定通过竞标将勘探权转给丸红,这也标志着今后丸红将与英美资源勘探该地区,获得JOGMEC在该地区的铜矿权益。

   由于有JOGMEC以及日本金融机构的强力支持,丸红也越战越勇。2011年12月15日,丸红再次与安托法加斯塔矿业公司签署合资协议,以3.5亿美元从后者获得智利北部铜矿安托克雅铜矿30%的权益,并且承担13亿美元总投资的30%。这也意味着丸红将为此次投资共出资7.4亿美元(约577亿日元)开发安托克雅铜矿。该矿山的开采储量约为6.4亿吨,虽然规模中等,但生产成本低廉,可迅速实现高收益。该铜矿将于2014年开始投产,年产约8万吨,丸红可获2.4万吨。丸红的这批铜矿不仅针对日本市场,更重要的是满足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强劲需求。

  中国未来投资之路

  早在2005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铜生产消费大国,但中国的铜产量与国内市场需求存在较大缺口,对铜的进口依赖性极大。然而,以五矿、中铝为代表的中国矿业巨头却在海外投资中道路坎坷。现阶段,中国投资者在国外所掌握的矿源远远不能够满足中国现阶段发展的需要。由于不能够像日本综合商社那样掌握足够多的矿源,中国铜矿企业也如钢铁企业一样陷入被动,在价格上也往往受制于人。

   中国大型金属型企业也尝试着“走出去”去海外投资铜矿,但意味着将面临着更多的风险。首先,中国大型铜业往往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及装备。据云铜、江铜、铜陵有色等国内多家大型铜业企业负责人介绍,国内许多较先进的铜冶炼技术多是从国外引进的。其次,大型铜采选冶炼装备也多是从国外进口。第三,技术研发力量薄弱,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深加工产品及加工关键技术装备也需引进。

   更为重要的是,铜矿丰富的地区大都已被发达国家的国际铜业巨头如必和必拓、英美资源等拥有,余下的多是在欠发达国家的边远地区的铜矿,矿床小、品质低,自然环境恶劣,不通铁路,缺水、少电,开采条件差,或当地政治动荡不安。与此同时,海外投资(包括兼并、买开采权、合股等)风险很大,这也就需要“走出去”的企业要有风险控制能力,但目前国内大型铜企业,还难以驾驭这样的风险。这无疑给中国铜业“走出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那么中国铜业接下来怎么办呢?那就是选择与日本综合商社以及企业合作,通过他们强大的产业组织力,从而帮助中国企业获得矿源。事实上,以三井、三菱为首的综合商社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已经在海外有着大量的铜矿资源。今年3月,三井物产能源部负责人FuminobuKawashima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中国的铜需求将扩张,该公司计划在南美增加12万吨的年产能。此外,三菱财团的三菱商事、第一劝银财团的伊藤忠、住友财团的住友商事以及富士财团的丸红在智利无不拥有着大量的矿源。

   事实上,日本商社在海外掌握大量矿源,不仅只是为了满足本国的需求,还有一个重要目的便是瞄准了中国这个巨大市场。2007年7月2日,三井物产金属资源本部加藤健太郎、三井物产(中国)贸易有限公司川西孝一和廖穗茹一行3人访问中国最大的铜业集团江西铜业集团,探讨双方合作的可能。同年12月,三井物产金属资源本部副本部长木下雅之一行4人再次访问江铜,又一次就寻求全方位合作的可能性进行交流和探讨。

   此外,日本最大的铜冶炼厂――泛太平洋铜业公司发言人在2009年5月19日表示,“由于中国年初出口的强劲,该公司从2009年1月份开始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尽管3月和4月以来中国现货市场需求放缓,但中国电缆和电线厂需求仍然旺盛。”泛太平洋铜业公司由三菱财团的日本矿业株式会社(64%)和三井财团三井金属株式会社(36%)组成,年产量高达60万吨铜,其产量的1/3左右通常用于出口。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也一直是日本最大的铜进口国,对于日本铜业的正常发展非常重要。今年6月28日,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5月向中国出口阴极铜17014吨,较上年同期的8645吨将近翻一番;帮助日本整体精炼铜出口增加94%,至46124吨,其中包括铜坯和其他制品。

   当然,中国政府也应该学习日本政府,对于中国大型铜企业出海也应该给予资金以及政策上的支持。在国外建设一个铜矿项目,投资大、周期长,购买一个小型铜矿的开采权至少要几亿美元,购买中型铜矿的开采权则要几十亿美元,国内单个铜企业都拿不出这样大额的资金。此前国内一家铜生产企业曾计划参与秘鲁南部一个年产20万吨的铜矿山的投资开发,如果参股30%,初步投资就需8亿美元,企业根本无法拿出这笔资金,事情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

    【白益民产业经济研究所】 ,该研究所围绕着产业战略布局、财团模式、日韩综合商社、情报建设、东亚文化等方面系统研究,始终站在整体产业链的层面,为中国本土企业提供强有力的咨询服务,推动“产、商、融”(陆、海、空)三位一体的财团组织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创始人白益民是著名产业经济学家,著有《三井帝国在行动》、《瞄准日本财团》等书籍。

    网址:www.baiyimin.com,电话:89898686,手机:18810299588。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时 间:2012年07月28日 14:32 (星期六)收件人:lin chun<C.Lin@lse.ac.uk>;并非媒体关注的所谓城市排水问题,而是郊区的山洪

香港治理滑坡灾害的历史经验

欧树军

2012-07-27

    近来北京暴雨造成77人死亡,但现有数据表明暴雨造成多人死亡的原因并非媒体关注的所谓城市排水问题,而是郊区的山洪。而香港正是个山地城市,人多地少,建筑多坐落在山坡之上,加之雨季漫长(4-9月),破坏力强大的山泥倾泻是常见的自然灾害,动辄致人伤亡,住房、交通、商业、水库备受摧残。有文字记载的山泥倾泻事故史始于1889年5月末,已有100多年之久。山泥倾泻的最大受害者是贫苦百姓。从1925年至1972年,近50年间山泥倾泻造成约500人死亡,95%以上是住在贫民窟的穷人。他们更关心谁能为之驯服那无端夺人性命的自然,个人、社会还是政府?

    在自然与生命的关系史上,普通人的死生由命、富贵在天是一种常态,在自然风险得不到清晰识别的地方,在社会经济生活得不到有效干预的地方,面对自然灾害的疯狂肆虐,个人、家庭及更大群体的生命渺小而脆弱,随时可能跌入险境。

    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让我们先来看看山体滑坡灾害的巨大危害,以发生时间为序,19世纪的瑞士(1806,致死457人),20世纪的加拿大(1903,致死70人)、塔吉克斯坦(1911,致死54人;1949,7200人)、印度尼西亚(1919,致死5110人;2004,致死32人)、中国(1920,致死10万人;1933,致死3100人;2009,致死439-600人;2010,致死1287人)、墨西哥(1920,致死600-870人)、哈萨克斯坦(1921,致死约500人)、意大利(1921,致死约100人;1963,致死约2000人;1987,致死29人)、美国(1925,致死6人;1964,致死106人;1969,致死150人;1980,致死57人;2005,致死10人)、日本(1938,致死约1000人;1953,致死1382人;1958,致死1094人;1959,致死159人;1968,致死104人;1972,致死64人)、秘鲁(1941,致死4000-6000人;1962,致死4000-5000人;1970,致死22000人;1971,致死约400-600人;1974,4501人)、西班牙(1945,致死15人)、印度(1948,致死500人;2001,致死40人)、哥伦比亚(1954,超过致死300人)、智利(1965,超过200人)、英国(1966,致死144人)、巴西(1967,致死230)、瑞典(1977,致死4人)、波多黎各(1985,致死129人)、哥伦比亚(1985,致死23000人)、澳大利亚(1997,致死18人)、委内瑞拉(1999,致死约3万人)、菲律宾(2006,致死1126人)、孟加拉(2007,致死123人)、埃及(2008,致死119人)、巴基斯坦(2010,致死20人)、乌干达(2010,致死100-300人),无论穷国富国、弱国强国、小国大国,在自然得不到驯服之地,都无法避免生命的巨大损失。

    上世纪末,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告诫说,一些旨在改善人类境况的社会工程之所以失败,罪魁祸首是简单化、标准化的极端现代化(highmodernization)思维,因为这种思维忽视地方传统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社会生活的实践知识,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和巴西的巴西利亚建设都是这种失败个案。

    在整个社会已经被国家权力彻底重塑的现代美国,呼吁落后国家警惕国家权力滥用,防止社会工程的破坏作用,除了学术上的睿智,总有种强烈的无政府主义意味。而且,只关注失败个案为什么失败,不关心到底有没有成功的社会工程,以及,如果有,这些社会工程为什么能够成功,终究也只是对权力支配与服从关系的另一种过度解释。为了恢复政治与社会发展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将尝试描述香港现代治理史上一系列改善人类境况社会工程的成功个案。我们的故事,从香港政府为什么将没有生命的斜坡纳入治理范围讲起。

    百年天灾

    香港是个山地城市,人多地少,建筑多坐落在山坡之上,加之雨季漫长(4-9月),破坏力强大的山泥倾斜是常见的自然灾害,动辄致人伤亡,住房、交通、商业、水库备受摧残。有文字记载的山泥倾斜事故史始于1889年5月末,已有一百多年之久。1906年9月18日的飓风和山泥倾斜事件,造成3000艘渔船和670艘远洋轮船损坏或失踪,15000人死亡,占当时人口的5%,成为史上最大的天灾。1925-1927三年间,普庆坊(70多人死亡,30个家庭被活埋)、薄扶林(5名工人丧命)、长沙湾(15人死亡,120座建筑倒塌)三次事故,夺去90人性命。

自1950年代开始,香港人口每十年增长一百万,居住在山边、山坡、山腰寮屋(贫民窟的香港说法)的贫民激增,结构脆弱的寮屋极易受山泥倾斜影响,人命和财产损失越来越大。1966年6月12日,山顶区交通要道被毁,64人死亡,48人失踪,6000人受灾。1968年6月13日,筲箕湾马山村山泥倾斜事故致17人死亡,20岁母亲魏周玉颜和4个月大的儿子奇迹生还。

    1972年6月18日的惨剧,在现代香港天灾史上占据单独的一章。中午12时45分,天降瓢泼大雨,贫民区九龙秀茂坪一道40米高的填土山坡倒塌下滑,78间木屋被毁,71人顷刻被活埋。抵达现场的警察、消防员和民事安全服务队员们,发现很多人就被活埋在自己脚下泥石堆成的小山丘里。一名民安队员回忆当时的情景,他们挖开一座屋顶,看到老人、孩子、男人和紧抱婴儿的女人都倒在瓦砾中,“我将他们的尸体拖出来时,不禁失声痛哭。事后不久,我离开了民安队,因为我受不了更多类似的悲剧。”

    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天灾面前受难的不仅仅是穷人。仅仅四小时后,港岛富人区半山宝珊道一处临时挖掘工地发生斜坡崩塌事故,山泥倾泻冲垮了一栋12层住宅楼,67人瞬间消逝,30名正在旺记冰室吃早餐的工人不行罹难,刚刚做了绝育手术的郑女士四子一女也被山泥夺取性命。

    在生命安全没有纳入治理范畴的时候,在社会生活没有被政府有效干预、深入渗透的地方,无论贫穷还是富有,个人都如此弱小不堪,在疯狂肆虐的天灾面前,往往只能死生由命。

    短短一天之内,一百三十八人丧命,这场惨剧的结局,很像今天各国的自然灾害应急救援,港督麦理浩由政务专员陪同视察现场,听取民政司汇报;港英政府消防处、医疗救援处、民众安全服务处、警察、驻港英军迅速搜救生还者,几千名灾民寄居在临时安置区,社会各界踊跃捐资赈灾,政府还成立了六一八山泥倾泻事件三人调查委员会(杨铁梁法官任主席,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SeanMachay和建筑师甘铭协助),事后调查整个惨剧的前因后果。这次山泥倾斜灾难,成为香港人的集体记忆,1976的香港电影《泥孩子》即以此为素材。1

    考虑到香港70%的土地为山地,房屋多数建于20-50度的自然山坡,风雨灾害多发而且破坏力极强,上述临时应急处置绝非长治久安之计,生命安全究竟只是任其自生自灭的社会问题,还是需要常规化、制度化的政府干预,这个问题却并未在香港社会达成共识,调查结论也只是就事论事,只谈技术标准、自然因果,不谈制度变革与政府职责。

    结果,死生由命、孤立无援状态的最大受害者仍然是贫苦大众,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寮屋贫民,他们与19世纪下半期、20世纪初居无定所的渔民一样,饱受风雨肆虐,与富人相比,他们的生命安全更得不到保障。从1925至1972年6月18日,近五十年间山泥倾泻造成约500人死亡,95%以上是住在贫民窟的穷人,他们可能更关心谁才能为之驯服那无端多人性命的自然,个人、社会还是政府?

    谁来驯服自然

    这个问题在另一次惨剧之后才有了答案。1976年8月25日上午9时,秀茂坪再次发生斜坡事故,距离上次山泥倾泻仅200米的一处填土坡突然倒掉,山下民居和商铺(一间冰室、一间杂货店、一间铁器公司)遭泥沙冲刷,18人烟消云散,24人受伤,3121人成为灾民。四年间一百五十六人丢了性命,而且悲剧两次降临在同一个地方,终于迫使港英统治者开始思考是否需要由政府来驯服自然,是否需要启动斜坡巩固的社会工程。

    专业人士与政府官员一道成为自然的驯服者,并最终催生了专门政府机构的设立。六位岩土专家受命协助工务局顾问Binnie组成委员会,调查秀茂坪惨剧。2经过现场考察,委员会建议香港政府设立山边发展和管制斜坡设计的专门规管机构,确保所有新建斜坡符合最高安全标准,统一规管、领导、指引和预防全港的山泥倾斜工作,从全局和整体上解决山泥倾泻问题。建议获得采纳,专责斜坡监管的土力工程处于1977年2月宣告成立,工务局首席政府工程师柯乐勤(BryanO'Rorke)临危受命。防止山泥倾泻事故、照看个体生命安全,正式成为香港政府的一项职责。

    安全是土力工程处的首要议题,也使之成为规模宏大的政府机构,下设4个科:防止山泥倾泻科、港岛科、九龙及新界科、规划及标准科四个科,11个部:三个防止山泥倾泻部、三个地区部(港岛部、九龙及新界西部、九龙及新界东部)、斜坡安全部、土力工程项目部、矿务部、规划部、标准及测试部,聘请社会各界的专业人士担任政府长短期顾问,全面负责地质调查和山体安全状况评估,编制斜坡记录手册、斜坡信息系统和承造商名录,制定岩土安全标准,筛选防止山泥倾斜工程计划,组建斜坡安全技术审核委员会,监理工程施工,提供社区、媒体与公众咨询与教育服务、

    一旦个人的生命安全正式纳入政府治理的当然范畴,看似机械的斜坡安全公共工程也就成为拯救生命的必要行动。三十多年来,土力工程处建立了一套全面统一的斜坡安全系统,从基本制度建设角度防范斜坡事故的发生,大致反映了政府如何驯服自然,照看生命安全。

    如何驯服自然

    建立斜坡身份证

    面对位置和时间都无法预知的山泥倾泻,土力工程处将确定每个斜坡的身份作为第一要务。斜坡被分为两类:人造斜坡和天然斜坡,前者是三十多年来土力工程处的首要关切。1977-78年,土力工程处开始逐一登记每个有可能危害生命安全的切削斜坡、填土斜坡、挡土墙和砌石墙,内容包括样貌、位置图、背景数据、勘察记录及研究结果,随后统一编码,统一分配登记号码。1982年,土力工程处设立香港地质调查组,全面调查24类有特色的地质资料 ,斜坡的身份有了重要的补充。3

    1994年7月至1998年9月,土力工程处又耗资1.1亿港币,聘用60多名专业及技术人员,使用航拍照片解析技术和地形图,系统鉴定、登记斜坡,编制了1994-98斜坡记录册。港岛、九龙主要市区和新界新市镇斜坡优先登记,乡村、离岛和新界随后进行,还对马己仙峡道和西沙路两地的约400个斜坡进行试验,确定由谁来承担维修责任。

    为了确保斜坡记录册数据尽可能全面,土力工程处又调派专业技术人员,处理各政府斜坡维修部门和私人机构岩土专业人士所提供的更新数据。政府公务员及其顾问在勘察斜坡、调查山泥倾泻时,采取各种措施找出有关斜坡,复查最新地形图,将可予登记而未登记的斜坡比例减至最低。截至2003年11月,最终形成了收录约57000个人造斜坡资料的2003年全面斜坡记录册,包括1977前建成、大部分不符合现行安全标准的约39000幅斜坡,1977年以后根据当时安全标准和审核规定设计和建造的约18000幅斜坡。以业权论,约39000幅为政府斜坡,约18000幅为私人斜坡,后者中约5500幅属于混合业权,由私人业主及政府共同负责维修。

    除了统一编号,2003年斜坡记录册的内容包括每个斜坡所处的楼宇名称、屋苑名称、街道名称、地段编号、牌照编号、租约编号和安全维修状况,还有人造斜坡山泥倾泻纪录、天然山坡山泥倾泻记录、岩土勘探(包括地球物理测量)报告、土壤和岩石实验室试验报告、测压监察数据以及已巩固或即将纳入巩固工程计划的政府斜坡位置图。

    2003年斜坡记录册同时也是一套斜坡地理信息系统,人们可以快速搜寻和分析斜坡及其附近地形的数据。这份斜坡记录册还是维修责任记录册,地政总署耗资7360万港币,聘请专业测量顾问公司,于1999年12月编制完成“系统鉴辨全港斜坡维修责任”记录册,基于“业权人负责维修”和“受益人负责维修”原则,分配政府部门和私人业主维修责任,普通市民、个别业主、业主社团、互助委员会、大厦管理公司、从事斜坡安全工作的工程界人士以及负责维修斜坡的政府部门都可以方便快捷地获得这份记录册。其修订工作由负责维修斜坡的各政府部门 (参见图1)和香港工程师学会组成专门小组,广泛咨询专业团体、物业管理公司、地产发展商、顾问工程师、承建商、学者及其他政府部门意见。4

    天然斜坡也从1994年起开始有了自己的身份。土力工程处根据1924-2006年间的航拍照片,鉴定大多发生在偏远地区的约105000宗天然斜坡山泥倾泻,编制了“天然山坡山泥倾泻增订目录”。根据“知危而行”原则,系统研究和制定实际可行的风险减缓措施,比如设置泥石栏和防护屏障等等。为了保障人的安全,斜坡这种没有生命的自然物首次成为治理的对象,有了自己的身份证,斜坡的物理特征、社会特征有了详细记录。

    从传统分类到风险评估

    判断斜坡的稳定程度,确定巩固斜坡的先后次序,是防止山泥倾泻事故的关键。三十年来,土力工程处判断斜坡稳定性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1977-1992年的传统工程法和1993年至今的风险评估法。传统工程法通过已知资料分析、详细勘察现场和岩土安全评估,调查斜坡的稳定性,找出对生命安全构成极大危险的斜坡,为斜坡建立分类次序和目测结果,1977-78年斜坡记录册就是这种依赖专业人士个人经验的传统工程法的产物。

    1993年起,土力工程处开始适用风险评估法,系统分析导致山泥倾泻危险及其后果严重程度的各项影响因素,量化风险次序,评估斜坡安全系统的成效,判断公众是否可以承受这些风险,以及当风险过高时,如何平衡成本与效益,从多项风险减缓措施中,选择适当管制措施来降低风险。风险评估用途广泛,可以通过对各种不幸事件的频率估计,判断事故的个人风险(个人死亡)、社会风险(多人死亡)和经济风险(财务损毁、封闭交通要道等);可以深入了解导致危险事故的每个主要因素,找出减轻风险的最佳方法;还可以评估各项消减风险措施的成本效益,决定如何分配资源,减低不同危险事故的风险。

    香港政府借鉴了香港企业组织用于评估石油化工工业设施风险的原则,以及1974年英国卫生与职业安全法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风险评估原则,根据经济社会利益与风险平衡原则,将风险分为三类:不可接受的高风险、合理可行的最低限度风险以及可接受不必采取预防措施的低风险,并决定在合理可行的最低限度区,组织动员人力、财力和物力,建立滑坡指数和自动雨量计算网,发布山泥倾斜警报,制定建筑署、屋宇署、土木工程署(土力工程处)、渠务署、机电工程署、路政署、警察署和消防处共同参与的危机处理机制,采取多种措施减轻风险。

    调查研究、鉴往知来

    风险评估将山泥倾泻的各项基本问题予以量化分析,判断危害原因、坍塌频率、坍塌后果;确定山泥倾斜风险的可接受程度;以及如何处理山泥倾斜风险。社会知识是否全面,比如是否掌握坍塌事件的历史统计、山泥倾泻过程及后果和专家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判断,尤其是特大暴雨、严重地震、大型天然山坡的山泥倾泻等概率低但后果严重的事故数据,直接影响风险评估的成效。

    因此,土力工程处尝试研究过去的山泥崩塌事故经验,改善斜坡稳定性的评估程序,包括初步研究、系统研究与个别研究三类。初步研究是对1977年前的35000个旧斜坡进行现场考察,评估崩塌后果,判断是否须采取预防措施。系统研究旨在评估现存斜坡的历史、背景资料、航拍特征、实地观察、稳定性评估以及是否需要地质勘探,决定是否进行巩固工程。特别研究是指对某个地区、某种类型的斜坡进行专门研究,在此基础上开展巩固工程,或者设立安全指引。5

    土力工程处自1980年代初期开始系统研究,搜集本港的降雨量和山泥倾泻数据,进行年度评估。同时,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选取部分山泥倾泻事件详细研究。土力工程处从2890个记录中选取720宗事件进行勘察,详细研究约190个山泥倾泻事件,深入研究6个山泥倾泻事件。6 自1997年起,每年对所有山泥倾泻事件进行诊断式检讨,整理山泥倾泻数据,更新“斜坡信息系统”中的山泥倾泻数据库。自2000年起,山泥倾泻勘测研究成为防止山泥倾斜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斜坡稳定性的评估程序得到改善。自2007年,土力工程处检讨已用泥钉巩固的斜坡上所发生的山泥倾泻,并提出改良建议。

    山泥倾泻研究所提供的丰富事实,支撑着斜坡纳入筛选程序,支撑着死因研究、财务纠纷和法律行动,支撑着政府斜坡安全系统的成效分析以及对倾泻成因与过程的理解,还改良了《斜坡维修指南》、《土力工程处紧急事故手册》、《土力工程处技术指引》、《公路斜坡指南》等技术与安全体系。

    筛选纳入、优先排序

    “筛选纳入程序”,也就是选取最值得详细研究并进行巩固工程的政府和私人斜坡的程序,影响着香港政府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的成效。1977年成立土力工程处前,天然斜坡和人造斜坡都不在政府监管之列,稳定程度自然也不受重视。1977年成立土力工程处后,土力工程处选出多组1977年前的旧斜坡,根据风险排列系统的优先次序进行研究,登记并分别处理不符合当时标准的公共斜坡和私人斜坡。1999年,为了让防止计划更符合公众对斜坡安全的社会期望,土力工程处调整了纳入程序的运作流程,包括改良选取人造斜坡的综合排列系统,加快审批顾问合约,改善斜坡数据的管理和更新,以“地段”为单位处理私人斜坡工程,以“就近地区”原则处理政府斜坡,大大改善了“筛选纳入程序”的效果。

    持续三十年的社会工程

   自1977年至今,为了将山泥倾泻风险控制在合理可行的底限度内,香港57000个斜坡在四个防止计划下得到系统维护,即1977-94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1995-2000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五年计划、2000-2010年长期防止山泥倾泻十年计划以及2010年开始执行的“长远防治山泥倾泻计划”的。防止山泥倾泻的社会工程,与合乎成本效益的专业服务、向私人业主发出危险斜坡修葺令、实施寮屋清拆计划、优先处理学校附近斜坡以及紧急事故应急机制相结合,成为持续三十年至今从未停止的长期社会工程。

    为了达到公众对政府服务和技术水平的合理期望,土力工程处建立了一套符合国际质量认证标准的综合管理系统,将质量和环保因素纳入防止计划,包括斜坡的筛选、勘测、设计、合约管理、工程管理及建造等,向公众提供合乎成本效益的专业服务。这套综合管理系统定期接受认证机构的外部审核与内部审核,确保符合法律,评估安全措施是否到位 ,以及工程关键阶段的工地运作和质量控制程序。7 除了公共斜坡,土力工程处还履行监管私人斜坡的法定职能,有权在进行安全状况认证后,根据《建筑物条例》向私人业主发出危险斜坡修葺令。

    在百年山泥倾泻历史中,居住在寮屋区的贫民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降低山泥倾泻威胁、减少死亡人数的最佳方法,不是加固影响寮屋安全的斜坡,而是通过寮屋区安全清拆计划,将寮屋居民迁移安置到安全地带。8 整个计划由四个部门执行:土力工程处工程师进行岩土工程研究和现场考察,根据风险评估确定需要清拆的寮屋,发出清拆建议;如果危险明显而且紧迫,政府有权立即撤离受影响的寮屋居民,并永久清拆寮屋。房屋署和地政总署根据非发展性清拆计划执行清拆和安置;屋宇署处理私人地段的寮屋事宜。

    自1984-85财政年度开始,香港政府开始执行港岛和九龙市区寮屋区的非发展性清拆计划,1998年扩展至新界寮屋区。截至1992年,根据土力工程处的清拆建议,共搬迁安置64200名寮屋居民,其中58000人来自港岛和九龙市区,寮屋区山泥倾泻致死人数从1980年代的27人,降至1990年代的2人。自1992年以来,土力工程处建议迁置约21000名寮屋居民。截至2005年12月,约10100人选择留居原处,而香港政府则继续努力呼吁他们考虑自身安全,尽快接纳安置建议。

    影响学校建筑物的人造斜坡在优先处理之列。土力工程处建立了影响学校的人造斜坡数据库,根据不时更新政府斜坡记录册数据,筛选需要处理的斜坡。根据风险分级制度,建于土力工程处成立前的旧斜坡优先纳入,对学校周边的私人斜坡优先筛选,对政府斜坡优先评估稳定性,优先排列巩固次序。这批斜坡得到优先处理后,再根据新安全标准核查是否需要进一步巩固。1995-2000年的加速计划处理了影响学校的592幅人造斜坡,另有364幅斜坡纳入2000-2010年十年计划。

 

 

 

 


发件人:察哈尔学会秘书处<secretariat@charhar.org.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8月04日 18:13 (星期六)收件人: zdjun<zdjun@263.net>; 全新改版后的《察哈尔快讯》(2012年第7期,总第18期)

电影外交: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与国家形象

 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网  骆思典

2012年08月02日

    编者按:作为提升中国软实力这一宏大战略的一部分,中国电影也成为海外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尝试着把一个“景观中国”展现给世界。影片大多在内容表达上体现了浓郁的东方气息,凸显了很多中国特色民俗和文化。从《红高粱》中的“颠轿”、“酿酒”,到《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纳妾、点灯,再到《霸王别姬》的京剧文化,这些影片通过展现东方特色,成功“抢滩”各大国际电影节,呈现并加固了世界眼中的中国。2002年的《英雄》,更是让软实力这一概念的创始者约瑟夫·奈感叹,通过《英雄》这部影片,中国正在用电影的方式来向世界输出它的软实力,向美国施加它的软实力,因为这个影片的背后有中国的观念、有中国的价值观。然而,令人尴尬的是,近年来,相比于国产影片,好莱坞大片在展现中国国际形象上的影响却更为深远。该文通过对包括《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叶问2》、《功夫熊猫2》等一系列中外影片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影片对呈现及提升中国形象的局限性及未来方向。

    公共外交属于国家核心利益,这一概念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近年来,随着中国第一个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并伴随着一系列公共外交论坛的举办,中国开始大力推广公共外交。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国际论坛(2010)暨第三届外交官论坛上,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在大会上致辞并表示,中国的公共外交是要“更全面地树立中国形象、有效地把丰富的软实力资源转化为真正的影响力”,并克服中国在与西方媒体和公众“打交道经验不足”的问题。

    作为提升中国软实力这一宏大战略的一部分,中国电影也成为海外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2004年4月,由电影制片人协会、电影频道和中影集团三家联合成立的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正式成立,专门致力于中国影片海外推广,助推中国电影“走出去”。然而,令人尴尬的是,相对于国产影片,好莱坞影片在展现中国国家形象,树立中国国际形象及软实力方面,影响力却更胜一筹。

    转念一想,这一现象是意料之外,却又是情理之中。一方面,随着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地区电影市场的飞速发展,好莱坞再也无法单一的依靠北美票房获取利润;事实上,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本土电影市场表现不佳,但中国电影市场却一片“这边风景独好”,就好莱坞大片而言,目前其70%的利润来自于北美市场之外,尤其是正在崛起的中国电影市场。因此,为保证利润,越来越多的好莱坞大片开始向美国本土之外拓展并发行,逐步渗透各个发展中国家电影市场。

    另一方面,相比于好莱坞电影,中国电影仍然摆脱不了政治色彩。举例而言,每到十一国庆期间,或是七一建党周年之时,各大影院的排片表中,很多好莱坞大片或是国产商业片都会相对“避让”,以保证一些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影片的票房成绩。

    纵观中国电影历史票房排行榜前十名,可以发现,有六部电影来自好莱坞。其中,《阿凡达》位居榜首,票房足足比票房亚军《唐山大地震》多了一倍,高达2亿美元。 其他名列前十的好莱坞影片包括:《功夫熊猫2》,《2012》,《盗梦空间》,《变形金刚2》和《加勒比海盗4》。

    就公共外交而言,以上信息至少能说明两点:

    第一,中国电影历史票房排行榜前十名的电影,均是近几年发行的新片。其中,两部发行于2011年,五部发行于2010年,三部发行于2009年。这说明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人们的日常娱乐支出增多,更多人愿意走入影院,感受大屏幕的魅力。

    第二,正因中国电影市场的飞速增长, 好莱坞电影制片方和发行方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为了照顾中国观众情绪,在内容上仔细斟酌,对中国国家形象描述也开始转向友善。可以说,这一态度转变体现了好莱坞在处理中国形象问题上最终吸取了教训。此前包含太多反华元素的好莱坞电影,或多或少都遭受到了“惩罚”,要么直接遭遇审查难题,要么就是“水土不服”,不被中国观众认可导致票房表现不佳。

    在众多好莱坞影片中,《功夫熊猫2》和《2012》可以说是好莱坞成功将中国元素吸收整合,并在影片中呈现一个正面积极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典型案例。

    2008年《功夫熊猫1》上映之时,导演约翰· 史蒂芬森称之为“写给中国的情书”,后来熊猫阿宝以其幽默情节和中国元素在中国市场斩获了1.8亿票房。然而,貌似成绩斐然的《功夫熊猫1》,在中国历年影片票房排行中仅排名36名。更重要的是,影片上映后,曾一度引发负面评论。有评论认为,《功夫熊猫1》中所呈现的人物本质带有浓厚的侵略性,这与中国熊猫一向憨态可掬的形象相左,而中国武术也被刻画的侵略性十足。

    《功夫熊猫1》这封“写给中国的情书”,至此被认为是美国“文化侵略”的一种手段。

    就在拍摄《功夫熊猫2》之前,四川省政府发出邀请,邀请梦工厂的摄制人员前往中国,亲身体验熊猫生长的真实环境。《功夫熊猫2》艺术总监雷蒙德-奇巴克( Raymond Zibach)此后总结道,此次中国之行“激发他无数灵感,这些都为后来《功夫熊猫2》中大量中国元素的设计奠定了基础。”

    对于成都而言,《功夫熊猫2》的全球热映,“推动成都在世界舞台上的展现”,并成功地刺激了成都的旅游业。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功夫熊猫2》的成功上映使得更多的中国城市开始挖掘与好莱坞的合作,期待通过好莱坞的大片效应推广城市形象。”更有趣的是,《功夫熊猫2》上映之后,也有评论指出该片是一种“文化侵略”,但此次主流媒体却发声称,“我们应该支持好莱坞对中国文化及软实力的宣传。此般合作可以有,而且可以更多!”

    影片《2012》更是在剧情设计上刻意地讨好中国。在人类面临一场自然浩劫之时,电影直白的表示,只有中国有能力建造方舟,拯救世界。而在西方媒体中一向被负面解读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该片中,一反以往的负面描绘,仅在开片几分钟,就出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救灾镜头。此类中国话题的运用,使得一名中国观众在博文中写道,“在十大故意讨好中国的好莱坞电影中,《2012》位居首位。”而《2012》的此番策略也在票房上获得了回报。如上文所言,《2012》成功跻身中国历年电影票房排行榜前十。

    如果说此前用中国元素讨好中国观众的策略还只是尝试的话,那现如今,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崛起,照顾中国观众情绪已经成为好莱坞制片的一个常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米高梅电影公司(MGM)将《赤色黎明》老片重拍的经历。原版的《赤色黎明》是拍摄于1984年,片中以苏联为假想敌入侵美国西部小镇,幸得几个美国少年凭借智慧与勇气击败了敌人。而在新版的《赤色黎明》中,米高梅将苏联军队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而其余情节则基本相似。但此情节使得发行方十分不安,担心这部“赤色恐怖”情绪浓烈的影片会“得罪”全球很多正在崛起的电影市场,尤其是中国。为照顾中国观众情绪及票房,米高梅公司决定在后期制作时将所有中国国旗及中国解放军的“八一”红星标志抹去,用数字手段替换成北朝鲜军队,并对相关台词进行重新配音。
相比之下,一些在中国未能获得成功的好莱坞影片,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些影片没有对影片中所呈现的中国形象加以深思。举例而言,2010年中美筹拍大片《功夫梦》,并邀请到了成龙及好莱坞巨星威廉-史密斯的儿子出演。这部中美合拍功夫巨片本预期要在中国斩获无数票房。然而,尽管该片在全球范围内吸金3.56亿美元,该片在中国只收获了700万美元票房。

    相比于制片方原先预期的票房,该实际票房着实是一打击。据此,北京一位观众评论道,“中国小孩在片中被外国小孩痛打,你期待中国观众愿意看这些?” 而中国内地最大规模的电影发行上市公司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冬表示,“如果《功夫梦》讲的是一个美国小孩痛扁日本小孩的故事,或许很多中国观众会去电影院看这部片子。”

    可以说,好莱坞在历经几次票房惨败之后,终于能吸取教训,在呈现中国形象时开始三思而后行。相比较而言,中国电影行业仍然摆脱不了政治色彩。对于电影行业的官员而言,最理想的电影是“具有爱国主义色彩的商业大片”,比如2009年上映的国庆60周年献礼片《建国大业》及2011年上映的建党90周年献礼片《建党伟业》。

    不难想象,此类影片在对外提升中国形象,提高中国软实力上效果并不佳。《建党伟业》于2011年6月24日登陆北美,但其惨淡的票房进一步印证了为什么好莱坞电影在展示中国形象上,比国产片影响更为深远。

    综其原因,主要如下:

     首先,《建国大业》及《建党伟业》此类影片在筹备拍摄时, 尽管也考虑到海外发行,但主要观众群还是定位为国内的中国观众。而此类影片在海外放映时,西方观众需要依靠字幕来理解情节,而片中很多中国文化尤其是历史事件,对于海外观众来说,没有背景知识很难理解,更不用说是产生共鸣。

    近年来在北美票房最为成功的中国电影当数吴宇森导演的《赤壁》

    该片于2009年登陆北美,上映时导演对电影进行了大量删减,将上下集合二为一,最终票房在北美吸金62.7万美元。另一部北美票房表现优秀的是叶伟信导演的《叶问2:宗师传奇》,该片于2011年1月28日登陆北美,最终吸金20.5万美元。综合来看,无论是对西方观众,还是对亚洲其他国家的观众,甚至是对中国本土观众,吸引力较大的影片都是根据某一历史时期改编的史诗巨制,通常还囊括了丰富的武术元素。

    在《建党伟业》在美国发行之时,目标观众也是定位为在美的华人及华裔群体,并主要在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及夏威夷等美国华人数量较多的几个城市推广。

    其次,《建党伟业》在上映之初,的确尝试在西方媒体上进行宣传,这对公共外交及提升中国国际形象本是好事。然而,很多西方媒体关于《建党伟业》的报道实际产生的效果却是有损中国形象,与中国公共外交所尽的努力相左。举例而言,在《华尔街日报》报道《建党伟业》时,报道重心放在了中国为保证票房成绩,免费向大众赠票之事,而当观众反响不够热烈时,报道会进一步对此加以嘲弄。

    此外,还有些报道重心放在了在《建国大业》及《建党伟业》国内上映之时,中国一些主流电影网站却关闭了观众对这些影片的评分及评论功能。据报道,由于影片上映后,很多观众给出了负面评论,并且87.8%的观众给影片打出了最低评分一颗星,这才导致了网站关闭评论及评分功能。另外,有很多报道指出,为了保证这些影片的票房,很多好莱坞大片的档期都会刻意延后,其中包括《变形金刚3:月黑之时》及《汽车总动员2:世界大赛》。

    而对于《建国大业》而言,显而易见,很多观众是因为其豪华的明星阵容而被吸引进影院。《建国大业》云集了华语影坛百余位明星客串, 其超强的明星阵容,使得单单辨认影片中的大腕,也成为了观影的一个乐趣。可以说,西方媒体对中国电影的程式化报道屡见不鲜。对西方媒体而言,中国影片中包含并体现的政治元素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及兴趣。无独有偶,此前在上海举办的一次文化论坛中,第六代导演贾樟柯由于在论坛中公开批判了电影审查制度,并表达了对于中国不能拍类型电影的沮丧之情,于是次日变成了报道的头条及重心。

    鉴于中国电影产业所受的条条框框,西方受众从电影中接受的中国国家形象主要来自两种方式,两者也恰好是一为正面形象,一者则为负面形象。如上所述,好莱坞大片为了进一步抢滩中国电影市场票房,开始越来越多照顾虑中国观众情绪,由此,好莱坞影片中的中国形象开始转型,变得更为友好。与此同时,一些以中国为主题的独立电影也在呈现中国形象,且这些电影中的中国往往颇为负面。由于这些影片语言为英语,而且在西方票房通常很好,这些电影中所呈现的负面的中国形象影响也很深远。举例而言,2006年出品的澳大利亚影片《最后的舞者》,讲述了主人公在中央五七艺术学校,经过七年的封闭式艰苦训练,从一个最初并不喜欢芭蕾的后进生成长为优秀的舞者的故事。在此期间,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身处象牙塔中的艺术工作者们也不难感觉那分毫的变化。在1979年,当他受邀以交换生的身份前往美国后,内心深深感到旧有的信仰和资本主义物质精神文明的巨大碰撞。

    尽管这部影片并不旨在反华,但在这部影片中的中国政府形象可谓颇为负面,尤其是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的官员们,片中描述他们为阻止主人公留在美国,无所不用,甚至绑架。然而,就是这部独立电影,在美国斩获了近500万美元票房,全球票房也高达2千多万美元,其在西方受众心中对中国形象构建的影响也可想而知。

    总而言之,电影利用光与影的幻化,所呈现的形象往往更为直接。好莱坞电影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对西方公众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中国电影由于各方限制,其在构建中国形象上尽管潜力无限,但目前效果不佳。中国电影要想实现“走出去”,最为关键的,或许是先收回拳头,做强自我,适应外国观众思维方式,采用国际化的表达,才能实现内强则外无敌。

    作者简介:骆思典(Stanley Rosen),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研究中国三十余年。美国南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政治学会、亚洲研究协会成员。最新的著作包括《中国政治:国家、社会和市场》(Chinese Politics: State, Society and the Market)和《 中国电影艺术、政治与商业间的交互作用》(Art, Politics and Commerce in Chinese Cinema)等。目前正在研究项目包括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尤其是在美国市场的潜力。

 

 

 

发件人:世界和谐科学院<tawh@vip.126.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8月09日 00:19 (星期四)收件人:(无)刘浩锋:危机才仅仅露出端倪,上帝用17级大风暴雨洗涤肮脏,给那些自私至上作恶的人们警示;

    大军网编者按:这是一篇愤青式的文章,片面更大于客观,但目前的中国就遭受着来自极左和极右两方面极端信息的影响,以至于煽动了大批的青年人躁动不安。这些极端心理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生怕天下不乱,非要用17级的大风暴来洗涤肮脏,非要把人都搞得神经过敏,要么醉生梦死。一个偏激、躁动的国家,所有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只有冷静客观,中庸,沉着,才不至于让你陷入到罪恶和毁灭中去。把握住你的命运,把握住自己,处乱不惊,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中国的灭亡比前苏联更惨

刘浩锋

    转文前言: 我是含着泪花读完这篇好文章的,在心跳加快的同时是痛心疾首!作为每一个爱国的炎黄子孙,谁不期望自己的祖国繁荣昌盛?!谁不盼望自己的子孙后代幸福快乐?!可是,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年我们都做了些什么?!!这篇文章的确让每一个爱国者,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勤劳的人民,更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而担忧!的确,每一个爱国者都不愿意看到这个题目和这样的结果,我也一样.读完这篇文章,我不得不从内心深处进行思考和回忆!这让我想起了解放前街头挥舞手臂的人们:我们真的要让更多的人们思考!!!

    目前中国人民以创建和谐社会为标志的重返伊甸园的斗争,就其历史性质来讲,是中国一场新的救亡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政治上遭到了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的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可以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更何况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中国人都没有享受到,完全被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日本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工资却只有美国3%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掌握了70%财富的0.02%(最新统计)的人口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会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压迫的原因。并且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已经做好了奶挤干净后的杀牛准备,这就是通过金融市场股市和汇市的对冲操作,将中国最后的剩余资产全部卷走。
  
  一,就经济总量来看,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环境和国民健康,为西方国家贡献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以至于总共九届的财富论坛,有三届在中国召开。中国已经连续四年,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四年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相当于12万亿人民币,按照去年全国工资水平计算,相当于全国城镇职工6多年的工资总额。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之大,从世界资源价格的疯狂上涨中反映的最为明显,这些年由于中国进口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 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疯狂上涨,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和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下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怪异现象。中国对亚洲的贡献更是让人惊叹,亚洲地区出口增长的100%来自中国,正是中国推动亚洲经济走出了1998年金融危机时的困境,特别是亚洲经济大国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出口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约占日本出口增加额的70%,日本自己也承认“对华贸易支撑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是日本摆脱危机泥潭,经济恢复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是,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世界、亚洲包括日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代价,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 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 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

  不仅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 6.7%,死亡率上升了37%。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一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比日本人低了2.5公分,由以前低头看日本人到现在抬头看日本人,小日本真的成了“大日本”;《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 万,“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能够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
  
  二,就外贸来看,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之低近乎白给,历史上除了当初白种人到非洲猎获黑人不付钱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被贸易掠夺到这个程度。对照一下外贸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就会发现,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国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
  
  在中国入世五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五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日本人因为买中国筷子比洗筷子还便宜而用过就扔,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日本却每年从中国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变成人造煤矿储备能源。中国潮水般涌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一次性商品,虽然毁灭的是中国资源,却连西方国家一些有良知的人都被震撼了,纷纷呼吁改变一次性消费,并衷告中国要保护资源。
  
  外贸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国经营的企业更是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都是个未知数,如此低的工资已经把现代社会的工人完全变成了奴隶社会的奴隶,绝大部分打工妹打工崽之所以能够在几乎白干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是因为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变成城市人口。
  
  对他们来讲,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ZF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只能放弃权益,回农村了此残生。滚滚珠江水,流的都是民工的血和泪啊。
  
  谈到民工的代价,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国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 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这还是ZF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的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国矿主的惊人财富,今年北京国际车展上,一位擦着鼻涕的矿主要买几百万一辆的法拉利轿车,当车模小姐告诉他这车很贵时,这位矿主“啪”的鼻涕一甩,指着车模小姐喊道:“开个价吧,连你一起买走”,最终几位矿主从车展上买走了80多辆法拉利轿车。这种极度扭曲会的资本家,包括殖民地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出现,只有殖民地经济的“二狗子”才会扭曲到如此地步。

  三,就外汇来看,中国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换来的巨额外汇完全无偿的奉献给了美国。面对中国空前的资源劫难和百姓劫难,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却是一片欢呼,声称我们赚取了宝贵外汇。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外汇储备与其说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不如说是美国的宝贵财富更加准确。一方面,一万亿外汇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美元资产。美元是什么,说穿了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纸张,美国想印多少就可印多少,随着美元印刷的增加和美国经济的减弱,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 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 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过去动员人民有句话,叫做“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现在我们则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不仅如此,美国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反过来又以我们贸易顺差的巨额外汇为理由,压迫人民币升值,并勾结国内买办集团,用外汇储备的大幅度贬值,来要挟中国ZF高价进口西方国家产品。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之高,同出口商品价格之低,同样令人震惊。中国进口高档轿车价格,高出海外市场价格两倍以上,劳斯莱斯“幻影”型系列的海外零售价约四十万美元,但在中国的成交价格达到了数百万,就在不久前,北京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以二百多万美元,买走了一辆劳斯莱斯最昂贵的“幻影”型轿车。进口中档轿车价格也高于海外市场一倍左右。进口化妆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更是高的离谱,简直就是公开抢钱,中国南方奢侈品展览会上,一件翡翠首饰价格高达8000万人民币,随后举办的上海第二届奢侈品展览会,四天成交额就超过5 亿元人民币。世界奢侈品公司正在潮水般涌入中国,各地开设的店面已超过300家,许多国外地摊上的廉价货也拿到中国当高档商品卖,价格上千元的法国干红,在当地不过是地铁乞丐都经常喝的驱寒饮料。拥有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价格更是邪乎,微软W98操作系统美国上市价格是50美元,相当于400多人民币,不到一个蓝领工人2小时的工资,拿到中国来卖6999元人民币,相当于北京工人14个月的工资,深圳民工20个月的工资,后来的XP操作系统的捆绑价格更是达到了65000元人民币,这还是有庞大盗版市场的牵制,如果没有盗版市场的牵制,其垄断价格足以让中国95%以上的用户退出电脑领域,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至少要倒退20年。
  
  西方发达国家雇佣中国买办集团和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让中国高价进低价出、自己低价进高价出的贸易和外汇体制。通过这个体制,越来越大量的把中国的环境资源和国民健康,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从而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随着资源耗费量的增加,不仅没有恶化本国环境,反倒是越来越山清水秀,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中国的买办集团,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收益和经济代价之间的分离,自己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让中国来承担发展的不良后果。这种向中国剥离发展风险的体制,在人民币汇率和购买力的矛盾走势上也明显表现出来,与美元对外对内一起贬值不同,人民币是对美元汇率升值,对国内的购买力是贬值,这一升一贬其实是把中国老百姓的钱转移到外国老板的腰包里了。
  
  四,就外资来看,中国一方面用巨额过剩资本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以牺牲国家资源甚至主权的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经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中国的经济基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外资进入中国本身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但是我们引进外资的方式,却正在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灾难。
  
  首先,外资经济已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截至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从中国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的利润。世界银行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出的这个数字,显然和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因为外资在中国享有的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以及各种腐败收益,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中国的外资利润率有多高,这是个官方和外资公司都列为高度机密的数字,我们只能从各种渠道进行比较测算,中国垄断行业的利润率是100%至2000%,外资经济的利润率一般不会低于国内垄断行业,许多外资公司也印证了这个推断。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国的利润率达900%。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100%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2年以上的工资总额。

  其次,外资进入中国已经不再是主要投资建设项目,而是官商勾结大肆低价收购国有资产。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民族大劫杀,第一步是“减二免三”的免税待遇,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超国民待遇”,免税政策赋予了外资公司轻松打垮国有企业的能力。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不仅负担33%(最早是38%)的沉重税负,还要负担职工的福利保障,与不纳税不养工人的外资企业竞争,亏损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第二步就是逼迫走投无路的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甩掉6000万职工,如同占有一个妇女之前先让她丢掉孩子一样,剥离出一个干干净净的资产,坐等外资公司前来吞并。第三步就是廉价收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甚至零价方式大肆收购核心产业大公司或各个行业的龙头公司,外资收购已经使中国本土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降低到了26.5%。并且收购价格之低,远远突破了经济大危机后的资产收购价格,在公开资本市场上收购价格不到资本价值的5%。比如以强大国内银行网络为支持的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把三分之一的股权以每股1元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公司,外资公司投入不过几千万,一年后不算资本增殖,仅每年就所得利润就有上亿元。
  
  在金融不良资产处理上,外资公司所得更是惊人,前面提到的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就是在和国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华融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创造了900%的利润率,并且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华融模式”。其实目前银行拿出的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外资公司凭借免税政策,打垮国有企业后形成的,等于是先打死别人的丈夫再白白占有别人的身子。可悲的是最终我们不仅是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会白白落入外资手中,还要再为这落入外资公司的4万亿不良资产另外买单。道理很简单,许多不良资产在我们手上是不良资产,到了外国人手上就不是不良资产了,外国人很懂得中国“官怕洋人”的道理,他们会通过打官司的办法,逼迫地方ZF从中国再划走4万亿资产。
  
  第三,目前外资对中国的扫荡不仅是掠夺经济资源,已经开始了对中国政治资源的瓦解和毁坏。由于外资在扫荡过程中形成了地方ZF巨大的GDP政绩,再加上官员个人的巨大利益,便形成了各地ZF对外资的疯狂争夺,给外资的优惠条件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把以往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吸引外资,由于资本成份越来越复杂,现在各地的政治法律特权已经扩展到了所有资本。
  
  《法制晚报》上周报道,河南沁阳市规定了12条5000万以上投资者享有的各种政治法律特权,其中包括可以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医院看病享受半价、子女随便选择学校、出入娱乐场所(赌博嫖娼)不受公安机关检查等,还规定每月1至 25日为企业“安静日”,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全市任何部门不得进入企业,违者立刻开除,到记者发稿时,已有7名公务员因进入企业而被开除。其实像河南沁阳这类规定在东南沿海地区早就出现了,广东一位市政法委书记在解释为什么要让法院判决民工败诉时,竟然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就敢赤裸裸地说:“很简单,我这里民工多的是,引进外资却很难,不替外资说话替谁说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说的。”
  
  进入中国的许多外资公司大老板,也由最初单纯的贿赂收买官员,逐渐的发展为支配和教训中国官员,据说北京市副市长刘**,就是因为违背了一家外资公司的利益,立刻就被公开了其腐败淫乱的录像带。
  
  五,就海外上市来看,与外资进入中国的掠夺性相反,我们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中国石油公司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外国公司抽取中国财富已经够可怕了,中国国有公司也帮着外国人抽取中国财富就说不过去了。像上述四个公司目前中国不下一百家,如此规模地海外分红,不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受不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肯定会被分成第三世界的!
  
  要知道,我们目前全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也就是3000多亿人民币, 2004年全国的低保资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加起来,也不过才200多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红的十分之一(每年合人民币2000多亿)。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应该为全国人民服务,而不应该只考虑外国投资者的利益。
  
  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全国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中西部地区约80%的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超过 50% 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

  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甚至个别女教师被迫在课余时间偷偷卖淫为生。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4.7倍。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根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内制度因素了,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化的结果。
  
  六,最后从开发区来看,全国持续多年的争建开发区热潮,已经成为毁灭资源,外资对中国进行制度性掠夺的一种方式。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自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比两个海南省还要大,等于每年消失两个海南省这般大的耕地。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3年,在全国已经有6个省的人均耕地低于零点八亩警戒线。2004年中央对全国近7000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时,仅开发区新上项目占用土地面积就达7400万亩,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更让人痛惜的是大批良田已经被渣土彻底毁掉。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各种名目的开发区面积已超过了祖祖辈辈建成的中国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越来越多的城市走上了“苏州模式”的发展道路,即依靠廉价土地吸引外资。
  
  据一份统计报告称,以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的苏州,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消耗掉5000亩以上的耕地。在每年18%的高增长速度下,耕地每年以近10万亩的速度在消失。用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究竟白白送给外资多少财富我们无从计算,但是从丧失土地的农民损失中可以折射出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据有关专家统计,丧失土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款在5—10%之间,10年农民损失10 —20 万亿,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剥夺过来送给外国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卖国行为。
  
  用廉价土地吸引来的外资,又通过土地增值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把中国土地增值变成了外资的利润。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潘明才近日指出:从2005年的情况看,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出让纯收益应该为763亿元,而中央和地方实际收缴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只有214.5亿元,其中550亿流入了外资房地产公司,也建设说,仅去年一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就流失近 550亿元。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国民的工资收入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恶化的环境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的国土也变成了外资的利润,那我们国家最后还有什么呢?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对的赔款总额是13亿银元,相当于当时3亿多英镑,从我们上述任何一项中拿过来的损失,都超过3银英镑(即便考虑到币值变化)。
  
  另据一项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里,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煤炭5.86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我们现在20多年间煤炭出口20多亿吨,其中出口日本煤炭按照每年2000万吨计算,也是5亿多吨,出口日本的木材相当于中国国土20%的森林面积,更是超过了1亿立方米。
  
  我们1840年以来的民族救亡和民族独立战争还有什么意义?有人可能会问,中国是怎样落到目前这种“国际奶牛”地位的,或者说,西方国家是怎样利用中国的开放机会,成功的实现了对中国经济的殖民化转变的?
  
  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大家可以写出许多大文章大著作,**在此只是指出一点,就是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的作用,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当大部分,是控制在海外经商留学的高干子女配偶手中,十几年来不断跑出去的类似民运派的人也参与了越来越大量的进出口贸易。据有关报告披露,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一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六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子女已经超过百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有二十万人,再加上加入外国国籍的各种文化精英越来越多,活跃在国内政策咨询领域的各种知识精英也在积极为外资说话,所有这些利益已经不在国内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政策的选择,这是外资能够成功将中国经济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亲属)、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加入外国国籍,中国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将会越来越深的陷入外资的掌控之中。前面提到的国际资本将要对中国发动的金融打击,将是最终全面肢解中国的最大危险,美国、英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研究报告都提出了要在21世纪永久性的解决中国问题,所谓永久性解决,就是像前苏联解体那样,把中国肢解为许多小国。

   (人民网)



 

 

 

 

 


 

 

发件人:老毛<anchormao@gmail.com>;时 间:2012年08月05日 16:13 (星期日)收件人:(无)抄送人:(无)附 件:22 个 (US$-J$_08-04-2012.png 等...) 查看全部附件 红星博报 _ 08-06-2012

    7月30日,《中国铁路》冠名导演张艺谋,承认收取了250万税后酬劳,而制作方北京新时刻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透露,除张艺谋的酬劳及七百余万元回扣外,该宣传片的实际制作费用(含税)为六七百万。

    《中国铁路》剽窃了大量《和谐铁路》的镜头和素材,而后者拍摄于2009年7月,历时三个月时间,摄制组几乎跑遍了全中国拍摄,而制作费用还不及天价片的零头。哈哈,你看《中国铁路》这质量,听听这音乐,号称六七百万制作成本,你信吗?笑掉大牙!


中国的泛政治化现象

红星播报

    (编者按:文革时,屁大个事都要上纲上线,都要扯到政治高度。今天的中国社会也犯了这种毛病,什么事都往政治上扯,吃错药了似的“上纲上线”,什么事都要联系到政治制度,中国人的劣根性充分表现在这些方面。去年温州铁路出事,舆论一窝蜂地糟蹋我国高铁,小小的一个铁路事故,上纲上线说成是什么政治制度,弄得我国高铁订单大减,损失几十个亿。你在拼命地贬损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企业、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制度的同时,你是否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批评是需要的,但批评不能走向卖国!甚至毁国。也请大家三思。)

    世界上每天都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有好的,有坏的。不管是新闻还是历史,如何解读这些事情,理论上都要求客观公正,事实上,一不小心就失去了客观公正。有时候,这种丧失客观公正立场的现象甚至是故意的,或者是双重标准的,尤其是在对某一个事件的政治化解读问题上。

    例如,发生一起车祸,原因可能有很多:司机违章、车辆故障、道路失修、其他意外、路政欠缺,甚至直接就是谋杀。当我们解读这起车祸,是否将其与政治挂钩,关键要看政治因素在车祸中影响有多大。如果车祸的主要原因是司机操作车辆的个人原因,一般就应该抛开极为次要的政治原因。因为宽泛来说,任何事情都可以刨根问底,通到政治层面。比方说,司机误操作可能是因为精神不集中,情绪不稳定,而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油价上涨使得他成本提高因而气愤;而油价上涨是否合理牵涉到国营、私营、垄断等政治经济问题。于是,如果泛政治化地将司机个人误操作导致车祸的原因归结为政治油价而使司机精神不集中,从而得出结论说政治操纵油价导致司机死亡,从来龙去脉上说,也许有那么点蛛丝马迹,但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因为政治因素在这一车祸中的影响是非常次要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人是社会性的,几乎没有人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人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不管是好是坏,都可以找到与社会的关联。只要不是无政府的社会,任何与社会关联的事情,都与政治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这一点,不论哪个国家、哪种政体都一样。当今中国的媒体舆论界有一种现象:任何具有新闻效应的事情,各种评论都竭尽全力地寻找政治原因,哪怕一个人喝凉水噎死了,也一定要找出政治原因。而且,政治原因一定要追到政治体制这一根本上。这种现象被称为泛政治化。例如,北京遭遇暴雨,造成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媒体舆论不说自然灾害,而说下水道;说下水道也不说市政设计,而说“城市良心”;并且强调“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下水道”。于是,中国政治在暴雨面前就成为没有良心的政治。再如,汶川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很难说成是“人祸”,便说成是“天谴”,目的还在于说中国政治很糟糕。

    近日,伦敦正举办奥运会,关于中国得金牌,泛政治化也大行其道——中国队如果得金牌,那是因为举国体制坏,浪费纳税人的钱;中国队如果不得金牌,那也是因为坏体制。奥运金牌的泛政治化评论多少有点特殊性,由于社会事件很复杂,难以每个都从正反两个方面找到明确的政治原因,因此,泛政治化的媒体评论更为常态的现象是:凡是中国的坏事,都是政治原因;凡是中国的好事,就不是中国政治造成的,而可能是接受西方先进文明的结果。例如李娜去年得了法网女单冠军,媒体便欢呼她是离开体制单干的好结果。但是,今年伦敦奥运会上李娜被淘汰,媒体找不到举国体制的毛病,又不能说她像西方一样单干不好,只能默不作声。人们也许不太明白为何媒体舆论面对中国社会的各种现象会如此过分地泛政治化。我们做一个对比就能看得清楚点。

    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国外,中国媒体的报道就会反对政治化。例如,美国、英国、德国等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都遭遇过暴雨成灾、生命财产损失的事情,中国媒体从来不会说那是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原因,而是很体贴认为,那就是一个自然现象。当有人指出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行为,在经济、金融、文化等方面包含政治目的时,这些人会很严肃地说:不要泛政治化!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鲜明的对比:面对西方国家的坏事,这些媒体和舆论严正要求不要政治化;面对西方国家的好事,他们一定要强调那是西方优秀政治必然导致的结果。于是,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同样是这批人,面对中国的事情,尤其是坏事,一定要想方设法地泛政治化,找到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坏事要想方设法地要去政治化,而是强调说,那只是个例。西方国家的好事,一定要泛政治化地归结到西方政治的优越。这样一个双重标准的背后,是一个清晰的原则——中国政治是坏的,西方政治是好的。为达到这个目的,泛政治化丑化中国,泛政治化美化西方,甚至不需要事实,而需要大量的谎言、谣言。

    这类现象在今天中国的媒体和舆论上,尤其是互联网媒体非常明显,比比皆是。有经验者几乎都可以准确地事先预测媒体评论的腔调,而且,预测与事后发生的事实绝大多数都极为吻合。如何才能纠正?难度很大。首先,在意识形态长期崇洋媚外的影响下,西方好、中国坏,几乎已经成为潜意识的铁律;其次,膜拜西方的教育培养出一大批洋奴,自轻自贱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鸦片,而染上毒瘾,则很难根治;第三,中国的互联网已经被西方资本深层次地渗透,几乎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最完美的代言人,其对西方文明令人作呕的肉麻讴歌、顶礼膜拜,甚至超过西方社会自身的自吹自擂。当中国人说:不要泛政治化,他们也这样说。当中国人说:要讲政治,他们同样这么说。差别只在于,泛政治化或非政治化,双方在对象取舍上截然相反。如果我们以为网络媒体针对中国的泛政治化是为了政治改进、社会和谐,那就错了。泛政治化的目的并非是为了中国现行政治能够改进后变得更好,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推翻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成西方政治制度。换句话说,平常人们争吵,哪怕翻脸,是为了讲道理,解决具体问题;而他们泛政治化的吵闹,并不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是时刻想掀翻桌子,他们认为只要翻了桌子,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面对这种现象,我们比较心平气和的做法,只能是强调不论中国还是西方,政治各有利弊。但是,当西方资本控制的中国网络媒体已经成为中国舆论的绝对风向标时,当媒体话语权几乎完全成为崇洋媚外者、逆向种族主义的天下时,理性只能被淹没。当前来说,急病急治的办法只有一个——削弱甘为西方傀儡的网络媒体的话语权力,或者减弱西方资本对中国网络媒体的操控。当然,这只是治标,要治本,还需长期艰巨的努力。

    小消息:

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破格晋升为上将

    今年“八一”前夕,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晋升为上将军衔。解放军军内过往晋升上将的主要标准有两项:晋升中将四年、担任大军区正职两年。刘亚洲2003年获授中将,不满足大军区正职两年条件,属破格提拔。

    刘亚洲是原三野21军187团政委刘建德之子,也是中国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文章包括《胡耀邦之死》、《金门战役检讨》、《信念与道德》、《大国策》等,部份显示其具有民主思想。刘亚洲曾赞扬美国的军事实力,贬低目前中共的军事力量。刘亚洲曾赴美做过访问学者,得出美国成功之道,“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而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和法治背后的制度。”

    刘亚洲于2010年在《凤凰周刊》炮轰中共现行政治体制,并有“一个政治制度若不能让公民自由呼吸等‘必然灭亡’”等措辞。薄熙来事件后,今年4月16日,刘亚洲曾在《求是》杂志发文《无条件听党指挥是我军最重要纪律》,抢先站队。

    他曾大胆预测,十年之内,中国必将从威权政治转型为民主政治。他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军方具有政治改革、民主思想的人物。这个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充满信心的军队高级官员,此次获得晋升,意义非凡。

 

 

 

    (编者按:这篇文章的逻辑让人一看就笑,为什么非得要“民国范儿”?都什么年代了,还把民国捧到天上?是不是再戴上个瓜皮帽,就更民国范了?)

没有“民国范儿”的周其凤

唐棣

    有好事者问我,北大校长周其凤为什么如此不受某些媒体的待见?他到底缺什么?

    我对周校长原来没有多少了解。为此我查阅了一系列媒体的报道和周校长的回应。在诸多争议之中,周校长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周校长缺的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四个字:民国范儿。

    所谓“民国范儿”,就是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为颠覆建国后“听话,出活”的知识分子标准而建构出来的前一个时代的影像。建国之后,知识分子很长一段时间被要求与工农相结合,淡化自身的知识分子认同。在“文革”之后,执政党“拨乱反正”,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之下,知识分子开始建构自己群体的身份认同。而借以建构这种认同的资源,就是民国知识分子。

    打开80年代的《读书》,我们能看到许多回忆民国知识分子的文章,谈他们的卓越学识、儒雅气度、闲情逸致,谈他们的“自由精神、独立人格”。80年代还有很多民国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健在,他们的回忆中总是隐含了一种今昔对比,透出一股淡淡的幽怨。

    在90年代,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继续推进,成为在某事件之后压抑的知识界自我释放的一个出口。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更被建构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蔡校长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备受推举,而这种方针所结出的最大的果实,被认为是对国共两党一起批判的胡适。1998年,在北大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对“北大精神”的自由主义解释已赫然成为主流。

    90年代末,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开始蓬勃发展。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们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学院知识分子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之,他们不仅捧民国的“大师”们,而且以那样的标准在当代寻找他们可以追捧的学院人物。

    做知识分子必看民国,看民国知识分子必看北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坊间的一种集体心理。因此,北大校长就承担了知识群众的某种期望,他必须既像蔡元培,也像胡适,才能让知识群众们满意。

     周其凤之前的陈佳洱和许智宏两位校长当然都够不上知识群众们的北大校长标准。他们都是理科出身,中科院院士,很少谈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等东西,更没有什么可让人津津乐道的表现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段子。许智宏校长唱了个孙燕姿的《隐形的翅膀》,还算是个足以引起媒体兴趣的插曲,但也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挖。这两位老科学家太像老科学家了,谈人文不多,又是一头白发,动作迟缓,大家见到他们还是以敬老为上吧。

    后来,来了周其凤校长。

    周校长其貌不扬,长得不高大魁梧,脸也缺乏轮廓,看不出多少儒雅的气质,从形象上就不像知识群众心目中的北大校长。他的头发又都染成了黑色,看起来还比较年轻,这就不会激发知识群众的敬老之心。

    即便这些条件都没有,周校长还是可以当个按部就班的官僚,开开会,念念稿,不折腾。但周校长恰恰不是这样,他身上有一股湖南人的冲劲,经常做出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来。

    2010年8月13日晚,在授予乔姆斯基北大荣誉博士的仪式上,周校长发表了一个很牛气的讲话。他说,今天北京大学授予乔姆斯基荣誉学位,是乔姆斯基个人的荣耀,这就让下面的人有点愕然——这对客人是不是有点不太客气?这次仪式上,翻译还闹了个乌龙,把周校长介绍乔姆斯基时说的“政治评论家”翻译成politician (政客),不知乔老有何感想。

    2011年6月,在北大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周校长关于北大最近11年来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位居全国高校之首的说法再度引起舆论关注。有人质疑:北大就是为了培养富翁吗?

    2011年10月,周校长写的《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歌词在网络走红。既然是歌词,按照知识群众的蔡元培、胡适标准,搞点文白夹杂才正常,至少也得来点“仰望星空”嘛。结果是满纸的大白话。(补充一句,胡适当年写的那些新诗本来也就是贫瘠的大白话,但在这个离新文化运动越来越远的时代,俨然“国学大师”的胡适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断不会如此俚俗不文的。)

    以上这三个事情可能只是让知识群众们不满意,但还不至于导致敌视。让周校长招致敌视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件事: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2011年11月7日宣称自己骂了“三妈”之后,很多媒体围剿,要求北大开除孔庆东。但孔庆东却在博客上暗示,周校长其实是支持他的。而且周校长是在重庆(一个敏感地点)对他作出肯定的。

    紧接着,在2011年12月24日,周校长在长沙市一中演讲时说:“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结果一些媒体掐掉了“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前提,只引周校长后面的半句,引发了许多网民和媒体人对周校长的口诛笔伐。联系到前面流传的周校长对孔庆东的支持,一个“五毛”校长的形象就在媒体上呼之欲出了。

    在这两个事件之后,丑化周校长的东西就开始在网上流传。尤其是周校长从某领导身后探出头来咧着嘴笑的照片,在网上被人广为转发。还有好事者据此画了丑化周校长的漫画。这些举动背后显然都有着一种政治上的敌意,即认定周校长与孔庆东一样,在政治上都不认同所谓“普世价值”。

    最近,周校长在母亲90大寿之时向母亲下跪,有好事者将视频在网上贴出来,周校长即遭到新一轮的围剿,有人质疑“作秀”,有人质疑他用北大资源去为母亲做寿,质疑者中甚至有所谓儒家人士。这搞得北大都觉得有一定压力。补充一句,那个视频本身也不显出周校长的儒雅,周校长并不是按照古礼跪拜,而是与老母抱头痛哭。

    事发之后,很多北大学生自发地为周校长说话,说这本来就是校长的个人行为,没有用学校资源;而且大孝之心,本来是值得表彰,怎么反而成了罪状了?但媒体声音并不见消停。

    最后,周校长自己也hold不住了,他作出了一个很强硬的回应,这个回应调子当然也不是很儒雅:“我有我的性格,不想改,我65岁了,有人想通过一些事来改变我,说实话,不可能。我对母亲,该哭就哭,该笑就笑;我对学生,该哭就哭,该笑就笑,哭和笑不伤害大家,更不会伤害全国人民,你们放心好了。这是我的情感表达,你不喜欢,没办法,我不是演员,你可以不喜欢我,也不需要你喜欢!”

    周校长说,《化学是你,化学是我》是他自己仔细琢磨过的科普歌;富豪之说,是为了勉励企业家,“难道非得出穷光蛋才叫成功?”那张广为流传的在领导身后笑的很谄媚的照片,他是面对学生笑,而不是对领导笑;至于拜母,就是为母亲做个生日,让她高兴而已,但“有的人真的很阴暗,什么事情都往最坏的方面想”。

    我想,这个回应不会让攻击周校长的那些人满意的,反而只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敌意。很明显,周校长缺少一个媒体顾问,他不知道如何巧妙地回应对他有敌意的媒体。但他为什么连聘请一个媒体顾问都没有想到呢?这就是他的性格,直得不懂得拐弯的性格。但他的性格是怎么来的呢?这还是要看周校长成长的环境。

    周校长一再回忆,他家在湖南偏僻山村,小时候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他在山里摘茶果,含辛茹苦把他带大——为了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周校长前不久还写了首《妈妈的油茶果》,由宋祖英演唱。考上北大,周校长连鞋都没舍得穿,是光脚走着去的。“所有北大校长中,可能也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出身,周校长对下层老百姓的感情颇值玩味。北大一个保安写了本书叫《站着上北大》,周校长给他写了序。学校的保安其实就是农民工,平时学校里的学生都不太注意他们的存在的,甚至有时候还很烦他们。他们虽然人在北大,但还是在社会的底层。但周校长能很爽快地给保安写序,这在中国校长里的确是非常独特的举动。

    但这不是民国范儿,绝不是。

    1905年科举制停止之后,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其实将大多数贫寒阶层排除出了读书这一社会上升的阶梯。因此,我们后来津津乐道的民国“学术大师”们大多出身于富贵之门。他们不仅家庭出身高,进入学术界之后,也是待遇优渥。在蔡元培时期,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名教授月薪能到三百大洋左右,是图书管理员毛泽东的37倍多。他们身上的儒雅气质既有家传的因素,也有后天“富养”的因素。出身贫寒阶层的人并不太容易养成那样一种从容的气质,因为他们一直为生存而奔波。即便贫寒阶层的人跻身于学术家阶层,早年的风霜还是会在他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那么,中国社会的读书上升之道从何时起才重新接通的呢?建国之后。共产党人将民国时期设在大城市而且学费昂贵的“新学”普及到基层,千万贫寒子弟终于又可以通过读书获得上升的机会。当然,高等教育体制在“文革”时期有所中断,这却确实耽误了整个社会公平的社会阶层流动。但需要注意的是,“文革”时期恰恰是初等教育普及速度很快的时期。高考恢复之后,正常的社会流动的通道又重新打开。大量底层工农子弟通过这一通道,最终成为新的高级知识分子。

    与民国富家出身的“大师”们比,许多来自底层工农家庭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土气,似乎没有适应一个与工农截然分开的“知识分子”角色。周其凤校长是中科院院士,从专业知识上可以说已居于中国顶层。但他的一举一动仍然透露出他的贫寒出身,不够儒雅,不够潇洒,在受到攻击时身段毫不柔软。

    这当然说明中国“从富强到文雅”(甘阳语)的过程远没有展开。在任何一个国家实现底层社会的“文雅”都是困难的,因为这要求底层已经达到一定的富足程度,精英们更是达到了极高的“文雅”程度。刚刚接近“小康”的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自己的精英阶层都没有达到“文雅”,更不用说底层了。

    但是,如果为了追求知识分子所谓的“民国范儿”,要让我们回到“富贵之家出大师,大师门第逞富贵”的民国阶级分层,那就是历史的悲剧。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体现出了朝这个方向走的倾向。先富阶层与贫寒阶层的教育资源差距日益拉大,从幼儿园开始, 命运就开始分岔了。而为贫寒阶层提供大致平等机会的高考制度,正在受到先富阶层越来越激烈的攻击。

    周校长作为一名校长并不完美。但他作为北大校长站在那里,并且鼓励着与他一样出身底层的奋斗者,本身就表明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平等的进步。但愿中国能将这种进步保持并发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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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保卫战:胡锦涛智囊王沪宁或拿下市委书记

明镜月刊

2012-07-31

    随着中共十八大高层换届,记者获悉,胡锦涛首席智囊、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将任下一任上海市委书记。而现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将上调中央入常,拟任人大委员长一职。

俞正声将调中央入常 各方争夺沪“第一把手”

    近日,在王立军事件之后,原来铁定入常的俞正声面临很大变数。而最大的变数就是他的年龄。原定的政治局常委方案,全盘被否定。胡锦涛提出了新方案,新方案以1946年为限,刚好把俞正声卡下,以此削弱江派的力量。但胡的新方案在中共高层引起很大争议,各方都在博弈。

    知情人士透露,经过激励的博弈,目前,基本确定俞正声将入常,拟任人大常委会主任一职。为此新的上海市委书记一职又被各派觊觎,陷入空前的争夺。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不仅是太子党成员,同时又与长期盘踞上海的江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与团派关系也较为融洽,与习近平亦关系良好,被认为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物。

    据消息称,这次在胡温打薄熙来事件中,俞正声在二会前后力挺习近平打击周永康和薄熙来,在关键时刻表态还算“明确”。

胡锦涛智囊王沪宁或掌权上海

    消息还说,王沪宁成为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选,被提了出来。据悉,王沪宁在中共内部被认为的优点是“头脑清晰,思维缜密,视野开阔。但缺点就是魄力欠缺,并且没有地方大员的经历和阅历”。

     王沪宁原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当年着名的狮城(新加坡)大专辩论赛时,他就是领队。后被江泽民赏识,调入中央,成为江泽民的智囊。在江退下后,王沪宁“审时度势”,加入胡的阵营,成为胡的智囊之一。在江胡斗中还被江派指为“叛将”。

    据悉,现任上海市长韩正届满后或将调任江苏或浙江省委书记。

    据媒体报导,近年来,胡锦涛出访国内外、出席大小场合,身旁总有两个人形影不离,一位是有中南海大内总管之称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另一位则是总书记首席智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

    今年7.1,胡锦涛访问香港,此前出访欧洲,与奥巴马会面,出席联合国大会、G20、亚太经合会,以至视察偏远农村,都会看见王沪宁随从。这二位政治地位在外交部长杨洁篪、国台办主任王毅等大多数中共部长级官员之上,但王和令计划刻意低调,添神秘色彩。

王沪宁弃学从政 红墙首席智囊

    1955年出生的王沪宁比令计划长一岁,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期间是大陆知名青年政治学者,他在中国出版书籍有《比较政治分析》、《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当代中国家庭村落文化》等。

    大陆媒体报导,目前王沪宁所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是中共最高智囊,负责协助中共中央研究国情、制订政策、起草文式、建构理论,辖下有政治、经济、社会、哲学、国际、农村等研究局,各有专职研究幕僚。

    从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执政后期,到胡锦涛执政至今的全程,所有中共总书记发表重要言论的场合,大多都有王沪宁在场,王沪宁负责对内政外交所有具体言论和政策中整理头绪,结合国内外情势提供建议等。

    还有报导称,当年王沪宁替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但是“三个代表”出台后,遭到外界很多非议和指责,王沪宁被外界骂为中共“御用文人”。

王沪宁被曝提议胡温十八大后监党

    今年5月末,香港媒体《前哨》引用北京消息称,胡温极可能在十八大后留下“监党”。十八大时将由习近平提议恢复中顾委,胡锦涛任主任,温家宝任副主任。同时,胡以中顾委主任身份兼任中央军委主席。该消息称,这个恢复中顾委建议计划是由王沪宁提出。而胡锦涛的首席谋臣令计划则提出了“主席制”。中顾委的全称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是邓小平于1982年主张设立的,以“帮扶年轻一代”为名行监党之实。

    王沪宁简历

    公开资料显示,王沪宁1955年10月6日出生于上海,祖籍山东莱州掖县。在他刚上中学时,正赶上“文革”,学校停课后,他常一个人躲在家中看书。

    1971年,王沪宁初中毕业,由于体弱多病,躲过了“上山下乡”,留在家中继续自学。1974年夏,在做了不到3年学徒工后,他作为“工农兵学员”获推荐到上海师范大学干部外语培训班学习法语,时年19岁。

    3年后毕业,正赶上中国恢复高考和逐步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1978年10月,王沪宁考上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政治学研究生。毕业后,他留校任教。1985年,年仅30岁的王沪宁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此后又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8年,王沪宁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访问学者,一年后,出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1994年,出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1995年4月,王沪宁在吴邦国和曾庆红的力荐下被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在中南海当时最红的智囊人物滕文生的手下工作。由此开始了仕途亨通之路,先是担任政治组组长,3年后1998年升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王沪宁当选中央委员,升任主任。2007年10月,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发件人:杜建国<djg1973@sina.com>;时 间:2012年08月01日 19:41 (星期三)收件人:zdjun<zdjun@263.net>;

患上尘肺病怪“五毛”?

杜建国

    经济参考报总编助理、前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王克勤,是著名的“揭黑”记者,被誉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王克勤曾获荣誉无数,如2002年度中国传媒杰出人物、2003年度中国记者八大风云人物、2003年度《南风窗》“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2003年中国十大维权人物、2004年中国十佳曝光勇士 、2010年《南方周末》“中国梦践行者”,等等,并任香港大学访问学者。

    王克勤记者除了因批评“公权力”而著称,近年来还因为致力于关心尘肺病人而赚足了名声。众所周知,最近三十年,是中国经济、中国资本积累、中国企业家财富积累同时高速增长的三十年,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工人的物美价廉。价廉,不仅仅意味着收入偏低,同时还意味着工人工作条件的恶劣,工人身体健康被忽视,以至于职业病泛滥。这其中,尘肺病危害之重之广,尤其令人震惊。

    得知王克勤为尘肺病人奔走呼号,最初这很让我钦佩,因为这总比某些媒体人成天地关怀吴英之类的骗子或赖账跑路的投机商要更值得肯定。但是,当我看了王记者相关的言论后,我却对王记者产生了疑惑。比如,7月29日王记者在新浪发布了如下微博:

    “@王克勤:【请五毛看看,中国劳工是怎样死亡的】招魂幡、女孩、父亲。34岁四川尘肺农民唐继清从病危到下葬的过程。听听他沉重短促的呼吸,看看女孩伤心哭泣的面容,令人心碎。这不是一个家庭的悲剧,600多万中国尘肺病劳工家庭都面临同样悲剧。他们需要活命、需要医疗、需要公平、需要尊重http://t.cn/zOLtWus ”。

    如王记者所言,看到尘肺病者及其家人的惨状,确实“令人心碎”。不过令我纳闷的是,王记者竟将满腔怒火对准了“五毛”。“五毛”,即网络政治中“自由派人士”对为现体制辩护者的蔑称,甚而,“自由派”常常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将自己的反对者冠以“五毛”之谓。冤有头债有主,请问王记者,难道是“五毛”雇佣并摧残了那些劳工吗?难道那因工人的肺硬化变黑而来的滚滚财源,都直接流入公务员与“五毛”而不是老板的口袋里了?请问王记者,您为什么说“请五毛看看,中国劳工是怎样死亡的”,而不说“请雇用这些尘肺病患者的资本家看看,被你们所摧残压榨的中国劳工是怎样死亡的”?您那正义之火为什么少见喷向毁人肺吸人血的资本家呢?

    王记者随后又发了一条相同内容不同标题的微博:“中国,请把劳工也当生命对待”。王记者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这不是让我等小民来替资本家背黑锅嘛!王记者,您为何不说“资本家,请把劳工也当生命对待”?

    假如王记者批评政府失职,批评政府放纵老板罔顾工人健康以获利,批评职能部门与老板沆瀣一气、逼着工人去“开胸验肺”,那笔者完全支持。遗憾的是,王记者并非如此,在王记者的陈述中,我们看不到老板的存在,尘肺病工人好像不是在给老板打工,而是在直接给官方和“五毛”直接打工一样。

    老板们的目标就是赚钱,与之相比,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就都成为次要的了。为了节省成本,防尘设备和措施都被忽略了,于是尘肺病肆虐;为了节省成本,就使用不带安全装置的冲床,工人断指断掌因此层出不穷;为了节省成本,瓦斯监测形同虚设,结果矿难没完没了。雇主老板们,怎能不是尘肺患者、断指工人、井下冤魂的第一责任人呢?就尘肺病问题,作为直接责任人和受益者,雇主老板本应该受到公众的批评与监督,可是经王记者一陈述,雇主老板却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王记者的报道,起到了为老板开脱责任的效果,我们不得不这样说。

    更加令我吃惊的是,王克勤记者在此条微博前面,刚转发了一条介绍报道“尘肺病在美国卷土重来”的微博。该报道指出,自美国1969年出台相关法律到90年代,在接受胸透检查的煤矿工人中,有尘肺病迹象的比例从6.5%下降到2.1%。但在最近20年间,这一比例又转而上升,像在最严重的阿巴拉契亚三角地区,尘肺病的发病率在2005年到2009年间甚至高达9%。该报道认为,情况恶化完全源自资方一方面对工人的逼迫,一方面对政府监管部门弄虚作假,即“赤裸裸的犯罪行为”。

    工人得病,老板得钱,对此,东方西方,概莫能外。请问王记者,难道美国的尘肺病首先应该由老板负责,到了中国却应该换做“五毛”和所有中国人负责了吗?您明明知道事实真相,为何却采用不同的标准呢?

    王记者最近还发了一条微博,来阐述自己的新闻观:

    “@王克勤:【什么是好新闻】‘揭露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将会改变低劣政策、节省纳税人的钱、解除行为不端官员职位;披露不道德商业行为,将会节省消费者钱和保障他们健康;曝光环境卫生食品和产品中的危险,将会拯救生命;检查社会对待穷人、无家可归的人、犯人、受虐待的人、弱智人的方式,将给无声的人以声音…’”

    请问王记者,您是以关注尘肺病人著称的,可您为何不在【什么是好新闻】里加上一条“揭露无良老板无视工人健康,将会减少工人害上尘肺病”呢?您为何总是对毁人肺吸人血的黑心老板不吭一声或心平气和呢?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三十余年,市场经济已基本建立,经济社会的根本变化也随之完成,尽管上层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市场经济中,资本是运行的主体,具有独立的、强大的力量,那种认为出了问题只惟政府是问的做法,或只需监督政治权力而不需监督资本权力的观点,要么是愚钝与糊涂,要么是选择性失明。遗憾的是,这种做法或观点,却始终占据着中国舆论的主流,像王克勤记者那样就尘肺病责任怪“五毛”而不怪老板的现象,在当前的舆论界俯拾皆是。

    比如,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女士很关怀农民工,2011年7月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她就指责国企作为“共和国长子”,竟然对当前农民工的不良境遇不闻不问。这真是令人莫名其妙。农民工之所以害穷,那是因为他们的付出与回报不相称,是因为老板给他们的工资低,这与国企有什么关系呢(除非那些农民工受雇于国企)?张副主席心里要是真的装着那些农民工,为何不去要求老板给他们涨工资呢?难道要国企将自己的利润交出来替私企支付工资吗?

    再如,2010年富士康发生工人“13跳”事件后,韩寒赶紧对工人大表同情,这颇让人动容。但是谈到谁该为此负责时,韩寒却单单将矛头对准了官方,理由是老板想改善工人的待遇,政府却加以“禁止”(见韩寒:《青春》)。如此颠倒黑白,作为当事人的老板都不好意思说出口。郭台铭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就直言责任在于自己,“自己对不住工人”。

    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着种种矛盾和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抱怨和不满。对于矛盾和问题的根源,不能再像王克勤、张梅颖、韩寒等人这样,一概怪到“五毛”头上。否则,将无助于矛盾和问题的解决。

    2012/8/1

 

 

 





 

发件人:郭园园<mutou0815@163.com>;时 间:2012年08月02日 13:07 (星期四)收件人:zdjun<zdjun@263.net>;

中国必须改革决策和监督制度

山西潞城市农经局 郭晨野

2012年7月24日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也还存在一些大的问题。我认为从上到下的各项决策和对策的监督存在的问题最大,其他问题都是因为这两个问题的存在而发生的。比如:目前的腐败严重,并越来越严重,中石化原董事长收受他人财物1.9亿多元,山西蒲县一个局长家有违规资金3.05亿元,经济学家王小鲁调查研究,灰色收入已占当年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左右。这些问题说明必须对目前的决策和监督制度进行改革。

一、必须改革从中央到地方的决策制度

    决策的正确与错误,是事业发展的关键。决策错了,事业也就办不成了。比如: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增加工资问题,从中央到县乡决策问题很多,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同级公务员、事业人员工资不一样,在同一省城政府工作的大学生低的月工资只有二千余元,还不管食宿,还不如普通农民工的收入高,有的月收入可达七八千元。全国估计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县乡发不全工资。一些中级职称工作人员月工资二千元左右。这个问题既有中央的决策问题,也有地方的决策问题。又如:征地补偿费各地都在提高标准,其目的是提高农民收入,可是在近几年的实践中发现,征地补偿费大多数进了相对富裕的富人的口袋,因为被征地者大多数是城镇周围的农村和城中村,这些村的农户在县级,家庭财富一般在五十万至二百万之间,年纯收入高于全县平均水平很多,大中城市城中村,周围村农民年纯收入,家庭财富更多。因此提高征地费标准,是把全国人民的钱转给了一部分相对富裕的人。所以这个决策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问题。再如:山西省征收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补偿费分配使用办法中规定征地补偿费百分之八十支付给被征地农户,此办法已经执行七年,根据这个政策规定,山西省农村土地实际已私有化,所以这个决策是错误的。

    以上三个例子说明我国从中央大地方决策出现的问题很多,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第一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决策一定要向计于民,各级各部门都有成立人们参政委员会,有国家工作人员,又有人民自愿参加者,所有决策产生之前,提交通过前都要让人民参政委员会通过。第二,决策者中央级600人以上,省级500人左右,地市级400人左右,县级300人左右。以现在人大改建。第三,决策包括党的决策和政府的决策,总的决策和实施细则,实施细则规定要到事到人,到人民币元。第四,各级执行机构不规定决策,可提高建议。第五,各级人民参政委员会,也有监督职能。

 二,必须改革从中央到地方的监督制度

    决策能不能全面落实,监督最重要,怎样监督,是目前中国一个大的问题。目前正在执行的监督制度已发现很多问题。比如:无产权房和小产权房问题,中央的决策是坚定的。必须禁止,可实际上全国各地“无产权房“和”小产权房“遍地都是,国土资源部估计在七十亿平方米以上,按住建部对商品房的调查比较,每平方米应上交土地出让金1000至1500元,政府应收各种费用600至800元,税收600元左右,如取平均数,每平方米应上交国家2500元左右。据调查,这些钱,除少数购房者一点,村集体留一点外,大部分资金进了政府有关权力者,开发商和村主干的腰包,据测算在10-13万亿元。又如:招待费。中央明确规定严格招待费管理,到农村下乡,必须到农户吃饭并叫饭费。可实际情况是招待大得很,一是各级政府支付的招待费已上万亿元,科级招待客人一次上万元已常见。二是企业招待费已上二万亿元,中央统战部等部门调查,全国私营企业招待费每个企业平均13.69万元,合计招待费8000多亿元,三是村集体、居民招待费也有几千亿元。以上两个例子说明,都是监督不到位的问题,因此,必须改革监督制度。

    第一,从中央到地方,企业、农村都要设立监督委员会,人员有国家工作人员,有居民参加者,实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第二,监督者实行对口监督,如:县监督委员监督县委、县政府,县监督委员会财政监督分会监督财政局。监督人员,国家工作人员中央2000人以上,省级1500人左右,地级市1000人左右,县级300至500人,自愿者不限人数。已现在的政协委员会改建。第三,监督包括:党人大政府的所以决策,实施细则。监督到事,到人,到人民币元。第四,各级监督委员会同时也有参政职能。

 

 

 

 

发件人:Flynn<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8月07日 10:17 (星期二)收件人:Flynn<yilu@sse.com.cn>;抄送人:(无)附 件:1 个 (yaojianfu.doc ) 查看附件

《香港传真》被封始末

----中左智囊的《香港传真》被查封

姚监复

2012/8/6

    学者姚监复是不定期学术资料《香港传真》的作者和读者,这本资料,只印刷600份,已经存在15年,在政府部门和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力,近期竟然被北京文化执法总队查封并罚款。

    温家宝在3月两会期间高呼政改,发出了存在出现第二次文革的危险的警告。7月23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高干研讨班上的讲话中,罕见地提到政治体制改革。6月在两院院士会上,胡锦涛提出“学术民主”,温家宝进了一步,高喊“学术自由”。人们以为言论自由的大门也许会开上一点小缝。但是,最新的事件使人们大失所望:张木生、王小强办的受到多方面欢迎的中间偏左的学术性内部资料《香港传真》被查抄、被封杀、被约谈,文化执法部门的粗暴行为使胡温动听的好话变成空洞的大话,言行不一的假话,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实际上成为文化大封杀、大查抄。人们听其言,更重视观其行,维稳、宣传部门的粗暴行为,打击了或者戳穿了胡温政改和自由、民主的诺言。

    4月28日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查抄《香港传真》

    4月28日下午,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5人,出示“非法出版物嫌疑”的搜查证,从国家税务总局的中国税务杂志社综合研究组办公室抄走所存的《香港传真》资料,包括存档的和尚未付印的校对稿。并且要求杨莹、王小强到总部110办公室接受约谈。

    王小强回答友人询问,说明了最后处理结果:“大抄之后,拖了两个月,6月29日,已经按‘邮寄未经审批的出版物’,罚款中国税务杂志社4万元。”既然最后不再提“非法出版物”,为什么动用执法队,白纸黑字以“非法出版物嫌疑调查”名义彻底查抄?

    看来,和谐社会口头大喊政改的同时,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空间越来越缩小,中间偏左的内部资料《香港传真》也失去了内部参阅的生存权。这是又一个挑明政治动向的重要标志。善良人们幻想政改,梦想“平反六四”,看来是异想天开,做梦娶媳妇了。

    不属于出版物,凭什么判死刑?

    王小强回忆,为了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香港和索罗斯围攻港币,粤海金融控股研部的王小强在康典领导下,撰写了《外资狙击联汇鱼肉股市》、《银行挤提:一个危险的信号》、《港人信心一降再降》、《香港到了危急关头》等分析报告,送港澳办、国家体改委、中央政研室、财政部、证监会、广东省政府等单位。体改委负责人说,分析报告非常有用,最好起个名字,以便秘书及时收报。因此,出现了《香港传真》名称的内部资料。从复印改为小批量印刷(600份),内容从香港、东南亚扩展到中国经济、政治领域。1999年王小强调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务杂志社,局长亲自过问,成立综合研究组,先后与上海金融控股研究部、中信泰富政治经济研究部、香港桑尼公司合办《香港传真》。

    《香港传真》不收费,不征订、不定期,作为内部资料发送有关友人、研究人员,同各机关、院校内部发送的参考资料一样,不属于出版物。既然不是出版物,更谈不上“非法出版物”了。王小强声明:“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税务杂志社几届领导,不适合承担持续关照属下‘非法出版物’十几年时间的法律责任。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执法千辛万苦,不存在长达十几年时间置‘非法出版物’于不顾的工作疏忽。王小强愿意对上述文字承担法律责任。”这个声明,透露出王小强的满腔悲愤、无奈、无处讲理和敢于承担责任的心情。一份学术性理论性的资料竟然被判死刑,登过刘源、纪坡民、李慎明和辛子陵、邓英淘、张木生、王小强的论文,也登过我同李伟讨论新民主主义的文章的内部资料被消灭了。难道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典型案例!

    祝愿《香港传真》到香港大发展

    王小强在7月6日的电子邮件中叹息道:“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好在咱们终于活到耳顺,什么都听得进去了。有人恰恰就是耳不顺,电话里怎么嚷嚷的清楚?转告他,封了就封了,省点心,好好养老,别老惦记邮寄稿子,就是了。”我奉劝王、张二君,不要心灰意懒,要振作起来,要向周有光、李锐、胡绩伟等百岁民主派老人的顽强的韧性的战斗精神学习。

    15年的《香港传真》是一座民间智库建立的百家争鸣的丰碑。为中国改革、发展与稳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深受读者的欢迎。这样一份内部资料,不为名利,不要官方资助,仅仅印刷600份的材料都不准存活,这只说明中国政治形势严酷,政改没有希望。但愿封杀《香港传真》不是胡温本人的批示,而是一班小鬼在折腾、胡闹、捣乱。建议木生、小强让《香港传真》在香港继续传真,或建网站、或编刊物。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大胆地往前走吧!一定会有支持者和读者群!至于新的中宣部阎王殿,终究会有一天被正义的怒吼声轰垮。让思想冲破牢笼,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普世价值的光芒必将照亮古老的千年不变的黑暗世界。

    作者简介:姚监复,1957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任中国农机研究院工程师,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工作研究室研究员。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作研究员。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时 间:2012年07月29日 01:29 (星期日)收件人:(无)

大规模群体抗议再起 书记被扒光未见震爆弹

香港 明报

2012-07-28

    继四川什邡因环保问题引发警民暴力冲突后,江苏启东数千市民又因某日本纸业工厂排污向政府请愿抗议。民众冲进政府大楼,损坏车辆和办公用品,更甚者还扒光了市委书记衣服,迫使其换上环保宣传的T恤衫。截至多维记者发稿前,该请愿抗议活动并未见武警使用催泪瓦斯及震爆弹,启东市政府新闻发言人也公开表示,南通排海工程已决定永久取消。

    在抗议请愿发生前,已有网友反映,日本某纸业在华工厂污水排口设在江苏启东,并直排至青草沙水库。针对群众的疑虑和反对意见,启东市委常委张建新于26日发布《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并表示为了防止因信息不对称造成市民聚集和围观,“市政府专门设立信访接待组,听取市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启东事件从发生、发展到解决都传递出不一样的讯号。首先,针对市民的疑虑和不满,政府部门第一时间通过其官方认证微博发布公告----“南通排海工程”已决定永久取消!请市民放心回家。这一“补牢”与“亡羊”前的做法,避免了事态朝不可估计的方向恶化。其次,信息传输平台并没有采取一贯的言论封锁。虽然未见官方媒体过多的报道和关注,但几大门户网站发出的“江苏启东发公开信要求市民勿参加游行示威”、“造纸厂排海工程暂停工”等消息还是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秒呈现给了公众。

    此外,对于群体性事件,官方罕见地未用“敌对势力”、“别有用心”及“一小撮儿”等语词来定性,反而将市民的做法称为“对家乡发展、环境保护的良好愿望”的直接表达。相较而言,在什邡事件中,虽然当地政府承诺顺应民意停止建设,然却再次把事件定性为“一小撮儿”和“境外敌对势力作梗”,不仅招致了民众天然地厌恶,同时也将矛盾进一步扩大化。在这方面,启东并未重蹈什邡的覆辙。

    然启东事件之所以得以快速平息,当地政府的处理方法也是因素。其一,虽然启东事件不比什邡的“气场”弱,但从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什邡事件中的催泪瓦斯和震爆弹,甚至有网友发出“启动的军警值得尊敬”的感叹;其二,南通市政府及启东市公安局于为避免事态恶化发布的公告中,充满着劝慰和人文关怀,如“请市民放心回家”、“天气炎热,请大家注意身体”。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什邡事件中的以下几段话----“7月1日,是党的生日。别有用心的人包藏祸心、捕风捉影地宣传该项目,鼓动不明真相的学生集访中共什邡市委,引来群众围观……穷则思变,落后就要挨打!不要迷信纸老虎,他们心狠手辣只会

    输送动乱,给第三国反人类的‘法轮功’、达赖分裂集团等提供资金。”

    诸如此类的变化之外,启东事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据悉,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启东市委书记孙建华被群众扒光了衣服。然群众的过激行为并未换来孙建华一声令下后的震爆弹和盾牌的“反击”,反以微笑示人。有网友呼吁启东市民自发到医院看望慰问孙书记,并表示“孙建华勇敢走到人民群众当中听取诉求,是条汉子,值得尊敬。”如果“孙建华被扒光衣服”及“网友呼吁去医院看望”均属事实,那么这一插曲可谓是群体性事件中官与民“势不两立”之外的典型。

    从2011年大连市民抗议PX项目投建到广东接连发生的数起抗议建造垃圾焚烧厂事件,再到什邡警民暴力冲突及刚刚发生的启东事件,无一例外地凸显了中共所面对的与日俱增的民怨已经开始沸腾并释放。启东事件中的诸多改变,并不能乐观地推导出干群关系已经转向,也不能保证下一次冲突不再延续什邡事件中的悲剧。启东的变化之外,也有一贯的顽固性存在。如当被问及会否就群众抗议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回应是“还需请示现场宣传部负责人”、“对外消息均应以新华社通稿为准”。

    从2011年大连市民抗议PX项目投建到广东接连发生的数起抗议建造垃圾焚烧厂事件,再到什邡警民暴力冲突及刚刚发生的启东事件,其实是社会转型期及民众维权意识不断提升后必然需要面对的问题。虽然启东事件中的诸多改变,并不能乐观地推导出官与民的关系已经转向,也不能保证下一次冲突不再延续什邡事件中的悲剧,但从启东政府不同于以往的处理手段来看,地方政府已经从暴力维稳的一贯思路开始向疏通民意转变。
 

 

 

 

发件人:Flynn<yilu@sse.com.cn>; 时 间:2012年07月31日 11:03 (星期二)收件人:Flynn<yilu@sse.com.cn>;

启东事件若干疑点及可能真相

端宏斌

2012-07-29

  最近,江苏启东成千上万民众涌入市政府大楼,剥掉市委书记的衣服,抗议环境污染。

  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一家日本造纸企业叫“王子纸业”在南通设立了造纸厂,但是有大量污水需要排放,于是决定排放到启东的吕四港附近,启东人当然不答应了,于是相约一起上街。

  事情虽然瞬间就解决了,但是我发现了诸多疑点,我忽然感觉整个事件完全可以有另一种更靠谱的解读。很多人其实都被利用了,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我也曾经转发了相关的微博)
  
  疑点一:南通市和启东市虽然相邻,但并不是一个城市,为什么在启东发生的事件,最终由南通政府来表明“永久暂停”该项目?
  
  疑点二:在号召大家上街的帖子里提到,排污会严重污染水源地“青草沙水库”,但是青草沙是取的长江里的淡水,并非海水,为什么向海里排污反而会污染淡水水源?
  
  疑点三:在群众上街之前的几天里,启东市政府大量下发文件,要求大家这两天不要上街,这不符合一贯以来的做法。在以前,政府总是刻意的淡化这类信息,以删帖为主。而这次,政府却大肆的给这一事件做广告,包括人民网官方都予以转发,瞬间整个网络的人都知道了。其他类似的事件我们都是事后才得知,但这次我们在事前就“被通知”了。当地政府目的到底是什么?
  
  疑点四:上街当天,启东市政府非常克制,任由一些人冲进政府大楼打砸,周围的特警几乎不管,这是为什么?
  
  疑点五:启东在第一时间(人们上街之前)就暂停项目,很快南通也宣布取消该项目,这么迅速,会不会是他们计划中的呢?
  
  基于以上的疑点,我开始翻阅该项目的资料,竟然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以上的所有疑点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先来让我们看看地图:

 图中A是王子造纸厂,X是计划的污水出海口,O是青草沙水源地。启东人民反对的并非是这个造纸厂,该厂早就已经在南通市经济开发区生产了(2007年就拿到了营业执照),他们反对的只是将污水排放到启东的海边。至于说排污口建成之后将污染青草沙水库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这只是找借口获取同情。可是该造纸厂早就将大量污水排放入长江,一直以来就在污染青草沙水源地,这个事实却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
  
  通过检索我知道了以下这些事实:
  
  1,“江苏王子项目”是日本有史以来对华投资最大的工业项目,也是王子制纸集团海外最大投资项目。项目总投资19.54亿美元,,其中日方占90%,中方(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占10%,企业位于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边)。
  
  2,造纸业是重污染行业,当地为了说服上头同意审批,还配套了一个环保项目,就是此次被否决的“南通排海工程”。该项目原计划建造一条110公里长的排污管道,将南通、海门、启东沿线所有污水处理后,统一排放,设计能力是每天60万吨,后来降低到每天15万吨。
 

  3,造纸厂早就在排污了,但是排污管道还没建成,因此现在的污水都是排向长江里。如果说排入海里是污染,那么排入长江算不算污染?

  4,根据《中国环境观察》报告说,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承载着数百家化工、印染企业,排放工业废水仅靠两条直径约0.5米的粗铁管,每天24小时不停地向长江喷吐着经过简单处理的红褐色污水,日排放量达到10万吨甚至更多。在其排污口形成的巨大红色污染带里,漂浮着当地环保官员所谓的“被电死”的鱼。
  
  根据以上的事实,我推测事件的可能经过是这样的。南通很希望王子项目落户当地,为了获得商务部和环保总局的审批,他们配套了一个环保项目,准备将污水排入大海。但是这个项目的建造远远落后于污染企业的建造,毕竟环保投入看不见赢利。
  
  对于这条排污管线,启东人民一定不乐意,事实上启东政府也不乐意,没人愿意邻居的污水排放入自家后院。因此,当得知启东人民准备上街之后,启东政府不能说支持,至少也是纵容的,甚至还帮着打广告,尽量的希望把事态影响弄大。

  对于南通而言,他们原本的目的是让王子造纸落户在当地,这个环保配套工程本就是个幌子,现在启东人民一闹事,他们正好顺水推舟,立马宣布永久暂停此项目,原本建造110公里长管道的钱就可以省下来做别的事情了。把环保资金挪用到其他地方,正合他们的心思。我很遗憾的说,这次事件,老百姓成了官府的利用工具,官府上演了一出周瑜打黄盖的好戏。
  
  现在王子造纸只建完第一期项目,还有第二期和第三期没建完,等到全部建成之后,势必将有巨量的污水直接排入长江,上海人民你们就等着喝工业废水吧。

  一根巨大的、还没开建的排污管吸引了太多的眼球,这结果就是,大大小小无数根隐藏的排污管还在天天排放污水进入长江,而且未来还会越排越多。当务之急是,必须让王子造纸和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来承担污染成本,日本企业赚到了钱,开发区获得了GDP,凭什么让下游的老百姓来承担污染损失?日本人号称他有先进的环保技术,那么就请你尽快利用起来,否则你就是在忽悠中国人。对于当地政府,你既然省下这么多钱,你是否愿意将它花在环保上呢?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时 间:2012年07月31日 10:02 (星期二)收件人:(无)

薄熙来是改良主义,不是毛派

李先念原秘书、国家统计局原局长 李成瑞

信源:《明镜月刊》

2012-07-30

    记者希望就薄熙来和重庆模式采访左派人物 ,我选择了左派政治理论家、李先念原秘书、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4月29日,我见到91岁的李老,请他谈谈对薄熙来及薄王事件的看法,展望一下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和前景。李老侃侃而谈,丝毫没有受到当前严控舆论,要求共产党员一定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高压的影响。

    支持“唱红打黑”和搞好民生,薄是改良主义,不是毛派

    李成瑞认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和重视民生问题的措施,我们是支持的。但是,薄熙来并非毛派,而是改良主义,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和制度,并不符合毛派的理论。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薄熙来重视微小企业的发展,即雇工20人以下的微小企业,即发展私营企业。这同毛派赞成和提倡合作社的主张不同。合作社这种形式适应各种社会制度。银行只给微小型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贷款,不给合作社贷款,无法发展。中国当前没有“合作社法”,合作社没有法人地位,对合作社经济造成很大威胁。

    二是,重庆一位负责农业的书记,代表市委讲,重庆未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将把1000名企业家派到农村当村官,因为他们有经济实力,而农民没有,打算用这种方式发展农村经济。这样,让资本家当村官,管理、垄断农村经济,这不是促进合作化,解决不了农民困难。可能流于形式。

    总之,中央的政策造成的后果是“国进民退”,而薄熙来的重庆是“国进民也进”,照顾私营企业的发展。“唱红打黑”是好的;“五个重庆”也是好的;保障房、廉租房建设也是好的。重庆房价6000元一平方米,是全国大城市中最低的。可能把打黑的一部分收入,投入到保障房建设中去了,给予补贴。而其它地方的保障房建设搞得不太好,因为国家没有补贴,开发商考虑地价太高,也不愿建设保障房。总之,薄熙来在重庆多方面的政策,没有超出改良主义范围,只要有利于民生,我是支持、赞成的。但是,从以上几个方面讲的薄熙来重视私有经济和资本家的作用、支持私有制的发展,证明薄熙来并非毛派。

    至于有的左派学者,把重庆模式夸大成为能够挽救中国的方向,成为可向世界推广的模式,代替“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复兴社会主义的目标,我认为,过分夸大了重庆的经验,我不同意这种估计。但是,对于薄熙来有利于民生的改良主义措施,我是支持的。我不反对改良,他比胡温的一些政策更为积极,但还属于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时 间:2012年07月30日 12:18 (星期一)收件人:lin chun<C.Lin@lse.ac.uk>;第六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开课,清华北大等校名师讲授文史哲课程

甘阳:你们年轻人现在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不起自己的父亲

通识教育看重传统

新京报

2012年07月30日

  “你们年轻人现在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不起自己的父亲,你们每天都认为自己要比父辈高明,其实你们每天都要比前人愚蠢一百倍。”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甘阳的一番“重话”,成了本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开幕演讲的重头发言。由中国文化论坛和清华大学合办的第六届通识教育讲习班昨日正式开课,李学勤(清华大学历史系)、张祥龙(北京大学哲学系)、陆建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王庆节(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等名师,将在6天里陆续登上讲台。

  甘阳:通识教育核心是延续传统

  作为讲习班的创始人,甘阳谈到通识教育便回忆起自己的读书时代,“我们这批人文革结束后上大学,读研究生,虽然之间可能没有明显的交流,但却知道彼此都在接续某一种东西,某一个传统,大概就是那些老先生,比如杨绛先生的传统。”但他从美国回来之后最大的感受却是如今传统不在了,每一代人都自成一体。他认为通识教育最基本的核心就是延续传统,“假如每天都没有延续性,都只在诞生新的东西,那就是没有生命意义的,生命的意义必须要存在于某种延续当中。”

  张旭东:教我们如何打开人生大书

  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张旭东曾在第四、五届讲习班教授课程《启蒙的辩证法》和《史记·淮阴侯列传》,常年的外国教学经历让他对美国的通识教育发展很熟悉,“在美国本科中的通识教育是一种常态化、日常化的教育。”他说,在美国初入大学的本科生会在学者的带领下第一次真正深入地去细读一个经典文本,通过一学年的课程安排与训练,不论什么专业的学生都会透过这种阅读为日后的学业与思维发展打下基础。“批评理论并不是简单的用一种理论对一个现象进行分析而已,而是要学习怎样通过阅读来对周遭问题、生活现象甚至我们所在的城市进行分析和思考,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切都是文本,就像我们常说人生是一本大书一样,通识教育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打开这本大书”,张旭东说。

  强世功:教学生互联网上学不到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谈到了大学功能的变化,在一个全世界的知识都在拼命散布的时代,大学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大学的围墙已经推倒,大学仅仅告诉学生知识是不够的,这也是通识教育最重要的理念,我们不需要告诉学生那些可以在互联网上得到的知识,我们要传授的是只有通过课堂和老师的引导、讨论才能获得的知识。”

  而在一个教育越来越专业化的环境中,通识教育中共通的东西又是什么?强世功认为这是最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希望在专业教育下搭建一个共通的平台,让不同专业的学生奠定共同的文化基础。”

  《经典通识讲稿》一书昨日也在讲习班开幕式上首发,本书由前五届的授课学者根据自己的讲课内容写就,共计两辑十册,由三联书店出版,内容包括甘阳的《<僭主奥狄浦斯>讲稿》、王绍光的《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朱鸿林 《<明儒学案>选讲》、汪晖 的《声之善恶:鲁迅<破恶声论>、<呐喊·自序>讲稿》、王铭铭的《超越“新战国”:吴文藻、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理论》等。

  甘阳:你不能在空洞的微博上发现自己

  我们所提倡的通识教育课程是“中文经典文本研读”,它当然不是唯一的东西,但这其中有一个读书心态的问题,就是要克服快餐阅读心态,能够慢下来,你才是个读书人。你静不下来,就不会思考自己,想的都是外在的东西,你不能反观自身,就不能独立思考。除去经典文化,我觉得环境科学,地理科学与生命科学也应该成为共同的知识。

  现在的孩子希望可以自己做选择,但这种选择不是在不读书的情况下所做出的选择,不是在玩了几年之后再进行选择,这个选择必须是在非常严厉的读书的要求下才能做出的。我断言你不可能在空洞的微博上发现你自己,在那种极为躁动的心态下你不可能认识自己。

  有了这种通识教育,大家才会有沟通的基础和背景,在文化上达成共识,这样我们的分歧和争论也才会有意义。这样的目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我并不悲观,真正的变化并不需要很多人,现在讲习班办下来已经有1000多人参加了。下届我在想可能就不做了,有这么多人难道还不够么?只要他们真正读书,真正去做,就一定能够改变。

  通识教育

  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所谓通识,是指跨学科界限的、学生应当掌握的人文知识与素养。2007年中国文化论坛和清华大学合办了“全国首届文化素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此后每年都会在网上发布招生启事,凡志在推动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实践者均可报名申请。

  本届开设的课程有:李学勤主讲的《史记·夏本纪》、张祥龙主讲的《尚书·尧典》、陆建德主讲的康拉德作品《台风》和《间谍》、刘小枫主讲的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王庆节主讲的海德格尔《哲学,这是什么》。

  (新京报记者 姜妍 见习记者 江楠)

 

 



 

发件人:陈申申<chensssh@gmail.com>;时 间:2012年08月01日 06:25 (星期三)收件人:(无)附 件:1 个 (张鸣 中国向何处去.doc ) 查看附件 张鸣的近作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 张鸣

2012-07-30

    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不停地问自己,也不停地在寻找答案。从鸦片战争开始,中西的碰撞,西方就是要拉中国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但是,中国人对此,却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全盘西化,西方的拉扯,产生了直接的效力。但是,20世纪,作为牵引者的西方,自己发生了分裂。在现代化的问题上,似乎出现了好些岔路。德国道路,日本道路,以及后来苏俄道路,都是足以诱惑中国人的终南捷径。作为选项,日本的军国民主义,苏俄的社会主义,甚至德意的法西斯主义,都曾经被国人考虑过。其中前两项还进行过大规模的试验,苏俄的社会主义,到1956年中共才松口要做局部的修订,直到改革开放全面推行,才算勉强放弃。

    改革开放30多年,外面的世界一直认为中国是要去美国。中国人自称摸着石头过河,但实际上却一直在比照着纽约建设现代化,害的大规模城市化的结果,无论哪个中国城市,看上去都像纽约。像纽约的中国,看上去令人不舒服,但却让世界放心。89年的事,让世界吓了一跳,好在时间不长,中国似乎加快了迈向纽约的步伐。在江时代,又传出革命党要转型建设党,资本家可以入党了,西方就更放心了。可惜,好景不长,到了胡时代,中国头绪纷纭,毛的阴影重现。GDP疯狂增长,军事力量抬头,伴随红旗猎猎,红歌阵阵,西方开始迷惑了:这个神秘的中国,到底要去哪儿?

    中国要向哪儿去呢?其实现任的总书记不知道,宣称要“五不搞”的委员长也不知道,有人说,他们要去朝鲜,但他们其实只是想维持现状。但是现状却一团糟,弱势群体不满意,中产阶层不满意,连既得利益集团也不满意。具体地说,老板不满意,职工不满意,国企干部不满意,员工不满意,官员不满意,知识分子不满意,城镇居民不满意,只有留在农村种地的老弱农民有点满意,出来打工的都不满意。

    这些年,中国经济一直在增长,说起来,政府也做了不少的事情。眼见得高楼在起,马路在修,铁路在延伸,而且还有了高铁,天上飞的飞机也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都在变化。有钱人越来越多,自己买房子的人多了,旅游的人多了,出国的人,无论旅游还是留学也越来越多。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吃的食物,所含的化肥农药多了,空气和水的污染增加,各种损害人们健康的食品添加剂,变着花样被发明出来。原来便宜的出行方式在萎缩,出行需要花更多的钱,开车出行,公路收费有增无减,坐飞机则总是碰上航空管制。房地产成了经济发展的龙头,地方政府卖地获利匪浅,但强拆也引起越来越多的拼死抗议。高昂的房价,使得炒房成为中国获利最多的事业,同时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房奴,吸干了为子女买房的父母最后一滴血。社保没有做完,医保还遥遥无期,医患矛盾,经常惹出人命血案。大学十年扩张了不止十倍,城市里学校的硬件改善了很多,但学校教学的内容没有多少改革,依旧是政治导向的标准答案式的模式,很可怕的是,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却把整个社会拖入了一种莫名的紧张状态,学生和家长与学校和老师之间的关系,矛盾日益尖锐。在人们眼里,一些老师和学校已经成了收保护费的匪帮。目前大力度推行的保障房政策,由于城乡二元的结构没有根本改变,户籍制度改革停滞,根本无法解决目前非本地户籍人口的住房问题,而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非本地户籍的白领人口,规模相当庞大,加上非本地户籍的蓝领工人,以及外地摊贩和其他人员,正是这些人,才使得城市能够正常运转。

    由于通货膨胀和房价飞涨,一度过的不错的城市中产,财富大幅度缩水,但他们的税收负担却连续多年增加,不管金融危机,不管企业倒闭,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以30%的增速提高。大力度的税收加上税收过程中传统的跑冒滴漏,使得民众和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奇高。与此同时,政府的三公开支,党活动经费(各地党校都获得大笔资金,大兴土木),维稳经费都在直线上升。政府和国企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在国进民退浪潮中,甚至把手伸到了部分过去退出的竞争领域。民营资本从石油业彻底驱逐,煤炭业也正在退出,电业和通讯以及传媒,原本就没让进去。总之,现在的中国,官家拥有一切,而民家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结构的失衡,从古自今,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严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于极致。人们的不满和愤怒在增加,无论城乡,无论何地,只要有一丁点的火星,就会马上形成一定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防不胜防。原本中国高能耗,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就有隐患,而在金融海啸到来,政府盲目投入大笔资金,拉高GDP,使得通货膨胀高企,极大地抬升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未来的危机,很可能是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重叠到来。

    造成这一切,根本问题是胡时代这十年,改革是停滞的。经济高速发展,改革必须跟上,否则机件就会卡壳。但现在解决的办法是靠拼命地浇油,人为拉高增速来应付。结果十年下来,中国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日益突出。比如垄断国企的改革问题,市场的完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户籍问题,官民结构的问题,司法改革的问题,党政关系的问题,行政机构的改革问题,进而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就是实行民主化的问题。江时代,这样的问题已经凸显,胡时代就应该面对的。但十年过去,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顶多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有些地方,还大幅度倒退。意识形态的重建,从三个代表,退为空洞无物的科学发展观。执政者完全丧失了话题设置能力,长时间失语,无论什么话题,只能用“不许说”三字经来应付,一丝道理都不讲。司法改革大幅度倒退,理论上从法比党大,退为三个至上(法律、党、人民利益并列至上),政法委全程操控司法过程,律师的生存空间大幅度萎缩。连嚷嚷多年的党内民主都遥遥无期,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至于教育改革,完全迷失了方向,让教育变成行政化的垄断的国家产业,使教育和学术彻底败坏,沦为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

    虽然在胡时代,毛左的势力迅速膨胀,气焰嚣张,但当政者并没有这个本事,让车轮倒转,拉中国回到毛时代去。但是前进却也非他们的本愿,于是,整个的调子和步骤,就是维持。所有的措施,都是临时性的,招法,都是技术性的修修补补。官话,套话,敷衍话流行,凡有举措,不是作秀就是应付。因此,他们不肯进一步推行市场化改革,生怕作为党产的垄断国企吃了亏。他们不敢让教育回归本源,因此教育只能沿着党化、官僚化的方向走。不敢推进司法改革,理清党和法的关系,司法就从党的领导,变成党的书记的领导,进而变成书记的工具,司法也就作废了。司法不起作用,正常的市场秩序就无从建立,而市场的行政干预,也就是党的干预就无所不在。司法不起作用,民间的正常调解就无从实现,上访就愈演愈烈,都找管用的党政领导。造成一个世界上唯一有信访体系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最大任务,居然是层层截访。司法作废再加上媒体的管制,使得中国变成了一个民众有冤无处诉的国家。偌大的国家,到处都是诉冤的人,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个媒体,一个稍微出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告状信,网络的论坛和微博,也充斥了冤情。社会戾气越来越重,爆炸,凶杀,虐杀,砍杀幼童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稍有名气的公共知识分子,每日都被告状诉冤的人包围。当然,每个地方的公安武警,也得时刻准备着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身心俱疲。不仅维稳经费企高不下,据说已经超过了军费,维稳的人,也已经疲惫不堪,维稳的成本,事实上已经接近无法承受的临界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左派还是右派,都感觉到了某种不祥。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不变的话,可能要出大事。但怎么变,向什么方向变,却又莫衷一是。毛左主张回到毛时代,新左热衷国家资本主义,自由派主张依旧去美国。伴随儒学的复兴,有人附和当局以儒教济中共意识形态之穷的尝试,一边鼓吹儒教,一边贩私挣钱。但也有人主张真的重建儒教,以教治国。一时间,儒教宪政主义,道家宪政主义,都粉墨登场。基督教也在压制下悄然扩张,有人认为,今后的中国,很可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自然,基督救世的主张,也在弥散。更多的人们,是感到失望甚至绝望。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从企业家到学者再到演员甚至官员,选择了用脚投票。移民潮一浪高过一浪,精英出逃,已经成为这个看起来正在崛起的大国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民间思想的活跃,精英的出逃,实际上反映的是现实动荡的刺激。这样的现实,当局当然不会不清楚。但是,目前执掌最高权力的几个人,并不想有所作为,似乎也无力作为。中共的统治,自毛以后一直沿着权威递减的路径行进,江泽民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权威已然不复存在。严重缺乏权威的领导人,驾驭各方势力的能力有限,方法也有限。权力碎片化的现象日益严重,中共体系无论条还是块,都出现了各行其是的现象。在各方竞争和博弈面前,最高领导能做的,大概只能是看摊和维持。这样的一种“软弱涣散”,就更加刺激了中共党内的竞争和内斗。原本,极权状态下的团结,就是权威高压的产物,一旦权威不存在了,头些年还心有余悸,到了后来,涣散的速度会很快。为了博出位,不按规矩出牌的现象会越来越多。党内的左派和右派,都空前活跃。既有主张党内民主的,又有主张宪政的,也有提倡回到新民主主义的,当然,主张回到毛时代的议论也甚嚣尘上。各派之争,既是争权位,也是在找出路。虽然说,中共早已进入了非意识形态的时代,多数人对所主张的主义,未必有信仰,但把主义作为工具,人们还是有某种的执着。

    显然,对于中共的主流而言,如果能找到一种既能维持中共传统,又能稳住局面,同时又可以促使经济发展的路径,是最合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很时髦的重庆模式,按道理应该很对当局的脾胃。虽然重庆模式的主导者未必是毛时代的信仰者,煞费苦心弄出这样一个所谓模式,无非是为了在日后权位竞争中占个好位置。但这样的一个模式,在打黑话语下的警察统治,严格的媒体管控加行政内部高压,红色意识形态的皮毛加上一点民粹主义,整齐划一的城市管理加上民生建设,经济上则市场加国家资本主义,的确是一种威权统治的理想模式。只要经济上这种模式可以维持下去,民众可以适应这种圈养的生活,就可以实现在不做体制大幅度调整条件下的中共的江山永固。不用说,这样的一幅图景,对体系内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具有莫大的诱惑力的。

    但是,这样的模式,走到极致,就是纳粹主义,或者说国家社会主义。当年的纳粹德国可以获得短时间的成功,因为他们拥有一批狂热的信徒,而且可以借此俘获多数德国人民。而今天的中共,早已失去了当日的意识形态魅力,以及操纵民众的能力,庞大的组织网络虽然还在,但组织中人已经没有了信仰。宣称不搞西方那一套的人,对自己这一套也没有了起码的虔诚。改革三十年,中共已经亲手缔造了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一个拜金主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任何一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主义,哪怕是邪恶的理想主义,都没有生存的余地。也就是说,这样的模式,不消外部的压力,他们自己就玩不下去。

    更重要的是,改革30多年,原来的中共核心家族,大多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巨子,见识了国际化的市场,饱尝了国际化全球化的巨大好处,聚敛了从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巨额财富。原来的特权,在市场面前,已经沦为土财主的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最大获益者,是权贵集团和他们的家族。因此,对于他们而言,中国不可能不开放,尤其是不能不对美国开放。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集团能像今天这样,对美国有如此强烈的依赖。表面上对美国的敌视,无非是安抚国内爱党愤青的一种表演,一种基于美国人权攻击的一种不得已的反应。他们当然不乐意中国实行美国的制度,但却死也不会放弃跟美国走的好处。在保持开放的前提下,统治者就不能不顾及世界的反应,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反应。

    当今的世界,民主化已经进入第四波,连一向保守的伊斯兰世界,都掀起了民主化的浪潮。独裁专制的空间,越来越小,世界当然更不可能允许中国滑向极权主义。反过来,今日的中国,已经不能离开世界而独存。回到昔日的孤立封闭的环境,权贵家族首先就不会肯,当然,民众也不肯,城市的中产更不肯。事实上,如果重庆模式算是一种未来的选择的话,一个政权没有与世界为敌的决心,是无法按下选择的按钮的。

    重庆模式此路不通,但变化却是一定会有的。因为继续维持下去,多半要出事,出大事。历朝历代,除了外地入侵外,政府的崩溃,都不是敌手力量超过了自己,而是遍地的骚乱,人心的普遍不稳,动摇了统治机器的信心。经过多年的极权统治,中国的社会力量还很薄弱,连所谓异议分子都不成气候。但是,并不意味着统治就不会崩溃,尽管在这种情况下的崩溃,是一种玉石俱焚的乱局。虽然说当下中共和中共的反对者,都不乐意见到这样的乱局,但时事的发展,却并不一定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胡时代已经行将结束,未来的接班人,不管他们乐意与否,都得面对一个乱摊子,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如果说,百年前满清统治者改革的压力,还主要来自外部,而现在统治者的压力,则主要来自内部。不仅来自民众的不满需要应付,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压力,同样是难解之局。在权威尚在的时代,权力的分配与交接,老权威一句话就可以一锤定音。但是,现在权威的失落,已历两代,谁上谁下,靠内部协商,越来越困难。改革30多年,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格局已经大体形成,党内有派,不再是一个秘密。越往后走,权力分配就越难协调。如果最高端的权贵大体能达成一致,权力核心圈也势必要扩大,不再是十几个人之间的协商。这样的话,未来的中共统治,将是寡头权贵式的,用中共的话语讲,就是扩大了的集体领导。这样的可能性,至少从表面上看,出现的概率非常高。

    不过,如果仅仅把最高决策权力扩展到几十个权贵家族,想要借此稳定政局,还是有很大的难度。首先,中国自实行科举制一来,权贵世袭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不得人心。也可以说,世袭政治,不是中国近一千多年的传统。在中国搞世袭政治,首先面临文化上的反弹。文化上的反制力量,会极大地压缩统治者原本就不大的合法性基础。其次,这样的权贵集团统治,前提是这个集团内部的团结。虽然说,从理论上讲,他们的团结是权贵寡头共同利益所在,但是,权贵就是权贵,遑论他们的父辈就在政治斗争中斗得你死我活,就是现在,何尝不是互相厮杀,尔虞我诈。在历史上,从来统治集团的团结,都对他们整体有利,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团结过,现在也很难例外。团结难以维持,平衡就会打破。凡是在竞争中自感失败的人,很难说不会打破规矩和默契,从集团外围争取奥援,从而反败为胜。所以,决策圈继续扩大,由权贵寡头转为权贵民主,也不是没有可能。而现在一直在喊的党内民主,则给这种权贵民主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平台。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可能从常委的集体领导,变成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再变为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到了这个地步,党内的选举是不可避免了。权位如果不能通过权威来认证,那就只能通过协商认证,协商不成,就只能通过程序认证了。而选举这种程序,走遍天下,人们都会认可的。

    只是,这样的有限制的党内选举,仅仅是一种扩大了的权贵政治,似乎也并不必然会顺理成章地转为真正的民主政治。民主能否从中共党内落到地上,关键要看社会力量所施加的压力,还要看这样的党内民主,社会治理的效力。具体地说,要看几项重大而且关系民生的改革,能否初见起色。第一,社会保障体系能否建立,而且有效运作。第二,医疗改革能否完成而且行之有效。第三,教育改革能否启动而且初见成效。第四,也是非常关键的,是司法改革能否推进,让司法起死回生,起到应有的作用。以晚清的经验,在官僚体制锈蚀而且腐败的情况下,单靠单一的行政杠杆,是根本无法进行哪怕很轻微的改革的。要想改革有成效,而且不变质,变成官员敛财的工具,唯一的办法是实现开放式的改革,把社会力量引进来。这样的话,势必要开放报禁,推行地方自治,打开大门,让中产阶级进来,参与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官员的腐败,改善执政党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增加合法性。

    一直以来,人们对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及社会力量的成长评价不高。但是,最近几年,情况似乎有了变化。网络的存在,尤其是微博和其他社交网络工具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社会力量成长的窠臼。社会暗潮涌动,各种势力抬头。不仅学院知识分子,律师,艺术家,作家,出版商等自由职业人士在微博上下空前活跃,原来不关心政治的企业家,娱乐界人士也纷纷加入对时政的批评。各种身兼房奴、车奴和孩奴的白领,比起从前,有了更多的议政积极性。从前娱乐至死的网络,忽然之间就变了模样。依托微博,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反抗,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害怕,公然挑战执政者的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冲上去质问当权者,敢于冲破各种禁忌。各地对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的打压,不仅没有让人们退缩,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竞选。手机上网的普及,人人手里都有了摄像机,公民记者,由于微博的存在,开始真正落地。凡是微博热议的话题,很快就会成为平面媒体关注的对象。原来的舆论管制,开始失效。温州动车事件,一向听话的媒体公然抗命,总理主持的记者招待会,现场记者居然会大声抗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它们的官员,感觉到了莫名的压力。由于网络或者微博化生存,已经是几亿人的一种每日的生活方式,政府很难用关网或者封掉的方式处理之。一直嚷嚷加强管制,却也没找到合适的方式。通过微博这个后门,中国的社会力量似乎已经出现了,以一种难以捉摸的方式,让人感觉到了它的存在。以至于今后中共的改革,自己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基于以上判断,我对今后中国的变化,保持审慎的乐观。不可否认,这样的变化,具有很大的风险。多年的革命教育,培养了太多的社会戾气,太多非理性的思维和情绪,暴民之多,比起其他国家,也算是一种特色。中共党内,顽固的保守势力还有相当力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定势,依然支配着相当多的老干部。党内捞一把就撤到国外的人们,并不希望中国变好,反而力图尽力把水搅浑。当然,更大的变革阻力,恐怕跟历史有关。毕竟中共的历史包袱太重,一旦开放报禁,他们会担心舆论的开放,最终会揪历史旧账,而彻底瓦解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造成现在统治集团的崩解。这样的担忧,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但是,如果因为这种担心就死拖着不改,像张木生说的那样,等于是拿着定时炸弹玩击鼓传花,恐怕结果更糟,下场更惨。反之,如果及时补救,用现在果断的改革为中共挣分,未来中共的地位,也是有可能保住的。即使像国民党那样暂时下野,也有可能重新执政。有了选票的支撑,执政就名正言顺了。

    像国民党那样转型,无疑是中共最乐观的前景。通向这前景的变数非常多,风险也极大。这个风险,不仅是中共的,更是这个国家的。其间,寡头政治,扩大的寡头政治,党内民主,都是一种可能的选项。只是这样的选项,都是事实上的不稳态,必须得继续变下去。只要中共没有被长着花岗岩脑袋的人绑架,变化的概率在我看还是比不变的概率大。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变化开始,向什么方向走,很多时候并不以当局的意志为转移,到底变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好。

    有人总结了清末的历史教训,说统治者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最佳的选择,是宁可等死,不能找死。其实,清末改革过程,一直都有革命,革命党人的造反是一个恒量。但革命有了机会,不是因为改革,而是因为改革走上了歧途,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大肆收揽权力,排斥汉人,结果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地方士绅,才给了革命成功的机会。这样的改革,实际上是倒退。当年的革命党,最担心的是政府改革,而非不改革,不改革的清政府,被推翻的机会,要比革命大得多。历史告诉我们,作为统治者,等死的下场是最惨的。很多王朝的所谓中兴,其实就是改革换来的,不改的话,早就提前灭亡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传统威权的统治者,最明智的要数国民党,只有它,实现了从威权向现代政党的转型。使一个百年老党,走向了新生。吸取历史的教训,前提是历史必须是接近真实的,如果总是拿自己当政治课给人灌输的历史来当真事,只能自己蒙自己。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时 间:2012年08月06日 08:09 (星期一)收件人:lin chun<C.Lin@lse.ac.uk>;

两岸南海政策主张与合作问题

王建民

    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只能合作,逃避与消极退让都不会带来“太平”。

    近来南海形势出现重大变化,美国在重返亚太战略下强势介入,日本与印度等也顺势染指南海,打乱原有南海“五国六方”(也称“六国七方”)争议格局,南海形势变得更为错综复杂,海峡两岸共同拥有的南海主权与权益受到严峻挑战。

    在此形势下,两岸民间呼吁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目前也存在一些有利两岸合作的条件,但两岸的政治现实、美国与台湾的“准政治军事结盟关系”,严重阻碍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如何突破两岸的政治障碍,实现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有效合作,共同维护中华民族利益,成为海峡两岸面临的共同任务与课题,需要海峡两岸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做出长期艰巨的努力。

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主张

    中国或海峡两岸共同拥有南海主权,但由于两岸政治对立以及岛内的蓝绿对立,造成海峡两岸及台湾内部在南海问题的上的政策主张与策略存在明显差异,无法有一致的共同主张,阻碍了海峡两岸对南海主权的维护与权益保障,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大历史悲剧。

    海峡两岸及台湾内部南海政策主张存在三个较为明显的差异:即海峡两岸对南海主权与权益的政策主张差异,台湾内部蓝绿两大政治阵营对南海政策主张的差异,台湾当局与民间对南海的主张差异。总体上,大陆对南海的主权立场明确而坚定,台湾当局虽明确但不够坚定;岛内蓝营立场明确,绿营态度则较为暧昧;台湾当局立场较为软弱消级,民间立场则相对积极坚定。

    (一)台湾当局的南海政策主张及其变化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派遣海军收复南海诸岛,并绘制南海国界地图,以“断续线”标注中国南海疆域线,其中有五个南海岛屿就是用五个军舰名字命名的。国民党退居台湾后,在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上一直坚持“中华民国”(中国)拥有南海主权,但较少付诸行动,对大部分海域与岛屿没有真正行使行政管辖权。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当局面对南海形势的变化,开始关注南海问题,并有较明确的政策主张,基本上延续历史上中国政府对南海的主权主张。进入90年代初,台湾当局开始讨论与制订南海政策。1993年初,经过反复讨论,台湾“行政院”公布《南海政策纲领》。其前言中明确表示:“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及东沙群岛,无论就历史、地理、国际法及事实,向为我国固有领土之一部分,其主权属于我国”。同年5月,台湾“行政院”核定《南海政策纲领实施纲要》。1994年10月,台湾“行政院”修正通过“内政部”拟定的“南海问题讨论会结论”,就如何坚定维护南海主权、如何加强南海开发管理、如何积极促进南海合作、如何处理南海争端与如何维护南海生态环境等问题进行讨论。1995年,“美济礁事件”及南海争端升高后,台湾方面不断重申“中华民国”拥有南海主权,但更强调以协商方式共同开发南海资源与保护南海环境。同年6月,台湾“行政院”批准成立“南海突发事件紧急处理小组”,显示在这一时期台湾当局非常重视南海问题,态度比较明确清晰。

    2000年初,民进党上台执政后,将南海问题作为谋求与周边相关国家发展实质关系、共同对付大陆的政治手段,而不再坚定维护“中华民国”的南海主权。民进党对南海主权的立场变得十分消极,不再遵守与执行国民党执政时制定的《南海政策纲领》。尤其是在民进党当局将大陆作为最大敌人并谋求“台湾独立”的战略下,极力企图以“台湾”名义作为一方,参与南海问题的多边对话与谈判。其战略出发点并非要维护“中华民国”对南海的主权,而是旨在扩大台湾的国际空间、突出台湾的“国家”地位。

    然而,2002年初,在中国政府与南海主权争议相关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及达成“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共识后,台湾的陈水扁当局开始重新重视南海问题,南海政策策略有所调整。2005年5月,陈水扁当局将“南海政策小组”及相关业务由“内政部”改归“国家安全会议”,层级有所提升。随后,台湾“国安会”将南海、东海及西太平洋等相关“国家安全业务”合并交由“国安会”下设的“海域情势会报”机制处理。同年9月,陈水扁作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首次登上太平岛;2008年2月,陈水扁再次登上太平岛,发表《南沙倡议》,呼吁南海周边国家依据《联合国宪章》与《联合国海洋公约》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台湾愿意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授受《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希望参与正在研拟的《南海行为准则》。显然,台湾当局是希望以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身份参与南海对话与合作,扩大台湾在南海问题上的影响力,提高台湾的国际参与度。

    总体上讲,民进党执政时期,对于越南、菲律宾等国侵占南海主权行为很少表态抗议或反对,没有或很少公开宣示维护“中华民国”对南海的主权,关键在于谋求政治上独立的民进党当局,将中国大陆视为最大的敌人与对手,甚至企图以牺牲南海主权换取周边国家对台湾的支持。

    2008年初,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后,面对南海问题的新争议,马英九当局能够明确表明立场,不断重申“中华民国”对南海的主权与共同开发立场。每遇南海争端事件尤其是越南、菲律宾等侵犯南海主权问题时,台湾当局就会重申:“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及其周遭水域,属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及水域”,强调“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的基本原则,主张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南海资源。近两年来,台湾积极加强太平岛的军力部署与防卫。2011年5月,在菲律宾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时候,台军方就表示向南海所占岛屿部署导弹舰艇和坦克等重型武器。在2012年初南海形势加剧以来,马英九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更明确,更强硬。2012年4月17日,马英九在出席“国防部会议”时强调,绝不承认中国大陆与南海周边国家签订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任何协定和条约,南海及其所属岛屿均属于中国领海和领土,中华民国政府和国军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捍卫祖国主权。

    (二)中国大陆的南海政策与主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继承国民政府,继续享有与行使南海主权。不过长期以来,南海主权争议与争端问题并不突出,特别是越南与菲律宾等国家过去一直承认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因此中国政府除了对南海主权的基本宣示外,并没有制订特别或专门的南海政策。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南海争端问题开始增多,中国大陆开始在解决与处理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上确立新的方针,总体上比较理性与柔性,以与周边国家的和睦相处为外交政策主轴,主要政策原则与依据是邓小平提出的“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思想。1990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同时主张双边对话与协商,反对将主权问题列入各种官方磋商机制或非官方论坛,也反对在多边机制框架下讨论与解决南海争端。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是重要的南海政策主张。其中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陆地领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台湾及其包括钧鱼岛在内的附属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同时,中国大陆先后颁布了多个涉及海洋的法规如《海洋环境保护法》(1983年3月1日施行)、《领海及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法》等,但尚没有完整的涉及南海的相关法规。可见,中国大陆仍以主权宣示为主,还没有更为具体的政策方案。

    1997年,在中国和东盟于吉隆玻举行的首次非正式首脑会议的联合声明中共同承诺,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解决南海争议,并愿意在争议解决之前,暂时搁置争议,开展合作。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正式确立“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端”。此后,中国政府主要依据这一原则处理南海争端问题。

    中国大陆在南海部分岛屿推动行政建制与管辖权虽然较早,于1959年3月起在永兴岛设置“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1988年开始派军驻守永署礁、赤瓜礁等岛礁,以行使南海主权,但总体行动迟缓,政策滞后。只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在行使南海管辖权与彰显主权方面才有明显进展。2006年7月,中国海监船启动了东海定期维权巡航执法工作后,2007年2月开始将巡航区扩展到黄海、南海北部海域;2007年12月,中国海监船实施了对包括南海南部在内的我国全部管辖海域的定期维权巡航执法。至此,我国300多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有了全天候的定期巡航行动。同时,中国政府也有渔政船的维权行动。另外,中国政府于2012年6月1日起施行《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包括对钧鱼岛与南海海域进行海洋观测活动,是中国对包括南海在内的海上维权的另一重要行动。

    由此发现,海峡两岸大致均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重视南海争端问题,并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张与基本原则。海峡两岸的南海政策主张有诸多一致之处:均强调“主权在我”,强调中国(台湾称为“中华民国”)拥有南海主权;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平利用”,“和平解决”;在维护与行使南海主权问题上,海峡两岸均由军方改为行政部门(1999年,李登辉执政晚期,为向南海争端的外国示好,并展现台湾和平处理南海问题的立场,以降低军事冲突为由,对太平岛的防守由军方改为“内政部”所属的“海巡署”驻防,兵力也由原300多人降为100多人。近年来,大陆不是以军事武力方式维护南海主权,也于2009年始改为渔政船在南海护航与宣示主权)。可见,海峡两岸在宣示南海主权问题上比较温和与理性。

    海峡两岸的南海政策主要差异在于,中国大陆维护南海主权的立场、态度更明确、更坚定,而且有连续性与一贯性,但台湾方面立场不够坚定,政策缺乏一贯性,不同执政者态度有所差异;大陆更重视主权的维护,台湾更重视资源的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大陆主张与争端方展开双边协商,反对多边机制协商,台湾则主张参与多边协商。

海峡两岸在南海合作问题上面临的机遇与困难

    尽管在历史上与法理上,中国拥在南海主权,但由于海峡两岸的分裂状态或者说海峡两岸的政治对立,未能在南海问题上实现合作,未能有效维护中国的主权与权益。在当前两岸关系获得重大改善、迈入和平发展新阶段的背景下,为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与机遇,但同时也面临很大的困难与挑战。关键是如何化解困难,实现切实可行的合作,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

    (一)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条件

    在两岸关系持续缓和、合作持续发展、两岸政治互信进一步巩固的背景下,为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1、两岸政治互信的初步建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形势为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提供了政治大环境。相较过去两岸的军事对峙与政治对抗局面,海峡两岸关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解、和平、合作已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流。两岸尤其是两岸执政党均坚持“九二共识”,有了基本的政治互信,能够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与两岸合作的持续深化,当然也有助于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尤其是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与主张一致,有共同的法理依据,有共同的历史依据,更有共同的目标。两岸共同维护南海主权与权益,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两岸的根本利益也有着共同的对手,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又不存在利益冲突,不存在政治障碍,只要两岸有诚意、有决心,有意愿,就可在南海问题上实现合作。

    2、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已成为海峡两岸的重要共识。在深化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形势下,两岸全面合作已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工作。在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的基础上,两岸合作的领域在不断拓宽,南海问题的合作也必会提上两岸合作的重要议程。尽管“先易后难”、“先经后政”、“循序渐进”是两岸推进两岸合作的基本原则,但也同时均主张扩大合作领域,逐渐“由经入政”或“亦经亦政”或“政经并举”。马英九在“520”就职演说中也提出“要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尽管没有明确具体的合作领域,但也显示两岸已不能局限于现有的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必须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南海问题就是未来两岸合作的重要突破口,是两岸新的重要合作领域,而且意义重大,前景广阔,影响深远。

    3、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合作有重要的经济需要,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在南海主权争议纷争短期难以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南海的资源合作开发与经济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就资源与经济层面看,南海资源丰富,有庞大的渔业资源、油气资源与海洋生物资源等,对海峡两岸尤其是对自然资源缺乏的台湾来说尤为重要。目前,南海争议相关国家在南海的油气田开发取得很大成功,获得巨大经济利益,而海峡两岸虽然共同拥有南海主权,但在南海资源尤其是油气田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严重滞后,成为利益的最大受害者与受损者。如果结合海峡两岸的区位、经济与技术优势,如大陆拥有了新的海洋深水钻井平台(“海峡石油981”)技术,两岸加强合作,将为两岸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4、两岸民间呼吁两岸加强南海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海峡两岸就开始有人提议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近年来,随着南海争端的迅速上升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海峡两岸尤其是民间主张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合作的讨论与建议迅速增多。2009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原主任李际均中将在台北召开的“两岸一甲子”学术研讨会上建议,在南海开发问题上,两岸不妨先协防,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固有疆域。2010年北京“两会”期间,军事科学院罗援少将提出,两岸军人应携手维护中华民族的固有疆域,比如共同协防南海,一旦有事,太平岛上的台军可给予大陆方面后勤补给便利;同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红在《台湾研究集刊》发表“论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的战略合作问题”,提出两岸通过协商建立南海合作机制;2011年11月,台湾金门大学教授俞剑鸿在香港媒体上撰文呼吁,“两岸可在南海断续线建人工岛”。

    最近以来,台湾中研院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南海研究社群召集人宋燕辉表示,台湾应善用以民意为基础的“巧实力”,争取美方的谅解,与大陆协商开发南海渔油气资源;前“国安会”谘询委员翁明贤认为,台湾应对两岸合作处理南海问题扮演积极角色,主动促成两岸专家到东沙岛、太平岛举办论坛,交换意见;国民党“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内政组副召集人李英明主张,可以考虑把南海问题列入两岸协商议题,并成立“两岸南海事务协调小组”,进行更高层次的讨论。台湾退役中将付应川表示,“在此复杂的战略环境中,我太平岛已受到来自越南的威胁,由于我海空支援鞭长莫及,驻军维护海疆任务甚为艰巨,除了增强防务,亦需争取联盟合作。由于两岸在南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虽然现今缺乏军事互信,但共军已表态愿意两岸合作,政府应慎重考虑”。

    可以说,海峡两岸民间不断呼吁两岸在南海合作、共同维护中华民族权益的主张,为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增加了动力,并创造足够的条件。

    5、两岸当局有关部门官员也曾有加强南海合作的主张与建议,为未来两岸南海合作创造了条件。除了两岸民间不断呼吁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外,两岸当局有关部门与官员也有同样的主张。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两岸关系改善非常迅速时期,台湾当局对两岸南海合作持积极态度。1993年,台湾“国防部长”孙震在接受《简氏防务》周刊采访时表示,“不会阻止也不会排斥与中共交换意见、探讨和平发展与管理南沙群岛的可能性”;1994年,台湾学者付昆成受台湾当局“行政院大陆事务委员会”委托撰写了《两岸就南海诸岛事务进行对等合作可行性之研究》的研究报告;同年6月,在台北举行的两岸南海学术研讨会上,台“行政院”政务委员张京育提出,两岸应早日划定一致的南沙群岛水域并加以管理,以显示对该地区主权的行使;同年11月,台湾“行政院”核准的“南海问题讨论会方结论”,在17项子题中,有6项涉及两岸合作。但此后,随着李登辉当局逐渐脱离一个中国政策,两岸关系开始出现新的紧张与摩擦,台湾当局对两岸南海合作不再有积极的倡议与主张。

    大陆方面也有类似的南海合作主张。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大陆农业部水产司曾提议与台湾渔业界合作,共同在南沙群岛修建避风渔港和渔用航标;海南省曾表示向南沙太平岛的台湾驻军提供补给以及联手处理南沙问题如联合考察、联合防卫等。2010年3月,中国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陈越参加在台北举行的“海峡两岸海洋论坛”时就明确提出,钧鱼岛和南沙群岛是两岸有共同点的议题,维护海域、岛礁的主权和管辖权,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两岸对此应该共同合作,而且认为将海洋议题纳入两会会谈非常必要。同时与会的台湾“环保署”副署长邱文彦也认为将南沙群岛的太平岛建设成公园,开发南海水下考古旅游专案等,都是两岸未来可以合作的方向。

    2012年初,海峡两岸民间关于两岸合作维护南海主权的呼声再次高涨,尽管台湾当局依然持不合作态度,但大陆有关部门开始明确主张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4月25日,国台办新闻发言人范丽青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海峡两岸都有责任加以维护,两岸共同开发南海”。尽管目前台湾当局持排斥态度,但由于海峡两岸在南海合作问题上过去有一致主张,加上近来海峡两岸民间对加强南海合作的呼声持续升高,有助于化解台湾当局的疑虑,增加了未来两岸在南海问题合作的可能性。

    6、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有一定的基础与合作经验。人们一直在谈论在过去特定历史条件下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默契合作”。1988年大陆收复赤瓜礁前,南海舰队经太平岛时,获得台守军的默许提供淡水和食品补给。尽管两岸的这次南海合作一直没有得到史料的证实,但在海战中,中国大陆军舰能够顺利经过太平岛附近未受到台湾当局的干扰,并能取得胜利,也是两岸“默契合作”的一种表现。

    海峡两岸在海洋石油合作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助于两岸在南海的油气开发合作。早在1995年4月,海峡两岸的石油公司就达成共识,决定在台湾海峡中线的珠江口台南盆地与潮汕凹陷区域联合勘探。1996年7月11日,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联合勘探协定合约。2001年5月,双方决定通过在第三地成立公司的方式合作勘探“台南盆地及潮汕凹陷区”油气。双方达成“四项原则”,即平等互惠、成本分摊、利益分享以及在台湾官方同意的前提下进行。随后,台湾“陆委会”正式同意中油公司与大陆中海油公司在维尔京群岛合资成立合资公司,在台湾海峡合作勘探油田。2002年5月16日,台湾中油公司与大陆中海油总公司在台北中油公司大楼正式签署《台南盆地与潮汕凹陷部分海域探勘协定》,双方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台南--潮汕石油作业公司”,在台湾海峡中线合作探油,揭开了海峡两岸能源合作的序幕。随后,中油公司继续与大陆中海油公司合作,计划在台湾海峡北部中线两侧、福建沿海地带的南日岛盆勘探石油,并拟定“南日岛盆地联合研究草案”,2002年8月双方签署“南日岛盆地探勘油田协议”,并依“台潮石油合约”模式进行。

    2008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海协会与海基会恢复协商谈判后的新闻公报中,首次正式公开表示双方达成共同勘探海上油气田的共识。中海油总公司总经理傅成玉与台湾中油公司董事长潘文炎于12月26日在北京共同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台南盆地和潮汕凹陷部分海域合作区石油合作修改协议》(简称L《台潮石油合约》)、《乌丘屿凹陷(南日岛盆地)协定区联合研究协定》以及《肯雅9号区块部分权益转让协定》等四项协定,标志着海峡两岸能源合作迈入一个新阶段。

    不仅如此,海峡两岸民间在南海问题上的交流也有一定基础,有助于推动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2010年3月,首届“海峡两岸海洋论坛”在台北举行,南海问题及南海合作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2011年8月,中国南海研究院和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共同策划,两岸南海问题专家学者合作撰写了《2010年度南海地区形势评估报告》,并在台北出版发行。这是海峡两岸智库首次在南海问题上的共同研究,并表达了两岸学界在南海问题上的共识和合作意愿,有助推动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

   (二)海峡两岸南海合作面临的主要困难与挑战

    就目前南海形势及两岸关系发展现状看,海峡两岸南海合作也面临不少困难。

    1、两岸政治对立与军事上的互不信任是合作的最大困难。海峡两岸的政治对立以及台湾当局的偏安与回避两岸统一的思想,是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无法有效合作的最大困境。由于海峡两岸的政治对立以及台湾内部对台湾主权定位的改变以及维护所谓台湾利益至上观念,台湾当局一直视大陆为台湾的首要敌人与对手,即使两岸关系已大大缓和甚至实现了和平发展,但台湾仍视大陆为台湾最大的安全与军事威胁,却不认为侵犯南海主权的越南、菲律宾等对台湾构成军事与安全威胁,也就不是台湾的最重要敌人与对手。在台湾视大陆为最大敌人与对手的情况下,海峡两岸要在南海问题上合作,共同对付台湾的次要敌人与对手(越南、菲律宾等),则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台湾当局不再追求两岸和平统一,只重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治权,而较忽视“中华民国”对整个中国疆域的主权,也失去与大陆合作维护中国疆海疆域的主观愿望,不利两岸共同维护南海主权。

    2、美国成为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合作的最大阻力。美国对台湾有实质性的军事与政治控制,台湾受美国操控不敢与大陆在南海问题上实现合作,也就是说美国是两岸在南海合作的最大外部障碍。

    海峡两岸关系虽然大幅缓和,实现了和平发展,但在两岸政治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台湾一直与美国存在着实质上的“准军事同盟关系”。中美建交前,美国在台有驻军,美台存在名义上的军事结盟关系。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军事力量撤出台湾,但美国又制订了与台湾关系法,后又有美国总统对台湾的“六项保证”,使得美台实际上存在着“准军事结盟关系”,美国也在实际上控制着台湾。台湾的武器装备主要是向美国采购,即由美国武装台湾的军事力量。美国又视中国为最重要的战略对手,一直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与战略。台湾又是美国“以台制华”战略的重要棋子。美国每年的《中国军力报告》都在制造中国大陆对台军事威胁,宣扬大陆上千枚导弹对准台湾,两岸军力发展失衡,鼓动美国对台军售,旨在控制台湾,遏制中国大陆。同时,台湾又一直极力投靠美国,将美国视为台湾的保护伞,自然在南海问题上要服从美国的总体战略与意旨。

    特别是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新战略下,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角色与地位更加重要,美国更希望保有与维护台湾这一永不沉没的东方航空母舰,不断强化台美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峡两岸要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即使台湾当局有意愿,也要事先取得美国的首肯与同意。事实上,美国是绝对不会允许台湾与大陆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即使台湾自身要加强太平岛的军事防御,也会引来美国的关切。日前,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万德福针对台湾当局对太平岛及南海各岛屿主权和增强防守的做法公开表示,美国与其他国际社会,对南海都有兴趣,而美国立场十分清楚,支持所有主张南海利益的国家和团体,共同合作以“外交程式”来解决南海区域的争议,不支持任何国家和团体以竞争手段在南海争夺主权。美国政府的公开表态说,美国不满台湾方面对太平岛及南海诸岛领土主权的宣誓尤其是不愿台湾在此增强防卫,更不希望海峡两岸合作联手,而且有意纵容东南亚相关国家争夺南海主权与权益。同时近来种种迹象显示,美国一直关注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也不断或明或暗地对台施压,阻挠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

    3、台湾在解决南海问题上的角色定位困难。与南海问题直接相关的是“五国六方”或“六国七方”即中国(大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汶莱与中国台湾(印尼虽无南海主权相争,但涉及南海经济专属区争议)。但由于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海峡两岸又未能就台湾参与南海问题做出妥善安排,使得南海问题的讨论与协商常常变为“五国”的主导与博弈,台湾完全边缘化,没有发言权,相对的台湾在南海的权益也受到损害。因此在讨论与制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过程中,台湾一直没有参与,引起台湾的不满,也影响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合作,台湾在处理南海问题上的角色定位就成为新的课题。

    4、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存在较大差异。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安全定位不同,大陆将南海争端视为对中国国家安全与海洋安全的重要威胁,台湾并没有将相关东南亚国家视为对台湾安全的重要威胁。在解决南海争端问题上的主张不同,大陆希望双方或双边商谈,解决争端与问题,反对在多边机制下解决;但台湾方面倾向与南海相关国家的多方参与;处理南海争端的战略目标不尽相同,中国大陆的核心目标是维护中国的南海主权与权益,但台湾则是为了参与国际社会,彰显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民进党执政时是作为“国家”)在南海问题的上的重要角色与影响力,而不完全是为了所谓的“中华民国”主权。

    5、台湾当局对海峡两岸南海合作持否定立场与态度。在南海问题上,面对外国势力对南海主权的挑战与南海权益的侵蚀,虽然海峡两岸民间普遍主张两岸合作,共同维护南海主权与权益,两岸当局也均对外不断宣示拥有南海主权,但台湾当局却公开宣称不会与大陆合作处理南海议题。1988年3月中国和越南在南海发生武装冲突后,台湾当局发表的南海政策主张就强调,“避免介入和中国大陆,或中国大陆与其他南海争端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保卫南海岛屿,尤其是太平岛,防御来自中国大陆或其他国家的攻击”。在当时两岸关系尚未有和解的情况下,台湾当局不愿卷入中国大陆与有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军事冲突,也不愿合作,而且还防御大陆或其他国家对太平岛的攻击。即使在新的两岸关系形势下,在两岸合作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台湾当局仍然排斥与拒绝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2012年5月,在中国大陆与菲律宾在黄岩岛争议持续升温之时,在两岸民间呼吁两岸南海合作之时,台“陆委会”却明确表示,南海诸岛属于“中华民国”固有领土,但没有和大陆合作的可能性。马英九也没有表明与大陆在南海问题上有任何合作的意愿,而且仍持反对态度,等于直接关闭了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

    同时,面对中国大陆与南海相关国家在南海问题的争议,岛内还存在一种主张台湾不应介入的心态与声音,希望台湾坐山观虎斗。台湾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赵文衡表示,维持一个多元开放的南海最符合台湾的经贸利益,台湾应在争端中避免明确表态。这种声音也会影响台湾当局对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决策。

 几点思考与建议

    面对南海局势的新变化、新形势,海峡两岸需要突破政治僵局,站在整个中国与全民族的高度,加强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共同维护中国的南海主权与权益,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

    (一)海峡两岸需要继续共同强化中国对南海主权的话语权,增进两岸海洋维权共识。“主权在我”或中国(不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拥有南海主权,是海峡两岸的基本共识。海峡两岸在处理南海争端问题上,要继续坚定坚持与强化中国或海峡两岸对南海主权的认知。在此基础上,树立海峡两岸有责任、有义务共同维护南海主权的思想与意识,为海峡两岸未来以实际行动维护南海主权与权益创造必要的条件。

    (二)海峡两岸在共同维护南海主权与权益问题上可分步聚、分层次与分部门展开合作。首先是继续扩大两岸民间学术与智库机构在南海合作问题上的交流,形成海峡两岸民间共同维护南海主权与权益的广泛社会舆论与氛围。其次,海峡两岸的农渔业、海洋、能源、旅游等不同部门可分别展开本领域的南海合作。再次,推动海协会与海基会共同成立南海问题工作小组,作为一个长期性的南海合作机制。最后,将两岸南海合作议题纳入两会协商,选择适当时机签署海峡两岸南海合作协定,具体内容与细节由海峡两岸共同协商决定。海峡两岸可考虑与筹划,共同研究与制订合作开发南海资源的长期发展大战略,并作为未来中华民族复兴的百年大计。

    (三)海峡两岸在南海合作策略上要处理好维护主权与争取经济利益的关系。海峡两岸在共同维护中国南海主权这一基本原则下,在目前两岸军事合作与军事协防无法推动的情况下,可进行功能性、事务性、经济性的合作,重点放在通航与航运安全、气象监测、生态环境保护、渔业捕捞、海洋资源开发尤其是油气田开发以及南海旅游等方面。其中重之重则是海峡两岸加强南海油气资源合作开发、南海旅游合作与渔业捕捞合作以及共同护渔、护航,既可彰显中国主权,又能获得经济利益。在两岸政治关系有所改善与条件成熟后,海峡两岸再推动在南海的军事合作与军事协防问题,用军事力量维护中国的南海主权与权益。

    (四)将南海两岸军事协防合作作为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突破口。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已成为海峡两岸共同关注与讨论的重要问题,但一直受制于两岸的政治现实没有实质性进展。由于南海问题日益突出,成为海峡两岸的共同挑战与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海峡两岸可能就南海的军事协防与军事合作问题进行讨论与协商,甚至签署专门性的合作协定。南海相关国家甚至美日等也最害怕两岸在南海的合作。台湾“国安局长”蔡得胜在“立法院”报告“近期东海、南海情势发展及其影响之研析”时表示,包括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周边国家官员不管在公开或私下,都一再要求台湾不要跟大陆联手。如果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实现军事合作,必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合力”,会对相关国家侵占南海主权与权益形成强大威慑力量,有助于维护中国的主权与疆海。特别是在条件成熟时,海峡两岸应共同建设与维护太平岛,将太平岛作为两岸军事合作的试点与维护中国南海主权的军事基地。

    (五)海峡两岸需要妥善解决台湾在南海的地位与角色问题以及台湾参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问题。台湾是南海问题直接相关的“五国六方”(或“六国七方”)之一的“一方”,但因台湾不是主权国家,只是一个经济体或政治实体,尽管一直宣称“中华民国”拥有南海主权,但却因两岸关系的特殊性与政治对抗性未能直接参与到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讨论与协商之中,台湾被排除在外,被边缘化。海峡两岸要在南海问题上合作,要发挥台湾的独特作用,尤其是利用南海最大岛太平岛的功能,海峡两岸需要率先协调与讨论台湾在南海问题上的角色。这又涉及台湾参与国际空间问题,需要大陆全盘考虑,不妨以更开放的姿态,在一个中国框架下让台湾合理参与南海争端的处理,共同维护两岸的利益或中华民族的利益。

    另外,大陆需首先亟待制订明确、详细的《南海政策纲领》,建立中央统一的南海顶层决策与协调机制,建构“南海管理体系”,同时为两岸南海合作预留准备。

    当然,海峡两岸南海合作“知易行难”。海峡两岸南海合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迫切性,并有学界的主张建议与设想,但要将这种设想变为现实,真正实现两岸南海合作,则非常困难。只要海峡两岸政治对抗与政治对立依旧存在,只要海峡两岸没有和平统一与维护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基本共识,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就非常困难,中华民族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中华民族的历史悲剧就会继续。因此,只有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切实加强合作,既符合台湾与大陆的共同利益,也才能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8月号

参考资料:

①林红:《论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的战略合作问题》,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1期,第67-75页。

②国家经济地理——南海战略新思维。《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5月28日,第17-20版。

③穆亮龙:《南海:两岸协防合作是否可行》,《世界知识》,2012年第11期,第50-51页。

④马欢、赖宇航:“石油巨头南海博弈”,时代周刊,2012年5月3日,A11版。

⑤陈云:《中越南海之争》,台湾:秋水堂书局,2012年3月出版。

⑥鼎盛军事网http://www.top81.com.cn,2012-04-17。

⑦1989年邓小平会见菲律宾总统柯拉松.阿基诺夫人时提出,“要真正解决这个(南沙)问题,可在承认中国主权条件下”“共同开发”。转引自:《国家经济地理——南海战略新思维》,《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5月28日,第18版。

⑧“中国海监83,南海亮剑维权”,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2012-06-01。

⑨尔东文:岛内关注南海局势。台湾周刊,2012年第29期,第13页。

⑩穆亮龙:《南海:两岸协防合作是否可行》,《世界知识》,2012年第11期,第50-51页。

?穆亮龙:《南海:两岸协防合作是否可行》,《世界知识》,2012年第11期,第50-51页。

?这一合作报道甚多,但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

?Shim Jae Hoon, "Blood Thicker Than Politics",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May 5, 1988, P26. 转引自林红:论两岸在南海争端中的战略合作问题,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1期,第67-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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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情恋

裴毅然

  革命 + 恋爱

  延安“性”事很有特色。南方十年闹红,提着脑袋闹革命,牺牲之事经常发生,不可能对部属在情恋方面约束过紧。1933年5月18日,陶铸在上海亭子间被捕,下了南京大狱。其妻曾志(1911~1998)在闽东任临时特委组织部长,同时相好于宣传部长叶飞(后为上将、福建省委书记)、游击队长任铁峰,遭组织处分,“当时我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只因为我是女人吗?我并没有去招惹他们,但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我对叶飞是有好感的……当时,我与他们两人关系较好,工作之余较常来往……陶铸来信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1]
  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起初很惊讶,后来理解了——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会掉脑袋,过一天算一天,还不该及时行乐么?!1934年1月,高岗因奸污妇女受到严厉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都找女人。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他见党内一些高干与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羁,还有所发展。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2] 但“生活小节”并未影响高岗政治上一路走强,若非毛泽东权衡利弊弃高保刘,高岗差点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

  大批知青聚延,婚恋很快成为“问题”。此时,无论性别比例还是拥挤的居住条件,都决定中共只能以献身抗日之名行禁欲之实。1937年9月“黄克功事件”以前,延安执行清教徒式的禁欲政策,抗大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全心意心扑在党的事业上。黄克功死刑宣判大会上,张闻天结语中有“不谈恋爱自然是最好。”[3]毛泽东专门到抗大作报告〈革命与恋爱问题〉,规定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4]虽解“不准恋爱”之禁,仍须“一切行动听指挥”,恋爱可以自由,结婚必须批准,打胎则需要组织部介绍信。高岗在批准范元甄刮宫时说:“让她刮吧,是个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范很感激:“刮子宫一次两次,党一句话没说地批准了两次。”[5]

  红小鬼陈丕显(1916~1995)在皖南新四军部工作期间,二十来岁,常有人介绍对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对这位“红军老干部”有好感,但项英、陈毅不同意,陈丕显无法“继续”。项陈首长后替他选了一位军部女机要,由曾山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6]延安婚恋属于标本式的“革命 + 恋爱”,个体性爱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微观行为绑缚宏观价值,雅称“一根扁担挑两头”——一头挑着未来道德、一头挑着过去观念,俗称“同志 + 性”。[7]

  1941年,胡耀邦与李昭在延河边“约爱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后才是生活伴侣;成家以后,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事业;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同舟共济始终不渝。革命使理想近在眼前,红色情侣们对未来的期待值甚高,既有抗日民族大义,又有民主建国的政治前途,精神幸福指数相当高。但祸兮福所伏,既然享受到革命的热度,也就不得不一起品尝政治的苦涩。十分强烈的泛政治化全面渗透延安生活,最个人化的婚恋问题上,他们接受的诫律也是政治训令:

  在这伟大的时代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革命的同志男女问题,首先要遵从组织决定。我们对一个“爱人”的要求,也正像对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样,脱离不了“阶级尺度”。必须有坚定不移的“立场”,正确的“观点”和良好的“作风”。男的对女的,女的对男的,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正确的恋爱观,必须是以一定的思想水平与政治认识为基础的!他所谓的“立场”是指“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是指“劳动观点”(亦即所谓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良好的“作风”是指反对“自由主义作风”的意思。[8]
  25岁的李锐与21岁的妻子相约:“两人关系以政治为主,时刻关心到政治。”夫妇幸福度取决于“进步速度”——组织信任与提拔速率。1950年4月5日,范元甄家书:“我十年来对你感情要求之强烈,从来是伴随着政治的……如果双方不进步,是不可能有美满的关系的。我有时决心要离婚就确是这样想。”[9]

  赵超构记述:

  被极力夸张的“同志爱”对于延安女性的恋爱与结婚一定也有重要的影响。既然同志爱应该高于一切爱,那么恋爱结婚也应该以同志为第一条件了。个人爱憎的选择也只能在同志之间运用了。这正如旧式婚姻以门第为第一条件,难道不会损伤到个人的恋爱自由么?[10]

  “保证完成任务” + “挑大的嫁”

  延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1938年前30∶1,1941年18∶1,[11]1944年4月8∶1。[12] 赴延女知青大多来自城镇,形貌气质较佳,择偶余地很大,行情热俏,自我感觉“多么的稀有和矜贵”。她们定谱“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13]非大官、大知识分子不嫁。
  挑“大”的嫁,乃延安女性的宿命。虽然她们一脑门子妇女解放、独立平等,一些青年女性还拉起“不嫁首长”的大旗,如女大生郭霁云拒绝过刘少奇,[14]一抗大女生拒绝林彪校长的当面求爱。[15] 但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只能以“革命价值”为价值,以职级高低为高低,以嫁给长征老干部为荣。[16]海伦?斯诺记载:“彭德怀的清教徒气质,这种态度很自然使妇女们对他发生了兴趣,她们发现他非常迷人。有位女战士曾设法引诱他,遭到了他的拒绝。”[17]真正坚持“平等”,终属少数。
  城镇女性的到来,中共高干层掀起一阵离婚再婚热。除了毛泽东离贺子珍娶江青,美籍医生马海德向韩素音揶揄:“刘少奇曾四次离婚,五次再婚,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合法。”[18]工农干部与小知识分子甚吃瘪,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评某妇因爱人当了驴马队指导员,就不爱了。[19]男性选择标准一路放低:“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男的身分是一落千丈,女的身价是直线上升。……男找女的,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20]
  女大学生在延河边洗脚,对岸男同胞列队傻看,女生挤眼直笑:“瞧,咱们的‘尾巴’又来了!”时间一长,女生将常来河边的男人呼为“河防司令”,内中还有后来的“开国元勋”。抗联出身的留苏女生黎侠,每天清晨都能在窑洞窗口发现几封求爱信;哈尔滨姑娘郭霁云“回头率”极高,许多男性以各种方式求爱;南方姑娘钟路遭南洋华侨及广东男士“围追堵截”,窑洞门缝、衣服口袋塞满字条,人称“被围困的女八路”,被逼无奈,她只好公开与张力克(后任沈阳市委副书记)的恋情,1941年早早结婚。[21]老干部的求爱信,一般只有几句,但都有关键内容——“我爱你!”[22]
  周六下午,延安女大校门十分热闹,会客室挤满男人,女大生谑称:“礼拜六,四郎探母了!”周六是规定的团圆日,亦称“阵地战”,其它日子相聚,呼为“游击战”。延安新歌谣:“女大窑洞方丈高!抗大学生够不着……延水河边一对一对真不少,西北旅舍游击战争逞英豪……”一般人对性欲还得掖掖藏藏,惟毛泽东敢于直言。一位抗大生写信问毛为什么与贺子珍离婚而与蓝苹结婚?是否符合毛自己提出的三原则?毛回信:“同贺子珍同志是为了意见不合,同蓝苹同志是为了解决性欲……”[23]
  “资源”严重匮乏,女青年拒婚几乎不可能。丁玲〈“三八节”有感〉:“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若是嫁了工农干部,会受到知识分子干部的嘲讽:“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若嫁了知识分子,工农干部也有意见:“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24]还有“组织分配”。1937年,二十二岁的长征女性王定国被安排给54岁的谢觉哉,组织告诉她这是一项庄严神圣的革命任务,王定国爽快应答:“保证完成任务!”打起背包走上夫人岗位。邓小平与卓琳的婚恋,乃邓从前线回延安,一眼相中这位北平大学生,留下一句“请帮忙做做工作”,组织一出面,卓琳虽嫌其矮,还是嫁了。[25]19岁姑娘朱明嫁给50多岁的林伯渠。

  组织乱点鸳鸯谱

  如未经组织批准而恋爱(更不用说结婚),可是犯了大忌。不过,未婚先孕的“先行交易”,仍是免不了的风景。14岁赴延的夏沙,17岁与文工团同事恋爱,18岁怀孕,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坦白,请求处分。张际春给了“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整风抢救运动中,“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使夏沙成了抗大总校重点批斗对象,她在大会上诚恳检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26]新四军画家陈亚军,与盐城中学女生谈恋爱,开大会狠批一场。[27]

  组织“乱点鸳鸯谱”,老干部窗前选美,认识24小时之内就结婚等“革命爱情”,一路“演出”不断。一些新四军高干利用工作接触或集体广播操等机会,直选城市女生,陈毅、粟裕、彭雪枫……都是这样抱回佳偶。八路军的聂凤智(上将)、向守志(1988年上将),也是这一时期从女学生中得偶。[28]他们再转身用同样方法为部下解决“个人问题”。“红妃”张宁(1949~,林立果未婚妻)之父张富华(1911~1957,追授少将),江西兴国人,1929年参加红军,时任胶东军区某团政治部主任。女兵连清晨出操,军区司令许世友在窗前问张:“你看上哪一个?”张指着一高个美女:“我要那匹大洋马!”此女就是张宁母亲,胶东文登县侯家集方圆百里出名的大美人。次日,组织谈话,三言两语介绍张主任,好事就算定下了。第三天晚上,17岁的“大洋马”背着行军包进了张主任屋子。一桌花生红枣、一瓶土烧酒,就算礼成。“妈妈为逃避包办婚姻投奔革命,成了共产党员后,却又由‘组织包办’嫁给了比他大16岁的我爸爸。这种事在战争年代不稀奇,许多当年在战争第一线拼命的指战员,他们的夫人有许多是在与我妈妈大同小异的情况下与丈夫结合的。这叫‘革命感情’。”[29]

  延安报纸曾刊出一幅著名漫画〈新娜拉出走〉,讽刺一些青年女性为争取独立自由离家出走,到了延安又沦为大干部附庸。在社会价值仍然高度一元化(官本位)的延安,延安女性婚恋选择的价值多元化实为无本之木。1937年12月3日谢觉哉日记:“小资产阶级的恋爱神圣观,应该打倒。因为它一妨碍工作,二自找苦吃。”[30]

  由于各级首长多娶城市女生,一些红色女生提出反对“首长路线”,襄樊女生林颖(1920~)乃倡议人之一,一时名噪“小延安”——河南确山竹沟(新四军四师驻地)。但林颖收到彭雪枫(1907~1944)第一封情书二十天后,自破金身,“下嫁”给这位1930年的老红军。新四军一旅老红军万海峰(1920~,1988年上将),1943年10月得娶上海护校女生赵政。[31]

  历经五四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婚恋自由权,就那么“高尚”地交出去了——党员结婚离婚须经组织批准。冯兰瑞欲与前夫离婚,1943年春交上去的报告,1944年才批准。三十二岁的团长高自如申请与二十九岁的鲍侃结婚,彭真不批,理由是八路军团长不能与非党员结婚;1947年4月鲍侃入党,获得与爱人结婚的先决条件,可高自如已于1946年春在华北前线牺牲。[32]许多恋人因一方出身不佳受到组织劝止,甚至批判,闹出一幕幕自杀悲剧。1948年冀察热辽根据地,《群众日报》电报员韩志新,因与地主女儿恋爱,被批斥“包庇地主”、“接受贿赂”,韩志新十分紧张,当晚用步枪自杀。[33]

  延安还有“临时夫人”。两位苏联联络员与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野坂参三,1892~1993),[34]分别拥有临时夫人,事先声明回国时不带走。他们向中共提出找“临时夫人”,组织便挑选说合。两位苏联人回国时,临时夫人结束任务,临时丈夫各留下一笔钱。三八式女干部沈容(1922~2004)十分不解:“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真是不可思议。这两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们的夫妇生活是怎么过的。共产党一直宣传民主自由,反对封建,怎么会答应苏联人的这种无理要求?”[35]

  江西时期,中共就为李德物色“临时夫人”肖月华(团中央粤籍姑娘)。[36] 中共对干部中十分普遍的一夫二妻现象,相当宽容。1948年太岳区薄书年有妻有子,参加革命后又与阎姓女子结婚,家妻携子找来,组织令薄与阎离婚,薄怀怨,杀阎与同寝室黄氏(副专员之妻),阎死黄残,仅判薄15年徒刑。自己也有“抗战夫人”的谢觉哉评论:“一人二妻,革命干部中颇多有,因战争关系,原妻阻隔不能集合,不能以重婚罪责人。一旦相遇,只要他们自己不发生龃龉,旁人何必多管闲事。必离其一,必有一方失所。”[37]意谓民若不举,官何必究?

  浪漫指数

  囿于条件,延安婚恋浪漫指数很低,除了“三天一封信,七天一访问”,情人们唯一浪漫之事就是周末舞会。打谷场上,油灯底下,一把胡琴伴奏,穿着草鞋跳舞。婚礼更是革命化。1942年9月1日,长征老干部舒同(1905~1998,后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与女知青石澜结婚,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主婚,举行庄重婚宴——“粗面馒头,西红柿炒洋芋片,并以开水当酒。”[38]这还算好的,有面有菜,办了婚席。大多数延安婚礼只能吃到花生米,俗称“花生米婚礼”。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也仅在凤凰山窑洞外摆席三桌,很普通的几个菜,一盆大米饭,没有酒也没有凳子,客人站着吃饭。毛泽东没出来,江青出来转了转,打打招呼。客人自打饭吃,吃完就走,也不辞行。
  新婚青年没有房子,十几孔窑洞专门辟为“青年宿舍”,只有一张床,被褥自带,不开饭,一天五毛钱。每到周六,小俩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第二天各回单位。[39]生活供给制、组织军事化、思想斗争日常化,延安人都有单位,无所谓家,夫妻在各自机关工作,每周见面一次,同一机关也各按各的待遇吃饭。

  人多之处,爱情亦多。陈学昭:“爱情!爱情!‘前方正酣热于炮火,后方一切还照旧继续着,人们恋爱、嫉妒、相挤……’” [40]延安婚恋花絮多多,自由恋爱、组织分配、历尽坎坷、第三者插足、爱上老外,三姐妹嫁三兄弟的“三刘嫁三王”,各有各的戏,各有各的故事。延安和平医院王抗博医生,与张看护生下一孩,王医生不肯负责,张看护自杀于医院。“在延安,像这样的事是很平常的。”[41]也有一些封闭环境中长大的女孩,很少接触异性,抵延后,一下子就倒在第一个敢于拥抱她的男人怀里。延安屡闹爱情风波,整风前结婚率离婚率相当高。革命并未改变男尊女卑的国色。丁玲:“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42]也还有火夫们强奸并杀死女人的刑案。[43]

  女性资源的缺乏,男性之间的争斗自然就会加剧。根据最新资料,萧军与丁玲谈过恋爱,与青年女演员王德芬(1920~,榆中县长之女)订婚后辗转赴延,大概王德芬又与萧三谈起恋爱。一次边区文协开会,萧军、萧三、艾思奇、吴伯箫等十来人到会,萧军从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萧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面面相觑。还是老实人艾思奇慢慢说:“萧军,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说啊,不能那么野蛮。”萧军才把匕首收起来。[44][MSOffice3]

  禁欲主义毕竟是红色意识形态主旋律,“个人问题”终究与革命大目标有冲突——顾家难顾国、顾卿难顾党,沉溺于卿卿我我自然不能“全心全意”。组织至上,个人问题再大也是小事。也有个别反例,体现了革命时期的“自由”,胡绩伟就突破传统娶了嫡亲堂姐,且未婚生女。[45]

  延安夫妇还有一档最麻烦的事——孩子。高干有服务员给带,或进保育院,一般干部的孩子则很难进保育院。“女同志怀了孕,理智些的人就打胎。”[46]年轻夫妇李锐、范元甄,一边是炮火连天的内战与繁忙工作,一边是麻烦日增的大肚子与哭声不断的新生儿,两人不知吵了多少嘴、伤了多少情。1947年7月29日,范元甄家书:“我什么也不能做,整日抱着,心似火烧。思前想后,只想把他勒死。我带他已至毫无乐趣的地步了。”[47]
  中共一直有“扔孩子”的传统,[MSOffice4] 婴孩随生随送老乡,且由组织一手安排。1939年7月,抗大与陕公迁往前线,徐懋庸、刘蕴文夫妇随行,新生一子,送给瓦窑堡居民。“解放后去信探问,经当地政府复信,说已因患天花死了。”[48] 1943年春,石澜生子,一个月后,“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因为石澜有“特嫌”,要接受审查。[49]战争年代弃婴尚可理解(贺子珍长征中弃女、张琴秋西路军时期追兵在后弃子)[50],延安时期再保留这一“革命传统”,便带有革命文化的成分了,体现了“革命高于人权”的价值逻辑,属于延安上空一朵不小的乌云。[MSOffice5]
  米脂乃陕北首富县份,该县地富女儿绝大多数识字上学,“该地成为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在解放军内部,米脂县被称为‘丈人县’。” [51]1949年进城后,不少中共干部顶不住“糖衣炮弹”诱惑,蹬掉乡里原配,另娶地富女儿与城里资产小姐,号称“婚姻革命”。1953年,仅法院受理离婚案即达117万件。[52]亲历者浩然(1932~2008)详述共干这一时段的“鸟枪换炮”:
  邪气是由那些吃上公粮、穿上干部服和军装的农民们给搅和起来的。当初他们在村子里干庄稼活的时候,又穷又苦,很害怕打一辈子光棍儿,千方百计地娶上个老婆,就心满意足地哄着老婆给他生孩子,跟他过日子。后来共产党在农村掀起革命浪潮,出自各种不同的动机他们靠近革命,最终被卷进革命队伍里。随大流跟大帮地挨到胜利时期,他们竟然捞到一个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官职。地位变化,眼界开阔,接触到年轻美貌又有文化的女人,脑袋里滋生起喜新厌旧的毛病,就混水摸鱼、乘风而上,纷纷起来带头“实践”新婚姻法,生着法子编造诸般理由跟仍留在农村种地、带孩子、养老人的媳妇打离婚。由于他们的行为,形成一种时兴的社会风气:凡是脱产在外边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农村里的媳妇闹离婚,就被视为落后、保守、封建脑瓜,就没脸见人,就在同志中间抬不起头来。
  我们的老县长,年近半百,很追时髦。他在贯彻新婚姻法的工作中,在县直机关起带头作用,跟乡下那位与他同甘共苦患难几十年的老伴离婚之后,马不停蹄地跟一个比他儿子还小若干岁的女青年干部配成新夫妻。此事在蓟县传为新闻,传为“佳话”,轰动一时,风光一时。有这么一位领导做表率,县直机关的男人们,不论年岁大小,不论原来的配偶与之感情如何,几乎都比赛似地抢先进、追时兴,吵吵嚷嚷跟乡下的媳妇闹离婚。

  ……县委书记彭宏同志指责我思想“封建落后”,不舍得跟一个没文化、梳着小纂的农民媳妇打离婚的事儿。[53]

  因政治而崩裂的婚姻

  进入“火红的五十年代”,延安一代的婚恋幸福度达到最高峰值。但政治第一的婚恋也随着一场场政治运动颠簸跌宕,最初的幸福度与此后的痛苦度恰成正比,不少“延安家庭”因政治而崩裂。最著名的有浦安修与彭德怀的离婚。延安女干部郭霁云晚年还闹离婚。[54]舒同与石澜结婚40年,夫妻关系一直十分紧张。石澜:“我常常把工作中的紧张气氛带到家庭中来,因此与丈夫不断发生龃龉和争吵。”舒同向子女诉苦:“在社会上紧张工作,回到家庭里面也是紧张,这样的家庭,还不如没有。”1982年,舒同震怒石澜对自己的揭发,坚决离婚。石澜在〈离婚通知书〉上悔批八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55]

  李南央评母:“她这辈子过得太不愉快,太不快活。”范元甄自评:“我与李某有过二十年的夫妻生活,那是一个有缺点的共产党(真心革命而入党的)和一个假革命之间的一场阶级斗争。”[56]1950年的李锐,对夫妻生活退守于“只要不吵架,只要有性生活”。范元甄甚至咒骂婆婆:“死,也没什么,只解放了许多人。”陈云听说李锐跪母:“这种母亲还要她作什么?”1959年庐山会议后,李锐白天在机关挨斗,晚上回家,老婆的一场批斗在等着。为革命而结合、为党籍而离婚,在延安一代中十分普遍,而且得到第一代革命家鼓励。1960年范元甄离婚不久,去看周恩来夫妇,吃饭时陈毅说:“老夫老妻离什么婚呵?!”周恩来正色:“嗯,这是大是大非呵!”范因周恩来的理解顿感释然。[57]
  1994年,南京电台“今夜不设防”栏目收到一封如泣如诉的长信,一位离休女干部倾吐自己44年的辛酸情史:
  她出生文化家庭,少女时代有一位才貌双全的恋人——留日清华生。参加革命后,她向组织坦白有一位出身不太好的男友。组织严肃告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不能调和的!”她大哭一场,只好将组织的意见信告恋人。不久,文工团的上级领导、某部长为她作媒,一位参加长征的正团干部,大她14岁,已有一孩。她说:“我不找对象。”部长:“不行!”再曰:“那我转业复员。”“也不行!”组织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服从安排。她只得成为老红军的第三任妻子。
  这位老红军农民出身,刚开始学文化,她只敬佩他身上的伤疤,忍受不了“战斗英雄”的暴躁性格——动辄“老子枪毙你!”一次将她从楼上打到楼下,左腿骨折。她第二年就要求离婚,组织科长批评她:“他对革命有贡献,对待革命功臣应该热爱。你的小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不准离婚!你和他离了婚,他怎么办?谁跟他呢?”
  长期忧郁,她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她多次提出离婚并向他下跪,他就是不同意。1960年,她鼓起勇气向法院递交离婚诉状,法院转给单位,领导找她谈话:“不准离婚!要好好照顾老同志。”她只得含泪维持死亡婚姻,一日三餐敲碗通知开饭。每晚等老头看完《新闻联播》与天气预防,踱步回房,她再上客厅看自己喜欢的歌舞戏曲或电视连续剧。年年岁岁,一出长长的哑剧。
  改革开放后,55岁那年她第五次上司法机关提出离婚,还是不准。组织上说:“人都老了,不怕人笑话?将就着过吧。照顾好老同志是你的任务!”她哭诉苍天:“这是为什么?”
  长信播出后,感动了无数听众。此时,她还在医院陪侍78岁的临终丈夫,喂饭擦身、端屎端尿。老头临终前一遍遍问:“我死了以后,你还找不找老头?”她不忍心伤害临终者,咬咬牙:“我跟孙女过,你放心走吧。”老红军放心走了。当她得到黄宗英与80岁冯亦代的黄昏恋,再三感叹:“我没有这样的胆量。”[58]

  初稿:2007年10月下旬


  注释:
  [1]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99年12月第1版,上册,页207~208。
  [2] 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香港)2008年7月初版,页66。
  [3] 舒湮:《战斗中的陕北》,文缘出版社、译书图书部1939年3月30日发行,页41。
  [4] 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页352。
  [5]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19;下册,页234。
  [6] 陈小津(陈丕显之子):《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9年4月第1版,页233~234。
  [7] 杨尚昆:〈中直学委会对大会讨论的总结〉(1945年1月31日)。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377。
  [8] 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中央文物供应社(台北)1956年12月第5版,页80。
  [9]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72;下册,页180、256。
  [10]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11月第1版,页170。
  [11] 王实味:〈野百合花〉,原载《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13日、23日。
  [12] 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88。
  [13] 陈企霞:〈丘比特之箭〉(长诗),陈恭怀:《悲怆人生——陈企霞传》,作家出版社(北京)2008年7月第1版,页127。
  [14]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340。
  [15] 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页349~350。具体细节:介绍人带女生到林彪处即离开,女生并不知情,静等校长说事,林彪一开口就是“我们结婚吧?”女生楞住了,等明白校长在求爱,推门哭出:“我不干!我不干!”
  [16]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191。
  [17] 海伦?斯诺(Helen Foster Snow):《我在中国的岁月》(My China Years),安危、杜夏译,中国新闻出版社(陕西)1986年9月第1版,页284。
  [18] (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王弄笙等译,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年11月第1版,页259。
  [19]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98。
  [20] 赵云升、王红晖主编:《元帅夫人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2003年2月第1版,页140。
  [21]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184、186~187。
  [22]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6年11月第1版,页97。
  [23] 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重庆)1943年3月1日初版,页17、15、17。
  [24] 丁玲:〈“三八节”有感〉,原载《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9日。
  [25]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188~189。
  [26]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大出版社(桂林)2007年7月第1版,页244。
  [27] 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2001年12月版,页68。
  [28] 郭本敏、袁玉峰主编:《回望硝烟》,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7年8月第1版,页170~198
  [29] 张宁:《红妃自传》,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呼和浩特)1998年9月第1版,页4~5。
  [30]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4月第1版,上册,页189。
  [31] 郭本敏、袁玉峰主编:《回望硝烟》,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7年8月第1版,页192~195、172。
  [32]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232~233。
  [33] 李冰封:〈并非家务事〉,原载《书屋》(长沙)2001年第6期;参见李南央编着:《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5月第1版,页177。
  [34] 野坂参三(のさかさんぞう),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生,1919年7月赴英考察工运,1920年加入英共,1921年被驱逐,1922年回国与片山潜等创建日共。1928年3月被捕,1930年3月出狱,1931年1月任日共中委,同年2月~1940年任莫斯科第三国际日共代表;1940年4月抵延安,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1946年1月回国,4月任众议员;1955年日共第一书记,1956年7月参议员,连续四次当选;1977年辞去参议员,1982年辞去日共主席,任名誉主席。1992年因共产国际时期告密陷害山本悬藏事件公开,日共第19届八中全会开除其党籍。其延安临时夫人为总政敌工部24岁的庄涛。宗道一〈日共主席野坂参三的延安恋情〉,载《同舟共进》(广州)2010年第二期,页55~57。野坂参三回国后,庄涛嫁黄兴之子黄乃,旋离婚;再参见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下册,页258、517。
  [35] 沈容:《红色记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页97。
  [36] 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2001年9月第1版,第1069~1070。再参见宗道一载《同舟共进》(广州)2009年第11期,页69。肖月华(1907~1983),广东大埔人,1924年由彭湃妻蔡素屏介绍入团,1927年转党,时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手下干事,不漂亮但为人厚道,在组织磨泡下,抱着“为革命牺牲”的精神嫁李德,生有皮肤黝黑一子。丁玲嗤鼻:“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乡巴佬!”到延安后,李德追求上海影星李丽莲,肖月华哭诉至毛泽东处,坚决要求离婚,李德即娶李丽莲。1949年后,肖月华任湖南交通厅办公室主任,后返部队,大校军衔。
  [37]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4月第1版,下册,页1264。
  [38]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页90。
  [39] 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7月第1版,页353。
  [40]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224。
  [41] 齐世杰:《延安内幕》,华严出版社(重庆)1943年3月1日初版,页14。
  [42] 丁玲:〈“三八节”有感〉,原载《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3月9日。
  [43]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上册,页239。
  [44] 黎辛口述,马驰等整理:〈“文艺座谈会主要围绕两个人”〉,载《社会科学报》(上海)2012年3月15日,第八版。
  [45] 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99年10月第1版,页343~354。
  [46] 李锐:〈我的延安经历〉,载《争鸣》(香港)2010年11月号,页69。
  [47]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1版,下册,页140。
  [48]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7月第1版,页117。
  [49]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页93~97。
  [50]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2001年9月第1版,页199。
  [51] 周锡瑞:〈“封建堡垒”中的革命:陕西米脂杨家沟〉,原载冯崇义等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页9~10。转引自岳谦厚、郝东升〈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米脂地主经济〉,载《中共党史研究》(北京)2009的第六期,页83。
  [52] 黄传会《天下婚姻——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纪事》,文汇出版社(上海)2004年5月第1版,页99、103、211。
  [53] 浩然:《我的人生》,郑实采写,华艺出版社(北京)2000年10月第1版,页96、167。
  [54] 丹丹:〈“送烂桔子”朋友的信〉,李南央编着《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03年5月第1版,页162。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5月第1版,页340。
  [55]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97年10月第1版,页252。
  [56] 李南央:〈她终于解脱!〉,载《开放》(香港)2008年3月号,页70、68。
  [57]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西安)2005年3月第1版,下册,页256、272、270、59。
  [58] 越牛:〈谁能告诉我…… ——一位离休女干部的辛酸情爱史〉,原载《家庭》(广州)1994年第4期。《文摘报》(北京)1999年4月10日摘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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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的中越自卫反击战的残酷内幕

作者博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军委下达集结命令,中国二十万军人奉命集结在云南至广西的772英里的边防战线上,二十五日,我军完全封锁中越边境全线。1979年2月17日凌晨,我军炮兵部队数十万发炮弹摧毁了越军表面阵地有生力量,我步兵部队全面进攻,直到我军攻下谅山,深入越南40多公里,从2月17日至3月5日宣布撤军,短短17天,双方合计伤亡10万以上,日均6,000人,用血流成河来描述这场边境战争绝不夸张。

    当年尘封的中越战争残酷的战事内幕:

    1、首战两天伤亡4,000多人

    2月17日6时25分,我广西至云南772英里边防部队阵地,以猛烈密集的炮战开始轰击越军阵地,持续近一个小时的炮轰,基本摧毁了越军表面阵地的有生力量,我军坦克部队配合步兵开始向越军阵地纵深推进,然而,我军猛烈的炮战并没有致命打击消灭久经战火熏陶的越军主力,我军步兵遭到了越军的顽强抵抗。

    由于我军深受文革乱军的影响,单兵素质,远不如越军,加之我军大部队行径作战,伤亡巨大。17日,东线部队在我军炮兵的猛烈炮轰之后,开始了友谊关突破,然而,无论是基层指挥员,还是战士,都缺乏实战经验,战士冲击时队型过于密集,越军的炮火,自然是会钻进我军战士的躯体,伤亡惨重。17日、18日, 我人民中国军队部队广西和云南战场,传来两天伤亡达4000多人的消息,而且战场大批伤亡人员出现,更使我军后勤部门措手不及,无力全部救治,伤员死亡很多,教训深刻,我军前线指挥机关和中央军委震惊了,中央军委和东线指挥许世友,西线指挥杨得志,命令我军后勤部门增加部队加大抢运伤员的战斗,把战场伤员运回后方治疗。

    我军进入实战初期,死亡率确实相当高,个别连队伤亡甚至到达了百分之九十,一般作为尖刀连的部队,最后一个连回国的一般只有十几个人,一个班剩下不到一两个人。我军前线指挥机关面临战场现实,善打游击战的许世友,立即改变作战部署,直到2月底以后,我军的伤亡才逐渐减少。

    查阅1983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档案,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我军歼灭越南正规军近6万人,其中击毙敌人42,000多人,击伤10,000多人,俘虏2,000多人。我军伤亡2.7万人,其中阵亡将士为六千多人,负伤战士为2.1万多人。但从另外的资料显示:中越伤亡总数近乎相等,中方约6万多人,越方不到8万人。但中方伤亡中,伤者占大多数,死亡仅6,000余人。越方则死亡率很高,死亡人数约近5万人。

    2、500多名烈士不是倒在敌人枪口下死亡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军队阵亡将士六千多人中,有五百多人并没有死在敌人的炮火下,而是死在了当时中国军队自己的劣质武器手中。

    文化大革命时期,部队受到冲击,兵工厂生产质量下降,武器低劣,结果在战场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越自卫反击战时的尖刀连,我军士兵的手榴弹扔过去不爆炸,冲锋枪开两下就卡壳,甚至炮弹在炮膛里就爆炸的事情非常多,许多战士都因此牺牲了。在受伤战士中,因自身武器质量问题而负伤的战士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3、中越战争为什么不进攻河内

    1979年2月17日,中国军队动用20万人的兵力,在772英里长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进攻。在两个星期的战斗中,中国军队以伤亡惨重向越南一方推进约40公里。2月20日,西线大军攻克老街,经朗多、封上,3月4日攻克沙巴。东线大军同日攻克谅山,越北各重镇为中国军队控制。而谅山以南皆为平原地带,适合中国装甲部队作战,越军再也无险可守。

    但是,我军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走出来,单兵素质差,指挥员合成指挥能力低下,武器装备落后,综合作战能力不强。我军的坦克质量很差,很容易就被越军摧毁,发射的炮弹不会爆炸,有的炮兵部队在战争头一天所发的炮弹的数量比过去20年所发的都要多。而越美战争刚刚结束,作战经验丰富,他们使用的是握着缴获美军的装备、苏联援助的大量军火和过去中国支援的军火,越军士兵普遍装备AK冲锋枪,而中国士兵还在使用56式半自动步枪,战士就连钢盔都没有装备,我军一个四O火箭筒阵地遭越军炮击,弹片就从班长李建国右侧耳朵上缘将半个头顶削去,脑浆崩了一地,当场牺牲。越军炮兵尤其了得,打得奇准不说,炮的单口径就比中国军队使用得大,且射程远,威力大。

    1979年,我军就吃了越军远程炮火的大亏。我军的通讯指挥系统极其落后,仍停留在五六十年代水平。东线军区前指许世友司令下令:“歼灭之!”的命令,传到下面却变成“原地组织防御”,致使歼灭目标越852团经过扣屯以南公路溜出重围,导致穿插迂回高平敌西侧后的战术企图归于失败,就是一个大笑话。
    空军方面,苏联援助的米格21和米格23歼击机已是越军制式装备,而同时期中国还在使用歼6,即米格19。因此,在攻打谅山、老街等其它边境城市的时候付出的代价很大。所以,在打下谅山之后进一步行动,对中国军队是很不利的。从中国军队暴露的问题来看,1979年时的国军队作战的方法,还跟50年代差不多。中方没有出动空军,因为那时候的战斗机,特别是歼击机没有全天候作战能力,白天可以作战,其它时候作战能力不强。现代化的战争是不可能这样的,所以空军不可能在越南有什么作为。

1979年中越战争其惨烈程度直逼朝鲜战争

    昆明军区在对对越自卫反击战总结时提到:“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我军牺牲6,900余人,伤14,800余人。2月17、18日两天,伤亡达4,000多人,后勤部门措手不及,无力全部救治,伤员死亡很多。”也许中国人至今都还记得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描述的浴血场景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背后是无数士兵生命的代价。1984年的老山战役中,中国军队牺牲939人,支前民工64人,山头被炮火削平几公尺,地表阵地一片焦土。

    西方媒体在中越战争的报导中指出,中国军队仍然依赖队形密集的步兵,用“人海战术”冲击敌人的阵地在越南付出了巨大代价。我军高级参谋人员,虽然个人骁勇善战,但年龄老化,不愿放弃传统的防御战,对进行一场现代战争毫无准备,在重武器装备和用兵理论方面同越南人相比大为逊色。我军士兵在战场上只认识自己的指挥官,作战中一旦指挥官阵亡后,军服又没有军衔识别符号,士兵不承认新来的陌生人是他们的长官,作战单位也随之解体和混乱状态,使得我军遭受伤亡。

    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我军装备确实是不如越南。再说我军是深入敌国,补给不便,越军则是守株待兔,毫无后顾之扰。加之苏联空军侦察机在越南我军阵地上空的频频侦查,北方中苏边境事态紧张,国际社会舆论中国侵略越南,所以,中国军队在攻下谅山之后不再进攻河内,立即撤出越南是明智之举。

 

 

 

 

发件人:陈申申<chensssh@gmail.com>; 时 间:2012年08月02日 01:28 (星期四) 收件人:(无) 附 件:8 个 (撤消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大家好!看党史的另一个视角。向大家推荐朱德传记。送上部分章节。其余的可在网上阅读。申申

朱德别传

顾则徐

    内文简介朱德──这位中共革命元老,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与总司令,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与政治家。在过往的中国官方的历史叙事语境中,朱德被矮化为毛泽东的附庸,成为一个被人忽略的军事领袖、一毎庸庸碌的老好人而已。本书却颠覆了这种官方形塑的、空泛的历史定语,以大量的史实重新构架起朱德的传奇人生,既阐释其过人的识见与作为,也不避忌地指出他的瑕疵。最重要的落墨则是扣住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恩恩怨怨、明争暗斗而展开,书中引用了海内外的许多史料,以全新的角度评价朱德的功过与贡献,并披露了朱德鲜为人知的个人感情生活,力图把被纂改的历史恢复予真相,纠正了官方正史中的许多不确之词。譬如被捧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精义的「游击战术」,其实是源自朱德的军事实践与总结。而朱德的文韬武略及民主思想,隐忍刚强的个性及其中共党内斗争中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等等,书中皆有精彩的论述。毛泽东曾说过:「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因此,揭开这二位中共领袖之间的真实关系,对于了解中共历史具有深刻的意义。这是海内外第一部朱德别传,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阅读角度。

    作者简介:顾则徐,1962年生于上海,中国大陆独立学者和专栏作家,以哲学研究为主,兼及历史、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本书集作者二十余年研究中共历史及传主成果和心血,被一些研究者视为颠覆了传统的中共党史观。

撤消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

    军委以前多数时期也都存在的,但当有了前委后,军委也就基本处于了摆设的地位,最终就被毛泽东武断地撤消了。如果刘安恭的军委仍然是摆设,问题还不大,延续了一年的朱、毛冲突并不至于一下子“决战”起来。但刘安恭的军委是个非常强势的军委,这样,就发生了问题。刘安恭是个热情、急噪而缺乏经验的人,他马上把军委置到了前委之上。当时的前委秘书、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江华回忆:“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刘安恭刚到红四军时,由于是中央来的人,而且很有知识,所以很受欢迎,但他不等立稳脚跟,就卷进大家几乎已经习惯和麻木了的朱、毛冲突当中,并站在前台谴责毛泽东,反而引起了很多人反感,毕竟,毛泽东也有一帮他的人,即使不属于毛泽东的人,但一个刚来的外来人这样,人们总是很不舒服的。不过那些终究是口水仗,刘安恭这一决定则不同了,他是颠覆了基本的体制,于是引起了很多人愤怒。前委本来是中央指定的,兼有领导红四军和协调地方党的职能,可以使红四军比较好地处理与地方党的关系,而军委是红四军自身的党组织,应该受前委领导,现在反过来要领导前委,这就伤害了很多人的利益。结果,6月8日,朱德消灭了在白砂的卢新铭旅一部后,在毛泽东威胁辞去前委书记的情况下,大家在白砂开了个前委扩大会,反而以绝对多数票撤消了军委,并免去了刘安恭政治部主任职务,改由陈毅担任政治部主任。

    按理说这样的结果毛泽东应该是达到了“改进”的目的,获得了胜利。但毛泽东显然对刘安恭来了后短时期里就夺了自己权很愤怒,更知道真正的对手其实还是朱德,而不是刘安恭。既然击败了刘安恭,毛泽东就要追穷寇,把自己郁积在心里的不能达到专制目的反而处于劣势的长时期愤懑释放出来。他在白砂会议上突然拿出了一封林彪在会议前几个小时送给他的信向大家展示,会后他甚至还把这封信在他控制的《前委通讯》上发表出来。林彪这封信写的是什么呢?林彪在这封信里主要是三个内容,一是肯定毛泽东正确,二是希望毛泽东不要辞职,三是直指自己的顶头上司朱德,对朱德进行人身攻击,认为“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专门吹牛屁的攻击别的同志”,朱德用“政客的手段”“拉拢部下”,“希图成立军委以摆脱前委羁绊”,是“卑污的行为”。林彪的这封信一拿出来,立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几乎一边倒地站到了朱德一边,毛泽东不仅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反而导致了自己很惨地失败。从这封信的语词分析,林彪本人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思维能力写出这些东西,很显然是在毛泽东授意和启发下写的。朱德非常愤怒,但他还是忍耐了,没有采取铁腕行动,后来他跟龚楚重见时说:“最令我痛心的,是林彪这个家伙,他竟公开反对我?我当时以最大的忍耐,才没有使局面破裂。”

    朱德“三打龙岩”后,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这次会议开了一个晚上,但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滑铁卢,他的另一次滑铁卢是几年后由项英等人制造的,但没有这次惨。会议由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

    在这个会议上,基本程序先是朱德阐述他的一系列观点,然后是毛泽东阐述他的观点,然后是由朱、毛接受大家询问,期间夹杂一些争吵。朱、毛谈话的核心实际就是权力分配和体制,具体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

    一,党的领导问题。既然军委已经撤消,这一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前委的领导权问题。毛泽东主张“党管理一切”,主要理由是因为红军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他的这一理由其实暗指了军阀出身的朱德的对中共来说具有不可信赖性。朱德主张坚持党的领导,但认为“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这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朱德直截了当地指出“党管理一切”的本质恰恰不是“党管理一切”,而是“书记管理一切”。朱、毛这一问题的争论,本质上是中共集体领导与个人独裁的争论,是党政、党军是否实行分开体制的争论。

    二,支部领导权问题。毛泽东主张“一切工作归支部”,朱德同意“一切工作归支部”,但反对“由上而下的家长制”,主张“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认为在“由上而下的家长制”基础上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最后就是一切权力归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反而是没有了支部的领导。朱、毛这一问题的争论,本质上是中共党内的民主与独裁问题,在当时就是红四军中共组织的民主与毛泽东个人独裁的问题。

    三,中共党员的个人自由问题。毛泽东主张限制党员的个人自由,朱德从军队管理角度同意这一主张,并且强调必须要有“铁的纪律”,但指出恰恰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做得最不好的,总是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朱、毛这一问题的争论,本质上是中共党员的平等问题,从而也就涉及到党内的民主与独裁问题。

    总之,在同样坚持中共领导前提下,毛泽东主张的是独裁,朱德主张的是民主。就双方进行争论的方式来说,在德国受过哲学系专业教育熏陶的朱德更显示出了理论素养和严密的逻辑性,毛泽东在这方面则明显地是修养不足。但双方头脑都非常清晰,意志也非常坚定。朱德更强调的是制度合理性,毛泽东采取的则是彻底的功利主义原则。这样的争论毛泽东肯定处于了被动的地位,因此,在会上他讲得比较少,而胸有成竹的朱德则是少见地滔滔不绝,对大家说:“讲得不对你们可以打我五百屁股。”毛泽东则很无奈但很自信地告诉大家:“将来事实自会证明。”果然,不久后李立三、周恩来“证明”了毛泽东是正确的,而朱德则是错误的。久在中共高层的毛泽东深谙李立三、周恩来那帮人的品格,也知道莫斯科那帮人的倾向,他们都不过是些专制主义者,绝不会愿意让朱德这样的民主分子和军头来分割和限制所谓“党”的权力。

    会上毛泽东很少得到支持,写了信的林彪支持毛泽东,但说了没有多少话就被愤怒的人们封住了嘴。一向沉默寡言、很少说话的胡少海一反常态,当即站起来指责对朱德进行人身攻击的林彪,说林彪不尊重上司。现在这朱、毛争论已经不是那么点意见问题了,就“忠心”来说,军人们大多数选择朱德而不是毛泽东,最重要的是林彪的信和发言对朱德进行人身攻击,只会让那些跟着朱德在血与火里闯荡并非常崇敬他的军人们格外反感,此外一个问题是,林彪本身是个人缘很不好的人,地位比较接近的人一般都不愿意跟林彪合作。胡少海的尊重上司意见,等于表达了军人们的一个共识:不管怎样,朱德是他们真正的上司,是他们必须忠诚的领袖。

    会议最后的结果,是撤消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改由陈毅代理。陈毅则代表前委宣布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警告处分。对朱、毛来说,所谓的处分其实毫无意义,因此,朱德实际上是全面获胜,毛泽东则由于失去了前委书记这一他好不容易弄到的职位,等于是在朱毛冲突中全面败北,彻底输掉了这场“路线”斗争。

富田事变朱德与彭德怀态度微妙差别

    谢汉昌、刘敌“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口号实际说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即红军当中与毛泽东是“敌人”的实力派领袖就是朱、彭、黄,但谢汉昌、刘敌并不清楚毛泽东与这三个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和他们的真实性格、想法。他们提这个口号本就比较幼稚,这样反而使朱、彭、黄失去了就大屠杀问题反对毛泽东的可能,更使朱、彭、黄根本无法结成反毛同盟,如果他们这样做,就等于站到了“兵变”的立场。“富田事变”之初,朱、彭、黄都没有明显态度,可以认为他们是因为这口号而在避嫌,但没有态度就已经表示他们对毛泽东的不满,只是由于谢汉昌、刘敌的口号而断了他们可以指责毛泽东的路。就这一点来说,谢汉昌、刘敌的口号是帮了毛泽东的忙。

    不管怎样,现在朱德客观上已经卷入了毛泽东的大屠杀。就朱德来说,作为红一方面军的最高军事首长,大屠杀对战斗力削弱最大的压力是在他身上,不仅是兵力的减少,而且更是军心的动摇,地方党陷入在恐怖气氛中也严重削弱了进行作战的社会基础,无论是战略上还是战役上的安排都会带来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更需要团结。如果仅仅就朱德跟毛泽东个人之间的冲突来说,大屠杀则是有利于朱德的,毛泽东越是执行恐怖政策,朱德就越得到人心,地位就越巩固。这些所积累的,是毛泽东的失败,朱德的胜利。因此,从大方向上,朱德不参与,但在立场上表示对毛泽东支持是一种必然要采取的基本态度。谢汉昌、刘敌的口号无意间拉近了朱德、彭德怀的距离,把“朱、彭、黄、滕”列为一个阵营,而这个阵营的最高领袖毫无疑问就是朱德,彭德怀作为“朱系”人马的概念从此再也无法解脱了。事实上,在这以后,虽然彭德怀私下仍然会“有不大尊重的言论”,但也不再有了公开反对朱德的言行。在当时,朱德沉默了几天后,作为“朱、彭、黄、滕”的当然首脑,找了黄公略,然后找了彭德怀,于12月17日联名发表了《为富田事变宣言》,18日朱、彭、黄又联名发表《给曾炳春等的一封公开的信》,表示支持毛泽东,主张团结。

    谢汉昌虽然职务是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地位挺高,但其实还只是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幼稚青年,远不懂得政治斗争的规则。他很幼稚地弄出了一封明显是伪造的信。12月20日,谢汉昌等人写了《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并附上了一封《毛泽东给古柏的信》,派人送给了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关键是附件《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出了大问题,这封信的内容是:“古柏同志: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本书作者注:指段良弼)、李(本书作者注:指李白芳)、王(本书作者注:指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本书作者注:指曾山)、李(本书作者注:指李韶九)、陈(本书作者注:指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10/12毛泽东。”最愚蠢是用“某方来信”、捕杀CP之类语词暗指毛泽东是蒋介石特务,这是很笑话的。如果毛泽东是特务,就应该是捕杀所有派系的红军,而不会把朱、彭、黄、滕并列。这个幼稚的阴谋帮了毛泽东大忙,其直接的好处非常之多。它逼使了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要表态,而这时候进行表态除了全盘支持毛泽东外别无选择。本是“路线”斗争,现在成为了针对毛泽东个人的“阴谋”,反而使毛泽东从大屠杀的困境中摆脱了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对毛泽东“路线”的道义支持。这种“阴谋”显然具有分裂意图,不仅加强了人们与毛泽东的团结,而且也把事变群体置到了非正义的地位,从而为镇压事变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谢汉昌的幼稚首先是帮了彭德怀。毛泽东本来进行军队大屠杀的原因跟与彭德怀的冲突有密切关系,现在彭德怀不得不与毛泽东站到一起,并可以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忠心了,彼此的矛盾得到了化解。接到伪造信后,彭德怀当即认定这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险恶阴谋”,草拟了一份二百字的简短宣言,宣布“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表示“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这样,在“富田事变”事变中,彭德怀就特别发表了三次宣言,而最后一次则是他单独发表的。

    针对谢汉昌的伪造信,朱德和黄公略都没有专门发表宣言。彭德怀回忆:他在开会说信是伪造的时,“黄公略来了,大概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会后我问邓萍同志,公略来干吗?邓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他就走了。”黄公略与彭德怀的关系本就比较微妙。黄公略,1898年生,湖南湘乡县人,高小毕业,与彭德怀是湖南讲武堂同学,北伐后即任团副,1927年1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高级班受训,年底参加广州暴动并加入中共,1928年3月到湘军独立第三师主持随营学校,独立第三师改编为独立第五师后任第三团第三营营长,7月与彭德怀一起进行平江暴动后任红五军第二纵队长,但彼此随即分手,彭德怀带红五军主力逃到井冈山,黄公略仅带了第二纵队二百人左右独立进行游击。1929年秋天惨不忍睹的彭德怀从井冈山回到湘鄂赣边时,黄公略已经发展为了二千多人,彭德怀给了黄公略一个副军长的职务以示提拔,但黄公略并不愿意跟彭德怀在一起,只好窝囊地将自己已经完全打好基础了的根据地让给彭德怀发展,自己去了赣西南开辟新天地。从这段历史来说,黄公略不仅受过一定教育,而且从军政素养来说都远高于彭德怀,基本上一直是进行独立作战,并不愿意屈就于彭德怀之下,但又被压抑着了。从系统上说,黄公略在1930年夏后正式属于朱毛红一军团,具有跨红一、三军团的模糊性。黄公略在红一方面军中的模糊地位和微妙关系使他不很容易表态,既然朱德不来找他,他也不必要象彭德怀那样积极了。

    彭德怀的特别“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跟斯诺说:“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这是由于第三军团的忠诚、党和红军部队的总的团结以及农民的支持。”毛泽东这话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红第一路军总指挥兼红一军团总指挥的朱德并不积极,只是在形式上维持了团结。镇压当时并没有实行,毛泽东已经很失人心,如果当即镇压会很危险,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朱德不会允许自己的红一军团去做红军打红军的事情,彭德怀也许会有可能,但真正要下决心也不会很容易,除了口水仗,毛泽东一时并没有什么办法。

    1931年1月,项英来了。1月15日,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成立,项英任书记。项英立即阻止了毛泽东。这次到底杀死了多少人,除了红一方面军有一个截止到1930年12月中旬的四千四百多人概数外,详细的数字现在已经不容易统计,但红一方面军在不到一个月的短时间里数字就这样巨大,屠杀时间更长的地方所杀掉的人不会比这少。研究中共历史中的大屠杀特别要注意一点的是,由于所谓的地主、富农之类根本不具有“人”的地位,所屠杀的人数资料更是缺乏,通常并不在大屠杀总数当中。在毛泽东这次大屠杀中,由于毛泽东与李文林等人在政策上的最大争执焦点是土地政策问题,毛泽东主张的是把所有土地进行平分,李文林等人主张的是对富农宽容,反对毛泽东对生产的大破坏,因此,毛泽东在屠杀农民方面特别极端,不仅要把地主杀光,而且要把富农杀光,并且还杀比较“富裕”的农民。就杀地主来说,李文林本身也是个非常积极的刽子手,这一方面的人口数量应该是十分恐怖的。实际上,这一次的大屠杀是全方位的,之所以称为“内部”大屠杀,不过是就其特点来说的。它标志了由社会性屠杀发展到中共内部的毛泽东式大屠杀模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种模式的实现方式是设定一个必须要消灭人身的敌对阶级,然后将这个阶级的存在引入到屠杀者自身体系之内,同时再制造一个或几个应该要予以清除并消灭的神秘敌对组织,将专门进行屠杀的机构与民众中的愚昧、残暴群体结合,采取怀疑一切的思维方式,制造出全面的恐怖气氛,使所有人既成为屠杀者,也成为被屠杀者,导致大屠杀以几乎没有人可以阻挡的力量迅速展开起来,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建立和巩固独裁,而大屠杀的终结也只能依赖于一定的独裁者。

四次反围剿是朱德战术的集大成发挥

    三次反围剿,以及之后朱德指挥的顶峰之作第四次反围剿,无论是在中国战史上还是世界战史上,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战例。就之前的中国和世界战史来说,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不胜枚举,但从来没有过如此集中而连续的情况发生。三次反围剿是三次大战役,但由于其连续性,也可以看成是一次战役,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就中国和世界战史来说,就大的战役角度讲,三次反围剿标志着了一种新型的军事艺术和战争模式已经正式诞生,这种军事艺术和战争模式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也改变了世界,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前所未有的民族独立运动中被广泛运用,最经典的战争便是著名的越战。

    三次反围剿朱毛红军的显著特点是兵力基本没有变化。红军本来约为四万人,毛泽东的大屠杀自己损失四千多人,“富田事变”分流和损失约二、三千人,因此,朱毛开始应战实际兵力约为三万三、四千人,到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时兵力略减为三万人左右。蒋介石围剿一方则是从十万增至二十万再增至三十万。问题不只是一个兵力问题,而且双方军队的其它一些要素也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就兵种而言,红军只是步兵兼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炮兵,蒋介石方面则拥有比较强的炮火,而且还有一个师的骑兵,更重要的是拥有一支空军部队,即使不考虑空军的攻击功能,只考虑它的侦察功能,就已经拥有了绝对的配备优势。就通讯而言,蒋介石方面各师都具备无线电设备,很方便于协同,而朱毛则没有进行协同的无线电装备。最致命的是武器配备,蒋介石方面军队拥有充足的装备和弹药,朱毛则装备和弹药不足,只能通过缴获补充,而且由于是通过缴获补充,按照朱德的说法是“中国的新式武器来自各国,类型也日益复杂化”,因此朱毛实际是标准的杂牌军,很多武器连一般军官都不会正确使用,军队相应的训练程度难以跟上。

    蒋介石的失败单纯就军事角度说,归根结底是输在他当时以二十万元天价悬赏人头的朱德身上。在第三次反围剿前夕朱德专门写了篇文章《这样创造铁的红军》,他强调:“红军在战术方面必须超过敌人。”他完全做到了这点。由于这时候毛泽东已经成熟,而且他主要的权力争斗对象已经不再是朱德,因此,在军事上朱德不仅没有了大的干扰,而且更是朱、毛合壁,借助毛泽东的专制风格顺利地贯彻了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和主张。在朱德的耐心熏陶下,和在自身的探索下,红军的中、高级将领已经成熟或初步成熟,他们各有特色地掌握了不同于“古今中外”的战术,而且互相弥补,彭德怀在硬打硬冲的特色下掌握了游击,林彪除了还不很适应大范围运动外,几乎全盘继承了朱德的衣钵,不仅敢打,而且非常机智。在朱德的熏陶下,本来很一般的人才,也成为了非常出色的战将,最典型的莫过于罗炳辉。罗炳辉,1897年生,彝族农奴出身,18岁入滇军当兵,曾是朱德学生李文彬手下一名营长,1928年6月朱德在新七溪岭亲自击败李文彬时,罗炳辉差点死在朱德的追击下,到了朱德手下后对此仍然心有余悸,跟何长工说:“我的娘呀!你们跑的好快啊,几乎把我捉到,我的骡子挂了花,我一个跑,我是大胖子跑不动,几乎把我抓到。”象罗炳辉这样的平常之才在国军当中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但到了朱德手下,经过熏陶,接受了新战术,就很快成为了非常出色的战将,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把蒋介石的主力拖着运动半个月之久,消耗掉了国军最后的精力,促使蒋介石最终下了撤兵决心。

    三次反围剿以及第四次反围剿中朱德的战术,都可以从朱德之前指挥的战役和战斗中找到要素,比如大范围的运动是朱德从三河坝撤下来后最鲜明、一贯的特色,不断干扰、疲惫敌军是他最基本的战术要素,进行欺诈是朱德惯用的手段,隐蔽后突然出击是他常用的决战手段,等等,本书前面已经叙述、分析了很多,可以说,四次反围剿是朱德游击、运动战术的集大成发挥。朱德非常突出的一个优势是他的人格魅力,这是蒋介石及其手下将领所根本不具备的,对于红军最普通的士兵们来说,朱德是真正的军神,只要有他在,总是会有办法的,是会取得最终胜利的,这种凝聚力和胜利信心甚至可以说是最关键的“战术”。三次反围剿中,朱毛数次处于生死关头时,作为统帅的朱德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和督战,甚至自己带着一个警卫排跑在红军大队前面追击敌人,第三次围剿中蒋介石在黄陂已经基本完成合围了,朱德却拿着指南针走在最前头,把三万大军从仅仅十公里的缝隙中悄悄带出了合围圈,这是国军高级将领中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的,即使世界军史上也很难找到第二个这样英勇、卓越的统帅人物。

遵义会议前朱德铁腕定鼎

    就红军战略而言,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已经完成了转折,黎平会议明确中央红军的目标是创建一个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但是,这两个会议都开得十分匆忙,中共中央需要作进一步的详细计划,因此,在进军遵义的过程中,要在遵义开一个充分的会议已经是中共高层人尽皆知的事了。也就是说,这个会议本来是一个关于以政治策略和重建根据地的会议,但当会议开始之后,在早已预谋的毛泽东策动下,方向完全转变了,开成了一个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的会议,而军事路线问题的实质,则是军事决策权从而也是在当时的中共实权的调整。

    红军“突破”后,毛泽东虽然没有权力,但名义上的地位很高,既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又是最高“政府”首脑,因而有能够比较自如活动的空间,从一开始踏上突破之路时,他就开始了被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半个世纪后写的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称作的“担架上的‘阴谋’”。毛泽东之所以在担架上进行活动,是为了与王稼祥进行联盟,当时王稼祥因伤躺在担架上随军委纵队行动。王稼祥本来已经是毛泽东的支持者,但仅仅支持并不够,毛泽东还需要他成为自己的同盟者,成为一个积极的共同主张者。毛泽东做到了这点。有了王稼祥的同盟,毛泽东与王稼祥又争取到了洛甫的支持。这样,他们三人就形成为了一个小集团,在遵义也是住在一起。

    试图调整军事路线和权力的问题已经不是一般的政治分歧,毛泽东仅仅得到王稼祥的同盟和洛甫的支持,并不能够达到目的。王稼祥和洛甫虽然是中共政治核心人物,但相对权力较小,也没有什么实力。毛泽东的成功与否关键是在两个目前的实权人物周恩来和朱德手上。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的关系实在太微妙,他没有对他们有任何活动,也不敢轻易进行。虽然周恩来在军事立场上已经倾向毛泽东,但这种倾向也可以认为是对朱德的倾向,在政治阵营和派系上周恩来仍然属于博古一帮。朱、毛之间在军事上的想法彼此十分清楚,根本不需要进行沟通,但毛泽东同样心底很明白朱德始终没有放弃对毛泽东的不满。对这样两个决定性的人物进行活动,弄不巧反而后果会很难堪。这方面毛泽东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反正,即使达不到目的也没有关系,能够在政治局里形成自己的小集团就已经足够满意,是很大的成功了。

    对毛泽东“担架上的‘阴谋’”,博古、周恩来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即使知道,至少在反应上是很迟钝的,因为,没有任何资料说到他们有过相应的准备行动。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毛泽东太当回事,因为,在政治局里,即使已经有王稼祥、洛甫的合作,毛泽东的势力仍然是比较小的。还在进行“突破”前,在安排人选的时候,博古、周恩来愚蠢地将老练的项英留在了中央苏区做最高领导,这可能仅仅是因为项英一直反对他们的大屠杀,但项英并没有在意,还特地提醒博古,叫他们千万别带毛泽东走,但博古拒绝了项英的建议,可见他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后果,或者明知道毛泽东将会捣乱也并没有在乎。

    博古、周恩来之所以会犯轻视毛泽东的历史性致命错误,根源在于他们忽视了朱德这一关键性因素。从周恩来到中央苏区的一开始,周恩来就忽视了朱德在党内斗争中的重要性。博古到中央苏区后,同样也是继续犯了这一错误。朱德不参与政治权争和老实人的态度,以及他作为职业军人的服从命令特点,蒙蔽了专门的政治家们,朱德几乎没有任何抗拒就让李德取代了自己更是强化了他们的错误印象。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朱德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实质上已经是中共最重要的核心领袖之一,而作为政治局成员之一也事实上成为了一名政治家,他不只是一名完全的职业军人了,不可能不关注党内最高权力的权争和其它政治问题,他不卷入终究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一当朱德卷入政治权争将会如何?一当朱德站在毛泽东一边将会如何?在中共遵义会议之前,只有毛泽东非常清楚这点,并有过切身的深刻体会,所以,他始终非常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朱德之间的关系。

    朱德是个反对党的权力漫无边际地管理、指挥一切的人,也是个反对枪指挥党的人,他与毛泽东的冲突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发生的。朱、毛冲突的起点,是枪指挥党的问题,是井冈山时毛泽东作为红四军党代表和军委书记去指挥地方党。在党指挥枪的前提下,朱德希望寻找比较好的党的领导进行合作,因此,中共中央到中央苏区他很高兴,同时也不去参与和干涉党的权争,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已经涉及到中共中央和自己的军队生死存亡的问题了,他不参与和干涉政治已经不可能。对朱德来说,现在是必须要进行决断的时候了。就他的军事经验来说,他不会认为所谓的川黔边根据地计划将是可行的,遵义地区是个鸦片多于粮食的赤贫地方,在这样一个地方要弄一个有规模的根据地本就缺少基础,而且,强大的国军也会很快追击、围拢过来,如果不解决军事决策权问题,就将是毁灭的前途,而军事决策权问题最终就是一个政治权力问题。

    有一个因素强化了朱德的决定性分量。博古、周恩来的权力合法性实质上是来源于莫斯科,但现在这个来源已经中断。1934年8月,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央红军“突破”问题的含糊的答复指示之后,中共上海局突然被国民政府特工机构破获,这样,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联络就中断了。这意味着博古、周恩来已经不能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权争的胜负表面上就完全取决于了投票,但实质上则是已经取决于了以朱德为代表的军方实力派的取舍。博古、周恩来显然对政治局内的投票还充满信心,却没有注意到命运现在实际上已经掌握在了实力派手上,而所谓的实力派,现在也就是军方,具体说来,就是朱德之手。

    当朱德准备干涉政治,选票问题对于韬略深厚的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这是个轻易就可以解决的“难题”,而且,一解决就解决到了彻底。朱德的第一个动作是用铁腕轻易制服了一直在自己面前装老大样子的周恩来,同时也救了这位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朱德的总司令部设在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新修的私人官邸,朱德与周恩来的房间同在主楼三楼,因此是邻居,彼此谈话很方便。在访问过周恩来本人和不少中共要人的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里介绍道:“据说,他(本书作者注:指周恩来)的老朋友朱德大概事先跟周打了招呼,表示自己准备推举毛。朱的这一举动在两派竞争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是至关重要的。周很明白大家肯定会对他投不信任票,为了使这一不可避免的情况不至于太糟,周同意了朱德的做法。”迪克?威尔逊在这里似乎还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朱德的决定性分量,朱德要“推举”毛泽东并不需要周恩来“同意”。朱德跟周恩来谈了一夜话,据说周恩来在这神秘的一夜里甚至痛哭了起来。朱德向周恩来说明自己的决定,对周恩来来说就等于军队已经作出了决定,并且否定了周恩来过去的作为,而且,朱德实际就是逼迫周恩来必须立即决定自己立场,不然就将彻底抛弃他。虽然周恩来掌握着特工和政治保卫局,也是很强大的实力,但这种实力在“和平”状态下才是非常恐怖的威慑,当军人们真的动手起来,特工和政治保卫局的人就只是乌合之众而已。对周恩来来说,向朱德表明自己转变立场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虽然朱德会保护周恩来,但周恩来从此将意味着失去窥视中共最高领袖地位的任何可能,不仅以后莫斯科不会再进一步信任他,而且在中共党内也不会再有这方面的竞争力,而不转变立场的话,则更将可能失去所有,如果按照周恩来自己轻易杀戮季振同的思维来说,应该不得不想到如果朱德把红军大失败的罪责公开载到周恩来一个人头上,已经失去人心的周恩来甚至可能连脑袋都会保不住。对朱德来说,他事先制服周恩来,也是要救周恩来,他对毛泽东太了解和不满了,虽然对周恩来也不满,但周恩来是眼前的中共政治领袖唯一可以对毛泽东形成牵制力的实力人物,就象朱德曾跟龚楚私下表达过的想法,他的“民主”本性决定了他不愿意在中共出现由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

    在制服了周恩来后,或者说不管周恩来是真服假服,朱德采取了第二个强硬的动作,就是让政治局会议成为扩大会议,让军队主要将领们一起参加会议。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说:毛泽东“还邀请了临时革命政府委员、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等来参加1935年1月7-8日举行的会议。这些人形成了多数,他们违背党章的规定和党内生活的一切准则,不仅参加讨论而且还参加表决”。李德的这一回忆是错的,但说明了政治局以外人员参加会议对会议结果的重要性,不仅是“讨论”,而且还涉及到了“表决”,也就是票数问题。遵义会议参加者一共是二十个人,其中政治局委员六人: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扩大了的人员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扩大了的正式代表总共十七人。此外有作为军事顾问列席的代表一名李德,伍修权是李德的翻译,临时代替邓颖超中央秘书长职务的《红星报》主编邓小平是记录人员。十七个代表当中,并没有李德所说的较低职务人员,增加的非政治局人员全部是红军最主要的军队首脑。同样,所增加参加会议的七名军队首脑,也不可能是由毛泽东“邀请”来的,当时毛泽东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力,如果毛泽东胆敢这样做,会议不等召开,毛泽东就将因违反纪律而一败涂地了。促使做到这点的,只能是朱德。当朱德个别向周恩来摊牌时,周恩来已经无法拒绝朱德邀请军队首脑参加会议的要求,即使周恩来予以拒绝,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朱德也同样有权力以讨论军事问题的名义下达指令,当朱德下达指令,七个军队首脑站到了会场门口,政治局拒绝他们进入参加会议,后果就将不堪设想,因此,周恩来除了在这个问题上予以同意外,别无它法。而当周恩来、朱德一致要求会议扩大进行,博古也就根本无法予以拒绝了。

    由于李德把政治局会议向军队首脑扩大弄成了是毛泽东的“邀请”,因此,他就由此理解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表现,他说:毛泽东之所以敢在遵义会议上攻击中央,是因为“突破封锁线以后,整个政治生活和党的工作实际上只是在军队中进行;而这支军队,正如我以前多次提到过的,几乎完全是由农民组成并受职业军人的指挥。毛在部队指挥员中和部分政治工作者中,由于多年共同战斗,有许多追随者。中央苏区的转移,在他们中间引起了一些不满的情绪和不稳定的感觉,这是他有机会煽动起来的。”实际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并没有对军队首脑进行什么冒险性活动,更没有找过朱德。但李德这理解说明了军人参加会议对会议后果的决定性影响,也说明了当时所谓党的工作实际已经就是军队的工作。李德说:“在党的最高领导人中有一些比较年青的干部,如王明、博古、洛甫和周恩来,他们中只有周恩来在军队中有支持者。”可见,李德事后认识到了博古他们缺乏实力基础的严重性。其实当决定会议要扩大召开时,博古他们就已经认识到了事态不妙。本来,按照他们的估算,毛泽东在政治局里面无法占到多数,军队首脑一参加会议,情况就大变了,但他们仍然对政委们比较相信,于是马上就展开了活动,博古最亲信的凯丰专门找聂荣臻谈话,试图寻求支持,结果被聂荣臻回绝。这样,不等会议开,博古他们就已经气短了,而毛泽东则有了意外惊喜,信心倍增起来。一般研究者跟李德一样,都认为周恩来“在军队中有支持者”,其实是不加分析的习惯性思维,实际上这时候周恩来已经失去了他在军队中主要的亲信,刘伯承、聂荣臻已经完全成为了朱德的亲信。

朱德决策百团大战

    朱德的成就不仅为他在全国赢得了很大的声望,更是在中共内部和华北沦陷区获得了高度崇拜。1939年朱德五十四岁生日,这在中国传统本是个很一般的小生日,尽管他本人予以谢绝,但还是形成了一个庆祝他生日的大热闹,周恩来控制的《新华日报》甚至为朱德的生日专门发表了社论,并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撰写了专门的长文《贺朱副司令长官五十寿辰》。这标志了朱德作为中共之神的地位和威望已经完全确立。这时候,中共武装派系中的各主要派别的绝大多数将领,都已经被朱德完全征服,至于一般低级军官和士兵,更是把朱德当作了神。在所有的将领中,贺龙出道的资历仅晚于朱德,与朱德同是中共中两个军阀出身的人,在军人圈子里贺龙对其他人从不服气,南昌暴动时地位高于朱德,之后彼此没有合作,一直到红二、四方面军会师时才开始合作,抗战时贺龙彻底服了朱德,感叹朱德名不虚传,“的确是个帅才”。

    1940年3、4月间,一直强调以打击日军交通线为最重要策略的朱德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交通破袭战。他认为可以达到三个目的:一,“它牵制了敌人进攻我大西北后方及进攻西南的企图”,“部分地错乱了敌人的部署,至少要延迟敌人的进攻”;二,“打破了敌人对付我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敌人企图利用它的铁路、公路、据点和碉堡来封锁我抗日根据地,陷我于绝境。而我们则必须切断敌人的交通命脉,以制敌之死命”;三,“打击了敌人的‘以战养战’的阴谋”。朱德决策的这次战役被称为“百团大战”。从朱德打百团大战的目的来说,他显然是站在全国战局来看的。还在1938年10月22日武汉会战期间,朱德特意飞到武汉与蒋介石见了一面,也是他与蒋介石的第五次见面和最后一次见面,见面时,朱德安慰蒋介石,跟他说即使退到重庆也没有关系,中国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人的。但日本在西进受挫之后,集中力量攻击长江地区国军正面战场,对蒋介石的压力是极其大的。1939年9月,日军又与国军进行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德决定打百团大战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朱德一直认为,日军地面部队的主要优势就是机械化,要消解日军这个优势的最好策略就是攻击它的后勤,缺乏后勤保障的日军机械部队就降低了战斗力,机械装备甚至就是一堆烂铁。当时日军向西北的进攻已经完全被阻滞,朱德于1938年3月一到太行山以后,就发展根据地经济,到1940年已经使华北根据地摆脱了粮食等困境,通过积少成多的对日军后勤的打击也已经使八路军拥有了比较充足的物资,各方面都积聚了很可观的力量,可以对日军后方进行一次大规模打击了,朱德称之为“游击战争的战役进攻”,要“使许多沦陷已久的地方,重新飘扬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同时也可以减轻日军对国军正面战场的压力。

    朱德对百团大战作了决策并进行初步安排后,即出发回延安。百团大战一开始是准备只使用二十几个团,但根据薄一波的回忆,朱德在离开太行山前已经开了扩大作战兵力和战役规模的口子,鼓励把部队拉上去好好锻炼一下,不在乎与日军作战时发生比较多的伤亡,朱德甚至认为一支部队损失三分之一也无所谓。朱德离开太行山之后,进一步的准备工作就交给了彭德怀负责,所有人都没想到后来各方面形势会发生大变,朱德再也没有能够回太行山,百团大战的指挥就也由彭德怀负责了。5月26日,朱德回到了延安。8月8日,在延安的朱德与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下达了行动命令。8月20日,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八路军在抗战期间作战规模最大的百团大战正式打响,总共使用了一百多个团,二十多万兵力,在22日朱德与左权对前线发出的指示里,把这场战役称为了“百团大战”。到12月5日时,八路军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日军伤亡二万六百多人,伪军伤亡五千一百多人,破坏了正太路及其周边大量铁路、公路、桥梁、隧道、火车站及五个煤矿。

    百团大战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成为毛泽东批彭德怀的罪状之一,因此成为了中共官方党史上的一个可笑的“疑案”。现在一些试图为百团大战“翻案”的人很重要的理由是毛泽东自己曾经同意过进行这个战役,觉得毛泽东是“忘记”了自己同意过,这并不能构成为百团大战“翻案”的理由。人们忘记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百团大战是由朱德策划并决策的,战后他又立即肯定了这一战役对中国抗战和八路军抗战的意义,当时朱、毛之间的地位、威望和实力,毛泽东对朱德决策的百团大战根本不敢予以反对,除了同意别无选择。后来毛泽东用百团大战攻击彭德怀,不过是从侧面威慑朱德,而彭德怀不敢把责任往朱德身上推,只能哑巴吃黄莲,为朱德背黑锅,独自承担所谓的“责任”。要知道,百团大战如果不是朱德决策,彭德怀怎么有权力和胆量组织百团大战?至于现在中共官方党史一般认为的百团大战的缺陷,即过早地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更是荒唐,完全还是站在毛泽东消极抗日的地位上为毛泽东辩护。朱德策动百团大战的目的之一,恰恰是要显示八路军在日军后方的力量,以吸引日军,缓解日军对国军正面进攻的能力。不“暴露”八路军的力量,还打什么百团大战?毛泽东对百团大战的攻击,不过是朱德所忧虑的毛泽东太自私的表现而已,今天为毛泽东的辩护,不过仍然是站在毛泽东立场而不是中华民族立场的丑恶的“自私”表演而已。

朱德长达六年的革命军阀生涯

    中国近现代史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军阀战争。中国近代军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曾国藩起兵讨伐太平天国,而袁世凯小站练兵则是北洋军阀开始形成的契机。由于辛亥革命是以地方独立为特征的,而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做大总统并没有真正解决南北冲突的局面,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军阀社会格局的形成是奠定于辛亥革命。在护国运动中,由于各省特别是南方各省仍然纷纷采用了独立的方式,虽然北京拥有法定的首都和中央地位,但实际上中国的军阀社会已经完全形成。但是,军阀社会的形成并不等于达到了军阀战争的高潮,军阀战争的高潮出现在孙中山“护法”之后。由于拥有了“护法”的革命性和正义性,除了北洋系军阀自身的战争外,南方各省的大小军阀特别获得了进行战争的道义支持,从此,在革命的名义下,军阀们开始了不亦乐乎的战争运动,南方几乎所有的军阀都成为了“革命者”。在这种背景下,朱德也成了“革命”的军阀之一。关于所进行的混战是“革命”,朱德始终是坚持的,在他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后,朱德每当谈到过去,都是强调“革命”。因为是革命,所以建国后朱德尽量保护和帮助了当初云南的滇军将领和他们的家属,证明那些将领曾经是对革命有功的,中共政权能用的则用,能养的则养,必须要惩罚的也将功补过、把惩罚程度降到最低,使云南成为了中共政权下对军阀及其家属最宽容的地区。

    1917年6月,满清遗留下来的怪胎张勋在黎元洪总统的支持下,率领辫子军从徐州突然北上进入北京,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逼走黎元洪,推出溥仪复辟帝制。很快,这场闹剧就结束了,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段祺瑞作为国务总理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但是,段祺瑞掌握权力后没有恢复《临时约法》,7月中旬,孙中山在广州宣布“护法”,于是,南方各省军阀纷纷参与进了护法运动当中,开始了“护法战争”。7月20日,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全国,宣布成立靖国军,自任总司令。原护国军第六师改为第一军,顾品珍任军长。原护国军第七师改编为靖国军第二军,赵又新任军长。在南溪的第七师十三旅二十五团团长朱德被任命为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旅长,率部进驻泸州。滇军主要作战对象为川军刘存厚部。此外,北洋政府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吴光新率领了两旅人马从湖北进入四川,占领了重庆。

    由于云南经济比较落后,而四川是个富饶的地区,所以,唐继尧一直有意于四川的财富。护国战争时蔡锷率领入川的兵力才不到三千人,战争期间也不过增兵至六千,但战后唐继尧反而在四川增兵到了两万多人。蔡锷死后,罗佩金担任四川督军,来自贵州的戴戡任省长,刘存厚任川军军长,但罗佩金与戴戡排挤刘存厚,导致刘存厚强烈不满,1917年春夏之际与罗佩金、戴戡进行了混战,滇、黔军越来越失去了当地民心。护法战争发动后,唐继尧以四川为主要作战方向并不能得到四川人的积极呼应,甚至在滇军中也很失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刘存厚获得了战场主动,将靖国军赶出了泸州,压迫到了纳溪、永宁一线。

    战场上的不利激发了一些滇军将领的不满,他们产生了回滇倒唐的想法。朱德曾致电唐继尧,希望他眼睛不要只看着四川和西南,而应该积极北伐,现在,朱德急忙赶到永宁县军部见军长赵又新,希望他暂时不要回滇倒唐,而应该先收复泸州。12月10日,朱德又致电唐继尧,希望他下决心收复泸州:“本旅二十五团现编制就绪,各级官长均愿奋不顾身,复仇雪耻,请公密饬赵司令毓衡速行转攻叙府,本旅及金旅杨团克期分道进攻泸城。”唐继尧接受了朱德的建议,电令靖国军反攻。反攻前,已经染上鸦片烟的朱德把烟灯、烟枪全部砸烂,于13日率部进攻泸州城外制高点五峰顶,与金汉鼎等部迅速攻占泸州,并乘胜占领隆昌、富顺、自流井、内江、资中等地。12月15日,在重庆的熊克武通电就任川军靖国军总司令。1918年1月,滇、川、黔军合围进攻成都。3月,刘存厚败退陕南。朱德驻防泸州,兼任泸州城防司令。几个月后,朱德部扩编为混成旅,朱德任混成旅旅长,继续驻扎泸州。

    2004年在云南凤庆县落党镇立款村发现一块石碑。1922年春,时任云南警察厅秘书长杨廷材回凤庆县老家为老母祝寿,作为顶头上司的朱德为此写了副对联送他。上联是:片瓦传千古;下联是:懿型式一乡;横批:云蒸霞蔚。朱德的落款是“勋五位三等文虎章陆军中将朱德恭撰”。杨廷材回乡后,请人把对联刻成了一块大石碑。这个证据证明了朱德的中将军衔,但这军衔不会是在警察厅厅长任上授的,最可能是当混成旅长时授的,或至少是1920年回昆明后当宪兵司令时授的。朱德当旅长的军衔是少将,混成旅与一般步兵旅不同,军衔升一级很自然。

    1918年9月,唐继尧移驻重庆,召开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称为“联帅”。在五省联军会议上,唐继尧要熊克武把四川的兵工厂和厘税交给联军总部作为联军的军械粮饷,实际上就是要四川交出兵工企业并承担负担联军粮饷的主要责任。唐继尧试图压迫熊克武在会议上当场签字同意,熊克武予以了拒绝。10月1日,五省联军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唐继尧到泸州召集滇军将领,决定准备倒熊。

    1920年5月,唐继尧发动全面的倒熊战争。但是,熊克武在“驱逐客军,川人治川”的口号下,获得了四川人民和川军各部的倾力支持,而滇军则倒唐之心日增,早就没有斗志,节节败退。9月,川军和滇军在成都激战九昼夜,滇军溃败。川军乘胜追击,进攻泸州。滇军第二军赵又新部参谋长杨森带领一个团突然叛变,10月8日泸州失陷,赵又新在突围时被叛变的杨森部击毙。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立即召集第一、第二两军高级将领开会,朱德提出滇军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返滇倒唐。与会将领一致赞同朱德的主张,顾品珍当即下达返滇倒唐动员令,滇军余部一万多人兵分两路撤离四川,集结到云南、四川交界元谋一带,侍机进击昆明。

    1921年2月6日,以顾品珍为首的包括朱德在内的回滇滇军将领,以及留守云南省的滇军将领叶荃、杨蓁、邓泰中等,联名通电倒唐。顾品珍率部直逼昆明,朱德用炮轰开城门,唐继尧的嫡系部队远水救不了近火,唐继尧仓皇逃离昆明,朱德带领一个团一直追赶他到边境,唐继尧迫不得已从安南(越南)避居香港。2月8日,顾品珍进入昆明,自任集云南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滇军总司令。朱德提出出国学习的想法,经大家再三挽留,于3月5日就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1922年1月,朱德调任云南省警务处长并兼昆明警察厅厅长,正式结束了自己长达六年的军阀生涯。

 

 

 


 

发件人:景占义<zhanyi.jing@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7月30日 23:13 (星期一)收件人:(无)

走出法轮功

----《景占义回忆录》

(中英文对照本)

一、前言

    我与李洪志有过“零距离接触”,在国内与“法轮大法研究会”主要负责人及国外“法轮佛学会”负责人都有过接触,和许多“法轮功”修炼者共同修炼相处过。因此,我可以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如实地告诉大家很多有关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的鲜为人知的内情。

    “法轮功”从1992年产生至今,对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及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认识都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这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对修炼“法轮功”的人来说,现在到了应彻底认清“法轮功”反共、反中国政府、反社会、反人类、反科学面目的时候了。

    正因此原因,我决定写这本书,目的是以我十几年习练“法轮功”的亲身经历,以公正的态度,揭露“法轮功”内部鲜为人知的事件。不为出名,也非出于社会和政治原因,只为写出事实的真相。故事中除了对个别人使用了化名外,所述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全是真实的。

    物换星移,日往月来。人类走过了一条漫长而不平坦的道路,兴盛与衰微、辉煌与悲怆、和风丽日与腥风血雨,多少事如烟而逝,多少事流传千古,一切都会流入历史的长河。但不管人类和宇宙怎么变化,而今世界的发展以及人类对宇宙的探知,铸就了今天灿烂的现代文明,这谁也否认不了。真理是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与各种谬误争辩中获知的。我写此书是以事实为依据,以绝大多数人形成的共识为出发点,我认为是能经得起现实与历史的验证的。

    无假不知真,无正反两方面经历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也找不到真理所在。认识过去,正视现在,才能展望将来。现在应该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了。用醒悟充实思想,以悟出宝贵的人生真谛。让我们的思想不仅可以遨游广袤的宇宙时空,也要用实事求是的心态去洞察“法轮功”的内幕。

    这本书出版后,我预计会带来“法轮功”学员的一些非议和责难,这是我希望的。因为只有争论来辨清是非,才可能获得真理。我是庸人之辈,通过生活实践和对人生感悟使我认清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可能会有人认为,你是用常人之心看“法轮大法”,这样对你极为不利,是要形神全灭的等等,众说纷纭。我认为不足为奇,凡此种种说法我心中早有准备,不必计较。

    我抱着心怀坦荡、无私无畏、求真务实、惩恶扬善的态度面对残酷的事实,到该说实话的时候了。

    仰天笑看宇宙无穷的变化,俯首疾书天、地、人之间的真谛。希望良心未泯的广大“同修”们能够从中有所感悟。

二、北大“弘法”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掀起了“气功”热,名目繁多的“气功”纷纷登台亮相。“法轮功”是其中最活跃的“气功”之一。

    从1992年李洪志创办“法轮功”,到1996年,正是“法轮功”传播的高潮时期,掌管全国“法轮功”活动最高指挥权的“法轮大法研究会”(简称“研究会”)接到“石家庄法轮功总站”的报告,听说河北省邯郸市有一个高级工程师练“法轮功”出现了“特异功能”。

    “研究会”调查及研究后,他们向李洪志做了汇报,同时提出建议:1996年初“法轮功”的传播正需要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找一个能弘传“法轮功”的人,以便能在科学界证实“法轮功”是“超常的真科学”,而现代科学是假科学,以达到在广大知识分子及高层领导人群中发展“法轮功”成员和扩大传法范围的目的。

    李洪志同意“研究会”的意见,立即要求“研究会”通知我来北京“弘法”。1996年春节刚过,“研究会”主要成员之一的叶浩给我打电话,以“研究会”的名义要求我到北京来。我当时是邯郸市“法轮功”辅导站站长,我接到通知后召集站内的几个负责人商量,大家觉得这是一个通过修炼上层次的极好的机会。

    当时我思想上认为,应该为了消除“业力”(李洪志的一种歪理邪说,认为人前世做错事今世要报应,给人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叫业力。)和修炼成佛达到“功成圆满”而去。于是,我回电话同意了“研究会”要我去北京“弘法”的安排。我到京后被安排住进叶浩家里,这也是“研究会”临时办公室。当天晚上“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李昌、王治文、叶浩等人听取了我的详细汇报。他们一致认为,我修炼“法轮功”的过程及出现的特殊情况很重要,在当时很值得在广大学员和一般人参加的“弘法”会上宣讲。

    经“研究会”与北京大学商定,决定于1996年2月23日在北大一个会议室召开一次由我主讲的所谓的“弘法会”。在我讲以前,“研究会”让我先给“研究会”主要成员试讲。

    我因为在炼钢生产和科研第一线干了30多年,围绕在我思想上最多的问题是炼钢过程中的物理、化学反应,这些问题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在我练“法轮功”以前,我经常胡思乱想,幻想着自己钻入钢水中想弄清钢水内部物理、化学反应的过程,想钻进炼钢炉的耐火材料中看个究竟。

    当然,这些都是徒劳的,除了凭空想像的幻觉外什么也没看到。练“法轮功”以后,这种幻觉仍然存在。我向大家详细地讲述了此现象。我还介绍了我在练“法轮功”之前就研制出了两项专利技术。

    李昌听完后对我说:“你练‘法轮功’以前出现的现象就不用讲了,只讲你练‘法轮功’以后出现的情况。特别是你的专利,如果不跟‘法轮功’联系起来,就毫无意义。”有的人听了我的试讲后提出,你应该把产生的幻觉说成是“元神”,你要着重讲“元神”离开身体,进入钢水和耐火材料中直接观测其内部的化学反应,还要举例说明你看到了用常人的科学方法无法看到的东西,还要讲你怎么通过练“法轮功”去掉常人的执着,在练静功时怎样使心静下来的。只有这样才能让听众体会到练“法轮功”的作用。

    按照这样修改,把我练“法轮功”之前就研究出的专利,编造成练“法轮功”之后“元神”离开身体进入钢水而产生科学发明的神奇故事。这种用幻觉编造的故事,由我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本人现身说法,谁能不信呢?

    我按照李昌等人的意图对讲稿进行了修改,经过两次试讲通过了“研究会”的审核,然后由“研究会”安排我去宣讲。

    现在分析不难看出,我在北大的所谓“弘法报告”可称是李洪志主编,“研究会”导演,我当演员,演出的一场用伪科学宣传“法轮功”邪教的闹剧,在李洪志和“研究会”的授意下增加了许多欺骗性的内容。

    我的所谓的“弘法报告”经“研究会”整理出文字材料后向社会广为传播,给社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对“法轮功”邪教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和助纣为虐的作用,误导一大批知识分子加入了“法轮功”邪教组织。(演讲稿见本文后附)

    “研究会”在整理我的所谓“弘法报告”时,加上了一个标题:“法轮大法显神威”,副标题是“一个高级工程师走上修炼道路后在科研事业上取得新突破的实证”。“研究会”在这个“报告”加上上述的标题,目的是利用我的“报告”在知识分子中去“弘法”,达到扩大“法轮功”组织的目的。

   自从我戴上这个耀眼的光环后,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很多人看了以后,觉得“法轮功”真奇妙,从此也练了“法轮功”。这个“报告”甚至使一些人误认为“法轮功”是未曾开辟的真科学,是我因练功“天目”大开,而出现了“功能”等。我的“报告”使“法轮功”从科学的角度增加了可信度,流传愈广影响愈坏,流传愈广流毒愈深,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以我的这种幻觉而“制成”的“弘法报告”流向社会后,会因为由于我的误导使一些人产生错觉,误认为我的意识外和身体都进入钢水中。这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别说我身体进入1600度至1700度的钢水中,就是我身体跳到100度的开水中,我早已不在人世了。

    由此可见,我出现的这种幻觉现象,在1996年被李洪志和“研究会”利用,而做了“弘法”的工具。当时我思想上认为,我用这种现象去“弘法”是正确的,是得到李洪志认可的,“研究会”代表着李洪志,“研究会”让做的就是对的。而且我还认为练功前的幻觉现象是常人出现的低级思维反映,练“法轮功”以后出现这样的现象是高级的,符合佛法的思维反映。所以我情愿被利用,这也看出我中“法轮功”毒害之深。在当时我已经完全丧失了正常人判断事物正误的能力。实际练“法轮功”前后出现的现象完全是两回事,特别是练“法轮功”后出现的现象都是虚无缥缈的、科学无法证实的梦幻而已。这就铸就了我的大错。

    在练“法轮功”静功时,要求心静。就是要心无杂念,思想高度集中。我开始练时,心静不下来,思想上什么都浮上来,后来每天只学《转法轮》一书,被李洪志的歪理洗了脑。考虑到心不静就不可能上层次,更谈不上“功成圆满”,修不成下辈子还得当人受罪。

    另一方面长期不看电视、报纸和其他任何书籍,也不跟“法轮功”以外的人接触,逐渐思想单一化了,也就是心静下来了。听说其他练“法轮功”的人心静下来后脑子里一片空白,而我不是。思想中出现的是萦绕着我多年的不解之迷,是炼钢的过程问题,不管我怎样控制也挥之不去,以致时间长了出现所谓“元神”离体进入钢水中的幻觉,就像人做梦一样。有人认为用现代科学的说法,这种现象也可能是灵感的出现,而绝不是“法轮功”宣传的那样,什么大开“天目”、“法轮功大显神威”,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回忆过去,如果真的像他们宣传的那样,我在练功中入静应该能看见“法轮”、“法轮世界”,实际上我从未看到过什么“法轮”、“法轮世界”的景象。因为没出现过,所以我做所谓“弘法报告”时从来没提过看见了“法轮”、“法轮世界”的现象。

    一些“法轮功”痴迷者会认为,你修炼的层次差远了,根本就看不见“法轮世界”。这一切说法都是自欺欺人,毫无科学根据。为什么在我身上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认为这与我在炼钢生产和科研第一线连续工作几十年,而从来没做过别的事有很大关系,没有这些生活实践不可能在我思想上产生这么多的幻觉,一个根本没搞过炼钢的人不可能产生这种现象。问题是这种现象被说成“超常的真科学”,实质上是被伪科学的“法轮功”利用了,这就造成大祸。我认为灵感的出现是人的认识的飞跃,从心理学上讲,灵感导源于特定的神经联系的沟通,因此可以说灵感虽然以偶然的形式出现,却体现了必然的规律,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

    灵感有突发性、亢奋性和创造性,但必须来源于对生活的强烈的感受而爆发出来的思想火花。灵感的出现不是神的恩赐,也不是靠外界的刺激,灵感是专心致志和积蓄了极丰富的生活素材才出现的,是不可遏止的、心灵睿智的显现,是人体本能的体现。不管怎么说,在我身上出现的现象绝不是“法轮功”神力所为。

    回想这些年,我搞成的几项发明专利,都是通过长年的生产与科学实验才完成的,都是在练“法轮功”以前就完成了,绝不是靠“法轮功”的神力开“天目”来实现的。没有我在工厂30多年的生产实践,没有现代科学的理论指导,没有我到国内外许多现代企业的考察,并与国内外许多专家们深入探讨,没有付出毕生的财力与投入巨大的精力,没有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创造试验条件,光靠练“法轮功”、读《转法轮》是实现不了的。在这里附上我在北大做所谓“弘法报告”前与“研究会”主要成员在北大门口的合影。由此照片可看出,在李洪志的指使下和“研究会”的策划下,我充当了宣传“法轮功”邪教的工具,现在我深感内疚和和忏悔。

    在我的所谓“弘法报告”中关于“主元神”出窍问题主要说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通过练“法轮功”我的“主元神”离开身体,进入炼钢炉中观察钢水内部的物理、化学反应过程,看到了钢水中一个硫原子四周有四个氧原子的这种结构,根据直接看到的情况,对原来研制的专利进行了修改完善,使专利技术产生了质的飞跃。

    为了证明我通过练“法轮功”修炼出了“超常功能”,促使科研发生质的飞跃的不容质疑的真实性,“研究会”特意摘录了我的专利申请书中列出的化学反应方程式,放在我的“报告”文字材料的最后:

SiO2+3C=SiC+2CO↑
2AL2O3+3C=AL4O4C+2CO↑
3SiC+2AL4O4C+3C=8AL+3Si+8CO↑

    还加了一段说明文字:“发明人为气功学者,修炼法轮大法,经用法轮大法的方法直接观测铁水内的物化反应,发现存在如上反应方程。”经过这样的设计和包装,一个由“研究会”策划导演的,通过我的嘴和我的名义传播的虚构的谎言诞生了,原来只是我脑子里的幻想,现在变成了有化学反应方程式为科学证据的铁的“事实”。

    看到这里,读者自然会产生疑问:你景占义如果不练“法轮功”,能研究出上面说的化学反应方程式吗?

    这是问题的关键,我必须加以解释:专利研制完成时,我还没练“法轮功”,怎么会“用法轮大法的方法直接观测铁水内的物化反应”?我所谓的“主元神”看到钢水中的物理、化学反应都是早被冶金学中证实的东西,是冶金学中的基本公用理论知识,在大部分冶金学理论著作中都可以查到。我说的我的“主元神”看到钢水中一个硫原子四周有四个氧原子的这种结构,也是冶金学上早就发现的事实。这些根本不是练“法轮功”修炼出的什么“超常思维”、“超常功能”创造的。

    那么,李洪志及其“研究会”为什么如此设计这场骗局呢?现在看来其中的奥妙有三个:

    一是把我的幻想说成“主元神”,用以证明修炼“法轮功”同产生“超常科学发明”是因果关系,达到鼓动群众相信“法轮功”、加入“法轮功”的目的,特别是通过我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嘴说出来,就更具有欺骗性,更能达到鼓动科学工作者加入“法轮功”组织的目的。

    二是采用偷梁换柱的方法,把现代科学早已证实的科学理论说成是通过修炼“法轮功”才能创造出的“超常科学发明”,用以证明“法轮功”的“科学性”。我在“报告”中并没有向大家说明这些悟到的现象是冶金学理论中已有的反应方程,而是把这些全讲成是练“法轮功”出现的“特殊现象”。这就误导了许多不懂炼钢知识的人,使他们认为这些现象是练“法轮功”创造出来的。

    尽管我是在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演讲,尽管听众中很多人都是科学工作者,但是李洪志和“研究会”心里很清楚,台下在座的人中,学冶金的人毕竟凤毛麟角,多数非冶金专业的科学工作者从我的报告中是听不出破绽的,反而会认为“法轮功”是科学的,从而加入“法轮功”组织。

    三是如果前面讲的已经说服听众了,后边再编造一些目前科学尚无法证实的东西,听众也不会产生疑问了。我在“报告”中说,我的“主元神”看到了炼钢过程中产生的气体中有AL2O(一氧化二铝)等气体分子逸出。这些分子的结构从现代化学上来分析,是不符合构成分子的离子结合定律要求的,目前科学还不能证实其存在,是根本不存在的,是完全可以否定的梦幻。

    可是,已经有了前边化学方程式做证据的“超常科学发明”,谁还会怀疑后边的“超常发现”迟早会被科学证明呢?

    第二件事,我的“主元神”进入了炼钢炉的绝热板,观察这种耐火材料内部结晶结构,“我看得很清楚,它是由MgO(氧化镁)、AL2O3(三氧化二铝)、CaO(氧化钙)组成的点阵晶格结构”。这种结构至今还没有被现代科学证实,是我练“法轮功”出现幻觉后自己的猜想。同我练“法轮功”以前就研制出的专利技术毫无关系。

    然而,“研究会”却在我的“报告”的文字材料后边,加了一段注解:“景占义先生的冶炼和建筑行业耐火隔热低温氧化镁绝热材料及其生产方式,今年3月18日已获国家专利”,“发明人作为一名气功学者,采用法轮大法方法直接观测这种低氧化镁绝热材料,发现Mgo、CaO、AL203三种分子结构的结晶点阵格子非常符合热的传递规律,可有效阻止热量的散发。”

    在这里“研究会”做了两处手脚,一个是把我幻觉到的科学无法证实的东西说成是已经国家证实的专利技术;另一个是注明获得专利的时间是1996年3月18日,把我练“法轮功”以前研究出的专利说成是练“法轮功”以后研究出的专利。这样一来,就又打造出一个“超常科学”神话的“证据”。

    第三件事,在“报告”中提到,我从德国拿回了一个比我们国家先进得多的切割钢板用的铜喷嘴,我想弄清楚其内部结构,但又无法将它切割解剖。于是我的“主元神”进入铜喷嘴内部,就像钻地道一样从各个孔中钻来钻去,亲眼看清楚了其内部构造,然后就画出了铜喷嘴的内部结构图来。

    事实上,我从德国拿回那个气割枪铜喷嘴后,我曾把它送给河北省冶金厅领导看过,当时我要求帮助推广这一设备,又送至某厂进行研制开发,在不破坏其内部结构情况下进行仿制,均未成功。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先弄清其内部结构,画出工程设计图,然后推广应用。

    然而,苦苦思索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结论。到现在为止,我也没弄清这个嘴子的内部结构,也从未画出可以用来进行机械加工的工程图纸,这个嘴子一直放在我身边的柜子里。

    我当初在“报告”中说画出图,只是画出想像中的虚拟草图,我不可能根据想像画出可以用来进行机械加工的工程图纸。这样的草图别说我能画,随便找个人也能画出各种各样假想的内部结构来。这个草图我从未给人看过,因为如果拿着这样的草图让人照图生产是不行的。

    第四件事,我在“报告”中说:我在宇宙中游来游去,一直游到银河系以外,发现一颗能量很大的星球,“我发现它是灵体,它用各种语言给我信号”,我也发出信号同这颗星球对起话来。这颗星球给我传递了很多有关宇宙的数据,例如发不同颜色光的星球的表面温度分别是多少。我还看到了在钢水中看到过的各种各样的化学分子有许多是碳、氢、氧、氮的化合物,其中包括构成生命的蛋白质基本物质氨基酸,最后得出宇宙中一定存在生命的结论。

    我说在“神游宇宙”时看到了在钢水中看到过的各种各样的化学分子,其中包括构成生命的蛋白质基本物质氨基酸。我在讲钻进钢水那一段时,并没讲看到了氨基酸,因为我再痴迷“法轮功”,也不会说钢水中有氨基酸,在这里却说有,前后是矛盾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一个原因,我非常喜好天文学知识,平时看了大量这方面的书。在我思想上,科学的和非科学的东西,甚至神话故事都有。加上当时痴迷“法轮功”,认为宇宙中存在着佛的世界,特别是练“法轮功”以后,受到李洪志的歪理邪说的影响和控制,思想中经常出现幻觉。

    李洪志曾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生命的,就连石头有时也会与你说话。”在这种思想的毒害下,我幻觉到的东西中自然增加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我同外星球对话的故事,现在看来全是幻觉。

    现在有人对我说:“你在‘报告’中发现的现在科学上还未证实的化学方程式或一些分子式,是不是还没被科学证实的假设?”我说:“我的这种说法可以跟一些练‘法轮功’的人一样,只要一盘腿打坐练静功时,全是胡思乱想出现的幻觉,全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你们把我‘报告’中说的这种现象也当成这么一回事,必须完全的否定和彻底的批判,与科学的假设完全没有关系。”

    第二个原因,李洪志把我树成“法轮大法显神威”的一杆大旗,我自然要为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寻找依据。我认为当时我主观上没有编造谎言欺骗群众的想法,但是当一个人的思想完全被邪教控制之后,便没有了自己独立思考的思想自由权,便会不由自主地主动地同李洪志的歪理邪说保持一致,为其歪理邪说创造证据,甚至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也不会认为是在骗人,因为“法轮功”信徒决不允许对李洪志产生半点怀疑,否则就会降层次,就会被淘汰。因此,我在客观上配合了李洪志传播他的邪教,忽悠和欺骗了很多不明真相的、没有这方面科学知识的人。

    第三个原因,李洪志的歪理邪说随处都可以找到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一会儿说阿弥陀佛有200万法身,一会儿又说阿弥陀佛有80万法身;在《法轮大法义解》中刚说完“释迦牟尼当时他是处于一个半开悟状态,”隔了几页就又说“他属于顿悟的。”到底师父说的哪个对、哪个错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说法肯定有一个错了。其实是学员们错了,李洪志是宇宙中最大的佛,他怎么会犯错误呢?有错的永远是学员!果然,在瑞士法会上,李洪志对给他挑错的学员的头上给了重重的一记闷棍:“有些学员还去议论法,这法如何如何,这段如何如何,那段如何如何。人配不配议论法呢?最起码你还有人的思想,那样就是不对的。”(见《瑞士讲法》)。

    经李洪志这样一说,谁还敢再去挑他的毛病?从此以后,李洪志说错的话也变成了“法轮功”的“真理”,需要学员做的只剩下自己找依据证明师父没说错话,没做错事。

    师父满嘴胡说八道,学员自然可以信口开河,只要是对李洪志传法有利的,错的话也可以说,错的事也可以做,师父决不会怪你,你还可以加快“圆满”的速度。我在“报告”中讲的“神游宇宙”、同外星球对话的故事,也反映了这种心理。

    从以上有关我的“报告”中,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出,“法轮功”利用我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份,把我练“法轮功”之前研制的专利说成是我练“法轮功”修炼出的“超常科学发明”,把我胡思乱想到的东西说成是“主元神”出窍的真实所见,用这些东西去宣传“法轮功”,达到了李洪志证明其“法轮功”的“科学性”,进而在科技界扩大招收弟子的目的。在这一阴谋中,我为“法轮功”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罪过。

三、蓄谋实现

    1996年2月,我在北大做报告后,李洪志与“研究会”研究如何进一步利用我的专利做“弘法”工作,在全国或更大范围传播“法轮功”。

    为此目的,李洪志和“研究会”精心策划,由李洪志带纪烈武与刘桂荣亲自去邯郸走访一趟。当时刘桂荣管“法轮功”的帐目与现金。

    1996年3月5日,李洪志等3人开车由北京来到河北省邯郸市我家。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李洪志,只是在最早出版的《法轮功》一书中见过李洪志的照片。那天也很巧合,正当我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在马路上看见一辆白色的小汽车停在马路旁,从车上下来一个人问路,我正巧从此经过,站在车旁的人问:“打听一下,您认识景占义家吗?”我说:“我就是景占义。”问路的人正是李洪志。然后李说:“太好了,你在前面领路,直到你家去!”

    我快速的把他们领到我家。客人坐下后,李对我说:“你能不能把邯郸的主要学员叫到你家来?”

    “可以。”我随声答应并立即通知了能够通知到的人。不久,大家到齐了。有人提议是否可以合影留念,李同意后一起照了像。(图)

    左起第三位为本书作者景占义,左起第五位为原“法轮大法研究会”副会长王治文,左起第二位 为原“法轮大法研究会”骨干李昌。

    李见大伙坐好后,对我们说:“今天我来邯郸是来看看大伙,我早想在邯郸传法,只是因为邀请的人太多,我跑不过来,请大家理解。你们邯郸有多少练‘法轮功’的?”我当时是邯郸市“法轮功”辅导站负责人,自然由我做了回答。

    李接着说:“我告诉你们,我这次下来传法,是老早就安排的,你们学法人当中,有的是在我到地球传法之前,为了帮我传法,我事先安排的。你们知道整个宇宙都在传这个法。你们要知道宇宙是分层的,我在一层一层传这个法时,有的为了同化这个法同意跟我来到这个地球上的;也有的已在人间为了得到这个法而想回到他原来的世界来学法的。在座的就有从很高层次下来修这个法的。”李说到此处,转头有意地看看我,在坐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大家都以羡慕的眼神看着我,我当时也感到理解不了。这是李洪志在卖关子,用这种方式迷惑了许多人。

    李接着说:“我在国内传法已经结束,而且一年来我很少见弟子,我该讲的都讲给大家了,在《转法轮》这本书中我都全面地讲了,这本书从浅层次看是一行行字,往深层次看都是‘法轮’,再往深看都是佛体,连偏旁都是佛体,再往深看都是我的法身。这本书不仅可以引导你现在的修炼,即便修到很高也有指导意义。宇宙中很高层次的也下来得这个法,将来这部书要铸成金的!我告诉你们,有的学员前几世就是我的弟子。”

    在谈到科学时,李说:“现在科学的许多框框把人都框住了,看不到真正科学的面貌,像盲人摸象,只看到一只象腿,离真正的科学差远了,而且现在科学抡起大棒在破坏科学。因此,你们要利用一切方法去弘扬大法,纠正现在科学所走的路。老景现在正做这件事,将来我也做这件事。”

    在谈到人得病后是否看病吃药的问题时,李说:“拿一棵树比喻,树干有许多年轮,你的病‘业力’从外面往里压,我们的功是把你的病从里向外排。吃药也是把病从外向里压,吃了药表面上好了,实际上把病压里面去了,根本没消除,我们练功是从身体里向外排。”

    讲到这里,需要插一段话,生病的学员多数不到医院看病,也不吃药,声称练“法轮功”就能治病。包括李国栋、封莉莉这样的国外骨干生病后不敢去医院,病入膏肓后偷着去医院看病,不敢让别人知道,最后一命呜呼。

    李洪志后来多次表白,他从来没有要求生病的学员不到医院看病吃药,学员也纷纷替他辩白说师父从未说过那样的话。可是,为什么大家都拒绝就医看病呢?读者们分析一下,如果你是“法轮功”学员,听了上面李洪志说的一席话,你还敢去医院看病吃药吗?

    当天下午5点左右,李对大伙说:“我和老景还有一些事,你们先回去吧!”等大伙走后,李把我叫到里屋,对着桌子上放的《转法轮》一书对我说:“我很早就想给你题词,你把书拿来!”

    学过“法轮功”的人都知道,求师父给题词也是一种执著,是修炼人的忌。人的执著指人的各种欲望,包括人的名、利、情和人的观念等,这些都得去掉,否则修不成佛。这次师父主动给我题词是多么难得和幸运啊!而后李洪志在书上题了八个字:弘法、正法、修法、得法。李洪志,1996年3月5日。

    我问:“弘法、修法、得法我理解,正法怎么理解?”李答:“‘正法’二字,到现在我只对你一个人说,意思是法传偏时,你可以把它正过来。”我听后顿感责任重大,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感。李接着对我说:“你一定要弘这个法,修这个法,才能回到你来得很高的世界去。听说你有专利到现在还没有申请?”我在北京做所谓“弘法”活动时跟叶浩提起过此事,自然李得知我要申请专利,所以李是有备而来。

    “是的!这些年我家里病人不断,收入又不高,没钱申请专利,不着急,我慢慢想办法吧!”我如实回答说。

    这时,李大声喊刘桂荣进了屋,李对刘说:“听老景说他有两项专利未申请,你问老景把专利申请下来需要多少钱,包括从邯郸到北京专利局请专人去跑这件事,所需一切费用全考虑进去,你一次性把钱给老景去办。”刘桂荣早有准备,她从北京来的时候早已把钱准备好了。经我与刘桂荣仔细盘算后,刘桂荣给了我六千元人民币,并写了条,内容是:今付景占义申请专利费六千元。刘桂荣签了字,李洪志又在条子上签了“同意”二字,俩人签的时间都是1996年3月5日。当天下午六点左右,李洪志和我们告别,从邯郸返回了北京。李洪志走后,我次日就到邯郸市专利事务所办理了申请专利手续。自从李走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对萦绕在脑海里的许多问题进行苦苦思索,一些在我脑子里从来没有建立过的新的概念出现了。

    宇宙是分层次的吗?我是从多高层次下来的吗?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工作35年了,一直工作在科研和生产第一线,亲眼看到现代科学对人们的生活和改造大自然的作用,怎么说现代科学抡起大棒在破坏科学呢?我从参加工作以来努力工作,从未犯过什么错误,从不争名夺利,只想平安度日,也从未干过什么坏事,就在事业小有成就时,为什么一家三代人折腾我呢?

    这时李洪志的“业力说”在我的思想中起作用了,这次李洪志又亲自向我传授“法轮功”的机理、传法的目的、传法的方式以及我在传法中的作用,虽然我思想上当时还有许多疑问,但一时被李洪志说的“理”所吸引,因此我想继续学《转法轮》这本书,想从中找出做人的真缔,以及对宇宙、世界、人生等等问题的认识。

    可是当我学了一段时间后,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真、善、忍在《转法轮》中没有明确的说明。再有,人真有“业力”、“轮回”吗?

    就这样我一方面去学习,另一方面又不理解,多少年来形成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与“法轮功”所说的“理”格格不同,可是在我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我又一时不能完全彻底地弄清楚。我是搞科研的,长年养成一种职业习惯,任何问题都应该问为什么,而且力求找出正确答案。我就是这样在矛盾中学“法轮功”。

    当一个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和迷惘中走路时,特别是当思想上对社会、自然、人生中各种问题丧失自已多年来的洞察力和明确的观点时,便会很容易随波逐流被别人利用,而自己浑然不知。

    就说这次同李洪志见面吧,其实有很多疑点,例如:李洪志自诩是宇宙中最大的佛,他的每颗汗毛都是一个“法身”,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他安排的,“法眼”能够洞穿人间一切。可是,李洪志在大街上向我打听认识不认识景占义的家,居然没认出我就是景占义。而我当时对这些却全然没有产生任何疑问,可见我当时中毒之深,这是多么危险和可怕呀。从李洪志离开邯郸之日起,就是我深陷歧途的开始。

四、专利不跟“法轮功”联系起来,就毫无意义

    1996年3月5日,李洪志从邯郸走后,3月6日,我办理了申请专利手续。3月18日,国家专利局受理并颁发了专利申请批淮书。3月20日,我拿着国家专利局批准的两项发明专利申请批准书来到“研究会”。

    当时“研究会”的顾问李昌接见了我。他看了这两份专利材料,对我说:“这很好!老景,你要知道你的专利不跟‘法轮功’联系起来,就毫无意义。你想想,你的这两项专利与‘法轮功’有没有关系?”

     我说:“没关系。说没关系是因为我在练‘法轮功’以前就把专利技术搞成了。但是在我练‘法轮功’以后心静下来,使我的思想高度集中以后又琢磨出新的内涵,这些内涵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专利的基本内容。也就是因为练‘法轮功’悟出的‘理’,没有对我的专利产生颠覆性的、完全推翻重新树立新的内容的作用。”随后我向李昌详细地介绍了这一过程。

    李昌显然对我的答复不满意,他仔细想了以后继续“启发”我:“虽然练功对你的专利没有产生根本性的改变,但也悟出一些内涵,就是这些内涵,哪怕是一点点也好,也要同大法联系起来,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他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两行字:“专利权人是气功学者,用法轮大法的方法直接观测铁水发现如下的反应”。李把纸条交给我,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下面是你的专业问题,你自己写吧!写好以后你回邯郸,在专利申请书上重新填上我给你条子上写的话。”

    回到邯郸后,我带着李昌写的条子来到邯郸专利事务所,对申请专利说明书进行了修改。所谓用“法轮大法”的方法,主要是指盘腿打坐练静功,怎样静心,怎样专一思想,怎样悟出新的内涵,即在北京大学“弘法报告”中所讲的内容。在专利申请书上没办法把如此复杂的过程都写上去,于是我就加上了“用法轮大法的方法”等字样。

    在这里不难看出,在我未到北京之前,“研究会”就对如何利用我的专利进行“弘法”的问题研究多次了。虽然,我如实地告诉“研究会”,我的专利是在练“法轮功”之前就研制成功了,不是因为练“法轮功”搞成功的,我的专利与“法轮功”没关系。但我还是同意了李昌的意见,在专利申请文件上写上了“法轮功”的字样。用李洪志的邪说洗了脑的我,认为世上一切事都是为了这个“法”,只要是李洪志说的和“研究会”布置的都是对的,必须照办。

五、用心至极

    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作“弘法报告”期间,我住在“研究会”临时办公室,和北京“法轮功”辅导总站副站长、海外联络员叶浩住在一起。

    1996年3月中旬,叶浩对我说:“师父一直在批评我们,批评我们没有把你的‘弘法报告’组织得更好、更大、更广泛。师父说把老景的报告扩大、扩大、再扩大,把地球翻个个儿都可以。”我当时想,我有那么大的作用吗?不管怎么说,为了上层次,为了“功成圆满”,听师父的不会错。

    后来“研究会”又组织了几次由“法轮功”学员参加的“弘法会”,开会的地点、有什么人参加、有多少人参加,会前我全不知道,只是开会前用车把我拉到会场。讲后,“研究会”负责人和北京“法轮功”辅导站负责人把我围起来,不让我与其他人接触,然后把我送至汽车上拉回到原住处。可见当时我已经完全被李洪志和“研究会”控制了。

    1996年3月28日,“研究会”负责人让我到中国科学院所属的部门去“弘法”,以便使“法轮功”在科学界产生更大的宣传力度。

    记得有一次我被带到一个会议室,进去后发现才20几个人,座谈关于“气功”及“特异功能”问题。

    事后,我才知道,参加这次会议的是那个时期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气功”门派的掌门人,以及练“气功”出名的人士。会上一些人介绍他们练功时出现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但我没看见他们当场表演,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这些人是否全是真气功师也无从考证。

    这里要说明的是,我认为中国的气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对于人民思想道德的修养、心灵的净化,特别是对强身健体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我这里无意贬低真正气功在历史和现时生话中的意义。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在国内外大力弘扬中国气功,使之发扬光大,造福人类。

    李洪志让“研究会”把我的所谓“弘法报告”扩大、扩大、再扩大,把地球翻个个儿,可见用心良苦,已达到极至的程度。表面上让我去宣传“法轮功”是功德无量的,是通过修炼上层次的行为。实际上是李洪志利用我这个高级知识分子作“托”,不顾一切地弘传他的法。我认为李洪志自己心里明白,他说了许多骗人的谎话,还要忽悠不明真相的人去为他卖命,正如后来中国科学院的一位负责人所说,这是把老景一步一步的往死里推啊!可我当时一点也不觉悟,还觉得师父对我特别关照,真可谓“身在迷中不知迷,落入井中还自喜”。

六、受李洪志“业力说”迷惑而学了“法轮功”

    在这里,我要详细地介绍一下个人在生活上遭遇的不幸,想真实地剖析我学“法轮功”前后内心深处的变化过程。通过对这些故事的分析,不难看出像我同样命运的人很多,为了摆脱思想上的苦恼,在现实生活中又解决不了,只好寄希望于练“法轮功”,以求得到精神上的超然解脱。事实上什么也解决不了,在不自觉和不知真相的情况下被卷入了邪教组织和同政府的政治斗争旋涡中去,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我现在跳出“法轮功”的禁锢才深刻体会到,对于我们走过来的人来说,既有过去深陷邪教之中的煎熬和痛苦,也有现在摆脱邪教后的轻松和喜悦。

    1982年,邯郸的冬天特别冷,室外温度达零下十几度,冶金部责成邯钢建设的连铸工程正在紧张地施工。工程中的混凝土基座、机械设备、供排水管道、供电系统、自动化仪表系统等都巳完工。供水管道已送上水,由于设计上没考虑管道的保温问题,造成铸铁的大型阀门冻裂,5kg/cm2水压的水像喷泉一样喷出,情况十分紧急,如不及时抢修,已施工完的设施被水淹了,损失将十分惨重。当时又不能停水,因一停水会影响其他单位的生产,只好带水抢修。那天我正在现场,一看水像喷泉一样冒出,来不及考虑太多,就冲过去用身体堵上冻裂的大阀门,我的眼镜、帽子顿时被水流冲飞了,一股冰冷的水把我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湿透了,冻得我混身发抖。我大声呼喊,一位分厂的副厂长闻声跑来,用脱下来的棉衣堵住了漏水的阀门。没有几分钟,整个工程现场全是水,并开始结冰。很快厂长带着一帮人来到现场,大伙在冰水中修好了阀门。一场恶性事故被排除了。这时别人把我用棉大衣包起来,并扶到了办公室,帮助我脱光了湿透的衣服,放进早已准备好的棉被中去。那时我全身发抖,很快就昏睡过去了。后来听人说,厂里派了专人看护我,等我醒后听看护人说:“你睡了不久就发高烧,嘴里不停的喊着,快堵!快堵!”

    1983年,经过整整一年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我国第一台小方坯连铸机在河北省邯郸钢铁厂正式投产了。这台设备的投产填写了我国在小方坯连铸史上的空白,为赶上世界生产钢坯的先进水平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此,冶金部非常重视,冶金部派钢铁司司长坐阵邯钢,指挥和协调各方面工作。

    在试浇第一炉钢水时,现场人山人海。当第一根火红的钢坯顺利地从连铸机中拉出来时,全场一片欢呼。我也在欢呼的人群中,一股热血充满全身,我的眼睛湿润了。回想起一年来多少个攻关课题被广大的干部和工人攻下了,今天亲眼看着它顺利投产了,心情能不激动吗?

    这台连铸机是由北京钢铁研究设计院设计的,它包括土建、设备设计、电器动力系统、供排水系统、自动化仪表控制系统、工艺操作系统等。设备制造由湖南衡阳冶金设备制造厂制造,由河北省冶金建设安装公司负责安装调试,由邯钢负责组织生产。为了协调这四家工作,成立了连铸工程指挥部,指挥部成立了领导小组,我被任命为领导小组组长。

    连铸机投产后,由冶金部主持全国钢铁厂的联席会议,在邯钢大礼堂召开,全国各有关单位参加了会议,目的是在会上介绍邯钢这台连铸机投产的经验。在这个会上,领导让我做第一个关于邯钢连铸工程从设计到投产的经验总结报告,并将报告印刷成册发给与会代表,作为今后全国建设类似连铸机的参考。同时把我从欧洲考察带回的资料以我为主翻译成《连铸译文集》,印刷成书发给了与会代表。邯钢的连铸工程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冶金部科技进步特等奖。以上我详细赘述作为引子,引出下面人生悲惨遭遇的故事,也就是我在事业上稍有成绩时,悲剧发生了。

    就在全国连铸会议结束以后不久,传来噩耗,我爱人经医院诊断患了胃癌。厂里决定叫我暂时放下连铸工程的结尾工作,马上带我爱人到北京就诊。经检查已至癌症晚期,手术后进行放疗,然后返回邯钢医院继续治疗。白天我仍到现场处理连铸工程遗留问题,晚上回到病房照顾病人。

    连铸工程建设一年多来,我就没好好休息过,现在又伺候病人,精神压力又大,几个月下来,累得我小便失禁。

    邯钢医院的一位中医大夫给我扣脉,并亲自替我抓药,在他自己家里煮药,然后把煮好的药送到我爱人住的病房,叫我随时服用,渐渐我的病情好转,那时我内心异常感动。直到现在我心中仍对此事念念不忘,这也是我在今后下决心学习中医知识的启蒙时期。由这件事可见,人间真情是磨灭不了的。

    过了半年,我爱人病情恶化。在她弥留之际,两只眼睛含着泪花,嘴里喃喃地对我说:“占义啊!你为我付出的太多,我走后你要再成个家。”这时我热泪夺眶而出,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在我眼前浮现出我们从热恋到今天所经历的种种幸福的画面。经过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艰难岁月,好不容易把孩子们养大了,我的事业初见成效了,她却要离我而去。

    1984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望着她渐渐放大的瞳孔茫然不知所措,我带着极度伤感之心送走了我的妻子。

    我想起中国北宋诗人陆游怀念前妻唐氏时所写的《沈园二首》诗: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妻子的去世对我的心灵打击很大,为什么我会遭此不幸呢?在我学“法轮功”之前,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学了“法轮功”以后,很自然的为这些不幸找到了答案,这是“业力”所致。

    想一想我这么多年什么坏事都没干过,为什么叫我受这么多的罪,可能是上世“造业”所致。我情不自主地中了李洪志“业力说”的毒。

    事情过去好多年了,可能许许多多的老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青少年时代是在解放前度过的,我经历了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年代,亲眼目睹了新中国的诞生,亲身体验了共产党把一个贫困落后的旧中国改变成今天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是共产党把我培养成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我愿意为建设好国家贡献一切。

    那个年代生活很艰辛,工资不高、家庭负担重,但我心系国家建设,很少考虑个人得失,再苦再累从来无怨言。但是,当我学了“法轮功”以后,这种想法完全变了。本来是毫无怨言地主动抢险,这时却产生了疑问,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故偏偏叫我碰上呢?我自然会从“法轮功”的“法理”中找原因。师父说过,每名学员遇到的每一件这样的事都是师父安排的,是这名学员的“业力”造成的,是对这名学员的考验,学员必须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能经受住考验,度过这一关,就会朝着成仙成佛的“圆满”之路又迈进一步。从“法轮功”的“法理”中我找到了精神寄托,与此同时,原有的理想信念却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

    李洪志和“研究会”的人驱车千里来到邯郸向我面传“天机”,使我在李洪志设计的“北大弘法”阴谋中走上前台,这固然是他们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的结果,但是不能否认我在主观上愿意为李洪志和“法轮功”效力。我想像我这样的人世间很多,一旦被“法轮功”控制就很难摆脱,稍不听话或思想上稍有动摇,轻者说你不“精进”,修不到高层次去,重者给你戴上破坏大法的罪名,叫你永世不能翻身,甚至会落个形神全灭的极惨的后果。这种恐吓对于急切想“圆满”升天的“法轮功”信徒是极具控制力的。

    李洪志要求我们练“法轮功”的人要放掉人的各种名、利、情,包括亲情、友情、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等人的一切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圆满”。也就是说在修炼过程中,如果你身上和心里上存在着一点点人的东西,也不可能通过修炼回到你在宇宙中来的那个层次,更不可能修成佛了。于是许多修炼者抛掉了工作、家庭、爱情和多年积蓄的财产,甚至宝贵的生命,全身心地修炼“法轮功”。十几年过去了,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得到。

    李洪志对学员做出很多许诺,例如,人生病的原因是前世造孽形成了“业力”,“业力”是一种黑色物质,生病后,如果看病吃药,就会把黑色物质压进身体的更深层次。如果修炼“法轮功”不用看病吃药,就能把黑色物质从身体里排泄出来,这叫“消业”。用这种方法能够彻底治愈疾病,还能离“圆满”更近。

    “法轮功”学员都追求“圆满”,都想上层次,他们全心的、真诚的听李洪志的话,得了病不敢找大夫、不吃药,相信这是在“消业”,有的人甚至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得了病,害怕别人说自己“不精进”,害怕降层次。

    在这种恐怖心理和恐怖氛围的束缚下拒绝采用现代医疗手段治病,完全靠不断地看《转法轮》,不停地念李洪志的经文,不停地练“法轮功”的动作等精神力量来给自己治病,结果是耽误了病情,最终走向死亡。

    美国著名的“法轮功”学员李国栋、封莉莉都是李洪志亲自树起的“法轮功”学员样板,都是因为生病后错过了治疗时机而悲惨死亡的。直至他们快死时还在大喊:“师父救救我!”身边的学员请求李洪志挽救他们的生命,“法力无边”的李洪志却无力回天,最后他们在极其痛苦中死去。

    在国外究竟有多少“法轮功”学员因拒绝就医导致死亡?又有多少“法轮功”学员正在隐瞒自己的病情而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死亡?最近媒体上曝光了一些案例,但只是冰山一角。由于李洪志对学员死亡事件严令封锁消息,由于生病的学员害怕别人知道自己生病而隐瞒情况,很多类似情况还不为人知。

    可恶之极的是,李洪志对学员死亡的解释是这些人已经“圆满”了,这样李洪志就逃避了责任,还稳定了产生疑问的学员。然而,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却永远地消失了。李洪志就是这样的摧残人性,摧残生命,摧残人类的尊严!

    人活在世上究竟为了什么?在这个世上人性若泯灭了,人类还能存在吗?

    下面说说我自己的体会。我女儿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上到二年级时各方面表现都挺好。1984年她得知母亲患癌症的消息,像晴天霹雳迎面打来,眼前一黑几乎昏厥。这种情况,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她的学校多次来信要求我赴上海看望。由于我爱人病危无法脱身,一直等我爱人去世后,我才立即跑到上海,见到女儿,她第一句话就问:“我妈还活着吗?”“她还活着”,我撒谎说。最后不得不告诉她,她母亲已去世,她痛哭不止。她自从知道她母亲患癌症后,精神恍惚,学习一落千丈,为此只好叫她休学回到邯郸。在养病期间,我到处领她看病,由邯郸、石家庄转至北京,后来打算到张家口看病,那时天已冷了,去张家口经北京,我叫她在北京车站广场等我,我一个人去买车票。等我回来时,人不见了。

    在广场的路灯下,她的紫红色风衣丢在地上,我的心一下揪起来了。我四处乱找,毫无踪影,一时心乱如麻。

    天啊!难道爱人痛苦地离我而去,女儿也不辞而别吗?那时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种极度的恐慌焦虑和无奈之感袭击我全身,我东张西望,大声呼喊,无人回应,我站在车站广场上,茫然不知所措,当我强行镇静下来后,拾起地上丢下的风衣,想到她可能去了我们来时住的旅店,我立即奔赴旅店,果不其然,她早已躺在床上睡着了。我这时焦急的心一下子放下了,可我这时无力的身体也一下子瘫软地倒在沙发上。

    我们终于来到张家口医院,医生诊断女儿为严重的神经衰弱。回到邯郸后,我千方百计地为她治疗,想尽一切办法帮她恢复身心健康,历时一年,终于恢复了健康。当年她又参加了高考,结果分数不低,她执意要重上同济大学,我怕她旧地重游旧病复发,就让她在邯郸大学就读,毕业后在邯钢工作。她后来结了婚,生了个可爱的儿子,现在他们一家已移居国外十几年了,在国外有了稳定的工作,买了房与车,他们的生活、工作、家庭和孩子都挺好。

    前些日子,我写信时告诉女儿,人不仅仅为自己活着,更重要的是要为别人活着。人活着要有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空云卷云舒,一切顺其自然的心态。但必须要有一颗纯真、善良的心,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正视错误、实事求是面对人生的各种考验。

     从这段故事可以看出,我当初不为女儿付出这么多的心血,不依靠现代医学科学手段能有她今天吗?

    按照李洪志的说法,谁知道上几世你们是什么关系?意思是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你也管不了。李洪志叫修炼的人去掉人的各种执著,实际上是叫修炼的人放掉人性,包括人的名、利、情,以及人的各种理念,你只要专心致志地练“法轮功”,就可以上层次,最后“功成圆满”,回到佛的世界享受神仙般的生活。他的目的是想对修炼者进行身心控制,任其摆布。如果人与人之间失去了真挚的爱,失去人的良知、真情和善良的本性,那一切将不堪设想,难以想像如果那样,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看看这些年,有多少练“法轮功”的人,最后修得或六亲不认,或杀死亲人以超度他进入“法轮世界”,或走火入魔以自杀来实现快速进入神的世界,“法轮功”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

    回想我们这一代人老知识分子所走过的人生之路,为什么会在晚年学了“法轮功”呢?归根到底是受李洪志的“业力说”迷惑,洗了脑,去追求根本不存在的虚无幻想,而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忘记了。我学“法轮功”也不能全归客观原因,主要的是要从自身去找原因。其实人生中遇到不如意之事的人十之有八九,人生中出现的波折是自然的事,哪有什么上世与来世之说,哪有什么“业力轮回”之理。这都是因为人的思想空虚了,想找借口求得暂时心理平衡而已。

七、无花果真有“神力”吗?

    李洪志用无法兑现的许诺,廉价的施舍,加上永远弄不清的“法力”迷惑了许多人。多少善良、纯净的心灵被他的歪理欺骗了,至今还有不少人蒙在鼓里不知真相,不能自拔。当初我就经历了这样的事,可以生动地刻画出骗子的丑态与甘心被骗之人的荒唐。

1996年夏天,我被“研究会”安排住在一个“法轮功”学员家里,房内只有我一个人居住。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我已入睡,一个突然的叫门声把我喊醒。我立即开门相见,进来的是刘桂荣和一位司机。刘带着惊喜和极兴奋的表情,见到我开口就说:“老景,我祝贺你啦!”我莫明其妙脱口问道:“有什么好事?”刘说:“师父从国外乘飞机刚回到北京,我们去机场接他,师父刚一见到我们就说:‘你们送完我后,赶快把我从国外带回来的无花果给老景送去!’我们看见师父在一袋无花果上打了‘手印’,还吹了口气。师父还说:‘叫老景赶快吃完’,这是师父给你的无花果。”说完,刘把无花果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大家围坐在茶几旁,瞪大双眼,用崇拜、敬慕的眼神盯着无花果。

刘用羡慕的语气说:“老景,我们多羡慕你啊!你知道吗?我悟到一个无花果就是一个小宇宙,里面的每一个籽儿就是一个世界,师父给你多少个世界啊!师父叫你赶快吃完!”我顿时意识到可能有更大的任务等着我,不然师父为什么这样心急地半夜叫人给我送无花果,给我“加持”高能量呢?

我在思量着,这么一袋无花果怎么能一下吃完呢?应该留下一部分。这时刘看着无花果羡慕不已,我明白她的心思,便对她说:“老刘,一起吃吧!”刘欣然接受,我们三个人吃了许多无花果,这时夜已很深了,他们才起身和我告别。

这件事没几天就传开了,首先是纪烈武在电话中对我说:“您能给我两个无花果吗?不是我吃,是给我孩子吃。”我说没问题,然后送他几个。

几天后,我从北京回到邯郸,法轮功石家庄总站的几个站长很快就来我家,他们早已知道李洪志给我无花果的事,他们来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求我去石家庄“弘法”,另一方面希望我把从北京带回来的无花果分给他们一些。

邯郸的“法轮功”学员知道后,嘴里不明说,但也想向我要,从他们那种焦急、渴望、神秘的眼神中,我看得出来,他们也迫不急待地要我给他们无花果吃。我当时也想分给他们一些,以便共同体验师父对大伙“加持”能量时有什么神奇的感受,于是我便拿出来,大家品赏起来。

无花果事件在广大的“法轮功”学员当中引起强烈反响,吃了的感到欣喜和庆幸,觉得师父给自己“加持”了宇宙中最高的能量,都在静心等待着身心将要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就像一辆跑长途的汽车,跑到中途又遇到加油站,足足地把油加满的感觉。可是没有吃到无花果的人自感失落和无奈,过了很长时间还有人向我要无花果。

按李洪志的说法,他传“法轮功”是为了救渡众生到“法轮世界”或更高的佛的世界中去,让人脱离地球这个宇宙的垃圾站。在整个修炼过程中,必须严格彻底地去掉人的各种执著心,包括追求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即使你修到很高时也会一落到底,摔得会十分惨重。

可是李洪志又给我具有功能的无花果吃,他的用意非常清楚,就是收买我,让我对他和“法轮功”忠心耿耿,死心踏地为他所用,真可谓用心良苦啊!小小的无花果掀起了风波,不仅勾起了许多人追求功能的心,一时在“法轮功”人群中引起传闻。许多人用各种方式找到我,想方设法说明情况,最终无非是向我要无花果吃。

噢!这一切不是师父的问题,师父是宇宙中最高的“佛”,怎么做都是对的。是我的问题,我不应该给那么多人吃,是我勾起了修炼人追求功能的心。

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师父给我无花果的事很快传开了。我若不给他们,说我太自私了。给吧!又会干扰别人的修炼,真是叫我进退两难。问题是,凡是吃了无花果的人是不是在心性提高上和身体上真起了巨大的作用呢?实际上什么作用也没有。

后来,凡是吃过无花果的人聚在一起切磋时,确实无一人出现任何身体上的反应。倒是有人提出,师父用这种方法传“法轮功”,叫人不可思议。一方面要求修炼者不要追求功能,另一方面又用这种完全是提高功能的方法来传法,这不矛盾吗?

“研究会”的人知道这件事后,他们倒是挺聪明,意识到这是同李洪志的“法轮功”理论相矛盾的,“研究会”的人弄不清李洪志又在耍什么把戏,为了维护李洪志从来不犯错误的“神”的形象,“研究会”要求此事对外不宜声张。于是叶浩给我打电话说:“无花果的事不要对外人讲。”我说:“你给我打电话之前,我跟谁也没说,可是却有人打来电话向我要无花果。老叶,你说我怎么办?”叶支吾了半天也没说出怎么办。

李洪志给的无花果我吃的最多,当时心想,在我身体上或其他方面肯定会引起巨大的反应。成千上万个学“法轮功”的学员中只给了我一个人,肯定会在我身上产生神奇的效果。一天天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我和往常一样,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反应。

也许有人会说,你老景得了便宜还卖乖,师父好心给你“加持”能量你应该感恩才对,可你今天反而恩将仇报,太没良心。我想我们都应该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如果动机带有欺骗性,实际效果又完全没有兑现当初许下的诺言,就不能不让人置疑事情的真伪了。

也有的人对我说:“你把真情揭露于世,你不怕‘法轮功’的人整你?”我说:“我不怕!他们敢整我,不正说明他们心虚吗?”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明事理、辨是非、实事求是地维护正义和真理的。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赚了许多钱,过着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生活。突然有一天,祸从天降,一场大火把他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原本意气风发的企业家变成十分消沉的乞丐。后来,他来到佛陀面前,对佛陀说:“佛啊!我对世间的一切都看破了,您答应我出家吧!”佛陀答应了他。

没过多久,这位企业家每天过着听讲佛法、打坐念经的生活,时间一长,觉得没什么兴趣了,他去找佛陀提出还俗的要求,佛陀依然答应了他。他又回到凡俗的人间世界。从此,他又重新干起了企业,但企业不景气,他又怀念起出家时无忧无虑的生活,到头来他一事无成。

八、石膏像的故事

    1996年春天,河北省邯郸市一个雕塑家刘某某,也是“法轮功”学员,他为了修炼“法轮功”上层次,为了弘扬“法轮功”,在没有征得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自己偷偷为李洪志做了一个半身石膏像,面目特征完全按李洪志的照片做的,为了把李洪志刻画成神,特意仿照佛教寺庙中释迦牟尼的形象,在李洪志的头顶刻上卷卷的发髻,大耳下垂,单手合十,两腿双盘,打坐在莲花座上,身后是金光四射的佛光背影。为了刻此雕像,刘费尽了心机,也着实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石膏像做好以后,送到北京“研究会”,“研究会”的主要成员看了以后,许多人为之称赞,也有些人提了一些意见,认为石膏像许多地方不像李洪志,需要修改。为了做成十全十美的雕像,“研究会”责成刘桂荣把李洪志的各个角度、各个方位、各种不同时期的照片收集起来,交给刘某某做为参考,对石膏像进行全面修改。刘又用很长时间细心雕塑,总算基本完成。

    “研究会”向李洪志做了汇报,虽然李洪志和“研究会”没有指令叫雕他的像,但下面学员的做法与李洪志想把自己塑造成神的心理不谋而合,满足了李洪志的心理需求。

    果然,没过几天李洪志便亲临“研究会”,我当时也在场。李非常仔细、非常认真地看了雕像,用赞许的语气说:“雕得不错。”李洪志的表情甚是高兴,赞赏并肯定了这个石膏像后,就兴冲冲地大步走进里屋,把我和老刘叫到放石膏像的桌子旁,面对石膏像依次坐下来。李洪志故弄玄虚地说:“这个像体现了我在人间的形象,但我在另外空间不是这个样子。”我不解地问:“师父,你在另外空间是什么样子?”

    李神秘地说:“就像石膏像这样,卷卷的头发,穿着金色的袈裟,坐在莲花座上,全身发着金光灿灿的光。还有很多条龙在我头上转,有时从我的鼻子出来,又钻到耳朵里,有时从嘴里出来又钻到鼻子里。”李洪志在讲述他在另外空间的形象时显得很自信,脸不红、心不慌,泰然自若,好像另外空间真有那么一回事。我和老刘被李洪志描述他在另外空间的“佛的形象”惊呆了。

    李走了,我们却为难起来。李洪志把自己说成是宇宙中最大的佛,把释迦牟尼说得一文不值,可他描述自己的形象除了有很多龙以外,几乎同佛教寺庙里的释迦牟尼塑像没有两样。另外,如果在李洪志的脑袋上刻上几条龙,有的正从嘴里钻出来,有的龙头已经钻进鼻孔里,龙尾还露在鼻孔外,那样雕出的李洪志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下可难住了这位从事多年雕塑的专家了。刘冥思苦想了半天,然后对我说:“我大半生雕塑了许多佛像,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宇宙中的佛基本都一样?唯有师父是宇宙的‘主佛’,才跟一般的佛不一样,头上才有许多条龙。怎样才能在佛头上雕出那么多龙呢?要不在两个耳垂下面雕上两条龙,就像耳环一样?不过也不理想,还是征求‘研究会’主要成员的意见吧!”

    在征得“研究会”同意后,经过多次反复修改,最后由“研究会”拍板定稿,算是基本上定型了,这才把石膏像运回邯郸。

    邯郸的一些“法轮功”学员听说要为李洪志做“法像”,在一些人建议下筹集了资金,然后准备把石膏像送到山东一个铜件铸造厂,按石膏像的样板铸造一个铜制的硕大的李洪志“法像”。

    这时我在北京,知道这一情况后,就向“研究会”作了汇报。“研究会”反复研究后,认为时机不成熟,主要是怕引起宗教界的反对并受到政府的追查。“研究会”向李洪志汇报了他们的意见,李洪志感到泱泱不快。本来李洪志已经梦想着自己高大的金身塑像矗立在高山峻岭之巅,正被无数信徒顶礼膜拜的宏大场面,这一即将实现的梦想现在却被“研究会”的几个滑头的政客一言否决,李洪志自然心里不舒服。但是他又觉得“研究会”的意见有几分道理,他不得不同意“研究会”的意见。可是把自己打造成“神”的目的没达到,他还是不死心,经过与“研究会”密谋后,决定塑像暂时不要做,但是石膏像要妥善保存,不得损坏,时机成熟时再拿出来做成大的、铜的塑像。

    通过石膏像的故事,不得不叫人深思许多问题。如果当初李洪志就不想叫学员给他塑“佛像”,石膏像一拿到“研究会”,李洪志就应该立即制止。可是他却多次亲自去看石膏像,并亲自面授修改意见。这说明李洪志本心就想为自己塑“佛像”,只是在“研究会”一些人的极力劝阻下,不得不暂时放掉原来的想法。

    神化在世教主是邪教同正教最本质的区别之一,这一观点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而是西方国家政府和学者在“法轮功”产生之前就提出来的。例如,美国的玛格丽特?辛格的《邪教在我们中间》,斯蒂文?啥桑的《走出邪教》,德国的库尔特一赫尔穆特?埃穆特的《反邪教手册》,法国政府的《反邪教部际委员会报告》,他们都提出神化在世教主是邪教的主要特征之一。

    像释迦牟尼、耶和华和穆罕默德这些正教的创始人,都是在他们去世后很多年才被信众祟拜为神的,信徒们在他们去世很多年后,为了纪念他们或传教的需要才为他们塑像的。

    这些伟大的宗教领袖在世时都非常谦虚,平易近人,没有一个同意信徒把自己捧为神的。佛经记载,有信徒问释迦牟尼:“您是佛吗?”释迦牟尼说:“不是。”信徒问:“您是神吗?”释迦牟尼说:“不是。”信徒问:“那您是什么?”释迦牟尼回答:“我是醒悟了的人。”释迦牟尼在世时,从不把自己看成佛,他在临终遗言中说:“我没有想过你们这些弟子是我的,众生是我的。我不过是你们当中的一个,常常和你们在一起。我从不压迫别人,我也不会要人来服从我。”在伊斯兰教中,穆斯林祟拜的是“真主”。按教义规定不能用形象描绘他,更不能为他造像、设像和画像。

    我们再看看李洪志。李洪志本身就是人,却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把自己封为神。自“法轮功”传出以后,李洪志为自己印了多少“法身像”,制作了多少“法像章”已经无从查证了。

    “法轮功”宣称自己不是宗教,但从李洪志造“佛像”这件事来看却胜过宗教。他为了骗取人们对他的崇拜,把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康熙、岳飞等许多杰出人物都说成是他过去的化身,就连许多释迦牟尼的佛像也说成是他给开的光,甚至说香港的那尊铜佛像就是他的化身,言下之意他比释迦牟尼高多了,反正这些都无法考证了,管你常人爱不爱听,管你宗教界乐不乐意,只要能唬住“法轮功”信徒,在他们心目中树立起自己“神”的形象就行。

    李洪志说,他在另外空间的形象中有许多条龙在围绕他的头转,这完全是为他自己树立帝王和神灵的形象,为了神化自己而编造的谎言。

    在中国历史上龙是王权的标志,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皇帝的子孙称为“龙子龙孙”,御用物品常常冠以龙字,如龙冠、龙袍、龙旗、龙辇、龙床等。另外,龙还是中国亿万苍生祟敬的神灵,人们认为它能兴云布雨、倒海翻江,或飞腾于宇宙之间,或潜伏于波涛之内,是神秘和强劲有力的象征,更用龙比喻圣贤或英雄,视为祥瑞吉兆或保护神。李洪志在对雕像提出修改意见时要求在他的头上雕刻出若干条龙,充分暴露出他想当人间的帝王或成为宇宙“主佛”的野心,暴露出他逐渐膨胀的巨大欲念。

    像我这样零距离跟随李洪志多年的人,每天都能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生活中的李洪志的一言一行,我们对李洪志太了解了,他根本不是什么宇宙中最大的“佛”,更不是“神”。他也有人的感情,人的弱点,人的欲望,他也无法抵御几千年来龙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神圣的诱惑力,他更无法抵御想成为“真龙天子”的巨大诱惑。原因很简单,李洪志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甚至比常人还要执著。

    中国道教的创始人老子曾说过:“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孰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意思是说:“道”生育万物,“德”养育万物;“道”使万物有了形态,“德”使万物得以完善。所以万物无不以“道”为尊,无不以“德”为至爱。“道”所以受到尊重,“德”之所以受到爱戴,因为他们对万物不加施而顺其自然。所以“道”生育万物,“德”养育万物;让其生长,让其发育,让其结籽,让其成熟,照顾万物,保护万物。生育万物而不据为已有,造就而不自恃有功,扶植而不作主宰。这是多么深远玄冥的德,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道德内涵的精辟论述。李洪志的做法与老子所说的理完全背道而驰了,他不仅恃功而且要作宇宙的主宰,他即无“道”又无“德”。

    这一切虽已过去多年了,但现在看来仍令人深思啊!

九、人类最大的悲哀是自私和不真

    李洪志在《转法轮》一书中说:“佛法是最精深的,他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玄奥超常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理论,就必须以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的框框里爬行。”许多年来,我虔诚投入学法、修心加上练功,放弃常人的名、利、情,附合“真、善、忍”去修炼。几年过去了,我和我身边发生的许多事情叫我对李洪志所说的话产生了疑惑。

2005年4月24日,在纽约召开的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上,李洪志讲:“修炼的人是以脱离世间、成就生命圆满为目的的,执著任何世间的得失、利益都圆满不了,因为修炼人在世间修炼中就是要去掉常人所执著的各种各样的心才能成神。不然的话,世间上的任何一颗心,任何牵挂的因素,都是一把锁住人离不开的锁。”李洪志要求学员这样做,可是李洪志他自己做的怎么样呢?

原“法轮功”研究会负责人之一李昌曾讲过:“法轮功”学员当初敬重李洪志,就在于他所宣扬的义务奉献传播功法上,他不仅仅欺骗了一般学员,就是对“法轮功”研究会也实行分别控制为他所用,进行欺骗。例如,他制定专人为他管钱,并要管钱的刘桂荣不许对任何人透露资金数目。

    1994年11月,长春有人投诉李洪志偷逃税款和敛财问题时,我们向他建议建立收支帐目,按规定交纳税款。他表面答应,同意建立收支帐目按章纳税,但背地里却指使管钱的刘桂荣把收支记录材料烧掉!从而使建帐、查帐工作无法进行。事实上他把传功所得的钱全部占有了。他在北京购买两套住宅,我去过一处住宅,这就是法华寺,他召我们去的地方,并规定我们不许对外透露他的住所。他有进口高档小车,也有国产普通小车,他只让我们知道他有国产小车。可以说李洪志的欺骗和敛财行为被揭露,是我们从被蒙蔽中解脱出来的重要原因。

    据参与“425事件”的姚某提供的材科称:李洪志有宝马牌高档车,放在北京东旭花园的别墅内。他还经常带着他的随从人员去某高档饭店去吃烤肉,这个是吃什么都已觉不出什么味的“佛”,居然还常去那儿高消费。

    李洪志敛财有一特点,就是在用人方面是过一段时间换一批人。如早期用汤某某、刘某某、王某某、米某某。中期用纪某某、姚某、李某某等。而这些人在钱上互相都不联系,所以也发现不了李洪志敛财的行为。李洪志真可称得上“理财高手”!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李洪志他所说的要放下名、利、情只是个幌子,在其后面却隐藏着从精神上控制“法轮功”练习者,在物质上享受着“法轮功”练习者的“供奉”。

    有些情况我后来才知道,让我触目惊心,李洪志通过办学习班,非法出版发行传功讲法录音带、录像带、书籍等出版物得到的营业额达1.34亿人民币,仅通过在全国办的56期培训班他就收费284万元人民币,他在香港的三个帐户上还有1,100余万元港币存款,后来移居美国到处“讲法”又获多少利润只有他自己知道。

    李洪志一家人在美国过着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他却美其名日:“我(指李洪志)传你们法中可没有说当师父的必须与同修人同样苦修啊!度人的神是救人来的,不能和人一样。释迦牟尼佛也好,耶稣神也好,在世间是为了人吃了很多苦,实际上他们可以完全不那样(见李洪志在2005年2月26日美西国际法会上讲法)。”这真是骗了人家的钱,还要说你不但应该给我,而且给的不够。

    李洪志自己心里明明知道在骗人,却偏偏找出理由为自己辩解和涂脂抹粉。再看看美国一般“法轮功”学员的生活,比如像美国龙泉寺负责财务与采购的谭淑君,2002年变卖了所有财产全部贡献给了“法轮功”,结果因病不就医、不吃药而死于法会上。

    谭淑君对“法轮功”的贡献是巨大的,李洪志心里非常清楚,当初李洪志移居美国之前,谭淑君与另外一些人在美国就搞起了“法轮功”活动,在美国许多州建立了“法轮功”练功点,可以说谭淑君为李洪志传“法轮功”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许多人的共识。如果李洪志是救人的大佛,理应救她免于一死,因为还没到“法正人间”或“功成圆满”的时候,更不应该死在庄严的法会上。

    在后边我还要专门介绍谭淑君的情况。谭的死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有些人已开始怀疑李洪志是不是在骗人。在美国有不少人为了弘法、正法、除恶工作,有的变卖财产了,有的离婚了,有的身体不行了,大家放下人间一切情,一心希望“功成圆满”,等李洪志安排回到来的世界中去。等啊!等啊!十几年过去了,谁看见一个人“圆满”啦?完全成了十足骗人的谎言。“法正人间”恐怕已变成永远实现不了的神秘梦境。

    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意为自古以来,善于遵循大道之人,不是向人们灌输一些技巧,而是使人们懂得敦厚纯朴的道理并遵行之。由此可见,纯朴厚道是人极宝贵的也是最起码的道德标准。而李洪志说一套做一套,口喊“真、善、忍”,背后却是假、恶、贪。现在真相大白于天下,李洪志不管使出任何绝顶的神机妙算,挖空心思的苦思对策,但是在你身边跟你这么多年的人的对你太了解了,这些人揭发的事实,你是无法否认的吧!

十、是人,不是“佛”

    在“法轮功”学员的心目中,李洪志是“佛”,是“神”,而不是人。其实,学员的这种心理是李洪志灌输给学员的,是李洪志自己把自己神化的。但是,我们这些同李洪志有过零距离接触的人,有机会亲眼看到、亲耳听到过李洪志作为人的一面。

在我们看来,李洪志根本不是“佛”和“神”,他也有七情六欲,他爱吃烤肉,爱坐名车,爱穿名牌服装,喜欢拥有并享受高档住宅,他和老婆也经常吵嘴,他对金钱充满了欲望。

他早期来北京传功时,住在一名女学员家里时,那名女学员曾到中央信访部门告李洪志对她行为不轨。

下面就谈谈我所听到看到的李洪志的凡人小事。

李洪志1952年7月7日生于中国吉林省公主岭市,曾在长春市珠江路小学、第四中学、第四十八中学读书,初中毕业。
1970~1978年,在201部队八一军马场,吉林省林警总队吹小号。
1978年~1982年,在省警总队招待所当服务员。
1982年~1991年,转业到长春粮油公司保卫科工作。
1991年停薪留职。
1992年5月开始传播“法轮功”。
1988年李洪志跟气功师李卫东练过禅密功,后又跟气功师于光生练过九宫八卦掌,后去泰国学了舞蹈动作。

“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是由李洪志和李品超共同设计的。李洪志早期的“讲法”原稿经过其合作者刘凤才作了70多处的大修改,而不是李的原创。

1992年5月,李洪志出山传功,不久在北京成立了“法轮大法研究会”,很快传至全国,共成立了39个“法轮功”辅导总站,总站下面设立了1,900多个“法轮功辅导站”,26,000多个“练功点”。

1998年以后发展更大,为了严格管理而制定了“法轮大法辅导站的要求”、“法轮大法弟子传法传功的规定”、“法轮大法辅导员的标准”、“法轮大法修炼者须知”等文件,由此可见“法轮功”的组织严密。

作为“宇宙主佛”,对于宇宙、自然也包含地球和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完完全全可以说清楚的“佛”,怎么还要向一般的气功师去学习,令人不可思议。噢!李洪志原来就有“佛眼”开的大智大慧,只不过是来到这宇宙的中心,也是被称为垃圾站的地球上传法来的时候,叫李卫东、于光生、李品超、刘凤才给启发一下,起到打开李洪志原本存在脑海中已数亿亿年的记忆开关的作用。

如果不这样理解,李洪志所创的“法轮功”是跟别人学的,然后自己汇百家而成?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李洪志就是后学的,而偏偏把自己说得神乎其神。不说破天,人家能相信吗?谎言说上万遍,是假也变成真。

李洪志是怎样移民美国的呢?1995年“法轮功”学员美国人汤森来到北京,被“法轮大法研究会”主要负责人之一李昌找到研究会办公地点。

李昌对汤森讲了一个庞大的计划,中心思想是打算在世界各国都要成立“法轮佛学会”,将来时机成熟,还要成立“世界法轮佛学会”,这个“世界法轮佛会”的地址设在美国德州的休斯顿,并说“世界法轮佛学会”的章程都写好了,经办人也找到了,是李的朋友,此人在休斯顿工作,是一个台湾人。那个台湾人在休斯顿给“法轮功”提供了一栋楼,而且会帮助办理一切手续,并明确“世界法轮佛学会”会长肯定是李洪志,这个学会下设一些理事,李洪志的妻子李瑞也安排了职务。

而后汤森带着李昌给的文件、李昌给台湾人的信和台湾人的联系电话回到美国。经联系,那个台湾人根本不合作,实际上是一场骗局。

汤森在离开北京时,李昌干叮咛万嘱咐,此事包括带走的文件不要告诉叶浩。后来证实,原来“世界法轮佛学会”的组阁中,李昌被任命为“世界法轮佛学会”中国地区理事,在组阁中连叶浩的名字都没提。由此可见,“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中为争名夺利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利用,各有各的政治野心,而且从这些事实看,他们的政治野心是何等庞大。

用欺世盗名的谎言骗取了多少善良的心,表面上叫大家修炼上层次,修佛、修道,实际上他们是有计划地一步一步把修炼者当做垫脚石,用各种手段包括政治手段,为实现他们的野心而传“法轮功”。

1996年,在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多次催促下,自然是在李洪志同意和指挥下,在美国加州申办成立了一个非赢利性的民间团体——“法轮佛学会”。美国加州有关单位给了一个“免税号”的证明文件。

1996年9月,李洪志到美,汤森把批下来的法律手续交给他看时,就是一张有“免税号”的表格。他一看冷冷地说:“我要的不是这个”,就还给了汤森。

李洪志要的是像中国的工商营业执照,以便可以证明“法轮功”在美国已取得合法地位,还能赚到大钱,还可以在世界各地进行宣传,扩大“法轮功”的影响,壮大“法轮功”的组织。要知道,在美国申办这样一个可以免税的民间团体组织是非常困难的,给了一个“免税号”证明文件已是很不容易的事了,做为“宇宙无所不知,什么事都能办到,为了拯救人类的大佛”,连这么一点常识都不知道,把美国的情况跟中国等量齐观,令人难以理解,李洪志在这件事上充分暴露出他是人,不是“佛”。

1996年10月14日,李洪志在休斯顿召开的法会上,宣布“美国法轮佛学会”正式成立。会后要求美国尽量多地建立辅导站。

李洪志让建立这么多的辅导站,不完全为了壮大“法轮功”组织,他当时正以“特殊人才”名义申请移民美国,他急需证明自己是“特殊人才”和已经为美国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证据。

如果“美国法轮佛学会”成立后,还建立了20几个“法轮功”辅导站,美国移民局能说李洪志不是“特殊人才”吗?因此,李洪志创立“法轮功”的另一目的是要实现他的美国梦。

当时机成熟以后,1996年9月,李洪志通过香港的一个家住洛杉矶名叫季美玲的美国人,办理了去美国的签证。李洪志到了洛杉矶后就住在季家,并在美与歌唱演员关贵敏等人进行了“法轮功”活动,后又回至中国。

后来,李洪志在1998年3月全家正式办移民手续去美国,在旧金山入关。李洪志办移民美国手续花了多少“法轮功”修炼者的血汗钱,他自己清楚,经办人关贵敏清楚。

1998年4月,在纽约开法会,许多人来到在纽约居住的“法轮功”某学员家,李洪志就像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站在落地窗前感叹地说:“怪不得李瑞(李洪志之妻)说纽约好,这么多的高楼大厦真漂亮,加州就没有。”李洪志此话暴露了他到美国贪图享受的心理,殊不知美国人才不眷恋高楼大厦而情有独钟的是西部别墅式的房子结构,更人性化。可见李洪志见少识浅,更暴露出李洪志不是什么大佛,是个世上平平常常的人。不然,这宇宙之大佛怎么对小小的纽约竟感到如此的惊喜呢?

李洪志在说这话时,他肯定忘记了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描述佛的世界如何壮美绝伦了,这怎不叫人怀疑李洪志说的是真话。

李洪志一直标谤自己是大佛,对外讲自己是常吃素的,他在讲法时说一个鸡蛋就是一条生命,大法弟子不能吃,可很多人亲眼看过他吃鸡蛋。李洪志和别人一起吃饭时,如果别人不说出来他正在吃肉,他会继续吃,如果哪位提出来了,他便立即不吃了,然后拂袖而去,不知道是生气,还是警告乱说话的人不许胡说,而使他扫兴。

李洪志在北京时住过叶浩的家中,我也曾去过,看见在李洪志住的房间内有练功的垫子。叶浩说是李洪志练功用的,我当时很惊讶,师父是佛呀!他的身体是佛体转生,自然天生自带无数的功能,怎么也需要练功?

在李洪志住的房间里,我还发现李洪志用于练书法的一些写的不好而报废的宣纸,以及李洪志为了在北京买房而研究的房地产广告,其中包括一些房型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笔圈起来,有好多张。

现在我想明白了,李洪志为了在公开场合表演时,除了“法轮功”五套功法外,还有打大手印,总要表演时像那么一回事,所以他才偷着练。

他的书法不行,背着人练书法,也是为了到处题字时把字写得好一些。偷着研究房地产广告是为了买到更好的房子。这都说明他不是“佛”,而是和常人一样的有着七情六欲,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常人更加执著的人。

李洪志原在长春一家粮店工作,他出来传功后,他的妻子李瑞在家照顾孩子,生活相当苦。可是自从“法轮功”传开以后,大家都非常羡慕李瑞,有这样一个大师当丈夫非常幸福。

李洪志曾对其妻李瑞讲:“他们说你幸福你就幸福了?难道让我单独渡你么?”说明李瑞当时没有学“法轮功”,李洪志的一些话明明是对李瑞的批评。而李瑞却不理解,李瑞在以后与很多人交谈中经常炫耀这句话。这就叫人无法理解,难道这么大的佛,怎么找这么一位普普通通的妻子呢?

李洪志第一次在长春传法时,有的学员递条子问:“你女儿身体不好,这是怎么回事?”李讲:“你们修十辈子也达不到我女儿的水平。”并称其女儿是菩萨。李常带她去开会,会后让她负责清场,想说明她是有很大法力的。这一切说明李洪志不但把自己神化为“宇宙主佛”,把他妻子和孩子也神化了,以便把他们全家在“法轮功”中都树立起神圣的地位。

怪不得“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人李昌在考虑“世界法轮佛学会”组成成员时,把李洪志妻子李瑞的职位也安排了呢!

现在李洪志不仅把其妻子、女儿弄到了美国,将其母亲、弟弟等人也全弄到了美国。可见李洪志口是心非表现得十足,叫我们修炼人放下情,可他自己却是对其母“情深似海”,对其妻“情意绵绵”,对其女儿“爱女如命”,因此可以说李洪志是七情六欲具全的常人。试问当你把你的亲人与朋友全弄到美国的时候,考虑没考虑“法轮功”修炼者心中的感受呢?从这些活生生的实例中可以看出,李洪志就是凡人,自命是“宇宙主佛”,确实是骗人的谎言。

十一、美国人是怎样看待李洪志敛财的

    1999年11月,《华尔街时报》记者CraigS.Smith报导一篇名为《中国教主实现美国梦》的文章,揭露李洪志在美国所过的并非能用“很少的稿费”维持的豪华生活。

报导中称,李洪志本人不得不承认他在美国纽约皇后区拥有一栋当时价值二十九万美元(约合二百六十万人民币)的连幢住宅。

此外,记者还发掘出一份房产记录证明,一栋位于新泽西普林斯顿,价值五十八万美元(约合五百万人民币)的豪宅的主人正是李洪志的妻子李瑞。据说这是在李洪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其妻李瑞接受一个名叫Sun
John“法轮功”学员捐赠的。

记者Craig调查显示,这座位于高档社区的神秘住宅面积达4,600平方英尺(约六百平方米)。在搬进去之前曾经进行过豪华装修,仅仅后院的游泳池就耗资两万四千美元。

众所周知,美国房屋过户手续很复杂,合同文件往往长达百页或上千页,需要双方专业律师解释。一个不懂英文的李瑞敢在房屋过户合同上签字,而且连李洪志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真是笑话。

此事通过“法轮功”的组织媒体郑重其事地发表出来,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读者把它当做笑柄来传。

至此,不难看出,李洪志是怎样从一个穷的小职员,每月只有70美元收入的人,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了移居美国梦。这是就连美国人也要奋斗一生才能实现,靠的是“高明”的骗术。

1998年春天,我在纽约参加一次法会,会议期间,我与美国“法轮佛学会”主要成员谈话中,得知如下的故事:

在纽约的关健雄是旅美华人,搞房地产生意“法轮功”辅导员。他在纽约有一栋三层的楼房,曾多次与叶浩商定,决定将该楼的第一层与第三层捐给“法轮功”纽约辅导站。第一层是全通的,可以做开会活动用,准备在那里成立一个“法轮功”活动中心,另一个为音像制品公司,对外挂两块牌子。

当时,李洪志把公司的名子都起好了。那栋房子二楼留给关健雄家人住,三楼的其中一套房留给“纽约法轮功辅导站”负责人易某居住,一套留给叶浩居住,另一套留给李洪志临时居住,李洪志也完全赞同并正式批准了。

在李洪志多次讲法中,特别是在《转法轮》一书中讲“法轮功”是松散管理,不搞实体,这是共识。怎么在纽约又挂起办实体公司的牌子呢?后来,此事遭到众多人的置疑和反对,不得不暂停办理。

由此可见,李洪志和“法轮功”一些骨干,名义上叫人修炼,实际上是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为自己捞取利益,而他们还装做正人君子。这充分表明他们没有佛心和善念,打着修炼的旗号骗取了多少善良、纯正和痴迷的人。

十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我从北京回到邯郸后,接到国内外许多“法轮功”练习者打来的电话,咨询和切磋在练功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的人远道来邯郸,向我提出许多离奇古怪的问题。有人问:“我们认为师父给你题词,让你在‘法轮功’传偏时‘正法’,这正好说明你是从很高层次下来帮助师父传法的,自然你的‘天目’是开到‘佛眼’境界的。你能告诉我,我是从宇宙中哪个层次下来的吗?”

    我说:“连我自巳都不知道我是从哪个层次下来的,我怎么知道你呢?你不用管那么多了,只管修吧!”

    可是不久,1996年6月26日李洪志“给大法石家庄总站的信”发表了,全文如下:

大法石家庄总站:

    关于你们的心得交流会受阻一事,我知道了,原因有三,你们也一定会总结这次教训。其实这一次直接波及了北京,以至全国的大法活动,对大法在今后的正常活动有一定的负作用。我想你们也一定会认识到,以后会做得更好。

    再有关于景占义的报告会,我再说几句,景占义的情况是为了从科学一面来证实大法的科学性,叫科技界、学术界来认识大法为目的。而不是叫其在学员中宣讲,这样做,一点好处都没有,只能使新学员或学法不实的弟子起执著心,而学得好的弟子不必听这些报告照样会坚修大法。

    还有更重要一点,我传法两年,给弟子们实修两年,在弟子们实修的两年中,我不叫任何与实修无关的活动干扰给学员已经安排好的一步一步有序的提高过程。如果报告不是给科学、学术界讲证实大法的科学性,而是给正在时间有限的修炼弟子讲,你们想一想还有比这对学员的干扰更大吗?为了不干扰学员,我都不和学员见面,学员一见我,最起码几天内心定不下来,那么就会打乱我叫法身给学员安排的顺序。这件事我和研究会讲过,可能是没对景占义讲清楚,事情过去了大家都不要找责任,我想主要是你们没有认识到而已。但是今后就要注意,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以后千秋万代大法的流传奠定基础,传下一个完好、正确、无误的修炼形式呀!我今天指出这件事不是批评,而是修正修炼形式,留给后人。

转发各地辅导站

李洪志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自从这封信公布以后,在“法轮功”学员中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议论纷纷。

    有人说:“老景出来‘弘法’都是在师父指示下,由‘研究会’具体安排的,他的报告都是事先在‘研究会’主要成员都在的情况下,先让老景讲一遍后,才让他上台讲的。怎么说老景的报告起了负面影响呢?为什么说老景的报告对‘法轮功’的传播起到了干扰作用呢?这真是叫人弄不清了。”

    也有人说:“师父不是说把老景的报告扩大、扩大、再扩大,‘把地球翻个个儿也可以吗?‘研究会’都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安排老景给学员讲的,今天又说老景的报告不应该在学员中讲。让讲的是师父,不让讲的也是师父,师父是宇宙中最大的佛,怎么能说话出尔反尔呢?这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

    又有人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从对你报告的处理上,我真想不通了。什么是真修呢?你一直完完全全听师父的话,不考虑任何个人问题,一切服从大法的安排,到头来落个破坏大法的魔,叫我们怎么也理解不了。总之,师父怎么做都是对的,你怎么做也不对。”当然,也有很多过去朝夕相处的同修现在反目为仇,视我为另类,见了我就远远地躲开了,怕我的魔性影响他们修炼。

    我当时分析李洪志写这封信的原因有几条:第一,按照李洪志的歪理,修炼要渡过一个一个的难关,每过一关,修炼的层次可能就上一个台阶。这些难关有的是“消业”,有的是李洪志故意给设的,以提高你的心性。我当时还相信“法轮功”,所以当时我认为这是李洪志故意给我设的难关;第二,是怕我的报告会勾起学员的执著心。我的报告讲的是通过练“法轮功”出现了“功能”,如继续宣传这个报告,怕学员一味去追求“功能”,不去专心致志地读《转法轮》和练功了,起了执著心,不“实修”了。

    怀着这样的想法,我一方面对来自“法轮功”内部的种种压力泰然处之,另一方面仍然虔诚地信仰“法轮功”,参加“法轮功”的“法会”等重要活动。后来,事态的发展让我感到问题并不像我想像的那么简单。1998年,我前往美国参加了“法轮功”的“美国纽约法会”,叶浩发现我出现在听众席上,他几次跑到我的跟前,大声喊着同一句话:“老景也来啦?!”

    经他这样一番折腾,很多学员注意到我,议论纷纷。李洪志很快便知道我来美国参加“法会”了,他训斥“研究会”的人:“怎么老景在这个会上还要发言?不行,不能讲。”又说:“听说老景现在又与丁才印搞什么科研课题?”意思是说老景不在国内实修,跑到美国来干什么?是不是有意扩大他的影响。

    丁才印是美国宇航局的一名工程师,“法轮功”骨干学员。我曾听说过丁才印的大名,但却不认识丁才印,从未与丁见过面。

    叶浩为了打击我,编造了许多谎言,向李洪志诬告我,其中就包括虚构的,我跟丁才印一起搞科研课题。

    听李洪志这么一问,在场的人便说:“景占义根本不认识丁才印,也从未与丁才印见过面,他们怎么会在一起搞什么科研课题?”

    李洪志被学员问呆了,缓了半天神儿,才意识到自己说了错话。他气急败坏地问叶浩:“老叶,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叶浩很不自在,吞吞吐吐地把话题扯到别的地方。

    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很多学员在私下悄悄议论,有的说:“李洪志说自己是宇宙中最大的‘主佛’,怎么连这么点儿小事,真伪都辨不清,还要弟子去给他纠正错误,帮他澄清真相?”有的说:“这事不怪师父,要怪就怪叶浩,是叶浩编造谎言忽悠师父,成心让师父出丑,说错话,损害师父形象。真不知道叶浩安的什么心!”

    后来,在日内瓦召开的一次小型“法会”上,李洪志谈到我的时候再次举起了大棒子。

    经历了这些事情后,我终于冷静下来,终于明白了:李洪志是想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我永世不得翻身。

    当我从思想上彻底摆脱了“法轮功”的禁锢后,重新审视思考这一事件时,便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随着我的名声愈来愈大,无形中削弱了“法轮功”学员对李洪志无限祟拜和绝对敬仰之心,对李洪志“法轮功”教主的地位产生了威胁,这当然是李洪志绝对不允许的。

    当初把我树起来的是李洪志,他为了实现用科学理论证明“法轮功”的“科学性”,在知识界扩大“法轮功”组织和影响的目的而把我当作炮弹打出去,但是这个阴谋产生了一个他绝对没有料到,也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副产品,就是我成了大部分“法轮功”学员所景仰的新的偶像。

    李洪志担心,如果不立即把我打倒、搞臭,迟早有一天“法轮功”的头上会升起两个主。因此,他必须把我置之死地。更可恶的是,李洪志谋划现在抛出了所谓的系列文章《九评共产党》,大骂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如何整人,而他打击我的方法同“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区别?李洪志现在口口声声叫喊要“解体党文化”,可他自己的骨子里却浸满了他要“解体”的“党文化”。这就是李洪志: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假、恶、骗!

十三、三堂跪审

    1997年冬季,在北京,由“研究分”发起并召开了国际“法轮功”心得体会交流会。在国际交流会召开之前,各国代表团先后到达北京,其中美国代表团也如期到达。这些人不远万里自费来到北京,刚刚进入饭店,就接到“研究会”的通知,内容如下:

    1、你们就说这次国际交流会是由你们美国“法轮功”学员发的。
    2、这次会议由你们美国人主持,如果不接受以上要求,就取消你们美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资格。

    叶浩他们为什么要把这次会议的举办者推给美国人呢?自从“法轮功”在国内传播以来,广大群众、“法轮功”学员家属、宗教界和科学家纷纷向有关部门反映,举报“法轮功”组织宣扬封建迷信和伪科学思想,假借气功组织名义骗财,是地地道道的邪教组织,他们呼吁政府立即取缔“法轮功”,新闻媒体也进行了客观真实的报导。在社会各方面的强烈呼吁下和有关部门调查研究后,1996年7月24日,新闻出版暑下发了《关于立即收缴封存<中国法轮功>等五种书的通知》。从这时起,全国开始了查禁“法轮功”书籍和宣传品的工作。

    1996年11月6日,中国气功研究会注销了“法轮功”组织。因此,召开这次会议时,“法轮功”已是一个非法组织,而且已经出现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迹象。

    李洪志决定此时在首都北京召开一次全世界“法轮功”大会,即是向政府示威,也想借此凝聚“法轮功”的人气。叶浩他们当然清楚其中的风险,害怕中国政府追查,所以他们把责任推到美国人身上,一旦政府追查下来,可以由美国“法轮功”学员顶罪,自己却能逃脱政治和法律上的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在“法轮功”组织内部除李洪志外,权力主要集中在“研究会”的几个人身上,他们是用政治的手段搞“修炼”。

    美国代表团绝大多数人不同意“研究会”的意见,他们认为“研究会”不真,因为这次会议根本就不是美国人发起的,出了问题,为什么叫美国人承担责任?于是,一部分美国人一气之下自己出钱坐飞机回美国了。有些学员因为拿不到入场券不能进入会场,气愤地说:“太不像话了,口里喊的要真,实际是十足的假,明摆着‘研究会’、怕出事担责任,却把问题推给美国人!”

    “研究会”的人心里这样想,又不说实话,怕广大学员说他们自私和胆小如鼠,结果耍了两面派,并用“官”架子下达命令,拉大旗当虎皮,裹着自己吓唬别人。由于会前准备不足,造成在会上除了安排“法轮功”活动之外,还表演了别的法门或基督教的节目,如大唱圣诞歌,歌颂上帝的恩德,甚至还表演了京剧曲目。从一般人看来无可非议,但对“法轮功”来说,就是犯了李洪志的大忌。

    为了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绝对的精神控制,防止学员受到其他任何文化的影响,李洪志多次强调“不二法门”,要求修炼要专一。他在《转法轮》一书“修炼要专一”一节中说:“修炼一定要专一,连其他功法的意念都不能掺杂进去。”为了防止学员违反禁令,李洪志在《转法轮》中恐吓学员“谁也不要做这样的事”,否则就是“破坏大法”。

    在李洪志的恐吓下,我们练“法轮功”时,除了看《转法轮》等书,练“法轮功”的各种动作外,别的什么书也不能看,什么功也不能练,什么活动也不能参与,连电视、报纸和其他的书都不看。

    在这次“国际心得体会交流会”上,出现了歌唱赞颂上帝的圣诞歌事件,这可是诋毁大法的大逆不道的行为,是破坏大法的严重事件。

    我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想起了李洪志给我题的词“弘法、正法、修法、得法”,还让我在法传偏时由我把法正过来。我觉得此时法已经传偏了,我应该按照李洪志对我的要求,把已经偏离了李洪志教义的行为纠正过来。我对石家庄辅导总站站长段某某说出了我对这次会议的看法。

    没过多少时间,段某某就报告了“研究会”。由此可看出在“法轮功”内部组识非常严密,一级管一级,层层汇报,在思想控制上,可谓森严壁垒。

    叶浩、李昌、王治文听到段某某的报告后大发雷霆。1998年3月,我赴美国前,到“研究会”去了一趟,正值叶浩、李昌、王治文三人在场。叶浩脸色铁青地问我:“听说你对国际交流会有意见。你知道吗?是我们把你给捧起来的,听说你要‘正法’,怎么正到我们头上来啦!你什么也不是,你××不是!”

    叶浩开始破口大骂,他使用了很多只有最粗野、最没教养的男人才骂得出口的肮脏词汇。我当时很冷静,一言不发,最后只好不欢而散。

    过去,我和叶浩他们从来没红过脸,可是今天却叫我大开眼界,耳目一新。那种像家长教训孩子一样的横暴态度,那种像长官训斥士兵一样的口吻,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连我爹妈也没这样骂过我,更何况叶浩,而且他还是“法轮功”的负责人之一!这种十足的连平常人都不如的表演叫我真正目瞪口呆了,心中暗想:他们是真修吗?还讲什么真、善、忍?他们早把这些抛到九宵云外去了,或者他们根本就不信“法轮功”,他们只是把“法轮功”当成实现自己在常人社会中无法实现的政治野心和生财之道的平台。

    当时心中的震颤本应是给我的当头一棒,使我猛醒。可是,我受李洪志的毒害太深了,那时仍然执迷不悟。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事情,便再清楚不过了。李洪志为什么把我树起来,除了前面说的原因外,还有一层用意。李洪志对叶浩也不放心,也怕叶浩功大盖主,有朝一日夺权,因此才把我树起来,实际上是给叶浩树立个对立面,用我来制衡叶浩。否则李洪志就不会在我家中给我题词特意写了“正法”二字,还神秘兮兮地让我在法传偏了的时候站出来把法正过来,并一再叮嘱我此话只对我一个人说过,意思是千万别让叶浩他们知道。由此可见,为了获得金钱和权力,在“法轮功”高层中充满了狡诈、虚伪、阴谋、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

十四、什么是修炼?

    李洪志多次声称“法轮功”不是宗教而是修炼,那到底什么是修炼呢?宗教界认为修炼是由此岸到彼岸的过程。此岸是指平常人,彼岸是指修炼的人修成佛、道、神的世界。

众所周知,“由此岸走向彼岸的过程”必须经过正规的宗教活动来实现。佛、道、神是否存在,我们暂且不论,而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信念的追求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政府也是始终在坚持自主办教的基础上,对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给予支持和保护的。但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必须遵守宗教的教规,这些教规是宗教自产生以来通过几千年演变所形成的。

那么宗教及其本质是什么呢?宗教是以神、道设教,设立戒约,使人崇拜信仰的社会活动。宗教必须具备四个条件:有神、有戒约、有组织机构与宗教活动场所、有信徒崇拜和信仰。而“法轮功”与正教确是截然相反的,主要体现在:

1、在宗教中神就是神,人就是人,人与神要严格的分开。

僧侣、主教、神父、牧师、阿訇、道士等,任何有权威和德高望重的神职人员,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借别人之口称道自己是神。

自1992年李洪志传“法轮功”以来,李洪志用各种方式标榜自己是宇宙中最大的佛,是宇宙的“主佛”。虽然他有时也说:“你们不要把我当佛看待。”但在另一个场合却说:“你们是修炼者,我不在其中。”还说:“我有无数的法身在保护你们,我传大法是为了救你们。建什么样的世界,只要我在空间一比划就形成了。”

于长新在为早期《转法轮》一书所作的后序中,把李洪志说得神乎其神,有遥视功能,可以隐身等等。

这本书是经过李洪志审查同意后才印刷出版的,一直等到再版时,才把这段后序删掉了。怎么当时不删除呢?既然是事实,又怕什么呢?一种说法是怕勾起修炼者追求功能的执著心。另一种说法是以上叙述是真实的,但是怕引起人们的怀疑。既然是真实的,为什么怕别人怀疑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李洪志和编后序的人心里最清楚。这一点,于长新在供述中说得非常清楚,都是骗人的东西。

2、宗教活动是公开的,不能进行秘密活动。

自“法轮功”传出至现在,李洪志搞了数不清的秘密活动,几次围攻新闻媒体、大学和政府机关都是他亲手策划指挥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亲自秘密指挥“4?25”围攻中南海事件,他还写了《大曝光》和《挖根》等经文,对没参加围攻活动的学员进行批评和恐吓,使参与围攻活动的人员逐渐增加,事件逐步升级。可见,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与正统宗教完全背道而驰。

3、宗教不允许神职人骗财和敛财。

释迦牟尼圆寂前不要王位继承权,抛下妻、子,悟道成正果,死时一无所有;耶稣替世人赎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中国道教创始人李耳写下五千言后出关而去。他们丢掉了人间的一切一切,却给人类留下了永恒的信念。

李洪志在传播“法轮功”的十几年间却聚敛了无数钱财。他在自己亲自起草的《辅导站规定》里,明文规定练功人不能动钱、动物,在他写的书和讲法时多次强调:任何总站、辅导站、练功点和任何人都不能截留、动用卖“法轮功”书等各种活动赚的一分钱,目的是使这些钱一分不少地流进他自己的腰包。他声称全世界有几亿“法轮功”学员,如果每人收取一块钱,他就可以成为亿万富翁。事实上,“法轮功”发展的最高峰时,全世界也就200多万名学员。

另外,李洪志公开讲的这些话都是骗人的,是骗那些不了解内情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像我们这些与其多次零距离接触过,非常了解他的人很清楚他的两面性。于长新说过,广东出版的《在美国讲法》定价5块钱,李洪志看到后说定价太低了,要求再版时要定到8块钱,果然在再版时定到8块钱,这些可都是赚“法轮功”学员的血汗钱呀!

用这些方法,李洪志发了大财。从1992年5月到1994年底,李洪志办了56期“法轮功”学习班,收费300多万元。李洪志从武汉深深集团非法出版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制品中提取了8%的稿费和校对费共计720万元;已查明并且有证据证明进了李洪志腰包的钱已达1.6亿元人民币,这些钱多数被李洪志转移到境外。

取缔“法轮功”后,媒体公布了李洪志聚敛钱财的大量证据,李洪志从未拿出能够否认其中任何一件的证据。前几年美国媒体揭露出李洪志在美国接受学员赠送豪华别墅的丑闻,反映出李洪志恶习不改,走到哪儿骗到哪儿敛财到哪儿的丑恶嘴脸。

4、宗教有自己的教义、宗教意识、组织、礼仪、器物,这些都是正教传承千年以上被无数信徒所遵从和信仰的。

“法轮功”仅仅传播了十几年就被许多人抛弃和背离,因为它的教义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法轮功”制造出的残害生命、侵犯人权等等数不清的血淋淋的事件让很多信众警醒。

5、正教活动有严格的教规和仪式,这已成为宗教活动的习俗和传统,他们不忌医拒药,承认科学进步及成果。

但“法轮功”主张“业力说”,认为人生病是前世“业力”造成的,这一世要“还业”必须自己忍受疾病的折磨,所以不能就医吃药。

如果生病吃了药,把“业力”往里压,不但“业力”消不了,而且“业力”愈见愈积愈多,永远净化不了身体,当然也就修不成了。

这里说的“业力”,按李洪志的说法,是指前世做了坏事留在身体内的所谓“黑色物质”。从科学来看,“业力”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人们都知道,没病吃药干什么?自身免疫力对抵抗疾病当然是有用的,只是当你的自身免疫力不足以消除疾病时,人们才不得不吃药。

有些人听了李洪志的话,病重也不吃药,眼看着病情日益严重,甚至不治而亡。对于这种原因而死亡的人,李洪志却宣称,这是他放不下执著的结果。至于修炼“法轮功”走火入魔而死于非命时,李洪志说成是一种干扰。总之,出现什么问题,绝不是李洪志的责任,不是他的“业力说”的谬误,而是修炼者不精进,要不就是魔的干扰。或者干脆封锁消息,谁在私下传播、议论,谁就是破坏大法。

从宗教的观点来看,修炼必须按正规宗教的要求进行,而且,这是异常严肃的问题,特别是佛就是佛,人就是人,不能混淆视听,一言以蔽之。李洪志所宣扬的是邪教说,不是什么为了成佛成神而进行的“宇宙中独一无二的最捷径的修炼方法”。

李洪志所创的“法轮功”到现在看不出已形成完整的、系统的气功或宗教的理论体系,更经不起各种推敲,往往都是一些气功和宗教表面的词藻的堆积,甚至还有现代科学常识掺杂其中。因此,谈不上是正规的修炼。

更为荒谬的是,修炼人想通过修炼达到“圆满”,这是修炼人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心结所在。李洪志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从传“法轮功”开始直至现在,他一直拿着“圆满”为诱饵垂钓修炼者。在他的诱骗下,修炼者一个一个的上钩,最终变成他的“盘中美食”。我们仅从李洪志关于“圆满”的结束时间上的说法就可以看清楚他骗人的把戏。

李洪志在初期传法时,重点放在叫修炼者走出来“修法”和“弘法”上,如他发表的所谓“经文”:
(1)1995年12月8日,《拜师》:“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持之以恒,他日必成正果”。
(2)1996年5月27日,《惊醒》:“学大法的实修时间是有限的”。
(3)1996年6月26日,《给大法石家庄总站的信》:“我传法两年,给弟子们实修两年”。
(4)1996年7月2日,《正性》:“随着大法的深入实修,有许多弟子相继开悟、渐悟,会看到另外空间真实、壮丽、殊胜的美妙景象”。
(5)1996年8月28日,《大曝光》:“目前一大批学员圆满或将要圆满了,人修成圆满,这是一件多么严肃的事,世间没有比这更殊胜、更壮丽、更伟大的事了”。
(6)1996年9月26日,《何为开悟》:“开悟也叫慧悟,我们大法叫开功,也就是一个人已经修炼圆满了,完成了所有的修炼过程,将要去天国世界了……因为目前一部分学员是很高层次来得法的,所以他们会很快开悟,我所说的给学员两年的修炼时间是指这部分弟子。但是我们大法的所有弟子在实修中确实层次提高很快,也有许多很快会开悟,是过去修炼人不可想像的。希望大家安下心来,不断精进,持之以恒。圆满一个,我接送一个”。
(7)1996年11月2日,《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我也想在你们圆满的时候带来一个壮举。我是这样想啊,叫所有大法弟子不管要不要身体的,都带着身体飞上天,不要身体的在空中虹化掉,然后飞走。这样就造成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辉煌,给人留下一个深刻的教训。人不相信神,让神真实的体现给人看。我是这样想的,但是能不能行得看最后。至于说圆满没问题的,只是采取什么形式”。
(8)1999年4月,李洪志从国外赶回北京策划指挥“425事件”时,指示“研究会”成员要尽最大努力煽动所有学员围攻中南海,李洪志说:“这是最后一次圆满的机会,要告诉每一个学员。”

十年过去了,那种无与伦比的伟大的壮举一点也没显现。许多修炼的人十年苦苦地等啊!等啊!无穷遐想和焦急企盼圆满飞天的那一天终成泡影,彻底破灭了。

1999年7月,中国政府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以后,国内“法轮功”组织分崩离析,处于消亡状态。许多修炼者纷纷醒悟,大呼上当受骗,从此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脱离了邪教组织。李洪志骗人的“圆满说”不攻自破,成了镜花水月,鸡飞蛋碎了。在这个时期李洪志一反常态,一段时间内未发表什么谈话和“经文”。他苦思冥想如何摆脱困境,如何把谎言圆下去。

此时,“明慧网”成了“法轮功”的代言人,鼓动学员“上访”闹事。2000年6月16日,李洪志为了给学员打气,抛出了《走向圆满》。他说:“弟子们等待着圆满,我也不能再等下去了。”“经文”出来以后,又使一批修炼者投向了邪教的“大鱼网”,变成了李洪志谎言的捕获物。

李洪志关于“圆满”的时间变来变去,每次当他否定自己上一次“金口玉言”确定的“圆满”时间时,他都有一个理由。

但是有一点却始终不会变化,就是“圆满”的最后时刻永远不会到来,因为何时“圆满”本是谎言,所以也就遥遥无期了。今后如果李洪志再说出一个“圆满”的时限来,大家完全可以不加思考地预言出结果:那个时间到来之前,李洪志肯定会找出一个新的理由否定这个时限,然后再提出一个新的时限,而且会照此方法循环下去。

为了笼络人心,李洪志又把不可能“圆满”的责任推给修炼者,2002年3月,他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个人修炼圆满对大法弟子来讲不算什么。那只是一个修炼过程中大法弟子在奠定你们自己的基础,准备着做更大的事情。如果只把个人的圆满当作是最高的事,我说那就不配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就是说现在没有显现出壮观的“圆满”的任何迹象,责任不在我李洪志身上,是你们这些弟子只考虑个人“圆满”,不考虑正法时期的任务而造成的。

另外,把谎言不能兑现的责任又推给了魔的干扰。2005年《旧金山讲法》时讲:“旧势力的目的不就是让这些小丑们搞起这场迫害来考验大法弟子吗?它们认为大法弟子还没考验完,还要有没走出来的学员走出来,没做好的还要让他们做好。要说拖了世间正法的形势进程,这些学员真的是拖了形势的进程。”

李洪志让“法轮功”学员从“修心性”的个人实修到变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进而发展到只有反“迫害”才能证实、圆容大法,最后才可能“圆满”。现在看来,“圆满”永远是李洪志骗取我们这些曾经痴迷“法轮功”的人不存在的长生不老药。

其实“圆满”本身就是根本不存在的长生不老药,李洪志利用修成“圆满”欺骗了很多人。怪不得跳出邪教的人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张硕大的蜘蛛网,网的中心是使人产生无限联想虚幻的金光四射的“圆满”景象,引来许多贪食的虫子粘到网上了。网的另一端却爬着瞪大眼睛准备吞食这些虫子的李洪志。

十五、胡编乱造

    1998年9月4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一次小型法会上,叶浩鼓动一名学员向李洪志提问:“师父,现在还需要不需要叫景占义出来弘法呐?”李回答:“关于景占义弘法问题已时过境迁了……景占义是上一茬地球爆炸时留下的好的人种。”

    李洪志的答复传达了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地球曾经爆炸过,今后还会爆炸。对这个问题很好理解,科学已完全证实,地球不可能爆炸,因为它内部根本不存在热核反应。地球是行星,不是也永远不会变成恒星。李洪志说地球要爆炸,是一种骇人听闻的谎言,目的是想制造一种紧张气氛,对学员进行精神控制。

    世界上所有邪教教主都用散布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恐怖言论控制信徒。李洪志说过:“过去地球就曾爆炸过,人类所剩无几,今后地球还会爆炸,你想不被消灭吗?那你只有学‘法轮功’才能免于这一劫,学了‘法轮功’,不但不能被灭绝而且还能升入‘天国世界’,享受无比幸福神仙般的美妙生活。”李洪志还美其名日说自己在泄露天机。

    第二个信息:我当年按照李洪志的要求进行的“弘法”活动已经时过境迁了;我是上一茬地球爆炸时留下的好的人种。这层含义就很难理解了。

    自从这个消息传出以后,许多“法轮功”学员为之愕然,各种传言层出不穷。一种说法是:老景原来是上一茬地球人,是不是外星人?第二种说法是:以前师父不是说老景是从很高层次下来,帮助师父传法来的吗?怎么又变成外星人了呢?过去师父在《转法轮》一书上不是给老景题过“正法”之词吗?意思是当法传偏了,老景可以出来正法。按照师父的理论外星人是破坏大法传播的,既是可以正法,怎么又变成破坏大法呢?这太叫人难理解了。

    第三种说法是:老景一开始不是地球人,是从很高层次下来的,可能是在某一世来到地球上的。第四种说法是:这是师父对老景的爱护,为了不叫修炼的人和他自己产生执著心追求什么功能,以免苦苦修炼却上不了层次。

    悬念多多,说法不一,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弄不清楚了。其实我想问题本来很简单,大家不必仔细分析有此种种说法的根本原因,因为穷追不舍也不可能得到真实的结论,只有李洪志心里明白这种说法的实际含义。

    我到底前几世是什么已无关紧要,但我要说的是,我现在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坚强信念并受尽种种磨难、饱经风霜已噩梦醒来的正常人。

    有人对我说:“时过境迁,你老景已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正如北京“法轮功”辅导站负责人之一的汤某某说的那样:“李洪志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噢!我彻底上当受骗了,我悟得晚了一些了。”

    我练“法轮功”十年了,这些年我给家庭、朋友和社会带来什么呢?我当初练“法轮功”的初衷是为了强身健体,净化心灵,摆脱生活不顺利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若勇猛精进将来会修成正果,下世不会再受人间之苦。可是事与愿违,我给家庭、朋友和社会带来的是痛苦是灾难!因为我的“弘法”报告误导了许多人,给社会造成许多危害,给李洪志当了托,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正如有些人对我说:“你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

    事情虽已过去数年了,但留在我心中的愧疚和自责久久抹不去。我觉得更对不起我的儿孙。我1995年底开始学“法轮功”,到1998年为了上层次和去掉人的执著,我与家人不辞而别,来到一个荒芜的农村。我当时抱着不与任何人接触专心修炼的心态。一直到2003年我被捕以后。

    我经常沉痛地反思历经七十余年风风雨雨的人生之路。我于60年代初大学毕业,自己虽是独生子,不愿留在大城市工作,抱着一腔热血,毅然辞别父母双亲,申请来到东北的重工业基地——第一重型机器厂。当时周恩来总理称这个厂是我国的掌上明珠,一干就是15年。后为支援华北钢铁工业建设而调至河北邯郸钢铁公司(简称邯钢),一干又是20年。

    从解放到今天改革开放,我经历了社会的所有重大变革,多少年来,我在为国家建设默默工作的同时,也在追求真知和真理。可到了晚年我误把学“法轮功”作为真理来追求,结果误入歧途。

    我想起歌德说过的一句话:“不要心动,易动的心是这片不安定土地上最悲惨的财物。”佛典中说:“旗未动,风也未动,是人的心自己在动。”因此可以说路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这段人生之路给我的教训太深刻了。在我迷失方向的路上,多少亲人、朋友和中国政府没有抛弃我,而是像亲人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我,甚至把我当成他们的长辈对待,从衣、食、住、行到精神生活的安排,考虑得周到细微。这使我历经苦难、伤痕累累的心感动不已。

    每天清晨,我就起床锻炼,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心溶在真正人生的快慰之中。美国作家爱默生说:“只有低能的人,才被命运所支配;一个坚决的心灵,什么都做得到。”我要用我的经历,告诫人们要擦亮眼睛看清道路,再迈步往前走,而且要百倍警惕路上设置的形形色色的陷阱。

    另外,现代人用不同的方式在追求财富,但我感到财富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人之间的真情才是全部和永恒。如果我继续沿着李洪志所指的邪路走下去,很可能早已变成了“法轮功”的殉葬品了。奉劝那些痴迷者快些回首看看走的是什么路吧!路远兮回头是岸,众盼所归。再前进一步落入万丈深渊,永不回。

十六、为了三个难以忘怀的纪念

    冬天的一个黑夜,我独坐窗前,刺骨的寒风从窗缝中直吹到我早已颤抖的胸前,一阵寒颤,一阵心酸,抬头仰望无垠苍穹,星斗闪烁,似乎听见我的死去的同辈向我凄渗地高喊:“还我命来!”当我陷入沉思时,恍惚听见去世同辈呻吟的哭泣声。

    这是我出现的幻觉,这是我多年积压在心头的痛苦和悲怆的爆发。泪水夺眶而下打湿了我的衣衫,我不只是为我自己被李洪志利用而后悔落泪,当我知道了我曾经的同修一个个儿又成了新鬼,我的心灵不由自主的产生震颤。

    是什么原因使我如此伤感呢?在2005年,我知道了三个“法轮功”练习者死于非命,我悲愤至极,为此,写下如此的记载以寄哀思:

    2005年7月25日,原“法轮功”美国休斯顿市辅导站站长谭淑君在“华盛顿特区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上突然中风死去,我听到消息后感到十分震惊。

    谭淑君是一个50多岁、看上去年轻时很漂亮的妇女。她曾是台湾大学的校花,很早就来到美国创业,历经沧桑和艰苦奋斗,在美国买了几处房子,还开了个洗衣店,而且生意不错。后来学了“法轮功”,很精进、投入,为了弘法,提高修炼层次,抛弃一切财产,变卖了房屋来到美国东部修建“法轮功”基地龙泉寺,负责财物和采购工作。像她这样的人在美国“法轮功”学员中为数不多。谭淑君因中风倒在法会上,两眼紧闭,失去意识,后被送进医院抢救,医院证实谭淑君已脑死亡,只有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当时美国的许多“法轮功”练习者认为,谭淑君为“法轮功”的传播尽了全力,是功高无量,肯定“元神”未死,有希望把她喊回来,于是立即向李洪志汇报了此事,李回答:“可以把她喊回来,但是她是否回来,取决于她自己。”

    “法轮功”练习者在谭淑君床前大声朗读“经文",但未见任何效果。学员们认为应该完全依靠大法的威力,相信李洪志会救她,于是撤下了呼吸机,如果谭淑君活过来了,创造了人间奇迹,不但可以完全证实“法轮功”不仅可以拯救在世的常人,使他们的心灵得到净化,身体没病,通过修炼,可以成佛,而且还能在修炼过程中战胜一切干扰大法弘传的恶魔。

    像谭淑君这样受魔干扰而近死亡之人能救活的话,那是多么神圣而伟大的壮举。但谭淑君被撤下呼吸机后立即死亡。

    噩耗传开,众人为之震惊,各种猜测都有。有的说她已被师父超渡成佛了,到了她来的世界,看到无比壮美就不回来了;有的说她有执著心没放下,在大法还没有完全实现“法正人间”和“白日飞升”、在那无比壮观场面到来之前就死掉了,太可惜了;还有更多的人认为谭淑君被李洪志欺骗了,可她至死不悟,死的太冤了。

    我在1997年见到谭淑君时,就发现她患病拒医拒药。1998年4月,在纽约我与她参加一个法会期间一起吃过饭,看她身体有些不适,她满自信地说:“没事儿,有师父法身保护什么都可以解决!”可是后来,病情愈来愈严重,直至为了李洪志,死在“法轮功”的法会上。

    谭淑君暴亡是发生在21世纪现代文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如果她不被李洪志的邪说蛊惑,相信科学,及早看病吃药,按美国的医疗水平完全不至于惨死。

    第二个叫我难以忘却的是邹钰之死。邹钰我未见过,但听说过此人。他是美国“法轮功”练习者,他的屁股上长了个疮,别说在美国,就算在中国现在的农村,买几贴膏药贴几次就会治好,根本不会死人。可他拒绝看病吃药,以至病情加重。2006年2月,他在自己家中跌倒,开始腰痛,无法站立,随后臀部大面积破皮、结出大块黑痂,又出现膀胱肿胀、尿血,并出现像沥青一样的大便。

    其实,这已是患处感染导致败血症的迹象。此时邹钰坚信自己是按李洪志所说的在“消业”,仍不去就医,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和发正念。结果,时间不久,他的臀部结黑痂处流出腥臭的黑色血水,并出现了一个大洞,说明受伤部位组织已坏死变成浓血流出。

    邹钰到这时仍坚信李洪志能救他,至死不求医不上药,每天叫别人抱着他练站功,在产生幻觉的情况下,仍坚持盘腿打坐练静功。有时坐不稳时摔倒了,再叫人扶起来继续练功。

    许多旁观者看到这种情况时为之感叹不已。2006年4月3日,邹钰在家中痛苦万状,嘴里在有气无力地念着:“师父救我啊!师父救我啊!”带着对“法轮功”无比忠诚和求生的希望渐渐地永远闭上双眼离开人世。

    21世纪的科学已发展到可以成功地移植心脏的程度,邹钰却因屁股上长个疮不及时医治而丧命。

    从邹钰的死可以看出,世界上的聪明人也会做出愚蠢之事,这也是人性偏执的弱点造成的。为了追求根本实现不了的目标而产生愚昧和无奈,甚至完全陷入盲从,是多么可悲和叫人同情。

    其实,很多“法轮功”学员已经不能按照李洪志的要求去做了。我想问问正在读我这本书的“法轮功”学员,你生病时没有偷偷去医院看过病吗?你会说:“师父从来没有说过有病不能去医院!”“那好。”我再问你:“你们哪个人看病回来,敢在‘法轮功’的公开场合说自己去医院看过病?又有谁敢说自己的病是医生给治好的?”

    第三个驱不散我心中的阴影,是杨秋贵更加悲惨的死亡事件。每当我沉睡时总有噩梦伴随,苦不堪言,梦见的都是一些死鬼。其中抹不去的困扰我心绪的是杨秋贵。杨秋贵我并不认识,但从他的朋友那里得知他悲惨死亡的经过,使我为之震惊。

    杨秋贵是一个年仅26岁的英俊青年,在1998年5月30日到德国法兰克福参加“法轮大法”弘法会后,产生要早日去到“法轮世界”的念头,于6月1日从一家宾馆楼上跳楼身亡。现场目睹的人说情景相当悲惨。

    杨秋贵是江西余江县中童镇爱国村人,1995年华东理工大学毕业,由于品学兼优获该校颁发的特等奖学金。1996年10月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留学,研读自动控制博士学位。1997年杨秋贵通过互联网开始学习“法轮功”。

    像杨秋贵这样的才子,学了“法轮功”走火入魔一命鸣呼,在世界许多地区的不同人群中引起极强烈的反响。世人皆知自杀是世界上人的最软弱可悲的行为,你为了自己所谓的修成佛,听信了李洪志的忽悠,不惜以生命为代价,选择了自杀之路,留给后人的将是什么呢?给生你养你的父母带来多么大的精神创伤,而且是永远弥补不了的终生痛苦。对于培养你的老师更是多少年的心血付诸东流,十分痛心。

    杨秋贵赴英攻读博士是在他的故乡引为自豪和骄傲的,他因学了“法轮功”而跳楼自杀的噩耗传至他的家乡后,引起群众义愤,他们自发地起来集会要求政府缉拿制造这一惨案的罪魁祸首,讨个公道。这件事情过了很长时间老百姓才恢复平静。

    当人们痛定思痛后开始思考在这人间悲剧的背后又藏着什么呢?藏着邪恶的“法轮功”在吞噬着善良人们的身体与心灵。

    这些年来,“法轮功”学员由于车祸、有病拒绝就医、拒绝吃药而造成两千余名非正常死伤,造成心理疾病甚至精神错乱的也大有人在。这一罪行谁来负责?李洪志和“法轮功”是逃脱不了的。

    就拿杨秋贵来说,他在决定自杀时根本不会考虑父母的痛苦,根本不会想到自己还有赡养父母的职责,因为李洪志说了:父母不一定是你的亲生父母,你应该放下人的一切情,义无返顾地白日飞升。杨秋贵按照“大师”的教诲做了。

十七、郝凤军何许人也

    自古以来,撒谎者最易盗物,而盗物者最易散谎。郝凤军就是此等人。

    我从一个朋友那知道郝凤军逃往澳洲后,造了许多关于我的谣言,后来从互联网上看到郝凤军写的文章。我本不认识郝凤军,也从来没见过他,他居然编造了许多关于我的故事,我感到十分气愤。

    郝凤军何许人也,为何满嘴胡说八道给我编故事?当我了解了郝凤军的过去后,我才恍然大晤。

    郝凤军是天津人,在天津市和平区一派出所当民警,后调到610办公室。在派出所工作期间,他由于私自非法索取一犯罪嫌疑人数千元的人民币后将其释放。此事后被告发,郝被关了禁闭,郝因此觉得无脸再干警察,而产生逃往国外的念头,当时机成熟后,携情妇逃到澳大利亚。

    “大纪元网站”在采访郝凤军时,网上发表了如下的谈话内容,摘录如下:

    焦点访谈——媒体与司法狼狈为奸

    2003年11月5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炮制了专题片——“‘专利’的背后”。“法轮功”学员、邯郸钢铁公司总工程师景占义否认了他因修炼“法轮功”而出现的神奇现象。节目播出后被各地媒体转载,成为中共打击“法轮功”为伪科学的又一所谓力证。那么,这个自称为揭谎的节目是怎样出炉的呢?郝凤军说他是这个节目制作过程直接目击者。2003年,天津市公安局国保局接到一项特殊任务,由610办公室一队队长带领四、五个警察前往河北省石家庄市办案,等他们回来时郝凤军看见在审讯室里用手铐吊铐着一位头发灰白的老人,后来得知他是河北省一位副厅级干部叫景占义。之后中央电视台记者来到国保局,据说是来采访景占义,给国际社会看看一个副厅级干部是怎样悔过的。

    那天采访时是在国保局精心策划下进行的,当时郝凤军就在门外,看到国保局副局长赵月增对景占义说按照他们提供的台词去说可以给他减刑,否则就加一条叛国罪,判他无期徒刑或秘密枪决。可怜这位老人在他们的淫威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上了电视,否认了因修炼“法轮功”而出现的人体神奇现象,无奈地去批判法论功。后来景占义被判刑八年。

    郝凤军在屋外看到这一切,禁不住说了一句:“这不是谎言吗?”没想到旁边就站着一个央视的记者。几天后,他被叫去谈话,郝凤军知道麻烦来了,但仍凭着血性直言不讳地说你为什么要威胁景占义,这位国保局副局长立刻拍案而起说“你想造反?”之后,在中国北方零下几度,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的房间内,他被关了二十多天的禁闭。

    在此我严正声明如下:

    1、郝凤军所说纯属一派谎言,我本人根本就不是河北省副厅级干部。

    2、关于中央电视台采访我确有此事,但作为“焦点访谈”节目准备向外界媒体报导一事当时我不知道,播出以后我才知道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02年在国家已明令取缔“法轮功”,并把“法轮功"的活动定为违法的情况下,我仍进行“法轮功”活动而被捕,后被羁押在天津第一看守所候审。

    在此期间,在2003年初夏时,我被天津公安局一警官从看守所叫出,对我说:“我们听说你在被羁押候审期间转化得不错,对‘法轮功’本质已认识清楚,我们准备召开一次记者会,准备采访你,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语气很客气,当时根本没有像郝凤军所说的我被用手铐吊铐着,没有那么一回事,我接受采访前到被采访后根本就没有给我带手铐,更谈不上被吊着,也没有国保局副局长对我说过“什么必须按他们事先安排好的台词去说”,更没有什么“否则就再加一条叛国罪,判我无期徒刑和秘密枪决”的恫吓的语言,纯属捏造。

    我在中央电视台采访中所表述的事实和我对“法轮功”的认识是真实的,这中间绝没掺杂着政治迫害的因素。因我没有机会看到“‘专利’的背后”的报导,但我相信报导的主要内容是真实的,经得起现实和历史验证的。因为我看到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报导的关于我的情况基本属实。至于说郝凤军与国保局副局长的那段“精彩”的描述,我没在现场,不可评述是真是假。但有一点可断言,郝凤军非法接受贿赂,在别人举报的情况下而将其关禁闭倒是事实。

    3、“法轮功”把郝凤军炒作成坚持真理、直言不讳、刚正不阿的“大英雄”,而郝凤军也就是靠撒谎而求得外国的“保护”,骗取“主人”给他那么一点“恩赐”糊口,这种“恩赐”能维持多久?很快就变成毫无价值,最后无情地被人抛弃。背叛了祖国、人民和自己的良心应该感到羞愧才是,更何况抛弃自己的父母、妻子、孩子又怎么向世人交待。

    我希望郝凤军不要为了贪图一时的名、利而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做人要讲良心,做事要考虑国家,坦荡、真实、无私地对待一切才是人生正途。人生有意或无意的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关键是如何对待和改正错误,才至关重要。是以国家统一、民族利益为重,还是贪图一时享受做出对不起人民之事,理应三思。

    中国正面对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中国正在崛起的道路上大步向前走的时候,问题多多,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但要看主流、看发展、看绝大多数的人民的心声,这是考虑问题的基准点。所说的无畏应该在无私的基础上才是永恒的。抱着私心去做所谓“无畏”的事,恐怕多是谎言连篇了。中国民间流传一句警言“不做亏心事,不怕夜间鬼叫门”。

十八、结束语

    90年代初,李洪志从一个身上只有50元人民币,连买火车卧铺票的钱都不够的人,时隔几年摇身一变成为定居美国、腰缠千万美元的“富翁”;从一个极普通的售粮店保卫员,变成几乎走遍世界的大名鼎鼎的“大师”;从一个不知名的“气功师”,变成众人祟拜的“宇宙主佛”。这些无不令人惊叹,发人深思。

    这一切是因为他创办了“法轮功”。在中国“法轮功”的兴起是有一定的社会因素的。当时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产生信仰危机,各种真、假的气功盛行。一些人为了摆脱各种困境求得超脱尘世的束博,以及为了强身健体或治病不用药。也有少数人靠“法轮功”为了搞政治图谋,在当时并不明显,后来“法轮功”势力壮大后,他们政治图谋显现得十分突出。自然也有到现在仍被蒙在鼓里不知真相的受骗者和痴迷者。

    因此,可以看出李洪志当初创办“法轮功”利用了社会因素,当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气功传播远远满足不了膨胀的欲望,必然在政治上有所诉求。当达不到要求时,跑到国外谋求国外的政治势力或经济财团的支持,这也是世界所有邪教必由之路。因此,可以说李洪志是21世纪信息时代的“殖民者",在光纤上圈地,所到之处轻松地征服了人们脑袋和钱袋。

    我以我自身经历写出很少一部分“法轮功”内部的故事,可能会面对种种非难,但我相信不管人类、地球乃至整个宇宙怎样变化,真理是永存的,真理就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如果“法轮功”真想救人类,应该摒弃一切私心和不真,真正找到解决人类面临各种问题和医治人类身心疾病的良方。李洪志和“法轮功”从开始到现在就根本做不到。

    我认为在数亿年间人类不会灭亡,地球也不会毁灭,但地球和人类的发展必须符合自然发展规律,人类在宇宙发展的长河中非常渺小,微不足道,要找到自身存在的条件,必须与宇宙的发展规律相适应、相和谐。没有主宰宇宙发展的“主佛”。李洪志的邪说都是骗人的鬼话,人类社会不因出现一个小小的“法轮功”会产生倒退。正像千万年来滚滚长江东逝去,一小股浊浪改变不了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航程。

    当然,人类也不应是宇宙的奴隶,地球更不是宇宙的垃圾站。人类应是随着宇宙不断的发展,自身也求得发展。可以预言人类的未来比现在会更美好。但这美好的前程是靠辛勤劳动创造的,绝不是用李洪志和“法轮功”编造的骗人邪说,把人都送上“法轮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就能实现的。我正冷静地观察这一切的变化。

 

附录:

    前面向大家介绍了我练“法轮功”和参与“法轮功”活动的心路里程,把我的经历如实的介绍给大家。下面,针对李洪志和“法轮功”的歪理邪说和骗人伎俩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一、关于“425"事件真相

    1999年4月25日,在北京发生了“法轮功”练习者万人围攻中央机关所在地的“中南海事件”。当时我在天津,未参加这一事件,但事后我看到亲自参加这一事件的姚某所写的材料,现摘录文章的片段如下:

    1999年4月25日,李洪志从国外回来策划“法轮功”学员去中南海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实际上就是示威。李洪志告诉大家:“这是最后一次圆满的机会,要告诉每一个学员。”我们听后认为新的宇宙要形成了,地球的变化要结束了,圆满的人就要走了,我们满脑子就是圆满。

    李洪志在“4?25”之前就回到北京,4月23日上午,李洪志在其法华寺住所同李昌、王治文、纪烈武共同密谋在中南海组织更大规模的静坐示威。

    当事情发生以后,李洪志急急忙忙飞到香港,在中国海关部门查到的出境卡上可看到李洪志的亲笔签名。而他在澳洲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当时正在从墨尔本飞住悉尼的途中。”其实,那时他到了香港,还在指挥中南海的一切。

    我在“4?25”晚上7点30分接到纪烈武的电话,让我通知现场时说:“师父看到现场有点乱,让大家赶快散。”一会儿又说:“北京的学员高风亮节,让外地学员到家里去住,不要乌合之众,赶快散!”我以为李洪志是用“功力”看到的,其实李正在香港,而同时他还布置了另外一个人在现场直接用手机向李洪志报告现场情况,李洪志分析现场情况后通知纪烈武,然后通知我的。

    李洪志在澳大利亚答记者问时说:“他们都是自己知道后去的。”后来让人捎话回来,让学习他的“答澳大利亚记者问”、“澳大利亚讲法”、“新西兰讲法”,实际上是教大家如何在去中南海的问题上统一口径。他教大家撒谎,他这一切真吗?

    从姚某讲述的内情中不难发现,善于盗物的人最易撒谎,而善于撒谎的人最易盗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425”事件是李洪志策划和亲自指挥的众多“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政府施加政治压力的示威活动之一,是李洪志与“研究会”把广大的“法轮功”学员引向与中国政府对抗的严重的政治事件之一。以“425”事件为标志,李洪志和他所创立的“法轮功”组织开始一步一步走向政治“邪教”和反政府之路。

二、如何认识这个宇宙

    对于李洪志和他所编的《转法轮》一书中所宣扬的宇宙观可归纳为:

    l、宇宙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宇宙有大有小。《转法轮》书中提到这个宇宙是有边缘的,可是在如来这样一个层次上,都是把它看成是无边无际、无限大。一粒砂子就像一个宇宙一样,里面有我们这样智慧的人,有这样的星球,也有山川河流(《转法轮》第53页)。

    释迦牟尼的那个年代一人们对宇宙的认识是,宇宙有三千个像地球一样的星球存在,这样的假设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现在人类可以用射电望远镜能看到800亿光年或更远之距的星体。再用释迦牟尼的遐想来说明自已的观点,就显得苍白无力,更不能令人信服了。我们现在认为宇宙是无限大的,800亿光年之内外有没有像人一样的生命尚待考察,不可断言。但是不能把想像就当成客观存在,愚者痴信情可谅解,有意去骗人就要受到惩罚了。我不反对唯心的正派的宗教信念,因这些信念都是劝人行善的。但如果拿“法轮功”的邪说做幌子,为了骗取信仰者的钱财,甚至害人于死命那就罪大恶极了。

    至于说一粒砂子里面是否也会出现像人一样的生命,也是无可考证的假设,假设在没证实之前就确认为事实,只能给人们以幻想而已。李洪志和他所倡导的“法轮功”视现代科学是“实证科学”,认为现代科学是人低级局限性及愚昧思维的结果。但是现代科学总比狂想去对待宇宙、对待世界、对待人类、对待自己要真实。现代科学可以促使人们用枳极奋进的态度,实实在在的为创造人类美好生活而发挥作用。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拼命想回到所谓的那个无限美好的、根本不存在的“法轮世界”中去,而不扎扎实实的为人类和宇宙的发展及和谐相处工作,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人类还能生存吗!什么“法轮世界”,都是李洪志编造出来引诱练功人上钩学“法轮功”骗人的诱饵。

    至于李洪志说宇宙是有边缘的,空间是有限的,那有限的空间之外又是什么呢?李洪志引导人们说宇宙有限、无限的目的是想让那些超脱现实且想要从有限的世界到达无限的世界中的人去练“法轮功”。宇宙是有限和无限之说,实质上是为了叫人们学他的“法轮功”而虚拟出来的客观上根本不存在东西。

    根据这一观点,李洪志提出另一种说法,就是从神的角度讲,宇宙是相通的,神、佛是可以自由来往于人与神的世界。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空间的生命体看不到另外空间的生命体,看不到宇宙的真相,所以人掉在迷中了。为了去掉人的各种本能,包括人的名、利、情、理念及人的各种执著心,也包括人的生、老、病、死、劫难,只能练“法轮功”。

    从现在一切社会、自然现象分析,没有任何依据可以直接或间接看到宇宙是分层的,在800亿光年的范围内没有发现可以自由穿梭于整个宇宙空间的神灵存在。有人会认为,未发现不等于不存在。我认为,你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明,光依靠骗人的谎言忽悠人,早晚会彻底被揭穿的。又有人会说,神是不会在人间显灵的。左右逢源,这样就会叫人永远落入迷惘,只好落个到死都不明白,最后走上一条永不归之路。

    我认为宇宙是一个统一体,没什么大小之分,也没有什么分层之说,人们认识宇宙,只不过是随着人们对宇宙视野的扩大而认识宇宙的范围在扩大。

    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现在看来非常幼稚可笑。

    18世纪人们已认识了银河系,到了21世纪人们已观察到了800亿光年之距的宇宙范围。我们生活的地球在银河系中,银河系直径为10万光年,其中有3,000亿颗恒星,太阳只不过是其中很普通的一个,如果我们把宇宙缩小一万亿分之一来观察,太阳只不过是像豆子那么大,直径是1.4毫米。

    距太阳最近的恒星距离为40公里,距织女星距离为255公里。有3,000亿颗恒星的银河系直径为90万公里,银河系之外的仙女座星系距离为290万光年,大熊座M18距离为1200万光年,波江座ncc1300距离为4600万光年,狮子座ngc3370距离为9800万光年。星系是宇宙中的基本组织,星系之外又有星系团、超星系团和总星系等几个层面。由此可见,我们所在的地球是极微小的行星。

    人类不断地认识这个宇宙并同化这个宇宙,也就是使人类的发展与宇宙的发展变化和谐同步,找出在这无限宇宙中适合人类发展,而不破坏自然发展规律的办法,才是人类所有追求的最正确的方向。李洪志的那种只靠他异想天开的邪说是站不住脚的。

    2、关于“宇宙大爆炸”的问题。

    《转法轮》一书中讲:“我们这个宇宙经过了久远年代以后,都会发生一起宇宙的大灾难,这场灾难使宇宙的一切,包括星球都能够毁灭,宇宙的一切生命都可以毁灭,宇宙的运动也是有规律的,我们本次宇宙大爆炸也不只是人类变坏了,有许多生命已经看到了一个情况,就目前而言,这个宇宙空间早已发生了大爆炸了。”

    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学者伽莫夫等人提出“宇宙大爆炸”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20亿年前“原始火球”产生大爆炸,当时产生的辐射火焰一秒钟内有100亿度的高温,此时形成中子、质子、光子及中微子,再经过100秒后温度降至10亿度,中子与质子结合成氢与氦,3万年后温度降至4000度,辐射减退,宇宙间主要是气态物质。再以后形成汽云,再继续冷却而变成了星体。

    目前,经测试证明热辐射仍存在,宇宙还不断地扩大,红移现象就证明热辐射的存在。红移现象的速度超过了27.6亿千米/秒,而且发现星系向外逃离的速度与距离成正比。红移现象的存在证明宇宙大爆炸学说有一定的实践证明,但是否全正确有待进一步考证。

    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所创造的宇宙学和黑洞学说,超越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等理论,也就是霍金在经典物理的框架中,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奇性定理和黑洞面积定理,在量子物理的框架中发现了黑洞的蒸发现象,并提出无边界的霍金宇宙模型。黑洞的蒸发是造成宇宙粒子的形成原因。

    因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宇宙大爆炸理论,还是霍金的宇宙学和黑洞学说与李洪志说的宇宙的一切,包括星球全部毁灭的概念完全相反,宇宙大爆炸不是宇宙的毁灭而是新宇宙的诞生。李洪志所以这样说,意思是如果你要不被毁灭,只有学“法轮功”。可见李洪志“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良苦用心。

    那么,我们再分析一下地球会不会爆炸呢?太阳在太阳系中占全部天体质量的99.86%,太阳的能量来源于内部的热核反应,跟宇宙中的许多恒星相比,太阳的质量很小,因此,太阳不会爆炸变成全无状态,它的结局是白矮星加行星状星云。50亿年后,太阳将膨胀成红巨星,再经过20亿年,热核反应停止,核心塌缩成白矮星。

    现代射电望远镜已观测到许多类似的星体,如天琴座环状星云m57,天龙座猫眼石星云,这些星云与太阳有相同的历程,它们的光照耀宇宙有上百亿年。

    这个时间是如此遥远,人类的存在无法与之相比。地球与人类根本不必要考虑如此之远的事情发生。退至上百亿年后,真要发生太阳变成白矮星时,人类早就会迁移到另外星球上去了。再说地球更不会爆炸,一是它与恒星有本质的不同,质量很小。另外,地球内部没有热核反应,不可能爆炸,更不可能变成恒星。

    3、宇宙为什么运动?谁推了地球?

    《转法轮》中讲,所有的星系都在运动着,九大行星围绕太阳转,地球还在自转着。大家想一想,谁推它了?谁给它加的力?你不能用常人中那种概念去认识它,它就是这样的一种玄机。

    李洪志在这里误导学员和故弄玄虚,整个天体运动问题在科学发展史上有明确的答案。

    简单的说,牛顿从机械自然观出发,天体运动的原动力来自于外界,所以他认为地球绕太阳旋转,是上帝最初沿着地球圆周轨道切线方向,抛出地球而形成目前的状态。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决定事物变化的是内因。康德提出宇宙变化的星云学说,认为天体是由原始弥散的星际物质演化而成的。这种物质因万有引力作用而相互吸引、相互碰撞,从而变得很大,由于热量分布不均匀而发生旋转,从而形成目前天体的运动状态。

    科学发展史和科学研究成果早已证明了宇宙运动和地球运动的原因,李洪志却仍在故弄玄机的忽悠学员。他首先要求学员不能用常人的概念去认识这个问题,我想反问李洪志:为什么不能用常人的概念去认识呢?其实李洪志完全可以这样说:学员们可以先用常人的概念去认识,再同我的解释做个比较,你们认为哪个正确,就相信哪个。

    你李洪志说的话如果是真理,还怕学员运用独立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吗?其实这正是邪教的一个典型特征。

    美国的一名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他选择了一组正常人和一组信仰邪教的人作为实验对象,当一个正常人的大脑接收到一个信息后,他的大脑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负责判断的大脑区域开始运动;而当邪教信徒的大脑接收到邪教教主的信息后,他的大脑负责判断的这个区域却没有反应,直接跳到了负责执行的大脑区域。

    这个实验证明:一个正常人的大脑一旦被邪教教主控制,便丧失了独立的分析判断能力。李洪志深知这一点,他更清楚一旦学员运用科学知识进行独立的分析,便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他首先要求学员不能用常人的概念思考这个问题,首先在学员的大脑中建立一道防火墙,让学员的思路跟着他的忽悠走,接受他的天体运动的推动力是神造成的谬论。而李洪志又是宇宙中最大的佛、最大的神,进而学员不得不做出一个结论,推动宇宙运动的人是李洪志。

    4、关于地球及地球的进化。

    李洪志在《转法轮》一书中说:“释迦牟尼当时讲过,他在多少亿劫前就修成得道了,一劫是多少年啊!一劫就是多少亿年,这么庞大的数字,简直是不可思议。如果是真的话,这不和人类历史、整个地球的变化相吻合吗?而且释迦牟尼还讲过,在他前面还有原始七佛存在,他还有师父等等,都是多少亿劫之前就修成得道的。如果这些事情都是真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社会上所传的那些真正的正统功法,真传功法,是不是就有这样的修炼方法?要我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可是不多见。”(《转法轮》第19页)

    如果按李洪志的说法,一劫我们暂定为9亿年,那释迦牟尼在9亿年之前就修炼成佛了,可地球的演变史才46亿年,怎么能与释迦牟尼修道成佛在时间上相吻合呢?

    大家知道,地球形成已有46亿年,而人类的形成才近400万年,如果把地球比为百岁老人,那么生命形成只有78年,人类形成的历史还是没满月的婴儿,现代科学从萌芽到现在也只有5分钟,而人类进入太空的历史也只有30秒。可以想像在这浩瀚的宇宙面前人是多么渺小。

    我们再分析一下地球演化史,地球的演化分为“天文时代”和“地质时代”。

    “天文时代”指的是从原始地球的诞生到地球的形成时期,开始地球是一个冷的球体,由于旋转及放射性元素的蜕变使地球内部的温度上升,当温度达到1,000度以上时,地球内部的物质开始熔化,其中铁、镍较重的金属向地心沉积而形成地核,而较轻的金属如硅酸盐上升而形成地幔,地幔进一步冷却而形成地壳,分化过程中产生的气体形成原始地球的大气层,其中水蒸气冷凝后,形成原始地球上的原始水层。这一过程根据考查约经历了十几亿年。

    “地质时代”是指从原始地球诞生至今的过程,这一过程分造山运动和海睦分化阶段。由于地幔冷却时,造成内软外硬和地壳厚薄不一,地球内部物质处于不平衡状态,地壳发生折皱、断裂而形成山脉及洼地,这便是造山运动。当然,火山爆发及陨石碰撞,也是形成地壳高低不平的重要因素。在造山运动的同时,原始水层变化而形成江、河、湖、海。这便是海睦分化过程。

    第三阶段是生物圈的出现,这一问题在后面专议。总之,地球的演化绝不是像李洪志所说的那样,是由神所操控的,而是有它客观实实在在的发展规律的。

    李洪志之所以说释迦牟尼在“史前文明”就修炼成佛,其目的是想说明“法轮功”也是从“史前文明”时就产生了,甚至比“史前文明”还要早,借此说明他在比释迦牟尼还要早的时期已修道成佛了,自然“法轮大法”高于所有的佛法。因此,他把“法轮功”定为宇宙大法,是迄今为止在世上真传的唯一正法,是给人上天的阶梯,让修炼“法轮功”的人心里确认李洪志就是宇宙的主佛。

宇宙广袤无边,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是个永恒的课题,不可能有终极真理的存在。宇宙是无限的,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也是无限的。从古至今,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曾用想像、猜测、神话、实验等等方法,这只能说明人类认识宇宙的局限性和各个不同时期的发展观。

    用实验和观测认识宇宙是当代对宇宙认识的最高境界。英国哲学家罗素提出,完完人全说不清楚的是神学,因神学是人们的想像和杜撰猜测,因而完完全全说不清楚;完完全全能说清楚的是科学,因为可以用观察和实验证实;既能说清楚又说不清楚的是哲学。李洪志及“法轮功”对宇宙的认识实属完完全全说不清楚的神学范畴,更确切的说是胡乱编造的邪教骗人谎言。

三、宇宙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

    上面我们探讨了李洪志和他所宣扬的“法轮功”所说的宇宙观。那么科学的宇宙观认为宇宙究竟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呢?这对于被李洪志和“法轮功”所迷惑的人建立科学正确的宇宙观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些认识,即使识破了“法轮功”的骗局,思想上脱离了邪教的束博,思想不可能处于空白状态,也必须装进去科学知识。

    当我们的思想完全排除“法轮功”邪说,同时又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后,别说“法轮功”就是再出现其他任何邪教,我们的思想都能产生强大的免疫能力,都能抵御其侵蚀。

    小小的地球和人类同宇宙相比是渺小的,但这无穷的宇宙,却给人类留下了永远探索的机遇。从大量科学资料中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这宇宙是由下面4类物质构成的。当然,这只是目前人类对宇宙的粗浅的认识。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会有更多的发现。

    1、明物质:这类物质在物理和化学反应中有质量和电子的变化,是人用眼或用仪器可以观察到的物质。如,可观察到的恒星及各个星系以及它们的各种运动规律,这部分约占人类可探知宇宙空间物质的4%。

    2、暗物质:这类物质是由非电子及质子组成,有质量但无电性,约占人类可探知宇宙空间物质的30%—96%。据2006年2月6日英国《卫报》报导,剑桥大学天文研究所测得的在银河系中最小的一个暗物质,约为太阳的3,000万倍,直径为1,000光年,温度为10,000度,但它不放出射线。

    经测定,在太阳四周的暗物质,单个粒子的重量为三分之一至四个氢原子重。2007年5月15日,美国天文学家利用“哈勃”太空望远镜,在离地球50亿光年的一个星系团中发现了一圈暗物质。

    3、中微子:由日本东京千叶大学在南极2,500米冰层下设置的540个仪器,成功地捕获到了中微子。近来美国等国的科学家也捕捉到了中微子。实测证明,中微子即无质量也无电性,也可能是数量级太小而无法测得,也有测得比电子质量更微小,并从核中放出贝他粒子。

    2002年,日本小柴昌俊发现,从超新星爆炸而产生的中微子穿过宇宙空间来到地球,这一事实更证明,宇宙大曝炸不是把什么都炸没了,而是通过大爆炸产生了新的物质,不是毁灭,而是新生。

    4、宇宙中还存在着量子场,像原子中电子围绕原子核按壳层分配,每个壳层具有一定数量的电子数。而壳层与壳层之间存在着能量场,这就是近代原子论的奠基人和量子学理论家所描述的那样。后来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所发现的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时间和能量)的乘积是一个常数,即普朗克常数,也就是电子的位置坐标与动量的乘积是一个常数。这一定律确定了宇宙中粒子运动的规律,这一定律适用于微观和宏观世界。随着人类对宇宙的不断深入的探索,肯定会有更多更新的发现,如近期提出来的“引力子”的理论。

    李洪志和他的“法轮功”所描述的宇宙,完全是用主观想像虚构的,他拿不出任何证据否定以上科学论据。跟着他的思路走,必然会使学员的思想陷入迷茫和混乱,为了实现虚幻的目的而苦苦去追求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最终陷入无望和无奈,甚至盲目地采用极端手段追求“圆满”而结束自己的生命。

四、地球生命来源的探索

    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法轮功”练习者通过无可争辩的事实教育,明白了“法轮功”早已不是什么“修炼”,而是变成了有政治图谋的邪教组织。

    一些人内心可能还会存在许多疑惑。比如,生命是怎么形成的?是神造的吗?还是宇宙物质经数亿年的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呢?如果在这一问题上没有树立正确的宇宙观,迟早还会有一些人被“法轮功”或另外一些邪教所迷惑,而又成为邪教的俘虏。

    另外,李洪志在不同时期及不同场合喋喋不休地大肆宣扬他的“生命神创论”,如在“加拿大讲法”中讲:“人类是神造的,这是千真万确。因为人是神造的,所以带有神的外形,甚至有神的内在结构,只是表现上没有神的能力。”这些论点毫无根据,即使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的证明,也可以叫人信服,但事实上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神究竟什么样,谁也不知道,只不过是人的一种想像。正因为如此,李洪志才敢信口开河,说佛是这样那样的。反正不管他怎么说,谁也没见过,更无法查证。

    地球上生命哪里来的呢?自古以来说法纷繁不一,宗教与科学各有自己的观点。东方人认为女娲用补天彩石做成了大地众生;基督教认为是上帝用泥土在七天内捏出了万物生灵。李洪志认为宇宙的一切均由神制造,因此神决定一切,神叫谁生谁就生,神叫谁死谁就得死。

    科学是怎么看的呢?可能有人认为我这是常人观点,但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完完全全说清楚。19世纪30年代,生物学家在显微镜下发现了细胞,于是认定地球上最原始的生命是细胞。

    那么地球上原始生命是从那来的呢?20世纪生物化学家对细胞进行了化学分析,发现细胞是由蛋白质和核酸两种分子组成的,而蛋白质是由许多氨基酸由肽键相连而成的长链高分子化合物,核酸则由4种碱基与核糖和磷酸组成。于是便得出这样一个生命演化过程:有机分子→蛋白质+核酸→原始细胞。

    找到了生命的物质基础是蛋白质和核酸,生物学家想人工合成它们,并进行了试验。1955年,英国人桑格弄清了分子量小、结构简单的蛋白质一胰岛素51个氨基酸序列。1958年,由王应睐领导的中国生物化学小组开始试验合成结晶牛胰岛素。1965年9月,首次取得成功。直至现在糖尿病患者可以注射人工合成胰岛素了。

    我们再研究核酸,核酸有两种:DNA(脱氧核糖核酸)和RNA(核糖核酸)。其中DNA是遗传基因的携带者,如果人工可以合成核酸,通过重组DNA,就可以改变遗传基因,就可以培育优良生物品种,也可以开辟新的生化药品,用来制造出可以治疗遗传疾病的新途径。

    为此,美籍印度人克那拉与他的同事在1972年就合成了77个核苷酸的DNA长链,1979年又合成了206个核苷酸的DNA长链;中国生物学家在1979年合成了由41个核苷酸组成的DNA长链,1981年又合成了由16个核苷酸组成的DNA长链。

    为了探索生命的奥秘,生物学家正在想办法合成生命的基础物质。不久将来,我可以预言,人工合成生命就可实现,那时将完全打破神造一切的神话。近期对人的干细胞的研究就有了新的突破,例如用人的眼角膜干细胞培育出了新的眼角膜,成功地移植到人的眼睛上,使失明的人又重见光明。

    那么,地球上可以演变成生命的有机分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对这一问题有两种说法:一是自生论,主张地球在自己特定的环境中从无机物进化而来,以实验为基础,至今仍为多数人接受;另一种说法是天降论,近年来人们不断地发现星际物质落在地球上。

    近代天文学观测,发现在宇宙星云中有甲氚(CN)、氢基(CN)等有机物存在。迄今已发现60余种分子,其中有30余种有机分子,星际空间的尘云中也有大量的有机分子。另外,天文红外线观测,在星际空间有许多有机物组成的微小的颗粒和植物纤维物质。

    美国科学家发现海底沉积物中有一种新的氨基酸,这种氨基酸在陨石中也存在。这说明海底沉积物中的氨基酸可能是陨石落入海底形成的。

    天文学家对1985年至l986年回归的哈雷彗星及其他彗星考察分析,发现彗星中有丰富的有机物和水。近几年科学家从陨石中发现很复杂的有机物及氨基酸。1864年法国奥里格在降落的陨石中发现有孢子或细菌经碳化而形成的微小球状碳。20世纪60年代,美国从1938年降落的达斯马尼亚陨石中发现与微小的真菌相似的纤维包体。1969年9月降落的默切逊陨石中,科学家发现了地球上所有生物遗传基因的5种基本化学物质。中国吉林陨石和南极陨石中都分析出了有氨基酸和碳氧化合物。

    总之,科学家提出,生命在宇宙中经过数十亿年的物理和化学变,化而逐渐形成的。大约在4O亿年前这些有机物就落到地球上了,经过近几十亿年的演化而在地球上形成了人类。

    根据上面的分析,生命来自宇宙的有机物的演化。那么,有机物又是从那里来的呢?有机物是由无机物演化而形成的,构成无机物的分子是由原子组成的。

    那原子在宇宙空间是否存在呢?近期天文学家在称其为星系际介质(IGM)中发现有氢和氦原子存在,密度大约是每立方米一个原子,天文学家是通过观测对遥远的类星体发出的光照在这些原子上,利用轨道卫星而观测到它们的。

    那氢及氦原子又是从那里来的呢?这是宇宙大爆炸而形成的。那么宇宙中除人类外有没有其他智慧生命呢?目前人类在800亿光年之距的范围内尚未发现类似人类的高级生命。有人会说,未发现不等于没有。

    我说,在未发现之前,这些问题应该留给科学家去研究。作为普通人应该把精力放在现实生活中。否则,整天在幻想中生活,陷入盲目追求,只能造成痛苦和无奈。

    老百姓说的好,我现在是人,把一切美好寄托于佛或神的赐予只能是空想,一切好生活要全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获得。总想天上掉馅饼没那好事。当然有一颗真诚、无私和积德行善的心是绝对需要的,任何骗人的事干不得,更重要的是为千千万万的人安居乐业而辛勤劳动,创造和谐、和睦、和平美好的人间世界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李洪志在《转法轮》中把自己描写成“宇宙主佛”,其实他是由凡人卢淑珍与李丹于1952年7月7日在中国吉林省怀德县公主岭镇生的孩子,并非天降之神灵。他的妻子、女儿、弟弟等全家也是与正常的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五、反科学的实证

    1996年3月,李洪志亲自对我说:“科学的发展已到头了,科学愈发展,套在人脖子上的绳索就愈多。”这句话非常明确地说明了李洪志对科学的态度。

    如果按李洪志对科学的态度,目前科学的发展是制约人类发展的桎梏,是在愚昧中爬行,是永远不可能了解,更不用说掌握宇宙发展的规律了。只有“法轮功”可以扭转乾坤,修炼“法轮功”的人都练成头上自带电视机,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人人都可以飞起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根本不需要飞机、火车和船舶等现代交通工具。更可以与外界的神相通,人人都可以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可以知道宇宙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更可以人为地制造地球上的劫难以消除所谓人的“业力”,自然也可以消除人类的一切疾病,真有这等好事吗?这纯是无稽的幻想。

    上下五千年,人类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中才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间,随着人类智慧和劳动创造的发展,为战胜愚昧和无知而进行着顽强的奋斗,进而发展到了今天高科技文明的时代。

    我们展示一下今后几十年当中科技发展的动向,由此可看出人类正朝着为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园大踏步前进,而决不是倒退和毁灭。科学的发展不仅仅改变了这个世界,也改变了人类自己。绝不会像李洪志所说的那样去发展。十几年来许多“法轮功”学员朝思暮想能有一天“白日飞升”或“法正人间”,其实这些只是根本不存在的骗人谎言。

    我们从未来科技发展的动向,可以清楚的看出真科学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这里只举出几例就足已批倒李洪志的谬论。

    1、在未来的40年内,计算机芯片可以做成比分子还小的簿片,其材质由碳原子或其他金属原子组成,构成比纳米级更小的电子迥路,输入感觉程序以后,智能人诞生,那时计算机不是工具,而是变成同事、老师、公务员、战士、医生等。不仅仅可以从事家务劳动,而且操作一切机器和仪表,包括驾驶所有的交通工具,全部由机器人代替。这种机器人不仅具有像人一样的智慧的大脑,而且具有比人更富有感情色彩,并且可以完成人难以完成的工作。

    2、在医学方面:

    (1)利用人的干细胞克隆出人的各种器官,然后切换人的已衰退或生病的器官,因此可以大大延长人的寿命;
    (2)用转基因工程制造许多新的物种,使人类的生活空间更加丰富多彩;
    (3)利用人体天然防卫功能的生存本能,研究成功人体细胞潜能的激活剂,这种激活剂可以调动人体天然防病的能力,因此可断言这是开辟人类抗病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4)人的免疫系统可以人工合成;
    (5)人类将全面开发中药为解除人的疾病开辟新的途径。

    3、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核能达到新的阶段。利用卫星把阳光反射到地球。利用宇宙中存在的能源如宇宙射线为人类服务。从火星上采最纯净的水。从月球上开采矿源如氦。

    4、全自动生产线生产的产品在全世界通用,绝大数的零部件实现标准化。
    5、全息电视产生。
    6、电脑做成比细菌还小,用来深入人体或物体中揭开内部结构变化规律。
    7、制造出超性能的材料,如比金刚石还硬的材料已经做成功。这就是包含已经过相位转化的钛酸钡材料。今后超性能材料,特别是在极特殊的环境上需要的材料层出不穷。发现原子序数超过118号以后的元素。捕获到引力子,从而为新的物理理论打下实验基础。
    8、合成声音的效果比人声更美妙。
    9、用功率更大的天文望远镜,可发现800亿光年以外的恒星。在银河系内可以验证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理论,并进到人们已观察到的宇宙空间,而且会对爱因斯坦的理论有新的发现。
    10、用碳纤维制造通往太空的电梯。隐形技术开发成功并应用于各个领域。
    11、在艺术上利用几何和拓扑学做画和雕塑。在文学创作上和编写历史完全可以用智能电脑进行。数学将成为宇宙的语言。
    12、人类将从许多渠道获取新的食物、以及生活必须品,包括从海洋、沙漠或外空获取。

    总之,人类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决不像李洪志所讲的科学会制约人类的发展。相反用科学精神指导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为建立美好的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人类社会发展充满了希望而绝不是穷途末路,走向灭亡。为了说明“法轮功”是反科学的,这里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科学与科学精神:

    科学是以人类的理性与智慧去探知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精神世界,从而成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一种最基本的推动力;

    科学精神必须具备以下12条内涵才算是真科学,这也是当前世界绝大多数人所重视的。

(1)探索精神。科学家应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的总结和预见,在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践活动中即有方向和信心,又有锲而不舍的意志;
(2)创新和改革精神。这是科学的生命和科学活动的灵魂;
(3)虚心接受科学遗产的精神。科学活动是阶梯式和递进式的攀登过程,科学成就是在本质上积累的结果,科学是继承性最强的文化形态;
(4)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必须是由经验认识层次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层次,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必须坚持理性原则;
(5)求实精神,科学必须正确反映客观事实,实事求是,克服主观臆断;
(6)实证精神,科学实践活动是检验科学理论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7)求真精神,在严格确定的科学事实面前,科学家要勇于维护真理,反对臆断、虚伪和谬误;
(精密精确的分析精神,确定性和精确性是科学显著的特征;
(9)协作精神,现代科学研究项目规模庞大,必须依靠多科学和社会多方面支持,才可能有效的完成任务;
(10)民主精神,科学不迷信权威并敢于向权威挑战;
(11)开放精神,科学没有国界,科学是开放体系,它永远没有穷极真理;
(12)功利精神,科学的社会功能应得到充分的体现,应为人类社会谋福利。

    当我们全面深入剖析“法轮功”的本质后,特别是拿真正的科学与它对照分析时,“法轮功”没有一条与上述的l2条对得上。李洪志说“法轮功”是超常的科学,我们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1、“天目"问题。

    我在书的前面已经详细说明了,在我所谓的“弘法报告”中说的钻进炼钢炉子里、在铜喷嘴的孔洞中游来游去、在宇宙中同外星球对话的事都是幻觉,我从来没开过“天目”,在我大脑上的松果体也从来没感觉发现有什么视觉功能。因此,可以明确的回答“天目”不存在。说“天目”怎样有神奇的功能,只是李洪志用以骗人的谎言,用现代科学的任何方法也无法验证。

    李洪志在《转法轮》一书中讲:“也就是通过人的眼晴,再通过视神经传导至大脑后半部分的松果体上,在这个区域反映出图像来,这就是真正反映图像看东西,是我们大脑松果体的一部分,现代医学也认识了这一点。”

    我们查遍了书籍,从未发现松果体具有视觉功能。相反,现代医学证明松果体位于丘脑后上方,是产生退黑素,制止性过早形成和抗激素分泌过多的腺体,根本不具备视神经连系功能,因此更不具备视功能。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解剖学证明松果体同眼球没有神经连接,眼睛看见的东西无法传进松果体,跟李洪志说的恰恰相反,更谈不上开“天目”了。

    练功人出现一些看见“法轮”、“另外世界”,甚至有遥视功能等等现象,纯属幻觉和无法验证。迄今为止,悬赏数百万元兑现给特异功能的人,无一人领取。

    自然我这里也不是说科学把所有的东西全能说清楚,许多现象要永远探索下去,不能因为我们现在不认识就全否定它。但是,也不能现代科学解释不了的问题,就依照自己的幻觉去完全肯定它一定存在,这些都不是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2、李洪志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的水分占身体的90%以上,就是说我们人也是由这个空间的水构成的。”实际上人体内水只占60%。人体内的全血分为血浆和血球,血浆占全血的55%,血浆中的水为91%,血浆中溶质(包含血浆蛋白7%;无机盐0.9%,其次是血糖、胆固醇、胆固醇脂)占9%。血球占全血的45%。怎么说人体内水占90%呢?90%这个数是李洪志杜撰的,还是根本不知道,不过这么大的佛怎么连人体(宇宙中垃圾一部分)含多少水也不知道呢?

    3、李洪志说:“实际上人的大脑70%的部分不能用,也就缩小了人的智慧。”实际上人的大脑有90%多用不上。

    4、李洪志说:“整个宇宙早就发生大爆炸了,银河系以外炸的空空如也,不信看现在天上的星星都比以前少。”现在发现银河系以外大约有1250亿个河外星系,而每个星系有上亿颗恒星,怎么说空空如也呢?

    李洪志在“广州法会—辅导员座谈会”上大讲1997年香港回归之时土地荒芜、人见人亲,因为世界上的人销毁得差不多了(有录音为证)。后来事态的发展根本就不是像李洪志说的那样,那纯属是一派唯恐天下不乱的大谎言。造成人心惶惶,他好从中宣传只有学了“法轮功”,才可免于一死。他这样讲的目的,是为宣传“法轮功”的需要而制造的舆论,意思是要你趁早快学“法轮功”,不然宇宙大爆炸愈炸愈厉害你也就没了,那时你想成佛都不可能了。

    5、李洪志说:“电子围绕原子核转动的形式和地球绕太阳转动有什么两样呢?”意思是完全一样。但是李洪志又错了,因为两者绝对不同。地球绕太阳转是单一轨道,而电子绕原子核转动无固定轨道,它是由量子场论来描写的,不是像地球绕太阳转那么简单。

    6、李洪志说:“别说原子组成的了,就是由分子组成的比我们最表面的粒子更小一层粒子组成的物质,人就看不见了。”众所周知,许多金属如金、铁等是由原子组成的,我们不是也可以看见吗?目前人可以造出比原子还小的等离子体物质,又怎么解释呢?

    7、李洪志说:“德是一种白色物质,同时还存在着一种黑色物质,我们这里称为‘业力’。”目前在人体内从来未发现什么白色物质和黑色物质。有人辩解说这两种物质是另外空间存在的形式,那就更无可考证了。所谓黑、白色物质都是李洪志编造出来骗人的邪说,他这样说目的是为他的“业力说”制造根据。更能骗取修炼人的相信度,其实什么白物质、黑物质、“业力”根本就不存在,都是子虚乌有的东西。

    人体细胞现在发现有200多种类型,细胞也不是像沙子一样地散布,而是通过粘合带、桥粒粘接。上万个细胞执行同一功能叫组织,如上皮、结缔、肌肉、神经等组织。组织集合成器官,器官再形成系统如消化、循环、神经、生殖、内分泌等系统。在系统中不存在什么白、黑物质,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业力”。

    由上面举例分析,李洪志所说的超常的科学其实是伪科学。如果按李洪志的理去对待人和宇宙万事万物,必然会造成社会倒退和人的生活、思想的极度混乱,因此说“法轮功”具有反科学的性质。

六、“法轮功”到底参与没参与政治活动

    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政治?政治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及个人在内政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从政治角度上来,看没有永远的爱,也没有永远的恨,只有永远的利益。

    自2004年11月“大纪元网站”发表“九评共产党”以来,加上李洪志在不同时期讲法和发表的“经文”,我经过仔细阅读和认真思考后,在我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回忆自1996年至2006年这十年间,李洪志和“法轮功”所制造的政治事件一件接一件,表面上李洪志叫修炼者为了弘法向政府或社会讲清真相,实质上是鼓动学员向政府施加压力和动员修炼者围攻政府机构,因而造成一系列的政治事件。

    1996年《光明日报》发表一文批评“法轮功”的文章。李洪志气急败坏,写了一篇“大曝光”,提出:“一些人已圆满和将要圆满了。”要求对修炼者要放下人的观念,动员“法轮功”练习者对光明日报施加政治压力。

    1998年5月25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何祚庥、司马南等人批评“法轮功”的报导,李洪志要求“法轮功”学员围攻北京电视台,要求北京电视台恢复“法轮功”的名誉,并且说:“这是一次机会。”意思是打着修炼圆满的机会向政府机关施加压力是正确的。

    李洪志给李昌的电话中说:“天上、地下我都安排好了,只等人动。如去得不够,没成功,责任在大家没跟上。”明确指出要动员更多的人去围攻北京电视台,制造更大的政治事件。

    随后李洪志写了“挖根”,对参与围攻北京电视台事件的人给予肯定,他说:“这些人现在不圆满,将来也要圆满。”在那段时间北京电视台一连几天无法正常工作。以后李洪志在发表的“新加坡讲法”、“长春讲法”、“瑞士讲法”中都对“法轮功”学员围攻北京电视台一事给予肯定。在瑞士讲法中说:“你们这些人都是神了,有许多人已圆满了,让他能在人这个环境中活下去,还给他留一点名、利、情的东西,到走的时候给打下来。时间紧迫,你们知道大法圆融你们,你们也要圆融大法。”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十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为了圆融大法多少人死了、残了,妻离子散,入狱的入狱了,却没有看见大法怎么圆融修炼的人。

    回忆在“425事件”发生以前,李洪志告诉大家,这是最后一次圆满的机会,要告诉每一个学员。从1999年4月25日到2006年6年过去了,参加“425事件"的近万人到现在没看见圆满一个,怎么理解李洪志的许诺。

    在“大纪元网站”发表的“九评共产党”最后说:“从生命中清除中共灌输的一切邪说,看清中共十恶俱全的本质,复苏我们的人性和良知,是平顺过渡到非共产党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必要的第一步。这条道路是否能够走的平稳、和平,取决于每一个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改变。虽然中共表面上拥有国家的一切资源和暴力机器,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相信真理的力量,坚守我们的道德,中共邪灵将失去存身之处,一切资源都将有可能瞬间回到正义手中,那也就是我们民族重生的时刻。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才能有新中国;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才会有希望;没有了中国共产党,善良的中国人民一定会重塑历史的辉煌。”

    不难看出“九评”是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发出的极强烈的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檄文,带着浓烈的政治性、煽动性和挑战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从未发表任何声明,我认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一切叫人民自已去辨认吧!

    中国人民百年来浴血奋战才发展到今天,国家政治、经济空前强大,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现在虽然尚存在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经过的问题。中国人民完全懂得绝不走回头路,而且今后的历史发展必将证实这一点。

对于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九评”,李洪志是怎么对待的呢?2005年1月26日,李洪志发表了“不是搞政治”一文,其中矛盾百出。一方面极力粉饰“法轮功”对政治不感兴趣,而另一方面又要坚决支持“九评”。

    按李洪志圆融的逻辑,他说为了叫世人了解恶党的本性和其为什么迫害大法弟子,叫世人了解“九评”,就成了必要的。

    想当初要不是你李洪志组织和策划“425”及一系列政治事件,学员在家里为了强身健体练你的功,谁管你?!

    从1992年至1999年7月22日8年间,中国政府没有干涉“法轮功”活动,只要你遵守国家各种法律的规定,进行正常合法的活动,政府是不会干涉的,这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后来“法轮功”进行了一系列的非法活动,中国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人民的人权自由,将“法轮功”取缔。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处理是极慎重的,决不是一人之见、一党之私和为一时之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经长期集体讨论并经法律程序后实施的。

    “九评共产党”以及李洪志一系列言论发表以后,许多人看穿了李洪志已经走向了打着修炼的幌子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政治夺权之路,远远不是他刚刚“出山”时,口袋里只有50元人民币,从长春到北京坐火车连卧铺票都买不起的时候了。有了钱有了势力后,李洪志的野心开始膨胀了,一定要在政治上有所贪图了。不管李洪志怎样自圆其说,人们还是识破了李洪志的真实用心。

    2005年2月15日,李洪志在发表的“向世间转轮”一文中说:“中共邪灵与中共在世间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流氓集团就被全宇宙的众神判了死罪。”又说:“这万古大罪使众大穹一切神都震怒了!现在连操控它的旧势力的因素都急不可耐的在解体它与它的邪灵。”不难看出,李洪志已经急不可待了。

    现在,我们从过去一系列事件中分析一下“法轮功”是不是已经严重的干扰了正常人的生活、思想、工作和社会秩序。“法轮功”练习者围攻政府机关、学校、报社,造成这些单位不能正常工作,许多人不能正常上班,交通堵塞。要知道,中国是法制国家,按照游行示威法的规定,这些活动都要事先申请,获得批准后才能进行。但是这些破坏活动都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可见李洪志根本就目无法纪。更为甚者,一些“法轮功”练习者盗窃国家机密文件,攻击鑫诺卫星,破坏通讯设施。例如,他们窃取某部保密文件,发动21名老干部上书中央。为了向国家体委重新进行“法轮功”登记,搞出了所谓“法轮大法在北京”万人调查,最终导致了“4?25围攻中南海事件”发生。李洪志的“大曝光”、“挖根”、“位置”、“圆满"等经文的发表,意图明确地把“法轮功”练习者推向与政府对立的局面。

    众所周知,美国是李洪志的后台老板。李洪志为了取得美国政府的支持,欲将“法轮功”变成正式的宗教组织,完全与李洪志当初说的“法轮功”不是宗教背道而驰。实际上“法轮功”早已不是传气功的群众团体,更不是正派宗教,而是以邪教方式进行活动的政治组织。

    在过去没有公布“法轮功”为非法组织以前,中国广大公众特别是受害者家属和宗教界人士,曾多次呼吁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为了保护广大民众的基本人权和自由,中国政府依法取缔了“法轮功”组织,得到了全社会的拥护。中国政府认为,绝大多数“法轮功”练习者是受骗上当的。因此对“法轮功”练习者始终坚持“团结、教育、挽救大多数”的政策。经过大量的工作,绝大多数“法轮功”练习者脱离了邪教的精神桎梏,回到了正常人的生活状态。对极少数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法轮功”骨干分子,中国司法机关对他们进行依法处罚。这一部分人中大多数都已认清了“法轮功”邪教本质,从思想上和行动上与“法轮功”彻底决裂了,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宽大处理,获得减刑或提前释放,得到了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事实胜于雄辩,李洪志及“法轮功”到现在已完全变成了反中共、反中国政府、依靠国外反华势力支持从事颠覆中国政府的政治工具。

七、“法轮功"是不是邪教

    首先要弄清楚正教与邪教的区分标准,这一标准是世界公认的,不是中国政府的发明。根据这一公认的标准结合“法轮功”所具有的特性,不难判断“法轮功”是不是邪教。

    法国反邪教活动部级委员会报告中说:“邪教组织是专制体制。”邪教组织存在着组织的行为,这种行为侵犯了人的基本自由,包括侵犯个人的自由及家庭的权利。是否定为邪教按如下的条款来判断:

    1、利用心理强制手段招揽、灌输并留住成员。

    李洪志除了神化自己外,还实施了对修炼者的精神控制,用“末日说”恐吓学员。

    他说:“地球是宇宙的拉圾站,从中有些人,可能增加了私心,慢慢地就降低了他们的层次,就不能在那个层次上了,他们就得往下掉。可是在另一层次中,又变得不太好了,他们还呆不了,就继续往下掉,最后就掉到人类这一层中来了。”意思很清楚,要想回到你来的层次,就必须学我的“法轮功”。

    此外,李洪志还利用利益诱导欺骗练习者,把“法轮世界”描写得无比美妙,使信徒不惜生命去追求进入这个根本不存在的世界,怪不得12岁的小女孩刘思影被火烧的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时,嘴里还喃喃地说:“那里到处都是金子。”美国心理学家辛格说:“利用劝诱和精神控制给信徒洗脑,使信徒把时间、金钱甚至生命供献给这个组织所追求的目标,正常宗教不搞这些。”

    西班牙邪教研究专家罗德离格斯指出,邪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精神压力,强迫信徒疏远加入邪教前的社会关系和感情联系。李洪志要求修炼者必须放下常人的一切执著,包括人的名、利、情及人的一切理念,声称学员的父母都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不能孝顺父母,亲人去世了也不能烧香磕头。然而,大多数学员却给李洪志烧香磕头。这与罗德离格斯对于邪教的说法完全一致,李洪志的目的就是要学员远离亲人,让学员全神贯注的孝敬李洪志,同时防止学员受到亲属反对炼“法轮功”的影响。

    2、形成集权主义集团。

    “法轮功”有着严密的组织系统,在其被定为非法组织之前,在国内,北京设立了“法轮大法研究会”;各个省设立“法轮功总站”;在各个市设立“法轮功辅导站”;市下面设“法轮功练功点”。从北京到地方层层有负责人和联络员,这中间建立了联络网和通信处。在国外,主要是在美国成立了“法轮佛学会”;在各个州成立了“法轮大法辅导站”及许多练功点。“法轮功”在世界很多地方建立了许多媒体和通讯网络,用现代化手段保持联系,控制学员,“法轮功”组织已建立起垂直的集权政治领导体系。

    3、大搞神化在世教主。

    美国心理学家辛格提出,神化仍然活在世上的教主,使教主能够享受到来自信徒的巨大物质和精神利益,是邪教的一个突出特征。辛格说:“教主一人在上,信徒万人在下,教主声称自己切断了旧传统的羁绊,可以解决人生的任何问题,可以消灭世界所有的罪恶,脱离正常社会的规律,盛行双重的理论标准,也就是自己与信徒不一样。”李洪志的所作所为与辛格所说完全可以对上号。

    李洪志在《转法轮》一书中说:“目前像我这样真正往高层次传功的,就我一个人做。”(《转法轮》第42页)他还说:“功力愈高,发出的能量场越大。我也被测定了,测定出伽玛射线和热中子超过正常放射量的80倍到170倍,这时测仪器的指针到极限了,因指针到头了,最后多大还不知道。这么强大的中子,简直不可思议。”(《转法轮》第66页)

    2005年2月26日,李洪志在美西国际法会上讲:“我能讲出一切法来,我能讲出天上的一切佛,一切神的一切来,我能讲出释迦牟尼佛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经书上没有的。我还能讲出宇宙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及万事万物与一切众生。释迦牟尼佛没讲到的神我都能讲出来,甚至他们的来龙去脉,宇宙更大至极的情况、不同人是什么样。一切一切的根本,只有我能够把他讲出来。”由此可见,李洪志到现在还把自己吹嘘成“宇宙的主佛”。可惜这“宇宙主佛”在这小小地球上传法神力无边、法身无数,怎么会出现下面的情况呢?

    李洪志说:“说到这儿呢,我还说一下我自己,你们知道师父前几年经常不在一个地方落脚,因为迫害中另外空间众多的邪恶到处找我,所以,我就不断地移动地方,那个时候基本上整天在汽车里面,每天都在走。”(见2005年2月26日李洪志在美西国际法会上的讲法)这么大的“主佛”连小小的魔都打不过而到处逃跑,怎么啦!?

    李洪志说这段的意思是想让学员知道他那时多么辛苦,可是这样一讲不就暴露了你不是神而是人的本来面孔了么!这正印证了法国反邪教部级委员会报告中说的,“教主是自封的,武断和不负责任的,以救世主自居,自称有神的能力的反面写照。”

    西班牙的罗德离格斯指出:“邪教的终极的目的是政治性和经济性的。”他还指出:“与一种理论结合在一起,教主自称掌握绝对真理;教主的话就是教义;通过精神压力强迫信徒疏远加入邪教前的社会关系和感情联系,包括父母、夫妻和朋友,以及一切娱乐、工作和学习;用现代化的手段保持联系和控制信徒;摧残信徒意志和思考能力;否定社会及体制,将社会极端化;通过精神控制上课听讲、治病捐钱等手段敛财。”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法轮功”完全具备了上述特征,“法轮功”就是邪教,而且只要你一旦练上“法轮功”,想不练难上加难,李洪志早已给你断了后路。他在《转法轮》第218页中提到:“修炼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如果修炼者稍不注意,已经达到的层次还会往下掉,毁之一旦。”

    许多修炼“法轮功”的人都印象深刻,人们稍有对李洪志或“法轮功”表示怀疑,或因修了“法轮功”而致残或致死表示不满时,李洪志便会恐吓说“你是自心生魔了”,甚至会形神全灭,变成宇宙最原始的物质黑水,永世不可翻身了。多少人身心受到伤害,因害怕而不敢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

    “法轮功”究竟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危害?“法轮功”最突出的危害是侵犯人权、残害性命。

    在李洪志的“消业说”的精神控制下,1000多名“法轮功”练习者有病拒医拒药而死亡;几百名练习者自残、自杀;30多人无辜被“法轮功”痴迷者杀害。如2001年1月23曰,7名“法轮功”练习者按照李洪志的要求“放下生死”,为“功成圆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制造了骇人的集体自焚事件,造成2人死亡,3人重伤致残。李洪志和“法轮功”少数人还把这惨痛事件的罪责强加给中国政府,进行了大肆炒作。但当事人亲自作证,这一事件纯属“法轮功”所为。

    1998年9月4日,山东省“法轮功”练习者马建民为寻找李洪志给他丹田处放的“法轮”而剖腹身亡,惨不忍睹,肚肠外溢,鲜血满地。

    辽宁省“法轮功”练习者张志芹患糖尿病也不打胰岛素,光依靠听李洪志的“讲法”录音“治病”,结果病情日益恶化而死。

    2003年5月25日至6月26日的一个月内,浙江省“法轮功”练习人陈福兆为了上层次和提高自己的“功力”和为大法做出贡献,用投毒的方式杀害了15名乞讨人员和1名佛教信徒。

    “法轮功”的另一危害就是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正常权利。表现为公然践踏国际准则,频繁对民用通讯卫星进行攻击。

    自2002年6月以来,“法轮功"组织在台湾实施攻击中国的通讯卫星次数已达200次以上,攻击累计时间超过100小时。不断破坏广播电视的有关的公共设施,剪断光纤电缆,进行电视插播,自2002年以来,在中国大陆已发生“法轮功”人员破坏光纤电缆及非法进行电视插播案件83起。在“法轮功”总部开办的互联网站上,刊登大量教唆“法轮功”练习者如何进行电视插播的文章。还进行大规模电话骚扰和恐吓活动,并通过互联网发送干扰邮件,“法轮功”组织为此专门成立了“电话小组”,向中国大陆居民拨打数以800万次的骚扰电话,平均每月发送电子邮件超过3000多万封,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正常权利。

    “法轮功”恶意攻击与其持不同意见的个人与团体,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在围攻“重庆日报社”时发出“警告”,如果报社不道歉,“法轮功”练习者将集体“发功”,让洪水淹该报社,让地球提前毁灭,让反“法轮功”的人提前死亡。对支持取缔“法轮功”的人进行谩骂、围攻、骚扰和恫吓。

    特别是“法轮功”现在已发展成了政治组织,提出了针对反对中国政府的政治主张,从事反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活动。如对外国一些政界人士发表对华不友好的言论,破坏中国与有关的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李洪志在2007年2月21曰发表的《再论政治》一文中最后说:“那就堂堂正正地利用政治揭露迫害、救度众生吧!”这就从此完全彻底地撕下了只修炼而不参与政治的谎言,将要把众多的“法轮功”练习者带入与中国政府对抗的危险的境地。再进一步发展可能会成为目的是为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政党和新的反华、反共的政权组织。那时可以看到身着唐装或“法轮功”练功服而扛着枪的“战士”,在反华势力和一些财团的支持下出现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要知道那个时候还有多少人还跟着李洪志跑呢?

    一直到现在我仍坚信绝大多数“法轮功”练习者仍存有一颗极纯净、极善念之心,冷静的洞察着这一切,要知道我们这些练功人上过一次当了,不会再受骗了。从1992年李洪志开始传“法轮功”,到“法轮功”被中国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很快在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了。现在事情已真相大白于天下,他们自会明断,就会与“法轮功”彻底决裂了。

    特别是“法轮功”现在已发展成了政治组织,提出了针对反对中国政府的政治主张,从事反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活动。如对外国一些政界人士发表对华不友好的言论,破坏中国与有关的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李洪志在2007年2月21曰发表的“再论政治”一文中最后说:“那就堂堂正正地利用政治揭露迫害、救度众生吧!”这就从此完全彻底地撕下了只修炼而不参与政治的谎言,将要把众多的“法轮功”练习者带入与中国政府对抗的危险的境地。再进一步发展可能会成为目的是为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政党和新的反华、反共的政权组织。那时可以看到身着唐装或“法轮功”练功服而扛着枪的“战士”,在反华势力和一些财团的支持下出现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要知道那个时候还有多少人还跟着李洪志跑呢?

    一直到现在我仍坚信绝大多数“法轮功”练习者仍存有一颗极纯净、极善念之心,冷静的洞察着这一切,要知道我们这些练功人上过一次当了,不会再受骗了。从1992年李洪志开始传“法轮功”,到“法轮功”被中国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很快在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了。现在事情已真相大白于天下,他们自会明断,就会与“法轮功”彻底决裂了

八、“法轮功”是如何诋毁儒学和道教的

    自古以来,中国对佛、道、儒说统一的思想认识是:

    1、中国儒、道的思想精髓是要求统一考虑问题,包括民族的统一、国家的统一、世界的统一,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底蕴;

    2、中国的儒、道学说的社会应用是希望民族的繁荣、昌盛,社会的安定有序,百姓安居乐业;

    3、使广大的人民有高尚的道德情操。

    我们分析一下李洪志及“法轮功”是如何诋毁儒学与道教的。

    李洪志在《转法轮》一书中讲:“释迦牟尼、老子当时讲的理,是我们银河系范围之内的理,我们‘法轮大法’炼的是什么呀?我们按宇宙演化的原理修炼,按照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的标准指导我们修炼。我们炼了这么大的一个东西,等于是在炼宇宙。”
(《转法轮》第36页)在这里李洪志无非想说明“法轮大法”绝对高于佛教与道教所讲的理。

    李洪志讲“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在《转法轮》整个书中也找不到对“真、善、忍”的全面的详细的解释。按一般人理解,李洪志讲的“真”是继承和发扬老子所讲的伦理道德观;讲“善”是体现佛家的理念;“忍”是儒家的思想。关于“法轮功”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在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这里我们只对儒家思想和道教的伦理与李洪志所说的“理”进行分析,不难看出李所讲的与儒家思想、道教伦理是格格不入、决然对立的。

    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儒学思想在中国甚至对世界而言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和源远流长的。儒学的全部思想核心是“仁学”,“仁学”是儒学伦理道德的基本根据,是做人的根本道理。以仁爱精神来讲“礼”也就是使“礼”具有爱人的精神内涵。孔子说:克制自已的私心,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要求,就是“仁”。所以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名言。

    李洪志要求炼“法轮功”的人必须去掉人的一切“执著”,包括人的理念。具体说必须去掉父子的亲情、夫妻的爱情、朋友的友情及对工作和事业的热情,最后去掉对生命和现实人生的依恋之情。但不能动摇对李洪志的无比祟拜之心,不能动摇对“法轮大法”信仰之心。修炼之人必须把“法轮大法”看成是一切和生命意义所在,以及是在世间唯一快速修成佛之路。这与儒家主张人之间应有人爱心背道而驰,“风马牛不相及”。

    李洪志让学“法轮功”的人去掉“情”,实际上是叫人割舍对别人的感受,为了成全自己最大的私而成佛,完全违反做人的根本宗旨。社会发展不以人为本,为了个人私念而不要人性,这与儒学的仁爱精神格格相反。

    孔子的“仁学”另一个含义是“尚贤”,“尚贤”就是注重个人的道德、学问与才能的培养以及选拔人才的标准。所以提出“学而优则仕”的名言。

    “法轮功"在选拔骨干时,只要谁对“弘法”有利就用谁。至于说道德、学问、才能可以放在次要地位。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法轮功”骨干中,确有一些德才兼备的人,但也有不像话的,做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谈不上“尚贤”。这里不要误解,我认为学“法轮功”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善良的好人,只是误入岐途或被利用而已,他们一旦明白事情的真相,他们会惊回首,迅速回到人生正确的光明大道。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意思是自已有所树立、有所通达,也应该让别人有所树立、有所通达,中心意思是想到自己时,也要想到别人。许多“法轮功”练习者为了自已修佛根本不顾家,不管老人和孩子的生死,甚至破坏电讯网络设施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生活,更有甚者以自杀实现快速进入“法轮世界”的梦想,给他的家人与亲友造成极大的伤害。

    这一切说明被李洪志的“理”洗了脑以后,在失去正常人的精神状态下造成的,这些人脑子里早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利己也得利人的道德标准忘光了。

    孟子主张天下统一是天下安定的根本保证,他认为用“仁政”的思想使天下归服才是真正的统一。目前台独分子支持“法轮功”,这正说明李洪志和他所创的“法轮功”在破坏国家的统一。甚至李洪志不止一次地声称,中国政权瞬间消亡。谁反对国家的统一必然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一方面讲不搞政治,另一方面又大喊要消灭恶党。老百姓心里早已明白“法轮功”早已变异了。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哪有真?

    在经济上,孟子主张“仁政”就是减轻人民的赋税,增加制民之产,制民之产就是必须使人民有固定不变的产业,人民才会安居乐业和安份守己,就不会违法乱纪。

    我们看看李洪志如何对待“法轮功”练习者的,就拿美国来说,多少练功人为了修炼、弘法、除恶而辞去工作、变卖财产、到处奔波、疲于奔命,有的连吃饭都成了问题。长此以往,必然自溃,否则他们必然投身于政治和经济财团的支持。李洪志自己心里清楚接受没接受上述两种势力的援助。

    孟子的性善论,是仁学的理论基础,孟子认为是人都具有四种心,即怜悯同情心、羞耻憎恶心、是非心,也就是后来形成的仁、义、礼、智、信道德观念的萌芽。

    1998年中国闹大洪水,全军总动员,几百万人日夜奋战在抗洪的第一线,政府号召全国人民支援抗洪和受灾的人民。可李洪志却让“法轮大法研究会”向各地辅导站发通知,不组织学员捐钱、捐物。还说闹灾的地方是“业力”造成的,捐东西是替他“消业”。
眼看着涛涛的洪水无情地卷走了多少生命,他们的罪在何处?修炼人的善心哪里去了?大洪水被战胜后,许多“法轮功”修炼者看破了“法轮功”的极端自私的心理和毫无性善论的道德观念纷纷退出,不炼了。

    孟子的政治思想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与民同乐”,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是来源于孟子的思想的启发。李洪志及其家人在美国由数万个修炼者的“供奉”,过着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可一般学员与他根本不能相比。从他出山到现在,他向学员许下的诺言到现在无一兑现。这与孟子的“与民同乐”的思想无丝毫相同之处。

    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体现在“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现在国内外跟着李洪志走的人愈来愈少了,绝大多数练习者已在事实面前彻底醒悟了。这正说明李洪志和“法轮功”已不得人心了。

    道教有史可考的是道家三经:即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列子的《冲虚经》。道教的主要思想表现在“天人合一”。儒家要做中流砥柱、强行入世,意在挽救世道之心。道家则强调因势利导、顺其自然,处之于无形。在历史上出现许多道家人物,如秦汉前的姜尚、鬼谷子、黄石公等,秦汉以后的张良、诸葛亮,南北朝以后的王猛,唐代的魏征,元代的刘秉忠,明代的刘基,清代的范文程等。有些人物像曾国藩可以说是儒、释、道全通的人。孔明不仅精通道学,也精通儒学,尤其对道学可以说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清朝大学士纪晓岚用八个字概括道教思想——综罗百代,广博精微。

    在目前的世界范围内,老子的《道德经》已风靡全球,在德国每个家庭都常备一本德文版的《道德经》。在日本《道德经》已成为企业管理者的案头藏书。美国一家企业用13万美元购买只有5000字的《道德经》(英文版)。在新加坡《道德经》中的名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牌子到处可见。

    《道德经》主要讲清了什么是“道”,什么是“德”。

    “道”讲的是自然与宇宙的规律;“德”讲的是人生和社会的规律。“道”是人类的自然观和世界观,人类一定要顺应宇宙的客观条件,合乎自然规律而生存。“德”是人生观和社会观,人应顺其自然地与人相处,合乎社会发展规律而生存。老子讲:“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簿;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意为大丈夫选择淳厚而不选择轻簿,选择朴实而不选择虚华。因此,便舍弃后者而选择前者。老子说:“故至誉无誉。是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意为追求荣誉反而会没有荣誉。因此,不要追求像美玉那样的尊贵华丽,而要像顽石一样坚润无光,做人要像顽石一样厚道而真实。这也许是“法轮功”应宣扬的“真”吧!

    我们再把老子所言与李洪志的言行对照不难看出,李洪志口出狂言,说得玄而又玄。说者有心,听者痴迷,最后落到实处无言以对,这叫“真”吗?“法轮功”也说要顺其自然,恐怕这里说的自然是必须按李洪志讲的“理”去做为之自然,否则就是以破坏大法为名被判为魔类而永世不得翻身了。“法轮功”练习者一经洗脑,就任其摆布,稍有不从或产生疑虑,“法轮功”就用种种欺骟、恫吓和诅咒,甚至采用砸家的方法对待练习者。美国有一个“法轮大法”辅导站的站长想退出“法轮功”就遭到“砸家的待遇”。这叫顺其自然吗?

    我看见许多由目光呆滞、面色灰暗、思想紧固、终日苦思冥想修到“法轮世界”的人,脱离了“法轮功”的束缚后,他们回到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来,恢复了正常人的理智,他们变得很健康,生活的幸福、和谐、快乐。我认识其中许多大学教授、专家、学者、艺术家和政府高官,他们一旦醒悟了,回忆往事,真像噩梦一场。

    我在狱中,有一个朴实的农民,因受到李洪志邪说的诱骗,在中国政府取谛“法轮功”以后,到北京天安门去“弘法”,在人群中散发传单,经劝阻不听,对社会秩序造成影响而被判刑入狱。在狱中他经过事实教育和认真的反思,最终醒悟了,并提前释放。临离开狱的前一天,他对我说:“当初我炼‘法轮功’是为了有病不用吃药,练功就没病了,多好。事实上根本治不了病,而且会把大病给耽误了。另外咱炼成佛了,到天上享福再不受累种地了,那多好。可是几年下来什么也没兑现。为了‘圆满’我到天安门闹事,结果犯了法进了监狱。在狱中我静下心来好好学习很多知识,了解党的政策,很多警官对我帮助教育特别大,最终使我明白了李洪志是有野心的大骗子,
‘法轮功’是邪教,我再也不信了。我入狱两年来,家里人常来看我,这几年国家的政策好,免了农业税,粮食又丰收了,卖了粮有了钱,不但可以供孩子们上学,而且生活也改善多了,我后悔当初炼‘法轮功’。那时,地我不种了,让给人家种,心里想的是只等李洪志把我送上‘神仙的世界’去享清福了,盼啊!盼啊!老婆也回娘家去了,到头来,除了上当受骗什么也没得到,唉!”

    从无数的事实说明“法轮功”与儒、道学说的精髓内涵相违背,用邪教的谬论骗取人心,违反自然与社会的发展规律,终归会被用中华民族文化武装起来的广大中国人和全世界醒悟的人所识破。

九、人的道德水准很高时,就不需要法律了吗?

    李洪志在美国讲法时说:“人人重德,要法律做什么?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世界其他地区也是这样,人的道德水准很高时候,没有那些法律,哪有法律呢!”李洪志讲这段话的意图是给修“法轮功”的人预示,将来全世界的人都学了“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功”一统天下时,那时天是“法轮功”的天,地是“法轮功”的地,人间是“法轮功”的人间,要什么政府和法律!这不难看出李洪志有很大的政治野心,不仅自封为“宇宙主佛”,还要当地球的大一统的“始皇”。

    中国古代没有法律吗?显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在人类发现钻木取火以前,人类过着生吞活剥,茹毛饮血的时代。后来发展到了“构木为巢”、“结网捕鱼”的农业耕种时期,那个时期人只是为了生存,共同过着原始生活,谈不上什么道德水准,除了使用工具和语言外其它都与动物一样。发展到了禹统治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有了剩余,人们学会了酿酒和炼铜,也开始了商品交换,渐渐产生了贫富的分化,继而出现了你抢我夺,为了治理犯罪,禹制定了禹刑,设立监狱,监狱需要人管,这一部分的管理人的生活需要其他生产人员供养,因而出现了征税。禹把天下分为九州,并铸九鼎做为权力的象征。

    成汤登上王位后,建立了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成汤又定了以维持其统治的汤刑。商朝晚期,在我国西部渭水流域兴起了周,周文王得到姜尚辅佐而国势大盛。周文王去世,其子姬发继位称武王,武王在姜子牙的辅佐下灭了殷商,以后为了巩固政权而建立了吕制。由此可见中国古一代怎么没有法律呢?

    在国外,公元前21世纪就有“乌尔那姆法典”。公元前18世纪就有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法典”,现藏于法国的卢浮宫,“汉谟拉比法典”是刻在石柱上,约8OOO字。法典规定:盗窃王宫或神庙财产的人处死;侵犯别人住处的人处死掩埋;趁火盗窃的人当场丢在火里烧死。公元前15世纪古亚速国也编了“中亚速法典”。

    由此可知,中国古代及世界其他地区怎么说没有法律呢?这说明李洪志一方面在欺骗修炼者,另一方面贬低了政权的法律作用,最终的目的,他想说的是,只有“法轮功”可以救人类,各国政府和其他任何势力无能为力。
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人类社会善与恶是永远存在下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不存在不需要法律的社会。即便在宗教界也是有法律约束的,如犹太教法等。

    李洪志在“欧洲讲法”时讲:“政府的法令不是宇宙的真理,因为政府的法令是人定出来的,或者为了得到的权力和选票而违心制定的,所以它是无善念的。”大家很清楚,只要人有私心存在,人就不可能有绝对纯的善念,假想全世界的人都学了“法轮功”,把人的名、利、情全去掉了,连生儿育女也被当成应该放弃的执著,人类还存在吗?人类无存还谈什么道德,更没有法律了。李洪志所以这样说,无非想说明,只有“法轮功”才是善念的,才是代表宇宙的真理。全世界的人都是炼“法轮功”的,全放弃了人的一切执著,包括人的理念,但只有一点绝对不能放弃,就是对“法轮功”的执著,以及对李洪志的无限祟拜和绝对信奉。这根本是办不到的事,是李洪志的痴心妄想。

    指挥上万人围攻中南海、攻击鑫诺卫星、向信箱投非法信件、破坏网络系统、造成人心恐慌和数千人死亡和致残;支持台独和一切反华势力,破坏国家统一;用“九评”恶毒攻击中共,甚至造谣说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学员比德国法西斯和日本侵华时的暴行还残忍,拿钱收买人到中国驻外使领馆驻地静坐示威,围攻中国领导出访,这都是善念吗?

    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高速发展时期,需要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虽然,在发展中存在许多问题,但比起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个时期存在的问题要好得多。李洪志和一些“法轮功”追捧者,不看主流、不看发展,一心依赖反华势力支持和一些有政治野心的财团支撑,甘心当反华势力的走狗,最后只会落个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十、澳大利亚“法轮功”为何内讧

    2007年8月7 日,李洪志召见澳大利亚“法轮功”骨干开会并亲自宣布:“今后澳大利亚佛学会的魏熙斌、杨真、麦克林及其女儿不得再担任任何项目负责人,澳大利亚佛学会由Lucy Zhao任会长并进行重组,副会长由堪培垃大学工作的小方担任。澳大利亚‘新唐人电视台’董事长改为李麒忠担任;姜希莉辞去‘澳大利亚天歌合唱团’负责人职务;大洋洲‘大纪元时报’由苏珊负责。”

    在此以前,澳大利亚近300人自费由澳洲飞往纽约向李洪志告状。光是飞机票就花掉了近600万人民币,李洪志分析情况以后,认为对澳大利亚“法轮佛学会”不得不改组了。至此,澳大利亚“法轮佛学会”内讧事件暂告段落,普遍认为此次调整,“佛学会”惨败,“大纪元”全胜,李麒忠是最大受益者,黄卓然成为内讧斗争的牺牲品。

    澳大利亚“法轮功”产生内讧原因,是一些“法轮功”骨干把“法轮功”说成是“济世救人”、“无私无我"、“功德无量”、“功成圆满”的修炼大法,实际上把“法轮功”当成争权夺利的场所,产生内讧的根本原因来源于李洪志。

    1999年11月,华尔街时报记者Craig S Smith报导一篇名为《中国教主实现美国梦》的文章,揭露李洪志在美国如何敛财的。在34章中详细地描述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叫上行下效吗!澳大利亚“法轮功”骨干营私舞弊,争“钱”夺势,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原“法轮功”四大媒体(大纪元、看中国、新唐人、希望之声)负责人苏珊、马恒隽、袁小莉、黄卓然联手攻击“澳大利亚佛学会”,称“佛学会”破坏“法轮大法”,列出负责人魏熙武、汪涛、杨真等人公开声称“李洪志是大师父,叶浩是二师父,魏熙斌是三师父”,有杨真的录音为据。并揭露魏熙斌、汪涛利用“佛学会”募资,贪污捐款,以出示证据为实。

   原“澳大利亚佛学会”会长苏珊认为,魏熙斌一直想控制“大纪元时报”,因为“大纪元时报”可以得到许多的捐款,许多现金都控制在他手里,报不报帐无法查清。不仅是魏熙斌,许多人都争“新唐人电视台”负责人的位子,因为获利很多。又如魏熙斌从1996年开始把持“佛学会”,每周可以不工作获800澳元的收入,并可以找各种项目捐款。这次被撤他能甘心吗?另外澳大利亚“新唐人电视台”只有靠黄卓然的资助才可能存在,黄被撤、李麒忠被任命为负责人,黄决不会善罢甘休。因此,可以断言澳大利亚“法轮功”起了内讧,根本没解决,矛盾会继续发展,现在可以看出,魏熙斌已开始动员其亲信联名写材料陈诉。杨真也不会被排挤,正积极与“民运”组织联系,争取各方面的支持。

    澳大利亚“法轮功”内部人员的变动,从表面上看是李洪志发现原“佛学会”负责人确实存在严重问题,被迫只好撤掉他们。不明真相的人,还认为这是李洪志为维护“法轮功”的纯洁性而做的决定。实质是李洪志为削弱以叶浩为代表的“法轮功元老派”势力,为巩固自己在“法轮功”内部的绝对权威而采取的措施。在1996年时,叶浩当着大伙的面亲自对我说:“师父又批评我啦!说我不按他的意见办事。我觉得我还是按我说的去办合适,为这我经常挨他的批评。”看来李、叶之间的矛盾时间已久,这次澳“法轮功”问题的暴露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是“旷日持久”之事了。

    另外,可以看出李洪志为了平息广大的“法轮功”学员积蓄心中已久的愤怒不得已而为之,为保自己而忍痛割爱。真正的牺牲者是那些受蒙蔽的修炼者。事情真相已曝光,只好这样收场了,不然,这种势头蔓延下去,把“法轮功”内部争权夺利的事全部揭示于光天化日之下,那时候,李洪志和“法轮功”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经过这么一通折腾,虽然一无所得,但他终于悟出一个理:命运是靠自己的恒心和坚强的意志去创造的,不是什么神灵赐予的。

    歌德说过:“人类是经常会迷失方向的一种动物,在迷失期间什么都想要。只有靠努力不懈,才能拯救我们自己。”现在总是有一些人用幻想代替现实,把人间得不到的东西寄予神力的赏赐,通过活生生的事实教育,到头来只落个竹篮子提水一场空。

    无花果引起的闹剧已过去好几年了,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骗子无论使出多么高明的骗术,迟早会有一天被揭穿,当被骗的人恍然大悟时,骗子也就无地藏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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