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网编者按:刚发出郭树清的文章,就收到梁京和杜建国批评郭的文章。当下的中国充满了批判,充满异议。官 对民的批判,民对官的批判,民对民的批判......一个社会就是要在批评中前进,善意的批评是社会进步的良药。如果大家都能正确对待批评,中国便有了希望。 但从《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差异》一文中可以看出,中国是最不愿接受批评的国家,中国人是最不文明的人。在“不小心把女人的裙子弄开了”那个段子中,最能体现中国人的精神。一个 数千年来讲究文明礼仪 的大邦,什么时候沦落成这个样子!也就是近一个世纪之间的事。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和斗争,温文尔雅,礼义廉耻全没有了。看看当下的微博,流氓遍地,张口就骂,污言秽语,已成风尚。这就是自由和开放的结果。一个个还都挂着名家的头衔,但说起话来猪狗不如,无怪钱理群等人已经开始了对大学的批判:今天的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帮人毕了业,其 经商和从政都是人格卑鄙的高手。在这样一个世风之下,龌龊,卑鄙,奸诈,阴险,无耻,狠毒,什么手段都可以被发挥到极致。这种国家,这种民族还能在世界上伸直脊梁吗?比较之下,我们应当看出自己的差距。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一个 让人瞧得起的民族和国家。一天到晚抓GDP,早晚把社会抓到阴沟里去。

面对全球性的经济收缩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2年7月18日

目录

仲大军:面对全球性的经济收缩

李双:三一重机研发硕士被变相裁员

汤敏: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差异

未普:精神堕落首先在于知识分子

乔续:信仰与理性

申逸: 睡觉的诀窍

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宏观经济季度报告

艾派德:中国税收缘何继续高增长?

杜建国:郭树清的主张不是出路而是死路

梁京:中国资本市场改革是救中国还是救美国的实体经济?

郭树清:金融调结构 经济有出路

胡祖六:银行赚了钱为什么温相还不开心

余云辉:资本项目自由化将是击倒中国经济的最后重拳

季晓南:警惕有人以反垄断为名丑化国企

包向宇:从税负的转嫁看税制改革的迫切性

欧阳君山:银行业为什么能大吃“唐僧肉”

欧阳君山:与许小年和任志强兄弟商榷房事

许小年:应该废除18亿亩耕地红线

郎咸平:99%的白领家庭未来10年内将面临破产

 

黄纪苏:我所认识的吴法天

田忠国:杨帆是如何走向极右的?

杜建国:张宏良吹捧章家敦的背后

米尔斯海默:中国不会和平崛起 中美都在准备战争

郑若麟:法国大选幕后的故事

理群:大学正培养利己者 掌权比贪官危害大

章开沅:谁在折腾中国的大学

侯子:一个台湾人看上海交大

文摘: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

郑酋午:圣经文化与中华儒学

刘浩锋:做复兴民族真英雄还是做被西方洗脑的反华爪牙

资中筠: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

 

汪晖:墓园·颠倒

文史:百多年前光绪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孙果达:中央红军长征与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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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性的经济收缩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2年7月16日

    上周末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半年来的经济数据,经济增速已落到8%之下。其实扣除通胀因素,GDP增速早就降到8%以下了。全球经济都在减速,收缩,中国怎能独善其身!经济速度放缓,公司的效益会下降,日子会变得难过,但可以考验和锤炼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现将目前的经济问题做一综述。

一、如何看待第二次降息

    继6月8日降息后不到一个月,7月6日中国央行宣布再次降息,幅度仍然在0.25个百分点。为什么央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如此快速宣布第二次降息?这种做法意味着什么?

    第一,从经济数据看,经济增速依然在放缓,今年第二季度的GDP增幅7.6%,上半年7.8%。降息意在通过刺激银行放贷提振经济。第二,通货膨胀率继续下降,通胀压力开始减轻,6月份的通胀率CPI降到了2.2%。应当说再次降息主要出自这两大原因。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6月的CPI降至2.2%,是否就意味着通胀已经解除?是否会像有人担心的那样通缩就要来临?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6月的CPI下降幅度较大,主要与食品价格有关,特别是与季节性的蔬菜价格有关,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食品价格可能还会出现反弹。尽管经济运行出现放缓,但通胀压力始终未能消除,宏观政策部门要始终警惕这只笼中虎。

    总起来看,当今的世界,不仅中国央行在放松银根,世界三大央行都在联合出台宽松措施。连续两个月,英国央行与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日,都变成了英国央行、欧洲央行和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日。

    6月份,英国央行和欧洲央行保持政策不变,中国央行意外对称降息25个基点。7月5日,中国央行再次将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3%,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31个百分点至6%。

    欧洲央行将基准利率的再融资下调25个基点,降至0.75%,这是欧洲央行历史上首次将基准利率降至1%以下。欧洲央行还历史上首次将隔夜存款利率下调25个基点,降至零,而隔夜贷款利率下调25个基点,降至1.50%。

    欧洲央行降息导致欧元对美元大跌1.1%,达到1.2392,回吐了欧盟峰会以来的所有涨幅。美元指数则上涨0.8%,达到82.91。

    英国央行宣布保持0.5%的利率不变,但将量化宽松(QE)购买债券的规模扩大500亿英镑。在这一声明发出之后,英镑对美元下跌了0.3%,比率达到1.5530。

    美元几乎对所有主要货币都大幅上升,抛售欧元,看好美元,一时主宰了市场意识。

    另外采取行动的还有丹麦央行,存款利率已降至-0.2%,步入负利率时代。肯尼亚等国也在降息。

    以往全球央行增加刺激往往会导致黄金上涨,但这一次黄金却下跌了1.3%,每盎司降至1600美元。WTI的石油下跌0.6%,每桶87.1美元。美国市场油价大跌3%至每桶84.78美元,黄金跌1%至每盎司1593.25美元。

    在股市方面,欧亚股市均呈下跌趋势。央行的宽松对欧洲股市也没有提振,上海股市收盘下跌1.2%,香港股市涨0.5%,日本跌0.3%。德国股市跌0.7%,英国跌0.2%,法国跌1.0%。这些数字反映说明,市场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总的来说缺乏信心。

    7月初,世界各国公布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数据多数创下多个月或多年来新低。在财政刺激可能性不大的情况下,市场将所有目光都转向了货币政策。英国央行、欧洲央行和中国央行几乎行动一致的宽松行动,说明政策制定者对全球经济状况的担心愈发增加。

二、如何看待美元?

    当今的世界债券市场正上演戏剧性的一幕,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打压了市场情绪,西班牙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7%。在如此高利率的情况下,投资者还无人问津。而两年期的德国国债收益率几度跌至负值,照样有人购买德国国债,这显示了投资者为了寻求安全资产,愿意借钱给德国政府,还要反贴利息。

    美国国债也成了投资者避险的天堂,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已跌至1.56%。再跌就成了付利息。但即使这样,投资者仍然趋之若鹜。随着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下降,中国购买的一两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收入更加微乎其微了。

    欧元疲软,美元价升,这种态势引起大家的理财思考。有人建议现在就买进美元,长期持有。这种做法意味着不仅看淡欧元,也看淡人民币。但是人民币对美元真的有下跌趋势吗?

    反对者认为,美国的货币闸门暂时关闭,但并不意味美元是坚挺的货币。美元指数从70几上升到80几,也可能是暂时现象。
7月5日,美国劳工部公布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减少1.4万人,至37.4万人。就业服务机构自动数据处理公司(ADP)发布报告称,6月份美国私营部门就业增加17.6万个岗位,大幅高于此前市场预期。

    但与此同时,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份服务业指数由5月份的53.7下滑至52.1,坏于市场预期。最重要的是,6月美国非农就业增长仅有8万人,低于原来预期的10万人,失业率为8.2%。

    美国6月就业增长持续疲软,进一步证实美国经济失去了动力,并可能会打击奥巴马的总统竞选。全球股市、商品和欧元因此全线下跌。经济数据不断恶化,全球其他央行都采取了宽松措施,因此投资者对美联储经济刺激的预期进一步升温。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就业数据是否足够糟糕到以至于美联储要采取行动。很多人认为美联储会早晚会采取货币宽松行动的。

    总起来看,美国的数据是喜忧参半,因此对美元一定不要采取过于乐观的态度,对人民币也没必要过于悲观。在一个全球衰退的时期,各国的货币都在镳着膀子相互示弱。谁比谁也强不到哪里去。

    当然从国际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国人希望欧元崩溃,这样才能使美元一家独大,剪除竞争对手,但欧盟国家又不可能举手投降。这两驾马车的较量还在继续进行中。

    有学者指出,在经济下滑、利率高企而通胀又在减退的时期,投资者最好采取长期存款的方式以增值保值。比如说从去年年底到今年6月份这段时间,是银行利率最高的时期,5年期的存款利率5.5%,3年期的存款利率5%。抓住这个利率最高的时段将储蓄存款统统变成长期存款,便可以有较好的理财效益。目前看,长期存款的利率已高于通胀率,储蓄存款利率已变成正的。采取长期存款的方法既可以抵抗高通胀,又有一定的利息收入。因此,如其购买美元,不如在国内长期存款。

    两次降息后,三年期的储蓄存款利率已降至4.25%,但如果通胀率降至2%,并且今后几年持续出现低通胀的态势,这种存款方式还是比较合理的。

三、世界80%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在收缩

    下面来自国外经济学家的一张图显示,当今世界面临着一个巨大问题,那就是从工业活动看,全世界80%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在收缩。

    如今80%的比例是历史上第三高水平,比这还高的两次出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100%和2011年。这种大起大落的图形显示,世界进入了经济超不稳定期。

    现在,除了中国央行和欧洲央行降息以及英国增加500亿英镑QE之外,没有实际的资金从央行释放来稳定全球经济。

    下图为PMI(经理人采购指数)在50以下的国家比例: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各国的PMI指数全部跌到50以下,2010年情况回复到危机前的正常状态,2011年欧债危机爆发后,百分之九十的国家PMI指数再度下跌至50以下,经过几个月的缓和之后,80%的国家衡量经济景气的重要指标PMI(经理人采购指数)再度跌破50这个门槛。并且这一次下跌时间有多长,幅度有多大,现在还看不出来。

    前些日子,湖南长沙三一重工公司一个技术人员给大军网来信抗议说,他们一批研发人员遭到公司不正常的解雇,这种解雇是违反劳动法的。当时我们还没反应到这是由于经济宏观面不景气影响造成的。

    最近看外电报道,说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三一重工裁员30%。三一重工回应说,这是正常的人员流动。不管怎样,这件事暴露了当前中国企业的困境。由于投资下降,订单减少,三一重工这一的企业首当其冲,在产量下降的情况下只有靠减员保效益。当四万亿刺激政策过去,一些重工业大企业开始生产过剩,这些企业下一步如何度过全球经济衰退期,已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现在我们逐个国家来看经济运行情况。只有了解了外部大环境,才能更好地理解本国的经济状况,从而找出切实可行的应对办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MF执行总裁拉加德最近说,她担心全球经济形势恶化,说由于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经济体出现放缓,全球经济展望变得更令人担忧。IMF最新经济预测可能低于之前的预期。IMF本月的全球经济展望会下调某些国家的经济数据。

    IMF定于7月16日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在4月的报告中IMF上调了增长,把对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从1月预期的3.3%上调至3.5%,对2013年的预测从3.9%上调至4.1%,但现在看法又有了改变。

    日本:拉加德指出日本经济的两个核心问题:日元未来进一步的升值,以及欧洲债务危机打压对日本出口产品的需求。

    美国:数据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失去向上动能。

    德国: 5月份德国工业产出同比持平,环比增长1.6%。

    英国PPI:6月份英国生产者产出价格指数同比涨2.3%,环比降0.4%;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同比降2.3%,环比降2.2%。

    西班牙:5月份西班牙工业产出同比下滑6.1%,市场预期是同比下滑8.1%,4月份同比下滑8.3%。

    法国:5月法国商品贸易逆差53.3亿欧元,市场预期为逆差55亿欧元。

    哥伦比亚:国内生产总值(GDP): 2011年5.8% ; 2012年4.9% 。外商直接投资(FDI)从2010年的69亿美元上升为2011年的148 亿美元,2012年为160亿美元。

    哥伦比亚拥有460万人口,常年的社会动荡导致投资者不敢轻易涉足,人才大量流失。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是南美洲规模最大的反政府游击队组织,近几年在哥伦比亚政府的大力清剿下,势力已大为削弱。

    在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的同时,哥伦比亚也大胆地走出去,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哥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已于2012年5月15日正式生效。在哥伦比亚,日用消费品、常规能源、新能源、采矿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都潜力巨大、有利可图。

    印度尼西亚:国内生产总值(GDP): 2011年6.46%,2012年5.9%。外商直接投资(FDI): 2011年181.8亿美元; 2012170亿美元;预计2013年将达到200亿美元。

    印尼的竞争优势:中产阶级队伍快速膨胀,预计到2014年将增长三倍,人数将达到1.5亿。因此,继中国和印度之后,印尼将很有可能成为亚洲又一大经济增长体。按购买力平价计,印尼人均GDP已达3000美元,国内消费能力较强,市场潜力巨大。外商直接投资(FDI)不断涌入,2012年一季度已达56亿美元,同比增长30%,创历史同期新高。预计到2013年,FDI将达到200亿美元。

    竞争劣势:在世行《2012年营商环境报告》的排名中,印度尼西亚下降至第129位。印尼是缺电大国,电力供应异常紧张,平均停电时间高达108天。经济学人智库(EIU)调查发现,很多经济部门效率低下,监管不力,基础设施落后,高技能劳动力匮乏,已成为影响外资进入印尼的巨大障碍。

    印尼拥有2.3亿人口,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国内消费需求旺盛,国民财富不断增长,并带动了奢侈品消费需求,因而成为了外资眼中的香饽饽。然而,印尼政府最近实施了一系列经济保护措施,比如, 2012年印尼政府第24号规例规定,外资在生产矿产5年后必须减少51%股权,使外资股份最多持49%股权,减少必须在第10年(从生产矿产开始计算)完成。印尼采矿业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去处,其次为交通运输业和电信业。

    台湾:台湾手机制造商HTC二季度净利润大幅下滑58%,至74亿新台币,折合2.47亿美元,去年二季度净利润为175.2亿新台币,原因是竞争加剧和全球经济放缓。

    总起来看,金砖国家风光渐退,个别发展中国家独领风骚,但这些小型经济体对整个世界经济影响甚小。世界大的趋势是处在金融和经济泡沫破灭之中,其时间长度或者可达七八年,甚或十几年。

四、石油价格何去何从?

    面对欧债危机与中印等国的经济放缓,近几个月来,石油价格稳步下降。油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通货膨胀,因此,石油价格的走势便是中国通胀率的走势。但是,目前石油价格稳步下降的态势能维持多久? 大家见仁见智。

    油价下跌是否是一个买入良机?有人认为目前的价位还不是谷底,还有下降的空间,如果今后两年世界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石油价格很可能降到40美元一桶。有人认为美国在2013-2014年会发生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市场上将充斥着恐慌,所有物品都将面临抛售。当市场出现抛售时,货物价格会比大多数人认为的还要低得多。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油价降到比40美元/桶更低的价格,不过,无论如何,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也不会比现在低多少。

    有一些因素一直影响着石油价格,譬如对伊朗石油禁运造成的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冲击。国际能源署6月发布的报告指出,5月伊朗的原油产量为330万桶/日。制裁的全面实施将迫使今年下半年伊朗的原油产量减少100万桶/日。供应的减少是否会导致油价坚挺?特别是货币问题导致的油价上涨,譬如,由于滥发钞票,四年来美元已经贬值了很多。所以,以现在的美元衡量,80美元一桶并不算贵。

    另外从玉米等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看,原油价格的大幅下跌也不可能。今年六七月份,玉米期货价格出现飙升。全球干旱推高农产品期货价格,玉米价格创10个月内新高。投资者对近期玉米期货的疯涨势头感到惊讶,玉米期货在过去两周内上涨20%,过去一个月上升28%。

    从玉米期货历史数据看,极端的价格波动并不少见,尤其当极端气候出现时。从下图可以看到,2012年6-7月的价格波动令人印象深刻,但与1994-1996年、2005-2008以及2010-2011的大幅飙升比起来就相形见拙了。

    玉米期货在过去20年里的月线图(略)

    无论如何,石油的价格可能会像玉米一样居高不下。我们不能指望油价有大幅下降的空间,要时刻警惕能源的高昂成本。
另外,石油价格的下跌会影响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当油价变得便宜,人们便不会寻求其他的能源替代。就目前来看,大多数替代能源还不够有竞争力。但人们不会放弃原子能,它即有竞争优势又经济实用,倘若控制好的话,是一种非常清洁的能源。目前已经有很多国家正在推进核能发展计划,其中包括中国、法国、韩国等。中国还要大力发展核能源,以随时应对原油的价格波动。

五、中国经济有没有泡沫?

    今年6月份,银监会就要求五大行自查28万亿贷款,以警示向钢材贸易商放贷风险。中国钢铁制造商产出约占全球产出的半数,由于需求疲弱,中国钢铁商今年第一季亏损约10亿元。

    在宏观经济下滑、新一轮刺激经济措施过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压力日益增大。年报显示,截至2011年末,工行、建行、中行、农行、交行的贷款余额分别为7.8万亿、6.3万亿、6.3万亿、5.4万亿以及2.6万亿元,五家银行贷款总规模合计约28万亿元,占中国银行业贷款余额的半壁江上以上。截至2011年末,工、农、中、建、交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730亿、870亿、630亿、710亿和220亿元,合计3160亿元。

    由于银行的不良资产的暴露是非线性的,即不良贷款不会以匀速的态势增长,而是在某一个时间点突发性地增加,所以,银监会加强监管、未雨绸缪是有道理的。

    金融危机时,银行的大量信贷成功地刺激了需求,国际市场上的大宗商品铜、玉米、德国的汽车以及美国、香港、巴西的豪宅都有了买家。但经济刺激过后,不良贷款成为值得注意重要问题。那么中国有没有经济泡沫?中国的泡沫有多大?是否像国外媒体宣扬得那么严重?大家进行了探讨。

    目前有媒体报道说,相比起来,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泡沫尤为明显。中国是新兴市场国家中公共债务最高的国家,主权债务占GDP比例由2007年的20%上升至26%。如果加上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个比例将高于50%。波兰的国家债务占GDP比例已由45%上涨至56%。其他有些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很高的债务水平了。比如巴西和印度。

    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资本经济咨询机构的数据,在中国,2007年私人债务占GDP比例已经达到107%,而去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至127%。

    2008年至2010年,中国国有银行新增贷款约占GDP的60%。且不说中国杠杆规模的大小,就是这个规模扩大的速度也令人担心。一个国家债务占GDP比例如果在5年内上涨了40%,那肯定是陷入了一定程度的金融危机。而中国这一指标上涨40%只用了3年时间。要想实现可持续增长,必须保证银行部门信贷增长低于名义GDP增长。

六、楼市下半年涨价还是降价?

    近日,各大房企纷纷公布上半年销售数据。50强房企上半年销售金额超过6500亿元,多家房企上半年销售业绩达到了全年销售目标的50%以上,中海公司甚至在5月底就完成了全年销售目标的6成以上。但也有些房企业绩平平,甚至略低于去年的销售目标。

    有人认为从房企销售情况看,开发商已没有急于销售的压力,还有能力和消费者继续打持久战。加上银行降息等利好因素,今年下半年楼市回暖趋势将更加明显,刚性需求将集中释放,改善性需求也将逐步释放,整体市场形势比上半年有所好转。但这是否意味着房价会有2009年或2010年时那种报复性的上涨,目前看可能性不大,能在不涨价中买出手中的房子,就是开发商最大的目的了,而价格的平稳也是消费者的心愿。

    为什么房地产不会出现前两年那样的热涨?主要原因在于房价已经失去经济环境大气候的支撑。我的论断是,房价起伏主要与GDP的起伏相吻合。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上不到10%的增速,那么房价也涨不到哪里去。

    要认清房价与GDP的紧密关系。没有经济红火的大环境,就不可能有房地产一味的涨价。所以,对于开发商来说,能利用降息等利好因素赶快卖出几栋房子是最好的事,千万不要寄希望于房价大涨。像任志强那样放言两年后房价要大涨的人,除了忽悠老百姓之外,就是为他开发商赚钱服务。

    中国楼市与中国的经济泡沫关联度极高。今后大的方向是消除房价泡沫,消除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卖地的暴利行为。房价过高不利于中国下一步的战略发展,即城市化目标。高房价阻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拉大了中国的城乡鸿沟。所以遏制房价不仅是中国的经济任务,社会任务,也是政治任务。

七、如何转变经济拉动模式

    这些年里议论最多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投资拉动为消费拉动。但中国的消费动力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收入水平过低。

    在最近公布的2011年23个省市城镇平均工资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数据:23省市城镇平均工资京沪最高,甘肃垫底。前三名京沪浙分别为4672元、4331元和3888元。垫底的甘肃省仅有2742元/月。

    2011年全年非私营单位在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实际增长8.5%,低于此水平的是陕西(7.7%)、重庆(7.6%)、广东(6.3%)、河北(6.3%)、广西(1.54%),增幅前三高是福建(19.4%)、海南(18.3%)、江西(17.1%)。

    另外,今年4月,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对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月收入进行了统计显示,全球人均月收入是1480美元,约合人民币9372元,中国员工月收入平均4134元,不到世界均值的一半,位列所调查72个国家和地区的第57位。

  其实,这份报告统计的仅仅是工资,个体户或自由职业者的收入未被纳入到统计范围。如果把占劳动力一半多的人口统计在内,那么中国的员工月收入恐怕只有两千多元。

  相比之下,卢森堡的月平均工资达到4089美元,折合人民币25000元,接近72个国家和地区平均工资水平的3倍。中国香港和澳门分别排在第30位和第52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总收入是23979元人民币,相当于每月2000元左右,包括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个方面。

    这样一种收入水平,使中国的消费拉动成为泡影。

八、终将摧毁资本主义的十大泡沫

    谈经济运行如果不上升到思想层面加深认识,便不可能深刻。西方学者已经从理论上开始剖析世界经济的问题。他们得出的最后结论就是:极端资本主义就是自我毁灭。

    从十年前,就有经济学家警告历史上最大的泡沫即将破裂,资本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它不能估量资源的有限性,它意识不到经济持续的快速增长是不可能的事情,它放任人的贪婪欲望。永久增长神话是现代资本主义中的一个伪科学论证。

    有美国学者认为资本主义正在进行自杀,同时还在摧毁美国。他们列出10大泡沫,以警告这列正在脱轨的列车:

1. 医疗保障泡沫:医改泡沫即将破裂。
2. 政府泡沫:将把华盛顿从真正的美国中孤立出去。
3. CEO薪水泡沫:银行股缩水61%,CEO薪水却涨了20%。
4. 分配不均的泡沫:如今这个指标已经达到1929年的水平,这是对资本主义终结的一种警告。
5. 债务泡沫:身负债务的毕业生还在苦苦寻找一份糊口工作。
6. 全球失业率泡沫:政府已经警告过,革命就要来了。
7. 石油泡沫:新的石油危机将引发新一轮阿拉伯春天。
8. 风险泡沫:美国经济复苏遭到来自全球经济风险的威胁。
9. 增长放缓泡沫:微弱的回报已经成了“新常态”,全球进入紧缩期。
10. 资本主义泡沫:自私,弱化了我们作为领导者的角色。

    在经济运行之外,影响经济发展的真正因素是人。而现在的人却变得越来越贪婪,自私,狂妄。世界已经转型了,以前曾经是人们试图为所有人竭尽全力做到最好,现在则是每人都在谋求私利。

    资本主义缺乏道德感,所以不可能永远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就以这句哲学性的话语结束这篇文章吧。

 

 

 

 

 

 

发件人:李双<lsh19860114@163.com>;时 间:2012年07月04日 22:59 (星期三)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Re:Re:关于:不让劳动合同法成为金融危机的牺牲品 的看法,关于三一重机2011届、2012届研发硕士被变相裁员的稿子

    大军网编者按:几年前本网发表过一篇表扬三一重工尊重劳动法的文章,但今天三一重工也遭到了员工的谴责。到底是什么原因?毫无疑问是中国经济大形势造成的。由于经济下行,很多企业的产能出现过剩,只好靠减员来降低成本。诺基亚已在全球间减员上万人了,中国企业哪有不减之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员工如何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受损,也值得关注。

三一重机研发硕士被变相裁员

李双

大军网你们好:

    我们是三一重机2011届研发硕士,现在三一重机研究院担任液压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等职。2012年6月27日,三一重机各研究院院长让各所长传达公司指示:公司有个360人才培养计划,将所有2011届、2012届研发工程师转至车间培训,职等工资暂时不变,取消各种津贴,由先前研发工程师转岗为焊工、机加工,装配钳工、电工、打磨工等,且在此岗位工作一年。以上皆为公司领导口头传达,无任何正式文件或者协议,因此,广大员工甚是担心,为维护自身利益,集体向公司领导提出:公司是否应该给出正式文件或者相关培训协议,员工在自己岗位尽职尽责,现突然口头传话至与工作无相关性的岗位培训,且培训时间过长,无任何保障。对此,公司领导的答复是:目前无相关文件和协议,但这些都是事实,是公司领导的决策,必须执行,马上执行,而且公司领导也无需给予员工任何承诺让员工能够返岗。

    去年年末至今年2、3月份三一电气裁员风波相信你们也有所耳闻,据三一电气同事透漏,他们就是被采用类似于三一重机的“变相裁员”方式进行裁员,尽管三一屡次出来“辟谣”,但仍是有大量员工被迫离开,一批员工不满公司如此手法,争取自身合法权益,也就出现了后来三一电气被迫按劳动法赔偿。鉴于此,重机员工向领导提出疑虑和担心,三一重工副总裁兼三一重机副总经理向儒安先生说;我们重机不同于其他事业部,我们只是放下去培训,不是裁员。但问及协议及文件,仍不给于正面回答,而且明确表态,虽未有正式文件和协议,这就是公司决策,必须服从。

    正当此时,常熟三一索特传动也有所行动,每年七月份初,公司会对每位员工进行年度绩效考评,索特以此为手段,将研发工程师绩效评为中下,然后依据合同对其进行转岗。而7月2日三一重机的各所长目前正在通知各位将被公司强行转岗的工程师在7月2日下班前将绩效合约提交(按公司的规定,此绩效合约可在7月7日前提交),是否也将被施予以同样手段,我们甚是担忧。

    7月4日,各研究所所长开始通知2011届和2012届研发硕士说:你们不去车间报道,从今天开始研究院不再给你们记录考勤,人力资源部将按相关制度采取措施,你们自己掂量着。鉴于此,我们这些研发人员集体找到人力资源总监邓荆辉先生,与其对质谈判,我们提议如下:1、不转岗,正常在研究院上班 , 2、公司要辞退,可以,但是公司需要按照劳动法予以补偿。经过一个多小时争论,公司拒绝了上述两条要求,最终我们决定于7月5日上午向政府劳动部门申请劳动仲裁。

    沈阳三一重装,也出现了和三一重机一样的情况。

 


 

 

发件人:汤敏<tangmin.youcheng@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7月15日 09:37 (星期日)收件人:(无)什么是文化?谁也说不清楚, 但看了下面的段子, 你对文化就有了深入的了解。 周末愉快。 汤敏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差异

----东西方国家风土人情比较

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汤敏 推介

2012年7月15日

 

不小心把她的裙子弄开了

    1. 日本东京。

    在人流不息的银座广场,一日本男子不小心刮开了一日本单身女人的超短裙。

    日本男人还没有开口,那日本单身女人一个90度的大鞠躬:"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都怪裙子的质量不好......" 说完,取出一个别针别好,又匆匆走掉。

    2. 美国纽约。

    在人来人往的时代广场,一美国男子不小心刮开了一美国单身女人的超短裙。

    美国男人还没开口,那美国单身女人立刻从身上摸出一张名片来:"这是我律师的电话,他会找你详细谈关于你性骚扰我的事情,你可以做好准备,我们法庭上见......" 说完,记下美国男子的姓名电话,扬头走掉。

    3. 法国巴黎。

    在闻名于世的凯旋门广场上,一法国男子不小心刮开了一法国单身女人的超短裙。

    法国男人还没开口,那法国单身女人咯咯一笑,然后细手搭肩的说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送我一枝玫瑰来向我道歉吧......" 说完。法国男人从花店买了一枝玫瑰,还请她去酒吧喝上一杯,然后两人一起去一家小旅馆再研究一下超短裙以内的事情了......

    4. 英国伦敦。

    在泰晤士河边的教堂广场上,一英国男子不小心刮开了一英国单身女人的超短裙。

    英国男人还没开口,那英国单身女人忙用手里的报纸遮住裙子开了的部分,红着脸说:"先生,可以先送我回家吗?我家就在前面不远......"说完。英国男人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披在她身上。叫了一辆Taxi,安全的把她送到家,又换了一件裙子。

    5. 中国重庆。

    在人头簇动的解放碑前,一重庆男子不小心刮开了一重庆单身女人的超短裙。

    重庆男人还没开口,那重庆单身女人扬手一记响亮的耳光,还抓住重庆男人的脖领子不放:“你这个宝器!敢吃老**豆腐,跟我去见110去......”

    6. 中国上海。

     在人头簇动的人民广场前,一上海男子不小心刮开了一上海单身女人的超短裙。

    上海男人还没开口,那上海单身女人就骂开了:“侬格只赤佬, 那能嘎或做!” 上海男人本来想道歉,谁知先给羞辱一把, 顿时也开骂:“侬格只狐狸精,嘎别夹的衣裳嗄穿的出来!”

    双方对骂10分钟,各自收兵,各走各的。

     7. 中国北京。

    在人头簇动的天安门广场前,一北京男子不小心刮开了一北京单身女人的超短裙。

    北京男人还没开口,那北京单身女人就骂开了:"丫你干吗!" 北京男人本来想道歉,谁知先给羞辱一把, 顿时也开骂:"丫等着。今天不收拾收拾你丫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双方各自叫人, 在广场火拼一小时。

    (比较下来,北京是最野蛮的城市。)

 

招聘风波

    1. 日本的一家公司要招聘10名员工,经过一段严格的面试,公司从三百多应征者中选出了10位佼佼者。

    发榜这天,一个叫 水原的青年看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悲痛欲死,回到家中便要切腹自杀,幸好亲人及时抢救,水原没有死成。

    正当水原悲伤之时,从公司却传来好消息:水原的成绩原是名列前矛的,只是由于计算机的错误导致了水原的落选。

    正当水原一家人欣喜若狂之时,从公司又传来消息:水原被公司除了名。原因很简单,公司老板说: 如此小的挫折都受不了, 这样的人在公司是不成什么大事的。

    2. 美国的一家公司要招聘10名员工,经过一段严格的面试,公司从三百多应征者中选出了10位佼佼者。

    发榜这天,一个叫汤姆的青年看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悲痛欲死,回到家中便要举枪自尽,幸好亲人及时抢救,汤姆没有死成。正当汤姆悲伤之时,从公司却传来好消息:汤姆的成绩原是名列前矛的,只是由于计算机的错误导致了汤姆的落选。

    正当汤姆一家人欣喜若狂之时,美国各大州的之知名律师都来到汤姆的家中,他们千方百计的鼓动汤姆到法院告这家公司,声称需支付巨额的精神赔偿,并自告奋勇的充当汤姆的律师。

     3. 德国的一家公司要招聘10名员工,经过一段严格的面试,公司从三百多应征者中选出了10位佼佼者。

    发榜这天,一个叫萧恩的青年看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 悲痛欲死,回到家中便要跳河自杀,幸好亲人及时抢救,萧恩没有死成。正当萧恩悲伤之时,从公司却传来好消息:萧恩的成绩原是名列前矛的,只是由于计算机的错误导致了萧恩的落选。

    正当萧恩欣喜若狂之时,萧恩的父母却坚决反对自己的儿子进入这家公司。他们的理由不容置疑:这家公司作业效率如此差劲,进入这家公司对儿子的成绩毫无益处。

    4. 中国的一家公司要招聘10名员工,经过一段严格的面试,公司从三百多应征者中选出了10位佼佼者。

    发榜这天,一个叫志强的青年看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悲痛欲死,回到家中便要悬梁自尽,幸好亲人及时抢救,志强没有死成。正当志强悲伤之时,从公司却传来好消息:志强的成绩原是名列前矛的,只是由于计算机的错误导致了志强的落选。

    正当志强欣喜若狂之时,志强的父母来到公司,一看到公司老板便跪了下来,他们含泪的说真多亏你救了我儿子,我们家世世代代感谢你的大恩大德!

    5. 台湾的一家公司要招聘10名员工,经过一段严格的面试,公司从三百多应征者中选出了10位佼佼者。

    发榜这天, 一个叫 俊杰的青年看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悲痛欲死,回到家中便要磕药自杀,幸好亲人及时抢救,俊杰没有死成。正当俊杰悲伤之时,从公司却传来好消息:俊杰的成绩原是名列前矛的,只是由于计算机的错误导致了俊杰的落选。

    正当杰欣喜若狂之时,媒体大幅报导此事,并邀请俊杰参加各种 CALL IN评论及综艺节目,全国舆论热烈讨论计算机为何会出错,是否有黑道介入或官商勾结,反对党更进一步提出「总统下台、以示负责」的要求..... 至于俊杰到底有没有去该公司上班,根本没有人关心...

爱情小说

    1. 德国爱情小说:

     两个人在第一章就看对眼,但要到最后一章才能比翼双飞。

    2. 法国爱情小说:

     两人在第一章就双宿双飞,但从此至最后一章都在想办法离开对方。

    3. 俄国爱情小说:

     专写两个既不爱对方,也没有得到对方的长达一千五百页的悲惨故事。

    4. 中国爱情小说:

     两个人在第一章就看对眼,从此以后男主角在每一章中都又和别人看对眼,最后所有被他看对眼的人都成为他的老婆。

 

种树

    从前有个美国人到俄国观光。有一天在俄国的道路上看到二个俄国工人,一个拿把铲子正在道路旁挖洞,且每三公尺就挖一个洞。

    另一个工人却跟着把前一个工人刚挖好的洞马上回填起来。如此反复不停的持续着....

    美国人觉得好奇,便问第一位俄国工人:『为什么你一挖好洞,后面那位仁兄就把洞给填起来咧?』

    俄国工人回答说:『我们是在绿化道路,我挖洞、第二个人种树、第三个人填土。不过第二个人今天请假没来。』

 

看谁利害

    一位台湾的议员到日本找一位高官交流....到了日本高官家,发现他家盖得很豪华,就问那日本高官是怎么办到的?

    日本高官走到窗前,指着一座桥:看到那座桥了吗?我只用了那座桥10%经费就办到了....

    几年后,轮日本高官到台湾拜访那位议员...

    发现那位议员的家比他家还要豪华10倍以上。于是问他是怎么办到的....

    台湾议员走到窗前,指着远方问看到那座桥了吗?

    日本人说在哪儿?根本就没有桥啊!台湾人说那就对了.....

 

世说新语

   在当今亚洲几个华人聚集的地方。香港:一切准许,除非法律禁止。新加坡:一切禁止,除非法律准许。台湾:一切准许,包括法律禁止。中国大陆 :一切禁止,包括法律准许。

 

 

 

精神堕落首先在于知识分子

未普

2012-06-27

    最近,在中国大陆和美国华人圈子里,发生了几起文化事件,其一,中国作家出版社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组织了100个知名作家手抄毛的这篇讲话;其二,央视播出由作家梁晓声编剧的电视剧《知青》;其三,美国有一位在大陆当过知青的华人作家填词写了一部歌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组歌,叫《岁月甘泉》。

    这三起文化事件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迷失和堕落。先说这100个知名作家,里面除了少数原来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其他绝大多数都是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所谓“新时期文学”的中坚作家。而在思想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流向已经逆反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文学不再是政治服务的简单工具,不再把阶级性放在高于人性的位置上,所以那时候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品。

    谁知道六四过去23年,中国泛社会精神堕落,道德沉沦,这首先在于这些刻画人心人性的知识分子急剧地堕落。在那些被出版社邀请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作家中,只有上海女作家王安忆一个人断然拒绝,她说:“我从来没有抄过东西,也不会去抄东西。”这件事在网上引起滔滔议论,网民除了讽刺和斥责那100个作家,也赞扬了王安忆的风骨。

    至于央视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知青》,开始几集还没有觉得怎样,越往后播,网上越是舆论哗然,这是典型的为上山下乡运动招魂和为文革贴金的货色。于是忍无可忍的网民发动联署,要求央视停播这套“精神污染”垃圾电视剧。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对一代青年灵与肉的摧残,难道还是什么值得赞美歌颂的事物吗?

    同样的精神扭曲和是非颠倒,在所谓知青组歌《岁月甘泉》的歌词和曲调里,也集中体现出来。这个由美国华人作家填词和大陆作曲家谱曲的不伦不类的东西,首先从作品名字看,就令人啼笑皆非,文革和知青的岁月居然是“甘泉”,它甘在哪里?更加上歌词和曲调都塞满了文革年代最流行的火红口号和夸张的感情。这个组歌在美国华人当中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最尖锐的说这是“唱红歌”,因为它完全可以原封不动地搬回文革年代演出,说不定还可以成为“革命样板戏”之一。

    应该说,无论是国内看《知青》的观众,还是海外听《岁月甘泉》组歌的老知青移民,确实有相当部分的人觉得可以满足怀旧心理,那其实是对自己青春的缅怀追思和祭典。就像现在大陆在公园广场里唱红歌的人,他们并非认同红歌里面的内容,而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别的曲调能够保留下来,他们只会唱红歌而已。同样,为知青生涯的细节重现而感动的观众,也是因为这就是他们那个年代青春的全部,生活中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保留下来,所以哪怕是苦难,也作为记忆收藏和翻出来回味,这可以理解,但是作为知识分子,作为作家,他的精神境界不是煽动大家去怀旧,而应该深刻揭示那个年代的悲剧性,和深刻批判造成那场民族大灾难的内在根源。为何文革结束四十多年后,中国的作家群和知识分子反而整体精神倒退了呢?

    其实答案很明白,他们当年思想解放运动中的自由意志和探索精神,在后六四的政治高压和所谓盛世的铜臭物欲中已经被淹没,其实后六四23年来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正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人欲横流、寡廉鲜耻不但见于字里行间,见于银幕荧屏,甚至腐臭到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舞台上。

    作家、艺术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了望者、批判者,是公义良心的捍卫者,在中国古代所谓“士”这个阶层,以及在毛时代一大批被整肃被流放被判刑的知识分子当中,这都是一种薪火相传的精神道统。岂知到了今天,已经风化剥落到接近彻底沉沦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发件人:qiaoxu20011982<qiaoxu20011982@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6月29日 17:46 (星期五)收件人:Richard Xu<richardx@telus.net>;gymn@vip.163.com;zuodapei@sohu.com;huangjs@cass.org.cn;hehuili@cau.edu.cn;[↓还有30个联系人][↑保存所有收件人]

信仰与理性

乔续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信仰是我信,理性是我知,两者可能永远是相对的,不可调和的。

    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时期,理性发展起来本身就是建立在反对宗教的过分扩张的基础上,当时罗马天主教的权力过分扩张,并产生了腐败,此时一大批的思想家哲学家通过15,16世纪人类探索自然界的方法,企图使用人的知性的能力,人的感知基础上的归纳总结演绎的方式来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这种探索的方法其思想源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早期的哲学,文艺复兴也是对古希腊古罗马哲学的复兴。基于理性,人类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同于罗马天主教的社会思想体系以及社会构建方式,奠定了后来西方社会发展的基础。

    然而尽管理性如此的具有科学依据,具有统治性的地位,然而信仰却在从人类早期到现在,一直存在延续着,并终将一直存在发展下去,信仰的表现主要是宗教。电影《白蛇传说》开头法海对徒弟能忍说:不要轻易相信你所看到的东西,里面展现出妖精千变万化的形象。《金刚经》里面提到所有相皆是虚妄,《心经》里面也提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强调诸法空相,无口耳眼舌身鼻意,庄子也提到因七窍生而死的混沌,《道德经》里面也提到包含万物的道是无法感知的,圣经里面也提到人是有限的,不能识透人心,人看人只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宗教信仰不是建立在人的感知基础上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是建立在人的感知基础上的。这与理性只能建立在感觉基础上,否认感知之外的东西,似乎是两条不同的路径。然而我们发现尽管理性与信仰是不同的路径,但是却存在共同的问题,即理性的狂妄是存在的,信仰的过分扩张并最后变质腐化也是存在的。也许理性与信仰本身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类似于阴阳,两者相生相灭,谁也离不开谁。

    信仰的狂妄是存在的,例如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当时的教权大于王权,国王跪下吻教皇的手,以表示顺服,此时罗马天主教垄断了知识与思想,控制了人的精神灵魂世界,人们的衣食住行中都会有神权的影子,人的思想被宗教牢牢控制,然而慢慢的天主教堕落了,腐败了,开始出现教士养小老婆,教会利用赎罪卷大发横财,此时信仰已经偏离了其本来轨道。

    教权的堕落同样在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例如解放前的西藏是政教合一的,佛教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然而后来出现了教权腐败,欺压农奴的事情。中国古代的儒家主张存天理而灭人欲,统治者通过儒家思想来维护统治,儒家思想下,后来同样也出现了腐败的现象,成了鲁迅笔下吃人的礼教,成了表面上仁义道德,骨子里却是男盗女娼。然而不可否认这种思想体系下,因为约束了人的思想,使人规规矩矩,使大多数人不会过分的私欲扩张,使得社会的道德水平总体还是不错的。现代有人去西藏旅游,路上遇见一个小姑娘,小姑娘跟他们说,让他们把100块钱带给远方的亲人,这个小姑娘与这些人并不认识,这些人与小姑娘的亲戚也并不认识,可以想见,信仰文化主张之下,人是多么的淳朴。可能就是因为信仰主导了中国的文化,所以中华文化能够传承至今而不断绝,然而也正是因为信仰主导了社会主流的思想,使得建立在人感知基础上的现代科技没有在中国生根发芽。中国古代的道家也曾经创造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并归纳总结并创新,然而因为缺少社会大环境的思想体系相适应,后来道家也逐渐放弃了外物科技的探索,后来转向了人自身的修炼,即内丹修炼。早期的道家也是积极造反的,农民起义好多打着道家的旗号,而造反显然并不适合社会的主流信仰体系。

    对于理性的狂妄,这个大多数人都是知道的,启蒙运动发展到后期,伴随着人类基于认识自然,人类社会,以及产生的社会物质巨大成就,就出现了理性的狂妄,认为理性可以解决一切,理性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理性可以代替上帝,一切都要通过理性法庭的审判。尽管后来哲学界出现了对理性狂妄的批判,但是理性的狂妄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遏制,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理性狂妄的问题。相对于西方的基督教信仰传统一直保留,中国的信仰传统被打破,中国现在理性的狂妄却更厉害,且无序,更具有破坏性。如果说信仰的扩张仅仅是少数人掌握信仰权柄人的欲望扩张的话,那么现在理性的狂妄则是全社会的欲望扩张。例如中国古代是一个人当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皇帝拥有家天下,同时让大多数的老百姓安分守己,欧洲中世纪是教皇一个人腐败,却要求大多数的老百姓安守信仰。今日社会面临的问题是大家都拥有自己的理性来谋求自己的欲望,古代是一人当皇帝,现在是人人想当皇帝。前几天去故宫,参观皇帝那么多的宫殿,突发奇想,现代人人想拥有那么多的房子,什么自住一套,旅游一套,看到什么地方地段不错,又想买一套,这本质就是人人想当皇帝的思想潜质在作怪,是理性狂妄的表现。理性的狂妄脱离了信仰的制约,其极端表现就是社会成员的无法无天,为了达到目的而运用自己的知识能力,且不择手段。当年的法国大革命就是理性狂妄的表现,一批认为自己是理性代言人的人,把另一批也同样认为或者企图成为理性代言人的人送上断头台。今日中国市场经济的假货遍地,道德堕落,贫富差距扩大,也是理性狂妄的表现,一批人不择手段的致富,并把自己的致富建立在别人的贫穷之上,而且这些人没有一点内心的不安。

    理性的狂妄与信仰的狂妄相通之处都是人的欲望脱离了信仰的控制而无限的扩张,而不同之处在于理性的狂妄是全社会性的,信仰的狂妄是少部分人的,理性的狂妄发展起来往往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不能承受最后走向灭亡,信仰的狂妄因为是少部分人的,所以往往社会与自然界能够持续,但是因为思想上死气沉沉,最后社会发展停滞,陷入死循环。

    那么有没有方法解决理性与信仰的狂妄问题,最后把人类社会引向一条健康的发展轨道呢?这一点,我认为西方的哲学家已经在做了,康德哲学就是其体现,康德在实践哲学领域把上帝请了回来,成为道德的制高点,并约束理性。然而康德的做法任然是建立在不可知论的基础上,即他虽然让上帝掌管道德,并规范了理性,让理性不侵犯信仰领域,但是信仰方面康德也只是用黑屋子的不可认识来说明,即我知道他存在,只是我认识不了。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康德的智慧的确是很高的,无疑他已经爬到了人能够爬到的理性基础上的哲学的最高峰,因为人的局限性,对于上帝那边的事情,人类的确是无法认识的,正如佛教说的不要轻易相信你的眼睛,这个世界我们人眼不能认识的东西太多了。也许就是因为理性后来受到了约束,信仰的力量得到重视,即信仰与理性得到了协调之后,西方社会才突飞猛进的发展起来,并向东打开了仍然是信仰主导下的中国的大门,超越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然而尽管信仰被重视,康德也批判了那些企图证明上帝存在的人,认为上帝是我们无法认识的,然而这个不可知论与科技领域的突飞猛进显然是不协调的,是不平衡的,没有发展的信仰似乎约束不了不断发展的科技。这样就要求我们开始寻求信仰的发展,即如何证明上帝的存在,或者通过别的宗教来代替这个不足。我个人认为佛教能够解决这个不足,佛教本身就是一个结构逻辑很严密的宗教,爱因斯坦曾经是佛教是最符合科学的宗教,更奇特的是一些现代科技,在佛教里面也有描述,佛教与其说是宗教,更不如说是一种哲学,佛祖释迦穆尼成佛后,首先讲的就是他成佛后看到的世界的样子,而探究世界的本来面目不就是科学要解决的,而科学就是从启蒙运动以及古希腊哲学发展过来的。如果理性与信仰能够同步发展,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对立统一,这样也许就不存在任何一方的狂妄问题了。理性此时解决的是大多数人都掌握理性,即话语权并不是少数人掌握,信仰此时要解决的是约束大多数人的欲望,使其发展得到规范。当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一定程度上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即信仰不在靠神父牧师,人人都可以因信称义,在现在的信息交通无限发达也的确为信仰与理性的结合提供了很便利的条件。

    西方哲学的方法是感觉加理性,宗教信仰的方法是启示加悟性,也许当他们结合之后,每一个人就不再是仅仅是通过感觉加理性思考问题,也不仅仅是通过启示加悟性思考问题,而是启示,感觉,悟性,理性四者结合起来思考问题,也许这个时候,人则会使更健康的人,人类社会也会是更健康的人类社会,大同社会的理想之门也将不再是遥不可及。

 

 

人体急剧衰老期多吃香蕉与凤梨

小常识

    为什么 50至59岁是人体急剧衰老期?  血液循环对人体健康有重大影响,因 为身体的器官组织均需要充裕的 养分与足够的氧才能正常运作, 血液循环正是扮演输送的角色, 一旦血液循环差,器官组织得不 到适当的补给,自然会功能下降。根据研究,人体的血液循环,尤其是微循环系统会随着年龄增加而逐渐功能减缓。

    30至40岁下降一坡,40至49岁再下降一坡,至50至59岁会有明显的退化表现,通常50岁以上的人 ,容易感觉体力大不如前,容易劳累。如果50至59岁还自认宝刀未老,未能及时调整工作或生活、饮食方式,到60至69岁所有病号就纷纷出笼。

    据临床统计,60至69岁是各种疾病发病的高峰期,如: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冠心病、白内障、慢性支气管炎及癌症等 疾病,最容易在这个年龄层发 生,大部分的人在45岁前都是非常健康的。

    如果50岁以后人体便衰竭下去,那么50岁以后的人生也未免太无色彩吧;其实人体在70岁之后,身体又将趋于正常,衰老现象趋于平缓。换句话说,如果50至59岁能善加保养,降低身体机能老化程度,有助避开60至69岁的疾病危险期。 到了70之后便可以真正健康有活力地享受『人生70才开始』的生活,且延年益寿。 那么,50至59岁的人如何做健康准备?

    医师与保健专家建议: 50至59岁的人要先建立防衰老的准备,减少不必要的应酬,避开容易影响健康的刺激行为,饮食求清淡规律,不过度劳累,不加重生理与心理的负担。

 

 

 

发件人:"崔乐" <cuile2010@139.com> 收件人:zdjun@263.net ,神医华佗教你睡觉,爱惜自己的人一定要看

睡觉的诀窍

申逸

     熬经常熬夜对身体会产生很坏的影响。根据医学和我的体验、观察,一个人真正睡着觉最多只有两个钟头,其余都是浪费时间,躺在枕头上做梦,没有哪个人不做梦。至于醒来觉得自己没有做梦,那是因为他忘记了。

    通常一个人睡两个钟头就够了,为什么有人要睡七、八个钟头? 那是你赖床躺在枕头上休息的习惯养成的,并非我们需要那么久的睡眠时间,尤其打坐做功夫的人晓得,正午只要闭眼真正睡着三分钟,等于睡两个钟头,不过要对好正午的时间。夜晚则要在正子时睡着,五分钟等于六个钟头。

    就这个时间的学问又大了,同宇宙法则、地球法则、易经阴阳的道理有关系,而且你会感觉到,心脏下面硬是有一股力量降下来,与丹田(肾上)的力量融合,所谓“水火既济”,豁然一下,那你睡眠够了,精神百倍。所以失眠或真要夜里熬夜的人,正子时的时刻,哪怕二十分钟也一定要睡,睡不着也要训练自己睡着。

    过了正子时大约十二点半以后,你不会想睡了,这很糟糕。更严重的,到了天快亮,四、五点钟,五、六点卯时的时候,你又困得想睡,这时如果一睡,一天都会昏头。所以想从事熬夜工作的人,正子时,即使有天大的事也要摆下来,睡它半小时,到了卯时想睡觉千万不要睡,那一天精神就够了。

    不过失眠的人都挨过十二点,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结果快天亮睡着了,到第二天下午都昏头昏脑,因此你会感觉失眠、睡眠不足,实际上是你没有经验。

睡眠与养生

一、睡眠的规则

    战国时名医文挚对齐威王说:“我的养生之道把睡眠放在头等位置,人和动物只有睡眠才生长,睡眠帮助脾胃消化食物,所以,所以睡眠是养生的第一大补,人一个晚上不睡觉,其损失一百天也难以恢复。”

    晚21点到凌晨5点为有效睡眠时间。人是动物,和植物同属于生物,白天(凌晨5点到晚上21点)活动产生能量,晚上(21点到凌晨5点)开始进行细胞分裂,把能量转化为新生的细胞,是人体细胞休养生息、推陈出新的时间,也是人随着地球旋转到背向太阳的一面。阴主静,是人睡眠的良辰,此时休息,才会有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这和睡觉多的婴儿长得胖、长得快,而爱闹觉的孩子发育不良是一样的道理。

    睡觉是养生的一大功能,养就是用大量的健康细胞去取代腐败的细胞,如一夜睡不着就换不了新细胞。如果说白天消亡一百万个细胞,一晚上只补回来五十万个细胞,这时你的身体就会出现亏空,时间长了,人就糠了,像糠萝卜似的。为什么世上有百岁老人呢?因为他们每晚都在21点钟准时睡觉。

    植物吸收阳光的能量,夜里生长,所以夜晚在农村的庄稼地里可听到拔节的声音。人类和植物同属于生物,细胞分裂的时间段大致相同,错过夜里睡觉的良辰,细胞的新生远赶不上消亡,人就会过早的衰老或患病,人要顺其自然,就应跟着太阳走,即天醒我醒,天睡我睡。人在太阳面前小如微尘,“与太阳对着干”是愚蠢的选择,迟早会被太阳巨大的引力催垮。这是客观真理。

    现实生活中,不少人有入睡难,睡眠质量不高的毛病。睡眠不好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如肝火过盛,睡觉警觉;胃火过剩,睡觉不安;肝阴不足,睡觉劳累。

二、睡眠与疾病

    现代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给人们的身体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形成“四大病”:水果病、冰箱病、电视电脑病、熬夜病。肝脏有一特点:卧则回血,坐立向外供血。

    子时(23:00—1:00),其实23点就是新的一天的开始,并不是0点开始的,这是我们犯的误识。肝胆相表里,互为一家,23点胆经开了,如若不睡,大伤胆气,由于十一脏腑皆取决于胆也,胆气一虚,全身脏腑功能下降,代谢力、免疫力纷纷下降,人体机能大大降低,胆气支持中枢神经,胆气受伤易患各种精神疾病,比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强迫症、躁动症等。子时胆要更换胆汁,胆经渐旺人如不卧,胆汁更替不利,过浓而结晶成石,久之即得胆结石,如果把胆给摘了,一摘就胆怯了,全身的免疫力下降了50%以上,所以不能摘,要用它本系统的巨大潜能把它化掉。

    丑时肝经最旺,丑时(1:00—3:00)不眠,肝无法解除掉有毒之物,产生新鲜血液,因藏血不利,面呈青色,久之易患各类肝病,现在有些人肝不太好,特别在欧洲平均4个人就有一个大三阳或是小三阳,大都是因为违反自然规律过了子时不睡觉造成的。甲肝比较好治,乙肝就很难治。乙肝病毒携带者,是由于晚上经常不睡觉,人太虚弱了,也就是说秩序太乱了,病毒已经到了细胞里了。也就是说乙肝的病毒已经到了细胞里面,但是现在它还没有能力造成肝炎,当人身体处于最薄弱的时候就形成成肝炎,乙型肝炎就意味着将来40%——60%的肝硬化。聪明的人是应该了解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不聪明的人就是应该被淘汰的人。

    垃圾睡眠给肝脏带来多大伤害?

    肝主疏泄,过子时不睡,可引起肝疏泄不利,肝气郁结,可见易怒,头痛头晕,眼红,眼痛,耳鸣,耳聋,胸肋胀痛,女性月经不调,便秘,也可引起肝气升发不足,人会目倦神疲,腰膝酸软,晕眩,失眠,惊悸,精神恍惚,重则会晕倒在大街上,不省人事。

    肝有藏血、调节血液的功能,过子时不睡,会造成肝血不足,还会引起吐血、流鼻血、皮下出血、牙龈出血、眼底出血、耳出血等出血证状。

    肝开窍于目,过子时不睡,易引起肝虚,则出现视力模糊、老花、夜盲、畏光、迎风流泪,等症状,还会形成青光眼、白内障、眼底动脉硬化、视网膜病变等眼疾。

    肝主筋,其华在爪,过子时不睡觉,会引起肝血不足,就出现筋痛,麻木,屈伸困难,痉挛抽搐,易造成灰指甲,缺钙,髌骨软化,癫痫病,骨质疏松等症。

    肝与心,过子时不睡觉,可引起肝血不足,由于心主一身之血脉,肝有储藏和调节血液的功能,会造成心脏供血不足,引起心慌、心颤等症状,严重的形成心脏病、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

    肝与脾,过子时不睡觉,会引起肝胃不和,由于肝助脾胃消化,由于肝气太虚不能助脾胃消化,使人脾胃消化功能不好,表现为舌苔厚,长期以来会造成中气塌陷。

    肝与肺,过子时不睡觉,无法滋阴潜阳,肝阴亏损,引起肝火过盛灼肺,出现干咳、或咳嗽、咳痰血等木火刑金的证状,易导致牛皮癣等各种皮肤病。

    肝与肾,过子时不睡觉,肝虚导致肾亏,由于肝肾同源,容易造成生殖系统疾病、不育、骨病、牙病、脱发、糖尿病、肾衰竭等疾病。

 三、睡眠的方法

    交通规则——你不懂就容易出事故。比如说,23点至凌晨3点为子丑时,胆肝经最活跃的时候,肝胆要回血,“躺下去回血,站起来供血”。如果你每晚22点钟左右躺下,静静得不要说话,到23点的时候,也就睡着了。肝胆开始回血,把有毒的血过滤掉,产生新鲜的血液,到一百岁也没有胆结石,也没有肝炎、囊肿一类的病。如果你天天熬夜到1点多,肝回不了血,有毒的血排不掉,新鲜的血生不成,胆又无法换胆汁,所以这些人容易得胆结石、囊肿、大三阳、小三阳各种病症。

    在欧洲地区,平均四个人就有一个肝炎病毒携带者,这就叫不懂规则。睡前半小时最好不要讲话,睡觉的时候更不要说话,如一说话,肺经动,然后心经又动,(因为心肺共为上焦)人就容易进入兴奋状态,所以就很难入睡。

    21:00—23:00为亥时。亥时三焦经旺,三焦通百脉。亥时入眠,百脉皆得濡养,故百岁老人得共同特点即21:00(亥时)之前入睡。女性若想长久的保持容颜娇好,应做到早睡早期。

    睡觉要关窗,不能开风扇、不能开空调,人生病很多都与此有关,因为人在睡眠之中,气血流通缓慢,体温下降,人体会在表面形成一种阳气层,这种阳气层它使人叫“鬼魅不侵”,什么意思呢,阳气足的人,不做恶梦,就是这种阳气,占了上风。开空调,开风扇,情况就不一样了,开窗户,窗户走的是风,风入的是筋,如果开空调,也有风,风入筋,寒入骨,早上起来,身上发黄,脸发黄,脖子后面那条筋发硬,骨节酸痛,甚至有人就开始发烧,这就是风和寒侵入到了筋和骨头里的缘故,这也就是气受伤了。如果说晚上睡觉不开窗,不开空调,不开风扇,连房门也关上,效果最好,如果热,把房门打开,把窗户关上,效果就差了一点,但是他不至于第二天早上起来浑身乏力,后背僵硬.

    有人把客厅的空调开开了,把卧室的门打开,和直接开空调睡觉是差不多的,开了空调以后,空调那个寒进了骨了,所以心里发冷,心在哪,心在脑髓,脑为髓之海,骨髓里有寒,那肯定心里就寒了,怎么办,补肾阳、补中气,什么时候补到心里不冷,烧就退了,寒走出去了。

    睡觉要尽量早睡,睡得晚,伤了少阳之气,必然第二天是疲倦无力,要关上窗户,不开空调、电扇,保护阳气。

    肝胆在下焦,如果胃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寝睡不安,一个是胃寒,如果这个人胃阳本来就不足,过多的喝绿茶,就会出现胃寒,胃寒的时候人是睡不好觉的,或者吃带泥沙之物过多,胃隐隐作寒,肯定是睡不好;

    再一个是胃热,就是热气往上走,嘴里喘的都是热气,像这种情况也睡不好觉;再一个是胃燥,口干舌燥,胃里感觉到燥;
还有一个就是胃厚,气味的味,胃厚,这种情况就是吃了这种厚腻的味道,有人吃海鲜、吃鱼、吃炖鸡,味道好鲜美,吃多了,美味不可多用,这些东西在里面要稀释它,不稀释它,它在里面味太厚了,所以这个也睡不好觉;

    再一个腹涨,腹是涨鼓鼓的,也睡不着,翻来覆去也睡不着;再一个是胃气太虚,冒冷汗,这也睡不好觉,这些原因都可能形成胃不宁,胃不宁就睡不好。

    睡觉时要肢暖,四肢要暖,因为四肢是阳之本,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四肢不暖,肯定是肾阳不足,应该在睡觉之前把手脚捂暖,手脚和肚脐、背后的命门都要盖好。

    睡眠法因人而异,下面介绍3种做法:

    1、睡觉前简单的压腿,然后在床上自然盘坐,两手重叠放于腿上,自然呼吸,感觉全身毛孔随呼吸一张一合,若能流泪打哈欠效果最佳,到了想睡觉时倒下便睡。

    2、仰卧,自然呼吸,感觉呼吸像春风,先融化大脚趾,然后是其他脚趾,接着脚、小腿、大腿逐渐融化。如还未醒着,再从头做。

    3、入睡快的人可右侧卧,右手掌托右耳。右掌心为火,耳为水,二者形成水火即济,在人体中形成心肾相交。久之,养心滋肾。

    睡眠一定要早起,即使在冬天,也不可超过6点起床,春夏秋季尽量在5点之前起床,因为人在寅时(3点—5点)肺经旺的时候起床,能够使肺气得以舒展,以顺应阳气的舒长,来完成新陈代谢,肃降浊气,使肺气清,这样有助于养肺和顺应太阳的天势升起人体阳气,使人一天阳气充足,否则,就好像发动机,过了这段好时机就很难发动人体阳气,人体阳气淤积在人体下部不能由命门向上发动升起,会形成淫气,严重损害人的身心健康。

    早晨5点至7点是人体大肠经最旺的时候,人体需要把代谢的浊物排出体外,此时如果不起床,大肠得不到充分活动,无法很好的完成排浊功能,使浊物停留而形成毒素,危害人体血液和脏腑百骸。早晨7点到9点人体胃经最旺,9点到11点人体脾经最旺,这时人的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最好,如果这时还不起床,人体胃酸会严重腐蚀胃粘膜,人体在最佳吸收营养时间得不到营养,长期以来会患脾胃疾病,造成营养不良、中气塌陷。所以千万不要赖床,赖床会造成头昏、疲惫不堪、睡眠不足的感觉,而应按时起床,历史上许多伟人都是有三四点钟起床的习惯,比如华盛顿、拿破仑、康熙皇帝、曾国藩等。另外早起能增加工作效益,俗话说:“三天早起,一天工”。

    现代医学证明,早睡早起的人精神压力较小,不易患精神类疾病。早晨不要太早出去锻炼,因为早晨在太阳没有出来之前,地下道的漳气、浊气正往上走(尤其是城市),这些气对人体损伤是很严重的。

    养身三大事,一睡眠,二便利,三饮食,其余起居、服装等皆是辅助。三事中睡眠第一。然胃纳不和者,夜眠不安,故以通便利为第二。而饮食无节,饥饱过度者,肠胃必受伤,而营养日减。睡以安神为主,神以心安为主,应配合年龄,壮年至多七小时至八小时,多睡则智昏头晕眼红胀,四肢疲软,童年必睡足八小时,或过九小时勿碍,老或病人至多六小时已足。

睡眠中不可忽视的疾病警告

    应注意:(一)睡眠宜早,勿过十时,老年人以八点为正,勿过九点。凡交十一时,为阳生时,属肾,此时失眠,肾水必亏,心肾相连,水亏则火旺,最易伤神。千万勿以安眠药片助睡。

    (二)枕上切忌思索计算未来事,睡时宜一切不思,鼻息调匀,自己静听其气,由粗而细,由细而微细而息。视此身如无物,或如糖入于水,化为乌有,自然睡着。

    (三)如有思想,不能安着,切勿在枕上转侧思虑,此最耗神,可坐起一时再睡。

    (四)如在午时,即上午十一点至一点,为阴生之时,属心,此时如不能睡,可静坐一刻钟,闭目养神,则心气强。凡有心脏病者切宜注意,每日于此二时注意,则元气日强,无心跳腹泄或小便频速之病。

    (五)夏日起宜早,冬日起宜迟。居北方宜防寒气,如在粤桂等省,早起防山岚瘴气中病。食后勿仰天睡,早起如在寅时三点至五点,此时切忌郁怒,必损肺伤肝,万望注意。
 

 

 

 

 

 

 

 

 


发件人:CN CASS<cass.rcif@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7月18日 11:08 (星期三)收件人:(无)附 件:1 个 (CEEM 财经评论 12028 全球宏观经济季度报告.pdf ) 查看附件

全球宏观经济季度报告

总览:全球经济复苏乏力 金融市场再起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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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中国 东盟 金砖 外贸专题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所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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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EM 全球宏观经济季度报告(上篇)

    目录

    美国经济:增长稳中趋弱,政策无计可施

    私人消费是当前美国经济的主要拉动力量,但疲软的收入增长使消费缺乏后劲;房地产市场出现回暖,但其缓慢复苏难以快速改观美国经济;政府部门的去杠杆化进程刚刚起步,这会制约经济增长;近期的页岩气热潮难以催生新一轮产业革命和长波繁荣。

    欧洲经济:多重危机交织,衰退难免深化

    第二季度,主权债务尚未根治,银行业危机接踵而来,多国政局先后动荡。受此影响,欧洲经济陷入轻度衰退,失业再创新高;通胀压力继续下降,增加货币政策调整空间。中国对欧洲出口继续探底,欧洲来华直接投资企稳反弹;欧元资产价格不断下行,有助于中国继续扩大对欧直接投资。

    第三季度,随着银行业危机的不断恶化和主权债务危机的间歇性爆发,外部需求难以明显反弹,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和宏观经济政策更为宽松,但欧洲经济继续下行的风险超过上行可能。欧元区经济衰退将进一步深化,GDP同比将收缩0.8%,通胀有望继续下行,接近2%的政策目标。

    中国有良好的基础来应对欧洲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为增强国内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中国应坚定结构调整的经济治理理念,并尽快改革直接投资管理体制,努力提高中国海外投资的效率和效益。

    日本经济:经济温和复苏,面临三大风险

    日本经济已经进入温和复苏通道,就业形势有向好趋势。日元升值、欧债危机恶化和国内电力短缺是当前日本经济面临的三大风险。整体来说,支撑日本经济的力量超过了阻碍其经济增长的力量。中国对日出口同比增速下滑严重,日本对华投资也出现减速。

    韩国经济:经济复苏,通胀缓解

    韩国第2季度GDP同比增速将有所回升,经济处于复苏状态,通胀压力有所缓解。尽管如此,韩元对发达市场货币升值给韩国出口带来较大压力,国内青年人就业难问题也困扰经济发展。中国对韩出口同比增速有所回暖,但仍显著低于历史水平。韩国对华投资同比增长率维持稳中有降态势。

    澳大利亚经济:表现良好,隐忧仍在

    2012年上半年,澳大利亚经济增长表现强劲,但下半年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有待观察。近期澳元走强可能削弱其出口竞争力。当前,澳大利亚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来自外部欧债危机恶化及中国经济减速。澳大利亚还出台了两项与矿产有关的征税措施,如果下半年中国内需旺盛,相关税赋成本可能因澳矿企在全球铁矿石生产中的垄断地位而部分转嫁中国钢材企业。   

    欧债危机阶段缓解,距离终结时日漫长

    二季度以来,欧债危机形势错综复杂。希腊大选风波和西班牙银行业危机引发欧洲局势再度动荡,希腊退欧时点和西班牙银行业危机成为市场关注重点。另一方面,LTRO效果显著,欧元区银行体系流动性依然充裕。考虑到欧债危机也是国际收支危机,单独的紧缩政策难以实现重债国的内外均衡,尽管欧元区当局对改革政策做出了相应调整,但是这些转变尚不能形成刺激经济的独立政策工具,调整进入胶着状态。未来关注的焦点将会集中于如下问题:西班牙银行业危机如何演变;欧元区银行业联盟建设的推进;经济增长刺激政策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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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EM 全球宏观经济季度报告(下篇)

    目录

    中国经济:结构改善中的企稳回升

    投资增速下滑是中国经济在近期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各种因素的贡献中:七分是政策调控,三分是外需作用。但政策调控的结果也不仅仅是经济下行的痛苦。当前经济结构正在向好过程之中,政策面临的主要风险是:要避免出台过量的刺激政策,从而使已有的结构调整半途而废。总体来看,由于宏观经济逐步趋稳,所以除非国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否则仍宜坚持现有的结构调整措施。

    东盟经济:经济持续放缓,汇率普遍贬值

    东盟经济体在2012年第2季度也难逃其他新兴经济体一样的低迷场景:欧债危机的影响显著,预计2012年全年的经济增长差于2011年;经历短期资本外流的冲击,体现在对美元汇率的集体贬值;中国向东盟的出口出现好转,但是从东盟的进口仍未恢复。

    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疲软,货币大幅贬值

    金砖国家2012年第2季度宏观经济形势的共同特征是:第一,经济增长放缓或维持在低位运行,因此金砖各国政府大都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力图挽回经济颓势。第二,货币均出现大幅贬值。两者均与外部形势恶化,尤其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放缓和不确定性增加有关。随着形势逐渐明晰,避险情绪逐渐舒缓,预计第3季度金砖国家经济将有所回暖,但全年经济低迷的大趋势不会改变。由于对金砖国家贸易占中国外贸比重较低,单个金砖国家经济疲软给中国出口带来的压力不足以改变中国外贸的整体趋势,但4国合计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约7.3%,高于韩国的6.7%而低于日本的9.4%,它们对华贸易同时放缓给中国带来的压力不容忽视。

    外贸专题:弱势回稳

    第2季度外贸略有回升。出口回升主要来自对东盟、美国及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出口增速仍处低位,出口地区进一步多元化,中国作为全球生产基地的吸引力在减弱。进口实际增速在第2季度略有好转,铁矿石和汽车进口量有明显回升。一般贸易逆差大幅缩小,凸显内需疲弱。预计第3季度出口增长11%,进口增长12%。
 

 

 

 

 


 

 

发件人:Flynn<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7月18日 10:05 (星期三)收件人:Flynn<yilu@sse.com.cn>;主题: Fw:FW: 只能用疯狂一词来形容

中国税收缘何继续高增长?

艾派德

    只能用疯狂一词来形容:2012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63795亿元。这样算下来,2012年全年财政收入可达12万亿以上,是2002年的6倍,增长率500%。

    官方公布的这个数字值得商榷,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国有资产收益、国债收入和收费收入以及其他收入5项,考虑到除税收之外,中国权力部门各种机会收费数目也不少,所以总收入远不止12万亿。

    今年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国经济都不景气,可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却依然高增长。其中有何诀窍?实在搞不明白。

    政府收入暴增,那民众怎么样?10年间,月薪仍然停留在2000元。可日常费用已涨到何种程度?光是一个房价,房价,10年间上涨幅度远远超过了500%。

    暴涨的政府收入被谁花了?

    先看政府花了多少。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透露:中国政府自身消费大约占财政收入的20%左右,而日本仅占财政收入的2.8%左右,欧盟国家平均占5%左右。(这还是比较保守的估算,有人认为中国政府自身消费了财政收入的25%)
剩下的80%呢?公款吃喝、公款养车、公款旅游每年要花1万亿以上,2008年北京奥运会花了几千亿,2009年国庆庆祝花了几千亿,2010年上海世博会花了几千亿,广州亚运会花了几千亿。神9上天了,义和团们2呼唤,却忘记问问花了多少钱……

    至于在政府的“民生投入”中,有多少成为了回扣、洗钱,成了赤裸裸的利益输送,更是惊人。再看全国各地那些豪华办公楼。财政收入暴涨的10年,正是各地大修豪华办公楼的10年……

    各国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的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人42%,英国49%,加拿大最好,是52%.中国是8%。

    中国政府已经成为世界第2富裕的政府,而中国百姓则明显地感觉到:这10年来,收入貌似在增长,生活却越来越艰难。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中美比较:美国政府的官僚只花税收的不到5% ,而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占税收比例的40-50%。而中国政府的官僚花税收的40-50%,是美国的8至10倍,而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占税收比例的8%,是美国的1/5-1/6……

    就在这种强烈对比下,中国官方媒体居然还在宣传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发件人:djg1973<djg1973@sina.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7月16日 20:34 (星期一)收件人:zdjun<zdjun@263.net>;郭树清的主张不是“出路”是死路

郭树清的主张不是出路而是死路

杜建国

    2012年7月2日,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金融调结构 经济有出路》。郭树清先生在文中指出,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多年,但是予以支撑的那些老方子,如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等,现在都失效了,“已经达到极限”;现在应该“转变发展方式”,将希望寄托在金融“结构”改革上,即“金融体系的深入改革,承担着全局的历史的责任”。“言下之意,若不如此,中国经济就没有“出路”了。

    中国的传统法宝真的失灵了吗?郭先生倡议的金融改革真的是灵丹妙药吗?对此,笔者并不认可。下面详细分析之。

一、对高储蓄率的指责令人费解

    郭先生首先批评中国储蓄率过高。众所周知,储蓄率高,是支撑一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当一个国家向现代化或工业化转型的时候更是如此。比如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大都与居民储蓄率高有关。至于中国,也不例外,高储蓄率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前提之一。如今郭树清先生竟然看不上高储蓄率了,这让我很是费解。难道钱多了对于一国经济发展来说倒成了坏事情?难道中国的这一特点不是正被好多国家所羡慕吗?难道得像美国那样不仅不储蓄、还要提前透支寅吃卯粮最后酿成大危机,郭先生才满意吗?

    假如郭树清先生在批评储蓄率过高之后,能进一步建议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可通过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来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以此来刺激消费并降低储蓄率,那我会理解的。但是郭先生并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因此,郭先生对储蓄率高的指责,让我感到莫名奇妙。

    如果说郭树清先生关于高储蓄率的言论让我摸不着头脑,那么他关于基础投资的观点,则阐述得清清楚楚,因此我也就敢于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了。

二、工业投资不过剩——促增长和调结构可合二为一

    对于投资领域,郭先生首先批评的是“工业投资”,理由是现在早已产能过剩:“早在2009年,24个工业行业中,21个已经产能过剩。凡属技术成熟的制造业,几乎找不出一个产能不足的行业。”

    郭先生的这一判断,我不敢苟同。最近抱怨中国产能过剩因此不能再进行投资的言论,充斥各路媒体。一个多月前,甚至一度因此闹出一场风波。五月底,发改委批准了宝钢广东湛江、武钢广西防城这两个一千万吨级的钢铁项目。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如陈志武、许小年以及爱玩微博的地产商潘石屹等,纷纷指责中国钢铁产能过剩,不该再上马新项目。陈志武先生更是批评“权力(即政府)”“真的要(把中国产业)往死里整?”

    其实,对中国钢铁产能,用“过剩”来概而论之,是非常片面的。目前中国钢铁产能的确存在过剩,但只是集中在低端领域,高端产品依然有很大缺口依赖进口。宝钢湛江钢铁项目不是单纯的产能扩大重复投资,而是进行“减量置换”,即首先在广东累计压缩粗钢产能1614万吨,在此基础上,取而代之的是生产面向汽车、家电等领域的高端碳钢板材类产品,这有助于满足中国对高端钢材的需求缺口。武钢防城项目,也同样遵循了“减量置换”原则,在广西和武钢累计压缩粗钢产能1070万吨的基础上实施。

    事实明明一目了然,可那些批评两广项目的人,却不懂装懂,或者揣着明白装糊涂,乱批一通。如今此事逐渐降温,可能是批评者自知理亏,也就慢慢偃旗息鼓了。

    许多人总是将扩大投资与转变增长方式对立起来,将促增长与调结构对立起来,其实未必一定如此。像两广钢铁项目,就一方面淘汰了落后产能,一方面又新上了先进产能,在促进增长的同时,实现了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这种投资,难道不该提倡吗?

    郭先生,现在陈志武许小年等美籍华裔经济学家人对您的新主张是大加赞赏。敢问您能否向我们详细阐述一下,您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批评,与陈志武、许小年等人有何异同?假如您跟他们的观点没有区别,那我觉得您实在是应该带领陈志武许小年以及潘石屹诸君,一起去向发改委和宝钢武钢的管理者们好好学习一下了。

三、交通能源建设不是超前而是滞后

    除了工业领域,郭先生还认为交通、能源等领域的投资“本来是我们的‘瓶颈’,但现在已经出现局部过剩”。对此笔者依旧不敢苟同。

    就拿铁路来说,过剩迹象何曾有一星半点?现在许多人指责近年来中国铁路尤其高铁乃是“跨越式发展”,超前了。事实上中国铁路的发展不仅没有超前,反而是严重滞后于中国的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就指出:“中国铁路多年来发展严重滞后,已经跟不上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近几年高铁建设的跨越式发展,既是跨越,更是弥补欠账。1990—2010年间,我国GDP从18668亿元上升至401202亿元,增长20.49倍,在此期间,铁路营运里程、旅客周转量等指标增幅不仅远远小于GDP增幅,与公路、民航、水运等另外三种交通运输方式相比,几乎在每项指标上增长幅度都是最小。”
尤其是有好多人,他们一方面抱怨铁路客运紧张,一方面又不许反对新的铁路投资;一面写文章呼吁高铁建设和运行速度慢一些,一面又在乘坐高铁时指责去年因故降速后的高铁太慢了,我实在不明白这类人的居心。

    至于能源,我更担心的是中国能源供应出现问题。未来中国经济将继续长期增长,对能源的需求也会同步增长,希望郭先生别拿笼统的“局部过剩”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样打消不了我的疑虑。郭先生,您不妨具体说说都哪些能源领域投资过剩了,是石油还是天然气?是页岩气还是煤炭?还是水电核电风能太阳能(即使硅基光伏发电过剩了,那能代表其他领域也过剩吗?)?是不是苏丹安哥拉的油田该放弃了?是不是“荔湾3-1”油气田不要开采了?是不是西南的水电站该全下马了?是不是海外四大能源供应通道都多余了?是不是像获得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的青藏高原找矿之类的项目,以后就不要再搞了?
基础投资,正因为是基础性的,所以一般相较于其他领域浪费得最少,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经济、国土规模都同时都巨大无比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不仅广大中西部地区,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投资,即使东部发达地区,基础建设也还是有很多缺口的。如北京,尽管近十年来地铁运营里程与日俱增,日均客运量已近七百万人次,可仍旧是拥挤不堪。但纵令如此,对郭树清先生一向厚爱有加的胡舒立女士旗下的财新《新世纪》周刊,依然提出了“地铁大缓建”(《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50期)的主张。这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像欧美有些国家,深陷危机多年,不是不想通过扩大基础投资来拉动经济,无奈财政吃紧,有心无力。目前中国,一方面存在推进基础建设的需求,一方面财政充足,制造业和建设施工技术也日趋成熟,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存在。对此,别的国家都羡慕的不得了,为何在有些人眼里就成了坏事情?

    7月3日,中国与以色列达成一项备忘录,由中国为以色列修建一条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高速铁路,同时承担部分投资。另外以色列也将在油气开采输送方面与中国进行合作。难道中国自己的钱和技术,只能为别人造福,却不能为自己谋利?

四、不可过分拔高第三产业的先进性

    郭先生指出,“储蓄、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偏离常态,很好地解释了经济产出的结构失衡。在国民经济的三次产业中,包括金融在内的整个第三产业发展不足,2011年第三产业仅占全部GDP的43%。这与发达国家73%左右、中等收入国家53%左右的比例差距不小,甚至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2008年世界平均的水平是69%。”

    请问郭先生,难道第三产业比重高就必然是先进的表现吗?像美国,底特律汽车工人失业后改送外卖,匹兹堡芝加哥因工厂关闭沦为鬼城,华尔街不支持实体经济去搞坑蒙拐骗,数量庞大的律师吃完原告吃被告,如此一来,其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当然会高。可这与其说是先进的表现,还不如说是衰败的象征。再看现在美国人自己,现在他们也不认为第三产业比重高是什么好事情,正为恢复制造业和加大基础投资而绞尽脑汁。因此,以第三产业比重低为由来否认中国基础投资的必要性,我认为是讲不通的。

    美国自六月份以来,因风暴导致大面积停电,而众多地区竟然因修复乏力而迟迟不能恢复供电,以至于拖到7月4日,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还是只能在漆黑和酷热中度过一年一度的独立日假期。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早在去年,某次大停电后,有美国人就指出美国现在已经沦为“第三世界国家”了。美国第三产业比重远高于中国,但是其基础设施建设如此不堪,我们有理由让中国在这方面去学习美国而沦为“第三世界国家”吗?

    北京炎夏,深夜仍高温不止,幸有空调赐福,我依旧可以轻松敲击键盘来反对郭先生而不至于挥汗如雨。郭树清先生,若依了您学美国,放弃基础投资,大搞所谓的金融创新,您能保证我可以继续这样在炎夏著文吗?

五、以美为师的金融改革不可取

    在进行完批判后,郭树清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那就是要对金融业进行“结构”改革。金融业,太“虚拟”,非我所长,不过我依旧可以判断出郭树清先生是在号召我们学习华尔街,换做茅于轼先生的话,那就是“大力发展虚拟经济”。

    郭树清先生讲到,“从居民个人金融投资的角度看,(中国)银行存款占总额的64%,股票、债券、基金等投资比例不到14%,而美国的居民金融资产中,股票、基金和投资于资本市场的养老金合在一起,达到了近70%的比例。”郭先生这种时时处处以美为师的谦虚劲儿,令人敬佩。不过尽管中国肯定有自己的问题,对此我并不否认,但是非得以美国为师,就非我所敢支持了。多年来,美国人举国投机,以至于现在自作自受陷入泥潭难以自拔,难道郭先生您也要我们步他们的后尘不成?

    郭先生指出“我国经济中目前最尖锐的问题是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难”,以此来为自己的金融改革提供支持。其实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全球都一样,并非主要是中国的体制问题(见拙文《小企业贷款难别只怪大银行》,环球时报2012年6月6日)造成的。好多人打着解决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幌子,到头来不过是自己想搞投机以渔利,这种例子太多了。郭树清先生提出的建议,我看不出对促进解决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必然会有太大的助益。

    如果说以上两点不同意见还过于“虚拟”的话,那么当我看到郭先生如下言论时,就不禁实实在在地愕然了:“每一轮全球新兴产业竞争的焦点,都在于各国经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的高科技浪潮中独占鳌头,缘于其高效的资本和科技的对接机制。”

    众所周知,美国一方面实体经济江河日下,对基础科研的投入也是捉襟见肘,另一方面,大量资金不支持实体经济和科技研发,而去搞投机赚轻快钱。大趋势如此,怎能说美国资本和科技的对接机制“高效”呢?倘若高效的话,美国经济也不至于虚拟化空心化了。

    尽管金融业专业性太强,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看到郭树清先生对美国金融业加以如此过高的或不实的盛赞,我就敢于怀疑他对中国金融业的判断和建议是否有道理了。郭先生让我们师法美国,难道也要让中国跟美国一样陷入危机不能自拔吗?

    六、民生政策的缺如

    除了郭先生关于基础投资、金融改革方面的观点我不赞同外,更令我纳闷的是,郭先生在文中对民生问题几乎是只字不提。难道在当下的中国,经济的“出路”与民生问题毫无关联吗?是不是在郭先生眼里,民生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或不重要呢?一篇自诩为为中国经济指明“出路”的文章,竟然建立在漠视民生问题的基础上,这能让我们放心吗?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林毅夫教授。从世行卸任回国的林毅夫先生,也刚刚对中国经济的“出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令人感慨的是,林教授与郭树清先生的见解堪称针锋相对。林教授首先指出中国的基础投资还大有可为,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继续长期高速增长;其次指出要重视贫富分化问题并应该尽快解决。尤其难得的是,在时下一片减税的鼓噪中,林教授明确建议加大对富裕阶层的税收力度,以通过二次分配来缓解贫富分化问题。

    对林毅夫教授呼吁通过“增加富人税负”等措施来解决分配不公问题一事,一贯热捧郭树清先生的胡舒立的财新网在予以报道时,所加标题为“林毅夫:改善收入分配迫在眉睫”,但是正文却只字不提增加富人税负的相关内容。如此裁剪,这恐怕与胡舒立女士一向主张给富人及企业减税有关。林毅夫教授若称分配不公的罪魁是国企,估计在财新网就会是另外一番待遇了。

    扩大基础投资,改善民生,靠这两条腿走路,中国能走得远。学者王小东近期指出,即使出口持续低迷,那么只要在基础投资和改善民生上面下功夫,中国经济仍然能够持续增长。当然,某些投资类项目,本身就属于民生改善工程,如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等。至于改善民生,笔者认为应该以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为重点。目前舆论将重点放在减税上面,这实在是南辕北辙。减税的受益者,主要是富人,美国在这方面是前车之鉴。

    结语

    郭树清先生将自己的政策建立在对中国和美国的不实认识之上,并且放言不被采纳的话中国的经济就没有出路,对此我不禁感到好笑。但是当考虑到郭树清先生是身居要津的大员和媒体热捧的对象时,我就转而笑意全无、不寒而栗了。

    附言:本文是“观察者网”的专稿,刊发时有删节,标题为“郭树清主席的主张看不到出路”http://www.guancha.cn/html2/49898/2012/07/11/83759.shtml。是为原稿,我且新作了部分补充。

    2012/7/8初稿,2012/7/15修订,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7月02日 15:35 (星期一)收件人:lin chun<C.Lin@lse.ac.uk>;

金融调结构 经济有出路

中国证监会主席 郭树清

2012年07月02日

  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促成了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根本改变。然而,我们的成就并非没有代价。从要素投入成本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许多方面已经达到极限。所以,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增速有所放缓,非常正常也非常合理。我们不能不转变发展方式,这正是“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内容。在此过程中,金融体系的深入改革,承担着全局的历史的责任。

中国经济中储蓄和投资结构严重失衡

    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2%,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绝无仅有

  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和比较。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47万亿元,其中最终消费为22.5万亿元,资本形成为22.9万亿元,净出口为1.2万亿元。照此计算,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2%,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绝无仅有。就大国经济而言,历史上也不曾有过先例。即使按照45%的储蓄率计算,目前中国一年的总储蓄也超过21.5万亿元,按现行汇率折算约3.4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因此,中国不能说资金短缺。

  我们的储蓄,首先是用于工业投资,占到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40%。但是早在2009年,24个工业行业中,21个已经产能过剩。凡属技术成熟的制造业,几乎找不出一个产能不足的行业。其次,我们也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交通、通信占到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12%左右。这本来是我们的“瓶颈”,但现在已经出现局部过剩。第三,我们的城市建设占很大比重,其中仅房地产就达到25%左右。由于种种原因,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反复拆建问题。第四,农村投资占比不高,每年3万多亿元,然而,浪费的比率一点也不低。农民自己建房,反复拆建的问题甚至更加严重。最后,看其他服务业,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不到20%。其中,批发和零售2.4%;科研和技术服务0.5%;教育1.3%;卫生和社会福利0.8%;居民服务0.4%;文化娱乐1%。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水利、林业和环保合计只有1.9%。

  与物质资本形成相比,人力资本形成可能更加重要。高收入国家2008年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平均占GDP5.4%,中等收入国家4.5%,世界平均4.6%,我国今年有望达到法定的4%。医疗卫生方面,世界平均的支出占GDP9.7%,中等收入国家5.4%,高收入国家11.2%,我国为 4.3%,其中公共资金覆盖的比率我国也低于其他国家平均水平。

  储蓄的形式也差别很大。中国人口比美国人口老化得多,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3.7%,但积累的养老金很少。目前全部加在一起只有约3万亿元,占GDP的比例不到7%,人均2300元。而根据OECD(经合组织)的统计,2010年美国养老金规模占GDP的73%,人均3.5万美元。这一比例在英国为87%,加拿大61%,智利67%。

  储蓄、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偏离常态,很好地解释了经济产出的结构失衡。在国民经济的三次产业中,包括金融在内的整个第三产业发展不足,2011年第三产业仅占全部GDP的43%。这与发达国家73%左右、中等收入国家53%左右的比例差距不小,甚至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2008年世界平均的水平是 69%。

  结构失衡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政治体制背景。一个重要原因是要素市场未能充分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需要我们继续深化改革,打破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长期存在的体制性障碍,显著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金融服务业体系迫切需要健全和完善

  中国直接融资的比重低于间接融资占主导的德国和日本

  说到金融业,大家都知道一个悖论,这就是我们特有的“两多两难问题”:企业多,融资难;资金多,投资难。资金多总是相对的,我们每年提供给国际经济使用的储蓄资源就有近2000亿美元,超过了国内农业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事实上,我国金融市场本身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首先是金融业内部结构失衡。最突出的表现是高度依赖间接融资体系,直接融资比重过低。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总规模中贷款及承兑票据占80%,只有不足20%来自股票和债券融资。从社会融资存量看,2011年底银行贷款余额占54%,企业股票市值和债券余额仅占到26%,这一比例不仅远低于直接融资为主导的美国和英国,分别为73%和62%,也低于间接融资占主导的德国和日本,分别为39%和44%。从居民个人金融投资的角度看,银行存款占总额的 64%,股票、债券、基金等投资比例不到14%,而美国的居民金融资产中,股票、基金和投资于资本市场的养老金合在一起,达到了近70%的比例。

  其次,在资本市场内部,也存在着结构失衡。一是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2011年底股票市值约为公司债余额的4.5倍,而大部分成熟市场中,公司债的规模往往大于股票市场。二是股权融资市场层次单一,美国有纽交所、纳斯达克(微博)、场外报价市场和粉单市场、灰色市场等几个层次,大致呈金字塔状。而我国市场的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代办转让系统正好呈现“倒金字塔”形。三是期货及衍生品发展不足。成熟市场的期货、期权、掉期等衍生工具品种十分丰富,交易规模很大,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度很高,而我们的衍生品市场发展还很不够。四是投资者结构很不合理。A股市场的专业投资机构持有市值的15.6%,而发达市场这一比例大致为70%。更为不合理的是交易结构,A股市场个人投资者持有市值占比 26%,但却完成了85%的交易。

  第三,面向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存在结构性失衡。在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大企业、政府相关企业占有的金融资源优势比较明显,中小微企业和创新企业获得的服务非常有限。

直接金融具有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天然优势

    发展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产业、完善民生保障,都需要利用好资本市场这一平台

  我国经济中目前最尖锐的问题是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难。我们固然应该挖掘银行的一切潜力,而且也要积极推动民间信贷的规范发展。但小型微型企业往往需要的是本金,或者是时间稍长一点的债务融资,这种服务只能由基础的直接融资来提供。

  发展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产业,实现产业升级,需要我们更多地利用好资本市场这一平台。在对大量现有产业的整合过程中,应该更多发挥并购市场的作用。发达国家中,市场化并购完成的交易额,常常占到GDP的5%以上,甚至超过10%,即使新兴市场国家也占到了3%以上,我国却只有1%左右。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现和推动过程中,同样应该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真正的新兴产业往往孕育于小微企业之中,其极大的不确定性和轻资产的特点,决定其往往难以获得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而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债券,以及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等等,提供了一套融资方和投资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可以成为推动创新型企业成长的基础平台。

  事实上,每一轮全球新兴产业竞争的焦点,都在于各国经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的高科技浪潮中独占鳌头,缘于其高效的资本和科技的对接机制。近年来美国的苹果和脸谱等公司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功,引领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社交网络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都得益于其资本市场在危机后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产业并推动其快速成长。今年4月5日美国出台了中小企业促进法,简化中小企业上市流程,降低上市准入门槛,也是为了进一步为创新型、成长型企业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

  完善民生保障,从根本上要求资本市场能够充分发展。预计到202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到全体人口的12%,而社会保障和养老体系建设严重不足,社保资金和企业年金等长期资金面临投资渠道狭窄和体制建设落后等挑战,保值增值压力巨大,需要通过专业机构投资者的发展,科学合理地参与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利于分散金融体系的内部风险。直接融资体系提供了融资者和投资者直接对接的场所,在降低社会成本的同时,也对融资主体的诚实守信和投资者的风险认知提出了更高要求。欧洲早期荷兰、英国和法国三大资本市场相继发生泡沫和危机,正是与当时的信息高度不对称和市场的盲目追捧有关。资本市场发展也与其他要素市场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高度关联。不断提高市场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是个永恒的主题。美国脸谱公司上市的“打新”和“炒新”现象说明,即使是成熟市场上也存在很多不理性行为。摩根大通“伦敦鲸”事件则警示大家,即便是危机中表现最好的银行,其风险控制仍可能存在着很要命的薄弱环节。

推进资本市场的科学发展需要下苦功夫

  “世界一流”的目标不可能轻松实现,必须脚踏实地向前推进。中国的资本市场,没有理由不成为世界一流。但是,我们不可能轻轻松松地实现这个目标。相反,必须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近期来看,我们面临着如下艰巨任务。

  以更大决心和更细致的服务培育机构投资者。壮大财富管理行业,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引进各种专业化的机构投资者,为企业年金、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和养老金参与资本市场提供公平高效的平台。当保险行业还排在全球第六名,共同基金还排在全球10强之外时,我们很难有一个强大成熟的资本市场。

  不断提高市场效率。始终把保护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强化市场投资功能,建设成熟理性的市场文化;加强中介机构建设和资本市场司法制度建设;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进市场化改革;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强化惩戒机制,健全诚信体系。

  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在国务院统一部署和领导下,加快清理整顿不规范的交易场所。金融危机表明,除了要加强市场微观主体的监管以外,还需要强化宏观审慎监管,特别是要防范系统性风险。次债危机前,美国房地产贷款余额与GDP的比率高达90%,远高于其他国家30%—40%的水平,这可能是当时最直观的先行预警指标,但未引起监管者的足够重视。这个教训应当汲取,必须加强宏观经济分析,加强不同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共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银行赚了钱为什么温相还不开心

----温家宝要搞什么银行政策?

胡祖六

2012年

    继温州作为金融试点允许非正式金融机构纳入正式系统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结束广西、莆田、福州等地就经济运行情况调研,提出中央已统一思想,要打破银行垄断。对此,曾任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经济研究执行董事、春华资本董事长的胡祖六公开叫板温家宝打破银行垄断想法。

    胡祖六针对温家宝打破银行垄断的言论发表题为《不明白为什么银行赚钱大家不开心》专栏文章,表示绝不赞同银行业盈利是暴利的说法,他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牵强,不明白为什么银行赚钱了大家不开心。

    胡祖六称,他不认为现在银行利润率主要来源是因为对利率的行政控制。他表示,在银行改革之前,比如10年之前、20年之前银行的利率也是高度管制的,但那时候银行的营利性并不好,甚至大部分都是亏损的。

    胡表示,现在银行业能够普遍盈利,财务上很稳健,应该感到安慰,这是中国透过改革取得的结果。只有稳健的银行,中国才有稳定的宏观经济,经济才可能持续发展。所以不明白为什么银行赚钱了大家不开心,难道银行亏欠,让他们去补漏洞大家才开心吗?

    胡祖六建议,人行只要控制基准利率,其他的存款利率、贷款利率都应该放开,由市场来决定,这样才能够达到所谓利率市场化的预期目标。

    另据BBC报导,香港的经济学家张炜则表示,实际上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都有人提出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问题,关于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一直是私营企业家不断唿吁的问题,但也是国有银行和其他代表国有势力的既得利益者坚决反对的问题。

    他说,这次随着这个问题得到民间的广泛重视,尤其是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在吴英被判处死刑的事件上做出巨大的反弹,逼得中央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措施,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发件人:yuyunhui<yuyunhui@139.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7月15日 13:28 (星期日)收件人:刘孝铭局长<gt3881795@yahoo.com.cn>;附 件:1 个 击垮中国经济的最后重拳

资本项目自由化将是击倒中国经济的最后重拳

经济学博士 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 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顾问 余云辉

2012,7,17,

    任何政策建议都隐藏着强烈的利益指向。通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在中国本土形成的“三大资本力量”即跨国资本、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当中,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政策建议究竟有利于哪一类资本的扩张、究竟对哪些资本造成伤害?这与国有企业私有化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对中国经济政治的未来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才是分析问题的关键。只有把握这些要害,才避免被一些弊大于利的“利益光环”、甚至子虚乌有“画饼利益”所误导。如果脱离中国面临的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继续盲目地推进金融“洋跃进”,那么,可以看到,资本项目自由化将是击倒中国经济的最后重拳。

一、主张资本账户开放的利益描绘实属“画饼”

    国内外主张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画饼般的利益:

    “画饼”之一:“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国外经济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这一观点并不成立。真实的情况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对那些金融监管制度健全、金融市场成熟、拥有资本流向之主导权和资本定价权的国家有利,相反,对那些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市场不成熟、缺乏全球资本定价权和全球资本流向主导权的国家和地区是不利的。如果一个国家处于产业转型期和调整期、处于经济结构相对脆弱的阶段、或处于大量经济社会矛盾需要化解的时期,那么,资本项目自由化将引诱发达国家各类投机资本的攻击、引发国内汇率、利率和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从而导致国内产业能力遭遇破坏、国民财富遭遇洗劫。中国没有发生拉美金融危机、并有效避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正是得益于金融安全的最后防线:资本项目管制。因此,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取决于中国本土产业资本的全球竞争能力、取决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和监管水平、取决于政府是否真正掌控人民币的汇率定价权和货币发行自主权。不具备这些条件,资本账户开放必然产生难以预想的后果。所谓资本账户自由化可以优化资源配置的利益之说,是画饼,更是迷魂药。

    “画饼”之二:“资本项目自由化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首先需要资本项目自由化”是要求资本账户开放的主要理由之一。因为资本项目自由化曾经对发展中国家造成过重大创伤和洗劫,因此,这一政策主张的鼓吹者不敢过分宣扬“资本项目自由化有利于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发展”,而是以资本项目自由化来迎合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希望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旗之下积极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但是,我们需要反问的是:资本项目自由化与一国货币国际化、与人民币国际化究竟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

    日本、澳大利亚、巴西、泰国等许多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国家,除了得到经济波动与世界同步的“好处”之外,并没有实现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国际原油市场的交易货币既不是日元,也不是泰铢,还是美元。试问: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之后,难道中国人可以使用人民币购买中东石油、欧洲设备和日本房产吗?显然还不可能。

    主张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观点认为,资本项目自由化之后,中东、欧洲、亚洲国家更愿意接受人民币,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原因是:中国持有近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海外机构和个人所持有的人民币可以到中国自由地兑换成美元。在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逻辑:人民币国际化是与资本账户开放(即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美元)挂钩、而资本账户开放又是与中国外汇储备挂钩的,可见,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是与中国外汇储备挂钩。如果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以外汇储备作为前提(当然还要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外汇的资本项目开放与之配合),那么,我们需要反问:美元的国际化是跟什么挂钩?是跟英镑挂钩还是跟黄金挂钩?今天美元持有者可以向美联储自由兑换黄金吗?实际上,国际化的美元没有跟任何实物和外汇挂钩。正是由于美元没有跟任何实物和外汇挂钩,才实现了美元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如果美元与黄金挂钩,那么,美元国际化就是假象,实际上不是美元国际化,而是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国际化、是黄金的国际化,世界货币仍然是黄金本位制。因此,美元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是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的。美元与黄金脱钩,同时,美国主导着全世界各类大宗商品交易(特别是原油交易)对美元的需求,才使得美元代替黄金成为美元纸币本位制前提下的全球货币。如果人民币国际化是基于人民币与美元的自由兑换、是基于3.2万亿外汇储备,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假象,本质上还是美元的国际化而非人民币的国际化。再说,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值超过600万亿美元,那些企图以基于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路,当属国际笑话。遗憾的是,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国际化正是中国央行发布研究报告主张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兑换的主要理由。

    我们还要认识到,货币互换不应该视同为人民币国际化。尽管人民币与其它国家货币进行货币互换有利于规避汇率波动、便利于双边贸易和投资,值得积极推进,但与人民币自由兑换无关、也与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币国际化无关。俄罗斯、韩国、巴西、伊朗都可以与中国以及其它国家互换货币,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卢布、韩元、巴西元和伊朗里亚尔的国际化呢?显然不是。国际上没有人会因为与别国进行货币互换而兴奋地惊呼本国货币实现国际化,但在中国,这种声音很大。这只能说明中国还不了解世界货币背后的真正内涵和货币国际化的现实基础和信用前提。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依然缺乏自主创新的产业基础、依然缺乏引导人民币走向世界的全球金融网络、依然缺乏为人民币国际化保驾护航的全球军事力量。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不仅仅是一个货币使用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问题。简单地说,货币到哪里,利益就到哪里,产业竞争力和军事威慑力就应该辐射到哪里。一个被跨国资本主导着国内主要产业部门的中国、一个大部分本土产业资本还缺乏国内竞争力更谈不上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一个汇率走势由美国政府和议会调控的中国、一个货币发行量被美联储间接操纵的中国,一个金融网络还没有像毛细血管一样布满全球的中国,一个军事投射能力还守护不住南海石油资源的中国、一个主流经济专家没有独立思维能力、拿着外国机构的经费或跟着好大喜功的领导瞎起哄的中国,它的货币难道可以启动所谓的国际化吗?既然人民币不具备国际化的基础条件,那么,那些拿着人民币国际化这个“画饼”来诱导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国内外机构和个人,其目的是什么?这就是值得警惕的地方。

    在国内产业领域搞“洋跃进”,损失的只是某些产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搞“洋跃进”,损失的将是整个外汇储备、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执政党的政权。

    “画饼”之三: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有利于实施“企业和个人走出去战略”

    中国只有三大类企业:外资主导型企业、民资主导型企业和国资主导型企业。外资企业不存在“走出去战略”问题,它们本身就是跨国资本,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支持,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资本主义高级阶段”。民营资本有“走出去”的想法,但普遍没有能力。中国民营企业总体上还处于数量多、规模小、技术创新不足、缺少市场主导能力的“自由资本主义竞争阶段”。“山寨”和杀价是民营企业主要的竞争手段。因“改革”所形成的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民营资本与因“开放”所引诱进来的市场经济高级阶段的国际垄断资本,在中国本土展开了世界经济史上独一无二的“非对称经济战”。这场“非对称经济战”的结局没有悬念:国内民营企业或者被外资收购(如日化、食品、商业流通领域的诸多企业);或者到海外上市加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美元阵营,成为中国经济的买办力量(如新浪、百度、新东方等);最后剩下的就是正在努力成为前者的民营企业,或者破产和逃债。中国民营企业生存状况没有乐观的理由,更没有“走出去”的管理能力和经济实力。当国内民营企业苟延残喘地活着都成为问题的时候,哪有能力和资金“走出去”沾洋荤?因此,把资本项目自由化跟民营企业“走出去”拉扯在一起,说资本账户开放可以促进民营企业“走出去”,实在牵强附会。

    人民币自由兑换倒是有利于煤老板和地产商的资金以及其它灰色收入的资金“走出去”,并成为高盛、摩根、花旗、汇丰的私人理财客户,但是,这一点恰恰是需要防范和限制的。

    对于第三类国有资本而言,资本项目管制不仅没有影响国有资本“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而且还有利于外汇储备的集中使用,有利于保障国有资本开拓国际市场的资金需要,同时,也有利于中投等主权基金的投资运作。如果中国企业需要集中资金优势与国际垄断资本展开实力对等的国际竞争,那么,外汇资金必须集中使用,资本项目必须管制。

二、资本项目自由化主张集中出现的背景分析

    如果现阶段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都不需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那么究竟是哪些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需要中国彻底开放资本项目呢?答案是:国际资本及其背后的政治集团。

    资本的特性在于运动,国际资本的特性在于跨国运动,在于通过跨国运动制造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实体经济波动、资本市场波动和汇率利率波动来完成全球财富向资本强势国家集中。国际垄断资本的本质是谋求全球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国际资本运动的结果是瓜分资源、掠夺财富并形成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这正是南美洲、东南亚、中东伊斯兰世界对于美国和美元资本爱恨交加、恨大于爱的原因。资本没有慈悲,资本需要波动、动乱甚至战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名言是:当巴黎街头血流成河的时候,正是它们播种和收割的季节。

    当中国各级政府以开放为旗号、以政绩和GDP为导向疯狂招引国际资本之时,国际资本在九十年代末已经完成了在华的产业布局和主要产业核心环节的控制。2001年之后,跨国资本的目标开始升级为谋求金融机构控制、货币定价权(即人民币汇率)控制和货币发行权控制。人民币的持续被迫升值,吸引着更多的热钱涌入中国,人民币基础货币被迫超量发行。在人民币超量发行并引发通货膨胀的压力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并没有向海外资本征税以阻止垃圾美元狂潮,而是选择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剥夺国内实体企业的流动资金,以此维持货币供应量的表面数量平衡,从而将国内企业置于流动性窒息的状态之中。从2008年初开始,民间资金年利率始终高居30%以上,海外资金只要把美元换成人民币然后在民间放高利贷就可以轻松获利。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是:一方面,跨国资本在人民币单边升值、房地产泡沫、民间利率飙升以及资本市场套利中大幅度增值;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出口乏力、产业竞争力下降、人民币购买力降低、资源和劳动力成本被动提高,人民币显现出严重高估的状况。

    截至2011年12月底,外汇占款余额是25.36万亿人民币,而外汇储备是3.18万亿美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是6.3009。如果按照6.3的汇率计算,那么,25.36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占款应该对应4.02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实际外汇储备仅3.18万亿美元),二者相差8453.96亿美元(相当于5.32万亿人民币的潜在亏损)。换句话说,只有人民币贬值到7.9748的水平,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余额才能平衡。显然,人民币存在贬值的内在需求。

    当中国经济增长、贸易状况、经济结构、贫富差距和社会稳定都开始走向恶化之时,人民币贬值预期产生了,随之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呼声开始集中爆发。中国央行和世界银行几乎同时分别发布研究报告,内外呼应,极力主张和推动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

    在人民币存在高估、外资需要在汇率高位逃离的情况下,中国央行不是顺势大幅贬值人民币,减少账面亏损,而是在人民币汇率被高估的情况下抛售数百亿美元来维持不合理的汇价。中国央行不仅升值积极、贬值消极(从而客观上配合着热钱的套利和撤离),而且在理论上制造舆论,推出了《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等的专题报告,以官方的身份与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的战略思路遥相呼应。

    美国政府和参议两院及其控制的世界银行为什么如此一致地要求中国解除资本项目管制?它们的枪口究竟对准了哪些猎物?答案是复杂的。美国瞄准的猎物既有经济目标,也有政治目标,其中体现着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忍耐、坚持和深谋远虑。

    中国开放资本账户有利于美国及其主要盟国的跨国垄断资本猎取中国的储蓄财富、外汇储备和国有企业。我们可以设想外汇储备消失、国内储蓄蒸发、国有企业消亡、投机资本横行的乱局吗?只要中国开放资本账户,跨国资本可以轻松实现上述目标。

    国际资本只有完成了二个阶段的运动,才能完成对财富的转移。国际资本以美元方式进入中国,换取了中国廉价的资源、廉价的股权和廉价的商品;相应地,中国形成了储蓄和外汇储备。这是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然后,国际资本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一次反向运动,形成资本的回流,才能最终达到转移中国财富的目的。国际资本在中国形成的本金和利润需要自由地、快速地兑换成美元流到境外,这需要资本账户开放的配合。南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都是发生在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二阶段,即国际资本回流阶段。

    在美国对华施压并实际控制着人民币汇率走势的情况下,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必然导致中国货币政策的失控、必然导致外汇储备和人民币供应量的大起大落、进而必然导致人民币汇率、资金利率、商品价格、资产价格和股市期市的大幅度波动。中国经济必然陷入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这正是跨国资本施展拳脚的洗劫中国储蓄和外汇储备的时刻。当外汇储备和银行储蓄被跨国资本席卷而去,伴随的是企业倒闭、税收骤降、赤字激增、通胀恶化、民怨四起,大危机爆发了。到这个时刻,中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变卖最后的国有企业。世界银行为什么要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和资本项目开放放在一个报告里?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在中国的经济体里,储蓄是经济体的血液、外汇储备是经济体的肌肉、国有企业是经济体的骨架。当外汇储备和银行储蓄遭遇洗劫,并导致国有企业破产或变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已经被国际资本的巧实力和软实力摧毁了。

    在苏联解体之前,美国战略家基辛格曾经说过:“除了全面战争以外,中苏集团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后退:自动让步或内部分裂。前者不太可能并且决定于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因素,而后者则值得仔细地研究。”其实,针对中国和苏联“内部分裂”的方案早已仔细研究完毕:针对苏联的方案已经成功实施,针对中国的方案正在实施之中。如果中国像苏联一样瓦解,那么,跨国资本及其背后政治势力的政治目的也就达到了,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以及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将更加稳固。

    世行的报告不乏闪光的建议和美好的祝愿,但是,绿叶和鲜花的堆积是为了隐藏花篮下面的毒刺。

三、中国应该怎么选择?

    摩根大通曾经宣称国际资本市场准备了10万亿美元伺机淹没中国。如果没有资本账户管制这一金融防线,那么,不受黄金储备约束的纸币美元必将淹没中国,拥有绝对优势的美元必将打垮弱势的人民币。届时,人民币不仅无法国际化,甚至在中国本土也难有立足之地:人们宁可接受美元而不接受人民币。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经济溃败的场景将在全中国重演。

    也许人们会问:难道中国的央行不会扭转乾坤吗?未免太悲观了吧?是的,千万不要把中国央行的理论素养和操作水平想象得太乐观。仅仅一项汇率改革就引来美元狂潮并导致货币供应结构性失控,外汇占款就挤占了中国基础货币发行的80%以上,本土经济实体被挤压在不到20%的基础货币投放空间里。今天,中国大部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营困难有目共睹,造成这种现状的货币结构性根源一目了然。如果资本项目管制的最后防线拆除了,我们难道还可以指望中国央行等政府机构的官员能够有思路、有能力、有魄力跟海啸般的跨国资本及其背后强大的政府力量搏斗吗?他们能守住中国金融的底线、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吗?我们究竟是相信那么一群立场不明、思路不清、书本模型一堆、实战经验没有、历史知识贫乏而又高高在上的书呆子们,还是相信中国资本项目管制这项制度?这是一个事关中国经济政治大局的选择。

    根据“三元悖论”理论,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和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三大目标,只能取其二而舍其一。中国应该如何“取”和“舍”?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经济发展必须服从于大众利益和稳定大局,必须兼顾就业、环境与社会的平衡发展,必须在国际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必须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正义、制衡、平衡的国家角色,因此,中国必须确保经济自主独立。经济要自主独立,货币政策必须自主独立;没有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就没有中国经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是市场经济的常识,而且是为政者必须牢记的常识。为此,在上述三大目标中,必须选择和保证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且把保证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在第一位。

    同时,中国的产业体系已经严重依赖于出口贸易,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受制于出口状况。尽管中央强调调整经济结构,但是,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时间,也需要资本投入。为了完成经济结构的平稳调整和产业体系的逐步升级,中国需要维持出口贸易的稳定。这就要求人民币汇率必须相对稳定,不可大起大落。因此,从中国现实的经济结构出发,必须选择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并通过执行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来确保汇率稳定。

    人民币从“汇改”时的8.11升值到目前的6.30是错误的。人民币应该通过贬值,维持在8.11上下的水平上。人民币只有贬值回到2005年“汇改”之前的水平并保持在此基础之上的汇率稳定,才能重新形成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消除贬值预期,才能提高人民币的国际认可度,才能有利于人民币走出去。

    为了有效地取得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这二大目标,中国只能舍弃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追求,实行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从现实经济条件出发,中国应该把目前已经过分开放的资本项目重新严格地管理起来。只有实行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提高资本管制效力,才能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稳定的冲击,才能避免国际资本对中国货币供应总量和供应结构的干扰,才能保证中国经济作为大国经济体所应有的独立自主与平稳发展。

    央行报告中把规避管制的金融工具增多、资本管制效力下降作为“最终选择”扩大资本项目开放的理由,这是站不住脚的。魔高一尺,应该道高一丈,而不该解除管制、自毁长城。

    (余云辉 经济学博士 中国中材国际独立董事)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添加拒收这是垃圾邮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季晓南:警惕有人以反垄断为名丑化国企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社会上一些人在评价国有企业利润时,只讲国企垄断,不讲社会责任,这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公正的。在分析国有企业与垄断的关系时,既要看到国有企业因垄断地位而能够获得较多利润,也要看到国有企业因承担更多国家和社会责任而付出更多。

警惕有人以反垄断为名丑化国企

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季晓南

2012-04-06

    原编者按:垄断与竞争及其相互关系是市场经济中的重大基本问题,也是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热门话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打破垄断,放宽准入。这充分表明,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依然是今年的一项重点任务。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围绕本期主讲话题,对市场经济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垄断与竞争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和深入探讨。

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垄断与竞争

    ①市场经济下的垄断和反垄断

    垄断作为市场竞争中的一种重要现象,总是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紧密相联。从垄断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联系划分,可以将垄断分为3种:一种是与市场经济体制密切联系的垄断,这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另一种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密切联系的垄断;还有一种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密切联系的垄断。

    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垄断与竞争,首先需要对市场经济下的垄断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反垄断的问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一)垄断的基本定义和主要类型

    垄断一词的英文也可以翻译为独占或排他性控制。经济学意义上的垄断通常是指一个或几个生产者独占生产或市场。一般地讲,经济学上的垄断,可以包括单一的个人、组织或集团排他性地控制某种资源、产品、技术或市场。通常将少数几家企业独占生产和市场的状况称为寡头垄断。

    对垄断有不同的划分方法,通常可以将垄断划分为3种类型:

    一是自然垄断。自然垄断是指某些行业的自然属性以及产品的生产和技术自然特征决定了一个行业或领域中,由一个生产者或几个生产者经营比大量生产者经营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生产成本相对更低,由此形成了排他性的经营格局。如铁路、电力、电信等行业都是具有明显自然垄断特点的行业。这些行业一般具有网络特征,这些网络是个完整的整体,是不可分割的,人为将其分割,只不过是将大的区域垄断分割成小的区域垄断,并不会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相反可能带来交易成本的上升、“通过能力”的降低和规模报酬的下降。需要指出的是,在自然垄断行业中,许多环节是可以竞争的,如电力行业,电网通常是垄断的,但发电环节是可以竞争的。同时,自然垄断行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替代产品的出现等,一些自然垄断行业也可以放松管制,引入竞争。

    二是市场垄断。市场垄断是指企业由于具有技术优势或经营有方等原因,通过市场竞争获得支配性的市场份额,在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

    三是行政垄断。这里的行政垄断不是指政府机关独占某个行业的生产和市场,是指政府通过给予或授权的方式使一家或几家企业享有排他性生产某种产品或提供某种服务的权利,如城市的供水等往往是政府授权经营的。

     (二)垄断形成的主要原因

    不同种类的垄断,其成因不尽相同。就行业垄断而言,大致有以下5种:

    第一种是由成本特性产生的垄断。一些产业需要巨大的一次性投资,才能形成供给能力。对于这些产业来说,新的竞争对手面临很高的“进入门槛”,因为他们必须再支付一笔巨大的投资,才可能与已进入的厂商进行竞争。通常所说的自然垄断行业往往具有这种特征。第二种是由市场赢家形成的垄断。市场竞争就会有输赢,商场竞争的胜出者可能凭借实力和策略,最终将所有竞争对手驱出市场。这是市场垄断形成的主要原因。第三种是由强制形成的垄断。主要是运用非经济的强制力量,消除竞争对手,保持对市场的排他性独占。第四种是由发明的专利权或版权或商业秘密形成的垄断。当然,技术一旦发明出来,由社会共用可以加快新技术的普及并推动经济发展,所以对专利的保护,通常设立一个时间区,过了时限就对社会免费开放。发明专利或版权都属于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独占性或垄断性,而知识产权在法治国家属于国家法律保护的合法垄断。第五种是由资源的天赋特性带来产品或服务的独特性。比如美国流行歌王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这类产品市场上独一无二,消费者又愿意出价来欣赏,资源所有者就拥有排他性的独占权。

    (三)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的动因和趋势

    垄断作为与市场经济紧密相随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相应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垄断也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探讨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的动因和趋势,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市场和竞争的作用,有利于我们辩证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垄断与竞争的关系。

    第一,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是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的基本动因。市场是人类社会经济和科技进步的一个强大原动力。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竞争。垄断作为市场竞争的对立面和禁锢器,自然成为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限制的对象。改革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产生深刻的影响和巨大的推动,根本原因也在于实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充分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而使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活力竞相迸发,使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必然要求我国加大反垄断的力度。

    第二,反垄断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要求和做法。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一方面,企业能最大限度地挖掘潜力,不断创新,改善管理及改进工艺以不断地降低成本,减少开支,使自身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从而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企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自由竞争市场的存在促使企业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给消费者以众多物美价廉的选择,从而使消费者和整个社会的福利达到最大化。因此,市场竞争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合理配置的最优选择,而垄断削弱甚至阻碍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少数企业之间通过达成垄断协议,或一个企业凭借垄断优势独占市场,形成对市场定价和份额的垄断,不仅损害了其他竞争者的利益,也最终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反对垄断,即最大限度地限制垄断的负面影响。正因为如此,19世纪末期世界经济发展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时期后,一些国家均采取了严厉的立法来进行反垄断的法律规制。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各国反垄断立法的步伐大大加快。

    第三,反对限制、排斥市场竞争的垄断行为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反垄断的重点。垄断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可以指一种垄断地位,也可以指一种垄断行为。所谓垄断地位,主要指在市场上处于支配性地位;所谓垄断行为,主要指利用支配地位限制、排斥市场竞争行为甚至打击竞争对手的举措。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反垄断法的重点都转向反对垄断行为。

    总之,全面认识和辩证分析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垄断与竞争的关系,需要把握3点:其一,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竞争是人类经济、科技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动力。实行和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反对和限制阻碍市场竞争的垄断。其二,垄断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垄断与市场竞争是一对矛盾,如同硬币的两面,垄断既有阻碍科技进步和经济效率提高的一面,又有客观存在的现实一面,对垄断需要作具体分析。其三,反垄断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政策取向。反垄断既要着眼于自由竞争又要着眼于经济效率,既要着眼于国内竞争又要着眼于国际竞争。反垄断既要反对和限制垄断地位,又要重点反对垄断行为。

    ②垄断在我国表现的主要特点及成因

     我们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决定了,垄断在我国既具有市场经济下的一般特点,又有区别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地方。

    分析和归纳垄断在我国的表现,其特点主要有5个方面:一是垄断涉及的行业较多和较宽。许多在西方发达国家允许自由竞争的领域和行业,在我国则属于垄断领域和行业。二是行政垄断占有较大比重。三是垄断大多集中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行业和领域。四是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往往交织在一起。五是垄断行业中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

    我国垄断现象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原因、国情原因、文化原因等,但最主要的还在于体制性原因。

    借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反垄断立法的基本理念,我国于2008年8月1日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着力要限制或排除的也是垄断行为,主要是3种垄断行为:一是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二是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是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

    作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垄断,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和特殊的形成原因,全面认识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垄断与竞争的关系,至少需要把握以下3点:第一,由于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以及法制环境等不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允许充分竞争的行业,在我国可能相当一段时间仍然要实行垄断,因此,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做法。第二,行政垄断是目前我国垄断现象中的重要特征,其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其存在既有客观和合理的一面,又有消极的影响。对行政垄断要作具体分析。第三,反对垄断也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总的趋势和改革的主要政策取向。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结合各方面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不断.

    ③辩证分析市场经济下垄断和竞争的关系

    垄断在我国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垄断还涉及到社会财富分配和人们切身利益,再加上我国行业垄断与国有企业往往交织在一起,因此,围绕垄断和反垄断必然会成为我国社会的热门话题,而且很容易形成不同认识甚至产生争论,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辩证的分析。

    (一)我国存在的垄断的利弊分析

    从“垄断”的内涵即“排他性控制”的特点来说,垄断会产生许多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负面效果。但“排他性控制”也是经济秩序的支撑点,也有其正面效应。比如,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产权的基本特征就是排他性专有。同样,垄断在我国也是利弊并存。总的说,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能够取得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我国走向繁荣昌盛的一条必由之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改革,包括深化垄断行业和企业的改革,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加分析地看待垄断问题。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行业存在或出现垄断现象,也有其合理存在和客观有利的一面。比如,有利于减少无序竞争。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和要求,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竞争也存在有益的竞争和有害的竞争的区别。从我国实际情况看,长期以来,不少行业存在无序竞争现象,造成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不断,环境生态受损,社会资源浪费,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产业集中度太低。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角度看,在有些行业中,有时适度垄断会比无序竞争更为有利。因此,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垄断的利弊,要进行深入研究和辩证分析,切忌一刀切和简单化,既不能夸大垄断客观有利的一面,也不能简单地将垄断视为一种不好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看作一种无效的经济制度和市场结构,全盘加以否定。

    (二)行业垄断与国有企业垄断的关系

    关于行业垄断与国有企业垄断的关系,至少需要把握以下3点:

    第一,我国垄断行业中大型企业多为国有企业。应该说,中央企业在我国一些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这是客观事实。国有经济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控制力,必然会出现这种现象。提高行业集中度也会出现国有企业垄断地位加剧的现象,因为许多行业排头兵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对这种垄断现象既不要刻意回避,也不要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

    第二,在具有网络特点的自然垄断行业中虽然其网络是垄断的,但其他许多环节是可以竞争的,因此,一些垄断行业往往是既有垄断的一面,也有竞争的一面。如电力行业中的电网运营处于垄断地位,但发电企业中,中央企业中仅以火力发电为主的就有好几家企业,此外,还有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等核电和水电集团公司,相互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第三,完全垄断型的行业是很少的,大多数垄断行业往往是既有垄断也有竞争。从中央企业的实际看,无论是石油企业还是电信企业,或是电力企业,都是既有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一面,又有几家企业竞争的一面,而且竞争往往十分激烈。虽然一个行业只有少数几家企业,虽然都是中央企业,但都要接受严格的经营业绩考核,都面临市场份额和效益提升等问题。因此,垄断行业里的国有企业竞争也是很激烈的。

    (三)垄断行业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关系

    西方发达国家反垄断的对象往往是大型私营企业或是公众公司,而不是国有企业。由于我国垄断行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大多是国有企业,在国内往往把反垄断对象全部集中于国有企业,把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等同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我国,分析垄断行业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关系,至少需要把握3点:

    第一,深化垄断行业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由于我国垄断行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大多是国有企业,因此,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就必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但也要看到,国有企业包括中央企业并不都涉及垄断。现有100多家中央企业中,既有垄断行业的企业,又有非垄断行业的企业,而且大多数企业属于非垄断行业的企业。

    第二,我国不少非国有企业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也存在垄断现象。对企业来说,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无论是中央企业还是地方国企,都希望在竞争中获得支配地位。实际上,目前我国存在垄断现象的行业远不止国有企业占支配地位的行业,如电脑操作系统、感光材料、汽车轮胎、互联网等行业,都存在垄断现象。

    第三,要区分垄断地位与垄断行为。中央企业在垄断行业大多处于支配地位,但这不等于采取了垄断行为。国务院多次强调中央企业要依法经营,这包括处于垄断行业的中央企业不能利用垄断地位限制、排斥市场竞争,去谋取发展和获取利润,即不能有任何垄断行为。我们不能因为少数国有企业存在垄断行为把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统统归于是垄断地位造成的,甚至把公众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的根源也都归结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

    总之,不能把垄断行业改革等同于国有企业改革,更不能把反垄断等同于反国企。需要指出的是,对国有企业进行的善意批评和改革建议应该持欢迎和支持的态度,但要警惕有人借反垄断为名丑化国有企业,对不负责任的攻击言论要理直气壮地给予批评和驳斥。

    (四)国有企业利润与垄断的关系

    关于国有企业利润与垄断的关系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来看,可能更为全面和客观。

    一方面,国有企业主要是中央企业的利润确实与所处的垄断行业密切相关。社会上之所以经常把中央企业的利润增长归结为垄断,其重要依据之一就是中央企业利润大户前10名往往占中央利润总额的大多数,而这些企业所处的行业大多属于垄断行业。

    另一方面,中央企业利润增长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央企业这些年在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内部管理、加大技术创新、调整布局结构、提高队伍素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艰辛努力,对利润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对国有企业利润的增长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各级国资委组建以来,在调整国有企业布局结构、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强化经营业绩考核、改进薪酬激励办法、改革选人用人办法、加强国有企业队伍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较好地调动了中央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促进了国有企业经营业绩的明显提升。应该说,没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积极进展,中央企业是难以取得这些成就的。因此,把中央企业利润大幅增长都归结为垄断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和数据支持的,是不符合实际的。

    同时还要看到,多年来,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责任。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社会上一些人在评价国有企业利润时,只讲国企垄断,不讲社会责任,这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公正的。在分析国有企业与垄断的关系时,既要看到国有企业因垄断地位而能够获得较多利润,也要看到国有企业因承担更多国家和社会责任而付出更多。

    总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垄断及其成因和作用要全面认识,对垄断与竞争的关系要作辩证分析。这样讲,决不是要否认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要继续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努力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进一步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受到法律同等保护的体制环境,从而进一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发件人:包律师<5itax@163.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7月05日 22:07 (星期四)收件人:仲大军先生<zdjun@263.net>;附 件:1 个 (从税负的转嫁看税制改革的迫切性.doc ) 查看附件

从税负的转嫁看税制改革的迫切性

包向宇 律师

    谈到税负的转嫁,不能不提到国内教科书和网络百科中所提到的普及最广、最让人莫名其妙的定义和分类,“税收转嫁指商品交换过程中,纳税人通过提高销售价格或压低购进价格的方法,将税负转移给购买者或供应者的一种经济现象。税负转嫁与价格的升降直接联系,税负转嫁也是各经济主体之间税负的再分配。”“有前转、后转、消转,还有一般规律”,名牌大学的税收学教授在课堂上也是这么教的。而且声称商品课税容易转嫁,所得课税不易转嫁。而我们的现实中税负是如何转嫁的?不会在课堂上讨论。 在中国的税收体系中占比最重的是流转税(增值税、营业税),占国内税收的一半以上,所得税占比25%左右。流转税对于买方来说是提前支付税款,无论你盈利与否,政府已将属于自己的一份拿走了,这势必增加了买方的成本和销售的压力,而所得税是对经营的所得征税,对经营亏损不征税,所以所得税更切合于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而流转税则会阻碍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但流转税在征管上是有优点的,适合市场化程度低的社会状况。

    第一,流转税不易被纳税人察觉。

    流转环节征税不容易被最终的税负承担者--消费者察觉,卖家是为了赚取利润的,他们必须抬高价格转嫁给消费者。而且国内实行的是价内税,真正的税负承担者拿到的发票时,商品的售价和税款混在一起,他们如果有一些计算能力的话,他们只能算出最终环节的税款是多少,而他们几乎完全意识不到他们已经支付了以前所有环节的税款。
第二,流转税是一种预征的税款。

    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流转税征收的越早,消费者的负担越重,流转的环节越多,税收负担越重,流转的周期越长,税收负担越重。这是因为所有的商人在货物流转其手时必然要获取利润,该利润不但从原材料、加工、保管、研发、仓储的劳务中取得,也从他向政府预支的税款上取得,否则他不但会失去利用这笔税款的机会成本,还会搭上利息。以电视机生产为例,生产厂家在采购原材料时,已经在采购环节向政府支付了税款,否则他无法取得发票,无法在下一环节销售,而他只有在出售了电视机之后才能收回这笔费用,而这可能是2个月之后了。所以,厂家有权从他向政府支付的税款中获取利润,如同他向原材料供应商支付的采购款要赚取利润一样,他向商场报价时,当然要把采购环节的税款考虑进去。商场在向消费者销售电视时,也不会忘记以全部预支款为基础计算利润。于是,最终消费者不仅支付了流转环节的税款,也承担了流转环节的利润,因为商人们都为最终消费者预支了税款。

    第三,流转税管理简便。

    近几年,税务机关推行以票控税,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生产、销售行业,使用营业税发票管理服务业,使用增值税发票、营业税发票控制企业所得税。一切以合法有效凭证--发票说话,而且还有《发票管理办法》及《细则》相配套,以《征管法》为手段,更有《刑法》的偷税罪相威胁,以票控税的流转税体制已经发挥到了它能达到的技术上的极限,但是那一张纸(发票)可不是轻意能得到的,有的人还为了那几张纸送过命(《滴血的发票》),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残暴。

     流转税的弊端

    一、纳税人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沉重

    市场经济严重依赖商品的流通,近几年的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物联网、物流企业的发展完全依赖于商品的流通和信息的流通。商品从厂商到一级批发商时,交了一次流转税,从一级批发商到二级批发商手中,又交了一次流转税,从二级批发商到零售商,又交了一次流转税,从零售商到消费者手中还有一次流转税。商品在出厂后就已经被税务机关征收了一道流转税。在讨论税负是否沉重时,不应只考虑税负在宏观上的负担,更应该考虑流通过程中的税收负担,还要考虑纳税人为取得一纸发票要买计算机、买金税卡、要培训,买打印机,要上网,要开网银,要…….这种负担不仅是数字上的负担,更有商业一旦失败的心理负担,商人经营失败所交的税款是不会退的。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必然下降。实行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体制的国家,人民在商业过程中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心理负担,国民当然有创新的激情。

    二、纳税人偷税的激励增加

   流转税体制阻碍经济模式升级,中国的经济模式停留在世界工厂的地位,被爱国学者定性为西方人的又一个“陷阱”。 中国的生产能力让人惊叹,而国内消费市场是低价、劣质的市场,同类商品竟相杀价不是为了致富,而是为了生存。终端销售是低价竞争,谁价格低谁就能生存。 做生意,进货的钱总是要付的,否则只能去偷去抢。而税款是可以逃的,去年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提高与逃税的结果相同,降低税收负担是,逃税的结果就是自行免除了税收负担,虽然有风险,那也是在被惩罚的时候。

    三、与社会文明相悖。

    而对逃税的惩罚只能限于金钱处罚,不易于采用人身自由罚,更不适用于运用死刑,但如此严重的刑罚势必会破坏刑罚体系的和谐性,刑罚不可能大范围地制造恐怖,这更会增加妄为之徒以命相搏的可能性,更不能将偷税犯罪与杀人等恶性犯罪放在同一尺度上制罪。近几年国家立法机关逐步修改了刑法,废除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死刑,对于偷税行为的处罚以经济处罚为主,简单说可以花钱买自由了,这也算是向文明又迈进了一步。

   四、现代技术放大了流转税体制的弊端

    以票控税把流转税的弊端放大了几倍,这种管理简便。没有发票不能抵扣增值税,没有发票不能进成本费用,没有发票不能减除营业税,没有发票还要交企业所得税,没有发票税务局可以罚你,没有发票要到税务局代开发票,催生了寻租市场,依法治税更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使用了假发票还可能判刑,丢了发票要挂失。。。。发票管制产生了发票市场,卖发票的广告通过各种现代化的途径送到你眼前,你不看都不行,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有没买过发票的吗?如果有肯定是那些已经“走死逃亡”的。这些年通过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把流转税的弊端推行了极致。通过计算机管理的以票管税的流转税体制是没有丝毫技术含量的体制,它比史书记载的酷吏更粗暴、更蛮横、更肆无忌惮、更无耻。

    通过计算机管理的以票管税的流转税体制必然阻碍商品的流通,进而阻碍和束缚贸易的开展,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局面,而已经建成的高速、高铁、仓储、商贸中心等基础设施得不到充分的利用,造成社会资源的浪巨大费,进而是无法充分就业,失业人员过多必然带来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文明有倒退的危险。

    改革流转税体制的迫切性

    中国的市场经济如同中国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是政府建造的,使用规则当然要政府制定。中国的流转税的如同高速公路的过路费,在入口的时候就已经缴纳,无论盈利与否,政府已经收到了第一笔钱,到了另一个省,又有一个收费站,又交了一道过路费,离目的地还有一段距离,如果遇上车祸,那是车主倒霉了。商人在出口的时候才能收回成本,路上的时间越长,资金占用的成本最高,商人越急于赚取利润,风险越大,税负越重,钱交的越早,人们逃税的欲望越强烈,惩罚越轻,人们更倾向于铤而走险,使用高速路的可能性越低,高速路就越没有价值。人们不使用高速路,就会使用别的路,那条没有看守的路,这根本不是社会进步,而是社会的退步。

 


 

 

 

发件人:天地一君山<tdyjs999@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7月03日 22:04 (星期二)收件人:(无)附 件:1 个 (欧阳君山:银行业为什么能大吃“唐僧肉”(共五篇).d ) 查看附件

银行业为什么能大吃“唐僧肉”

欧阳君山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由于市场扩张的巨大缺口,尤其资本本身具有的高流动性,使得资本永远处于相对优越进而也相对稀缺的价值,从而也导致银行也永远处于相对优越也相对稀缺的地位。这也正是中小企业融资难为什么成为全球经济顽疾并久治难愈的重要原因,一定意义上讲,融资难是现代经济常态,大吃唐僧肉是银行业天命。当务之急是反对无节制的自由主义,划定银行及金融业的利润范畴和范围!

    3月底,随着“工农交建中”五大行2011年报悉数出炉,银行业利润问题成为舆论焦点。初步计算,2011年五大行实现净利润6745.31亿元,同比增长25%,以一年365天计算,五大行平均每天净赚18.48亿元。整个银行业的利润更高,在三月份的全国“两会”上,就有统计提到,2011年,我国银行业净利润10412亿元,同比增长36.3%,平均每天净赚约28.5亿元。事实上,早在2011年8月,上市公司中报即显示,在最赚钱的前十甲中,银行业公司占据七席之多,几乎包打天下。

    银行业利润是不是高了甚至存在暴利呢?可能与实体经济的相对低迷有关,也可能受到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影响,也可能是纯粹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还可能就因为中国民生银行行长洪崎一句“有时候利润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的刺激,舆论把炮口对准了银行业的高利润,乃至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对此也议论纷纷,一部分代表和委员直斥银行业暴利。

    但各大行纷纷出面否认,并驳斥所谓的“银行暴利”。如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就直接用数据说话:2008年到2011年,16家上市银行的利润增长率分别为30%、17%、33%和36.3%,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12.5%、13%、53.5%,25%,“银行业利润没有与工业企业背离”,而且“银行利润增长主要来自规模扩张,而不是价格提高”。

    但驳斥遭遇了反驳斥,在全国政协经济组在“两会”上讨论银行利润问题时,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德水针锋相对提到一个数据:“银行的资本金是高,但算算资本投资回报率,银行的资本回报率是实体经济的20倍呢!”20倍的差距还不是背离?今年4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福建考察时也明确谈到:“关于融资成本,其实我这里坦率地讲,我说我们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

    公有公的道,婆有婆的理;公有公的数,婆有婆的据。孰是孰非?回顾一下银行的历史或许有助于思考甚至厘清这里面的问题与纠结。为什么会有银行呢?从词源上讲,银行在英语叫“Bank”,源于拉丁语的“长板凳”。在大众的印象中,银行乃大雅之堂,“谈笑有鸿儒”;长板凳系草根之物,“往来尽白丁”,风马牛不相及,银行怎么会与长板凳血缘相连呢?问题得从货币说起。

    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货币?一定的程度上,人类也可以不需要货币,比如经济上如果完全自给自足,货币即成为多余。做不到完全自给自足,也不一定就需要货币,因为还可以物物交换,张三送李四3个南瓜,李四给张三4只葫芦,要货币干什么呢?但完全的自给自足,现实上不太可能。物物交换也极其有限,三五几家或许还可以,甚至一个小部落也可以凑合,但规模稍大,就容易产生兑换比值的混乱,张三3个南瓜交换李四4只葫芦,李四1只葫芦交换王五5条黄瓜,王五1条黄瓜交换赵六6条丝瓜……仅仅几次交换,混乱就已经生成,要是大伙儿一个个老死不相往来,倒也“不知者不烦”,但如果有一定的组织化呢?显而易见,物物交换不利于社会组织化的发展。

    怎么办?于是就要为所有的交换物建立一个价值度量,或者说要寻找到所有交换物的“最大公约数”——这实质上就是货币问题,乃货币之所以诞生!如果要定性,从学科角度讲,货币首先不在经济学,而属于政治学,它要解决的是人类社会的组织化问题,本质在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和信用。物物交换之所以导致混乱,正是因为缺乏契约和信用;不客气讲,每一次交换都是新的,毫无稳定性,情何以堪?

    银行正是在这中间充当了契约和信用的功能。在中世纪中期的欧洲,商品交换已非常频繁,主要就是在定期集市通过货币进行。但当时的欧洲,列国林立,货币繁多,鱼龙混杂,劣币甚至伪币横行一时;在异地买卖中,携带大量货币也十分不便,极大增加交易成本。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市场,哪里就有创新!市场上出现了以专门鉴定、估价和兑换货币为业的兑换人,他们在此地收取商人此地的货币,开出凭据,然后商人可以凭据在彼地兑取彼地的货币,商人如果有资金周转困难,也可以向竞换人借款,到期还本付息。这就是最早的银行业务,由于当时条件简陋,兑换人通常都是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办公,久而久之,长板凳就成了兑换人的符号,后逐步发展成为银行——“子不嫌母丑”,银行的老娘确实就是长板凳(Bank)!

    显而易见,起源即已充分显示,银行主要是以货币为工具而扮演支付代理的角色,不是生产者,不直接创造价值,坐在长板凳上把货币倒来倒去,怎么会创造价值呢?天下不会掉馅饼!从这一意义上讲,银行业利润一年更比一年高,远比实体经济风光,是不合理的;银行业公司几乎包揽最赚钱的前十甲,更是有问题的;银行的资本回报率是实体经济的20倍,更是极其严重的失衡。如果死扣马克思只有劳动创造价值的逻辑和理念,银行业就是不劳而获的范儿。偏执者并非马克思一人,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也不认为服务业创造价值,还不只是银行业。

    但无论马克思,还是亚当·斯密,似乎都有失全面,最简单的,至少在现代经济体系中,银行业或资本如果不创造价值,各劳动要素怎么组合一块呢?党的十六大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资本及非生产性服务,也都像生产劳动一样创造价值。不肯定包括银行业在内的服务业创造价值,全部的现代经济体系恐怕都要一夕之间土崩瓦解。市场上突然有人拉出一条长板凳,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因为市场需求明摆着。服务业或许不创造价值,但能够帮助实现价值,让潜在价值尽快转化为现实价值。没有长板凳,多少商业价值会胎死腹中呢!有人说过:开天辟地以来,人类有过三项伟大发明:火、轮子和中央银行。把银行与火、轮子相提并论,一定意义上并不虚夸。

    “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从根本上讲,一切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的行为都是创造价值的,但并非“眉毛胡子一把抓”,这里面存在本与末的区分,也存在先与后的区别。制造业为本,实体经济为本,包括银行在内的服务业,为制造业及实体经济服务,全部的虚拟经济都处于从属的地位,这个关系不能颠倒,服务业及虚拟经济创造价值是基于实体经济创造价值的,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基础,再新鲜的花样也只是空中楼阁。

    警钟响彻寰宇,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国际金融海啸,再次向世人提醒银行及金融业“脱实向虚”的巨大危险。美国原本长期以来是个制造业大国,据联合国工发组织的统计显示,近10年来,全球制造业总量中,美国的份额一直不低于1/5,稳居世界第一。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化的萌芽和发展,制造业一度被认定为“夕阳产业”而遭“挤兑”。次贷危机爆发前,金融和房地产业的利润总额占到美国企业利润总额的40%以上,美国标普500强企业的总利润中也有25%—35%是由金融和房地产业产生。这明显是非理性繁荣,偏离了价值基本面。2011年9月17日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之所以持续至今并得到各方面的响应和支持,绝非简单的“99%”人多势众。

    银行及金融业“脱实向虚”导致危机,已不是第一次,在世界经济史上的大多数危机中,都可以看到金融业作祟捣乱的影子。无论是从中国看,还是从全球看,当前银行及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一定意义上正是电视剧插播在广告里面,原本广告插播在电视剧里,银行及金融业甚至整个虚拟经济是服务并服从实体经济的,但如今反了,虚拟经济坐享大成,借用温家宝总理的语言讲,把实体经济当成了“唐僧肉”。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原本服务并服从实体经济的银行及金融业为什么能够反客为主,大吃唐僧肉,甚至一再掀起经济海啸呢?

    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稀缺放大了银行及金融业的价值!坐在长板凳上倒腾银两,的确不创造价值,确实是寄生在劳动和商业的身上,银行无法自成一体。但银行能够通过为生产者服务而与生产者一起共同实现价值,某种程度上的确点石成金,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而且长板凳也不是谁都能够坐的,一是兑换人一般需要有统观全局的能力,二是倒腾银两也存在一定的门槛,而且一般应该比劳动和商业的门槛要高,两者结合在一起强化了银行的稀缺性,从而导致银行反客为主。

    但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市场高度开放,银行并不具有特殊的稀缺性。有资料显示,中国13亿多人口,只有不到500家银行;美国3亿多人口,拥有8000多家银行。显而易见,相对于中国,银行在美国不具有稀缺性,可为什么服务并服从实体经济的银行及金融业在美国仍然能够大吃唐僧肉呢?

    原因应该在资本的流动性!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由于市场扩张的巨大缺口,尤其资本本身具有的高流动性,使得资本永远处于相对优越进而也相对稀缺的价值,从而也导致银行也永远处于相对优越也相对稀缺的地位。这也正是中小企业融资难为什么成为全球经济顽疾并久治难愈的重要原因,一定意义上讲,融资难是现代经济常态,大吃唐僧肉是银行业天命。

    张维迎先生曾寻思:为什么总是资本在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在雇佣资本?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张维迎最后的回答是资本可能要比劳动更讲诚信,其实原因更在于商业化和全球化,商业化需要流动性,全球化支持流动性,整个商业文明的本质就在于流动性。尤其全球化使资本的选择范围更大,有点像“皇帝女儿不愁嫁”。另一方面,全球化使劳动力几乎形成无限供给的局面,香港的劳工成本高,那资本就流到珠三角;珠三角的劳功成本升高,那资本就流到越南;有朝一日越南的劳工成本也升高,那就再流到非洲大陆——资本那一双贪婪的眼如今是高高地悬在整个世界的上空,广大普通劳工阶层几乎被没收谈判砝码,成为唐僧肉。这正是为什么总是资本雇佣劳动的重要原因,也正是银行及金融业为什么能够大吃唐僧肉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两个问题是有内在联系的。

    如何才能够让银行及金融业复其本位并安其本位呢?一方面要进一步开放金融,对中国尤其如此。令人高兴的是,国务院已决定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作为改革开放重要窗口的深圳也已经出台《关于加强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另一方面可能更加重要,那就是约束银行及金融业的贪欲,甚至有必要划定银行及金融业的利润范畴和范围,自由是有方向和限定的,反对无节制的自由主义,对中国如此,对美国也是如此。

    走笔至此,想起美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中的一段告诫:必须把“钱商”从“文明殿堂的宝座上”推下去,我们必须“重建古老的真理”,也就是种植、制造和发明的工作,应该比“钱商”所做的享有更高的荣誉和更好的报酬——银行业,请放下大吃唐僧肉的刀叉!
 

 

 

发件人:天地一君山<tdyjs999@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7月13日 22:12 (星期五)收件人:(无)附 件:1 个 (欧阳君山演讲:从“文质彬彬”到“君山大爷”.doc ) 查看附件

与许小年和任志强兄弟商榷房事

欧阳君山

    按:主流经济学大致处于小学二年级的水平,说他们晓得自由市场,我担心自己的下巴要笑掉下来!

    中国又到了一个纠结的时候,社会矛盾越来越集聚,也越来越尖锐,社会共识则越来越稀薄。个人主张和赞同市场取向的改革,最坚定,最彻底,毫无芥蒂。但有两点把我与所谓自由主义及主流财经界截然划开:

    一是我旗帜鲜明反对政府建设保障房!即便所谓最最自由的自由主义者,也不反对政府建设保障房,但逻辑是无情的,所谓的“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大错特错,只有一个市场,市场能够为普通收入者解决住房问题(链接)。

    一是我旗帜鲜明支持限购限贷!自从2010年4月“新国十条”首次提出限购限贷以来,一直就饱受所谓自由主义者的攻击。李稻葵先生原本也认定限购限贷属于权宜之计,不过辩护了一两句,即被许小年先生批评为“斯文扫地,学界悲哀”。但逻辑是无情的,限购限贷能够部分恢复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地道的市场操作。

    这两点充分表明:“市场”两个字是当前最流行的教条!过去也多次呐喊过,但由于是针对整个财经界乃至整个经济学界,几乎无人注目,就像我呐喊“‘汇率’是个伪命题”一样,原因应该就在于产权不清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整个财经界”或“整个经济学界”是个“虚词”,就像“全民所有”是个“虚词”一样。有意思的是,一位被认为“左”的朋友,理论上肯定“全民所有”,反对动不动就提“产权改革”,却提醒我平常要加大批评力度,点出具体的人名!我一直在宣讲注目礼,怎么能动辄批评呢?还是商榷吧!

 

限购限贷是地道的市场操作

----与许小年先生商榷“限购限贷不合理也不合法”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一定要明白一点:市场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市场通过均衡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不是为所欲为,更不是胡作非为。偏离均衡和资源优化配置的所谓自由市场,都是伪自由和伪市场。自由教条主义者只取自由的形式,把自由的实质即资源优化配置抛到了九霄云外——这正是当前中国自由教条主义之昧之误之害!

    许小年简介履历(据百度百科)

  1975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198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工业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1年—1985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1991年毕业于加州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1年—1995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Amherst学院担任助理教授;
  1996年任世界银行咨询师;
  1997年—1998年任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
  1999年加盟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任董事总经理、研究部负责人;
  2004年2月加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任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2005年4月被北京高华证券任命为研究部主管,12月升任高华副董事长;
    2006年11月以顾问身份加盟嘉实基金,同时继续在中欧担任教授。

    许小年先生是鲜明的市场派,“所有的规划全都是鬼话”及“限购限贷不合理也不合法”的理念与说法,彰显他对市场机制的深切辩护,同时也反映他对市场机制的浅尝辄止,也代表着主流财经界对市场的盲目教条。许先生学识渊博,近年来并反思现代性;学风务实,明确表示“不懂装懂是危害最大的”。尤其可贵的是,许先生颇有古之士大夫风范,忧国忧民。提此商榷,期与共进。

    限购限贷是地道的市场操作

    当前,由于国际国内种种因素,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似有加大。5月中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武汉调研并主持部分省份经济形势座谈会,强调把“稳增长”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似乎与此对应,近期一揽子堪称“刺激”的措施与项目集中放水,一是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传统垄断领域的政策密集出台,一是一大批举足轻重的项目纷纷获批。

    此情此势,房地产的“刺激”能力被旧事重提,相应地,以限购限贷为主要特征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再次受到动摇和冲击。5月中间,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房地产蓝皮书》,预期2012年部分城市具体限购措施可能有所变化。事实上,变化一直在悄悄进行,由于集团利益作祟和短期利益发作,部分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严控长期以来就阳奉阴违。有媒体报道,目前已有30余城市对房地产的限购限贷作出微调。

    无可奈何的限购限贷

    不排除部分地方的微调确实包含提高政策差异化和精准度的操作,但如果真正动摇限购限贷的大防,无疑引鸩止渴,不仅让政府公信力大跌三千尺,而且极其可能导致房地产泡沫报复性膨胀。但限购限贷的政策之所以容易受到动摇和冲击,原因不仅在于利益集团的利益,更重要的是,限购限贷从一出生就被认作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缺乏理论正当性。

    自从2010年4月“新国十条”首次提出限购限贷以来,因属于行政操作,一开始就饱受攻击,任志强先生甚至放言:“限购就是限制人权”!由于与“自由”竞争和“市场”选择背道而驰,学术界普遍认为限购限贷是个怪胎,吴敬琏先生甚至提出过与任志强相近的说法:限购令突显政策不协调,限购实是限制货币权利!李稻葵先生也认定限购限贷属于权宜之计,不过辩护了一两句,即被许小年先生批评为“斯文扫地,学界悲哀”。即便为之拍板的决策层,也明显底气不足。2011年10月,在回答全国人大有关质询时,住建部部长姜伟新明确回应:住房限购是个“不得已而为”的“行政办法”!在眼下这个有点特殊又有点敏感的时期,许小年再一次发出“怒吼”:限购限贷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不仅侵犯了消费者权利,而且侵犯了企业自主经营权。

    均衡价格须在限定系统内达致

    殊不知,限购限贷属于正当的市场操作,而且是地道的市场操作。如果说在自由之外,市场还允许进行某些操作的话,不是别的,就是限购限贷,更广义地讲,不只限购限贷,也可以包括限制其他行为,一“限”字原本自由市场的当然前提。没有限,就不会有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没有限,就不会有市场的均衡;没有限,根本上就无所谓自由市场。

    现象上讲,与保障房建设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与破坏相反,限购限贷是政府对市场的建设和维护。原因上说,限购限贷之所以是政府对市场的建设和维护,与保障房建设之所以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与破坏一样,核心都在于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

    市场怎么实现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呢?在市场上,由于供给和需求力量的相互博弈,市场价格趋向于一个均衡价格,即商品的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商品的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相等时的价格。如市场价高于均衡价格,则出现超额供给,使市场价格趋于下降,直至均衡价格;如市场价格低于均衡价格,则出现超额需求,使市场价格趋于上升,直至均衡价格。这就是西方经济学的标准回答——均衡机制,均衡机制使市场实现对资源的优化配置。

    标准答案的确没有错,但西方经济学在阐述均衡机制或者说均衡价格时,不幸而把具体的前提疏忽了——这是人们最容易犯的毛病之一——笼统地讲供给与需求的相互博弈,笼统地讲所谓“在市场上”。实质上,市场必须是具体的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相互博弈也必须具体的,抽象地谈论市场竞争和均衡价格,貌似天衣无缝,实则漏莫大焉。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个宝贝,成本在五块钱,不低于成本价就可以出手,越高当然越好,谁不图个多赚呢!现在面对黑压压的购买者,第一个报价,一块钱,不行;第二个报价,二块钱,不成——第五个报价,五块,嗯;第六个报价,十块,还行——第N个报价,N+M块钱,再看看……购买者不断,报价越来越高,不知他们有多少人,也不知他们有多少钱。此情此景,宝贝永远也卖不出去。如果真要成交,必须设定一个时间,比如3小时内卖出,3小时内的最高出价者得之;或是圈定一个人群,比如36个人内卖出,36人中的最高出价者得之。

    显而易见,成交必须在限定系统内进行,均衡价格是在限定系统内达致的,如系统无限开放,没有具体的前提与范畴,均衡永远也达不到。西方经济学在阐述均衡价格时,应该说隐含着限定系统的前提,但没有明确指出均衡价格有且只有在限定系统内才能达致。“言必称希腊”的中国经济学界也稀里糊涂地忽视了这一个根本不能忽视的前提——限定系统,正应了马克·吐温的话:“问题经常在于人们深以为然而不尽然的地方。”

    “流则为寇,坐则为王”

    或要问:限定系统真的构成自由市场的前提?难道均衡价格真的必须有且只有在限定系统内达致?自由的灵魂难道首先是一“限”字?事实上,均衡机制和均衡价格不只是存在于商品交易之中,也存在于更广义的人际交往中。原本,更一般的人际博弈也属于交易,也可按供给与需求来处理。下面的故事据称曾给经济学大师曼瑟·奥尔森相当的启发:

    一群人,不务正业,专门从事抢劫,可称之为“匪”。他们先是流动抢劫,从乡村到城镇,抢一阵子就换一个地方。日子过得也有滋有味,但风险太大,随时有被受害人致残或被官府捉拿处死的危险,劫匪已失散好几个兄弟,心底里也渴望能稳定下来。

    后来,他们在流动抢劫中发现一座高山,算得上一风水宝地,山下有大片良田和人烟,山上有洞天福地,还有一个风光旖旎的湖泊。于是匪们就此安营扎寨,白天下山抢劫,晚上山中休养,一度逍遥似神仙。但不久,劫匪发现山下的居民都搬走了,良田大片抛荒,他们面临无米下炊的窘境。

    匪们不得不围坐一起,共商大计,最后决定以税代抢。第二天就派人与山下居民约定,他们以后不抢了,不但不抢,而且要收保护费:养牛一只,月缴五角;养猪一只,月缴三角;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保护费绝不滥用,就是要保护居民们正常的休养生息。如有内部抢劫发生,他们负责惩办;如有外来抢劫,他们负责应对。

    这就是“流则为寇,坐则为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导致的是流寇行为,美德有且只有成长于稳定而长久的博弈。显而易见,如果劫匪们不思安稳,不念长远,他们就不会以税代抢,这里的税即构成一个劫匪与居民的均衡价格。唯有在限定系统内,博弈双方或者说供需两力是相互作用且良性反馈的,赋予一定的时间区域,必定达致均衡,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稍微观察大自然就知道,凡流水冲涮之地,不仅不会有鱼,甚至连水草都不会有,只有沉淀才会带来生机。

    把“限”字令进行到底

    这正是限购限贷的理论正当性,它原本自由市场的当然前提,根本就不是什么不得己而为的权宜之计,但由于西方经济学教条的影响及中国经济学人的迷信与迷茫,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没有很好地从一“限”字出发,而是掉入无序竞争,结果使投机者如鱼得水,大打出手,市场严重偏离均衡,在残酷的事实面前,最后政府不得不出手,企图为市场拨乱反正。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一定要明白一点:市场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市场通过均衡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不是为所欲为,更不是胡作非为。偏离均衡和资源优化配置的所谓自由市场,都是伪自由和伪市场。自由教条主义者只取自由的形式,把自由的实质即资源优化配置抛到了九霄云外——这正是当前中国自由教条主义之昧之误之害!

    首推限购限贷的“新国十条”旗帜鲜明提出要“坚决抵制不合理住房需求”,“严格限制各种名目的炒房和投机性购房”——这无疑是正确的,算亡羊补牢。资源优化配置是全局着眼的,从全局上讲,炒房和投机性购房属于地道的浪费,明显偏离均衡,明显偏离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可忍,孰不可忍!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严重失衡形势,限购限贷只能加强,不得削弱。不只是限购和限贷,一“限”字还必须细化和深化,限期开发,限期销售;限房型,限面积;限用途,限空置,把“限”字令进行到底!

    真正让人忧心的是,由于中国房地产严重偏离均衡,尤其在部分中心城市,又加之中国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即便限购限贷,真正的刚需者也仍然难以消化目前的价格。这给限购限贷政策的落地带来巨大的困难,也容易招致房地产商、炒房者和投机性购房者的侥幸心理,同时还容易动摇政府尤其地方政府严控房地产的意志。但引鸩止渴的前途唯有一条,那就是死!引鸩速死还是艰难活着,这是中国房地产的问题!

    无论房地产商,还是财经界,抑或决策层,在房地产问题上都犯一个明显错识:谈论需求时,把社会需求当作一个整体,把所有人捆绑在内,即所谓城市化导致房地产的刚需巨大;谈论价格时,对社会作出族群割裂,把大部分人踢除在外,说市场是为一小部分富人服务的。这是什么呢?遵照他们自身的逻辑,对穷人是上屋抽梯,对富人是绑架勒索——任志强是上屋抽梯加绑架勒索的典型!

 

保障房建设是市场不义之果

----兼与任志强先生商榷“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

    按:中国又到了一个纠结的时候,社会矛盾越来越集聚,也越来越尖锐,社会共识则越来越稀薄。个人主张和赞同市场取向的改革的,最坚定,最彻底,毫无芥蒂。坦率讲,我对市场的钟情不是任何一个自由主义者可比的。举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在房地产问题上,即便最自由的自由主义者,似乎也不反对政府建设保障房,但我旗帜鲜明提出,所谓的“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大错特错,只有一个市场,市场能够为普通收入者解决住房问题(链接)。对“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的支持充分暴露经济学界其实并不真正懂得市场,“市场”两个字是当前最流行的教条!

    目前中国正大规模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按有关规划,“十二五”期间,全国将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覆盖面将达到20%左右。为保障目标的实现,近两年来,住建部每年底都与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订责任书,明确下一年的开工量、开工期限甚至竣工量。

     在房价收入比和租售比严重畸形的情形及贫富悬殊的市场结构下,保障房建设确实没有错,不仅能够如决策层所强调的,缓解群众在居住方面遇到的困难;更重要的是,这在客观上提供了另外的选择,打破“房地产市场”的垄断,有利于畸形的房地产市场回归正常。事实上,政府建设保障房也是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美国被认为是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但保障房建设也堪称如火如荼,自上世纪30年代就已开始,至70年代达到高峰,绵延至今。

    或许正因为此,没有谁反对建设保障房,老百姓不反对,房地产商也不反对,皆大欢喜,决策层也认为政府责无旁贷,甚至没有谁有过丝毫的怀疑。当然,也有人怀疑保障房分配会不会导致权力寻租甚至腐败,甚至也有人质疑中央提出五年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存在“大跃进”之嫌,但的确没有谁怀疑建设保障房的事情本身。

    在作为主流的市场派的眼中,“看得见的手”近乎过街老鼠,但对政府伸出手来建设保障房,市场派也都举双手赞成,认为保障房是对房地产市场的补充和匹配。这一点在任志强先生身上有集中的反映,他以“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的双轨制自任,并明确表示:“我是最早提出房改之后应同时建立住房保障体系的,大约是在23号房改文件出台之后第二个月的中房协会议上。”这有可能是记忆模糊,因为比“23号文件”即1998年7月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更早,1994年7月的《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议》即鲜明提出:“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和以高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商品房供应体系”。但这不妨碍任志强作为住房双轨制的代表。

    问题是双轨制并非英明睿智,根本就经不起推敲,作为向市场制的过渡或许还可以,就像中国的改革经历过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一样,它存在逻辑上的“肠梗阻”,最明显的就是:市场既然是配置资源的最优机制,为什么在住房问题上,市场就只能为少一部分人(少数的高收入家庭)配置资源,而大部分人(更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必须非市场解决呢?为什么别的商品也存在高档和低级之分,但却只有一个市场,而没有企业生产高档、政府保障低级的双轨制呢?

    更致命的逻辑可能还在于,政府伸出手来建设保障房,不也还是配置资源吗?既然还是配置资源,就存在一个优化的问题,为什么这里就必须找市长而不是找更优化的市场呢?任志强们成天把市场挂在嘴头,从来就没有细想:原本属于市场的资源配置大权为什么要拱手让与市长?也没有从历史的角度思考一下:中国改革经历过从计划向市场过渡的双轨制,而今住房建设却要从市场制向双轨制倒退,岂不唏嘘?如果市场制只能够为一少部分人优化配置资源或是把资源配置到一少部分人手里,改革的正当性何在?改革的道义性何有?

    但任志强仍然气壮山河,多年以来一直“叫嚣”房地产商“为富人造房”。这在网络上曾引来无数的“板砖”,以至有网友针锋相对发出号召:“取消开发商!”但奇怪的是,当任志强大谈“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时,众网友似乎都沉默一片。这就是大众的非理性甚至民粹,“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不过是“为富人造房”的时髦马甲,更准确讲,“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就是对房地产商“为富人造房”的坐实!

    区别当然还是有的,如果说“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更让人感觉道义在胸,那“为富人造房”就是更让人感觉成竹在胸。有人为任志强力挺:“如果说为富人造房有错,那么造飞机也有错了,因为这基本是为富人造的,造汽车也有错了,这也是为富人造的。”还有人打出更巧妙的比方:“一些地产商‘为富人造房',与所有大学教授‘不为小学生讲课',完全是一样的道理。”不能不说,这一番番的“道理”极是正大光明,颇能舌战群儒。

    但假的就是假的,如果说“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在荒谬性上还若隐若现,那“为富人造房”在荒谬性上即暴露无遗,最明显的就在于:为什么能够为富人造房?富人为什么买任志强造的房?或许要说:这不小儿科吗?富人对房子有需求嘛!且不说富人都已有房,而且有多套房,有的甚至有几十套房,现退一万步,认定富人也像穷人一样,虽不至于露宿街头,但的确也没有房。可富人凭什么高价购买任志强造的房呢?

    摆在任志强面前有两种选择,第一个:你们富人不接受我的价格,我不卖了,这对任志强可能不合算;第二个:你们富人不接受我的价格,我就不卖你们了,卖别人去!这个别人是谁呢?从群体上讲,当然就是穷人——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如果没有中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活生生地挺在那儿,富人可能不会买任志强的房。即便打算买,也可能不愿意接受高价格。不正是因为富人如果不出高价,中低收入群体就买去了么?广大中低收入群体在这里被房地产商绑架,为市场作了个托!

    道理实际上显而易见,拿拍卖来说——这是最简明的市场模型——没有前面垫底者的需求,没有前面购买力的“投票”,价格会无缘无故升上去吗?够了!拍卖无可辩驳地表明:社会需求是一个整体,不要上屋抽梯,把垫底者的需求弃之一边!相应于社会需求是一个整体,市场也是一个整体。换言之,只有一个市场!

    这正是双轨制的荒谬,它人为割裂市场,把市场搞成一少部分人而非所有人的市场,另一部分人的需求必须非市场的手段解决,进而导致政府的介入——实际上是对市场的破坏!这并不是说一个价格匹配所有人的要求,市场会在演化中形成级差和结构,就像通常所见的那样,绝大多数商品都有高档、中等和低级之分,各档次商品和平共处于一个市场,不需要政府介入保障低级商品。如果也借用“蹩脚的比喻”一说,那就是:大学教授的确不为小学生讲课,但有小学老师为小学生讲课,他们和平共处于一个教育“市场”。

    无论房地产商,还是财经界,抑或决策层,在房地产问题上都犯一个明显错识:谈论需求时,把社会需求当作一个整体,把所有人捆绑在内,即所谓城市化导致房地产刚需巨大;谈论价格时,对社会作出族群割裂,把大部分人踢除在外,说市场是为一小部分富人服务的。这是什么呢?遵照他们自身的逻辑,对穷人是上屋抽梯,对富人是绑架勒索!
 

 

 


发件人:thxj2008<thxj2008@163.com>;时 间:2012年07月06日 21:16 (星期五)收件人:zdjun<zdjun@263.net>;发件人:xujian <xujian@smthfund.com>发送日期:2012-07-06 16:20:19收件人:13371751908 <13371751908@163.com>主题:转发: 许小年在博鳌房地产论坛的演讲

应该废除18亿亩耕地红线

许小年

2012-07-04

    以“冲突论:跨越政经周期的逻辑”为主题的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第12届年会将于3日至6日在海南三亚举行,网易房产全程直播论坛盛况。

    主持人:秦主任说明是个人的研究,分析的非常简明和清晰,在影响房价变化中对“双流”因素,人口流动,资金流动进行逻辑的分析,实际上最后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启示。媒体不应该对短期有判断,事实上要转向长期趋势的把握,非常感谢秦主任的演讲。

    前面两位都是学者型官员,也有很强的数据支持和分析,接下来有请一位学者,下面请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先生发表演讲。

    许小年:大家上午好,我今天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探讨房地产的问题。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我们的预测是,不应该是预测,应该说是感觉。经济增长速度今年会逐渐的下降,下降的趋势会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到我们什么时候认认真真的采取改革的措施,才能扭转下降的趋势,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都看到了外部的需求再继续的恶化,欧债危机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美国的经济虽然触底,但是什么时候进入可持续的复苏,现在还看不清楚。在外需疲软的情况下,国内的投资跟着就下降了,过去的投资有相当部分是为了满足外部需求,当外部需求的潮水退下来后,我们的经济模式就是多年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带来的后果现在清晰的摆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各个行业大量过剩的产能,现在看到钢铁库存积压,煤炭库存积压、水泥库存积压,资本品基本上是处于产能过剩的情况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很高速度的投资增长,三大需求中,两大需求近期不可能恢复的情况下,大家将希望寄托于消费上,但是我想说的是,消费者不是我们的佣人,你想用的时候,招来了就能够为你服务,我们在理财界讲的一句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过去三十年不理消费者,今天想用消费者来救急是不可能的,要想消费,能够撑住外部需求和投资需求下降这一块,要有收入和财富的支撑。没有收入和财富的支撑,消费不可能走上去,传统增长模式,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潜力已经耗尽,红利耗尽,当前面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主要是结构性的,反映经济模式转变痛苦的过渡阶段,体制性的,而非周期性的。现有的框架下,政治和经济体制下做文章无法突破困境,无论政府在下半年采取什么样的宏观政策,我认为经济下滑的政府的趋势不可改变。政府不会也不会出台4万亿元或者是2万亿元,出台也没有用的,政府再次启动刺激性的财政政策,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小刺激,小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只会支撑更多的过剩产能,没有其他的作用。

    银根放松方面,会将刚刚控制的通货膨胀再叫回来,通货膨胀将卷土重来,我认为政府不会出台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计划,即使出台了也没有用的。

    2009年的时候,我们号称4万亿元,可是不要忘记,2009年银行新增贷款10万亿元,2010年新增贷款8万亿元,投入了如此多的资源,只不过是换来了几个月的GDP的反弹,今天要投入多少资源才能扭转因为经济结构问题出现的增长速度的下滑,我们不要过多的寄希望于宏观政策,必须以改革为主导,释放新的增长动力,创造新的需求,这才是我们突破困境的最有效的办法。

     如何释放新的增长动力,创造新的需求,必须在思想上放弃大政府强干预的思路,回到邓小平改革的思路上来,依托民众,依托市场而不是依靠政府,从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寻找新的需求。

    那么新的增长点在哪里?新的需求在什么地方?刚才两位讲演者都讲到了,我也同意他们的观点。城镇化还有巨大的潜力,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数字,官方数字是50%,实际上有一些学者估计这个官方数字高过了中国城镇化的实际水平。因为50%多包括了至少1.6亿常住城市的农民工,我们知道这1.6亿的农民工并没有融入城镇的经济,也没有融入到城镇,所以把这一点因素扣除掉,我们的城镇化不到40%。在和欧美国家相比,相差了一半,和日韩离的70%和80%相差非常远。

     如果我们多次采取措施,提高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能够创出多少的需求,多盖多少的房子、商店、医院、学校、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

     第二个方面新的动力和新的需求,就是经济的转型和创新,我们要从制造转向为创新,转向为研发。为了实现经济从制造型转向创新型,必须扭转当前的趋势,放松解除行政管制,打破行政垄断,否则创新转型无法实现。

    第三个方面是服务业,过去的十几年间,我们重点发展的行业大多数都是资本密集型的、资源密集型的重心制造业,这些重心制造业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真正能够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保持社会的稳定将来还要依靠服务业。

    中国的服务业在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中是欠发达的,我们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到40%,印度有50%,日本60%以上,美国达到了80%左右,服务业是真正的劳动密集型的,要想实现更快的城镇化,要想实现中国的转型和创新,要想大力发展中国的服务业必须推动改革。服务业欠发达的原因就是政府的过渡管制,现在要放松管制,鼓励民营资金进入到服务业中,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服务业、进入目前由国企垄断的行业,仅靠发文是不够的,仅靠制定政策是不够的,要切实的保护他们的产权,要让投资者感觉到放心。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看到在各地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侵犯民间产权的行为,这些行为如果不得到及时的纠正,如果不能够让民间的资本感觉到安全,你再发《新36条》也没有用。

    有一些记者问我对《新36条》有什么疑问,我说发了“新36条”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老36条不管用,如果老36条管用的话,不会发新36条,逻辑就在这里。如果老36条能够管用,我为什么要相信新36条能够管用,这不是发文件所能解决的问题。

    在山西我们看到煤矿国有化,在山西看到油田的国有化,打着能源安全生产的名义和能源战略化的名义来侵犯民间的产权,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再发36条也没有用。

    要想推动改革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困难在于转变政府的职能,需要对政府进行重新的定位,这个重新的定位就涉及到政府部门利益的再分配,这个利益短期内难以突破。政府各个部门的利益现在已经成为阻碍改革的最大问题。

     在改革近期内难以突破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现存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框架下运行,我们就无法逃脱需求不断的萎缩,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那怎么办?

     我同意刚才几位嘉宾的意见,房地产是可以拉动国民经济非常重要的行业,所以我建议要取消限购和限贷政策。让房地产行业发挥拉动经济的作用,限购和限贷政策即不合理也不合法,因为它限制了消费者的自由购买的权利,而且侵犯了消费者的权利,侵犯了企业的自主经营权。现在到了取消不合法、不合理政策的时候了。让房地产行业能够对国民经济起到推动作用。

    当然可以设想一旦取消限购和限贷政策,房价将会像过去那样出现新一轮的上涨行情,房价过高确实对中国经济对民生造成了困难,在取消限购和限贷政策的同时,我们必须考虑推出新的改革措施抑制房价的快速上涨。我想强调的观点是,在市场经济中当商品价格上涨的时候,一定是供不应求。因此,解决的方案不是限制需求。为什么要限制需求,我实在不明白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什么?经济活动的全部目的,是为了满足民众日益增加的需求,这是经济活动本来的目的,你为什么要限制需求?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根本性措施是增加供给,特别是增加土地的供应,增加楼盘的供应。当然有人说,现在看房屋的空置率已经过高了,难道不是说供大于求了吗?持这样观点的人忽视了一个关键的内容,就是投资和消费定价的不同,消费品的价格是由当前的需求决定的,因为消费发生在刚需,而投资品的定价是预期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因为像房屋这样的投资投资不是一年形成的,而是多年消费积累的,有资本增值的预期在里面,所以当前的价格决定是由预计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而不是由刚期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很多政策制定者搞不清楚这个概念,结果打压价格使价格越打越高,因为他只关注当前的刚性,没有关注未来的供给。人民的预期没有因为限购而改变,反而因为限购的政策而增强,导致预期更大,因为未来的需求会更大。

    要改变人民对未来的预期,光靠忽悠是不行的,光靠文件是不行的。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就是理性预期,理性预期就是有真金白银支持的预期,为了改变人民对土地越来越稀缺的预期,我们必须要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要考虑小产权房的合法化,可以考虑开发更多的林地和坡地来作为商业用途。特别是我必要放弃18亿亩的红线,18亿亩红线是人民对于未来土地最重要的因素和预期,为了打破人民对土地越来越稀缺的预期,我认为有必要打破18亿亩红线,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打破土地市场由政府垄断的现状,开始让市场进行土地的配置。如果要让市场进行土地的配置,土地制度必须改革。

    当前经济的背景不单纯是周期性的,主要是结构性的,主要反映出我们长期以来奉为法宝的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它的潜力已经耗尽。在这样一个传统增长模式下做文章讨论政策,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现在应该是认认真真,思考改革的时候。这个改革不能只挂在嘴上,而是要落实在行动上。如果我们能够坚持邓小平所制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我很有信心中国经济较高速度的增长,我不敢说20年,再保持10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不改革,一味拖延,那么在最后一、二年中经济的形势只会越来越严峻。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白领家庭未来10年内将面临破产

郎咸平

2012年06月23日

    [导读]"中国99%的白领以及他们的家庭即将面临破产。而且是必然破产!无路可逃!这件事可能是发生在未来2-10年。你可以尽量去怀疑这个数字。但它必然发生,绝非危言耸听。"

  第一大当:房产

  买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是的,你是这样认为,但是在中国你无法拥有这个房子,只是租给你而已。因为房子是你的,地不是你的,只是把土地使用权70年(从现在退70年那是抗日战争时期,谁见过那时候的房子?)。房子通常情况下30年左右就会遇上拆迁或者旧房改造。也就是说你花了买房的钱,却只能得到租房的实际效果。当然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当几十年后你发觉上了当!有一群流氓冲进你用一辈子积蓄买下的房子,画上一个大大的"拆"字!然后把你的家当全部当垃圾一样扔出门外,不顾你的苦苦哀求,甚至还在报纸上给你按一个钉子户的臭名,人大众辱骂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绝望!

  就好像60年代,人们必须购买三大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才算是成功人士才可嫁人娶妻。70年代人们必须购买新四大件:电视、电冰箱、洗衣机、电话才算是出人头地才可娶妻生子一样。记得当年装电话可是要几千块钱一部啊(人均收入不到200元的小城),而北京上海更有上万一部的时候,还得排队买号搭人情,和今天的买房又何其相似?

  第二大当:就业

  当有人终于开始感叹:当年当知青的时候,当有人下岗之后感到没有生路,只能静坐抗议却无人理会,只能沦落街头还别人编首歌嘲笑着人生豪迈,重头再来的时候,你曾想过,他们也曾经和今天的白领一样风光!他们的收入和地位也曾经让周围的人艳羡不已?你可曾想过20年后的今天,你也会和他们一样沦落街头,众叛亲离?!

  有人说嘿!你不知道有失业保险、养老保险、XX保险么?呵呵,我在北京漂泊N年,交了无数保险大概有好几万吧,但失业的时候跑断腿也没人给我啥保险,反而很多保险都被冻结了说我交得断断续续的,我简直气得。然而即使是这样,家长们还是疯了一样的把孩子往各种企事业国有单位里送,我身边就经常有这样的例子。我老家一个远房亲戚,找关系托朋友,花了七万块钱通过公开招聘把儿子送进了交警队,干上合同制的police,一个月拿800块人民币,结果第三年被竞争上岗给刷了下来。一家人哭哭啼啼的,我说刷了好,你上那班一辈子挣不回那七万,赶紧先洗洗睡,改明再凑点钱做小生意去吧!没准还能赚点。

  我就想不明白,中国人咋就这么傻?还有那年纪轻轻的小白领们,找工作最好把薪水要高点,别要医疗保险和啥保险,然后自己把钱存起来最保险,将来用得着。

  第三大当:教育

  一张文凭值多少钱?印刷成本两块钱顶了天了。一个老师工资多少?嘿,两个学生的学费足够一学期了!一个班的书本印刷多少钱?两个学生的足够了!嘿!中国教育你凭啥收那么多钱!?
  嘿!老百姓们!我们为啥要上当?因为从小就告诉我们考上秀才光荣。哦对不起,我说错了,是考上大学才光荣。但老百姓从来不去想一想为什么光荣。大学秀才又怎样还不是废物?
  你知道你的孩子是什么人在教么?在中国一般是无法适应社会的人才会沦为一个教师,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我因为一个项目的关系,找了几个大学的硕士生做程序。结果有几个人笨得很,非得你守着才干活,而且给个文件明显有一个错别字,也不给改,等你发现了还给你较真,这不是他的错,是你给的就是错的。我还是很心平气和的给他们讲道理:你们必须学会为别人思考,思考别人想要什么结果再去做事情,否则无法在社会上生存。结果那几个人说:我们才不要去社会上,我们考试成绩好的很,学校要我们留校做老师。再说了本来我们就没有什么错,你怎么安排我们怎么做,你不安排我们就不做。这是我们的尊严和原则。我说:如果你们去守门,老板没有安排你下班的时候锁好仓库你就不锁了吗?你心寒吗?以后你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人的指导下学习和成长,你放心吗?难怪现在读大学的同居、逃课、打架、自杀……

  第四大当:买车

  中国人疯了吗?买车?为什么要买车???当然你有了钱花不光了,你爱怎么买就怎么买买车买房,反正油价怎么涨你也花不完钱,房子要拆迁你也不心疼。但是大多数老百姓呢?
  说别买车别买车,可就有无数的人疯了一样的去贷款买。买吧,买完了加息不是?油价涨疯了不是?停车又贵了不是?后悔了不是?新车一上路就掉价了,卖也卖不掉了不是??
  告诉你,油价还得涨。一定要涨到和美元一样的油价。嘿嘿!你老拿老美的1/10的收入,养和人家一个价的汽油。我看你还得瑟不??
  最后说一句,每个人都不傻,都是从小被愚民教育给弄傻了。傻点不要紧,但性命攸关的事儿你还是要紧着点,多盘算盘算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别到头来,房产一跌,油价一涨,交了半辈子钱拿了毕业证书还是啥啥不会干,交了几十年苛捐杂税还啥啥福利没有。你亏的可不仅仅是差价几十万。
  当然有的人会说:你连个房子都不买,指定结不了婚。我心想:我是没有,你以为你有啊?有人说租房子不划算,租完了还是别人的。嘿嘿,你以为买房子还是几十年贷款,还清了就是你的了啊……
  "中国99%的白领以及他们的家庭即将面临破产。而且是必然破产!无路可逃!这件事可能是发生在未来2-10年。你可以尽量去怀疑这个数字。但它必然发生,绝非危言耸听。" 就如我预言中国国营企业职工必然失业一样,在当时来说没人信。但确实会发生。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必然不断的以通货膨胀和改革手段来换取经济的发展。而每一次改革所带来的阵痛都是由百姓来承担的。无论是上山下乡时迷茫的知青们还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大量国企纷纷倒闭时大量下岗职工。如果他们能有一定的前瞻性的话,那么我想他们也许会为自己留一点后路。但是由于过分相信文件以及过分相信生活不会突变,所以才导致了他们的人生悲剧。
  有人说政府不会坐视不理白领破产,其实政府当然不愿意。可有的事情……怎么说呢。想想当年的下岗职工吧。引起了那么大的社会震动。又能怎样呢?今天的白领明天破产的时候也那样而已。
  而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快速腾飞。但旧的体制并没有完全更改。各种重要行业依然施行的是政府垄断机制在运转。如:银行,金融,冶金,能源,信息,运输,医疗,教育,土地。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不可能对这些东西进行全方面的改革开放。但到了今天,垄断经营所带来的矛盾日益突出。
  首当其冲的就是房地产。由于我国的法制不健全,尤其是金融以及改革领域里出现了各种失误导致房地产节节攀升。随着房地产的增加以及外来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所以城市新民工也就是所谓的"白领"收入表面上也在提升,以北京为例3000-15000元人民币的月薪处处可见。但这一部分收入主要用于支付租房或还贷。 为了深入地了解为什么99%的白领家庭会破产,我们就必须先了解房价为什么会这么高?高在哪里?资金是如何运转的?(这里的白领指买房或者准备买房族)以及发展趋势带来的相关效应。本文会分三个阶段向你阐述。

  1:导致房价爆涨的第一个因素:银行竞争下的贷款开放。
  其实房价的爆涨的因素主要是因为百姓在替政府所犯下的错误买单。比如以前一个开发商通过某银行贷款了1000万开发了一个房子。如果还不起那他就倒霉了,因为所有的银行都是一个体系,你欠了钱没还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但是中国在银行改革的基础上开了一条口子,为了各银行之间的竞争所以把工行,农行,建设银行等等全部独立运营。这本来是好事。但问题是这些银行都不是私有的,而是国家的。我们不难想象。当一个开发商从工行贷款1000万的后果。他只需要用500万来开发房子,然后把售价提升,再把这个开发中的房子按他的售价标准抵押从农行再贷款2000万,然后再用这2000万中的1000万开发一套售价更高的房子来找建设银行抵押贷款4000万。就是这样一个滚雪球的疯狂贷款模式。

  房子卖不卖得出去不重要,关键是房价要高,不得降价。反正银行的钱不是私人的,所以稍微疏通一下行长加之又有"合法的"高零售价的楼盘做抵押所以自然就越来越好从银行贷款。
  那么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房子价格只攀不跌!因为不能跌!一跌银行贷出去的款就再也回不来了。这可是政府的银行,政府的钱!所以为了堵住这个资金黑洞一些被收买的专家、媒介便开始疯狂制造舆论用各种舆论手段威逼利诱人买房子。
  比如土地资源严重紧张,再不买房将来就只能住在郊区呀之类的。导致人们不得不去买房。其实住不了市中心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城市居民是一个新老替换的过程,要上班的住城里,老人退休喜欢住郊区。只要人口不爆炸就不会出现上班族住不了市中心的情况。虽然这些舆论造成了很多人买房子,但是仅仅是这样,房价还没有高到现在这样的离谱。紧接着政府又犯了第二个错误。
  2:导致房价爆涨的第二个错误:中国特色的按揭。
  按揭本来是一种西方很流行的制度,也很合适。但这个制度一旦运用到中国就有问题了。因为从大的体制上来说,所有银行都是国家的,而不是私人的。所以贷款这个关口就不可能控制得住。只要文件上说得过去,人们就能贷到款。
  为了早日缓解第一个错误所带来的资金黑洞。政府开始实行个人按揭制度来售房。还经常举什么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的例子来诱惑人们去按揭。确实有人按揭了,而且是疯狂的按揭。只要和银行有点"路子"的人。他们先按揭一套80万的房子,自己出10万首付然后再从银行贷出70万。之后再把这个房子抬高价格到180万出售。这个时候他们的亲戚或者老爸老妈再去买下,也用按揭的方式自己出首付30万再从银行贷出150万。然后就不管了。他们不还贷款怎么办?银行爱收不收。反正根据合同我还不上钱你可以收走房子,我们两不相欠。
  所以转了一圈,抬高了几倍价格的房子又回到了政府、回到银行手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新楼盘刚开始修就被"炒房团"买走了。他们炒的不是赌房子会升值,而是拿了房子去收拾银行。

  银行拿到这个房子怎么办?更不敢降价了。只好再加点价接着卖。所以普通老百姓现在根本别想买到真正合理价格的房子!即使你直接从开发商手里买来的房子都说不定已经转了好几次手又回到银行以及开发商手里的了。说句不好听的,现在8000/平的房子里,只有2500才是房价,有5500都是决策错误带来的资金黑洞!也就是说你正在替人任劳任怨地擦屁股。
  3:第三个问题:白领家庭何时破产?
  我们研究了房子价格为什么会涨,再来研究一下中国城市所谓的白领家庭破产的必然性。

  首先国外白领收入确实是高,但是高得有价值;而中国所谓的白领则普遍素质较差。中国企业内耗严重。人人相轻,人人顽固。所以难怪外资企业一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就开始惊呼:"在中国办企业招不到人!"对此我也深有体会。那有人会说:"既然现在的白领不值这个身价,那水木周平你说说为什么他们还能拿到这样的薪水呢?" 其实,这是由于房地产的火爆造成的一个量子效应。银行损失的资金大量的经过少数人之手流向了市场。这些人开始在中国的其他领域疯狂投资。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房地产就快要崩盘了。他们这样一轮又一轮的投资热潮正在快速消化这些资金,他们投资互联网,投资高新技术,投资娱乐,投资很多很多。但起码付出的工资要够员工付房子月租或者月供吧。所以正是因为房价的高涨造就了中国城市人口工资水平的相对提升。不相信你自己算算你所在的城市白领阶级平均收入一旦交完每月的房钱,手上还能剩多少钱?我想这个问题就不用我再罗嗦了吧。大家心理有数。所以我可以说一旦房地产崩盘紧接着崩溃的就是你的工资。

  有很多很多我认识的白领们都购了房。他们的算盘很简单:"两口子除开各种税收保险每月纯收入还12000。交3000房钱算什么?我还能再买一套呢!"是不算什么。但因为房子贵所以什么东西都贵。吃的贵,交通贵,学费贵,医疗费用更贵!!!所以交了房钱你再除开生活费用就基本上一分钱存不下来,就算存点也赶不上正常的通货膨胀率。问题是如果能一直保持这个现状的话,理论上说应该没事。你这二十年赚来的钱正好可以弥补政府的两个错误带来的亏损。

  但问题也出在这里。随着WTO5年缓冲期的结束,大量外资通讯,银行,医疗,保险等等公司都会陆续进入中国。到时候没有人能阻止你把钱存入花旗,存入汇丰。请问一下到那个时候谁愿意把钱存在呆帐坏帐如此之多的中国国有银行呢?即使政府再怎么采取措施也可能挤兑,所以到时候会发生什么现在还很难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到时这些中国国有银行的压力将变得非常巨大。贷款就会难上加难,因为银行根本无钱可贷!同时大量具备高素质人材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必定带来市场的强烈冲击和大量现有企业的倒闭以及白领失业。也就是说。一旦外资企业加入竞争,中国现有的99%的白领都将面临大环境下的就业压力!

  而且外资银行一旦积累了资金开始投资房地产,那么由于它们是正常的操作流程所以造出来的房子就会便宜,其必然拉动全国房地产大幅下跌。如我刚才所说,房价一跌,紧跟着跌的就是你所在的企业的工资收入!可你之前买的房子还贷价格并不会降低或者减少,所以你将无力支付高昂的贷款。那么你的的房子会被银行收走,你的存款会被直接冻结。所以未来中国城市中的白领们最大的可能是和几十年前的中国国有企业职工一样。辛辛苦苦二十年,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如何避免破产

  看到这里您应该明白,不要买房是一个避免破产的好办法。不过我还要提醒你,为了托住楼市不跌,他们还有个办法,那就是鼓吹老百姓不买房就不是个爷们儿!您别说,这还真有点效果。现在的人一张口第一句就是:"你有房吗?"似乎你没房就是个太监一样。我实在是气得连骂人的力气都没有了。还有人在百度水木周平这个帖吧里发帖说:"不买房子你住哪里?"我就奇怪了,住和买有必然联系吗?在中国一个土地都不属于你的房子卖给你和租给你有什么区别?

  更别提土匪一样的物业和把人不当人的强制拆迁!这不纯粹是"皇帝的新装"吗?不过既然WTO中已经说明出版业和传媒业中国还是不对外开放的。那么舆论救市就会成为政府和开发商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

  所以我们在面对很多花言巧语的时候还是自己多动动脑子。以后我们听到的房产的鬼话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令人发指!比如最近就有砖家在鼓吹房价不贵时都说:"即使年薪5万,两口子也是一年10万,5年就50万。所以房价当然不贵。"我奇怪的是居然有人点头称是?也许对于这种或者此类已经进化到了不吃不喝不病不穿不动且爹娘早已死绝不用赡养的砖家来说也许还真是那么回事。所以大家注意提高警惕。

  结束语:

  已经买房或者准备买房的白领一族必定随着房价的崩溃而崩溃,那会是一个缓慢发生的过程。短则两年,长则十年。但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所以中国99%城市白领一族已经面临破产一说绝非危言耸听!今天你往银行交的每一分房钱都是替政府替炒房者补洞,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的房钱。明天大环境一变,你没有那么多资金来补洞的时候就会被市场和银行一脚踢回老家,换一批新人来接着补。不信?走着瞧呗!--PS:为什么我说99%这个数,是因为根据我的了解99%的人一旦月薪过5000就开始买房,甚至3000,4000都买。小俩口什么都不明白这样买下去人生一定会很惨。我只是替他们感到忧伤。当然如果你是那1%的智者,多劝救他们吧。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东方网)

 

 

 



 

发件人:jisu<huangjisu@yeah.net>;(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7月16日 11:37 (星期一)收件人:dzhao<dzhao@uchicago.edu>;小文一篇:我所认识的吴法天

我所认识的吴法天

中国社科院 黄纪苏

    我个人和吴法天没有过什么接触,只在什么聚会上见过一面。印象中个头不高,体格不壮,少言寡语,看着有些落落寡合。那次回来我们同乘一辆车,他先到的地方,我出于礼貌想跟他道个别,他头都没扭就下车了。

    知道他在政法大学教书,还知道他是位“五毛狗”——有位很知性的女性朋友发给我的短信,就是这么称呼吴法天他们的。前些时在网上见这位副教授跟某“著名评论家”在什么加油站附近“约架”,先是奇怪中国这是怎么了,接着便纳闷约架的怎么是他呢,不像啊。约架是文革时期“大喇叭”“牛屁股”之流的勾当,都断档四十年了。

    这次吴法天在公园门口遭群殴,我看了几个视频。视频中他被打翻在地,爬起来后说要跟人家“辩论”;再被打翻在地,被拉起来后仍说要跟人家“辩论”;再被打翻在地,被架起来后口口声声还要跟人家“辩论”。看到这里,感觉人都有点恍惚,仿佛自己的灵魂荡悠悠出窍,去附他的身体。附体后,“我”先将舌头咬断嚼碎,再从肋骨间扯下一根最古老的矛,然后爬起身,走进红色的雨里……

    这段内心活动让我楞了一阵。我在想,何为“勇”?谁是“勇者”?

    视频里,当那位大胡子打吴法天时,满场的男士“爷们——爷们——”地欢声雷动。大胡子的体积约为吴法天的两倍,其实不用出手,倒了都能把吴砸成残废。这样的以强凌弱能叫“爷们”?还有那些以众暴寡的人,跟街上运菜车侧翻、一拥而上哄抢西红柿的如出一辙。他们好意思叫“爷们”?尤其是在背后拍板砖在人前若无其事、明明打了人家还问天问地“谁打你了”的诸位,哪个女人敢托付终身?就是不小心已经托付了,今后不得买双正品跑鞋、没事就在跑步机上热身么?这些地沟油炼成的“爷们”也明白如此行径如此嘴脸会让他们在人格道义上沉入淤泥,给多少钱都没人愿意打捞,于是他们水花四溅,一齐游向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国家已然纤细得不能再纤细的那根稻草:怜香惜玉。他们也不看看那位“你大妈”是何等人物,那是双枪老太婆的光荣同乡。从周女士事前撂下的豪言“我抽不死你”,和她事后发出的捷报“鸡蛋两枚上脸,后背三腿,裆下三脚”看,周、吴间的强弱之势、胜败之迹明若青天白日。有这样的女士,就没有地沟油爷们当绅士当骑士的机会。

    周女士号称通过踢裆为吴法天做了男科检查,检查结果是“软的”——即不够爷们。其实根据我前面的神经科检查,那些围殴者们才真不够“爷们”,但周女士除外。比起他们,周女士更像个男士,她敢于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跟着警察去了局子,不知道现在出来没有,据说小孩都事先托给了别人。而那些护花使者,见到警察就像遇到魔术师,眼睁睁从“打丫的”、“掐死他”的绿林大侠,变成“我们是来辩论的”文化人及溜公园的老大爷。不过,周女士的勇做勇当也只可谓“血勇”,在这个女性日益男性化、社会日益野兽化的今天,并不值得弘扬。值得弘扬的是“义勇”。义勇的特点也是勇于承担,不过担的并非个人意气而是社会公义。那天有位跟周女士政见相同的章哲先生也匆匆赶往现场,他是来保护“弱”女子的,到了地方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于是坚持原则、调整任务,全程保护吴法天,为此曾被撞倒在地。自由派人士笑蜀先生对此的评论是:“挺身而出捍卫被打者的基本权利,还自己所讨厌的人以基本公平,这是真正的勇者,也是真正的希望”。这话讲得真好,这样的自由主义才不是让人见了就想钻胡同的“自由主义”。

    吴法天属于哪种“勇”呢?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极端场合的极致行为坐实了他平日对法治的津津乐道,应该也算得上“义勇”了吧。吴的言论偶有粗口,但比起不粗口便不张口的众人,他显得相当的另类、迂阔、好欺负——周女士就瞧不上他那副“找抽的小样”。在这个道德没有、法律没用、戾气混着杀气的打砸抢资本主义年代,普通个体要想保护自己,比较有效的办法也就剩模仿畜类、冒充流氓了。如今的男女老少,嘴里不叼一堆男J女B什么的根本就不敢出门,出门就可能被人当老实人给欺负了。但这办法只能把个体暂时带出危险,不会把全社会带向平安。全社会的平安靠的是文明的准则。吴法天能在青一块紫一块的情况下坚持这个准则,不难能可贵么?不难你试试。我觉得很难,起码在那种情况下。我自己看录像后的心理活动,说明我也就在血勇一档。

    为群殴喝彩的诸君后来发现社会效果并不理想,于是一口咬定吴法天是在故意钓鱼。退一步说,就算他真是钓鱼,用自己的脸蛋、后背、尤其是命根子所在的“裆下”做钓饵,把食人鱼钓出如诗如画的碧波以警世人,不也是功在中流、利在两岸之举么?再退一步说,就算他立意不高,想借机让对手到大庭广众出丑,于是像凤姐毒设相思局,那谁又逼着瑞大叔非在那么多镜头前一意孤行,又是扒别人衣服又是脱自己裤子来着,怎么就不能临阵改学贾宝玉,别入多姑娘“多浑虫”的熊抱呢?

    要打吴法天的多是佩戴“自由主义”徽章的人。在他们的眼里,吴法天是“极左”是“毛左”。我这两天专门浏览了他的博客,文章并不多,主要是就具体公共事件去伪求真——他的专业就是“证据学”。如果不得不用东鳞西爪给他凑个“主义”的话,那么这位自视“中右”的教授离法治主义最近,离保守的自由主义不远,而从他那儿到极左毛左则要换好几回车。在此,我想提醒中国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吴法天这类人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的积极意义。在目前的中国,对公权力的监督主要由自由派在承担,这点他们功不可没。但这监督若不被监督,也一定会堕落,而且已开始堕落了。这些年来,官僚集团掌握的资源日益增多,官员们为非作歹的条件也空前优越。这种局面一方面导致自由主义的合理性越发突出,另一方面造成一些“自由主义者”越来越不讲理,因为不用讲理他们也能,甚至更能,赢得喝彩。于是,没头没脑的歪曲真相、没心没肺的造谣滋事、没皮没品的哗众取宠,越来越像当年的大跃进,正在把顺天应人的民主监督事业一步步推向泡沫破碎的“三年自然灾害”。很多普通人已经开始觉得,既然这些人在台下都这么乌烟瘴气,那还是让贪官污吏继续呆台上吧。而吴法天们以责实辨伪替民主监督清污去垢,使其少点水分、多点理智,这明明是自由主义的益虫诤友,是其宝贵的自我纠错机制,自由主义者不送花送锦旗也就罢了,怎么就非要把他打成“五毛”,还要打翻在地呢?其实,一些自由派公知面对文弱书生被施暴毫无恻隐之心,他们那些二噁英一样的言论,什么“就是欠抽”、“打人不对,但打对人了”,倒真是中国自由主义应抓紧治治的口臭。作为对监督的监督,吴法天当然也需要监督,但你只能用言论监督他,不能用拳脚监督他。对吴法天不能用拳脚,对袁腾飞、茅于轼也不能。这是一条需要各方合力保卫的底线。堤防一旦突破,崩溃就不远了。

    我们在谴责暴力、呼吁理性的同时,也需要对社会暴戾情绪中所包含的正当性有所理解。中国的当国者,无论是毛时代还是今天,都犯了不少错误,造成不少苦难。作为对历史真相的理性探讨,当然可以取出算盘一五一十核定大跃进的具体死亡数字,但无论怎么核,那都是当国者领导出来的人间惨剧。对历次苦难的受害人及有关历史记忆的继承人,要能换位思考,同情他们的怨怼,可以希望但不能要求他们对中华民族艰难曲折的近现代历程多一些理性的认识。至于今天的官民矛盾,吴法天和他的朋友们在“辟谣”“打假”的同时,也要看到官僚集团大面积腐败、民众对其整体失去耐心的基本现实,对那些偏激不实之词在纠正的同时也心存几分理解。而不是把“五毛党”的帽子里外翻个面,贴上“带路党”标志,再扣回到对方的头上。

    吴法天被群殴事件,也是我们认识自己、他人和社会的一次机会。别错过了。
 

 

 


 

发件人:os xt<xtos@live.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7月14日 19:52 (星期六)
收件人:zdjun@263.net;杨帆是如何走向极右的?

杨帆是如何走向极右的?

田忠国

2012-‎07-‎14

    一般认为,杨帆是右派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代表人物,因其具有一点爱国主义倾向,中左就认为他是左派队伍中的一员,其实,杨本人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左派,而事实上,杨从来就没有左派念头。在此,需要说一下什么是左派?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肯定文革,也就是肯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可以称之为左派。因为,左是对右而言的。相反,坚持以新自由主义为蓝本,复辟资本主义,我们称之为右派。右派当中,一枝人马以卖国为目标,另一枝人马虽然不赞成卖国主义,但由于其思想基因源于新自由主义,一遇到合适的机会就滑向卖国主义的泥淖。

    那么,若以此为标准,人们就不难看出,杨帆从骨子里就不是左派,而是右派,是极右派的近亲,因为,杨一反文革,也就是反对毛主席建立的动态纠错机制,二反社会主义,三反人民大众反对以解体中国为蓝本的新自由主义,虽然杨帆对新自由主义略有微词,但其精神本质,却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之一。

    或许有人问,你为什么拿出那么多时间专门分析杨帆呢?

    原因很简单,就是杨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采访时,指责“乌有之乡”和张宏良是极左,欲达到借大领导之刀,砍杀“乌有之乡”和张宏良的目的。其实,说张宏良极左,是右派欲打掉左派队伍的政治阴谋,现在杨帆所谓张宏良极左,一方面是其为配合极右势力打掉左派,另一方面,是打掉重庆探索后,杨认为左派大势已去,为清洗左派制造舆论条件,同时也为向大领导邀功请赏。

     或许有人认为,我们分析得不够清晰,因为我们没有从逻辑上证明张宏良不是极左。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极左的概念。那么,什么是极左派呢?毛主席曾经说,孩子没足月,急着使其生出来,就是左了,孩子该生了不叫生,就是右了。当然,主席所说的左右,是指社会主义集团内部的不同政治派别,而不是指今天中国之左右,因为,前者是同一个目标下的过急或过右,也就是没有把握好客观发展规律出现的问题,后者则是两个不同阶级,不同道路的尖锐对立。

    由此可知,杨帆所谓张宏良极左,其言之意就是,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左派,千万不要对解体中国派说不,对解体中国派说不,就是极左,就必须殂杀。

    杨帆在采访中还说:“乌有之乡到2005年2006年很有影响了。来了一个人,是文化革命三种人,现在他没骂我,我 也不点他的名。中央定了几十万人为三种人。是陈云一定要定,恨透了文革的这些人。”杨帆无意中透露出一个客观事实,即,反毛的本质,也就是反毛的价值逻辑,必然是颠覆社会主义的推手。

    因为,从本质上说,文革是对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全新探索,其要义在于,建构以动态革命为核心的动态纠错机制。其中,全国人民共同管理国家是一条腿,而另一条,即,为防止修正主义颠覆社会主义,造反夺权是另一条腿。概括起来说,就是以动态革命为灵魂,全国人民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也即动态纠错机制和造反夺权为躯体,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管理机制。

    从价值逻辑的维度说,反文革或否定文革,就是反社会主义、否定社会主义。

    或许有人不这样认为,但是,后三十年的客观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那么,杨帆所谓的张宏良有文革思想,所以就是极左的逻辑成立不成立呢?我们认为,从文革即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维度说,张宏良有文革思想只能证明他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视走社会主义道路为极左的杨帆,从反面证明他是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

    反人民是极右分子的精神特质。已有的历史逻辑已经证明,谁反文革必然反社会主义,谁反社会主义必反毛,谁反毛必反全国人民。或许有人说,他反文革但不毛,然而事实上,任何人只要反文革,就从逻辑上走上了表面上肯定毛,骨子里否定毛的反毛之路。因为,文革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与剥削压迫和封建思想决裂,也就是思想文化的革命,其次才是反修防修,因为,没有思想文化的彻底革命,反修防修就是一句空话。而这,也是右派最害怕文革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骨子里就流淌着剥削压迫思想的血液,所以,一遇到解体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他们马上就奉为神明,成为中国改开的基本国策。

    最后,提醒所谓的中左一句,以中左自居的朋友,如果不进行思想上的自我革命,将来一个基本趋势必然是,与杨帆之流同流合污,成为中国的最后一批掘墓人,而不是拯救中国的力量。因为,拯救中国的中坚力量只能是对宇宙根本规律有深透理解,同时对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有通透了解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就是毛左,因为,毛左用无私论道,其道才为宇宙之根本规律,同时也是人类发展的根本规律。

 

 

新自由主义是中华民族灾难之源

田忠国

2012-‎07-‎14

    新自由主义是怎么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呢?其实,D论之内核,就是新自由主义之价值逻辑。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解体中国和苏联。但是,就是这么个东东,却成了右派奉为圣旨的基本国策,并且声言,要一百年不变。这一现象说明,右派为了保护其家族利益,保护其鲸吞全国人民的创造成果,不惜以解体中国为代价。

    右派在指责重庆探索时声称,重庆必须反思。那么,试问,以解体中国为基本国策的问题是不是更应该反思?当然,从即定路线即合法的维度说,坚决执行解体中国的基本国策,确实是合法怀的代表,所以,他有资格指责并拿掉不执行解体中国基本国策的人。但问题是,全国人民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更有资格、有权利质疑右派们,你们为什么以新自由主义,也即解体中国为基本国策?你们以解体中国为基本国策,从历史逻辑和法理逻辑的角度说,你们的为政是非法的。而非法为政,从国际惯例的维度说是最大、最严重的职务犯罪。

    那么,从世界各国惩罚职务犯罪的惯例上说,中国也不应该例外。但事实上,颠覆或破坏党间宪法所规制的制度标准、制度目标,却成了为政者合法性的唯一标志,而维护党章宪法、维护公平正义、捍卫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延续权和发展权,维护国家完整,却成了被惩罚的对象。客观事实所呈现出来的价值逻辑,不是十分明显了吗?

    或许有的右派说,我们这是反党。但我们的回答是,错,因为,真正的反党者,是那些以颠覆党章宪法、颠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颠覆党章宪法所规制的制度标准、制度目标,阴谋解体中国、出卖国家经济主权的人。相反,那些维护党章宪所规制的制度标准、制度目标,维护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人才是真正党的拥护者。

    也或许有的右派说我们反政府,但是,我们说,右派先生们,你们又错了,因为,真正反政府的是你们。因为,你们以解体中国为目标,颠覆党章宪法规定的制度标准、制度目标为己任是最严重的反政府行为。相反,那些痛斥以出卖国家经济主权为己任的汉奸卖国贼,捍卫党章宪法规定的制度标准、制度目标的人,才是真正的政府捍卫者。
因为,政府存在的要义是受全国人民所托,维护国家和全国人民的利益。

    从后三十年,也就是以新自由主义作为解体中国的基本国策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以卖国为发展,导致卖国主义盛行,而且,导致了水资源崩溃、自然资源崩溃、土地资源崩溃,不仅如此,中国的水、粮食、铁路、能源、金融主权,也在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不论姓中姓外论”中全面沦陷。由此可知,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D论,是中华民族灾难之源。因为,人类历史上,其指导思想首次以解体自己的国家为基本国策。

    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全国人民应尽快行动起来,用自己语言的逻辑和行动的逻辑,彻底批判新自由主义。因为,以解体中国为目标的新自由主义,是解体中国派为政的理论根基,打掉这个理论根基,解体中国派就失去了为政的理论合法性,人民政权才能逐步回归。或许有人说,左派的文章右派在网络上一概封杀,但是,右派在网络上封杀,左派可以通过印刷纸媒,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或者通过各种渠道,上报高层。

    有朋友会说,你批判以解体中国为目标的新自由主义他说你违法怎么办?其实,有人说你捍卫党章宪法规定的制度标准、制度目标,捍卫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延续权和发展权,捍卫党和国家性质,捍卫真理和公平正义的时候,就已经证明了他们汉奸卖国贼的嘴脸,同时证明了他们的非法性。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未来是人民创造的。所以,全国人民关注国家现实问题和未来问题,动态纠正错误,是他们天然合法的权利。但是,天然合法的权利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全国人民争取来的。

 

 


 

发件人:djg1973<djg1973@sina.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6月30日 18:24 (星期六)收件人:zdjun<zdjun@263.net>;张宏良吹捧章家敦的背后

张宏良吹捧章家敦的背后

杜建国

2012/6/27

    近年来年“自由派”高举两面大旗——一面是国富民穷国进民退论、一面是中国崩溃论,一路无阻战果辉煌,那么与“自由派”似乎不共戴天的“(毛)左派”人士们和爱国人士们哪里去了?“左派”人士们和爱国人士们此时正两眼朝天,根本无视或无力回击“自由派”打出的组合拳。

    长期以来,“(毛)左派”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死搬硬套世界体系论或中心外围论的逻辑,一方面依旧将日渐衰落的美国看得强大无比,另一方面则如鸵鸟般对中华资本在全球市场上后来居上的事实视而不见(对此的批驳可参阅拙文《中国是小姑娘还是钢铁巨人?》、《美国就不怕军备竞赛吗?》)。过去的理论依据是,只要一入世,那么民族产业就将全军覆没。直到现在,如韩德强等人还在坚持要求中国退出世贸组织,果真如此的话,美国人得烧高香了。

    不过事实摆在那里,硬说中国产业不是在全球扩张而是被外资吞并,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幸好最近几年来“货币战争”“金融战争”论的兴起,又为“(毛)左派”、伪左派和爱国人士门输送了新的理论弹药。“货币战争”“金融战争”因为是“虚拟”的,说不清道不明,更便于各路大仙们任意发挥充分利用,因此威力无穷。“美国正在打响灭亡、肢解中国的最后一枪”,“中国已被美联储、罗森柴尔德家族或共济会玩弄于股掌中”,就是这类理论的核心。美国反正都是如来佛,即使美国跌入危机,那在他们看来这也是在给中国下套子,2008年10月30日,“乌有之乡”的精神导师张宏良在《别总想着发美国的国难财》一文中的判断堪称经典:

    “全世界的经济运行规则都是由美国主导的,由此形成了一种危机转嫁通道,将损失打向了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头上……现在美国的危机主要发生在金融领域,它的实体经济其实依然强大。实情是,美国破灭的是泡沫,但中国倒闭的多是实体公司,美国的实体公司在收购中国实体公司。”(张宏良的这一论调,跟美国走狗胡舒立们的如出一辙)

     老一辈人士何新在这方面也与时俱进,前几天他发微博称:“中国金融危机即将显化,日本买中国债赌人民币贬值。”王小东不解道:“日本买中国债赌人民币贬值?这意思是说日本故意赔钱?为啥?没明白。”

    这些伪左派和爱国主义者,把中国说得病入膏肓(永远外围),把美国说得强大无比(永远中心),简直就是一帮推销“大力丸”(王小东语)的。

    与“自由派”的中国崩溃论(如陈志武、许小年、胡舒立等)一样,“左派”和爱国人士也把中国经济形势看得一团糟,堪称“左派”式的中国崩溃论,两种中国崩溃论互通有无相反相成,助长了国富民穷论的泛滥。“自由派”说,中国就要崩溃啦,赶紧投降美国呀!“左派”说,中国就要崩溃啦,赶紧服用我的“大力丸”来发出抵御美国的最后吼声呀!“毛派”,是畏美反美,“自由派”是畏美亲美,双方的共同点是畏美,一体两极而已。双方表面上看起来水火不容,其实却经常从对方那里寻求理论与材料支持。像张宏良韩德强等,就常常跟在“自由派”后面瞎起哄。

    2011年4月22日张宏良撰文《中国央行将资不抵债,损失只能老百姓买单——美国再次发出了要兔死狗烹的杀狗信息》。http://blog.cnfol.com/zhanghongliang/article/47066728.html此文的灵感来自于参考消息刊登的“要警惕中国央行的违约风险”(2011-4-20)一文。张宏良对该文大加肯定,可能没有注意到文章作者是有名的亲美反华分子章家敦先生——要么就是对章家敦一无所知。章家敦早因2001年7月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有以下预言而声名狼藉:“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 张宏良作为反美挺华的毛派大将,竟然盛赞亲美反华的章家敦,就好比毛润之与蒋中正、武二郎与西门庆、林教头与高衙内义结金兰一样。真替灵光渐熄的郭德刚周立波们纳闷,他们怎么就不晓得来“南方周末”和“乌有之乡”这片沃土上挖掘素材呢?

    中国经济形势在全球住大经济体当中是最好的,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是不容小觑的,只是先富起来的老板们都把蛋糕切走了,给白领蓝领留下的是些微残渣,这就是笔者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概括——资富劳穷(参阅拙文《国富民穷还是资富劳穷?——兼论谣言盛行的时代背景》)。“左派”因为坚称外资大举入侵民族产业危亡,认为“资不聊生”也就在所难免,可简称之为“洋富民穷”或“美富中穷”论。“自由派”也渲染“资不聊生”,不过那是被国企和重税给压的,即国富民穷。所以二者都认为资穷,都否认资富劳穷才是中国的现实。“左派”对“自由派”的国富民穷论未予重视或无力反击,便与此有关。

    2010年富士康十三跳事件发生后,《时代周报》的主笔(现为《南方周末》评论员)急忙撰文为资方辩护,宣称国退民进导致企业利润微薄,没法给工人涨工资。某些“左派”则套用“中心盘剥外围”论,声称十三跳事件证明当前中国企业只能沦为最低端的血汗工厂,因此工人想改善待遇也不现实。不过郭台铭最后倒没给这些有意或无意的辩护士们面子,他指出中国工人的技能是很出色的,物超所值,自己的企业在全球也是具备技术竞争优势的,因此给工人涨工资没问题。(芮成钢对话郭台铭:对富士康事件,我很自责)

    仅凭郭台铭这一番话,就足以驳倒“左派”和“自由派”的全部理论。

    劳穷的事实摆在那里,白领蓝领日益增强的不满情绪摆在那里。“左派”将之归罪于外因——美国的盘剥,这太过于“虚拟”,自己也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伪左派。比如,2010年中国爆发了不少停工事件,国内正式媒体都纷纷予以了报道,而以左派大本营自居的“乌有之乡”反倒对此不理不睬。“左派”难以获得广泛支持也正在于此,当然这与他们遗老遗少般整日沉湎于历史口水仗也有关。“自由派”归罪于国富民穷和国进民退,虽然纯属歪理邪说,但是毕竟把原因放在了内部,于是成功地忽悠了众多怨气冲天却不知根源所在的白领蓝领。“自由派”一时看似声势浩大,除了得益于对媒体的操控,更与此有关。

    不少人责问我,张宏良们也反对瓜分国企,你为何老批判他们?反对瓜分国企,如果不与改善白领蓝领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就没有意义了。张宏良们从来不关心白领蓝领,只替老板们瞎操心,非得说中华(国私)资本被美国压得苟延残喘,言下之意是老板们根本无力改善白领蓝领的待遇。老板不急乌有之乡急,该批。

    乌有之乡顶着“左派”的旗号,夸大美国的力量,贬低中华资本的力量,对给白领蓝领加薪不闻不问,对改善中国白领蓝领的生存,没发挥多少正面作用,尤其是最近,副作用倒是越来越大了。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添加拒收这是垃圾邮件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Fw: 米尔斯海默:中国不会和平崛起 中美都在准备战争 2012-05-27 12:42:09

中国不会和平崛起 中美都在准备战争

米尔斯海默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是全球知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他的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以及他所开创的“进攻现实主义学说”从理论逻辑上充分论证了大国争霸的必然性。因从不讳言美国必须要警惕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米尔斯海默曾被看成是“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代言人,但实际上,他绝算不上“鹰派” 人物,比如他坚决反对美国在中东发动战争。5月23日,米尔斯海默在北京接受《环球时报》独家采访时表示,尽管美中两国的心态都是避免战争,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势必遭遇一系列危机,中国政府要做的和正在做的就是“保持安静,维持经济增长”,“确保自己在国际上低调,确保不让美国及邻国感到恐惧”。
用20年去衡量中国能否和平崛起

    环球时报:在中国有许多学者与您争论过“中国威胁论”,有谁能说服您吗?

    米尔斯海默:我一直认为,中国不能和平崛起。迄今为止,没有中国人能真正驳倒我对此的论证逻辑。2003年我第一次来中国时就听到中国学术界的许多反对声音,这是第二次来中国,然而与9年前相比,他们的观点与论据都一样,我也保持原来的看法。在中国,也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同意我的观点,但不同意我看法的中国政府官员比学者更多。换句话说,我相信,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同意我观点的人,但嘴上并不说出来。因为如果你是官员,当然愿意说,中国是能和平崛起的。

    环球时报:您认为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这个议题这些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米尔斯海默:2003年时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问题听上去还很“虚”。那时中国还不足够强大,看不出是美国的真正挑战者。但现在,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中国在持续崛起,而美国却在衰落。所以,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的问题真正成了重要的世界议题,再也不像9年前那样只是学术界的议题,全球权力转移真正推动它的实质性变化。

    环球时报:近10年来中国崛起看上去非常和平,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外部摩擦,但中国始终保持着和平姿态,尤其是中美之间。这是否证明您先前的判断是错误的?

    米尔斯海默:现在说我是对还是错,还为时太早。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的问题,最好用10年、15年或20年的长度来衡量。中国肯定会继续崛起以至于成为美国的真正挑战者。当然,我也认为,目前美中关系非常好,因为美国一直忙于中东事务及其战争。美国目前只是和平地“回归亚太”,没有在亚洲制造麻烦。所以,我常说,“美国忙于中东战争是中国之幸”,它使东亚变得和平与繁荣。但是,难道你没有看出美中之间有那么多潜在冲突吗?台湾问题始终保持热度。中国对美持续对台售武非常不满。南海是另一个典型例子。现在的实质问题在于谁控制南海。我的观点是,中国将变得越来越强大,在亚太地区也会越来越强硬,然后渐渐成为美国的实质挑战,美国会不得不后退。但现在中国还不处在那个位置上。从中方角度看,最明智的做法是,保持冷静,不制造麻烦,继续保持经济的增长。到那时,中国在处理南海和台湾问题上会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美国还不在“想打谁就打谁”的状态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有许多麻烦,但两个大国又在试图管理这些麻烦。这种管理能力是否意味着能够防止两个大国走向冲突?

    米尔斯海默:我很确定,美中之间会一直存在许多麻烦,两国也在试图管理。但问题在于,两国实际上都在准备着相互之间的一场战争,只是现在中国的行为显得很不一样。中国扮演着一个军力很弱小的角色。美国的军力比中国强大得多,中国此时不可能“摸老虎屁股”,也不能挑起事端。但随着经济持续崛起,我的观点是,当中国实力达到了比现在强得多的水平,美国和中国周边的邻国就会更害怕中国,就会被迫后退。可能那种危机看上去仍会处于控制中,但正如我刚才说的,危机肯定会到来。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博弈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中美之间的博弈可能更长。我现在感觉,中国在变得更强大的路途中,将会越来越危险。

    环球时报:您常用19世纪、20世纪的大国争霸事例来证明21世纪的中国崛起,这种历史逻辑是否有些过时?

    米尔斯海默:自冷战以来,美国每三年里有两年都处于战争状态。这期间,美国没有对另一个大国发动战争,但这只能说明,美国还不处于“想打谁就打谁”的状态。在亚太,美国军力没有强到可以单挑中国的程度。另一个原因是核武器的存在,这使得大国之间的战争变得更少。美国与苏联(俄罗斯)之间已持续了67年的和平,但当年英国与德国为争霸就大打出手。不过,我还是必须要提醒“冷战”的可能性。

    环球时报:您一直在学理上主张,美国应遏制中国崛起,这才符合美国的最终利益。但美国想遏制是一回事,能否实现遏制是另一回事。美国像拳击手,但中国是太极高手,中国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让美国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来遏制中国。

    米尔斯海默:你的意思是,中国的对美战略非常聪明?我认为不是。我相信,权力博弈正在以新形式出现。美国一直有足够信誉,中国周边都怕中国,希望美国能遏制中国崛起。但也有人说,中国崛起的势头很强劲。这恰恰是美国不断提醒中国周边所有国家要注意的原因。

    环球时报:未来5年,您估计中美间发生直接冲突的概率是多少?

    米尔斯海默:我认为这期间美中不大可能发生武力冲突。中国和美国都希望确保没有战争。我的一个学生问我,你认为如果中国(与菲律宾)发生战争,美国将会做出什么反应?我的回答是,美国将立即对菲律宾施压阻止战争,并同中国一道努力尽快结束战争。我认为,无论如何,美国都不希望看见中菲发生战争。美国非常希望确保中菲相安无事。因此,我看不出美国对“麻烦”会有任何兴趣。尽量避免战争,这既是美国的心态,也是中国的心态。中国人并不想因为台湾而发动战争。但未来8年或10年,如果我们的关系出现很多危机,我也不会惊讶。

    “中国政府的低调正是我要建议的”

    环球时报: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对华战略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您怎么看?

    米尔斯海默:2008年危机重创美国,这点我也没有疑义。但我认为,从长期看,美国一定会恢复实力。一旦恢复,美国将会比现在更强大。当然,中国的实力也不容小觑。4倍于美国人口的中国,必须得到美国的足够重视。

    环球时报:金融危机以来,有一些美国学者说,美国要向中国学习。比如,弗兰西斯·福山教授就写过《民主,美国没什么好教中国的》的文章。这是否表明,美国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崛起已经是不可遏制了?

    米尔斯海默:中国想和平崛起就会遇到许多问题。所以,我不确定,中国是否能够继续崛起。我想,中国在2020年前还能变得更强大,但也会有一系列危机出现。中国与美国必须防止这一系列危机恶化。现在看来,情况正好相反,比如,南海的危机肯定不会终结。

    环球时报:在美国政界和学界,有多少人同意您的看法?

    米尔斯海默:在美国政府,25%的官员赞同我的看法,50%不同意,还有25%处于摇摆状态。事实上,美中之间的基本逻辑很明显,但很多人乐于相信中美会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差异。至于学界,可能10%的人赞同我的观点,75%不赞同,还有15%不能确定,会持同情与理解的态度。

    环球时报:如果中国政府需要您给一些建议,您会说什么?

    米尔斯海默:其实,那正是中国政府目前所做的,即确保自己在国际上“低调发言”,确保不让美国及邻国感到恐惧。从中国立场看,为能顺利崛起,最好方式就是在安全和军事问题上不惹麻烦。只要保持安静,维持经济增长就行。经济实力即是军事实力。中国要做的就是比今天变得更富。如今尚不是中国在东亚惹事端的时候。

    环球时报:如果美国政府需要您的帮助,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米尔斯海默:首先,美国应该明白,对其来说,亚洲正在取代欧洲,成为最重要的区域,事实上,欧洲已成了一座博物馆,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地方。美国应密切关注亚洲,这也正是它目前做的事情。再者,美国应停止在中东地区的战争。从中国角度来说,这些战争对其是有利的。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6月26日 00:10 (星期二)收件人:(无)2012-06-26法国大选中一则"谣言"

法国大选幕后的故事

郑若麟

2012-06-25

    在信息流通已经达到今天这种"全民皆记者"的时代,我们却仍然可以观察到对法国大选观察的某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单纯地、绝对地从理论上来了解法国民主。事实上,西方民主犹如"俄罗斯娃娃",一个套一个,最外面的与最里面的可以是一样的,但也可以是绝对不同的。西方之民主理论就是最外面那只娃娃,而其实践则是套在里面的娃娃。从理论上来了解和理解法国民主,就犹如仅仅研究俄罗斯娃娃最外层,而对里面的娃娃----即理论在现实中的实践----却一无所知。正如我发表的"读懂法国总统大选"一文中所谈及的那样,法国大选同样存在着"规则"和"潜规则",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同样存在着政体结构上的矛盾。

    中国媒体、学者对法国大选的高度关注是一件好事。

    不管怎么样,正在寻求自己的民主化道路的中国深知,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尤其是在全球化达到今天这种程度的时代。学习他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避免走弯路。特别是在竞争激烈至此的今天,环境已经不允许任何国家悠然而然地去实验各种体制。任何失误都会导致国家发展的停滞。所以,世界第五大强国法国的总统大选,应该吸引我们的关注和思考。但如何关注法国大选,却是一个问题。

    在信息流通已经达到今天这种"全民皆记者"的时代,我们却仍然可以观察到对法国大选观察的某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单纯地、绝对地从理论上来了解法国民主。事实上,西方民主犹如"俄罗斯娃娃",一个套一个,最外面的与最里面的可以是一样的,但也可以是绝对不同的。西方之民主理论就是最外面那只娃娃,而其实践则是套在里面的娃娃。事实上,理论与实践中间往往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从理论上来了解和理解法国民主,就犹如仅仅研究俄罗斯娃娃最外层,而对里面的娃娃----即理论在现实中的实践----却一无所知。正如我在《新民周刊》上发表的"读懂法国总统大选"一文中所谈及的那样,法国大选同样存在着"规则"和"潜规则",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同样存在着政体结构上的矛盾。如立法与行政两大权力从理论上而言就处于分立制衡状态,而在实践中却完全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法国总统的权力在执政期间几乎是没有制衡的。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已经精确地了解了法国民主最外层"娃娃"的全部细节之后,打开理论上的娃娃,深入到实践中去寻找里面的"娃娃"(民主实践)的时候了。

    这是题外话。本文正是拟打破外层"娃娃"来窥探一下民主在实践中是什么样的,让读者来体验一下书本上找不到的法国大选。

从一则"谣言"谈起

    先从大选进入到最为激烈的两轮投票之间突然在巴黎全城甚嚣尘上的一则亦真亦假的"谣言"谈起。4月28日晚,社会党国民议会议员朱利安*德雷在巴黎圣德尼斯街的一家酒吧举办生日晚会。应邀者包括多数正在辅助奥朗德竞选总统的社会党大员。这批大员抵达后才获悉,德雷也邀请了丑闻缠身、声名狼藉的斯特劳斯--卡恩。于是这批奥朗德竞选大员纷纷离开了酒吧。但一名在场的《观点》周刊记者萨伊德*马赫拉纳已经将这一消息通过推特(微博)发布出去。此事立即在媒体上引发一场风暴。右翼阵营籍此对奥朗德展开一场道德攻击。到此为止,一切都是非常确切的消息。

    下面则是"谣言"的开始:巴黎盛传当时奥朗德已经在前往德雷生日晚会的途中。一个警告电话使奥朗德及时掉转车头,远离这一是非之地。一位"知情人"告我,德雷的生日晚会就是一个陷阱,至少太像一个陷阱而不能不引人怀疑。首先,4月28日并非德雷生日。德雷生于1955年3月5日,为何他选择在大选两轮之间的一天来庆贺生日呢?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3月5日他病了。问题是,4月25日(生于1949年)倒是斯特劳斯--卡恩的生日。德雷生日晚会,还是卡恩生日晚会?据分析认为,如果奥朗德出现在晚会上的话,"德雷生日"就会立即变成"卡恩生日"。在场的记者立即就会将这一丑闻传遍法国。而且生日晚会所选地点也令人疑窦丛生:酒吧的名字叫"我敢",是昔日圣德尼斯街上的一家声色场所。选择这一地点似乎是在刻意提醒人们卡恩的性放纵......

    为什么出席卡恩生日晚会就会成为奥朗德的一个丑闻呢?在总统大选中,如果说夸海口向选民大许其诺是一束玫瑰的话,那么竭尽全力抹黑对手则是一柄利剑。在法国历次大选中,总会爆出一些丑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81年大选中的"钻石事件"。而在找不到抹黑对手的案子时,道德上的抹黑有时也是奏效的。2002年社会党若斯潘就是被爆料在私下称希拉克"惰性消极、精力衰竭、垂垂老埃";一位在任总理如此"恶意地"描述在位总统,立即就演变成一个丑闻,对后来若斯潘未能进入大选第二轮种下了祸根。

    萨科齐原来一直认为自己的对手是卡恩,因此早就对卡恩的种种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本来,卡恩在北方里尔城召妓一事,右翼不仅掌握着全部材料(法国主要警察机构领导人都是萨科齐政府上台后重新任命的),而且人证、照片、材料俱在。只要在大选进入最后关头时向公众抛出,卡恩必倒无疑。但没有想到的是,卡恩自己于大选前在纽约掉进了另一桩性丑闻,从而使奥朗德脱颖而出。奥朗德是近年来法国总统候选人中间特别"干净"的政治家。而且奥朗德深悉大选的奥秘,自其投身社会党党内预选以来,就没有犯任何错误,以至于萨科齐方面找不到击倒奥朗德的突破口。于是,上述"陷阱论"便在这一事实基础上出笼了。从萨科齐方面在丑闻出现后猛烈攻击奥朗德,萨科齐本人也亲自指名道姓地在竞选集会上抨击对手,甚至在两人的电视辩论中都提及此事,可见右翼方面确实将此作为打倒奥朗德的一个契机。事后左翼内部长舒一口气:"只差一步啊"。而在总统大选中,差距往往就是一步之遥。

秘密社团对大选的影响

    关注西方政治、特别是在西方生活过一段相对比较长的时期的专家、学者甚至普通人,都曾听说过共济会这个西方世界著名的秘密社团。但很多人对其存在均将信将疑。事实上,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找到证据来证明某些我们想证明的东西。

     但共济会在法国的存在,及其对法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影响,在这次总统大选中却充分显示出来。为了证明这一点,下面我仅采用从法国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摘要出来的内容。三大政治周刊《快报》、《新观察家》和《观点》杂志在大选期间都曾刊登文章,介绍法国共济会对总统候选人的影响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据法国《快报》周刊介绍,在十名最终被宪法委员会确认为正式总统候选人中,至少有一人明确承认自己是共济会成员,他是左翼阵线总统候选人梅朗松。在《巴黎人报》的一次采访中,梅朗松详细叙述了他入会的过程和目的。前面提及的社会党国民议会议员德雷也是。据一本题为《权力中的权力》一书,法国历届政府中平均三分之一的部长都是法国共济会成员,而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中比例更大。不过,这些数字都是法国记者的估计,因为法国政治家是不是共济会成员,只有其自己承认,人们才有可能知道,否则就不可能知道。这毕竟是一个秘密社团。因此,这些比例仅仅是估计而非统计。法国历届政府都有一名"联络国民议会"的国务秘书,而这位秘书往往是一位"共济会兄弟",原因就是为了保证政府与议会的关系能够通过更密切的渠道保持良好。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需要通过一个秘密社团来加强关系,这多少有点诡异。 据3月1日法国政治周刊《新观察家》发表的题为"当共济会听取他们的口试时"的文章披露,从去年11月至今年1月,十名总统候选人中的六人前往共济会,向他们阐述了自己对共济会七大价值即民主、世俗化、团结、公民身份、环境保护、人类尊严和人权的看法。其中就包括奥朗德在内。据奥朗德回忆,向共济会做演讲一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对此我完全理解。"这次演讲是否对奥朗德当选有着决定性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从理论上来说,候选人对共济会的演讲全部放在其网站上,供"兄弟们"阅读。因而并无秘密可言。但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法国政治,那就有点天真了。事实上法国共济会与政治的更深一层的关联,是外人难以了解的。

    据《巴黎人报》1月16日在一篇"共济会是如何操纵候选人的"文章中透露,共济会总人数并不多,仅十几万。但每个共济会会员身边又操控着一个甚至数个外围组织,因此其影响力是相当大的。所以"候选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到我们会中进行政策演讲",两大法国共济会组织"大东方"的大头领吉·阿尔兹哲说。并没有任何民意调查可以证明共济会的真正影响力。但该文透露,2002年总统候选人若斯潘和2007年的罗亚尔都明确失去共济会的支持,结果都在大选中败选。2007年时萨科齐与共济会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当时他接受了共济会的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宴会,并做了"对话与法国民主"的演讲,博得高度评价。当时他得到共济会对他的支持。2007年他赢得了大选。但今年形势却发生了变化。萨科齐为了吸引极右翼国民阵线选民的青睐,竭力将自己的竞选纲领向右转。而共济会却是反对极右国民阵线的(该阵线勒庞曾多次要求前往共济会演讲都遭到明确拒绝)。而萨科齐在一次竞选讲话中强调法国的"基督教文化属性",引起了倾向于世俗化和有着其他一些宗教考虑的共济会的强烈反感。双方关系逐渐僵化。最终萨科齐以"尚未宣布参选"为由拒绝前往共济会作政策演讲,而共济会则拒绝前往总统府听取其政策阐述的邀请。两者在2007年密切合作后,于2012年分道扬镳。

    但法国共济会却早就支持奥朗德。奥朗德于2006年曾到共济会进行过演讲,当时他就博得了会员的广泛好评。只是当时他并不是总统候选人。《新观察家》周刊认为,今年奥朗德无疑是共济会支持的候选人,而奥朗德也并不掩饰这一点。他曾邀请一位加入了社会党的共济会大头领为他竞选站台,后者拒绝了。因为共济会宁可在暗中支持他,理由是"每个共济会成员都可以自由地投票"。最终的结果是,得到共济会支持的奥朗德和2007年时的萨科齐胜选,而失去这一支持的2012年的萨科齐败选。当然,将大选仅仅归结于这一秘密社团的支持与否,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但忽略其存在和对法国政治生活的作用,同样也是有失偏颇的。

控制新闻,就是操纵选举

    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说:"媒体不是第四权力,而是第一权力。"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箴言,其披露的是西方选举民主的一个深层次实质。吉斯卡尔--德斯坦是在1981年争取连任失败后讲的这番话。当时媒体大肆炒作他的"钻石丑闻",使得他声名狼藉。

    萨科齐在这次大选中也不停地指责媒体,称媒体联手反对他。他在多次公共竞选演讲中指责法国媒体总体上左倾,在政治上反对他竞选连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萨科齐的指责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他强调的一点,即媒体对大选的重大影响力,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力,是不可忽略的。

    法国学者们撰写、出版了很多学术著作披露"选举与媒体"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我就曾读过一本题为"国王的制造者"的书,其对总统大选中媒体是如何择边而站、从而使某候选人蠃得更多的选民支持的内情披露,令人惊心动魄。要知道,绝大多数选民并不可能直接接触候选人。即使有一定的接触机会,也是短暂的、极少的。选民对候选人的了解主要就是依靠媒体。我曾写过,谁控制了媒体,谁就控制了你的思想。媒体作为候选人与选民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其公开的立场、其隐藏的态度均对选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特别是当媒体暗中支持或反对某一候选人时,就基本可以决定其命运。所以,"国王"的制造者,就是媒体。

    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这次大选中,有一位非常特殊的候选人:雅克·舍米纳德。

    最早听说这位"团结与进步党"总统候选人,是他向媒体宣布,他已经得到500名民选官员签名支持。要知道,500名民选官员支持并非易事,连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等多位政治名流都未能拿到,舍米纳德却拿到了。难道给他签名的官员真的都疯了?我开始对他产生了兴趣。这时我发现,他早在1995年就已经拿到签名而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那次总统大选是我第一次报道,我出于好奇,也是出于职业责任心,几乎跑遍了所有候选人的竞选集会。但我居然对舍米纳德一点印象都没有。事实上任何大选候选人在大选正式开始的两个月里面,与其他候选人应该有着同样的在媒体露面的时间,我非常奇怪为什么我在报道1995年大选时对舍米纳德的存在一无所知?这一次,很多记者同行告诉我,这是一个"黑社会式的人物",说他是一个"想将月球工业化"的疯子、是一个"极右纳粹分子"。恰好这时法国电视对外广播的世界五台邀请我在电视上采访他,尽管我更感兴趣的当然是奥朗德、梅朗松等更为重要的总统候选人,但为了了解我为何在1995年会犯下如此错误,我欣然接受。事实上我对舍米纳德充满了职业的好奇。

    采访后我才明白,媒体上的舍米纳德,与我面对的舍米纳德差距可是太大了。他并没有任何"黑社会色彩",只是他的政党几乎没有任何经费,只有政治理念与他一模一样的人才会志愿地跟着他干。他也并不是要"工业化月球"的疯子,其实就是一位坚定的"进步论"者。他坚信科学进步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他反对国家之间用战争来解决争端;相反,他建议各国联合开发太空,将有限的金钱与资源用于造福人类的太空事业,就能避免战争。就是在这一建议中,他提及"在月亮上培养新工业基地"。显然这一建议是完全正常的,仅仅可能过于理想化、书生气太重而已。但到了媒体笔下,却成为要"工业化月亮"的疯子或蠢货。在有限的电视直播采访中,记者问的问题几乎都是此相关的,如你为什么要工业化月球之类的,这就使观众真的相信这是一个"科学怪人"。根据选举法,作为正式总统候选人,舍米纳德有法定时间向电视选民发表竞选演讲。但这些演讲不是被放在深夜就是放在凌晨,使看到的人很少。媒体就是这样来操纵着选民对候选人的印象的。

    而且媒体坚定地将舍米纳德描述成一个"极右翼分子",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他自承是美国一位名叫林登·拉罗什的政治家的传人。那人据报道有"反犹太金融垄断倾向"。而另一个原因则是他的竞选纲领是"一个没有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世界";而反对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人大多被视为有反犹嫌疑的"极右"人士。当我问他本人的政治立场时,他称自己是一位"倾左的戴派"。但尽管他本人一再否认属于极右,但在媒体的不断地、反复地报道下,很多人最终都相信他是一个极右翼政治家。在很多方面,舍米纳德的竞选纲领都是过于理想化的,或是不现实的。但将他说成是一个"疯子"、一个"黑社会人士",却是极为过份的。舍米纳德最终得票率仅0.25%。这不能不承认是媒体的巨大作用所致。

    法国总统大选的深层次内幕,是可以写一本书的。一篇短短的文章只能揭开小小的一角。比如金钱对选举的作用,我就没有涉及。因为这一点已经人所皆知。但金钱才是选举的首要因素。美国大选已经证明,筹集竞选款最多的那位候选人必然当选。法国用于总统大选的经费是有封顶的,理论上恰恰是为了避免金钱对选举有过大的影响。然而在实践中却是另外一回事。1995年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罗兰*迪马在审查大选经费时发现,当时两位进入第二轮的候选人(当然包括最后当选的总统)在竞选支出中都出现了违规现象(即用钱用超了)。但迪马仍然批准了大选有效。他说,"难道我还能让法国重新进行一次大选?那将意味着第五共和国的终结......"

 

 

 

北大教授:大学正培养利己者 掌权比贪官危害大

中国青年报

2012年05月03日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这段话被参会嘉宾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转发3.5万次。

  钱理群是为了应和刘道玉的观点“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北大清华尚且如此,其他的研究型大学的前途又在哪里?

  参加本次会议的嘉宾大多是教育界有影响的专家和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前校长杨德广、北京师范大学前副校长顾明远、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等。他们不仅讨论当下高等教育的问题所在,更是努力为改变现状开出药方描绘出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

世界高等教育正处于十字路口 五大危机威胁着今天的大学

  “当前,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大学正处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十字路口。大学的危机,既有思想危机,也有结构性和质量上的危机。”刘道玉说,高等教育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无论是西方或是东方,正在或已经陷入危机之中。

  第一重危机,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生存危机的挑战,而各国的大学对此基本上是束手无策或者熟视无睹,既不能从理论上又不能从实践上提出任何化解这些危机的根本性的对策。

  第二重危机,面临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终身学习和“非学校化社会”已经或隐或现地展现出来。大学究竟是什么?教师的作用是什么?大学生又将怎样学习?这些都有待人们去探讨,用比尔?盖茨的话说“也许将来大学会变革得面目全非”,当下的高校还没有拿出对策。

  第三重危机,功利主义的专业化教育,导致学生素质严重下降,学术视野短浅,尤其在国内高校,不仅出现不了大师,甚至还难于承担从事综合性大科学的研究之任。

  第四重危机,学风浮躁,急功近利,金钱主义盛行,虽然技术成果日新月异,但重大基础性研究却少有根本的突破。

  第五重危机,在追求“一流大学”的“一片喧哗”声驱使下,追求豪华成风,大楼宾馆林立,教育成本剧增,债台高筑,纳税人不堪重负。

  刘道玉呼吁:大学财务危机已是全球性问题,大学必须从精神到物质的追求上返璞归真!

十名现象说明学有余力非常重要 陈省身点拨少年班学生别考满分

  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上学时成绩在十名左右徘徊,而哥哥朱筑文则一直保持班级第一。工作之后,朱棣文当上教授时哥哥是副教授,朱棣文获得诺贝尔奖时哥哥当上正教授。

  杭州天长小学教师周武将这一现象称为“第十名现象”:小学期间前几名的“尖子”在升入初中、高中、大学(乃至工作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会“淡出”优秀行列,而许多名列第十名左右的学生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竟很出人意料地表现出色。

  在以培养优秀人才为己任的刘道玉看来,知识能力的过度开发会抑制人的能力和发展。保持第一名要用掉学生太多的精力,状元不能代表什么。“北大清华几乎招去了所有的状元,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又怎么样?如果继续争状元,过去让我钦佩的北大清华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

  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非常赞同刘道玉的观点。他说,数学大师陈省身生前为中科大少年班题词:不要考100分。

  朱清时解释,原生态的学生一般考试能得七八十分,要想得100分要下好几倍的努力,训练得非常熟练才能不出小错。要争这100分,就需要浪费很多时间和资源,相当于土地要施10遍化肥,最后学生的创造力都被磨灭了。

实用主义击溃一些大学最后底线  社会上腐败现象都可在大学找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幽默地指出,大学生世俗化很厉害,过去杜甫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现在一些学生在校园里泉水就已经浊了。

  朱清时也是这个观点,贪腐之风进入校园,高校道德高地已经失守,社会上很多腐败现象都可以在大学里找到。高校对学生应该是科学素养、人文素养、道德的全面培养,而文凭泡沫让高教背离了教育的本意。不仅忽视了学生的成人成才教育,连专业课都是一个“混”字!他用一名留学生的经历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一名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读大二的中国留学生是世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奖获得者,高中毕业被保送北大。他觉得大学的日子基本上是在“混”中度过:一个学期选10门,甚至更多的课都没问题,只要考试通过就可以了。

  到了MIT,虽然只选了5门课,但他感到异常的繁忙:每门课老师都要求大量的阅读,有的课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稍微掉以轻心就跟不上。晚上在图书馆熬夜看书到深夜更是十分普遍。

  这名留学生感叹:“我以前上的哪是大学啊!”

  与会者认为,一些中国高校在飞速壮大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甚至丢掉了它的老师苏联高校和美国高校的治学精神。

  钱理群欣喜地告诉大家,在基层中小学教师中,出现了一批教育理想主义者,他们用静悄悄的方式开启教育改革。他们值得大学教师学习。

教育需要乌托邦 不能再让铜臭腐蚀大学精神

  刘道玉,32岁在讲师的位置上当了副教务长,39岁任武大党委副书记,43岁当上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任武大校长,54岁被免职,后来创办民办小学的教育实验也失败了,却不改初衷。他认为,大学必须返璞归真。要彻底摒弃豪华办学的做派,使大学回归到中世纪的模式,因为那时大学“没有任何我们认为是显而易见的物质存在的属性”。

  在科学研究中,有些研究项目并不需要经费,如牛顿和爱因斯坦的重大发现不需要一分钱。因此,当代一味的追求豪华、浮躁和铜臭味腐蚀了大学的灵魂,致使大学精神丧失殆尽。

  西南联大的案例屡屡被提及。这所在民族危难之际临时组合的大学,就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活样板:在庙宇或简易平房上课,教授住土坯农舍,入不敷出,需要典当家产养家糊口。但是,她在8年间却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从她培养的学生中涌现出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7个“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和172个中外籍院士。

  “教育需要乌托邦。”年近八十的刘道玉说,柏拉图设想的由“哲学王”治理的理想国,终究没有建立起来;卢梭设想的爱弥尔式的理想公民,也没有培养出来,但《理想国》和《爱弥尔》却成了2000多年来人们仍然阅读的教育经典。卢梭曾经说,“只要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留存在世,纵然所有教育著作被毁,教育园地依然还是馥郁芬芳。”这就是理想的作用,它们会激励人们在理想的道路上前行。(中国青年报)
 

 


谁在折腾中国的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 教授 章开沅

2009年06月08日

    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跨越”发展之声不绝于耳,且见诸声势浩大的行动。成绩似乎令主事者陶醉,经常挂在口上的主流话语是:“2007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但这些耀眼数字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所谓“跨越”发展带给教育的是祸是福?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存在深刻分歧。

高教何以在错误道路上走得这么久这么远

    2009年初,政府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并公开征求意见,随即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讨论,网络上的各种争议更为火热。3月2日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提出《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建议:一、废除自学考试制度;二、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三、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四、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五、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六、停止大学办分校;七、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八、实行教授定编制;九、砍掉2/3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十、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据《长江商报》“高教十症”调查结果(3月12日公布),近两千网友投票,除第一、九两条外,其余8条意见均获“7成以上的网友力挺”。

    当然,高教之病并非仅限这10条,而这10条也不一定都是最为严重之症,但这毕竟是一位资深大学校长率先响应政府号召,全面系统地坦陈自己的批评与建议,理应给予应有的尊重与理解。

    我与刘道玉教授相识已久,而且都是在1980年代出任武汉地区中央直属高校的校长。他虽然比我年轻,但在高校行政管理方面却比我出道早得多,而且还曾在教育部主持过重要工作。我非常敬重他对教育事业的革新精神与执著追求,对他此次提出的批评建议更深有同感。应该说,刘道玉是1980年代那批大学校长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意见包含着众多师生积压已久的共同心声。但我不想重复列举或补述当今高等教育的各种弊端,而宁可探索我国高教何以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这么久、这么远,危害又这么深!

    记忆所及,1980年代的高教基本上是正常发展的,尽管体制、教学、科研等方面的革新步履艰难。1990年代以后,“教育产业化”作为决策开始推行,主要驱动力来自比教育部更为强势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我至今还记得若干权威人士在报刊和电视上发表的那些梦呓或狂想,仿佛高教一经形成规模宏大的支柱产业,就可以财源滚滚,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没有经过任何民主咨询,决策究竟有多少科学性也不得而知。--1999年就从上而下仓猝地敞开“扩招”的大门,加上此前也是从上而下促成的高校大合并,一味追求扩展办学规模的狂热浪潮开始形成了。

    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诚然需要加速高等教育的发展,国民素质的普遍提升,也需要高等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牺牲整体质量,否则教育即令转化成庞大的产业,也只能视之为高成本、低效益而虚有其表的泡沫经济。很不幸,有关部委一意孤行,并且以“跨越”一语要求高等教育勉力推行21世纪新一轮“大跃进”,大学遂成为重灾区。

    紧接着又是在“跨越”号召下,出现弥漫全国的“升级”狂热。中专升为大专,大专升为学院,学院升为大学,其实好多学校根本不具备升级条件。许多正规大学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甚至连“教学型与研究型”这样的双重身份都不满足,一定要往“研究型综合大学”蹿升,而已经具有“研究型综合大学”特殊身份的所谓“985”大学,又纷纷向“世界一流”狂奔--真可以说得上如痴如醉,举国癫狂。

    大学内部的各系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纷纷争先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升级”良机,于是好多系、所上升为学院,个别系还分身为几个学院。有些研究所也不甘落后,自行提升为牌号甚大的研究院。某些“特大”大学由于下属学院太多,校领导管不过来,又在校、院之间设立“学部”,俨然泱泱大国气派。相形之下,原有许多系、所的地位则江河日下,往往自嘲为无非“教研室”。与过往相比,现在的大学管理机构名目繁多,层次重叠,越来越像庞大而又复杂的官僚机构,与原先标榜的“精简、效率、效益”革新目标背道而驰。

    大学现在确实很忙,因为学校越办越大,学生越来越多,教师的教学负担也越来越重。特别是年轻教师,为了从助教升为讲师,讲师升为副教授,每年还要达到发表若干论著的所谓“刚性指标”。校、院、所各级领导更忙,因为“扩招”也好“升级”也好,并无足够的财政拨款,还得“自筹”财源弥补经费不足,于是便想方设法“创收”,乃至变相推销形形色色的“学历”,当然更少不了“跑部前进”,争招生数额,争项目经费,争科研课题,争学位授予点等等。而教育部及其下属各司局又巧立名目,精心设计繁琐的申报、评审、验收等手续,其中仅本科教学评估一项,就把全国高校折腾得人仰马翻……

    试问,在这样劳民伤财的纷纷扰扰之中,大学领导又有多少余闲精力用于改善管理以期实实在在地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呢?高校素质的整体下降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更为严重的是急功近利、弄虚作假造成的诚信流失。我们现在还有大学精神吗?今后大学精神的重建恐怕不是一两代人的真诚努力所能完成。高教的积弊不仅年深日久而且盘根错节,彻底整顿谈何容易。

    从深层根源来剖析,主要问题仍在于主管教育者对教育本身缺乏正确的认知。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需要良性的互动,而不是单向的“灌输”、“塑造”。教育的起点与归宿都是爱,都是人性的完善与提升。所谓“以生为本”,就是以人性为本。现今教育当局主事者把各项重大措施都名之为“工程”,实际上是忘记了人性不同于物性,学校不是工厂,教育更不同于制造业的生产流程。说到底,教育是细致的教化而不是简单的制作。

校长没有自我完善的胆识[ 大学没有自我完善的空间

    把教师比喻为“灵魂工程师”未必完全确切,但教育的根本毕竟是人格的养成,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积60年高教工作的亲身体验,我总觉得教育应该是慢工细活,教师更像精心培育花木的园丁,必须按照植物的生长规律与季节的环境变化,循序渐进地从事本职工作,而最忌急于求成和揠苗助长。与其主观武断地通过行政命令推行一个紧接一个折腾大学师生的所谓“创新”或“跨越”,倒不如让大学保持相对安宁的校园,也许顺乎自然的“萧规曹随”比什么“开辟新纪元”之类豪言壮举更有利于高教的发展。从历史上看,无论古今中外,成功的教育改革往往表现为渐进式积累及作为其结果的“水到渠成”。

    “文革”以前,多次急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不仅未能实现“教育革命”的预期目标,反而严重损害教育本身,特别是挫伤了众多师生员工的积极性。这个教训极为沉痛,但似乎早已为现今教育当局所忘却,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重蹈覆辙。现在虽然不再有人公开侈言政治挂帅的群众运动,但是动辄以政府行为推行全国一盘棋的举措,依然忽视教育的连续性与相对稳定性。朝令夕改,而且政出多门,让许多大学无所适从。以前“教育革命”主要靠政治威权,现在却主要是靠“利益驱动”,以形形色色的各类“工程”与相应的“课题”、“项目”经费促成“跨越”导向。同时,又拟订各种繁琐而脱离实际的指标体系与评审程序,迫使大学顺从就范。如果说过去的大学是屈从于政治压力,现今的大学则是倾倒于金钱的魔力。政界“跑官”,大学“跑点”,而且都一同“跑步(部)前(钱)进”,这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潜规则”。

    大学的堕落已经令人难以容忍,但教育当局仍然沉醉于少数追随者的歌功颂德,至今未能深切反省,因此在错误道路上愈走愈远。最近,为浙江大学所谓院士课题组“抄袭舞弊”事件,教育部也曾严辞痛陈要下“猛药”,但“猛药”似乎只是针对大学,学术道德教育主要针对学生,真是匪夷所思!我认为,追根求源,如果现行教育体制依然原封不动,中国教育改革也只能停留于修修补补,根本难以革除错综复杂的各种积弊,因为大学根本没有自我完善的空间--而恕我直言,许多大学校长也没有自我完善的胆识,甚至没有自我完善的内在醒悟。因为其中有些人已经习惯于唯命是从,随波逐流,把学校作为个人晋升之阶,千方百计在“跨越”与“创一流”的虚热中显耀自己的政绩。种种事实表明,在目前教育部这样强势集权的管理体制下,大学很难在教育改革中有根本的转变。

    教育改革,千头万绪。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两个回归:一是回归大学主体,一是回归教育本性。而关键首先是体制改革,让大学独立自主地按照教育自身规律来办好教育。

    我深信,大学应该把握自己的命运,大学必须自我完善,大学也能够自我完善,大学的希望在于大学自身!

    (作者章开沅系历史学家、教育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原召集人,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
 

 

 

一个台湾人看上海交大

侯子

    看一个人,可以看他的学识,他的气质,他的丰采,他的谈吐。看一个国家,可以看它的大学。我每到一个国家,一个城市,风景区可以不看,但大学和博物馆一定要看。

  台大的老校长傅斯年掌理台大的时间其实不长,但这位胡适的得意门生,前北大校长,却给台大奠立了很好的基础,把北大的学术风气和自由学风带到了台大,把大学的庄严地位和神圣使命清楚地传达给一代又一代的台大人。傅老给台大师生留下一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名言:“贡献这所大学于宇宙之精神”。是啊,“宇宙之精神”,多么庄严神圣,多么亘古长新。

  美国东岸的耶鲁哈佛哥伦比亚,西岸的柏克莱史丹佛我都去过,也待过;大陆的北大和上海交大我也去过。如果要我说出大陆的大学和美国、台湾的大学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我想就在于对于大学的地位、使命、格调的定位不同上面。

  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培养的是螺丝钉;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人材。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比较像职业学校或技术学院;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的领袖人材。大陆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很像是在开店开公司;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则把自己看得很重,看作是学术殿堂。所以,台大可以出几个诺贝尔,大陆十多亿人却无法“填补空白”。

  上海的同济大学也是老牌菁英名校了,尤其是以建筑系闻名;然而,电视广告里,它下属的“同济大学装潢公司”居然用同济的金字招牌拉装潢生意。

  上海交大也是百年名校,当年曾为国民政府培养出多少栋梁之材;现在的交大,不但有股票上市公司(当然,同济、北大、清华等大陆名校都有),走在它的校园里,简直就像逛一个市场。

    在广元西路的校门旁边,交大用临街校地盖了一座6层大楼,一楼二楼是电脑商场,里面分隔成许多狭小的店面,租给商家卖电脑或组装电脑。走道是那样的狭窄,商家再把桌子搬出来拉客,让人走都不好走。人人手上一根烟,那空气真叫一个污浊。三楼是交大昂立书店,纯粹以营利为目的,连中小学生到幼儿的参考书都卖。你能想象柏克莱史丹佛的大学书店里面卖非学术方面的书?四楼以上则是交大昂立学院,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英语电脑进修学院。进了校园,到处可以看到广告,有交大的这个英语培训班,那个电脑培训班,原来交大不止一个昂立进修学院,还有好几类似的学店呢。学生宿舍的一楼被出租给某个培训班当教室,大白天的也会听到这个那个英语培训班里传出托福gre听力模拟测验的录音机声音。小卖部旁边还有一间店面是卖仿制的青铜器。还有个地方,墙壁上用手很粗糙地写着:假肢,洽询请进。交大还有用学校名字作商标的“交大昂立一号”补品,呵呵,西方人真笨,怎么不搞个剑桥海狗丸、牛津隆胸素、哈佛脑钻石、耶鲁减肥茶。

    交大的系所分得真是细,大概中国人都喜欢自立山头,都喜欢拥有好听的头衔,所以交大有无限多的系主任、所长、院长。比方说,居然还有个“机器人研究所”。耶鲁大学整个工科就是一个系:工程系。

  当知识变得如此支离破碎的时候,你还指望能培养出有全局眼光的栋梁之材?当大学校园变得像个市场商场的时候,你还指望能熏陶出什么优雅之士?

    听上海的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的谈话,永远都只围绕着“个人”问题,出国啦,读学位啦,学英语啦,学电脑啦,工作啦……。

  在美国和台湾,大部分的社会变革和进步都是由学校和民间的知识分子推动的;在上海,知识分子是这样的幸福,一切事情都只需要等着上海市政府做。知识分子读书只不过是为了赚钱、结婚、传宗接代而已。

  这也不奇怪,丛林里的猩猩猴子也是这样呢。

 

 

 

 

发件人:Flynn<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7月16日 14:02 (星期一)收件人:Flynn<yilu@sse.com.cn>;附 件:1 个 (120426 《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doc ) 查看附件

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

文摘

    “跳槽”原是青楼语

    你“跳槽”了吗?在眼下,这是一句很平常、很普通的话。其意思也很明白,那就是,你炒没炒老板的“鱿鱼”?你是不是还在原来的地方工作?但在明清时代,这句问话却含有狎邪之意,相当不雅。

  随便翻翻明清的小说或者笔记,“跳槽”一词不时可映入眼帘。徐珂的《清稗类钞》对“跳槽”给出了非常确定的解释:“原指妓女而言,谓其琵琶别抱也,譬以马之就饮食,移就别槽耳。后则以言狎客,谓其去此适彼。”意思说得很明白,最早这个词是说妓女的。一个妓女和一个嫖客缠绵了一段之后,又发现了更有钱的主,于是丢弃旧爱,另就新欢,如同马从一个槽换到了另外一个槽吃草,因此,这种另攀高枝的做法被形象地称为“跳槽”。后来.这个词也被用到了嫖客身上。一个嫖客对一个妓女厌倦了,又另外找了一个,这种行为也可称为“跳槽”。是啊,同样一个词,妓女用得,为什么嫖客用不得?与此相佐证,明代冯梦龙编的民歌集《挂枝儿》里就有一首名叫《跳槽》的歌,歌中的青楼女子哀婉地唱道:“你风流,我俊雅,和你同年少,两情深,罚下愿,再不去跳槽。”妓女与嫖客互诉衷肠,最终达成的协议就是“再不去跳槽”。至此,“跳槽”的意思已经非常清楚,那就是专指风月场中男女另寻新欢的行为。

  可是不知何时,“跳槽”这个充满狎邪意味的词被大家拿来当成变换工作的代语。也许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经忘了这个词本来的用法,只是根据这种形象而又通俗的比喻,把它当作了更换工作的大众通行语。尽管如此,我们知道这个词的来历也不是一件坏事。

    “莘莘学子”多少人

    高考前一天,有家电视台做了一则各单位为考生提供良好的考试环境的报道。报道的标题是:“各地纷纷为莘莘学子们参加高考提供便利。”其中,一名记者在报道结束时说:“祝愿莘莘(xinxin)学子都取得好成绩。”看完之后,不由得为考生发愁:若是高考卷子上出现了这个词,看节目的学生该如何是好?

  首先从读错“莘莘”来说,这个字的确有两个发音,然而,“莘莘学子”中的“莘”字应当读“shen(阴平)”,而不是记者口中发出的“xin”。

  其次是“莘莘学子”一词的使用错误问题。有很多词语,人们大体上经常看到或者使用,但是没有完全理解,所以在实际使用中常常用错。“莘莘学子”四个字连在一起,像个成语,其实不是成语,而是个自由组合的词组。“莘莘” 是个叠字形容词,表示“众多”,在古汉语中用途比较宽泛。“莘莘”出自《国语•晋语四》:“周诗曰:莘莘征夫,每怀靡及。”《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等辞书均释其为“众多”之意,这样,“莘莘学子”应是“众多的学子”。

  如同上面提到的那个错误标题一样,下面的例句也是因为不太理解“莘莘”之意而出了错,在“莘莘学子”前加了“一大批”、“许许多多”,或者是在“莘莘学子”后面加上了个“们”字,造成了词意重复的错误。例如: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许许多多来自中国的莘莘学子共同为祖国祈祷;一大批莘莘学子走出校门,成为祖国的建设者;莘莘学子们站在主席台下,聆听校长的讲话。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错误用法需要注意,那就是在“莘莘学子”前加上“一位”、“ 每一个” 。因为“学子”和 “莘莘”连用,意思就是“众多的学生”了,所以就不能再加“一些”、“每一位”这类词了。再用这些限定,就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例如:作为一名莘莘学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每一位莘莘学子都应当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用法都是错误的。

    乱说“哇塞”伤风雅

    “哇塞,你今天可打扮得真漂亮!”“哇塞,姚明又扣篮了!”“哇塞,今天可真热啊!”这些经常挂在年轻人嘴边的话,说者没有觉得什么,但是听起来还是很刺耳的。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个词的来历,估计会感到羞愧的。

  “哇塞”原是闽南方言,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在台湾流行开了。最早传入大陆应该是在80年代初,首先流行于开放的沿海地区。其中,“哇”就是第一人称代词“我”,而“塞”则是一个表示性行为的动词,大致相当于北京话中的“操”等不文雅的词。这样一个主谓词组,它的宾语省略了,但是意思还是很明确的。

  这样一句很难听的话本来是不应当流行开来的,但是现在却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先是在台湾的影视传媒上出现,后来大陆的一些影视明星又刻意模仿,现在连省级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嘴里也经常说,甚至连幼儿园的小朋友也跟着学了起来。

  造成这个不文明的口语传播开来的原因在于,一些影视传媒机构的不负责任,一些影视明星的刻意模仿和一些年轻人的盲目跟风。他们根本不知道“哇塞”是什么意思,只是主观地认为“塞”是一个叹词,跟“哇呀”、“哦哟”、“呜呼”差不多,仅仅是表示惊叹而已。所以,不管男的女的,也不论老的少的,赶时髦般地抢着用,开口闭口就是一个“哇塞”。

  还有一些人,看到别人不说这个词,就嘲笑人家“土得掉渣儿”、“跟不上时代潮流”,实在是不应该。更让人觉得不好意思的是,一些女孩子在大街上打招呼也会大呼小叫地用“哇塞”,真让人觉得难为情。

    “丰碑”古时不是碑

    碑本来指的是没有文字的竖石或桩,其主要作用有三:一是立于宫庙前以观日影、辨时刻。《仪礼•聘礼》曾说:“上当碑南陈”,郑玄的注释就是:“宫必有碑,所以识日影,引阴阳也”。二是竖于宫庙大门内拴牲口。三是古代用以引棺木入墓穴。最早的碑上有圆孔,施轳辘以绳被其上,引以入棺也,亦即下棺的工具。古时往往用大木来引棺入墓,这大木的特定称呼就是“丰碑”。秦代以前的碑都是木制的,汉代以后才改用石头。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用丰碑来牵引自己的棺材。《周礼》有云:“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所谓“公室视丰碑”,就是公室成员死后,要用以大木立于墓圹的四周,上设辘轳,用以下棺于圹。该规格本来为天子之制,后来诸侯也僭用之。

    丰碑在当时,就是一种特殊的葬礼规格。后人沿袭了此种习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普通百姓也学着用起了“丰碑”,他们在自己亲人的坟前立起了石头。只是他们忘了原来的碑是下葬的工具,忘记了碑最原始的功能。所以,后来有人开始在光秃秃的石头上刻字记录父辈的功绩,这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墓碑。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则天的无字碑倒是歪打正着,有点符合古礼的要求。

    “衣冠禽兽”本来是褒义

    “衣冠禽兽”一语来源于明代官员的服饰。据史料记载,明朝规定,文官官服绣禽,武官官服绘兽。品级不同,所绣的禽和兽也不同,具体的规定是:文官一品绣仙鹤,二品绣锦鸡,三品绣孔雀,四品绣云雁,五品绣白鹇,六品绣鹭鸶,七品绣鸳鸯,八品绣黄鹂,九品绣鹌鹑。

    武官一品、二品绘狮子,三品绘虎,四品绘豹,五品绘熊,六品、七品绘彪,八品绘犀牛,九品绘海马。文武官员一品至四品穿红袍,五品至七品穿青袍,八品和九品穿绿袍。所以,当时“衣冠禽兽”一语是赞语,颇有令人羡慕的味道。

    到了明朝中晚期,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文官武将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老百姓视其为匪盗瘟神,于是,“衣冠禽兽”一语开始有了贬义。

    “五毒”原来是良药

    “五毒俱全”,这是一个所有中国人都会用的词。一个人如果称得上“五毒俱全”,那么此人就堪称“死有余辜”。

    但是,“五毒”到底是什么,却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堪称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吃、喝、嫖、赌、抽”,有人认为是“坑、蒙、拐、骗、偷”,有人认为是“蛇、蝎、蜈蚣、壁虎、蟾蜍”。而真正意义上的“五毒”却和这些没有任何关系。

    最初意义上的“五毒”是指五种主治外伤的五种药性猛烈之药。《周礼•天官》说:“疗伤,以五毒攻之。”这里的“五毒”就是石胆、丹砂、雄黄、礐石、慈石。在这五种药材中,石胆主金创、诸邪毒气,丹砂主身体五脏百病,雄黄主鼠瘘,慈石主周痹风湿。一般认为,所谓的“五毒”并不是每种药材都有剧毒,譬如丹砂、慈石并无太大毒性,但是五种药材通过加工之后合成,其药性就极其酷烈。具体的作法是:将这五种药材放置在坩埚之中,连续加热三天三夜,之后产生的粉末,即是五毒的成药。此药涂抹患处,据说有相当的疗效。很显然,“五毒”之名虽然张牙舞爪,面目狰狞,但却有救人性命的效能。说是五毒,却可以毒攻毒,最后却成了五味良药。

    “倒楣”原来非“倒霉”

    “倒楣”当然不是好事。“倒楣”—词出现的历史并不太长。据考证,该词大约出现在明朝后期。明朝因袭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科举成为当时读书人出人头地的唯一门路。因此,科场之内的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虽然明朝有相对完善的监考制度,但照样无法阻止愈演愈烈的作弊之风。一般的读书人要想在科考中有所斩获就显得至为不易。为了求个吉利,同时更是为了给要上考场的读书人以心理安慰,在临考之前,有考生的家庭一般都会在自家门前竖起一根旗杆,以此为考生打气壮行,时人称这根旗杆为“楣”。

    依据当时的惯例,揭榜之时,谁家的学子榜上有名,原来自家门前的旗杆可以照竖不误,如果不幸失利,该考生的家人往往就会把自家的旗杆放倒撤去,叫做“倒楣”。后来,这个词被愈来愈多的人用于口语和书面,直到现在。值得一提的是,在运用这个词语过程中,人们常把这两个字写作“倒眉”或“倒霉”,这当然是语言发展演变的缘故。

    “长袖善舞”不跳舞

    水袖是演员戏服衣袖前端的白色部分,原是代表古人衬衣的衣袖。一般戏曲服装上的水袖,长度仅为五十多厘米。作为主要表演手段时所运用的,是特制的长袖,一般长约一米,宽六十余厘米。在欣赏戏剧时,往往看到演员们常运用以大幅度的形体动作,配合着冲袖、甩袖、翻袖、转袖等功法,完成了一个个高难度的技巧表演,借以表达愤怒、忙乱和激动等不同的感情。在戏曲中的许多剧种里,不管是京剧、豫剧、越剧等等,演员水袖功夫如何,往往代表着其表演水平。但是,我们绝不能把戏曲演员精湛的水袖表演称之为“长袖善舞”。

    “长袖善舞”一词语出《韩非子•五蠹》,原句为“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意思是说,袖子长,有利于起舞。原指有所依靠,事情就容易成功。后形容有财势会耍手腕的人,善于钻营,会走门路。司马迁在《史记》中,写范雎、蔡泽两人的传记时曾引用过这个词语。

    因为两人都是极有口才、能言善论的说客,所以他们取得了秦王的信任。在战国时代,辩士并不少,但像这两人一样能相继取得秦的信任而为卿、相的也不多见。所以,司马迁评论道,韩非子说的“长袖善舞,多钱善贾”,确是有理!意思是说,范雎和蔡泽两人就像舞蹈者有更美的舞衣、经商者有更多的本钱一样,他们有比别人更强的辩才。对这两人施展手段因而吃得开的行为有所讽刺。

    而在一些报刊上,很多文章运用“长袖善舞”,都忽略了其中包含的贬义。比如:“问题是,纵使石油外交长袖善舞,在诸多地区取得合作开发等方面的突破,在国际石油政治的挤压之下总量也依然有限。”(《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10月13日)另外还有“货币政策如何长袖善舞”等标题,都是误用。

    “捉刀”“捉笔”意不同

    现实生活中,时常有人为了考试能顺利通过,就找人替考。这种现象是严重的作弊行为,当然会引起大众批评。有人评论:“自己考不过,就找别人捉笔,实在可耻!”批评得很对,但是,这里的“捉笔”却用错了,这是不清楚“捉刀”和“捉笔”的意思,把两者弄混了。

    “捉刀”一词出自《世说新语•容止》。说的是曹操有个名叫崔琰的武官,字季,长得仪表堂堂,胸前长须飘飘,更显威武不凡,连曹操都常认为自己相貌远不如他。有一次,匈奴派来的使者要见曹操。曹操为了让外国使者见而敬畏,就叫崔琰冒充他代为接见。接见时,崔琰穿戴魏王的衣帽,比平时更有精神。曹操自己却持着刀,毕恭毕敬地站在崔琰的坐榻旁,扮作侍卫,一旁观察匈奴使者。接见过后,曹操想知道匈奴使者的反应,便派人去暗暗打听。使者说:“魏王固然仪表出众,可是那个床头捉刀人,看来倒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这个故事后经演变,人们便称代人作文为“捉刀”。如请人代写文章,就叫“请人捉刀”;而替人作文的人,叫“捉刀人”。

    而“捉笔”一词就很常见了。“捉”即“握住”、“拿住”之意;“捉笔”的意思就是提笔、执笔了,并没有“替别人写作”的意思。(如果要想表达找人替写文章的话,可以改为“找人捉笔”。)例如:“崔永元:匆匆走上长征路,捉笔题词频出错。”再如:“美国国会法律顾问办公室是众议院起草议案的重要工作机构,担负着众议院绝大部分议案的起草工作,因而被称为‘议案的捉笔人’。”

    这两个词其实很好区分,只要记住“捉刀”有“替”的意思,而“捉笔”则没有此意,就可以了。

    呆若木鸡高境界

    要是形容一个人有些呆头呆脑、痴傻发愣的样子,人们往往会用“呆若木鸡”这个贬义词。然而,“呆若木鸡”最初的含义和现在的用法没有丝毫关系,反倒是一个褒义词。

     “呆若木鸡”出自《庄子•达生篇》,原本是个寓言。故事讲的是,因为周宣王爱好斗鸡,一个叫纪子的人就专门为周宣王训练斗鸡。过了十天,周宣王问纪子是否训练好了,纪子回答说还没有,这只鸡表面看起来气势汹汹的,其实没有什么底气。又过了十天,周宣王再次询问,纪子说还不行,因为它一看到别的鸡的影子,马上就紧张起来,说明还有好斗的心理。又过了十天,周宣王忍耐不住,再次去问,但还是不行,因为纪子认为这只鸡还有些目光炯炯,气势未消。这样又过了十天,纪子终于说差不多了,它已经有些呆头呆脑、不动声色,看上去就像木头鸡一样,说明它已经进入完美的精神境界了。宣王就把这只鸡放进斗鸡场。别的鸡一看到这只“呆若木鸡”的斗鸡,掉头就逃。

    “呆若木鸡”不是真呆,只是看着呆,实际上却有很强的战斗力,貌似木头的斗鸡根本不必出击,就令其他的斗鸡望风而逃。可见,斗鸡的最高境界是“呆若木鸡”。

    庄子这则寓言很有趣,同时也表达了深刻的哲理,让人不由得想到古人所说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勇若怯”。

    “豆蔻年华”是特指

    对于女子的不同年龄,有与之对应的不同称呼。譬如,女孩12岁往往被称为“金钗之年”;13岁则被称为“豆蔻年华”;15岁被称为“及笄之年”;16岁则被称为“碧玉年华”;20岁为“桃李年华”;24岁为“花信年华”。

    在对于女性年龄这么多代称中,知名度最高的是“豆蔻年华”。豆蔻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外形似芭蕉,花淡黄色,果实扁球形,种子像石榴子,有香味。果实和种子入中药”。“豆蔻年华”之“豆蔻”就是从这种植物引申出来的意思。这种称呼源自唐代杜牧的《赠别》:“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大意说柔弱美丽的十三岁多的少女,看起来就像是二月初刚发芽的豆蔻梢头的嫩芽那般美好。很显然,“豆蔻年华”只能指十多岁的少女。如果硬要往大处扩展,最多也只能扩展到二十岁,再往外扩展就有点过于牵强了。

    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豆蔻年华”被误用的次数太多了,以至于现在形容少妇也敢用“豆蔻年华”,实在有点“小词大用”,让人汗不敢出了。

    “三长两短”捆棺材

    “三长两短”常用来指意外的灾祸或者危险的事情,那么它又是源于什么呢?

    在乡下人们是很忌讳说“三长两短”的。通常认为,三长两短指的是未盖上盖儿的棺材,因为用来装死尸的棺材正好由三块长木板、两块短木板构成一个匣子。所以在人们看来,这个词有些不吉利的意思。

    “三长两短”特指棺材的说法猛一听不无道理,但仔细推敲一下就觉得这种解释有些不妥当了。如果指的是棺材,那么应该是有棺材盖的;人死后棺材岂能不盖上盖儿?不盖之棺焉能下葬?可是,如果有了棺材盖,那就不应当是“三长两短”,而是四长两短了?可见,这种解释有些牵强。那么,“三长两短”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据《礼记•檀弓上》记载,古时棺木不用钉子,人们是用皮条把棺材底与盖捆合在一起的。横的方向捆三道,纵的方向捆两道。横的方向木板长,纵的方向木板短,“三长两短”即源于此。到后来,人们用钉子钉棺盖,既方便又快捷,三长两短的捆棺材皮条也随之消失。但是,这个词语却一直流传下来,在生活中经常使用。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火葬的推行,棺材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如果连棺材都绝迹的话,那么把“三长两短”指作棺材的说法也会像三长两短的捆棺材的皮条一样消失。那个时候,恐怕知道“三长两短”来历的人会更少了

    “三教九流”话职业

    在形容各色人等时,人们往往会用“三教九流”来概括。那么,“三教九流”的说法究竟从何而来?“三教九流”指的是哪些人?

    “三教九流”一般都被人理解为古代职业的名称,并被认为这是泛指旧时下层社会闯荡江湖从事各种行业的人。古代白话小说中的“三教九流”,往往含有贬义。但其实,“三教”指的是儒教、佛教、道教。“三教”排列顺序的先后,始于北周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北史•周高祖纪》:“帝(武帝宇文邕)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

    最初的“九流”,指的是先秦的九个学术流派,见于《汉书•艺文志》。这九个学派是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后来,“九流”被用来代表社会上的各行各业,在“九流”中,又分为“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

    “上九流”是: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武士、农、工、商。

    “中九流”是:举子、医生、相命、丹青(卖画人)、书生、琴棋、僧、道、尼。

    “下九流”是:师爷、衙差、升秤(秤手)、媒婆、走卒、时妖(拐骗及巫婆)、盗、窃、娼。

    事实上,“三教”和“九流”的名称,在最初并不含有贬义,只不过是对不同人群的概称而已。自唐人撰《春秋谷梁序》中,把“九流”和“异端”并列后,加之佛教、道教迷信日盛,后人就用“三教九流”来泛指社会上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各行各业各式人物,从此含有贬义了。

    差强人意赞吴汉

    在对结果不太满意时,很多人都会说“差强人意”,这恰恰是误解了这个成语。

    “差强人意”一词出自于《后汉书•吴汉传》。吴汉,字子颜,是东汉光武帝刘秀手下的一员大将,追随刘秀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后被封为大司马。《后汉书》记载:吴汉每次随从光武帝征战,“诸将见战陈不利,或多惶惧,失其常度。汉意气自若,方整厉器械,激扬吏士。帝时遣人观(大司马)何为,还言方修战攻之具,乃叹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

    从刘秀对吴汉的评价中,足见他是满意的。所以,这个词儿的意思是“还可以,较为令人满意”。但是很多人把这个词儿当作“不怎么地,不好,不太令人满意”的意思,这是不对的。

    商务印书馆1989年8月出版的刘洁修编著的《汉语成语考释词典》第138至139页,于“差强人意”条下注: “原指很能够振奋人的意志。差:甚,殊。强:起,振奋。”此意即源于上述的史料。书中还注明:“后世多用差强人意,指大体上还能使人满意。差:稍微,大致,比较。”

    《汉语成语考释词典》一书还列举了一些与“差强人意”极为类似的成语,有“差慰人意”(苏轼《东坡续集》),有“差适人意” (宋人楼钥《攻愧集》),有“差可人意”(明人李开先《闲居集》),有“差快人意”(明人海瑞《海瑞集》)。按照意思相近的理解,这些成语如果和“差强人意”同被理解为否定的意思,那就错了。

    古已有之,陈子昂善于“炒作”

    近些年来,“炒作”甚嚣尘上,手段和方法层出不穷,遂使人误以为“炒作”是一门新兴产业。其实,中国古人在自我炒作方面也不输后人,例如陈子昂。

    据唐朝李亢专记世事之独异者的《独异志》所载,因为对未来抱有无限希望,毛头小伙子陈子昂从老家四川来到了长安。谁知,满腹才华的他却因无人赏识而在长安过了十年寂寂无名的痛苦时光,陈子昂为之郁闷不已。正当此时,恰巧有人在街头出售胡琴,要价昂贵。长安城里的豪贵之人频频赶去察看,但因为无法判定胡琴的价值而不敢贸然购买。陈子昂灵机一动,果断地筹钱将那把胡琴买回家中,他四处张扬,说自己精通胡琴,并与众人约定,将择吉日在自己家里为知音现场演奏。

    吉日到时,长安城里众多知名人士纷纷前来欣赏。在大家的期待之中,陈子昂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他说,我陈子昂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在京城居住了这么长时间无人理睬,而对这把胡琴,各位却青眼有加。然而,在我看来,这件乐器只是下等乐工所制,我怎么会将它放在心上?说着,陈子昂将高价买回的胡琴高高举起,愤然摔在地上,胡琴当场寸断。在众人的错愕之中,陈子昂将自己的文章“遍赠会者”。结果可想而知:“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其作品《登幽州台歌》也迅速走红:“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的这次自我炒作堪称经典,不久之后,他就被建安王聘为记室,后来又做了拾遗。连陈子昂都需要靠炒作出名,也就无怪乎今日之炒作极一时之盛了!

    醉生梦死,冯小怜“玉体横陈”

    历史上的冯小怜是一个尤物。她原是北齐皇后的侍女,能歌善舞,有高超的琵琶弹奏技术。北齐皇帝高纬一见惊艳,目为天人,心醉神驰,爱不释手,常祈愿与之生死一处。就连与大臣们议事的时候,高纬也习惯让小怜趴在自己怀里或把她放在膝上,经常把那些大臣羞得满脸通红。“独乐不如众乐”,高纬认为像小怜这样的美人,只有他一个人来独享,未免暴殄天物,于是,他让小怜玉体横陈在隆基堂上,只要能从口袋里掏出千金,什么样的男人都可前来一览秀色。

    野心勃勃的邻居北周乘虚而入,在北周的大举进攻下,北齐覆亡。亡国之君高纬被掳至长安。唐代诗人李商隐叹道:

一笑相倾国便亡,
何妨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
已报周师入晋阳。

    在李商隐众多佳作之中,这首诗并不出色,但它却因有醒目的“玉体横陈”意象而被后人反复吟咏。因此,并不是哪一个女子随便躺在床上或者斜倚沙发就是“玉体横陈”。首先是要全裸,其次应该被放在一个地方并摆出一个不错的姿势专供外人欣赏,这样的身体才能称得上“玉体横陈”。同时,因为已是全裸,在“玉体横陈”之前再加上什么“一丝不挂”显然是多余的。

    “慈母”曾是伤心事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是唐诗中最为温馨的一首诗,在华语圈中家喻户晓。

    我们太习惯于说“慈母严父”了,以至于我们自然地就认为“慈母”就是“慈祥的母亲”。其实,在中国古代,曾有个专门的称谓叫“慈母”,对于这个“慈母”来说,“慈母”之“慈”与“慈祥”无关, “慈母”本来是件伤心往事。

    “慈母”最早出现于《仪礼》。《仪礼》对成为“慈母”的条件作了诸多令人张口结舌的限定:“慈母者,何也?传曰:妾之无子者,妾子无母者,父命妾曰:女以为子。命子曰:女以为母。”由此可知,不是随便哪个女人都可以成为慈母,也不是哪个儿子随便都可以拥有慈母。

    要想成为慈母,下列条件缺一不可:必须具有小妾身份;必须没有孩子或者不会生育(至少是没有生育男孩);更为关键的是,丈夫必须还有另外的妾,且这个妾恰好一命呜呼并正好遗留下一个男孩。在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还需要丈夫下达明确的指令:“你把这个死了母亲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养起来吧!”知道了这些,我们在读到《仪礼•丧服》中“慈母如母”时,才不会感到过于突兀。所以,从词源的角度来说,“慈母”和“生母”的死亡有关,但和“慈祥”无关,“慈母”本来是一段伤心往事。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为《仪礼》所严格定义的“慈母”,其词义的内涵慢慢发生了演变,至少在唐代,“慈母”已经不再是一个专称。李白的诗中就有“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的句子,显然这里的“慈母”就不是《仪礼》中的“慈母”。

    “胎教”自古不新鲜

    “胎教”似乎是件新鲜事,是个新名词,然而,我国古代就有非常完整的胎教理论,并且“胎教”这个名词也是古人创造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胎教的国家。在二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胎病”的论述。《大戴礼记•保傅》对于胎教更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据《史记》记载,中国古代第一个对孩子进行胎教的是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效果似乎还不错,周文王生下来非常聪明。文王的孙子周成王也是接受过胎教之后而生,长大后也是智力超常。周朝就是这样用胎教的方法来培养一代代的理想接班人。到了汉代,各种书籍中出现了大量胎教的内容,初步形成了胎教学说。宋代名医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中就有专篇“胎教论”。贾谊《新书》也有专门的《胎教》篇。《颜氏家训》也记载了相关的内容:皇后怀孩子三个月时,就要搬出皇宫,让她住在别宫里,眼不看不该看的东西,耳不听不该听的东西,所听音乐和所嗜口味等,都要按礼仪进行节制。到了明代,胎教学说更进一步完善和全面。清代陈梦雷等人把历代胎教学说汇集一起,立为“小儿未生胎养门”。

    古人还曾这样总结过: “训子须从胎教始,端蒙必自小学初。”真可谓,“胎教”自古不新鲜。

    古人不敢自称“我”

    古人有很多第一人称的代词,譬如吾、余、予、我,但在社交场合或者是公共场合,真正自称为“我”、“吾”、“余”的,却是少之又少。在古代,公开自称“我”、“余”甚至会被大家讥为不懂礼仪。

    据考证,至少从晋朝开始,各级官僚已经不习惯于用第一人称代词来指代自己了,他们热衷于自称“下官”来显示自己的谦卑。唐人虽然旷达,但在相互交往之时依然羞于自称“我”,而是用略显青涩的“小生”来指代自己。宋朝则再进一步,那时的官僚喜欢自称“卑职”,普通人则更愿意自称“晚生”。

    当然,也有人不循此例。《梦溪笔谈》卷十八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人,此人姓许,他最大的特点是从来不用谦称,什么“小生”、 “晚生”统统与他绝缘:贾魏公为相日,有方士姓许,对人未尝称名,无贵贱皆称“我”,时人讥称其为“许我”。此人言谈颇有可采,然傲诞,视公卿蔑如也。公欲见,使人邀召数四,卒不至。又使门人苦邀致之,许骑驴,径欲造丞相厅事。门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厅门,虽丞郎亦须下。”许曰:“我无所求于丞相,丞相召我来,若如此,但须我去耳。”不下驴而去。门吏急追之,不还,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谢而召之,终不至。公叹曰:“许市井人耳。惟其无所求于人,尚不可以势屈,况其以道义自任者乎。”不论面对何人,这位许姓老兄都敢自称“我”,这在当时居然引起轰动。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当时人们看来,能自称“我”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这也反衬出,自称“我”是多么难得,以至于一个人可以因为自称“我”而被传扬一时。

    “先喝为敬”有渊源

    在社交场合尤其是晚宴、午宴之时,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社交辞令就是“先干为敬”。有些人也许以为这是现代人的发明,其实不然, “先干为敬”的劝酒方式是从传统文化里延伸出来的,堪称源远有自。

    古人居所一般都是堂室结构,这种建筑有堂有室。堂在前,室在后,堂大于室。堂室之间,隔着一堵墙,墙外属堂上,墙里属室内。堂上不住人,是古人议事、行礼、交际之所在。举行礼节活动时,室内以东向为尊,即席上最尊贵的人面东而坐;堂上则以南向为尊,最尊贵的客人南向而坐。按照这种尊卑长幼排序坐好之后,酒席就可以开始了。

    喝酒时,主人必须先于客人饮酒,是为“献”。这种礼俗起源很悠久,主人先饮,包含了向客人暗示“酒里无毒”,可以放心饮用之意(这一点,与通过握手表明双方手里都没有暗藏凶器的思路很接近)。主人饮过之后,客人亦须饮酒以回敬主人,是为“酢”,亦称“报”。之后,主人为劝客人多饮,自己必先饮以倡之,是为“酬”。客人在主人饮过之后也举起酒杯畅饮,是为“应酬”,即以此回应主人的厚意。

    这样的礼俗慢慢延伸下来,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先喝为敬”。现在人们在酒宴间也都是先进酒于宾为敬,为了劝客人饮酒,主人常自己先干一杯。这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之具体而微的体现吧。

    知道了这样的规矩,我们不仅知道了“应酬”的来历,对于我们在酒席之上如何应对才不失礼貌也会有所帮助。

    “此致”乃到此结束

    几乎所有识字的中国人都写过信,几乎所有写过信的人都会用“此致”、“敬礼”作为结束语。“敬礼”的意思比较明白,“此致”到底什么意思,“此致”和后面的“敬礼”到底是什么关系,却是众说纷纭的问题。

    先看一个例子,此例出于《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六册》,在《1935年4月1日致徐懋庸》的结尾,鲁迅先生这样写道:“此致,即请道安。”在《1935年8月3日致李霁野》的结尾,鲁迅先生写道:“此致,即颂暑祺。”鲁迅先生这样的用法,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此”者不是指后面的“道安”、“暑祺”,因为在“道安”和“暑祺”前还有“即请”、“即颂”一类的词来引领。既然如此,“此致”和后面的“暑祺”就不可能再有动宾关系。同理,“此致”和“敬礼”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是动宾关系,或者说,二者在词义上不存在任何直接关系。

    那么,“此致”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从古文传承下来的一种用法。这里的“此”,其作用在于概指前文,而“致”字在这里的意思是“尽”、“结束”,“此”、“致”连用,表达的意思是“我要说的事情到这里已经说完了”。

    理解了“此致”的意思,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下发通知的公文末尾要用“此通知”,发布命令的公文时末尾要用“此令”……所有这些,其实都是煞尾语。所以,从惯例上讲,信件的结尾,“此致”和“敬礼”都必须单独成行。

    “笑纳”并非笑着纳

    中国自古就号称礼仪之邦,说话讲究一个“礼”字。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逐渐远离了繁文缛节,一些文明礼貌用语也渐渐在我们的生活中隐去,但偶尔看到和听到的却常常是误用。

    比如“笑纳”一词,“纳”是“接受”、“收下”之意,“笑”则是“嘲笑”、“哂笑”之意。“笑纳”的意思是说,自己送给对方的东西不好,不成敬意,让对方笑话了。所以应是“自己送礼物请对方笑纳”。而有人把“笑”错误地理解为“高兴”,是因为高兴而笑,所以会说对方送的礼物自己笑纳了。

    “笑纳”被用错的情况还有另外一种。在某地曾见到道路上悬挂着这样一条横幅:“做好东道主,笑纳远方客。”客人可以“笑纳”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从“笑纳”一词本义来看,它是有专指范围的,只能纳物,不能纳人。“笑纳远方客”,从字面上解释,即要对方把“远方客”作为礼物收入。这不成了笑料了吗?把人作为礼品请对方“笑纳”,这多少有点不人道了吧!相信这是误解了“笑纳”一词的真正意思,如把“笑纳”改为“笑迎”,应当是正确的。

    用错这类谦辞的原因首先是不理解词义,其次是赶时髦。有人一看见别人用,便连忙跟着上,似乎用上几个敬辞谦辞就显得文雅了。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即使运用对象没错,也未必可以处处运用。在一般场合,还是运用大众化的礼貌用语为宜,它更有一种亲切感。

    “蓬荜生辉”是谦辞

    一位朋友刚把新房装修好,就叫上几个哥们儿去参观。参观时,其中一位看得很认真,边看边问装修的材料,并用羡慕的语气说:“你们家用的材料真不错,设计得很合理,装修后真是蓬荜生辉啊!”他刚说完,大家就在旁边笑,弄得他很不好意思,一个劲儿地问原因。

    “蓬荜生辉”又可说成“蓬荜增辉”、“蓬荜生光”、“蓬闾生辉”,其中,“蓬”是“蓬草”;“荜”通“筚”,即用荆条、竹子等编制成的篱笆等物。“蓬荜”连用,是“蓬门荜户”的略语,比喻穷人住的房子。如杜甫在《客至》中写道:“花径未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虽然只是诗歌中的比喻,但也说明他当时的生活很贫苦。

    用错这个词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种。第一种为不了解该词的意思,如北国网的北国体坛栏目曾经有一篇题为“葡英大战:任意球蓬荜生辉,英格兰险复仇葡萄牙”的报道,显然是错误的。任意球踢得再好,也不能够“蓬荜生辉”,更何况是在足球场上。还有人声称“让我的2006年蓬荜生辉”,也许他本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可别人就有些发懵了。

    第二种是不知道“蓬荜生辉”是个谦辞,表示的是“简陋的房屋也发出了光辉。是谦词,多用于对他人来访或题赠诗人字画等表示感谢”的意思。所以,这个词只能出于自己之口,不能出自他人之口,否则就有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意思。例如,“在您的房间内种些花草,一定会蓬荜生辉的。”还有人会说:“用灯饰装扮你的家,让你的家蓬荜生辉。”诸如此类的错句子,很多场合都可以见到听到。上文中那位朋友,就是错在这里。

 

 

 

 

 

发件人:郑酋午<zhqwzhqw@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7月04日 19:23 (星期三)收件人:hardwzh@163.com;郑酋午:圣经文化与中华儒学

圣经文化与中华儒学

郑酋午

    中华儒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这个学派与西方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文化比较起来,缺乏的是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等普世价值,中华儒学要发展为现代儒学就需要用这些普世价值来加以改造。然而,西方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是现代范畴的文化,中华儒学是古代范畴的文化,今天没有必要进行比较。但是圣经文化与中华儒学都属于古代文明范畴,具有可比性。在我们民主自由人士中,有一些人盲目信仰基督教,轻视中华儒家文化,在他们眼中圣经文化比中华儒家文化优秀很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真正的情况是中华儒家文化比圣经文化具有更多的超时代精神,如果一种文化是否优秀是以其具有的超时代精神的多少来衡量的话,那么我敢说中华儒家文化比圣经文化优秀得多。也许我这样说,会遭到盲目信基督的自由民主人士的反对,但我有理由坚持这种说法。

    圣经文化是宗教文化,谈论鬼神追寻神秘性,儒家文化是世俗文化,只谈论人间世事,主要谈论天下治理。《圣经》中对上帝确信不疑,比如,经文中说:

    “上帝因为后悔造了人,便发大洪水把除挪亚一家之外的人全部淹死,连其他生物也跟着遭殃。”(《创世记》6:5)

    “上帝故意让埃及法老的心刚硬,不允许希伯来人离开埃及;然后他以此为借口显示他的威力:给埃及带来十场灾难,包括杀死所有埃及人的长子,哀鸿遍野。”(《出埃及记》7:3)

    “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申命记》2:32)

    圣经对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也是确信不疑的,比如,经文中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16)

    “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太 17:5)

    “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彼后 1:17).

    “耶稣受了洗, 随即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马太福音》)

    对于是否有上帝,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所以它是个人感悟的问题,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二十一世纪的哲学思想范式——系统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世界本原是系统的,但究竟是精神性的系统还是物质性的系统无法定论。因此,对上帝的有无还无法最后确定的情况下却确信不疑,这不是脑有毛病就是太幼稚了。

    至于耶稣基督,更是不能断定,我认为他是人不是神。我在《从方舟子质疑韩寒所想到的:耶苏造假,等等》(爱思想网2012-02-08 09:27:44)一文中所说的:“关于‘神’的有无,从说有到现在已有几千年了,人们从来不能证其有也不能证其无。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所以我国先哲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

    说实在的,到底有没有神灵我也搞不清,我也只好主张信仰自由了。但说耶苏是神,是上帝唯一的儿子,我敢说绝对是造假。理由是:

    (一)圣经上说,神(上帝)是全能的主,如果耶苏是神那么他就是全能的,他要是全能的,他的门徒犹太还敢出卖他吗?如果他是全能的为什么不从小到大就传道而非要三十岁后才传道?如果他是全能的用得着通过死的方式来替世人赎罪吗?如果上帝是全能的,有必要强奸一个女人来生一个儿子吗?

    (二)说他是上帝唯一的儿子,为什么上帝只能生他一个呢?难道上帝生了他就没有生育能力了吗?如是如此,不就违背了上帝是全能的主的信条了吗?耶苏死了复活了,他不用死就能建立千年王国,有必要死后复活升天以后再来建立千年王国吗?这个犹太人造的假太大了,从这个‘假神’产生到现在不知到令多少人为他疯狂,两千多年来,很多人深信不疑,当然,现在也已有许多人不愿上当了。

    其实,古时也有许多人不信的人,比如,伊斯兰教信徒也只是把他当成先知而不是神。从古到今的犹太人没有几个认为他是神的。”既然还不能确定的事情却确信不疑,对是假的耶稣也确信不疑,这样的人士是脑有毛病。怪不得许多民主自由人士一信基督教后就疯疯癫癫的,比如,最近发表对“陆肆”事件屠杀凶手宽恕言论的柴玲就是一个。

    对神的有无,孔子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 ,不知生焉知死。可见,儒家文化很成熟,处于成人阶段,充满青春和活力,这是一篇叙事文章;而圣经文化只是处于幼年阶段,充满幻想和神奇,这是一篇神话传说。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曾经说,人类思想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神学阶段,第二阶段是思辨阶段,第三阶段是科学阶段。神学阶段人们注重想象,思辨阶段人们注重猜测,科学阶段人们注重实证。圣经文化处于神学阶段,儒家文化已进入思辨阶段,而这一阶段欧洲是在中世纪瓦解之后才进入。所以,儒学比圣经文化走在前面。

    尽管圣经是宗教文化,但如果抽去其神秘色彩,我们仍然可以领略到它的超时代精神的,尽管它也有具体过时的制度、规范和礼仪。比如,爱、公义、诚信、荣耻,等等。但是,就在此点上,儒学和圣经文化比较起来也并不逊色,比如,儒学的超时代精神有:仁、义、信、孝、廉、耻和爱国,等等。

    耶稣的教导也极为简要,第一要紧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已。新约还记载说,耶稣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时候不远了,他既然受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13:1, 34-35)

    可见,耶稣基督的思想核心也是一个“爱”字。孔子讲仁,“仁”字在《论语》中出现109次,其涵义宽泛而多变。但“仁”的最本质的规定则是“爱人”(《论语·颜渊》)。孔子讲的仁爱和耶稣基督上面的话是有共同点的,但孔子讲仁爱先于耶稣。当然,孔子的仁爱和耶稣也有一定的区别,耶稣强调的爱首先是人对神的爱,其次才是人对人的爱。孔子讲的仁者只是爱人。

    基督教也讲义,在耶稣里面才得称义,成义。 “凡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因为耶稣已经应许了。以前似乎被黑暗荫蔽的道路,今后有公义日头的光线普照。这就是行在光中,像基督行在光中一样。我们不要被骗,这里说唯独耶稣是义的,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否则无法到天国;当然不是靠我们的力量,而是因着主的恩典。”(约一3:7)耶和华我的义,我自己没有义,唯有耶和华是我的义。“求你成就,你应许过了,求你成就。”我就义了,就获得义。 (箴24:16)

    对于基督徒来说,基督耶稣虽就是正义与正当性之源,但耶稣所成就的正义通向的是天国,他致力的是人类精神与灵魂的“拯救”而不是世俗政治意义上的“解放”。但孟子的义在于人心之中,孟子的学说突出“义”字,他说: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基督教是因信称义,《罗马书》3:21-31标题是“因信称义”。在基督教神学看来,没有世俗之物是公义的标准,人间一切的公义都不在人这里,而在公义的耶和华神那里。

    诚信是人类社会最基本道德要求之一。《圣经》里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箴言 12:22)诚信也是儒家要求的为人处世的一个根本准则。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儒家讲的“五常”中也有一个“信“字。由此可见,圣经文化与儒学都强调诚信,但圣经讲的诚信首先是要信主,不信主就是一生讲诚信也不能得救。但耶稣又是假神,叫人信假神这本身就不是诚信,造假更不是诚信,所以诚信在圣经里是有问题的。

    此外,还有“廉耻”二字,圣经文化与儒学都是一致的,但儒家里有 “爱国” 和 “孝”,圣经里却没有。基督教是讲救“人”和“人类”的,它只有人与人类观念,这好像视野更阔一些,适合于世界政府,所以在帝国主义扩张时期很有用,但帝国建立起来后再接受基督教很容易分裂或灭亡,比如,古罗马帝国一立基督教为国教罗马帝国就分裂不久西罗马帝国也就灭亡,等等。中华儒家有爱国主义观念,利于国家团结,所以,从黄帝建国开始五千多年来中华大多时期都是一统的,就是有分裂也是暂时的。

    “孝”更是儒学特有的品牌,圣经里不注重孝,比如,约2:4主说:“母亲(原文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当耶稣十二岁上圣殿时,马利亚到处找他,及至找着了,她就怪责耶稣说:“我儿,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却回答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么?”(路2:48-49)以后当耶稣出来传道之时,马利亚曾经带着耶稣的弟妹前来找耶稣,有人告诉他母亲和弟妹前来找他,耶稣却指着门徒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路8:19-20)耶稣的意思是将马利亚与他的关系,看为与一般信主的门徒的关系一样。因此、约翰福音二章四节记载,当马利亚将筵席没有酒的事告诉耶稣之时,耶稣对她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意思是在行神迹和公开出来传道的事上,马利亚只不过是一个“妇人”而已。用中华文化来衡量,这个假神毫无孝道,是一个逆子。

    中华儒学讲的“孝”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其内容,即:敬亲、奉养、侍疾、立身、谏诤、善终。孝从保持自己身体完整开始到光宗耀祖结束,西方文化没有中华传统意义上的“孝”,孝是中国的特产! 孔子非常注重“孝”, “孝”字在《论语》中,一共见于14章。孔子特别提倡“孝”。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孔子把行孝与守礼结合在一起。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孔子把“孝”与“悌”结合起来,《论语》中多次以孝悌连用,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孔子认为,父母若有错,子女可以用委婉的语气进行劝谏,以免陷父母于不义,这就是他所说的“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 孟子对孝的重视程度也超过了其他人。孟子所最为推崇的圣人是尧舜,“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入则孝 出则悌守先王之道。” (《孟子·滕文公下》)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事亲、尊亲成了人最高的道德表现,孝成了人生最高的道德。“孝”这一特有的精神,是中华文明区别世界三大重要意识形态(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重要特点。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同化无数外来文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孝文化。我们视孝为一切道德之基本,是中华的一种不宜移易的理念。

    圣经文化与中华儒家比较起来,各有特色,但应该说,从总的来看,中华儒学比圣经文化稍微优越。我到现在一直不明了,为什么我们有的民主自由人士,宁信圣经文化而鄙视儒家文化,就论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权等普世价值,中华儒学中没有,圣经里也没有。圣经文化里有的是对君主制的颂扬,这种颂扬并不比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少,只是圣经文化里提供了“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权”的伦理基础,那就是“爱”字,而这个“爱”字中华儒学里也有不必他求。美国等西方国家首先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不是基督教的唯一功劳,因为民主理论与实践在古希腊时期、民主与法治理论与实践在古罗马共和国早期就有,基督教只为民主和法治提供伦理基础,而这个伦理基础中华儒学也有。

    中华儒学被奉为至尊后给两千多年的中国带来文字狱,杀了许多文人,圣经文化被奉为罗马帝国国教后以及在欧洲的中世纪时期(公元5-15世纪)也带来异端审判,烧死了许多人,这都是已经存在的历史事实。但是,圣经文化给中世纪欧洲带来的还有分裂和弱小而中华儒家文化给中国带来的是统一和强大。从汉代以后,中华天下几乎都是农业社会里的超强国家。工业革命后欧洲赶上和超过中国,但是工业革命不仅不是基督教的功劳而是基督教被冲破后才有工业科技的发明从而带来工业化。

    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人类社会已经历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阶段,农业社会是建立在农业技术的基础上的,有其内在的文明结构,工业社会是建立在工业技术的基础上的,也有其内在的文明结构。圣经文化与儒家文化都分别适合于各自所在的农业区域,但从整体上看,都不适合于工业社会,只是各自文化里存在的超时代精神仍然适用,对这两种文化都需要用适合于工业社会的“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等普世价值来加以改造。

    从 “仁义”这一伟大的中华道统和儒学的其他超时代精神上去看,虽然儒学与普世价值有一些冲突,但这种冲突完全能够协调。所以,中国的民主自由人士轻视中华文化是不对的。我们应该继承中华“仁义”这一伟大道统和其他超时代精神,结合“民主、自由、法治与人权”这些普世价值来发展中华文化,构建中华现代文化。舍此无他途,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伟大的民族会自动长久放弃自己的文化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并且肩负着人类的重大使命,必须构建起自己的现代文明,未来三十年内中华现代文明应该辐射世界。

 

 



 

发件人:刘浩锋<xksh2006@126.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6月27日 21:47 (星期三)收件人:(无)刘浩锋:致京生希哲文立畹町有才军涛王丹等民运界以及李洪志伍凡组织的一封公开信

做复兴民族真英雄还是做被西方洗脑的反华爪牙

——致京生希哲文立畹町有才军涛王丹等民运界以及李洪志伍凡组织的一封公开信

刘浩锋

    尊敬的诸位女士先生们:大家知道,近两百年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被列强瓜分蹂躏、掠夺屠杀的屈辱民族;是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孙中山国民党未完成的心愿理想,千辛万苦领导中国人民创建新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这是4000年历史轮转以来,人类从黑暗的私天下历史向对应着4000年前尧舜禹公天下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的复兴过渡。宇宙星河与微观粒子皆轮转不息;站在更高的尺度看待人类社会,历史也是如此轮转前进。毋庸置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表的是宇宙时空运动的方向与人类进步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世界丛林秩序之中,一个民族的兴衰,最根本的首先取决于民族精英的整体智力与精神气象格局,是否能跳出另一些民族布置的陷阱。整个近代历史,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损人利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对外地理殖民扩张掠夺的野蛮罪恶史。世界人民共同的灾难,根本来自于资本主义失衡的思维与价值模式,以及所制造的周期互损、畸形、不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模式。

    89年国难,本质上是中华民族陷入了外部民族精心设置的陷阱。一部分精英局限于狭隘认知,成为反华势力国际战略的棋子,无形之中,由爱国者蜕变为反华爪牙。因此,89真正的刽子手就是正隐形躲在幕后设计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制定者;是人类失道已久陷入弱肉强食的旧理性旧文化秩序。因此,诸位要猛然觉醒,自觉跳出西方编织的藩篱,另外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就是正确看待西方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我已经在独立评论发布的《民族命运受控西方股掌:89和平演变阴谋》一文中详细剖析。

    “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是西方历史逻辑延伸的自然结果。它适用于西方社会相应的文化土壤与心理基础。正是由于西方文化形式逻辑思维推理的片面失衡与局部有效而不能兼顾长远整体;正是由于西方伦理逃不脱“原罪”在人间的再现,将“不惜损人利己、个人利益至上”引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秩序的“理性人”价值基础;正是由于西方文明悖逆基督博爱精神,对人性逐恶行私从无可奈何到天经地义;这些共同的原因才导致了肉弱强食的野蛮社会秩序与两极分化周期互损循环的政治经济秩序;为此,西方社会创建了一套在肯定私恶基础上的避免人性私恶无限膨胀、企图将兽性在法律范围内控制起来的政治制度。不管这套制度往往对狡猾人、强势人、垄断集团与对老实人、贫穷人、一般市民的结果是显然不同的,但是,它是建立在西方相应的文化土壤之上的,是属于适用于西方社会的局部有效的政治模式。在人性得不到拯救,灵魂质量得不到根本改观之前,西方就适合这套政治与相应的经济模式。”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本身作为对西方资产主义的反动,是为一般劳苦大众谋福利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意识形态,是整个西方文明在旧轨迹上最高极致的产物与历史的回旋辩证运动。在人类整体大生命精神成长过程当中,代表着西方整个文化精神的极致阶段,必然和代表东方的中华文明互为阳阴交媾。从而近代至今的百余年历史,世界必然孕育出融汇儒、释、道、基督、真主等几大人类主流文化与现代科学,吸收资本主义合理成份,提升传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世界新思想成果与新精神生命体;
毛泽东时代最大的成功,是完成了西方恶斗互损、收益最低的民主政治的中国本土化转向,实现了政党合作共赢、社会稳定、收益最高的“圣贤为首的民主集中的现代禅让制”;从思维形式上而言,是由排斥矛盾的形式逻辑、恶斗政治格局转向了接纳矛盾互补的天道逻辑、合作政治格局。公共权力与圣贤意志、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才具有普遍有效的普世价值,实现朝野互补均衡整体利益最大化。私恶基础上的民主与私天下的独裁极权一样是丑恶黑暗的。结合公善基础上的民主与公天下的圣贤为首的集权才是光明秩序。尽管历史演变过程中存在局部的不完善,但整体格局已经建立起来,并走向成熟。这是符合宇宙普遍法则的政治制度。

    历史是辩证发展,构成了螺旋形运动的轨迹。邓小平主导的中国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大转型的探索阶段,必然有弯路有黑点,但整体的方向格局是健康正确的。邓小平一再反复强调,“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P110-111)“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1986 年P161-162)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 年P364)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 年P229)

    但是,触目惊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陷入了两极分化的困境之中。这个根本的原因,要透过外部现象看到内在精神,恰恰是中国文化颓废与社会主义文化放松警惕中毒的表现。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人们都迷信西方文化树建起来的理性人价值,将“损人利己天经地义”作为最高律令。社会各个领域出现“狼群自由对羊群的蚕食”的丛林秩序,丧失了中国固有的利人利己、天下一家的公天下、互利均衡的道德人格价值道统,也丧失了社会主义的义理性基础。任何两极分化周期危机,都是资源过渡集中在少部分鳄鱼手里导致的。中国的真正政治道统是公天下的圣贤精神。圣贤才能遵循天道宇宙科学法则“损有余补不足”,构建互补均衡、整体共赢的和谐社会秩序,跳出西方周期互损恶性循环的漩涡。

    西方思维也就是形式逻辑思维的优点在于能够准确反映事物一瞬间的运动关系,从而局部有效。它导致在器物科学上,追求精细化。但数理模型异常局促有效。不能解决整体与空集的问题。所以西方看问题,看到太阳局部有黑子,就会把黑子无穷扩大,最后往往得出太阳是黑色的结论。看到中国与中国的伟人局部有问题,就整体妖魔化。

    东方思维也就是辩证逻辑(天道太极图)思维,是反应宇宙普遍运动关系,宇宙普遍有效的。它包容形式逻辑思维与分析文明,总是能与时俱进开创出综合圆融文明,挖掘宇宙整体真相。看到太阳有黑子,会辩证客观看待问题,不会把一个局部事物与价值无穷扩大为整体。看到西方文化的优点也认清它的缺点,提出改造更新、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最优方案。

    因此,西方利用学术崇拜将人们的思维模式普遍引入局部有效的形式逻辑思维与狭隘的局部分析方法。明明是中国文化中毒,遭受了文化殖民的侵蚀,价值是非颠倒了,中国人民与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深重蒙冤的受害者,真正的罪因是导致人们心灵腐败的西方“损人利己天经地义”的失衡价值与失衡形式逻辑,可是,人们将这一切罪恶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华文化传统;“损人利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所谓理性价值与不能矛盾互补均衡的逻辑思维”这是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的价值基础与逻辑工具。文化殖民是西方为谋求单极单边霸权秩序与实现利益最大化挑起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本质与新方式,最终,随着文化殖民洗脑的成功,他们会走向地面实施,只需稍微挑拨地缘政治,从中渔利,就可以通过局部冲突激发目标国的内外部矛盾尖锐化,从而轻松的瓦解他国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实施新一轮国际掠夺。盲目迷信西方这种丑恶失衡的价值,而忽略了西方博爱价值,那么,东方就会丧失了自己之所以为东方的精神传统,中国也会丧失之所以是中国的民族的精神道统;世界文明就会不可遏制的走向整体灭亡。全盘西化误国在此。中华文化复兴是完成东西方文明的互补均衡发展,以心灵觉醒、道德复兴为基础,开创出世界普遍有效的政治经济文明模式。

    这种政治模式,就是继承尧舜禹公天下的圣贤政治道统,完善建立以“以圣贤为首、民主集中的禅让制”,构建德治与法治的互补均衡,实现朝野利益连续互补动态均衡的和谐发展。

    这种经济模式,就是继承尧舜禹公天下的圣贤经济道统,树立“利人利己均衡之道”的“道德理性人”基础,完善建立“混合均衡整体共赢”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摆脱社会极富极贫的割裂状态,通往共产共享共和的科学共产主义社会。

    它们共同的数理证明基础就是“均值不等式”推理出来的“球容积最大原理”。它证明,科学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政治与经济市场,最终是构建各方均衡、整体圆满的权力与资源配置结构。权力脱离了圣贤教化为首的德治集权,民选也会导致出现希特勒以及层出不穷贪腐总统;全部或整体性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就难以有效平衡社会整体资源的市场波动,陷入产出与消费割裂的恶性循环;因此,圣贤与国有经济就是球的中心,就是国家权力与社会的重心。这个重心与外部权力与各种混合所有制企业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彼此要实现互补均衡的结构。过渡私有化突破这种均衡格局是一种灾患;在人心没有完全普遍觉醒道德复兴之前,过渡公有化亦是一种灾患。维护彼此均衡的格局才是既可以抗外部风波,亦可以维护国家社会稳定的科学发展。

    因此,希望流亡海外的诸先生,要站立在真理求道的立场,以掌握辩证思维与整体分析方法为根本,驾驭局部分析思维,从苦苦挣扎在西方局部有效的逻辑与文化认知的深渊中跳跃出来,勇于忏悔自己,告别西方牢笼,结束民族内耗,义无反顾回到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来,振兴中共,以复兴中华,造福世界。

    此外,法轮功问题亦是由追求宇宙真理的团体在“不圆满”思想的错误引导下蜕变为邪教,以及煽动民众仇恨建立所谓的过渡政府,尤其是如今变成西方反华势力的急先锋爪牙。显而易见,无始以来,从来没有那一尊佛与大圆满觉者会教导民众仇恨颠覆政府的。《宇宙和学——中华文化复兴宇宙科学》一书从数学逻辑学与自然物理证明,太极图“天道转轮”是普遍有效的宇宙科学法则、宇宙大法。法轮功的兄弟姐妹们要从陈旧落后、是是而非的各种违反宇宙科学的文化认知中觉醒过来,遵循宇能守恒定律宇宙科学法则,以博爱圆满的心志,才能跳出煽动仇恨造就的大恶因果,洗脱身上的兽印;真诚忏悔,将赤诚忘我之心归于真理,走向光明。欢迎你们来邮件索取该书文稿。我将真诚无偿的贡献给诸位兄弟姐妹们共享,助益你们脱离黑暗秩序。若有一丝功德皆回向给你们与宇宙一切众生。

    总之,每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百年苦难的救亡图存血泪史。每当国家民族内忧,则必有列强欲趁势瓜分民族之大外患;这种学费已经缴纳太多,这种苦难已经承受太深!看看中国周边正发生的际遇。今日中国又何其相类,危乎危哉!

    因此,所有四海内外的中华民族的子民们,唯有从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整体大局出发,辩证分析处理历史与现实中的问题,求大同存小异,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振兴中共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破除各种局部有效的文化迷障与心灵殖民,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在四面环峙的丛林世界中走向伟大复兴,引导世界秩序走向多样互补、混合均衡、整体共赢的和谐新时代新文明。历史就一定洗脱你们沦落为西方反华势力爪牙、汉奸的恶名,成就诸位作为推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不朽的英雄人格;历史也必将凝聚汇入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塑造卓越的历史丰碑,合力改造肮脏的丛林世界旧秩序,建设以博爱为牢固基础的自由、公正理性秩序,奔向天下大同和谐世界。

 

 

 

 

发件人:Flynn<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6月27日 15:01 (星期三)收件人:Flynn<yilu@sse.com.cn>;附 件:1 个  查看附件

    资中筠又一篇有时代意义的雄文!杜鹃泣血,字字如金,史实俱在,剑剑封喉。这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用自己生命的力去唤回民族的思想灵魂:良知与常识,本属每个国民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但希望还有吗?——为对得起这渗血的文字,权当敬诸君一礼,故传。

    资中筠, 1930 年 6 月出生,女,汉族,湖南人,中共党员。1951年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毕业,大学学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学术专长为国际政治、美国研究。1983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91年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4年获“资深翻译家”称号。

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原所长 资中筠

    建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十五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一)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 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 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地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国家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 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6月29日 18:30 (星期五)收件人:lin chun<C.Lin@lse.ac.uk>;Adam Przeworski 2010年也是获Uppsala大学Johan Skytte Prize汪 晖 Uppsala大学

墓园·颠倒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汪晖

2012年06月27日

    题记:2012年5月28日自纽约飞抵瑞典,入住乌普萨拉(Uppsala)瑞典高等研究院(SCAS)。研究院的主体部分是一所十八世纪的晚期建筑,即林奈宫(Linneanum),坐落在植物园内。我的寓所在植物园外的墓园一侧。5月29日,临窗而坐,眺望墓园,时差之中,恍若守墓人,随手涂鸦,录随感二则,其一题为《墓园·颠倒》。

    窗外是一片广大的墓园。绿草如茵,树木葱茏,阳光树梢交错,暗影扶疏。虽是盛夏,这里却凉意袭人。墓园向城内延伸,过河不远,就是林奈花园,大生物学家林奈(Carl von Linné,1707-1778)工作过的地方。1907年年末,日本东京刊行的《河南》月刊第一号揭载题为《人间之历史》的长文,其中提及林奈云:“林那(K.von Linné)者,瑞典耆宿也,病其时诸国之治天物者,率以方言命名,繁杂而不可理,则著《天物系统论》,悉名动植以腊丁,立二名法,与以属名与种名二。”

    作者盛赞林奈影响深远的植物分类学,但对其仍沿袭“摩西创造之说”并不满意。他评论说:按林奈的系统,“今之生物,皆造自世界开辟之初,故《天物系统论》亦云免诺亚时洪水之难,而留遗于今者,是为物种,凡动植种类,绝无增损变化,以殊异于神所手创云。”创世说交代世界的源起,却划定了存在的界限,以致“仅知现在之生物,而往古无量数年前,尝有生物栖息地球之上,为今日所无有者,则未之觉,故起原之研究,遂不可几。”作者因此从瑞典转向了法国,从林奈转向了拉马克(Jean-Baptiste Pierre Antoine de Monet,Chevalier de Lamarck,1744-1829)与居维叶(Georges Cuvier,1769-1832)。1926年,《人间之历史》易名《人之历史》,收入杂文集《坟》,作者是鲁迅。

    林奈以生物学家名世,如今通行的温度标准也和他有些关系,却鲜为人知。摄氏温度的首创者是安德斯·摄尔修斯(Anders Celsius,1701-1744),他在1730至1744年间担任乌普萨拉大学的天文学教授,1741年在这里设立了天文观察馆(Uppsala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翌年,在题为《温度计上两个恒点的观察》(“Observations of two persistent degrees on a thermometer”)一文中,他检验了独立于纬度和气压的水的沸点(the boiling point)和冰点(the freezing point),并把沸点设定为0°,而将冰点设定为100°。摄氏即centigrade的译名, 是从拉丁语“百步”或“百阶”(hundred steps)演化而来。1745年,摄耳修斯亡故后一年,林奈将这个尺度颠倒了一下,即冰点为0°,而沸点为100°,成就了现在的摄氏标准。

    颠倒,多半有些可恶,但也伴随隐秘的快感。《诗经·国风·齐风·东方未明》:“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这是写“以裳为衣,今上者在下”的窘态,于今读来,却近于手舞足蹈。孟云卿《杂曲歌辞·古别离》描写妻子对征夫的怀念,有“宿昔盟同衾,忧心梦颠倒”的说法,“颠倒”接“忧心”,语义是否定的,但“梦颠倒”却暗含希冀。皎然《酬秦系山人戏赠》写禅寂为尘心所破:“正论禅寂忽狂歌,莫是尘心颠倒多?”以颠倒饰尘心,以狂歌对禅寂,白足行花,黄囊贮酒,未合乐而不淫的诗教。我们看孔子临狄水而歌,同样是颠倒,就含蓄蕴藉得多了:“狄水衍兮风扬波,船楫颠倒更相加。”(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五》)至于“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不但是可爱而伟大的愿望,也是革命的伦理。例如我窗外的这片墓园,咫尺之下埋葬着多少曾经鲜活的故事:山盟海誓,阴谋诡计,认知与创造,性与爱情,自然也少不了权力与财富,谁知道还有些什么呢,但它们全部无差别地归于这片寂静。如果将他们“颠倒”过来,从冰点变成沸点,大概就能成就伯格曼(Ingmar Bergman,1918-2007)的那些幽灵弥漫的电影了。

    伯格曼出生在乌普萨拉,幼年沉浸在宗教的氛围中。在自传《魔灯》(Latema Magica)中,他回忆说:“我的兴趣全部献给了教堂的神秘世界:低矮的拱廊,厚实的墙壁,来世的气息,以及在中世纪油画上的奇异的植物和天花板及墙壁浮雕上颤动的色彩斑斓的阳光。这里有着人的想象力所及的一切事物:天使,圣徒,龙,先知,魔鬼,以及人类。”9岁时,他用一堆锡人士兵玩具换来了另一个玩具“魔灯”,也就是17世纪发明出来的初级投影仪。不同于其他玩具,魔灯的功能就是最有趣的“颠倒”吧。年幼的伯格曼将信仰的世界置换为“魔灯”的天地,从此宗教的魅影蜕变为颠倒世界中的精灵——那是一个用镜像、木偶、灯光效果和语言创造出来的人间世,其中魅影憧憧,却魅力无穷。他全身心地沉浸其中,自导自演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的戏剧。斯特林堡也曾在乌普萨拉大学求学,自幼受虔信宗教的母亲影响,不但其作品,就是他本人的生活也时时与精神危机相伴随,那阴郁中透着的明亮,癫狂如“瑞典最炽热的火焰”,正合伯格曼的口味。他们两位都曾承受精神危机,并流亡国外。在“魔灯”投射的世界里,少年伯格曼从一个角色变换为另一个角色,男人瞬间成了女人,孩子转眼又成了老人,喜怒哀乐,尽在颠倒中。他不再信教了。

    颠倒意味着自由,但代价沉重。早在17世纪,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用“我思故我在”颠倒了我思与上帝及外部世界的关系:不是上帝的本质,而是“我如何知道”,不是从信仰起步,而是从怀疑开始,一种新的认识论在宗教世界观内部诞生了。1649年10月,应女王克里斯蒂娜(Christina Alexandra,1626-1689)的盛情邀请,笛卡尔来到瑞典担任这位19岁少女的哲学老师。年轻的女王精力过人,规定每天凌晨5点上课,仅仅4个月后,1650年2月,惯于夜间工作的大哲终于不敌时空颠倒,客死于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但颠倒的历史仍在延续。他的同时代人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也从怀疑论出发,结论却是信仰的力量高于一切,人的感性与理性无法把握真理。这是怀疑论的自我怀疑,宗教世界观的颠倒之颠倒。“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三百年后,帕斯卡的这句谶语被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写在他著名的论疯癫一书的扉页上,为他此后的颠倒之颠倒的系谱学谱写了前奏。1952年,福柯来到乌普萨拉大学任职,致力于精神病的研究。在那之前,1948与1950年,他两度萌发自杀念头。他的成名作《古典时期疯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age classique - Folie et déraison)的最初动机很可能是自我的解析。从15世纪的愚人船,到17世纪的法国监狱,从中世纪有关女性与疯狂的传说,到19世纪佛洛依德学说的建立,福柯以颠倒的方式揭示了正常与非正常之间的颠倒。1958年,在这部著作基本完成时,福柯提出辞呈。但回法国不久,他旋又去了波兰,却中了当地情报机构的“美男计”。这或者就是另一种颠倒之颠倒。

    窗口的正前方,两个园林工人提着清扫的机器在墓碑间穿梭,一个女孩拿着铲子刨除枝蔓的根茎,不远处,一辆红色的工具车横在右侧小路的中央。这是我第一次住在窗外就是墓园的地方,但并不是第一回从窗外观察墓园。我对窗外墓园的理解,始于坐落在柏林东部的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故居。布莱希特在正屋外搭建了一个透亮的书房,仿佛鲁迅故居的那个老虎尾巴。在写作《呐喊》、《彷徨》和《野草》的年代,鲁迅坐在那个尾巴的窗口,面对“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的风景。1926年,革命与北伐烽火炽热,阴谋与危险已在凝聚,南下的鲁迅尚未卷入漩涡,他孤身蛰居于厦门大学那座石窟般的钟楼上,偶尔从恋人的信中体会广东的喧哗与骚动。夜浓到微醺,“南普陀寺还在做牵丝傀儡戏,时时传来锣鼓声,每一间隔中,就更加显得寂静。”他将在眺望枣树的窗下写出的杂文,连同谈及林奈及尼采们的四篇古文论文,汇集成册。“虽然明知道……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坟·题记》)布莱希特的书房外没有枣树,窗口正对着的,是一个法国教堂墓园的入口,一条不算宽的小路从那儿穿过,引向墓园深处。入口靠墙的一侧有一个小小的花圃,他和妻子长眠于此,两块近于无字的、形态各异的石头就是墓碑。同样“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鲁迅的“坟”是文字凝聚的过去的生命,而布莱希特的墓碑几乎是对文字的拒绝。他们各以不同的方式,在“小小的丘隆”中,埋葬“曾经的或过去的躯壳。”(《坟·写在〈坟〉后面》)

    碑而无字是谦卑还是桀骜,抑或另有隐情?无字碑历来与人物评价有关,褒贬之间并无一律,也因此多了几分玄机。唐代末年,政治江河日下,士林风气却分外讲究流品,大臣赵崇不为文章,常以流品低下为由拒绝举荐官员。唐代冯贽《记事珠·无字碑》说他“凝重清介,门无杂宾,慕王蒙、刘真长之风也,标格清峻,不为文章,号曰‘无字碑’。”方干《赠赵崇侍御》一诗中有“才因出众人皆忌,势与摩霄自不知”、“云鸿别有回翔便,应笑啁啾燕雀卑”的句子,也可做所谓“标格清峻”之“无字碑”的注解。与之对比,五代时,后唐明宗选相,重臣相争。安重诲欲举崔协,任圜在明宗前争辩说:“重诲未谙朝廷人物,为人所卖。天下皆知崔协不识文字,而虚有仪表,号为‘没字碑’。臣以陛下误加采擢,无功幸进,此不知书,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几,岂容更益笑端?”(《新五代史》卷二十八《唐臣传》第十六) 按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八的说法,崔协“少识文字”,奏疏常有讹误,“呼为‘无字碑’”,是讥讽他不自知(“无自卑”)的意思。《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五又记任圜言云:“明公舍李琪而相崔协,是犹弃苏合之丸,取蜣之转也”,竟将崔协比喻为屎壳郎所推的粪球,而与苏合香丸(李琪)相对比。然则,“蜣之转”漫延不绝,代不乏人,一时闻达以蜣命自任,如鱼鳞悸动,各各奔走南北,滚之翻之,乐此不疲,颠倒如此。即便“论议纵横”如任圜回还,亦无逆转冯道与崔协共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之力,时势如此,夫复何言!无字碑,无自卑,毋自悲乎?

    这些是比喻意义上的无字碑。至于真实的无字碑,命运也大致相当。秦桧的无字碑系后人奉送,意即罄竹难书,只能无字,实在恰当得很;北京十三陵,除长陵外,其余诸碑均无一字,弄清原委,需要一个有关宫廷政治的漫长故事。无字碑的历史常与王朝更迭有关。在中国,最出名的无字碑就是泰山登封台北侧的无字碑和乾陵武则天的无字碑了。秦始皇何以在泰山登封台侧立无字碑,历来解者纷纭,并无的论。或许,他早在那里等候两千年后的解人了?然则,“祖龙魂死秦犹在”言犹在耳,俱“从子厚返文王”已成趋势,白云苍狗,再颠倒之颠倒,还是无字的好。而武则天的无字碑,因墓主之性别身份,故事层层叠叠,近于不可思议,只能伴其千秋功罪,任由评说。二十世纪也未能例外:金陵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就是一处无字碑。孙中山(1866-1925)逝世后,国民党内曾计划由汪精卫(1883-1944)、胡汉民(1879-1936)撰写墓志铭,但遭到反对,转请章太炎(1869-1936)撰写。太炎先生的《祭孙公文》以四言为主,铿锵沉雄,如云:“天生我公,为世铃铎。调乐专壹,吐辞为矱。”又云:“欲招其魂,天地寥廓!吊以生刍,忠信犹薄!廞公之功,庶其合莫!”1929年中山陵落成时,文字终于敌不过权力,蒋介石(任中山陵建筑总监)拒绝使用章氏所撰墓志,致使中山陵空有碑亭而无墓志铭。如今碑亭内的“天下为公”四字是后来所补,却行遍天下。在各处遍布的墓志铭的衬托下,这几处无字碑以其无字而显赫。犹记十年前的冬天,在紫金山下,山峦苦涩,枝干横斜,举首回望,不由得想到那些为了“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死无葬身之地的人们——他们连再被颠倒的命运亦毫无畏惧,何谈碑与铭?

    布莱希特的无字碑既不骄傲,也不谦卑,倒是有些别致。无论阳光明媚,还是凄风苦雨,他在书房的窗口凝视着那个必然的终点,或许体会了存在,也或许反观了时代。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魏格尔(Helene Weigel,1900-1971)一定无数次讨论过他们的共同归宿。熟悉布莱希特私生活的人或许会对“共同归宿”莞尔一笑,但忠诚与否并不同于相知与否的——他们有共同的志趣、共同的舞台是真实的。魏格尔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家庭。在二次大战中,她的许多家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1917年起,她违逆家庭意志,开始学习表演,1922年移居柏林后,演出了包括布莱希特在内的当代剧作家的作品。1924年,她为布莱希特生下了儿子;1928年,两人结婚。魏格尔与布莱希特一样,信仰共产主义,并于1930年加入共产党。1933年,国会纵火案之后不久,她和家人一起流亡,先到布拉格,而后经奥地利和瑞士抵达丹麦。1937年,他们流亡巴黎;1939年,他们流亡瑞典;1940年,他们流亡芬兰;1941至1947年,他们流亡洛杉矶。她的演剧生涯的重新开始已经是1940年代的末尾,在冷战时代的民主德国,他们抵达了自己的艺术巅峰。魏格尔饰演了布莱希特戏剧中的许多重要角色,其中最出名的是《母亲》(Mutter)、《勇敢母亲和她的孩子》(Mutter Courage und ihre Kinder)。在《勇敢母亲》中,她受一帧在新加坡拍摄的、描写母亲悲悼被日军杀害的儿子的照片的启发,用“喑哑的尖叫”(mute scream)出色地诠释了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alienation effect)。在舞台上,在舞台下,他们相爱相伴,宛如一场搏斗,布莱希特的风流故事是否也会产生“间离效果”,不得而知,但据魏格尔的传记,即便在最困难和古怪的情境中,她也保持着幽默。

    如今两块石头促膝而居,一起凝望着曾经凝望的窗口。身体消弭,欲望与灵魂的对峙失了依托,沸点以冰点的形态存在。布莱希特称赞魏格尔谦逊,这一点也符合许多人的观察。作为演员,她从不突出自己,而是将自己彻底地投入表演之中。谦虚或许就是“间离”与“投入”之间的辩证,仿佛站在布莱希特的立场上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致意。魏格尔死于1971年,墓碑的设计究竟是他们的约定,还是她的安排;无字墓碑是出于谦逊,还是对于历史变迁的无言?就像其他的无字碑一样,这些问题即便不是无解,也必定是多解的。

    青冥浩瀚,碑铭肃立。墓园在窗外展开,一片又一片,由树墙和小路隔开,铺展蜿蜒。我在墓碑间穿行。树梢滴翠,草地湿漉,独行的脚印向城市的方向伸展。出墓园不远,就是高耸的乌普萨拉大教堂(Uppsala Domkyrka)了,屈指算来,已经是元明之际的皇家建筑。伯格曼电影中留下过它的身影。教堂的另一侧,靠山坡的花园内,肃立着几块墓碑,趋近细察,最早的一块,约两米见方,竟是唐时的石碑,构型抽象,龙纹卧于青底之上,呈绛紫色。其他几块稍矮,图形更为规整,平行的线条间镌刻了一些象形字样和十字图形,当是依据龙纹碑及关于东方文字的想象而仿制。伯格曼回忆他幼年的经验时,不但说到天使、圣徒、先知、魔鬼和人类,还提及了龙。我初读时即有些疑惑:教堂一天地,何处起雕龙?这里的龙纹碑,或许就是源头了。

    回首墓园,仿佛回到了柏林布莱希特的窗口。穿过布莱希特夫妇的无字碑,右转就是法国教堂的墓地,拐角处不远,安葬着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 1770—1831)。他们并列着,在一白一黑、一高一矮的两块墓碑间,是费希特夫人的位置。黑格尔,这位费希特哲学的批判者,就这样与他的批判对象并排伫立,低矮的黑色墓碑有一种后来者的谦卑和不妥协——上面写着他的全称和生卒年,再无别的头衔。不同于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及其自我承认,黑格尔将承认置于主奴之间的斗争关系之中。离开了他者无从确立自我的身份。费希特殁于1814年,黑格尔卒于1831年,并置的墓碑应该是按照后死者的意志而安排。除名字外,他的墓碑上排除了一切标记,看起来有点像费希特的绝对自我——一个自我确认的自我。按照黑格尔的逻辑,自我承认的欲望经常表达为“被承认”,从而“被承认”是一种主动的态势。黑格尔的庞大体系大大超越了前者,但在他的心中,费希特和谢林仍然是他的时代中两个“配称为哲学家”的人。并置的墓碑或许隐含着承认与自我承认的政治。

    费希特说:我是我!

    不,我是我们!——黑格尔坚持道。但那个我们也绵延至他身后的“我们”吗?或许是的,因为“我们”命名着黑格尔。这个绵延的我们出于不同的理由,不断重新命名镌刻在黑色石块上的名字。这是辩证的否定。近于无字的墓碑似乎在说:一切都会重写的,但以“我”的名义。

    中国的士大夫,即便开明如梁启超(1873-1929),大概会补充说:我是我,但我也是我们;但这个我们并不表现为主奴结构,而是一家人,不需要在斗争中相互承认。1998年,为了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读书》杂志与天则经济研究所在香山卧佛寺联合召开会议,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1858-1927)是主要的话题。王元化(1920-2008)、朱维铮(1936-2012)来了,我与他们初识,也是在1993年夏日的瑞典。如今他们都已作古。与会者中还有其他已经作古的人吗?我不知道。但与会者在1998年尚能坐在一起讨论,如今却像黑格尔的左派与右派们一样分道扬镳,直至生命终点也不准备回头,却是一目了然的。一个半世纪前,由于马克思的介入和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围绕黑格尔哲学的左右辩论以体系的颠倒而告结束,新的分野在完全不同的地基上再度展开。如今地基再度颠倒,新的起点在哪里呢?记得几年前寻访伦敦郊区的马克思墓,意外发现隔着一条小路与他对峙的是曾让严复(1854-1921)激动不已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这是一场未完的战争,一场从19世纪的洪波中绵延而来的对峙,即共产主义者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之间的对峙。如今大概很少有人专门前往祭拜斯宾塞了,但他的著作以各种变异的形态存活于世间,却是重大而又常常为人忽略的事实。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曾编选斯宾塞文选并撰写导言,就其发展观而言,所谓“现代化”及其理论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一脉相承。墓碑是安宁的,但络绎的访客心情迥异,他们带着各自的信念和感情来到墓前。在这个意义上,终结争论的只能是又一代人的争论,尽管标题或句读有了些许变化,但根本的分歧还在那里,分毫未减。

    我们就生活在各种纪念碑的中间,纪念碑界定着我们各自的位置。纪念戊戌百年的会议结束的那天,曙色熹微,金光穿越枫林,在樱桃沟的溪涧跳跃。出卧佛寺,过植物园,梁墓坐落于东侧山谷。那是一个家族墓园,典雅而庄严。秋风浩荡,幽谷将这位当年的新人物衬托为一个古典的士大夫。妻妾围绕“自我”而列,子孙按照辈分而各有位次。这里有清晰的结构,却看不见为了“承认”或“被承认”的斗争,宁静致远,一片和谐。清晰的内外,自成一体的家族,划出了它与外部世界的界限。“自我”在家族绵延中伸展,承认变成了一种自然的传承。这位也曾为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思想而激动的“启蒙者”,以自己对待死后的方式证明自己属于另一个“普遍的特殊”,却未能将“特殊”再度上升为“普遍”。“新思潮”或“五四”在他的死后世界从未发生。

    黑格尔的“我们”是“我”,梁启超的“我”是“我们”。对于费希特和黑格尔的辩论,梁启超或许会这么说:我就是我们,一个谱系井然的世界。但在“我们”的世界里,布莱希特与魏格尔的搏斗从未停息——爱与背叛,舞台与激情,性与政治,艺术与信念,以及最终汇为一体的表演与生活。在这无限绵延的故事中,有些东西添加了进来,有些味道发生了变异。那是什么呢?

    园丁已经离去。夕阳的余晖只是在树缝间挣扎,一切都将隐没。墓园空寂,一块块大小、形状、颜色不同的墓碑伫立着。是伯格曼的精灵们出来活动的时分了。河流穿越老城,潺潺流淌,我在两岸游荡。越过红色的小桥,一处简朴的灰白色公寓几乎可以忽略而过,楼下有COSCOS连锁饭店。从1952年至1958年,这儿就是福柯寓居的地方,我路过时唯见一个白发老人在门口发呆,手里握着一柄墨绿色的雨伞,仿佛似曾相识。COSCOS的门口散落着几位食客,默然地咀嚼着风味各异的比萨饼,对于也曾在这里觅食的福柯及其颠倒,以及后来颠倒之颠倒,全无知觉。想想也是,从那时至今,食客络绎,饼犹如此,无所谓知与不知。我从那里捎回一包维系生命的食物,再加上从另一处中国小店买回的咸菜、面条和一包紫红色的葡萄。食物放进冰箱,心分外地安宁;眼光穿透树梢,搜寻伯格曼的幽灵。临窗落座,心游八极,思绪已在另一处翱翔。

    呜呼!那是我的家乡了:“衔远山,吞长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送夕阳,迎素月,当春夏之交,草木际天。”(徐仁山集句题平山堂)平山堂的脚下,有一处小屋。小屋的北侧,仅仅隔着一条小路,是蜀岗西峰;由此东行十余分钟,就是坐落在蜀岗中峰的大明寺了。与之相接,观音山和旧唐城巍然耸立,隋炀帝迷楼旧址坐落其间,引无数骚客盘桓。“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须开口问迷楼”(李绅《宿扬州》),我反而更喜欢静僻的蜀岗西峰。岗峰连排,让人产生山势连绵之想,但其实不过是长满了树木的土丘而已。穿过松林和灌木丛,是一片墓园。雍正《题大明寺》有“万松月共衣珠朗,五夜风随蝉锡鸣”的诗句,用在那里也很恰当。在西峰寻访时,妹妹问我是否在意丘陵另一侧的墓园,我说——不。她于是借了屋子,为我安置临时的居所,那儿距我儿时游戏的地方,近在咫尺。登阳台,扶栏北望,又见树木葱茏,绿草如茵,路边的繁花怒放着,春天的雨水从蜀岗向北漫向墓园,向南漫向我的想象中的家;赤脚的孩子在远处玩耍,一只彩色的风筝迎风而上,全不因地面泥泞而稍有懈怠。与这里墓园的沉寂不同,欧阳祠的黑瓦在夕照中闪耀,栖灵塔的钟声空蒙鸣响,回转,暂歇,长长的颤动,仿佛鉴真和尚东渡失败时的太息。松间泉下,寂静比寂静还要寂静。

    往事越千年。在我年幼的时候,那寂静中也曾弥漫着魅影。

    夜色降临,细雨斜注,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灯火在室内照耀着,精灵们从墓园的无边黑暗中望过来,或许会问这个在窗前伏案、时时借着天光打量墓园的人是谁?想到伯格曼的《仲夏夜的微笑》(Sommarnattens leende),有笑意涌起, 波心荡,冷月无声。寒山诗云:“若人逢鬼魅,第一莫惊惧。”南社诗人叶楚伧(1887-1946)《和骚心骷髅章》诗中更有“魑魅食人在长夜,龙蛇并世上中原”的句子。呵呵,离乱中的慨叹可以深味,但可爱的魅影,何惊惧之可言,即便投身乱世,以鬼魅为伴,也可慰人孤单。陈三立(1859-1937)《彊邨校词图为沤尹题》诗云:“坐满鬼神相视笑,莫教图我读离骚”,得其意矣。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1925年6月17号,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二十一号的老虎尾巴里,对着两棵枣树,鲁迅写下了这样的句子。那一年他44岁,如蕴含火焰的黑煤,在隐秘的恋爱中。但散文诗的标题却透着冰点的寒彻,是《墓碣文》。

    或许,那是“搅得周天寒彻”之“寒彻”,几与林奈未及颠倒的0°相当?!

    2012年5月29日于Upps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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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年前光绪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文史

    读后感到很新鲜,过去从未读到过。说它新鲜还因为他的讲话没有现今流行的八股气,没有官僚们常见的那些大话空话假话套话废话,也没有君临天下傲视黎民自以为“奉天承运”伟大正确的那种帝王的霸气。再是他的改革的精神和开放的思想,还是很可观的。可惜这样一位立志改革竭力要有所作为的青年帝王,竟被慈禧用水银偷偷给毒死了……

    站在千名京师大学堂学生前面,光绪沉默了片刻后,徐徐说道,“今天是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的第一天,所谓学堂,在朕看来就是研习学问的地方。云轩阁我们的古人有一个传统叫作坐而论道,今天,朕就和你们论一论这世间的道。”。说罢,光绪抬起右手轻轻的往下压了压:“大家都坐下吧,朕也坐下。”众人迟疑了片刻,都纷纷席地而坐,目光有些疑惑的望着前面的皇上。

    一旁的太监也端过来一把放有明黄色座垫的椅子,光绪一提衣襟下摆,静静的坐下说道:“朕从识字开始,朕的老师就在教授朕为君之道,朕亲政后,也在不断学习治国之道。世间的道或许有所不同,但是朕一直在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什么才是真正的大道,什么才是让国家振兴之道!”

    “这次开办京师大学堂遇到了很多阻力和质疑,大家也都清楚,这其中还死了人。死的这个人叫王长益,朕一直在想,他为什么会死呢?又是谁把他逼死的呢?朕想到了几百年前,也有一个姓王的人,叫王阳明,这个人大家都是知道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所以朕以为,王长益之死,就是死于心中之贼!而这个贼,不仅在他心中,也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要论清世间的大道,首先就要破除这心中之贼。”王长益,因为家贫如洗,在科举上面又是几番落第,颇不得意。这次听说就读京师大学堂每月都有生活津贴,将来毕业后还能谋得一个实缺,左思右想后,虽然心里也并不是十分情愿,但还是到京师大学堂报了名。不曾想,他的这一举动却惹来了同住在旅店里的其他学子们的讥讽和嘲笑。王长益为人忠厚老实,也不善言词,再加上心中多少也有些羞愧,对这些人的谩骂更加不敢还击,只是左躲右闪,尽量回避和那些学子们见面。谁料到有一天晚上,那群学子们在店中饮酒作对,一时兴起,竟然在王长益的床头贴了副对联。上联是:孝悌忠信礼义谦,下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这副对联的上联缺了一个耻字,意思是骂王长益无耻。下联少了一个八,忘八,意思就是骂王长益是王八。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名节观念甚重,王长益的面子又比较薄,再加上心胸不够开阔,受了这些天无数的气,心里郁结难遣。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想到科举失意,就读京师大学堂又招致如此的侮辱,一时气愤之下,竟然用床单在房间里面悬梁自尽了。

    坐在下面的学子们隐隐的发出一些窃窃私语的声音,光绪淡淡一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然而这个心中之贼究竟是什么呢?在朕看来,这第1,一个贼就是伪善!平常大家学习程朱理学,学到的无非是,存天理,灭人欲。可是翻翻我们的历史,历朝历代,靠圣人之学,仁义道德当真就能够治国平天下了?满口仁义道德是无法挽救一个国家的危亡的,你们想想,你们所学的四书五经、你们苦苦研习的八股文,能够抵抗洋人的坚船利炮吗?能够改变贪腐横行,土地兼并,流民千里,国家积弊丛生的局面吗?重名节而轻实务,这里面隐藏着的其实就是虚伪和虚弱。再说说你们,如果这次朝廷没有下旨,让京师大学堂的学子们毕业后,能够享有科举及第的待遇,你们能弃科举而就新学吗?朕不是责怪你们,朕只是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明白,道德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也根本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空谈道德仁义,就是世间最大的伪善。”

    “这第2,二个贼,就是守旧。说到这一点,朕想把17年前李鸿章写给恭王信里的一段话念给大家: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术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17年前李鸿章的这些话,至今仍然让朕感慨啊。17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的士大夫,乃至我们这个国家依然如故。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今日的世势,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危局,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只会让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衰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

    “所以朕今日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朕为什么坚持要开办这个京师大学堂,就是希望在座诸君,能够破除我们心中之贼,以国家强盛为己任,不骄狂,不自卑,正视现实,发愤图强。”

    整个礼堂内鸦雀无声,连最初的窃窃私语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凝重的让人窒息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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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与情报工作

----徐向前元帅揭秘: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原因何在

孙果达

《百年潮》2008年第04期

    核心提示:徐帅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在历史上是立了大功的。《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诤等,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这方面,情报工作功不可没。

 

  中央红军长征与情报工作作者:孙果达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的情报工作,在一些着作当中,特别是回忆录当中,有不少零星的说法,但对其进行较为系统、客观、全面地研究还很少见。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尤其是信息战已经成为战场主宰之时,显然有必要做这项工作,看看当年的情报工作究竟对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关节点与情报工作

  我们先来看一下情报工作与中央红军作出长征决定的关系。对中央红军的长征事先究竟有没有准备的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莫衷一是。现在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有准备,但准备不足,中央红军长征出发非常突然。现在看来,当年的这种情况实在与情报工作有密切的关系。

  据当事人莫雄在《我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计划转交中央》的回忆录中写道,1934年9月底,他奉蒋介石命令上庐山参加秘密军事会议,获得了一两公斤关于第五次“围剿”红军的“铁桶计划”文件,他立刻组织人一面紧急密电党中央,一面“将文件的主要部分用薄纱纸密写抄录,然后由地下党同志藏在鞋底,化装成老百姓千方百计地送上瑞金”。

  有了这一史料就容易理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军步步紧逼,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转移已是势在必然,当然得有所准备,但在获得情报后必须于10月中旬趁“铁桶”尚未合围,就紧急转移,则显然准备是不充分的。

  中央红军长征后,第一个重要决定是通道转兵,不按照原计划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是折向贵州。据伍修权回忆这是因为生死攸关的情报:“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于是红军领导层对行军路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对这一问题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也有回忆,她这样写道:当时毛泽东对王稼祥说:“我们从已得到的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壁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地操劳扑空。”王稼祥点头说道:“这个情报我也知道了。”可见,红军突然转向贵州也是以情报为依据的。

  学术界对遵义会议的研究已经比较透彻,但对在敌人围追堵截之下,遵义会议为何还能开得如此从容,却至今几乎无人提出疑问。通道转兵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并不全面。可以说,情报工作起到了更重要、更直接的作用。据当时担任红军总部作战参谋的吕黎平回忆:“从(负责侦听敌台的)总部二局破译的敌人电报中得知,追击红军的薛岳兵团的两个纵队虽然已经入贵州,但尚未渡过乌江。蒋介石围攻遵义的部署亦尚未完成。党中央与中革军委立即利用这一空隙时间,就地休整扩大红军。”

  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是土城之战,这一仗之所以没能打好,实在是因为情报工作出现了失误。据杨尚昆回忆,在战斗打响后几小时,“彭总发现敌军的兵力不是原先预计的4个团,而是3个旅9个团,火力很强,立刻建议军委:‘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

    继土城之战的是二渡赤水后的桐遵之战。这一仗之所以胜利,情报的准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红军截获了“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云南省主席龙云《作战方略》的电令,了解到敌人对红军包围圈最薄弱的部分是黔北的军阀王家烈部,因此决定回师东进杀个回马枪。

  比较土城之战和桐遵之战,不难发现情报的准确与否往往直接决定战斗的胜负。

  桐遵之战后蒋介石痛心疾首,连呼“奇耻大辱”。1935年3月2日,蒋介石赶到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重新启用“铁桶计划”,就地遍筑碉堡与重点进攻相结合,让碉堡在黔北,特别是在赤水河两岸遍地开花,以捆住红军双腿使其难以“运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蒋介石决定自己赴贵阳“御驾亲征”。

  重庆地下党很快就获取了蒋介石刚制定的行动计划并传给了红四方面军,而后者又立刻传给了中央红军。这一机密情报显然对红军领导层决定放弃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而南下贵阳起了重要作用。

  面对危局,刚刚重掌军事指挥大权的毛泽东充分表现出一个成熟统帅的胆略,一个大胆的军事行动已在胸中酝酿成熟,他巧妙地利用蒋介石即将到达贵阳的情报开始了至今看来仍令人赞叹不已的“斩首行动”,命令红军秘密地第四次渡过赤水南下贵阳。

  毛泽东先是指挥红军作出进攻遵义而不打算南下的假象,在得知蒋介石已经到达贵阳后的几小时就立刻命令红军迅速南下,昼伏夜行,很快就兵临城下,迫使蒋介石调出守卫云南的滇军以“护驾”。在电台监听到滇军出动东进的消息后,红军立刻绕过贵阳城向西南疾进,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云南。

  聂荣臻在回忆1935年4月9日红军通过贵阳城郊那天时是这样写的:“我对蔡大姐说:快些走!现在我们的左边有龙云的五个团,驻在龙里附近,右边驻贵阳的是蒋介石的大部队,蒋介石本人也在贵阳。这中间只有约三十里宽的一个口子。我们要赶紧插进去。否则两边一夹,我们就暴露了。”红军对敌情了如指掌,从而保证了自己的行动神出鬼没,蒋介石要想围住红军无疑是天方夜谭。

  在渡金沙江时,情报也起了关键作用。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二局情报掌握得好,我们才有可能顺利地甩掉敌人渡过金沙江。当我们离金沙江边还有三天行程时,敌人在我们的后边只有一天的路程。敌人前面是十三师,师长万耀煌怕死要保存实力,蒋介石问他前面有没有共军,他谎报情况说前面没有共军,就在原地等了一天,又向回走了一天,再返回来又要3天,这样就和我们的距离差了6天,所以我们才有时间把一军团从龙街渡、三军团从洪门渡都调到皎平渡顺利渡江。”从这一情况来看,当年红军对战场变化了解得如此清楚,国民党军队确实是无密可保。

  红军侦听对手电台以获取机密的行动,直到北渡金沙江前夕才因一个偶尔的失误而被国民党军发现。事情原委是这样的:“红军到了云南后,一个参谋被敌俘去,他带有一些被我们破译出来的敌军电报底稿。1935年5月2日,龙云发急电向蒋介石报告此事,电称‘在草街拿获共军参谋陈仲山一名,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蒋介石接电后,于5月3日、4日,连电龙云:‘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属严重问题’,‘危险堪虞,耻莫甚焉’,规定‘须综印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换日换用。’”但也都被红军猜出来了。

  红四方面军情报的大力支持

  中央红军在长征的过程中,得到了红四方面军在情报信息方面的大力支持。
  在中央红军长征的前期,由于刚离开根据地,原有的信息渠道基本中断,加上每天的行军作战异常紧张,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架设电台通讯联络,更别说耐心细致地侦听敌情。在强渡湘江后过老山界时,据李维汉回忆:“一纵队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走几步,停几步,行动缓慢。敌人追得紧,五军团在后面打仗,挡住敌人,保卫我们。他们也催我们快走,以便甩掉敌人,减少兵力的损失。我赶到前面了解情况,才知道一纵队的电台队的工作人员实在太疲倦了,他们边走边睡觉,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影响我纵前进。一纵队首脑部门早已走远,丢下电台队在后面,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催他们快走,他们才紧追上去。”

  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给中央红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1933年秋,廖承志从上海来到红四方面军,他带来了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一本敌军密码电报破译法。这本敌军密码破译法在长征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年红四方面军负责接待廖承志的傅钟后来说:“那本密码电报破译法万分宝贵,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我们都了如指掌。1935年春天,当一方面军为了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行‘四渡赤水’战役时,情况极度紧张,常常难以架设侦察电台,也多亏有了承志同志带来的破译法,才得以把我们的侦察电台截获的敌军情报,按中央军委指示,及时转了过去。”

  中央红军长征与情报工作作者:孙果达的确,当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就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敌人信息,整理汇总后电告中央红军,帮助其迅速掌握周围敌情以争取主动。在双方会师后,朱德对红四方面军负责情报工作的宋侃夫说:“我们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黔、川、滇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的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

    对于这段历史,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军事领导人徐向前曾给予高度评价。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情报工作负责人之一的罗青长在2001年11月12日的《解放军报》上撰文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徐帅和我最后的一次交谈。那是1976年的深秋,我踏着落叶步入徐帅的小院。徐帅精神矍铄,坐在藤椅上等候着我。我向徐帅稍致问候之后,徐帅就跟我谈起了党的情报工作。我当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徐帅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在历史上是立了大功的。《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诤等,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这方面,情报工作功不可没。”

  红军侦听人员的重大贡献

  在以往对长征的研究中,往往忽视了红军电台技术人员对决策所起的基础和关键作用。处于今天日益了解信息作用和日益重视信息人才的时代,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要取得长征的胜利,红军电台的侦听技术人员默默地作出了何等重大的贡献。

  在长征途中,红军领导层与情报部门往往是形影相随。据吕黎平回忆,长征中担任红军总部二局副局长的钱壮飞“是侦破敌人情报的专家”,“那时我们几乎天天同他打交道,不是他和曾希圣(二局局长)来一局向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汇报敌情,就是我们去二局查询情况”。

  据胡立教回忆:“在长征途中,我在红军总部二局,专注于监听、截获、破译敌方电讯的工作,供中央领导同志了解敌情,有时几天几夜睡不上一个安心觉。”

  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搞侦听的有好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可以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另外,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很容易破译。”
  这些回忆清楚地表明当年红军电台的侦听工作是多么紧张,多么严密地监视着对手的一举一动。他们白天要行军,晚上要工作,无法睡觉成为家常便饭,以至经常出现边走边睡的情形,就如前文李维汉的回忆那样。

  由于他们破译了上至南京蒋介石下至战场师团长的秘密电报,因此也就使红军领导层对敌军的战略部署、战役意图和部队动向一目了然,造成了对手在明处而红军在暗处的理想局面,从而充分发挥了红军机动灵活的特长而牢牢把握了战场主动权,使得对手处处陷于被动。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动态却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仅靠飞行员在空中的肉眼侦察,非但像雾里看花,更要命的是往往被早已胸有成竹的红军略施小计就上当受骗,使侦察的结果帮了红军的大忙。如为了欺骗敌机的空中侦察,红军在这些日子里发明了一些简单而又实用的绝招,如行军途中敌机突然飞临而来不及隐蔽时,部队就在统一号令下来个全体向后转,给敌机造成错觉。这就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闭目塞听处处被动,纵然人多装备好也只能束手缚脚穷于应付。

  因此,从战场信息掌控这一点来看,我强敌弱的形势实在是显而易见的。而取得这一关键成果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双方电台极少数的技术人员在交战中红军技高一筹,真是战场决战岂止在将军。

  当然,情报信息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使用它们的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就是明证。在一年多时间里,尽管军委二局先后破译敌人密电也是数量众多,如果用来指导战争肯定能打出许多漂亮的运动战。但很可惜,红军在李德的指挥下,依然不得不打死守硬拼的阵地攻防战,其结果可想而知,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为表彰情报工作的汗马功劳,毛泽东曾先后两次为侦察电台题词,一次是“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另一次是“你们是革命的鲁班石”。这些题词言简意赅却意味深长,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情报工作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以及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至于对长征中红军总部曾希圣领导的负责侦听破译敌军电报的二局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毛泽东更是做了高度的评价。据曾经担任曾希圣秘书多年的邓伟志回忆,毛泽东曾发过这样的感慨:“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

  从上述史实不难看出,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除了目前人所共知的原因外,实在是与情报工作分不开的。对此,刘伯承曾经打过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玻璃杯里押宝,看得一清二楚。”毛泽东也有类似的比喻:“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隔着‘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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