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本期文集有几篇文风犀利、特有价值的文章,其一是吕超先生的历史研究文章,其二是平原书生的文章,其三是金复新的文章。古人云:世事洞达即文章。当今中国,如果没有几个对世事洞达的人,那真要糟糕了。好就好在一些 明眼人早早就把事情看透了。在当前这个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还需要中国人民特别耐心应对困局,但这一切都需要知识和智慧。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多看看仲大军先生的文史讲座,那全是历史的智慧。不学诗,无以言,不学史,无以立!此文集在第一次上网后还会陆续增加新文章新内容,请大家关注。】

中国右派的出路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2012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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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沂沭河流域的历史价值

----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前后三次原始文化的大规模叠加

山东莒州博物馆 山东省东夷文化研究院筹委会 吕超

2012年6月14日

    提要:沂沭河流域地处郯庐断裂带中断,南北贯通。区域内多低山丘陵和开阔的山前平地。西面背靠泰山山脉,东面隔沿海低山丘陵与黄海相邻。这一特殊的地理优势,使其在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前后三次大规模的原始人类迁移和文化交流中得到跨越式的发展。第一次是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发展过程中,由于北方气温逐渐降低,原始人类为了躲避寒冷和追逐南下的动物,而形成的沂沭河流域的文化叠加。第二次是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后期由于气温的急剧升高,海平面快速上升,处在渤海和黄海海底平原上的原始人类从海底平原撤出后迁居和经过沂沭河流域所形成的大规模文化叠加。第三次是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以后,气候变暖,原始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地处泰山山脉北侧的后李文化和地处泰山山脉西南侧的北辛文化先后从沂沭河流域的南北两侧向沂沭河流域的叠加。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前后,沂沭河流域三次大规模原始文化的叠加,奠定了古东夷文化的基础,开辟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先河。

    关键词:沂沭河流域 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前后 原始文化 叠加

    郯庐断裂带北起黑龙江、南至长江边,总体呈南北走向,纵贯中国大陆东部,是绵延2400多公里的巨型深断裂带。该断裂带不但地质活动频繁 ,而且也是人类生息繁衍的摇篮和南北迁徙的通道。在这条断裂带和其附近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30万年到70万年前,就有北京猿人、沂源猿人和和县猿人在这里生活 。而沂沭河流域就处在这条断裂带中段的沂沭河断裂带上,沂沭河断裂带又由昌邑—大店、安丘—莒县、沂水—汤头、鄌郚((Táng wú)—葛沟四条平行断裂带组成。该流域西靠泰沂山区,东隔沿海低山丘陵地区与黄海相邻,它以两头开阔中间狭长的地势连接着东北地区和江淮流域。在沂沭河流域从旧石器到新石器几十万年的时间里,从未间断过人类活动。特别是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前后,沂沭河流域成为人类和动物迁徙和生息的重要场所,出现了多重原始文化叠加的现象,和东非大裂谷的奥杜威有许多可比之处。

一、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初期到中期的原始文化叠加

    在距今约10万年左右,地球进入了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9万年前气温降至今天的水平;8万年前降至比今天约低5℃;3万年前降至最低点,比今天气温低10℃左右;1.9万年前气温开始缓缓回升;至1.2万年前左右才达到8万年前的温度水平。这一时期,欧洲有斯堪的纳维亚等三大冰川中心,冰川前锋推进到了东欧与中欧,较之以往南进了200公里以上;北美主要有劳伦申冰盖与科迪勒拉冰川,冰川前锋到达圣路易州,覆盖了纽约等地;亚洲主要有西伯利亚冰盖与青藏高原冰盖,后者厚达1500米以上;另外,我国的华北、秦岭以及长江流域的一些地区也都有冰川分布。在距今3万至1万多年以前,寒冷与干旱是我国大陆的主要气候特征,温度的降低,使冰盖与冰川迅速发育,我国东部地区的冰缘区南界到达了北纬34°20′。

    在寒冷和植被的退化的情况下,欧洲的一些动物种群由于阿尔卑斯山冰川的阻挡不能南下而走向灭绝。在欧洲生存了30多万年的尼安德特人也由于寒冷、食物短缺等原因而走向了消亡。

    在东亚,处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的动物和原始人类就幸运得多。虽然泰山山脉中,部分海拔比较高的山峰也有冰川形成,对南下的动物和原始人类也具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泰山山脉西侧是南北贯通的黄淮海大平原,是南下的动物和原始人类开阔的通道。在泰山山脉的东侧是向北扇形展开的郯庐断裂带中段的沂沭河和潍弥河流域由丘陵、平原构成的谷地。沂沭河流域处在北纬34°17’至36°20’之间,它的北部在冰期温度降到最低点时,也才是冰盖的边缘,沂沭河流域是原始人类和动物躲避严寒的良好处所和南下的重要的通道。从华北和东北(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渤海大部成为陆地)南下的原始人类,和沂沭河流域的原始人类相融合。形成了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早期至中期的第一次原始文化发展高峰。这一原始文化叠加过程大约从9万年开始到约2万年前后结束,持续了大约7万年的时间。在沂沭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大量中晚期旧石器文化遗存就证明了这一点。其中,沂源县上崖洞遗址,距今约7—8万年;新泰市乌珠台遗址,距今约2—5万年;沂源县土门乡千人洞遗址,距今约2—3万年。此外,在沂沭河流域及其附近的长岛、日照、蒙阴、费县也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中晚期原始文化遗存。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从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初期直到温度降到最低点的2万年左右,沂沭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从未间断过人类活动。本地区的原始人类和躲避严寒追逐猎物南下的华北、东北原始人类在这里聚散生息,使中华原始文化在这里得到发展和延续。

    当然处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的北方原始人类,不只是南下这唯一选择。他们大部分分散到已逐渐成为陆地的渤海和黄海海底平原,有的北上到达了西伯利亚,有的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有的跨过陆桥远去美洲,在那里重新开创原始文化。

二、 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期后期的原始文化叠加

    沂沭河流域第二次文化叠加应从距今约1.2万年以后,到距今约8千年的不足4千年的时间里。

    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期间,由于气候的变化,引起海平面的急剧变化。自10万年前开始,海面开始下降,7.2万年前陡然降至一60米以下,3万年前又降至一100米以下,2.5万年前继续下降至一140米以下;1.7万年前海面上升,至一100米左右,至1.2万年(也有的资料记载距今1。1万年)前复升至一60米左右,大约8千年前,达到今天海平面的高度。 海平面在一60米以下维持了6万年左右。由于渤海和黄海海水较浅,渤海现在平均深度18米,黄海现在平均深度44米(北黄海平均深度38米)。所以渤海和黄海海底在第四纪冰川期期间大约维持了6—7万年的陆地阶段。在这六七万年间,渤海黄海经历了沧海桑田的漫长岁月,新的植被的形成,人和动物的迁入。六七万年间原始人类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创造了怎样的文明,令人难以想象。但在1.2万年至8千年的这段气温急剧升高,海平面急剧上涨的后冰河时期,渤海黄海的原始人类的去向却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

    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后期海平面上升,渤海海底平原上的原始居民去向应是:北上辽宁,西去河北,南下山东。黄海海底地势由北、东、西三面向黄海中央及东南方向倾斜,它有一个明显的由东南向北的低槽——黄海槽,海槽水深60~80米,自济州岛以南开始沿黄海中部向西北伸延,分别进入北黄海、青岛外海和海州湾。由于受这一特殊海底地势影响,黄海海底平原上的原始人类在海平面上升时,少部分去了日本、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及江苏,大部分向西迁徙到山东。

    如果说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初期到中期的原始文化叠加,是单方面的——主要是来自北面,漫长的——用了7万年左右的时间,分散的。那么,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后期气温上升阶段的第二次原始文化叠加则是双面的、短暂的、集中的。在不到四千年的时间里,黄海和渤海海底平原上的原始人类从东面和北面先后向山东半岛迁徙。由于山东东部沿海的丘陵山地资源有限,再加上从海底平原上迁徙出来的原始人类已不习惯在这种新的丘陵山地环境下生活。他们内迁到接近第四纪冰河期后期海底平原环境的沂沭河流域开始新生活是必然的。

    从7.2万年前海平面陡然降至一60米以下,至1.2万年(也有的资料记载距今1。1万年)前复升至一60米左右,再到大约8千年前,海平面达到今天海平面的高度。在这期间渤海黄海成为陆地,现在的大陆与朝鲜半岛连在一起,与日本也有路桥连接,原始人类在这期间,不只是到达渤海和黄海海底平原,而且通过这两地和其他途径到达朝鲜和日本,形成了第四纪冰河时期大东亚原始文化。

    我国古脊椎动物学者斐文中指出,日本早水台遗址中出土的旧石器在原料、器形、制作方法等方面,与北京周口店第15地点的文化遗存有许多共同之处。在鹿儿岛上场遗址中发现的石球与中国谗家窑遗址中出土的石球属于同一类型。从许家窑遗址中发现的尖状器、刮削器同坜(lì.)木县星野遗址第7、第8层中出土的同类石器非常相似。野民湖底的长石片和用长石片制成的刮削器具有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洞沟遗址的长石片工艺的某些特征。芹泽长介认为,从早水台遗址下层、岩宿遗址零层、星野遗址下层中发现的旧石器是属于中国周口店文化的类型。由此可见,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渤海黄海海底平原的原始文化,早已东北亚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在我国的东北的南部,朝鲜半岛的中部和南部,以及日本等地的沿渤海和黄海地区,都发现了大量的细石器。再加上我国河北和山东东部的细石器文化,整个环渤海和黄海地区形成了高密度全包围式的细石器文化圈。这一细石器文化的整体性是显而易见的,它的纽带就是渤海和黄海海底平原的原始文化。当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后期,海平面上升时,随着原始人类的重新“登陆”,渤海和黄海海底原始文化也被带到了原始人类新的居住地。当然,相关的问题还要做大量的研究。

    沂沭河流域发现了的很多旧石器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群山环抱,海拔在100—300米之间的沂沭河源头和上游地区,这是沂沭河流域原始文化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第一次文化叠加的遗存。而在沂沭河流域海拔70米以下的山前平原或低山丘陵上密集分布的细石器文化,则是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后期气温上升,海平面升高,渤海、黄海海底平原上的原始人类迁徙至此的文化遗存。

    据相关资料证明,距今约10000年左右的虎头梁遗址,生态环境复杂,为灌木和松林草原景观;时代为晚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的柿子滩遗址材料显示以草原环境为主;距今约10000年左右的山顶洞的材料表明,动物种类多,森林型明显多于草原型,以森林景观为主,气候湿润。据此推断,当时的沂沭河流域应是:河网纵横,湖泊星罗棋布,在沂沭河沿岸的一些地方,台地丘陵连绵不断,草茂林丰。这种环境和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后期渤海、黄海海底平原上的环境有一些相同之处。再往西就是连绵不断的泰沂山区。从渤海、黄海海底迁出的原始人类,在这里无论是短期停留还是长期居住都是比较理想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山东通史》2009),在鲁东南沂沭河流域,共发现细石器文化遗址140处。这些遗址分布在海拔70米以下的山前平原或低山丘陵上,连群成片。仅凤凰山一地发现的细石器就多达数以千计,足以说明当时在沂沭河流域有大量的人群在这里居住和停留。

    通过对沂沭河流域望海楼、青峰岭和凤凰岭等遗址发掘的细石器的分析,沂沭河流域所发现的细石器除具有一般北方细石器特点外,在制作技术、石料选择和石器器型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当代表着不同的细石器文化。这与当时沂沭河流域来自渤海海底平原和黄海海底平原上的原始人类所具有的多种细石器文化是一致的。这种文化,具有采集渔猎文化的明显特征。

    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后期原始文化的叠加、交流和萃取,促进了本地区细石器文化的繁荣。这一文化随着原始人类频繁的迁徙,得到广泛传播。直接奠定了古东夷文化的基础,并从此使这一带的古代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东亚地区维持着领先地位。这一文化不但与东亚其他地区的文化有着广泛地联系,同时也直接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的文明进程。现在,对东夷文化的发展过程普遍认识是: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我认为,东夷文化至少应从第四纪冰河时期的渤海、黄海海底平原文化算起。东夷文化的形成过程应是:第四纪冰河时期渤海黄海海底平原文化、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

    沂沭河流域在距今约八千年左右原始文化进入了短暂的低潮期。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这一时期,第四季冰河期末次冰期已经结束,海平面不再上升,渤海黄海海底平原的动物停止了对沂沭河流域补充。狭长的沂沭河流域由于资源的相对紧缺,容纳不下过多的人口,从渤海和黄海海底平原迁移上来的原始人类大多数成为过客内迁到其他地区,使一度繁荣的沂沭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处于暂时的萧条状态。但这也同时使渤海黄海原始人类的海底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形成后来东夷文化基础。二是由于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渤海黄海海底平原处在盆地位置,气温相对较高,自然条件相对优越。在冰河时期,渤海黄海海底平原上的原始人类依然保持着采集和渔猎的生产方式。直到到第四季冰河期末次冰期后期,气温开始升高,海平面上升,渤海黄海海底平原上的原始人类内迁到沂沭河流域时依然保持着原来的采集和渔猎的生产方式。这一生产方式在后来承担不起大量的人口增长的物资需求,这也是沂沭河流域原始文化一度出现低潮的一个原因。而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华北西北地区气候寒冷和干旱,植被退化,动物和稍大一些的植物果实大幅度地减少,这一地区的原始人类被迫采集颗粒较小但数量较多的莠草为食,并在漫长的岁月里开始驯化这种植物成为谷子。这使西北(如:甘肃大地湾)和华北(如:山西下川,河北徐水)在冰河时期结束后最早进入农业文明。三是冰河时期结束后,气温升高,雨量开始增大。沂沭河流域地域狭长,在雨季洪水的经常爆发,由于当时原始人类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对较低,原始人类在这一时期生活反而变得艰难。

    沂沭河流域在出现的短暂的原始文化低潮期后,随着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的传入,以种粟为主的农耕文化逐步取代了细石器时期的渔猎和采集文化,使沂沭河流域原始文化再度繁荣,而领先时代。

三、 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以后的原始文化叠加

    沂沭河流域第三次原始文化叠加是在第四纪冰河期末次冰期以后,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从南北两面先后向沂沭河流域的叠加。后李文化也是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前后由泰沂山区本地文化和华北原始文化(如: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下川文化——1.6万年,徐水南庄头文化——1万年左右)和渤海黄海海底平原文化叠加的结果。因此,它具有渤海黄海海底平原文化和华北早期农业文化萌芽时期的特征。后李文化在第四纪冰河期结束以后,大约在距今8500——7500年之间发展起来,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北方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之一。从所发掘的聚落房址,和所出土的陶器、石器、骨器,以及所分析出一些禾本科植物花粉——其形态哭死谷子,来看当时先民可能已经学会农业栽培。后李文化具有早期农业文化的特征。后李文化的分布范围主要在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地带,所发掘遗址在章丘、淄博和潍坊一线,其中潍淄河流域与沂沭河南北隔分水岭相邻。后李文化对沂沭河流域和整个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时期原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新石器时期另一个对沂沭河流域原始文化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北辛文化。北辛文化是新石器中晚期黄河下游的考古学文化,距今约7300—6300年,遗址主要分布于泰沂山系的西南侧,延伸到泰沂山系南北各地。北辛文化除了具有一般以粟为主的早期北方农业文化特点外,在陶器制作、房屋建筑等方面明显的具有裴李岗文化的异域特色,虽然其细石器文化的归属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北辛文化也是多重文化交流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之后,环鲁中南山地周围的兖州、曲阜、泰安、平阴、长清、济南、章丘、邹平、张店、青州、莒县、临沭和滕县等地,都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它的分布范围除山东半岛外,还包括江苏北部地区的洪泽湖东北一带,主要遗址有山东滕县北辛、兖州王因、泰安大汶口、江苏邳县大墩子、连云港市二涧村和淮安青莲岗等。

    北辛文化已形成完整的聚落,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骨、角、牙、蚌器,十分发达。制作工艺以磨制为主。原始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已经初具规模。治陶业也具有较高的水平,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颇具典型意义的“三足鼎”及“彩陶碗”等。一些陶器上面的“彩绘痕迹”和“鸟足刻画符号”已呈现出“文明的曙光”。北辛文化几乎覆盖了包括沂沭河流域在内的海岱地区。是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后期渤海和黄海海底原始人类迁居沂沭河流域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的文化叠加。奠定了沂沭河流域早期农耕文化基础。

    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从泰沂山区的南北两侧先后向沂沭河流域叠加,是华北原始文化、中原原始文化和沂沭河流域原始文化的大融合。为沂沭河流域的原始文化,能够在吸收当时最先进的原始文化要素的基础上,再次创造领先时代的先进文明打下了基础。

结束语

    沂沭河流域在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次冰期前后三次大规模原始文化叠加,是渤海、黄海海底平原原始文化和泰沂山系内陆原始文化的大规模的整合。在这两大文化中,沂沭河流域处于中心位置。其南北贯通东西衔接的地理优势,和倚山面海怀抱平原的良好的自然条件,使沂沭河流域在大汶口和龙山文化时期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新石器文化。

    一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畜牧业,辅以狩猎和捕渔业的经济已具有较高的水平。经过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时期原始农业文化的积累,到大汶口文化时期沂沭河流域的原始人类已经有能力离开丘陵山岗走向两河流域的平原腹地,去开垦两河沿岸肥沃土地(这需要有相当的垦荒能力和抵御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的能力)。使以粟为主的农业生产得到长足的发展。

    在沂沭河流域附近的胶州三里河遗址的房内挖有1.4米深的大窖穴,内贮粟1立方米余。在莒县陵阳河遗址所发掘的墓葬中,每座墓葬都有数目不等的随葬品,其中陶器最多,陶器中酒器的比例最高。“在45墓葬中,就发现了高柄杯多达600余件”。酒文化的高度发展,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当时沂沭河流域农业发展水平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二是在大汶口文化中期,沂沭河流域的聚落中心伴随着聚落群的产生而分化出来。发展到距今5000年左右,少数聚落群中的聚落开始形成“都邑聚”金字塔型等级组织结构,表现出了国家的雏形。“其中包括莒地陵阳河群,可能还有临沂群和郯城南部、新沂北部的花厅群。而陵阳河群最清楚”(张学海)。所以说,在距今5000年左右,在沂沭河流域就已经诞生了以莒地陵阳河为中心的古国。其时,军事首领制已相当成型,象征权力的石钺和发号施令的陶制仿牛角号成为国家权力重要标志。

    三是治陶业有了较高的发展水平,不但器型超大,而且制作工艺高超。单从陶器中磨光蛋壳黑陶独特工艺和精美绝伦的艺术看,当时沂沭河流域的治陶业无疑是中国同期考古文化中最发达、最先进的。陶器是当时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治陶业的高度发达,说明沂沭河流域当时社会的进步。

    四是沂沭河流域文化的精华在于原始人类在这里首先发明和使用了图像文字。这种图象文字及与之相关的大口尊集中在两个主要分布区和一个次分布区。两个主要分布区:一是鲁东南沂蒙山东部边缘的沐河流域如莒县陵阳河遗址、大朱家村遗址、杭头遗址,诸城前寨,胶县三里河等遗址;二是皖北地区的北淝河、涡河流域,如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该遗址已发现完整的大口尊18件。一个次分布区是指鲁南的枣滕地区、苏北的花厅、邳县的中运河流域,如枣庄建新、邳县刘林、新沂花厅等遗址。大口尊及刻划符号最早出现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多数出现在晚期,而且刻划符号多位于大口尊口沿下腹部同一位置,它们又完全出现在大型墓中,有些刻符上还涂有朱红颜色。所以考古学家认为,大口尊及其刻划符号是大汶口文化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发生巨大变化的产物,因而是当时凌驾于其他生活用具、社会事象之上的特殊产品,不仅刻划符号具有深奥的意义,就是大口尊本身也应是一种神器、神物。图像文字的产生,和在当时社会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充分说明当时的沂沭河流域和其所影响的广大地区的先民已开始走出原始蒙昧,走向文明。

    大规模的自然变化和人类历史的重大变迁总会留下痕迹,我依据已掌握的材料对相关历史进行合理的推测,对历史进行还原,从中找出内在的联系。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考古发掘能够做出更加明确地解释。

参考资料:

1、《郯庐断裂带早白垩世走滑运动中的构造、岩浆、沉积事件》 朱光等 地
质学报 第76卷 2002年8月
2、《我国第四纪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段万倜 科学出版社 1981版
3、《山东通史》主编;安作璋 先秦卷 主编:王克奇 王钧林 人民出版社 2009年12月
4、《旧石器考古概论》 贾兰坡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 1986年
5、《山东细石器遗存以及对“凤凰山文化”的重新认识》沈晨 高星 胡秉华
人类学学报 第22卷 第4期
6、《试论中国北方细石器起源》作者于志勇 稿源《考古与文物》1995年01期
7、《裴李岗文化 》 李友谋 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3。12
8、《从房址和陶鼎看北辛文化的成因》作者:方拥 ,来源:《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04期
9、《东夷史前治陶业的发展》逢振镐 来源:《中原文物》1993年第1期
10、《莒文化研究文集》中国先秦史学会、政协莒县委员会 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2
11、《论大汶口文化大口尊》王怀吉等 来源:《中原文物》2001第02期
12、《试析东北地区东部与朝鲜半岛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工业之间的文化关系》王春雪 赵海龙 陈全家 方启 《内蒙古文物考古》2009年02期
13、《日本旧石器早、中期文化研究新进展及其与邻近地区旧石器对比》来源:《人类学学报》1998年第01期 作者:佐川正敏
14、《日本考古学概论》小林行雄 著,韩钊、李自智译。《考古与文物》1996年
15. 《日本通史》冯玮 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3.1

 

 



 

发件人:彭培根<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时 间:2012年06月17日 00:29 (星期日)收件人:zdjun2011@163.com;附 件:5 个 (长沙讲座2012年5月21日彭培根院士讲座.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 长沙市勘察设计学会 +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主办

在长沙市勘察设计学会与湖南大学的讲座前言

彭培根 院士

2012年5月17日

方会长、魏院长、各位老家的领导、同行们、同学们、鄉親们:

    时隔六年又能回到老家长沙来学术交流。感到非常高兴! 为了节省时间,我想用三个分段话题的打印稿来向大家报告,口头上就不报告了。留出时间多谈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专业事务。

    我要讲的三个话题是:第一个话题是祖国为什么使得我的先父彭鸿文将军带领着我,决定回国定居和工作; 第二个话题是我们回国以后对中共治国的伟大成就的学习和心得;第三个话题是与我在清華大学教了30年的书以及我的专业—规划与建筑有关的事。

    现在我先来讲第一个话题:首先,我要“正名”一下;我的这个名字“培根”与英国的哲学家“培根”没有关系;我的名字是来自中国哲学家王阳明的话:“种树培其根;种德培其心。英国的“培根”(Bacon)是火腿,西方人的名字是从他们的祖先从事的职业来的:Mr. Baker是面包师,Mr. Carpenter 是木匠,美国有一任国防部长叫David Shoemaker, 他的祖先是做鞋子的。英国的丘吉尔首相姓Churchill 他的祖先是教堂的管理人,相当于中国的“庙侍”。英国另一前首相Thatcher 的祖先是拿着大镰刀给人切齐茅草房顶的。比尔.盖兹 姓Gates, 他的祖先是单位大门的门卫(也有姓Doorman的,那是住宅的门房。所以各位吃早餐吃到火腿(Bacon)时,不要联想到我啊!呵呵!

    简单地说:我是在大陆出生; 台湾成長;在台湾和美国上学;在美国和加拿大工作;然后又回到我的出生地—祖国大陆定居。整个人生旅程的动线,刚好是以逆时钟的方向绕太平洋一圈—大陆、台湾、美国、加拿大再回到大陆。国内外朋友们一般都好奇地问为什么早在1981年,国内生活条件那么差的时候,我们放弃了国外优厚的生活环境和待遇,回到中国大陆来定居?今天没有时间来讲我父親如何在台湾时就关心和向往大陆,还有教育我将来要回到出生地,为自己的同胞服务的点点滴滴。限于时间,我要直接跳到1979年发生的重要事情。

    我的父親彭鸿文将军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第十战区—徐西军区司令。他是在上海大夏大学(现上海师大所在地)读到三年级,才投笔从戎去上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我们在1978年已入加拿大籍。先父决定回祖国定居,并且指导我在1981年10月先行回国;为父親 “打前站”。

    1982年鸿文将军是第一位回归祖国;拥护和平统一的国军将领。父親和我都申请放弃加籍恢复中国籍;但是,国家因为要保证我在国际的学术交流的出入境方便,还有为和平统一台湾的工作,建议我保留加拿大国籍。父親则落叶归根的愿望得到实现。由中央领导人习仲勋同志在钓鱼台国兵馆,亲自主持了鸿文将军的回复中国国籍的仪式。1979年父亲与我将先母的遗体(骨灰)送回长沙老家安葬时,父亲坚持要坐火车,以便看看祖国大陆大江南北30年来的伟大变化。他在火车上优哉游哉地给我讲和日本鬼子打仗和国共内战的一个一个的故事,其中有一些是我听过的。但是,他给我讲的眼下看到的中国大陆与1949年前的中国的比较,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父亲为我提供了一个十字坐标中的纵坐标,那就是新旧中国对比的时间的和历史的坐标;我自己则有一个到过37个国家的空间的和地理的坐标,父亲鼓励我回到自己生长的黄土地上,为自己的同胞服务。三十年啦!实践证明从这个十字坐标选择回祖国的路是绝对正确的!

    先父1987年逝世时,作为一位中国军人他是在一个“作战”的姿势,也就是太极拳“手挥琵琶”的招式时,去世倒地的;功德圆满!

    我在刚回国时,还做了一件“傻事”,当时刘达校长安排要给我外国专家待遇(大概月薪2000元人民币左右吧)我问清華的副教授的工资是多少?答复是一个月150元到200元左右;我说那他们怎么过日子呢?他们说;房租才五块钱一个月;伙食费也就三四十元;有这种工资的教师每月还可以有一半的工资的储蓄。我说那我就和大家同工同酬试试看吧!结果,两个月后,我就后悔啦!国外或台湾来一个朋友,请他们在北京饭店吃一顿饭,三分之一的工资就没啦!但又不能厚脸皮地去跟清華大学说;“你们还是给我那外国专家待遇吧!”

    早在1984年10月,已故姚依林副总理,以中央引进智力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突然到我在清華大学的家里来布衣探访。之后在1985年在姚副总理的关怀下,我与两位加拿大建筑大师以及几位中国的著名专家,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建筑设计企业—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我在1984年的媒体上,看到小平先生去厦门视察的消息,将厦门当时的2.5平方公里的特区扩大到全岛。当时,厦门的城市总体规划已经由福建的某设计院做好了一个方案,并且已经正在等待福建省政府和省人大常委会的批准。后来,据说是项雷书记希望通过中央引进智力办公室,找一些有国际规划经验的专家,对这个规划发表一点专业评论和意见后再做决定。

    于是,中央引进智力办公室和厦门市政府,就与我联系上了。1985年我就受到中央引进智力办公室以及福建省政府及厦门市政府的委托,由我来承担由前线变成了经济特区的厦门的153平方公里的总体规划的工作。当时,我因为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的规划;为了对政府和同胞们负责,我请来了我的老师—国际著名的规划大师美籍華人白瑾先生(他曾经在设计上海金茂大厦的美国著名建筑师事务所SOM担任过七年总规划师;主持过華盛顿五万人口城市更新的规划工作)。同时我还请来了来自六个国家的另外十一位中外专家。我们在五个月内将厦门的总体规划的任务,以国际的水平完成了工作。

    厦门的海沧大桥和环岛滨海大道,就是我们当年像下围棋一样地布置的棋子。滨海大道在我们规划后九年完成了。而海沧大桥是在我们规划后的第十一年之后完成的。厦门后来先后有两次被联合国人居署,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之一;我到今天还有荣幸担任厦门的规划和建筑顾问。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们在厦门的总体规划能够得到厦门市委陆志奋书记和邹尔钧市长如此坚决而大力的支持。是与当时的省委书记项南先生分不开的。

    第三个话题是我们回国以后对中共治国的伟大的成就的学习和心得。

    我们刚回国时还有粮票和布票等制度,牛奶每家每天只有一瓶,我家每天三瓶牛奶还要经过特批。我们带回来的两辆小轿车,只够一辆的汽油。只好把其中一辆送给建筑学院。现在的中国的经济与那时候比,真是天差地别啊!我们一家人是亲身经历中国3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成长;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最实在的历史见证人之一。请看我在回祖国15周年时,写的一首自勉诗《诚先手》;其中我就是用: “大江追月翻涛湧”来形容祖国改革开放和经济成长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气势和速度!从2003年后我国治国国策的核心哲学观,逐渐成熟了。它们是: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但是,我对中共中央的文件的学习心得是: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是来自2003年10月14日中共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个决定简单说就是:《五个统筹》,他们是:第一、统筹城乡发展;第二、统筹区域发展;第三、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第四、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第五、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

    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已有三十年;《五个统筹》的意义深远。今天没有时间来详细地讨论。但是,相信无论你是不是国家的干部和公务员,还是百姓群众,还是華人華侨,一定要好好学习研究《五个统筹》,才能了解我国当今的治国的基本哲学和理念。限于时间,我简单地举两个实例:例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大家还记得四年前北京圆明园管理局,为了要保护湖水的流失,打算要在湖底铺一层复合塑料布的材料。结果引起了几千的群众,打着标语布条抗议游行。大家都纳闷,为何闹了几天没有人来劝阻。其实,这些群众是有《五个统筹》中的“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在支持他们的抗议。

    与城市规划与建设方面是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我国过去近二十年在城市建设方面,绝对没有做到这个统筹。对外开放开过了头!没有好好地统筹国内发展,也就是培养自己的民族建筑师和规划师。因此,才出现了好多:用温总理批判的原话来说:“我国近年来,有一些重要的公共建筑物的建设和设计,是贪大、求洋、浪费国家资源和没有中国特色”。用我自己的语言来说,这些洋建筑大师设计是把中国当成新武器试验场,于是设计了许多违反科学、违反原理、违反可持续发展、违反“绿色奥运”,甚至违反常识的妖魔鬼怪建筑物。例如:国家大剧院、CCTV新大楼和“鸟巢”体育场。

    这是与我在清華大学教了30年书以及我的专业—规划与建筑有关的事。首先,我在前面说过,要报告有关1985年我在厦门为城市总体规划的较详细的情况。为什么要讲这个实例?就是希望各位能了解我们从事城市和规划的工作方法。以便将来为平南县建议城市建设,做咨询时,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1985年在中央引进智力办的任命下,我率领六个国家的十一位中外专家团。向厦门的陆自奋书记和邹尔钧市长等市领导们报告:厦门位于九龙江口,海沧的地理位置太像香港的九龙,而厦门岛就像香港岛。人们的习惯是喜欢生活在水( 海 )边的。但是原有的规划是以厦门岛的中心为城市未来发展的中心;完全没有关注到海沧、集美的东海岸和厦门岛的西海岸的像磁铁一样的相互吸引的磁场。把这个海湾的两岸的同步开发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完全切断和忽略了。原有的规划将厦门岛的土地几乎都在十年内全开发光。我们作为规划师,是有职责和义务为未来经济较好的年代预留可以开发建设的土地。我们认为如果按原有的总体规划实施,那将是死棋一盘。我们建议应该先从海沧、集美的东海岸和厦门岛的西海岸开始集中开发。在厦门本岛的中部和西部应该预留出大量的空地,给未来十五到二十年内,等到厦门有国际水平的资金的时候,能够有比较好的位置的土地来建设较高质量的群体建筑。请注意我是说群体建筑;这是有在开发之前,必须要有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后,才能建设成群的建筑;而不是单打独斗的一栋栋的单体的建筑。我们没想到厦门的领导对我们说:我们认为你们的评论和建议是中肯的。请你们就放手做新的总体规划吧!我们宁愿如果因为前面这一段规划工作没有把好关,而要丢乌纱帽,也不愿意因为错误的规划影响到全国最新的特区-厦门未来的发展。他们后来向省里请示,也得到同样的支持。

    现在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做厦门总体规划的工作方法:

    (一)我们为了要保持厦门、台湾和部份广东特有的临街建筑的“骑楼”的特色,我们请厦门大学的学生做了老市区“骑楼”的调研;分析了中山路、思明路和鹜江道等临街建筑的“骑楼”的特色。在我们总体规划的工作中,最后的重点之一是新城市中心-笎筜湖范围内的城市设计。我们建议:将老市区的骑楼的特色,延伸到笎筜湖-新城市中心来。因此我们建议在笎筜湖-新城市中心的新建筑,在临街的一层楼应该有老市区的延伸的骑楼;最靠城市道路的建筑不要超过四层楼;要建高楼应该向后退,以免造成对城市道路空间的拥挤的环境心理压力。

    在我们承接厦门的重新规划任务之前,笎筜湖-新城市中心区,原来已经划分了十多个开发建设区。每一个建设都有一个中外合资的项目公司。我们向市领导报告-这有点像战国群雄或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从原有的规划建设图上看好像抓了一把花生米,天女散花似地将建筑物散布在新城区。我们建议将笎筜湖流不动的臭水部分,填湖为陆;增加了土地面积,同时又将死水变成活水。新城区的建设用地应该统一规划后;再做城市设计后,才能批给各合资的项目公司。结果,市领导的决策是令人感动的!他们下令将已经批准的开发建设项目暂停;同时保证原有的项目在新的城市中心的城市设计完成后,再重新批给这些项目公司-同样大小的土地。市领导们还是那个同样的实事求是的魄力:“我们宁愿如果因为前面这一段规划工作没有把好关,而要丢乌纱帽,也不愿意因为错误的规划影响到全国最新的特区-厦门未来的发展!”

    我在清華大学教了三十年的书;其中二十五年是用英语教一门理论课:理性建筑(RATIONAL ARCHITECTURE)。教育部2006年实施了:“精品课”评估制度;我的这门课在2008年被评为“精品课”。

    谢谢大家!

    附件:

长沙市生态安全与城市更新及建设讲座通知

主办单位:长沙市勘察设计学会 +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

协办单位:长沙县海外联谊会 + 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长沙公司]、阡陌建筑设计公司 + 大地十方鄉村建筑设计院

主题内容纲要:《在骤变的中国社会中,谈谈-文化、城市建设、生态安全与艺术的综合矛盾互动》

时间: 2012年5月 21日(周一)下午19:00-22:00;

地点: 长沙市岳麓山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新系楼报告厅

讲座人:彭培根 清華大学资深教授;精品课教师之一。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著名建筑大师与建筑评论家,国务院发研中心-国际城乡交流中心评出:建国六十週年对城乡建設有贡献人物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新闻教育改革中国专家组成员;中国优秀外国专家奖章获奖人;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曾任八年唯一外籍委员。中国第一位获得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的外籍建筑师;中国第一家合资设计企业集团-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1985年成立)董事长兼总建筑师;美国伊利诺大学硕士;

 

    第一部份: 2008年彭培根院士在哈佛大学演讲的纲要介绍。

    第二部份:介绍生态安全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硬件系统之一;
    2010年10月21日曾在鳳凰衛视:《世纪大讲堂》讲座,即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支持研发的-基础柔性结构的隔震技术系统。它能将八级地震的损害以柔克刚地降到五级。

    第三部份:我国在城市化建设中,遇到的城市建设本身和社会与经济问题的综合问题与矛盾。包括一些群众有很大意见的,重大公共建筑的问题,与它们在中所起到的负面实例作用。

    第四部分:介绍符合生态安全的(包括人文生态安全意识):

    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 + 阡陌建筑设计公司的三个建筑设计作品:
   (A) 长沙(湘江与浏阳河)CBD三角洲“生态综合体”的城市设计201公顷;获湖南2007年省城市规划金奖。建设部优秀设计奖。
   (B) 廣州新白云机场的设计。山东物馆的设计(八万平方米) 。
   (C)重庆朝天门CBD设计竞赛方案。
   (D)秦皇岛开发区的管理委员会办公大楼(十万平方米)和六万平方米的五星级(三甲)医院的设计(竞赛获奖实施)。

    第五部份: 介绍当代中国“四大+ 1发明”.

    第六部份:介绍国际生态合作组织蒋明君主席/院士的著作:

   (因为时间有限;第六部份只发文字简介;没有口头报告)

    从本人在大学里学习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至今已经有40余年。但是,城市化建设与生态安全建立了重要的相关机制的概念,以及与它们有关的学术体系;在中国还不到二十年。所以我称自己是对城市化建设生态安全的专业来说,是一个“大学生”。这一点也不是所谓的:“谦虚”;而是实事求是的学术规范。因此,在这第一部份的报告,与其说是讲课还不如说是简介一位对这个专业有非常深厚研究成果的学者的学术观点。

    Part One: Introducing the Essence of Fellow/Dr.
    Jiang’s book on Ecological Safety

    It has been more than 40 years since I began to study urban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al design in the university. But in China, it is less than 20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mportant correlative mechanism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Safety and their related academic disciplines. So when I call myself a college student in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safety major, I don’t pretend to be “modest”, that is, I respect the academic norm of matter-of-fact. Therefore, today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theme my report as an introduction to an academic viewpoint put forth by a important scholar who has gained fruitful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is field than a lecture.

    我们在中国开始重视“生态环境”大约也就十五年左右。以为生态环境,无非就是种种树、铺铺草和清清水罢了!然而,至今很少知道“生态安全”的概念。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新型的学科还有博士学位。我国唯一的生态安全学的博士是蒋明君博士;他是联合国人居署-城市管理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北北合作组织副主席;他还是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的主席,他从1993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生态安全科学院学习了五年;在1998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成为院士。

    唐代大儒韩愈的《师说》一文中说到:“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又说“…..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蒋明君院士虽然小我几岁,但是在生态安全的学术和实战经验上,蒋院士就是我的老师。

    In China, it is just about 15 years since much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at’s worse, it is always simply misunderstood that to buil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no more than to plant trees, lay turfs, purifying water and disposing sewage. And, till now, very seldom people have had the knowledge of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safety”, even fewer to know that an academic PhD. degree has been set up in this new domain. However, Dr. Jiang Mingjun is the only PhD scholar in Ecological Safety major in our country. He is an Executive Member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of Best Practices and Local Leadership/ UN-HABITAT, Vice President of North-North Network, and Chairman of International Eco-Safety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Since 1993, he had spent five years studying in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Ecology and Life Protection Science in St. Petersburg, Russia and obtained PhD Degree in Ecology Safety in 1998.
Han Yu, a great scholar in Tang Dynasty, who wrote the famous article: On the Teacher. He said that “one might have learned the doctrine earlier than the other, or might be a master in his own special field; who is the teacher has nothing to do with his age” . Although Dr. Jiang Mingjun is younger than me for a few years, but for his academic successes and experiences on ecological safety,

    《生态安全--国家存与发展的基础》一书中的对生态安全的重要的概念:

    蒋明君主席/院士的这本书,是我回到祖国工作和学习二十八年以来,最受启发的书之一。我对此书的理解可以认识它为一本《廣义的生态安全学》。我国当今的两个基本国策;科学发展观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Development )和谐社会(Harmonica Society)。

    蒋明君院士认为“和谐社会”的本质就是:一、 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二、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两点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人与自然是互相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而生态安全则是人与自然和谐与社会稳定的基础。同时,生态安全,也是指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动态过程。

    In Dr. Jiang Mingjun’s book: Ecological Safety - is the Basis of National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Fellow/Dr. Jiang thinks that presently, we have had two basic National Policies : A.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Development and B. Harmonic Society. However, the core philosophy of above B. is: to maintain sou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among human beings. These two aspects exert a great importance on human survival and urban sustainability. Human and nature depend on each other for existence and prosperity. Ecological safety, the basis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social stability, is a dynamic and fluid process in which ecological environment, necessary for a country’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s free or less free from destruction and threats.

    (一)生态安全有三个基本特征

    ( I ) 自然灾害和突发性生态灾难,可以削弱一个国家的经济支撑能力。例如2008年1月10—28日中国南部地区所发生的冰雪灾害,这实际上就是一场突发的生态灾难,这场灾难造成14个省7786.2万人受灾,因灾害直接经济损失400多亿美元。

    ( I ) The Thre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Safety。
Firstly, natural and unexpected ecological disasters can weaken a country’s economic sustaining capacity. For example, the ice-snow hitting the southern China on January 10-28, 2008 was actually a natural ecological disaster, which affected 14 provinces with a stricken population of 77.862 million and caused a direct economic loss of USD 40 billion.

    ( II ) 自然灾害和突发性生态灾难可以产生大量的难民,易引发局部动荡和社会不稳定。例如,2008年中国汶川“5.12”特大地震,受灾人数达4500万人,500万人无家可归,遇难69170人,受伤374159人,失踪17426人。无论是直接经济损失还是间接损失都是惨重的。地震发生后,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共渡难关的悲壮场景,感动了世界。国际社会充分肯定了中国政府在大灾大难面前应对有方,救灾有力、有序、有效,积极评价中国政府视人民生命高于一切,战胜困难,重建家园,安置灾民的有力措施,有效地防止了社会动荡和不稳定。

    ( II ) Secondly, natural and unexpected ecological disasters could trigger mass exodus of refugees, regional unrest and social instability. For example, the tragic earthquake in Wenchuan, Sichuan Province on May 12, 2008 affected a total population of 45 million with 5 million homeless, 69,170 dead, 374,159 hurt and 17,426 missing. Consequently, the whole nation has to bear a heavy economic los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whole Chinese people rose to fight heroically against the earthquake, immeasurably moving the whole wor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ut people’s lives first and, in spite of all difficulties, organized vigorous, effective and orderly relief for home rebuilding, preventing social unrest and instability with great succes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gave all its credit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what it had done.

    ( III )自然灾害和生态灾难可以对一国及周边国家甚至全球带来冲击和影响,易引发外交纠纷,甚至局部战争。例如:2004年发生在中国吉林的石化总厂爆炸事件,这场灾难使松花江流域形成大面积污染,哈尔滨、佳木斯等沿江城市陆续四天断水,直接经济损失70多亿人民币,而松花江的下流便是俄罗斯。汶川大地震更是众所周知的世纪大天灾!再如,发生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纷争,而突发性生态灾难却是瞬间的,其造成的人员伤害和经济损失要比一场局部战争严重得多。

    ( III ) Thirdly, natural and unexpected ecological disasters can make negative impacts on a country,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even the whole world, thus frequently touching off diplomatic disputes or even a regional war. For instance, the 2004 explosion in Jilin Branch Company of China Petrochemical Corporation polluted a substantially large area of Songhua River. What’s more, the water supply for riverside cities like Harbin and Jiamusi were cut off for consecutively four days, resulting in a direct economic loss of over 7 billion Yuan. What’s worse, at the lower reaches lies Russia, which was also be polluted. There is no need to mention the Big disaster of the Century-the Wenchuan Big Earthquake. Sudan’s Darfur regional crisis started over the scrambling for water resources. A regional war usually starts with a long process of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in advance while the outbreak of unexpected eco-disaster often comes all of a sudden, and always causes graver damage to economy, people and their property than that caused by a regional war.

    (二)生态安全有六个重要部分

1. 非传统安全。主要包括自然灾害、突发性生态灾难、劳动安全、责任安全、粮食安全、流行性传染病等。

2.环境安全。主要包括全球气候变暖、二氧化碳排放、水资源匮乏和污染、土地沙漠化、空气污染、海洋污染、有毒有害污染环境、海平面上升引发海水倒灌、赤潮、臭氧层破坏等。

3. 物种安全。主要包括森林植被破坏、生物失去多样性、外来物种入侵、转基因技术和產品等。

4. 文化遗產安全。主要包括历史文化遗產、非物质文化遗產、自然文化遗產安全等。

5. 核安全、辐射、生化武器。主要包括军事核安全和民用核安全部分。辐射包括化学辐射、光辐射、电子辐射、生化武器泄露等。

    6. 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

II. The Six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Eco-Safety
*** First, Non-Conventional Safety
It mainly includes natural catastrophe, sudden outbreak of ecological disasters, work safety, accidents caused by negligence, grain and food safety, drug abuse and terrorist threats etc.
*** Second, Environmental safety
It mainly includes global warming, emission of carbon dioxide, scarcity and poll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desertification, air pollution, ocean pollution, chemical pollution, sea level rise, sea water intrusion, red tide and depletion of ozone layer etc.
*** Third, Species Safety
It mainly includes safety of animals, plants, microbes, wetlands and forests, loss of bio-diversity, and invasion of alien species etc.
*** Fourth, Safety of Cultural Heritage
It mainly includes historical cultural heritage,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natural cultural heritage etc.
*** Fifth, nuclear safety, radiation and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eapons
It mainly includes the two parts of military nuclear safety and civil nuclear safety, mainly shown by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pollution; radiation includes chemical radiation, light radiation, electronic radiation, leak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eapons etc.
*** Six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mainly includ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society and ecology.
 

 

 

自由社会的代价与成本

----关注中国的富人和官人犯罪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2610

(注:这是在第五届中国犯罪学论坛上的发言提纲)

中国正在进入贫富两极化的犯罪型态,一边是穷人落入绝望境地的穷凶极恶,一边是富人骄奢淫逸,穷凶极恶的贪财害命。这两种型态将构成未来中国社会恶性事件发生的主要成因。犯罪两极化的表现:

1,穷人犯罪

最近,云南晋宁县再传重大恶性杀人案:张永明,一个刑满释放人员,短短几年间已杀害十几人。结合以前发生的湖南张君案,南平郑民生屠童案,云南马家爵杀人案案,上海杨佳袭警案,陕西药家鑫杀人案,苏湘渝系列抢劫杀人案,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恶性犯罪势头逐年增大,在某些群体中间,杀人已全无心理妨碍,冷漠、仇恨和残忍以及对生命的蔑视,正在赤裸裸地展现出来,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这将成为我国今后的重要特征。

云南马家爵杀人案案,湖北邓玉娇案,上海杨佳袭警案等,都属于弱势群体迫于无奈的犯罪。

而湖南张君案,云南晋宁张永明案,南平郑民生屠童案,洛阳李浩性奴案,苏湘渝系列抢劫杀人案等,则是属于弱势群体在贫困状态下的心理畸形和文化沦落。

2,富人犯罪

著名经济学者邹恒甫教授曾引用巴尔扎克定理说,富人的平均犯罪率最高,只不过这种犯罪没有映入人们的眼帘,或没有引起社会的重视。

富人犯罪主要由两种原因引起,一种是聚敛财富,在重大利益和财富面前,杀人害命。第二种原因是骄横,霸道,欺负弱者,而导致草菅人命。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是国家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的年代,在这一资源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中,有多少财富是通过涉及人命换来的?还很少有人统计。

譬如,重庆黑龙集团原董事长向世全,在违法拆迁时遭到“钉子户”的拒绝,便指使手下杀人。这桩酿成人命的案件曾引起全国的关注,但重庆市高院最终判决:向世全被改判为死缓。改判原因是向世全积极赔偿,取得了受害人家属的谅解。

这样的案例在改革的年代里出现了很多,但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认识。并且,很少有人思考当前中国一些黑社会存在的原因和基础,那就是某些富人集团的谋财害命的工具!

 




美国以立法形式为排华法案道歉 众院全票通过

2012年06月19日

    中新社华盛顿6月18日电 随着众议院18日全票表决通过,美国正式以立法形式就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道歉,美国华人历史掀开新篇章。
美国众议院通过议案为《排华法案》致歉

    华盛顿时间18日下午,美国众议院就《排华法案》道歉案进行口头表决,结果全票通过,加上去年10月参议院业已全票通过,就此美国正式以立法形式向曾经排斥歧视华人的做法道歉。

    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系美国历史上唯一针对某一族裔的移民排斥法案,直到1943年才被废除。该法连同其它歧视性法案禁止华人在美拥有房产、禁止华人与白人通婚、禁止华人妻子儿女移民美国﹑禁止华人在政府就职、禁止华人同白人在法院对簿公堂等。

    2011年5月联合其他议员向国会递交道歉案的华裔众议员赵美心强调,过去25年美国参众两院仅仅通过三份道歉案,因此18日的道歉案相当难得,可谓创造了美国华人的历史。

    一直参与推动《排华法案》道歉案的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薛海培表示,美国华人及亚裔社区完成了要求国会就《排华法案》道歉的历史使命,这是美国华人期待已久的一天,也将是美国华人崭新的一天。

    “如今我们可以告慰来美先辈的英灵,他们遭受的歧视和苦难成为后代成长和进步的精神食粮,历史和心灵的伤痛从此可以开始愈合。”薛海培说。

    自2010年起,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等一众华裔社团开始联手推动国会为《排华法案》道歉,此后展开递交请愿书、游说、起草道歉议案等一系列工作;2011年5月赵美心等议员递交议案后,道歉案正式进入国会立法程序。
2011年10月,美国参议院率先以全票通过道歉案;上周赵美心宣布,经过内部协商,民主共和两党达成一份联合协议,因此道歉案获得通过几成定局,单等众议院18日进行表决。

    在美国国会为排华法案道歉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和旧金山市议会2009年曾分别通过决议,就《排华法案》正式向华裔道歉。

 

 

 

 

中国经济何去何从?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2年6月8日 星期五

    我国经济近几年来一直被通胀所困扰,当通胀刚刚减轻一点,经济动力又开始出现不足,为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又要放弃反通胀措施,进行经济刺激。于是就翻来覆去地出现这样一种模式:通胀—反通胀—刺激—再通胀—再反通胀—再刺激经济……循环往复,不知何时是终点。

    平心而论,这种模式是市场经济最常见的方式,就像人们天天吃饭,馒头鸡蛋咸菜,人类的生活方式几千年来也不会发生多么大的改变,怕的就是过量,昨天吃过了,今天吃少了,导致不是撑着了就是饿着了。而中国经济这些年来根本的问题就是在调控过程中对量的度数把握不准,所以才使经济出现大幅的起伏波动。一会儿高增长,一会儿高通胀,就像一条大船永远行进在大风大浪中。

    这种状况已经需要进行彻底改变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就建议管理层不必紧张,适量调整对策,利用国际市场千载难逢的降价机遇,廉价利用国外资源。但我国高举高打,出台了四万亿的刺激政策,连带地方配套投资总共动员出近50万亿的资金,一下子把经济刺激成了过热,接着就是高通胀,小民百姓苦不堪言。按总储蓄存款50万亿计算,两年高通胀下来,储户资产贬值高达百分之二十,10万亿的私人储蓄资产蒸发没有了。这种以全社会损失为代价的经济刺激政策,对于基层民众伤害最大,经济增长的获益者主要是政府和企业。

    因此,经济理论界这些年来所考虑的主要是如何改变我国的发展模式和调控模式,通过什么理论和方法能使我国的经济增长更多惠及民众,调节经济发展中的严重失衡。由于处在一个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时间,我国调整发展方式的任务更加复杂艰巨。

最新的经济数据

    2012年6月8日,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结束了连续四年的上调态势,转而开始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由3.5%降至3.25%。央行称降息有助于稳定增长,这一举动意味着中国经济由高温常温和通胀全面进入低温的态势,宏观调控政策由控开始转入放。央行降息,意味着货币政策已经从稳健转为宽松,进一步的刺激政策可能会陆续推出。

    央行降息,更具有象征意义,它像是发出一个信号----重要的转折信号,即意味着物价要开始调整。以房价为例,降息意味着房价从此要走出下降通道,意味着房价的拐点已经出现,因此,银行一降息,买房的人立即多起来。

    6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5月份经济数据,CPI降至3%,通胀出现放缓的现象。从下面的图例来看,食品涨幅仍然达到6.4%,个别商品的涨幅更大,大蒜涨到8元一斤,鸡蛋达到5元5角。

    与此同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持续回落,同比下降1.4%,环比下降0.4%。1—5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0.3%。进入5月份,降速显然加剧。这既是好消息,又是坏消息。好消息是PPI下降可以连带消费品物价下降,坏消息是企业生产和效益要受到影响。

    图表1,通胀减弱的趋势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涨跌幅)

    图表2,各类消费品价格涨跌幅

    图表3,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涨跌幅

    尽管上面数据都是下行趋势,但我国的通胀压力仍然很大,前几年货币量增加太快,至今未能平衡。5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87.84万亿元,同比增长12.2%。人民币存款余额85.45万亿元,同比增长11.4%。当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22万亿元,同比多增1143亿元。

    人民币存款不断增加,既是流动性过剩的结果,又是通胀潜伏的原因。在这个时候开始降息,虽然可以减轻银行的利息负担,但又会刺激通胀再度抬头。春节之后,通货膨胀真的遏制下去了吗?很难说。5月份,人民群众消费最多的食品涨幅仍然达到6.4%。按此涨幅,人民币存款仍然是负利息。所以,在通胀并未真正消失之前,过早地实施降息,很可能使通胀死灰复燃。

    从近几个月种种举动看,都有一种通胀将持续不消退的感觉。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2.46万亿元,同比多增2170亿元。5月份社会融资规模为1.14万亿元,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多1775亿元和562亿元。5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7932亿元,同比多增2416亿元。5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58.72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从流动性角度看,自5月以来,资金流的闸门豁然打开了。

四月份是拐点

    从高通胀到低通胀,显然是件好事,但经济减速,其他经济指标出现下滑也使人忧虑。尤其是进入四月份,我国各项经济指标都在下滑,先行指标被称为惨不忍睹----发电量零增长、水泥产量增速继续回落、工业增加值不及预期和前值、汽车销量环比继续下滑……有人甚至惊呼经济到了悲观时刻。

   从货币供应方面看,整个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2.46万亿元,同比多增2170亿元。但到了四月份,信贷数据陡然下滑。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4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6818亿元,低于上月的10100亿元,同比少增612亿元。

    4月份,狭义货币M1的增幅只有3.1%,这一数字较3月份的4.4%和2月份的4.3%明显下降。M1增速降低表明企业面临着流动性压力,企业的经济活动基本上处于凝固和静止的状态。

    从民间贷款来看,4月份居民户新增贷款由上月的2820亿人民币大幅降至1420亿人民币,其中长期贷款由930亿人民币降至630亿人民币,这反映出在房地产市场调整的背景下购房需求的疲软。

    4月份我国的发电量较上年同期增长0.7%,远远低于3月份7.2%。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2009年5月,我国的发电量出现过-2.5%的负增长。发电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

    4月份出口同比增速降至4.9%,比3月的8.9%和一季度的7.6%下降不少,进口增速则降至0.3%,几近于零。海外经济的继续低迷是拖累我国出口停滞不前的原因。由于欧债危机影响,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速大幅放缓。今年前4个月,中国对欧盟出口下滑2%,而一季度和1~2月分别下滑1.8%和1.1%。

    5月5日,第111届广交会落幕,累计出口成交360亿美元,分别较第110届和第109届下降了4.8%和2.3%。广交会成交额的下降表明,2012年出口数据的下滑可能超市场预期,预计今年出口增速在10%左右,远低于去年的22.5%。

    1~4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0.2%,低于预期,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最大。地产投资增速为18.7%,增速较1~3月分别下滑0.7和4.8个百分点。

    1~4月份水泥工业水泥产量累计完成59168万吨,同比增长5.5%,增速回落14个百分点。4月份水泥产量1.97亿吨,较3月环比提高1739万吨,同比增长4%,增速环比回落了3.9个百分点。

    4月份工业增幅骤减至个位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为2009年5月以来最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1%,创2006年11月以来新低。

    企业利润也开始出现下滑。5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14525亿元,同比下降1.6%。而前三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3%,由此看来,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

    4月份,国企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同比增幅也在回落,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已低于2009年。利润下滑一方面降低了企业贷款资质,影响银行的放贷意愿,另一方面也影响企业的经营、投资活动,降低了企业的信贷需求。

    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或依旧低迷,PMI(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大幅下降近3个点,降到50.4,跌至经济收缩区边缘。其他宏观数据市场预期同样不乐观,投资数据可能跌破20%这一传统观念中的合理水平。

    从GDP角度看,一季度GDP初值为10.8万亿元,同比增长8.1%,低于市场预估值8.3%,这是2009年二季度以来最低水平。二季度GDP增速可能滑落至7.5%之下,但从工业增加值推算,4月GDP的增幅可能低于7%。所以,二季度GDP破八已在意料之中。

资金动向异常

    由于经济下行趋势使然,内在动力不足,市场资金观望情绪较大。从海外资金到国内的信贷资金,4月的数据反映它们都处在撤离实体经济状态。经济形势越不好,资金越不愿进市场,所以市场依旧缺钱,资金压力很大。

  国际热钱也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出现加快流出的态势。4月份新增外汇占款-605.71亿元,环比3月份减少1852亿元。按理说4月份贸易顺差184亿美元,比3月份多出130亿美元,然而,外汇占款不升反降了,其原因无外乎是热钱流出。测算下来,4月份当有400亿美元的“热钱”流出。这与去年热钱大量流入的状态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局面。

    国外直接投资FDI也在下滑,连续6个月出现负增长,这种状况清晰地表明了外资对中国经济不看好。4月份我国FDI金额84亿美元,同比下降0.74%。这是自去年11月以来连续第6个月同比负增长。今年前4个月,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7016家,同比下降1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78亿美元,同比下降2.38%。

    与此相对应的是一些制造业企业也计划从中国转移。继三月份宣布将部分商用电脑生产能力从中国移至日本后,联想正考虑将部分PC生产线转到德国。苹果公司的CEO库克也公开表态称,希望苹果的产品能够在美国制造。

    中国制造成本的快速上升,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劳动力成本正在大幅上升。富士康这两年一直在提升工资,但仍然难以满足劳工对更高工资的期许。最近,富士康宣称将把大陆员工的月薪调至4000元以上。

    劳动力价格的快速上涨一个直接的原因在于国内的高通货膨胀。如果不遏止连续几年的通胀,必将影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监测国民经济最上游100种基础原材料价格的大宗商品供需指数BCI,1~5月分别为0.2、0.16、0.04,0.01,-0.33,该数据由正转负释放出的信号是实体经济正在下滑。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管理层开始采取措施,避免经济出现进一步滑坡,但这些措施又被舆论和外界担心和诟病。有人担心第二波4万亿式的经济刺激又将卷土重来,有学者和媒体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调控手段落后,模式僵化。在这样一个重大关头,中国经济何去何从?怎样避免既拉动又通胀的通病?怎样避免增长由老百姓来买单的现象?已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先来看最近一个阶段政府为拉动经济增长所采取的行为。

发改委开闸审批项目

    面对日益下滑的经济态势,国家发改委一反常态,4月以来项目审批提速,仅4月批准项目就多达328个,近乎去年同期的两倍。五月发改委放行项目超千亿,5月21日这一天竟批了100多个项目,相当于5月份前20天的总和。对此,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解释说,世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艰巨性进一步凸显,国内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
舆论圈也一片哗然:发改委开闸放水,2.0版四万亿再现,超级投资潮再来临……

    从4月份开始,交通运输部、铁道部、国资委等六部委也相继出台政策,向民间资本敞开大门。其实,今年2月底以来,发改委的重大建设项目审批速度便开始加快,部分高速公路网、机场和轨道交通项目获得集中审批通过。据初步统计,1至4月份,新增项目增长8000多个。

    进入5月,发改委项目审批再次提速。其中以首钢、广东湛江和广西防城港等一批重大钢铁建设项目的获批最为瞩目。湛江钢铁项目停滞4年后终获放行,总投资额度在千亿以上。

    截至5月底,发改委共审批通过1263个项目,除海外和以工代赈项目外有882个,公用事业行业项目占比高达78.8%,信息服务占比11.3%。其中公用事业板块中风电项目占比42.3%;水电项目占比28.8%,今年已经核准的8.8GW水电站,完成全年目标44%,相当于去年全年核准量的70%,获批规模较2011年明显提速。

    在这一系列获批项目中,争议较大的是民航机场项目。据报道,国内180个机场中有135个亏损,但未来5年将新建70个机场。民航局信息披露,四川省阿坝红原民用机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黑龙江抚远、新疆石河子、甘肃庆阳、重庆江北等机场建设项目已经获得了发改委的批复。

    民航局的数据还显示,截至2011年底,我国共有颁证运输机场180个,合计盈利53亿元,亏损的机场135个,其中中小机场占87%,共119个,亏损合计约20亿元,大约一个机场亏损1600万元。

    目前,长三角地区平均每万平方公里的机场密度为0.8个,我国个别地区的机场密度已超过美国每万平方公里0.6个的水平。但民航局局长李家祥在5月23日举办的民航发展论坛上说,今后五年,中国还将新建70个机场,改建101个机场。亏损的中小机场多处于地级城市,其服务覆盖了全国70%以上的县域,所辐射的经济面带动的G D P超过了3万亿。所以绝不能简单从经济效益考虑中小机场的投资建设,而要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角度全面看待。据预测,2010—2015年,全球旅客客运总量预计将增加到35.5亿人次。在增加的8.77亿人次的旅客中,预计有2.12亿人次来自中国航线。

    总起来看,这一波政府刺激动作可能放出一两万亿的资金项目,动作幅度比不上2009年,但这种做法一出台便遭到了各方质疑和批评。

质疑的声音

    针对国内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政策,海内外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主要议论的话题是像湛江千亿钢铁项目这样的内容。

    我国的钢铁产能已经严重过剩,然而,广东湛江却要上马上千亿元的钢铁大项目。目前,有报道说,青岛港滞压的铁矿石上千万吨,很多钢铁企业效益严重下滑。湛江钢铁项目如果上马,其风险大于以往任何项目。同行业的宝钢如是说。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新一轮刺激或加剧经济失衡 中国患上投资巨人症》的文章,说中国正在经历美国雷曼兄弟倒闭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低迷,决策层觉察到了这个老问题,但却没能找到新答案,新一轮刺激计划表明,将有更多的资金会浪费到政绩工程上,银行体系将累积下更多坏账,而中国的经济失衡将继续恶化。

    文章还说,中国似乎患上了投资“巨人症”。这些投资项目主要靠借债来筹措所需资金。2008年以来,整个体系的债务额增长了近50%。银行近几年向基础设施项目发放了9万亿至14万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贷款可能无法收回。上一轮刺激计划已使中国经济变得扭曲,新的刺激行为会使中国经济问题更多。

    谈到政府债务,中央政府目前身背的债务大约在8万亿左右,地方政府的债务可能高达15万亿,都是在2009年后几年间迅猛出现的。如果继续进行投资拉动,可能使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背上更大的债务包袱。在很多行业已经投资过剩的情况下,继续加大投资,很可能使投资收益出现危险。这不能不使人们担心。

    对于银行降息,一些人认为,在通胀并未真正降下来的时候,降息是对民众财富的一种掠夺。在前五个月利率仍然是负利率的情况下,不单方面降低贷款利率,却同时降低存款和贷款利率,一是保护银行的利益不受损,二是仍然让老百姓为经济刺激计划买单。

    经济学家许小年认为:降息增加通胀压力,工薪阶层是最大输家。从这些意见中,我们很容易看出,这是官与民两种力量在利益争夺上进行较量。

    不过也有相反的意见。针对“中国投资率过高”这一论断,有人认为倘若仔细审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就不难发现中国投资率未必过高。这是因为内外需求将快速地消化投资。判断中国投资率是否过高,关键要看由此形成的新供给、新产能有无需求,是否长期闲置。

    举例来说,对中国钢铁工业产能过剩的抨击已经持续了10余年,但事实上中国钢铁工业在新世纪头十年产能闲置的程度远远不如大多数评估结论严重,关键原因就是中国钢铁出口增长的实绩远远超过了大多数人的预期。

    另外,产能转移也化解了投资过快的问题。持续提速的产业转移进一步化解了固定资产投资账面数据过高的问题,因为旨在转移产能并同时提升其层次的固定资产投资并没有形成新的供给。新世纪以来,中国已将产业转移和协调区域发展放置很高地位,产业转移已经取得长足进展。

中国问题的实质:建设还是消费?

    对于以上经济调控问题的争论,归结到一点,是国家、企业与家庭的分配问题,即国家和企业多分配一点,还是个人和家庭多分配一点。如果这这个分配过程中,国家和企业获得较多的资源,便会把这些国民财富用到基础设施和产业等投资方面。如果老百姓拿得多一些,那么更多的国民财富将用到消费领域。

    那么大家想一想,像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需不需要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投入?要不要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要不要企业有实力追赶世界先进?比起西方发达国家,当然需要。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落后西方有一百年,高速发展了三十年距离发达国家仍有较大的差距。所以,中国的投资率较高,必然有其客观原因。但不管怎么说,国家要发展,民众也要发展,特别是要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

    不过这几乎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不可解的难题。在收入分配方面,国家和企业始终拿大头,工资收入和劳动收入始终占很小的比例。在这种收入分配结构中,中国的发展模式只能以投资为龙头,消费肯定要排在后面。这就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在投资、出口与消费这三驾马车中,建设始终是摆在第一位的,消费始终处于次要地位。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

    那么,人们会问:中国人什么时候能有能力消费?消费什么时候能成为中国经济的火车头?答案只能是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学也很难和西方经济学一样,一些照搬书本的经济学者看不懂中国问题也就是必然的事了。

    其实建设与消费并不矛盾,投资建设就是为了消费。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建设成果小老百姓消费不起,普通民众与一些基建投资消费无缘。譬如,很多人坐不起飞机和高铁,机场建设与他们无关。很多人买不起轿车,高速公路与他们也无关。这就是当前中国建设与消费的问题:建设成果只属于一部分高收入群体,有些投资是为少数人服务。于是便产生了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

如何均衡发展?

    最后回到均衡发展的问题上。在既要建设又要提高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情况下,老百姓如何买得起房,结得起婚,养得起孩子,买得起车?这实际上是个比国家建设还要重要的问题。国家层面的面子工程要搞,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还要不断提高,这是摆在今天国家领导人面前的重要任务。

    由于我国是一个低素质劳动力充斥的国家,百分之八十的劳动者属于打工群体,所以工资收入肯定不高。要让这样一个群体都过上有房有车的生活,十分不容易。

    就拿住房来说,天文数字的房价让大批工薪族望而却步,然而像任志强这样的开发商却放言两年后中国的房价要暴涨,这本身就不是一种不负责任、不善良的行为。中国的房价到两年后真的会暴涨吗?这时人们必然把目光转向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

    就目前迹象看,货币政策的松动,审批项目的松动,流动性的增多,都使人暗暗担心:通胀会再度抬头,房价会不降而反弹。所以,人们对政府过早开闸和松动忧心忡忡。政府有必要这么快动手吗?通胀的隐患消除了吗?能不能将更多的资源用到民生和社会福利方面?

    尽管已有官方消息说政府不可能松动房地产政策,但当水涨起来的时候,船也必然会被漂起来。现在要问的是:在这股大潮中,何人获利,何人受损?获益的肯定是强势群体,受损的必然是小老百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近年来社会日愈分化的原因。一部分人暴富,大部分人贫困。中国已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中国的富人到国外消费令人乍舌。

    说到底,我们要问一句:中国的发展与建设到底为什么人服务?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宏观调控一系列政策就要被绑架,被变形。舆论和政策从来都是被强势利益集团所影响,这已经是常识。但在这种现实下,另一个现实也不得不注意,那就是低收入群体的抗争与争夺。他们的争夺将是一种什么形式?搞经济研究的人们也需要关注。

    总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和宏观调控政策的核心是增加大众群体的收入,只有决策层不被利益群体绑架,中国才能均衡发展,民生问题才能顺利解决。

 

 

 

大连万达并购全球排名第二的美国AMC影院公司

----万达并购AMC融资方案大起底 内保外贷绕过监管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丁玉萍

2012年05月23日

  在大连万达集团正式宣布以26亿美元并购全球排名第二的美国AMC影院公司,并表示将继续投资不低于5亿美元用于后续运营后,百亿银行贷款支持方案亦逐步浮出水面。

  5月22日,记者多方采访获悉,万达集团的并购贷款可能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民币并购贷款,另一部分则是通过内保外贷形式获取美元贷款,以规避国内相关监管规定。

  中行力争牵头行

  与高调宣布收购案相比,在21日的记者招待会中,对于并购AMC以及后续运营资金合计31亿美元、约196.16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来源,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着墨不多,仅表示,中国银行、工商银行、进出口银行、招商银行、渤海银行、中银国际对并购给予了支持。

  据公开资料,2008年末,万达集团的总资产为400亿元,年销售额300亿元,然而到2011年末,其资产总额已经急速膨胀到了2200亿元,年收入为1051亿元。“万达现在任何时间账面现金都有几百亿,今年光是商业地产一个公司的销售估计就在1000亿上下,毛利百分之三四十。”王健林 2011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尽管如此,高达196亿元人民币的并购资金对于仍处在高速扩张期的万达而言,仍然是一笔不可轻视的重担。今年2月,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万达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将对万达的文化、旅游产业及跨国并购业务提供金融支持。此外,万达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都签署了“总对总”战略合作协议,以寻求资金支持。

  按照21日当天披露的情况,上述交易还需经过中国政府有关部委和美国政府相关机构的审批,完成所有审批后方可交割。对于交易成功前景,商业银行普遍看好。一家与万达正在接触的银行告诉记者,“中国政府这边问题不大,美国政府那边通过率在50%以上。”

  内保外贷或是主要形式

  但对这类巨额跨国并购,银行如何设计融资结构,需要考虑并购风险、监管政策等多方因素。例如根据国内监管规定,企业必须至少提供50%的并购资金,即并购贷款最多只能做50%。但一位国有大行公司业务部人士称,这一规定可以通过“内保外贷”的融资方式予以规避。内保外贷分两部分:一是“内保”,二是“外贷”。“内保” 就境内企业是向境内分行申请开立担保函,由境内分行出具融资性担保函给离岸中心;“外贷”即由离岸中心凭收到的保函向境外企业发放贷款。

  “银监会只管境内,因此如果是通过境内分行开立保函、境外分行放款,就可以绕过这个监管限制,也就是说万达这次收购的资金可以100%地来自外部融资。”该人士称。他同时指出,采用内保外贷的形式,由于实际放款是境外分行,对境外分行是表内业务,但对境内银行是表外业务,亦可以规避国内房地产调控对相关行业贷款的限制。

  目前,美国AMC影院股东中,包括了Apollo投资基金、摩根大通、贝恩资本、卡莱尔集团,其总体估值大约为15亿美元。

  “假如债权银行觉得中国企业入主之后,经营正常,借款暂时不用还,那么我们在国外可做的事情就比较少了,最终并购额可能低于31亿美元;但也有可能并购之后债权人提出银行贷款偿还、债券赎回的请求,这种情况下,如此,银行便需要提供融资方案予以支持。”该人士分析。

 

 


  

2012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中国人民银行

2012年06月11日

  一、当月社会融资规模为1.14万亿元

  初步统计,2012年5月份社会融资规模为1.14万亿元,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多1775亿元和562亿元。其中,5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7932亿元,同比多增2416亿元;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302亿元,同比少增540亿元;委托贷款增加212亿元,同比少增1004亿元;信托贷款增加526亿元,同比多增346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404亿元,同比少增1291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1441亿元,同比多720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184亿元,同比少167亿元。

  二、广义货币增长13.2%,狭义货币增长3.5%

  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90.00万亿元,同比增长13.2%,比上月末高0.4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27.86万亿元,同比增长3.5%,比上月末高0.4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4.90万亿元,同比增长10.0%,比上月末低0.4个百分点。当月净回笼现金1160亿元。

  三、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7932亿元,外币贷款增加48亿美元

  5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6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5.4%。人民币贷款余额58.72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比上月末高0.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1.4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7932亿元,同比多增2416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2137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138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999亿元;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5758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524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1699亿元,票据融资增加2320亿元。外币贷款余额5658亿美元,同比增长13.6%,当月外币贷款增加48亿美元。

  四、当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22万亿元,外币存款增加131亿美元

  5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87.84万亿元,同比增长12.2%。人民币存款余额85.45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低5.7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22万亿元,同比多增1143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2262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5515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2652亿元。外币存款余额3776亿美元,同比增长57.9%,当月外币存款增加131亿美元。

  五、当月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2.19%,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2.23%

  5月份,银行间人民币市场以拆借、现券和债券回购方式合计成交26.75万亿元,日均成交1.22万亿元,日均成交同比增长43.0%。

  5月份,银行间人民币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19%,比上月低1.06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23%,比上月低1.06个百分点。

  六、当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2160亿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190亿元

  2012年5月,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发生1476亿元、684亿元、30亿元、160亿元。

  注1:当期数据为初步数。

  注2:2011年10月份起,货币供应量已包括住房公积金中心存款和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来源沟通交流)
 

 

 

 


石家庄国有土地基准地价6月1日起涨价 涨幅近43%

财经网

2012年05月20日

    在居住用地中,价格最高的一级居住用地基准价格为4002元/平方米;价格最低的第六级居住用地基准价格为989元/平方米

  根据河北省石家庄市政府在2012年4月25日发布的《关于调整市区国有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的通知》显示,自2012年6月1日起,石家庄市区国有土地基准地价将进行调整。调价后,石家庄一级居住用地的基准地价从目前的2802元/平方米调整为4002元/平方米,上涨近43%。2007年4月1日公布的基准地价(石政函〔2007〕21号)废止。

  通知中的石家庄市区国有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表,按照商业、居住和工业三种用途分类,确定了七个土地级别。根据石家庄政府网站上的新闻稿显示,在居住用地中,价格最高的一级居住用地基准价格为4002元/平方米;价格最低的第六级居住用地基准价格为989元/平方米。平均地价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不同级别商业、工业用地基准价格也有不同程度上涨。

  通知显示,本次公布实施的基准地价是指,基准日为2011年12月31日,各土地级别内,“六通一平”(通市政路、通市政电、通市政供水、通市政排水、通讯、通暖和场地平整)土地开发程度,平均容积率(商业2.6,居住2.2)下,分商业、居住、工业三种用途,法定最高出让年期(商业40年、居住70年、工业50年)条件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平均价格。

 

 


评点《十七省地权现状》报告

湖北财经大学教授 贺雪峰

2012年3月22日下午 于湖北麻城清远山庄
 

    一般来讲,政府采取强制拆迁,其中必有利益博弈在其中。一方面,农民要更高的拆迁补偿,一方面政府希望按规定补偿完成拆迁任务。农民越是经历拆迁,越是有与政府打交道的经验,越是能团结起来要更高的拆迁补偿,也就越是可能经历强拆。反过来,一般情况下,有强制拆迁的地方,农民所获拆迁补偿和征地补偿会越高。若有更细致的调查数据,我们应可以看到这种更多强拆与更高拆迁补偿和征地补偿的正相关关系。也正是因此,经历过强拆的农民更有与地方政府进行博弈的经验,更愿意要高失地补偿,也更容易表达对征地的不满。这个意义上讲,在拆迁和征地中,尤其是强拆和强征中,存在激烈利益博弈。

    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在《改革内参》2012年第七期发表《十七省地权现状》(以下简称《报告》)的深度调查,报告课题组2011年夏完成的最新一次关于中国农民土地权利的抽样调查。《报告》称调查覆盖了中国17个省区的229个县和662个乡镇,共入户访谈1791名农民。本文对“报告”的第一、四部分作一述评。

    一、关于征地

    1、关于失地农民数量。《报告》说,“调查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有43.1%的村经历了至少一次征地”,“据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从2003年开始计算,中国的失地农民目前达到了4000多万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征地”。

    1990年代后期以来,有43.1%的村经历了至少一次征地,这个比较好理解,因为199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加上地方政府甚至县乡政府和村级组织建设公益事业和公共设施都需要占地,而村社集体的土地基本上都已分到农户,因此最终要占农户的土地。43.1%的村经历了至少一次征地,其中90%以上村所征收土地数量应在50亩以内,其中一半以上村征收土地数量应在10亩以内,主要用于村庄小型公共设施建设,这样的征地数量,不足为虑。

    失地农民数量中,近10年征地而有4000万失地农民,这个数据比较夸张,其中的关键是,失地农民是完全失地,还是只被征收了一部分土地?若是完全失地,连同荒地、宅基地和耕地,中国农民人均占有2亩土地,4000万失地农民得要征收8000万亩土地,这个数据不可信。目前国家每年下达占用耕地计划只有约200万亩,即使地方多占土地,也不会超过300万亩,10年占用耕地不会超过3000万亩。

    2、关于征地补偿。“就补偿而言,调查显示,有9.8%的失地农民得到了补偿的承诺,但钱还没有到位,还有12.7%的失地农民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一次性现金补偿支付属于最普遍的补偿方式,调查显示补偿的平均金额为每亩18739元。调查显示政府卖地平均价格为每亩778000元(中位数为每亩200000元)。”

    美国发展研究所是以县为单位进行的抽样调查,所以其获得的农民征地补偿数据中,可能会缺少大中城市郊区的征地补偿数据,而一般来讲,大中城市郊区土地补偿要远高于一般农村地区的土地补偿。

    若是排出大城市郊区的抽样调查,农民土地被征收,其中大部分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高速公路建设、水利设施建设,即使在城市郊区,大部分土地征收后也是用于工业园区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建设用地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与商业用地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非农建设用地,一般来讲,基础设施用地,政府不可能卖出去。工业用地,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往往是以极低价格出让给资方使用。《报告》说“调查显示政府卖地平均价格为每亩778000元”,其中应是商业用地的价格,主要是通过招拍挂出售城市商业用地的价格,而不可能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和工业用地。而农民被征土地中,用于商业目的的建设用地比重很小,不会超过30%。

    3、关于补偿满意度。《报告》说,“整体来讲,不满意的人数是满意人数的两倍以上。另外,‘很不满意’群体占到了16.7%”。也就是说,有约1/3的失地农民对补偿满意,只有约1/7的失地农民对补偿“很不满意”,这个结果看来,当前土地补偿大体合理。因为无论给多少补偿,没有人会嫌多。补偿越高当然越好。这个意义上,农民对补偿的态度,倾向不满意自然要比满意的多。

    不过,《报告》的有些数据似乎存在矛盾,比如说有12.7%的失地农民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但只有16.7%的农民对失地补偿“很不满意”,这就很奇怪,因为凡是失地而未得到任何补偿的农民,一定会对征地补偿“很不满意”,这样一来,除去12.7%的未得任何失地补偿的农民,就只有4%的失地农民对失地补偿“很不满意”?这个比例似乎太低了点。

    4、强制拆迁。《报告》说,“调查数据显示,经历了强制拆迁的农民对征地表达不满意的可能性要比没有经历强制拆迁农民表达不满的农民高93%”。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一般来讲,政府采取强制拆迁,其中必有利益博弈在其中。一方面,农民要更高的拆迁补偿,一方面政府希望按规定补偿完成拆迁任务。农民越是经历拆迁,越是有与政府打交道的经验,越是能团结起来要更高的拆迁补偿,也就越是可能经历强拆。反过来,一般情况下,有强制拆迁的地方,农民所获拆迁补偿和征地补偿会越高。若有更细致的调查数据,我们应可以看到这种更多强拆与更高拆迁补偿和征地补偿的正相关关系。也正是因此,经历过强拆的农民更有与地方政府进行博弈的经验,更愿意要高失地补偿,也更容易表达对征地的不满。这个意义上讲,在拆迁和征地中,尤其是强拆和强征中,存在激烈利益博弈。

    另外,在征地中,农民通过种房子、种树来以获更多补偿的行为极为普遍,这既是强拆的一个原因,又是利益博弈的一个表现。

    二、关于土地权利

    《报告》认为:“世界多个国家的比较经验证明,农民是否在土地上开展中长期的投资,是其土地权利稳定性的最好指标之一。就中国而言,土地权利的稳定性取决于农民遭受各种威胁(比如征地、上楼、老板包地)的可能性,同时还得看农户是否拥有土地合同和证书以及它们符合法律规范的程度”。

    《报告》以上说法有问题。就笔者调查来看,无论是征地,上楼还是老板包地,都需要给农民补偿,很少有纯行政强制。而总体来讲,农民是愿意上楼,也愿意土地被征收(农民盼拆迁是一个常识)。而在土地上进行投资,最终在土地被征收时,大都会给以补偿。甚至普遍出现因为土地要被征收而在土地上假投资以获更大补偿的现象,典型是种房子和种名贵花木,这样可以获得更多补偿。

    《报告》认为,“中国农民的土地权利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感”。“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农户(33.2%)在其土地上开展不同程度的中长期投资(比如温室、鱼塘、养猪场、果园等)。初步的数据分析显示,农民做这些投资决定与农民是否拥有土地承包合同及证书、合同和证书的法律规范性有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拥有符合规范的承包证书的农民进行投资的可能性要比拥有不符合规范证书的农民进行投资的可能性高76.5%”。

    《报告》的以上结果,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因为拥有规范的证书,农民近乎认为土地是私有的,所以愿意并敢于在土地上进行中长期投资。

    第二种解释则是,越是非粮农型的农村地区,越是经济发达地区(沿海、城郊),地方政府越是采用国家规范的制度安排,将规范的承包土地证书发给农户,而越是从事粮食生产的地区,往往也越是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种粮农民往往有周期性进行土地调整的要求,且粮农需要通过土地调整形式来形成连片耕作,及保持集体一定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愿望。这种情况下,农民及地方政府都不认为土地权利关系要保持稳定,因此地方政府倾向不将规范的证书发到农户。本期《改革内参》中,刘守英等人的调查表明,贵州湄潭有93%的农民认为应该按人口重新调整土地。

    是否发放规范性证书,往往与各省区在土地承包政策上的强制要求有关,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越是发达地区越有规范执行中央要求发放规范土地承包合同的积极性。而经济不够发达的省区,因为农业需要集体一定的土地权利,地方政府因此不愿发放规范土地承包证书。这个意义上讲,并非是规范的证书推动了农民在土地上的中长期投资,而是因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引起。

    这样再来看《报告》的建议,似乎就有倒果为因之嫌疑。

    《报告》说,“调查显示,在2010年,每个进行这些中长期副业投资的农户,平均获得了19993元纯收入。据估算,从1998年算起,因农户拥有稳定土地权利而进行的这些投资,总共为农民创造了3630亿元纯收入。这不是一个小数字。但又其实来自于一小部分土地权利相当稳定并已开始中长期投资的农民。如果中国七亿多农民拥有真正长期的、稳定的土地权利,那么这里增加的收入,创造的财富的潜力将极为巨大”。

    这样的建议,除了以上倒果为因外,还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忽视了中长期的副业投资,实际上是市场风险很大,且市场容量有限的领域。现在有农户在副业上投资获利(其计算方式存疑),而以为其他农户都投资副业,农民就因此可以增加收入,创造财富,是新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在市场容量有限的情况下,先行者对市场的占有,降低了后来者的进入可能。或者说正是大部分农民没有进行副业投资,而使有更好投资副业能力和条件(而非所谓稳定的土地权利)的农户可以从副业中获利。

   三

    用问卷调查来讨论中国农村问题,存在着很多难以克服的缺陷,其中关键一点是缺少对农村社会内在机制的理解。当我们对中国农村复杂的内在机制缺乏理解时,调查数据可能只是用客观、科学的外在形式包装了研究者的意识形态偏见。也正是因此,《报告》上的诸多政策建议,看起来具有说服力,其实完全不适合中国实际。我们要警惕这些用数据包装起来的看似客观严谨的政策建议。

 

 

 

 

 

发件人:吴丹<wudan@charhar.org.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6月18日 23:15 (星期一)收件人:附 件:1 个 (察哈尔快讯2012年第5期(总第17期).pdf ) 查看附件

世界各国为文化流行而战

中国文化报

2012年06月15日

    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战争大片,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上映。面对在各国之间展开的文化之争,我们如何保有并拓展文化产业的覆盖范围?曾担任法国驻美国大使馆文化专员,目前身兼法国外交部分析与预测中心研究员、国家视听研究所研究员的弗雷德里克·马特尔用5年时间走访全球30多个国家,采访了全球1250多位文化经营和产业领袖1000余人所写的《主流》,或许能为这些问题提供可资参考的答案。

    美国:好莱坞与国会、中情局

    美国政府没有文化部,美国的国会、中情局就是美国的文化部。它们是二战后文化冷战的策划者,更是当今文化战争的主导者。为此,好莱坞的老板们在华盛顿设立美国电影协会,加强与美国国会、中情局的联系。美国电影协会的主席堪称美利坚的第一文化大使和首席文化外交官。

    依靠美国国会来促进好莱坞电影的出口,同时在外经贸部、国务院及美国大使馆持续不断的帮助下,向各国政府进行游说,要求开放市场、取消限额和关税、减轻审查的力度……美国中央情报局受命于美国电影协会的老板们,负责在世界各地打击盗版。正是在他们合力推动下,美国电影及其所承载的美国文化风靡世界。

    好莱坞电影的营销模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战略,从“准拍证”“焦点小组”到“观众驱赶”,步步为营,环环相扣。市场营销成为主流电影制作的中心环节。

    在美国,准拍证的发放通常要依据以下三点:年龄(25岁以上还是以下);性别(男性还是女性);肤色(白种人或“非白种人”)。接下来是“焦点小组”访谈。通常,调查人员会向被调查对象讲述某一个情节、某些明星,或播放预告片来观察他们的第一反应,从而了解他们对电影的想法。根据这些调查结果,电影院会预先发起一场商业攻略,为电影的即将上映铺垫,而电视节目和脱口秀观众的反响则为电影制造舆论宣传的效果。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好莱坞市场营销的重要手段。最后一步是“观众驱赶”。

    在电影放映前的两星期,为吸引更多观众到影院观看,电影公司会在各大洲利用各种媒介、寻求各种方法反复发布影片和演员的名字。这是吸引观众去电影院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案。其营销费用也是惊人的,像《黑客帝国》、《加勒比海盗》这种大片的商业活动成本达到1亿多美元。

    印度:宝莱坞牵手好莱坞

    “我们的未来无限宽广,我们是世界上人口第二的国家。”印度信实集团总经理阿密特卡纳强调说。他希望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印度电影形象决裂。那时,作为第三世界的电影,印度电影为评论界所喜爱,在影展上受到好评,但从未被当做一个产业、一个市场来认真看待。

    信实集团在美国已拥有240家影院。为能从正门打入好莱坞,2008年集团向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梦工厂电影制片公司投资6亿美元。同时,集团还追加了6亿美元,以便与8家电影制片公司制作十几部大成本影片。这8家制片公司中有布拉德·皮特、金·凯瑞、尼古拉斯·凯奇、汤姆·汉克斯和乔治·克鲁尼这些大牌明星。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带着如此多资金进军好莱坞,此举堪称前所未有。
他害怕其他新兴国家的竞争吗?海湾国家?“他们只是有钱,他们没有才能。而我们,我们两样都有。我们即将获得成功。”他说道。中国?阿密特卡纳停了片刻,迟疑地说:“我们万分关注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在双方谈论的过程中,我明白了印度的真正对手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信实集团正在和美国建立伙伴关系,进行长期合作。实际上,印度人需要美国人来帮助他们与中国进行抗衡,考虑到在中国已经受挫,美国人也同样需要印度来帮助他们在亚洲获取成功。
日本:“酷”日本视亚洲为“领地”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亚洲,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中国,这是我们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一位日本产经省的高官毫不含糊地说。日本90年代初采取了一个新的发展战略,旨在重新确定其亚洲身份,这个战略即“重返亚洲”的战略。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承认创意产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这一政策举措源于任天堂的神奇宝贝游戏以及天才动画导演宫崎骏的电影《幽灵公主》和《千与千寻》获得的成功。基于此,国家补助也随之而来。

    日本需要在借鉴美国娱乐模式的同时,与美国一刀两断。1990年前后,索尼和松下对美国哥伦比亚和环球电影公司的收购并非偶然,显示了日本那个时期所采取的战略。这是视听领域内硬件和软件之间(也就是设备和文化产业内容之间)的“协同”战略。日本人认识到,真正的掌权者既要拥有传播文化产品的工具,还要能生产出影像和梦想。硬实力和软实力必须两者兼备。美国在文化产业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日本人希望今后能在自己的领地迎战美国人。

    “你要知道,日本的文化是向世界开放的,它力图在国际市场上发展起来。但与此同时,它又被深深地打上了群体烙印,始终保留它的日本特性。这意味着我们将向国际上原封不动地发行我们的产品。我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力图改变自己的产品以适应世界大众的品味。我们的力量在于通过坚持自我表现得很酷,很有日本味。”日本漫画出版公司角川集团主席井上伸一郎说。

    这一捍卫日本在亚洲的软实力整体战略的实施,不是通过战争或武力威胁,而是通过传播日本的形象,让日本变得酷起来。于是,日本就从漫画这一特殊行业开始,先重新征服亚洲,然后再征服全世界。

    韩国:不惜成本制造“韩流”

    韩剧或者韩剧形式的销售在亚洲迅猛增长。首先销往日本,然后是台湾、香港、新加坡这样的中文市场,以及目标范围内很难打入的中国内地市场。“对于我们而言,中国内地是个很难直接投资的市场。我们主要是向其销售形式,不然就是通过合拍,与上海文广新闻传播集团,或其他可以作为媒介的中国国营公司合作。如果此法行不通,我们就向台湾或新加坡销售形式,他们会负责向中国内地输入。”首尔MBC电视台主管戎淑恩评述道。换言之,韩国人依然紧盯着中国。

    接下来,韩国的战略是把自己定位在那些很少会让美国人和日本人感兴趣的二流市场上。比如说,泰国就是韩国人的重要市场,印度尼西亚也是,因为它有将近2.5亿人口。整个东南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甚至越南,尽管它们购买力比较弱,但也被纳入这个级别的市场里。韩国人的战略,就是不惜亏本,利用自己制作成本低廉的电视剧覆盖这些市场。目的在于使亚洲人习惯于韩国的文化,并在随后的这种文化传播过程中获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实惠。因此,剧集和韩国流行音乐也是韩国软实力的一种工具。

    阿拉伯:“新闻+娱乐” 半岛电视台成主流

    1997年7月的一个下午,一次操作失误,法国电视广播公司的Canal+在海湾地区的上空播放了色情电影《葡萄牙私人俱乐部》。于是法国电视出局,年轻的半岛电视台挤占这个频道,借助阿拉伯卫星向世界传递自己的声音。

    凭借在原法国频道的位置上发出的强势且全新的信号,半岛电视台在1998年12月底开始真正腾飞:它成了唯一能播放美军对伊拉克“沙漠之狐”空袭行动的媒体。这些独家画面,为半岛电视台赢得了国际上的认可和不断攀升的收视率。2000年爆发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奥萨马·本·拉登的视频、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及接下来2008年的加沙冲突,都使半岛电视台成为全世界难以忽视的媒体。

    半岛电视台成功的秘诀在于“新闻+娱乐”的电视节目安排:向阿拉伯世界的所有政治体系提供脱口秀平台;面向自由主义者,有一套在伦敦制作、由明星播音员萨米哈达德主持的政治类节目《不止一种观点》;另外还有时长90分钟、对女性问题进行探讨的专题类节目《女人专场》(最近被停播),该节目由叙利亚人露娜谢贝尔主持。(摘自《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商务印书馆出版)

 

 

 

美国缘何刁难孔子学院

北京晨报  韩娜

 2012年06月15日

    根据美国国务院5月17日发布的公告,目前在该国持有J—1签证的孔子学院中国教师将不得不于6月30日离境。美方称不会为他们续签签证;如果他们愿意,可回到中国再申办适当的交流项目签证。美国各界对此普遍感到震惊、困惑和不解。美国“高等教育新闻”网站21日载文称,这一指令将打乱孔子学院的教学活动。中国外交部以及汉办等部门对此作出回应。

    单方“喊停”令人困惑

    美国国务院签署的这个公告,已发往全美孔子学院,声称尽管孔子学院可能有利于促进文化交流,但其所从事活动必须符合正确的交流规范、遵循相关法规。教授、研究学者、短期访问学者,或学院、大学的学生均不允许在公立和私立小学、中学进行教学,否则便与有关交流访问项目的法规相悖;只有在得到认证的中学以上机构内,才可安排中文课程;并且,持有 J—1签证的教授只能在这些机构的外语院系内进行授课。

    J—1签证是一种非移民签证,签发给来美国参加美国国务院批准的“交流访问者计划”的各类外籍人士。本报记者了解到,今年年初,美国官方曾对持有J—1签证人员情况进行过调查。

    最令人费解之处是,美国官方要求对孔子学院进行所谓的“认证”。公告声称:“目前,国务院正在审查孔子学院的学术资质……孔子学院必须申请美国的认证,才能在其所在大学开展教学。”美方称,基于初步审查结果,“没有明确证据显示这些学院已获得美国的认证”;而之所以需要美国认证,是为了确保教育符合并保持相关既定标准。

    知情者告诉记者,孔子学院本身不计学分,不授学位。换言之,孔子学院不具认证的前提;而美国官方迄今也从未说明孔子学院应该向谁认证。横向比较一下,德国的歌德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等在美文化交流机构都毋须得到美国认证。美国第一家孔子学院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及乔治·梅森大学孔子学院的负责人均对记者表示,他们对美国官方的这一新要求感到困惑,校方均在就“认证”一事进行讨论与沟通。

    政治势力不断抹黑

    公告规定显然是对孔子学院的发难,美国各地孔子学院均表示“令人吃惊”、“很不寻常”,并开始讨论如何应对。舆论指出,人们不明白美国国务院为何要突然出台这样的规定,“毕竟,孔子学院在美国校园内已有近10年时间”。正如国家汉办负责人所指出的,孔子学院的宗旨是帮助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文化,加强中外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增进中外人民之间的友谊。

    美国的孔子学院是由美方自愿申请设立的,总部向孔子学院提供包括派遣志愿者在内的所有帮助,均系美方所要求。中方志愿者克服种种困难,积极热情服务,受到所在学校和家长的广泛欢迎。在合作举办孔子学院过程中,中美双方高校携手并肩,成绩斐然,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孔子学院已在106个国家的350多个教育机构落户,中小学孔子课堂发展更快,现已达到500多个。自2004年底马里兰大学作为美国第一家高校与中国南开大学合作建立孔子学院以来,至今美国已有81所孔子学院和300多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其中127个为孔子学院下设的课堂。但是,美国社会确实存在一些政治势力,一直对孔子学院横加指责,不断抹黑孔子学院的教学活动。今年3月28日,美国国会外交事务监督与调查专门委员会就“中国公共外交代价”举行听证会时,国会众议员达纳·罗尔巴克尔就指责中国通过私营媒体和公共教育“进行宣传”。

    美国大众看重交流

    22日,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杰马诺、博士生麦格拉斯和罗宾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致表示,学习汉语有助于增进美中两国人民的交流和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来自中国的韦薇老师在华盛顿约翰·伊顿小学教授一至五年级汉语课程。她告诉记者,学生家长都非常希望学校能继续提供汉语教育,学校其他教师也很配合汉语教学,因为他们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汉语将会是十分有用的交流工具。

    韦薇的学生莉博蒂的母亲吕德斯夫人对记者说,在华盛顿地区,开设汉语课程的中小学校不多,她和丈夫很是费了一番功夫,才给女儿找到一所开设有汉语课程的小学。吕德斯夫人和其他一些家长纷纷表示,孩子们很喜欢汉语,韦薇老师教学水平也很高,希望她能在学校继续教下去。

    乔治·梅森大学孔子学院一位负责人表示,希望国务院出台的新规没有政治方面的考虑,毕竟美国总统奥巴马提议的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十万强计划”也鼓励美国学生学习汉语。

    孔子学院总部负责人指出,中美双方建立了“人文交流机制”,“十万强计划”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中国政府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为了帮助计划的实施,汉办资助了其中1万名美国学校师生来华。而帮助招募这1万人的服务者,正是这些美国国务院要求6月30日离境的中国教师!

    各方反应

    美大学校长抗议美国务院: 担心影响学院对中美关系的贡献23日,美国最新设立孔子学院的威廉·玛丽大学校长泰勒致信美国国务院,抗议近日签发的关于孔子学院的公告。他在信中表示担心公告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孔子学院对美国高等教育,乃至美中关系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尽管孔子学院在威廉·玛丽大学仅成立一个月时间,但却有效增进了威廉·玛丽大学至东南弗吉尼亚地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对中国语言与文化教学、研究、社区服务起到了正面积极的影响。

    “通过威廉·玛丽大学孔子学院获取的经费用于支持我校本科生的新商务汉语课程,举办大型中国艺术演出,展示中国和弗吉尼亚表演者的天赋,与我们中方合作伙伴北京师范大学共同召开‘儒家作品对于当代中国的影响’专题会议。”泰勒说。

    泰勒表示,国务院所公布的指导方针有一些内容将会严重影响学校在文化与教育交流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希望国务院能秉着合作精神与我们中方合作伙伴们,共同寻求支持汉办工作的方法。”

    孔子学院总部:不愿看到美学生蒙受损失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 刘奕湛 王茜)针对日前美国国务院公告指出,孔子学院必须申请美国的认证,才能在其所在大学开展教学。孔子学院总部负责人24日表示,我们尊重美国政府的法律和规定,但在此过程中,我们不愿意看到因此而造成中断志愿者项目的后果,否则,将会导致很多学校蒸蒸日上的中文课程由于教师缺失而被迫夭折,致使这些学校和学生蒙受损失。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yuweiyuwei4@hot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6月18日 16:18 (星期一)收件人:仲 大军<zdjun@263.net>;附 件:2 个 (没有人再敢让房产泡沫肆意膨胀.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关于房产的一片文章

没有人能承担房产泡沫再次肆意膨胀的政治责任

余治国 叶楚华

2012年06月18日

    最近,欧债危机就像我们在新著《欧元必死:揭开欧债危机的真相》一书中所预测的一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本书总顾问是我国《证券法》、《国有资产基本法》和《期货交易法》起草组成员之一的刘纪鹏教授和北京大学风险投资研究所马光远教授,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副社长毛增余博士,叶檀、仲大军和陈思进推荐阅读)

    前几天,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最弱的一家公司——惠誉公司下调了多家西班牙银行评级。随后,穆迪公司也将西班牙政府债券评级由A3下调至Baa3,评级展望为负面,离垃圾债券仅差一级。

    目前西班牙的失业率高于欧洲榜首,甚至超过了希腊,至少在25%以上。尤其严重的是,西班牙年轻人的失业率令人惊叹地达到了50%以上。无怪乎那些西班牙青壮年都将一身精力放在欧洲杯上。玩物丧志这个古老的中国成语又有了一个新的注解——是先丧志而后再玩物。与希腊不同的是,西班牙经济规模庞大,甚至是大而不倒,在全世界排名第12,在欧洲国家排名第5。因此,西班牙的危机对欧元区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希腊危机。我们甚至可以下一个断语:西班牙第一天倒下,欧元就会在第二天倒下,西班牙的经济崩溃就意味着欧元区解体的到来。

    其实,在欧债危机发生之前,从各种统计数据来看,西班牙流动性充裕,主权债务与宏观经济并未有发生危机的迹象。将西班牙击垮的乃是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这种短视而鼠目寸光的依赖房产泡沫的经济发展政策。我们在《欧元必死》(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6月版)一书中写到:“在那些欧元区边缘国家,来自债权国过多的欧元资金追逐本国过少的投资项目,必然会导致资产泡沫。由于这些债务国既不是国际或区域金融中心,也不缺乏发达的资本市场,结果房产业便成了欧元资金的最终归宿。笨猪五国均有程度不同的房产泡沫,其中尤为严重的是爱尔兰和西班牙。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低税率吸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爱尔兰多年保持贸易顺差和着高速经济增长,人均GDP也比意大利、希腊、西班牙高出20%</SPAN>,更是葡萄牙的200%。截止2009年,爱尔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金额的存量达2100亿欧元,同年的贸易顺差是387亿欧元。但经济高速增长中积累的资本却被低效甚至无效地配置在房地产上。”

    西班牙自17世纪被英国人打败以来,其工商业一直都是欧洲最为落后的国家之一。西班牙的近现代经济与金融史可以参考我们所著的《世界金融五百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7月版)一书。该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佛朗哥死后才从独裁专制国家转变为民主化国家。而欧元区建立之后,西班牙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机会,将从外国吸收的投资投入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与产业升级方面,导致其工商业依然远远落后于欧洲德法等发达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虚拟经济的膨胀,尤其是房产泡沫应运而生。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西班牙家庭抵押贷款负债已达到可支配税前收入的110%。2009年,西班牙所有银行贷款中对房产商和买房者的贷款达到1.11万亿欧元,相当于西班牙GDP的105%,占到了西班牙私人部门贷款的60.3%。其中约5800亿美元发放给房产商,这些资金中又有2400亿美元是不良债务。西班牙的房地产泡沫已经让主权债务违约保护成本增加了50%。

    房产泡沫是西班牙债务危机的关键因素与主要原因。目前,西班牙房价与其泡沫最高峰相比已下跌了30%,有20%住宅抵押贷款的债务人已资不抵债,面临破产。在房产泡沫最为肆虐之时,每7个有正当职业的西班牙人就有1个人从事着房地产业或与房地产相关的产业。即使在爆发了次贷危机的美国,情况也比西班牙好得多,在美国每22个有正当职业的人仅有1个从事着与房地产相关产业。

    西班牙的情况还要继续恶化。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普最近测算,从2008年3月到2012年3月,西班牙房价的名义价值(即不考虑通胀因素的货币名义标价)下跌了22%。标普根据西班牙目前的房价/收入比、房价/租金预测西班牙房价还需要下跌25%,按照最保守的估计,要解决西班牙房产泡沫所造成严重后果至少要4年时间。经济危机必然造成政治危机,无论中国外国,概莫能外。最近一段时间,西班牙债务危机已经造成该国政治动荡,社会秩序走向崩坏,罢工游行不断。比如在2012年5月28日,4600万人的西班牙有800万教师和学生走上街头。第二天,机场工人的罢工导致西班牙航运业停运。而在早先的3月的罢工有幸已经演变成为暴力骚乱。

    回观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乃至于2008年经济刺激计划于地方融资平台的兴起所导致的地方债务问题,虽然没有西班牙那么严重,却已经隐隐约约有一些西班牙的影子了。如果中国房产泡沫不能实现软着陆,依然膨胀如故,后果难以想象。因此,即使我们不考虑青壮年人口在未来几年的急剧下滑(血汗工厂现在招工已经非常难了,而且延迟退休的风声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认为,延迟退休是一定的,必然的事情,以后会撰写专文分析这个问题),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再次膨胀所引起的经济后果、社会后果,尤其是政治后果,都是任何人都无法更没有能力承担的了。

    古人对几千年甚至上万的历史早就总结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我们还是要重复说一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最近,据俄罗斯之声(http://chinese.ruvr.ru/2012_06_15/78202684/)的消息,被指控当美国间谍今年被逮捕的中国国安工作人员,涉嫌把中国在美间谍网的资料转交给了华盛顿。今年年初被逮捕的国安部副部长陆忠伟的案件。国安部副部长秘书几年来一直同美国情报局进行合作,转交中国境外间谍网络资料。

    韩非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讲过,手掌权柄者若无理想与基本的底线,稍有一个不慎的决策便会导致国家的崩溃。上述的间谍案便是目前这种彻底功利主义挂帅的政策下,投机与浮躁的以钱为纲社会主流思潮对一些手掌实权之官员的影响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之一。房地产的情况亦然。不过,物极必反,投机必不长久。孔子撰写的《周易十翼》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才是正道。

 

 

 

发件人:余治国余伟<yuweiyuwei4@hot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6月21日 15:37 (星期四)收件人:仲 大军<zdjun@263.net>;附 件:1 个 (勉力维持的局面不会长久.doc ) 查看附件

勉力维持的局面不会长久,房地产亦然

余治国 叶楚华

    对于中国庞大的具有一定购买力的人口来说,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简直算不了什么。在我们的新著《欧元必死》(中国经济出版社)一书中有专节谈到西班牙房地产的规模。大致说来,以我们的购买能力,加上国人近乎精神偏执的移民倾向,西班牙政府只要出台一条极为简单政策——购置西班牙房产给予西班牙国际,该国的主权债务危机立刻就会化为乌有。

    有趣的是,大量移民机构却大打广告,即在西班牙购房则拥有西班牙绿卡或国籍。当然,西班牙政府没有出台也不会在未来出台这一政策。那些移民机构或公司的广告显然带有欺骗性。西班牙政府为何宁愿承受国家债务危机的结果,也不愿意让中国人或其他国家人来接盘该国房产以度过难关呢?

    其实,西班牙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是伤痕累累。公元前8世纪起,伊比利亚半岛长期受到罗马人、西哥特人和摩尔人的侵略与统治。尤其是摩尔人的入侵,使西班牙人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从公元711年摩尔人入侵开始,西班牙人始终在不屈地从事着反抗运动。直到1492年,西班牙才取得独立。

    摩尔人信仰伊斯兰教,西班牙在其统治下受到伊教的极大影响。摩尔人统治者在西班牙强迫当地人信奉伊斯兰教。大量西班牙人改信了伊教,这些改信伊教的西班牙人都被称之为摩尔人。西班牙独立后,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强制同化活动。改宗天主教的摩尔人接受了强制同化,而那些拒绝皈依天主教的摩尔人则被被没收财产驱逐全部驱逐出西班牙。

    自以为比古人高明的今人经常唾弃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其实宗教裁判所的设立也是矫枉过正、迫不得已的选择。历史证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设立极有必要。当时很多留在西班牙的摩尔人表面上改宗天主教,私下仍然信仰伊教。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的目的就是为了甄别出这些人。果不其然,到1568年,这些摩尔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活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在暴乱平息后的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中,西班牙政府采用火刑和屠杀这样的铁血手段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驱逐活动,彻底让西班牙国内的摩尔人消失了。

     当时信仰伊教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极为强大,如果西班牙统治者秉着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必然不会冒着与土耳其发生大规模冲突的风险来做这样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西班牙的“友邦惊诧论”者早被湮没在西班牙人的唾沫之中。上万年的人类文明史早已向我们证明,力量是国家之间谈判的砝码,利益是国家之间合作的纽带。拙著《世界金融五百年》所描绘的近代经济史反映出来的思想无非就是一句类似的话——利益即纽带,真实即力量,小人物改变不了历史大格局。

    清人陈谵然说过:“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2009年西北发生的事件以及最近广州发生的事件充分证明,我们的国家大计并未以高瞻远瞩的眼光采取断然的措施防患于未然。广东非洲人的来源原本是中非贸易大发展的产物,但是,随着中非贸易的扩大,非洲进口中国货由原先的贩夫走卒式的小商贩式的贸易变成了规模化的商贸活动,非洲大商人基本没有进入中国采购货物的,他们几乎都在非洲本土。并且这些大商人将来到中国的这些非洲小商人的生意连锅端掉。现在的这些非洲人大多是非法居留在中国国土上,对中非贸易并无多大的促进作用。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与公安系统的报告,很多非洲人在中国从事的是毒品贸易,还 有些非洲人以中国为跳板向北美国家移民。遗憾的是,大量非洲人就是以中国为居留的目的地。

    众所周知,非洲国家极为落后,各种疾病泛滥异常,尤其是艾滋病的蔓延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在一些非洲国家,艾滋病感染率超过50%。究其根本,在于非洲人缺乏我们国人所谓的社会伦理与道德感。这与非洲人从未经历过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有关(埃塞俄比亚人是特例,不过他们几乎都是阿拉伯人与黑人的混血儿),他们是直接跳跃到现代文明社会阶段的。而社会伦理与道德感是经过几千年文明演进逐渐形成的社会规范。显然,这是非洲人所匮乏的。这也为夏虫不可冰语做了一个新的注脚。有去过美国非洲裔社区的,一定会理解尼克松当年给非洲人所下的一个评语——hopeless。可是,正如美国已逝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言,政治正确性妨碍了我们去直面事实——人类学的某些研究方向竟然成了政治禁区,甚至连DNA发现者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沃森教授因说出那么一两句真话而被炒了鱿鱼失了业。

    做人,尤其是决策层,就应该学习任志强——面带猪相,心头嘹亮——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不说,该做的就做,不该做的不做。而不能学习陈宝存——该说的不说,不该说乱说,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乱作。抱着维稳的思想——只要在我手上不出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大害而无一益。在房地产泡沫与地方融资平台的治理上亦然。为什么总要像围棋初学者那样等到烧伤眉毛才去不得不去做,结果是头破血流、焦头烂额,而不是像职业九段一样走一步算几十步,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呢?

 

 



发件人:qiaoxu20011982<qiaoxu20011982@163.com>;时 间:2012年06月01日 21:47 (星期五)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央企与私企的问题

央企与私企的问题

乔续

2012年5月30日

    最近参加中国改革发展论坛,因为去的比较晚,到达的时候国家体改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的演讲进行了一半,下面就赶上的部分内容说说我的观点以及评论。

    听了演讲,我感到纳闷,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不都是和政府一伙的吗,今天他们似乎都在和政府划清界限,跟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划清界限。这个可以从80年代说起,80年代中国的专家学者以及知识分子大都是一直的拥护改革开放,并积极献言献策,当时的中国是充满激情和梦想的,到了90年代后期,伴随着市场化的进行,开始分化出了左和右,即左是反对市场化,右是支持市场化,继续发展,到了2003年左右,支持改革开放的又分化,分化出了支持国有经济占主导的中国人自主的市场化与支持私营经济并对外资完全敞开的市场化,他们并列发展到现在。后来在中国出现的乌有之乡,应该属于介于左和支持国有占主导的中国人自主市场化之间的,就左右派而言,应该属于中左,从这个意义上说乌有之乡是文革欲孽的政治意义和斗争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乌有之乡就是伴随着发对市场化的左以及国有经济占主导的市场化的潮流而产生,乌有之乡是支持华为的,甚至比右派都支持华为,而华为是私营企业,乌有之乡里面有一批真正的一批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考虑的一群人,至于后来乌有内出现了一批文革原教旨主义者,这个事情我不太清楚内幕,毕竟政治是复杂的。文革比较复杂,就目的而言,文革是没问题的,但是就实施来讲,文革的确是存在很多问题的,这个也构成了后来改革的基础之一。

    高演讲中提到现在提到的中国模式是政府强制加不完全的市场经济,高反对这个提法,并认为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并坚持打破国有经济的垄断。我个人认为中国模式是由历史渊源的,中国在周朝以及春秋时期的经济就是国家占主导的经济,当时的商人是官商,手工业大部分也是政府供养的,管仲就是依靠政府控制的绝对的经济资源才通过经济手段使其他诸侯国屈服于自己的霸业的。后来战国时期,伴随着礼崩乐坏,政府力量的衰落,民间力量的壮大,民间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伴随这个过程是的是诸子百家在民间也产生了,可以说在战国早期,民间的经济与文化都发展起来了,并产生了相应政治诉求。当时的大商人叫做素封,素封去各个国家,就像现在一样,会受到各个国家君王的接见,当时产生了一些大的私营的手工业作坊(可以称作企业了),例如炼铁方面就出现了很大的工商业者,然而伴随着秦国中央集权模式的崛起,以及后来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会议的召开,最终中国确定了中央集权模式下的利出一孔的盐铁专营,中国的私营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董仲舒主张的天人合一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开始独尊,中国战国时期形成的私营经济蓬勃发展与百家争鸣的局面从此不复存在。中国模式就此产生,后世中国的经济基本都是政府垄断资源,放开民间适度经营,政府调控民间经济的能力比较强。现在中国模式则是在当年计划经济的基础上产生,这个与中国在近代屈辱的历史有关系,只有通过国家力量才能集中起全国资源进行建设,这样就行了中国国有经济大一统的局面,这个似乎跟周朝时期有一点像。改革开放后政府开始放权的,并摸索着允许外资经济,私营经济,合资经济,集体经济适度发展,后来虽然出现一些比较激进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措施,但是因为政府力量的强大,并没有根本上动摇政府对经济的管控,反而一定程度上搞活了经济,释放了生产力。今日中国面临的问题似乎与当年的盐铁会议有相似之处,即要私营经济还是官营经济,现在地方政府出现靠天靠地不如靠央企的话,这个反映出官营经济的意识开始成形。

    不过我觉得现在不是要私营还是官营的问题,而是不管私营还是官营,你能不能搞好的问题,只要能搞好,什么模式都可以。不幸的是,似乎不管是私营还是官营,都存在很多问题,官营则死的慢一些,私营则死的快一些,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搞好中国人自己的经济的问题。

    高提到国有经济不是执政的基础,理由是苏联当年国有经济一统天下,最后还是亡党亡国,他说民心民意民生才是执政基础。我的观点与他不同,我认为民心民意民生并不是执政基础,而是得天下的基础,即得民心者的天下,是涉及到政治斗争甚至军事斗争的问题。说到执政基础,自然需要一定的行政组织资源才能执政,而这个资源在组织上就是党组织,在经济上就是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这个是必然的,你不掌握经济资源,你如何管理经济,当年的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再清楚不过了。至于高提到苏联亡国亡党,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出现问题,党和国家的高层出现问题,如果说借鉴,那么我们应当借鉴的是这个,而不是国有经济是不是占主导的问题。苏联当年垮台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国家全面放开的国有经济的掌控,搞了一人一股,结果最后全盘皆输。

    高提到垄断企业问题,这个的确是问题,垄断企业的确存在问题,如果高层要瓜分垄断企业,我想阻力除了来自上层以及垄断企业本身,民间几乎不会有什么阻力,就像当年的国企改革一样。问题就是我们在发展国企的同时没有让老百姓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还形成了国企央企的优越性地位。90年代国企改革之前,国企员工的日子是很不错的,我当时生活在农村,农村人都特别羡慕双职工家庭,而国企的利益没有向大部分人敞开,这样当国企开始被迫破产倒闭,工人被买断工龄的时候,除了国企工人,全国其他老百姓没有起来支持声援的,同样,如果再次出现垄断行业的瓜分改革,我认为情况会跟当年的国企改革差不多,不同的是现在人大都有了自己的权力意识,好多人会支持央企改革,甚至有些人会很兴奋。这个情况就跟当年顾炎武劝说大家起来反清复明的情况差不多,顾炎武说明朝灭亡是亡天下,老百姓说亡天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都是当官的造成的,我们还不是照常种田纳粮,谁来统治不一样。原因就是明朝社会的上层对社会下层的利益构成了排挤,并掠夺社会下层,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话是句空话,实际中并不能调动起社会成员的积极性。现在的情况跟当年有点类似,国企的确国家的执政基础,央企的确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然而因为自身的利益并没有让社会大多数人享受到,甚至现在的央企还对其他利益构成了侵害,我们可以想见,当有人要通过铲除央企来铲除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的时候,社会大多数人不会有什么反应。

    所以,现在的形式是瓜分央企是死的早一些,不瓜分央企是死的晚一些,问题的根本要建立惠及全民的政策,央企还是私企不是问题的根本。现在一个中国普通的产业工人只能供养1.2个人,而欧美日本基本都在四个人以上,可见我们的社会财富分配甚至还不能够维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央企与私企在国际产业中获得利益太少,这样中国工人自然得到的利益也相应减少,如果中国的私企都能够做到华为那样,中国就是完全都私有化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中国的央企个个都是西方IBM那样的巨头,那么就是国企一统天下人们也是乐于接受的,所以,我觉得关于央企私企的问题,我们应该停一停了,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发展好自己的央企与私企,以及如何让老百姓从央企与私企的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好处,这应该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的长久之道。

    中国的央企现在的问题是与民争利,高额垄断利润内部消化,所以需要拿出相当部分全民分红,毕竟全民企业,全民分工是情理之中,现在私企的问题是利润低,员工加班多,工资少,所以需要国家适当的给予私企政策与技术上的扶持,并严格执行劳动法,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并在全国范围内竖立华为企业的标杆形象,号召全国企业学华为,目的就是要早就中国人自己的企业航母。

    最后,涉及到人文的大环境还需要改变,国企私企问题只是中华民族崛起问题的一个支点而已,一个民族的崛起关键是文化的崛起,是人的素质的崛起。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中央集权模式,我觉得已经不适应现在社会发展的需要了,政府放权,造就强大的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的确是大势所趋,不过我们造就的民间社会,公民社会是中国人自主的社会,不是被别人利用并为别人服务的社会。造就自主的民间社会,就需要充分挖掘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并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的文化资源,这个能够解决一放就乱的问题,形成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战国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向集权模式发展还是向民间社会模式发展的分水岭,后来集权战胜了民间,走向了大一统的利出一孔与独尊儒术的局面,战国时期以及西汉早期形成的民间经济繁荣发展与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复存在,今日我们再次面临这样一个分水岭,在60年实践应验的基础上,形成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模式。这个过程的形成我个人觉得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不知道现在的中国领导人能否胜任这个历史任务。

    中国改革发展论坛,高之后的几位学者说的内容,总体来讲,都是在呼吁政府放权,张文魁主张以后的经济增长应当放弃政府占用大量资源,通过凯恩斯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的方式,转变到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内生积累的增长方式。彭真怀主张国家应当放弃土地国有以及集体所有,给予农民清晰的土地产权,并提到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没有真正的农民代表。华炳啸主张改变政治权利内卷化的趋势,建设宪政社会主义。王占阳主张通过党建来解决历史周期律这条路走不通,需要人民起来监督,而不是发牢骚,并提出现在政府书记的权力太大,人事财权都有,民主是自下而上的,不是自上而下的。后面张占斌主张中国实行省直管县,实施权力的下放。

    不过,我的观点是中国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体制,政府权力过大,这个与中国人心太散有关系,无法通过西方那种基督教内心的自我约束来实现人心的聚合,进而实现民间社会的自我整合,只能通过权力自上而下的方式才能实现国家的正常运转与统一。这样就形成了当旧权力中心崩溃,天下大乱,进而在混乱中形成新权力中心的历史周期律,现在中国仍然还在历史周期律中。而上面列举的那些主张,要么是政府权力下放到地方基层,要么是政府权力下放到企业,要么是政府权力下放到民间社会。然而他们共同点是都没有解决一个权力下放后的监督管理的问题,现在政府权力集中在政府,政府腐败了,然而权力下放到下面后,下面仍然还面临一个权力的腐败问题,权力的内卷化(应该是世袭制或者变相世袭制)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现在在中国都已经出现,地方基层政府的家族化世袭化现象已经比较普遍了,权力,企业的违法乱纪,弄虚作假的现象,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感,我个人对现在市场经济的评价是“我骗人人,人人骗我”。至于下放到民间后,以中国现在民间乱哄哄的样子,我觉得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秩序和共识的形成。所以任何一个制度模式的形成,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都是实事求是的实干家们在实践中摸索建构出来的,靠着一时的热血沸腾,书本空想,慷慨激昂,解决不了问题。当然,我并不主张这样的政府过分集权的模式继续下去,我们应当从社会文化价值观的重塑开始,从社会风气的净化开始,形成具备全民共识的思想价值体系,甚至宗教体系,这样也可以解决我们一直存在的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然后慢慢的有秩序的下放权力,慢慢形成新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

    集中有集中的优势,分散有分散的好处。集中的优势是可以集中统筹,调动资源,集中突破,这种方式在中国落后的情况下,利于奋起直追,实现跨越式发展,现在任然需要一定程度的集中来实施突破。集中的劣势是因为过分集中,容易造成权力的内部暗箱操作,造成权力缺少监督而胡作非为,造成腐败问题。分散的优势在于可以最大限度调动起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来挖掘生产潜力,丰富社会物质文化生活,能够更有利于形成社会的内生积累性发展。分散的劣势在于一方面因为大家都有创收的动力,来挖掘潜力,造成社会资源的重复性建设和浪费,还有大家相互竞争,必然造成社会差距的拉大,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最后就是如果缺少监督,会造成假货猖獗,秩序混乱,分散所造成的人人创收的理念鼓动下,会造成社会成员的人心浮躁,进而造成大家都利用手中的资源创收,造成现在医生收红包,教师收红包,造成社会运作成本的急剧增加。所以集中有优劣,分散有优劣,过犹不及,需要在集中与分散中取得平衡。
 

 

 

 

发件人:qiaoxu20011982<qiaoxu20011982@163.com>;时 间:2012年05月31日 22:09 (星期四)收件人:仲大军<zdjun2011@163.com>;

对石小敏经济观点的批判

乔续

2012年5月31日

    2012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石小敏和张立群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作了回顾,并对今后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建言和预测。他们演讲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提到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造成严重的冲击,并且都提到了国家的4万亿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不同的是石小敏反对国家搞经济刺激计划,主张继续在基础产业和服务业上进行开放,用一个图标表示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态势,认为造房造城的城市化不能扩大内需,只能形成阑尾结构。而张立群更扎实稳重一些,认为08年之前的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改弦更张了,当年订单做不完,各种资源要素廉价的时代过去了,需要转向转型升级,向研发,品牌,附加价值,产品供应链,管理要利润了,最后提到现在需要一定的刺激经济稳定增长的措施的同时,转方式,调结构,并且以后要征收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不动产税等等。显然两人的观点不同,张立群应该属于中国主导的市场化方向的,石小敏属于不排斥外部甚至支持外部主导的市场化方向的。

    石小敏演讲首先承认“普世价值”的普世性,认为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苏东剧变,08年金融危机,11年北非中东事件的四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改革开放是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苏东剧变则是打破了冷战对立的世界体系,08年金融危机标志着中国30年经济告诉增长的停顿,中东北非事件则提升了政府对社会问题的重视。下面提到邓小平与陈云对时代论的不同看法,石认为邓的观点对,并引用邓的一句话:丧失机遇是最大的失误。接着石谈到现在世界经济体系形成的等级分明的金字塔结构,现在信息一体化,金融一体化,空间一体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而中国践行邓的抓住机遇的忠告,从70年代开始的引进技术设备发展到后来的引进规则,价值,标准,形成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跨国公司制造出口的经济运行模式。然后石赞扬朱镕基具体运作,实施了财税改革,国企改革,住房改革,打击走私,中央部委改革,对外资的制度限制的取消等等方面的举措,以此来使中国更好的融入世界市场,加入世贸组织,让外资大批量的进入中国,石称赞朱镕基是:排毒,堵漏,挖坑栽树。接着石提到这些举措的效果是从2002年开始显现,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高技术出口的80%是外资提供的,中国出现了全球化,市场化,法制化,通过了物权法,反垄断法。然而高速增长很快出现问题,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出现,中国的出口受到打击,GDP跳水厉害,为此国家搞了四万亿的投资来带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09年之后,中国经济转向了造城造房,跟出口制造的关系开始减弱。最后石质疑造城造房的城市化能够拉动内需,批判了现在的国进民退,认为现在中国服务业与制造的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造城内需不振,所以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需要继续在服务业和基础产业方面开放。

    听了石的演讲,我基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个人的判断是从7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就像一个初步长大的姑娘,开始的时候羞羞答答向美国请教学习,后来被美国威逼利诱着,一件件的脱去衣服,到最后脱光了,并实施强奸。朱镕基的出现加速了中国经济脱衣服的过程,2002年后,中国经济就开始被美国赤裸裸的蹂躏了。当然有失也有得,获得的东西就是中国的民间社会不自觉壮大起来,虽然有点六神无主,但是毕竟学了很多东西,影响了很多人,在信息网络这个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时代来临的时候,出现这样的事情,也许这就是历史老人允许这样丑陋的事情发生的原因吧。毕竟2000多年惯性下的中国,没有外部的冲击,自身的一些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是很难自主的发生转变的。如果说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冲击是政治上的,那么20世纪后期开始,西方对中国的冲击主要是经济上的,伴随这两个过程的都有社会文化方面的冲击,这也许是历史的精妙安排吧,按次推算,中国应该在2040年左右形成自身的稳固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并初步实现经济上的崛起,中国赶上发达国家需要100年,毛主席的预言可能又一次会被验证。朱镕基曾经说既然中国人自己不能改变自己,就让外国人来改变中国人吧,如果朱镕基此举是从中国利益出发的话,可以断定朱镕基有着很深的政治智慧与谋略,他在实施那些政策的时候是何等的悲壮,如果他也是被外国利用的话,那么也只能算是历史老人冥冥之中的安排了。

    就石小敏自己的结论与他此前的论述,我个人认为是自相矛盾的。他后面提到中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比重是1.4:1,而西方发达国家要高的多,为此他认为需要继续开放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在内需不足就是因为之前过分的依赖外部市场以及外部跨国公司造成的,人家进来投资建厂出口,看准的是这里各方面的成本低,也包括工资低。人家跨国公司主导了中国的经济,必然要为跨国公司的利益服务,大量的资源利益被输出国外,自然造成国内分配的减少,况且国内大部分又被少部分人拿走了,这样自然造成了社会大部分人的收入减少,收入少了,就仅够基本的衣食住行用,甚至买不起房子,有个数据统计:中国一个普通的产业工人的收入仅够养活1.2个人,西方发达国家这个数据是4人以上。社会大部分成员收入低,如何在他们身上发展服务业呢,服务业发展不起来,就业怎么提上来,就业提不上来,内需又怎么提上来呢?如此这般就是恶性循环。然而此时石的建议还是继续对外开放基础型产业和服务业,这样的结果是中国资源进一步的对外输出,内需进一步的萎靡,进一步的依赖海外市场。

    邓小平以前提到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政策,陈云不同意这个观点。听说80年代当时的主流学者批的主要是陈云,他们认为毛泽东已经是死老虎了,不需要批了,石演讲中提到的内容印证了这个说法。这说明改革派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存在自主的改革派与他住的改革派(附庸美国)。显然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邓的判断是错误的,中国80年代以后下马了大批的高科技项目,大部分是军事项目,还有好多民用项目,军队也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开始经商发财了。然而1999年的南联盟事件,中国被猛然一击,被炸醒了,原来世界并不是和平与发展的,战争与对抗的危险一直存在的,从此中国开始努力发展军事。然而在经济领域中国的防备一直是松懈的,以至于中国大批的资源被输出间接的支援了美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稳定。而美国的亨廷顿则说:下一个敌人是谁,美国认为自己需要敌人,没有敌人也得制造出一个敌人来,因为敌人能够起到凝聚内部人心的作用。西方社会近代摸打滚爬的几百年,我们才吃了几碗干饭,就天真的以为真的和平发展了?我们需要向美国学习,但是绝不是按照美国的意愿学习。有句话是忘战必危,看来古人的智慧的确值得我们好好继承学习了,西方的东西需要学习吸收,但我们自己的东西才是我们的根。

    对中国自主的经济体系打击最大的就是朱镕基的改革,这个也埋下了今日中国经济内需不振的隐患。如果说邓的和平发展时代论让中国人失去了警戒心,那么朱的一些列改革则让中国人失去了对抗西方跨国公司入侵的组织体系与政策保护。现在中国能够崛起华为,中兴,大唐几家比较有实力的通讯企业,我认为应该与中国存在相应的组织体系有关系,在邮电领域存在国家的控制有关系,这些为后来中国企业在通讯业崛起提供了市场和组织保障。中国现在高铁发展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高铁的跨越式发展这个事实是不能否认的,铁路在所有的消费价格中是涨价最少的,这个局面与铁道部这个计划经济中仅存的职能经济部门有很大关系。可以想象,如果那些职能经济部门没有被砍掉,而是保留下来,那么他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将是行业组织协调作用,这类似于西方以前的托拉斯与笛卡尔。中国的好多行业将不再是任人窄割的肥肉,这些行业都存在自己的行业的主人,都存在相应的政绩考核。这样中国一些行业的技术水平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糟糕了。朱镕基实施的改革现在看来就是为了一件事,即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扫清制度上的,实体经济上的,组织上的等等各个方面的障碍,为此他不惜让几千万下岗职工来承担这个代价。中国自主的引进技术设备的对外开放,经过朱镕基的这么一折腾,变成了引进规则,标准,价值的他主的开放了。这个意义上说,当仲老师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考虑,建议人民币汇率上升的时候,朱为什么不采纳这个意见的原因就明白了,朱考虑的是洋人的利益,不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朱的政策把中国经济死死的定在了国际分工的最底层,充当国际奶牛,既然是奶牛,就只有挤奶的分,没有喝奶的份,这样没有了消费能力,自然内需不振了,内需不振了,09年时候,只能靠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来拉动经济发展了。

    相对于石小敏先生的观点,我更认同张立群先生的一些观点,即经济发展动力转向转型升级,研发,品牌,附加价值,产品供应链,管理,售后网络等等。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收件人:"'RichardXu'" <richardx@telus.net>抄 送:

盲目激进还是巩固提高

乔续

2012-04-22

    因为现在生活在北京,所以最近分析了一下北京未来的发展趋势,发现以后北京在各个方面都会不适合大多数居住,不管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经济环境都是如此。北京也只是中国近20年激进的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自然环境方面大家也都知道,大量资源集中在北京,导致大量废弃物和垃圾的排放也集中在北京,这样就像一个人一样,大量资源集中在一个地方,必然会出现身体的失衡,出现病变。近几年北京的空气污染越来越厉害了,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什么情况。大量资源投放在北京,这样资源吸引大量的人也进入北京,这样大量的人员生活工作在北京,要衣食住行,还有其他活动,这些活动的同时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其中主要的就是汽车尾气,近几年北京空气质量变差,汽车尾气首当其冲,还有工业集中在北京也会产生大量的工业污染。

    在社会经济环境方面,问题还没有显现,但是正在露出苗头,在今后的十年里这个问题会逐步的显现出来,在20年左右之后会达到高潮。以前看黎阳老师的文章,里面提到一位艺术家很自豪的设计了一个美妙绝伦的音乐厅,最后却发现里面没有厕所,北京以后面临的问题跟这个类似。

    我06年刚来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中国经济的高峰时期,我经常看到工厂里很多很多的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一个月基本工资是北京市的最低工资,算上加班费,一个月能拿到1500左右,对于他们来说,在北京工作只是暂时的,他们连想都不会想以后要在北京继续生活工作下去,一直到中年到老年,我当时就考虑,随着计划生育影响的显现,以后还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出来补充他们吗?中国的人口红利必然会很快的消失。因为当时认为这本不属于我考虑的事情,当时就没再继续分析下去。

    去年以来的两个新闻让我重新想起当年的思索,一个是现在月嫂出现天价工资,一个是北京餐饮业缺口几十万服务员,而且全国都出现类似情况,还有一个事情是以前干瓦匠活的工资比较低,然而近几年工资却不断攀升,除了四万亿投资的刺激之外,瓦匠这个活后继无人也是原因之一。我认识一些在北京工作的人,有学历高的也有学历低的,他们大部分到了一定年龄,如果无法在北京稳定的工作下去,一般就会离开北京回老家或者离老家比较近的地方发展。

    所以问题就出来了,除了高端人才之外,以后北京必然会出现用工荒,而且会越来越荒,其他大城市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天价月嫂工资超过医学博士的工资只是个开始,脑体倒挂在十年内应该就会出现,北京在发展中忽视社会底层人员的利益持续了20年之后,也到了报应的时候了。同时也是全中国在发展中忽视底层社会利益的现象到了报应的时候了。既然北京排斥低端人群,不给低端人群出路,这样这些低端人群就会离开北京,回离他们家近的地方发展,加上这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小城市吸纳就业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了,他们正好回去发展,离家近待遇也差的不是很多,何乐而不为。而北京呢,在低端人群的供应上显然后继无人,中国的好大学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北京的大学的招生名额相当部分集中在北京,这样北京的孩子大部分都能考上大学,自然跨入中高端人群行业,那些苦力活,下人(这个称呼不合时宜)干的活是看不上了,相当部分以后会出国发展,为洋人服务了,然而那些低端的工作总需要人做的,否则社会将无法运行,我们很难想象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楼下堆满垃圾无人收拾,我们也很难想象我们去餐馆请客吃饭的时候需要自己去端菜。这样必然会出现一个矛盾即经济不断发展对就业需求的激增与大量务工人员回乡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且最近几年中国内地的一些劳务输出的地区也出现了用工荒,这样问题就更严重了。

    这个现象的出现与中国的大学扩招与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也有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大学扩招,中国的大学急剧扩张,招收人数几年时间翻了几倍,培养的大批大学生为21世纪初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此时大批没有考上大学的也外出打工,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基础。然而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出生人口大量减少,以我的家乡为例,我这个年龄的,我们乡镇一共招收了10个班,每个班70人左右,而到了90年代后出生的人,人数几乎减少到了原来的四分之一,即全乡镇只能招收2个班,现在我们全镇就一所小学,我的小表弟现在每天都坐车去镇里上学,可以想见以后这些人必然大部分人都能考上大学,都能接受不错的教育。然而问题就来了,当大部分人都是大学生,而社会低端行业却需要大量人员的时候,一方面大学生不愿意干这些粗活,另一方面大量的粗活却找不到人去干。这样必然出现用工荒,出现低端行业工资的攀升,出现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在家当了啃老族。

    同时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也会加剧这个现象。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治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出人头地。这些价值观念经过封建统治者的灌输,已经深深的印在了中国人的骨髓中了,这样无数学子努力读书,是为了成为人上人,是为了能够治人,是为了出人头地,而现在大学招生的扩招,让更多的人能够满足这个愿望,然而问题来了,当无数社会成员都把眼光放在上面,削尖了脑袋往上跑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会发现,大部分都跑到上面来了,下面没有人了,下面缺少支撑,最后大家一起重重的摔了下来。今天北京就面临这样的情况,孩子一下生,家长就开始考虑,别输在起跑线上,从小学就开始报这个班,报那个班,然而不是一两个家长这么做,是大家都这样做,这样大家都削减了脑袋往上爬,然而人的天赋不是父母能决定的,呆在上面的人毕竟是少数,最后大部分人高不成低不就,最后必然缺少支撑,出现结构的失衡,大部分人会重重的摔下来,整个社会也会重重的摔下来。

    还有就是以后北京的养老问题会成为中国的老大难问题,全中国都会出现养老难问题,北京更严重一些,这个绝不是危言耸听。当一个人老了之后,是需要人照顾的,要么是请人照顾,要么是去养老院。然而当以后社会低端人群大量减少,或者这些人都会老家发展了,那么北京在这方面会有一个很大的缺口,到时候,照顾老人的保姆价格也会像现在的月嫂价格一样水涨船高,养老院的价格也会水涨船高,然而大部分老人的情况是四个老人对应一对夫妻对应一个小孩,所有的负担都压在了这一对夫妻身上,这对夫妻还需要上班,必然没有很多的时间照顾老人,特别当老人年纪很大的时候,情况更麻烦。如果这对夫妻以前还是啃老族,那就更麻烦了,重担都压在这对夫妻身上,这是他们没有精力养一个以上的孩子,这样他们老了之后,问题就又来了,如此恶性循环下去。现在政府宣传社会养老,然而社会养老也是需要人来养的,不是西北风刮来的,社会养老也需要服务人员,然而到那时候,人们都争着爬到上面去了,下面干这种活的人员严重不足,市场供需关系之下,必然出现用工价格高涨,可能社会养老也养不起了。现在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剥削压迫的严重会加剧这种情况。也许有人会说从外国输入劳动力,然而世界上那个国家能给中国提供如此大的劳动力缺口呢?

    北京的问题只是中国面临问题的一个缩影,只是更严重一些。如果加上中国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内部社会矛盾激化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环境造成外需萎缩,外部国家侵占中国领土领海问题,政府却只会软弱退缩,毫无作为,或者说他们只在怎么掠夺老百姓上有作为,所谓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我们会发现现在的中国已经在走向一条内忧外患的道路了,很像一个朝代晚期出现的情况,巨大的这么一个家底面临基础缺失了,现在绝对不是什么盛世,如果非要自己宣传成盛世,那就只能算是意淫了,意淫加内忧外患那就更危险了。

    其实这也反映了中国经过了20年的激进的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社会正在面临崩溃的边缘,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是不能老折腾的,显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就开始折腾,一直折腾了二十多年,说是不折腾了,其实还在折腾,这不最近有要开始搞银行私有化,国企私有化了,还在叫嚣改革的问题要通过改革来解决,意思就是说折腾出来的问题要通过折腾来解决。夸张一点说,中国建国之后,就一直在折腾,其实这也是正常,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我们与古代的帝王打江山不同,他们有现成的东西可以模仿借鉴,而我们却没有现成的东西模仿借鉴,我们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我们前三十年学苏联却不是完全学苏联,我们后三十年学美国,也不是全学美国,而今日,我们经过近60年的“折腾”之后,偌大一个国家是不能老折腾,是需要静下心来进行巩固提高了。

    我的观点是中国现在需要在前面盲目激进的基础上进行巩固提高了,而不是继续激进,这个巩固并不是巩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是把眼光投向经济发展的基础即人身上。通过人的全面合理的发展来构筑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治久安,吸取前后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全面建构支撑未来未来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础与制度基础。如果说毛主席与邓小平都在打天下的话,毛是打的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天下,如何让中国自立于民族之林,邓打的主要是经济方面打天下,即如何让中国人富起来(邓的确有腐败的一面,但其开拓性的放开市场探索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功劳是不能否认的),那么现在我们则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全面总结,辨别吸收,巩固提高,全面构建支撑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基础。

    市场经济有利也有弊,利在能够最大限度调动起全社会的积极性来创造财富,发展生产,弊在市场经济缺少统一协调性,造成无序竞争,资源浪费,污染环境,其过分强调通过人的欲望来发展经济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造成社会风气败坏,道德堕落,假货遍地,最后还是影响到政府系统,造成整个社会的腐败文化的形成。人毕竟不是圣贤,食色性也,对于人性不能压抑,压制则必然反弹,也不能放纵,放纵则无法收拾,而是应该因势利导,通过优秀的文化教化来降服人性中恶的一面,使人心向善。中国前三十年压制人性,过分强调精神信仰,强调脱离低级趣味,强调高尚,结果造成后来人性的反弹,大家欢欣鼓舞的迎接改革开放,而后三十年则是过分放纵人性,结果造成了社会普遍出现风气败坏,道德堕落。我们经历了前后三十年的情况,也许对于我们规划以后的路是有不少帮助的。无疑,主张全面回到前三十的则是压制人性,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人性一旦放开,再想收回去,关起来就难了,而主张改革的问题继续通过改革来解决,则是不折不扣的继续放纵人性,继续通过的人的欲望的扩张与释放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这条路能够走通,但是这是一条亡国灭种的道路。

    今日中国又在呼唤时代巨人的出现,前三十年毛主席高瞻远瞩构建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架构,后三十年邓小平三次南巡讲话开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今日中国又在呼唤新的时代巨人来完成在总结前后三十年基础上的巩固提高。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21年到1976年是从出生到青少年之前时期,这个时候需要富有伟人的带领成长,1979年到现在还处在青少年时期,2012年之后,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中国需要开始慢慢成熟起来了,不能像以前那样轻易的就被坏人利用了,需要有自己的主见了,需要有自己的规划了,需要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了,需要在国际上发出真正自己的声音了。

    现在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中国情况很糟糕,因为没有经验被坏人(美国)利用了,诱惑了,欲望放纵了,现在出现了未老先衰的症状,属于青少年综合症或者叫改革开放综合症。如果继续被坏人利用,不悬崖勒马,不回头是岸,不认真总结,继续放纵下去,跟着坏人走下去,后果很严重。
 

 

 





发件人:cui-zy<cui-zy@tsinghua.edu.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6月19日 12:10 (星期二)收件人:(无)主题: 张军:高投资与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未必是坏事

高投资与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未必是坏事

----中国经济再十年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军

    其实,经济学家很不善于谈论未来,也缺乏做预测的能力。不过,我今天还是选择了这样一个“朝前看”的题目,希望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做一些探讨和展望。特别是希望知道,中国经济从现在到未来数年是否可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势头,增长主要依靠什么;如何才能在超越日本经济总量之后不断缩小与美国经济的距离,并最终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也顺便讨论一下,达到这个目标大概需要多少年。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何在

    中国的投资有没有过多、过度,不能只简单地去看投资率是不是上升了,最好的答案在于投资是不是帮助了结构变化,是否加速了劳动力与资金跨部门和跨地区的流动与转移,是否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些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现有的增长能力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能够利用高储蓄而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这是一个核心,其他的东西,比如开放与自由贸易、金融与企业改革以及教育的普及等,都是有利于资本的积累而不是相反的。不过,很多人对过快的资本积累还是忧心忡忡,担心快速的资本深化会拖累经济的增长。从理论上说,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资本积累太快,会导致投资的回报递减,阻碍经济增长。

    我还记得,在2000年前后,海内外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对中国经济后续的增长势头都并不看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资本积累的速度越来越快于它的产出速度,这样就导致年度的资本对GDP的比率,在1995年以来从1.6持续上升到90年代末的 2以上。而且同时,GDP的增长速度一度有放慢的迹象。于是,在2002年我自己也发表了论文,认为资本的快速深化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增长出现长期下降的趋势。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们都错了,因为中国经济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平均而言不仅持续高速增长,而且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真正的实质性的变化反而是发生在过去15年里的。这是有目共睹的。张五常先生甚至把这一时期称为真正的中国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一定是经济学家错了。

    那么错在什么地方呢?我反思了许久,终于有所明白。被我们忽视的事实是,年复一年的高投资在事后却产生了长远和持久的回报,不断放宽着资本的瓶颈。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点并没有被更多的经济学家所重视。其实到现在为止,多数人还是认为,不改变高投资的模式,中国经济未来就不能持续增长。可能大家注意到了,纽约大学的卢比尼最近说中国经济2013年就要崩盘了,原因就是投资过度。还有,大家最近谈论较多的所谓消费不足,或者说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包括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似乎也都预示着我们的增长不再可持续。

    我把持上述观点的人称之为结构主义者,因为他们把所有这些“结构变量”都看成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在我看来,用这些比例尺度来检验增长是否可以持续的做法是有很大的问题的。这些比例变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改变的。关于这一点,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库兹涅茨在上世纪60年代通过对跨国经验的研究就发现了。他指出,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存在双向关系:经济增长会引起经济结构的改变,而结构的改变也会促进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当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很多经济变量的原有比例关系就会出现改变,甚至包括今天特别关注的收入的分布状况也会出现改变。

    库兹涅茨教授发现,收入的差距跟经济增长之间似乎呈现出一个倒U字形的关系。换句话说,收入的差距扩大往往发生在人均收入增长强劲的阶段。根据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来考虑问题,我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就没有那么悲观。我们需要调整的是看问题的时间尺度,把眼光放远一些,就会看到不同的东西了。当前的这些结构性变量(投资比例高、消费比例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以及收入差距扩大等)本身不应该看作未来增长的障碍,相反,今天的这些比例关系,恰恰是因为经济的增长引起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的。

   举个例子吧。统计上看,最近十多年以来劳动者的收入与GDP的占比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大多数人把这个现象看得很负面。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其实这个现象背后反映的是经济结构的良性变化。为了揭示这一点,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发现工业部门的劳动者收入占比是最低的,而农业部门最高,服务业介于两者之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农业是更加劳动密集型的。当经济增长引起农业的份额逐步下降而工业的份额上升的结构变化时,就会出现总体上的劳动者收入占比的下降趋势。可以肯定,将来随着服务业的份额在我们的经济中大幅度上升之后,劳动者收入的占比就会逐步上升了。所以这些现象是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如果我们计算一下各个省的劳动者收入占比,我们发现上海是最低的,而西藏最高。这就再次证明中国经济的结构变化是解释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占比关系的改变。只要我们不是静态地去看这些结构变量,它们就不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障碍。

    过去15年,我们的投资的确比GDP增长得快,导致投资率较高,几乎占GDP的一半。这么快的资本积累是否必然导致投资回报的下降和投资无效呢?不一定!关键是要分析每年新增的投资用在了什么地方。其实你到中国各地去看一下就会明白,我们每年的投资大多数是在新增基础设施上的,其次是更新或替换旧的资本设施和设备的。对扩大和更新基础设施的投资,虽然短期看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回报,但中长期看却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它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流动,也有助于吸纳更多的生产性资本的投资。所以,从中长期来讲它有助于明显改善投资效率和经济整体的生产率。

    因此,中国的投资有没有过多、过度,不能只简单地去看投资率是不是上升了,最好的答案在于投资是不是帮助了结构变化,是否加速了劳动力与资金跨部门和跨地区的流动与转移,是否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些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如何有效提高人均资本水平

    只要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和资金能够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和地区向高生产率的部门和地区不断转移,我们整体的生产率水平和人均收入就会大幅度地提高。这就要求未来的政策鼓励生产要素在部门和地区之间进一步流动。

    前面我已经讨论过,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依然需要资本的快速积累。这意味着快速提高人均资本水平,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在经济总量上赶超美国的唯一途径。那么,在未来的数年,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来提高人均资本水平呢?让我算笔最简单的账。中国跟美国在经济总量上目前大约是3倍的差距。具体来说,去年中国GDP的总量将近40万亿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来换算差不多是6万亿美元,美国的GDP去年是15万亿美元,我们其实是美国的40%左右,而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6.5%。按照人头计算,我们去年是4400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11。但是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所以要赶上美国的经济总量,我们只需要把中国的人均GDP提高到美国的四分之一就可以了。

    提高到美国的四分之一是什么意思呢?差不多就是提高到现在上海的人均GDP的水平。实际上,人均GDP的差距反映的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所以,中国要能够把全国的人均GDP提高到上海今天的水平,就需要考虑如何提高全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3倍以上,因为上海的人均GDP是全国人均GDP的3倍。

    怎样把全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3倍呢?一种可能是,各地区的劳动生产率都提高3倍。但考虑到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已经很高,在很多制造业行业,其生产率水平与高收入国家的类似行业差距很小,所以在不远的将来生产率大幅度提高3倍的可能性不大。务实的方案是把希望寄托在生产率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生产率落后的那些行业,比如农业和服务业。

    的确,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在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分布非常不均匀。不仅农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制造业落后得多,而且总体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与沿海地区相比也显著落后。不仅同一个行业在中国的地区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非常之大,而且在不同的行业之间生产率差距也非常大。比如说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要比工业低两三倍,服务业也要低40%。

    这么大的生产率差距当然就会反映在人均GDP上。不可否认,中国的人均GDP在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动态来看,这些生产率的差距包含着未来人均GDP增长的一个源泉。因为只要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和资金能够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和地区向高生产率的部门和地区不断转移,我们整体的生产率水平和人均收入就会大幅度地提高,而且这个提高的过程是各地区和各部门的生产率水平与收入不断缩小的结果。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3倍以上的这个方案,从总体上来讲就要求未来的政策应该是鼓励生产要素在部门和地区之间的进一步流动而不是相反。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农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需要大幅度地提高。这个提高靠什么呢?前面我谈到,在相当长的发展阶段上,中国是要依靠提高人均资本水平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而提高人均资本水平就特别需要不断改善中西部地区物质基础设施的水平,需要加快落后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步伐,需要不断提升农业跟服务业的资本装备水准。按照这种方式来改善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有助于缩小我们的收入差距。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猜想

    已经过世的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先生曾经复原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1820年占全球28.7%,而200年以后,到2020年,中国经济如果能够回到25%以上的占比的话,我想这件事情对所有中国人来讲都是值得激动的。

    最后我想来做一个简单的预测。可能大家都注意到了,最近国际国内关于中国何时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预测接连不断。而早在2003年,“高盛”就有一个预测说,中国经济的规模在2039年可以接近美国,2041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个预测今天看起来是太保守了,因为它当时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降低为大概5%,之后只能增长3%。显然,这是一个被证明是错了的预测。当然,它也没有估计到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的速度。

    实际上,尽管对投资过多的诟病一直不绝于耳,但中国经济在2003年之后的增长速度依然强劲,着实让很多经济学家汗颜。按照名义值计算,GDP每年增长14%。根据指数增长的“70法则”,14%的名义增长率就使得我们的GDP总量每五年翻一番。扣除价格因素的GDP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经济总量基本上7年就翻一番。再加上人民币从2005年开始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升值,结果,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超过了英国的经济总量,2007年超过了德国,去年又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根据“70法则”这样一个简单的原理来推算中国需要多少年能赶上美国,就要考虑这样几个问题,一个是经济在未来的增长速度可能是多少。要估计未来的增长速度,就要考虑“雪球效应”。经济总量越大,未来增长越慢,人均GDP越高,增长越难。前一个问题是自然规律,基数大了,增长率就会放缓。而后一个问题,即人均GDP越高增长越难,则是更重要的问题。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4000美元之后,未来还有多大的可能性能继续保持比较快(如7%-8%)的增长率,这对于我们预测未来中国何时赶超美国至关重要。

    自从亚洲开发银行2006年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之后,关于一个经济进入到中低收入行列之后,如何还能朝中高收入乃至高收入行列迈进的讨论开始多了起来。“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问题是,一个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是否还能在未来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率。预测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率,当然不可回避这个可能的陷阱。

    现在经济学界似乎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比如投资过度、消费不足、劳动收入占比过低、城市化率过小、收入差距过大、工业比重以及贸易依存度过高等等,很可能让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那么,这些看法是否有道理?那些结构性的问题是否必然把中国拖入这个陷阱呢?

    北京大学的蔡洪滨教授最近做了一个研究。他用跨国数据的回归来考察什么因素会影响一个国家能否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具体而言,他想了解,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达到了3000美元之后,什么因素会影响其接下来20年内是否进一步增长至15000美元。他的研究结果显示,以上我提到的所有的结构变量,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说明没有一个今天所看到的结构性因素能够决定一个经济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他认为简单地看一个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甚至更简单地用一两个国家的经验说明某个结构因素的重要性,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甚至还可能误导政策。根据他的分析结果,如果把中国当前的特征代进去,可以计算出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之后的第20年,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的概率大概是64%。很容易推断,20年内人均GDP从3000美元提高到15000美元, GDP的年均增长率是8%左右。

    基于这样的分析,未来10-15年的中国经济可以保持7%-8%的增长率应该不算太离谱。那我就暂且接受这个结论。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最简单的推算。假定中国经济未来平均增长8%,美国是2%,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保持3%的升值速度。另外,我们假设中国的CPI通胀水平小于5%,美国小于2%。这样的话,可以推算出中国在2020年之前就可以达到和美国一样的经济总量了。

如果我们假设未来 10年的头

    5年,中国经济保持8.5%的增长率,后5年降至7%,那么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7.75%。假设美国头5年增长3%,后5年增长2%,那么美国未来10年的平均增长率是2.5%,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这样推算下来中国在2019年就赶上美国了。这其实就是《经济学人》年初的预测方法。

    这些推算利用了我刚刚讲到的“70法则”。大家可能注意到了IMF前不久也公布了一个预测结果,当然它是用一套所谓购买力平价方法换算的结果,与按照现行的汇率换算不同。所谓购买力平价,就是假设一个美元在全球的购买力都应该是一样的。这样来换算,中国现在GDP的总量应该是比按照官方汇率换算的数据要高出一倍,差不多是12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根据他们的测算,中国去年的GDP实际上应该是11.2万亿美元,而美国的GDP则没有什么变化,15.2万亿美元。

    IMF在它们的假设条件下预测,到5年以后,就是2016年的时候,中国GDP的总量就在19万亿美元的水平,而那时候美国是18.8万亿美元。这样的话,中国5年后就赶上美国了。到那个时候,中国经济的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大概就差不多是18%了。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推下去,到2020年的话,中国经济增长的总量按照购买力评价的换算结果,占全球应该是接近25%了。这是什么概念呢?已经过世的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先生曾经复原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1820年占全球28.7%,而200年以后,到2020年,中国经济如果能够回到25%以上的占比的话,我想这件事情对所有中国人来讲都是值得激动的。就在前不久,美国的一个投资者告诉我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对全球而言其实有很多含义,比如说,我们做投资的就要考虑十年以后我们是买黄金,买美元,还是买人民币,这个当然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中国经济能不能赶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件事情的确值得我们想象。在英国即将出版的一本书的题目就叫《中国2020》,它试图让人们设想一下,十年以后中国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后,全球的格局,包括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会逐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让我们期待吧!

    张军 1963年生。“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经济文汇》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以及联合国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UNU-WIDER)等从事研究工作,担任国内外多种经济学期刊的编委或学术委员。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增长,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数十篇论文。最近出版的著作包括《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改革、转型与增长:观察与解释》以及《这样的故事最中国》等。

    (演讲时间:2011年5月28日)

 

 

 

 

 

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变7人制已成定局

宇文

2012-06-12

    中共于5月上旬召集党内高级干部会议,通过投票方式收集关于十八大“入常”候选人的意见,而常委人数很可能将由9人制变为7人。而近期,多维新闻从至少3个独立的可靠消息渠道印证,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会人数规模将确定变为7人制,除非期间有极其特殊情况发生。

    5月上旬,近300名左右前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正省部级高官(其中大多数为现任中央委员)以及重量级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负责人等齐聚北京,以民主方式投票推选十八大进入政治局以及常委会的候选人名单。

    从至少3个了解中共高层决策的独立消息来源处分别证实,十八大7人制常委已成定局,除非发生重大意外情况。届时,除习近平和李克强将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外,其他7名常委将全部因年龄“红线”而退休。这意味着届时将有5人新晋政治局常委会。而中共在5月上旬收集意见时,提供的就是一份只填写5名常委候选人的名单。

    这次十八大政治局7常委的班底将改变自2002年十六大胡锦涛成为领导核心以来定型的9常委格局。政情观察人士分析指出,常委会中主管文宣以及政法的职务可能将被撤并,因为这两者的最高负责人均是在胡锦涛执政的10年中才两次跻身常委,两者可能随着中共权力向新一代领导核心的交接而被撤并;如果两者被撤并,最有可能的做法是人大委员长兼管政法体系,而政协主席兼任文宣职责,这也将强化人大的立法、司法职能以及政协的监督职能。

    根据公开新闻资料,中央政法委历任书记中,只有乔石(1985年至1992年)、罗干(2002年至2007年)和周永康(2007年至今)跻身常委会,其余如陈丕显等最高仅是政治局委员。另外,尽管中共有重视文宣的传统,但在最高层权力核心中安排一名专职常委,在十六大李长春以前从未有过。也就是说,中共主管政法以及文宣的最高负责人跻身常委均是自十六大开始,尚未完全定型。




 



发件人:李延明<liymbj9206@126.com>;时 间:2012年06月16日 18:14 (星期六)收件人:仲大军<zdjun@263.net>;主题:王希哲按:这篇骆宾王似的雄文,中国右派的出路

    王希哲按:这篇骆宾王似的雄文,是左派在呼唤他们的拯救红色江山的“周勃、陈平”。我们能够闻到了变乱的血腥。老王从来反对中国左右两派拉锯般的流血仇杀,主张在民主宪政的平等游戏规则下,实现各阶级各政派的共和。左派过去错过,但1976年政变以来,30余年,左派何曾杀人?都是右派在捣鬼,在杀人。过去不算,这回重庆事变以来的“倒薄”,又是右派在捣鬼,在搞阴谋,在叫嚣杀人,要“杀薄”、“族毛”、“斩草除根”,“不许毛左卷土重来”,杀气熏天。如此,怎能不迫使生死存亡的左派呼唤他们的“周勃、陈平”?

    老王就不信,毛泽东缔造领导下的共产党和共军战争几十年打下的毛泽东江山,蒂固根深,右派一朝得势狂喊“不许毛左卷土重来”,竟没有一个左袒造反的“周勃、陈平”!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历史家余英时似乎也是不信的。出了“周勃、陈平”怎么办?自然是剿灭右派,也来个“除恶务尽”,将“狐瘟党中央”及其吹鼓手吹鼓势力杀他个片甲不留!这样的结果好吗?不好。老王坚决反对,坚决反对。但反对的前提是,右派今天得势,就不要忘乎所以,就不要以为只有你今天杀别人,就没有别人明天杀你。正因为得势,就更要对自己的对手讲究文明的游戏规则,建立文明的游戏规则,按文明的游戏规则博弈,你活我也活,一切付诸人民的民主决定。这是“中国右派的出路 ”,也是中国的出路。如果右派听不进去,非要乘着今天的得势,依仗狐瘟中央,对左派搞阴谋,“族”左派,那么,也就怨不得“卷土重来”的左派明天族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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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右派的出路

平原书生

    (一) 山雨欲来

    自1976年右派政变以来,中国的右派已掌权三十五年。三十五年间,他们打着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旗号,逐步控制了共和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和共产党的领导层,把毛泽东创建的共和国变成了事实上的右派国家,把共产党变成了事实上的右派政党。他们了解"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道理,不想就此止步,准备”杀开一条血路”,”清左拔毛”,”壮士断腕"。他们计划趁换届之机,彻底改变共和国和共产党的性质,以便名正言顺地施行他们的复辟计划。

    薄熙来事件就是他们策划的颠覆共和国及改造共产党计划的第一步。温家宝代表右派打响第一枪后, 国内外右派和一切反共反华团体, 弹冠相庆,一致拥护中央决定。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下一步的决战。 而左派阵营,在第一回合失利后,似乎愈挫愈勇,摆出了全面决战的阵势,准备对三十余年的右派路线从理论到实践作一彻底清算。

    在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左右之争使得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在内心深处作一抉择:是继续两极分化把中国引向永劫不复的动乱深渊,还是回归到毛泽东的共富的路线使中国走向稳定和中兴?左袒还是右袒?这种逼迫国人作出选择的诡异情势,在中国近三千年有详细记载的历史中,只有一次,那就是发生在两千二百多年前的诛灭诸吕事件。

    在推翻暴秦的斗争中,出身平民的刘邦知人善任,宽厚爱民,很快积聚了大批人材,组成了一支能与项羽抗衡的力量。秦亡以后,经过四年的内战,终于正式建立了汉朝。也是由那时起,我们中华民族正式告别了幼儿期,有了一个学名,叫做"汉",开始成为一个翩翩少年。在建国的最初几年里,汉高祖在内平诸侯叛乱,外御匈奴入侵的间隙,创建了大汉的制度规章,扫除烦刻,与民生息。虽未尽善尽美,而大治之象隐然已成。但连年的征战和国事的操劳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当新建的大汉和他的子民亟需他的领导时,英雄却到了末路,不得不开始思索他身后的江山。

    当他高唱大风歌时,他想到的是如何才能得到"守四方"的"猛士";但当他举目四望时,却加深了他内心的极大不安:一方面,他所希望的接班人不为吕后所容;而指定的太子却懦弱不肖;他的其他子侄年龄尚幼。另一方面,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妻子吕后,”人才难得";而吕家子弟又正处虎狼之年,手握兵柄。他隐隐觉得,他死后政权要落到吕后之手;但他还是希望吕后天良未泯,日后能把政权传给他长大成人的儿孙,传承他开创的大汉江山,造福百姓。于是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颇为神圣的事,召集全部文臣武将作证,并公告天下,刑白马为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虽然他明知誓言和"永不翻案"的保证书一样不可靠,但这是他当时唯一能为后代和百姓所做的了。当他得知商山四诰加入吕氏集团后,他已明白吕氏掌权已不可逆转,唱出了"羽翼已成,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的悲歌。但他还是要与命运对抗, 置后世”诛杀功臣”的谴责于不顾,为他的子民作最后一件事:在他临死前不久,他命令陈平于”军中即斩樊哙头。”

    汉高祖去世时,大概是瞑目的吧,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为他的子民除去了吕氏的一大强援。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陈平对他的命令打了折扣。陈平不愿手沾吕氏血腥,决定囚禁樊哙进京,由高祖亲手斩杀。当陈平押解樊哙尚未到京时,高祖已去世。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读史至此而掩卷长叹!

    事情果如高祖所料,他死后吕后便掌握了大权,惠帝不过是个傀儡。她虽然仍打着汉的旗号,但大肆修正高祖的政策;贬斥高祖的旧臣,招降纳叛,拉邦结伙,任人唯亲;高祖子孙,斥逐边地;吕姓宗盟,委以重任。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吕后也是一位真主,因为她确实参与了大汉的建立,更何况她仍打着汉的旗号,大臣和百姓对她无可奈何。当惠帝死后,吕后大封昆弟诸吕为王时,朝中已布满吕氏爪牙,虽有明誓在先,也不可阻拦;高祖旧臣中只有王陵表示了反对。就这样,以吕后为核心的吕氏集团统治中国近十六年,中央和京城各要职,均为吕氏子侄担任。

    公元前195年春,吕后病重。而此时以朱虚侯刘章为代表的二代已经长成,强烈希望回归高祖路线,夺回失去的权力;陈平周勃等一帮旧臣也想在辞世之前,助二代一臂之力,报高祖知遇之恩。 与此同时,吕氏集团想到失去权利后可能面临的清算,便图谋在吕后死时发难,代汉而有。当是时,刘吕两派的矛盾已公开,势成水火。各方势力更公开活动,连络外地诸侯,随时准备决战。而此时的百姓和三军将士,也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拥刘还是拥吕?左袒还是右袒?这就是公元前195年春天的情势;而到了当年秋七月,当吕后崩于未央宫时,大决战就开始了!

    这是一场关乎民族命运的决战;当我们的民族还处在学步阶段,尚没有独特的文化,制度,风俗和习惯时,经不起改天换地的折腾,随时可能夭折。如果吕氏获胜,世界文明史上将不会有灿烂的汉文明;而我们将不会有文景盛世,不会有荡气回肠的汉赋,也将不会有英光四射的汉武!一个失去了这一切的民族,有何资格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诸位已经知道,在那场决战中,中华民族的先辈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今,我们的民族又到了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对于当时拥刘一方如何准备和行动,史有明载;而对于吕氏集团一方在那场大决战中如何应对,”史记"与"汉书"均语焉不详,大概是因为当事者很快便伏法,史家已无从查考的缘故吧。我们只能从史书的只言片语中,略窥蛛丝马迹。高祖在位共十二年;如果自灭项那年算起,执政不足七年。而吕氏却已掌权达十六年之久,朝廷内外,已为吕有。 吕氏集团大概以为胜算在握,以致集团中主将郦商之子郦寄被策反也没有察觉,照样走马行猎。当是时, 吕氏集团中只有吕后的妹妹吕媭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当她得知她的子孙的所为时,勃然大怒,将"珠玉主器"全部散于堂下,沉痛地哭叫道,”勿为他人守也”。

    虽然我们已经不能知道当时吕氏兄弟及其走卒们是如何得意狂妄,但两千二百年后,历史却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见证中国极右派的无耻,无知和疯狂:故意拖延的记者招待会;午夜惊魂式的消息发布;不成章法的中央文件以及极右追随者们在媒体上的狂欢。 似乎在一夜之间,他们所深恶痛绝的中共已变成他们的党; 他们做梦也想颠覆的共和国已是他们的天下。他们或已备妥”家祭”, 准备”告乃翁”; 或已打点行李, 准备 大显身手, 于”漫卷诗书”之暇, 频频在网络和各种媒体发表狂言, 颇有点”喜欲狂”的意思。

    然而,和这些轻浮的右派及邪教门徒不同,有头脑的右派却嗅出了异样的味道, 表示了不太乐观的看法, 在右派举世狂欢的日子里, 发出了几声哀鸣。

    (二) 最后疯狂

    重庆事变之后,在右派的一片欢呼声中,温家宝的极右追随者们不失时机的指出,”如不再跨一步,其祸不远”。 与只看到眼前得失的浅薄的右派不同,这些略有头脑的右派却同时也看出了右派面临的已为期”不远”的危险和大祸。 这倒是颇为难得的。

    为什么温家宝的追随者们要提醒头脑发昏的右派可能有大祸呢?这是因为温家宝们比谁都清楚地知道,在右派掌权的三十余年间, 中国的右派在经济上化公为私,巧取豪夺,把人民于建国后前三十年创造的国有资产吞为己有;在政治上,极力诬蔑和丑化红一代的领袖以及他们所领导的那场革命,为被打倒和推翻的黑一代涂脂抹粉,扬幡招魂; 在文化上, 绞尽脑汁矮化中华五千年文明,把人民心目中的历代英烈百般丑化,为汉奸买办张目。 他们的所作所为,已为人神所共愤,天地所不容。

    三十年来,中国的右派利用一切机会在经济上压榨,在政治上欺骗和在文化上诬蔑工农以及普通百姓,视百姓为刍狗,他们为自己树立了亿万仇敌。如果说华尔街的99%是有点虚张声势的话,那么,在现在的中国,中国的右派要面临95%以上的人们对他们的清算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右派们深知,朱镕基温家宝出卖国企的政策,虽然制造了千万贪官作为他们的同盟,但同时也制造了下岗工人,为他们在城市中树立了亿万天然的敌人。虽然早期的"包产到户"的政策赢得了农民一时的支持,但贪官极右掌控的私企对农民工的盘剥和歧视,使广大的农民很快认识到右派的本质。三十多年来,在当权右派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右派分子对毛主席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诬蔑和丑化。但令右派们惊悚的是,他们非但没有把主席拉下神坛,反而把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抬得更高。失去话语权的中国广大的工人农民,把主席的画像挂在家中和出租车里,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主席的怀念和敬仰。没能把主席的影响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消除,是右派三十年间的最大失败。而这也是他们惶惶终日寝食难安的真正原因。

    右派中的极右奸邪自然熟知右派在过去三十余年间的所为,正如两千多年前的吕禄吕产一样,想到可能面临的清算,不寒而栗。如果说五十五年前的那场反右过后,中国的右派还能得到百姓的同情和帮助的话, 那么,在他们倒行逆施三十年后, 百姓已彻底认清了他们的真面目,对他们已只有仇恨;即使将来有人对他们施以”过正”的”矫枉”,也已不会得到一丝的同情。 如果说当年红一代”打土豪,分田地"时,尚”琵芭半掩”,尚需对百姓进行反复的动员,宣传和鼓励的话,那么在现在的中国,如果有人举起”还我国有资产”的大旗,将贪官极右劫掠的国有资财重新收归国有的话,人民将闻风景从,已不再需要任何人的解释和动员。 因为夺还本因属于他们的政治经济权力,列的将是堂堂之阵;举的将是正正之旗。极右派中的清醒者深知他们当前的处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发出了”死路一条”和”其祸不远”的哀鸣。

    面对可能的清算,中国的极右派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温家宝及其追随者指出的”政治改革”和”再跨一步”。 温家宝对他的"政治改革"语焉不详,而他的追随者们的路线图却极为清晰,并毫不隐瞒地在港台及海外媒体上公之于众: ”趁拿下薄熙来之机,再跨一步,跨出党内,跨到民间,推行政改,清剿毛左,除恶务尽” “一如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毁灭中共,肢解中国。

    这确实是一条右派避免清算好路径。当共和国不复存在,谁还会去追查国有资产的下落?当共产党已经灭亡,谁还会理会党内的是非曲直?在新的国家里,他们的资产将受到法律保护;利用手中的资产,他们可以重新结党,并将资产传给子孙万代,直至无穷。

    极右狂徒虽对中共和共和国有刻骨的仇恨,但仇恨并不能增加他们的智慧。他们发现了一条通向成功的路,但毕竟学浅识短,对此路能否走通,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把握。除能在网络媒体上快意一番之外,似乎在通向他们的新党新国的路上,并没有向前进一步。 温家宝代表的极右派的下场到底如何,他们的计划能否成功,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中国有句"始作俑者,岂有后乎"的格言;我们也知道,如果吕氏集团当时没有做最后的疯狂,他们大概不会被灭种。

    (三) 刘郎遗恨

    薄熙来事件之后,右派中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都跳了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希望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左右事态的走向。在这些文章和谈话中,也有不少真知烁见。其中以年逾八旬的真诚右派,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的谈话最为精彩。在<中共政权转移困难>的访谈中, 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指出:

    “薄熙来案子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中共第二代也是中共的红二代,也有他的焦虑,这个焦虑就是江山要不保,因 为贫富的不均,所以他们的方式是回到民粹主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外面所传说,或者认为温家宝所代表的一种政治改革。可是 政治改革又不能走西方的路线,也不能三权分立,那等于改革根本只是一句空话,不能动的,民主自由式的改革、西方式的改革又行不通,这就是困难的所在。 如果 这个事情不能解决,薄熙来的案子就不容易下一个很清楚明确的结论”。

    在这里,深通中外古今历史的余先生指出, ”西方式的改革”在中国 “行不通”;中共不是二十多年前的苏共,共和国也不会被肢解。仅此一点,余先生这位六十年一以贯之的反共右派就要比轻狂的新右派高明许多。 他同时断言, ”薄熙来案子不是那么简单”, 并指出”薄熙来的案子”不会有一个”清楚明确的结论”。这无疑也是正确的。 在同一篇访谈中, 和所有的当今清醒右派一样,他又有”刘郎已恨蓬山远”的无奈,担忧右派的”蓬山”永远不会到达。他预言, "如果薄熙来再能回首再能出来的话, 那就不但是胡温本身,包括习近平、李克强等等, 都将死无葬身 之地”。 这话虽不无挑拨离间之嫌,但在右派的哀鸣曲中,余先生的预言平添了几分历史色彩。

    余先生是位知名的历史学家,著作等身。搞历史的人可分为三等:若只能叙述史实,此为历史教师; 若能成一家之言, 自然是历史学家了;但最上乘的史家是"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 六十年来, 每当中国有事,余先生总要发表观点,看来是希望成为最上乘的史家的。但遗憾的是,和美国的所有中国通一样,总是误判中国局势,给两国人民带来灾难。 六十七年前,即使乡间没文化的农民也知道共产党必定战胜腐败不堪的蒋介石政权;而美国政府却听信心性邪恶的中国通的谎言,在内战中站在了国民党一方,这才有了中美二十年的对抗,两国人民都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今的中国贫富差距和贪污腐败都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一个小小的火花,都有可能燃成燎原大火,把一切焚为灰烬。这一切都是自邓小平以降所执行的右派路线造成的。余先生不反省右派在这三十年间的所作所为,却用一句”民粹主义”把责任推给了红二代,误导舆论。莫非余先生希望再一次误导美国政府,导致中美再次对抗? 余先生桃李半天下,在海峡两岸都有亲朋故交,本当以过来人身份主持公道,以历史学家身份"垂鉴戒于后世”。而今却随波逐流,附和右派,这不但大大地丢失了身分,也永远失去了成为上乘史家的资格。

    在同一访谈中,余先生还表示了对”毛泽东的路线”,”文革”,”红卫兵"以及"抄没一生的财产"的耿耿于怀。文革期间,余先生身在美国和台湾,”红卫兵抄家"之事何由得知?想来一定是来自国民党以及右派的宣传。而真实的历史是,文革最初的一个月间,确实有抄家之事,但仅限于抄没"封资修"的宣传品和有关的书画,绝没有”抄没一生的财产”之说。我一直相信"谣言止于智者"的格言,更相信谣言止于历史学家。如果一个历史学家竟以道听途说的谣言为据而书写历史,那他写的东西岂不成了地地道道的秽史!

    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抄没一生的财产"之事是有的,但那是在中共建国的初期。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中共建党之初,就公告了‘耕者有其田’的宗旨,并未讳言日后的‘土地改革’。更何况中外古往今来,朝代更替之际,失败的一方岂可再妄想保有家财?美国独立战争中站在英国一方的‘保皇党’如今安在?他们的财产是否被抄没?世人怎可以此事独责中共!想来令余先生真正念念不忘的是这时的"抄家"而并非在文革期间。从余先生的简历看,余家那时一定是被全部抄没了的,与毛泽东和当时的共产党有毁家之恨。但一个真正的史家不应被个人恩怨迷了双眼而信口雌黄。如果司马迁也象余先生一样对个人的遭遇耿耿于怀,这世界将不会有那部"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

    ‘斩草除根’是中国的一句极其血腥的格言,被历代王朝的政治家们奉为玉律。在王朝更替之初,对前朝男性遗孽无论长幼,斩尽杀绝,不留后患;而将其女性成员象猎物一样赏赐给有功的将士,肆其淫欲。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野蛮和残忍的恶性循环,就连史称明君的李世民也不能例外。在中国的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王朝覆灭于后来者的事屡屡发生,但覆灭于前朝遗孽的王朝绝无仅有。这是因为前朝的男性或早已不在世间;即使侥幸存留者,也早已丧胆。他们已不能对新朝组织有效的舆论攻击,更不能组织有效的对抗。

    是毛泽东第一个打破了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循环。尽管蒋介石杀害了他的兄弟妻儿,他掌权后的溪口,松柏不剪,陵墓依然。对追随国民党反共者,除民愤极大如温世仁之流被正以国法外,毛泽东则一直强调‘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政策,注重教育改造。右派掌权后,对主席进行了令人发指诬蔑,将他描绘成‘杀人魔王’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如果他真是无恶不做的暴君,反共的黑一代的男性成员早被屠戮,而女性成员则早被‘共匪’蹂躏糟蹋。现在疯狂攻击毛泽东的黑二代们也不认真地思索一下:当你们的父兄及你们家族的其他男性成员被杀掉,你们上一辈的女性成员被‘共匪’占为己有之后,你们又是如何来到的这个世间?

    在信息不通的五十年代,余先生只能凭借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来猜测大陆的状况。如果此时对红一代的错误判断是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在掌握了所有的资料之后仍诬蔑红二代,则只能说明余英时先生心胸的偏狭。

    但余先生毕竟是历史学家,深明大势,知道一个人的荣辱生死并不能改变历史的走向。他虽然无奈的指出” 如果薄熙来再能回首再能出来的话”, 但他毕竟没有说出要除掉薄熙来,因为他以历史家的直觉预感到,右派的路线在中国已到了穷途末路,无论有没有薄熙来,大变革的时代已经来临。

    (四)歧路无为

    当年追随赵紫阳的右派,由于误判邓小平的凶残,六四后被迫留亡海外。虽然国内执政的极右在继续着他们的事业,但一想到被他们看不起的右派小丑竟成了中共的文胆,无赖竟作了权贵的幕僚,心有不甘。他们或许与极右不同,希望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但由于站在了错误的立场,走向歧路,总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站在大多数民众的对立面。

    在右派倒薄的喧嚣声中,有流亡海外的政治学者语惊四座,指出"如果不做掉薄熙来,他仍可东山再起",既给浅薄的右派泼了盆冷水,也使左派闻之胆寒。和余英时先生一样,这位政治学者也看出了薄熙来翻盘的可能;和余先生不同的是,这学者指出了制止薄复出的办法:做掉薄熙来,向温家宝献上了海外一策。而这计策余先生是不屑出口的。

    凡熟知中外政治,文化和科学史的人都知道,当历史的大势已成时,个人的作用微不足道。即使没有了达芬奇,也一定会有欧洲的文艺复兴;既使没有了爱因斯坦,也一定会有二十世纪的科技革命;即使没有了孙中山,满清也一定会灭亡;即使没有鲁迅胡适的推波助澜,中国也会有新文化运动。国共内战前夕,当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奋斗二十五年后,大势已成。此时的毛泽东之所以毅然决定亲赴重庆谈判,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在党内的个人的作用已不再象初期那样重要;即使国民党暗杀了他,他所开创的事业也一定会胜利。

    “做掉某某人"的说法和做法,是黑社会的用语和行径,在黑社会和小规模团体中司空见惯并行之有效。梁山泊里王伦被做掉之后,换来了梁山的兴旺发达便是一例。但这种鼠窃狗偷的勾当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为真正的政治家所不屑。当国民党中有人向蒋介石献策在重庆"做掉"毛泽东时,据说蒋先生毫不犹豫地拒绝和制止了这一企图。蒋介石先生不愧为一位政治家,因为他知道,在两个阶级或两股势力的斗争中,杀掉或暗杀掉对方的领袖或代表人物与事无补,徒增双方仇恨,而永远失去了转圜的余地。诸位试想,如果主席当时被暗杀而中共又取得了政权,那将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手执生杀大权的红一代一定会为主席复仇,中华大地一定会遍地血腥,和国民党有关系的黑一代及其子孙,恐怕已无遗类。仅此一事,现在的黑二代们应感谢蒋先生的阴德。如果主张暗杀主席的阴谋得逞,你们将不会来到这个世间。余英时先生自然深知这其中的利害,做为历史学家,自然熟知李淳风对李世民的建言,因此没有建议做掉薄熙来。看来,美国大学确实培养不出中国的政治家。

    在野的右派如果真诚地希望中国走向民主,繁荣和富强的话,你们应该清楚你们宣传的右派路线在中国已推行了三十年,现在已走到了绝路,是到了改弦易辙的时候了。你们或许有其他的方案,但百姓已不再给你们试验的机会。五七年右派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轮流坐庄"。右派路线在中国已"坐"了三十余年,把中国搞得两极分化,贪腐横行,道德沦丧,天怒人怨。薄熙来事件之后,全国绝大多数百姓支持薄熙来。这虽然并不表明所有的人都同意薄熙来的理念和举措,但至少说明百姓的求变之心。

    中国在野的新老右派不得不承认,他们曾热烈拥护和支持的邓小平的私有化道路已走到尽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明明是在美国和欧洲行之有效近二百年的理论和政策,为什么偏偏在当代的中国行不通,反而惹的人神共愤? 为什么马克思理论预见的革命没有发生在欧美,而在眼下的中国却随时都可能发生?

    回答右派的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当前的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那同时也是雨果和狄更斯生活和写作的年代。我们不是马克思理论的研究者,不能叙述马克思如何得出共产主义和革命的结论。但我们可以在雨果和狄更斯的著作里,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仁人志士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解决贫富差距的苦苦探索。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在以后的许多年中,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地验证了他的预言。当代的中国,决不是中国执政的右派所宣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恰恰相反,经过右派的三十年的折腾,现在的中国已到了货真价实的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的阶段-‘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正如在宏观世界牛顿定律仍然适用一样,继续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走下去的中国,一定难逃马克思所预言的革命的命运。到那时,毛泽东带领人民所创造的成果连同这些年的盆盆罐罐一起,被革命打得粉碎,中国的一切再一次推倒重来,完成又一次循环。

    中国的右派或许纳闷:为什么现在的欧洲和美国政治稳定而不发生革命和大的社会动乱?这是因为现在的欧美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不再是雨果和狄更斯笔下的资本主义。其中的一些变化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人不可能预料到的。正如雨果若生活在现在的欧洲,他一定不会写出那名垂千古的"悲惨世界"一样,马克思也会改写他的某些预言。

    资本主义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二次大战之后。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战后的重建,极大的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据熟知那个时期的人称,一个高中生若能在制造业谋得一职,即可有和教师同等的工资,跃升为中产阶级。虽然他们仍是工人,但他们已不把自己视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他们已购置家产,政治态度也随之发生改变。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或更早,美国的中产阶级已占社会的绝大多数,而无产阶级却越来越少,工会组织每况愈下。他们左右着政局,稳定着社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社会的多事之秋:黑人运动,反战抗议,嬉皮士风潮,三K党猖獗,古巴危机,暗杀总统,水门事件,总统辞职。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的稳定,上述任何一事件都足以引起社会的动荡,乃至革命。而这些都不是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所能预料到的。但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原理仍然适用于欧美。正如马克思预言的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一样,资产阶级为分化无产阶级而制造了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正在欧美充当着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资本主义正在社会主义化。把欧洲的某些国家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似乎更贴切些。

    当今世界的潮流是社会主义化。而中国的右派却逆潮流而动,这是他们面临绝路和崩溃的原因。三十年来,他们制造了权贵,制造了贪官,制造了贫富差距,制造了动乱之源。由于他们的自私和贪婪,由于他们的资产是来自对国有资产的劫掠,他们从没有想过共富和制造一个中产阶级。在现在的中国,企图维持现状的不到5%,超过95%的人因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对现状不满,希望改变甚至希望革命。

    真诚的右派或许会说,如果假以时日,他们也会象欧美一样制造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不再有社会动荡的忧虑。但问题是:需要多久?需要邓小平所说的‘再搞一百年’?我们都知道‘一百年’之说是他本人也不相信的糊弄人的鬼话!试问:有谁愿意再等待一百年?

    在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在中国起稳定作用的力量依然是工农和劳动大众。只有当他们虽然不太富足但感到前途光明时,中国才不会有主席所担忧的政权周期性循环。而稳定工农的唯一办法是主席倡导的共富路线,而决不会是私有化道路。

    中国的真诚的新老右派们也许会说,如果实行他们所宣称的‘普世价值’以及选举和舆论监督,中国照样可以稳定而避免动乱和革命。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是中国几代志士的愿望,很多人为此而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是谁在如此顽固而激烈的反对民主制度呢?其实正是中国的几代右派!从1927年412的枪声到1976年的政变;从邓小平的89屠城到温家宝们的违宪封网,这些反人民,反宪法,反民主的事件无一不是中国的历代右派参与策划的。中国的右派在民主问题上劣迹斑斑,早已失去了谈论民主的资格。

    为使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也享有出版和言论的自由,毛泽东苦心设计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并唐而皇之的载入了宪法。他清楚的知道,中国的工农和普通大众,在未来的很长的时间里,将会一直是弱势群体。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缺少文化;而提高工农文化任务,没有三代四代的努力是不可能完成的。当他想到一旦他离开了这个世界,还有谁能代表他们发言?即使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仍在,但有哪家电台或电视台愿意请一个普通的工农作访谈?如果一个工人或农民的文章写得颠三倒四,又有哪家出版社报社愿发表他文不对题的文章?他们的自由有谁保证?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主席发明了‘四大’。他希望在他身后,工农大众可以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如果失去了在媒体上的话语权,劳动大众可以把自己的看法发表在‘大字报’上。街头巷尾,即可发表;只言片语,宛然文章。虽不为编辑记者专家所认同,但他的读者特别是身边的读者却理解他的意思和观点。但在邓小平掌权后,悍然剥夺了他们这种权力。历史将会永远记住:当‘四大’权力被从宪法中清除时,中国全体右派作了邓小平的帮凶。但天不灭民。如今,可以告慰主席的是,他的‘四大’虽然被禁止了,但互联网的出现使‘四大’得以复生,人民又夺回了说话的权利。

    很多年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语被人们误读和曲解了。如果用于一般民众,那一定是教人作望风转舵的无耻市侩,这无疑应视作贬义,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的。但古人造此语的原意是专门针对"俊杰",即从政者的。如果一个政治家或准备从政的人不知人心向背,不明大势所趋,不识时务,固执于空洞理论不知变通,则永远成不了"俊杰"。现在是在野的右派朋友们转变立场的时候了,和左派一起粉碎温家宝一伙祸乱中华的阴谋。人生苦短,余时无多;如果继续眷恋穷诚,徘徊歧路,则一定会被历史所抛弃,成为一堆行尸走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世是毛泽东主席一生的梦想。在那个世界里,百花争芳斗艳,左右并生并存。如能在未来的岁月中为我们共同的祖国,为主席所希望的盛世作点事,也不枉在尘世一行。许多年后,当我们的子孙谈论这一代人时,他们会自豪地宣称,在二十一世纪初,当中华民族第二次面临抉择的时候,他们的祖先又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发件人:Flynn<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6月18日 14:55 (星期一)收件人:Flynn<yilu@sse.com.cn>;主题: 转发: 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杨帆

2012-04-14

    杨帆按语:问题都是徐伟问的,没有任何变动。内容我加以修改,补充了一些事实。有些不适宜公开的观点,我加以删除,这和徐伟有言在先,我允许他录音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经过我修改才能够公开发表。

    记者:您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您能不能讲一讲乌有之乡创立的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

    杨帆: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韩德强是北航学生处的副处长,他写了一本书叫《碰撞》,这本书得到呼应,反对加入WTO。实际上加入后没有那么严重的 恶果。但在当时,大家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非常欣赏韩德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去税务杂志开产业论坛,我问他是不是赞成民主,他说支持。我说坚持国家主 义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乌有之乡是在经济学非主流派基础上建立的。

    1994年我支持左大培,拥护国家宏观调控。以后有高梁、卢周来、杨斌,韩德强加 入,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具体内容在我们论文集。他们说我是左派,就是这个时期的印象。其实我只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我一直坚持民主改 革,20年前我亲身在天津开发区设计民主评议会。

    后来对那些8*8落难的朋友们真心相待,真心相帮,他们可以证明我的人品。这不是那些极左的疯狗能够咬得动的。

    经过十年斗争,从1994年到2004年,基本取得胜利。我们的意见被中央采纳,为社会基本接受。特别是2004年郎顾之争,反对极右派企图把国有资产按权力瓜分,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退潮。

    韩德强年轻,我一直说他是未来左派领袖,但多次提醒他不能走极左。他至少在表面上尊重我意见,一直叫我杨老师。我和左大培,韩德强三次上书全国人大,人称三剑客。

    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基础是经济学非主流派。主要是韩德强跟手下几个青年教 师包括范景刚。除韩德强当副教授,其他人辞了职。韩德强发起的书店乌有之乡,后来一直是他控制。韩德强绝非一般学者身份。比如我要求以乌有之乡名义开会, 就要通过他们两个人同意,我自己没有权利召集开会。请一些左派人士参与,长期参加活动的主要是我,左大培,高梁,杨斌。还有王小东,祝东立,黄纪苏。

  刚成立不久2004年出现郎顾之争,主要是我一个人筹划,邵振伟帮忙在搜狐开 会。乌有之乡刚成立,作为我们的阵地起作用。到2005年乌有影响就大了,以后就出现了和老左派的分歧。我一直劝告他们不要极左,不知多少次了,鉴于我的 影响和组织能力,他们在表面上接受,实际在思想上不接受。

    记者:乌有之乡是一个文化公司吗?

    杨帆:是书店。最开始的时候经费困难,我们这些人都出了很多钱。比如我,每次只要参加会议,都是自己出钱请大家吃饭。推销书、捐款,都依靠大家支持。换了几次房子,越换越小。

    记者:那现在是靠什么来维持运转呢?

    杨帆:不知道。后来就说不清楚了。

    记者:我看书店里面卖的书好像都是以红色经典为主。

    杨帆:不是。什么书都有。我自己也买过很多书。我有一个广州开发区的朋友,我向他推销,买了三次,每次上百本。在前期完全是我们几个人共同发起和赞助。

    主要几次大事件我出的主意,都取得了成功。基本思想是中左的。当时的主要思想来自“经济学非主流派”,乌有之乡只是一个平台。以后才自己主导思想路线,走向了极左。

    1994年经济学非主流,到2004年和2005年,是中左思想的成功和胜利,是在民主法制轨道上的。当时上边政策比较右倾,理论界是新自由主义控制。我站在中左的立场上是正确的,策略也正确,所以取得了成功。

    记者:现在有人怀疑乌有之乡背后是否有政府经费的支撑。

    杨帆:我就不清楚了。上边可能有意保留乌有之乡,作为左派力量制约右派。这是错误 的。利用极左制约极右的基本考虑是不要民主,上边不喜欢中左和中右,宁愿让极左极右打来打去,形成几年一次的思想和政策震荡。2004年就是极右闹事,这 次是极左闹事。希望中央能够通过这次总结教训,支持中左中右,走民主法治道路。我提出重庆方面清查经费,张宏良马上就急了,策划一小撮人在网上谩骂。

    记者:是不是说重庆出钱给他们?

    杨帆:我哪里知道?我要求重庆公布对极左翼赞助情况。马上炸开锅。左派哪里来的钱?无论是来自打黑抄家还是财政,必须要全部公开和清退。

    记者:据您所知,现在还不确定,就是有可能有?

    杨帆:我不知道。等重庆答复吧,大家可以呼吁。乌有之乡今年1月1号,请了一千多人开会。一说要查经费,他们就害怕了,谁的经费都应该公布,这是国际惯例。说什么“网友捐赠”,要公布是什么人。经费的事,我提供不了更多消息,关键是敦促重庆公布。

    记者:我看司马南在微博上说自己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资助,他说“只有我资助别人,没别人资助我。”

    杨帆:我不知道。

    记者:单纯从乌有之乡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来讲,乌有之乡网站上没有广告,没有广告收入的话,它的唯一合法收入来源只能是卖书的钱。

    杨帆:根本不够。现在要求他们把赞助的钱公布,看看是不是跟重庆有关系。

    记者:谈谈千人大会吧,它是什么性质,你是怎么评价?

    杨帆:这个就不用问了,你自己去看看我的新浪博客。是张宏良先点我的名,要封我的嘴。他们这伙人骨子里信奉文化革命,在活动中间有意识加入文革思想。比如对茅予轼不叫起诉,而叫“人民公诉”,这就是文革语言,且变成行动,50000人签字,是一次文革性质的发动。张宏良号召抓汉奸,是更大的一次正式发动。“汉奸”,已经成为他们打击他人的口头语。我杨帆一贯是公开的爱国主义者,我1995年第一个提出增加军费,1998年出版《大国战略》,这是第一个提出大国概念的;2000年最早提出国家安全,以后提出国家战略产业。敢骂我是汉奸,这谣言也造的太没边了,只有疯狗才能这样咬,这是诽谤名誉,我要把他们送上法庭。

    记者:你说他们是张宏良背后的一些跟随者,把乌有之乡夺权了。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杨帆:乌有之乡到2005年2006年很有影响了。来了一个人,是文化革命三种人,现在他没骂我,我也不点他的名。中央定了几十万人为三种人。是陈云一定要定,恨透了文革的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 不算学生,在工作单位里当头,有武斗,打过人,有人命的。大多数人戴了个帽子,像反右派一样,这次是反左派。三种人不许调工作,不许当官。辞职可以,评教 授可以,政治权利都有。要调工作,调查是不是三种人,有没有参加法*功,这三十年还没有放。对三种人内部整得极其严。那人是三种人,没工作,跑到乌有之乡,说文革中林彪、张春桥、江青做得对。我坚决把 他赶走了,当时我说话还管用,我找了政府的朋友,请韩德强范景刚吃饭,对他们说,这个人不能在这里讲,删除所有为文革翻案的言论。当时他们心理不愿意,但 比较尊重我的意见。后来他们自己闹翻了,此人就走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2006年,张宏良有备而来,那段时间每天都发两三万字,他带几个人当托儿。到处讲演,在开会有几个人帮他骂。

    在去年7月,乌有之乡开什么学术文化讨论会,完全是张宏良的人在控制,一个河北老刘在会上多次喊“张宏良是左派领袖!”我制止他们说,这哪像学术会议? 此人站出来破口大骂。我退场抗议,他们说“赶快滚蛋”,鼓掌欢送。我说你们是左派历史虚无主义。张宏良装着没事。当时我感觉这个人是阴险的煽动家阴谋家。有年轻人注意了张宏良七八年,原来是右派说普世价值,没什么名气,是民族大学证券研究所所长。是不是做股票亏了?看到乌有之乡起来了,就到这里来了, 表现挺积极的。我说张宏良不错,拿他当兄弟看,还请他吃饭,他叫我杨老师。

    我找左大培韩德强签名修改《物权法》,致两会,我起草的信,我说把张宏良也写上,我 挺提携他的,他很感激,说杨老师谢谢您。他们三人思想比较左倾,我说这次上书我来写,你们签名。最后成功了,物权法修改采纳了我的提议。之前半年,有六百多左派签字中央都不采纳,因为他们极左。

    中左领导全赢,极左领导就全输。张宏良后来不断煽动。我不断提醒他们,但他们不听,我的底线是不能给文革翻案,不用阶级斗争语言。我有中左说法,我也批判极右,说得比他们到位,更有效。极左说法,右派根本不理,中央也不理,最后就是煽动老百姓,社会基础转移到边缘知识分子。他们社会基础并不大,只是利用了网络。主要是边缘知识分子,这些人当不了官,下海失败,没正式工作,有文化。他们不是穷得没有饭吃,有的还有车,但很多人家庭分裂,没有小孩,就一个人生活,主要不是经济问题,是心理上受不了,失魂落魄。

    记者:你在乌有之乡是不是一直都比较主要的身份呢?

    杨帆:我在学术方面是主导,前期组织了一些重大活动。核心的问题是,操作者是韩德强和范景刚。前期他们太年轻,当然是比较听我的。

    他们掌握财物,包括组织活动,请谁不请谁,都是他们说了算。真正操控的是他们两人。他们想请谁就请谁,不想请谁就不请谁。前期我给他们提出建议,他们也听。以后他们私下里背着我搞很多活动。我不赞成的他们也搞,我就不参加了。我发现他们在很多事情上排挤我,比如说给每个学者设专栏,就不给我设,把我挤到一般专栏。他们三个月在首页推出一个学者,推了很多人,到现在也没推我。我的文章发过去,有很多不发不回复。很多这样小动作。开纪念成立6周年的会竟然也不请我。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杨帆:2007年开始的,后来越来越疏远。郭松民组织学术活动,对我很尊敬,虽然他自己宣称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说重庆模式证明了共产党传统模式可以成功。这次我让他带话韩德强,组织创始人开会,反思极左,韩德强置之不理。就是不想反思。2011年我和张宏良吵架那次,乌有之乡学术组织者换了人,是一个法律博士后,此人宣布法律都是骗人的,据她调查完全是帮助权力资本欺负老百姓的。我批评这次不像学术活动,她给我发邮件说,本来我们就不是学术性的,根本没有诚意。他们元旦开千人大会,也不通知我。意图就非常明显了。这是搞组织行动的会议,张宏良做政治报告。我如果去了,我能让他们干吗?这就是他们一定要排挤我的原因,完全是思想路线不同,哪里有什么个人恩怨?我怀疑他们参与了重庆方面的政治活动。再次呼吁重庆方面进行清查!此时王 还没有出事。他们现在大骂我见风使舵。当时是什么风?极左之风最盛!多少人都卷进去了?对重庆进行政治投靠。拿钱。以后揭发出来你们会大吃一惊!我作为重庆模式的作者,没有拿他们一分钱,一直坚持原则,一再批评劝告,可惜他们不听,却和极左互相呼应。如果听我的,怎么会一败涂地?

    记者:网上这些文章都要给稿费的吗?

    杨帆:一分钱没有。我们都只掏钱。没有拿过一分钱。

    记者:是这些学者主动把文章给他们,然后他们发到上面?

    杨帆:是的。后来就不知道了。他们有钱也是从这一二年开始的。有钱了他们就更左了,更不听我的了。

    记者:也就是说,从2006年张宏良来了之后,慢慢地在乌有之乡占据了一个主导的位置。

    杨帆:是的。实际是韩德强和范景刚操作的,是他们的意思,他们把张宏良放进来当煽动家,排挤我的学术地位。我是他们推行极左的主要障碍,我把握中左方向。他们搞签名我都不参加。张宏良来了把中左变为极左。篡权,是指篡夺话语权。李北方这样的人进来瞎掺乎,他在广州知道什么?

    有些老左派朋友虽然思想极左,但是因为比较老还有道德,不公开跟我顶。2011年7月见面,他们非常亢奋地和我说,左派能有今天大好形势,我们不会忘记你杨帆,在左派最困难的时做的贡献,你是最有战斗力的。我说,你还有良心,不像那些小年轻拿我当障碍。但左派有什么大好形势,我怎么看不出来啊?留神乐极生悲,唱一出历史闹剧。结果如何?被我说中了。韩德强范景刚在背后搞小动作,扶持张宏良,把我赶走,排挤王小东,利用黄纪苏、祝东力。这些都瞒不过我去。

    记者: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杨帆:就是想搞极左。骨子里从来就是极左,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喜欢马克思,但喜欢文革。

    记者:他们是如何绑架整个左翼和重庆模式?

    杨帆:张宏良在网络上煽动,带着死党参加会议。就这样绑架。我去年7月份特别找韩德强谈一次话,要赶走张宏良,纠正极左的错误,韩德强根本不听。完全是思想路线之争,现在为什么要否认,说成是个人恩怨?我和他们有什么个人恩怨?根本没有。他们比我年轻,我一直说他们是未来左派领袖,不希望他们走向极左,是为他们好。韩德强也被形势冲昏头脑。他说,党已变质退化成官僚资本主义和汉奸买办。改良改革没效果,要依靠人民革命。我说我是乌有之乡发起人之一,应该有发言权。他说,没有发起人。现在左派有了领袖,形势不同了。现在的极左都是网络造成的,和他们无关。总之,真的是完全冲昏了头脑。2011年7月份,有老左派写长文,力图整合左派内部思想,提出口号“共富为纲领,西来当总理”。策略说的很清楚,利用社会矛盾,闹事逼中央分裂。他们都不是纯粹的文人。对形势判断是错的,方法也是错的。就是在2011年7月,乌有之乡完全实现了中左向极左的转变。标志就是这篇文章,韩德强谈话,张宏良和我打架,特别是元旦政治报告。我发微博警告,这是害薄。不要搞历史闹剧。这都是王 出事以前说的,见什么风使什么舵?那时候,真正的风向是极左。我是开顶风船的。

    记者:您现在对重庆模式有没有新的看法,就是重庆事变之后?

    杨帆:我基本上还是原来的看法,没什么变化。我在共识网上已经发了两个月了,把我去年的微博和我几次会的发言都整理出来,很长。那时点击就上万,今天晚上会更高。重庆模式以去年2月份为分水岭。那以前它是民粹主义模式,用警察抓人,政府干预,干部实行共产党传统作风,依靠领袖个人权威,比较彻底地改变了重庆利益格局。特别是打击了有钱人和腐败干部。保留一部分国有企业做主导,暗含因素。可能出现权力不受制约,安插私人。前提是能限制腐败。这是一个问题。国有企业占主导甚至还占相当大的比重。第二点是政府强,市场也强,两个都强,这就需要唱红,创造气氛恢复共产党传统作风,让党团干部去联系群众,做准备工作,我认为做得很成功。只是不能持久。第三点就是用警察,用群众揭发。群众揭发并不是群众运动,这和文革不一样。鼓励群众揭发、提供线索,接着用这个线索让警察去核实。不能认为全是逼供打人出来的,他有基本的线索。4月份以后,主要错误是抓律师,和北京极左派结合。

    记者:这个群众揭发和过去的斗私批修有什么不同?

    杨帆:当然不同。群众揭发是依法揭发。法制社会没有证人还干什么?西方那套东西说得好听,没有证人,你就谁都逮不着。你说保障人权,但你不能保障老百姓的人权,你保障的是犯罪分子的人权。

    记者:现在重庆唱红打黑可能争议最大的是打黑,有人说是黑打,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杨帆:发动群众揭发没有问题。重庆市长发了个信封,绝密,请你揭发问题,前提是相信 薄,一般的政府老百姓信不过也不敢。这很有效,确实薄很有威望。不能说什么好事都没干,那不是事实。在揭发这一点上,百分之八十都是实名。历史上许多积案 也有线索。王 特能干,效率就是高,抓人多。这是打黑的特点,比其他的有效,因为发动群众了。发动群众不是抄家,是让群众揭发,这是正确的。

    记者:这里面有没有程序不正义的地方,有没有冤假错案?

    杨帆:揭发就是程序,完全正义。别的地方就是没有这个东西,讲法治是假的,没有效 果。别的地方就抓这么几个人,重庆就抓那么多。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全国以后抓腐败也得用重奖。汉武帝武则天都重奖奖励揭发,不问动机。奖励额还要非常 高,要不人为什么要揭发?核心就是没有证人这一点,他解决了。第二点是警察刑讯逼供,这是坚决不能允许的。可通过法律程序,让律师进行复查,有多少纠正多少。

    第三条,不能够干预律师去办案。李庄这件事去年4月份我正好在重庆,听了检察院的说 法、教授们的说法,中产阶级都不支持。以后又打电话问了问北京一些朋友,他们也说做得不好。所以我5月份在共识网周志兴请我去讲重庆模式,我说我是这书作 者,但我写书的时候,没抓李庄第二期。第一期已经判了罪,怎么二期还抓啊?政府整律师怎么也站不住脚。整黑社会如果有错,要放的还得放。整律师怎么说也没 大意思,刑满还不让出?这件事我认为是重庆模式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为什么?这是历史规律,凡一个人太顺,他就经不起挫折。他没想到会受挫,一旦受挫会继续犯错。比如说1988年抢购风之后变成政治动乱。比如顾雏军2004年纯粹就是他自己犯错,到香港起诉郎咸平,让人家交不起律师费,让他破产,这就没必要了吧。兵败如山倒。抓李庄的错误非常大。我一再地劝重庆说,赶快向右转。细看我的博客,一步一步,说到 后来越来越厉害。最后我说,千万不能勾结北京的三左派: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要用中派学者,也包括中左中右。我特别把萧功秦请去看重庆,看了之后都说 好,很可惜重庆也不听。我说的东西他们都知道,就是不见我的面。到10月份出来《民主法治十五条》,局内人都知道,说真听杨帆的了,搞民主法治。我说好, 可惜晚了半年。

    这是10月底我想帮它转型,把萧从上海请到重庆。包括黄纪苏,提出一些建议不要再唱红,改为社会主义新文明。重庆没有多少红色,尤其警察局里全是黑色,一点唱红也没有。王根本就反对唱红,并没有搞成红海洋。那都是自由派的想象。你看的是经济建设热火朝天,廉租房也盖得很好,我说它不能持续,因为没有退出机制。萧功秦说挺好的,是桃花源,农民都能起个房子。他回去以后给重庆说好话。包括他哥 哥,在北京癌症住院都病危了,他和他哥哥说了一下午重庆好。他哥哥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知识分子对重庆有偏见。后来到北京开会,发言就说重庆好话,他是自由 派。同时说唱红有文革因素,应坚决划清界限,坚决不能和北京左派混;打黑是法制的问题,应该进行复查。我和他观点一致,应赶快主动地进行复查。因为开始已 经抓了,不抓的话就跑了。抓起来以后有对有错,给人平反要主动,不能整起人来没有止境。

    我们提了这么几条建议:

    一、重庆的发展一定说是中央的成就,锦涛同志主政治以来十几年的成就。不要强调自己,这是科学可持续发展观,中央政策支持。

    二、共富不要提新阶段。不能说现在才开始共同富裕,这是极左纲领。应该讲注重民生,缩小贫富差别。

    三、唱红要和文革划清界限,要明确表态。

    四、遵循法律程序,对打黑进行复查纠正。

    总不可能全部都抓错吧?如果全抓错,就彻底纠正。应该先给李庄平反。这是见风使舵吗?当时王 问题没有出来啊!所以现在出来诽谤我见风使舵的,是别有用心,他们是上重庆贼船下不来了。如果当时做,重庆模式不一定就站不住。可惜他们不听,反而听极左的。另外打黑这方面有一个《刑事诉讼法》的空缺。不能用意识形态的说法。我说超越左右就是从《刑事诉讼法》的角度看,能不能站得住。按照现行法律有没有错?现行法律应该修改什么?一个修改法律,一个纠正错误,就可以了。

    记者:据我所知,他们讲的黑打就是对律师权益的保护,就是律师的伪证罪这一类的事情,还有就是有没有刑讯逼供这件事情。

    杨帆:有刑讯逼供应该纠正。但变相的看守所,变相的刑事逼供,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这是法律欠缺,警察恶意利用法律空缺,这可能是是相当大的一部分。限制 律师的条款要改,什么叫强迫做伪证?那一条应该改掉。让你三天三夜不睡觉,叫不叫刑讯逼供?刑诉法要有细则。大量是法律不完善。法律上黑社会组织和企业的 区别,黑社会非法收入和企业收入的区别,黑社会资产和个人资产的区别,法律有没有详细区别?好像没有。

    这就成为政治问题,现在只能从政治上平反了。

    记者:在薄 下课的那一天,乌有之乡那个网站刚好被关掉了,这个有没有什么联系呢,还是说这是偶然呢?

    杨帆:当然有联系。刚刚那话我还没说完。如王不出事,会有一种处理办法,出了事又是另外一种处理办法,这就是政治问题。现在只能平反,那没办法。早复查政府比较主动,他还要感激你。现在不一样了,王进了美国领事馆,政治上错了,一败涂地。有大反复,基本上该退的都退。说是黑打,完全否定,在历史上也站不住脚,将来哪天又翻回来。实事求是,倾向于被整这一方,要赔偿。处理薄是必然的。王 进了美国领事馆,是严重政治错误,现在证明他填了表,应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希望能宽大处理。比如保留公职到大学当教授,我们学校有证据学院,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可做研究员。如果有其他罪,那就没有办法了。

    记者:薄被撤职的原因是什么?

    杨帆:按照党政干部问责制度,调离是完全正常的。小道消息我不能讲。从两会上我就知道他回不去。我料事如神。我没什么消息,就是认为共产党组织原则不能变,忠诚于组织原则,我这辈子没大错。人是你提拔上来的,是不是神经病都无所谓,就得辞职。他请辞了是应该的。怎么处理查清楚再说,因为王的事还需要查实,他和美国说了什么,重庆又揭发了什么。张宏良说我告密。告密的人不是我,因为我什么密都没有。告密的人应该很多,揭发很多东西,核实后才能定案。相信中央,希望早做结论。薄被调离职务非常正常,完全可以理解的,必须要做的,不能让他回重庆。因为你那里出那么大事,第一把手要问责,最轻的就是调离工作,原岗位不要干了。

    孔庆东说是反革命政变,他不懂共产党组织原则。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家,这么点规矩都没有,想走就走?有什么委屈冤枉,也不能进美国使馆。自由派是不是觉得投奔自由世界,他们不谴责王。是不是大家可以往里跑?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极左领袖出来干扰中央部署,瞎闹什么呀?装神弄鬼。“间歇性神经病”,有也不能说,什么叫间歇啊?如果承认这个,那整个法律就别要了。我现在揍你一顿,说是间歇?什么时候是间歇,什么时候不是啊?出了事以后,他们表现太坏。我没法容忍极左派的做法。他们说我是左派领袖,我一直说我不是左派。但是现在我还真得尽这个责任,就是打掉极左。搞宗派搞到这种程度,网上说什么反正王是打黑英雄,进了美国使馆也是打黑英雄,这种话都有。

    张宏良抓汉奸?王是不是汉奸?最简单的,极左道义制高点没了。不能维护叛国的人。还抓别人是汉奸,有道理吗?第二个,不能拿着重庆的钱干扰中央的部署。第三个就是围攻杨帆。由中左打掉极左,才能保留左派。张宏良他们有组织,微博是很重要的平台,集中来围攻我, 说我是汉奸。我只要抓到证据,告他诽谤。他所谓抓汉奸是极端恶毒的,文化大革命模式。我刚解释了半天重庆模式,不是文革模式,只是一种民粹模式。但抓汉奸运动绝对是文革模式,一模一样,就是提出了一个汉奸帽子,这帽子没有法律确切概念。文革提出,重点是整三种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神蛇,都没有明确的法律概念。第二条就是不通过公检法,用群众组织决定人命运。群众说话是最没有谱的,没有操作性。用投票办法,是多数说了算,还是少数说了算,什么叫群众呀?这两条就构成文革基本特点,必然是大规模滥捕滥杀。

    乌有之乡就成为宗教裁判所。

    记者:所以温家宝说文革还有可能?

    杨帆:是有可能。不在重庆,而在于张宏良抓汉奸,他不是说说而已,是已经做了。他们说辛子陵也说了要杀左派。辛子陵说了,但他没有做。

    杨帆:我历来不承认自己是左派,为什么?我的核心价值理念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左派因素,但是我也承认自由派的核心理念,比如说个人人权保障,特别是民主,我一直是坚持的。我的思维不是左派思维。我从来不用这些基本理论去反映问题,基本思维方法不是左派。世界上还有保守主义思潮,我有保守主义。他们认为我是左派的头,实际上我是一个中派。中间派领导左派能赢。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是一个山沟里的土包子,他领导红军。那些学资本论的,跟着莫斯科跑的人,反而不行,这是一个道理。等形势大好,他们必然要排斥我。我这人从来不走极端,都认为我脾气极端说话极端,实际思维和说话从来没极端。

    记者:能否谈谈您在天津搞的民主实验?

    杨帆:其实我就是民主派,在天津开发区,就是搞得竞选,后来为什么走到左派,是因为江泽民时期右倾。我主要是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8*8以后就是经济自由、政治专制。

    记者:您怎么看待边缘知识分子?

    杨帆:王 接触的是这类人,他不接受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喜欢搞阴谋的,江湖小神仙,这种人在中国民间特别有市场。

    记者:您如何看待左右分歧,观点相互撕裂的状况?如何去寻找共识,好像完全谈不拢,是一个对骂的状态。

    杨帆:极左、极右是不可能的,要坚决封掉他们的言论,要用行政手段做。他们都涉及刑法,涉及垄断舆论,他们没有言论,全是骂人。政府不能给骂人以自由啊。政府压制的是中左中右,纵容极左极右,为什么呢?因为政府不想搞民主。中左中右都是想搞民主的,所以上面有意识地来压制中左中右,极左极右就可以同时出现。这回伤到他们自己了。

    记者:秦晖有篇文章,中国是左得势还是右得势,您如何看待?

    杨帆:就是在不搞民主的情况下,极左极右互相争斗。中左中右永远成不了势力,为什么呀,因为上面的政策造成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赞成我的看法,成不了主流是上面纵容极左制约极右,专制不变。期望这次有大的改善,就从清算极左开始。中右的自由派也不要幸灾乐祸,不要以为可以彻底铲除左派。如果左派真是这么恶心,被你们铲除了,那你们就成了左派。中国仍旧没有民主自由,而是极右的权贵资本主义专制,还是专制。还是诚心诚意和中左做朋友,进行思想交流和争论,造就真正的思想与学术自由环境。现在好像有些人看热闹说风凉话,挑拨关系,唯恐天下不乱,没有意思,遭遇意外收获,适可而止吧。咱们经过大折腾应该成熟了,再来一个极右派翻天,那么10年以后又是极左派翻天,中国就彻底玩完了。

 

 

 




发件人:"金复新" <jinfuxin5@gmail.com>2012-04-22 15:16:42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榻子挡若不进京勤王,宝宝可能赴美认爹

今日何来汉家宫阙?

----混混榻子挡

金复新

2012-04-22

    昏与博来之间斗争的实质是修正主义者和榻子挡之间的斗争。当然修正主义者这个词并不确切,有的人或许会说昏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其实昏并不完全想让你们走纯粹资本主义道路。姑且就这么叫吧。

    之所以邓隔代指定的话那么有威力,是因为当时老一辈革命家还没死绝。走资派们虽已掌权但还得看这些老家伙的脸色。所以江不敢不把位子让出来让胡坐,到了老家伙们死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党内粗粗地划分只有两派,一派是以昏为首,由上海帮和团派等组成,继承邓江改革开放,一派是以博来为首的榻子挡和左派。榻子挡的势力虽比不过走资派,但还是对昏有制约作用。榻子挡的存在使得昏心里有忌惮,不敢随意抛弃共产党这块招牌遮羞,生怕榻子挡也如其前辈那么有血性,真的造起反政起变来,可不要了卿命?江山还得交给榻子挡的人坐,选中习,是因为他看上去老实,容易控制,保证上台后不会清算他们。换了交给博,等博上台,肯定要清查昏贪腐的旧案,甚至祸至九族。

    榻子挡也有这个心理,自以为自己了不起,真的以为老子英雄儿子一定是好汉,酒足饭饱后狂妄地吹嘘:“想当年俺家老爷子在国民党百万匪军中如入无人之境,取美军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偏俺们生不逢时,美国没有打来,否则俺们也能像老爷子那样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有俺们兄弟在,红色江山万万年都不会变色。”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开会,以为血统高贵了不起,自命不凡,能成大事,大发厥词,愤愤不平,感慨时局,联络感情,拉帮结派,歃血为盟。博来就误以为曾张口闭口管他叫他大哥,信誓旦旦拍着胸脯向他保证过的没出息的夯货是靠得住的铁哥们。

    可是他看错了这帮酒囊饭袋,他们从小养尊处优,生活在蜜罐里,房子、票子、婊子……有太多割舍不下的贪爱,根本无法和其前辈比,甚至连一般的匹夫之勇都没有。平时也就能在无权无势的百姓面前抖下威风,狐假虎威用军舰走走私,真的事到临头,就原形毕露,毫无起兵勤王救主的魄力,也无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勇气,连去乌有之乡痛哭一场的胆量也没有。现在他们的精神领袖被囚,下面这些领兵的榻子挡,没有一个敢当机立断站出来。原因是京城有八十万禁军把守,又调了济南军区的军队增援,他们没有打赢的把握。照此说来,李自成造大明的反时就一定有把握推翻朝廷的吗?毛泽东秋收起义前就一定有把握夺取江山的吗?蔡锷起义前就一定有把握打得过袁世凯的北洋军的吗?做得成做不成是一回事,做不做又是另一回事,这是态度问题。只有饭桶才以这为托词。

    唯有惊慌失措,优柔寡断,瑟瑟发抖,坐以待毙,等着昏派来的锦衣卫快马緹骑宣读圣旨后锁拿进京,摘掉顶戴,削去爵位,官职一撸到底。即便这样,也不敢放手一搏,有的人嘲笑八旗子弟,但八旗子弟起码把江山保了两百多年,够长的了,共党八路子弟,连几十年都没维持到,早就名存实亡变色了。

    说句良心话,红色的江山交给榻子挡远比交给昏修正主义走资派要强得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就像我以前那么多文章里提到的,治国全看“责任心”,看你对这江山有没有感情,而不主要看能力,有个正常的中等智力足够了,论智力论能力,绝大多数网友都能胜任皇帝,论毅力论心理论品格论气质,却没几个。昏对这江山没感情,更无责任心,算是意外骗取了权位,迟早还得交出来,所以在位一天就谋一天的私利,管你这国家能不能治理好,反正交了权,就带着搜刮来的金银财宝走人,把烂摊子交给下一任,见事不妙还可以逃去美国。更何况宝宝祖上是被中共枪毙掉的,他怀着深仇大恨,伪装积极,专门混进共产党内部,里通外国来搞破坏搞报复的呢?江山交这种人手里,中国百姓可倒了血霉了。而如果博来主政,他对这无限江山有感情,是他们老爷子用鲜血打下来的,老爷子活着的时候是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他会用十二万分的责任心想法设法把这超级大公司办好,可能对官员苛刻,但不会虐待人民,他会决不允许官员如此贪污,因为这等于在挖他个人的墙角。在维护好自己享受的前提下,他会维护社会基本的公平,不至于像现在这样闹得民怨沸腾,否则下一任的瓜瓜们就无法收拾。

    现在的博公站在囚窗前,双手握着铁栅栏,望眼欲穿,盼呀盼呀,头发都等白了,眼泪都流干了,可是兄弟们勤王的军队还是迟迟不到。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亡。周勃已往矣,今日何来汉家宫阙!但博来同志个人生死事小,但带来的后果却大。究竟有多大?请听我给大家掰开揉碎了分析。

    原来的中共,还维持着派系力量的平衡,相互制约。现在让昏看穿了榻子挡原来是一群脓包,无义气无血性,不中用的纸老虎,而且和他们一样不得民心,根本不值得害怕,这样起码心理的恐惧就消除了,平衡被打破了。他们就敢一步步背弃以前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做出的种种承诺,按照他们的路线乱来了。他们深知,即使他们能逃过惩罚,他们的儿子极有可能因贪腐来得几千亿金银财宝而被暴怒的人民撕得粉碎。儿子们活着是为钱殉葬,而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自己的儿子活着的。

    当然他们不会恢复帝制,因为他们没有人君之风,人王之魄,人主之德。愚民也接受不了,美国也不会支持。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第一步,就是借口紧急状态而宣布无限期推迟十八大,进而拒绝交权给习,恢复领导终身制,或学金正日,培养公子们接班。

    第二步,抛弃共产党这块遮羞布,大搞私有制,像朱镕基当年搞改制一样,以极低的价格买进,把剩余国有资产全部划归自己帐下,彻底转化为昏黑社会统治。

    第三,名义上平反六四,骗取民心,转移仇恨,像当年把文革责任全推到四人帮身上一样全推到死掉的邓杨李身上,但依旧控制舆论,坚持党禁,高压截访,不会全盘接受美式政治体制,否则就得接受选举制,而民主选举并不能保证他们自己一定能被选中,也不能保证被选中的其它人不会清算他们。所以只会由影帝出面搞个假民主,像邓搞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样”搞个“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欺世盗名。其实美国也并不希望中国像美国一样民主,美国只需要中国受其控制,认美国作爹就可以,即便像南美那些内战不断的小国也行。

    第四,许以高官厚禄,拉拢军队,放任他们走私,允许他们控制一部分资源,利用内援武力维护昏反动统治。但他们心里有数,现在的中国人心里早没忠义二字了,谁都是喂不饱的白眼狼。所以拉拢谁都不保险,没有毛当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统一,谁都没准什么时候会叛变。而一旦有地方军阀政变,绝对难以控制,即使荡平,也会出现汉末消灭了黄巾军的同时,各地军阀割据,皇帝也被人绑架了的局面。那么这么办?于是又引出了第五步。自己的政局不稳,只好做人家的儿皇帝。

    那就是利用外援武力做后台,签署一系列卖国协议,去当人家的儿皇帝。而唯一有能力作中国爹的,只有美国。温影帝会去美国认爹,哀求美国派军队驻扎在京畿周围代替八十万禁军,帮他看家护院,平时由中国军队弹压百姓,一旦中国军人哗变,美军可以平乱,将其全部歼灭。于是大大降低各地将领谋逆的可能性。当然美国不会白帮忙,美国以后提出的任何要求,昏必须照单全收。美国会提出,你还保留这么多军队干什么?留那么多核武器干什么?是对付我的嘛?心里还想与我为敌?昏正愁这些军队是自己的隐患,于是宝宝又重操影帝的旧业装出好人的样子大唱和平的高调,宣传裁军的好处,销毁了所有核弹头,只保留几十万枪口指向百姓的武警,武警的身后又有美军的枪口对着它们,一旦武警敢不听话,也立即消灭。于是中国死心塌地做美国的仆从国。正应了《推背图》说的:“从此不敢称雄长,兵气全消运已终”。草包将军们吃空饷喝兵血的好日子一起不复返,长吁短叹虽不甘心,也只好在美军枪口威逼下老老实实排队缴了械,不然美军不客气,全部就地消灭。

    以后美英要和谁开战,更不必自己出动地面部队了,顶多派飞机狂轰乱炸后,命令昏在中国临时抓几万壮丁赖以盟军身份去当炮灰,浪费完敌人子弹后,美军再来打扫战场。

    昏之所以答应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公子二人得到惩罚。你说保护儿子的“大爱之心”骇不骇人听闻?

 

 



 

美国这个民主导师在埃及陷入悖论

刘大可

环球网  2012-06-20

  香港《太阳报》6月20日文章,原题:埃及乱局美国自食其果 埃及总统选举后,局势更加动荡不安,随着埃及军方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夺权,架空民选总统穆尔西,使该国陷入新一轮政治角斗。埃及乱局使美国左右为难,但这是当年美国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的苦果。

  埃及是美国在中东、北非的战略支点,作用相当于以色列。穆巴拉克时代,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几十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帮助穆氏维持政权,而穆氏则替美国在中东充当和事老及清道夫,为巴以谈判牵线,助美国攻击伊拉克、制裁伊朗。没想到,穆氏却成为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牺牲品。

  九一一后,美国为根绝伊斯兰世界的恐怖主义,智囊们提出要民主改造伊斯兰,在中东推行美式民主,从根源上断绝恐怖主义。为此,美国国务院制订了雄心勃勃的中东民主化路线图与时间表,美国民主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亦划拨不菲的资金及人员,前往中东地区发展非政府组织,鼓动君主国家、独裁国家的民众走向街头,推行颜色革命。

  出乎美国意料的是,伊朗等国的反美政权没有被颜色革命推翻,反而穆氏政权被街头革命摧毁,而埃及真正实行民主选举后,选出来的偏偏不是亲美的军方代表沙菲克,而是反美的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穆尔西。如果穆尔西上台,埃及外交政策势必改弦更张,从亲美到反美,从推以到反以;而兄弟会在中东各国同声相气,在埃及得手后,很可能将经验推广到整个中东以至北非,届时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将受全面挑战。

  民主导师 陷入悖论

  美国历来以民主自由的导师自居,但如今在埃及却陷入悖论。民选的埃及总统穆尔西是反美的,独裁的军方是亲美的,华盛顿如何选边站呢?支持穆尔西,美国显然心不甘情不愿;但支持军方独裁,美国又要背上破坏民主自由的骂名。在白宫的会议室里,恐怕官员们正在大骂当年制订和实施大中东民主化计划的前朝外交人员。

  美国虽然表态要求埃及军方按计划向民选总统交权,但对埃及军方单方面解散国会、攫取立法权、架空民选总统的做法却不置一词。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伊朗或者俄罗斯,美国早就吵翻天了。事实上,美国在各国推行民主是为了扶植亲美政权,若选出来的不是亲美政权,美国也会想方设法将其搞下台,尤其是埃及这样战略地位极端重要的国家,美国怎么会让其旁落呢?

    中文后是金融时报英文详细报道:


Egyptians protest over vote-rigging fears

By Borzou Daragahi and Heba Saleh in Cairo and Tom Gara in Dubai

June 19, 2012

Fears of vote rigging that would hand the Egyptian presidency to a former leader of the deposed regime prompte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other political groups to take to the streets on Tuesday and step up challenges to military and judicial authorities as the country appeared to enter a new period of uncertainty.

Both the Brotherhood’s Mohamed Morsi and the former regime’s Ahmed Shafiq have publicly claimed narrow victories in the closely watched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Brotherhood, members of parliament and groups that led the charge against Hosni Mubarak in a revolution last year have all refused to recognise recent decisions by the country’s judiciary and armed forces to dissolve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parliament and hand broad powers to the military.

As dusk settled after an exceptionally hot day, hundreds of people appeared to be rapidly filling up Tahrir Square, the epicentre of last year’s protests that toppled Mr Mubarak.

“We will not have another Egyptian president that was elected through bogus votes, and we will not leave the streets,” said Magdi Neematallah, a 47-year-old businessman, in the square. “We want Morsi as president and he will be president.”

Another protester, 35-year-old compliance manager Mostafa Saeed, added: “There’s going to blood if Morsi doesn’t win.”

Earlier, the Egyptian stock market slid by the most in seven months as investors expressed fears that the country’s chaotic and drawn-out transition process was entering an unexpected period of uncertainty.

The benchmark EGX30 index fell by 4.6 per cent, the largest single-day drop since November 22 when downtown Cairo was the scene of running street battles between security forces and protesters which left dozens dead. It rallied slightly to close 4.2 per cent down.

The sell-off began on Monday, with traders reacting to a host of decisions taken in the days prior that onlookers have said amount to a soft coup by the country’s ruling military council. The council has dissolved the elected parliament, claimed legislative authority and sharply curtailed the powers of the elected president, who will be officially announced on Thursday.

“Recent developments will probably increase the risk of further social unrest and crush any hope of a change in economic policy,” wrote Said Hirsh of Capital Economics in a note on Monday. “But in the extreme, this could lead to a second revolution, and thus a longer period of political uncertainty.”

With the country now needing to go through a fresh round of elections for the lower house of parliament, as well as the full process of writing and ratifying a new constitution, even the most optimistic projections now assume it will be many months before the transition can be considered complete.

But with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dwindling and crucial income earners like tourism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till depressed, economic onlookers have been pinning their hopes on an aid package from the IMF, which many believed would be signed soon after the new president took office. That too may be delayed due to the new uncertainty according to Moody’s, the credit rating agency.

“A new IMF program depends on stabilising domestic politics, including the formulation of a medium-term reform plan,” Moody’s said in a note. “Without a constitution and an elected assembly, the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ill not achieve durable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foreign creditor support.”

As domestic politicians worked through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military power grab, there were tentative signs of progress being made. On Monday, the country’s constituent assembly, a 100-person body given the task of writing a new constitution, appointed Hossam al-Gheriany, a jurist, as its new chairman.

But the spectre of open conflict between the politically ascendant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ruling military council remained. On Tuesday, the Brotherhood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claiming victory for its candidate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rejecting the dissolution of parliament as invalid and promising widespread street protests against the recent army decisions.

Also on Tuesday, a court in Cairo adjourned until September 4 a case brought by a lawyer calling fo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Shehata Mohammed Shehata has argued that the group, which has been officially banned for decades, has not taken the necessary steps to gain recognition from the state, now that it being allowed to work in the open.

The case remains a sword hanging over the head of Egypt’s largest political organisation. If the court were to rule against it, the state would be empowered to seize its extensive network of offices and to disband its structures.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主题: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调查:CEO们认为中共领导层远比美国总统有效

美国政治僵局是结构性悲剧

----中共领导层远比美国总统有效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莲 邰蒂

    近年来,星巴克(Starbucks)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一直在致力于改变人们喝咖啡的方式。如今,他正投身于一项艰巨得多的使命。近日在华盛顿,颇富魅力的舒尔茨在一次大型投资会议上发表讲话,强烈呼吁政治改革。更确切地说,他是在重复去年首次提出的主张,即呼吁企业和投资者不再资助政客,除非他们承诺打破目前困扰美国政界的极其有害的僵局。

    会有人响应他吗?别傻了。去年舒尔茨曾表示,有100多位高管有望支持他的主张。日前在华盛顿的一个论坛上,我与数十名美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进行了交谈。这些人中似乎没有谁准备发起一场停止资助政客的运动。相反,当说客们开始大力游说的时候,很多首席执行官考虑的是该把钱捐给哪位竞选者。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舒尔茨的主张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去看看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近期为行业组织美国商业委员会(The Business Council)做的一项调查。调查向约70名首席执行官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他们如何评价当前的经济和政治氛围。调查结果很有意思。最值得关注的是,当这些首席执行官被问及世界上哪些组织最称职可信时,他们把跨国公司排在了第一位(约90%的受访者认为,“跨国公司”在处置经济危机和金融动荡带来的挑战时“比较”、“非常”或“最”有成效。)排在第二位的是央行,首席执行官们显然很欣赏央行的工作:将近80%的受访者认为,央行“比较”、“非常”或“最”有成效。

    但排名第三的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64%的受访者认为,近年来中共对政治和经济挑战的处置是有成效的。这一得票率要远高于美国总统(得票率33%),至于美国国会就更别提了(得票率只有可怜的5%)。美国的资本主义首席执行官们显然认为,“共产主义”官僚要比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客更有成效(没错,上述数字得出的就是这样的结论)——尽管把这些不受欢迎的美国领导人选上台的,可能正是这些首席执行官中的许多人。

    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非凡崛起。2007年以来,中国这一巨大的经济体一直保持增长,令世界钦佩不已。当然,谁也不能保证这样的势头能够持续下去:中国近期的政治丑闻表明,该国国内的紧张局面正在加剧。但令一些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佩服的是,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拥有长远眼光,至少现在是这样。一家跨国能源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表示:“虽然我们不喜欢中国的某些政策,但至少我们清楚这些政策是什么。”他还抱怨道:“美国的问题在于,政策都是短期的……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等式的另一边又回到了舒尔茨的呼吁上。当美国商业委员会询问受访的首席执行官最希望美国政府做些什么时,他们将解决财政困境和刺激经济排在了第一位。但“发挥领导力、结束国内政治僵局”排得也非常靠前,远远领先于能源和医疗等其他问题。这些首席执行官们与舒尔茨和“占领华尔街”的人士一样,也对华盛顿的政治僵局感到心烦。

    如果你想当一名乐观主义者,就把这件事视为短期现象吧。美国之前也遇到过很多无所适从的情况(想想上世纪70年代),而国会的宗旨就是起到制衡作用。如果今年11月某个党派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这种僵局可能就会打破:今天的口头上摆姿态,届时可能就会变为行动的共识。

    然而,届时的局面也可能远比现在更加黯淡。先不提最近民调显示2012年的选举将难分高下,更令人担忧的是,华盛顿的僵局可能反映的是更重大的社会分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 )到英国《金融时报》的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等作家都在他们的新书中指出,不管是在经济、社会、还是在政治上,美国社会现在似乎都变得更加两极分化。强大的利益集团正利用手里的财富来推进自己的诉求,这就更加剧了这种分化。

    当然,这也正是舒尔茨等人会如此担忧的原因。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商界人士才不太可能停止资助政客。随着分化日益加剧,商界人士担心的是,他们必须花费更多的钱来保护自己(在开头所说的首席执行官聚会上,人们一直在愤怒地抱怨白宫现在正在煽动一场“阶级战争”)。从各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结构性的悲剧。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可能会为此在九泉下不安,而毛泽东主席则可能在窃喜。

    译者/王慧玲

 



 

发件人:Flynn<yilu@sse.com.cn>;(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6月18日 13:00 (星期一)收件人:Flynn<yilu@sse.com.cn>;附 件:3 个 (一党专权体制是中国各种矛盾的总根源.doc 等...) 查看全部附件转发: 托克维尔

一党专权体制是中国各种矛盾的总根源

瑞迪

    中国著名宪政学者、前中国社科院学者张博树先生近日将他多年来对中国宪政改革的思考,汇集成册,由香港晨钟出版社推出。这部“全本”《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曾导致他被社科院以行政违纪名义“限期调离”的主报告内容,和他最近几年完成的10个分报告和3个附件。从未来中国宪政改革的前景目标,到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包括从宪政体制、政党制度,到行政、立法、司法等公权力间的彼此制衡,到新闻、教育、军事等各个重要领域的改革设想,张都做了全面的阐述,勾勒出一个系统而详尽的未來中国宪政制度蓝图。

一党专权体制是中国各种矛盾的总根源

    张: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权的这种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是造成中国今天所有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的总根源。关于这一点,我在这本书里做了许许多多的论证。这次出版的全本其实有两个主题。第一,既然我们认定这样的制度是没有前途的,必须要被改造,或者是被瓦解,或者被取代,那么,作为负责任的、严肃的民间反对派就必须要考虑:今后要用什么样的、更好的、更适合于中国民主建设的体制,来取代今天的一党专权的体制。这是第一点。所以,我在这本书里,对未来中国的宪政制度,或者说宪政体制的结构设计,下了很大功夫,对未来中国的行政体制、立法体制、司法体制、国家的宪政结构等纵向国家结构的建设应当采取什么方式更好(这里当然涉及许许多多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我做了很多研究,提出了一套我认为比较系统的设计方案。

坚持和平渐进转型道路,争取体制内外合作

    张:第二,既然我们认定今天的制度行不通,未来应该由另外一个体制来取代,那么,取代的过程、取代的方式应该是怎样的?换个说法就是,中国宪政改革的路径选择:什么路径更好?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国情很复杂,过去几十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体制运转了这么久,形成了很多习惯,很多惯性,再加上中国现在还有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反对改革,在阻碍改革,在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而老百姓对改革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知识分子也缺乏对改革的基本共识,这些都是很不利的因素,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如何选择一条比较好的、比较理想的道路来实现转型,这就是路径问题。关于路径问题,我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第一,我们应该争取体制内外的合作、互动,来推动转型以一种渐进的、理性的、和平的方式达成。这也是我这些年来一贯的观点。

    XX:但是,在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极度纠结、激化的背景下,期待体制内外的结合、共同努力去推动改革,这种思路是否过于理想化?

    张:现在确实有不少朋友对此有怀疑,特别是最近两、三年,因为官方加大了对反对派的打压,甚至打压的非常残酷,大家觉得这种渐进的、和平的、体制内外合作的方式是否还有可能?

    我个人这样认为,尽管现在情况很严峻,但是,我们不能放弃这样的追求,不能放弃这方面的努力,实际上所谓内外结合的互动模式,前提是民间的反对派要构成压力,来迫使体制内做出反应,因为,作为当权者,如果完全没有压力,你指望他自己主动去改革,那是天方夜谭。

中国民间已经集聚了民主化的潜能

    XX:但是,现在体制内外的压力处于一种不对等的状态。

    张:你说的不对等是从表面来看,是从形式上来看,因为毕竟他们手上有权力,掌握各种国家机器,有各种资源,民间反对派目前总的来说是处于一种被打压的状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个事实:过去十几、二十年,中国的民间社会发展仍然非常迅猛,民间已经集聚了很大的民主化的潜能,而且,正在通过各种方式释放出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压力,我们也不能想象为什么这些年来政府要加大打压。加大打压恰好证明了中国民间的力量、民主的力量、公民社会的力量正在成长。也就是说,在今天,我仍然认为,渐进的、和平的转型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极力去争取。

    第二点,即便是发生突发的转型,即便是体制内顽固派、或者保守派占据优势,总是拒绝和平转型,到哪一天,社会矛盾集聚到一个临界点而爆发,中国瞬间进入一种突发转型的状态,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最后出面收拾局面的,仍然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结合,这已经被许许多多转型国家的经验所证明。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反对派一方,作为自由知识分子和民间要求推动民主的力量,要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有清醒的估计。我在这本书里不断地强调,第一,不能放弃渐进的和平转型努力,要尽可能对官方施加压力,促使内部发生分化。第二,如果,他就是拒绝,就是一条道走到黑,哪一天如果中国真的发生突发转型的事态,民间的反对派应该做好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的准备,这是我比较完整的观点。

 

 

中国的制度与革命

——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荣剑

    最近有一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一个相当的范围内,再次引起人们关注。先是有人传言,在一个主管经济工作的高层领导案头,发现有这本 书,这引起人们好奇:他想从这本书里借鉴什么呢?后来是地产大佬任志强在他的微博里提到,央行副行长易纲推荐大家阅读这本书,认为该书有助于反思中国的文革,易纲的疑问是:为什么中国在文革之后没有进入民主。这些传言或许空穴来风,或许只是几个政商精英私下传授相关阅读经验,不必作过度解读。但是,在中国当下面临诸多危机和抉择时,提到这本书,总会给人以某种联想,毕竟“革命”而且“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词汇太过敏感,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叙事”中被赋予了太多的意义。“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现在大概不能这样了,变局在即,或遇乱世,温故知新,开卷有益。

    事实上,学界对托克维尔的名字和他的著作并不陌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旧制度与大革命》刚刚被译介到中国时,恰好是中国在经历了一个巨大风波之 后普遍陷入在反思状态。社会急邃的变化和激进的政治变革形式首先遭到质疑,进而是整个革命谱系被重新清算,革命的正当性被拷问,由此回溯革命源头,法兰西大革命自然也被拉到审判台前接受理性审判。这个时候,阅读托克维尔的著作,给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他揭示出来的法国大革命真相是:革命并未摧毁旧制度,反而是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更加专制和强大的中央政权,革命后的专制制度比旧的专制制度更合逻辑,更加平等,也更加全面。这个看法对于那些长期陷于革命 崇拜,期望通过激进方式推翻专制制度的人来说,无异于有醍醐灌顶的作用,让他们恍然大悟,在革命所倡导的民主平等的主流价值后面,其实还有着更为重要的价值,那就是自由。

    不能说,因为有了托克维尔,才有了中国自由主义学者对激进主义思潮的反思和批判,以及对缺少社会自由的民主和平等的警惕,但是,托克维尔肯定对“后八 九”时期基于中国问题意识而广泛传播开来的“告别革命”的主流叙事有重要启示。在近二十年里,不仅在学界,而且在企业界和政界,基本上有一个共识:不要革命,不能革命。这个话题在去年底韩寒的“韩三篇”中又被再次提了出来,他的《论革命》可以看作是对托克维尔的一个简短通俗表述,思想和知识几无增量,之所以引起热议,是因为以他的人微言重再次激活了革命这个敏感话题。在改革裹足不前、目标不明和路径不清时,人们似乎感觉到,革命并非凭一厢情愿就可回避,社会底层涌动着的潮流最终是平静溢出还是汹涌扑来,谁也无法断定。当革命的潜在因素依旧扑朔迷离时,妄言告别革命无异于掩耳阻挡滚滚而来的雷鸣。真想找到制止革命的路径和办法,惟有清醒地认识革命爆发的原因,这应该是人们当下最需要关注的焦点。《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著作的核心价值其实就在这里,正如一个美国历史学家评价的那样:“《旧制度与大革命》提出了革命原因的最深刻的分析。”(《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言,下述引文仅标注页码)

    法国大革命轰轰烈烈,浩浩荡荡,充满激情、理想、暴力、恐怖和鲜血,影响遍及法国各个角落,也对整个欧洲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这样一个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在它爆发的前夜,居然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前洞察到它必然降临于世的原因。就连被托克维尔认为是大革命先行者和代理者的德国弗里德里希大帝, 在大革命迫近时,也没有辨认出来;而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和大臣们,普遍认为革命只不过是一场周期性疾病,是一次转瞬即逝的地方性事件。“他们的准备可谓面 面俱到,唯独没有料到即将发生的事情。”(第41页)即使在革命结束之后,革命呈现出来的各种清晰可见的后果,也没有让人们得以准确地把握到革命何以爆发的因素。托克维尔对此写道:“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便使产生革命的原因消失,革命由于本身的成功,反而变得不可理解了。”(第44页)因此,不管是事前还是事后,对革命原因的分析,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我看来,症结主要在于,对革命的价值评价会妨碍对革命的事实判断。英国贵族伯克写于1790年的《法国 大革命反思》,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完全是从英国保守主义立场出发,对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民主和平等的价值观进行了彻底批判,把这场革命既看作人类的灾难和恐怖,也视为屈辱和怜悯的对象。在托克维尔看来,恰恰是伯克仇恨法国革命的价值立场,让他“对大革命亦无定见”,误判“大革命将使法国削弱,乃至死亡。”(第41页)而对于同样来自贵族阶级的托克维尔来说,他在写这本书时,力求不带任何偏见,力求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前提。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作了详尽的描述,涉及革命前法国社会和制度安排的各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的层次,实际也可以看作是对法国当时社会结构的一个抽象。

    首先,从上层来看,法国革命前的“旧制度”已经发展出极其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已经将从前分散在大量从属权力机 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亦即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散权力和影响,全部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托克维尔认为,这是从罗马帝国崩溃以 来,世界上还没有过一个与此相似的政权。中央集权专制作为旧制度的遗产,在大革命以后则又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最后在拿破仑帝国中达到顶峰。

    其次,从社会“中间体”来看,传统的以贵族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构成在革命前已被基本打碎,能够制约中央集权专制的主要力量已不复存在,“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也即是没有新的中间组织或阶层起来,以填补贵族势力衰退后所形成的权力真空。在托克维尔看来:“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第34页)英国之所以发展不出像法国那样高度集中的王权专制,就在于英国一直存在着贵族的强大势力以及新的中间组织。

    第三,从社会底层来看,由于法国庞大的中央集权无处不在的统治,导致贵族势力衰退,传统的社会组织方式解体,以致社会普遍陷于原子化和碎片化状态,社会成员之间的传统联系纽带不复存在,“公民身上一切共同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都被专制制度彻底瓦解,被诸多限制禁闭在私人生活领域。社会上到处都是普遍无助的个人,他们没有任何社会组织可以寻求保护,惟有把中央集权专制视为 他们的最终庇护所。

    法国革命前的社会结构,呈现着典型的中央集权专制特征,从上到下垂直型制度安排,没有中间组织,底层完全是碎片化和无组织化,如同一支庞大军队,在司令官和士兵之间,没有了从排长到军长的任何阶级。国王直接面对民众,中间没有过渡环节,这意味着没有人可以为国王分忧解难,在他独享大权时,也将独自承受巨大的社会风险,一旦来自社会底层的不满喷泄而出时,它瞬间即可冲到国王的宝座之下,把国王掀翻在地。法国大革命本质上就是一场平民革命,底层革命,最后甚至演变为暴民革命,它不仅要冲垮中央集权专制,废除旧社会结构,而且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从人们头脑中荡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服从的思想。这个看起来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的革命,最终还是重新建立起一个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权力,一个托克维尔称之为“民主的 或军事独裁的”专制制度,它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抹煞个人,无视权利,由中央吞并所有地方,消灭各部门的一切生命力。大革命在旧制度的废墟上,诞下了专制暴政的私生子,而大革命的合法女儿——自由,则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法国大革命结下的专制后果,被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共同认定为这场革命的最大原罪,从英国人伯克到中国自由主义学者,在反思法国大革命时,普遍以自由来拷问民主,以精英政治来质疑民粹政治,以改良来批判革命,以渐进来取代激进。但是,这些道德价值层面上的审判,来自“应然”对“实然”的重新审视,没有如托克维尔那样,深刻地把握到旧制度和大革命的内在联系;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央集权专制并非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遗产。旧制度的性格决定了大革命的品质。

    中国自由主义学者之所以从保守主义者伯克那里获得重大启示,是因为在欧洲范围内,法国在国体上是一个最接近于中国的国家,中央集权专制把这两个国家推入到一个相似的发展轨道;而近代以来法国在革命和专制之间的轮回关系,似乎又为认识中国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一面现成的镜子。从这面镜子中大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问题所在:革命不断地重演专制后果,日趋强化专制统治,至今依旧无法摆脱革命和专制的双重恶梦。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中国自由主义学者和伯克一样, 是希望从反思法国大革命开始,彻底清理革命谱系,重新思考革命的正当性,重新总结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超越社会激进的变革方式,以英国为榜样, 以自由为轴心,为中国寻找到一条大致温和的渐进的社会发展路径。毫无疑问,这类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以“革命叙事”来确证权力合法性的 做法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问题是,在中国目前的制度安排下,革命能够避免吗?

    中国革命传统其实比法国更为源远流长,革命在“六经”为主体的儒学意识形态中一直具有正当性,《易?革?彖辞》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是 对三代期间权力更替合法性的充分认可,同时赋予革命以正当性。在先秦诸子中,三代普遍被认为是理想之世,是中国礼仪之源,但三代毕竟分属夏商周三个不同朝 代,它们之间的政权更替并非温良恭俭让,而同样是以暴力方式进行,充斥流血和死亡。三代之间的政权更替和朝代改换,显然需要说法,需要合理诠释。商汤伐夏 时的说法是,“时日易丧,予偕女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尚书?汤誓》)这话大意就是,“你夏桀已违背天命,丧失政德,我必取而代之。”武王伐 纣,大致也是以这种方式进行,先对商纣王进行道德审判,斥之“惟妇言是用”,不祭鬼神,不敬祖先,不用贤良,“暴虐于百姓”,“奸宄于商邑”。(《尚书? 牧誓》)这无疑于宣判纣王统治已彻底丧失合法性,沦为非法政权,武王以正义之师名义,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新朝,完全符合天命和民意。

    革命的合法性,不仅体现在新旧政权更替和改朝换代上,而且也赋予革命中杀人行为的正当性。革命本质上是暴力行为,是流血冲突,是通过对旧的统治者进行肉体消灭的形式来最终摧毁旧的统治。因此,革命的合法性包括对杀人的合法性辩护。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臣弑其君,这可以吗?孟子的回答是: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的这个回答在儒学仁义语境中不可不谓激进,尤 其是涉及君臣关系和现有统治秩序的改换,和后来儒学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关系,是有相抵牾之处。这就留下了一个问题,让后来的儒生们大费脑筋。刘 邦立汉,首先面临的就是继秦的合法性问题。用太史公司马迁的话说:“布衣匹夫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史记三代世表》)毕竟刘邦来自草根,何以能够取 秦帝国而代之,是要有一个说法。景帝时,儒生为此重提孟子话题,有过争议。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反驳道:“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 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帽子虽破,还是戴在头上的,鞋子虽 新,则只能踩在脚下,这是上下之分。“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弒 而何也?”面对黄生质疑,辕固生理屈词穷,只好拿出最后一招,以汉家天下说事,对黄生说:按你这说法,高帝代秦即天子位,岂不成了非法之事?汉景帝听到这 里,赶紧打住,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你们这些书生没当过皇上,没有资格说汤武受命,也不算愚蠢。(《史记?儒林传》)汉景帝心里明白,在野时 可以拿汤武革命说事,为夺取政权涂上合法性色彩;而一旦取得政权,再说汤武革命岂不是鼓励犯上作乱?自这场争论之后,学者再也不敢说“受命放杀者”。

    革命不能在学理上讨论,但和革命相关的权力更替则是挡不住的事实,历代历朝都无法避免。清代史家赵翼说:“古来只有征诛、禅让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廿二史札记》卷7)他这话主要是针对王莽篡汉说的。王莽托周公辅成王,以禅让制承接汉代法统,是企图让自己的篡汉行为合法化, 同时在客观上避免暴力夺权的残酷性。胡适先生把王莽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主要是就王莽实行“王田制”而言,其实王莽是以“非革命”形式实行 政权更替的第一人。自他之后,禅让制成为新旧政权交替的主要过渡形式。先是曹魏篡汉,接着就是司马晋代魏,两朝新帝登基时均郑重其事地上演禅让大戏,礼遇 旧主,置地另行安置,然后承天受命,名正言顺地完成权力交接和法统转移。晋之后,中国进入南北朝,持续分裂动荡三百余年,政权更替频繁,有南朝的刘裕篡 晋,萧道成篡宋,萧衍篡齐,陈霸先篡梁,以及北朝的高洋篡东魏,宇文觉篡西魏,这些小朝廷改换门庭,大体也是以禅让形式进行。以后杨坚篡周建立隋朝,李渊 篡隋建立大唐,直至赵匡胤陈桥事变,黄袍加身,篡夺后周政权,建立大宋,仍然遵循禅让古礼,受让皇权后善待先主柴氏家族,赋予其诸多特权。这个做法到了宋 之后不再流行,原因大致是宋以来的朝代兴替不再局限于华夏范围,而是扩展为“夷夏”之争,不管是蒙元代宋,还是朱元璋驱除鞑虏,以及满清入主中原,政权更 替同时也是种族革命,已无法重演禅让制;相反,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新朝对旧朝主子多实行斩尽杀绝政策,充满屠戮和血腥,革命的残暴性由此毕露无遗。

    革命以诛杀和禅让形式交替出现,最终都是为了解决政权更替问题,对于任何朝代的统治者来说,“合法地”取得政权的途径从来都不是依靠“德胜”,而是依 靠“力胜”。汤武对桀纣的道德谴责如果没有以暴力为后盾,想要和平地让后者交出权力,那绝对是妄想。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对三代禅让制的理想化陈述,是希望 为现实的统治者的权力更替建立起一个道德的和正当的尺度,由此约束各种篡弑行为,规避社会动荡,减少革命的暴力成本。然而,理想化的三代禅让制模式其实从 未在中国实行过。《韩非子?说疑》就提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西晋初年发现的《竹书纪年》对 此也有相关说法,认为“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还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大意是舜放逐尧的儿子才登上王位。这哪里有什么禅让?汉昭帝时,有一腐儒眭弘,曾习过《春秋》,通晓经术,因听闻泰山巨石自立,枯树复活,便推衍《春 秋》大意,认为汉家是尧的后代,有传国给他姓的运势,漠帝应普告天下.征求贤人,把帝位禅让给他,而自己退位封得百里之地,以顺从天命。这等建议,哪能被 汉家君臣接受,当即被斥为“妖言惑众,大逆不道”,杀头了事。由此可见,坐上皇帝宝座,既不是靠的别人禅让,也岂能禅让给别人。之所以还有禅让制的一系列 说法和做法,无非就是旧的统治者大势已去,不得不与人订城下之盟,在暴力胁迫下,体面下台而已。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界对于中国历史上王朝兴替、中央专制政权周而复始的现象,多有批判性反省,对建国以来一直盛行的所谓 “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问题,展开了新的研究视角,提出了新的看法。比如,金观涛刘青峰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说”,刘昶的“中国社会‘六道轮回’ 说”,都涉及到中国社会的周期性震荡问题,涉及到农民革命和专制政权的共生关系。这些看法对于现在认识中国制度和革命的关系,依旧富有启示。说实话,自他们这些研究之后,史界虽然普遍形成“告别革命”的主基调,但从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上来研究社会变革及其方式的力作,少之又少,人们多满足于对专制制度和革命负面后果的道德批判,回避或忽视了革命何以产生的制度分析。

    研究历史,最终是为了更清楚地看清现实,而对历史现象的纯粹道德批判则会误导对现实的认识。从历史上的制度出发,依据制度的特定配置和运行,来分析作为制度变革形式的革命的原因和后果,应当是历史研究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在给定的历史前提下发生变化,有制度决定的特质。革命和制度的关系,是观察中国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对此,我提出如下看法。

    1、革命是在专制条件下解决权力更替问题的惟一方式。中国西周封建制和秦开创的中央集权专制,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前者是二元的或多元的权力体系, 是权力的横向配置和权力的等级分层占有,是权力的下移和分化,是大政治共同体的分裂;后者是一元的权力结构,是权力的纵向垂直配置,是权力的上移和集中, 是大政治共同体的统一。这两种制度本质上都是专制,前者是有限专制,后者是无限专制,执政者掌握权力之后依据宗法制原则进行权力传承,不管是兄终弟及,还是嫡长子继承制,都是要保证权力不得旁落,最高权力不可分割。在没有也不可能有宪政的情况下,权力更替的惟一途径就是革命。革命的合法性来源于旧朝的统治已经陷于社会总体危机,民不聊生,天怨人怒,而新朝的开创者则以仁政德治为诉求,以暴力为手段,以顺应民意为合法性基础,重新开辟政顺人和局面,由此完成 社会进步。在专制条件下,革命的确是历史的火车头。

    2、诛杀和禅让制,是专制条件下通过革命完成权力更替的两种方式。之所以禅让制被儒家高度理想化,被奉为三代开创的权力更替的理想模式,是因为这种权力转让方式的社会成本最低,杀戮最少,是和平过渡,符合政治礼仪和权力的新陈代谢。禅让制的预设前提是德治和贤治,也有轮流执政的意思,但在专制条件下, 它至多是一项道德性的制度安排,是赋予各种篡权行为以合法性和正当性,它没有改变专制权力的本性。在禅让制的背后,实际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暴力,是诛杀的威慑力。旧朝统治者无奈以禅让方式向新的统治者交出权力,完全是实力较量的后果,兵临城下之际,选择不抵抗,体面下台,乃是明智之举。这毕竟是保护了 身家性命,客观上也避免更大范围的杀戮和流血。禅让制是革命最温和的形式,是暴力和恐怖下的道义选择。

    3、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作为权力更替和改朝换代的主要方式,其主要特点是由中国的制度性质所决定的。在秦统一中国之前,构成政治冲突的领域主要集中于诸侯国之间,形成横向冲突。春秋期间,大国轮流坐庄,竞相争霸;战国期间,七国合纵连横,勾心斗角,最后由秦国胜出,统一中国。秦帝国的建立,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彻底改变了西周封建制以来权力横向配置的社会结构,代之以纵向垂直的权力安排,从中央政权到地方郡县,权力一以贯之,国家统一编户齐民,没有诸侯国和其他政治权力体,当然更没有什么公民社会等中间组织。这种纵向垂直的社会结构,和托克维尔在法国看到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皇帝一人之下,均是碎片化无组织化的社会成员,由此形成皇权和社会底层的直接对立,没有任何中间环节能够缓冲和转化。这意味着,一旦来自社会底层的不满酿成抗争和起义,会迅速形成对皇权的冲击,引发改朝换代的革命。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中国的革命一定是政治革命,是社会总体危机的爆发和解决,是新旧政权的更替。

    4、中国中央集权专制体制下的革命,其后果如托克维尔指出的那样,不是彻底粉碎旧制度,而是在旧制度的废墟上,进一步建立起更加完善更加合理的专制制度,它是对以前旧制度弊端的修复或矫正。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周期性震荡,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冲突之后,专制主义又卷土重来,周而复始,形成中国帝制时代的长期性和停滞性,没有根本性的制度创新。辛亥革命终结帝制,建立共和制度,经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最后由共产党统一大陆,但中央集权化的治理模式始终没有改变,纵向垂直的权力配置构成了国家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并未涉及政治体制的核心要素,国家权力过于集中高度垄断的现象依旧是主要的制度症候,在体制内尚未找到有效解决办法。在国家主义体制下,革命的各种潜在因素依然存在,革命和专制互为因果的制度基础依然还在发挥作用,专制逻辑下的革命危机依然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危险。

    5、制度既是革命成长的土壤,也是革命的葬身之地。要彻底打破革命和专制循环相连的怪圈,彻底走出社会周期性震荡的发展轨道,规避革命的破坏性后果, 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改革。要从根本上告别革命,只有建立起革命要素无法生长的社会制度,把革命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找到足以替代革命的社会变革方式。

    其具体路径是:彻底改变中央纵向垂直的权力配置体系,改革国家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建立宪政制度,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发展中间组织,鼓励社会协商和对话,形成社会不同阶层的良性互动,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民主和法治,是控制专制和革命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

    现实中会经常上演历史上已经演出过的戏剧。托克维尔的同时代人,在法国大革命风暴前夜所表现出来的迟钝和无知,在现时代不断地重演。面对今天阿拉伯世界此起彼伏的革命局面,谁能想到,这是来自于一个突尼斯小贩自焚的火焰,它以不可想象的方式迅速引燃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燎原大火,让那些统治人民已经几十年、看起来似乎坚不可摧的独裁政权瞬间垮台。这恰恰就是专制制度的典型症候,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偶发事件足以激发出一场由下到上的革命。革命何以发生, 何时发生,有何后果,对于那些仍然坚持专制制度的国家来说,依然是无法预料的事情。托克维尔的话是有启示意义的:旧制度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托克维尔的“法国大革命启示录”

荣剑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解读。2012年上半年,该书突然在中国知识界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阅读热潮;十字路口的国人,似乎很希望从这本一个半世纪前的经典著作中,寻找到某种启示。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本怎样的书?这样一本旧书,能给当下的中国带来何种新的启示?

解读 《旧制度与大革命》

    “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这是托克维尔当年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的初衷,也是解读其“法国大革命启示录”的切入点。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二、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为何社会财富蓬勃增长的过程中,却爆发了惊世骇俗的大革命?尤其是当托克维尔观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民众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这样的情势下,为什么还会爆发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维尔给出的答案是: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三、将某一社会阶层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们推向了革命

    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据托克维尔的调查,在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既如此,按常理推断,18世纪的法国农民,显然要比13世纪处于完全封建专制时代的法国农民生活得更好才对。

    但托克维尔所见到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托克维尔所指的,不单单是旧时代的贵族们在政治权利丧失后,纷纷抛弃农村搬往了城市;18世纪的法国农村,但凡稍有资产者,无不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迁往城市——“文献证明,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农村陷入一种荒芜状态。

    国家一直在进步。王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旧贵族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权力,但他们获得了丰厚的补偿,免缴了大部分的公共捐税;资产阶级则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唯独农民,在新时代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们被抛弃在死寂的农村,权益无人过问,压迫则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托克维尔感叹道:“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

    但“既有钱又有教养”的旧贵族和新资产阶级都对农民不感兴趣。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旧贵族竭力维护自己的既有特权,新资产阶级则竭力为自己谋取新特权,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没有人在意农村的失语,而是任由他们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里。穷人和富人之间几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务,其实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将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里的新资产阶级,则很快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四、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少有比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得更精辟的了:
“在这种(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医治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社会道德堕落的办法,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有给予公民真正的“自由”:“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五、中间势力难以生存的社会,是“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

    在法国实现完全的中央集权之前,贵族制曾维持了很多年。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的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各种在贵族制下分散的权力已全部被中央政权吞没,严格来说,是被巴黎所吞没。贵族作为一个连接上层统治者与下层被统治者的中间势力,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能够制约中央集权的力量,也随之消失。从此,“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再没有任何新的中间组织或阶层能够兴起,以代替贵族势力退出后留下的空档。在考察了大革命前的集权专制与大革命后的集权专制之后,托克维尔失望地感叹道:“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

    托克维尔所谓的“贵族制”,其实是“中间势力”的代名词。没有了中间势力,民众就陷入了原子化状态,迫使每个具体的民众独自去面对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个体的原子化的最终结局,就是政治生活从民众当中完全消失——单体的民众无力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最终必然选择远离政治生活。其后果,托克维尔也说得非常清晰:“法国是很久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怎么会一下子就落入一场他们根本看不见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最前列,开辟和扩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大革命由完全没有政治生活经验的各种人群引发并掌控,其结局可想而知。最让托克维尔难以接受的,是革命的引导者是一群毫无现实政治生活经验的“哲学家”,而之所以会由“哲学家”来引导革命,而不是由社会活动家来引导革命,其原因也恰恰在于中央集权的法国,没有中间势力,产生不了社会活动家。托克维尔说:“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所以人们应当预见到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人们能够预测,不是坏法律分别受到攻击,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击,作家设想的崭新政府体系将取代法国的古老政体。……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

六、民众“搞革命”时的种种不适当的方式,其实都是政府教的

    与托克维尔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包括今天的许多学者,都曾致力于批判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等等。但很少有人能够像托克维尔那般,窥见到大革命过程中的这些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其实都源自政府多年的“教导”。托克维尔说:“我掌握事实,所以敢说,……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托克维尔举了不少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譬如:大革命时期,对私有财产的掠夺,一度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托克维尔认为这种行为,与旧政权的“教导”有密切关系:“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七、在革命过程中,追求自由要比追求平等更加重要

    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革命者“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尽管《人权宣言》里也将“自由”与“平等”并列,但托克维尔还是相当失望:“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敌不过“平等”,法国在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下长期缺乏公共自由,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自由”没有办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进程中随时给跟随的革命者以物质的鼓励(譬如均分财产、土地革命),所以,不光是法国大革命,放眼世界史,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革命,都逃不脱“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甚至为了“平等”,不惜牺牲“自由”的命运——当革命为了实现“平等”而不得不借助“专制”的力量时,革命往往毫不考虑“自由”的感受,义无反顾地选择与“专制”结盟。
法国大革命的结局,显然是对这种“要平等不要自由”的革命模式的一种嘲讽。革命者陷入到一种“民主的专制”的泥潭,“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除了贵族公务员;只有一个惟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国民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名义上的一切主权权利;而单一的国民却仍然没有摆脱被政府奴役的命运。最后,大革命偃旗息鼓,拿破仑的专制独裁从天而降,心灰意懒、精疲力竭的法国人也就此满足于在“一个主子下平等地生活”。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没有能够把“自由”坚持到底?托克维尔的理解是:“人们平时所热爱的自由,其实只出于对主子的痛恨”——当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旧王朝推翻,“主子”不再存在,“自由”也就被革命者抛弃了。所以,托克维尔留下了这样一句告诫:“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结语

    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时,托克维尔曾忧心忡忡地对他的妻子说道:“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在该书的《前言》里,托克维尔又说:“我敢说,在(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寻求“平等”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自由”,或许正是托克维尔从法国大革命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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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大師何炳棣去世,享年95歲

史学大师何炳棣传奇

陈之岳

2012-06-17

    史学大师何炳棣去世,享年95岁。他半世纪来在西方钻研中国史学,作出原创性和拓荒式贡献,享誉学界。但他七十年代歌颂文革的往事,却是晚年不堪回首的历史。

    六月七日以九十五岁高龄在南加州辞世的史学大师何炳棣(Ping-ti Ho),半世纪以来辛勤耕耘于加拿大和美国的中国史学研究园地,对明清两代社会史的研究、对中华文化与文明源起的探究、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追摹,著述丰实,且皆具原创性和拓荒式的贡献,而为海内外学界所同钦。但他的学术主张和政治倾向亦不断引发争议。一九六六年,何氏获选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出任美国亚洲学会(AAS)会长,写下华裔学者首次在全美大型学术组织担纲的新页。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杨雅南(Anand Yang)则为担任该会会长(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的第二位华裔学者,杨氏专业为南亚历史和政治。

    何炳棣是浙江金华人,一九一七年生于天津,长大后身材魁梧。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日文秘书萧正谊一九三八年初见何氏后对友人说:「我以为何炳棣是江南文弱书生,没料到他是关西六尺大汉!」何氏曾就读天津私立第一小学和南开中学,因闹学潮而被南开开除,后于一九三三年秋进山东大学化学系,翌年夏转学清华大学,决定弃化学改学历史。

    何炳棣天生是个好胜而又不服输的人,西洋通史第一次月考,何考了八十九分,同班同学姚克广(后改名姚依林,曾任中国副总理)获九十二分。姚对何说:「能得八十九分也很不错啦!」这句无心的话却大大刺激何炳棣,而使他「即刻下决心就以西洋通史这门课作为磨练意志的对象」,第二次月考果然考了九十九分。当时教西洋通史的是刘崇鋐教授,后来曾担任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何氏在清华历史系的大一国文老师是俞平伯,系主任蒋廷黻在第二学年秋季开学前自苏联及西欧休假返校,何氏大三时准备选修蒋氏所开的中国外交史与一战前欧洲外交史等两门课,但蒋却应蒋介石之召离开清华到南京就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十个月后改任驻苏联大使。因此,何炳棣未上过蒋廷黻的课,但他一直尊蒋为师。何在清华曾受业于冯友兰、陈寅恪、雷海宗、吴宓等名家。

    何炳棣一九三八年从清华毕业,他在二零零四年台北允晨出版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说,一九三七年秋至一九三八年夏「这一年主要的收获是巩固了我与邵景洛之间的爱情」。后来嫁给何炳棣的邵景洛是绍兴人,一九三九年获清华文学士学位。何氏于一九三九年九月抵达昆明担任西南联大(清华)历史系助教,一九四零年第一次参加留美考试,未过关;一九四四年重考第六届清华公费留美考试成功,属西洋史门;同时获录取的有物理学门的杨振宁(何比杨大五岁,后成终生好友)等二十二人。何氏总平均七十八点五分,居二十二人之冠。很注重分数的何炳棣说,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留学考试总平均最高的是何氏笔下的「旷世通才」钱锺书。

    一九四五年秋,何氏飞往印度,候舰赴美留学,他说:「西南联大人文方面所表现的研究自由和治学途径的多样是永远值得我们憧憬的。」何氏负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西洋史(特别是英国史)。他说,在哥大六学期,上课听讲不多,主要是自己广泛阅读而又系统地读书。何又说:「作为哥大研究生,我在纽约共住了三十一个月另一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纽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地下铁道系统。……我和景洛离开纽约的那一天,车费的价钱才加倍到一毛。」

    一九四八年九月初,何氏的长子何可约在西雅图出生。何炳棣说,他的博士论文《英国的土地与国家:一八七三至一九一零》是真正有创造性、有魄力的东西,迄今仍未正式发表,但他表示,目前学界所做的研究还赶不上他几十年前的成果。一向自负的何氏说,出国以后,他的第一个志愿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在中国史研究方面打进西方第一流的期刊。他说,没有人做到过,他做到了,而且接二连三地做到了。他的博士论文解决了当时美国两大学派持续多年的争论,何氏很自傲地说:「从我那篇文章开始,他们没法子辩了。给他们决胜负的,就是何炳棣。」

    何炳棣于一九四八年前往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任教,一九五二年正式获哥大博士学位。一九六三年应芝加哥大学之聘,两年后担任芝大汤普逊(J. W. Thompson)讲座教授,直至一九八七年荣休后转往鄂宛(Irvine,又译尔湾)加州大学任教,一九九零年第二次退休。何氏在芝大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在一九六七年初和同校的政治学教授邹谠(国民党元老邹鲁之子)合办一场长达十天的大型国际性中国问题学术研讨会,各方高手群集风城(芝加哥别号)。何、邹把研讨会论文编成三册出版,书名为《危机中的中国》(China in Crisis),内容专论中共的政治体制和中国的历史传统以及中共的国际问题。

    何炳棣在清华虽未上过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亦为哥大博士)的课,但蒋氏「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所以鼓励历史系的学生同时修读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何氏颇受这个观点的启发与影响,他说:「回想起来,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与中国史学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我自问是一直真正走这条路的。」

    何炳棣的治学生涯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专研以明、清时代为重心的社会结构、会馆组织和阶层流动,主要著作包括:一九五九年哈佛大学出版的英文《中国人口研究,一三六八至一九五三》、一九六二年哥大出版的英文《帝制中国的成功阶梯:社会流动的层面,一三六八至一九一一》、一九六六年台北学生书局出版的《中国会馆史论》。这些专著和其它学术论文奠定了何氏的学术地位,并使他成为中国社会史的顶尖学者。

    何氏说,他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到芝大图书馆翻阅印度考古书册,发现印度史前稻比中国仰韶村文化遗址中的稻还要晚些,文献记载更晚,「于是终夜难眠,决心钻进史前考古资料,探个究竟,不期就此长期跨出明清了」。何氏在这第二阶段的治学过程中,一九六九年推出中文《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一九七五年推出英文《东方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East),此书副题为《新石器时代及有史早期中国技术及理念本土起源的探讨,公元前五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年》。此外,又在一九九五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何氏对古史的解释有不少新观点,赞成者很多,反对者亦不少,笔战交锋擦出甚多火花。

    何氏晚年进入其治学第三阶段,以全副精力钻研中国古代思想,并获得与传统学界不同的结论,他说;「中国哪里是儒家的传统?是孙子、墨子、商鞅的传统啊!儒家不是没有作用,如果没有儒家的融化,我们都接受不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墨子最讲人道,兼爱非攻……墨子是倒霉,几千年备受儒家的攻击。在我看来,孙、墨、商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哪里是儒家啊!」何氏临终前,仍在病榻上校阅其有关老子研究的论文。

    何炳棣读小学三年级时,其级任老师刘逸民对他的评语是:「如能爱众亲仁,则美玉无瑕矣!」何氏说:「七十多年来每一念及,不禁懔然叹息,这第一位级任老师竟能如此锐利地指出,并正确预测到我一生处世最大的缺陷——往往与中外学人不能和谐共处。」何氏在学界以跋扈、桀傲、脾气坏、爱骂人和难以相处出名,被他当面骂过和文字批过的中外学人不计其数,他批黄仁宇「对历史不忠实」,又说:「黄仁宇被纽约一个州立大学撤职。当时我在芝加哥,还有好几个朋友,写了多少次信想帮他复位。」他在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痛批考古学家张光直(历任耶鲁、哈佛教授、中研院副院长,已故):「生平所遇,偏见如此之深,思维如此疏失的学人实在罕见。」又指责张光直是中西学界「反对何炳棣」阵营的中心人物。何氏充满火气地指出:「我第二次退休后迟迟进军先秦思想就是忍无可忍,不得不严肃批判当代海外风头最健、对儒学极端『美化』,甚至『宗教化』的杜维明教授。」又称:「但老辈当代新儒家在文字方面还是庄重的,而杜维明英文语句之备极油滑,逼得我不得不向广大的读者予以暴露。」

    何炳棣亦曾经声色俱厉地当面大骂过引导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研究中国史的汉学家房兆楹,何氏日后对此事颇感懊悔。曾于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出任亚洲学会会长﹑来自匹兹堡大学的日裔女学者罗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亦曾被何氏痛批诋毁中国历史。何氏批评芝大同事顾立雅(Herrlee G. Creel)不懂中国古文,要找他帮忙,芝大博士、顾立雅的学生许倬云强调,那是何氏「乱说」。何氏敬重胡适,以拥有胡适为他写的大幅杜甫羌村诗而自豪,但他批评胡适「很有心计,几乎天天写日记,出了厚厚八大本,也许是他以日记来『用计』,所以不一定完全可靠」。他亦曾当面说胡适花太多时间于会客。何氏说:「我对胡先生的景仰之处决不是他的史学,而是他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地位。」

    何炳棣不是一个躲在学术象牙塔里的学者,他酷爱美味,食量极大,数十年前吃过的好馆子和佳肴,他都能记得一清二楚。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有强烈的爱国心,他极度关心国事,曾在七十年代热烈参与海外保钓运动。他也喜欢接近政治权力人物,学界盛传他曾送一把宝剑给蒋经国。但他于一九六八年二月在新加坡发表演说,批评一九四九年以前国民党的腐化和孔、宋贪污盗国,香港《新闻天地》却报道他抨击台湾的国民政府,蒋介石即质问中研院院长王世杰,导致何氏和中研院断绝二十二年关系,直至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儿子、芝大史学博士李中清力劝其老师何炳棣与中研院恢复关系,加上杨振宁曾于一九八六年访台庆祝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八十大寿,何氏始于一九九零年赴台参加中研院第十九届院士会议,与中研院恢复关系。

    何炳棣于七、八十年代在海外知识分子中(特别是香港、台湾留美学生)的名声如雷贯耳,原因是他经常在当时亲北京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上撰文歌颂新中国、吹捧中国的进步、宣扬大陆钢铁、石油和其它工业原料的产量将以倍数成长。在何氏的笔下,四人帮时代的中国、批林批孔时代的中国和毛泽东专制下的中国,处处充满了希望与生机。亲台湾的留学生不齿何炳棣的一面倒,亲中共的留学生尊何炳棣为精神领袖。一九七四年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纽约亲北京学界在哥大举行盛大集会,邀何炳棣等人演讲,由研究作家茅盾的耶鲁女博士陈幼石担任大会主席。

    何炳棣自己对当年一味歌颂中共而有损史家公正判断的行径,颇有「觉今是而昨非」之感。何氏说他一九七四年在《七十年代》所撰的《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在海内外影响很大,「至今不少海外爱国人士仍劝我在文集中把它重印。我却愿意把它忘掉,因为它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的动机。同样愿意忘掉的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所撰有关中国资源和经济前景的一系列文章」。

    何氏在《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中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这些观点及那些文章是何炳棣学术生涯的败笔和污点,难怪他「愿意忘掉」!亦难怪他在回忆录中不愿多谈他在极左年代的不堪往事!

 

 


 

发件人:郑酋午<zhqwzhqw@gmail.com>;(由 zdjun@263.net 代发, 帮助)时 间:2012年06月20日 14:15 (星期三)收件人:郑酋午wenzhang:中华文化中的超时代精神

中华文化中的超时代精神

郑酋午

2012年06月20日

    世界上有众多个国家、地区和民族,每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任何文明和文化都有超越时代的精神与具体的社会制度、规范和礼仪,前者是普世的,久经不衰的,后者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一个民族文化优秀与否,其衡量标准应该是看其文明和文化中超越时代精神的因素的多少。”(见本人的《中华道统不容中断》,2012-6-17 发表于爱思想网上)超时代的精神,比如,“仁义”,它适合于千千万万个时代。具体的社会制度、规范和礼仪,比如,分封制、君主专制制度、中央集权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现在已经不适用于中国和世界,必须废除!

    根据从地下挖掘的最新考古资料证明,我国从黄帝起就开始建立国家,从那时到现在上下已有五千多年。如此说来,我国的文明和文化至少也有五千多年了。在1949年以前,从华夏血统的角度看我国虽然有三次亡国(商朝、元朝和清朝),但文明和文化都均未中断。可是从1949年开始,由于中共建政,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官学”,我国文明和文化遭到彻底清洗,中华道统被迫中断。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最大的悲剧!

    中华文化流传年代久远,地域广阔。春秋战国特别是汉唐以后,我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道思想以及文学、书法、绘画、建筑、雕刻等等彻底成型,比如,诸子百家(儒家:孔子的《论语》、孟子的《孟子》、荀子的《荀子》,讲的是“仁、义、礼、智、信、中庸”; 道家: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庄子》,讲的是“道德、无为、逍遥”;墨家:墨子的《墨子》、讲的是“兼爱”;法家:韩非的《韩非子》,讲的是“法制” ;阴阳家、 纵横家、名家等) 、宗教哲学(道、儒、阴阳、五行、八卦、命学)和传统文学(神话、诗经、楚辞、汉乐府、汉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琴、棋、书、 画 、中医、武术 、衣冠服饰 、饮食厨艺,等等,何其丰富、何其灿烂、何其辉煌!

    在我们中华文化中,虽然没有西方文化中的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以及科学,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向西方学习,但是我们也只应该学习他们的民主、法治、人权和科学,而不是全盘西化。中共在我国俄化以前,过去上,有人从“左”的方面全盘否定中华文化,比如,陈独秀、鲁迅、毛泽东等为代表,也有人从“右”的方面全盘否定中华文化,比如,胡适等为代表,他们给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带来了极大的伤害,阻碍了中华古代文化向中华现代文化的发展。现在还是有人企图从左方面或右方面否定中华文化,仍然要阻碍了中华古代文化向中华现代文化的发展。其实,这些人对我国文化只是一知半解,不知道我国文化中虽有糟粕因素,但我国文化也有更多超时代精神!

    我国从黄帝建国开始,就以“仁义”治天下,而后经历“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和民国等朝代,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凡是实行“仁义”就统一和强盛,反之,凡是不实行“仁义”就分裂和衰败。“仁义”已成为中华的伟大道统,也是普世价值和超时代精神。我在《孔孟提倡的“仁义”是普世价值》(爱思想网2011-10-16 10:57:36)一文说,孔子更多的贡献在于“仁”,孟子更多的贡献在于“义”。他们将“仁学”和义理体系化。孔子说,人只要能做到恭、宽,信,敏、惠这五点,就可以称之为志士仁人。孟子说: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的“义”,涉及生存权、“制民恒产”论,涉及养老、救济弱者与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及其落实,涉及教育公平、平民参与政治的制度安排及作为村社公共生活的庠序乡校,涉及尊重民意、防止公权力滥用的思想及革命论,等等。孔孟所提倡的仁义在公元前几百年就已经形成。从那以后产生的文化,多多少少都受仁义学说的影响。两千多年来由于“仁义”不断在影响世界,所以现在已被世界视为普世价值。

     孔子其 “仁学”的核心就是“爱人”,而影响西方近两千年的耶稣,他的教导也是:“第一要紧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已。”孟子的义和基督的义,应该说,都是分辨善恶和是非。 爱是最基本的伦理观念,基督教的耶稣一生所宣传的就是一个字:爱。伊斯兰教也不例外,其最基本最明确的主张即真主是善的。 “爱”、“创造”和“正义”,是《古兰经》首章中的几个核心概念,也是伊斯兰教的核心教义。

    1998年,全世界100多个宗教组织代表集会发表《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将中国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写进宣言。《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的“金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是对孔孟“仁义”的确认。从国际法的原则和规范中也不难发现受到孔孟仁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孔孟的仁义等等,早已成为国家关系的伦理基础、战争的合法性基础、多元宽容的跨文化基础,以及实现永久和平的制度基础。西方的伦理观念很健全也很复杂,就以德国而言,从康德到费希特到黑格尔再到胡塞尔,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伦理体系,在他们的学说中都认同孔孟的仁义精神。 基于对现代科技和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道德危机的认定,民主政权、法律、宗教试图寻求伦理中的共识来加强对世俗的关切。孔孟的仁义观契合了现代社会所亟须的爱和正义的观念。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除了“仁义”这一伟大的中华道统成为普世价值和超时代精神外,中华文化还有许多原则也成为超时代精神,比如,“五常”(仁、义、礼、智、信)里的“信”字和“孝”字也都是。

    “信”也是中华文化的超时代精神。在一般意义上, “信”即信用信任,主要指主体“内诚”的外化。中华文化讲“信”是一个道德范畴,即待人处事真诚、老实、讲信誉。千百年来,“信”被中华民族视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

    在中华历代经典中,对“信”的论述颇多。比如, “无信人之言,人实不信。”(《诗经·郑风·扬之水》) “君子之言,信而有规,故怨远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无征,故怨咎及之。”(左丘明《左传·昭公八年》)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老子·第八十一章》) “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论语·述而》)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孔子《论语·学而》) “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大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大乱。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荀子《荀子·强国》) “或问信,曰:不食其言。”(扬雄《法言·重黎》) “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班固《白虎通义·性情·论五性六情》)“勿持功能而失信。”(诸葛亮《出师表》) “信者,无伪而已。”(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 “夫信者,人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 “诚则信矣,信则诚矣。”(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

    中西思想家均肯定“信”是维持人类社会发展秩序的基础,并肯定信的基本含义都是诚实不欺。但中西方在诚信之道上,也有不同之处: 中国人的诚信之道建立在“原善说”的基础之上, 而西方的诚信之道则是建立在“原罪说”的基础之上;中国人所讲的“信”主要是一种“身份”伦理,而西方人所讲的“信”则是一种“契”伦理。

    “信”是立人之本、齐家之道、交友之基、为政之法、经商之魂,古今皆然。

    诚信是一种人人必备的优良品格,一个人讲诚信,就代表了他是一个讲文明的人;但是,现今我国失信的现象十分严重,形成种种“见利忘信”的现象,扰乱了秩序。我们必须提倡“信”字,用中华文明改造我们的心灵。

    “孝”作为一个伦理观念正式提出是在黄帝时期,系统化是在西周。中国传统孝道既有文化理念,又有制度礼仪。从敬养上分析,我们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其内容,即:敬亲、奉养、侍疾、立身、谏诤、善终。 从大的方面来说, “孝”的含义有三:(一)尊祖敬宗,尽孝的方式主要是祭祀,尽孝的对象是死去的人;(二)传宗接代,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祖先是我辈的生命之所生,因此,崇拜祖先就是把祖先的生命延续下去;(三).对父母尽心奉养并顺从。孝从保持自己身体完整开始到光宗耀祖结束,西方没有中华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孝”,孝是中国的特产!

  孔子非常注重“孝”, “孝”字在《论语》中,一共见于14章。其中为孔子所言,且与孝的定义有关者,共有6(5+1,一章重出)章,即为政篇这四章加上学而篇。 比如, “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春秋时期随着宗法制的日趋瓦解,“礼崩乐坏”。而当时的孔子认为要稳定社会秩序,必先稳定家庭,如果不树立父母家长的权威,就无法达到家庭的稳定。所以,孔子特别提倡“孝”。孔子强调“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础上。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孔子把行孝与守礼结合在一起。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孔子把“孝”与“悌”结合起来,《论语》中多次以孝悌连用,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孔子认为,父母若有错,子女可以用委婉的语气进行劝谏,以免陷父母于不义,这就是他所说的“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 总之,孔子提出的孝实际上是一种家庭伦理,这就使孝从宗族伦理转化为家庭伦理。

  曾子可以说是孔子之后的孝理论的集大成者。曾子思想以孝为核心,开创了儒家的孝治派。“孝”在孔子那里仅是一种对父母的敬爱的伦理意识,而曾子将孝发展成为一种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曾子将仁义忠信礼等重要的内容,与“孝”联系在一起,他说:“民之本教曰孝。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义此者也;忠者,忠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礼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曾子认为孝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将孝置于至尊的地位。他还说:“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这样,孝已经跨越了时间与空间,成为永恒的命题。

   一般认为,孔门以曾子最能传孝道,而子思是曾子的学生,孟子又是就学于子思的门人,所以孟子对孝的重视程度也自然超过了其他儒者。孟子所最为推崇的圣人是尧舜,“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孟子·离娄上》)“入则孝 出则悌守先王之道。” (《孟子·滕文公下》) “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事亲、尊亲成了人最高的道德表现,孝成了人生最高的道德。

    孟子的“亲亲原则”的建立,使孝悌成为五伦(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的核心。在这五伦中,孟子认为父子、君臣两伦最重要,“仁之实,事亲是也;父之实,从兄是也” (《孟子·离娄上》)。《礼记·中庸》曰“亲亲为大。” 孟子将孝悌作为伦理道德的中心,是对孔子孝悌合一的思想的直接继承与发展,使孝道进一步政治化。 孝治是孟子为君主设计的一种理想境界,他不厌其烦地反复宣扬孝治,“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使儒家孝道进一步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大约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孝经》是儒家关于孝道的专论,它是对孔、曾、孟孝道思想的全面继承发展,标志着儒家孝道理论创造的完成。《孝经》最大特点是孝的泛化、政治化,甚至神秘化。《孝经》将以孝治天下描绘成一副诱人的图景,《孝经·开宗明义》指出,假若能够以孝治天下,便会得到“万国之欢心”、“百姓之欢心”、达到“天下和平”的地步。《孝经》把孝分为“五等之孝”,“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分五章讨论,体现了孝道的不同层次。 总之,《孝经》以其孝道理论的全面性、浓厚的政治化色彩使儒家的孝道理论创造达到了顶峰。

   西汉以后,孝道并无太大变化。从孝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孝经历了从祭祀祖先的宗教伦理到家庭伦理,再到政治伦理的过程。

    “孝”这一特有的精神,是中华文明区别世界三大重要意识形态(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重要特点。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代都有损益变化,但孝的思想和传统始终统领着几千年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同化无数外来文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孝文化。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孝文化的内涵,在伴随着中国文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内容和特定的外延,渐次积淀和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心理情感,成为一种永恒的人文精神、普遍的伦理道德,熔铸于中华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及传统文化之中。由于它在维系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不少积极意义,时至今日仍有极大的社会价值,具有超时代性。

    每个人的生命都来自父母,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法用任何尺度来计算的,子女对父母理应尽孝。一般地说,子女孝敬父母起码是一种报恩行为,再从深层次说,是子女对父母爱心的一种自然表露。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孝”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从个体来讲,孝道是修身养性的基础。在今天,倡导孝道,并以此作为培育下一代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家庭来说,实行孝道,可以长幼有序,规范人伦秩序,促进家庭和睦。孝的思想可以规范社会的行为,建立礼仪制度,调节人际关系,从而凝聚社会,古今皆然。孝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爱国主义情怀的感情基础和道德基础。

    无论如何评价我国传统的孝文化,都不可否认其更多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其养老敬老的基本社会道德,是一份足弥珍贵的文化遗产。在积极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今天,研究和弘扬传统的孝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古代孝道教育的目标就是,使敬老养老观念由家庭推广到社会,并通过社会教化与社会教育的结合,有效地营造了一种尊老敬老的社会风尚,鼓励人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孝敬父母、爱护子女的道德情操推己及人,尊敬、爱护和关心天下所有的老人和儿童,以推动家庭和谐与社会进步。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孝也是形成现代人际关系和谐的价值渊源,还可以说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事亲行孝,历来是做人的根本,是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国家团结的基本要素。

    我们视孝为一切道德之基本,是一种更为深刻而渊源的思想观念,是中华的一种不宜移易的理念。

    中华文明和文化中的超时代精神除了以上讲的“仁、义、信和孝”之外还有很多,比如,“礼义廉耻”中的“廉耻”也是,“忠君爱国”中的“爱国”等等也都是,我们就不多言了。当然,有超时代精神,也会有非超时代精神,比如,专制、人治、忠君等等,这些只是某一时代有用,现在已不合适宜了。所以,我们构建中华现代文明,所需要和所要坚持的只是超时代精神。何谓超时代精神?简单说来,就是那种能超越于时代发挥作用的精神,虽产生于前时代但后一时代也能发挥效能。从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到现代已有六千多年,六千多年来,简单说,人类经历了两个大时代:一是农业时代,二是工业时代。前者从古埃及开始,后者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农业时代以农业文明为基础,形成农业社会的结构范式,农业社会结构范式的基本特征是在政治上实行专制制度,特别是君主专制,在经济上是自然经济,在文化上是一元论文化。工业时代已工业文明为基础,形成工业社会的结构范式,工业社会结构范式的基本特征是在政治上实行民制制度,特别是多党民主制,在经济上是市场经济,在文化上是多元论文化。中华文化的超时代精神,比如仁、义、信、孝、廉、耻和爱国等等,虽然产生于农业时代,但是它们却也适合于工业时代,工业文明的基本精神也包含仁、义、信、孝、廉、耻和爱国,所以,它们具有超时代性。

    我们的文化具有如此之多的超时代精神,我们应该对我们中华文化充满自信,我们应该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先。我们从近代以来落伍了,但不是我们的祖先不行,是近代和现代的我们不行,我们不能随着时代前进,我们没有构建出中华现代文明。其实,我们也不是不构建中华现代文明,从1861年洋务运动以来,我们都一直在构建中华现代文明,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没有构建成功,我们还必须加倍努力!从今天看来,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和文明中,缺乏的是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以及科学,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这些,但是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我们应该跟随时代,与时俱进,继承中华文化和文明中的超时代精神,学习西方的民主、法治和人权,同时,不断创新,建设我们伟大的国家,完成中华现代文明和文化的构建任务。我们既不能简单复古也不必全盘西化,我们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超时代精神和学习西方的民主、法治和人权,目的是完成中华现代文明的构建,并使到中华文明在不远的将来辐射世界。我们必须够完成这一任务,我们也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

    2012-6-19

 

 

中华现代文明的构建何其艰难

郑酋午

    中华古代文明和文化何其辉煌,何其灿烂,但中华古代文明转向中华现代文明之时却是何其艰难!中华文明转型是从1861年的洋务运动开始的,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有一百五十一年了,然而,这一转型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为什么中国文明转型如此之艰难呢?这一问题值得有中华情结的我们再思考。

    近代以来,中国人为了追寻现代性,进行了两次洋务运动和两次政治改良运动。第一次洋务运动从1861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满清灭亡,1898年开始了政治改良运动,即著名的戊戌变法,最后目的是通过政治改良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如果政治改良成功,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就成功了,但改良被镇压了,镇压的主导人物是主持洋务运动的进行垂廉听政的慈禧太后。然而类似的变法在我们的近邻国家——日本与俄国却很成功。这次政治改良运动失败若干年后,统治者宣称要进行政治改革,慈禧不断宣称要“立宪”。但假立宪导致了革命发生。

    中华民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华历史的新纪元,中华文明本来有望向现代转型,但是,由于袁世凯复辟帝制(君主立宪)不成,他死后造成国内割据,使到中华文明无法在混乱中向现代转型。本来,中华民国的建立,在民主制度下虽然各种文化都能自由争鸣和发展,但由于中华文化是我国本土文化,加上,民国政府提倡中小学生读四书五经,中华文化仍然是我国的主流文化。中华文化中的超时代精神,比如,仁、义、信、孝、廉、耻和爱国等,与从西方传进来的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融合就十分有可能将中华文化和文明向现代文化和文明转型。但可惜的是,既有军阀割据又有五四运动爆发,使到众多的学者从左右两个方面去批判中华文化,摧残中华文化,阻碍了中华文明和文化向中华现代文明和文化转型。

    从左的方面批判中华文化的代表有陈独秀、鲁迅等,从右的方面去批判中华文化的代表有胡适等。

    作为"五四"运动的发轫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猛烈地批判中华文化,不遗余力地提倡新文化运动。陈氏认为,孔儒的精华在于礼教,建基于孔子礼教精神的儒家三纲学说是中国伦理政治的本原。这种道德是宗法社会封建时代的旧道德, "中国历史上现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安的状态,也都是这三样道德在那里作怪"。(《调和论与旧道德》,《独秀文存》,第565页) 陈独秀对孔教的看法,总体上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水火不容。陈氏的孔教批判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精神,但是,陈独秀的反孔也反映了五四反传统主义的理论偏失。 陈独秀反传统主义的失误之处,在于其"传统"(孔教)与"现代"的形式主义二分法。他在"古代文明"与"近世文明"之间划了一道绝然分裂的鸿沟。他不懂得,现代化是一个"变革"和"承续"相统一的过程,从"传统"到"现代"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连续体。陈氏在五四时代的社会主义大潮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者。陈氏相信,"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国庆纪念底价值》,《独秀文存》,第373页)
 

   在中国左派中,没有哪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有鲁迅这样偏激的。鲁迅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概括为奴性文化。他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老调子已经唱完》)但实际上中华文化有糟粕也有精华,精华如仁义信孝廉耻爱国等。

    鲁迅对中华文化传统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实际上是一个偏执狂,比如,他曾经说过“不要读中国书”。1925年曾经有个杂志征集名人对青年人读书的意见,许多名人都写了,请到鲁迅,他没有开书单,但也写了一篇文章,后题为《青年必读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废与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废与厌世,所以主张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鲁迅不实事求是,他走偏锋,把话说得很绝对,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往往是决绝的态度,简直要推倒一切。比如他说“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年,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仙丹,全部踏倒他。”

    鲁迅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与传统文明概括为吃人的筵宴,他说:这种吃人的筵宴,“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灯下漫记》)
   这是一种全盘否定!鲁迅是要大家从整体上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批判态度。

    胡适也领导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全力鼓吹“全盘西化”。他认为,“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常,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

    对于传统文化,胡适虽有过相当激烈的批判,但这是基于他的“文化惰性”理论。胡适虽然主张“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但他与陈独秀和鲁迅是不同的,他很清楚地说明他的动机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所以,胡适先生青年时期虽是激烈反传统的,但到后来特别是晚年,又重新评估传统文化。

    到了晚年,胡适更多的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继承文化中的精髓遗产,以促进自由、民主与社会进步。他说:“我们古代也曾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思想。”(《淮南王书》)胡适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塑造,他后来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相当理性的。所以,蒋中正的挽联对此进行了高度概括“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胡适现象说明了两种道理:第一、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会影响所有有思想的中国人;第二、“全盘西化”是个别人的梦想,在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国土上,没有任何一种势力能够“全盘西化”的。

    现今人文精神衰落,道德滑坡,我们首先就要想到“五四”,因为“五四”以来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鲁迅和他们那一代人在反传统问题上的偏激就难辞其咎。如果不是五四的激进,不是鲁迅、陈独秀等一代人和后来的革命派“割裂”了传统,中国百年历史就不至于那样坎坷。

    由于当时国内有众多名师从左或右对传统文化进行全盘否定,由于从1916年袁世凯死后到1949年战争接连不断,有国内混战、有外敌入侵,中国没有机会建设,没有机会实现工业化,中华传统文明没有办法向现代中华文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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