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编者按:由于前一段日子薄熙来事件引起的舆情不宁,为了保全本网不至于被封,故文章更新慢了一点。望读者谅解。当前中国的政治问题隐讳曲折,小民百姓已难说清楚。所以学习周朝时“金人铭”的做法,三缄其口,不瞎乱参乎。从今天开始,本网放上一期新的文集,其内容在三四天内将不断增加,望大家反复点击阅读。徐以升的《巴西为国际资本打工的净债务国真相》一文值得一读,中国未来能不能落到巴西的境地,国人要小心。

当前中国热点问题走向思考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2年5月11日

目录

特稿

陈水扁案侦结起诉书

彭培根:怀念我们的启蒙恩师史作柽大师

趙駿河:当今中国的男女斗争----中国家庭的幸福已不复存在

吕正理:谈历史上中国对韩、日思想及文化的影响

吕正理:隋唐两朝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经济

刘纪鹏:评茅于轼先生的《私有化谏言》

德国前总理:国有企业是中国人的命根子

世界新闻网:胡祖六质疑打破银行垄断

王信川:银行高利润到底是不是暴利?

白天亮:稳中求进,央企发挥中坚作用

邹东涛:当前几个热点问题走向思考

左世全:谨防中国制造业掉入三明治陷阱

徐以升:巴西为国际资本打工的净债务国真相

帕特里克·克罗宁:中国所构成的挑战

何帆 朱振鑫: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势可能再度恶化

张明:未来十年中国应努力避免两个陷阱

王永中: 如何理解当前中国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

经济日报:上海“营改增” 七成企业税负减少

张金野:小农的豪赌----定州北京蔬菜供应链调研报告

孔德昌:中国经济分析

李昌平:“村级市”,我非常认可!

郭晨野:改革国民收入办法是中国目前第一要务

 高锋:瑞典社民党长期执政的经验与教训探析

 王占阳:所有制领域仍需思想大解放

胡星斗:保护民企产权,扶持民企融资

王东宾:根、天皇与互联网

胡祖庶:欧债危机中的希腊等国

刘怀昭:陈丽华凭什么跻身世界百人?

王欣然:包工头的法律地位

美国科学研究院: 转基因食品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政治

基辛格:可怕的重庆模式 中美新世纪对决

红星博报:五一全美大游行 占领华尔街运动卷土重来

冼岩: 美国对中国的“非和平演变”在网络已获成功

横舟:中国“民主”阵营解析及领袖人物的八大资质

杜建国:评中国伪左派:三十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郑汉良:外来高干任南方报业党职编辑路线恐生变

人民论坛:警惕话语权上的贫富差距

郑宪立:党代会前地方换届,“京官空降”范围扩大

郑曼玲:广东党代会民主亮色多 差额选13名省委常委

韩德强:全球两极分化下的中国时局

冼岩:政治流氓贺卫方

乔续:论清君侧

石之瑜:如何化解人权变成外交冲突?

宋鲁郑:法国大选对中国政改的启示

莫恩斯:混合宪制与三权分立:现代民主的君主制与贵族制特征

田雷:超越宪法的美国宪政史

陆克文总理向澳大利亚原住民道歉全文

李零:太阳不是无影灯——从一个展览想起的

周拓:建设和谐社会需要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

周拓:泰国民主的启示

历史

江泽民:忆厉恩虞同志

江泽民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

张星水:在上海拜访张灵甫将军遗孀王玉龄女士有感

张辛欣:美国梦往哪走

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纪念曾山和陈正人逝世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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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台湾TVBS电视台十六位名政论家们,2006年联合送陈水扁一块绝妙好匾,上行是:孙中山的相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下边一行是: 陈水扁的相片+大盗之行,天下围攻。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派,要切记防止出现陈水扁现象。看了这篇文章,那些慷慨激昂的民主斗士们一定要反躬想一想,一旦自己权在手,是否能不像陈水扁一样贪污腐败,身败名裂?

发件人:"彭培根" <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2012-04-08 20:04:31 收件人:zdjun@263.net Re: 前次给您发的附件中有好多好东西!

(民主制度下的贪腐案例)

陈水扁案侦结起诉书(摘)

2008年12月12日

     最高法院检察署特别侦查组检察官起诉书全文内容:

被告陈水扁 男57岁(民国40年2月18日生)
国民身分证统一编号:R10119XXXX 号
住台北市信义区信义路五段91巷X号XX楼之X (在押)
选任辩护人郑文龙律师、郑胜助律师

被告马永成 男43岁(民国54年6月14日生)
国民身分证统一编号:F12226XXXX号
住台北市大安区罗斯福路3段XXX号X楼之X
现居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2段XXX号X楼之X
选任辩护人李胜琛律师、陈建中律师、吴春美律师

被告林德训 男41岁(民国56年1月19日生)
国民身分证统一编号:P12164XXXX号
住台北市大安区永康街75巷XX号XX楼
选任辩护人徐沛然律师、彭玉华律师、李胜琛律师

被告陈镇慧 女47岁(民国50年4月2日生)
国民身分证统一编号:M22028XXXX号
住台北市文山区木新路三段XX号XX楼之X
选任辩护人洪伟胜律师

被告李界木 男69岁(民国28年8月27日生)
国民身分证统一编号:G10001XXXX号
住宜兰县宜兰市民族路3XX号XXX楼之XX号
选任辩护人吴振东律师、黄宪男律师

被告吴淑珍 女56岁(民国41年7月11日生)
国民身分证统一编号:R20081XXXX号
住台北市信义区信义路五段XX巷X号XX楼之X
选任辩护人李胜雄律师

被告吴景茂 男57岁(民国40年2月10日生)
国民身分证统一编号:R10082XXXX号
住台南县麻豆镇兴中路XX号

被告陈俊英 女52岁(民国45年8月13日生)
国民身分证统一编号:R20313XXXX号
住台南县麻豆镇兴中路XX号
上二人共同选任辩护人柯清贵律师

被告陈致中 男29岁(民国68年1月22日生)
国民身分证统一编号:A1249XXXX号
住台北市松山区民生东路4段XX巷X弄X号
现居台北市信义区信义路五段XX巷X号XX楼之X
选任辩护人林志豪律师、徐明水律师

被告黄睿靓 女29岁(民国68年7月28日生)
国民身分证统一编号:N22337XXXX号
住台北市松山区民生东路4段XX巷X弄X号
现居台北市信义区信义路五段XX巷X号XX楼之X
选任辩护人徐明水律师、林志豪律师

被告蔡美利 女57岁(民国40年9月5日生)
国民身分证统一编号:A20137XXXX号
住台北市士林区忠诚路X段XX号1X楼
选任辩护人徐文宗律师

被告蔡铭杰 男51岁(民国46年8月31日生)
国民身分证统一编号:A11031XXXX号
住台北市士林区雨声街XXX号
选任辩护人林宏信律师

被告蔡铭哲 男48岁(民国49年11月14日生)
国民身分证统一编号:A12196XXXX号
住台北市万华区广州街XX之2号X楼
选任辩护人陈文元律师、徐文宗 律师

被告郭铨庆 男52岁(民国45年3月11日生)
国民身分证统一编号:N12115XXXX号
住台北市中山区松江路XX巷X号2楼
现居台北市永康街X巷X号6楼
选任辩护人洪尧钦律师、罗丰胤律师、杜英达律师

    上列被告等因贪污等案件,业经侦查终结,认应提起公诉,兹将犯罪事实及证据并所犯法条分叙如下:

    犯罪事实 壹

    陈水扁自民国(下同)89年5月20日起至97年5月19日止,担任中华民国第10 任及第11 任总统,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对内统率全国陆海空军、依法公布法律、发布命令、任免文武官员及解决院与院间之争执,并于总统府之国家安全会议下设总统经济顾问小组;

    马永成自民国89年5月20日起至95年6月4日止,历任总统府机要秘书(89年5月20日至94年1月31日)、副秘书长(94年2月1日至95年6月4日)、代理秘书长(94年12月17日至95年1月24日)职务,并自89年5月20日起至94年2月28日止,以机要秘书及副秘书长职务兼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办理机要事项、撰拟及审核重要文稿,并执行总统交办签核国务机要费之动支等事务;

    林德训自民国89年5月20日起至97年5月19日止,历任总统府机要编审89 年5月20日至93年6月16日)、机要参议(93年6月17日至94年2月28日)及机要秘书(94年3月1日至97年5月19日),并于94年3月1日起至97年5月19日止,以机要秘书职务兼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办理机要事项,撰拟及审核重要文稿,并执行总统交办签核国务机要费之动支等事务;

    陈镇慧自民国89年5月20日起至94年2月28日担任总统府机要科员,并于94年3月1日起至97年5月19日止担任总统府机要专员,办理机要事项及国务机要费之动支等事务;

    李界木自90年7月17日至95年9月30日止,担任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下辖之科学园区管理局局长,综理局务;以上各人,均为依法令服务于国家机关而具有法定职务权限之公务员。

    吴淑珍系陈水扁之配偶,吴景茂为吴淑珍之胞兄,陈俊英为吴景茂之配偶,陈致中、黄睿靓分别为吴淑珍之子媳。蔡美利为吴淑珍之大学同学,并为蔡铭杰、蔡铭哲之胞姊,蔡美利、蔡铭哲因而与吴淑珍熟识。郭铨庆则为台北市中山区松江路162 号4 楼力拓营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力拓公司)董事长,综理公司事务。

     犯罪事实

    贰:国务机要费案

    陈水扁、吴淑珍、马永成、林德训、陈镇慧于陈水扁担任中华民国第10任、第11任总统期间,即自89年5月20日起,至95年8月31日止,利用请领国务机要费之职务上机会,共同侵占、诈领国务机要费新台币(下同)1亿415万2395 元(详参附表一所示),其详如下:

    一、侵占国务机要费部分:

    陈水扁、马永成、林德训及陈镇慧均为依法令服务于总统府、有法定职务权限之人,且分别为实际动支国务机要费及审核、处理国务机要费核销程序之人员,其等皆明知国务机要费系属向国家支领之公款,必须因公支用,纵国务机要费中在95年8月以前由总统办公室指派专人保管原始凭证部分(即俗称「机密费部分」,下称「机密费」)亦然。竟与不具备公务员身分但明知公款应公用之吴淑珍共同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基于侵占国务机要费中机密费之概括犯意联络,自89年5月20日起至95年8月31日止,由陈镇慧分别以总统办公室主任马永成、林德训名义领据领得机密费共计1亿5944 万4578 元,交由陈镇慧保管。

    惟自89年7月间起至95年8月底止,陈水扁、吴淑珍、马永成、林德训、陈镇慧仅将上述所领得机密费之部分因公使用,其余则作为玉山官邸及陈水扁家人含吴淑珍、陈致中、黄睿靓、陈幸妤、赵建铭之日常私人开销(详参附表二所示),而侵占之,金额总计为新台币1912 万4078 元。

    陈镇慧所保管之机密费除因公使用及供私人开销后仍有较多之剩余时,吴淑珍即于每年年度终了后或不定期,指示陈镇慧将所保管之机密费现金由总统府搬运至玉山官邸交给吴淑珍而侵占之。其中89年度现金结余为1135万9966元、90年度现金结余为1278万748元及91年度现金结余1373万514元,均由陈镇慧陆续于翌年年初搬运至玉山官邸交付吴淑珍而侵占之。

    另陈镇慧分别于92年5、6月间、93年5月7日、94年8月16日、94年11月29日及95年3月10 日,受吴淑珍指示,自其保管之机密费现金中分别交付吴淑珍新台币500万元、500万元、330 万元、20 万元、600 万元而侵占之。

    总计由陈镇慧直接将机密费以现金转交予吴淑珍侵占之金额共计新台币5637万1228 元(详参附表三所示。唯独于93年6月间,因陈镇慧保管之机密费现金不足,为支应总统府端午节犒赏之用,乃由吴淑珍交付100万元予陈镇慧。经扣除该100 万元后,上开93年5、6月间实际侵占之金额为400万元)。

    陈水扁、吴淑珍、马永成、林德训及陈镇慧复共同基于行使职务上登载不实文书之概括犯意,明知总统办公室并非当月底即将该月月初具领之机密费支用完毕,竟由陈镇慧自92年1月起至95年5月止于总统办公室每月应向总统府会计处提出之「审核支出数报告单」上,虚伪记载与该月月初具领之机密费金额相同之「○○年度国务机要经费○○月份支出新台币○○元整,经核相符。」等文字,表示当月总统办公室领得之机密费已全数因公支用完毕,并在其上盖用「科员陈镇慧」之职章,再由明知机密费实际使用情形及支出金额与「审核支出数报告单」内容不符之前后任办公室主任马永成及林德训,于其上配合盖用职章或签核后转送总统府会计处而行使之,致总统府会计处人员误信总统办公室出具之支出数金额,为陈水扁总统业已因公支用机密费之数额,以该不实金额作为正确之结算金额,而将此金额统计后登载于会计处人员职务上所掌之「年度国务机要经费内部审核报告」及其他关于国务机要费之会计、决算报告等文件,足以生损害于
政府财务管理之正确性。

    二、以不实「犒赏清册」诈领国务机要费:

    89年及90年度,国务机要费中原始凭证需送至总统府会计处审核部分(即俗称「非机密费」部分,下称「非机密费」),承袭先前惯例,若至年底尚有剩余时,总统办公室得将该部分剩余拨充机密费,而以领取机密费相同之出具领据方式,于当年底或翌年初向会计处领出使用。89及90年度陈水扁等人自非机密费拨充至机密费领用之金额分别为630万及562万3708元,嗣于91年4月间,审计部至总统府查核90 年度国务机要费支用情形后,审计部认基于依相关规定全部国务机要费之支用、报结,应全数检附原始凭证始可列报,认总统办公室前此每月将国务机要费半数以出具领据方式领出使用之作法不符规定,因此总统府会计处即着手研议制定关于机密费之支用程序相关办法,于92年3月6日由总统府秘书长核定实施「总统府国务机要费支用程序作业规定」(下称国务机要费作业规定)予以明文规范,并停止于年底将非机密费剩余款拨充至机密费之作法。

    总统府会计处于91 年度起停止将非机密费之剩余款拨充机密费之作法后,陈水扁等人明知全依该规定办理,年度终了时将有巨额之非机密费剩余款未使用完毕必须返还国库,陈水扁、吴淑珍竟与马永成及陈镇慧共同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基于诈领非机密费及行使职务上登载不实文书之概括犯意,由马永成拟定犒赏清册之名单及金额,指示陈镇慧未经清册上总统府及官邸同仁林锦昌、王启煌、陈慧游、郭文彬、刘世忠、林德训、柳嘉峰、陈心怡、施丽云、江志铭、彭琳淞、刘导、郑纯宜、陈坤泰同意而私自伪刻印章,盗盖于上开犒赏清册上,并刻马永成及陈镇慧印章亦盖用其上,表示上开16人之犒赏金额已领取,以制作内容不实之「总统府(总统办公室工作季奖励)总统犒赏清册」,并将上开犒赏清册均封存于总统府公文封内,公文封上注明「非经马主任永成允许不得影印调阅」或「奉示非经马秘书同意不得拆阅」等语,以掩饰犯行;再由陈镇慧制作不实之「总统府支出凭证粘存单」及「总统秘书室经费支付报告单」,虚伪登载「总统犒赏杂支」等不实支出事由,另在支付报告单上盖用「科员陈镇慧」之职章表示确有该笔支出,再由马永成于报告单上「批示」栏内签名批可后,连同上开犒赏清册由陈镇慧于91年8月至92年5月间共分7次持向总统府会计人员行使而诈领非机密费,致负责审核之总统府会计处科长梁恩赐及代盖「会计长冯瑞麟(乙)」章之专门委员许隆演等人均陷于错误,误以为总统确为犒赏员工而有上开支出,而将不实支出事项登载于职务上所掌之支出传票等公文书,均足以生损害于政府财务管理之正确性,再由陈镇慧如数诈得各该犒赏清册上金额,存放于其保管机密费现金之保险箱中使用,共计以此方式诈领国务机要费中非机密费新台币663万8000元(详参附表五所示。其中92年3月13日、92年5月20日二次诈领金额计新台币223万6000元,嗣于92年9月23日向会计处办理支出收回而缴回会计处,故未列入前述金额)。

    三、以「他人消费付款而取得之统一发票」(下称「他人发票」)及「已付款之统一发票」诈领国务机要费:

    陈水扁、吴淑珍、马永成、林德训及陈镇慧以上开虚伪犒赏名义诈领非机密费后,竟另行起意(吴淑珍、马永成及林德训此部分所涉诈领非机密费及行使伪造文书罪嫌与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95年度侦字第23708 号案起诉书有裁判上一罪及事实上同一之关系,移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并案审理)明知非机密费依「支出凭证处理要点」第三点「各机关员工向机关申请支付款项,应本诚信原则对所提出之支出凭证之支付事实真实性负责,如有不实应负相关责任」之规定及总统府多年来惯例,非机密费部分请领时必须检具包括收据、统一发票或相关书证之原始凭证,亦即以请领者有实际支出为必要,竟共同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基于诈领非机密费及行使职务上不实登载文书之概括犯意联络,利用请领国务机要费之职务上机会,自91年7月起,由吴淑珍连续搜集第一家庭成员含其本人、陈致中、陈幸妤、其女婿赵建铭平日消费所取得之发票,另向不知情之亲友施丽云、蔡美利、种村碧君(又名「李碧君」)、王春香、陈建隆、许丽凤、林命群、玉山官邸总管陈慧文与员工李黄美秀,及公司负责人张从铭(英主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政信(金生仪钟表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等及其他不明身分人士,索取施丽云等人之他人发票。

    当所搜集之发票消费金额累积至新台币数千元至数十万元不等,即由吴淑珍将之装入小信封袋后交由不知情之玉山官邸总务林哲民,再由林哲民转交予明知该等发票系他人发票之陈镇慧,或由吴淑珍直接将发票交付陈镇慧,陈镇慧并将已以所保管之机密费现金付款之统一发票二纸(详后述),再由陈镇慧以经办人身分制作登载不实支出事由之「总统府支出凭证粘存单」与「总统秘书室经费支付报告单」(93年8月以后二者合并为「总统府粘贴凭证用纸」),并在该等发票空白之买受人栏盖上「总统府」之条戳,再以便利贴或铅笔在支付报告单注明「夫人」,呈由受陈水扁指示准许吴淑珍申领国务机要费之总统办公室前后任主任马永成与林德训批可后,再持向总统府会计人员申领国务机要费,致负责审核之总统府会计处专员丘琼贤、科长蓝梅玲及代盖「会计长冯瑞麟(乙)」章之专门委员许隆演等人均陷于错误,认定该等发票均系总统本人依据宪法规定行使职权所实际支出之花费,而均准由总统府第三局出纳科发给同额现金,陈镇慧领得现金后再以信封内装该等现金交由林哲民转交予吴淑珍夫人收受。

    总计自91年7月间起至95年3月间止,由陈水扁、吴淑珍、马永成、林德训及陈镇慧等人依上揭方式共同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之非机密费共新台币2740万252元(他人发票详参附表六所示。此部分金额包括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95年度侦字第23708号起诉书犯罪事实栏一之1480万8408元、犯罪事实栏二之1195万44元及后述以已付款之单据诈领之64万1800元),且其等行使变造买受人统一发票之行为使总统府会计处人员登载不实之支出事项于职务上所掌之支出传票等公文书上,均足以生损害于政府财务管理之正确性。

    其中于94年12月间,陈水扁、吴淑珍、林德训及陈镇慧明知「捐助台湾教授协会新台币十万元」、「支付裕华彩艺股份有限公司印制费新台币54万1800百元(印制「海洋国家进步台湾」一书)」二笔款项,已于同年11月间由上开陈镇慧所保管之机密费现金支付,其等竟再以上开捐款收据及统一发票连同相关请款文件,以前述核销及请款程序重复向总统府会计处及第三局出纳科请领国务机要费中非机密费,而以此诈领新台币64万1800元(详参附表七所示);陈镇慧于得款后将现金装入信封袋内,并于信封袋贴上记载「原机要费凭证11-5、11-6 核销转会计处结报-夫人亲收」之纸条后,直接将该装有现金之信封袋交吴淑珍收受。

 

    参、龙潭购地案   (略)

    肆、南港展览馆案  (略)

 

    伍、洗钱案:

    一、陈水扁与吴淑珍共同诈领及侵占之国务机要费,共计新台币1亿415万2395元;又利用总统职权,藉科学园区管理局于92、93年间以「先租后购」方式,由政府向达裕公司价购座落龙潭科技园区范围内之土地并变更为科学工业园区部分,与其配偶吴淑珍及居中牵线之蔡铭哲、当时担任科学园区管理局长之李界木等人,共同收贿美金1198万元(约新台币4亿元),其中陈水扁、吴淑珍共分得贿款新台币1亿元及美金600万元;再者,吴淑珍于92、93年间,透过蔡铭哲居间牵线,协助力拓公司董事长郭铨庆,取得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委托内政部营建署办理之「经济部南港展览馆新建工程」标案,并于93年12月1日收受郭铨庆交付之贿款美金273万5500元(折算新台币9180 万9398 元);另外,陈水扁利用总统之职权,与吴淑珍共同向辜仲谅索款而贪污之款项合计2亿9000万元(此部分另行侦办中)。是陈水扁暨其配偶吴淑珍就前揭犯罪之不法所得,总计为新台币4亿9415万2395元及美金873万5500元。

    二、陈水扁、吴淑珍为隐匿前述因重大犯罪所得之财物,与陈致中、黄睿靓共同基于洗钱之犯意联络,先后指使或透过同具洗钱犯意之吴景茂、陈俊英、陈镇慧、蔡铭哲、蔡铭杰、蔡美利、郭铨庆等人之协助,分别以掩饰、收受、寄藏或代觅不知情人士帮忙汇款等方法,共同将陈水扁、吴淑珍前述重大犯罪所得之款项汇留国外之银行而隐匿之。

    兹将其洗钱情形详述如下:

    1.吴淑珍、吴景茂、陈俊英、陈镇慧、蔡美利从国内共同洗钱至国外部分:吴淑珍为求前揭犯罪所得之现金能顺利汇至国外隐藏,乃自89年5月20日起,借用吴景茂先前依其指示而在彰化商业银民生分行开设帐号52345116929100号之新台币帐户及52342216929600号之外币帐户,供为洗钱之用。

    另在陈水扁就任第十任总统之前,吴淑珍与吴景茂曾于87年2月间,在陈水扁与吴淑珍位于台北市民生东路4段97巷1弄6号之住所,即俗称之民生官邸内,由时任荷兰银行台北分行个人存放款部副总经理叶玲玲为其办理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ABN AMRO Bank N.V. Singapore Branch)之开户手续,该帐户由吴淑珍借用吴景茂(Wu Ching Mao)名义设立、并登记陈幸妤为有权签章人员。

    而吴淑珍与吴景茂二人为求顺利通过前述银行开户之审核程序,一同向叶玲玲诓称开户之目的系为存放吴淑珍在其娘家应分得而登记吴景茂名下之财产。嗣完成开户手续,帐号原为8019231号,后于92年8月11日,更改帐号为7001318号。旋从89年5月20日陈水扁担任总统起,上开海外银行帐户即沦为吴淑珍将犯罪不法所得钱财洗至国外之首要窗口,并于90年8月间,再增加陈致中同为该帐户之有权签章者,用以加强其家人对前述帐户内存款之支配权。

    又吴淑珍担心其借用吴景茂名义开设之前述帐户,若不幸身故,将无法顺利移转帐户内之资产,故依叶玲玲之建议及该银行之安排,由吴景茂与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签订个人信托契约(Private Trust),并由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信托部于92年8月间,在英属维京群岛设立Awento Limited.之纸上公司,再将信托人吴景茂存在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帐户内之相关资产,移转至Awento Limited公司设在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之7100272号帐户内,并将信托契约之受益人登记为陈致中与陈幸妤,吴景茂及吴淑珍则为Awento Lim ited 公司银行帐户之有权签章者。藉此将资产之所有权人与受益人分离,用以控管吴淑珍借用吴景茂名义开设海外银行帐户之风险。

    再者,吴淑珍为规避汇存国外银行之资金来源及流向遭查获,乃从89年5月20日以后,利用吴景茂、陈俊英夫妇每次北上进入总统官邸之际,分批交付新台币数百万元至上千万元不等之现金予吴景茂、陈俊英携返台南暂存银行一段时日,兼做债券附买回交易,即俗称之RP等理财方式掩饰之;并嘱咐吴景茂,勿将金钱存进同一个银行帐户内,如每个人头帐户存入新台币一百万元,即分散多用几个帐户存款。

    另外,汇至国外银行时,亦须避免集中使用同一人之名义或同一银行帐户汇款。为此,吴景茂乃使用不知情之其子吴泰德及吴宗达等银行帐户,并请陈俊英向不知情之胞弟陈和升、陈和升之妻王丽霞、胞姊李陈淑钲、李陈淑钲之女李宜婕、胞妹陈连珠、母亲陈刘树兰等人借用银行帐户,供做转帐及汇款等洗钱之用。嗣吴景茂、陈俊英并于后述时间,或用层层转帐,或用直接结汇美金等方式,将吴淑珍交其二人携返台南之款项汇出国外藏匿(详见附图一:吴景茂等人国内银行帐户汇款至国外银行帐户资金流程图):

    91年4月18日,在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善化分行,借用陈和升名义,结购美金17万元(新台币594万0230元),直接至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8019231号之吴景茂帐户内藏放。

     92年1月8日,从吴景茂、陈俊英借供使用之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善化分行帐号70262810990号之王丽霞帐户、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善化分行帐号70262808805号陈刘树兰帐户、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善化分行帐号70262811075号陈和升帐户,各汇新台币100万元至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善化分行帐号70262571163号吴宗达帐内,另外存入新台币现金105万5000元,连同吴宗达前开帐户内先前存放之款项,合成一笔美金20万元,再转存至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善化分行帐号70252985131号吴宗达外币帐户内。

    另于92年1月9日,再从汇通银行台南分行陈连珠帐户、汇通银行台南分行吴宗达帐户,华南商业银行麻豆分行吴宗达帐户,各汇新台币100万元至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善化分行帐号70262571163号吴宗达帐户内,再从第一银行麻豆分行李宜婕帐户,汇新台币45万6300元至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善化分行之上开吴宗达帐户,并于同(9)日合成一笔美金10万元,再转存至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善化分行帐号70252985131号吴宗达外币帐户内。

    92 年1月9日,再从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善化分行帐号70252985131号吴宗达外币帐户,将前述合计美金30万元,汇至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8019231号之吴景茂帐户内藏放。

    嗣于93年3月31日,再从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善化分行帐号70262810990号王丽霞帐户,汇新台币55万5000元至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善化分行帐号70252985131号吴宗达外币帐户。并于同(31)日从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善化分行帐号70262571163号吴宗达帐户,将定存解约之款项新台币110万元转至上开吴宗达之外币帐户内。旋于93年4月14日,从吴宗达之前述外币帐户,将美金5万元汇入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7100272号之Awento Limited 帐户内藏放。(前述汇款流程详见附图二:吴宗达银行帐户汇款资金流程图)

    92年6月11日,吴景茂、陈俊英从台湾银行善化分行吴景茂帐户,汇新台币556万元至华南商业银行台南分行帐号621200950616号之吴景茂外币帐户内,再从前开外币帐户汇美金10万元至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8019231号之吴景茂帐户内藏放。

    92年6月11日,吴景茂、陈俊英另从合作金库银行南兴分行陈俊英帐户,汇新台币504万元至华南商业银行麻豆分行帐号621200116141号陈俊英帐户,翌(12)日再从前述帐户汇新台币520万4250元至华南商业银行台南分行帐号640970021079号之陈俊英外币帐户内,然后于92年6月13日,从上开陈俊英外币帐户汇美金15万元至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8019231号之吴景茂帐户内藏放。

    92年7月2日,吴景茂、陈俊英复从合作金库银行南兴分行陈俊英帐户,汇新台币650万元至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善化分行帐号70262548978号陈俊英帐户,另于同日存入新台币650万元现金;然后从前述帐户汇新台币691万3000元至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台南分行帐号702500988301号之陈俊英外币帐户,再于92年7月4日,从前述外币帐户,汇美金20万元至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8019231号之吴景茂帐户内藏放。

    92年7月4日,吴景茂、陈俊英先自其等向李陈淑钲借用之华南商业银行麻豆分行帐户,汇新台币200万元至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善化分行帐号70262811075号陈和升帐户内,再于同日从前述陈和升帐户提领新台币200万元现金,并自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善化分行帐号70262810990号王丽霞帐户内提领143万8320元,然后结购美金10万元,直接汇入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8019231号之吴景茂帐户内藏放。

    91年10月17日,吴景茂、陈俊英从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善化分行帐号70262808686号吴泰德帐户,转美金7万4523.86元至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善化分行帐号70262548978陈俊英帐户内,再于93年4月5日,从前揭陈俊英帐户汇新台币164万8000元至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台南分行帐号702500988301号之陈俊英外币帐户内。另于93年4月14日,吴淑珍请陈镇慧,从彰化银行民生分行帐号52342216929600号吴景茂外币帐户,汇美金22万元至前开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台南分行之陈俊英外币帐户。然后于同(14)日,将前述两笔款项合成美金27万元,从陈俊英上揭外币帐户汇至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7100272号之Awento Limited帐户内藏放。

    吴淑珍另借用其母吴王霞名义,在彰化商业银行民生分行开设帐号52345110365900号帐户供用,并于92年3月3日,请陈镇慧从吴王霞前述帐户汇美金10万元至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8019231号之吴景茂帐户内藏放。

    吴淑珍透过其胞兄吴景茂开户供用之彰化商业银行民生分行帐号52345116929100号新台币帐户及52342216929600号外币帐户洗钱之详情如下(详见附图三:吴景茂彰化商业银行民生分行帐户汇款至国外之资金说明表;附图四:吴景茂彰化商业银行民生分行外币帐户汇出资金流程图):

    91年1月7日,赎回荷银投信台湾债券基金,从第一银行营业部汇新台币1030万1918元至彰化商业银行民生分行帐号52345116929100号吴景茂之新台币帐户内,再于91年1月10日,由吴淑珍指示陈镇慧,从前述帐户结购美金30万元,直接汇入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8019231号之吴景茂帐户内藏放。

    92年6月11日,先从国泰世华银行南京东路分行帐号00570071351号吴淑珍帐户提领现金新台币700万元,存入彰化商业银行民生分行帐号52345116929100号吴景茂之新台币帐户内,再于同(11)日转存美金20万元(新台币693万6400元)到吴景茂于同银行之外币帐户内。92年6月12日,又从国泰世华银行南京东路分行帐号00570071351号吴淑珍帐户,直接汇款新台币900万元到彰化商业银行民生分行帐号52345116929100号吴景茂之新台币帐户内,再转存美金25万元(新台币867万1250元)到吴景茂于同银行之外币帐户内。

    92年6月12日,另将赎回之荷银投信鸿扬基金新台币2000万元,从台北富邦银行营业部汇入彰化商业银行民生分行帐号52345116929100号吴景茂之新台币帐户内,另于92年6月13日,存入现金新台币100万元;再于92年6月13日,转存美金15万元(新台币519万9600元)至彰化商业银行民生分行吴景茂之外币帐户内。

    92年6月13日,再将新台币700万元现金存入彰化商业银行民生分行帐号52345116929100号吴景茂之新台币帐户内,然后从前揭帐户转存美金20万元(新台币693万1600元)至上开银行之吴景茂外币帐户内。

    前揭四笔款项合计美金80万元存入彰化商业银行民生分行帐号52342216929600号吴景茂外币帐户后,吴淑珍随即指示陈镇慧将前述款项汇出国外:

    92年6月16日、92年6月17日各汇美金10万元至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8019231帐号之吴景茂帐户内存放。

    92年6月16日,汇出美金30万元至香港之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d Bank, Hong Kong)帐号44710666635号之户名Greenhouse Asia Technology Corporation帐内。

    另于92年6月17日汇出美金10万元,92年6月18日汇出美金20万元,均存入香港之渣打银行帐号447006 85092号之户名Masterline Holding Limited帐户内。而上开汇入渣打银行之美金60万元,系交由辜仲莹、丘德馨代为处理,嗣再由辜仲莹、丘德馨于92年10月6日及92年10月9日,从香港之KGI Asset MGT (Intl) Limited及KGI Asia Limited金融机构,将合计美金60万元汇入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7001318号之吴景茂帐户内(扣除美金20元手续费,实际入帐为美金59万
9980元)藏匿之(辜仲莹、丘德馨部分另行侦办中)。

    92年6月17日,将赎回之荷银投信鸿扬基金新台币2700万元,从台北富邦银行营业部汇入彰化商业银行民生分行帐号52345116929100号吴景茂之新台币帐户,其中新台币700万元,于翌日转汇至国泰世华银行南京东路之吴淑珍帐户内。

    另于92年6月30日,从彰化商业银行民生分行之扁帽一族有限公司帐户,汇新台币800万元至吴景茂之前述新台币帐户;92年8月6日,再从前述扁帽一族有限公司汇入新台币500万元;其中,于92年9月1日转汇新台币900万元至吴淑珍借用之国泰世华银行士林分行帐号068599003545号之陈文彦帐户内。而前述留存吴景茂新台币帐户内之款项,分别于:

92年6月27日转存美金20万元至彰化商业银行民生分行之吴景茂外币帐户内。

92年7月2日,再转存美金20万元至前述吴景茂外币帐户内。

92年7月4日,又转存美金10万元至上开吴景茂外币帐户。

92年8月18日,再度转存美金20万元至吴景茂外币帐户内。

上开存入吴景茂外币帐户内之美金,则由陈镇慧依吴淑珍之指示,于:

92年7月2日,汇美金20万元至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8019231号之吴景茂帐户内存放。

92年7月7日,又汇美金30万元至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之吴景茂帐户内。

92年9月15日,汇美金20万元至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7001318号之吴景茂帐户内藏放。

    92年7月11日,存入美金1万元至彰化商业银行民生分行帐号52342216929600号之吴景茂外币帐户。92年10月21日存入欧元现金1万元(折合美金1万6120元)。

    93年1月6日,再由陈镇慧直接存入美金20万元之现金。旋于93年4月14日,由陈镇慧依吴淑珍之指示,将美金22万元汇至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善化分行帐号70250988301号之陈俊英外币帐户,再由陈俊英结合帐户内之其他款项,于同日将美金27万元汇至前述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之Awento Limited帐户内藏放。

    93年4月2日,直接将现金新台币99万8000元存入彰化商业银行民生分行帐号52345116929100号吴景茂之新台币帐户内。

    陈敏熏(另行侦办中)于93年间将付款人台湾银行营业部、汇票号码HA0387888号、金额新台币1000万元之汇票乙纸交予吴淑珍后,由吴淑珍透过蔡美利在国泰世华银行士林分行帐号068500011151号帐户提示兑领后,再由蔡美利于93年4月6日至93年4月12日间,从国泰世华银行士林分行帐号068018600050号帐户,先后分六次将合计新台币1000万元支票存入彰化商业银行民生分行之吴景茂新台币帐户内提示兑现。

    93年4月12日,将赎回之荷银投信基金新台币2423万0240元汇入前述吴景茂之新台币帐户内。另于93年11月9日,再将赎回之荷银投信鸿扬基金新台币2794万1007元亦汇进上揭吴景茂之新台币帐户内。

    93年4月2日至93年11月9日存入吴景茂新台币帐户内之款项,嗣于后述时间分别转存至吴景茂在彰化商业银行民生分行之52342216929600号外币帐户:

93年10月27日转存美金20万元。
93年10月28日转存美金20万元。
93年11月5日转存美金30万元。
93年11月8日转存美金20万元。
93年11月18日转存美金10万元。
93年12月29日转存美金20万元。
94年1月3日转存美金20万元。

    然后再从上述外币帐户,由陈镇慧依吴淑珍之指示,于93年11月10日,将美金90万1500元汇至吴淑珍借用吴景茂名义开设之新加坡标准(旗)银行(Standard Merchant Bank Asia Limited Singapore)帐号124709号帐户内存放;另于94年1月3日,再将美金50万元汇入上开帐户内藏放(吴景茂在新加坡标准银行开户情形详如后述)。

    94年6月17日,直接存入美金3万元现金至吴景茂在彰化商业银行民生分行之52342216929600号外币帐户内。94年6月28日再分别存入美金1万元旅行支票及1万元现金。94年7月1日,再存美金3万元旅行支票,94年7月4日又再存入美金3万元旅行支票。嗣于94年8月10日,陈镇慧再依吴淑珍之指示,将前述合计美金11万元汇入新加坡标准银行帐号124709号之吴景茂帐户内藏放。

    吴淑珍另借用吴景茂名义,从Jardine Fleming Bank Limited之将所购买之金融商品赎回,得款美金24万0198.44元,于92年9月22日汇至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7001318号之吴景茂帐户藏放。旋于92年9月23日,再从上开Jardine Fleming Bank Limited赎回所购买之金融商品,汇出美金13万9278.99元至前述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之吴景茂帐内藏放(详见附图五)。

    2.从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吴景茂帐户洗钱至Awento Limited帐户部分(详见附图五:海外银行帐户资金流程图):

    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8019231、7001318帐号之吴景茂帐户,在91年1月10日开始供作汇款洗钱之用前,已先陆续存入合计美金225万6398.85元(87年3月2日,从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4068335号吴淑珍帐户汇入美金20万0074.77元;87年3月2日,从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50034014号吴王霞帐户汇入美金50万6324.08元;88年2月19日,从合作金库银行台南分行王祯祥帐户汇进美金20万元;88年2月19日,从第一商业银行麻豆分行陈和升帐户汇进美金20万元;88年2月19日,从华南商业银行麻豆分行李陈淑钲帐户汇进美金20万元;88年2月20日,从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善化分行陈刘树兰帐户汇进美金20万元;88年2月22日,从华南商业银行台南分行陈俊英帐户汇进美金20万元;88年8月5日,从彰化银行民生分行陈幸妤帐户汇入美金20万元;88年8月11日,从彰化银行民生分行吴景茂帐户汇入美金10万元;88年8月19日,从彰化银行民生分行吴景茂帐户汇入美金10万元;89年7月3日,从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善化分行丘丽华帐户汇进美金15万元)。

    吴淑珍、吴景茂、陈俊英、陈镇慧、蔡美利等人自91年1月10日起,陆续将陈水扁、吴淑珍共同贪污等重大犯罪所得,辗转从国内及境外金融机构汇入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吴景茂帐户藏匿之款项,计入在90年之前已先汇入之部分,总数为美金555万5630.28元。嗣Awento Limited设立并于92年12月15日在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开户后,即由吴景茂依吴淑珍之指示,将上开款项全数转入Awento Limited帐户内藏匿,兼供投资理财之用:

92年12月19日,转入美金21万3000元。
92年12月19日,转入美金4万4772.62元。
92年12月19日,转入美金0.05元。
92年12月26日,转入美金3915.86元。
92年12月间,陆续移转投资,价值约美金532万424元。

    Awento Limited帐户,除从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吴景茂帐户转入之美金555万5630.28元,及从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善化分行吴宗达、陈俊英帐户合计汇入美金32万元(详前所述)外,另于93年6月11日从美林国际银行蔡美利帐户汇入美金400万元,再于93年6月14日从美林国际银行蔡铭哲帐户汇入美金200万元(蔡美利、蔡铭哲姊弟二人汇入之款项来源详如后述)。

    总计洗入Awento Limited帐户内之款项为美金1187万5630.28元。

    3.以新加坡标准(旗)银行吴景茂帐户供洗钱部分(详见附图六:海外银行帐户资金流程图):

    长期为吴淑珍与吴景茂提供金融服务之理财专员叶玲玲于93年间自荷兰银行退休,数月后转赴标准银行台北分行任职。吴淑珍与吴景茂基于续行洗钱之犯意,经叶玲玲之介绍,沿上开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之模式,于93年8月30日,以吴景茂为名而在新加坡标准银行(Standard Merchant Bank〈Asia〉Limited.)开户,帐号为124709及124726号,并以吴淑珍为有权签章人。嗣并接受该银行之安排,于93年10月1日设立一家登记在泽西岛之Carman Trading Limited公司,受益人登记吴淑珍、陈致中及陈幸妤等三人;一方面在新加坡标准银行开户,帐号125081、125115号,供作信托帐户之用;另方面则藉以掩饰真正所有权人身分,以资藏匿犯罪不法所得。

    吴景茂在新加坡标准银行完成开户手续后,随即依吴淑珍之指示,将原存放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Awento Limited公司帐户内之多数款项,转存新加坡标准银行之吴景茂帐户:

93年9月29日,转入美金250万元。
93年10月1日,转入美金31万3275.83元
94年4月15日,转入美金26万元。
93年9、10月间,陆续移转投资价值约美金869万8015.55元。

    93年11月10日,吴景茂、陈俊英从其等向陈和升借用之华南商业银行台南分行帐号640970015863号帐户,汇出美金35万元至新加坡标准银行之吴景茂帐户内。嗣经叶玲玲之协助,以陈俊英、陈和升名义在新加坡标准银行设立联名帐户供用,帐号为125419、125420号。旋于93年12月9日,再从新加坡标准银行吴景茂帐户,将美金35万元汇至前述陈俊英、陈和升之联名帐户藏匿。

    94年1月间,吴淑珍托请当时担任兆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之郑深池,私下将新台币5000万元兑换成美金,并规避国内正常外汇之管道而从海外直接汇入新加坡标准银行之吴景茂帐户。

    嗣郑深池征得江松溪、吴锡显之协助,于94年1月25日,由江松溪从香港之HSBC Private Bank(Suisse)SA.HK银行帐号8010247528-0002之帐户,直接将美金50万元汇入吴淑珍指定之新加坡标准银行吴景茂帐户内;另由吴锡显于同(25)日,从设于HSBC Private Bank(Suisse)SA.HK银行帐号8010246124-0001之Tradebest Worldwide Limited帐户,将美金100万元汇入前述新加坡标准银行之吴景茂帐户内藏匿(郑深池、江松溪、吴锡显部分另行侦办)。

     93年4月间,吴淑珍将新台币1700万元,辗转透过其所借用之陈秀琴(陈水扁胞妹)彰化商业银行民生分行帐户汇至蔡美利之国泰世华银行士林分行帐户,再由蔡美利于93年4月26日转汇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中山分行之海升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帐户内;另于93年4月23日,吴淑珍再用沈孜音之华南商业银行敦和分行帐户汇新台币1700万元至前述海升投资公司之帐户;吴淑珍即以上开方式将新台币3400万元交予辜仲莹洗钱,再由辜仲莹指示丘德馨以不详管道汇入香港之上海汇丰银行(HSBC)CorebridgeCo.Limited帐户。

    嗣于93年12月31日,从前述帐户将美金50万元汇入瑞龙银行(Clariden Bank Zurich)帐号12839-D之郭淑珍帐户(蔡铭哲代吴淑珍向郭铨庆借用之帐户)内,继而于94年1月4日,再汇出美金57万3000元至上揭郭淑珍帐户内。旋于94年2月1日,再由不知情之郭淑珍从瑞龙银行帐户将美金107万3000元汇入新加坡标准银行之吴景茂帐户内存放。

    蔡铭杰为协助吴淑珍将贪污犯罪所得款项汇至国外藏匿,而自行提供部分人头帐户供用。

    嗣吴淑珍于94年间托蔡铭杰将新台币500万元汇出国外,蔡铭杰乃将新台币500万元分别存入不知情之其妻陈慧娟及员工陈文彦帐户;再于94年7月13日,从国泰世华银行士林分行帐号068599003545号之陈文彦帐户,将新台币125万元汇出,另以人头帐户转入杨南平所提供设于香港标准银行(Standard Merchant Bank〈Asia〉Limited, HK)之Mascot Hightech Corp.帐户内,另于94年6月29日及94年7月13日,再从国泰世华银行士林分行帐号068599003715号之陈慧娟帐户,分别将新台币200万及175万元汇出并以另外人头帐户转入前开香港标准银行之Mascot Hightech Corp.帐户内。然后于94年7月8日、94年7月27日及94年8月23日,依序从Mascot Hightech Corp.帐户将美金3万0025元、12万元、6900元汇入新加坡标准银行之吴景茂帐户内藏放(杨南平部分另行侦办),嗣蔡铭杰于其犯罪未经发觉前,主动向本署检察官自首而接受裁判。

    新加坡标准银行之吴景茂帐户,除上述帐户汇入之相关款项,及从吴景茂在彰化银行民生分行帐号52342216929600号之帐户合计汇入美金151万1500元外;另于:93年10月6日,从蔡铭哲美林国际银行(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Bank Limited)帐号16V-10260号帐户汇入美金58万元。

    93年12月9日,从蔡铭哲、林碧婷在香港之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 Asia Limited, Hong Kong)帐号125231号联名帐户,汇入美金176万元;93年12月16日汇入美金44万元;94年6月16日汇入美金61万5000元;94年8月11日汇入美金57万元(蔡铭哲汇入款项之来源详如后述)。

    总计洗入新加坡标准银行吴景茂帐户内之款项,加计投资理财之获利,总数最多为美金2043万1975.28元。

    4.从新加坡标准银行吴景茂帐户洗钱至Carman Trading Limited帐户部分(详见附图六:海外银行帐户资金流程图):

    Carman Trading Limited公司设立并在新加坡标准银行开户后,吴景茂即依吴淑珍之指示,将存在新加坡标准银行吴景茂帐户内之多数款项,陆续转至Carman Trading Limited在新加坡标准银行之125081、125115号帐户藏匿,兼供投资理财之用:

93年11月12日,转入美金373万6486.09元。
93年11月18日,转入美金34万9940元。
93年11月18日,转入美金105万0170.73元。
93年12月9日,转入美金141万0179.04元。
93年12月23日,转入美金44万0166.83元。
94年1月11日,转入美金50万0173.46元。
94年2月4日,转入美金150万0586.33元。
94年2月14日,转入美金107万3930.53元。
94年4月18日,转入美金25万9980.50元。
94年6月23日,转入美金61万5326.46元。
94年7月22日,转入美金3万0059.81元。
94年8月3日,转入美金12万0070元。
94年8月18日,转入美金68万0424.44元。
93年10、11月间,陆续移转投资价值约美金791万1184.13元。

    Carman Trading Limited公司帐户,除从新加坡标准银行吴景茂帐户转入之前揭款项外;另于93年11月22日从蔡铭哲、林碧婷设于香港标准银行帐号125231号之联名帐户汇入美金50万元(蔡铭哲汇入之款项来源详如后述)。

    5.以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吴景茂帐户供洗钱部分(详见附图六、附图七:海外银行帐户资金流程图):

    受吴淑珍信任而长期提供金融服务之理财专员叶玲玲嗣因健康因素而自标准银行离职,有关吴淑珍、吴景茂海外资金理财业务,即改由时任标准银行台北分行副总裁之徐立德接手负责。后因徐立德于94年间又自标准银行离职而转赴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工作。吴淑珍与吴景茂基于对理财专员徐立德之信任及为续行隐匿业已洗至新加坡藏放之款项,乃决意随徐立德至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开设新帐户兼作理财。

    旋沿之前模式,于94年9月15日,以吴景茂为名而在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Credit Suisse, Singapore)开户,帐号为33398号,开户时并同时登记吴淑珍为有权签章者。

    惟因当时已有媒体爆料吴景茂在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之帐户有问题,故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并不同意吴景茂设立信托帐户,吴淑珍于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仅有以吴景茂名义设立之个人帐户,而未有信托帐户。

    吴淑珍在前揭时间以吴景茂名义在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开户后,因其子陈致中业已自美学成返国,故就上开银行之法律、信托及投资理财等事务,均由陈致中与理财专员徐立德直接洽谈处理。

    吴景茂在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完成开户手续后,即依吴淑珍之指示,陆续将原存放新加坡标准银行吴景茂帐内及Carman Tarding Limited公司帐户内之项,全数转存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之吴景茂帐户:

94年12月20日,自Carman Tarding Ltd帐户转入美金300万元。

94年12月20日,自Carman Tarding Ltd帐户转入欧元(EUR)159万4616.93元,折合美金189万3747元。

94年12月20日,自Carman Tarding Ltd帐户转入南非币(ZAR)198万6200.61元,折合美金31万4481元。

95年3月9日,自Carman Tarding Ltd帐户转入美金48万7241.45元。

94年12月至95年2月间,自Carman Tarding Ltd帐户,陆续移转投资价值约美金1285万6464元。

95年3月31日,自新加坡标准银行吴景茂帐户转入美金23万8948.16元。

95年5月15日,自新加坡标准银行吴景茂帐户转入美金93万7470.58元。

    吴景茂、陈俊英为配合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之汇款,复由陈俊英向不知情之陈和升借用名义,并以陈俊英、陈和升联名方式,在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开设帐号32927号之帐户供用。

    嗣蔡铭哲于95年1月24日,从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32201号帐户汇美金15万元至前述陈俊英、陈和升联名帐户内,再由吴景茂、陈俊英依吴淑珍之指示,于95年2月8日将美金15万元汇入吴景茂在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帐户内藏匿。

    原存放陈俊英、陈和升在新加坡标准银行帐号125419、125420号帐户内之美金35万元,于不详时间转存陈俊英、陈和升在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帐户藏放。后因泽西岛金融情报中心透过艾格蒙安全网路,将吴淑珍以吴景茂名义设立Carman Trust公司,资产最高约达美金1600万元,相关资产疑为贪污所得等情,通报法务部调查局洗钱防制中心,经当时之调查局长叶盛茂将前述情资陈报总统陈水扁先生。而陈水扁、吴淑珍为恐藏匿新加坡之款项遭查觉,乃由陈致中通知理财专员徐立德,经徐立德请陈俊英签署文件后,于96年2月12日,将陈俊英、陈和升在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帐户内之美金35万7562.19元,全数转入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之吴景茂帐户内,并于96年2月14日再转至黄睿靓在瑞士之美林银行日内瓦分行帐户内藏匿。

    6.陈水扁、吴淑珍透过蔡铭哲、蔡美利、蔡铭杰及郭铨庆所提供帐户洗钱部分(详见附图八:蔡铭哲、蔡美利、蔡铭杰美林国际银行、标准银行、瑞士信贷银行、大华银行相关帐户资金流程图):

    蔡铭哲为隐匿其与陈水扁、吴淑珍共同贪污之款项,并协助陈水扁、吴淑珍将犯罪不法所得汇至国外藏放,除帮吴淑珍出面向亦同具洗钱犯意之郭铨庆借用其妹郭淑珍在瑞龙银行(Clariden Bank Zurich)、香港之摩根史坦利银行(Morgan Stanley Asia Limited, Hong Kong)等帐户供用,并请郭铨庆代觅其他人头帐户供作汇款之用外;复自行提供美林国际银行(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Bank Limited)帐号16V-10260号蔡铭哲帐户、美林国际银行帐号16V-10250号蔡铭哲与林碧婷联名帐户、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Credit Suisse, Singapore)帐号32201号蔡铭哲帐户、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32173号蔡铭哲与林碧婷联名帐户、香港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 Asia Limited, Hong Kong)帐号125231号蔡铭哲、林碧婷联名帐户等银行帐户,做为转汇洗钱之用。

    蔡美利与吴淑珍为多年之同学兼好友,其为协助吴淑珍藏匿贪污等犯罪不法所得钱财,而基于洗钱之犯意,除帮吴淑珍自国内将部分犯罪所得辗转汇至国外,复提供美林国际银行帐号16V-10261号蔡美利帐户及美林国际银行帐号16V-10255号蔡美利、黄接意、黄思翰之联名帐户,做为吴淑珍犯罪所得钱财流窜洗钱之用。

    吴淑珍为将其与陈水扁在国内共同贪污之不法款项汇至国外藏匿,而请蔡铭哲协助洗钱之情形如下:

    93年6月间,吴淑珍请蔡铭哲将新台币4000万元汇出国外,旋蔡铭哲商请郭铨庆帮忙汇款,郭铨庆乃借用不知请之董恩赐、李慎一之银行帐户,分笔将新台币4000万元结购美金而陆续汇入美林国际银行帐号16V-10260号之蔡铭哲帐户内:

93年6月17日,从董恩赐在台湾土地银行国外部帐户结汇美金28万7771.13元。

93年6月18日,从董恩赐在台湾土地银行国外部帐户结汇美金9万4865.10元。

93年6月21日,从董恩赐在台湾土地银行国外部帐户结汇美金10万6646.67元。

93年6月24日,从李慎一在台湾土地银行国外部帐户结汇美金39万9980元。

93年6月25日,从李慎一在台湾土地银行国外部帐户结汇美金29万7156.82元。

    93年8月间,蔡铭哲又将吴淑珍所交付之新台币2000万元转请郭铨庆汇出国外,郭铨庆即向不知情之丘秀贞、洪民伍借用银行帐户,将前述新台币2000万元结购美金汇至美林国际银行帐号16V-10260号之蔡铭哲帐户内:

    93年8月31日,从丘秀贞在合作金库银行五洲分行帐户结汇美金29万3469.51元。

    93年8月31日,从洪民伍在合作金库银行五洲分行帐户结汇美金29万3469.51元。

    94年5、6月间,吴淑珍另行交付美金25万6000元现钞及美金18万6000元旅行支票(旅行支票部分系马维辰暨其家人所致送),请蔡铭哲汇出国外,蔡铭哲乃又委请郭铨庆处理。

    就美金现钞部分,郭铨庆因系力丽集团负责人,认该集团所属关系企业人员常因业务出差,有使用美金现钞之需要,而自行购入,并签发:

    发票人力丽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付款人台湾土地银行长春分行、发票日94年5月26日、金额新台币309万元;

    发票人力鹏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付款人华南商业银行民生分行、发票日94年5月26日、金额新台币309万元;

    发票人力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付款人台湾银行松江分行、发票日94年5月26日、金额新台币86万5200元等支票三纸,存入郭铨庆所使用之高雄银行台北分行帐号238210360812号之王淇卿帐户;另由裴慧娟于94年6月1日先将新台币现金86万5200元存入该帐户,再随即自该帐户提款新台币350万元汇至其个人在台湾银行松江分行开户而实际提供郭铨庆使用之帐户,并于同日结购美金11万1487.73元,汇入蔡铭哲、林碧婷在香港标准银行帐号125231号之联名帐户内。另就美金旅行支票部分,郭铨庆则在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国外部,先于94年6月6日分别以王淇卿、林妙如、朱林徽光名义卖出各美金1万3000元旅行支票,另以锺莉燕名义卖出美金1万元旅行支票、裴慧娟名义卖出美金1万5000元旅行支票;继而又于94年6月15日及6月23日分别以丘文珠、林秀玲、连美涓、詹淑津、苏如妍、裴慧娟名义卖出各美金1万5000元旅行支票,所得之新台币均先汇入卖出旅行支票名义人各自于台湾土地银行长春分行所开立而供郭铨庆使用之帐户,嗣即于各次卖出美金旅行支票后一、二日内全部汇入前述王淇卿高雄银银台北分行帐户,再分别于94年6月9日、14日、27日以提领现金后汇款方式,转入郭铨庆向不知情之丘秀贞、李慎一、洪民伍等人所借用之台湾银行松江分行帐户各新台币300万元、340万元、381万3407元,并由丘秀贞、李慎一、洪民伍分别于款项汇入当日即结购美金9万5833.87元、10万8181.38元及12万1533.29元,汇入蔡铭哲、林碧婷在香港标准银行帐号125231号之联名帐户内(详见附图九:资金流程图)。

    从董恩赐、李慎一在台湾土地银行国外部及丘秀贞、洪民伍在合作金库银行五洲分行等帐户,将新台币6000万元结购美金汇入蔡铭哲在美林国际银行帐号16V-10260号之帐户后,蔡铭哲随即于:

    93年7月9日将其中美金40万元汇入美林国际银行帐号16V-10250号蔡铭哲、林碧婷联名帐户内,再依序转汇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32173号蔡铭哲、林碧婷联名帐户及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32201号蔡铭哲帐户,最后于95年1月24日,将其中美金15万元汇进吴淑珍所控管之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32927号之陈俊英、陈和升联名帐户内,再转汇至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之吴景茂帐户内藏放。

    93年10月6日,将其中美金58万元直接汇进吴景茂在新加坡标准银行帐号124709号帐户内藏匿。

    93年11月12日,将美金60万元先行汇入香港标准银行帐号125231号之蔡铭哲、林碧婷联名帐户内,再连同借用裴慧娟、丘秀贞、李慎一、洪民伍等帐户汇入之美金44万2000元,及郭铨庆为「经济部南港展览馆新建工程」案而向吴淑珍行贿之美金273万 5500元等款项,一并转汇新加坡标准银行之吴景茂及Carman Trading Ltd等帐户藏匿。

    吴淑珍利用其总统夫人之影响力,指示时任内政部长之余政宪,共同违背职务使力拓公司取得「经济部南港展览馆新建工程」标案后,力拓公司董事长郭铨庆为交付吴淑珍贿款,乃于93年5月31日至同年6月16日之间,将贿款新台币9180万9398元,依当时汇率折合美金273万5500元,从郭铨庆、郭淑珍、裴慧娟、詹淑津等人在台湾土地银行国外部之帐户,先行汇入郭淑珍在瑞龙银行(Clariden Bank AGZurich)帐号12839号之帐户内存放。再于93年12月1日,从前开郭淑
珍帐户,将美金273万5500元全数汇至蔡铭哲、林碧婷在香港之标准银行帐号125231号帐户内(详见附图十:郭铨庆为南港展览馆案支付273万5500美元资金流向)。

    嗣蔡铭哲复遵从吴淑珍之指示,将前揭贿款,连同透过郭铨庆借用董恩赐、李慎一、洪民伍、丘秀贞、裴慧娟等帐户而转汇前述蔡铭哲、林碧婷联名帐户内之相关款项,分别洗入新加坡标准银行帐号125081、125115号之Carman Trading Limited帐户及帐号124709、124726号之吴景茂帐户内藏匿:

93年11月22日,汇美金50万元至CarmanTradingLimited帐户内。
93年12月9日,汇美金176万元至吴景茂帐户内。
93年12月16日,汇美金44万元至吴景茂帐户内。
94年6月16日,汇美金61万5000元至吴景茂帐户内。
94年8月11日,汇美金57万元至吴景茂帐户内。

    达裕公司得陈水扁、吴淑珍、蔡铭哲、李界木等人之协助,顺利出租出售「龙潭科技工业园区」土地而解决财务危机后,蔡铭哲即在上开案件进行期间,分次为陈水扁、吴淑珍、李界木等人向达裕公司实际负责人辜成允收取合计美金1198万元贿款,并依吴淑珍之要求,为掩饰本件贪污贿款之资金流向,指示辜成允将相关贿款存入其向郭铨庆商借而供洗钱之用之郭淑珍在瑞龙银(Clariden Bank Zurich)帐号12839号及摩根史坦利银行(Morgan Stanley Asia Limited, Hong Kong)帐号16H3435号等帐户内(详见附图十一:辜成允为达裕龙潭土地案支付约新台币4亿元之资金流向)。

    旋辜成允于:自93年1月20日至同年3月2日止,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HSBC, Hong Kong)帐号HK502377872号之Alderban Investments Limited帐户,汇出合计美金880万元至郭淑珍在瑞龙银行之帐户内。

    93年3月1日,从中国信托银行香港分行帐号904130011913号之蔡国屿帐户,汇出美金50万元至郭淑珍在瑞龙银行之前开帐户内。

    93年3月23日及93年4月13日,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之Alderban Investments Limited帐户,分别汇出美金150万及118万元至郭淑珍在摩根史坦利银行之前述帐户内。

    汇入郭淑珍在瑞龙银行帐户及摩根史坦利银行帐户内合计美金1198万元。除将部分款项汇回国内,用以归还郭铨庆先前在国内交付蔡铭哲转交吴淑珍之新台币1亿元贿款外,尚应付给陈水扁、吴淑珍之美金600万元,则于:由具有洗钱犯意之蔡美利出借帐户供用,再于93年5月3日,从郭淑珍在摩根史坦利银行帐户,汇美金100万元至美林国际银行帐号16V-10261号之蔡美利帐户内;另于93年5月6日,从郭淑珍之瑞龙银行帐户,分三笔汇出合计美金300万元至前述美林国际银行之蔡美利帐户内。

    嗣于93年6月11日,蔡美利再将合计美金400万元汇入吴淑珍控管之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7100272号之Awento Limited信托公司帐户内藏匿。

    93年5月6日,从郭淑珍之瑞龙银行帐户另汇美金227万5000元至美林国际银行帐号16V-10260号之蔡铭哲帐户。再由蔡铭哲于93年6月14日将美金200万元转汇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7100272号之Awento Limited信托公司帐户内藏匿。

    至于蔡铭哲受分配之贿款美金238万元,则于:93年4月13日,从郭淑珍之摩根史坦利银行帐户汇美金149万元至美林国际银行帐号16V-10255号之蔡美利、黄接意、黄思翰联名帐户内。再于93年4月27日,将其中一半之美金74万5000元汇至蔡铭哲在美林国际银行帐号16V-10260号帐户内存放;另外一半之美金74万5000元,则由蔡铭哲赠予蔡美利,而于同(27)日转汇蔡美利在美林国际银行帐号16V-10261号之帐户内存放。

    93年4月14日,郭淑珍再汇美金89万元至蔡铭杰所提供之陈慧娟在美林银行(Merrill Lynch Pierce Fenner&Smith Inc.)帐号16V-10239号帐户内存放。

    蔡铭哲所收受之前揭贿赂美金238万元,嗣由蔡铭哲、蔡铭杰、蔡美利等人,于97年11月12日至97年12月4日间,全数缴交本署扣案。

    7.陈水扁、吴淑珍、陈致中、黄睿靓、吴景茂、陈俊英等人共同将藏匿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款项洗钱至其他国家部分:

    陈水扁、吴淑珍除前述业已辗转洗至吴景茂在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帐户内隐匿之款项外,迄至95年6月间止,尚有至少新台币7亿4000万元以上之来源不法现金(上开现金来源不法部分另行侦办中),藏匿在以陈俊英名义向国泰世华银行租用之保管室中。嗣因陈幸妤夫婿赵建铭涉嫌内线交易遭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侦办(即俗称台开案),社会舆论哗然,且施明德亦发起「反贪腐倒扁」行动,即俗称红衫军倒扁事件。陈水扁、吴淑珍为防藏匿在国泰世华银行保管室中之巨额现金遭查获,乃先由陈水扁于95年6月间,指示时任总统办公室主任之林德训,出面洽请国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经营团队成员蔡镇宇代为处理前述巨额现金搬移藏匿事宜而遭拒后,继而由吴淑珍商请杜丽萍(另行侦办)会同吴景茂及陈俊英等数人,基于共同洗钱之犯意联络,将巨额现金新台币7亿4000万元从国泰世华银行保管室搬离他藏。

    嗣吴淑珍因触犯与陈水扁共同诈领国务机要费等罪嫌,而于95年11月3日经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提起公诉。继而因泽西岛金融情报中心于95年12月5日及同年12月11日,透过艾格蒙安全网路,将吴淑珍以吴景茂名义设立Carman Trust公司,资产最高约达美金1600万元,相关资产疑为贪污所得等情,通报法务部调查局洗钱防制中心,并函明希望该洗钱防制中心将上开资料提供予审理吴淑珍涉嫌贪污案件之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参处,惟当时之调查局长叶盛茂却将前述情资直接陈报总统陈水扁先生。而陈水扁、吴淑珍为恐藏匿在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帐户内之贪污所得款项亦遭发觉,乃与陈致中、黄睿靓共同基于隐匿犯罪所得之洗钱犯意联络,由陈致中、黄睿靓接手处理相关洗钱事宜:

    于95年12月15日,陈致中为出国觅洽理财专业机构人士将藏匿瑞士信贷银行吴景茂名下之帐款他移,不顾其母吴淑珍甫因国务机要费案件前往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出庭而昏倒就医之情,仍于同日下午独自从台北搭机出境飞往东京,翌(16)日再由东京入境美国芝加哥转纽约,后于同年月19日由芝加哥飞往东京,再于翌(20日)从东京入境返国,用以隐藏曾从东京飞往美国洽事之行踪。

    嗣陈致中于前述返国翌(21)日,即由来台之瑞士美林银行人员前赴台中,协助黄睿靓办理在瑞士美林银行日内瓦分行〈Merrill Lynch Bank(Suisse)SA-Geneva〉开户合约等手续。旋于96年2月15日完成开户,由黄睿靓以《Sorbona 
》及《Sorbona 》等代号,在瑞士美林银行日内瓦分行分别开立帐号464525、464528等二个帐户供用。

    又陈致中、黄睿靓仿前述吴景茂透过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设立Awento Limited公司与透过新加坡标准银行设立Carmen Trading Limited公司等模式,由黄睿靓与瑞士美林银行日内瓦分行签订信托契约,委由该银行于96年5月间在开曼群岛成立挂名之宝昌(Bouchon Ltd.)公司,并在瑞士美林银行日内瓦分行开设帐号467683之投资帐户及帐号467722之储蓄帐户,供作信托资产理财之用,并藉以掩饰资产真正所有权人之身分。而上开信托之主要受益人登记陈致中、黄睿靓子女及陈幸妤等人,另上揭宝昌信托公司之帐户则授权陈致中为代理人,用以控管帐户内所有资金之流向。

    黄睿靓在瑞士美林银行日内瓦分行办理开户后,陈致中随即指示理财专员徐立德请陈俊英签署文件,于96年2月12日将陈俊英、陈和升在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32927号帐户内之美金35万7562.19元,全数转入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帐号33398号之吴景茂帐户内。再由吴淑珍指示吴景茂签署取款文件,于96年2月14日,从前开瑞士信贷银行新加坡分行帐户汇出美金2094万6000元,于翌(15)日存入黄睿靓在瑞士美林银行日内瓦分行之《Sorbona 》帐户内,另于93年3月1日,再汇出美金14万0232.62元至《Sorbona 》帐户内。

    宝昌公司在瑞士美林银行日内瓦分行开户后,于96年5月21日,从瑞士美林银行日内瓦分行之黄睿靓帐户,转存美金约1100万元至宝昌公司在同银行467683帐号之投资帐户内,另转存美金1000万元至帐号467722号之储蓄帐户内。

    又陈致中为分散资金被查获之风险,另委由设于瑞士苏黎士之苏格兰皇家库斯银行(RBS Coutts Bank AG),于96年9月27日为陈致中设立Galahad Management S.A Belize公司,并以陈致中为受益人而在苏格兰库斯银行开户,帐下经济持有权仍属陈致中所有。嗣陈致中于96年10间某日,以署名《Evelyn Perkins》之电子邮件通知美林银行旗下信托公司,撤销原交付信托资金中之美金1000万元,并于96年11月21日,将宝昌公司帐号467722号帐户内之美金1000万元移转至陈致中控制之苏格兰皇家库斯银行(Coutts Bank)Galahad Management S.A帐户内藏匿。

    嗣因《Sorbona 》、《Sorbona 》、宝昌公司及Galahad Management S.A等上开帐户内有巨额资金在短期内频繁流动,且黄睿靓、陈致中对前述资金转移之经济背景,未能给予相关银行合情之理由,乃经瑞士联邦检察署调查发现前开洗钱嫌疑,而于97年1月9日查扣(冻结)宝昌公司(Bouchon Ltd)在瑞士美林银行日内瓦分行帐户及Galahad Management S.A公司在苏格兰皇家库斯(Coutts Bank)银行帐户内合计约美金2100万元之款项,并向我国司法当局(检察机关)申请司法协助,而查获上情(详见附图十二:资金流程图)。

    8.陈水扁、吴淑珍隐匿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Awento Limited帐户内剩余贿款部分(详见附图十三:陈水扁、吴淑珍等利用吴景茂、黄睿靓等人名义开立海外银行帐户资金流程图):

    陈致中、黄睿靓隐藏在瑞士美林银行及苏格兰皇家库斯银行合计约美金2100万元遭瑞士联邦检察署查扣(冻结)之同时,开曼群岛金融情报中心亦于96年12月12日及97年1月18日,透过艾格蒙安全网路,将黄睿靓、陈致中疑涉洗钱之情资,通报法务部调查局洗钱防制中心,而上开洗钱犯罪资料复经时任调查局长之叶盛茂于96年12月至97年1、2月间,再度向陈水扁陈报而泄漏之。

    陈水扁、吴淑珍在获悉上情后,明知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Awento Ltd.公司帐户中留存之美金191万8473.44元,乃收自达裕公司实际负责人辜成允给付之贿款,竟冀图湮灭前开事证,由陈水扁于97年2月1日在总统府召见吴澧培(另行侦办中),告以有笔美金200万元捐款可供从事拓展台湾国际外交之事务,吴澧培乃提供在香港开户而设在英国之高盛国际银行(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之四个帐户,供陈水扁做为汇款之用。

    旋陈水扁、吴淑珍即基于共同之犯意联络,由吴淑珍签署相关文件,于97年2月21日,从Awento Limited帐户各汇美金50万元至高盛国际银行帐号011-22035-7、011-21840-1之Angara Enterprises Group Ltd公司帐户及Foreverise Investments Ltd公司帐户内,另汇美金41万8473.44元至帐号011-22685-9之Foreverise Investments Ltd公司帐户内。

    陈水扁、吴淑珍二人即以上开方法,假捐款之名而将原留存在荷兰银行新加坡分行Awento Limited帐户内之贪污所得款项美金191万8473.44元全数汇出,并随即于97年2月29日将Awento Limited帐户结清销户,用以湮灭曾用上开帐户洗钱之事证。

    嗣经本署特别侦查组检察官查得上情,吴澧培乃于97年12月4日,将前揭款项汇回国内之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南京东路分行帐号07053008399之吴澧培帐户内,交由本署圈存查扣。

     陆、案经本署检察官自动检举侦办。(略)

    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起诉吴淑珍书   (略)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起诉书 (略)

 

 

 

 

怀念我们的启蒙恩师史作柽大师

清华大学教授 彭培根

2012年5月

    编者按:彭教授80年代从台湾返归大陆,一直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并任大地建筑公司董事长。

    史作柽恩师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小学和初中教育好比是一个建筑物的地基,高中时代好比是建筑物的骨架和脊梁,而大学则是建筑物的里外墙面;研究生以上则是室内装璜。

    我们在六七十年代中的新竹中学,渡过高中学习时代的同学们,因为在这个台湾最好的高中上学,并且有史作柽老师这样的大师,我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青少年人啊!当然,要怀念作柽师,一定不能不提新竹中学和当年的校长-永久令人敬佩的教育家-辛志平先生。他是以“德、智、体、群”为教育宗旨(毛泽东要知识分子下乡,他把中国这四个近代教育理念的字,修改为“德、智、体、美、劳”)。尤其是在智的内容里还包括了对音乐和美术极高要求的教育,这是与儒家“礼乐”教育中的“乐教”是相通的理念。另外对包括了武术的体育训练的高标准要求等,都是全台湾闻名的。新竹中学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每年都是以毕业班全年级学生都能考取大学而闻名全台。新竹中学历届毕业的校友,国内外学术界、科技界、企业界和政界乃至各行各业精英辈出不胜枚举。因此,我要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延伸为“校不在大有高人则灵!”。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大科学家的母校)只有50多公顷土地面积(是北京清华大学的1/6)却有31人次获得诺贝尔奖。在泰晤士报(Times Higher Education)与路透社联合发布的《2011-12年世界大学排名》为第一位。

    史老师在这样优秀的高中环境下,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大智慧和教育本质,加上与西方文明的哲学科学和艺术的融汇贯通,以及二十世纪的当代创新生命力,非常自然地、言行合一地和根深蒂固地通过中西文化的再生(rebirth)传授给了我们。要是真的好好写作柽大师给我们教了什么?那就是让我一个人写一本书也写不完的。我们有时形容某位大学者是“著作等身”。而身高180公分作柽师的著作如果迭在一起,肯定会超过他的身高。他的著作和绘画是大家都熟悉、珍惜、喜爱和敬佩的;但是知道他还能弹钢琴、拉小提琴和作曲,还有70岁还能打全场篮球的人不多,他作的曲是很有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原创性的。使人觉得好像在读他的书或看他的画一样,是一种以中国文化再生为主,西方文化和艺术融汇后,达到更加丰富和美好绝伦的境界!

    我们有十人左右的“弟子”型的学生,经常在课余时间听老师讲古今中外的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有的时候还爬上了十八尖山;有的时候听老师讲、听同学们自己发言或朗读自己的诗歌。我们还出版了一本几位同学共同写的诗歌散文集《存在的跳向》。我们听老师讲解许多西方古典音乐大师的音乐,我们还播放巴哈的【布兰登堡组曲】,来跳当时最流行的“扭扭舞”!后来回忆起来,我们觉得自己有点像古代的哲人的弟子们,好比是追随着孔子、庄子或希腊的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学生们;听老师给我们讲宇宙、谈人生、辩哲学、证科学和醉艺术。

    当年我们班上成绩最好的同学是曹原平和陈力俊等。曹原平和孟肃后来都考取了台大哲学系,而陈力俊对理工和功课更优秀更有兴趣;他没有时间或没有太大的兴趣,来参加我们这个热衷于文学艺术的小班,他现在是清华大学(新竹校园)的校长。而我则是班上理工成绩最差的几位同学之一。现在同学们要我来写怀念史老师的书的序文,是很幽默的一个提议。我认为自己没有资格来写这个序言,所以我称这篇文章为“非序言”。

    还想提提我们竹中的大部份的老师,都是全台湾最优秀的教师;他们绝对都能当大学教授。包括史老师等好几位老师,后来都去教过大学。例如数学教师彭商育 、英语老师陈如鹤等。还有音乐老师苏森庸曾经训练和指挥新竹中学合唱团在台湾合唱比赛中,连续十年得到冠军。后来不允许竹中再参赛;只能表演。

    我还记得毕业班的导师谢震(教我们数学)在我们考大学前半学期,跟我们几位数理化成绩较差的同学们谈过话。担心我们看太多哲学、文学和艺术的书,还要写诗歌散文;可能因此考不上大学,并且会打破了新竹中学十多年来,高三毕业班全年级学生都能考取大学的光荣传统!那个年代考大学的录取率大约是26人中录取1人。不像现在台湾的大学,可录取的学生数比考生还要多!结果我们觉得很惭愧,考大学联考前三个月,我们拼命地恶补了那些考大学要考的书。还算争气!我们后来都考上了大学。保持了新竹中学的光荣纪录!

    我不能代表所有的同学说史老师师给我们教育,就是我们一生中做人做事的脊梁和骨架;但是对我本人来说就是这样的。新竹中学的教育(我是在新竹中学借读毕业的,毕业证书是台中一中的)就是我一生中的基本骨架;当然还有先父作为一位儒将-鸿文将军和先母观照居士的家教。而作柽师给我的教育是我这骨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骨架使得我们在台湾的社会非常崇洋媚外的时代,对中华民族的永恒生命力,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信心。并且真正学习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核心的非教条的活的学术和原始生命力。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西方文明中一些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哲学科学与艺术中的核心生命力。

    因此,实事求是地说,史作柽师不仅应该被认为是当代的哲学大师,还应该认为他是学贯中西,集儒释道文化和现代文明大成的当代大师。因为百余年来至今,中华民族一直深受列强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的痛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仍然激烈进行中的,中西文明的大交流与大冲突中,才会时代造英雄地创造出与中国历代鸿儒有所不同的智慧和个性的大学者。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作柽师来说应当之无愧!他是中华民族的,海峡两岸的,数百年一遇的圣者;他是中华民族的魂宝和骄傲!

校友弟子

彭培根 谨识

2011年10月10日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

 

 

 

当今中国的男女斗争

----中国家庭的幸福已不复存在

韓國程朱學會會長 哲學博士 同德女子大学名譽敎授 趙駿河

2012年5月

    我们国家的传统是男子不顾自身,为家族而献身、奉仕,因此像尊敬佛祖和天父一样尊敬这样的丈夫才是韩国的传统,孝敬和顺从这样的父母才是韩国传统式的子女。家庭的幸福体现于此,男女平等也体现于此。这是儒家的家族观,不明此道的西方人所谓的尊重女性,男女平等,实际上是通过男女斗争来追求女性上位,男女斗争只会带来不幸。

    事实上,女性们为了强烈要求工作赚钱而进行男女斗争,凡是斗争都不会是幸福的。只有男女和合才会带来家庭的幸福。原样照搬洋鬼子理论的现代中国,为了动员超过7亿的女性工作而宣扬男女平等。7亿中国女性投入到了社会经济活动中,但是中国的经济却逐渐衰退了。

    后来,邓小平导入了西洋式的市场经济,所以,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稍稍有所好转,又在热衷于军备扩张。但是中国家庭的幸福已不复存在。现在在中国存在的是男女斗争。

    笔者曾认为尊重女性是中国的传统,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中国汉族的传统而是北方异民族——满清的传统。现在中国有96%的汉族人口,55个异民族合在一起也不过只有6000万人,只占中国人口的4%。现在的中国并不了解汉族的传统和文化。现在中国人唱的传统民歌只不过是满族的民歌,现在中国人传统的三拜九叩礼法也是满族的传统礼节。

    由于不了解这些,在汉王朝、唐王朝、宋王朝的汉族历史剧中都有三拜九叩的礼仪登场。马褂也是满族的传统服装。10几年前,笔者去香港时,看到汤恩佳穿着马褂,按照满族的方式祭祀孔子,以后便再也没有接受过汤恩佳的邀请。

    把少数民族——满族的传统当作中国传统来继承,甚是寒心。在饮食、祭祀、音乐、服装等文化方面汉满不分,全都错误地当成中国的传统,实在是大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满族的传统没有价值,只有汉族的传统才有价值,拥有区分满族与汉族的慧眼才是必要的。

    今天,很多人把男女斗争、女性优先、尊重女性看作是中国的传统,但它实际上只是北方少数民族清朝满族的传统。中国汉族的传统与儒家的传统是一致的。在男女和合、男女相互尊重的前提下,享受着家庭的幸福。这种中国汉族的传统、儒家的家庭观念,如今只有在韩国才存在着。

    美国哈佛大学的瓦克诺教授一生都在研究世界的家庭文化,他强调韩国的家庭文化将是21世纪解救世界的唯一对策。今天连中国精神都不知道的无知的中国人把尊重女性作为中国的传统实在令人可笑。

    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人知道中国精神,更没有人知道中国汉族的文化。因此没有必要指责他们不懂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女性观。但是,一定要明确男女斗争和男女之间葛藤的存在不能够让彼此幸福,也就是说,只有和合与男女相互尊重才能够幸福。
告诉中国人,中国的精神是儒家的道德,儒家的男女观是男女相互尊重。这一点一定要明确。

    《论语》中有女子与小人难近的语句,因此,很多中国人认为儒家的男女观是男尊女卑,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要明确认识到儒家的男女观是相互尊重与化合。儒家的经传——《周易》乾卦与坤卦中说抑陰扶陽和天尊地卑,因此很容易把儒家的男女觀看作是男尊女卑,但这只是从价值论的观点来看,若从“一陰一陽之謂道”来看,存在论的儒家男女观则是男女平等。

 

 

谈历史上中国对韩、日思想及文化的影响

---《另眼看历史》又一章

台湾 吕正理

2012年3月1日

    作者简介:吕正理1950年生于大溪,台湾桃园县的一个小镇。清华大学化学系及化学研究所毕业之后,吕先生在化学领域工作23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服务于台湾最大的化学品外商公司,跨国企业英商卜内门化学集团 (ICI Group), 曾任台湾卜内门化学公司( ICI Taiwan Ltd. ) 总经理,及中国卜内门化学公司(ICI China Ltd.)执行董事。1999年后,吕先生转而从事企业顾问工作, 并于2003年自创鼎信顾问公司,专注于协助企业进行策略发展、改善经营管理及从事组织之变革,其服务的行业包括化学品、材料、光电、显示器、IC设计、 医疗器材以及新能源等。吕先生在三十余年的工作生涯中,迄今已经主导或参与创办至少8家新公司。吕先生目前担任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系友会会长。《另眼看历史》是他在历史方面的第一部著作,荣获2011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

    古代中国与韩国、日本之间有什么样的互动和影响,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浅谈中、韩、日之间的历史互动》里已经把有关种族源流和政治、军事方面大致叙述了。以下这篇文章要谈的是有关思想和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

古代中国对韩国的文化及社会的影响

    如前所述,箕子朝鲜是殷商遗臣箕子带领遗民迁移到朝鲜所建立的国家。商朝最后一个君主纣王无道,不听劝谏,杀害贤臣比干,又把叔父箕子也关到牢里。周武王起而推翻纣王,把箕子从牢里放出来。

    武王明白箕子丧国之痛,让箕子带领族人到偏远的朝鲜,建立了箕子王朝。当时周武王也分封自己的兄弟和功臣在各地,皆为诸侯。因而,箕子王朝也可看成是周王朝的诸侯之一,统治部分辽东和朝鲜半岛地区,赋有协助巩固周朝王权的任务。

    传说箕子在朝鲜以礼义教化百姓,又教导人民耕田、养蚕、织布。他立下八条法令,主要是「杀人者死,伤人者以稻谷赔偿。男子窃盗罚入被盗者家中为奴,女子窃盗者罚为婢女。」被罚者出银钱即可赎身,但是在乡里中为人所不齿,其本人或子女要娶妻婚嫁都找不到对象。所以说,古朝鲜的文化和社会制度,起码是和中国的西周同步发展。

    西汉初年,卫满在跟随燕王卢绾逃亡匈奴的半路上转而投奔箕子朝鲜,最后又推翻箕子朝鲜,取而代之。卫满的部属中,大多来自战国时代末期的燕、齐两国,因而,卫氏朝鲜时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又有更多是从中国北方移植过来的。

    汉武帝派兵灭掉卫氏朝鲜之后, 在朝鲜设立郡县, 实施直接统治。汉朝指派官员到朝鲜任职,其中有部分人生活奢华,于是朝鲜的社会又渐渐受到汉人影响,从简单转而复杂,从朴实转而奢靡,这从朝鲜的古墓规模及陪葬物内容可以清楚看见。

佛教及儒家思想如何从中国传入朝鲜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在思想、学术、文化上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灿烂时代,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墨家、兵法家等百家争鸣。但是到了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家思想定于一尊。

    至于佛教,虽然在东汉明帝时已经传入中国,但一直是依附在道教之下,要到五胡乱华时才开始昌盛。当时的人民无不因战乱而经历生离死别,是置身在人间地狱的现实生活中,佛法所说的慈悲为怀、破除痛苦、四大皆空、来生前往西方极乐世界等等观念,是一种解脱,亦是一种希望。佛教因而得到一个广大的发展空间,迅速成为许多胡人所建立国家的国教。氐人苻坚在华北所建立的超级强权前秦国就是一个代表。苻坚不只崇信佛教,也与国师王猛一同提倡儒术,在国都建立太学,甚至自己在太学登坛演讲。

    当时在朝鲜也是一个战乱的时代,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形成三国鼎立的局势。西元371年,高句丽故国原王在与百济盖卤王作战时,兵败身死。继任的小兽林王在国家面临危机之中,决定向前秦称臣入贡,结为盟邦,以取得保护。小兽林王更决定全面引进中国的文化及制度,以从事政教改革。前秦王苻坚派遣高僧顺道法师携带佛经、佛像,到达高句丽,开始建造寺庙。这是韩国佛教之始。小兽林王也在国都创办太学,以儒家经典教导学生。儒家的学术思想从此正式引入韩国。

    西元384年,又有天竺高僧摩罗难陀从东晋到达百济,受到百济第十五代枕流王盛大的礼遇,开始传扬佛教。百济第二十六代圣王时,有一位高僧谦益前往天竺求法,回国后(526年),成为百济律宗的祖师。百济圣王笃信佛教,广建佛寺,又将佛法介绍到日本,是佛教在日本传播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新罗一开始对于佛教比较排斥,一直到第二十三代法兴王时,发生大臣异次顿为坚持宣扬佛法而自愿被斩首的殉教事件(527年),佛教才终于开始可以自由传教。

佛教及儒家思想如何传入日本

    远古时候,亚洲北方从西到东,包括现今的欧亚大陆草原、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和日本,所有的民族都信奉一种原始宗教。他们认为不但人和鸟兽虫鱼都有灵魂,天地、日月、星辰、山川、雷电也都有灵性。所有的原始部落都在巫师的率领之下,敬拜天神、山神、河神、树精、狐狸精、大石头、祖灵、凶神恶煞等等。这种原始自然的宗教在中国史书上称之为「珊蛮」,现代翻译为萨满,英文为Shaman,而在日本就是现今所称的「神道」。珊蛮是通古斯语,意思是通神作法的女巫。

    直到西元六世纪初,日本仍然是神道的世界。中国的史书《三国志》记载卑弥呼女王「年长不嫁,服事鬼神,以妖惑众,有侍婢一千人。」。《日本书纪》开头第一卷也记载了天照大神(太阳)、月读命(月亮)、素笺乌尊(恶神)、火神等诸神。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神道的权威。

    日本与百济在第四世纪末开始建立同盟的关系。佛教传入百济之后,自然也逐渐传入日本但只是在民间流传。西元552年,虔诚信仰佛教的百济圣王派遣使臣带释迦佛金铜像一尊和佛经若干卷到日本,送给第二十九代钦明天皇。这是佛教第一次正式传入日本。天皇聆听说法,十分欢喜,询问属下是否能够礼佛,没想到竟掀起一场历经三十年的惨烈政治斗争。

    大臣苏我稻目上奏:「西方各国都在礼佛,我国怎么不礼佛呢?」大连物部尾舆不同意,也上奏:「我国天地社稷间有一百八十位大神,春夏秋冬都必须祭拜。假如改拜蕃神,恐怕国神震怒。」天皇于是说:「那么就让苏我一家先试试礼佛吧。」苏我大臣和物部大连之间原本早已为了权力斗争而有旧恨,新兴的佛教明显地威胁到传统的神道教,又成为两方的新仇,从此越加斗得你死我活。

    到了第三十一任用明天皇将死时,下一任天皇继承权问题终于引爆苏我和物部两方火拼。苏我家族与厩户王子(即是后来的圣德太子)联盟,杀尽物部家族,拥戴泊濑部皇子即位,是为崇峻天皇。

    苏我派的胜利也是佛教的胜利。传说厩户王子在发难之前曾经向四大天王许愿,如果获胜就要兴建寺庙。消灭物部家族后,圣德王子果真在难波(在大阪)建四大天王寺,另外又在大和(奈良)建法隆寺。苏我马子也在飞鸟(在奈良)兴建法兴寺。日本的佛教从此兴盛。四大天王寺及法隆寺至今仍存,都是日本的国宝。

    根据《日本书纪》,儒家思想传入日本比佛教还要早。西元285年,百济国王派一位名叫王仁的「博士」到达日本。《古事记》又记载王仁携带了《论语》十卷及《千字文》一卷到日本。据说这是日本有文字的开始。

    然而这件事的真实性有些可疑。《千字文》是南北朝时梁武帝命令一个大臣周兴嗣编定的,一共有一千个完全不重复的汉字,后来成为中国、韩国及日本人教小孩学习汉字的一篇重要文字。不过《千字文》编写完成的时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早于西元500年。《日本书纪》又记载继体天皇七年(西元513年),百济武宁王送五经博士段杨尔到日本。这一条就比较可信了。

隋、唐时期佛教及道教在中国的发展

    佛教及道教在中国的南北朝时都蓬勃发展,但有部分时候甚至是过度发展,因而有北魏太武帝灭佛(445年),又有北周武帝两次毁佛兼且毁道的事件 ( 分别为574及577年 )。

   在此期间,佛教更重要的发展是从一个外来宗教渐渐本土化。前秦苻坚尊崇一位道安法师,他精通儒家经典和老庄思想,开始运用孔、孟和老、庄的语言和观念来为各种佛教经典写注解。他的弟子慧远法师在东晋时驻锡于庐山东林寺,一样融会贯通儒、道、佛三家的经典,而青出于蓝,吸引当时的儒学大师、玄学谈士纷纷上山与慧远谈论,或书信往返,使得东林寺不但是东晋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也是当代的思想及文化重镇。

    南北朝晚期,高僧智顗在浙江天台山创立了「天台宗」,以《法华经》为本,所以又称为「法华宗」。这是一个经过整理,已经十分中国化的佛教教派。到了唐朝初年,又有「华严宗」因为唐朝皇室的支持而盛行。

    唐朝中叶时,「净土宗」及「禅宗」迅速发展,又是一次佛教真正重大的变化。净土宗的教义早在北魏时已有高僧提倡而逐渐发展,到唐朝初年时又有善导法师接手发扬光大。当时中国传统的佛教是属于贵族的宗教,教义深奥,一般平民无法了解。但净土宗认为,善男信女无论是贫富贵贱,只要信佛,常常诵读《阿弥陀经》,或是简单地口中念「阿弥陀佛」,便会受佛的接引,脱离现世的人间秽土,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宗的说法因而是佛教中最容易入门的宗派。安史之乱以后,人民饱受战争的摧残,朝不保夕,生离死别,只能寄望今生少受痛苦,来生到达极乐世界。净土宗于是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而成为佛教信徒最多的教派。

    禅宗的祖师是天竺来的达摩禅师,据说曾经在嵩山的少林寺面壁。禅宗由达摩之后传了五代,到六祖惠能(638 – 713年)才终于发扬光大。禅宗与传统佛教的最重要不同之处,在于传统佛教倾向渐悟,强调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而禅宗主张顿悟,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以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因而,以现代的名词来形容,禅宗带有相当的「个人主义」色彩。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社会处于崩溃边缘,使得知识份子大失所望,衍生出各种不一样的想法。在这样的时代里,思想活泼的禅宗于是受到极大的欢迎。同时,国家已经演变成为节度使分据各地的局面,节度使在传统佛教及禅宗之间,也纷纷选择支持禅宗。禅宗从此一跃而成为一支强大的新佛教教派。

    唐朝中叶以后,佛教又再度过度发展,因而在唐武宗和五代的后周世宗时又下令灭佛(分别为845及955年)。中国历史上把这两次和前述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事件合在一起称为「三武一世」。不过以政治暴力展开的灭佛运动对佛教的伤害虽大,影响却都很短,在继任的皇帝上台,取消禁令后,佛教很快又恢复旧观。

    但佛教的势力过度地膨胀,其铺张浪费,不劳而获,以及倡导迷信的现象早已引发许多儒家学者的不满。西元819年,有一个名叫韩愈的大臣上书〈谏迎佛骨表〉给唐宪宗,建请皇帝停止三十年一次的迎奉佛骨盛典,以免示范迷信,使得愚顽的百姓纷纷效法,伤风败俗;又建议把佛骨丢到水火之中毁弃,永绝根本。唐宪宗大怒,把韩愈贬到荒僻的潮州(今广东潮安)去。

    韩愈上书〈谏迎佛骨表〉在当时可能只是一件小事,但从宗教及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思想上,韩愈是以维护儒家的道统为己任。这所谓的「道统」,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直到孔子、孟子,一脉相传的。韩愈上书〈谏迎佛骨表〉所代表的是自认儒家中的正统派向他们认定是异端的佛教宣战。韩愈虽然被逐,但在其后几个朝代又有人继之而起,向佛教宣战。

中国隋、唐两朝对新罗佛教的影响

    六世纪时,新罗逐渐强盛,提倡佛教也不遗余力。第二十七代真兴王(540 - 576年在位)在晚年时创办了一个国家的教育机构,称为「花郎道」。国家将选定,贵族出身的青少年们集中一起,教授儒家思想、传统道德、礼仪规范等,用以培养其精神、体魄、学识及修养。学员称为「花郎徒」,都必须遵守一位高僧圆光法师所提倡的「世俗五戒」,内容是:「对国君要尽忠,对双亲要尽孝,对朋友要有信,杀生要有选择,临阵对敌时绝不后退。」。

    花郎道的师生遍游名山大川,以增长见识和历练。花郎徒长大之后都成为杰出的文臣武将。后来与唐朝合作,灭掉百济、高句丽,统一朝鲜半岛的武烈大王金春秋和名将金庾信也都曾经是花郎徒。

    新罗统一之后,派遣高僧到中国及天竺求法更多,回国之后,纷纷开山立派。其中有名的如义湘法师到中国,拜在唐朝国师,华严宗第二代祖师智俨的座下,回国后创立了新罗华严宗。另有一位圆测法师拜在唐朝著名的玄奘法师座下,成为最重要弟子之一,但一直不曾回到新罗。现今在长安兴教寺里玄奘的灵骨塔旁各有一个塔,其中有一个就是供奉圆测的遗骨,由此可见圆测当时在佛教界的地位是如何崇高。又有一位更加特立独行的元晓法师,虽曾到中国,不过是自行悟道,并创立了法性宗,是新罗特有的佛教宗派。

    新罗下代(781- 935年)开始以后,和唐朝在安史之乱后一模一样,社会也是处于崩溃边缘,知识份子大失所望,思想活泼的禅宗开始受到欢迎。同时,各地方的土豪势力逐渐坐大,为了要与王室一别苗头,也纷纷支持禅宗,在各地建立道场,开宗立派, 因而有所谓的禅宗「九山」与传统的佛教「五教」对立。

    新罗末期进入后三国时代,国家丧乱,人人在战火荼毒之下,颠沛流离,不是死于刀锋,就是冻饿而填入沟壑。今生已经无望,只有期望来生,净土宗因而也大受欢迎,成为新罗规模最大的佛教宗派。

 

 

隋唐两朝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另眼看历史》又一章

吕正理

2012年4月1日

    日本第三十三代推古天皇时期是日本历史发展的一段关键年代。原本日本的佛教和儒术是从百济引入的,推古天皇却在西元600年时派出使节团,直接与中国隋朝接轨,称为「遣隋使」。后来日本又派出四次遣隋使。唐朝时,日本更派出了十九次的「遣唐使」。

    遣隋使及遣唐使对日所造成的冲击,巨大无比。使节团每次都带了许多学者及学问僧,分别学习中国的佛教、儒学、天文、地理、历法、技术等,留学的时间长达十到二十年。这些留学生回到日本之后,导致日本在思想、文化、政治、社会等方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日本到唐朝留学的学者和学问僧回国后,纷纷设立私人学堂,招收权贵子弟和青年俊彦。第三十五代皇极女天皇的长子中大兄皇子也拜其中一位学问僧为师,因而吸收了许多同学,并将其中一位最杰出的中臣鐮足引为智囊。这两人最后竟合力铲除了原本掌握政权,跋扈专权的苏我家族。日本接着开始改组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推动「大化革新」,颁布「班田收授法」,无一不是模仿唐朝的制度。

   
唐朝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期,几万首唐诗流传至今。日本大批的留学生到了中国,流风所及,也开始学赋诗。现存最早的日本汉诗集是《怀风藻》,在西元751年编?完成,全部以汉文书写。

    日本人喜欢唱歌吟咏,在早期尚未有文字时,都靠口耳相传。从中国学到文字之后,就借用汉文来注记,以便传承。到奈良时代,有人便将这些诗歌、歌谣(称为和歌)集合成册,其中现存最早的就是《万叶集》,共收集了四千五百首歌。《万叶集》也是日本人现在使用的假名文字发展的开始,称为「万叶假名」,非常关键。

    不过如果要谈到日本派出遣隋使及遣唐使的影响,那就不能不把佛教的传播说得更清楚。当初遣隋使到达长安之后,自己说是因为中国佛法昌盛,所以带领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

    经过飞鸟时代及奈良时代的发展,日本产生了六个佛教宗派,统称为「南都六宗」,包括华严宗、法相宗、律宗等。这些宗派有一部份是由日本留学唐朝的和尚创立的,也有部分是由来自唐朝的高僧东渡日本而创立。华严宗的本山是奈良的东大寺,于第四十五代圣武天皇五年(西元728年)建成。圣武天皇并且下令全国各州一律都比照东大寺盖一座寺院,而规模较小,称为国分寺。

    日本律宗是由来自唐朝的鉴真和尚所创立的。鉴真东渡日本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他受邀前往日本,却历经了五次失败。其中有两次是因为当时法令管制问题被密告要偷渡而入狱,三次是遭遇台风,所搭乘的船虽没有沈没,却被漂流到很远的南方,甚至弄到双眼都瞎了,但仍然坚决地要达成心中的愿望,绝不半途而废。有人问鉴真两眼都瞎了,将来要如何到日本传教?鉴真微笑说:「经卷自在我心中。」最后鉴真终于在日本遣唐使的护送之下,于西元753年(唐天宝年间)到达日本,震动了日本朝野。鉴真被封为「传灯大法师」,并为日本孝谦天皇、太上皇、皇太后主持受戒。天皇为鉴真改建而成的「唐招提寺」,至今是日本国宝。

    比鉴真晚约七十年,日本佛教界又出现了两位巨人:最澄与空海。两人都是搭乘遣唐使的船前往中国深造。最澄分别跟随天台宗、密教和禅宗的大师学习佛法,回国后在比睿山延历寺创立了日本天台宗。空海拜在长安青龙寺的高僧惠果门下学习密教,获得倾囊相授。空海书法造诣一流,在师傅圆寂后还被公推为师傅写墓志铭的碑文,这个碑至今仍然留在西安的碑林博物馆里。空海回到日本,创立了真言宗。不过天台宗及真言宗都是受到皇室的眷顾而创立的,在本质上是仍是属于贵族的宗教。

中国宋朝对日本佛教及文化的影响

    日本平安时代末期武家兴起,接着源平之争,对人民来说,是战争带来苦难日子的开始。此外,天灾不断,五谷不登,人民无不生活在痛苦之中。这时在中国已经是南宋时期,而日本的情形和前述中国唐朝末年及新罗下代、后三国的情况可说又是一模一样。因而,净土宗和禅宗也开始在日本兴盛起来,有所谓「鐮仓六大新佛教」分别创立。其中净土宗、净土真宗及时宗都是属于净土宗的流派。临济宗和曹洞宗都是在中国唐朝晚期从禅宗分立出来的宗派。日本有荣西和道元两位禅师分别于中国的南宋年间到中国留学,拜在临济宗、曹洞宗嫡传祖师的座下,学成回国后又分别创立了日本的临济宗和曹洞宗。鐮仓六大新佛教里只有一个日莲宗与净土宗及禅宗无关,不过日莲宗认为「法华经」是佛教里的最高教义,具有部分唐朝法华宗的色彩。

    鐮仓时代是日本佛寺建筑及雕刻艺术的黄金时代,许多至今仍然留存的著名寺庙都是在此期间建立,而大部分是模仿宋朝的建筑及雕刻手法。

    佛教对于文化及人民的生活方式也有极大的影响。中国在唐朝时出现一位茶道大师,名叫陆羽,被后世尊称为「茶圣」。宋朝时吃茶已甚为流行,禅林寺庙尤其注重吃茶时的过程、礼仪,藉以调和心神,当作禅门修行的一部份,因而有「茶禅一味」的说法。

    日本临济宗的祖师荣西在中国求法时,居住于天台山及天童山,正是中国产茶之地。荣西拜别师父回国时,带了大量的茶树种子回到日本,回到日本后便极力发展制茶、饮茶的文化。荣西因而也被尊称为日本茶的祖师。

    曹洞宗的祖师道元在前往中国求佛法时,有一位家臣加藤四郎也跟随他到天童山。当时浙江是南宋顶尖名窑集中之处,加藤四郎悉心学习制陶的技术,学成回国后开始烧制黑釉瓷,称为「濑户烧」,这是日本有精致陶瓷的开始。加藤四郎后来被尊称为日本的「陶瓷之祖」。

宋、明理学的发展

    中国的儒家思想在北宋时发生巨大的变化,理学开始发凡。但理学分成几个不同流派之后,互相辩证。王安石、司马光、程颢、程颐、苏轼等人不但是政治见解不同,分成新党和旧党,对儒家学术也有不同的坚持。例如;王安石对佛教的教义采取的是兼容并蓄的态度,在他所写的书中引用许多佛家的思想及观念来阐述儒家思想,被称为「王学」。程颢、程颐兄弟却自认代表儒学正统,不但排斥佛教,也不能同意儒、道相通的说法,极力挞伐王学,坚持要把儒家学术里参杂的佛教思想部分剔除掉。

    南宋时,理学的分歧更加明显,大致来说,有朱熹的理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吕祖谦的事功学派,另外还有一个北宋张载所创办的气学派。理学派师承程颢、程颐,主张「格物致知」、「去人欲、存天理」。心学派认为心就是理,重视内省的功夫,不在多方学习外界的知识。事功学派认为做学问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不是空谈性命之学。气学派主张「气」(宇宙万事万物组成的根本材料)和「理」(宇宙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法则),是同一件事,与朱熹主张「理与器是二物,理先于气。」有很大的不同。

    朱熹的学说特别强调上尊下卑以及三纲五常的伦理关系,深获后来的统治阶级认同,在元朝、明朝都成为官方哲学。元朝从1313年起规定科举考试必须在四书之内命题,而以朱熹著作的《四书集注》为标准教科书。从此朱子学派迅速成为儒学的主流,其他学派渐渐沈寂下来。儒家学术也更加排挤佛教。

    到了明朝中叶,由于有一位大儒王阳明出现,陆九渊的心学派再度复兴。王阳明学说讲究的是内心的自省,而以静坐为方法之一。当时主流的朱子学派对王阳明攻击蜂拥而至,而主要是批评王学「虚静而类禅」,也就是说和静坐参禅没什么两样。佛教及禅宗在明朝时如何受到朱子学派的敌视由此可知。批判王学到了最高峰时,嘉靖皇帝甚至亲自下了一道诏书,说王阳明「放言自肆,诋毁先儒,用诈任情,坏人心术。」,下令禁止他公开讲学。

宋、明理学对韩国的影响排佛、士祸与党争

    高丽王朝第四代光宗(949 - 979年在位)时,决定开始举办科举考试,藉以建立中央集权的制度。到了第十一代高丽文宗更加大力提倡儒学,文风因而大盛,出现许多名儒,其中有一位望重朝野的崔冲在1055年创办了一所私塾,称为「九斋学堂」,学生被称为「崔公徒」。这是韩国历史上第一所既有规模,又在社会上受人敬重的私人兴办学校。崔冲也因而被美称为「海东孔子」。当时有其他的儒者纷纷学样,创办私塾。高丽的私学于是渐渐发达,竟超越了国立学校。

    蒙古帝国兴起之后,高丽王朝被逼对蒙古人称臣入贡,送王子去作人质,又娶蒙古公主为妻,与元朝互动密切。西元1289年,高丽学者安裕(或称安珦)随高丽忠烈王到达大都(北京)。元世祖忽必烈送给忠烈王一部《朱子全书》。这是高丽人第一次接触到有系统的朱子理学。安裕回到高丽之后,便极力鼓吹朱子理学。安裕的学生白颐又将朱子儒学传承下去,经过了几代,朱子儒学成为高丽的儒学正宗。

   
在同一段时间内,佛教经过三十几代国王的翼护,渐渐腐败。僧侣只知大肆扩大寺庙,举办铺张的法会,坐拥庞大的庙产及田地,敛财营利。读者只要从中国发生「三武一宗」四次灭佛事件的历史去联想,很容易也可以看见高丽佛教的灾难也不远了。以朱熹为代表人物的部分宋朝理学家既是矢志要维护儒家的正统,把佛教视为异端,传承朱子儒学的高丽学者必然也是要强烈批判佛教。高丽末期发起攻击佛教的一大群儒家学者中有一位郑梦周就是高丽儒家朱子学派的泰斗,又有一位郑道传甚至写文章明明白白地说佛教是社会的寄生虫。偏偏这两人又是后来李氏朝鲜王朝的开创者李成桂的左右手,佛教的命运如何也就不问可知了。

    但李成桂性情比较和缓,并没有对佛教采取激烈的手段。西元1400年,李成桂的儿子,性格刚强的朝鲜太宗李芳远即位,立刻下令全国原有的几千间寺院只留下两百四十间,其余全部拆除;和尚、尼姑几乎都被迫还俗,土地田产被充公,奴婢也都没入官府。「崇儒抑佛」成为国家的政策。朝鲜佛教受到严重打击,一蹶不振,佛教徒在社会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后来虽然有几位国王对佛教表示同情,使得佛教稍微得到喘息,但在李氏朝鲜王朝的五百多年中,儒家已经独霸,成为国家唯一的思想及价值标准,儒生是皇亲国戚以外社会上地位最高的一个族群。

    既然没有人能够再挑战儒家,理念不同的官僚于是形成不同的派系而结党互斗。中国在北宋、南宋发生的激烈党争于是在朝鲜半岛上重演,因而前有「士祸」,后有「党争」。宋朝与朝鲜的不同只是宋朝由于宋太祖赵匡胤明白立下「不得杀大臣」的祖训,党争失败的一方最多是被流放,而在朝鲜党争失败大部分是家破人亡,下场凄惨。

    所谓的「士祸」从朝鲜建国(一三九二年)时已经开始酝酿。政治上的不同见解,例如赞不赞成李成桂放逐高丽隅王而篡位建国,同不同意后来朝鲜世祖李瑈篡位(一四五五年),都使得士人分裂为勋旧派和士林派,并各自一再地分裂。在朝鲜第十代燕山君时,「士祸」首度爆发(1498年) ,此后五十年内又连续发生三次,而每次发生时朝鲜大批的国家菁英份子纷纷在政权易手的过程中死于非命。

    朝鲜第十四代宣祖时,士祸转而成为党争。党争所牵涉到的问题远比士祸复杂,而必须从儒家学术的派系开始说起。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的性理之学在南宋时分成朱熹的理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张载的气学派,以及吕祖谦的事功派等。朝鲜吸收中国的性理之学,士林派在十六世纪初开始分裂为「理学派」与「气学派」,相互争论。后来「理学派」出现一位集大成的大人物,名叫李滉(1501- 1570年),人称「东方朱子」。「气学派」也出现一位大人物,名叫李珥(1536 – 1584年),人称「东方圣人」。李滉领导的是朱子哲学的基本教义派,拒斥其他一切的学派,使用极具攻击性的语言、文字批判所有他认定是不纯正的思想及学说。相对地,李珥的学派对于实务及经世致用也相当关心。这两个学派之间,原本只是为了学问而争论,但渐渐扩大为意气之争,最后又进一步转为争权夺利,水火不容。

    宣祖八年(1574年),有两个大臣沈义谦与金孝元公开决裂。起因其实很小,只是为了要争一个五品官的主导权,但这个导火线使得过去既存的矛盾爆发开来,所有朝臣被情势所逼,不得不全部选边站台。站在金孝元这边的称为「东人党」,大部分是李滉的门人。站在沈义谦那边的称为「西人党」,大部分是李珥的门人。

    党争开始之后,历经二百五十几年而没完没了。东人党得势之后,又分裂为南人党及北人党。北人党得势后,又分裂成大北党、小北党。但西人党也没有消失掉,而是在等待许多年后,又夺权成功,然后又分裂为老西派、少西派;老论派、少论派;僻派、时派等等。

    朝鲜党争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中。其间不管是哪一个党派得势,朱熹思想永远是官方哲学,上尊下卑的观念永远正确,任何不同的思想、价值观都被打为异端邪说。这种极端保守的官方心态,不幸正是导致朝鲜步上清朝的后尘,在西洋列强到达东方后采取极端排外的作法,拒斥所有的新思想、新事物,以致沦为列强欺凌对象的根本原因。

宋、明理学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虽然从中国学了很多,但从来就没有实施科举制度。当时上层贵族的子弟享有特权,靠荫子荫孙的制度而轻易地获得职位。中、下层的百姓子弟只能依附在特定的家族才有机会发展。因而,平安时代不止是贵族门阀世袭,连儒学也家学化了,被几个家族所垄断。竞争之门既然如此窄小,儒学就逐渐颓败。

   
平安时代的末期,武家兴起,渐渐形成武人的世界,公卿贵族尚且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文人更加不用说了,儒学因而渐渐转到僧侣,尤其是禅宗大师的身上。

    宋朝的儒家性理之学发展以后,部分禅宗大师认为与佛法相通,而将儒学与佛法熔为一炉,主张「儒禅一致说」。日本这时候到中国留学的僧侣,耳濡目染之下,思想中自然也灌注了宋儒理学。此外,临济宗先后有北涧禅师及无准禅师两位大师,座下分别有两位名僧兰溪道隆及无学祖元都受聘到日本,对日本的儒学发展产生巨大的贡献。北涧禅师也指导了一名来自日本的禅师,名叫不可弃俊芿,一般认为是将朱子学说带回日本传播的关键人物。

    元世祖忽必烈时,也有一位名僧一山一宁到达日本。一山一宁学问广博,又培养了许多资质超特的儒僧,为下一个室町时代儒学开启了新的道路,不但创造了五山文学,又进一步推展了朱子哲学。

    日本在南北朝对抗时,有一位南朝的大臣北畠亲房受到中国《资治通鉴》中的史观影响,写了一本《神皇正统记》,其中主张南朝才是代表皇室的正统,强调「大义名分」,认为神、天皇和国家是三位一体的,日本是神国,而天皇是神皇。虽然南朝后来终究被北朝所吞并,《神皇正统记》对后世日本的思想潮流却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日本原本由于佛教势力强大,传统的地方神社渐渐向佛教靠拢,流行一种说法,认为日本各种神祇就是佛陀的化身,因而神佛是一体的,而佛与儒又相通。但到了室町时代后期,在京都有一位吉田兼倶的神道家创立了「吉田神道」,主张「神道是万法的根砥,儒是枝叶,佛是花果。」,也就是说神道才是根本。吉田神道的主张与主流思想背道而驰,引起各方不满,但在日本却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神皇正统记》,接受日本是神国,必须恢复古代日本传统的神道,以拥护天皇。吉田神道因而渐渐得势,成为许多神社的指导者。

    德川家康统一日本以后,开始认真想要改变日本武士长久以来跋扈不驯的行为。朱熹的学术思想既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德川家康也很快看出朱子学对于巩固幕府地位的价值,因而决定敬奉儒学大师藤原惺窝以提倡朱子学。

    藤原惺窝原本是京都相国寺的僧人,后来专注于研究朱子儒学,逐渐对佛学感到不满。藤原惺窝也受到一位朝鲜有名的朱子学者姜沆的影响,因而在关原之战后(一六00年)不久发表还俗宣言。藤原惺窝的宣言意义重大,代表了一个新儒学已经产生,如同中国的程颢、程颐、朱熹一样,开始以佛教及旧儒学为敌。

     藤原惺窝弟子众多而杰出,其中以林罗山最有名。对于不同的思想,林罗山比藤原惺窝还要排斥,不但拒斥佛教,也不能容忍陆象山与王阳明的学说,认为等于佛教禅宗,是异端邪说。林罗山经藤原惺窝推荐给德川家康之后,从此成为幕府的最高智囊。林罗山又是二代将军秀忠和三代将军家光的老师,地位尊崇无比。

    值得注意的是,林罗山一面排斥佛教,另一面却支持神道。他曾经写了一本《本朝神社考》,在序里开宗明义直接说:「庶几世人之崇我神,而排彼佛也。」神、儒、佛一致的思想从此少了一环,转为神儒一致。日本的神道于是脱离佛教而回复独立发展。

    幕府虽然提倡朱子学,并没有下令禁止其他学派,因而王阳明学说还是在民间传播。中江藤树(1608 - 1648年)是日本阳明学的关键人物,反对朱子学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这样反体制的思想自然不受幕府欢迎,却得到部分中下级武士拥护。中江藤树被尊称为「近江圣人」。他的得意弟子熊泽蕃山因为公然批评幕府而被判幽禁。然而反体制的思想一旦散布,影响极广。三代将军家光刚去世时,在骏河发生由井正雪叛乱事件,意图推翻幕府。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时,大阪发生大盐平八郎之乱。两个事件都与阳明学派思想有关。

    当时也有其他学者另辟蹊径,例如「古学派」的山鹿素行钻研古书,得到的结论是朱子学说完全扭曲了孔孟的原意,公然批评朱子学,结果被幕府判决流放。另有一位荻生徂徕批判朱子学派是:「以明善恶而将先王的领域缩小,以争论正邪来把孔子的教导范围缩小,此皆是儒者之罪。」。荻生徂徕尤其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儒者并不是只要修身进德,成为道学先生而已,也要学习政治、经济,使得民生富庶,文史、艺术都能得到发展。

    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掌政时,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朝灭亡,满清入主。明朝遗民纷纷逃避海外,其中有一位饱学大儒朱舜水于1666年到达日本长崎,在五年后见到了水户藩主,德川家康的孙子德川光圀,接受礼聘到水户开设学校。德川光圀自己也拜朱舜水为师。朱舜水所学不为朱子或王阳明所束缚,思想自成一个体系。他不喜欢谈论性理之学,注重的是经世致用,对天文、地理、算术、农艺、建筑、政治制度等无一不通。日本各地名儒风闻,纷纷投入门下,水户儒学因而成为其后两百多年日本儒学的重要学派。

    幕府渐渐无法控制思想,于是断然宣布禁止讲授朱子学以外的学问,是为「宽政异学之禁」(1790年)。但松平定信主持的宽政改革以失败收场,异学之禁也没有发生多大效果。民间所办的私塾越来越多,超过幕府兴办的学校,活泼的思想潮流已经无法被强力束缚了。

   
德川光圀受到朱舜水的影响,曾经召集一批儒者,共同编撰一部《大日本史》,上起神武天皇,下至第一百代后小松天皇。后代的水户藩主又继续支持编撰,历经二百多年,直到明治时代才全部完成。德川光圀没想到的是,在《大日本史》漫长的编撰过程当中,儒家从孔子以来的「尊王攘夷」思想竟逐渐发酵起来,与先前的《神皇正统记》遥相呼应。

    如果尊王中的「王」指的是天皇,「正统」也是指天皇,那么幕府将军的地位应该摆在哪里呢?「尊王」的思想产生,使得幕府末期的日本志士纷纷把效忠的对象转到天皇身上,对幕府的伤害之大实在无法估计。日本许多学者因而认为,水户就是明治维新思想的发源地。

    日本德川幕府从一开始就无法完全控制住人民的思想,幕府虽然也号称锁国,实际上仍然对荷兰打开一扇贸易的窗口,并藉此与西洋进行有限度的文化交流。幕府后来越来越衰弱,西南各强藩兴起,自行对外购置新武器,编练新军;兰学也在日本开始发芽,引入新思想、新知识的活水。因而,在不知不觉中,日本其实已经在为明治维新做准备了。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5-09 18:00:06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教授新文

腾讯命题引发对茅于轼先生的不厚

----评茅于轼先生的《私有化谏言》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 刘纪鹏

2012年5月3日

    腾讯网文静小朋友总督促我写微博,已经连续三次了。这次发来的是评价茅于轼先生的《私有化谏言》。

    茅先生最近的博文说:“公有制企业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温床。现在经济特权主要来源是垄断国有企业。而且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相勾结,形成权贵资本主义。不取消这种特权结构,中国将很难发展。搞了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只能是往权贵路上走。至于如何民有化,分送给百姓是一种选择,有没有更稳妥的办法,希望大家建言 。”

    实在讲,我对今年两会后学界几位著名人士“从妖魔化国企到消灭国企”日渐增高的呼声颇不认同,于是借文静盛情和微博形式做下述评价。

    茅于轼等天则朋友喜谈公有制私有化,却不将其与独资和股份制企业形态相连。其实,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任何独资公司都是私公司,而现代股份公司是公公司。法人所有制是新型公有制,中国国有独资和美国私人独资产权变革都得朝此迈进,事实上中国国企正朝着现代股份制正确方向迈进并获公认成就。

    可天则所加上北大张维迎偏偏看不到这一点,激进的要把正在健康运行的中国国有产权股份制改革进程打乱,快速分、卖给私人大亨,重复美国百年前私有化老路和苏联20年前“休克疗法”的失败旧辄。这岂不是不问国情,照搬照抄的添乱吗?

    记得十几年前盛洪请我到天则所做过一次关于法人所有制的演讲,讲后茅于轼先生一提问我就感觉坏了,“老先生一点没听懂”。

    其实,天则所三剑客没有一位是搞公司专业的,可偏要对中国成功的国企改革大加挞伐,对此除了表扬他们勇敢再无其他可言。听说茅先生最近还获了一个美国大奖,具体名字我忘了,但几位朋友私下里将那奖叫“杂家敢斗奖”。应该不是给专家的。

    今天人们对国企垄断有怨言,那是因为个别政治家和政府部门八年不改政府职能,甚至倒退,延误打破政府审批垄断职能进程和个别经济学家误导所致。如果价格都是行政审批定的,企业对其产品没有定价权,那么这个企业再大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垄断企业,至于行业禁入问题就更是政府部门痼疾了。因此未来中国改革攻坚战无论从经济还是从政治来说都要瞄准政府职能转变这一关键,而不是“休克疗法”的国企快速私有化。

    以上博文虽有不厚之处,但句句真诚,也是响应茅老“积极进言私有化”和腾讯盛情难却所致,若几家网站能组织一场“私有化问题大对决”我愿前往。但前提是“天则三剑客,骑马来一个”。

 

 

德国前总理:国有企业是中国人的命根子

参考消息

2012-04-12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认为,国有企业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应否决私有化。他表示,国有企业的利润是人民的利润。如果对这些国企实行私有化未必会有利于竞争,使人民获利。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2月15日接受中国学者的专访,对中西方历史文化、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民族宗教政策等问题深入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有企业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应否决私有化。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涉及上百万亿资本的所有制改革问题。改革不会有理想化的结果,必须学会设定底线和目标。当年中国的国企改制采用了抓大放小的策略,总体上是成功的。中国对一些不关乎国家根本的国有企业大胆进行私有化,而对十几个重要领域的国有企业采用资产剥离、兼并、重组等办法,既保证了效率低下的国企不再成为国家的负担,也在重要领域保证了国家对经济的掌控。剩下的国企大体是垄断性的、关乎国家安全,其核心价值是以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不是以追逐利润为第一价值目标。

    国有企业的利润是人民的利润。如果对这些国企实行私有化未必会有利于竞争,使人民获利。因为这些行业对创新性要求没有一般消费品那么迅速,即使分拆打破垄断经营,效益未必会更好,价格也未必会降低,私有企业不会有更多竞争优势。相反这些行业大多是资源性的,对稳定性要求更高。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私有企业是不关心社会整体效益的。譬如三峡工程总公司如果是一个私营企业,它根本就不会存在,因为它的投资回报率会很低,而风险很大,没人愿意作这种投资。但国家会做出这一决策,因为国家是从全局利益出发,“利润”核算对象不同。铁路系统也是如此。一些西部的铁路系统严重超载而收费很低,如果实行私有化它们就会停运或提价,这对内陆的发展是个打击。

    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也是个教训。起初俄政府给公民按人头平均分配股份将国企私有化。后来这些股份被国内财团以超低价收购,这些垄断财阀又把资本转移到国外。现在俄罗斯的经济命脉——石油、天然气还掌控在国家手中,否则俄罗斯的国家福利会很糟糕。其国民福利及其他政府支出主要源于这些资产。至于国有资本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公属于监管问题,而不是所有制本身的问题。

    中国国企上缴的利润不到15%,尽管如此,剩余的利润都最终计入国家资产账户,要么用来发展,要么转化为新的资产。今后它们会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的一部分,比如保障房的建设资金、医疗保障基金。挪威、阿联酋都是这样,这些国家把国企的资金作为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进行世界性的投资。所以可以看到,其国民的人均GDP很高,这些基金是主要的贡献方之一。今后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你会看到这些国有企业释放的价值,它们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否决私有化,但不反对引入私营资本。比如科研、服务等特殊领域可以适当引进私有资本

 

 

胡祖六质疑打破银行垄断

世界新闻网

2012-04-05

    继温州作为金融试点允许非正式金融机构纳入正式系统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甫结束的广西、莆田、福州等地就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研,并提出「中央已统一思想要打破银行垄断」。对此,曾任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经济研究执行董事、春华资本董事长的胡祖六公开「叫板」温家宝打破银行垄断想法。

    中国网报导,胡祖六针对温家宝「打破银行垄断」的言论发表题为《不明白为什么银行赚钱大家不开心》专栏文章,表示绝不赞同「银行业盈利是暴利」的说法,他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牵强,「不明白为什么银行赚钱了大家不开心」。

    胡祖六称,他不认为现在银行利润率主要来源是因为对利率的行政控制。他表示,在银行改革之前,比如10年之前、20年之前银行的利率也是高度管制的,但那时候银行的营利性并不好,甚至大部分都是亏损的。

    据报导,胡表示,现在银行业能够普遍盈利,财务上很稳健,应该感到安慰,这是中国透过改革取得的结果。只有稳健的银行,中国才有稳定的宏观经济,经济才可能持续发展。所以不明白为什么银行赚钱了大家不开心,难道银行亏欠,让他们去补漏洞大家才开心吗?

    胡祖六建议,人行只要控制基准利率,其他的存款利率、贷款利率都应该放开,由市场来决定,这样才能够达到所谓利率市场化的预期目标。

    另据BBC报导,香港的经济学家张炜则表示,实际上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都有人提出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问题,关于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一直是私营企业家不断唿吁的问题,但也是国有银行和其他代表国有势力的既得利益者坚决反对的问题。

    他说,这次随着这个问题得到民间的广泛重视,尤其是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在吴英被判处死刑的事件上做出巨大的反弹,逼得中央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措施,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银行高利润到底是不是暴利?

王信川

2012年03月29日

  深圳发展银行净利润102.79亿元,增幅64.55%;兴业银行净利润255.05亿元,增幅37.71%;浦发银行净利润272.86亿元,增幅42%;民生银行净利润279.2亿元,增幅58.81%;农业银行净利润1219.56亿元,增幅28.5%;建设银行净利润1694.39亿元,增幅 25.48%……随着上市银行陆续公布2011年业绩报告,银行业的利润水平再次引起社会关注。

  利润结构由何组成?

  存贷款利差是银行获取利润的重要来源。同时,佣金收入和收费项目在银行收入中比重逐步提高,理财产品也带来不菲收益

  中国银监会此前发布的《2011年中国银行业运行报告》显示,去年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1.04万亿元,平均资本利润率20.4%,显示出较好的盈利能力。

  “实体经济的发展为银行业盈利创造了外部条件。”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认为,得益于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银行业机构呈现出资本充足、资产质量良好、盈利持续增长的良好局面。

  从收入构成来看,存贷款利差是银行获取利润的重要来源。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商业银行净息差为2.7%,利息收入占比达80.7%。由于存在较大息差空间,银行存贷款业务规模扩大的同时,盈利水平自然提升。

  从年报数据来看,银行的净利差和净利息收益率均持续增长。对此,农业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2010年下半年以来,央行连续多次上调基准利率,存款和贷款陆续进行重定价,但贷款平均收息率上升幅度高于存款平均付息率上升幅度,存贷利差进一步扩大。同时,农行加强了贷款定价管理,贷款定价水平有所提升。建行也表示,得益于信贷资源趋紧推升定价水平及存量贷款按加息后利率重定价,贷款收益率稳步上升。

  佣金收入和收费项目在银行营业收入中比重逐步提高,成为银行利润的另一增长极。中国银行业协会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银行业服务项目共计1076项,其中226项免费,占比21%;收费项目850项,占比79%。在银行业服务项目中,个人业务服务项目共276项,其中个人有偿服务项目196项,诸如跨行取款费、小额账户管理费、银行卡挂失费等。

  兴业银行披露的数据显示,该行2011年实现手续费及佣金收入94.18亿元,同比增长41.89亿元,增幅为80.11%。而在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中,占比较大的项目分别是咨询顾问手续费收入、银行卡手续费收入和代理业务手续费收入。

  此外,在2011年,商业银行竞相发行理财产品,也带来不菲收益。数据显示,2011年各商业银行共发行22379款理财产品,较2010年增长 97%。如浦发银行2011年共开发理财产品844款,全年理财产品销量同比增幅146%,为其带来了可观的销售服务费、理财资产托管,以及保管费、管理费等。

  利润高增长原因何在?

  利润增长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经济快速增长和银行业务快速发展,经营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升也增加了盈利能力

  “从大量资本千方百计挤进银行业这一现象看,银行业的利润率是很诱人的。”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银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较长时间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主要是存在资本流动障碍,管制利率为银行保留了足够的保护性利差。

  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分析师何志成认为,银行获得的高利润是建立在拥有贷款议价权基础上的,尤其在信贷资源相对紧张的时候,银行的议价能力很强,贷款利率上浮成为普遍现象。

  “银行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钱挣得让大家心服口服。”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表示,近年来我国仍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的高收入有其阶段性原因,同时银行业也有经营风险,其盈利水平严重受制于经济波动。

  “银行业目前利润的确比较高,但也不能说银行业就是暴利。”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说,“2010年银行业利润为1.04万亿元,补充资本金就需要8000亿元,银行利润绝没有大家想象得高。”

  深发展董事长肖遂宁认为,目前银行业资产收益率只有1%左右,而一般制造业的这一指标达到5%甚至更高。他说,银行业近年来利润水平不断提升,同管理水平提高,以及不断创新、防范风险等有很大关系。

  年报显示,农行在2011年日均赚钱逾3.3亿元,但农行行长张云对“银行暴利”的说法并不认同。张云说,从2009年至2011年的数据来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是13.02%、53.58%和25.4%,同期银行业利润增长率是15%、35%和36%,和工业企业基本一致。这说明,银行业的利润增长与实体经济并没有过多背离。

  “银行目前的利差不是普遍高于国际水平。”张云说,2004年我国银行业利差为2.32%,2005年为2.34%,2006年为2.52%,2008 年2.88%,2010年2.46%。“这表明,银行实现高速增长并不是单纯依靠利差得来。”张云说,利润增长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经济快速增长和银行业务快速发展,经营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升也增加了盈利能力。

  “批评不无益处,它迫使银行业决策者认真考虑改革的深化。”吴晓灵说,当前,我国实施新巴塞尔协议已箭在弦上,商业银行发展从此将进入强资本约束时代。同时,利率市场化也是大势所趋,市场竞争的加剧势必导致存贷款利差不断缩小,过度依赖信贷利差的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

 

 

稳中求进,央企发挥中坚作用

白天亮

2012-04-12

  煤价上涨、电价倒挂,但电力央企丝毫不曾减少发电量,“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保障,国有企业责无旁贷。”保供电、保供气、保供油、保运输……近年来,中央企业在做强做优的同时,更加注重为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充分发挥了“共和国长子”的中坚和表率作用。

  国务院国资委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国有企业的数量在减少,但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大大增强。2002年到2011年,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位列“全球500强”的中央企业数量达到38家。中央企业承担了全国几乎全部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提供了全部的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发电量占全国60%以上,生产的高附加值钢材约占全国60%。2002年到2011年,中央企业上缴税金从2926亿元增加到1.7万亿元,年均增长20%以上。中央企业大力开展境外资源开发和互利合作,中国铁建、中国水电等央企发挥技术优势和成本优势,争得了一大批海外项目。再不是负债累累、困难重重,如今的中央企业已是行业的排头兵、国民经济的支柱力量。

  在“好”和“强”上狠下功夫,中央企业正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力军。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2012年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56家中央企业得到了93项奖项,“嫦娥一号”、高铁、4G标准等更成为央企自主创新、集成创新的典范。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央企主动出击,核电、风电、电动汽车等设备制造以及产品研发,达到或接近全球领先水平。

  “谋发展,央企要争一流。承担社会责任,央企同样要作表率。”“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央企业积极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涉及粮、棉、油、肉、盐等产品生产供应的中央企业,全力服从中央宏观调控的大局,保障市场供应,维护重要民生产品的价格稳定。面对急难险重的任务,中央企业总是冲在前头。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中,电力电网、石油石化、航空运输、建筑施工等央企挺身而出,发挥了关键作用。北京奥运、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的设施保障,处处跃动着中央企业的身影。

  “中央企业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发挥的作用,充分证明了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王勇表示。“十二五”时期,中央企业将继续深化改革,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迈进,为国民经济“稳中求进”做出更大贡献。

 

 

当前几个热点问题走向思考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 邹东涛

2012-04-18

  国有企业改革的下一步是否要私有化

  近日,世界银行一份关于中国未来20年发展的研究报告引起了极大争议,该报告称我国经济在经历高速增长的30多年后,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点,需要进行一次根本性的战略转变,并特别强调要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一时间,国有企业改革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国有企业改革,历来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再到“现代企业制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由经营层面的激励机制逐步深入到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从“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到“抓大放小”、“国退民进”,再到“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无不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国有企业地位和公有制内涵的新认识。

  当前,国内几乎占主流的声音都在批评国有企业,指责其效率低下,与民争利,并成为贫富差距的助推器。而所有问题的症结在于国有企业所拥有的“天然特权”,如低资金成本、低土地成本、高补贴等。因此,改革就必须打破既成的所有制结构,消除对国有企业的优待,实行私有化。如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许小年等一批主流经济学家。易宪容的态度比较折中,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式可多样,私有化也是其中可以选择的一种。而林毅夫则坚决反对私有化。

  主张私有化和反对私有化的争论从来都是如火如荼、势不两立,但稀有把私有化的概念明辨清楚的,使得这种争论成为自筑理论营垒、谁也说不服对方的僵局。这里的关键是要把关键词“化”辨析清楚。

  要辨析“化”字,可上延到20世纪50年代,5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的战略任务是“一化三改”,这里的“化”是指工业化,“改”是指对农业、手工业、准备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50年代后期实行人民公社,称之为“公社化”。199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又有人简称为“市场化”改革。当我们大力发展私有经济时,又有人鼓吹“私有化”。纵观我国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往往与“化”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又带来了一次次危害,还是要咬文嚼字反思和推敲一下这个“化”字的内涵了。“化”者,即“轰轰烈烈、全部、快速实现”某个目标也。其结果呢,众所周知,没有一次“化”好,每一个“化”都后患无穷,过去的“化”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收缩国企规模,积极发展非国有经济,也该理性一点,谨言“国有企业私有化”。

  不搞全盘私有化,是中国模式成功的重要基石之一。从提高效率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并不意味着全盘私有化,而在于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为此,我认为可做以下三方面调整:其一,国有企业的定位首先应该是独立的企业,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要逐步甩掉历史上国家所赋予的沉重包袱,全面走向市场,真正做到“自负盈亏”。其二,在中国,并不存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社会经济条件,即便是席卷世界的非国有化浪潮,也并非是全盘私有化,而是对原有国有企业进行多元重组。对于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而言,要寻求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产权制度。其三,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要继续完善国有企业的内部分配机制,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解决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称等问题,借此来引导国有企业扬长避短,提高效率。

  缩差共富下一步如何多条腿走路

  对于如何解决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不同的专家和学者,提出了很多见解,如有些学者认为要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有些专家指出可征收富人税,等等。我认为,仅从这些方面入手,并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有效办法。从纵向来看,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先工业化的经济赶超战略,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战略,以及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都对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并导致了收入分配在城乡、地区、行业,以及职位之间的差距。因此,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需看清导致其出现的历史因素,在此基础上,多头并举,从以下四个方面同时入手。

  首先,对于城乡收入差距而言,既有普遍性,又具特殊性。其普遍性在于,无论是发达的东部地区,还是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都存在这一问题;其特殊性则在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在西部地区最为突出。这也就意味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着眼全国,更要突出重点,在加快发展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的同时,有重点地加大国家对于西部农村地区的扶持力度。

  其次,优先发展东部、先富带动后富的改革开放战略,虽推动了国家经济30多年来的高增长,但也造成了收入分配在地区间的差距。近年来,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都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在今后,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统筹区域发展为基础,全方位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在今后,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统筹区域发展为基础,通过统筹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同步协调发展,来全方位地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再次,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是造成贫富差距悬殊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市场结构上来看,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以石油、电信、银行、证券等为代表的垄断行业,与纺织、制造、手工业等为代表的非垄断行业之间,在职工的收入上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为打破这种不合理的格局,必须加大力度促进行业间协调发展,进行宏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势在必行,特别是对特殊行业更加应当有专门的法规和政策予以限制和规范。而缩小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宏观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最后,从职位上来看,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在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之间,在收入上的差异愈加明显。这本也无可非议,但是在一些上市企业,高管的薪酬甚至高出职工百倍,这无疑偏离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当前,应从微观层面来推动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扭转这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方式。

  怎样走出行业道德沦丧的“囚徒困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司法、立法和法规建设不断地向前推进,与此同时,各类违法行为却不断地与司法、立法和法规建设赛跑,使得许多法律规范成为一纸空文。在我国食品安全立法和司法不断健全的当下,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假鸡蛋、毒奶粉、毒大米、染色馒头等一系列恶性事件大行其道,冲击着人们的心理和生理底线,揭开了更多行业道德缺失的所谓“潜规则”,以至于温家宝总理感叹“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必须正视市场竞争的二元本性。市场经济是以自利激励为基础的竞争性经济,自利心的合理张扬可以在一个时期带来经济繁荣,但私欲的无限泛滥则必然给社会造成长期的无穷灾难。在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今天,如果一些企业生产的“伪劣”甚至“有毒”产品得不到有效治理和抵制,最终各行各业的生产者将陷入“囚徒困境”式的集体悲剧,每个生产者也将成为劣品的受害者,因为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地沟油”的生产者可能成为“毒大米”的受害者,反之亦然。

  类似事件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是有前车之鉴的。在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曾详细描述了资本主义商业的36种罪恶。这一切似乎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自利”行为酿造的集体苦果。诚然,如今西方国家消费者至上的市场经济理念,离不开完善的法律体系的支撑,但是,道德层面、特别是其融入宗教理念的职业道德、商业道德,对微观个体的约束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过程中,要走出当前行业道德沦丧的“囚徒困境”,离不开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安排的强制性约束,然而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本身是有成本的,且无法涵盖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且在短短30多年,就要达到西方国家300多年所建立起来的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其本身的难度也是相当大的。因此,道德文化建设对于维持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全运行、提高我国产业和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要承担更多的期待。因为在这个时候,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

  要避免我国行业道德沦丧的“囚徒困境”,一是生产者要有同情心,即悲天悯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情怀,企业上下多一些对他人的同情,少一些对社会的危害,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员工之间相互监督、勇于揭发违法违规行为,避免道德缺失现象变成行业“潜规则”;二是生产者要讲情感,即不能只追逐利润而置社会责任于不顾,企业的目标函数中应包含消费者和社会大众的福利。

  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走向预测

  过去八年来的房地产调控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4—2007年是一个阶段,主要针对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第二个阶段2008—2009年主要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拉动内需;第三个阶段2010—2011年主要是针对房价过快上涨、房地产市场投资投机严重。在这几个阶段中,收效显著的是第三个阶段,因为国家采取了严厉的“釜底抽薪”的举措:一是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退出房地产;二是收紧和严管土地市场。如果把2012年看作是第四个调控阶段的开始,那么更重要的调控目标是国家注重发展保障性住房,这更加贴近民生,会更受民众拥护。

  由于调控措施的不断优化和贴近实际,八年来的调控终于走上正轨,但也不可掉以轻心。一是地方和中央、各部门之间齐心合力才使得房地产调控取得目前的效果,成果来之不易;二是到目前为止,房价只是涨幅放缓、放小,并没有出现大幅下降,而且还有反弹的压力。所以对于绝大多数希望长期健康发展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言,积极寻求转型,及早培养出适应新形势的生存与发展能力,方为上策。

  从目前来看,虽然中央政府的调控决心很大,但也存在不少难点。如何在控制房价和投资增长之间找到平衡,是这轮房地产调控的难点之一。为了保增长必须依靠投资,尤其是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而投资中房地产占很大比重。为了弥补商品房开发的下滑,中央提出加大保障房建设,这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解决保障房资金问题。2012年,保障房资金难题可能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按照现有的一些保障房资金渠道,要想解决这么大的资金难题,难度较大。而在当前,最需要政府政策的地方是完善保障性住房体系,以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当然,引导居民形成合理的购房需求,也是当前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调控政策都是有缺陷的,现在采取的限购也只是阶段性的无奈之举,需要依据客观规律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加以完善。而且从长期来看,强制性的行政措施和政策只是补充完善制度,努力构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例如积极稳妥推出房产税,促进住房价格合理回归的市场机制,才是最为基本的。

  对整个房地产市场下一步的预计,平稳发展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土地供应量加大了。国务院新36条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房地产发展,这样基本能够解决资金上的问题,与此同时,在下一阶段,即使需求继续扩大,预计房地产市场也能够基本保持平稳。

 

 

中国年内建世界第三个全球原油期货市场

新华网

2012-04-20

     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说,年内我国将继美国、英国后推出全球性原油期货市场,以争夺原油定价权。

    郭树清说,我国现在每年新增原油消费绝大部分依靠进口,进口量之大占到全球新增产量的70%到80%。目前亚太地区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推出了原油期货,但都是区域性市场。年内我国将继美国、英国后推出第三个全球性原油期货市场,以争夺原油定价权。

    据了解,此前国务院批转的发展改革委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中指出,要“稳妥推进原油等大宗商品期货”。原油期货的相关方案已由上海期货交易所、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司、证监会期货部等共同起草并修订,其原则性框架包括美元计价、基准油、离岸交易、保税交割四大方面。

    除原油期货外,今年我国还将争取推出国债期货、白银期货等多个品种。郭树清说,在发展农产品期货上,生猪、土豆、晚籼稻、鸡蛋等品种都将纳入期货交易研究重点。
 

 

 



谨防中国制造业掉入三明治陷阱

——兼评“中国低成本制造业周期的终结”

左世全

2012-04-18

  2012年1月,罗兰·贝格战略咨询公司发布的“中国低成本制造业周期的终结”报告指出,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削弱,一些产业已开始出现滑坡,许多跨国公司正重新考虑在中国的发展战略。早些时候,全球商业咨询机构Alix Partners发布的报告也指出,到2015年,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将赶上美国,印度、越南、墨西哥和俄罗斯等国的制造业成本将比中国更具竞争力。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后,美、英、法等发达国家也正加紧重振制造业。

  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向挤压”,有落入“三明治陷阱”的危险。在此背景下,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如何客观地认识挑战,发挥制造业现有优势,把握发展机遇,如何转变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战略,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就成为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中国制造业正面临“双向挤压”

  如果我国制造业不能快速实现转型升级,在高端制造业产品尚未具备竞争力的条件下,中低端制造业产品的竞争力也将被削弱,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的风险将不断增加,我国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将受到严重威胁。

  无论是罗兰·贝格公司发布的“中国低成本制造业周期的终结”报告,还是Alix Partners发布的《2011年美国制造业外包成本指数》报告,所传达出的核心信息都是我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削弱。虽然2010年我国制造业产值占到全球制造业产值的19.8%,超过美国的19.4%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然而,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正面临着落入“三明治陷阱”的风险。

  (一)美、英、法等发达国家正加速重振制造业

  罗兰·贝格在报告中建议,跨国公司应考虑将企业迁出中国,这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的思路不谋而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英、法等发达国家反思金融危机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重振制造业。2011年6月,美国正式启动“先进制造伙伴计划”,旨在加快抢占21世纪先进制造业的制高点。同年12月,白宫宣布成立制造业政策办公室,推动美国制造业复苏和出口。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再次强调,美国正面临把制造业从中国等地迁回来的大好机会。英国政府2011年发布了《英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主要策略和行动计划》,对制造业进行了重新认识和定位,并强调重新重视制造业的发展。法国政府也在2010年3月宣布五年内要将制造业产出增加25%。

  美、英、法等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将给我国制造业在承接产业转移、技术进步与产品出口等方面带来新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一是吸引部分高端制造企业回流,可能使我国的高端制造业出现“逆转移”,加剧我国产业结构失衡。二是发达国家加紧从技术、规则和市场等方面设置新的门槛,使我国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提升的难度加大,将给我国制造业的赶超发展带来压力。三是国际贸易摩擦升级,如美国建立贸易执法机构,专门负责调查中国等国家的“不公平贸易”,将加大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压力。

  (二)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阵地

  Alix Partners的研究报告指出,到2015年,中国制造业成本将赶上美国,竞争优势不再。同时,越南、印度、墨西哥与东欧等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工业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新阵地。罗兰·贝格公司的研究也表明,中国一些产业正发生着转移,从“中国制造”转向“越南制造”,包括石油化工、照相机、钟表、服装、笔记本、玩具等产业。近两年,英特尔公司在越南建立了一个组装与测试工厂,香港利丰公司则将产品生产转移到越南,越南取代中国成为耐克鞋最大的生产基地。

  随着中国低成本优势的逐步削弱,发展中国家以更低成本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还将继续,它们将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调整产业分工的机遇,发挥本国的低成本优势,在中低档产品市场承接产业转移。在此背景下,如果我国制造业不能快速实现转型升级,在高端制造业产品尚未具备竞争力的条件下,中低端制造业产品的竞争力也将被削弱,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的风险将不断增加,我国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将受到严重威胁。

  二、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与机遇

  我国具有大国大市场的突出优势,这是中小国家难以比拟的,一些跨国公司主要是基于贴近我国市场的考虑而选择在中国境内生产。

  当然,在清醒认识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双向挤压”严峻挑战的同时,也要客观分析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制造业形成的战略优势及全球制造业调整带来的发展机遇。

  (一)雄厚的制造业产业基础和技术基础

  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制造业产业体系,制造业的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一位,建立了一批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以及一大批企业技术中心,基本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并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际先进的创新成果。我国制造业所具有的产业基础和技术基础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越南、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

  (二)巨大的国内外市场需求潜力

  我国具有大国大市场的突出优势,这是中小国家难以比拟的,一些跨国公司主要是基于贴近我国市场的考虑而选择在中国境内生产。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依然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与此同时,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高于全球平均增速的市场需求,也将拉动我国制造业中低端产品的出口增长。

  (三)强有力的政府政策支持

  中央提出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战略,并相继颁布实施了工业转型升级规划、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规划、智能制造发展专项等,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大动力。这些举措将为推进制造业的自主创新,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加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四)面临制造业国际化的良好机遇

  “走出去”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欧债危机尽管给我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带来一定的压力,但也给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在欧债危机背景下,欧洲制造业企业正展开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把新产品、新技术带到中国”逐渐成为一些欧洲制造业企业的自主选择。与此同时,欧债危机也给中国制造业企业提供了一次“走出去”的难得机遇,中国制造企业因此拥有了更多购买和投资欧洲资产的机会。

 

 

 


发件人:"第一财经研究院中国战略思想库" <zhanlue@yicai.com>  2012-05-14 09:49:28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观察》53期、《战略参考》49期


巴西为国际资本打工的净债务国真相

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徐以升

2012年5月

    21 世纪的前十年,是全球新兴市场大放异彩的十年。自2003 年鹊起的“金砖四国”,更是引领整个新兴经济体乃至全球经济的成长。与中国在新世纪十年的飞速成长类似,巴西,也从长期贫困的拉美地区脱颖而出。

    2011 年,巴西GDP 规模首次超过英国,排在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之后,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这一超越之举,成为巴西经济的“美丽外衣”。巴西是一个拥有贸易顺差以及高额外汇储备的国家,2011 年巴西贸易顺差298亿美元,2010 年为202 亿美元,在2006 年最高时曾达到465 亿美元顺差。进入新世纪以来,巴西自2001 年持续贸易顺差,2001 年~2011 年来,11 年累计贸易顺差达到3056 亿美元。截止2011 年底,巴西外汇储备余额攀升到3520 亿美元,在新世纪的2000 年末,这一数字还只有330 亿美元。

    这是一组非常具有高增长含义的数字。这似乎非常光鲜,但实际上,巴西是一个净债务国,而且在新世纪10 年,其债务规模还在持续放大,在2010 年第二季度,巴西其国际净债务头寸高达9757 亿美元,接近净债务1 万亿美元。光鲜的GDP 外表之下包含着怎样的隐情,什么是巴西经济发展的“真相”?

    20 世纪90 年代,巴西对金融市场进行了私有化和对外开放,目前巴西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已经很高。巴西的对外开放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涌入,这给巴西带来了机遇和辉煌,但也给巴西带来了硬币的另一面。十几年来,国际资本的涌入使巴西成为长期的净负债大国(2010 年2 季度达到最高约1 万
亿美元),也攫取了巨额的投资收益(2000 至今获益4161 亿美元),相比巴西2.1万亿美元(2010 年)的GDP 总量来说,已经十分可观。

    从另一方面来看,因向国际资本支付巨额投资收益的需要,巴西常年维持庞大的收益项逆差,这导致的格局是,虽然巴西维持了最近十年的贸易项目顺差,但巴西却在最近几年重新录得大规模的经常项赤字。由此形成了一个循环现象,即国际资本流入巴西获得巨额投资收益,造成巴西经常项目重回大规模赤字,而由此造成的国际收支缺口,还需要国际资本的继续流入来填补。国际资本的投资收益之大,以至于用12 年来巴西全部的贸易盈余仍远不足以支付国际资本同期获得的投资收益,巴西已经成为了长期为国际资本打工的国家。

一、巴西: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入导致的净负债国

    从国际投资头寸数据来看,巴西是名副其实的净债务国。国际投资净头寸,即巴西对外资产与巴西对外负债的差值,巴西的国际投资净头寸长期为负值,而且两者之间的差值呈现扩大趋势。

    2011 年第二季度,巴西国际投资净头寸达到最高的-9757 亿美元,这意味着巴西净负债达到约1 万亿美元。巴西当时的外汇储备资产仅为3171 亿美元, 2010年巴西的国民生产总值约2.1 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巴西净负债规模接近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0%,并且远远超过其储备资产的规模达到3 倍以上。
单独来看,巴西海外负债长期呈现增长趋势,尤其是金融危机后的最近几年,巴西海外负债呈现快速、大规模增加的态势,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国际资本的疯狂
涌入。2008 年4 季度,巴西海外负债为6916 亿美元,至2011 年3 季度达到1.42万亿美元(14203 亿美元),不足三年增长了105%,净增加额达到7287 亿美元。

    近几年国际资本向巴西疯狂涌入的现象,从巴西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资本金融账户变动可以看得更加明晰。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资本集中出逃,巴西资本金融账户经历了剧烈波动,最低跌至赤字200 亿美元以上,随后,随着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等各国刺激政策出台、金融市场和经济形势企稳,国际资本又以更加疯狂的态势涌入巴西,其资本金融账户又跳升至净流入300 亿美元,至2011 年1季度达到最高净流入435 亿美元,2011 全年净流入1119 亿美元,达到年度资本
金融账户盈余历史新高。

    二、巴西常年向国际资本支付巨额投资收益,导致大规模经常项赤字与大量国际资本涌入导致巴西资本金融账户迅速积累盈余不同,巴西在最近4 年却连续录得庞大的经常项户赤字,2010 年巴西经常项赤字高达473 亿美元,占同年GDP 的2.3%,而2011 年经常项户赤字进一步增高至526 亿美元。进一步发掘巴西的经常项账户细项,我们发现,巴西经常账户赤字的根源非常特殊,即巴西的经常项账户赤字并非由贸易收支形成,如下图所示,而是由“收益项逆差”导致。事实上,近十年时间内,巴西的贸易收支整体表现较好,如果除去服务项目,巴西的商品贸易是常年顺差的。正是收益项长期维持大规模逆差,是最近几年巴西经常项庞大赤字的根本原因。

    收益项逆差是由投资收益逆差导致。收益项包括员工报酬和投资收益两项,如下图所示,收益项逆差的绝大部分都是由投资收益逆差导致的,投资收益逆差基本就代表着收益项的整体逆差(两者在图中基本重合)。

    2010 年巴西的投资收益逆差高达395 亿美元,与同年GDP 之比约1.9%,巴西支付给国际资本的实际收益(debit 项)为469 亿美元,占GDP 的2.2%。2011年巴西向国际资本支付的实际收益高达581 亿美元,同比增长20%以上,净投资收益也录得高达473 亿美元的逆差。这一年,巴西贸易顺差增长为202 亿美元。投资收益细分为直接投资收益、组合投资收益和其他投资收益,其中直接投资收益占最大比重,其次为组合投资收益。2011 年,巴西直接投资收益逆差为296 亿美元,占总投资收益逆差的60%以上,组合投资收益逆差122 亿美元,二者合计占总投资收益逆差的比重接近90%。

三、巴西向国际资本支付多少投资收益

    那么巴西每年到底需要为国际资本支付多少投资收益?下表详细列出了2000~2001 年间巴西投资收益项变动情况,其中负债项(debit)代表的是国际
资本在巴西获得的投资收益,资产项(credit)代表巴西在海外获得的投资收益,净值(net)为资产项(credit)减去负债项(debit)的差值。

巴西投资收益项分析:向国际资本支付高额投资收益(百万美元)

时间 资产项(credit) 负债项(debit) 净值(net)
2000 3621 -21507 -17886
2001 3280 -23023 -19743
2002 3295 -21486 -18191
2003 3339 -21891 -18552
2004 3199 -23719 -20520
2005 3194 -29162 -25967
2006 6462 -33942 -27480
2007 11493 -40784 -29291
2008 12511 -53073 -40562
2009 8826 -42510 -33684
2010 7405 -46892 -39486
2011 10753 -58072 -47319
合计 77377 -416058 -338682
数据来源:巴西央行,第一财经研究院

    2000~2011 年,巴西投资收益项逆差总量高达3387 亿美元,巴西的海外投资收益为774 亿美元,而国际资本在巴西的投资收益则高达4161 亿美元,这就是巴西12 年来总共需要向国际资本支付的投资收益,其规模是巴西储备资产(3171 亿美元)的1.3 倍,占GDP(2.1 万亿美元)的20%。而巴西同期的贸易收支盈余(包括商品和服务)总规模为1395 亿美元,商品贸易长期盈余,同期总规模为3478 亿美元。

    由此可以再做这样的比较:巴西12 年的贸易盈余,仍远不足以支付国际资本在巴西的投资收益;即便除去服务项目,巴西12 年的全部商品盈余仍不足以
支付国际资本在巴西的投资收益;而若将巴西12 年全部商品盈余和海外投资收益加在一起(4252 亿美元),才刚好足够支付4161 亿美元的国际资本投资收益。也就是说,12 年来,国际资本的投资收益,已使巴西支付掉全部商品资源出口收益,以及海外投资收益,这个规模相当于支付掉五分之一个巴西(考虑到使用2010 年GDP 测算,实际程度更高),1.3 个外汇储备资产规模(3171 亿美元)。在高增长的GDP、外汇储备外表之下,巴西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为国际资本
打工的净负债国。

四、国际资本大进大出之地

    GDP 高增长、高利率,金砖概念加身,使得巴西成为新世纪以来国际投资和投机资本最为青睐的新兴市场之一。但开放的金融市场,在国际经济金融危机背景下,巴西也成为国际资本大进大出之地。这使得巴西国内市场更多受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或风险情绪的左右,而非由巴西本国的经济金融状况决定。

    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向我们充分展示了巴西股市、汇率受国际金融局势所左右的现象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资本大幅流出巴西:2008 年第1 季度巴西资本金融账户盈余224 亿美元,但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到2008 年4 季度,巴西资本金融账户转为净流出247 亿美元。在这期间,巴西股市经历暴跌,本币也大幅贬值。

    2008 年5 月20 日,巴西股市见顶,BVSP 股指达到73516 点,到了2008 年年底,BVSP 跌至37550 点,跌幅48.92%,若按10 月22 日全年最低值(29435
点)计算,5 月末到10 月末,巴西股市在5 个月内暴跌近60%。2008 年9 月14日,雷曼申请破产,巴西股市周一(15 日)开盘暴跌7.59%,而当天标准普尔指
数跌幅仅为4.71%。

    由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08 年金融危机,也让巴西雷亚尔大幅贬值:2008 年8 月至12 月8 日,巴西雷亚尔兑美元贬值高达38%,而USD/BRL 汇率由1.55 上升至2.5,升幅高达60%左右;2008 年8 月至年底,巴西雷亚尔兑美元贬值33%,USD/BRL 升幅为50%。

    2008 年底及2009 年初,金融危机的最黑暗时期结束,国际金融形势企稳,在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向全球注入巨额流动性后,巴西迎来的是更疯狂的资本涌入,股市暴涨以及货币大幅升值。2009 年巴西资本金融账户净流入以疯狂速度增加,4 季度重新回到净流入300 亿美元以上,而同时巴西股市暴涨、货币
重新升值,两者均基本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事实上,不仅是08 年金融危机如此,每当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指数飙涨之时,巴西股市、货币均会出现陷入调整,而当国际市场风险指数趋于平缓,巴西股市、货币又再次上涨。如下图所示,在最近几年中出现过三次明显的案例,图中我们采用VIX 指数反映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指数,VIX 越高,表明市场风险越大,投资者越恐慌。08 年金融危机期间,VIX 指数1迅速走高,巴西股市、货币相应大幅下跌;2010 年上半年第一轮欧债危机爆发,VIX 指数再次走高,巴西股市、货币陷入调整;2011 年中期第二轮欧债危机爆发,VIX 指数的走高再次对应着巴西股市、货币的大幅调整。

    上面我们讲到,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深刻影响着巴西的资本市场,而这也决定了巴西作为国际大市场的子市场,其股市、货币的走势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的波动和风险偏好。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第一,巴西的资本市场具有严重的“国际属性”,其股市、货币走势与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指数有着明显的关联性;第二,每当国际市场爆发重大风险之时,巴西必然受到影响,而且因为资本的大进大出,其所受影响也往往表现剧烈和动荡;第三,巴西作为一个国家属于名副其实的“风险资产”,相对应的美国则属于“避险资产”,只有当国际市场向好时,“风险资产”才会受到青睐,而一旦风向逆转,不论国际资本在其中获得多高收益,最终都会选择抛售,回到美国避险,等到风险降低再伺机涌入。

    1 注:VIX 是芝加哥期权期货交易所编制的市场波动率指数,以标普500 指数期权的隐含波动率计算得出。VIX 被广泛用于反映投资者对市场的恐慌程度,又称“恐慌指数”。

    最后,我们认为,巴西给我们的启示是十分深刻的,其教训也很惨痛。自巴西上世纪末选择对外开放以来,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入,推动了巴西成为金砖大国,也使这个金砖大国饱受资本之苦。十二年来,国际资本涌入使巴西沦为庞大的净负债国,且因向国际资本支付高额投资收益,巴西成为给国际资本打工的国家。国际资本在攫取巨额投资收益之同时,其大进大出的特性又使巴西资本市场反复经历剧烈波动。由此观之,巴西更像是一个由国际资本催生的牟利机器,是一个被反复吹起、刺破、再吹起的泡沫机器,在一次一次的循环中,国际资本牢牢控制了巴西这个市场、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第一财经研究院系列翻译报告 第49期 2012年05月14日

中国所构成的挑战

----摆在美日联盟面前的军事、经济与能源选择

 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高级顾问兼主任  帕特里克·克罗宁

全球战略与变革公司总裁、退役海军司令  保罗·加拉

 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扎  查理·霍斯福特

 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  丹尼尔·卡兹

译者:第一财经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尹宏毅

    为了使美日两国做好准备,以应对未来的挑战,盟国应当:

•启动一项新的、高级别的战略对话,以重新评估联盟的目的、方法和手段,从联盟的基本目标开始,并制定一项明确的计划,以确保实施;
•准备通过明确规划的、定期训练的和资源充足的力量来挫败潜在敌手的反进入和区域封锁能力;
•作为上述的战略对话一部分,计划使所有驻日美军基地都逐步与日本自卫队基地实现一体化;
•通过各种手段,从一项高级别的三边安全对话开始,谋求使崛起的中国在长期里融入到一个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之中;
•在一项可信的债务削减计划配合下,促进政府和私营部门在教育、基础设施和以创新为导向的研发方面的战略投资;
·通过贸易和投资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保持接触,以最大限度地增强美日两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机会;
•与该地区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以确保双边关系的经济和贸易组成部分在从现在到2025年及其以后时期兴旺发展;
•在联盟范围内提升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并确定两国各自的能源战略之间的互补性;
•在与中国合作的情况下创建有关能源安全问题的一项重要的三边对话;
•与盟国和伙伴国合作,以使能源安全融入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之中;
•就民用核电工业的监管政策和反应堆安全技术进行合作。

一、内容提要

    美日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石。要想使之保持这种状态,盟国就必须解决涉及防务、经济竞争力和能源安全的种种棘手的问题。中国的崛起与其中每个问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日两国应对国内的经济和能源挑战的能力也是如此。盟国的成功将会影响每个国家的国力与繁荣,以及联盟本身的耐久性。

    虽然盟国继续共享种种重要的利益和价值观,但是联盟中正在出现潜在的裂痕。在安全方面。美日两国如何应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包括其日益增强的反进入和地区封锁实力)、驻日美军的可持续性以及两国实施当前的防务计划的能力等问题上可能会发生分歧。与此同时,美日两国需要建立机制,以促进有效的决策,因为它们将就兵力结构做出选择,保持平等的责任分担和前沿基地,实现新技术的整合。两国都需要坚决的政治领导和健康的经济,以支持当前的防卫计划。

    就经济而言,美日两国在如何实现和维持经济增长率、与新兴国家保持接触和建立一个统一的地区贸易制度问题上的分歧,可能会削弱联盟塑造本地区未来的能力。两国都需要实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和基本的财政改革,采取协调一致的对策使更为富裕的中国融入到全球和本地区开放的经济秩序之中,并做出重大努力促进双边自由贸易和本地区的一项包容性的贸易制度。

    虽然能源问题在美日关系中地位显赫,但是如果不能制订一项协调一致的能源战略,就可能会越来越给盟国,可能还有联盟自身造成压力。两国都在如何在全球能源市场上确保充足、稳定的能源供应问题上面临着挑战,都将受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今后年代中如何获得能源问题的影响。除了利用矿物燃料和清洁能源选择等替代来源之外,美日两国还必须就核电的作用问题做出决策。

    如果美日两国人民希望按照自己的民主和自由市场价值观,使本地区和世界秩序永久化,他们就必须在今后很长时间里保持一个强大联盟。两国都具有一个目标,就是维护和适应一个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系统,同时提供激励机制,以促使中国等崛起中的大国成为该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本报告分析了美日联盟在从现在到2025年期间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并讨论如何能保留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和不可或缺的影响力。基于有数十家著名日本和美国专家和官员参加的一系列讲习班和访谈,本报告提供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以帮助这两个国家在未来十年建立一个更强大的联盟。讲习班围绕由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跨国实力(就本研究的目的而言,主要集中在能源安全方面)构成的三维力量的概念框架。每个讲习班都产生思想的一个丰富的菜单和意见的多样性。

二、安全与美日同盟

    美日安全联盟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该联盟很少受到考验,但在军事上很强大。盟国的联合军事力量继续防止地区性威胁,并维护稳定。此外,盟国的精心组织和装备适当的军事力量在人道主义援助、救灾和维持和平的任务方面提供帮助。这些活动可以展示善意和增强国家之间的信任。

    这项安全条约的一个明确的特色一直是持久的和明确的分工,即美国承担进攻任务和区域安全行动,而日本则专注于保卫其领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已成为排他性的角色,使联盟比其各部分的总和要小。盟国如果较少地侧重于分工,而较多地注重联合力量和一体化,今后就能更好地保持自己的影响力。

    关于在未来十年把美国的国防预算每年削减约500亿美元(相当于取消日本的年度总国防预算)的计划在日本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引起忧虑。如果国会授权的预算过程,即所谓的封存获得通过,则削减幅度会更大,可能会使人对美国坚持其维护亚洲盟国安全的承诺的能力产生疑问。同时,日本也并非显然地要在今后发挥更大的安全方面的作用,这种作用也并非明确地可取。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邻国都具有冲突的历史。对日本加强军事实力,这些邻国的反应可能会很消极。美国可能已经把历史抛在背后。但别国还没有这样做——这也包括日本的许多人。由于日本的战前经验,所以他们对武力感到不舒服。

    这些担忧加剧了巩固联盟方面的机会损失,包括其军事目的、方法和手段。自冷战结束以来,这些目的已变得更加复杂。放眼望去,联盟必须站在一起,否则就会在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分裂。军事同盟的方法以基地为核心,并注重这两个盟国是否可以继续以公平的方式分享负担的问题。使这个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战争和军事技术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使两国军队产生隔阂,而不是团结一致。东京的长期拒绝接受整合的机会,意味着该联盟实力较弱。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涉及现代空战环境。对于任何超出可视范围的空战来说,美军飞机都通过情报和技术网络链接,以提高战场意识,增强指挥和控制一体化。日本航空自卫队不能使用这项技术(和使之得到加强的理论)来连接平台和作战网络。事实上,至少在过去,他们甚至不渴望这样做。最后,在面对严重的财政困难情况下,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无论盟国——在单独和组合情况下——能否利用充分的手段来支持足够的防御力量。

    美国和日本的战略家们对中国军力(人民解放军海军和空军)不断增强的实力表示担忧,但仍然相信,盟国如果合作,仍将占有优势。然而,整合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和国防力量的失败可能会削弱威慑力,鼓励对联盟和别国的政治胁迫(在除了侵略之外的动武的支持下),削弱美国的安全保证的信誉,使日本和其他国家抵制中国的影响力的能力和愿望减少,对盟国和友邦构成挑衅,促使其卷入与中国的一场破坏稳定的武器竞赛(其中可能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进一步削弱美国在亚洲的联盟。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反对苏联侵略提供了冷战时期形成美日凝聚力的粘合剂。今天,中国正日益成为联盟的焦点。虽然中国并不是一个敌国,但若论对这个联盟的强大的潜在军事挑战,则非它莫属。崛起的中国若实现和平融入,则对美日两国都很有利。但美日两国也都承担着一种责任,就是防范潜在的中国威胁。中国不应是美日同盟的唯一粘合剂,但在今后几十年里,如果不理解联盟在中国问题上的目标,就可能会削弱美日两国间的纽带。

    应对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尤其是矢志追求集成技术,以剥夺别国进入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机会——涉及美日联盟的核心目的。政治上,这会带来美国和日本如何寻求塑造一个崛起的中国的问题。在军事上,这提出了如何克服新兴的反介入和区域封锁能力的问题。目前在这两个问题上,美国和日本还没有达成共识。

    虽然美国能够保留其目前的军事优势,但美日两国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是,要确定在财政和政治上存在严重制约的情况下,如何维持这一优势。美国军方正在对全球技术和作战方面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挑战做出反应,通过开发实力(例如网络战)、概念(如海空战役)、理论(如联合作战访问概念)和战略(如恢复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平衡)。即使这些举措是卓有成效的,但是,联盟对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将是必要的。

    美国可能无法单独应付中国,所以日本的未来作用将比迄今为止更为重要和更大。然而,迄今为止,日本对具体的军事行动的回应顶多是低调的。为了保持美国的准入权和维护日本的利益,面对来自北京的挑战,以及同时出现的经济结构的弱点,美日两国必须在前所未有的水平上合作。这种合作将需要包括对战略环境的共同理解、就分歧进行讨论和充分利用合作的平衡点的内部能力,以及克服官僚主义分歧的一种手段。这个联盟的政治军事振兴对于保持良好的军事平衡和可信的威慑来说,将是至关重要的。在某些方面,这已经发生了,问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扩大这一趋势。

    尽管日本低调应对瞬息万变的安全环境,日本还是正在应对中国的崛起。以日本最近发表的国家防卫计划指南为例,日本抛弃了其长期的“静态防御”原则,转而采取“动态防御”。后者强调防御西南琉球群岛,更积极地利用军队和更大的力量机动能力。但是,像美国一样,日本的安全举措受到财政压力,以及关于美国未来的决策不确定性的阻碍。此外,日本不大可能会在使用进攻力量和集体自卫问题上明确地修改其宪法(除非一场危机迫使它这样做,届时制定对策来适应情况可能为时已晚)。不过,日本放松其武器出口禁令的意愿和能力没有发生危机。这表明,出现了逐步走向正常化的趋势。

    一项一贯的期望遭到质疑,即日本和中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会使东京获得对北京的足够的影响力,以防止军事对峙,因为2010年秋季,中国采取了各种强制手段——包括外交意见书和有关扣留稀土金属的暗中威胁——以便在日本在中国东海有争议的海域逮捕一艘渔船船长问题上对日施压。在日本,许多人对中国处理这起事件的做法感到震惊。

分担未来的负担

    有关联盟的军事力量的另一系列问题,涉及联盟的方式:联盟的管理问题、分担负担,以及合作的深度与信任度。负担是否会被认为公平地分担了?盟国军队是将变得更加一体化呢,还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独立,甚至越来越独立吗?在该联盟的目标是模糊的,其资源稀缺的时期内,分担负担的机制会是什么?

    美日两国之间嵌入在一艘永不沉没的航母比喻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早已成为过去。1951年,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力主提供安全基地,以换取美国支持日本的经济复苏和领土防御。这个所谓的吉田主义为冷战联盟奠定了基础。然而在日本,许多人已经厌倦了所谓的“同情心”预算,即由纳税人支付维持在日本的美军基地的预算。资源问题所引起的争端提请人们注意联盟的成本,而不是它的价值。此外,在日本和美国将分别支付多少钱来保留基地和把一些部队转移到关岛和其他地方,包括通过澳大利亚达尔文让部分海军陆战队轮换的问题上,也存在问题。

    基地的一体化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联盟内部的资源。驻扎在日本(也许还有关岛等其它地方)的美军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与自卫队共同部署,并肩作战,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兵力的作用与耐力。促进日本军队和美军之间的协调将为美日一体化提供跳板。这种一体化可能会使美日联盟大大改观,从而提供共同利益和联合作战的潜力,以及美国在冲绳的基地的一项替代选择(因为冲绳的美军大多很集中)。然而,冲绳的战略重要性可能正在增大。需要进行认真的联盟管理,以维护对那里的基地的使用权,同时努力与当地居民建立比较融洽的关系。

联盟的资源

    除了联盟的目的和方式之外,还有问题的手段。有关国防开支的经典问题是“多少才是足够的?”然而在联盟内部,问题较多地集中在多少军力对两国来说是足够的,以及联盟的一体化怎样才能使日美两国的军力得到加强。对联盟来说,另外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日本是否将成为一个正常的军事大国,甚至能够在集体自卫的背景下动用进攻性力量。它当然在这方面采取了措施,包括增加作用和任务,以及放宽政治和法律上的限制。然而,这些举措不足以改变日本的战后宪法。这种改变不大可能在近期内发生,而且可能会被证明,与对战后政策的比较间接的背离相比,对日中关系和日本与其它国家的关系的稳定性具有较大的破坏作用。

    日本回避战争。出于法律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日本宁愿为一系列地区与全球安全任务提供基地、后勤支援和财政捐助。尽管如此,自卫队越来越有能力履行其主要作用:保卫日本。尽管宪法对自卫队及其行动做出了种种限制,但是美日联盟在对于在冷战期间牵制强大的苏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自卫队今天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日本也仍然是维护东北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的堡垒。

    自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已采取广泛的步骤来理顺和授权使用武力,无论是在联盟和国家应急事件方面都是如此。事实上,今天,日本强大的海上和空中力量正在扩展其实力和军事理论。它们还正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以及在亚丁湾打击海盗活动方面发挥作用。日本于2010年12月公布的国防计划指针阐明了对日益强大的自卫队的未来的发展方向的明确愿景。例如,陆上自卫队已经把其军事理论从静止的力量态势转变为比较积极的防御,以应对中国在日本周围的军事行动和日本领土的主观认为的薄弱处境。陆上自卫队最近还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加州联合举行了第七次年度“铁拳”两栖演习。与此同时,空中、海上和陆上自卫队正在讨论制订一项陆海空联合作战理念。

    日本不仅在单边,而且在多边方面,正在做更多的工作,包括举行军演,并加强与其它国家的安全关系。它参加了与美国和印度联合举行的多边海上演习,参与了与美韩两国联合制订战略规划、与美澳两国的联合军演,并参加了与美菲两国联合举行三边救灾演习。对日本来说,这些是重要的事态发展。这种努力能够帮助盟国实现本地区力量的更大平衡,尽管可以利用的资源相对减少。

    在亚太地区,日美两国如能加深合作,将能够进一步增加自己的防务预算。军事合作最重要的方面将是指挥、控制和信息系统的一体化。C4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的一体化一直是以“独立但不平等的”为特征的美日关系的一项长期的弱点。日本确保机密信息的措施使得这种一体化变得比较容易,使两国国防力量都能够利用Link 16(提供了空中、海上和陆上力量之间的安全的数字通信)等战术性数据共享技术。但是,要加深合作,还必须具有高级别的政治意愿。

    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将会对日本的军事作用、任务和实力起到空前的催化作用。这些实力应当包括使日本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的全部范围的实力,而不仅仅是填补美国在某些领域中的不足的能力。这些实力应当包括:

·在C4ISR方面与美国实现一体化;
•作战和战略层次上的情报、监视和侦察活动;
•全国性的后勤、基础设施和基地防御与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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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务采购和工业基地的合理化;
•防空实力;
•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反潜作战;
•先进的水面和水下的海军实力;
•海军水雷战;
•战斗群护航;
•航空母舰和海上固定翼战术航空;
•进行地面作战演习,包括两栖作战的能力。

美国的角色

    亚太地区对美国的战略家来说仍是首要重点。然而,在资源减少和挑战日益严峻的时代中,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将需要审视一切,从美军的前沿驻扎到弹道导弹的联合开发都有。

    为了解决财政制约和需要在亚洲驻扎大批美军这两个问题,美日两国应当考虑共享基地和设施。在建立普天间海军陆战队空军基地的替代基地问题上陷入的长期僵局仅仅是一个复杂谜团的一部分。东京、华盛顿和冲绳的各种利益给美日联盟中的紧张局势火上浇油。在今后几年内,民选官员将必须解决民众反对把海军陆战队重新安置在冲绳的其它现有基地问题。基地的一体化会使缓和政治上的压力,而又不损害作战实力成为可能。

    盟国还应当考虑加强作战方面的互操作性。日本关于采购F-35联合攻击战斗机的决定,以及继续联合开发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反映了联合作战和互操作性方面的偏好。然而,能够和应当做的事情还多得多。由于成功的理论和技术上的一体化,所以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作战的北约部队能够执行任务,尽管各国军队的装备各不相同。但是,按照对日本宪法的当前解释,日本与美国实施一项类似的联合行动却一直是不可能的。不过,可以做出解释方面的修改,而又不根本改变日本的宪法。此外,加强联合军事实力的其它手段也是可能的,因为加强互操作性问题超出了武器采购和技术的范围,包括了政治和法律问题。设施与高效的通信的共享是十分重要的。

    日本的国内政治因素将继续阻碍合作,排除东京行使集体自卫权(它有时表达这种愿望,但却从未加以实施)的可能性。按照目前的解释,就连为美国军用飞机提供燃料也可能会被证明是有争议的。政治、官僚机构和实际生活方面的分心的事情可能会阻碍双边防务合作方面的投入,无论是过去十年在中东,还是在整个亚洲,因为其它参与者,譬如韩国和越南,竞相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一届届较弱的联合政府、官僚机构的办事程序谨慎小心,对能否获得政治上强有力的一致支持捉摸不定,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有使美日同盟的潜在军事实力功亏一篑的危险。关于惹恼中国的担忧也往往冲淡建立一个强大的联盟的努力。然而,对这两个盟国的预算压力超过任何其他问题,是一项有形的和重大的约束因素。

建议

    美日两国应当立即启动一项高级别的战略对话,以重新评估联盟的目的、方法和手段,从其基本目标开始,并制定一项明确的执行计划。这项对话应当由副部长和总干事一级官员牵头。他们反过来则应当为内阁一级官员的决策做好准备,以此作为官方的二加二进程(即两国国防部长/大臣和国务卿/外相)的一部分。虽然多年来对话的质量和深度有所不同,但是新的战略环境要求做出新的尝试,以便在如何塑造地区军事环境以及如何准备应对军事上的突发事件等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棘手的问题,包括如何解决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和在东中国海领土问题上的争端,应当包括在对话之中,以避免在联盟的目的问题上产生误解。

    作为新的战略框架的一部分,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应当着手制定计划,以阻止和挫败潜在的对手的反进入和区域封锁实力。这应当通过计划明确的、受到正规训练的和拥有充分资源的力量来实现,并最终涉及日本的军事正常化。讨论应当集中在如何确保自由进入全球公共领域,不仅包括海洋和空中,而且包括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对海空作战的主要作战理念,应当作为一场认真的宝贵对话的一部分展开辩论。美国应当就自己在这场辩论全面展开以前想要做什么的问题做出决断。采取有效的程序来共享机密信息是这场根本性的计划工作方面的对话的一项基本要求。关于保卫有争议的地区的行动理念应当包括在内,以确保这两个盟国在保持接触方面采用相同的规则。虽然这可能正在中等级别的讨论中发生,但却要求进行高级别的、积极的政策监督。

    日美两国应当奉行一项长期的政策,谋求使崛起的中国融入到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以及一系列通用的规则之中。一项定期的、高级别的三边安全对话可以确定保持接触的共同领域,从而加强谅解和互信,同时着手解决重大关切。例如,两个盟国应当敦促中国在专属经济区和海上边界问题上接受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比较公认的解释。两国还应当鼓励中国制订一项类似于海事协定的地区协议,以便在事件和争端发生时加以处理。

    作为一项战略对话的一部分,美日两国应当草拟一项计划,以使所有驻日美军基地同自卫队基地逐步实现整合。两个盟国应当讨论美国打算如何恢复在亚洲各地的力量态势的平衡,以及这种恢复平衡可能会对日本产生的影响,还有日本要求加强其在西南岛链的态势的新的指针所产生的影响。这项总结的部分内容应当是美军在包括冲绳在内的日本各地的未来分布等问题。但是整个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联合与共同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威慑效应来确保实力的增强。此外,在可行的情况下,两军还应当考虑首都东京的横田空军基地等基地的进一步的军民两用问题。

    美日两国应当共同和独立地改革本国和联盟的防务采购战略、实践和基础结构,并使之融为一体。务实的做法是,军事战略必须是负担得起的和可持续的。但实验室和公司死板的做法却使成本费用上涨,使采购的时间延长。虽然竞争一般是健康的,但是在联盟的采购、维修和维护问题上,美日两国存在巨大差异的防务界会通过进一步的协作而受益。此外,日本应当着手实施关于放宽武器出口原则的决定,通过向其它有好国家出售可能会被用于救灾等任务的军事装备(例如重型卡车)。

三、贸易和经济实力

    短期的经济预测表明,美日两国的经济增长会是有限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两国经济预计2012年将分别增长1.8%和1.7%。2013年的前景是类似的——美国经济将增长2.2%,日本经济增长1.6%。这些增长率不足以创造很高的就业增长率,因而使得预算难以平衡。此外,这种近期的前景还可能会受到不可预测的事件的影响,这些事件从另一场欧元区危机到波斯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所造成能源价格上涨都有。

    展望未来,有关2025年的GDP的一些预测表明,中国不断赶上来,甚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印度也赶上来或者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虽然美日两国将保持巨额财富(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和第四大经济体,甚至按照悲观的预测也是如此),但是联盟的分析家们看来对这一趋势越来越感到不安。美日两国对自己的经济地位是否正在下滑,中国的经济地位是否正在上升,或者是否两者兼而有之感到不确定。自相矛盾的是,人们也很担心中国经济大幅度减速,及其可能会对相互依存的各个地区和全球经济体产生的影响。

    美日两国需要在整个亚洲维护一种开放和包容性的经济与贸易体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强调了避免出现导致歧视性的市场的情况的重要性。她说,美国的目的是“创造有关多边自由贸易的一项新的高标准,并利用进入新的市场的希望来促使各国提高自己的标准,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组织)”。自由贸易并非仅仅涉及有关在货物跨越国境的时候征收的关税的传统上的担忧。谋求促进自由和公平的贸易的人们还必须与一系列非关税贸易壁垒作斗争。这些障碍包括国有企业可能会对私营部门公司享有的不公平的优势,以及不能充分实施知识产权等问题。中国是将会融入到一项使公平的规则得到加强的共同的贸易体制之中,还是将会领导一系列与之分庭抗礼的贸易关系与规则?对美日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发展轨迹来说,各种情况都存在,包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涉及包括其它国家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各种集团的几种可能的情况。

债务与竞争力

    美日两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经济敌人:债台高筑。日本债务占与GDP的比率超过200%(一些估计认为接近230%)。虽然日本的债务基本上为国内所持有,但是还债必须与不断下降的收入基数和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等因素竞争。像其对日本丧失竞争力感到担忧一样,官员和专家们普遍也对国家的经济实力感到担
心,尽管许多人由于日本的高生活水平而感到安慰。与此同时,美国的债务在2011年达到GDP的100%,在今后几年里注定会不断上涨,除非收入增加、开支减少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美国所欠的公债总额为15.4万亿美元,其中10.67万亿美元为政府所持有。虽然美日两国政府意识到制订一项可信的债务减少计划的必要性,但是它们也认识到突然削减开支和实行紧缩政策的坏处。

    社会福利计划和债务的还本付息要求增加收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税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日本,相当于GDP3%左右的盈余就会使负债比率趋于稳定。需要使盈余在GDP中所占比率提高10%左右,才能实现初步的平衡。日本政府认为,消费税增加对于增加收入来说是必要的。然而,国内政界的反对派和无力把税率提高10%(目前为5%),以形成“2020年以前任何时候的初步平衡”,可能会构成障碍。财政上的节俭可以被看作一项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因为债务如果增加,会导致利率上升。这反过来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美国面临着同样重大的债务挑战,尽管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和美国国库券的高流动性的市场,使得借贷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上。然而,美日两国都应当对借贷成本今后急剧上涨的可能性感到担忧,因为这会导致债务达到无法还本付息的水平。两国在2025年以前把债务削减到可观的程度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决定两国的经济命运。

    竞争力对美日两国经济实力构成第二个潜在的威胁。要在新兴经济体构成的全球市场上保持竞争力,就必须不断地实行经济改革,努力应对人口问题等结构性挑战。虽然对日本来说,人口老龄化可能是一个比较紧迫的重点问题,但是美国也将在未来几年需要面对婴儿潮一代的医疗和社会保障的需求。预测表明,日本的老年人口(定义为65岁以上的人口)将会从2010年的占13%左右增加到2025年将近20%。一些分析家根据日本人很长的预期寿命和人口老龄化,建议修改退休制度。他们提出,退休工人需要重新加入劳动大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对于两国来说都是可取的。但日本目前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是不可持续的,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长,才能支撑用于老年人的开支。日本年轻人对养老金的贡献拟议中的增加可能会破坏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导致经济增长放慢。由于两国老龄人口的不同的(但仍然是共同拥有的)动态状况,以及医疗保健费用增加,所以围绕着社会福利方面的改革对策问题,可能会出现对话的机会。

    竞争力还取决于美日两国实行必要的经济改革的能力。关于增强日本竞争力的可行的建议包括增加对外长期投资,以促进温和的通胀(和日元贬值)、日本对恶意并购活动的开放、取消管制成为刺激创新的措施、劳动市场改革和农业以及邮政服务私有化。美国需要采取平衡收支的新手段,包括改革核心福利计划,从而避免严重的财政收缩。适用于两国的措施包括更快的经济增长、降低企业所得税、保持技术上的领先地位、改善初等和中等教育(尤其是在美国),以及使用付款凭单、建立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以便在对用户收费的资助情况下建设基础设施,仿生学和生物遗传学方面的协作,以及增加政府对研发的资助。GDP如果每年递增2%以上,美日两国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战略就会得到成功的实施。

中国经济

    美日两国面临着来自世界上每个地区的迅速增长的经济体,但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经济竞争的加剧。

    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世界银行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致力于实施其第12个五年计划(2011-2015年)。这项计划旨在使中国经济从依赖出口和投资主导下的经济增长转型为国内消费增加和经济普遍恢复平衡。当然,十年以来,增加国内消费一直是中国的一项主要目标。中国领导人在引导中国迈向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下一阶段方面面临着巨大的障碍。温家宝总理2012年宣布,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低目标将从8%降低到7.5%,因而引起人们纷纷议论,中国可能会面临经济衰落。但是,虽然一些评论家认为,中国经济即将面临“硬着陆”,大多数人却仍然期望中国经济至少在短期内强劲增长,原因是政治上的考虑吗,以及十年一次的领导层即将换届。日本等邻国认为,如何加强与中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由于美国和日本寻求使崛起的中国融入到全球经济秩序之中,所以它们必须考虑怎样才能最好地满足中国的愿望,同时维护二战结束后的制度与规范。迄今为止,中国一直愿意在国际金融体系范围内活动。但它的一项合理的愿望是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中所享有的表决权和高级职位。例如,中国对挑战选择一位美国人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支持,很可能对经济崛起的其它国家产生吸引力。

    一项特别的关注,尤其是在美日两国经济萎靡不振的情况下,就是中国可能会试图修改全球规范,使之对自己有利。中国认为,美国阐明了谋求更为严厉的贸易执法,尤其是针对中国的意图,从而正在挑战目前的以世贸组织规则为基础的机制。美国、日本和欧盟决定挑战中国对稀土金属规定的限制,表明了在贸易规则的范围和程度问题上存在着更大范围的长期纠纷。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正在挑战美日两国在调节公平贸易和市场准入权的规则方面的做法。虽然贸易可能会导致利润增加和共同繁荣,但是在中国做生意所必需的种种博弈牵扯到美日两国的一些公司。2011年,美国在中国的商会所发表的一年一度的白皮书表明,商会成员“对某些监管趋势感到越来越担忧”,尽管“85%的成员报告说,2010年收益增长,78%报告说,它们是盈利的或者利润丰厚”。一些资深分析家看不到正在形成合作的趋势。相反,他们认为:“虽然中国不会在战场上对抗西方,但是却会在市场上和全球信息空间内这样做,因为在那里,北京企图把美国的事业说成是陷入衰落,使公众对事态发展的了解采取一种对中国友好的方式。”

    美国、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有关经济和贸易规则的坦率的三边讨论会很有益。维护当前的基本秩序,同时逐步适应崛起的中国,符合美日两国的利益。然而,如果建立一项没有对知识产权等重要领域的保护措施的、替代性的经济秩序,就会削弱美日两国的经济实力,因为这种实力有赖于创新和全球品牌。

亚洲未来的地区贸易结构

    亚太地区未来的贸易结构取决于美日两国近期的决策。通过坚持主张制订更为有条不紊的贸易规则,两国有机会与对制订共同规则具有长远兴趣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保持接触。美日两国现政府认为,正在扩展过程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组织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贸易协定,可能会促进贸易和投资,加强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支持创造就业机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组织的建立是为了显示出一个“使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解决新的和传统的贸易问题和应对21世纪的挑战的、全面的新一代地区协议”出现。2011年11月12日,九个国家(美国、澳大利亚、汶莱、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的领导人宣布了一项新的协议的笼统框架。美国认为,这项协议将成为整个亚太地区的一种模式。

建议

    美国和日本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应在教育、基础设施和以创新为导向的研究和开发方面进行战略性投资,与之相结合的应是一项可信的减债计划。

    美日两国应该制定一项协调一致的对策,以便一般而言整合新兴经济体,具体而言整合中国经济。几年来,美国和日本分别与中国举行了高级别经济对话。在没有削减双边会谈的情况下,美国、日本和中国应该建立一项三边经济对话,以确定政策重点,便于调整公共政策和加强私营部门的贸易和投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使军事对抗的激励因素减少;经济实力可以为军事力量奠定基础。

    美国和日本应该共同合作,以确保在与区域伙伴合作情况下,双边关系的经济和贸易组成部分无限期地蓬勃发展下去。在这十年内,日本应该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组织,以使该组织成为现实。解决该地区贸易问题的最佳办法是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架构,旨在吸收尽可能多的区域行动者参与。该组织具有让美日两国受益的潜力,并可能会成为亚太地区的一个创新型自由贸易区。不过,采取替代办法,如日本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成员国签订一项协议,这种可能性也不应排除。这将使日本与北美市场实现整合,特别是在能源方面。北美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商将受益;日本将有一个可靠的能源来源。

结论

    强大的美日同盟是否将在今后十年坚持下去,主要取决于华盛顿和东京如何处理重大的军事、经济和能源挑战。虽然每个维度的权力都是复杂的,但基本的政策选择将要求应对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挑战和机会。

    在军事上,美日两国在如何应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包括其日益增长的反进入和区域封锁能力)、驻日美军能够维持下去,以及两国的现行防务计划的实施等方面面临着重要的选择。在经济上,美国和日本在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与中国这样大的新兴经济体保持接触,以及形成统一的区域贸易体制等问题上,都面临着严峻的选择。美日两国处理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因素的能力,将决定他们是否会让自己保持与过去几十年一样的强大实力。此外,美国和日本如何与中国合作,以确保拥有足够的能源,以及民用核电作为全球可再生能源资源和能源产业的一部分的作用,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虽然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美日同盟就一直是亚太地区稳定的基石,但情况丝毫也没有把握将继续如此。对美日同盟来说,一系列替代性的未来情景都是可能的。本报告的目的是揣摩联盟内部的战略看法,以凸显可能会决定联盟未来实力的核心问题。在近期内,华盛顿和东京如何制订军事、经济和能源战略,不仅对联盟的实力,而且对亚太地区的安全,都将产生持续的影响。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势可能再度恶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何帆 hefancass@gmail.com

朱振鑫 zhujofrey@gmail.com

财经评论12015: 2012年5月14日
 

    2011年下半年,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不断恶化。到第四季度,重债国融资成本居高不下,欧洲主要股指几乎跌穿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金融体系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由于欧洲中央银行祭出两轮LTRO(长期再融资操作),为超过800家银行提供了约1万亿欧元的低息贷款,暂时平息了欧洲的紧张局势。市场原本以为今年上半年是欧洲最难度过的时期,因为欧洲将迎来偿债高峰期,但随着希腊获援后艰难度过3月20日的“生死线”,同时西班牙和意大利等重债国融资成本较去年高峰时期企稳回落,欧洲有惊无险的跨过了第一季度。欧盟25个成员国(除英国与捷克)在3月初正式签署了欧盟财政契约,向财政一体化迈出了重要一步;欧盟也终于同意合并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并将资金规模扩容至7000亿欧元;再加上经济景气出现企稳迹象,市场普遍认为欧洲的警报已经解除,意大利新总理蒙蒂甚至公开宣称欧债危机已经“接近尾声”。

    然而,短暂的蜜月在第二季度便宣告结束。先是西班牙的主权债务评级被标普大幅下调,导致融资成本再次大幅飙升,其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7%的心理关口1,主权CDS息差也首次突破500个基点,创历史新高。随后希腊和法国的大选局势导致欧洲主要股指大幅下跌,其中希腊股市暴跌7%,创20年来新低。

    注1,之前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都是在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7%左右时申请援助,因此市场普遍认为,7%的融资成本是不可持续的。

    紧张的局势让市场愈发担心,欧债危机不仅远未解决,而且有可能再度恶化。 衰退阴云 从最新公布的数据来看,欧元区经济下行风险加大,衰退阴云重新笼罩欧洲市场。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欧元区的综合PMI一直位于50的荣枯线以下,4月份制造业PMI更是降至45.9,创2009年4月以来的新低。就连德国4月份的制造业PMI也下滑至46.2的低点。整个欧元区,除奥地利和爱尔兰保持微弱的扩张趋势以外,其他国家均趋于收缩。受此影响,欧盟委员会已将2012年欧元区GDP增长率由去年估计的增长0.8%下调到萎缩0.1%。市场普遍担忧,疲软的实体经济将给欧债危机带来更多风险。 首先,经济增长乏力严重拖累了重债国的减赤进程。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近期的西班牙和希腊危机上。据欧盟统计,西班牙今年一季度GDP下滑0.3%,正式陷入二次衰退。希腊2011年GDP萎缩幅度高达6.9%,预计2012年仍将连续第五年衰退。实体经济的恶化直接妨碍了两国政府的减赤进程。2011年两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均高达8.5%,分别比原定目标高出2和0.9个百分点,据欧盟3%的标准更是相去甚远。而由于经济前景堪忧,两国无法完成减赤目标已基本成为市场共识,甚至连西班牙新任首相拉霍伊也于近日首度承认难以完成之前承诺的减赤目标。 其次,实体经济下滑降低了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使欧洲银行业风险进一步加剧。西班牙银行业可能会成为新的导火索。市场普遍担忧,由于经济短期内不太可能强劲复苏,该国银行业可能需要更多资本,4月初西班牙央行行长奥多涅斯的表态以及西班牙第三大银行Bankia将部分国有化的新闻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担忧。此前西班牙政府曾坚称本国银行不需要救助,此番态度转变使市场对银行业的恐慌进一步加剧。根据现行规定,欧洲援助基金仅可以向政府放贷,而不能向银行直接提供贷款。这意味着像西班牙这样的国家必须背负大量新债,从而恶化主权债务危机。正是出于这种担忧,标普于近日下调了西班牙主权债务和11家西班牙银行的信用评级,并将另外3家银行的前景展望下调为负面。

    第三,经济不景气导致失业率飙升,社会风险持续发酵。据欧盟统计,截至3月份,欧元区失业人口总数为1736万,与2月份相比增加16.9万人。在所有成员国中,失业率最高的仍是西班牙与希腊,分别达到24.1%和21.7%,其中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51.1%和51.2%,这比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失业问题还要严重。失业率上升一方面可能导致抵押贷款违约率上升,恶化银行业风险,另一方面加剧了民众的愤怒情绪,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西班牙近三个月已发生两次全国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希腊首都雅典更是在2月份爆发了大规模骚乱。 第四,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加,掣肘欧债危机的治理。由于经济持续低迷,反对财政紧缩的声音日益升温,这严重损害了各国政府的稳定性和执行力,重债国的政治乱局和核心国的政权更迭可能会引发新的市场恐慌。近期希腊和法国的大选集中体现了这一问题。在重债国希腊,支持紧缩的新民主党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阵营未能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导致目前新政府依旧难产。而在核心国法国,支持紧缩的现任总统萨科齐输给了对紧缩持谨慎态度的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萨科齐成了31年来首位连任失败的法国总统,同时也是第11个因欧债危机下台的欧洲领导人。 短期动荡 短期来看,欧债危机的紧张局势依旧难以缓解,市场可能会持续动荡。

    从表面上看,希腊的问题最为棘手。今年一季度,希腊在完成国内紧缩方案协商以及与私人债权人的换债协议后,成功获得欧盟的第二轮救助资金。然而,近期的希腊大选却使市场重新陷入恐慌。在这场被欧洲媒体称作“决定欧元命运”的选举中,支持紧缩和留在欧元区的新民主党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阵营未能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直接导致获得最多选票(18.9%)的新民主党未能于规定期限内完成组阁。接下来,组阁权将依次交给左翼联盟(16.8%)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13.4%),而不出意外的话,组阁依旧无法顺利进行,希腊将被迫于6月份重新举行议会选举。目前来看,新一轮选举的结果依然无法确定,这让市场对希腊的前景“非常担忧”2,恐慌的市场情绪将推高希腊的融资成本。由于新政府必须在6月底的最后期限之前通过一项至少115亿欧元的紧缩方案,因此,希腊问题很可能会在年中集中爆发,希腊无序违约和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显著上升。著名经济学家鲁比尼认为,希腊可能最快于明年退出欧元区。而一旦希腊退出欧元区,市场必将陷入剧烈震荡。 实际上,西班牙才是决定欧洲前途命运的关键。无论希腊的状况如何恶化,都难以产出系统性的风险,因为希腊只是一个小国,西班牙则完全不同。2012年西班牙到期债务规模高达1479亿欧元,约相当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债务总和的两倍,其中7月(202亿欧元)和10月(283亿欧元)是两个偿债高峰期,短期之内西班牙申请援助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西班牙银行是第二轮LTRO的最大受益者,欧央行可能会进一步采取干预措施,为西班牙人赢得时间。但西班牙的形势到底有多么严峻,人们尚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其他欧猪国家不同,西班牙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前,财政赤字规模并不大,而且一向以稳健的银行监管制度著称。西班牙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房地产泡沫崩溃,给银行体系带来巨额的坏账。随着拥有国内10%存款的Bankia银行向政府求助,市场可能会对西班牙银行业产生新的恐慌,由此造成的金融市场抛售和银行挤兑风险不容忽视。自爆出国有化传闻以来,Bankia银行的股票三天之内已累计下跌15%,创上市以来最低价,其他西班牙银行股的跌幅也基本在4%以上。

    另一个不确定性是法国政权更迭所带来的影响。败选的萨科齐曾是默克尔推动紧缩的坚定盟友,被市场称为“默科齐”组合。相比之下,新当选的奥朗德以强调增长著称,他的上台将主要从三方面影响欧元区的政策走向。首先,他有可能促使法国和欧元区推出财政刺激措施,其次,他支持欧央行在主权债务市场上发挥最后贷款人角色,第三,他要求修改欧盟财政契约,在其中加入增长条款。这无疑将与德国产生严重分歧。虽然默克尔对奥朗德的上台表示欢迎,并积极促成协商,但两人协商的结果仍不确定。如果法国和欧元区在紧缩政策方面的立场出现松动,市场可能会对其财政纪律的承诺产生质疑,进而引发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抛售。就法国来说,这可能会影响其信用评级,而这一直是法国保持低融资成本的关键。 从根本上来看,欧洲已经陷入财政紧缩和经济增长的两难局面。如果不继续推行紧缩,市场会认为政府减赤不力,而如果进一步推行紧缩,市场又会担心实体经济陷入衰退。近期的经济下滑还将进一步加剧信贷紧缩的风险。一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问题银行因不堪重负而倒下,另一方面,相对健康的银行的放贷意愿也会进一步减弱。财政紧缩和信贷紧缩交织在一起,便构成了斯蒂格利茨所说的“致命组合”。总体来看,欧洲经济难逃衰退的厄运,欧债危机的再度恶化只是时间问题。

 

 



未来十年中国应努力避免两个陷阱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APR. 12 2012

zhangming@cass.org.cn

    前段时间,和几位朋友们合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小书,试图从各个层面来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模式转换。书的题目初定为《在刀锋上起舞:直面危机的中国经济》。没想到几经波折,经过多方博弈,题目被迫改为《2012:直面危机的中国经济》。可谓神韵全无,令人遗憾。

    在刀锋上起舞的说法,来自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的“刀锋式增长”。根据哈罗德增长模型,一个经济体要维持在稳定的增长路径上,其经济增长率必须既等于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即储蓄等于投资的增长率),又必须等于自然增长率(即人口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和)。由于上述三个增长率同时相等的概率是如此之低,这种侥幸的稳定增长路径就如同在一条刀刃上行走。用力不足或用力过猛,都会导致经济增长路径偏离均衡。而一旦偏离了均衡,经济增长就如同从刀刃下滑了下来一样,离均衡越来越远。

    之所以用这个比喻,是因为笔者对中国中长期的增长前景报以谨慎乐观的态度。诚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年至2011年这33年间,中国年均GDP增速达到9.9%,年均CPI增速仅为5.6%。持续的高增长、低通胀,使得中国经济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这一增速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也是指日可待。关于具体的时点,目前坊间关于2020、2025、2030等判断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然而请注意,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前提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能够继续保持下去。此外必须指出的是,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中国人均GDP也依然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左右,即使到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太多自满的理由。况且笔者认为,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恰如在刀锋上行走,刀锋左边和右边,各有一个陷阱在虎视眈眈。而一旦沦入其中任何一个陷阱,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都完全可能戛然而止,空留遗憾。

日本陷阱

    陷阱之一可谓“日本式陷阱”,其核心特征是“泡沫经济+人口老龄化”。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末期产生了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双重泡沫,当这两个泡沫在1990年代初期相继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不景气。当日本政府花费九牛二虎之力,不惜以零利率与高政府债务为代价,帮助金融机构、企业与家庭修复了资产负债表之后,人口老龄化不期而至,导致日本经济增长后继乏力。在泡沫经济破灭与人口严重老龄化的双重打击下,日本经济已经经历了三个“失落的十年”。2011年3月日本再次经历地震、海啸、核泄漏三位一体式的危机重创,如果日本政府不采取非常措施,他们可能再次站在了下一个“失落的十年”的门槛边上。

    2011年中国的GDP达到47.2万亿元人民币,2011年底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85.2万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中国的M2与GDP之比高达181%,远高于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目前的GDP总量约为美国的五分之二,但中国的M2总量比美国还要高出数万亿美元。尽管中国是一个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体的国家,与美国的融资结构相差较大,但这还是说明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较高。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如此之高,但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呢?原因之一是中国政府过去将通货膨胀控制得很好,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较低,愿意把钱存在银行;原因之二是中国居民的投资渠道非常有限,资本账户依然存在管制导致居民只能在国内分散投资组合,而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不足抑制了居民的投资渠道。然而尽管如此,中国上证综指还是在2007年飙升至6000点以上,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在2006至2007年以及2009至2010年经历了两轮价格暴涨。

    未来10年,中国的GDP与CPI增速均值组合可能由过去10年的10.5%+2.5%转换至8%+5%。一旦管理不善或者遭遇外部冲击,通胀压力可能更大。居民通胀预期的转变可能导致居民资产布局的转变,即大量资金由银行存款市场流向股市、房市等风险资产市场。一旦应对不当,中国的股市或者房市就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

    很多人把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归结于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升值。这其实是对日本教训的误读。日本泡沫经济的真正原因,是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本政府长期实施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相比之下,过去10年中国的货币政策整体上也是相当宽松的。2012年1月至2011年12月这10年间,居民实际存款利率为负的时期恰好占到一半。尤其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政府全面放松了人民币信贷。这一轮信贷狂潮催生了由地方投融资平台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这极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带来新一轮银行不良资产的上升。

    在经济货币程度已经如此之高的背景下,如果不对宽松货币政策的危害心存警惕,一遇到经济增长率有所下滑或新的外部不利冲击时就再次过度反应的话,那么等待中国经济的,就很可能是一场资产价格泡沫的盛宴。一旦盛宴落幕,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也可能被耗尽。

    更为严峻的是,如果中国发生资产价格泡沫,则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很可能与人口老龄化的拐点相互重叠。从2007年起,中国沿海劳动力成本就开始显著上升,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下降。尽管业界依然存在争议,但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在2015年之后明显加快,则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当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时,日本已经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业。对中国而言,则有可能陷入“未富先老”的怪圈。如果不利的情景发生,则中国经济可能在人均收入5000美元左右,遭遇泡沫经济的冲击。

    一旦泡沫经济的破灭摧毁了金融机构、企业与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政府就必须花费巨大的资源来修复这些资产负债表,这意味着私人部门的债务将转变为政府债务。而一旦人口老龄化加剧,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由高储蓄推动高投资的发展模式也就难以为继了。老龄化将导致居民收入增长乏力、消费增长缺乏动力,甚至整个经济社会缺乏活力。

    而一旦中国经济在人均5000美元左右遭遇泡沫经济与老龄化的双重打击,那么中国的人均收入将会停滞不前。这意味着中国将同时陷入另一个陷阱,即拉美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陷阱

    2012年4月2日是英阿马岛战争30周年。尽管阿根廷总统总统克里斯蒂娜仍在重申阿根廷拥有马岛主权,并敦促英国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但看过了太多类似争端的我们都明白,这样的要求通常会无疾而终。尽管英国已经不再是叱咤风云的日不落帝国,但即使在当前这个全球化时代,强权似乎依然是公理。事实上,阿根廷可谓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为命运多舛的国家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13年,阿根廷人均GDP达到790美元,约为英国人均GDP的75%,远高于日本的332美元(以上数据均按1965年的美元价格计算)。然而到2011年,阿根廷人均GDP为9138美元,仅为英国人均GDP的25%,以及日本人均GDP的21%。不难看出,一个世纪之后,阿根廷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急转直下。政治上的窘迫,自然与经济上的衰落息息相关。

    阿根廷只是大多数拉美国家的一个缩影。在1960年,拉美的巴西、阿根廷与东亚的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同属中等收入经济体。50年之后,韩国、台湾、新加坡成功地晋级高收入经济体,而巴西、阿根廷依然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行列里停滞不前。世界银行近期发布的《中国2030展望》报告指出,在过去50年间,只有13个国家或地区成功地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晋级为高收入经济体(有趣的是,这里面居然包括希腊!),而大多数在1960年就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国家或地区,到今天依然如是。这一现象被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由于拉美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得格外突出,因此拉美陷阱也就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代名词。

    从经济层面来看,拉美陷阱的症状是,当由低成本适龄劳动力构成的人口红利与由资本匮乏构成的收益率红利逐渐消逝之后,以及当本国科技水平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追赶效应”耗竭之后,由于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不鼓励个人与企业的创新,以及在教育与科技研发方面乏善可陈,导致该国失去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该引擎通常由人力资本或全要素生产率驱动)。长期潜在增长率的下滑导致这些国家与韩国、台湾、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的差距越拉越大。

    从社会层面来看,拉美陷阱的症状是,社会资源被控制在少数精英集团手中,而政府与精英集团的结盟巩固了这一格局。个人通过自己努力从草根阶层上升到精英阶层的概率越来越小。用形象的比喻来说,社会阶层的固化导致个人从草根阶层爬升到精英阶层的“梯子”已经被撤掉了。由于害怕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毁灭”冲破现有的利益格局,精英集团并没有动力进行大的变革。由于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前景变得渺茫,草根阶层也没有太大动力去积累人力资本。换句话说,这种固化的社会格局具有自我强化的特征。

    从政治层面来看,拉美陷阱的症状是,历届政府实施的试图取悦选民的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拉美地区不断经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一个全民选举的民主社会中,一个政党要获得更多选票,就必须对社会大众许下动听的承诺。然而,政府与精英集团结盟的现实,意味着政府不可能通过大规模转移支付政策将利益由精英集团输送至社会大众。为了实现眼前的承诺,新上台的政府就只有通过政府举债来提高大众福利。当政府债务攀升至不可持续的水平时,政府就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宣布主权债务违约、或者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蒸发掉债务。从197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就在恶性通货膨胀与主权债务危机的交替之中不断循环往复,从而耗尽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来获得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但过去取得的成功并不必然意味着未来依然一片坦途。事实上,如果不能正确应对,中国依然有重蹈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

    首先,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过去依赖出口与投资导向的增长模式已经动力不再。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以及廉价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潜力下降,已经造成劳动力成本显著上升,再加上国内要素价格改革、环境保护与人民币升值,以及中国经济体量的放大,依靠廉价商品的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已经难以为继。目前中国的投资率已经接近50%,无论制造业领域还是基础设施领域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难以继续依靠高投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急需由出口与投资驱动向国内消费驱动转型。但增长模式的转型必须以国民收入分配改革、打破国有企业在若干服务业部门的垄断、要素价格市场化为前提,但由于这些改革会遭到来自利益集团(特别是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强烈反对,造成结构转型的前景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从社会层面来看,社会阶层的固化同样是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举个例子,在1980与1990年代,来自农村的青年一旦考上大学,就很有可能跳出龙门,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全家人的生活,自己也完成阶层上的跃迁,即所谓“知识改变命运”。

    然而在现在,来自农村的青年一旦考上大学,首先会对高昂的学费无所适从,四年的学习生活可能使自己的家庭背上沉重债务,其次一旦毕业就可能面临失业的威胁,甚至导致自己家庭的财务破产。在这样一个“拼爹”的时代,不确定性与焦虑感可能使得平民出身的青少年丧失进行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而一旦社会中大多数青年对未来充满了焦虑感、对社会不公充满了忿恨情绪、对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阶层跃迁丧失了希望的话,社会动荡就可能接踵而至。青年人的愤怒其实正是中东北非动荡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导火索。

    再次,从政治层面来看,正如吴敬琏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也同样面临“权贵资本主义”的威胁。渐进式改革的最大问题是培育了一批利益集团,他们从现有半行政半市场化的模式中获益颇丰,从而会阻挠下一步的改革。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克服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实现从既得利益集团向社会大众的福利转移的话,那么通过提升社会大众福利水平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向国内消费驱动的努力就可能沦为镜花水月。举个例子,过去我们是在不改变蛋糕分配方式的前提下,通过做大蛋糕来使得各方获得福利增进。但现在的挑战是,如果不改变蛋糕分配方式(即更加公平的分配),那么蛋糕就难以继续做大。当然,短期内政府也可以通过举债或通胀的方式来做大蛋糕,但未来政府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总之,未来中国的改革不再是皆大欢喜的增量改革,而必须进入“几家欢喜几家忧”的存量改革阶段。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克服利益集团阻力,在国民收入分配以及资源配置上变得更加公平的话,中国经济可能失去持续增长的动力,社会与政治改革也可能停滞不前。拉美陷阱殷鉴不远,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努力避免。

 

 

如何理解当前中国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王永中

wangyongzhong@cass.org.cn

May. 14 2012

    2012年第1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出现了大幅增加,尤其在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外汇储备分别增加了725亿美元和560亿美元。这不仅与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反映出来的数据相差较大,也与许多市场人士的直观感受存在着明显的落差。根据市场投资者的观点,今年第一季度,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流动性紧张的状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企业均不同程度的存在资本短缺问题,中国面临着资本的流出而不是流入压力,与此相联系,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不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曾一度出现贬值,中国人民银行没有明显干预外汇市场的迹象。那么,为什么会看到如此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增加呢?

    一、中国外汇储备的统计口径

    要理解中国外汇储备在一季度跨境资本流入较少和央行外汇干预规模较小的情况下,仍能出现大幅增长,需要清楚的了解中国外汇储备的统计规则与方法。关于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目前有两种统计口径:一是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干预所形成的外汇储备,按历史成本法计算,有以人民币计价的存量数据和以美元计价的流量数据,前者列示于央行资产负债表“国外资产”项下的“外汇”项目(央行外汇占款),后者统计于国际收支平衡表“储备资产”项下的“外汇”项目;二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以美元计价的、按市场价值计算的外汇储备规模数据,包括央行外汇市场干预形成的外汇储备、
 感谢何帆研究员、张斌研究员和徐奇渊副研究员等的意见。文责自负。

储备投资收益和汇率变化引起的储备价值变动(估值效应),中国人民银行自1950年起便发布该口径统计数据,目前在“黄金和外汇储备”项目下每月定期公布。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干预形成的外汇储备数据可综合反映人民币汇率升值(贬值)压力、跨境资本流动方向和国内居民持汇意愿等信息,而以市场价值计算的外汇储备规模数据虽包含了投资收益、汇率等非交易价值变动影响因素,信息量较大,但无法准确衡量跨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变化。
上述两种口径数据之间的差额,度量了汇率、利率等非交易因素的变化对外汇储备市场价值的影响,表现为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资本损益与利息收入之和)。随着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快速攀升和非美元资产比重的不断上升,利息收入和汇率变动引致的外汇储备规模的绝对变化量越来越大,上述两种统计口径外汇储备数据的差额(外汇储备的收益)不断增加。如图1所示,中国外汇储备收益的波动幅度越来越大,其标准差从2005-2007年的108亿美元扩大至2008年以来的368亿美元。这说明,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汇率波动,对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外汇储备的市场价值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

    二、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的原因

    在了解了中国外汇储备的统计规则和方法之后,便不难解释上述两种口径的外汇储备数据之间的较大差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黄金和外汇储备”项目的数据,中国外汇储备在2012年1、2、3月份分别增加725亿、560亿、-47亿美元,第一季度共增加1238亿美元。另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2012年第1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今年第一季度外汇储备增加748亿美元,这一数据不包含汇率、价格等非交易价值变动的影响。这两个口径数据的差额是490亿美元。据此,我们可推算出今年一季度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490亿美元。

    根据JP摩根全球主权债券指数统计,2012年第1季度债券收益接近0.8%,按照中国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测算,利息收益约256亿美元。此外,2012年第1季度美元兑欧元累计贬值2.8%,这会提高以美元计价的欧元债券资产的投资收益,假定欧元债券占中国全部对外债券的1/4,由此带来的估值效应约为224亿美元。二者加在一起为480亿美元,接近上文推算出的490亿美元。从而,今年第一季度49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投资收益属于基本可靠范围1(张斌,2012)。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的主要原因可归咎为:一是资本流入。一季度,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实现了双顺差,共流入资本746亿美元,其中,经常项目顺差247亿美元,直接投资净流入441亿美元,证券账户和其他投资账户净流入(含净误差与遗漏)58亿美元。二是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银行等金融企业持有外汇资产的意愿下降,一季度金融企业的外汇占款减少503亿元,约80亿美元(见图2)。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可导致中国外汇市场上美元供给增加826亿美元。因此,第一季度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大规模增长,反映出来的是两种统计口径的差异。从来源上来看,第一季度外汇储备的增长,主要是由于经常账户顺差和直接投资账户顺差所引起的跨境资本流入,以及由于升值预期,国内居民和银行的持汇意愿下降所致。

    不过,需要提请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现行外汇储备和国际收支的统计的缺陷,导致央行外汇占款与国际收支口径外汇储备的实际统计数据差异较大,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匹配现象。从理论上来说,央行外汇占款是指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购买外汇所付出的成本,所购买的外汇资产便形成外汇储备,而国际收支口径外汇储备是指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购入的外汇资产规模,二者的差别仅在于计价货币的不同,前者是以人民币计价,后者是以美元计价,从而,二者的差额按理应很小,主要源于汇率换算方面的误差。但是,二者的实际差异非常大,远非汇率换算误差所能解释的。例如,2012年第1季度,央行外汇占款增加3410亿元,约540亿美元,远低于国际收支口径的748亿美元的水平。这一情况表明,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国际收支方面的统计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三、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趋势

    在讨论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趋势之前,需要明确我们分析的对象是央行外汇市场干预所形成的外汇储备,还是以市场价值衡量的外汇储备。从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角度看,判断外汇市场干预的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化趋势显然更具实际意义,但分析外汇储备价值的未来变动趋势也很重要,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存量外汇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状况。

    1 张斌,2012:《对一季度外汇储备增长数据的解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内部稿。

    央行外汇市场干预的外汇储备决定于跨境资本净流入规模、人民币汇率弹性、国内居民和企业持有外汇的意愿等因素。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资本净流入规模将很可能会减少,具体理由有: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将减少对出口的依赖,经常项目顺差将逐步下降;二是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持续增长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呈现持续高速增长,直接投资账户的顺差将有望大幅收窄;三是资本账户开放提速虽将导致更多的境外金融资本流入,但也将鼓励更多的国内金融资本流出,从而,其对资本账户的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同时,人民币升值压力将有所缓解,中央银行的外汇市场干预的力度将显著减弱,判断依据在于:一是经常账户顺差和资本净流入规模的减少,将有效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二是人民币汇率双边波动预期已经出现,如香港人民币NDF远期市场今年4月再度出现了人民币的贬值预期(见图4),这将导致赌人民币升值的境外投机资本流入量减少;三是人民币汇率弹性明显增强,日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五扩大至百分之一,这在减少中央银行外汇市场的干预规模的同时,可显著缓解人民币汇率偏离均衡汇率的状况,进一步弱化人民币升值预期。另外,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减弱以及人民币双边预期的出现,将提高国内居民和企业持有外汇资产的意愿,这将有助于减少央行外汇市场干预的压力,减缓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因此,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仍将继续面临资本流入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但压力将逐渐减小,外汇储备的增速也将明显放缓。

    鉴于外汇储备的市场价值变动,不仅包括央行外汇市场干预导致的外汇储备规模变化,而且包括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从而,以市场价值衡量的中国外汇储备的决定因素更为广泛,除包含资本流动、汇率弹性和持汇意愿等外汇市场干预的决定因素外,还包括外汇储备的利息收益和汇率波动引起的外汇储备价值变化。考虑到欧美发达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仍有可能维持较长时间,以及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对象集中于欧美国家的长期政府债券,随着中国前期投资的较高收益率的政府债券逐步到期,低收益率政府债券的比重将会迅速上升,从而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利息率将会持续下降。由于中国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元、欧元资产,从而,外汇储备的估值效应主要来源于美元欧元汇率变化。尽管市场普遍预期,美元将在长期中处于贬值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元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对欧元贬值,因为欧洲的经济状况比美国更为糟糕,从而,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外汇储备很可能因欧元贬值而下降。不过,这一结论有一定的欺骗性,若以实际购买力或人民币为度量单位,中国外汇储备的市场很可能下降。另外,随着中国日益重视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率,中国未来很可能会继续比照中投模式,划拨出一定规模的外汇储备,用于注资中投或设立其他的主权财富基金公司,以提高中国官方外汇资产的收益率。这将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下降。综上所述,在未来一段时间,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外汇储备的市场价值有可能维持低速增长的态势,甚至可能因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而出现绝对下降。

附图:

图1 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外汇储备市值与央行外汇占款的差额)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图2 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企业的外汇占款的变动量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图3 央行外汇占款增量与国际收支口径外汇储备增量的差额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和作者的计算。
图4 人民币兑美元的即期汇率与NDF远期汇率

 

 


上海“营改增” 七成企业税负减少

《经济日报》

2012年04月10日

    近七成的试点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由原来按5%税率缴纳营业税调整为按3%缴纳增值税,因而,小规模纳税人试点企业的税负下降幅度较大。试点的服务业企业由于能开具增值税发票,公司所服务的产业链上的客户同样可以进行增值税抵扣,降低了客户购买服务的成本。

  作为我国税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今年1月1日起,在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率先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这项改革试点至今已3 个月,来自试点企业以及财税部门的信息表明,试点的各项政策措施运行情况总体良好,大部分一般纳税人税负略有下降,促进产业发展的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根据试点方案,上海在包括陆路、水路、航空、管道运输在内的交通运输业,以及包括研发、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物流辅助、有形动产租赁、鉴证咨询在内的部分现代服务业,率先开展“营改增”试点。截至目前,已有12万多户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其中文化创意领域的企业最多,占比近四分之一;研发和技术服务类占近五分之一,交通运输业占约十二分之一。

  按照有关规定,2月15日之前,上海参加试点企业已经全部完成了当期纳税申报,“1月份顺利开票、2月份平稳申报”的改革预期目标基本达到。税务部门表示,预计到4月底,试点企业一季度的税负情况就会有一个完整的统计。

  “营改增”之后,增值税税率由两档调整为四档,增加了11%和6%两档低税率,分别适用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而此前,其所适用的营业税税率分别为3%和5%。改革之后,试点企业的税负是增加和减少?这是一个普遍受到关注的问题。专家表示,对于这一问题应该理性分析。

  汇付天下、快钱等第三方支付企业均被列入了“2012年增值税改革第一批试点企业”名单,成为享受到这一优惠政策的首批第三方支付企业,并且多数已经安装完新的税控机并申购了增值税发票,可以随时进行开票。“快钱所适用的是6%增值税一档,比原来降了很多,为企业的运行降低了成本。”快钱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作为试点企业,这一政策对汇付天下本身而言确实降低了税负。”汇付天下董事长周烨也表示。

  记者了解到,在这次改革试点中,近七成的试点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由原来按5%税率缴纳营业税调整为按3%缴纳增值税,因而,小规模纳税人试点企业的税负下降幅度较大。

  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表示,“营改增”实际上是实现结构性减税的一个重大举措,“因为原来营业税不能抵扣,但是现在可以抵扣了,营业税改增值税不仅降低了服务业的税负,也降低了制造业的税负,某种程度来说,这项改革降低了整体的税负”。

  除了降低税负之外,“营改增”更为重大的意义在于极大地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许善达表示,试点的服务业企业由于能开具增值税发票,公司所服务的产业链上的客户同样可以进行增值税抵扣,降低了客户购买服务的成本。此外,在原营业税体制下,各个服务分包环节重复缴纳营业税,不利于企业业务的集成;而“营改增”有效避免了重复征税,显然能优化产业分工和相互协作,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举个例子,全国范围内的现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向试点纳税人购买服务,可以将我们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税额,作为进项税抵扣,从而也降低了客户的成本。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又增加了吸引用户的一个优势。”汇付天下董事长周烨表示。快钱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参与试点之后,快钱可以把税改的利好普及和渗透到众多企业及其上下游之间,更进一步地提高产业链乃至社会的资金流转效率,推进电子商务向传统行业的普及和渗透,带动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

  许善达表示,此项改革的力度较大、针对性很强,政策的实施效果也非常明显,既能促进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又可增强制造业发展能力,可以说是我国税制建设中的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事件。

  不可否认,此次试点中也出现了有的企业税负没有太多减少,甚至增加的现象。上海市现代商务促进中心副秘书长孟宪煌表示,对于汇付天下、快钱等这样提供网上支付平台的第三方支付企业而言,此次试点的确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税收优惠,进项税额可以被抵扣。不过,一些预付卡企业可能没有享受这一利好。付费通也是此次试点企业之一,其相关人员告诉记者,并没有感受到此次税改所带来的优惠,“我们平时主要的利润来源是手续费,没有进项,所以税改对于成本的降低没有很大影响”。

  对此,许善达表示,任何的税制改革不能说让所有行业税负都降低,小企业不存在税负增加问题,但大企业确实存在。实际上,上海对此也已经做出了相应的过渡型政策安排。比如,上海针对由于成本结构不同、发展时期不同等情况造成新老税制转换过程中税负有所增加的试点企业,及时研究制定了与改革试点相配套的过渡性财政扶持措施,明确从2012年1月1日起,对因新老税制转换而产生税负有所增加的试点企业,按照“企业据实申请、财政分类扶持、资金及时预拨”的方式,实施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这就基本消除了这些企业的后顾之忧。同时,还明确了国家给予试点行业的原营业税优惠政策可以延续,在试点期间针对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过渡政策;为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相应实行了零税率或免税制度。许善达也就此表示:“上海政府税制改革方案中提到,企业税负增加后由政府全部解决,所以参加试点单位不要担心。”

  财税专家分析认为,尽管“营改增”试点还在持续推进过程中,但是可以明确的是,实施“营改增”改革,是上海这座现代化大都市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的客观要求,也是上海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营改增”从制度上消除了营业税税制所存在的重复征税的问题,有利于推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

  近期,上海财税部门正在对试点企业今年2月份申报缴纳1月份增值税后的税负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并将建立和形成“按月跟踪分析、按季审核预拨、按年据实清算”的财政扶持资金核拨的常态化管理机制,力图稳步推进营改增试点,为全国推广积累经验,为上海转型发展创造条件。

 

 

“伦敦鲸”引发沃尔克法则大辩论

吴家明

证券时报 2012-04-10

  号称“伦敦鲸”的摩根大通交易员Bruno Iksil通过建立巨大的企业债信用违约掉期(CDS)空头头寸,撬动了规模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其行为激起市场对沃尔克法则的大辩论。有市场人士呼吁,政策制定者应尽快落实沃尔克法则实施细则,否则金融市场会再次陷入动荡之中。

  Bruno Iksil对市场的影响让他在同行中获得了“伏地魔”的称号。他供职于摩根大通位于伦敦的首席投资办公室,这里集合了3500亿美元的投资,分配给400 名交易员操控。尽管这个首席投资办公室阐明其主要任务是规避风险和投资超额现金,但是4名对冲基金经理和操作员表示,Bruno Iksil的CDS空头头寸大得惊人,其行为严重扭曲了债市价格。

  “伦敦鲸”的出现引起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目前,美国政策制定者正在对沃尔克法则的实施细则进行辩论。“监管部门应该从摩根大通手中获知Bruno Iksil交易的真正目的。”马里兰大学教授Clifford Rossi表示:“很明显,现在注意力应放在沃尔克法则的细节上。”

  旨在限制银行用自有资本做风险投资的沃尔克法则将于今年7月开始生效。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等银行都提交了建议书,并和监管部门会面表达他们对该规则的抱怨。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明确表示,反对沃尔克法则中的多项内容。不过,美国国会参议员默克利呼吁立刻实施这一法则。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米勒则表示,Bruno Iksil的交易行为表明沃尔克法则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实施。

  据悉,沃尔克法则对银行自营交易的限制,将迫使美国银行业以及在美经营的其他经济体银行逐步减少对冲基金、利率和外汇等衍生品交易的投资。不过,在具体哪些情况下的交易可以享受豁免待遇,政策制定者目前仍没有做出决定。

  有市场人士认为,摩根大通应尽快提供证据,证明Bruno Iksil的交易行为属于沃尔克法则豁免范围之内。

 

 


 

发件人:"社会资源研究所" <csrglobal.cn@gmail.com> 2012-05-04 17:55:35 收件人:"socialenterprisecn" <socialenterprisecn@googlegroups.com>, 【SRI最新报告发布】《小农的豪赌——定州-北京蔬菜供应链调研报告》

小农的豪赌

----定州-北京蔬菜供应链调研报告

作者:张金野 汪翔 武通达 黄延 李一帆

出品方:社会资源研究所

资助方:乐施会

出品日期:2012.5.4

    清华大学电子系的五名年轻学子,通过对定州-北京蔬菜供应链的追踪分析,发现目前农产品生产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主要由农户来承担。由于缺乏农业保险、组织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国内的农户经营,更像是与市场和天气的一场豪赌。

调研背景

    2011年,山东菜农自杀事件之后,各种“菜贱伤农”的新闻报道层出不穷。我们通过对定州-北京蔬菜供应链的追踪,试图寻找“菜贱”的原因,并尝试寻找避免“伤农”的途径。

    本次调研起于2011年暑期,初期策划、实地调研以至草稿形成共历时10个月。在2012年的五四青年节,我们最终形成了完整的调研报告,提出了我们对于 “菜贱伤农”的原因解释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

调研结果

    我们选择了从河北定州的菜地延伸至北京消费者餐桌的蔬菜供应链作为调研对象,这条供应链可分解为下图所示:

    根据实地访谈和文献分析的成果, 我们以土豆供应链为例,尝试去厘清各市场主体所面临的风险类型,并初步估计出风险损失的程度(以百分比形式)和出现概率(以百分比形式)。需要声明的是由于数据的精确度有限,我们给出的风险评估限于从定州到北京新发地的土豆供应链中,分析结果仅具有参考意义。

菜农的风险分析

    从土豆供应链中可发现,农产品生产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主要由农户来承担。由于缺乏农业保险、组织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国内的农户经营,更像是与市场和天气的一场豪赌。蔬菜的批发商和终端的零售商的决策空间则相对灵活。当发生自然灾害、种植面积过大等因素,导致发生价格波动时,各级经销商通过自身对蔬菜定价的影响能力,把大部分风险转嫁到了农户身上。

    总结上述原因,可以发现农户提升抗风险能力进而实现盈利的关键点,仍在于生产经营联合以及利益联合。我们根据调研中的发现,结合自身的思考,尝试提出以下两条突破途径:

    1)逐步实现统一销售,向供应链下游兼并菜站。

     在我们调研的5个村庄中,有1个村庄已经建立了蔬菜生产基地,实行产销合作。有3个村庄已经实现了生产合作,但在销售上仍处于分散局面。由于菜农的技术、田间管理投入、销售渠道各有强弱,因此一刀切地要求菜农实现共同销售并不现实。因此,在村庄中现有农业协会的基础上,首先提供田间管理的培训以提升产品质量,其次可考虑通过租赁等形式,将耕地集中在种植能手手中。逐步实现统一销售。

    如农业协会能顺利实现统一销售,形成一定的供应规模,那么菜站这一经纪人环节可以被纳入到协会或者说合作社的职能之中。在此基础上,可以顺利构建农村和超市对接的模式。这除了要求超市具备强大的生鲜产品物流体系之外,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超市和农户之间的信任如何建立,特别是当市场出现波动之时。

    2)避免大规模一次性硬件投入,实现政府购买服务。

    农户对市场信息的需求极其旺盛,但建设类似的信息交易平台,如果由商业主体来完成,需要面临初始资金投入以及使用者付费是否能够收回成本并实现盈利的问题。而由政府主体来完成,又面临脱离农户实际需求,资金使用效率过低的弊端。对于这种具有公共性质的产品而言,由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和商业主体的服务,既能够解决资金问题,又能够解决效率问题。

    因此,与其由政府出面进行大规模一次性投入,建设功能完整的高端信息平台。不如购买社会组织或商业主体的服务,分步实现以下目标:

     1,提升农村地区的网络接入密度和带宽。培训农户有针对性地使用和掌握相关网络技术;

     2,完善现有的大型集散市场管理,配套建立市场信息采集平台。农户在家中便可以利用网络跟踪市场价格信息变动,并发布供应信息。

 

 

 



发件人:"kongdechangws" <kongdechangws@163.com>添加拒收 2012-04-18 21:12:32 收件人:"仲大军" <zdjun@263.net>《中国经济分析》-文章指正

    仲主任,您好:《中国经济分析》重新做了修改,通过分析中国经济现状,探讨资本主义经济本质,试图求解经济发展真谛,发您指正,见附件,非常感谢!孔德昌 敬上

中国经济分析

孔德昌

    摘要:全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全国商品房分析;第二部分,上海商品房分析;第三部分,中国GDP分析;第四部分,中国外汇储备分析;第五部分,中国货币供应量分析;第六部分,资本主义经济思考。通过分析中国经济现状,探讨资本主义经济本质,试图求解经济发展真谛。

第一部分 全国商品房分析

    一、全国商品房销售情况

    二、全国商品房建筑情况

    三、各省商品房价值情况

    四、数据分析

1、销售数据分析
1)1992-2010年全国共销售商品房面积669,295万平方米,其中商品住宅面积598,842万平方米;
2)1992-2010年全国共销售商品房金额23.6万亿元,其中商品住宅金额19.8万亿元;
3)按100平方/套计算,1992-2010年全国共销售商品房面积6,692.95万套,其中商品住宅面积5,988.42万套;
4)按一套居住3人计算,1992-2010年全国销售的商品住宅可容纳1.8亿居民。

2、建筑数据分析
1)1995-2009年已竣工城镇住宅861,055万平方米,但1992-2010年商品住宅仅销售598,842万平方米,占比70%;
2)1995-2009年施工城镇住宅2,123,085万平方米,如果全部竣工,按100平方/套计算,共计2.12亿套,按一套居住3人计算,可容纳6.37亿居民。

    3、价值数据分析
    1)2009年全国竣工房屋单位价值1715元/平方米,而全国市场价4459元/平方米,比实际价值贵了2.6倍;
    2)2009年上海竣工房屋单位价值2924元/平方米,而上海市场价12364元/平方米,比实际价值贵了4.2倍。

第二部分 上海商品房分析

一、上海存量房销售情况

二、上海商品房建筑情况

三、数据分析

    1、据销售数据和拆迁数据分析,上海房型平均少于80平方米/套;
    2、1985-2010年住宅竣工面积48,668万平方米,按80平方/套计算,共计608万套,按一套居住3人计算,可容纳1825万居民;
    3、1985-2010年住宅施工面积128,300万平方米,如果全部竣工,按80平方/套计算,共计1604万套,按一套居住3人计算,可容纳4811万居民;
    4、2011年上海常住人口2302万,其中户籍人口1404万,外来人口898万,外来人口比例39%。

第三部分 中国GDP分析

    一、GDP情况

    二、数据分析

    1、1978-2009年GDP增长了93倍,第一产业占比明显下降,第三产业占比快速上升,第二产业占比基本未变;
    2、第二产业中工业占比有所下降,建筑业占比提升较快,近年建筑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在10%以上。

第四部分 中国外汇储备分析

    一、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情况 单位:亿美元

    二、数据分析

    1、2001年之前外汇储备与累计贸易顺差基本持平,其后外汇储备急剧飙升,外汇储备与累计贸易顺差迅速失衡;
    2、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2001年的8.2767上升至2011年的6.3167,升值约24%,其十年均值约为7.3;
    3、截止2011年12月中国外汇储备31,811亿美元,而1990年至今贸易顺差累计16,625亿美元,差额15,187亿美元,按人民币兑美元汇率7.3计,约11万亿元人民币;
    4、国际热钱达11万亿元人民币,保守估计60%进入房市。

第五部分 中国货币供应量分析

    一、货币供应量情况 单位:亿元

    二、数据分析

     1、1997年之前M2与GDP基本平衡,其后M2急剧飙升,货币严重超发,其中2010年竟超发70%;
     2、1978-2011年M0、M1、M2同比增长分别为19%、20%、18%,均远高于GDP增速,很大程度上经济数据增长由货币超发所致。

第六部分 资本主义经济思考

    一、中国经济现状

    住房过剩、热钱投机、货币超发是当前经济的三颗定时炸弹,其导火索就是国际热钱的逃离,11万亿元人民币的国际热钱一旦从房市中撤走,房市将会步股市后尘。

    国际热钱套利周期一般不会超过10年,待把房市推到足够水平,迅速套利有序撤离,已在日本、台湾房市和大陆股市上演过。国务院严厉的限购政策就是不想让国际热钱得逞,但已是亡羊补牢,骑虎而难下。

    货币超发引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本质就是财富的转移,由于超发货币大多流向国企和出口企业,老百姓的财富无形之中转移到他们手中,显然劫贫济富。老百姓苦于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无力消费,导致内需不足,在欧美外需萎缩的情况下,制造业步履维艰。因国企、出口企业直接受益的少数富人,需求却极度过剩,消费掉全世界2/3的奢侈品仍无法满足其需求,把花不尽的钱投向房市、股市、高利贷等领域,导致中国经济冰火两重天。

    二、社会阶段划分

    按生产力划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个阶段:一、采猎社会;二、耕牧社会;三、工商社会。

    前两个阶段生产力处于基本自给自足的水平,商品交易并不发达,除少量统治阶级靠征税所得外,广大人民的财富靠生产所得,再加上金银本位制的限制,财富转移并不活跃,经济周期十分漫长。

    随着机器大生产的发展,生产目的由自给自足转变为交换,商品交易逐渐发达,人类进入工商社会,财富转移逐渐活跃,经济周期也大大缩短。

    三、财富转移模型

    1、农耕社会财富转移模型

    1)假设每年粮食产量1000斤/亩,粮食价格1元/斤;
    2)根据历史资料,地主靠土地要素获得产量的80%,长工靠劳动要素获得产量的20%。

    分析如下:

    1)勤劳农民(或出仕经商)将攒钱置地,懒惰农民吃喝挥霍而卖地;勤劳农民(或出仕经商)不断集聚土地而演化成地主,懒惰农民逐渐失地沦为长工;

    2)地主靠获得的财富不断购买土地,更多农民破产沦为长工;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随着长工数量的增多,劳动力也越来越廉价,逐渐发展为上图后期社会结构;

    3)最终长工无法维持生计,农民起义爆发,土地重新均分,然后开始新一轮经济周期。

    2、工商社会财富转移模型

    1)假设每年电视生产量30台,电视价格1000元/台,货币供应量稳定;
    2)根据美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资料,资本家靠资本要素获得产值的80%,工人靠劳动要素获得产值的20%。

    分析如下:

    1)前三年共生产电视90台,并全部销售,该过程资本家的社会财富占比由20%上升到90%,工人的社会财富占比由80%下降为10%;
    2)第四年工人财富仅够购买10台电视,但生产量仍为30台,如果再考虑到资本家扩大再生产的因素,供求将严重失衡,经济危机爆发;
    3)经济危机导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政府被迫进行财富再分配,然后开始新一轮经济周期。

    四、资本主义经济本质

    1、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社会生产通过资源、资本、劳动、才能四要素共同创造财富,但现实中财富在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是极不均衡的,资源、资本分配了财富的80%,劳动和才能分配了财富的20%。

    在工商社会,按收入方式大致划分为资产阶级、工薪阶级、官员阶级,资产阶级靠资源、资本获得财富,工薪阶级靠劳动、才能获得财富,官员阶级通过征税进行财富再分配并从中抽取部分财富作为所得。

    资本主义认为资源、资本在财富创造中起主导作用,理应分配较多财富;市场具有自动调节机制,政府不应干预经济活动,奉行自由主义。

    社会主义认为劳动、才能才是财富的真正创造者,资源、资本分配较多财富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对工薪阶级进行了剥削;不认可市场调节机制,政府应当掌控资源、资本并主导生产,公平分配财富。

    资本主义忽略了公平,导致贫富悬殊,最终1929经济大萧条爆发,社会主义忽略了效率,导致经济僵化,最终苏东剧变。

    凯恩斯主义汲取社会主义理论修正了资本主义,认为市场调节往往滞后甚至失灵,主张政府应干预经济活动,扩大就业,增加需求;最终促进战后欧美国家的繁荣,并在冷战中胜出,使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成为工商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

    2、资本主义经济本质

    以美国人口为例,资产阶级占比10%,官员阶级占比8%,才能工薪阶级占比28%,劳动工薪阶级占比54%。这样82%的人口分配了财富的20%。

    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就是财富从工薪阶级转移到资产阶级的过程,根源是财富在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不均。工薪阶级分配了社会财富的20%,却须消费掉社会财富的80%,结果只能消耗储蓄、甚至透支未来进行消费,随着生产扩大,必然造成生产力与购买力失衡,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爆发。

    官员阶级应通过财富二次分配,将财富从资产阶级转移到工薪阶级,进行资本主义财富逆转移,达到生产力与购买力的平衡,完成财富的良性循环,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进而实现社会共同富裕。

    3、当前经济学派

    当前最为活跃的经济学派是新自由主义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二者对政府干预的看法截然相反。新自由主义学派信奉市场调节机制,反对政府干预,凯恩斯学派认为市场调节不完善,主张政府干预。

    新自由主义学派和凯恩斯学派各有道理,因为干预过度伤害生产力,干预过弱伤害购买力,经济发展的理想状态是生产力与购买力的平衡。

    新自由主义学派过分相信市场调节,往往会走向放任主义,导致供需严重失衡,出现经济危机周期爆发。凯恩斯学派过分强调政府干预,往往会走向社会主义,导致国企比重上升甚至主导生产,出现经济僵化和滞涨。

    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财富从工薪阶级转移到资产阶级的过程,国家应坚持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的平衡,反对政府主导生产,合理进行资本主义财富逆转移。

    4、恶性资本主义

    现实中还存在着第三种状态,那就是恶性资本主义,其官员阶级在进行财富二次分配时,将财富从工薪阶级转移到资产阶级,加剧资本主义财富转移过程,导致生产力与购买力的极度失衡,由于国内购买力极度萎缩,生产过剩只能靠出口消化,进而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

    当前中国经济就属于此种恶性资本主义,随着出口疲软,国内被掩盖的生产力与购买力的极度失衡日益显现,如果出口没有重振,政府也不进行资本主义财富逆转移,经济危机爆发不可避免。

    5、上市公司举例说明

    1)员工支出包括薪资、加班费、伙食费、社会保险费、年终奖金、住房公积金、职工福利、培训费等;
    2)数据来源于某上市公司;
     3) 该公司员工约2.1万人,资本家35人。

    分析如下:

1)2008-2011年员工收入(员工支出)占产品产值(产品销售收入)的平均比重为3.84%;
2) 2008-2011年员工收入(员工支出)占资本家净收入(净利润,即剩余价值)的平均比重为87.43%;
3)2008-2011年员工人均收入仅为资本家人均收入的1/687;
4)工薪阶级无力消费掉产出产品,供给远大于需求,生产力与购买力严重失衡;
5)中国工薪阶级收入占产品产值的比重严重偏低,导致国内需求严重不足;
6)中国劳动力廉价,产业迅速转移,但国内需求不足,只能出口欧美市场;欧美工薪阶级耗尽储蓄并透支未来消费中国产品,由于产业转移引起就业机会减少,收支无以为继,欧美需求逐渐耗尽;
7)中美资产阶级耗尽两国工薪阶级需求,但均不进行资本主义财富逆转移,经济危机爆发不可避免。

    五、经济发展真谛

    经济发展的理想状态就是在保障生产力与购买力平衡的状态下实现财富的再创造,进而实现社会共同富裕。这就要求政府实现新自由主义学派和凯恩斯学派的平衡,并竭力避免恶性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财富逆转移的途径有多种,其中社保和分红是最重要的两个,措施如下:一、国家加大住房、医疗、教育的开支,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二、建立全民基金,国企利润上缴全民基金,每年向全民分红;三、上市公司强制按利润的一定比例分红。

    经济发展真谛就是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如吃、穿、住、用、行、娱等,实现耕者有其田,劳者有其股,居者有其屋。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4-19 07:03:19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Fw: 我国首个村级市

“村级市”,我非常认可!

三农问题学者 李昌平

2012-04-18

  河南濮阳市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近日宣布将挂牌更名为西辛庄市,成为我国首个“村级市”。

    此事引发争议,肯定意见有,但质疑、否定、嘲讽的更多。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在答复媒体时表示:“概念和内容是两回事,俺这个村级市一没公务员,二不设行政机关,三我还是一个支部书记,我们建市的目的就是想让老百姓过得更好一些。”

  对于“村级市”的出现,我使劲顶!

  我国现在大约有55万个村庄,三十年后,大约有10%的村庄会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大约有60%的村庄会成为空心村,最终会演化为大农机作业的农区和专业化养殖牧区;大约有30%的村庄会发展成中心村或中心镇。无论是那10%的被融入城市的“城中村”,还是那30%的发展成为中心村或中心镇的“新农村”,我期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能成为“村级市”。

  首先,“村级市”符合中国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我国完成工业化后,会不会像美国一样只有2%的农民呢?我觉得不会。会不会像日本一样只有8%的农民呢?我认为也不会。我保守预计,我国最终会保留30%的农民。在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先发展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时,农民数量都减少到了10%以下,我国现在人均GDP已经达到5000多美元了,但有农民户籍的人口数量高达9.4亿,比三十年前还增加了2亿多。

  这是因为,在亚洲“四小龙”之前,全球制造业是几亿人为数十亿人搞制造,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70元;在我国承接全球化制造业梯度转移之后,全球变成了数十亿人为10亿人搞制造业,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30元了。这是我国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的关键原因。

  因此,我国必须反省高成本的大城市化优先战略,走低成本的小城镇化和小城市化优先之路。我国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多数应该生活在小城市或小城镇。显然,“村级市”符合小城市、小城镇优先的现代化战略,所以我使劲顶!

  其次,“村级市”应对“被全球化”风险有天然的制度优势。所谓“村级市”,本质上是一个“村民经济共同体”。在全球化条件下,“村民经济共同体”是防止经济发展成果全球化的好体制。山西很多村子都有煤矿,可是绝大部分村的集体煤矿私有化之后,煤变成了极少数人北京、上海的房产,甚至变成了极少数人在海外的资产,广大村民却没有因为煤矿开发而富裕,村庄也没有因为煤矿开发而美丽和谐。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成果“被全球化”了。

  山西昔阳县有个大寨村,虽然资源贫瘠,但经济发展就是为了建设大寨,就是为了大寨村民共同富裕。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大寨不仅村庄美丽和谐,村民的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这是因为大寨维持了“村民经济共同体”体制,这样的体制保障了发展成果“民有、民享”。
  与之相似,江苏江阴市的华西村维持了“村民经济共同体”制度,其发展成果也不会“被全球化”。而温州由于“村民经济共同体”瓦解了,发展成果轻而易举“被全球化”,温州老板“跑路”前赴后继,给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以什么样的体制应对“被全球化”,应该好好反思了。所以,我顶“村级市”。

  第三,“村级市”在社会管理和服务方面也有体制优势。“村级市”不仅是一个“村民经济共同体”,还是一个“村民自治共同体”。“村民自治共同体”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会管理和服务体制。譬如:江苏江阴市的长江村、张家港市的永联村,都是数万人、甚至十多万人就业居住的村庄,按照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都比西部很多市要强很多。“村级市”体制虽没有官员和政府行政机构,但管理和服务都很有效;“县级市”体制,虽40位左右居民就配一个官,但管理和服务未必有效。

  其实,“村级市”符合学界多年来倡导的“大社会、小政府”理念,为何“叶公好龙”呢?!对于“村级市”,我使劲顶!

  第四,“村级市”不是新东西,存在已久。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涌现出了数千个“明星村”,其中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超过西部中等县级市的有好几百个。这些村庄就是李连成所说的“村级市”。“村级市”存在很久了,是经过实践和时间检验了的东西,所以我使劲顶!

  第五,“村级市”是对体制内“升格潮”的一种“教育”。在官僚体制内,一个镇的经济规模达到了一定的量,就要“升格”为副县级镇;一个县的经济规模达到一定规模后,就要“升格”为副厅级县。这种风气很不好,所谓“升格”,就是“官本位”思想作怪。如果出现一些“村级市”——“无公务员、无政府机关、依然还是村级”,那是对“官本位”体制内“升格潮”的一种“教育”。所以我使劲顶!



 




发件人:"郭园园" <mutou0815@163.com>  2012-05-04 16:46:48  收件人:zdjun@263.net 读者

改革国民收入办法是中国目前第一要务

山西省潞城市农经局 郭晨野

2012年5月4日

    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国民收入不科学分配问题。调整产业结构、产业升级、增长速度等等都离不开国民收入分配科学化。现在的问题是:

    一、政府当年占用的国民收入过多。收入政府的占国民总收入的一半左右,其中投资固定资产和消费的要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多。二、权力当年占用国民收入和多年积累的资本过多。权力当年占用国民收入在百分之三十左右。到目前共积累资本约百万亿左右。三、财富出国过多。如:低价出口商品,向国外转移财产,购买美债贬值等。四、百分之八十的中低收入者过少。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建议:第一、改革执政办法。党的二级权力政府的一切权力交人大,人大执政中央级为500人左右,省级为400人左右,市级为300人左右,县级为200人左右,乡级为100人左右,各级人大都设研究机构,各项政策先有研究机构研究并通过,再提交人大通过,政府执行。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员不能进人大工作。

    第二、改革对党政机关的监督办法。除人大监督外,把各级政协改为人民监督委员会,任务是议政监督,接受公民信访,监督人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工作人员可聘请专业人士参加,内设机构和党政机构相当。

    第三、提高各种数据的准确性。数据准确是宏观调控、政策执行、国民收入合理分配的依据,全国所有的工商企业、个体工商户都必须建立健全账册,收支必须在帐内进行,不经帐内的收支以贪污论处,这也是防止腐败的最有效办法。

    第四、坚定不移地对以前所有涉及国民收入分配的法律、规章、实施细则、文件等重新审查 清理,特别是中央各部委、各省政府、各市县的文件要审查清理。如:山西省政府关于征地费分配的规定是错的。第五、认真清理各种财产,分清所有制。从中央到乡村的各种资产。如:工商企业、房地产、土地财产、金融资产等都要清理,分清归谁所有,归谁使用,经过清理可收回税费20万亿元以上。

    第六、要改革财政收支办法。一是税收要多向富人收取。如:人均消费5万元以上要征消费税。人均资产超过二十万元要征资产税。取消增值税、营业税,可降低物价。二是财政支出要改革。个人部分要中央和省级承担,市县乡只承担办公经费和建设支出。取消招待费,改为发出差补助。取消公车,改为费用包干。办公费用预算到单位,办公场所要核定面积。

    第七、改变低价出口商品,对财富向外转移物要高级征税。第八、实行高中以下免费教育,大学低费教育。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实行百分之五十的人口住保障房,实行全民养老。

 

 

 

 

 



发件人:"feng gao" <gaof100cn@yahoo.com.cn>收件人:"dajunzhong" <zdjun@263.net>生日快乐! 2012-05-02 07:19:31

瑞典社民党长期执政的经验与教训探析

原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官员 高锋

2012年5月

    瑞典社民党近80年期间长期执政66年。本文主要就其执政期间的主要政策、执政经验及其教训作些探讨。

    一次大战结束后工业化在瑞典大体实现时给瑞典劳动人民带来了沉重苦难。但当时流行的两种观点使瑞典社会民主党作为第一大党难有作为。党内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国有化”,在实现国有化之前,任何其它改良措施都只能延长现制度的生命,因而毫无意义。而社会上却有众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失业的增长是因为劳动市场上供大于求,因此只有继续降低工资才能减少失业。

一、 社民党的理论变革

    危机的深化使党内关于怎么办的争论日趋激化。1926年社民党理论家卡莱比著书《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并指出“所有权”实际上是国家通过法律所规定的对某一物品的“支配形式”。国家可以通过立法剥夺它,也可以通过法令限制、改造它。因此“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包括国有化,也包括国家根据生产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和工人阶级的要求对私人所有权所采取的限制和“其它所有社会变革”,从而把“社会主义”的概念扩大到国家干预和政府宏观调控所涉及的许多领域,使社民党从理论上摆脱了困境。在这一后来被人称为“功能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社民党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借口供求关系向劳动人民转嫁危机的主张,并提出了依靠国家借贷开办公共工程,以减少失业并刺激经济回升的“反危机纲领”。这个纲领使对那只“看不见的手”早已丧失信心的广大群众看到了一线光明。1932年社民党大选获胜后立即与农民协会谈判,并以对农产品进行补贴的许诺换取了它的支持,从而在议会稳定多数的支持下开始了瑞典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

    社民党政府在其第一份预算报告中提出,国家预算应是稳定经济发展的工具。在经济萧条时可利用它促进经济增长,而在经济高涨时又可借助它吸收过剩的社会购买力,从而在凱恩斯之前正式提出了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同时新政府决定通过发行公债和提高税收等措施筹款2亿克朗兴建铁路、公路、港口和住房等基础设施,从而在两年内使半数以上失业者得到了某种形式的补助。这一扩张性经济政策,除美国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直到二次大战之后才开始执行”。

    社民党还通过立法支持工人组织起来,支持总工会与瑞典雇主协会就谈判解决工资和劳动条件等问题达成协议,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社会环境。政府对企业投资给以政策优惠,1933年又将瑞典克朗与英镑挂钩,使之一举贬值25%,大大提高了瑞典商品的国际竞争能力。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政府先后建立失业基金、养老金、产妇补贴、儿童补贴和建房贷款制度等,使大多数社会弱者的经济地位开始有所改善。上述措施相互配合、相互作用使瑞典以比许多国家更快速度走出了危机。瑞典这种通过劳资两大派组织独立谈判、和平解决社会分配问题并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创造条件的做法,受到了包括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内国际社会的广泛赞扬,后人称之为“瑞典模式”。

二、社民党主要政策措施

    政策调整的初步成果使社民党进一步坚定了对功能社会主义的信心。1944年社民党连续执政12年后在其新党纲中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提出了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性特点不是个人占有财产,而是所有权和对社会绝大多数物质生产工具的决定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因此社民党不必要“消灭私有制”,而应该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使生产的决定权掌握在人民手中,”的同时,“把工人与财产重新结合在一起。”“通过不同的道路,时时刻刻、目标明确地使劳动者参与其生活所依赖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指出“社会对生产力的影响,劳动人民对财产的参与,计划性生产,公民间的平等,是社民党奋斗的指导性原则,也是其进行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指导方针。”这些理论创新使该党彻底走出了统治着国际工人运动近百年的“消灭私有制”的理论误区。这个方针指导下,社民党政府提出了以下政策:

    (一) 加强对经济的计划调节。

    在大萧条中上台的社民党,痛感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给社会带来的极大危害,因而主张在保留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国家调控引导企业“有计划地合理地使用生产资料”,以实现其“混合经济”之最佳选择和效益。自1948年起政府开始编制经济中期发展计划。政府专家在综合国际经济走势,国内公共部门计划和各大私人企业的生产打算的基础上,对未来五年的经济之发展(甚至更长时期)做出分析和预测。同时,还就如何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提出一些可供选择的政策建议。这些计划不对生产发展提出硬性指标,但专家们在广泛占有材料基础上,对经济发展所做的客观分析,为政府的宏观决策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和选择。

    (二) 以法治国。社民党主张宪政民主,强调政府对国家的领导和对经济的调控主要通过立法或修订法律来实现。政府主要任务是起草法律并提交议会审批后颁布执行。政府实行集体领导,大臣对下级单位从不作任何个人指示或命令。为了减少政策失误和由此而产生的反复,重大问题决策前政府常常先成立个调查委员会。根据政府的书面指示调委会对事情的历史、现状及有关国家的做法进行独立而详细调查(常常要一两年),并提出解决意见。每年同时工作的各类调委会多达200多个。调委会报告、政府提案和其他所有官方文件除极少数涉及国防、外交机密者外全部实行公开,人们均可阅读并发表意见,从而为其决策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 努力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了缓和资本主义生产周期和国际经济危机对瑞典的冲击,社民党政府战后下大气力于稳定经济的发展,并把控制和调节社会投资的规模、时机甚至地点作为这一政策的中心环节:

    1、利用行政手段。公共部门投资(各级政府和社会福利部门)约占总投资之1/3,政府常常可以通过调节预算拨款或行政指令进行控制和调节。

    2、 控制贷款总量和利率。除了传统的贴现率、银行准备金和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手段外,瑞典还通过规定信贷最高上限、信贷配额、债券发行批准手续等办法控制和调节货币流通总额以及信贷利率。瑞典住房建设投资常年高达GDP之5%以上,而且大部来自政府影响下的公共基金贷款,上述政策往往能对之产生较大影响。

    3、利用经济手段。对于私人企业投资(约占总投资之一半),政府主要通过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在经济发展过热时政府可决定对固定资产投资(或某些行业之投资)进行征税,而在经济不振时予以取消,甚至进行投资补贴。

    (四) 借助工会力量推动企业优胜劣汰。自50年代起瑞典实行全国统一劳资谈判制度以来,总工会在社民党政府支持下强调工资之多寡只能取决于工作的性质和要求(如工作难度、危险及保障程度,对所受教育及技能之要求等),宣称由企业的利润多少或支付能力来决定工人工资,意味着要部分工人“勒紧腰带来赞助那些发展停滞、管理不善的企业”。工会在社民党的支持下极力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和不同企业间追求同工同酬目标(又称团结工资政策)的结果,大大加重了那些设备陈旧、效率低下的企业的费用和负担,经受不住这种内部压力和国际竞争的企业被迅速淘汰。

    (五) 利用税收制度刺激企业增加积累和投资。瑞典对企业利润实行双重征税,即在征收企业利润税(名义税率58%)后,对股东的分红所得再征收个人所得税。高收入者的所得税边际税率常常超过70%,从而大大抑制了股东们的多分少留的欲望。同时政府还胡萝卜与大棒并用,对企业增加储备和投资给予种种优惠,使利润绝大部分被留在企业内部,仅约10%左右被分红,20%上下被交税,从而使瑞典企业有雄厚的财力来更新设备和技术以迅速适应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

    (六) 重视在职人员的进修和失业职工的再教育。在1957年经济衰退后,政府应工会要求先后在全国建立了50多个大型再教育培训中心和上百个培训点,用于对失业者进行免费培训并资助他们流动。后来把这种职业培训又扩大到新毕业的青年,愿意参加工作的家庭妇女和想改换工作的职工,从而使这种教育和再教育活动进一步扩大到全体职工和人生的全过程,使停职进修和业余学习的人高达成年人总数之三分之一以上,促进了瑞典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七)大力建造住房和社会福利

    政府把为“人人提供良好住房”作为其福利建设的主要目标,决定为建房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和利息担保。“不以利润”为目标的公益性建房公司,可以得到其建房费用之95%甚至100%的国家贷款,而商业建房公司可得到建房费用70%至85%的贷款。政府在通过立法给予地方政府以城建用地征收权和购买土地时的优先权的同时,要求其以征得土地之“本身价格”供应建筑用地。政府还对房租实行行政控制,提供免费住房中介服务、对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贴,从而大大降低了建房、住房费用。

    同时政府通过立法在全国建起了包括儿童补贴、免费教育、疾病保险、失业与劳动保险、人民养老金与附加退休金、妇女产假、住房补贴、社会救济与社会服务等在内的一整套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其覆盖面之大和条件之优惠在西方国家中少有匹敌。

    (八)努力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面对日渐扩大的地区发展差距,1965年瑞典决定对到边远地区投资的企业提供资助或优惠贷款,以改善生产资料的自然配置,缩小地区发展差距。1976年政府又通过立法规定各省制定地区发展规划,加强对支边工作的计划调节。政府还下大力支持边远地区扩建基础设施,发展中、高等教育,开办高科技产业,对这些地方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运输补贴、工资补助等优惠待遇。

    (九) 扩大工会组织的影响。在社民党的支持下,议会于1972年通过了《股份公司和经济组织中职工代表权法案》,使雇有25人以上的企业理事会中都有职工代表。之后又通过《就业保护法》和《劳动环境法》,对企业主解雇职工的权力进行限制。1976年通过的《劳动生活中的共决权法案》又规定了企业一切重要决策事先都要听取工会意见,从而在进一步限制了资方权力。

    (十) 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了获得经济发展必须的国际和平环境,战后社民党坚持其和平中立政策,在反对霸权主义和侵略扩张的同时,大力支持国际经济合作。1950年瑞典作为第一个西方国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长期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中的合法权利。

三、 瑞典发展模式的特点

    上述政策措施推动瑞典经济出现了60年的持续增长,瑞典社会和经济发展也因此产生了许多不同于其它国家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独特的混合经济。社民党从功能社会主义的理论出发,注重对私人资本功能的限制和改造,而不是将其实行国有化,因此瑞典工商业之85%,制造业之94%在社民党执政40多年后仍属私人所有。同时政府建起了庞大的公共部门,并对60%左右(OECD国平均不到40%)的国民生产总值进行社会再分配。这种生产领域内的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分配领域内的高度计划调节相结合,形成了瑞典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

    高效益和高就业并举。社民党在重视生产发展的同时,创造并坚定执行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使得瑞典成人就业率在60年代即跃居西方国家首位,1982年又上升到81.2%,远远超过了OECD平均水平(69.3%),但瑞典并没有因此而牺牲企业效益,而是利用税收、工资和劳动就业政策等积极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变革,从而使瑞典企业与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着强大竞争能力。

    全面的社会保障。社民党把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作为实现其民主社会主义的“中间站”,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将其推广到人生的全过程和全体人民。企业每年按法律为其职工向社会当局交纳社会保险费后即不必再为其生老病死操心。而人们无论干什么工作或居住在什么地方都可享受到大体相同的社会保障,因而对经济结构变革和社会变革持欢迎态度。

    社会差距较小。长期来瑞典在个人所得税中实行超额累进制(最高时边际税率曾达85%),在收入政策上又注意照顾低收入者,加上社会福利制度中一些扶贫措施,使国民收入分配产生了有利于劳方的变化。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已由战后初期的1:1,上升为60年代的2:1和70年代的3: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1。这种发展使财产占有差距也趋向缩小。1930年至1970年间,占家庭总数1%的最富有者的财产占家庭总财产的比例由47%降到23%(2004年回升到25%),贫富两端人口减少,社会中层人数迅速增加,社会结构由宝塔型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椭圆形社会持续演变。
    劳动人民组织程度高。由于劳动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瑞典总工会会员50多年来持续增长。到1985年90%的蓝领工人(220万人)和80% (140万)的职员分别组织在统一的工会中,瑞典工人阶级因此成为西方国家中最有组织的一支队伍。长期来社民党70%的党员来自集体入党的工会会员。工会在接受该党政治领导的同时,又对其政策进行一定制约,从而为瑞典模式大体上朝着有利于劳动人民方向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自30年代初到第二次石油危机,瑞典模式经历了从诞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这是对瑞典资本主义初期所奉行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否定。社民党通过国家干预和政府宏观调控,推动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甚至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日渐走向缓和,从而促进了瑞典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

 四、 反思与调整

    福利国家的建成使许多人以为社民党找到了彻底驯服资本主义的道路,党内骄傲情绪上升,因此当经济全球化特别是石油危机袭来、社民党试图再次借助国家预算维持生产和就业规模时,使瑞典经济自70年代初积累起来的消费与积累失调的矛盾走向激化,瑞典因此而陷入战后最严重经济危机之中。1976年社民党失去了连续44年的执政党地位。

    新上台的中右联合政府在对危机企业进行大规模挽救无效后,只好将其大部国有化。其执政三年期间里所搞的国有化规模竟因此超过了执政44年的社民党!为了兑现其大选诺言,执政党还继续改善社会福利。结果在生产发展停滞的情况下,瑞典社会福利总开支却由1974年的618亿克朗(占GDP24. 2 %)激增到1982年的2076. 5亿(占33. 1%),结果使经济与消费增长严重失调,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失去了控制,瑞典由此成为严重的“欧洲病”患者之一。

    在台下六年社民党有暇对瑞典模式及其有关政策进行反思,意识到对国家干预和私人消费必须加以限制。1981年社民党代表大会主张膨胀与紧缩相结合,走“第三条道路”,即在压缩政府行政开支和私人消费的同时有选择地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工业生产,以带动整个经济出现以出口为先导的回升。1982年秋社民党在“保卫福利、重建经济”的口号下重新上台执政,并迅速决定将克朗贬值16%,增加了对工业投资和科研拨款,同时社民党还作了以下政策调整。

    取消对金融市场控制 为了适应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社民党决定取消国家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同意外国银行在瑞典办分行,外国人在瑞自由购买企业,从而为资本的国际流动打开了大门。

    改造国有企业。政府明确国有企业主要目标是为国家赢取利润,对亏损国企进行改造后,限期其扭亏为盈,对达不到目标的国企或转售私人或勒令关闭。政府还将八大国家企事业管理局改造成股份制公司,使它们迅速走上在竞争中发展的道路。

    改革税收制度。为了缩小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的差距,并打击不断增长的逃税漏税活动,社民党在人民党支持下决定自1991年1月起两年内将瑞典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由70%降为不超过50%。把资本所得税降至30%,将企业税由原来的56%降至30%。

    建立职工基金。为了争取工会的支持,政府在冻结物价的同时,恢复了被前政府削减了的少量社会福利。1983年政府还决定成立总工会奋斗多年的职工基金,规定每年从各企事业单位增收0. 2%的工资税,并从实际利润超过50万克朗的企业的超额利润中抽取20%的利润税,在全国收买企业股票。但在资方压力下,政府规定上述基金在同一企业所购股总共不得超过40%,而企业工会最多可以代表其中之一半(即不超过20%)。

    改革医疗保险。为了抵制“泡病号等富贵病”的恶化1990年社民党冒着下台的危险,决定将病假工资由原工资之90%至100%,改为头3天65%,之后80%,自第91天恢复到90%;因小孩生病请事假,补贴由工资之90%,改为头两周80%,之后90%。这是社民党第一次压缩社会福利,也是瑞典历史上首次成功的社会福利压缩性调整。

    加强国际合作。为了走上欧洲一体化列车1986年瑞典与欧共体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积极推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共体谈判建设欧洲经济合作区。苏联东欧巨变后1991年7月瑞典决定申请加入欧共体。

    在上述措施的帮助下,瑞典经济自1983年开始回升,国际经济形势的好转和石油价格的下跌也加强了这一态势。1983年至1988年6年间,瑞典国民经济总产值共增长约13%,工业生产增长20%,工业投资增长60%,企业利润大增,失业率下降到2%以下,政府财政赤字趋向消失。但由于政府改革措施不配套,在放松甚至取消对信贷市场控制的同时,没有及时改革税收制度和福利制度,使不少人在严密的社会保险保护下,毫无顾忌地贷款搞房地产或股票交易,加上职工基金等机构在证券市场上的竞争,瑞房地产价格8年内上涨2. 5倍,股价10年间上升了约5倍。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原税制中的贷款利息可以进行税前扣除的优惠待遇的消失,瑞典房地产、股票价格开始急剧下跌,各大银行和信贷机构纷纷陷入危机,泡沫经济走向破产。

五、新的反思与理论创新

    1991年9月,瑞典在经济危机阴影中举行大选,社民党得票率下降了5.5个百分点(37.7%)。最大资产阶级政党的保守党(21.9%)和另一个右翼政党基督教民主党(7.1%)的选票分别增长了3.6和4.2个百分点。它们和两个中间党派联合上台执政。

    以保守党主席为首相的四党联合政府一上台便开始实施其“改换制度”的竞选纲领,政府宣布立即撤消资方所痛恨的职工基金,取消它们不喜欢的股票交易税,并降低遗产税、财产税、能源税和雇主税等;宣布将34个大、中型国有企业私有化(营业额达1500亿克朗);宣布停止国家对建房贷款并大幅度减少了对房地产公司的利息补贴;同时还在国内民航、广播电视、邮政电信、高等教育、住房建设、汽车检测等一系列领域放松控制、引进竞争。为了避免金融危机导致其金融信贷体系的崩溃,1992年9月,政府决定为瑞典银行提供担保,其后又一度将其央行的边际利率提高到惊人的500%,但仍未挡住国际投机家对瑞典货币的猛烈袭击。同年11月19日,瑞典被迫放弃了其近120年来(个别年头除外)坚持的相对固定的汇率制,让瑞典克朗自由浮动(贬值约20%)。

    为了控制迅速增长的财政赤字,政府决定将失业保险、疾病保险和父母保险等各项社会保险的补偿率统统由工资的90%调至80%,失业一周以及生病一天后才发保险金;政府还决定改变社会保险资金全部由雇主承担的做法,1993年职工开始将工资的1.95%作为个人保险金上交国家。

    这些以自由化、私有化和结构调整为重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瑞典经济雪上加霜,加上世界经济不景气,1991至1993年间瑞典经济出现了战后首次负增长,三年共下降约5%。失业率同期由1.5%激升到8%。政府财政收支由1990年的盈余(相当于GDP之4%),迅速变成1993年的巨额赤字(GDP之12.3%)。国债占GDP比例由1990年的42.3%上升到1994年的77.9%。这是战后瑞典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经济困难使得人心思变。在1994年秋大选中,社民党得票45.3%,增加了7.6个百分点。其支持者左翼党(6.2%)也增长了1.7个百分点。社民党重新上台。

    1994年在工会支持下重新上台的社民党向何处去?是按照本党多数选民的愿望停止削减和整顿,还是不顾他们的要求继续进行政策调整,该党面临着艰难的选择。1970年到90年代中期,经合组织国人均国民产值增长60%,瑞典仅增37%;期间瑞典克朗贬值一半,其福利开支占GDP的比例却翻了一番,且经过四年调整后仍然居高不下。1975年至1990年,瑞典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展指数世界排名榜上由第4位下降到第11位。严酷的事实使该党意识到,后退只会危及国家和党的长远利益,从而会危及瑞典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权衡再三,社民党下决心继续其自1990年开始的政策调整。

    (一)坚持紧缩财政 新政府决定在四年任期内把消灭财政赤字作为首要政策目标。为此,政府提出了四年内增收节支1180亿克朗(相当于GDP的7.5%)的计划,宣布在提高资本税和财产税的同时,将年收入超过3万美元高收入者上缴国家的所得税率由20%提高到25%,从而改变了前政府把整顿国家财政的负担主要放在普通群众身上的做法。

    (二)继续压缩福利 苦于福利开支居高不下,社民党不顾工会的强烈反对,把社会保险的补偿程度由前政府确定的80%下调到75%,养老金、儿童补贴、住房补贴等其他福利也全线下调,从而彻底打破了自30年代以来社会福利只增不减的刚性发展。政府还提高了住院费、挂号费和药费等,但同时又规定医药费总开支一年内超过2200克朗(约合270美元)后全部免费,以照顾弱者。

    (三)大抓科研教育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政府下大力抓科研和产业结构改革,使其科研开支占GDP比例自1997年起跃居世界首位(2000年达GDP的3.8%)。政府彻底解除了对民航、铁路、电信、邮电和电力等领域的国家控制,并资助地方政府在其主管领域内引入竞争机制,以促进并激励其在竞争中发展。

    (四)继续改革国有企业 社民党取消了前政府提出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计划,主张政府作为一个“积极的所有者”应加大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推动国企赢利。政府先后颁布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雇用条件》、《国有企业职工激励措施》、《国有企业董事会内部工作条例》和《国有企业对外经济报告指导方针》等文件,指导企业围绕着加强管理效率、提高创利意识、优化资金配置、加强核心产品和增加透明度等目标进行了大规模改组和重组。    

    社民党政策的大调整为瑞典经济带来了巨大活力。据美国商业部统计,1989年至2000年,瑞典工业生产率提高了59%,在西方国家中名列第一,处于第二和第三位的法国和美国分别增长了50%和49%。同期瑞典工业产量增长49%,也名列榜首。经过调整,其企业经营综合成本下降(比德、美、英分别低30%、20%和15%),市场规范化和廉洁度不断提高,瑞典因此成为最受外资欢迎的欧洲国家之一。经过大规模改组,国有企业总利润由1989年的57亿克朗激增到2000年的204亿克朗。政府也一跃成为斯德哥尔摩股市的最大股东。国家债务下降,政府财政赤字消失。 
   但其市场取向的政策调整使公开失业率上升到8%。瑞典人的可支配收入差距(基尼系数)由1995年的0.21增加到1999年的0.25。许多群众对这些变化感到不满,指责社民党在经济不振时搞紧缩是对工人的背叛,使社民党党员由1991年取消集体往常之后的26万又减少了40%。在1998年大选中,社民党受到了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得票仅36.4%)。社民党在左翼党和环境党支持下得以继续执政。

    面对国内外巨大挑战,社民党2001年新党纲首次阐述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强调瑞典社民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 。号召全党“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加以区别”。“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社民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方统治经济和社会要求的对手。”在国际社会主义尚在低谷之时,社民党的这一自我定位受到了瑞典劳动人民的热烈欢迎,也充分表明:它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工人阶级政党。

    随着经济的好转,政府决定从1998年1月起将其社会保险补偿度调回到80%。通过劳资集体协议,绝大多数职工的医疗保险补贴可达病前工资的90%。2000年政府还根据经济发展要求地方政府为所有年满两周岁(之后又提高到一周岁)的儿童提供入托条件。

    表1:1950年至2009年全国收入最高的经济界、政治界和其他各界精英税前收入与工人平均收入的差距(倍数)。

1950 1980 1995 2005 2009
企业老板 26.1 9.1 26.3 40.7 42.9
政界领导 4.3 2.9 3.6 5.2 4.4
国企领导 8.8 5.4 13.9 16.7 23.3
政府首相 7.2 2.3 4.8 4.1 6.2
精英平均 11.1 4.9 10.4 11.7 15.9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瑞典通货膨胀率持续下降,职工实际可支配收入自1996年至2008年间平均增长49%,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连续上升的势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全球173个国家发展程度排名榜上,瑞典由1990年的11位提升到2000年的第2名(仅次于挪威),从而使社民党在2002年大选中成功地击败了新自由主义势力的挑战,得票(39.8%)有3.4个百分点的较大增长。

六、 新的挫折与挑战

    临近2006年9月大选,瑞典经济继续走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5.1%,8月份公开失业率下降到5.7%。国际收支顺差,政府财政盈余,国家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到30%。世界经济论坛宣布瑞典国际竞争能力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三位。经济上升的大好形势使社民党内出现了新的盲目乐观的情绪,既没有充分重视自己选民的问题,也没有真正看到反对党阵营发生的变化。

    为了推翻社民党政府,资产阶级各政党首次结成了竞选联盟。在2006年大选中保守党甚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新的工人党”。宣称社民党把众多民众排挤在劳动市场之外,只有它这个“新工人党”才能真正帮助工薪者。社民党领导人的公开失业率减半(降到4%)的诺言迟迟不见兑现,也使保守党的“更多的工作,更好的分配!”的竞选口号显得更有吸引力。加上资产阶级政党控制的媒体极力把大选描绘成疲惫傲慢的佩尔松与年轻有为保守党领导人之争,结果使社民党在大好经济形势下(得票35.2%,下降4.4个百分点)痛失政权和长期政策调整带来的果实。

    以保守党主席为首的资产阶级四党联合政府上台后立即取消了财产税,降低了(主要是高收入者的)房产税,降低了社会保险补偿率(由80%降回到75%),提高了失业保险交费(5倍),同时它宣布将价值1500亿克朗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但保守党吸取了上次执政时政策单方面向资产阶级倾斜的教训,通过调整在岗职工的税前扣除,使许多在岗职工减轻了税负。面对2010年大选,保守党政府利用社民党政府时期储存的大量财政盈余轻松地战胜了危机。而社民党却始终提不出更有力的政策选择。它对社会差距拉大、长期病号和失业者生活艰难的批评,被资产阶级媒体讥为只会代表弱势群体讲话,而保守党则被描绘为在岗职工的强势代表。社民党因此失去了许多中产阶级包括部分工人的支持,得票降到普选权实现以来的最低点(30.9%)。保守党联合政府得以继续执政。社民党作为议会第一大党,正在面对新的严重挑战与考验。

七、 经验与教训

    自1932年到2010年的80年间,瑞典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表面上看,资本家和他们的公司还在,但市场经济不再由过去极少数人控制。强大的工会,改变了生产当中的权力关系。工资分配不再由资本家单独决定,而是通过平等谈判,不断提升。生产虽然还是企业家说了算,但要听取工会意见,服从国家调节指导。劳动人民不仅获得了政治民主,而且得到了全面的社会保障。这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想象的不太一样。但这些社会机制的重大变革和阶级关系的重大调整,确实是一次“静悄悄的革命”或者说一场巨大的和平演变。

    近20年来社民党进行的大规模的政策调整使瑞典适应了经济全球化挑战。到本世纪初瑞典再次成为经济竞争力最强、社会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由于上述贡献,自1932年到2011年的80年间,社民党在多党竞争情况下,在瑞典执政长达66年。这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一) 主要经验

    社民党政府理论家、前主席卡尔松最近指出,马克思主义为社民党人“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关于劳资矛盾的学说”。实际上社民党在瑞典长期执政的过程就是该党把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瑞典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或者说是其把马克思主义瑞典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瑞典社民党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的保证。

    1、坚持唯物主义就要搞混和经济
社民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理想社会的实现不仅要依靠多数民众的支持,而且要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因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其所容纳的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社民党的最大功绩就在于它较早地读懂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核心理论,较早地走出了统治国际工人运动近百年的“消灭私有制”的理论误区。1926年该党提出的功能社会主义和1944年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针,以及它根据这个方针提出的众多政策措施,都是该党反对原教旨主义,继承并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志。社民党把以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与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为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使瑞典以最小的代价,比任何其它国家都更成功地接近了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2、宪政民主是基础

    社民党坚持宪政民主,自成立起就把普选权作为该党首要目标。社民党早在1920年就庄严宣布:“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建立工人阶级专政,不是用一个新压迫取代一个旧压迫”。面对苏联东欧制度的异化,1960年社民党提出了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强调:“社会民主主义旨在使民主贯穿于整个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以便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其现行党纲更进一步指出 “民主及其有关政策,对社民党来说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宪政民主的成功实施是瑞典社会主义取向改革的根本保证。

    3、正确处理劳资矛盾 社民党正确处理劳资矛盾的做法,早在1936年就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重视。社民党前主席卡尔松2007年总结说,“社民党在劳方与资方的利益冲突中代表着劳方利益。但并不等于说社民党否定资本的重要性。我们所做的只是不让这一利益支配、或者说去剥削经济生活中的其他成员”。 这就是瑞典模式的真谛或者说建造瑞典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长期来社民党通过立法对资本的绝对权力进行了有力限制与改造的同时,支持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与资产阶级争利益、争权利,从而使国民收入日渐社会化,劳资分配日趋合理化,两大对立阶级日渐成为福利社会建设的同盟军。这是社民党对马克思关于劳资矛盾理论在瑞典情况下的坚持与发展。

    4、基本社会保障

    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社会保障是社民党长期奋斗的目标,也是瑞典改革之社会主义取向的宣示。由于各种原因,瑞典福利一度搞过了头,但社民党在对之进行压缩性调整的同时始终坚持维护关系到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基本社会保障,从而成功地保证了瑞典改革的社会主义取向和巨大成功。

    5、重视党内民主

    社民党党内民主不仅是该党保证党的统一与团结的保证,同时也是其应对反对势力和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武器。1965年,社民党首次由中央发起,各级领导带头,3万多党员和工会会员围绕“党的未来目标问题”进行了大讨论。这种全党大讨论随后变成该党就重大问题进行党内协商的一种经常性做法。进入90年代这类党内协商和讨论更加频繁。2003年,在关于是否加入欧元的全国公民投票中,在党内分歧严重情况下,党中央同意让党员自行决定立场,结果党的路线在全民公决中被否决。实际发展也证明,不加入欧元区是更加符合瑞典国家利益的选择。

    6、新闻自由。

    社民党坚持通过新闻媒体的监督促进党的廉政建设。1995年,党内忙于酝酿新主席人选时,社民党报纸登出了当时呼声最高的政府副首相曾经使用公家信用卡购买私人物品的消息。尽管涉及金额不大、而且早已归还,但党内外对她随意使用公共资源的强烈反应仍然迫使其退出竞选并辞去了所有公职。同期,社民党中央常委、总工会主席也因报纸揭发其女儿绕过排队,提前租到廉价住房事,公开向民众道歉,其女儿则退还住房。其强大的舆论监督与健康的党内生活相结合,不仅使得政府成功地保持了较高的廉洁度,而且也促进了瑞典社会进步和宪政民主的发展。

    7、社民党的价值观和其它理论创新

    多年来社民党对前苏联、东欧国家搞专制、特权和原教旨主义等错误进行的严肃批判,至今依然发人深省。在其党纲中,该党用阶级观点对自由、民主、平等和团结等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进行的阐述,其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观点,其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辅相成的论述,其对可持续发展的探讨和关系到基本保障的社会福利不能由市场力量来主导的主张等都值得人们认真研究与思考。

    (二)主要教训 自1976年至2006年社民党三次下野,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瑞典经济结构变革不仅使第一产业职工迅速减少,而且使第二产业职工数量也大大下降。到九十年代初白领职工不但数量上超过了蓝领工人,而且入会率也超过了蓝领。瑞典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削弱了社民党传统的阶级基础。
其次,党的领导层的思想僵化使政策跟不上形势发展,错过了改革时机。上个世纪80年代初,瑞典福利增长已经大大超出了国家财政承受能力和民众觉悟水平。但1982年社民党重新上台后,不仅取消了前政府对福利制度作的微小调整。而且为了庆祝其建党100周年,1989年又把福利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结果使瑞典富贵病迅速恶化,1990年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从资产阶级政府1981年提出压缩社会福利方案,到社民党1990年不顾工会的反对改革疾病保险,十年的拖延使瑞典泡沫经济迅速形成。社民党后来做出了长达12年的艰苦努力和巨大牺牲,才使瑞典重新恢复了经济活力。这个教训是沉重的。

    这些错误与当时的瑞典选举制度也有很大关系。自1970年起瑞典议会由两院改为一院,大选由4年改为3年一次。人们以为这样更直接、更民主,能够更好反映民意。但太短的任期,从制度上逼使执政党急于出政绩。结果改善福利成为各党争夺选民的重要手段,即使会对国家财政造成巨大赤字也在所不惜。1994年社民党重新上台后与其它大党协商后决定把大选恢复到4年一次,从而为政策大调整创造了必要时间与空间。

    历史总是严厉惩罚那些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不思变革或者拖延变革的人。社民党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借鉴。


 

 

 



发件人:<wangzhanyang56@sina.com>  2012-05-03 09:34:16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王占阳:所有制领域仍需思想大解放(最后完整版)

所有制领域仍需思想大解放

——邓小平所有制改革思想再认识及其他

中央社会主义学员 教授 王占阳

2012年4月

    【内容提要】应当区分邓小平的阶段性策略话语与邓小平的真实思想。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实际始终主张回到《共同纲领》的“以公有制为主导、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主体论”只是为达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阶段性策略。但他主张的“公有制为主导”实际是指“以公共财政为主导”;他认为公共财政资金的所有制性质是“全民所有制”。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共同富裕就是普遍中产阶级化;实现了普遍中产阶级化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经济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只能是以微观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所有制。我国目前仍在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既不符合邓小平理论的本意,又不符合客观实际,也是当前所有制领域的最大“左”倾错误。

    【关键词】 邓小平 共同纲领 主导 公共财政 中产阶级化 社会所有制

    邓小平说得好:“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因为,中国的“左”实质上是右,是僵化、保守、倒退的代名词,所以也是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但他可能没想到,这种“左”甚至还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护身符,这就使反“左”更为必要了。

    在所有制问题上,目前我们面临的“左”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误将邓小平的某些阶段性策略话语视为普适性的合理学说,对于邓小平的真实思想缺乏应有的了解和理解,以至于仍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前邓小平理论的思想状态。二是虽然未必相信这些阶段性的策略话语是普遍真理,但因不了解邓小平的真实思想,所以不敢支持学界的探索和突破,以至于符合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成果也难以享有应有的合法性和可用性。这主要是管理部门的问题。三是抓住邓小平当年不得不说的策略性话语,竭力对邓小平理论做“左”的解读;或者是直接从“左”的方面肆意歪曲、丑化和否定邓小平理论。四是囿于某种局限性,继续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采取严重的否定态度,特别是将其视为“资本主义所有制”而加以否定。这种现象甚至在某些思想较解放的学者中也存在。

    目前所有制领域的“左”倾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大问题方面,它们的束缚仍然是很大的,这就使该领域仍然需要思想大解放。思想大解放是“左”倾保守思想的最大克星。邓小平理论中鲜为人知的前沿思想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思想解放意义、实践指导意义和政治突破意义。这就需要我们首先着力发掘这些宝贵思想,然后再来继续前进。

一、“公有制为主体”还是“公有制为主导”?

    目前我国非公经济已占GDP65%以上,其他指标所占比重就更高,但在这时仍讲“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历史惯性在起作用,也是未能深入、准确地领会邓小平理论的一种表现。

    实际上,在长期“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后,邓小平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只是一种很积极的阶段性策略。从历史上看,“主体、补充论”原本是“八大”前后刘少奇、陈云提出的用于纠正过度公有化错误的应急之策,当时的含义是公有制占90%以上后,可以留下百分之几的私有制经济为补充。这在当时并不是一种理论,没有任何理论家提出和证明公有制何以必须占90%以上,而不是只占51%以上就够了。这就给邓小平利用这种提法重新恢复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留下了很大余地。所以,每当发展非公经济可能引起或者已经引起较大争议时,他就特别强调“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以此安抚人心,抵制反对声浪,促进和保护非公经济的发展。从实践效果看,这一招确实很灵验。

    但邓小平也深知,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并不是49%,而是更多,所以,早在1984年他就在中顾委会上说:“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占主体。” 显然,这既是安慰,又是暗示:进入21世纪后就不能保证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了。

    实际上,从邓小平的全部有关论述可知,他的策略就是以“主体论”克服“割资本主义尾巴”论,进而以“主体论”的实践化解“主体论”之本身,从而恢复《共同纲领》的立国精神,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在“左”倾思想普遍根深蒂固的大环境中,无疑是一种很高明的政治策略,理应予高度评价。但“主体论”毕竟又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它不允许非公经济超过50%,一旦超过就不再是“公有制为主体”了,这就使之必然会在一定阶段上变成新的“紧箍咒”。于是,善于“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的邓小平又提出了它的替代方案,这就是“公有制主导论”;他说:“我们遵循两条最重要的原则,第一,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第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这是1985年提出的。

    实际上,公有制“主导论”才是真正符合辩证法的。改革开放后流行起来的以“主体规定性质”论证“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说法,则根本就是一个哲学乌龙。翻遍《矛盾论》,其中根本就没有“主体”这个词。那里所说的“矛盾主要方面”只是指“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 所以,辩证法主张的是“主导决定论”,而不是“主体决定论”。“主体”实际是指数量上占多数,“主导”则是指力量上优势。毛泽东曾经明确表示,数量上占多数未必力量上优势,力量上优势也未必数量上占多数。这才是符合实际的辩证法。毛泽东还曾多次称赞邓小平懂辩证法。所以,邓小平提出“公有制主导论”,这在哲学上是成立的,而且它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可以占多数,意味着可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导、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而这也正是我国目前迫切需要的经济原则。

    进一步看,以“主导论”取代“主体论”也包含在了他对建国以来历史的再认识之中。比如,虽然他在南方谈话中依然在用“主体论”说服人,但在“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那段论述中却又已经包含了“主导论”。在那里,他把“革命”明确地限定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的大革命,并未包括“三大改造”。他又明确了这个革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共同纲领》所确立的已经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了,而不是通过“三大改造”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就表明,他深切地认同建国初期的“以公有制为主导、私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也认同其中所包含的市场经济原则。当然他同时又认为这种社会主义不够格,。

    详尽的历史考证还表明,这是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的一贯思想,而不是直到1992年才提出的。这一思想可以上溯到1977年,甚至1975年就有迹象了,而且可能在“邓小平小道”上就有了。这就进一步表明,他曾强调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实际只是阶段性的策略原则,这个阶段结束后就要遵循“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新原则了。
    由此,他的这种思想也就还表现在,他对“三大改造”的总评价实际是:照搬外国模式,从根本上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他在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就是说,本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的,但革命胜利后又很快照搬了阻碍生产力的外国模式,这才需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就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从根本上重新解放生产力。在这种认识框架中,他对“三大改造”的肯定自然也就仅限于其中属于《共同纲领》范畴的少量内容。如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他就在抽象肯定后只是具体地肯定了“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即肯定了以农民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社, 并未肯定土地集体化这个核心内容。他甚至说:“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一九四九年取得全国政权后,解放了生产力,土地改革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 这就已经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对于农民土地私有制的直接肯定了。而总体上否定“三大改造”的实质就是否定“以公有制为主体”。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左”的思想传统仍很深厚,邓小平对于“三大改造”的错误只能用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逐步纠正。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抽象肯定的策略性用语就逐渐淡出了。从1986年起,他停止使用了“社会主义改造”一词。从1990年起,他又停止使用了“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这几个词。以至于南方谈话更是在毫无策略性语言掩饰的情况下把“革命”的内涵仅限于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革命了。这时就差更加直截了当地把他的新的历史认识和盘托出了。

    但到南方谈话和修订出版《邓选》第三卷时,“以公有制为主体”仍然是客观现实,以“主体论”安抚人心也仍有其必要性,这就使直接以“主导论”取代“主体论”的时机仍未到来,因而在整体上公开重评《共同纲领》和“三大改造”的时机也未到来。但邓小平曾经说过,《邓选》第三卷“是我的政治交待”。邓小平来不及推进的历史进步事业理也应由后人来完成。目前非公经济已占GDP65%以上了,这就已在事实上否定了“主体论”和“三大改造”,所以相应地实现新的思想解放的历史时机也已到来了。在这时,以邓小平的策略性语言抵制这种思想转变就是“左”,而根据他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深层改革思想推动这种思想大转变,那才是真正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也才是真正实践“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二、“以国企为主导”还是“以公共财政为主导”?

    明确了应当“以公有制为主导”之后,究竟什么是“以公有制为主导”?这又是一个需要深究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深层改革思想也极具思想解放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以国营经济操纵经济命脉”的思想来自于孙中山和共产国际。它的合理性在于主张以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经济成分主导整个经济,以便避免两极分化,实现较快发展。它的局限性则在于误信国营经济的效率和公平,所以实践结果也不理想。但延安时期对于未来国营经济的定性是“国家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所以当时并未提出“以公有制为主导”。

    建国初期的“以公有制为主导”则是指:“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共同纲领》语)这里加上了“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这就比过去的范围宽泛多了,实际是已有国有化的倾向了。但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虽然重新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导”,但他并没有重申“以国营经济为主导”。虽然他说“企业改革, 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 但在大多数企业仍然是国企的情况下,这是很自然的,并不意味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以大中型国企为主导”。虽然他还说过“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但把大中型国企与乡镇企业相并列本身就是没把它们视为主导力量。更何况他接下来又说“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言外之意大中型国企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因素;而且从他的有关论述可知,他这实际是说国家的社会主义再分配才是最重要的。虽然他还说过大中型国企“要用上交的利税、出口创的外汇、技术水平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来证明它的优越”, 但这还是应然,不是实然,还是“求证”,不是“证明”。他对此抱持谨慎的态度,并未最终认定这种“社会主义优越性”。这种谨慎已在今天得到了充分回报,一切已在不言中。进一步看,讲“主导”就要明确主导什么和谁主导?对邓小平来说,他所谓的“主导”无非是主导两件大事:一是主导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二是主导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著作表明,在前一个方面,他实际是越来越靠市场机制,靠农民私人经济、城镇非公经济和三资企业,靠教育发展和科技进步,也在某种阶段和某种程度上靠“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不再是首先靠国企。

    在后一个方面,他实际是靠市场激励机制的“先富带后富”的极大效用,是平时的社会主义再分配和按劳取酬,是先富群体的经济活力带来的经济增长为未来的再分配创造物质基础,是适时适度的分配制度改革,是靠这些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而不再是首先靠国企达到这种目标。
    诚然,他也说过:“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但他并未说过,只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能实现共同富裕。因为这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而且避免两极分化并不等于实现共同富裕,它也可能只是保持了普遍贫困。

    “实现共同富裕”无疑是比“避免两极分化”更积极的努力。而当邓小平讲到共同富裕赖以逐步实现的经济制度时,他所讲的就都是依靠“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了。他在谈到实现小康时说:“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 在谈到实现小康后如何推进共同富裕时又强调:“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在谈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时又说:由于“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所以“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将能实现“共同富裕”。 这就表明,在他看来,从实现小康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始终都要依靠“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而不是依靠公有制。
    也许有人会认为,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有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所以邓小平强调依靠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并无新意,实际仍然是靠公有制。但这实际只是想当然的解读,并不符合邓小平的本意。

    事实上,虽然邓小平在改革初期也曾比较重视基于公有制的按劳分配,但从1988年起,他就再也不提按劳分配了。这是因为,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在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平均主义还很严重的情况下,强调按劳分配既是有利于打破大锅饭、调动积极性和促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也是现实主义的。另一方面,他又很清楚,在市场经济中,个体私营经济中的按劳取酬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按劳分配,而且依靠这种按劳取酬也无法保障达到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之目的,这就使“按劳分配”又不能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退出历史舞台了。这就表明,邓小平讲按劳分配,既有阶段性,又有策略性。所以,认为他强调依靠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就是依靠基于公有制的按劳分配,因而归根到底仍然是主张依靠公有制的,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进一步看,与主张市场化改革相配套,邓小平最重视的实际始终是社会主义再分配。譬如,他在仍讲“按劳分配”时就说过:“经济发展起来后,当一部分人很富的时候,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 而在不提“按劳分配”后就更强调:“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 他把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福利主义政策”视为一条成功经验, 显然也反映了他的这种深层思想。毋庸赘言,这种社会主义再分配并不需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为前提,即使是非公制为主体也能实行。不仅如此,越是以非公有制为主体就越有必要实行之。它的经济前提实际是有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政治前提是国家政权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就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国民收入再分配。

    所以,他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实际就是认为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再分配,也就是公共财政,而不是传统的公有制。随后又说:“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以至于“落到资本主义去”。 但他从不说发展非公经济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他在许多“左”派人士都认为“所有制问题大得很”时,反而强调“分配的问题大得很”, 这又反映了他的独到思路和智慧。他更提出“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 即要研究和理解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是传统的公有制,而是公共财政,即社会主义再分配。这就是“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重要思想。

    那么,“以公共财政为主导”与“以公有制为主导”又是什么关系呢?从一方面看,这当然就是以公平分配为主导,而不是以公有制为主导。而且这种公平分配的所有制基础,又必然会从以公有制为主体转变为以非公有制为主体。这样才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沿着这种基本思路,邓小平又提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 进而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 后来更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著名标准。在这种原则和标准中,已经完全没有了公有制,但在“共同致富”之中,又毋庸置疑地包含了公平分配。

    但另一方面,对邓小平来说,“以公共财政为主导”又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导”。

    邓小平认为,通过税收形成的财政资金的所有制性质是“全民所有制”。他在谈到外资问题时即曾明确指出:“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不管是同外国公司搞补偿贸易也好,外国厂商在中国设厂也好,中国增加的收入都归全民所有,所以不会发生改变政治制度的问题。” 他又说,搞三资企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 显然,他在这里所说的“全民所有制”既不是指国企的所有制性质,也不是指当时已经确认其中包含资本主义因素的三资企业的所有制性质, 而是指“中国增加的收入都归全民所有”,即指通过税收形成的财政资金的所有制性质是“全民所有制”,而且是无论公有制企业、私有制企业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它们缴纳的税金所形成的公共财产资金的所有制性质都是“全民所有制”。这种对于“全民所有制”的理解和界定至今仍然是最正确、最先进的,而且是特别适应市场经济的“全民所有制”概念,是他所主张的理想状态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真正内涵,也是我们在所有制领域继续实现新的思想大解放的一个主攻方向。

    邓小平对于公共财政资金的所有制性质的这种认识表明,在他看来,“以公共财政为主导”实际就是“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导”。但这不是直接产权领域的“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导”,而是通过再分配实现的“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导”。这种“主导”也不是在所有领域、所有方面的“主导”,而是指在他所讲到的特定范围、特定意义上的“主导”。

    那么,在愈益发展的混合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又何以能够实现公平分配呢?对此,邓小平的回答是:“因为从政治上讲,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有能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 这就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实际上,邓小平已在这里超越了马克思。马克思非常强调“所有制决定分配制度”,认为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但这是以当时的国家只是资产阶级“守夜人”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自然是所有制决定分配制度,有所有权才有分配权。但邓小平已经从国民收入再分配广泛发展的事实中看出,只要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那就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再分配,从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发展非公经济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也不是以非公经济为主体就是资本主义,更不是在非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这就是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深层内容,就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思想,而且也是他对所有制领域的深层“左”倾思想的有力回答。

三、两种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究竟何在?

    当邓小平实行市场化改革时,传统的“以公有制为主体”既是经济现实,又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这就使他不能不在暂时肯定这种现实的基础上肯定市场经济,以使人们普遍接受市场经济,进而再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化解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现实。由此,我国也就出现了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虽然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这并不是邓小平理论的本意,但它确实与邓小平当时的策略性提法有关。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地考察和透视他的真实思想,以还历史的本来面貌,并使“左”倾思想不再有口实。

    这里的根本问题是:邓小平说市场经济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用,那么他所说的“社会主义”究竟是指什么呢?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公有制经济,因而它又有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等“本质特征”。但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 不搞两极分化。”进而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就表明,在邓小平看来,以往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是错误的,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

    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最终目标当然是满足人民的普遍需要,否则社会主义还有什么用?这种认识又使彻底的思想解放成为可能,因为面对共同富裕这个终极目标,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等都显现出了它们的手段性,这就使它们不再是神圣的,而是可以根据目的、需要、历史条件和实践检验而取舍的了。不管黑猫白猫,逮住共同富裕的猫就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猫,或者就是社会主义的猫。邓小平在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一系列根本思想转变,都是由此发生的。而在这个基础上,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社会主义之路,也就在总体上被设计出来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共同富裕呢?实际上,这在邓小平的让51%的人先富起来 的提法中就已包含了他的答案,这就是:作为最终目标的共同富裕,就是人民普遍达到现代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因为,51%先富起来的人不可能都是财富特别多的人,他们的主体必定是中产阶级。当邓小平说“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时,他所指的也是这种普通公民的富裕。这种富裕的普遍化,就是共同富裕。这就表明,邓小平所说的共同富裕既不是按照生产资料占有状况来界定的,也不是简单地按照收入多少来界定的,而是按照最实在的消费水平来界定的。在市场经济中,这是唯一可能实现的结果平等,也是最实在的经济成果。只要大家都达到了现代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那就是实现了共同富裕。只要一部分人民达到了这种生活水平,那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

    那么,搞市场经济是否能够“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呢?实际上,当邓小平以此作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前提时,那就是已经对此作出肯定性的回答了。这种回答就是:只要大家都达到了现代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那就是已经“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了。

    但是,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可能是相等的,经济收入也不可能是相等的。那么,何以只要实现了基本现代消费平等化,那就是已经“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了呢?实际上,这就是饱经风霜的睿智老人最能看透的奥秘,因为他们最容易领悟到过多的金钱和财富对于人生实际是没有用的。邓小平的这种认识就表明,实际上,他已清楚地看出,只要实现了基本现代消费的平等化,那就是已在实质上实现了所有方面的经济平等。比如,企业家办个大企业,既吃不了又穿不了,实际就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并未多吃多占。超过了个人消费需要的高收入实际也不过是一串金融数字,只有虚幻的心理价值,并未实现更多的物质占有。这就表明,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和公平分配,那就已经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目标了。
当然,邓小平也很清楚,如果收入差距过大,那也不会实现共同富裕,所以他又很重视公平分配。

    当然,邓小平也很重视所有制,并不认为在任何所有制基础上都能实现共同富裕。但他重视的并不是传统公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公平分配。所以他说:“搞社会主义,也允许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存在。” 他力求通过策略性地强调“主体论”、进而再大力推动市场化改革、以及提出“主导论”等政,逐步实现所有制改革。但邓小平并不认为只是简单地回到建国初期的所有制结构就够了。他已扬弃了那时的“以公有制为主导”,把它改为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他又提出将来农民还是要走自愿联合的集体化、集约化道路(即现代合作社道路),认为这样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诚然,他还没有对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时的所有制结构作出完整的概述,但当他提出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就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时,实际就是已经给出了我们用于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标准,这就是:只要它是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它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

    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根本标准,从已实现了普遍中产阶级化的富裕国家的实践看,现在已经可以看出,这种所有制基础实际有三项。

    一是居于主导和主体的以微观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所有制。这种市场经济中的社会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就是现代股份制、基金制和合作制。特别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马克思当年看到的已经走近社会主义门槛的股份制现在实际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这就是以公众公司形式出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股份公司。这种以微观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所有制企业实际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领域的“自由人联合体”。由于上市公司已经都是公众公司了,所以以社会所有制为主导和主体也已实现了。

    二是通过公共财政实现的利润社会化。收益权就是最终所有权。公众拥有了企业收益权就是拥有了最终所有权。所以利润社会化实际就是使创造这部分利润的直接私有制通过公共财政间接地转变为了公有制,这种公有制就是间接公有制。间接公有制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所有制的一种主要形式,并且归根到底也是以微观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所有制。

    三是实行普遍高工资制,这也是消除资本对于劳动的无偿占有的一种主要环节,同时也是通过分配实现的社会所有制。

    以上三种社会所有制的共性在于它们都是“以微观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所有制”。最终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也只能是这种社会所有制,而不可能是主要表现为国企的直接公有制。仍然重视直接公有制实际是计划经济的残余观念,只有在想象中的计划经济中才能以直接公有制为基础。

    这里还应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用来表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词汇实际有两个,这就是“公有制”和“社会所有制”。在他们的著作中,这两个词汇是同义词,使用频率各占一半。但面对市场经济,“社会所有制”这个词显然更贴切。因为市场经济首先必须以微观私有制为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结成社会所有制。这就是市场社会主义与计划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之所在。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出,按照邓小平理论和现代经济现实,以往的 “以公有制为主体”已经应当改为“以社会所有制为主体”了。只有以此为目标,才有可能最终完成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是使之半途而废。

    最后,这里还应明确,按照邓小平理论,既然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就是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既然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那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然也就是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既然是这样,那么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市场经济,如果它不再是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了,那它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了;如果它已达到普遍中产阶段化的富裕阶段了,那就是它已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了,而无论它的地理位置究竟是在哪里。

    既然我国目前仍未“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那就意味着我国目前仍未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既然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都还是“不够格”的,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然也是“不够格”的。由此,我们也就看到,邓小平所强调的并不是“坚持社会主义现状”,而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建设社会主义”,而所谓“建设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在建工程”,而不是现在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了。所以,他又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也不是是否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而是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准。

    由此,我们也就应有自知之明,虚心学习,而不是自我拔高,固步自封,过早地宣布我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以此与已经普遍中产阶级化的所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对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实际就是这个意思。而在这方面画地为牢、夜郎自大、盲目排外,则就是当前最大的“左”倾错误。



 

 




保护民企产权,扶持民企融资;只有宪政中国才是幸福中国 2012-05-05 10: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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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民企产权,扶持民企融资

——在“民营经济与司法保护”研讨会上的发言

胡星斗

    一、产权保护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新制度经济学家,如科斯、诺斯、德姆塞茨等认为,在现实中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产权界定对资源配置产生很大的影响,产权的清晰界定能够大大地提高经济效率。

    产权或者叫做财产权利在经济学界没有统一的定义,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把产权看作财产所有者的行为权利,也就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权利。科斯实际上是从外部性的角度来定义产权的,从而说明“行使一种权利(使用一种生产要素)的成本,正是该权利的行使使别人蒙受的损失——不能穿越、停车、盖房、观赏风景、享受安谧和呼吸新鲜空气。”因此,在科斯看来,外部性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产权问题。

     产权经济学家德姆塞茨也是从外部性的角度来定义产权的,但是,他更强调产权的功能和作用。他说:“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来自以下事实:产权帮助人形成那些当他与他人打交道时能够合理持有的预期。这种预期通过法律、习俗以及社会道德等等表达出来。”所以,“产权具体规定了如何使人们受益,如何使之受损,以及为调整人们的行为,谁必须对谁支付费用。”德姆塞茨认为,产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可以使外部性内部化。

    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将产权定义为:“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一是社会强制,可以由国家的法律来实施,也可以由伦理道德或习俗来强制;二是经济物品,指能给人们带来效用或满足的物品;从狭义上说,财产只是有形的稀缺物,从广义上说,它还可以包括一切无形的稀缺物,如名誉、人力资源等等;三是选择的权利,不仅包括使用权、收益权等权利,而且财产的所有者还拥有可选择的权利,例如转让权,他既有权选择以市场拍卖的方式转让财产,也有权选择以赠予的方式转让其财产。

    科斯指出,产权在法律上清晰界定是交易的前提,而产权的自由交易就是资源不断优化配置的过程。但由于交易成本大于0,产权在事实上不是能够完全界定清楚的,自由交易从契约关系的本质上来说是通过定价而对产权进行再界定的过程,也是资源配置向更优点不断靠拢的过程。未界定的产权作为公共财富将被置于公共领域,由交易各方自由索取,并在各自的约束下最终达到产权博弈的均衡状态。

    尽管产权定义的表述各不相同,产权经济学对产权概念还是具有以下得共识:第一,产权不再简单地被看作人与外界稀缺物之间的关系,而是看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在使用这一稀缺物时所发生的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正如德姆塞茨所说:“在鲁滨逊的世界里,产权没有用武之地。”第二,产权不只是所有权,而是一组权利,它不仅包括产权行为主体可以行使的各种权利,而且还包括不可行使的权利。科斯说:“对个人权力无限制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无权力的制度。”第三,产权作为一种人为的制度安排,在协调和规范人们争夺稀缺资源行为的过程中必须获得社会的强制实施即法律或者道德习俗的保护,否则,产权就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

    另外一个问题是交易费用。交易费用起因于产权的转移,即由于产权的分散和交易才导致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也就是说,在一个人的世界里虽然存在生产费用,但由于没有产权,也不需要交易,从而也就不存在交易费用。所以,交易费用是产生于产权主体之间的交易摩擦。斯蒂格勒把交易费用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科斯把交易费用概括为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和签订合约的成本,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交易费用就是一切制度运行的成本,是除生产费用以外的一切成本。交易费用可以细分为六个方面的支出:(1)搜寻有关价格分布、产品质量和劳动投入的信息;(2)为寻找对已有利的价格或交易位置,买卖双方进行的讨价还价;(3)合约签订过程中的各项开支;(4)监督合约的执行,了解对方是否遵守合约的条款;(5)当发现对方违约时,强制合约执行,并发现所造成的损失;(6)保护产权,以防止第三者侵犯。

    虽然交易费用起源于产权交易,但是,产权制度的不同安排,直接影响到交易费用的大小。科斯定理指出,在交易费用为0时,产权的任何安排都是一样;但在交易费用大于0时,产权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产权制度的不同安排以及交易费用的大小,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产权保护有助于人们在交易时形成合理的预期。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必须形成有序的竞争与合作秩序,而这要以人们合理的预期为前提。也就是说,交易双方必须相信任何一方不会使用超经济的力量将自己的物品抢走。人们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合理预期,是因为产权界定了人们之间财产权利的边界。

    产权保护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了激励。由于产权明确地界定了人们在行使权利过程中的行为边界,以及如何承担其成本,如何从中受益的边界,也就是明确界定了行为主体的权、责、利关系,因此,人们在市场交易中具有很大的积极性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及成本的最小化。

    产权保护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明确界定产权、保护产权,可以保证自由、公平的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产权在内部的不同权利的可分割性,又促进了专业化分工,提高了经济效率;产权的可让渡性,又使得资源能够便捷地从效率较低的地方流向效率更高的地方,一直到最优状态。

    总之,明确界定产权与保护产权,可使人们形成合理的预期,于是人们在竞争与合作以及产权交易的过程中,会释放出巨大的积极性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二、产权保护不力是中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障碍。我是研究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的,我经历或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财产被抢、民营企业家被欲加治罪的事情。

    我最早参与了所谓非法集资的孙大午案,当时我的一篇呼吁信《拯救中国最优秀企业家孙大午的呼吁书》引起了大量的海外报道,国内的南方都市报率先予以了报道,南方都市报的著名记者胡杰向我询问了孙大午企业的地址后第一个进行了实地采访,当时胡杰还希望采访我,但我因为发表《呼吁书》后风声鹤唳,所以我就没有接受采访,后来有三位著名律师的参与,最后孙大午缓刑释放了。如果没有我的率先一呼,肯定没有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当时孙大午没有很大的名气,孙大午会不会判重刑很难说。孙大午案成为2003年乃至金融领域的经典案例,这给我一个错觉,认为官方对于定向集资予以了谅解,会由此放松金融垄断。

    但从近年的一系列所谓集资诈骗、判处死刑的案例来看,中国的金融垄断不是放松了而是强化了,中国金融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

     孙大午案之后我就介入了另外一个非法集资案。山西的退休工人张长法创办了农牧企业,带动了几十万户贫困地区的农民养鸡致富,写出了3麻袋的养鸡笔记,可他仅仅因为搞促销——吃蛋户一年缴纳300元,可吃鸡蛋60公斤,一年期满后退还200元,不吃蛋者连本带息退还,就被控“非法集资”,公司几百万元的资产被当地政府以几万元“拍卖”,公司的现金被查封后不知去向。

    四川的肖安宁是另外一个典型。在90年代中期他是个亿万富翁,但他不爱结交权贵,于是地方政府一些人就想搞他,为了侵吞私产,有人授意“先抓,后定罪,再去查”,认定肖安宁搞的优惠购房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结果肖安宁被判刑18年,其数亿资产被有关当局廉价处理,有幸“买到”的单位和个人转手卖掉就发了大财。肖母、肖的三舅均被气死。此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也报道了,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可能站不住脚,但肖安宁也不可能改判,否则要追究错案责任、国家赔偿、要追回被廉价瓜分的亿万资产。

    湖北省丹江口市丹福钢铁有限公司的承租经营者黄生林也是产权被侵犯的案例。他原定租赁经营期限双方约定为5至8年,确保5年。然而2006年12月30日,租赁不到1年,由于黄生林的丹福钢铁有限公司的经济效益特别好,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员就打起了歪主意,不惜违法让钢厂破产(钢厂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但却引用“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进行所谓的“破产”),非法拍卖黄生林的个人资产,导致黄生林遭受了直接经济损失2310多万元,至今无法讨回。黄生林被迫逐级向上申诉,然而湖北省丹江口市有关部门全然不顾政府的信誉,虚假承诺给以赔偿,于2008年1月17日诱捕了黄生林,罗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实际上是随同黄生林来丹江口市共同租赁经营的6位福建企业家作为合法股东的出资)的罪名判处他两年有期徒刑(后经上诉减刑为一年半)。

    某市房地产公司被法院查封冻结的资产,计有商品住宅70余套和约5000平方米的大型商铺,抵款亿元左右,以待司法处置。后来他们获知,列于查封冻结中的44套房屋被人转手卖出,其中24套房屋已被办证。这卖出的44套房屋款既未进入公司的帐户,也未进入法院帐户,更未冲抵债务。同时发现这批房屋的出售合同及房款收据和相关资料上的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公司及行政公章均系伪造和私刻。某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和中级人民法院非常清楚某公司真实销售的房屋和购房资料的情况,但仍为这24套假购房办理了房屋产权证。

    一些地方还存在无法无天、拼凑黑社会、剥夺企业家产权的一些案例。

    吴英案的资产处置过程也存在诸多可疑情况:根据报道,本色概念酒店,至少价值5000万,但450万“拍卖”掉了;38辆汽车,价值2000多万,但390万“拍卖”;法拉利,价值375万,去向不明;珠宝,价值7000多万,去向不明;等等。以上报道是否属实?为什么如此低价?这些资产到了哪些人手里?是否存在腐败犯罪行为?民营企业家即使触犯刑律了,其产权也应当依法公正公开地得到处置。

     吴英案等人所谓的非法集资案的历史背景是,中国摆脱计划经济,逐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但是关键的经济领域如石油、电信、电力、金融、石化、铁路等仍然被垄断,行政扭曲价格,公权豪取利润。如果没有金融垄断体制,就没有吴英案的悲剧。吴英在法庭上说,她购置固定资产,目的就是想从银行借款,但却极难从银行系统融资。中小企业或个人要发展,只能转向地下钱庄借贷。民间借贷门槛低、有信用、效率高,因此是市场的必然。

    民营企业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都是中小企业,而且基本都是民营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GDP的60%,近些年GDP增量的80%以上是民企创造的。但民营企业却难以得到银行的支持,只能靠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借贷。数据表明,银行的短期贷款中,民营企业只占不到20%。据全国工商联一项调查,有90%以上的民营中小企业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全国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在过去三年中有近62.3%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进行融资。在温州,只有10%的企业能从正规金融系统获得融资,而有接近90%的企业需依赖民间借贷途径融资。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60%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

    而垄断的国有金融效率极其低下,腐败猖獗,浪费了中国巨额的资本财富。在股权分散化、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之前,中国大陆银行约有40~50%的贷款是坏账;而世界上一些大银行不良贷款率只有1~6%,花旗银行为2.7%。

     由于国有资产产权不清、责任不明,国有体制的官本位、一把手说了算等等,导致国有银行严重的腐败。如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前行长刘金宝贪贿2300多万,每年社交费上亿元,其车队由10辆奔驰组成,经他手批出的贷款坏账高达960多亿元;仅在广东一省银行界,贪贿额千万元以上的大案就有:余振东,广东开平中国银行行长,贪贿4.85亿元;中行广东分行前行长黄某,贪贿1900万元;交行深圳前行长余某,贪贿1680万元;广东韶关发展银行前行长官某,贪贿2176万元;广东增城市发展银行前行长林某,贪贿1170万;广东南海市中行信贷员谢某,贪贿5025万;广东湛江中行前行长范某,贪贿3210万;广东顺德中行前行长何某,贪贿1332万,等等;至于贪贿数百万的案子,不计其数。

    反市场、高腐败、低效率的金融垄断体制必须废除,断无靠重刑乃至死刑来维系垄断特权之道理。

    三、学习发达国家,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美国、欧盟都有上万家私人银行、社区银行、农村银行、贷款公司,它们服务于社区与个人,能够克服信息不对称,具有先天的信息优势。发达国家还对私营中小金融机构予以优惠政策扶持,免征营业税、所得税、固定资产税,允许将分红列入成本,给予利率补贴,对存贷款利率、资本充足率实行优惠。

    美国政府主要通过小企业管理局制定宏观政策,引导民间资本向中小企业投资,小企业管理局主导的小企业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是中小企业筹集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小企业投资公司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创业投资公司。1958年,美国通过了《小企业法》,由政府成立了小企业管理局并规定由小企业管理局审查和许可成立数百家小企业投资公司。小企业投资公司可从联邦政府获得不超过9000万美元的优惠贷款支持,这些贷款只能投资于合格的中小企业,不能直接或间接地长期控制所投资的企业。投资方向主要是中小企业发展和技术改造。小企业管理局批准成立的风险投资公司则主要投资于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

    美国政府还扶持中小企业获得商业银行贷款。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较大,商业银行一般不愿为他们提供贷款。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小企业管理局通过向中小企业提供担保以使企业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只是贷款利率会因为风险较大而比大企业贷款要高2~5个百分点。具体做法是,首先中小企业向小企业管理局提出申请,然后小企业管理局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提供坦保,当借款人无力归还贷款时,小企业管理局保证支付不低于90%的未偿还部分。但小企业管理局提供的担保贷款最高75万美元,担保部分不超过贷款总额的90%。美国小企业管理局每年要提高几十亿美元这样的担保贷款。

    最后,美国政府还直接资助中小企业。一是由小企业管理局向那些技术创新能力强、发展前景好又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直接贷款,贷款的最高限额为15万美元,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利率。二是小企业管理局向受到自然灾害的中小企业提供自然灾害贷款。三是资助中小企业的创新研究。根据《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法》,美国国会于1982年制定了中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该计划规定:研发费用超过1亿美元的,政府部门必须按一定的比例向中小企业创新计划提供资金,用于资助中小企业的研发和成果转化。

    综上所述,在美国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于中小企业反而是百倍呵护、从多方面出面解决问题,相反,在权力主导的中国,政府却几乎只为大企业、国有企业服务,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长期得到不了解决。中国各级政府是不是应当深刻反思?

    2012.4.28西安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4-23 14:56:18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有趣: 根、天皇与互联网

根、天皇与互联网

王东宾

    网络空间中,代码就是法律 ,则TCP/IP协议 就是宪法,决定了互联网的基础架构。这部“宪法”赋予了根(Root)作为互联网架构中最高权威的地位。TCP/IP架构下,互联网的核心基础资源是域名和IP地址,全球“互通互联”要求域名与IP在全球范围内的绝对唯一性,并实现域名与IP之间的解析,根据缪勒的定义,根即这组功能,并通过根服务器予以技术实现。

    根据另一种定义,根是“域阶(domain hierarchy)顶层的未命名空间(unnamed space)” 。两种定义间并不冲突,前者强调功能,后者强调架构。

    图1 域名层级结构

    互联网的域名层级中,根之下是顶级域名(TLDs),如“.com”、“.net”、“.org”、“.edu”等等,此外还有240多个国家与地区顶级域名(如“.cn”、“.us”、“.jp”等)。再往下是二级域名、三级域名......

    图1以重庆大学的域名www.cqu.edu.cn为例说明域名层级结构。“.cn”是顶级域名,“.edu”是二级域名,“cqu”是三级域名。在这里,“cqu”具有了个性化内涵,指称重庆大学,是有限自由可创造部分,所谓注册域名的实质是指向这部分,这部分以上的高阶域名只能“选择”不能“创造”。域名与IP地址之间实现匹配解析,是根的核心功能;现实中重名之人(同名同姓)非常多,而在网络空间中,必须保证域名的绝对唯一性,这决定了根的终极权威地位。

    若进一步与人类命名习惯对比,容易发现,把根称为未命名空间(unnamed space),并不十分准确。以www.cqu.edu.cn为例,与人类名字类比,可把“cqu”看做是名(Surname)——个性化部分,“.cn”是姓(Family name)——家族指称。对互联网域名体系而言,根的名字就是“根(Root)”,十三个根服务器是A根至M根(Root A, Root B, Root C, , Root M),实际上是有“名”而无“姓”。因此,更严格意义上,根应是未命姓空间(Un-family-named Space),并非未命名空间(Unnamed Space)。

    这一“吹毛求疵”的细致区分极其重要。如此区分之后,容易发现帮助我们理解根的最恰当的例子是天皇。在日本,天皇是没有姓的,作为“赐民以姓的高高在上之人”,本身超越了姓氏的存在 ,过去天皇是最高位的权威,是“现世神”、“现人神”、“现御神”,等同于天。从天皇来看互联网的根,可以类推,根是没有“姓”的,作为互联网域阶的最高位,是“赐网以域名”的最高权威,本身超越了域名这一存在。故而,根是互联网的终极权威。

    互联网是分布式架构,高度分散化、去中心化,互通互联,不因一点或局部影响整体。唯一的例外是根,根是位居互联网架构顶端的唯一集中点 。这一点是最高权威,也是互联网最脆弱的一点,一旦根被破坏了,互联网将随之走向衰竭并最终崩溃。

    反过来,从根来看天皇,我们亦可以更好地理解日本社会,尤其是二战后天皇人格化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冲击。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投降。不仅仅是投降本身,天皇的可“接触”性 ——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第一次听到了天皇的声音,“对于那些听到‘玉音放送’的人来说,这是一次令人震撼的经历,一个毫无心理准备的晴天霹雳” ,也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诺贝尔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1945年时只有10岁,他的回忆是:“大人们围坐在他们的广播便哽咽哭泣。孩子们则聚在满地灰尘的路上窃窃私语,感到困惑迷茫。当我们发现天皇只是用和任何成人都毫无差别的声音说话时,我们感到极度的困惑不解和失望。我们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我们都听到了他的声音。当时我的一个小伙伴甚至还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他的声音。他那时只有12岁,穿着一条又破又脏的短裤,却可以模仿天皇的声音说话。我们都围着他,笑得不可开交。片刻之后,我们又开始害怕起来,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我们实在难以置信,这样一个权力无边的威严人物,竟然变成了一个在实现指定的日子里用普通人声音说话的凡人” 。

    这是天皇由神变人的开始,驻日盟军统帅部加速了这一进程。首先是“迫使”天皇亲自拜谒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并强行将两人的合影公之于众。在日本社会看来,拜谒行为本身就是“破天荒”, 合影中身着正装的天皇形象更破除了长期以来国民礼拜照片(御真影)中的天皇形象,“一时之间引起了全日本极大的震惊和恐慌” ,“他们在照片中看到的不是一个活着的神,而是一个肉身的人,他站在一个现在要向其表示恭顺、比他年长很多的人的旁边” 。日本政府开始禁止公开此照片,后在驻日美军司令部的强迫下方才予以公开。

    接下来是1946年元旦天皇发布的《人间宣言》,这是应驻日盟军统帅部戴克上校提出的天皇亲自宣布“全面否定他自身的任何神格化或神话化”之要求,由首相币原喜重郎亲自起草,驻日盟军统帅部和天皇本人审阅后公布,重点在于“申明天皇是人而不是神” 。

    在1946年11月发布的(次年5年生效)新宪法中,天皇仅仅成为国家的象征,“天皇在国民主权之下,只是日本国的象征了。这的确是一千几百年来日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变革” 。驻日盟军的“改造”政策,加速了天皇由神向人的转变,几乎掏空了天皇作为最高权威的全部实质内容,建立天皇象征制,推进了日本社会的宪政和民主进程。然而,天皇由神格化向人格化的转变一度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混乱,出现了“真假天皇风波”,一时之间冒出了包括“熊泽天皇”在内的十几位“天皇”,正是利用了这段时间天皇的“神性空白”。在麦克阿瑟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他指出:“派出了日本天皇,日本就会瓦解......很可能需要供养一支百万的军队,无限期地维持秩序”。 正因为如此,驻日盟军统帅部没有废除天皇,而采取了保留天皇制与“祛除”天皇神性并举的政策。

    根比天皇更加具有绝对权威性,不仅顶级域名只能由根来创设,次级域名亦须经根“认可”方能有效(实现解析)。互联网的分布式架构给人们以“自由的幻象”,高高在上的根隐身于“自由幻象”下而不为世人所感知。从技术上而言,人类无论如何都无法“掏空”根作为网络空间最高权威的实质内容,这是域名与IP的全球唯一性这一技术架构要求所内在地决定。因而,只能从人类制度入手,即解决“谁拥有根”、“谁控制根”、“如何治理”这样的基本问题。

    全球互联网十三根服务器中的十根在美国,包括主根——A根,即互联网的终极一点。1998年之前,一直是美国政府直接控制着互联网的根。互联网起始于美国国防部的APARnet,全球互联网的形成实际上是各国局域网“并入”(建立连接)美国主干网。因此,互联网的历史是全球各国克服囚徒困境选择合作和集体行动的历史,核心仍然是全球接纳了TCP/IP架构。 随着全球互联网的形成,美国单边控制根引起了各国的不满。1998年9月美国商务部主导成立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ICANN尽管成员来自世界各国,达到相当广泛的代表性,但仍然置身于与美国商务部的合约 之下,受美国商务部控制与监管。2009年9月,ICANN首尔会议前夕,美国商务部将新的合约改为承诺申明,以此“切断”对ICANN的直接控制,把“ICANN的控制交给全世界”, 使ICANN成为“几乎完全”自由的、非盈利的互联网管理机构 。这标志着互联网的根初步进入全球共同治理时代。

    当然,“几乎”不等于“完全”,根的治理仍然有很多问题,美国政府仍然有很多特权。一定意义上,互联网的“天皇”——根,仍然处于美国的实质且有效控制之下。把“天皇-美国”与“根-美国”的历史关系做一对比,将会引发很多有意思的联想。一言以蔽之,全球互联网走向基于自由、公平、正义的良治之路,相当于互联网领域“改造天皇”的“宪政”之路,尚需相当时日的全球努力。

 

 

欧债危机中的希腊等国

胡祖庶

2012年2月

    2009年10月20日,新选上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政府意识到前几届政府一手遮天的局面再也维持不下去了,终于不打自招地宣布当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超过欧盟允许的3%上限而达到12%,即刻引起很大震动;其后揭露出的更多弄虚作假、施政弊病与胡乱借贷等丑事令人瞠目结舌。许多专家都把该日看作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开始。之后,接着又有爱尔兰、葡萄牙相继陷入同样的主权债务危机。到了2011年,西班牙与意大利这两个较大的欧元经济体也纸包不住火,同样暴露出严重的债务问题,其信用评级遭到下调。于是,借贷难、借贷成本升高、破产阴影、能不能保留欧元区成员证等一系列问题频频困扰着这几个负债累累的欧元区成员国。欧元区其他12个成员国大多数也同样身背沉重的债务,但还没落泊到还不起债的地步。鉴于大伙儿17国都结义于同一欧元货币同盟且又都属欧洲27国政治联盟,12个还勉强背得起债务的欧元区成员国便没有见危不救的道理。

    但是,如何拯救希、爱、葡、西、意这5位难兄难弟及如何维护欧盟的团结,并不是一个牵涉到只拿出几亿或几十亿欧元资金的事,而是要拿出几千亿甚至上万亿欧元的空前巨资。17个属欧盟的欧元区成员国都是主权国,个个都背有轻重不同的债务,要大家分摊出钱去救援难兄难弟也实在是迫不得已、勉为其难的事。由于德法两个老大哥掏的钱最多,领头出谋决策的重担就落到它们俩肩上。面对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类似欧债危机这样的难题,德法两个老大哥可真伤透了脑筋。

    既然债务危机与经济有关,人们就自然认为应该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但欧债危机有其特殊性,要应对它所可能采取的经济手段有一个局限性,即只要不舍弃欧元这个统一货币,就不存在危机国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提高竞争力的可能性,一切办法都得在保留欧元的基础上想出来。经济学家在这方面能提供的解决办法是危机国可以选择实施紧缩财政政策来重振经济或者选择推行货币宽松的赤字财政政策来刺激增长;其中包括削减工资、加税或减税、精简政府机构、提高政府效率、消除贪污腐败、健全监控与税收制度、加大投资以创造就业、改进或调整经济结构、优化投资环境等措施。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教授从凯恩斯经济学观点出发主张欧美国家应该不怕举债加大政府投资和实施赤字财政政策来刺激增长以应对危机。这种对策无疑是欧盟决策者可以采取的选项之一,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其不大可能适用于所有危机国。因为大多数危机国在各自陷入欧债危机之前主要推行的就是放任的货币宽松与赤字财政政策才导致债台高筑而陷入债务危机;要减少债务,危机国国民必须改变那种坐享高福利、高工资的心态;如果这种心态不改变过来的话,再多资金的投入也可能只投入到福利的无底坑里,而起不到刺激增长的作用。

    因此,面对这场空前的欧盟债务危机,提供资金的救援机构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新建立的欧盟金融稳定机制(亦称欧盟救市保护伞),就理所当然要求危机国在接受救援贷款后必须实施紧缩财政政策来重振经济。这种经济处方有它一定的道理和功效,但其见效慢,所须采取的节约措施也很难被老百姓接受,因为其会导致部分人须付出收入减少、福利降低、甚至饭碗不保的代价,因此推行起来困难重重。南欧希、葡、西、意4国人民对紧缩政策表现出的抗拒心态尤为明显。

    明显地,紧缩财政政策尽管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却是一个不受欢迎、难以推行的政策。试想,在已成功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欧洲,谁愿意看到自己多年享有的高工资和高福利被削减?自己分享到的公职被砍掉?其实,人人都知道,社会福利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一个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必须根据各国的经济生产力与生产率建立起来。一国国民如果不能理性地认识到其所享有的福利和工资水平以及其国家所拥有的公职数量与其经济生产力与生产率不相符合而必须重新调整的话,其就不可能具备一种共体时艰、共度时辛的心态。没有这种合乎理性与现实的心态,危机国要走出欧债泥潭的可能性就不大。这也就是为何市场对欧盟是否有能力克服欧债危机的信心不大的原因之一。

    从欧债危机持续了两年多的情况来看,单靠紧缩财政政策或者宽松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来解决债务危机已行不通。事实告诉人们,两者都得兼顾到,都得实施到恰到好处。德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推行了宽松的财政政策来应对危机,随后又克制地实施紧缩财政政策避免债务失控便是一例。不过,再好再正确的政策,如果没有相应国民心态的配合,其所可能产生的成效是有限的。我们可以从爱沙尼亚与希腊这两国不同的国民心态了解一二。

    爱沙尼亚是波罗的海的小国,2011年1月1日才新近加入欧元货币同盟,成为欧元区第17个成员国;虽没有陷入债务危机,但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也遭重创。在历史上,爱沙尼亚在中世纪时期先后遭受德意志骑士团与瑞典帝国的统治;1918-1920通过一年多争取自由的战争获得独立。在独立之前的210年和二战1939年开战后的50年前后隶属沙俄和苏联。1991年再次摆脱了俄国的统治,取得独立。当时恢复了主权的爱沙尼亚经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实行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后,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电子信息业、互联网业和旅游业都有了较好的发展。2004年成功加入欧盟。2003-2007年后每年经济达到平均8%的增长率,人均GDP产值达20000美元,比20年前增长了10倍,成为欧盟前东欧成员国经济发展的佼佼者,享有波罗的虎之称。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爱沙尼亚国内房地产业泡沫破灭,经济陷入衰退,2009年GDP下滑14%。面对汹涌而来的金融海啸,爱沙尼亚政府宣布实行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精简政府机构,削减医疗保障和社会服务开支,降低工资标准40%,甚至连首都塔林市区的路灯到了凌晨3点半以后也熄灯,以节省电费。难得的是,该国民众都能理性地接受政府实施这些艰难措施,表现出一种共体时艰的心态,没有发生暴动或街头抗争。

    人们看到,同样面对金融危机,爱沙尼亚没有像其他南欧国家一样,靠扩大外债规模“开源”,而是通过内部勒紧裤带“节流”,其外债总额只占GDP的7%左右。2010年GDP恢复3.1%的增长率。现在许多人谈论希腊、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是否应该退出欧元区来解决其债务问题;而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爱沙尼亚人却在欧元区出现瓦解危机、且本身还未摆脱经济衰退困境的时刻不改初衷,坚决加入欧元货币同盟,以表示对欧元充满信心。如经营Skype公司的史坦先生说道,在爱沙尼亚,他们努力要成为欧洲的一部分,“我们总是梦想成为欧洲”,“这是我们归属所在,我们的世界。”

    反观希腊。居住在这片欧洲文化发源地的居民对欧洲其实应该更有归属感。欧盟其他成员国也特别欢迎希腊的加盟。1981年,希腊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基建和其他经济发展上获得欧共体预拨经费与基建拨款的资助,逐渐地融入了欧洲市场。

    1992年成为欧盟一员后,希腊获得欧盟更多的援助。但遗憾的是,希腊作为欧盟的一员并没有遵守《马斯特里希特条约》关于政府年度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以及未清偿债务总额不能超过GDP的60%的规定。甚至到了2000年,为了加入欧元区,希腊便通过与高盛等投资银行签订一系列金融衍生品协议,以降低财政赤字蒙混过关。这种近乎揩油的心态不仅对已无益,也最后拖累了整个欧盟。一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国民为何具有这种心态,其因也许要从其历史去找。

    历史上,古希腊因为有其在哲学、自然科学、历史、文学、建筑艺术方面的卓越成就而被看成是欧洲文化的摇篮;公元前146年被古罗马共和国征服后又吸纳了古罗马和基督教文化。后来从14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上半叶落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1830年虽取得独立,但却摆脱不了欧洲各大国的摆布和操纵,且和邻国又纠纷不断。独立后的希腊是一个君主立宪国,民众中分成保皇与共和两大派,引发了剧烈的权力争夺。一战后与土耳其交战失利,战后双方驱赶了本土敌族居民,进行了土耳其伊斯兰教居民与希腊基督教居民的大规模迁移。

    二战期间希腊惨遭法西斯势力尤其希特勒军队的迫害。二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开始,保皇、共和两派转化为亲共与反共两大敌对势力,陷入内战。1949年内战结束后反共保守势力取得执政地位,1967年又发生美国支持的政变,改由军人执政;1974年希腊陷入严重内外交困境地,军人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1975年希腊终于建立了民主共和体制。1981年顺利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后,希腊的政治经济才开始走向比较健康稳定的发展。

     从这简略的希腊历史概括可看到,自古希腊被罗马征服至上世纪70年代,希腊人有2000多年生存在欧洲和西亚不同文化的影响之下,无法完全主宰自己的命运,甚少有机会发展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这种状况无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文化失落感,人们为一些事很容易情绪爆发——2008年底雅典警察不慎开枪打死一名15岁抗议青年所引发的多日暴乱便是一例。

    在现代希腊文化中,理性成分占的比例还是较少,情绪非理性成分仍较多。从近30多年历次希腊民主选举可以看到,竞选政客都不是很有理性地根据希腊经济实际能力提出他们的竞选纲领,选民也不是很有理性地看待竞选人的政治主张与政治承诺,造成每次选举选出的政府都用透支手段来兑现其所作出的不切实际的政治承诺,如加薪、加职、加福利等。不断地透支只能非理性地不断借贷,政府之能不断非理性地借贷就是因为选民也非理性地放弃监督政府哪来那么多的钱搞涨工资、添加职位,并让希腊人可以比德国人提前8年退休拿退休金。上上下下非理性地自欺欺人,这种文化无可避免地造就善于弄虚作假的一批人,因此2001年希腊政府也就有本领将经济数据作假混入了欧元区。

    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迄今已先后6次给希腊提供了总额超过500亿欧元巨额援助贷款资金,可是希腊仍走不出债务危机,经济也不见起色。从希腊所积累的债务来看,希腊人应该是最须放弃贷款泡沫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应该勒紧腰带借助欧盟所提供的巨额贷款来渡过难关,重振经济。然而,现代希腊文化似乎与古希腊哲人所推崇的理性文化脱了节,许多希腊人表现出一种非理性的抗拒心态,对政府所推行的任何合理改革都发动群众罢工或示威抗议来抵制。这使人对希腊的前景难抱乐观态度。

国民心态无疑是解决任何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健康的、理性的国民心态不会给国家产生过多的麻烦。在这次欧债危机中,德国没有被卷进去,德国的经济状况也相对表现得较好,这多少归功于德国民众较健康、较理性的国民心态。试想,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出现过大大小小的房地产泡沫现象,而唯独德国没有。为何德国人在经济繁荣时期不乱借贷建楼炒房、不乱炒股、不爱把自己装扮成一身名牌?这不就是一种理性的国民心态使然?

    2012-2-1 于德国法兰克福
 

 

 

发件人:"huaizhao liu" <huaizhao.liu@gmail.com>2012-04-20 11:24:59 收件人: zdjun@263.net, 敬请转发,谢谢!

陈丽华凭什么跻身世界百人?

 香港媒体人士 刘怀昭

    捨得一身剐,敢把陈丽华拉下《时代》影响力榜,这就是我的底线、我卑微的终极目的。请问《时代》,全球200多国家,全中国10亿人,陈丽华凭什么跻身世界百人?她是中国的昂山素季?

    1. 就中国女首富陈丽华入选美国时代週刊"全球最具影响力百人"一案,我已在推特上,向时代周刊提出公开的质疑。

    2. 希望时代周刊提供陈丽华入选的理据,事涉时代周刊的公信力,我有理由怀疑事涉腐败或黑箱操作。一下我谨将我所了解的陈丽华情况披露如下。

    3.我了解到陈丽华其人是在2005年某时,本港《星岛日报》、《明报》转载了内地《第一财经时报》(记忆中是此报,待查考)一篇报道,内容指陈丽华名下的富华国际集团承担的北京金宝街拆迁项目引发纠纷。

    4. 很快,两报收到陈丽华的施压,称报道未经求证、不实,要求报馆发声明道歉,否则追究法律责任。于是,时为《星岛日报》驻京记者的我得到报馆通知去交涉这件事。

    5. 我去金宝街了解了一下,当地胡同不少居民向我介绍了强拆迁的内幕,具体详情不表,华新民可以提供多如牛毛的旁证,可以此文为入门资料:http://t.cn/zOOGleD

    6. 而我每次接近拆迁项目地块都曾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黑幕重重是肯定的。我在尽可能採访到拆迁户之后,向报馆汇报说《第一财经时报》的报道是客观的,不必理会陈丽华的施压。

    7. 但情况并不如我预想的简单。《星岛》受到了怎样的施压暂属公司机密,留到陈丽华这回再施展其能量隻手遮天时我再讲。总之,我意外地得到报馆指令,要我 直接跟陈丽华接触洽谈此事。而当时我从《明报》方面获知,陈丽华已通过成龙向该报施压。具体施压成功与否我未跟进。

    8. 于是我有机会上网做一下功课,上网了解内地第一女富婆陈丽华的发家史,负面消息几多,总之很有“影响力”,但绝对不是时代周刊形容的那种。但我当时念 及报社管理层正面临人事调整,同理心理解管理层此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说近距离再了解一下无妨,于是答应下来。

    9. 于是经过对方一番缜密安排,我如约前往陈丽华那一入豪门深似海的阴森森的紫檀博物馆。去前得到报馆管理层传达,尽力化解,但底线是“绝不登报道歉”。心下稍安。

    10. 结果第一场见面就出师未捷,陈丽华没有亲自出来见我,而是降低了级别,由手下公关团队十对一跟我交涉。事后总结出师不利的原因,我为省点交通费,乘地铁前往,下地铁后搭乘了一部三轮儿蹦蹦车给我送到紫檀博物馆的大门外,远远就被其森严的保安截住,我立即变成刘姥姥,步行进去还走好远。

    11. 入紫檀博物馆被引入一室接待等候,一看就是给我下马威,满室挂满陈富婆与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的握手照,不仅江,连刚接班的胡总的小手也握到了,当然少不了网上盛传关係密切的瑞环等。果然影响力不小。

    12. 其后进入谈判室。对方告知陈总临时不能参加谈判,交由团队处理。我表示,本报只是转载,内容有否出入见仁见智,如在港打官司,相信报馆愿意奉陪。对方强调陈总全国政协委员身份。

    13. 谈判期间,陈丽华方面起初一直坚持我报要登报道歉,并不惜向我出示了《第一财经时报》老总的道歉声明原件,内容忘了,只留下了阅后相当屈辱的感觉。后后了解在港告报社的难度,改口“可以商量"。我强调我是报社小卒,可以上传下达,不能替报社决定。

    14. 第一次谈判后,我以为已经搞掂,向报馆汇报后以为无事,但就收到香港一同事神秘来电,向我打探联繋陈丽华事的进度,然后向我炫耀他认识陈丽华的儿子赵勇,并向我要了一个电话号码。此同事不属高层,但好歹是我工作联络上的直接上级,于是相告。但陈丽华一事由此就出现报社管理层不能控制的逆转。

    15. 后来我又与陈丽华团队谈判了一次,但主要是当面接受羞辱,暗示另有人跟他们谈。长话短说吧,后来的结局是,那位自称认识赵勇的同事通知我,报社决定给陈丽华做一期人物专访,当然就是介绍如今时代周刊提及的她的善事。

    16. 我觉得受不了这份屈辱,当即拒绝。我以为报馆要麽乾脆将责任推我一人头上、坚决不给陈丽华这个台阶下,要麽就此炒了我。以我一向的敬业我从未试过抗命,当时有点恐惧。

    17。但结果再次出我意外,最后是由自称认识赵勇的香港同事亲自飞来北京,给陈丽华做了一次专访。这位同事完事后约见了我,席间他以他的逻辑、以很不理解的口吻问我,为甚麽拒绝了专访陈丽华的任务:(虽然她发迹于前朝,但现在又接上了地气,)她还是有影响力啊!

    18. 回到时代周刊的”影响力百人“一案上。我也不需要旁征博引来揭发陈丽华甚麽,只希望美国的时代周刊,如果还在乎一点公信力的话,请将陈丽华荣任贵刊全球影响力人物的理据公诸于众,否则你将沦为笑柄。

    《時代》周刊都這麼不嚴肅,把搞紫檀地產吸金的陳麗華送上全球影響力榜,完全不問問她在中國大眾中的名聲!《時代》不就此事交代、糾錯的話,簡直就是流氓世界了。

    以下摘自微博:

    @华新民:经成龙推荐,昨天的美国《时代周刊》把拆毁北京五条元代胡同(包括我家)的古迹杀手陈丽华捧为《全球影响力最大的100人》之一!去年福布斯已唱了这么一出,我曾致信抗议http://t.cn/auwDmJ,如今是要抗议《时代周刊》了。

    @华新民:还有恶心的呢。牵扯到成龙。又是他!2005年他就给大拆胡同的古迹杀手陈丽华说情,想阻拦香港某报对金宝街的一篇负面报道,没成功。现在他又写推荐信给美国的《时代周刊》,...而且这封推荐信还起作用了!http://t.cn/zOOxtbr

 

 


 

发件人:"ahtlwxr" <ahtlwxr@163.com>2012-04-23 16:38:14收件人: 大军经济观察中心" <zdjun@263.net>, 包工头的法律地位

    农民工欠薪问题、工伤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原因在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事实上对农民工持歧视观点。为纠正这一歧视观点,本文特一稿多投,以期有媒体能够看中本文并予以发表,引起相关立法机关注意,给予农民工、包工头法律性质与法律地位予以明确。谢谢。

包工头的法律地位

安徽古圣律师事务所 王欣然 律师

    摘要:本人从事律师职业十余年,办理与农民工相关的劳动争议案件百余件,发现在司法实践领域内存在着否认“农民工与建筑企业(或者矿山企业等)等用人单位之间事实劳动关系”的错误观点,本文既是为此而论述中国当前建筑领域(矿山领域)里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以期抛砖引玉,为中国劳动法立法及司法进步作出些微的贡献。

    关键词:农民工[1]、包工头、建筑企业、劳动者、劳动法。

一、中国农民工受歧视的现状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2005年的统计显示,去年(即2004年)全国死于工伤的人员高达13.6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特别是在矿山开采、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3个农民工集中的行业,农民工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全年(注:2011年)农民工总量为25278万人……其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6837万人,增加537万人。

    中国的改革开放,离开了农民工的贡献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可是这些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们不仅得不到劳动法的保护,而且还获得了“农民工”这样一个区别于城市劳动者的中国所特有的法律名词(在政府文件、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新闻报道等等各种法律文件及新闻报道中都普遍使用着这一个带有歧视性的法律名词),这就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巨大贡献的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工们当今所面临的现状:这些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们享受不到劳动法的保护,没有工伤保险(因工负伤后只能向包工头主张雇主赔偿责任),没有养老保险(老了以后只能回到农村去),没有失业保险(被辞退时得不到任何失业救济)、被辞退时得不到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

    二、中国农民工受歧视的根本原因在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于包工头和农民工这样两个群体的法律性质与法律地位认识不清造成的

    1、就立法机关而言,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包工头、农民工的法律性质与法律地位。

    对于同样存在争议的律师等自由职业者是否属于劳动法范畴调整的劳动者争论问题,立法机关很快地给出了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依法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合伙组织和基金会,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

    该条例将律师群体等自由职业者归入了劳动法上劳动者的范畴,对律师等自由职业者是否属于劳动法范畴调整的争论由此划上句号。但是遗憾的是,目前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包工头这一群体的法律性质与法律地位作出界定。

    2、就最高人民法院而言,制定的相关司法解释中还存在着否认农民工与建筑企业之间存在的事实劳动关系的错误侧向,在此仅举两例:

    (1)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2003年3月20日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农民工适用劳动法律有关问题的复函》(劳社厅函[2003]180号)。劳动法在1995年就已经颁布实施,可是从前述的复函看,直到了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还在就农民工是否适用劳动法向劳动部门咨询!这说明最高人民法院也认为农民工们是不受劳动法保护的,所以才致函劳动部门咨询。

    (2)自2004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

    以建筑领域内发生的农民工工伤案件处理为例解读前述第十一条的规定:该解释第一款规定的显然是雇佣关系[3]中的雇主赔偿责任,从第二款看,最高人民法院显然已经确认了建筑领域的包工头是雇主,发包的建筑企业与无资质包工头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这个赔偿责任已经不是劳动法上的工伤赔偿责任,而是该条第一款规定的雇主赔偿责任,第三款规定的才是劳动法上的工伤赔偿责任。

     从司法实践中看,全国各级基层法院审理农民工的工伤案件普遍适用的是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包工头对农民工们承担雇主赔偿责任,建筑企业与包工头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当农民工们要求确认与建筑企业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时,法院通常予以否认。

    3、就社会舆论而言,受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影响,对于农民工、包工头是否属于劳动法范畴调整的劳动者之争议,也存在着错误的倾向。

    “农民工”这一名词的大量使用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现象。

    另,查百度,对于包工头的定义与介绍是:包工头是指工程承包商,能把一项工程成本控制在工程建设方发包价以内就可以挣到钱,一般属于建筑、装修行业。中国建筑法律一直没有给包工头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按法律规定,民工直接受雇于施工企业,与施工企业是劳动关系,但实际情况是,施工企业很少与民工直接发生关系,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包工头与施工企业签定劳务合同(实践中多数叫施工合同),再由包工头与民工签定劳务合同(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为口头协议)。由于施工企业与包工头之间的这种关系法律并没有明确禁止,同时也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因此,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除确属工程承包、转包等法律禁止性的行为外,一律按劳务合同关系即有效合同处理[4]。

    这是百度百科对“包工头”予以了定义,同时对“包工头的法律地位没有明确”的现状也作了介绍。这里我要补充的是:不仅中国的建筑法律没有给包工头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中国矿山法律也没有给包工头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其他的法律规定中也没有给包工头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

    4、就本人承办的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而言,在此仅举数例:2005年余某等61名农民工诉某煤矿拖欠工资案(后法院追加煤矿承包人即包工头为共同被告)、2008年胡某5名工人诉某砖窑厂解除劳动关系纠纷案(后法院追加煤矿窑厂承包人为共同被告)、2008年谢某等11名女工诉某制衣有限责任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纠纷案、2009年农民工陈诉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2009年农民工钟某诉某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确认劳动关系案,2010年农民工余某诉某金矿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案、2011年田某诉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案、2011年农民工潘某诉某建安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案……

    在笔者代理的这些农民工们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无一例外地认为这些由包工头雇佣的农民工与包工头之间是雇佣关系,并以此为由否认农民工与实际用人单位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其理由均为:农民工与建筑企业等用人单位之间没有书面的劳动合同、农民工的工资是从包工头(承包人、班长、组长等)手中领取的、在工作中农民工受包工头的管理等等。
从社会舆论的倾向性观点和本人承办的劳动争议案例看,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于包工头和农民工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认识不清,是造成农民工们受歧视的根本性原因。

三、包工头的法律性质与法律地位之我见

    包工头的法律性质与法律地位:从法律上说,应当将包工头的法律性质界定为受劳动法范畴调整的劳动者。包工头在建筑企业等用人单位中的法律地位,应当界定为企业的中层管理者,与企业经理等同属于企业的管理者。

    仍以建筑领域为例,建筑工地上常见的包工头有班长、组长、项目经理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包工头们同样也在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地辛勤劳动着,同样受到建筑企业的管理,同样靠出卖自己的体力劳动、脑力劳动换取劳动报酬,因此这些大大小小的包工头们同样是劳动法范畴意义上的劳动者。

    包工头在与建筑企业签订承包合同时,是与建筑企业有着平等地位的合同主体,在承包合同签订以后,是受到建筑企业管理的准行政关系,法律地位在合同签订前是平等的,合同签订后是受到建筑企业管理的不平等的关系。

    这与用人单位招聘董事长、总经理签订劳动合同的过程完全一致,在签订劳动合同前,签订劳动合同的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签订劳动合同以后,劳动者则要受到用人单位的准行政管理,形成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包工头就等于建筑企业的班长、组长、项目经理,只不过这班长、组长、项目经理没有建筑企业的书面任命书和劳动合同书,建筑企业是通过承包合同的形式进行了间接的任命,赋予包工头去农村地区招工、在建筑施工现场履行一定的管理职能、代为发放工资等权力。所以,建筑施工企业是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农民工是劳动法上规定的劳动者,包工头同样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

    包工头同样也应当受到劳动法的保护,建筑施工企业也应当为包工头办理工伤、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如果包工头出了工伤,包工头也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至于包工头的垫资,其性质应当界定为建筑企业与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工程验收后,对于包工头应领取的工程承包款,扣除材料款、工人工资后的余额,从法律上说,应当界定为包工头依法获取的年薪,是包工头应得的劳动报酬。

    将包工头的法律性质界定为劳动法范畴上的劳动者、包工头在建筑企业中的法律地位是企业的管理阶层以后,以下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欠薪问题。

    包工头从建筑企业领取工程后卷款逃跑的,应以贪污罪(如果建筑企业的性质是国有)、侵占罪(如果建筑企业是非国有)追究包工头的刑事责任。

    对于农民工未发的工资,则应当由建筑企业继续发放。

    当下《关于加强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查处工作的通知》,其精神主要是计对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定,对于包工头以“拖欠工资罪”追究刑事责任。这个文件的问题就在于间接认可了包工头是农民工的用人单位主体,也就是等于间接认可了包工头可以承包建筑工程,可以成为用人单位主体。这显然与建筑法律法规、劳动法律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相矛盾。所以以“拖欠工资罪”追究包工头的刑事责任从法律上说欠妥。

    而将包工头的法律性质界定为劳动者、其法律地位界定为建筑企业的中层管理者,则既有效地解决了如何追究恶意卷款逃跑的包工头的刑事责任问题,又避免了法律适用问题上的尴尬境地。

    2、 农民工的工伤问题。

    中国存在着大量的农民工工伤问题,比如患有矽肺病等职业病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们回到农村后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而使人们忽视了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劳动法保护的问题。

    许多的农民工们试图通过确认劳动关系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均被人民法院予以否决。

     将包工头的法律性质界定为劳动者、其地位界定为建筑企业的管理阶层以后,就确定了由包工头招用的农民工即因与建筑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事实劳动关系。如此,则农民工因工作原因受伤后,建筑企业依法就必须按照工伤保险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农民工承担工伤保险待遇责任。大量的矽肺病等职业病患者就会得到劳动法的保护。如此就会促使建筑企业、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注重劳动安全保护,加大劳动安全保护的投入。

     如此则既发挥了包工头的积极作用,又减少了包工头的消极作用,维护了因工受伤的农民工们的劳动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包工头的法律性质就是劳动法范畴调整的劳动者,包工头的法律地位实际上就是企业的事实上的中层管理者,包工头的合法权益同样应当受到劳动法律法规的保护。由包工头所招用的农民工与所在的用人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事实劳动关系,不能因为包工头的存在而否认农民工与所在的用人单位之间所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

    (1)农民工,不是法律上的概念,而是当今中国新闻界为报道新闻的方便而创设的一个新名词。从劳动法的角度看,如果在劳动法领域内使用该名词,则意味着这一劳动群体内的劳动者不受劳动法保护,因为如果这一劳动群体内的劳动者受劳动法的保护,就无需称他们为农民工。因此,从法律的角度看,农民工这一名词犹如计划经济时代的临时工一样,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名词。但是,本文为叙述的方便,仍然借用农民工这一名词,笔者向这一劳动者群体致歉,并希望农民工这一名词尽快成为历史,尽快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

    (2)引自http://www.sciencehuman.com/party/focus/focus2005/focus200509r.htm《民工打工的代价:四万根断落的手指头》。

    (3)本文中雇佣关系的概念仅指在自然人之间发生的劳务关系。现在的司法实践中,法官们普遍地存在着将劳务关系理解成雇佣关系的状况,为论述方便,本文将错就错。事实上,劳动关系是从雇佣关系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社会关系,与劳务关系一样都是雇佣关系的子概念,雇佣关系是母概念。

    (4)《包工头》http://baike.baidu.com/view/572036.htm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就是人民法院认为农民工们是包工头雇佣的,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事实劳动关系。以笔者所代理的农民工劳动争议纠纷部分案例为例:

    而基层人民法院之所以持如此观点的原因有两点:(1)相关的立法部门对此问题亦没有予以明确规定;(2)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问题没有予以明确。

    就最高人民法院而言,其由此造成的问题是:中国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们不受劳动法保护,劳动法在建筑工地上不适用,劳动法在矿山井下不适用……这是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所确认的。这就是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们所面临的现状,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包工头的法律性质与法律地位不清是造成农民工不能受劳动法保护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包工头这一个群体的出现,既解决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的同时,又解决了城市发展需要大量劳动者的问题。就建筑企业而言,包工头的出现降低了建筑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建筑企业的生产效率。但是由于对包工头的法律地位的认识不清也带来了其消极的一面:包工头成为建筑劳务市场上被投诉的热点之一,也成为了欠薪主体之一。

 

 

 

 

发件人:"skt95" <skt95@163.com> 2012-05-14 23:26:58 收件人:"仲大军" <zdjun@263.net>, Fw:转发:liu 基辛格秘密报告

转基因食品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美国科学研究院

    一、危害人体健康。

    2009年5月,美国环境医学科学研究院推出报告称:“一些动物实验表明,食用转基因食品有严重损害健康的风险,包括不育,免疫问题,加速老化,胰岛素的调节和主要脏腑及胃肠系统的改变”。美国科学院环境医学研究院得出的结论引起了轰动。报告强烈建议:转基因食品对病人有严重的安全威胁,号召成员医生不要让他们的病人食用转基因食品,并教育所在社区民众尽量避免食用转基因食品。

    对于转基因的的侵害原理,研究院指出:插入到转基因大豆里的基因会转移到生活在我们肠道里的细菌的DNA里面去,并继续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吃了之后,我们虽然不吃转基因食物,在我们体内仍然不断产生有潜在危害的基因蛋白质,“说透彻一点,吃转基因玉米,会把我们的肠道细菌转变成生活着的农药制造厂,可能直至我们死为止”。

    报告发布后,美国卫生部2009年底也发表科学论文,指明转基因食品可对内脏造成伤害。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调研报告显示,多数民众对转基因持有负面态度和怀疑态度。

    其实,早在2008年,美国科学家便证实了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的小白鼠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同年《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同年4月,美国政府主管食品药品的部门FDA宣布撤消它在数年前颁布的CRY 9C转基因玉米种植的工业指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该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安全有严重威胁。世界著名生物学家普什帕米巴尔加在审查了600多个科学期刊后得出结论:转基因生物是令美国人健康急剧恶化的一大因素。
在美国,转基因食品虽然不做标识,但是经过官方鉴定的非转基因食品,也就是天然有机食品都会打上明确标识。

    二、产生超级杂草。

    不下十种“超级杂草”正在美国22个州至少上百万公顷农田中肆虐。这些农田的共同特点是,都种植了转基因作物,并且使用了孟山都的“农达”专利除草剂。

    “我们过去用不了一滴农药就能杀死的小草,如今被转基因转成了对所有农药都刀枪不入的超级大草。”安德森是美国田纳西州西部的农民,从去年开始,他就开始为一种叫做长芒苋的杂草头疼。

    这种草每天可以长七八厘米,最高能长到两米多,把农作物全都盖在底下,见不到阳光。这种粗壮的杂草非常结实,收割机经常被它们打坏。

    如今,除草剂“滋养”出来的抗除草剂杂草布满了农田,农民被迫喷洒毒性更强的除草剂。遗憾的是所有的除草剂对这种超级杂草都无济于事,孟山都说开发针对这些变异杂草的除草剂还需要6年时间。

    农民不可能等6年,为了除草,他们想尽办法,或者干脆用手工除草,在投入几十万美元代价治草依然无效后,不少农民选择放弃。超级杂草在转基因种植区蔓延,一些耕地被迫荒芜。

    三、产生超级害虫

    美国转基因农田里还出现了“超级虫”。由于转基因作物并不针对次生害虫,这使得一些次生虫渐渐成为作物的主要害虫。而除虫剂让这些害虫有了抗药性,变成超级虫,农民虽然投入更多的药物治理虫害,却仍无济于事。

    美国国家科学院说:长期实践证明,所谓防虫害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需要拿出农田的20%套种同类天然作物,以便让害虫“有饭吃”,避免它们成为抗体“超级害虫”。就是说,转基因作物不但没能防虫害、反而促使原本是小虫害的害虫变成“超级害虫”。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用16年的实践事实和统计数据明确说明,长期种植转基因作物会给农业经济带来无法纠正弥补的副作用。

    四、美国掩盖转基因危害的真相

    事实是,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已经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发出警告:转基因食品有内在的危险,并可能制造出难以检测的过敏、新的疾病和营养问题。它敦促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做严格的长期测试。但是,白宫下令该机构促进生物技术发展。
最终,FDA招募了孟山都的前律师迈克尔泰勒来负责研究出台转基因的政策。这一政策出台后实行至今,政策宣布,任何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研究都是不需要的,食品的安全与否全由孟山都和其它生物技术公司来决定,泰勒后来成为孟山都的副总裁。

    1992年,美国总统老布什宣布,转基因食品与天然食品实质相同。此后,各届总统的态度都是支持转基因作物开发,奥巴马也不例外。

    奥巴马上任后任命孟山都公司的说客伊斯兰西迪基担任白宫农业贸易代表,受到美国社会的猛烈抨击。就此,《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说:“谁是我们的谈判代表?谁才可以真正代表美国农业的广泛意见?”

    让运动员兼裁判员,让与转基因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来裁定转基因,这就是美国政府的做法。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中国有关部门对转基因采取的态度仿照了美国的办法,与美国完全一致,是一脉相承的。

    五、美国应对转基因有安全底线

    但值得关注的是,不管如何支持转基因作物开发,美国政府始终有个底线:严防转基因作物侵入现有的天然农业生产系统和天然食品供应系统。美国的天然农田面积远远超过转基因农田面积,而且,转基因农田大部分都是远离天然农业和与世隔绝的新开垦田地。美国法规保障美国有足够质量和数量的天然农田战略储备,即:一旦造成巨大危害而不得不放弃转基因作物和现用农田,美国还有足够的天然农田养活全体美国居民。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设置了转基因安全底线。请问我们的农业部,我们有这样的底线吗?你们是怎样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的?

 

一份转基因食品清单

(供中国家庭参考)

    中国农业部已经批准种植的转基因农作物有:甜椒、西红柿、土豆;主粮作物有玉米、水稻。今后可能陆续批准的农作物有小麦、甘薯、谷子、花生等。进口的转基因食品有大豆油、菜子油、大豆等。目前只有花生油不是转基因的。

    麦当劳、肯德基的食品基本全部是转基因的。猪、牛、鸡饲料是转基因玉米、转基因大豆。转基因大豆油是用6号轻汽油浸出的。没有承诺不使用转基因成份,或没有回应查询的品牌:

    食用油和调味品:太太乐、辣得劲、迎春楼、四季宝、金象牌、粤皇、味好美牌、美味鲜牌、贵夫人、家乐、老蔡、阿香婆、元宝牌、百味佳牌、老才臣牌、鹰唛、好乐门、红宝牌、福临门、红灯牌、狮头唛、大满贯、鸿禧牌、金龙鱼、花旗、刀唛

    饼干:乐之、趣多多、鬼脸嘟嘟、奥利奥、天伦、美嘉思、丹麦蓝罐曲奇。

    即溶饮品及冲调食品:雀巢、美禄、雀巢巧伴伴、麦斯威尔、果珍、伊利、南方、金味、南国、百草堂、荔八江。

    饮料及奶制饮品:康师傅、伊利、杨协成、非常可乐、京华、娃哈哈、新奇士。

    婴儿食品及奶粉:雀巢、三鹿、伊利、安怡、安满、亨氏

    膨化食品及零食:可比客、卡乐B、品客、明治、卡露芙、旺旺

    糖果及果冻:雀巢、雀巢奇巧、瑞士糖、喜之郎。

    雪糕:雀巢、五羊、和路雪、伊利

    另:转基因大米也在悄悄流入市场。转基因蔬菜的识别:

    转基因蔬菜一般具备的特征如下:

    1、没有传统蔬菜参差不齐的外形,普遍个头均匀,型大体长,色泽光艳,质地鲜嫩,如黄瓜、茄子、丝瓜、洋葱等;
    2、非传统原始地道的味道,无论是烹调前或烹调后的气味还是滋味具备与传统蔬菜明显的区别,如甜椒等;
    3、非当地时令菜蔬,各类蔬菜的一大特性就是均具备很强的季节性和地域性,有部分非当地时令菜蔬并非依靠外地长时间保鲜和运输而来,而是靠转置耐寒或耐高温基因所得。

    被确认的转基因食物如下:1、生菜2、甜椒3、玉女番茄4、紫番薯5、非洲鲫鱼6、非洲鲇鱼(塘虱鱼)

    需警惕几大知名“转基因大豆油”品牌!

    转基因大豆油利用中国广大消费者的不敏感,或者说是消费者对于“转基因潜在危害”的无知,已经在中国市场上横行了多年。并且对于中国人民的健康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潜在损害,也成为围剿东北大豆,使之濒临困境的主要原因。

    现在市场上的主要品牌有:

    一、金龙鱼牌,大豆油、色拉油、调和油等,市场占有率约40%,资方为新加坡丰益国际华裔郭鹤年家族+美国ADM公司;黑龙江农垦总局下属的九三油脂本来是坚定的“东北原生大豆油”加工商,近年来为摆脱企业生存危机,被迫在沿海各地也开设了几家工厂专门加工舶来的“转基因大豆油”,这种企业其实最需要消费者支持,拉一下就是坚定战士,推一下就彻底成了叛徒。

    另外,我国目前各地方食用油品牌仍然多达数百个,大多数为降低成本,采用转基因大豆油,但是市场占有率不大,购买时可看清标注,如“本品为转基因大豆油,巴西大豆,浸出”等字样,购买时需请谨慎。 请同时注意,花生油如“鲁花”(山东民营企业),“胡姬花”(属丰益国际)目前是不含转基因的,可以购买。

    香港环保组织提供的转基因食品品牌。冻肉类湾仔码头,纪文KIBUN,厨师牌VALLEY CHEF,饼乾固力果百力滋GLICO PRETZ,愉快动物饼GINBIS ANIMAL BISCUIT , 四州甘大滋FOUR SEAS BISCUIT STICKS,明治MEIJI蓝罐曲奇KJELDSENS,庄家CHIN TAI CHANG, 百乐顺BAHLSEN,时兴隆SZE HING LOONG,帕玛拉特PARMALAT , 冷饮乐天LOTTE ,DRYERS’ ,雀巢NESTLE,阿波罗雪糕APOLLO,腌制品四洲紫菜FOUR SEASSEAWEEDS,金龟唛LADYBIRD,果之皇KOS, 薯片类旺旺WANT WANT,绅士牌PLANTERS,童星点心面MATSUDA BABY STAR NOODLE,桃哈多粟米条TOHATO CARAMEL CORN,卡乐B CALBEE , 卡乐B.粟一烧CALBEE GRILL-A-CORN,品客牌PRINGLES,珍珍JACK’N JILL,时兴隆SZE HING LOONG 。 调味料美极鲜酱油MAGGI LIQUID SEASONING , 家乐牌鲜露KNORR LIQUID SEASONING,顶好牌BESTFOOD , 雀巢NESTLE , 鹰粟粉/鸡粉/鸡精KINGSFORD’, 谷类瑞士维多麦WEETABIX , 雀巢NESTLE , 佳格QUAKER, 宝博士POST,面包雀巢NESTLE , 四洲FOUR SEAS , 群翼 味美思MAYME SEE , 立洲食品LAP CHAU 。 果酱罗拔臣ROBERTSONS,绅士牌PLANTERS 顶好SKI,罐头金宝汤CAMPBELL , 史云生S, 即溶食品阿华田OVALTINE,雀巢咖啡NESTLE,美乐家MELITTA , 大排档DAI PAI DONG, 麦斯威尔MAXWELLHOUSE , 雀巢美禄NESTLE MILO , 饮品新奇士橙汁SUNKIST,果汁先生MR. JUICY, 雀巢仙美高NESTLE CHAMYTO , 雀巢达能鲜乳酪产品NESTLE DANONE,百福豆浆PAK FOOK SOYA PRODUCT,罗拔臣ROBERTSONS , 奶粉安怡ANLENE,安满ANMUM,雀巢克宁NESTLE KLIM,雀巢即溶奶粉NESTLE NESPRAY,雀巢三花NESTLE CARNATION,雀巢能因NESTLE NAN , 婴儿食品雀巢NESTLE,奶制品安佳牛油ANCHOR BUTTER,芝司乐芝

    无论专家怎么鼓吹转基因无害,我们只要记一住:美国人基本不吃,目前动物饲料也严控!

    二、欧盟绝对禁止(包括动物饲料)
    三、中特食品严禁转基因
    四、世博会严禁转基因食品
    五、亚运会严禁转基因食品
    六、非洲人饿死也不进口转基因
    七、大运会严禁转基因食品
    八、俄证实转基因食品使动物三代绝种
    九、农业部幼儿园禁止转基因食品! (农业部明明知道转基因食品有害,自己的后代不吃,却大量进口让全国人民去吃!)
    十、财政部食堂禁止转基因

    我们还有生存权吗?我们还有退路吗?珍爱生命,抵转基因食品! 民以食为天, 健康第一。

 

 

 

 



发件人:"skt95" <skt95@163.com> 2012-05-14 23:26:58 收件人:"仲大军" <zdjun@263.net>, Fw:转发:liu 基辛格秘密报告

可怕的重庆模式 中美新世纪对决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

2012年3月19日

    基辛格的秘密报告指出,中美军事冲突最不可把握,但是美国需要打击可怕中国执政当局期待的国有化与重庆模式,我们不能保证西方人民用选票选举一个共产党上台,因为他们厌恶贪婪的华尔街资本家们,这将掀起发展中国家的效仿,但无疑我们可以动用在中国的资源,悄悄地配合国际打击重庆模式。

    2011年九月基辛格访问重庆后,为美国政府撰写了一份秘密报告,基辛格曾任美国尼克松政府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福特政府国务卿。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77年1月,福特总统授予基辛格“总统自由勋章,基辛格是前美国国务卿,犹太人中国战略问题专家,中美上个世纪秘密建交的联系人。上个世纪基辛格因为推动了中美建交,奠定了苏联解体的基础。先后访问中国二十几次,其访问中国后,都要给美国政府撰写秘密报告。据悉2011年年底访问中国后,其秘密如下:

    第一、 在2012年中国面临新旧领导班子更替,大局已定,中美直接冲突虽然有可能,但是无疑是未知的,但是中国的内部软模式却能决定世界与美国命运。

    第二、中国可怕的是,团结,新旧领导班子达成共识,权贵与新暴富阶层的勾通,将使获利阶层以慈善捐助方式获得社会认可,并是上层妥协,无疑,这种稳定局面必然引发中国获得战略空间,在随后中美国际博弈中,赢得战略储备,摇摇欲坠的华尔街模式,必然会使未来西方更加困难。而中国随后五年之内,使中国完全有能力与美国对抗。美国需要这五年内全力打击中国,唯此才能有希望以微小的可能对中国的包围使中国能够停止发展,分裂。

    第三、美国要全力以赴打击可怕的重庆模式,在美国不能直接公开干预中国内政的选择上,中国最可怕的就是在新旧领导班子任其发展的重庆模式。重庆模式可怕的是使中国增强内部百姓对于中国执政当局的拥护,正如中国解放战争影响了世界一样,重庆模式会深得民心,使中国官方与百姓赢得最少几十年的友好和谐,团结的中国,这是美国战略利益不应该允许的。

    第四、美国需要打击可怕的中国重庆模式的另一个理由,如果加上中央支持下的四川,贵州、云南成立区域性金融股票市场,如果全国推广将使中国经济实力获得指数级的发展优势。使中国经济内部更具有效益化。而且这种经济潮流就像飓风一样,横扫全球,把美国卷入中国主导的经济模式中,当然也可能是印度取得意想不到的新模型。

    第五、美国需要打击可怕的中国重庆模式的,是因为中国这个模式更有会引发世界变革,如果中国采取保留态度,在西方国际民众纷纷厌恶贪婪的华尔街等资本主义,西方无力解决国内债务时刻,但是中国国有企业加重庆模式,会引起国际拉美、非洲、中东国际纷纷效仿,虽然中国政治改良在选择自己方式,但是很明显,取得如下的重庆模式,加上中国当局对战略资源的国有化企业控制,这就足够未来世界其他国家能够效仿的模式。但是无疑对于美战略空间打击是非常大的,我不确定对美国利益损失有多大,但是当暴怒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者一旦发现中国这个半成品模式。我们无法保证美国人民会用选票选择一个美国共产党上台执政。当然在美国共产党上台,可能是类似茶党的新党派,或者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改良,问题可能并不会激进,只是人民觉醒了,要尝试一种新的空气。我本人无法保证纷乱的欧洲先走一步。到时包括西方执政者都可能纷纷去中国请教庞大的管理问题。

    第六、美国需要尝试影响改变中国的重庆政策,利用前苏联那样是写作者、作家、媒体人,还有我们能掌握的一些秘密资源,还有一些分裂势力,欧洲与亚洲同盟,包括欧洲领导人对人权及部分媒体的访问支持。中国执政当局总把美国当傻子,以为一个妩媚的南方系足够可以让我们放心中国不会挑战美国利益,虽然我感觉中国的传统侵略性不强,但是如果我们一直侵蚀,扶持的媒体人、律师、艺术家、作家、部分企业家、投资家、贪婪的权力者,他们都不发挥一下作用,恐怕他们未来就没有机会。为了美国利益,他们必须站起来,至于他们的利益,我们可以照顾,但是要保护美国利益为先,中国人的缺陷就是内斗内行,没有多少人知道,打击重庆,是我们的战略,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军事冲突是危险的,但是无疑中国上层的团结,重庆模式是可怕的。

 

 

 

发件人:<xianyan9738@vip.sina.com> 2012-04-24 14:22:06 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  抄 送:冼岩: 美国对中国的“非和平演变”在网络已获成功

美国对中国的“非和平演变”在网络已获成功

冼岩

    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一家网络公司,开发了这样一款特殊游戏:茉莉花革命在中国爆发,革命者武装起义,逐步占领政府要害部门,如中央电视台、公安部......最后占领中南海,革命成功。游戏中各要害部门的所在位置,与现实中是一一对应的。这款游戏被秘密投入中国,供人免费下载、玩耍。游戏前有特别提示,玩这款游戏须注意保密,不要对外宣扬。半年后,有2千多人参与了这个游戏,大部分是青少年。此时,才有人向公安部门举报,该游戏被查禁。通过与参与游戏人员的谈话,发现参与者普遍表示,这款游戏让他们有一种兴奋感、成就感,很希望在现实中也作此尝试。

    可见,美国对中国的布局,已不止是“和平演变”,而是包括了“非和平革命”。而且,一些准备工作早已在暗中进行。美国的战略意图,从未像这次这样展露清晰,其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权和文化等方面的举措,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目标与答案。在最近的中菲南海之争上,美国的意图是孤立中国。当中国被外部孤立后,经济必遭到重大挫折,此时,内部革命的时机就成熟了。 当然,美国也很清楚,革命成败的关键,还在于中国人民是否“觉醒”。所以,美方一直倾力在中国内部培养和扶植认同者,对观念战、舆论战和网络战不遗余力。薄熙来事件如是,陈光诚事件亦如是。

    这么一件大事,为什么中国知道的人却不多?中方为什么要秘而不宣,就像一些地方政府对矿难事故一样,将盖子捂起来?中国政府的这种微妙心态,从陈光诚事件中或可窥之一二。陈光诚进入美国大使馆后,中美展开谈判。中方对美方提出的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一个要求是:保密,决不能让外界知道陈光诚进入了美国大使馆,只能让舆论停留在“陈光诚失踪”阶段。以希拉里为首的 美方代表答应了这一要求。于是中国方面放心了,觉得危机已经解除,面子终于保住了——悠悠万事,莫此为大。这样,中美又可以继续亲善了。没想到,仅仅第二天,陈光诚在和朋友联系时,就告知对方自己在美国大使馆。于是消息被立即传到网络,引爆舆论。中方为之大怒,甚至威胁美方说,要取消几天后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方代表回应称,那我们就准备回家了。于是,中方再次让步......
 

 

 

 


发件人:老毛<anchormao@gmail.com>;时 间:2012年05月07日 03:22 (星期一)收件人:(无)附 件:4 个 (政治主张.png 等...) 查看全部附件

五一全美大游行 占领华尔街运动卷土重来

红星博报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为纪念1886年的美国芝加哥大游行,但美国从不过这个节。

    美国的劳工节是九月初,故意不与国际接轨,这是个典型的例子,不是什么都得国际接轨。

    美国之所以不喜欢五一,就怕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富人的事可以接轨,穷人不行,穷人接轨就要造反,就要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可天下是富人的,穷人的轨坚决不接,所以美国不庆祝五一节。但2012年的五一,纽约轰一下乱了。去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乘春风卷土重来,在网上发出五一大游行的号召,别管他们能否代表99%的人口,在五一这天搞全美大游行,绝对是破天荒的大事。

    打出的标语有“杀死资本主义”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一是规模大。我上班路上见警察四处放挡马,一种相互绞结的金属栏杆。行人统统绕行,一看架势就不一般。据报道,纽约参加此次游行的人数达数万人,他们从四面八方涌入曼哈顿,五大道,联合广场,给纽约的五一翻开新的历史篇章。据说全美17个主要城市,近百万人参加了这次五一游行,西雅图还出现了城市暴乱,上百人被捕,这是美国自反战示威以来罕见的群众运动。

    二是五一这个时刻非常敏感。历史上五一是左派节日,是有国际背景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被确定为国际劳动节,是当年共产国际确定的。在这个节日吹集结号,这表明美国看似平静的政治生活之下,实际上潜流涌动。否则,芝加哥大游行过去好几代人了,这个节日是怎样流传下来的?

    最主要的,五一节是当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胜利的纪念日,芝加哥大游行是为争取工人阶级的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作条件,并达到了目的。

    占领华尔街运动此时发起大游行,分明表示这场运动有强烈的阶级斗争性质,美国经济危机和失业人口上升,正加剧中产阶级的分化,加深美国富人与穷人间的阶级矛盾,五一的游行,说明这种矛盾非但没解决,还有逐步升级的可能。这是值得今后密切关注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从以往简单的谴责富人贪婪的诉求,开始向阶级斗争中寻找思想武器,这非同小可,难怪游行中有人居然高举毛主席像。

    阶级斗争是老话题。如果要和谐不要斗争,阶级间必须调和。穷人调和的空间有限,再调没饭吃了。而富人调和的空间很大。奥巴马正为国会通过提高向富人征税的‘巴菲特’法案而竭尽全力,这显然是阶级调和的一大举动。他知道,一昧向着富人是死路一条,早晚非出大事不可!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12-04-20 07:05:01 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稿件

中国“民主”阵营解析及领袖人物的八大资质

横舟

 2012-04-20

    谈民主运动,首先要肯定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她们都是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是中国的一代热血青年,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奋斗的途径。中国共产党在四九年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政权,在宗旨上是全世界最为先进的民主政权。它给全世界受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带来了憧憬与希望,它是天下劳苦大众的奋斗奋斗方向。这其中包括联合政府的建立,和宪法的制定,都在政体上做出了创新。

    但是,自从建立政权后,由于一党执政,“左、右”之争,给国家的走向带来了不正常的运营轨迹,直到今天,也没有能够使得国家走上正轨。首先,我们要区别一下,现在的“右派”概念,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右派概念了。三十年前的右派是“革新派”,而今的“右派”大部分是落后于时代政治的群体阶层,有些甚至于已经是被改革派了。那么这些人的素质又都在什么层次上呢?当今中国叫嚷民主改革的层面又是由那些人员构成的呢?

    第一部分,主要是:主张国家改革的人们,他们是正宗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内、外的主张民主改革的中华民族的精英们。第二部分,既得利益者,学术界的投机派,机会主义者,拿着国家的钱,捞文凭者。第三部分,腐败分子,西方势力的代理人,这些人打着反共的旗号,实际目的是反华。

    第一部分人聚集在国内、外,在朝、在野都有,形成国家的改革主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己任,推进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当今,以及以后,国家的栋梁和支撑中华民族大厦的主要力量。这部分人置身于国家领导高层,始终是改革的倡导者,实际上也是改革的主要推动者。还有国内“左”、“右”两翼的主流(除去极端者),另外一部分是流亡海外的学者,坚持至今的民主斗士。他们合在一起形成了当今中国复兴的第三种力量,或者说他们已经是国家精神力量的骨干了。

    那些屡屡上书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那些忧国忧民的慷慨悲歌之士,那些舍命为民维权的尚义之人,那些为国,为民反腐打黑的忠勇之士,还有一些公正、申明的杂志、报纸、网站形成的媒体及所影响范围。

    这些人,站在国家改革的最前沿,他们坚贞不渝的把持着国家和民族的理想和发展的方向,他们是国家的栋梁,是国内的主流,是国民的希望,也是中华民族的未来。他们有的在政府内掌握着重权,有的在各界为改革摇旗呐喊。有的在民间做公共知识分子,有的在海外身背种种不白之冤……但是,他们的心始终是中国心。

    第二部分人员总体来讲比较复杂,这一群人虽说是混迹在知识领域,但他们不是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而是民族的累赘。他们性格上比较愚昧、自私和狭隘,知识性不强,虽然读过几本书,学历也可能很高,但普遍来讲没有文化、没有思想,喜欢人云亦云。尤其是受西方浅层文化意识影响比较厉害,没有民族文化根基,普遍缺乏爱国热情。思维上比较偏执,排斥民族文化(很多人根本就没有了解过传统文化,是十足的中国文盲,尽管口袋里揣着院士、博士、硕士文凭)。意识形态上是一群无根草,没有主导意识。

    由于他们的偏狭和愚昧,理论上比较落后,思维上落伍于时代政治。也就是说他们所想的,所提倡的,所形成的“理论”,既得利益集团已经都在做了。他们没有想到的,没有形成理论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已经走在了他们的前面在做了。他们只是跟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后面,瞎叫唤,实际上只是在为他们的自身的既得利益争执,完全没有远大的抱负与理念。更不会,也不可能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与愿望,也不会有民众支持。实际上的精神贵族盲流。

    第三部分人,在国内没有社会基础,没有影响力。他们大多口袋里揣着外国蓝本,已经是中国人外国籍。在国外混不下去,又回来蒙事、捞钱。背景上,只是靠改革开放涌进来的外国机构和势力,建立起他们狭隘的利益小集团。他们各占一角,互相壮胆。由于自己的无知与盲动,断了自己炎黄子孙的“根”,精神上不得不依靠外国母体,所以他们总喜欢和外国人搞到一起,总想在外国人那里求得圣旨,来教训中国人,可是离了中国又没法活。

    对外,他们奴颜婢色,崇洋媚外;对内,他们反民族主义,歧视中国人。如:在中国推销西方已经明令禁止销售的食品、物品,传播西方腐朽文化……实际上他们对于外国历史和文化又一无所知。因此,外国人也不拿他们当回事,只是充当着外国人手中,反华、排华的政治佐料而已。由于他们的所为和人格体现,完全没有民族与国民基础。这部分人在国内、外数量很小,但和贪官污吏勾结在一起,影响很坏。

    这第二、三部分人所倡导的民主主张,都是假的,都是出于他们自身的利益需要,而不是出于民众利益需要。他们受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根本不会为广大民众着想,心里只有他们自身利益和权益。更不会对国家与民族负有强烈的责任心,对广大民众抱有温情。也就是说,这群叫喊着搞民主的人,根本没有民众支持,因为他们根本不代表民众利益,只是代表他们的个人私利。区分这类人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们有一个共性,都反民族,反国家。

    要不他们就不会和外国人搞到一起了,就不会想借助外国人的力量达到自己目的了。(是的,谁也不愿意当卖国贼,当年溥仪也是怀着满腔热忱的一颗复国之心,才和日本人合作的,汪精卫也不是心甘情愿当汉奸的。 时事弄人,逐成竖子“之名”,在历史的车轮面前,谁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要你和外国人搞到一起,就已经跑了偏,就已经没有了民族与国家意识。当初叶利钦要是稍微往隔壁的美国大使馆跨一步的话,那就不是俄罗斯的民族英雄,而是今天中国的方励之了。

    这二、三部分人,时常喜欢造势,总是弄出一些名头来。比如:什么经济危机,通货膨胀,转基因食品,低碳经济,给老百姓涨物价……恐惧美国,恐惧洋人,认洋人为亲,认洋人为老大,认美国人为干爹,反对民族主义……帮着洋人欺凌自己的同胞,帮着洋人毁坏自己的祖国。行使着当初蒋介石、宋子文搞金银卷的手段,打造出经济危机的由头,盗取国家资产,搜刮百姓财产。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要追求的民主?明明是十足的反华分子,怎么能为中华民族搞民主事业呢?

    而且他们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打着要民主的旗号,是什么坏事都干,什么代价都可以付出的。他们可以卖身,可以卖国,可以出卖民族利益,以至于他们的人格。岂不知,一个国家没有主权,哪能够有民主?一个民族不独立,那叫什么民主?人格都没有了,那还要民主有什么用?所以,区别真假民主人士的唯一尺度,就是看他反不反对民族主义。凡是一边喊民主一边又反民族主义的,都是怀有个人目的的机会主义分子。在中国,反民族主义,就是反华,既然你反华,那你叫嚷民主又是为了什么?

    那么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会怎么搞呢?中华民族的民主运动领袖会是什么样子呢?这肯定是每一个国民最为关心的问题。中国未来的民主改革领袖必须要具备以下八个条件:

1, 必须是中共党员

2, 必须具有较高的领导和组织能力

3, 必须是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

4, 必须能够协调各派关系

5, 必须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6, 没有受雇于各种外国势力

7, 有着鲜明的国家改革的理论基础

8, 没有外国国籍

    面对那些改革领袖人物,我们就先用以上这八点过滤一下。也许一两年,三、五年,也许三、五十年……领袖人物的沉淀是要有一个过程的,需要社会的积累,需要人文的积累,需要自身素质的积累。不符合上述条件的那些所谓的领袖人物,民众就不要再在他们所谓民主的大旗的幌子下跟着他瞎折腾了,弄不好十有八、九跟方励之一样,又是个骗子。

    眼下的老百姓,要公平,要公理,要公正,要生存权,活命都不容易了,你们那跟百姓不沾边的“民主”糊弄谁呀?老百姓要言论自由的要求,是非常合理的,也是当今社会必须要提倡的。否则,社会就要彻底跑偏了。但言论自由只是民主主张的开端,距离民主社会实践是有距离的,要看清楚了。

    民主是民众的事情,不是一小部分人谋取私利的大旗。只要你没有民众意识,只要你不代表民众意愿,只要你没有民众基础,就不要再叫喊民主了。你不代表民众利益,民众是不会给你作主的。民主,是民众要自己作主,不是打着民众的旗号,自己要作民众的主。


 

 

 


发件人:<djg1973@sina.com> 2012-05-06 12:19:40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改写版,免生误会)

评中国伪左派:三十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杜建国

    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伪左派们真是境界高呀,拖了一个多月,最后孔融让梨般把冲锋陷阵的荣誉让给了王金正一介女流。三十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伪左派们在某导师(因故我就不提其名字了)领导下主动认陪都为主为爹,等你们主子爹爹落难了,你们却或是作鸟兽散,或是作壁上观。你们尽到为臣为子的本分了吗?

    关键时刻,平常叫爹最亲的某导师带头抛弃爹,理由是:“谁要是救咱爹,谁就是掀起内斗,谁就是美国特务。”随后某导师还追加了理由来抚慰自己及徒众:“咱爹死了,没关系,弄死咱爹的那帮人将来不得不按咱爹的路子走。人亡政存,有如商鞅。”

    某导师嗅觉并非不灵敏,早就放言“四·一二”将可能重演。可等类似“四·一二”的来了,他唯一做的就是号召大家逆来顺受。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1933年希特勒上台,共产党社会党的领袖们放弃职责作鸟兽散,甚至引束手就擒引颈就戮,导致上千万的普通党员和支持者不知所措然后土崩瓦解。关键时刻的投降,导致意志崩溃,盛誉扫地,德国工人运动从此一蹶不振。

    历史不断地重复。

    渎职的领袖们、导师们万劫不复!有厚颜伪左派回应我道:“建国同志是男儿,再去踢狱啊。”

    杜某哪里有资格跟你们伪左派抢功劳、争风头呀!我又没认厚某某为君为父,我又没有全寄托于某位高层左转,尽忠尽孝的哪里轮得到我呀。你们勇敢如缩头乌龟让一介女流身陷囹圄,然后又让我这个外人去踢狱,你们这样“想念导师毛主席”(该伪左派的网名),难道还要让毛先生从水晶棺里出来替你们出头不成?

    2012/5/6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5-09 09:32:01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外来高干任南方报业党职编辑路线恐生变

外来高干任南方报业党职编辑路线恐生变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2012年5月5日星期六

    根据内地《财新网》的报道,曾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杨健,转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而原党委书记杨兴锋目前继续担任南方日报社社长。香港大学的中国传媒研究计划学者大卫班杜尔斯基认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媒集团之一,这项人士变动,势必会为编辑立场相对独立的集团文化带来暗涌。

    杜尔斯基表示,这是南方报业集团首次有“外人”出任集团最高职位的党委书记,也是首次将党委书记和社长的职务,分由两个人出任。灵通消息人士告诉中国传媒研究计划:「当局过去曾多次尝试将外面的干部安插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高层,但都被集团成功的挡回去。」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拥有多份报刊,包括以敢言著名的《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另外还有《南方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新京报》和《云南信息报》等。

    杜尔斯基表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过去的高层,大多由集团内部提拔晋升,这个人选需要得到内部同僚的尊重,作为一个新闻工作的领导者角色,例如之前的范以锦,他就曾经参与《南方周末》和《新京报》的创刊工作,并且普遍受到集团内部,以及中国新闻界的尊重。

    内地的财新网记者亦引述南方报业内部资深人士披露,集团的社长和总编等历任主要负责人,均系从南方报业产生;即使是从外部调入者,也多在南方报业内部历练后再提拔,而杨健的这一任命改变了这一做法。

    例如杨兴锋,他在1992年任南方日报社编委、副总编辑;1998年任南方日报社副总编辑;2001年任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2005年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管理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委副书记、编辑委员会总编辑,南方日报社总编辑,社委委员;2006年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南方日报社社长、党委书记,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管委会主任,整个履历都是南方报业集团的背景。

    网民对这项高层人士的更动也有不同意见,有网民说:「人事变动之后,报纸还能看吗?」一个湖北省的宣传干部在新浪微博上说:「南方报业的舆论导向将更准确、权威。」这或许就是很多读者担心的地方。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4-29 22:05:43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Fw:警惕”话语权上的贫富差距”

警惕”话语权上的贫富差距”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文章

2012-04-29

    摘要:党和政府要出台政策和资金,为那些没有资金创建报纸、频道、网站的弱势群体,帮助他们创建观点自由传播的媒体平台,使党和政府能听到与中国人口成比例的不同的改革诉求。由于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中国党内外的政治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党的高层领导干部要通过与基层人民群众的广泛而深入的沟通,重建党的执政基础与执政联盟。在准备十八大的过程中,党应该尽快放开言论,尽快形成党执政的新的群众基础,重新找到党在国内的政治同盟者。

    一.贫富差距:中国社会最深的裂痕

    过去一年多来,世界各地都在高举变革的大旗,寻找新的改革出路。从“北非怒火”到“占领华尔街”,这些运动目标都是抗议国家领导人家族腐败、抗议财团控制、反对贫困、反对失业、反对剥削。这些社会抗议者不仅寻求社会经济改革,更是寻求一种社会革命。

    “占领华尔街”喊出了很多令大财团不安的改革口号,如“不要干涉国家养老金”、“把你们的钱从大银行里拿走”、“为社会公平工作”、“没有人性的资本主义就是腐败”、“我们为冤屈而集结”和“我们是那99%”。

    美国1%的人与99%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财富差距。统计显示,1985年就业人口平均年薪是34044美元,2010年41919美元,25年间工资增长为 7%。但在这25年间,美国精英阶层的收入增幅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哈佛教授年薪由13.2万美元,增加到19.38万美元,增幅为47%;芝加哥大学教授年薪由11.2万美元增加到19万美元,增幅70%;律师合伙人Kirkland & Ellis由85万美元增加到307.5万美元,增幅为262%。西方石油公司总裁年薪由244万美元增加到2013万美元,增幅为825%;强生总裁年薪由224万美元,增加到1836万美元,增幅为719%。

    在中国,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并不轻于美国。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衡量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8到如今,已接近0.5,是世界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2009年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称,人口中最富有的10%与与人口中最贫困的10%之间的收入比率,德国为6.9,美国为 15.9。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的研究,2007年中国前百分之十富人的收入是后百分之十穷人的23倍。而在1998年,这个数字仅是7.3。国家发展与改革成果正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极少数的人身上,他们是来自金融界、商界、传媒界、学界和政府上层的掌握实权的精英权贵们。如果我们打开新浪微博看看,广大用户们的情绪,会发现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使整个国家感到愤怒。财富在少数权贵的集中趋势看起来已经失去控制。贫富严重分化已经质疑并开始撼动政权的合法性。

    改革之初的受益者——农民,今天变成了改革的失意者——农民工。他们由拥有土地的“农民”变成了居无定所、没有政治权利、温暖家庭的“农民工”。三亿农民工或者夫妻两地分居、或者把孩子和老人留在农村,他们自己居住在城市里脏乱破的贫民窟式的房子里。

    2007年中共17大召开前夕,美国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苏珊.舍克出版了《中国:一个易碎的超级大国》一书。她在书的序言中写道:“中国政府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中国越是发达、越是繁荣,中国领导层越有一种不安全感和受威胁感”。苏珊还写道,30年改革开放已经剧烈地改造了中国社会。从一开始人们普遍认为的一场没有输家的改革,到贫富差距加大,群体事件频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拉大,沿海地区与西部省区的贫富差距在加剧。这种二元对立将严重削弱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

    剑桥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员斯泰芬.哈尔坡在2010年出版的新著《北京共识》中写道,“除非北京政权崩溃或者中国政治体制发生激烈变革,中国将永远保持分裂的人格。”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怀默霆在他的《一个国家两个社会:当代中国的城乡不平等》一书中分析了中国社会最深的裂痕:城乡差距。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致力于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但是在现实中,这个国家的80%的人口被拴在土地上。1978年中国的改革给中国城市和乡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但城里人和乡下人在生活中享有的不同权利和机会严重分裂了中国,给城乡之间带来了更加严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收入、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乡下人,特别是住在城里的农民工还面临着多重歧视。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是否会把中国推向一个社会抗议频发,进而威胁政治稳定的社会火山?这座社会火山会不会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这些问题不仅威胁着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和制度的合法性,同时极大伤害中国共产党一直宣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当前,中共正紧张地筹备十八大。由于贫富分化已经质疑并开始撼动政权的合法性,党内一些人士希望通过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推动党的十八大在党的新五年发展战略中,通过“改革为民”,重新聚集党的政治资本——民心,预防社会分裂与对立。

    二.“改革为民”再造执政合法性

    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首先要毫无偏见、毫无私心地总结以民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中国各地的成功实践,从一个新的视角讨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再合法化这一重大政治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应定义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兴市场国家”,而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的改革话语与执政话语体系中,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在“改革为民”的思路下,以缩小三大差距、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人的尊严为改革的出发点和改革的目标。

“改革为民”的思路将决定中国能否让改革的各项举措惠及大多数中国人民,将决定中国未来社会能否长期稳定发展,决定中国的政治与政权稳定。如果改革设计俱乐部的精英们不能按照“改革为民“这个思路,将会出现普遍化的社会不满,国家的政策将无法实施,社会不仅将进一步分化,而且会发生社会对抗和社会分裂,导致国家的碎片化。我们未来看到的将不是一个小康社会,可能是一个像埃及或突尼斯那样的两级严重分化的失败国家和社会。

    中国自古以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倡导民生大于天。正如古人所言,老有所养,壮有所用,鳏寡孤独有所依。而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凝聚力来自民生的不断改善、经济的持续增长、就业机会的增加、社会保障的强化等,来自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否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有更强的能力保护并且增进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安全、教育、健康、就业、养老和话语表达等方面的权益。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这个职能和权力,它就完全失去了合法性。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果其不能再保障广大人民的这些基本权利,就失去了合法性。

    由于中国没有实行选票民主,以德治国的政府依靠的是德(德行和口碑),执政和凝聚力的关键来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和声誉(和口碑)。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执政下去,关键在于还能否在群众心中重新点亮为人民服务这盏红灯。重新高举为人民服务这面旗帜,将使党用最少的投入,重建党的公信力,重新获取群众对党的信任,壮大拥护党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不仅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更从思想意识根源上巩固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当前亟需做的是:在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改革为民”应该成为中共十八大凝聚民心的行动指南。各项改革思路、政策、行动的出台都要走群众路线,要打破顶层权贵俱乐部对改革话语的垄断。改革的方向与举措要以民生为导向,一切的改革以惠及中国最普通老百姓利益的目标出发,不被国内外权贵精英集团所左右。各级政府围绕民生财政,研究并出台改革思路。各级政府要把民生(投入)占财政支出做到50%以上,集中投入公租房建设、农民工户籍改革、扶植微型企业、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医疗、绿化、养老等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而不是把民生都推向市场。

    当前,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最大的不满是腐败,特别是党的高官家族内官商勾结等腐败问题。党能否以体制内的力量为主来惩治腐败,并通过内部改革和制度创新来建立制约和监督机制,从而达到根除腐败的目的,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和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为平息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重新营造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口碑,实现党的政权的再合法化,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尽快公布家族财产、家族成员的社会关系(特别报告其家族成员与上市公司、与国内外各类权贵俱乐部和精英利益集团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不仅要从根本上解决收入上的三个差距这个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更是要解决政治权利上,特别是在话语上存在的严重贫富差距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关键打破权贵精英集团及其操控的媒体对改革话语的垄断和霸权。

    今年年初,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指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太弱。没有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没有软实力。口号性的东西不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成员自身认可和接受,并且内化于心的观念。缺乏意识形态,维持秩序的成本就很高。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而光靠制度根本是维持不下去的。近年来,媒体日趋娱乐化、暴力化、操纵化。没有思想内容的电视剧在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形象的包围中,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三个差距问题,被引导到娱乐上。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学界、教育界和媒体,占领了启蒙课堂。面对话语强势集团不断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文革体的意识形态批斗和人身攻击,越来越多的人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保持沉默。与此同时,也要警惕有人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通过操控媒体和舆论,以权谋私,把媒体当成权力斗争的武器,破坏党的内聚力。苏珊.舍克在《中国:易碎的超级大国》一书指出,如果党的高层领导集体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保证军队站在党的一边,就不会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暴乱,除非人们从高层看到的“默许”的信号。如果群众发现高层分裂,人们就会毫不畏惧地走上街头抗议。如果军队发生分裂,或者放弃了对现政府的支持,整个政权就会顷刻坍塌,中国社会将是前苏联的命运。如果党失败,党的各级领导人付出的代价将是极其惨重的。他们个人乃至他们的家庭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党未来改革的设计必须走群众路线,听取民众的呼声,必须打破少数权贵精英的在改革问题上的话语霸权和黑箱作业。为此,要确保人民群众切实的言论表达自由权利。党和政府要鼓励而不是限制人民群众就国家未来发展方向、政治与经济改革等大事上自由表达思想观点的权利。只有人民群众的呼声在媒体上合乎比例地得到自由传播,党的高层方能准确了解民意,真实把握中国社会现状和民心趋势。当前的危险是,党与真实的民意民心渐走渐远。中国共产党亟需明晰自己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在哪里。党的领导干部不要恐惧网络和微博上的群众言论。对于群众的愤怒言论,不要堵,不要采取鸵鸟态度。大多数民众对党和政府发自肺腑的激烈批评,更多地是他们对党和政府还存有期盼,他们是在争取一个惠及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改革,而不再是仅仅为小集团致富的改革。

    为此,党和政府要出台政策和资金,为那些没有资金创建报纸、频道、网站的弱势群体,帮助他们创建观点自由传播的媒体平台,使党和政府能听到与中国人口成比例的不同的改革诉求。由于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中国党内外的政治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党的高层领导干部要通过与基层人民群众的广泛而深入的沟通,重建党的执政基础与执政联盟。在准备十八大的过程中,党应该尽快放开言论,尽快形成党执政的新的群众基础,重新找到党在国内的政治同盟者。

    三.自主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设就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核心,是营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高地。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等于中国共产党退出道德高地,从而退出执政舞台。

2004年,美国学者雷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意义上的“北京共识”,拉开了世界各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雷默在他最近出版的《不可思议的时代》中文版序中写道,“中国遇到的挑战,从规模来看,从复杂的程度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改革的本性是会产生出从未见过的新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创新,一种超越‘中国特色’的创新。所谓‘后中国特色’,是指中国将不再把国外的东西拿来,然后增加一些‘中国特色’。中国创造出来的将是完全崭新、自主的创新。但是,究竟什么才是‘自主创新’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审视下什么是创新、什么是进步、什么是现代性。”

    过去500年来,现代性来自西方。《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很多人仍旧认为,只存在一种现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性模式。”“现代性是由两个因素形成的,一方面是市场竞争、技术这些可能趋同的因素,会把不同国家带到更相似的发展模式上;另一方面,现代性是由历史、文化所促成的,这些因素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这些因素也潜在影响到社会关系、习俗和制度,不仅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制度,同时也包括经济制度。”牛津大学不久前出版了杰佛利.华瑟斯妥姆的《21世纪的中国: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指出,今天在讨论中国时,更应该从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而不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来观察这个国家。“奥威尔强调通过恐惧的手段来控制人民,而赫胥黎强调的是通过创造需求、提高民生欲望和生活标准来满足人民。”

    中国与世界进入了一个社会与思想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与世界面临许多共同的课题,东西方旧的发展方式和范式需要提升、变革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不是西方所理解的中国复制了西方模式,而是两方面的结合,不仅在经济领域创新地与世界接轨,同时在政治社会发展上试图创新西方模式,其发展模式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鸿沟,打破了旧有市场经济话语体系,展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普适行为的共同叙事话语。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马苏德在考察了中国西部地区后曾撰文指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它把人民放在第一位。这个模式十分注重平衡 ——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的平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平衡,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平衡,人类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这种模式被称作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它的意思是:追求可以满足所有人而不是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社会主义模型,利用市场的力量充分释放人类才智的潜能,并使得这个发展过程在中华文明的严酷考验下始终兴盛。中国这样一个西方人眼中的古老东方国家,有能力通过自己成功的实践来科学定义价值观,也能成为世界发展新模式、新制度和新标准的制定者和领导者。

    中国能否破解国家的贫富差距和城乡二元对立导致的人格分裂难题是对世界现有发展模式的挑战。如果新的知识和新的观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挺拔胜出,人们将有一个崭新的视角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前途与命运,人们现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知识范式将发生扭转乾坤的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将成为影响世界发展的强势话语。

 

 

 

党代会前地方换届,“京官空降”范围扩大

《明镜月刊》 郑宪立

201256日星期日

  2011年是省市县乡四级党委换届之年。中国省级党委换届大幕正紧锣密鼓的开启。

  有政情观察家指出,涉及西藏、云南、海南、河北党委负责人的此轮人事变动中,各省之间“交流、互动”成为看点。在省部级官员调整的同时,司局级干部“京官空降”也在有序进行,中央和地方互动不断加强。

    中国商用飞机公司董事长张庆伟调任河北省委副书记,这被看做是商界与政界间的交流。有分析指出,张庆伟的央企高管经历,令其拥有现代化的先进管理理念和技巧、国际化的视野以及驾驭市场的能力,这对出任地方大员大有裨益。

  此外,江苏省委副书记朱善璐担任北大党委书记。北大对于朱善璐并不陌生,他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曾在这里担任了13年的行政领导工作。朱善璐从高校到政坛,又从政坛回高校,高校与政坛之间交流之频繁可见一斑。有评论称,15年地方政府官员阅历的朱善璐此番回归,或将为北大未来的发展注入更多“更适合北大、更利于北大”的动力。

  涉及到组织部长的调整,则延续了异地调任的特点。原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任云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原云南省委组织部部长辛桂梓调任辽宁省委组织部部长。有分析称,新的省委组织部长基本都由由外省调入。这种“回避”制,有利于摆脱地方官场的人情关系和利益网络的干扰,更加公正客观地监督换届选举和干部人事调整。

  省部级官员变动引人注目,司局级官员调整也在同时进行。商务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姚坚已被任命为青岛市副市长,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司长欧阳卫民拟出任广州市副市长,银监会厅局级干部旷仁山调任江门市委常委。

    中新网的分析称,去年以来,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背景下,中组部已派出60多名司局级干部到地方任职锻炼,任职地方副市长或副书记。分析认为,此番司局级干部调整,反映了“京官空降”新举措正在进一步扩大范围,中央单位和地方的干部交流将进一步加强。

    针对性强是“京官空降”的一大特点。在此次干部交流任职过程中,有关部门着重考虑干部的专业背景与各地实际的相互结合。有志打造“蓝色硅谷”的青岛正全力发展海洋经济,出身商务部的姚坚来此任职,或将施展一番“拳脚”。在珠三角中小企业陷入经营困境的背景下,熟悉金融业务的原央行司长欧阳卫民或出任广州副市长,亦有深意。

 

 

广东差额选13名省委常委

大公报记者 郑曼玲

 2012-5-6

    将于59日举行的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已筹备就绪。记者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充分发扬民主、广泛纳智采慧」是本次会议的突出亮点,在外界关注的新一届省领导人事安排上,广东省继在全国首创差额票决产生省委委员后,将在省党代会上,从获中央批覆的14名候选人中差额选出13名省委常委。

    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今日通报了新一届省委、省纪委人事安排工作的酝酿过程。去年11月,中组部干部考察组就赴粤进行换届考察工作。期间,省委、省纪委分别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全额定向推荐新一届省委、省纪委领导班子成员人选,600多名相关人员参加了推荐。同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个别谈话推荐。综合民主推荐的情况,中组部考察组经研究,提出了省委换届人选考察对象,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公示。

    人选方案报中央审批同意

    随后,考察组在普通党员、群众和机关干部代表中对省委班子及成员和新提名人选考察对象进行了民意调查,采取个别谈话、民主测评、延伸考察、查阅档案等方法对省委、省纪委换届考察对象进行深入考察,并对省委换届拟提拔人选和省纪委副书记人选考察对象进行了德的专项测评。综合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和考察情况,提出了省委、省纪委领导班子换届人事安排方案。目前,换届人选方案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并报中央审批同意,将提请粤省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酝酿和选举。

    不久前,广东省首次采用组织提名、全委会民主推荐、常委会差额票决的方法产生省委委员提名人选,在全国当属创新之举。这一做法的亮点在于,首先规范了初始提名,既拓宽了初始提名的渠道,扩大和规范了提名主体,又保证了推荐提名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其次扩大了党内民主,在推荐、提名和票决环节,书记、常委和委员都是一人一票,推荐权重相同,避免「在少数人中选人」和「由少数人选人」,也杜绝了会后跑官要官的可能。参加提名推荐的范围,扩大到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现职副省级干部和地级市市委书记,并且吸收省人大、政府、政协班子党外干部意见。推荐票上还专门设立「另选人」栏目,推荐者可以结合自己的了解推荐建议名单以外的人选。通过全程差额择优,层层筛选,优中选强。

    中央已批覆14名候选人

    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玉妹介绍,此次在省党代会上的选举将继续沿袭民主之风,目前中共中央已批覆了14名省委常委候选人,届时将通过差额选举,选出13名省委常委。

    此前,广东省委常委领导班子已经过一番调整。201112月,广东省委常委张广宁卸任广州市委书记,另有任用;20121月,广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长周镇宏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2月以来,原副省长林木声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省委常委、原省委秘书长、省委办公厅主任徐少华改任副省长。

    近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新华社原副社长庹震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常委。今年52岁的庹震1982年武汉大学毕业后到经济日报社工作。从1984年起,历任经济日报社总编室负责人,工交部副主任,记者部副主任、代主任、主任,编委兼记者部主任,1996年任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20056月任经济日报社总编辑。20117月任新华通讯社党组成员、副社长。

 

广东党代会民主亮色多

大公报记者 郑曼玲  广州

2012-5-6

    中共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民主亮色颇多,出席会议的党代表呈现年轻化、基层化特点;八易其稿的党代会报告不断扩大征求意见范围,广泛听取包括港澳地区的粤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建议;在选举十八大代表上则首次采用基层代表遴选见面会的形式,层层差额筛选出初步人选。

    遴选会考评代表能力

    据悉,此次广东全省共选出905名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其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856名,占94.6%。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玉妹表示,本次党代会选举代表分布比较合理,基本上各条战线都有代表,并呈现三个特点:一是生产和工作一线党员达312名,占34.5%,比上届提高2.3%;二是工人、农民和「两新组织」党员代表比例提高,工人党员45名(含5名农民工党员),农民党员33名,「两新」组织党员代表50名,占比5.5%,比上届提高2.2%;三是女党员和少数民族党员比例提高;四是青年党员有所增加,50岁以下党员比例为67.2%,比上届提高13.9%。她认为,选出的代表具有较强的联系群众能力和议事能力,公道正派,清正廉洁。

    另外,选举出席十八大代表也是本次广东省党代会的一项重要议程。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多次就此亲自部署,对确保工人、农民代表的结构比例、确保代表质量等提出明确要求。据统计,广东全省有20.3万个基层党组织、460.7万名党员参加了酝酿推荐工作,参与率分别达100%99.1%。而在此过程中,广东省还创造性地采用了基层代表人选遴选机制,通过现场回答问题、专家评审,面对面地了解人选履行代表职责、发挥代表作用的能力。

    「粤味」报告广纳民智

    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表示,广东省党代会报告稿的起草工作也始终坚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纳智采慧」的原则,汪洋要求在认真归纳近年来广东的做法和实践的基础上,突出思想性、理论性和指导性,体现「粤味」特色,写出一份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令人耳目一新的报告。

    据悉,今年120日,广东省委办公厅就制定工作方案,安排开展省委常委专题调研、省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分组调研、党代表基层走访、党员专题组织生活、发放调查问卷、建言征文等工作。广东省委还成立了专家谘询委员会,先后召开3次会议,充分发挥其「智囊团」、「思想库」作用,为省党代会报告起草建言献策,并委托高校、科研院所开展课题调研。朱明国指出,成立党代会报告起草专家谘询委员会,和开展党内问卷调查,是此次粤省党代会报告起草中的重大突破。他还介绍,此次党代会报告进一步扩大了征求意见范围,当中包括来自港澳地区的广东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

 

 



 
发件人:"gymn" <gymn@vip.163.com>2012-05-15 20:03:08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 全球两极分化下的中国时局

全球两极分化下的中国时局

——韩德强答孟加思问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韩德强

2012年5月8日

    2012年5月4日上午,英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处一等秘书孟加思先生(Giles Montagnon)前来访谈,问及当前的中国时局及中国思想界的一些情况,我谈了自己的看法。现由赵芳老师将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供关心同样问题的朋友参考。

    孟加思: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政治模式,你们左派有很丰富的研究。我想了解你们的观点以及怎么实现这些主张?在此我想向你提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个人怎么形容自己?我最近跟杨帆老师见面,他好像把张宏良形容为“极左派”。我估计你个人不适用于这个词。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张勤德、杨帆、韩毓海、张宏良?你怎么形容这些专家的特点?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第二个问题:乌有之乡被屏蔽以后,这里有什么背景?你打算开一个新的网站吗?

    第三个问题:目前中国政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事件,你个人认为这些事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对于薄熙来案以及周永康的情况你怎么看?

    韩德强:中国现在的情况跟英国所面临的情况有类似之处,我是这样认为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所以全球的政治问题都有其相似性。最大的问题恐怕就是政府的力量被削弱以后,资本的力量不断增强,所以全球都出现一个两极分化问题。英国大概也会感受比较深切吧!但是两极分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大势,要扭转也不容易,哪怕英国的工党上台,它实际上也得执行一部分保守党的政策,要不然资本就留不住。因为现在全球的问题是全球各国政府需要对跨国资本的流动、跨国资本的泛滥加以控制,但是这样资本市场肯定会不高兴。全球化的潮流对于英国或者欧洲各国的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都是不利的,三十多年过去,福利国家难以维系了,普通人的生活不容易得到保障了。所以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都有很多蓝领或者白领在反对全球化,他们认为中国从全球化当中得到了好处,工作机会被中国抢走了。

    但是我认为这个说法是一个上当的说法。实际上英国资本、美国资本来到中国,确实给中国带来了一部分就业机会,这个也是真的。但是因为它同时挤垮了中国的本土工业、民族工业,所以这样的话,跨国资本在给中国带来就业机会的同时,也挤垮了本土工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而且那个就业机会本来会更多。所以中国工人也不见得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甚至很可能是受害者。中国本来可以产生一批有自主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即本土的企业;但是现在由于跨国公司来到中国,中国本土的企业只能给跨国公司打工,做二老板、三老板、四老板,而做不了大老板。所以从根本利益上来说,中国的本土企业家实际上也是受到了损害。所以全球化这个潮流造成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受害,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受害,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资产阶级也受害。唯一受益的在我看来就是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它的人数越来越少,于是就变成所谓“1﹪对99﹪”。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全球各国政府怎么样共同去应对“跨国资本无国籍”这一事实。

    本来政府是应该为本国人民服务的,应该是“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但是政府现在是属于这1﹪的。这是目前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看各国都没有什么好办法,无论是华尔街的游行,还是伦敦的游行,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跨国资本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的现实。希腊的民众游行反对财政紧缩,反对削减福利,但是他的总理就得下台。其实总理是两头不讨好,一边要答应资本市场,说要削减福利、紧缩财政;另一边老百姓又不答应。所以他两头受气,只能下台。因此这个问题是全球共同的问题,不独中国所有。

    如果说中国跟英国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政治体制上有区别。英国的政治体制有一定的民主自由成分,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更多地倾向于依靠游行示威、罢工;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当中民主自由的成分少一点,所以更多地寄希望于出好的领导人。在我看来,薄熙来就是这样一个好的领导人,他是去直接面对全球两极分化、国内两极分化这样问题的一个政治家。2009年重庆“唱红打黑”以后,法国、德国都有一些政党去访问重庆,是想去重庆借鉴借鉴,看一看那里是怎么干的,是怎样缩小贫富差距的,是怎样应对民众诉求的。这说明不过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一样,但是目标是共同的。正像在欧洲各国能够去对抗资本的政治家会下台,中国其实也是一样的,对抗资本的政治家会下台。所以薄熙来从根本上来讲,是对抗了跨国资本、对抗了本国资本,因此他就下台了。

    孟加思:薄熙来下台以后,好像有声音说是“因为薄熙来自己先腐败,所以才会下台”。你个人认为这种叙述是真实的还是谣言?

    韩德强:首先,薄熙来本人有没有腐败,连今天的当局也没有确认。因为公布出来的免去他政治局委员的理由有两个:其一就是王立军事件;其二就是他的夫人谷开来涉嫌杀人。但是并没有说他本人有什么问题。有些东西可能你知道的会比我更多一些。英国商人海伍德,他究竟是一个商人,还是兼有间谍身份,恐怕你会比我更清楚。

    孟加思:他是商人。

    韩德强:他是商人,真的不是间谍?你作为政治官员的身份,肯定不会愿意去承认他这样一个间谍身份。但是确有这种猜疑!

    即使按照有人猜测的那样,就是薄家交给海伍德一笔钱,据说是30万美元,让他在英国照顾他们的儿子薄瓜瓜,结果海伍德不承认,这笔钱就被他吃掉了。即使是这样,薄家也不至于会把他杀了。假设薄熙来真的是一个腐败分子,那么30万美元对于他这个级别的人物来说并不是一个大数字,他不会因为这个把政治生命都给交出去。所以,对于这种传言我是非常怀疑的。

    其次,就算要杀人,为什么要选择在重庆的一家宾馆,而不是其它什么地方?为什么要派家里的一个勤务人员而不是找一个第三方去杀人?如果真的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绝不会在处理此类事情时给人家留下什么直接的把柄。所以这个理由在我看来非常牵强。

    而且当初免去薄熙来职务的时候,就是3月15日免去他重庆市市委书记职务的时候,并没有跟这个案件相关。这就说明是“先抓人,后找理由。”如果说3月15日免去他重庆市市委书记职务的时候,就是杀人的理由,那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直接把他的职务一次都免掉呢?这就说明3月15日免去他重庆市委书记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因此就是“先把人抓起来,然后再去寻找他有什么问题。”

    孟加思: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3月15日,在党内他们已经听到王立军的报告,反映薄熙来的问题。

    韩德强:你刚才的意思是说,他们听了王立军的报告,认定薄熙来的夫人涉嫌杀人?

    孟加思:是的。而且,他们已经听到我们英方要求他们重新对海伍德死亡的情况进行调查。

    韩德强:王立军的事情发生在2月初,他去美国大使馆是在2月6日。如果说他已经掌握了情况,那么就应该在那个时候汇报了情况。为什么此后一直到3月15日,一点动静都没有呢?3月9日薄熙来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一番回答,这番回答很好,也很精彩,说明那个时候他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压力和问题。当然,他承认对王立军用人失察,但是用人失察的人多了,为什么不都免去他们的职务呢?

    孟加思:你对未来有什么期望?你觉得薄熙来是否有可能复出,重新发挥政治性的作用?

    韩德强:在目前的这个政治局面不变的情况下,薄熙来是不可能再复出了。但如果是出现了更大的社会危机和动荡,那么薄熙来是有可能被人民再一次呼唤出来的。那是有可能的。

    孟加思:你认为在体制内还有很多人支持薄熙来,支持他对抗跨国资本吗?

    韩德强:体制内有多少人支持薄熙来?这个问题我还不清楚。有人支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有多少人支持?支持到什么程度?这个我并不清楚。而且我估计一定有很多人反对以“杀人犯”、以刑事案的理由把薄熙来免职。你如果不满意薄熙来在重庆所做的一切,不满意他的“唱红打黑”、他的民生路线、他的共同富裕的方针,假设你不满意,那么你就公开批评这个方针路线错了,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个办法,也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政治家的作为。但是,编造一个杀人的故事,说薄熙来的妻子如何如何,然后把薄熙来的职务给免掉,这个在我看来其实是非常下流的手段!

    孟加思:除了薄熙来以外,你认为有哪些领导人的政治观念最像他?

    韩德强:这个我恐怕不能一一列明,因为即使列出来了也不一定判断准确。而且,列正确了,反而会给他们添麻烦!

    孟加思:回到知识分子这个话题上来。我提到了杨帆,他说你们是“极左”。你怎么认识这个问题?

    韩德强:最重要的是怎么定义“左”,怎么定义“右”。杨帆对自己的定义是“国家主义”。在西方政治学的光谱当中,国家主义是“右派”。

    孟加思:杨帆是国家主义?

    韩德强:对。之所以一度有人认为杨帆是左派,就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出现了一个“卖国主义”,卖国主义当然更“右”,所以杨帆就成了左派。但是如果严格讲,国家主义就属于右派。那么在右派看来,很多人就不但是“左”,而且是“极左”。今天在对抗跨国资本的时候,国家主义其实是有合理性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一段时间会跟杨帆走得比较近的原因。但是,因此就会有一个问题:国家主义会对两极分化、贫富差距的问题给予忽视。它会对抗跨国资本,但是对于国内的贫富差距可能会忽视。因此重视国内贫富差距的这些人就会被称为“左”或者“极左”。

    “极左”怎么定义?最强烈的左派认为“国家是阶级专政、阶级压迫的工具,因此要推翻国家的统治”,这个态度往往被称为“极左”。在我看来,无论是我本人,还是重庆的薄熙来,都不是要推翻这个国家的专政,都不是要推翻这个国家的政权,而恰恰是希望这个国家更加友好地回应民众,因而获得民众更好的支持。

    孟加思: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并不想要变化政治制度?

    韩德强:不是“变化政治制度”的问题,而是推翻这个政权。因为确实有一些人认为,我们今天这个政权本身就是一个卖国政权,既然是一个卖国政权,那就只能是去推翻它。如果认为这一派是“极左”,我也可以接受。但是我们本人实际上是希望这个国家好,希望这个国家能够进行调整,能够逐步缩小贫富差距,能够对工人农民更尊重。

    孟加思:你们左派的目标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尊重农民工?

    韩德强:我的目标里面有两项:第一项是要缩小贫富差距,第二项是希望中国有一个自主的技术和工业体系。第二条跟杨帆其实是比较接近的。至于说杨帆为什么会认为乌有之乡“极左”?我觉得这个恐怕确实是他的误判!因为乌有之乡不主张推翻政府,而是主张改良,主张上层路线调整,主张党群一体化,来回归社会主义。在更“左”的人看来,这种主张是属于“改良派”。因此乌有之乡怎么能叫“极左”呢?我承认是改良派,对此并没有否认过;我也认为薄熙来在重庆做的工作就是社会改良,因为社会需要改良。这一点我跟杨帆当面交换过,去年4月份的时候,我跟他清楚地表述过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但是他根本听不进去,一意孤行。因此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观点分歧、理论分歧了,恐怕涉及到人品问题!

    孟加思:你们是要建立新的党吗?

    韩德强:我们不是要建立新的党,而是希望这个共产党内能够出现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派”,因为目前这个共产党内主要倾向是“为人民币服务”的。

    孟加思:你刚才提到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让薄熙来恢复其政治作用,就是中国政治出现混乱情况。你们希望有那个“为人民服务的派”出现吗?

    韩德强:我们不希望有类似的混乱!但是,我认为,既然薄熙来这样的人,以这样莫名其妙的方式被免职,那中国社会的混乱是免不了的。混乱迟早要来,恐怕也不会太晚!

    孟加思:也就是说虽然你们不希望出现混乱,但却是不可避免的?

    韩德强:对,不可避免!

    孟加思:你认为混乱局面的出现“不会太晚”,是今年吗?

    韩德强:今年倒不见得,但是未来五年之内是很有可能的。

    孟加思:你认为周永康有类似的想法吗?

    韩德强:周永康有没有类似的想法,我真的不知道。从他的一些言论来看,我认为他可能更同情重庆模式;但是他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我并不知道。

    孟加思:你跟张宏良、张勤德是一派吗?

    韩德强:大体可以这样说吧,都是希望共产党能够调整路线方针、回归社会主义的这一派。

    孟加思:除了你们三个,这一派还有其它的重要人物吗?还是以你们三个为领袖?

    韩德强:首先就远远不只是这三个;其次就更不是什么领袖。

    孟加思:但是你们是最著名的。

    韩德强:也不见得是最著名的,比如说孔庆东也同样是这样的主张,他恐怕比我们三个更著名,他是北大的著名教授。比如说司马南也是这样的主张,他也可能比我们三个更著名,目前他是独立的媒体人。还有一位韩毓海,恐怕也是这个主张。

    孟加思:我很喜欢你们中国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他们很有创造力。希望中国一直都有这样的知识分子。

    韩德强:感谢你这个友好的表达。

    孟加思:张勤德是体制内的人物?

    韩德强:原来他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综合局局长,或者叫综合组组长。身份是一样的,这个“组”是局一级的“组”。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担任此职务?又是什么时候卸任的?我都不太清楚。大概是前些年才卸任吧。具体是哪一年我还真的不知道,现在是退休了。因为他发表了这些不同观点,所以即使退休之后仍然会有相关部门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不要发表这一类的言论。

    孟加思:他还有自由吗?

    韩德强:应该是有自由的吧。

    孟加思:乌有之乡被屏蔽以后,我读了一些自由派的微薄,有些人是反对这个决定的。他们说“虽然自己不同意乌有之乡的观点,但是乌有之乡应该自由表述自己的想法”。我个人比较赞同这样的观点。这就回到“中国可能缺乏一定的民主自由”那里。你们未来要办新的网站吗?

    韩德强:我们还是要争取能够重新开,但是能不能开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有关部门。至于说有一些右派说“要捍卫我们的说话权利”,对于这些右派我也表示感谢。问题在于这些右派不是“大右派”,而往往是“小右派”。那些大右派可不是这么想问题的。

    孟加思:我跟杨帆见面的时候,他说“我们左派面临的大问题是左派在辩论派内的事情,而右派则借薄熙来倒台的机会推动自己的政治观念”,比如说温州的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你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就是薄熙来倒台之后,中国的政治是偏右的。

    韩德强:首先刚才你所讲的杨帆所用的那个词语——“我们左派”,不知是你转述的原因,还是他自己的原话。其实他是根本不会用这个口气讲话的,因为他公开声明自己不是左派。其次就是薄熙来倒台之后,确实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政策导向都是“向右转”。这一点判断我倒是承认的,是与他共通的。

    孟加思:除了温州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还有其它方面表明在“向右转”吗?

    韩德强:在重庆发生的事情就很典型。比如当时支持薄熙来唱红打黑、共同富裕方针的干部正在被逐一清理;而在唱红打黑过程中被打下去的黑恶势力正在弹冠相庆,正在欣喜若狂。比如重庆卫视一度是不插播商业广告的,现在则开始重新插播了;而一旦插播商业广告就意味着电视为资本服务了。比如重庆的那些赌场、妓院又开张营业了,无论是明的还是暗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标志!在政治上,人们对这些变化都非常敏感,所以曾经一度全国范围内向重庆学习,比如说干部下基层,比如说中宣部系统要“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而现在这些事情都偃旗息鼓、悄无声息了。

    孟加思:太有意思了!我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传统来讲,左派对外国国家有点怀疑,觉得外国国家——比如说英国不希望中国稳定,不希望中国繁荣,我想否认这个。因为虽然英国政府支持全球化的进程,认为这个基本是好事,这一点我们有不一样的看法。英国政府认为全球化是好事,同时认为我们的稳定靠中国的未来,因为全球化是一个双赢的过程,我们不想中国垮台。所以我想明确地表达这个观点,我们外国人没有这个阴谋。

    韩德强:作为你个人有这种想法,我非常理解。你认为英国对中国是友好的,不希望中国乱,我相信大多数英国人都是这个想法。可是正像英国的内政一样,英国的外交也不见得是以英国大多数人的愿望为转移的。比较少的一部分英国人,他们掌握着英国内政外交大权。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才是关键。全球化到底是不是“双赢”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就是他们放出来的一个烟幕。因为全球化中真正受益的就是这一小撮人。在我看来,全球各国绝大多数人都是受全球化之“害”的!

    孟加思:我是这样认为的:少部分人得到很大的全球化的利益,这个我并不否认。但是,我认为另一部分人,包括中国人,虽然贫富差距扩大了,但是他们的身体健康了,生活条件也大幅度提高了,这个也是全球化好的一面。

    韩德强:我认为这不是全球化的结果,而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技术进步既可以跟全球化挂钩,也可以跟全球化脱钩。我多次讲过这个问题:第一,蛋糕确实是做大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做大的蛋糕被少数人占去了大部分,剩下的那一点蛋糕屑也能喂饱穷人,但是穷人的实际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是下降的。第二,这个蛋糕做大的过程,是以消耗更多的资源、产生更大的污染为代价的,这种“蛋糕做大”,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不见得是可持续的发展。第三,全球化时代的蛋糕做大,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债务,全球各国政府都欠下巨额的债务——国债;全球的居民都因为信贷消费而欠下巨额的消费债务;全球的企业在负债经营。因此这三十多年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债务推动、债务支撑的繁荣,现在到了债务泡沫破裂的时候了,所以也是到了全球化的末日!

    孟加思:希望我们能够经常联系。我要更好地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观点,你已经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希望我们下一次还能够继续讨论。另外,夏天我们大使馆举办一个国庆节的活动,我很想邀请您参加,借这个场合向您发出邀请。

    韩德强:好呵。只要不至于弄出类似“王立军事件”来就行!比如说“在英国大使馆滞留一天后自行离开”,并且因此而造出一个政治事件来。如果没有这种事情我就可以去!

 

 






发件人:<xianyan9738@vip.sina.com> 2012-04-24 14:22:06 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  抄 送:冼岩:政治流氓贺卫方

政治流氓贺卫方

冼岩

    2011年4月12日,贺卫方发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以“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的名义,批评重庆“打黑除恶”有违司法程序,俨然成了程序正义的化身;2011年7月,针对民情激愤的云南李昌奎奸杀案,贺卫方微博却称:虽然认为判决有误,但岀于维护司法独立,防止反复无常,建议不再改判,“虽有抗诉等审监程序,仍以维持滇高院终审判决效力为宜”——总而言之,就是不得改判;哪怕你冤死,也要维护“法治权威”。此时,贺对所谓程序和法治的痴迷,似乎已经深入骨髓,以至于同为法律人的何兵也指责他:“不是维护司法独立,而是维护司法独裁。”

    如果能够像这样一直板着脸,装圣人倒也不错,前提是你要能够始终如一,包括愿意为此承受一定的利益损失和牺牲——圣人就是这么来的,甘地、马丁路德,无不如是。然而,贺卫方显然不是这类人。与其说他不愿意承受损失,不如说他心中有比之法治和程序正义更重要的目标。于是,2012年,人们突然看到了贺卫方的另一副面孔:当有人指出对重庆的处理不符合程序时,贺的回答竟然是“结果难道不好吗?”——把他曾经大声咋呼的“法治”、“程序正义”,一下子都扔到爪洼国去了;所谓“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也忽然不再是“理想”了。只有打倒重庆的某个人,才是唯一的重要。为了这个目的,其他一切都可以放弃和改变,包括作为他立身之基的法治和程序正义。

    这就暴露了,什么才是贺卫方内心的真正坚持。他的目标非法律而是政治,也就是西山会议上所说的“心照不宣”。平常“宣”出来的法治、民主和程序正义,只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采用的手段。当手段有利于目标实现时,当然要大举特举,一直举到高大得让人家看不到它后面真正的目标;当手段不利甚至有碍于目标的实现时,则弃之若蔽,不管此前自己曾经怎样地、似乎饱含深情地高举过它,赞美过它。

    这种行径,如果放在男女感情上,就叫始乱终弃。贺卫方对法治和程序正义的“始乱”,一方面是为了西山会议上所说的真正“心中那一份理想”,另一方面则是从现实和职业身份出发,为了建构一种法律人的特权秩序——这种特权,既是“法律人”的,也是能够以权、钱、势与“法律人”进行利益交换的那部分人的。李庄案就是明显例证。

    现在“终弃”,则是因为程序在此时此点上,已经成了他通向最高目标的障碍。贺卫方在将程序正义弃之于一旁时所表现出的那种理所当然和义无反顾,让人不能不觉得,他是一个始乱终弃的高手——他当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流氓,或许只能称之为“政治流氓”。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 2012-04-08 07:56:5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 送:论清君侧

论清君侧

乔续

     打着清君侧旗号的夺权战争,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分别在汉景帝时期和明朝初年,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成功了。一个王朝建立之后,王朝的统治者为了防止权臣弄权,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就规定了地方政权或者诸侯具有通过清君侧方式来铲除乱臣贼子的合法性,这可以说是体制内的一种监督。历史相似的地方在于两次清君侧事件虽然一次成功了,一次失败了,但是这两次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历史都出现了一次高峰,前一次是汉景帝之后的汉武大帝的文治武功,后一次是明成祖的雄才大略。纵观中国历史,一个政权在真正走向历史高峰之前,都会有一次内部的危机,这次危机与其说是争权夺利,不如说是内部的清肃,即把那些腐化变质的异质分子清除出体制内,这样一个团结的政权才能集中力量崛起,秦始皇铲除吕不韦而开始实施统一六国的方略,汉武帝继承汉景帝的局面进一步开创了大汉盛世,李世民铲除李建成而开创贞观之治,李隆基拨乱反正而开创开元盛世,明成祖推倒朱允炆而成就汉家江山的新一次辉煌,康熙铲除鳌拜而开始清王朝的盛世。同样,中国共产党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创造了近代以来一个新的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历史上任何一次新的高峰之前都是一次权力的整合时期,高峰能否到来,在于权力整合中是代表历史进步一方胜利还是代表倒退一方胜利。然而纵观这些事件,我们发现宋朝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而宋朝却是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朝代,丢尽了华夏民族的脸面,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拥有时间上最强的经济实力,却被几个野蛮民族打得屁滚尿流,而且宋朝还是汉奸辈出的朝代,奸臣当道,陷害忠良。其实宋朝也出现过一次权力整合,那就是代表官僚大地主阶层的势力击败了王安石变法,或者王安石本人变法本身就有问题,不能够扶正朝纲,拨乱反正,最后失败。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宋朝一败再败,一退再退,最后华夏民族在历史上第一次整体亡于外族之手。宋朝强大的科技经济实力最后与蒙古人的坚韧吃苦耐劳的品性和宏图大略相结合,成就了蒙古人的西征。当宋朝因为内部的腐化变质不能够完成历史任务的时候,蒙古人获得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即东方先进文化对西方的冲击。

    2008年12月,一些势力在酝酿通过四万亿投资来搞乱中国经济,掠夺中国老百姓,资助西方势力的时候,天空出现了双星伴月的天象,在刚刚过去的王立军事件的时候,天空又一次出现了双星伴月的天象,前一次是经济上的,后一次是主要是政治上的。后果会如何,这是天机,我也不知道,看看历史,我们可以得知一二。中国古人观天象的智慧看来真的需要后人好好学习。

    天象应该就是天变吧,当年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民言不足恤。王安石变法没有能够完成宋朝政治势力的整合,最后间接导致了宋朝的灭亡,华族民族的整体亡国。王安石这三句话本身是问题很大的,他这三句话等于把他的变革建立在了空中楼阁之上,失去了道义的合法性,历史的合法性,民众的合法性,将一个涉及万民福祉的变法当成了他个人的游戏,如此瞎折腾,岂能不失败。而后来张居正正好与王安石相反,一方面张居正声称老百姓抱怨现在贪官污吏横行,即民言可恤,一方面张居正效法朱元璋,即祖宗可法,另一方面从张居正的一些著作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一些话,例如上天设立君王,是为了老百姓,显然张居正是相信上天的,或者是因为害怕上天而引起的相信上天并尊崇上天。圣经里面有一话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觉得这句话看似短短几个字,却蕴含着无穷的哲理和智慧。王安石连上天都不怕了,这样的人是不可靠的,一个连上天都不怕的人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从王安石与张居正变法的这三点不同,不难理解,后来张居正变法成功了,而王安石变法失败了,而且宋朝的大奸臣多出自变法派。至于张居正死后变法被废除,并导致了明王朝的又一次覆灭,这个与宋朝的覆灭有相似之处,据说明末陷害袁崇焕的一个姓温的宰相就是现在某尚书的祖上。历史总有相似之处。

    王安石的三不反应出了一个人的价值观问题,即这样的人只相信利益,相信力量,谁能给他带来好处,他服从谁,或者说只相信自己。王安石一直维护皇权,与皇帝关系及其密切,皇权是当时的最高权威,他维护皇权就是维护自己,后来那些继任者们,看到皇权之外还有个外国人,于是这些人开始当起了汉奸,一直发展到后来老百姓怕当官的,当官的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今日中国新的三不,也是这种三不精神的延续,只是现在已经没有了最高的皇权了,于是这些人就一股脑的投奔了洋人主子,因为洋人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带来实惠。今日中国就像个大肥猪,谁想分一块就分一块,据说关于国企私有化,就是一次内外勾结的分肥,内部早已画好了势力范围,一些人早就把自己的儿子安排到了合适的岗位,静待时机了。这些人都名利迷惑了眼睛,人世轮回,一切都是过眼云烟,西方人的催眠中,一些人看到自己的前世的国籍都是不固定的,更何况家族呢,一个人这一世是美国人,下一世可能是欧洲人,甚至可能是印第安人,如果他这一世使用阴谋手段强大自己的国家,削弱别国,他下一世可能就会降生在他削弱的国家里,正所谓自食其果。

    最近中国谣言四起,后来政府说这些都是谣言,不能信,可是现在不信谣言又能信什么呢?政府早已没有了公信力,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也不咋地了,于是大家就只能信谣言了,政府说不能信谣言,那么按照政府没有公信力的逻辑,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得信谣言。最近我听到的“谣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系统内部的派系问题,另一个就是某尚书的老婆,儿子,女婿,等等亲戚都是大富豪,甚至说王立军案件也与这个有关系。而且通过口口相传,这个几乎满大街都知道了,我的好多右派思想的朋友同事同学也开始骂某尚书了,而这样的罪大恶极的人竟然还逍遥在上层,整天人模人样。如果说朱尚书在位的时候名声还好,下台后,名声开始变差,而现在的尚书则是在位子上早已经就是臭名昭著了,甚至我的一个右派同事说如果这个尚书现在在他面前,我绝对能上去揍他一顿。这个与这些人在吃共产党的老本有关系,朱时代还有老本可吃,现在已经没有老本可吃了。

    按照最近一些“公仆”的言行,我个人分析中国有个不太好的趋势,这个趋势可能与大多数人的愿望背道而驰,即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不再是以前的改革开放了,他们早已经背叛了改革开放,开始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反改革开放了。这个趋势就是中国的农民和城市将同时成为新一轮改革的利益剥夺者,即城里通过国企私有化,银行私有化,实现房价进一步上涨,现在稳住房价主要是这些人夺权需要的权宜之计,而在农村则可能出现强拆行为,即强迫农民放弃宅基地和责任田,成为所谓市民,即所谓的城镇化,这样是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强迫农民不得不沦为雇佣劳动者,这是羊吃人的现代版。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共产党的彻底变质,至于什么时候丢掉共产党的名字,只会是个时间问题。

    现在所谓的稳住房价是为了让人们有一个观望心态,希望房价落的人群大部分都是所谓的不利于稳定的人群,现在控制房价就是稳住这个人群,让他们别闹事,别造成他们与体制内的健康力量内外呼应的政治态势,这样对汉奸势力很不利。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一个经济学家许小年说下半年中国房价会报复性上涨的原因了。只有在他们稳住了权力之后,他们才会放开房价,让房价报复性上涨,进一步的掠夺老百姓。而且现在的形式与靠着房地产暴利崛起的资本势力要谋取政治权力也有关系,他们应该也明白,只要共产党在台上,健康力量还在,他们早晚会被清算,他们的财富早晚不保,而且这些势力早已渗透到政权高层,或者说是从政权高层衍生出来的,某尚书的弟弟就是大房地产商,现在中国的形式背后有这个势力的影子,他们与外部势力已经达成共同利益与共同目标,外部势力是为了彻底瓦解中国崛起的机会,而这些人则是为了自己的嘴里的骨头。至于怎么让房价飞涨,银行私有化就可以解决,放开民间借贷就可以解决,然后再取消或者变相取消限购就可以解决,国企私有化特别是银行私有化加上放开民间借贷就是为大造房价的进一步上涨奠定经济结构基础。

    而关于农村问题,现在内部可能已经达成共识,即通过赶农民进城来创造中国新的增长动力,农民进城一方面可以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取悦洋主子,延长人口红利的时间,维持之前的殖民化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还可以释放大量的社会需求,即农民进城需要像城市人一样,什么东西都需要买,这样社会需求自然增加,经济也会增长。之前罗杰斯说中国的新的机会在农村,而之后中国政府内部就达成共识了,可见这里面有西方势力的参与,他们要彻底瓦解中国的社会基础,把中国带入大动荡大分裂,这些洋人所谓的以此来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只是一步利诱之计,其目的还是政治上的彻底解决中国,而中国政府竟然能接受这样的奸计,可见政府内部真的是没有健康的人才了,这样政策实施的结局是中国社会的整体全输的局面,那些所谓的既得利益阶层也不会有好下场。

    综上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中的改革附庸派,现在正在通过国企私有化重新整合权力体系,把大部分的腐化势力拉到自己的阵营壮大实力,通过稳住房价物价来稳定社会,防止健康力量内外结合获得舆论上的声势进而进一步铲除他们,通过放开民间资本来取悦改革中新成长起来的私有社会基础,为自己以后的彻底转变奠定基础,并同时为自己的资本控制国企打通方便之门,通过对外的软弱退让来防止军人政治力量的崛起,压制军人,腐化军人,进而让军队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现在看来这股势力通过两会似乎已经占据一定的优势,各个方面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他们的短期目标是十八大获得权力优势,架空习,并进一步实施农村的城镇化,城市国企的私有化,房价的报复上涨,长期目标是完成政权性质的彻底转变。然而,他们忘了一件事情:今年是2012年。

 


 


如何化解人权变成外交冲突?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石之瑜

联合早报 2012-05-11

  华府惯于对别国人权问题指指点点,但每在介入之际,造成当地人民大量伤亡,又好虐其囚犯,实在令人厌恶。但面对中国时,碍于自身相对优势有限,华府无法动辄介入或制裁,必须通过双方协商,因而出现投奔美国使领馆的王令军与张光诚竟然自愿离开的发展。

  不过,华府不但不会就此歇手,反而必定要继续利用维权人士掣肘北京。北京每次不厌其烦与华府周旋谈判,只能治标。治本之道,是让华府从抽象的人权走向具体问题,从而能培养就事论事的态度,让人权回归人权。

  提出两个因应之道,一个针对人权事件发展成外交议题前的化解──开放村民上访美国领馆;另一个针对人权事件升高成外交议题后之化解──以台湾做为替代庇护的场所。

开放村民上访美国领馆

  釜底抽薪途径之一,是与华府协商,共同改善有关大陆各地村民的人权诉求,开放美国使领馆作为一个特殊性质的接待窗口。上访村民的不幸遭遇千奇百怪,诉求具体,若可让美国广泛而深入的接触,有助于华府认识中国政府治理的实际问题何在。

  在具体作法上,可以容许美国使领馆聘大陆民间维权律师作为接纳窗口,或立即提供谘询,或纪录后转交给大陆各地特设的对口,依照个案为适当处理后,并将处理方式回送参考。

  为求外交平等,主权平等,北京亦可比照在华府或华人众多之城市设立窗口,聘请美方律师协助处理华人受到歧视的相关法律权益争取。

  村民对于上访美国使领馆陈情或有更大信任,但因此便可有助于美国对华认识的深化。使领馆聘雇维权律师担任中介角色,如此他们得以摆脱在体制外对抗的尴尬,但又不必真的接受体制收编。

  而大陆各地建立对口单位统筹处理转发而来的民怨,也有助于匡正下级官官相护的弊病。美国使领馆只负责担任平台转介,加以大陆在美国得设立相应机构,故并未容许华府因此而能干预内政。

    同时,既然美国使领馆成为一个上访窗口,尔后投奔美国使领馆就缺乏理由,所以又有控管危机于机先的作用。倘若美国拒绝这样的安排,则其介入中国人权问题,自然就不能还保持理所当然、理直气壮。

以台湾作为替代庇护的场所

  从王立军到陈光诚相继进入美国大使馆,虽然均通过协商获得双方暂时能接受的安排,但尔后类似案例若接踵而至,仍将成为中美关系的定时炸弹。对北京而言,中国的人权观不同于美国的,此其一;美国置喙中国的人权问题是侵犯中国主权,此其二。

  然而对华府而言,人权是普世性关怀,不但不该因为主权归属不同而有异,甚至根本应该凌驾于主权之上。

    值此僵持不下,台湾基于位置特殊,若透过自身建设性的地位,应可以扮演积极中立的化解角色。华府的人权观自始依循两个脉络,一是国内脉络,二是国际脉络。国内脉络依据的是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自由民主思想,因而对政府压制人民向来不能接受,设遇有此等情事,在情感上绝不能接受,便采干预纠正的世界警察角色。然而,国际脉络依据的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理论,因此国家间发生人死人亡的情事,毫不足惜。(编按:霍布斯与洛克两人提出的自然权利理论对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建立起着深远的影响。)

  其结果,每当华府因为受不了其他国家的政府压迫或控制其人民,在采取干预介入的过程中,即使造成大量无辜民众死亡、文明破坏,总是缺乏反省,犹如为挽救人权而迫害人权。

  台湾长期追随美国,也惯于沿用洛克思想评估大陆政情,自居先进地位睥睨对岸,但同时对华府在国际间犯下的侵略、虐囚或种族屠杀行径,不但三缄其口,甚至还大加赞扬,或授予勳章,几可谓麻木不仁。

  俟中国崛起不可遏制,台北乃对大陆人权问题尽量回避,自又抵触所标榜之人权价值。台北的伪善积重难返,需要宣泄,表现成近来针对媒体大亨蔡衍明为北京六四镇压辩护的公审与追剿,俨然台湾还站在自由民主的一边。

  这样的反应当然不会解决台湾的伪善,反而弄巧成拙,把台湾继续锁在霍布斯与洛克之间为虎作伥。

    为中美台三边关系与三方各自的思想维新计,可以考虑如下方案:在遇有大陆人士投奔美国使馆之际,经美方评估应予庇护者,便与北京及当事人协商向台北申请移居。台北在一国两区的框架之下接受当事人移居,自不能等同于外国的庇护,故对北京而言,尚属于一个中国之内的转移。

  对台北而言,如此既实践对个人人权的保障,但又巩固了一国两区的非台独定位,且区隔两岸对一中的认识。对当事人而言,继续保留某种中国身分,可进可退,或再往第三地区移动,或返乡,或停留在台湾均可保留弹性。对华府而言,避免了直接介入对个别中国人的处置,也强化两岸之间现状的不变。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2-04-05 16:33:34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转发: 法国大选对中国政改的启示

法国大选对中国政改的启示

宋鲁郑

2012-3-30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其任内最后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再度呼吁政治改革。应该讲,整个中国对待政改----改革的一个部分----都没有异议。只是分歧在于政改的方向和路径。2012年是全球少有的大选年,而目前全球关注的则是法国大选。对法国大选的透视,或许能为中国政改提供一个必要的参考。

  法国正在选举的是第五共和的总统。仅就“第五共和”这几个字,就可知法国民主道路之艰辛。法国大革命发生后的第三年,即1792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建立。到1804年拿破仑称帝为止,共计短短十二年的历史。而实际上七年之后也就是1799年雾月政变后,第一共和就名存实亡了。尽管如此,在短短的十二年间,竟然出现了三部宪法!

  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拿破仑帝制和王朝复辟之后,1848年二月革命暴发,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然而仅仅四年,第二共和就走进历史,再次被帝制取代。需要指出的是,也就是在第二共和,法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男性公民直接普选产生议会和总统。重新建立帝制的路易·波拿巴正是利用选票(全民公决)合法的登上皇帝的宝座:支持他称帝的高达七百多万,反对的只有二十五万。

  1870年法国被崛起的普鲁士击败,第三共和登场,直至1940年再次败于德国。第三共和最大的特点是国家处在一种长期的政治危机状态中。政府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飞快速度上台下台,有些只能维持几个月----最短命的政府仅分别只存在了两天、三天、四天和五天!寿命最长的政府也不过执政两三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它已经产生了五十届政府,平均每年一届。一战之后,政府更迭的速度将加快一倍,内阁的平均寿命为六个月----这恐怕是法国在二战迅速惨败于德国的真正原因。在整个第三共和国时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政党在国民议会中拥有多数或者接近拥有多数。每一届政府为了延长其寿命不得不依靠至少两个--通常是六个--政党的支持,而这些政党的利益和目标各不相同。法国政治家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竟然在二十六年间参加过了第三共和国时期的二十五届政府。任期最长的部长之一亨利·克耶,在一九二○年至一九四○年的二十年时间里,三次担任农业部副部长、十一次担任农业部部长以及担任过过另外六个内阁职位,平均一年一换。其他政局乱象还包括任命有精神病的总统以及总统遇刺身亡。

  二战结束后,第四共和诞生。然而这几乎是混乱的第三共和的翻版或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十二年间更换了二十二届政府,有两届政府仅维持了两天。第四共和的第二位总统竟然选了十三轮才揭晓。社会也由此长期动荡,法国也被称为欧洲病夫。1958年法国陷入全面危机:军方认为政府已无力解决内外危机,首先在阿尔及利亚以伞兵为核心发动了军事政变,巴黎发生游行示威,支持军人组成的“救国委员会”。法国本土的部分警察、宪兵以及共和国保安部队不仅不服从政府的命令,反而积极配合阿尔及利亚的军人叛乱。随后几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伞兵煽动科西嘉岛的地方伞兵夺取当地政权,也成立了“救国委员会”。中央政府迅速派治安警察镇压,但却倒向叛乱者一边。而军队政府也已指挥不动。在面临全面内战的情况下,曾在二战中拯救过法国的戴高乐再次出山,制订了新的宪法,建立了第五共和。至此,法国的共和民主制度历经两百多年的探索和挫折才总算成熟和稳定。

  以法国为例,一个国家走向民主的艰难和代价之高昂超出想像。如果纵观人类历史,法国并非个案而是普遍现象。法国幸运的是它终于在席卷全世界的全球化到来之前完成转型,如果在今天,则已非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所能承受。今天世人都在谈论后发优势,其实先发优势同样不可小觑。先发阶段的历史条件和在“低人权条件下”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后人都无法再复制----尽管前后出现的问题并无本质不同。比如循序渐进开放投票权和对媒体的控制(持续将近两个世纪);完成工业化和各种社会制度建设才走向一人一票的民主。这就是远望法国大选对中国的第一个启示。

  法兰西第五共和之所以被认为是最为成功和稳定,和它的制度设计密不可分。今天的法国既不是总统制也不是议会民主制,而是俗称的“半总统制”或者“双首长制”。放眼全球,大国中只有俄罗斯和台海两岸的大中华地区属于此类。这三个国家的特点都是有着悠久的封建政治传统,而且由于国家巨大,都设有首相(宰相)一职或者具有相似职能的职位。所以,尽管三国制度不同,但政府架构却相近。如果对比两岸,会更加鲜明:一个有国家主席和总理,一个有“总统”和“行政院长”。这种现象也论证了“文化是制度之母”的传世西谚。所以,中国未来无论怎样演变,政府架构都将延续传统。许多自由派总是在争论中国应该采用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实是就理论而理论,脱离中国政治传统和现实。

  当然双首长制在实际运行中会产生宪政冲突。如果反对派在国会中占据多数,总统和国会谁代表民意?双方如何运作?这些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宪政上都无明确规定,而对这个问题的应对,也同样体现了文化的决定性影响。法国曾两度出现在野党控制国会的局面,解决之道是总统任命反对派人士出任总理,这就是有名的“左右共治”。而台湾在民进党执政的八年间都是国民党在“立法院”占据绝对多数。但民进党除在执政之初短暂任命国民党的唐飞出任“行政院长”外,都是由民进党人士担任,致使“府院”八年的对立和空转,台湾也从四小龙 之首沦为末尾。

  一个国家的政治改革必须传承、遵循其文化和历史传统,是远望法国大选对中国的第二个启示。

  远望法国大选,自然要聚焦它的选举制度。我们知道,法国是西方七大国中(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唯一实行国家领导人直选的国家。其它国家都是间接选举。所以每当中国领导人出访西方时,它们的记者总是问什么时候中国百姓才可以直选国家领导人,实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很,或者无知的很,实是应该先反躬自问。不过,法国虽然是一人一票的直选,但由于有一套复杂的制度设计,从而将这“一人一票”有效的放到鸟笼里(这和布什总统宣称的把权力关到笼子里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小布什执政失败的八年证明权力并没有关到笼子里,反而是民众表达权力的投票被有效的放到鸟笼里)。

  第一是它对候选人的限制。客观来讲,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对候选人有限制。有一些限制是自然的,如国籍,年龄。但有些限制条件则含意丰富。比如台湾要求“总统”参选人要有政党推荐----这个政党也是有条件的:即在最近一次“总统”或“立委”选举,获得超过5%票数的政党。如无政党推荐,则必须获得1.5%的公民连署(即25万7695人)。除此之外就是候选人要缴纳保证金新台币1500万元。得票数不足选举人总数5%者,不予发还。凭借这几条,就可保证选举的结果无论花落谁家,都注定掌控在政治精英手中。法国自然也不例外。不过,它的手法相当独特:就是候选人必须获得五百名民意代表的公开签名支持。不仅如此,这五百名民意代表至少分别来自不同的三十个县,而且来自同一县的连署人不得超过五十人。这样的高门槛,就是传统大党都未必能够过关。如排名一直位居第三的国民阵线,今年大选就是在登记前一刻才凑足。历史上它也曾因为得不到五百张民意代表的连署而失去参选资格。正是用这种方法,让获得选举权的百姓永远无法染指被选举权,也彻底把“一人一票”对权力的颠覆性挑战化解无形。当然百姓有了选举权,自然也会令统治阶层释放利益和让步,但在权力上则依然是垄断无商量。简单来讲,选民由于拥有投票权,可以影响政策,可以决定某个政治人物的命运,甚至还可以令这个制度停滞,但由于没有被选举权,却无力改变这个制度。

  第二是总统大选采取绝对过半制。即如果第一轮选举无一候选人通过获得50%以上的选票,得票最多的前两名候选人进入第二轮。这种设计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有效防止极端政治势力通过选举攫取政权,以免危及现行制度。或者说通过这种设计,可以将挑战现行制度的任何势力排除在外,确保权力掌握在可信、可靠的政党手中。而且这种设计可以放心大胆的让极端势力合法存在,为其提供渲泻的途径,以避免它们诉诸暴力。2002年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就差一点暴冷:击败社会党候选人而名列第二,其比领先的希拉克仅落后3个百分点。这方面最惨重的教训则属华人社会的民主个例台湾。2000年,民进党就是凭借一轮简单多数的选举制度,爆冷赢得选举,结果八年来天怒人怨,连它最大的保护国美国都无法忍受,更遑论两岸。

  不仅是最高领导人选举制度如此,就是国会选举也同样。在整个第五共和期间,除左派执政时短暂的使用过比例代表制,其他时期一直采用单一选区两轮多数决,并且规定只有第一轮达到12.5%的得票率才能进入第二轮。过去这个比例曾为5%,后来又提高到10%。客观来讲,比例代表制更能反映民意,理论上比较公平和合理,不会出现得票率与席位不对等的现象----如1968年国民议会选举,戴高乐派仅获得43.7%的选票,但在国会的席次达到73%,更不会出现一个政党获得全国相当比率甚至49%的选票,但却国会一席没有的极端现象(国民阵线一直有15%到20%左右的支持率, 但在国会并无一席)。虽然比例代表制更符合民主精神,但实际却造成了多党林立,政府短命,特别是极端政治势力也由此进入国会。显然理论和实践往往是两回事:理论上完美和行的通,在现实中却可能是荒诞。如果对比想想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实在是有其实践合理性。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左派社会党执政时,之所以执意要改为比例代表制,并不是追求所谓的民主价值,而是为了使选举结果对自己更有利。从这个角度讲真正决定选举结果的不是一人一票,而是选举制度,这自然也包括选举人的准入门槛。这就是法国大选对中国的启示之三。

  谈到法国的大选,自然要关注它的政党制度。和美国不同,欧洲政党一向有严密的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其对党员的控制和影响远大于美国。所以美国选举时就高举党内民主的大旗,在全国进行党内初选。但在法国,传统上一向都是政党高层决定候选人----或根据民调,或根据各方的利益博弈,根本没有党内初选一说。2007年,社会党才第一次尝试了党内初选。如果从党内民主的角度讲,欧洲可以说是不存在的。不过由于美国的强势,许多后起的民主国家或社会不顾自己情况,照搬美国模式。比较典型的就是台湾。民进党也是一个组织相当严密和党纪十分严格的政党,但却一再引入党内初选。结果一方面导致党内恶斗和分裂,另一方面也经常选举出不适当的候选人,更由于民进党人头党员泛滥,积弊甚深,败坏了党的形象。所以2012年“总统”选举,民进党取消党员投票初选的权利,而改用“全民调”制。至于合并举行的“立委”选举,也改为提名制。当然蔡英文力推“全民调”制,也是为了规避她党龄短,党内根基浅,基础不牢的弱点。但客观来讲,民进党照搬美国的选举制度实是食洋不化,画虎类犬。

  所是是否采用党内民主或者什么模式的党内民主,一个国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的以他人为师。这应该是法国大选对中国的第四个启示。

  2012年举行的法国大选,有一个特殊之处:这是二十一世纪全球大危机以来第一场选举。所以从危机的产生到危机是否能够解决,都成了观察法国大选和这套制度的切入点。

  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危机表面看成因不同:美国是过度、超前消费,经济单纯依赖消费拉动(中国再怎么样,也还是投资和出口双拉动),致使国家和百姓债务累累。欧洲则是过高的福利一方面导致竞争力下降,另一方面则同样累积起巨额债务。双方的共性都是不可持续,需要变革。而面对的难题也同样:如何说服拥有投票权的百姓接受这种变革。

  公正而言,今天的西方危机责任并不仅仅在统治者,也不仅仅在金融巨鳄,也在民众本身,即不仅是1%也是99%的责任。本来西方的左派主张高税收和高福利,右派主张低税收低福利,但为了迎合民众或者为了赢得大选,左派上台只搞高福利,右派上台只搞低税收,如此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最终导致今天各方皆输的局面。这里固然要指责政治人物的短视和不负责任,但民众同样难辞其咎。更重要的是,政治人物和民众都是按照民主制度的游戏规则进行博弈,真正的元凶恐怕是制度本身。

  不过当危机真正来临时,政治精英还是能够醒悟,并希望进行变革。但其阻力来自于拥有选票的大众:无论是减少开支、降低福利,还是增加税收都是选民难以接受的。席卷南欧的抗议风潮就是明证,而且也导致各国领导人非正常下台(任期未满)。回到法国身上,右派执政的萨科奇刚上任,就迎来肇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这个一向以敢作敢为著称的总统,推出了众多改革法案,包括退休制度改革。尽管他的改革幅度并不足够,但至少是在正确的方向上。但却遭到民意滑铁卢。左派的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则声称赢得选举后,重新恢复过去的退休制度,并声称将重新协商由25个欧盟国家共同制定的统一财政协定。从目前的民意调查来看,奥朗德一直遥遥领先。特别是当奥朗德声称对高收入阶层征收75%的巨额税收后,他的支持率更是迅速上升。但假如富人纷纷逃离,巨额资金流失,法国的经济还有未来吗?(实际情况是,每到大选,都有大量资金外逃,其规模远胜于中国)

  其实纵观社会党在第五共和执政期间的表现,实是法国今日经济困局的首要责任人。1980年密特朗上台,立即实行全面国有化,并把退休年龄从65岁一下改到60岁。在左右共治期间,左派又推行全球独一无二的35小时工作制。这些都严重打击了法国在全球的竞争力,但却得到了法国百姓支持和认可。

  西方的这套制度,一言以蔽之,如果说中国的制度模式只要政治精英英明就可保障社会的总体进步,而西方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多数百姓也要英明。但这是不可能的。法国二战后对新宪法进行全民公投,戴高乐有如下评论:法国选民的态度是“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听天由命,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反对,三分之一的法国人根本不了解”。而国家的命运就交由这样的选民去决定。这一次的法国大选就是观察民众是否有足够的理智和清醒,来面对法国的挑战和寻求解决之道,实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决。正如自由派所声称的,统治者本身是没有办法医治、监督和制衡自己,哪么,今天西方拥有投票权的百姓就能够自己治疗和监督自己吗?他们能主动接受生活水平的下降和为未来做出牺牲吗?

    实际上,民众对政治的绑架已经达到匪夷所思、非常荒唐的程度。2004年,中国民营电视巨头TCL收购经营不善的法国国营电视龙头汤姆逊。为改善经营,TCL决定按照法国的法律斥巨资裁减大部分员工。然而尽管法律上合法,但根据法国的政治潜规则,你必须裁减哪些容易找到工作的人,而保留哪些很难再找到工件的老弱病残!也就是说最有竞争力的员工必须裁减,而保留哪些没有价值的员工! TCL的董事长李东生找到当时的工业部长也无济于事,尽管符合法律,但不符合潜规则,工业部长明确告诉他不能这样做。

    最后智慧无比的中国人采取全部解聘,重新成立公司,再招回30位员工(解聘员工总数为450人!),为此TCL支付2.7亿欧元的费用。不仅如此,如果被裁减的人要自己创办公司,TCL要提供一部分启动资金,如果员工要去参加求职面试,TCL要提供津贴,如果员工在另一个城市找到工作,要住宾馆等的费用也需要TCL资助。都说商场如战场,而这些自杀性的规定,就是法国民主制度下的产物。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法国的经济为什么失去竞争力,汤姆逊这个全球电视巨头何以沦落至此,法国的高人权成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很希望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好好研究一下西方),它是什么类型的市场经济,这个制度为什么如此荒谬无比,中国为什么成为全球化的最大赢家。

  如果本人做一个结论,哪就是这场危机是由于民主导致并无法由民主解决的危机----除非多党变实质一党,无论谁上台都执行未必符合民意但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的政策。需要指出的是,今天西方民主社会的危机,早在几百年前就被法国启蒙主义大师孟德斯鸠预言过。在他的传世名著《论法的精神》,提出:“当人们丢弃了平等精神,转而崇尚极端平等精神,每个人都要与他们自己选出的领导人平起平坐时,民主政体的原则腐化了。”“因此,民主政体需要防止两个极端:一是不平等精神,一是极端平等精神。不平等精神会使民主政体走向贵族政体或一人独裁的政体,极端平等精神会把民主政体引向一人治国的专制政体”(《论法的精神》118至119页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人的结论以及孟德斯鸠的预言是否站的住脚,很快将由法国大选以及随后的美国大选得到检验。

  一个国家民主转型的巨大成本、历史上的渐进式演变已经不可再现、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必须符合其文化和传统、决定民主政治的不是一人一票而是选举游戏规则、西方民主的不可持续性都是法国大选给中国的启示。历史和现实给了我们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中国除了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别无他途。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4-17 15:58:41  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Fw: 混合宪制与三权分立 现代民主的寡头制与贵族制特征

混合宪制与三权分立:现代民主的君主制与贵族制特征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 雅典城邦与民主研究专家 莫恩斯 赫尔曼 汉森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讲师 欧树军 译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 王绍光 校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2期

    摘要: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理论目前仍是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地基。它由孟德斯鸠创立,取代了早先的混合宪制理论。后者可以追溯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乌斯,其核心主张是,世界上存在三种宪制: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当来自三种宪制的各种制度混合在一起,制度之间就会相互作用,影响国家的立法、执法与司法等全部职能。今天,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存在太多例外,已经漏洞百出,成了理解现代民主结构的障碍而非助力。因此,我们有必要恢复混合宪制,从而纠正“西方国家就是纯粹的民主制”和“民主就是由人民统治”这两个流行观念。

    权力集中经常导致权力滥用。滥用权力的可能性随着权力的集中程度增长,在所有权力系于一身之际达到顶点。专制君主和国家领袖恣意用权,继而变成独裁者,历史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无数此类例证。英国历史学者阿克顿勋爵那悲观而又现实的格言一直广为传诵:“权力往往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但他只是在重复英国前首相老威廉?皮特一百年前在议会说过的话:“不受控制的权力,会腐蚀其拥有者的心智” ;皮特这话又可以追溯至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看法:“每个拥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 毫不奇怪,坦承权力对人性的腐蚀作用,只是在重复一种古老的智慧。据此,柏拉图承认:“一旦获授至高无上的权力,没有人能避免傲慢与不公之累。” 而在希罗多德的宪制辩论中,民主的追随者欧塔涅斯(Otanes)这样问道:“如果君主有权为所欲为,却不必为此负责,君主制怎能还是个好东西呢?”

    为了确保自由,为了防止人民受到专制统治者的恣意支配,权力必须受到限制,而限制权力最明显的办法就是使之分立。三权分立是现代民主的一块基石, 今天,人们将由一个人或者一个小集团统治的国家,称为极权国家、畸形国家,必须通过民主化将其从世界政治版图上抹掉,如果必要,就用暴力。

三权分立理论

    纯粹的三权分立教条基于下述观点:政府有制定法律、实施法律和解释法律三大职能。一项职能对应一个政府分支:立法机构立法,行政机构执法,司法机构释法。

    现在,三权分立由两大原则组成:(1)职能分立和(2)人事分立。(1)职能分立:一项政府职能必须且只能由一个政府分支履行。每个分支只能履行它自己的职能,不能侵犯另两个分支的职能。(2)人事分立:一个人如在其中一个政府分支任职,就不得同时在其他两个分支任职。

    三权分立理论背后的理念是,如果这种职能分立与人事分立原则得到尊重,那每个政府分支都将会制衡另两个分支的权力行使,因此,人们就能避免权力集中,进而避免权力滥用。

    三权分立是一个规范性理论,其古典形式是由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男爵提出的。 孟德斯鸠在其传世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认为,英国宪制示范了这样的三权分立。 孟德斯鸠的书出版于1748年。但是,孟德斯鸠所描述的英国宪制并不符合实际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三权分立是一个理想形态。 其实,孟德斯鸠并不是不知道下述事实:在某些方面,英国宪制并不符合支撑三权分立理论的各项原则。比如,立法权由议会上下两院分掌,国王有权否决议会通过的法律。

    但是,孟德斯鸠的思想激励了脱离英国的美洲殖民者,他们采纳了孟德斯鸠所阐述的原则,态度比孟德斯鸠本人还认真。 1770年代后半期,在必须为前殖民地撰写新宪法之际,他们形成了我上文所说的三权分立理论的纯粹形式。

    尤其是宾夕法尼亚的1776年宪法, 它贯彻了孟德斯鸠的原则,将立法与行政分支的权力严格分立,严格程度超过孟德斯鸠本人的主张,也超过后来美国开国元勋们在美国宪法中所采取的形式。宾夕法尼亚人确立了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一院制立法机构,由十二名政务官组成的最高行政会议也由人民直选产生。立法议会成员不得在行政议会任职。但是,总统和副总统由立法会议员和政务官在十二名政务官中选举产生。立法机构实行一院制,是因为两院制会导致立法权的分裂,这与三权分立的纯粹形式相冲突。立法机构和行政会议都没有权力控制对方。控制权由每七年选举一次的监察委员会掌握,负责监察政府的立法和行政分支是否履行了其保护人民的责任。

    三权分立理论之所以形成,是为了保障自由和避免权力滥用,而不是想建立一个民主体制。在孟德斯鸠那个时代,民主是一种宪制形式,散见于古希腊和罗马文献,也为同时期的少数城邦国家实践,比如瑞士的格拉鲁斯。其他城邦国家实行的是贵族制,比如威尼斯。但是,欧洲的所有小共和国,都是小威廉?皮特所说的“蚊子国家”。 孟德斯鸠时代的所有重要国家都是君主制,政治家和哲学家也都假定君主制将来会继续存在。共和制、民主制、贵族制,不过是昨日黄花。

    然而,孟德斯鸠的论著发表后不到半个世纪,形势就变了。美国和法国两个大国采纳了共和宪制。在北美,孟德斯鸠的学说成为几个州宪章的基石,也成为1787-89年美国联邦宪法的基石:总统执掌行政权、国会执掌立法权、法院执掌司法权。

    孟德斯鸠的学说受到英国宪制的启发:原则上,行政权归国王,立法权归议会,司法权归法院。在美国,这种模式被用于一种共和宪制,民选总统取代了国王。民主制与三权分立的联姻,在美国发生在联邦的头十年。18世纪晚期,民主仍然被视为人民直接统治,这种宪制只能在小城市国家看到。 但在19世纪头十年,代表这个概念被嫁接到民主概念身上, 美国成为一个代议民主制统治下的联邦共和国。 两大政党的名称可以说明这次演进:1791年,詹姆斯?麦迪逊和托马斯?杰弗逊创立了共和党。几年后,这个党改名为国家民主-共和党,安德鲁?杰克逊1828年选战期间又更名为民主党。 这是在民主旗帜下发动的第一次真正重要的大众运动,如果有哪个年份可以视为现代代议制的划时代年份,那就是1812年。 既然美国宪法基于孟德斯鸠的学说, 代议制民主便与三权分立联接了起来。

    原则上,孟德斯鸠的立法、行政与司法分权说,仍是现代代议制民主架构的基石, 但在美国,这一三权分立说已经被错综复杂的制衡网络大大修正;在欧洲,这一学说先是被议会体系摧毁,接下来又被二战后的新宪法法院所破坏。

    正如我解释过的,1776年宾夕法尼亚宪法所确立的原则,接近三权分立的纯粹形式,同一年另有七部州宪章获得批准。 但是,1787年联邦宪法添加了一些多多少少破坏这一学说的“制衡”因素。立法权分给国会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总统有权否决国会通过的法律;总统任命国务卿,但其提名需得到参议院批准。总统有权与外国势力缔结条约,但所有条约均需获得参议院批准,方可生效;宣战权属于国会,尽管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

    欧洲的民主制则表现为政府职能的高度混合。与三权分立学说相反,欧洲国家已经历了一种立法与行政职能的合一。 这种权力融合最重要的方面是议会体系的发展,这首先发生在英国。划时代的变化发生在1782年,英国议会强迫国王乔治三世接受一个他不喜欢的政府。 整个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变成了“议会民主制”,这种体制在所有可能的方面都违背了三权分立。

    议会多数通过不信任投票,强迫政府辞职或者召集大选,以及政府向议会负责,都违背了职能分立。 在这些情形下,立法机构侵犯了行政机构的权力。相反,在很多议会民主制下,政府有权解散议会,召集大选。行政机构也通过僭越立法权,超越了自己的正常职能范围。首相和多数部长既是议会成员,也是政府行政分支的首脑,这违背了人事分立。几乎所有法律都是政府及其不同部门的公务员发起和起草的,这也违背了职能分立。 结果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议会的作用局限在批准或者拒绝政府提案上。此外,许多立法采取框架法形式,把重要细节留给附属政府规章去填补。

    立法权与行政权的混合,可以追溯至18世纪后半期;司法职能与立法、行政职能的分立大体上维持到20世纪中期以前。美国最高法院是个例外,它从1803年开始对法律进行司法审查,从而干扰了国会的立法权。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违背了三权分立,而法院的权力在欧洲则局限于司法领域。但是,二战后,多数欧洲国家都有了专门的宪法法院,该院有权撤销它认定违宪(也就是违反一项或多项宪法规定)的任何法律。在很多欧洲国家,宪法法院已经成为一大政治力量。 1951至2000年间,位于卡尔斯鲁厄的德国宪法法院,至少审理了13.2万个案件。该法院审理的多数案件,都是关于德国基本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侵犯的宪法诉讼,但在这五十年中,该法院还撤消了5%的联邦议院(即德国议会)所通过的法律。 一个法院通过宣布一项裁决,撤销一项法律,这本身就违背了职能分立。但是,职能混合的伤口比这更深:在多数情况下,受到质疑的法律并没有被法院断然推翻。宪法法院可以在裁定中提出自己认为合宪的法律修订版,在这种情况下,联邦议院就只得认可修订版。 宪法法院事实上变成了第三个立法院。此外,如果成员国国家议会通过的法律不符合欧盟条约和法规,设在卢森堡的欧盟法院有权最终撤销这些法律。在几个方面,这个法院已经成为欧盟机构中权势最大的机构。

    我的结论是,三权分立是一种过时的理论。职能分立和人事分立教义已经因为种种例外而千疮百孔,必须抛弃。而且,职能细分成立法、行政与司法,这在理论上是清晰的,但在实践中却不起作用,正如我们在所有三个政府分支上可以看到的:(1)审理案件的法官将法律适用于一个特殊情况,决定适用规则的性质,创立一个先例:“因此,他必然会行使所有三种职能。”(2)“绝对不想滥用权力的公务员,也必然要制定规则、解释规则并适用规则。” (3)立法议会通过法律,但从设立民选立法机构直到今天,大部分法律都完全是行政机构设计和起草的。立法被分成了两部分:创始和决定。创始权归行政机构,决定权归立法机构。在多数决民主制(majoritarian democracies)中,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决定权也常常只是个形式。行政机构也经常控制立法。

    没错,很多民主宪制都包含一个关于三权分立是一项基本原则的条款,但那不过是张空头支票。孟德斯鸠原则的纯粹形式从未得到贯彻,这个理论无论如何都不再适合21世纪的议会民主。 我们必须寻找一种替代模式,我想我们很有必要回到三权分立之前的理论,也就是混合宪制。

混合宪制

    混合宪制理论基于下述观点:世上存在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三种宪制。当来自每一宪制的制度混合起来,各国家机关之间就会出现交互作用,会影响所有国家职能: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官员任命和外交政策等等。

    混合宪制这个概念是古代政治哲学家们创造和发展的。根据统治者的数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宪制类型区分为一人之治、少数之治和多数之治。他们还论称,这三种宪制的每一种都有一个积极变体和消极变体(也就是说,一个是好东西,一个是坏东西)。在积极变体中,政府依法办事并追求公益;在消极变体中,掌权者超越法律,权力行使完全是出于统治者的利益。公元前4世纪中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给出了这个理论的经典公式,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政治哲学,直到我们这个时代。 可以下面这张表说明之:

    统治者的数量        一个               少数                     多数

    好东西       王制 (basileia)   贵族统治 (aristokratia)   公民宪制 (politeia)

    坏东西       僭主制 (tyrannis)  寡头统治 (oligarchia)     民主制 (demokratia)

    亚里士多德描述多数之治所用的术语也许会令你惊讶。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把民主制(demokratia)视为大众统治的劣等形式,而把积极形式称之为公民宪制(politeia),在这个背景下是指基于公民身份的一种宪制。“公民身份”事实上是politeia一词的基本含义。“宪制”是这个词的派生词,是其第二含义。 民主制(demokratia)和公民宪制(politeia)的本质区别在于,在公民宪制中,公民身份在当时是严格限定的,短工和其他穷人都不在其列。在公民宪制中,单凭出生地不足以成为一个公民;一个人必须同时满足一项适度人口普查要求,确保他买得起必要的军事装备,从而可以在城市军队中服役。

    本表中的六种宪制形式,每一种都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理想型。 后来,亚里士多德从更加历史主义和务实的立场出发,用一个看上去既简单又复杂的模式取代了这种六分模式。 更简单,是因为我们可以在实践中做些削减。王制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几乎不存在:斯巴达的双王制是唯一的例外,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僭主制常见于希腊城邦世界的边缘地带:西西里、南意大利和小亚细亚。因此,亚里士多德决定将君主制的两种形式,从其对当时宪制的系统论述中排除出去, 集中于“少数之治”和“多数之治”,也就是寡头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公民宪制。现在,“好”宪制总是短缺的。4世纪的希腊也是如此, 亚里士多德一直是个现实主义者,他坦率承认贵族制或者公民宪制实际上很少见: 寡头制和民主制在他那个时代的希腊是最常见的宪制,呈压倒优势。

    另一方面,每种宪制类型的积极与消极形式的简单对立也太简单了,太僵化了,难以全面适用。因此,在《政治学》第4书和第6书中,亚里士多德经常放弃六分模式,改采两大基本类型:寡头制和民主制, 但把它们细分成由此及彼依次渐变的多个变体。 寡头制 和民主制 都被分为四个变体,第一个最积极,也就是最好的(至少其类型特征如此):民主制1和寡头制1,它们非常接近于六分模式中的公民宪制和贵族制。与之对应,第四个变体最消极,也就是最坏的,最激进的。亚里士多德还允许一种宪制兼具民主制和寡头制元素; 尤其是,民主制1和寡头制1往往共同出现在一种“混合”宪制中, 其中politeia和aristokratia二词必须分别使用,要么是指民主制与寡头制之间的一个居中之道, 要么是二者的一种混合: 如果民主成分在其中占优势,宪制就被界定为公民宪制,如果寡头制占优势,就是贵族制。 这种模式可用下表说明:

    混合宪制混合了什么?要么是社会阶级, 要么是政治制度。 寡头制是少数富人的统治。民主制是多数穷人的统治。在混合宪制中,权力分散于两个阶级,所以没有哪个阶级占优势。这种阶级之间的权力平衡,可以通过混合有利于富人的寡头制度和有利于穷人的民主制度获得。制度混合的一种形式是选举与抽签相结合。选举所有行政官是寡头统治,如果有资格审查要求,以确保只有富裕公民才配享有选举权,那就更是寡头统治。通过抽签来选择所有行政官是民主的。每个人都有资格,而且都享有通过抽签当选的同等机会。 在混合宪制中,一些行政官选举产生,其他则通过抽签任命。 与此类似,选举本身是宪制的寡头成分,但是如果所有人都有选举权,所有人都有被选举权,就是一种更民主的制度。

    亚里士多德的混合宪制只有两个元素组成:寡头制和民主制。 君主制不予考虑。但君主制在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period)成为主要的宪制形式。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确立了一个更有影响力的混合宪制替代形式,他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撰文论述了罗马帝国的出现和成长。他的基本宪制方案跟亚里士多德的非常像,只有一个小的术语变化:波利比乌斯把大众统治的积极形式称为民主制(demokratia),劣等形式则是暴民统治(ochlokratia)。

    统治者的数量             一个                  少数                   多数

    好东西             王制 (basileia)    贵族统治 (aristokratia)    民主制 (demokratia)

    坏东西            僭主制 (tyrannis)    寡头统治 (oligarchia)     暴民统治 (ochlokratia)

    然而,波利比乌斯的混合宪制与亚里士多德的有本质差别,首先是三种基本类型都混合在内,其次是三种好形式的混合:王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而亚里士多德更偏爱的那种混合宪制,混合的是两种劣等宪制:民主制和寡头制。

    斯巴达的宪制是典型的希腊版混合宪制。斯巴达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武士国家,军队由两个王统率,二王在军事事务上享有广泛权力,尤其是在作战期间。但在内政外交政策上,核心国家机关是元老院(gerousia),这是个参议院,二王是当然成员,另有28名成员从年满60岁的城邦重要家族成员中选举产生,终身任职。但是,法律和重要决定必须在公民大会辩论,并表决通过,方可生效。公民大会选举元老院的28名成员,选举其他官员,其中最重要的是拥有行政与司法大权、由5位监察官组成的监察院(ephoroi)。 二王是混合宪制的君主制成分,元老院是贵族制成分。监察院是民主成分,从人民中来,并由人民每年选举产生。民主成分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及的,一般意义上的公餐制和斯巴达的简朴生活方式。

    波利比乌斯描述和分析的共和时代的罗马宪制,是古代混合宪制的另一个样板。政府首脑是两名执政官,由公民大会每年选举一次。大部分政治权力掌握在元老院手中,这个议事机构只接受上层阶级的公民。行政官由人民选举,向人民负责,立法权也归所有公民均有资格进入的公民大会。因此,罗马宪制是个混合宪制,执政官是君主制成分,元老院是贵族制成分,公民大会是民主制成分。

    混合宪制理论基于下述观点:为了避免滥用,权力必须分立。权力分立可以确保照顾所有利益。 但是,与三权分立理论相比,混合宪制理论并不把一项职能分配给一个机构。相反,它规定政府的每项任务都由几个机构共担。在罗马,法律由人民通过, 但由执政官拟定法案并提交给人民。 行政权属于执政官, 但外交和财政掌握在元老院手中, 有关战争、和平和结盟的决定必须获得人民批准。 被控重罪的人,包括所有可被判死刑的犯罪,均被带到人民面前,由人民决定。 但元老院和执政官也有一些司法权。 行政官由人民选举产生。

    直到现代,亚里士多德名为《政治学》的政论,以及波利比乌斯的罗马宪制论述,一直都被视为重要的政治思想著作。17、18世纪,英国宪制通常被视为一种混合宪制,国王是君主制成分,贵族上议院是贵族制成分,平民下议院是民主制成分。 主权与立法权联系在一起,而立法权则在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之间划分。司法权力在法院、作为最高上诉法院的上议院和拥有赦免权的国王之间划分。 1720年代,孟德斯鸠访问英格兰时,国王大部分时间住在汉诺威,行政权操之于内阁,内阁成员从国会上议院或下议院挑选。当时并不存在清晰的人事分立。事实上,英国宪制的更恰当称呼是混合宪制,而不是孟德斯鸠所改进的三权分立。

    然而,在18、19世纪,混合宪制理论被三权分立取代了,尤其是受到1770-80年代的美国和1789-91年的法国对该理论的“提纯”的影响,后者与1791年宪法有关。 但是,今天,在21世纪,当将三权分立理论适用于现代代议制议会民主不再有意义的时候,也许有必要考虑下述问题:混合宪制理论是否为我们提供了对现代民主结构和功能的更好理解? 三权分立是一个关于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三项不同职能之间分立的理论。混合宪法是一种关于不同机构之间协作的理论,其中一部分是君主制的,一部分是寡头制的,一部分是民主制的,不同机构之间的协作经常不受职能限制。此外,在三权分立理论中,制衡是例外。这些例外是对该理论的修正,如果各司一职的三个政府分支没有某种协作,任何政治体系都无法运转。在混合宪制中,制衡正是理论的实质所在: 政府的每个任务都需要至少两个、经常是三个成分的协作,没有其他两个成分的合作,任何一个成分都无法运作。

    如果我们不把现代议会民主视为由职能分立所保护的一种纯粹民主,而是视为由一个制衡网络紧密连接在一起、包含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成分的一种混合宪制,又会如何呢?

    (1)君主制

    在现代民主制中,总理首相、美国和法国总统在一些方面的权力,与17、18世纪专制君主所行使的权力相同。 总理首相拥有全权,任命他们想要的人做部长,如果部长不符合总理首相们的期望,即可予以免职。 在议会中,决策由多数票表决。在一个民主的内阁政府中,就某个议题进行投票这种事极为罕见。尽管内阁对其所做决定集体负责,但这个系统基于下述假设:总理优先。 此外,总理在欧洲理事会代表国家。 在英格兰,下述传统进一步强化了君主成分:在某些议题上,首相代表王权,拥有一些径直行动而议会不得过问的特权。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可用来说明现代民主制的君主特征。在丹麦,丹麦参战的幕后推动力,正是首相安德斯 福格 拉斯马森(Anders Fogh Rasmussen)。热衷于发动战争的既不是政府,也不是支持政府的政党,而正是安德斯 福格 拉斯马森本人,他个人迫切需要丹麦积极参战。

    同样,如果2003年的首相不是托尼?布莱尔,英国不会加入美国战队。如果美国总统不是乔治 布什,也许根本就不会有这场战争。

    多数丹麦人反对对伊拉克宣战;但在并未得到联合国的明确授权的情况下,福格却决心参战,如果举行公决,它肯定会被否决。 英国的情况也一样。布莱尔只是获得议会下议院的微弱多数票,民意测验表明多数英国人反对这场战争。 甚至在美国,2003年初,似乎多数人也反对没有联合国明确授权的战争;当总统在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问题上误导人民时,反对战争的声音就更大了。

    2003年对伊战争只是现代民主制君主特征的一个例证,后者在外交政策领域尤其明显。个性强的总理首相或者总统,可以将其意志强加给政府、议会和人民。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乔治 布什、托尼 布莱尔和安德斯 福格 拉斯马森与路易十四拥有相同的权力,路易十四广为传诵的名言就是“朕即国家”。 2003年,布什、布莱尔和拉斯马森也可以这么说。当然,他们没有说出口。考虑到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民主国家的领袖,这么说并不明智。一个现代民主制下的首相与一个启蒙时代的专制君主,彼此之间最重要的差异在于,现代领袖们的权力不是继承来的。总统和首相是直选或间接选举产生的,他们的权力仅限于自己所当选的任期。在多数民主制下,他们甚至可以在任期内被罢免。然而,政治学家们已经相当普遍地将英国政治体系称为“选举君主制”,甚至“选举独裁制”。

    最近几年,现代民主的君主特征越来越明显。事关社会全体成员的决策必须公开辩论,并获得尽可能多的公民赞同,这一民主理念已经被“强有力领袖”概念取代。辩论和听证日益被视为导致拖沓延迟的原因,需由领袖挂帅竭力避免。商界领袖的独裁作风往往被看作国家领袖应该效仿的榜样。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成为首相和商业巨头的最爱。

    1998年,未来的丹麦自由党领袖安德斯 福格 拉斯马森,在即将与财政部长辩论的前天晚上,重读了这本书。一人之治,也就是总理或总统之治,一直是现代民主的一个元素,但是,今天,它远比三十年前更重要,更显眼。

    (2) 贵族制

    现代民主的基本制度是选举,选举是民主制与贵族制的一种不得已的混合。 当选代表与选民迥然不同,尽管时常有人声称他们与人民同出一辙。比如,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就这么看。 相反,代议制民主的原则是,人民选举的议员们比普通人更圆熟、更聪明、更有魅力、更有知识、更善辩。而且,当选政客必须比普通公民更上镜。 议会成员是精英,也必须是精英。 人们假定他们符合政治哲学家们的要求,大海航行靠舵手,国家这条船必须由最好的公民(希腊语中的hoi aristoi)掌舵。托马斯 杰弗逊和詹姆斯 麦迪逊在建立立法机构时也表达了这种看法,这个机构在几十年后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代议制民主议会。然而,他们的“贵族”不是从一个世袭贵族阶层中招募的,而是从一个智识和道德精英群体中招募的。 因此,民选议会毫无疑问是现代民主的贵族成分。

    现代民主的另一个贵族特征是宪法法院。原型是美国最高法院,但自二战以来,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设立了宪法法院,由国家的法律职业精英来判断议会通过的法律是否尊重宪法,尤其是判断是否尊重宪法所保护的个体权利。 这个机构背后的哲学是:宪法法院的智慧和公正是个体权利的一道防线,个体权利受宪法保护,但处于不被民选议会尊重的危险之中。 宪法法院法官既不是人民选举的,也不向人民负责。 他们是总统、政府或者议会任命的。这是为保护民主理念而设立的一个非民主机构。让我补充一点,至少在德国,宪法法院比任何其他政治机构的公众信任度都高。 目前正在进行的下述讨论,凸显了宪法法院的贵族本质:谁有权决定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和范围,议会还是法院?

    政治哲学家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做出了如下评论:“让司法机构决定此类事务,意味着人民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称之为‘贵族制’的制度,亦即少数精英的统治”;他进一步断言:“人民对哪些抽象原则适于法官解释的选择,使制度成为一个混合宪制。”

   (3)民主制

    基于普选权的、定期的、自由公平选举,无疑是现代代议民主制的民主特征。所有公民都拥有平等的言论自由、平等的集会自由,以及平等接触便于其做出理性选择的相关信息的自由,也是民主的特征。民主的另一个特征是,至少在那些采纳比例代表制的国家,数量微不足道的不满公民可以组成一个新的政党,他们的一个或多个候选人有合理的当选机会。在很多现代国家中,公民陪审团也是司法机构的民主特征。

结 论

    我的结论是,现代自由代议民主制不是纯粹的民主。我们最好称之为混合宪制:它所混合的政治制度只有一部分是民主的,其他部分则是贵族制或者君主制的。各种不同成分不会以每个机构垄断一项特定职能的方式分立。不存在什么三权分立,各司其职。今天,立法权在行政机构、立法机构与司法机构之间划分:行政机构,也就是政府及其各部所有公务员启动并准备几乎所有新法律;立法机构,也就是国会,有权批准或拒绝政府提交的法案;司法机构,也就是宪法法院,在多数欧洲民主国家,它本身就是第二或第三立法院。此外,多数部长都是议会成员。相反,议会倒是可以通过不信任投票解散行政机构。

    民主成分如何占据优势地位,这在国与国之间并不相同。比如政治体系的民主成分和对民主的尊重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的几个成员州比联邦本身更民主,比如俄勒冈、蒙大拿和华盛顿州。

    现代民主是一种混合宪制,我的这个分析主要是一种经验描述。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贵族制或者君主制无疑都是现代代议制民主的一个特征。当然,也可以讨论混合宪制理论的规范层面。规范层面比较复杂,而且也支持这种模式。在我的分析中,我假定现代民主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积极变体的一种混合。如果有人对这些不同的成分持批判观点,可以将它们称为僭主制、寡头制或者暴民统治意义上的民主制。

    对伊作战的支持者认为,布什和布莱尔没有辜负他们作为民主国家领袖的责任。反对者则倾向于把宣战视为一个暴政或专制的决定。

    代议制政府精英特征的支持者,把民选代表视为政治贵族,而批评精英政客把持现代立法院的人,则把议会主权视为寡头制。

    很多相信直接民主的人认为,新IT技术开启了回归民众参与度更高的民主状态的道路,而民意测验和公民复决的反对者则相信:如果允许人民通过公民复决直接决定议题,或者通过民意测验间接决定议题,如果允许人民运用这些方式吓唬政客,并促使他们去做多数人想做的事,就会导致一种平民民主。

    新宪政民主的拥护者可能会说,他们希望看到的是贵族制、寡头制和民主制的混合。宪法法院是贵族元素。民选议员代表的作用是利益整合,相当于寡头制,而自由普选是政治体系的民主成分。混合宪制的另一个方面是该理论古典公式的核心所在,并且今天仍然重要。从古代到启蒙时代,政治哲学家们都主张混合宪制比纯粹宪制更可取,因为来自三种纯粹类型的不同成分的混合,会让宪制更有活力,对溃败和革命的免疫力更强。强调稳定无疑是混合宪制理论规范性的一面。

    同样,可以说,一个强大的政府,或者一个拥有主权的议会,对民主有稳定作用,政府或者议会常常不得不保护国家,避免它受害于“人民的盲目”,后者在直接民主制中常常大行其道。但是,与之相对的是,直接选举议会和间接选举政府是人民的权力,这是为了防止两次选举间隔期的权力集中,防止拥有权力的政府和议会滥用权力。

    从古代直至启蒙时代,混合宪制理论在政治思想中一直占据着显著位置。在18世纪的一百年历程中,它被三权分立理论取代。但是,今天,当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因为太多例外而漏洞百出的时候,它就成为理解现代民主结构的一个障碍,而非一种助力。我建议我们恢复混合宪制,它是一种必要的矫正,可以矫正下述流行观念:“西方国家是纯粹的民主制,民主就是人民统治”,在这个问题上,古代政治思想非常现代或者说相当现代,希腊和罗马政治思想家有很多值得现代政治思想学习的地方。

    附 录

    在其基础性研究中,弗农?博格达诺主张,经过1997年以来的英国宪制改革,“三权分立理论已被议会主权理念所取代”。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清晰地描述了现代英国的立法过程。

    尽管在法律上立法者是议会,在实际中,却是内阁拥有制定政策和制定法律的职能,而议会的主要职能是:在政府部门主导的立法进入法典前,对它们进行审核。不过,在行政部门内部,也存在一种权力的分立:部长们制订法律,公务员执行法律并向部长们提供建议。

    其次,法律必须由下议院和上议院两院通过,而且自1999年改革以来,“几乎可以确定无疑的是,没有哪个党可以再次独享上议院的压倒多数”。 再次,“尽管形式并非如此,人权法实质上赋予法官一种新武器,也就是对立法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 最后,“人民自身也成了一根护栏。接受公民复决作为一种宪法机制,已使政府更难确保某些[宪法措施]的通过… ...人民已经成为制宪机制的一部分,尽管其参与程度非常有限。”

    因此,立法涉及六种不同制度的合作:(1)内阁,(2)公务员,(3)下议院,(4)上议院,(5)各级法院,以及(6)少数情况下的人民。事实上,我们还须再加一个立法机构(7)欧盟,英国已于1973年加入其中。今天,约有一半新法规是欧盟规章,而非议会法令;除了规章以外,英国还有义务将一些欧盟指令揉入国内法。

    所有这些确实是一种权力分立,但不是基于孟德斯鸠所倡导的那些原则。在我看来,这是混合宪制所实践的权力分立。某种职能与某个机构之间没有关联。多个机构分享某项职能,履行某项职能的人经常同时拥有履行另外两种职能的权力:行政与司法。在我看来,英国的新宪制是一种混合宪制。只有两项宪法改革似乎符合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上议院被剥夺了作为最高上诉法院的权力, 法官由新成立的司法任命委员会而非行政机构任命。 一个相反方向的发展是,戈登 布朗放弃了他的一项首相权力:即不经议会同意就发动战争,并将英国军队派往国外的权力。议会变得更加强大,但结果是行政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割让给了议会。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4-11 10:31:19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田雷:超越宪法的美国宪政史

超越宪法的美国宪政史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师 政治学博士 田雷

2012-04-06

    美国的宪政史是一部超越宪法的历史,它的三次大转型,建国、重建和新政都不是司法而是政治决断的产物,中国研究者对于中国问题也应具备同样的宪法意识。

    我们现在有很多宪法学者都在研究美国宪法。可以说,过去十年是美国宪法学的“黄金十年”,其间出版了海量的美国宪法译著和专著,我们的翻译速度已经与美国学者的写作速度基本同步,甚至已经超越了中文读者的阅读速度。十年前,马伯里诉麦迪逊可能还是宪法学的知识前沿,可以出现在北大法学院研究生考试的试卷上,但现在,马伯里或许已经是法学院本科生的学前培训或者普法教育的内容了。

    但在热闹的表象下,宪法学者并未自觉反思为什么的问题,即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宪法。或者可以这样提问,为什么有这么多学者在研究美国宪法,而不是同样适用了美国原理的加拿大或以色列宪法,为什么现在没有什么人研究苏联宪法或非洲某个国家的宪法。

    宪法学界更习惯于基于学科的逻辑讨论方法论,一个在我看来就是“怎么办”的问题,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为什么的回答决定了我们可以怎么办。也是因为我们的宪法学者在面对美国宪法时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学习美国宪法就变成向美国学习宪法,反映在当下的美国宪法研究中,就是我们至今未能建立起中国宪法学的美国宪法叙事。

    我自己的阅读经验或可说明这一点,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读了不少美国学者研究中国政治的著作。这些研究存在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有一个独立的问题意识,是美国人自己建立起来的一套认知中国政治的体系,有自己的概念、命题和语境,是根据中国在美国体系中的位置来建构中国的论述。

    而我们的美国宪法研究却只是在进行美国宪法学的美国宪法叙事。我们看起来是在原汁原味地讲述美国宪法,但这种看起来走在前沿、追求同步的美国宪法研究实际上只能说是一种“鹦鹉学舌”,一种简单的拿来主义。我们自始至终都未曾反省为什么的问题,因此也没有自觉地思考如何建构起中国宪法学自己的美国宪法叙事。

    更重要的或许在于,美国的法学教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职业教育体系,是以培养本国律师为己任的。照搬美国法学院现有的职业主义叙事,将司法审查预设为美国宪政大厦的基石,实际上正遮蔽了美国宪政发展的真正经验。例如,美国建国时只有13个州,现在有50个州,这一大扩张在美国是一个宪法过程,但美国宪法学不谈这个,因为这个宪法过程在美国没有司法化,对做律师没有帮助。但美国在历史上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对我们就很有意义。美国宪政两百年可以带给当下中国相当多的教益,但美国法学院内的现有研究其实把美国宪法讲“薄”了,那些司法学说和技术与其说是美国宪政成功的奥秘,不如说是美国律师自我设置的职业进入门槛。

    因此,中国宪法学者必须寻找新的参照系,在此基础上重现发现真正值得我们研究、掌握、并且借鉴学习的美国宪法。这个过程既要求我们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重建对美国宪法的理解,又要求我们可以将美国宪法作为一种方法,通过它来理解我们自己的宪法问题,因此是一个穿越在历史和现实、我者和他者之间的过程。劳伦斯·却伯在其新著《看不见的宪法》中引了惠特曼的一句诗:I am large, I contain multitudes(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这也许可以作为我们思考中美参照系的一个起点。

    中国当下确实面临着自己的宪法问题,边疆治理、代际政治、一国两制,而美国实际上也有着同样或者在功能上等价的宪法问题,但这些问题在美国并没有 “政治问题司法化”,也无法参考美国现有的学说体系。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司法审查可以让中国宪法“活”起来——只要找到读过美国宪法解释ABC的人,由他们解释宪法,我们的宪法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其实是对美国宪政史的最大误读,这大概解决不了任何中国问题,它本身可能就是问题。

    基辛格可以写出《论中国》,傅高义可以写出《邓小平与中国转型》,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在30岁写出了《论美国的民主》,为什么中国人的美国宪法研究不可能超越美国法学院现有的叙事,最终形成对美国的理论输出?

美国宪法史的结构性特点

    美国宪政史有两个结构性特点。首先,美国是一个通过制宪建国的国家,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宪法共同体,United States是通过宪法才united起来的。因为宪法在先,美国在后,美国宪法史就可以讲成一部美国史,理解美国宪法也就是在理解美国本身。中国不同,无论是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文明秩序,还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国的政治根基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成文宪法。中国宪法史不可能讲成“上下五千年”,最多只能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不可能覆盖中国这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全部时空。

    这一区别就在告诉我们,美国宪法不只是法院的司法化宪法,不只是法官用以化解政治冲突的司法学说和技艺,美国宪法的故事并不限于联邦最高法院所设定的剧场。

    我的老师布鲁斯·阿克曼曾经说过,“我们的宪法叙事将我们构成了一个民族”。我们也可以说,美国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它的宪法,美国存在着一个 constitutional founding。不仅如此,如果看阿克曼所讲的美国宪法的三次大转型,建国、重建、新政,它们都不是司法决策的产物,而表现为国家宪法政体的结构性改造。回到英语原义,Founding,Reconstruction与New Deal,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把握其中结构性改造和国家建构的意义。美国是一个宪法共同体,这是美国宪政史的第一个特点。

    其次,美国只有一部宪法,1787年的费城宪法至今仍是美国的高级法和根本法,而且两百年来只在文本上留下27条修正案。很多人因此讲美国宪法是超稳定的,但问题在于,美国宪法第五条所规定的修宪程序在进入20世纪后已经基本上走不通了,高级法政治的法治化轨道已经堵塞,即便是罗斯福新政都没有留下文本上的修正案,正是因此,美国的保守派在里根革命后攻击进步主义者放逐了自由放任的宪法秩序。阿克曼在《我们人民》中讲美国是“一部宪法、三种政体”,1787年宪法的框架容纳了建国、重建和新政三种宪法秩序,实际上是希望为罗斯福新政找到一种更坚实的宪法基础,证成新政是一次不成文的修宪。这样看来,超稳定或许不是一个准确的形容词。美国宪法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最紧迫的当然是断而未裂的南北战争,如果不是林肯的决断,美国或许早就会南北分治了。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危机时刻。美国宪法学现在流行“看不见的宪法”、“隐藏的宪法”或“不成文宪法”的说法,这些学术修辞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切勿从文本的稳定性推定宪政实践的稳定性。

    但无论如何,美国只有一个政治纪元,也只有一种政治时间,无论其政治身份在危机时刻发生何种结构性的改造,还都是发生在1787年宪法设定的政治框架内,阿克曼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法国自1789年经历了五个共和,而我们只生活在一个共和国内。”我们现在说奥巴马是美国第44任总统,这是从华盛顿开始计算的,而不是林肯或罗斯福。如果对比中国或德国、法国,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美国宪政实践的连续性。

    美国宪政实践的连续性给美国宪法的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挑战,如何形成我们的总体史观,如何把握美国宪政实践的总体韵律。在法律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只能有一部宪法史,这并不是理论设计的要求,而是美国宪政自身实践提出的命令。任何美国宪法理论,即便是那些仅处理宪法史的某一片段的理论,都必须具有总体性的视角。美国宪法史是裂而未断的,是由“一连串”的宪法实践所构成,美国宪法发展的关键时刻在解释时是环环相扣的——你如何理解1776年的《独立宣言》,可能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如何理解1781年的《邦联条款》、1787年宪法,甚至如何理解美国内战。这是实践对理论建构提出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宪政史的两个结构性特点:第一,美国史就是美国的宪法史;第二,美国只有一部宪法史。这两个判断听起来很绝对,但我认为从宪法学的意义上可以这么说。法学学者当然可以对美国宪法史进行分期研究,只研究重建或者新政、马歇尔法院或者沃伦法院,但这些片段化或局部性的研究应当隐含合理的总体史观和叙事,否则,以学术规范化为借口沉浸于具体问题的技术化研究,那就不只是鹦鹉学舌,由此形成的研究成果很有可能是管中窥豹,甚至盲人摸象。或许可以说,在美国宪法研究中,既要看到树木,更要看到森林,在美国宪法史的解读上,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从司法审查到宪法决策

    我在2006年曾经翻译出版了哈佛法学院考克斯的《法院与宪法》。考克斯教授是在美国宪法史上留下过自己足印的人物,就是那位在水门事件中把尼克松拉下马的特别检察官,美国法治的英雄。这本书的名称其实就代表了美国法学院内的宪法叙事:“法院与宪法”,法院在先,宪法在后,在这种叙事中,宪政就是司法审查,法官才是宪法的守护者,美国宪法就是讲述联邦最高法院的故事。

    通常说来,故事会从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开始讲起。如果我们看美国法学院内最常用的案例教科书,苏利文和冈瑟编撰的已经出到第17版的《宪法:案例与材料》,第一章就讲最高法院权力的来源与性质,第一个案例就是马伯里诉麦迪逊,相比之下,美国宪法文本的秩序首先是国会、其次总统,最后才是法院,《联邦党人文集》等到第78篇才论述司法问题。因此,这种叙事的材料其实是constitutional law,主要是法院的判例学说,而不是Constitution本身。由于我们对美国宪法的拿来主义,这种叙事其实也在塑造我们对美国宪法的想象,美国宪政在我们这里被误读为政治问题的司法化,也就是“大法官说了算”。

    但事实并不如此,只要我们读过美国宪政史,我们就可以发现,美国历史上的伟大总统都有过“藐视法庭”的记录,从杰斐逊、杰克逊、林肯到罗斯福,无一例外,如果法官真的就是宪法的声音,那么这些总统都是反法治的。而且,政治学家斯科夫罗内克的研究已经证明,如果旧体制已摇摇欲坠,那么积极有为的新总统必定会和旧体制所培养的法官产生冲突,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冲突。这就暴露了司法化宪法的一个断裂,一方面,我们都承认也必须承认他们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是共和国的守护者,但另一方面,他们在美国这个法治国家内又不是守法主义者,怎么解决这个会让司法化论者感到尴尬的断裂?

    我们在这里要超越司法审查的概念禁锢,回到宪法决策(constitutional decision-making)这个一般性的概念。美国宪法的主语是We the People,而不是We the Court,其宾语是国会、总统、法院和各州,也不只限于法院。换言之,政府各个分支都必须基于宪法做出决策,在决策过程中有权解释它所理解的宪法,非民选的法官不能垄断宪法的解释权。

    有关宪法决策,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买,它与马伯里案同年发生,决策者其实就是马伯里案的实际被告,时任总统杰斐逊。路易斯安那购买由始至终都与法院没有关系,但它仅用一千万美元就让美国疆域扩展一倍,其宪政意义远大于马伯里。桑福德·列文森专门撰文说美国宪法课上不应讲马伯里,或许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我们确实应该打破马伯里迷思对宪法学探索的禁锢,重访路易斯安那购买或许可以是一个起点。

    林肯在内战期间停止人身保护令状也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林肯对此有一个自己的辩解,“all the laws, but one, go unexecuted, and the government itself go to pieces, lest that one be violate”。林肯的言下之意,我违反一部法律是为了防止国家的分崩离析,因此拯救了所有其他的法律,林肯的这句话也许会让我们想到施米特,但这确实是林肯的自我辩护。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林肯的复杂性,因为根据这个逻辑,林肯完全可以拒绝参加1864年的总统竞选,因为参选就意味着可能落选,而林肯落选也就意味着南北分裂,但林肯没有继续主张他要拯救“all the laws, but one”,美国宪政的纪元得到延续。

     我最近读到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细节。我们都知道,1953年的布朗案要求在公立学校内解除种族隔离,因此遭到美国南方的普遍抵制,包括地方民兵都动员起来阻止黑人白人合校。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了国家法制的统一,让中央军队进入南方执行最高法院的法令。对于美国南方白人来说,总统的行动会让他们回忆起内战失败后的屈辱军管史。但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决策中表现出了真正的宪法智慧,他派出的是二战时执行诺曼底登陆任务的空军部队,让民族英雄到南方去执法。总统的宪法决策既没有案例编号,也有缺少书面的意见书和司法说理或推理,但它往往体现了更可贵的宪法智慧。

    我是在布雷耶大法官的新著《让民主运转起来》中读到这则小故事的,在耶鲁法学院读书时,我曾有幸聆听布雷耶的演讲,第一场的内容基本上围绕着马伯里诉麦迪逊。在讲座的问答环节,有听众提出了有关马伯里与早期共和国史的问题,布雷耶回答完毕后问坐在第一排的阿克曼:“我讲对了吗?”阿克曼的回应是摇了摇头,这个小故事其实并没有什么微言大义,我之所以想起它,还是要借此检讨司法化叙事的正当性。在我看来,马伯里范式的司法审查既非四海皆准的宪政公式,也很难说是美国宪政发展的内在模式,它很大程度上来自职业叙事的建构和想象,或者如劳伦斯·却伯所言,“有关司法审查之正当性的论证最终都是超宪法的,相关思考在根本上是政治的、哲学的和历史的”,它是司法学说体系的第一块砖,把它抽出来,整个体系就会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崩溃。但对我们而言,反思司法化宪法观却是重新理解美国宪政的第一步

三位一体的美国宪政形态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共同体得以组成的根本结构方式,因此现代宪法学应当是一种statecraft,关于这一点,菲利普·波比特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国家是基于它的目的而存在的,其中包括生存下去和行动自由的动力,这是战略;权威和正当性的动力,这是法律;追求身份的动力,这就是历史。”有趣的是,这是波比特作为美国宪法学者在研究欧洲宪法史时提出的框架,我在此拿来重建我们对美国宪法的理解。一个国家的宪政形态是由历史、法律和战略所构成的,分别对应着宪法学内的宪法政体、国家能力和地缘政治,我在此以美国的建国宪法为例来实践这种新宪政的论证。

    历史是关于政治身份的追求,美国作为一个宪法共同体,其政治身份就是美国的宪法政体,也就是United States的宪法结构。在早期共和国史中,United States并不是一个恒定的结构。我们可以从头看,《独立宣言》的文本中出现过united States,我们现在经常错误地翻译为“合众国”。但请注意,这时的united还是小写,只是前置的形容词,其性质正如它之前的thirteen,你总不能翻译成十三个合众国吧。因此,《独立宣言》并不是要建国,它只是十三个邦国“步调一致”宣布各自的独立,成为“free and independent States”。

    United States作为一个法律名词首见于1781年的《邦联条款》,但这时的United States和我们现在的联合国(United Nations)没有实质区别,“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只是“联合国在北美”,因为《邦联条款》第二条明确宣布“各邦国保留其主权、自由和独立”,第三条将邦联称之为“坚定的友爱同盟”(a firm league of friendship),因此,这时的United States还是一个国际法组织,而非主权国家。我们从它的运作也可以看出,各邦在邦联的代表并不是“议员”,而是“大使”,无论代表人数多少,都只能进行团体投票。只是在费城宪法生效后,United States才成为“合众国”,在此意义上,1787年才是美国真正的建国时刻,因为从这一刻起,它的权力基础不再是各个州,而是我们人民,甘阳教授将这一过程概括为“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

    而在这之后,United States还经历了一个由复数名词到单数名词的转变。1865年的第十三修正案还是在用their作为人称代词来指代the United States,合众国还是一个复数。转变出现在1868年的第十四修正案,制宪者开始用the来指代the United States。这种言词之间的区别其实标志着美国政治身份的大转型。也就是说,美国只有经历了一场内战,才浴火重生为一个不可分裂的民族国家,这在宪法文本上体现为合众国由复数名词向单数名词的转变,因为各州已经不可逆地失去了它们所主张的主权。

    关于国家能力,宪法学有一个表述,宪法是“限制公权力以保护私人权利”,但至少美国的宪法发展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宪法转型在美国主要表现为国家建设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塑造国家能力的问题。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说过一段耳熟能详的话:“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部或内部控制。在创设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此:你必须首先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接下来再使政府有责任自我控制。”我们一定要看到麦迪逊的“首先”和“接下来”,原文分别为“first”和“in the next place”,逻辑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内开篇就讲道,“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并不是它们的政府形式,而是政府的程度。”亨廷顿所说的“政府的程度” 其实就是国家能力的另一种表述,只是宪法学者现在更喜欢讨论“政府的形式”。也是在这本书中,亨廷顿阐发了麦迪逊的判断,“权力在能够被限制之前首先必须存在”,“人可以有秩序却无自由,但却不能有自由却无秩序”,因此,首要问题“并不是自由,而是创造一种正当的公共秩序”。

    但亨廷顿认为,美国生来就具有一个政府,所以美国人只懂得如何限制政府,而不知道如何创造政府,这或许是一个有偏差的判断。有关美国政治发展的研究已经表明,美国人的政治智慧在于他们擅长建设“看不见”或者“尽可能不显眼”的政府,即便是19世纪,美国也不是一个自由放任的“弱国家”,只是我们用欧洲民族国家的经验理论是无法理解美国政治发展的。

    在纪录片《大国崛起》中,阿克曼在讲述费城制宪时说,“在1787年宪法中,关于成立国家政府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如果我们不联合起来,就会被欧洲列强所摧毁,我们需要一个中央政府。”阿克曼的话其实连接了国家能力和地缘政治的问题。有关建国秩序的地缘政治宪法问题,我们可做两方面的解读。

    首先,1776年至1787年间的北美大陆是一个列国体制。在战争结束,北美列国失去共同敌人后,它们在贸易和疆土上的冲突可能会让新大陆复制旧世界的命运,陷入一种“战国”状态,因此,制宪是“合众为一”,防止北美大陆重蹈欧洲的政治宿命,费城宪法在此意义上构成了北美诸邦的“和平协定”。制宪的实质是让原本inter-national的议题变为了inter-state的议题(而commerce这个词最初并不只是商务或贸易,而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沟通),如果说前者要经过国际谈判才能解决,那么后者可直接由中央政治过程进行干预。直至林肯在论证美国不可分裂时,还在主张“和外人订条约能比朋友间订法律更容易吗?外人之间执行条约能比朋友之间遵守法律更容易吗?”

    其次,但在实践中更重要的是,美国人只有联合起来,拧成一股绳,才可能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生存下去,这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的论证。我们现在读《联邦党人文集》通常会跳着读,从第10篇开始读,甚至是直接读有关司法审查的第78篇,但更重要的篇章其实出现在一开始,从第3篇到第8篇,军事家汉密尔顿和外交家杰伊都在进行地缘政治宪法的论证。事实上,即便是书生气最重的麦迪逊,也在第41篇中讲到,“美国若是联合起来,只要少数军队,甚至不需一兵一卒,对于外国野心来说,要比美国分裂而拥有十万名准备作战的精兵更能显示出一种令人生畏的姿态。”

    为什么?原因在于美国有大西洋的天险,在当时的军事技术条件下,大西洋让美国不需要维持人数众多的陆军。仅有的2万名陆军大都驻在西部或北部与印第安人毗邻的边境地带,这也是我们“看不见”19世纪的美国政府的原因之一,但看不见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美国宪法第三修正案禁止士兵在和平时期驻扎民房,美国很少动用军队执行国内事务,正是地缘政治才能解释美国和欧洲大陆的“大分流”。阿基亚·阿玛说大西洋就是美国的“太平洋”,保卫美国人自由的不是《权利法案》,而是大西洋,这就是基于地缘政治的宪法论证。

    在1862年的国会咨文中,林肯指出,美国的内地“从领土角度讲是共和国的主体,其余部分不过是它的边缘地区……蕴藏着最富饶的未开发资源”,但 “这个地区却没有海岸,没有一个地方接近海。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内地人民现在正而且将永远设法借道纽约到欧洲,借道新奥尔良到南美洲和非洲,借道旧金山到亚洲。但是,按照目前叛乱分子的设想把我们这个共同的国家分成两个国家,这样一来,广大内地的每一个人就都被切断了一个或更多的出口”,因此,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只能联合,不能分裂”。这是林肯基于地缘政治的宪法论证,它比任何其他形态的宪法论证都要厚重。

    在结束时,我应当指出,我所提出的问题远远多于我所回答或者有能力问答的问题,但我希望,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些正确的问题,并可以促发建设性的思考。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5-10 23:36:29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非常有意义:陆克文与奴隶制

    陆克文是西方领导人中第一个向原住民道歉“大屠杀”的。与此相关,美国有一个浩大的黑人要求对奴隶制道歉和赔偿的运动,附件是对这一运动的最好经济政治和法律分析著作,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陆克文总理向澳大利亚原住民道歉全文

2009-07-22

    今天,我们荣幸的土著人民的这片土地上,最古老的文化持续在人类历史上。

    我们反思过去的虐待。我们反思了特别是对那些谁虐待被偷走的世代——这损害我们民族历史的篇章。

    现在是时候了,纠正在澳大利亚历史上过去的错误为国家翻开新的一页,因此有前进的信心迈向未来。

    我们在法律和政策的连续的道歉,议会和政府已对此感到深切的悲痛、痛苦和损失——这些我们的同胞澳大利亚人。

    我们道歉,特别是为消除从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他们的家庭、社区和他们的国家的儿童。

    对于疼痛、苦难和伤害,这些被盗的几代人,他们的后代和他们的家人留下的,我们说对不起。

    母亲和父亲,兄弟和姐妹,对为此而打破的家庭和社区,我们说对不起。

    如屈辱如退化,从而对一个骄傲的民族和一个自豪的文化,我们说对不起。

    我们澳大利亚议会恭敬地请求将这一道歉得到的精神,在国家的愈合作出一部分贡献。

    对于未来,我们的心系为创造这一历史上新的一页,我们伟大的大陆现在可以加载史册。

    我们今天的这第一步,承认过去和铺设道路,声明未来拥抱所有澳大利亚人。

    在未来,这个过去议会决议的不公正绝不能,永远不再发生。

    在未来,我们决心利用所有澳大利亚人,土著和非土著,缩小在于我们之间预期寿命、教育成就和经济发展机会的差距。

    在未来,在老办法都失败了我们接受可能性的解决长期问题的新办法。

    未来的基础上相互尊重,相互的决心和共同的责任。

    在未来,所有澳大利亚人,不论其起源,是真正平等的伙伴,有平等的机会和平等的股权,形成这个伟大国家的历史上的下一章,澳大利亚。

 

 

 

发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2012-04-12 09:52:04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主 题: 转发: 徐浩渊转发李零新文

太阳不是无影灯

——从一个展览想起的

李零

一、

    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个展览,展品借自德国三家最大的博物馆。展览题目是《启蒙的艺术》。东西很多,我印象最深是康德的皮鞋。德国人都很高大,他的鞋怎么那么小?

     康德喜欢散步,定时定点,一边遛弯一边想。有个学生说,这双鞋让他激动不已。直到收到国家博物馆送的图录,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他在家里穿的,跟拖鞋差不多。

    启蒙,中国话的本义是教育小孩,让他们早点开窍。比如汉代蒙学,就是教小孩背《苍颉》、《急就》。后来的《三字经》、《千字文》,还是这样的课本。过去坐馆的先生都是边教边打,背不下来就拿戒尺打手板,用烟袋锅子敲脑瓜。打是启蒙的一部分。

    什么叫蒙?《易经》六十四卦,首乾、坤,次困、蒙。困是万事起头难,蒙是人生糊涂始。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见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其实人是生而糊涂,因为糊涂,才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什么人最糊涂?传统看法是两种人,“女子”与“小人”,孔子称之为“难养”(《论语 阳货》)。“女子”是全称的妇女,“小人”是男人的大多数(相对于“君子”、“大人”)。还有一种,是于丹曲解的“小人”,即意识混沌、尚未开窍的小孩,《易经》叫“童蒙”。现在,国家也有这种划分。有些国是“聪明国”,有些国是“糊涂国”。

    “聪明国”对“糊涂国”说,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帮你们这些不开窍的国家启蒙,你看多好,但问题是用什么方式启蒙:你是启蒙,还是欺蒙?启蒙的启是启发的启,不是欺负的欺,欺骗的欺。

    启蒙(Enlightenment),在欧洲语言中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照亮(古义),即把黑暗变成光明;一个意思是启发(今义),即通过启迪和教化,把糊涂蛋变成聪明人。“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性”,康德如是说。这是展览的口号。德国总统的致辞强调这句话,德国大使的致辞也强调这句话。但启蒙的初义却与光有关。

    咱们这个地球,一半亮,一半黑,你那边是白天,我这边是黑夜。太阳最亮,照到哪里哪里亮,没错。但有光就有影,哪怕一个乒乓球,照样一半白,一半黑,你说照到哪里哪里黑,也没什么不对。
太阳不是无影灯。

   启蒙是投射光明,但启蒙也有阴暗面。图录的第七部分就叫“阴暗面”,内容主要是霍加斯、皮拉内西、戈雅等人的画作,表现监狱、酷刑和战争。有趣的是,它的题辞出自《浮士德》,是魔鬼先生靡菲斯特的话:

我是部分的一部分,部分原本是一切,
我是黑暗的一部分,光明本来生于黑暗,
傲慢的光明,如今跟母亲黑暗
争夺空间及其古老的地位。

    启蒙的黑暗面是什么?有人说,是理性走向反面。启蒙者是少数聪明人,但被启蒙者却是芸芸众生。傻子经过启蒙可不得了,就跟鲁迅说的一样,马上直奔奴才住的小黑屋,动手就砸墙(《聪明人、傻子和奴才》)。比如法国,那是启蒙的天堂,但群众是洪水猛兽,他们杀国王,灭教会,血腥恐怖,把整个欧洲都吓傻了,觉得与其让这帮傻子参加革命,还不如把他们搁一边,新富跟旧贵妥协。这种说法,不仅是19世纪的说法,也很符合当下的口味和时尚。

    其实,比这个问题影响更为深远,恰恰是总统致辞中提到的,启蒙在世界范围内的后续发展,特别是它对欧洲以外所有落后地区的意义:在启蒙时代,一方面欧洲人在为自身能更多地参与政治生活、为宽容和正义而抗争,另一方面欧洲各国却利用技术优势,在亚洲、非州和拉丁美洲扩大势力范围。这是当时欧洲人很快就注意到、然而却不承认的矛盾之处。

    当年的启蒙怎么启?大家可以看展览。今天的启蒙怎么启?大家可以看电视。大家不妨比一比。现在,“聪明国”怎么教化“糊涂国”,凡是长眼的,大家都看到了:一是耍钱,把你的钱都耍到他的口袋里,不知不觉。二是玩弹,兵不厌炸,把你炸到听话,听“聪明国”的话。

    每个国家的动乱和灾难,都是它的阴影。

    这本图录,正文前面有一组文章,共九篇,中德两国的作者都有。其中彼得?克劳斯?舒斯特《光亮与阴影:论艺术中启蒙的辩证》很有意思。这篇文章就是讲光与影的关系。

    该文提到著名的索尼巴尔MBE,一位尼日利亚裔的英国艺术家。他是大英帝国勋章的获得者。MBE就是这个头衔。一般讲启蒙的阴暗面,都是讲法国革命。此公不然。

    插图21选自他的雕塑系列《启蒙时代》(2008年)。他怎么表现启蒙大师?真是大不敬呀。我们都还记得吧?金融危机大爆发前,2007年,市场万能高奏凯歌、自由主义响彻云霄,亚当?斯密被印在了20英镑的钞票上,地位跟英国女王一样。他的名言是“看不见的手”,但插图中的他,我们可以看见手,却看不见头。没头,当然是无冕之王。

    插图22选自他的摄影系列《理性沉睡,心魔生焉》(2009年)。他的灵感来自戈雅。这个系列是从戈雅《随想曲》的第43图直接翻出(请对比插图7、11、12)。戈雅画“理性恶梦”,这个“春秋大梦”做了几百年,已经成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他的作品,五幅一套,五大洲,一洲一梦。插图22是《非洲梦》。画面上,有个白人老头正伏案昏睡,衣服还是亚当?斯密身上那张皮,上身黄,下身紫,周围是蝙蝠、猫头鹰和猞猁,全是代表黑暗的动物。这回,头倒是有了(白毛歇顶),你能看见他的头,但看不见他的脸。对后一系列,索尼巴尔的解释是:

    启蒙时期是将人类从中世纪的黑暗中解放出来的一个时代,……我们的关于民主的传统观念,在这个时期内得到了重新定义,和自由主义的理想一起,在启蒙时代里浮现出来。但是,这恰恰是自由民主的傲慢,经常被用作一系列战争——最近一次即伊拉克战争——的合法化借口。……来自一段殖民主义时期的证据是再熟悉不过了:他们,其他的人,是一个“不文明”的民族,而我们,受过启蒙教育的欧洲人(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一定要努力地教化他们。然而,正如莎剧《暴风雨》中凶残丑陋的奴隶,他们拒绝被教化,因此我们就要用枪炮将民主强加在他们的头上。这样的行为其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自由民主的傲慢已经导致了最不理性的种族灭绝行为。在《理性沉睡,心魔生焉》画作中,我从戈雅的那些蚀刻印刷版画中取得了文本及其形式构成。我将原始的表述作了翻转,重现在睡着画中人的桌子上,并且在它的后面放了一个问号,这样用法语念起来就是,《理性沉睡,美国心魔生焉》原始语句变得夸张,我特别在这里使用法语,因为就是法国人给美国送去了自由女神像。……在最基本的措词中我联想到,脱胎于理性启蒙外表的、非理性的侵害,就像是一场你无法理解的赛跑,会令“理性”入睡并从中释放出魔鬼——并且“魔鬼”一词在这里可以用任何数量的暴行来代替。总而言之,你们的文明进步的意图,并不一定会产生出文明进步之结果。 (95页,译文如此,有些句子好像不太通顺)

    什么叫“我们的关于民主的传统观念”?它是怎样被启蒙运动“重新定义”?这事值得刨根问底。

    西方有个说法,凡是没经启蒙的国家都不民主也不文明,不是“黑暗帝国”,就是“长不大的孩子”。比如德国的大哲学家黑格尔就说过,非洲没有历史,中国、印度、波斯是过于早熟的小孩。中国最糊涂,印度其次,波斯又其次(见王造时译《历史哲学》)。

    波斯是希腊的老邻居,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它并四大帝国,立数十行省,领土以伊朗和伊拉克为中心,西有叙利亚、土耳其,东有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亚五国,南有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埃及、利比亚,多少文明古国,全在它的版图之内。但就连这个昔日老大,在黑格尔看来,也不过一只脚刚刚跨进历史的门槛。只有进入古典欧洲(希腊、罗马),历史才大放光明。

    他为空间赋予时间的意义——凡在欧洲之外,都属于过去,都属于黑暗。

    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但历史,从西往东看,反而是越往东越黑。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全都灾难深重,直到今天,也是轮番挨打。西方后来居上,反而成了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在西方文明面前,我们都是“小孩子”(真有意思,老人反而变成了小孩)。

     中国国家博物馆,当然是“小孩子”的博物馆。“聪明国”的东西一点儿没有,其他“小孩子”的东西也没有。

    过去,在海外,我经常被问起:为什么你们的博物馆要拒绝国际化,光展你们自己的东西。这是好问题。每次这么问,我都说,道理很简单,近百年来,我们没有抢人的资格,只有被抢的资格。1949年后,西方用铁幕罩着我们,说我们就是铁幕,老百姓衣食不给,哪有闲钱到外国买古董。抢既不能,买又没钱,我们只能望洋兴叹。现在,中国的博物馆,借展越来越多,有进有出,这就是国际化。这样的国际化,我看挺好,远比把人家的东西搁自己家里好。

    《启蒙的艺术》,东西就是借自德国。

    小孩最爱听好人、坏人的故事。东方的传统是“专制”,西方的传统是“民主”。我们的老师给我们启蒙,这是基础课。民主和专制,就是这种一黑一白。但有趣的是,启蒙运动一开始,热衷的却是专制。

    欧洲是“启蒙的灯塔”,没错。不过,遥想当年,他们也曾被中国启蒙。我们也曾经是他山之石。比如这本图录,前面有德国总统的致辞,他一上来就承认,传教士对中国的介绍是“一股推动力”,“在启蒙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欧洲的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正好在我国的明末和清代。当时,来自传教士的报告对他们很刺激:凡是他们责之深而恨之切者(如教会专制和贵族跋扈,国家分裂和封建割据),中国似乎都没有;凡是他们听着新鲜看着好玩期盼已久十分短缺的玩意儿(如君主权威、文官政治、考试制度),怪了,怎么中国都有。中国的专制被夸大,被美化,被乌托邦,真让咱们不好意思。

    图录讲中国,主要在第四部分“他乡与故乡”。“反认他乡是故乡”,见《红楼梦》第一回。这个题目起得好。他们的启蒙艺术好像哈哈镜,可以折射当时的中国印象。

    西人所谓乌托邦,很多是托梦海上。我们的梦也是。秦始皇的梦是海外三山。“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长恨歌》)。秋瑾说,“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她说的三岛是日本。《河殇》也是乌托邦,梦也在海上。所以,顺理成章,图录是拿表现法国海港的画作当这一部分的序幕。

    想当年,中国对欧洲影响最大,不是瓷器,不是丝绸,不是园林,而是大帝。大帝,意义有二,一可打击教会专制,二可打击封建割据。我们有康熙、乾隆,他们有路易十四、腓特烈和彼得大帝。

    图录的第一部分是德国的宫廷生活。这一部分,有腓特烈大帝的像(见图版002)。奥威尔在《动物农场》里写了个坏蛋,暗指希特勒,就是借他的大名。

    中国的专制,特点是众生平等,唯我独尊。它尊的不是上帝,而是世俗的统治者;世俗国家也不归封建贵族管,而是由一个网状的庞大官僚机器来支撑。网络的顶端是皇帝。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走向帝国,秦始皇为中华帝国办的头一件大事,就是铲除这类贵族。只有铲除这类贵族,只剩一个贵族,才有所谓“皇帝”。

    这种专制主义,对症下药,正好可以治他们的病,欧洲叫绝对主义(absolutism)。他们的启蒙,一开始是这么启。

    欧洲启蒙,光看展览,好像只是个文化运动。其实。他们的启蒙,先是给自己启,后是给别人启。前者靠革命,后者靠战争,都离不开暴力。不光靠风花雪月、琴棋书画,纯粹的文化运动。

    中国的特点是世俗化很早。士农工商,第一是士,先是武士,后是文士,文士,即读书人,地位最高。四民之中没有僧。魏源说,“英官教印度庶民,名归四业:一僧,二兵,三商,四役”(《海国图志》卷二十)。僧是僧侣,兵是武士,商是商贾,役是贱民。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情况差不多。僧都是放在第一位,贵族武士都是放在第二位。

    欧洲的四民之序,本来是一僧(教士)、二兵(贵族)、三商(工厂主和商人)、四役(工人)。革命改变了四民之序,解放的主要是商。马克思提倡的无产阶级革命,他要解放的是役,即工人阶级。这是启蒙精神的继续。不过,欧洲革命并不曾将革命进行到底。今欧洲44国,还有12国是君主国。教会势力被分解,有点家为巫史的味道,但教会的力量依然强大。这是欧洲保守主义的根子。

    西人所谓的普世价值(ecumenical value),它的本义是三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合一,普天之下都信同一个上帝。这是他们理解的“大一统”。

    宗教还是最大的文化。

    欧洲所谓的“蒙”是他们的中世纪。中世纪有什么问题?启蒙学者说,主要是教权大一统,政权四分五裂,教士和贵族压制了第三等级,市民阶层抬不起头。教权大一统怎么治?靠宗教世俗化和宗教多元化。政权四分五裂怎么治?靠中央集权和民族国家。

    这个蒙,咱们不用启。两千多年前,我们就政教分离,政在教上。国家大一统,那是现现成成。宗教多元化,也是现现成成。只是19世纪,他们对君主制烦了,对中华大帝国烦了,群起而反专制,才有革命,风起云涌,波及全世界。革命是更大的启蒙。他们的革命分两步走:先是申君权以反教权,后是申民权以反君权。只是在后一步上,中国和世界才踏上了同一班车。

    中国是亚洲第一共和国,对皇权,很彻底,也很客气。彻底,是彻底废了,一风吹,不拖泥带水。客气,是交权不杀,优待皇室,溥仪还住在故宫里。

    我们和西方是殊途同归。从此,中国史才真正加入世界史。我们的历史和欧洲的历史才终于掺和到一块儿。

    现在的伊斯兰世界,很多国家还是以部落长老制为基础。沙漠和草原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居,往往一盘散沙。蛮族入侵后的欧洲,情况差不多。凡是缺乏国家大一统的地方,一般都是宗教大一统。

    欧洲有没有大一统的帝国?有。一是马其顿帝国,二是罗马帝国。

    马其顿帝国是学波斯。很多研究波斯帝国史的学者已指出,“希腊化”是“波斯化”。亚历山大之前就有“希腊化”,那是万邦来朝的一部分。波斯帝国是车书一统的大帝国,很像中国。亚历山大灭波斯,接收的是波斯帝国,但他一死,马上就土崩瓦解。这只是个昙花一现的帝国。罗马帝国倒是真正的帝国。欧洲的统一之梦一直是托梦于罗马帝国。但它的遗产只是宗教大一统,而不是国家大一统。欧洲的传统是小国寡民,自治基础上的联合。有一位法国专家来北大演讲。他说,即使罗马帝国,也是靠城市自治,内部很松散,希腊和罗马,照样是两大块。

    这是他们和中国的最大不同。

    17、18世纪是欧洲的启蒙时代。启蒙启出了革命,启出了战争,也启出了欧洲统一的梦想。

    雄鸡一唱天下白。19世纪,高卢雄鸡为欧洲报晓。法国革命像传染病,把整个欧洲都传染了。耶拿战役,法军打败普鲁士,攻入耶拿,黑格尔刚刚写完他的《精神现象学》。他说,我看见了这个“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贝多芬受法国鼓舞,他的《英雄交响曲》,本来是献给拿破仑。但结果怎么样,他们都被法国革命吓坏了。

    图版201:法国巨人(大革命)的毁灭。画面上的巨人,正被英国天神雷劈电砍。他一脚踩着《圣经》,一脚踩着埃及金字塔,旁边是断头台。欧洲的统一之梦,先是法国做,后是德国做,都被英、美击破。法、德两国都是出大帝的地方。它们有这种冲动,但拿破仑和希特勒都失败了。

    其实,即使今天,欧洲也没有“车书一统”。统一只是货币统一(欧元)、防务统一(北约)。

    我们这个世界,要说普世,美元最普世,美军最普世。欧盟和北约,抓钱抓枪,也是抓这两条。但小一统要服从大一统。做梦也得听领导安排。

    补记:光与影的矛盾,中国文学多有描写,如李白的《花间一壶酒》,我的散文集就曾以此为题,写类似的感受。

 

二、

    中国的启蒙是什么?这是我想谈的另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要问,中国是不是经过启蒙?这个问题有两种答案。

    一种说法是根本没有。如果你说启蒙只是欧洲范围内的事,与其他地区无关,如果你拿西方标准一把尺子量天下,我们当然没有: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科学,没有哲学,没有宗教,没有国家……,有也等于没有,就像崔健唱的,我们一无所有。既然没有,咱们就不用讨论了,倒也省事。

    另一种说法是有。启蒙波及全世界,西方的影响哪儿哪儿都是,怎么能说没有!比如咱们这个北京城,金元明清是古都,当然有很多旧建筑。但故宫、太庙、社稷坛、天地坛、日月坛、先农先蚕坛、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玉泉山,民元以来,绝大多数都成了对民众开放的公共设施,不是改博物馆,就是变公园。博物馆和公园就是打外国传入。

    中国的新,有些是全新,比如天安门广场。我见过的汉学家都说是学苏联老大哥。但叫我看,怎么看都像美国的华盛顿:人大会堂像国会山,中国国家博物馆像史密森学会(围着大草坪一圈的美国国家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像华盛顿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像林肯纪念堂。除方向不同,一个坐西朝东,一个坐北朝南,没什么不同。事实上,这个广场是中国人的集体设计,连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出过主意,根本没苏联什么事。

    另一种新是翻新,比如北京的马路。有个法国朋友说,这也是学苏联老大哥。他说,这都是共产党的设计。你们的马路又宽又直,让人迈开步子就刹不住脚,无心在路边坐下喝咖啡,当然也就无法交头接耳谈政治了。我认识的汉学家,谁听了都说有道理。但中国人,谁听了都莫明其妙。其实,北京的棋盘街,那是古人的设计,近现代只是在上面铺了柏油,下面修了下水道,路边树了电线杆子和路灯,有些加宽,有些打通,如此而已。

    古今的关系,一般是这样,但大家总是分不清,连我们的老师都分不清。   

    我理解,中国的启蒙是个大词,不光是北大、清华,不光是商务、中华,不光是知识分子,不光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它也包括革命,它也包括战争,它也包括全民族的动员和劳苦大众的觉醒。

    中国的启蒙运动,过去都说是五四运动。这事在辛亥革命之后,不在辛亥革命之前,和西方的顺序不一样。非当革命背景,只能排在另一场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过去,大家都这么讲。

    五四运动的背景是战争与革命,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是十月革命。当时,大家的共同点是弃旧图新。弃旧图新是为了救国。其领军人物,既有李大钊、陈独秀这号人,也有鲁迅、胡适这号人。启蒙是为了凿破混沌,但启蒙本身也是混沌。我们和欧洲一样,保守和激进同样来自启蒙,都是启蒙的遗产。中国的启蒙,其实不止一次。“文革”后的启蒙也如此,当时大家都是启蒙派。现在怎么样?左右分化之局已定,剑拔弩张的气氛又出现。

    五四运动是个伟大的运动,缺点当然有,而且不少。它也和西方的启蒙一样,同样有阴暗面,但我还是要说,五四运动,光芒万丈。

    当年,但丁用意大利文写《神曲》,马丁?路德用德文译《圣经》,这就是他们的白话运动。

     中国没有统一的国教,儒教没有群众基础,不像基督教,一开始就起于大众,因此根本不是宗教(耶稣会也不认为它是宗教),更不是普世宗教,但它在中国影响太大,对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想当官或已经当官的人)影响太大,确实是个主流意识形态,就像马克思说黑格尔哲学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欧洲比较,只有一件事差为近之,这就是打倒宋以来的那个孔家店(注意:不是打倒孔子)。

    现在,全世界都风靡保守,我们这儿也一样,闻左色变。洋务可以叫启蒙,立宪(君主立宪)可以叫启蒙,五四不能叫,五四以后不能叫,1949年后更不能叫,所有左翼文学和左翼史学都在推翻打倒之列。这股风从台湾来,从蒋家王朝的遗老遗少来,从某些美籍华人学者来。

    1957年,胡适当中研院院长,蒋介石祝贺,大骂五四,说五四导致赤化。胡适当面反驳,说你错了,五四是文化运动,不是政治运动。五四运动是不是纯粹的文化运动,这个问题可以讨论。蒋介石说五四导致赤化,也未必错。但五四运动的主题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弃旧图新、救亡图存。共产党的成立还在其后。如果你连自由和爱国也否定,连胡适本人也搁里边,别说共产党不接受,胡适也不接受。现在,大陆骂五四,时髦成风,跟蒋介石一个说法。难怪美国的陶涵(Jay Taylor)写《蒋介石传》,其结束语说,蒋虽賫志而殁,但他的反攻大陆,其实已经成功。

    台湾意识形态,逃于共者归于蒋,逃于蒋者归于美,出不了这两类。五四不是启蒙,你说什么是?是不是只有宋明理学加美国基督教才是。比如蒋介石夫妇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国民党理解的启蒙运动。新生活运动,下场如何?1949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他自己都说了,停办。咱们这儿倒好,有人接着办。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和李泽厚先生的说法,叫“救亡压倒启蒙”。此说影响很大。他俩争发明权,我们不必管,重要的是,它迎合了中国的文化气氛。这本图录,中方学者高毅和徐前进对此说有评论(见图录133-134页),属于委婉否定,读者可参看。其实,这话搁当年,大家听得懂吗?我不明白,列强瓜分中国,日本侵占中国,中国人起而反抗,怎么就挡了启蒙的道?

    现在卖后悔药的,吃后悔药的,真是扯得没边儿。英国人疼皇上,日本人疼皇上,疼也不是替中国人疼。凡是想回大清朝的,日本人早就把皇上请回东北老家去了,你直接回满洲国得了。

    有人说,现在应该重新启蒙,我说对呀。我看,中国的启蒙运动,时间可以放宽,范围可以拓广,就是讲到现在也不过分。问题在于什么叫“蒙”。是不是这一百年,中国人都是糊涂蛋,现在才活明白。还是相反,大家又糊涂了,应该重新启蒙。

    启蒙,读书很重要。

    中国的出版物,有三本书影响很大。一本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823年),一本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一本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都是19世纪的书。

    这三本书,《战争论》传入最早,1910年从日文翻译,起名《大战学理》。此书是欧洲的《孙子兵法》,中国的讲武堂和军校很重视。《物种起源》是1919年翻译出版,讲生物战争。《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出版,讲阶级战争。这三本书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其作者都是斗争哲学的先知,人呼“三卡尔”(英文的查尔斯就是德文的卡尔)。其中两卡尔都是德国人。

    《物种起源》本来是讲博物学的书,但影响超出自然科学。此书不仅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在中国也是石破天惊。它的译出虽然晚一点,但介绍却在前头。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早在1897年,戊戌变法的前一年。当时引起轰动,主要不在宗教,而在救亡。这是中国和西方的大不同。

    救亡图存也是启蒙,而且是很重要的启蒙。

    欧洲启蒙,前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是复古运动。现在研究艺术史的,都很重视复古艺术。历史上的复古多半是托古改制,文艺复兴也是。蒋百里说,“人类曷为而有复古运动?曰:对于现状求解放也。复古者,解放之一种手段也”(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

    欧洲复古是针对宗教专制。宗教改革也是。提倡理性的启蒙运动更是。科学和历史是启蒙的两大主题。这本图录,科学是第二章,历史是第三章,都是理性之发扬。德国,哲学是一大特色,但图录没有专门的章节,只有第八章的一幅画(图版192:康德纪念碑)和一双鞋(图版194:一双男士皮鞋),也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双鞋。

    他们的启蒙是转圈启,意大利影响英、法,英、法影响德、俄,也包括美国。自由女神像就是法国送的。当然,仇俄论者并不承认俄国经过启蒙。

    中国的启蒙和欧美各国有关,八国联军,全是我们的老师。别的不说了。中国从德国借过什么光,值得想一想。德国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革命和战争。比如马克思对共产党,希特勒对蒋介石,影响最大。

    中国的十年内战(1927-1937年),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是五位德国将军,最后一位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罗泰教授的亲戚。红军的顾问也是德国人,名叫李德。

    康德、黑格尔、歌德、席勒,影响只在知识界。

    歌德,郭沫若翻译过《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他在《浮士德》第二部的译者后记中说,他译此书,正是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我们的五四运动很有点像青年歌德时代的‘狂飙突起运动’(Sturm und Drang)”。中国的左翼文学团体,不仅郭沫若的创造社受它影响,高长虹的狂飙社,就连名字都来自这一运动。我父亲也参加过这一运动。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投身革命。

    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不论学杀人(军事)的,还是学救人(医学)的,往往都兼学德文。如蒋百里就是先在日本后在德国学军事。中国的大文豪,鲁迅、郭沫若是学医的,他们都学德文。我在鲁迅博物馆看过鲁迅的藏书,不是日文书,就是德文书,英文书很少。鲁迅和德国,缘分很深。

    延安有个读书会,毛泽东组织红军将领读恩格斯和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他请何思敬从德文讲授。何思敬也是在日本学的德文。

    中国和德国的关系与日本有关。德国的大炮和陆军对日本影响很大,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大得不得了。

    现在的青年已不读歌德。万圣书园的楼下摆着《歌德全集》,属于贱价处理,罗泰教授看了,很痛心。抗战期间,陈鲤庭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剧的前身是田汉的独幕剧,故事的原型是改编自歌德的《威廉?麦斯特》。歌德对中国影响最大,其实是这个剧。

    现在,启蒙该怎么启?有人说,中国必须大卸八块,才叫现代国家;中国缺宗教,赶紧立教,立儒教为国教,才能向西方看齐,或与之抗衡。

    这叫启的哪门子蒙?你跟中国历史比一下,这是倒退。你跟欧洲历史比一比,也是倒退。

    小孩有人权,但没有选举权。大人打小孩不行,他可以报警。有个法国学者抱怨,小孩打老师,和精神病患者一样,没辙。他们没选举权,有,得等他长大。那时他再打人,就好办了。

    人,女人占一半。男人,小人是大多数。没有这些人参加,民主只是一句空话。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打仗是男人的恶习(其实更准确地说,是男贵族的恶习)。这个道理可推广于国际。有些国家特macho,中国话叫“雄赳赳”。他们理解的民主,主要是给战争投票。国内投票是办这个手续,联合国投票也是办这个手续。

    启蒙并不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即使今天也仍有意义,对所有国家都有意义。

    小孩需要启蒙,大人就不需要吗?女人需要启蒙,男人就不需要吗?小人需要启蒙,君子就不需要吗?

    我们要知道,即使“聪明国家”里的“聪明人”,也一样有他们很糊涂的地方。比如很多美国精英,很多欧洲精英,他们对“糊涂国家”的看法就很糊涂。

    奴隶,大家都以为是过去时,属于上古时期,其实一直都有。读读溥仪的书吧。偌大一个故宫,上上下下几千人,除了皇上,都是奴才,不是女人,就是太监。太监就是典型的小人。明代,太监监军,有如政委;东厂,则是秘密警察。

    美国,聪明绝顶,天下第一民主国家,但它打立国之初就有畜奴传统,废奴只是不久之前(1865年),种族歧视一直有。

    美国人都承认,越战时期的反战运动是以黑人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为先声。这两个运动就是为了解放他们的“女子”与“小人”。奥巴马就是这么解放出来的。

    这是美国的启蒙运动。

    养者畜也,畜奴的畜是借自养牲口,译为奴役,无所不通。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老板眼中的人,天下就两种,养人者和被养者。被养者又分有工作没工作,不是打工仔,就是失业低保待救济。打工仔,甭管吃喝穿戴如何,是不是出有车,食有鱼,就不在奴役之中,我一直很困惑。

    美国南北战争,工人和奴隶,谁过得更好,美国人也困惑。

    埃及考古,爆一新闻,说过去都以为,修金字塔的是奴隶,不对,他们全是古代的工人阶级。理由是他们吃面包、喝啤酒,还有自己的老婆、孩子和房子。但什么叫奴隶?奴隶也不都是一丝不挂关在笼子里。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汉辛延年《羽林郎诗》)。霍家奴还是奴,地位再高,也是个奴。仗势欺人者,都是“势”的奴。

    “文革”后有个时髦说法,中国应该反封建,而不是反资本主义,我们只有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才有资格谈资本主义。
这种说法看似合理,其实根本站不住。我们要知道,咱们这个地球上早就没有什么化外之民。再不开化,也不属于历史,照样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

    人类历史就活在你的脚下:贫富相依,苦难和幸福在一起。上帝不是早就安排好了吗?天堂和地狱,本来就是配套设施。你把地狱拆了,天堂往哪儿摆。

    图录最后,第九章,题目是“艺术革命”,内容直奔前卫艺术。作者说,作为启蒙运动的直接遗产,“艺术家需要有革命的勇气”,“直到18世纪以后的很长时间,欧洲艺术家一再投身于革命”。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有个青年艺术家小组参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像政党一样公布了自己的革命宣言。但他承认,“自18世纪以来,艺术家并没有做出革命的壮举”。

    为什么没有?原因很简单,强大的资本世界有自己的灭火器,就像我们当年的科举制,利禄所在,趋之若鹜,天下英豪,尽入彀中。纵你有天大本事,也跳不出如来掌心。

    市场化的艺术叫创意产业。你是前卫也好,先锋也罢,创意的结局是产业,无伤大雅而有益卖钱。“革命”也可以卖钱。卖钱的“革命”不可怕。不但不可怕,还是娱乐大众的工具,好得很。作者说,“艺术家在这个世界是否真能起到革命的作用,已经成为一个棘手问题。也许艺术家们自己应该寻找答案”。可见没有答案。

    我和两位美国老左聊天。他们都是1968年校园运动的参加者。说起“占领华尔街”,他们很自豪,“模式还是我们的模式”。但话题转到中国,他们却说,我们也反资本主义,但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我们已达到后资本主义,你们还在前资本主义。

     我说,不,不对,你们早就把我们拖下水了。你们是世界体系,我们不是,我们一直是你们那个体系的一部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吃也好,被吃也好,欢迎吃也好,拒绝吃也好,其实都在同一个水池子里。你们不要忘了,如果没有食物链的末端,食物链的顶端就会饿死。一个人,没有身子,没有腿,脑袋往哪儿搁?咱们可不是历时关系,而是共时关系呀。我们和你们是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时间表里。

    我对很多左派的印象是,他们老是高高在上地反资本主义,以奥威尔叫“上等人”的态度反资本主义。他们反污染,反奴工,保护地球,保护动物,保护同性恋,就是不保护落后国家的落后人,也不反对美国对他国的金融掠夺和穷兵黩武。反金融掠夺,仅限于保自己的饭碗;反穷兵黩武,仅限于反本国人送命。

    这对启蒙是最大讽刺。

    我们这个世界,美国是龙头老大,为什么龙头最爱咬龙尾巴,而且是转着圈地咬?我问他们。

    《浮士德》讲人和魔鬼打赌,不知满足的浮士德,最后成了魔鬼的俘虏。它的最后两句很有趣,郭沫若的翻译是“伟大之女性,领导我们走”。现在,世界上的很多领导都换成了女士,希拉里是,默克尔也是。

    问题是,她们领导我们往哪里走?

    2012年1月14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补记:本书致辞出自德国总统克里斯蒂安 武尔夫(Christian Wulff)。2月17日,他辞职了。

 

 

 



发件人:"周一" <zhou198989@gmail.com> 2012-04-19 17:35:28 收件人:"仲大军" <zdjun@263.net>, from zhouduo 周舵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

周拓

2012.3.31.

(作者为社会学及政治学学者,原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内容提要: 顶层设计不可少  达成精英的共识  现代化的由来  现代化三模式  先法治后民主  促成中派联盟,严防极端主义  为何越维稳越不稳?  民间社会和民间组织的培育  宪政改革的具体建议

    “中国崛起”是近年来最热门的世界性话题。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说,“三百年后的历史书会把冷战结束作为第三等重要的事件,西方世界和伊斯兰的关系作为第二等重要的事件,而头等重要的事件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2010年,以汇率法计算,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大约相当于美国的40%;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则大约相当于美国的60-70%。如果中国维持7%以上的年增长率,十年稍多或不消十年,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这足以证明,改革开放的政策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但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还远远没有走完全程,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使得旧体制遗留下的固有弊病,以及改革开放产生的新问题,也日益清晰地暴露出来。所以没有理由认为,“中华振兴”已经板上钉钉,毋庸置疑了。中华振兴意味着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方位的现代化,或器物、制度、精神多层次的现代化,而不仅仅是经济领域,或物质、器物层面的现代化。 “中华振兴”之路,我们充其量只不过走了一小半,“中国现代化”这只航船只不过刚刚驶出浅海,眼看就要进入波涛汹涌的深海,即将面临风暴洋的严峻考验。

    正是针对目前我国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胡锦涛主席数年前就代表执政党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总目标。毫不夸大地说,这是抓住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然而很遗憾,几年下来,我们至今没有看到系统的理论阐述,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系统理论指导下的富有成效的和谐社会实践,反而出现了“越维稳越不稳”的尴尬局面。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弄得不好,甚至会变成“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掉进“地雷阵和万丈深渊”。尤其在人均国民收入超过4千美元的今天,我国已经进入社会矛盾的多发期,那种自上而下硬压“维稳”任务、“警力加人民币”的消极应对办法已经快要走到尽头,吏治的腐败更是发展到了人人唾骂的危险程度。再不设法寻求一条积极建设和谐社会的治本之道,落入“中产陷阱”、“拉美陷阱”,甚至引发社会大动荡、大倒退的前景并非不可想象。

    当前的中国,已经走到了民主变革的门槛前,“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延下去”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然而,民主化理论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世界各国所走过的民主化道路,失败的案例远远多于成功的案例;也就是说,民主化改革的风险巨大,通往民主的路途中遍布荆棘,绝非仅仅“开放党禁报禁,一人一票普选然后少数服从多数”那样简单。

     尽管如此,并没有任何理由说,改革注定会失败。那种“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的悲观论调完全错误。不是“改革找死”,是“乱改革找死”!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搞得国家解体,自己黯然下台,至今的民意支持率不到4%,就是因为不会改,乱改,走了一条从“公开化”入手,进行广泛社会动员的、完全错误的大众民主化道路。我们迫切需要的是不乱改的改革,不导致政权瓦解、国家分裂、社会大动荡的改革。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但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改革开放初期,举国上下对于前面的路怎么走全都茫然无知,同时,体制内外反对改革的势力能量巨大,因此,邓小平从实际出发主张“摸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许多人却无视实际情况的巨大变化,把“摸着石头过河”绝对化,还把这个“摸论”比附于波普尔著名的“试错”方法。这是一种认为“理论不必要”,主张盲目实践的取消主义。他们大错特错了,把理论的试错和整个民族未来走向的试错混为了一谈。“试错法”是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已有的一切理论都不再能提供指导时的理论创新方法,而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方位的现代化是“后发现代化”,是向现代化先进国家学习、模仿和引进,并不是什么前所未有的历史创造或制度创新。即便是创新,也一定是在充分掌握古往今来全人类积累的全部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站在巨人的肩上”继续前进,不是局限在一时一地的狭隘经验、所谓“特殊国情”之中,仅仅凭着一腔热望瞎摸瞎撞。别人早已有了桥和船,不去学过来,还非要在河里瞎摸,是不是太愚蠢?更重要的是,理论可以试错,大不了丢掉错误理论从头再来,而整个民族的历史路径一旦选错,从头再来是不可能的;即便可能,代价也过于惨重。波普尔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理论的试错,是“让错误的理论代替我们去死”,恰恰是为了避免盲目实践招致的致命后果。

    小岗村的经验也被一些囿于民粹惯性思维的人神化了。实际上,自从农业合作化从自愿入社变成事实上的强制入社以来,合作化就一直遭到无数农民群众或明或暗的抵制,而公开提出分田到户的主张,至少在“三年困难时期”就被邓子恢屡次向毛泽东建言,以后又不断有党内有良知、有勇气的干部提出,哪有“小岗村首创”这回事?有些民粹迷甚至更夸大其词地说,改革开放是从小岗村开始的!其实小岗村的故事不过是当年万里、杜润生等改革派避开反对者的锋芒,拿来说服保守势力的口实而已。

    由于改革开放之前的狭隘封闭,我们囿于极左的西方非主流思想学说,不但对于“全人类积累的全部文明成果”十分无知,连自己本民族的文化都几乎丢干净了。这也正是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时执政党不得不面对的无奈处境。改革开放迄今已三十余年,这种局面已经大有改观,指导未来全面改革的系统性、前瞻性理论的创立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认为“理论不可能”的取消主义也是不正确的。如果一定要找一种生动的比喻,来说明下一步改革的主导方法的话,那不如说就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草鞋没样,是指教条式的、死板的精确尺寸不必要,而不是说前人从来没发明过草鞋,我们毫无脑子里的图样和实际样板的示范,所以只能瞎打瞎撞。

    还有一些学界中人误解了哈耶克的“自演化自发秩序”,以为无需任何理论指导,只要“人人干好自己的事”,经由“社会多元利益的博弈互动”,“自发秩序”就能如同玫瑰一样自动开出艳丽花朵。然而人类社会不是植物,而且,我们翻遍哈耶克的大作,也没有发现他说过,自由秩序可以无需思想家、理论家的努力,在任何国家、民族本身的文化传统当中自发演化出来。如果他真的这样说,他就成了他坚决反对的历史必然规律论者了。哈耶克本身就是一位极端强调思想理论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大理论家,他一生的主要事业,就是和计划经济理论作系统、深入的理论辩难。什么叫作“人人干好自己的事”?电视台靠低俗节目发大财,企业把假冒伪劣做得天衣无缝,黑社会打手把拆迁户吓得一声不吭,盗匪抢完银行逃之夭夭,算不算“干好自己的事”?没有举国上下对于“什么是好社会,什么是好人”的共识,你怎么能知道什么叫做“干好自己的事”?我们古人都知道“覆巢之下无完卵”,你也不管是不是一棵枯死朽烂的树,就在树上辛辛苦苦筑巢孵卵,还有比这更盲目,更愚蠢的吗?

    更大的障碍在于,大量观念陈旧的精英占据着关键职位,严重压抑着思想解放,阻碍着理论创新。不得不承认,除了经济学领域之外,我国的各门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仍然受着许多过时的陈旧封闭教条的束缚。这并不奇怪,也不可怕,改革的内在逻辑就是新旧夹杂、非驴非马,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清醒地区分正在死亡中的旧事物,和蓬蓬勃勃兴起中的新事物,并且自觉地促进新事物的生长发育。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去除真理尽在我手、不容异说,阶级斗争式的,你死我活、截然对立二分的极端化思维方式,不要动辄把自己不喜欢的新人新事物看作敌人,必欲去之而后快。然后,我们才能有一个“有容乃大”的广阔心胸和开放心态,去热情地拥抱我们暂时还不理解、不习惯甚至厌恶反感的新思想、新理论、新事物。重提“理论无禁区”,再一次启动思想解放,推动意识形态的重大改革,是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决条件。召开第二次“理论务虚会”,此其时矣!

    当前的中国,已经走到了向政治体制改革攻坚的十字路口,不改革,死路一条;乱改革,也是死路一条;执政党、各级政府和各界精英迫切需要系统化的前瞻性改革理论的指导,所谓“改革的顶层设计”。“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个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整体性关键性历史选择呢?

一 达成精英的共识

    中国有13亿人口,期望达成全民共识之后再改革是不现实的。关键在于已经处于各行各业重要位置的领袖人物,即我们这里所说的“精英”们能否达成关于未来目标和路径的共识。是不是叫作“精英”,或是“君子”、“志士仁人”、“领导者”、“先进分子”、“觉悟者”、“仰望星空的人”等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能够超越自己的狭隘私利和有限眼界,有志于天下的人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凡此“匹夫”,皆属精英。曼库?奥尔森在其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由于创新的个人代价及个人收益之间高度不对称,代价高、收益低,所以历史创新多半都是少数不按照“经济人”的自利理性行事的精英人物冒险犯难、突破旧传统的束缚所导致的,广大民众则很自然地按照自利理性选择搭便车。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民粹派的“群众崇拜”不过是种一厢情愿的浪漫幻想。

    历史不是一条单行线。历史是我们此处所说的精英带领群众从多种可能性当中作出集体选择的结果。请看下图:

    图一.

    这是一条历史路径。任何一个文明它不会按直线走,也不是一直前进的,是曲曲折折、时进时退的,比如图中从D到 E就是历史的倒退。它有很多这种地方,ABCDEF,这叫分叉点,就像一条高速公路的出入口。当你选择了某一个入口进去后,就只有顺着车流前进,别无选择。一定要走到下边有个出口的地方,它有好几条路了,这就是分叉口。它是一个可能性的集合,有限的现实可能性,不是无限的,因为很多按照纯粹抽象的逻辑推理得出的选择,比如完全彻底的自由、平等、正义、和谐等等“人间天堂”式的理想社会,尽管理论上是合逻辑的,但现实上却是不可能的。不合逻辑的选择当然更不可能,因为正确的思考一定是合逻辑的。同时,现实存在的可能性绝不只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实现了,就变成历史现实了。整个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在某个分岔口比如B的前边,快到这个分叉口 B了。在此之前,从 A到B这段当中,必然性占主导地位。

    1949年之后、改革开放之前,历史路径的选择已定,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再聪明、再有能力,除了接受既定的路径约束,别无选择。一定要到下一个分叉口,这个社会开始动起来,各种可能性开始出现。这个时候,偶然性,说不定一两个人、两三个人的思想观念就可能使整个历史的走向发生巨大的差异。这种时候,少数人、甚至一个领袖人物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了。十月革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如果没有列宁,根本就不会有十月革命这回事。邓小平也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很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现代化的目标当然包括民主化,但十足吊诡的是,自由民主的基本制度却不是用民主方法创立的!在这一基本点上,我们一定要和激进民粹民主划清界限(详见《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

    路径就是手段,手段与目标符合得越好,效果越好;正确的路径选择,就是对最有效手段的选择。路径选错了还不是最严重的错误,更严重的是把目标和方向定错了。这样的话,我们越是努力、越是有能力,就越是适得其反,越是事与愿违。

    现在的中国就是走到分岔口的前面了,究竟何去何从?就看各种力量总体博弈的结果如何,特别是其中关键性的重要社会政治力量,以及引领这些重要力量的领导者,相互作用、互动的总体结果如何。一旦选择错误,中华民族也许不会整体毁灭,但许多世代的无数生灵,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却会遭受本可以避免的苦难,甚至被无情毁灭。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幸而,我们大体上总算是还有一个含糊笼统的基本共识,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然而,什么叫作“中华民族的复兴”?如何才能复兴?却是没有共识的。

    我们的理解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是首先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的现代化,器物、制度和文化多层次的现代化,解决“落后”问题。这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现代化是什么样子,不能、也无需闭门造车,或者依靠任何“主义”的万应灵丹式神圣教条,很简单,就是看看迄今为止最成功的现代化模式是什么,然后从中学习;而这就是如牛顿所说,“站在巨人的肩上”——站在现代化理论,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这两个巨人的肩上。

    “迎头赶上”,解决了落后问题,还不能算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还要更进一步,将中华文明发扬光大,对人类文明有我们自己独特的贡献,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文明。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对我们自己的文明传统和西方文明两方面的精华和糟粕都具有不怀偏见、客观公正的了解和深刻的洞察,这是一项更艰巨的任务,本文无法讨论,一些粗浅的意见请参看《附录一》。

    二 现代化的由来(见《附录一》)

    三 现代化三模式

    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现代化这个目标确定之后,接下来就要考虑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如何选择。同样,这也必须通过对全世界各个国家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作系统、全面的案例研究,从中找出成功实现现代化的规律。我们把这中间的规律性归纳概括为现代化三模式。

    首先,最成功的就是英美模式。它之所以成功也很好理解,因为现代化就是其历史传统的自然演进。其它后发现代化国家,越是和英国传统接近,现代化越容易成功,像中国这样自身文明传统与之相距甚远的国家,现代化的难度自然就会很大很大。所以,我们既没有理由急躁,也不应该苛责前人的失误。

    英国模式特别值得我们记取的要点有三条,一是“渐进、有序、可控的改良而不是激进革命”;二是“先法治后民主”;三是“促成中派的联盟”。这些成功的经验容我们后面再谈。

    除英美之外的其它国家的现代化都会遭遇和中国类似的或大或小的困难。其中有一些国家选择了背离英美模式的不同道路,影响最大的是两个:极右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德日模式;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所代表的,极左的激进革命、大折腾的法俄模式。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这两种模式都是不成功的。其细节我们在此处就无法再谈了,稍微详细一点的论述请看《附录一》。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们近代以来先是要走德日道路,辛亥之后又180度大转弯,走向法俄模式,唯独没有选择英美模式。这是很难全部归咎于前人的,如果我们处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我们也未必会比他们更高明。所以,对于不论是自强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还是辛亥革命以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都不妨多一分同情式的理解,少一些苛责与傲慢。

四 先法治后民主(先自由后民主)

     绝大多数人、包括西方人至今把自由和民主混为一谈,其后果对于发展中国家极其有害。西方人寻常所说的“民主”,其实就是指英美模式的自由民主,只不过是把“自由民主”的前置词“自由”省略之后的简称罢了。这是当今已经传布于全球的主流民主,是自由宪政、法治和人权保障约束下的民主,是自由和民主的混血儿。

    自由民主的“自由”是指“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即“人权”,也就是自由宪政的根本大法宪法所规定的,每个人——只要是人,哪怕是白痴和“十恶不赦”的罪犯,不是阿猫阿狗、草木石块,就必须平等享有的一套基本自由权利,这就叫人权。罪犯除去依法剥夺的部分基本权利之外,仍然必须享有其它人权。显然,人权保障和主张一个阶级有无限权利、另一个敌对阶级毫无权利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根本冲突,水火不容。而法治和宪政则是人权保障的法律和制度设置。自由、人权、法治、宪政,说的其实就是一回事。

    人权保障在西方经历了一个所谓“三代人权”的进步过程。第一代人权,是指人身安全(主要是指非经宪政和法治下的独立公正的司法审判,任何人不受逮捕和其它人身自由的限制)、私有财产保障、经营、择业、创业、居住、迁徙、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等每个人都享有的自由权利,但不包括平等政治权利,此时的政治权利还只是少数人的特权。第二代人权,才是平等的政治权利,主要是所有成年公民平等享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三代人权,则是所谓“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主要体现为平等的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和社会福利权。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尽快大幅度落实第一代人权,同时把第三代人权提前,第二代人权则放到最后。主要理由在于,第二代人权的“涉他”(涉及他人)性最强,一旦行使,立即从“权利”变为“权力”(“权力”和“权利”切不可混淆,“权力”是“我施加于他人的”,“权利”是“我享有的”。或者说,权力是涉他的,权利是不涉他的),所以对于公民素质的要求很高,需要一个长期的培育过程,需要自下而上逐级递进。第一代人权中政治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权利也带有类似的涉他性质,只不过程度稍逊罢了。

    “法治”是指法律之治,正义的良法高于一切人(不管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一切机构和组织(包括政党);正义良法切实有效地约束一切人、机构和组织。而“正义良法”的核心就是人权保障,不能切实有效地保障人权的法律就是非正义的恶法。

    “宪政”或说自由宪政,其核心是分权制衡——权力、尤其是政治性质的权力不能集中在无论是一个人、少数人、多数人或某个组织机构的手里,必须分散掌握在不同的人和组织机构之中,而这些人和组织机构之间要形成既相互监督制约、又相互平衡(不能畸轻畸重)、相互合作的关系。而专制则恰好相反,一个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或某个组织机构掌握一元独大、不受监督约束的绝对权力——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就是独裁或专政(dictatorship);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就是寡头专制;集中在多数人手里,就是多数人的专制、“多数暴政”。法治是用法律约束权力,但“徒法不足以自行”,还必须分权制衡,“以权力约束权力”,让权力互相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字面规定也是分权制衡的——人民代表大会掌握立法权,政府即国务院掌握行政权,检察院和法院掌握司法权,然而由于极左路线从根本理念上就否定人权、法治和自由宪政,全部政治权力实际上却是集中在少数人甚至是一个人手里。这就是为什么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理由之所在,就是要从权力集中,改革为权力分散制衡。邓小平对此早有阐述,只是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而已。

    “民主”则有很不相同的两个传统,形成了两种民主类型,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实践结果。一个传统,就是英美传统,形成了自由民主,已如上述。这个英美传统的“民主”,就是指第二代人权的平等政治权利,很显然,它是基本自由权利的一部分,这个民主是和自由完全一致的。另一个民主传统,则是希腊-法国传统,它从古希腊城邦发源,断断续续地传到法国启蒙运动的卢梭这一派(集体主义、浪漫主义、激进民粹的一派),深刻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然后经过巴黎公社、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等,一路传下来的激进民粹民主,它的词义本原是“人民的统治”,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人民”不是全体人民,而是指占人口多数的穷人、底层民众、体力劳动者,所谓“工农大众”,因此,这种民主就是多数穷人的统治。在集体决策过程中,通俗的流行说法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很容易理解,“平等政治权利”和“少数服从多数”是根本冲突的——少数服从多数意味着多数压倒少数,哪还有什么平等权利?显而易见,第一种民主就是自由的一部分,而第二种民主则是反自由的。而恰恰由于第二种民主不理解、不承认人权,于是一定会走向多数穷人绝对的、不受约束的权力,而这就是多数人的暴政。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文革中的“群众专政”便是其典型。

    自由民主是右翼的民主观,这是权利视角、关注“如何统治”问题的民主观。民粹民主则是左翼的民主观,是权力视角、关注“谁统治”问题的民主观。一个良治社会,重要的恰恰是如何统治,而不是谁统治。只要有了切实有效的人权保障,谁统治其实都并不重要。这是一种政治消肿术,它卸除了政治的大部分负担,使得政治变得比较简便易行、对社会生活的干扰比较小,国家当然也就易于实现长治久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美国谁当总统都无伤大局的一个重要原因。(详见《附录二》“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

    “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句老生常谈说说容易,但什么才叫做人民的根本利益,却人言言殊,难以确定。按照自由宪政的理念,“人民”只能是不排斥任何一个人的全体国民,而“根本利益”就是那一整套人权保障!除去这些基本自由权利即人权之外,其它利益都可以说是非根本性的附加利益。

    政治改革难以启动的重要原因,是许多人、尤其是社会中上层和“先富起来的”人们普遍存在三种顾虑:一是失控,二是民主决策效率低下,三是利益受损。而法治先行的优点恰恰是能够解除这三种顾虑。第一,法治不但不会瓦解秩序(秩序即“稳定”,“稳定”不过是秩序的直感式表面理解),反而能用法律划定政府和人民的行为界限,越界的违法行为得到有效制止,从而既强化了秩序,又保障了自由,同时也保障了包括官员在内的每个人的合法利益。不同的民主化过程,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民粹式的民主化导致秩序瓦解、破坏稳定,而先法治后民主的民主化则加强秩序、促进稳定,因为法治下的秩序具有根本性的合法性,而专制秩序则缺乏这种合法性。第二,如前所述,法治使得“人民的根本利益”即基本人权得到切实保障,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置在政治(包括民主政治)过程之外,这种政治消肿术使得政治决策的负担大为减轻;同时,自由民主是间接民主,是选民定期授权、精英决策并治理,不是事事都要事先征得选民同意,这样的民主不会导致决策低效。加上自由民主的决策具有根本性的合法性,因此能够极大地获得社会赞同,从而有力地排除干扰、提高效率。第三,法律不可回溯既往(法律不能适用于未颁行之前),这是法治的原则之一;法治又只能是历史演进、逐渐完善的,因此,那些法律空白期、制度幼年期的所谓“原罪”是不应该追惩的,这就意味着建立在演进理性、历史合法性基础上的法治,将合理阻塞那种用抽象理性的绝对正义标准一味要求报复式追究的高调道德极端主张的进路,大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解,大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依照“先法治、后民主”的英美现代化模式的成功经验,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阶段,显然应该以法治、宪政作为各界精英的共识,作为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宪政社会主义乃至三民主义等等政治改革派的“最大公约数”。

     以上所论述的若干基本概念极其重要。没有这样一套基本共识,我们一搞民主,十之八九,就是多数至上,就是把少数服从多数当成天经地义,就是落入“普选迷思”、“多数决迷思”(“迷思”是Myth“神话”的音译)和“参与爆炸陷阱”,就是多数暴政式的激进民粹民主,结果便只能是贫富恶斗、阶级斗争、天下大乱,改革开放的一切成果付之东流。类似泰国或委内瑞拉等国家民主化失败的案例数不胜数,以为“民主很简单,小学生都会”,这样的盲目乐观非常有害,极其危险。(详见《附录三》及《附录四》)

五 促成中派联盟,严防极端主义

    制度的创设必须依靠一定的社会力量。现代和谐社会的创设则需要中左、中右两大力量成为主流,通过这两大主流既竞争、又合作的互动来创设。这也就意味着必须防止极左、极右、极端民族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等极端主义势力崛起成为主流。

    中左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是激进革命的极左力量往中间立场靠拢,合法化、温和化而形成的,它代表社会中下层,主张扩张穷人的权利、扩大民主的范围和深度,加大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力度,强调平等、友爱、合作、关注弱势群体等价值目标,关注“如何分蛋糕”。中右则是“有同情心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它们代表社会中上层,主张基本自由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主张限制任何人的权力、包括限制多数穷人的权力,崇尚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关注“如何把蛋糕做大”,反对过分的、降低效率和投资积极性、政府财政负担不起的社会福利,强调每个人的独立自主、自我负责,通过自由平等的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同时,虽然双方有很大的区别,但又存在对于上述现代良治社会“三角凳”的基本共识,认同自由民主的基本游戏规则,反对各种极端主义,反对使用非法暴力来达成自己的主张。中左和中右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中产阶级,通过持续的经济发展,同时让广大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得中产阶级壮大成为多数,和谐社会才能有稳固基础。

    极左,就是主张使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专政”这些与和谐社会根本不相容的手段,来“彻底砸碎旧社会”,建立起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的斯大林模式保守派,和90年代之后冒头的新毛派。这一派人反对我们的改革开放,一心要把改革开放拉向倒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个旧传统体制。他们现在的主要口号是杀贪官、剥夺富人、封杀自由主义右派。他们利用权钱交易盛行、贫富悬殊、贪官越杀越多等等不良现象作为口实来煽动民众,具有相当大的制造严重社会动乱的能量。

    极右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们认为市场本身就是公平的,社会福利则不公平,是奖懒罚勤、奖劣罚优,是对私有产权的侵犯。二是激进民粹民主派,他们天真地认为民主就是一人一票的普选制,然后少数服从多数;只要全面实行普选制,就有了民主,所以,民主很简单,连小学生都会;而实现民主的唯一障碍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因此,民主化就是推翻共产党。

    极端民族主义者眼里只有“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必须靠专制铁腕,靠强政府、大政府,靠扩张军备,什么人权,什么自由民主,这些都是 “西方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妄图遏制中国崛起的大阴谋,因此,必须和西方阵营、和美国作坚决斗争,必要时不惜一战而且必有此一战。这是当年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翻版,如果他们成了气候,就会把中华民族拖进同样的民族浩劫之中。我们不妨把这一派叫作新法西斯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是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大杂烩。它用极左意识形态作它的镇压工具,但不要其中的社会主义和平等;用“权力搅市场”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大发不义之财,但不要良好市场的自由竞争、法治及道德约束;它又用片面追求“富国强兵”的伪爱国主义煽惑民众,骗取社会支持,同时坚决抵制自由民主,“绝对不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和多党制那一套”。

    任何一种合理的主张一旦走了极端,都是自毁性的,一定走向反面。任何极端主义,尤其是上述几种极端主义都是和谐社会的对立面。我们中华文明的主流是中庸和谐,也就是反对走极端,这是我们古人极高的政治智慧,那时虽然没有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我们的历代先贤有特别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中庸和谐就是对这些经验的总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传承这些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剔除皇权专制的糟粕,然后用当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把它系统化、理论化。

    未来最大的危险,就是法治、宪政迟迟不上轨道,导致吏治腐败日益恶化,官员们从“腐败但还不无能”,发展到“既腐败又无能”,再发展到危机失控、政权崩溃、社会失序,然后,就是上述几种极端主义势力一并崛起!

    我们衷心希望执政党认真考虑往中左靠拢,同时给中右合法的发育空间,同时严防各种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只要中左和中右成为稳定的主流,那么,任何极端主义都掀不起大浪,中国的社会和谐与稳定就有了根本保障。

六 为何越维稳越不稳?

    近来,一篇题为《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研究报告在知识界广为流传。该报告的内容摘要如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明显增加,现有的维稳思路和工作方式不但难以化解这些矛盾冲突,反倒导致越维越乱的恶性循环。要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与稳定,就必须彻底转变思路,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思维,把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作为同等重要的双重目标,以法治为核心,推进利益均衡与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设,形成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全文见港刊《领导者》总第33期)”

    要害正是“以法治为核心”这句话!

    匪夷所思的是,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曾经想过,全世界的民主国家,警察打人——尤其是在处置违法并且不听劝阻的示威游行时——司空见惯,人们见怪不怪;但在中国,警察打人却一定引起极大的公愤——这是为什么?当前我国各种社会矛盾冲突频发,群体性事件每年逾20万起,政府和警方应当如何处置?

    一个现代法治国家只有外敌——当它遭受外国侵略时;它是没有内部敌人的,国家内部只有守法/违法、合法/非法之分。这个“法”,是按照正义理念和制定法律的合法程序产生,获得最广泛的社会共识的认可,切实约束政府和人民、保障人权的正义良法。在这个自由宪政的法治之下,警方作为执法部门,其职责就是维护此正义良法不受任何人、任何机构和组织的侵犯,以确保每个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公民的一切合法言行,警察没有任何干涉之权;反之,对于侵害公民权益和社会利益的不合法言行,警察当然被法律赋予强制之权;违法者如果不听劝阻,警察就必须视其反抗的程度和方式,动用法律严格规定的、适宜限度之内的强制措施,包括暴力手段;非如此,不足以保障守法公民的权益和全社会的公益。其背后的基本理念是“人性恶”,人的“罪性”(sin,不是刑事犯罪的罪crime)——清醒地面对人性的客观现实,认识到无论在多么“理想”的情况下,每个人的人性之中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侵犯他人、危害社会的可能和冲动;人永远不是天使,人间注定不会有天堂,因此不得不用法律、道德等等文明教化,来驯化和约束每个人。

    传统极左的社会观和人性观则完全不同。这种理论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人性和作为普适价值的人权,一切都是“历史的”、“具体的”、“阶级的”即相对的;所谓“人性恶”只不过是不合理的、人剥削人的私有制社会的产物;共产主义人间天堂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人性恶。在共产主义天堂降临之前,人世间就是一个天使—“人民”—无产阶级和魔鬼—“敌人”—资产阶级双方殊死搏斗的阶级斗争的血腥战场;对于魔鬼“敌人”,那当然是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雷锋的名言),根本没有什么人权可言,顶多不过是出于策略考虑,给点“出路”而已;而对于天使“人民”,则是“对阶级兄弟要像春天般温暖”,兄弟有错误,你只能好言规劝,“多做政治思想工作”,打骂是绝对不可以的。于是,警方就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左右为难——对于敌人,可以滥施暴力,原则上怎么处置都可以;对于人民,则只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处于极端软弱无能的尴尬境地。遗憾的是,我国政府的治国理念,直到现在仍然是在法治(rule of law)和阶级斗争学说之间摇摆,自相矛盾、互相抵消,一面主张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面又沿用“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传统理论,其结果当然是令各级政府茫然失措!

    比警察更尴尬的也许是各级地方官员。当面对“群体性事件”时,他们首先必须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但这里既没有标准,又没有做判断的足够信息和时间,更没有充分的授权,尤其是绝不可能获得社会认同;于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不是左了就是右了,不是太软就是太硬,可谓“动辄得咎”。这是人治,不是法治;是主观任意,没有客观标准;是权力不清、责任不明,也就根本无法问责。这就充分说明,“建设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以及包括警察和政府官员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的根本利益,都是和传统极左的基本教义格格不入的。可悲的是,我们的高层决策者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关键性、严重性,依然抱残守缺、无所作为,听任整个国家机器在如此混乱的旧轨道上滑行!

    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都要以宪法和其它下位法庄严承诺包括游行示威在内的各项公民自由权利,并以法律的强制力予以切实保障,任何人或任何机构——包括政府、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在内——如果剥夺或侵害这些自由权利,就要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我国虽然早在1954年就有类似的宪法和法律规定,1989年10月31日也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但是,任何人都能看到,事实上这些规定迄今为止仍然远未落实,公民示威游行,或成立不受政府干预的民间社团等等行使宪法自由权利的申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根本不被批准,这和当今全世界任何法治国家的实际情况都构成了极具讽刺性的鲜明对比。这种宪法和法律的纸面规定与权力机关实施法律的实际完全脱节的情况,把执政党和政府置于执法犯法的境地,使得法律的神圣性、严肃性荡然无存,以至于到了文革时期,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文本抗议对他人身自由权利的非法侵害时,不但毫无效果,反而招致了更残酷的、骇人听闻的迫害。这种执政党和政府执法犯法的局面如果听其继续下去,哪一个中国人——包括党政官员——的人身安全和其它自由权利能有根本保障?这样一个政府言行不一的国家,从何建立基本诚信?遍布中华大地,花样百出的假冒伪劣怎么可能得到遏制?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将会沦落到何等境地?

    在几乎所有的群体性事件当中,都可以突出地感受到一个死结——抗议群众对于政府官员深刻的不信任。无论官员做得好还是坏、对还是错,群众一概报以怀疑和嘲讽;无论谁替官员说话,群众一概给予痛斥。这个死结是如何形成的?就是因为法治不彰,一方面官员手中掌握了太大、太多并且不受监督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运用时的主观任意,施政违背人民愿望、无视公民权益;另一方面则是群众在长期的专制政治之下形成的“臣民意识”,缺乏公民文化和守法意识,划不清合理合法要求与漫天开价之间的界限。这是一个双方都不受规则约束的博弈;说得难听一点,这是一种腐败官员和刁民暴民之间的恶斗,官民冲突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什么是“臣民”?在专制稳固时他们是愚民、顺民,专制松动时他们是刁民,专制崩溃后他们立刻变成暴民。这“四民”都和公民格格不入,不可能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社会基础。解开这个死结的办法,只能是法治,和公民教育、公民文化、公民社会的建设——用法律既约束每一个官员、也约束每一个公民,使得双方都切实遵守各自行为的合法界限;同时,用公民教育、公民文化、公民社会建立起政府与公民之间良性互动的行为模式,把恶性循环变为良性循环。

    现在有一种理论,主张把改革分成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三步走。我们认为,这是没有抓住当前问题的关键,脱离实际的书生之见。再不把法治尽快推上轨道,无论中南海有多么高明正确的决策,都会被各级腐化官员层层衰减,弄得面目全非,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势必日益弱化失效,市场和社会都必不可免地要日益恶质化,改革将全面大幅倒退,哪还会有什么政治改革可言?社会改革应该、也可以提前,但法治、宪政、人权保障才是重中之重。

    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这一类的话已经不知被多少人重复了多少遍,为什么迄今效果有限?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能切实地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左治国理念,转换为法律至高无上的现代法治治国理念。说得难听一点,现在的关键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中层的“肠梗阻”,而是高层的“脑梗塞”了!体制内外,众多有识之士一再提醒执政党仔细研究清末新政功败垂成的惨痛教训,比如近来借辛亥百年纪念出版的两本好书,张鸣的《辛亥:摇晃的中国》,雷颐的《走向革命》,读后抚今思昔,真令人感慨万千!

七 民间社会和民间组织的培育

    我国民间社会和民间组织发育迟缓,是现有的维稳方式效果不彰的另一大原因。缺乏民间社会和民间组织及其相应的公民文化、以信任为基石的“社会资本”作为基础,经济发达程度再高,现代化也是要失败的,这早已是现代化理论的一项公认的常识。

    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又翻译成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它主要包括两重含义:1,独立于国家干预的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尤其是指各种独立自治的社团组织;2,给国家权力划定的一条法律界限。改革开放以来广为人知的“国退民进”、“小政府大社会”、“服务型政府”等等提法,都可以归入“培育民间社会”的主题之下。

    法治国家意味着政治权力必须受法律的规限,政府行使权力必须限定在法律划出的界限之内。在此界限之内,政府依法行使人民授予的权力,在此界限之外,就是民间社会的活动范围,政府只有保护之责,没有干预之权——除非有违法情形发生。非常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的《社团登记管理办法》可以说是与此背道而驰的。该办法规定民间组织必须服从某个政府控制的“业务主管部门”即所谓“挂靠单位”的管理,这就意味着我国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合法的民间社团和民间社会。这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人民有结社的自由”完全抵触的,这一类违宪的恶法必须尽早废除,否则,长治久安根本没有可能。

    由于长达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的历史,尤其是极左的斯大林全能主义模式的影响,我国民间社会和民间组织的发育困难重重。许多政府官员至今仍然把独立自治的民间组织视为危险的异己力量,想方设法予以抑制和打击。同时,广大民众也确实缺乏公民文化的素养,不懂得如何以守法、忍让、相互妥协、平等协商的自由民主方式来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相反,却十分习惯于要么顺从专制权威,要么一味坚持一己私利,互损互斗。公民社会的基础是具备公民文化素质的公民(什么是“公民文化”,可参看两位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名著《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而专制和极权制度之下只能养育出浸透主-奴根性的“臣民”。什么叫“主-奴根性”?同样一个人,对上是奴才,对下是奴隶主。看看我们那些见官矮三分,胁肩谄笑,对服务人员却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的暴发户,就知道什么是“主-奴根性”。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之下,任何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人际矛盾和社会冲突,都需要依靠政府出面解决,各级政府为了完成维稳任务,可以说是搞得焦头烂额、疲于奔命,结果往往是小病酿成大祸。

    有鉴于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大力推进我国民间社会和民间组织的发育这项社会治理的核心任务已经刻不容缓,同时也要强调,民间社会和民间组织的发育也必须遵循渐进、有序、可控的原则,从中小学生的公民教育、公民文化的大力宣传普及,以及逐步扩展的民间组织的实践起步,而这就必然意味着需要大批具有相应素养和资格的精英投身于这项事业,意味着各级政府必须切实转变观念,与有志于此的民间精英通力合作,把大力培育民间社会和民间组织作为自己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再不彻底清理极左的那一套陈腐理念,继续得过且过、抱残守缺,那就大乱不远了。

    我们可以通过目前城市居民最为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来说明培育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的重要性。

    许多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包括一些眼界狭窄的经济学家在内,以为市场经济就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讲的那样,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之下,通过自利的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可以达到经济效益的最优。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这只看不见的手却引导出了层出不穷、危害巨大的假冒伪劣产品。他们不懂得,经济学理论是从若干高度简化的前提推论出的抽象体系,许多隐含的必要前提和约束条件都被当做不言自明的事实而不曾提及,而恰恰是这些不言自明的事实在中国并不存在!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由法治、道德和公民社会这三样东西构成的所谓“社会资本”——生产者、消费者等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尊重与友好合作,守法、准时、诚信等商业道德,等等——良好、优质的市场经济是必须扎根在这个“社会资本”的肥沃土壤里面的。政府首先自己要廉洁守法并且能够严格执法,官员和公民都要具备起码的道德自律,但这还不够,还必须有各行各业独立自治的行业协会制定并监督职业规范的实施,随时把那些害群之马逐出本职业领域。没有行业协会的监督和奖惩机制,商家的道德自律是建立不起来的。这些行业协会必须是本行业人士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的,出于本身的利益攸关,很难像政府官员那样被腐蚀收买;同时,也只有这些内行人最知道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够最有效地打击假冒伪劣。事实早已证明,仅仅依靠政府,假冒伪劣只会愈打愈多,食品安全问题只会每况愈下!再不改弦更张,势必民怨沸腾。

八 宪政改革的具体建议

    最后,对于未来的宪政改革,我们冒昧提出八点建议,既就教于各界志士仁人,也希望执政党认真考虑和采纳。

1 首先要达成广泛、深入的精英共识——关于改革目标和路径的基本共识。这实际上是一个思想解放和理论更新的过程,从已经完全过时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过程。邓小平三十年前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可能有当年现实的必要,但它不应该成为永恒不变的教条。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与法治、与和谐社会根本不相容——法治的核心目标是保障每个国民的自由权利,哪怕是“十恶不赦”的罪犯,除去依法剥夺的部分权利之外,仍然必须享有其它人权,因此,法治国家决不允许把任何人设定为不受人权保障的“敌人”,国民之间不能有“敌我”之别,只有守法/违法之分。所谓“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分是阶级斗争学说的延伸,不能作为法治国家的治国理念。要设法形成“世间没有永不犯错的政治家,每个人必不可免地都有其时代和个人的局限”这样的共识,前任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必要一股脑背在后任肩上,认错和道歉是政治家勇敢、正直的美德。所有的历史遗留问题,都可以按照南非的“真相与和解”模式加以妥善解决。只有这样做,执政党才可能获取人民的由衷敬意和拥戴。

    2 然后,在精英的引导下,建立自由宪政与法治的基本制度和政治竞赛规则(游戏规则)。如前述,其核心是分权制衡(checks and balance)。是否“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具体形式并不重要,当年邓小平提出“党政分开”,深圳正在试行的党内决策、执行、监督分权制衡,都是权力制衡的不同形式,但其基本原理是一样的。目前至关重要的是司法独立、执行违宪审查职能的宪法法院的创立,以及媒体对司法的监督。这是从根本上治理贪腐、包括司法腐败,消弭绝大多数群体事件、防止百姓求告无门的治本之道。可以先从司法系统的垂直化管理入手,切断它们和地方党政、人大的关系。执政党的领导应当体现在议会中多数党对立法的主导,司法不过是执法,“照章行事”、依法判案而已,司法独立怎么会破坏“党的领导”呢?行政部门的道理也一样,行政不过是执行执政党的政治决策而已,执政党有什么必要把手伸进行政的每一个层级呢?什么都要管,势必什么都管不好,势必民怨集于一身,那不是自己找罪受吗!

    还可以考虑从最高法院定期派出巡回法庭,审理民众因司法不公的上访,和地方行政诉讼案件,陈腐过时、政法不分的信访制度则应大幅缩减,然后转交给人大。英国13世纪就有了从中央派出巡回法庭,审理地方政府和地方司法不当作为案件的制度,我们总不能连这个水平的司法基本制度建设都没有。现代社会一定是分工专业化的社会,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分工专业化水平实在过于落伍,党、政、立法、司法一把抓,混淆不清,民众该找法院的事情找警察,什么鸡毛小事警察都要处理,该找人大的事情找政府,而人大代表由执政党内定,除了每年开一次表面光鲜、随声唱和的大会(网民讥之为“大派对”)之外百事不理,选民连他的面都见不到,这样的社会如何可能善治?分工专业化,党才能像党,政府才能像政府,议会才能像议会,法院才能像法院,一个四不像的政治体制是不可能建设起和谐社会的,相反,只能把国家民族领进混乱不堪的衰败泥潭。目前存在的一个民怨最集中的问题是,新法不断出台,但往往形同无物,根本得不到执行和落实,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源出于此,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各级党委把政府、人大和法院全都抓在手里,使得只要是涉及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案子,法院既无法独立判案,即便作出公正判决也得不到执行。人民留给改革的机会和时间已经不多了!什么叫“绝不照搬三权分立那一套”?是不原样照搬,还是一点都不搬?原样照搬既不必要,又不可能,等于废话一句;一点都不搬,那不就是拖下去、敷衍下去,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发誓要大搞特权和腐败吗?清末新政失败的殷鉴不远,陈胜吴广绝非民族福音,再拖下去,就横祸将至了!

    3 在宪政法治的制度化,以及“规则约束下的竞争”并且“按合法程序改进规则”的政治文明行为习惯养成的同时,积极稳妥、协调有序地扩大政治领域内的公民权利,主要是政治参与,和言论、出版、表达两方面的权利。政治参与应当区分为精英与大众两个层次。精英层次的政治参与,是指人大、政协向真正的议会转型,成为独立的立法机构。为平稳过渡计,执政党可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维持多党竞争下的一党独大,但必须从高居于议会之上的“议会老子党”,成为在宪法约束下,以议会为主要政治舞台的议会党,通过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来主导立法、组织政府、行使行政权。同时,议会要逐步向独立的民间人士开放议席,走“内源式”的两党制发育之路——像17世纪英国从议会中发育出托利党辉格党两党制的演进模式那样,而不是在现有体制之外,以街头运动的抗争方式形成非法状态的反对党。两党制优于多党制,选举制度的设计应当有利于中左、中右两个大党的形成,但不排斥其它小党获得一定议席,这样可以使议会得到更广泛的代表性。没有竞争,一家垄断,必定低效和腐化,政治和经济的客观规律都是如此;不疏通民间精英的合法参政渠道,他们就只能走非法组织的对抗之路。

    大众层次的政治参与,可以采取自基层民主选举逐级向上递进的方式,借以兼顾“在民主的实践中学习民主”和“防止参与爆炸”两个目标。人世间没有什么人人素质均等的绝对平等这回事,民主参与权的获得应当与选民的素质相适应,在与选民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选民的知识和眼界所及的村镇和城市社区一级,当然可以、也应该实行直接选举,而市县一级则视具体情况既可以直选、也可以间接选举,而省、自治区乃至全国则必须实行间接选举,以堵塞民粹型群众领袖篡权上台的机会。目前已经到了认真推行县市一级的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试点的时候了,否则,愈演愈烈的“官商匪三位一体”的地方政府黑社会化必将导致社会治理的失效。“县治则天下治”,全国2900个县市得到现代法治宪政的有效治理,国家长治久安就有了基本保证,又兼顾了“全面系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防止全局性动荡”这两个目标。扩大言论、出版、表达的权利也类似,可以在政治性、现实性、大众动员性的言论,和非政治性、非现实性、精英小众范围内的言论之间做出区分,后者应尽可能自由,前者则不妨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逐步放宽限制。可以考虑对于出版物从事先审查逐步过渡到事后追惩,以及恢复内部读物的出版发行,任何“反动”的“毒草”,都应该至少让领导阶层和各界精英了解。片面灌输下的无知井蛙不可能承担起治理复杂社会的重任,坚持信息封锁的结果,只能造成官员们思想僵化、知识陈旧、眼界狭窄、和社会进步日益脱节,使得官民冲突、政府与各界精英的冲突日益恶化。既然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什么不可以“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呢?

    4 官员(包括军队和警察)队伍应当明确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执政党任命任期有限的政务官,事务官和一般公务员职位则应当向全社会开放,按考试成绩终身录用。这也是保证国家稳定治理,不至于“人亡政息”的基本制度,“党政分开”的另一层涵义。

    5 执政党内部应当逐步建立多元权力的相互制衡监督,以及自基层党员民主选举逐级递进的民主化机制。“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从精英民主到大众民主,“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先从党内开始建立起充分反映民意、引领社会进步的汰劣留良、除旧布新的精英竞争筛选机制,然后,随着各方面条件的逐步成熟,再从党内民主推进到全民民主,不失为一条积极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行路径。对于全民民主,可以考虑在每次选举之前,对选民先进行自由民主知识、能力的资格考试,成绩合格才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就像文官、公务员的资格考试一样。没有理由认为,公务员需要具备一定资质,而选民却可以蒙昧无知。美国的移民入籍都需要考试,道理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必须顶住压力,在各个方面和民粹民主坚决划清界限。此外,“选民资格考试”还会产生一个附带效应:因为这个考试的公平性要以受教育权的平等为前提,所以,它必然会促进教育资源的平等分配。

    6 “服务型政府”则理所当然应当把凡是市场和民间社团办得了的事情让渡出去,一个兴旺发达的、由各式各样民间自组织的志愿社团组成的民间社会,是合法有序决策参与、人民利益和意愿表达、满足归属需求、提供社会支持系统,防止无政府无纪律、情绪化街头群众运动和社会动乱的重要社会基础。近年来的国进民退、“伪市场经济化”已经成为爆发社会不满的火药桶,这种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的倒退趋势必须尽快扭转,国企(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应当退出一切盈利部门,只做市场和民企不做、或做不好的事。国企大把盈利,却不上交利润,名为国有企业,却不受国民控制,其盈利国民无法分享,还到处伸手、与民争利,甚至日益成为权贵资产阶级的特权领地、腐败温床,这是天下奇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求市场经济地位?

    7 教育的方法和内容都要有明确的改革目标,就是要让教育领域有充分的独立自主和思想学术自由,着重培养具备“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和高尚情操的良好公民,而不能仅仅是精神文化空洞、人格养成缺位的职业培训。执政党自身的指导思想不应该变成独霸天下的一元化强迫灌输,而只能是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在和其它多元思想的平等竞争中努力胜出。马列主义有多少真理性、先进性和优越性,只能在这个多元思想的自由平等竞争中来证明自身,靠政府权力强行灌输终归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执政党思想创新的任务很艰巨,但是势在必行,只要下定决心、稳步推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否则,“保持执政地位”就是一句空话,就只能靠暴力来维持,正在蓬勃兴起的中产阶级、企业家、知识界、网民是不可能长久容忍的。

    8 目前的民族划分、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等“民族政策”是照搬斯大林的,理论上错误、实践上有害,蕴含着国家分裂的极大风险。“民族”作为领土、人口和历史文化的集合体,应当按照“国族”来定义,全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56个“民族” 应称为“族群”,仅仅是语言文化概念,不能包含“领土”内涵。族群的集体权利只限于保持自身独特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和历史传统的权利,不应该有领土和政治方面的集体权利,相反,应该完全取消目前的“民族”身份,大力提倡族群融合混居。第一步,可以考虑通过重划行政区域,把目前的省、自治区拆分成50—60个行政单位。

    总而言之,执政党一定要走在社会进步的前面引导改革,前瞻性、全局性的改革顶层设计必不可少,尤其是一定要清楚了解“哪条路是绝不能走的”。改革已经进入风险越来越大的核心攻坚阶段,继续在河里瞎摸一气十之八九要导致不可挽回的巨大失败。“代表先进文化”不应沦为空谈,死抱住西方160多年前的激进边缘思想理论不放(别忘了那还是前清道光年间的东西!),“先进”从何谈起?另一方面,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不需要如同公司《商业计划书》那样完备的方案,凡是符合“渐进、有序、可控的民主化”原则的改革措施都不妨尝试一下。早开始、稳步走,“碎步快跑”,和社会进步力量保持同步,既不能超前太多,更不能落后于社会进步的步伐,按照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的“交替运用费边战略和闪电战术”推进改革(见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执政党才有可能掌握改革的主动权,不至于重蹈清末新政的覆辙。辛亥之前,我们错失了君主立宪的良机,现在,中共能否抓住“党主立宪”的历史机遇,必将成为决定中共历史功过的分野!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妨先从几件急务入手:(一)司法独立;(二)强制官员申报财产和收入的“阳光法案”;(三)人大对各级政府收支的强有力监督;(四)县市一级的系统性整体政治体制改革。无论阻力多大,这几件大事也一定要尽快提上日程,以“霹雳手段”强有力地贯彻实施下去。

 

 

泰国民主的启示

周拓

2012.3.31.

(作者为社会学及政治学学者,原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泰国近来的政局动荡引人注目。“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应当从中引出一些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化有益的启示。

    从形式上看,自由民主的一切制度要素泰国都齐备——普选,议会,多党制,宪法,宪法法院,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出版言论诸多自由,等等,无一不备。然而,这个制度的实际运行绩效却一塌糊涂。这让我们不由得联想起辛亥革命之后那个短命的“中式民主”。这两个例子已经足够说明,除了制度之外,稳固、有效的民主还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当代许多民主化理论都会拿出大量篇幅论述这些先决条件。可悲的是,我国为数甚伙的激进民主派们却好像全然不知道这些研究成果,只是信心满满地一再重复“民主很容易,小学生都懂”,“只要推翻专制的坏政府,民主立刻就能实现”等等超级乐观主义信条,谁要是讲一讲“民众素质”一类的前提条件,谁就是为专制政府辩护,因为专制政府正是以此拒绝民主。这种正邪二分的“对着干”逻辑违背科学精神。科学必须从事实出发,而事实是客观存在,它是唯一的且可以运用科学方法去无限逼近;对事实的价值解读和利用则是主观行为,完全可以人各不同;这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同样一件事实可以被不同的人做不同的解读和利用,专制者当然会以民众素质低为由拒绝民主,但我们没有理由抱着“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逻辑,连同该事实本身也一并否认。至于中国的“民众素质”事实上究竟如何认定,请参看本书《民主的公民素质条件》一文。

    更麻烦的是,当今西方国家某些政治势力向全世界推销的民主化理论当中包含着同样的激进民粹民主“人民崇拜”的错误,严重误导着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而泰国的他信一派所主张的就是这种民主。西方人尤其缺乏理解的是,共产党所信奉的也正是这种民主,而这种激进民粹民主和左翼民粹极权的毛主义从本质上就是一回事!因此,中国的渐进民主派始终需要应对来自两方面的攻击:一面是专制政府的辩护士,另一面是激进民主派。当今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因此,至少在话语层面,中国渐进民主派的主要论争对象已经越来越向后者转移,转向激进民粹民主。

    在谈论泰国民主的教训之前,我们首先要做一番基础的概念梳理工作,以便和激进民粹民主划清界限。

    按“民主”的本义(从古希腊城邦起源的本源之义),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迄今为止,这仍然是民主的核心涵义。我们可以称之为“本源民主”,“不带修饰词的民主”。在古代希腊,“人民”的含义很清楚,是指作为“公民”中之多数的平民(或穷人),与作为“公民”中之少数的贵族(或富人)相对;占城邦居民多数的妇女、外邦人和奴隶则被排除于“公民”之外,这些人都不是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而“公民”其实只是城邦全体居民中的少数。所以,“人民”只不过是居民中的一少部分人即自由人公民当中比较低层的多数穷人。这是“少数中的多数”。

    这“本源民主”(“人民的统治”)在今天可以说是毫无意义——首先,我们既没有了奴隶制也不再歧视妇女,其次,更根本的问题是,“人民的统治”中的“人民”歧义纷繁——“人民”是指:1,全体“居民”(国境之内的所有人、每个人)?或2,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的全体“公民”(不包括无国籍的居民,未成年人等)?还是3,在各种需要做集体决策的情况下,作为有决策权的“全体”当中的一部分人、形形色色的“多数人”,比如,某次“全民公决”中的“多数”,某个或大或小的群体中的“多数”,等等?或4,发展中国家之中通常构成多数人的“穷人”(底层“民众”、“劳苦大众”、“劳动人民”)?或5,和政府(“统治阶级”)相对而言的“人民”,即“被统治者”?——显然,这五种“人民”全然不是一回事。而激进民粹民主派所说的“人民”,毋庸讳言,就是以上第4义,即多数穷人;于是,“民主”便成为“多数穷人的统治”,恰合民主之本义。这不是巧合,民主的本义、核心内涵就是这么从古希腊一路传承下来的,差别只不过是现代“公民”的范围比古希腊大为扩张了而已。但这只说到“民主本义”或“本源民主”的面相之一——“谁统治”。本义的民主是指多数穷人的统治。民主还有另一面,即“如何统治”。

    古希腊城邦民主的多数平民或穷人的统治,起初还是在“城邦整体利益(即全民公益)至上”的共和传统约束下运作的;后来则由于种种原因,“公益至上”逐渐被各阶级各谋私利的阶级斗争所取代,这“民主”遂演变为多数穷人为本阶级私利而压迫、剥夺少数富人的“变态”(变质)非法(任意专断)之治,变成多数穷人至上性的,绝对的,不受约束的统治权力。这种背离了共和原则即全体一致和公益至上原则的民主,便蜕化为多数人的专制、多数穷人的暴政。近代以来由卢梭、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马克思和列宁一脉相承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内部最彻底的民主+对阶级敌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蔑视自由宪政、法治、人权的极左激进民粹民主,剥去其种种将多数穷人神圣化的伪装,不折不扣,恰恰就是这种东西。

    请特别注意:“共和”与“民主”根本不是一回事!

    共和,从原则上说,简而言之就是全体一致、公益至上,兼顾、平衡各色人等的权益。从实践上看,则必须建立各种社会力量(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右派与左派,“外省人”与“本省人”,等等)之间,以及各权力机构(立法、行政、司法)之间的平衡。完美的平衡很难见到,历史实践中的共和,其统治权不是少数人居优势,就是相反,多数人居优势;前者就叫做“贵族共和”,后者则叫做“民主共和”;只要共和原则是大体被遵守的,就都不失为共和。习惯上,君主制不能叫共和,但立宪君主制却是基于共和原则的君主制,而且,君主在其中恰恰是充当着重要的平衡锤作用。“虚位君主”不是无用的装饰品。当代许多习惯于大简化教条思维的左派们对此可以说是毫无见识,不知区分共和与民主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以为共和就是民主,就是推翻君主制,而君主制就是专制。全错了!

    按照共和的正义原则,合乎正义的、良性的民主不能是什么“多数人的统治”或“少数服从多数”,而是指“平等的政治权利”,即全体成年公民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等政治权利,而这就和历史上的民主共和很接近了。民主共和大略相当于今日世界的主流民主即自由民主。

    很容易理解,“少数服从多数”和“平等的政治权利”根本是抵触的——此时少数人的权利显然低于多数人的权利,何来“平等”?这还不算,“多数人的权利”还成了“多数人的权力”(“权利”是“我本身享有的”,“权力”是“我加于他人的”),成了多数人强加于少数人的带有专制强制性质的权力。

    我们务必要记住:共和的理想或原则,是“全体一致”,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宪法的制定尤其要遵循这个共和原则,而这就叫做“法律的正义之源”;不遵守这一原则的立法就是恶法。马克思在这方面又是完全相反,他认为法律一概是作为少数人的“统治阶级的意志”,“正义”则是统治阶级的欺人之谈,真正的正义(和所有的其它“真正”的、“实质”性的好事)只能等到共产主义实现以后。

    理想原则极为重要,否则就没有了判别是非的标准,我们也就丧失了改造现实的不合理,向更好的社会前进的方向;但是,现实与理想永远不可能完全一致,我们不能吊在半空中,脱离实际地处理现实问题。由于实际决策时达成全体一致的协商成本极高,人数众多时甚至无法达成全体一致,从而导致决策僵局,于是不得不降而求其次,把决定权交给一部分人——交给一个人,就是君主制;交给少数人,就是贵族制;交给多数人,就是民主制。如今人们之所以习惯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根本不是由于它具有任何“神圣性”,或多数人更智慧、更有德,仅仅是由于它与君主制和贵族制相比较,更接近“平等的政治权利”而已。从政治正义的角度看,我们看不出还有辩护民主的更多理由。所谓“多人准备的宴席好于少数人准备的”(亚里士多德)禁不住实践的检验。数量多从来不等于质量高。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如果和“平等的政治权利”这个原则本身作比较,而不是在“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或多数人统治”之间作比较的话,民主制根本就不是“平等的政治权利”!因此,符合正义原则的自由民主必须用一系列制度安排,按照“公民文化”的原则,给被强加的少数以足够的补偿机会——在一次性的政治决策、政治博弈当中通过相互让步妥协、相互交易给少数人以补偿,或者,在持续的多次政治决策、政治博弈过程中,通过“互投赞成票”(“这次我们服从你们,下次你们得服从我们”!),以及少数转换为多数的翻盘机会来补偿——否则就不是共和,就没有正义,就是非正义的多数人的专制。共和,亦即自由民主、宪政民主、法治民主、人权民主、贵族君子风度的民主,才是我们应当服膺的根本政治理念,而绝不能是仅仅“少数服从多数”、无自由、反人权、无法无天的穷人民主,更不能是阶级斗争盛行的古希腊城邦衰败期那种劣质化的多数暴政式民主。

    前面所说的“人民”之前4义,关注的都是“谁统治”——是由全体居民、全体公民、各色各样的一般多数人、还是特定的多数穷人统治。第5义才涉及“如何统治”:人民直接统治,还是通过代表、代理人(议员、政府)来统治。活生生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谁统治”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恰恰是“如何统治”!马克思的政治学说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堕入了极为荒谬的大简化和虚无之境:“共产主义”人间天堂落实之前一律是少数剥削阶级对多数被剥削阶级的“专政”,根本不存在“如何统治”的问题,“如何统治”一律是统治阶级的种种诡计;而“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阶级统治”最末期转瞬即逝的小小过渡;共产主义则一切“统治”统统消失了,当然更没有了“如何统治”。我们每个人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现实政治、国家治理,就这样被伟大导师一笔勾销掉了!如果“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个虚无的梦境,乌有之乡、“乌托邦”,那么,理智健全的人们就不能不承认,良治社会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统治”,就是永远不合理想的人间现实政治之不断改良,就是尽可能设法调和矛盾冲突、避免阶级斗争、保持社会和谐安定。

    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全部论辩合理性,都是建立在“共产主义”这个终极目标之上的,这个东西一旦垮台,他的整个学说体系——阶级斗争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学说、剥削/被剥削二分的经济学、矛盾是世间万物运动变化根源的唯物“辩证”哲学,等等,都变成不仅仅是错误和荒谬,根本就是空前绝后,人类文明史上最冠冕堂皇、同时也是最完全彻底的犯罪教唆,变成了如我在别处所说的,“以血腥暴力的阶级斗争手段去追求一个纯属虚妄的目标;目标既然是虚妄的,剩下的就只有血腥暴力的手段本身了”。从马克思的犯罪教唆,到列宁-斯大林左翼极权的血腥暴政,这个逻辑链条绝非偶然;西方左派们极力想要剥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企图不但是滑进了学术上的伪科学立场,而且,实实在在是学术道德的堕落,同时,也充分暴露了左派们的理论无能症,他们离开马克思这根拐杖,就无法挪动半步。

    “如何统治”的古希腊式争论——人民直接统治还是间接统治,至少在国家层面上,这个问题如今已经无须多谈:直接民主不可行;而且,不可行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现代国家的“广土众民”。“如何统治”真正的关键问题在于:是专制统治,还是自由宪政?凡有绝对的、至上性的、不受监督约束的权力的地方,必定就是专制;自由宪政与此恰好相反,就是不允许有任何绝对权力、包括“人民”的绝对权力在内,就是要用宪法、法律和其它一整套机制,来有效地约束和限制每个个人、群体(包括任何一种“多数人”群体!)尤其是政府的权力;而人民的直接统治,显然没有自由宪政的存身之地。

    所谓“民主就是人民主权”的说法也是误导性的——如果所谓“主权”就是绝对的、不受限制的、“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的“最高权力”的话(“主权”从来就是如此定义的),那么,“主权”不是别的,只能是专制权力!只需稍稍考查一下“主权论”的起源,便知此点殆无疑义——那是一位名叫让?博丹的傢伙,专为辩护王权专制而发明的;随后便引出“议会主权”、“人民主权”等等互不相让的种种“主权说”。不难理解,任何“主权”,都是和主张“权力分散制衡”、“限权”的自由宪政以及共和原则相违背的。

    结论只能是:“人民的统治”也好,“人民的主权”也好,作为“民主”的定义,都是不但搅混水,而且误导人,有害无益。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清醒地区分民粹民主和自由民主——简单说,民粹民主是不受限制约束的多数穷人的绝对统治,而自由民主则是在法治和宪政(分权制衡,代议制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之下,每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得到切实保障,任何人、包括多数人不得享有绝对权力的民主;所谓“法治”,是rule of law,不偏袒富人或穷人任何一方的正义良法之治,用此“正义良法”有效约束每个人、尤其是约束政府;而“宪政”,是指人权保障、分权制衡、两院制议会、代议制民主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人权保障首先要把一整套“基本自由权利”即“人权”用宪法规定为不受政治决策影响,被置于政治过程之外,民主决策不得触动的、近乎神圣和绝对性的权利;而两院制议会之所以必要,也是为了保护少数人的权益——上院代表社会上层,下院则代表社会下层,互相制约,从而使两者保持平衡。顺便提一句:台湾民进党把两院制改为一院制,要么是不懂自由民主,要么就是居心叵测。

    显然,“泰式民主”不是共和,不是自由宪政,不是正义良法和公民美德约束下的民主,而是少数人和多数人各谋私利的阶级斗争,狗咬狗式的恶斗:一边是少数富人和城里人坚持传统特权,忽视穷人和农民的权益;另一边则是穷人和农民在民粹煽动家的蛊惑下,企图凭借多数人的绝对优势永久把持政权,以推行片面偏袒穷人、损害富人权益的施政。险遭暗杀的林明达主张增加社会中上层选票的权重,不失为针对泰国民主弊端的纠偏之策,却被许多西方媒体指责为“反民主”,这充分反映了教条化民主观念的势力之大。

    泰国这种贫富两极分化、势同水火的“极左+极右”阶级斗争式社会格局在不发达世界极为普遍,成为阻碍良性优质民主化的最大障碍。我们若是把民主仅仅理解为“普选+少数服从多数”,然后贸然在中国推行,结局一定比泰国式的民主更糟。“坚定的自由民主目标+谨慎渐进的民主化操作”,这才应当是我们的核心信念。

    要想避免符合正义原则的共和、亦即法治和宪政约束下的自由民主蜕化为激进主义、极端主义的民粹民主,还必须具备其它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

    首先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以及,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广大民众所分享。其主要标志,就是中间等级(中产阶级)和城市人口占人口的多数,巨富和极贫都是少数。而我们所看到的泰国的现状正相反,60—70%人口仍然是穷人和乡下人,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被普遍分享。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很常见,当今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民国初年就更不必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偏向“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给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错误建议更使贫富悬殊问题恶化(可参看蔡爱眉:《起火的世界》),造成的一大政治恶果,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一些民粹煽动家(如他信,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利用过急的民主化(建立在“选举至上”认识误区基础上的,不顾条件地推行普选)和穷人的不满这两个相互配合的条件,不负责任地一味迎合底层民众的平等要求,以多数穷人的优势选票合法攫取绝对权力,然后一步步走向个人独裁。这种民粹煽动家自古以来层出不穷,早在古希腊就被亚里士多德等政治学者系统论述过,认为他们是导致民主劣质化的重大原因。古代希腊人把他们称为“僭主”、“群众首领”。拿破仑、列宁、希特勒,乃至台湾的陈水扁,大体上都可以归入这一范畴。

    前面说过,从不可能完全合乎理想的现实出发,我们不得不接受“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规则,但同时必须给少数人以补偿,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少数必须有转换为多数,从而上台执政的机会;而这就意味着,“多数”和“少数”的比例不能相差太远,两者的划分不能是固定僵硬的。如果是像泰国那样几乎固定的七比三(或台湾本省/外省的八比二),少数人就永无出头之日,每次选举就都是他信的泰爱泰党胜选,他信就可以永远掌权,然后——几乎是必然地——走向“僭主”的个人独裁,和查韦斯一样当终身总统,成为“民选皇帝”。

    我们可以从中引出的几个教训是:1,两极分化对立的社会(不论是贫富对立,还是族群对立)不可能建立稳固的优质民主;此时不顾条件急于推进民主化(普选制,直接选举,等等),只能得到劣质化的民粹民主。2,要设法让力量大体平衡的中左派和中右派成为两大主流——中左是社会民主主义,代表中下阶层;中右是自由主义左翼,代表中上阶层;而这就意味着中产阶级要成为人口的大多数;同时,制度设计要有利于稳定的两党制(不排除两大党之外的一些小党),而不是分散的多党制。3,必须把“民主化”划分为两个阶段,先自由化(落实法治和宪政)、后民主化;“先自由、后民主,则自由民主兼有;先民主、后自由,则民主自由俱失”。

    经济发展、城市化以及消除过分悬殊的贫富分化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现代教育的普及。这个“现代教育”不仅仅是科学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学习,更重要的是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借以培育出较高的文明礼仪习俗和“公民政治文化”(与自由民主相适配的,公民的价值观、信念、情感、认知、技能和行为习惯。可参看G.A.阿尔蒙德 & S.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使多数人民具备共和主义的“公民美德”,能够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和群体的私利之上,懂得在追求自身和己群的权益时,同时照顾到他人和其他群体的平等权益,养成“费厄泼赖”(fair play)的绅士风度,鄙视痞子流氓的不择手段。而现在的泰式民主正相反,个人和阶级利益至上,自由、民主、法治、公益等等都没有成为公民内化的信念、价值观、情感和行为习惯,都不过是漂亮的幌子和谋取私利、打击政敌的方便工具。我们辛亥以后的劣质民主与此如出一辙,直到今天,我们的许多激进民主派和一些书呆子气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然陷在“制度决定论”的误区里,严重忽视了自由民主的文化条件,更不理解“文化的移植难于制度的移植”这个普遍规律,他们很应当从泰式民主汲取足够的教训!

周拓 2009.5.4.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4-25 12:14:52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江泽民:忆厉恩虞同志

忆厉恩虞同志

江泽民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七日

  六月六日,我参观了公安部举办的禁毒展览,看到了毒品对青年人的毒害和给多少个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危害,了解了全国各地为禁毒进行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成绩。

  我回想起抗日战争时期,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中共地下党组织曾经领导爱国进步学生发动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清毒运动〔1〕,也自然回忆起那场运动的领导人厉恩虞〔2〕同志。

  那场清毒运动发生在一九四三年冬。当时,我与恩虞同志同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他念外国文学系,已是高班四年级的学生。我进大学不久,是电机系的低班学生。这时,我们相互还不认识。我作为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参加了那场运动。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我们几千学生高呼禁毒口号,游行到夫子庙一带,冲砸了所有的鸦片烟馆,把醉生梦死的吸毒者揪了出来,其中不少是敌伪官员,还抄出了大量鸦片、毒品和烟具。我们在国民大会堂广场前焚烧收缴的鸦片、毒品和烟具,同学们围着熊熊的篝火,齐声高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在我们后面,日本宪兵队持枪列队,虎视眈眈地对着我们。大家悲愤满腔,情绪激昂,毫无畏惧。其情其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唤起了群众的觉醒。那个时刻,我不禁想起了鸦片战争的历史,想起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想起了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心情十分激动。记得恩虞同志当场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深深打动大家的心灵,令人久久不能忘怀。当时,我对为什么能在日伪统治下开展这样的运动并不了解,后来知道是由于我们地下党组织巧妙地利用了日伪机构的内部矛盾。

  抗战胜利后,我到上海交大读书,一直未与恩虞同志见过面。一九四六年冬,我的入党介绍人王嘉猷同志找到我,说恩虞同志从苏北根据地来,要在上海隐蔽一段时间,希望能在我姨妈家住下。他讲明我只照顾他的生活,不负责同他进行工作上的联系。后来,有位“老徐”同志来同他联系。直到解放初,我才知道这位“老徐”就是贺崇寅同志,当时任上海总工会秘书处长。那时,我是穷学生,但我尽可能在生活上接济恩虞同志。大学生有联合国救济总署发放的一些物资,如面包、牛奶粉和罐头等,我常带点回来给他。有时,他就在我姨妈家吃饭。他给姨妈的儿子福宝辅导功课。后经我介绍,他在青年会职工业余学校也兼点课。我深深记得,他博览群书,记忆力特别强,有相当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由于他在清毒运动中的声望,我们不少进步同学都与他有接触,他在我们中间是老大哥。这些同学在那次运动以后都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他撤退回苏北根据地,我到车站为他送行。到根据地后,他改名叫陈震东。

  后来我们天各一方,忙于自己的工作,直至五十年代末才又相见。我默默之中感到他心情并不愉快。起初我以为他有什么家庭问题,后来知道是因为过去的一段经历受到误解。尽管他内心深处是痛苦的,但他从未在我面前发过牢骚,总是显得很乐观,并始终勤勤恳恳地工作着。他的党性是很强的。我根据自己较长时间同他相处的了解,政治上是信任他的。对他的生活和健康,我和贺崇寅同志也一直很关心。一九七七年,他患了晚期肺癌,我曾写信安慰他,鼓励他同病魔作斗争。他不幸于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过早地逝世了,时年五十九岁。恩虞同志过世后,我们对他的家属继续予以关心。

  在几十年的革命过程中,有多少无名英雄为革命贡献了一切。由于一些复杂的历史原因,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临死还背了包袱。我们活着的人只能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当年为革命奋斗的人们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做好党的工作,不顾个人安危,也不怕受到委屈。即使受了委屈,也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抱着坚定的信念。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境界。现在,南京市委已为恩虞同志作了正确的政治结论。这是我们党坚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的老同志们采取的十分负责的态度,也是对历史采取的十分负责的态度。

  *这是江泽民同志在《南京党史》杂志一九九八年第五期上发表的文章。

  注释

  〔1〕清毒运动,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南京地下组织领导、学生进步团体具体组织、反对日本侵略者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学生爱国运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把大量鸦片贩卖到中国,从中攫取巨额钱财充作侵华日军的部分军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南京中央大学秘密外围组织“青年救国社”成员厉恩虞等人,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发动青年学生在南京开展一场反对鸦片毒害的禁烟运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南京中央大学等大中学校的数千名学生到烟馆最集中的南京夫子庙地区宣传禁烟,捣毁烟馆、赌场,收缴烟具、赌具,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清毒运动。这场运动持续到次年四月,其他许多城市也发生了捣毁烟馆、赌场的学生爱国运动。

  〔2〕厉恩虞(一九一九——一九七八),又名陈震东,江苏南京人。一九四〇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一九四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中央大学的秘密外围组织“青年救国社”,从事抗日爱国活动。一九四三年底,根据党的指示,参与领导广大师生开展声势浩大的清毒运动,并担任“首都” (即南京)学生清毒总会会长。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抗日内援会”,并经党组织同意打入敌特组织内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受党组织委派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建国以后,曾任南京市第七中学校长、南京日报社编委、南京市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等职。其奉命打入敌特组织一事,一度受到误解。一九九八年,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复查后对此作出结论,指出对他的这一段经历应予充分肯定。

  出处:江泽民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 江泽民和上海交大校友故事:患难与共知音在, 2006年04月26日13:07

 

 

 

江泽民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新闻网

2012-04-25

  今年4月8日是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10周年,在交大所培养的十多万学子中,涌现出一大批救国、建国、治国的高端人才,江泽民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

  对上海交大1947届电机系的毕业生来说,从当年告别校园至今,其间横亘着的不仅是50多个春夏秋冬,还有那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和社会变迁,岁月侵蚀冲淡着青春记忆。幸运的是,同学们到现在还都拥有一张毕业时的“全家福”照片。这并不是命运特别地眷顾他们,而是全赖郭常让精心收藏和江泽民同志张罗修复之力。
  
  上海交大有一个传统,每当学生毕业离校前夕,每个班级都要举行毕业联欢会,拍张集体毕业照,以此为4年大学生活和同窗情谊留下珍贵的纪念。当年,1947届电机系的同学和师长们一起,也摄下了那历史性的一刻,所有同学都视之如珍宝。

  照片拍摄于1947年7月2日。这一年,国民党政府扩大内战,社会危机四伏,民怨载道,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年初,交大学生参加了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5 月13日,交大又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护校运动,3000多名学生自开火车赴京请愿。接下来,发生“五·三○”大逮捕,交大被3000多名军警特务包围,白色恐怖弥漫校园,不断有学生被打、被捕。学校停课,许多同学离开了学校。毕业班的同学更为分散,有的被迫隐蔽起来,有的忙于找工作,有的回到了家乡。而且,1947届电机系又是个有着90来人的大系。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班级同学临时集中起来相聚并拍个毕业照是很困难的。可是,经过几位热心同学的奔走努力,7月2日下午,电机系1947届毕业联欢会最终得以召开。借用的地点是毗邻交大的林森西路(今淮海西路)338号中央银行俱乐部一个礼堂,到会的同学居然有68位,还邀请到王之卓、钟兆琳、张钟俊、沈尚贤等9位师长。联欢会后,师生们趁着天色未暗,来到俱乐部大门口集中拍照。郭常让同学用自己借到的相机拍了一张,再回到队伍中,让另一位懂摄影的同学再拍摄了一张,留下珍贵的毕业照。
  
  说起这张照片弥足珍贵,不仅因它拍之不易,而且还在于它存之更不易。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的反复折腾后,大部分同学珍爱的这张毕业照都被红卫兵抄走或遗失了。只有细心的郭常让把被造反派抄家时撕碎的毕业照片小心翼翼地收集、珍藏起来。他一直想好好修复,却苦于无法实现。得知同班的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做市长后,他觉得此事有希望了,因为他深知江泽民同志的为人和热心。

    1986年,当回母校参加校庆见到江泽民同志时,郭常让便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结果,不出所料,江泽民同志欣然接受了修复残照的“任务”,还感谢郭常让为大家做了件好事。随后,江泽民同志设法找到有经验的技师,对破碎的照片进行了拼接、翻拍,使照片的原貌基本上得到恢复,放大后又进行了复制,分寄给班上同学。当再次拿到这张失而复得的毕业照时,同学们的心情都无比激动,因为这张照片不但留驻了青春的记忆,更承载着深厚的情谊。

  患难与共知音在

  在江泽民同志的人生道路上,有一个人对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的名字叫厉恩虞。他比江泽民同志年长7岁,是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大学时的学长。起初他们并不认识,但因共同经历了1943年那场声势浩大的“清毒运动”而成为战友。当时,厉恩虞是运动的总指挥,而刚刚踏进大学校门的江泽民同志是一个积极参加者。厉恩虞因在运动中的英勇表现和卓越才干,受到包括江泽民同志在内的广大青年学生的爱戴和敬重。抗战胜利后,江泽民同志转入上海交大读书,一时与厉恩虞失去了联系。1946年冬,厉恩虞从苏区根据地来到上海,需要隐蔽一段时间,组织上找到了入党不久的江泽民同志,江泽民同志把他安顿在自己姨妈家里。于是,他们有了一段零距离的接触。
  
  半个世纪以后,江泽民同志仍十分清晰地记得当年和厉恩虞一起分享救济食品、在生活上同甘共苦的情景,对厉恩虞的博闻强识和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尤感钦佩,曾饱含深情地回忆道:“……1948年11月,他撤退回苏北根据地,我到车站为他送行。到根据地后,他改名叫陈震东。”不幸的是,就是这样一位早年投身革命、铁骨铮铮的学运领袖,因为他的地下党工作经历,新中国成立后却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审查对象,被扣上了“特务嫌疑”的莫须有罪名。长期的不公正待遇,使他处于极大的精神压抑之中,终于积郁成疾,在1978年6月27日黯然去世。在厉恩虞一波三折的坎坷人生中,幸有江泽民同志这样一位知交。江泽民同志始终信任他,使厉恩虞在黑白颠倒、世态炎凉之际,体会到人间的温暖、真情的可贵。在他病重期间,江泽民同志对他予以多方照顾。在他逝世后,江泽民同志对其子女仍予以悉心关怀。

  曹天忠,是江泽民同志的同班同学,也是江泽民同志当年护送过的又一位地下党员。1948年春,曹天忠因身份暴露,被国民党通缉。10月下旬,党组织决定让他转移到天津工作。在危急关头,江泽民同志和厉恩虞冒着生命危险,成功地掩护曹天忠和他的家人登船离开上海,安然脱险。以后,两人的工作领域虽然不同,但始终保持着亲密往来。
  
   1991年初,江泽民同志听说傅积宽同学从台湾到北京来了,便邀请他到家里做客,同时还邀请了曹天忠和王嘉猷(王嘉猷是江泽民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作陪。1 月14日傍晚,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如约来到中南海。接待人员引导他们走进一间小会客室。少顷,便见江泽民同志由里间走了出来,满面笑容地说:“欢迎,欢迎你们到来!”边说边快步走上前与老同学一一握手,并逐一问候道:“啊!积宽!我们有40多年不见了,你胖了。”“天忠,我们也好几年不见了,你还是老样子……”“嘉猷,你还好吗?”3位客人也向他连连问候。这时,有人提议多年不见,应拥抱一下。江泽民同志立即高兴地响应道:“好,拥抱,拥抱!”于是,大家又一一拥抱。旁边的工作人员不失时机地按下了快门。接着,江泽民同志又指挥大家排成一排,让工作人员拍照。只见弧光一闪,4位年逾花甲的老人的珍贵合影定格在了一刹那间。落座后,大家的话匣子便打开了。谈话中,江泽民同志回忆起40多年前在大学里读书、生活的峥嵘岁月时,对一些同学的情况都记忆犹新,甚至连他们的业余爱好和专长也纤芥不遗。
  
  可以说,对于大学时代的每一位同学,江泽民同志都非常关心。老同学反映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江泽民同志总是在核实情况的基础上,对于应该解决而迟迟没有解决的问题给予关心。有一位与他同届的同学叫林天宠,在电力系统工作,退休后他们很多老同志的一笔退休补贴因种种原因迟迟未得到落实,几经反映仍没有结果。无奈之中,他想到了当年并无太多交往的大学同学江泽民同志,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江泽民同志写了一封信,把事情的原委作了如实反映。没想到,很快就有了回音,有关方面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使事情按有关规定得到了解决。事情虽小,却让林天宠和他身边的老同志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江泽民同志的深情厚意。

  相聚在金婚

   2001年1月6日,对于张安铭及王慧炯、徐家瑨、陈耳章、楼海日、左湖、唐宗炎7位同学来说,是个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一场瑞雪降临京城,雪中的瀛台银装素裹、风光旖旎,在妖娆中透着清凉。下午4点左右,7位老人(其中4位还带了夫人)应邀来到中南海江泽民同志的住所。久别重逢,分外亲切。老人们在雪中一边赏景,一边娓娓交谈,时不时还吟诵两句诗,全然忘却了冬日的寒冷,瀛台一向的肃静被这群老人的欢笑声打破了。回到室内,更觉满室春意融融。这些同窗好友及夫人们围坐一桌,共进了晚餐。席间,大家谈天说地,时而忆起50多年前的学生时代,时而交流近年来的工作和生活,时而又谈及社会热点,几乎百无禁忌。左湖还就学校收费太高、西部学校使用危房、一些干部贪图享受等问题直抒己见。江泽民同志认真地听着,并不时在本子上记下几笔。
  
  饭毕,江泽民同志弹起钢琴,还亮开嗓门,用意大利语高歌一曲《我的太阳》,声音雄浑而华丽,颇见功力。接着,江泽民同志又拉起二胡,唱了一段韵味十足的京剧。随后,江泽民同志又和王慧炯、曾经是交大合唱团歌手的张安铭等一起合唱。在江泽民同志的感染下,大家都渐渐地摆脱了拘束,一首接一首地唱起了那些百听不厌的老歌。歌声飘出窗外,更久久地留在了大家的心窝。歌罢,江泽民同志与老同学一一合影留念,并说不日便将由自己签名的照片分送到各位府上。转眼之间,已经四五个小时过去了,几位老同学恋恋不舍、依依惜别,并相约他时再聚。临别前,江泽民同志才向大家透露:这一天是他和夫人王冶坪的金婚纪念日。老同学听后甚为感动,已经分别很多年了,身居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高位的江泽民同志还把自己作为一名普通的交大学子,在金婚这样一个需要特殊纪念的日子里,仍然想念着大学时期的同窗好友。

  归途中,望着车窗外挺拔的古柏苍松,当年的老班长张安铭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做江泽民同志证婚人时的一幕。那是50年前的一个周末,在上海益民食品厂动力科当技术员的江泽民同志要与王冶坪同志举行婚礼,按习俗要有证婚人,江泽民同志想到了老同学,遂邀请张安铭、王慧炯和唐宗炎三人担任证婚人。当天,在福州路状元楼的大红“囍”字前,他们高高兴兴地为江泽民、王冶坪两位同志集体证婚。

  江泽民同志金婚纪念日与同窗好友相聚的故事一时在同学中传为佳话。

 

 

 

 



发件人:"walter" <zxslaw@126.com> 2012-04-06 21:43:57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民国淑女,巾帼须眉。(欢迎转载,星水叩首)

民国淑女 巾帼须眉

——清明节在上海拜访张灵甫将军遗孀王玉龄女士有感

张星水

    清明节期间,经朋友《中国黄埔军校网》主编王坚先生的介绍,我有幸在上海拜访了国民党抗日名将张灵甫将军的遗孀王玉龄女士(祖籍安徽,生于湖南)。在此之前,我其实已经与她通过数次电话。这次,有缘在王玉龄女士布置俭约的上海寓所里聆听她回忆和追思与张灵甫将军之间那段风尘已久的悠悠往事和刻骨铭心的乱世佳人般传奇色彩的瑰奇悲戚的爱情故事,令我嘘唏不已,感慨万千。

    此前,我在京经过好友张皓霆先生的介绍见到了张灵甫将军和王玉龄女士的儿子张道宇先生,他的豪迈侠义的刚毅性格颇有些其父张灵甫将军之果敢的军人风范,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良好印象。这次,有缘在上海与王玉龄女士见面,我还特别向她捎去了北京抗战历史研究圈中好友张皓霆、贾元良、孙继、王坚、訾贵江、单补生、彭训厚、王锦思、崔本惠、陈金秀、张小惠、张宗悦等同仁们对于王玉龄女士的殷切问候和诚挚祝福。傍晚的申城,春风徐徐,柳叶飘香,我与王玉龄女士来到上海市中山公园里的一家台湾同胞开设的环境幽静的饭店里共进晚餐,透明的落地窗外是绿茵茵的芳草地和不远处三两成群的惬意游客。面对面的近距离交谈,使得我对于王玉龄几十年来颠沛流离、悲欢离合的坎坷人生和身处逆境、自强不息的独立奋斗精神,以及心系中华民族大义的拳拳爱国之心无疑增添了更加真切的视听感受。这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民国淑女,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生逢乱世,一生坎坷,蹉跎岁月,历经磨砺,远走异乡,漂泊海外,独自奋斗,事业有成,洁身自好,孑然一身,侠骨柔情,可亲可佩。

    在落英缤纷的清明之夜,我回到酒店寓所,怀着几许淡淡而悠悠的惆怅情愫,焚香叩首,正襟危坐,双手合十,凝神静气,微闭双目,阿弥陀佛,口诵佛经《大悲咒》:“……菩提萨陲婆耶、摩诃萨陲婆耶……。”追思缅怀抗战先烈的丰功伟绩。悼念先贤英烈,对于生活在和平年代与和谐社会里的当代人而言至关重要,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窗外是灯红酒绿、鳞次栉比的上海外滩,都市的繁华似锦恰似惊鸿一瞥。但是,我的心情却是沉重的,也是苦闷的,更是彷徨的。因为,我今天亲眼见证了一个发生在民国时代的凄惨绝伦的爱情故事,亲耳聆听了一个发生在民国时代的肝肠寸断的丧夫之痛,不需要情节的编篡,更不需要文字的修饰,一切都是那样凄凄惨惨、真真切切、迷迷离离、茫茫然然,仿佛向历史昭示了冥冥之中的命运劫数,让一切人为的戏说、穿越、杜撰和想象相形见拙,顿显苍白与无稽。

    这段历史是一段令人感到压抑窒息的苦难历史,是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情感伤逝,是一段充满锥心之痛的漫漫长夜。一个风华正茂的中年将军,刚刚擦拭和弹去戎装之上浴血抵御外侮入侵的血迹和灰尘,就接到上奉命令奔赴前线,身上镶嵌着二十几处在血雨腥风的抗日战场上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而落下的累累伤疤和被日寇炮弹炸残的右腿,他依依不舍地辞别了卿卿我我、如胶似漆的虚岁芳龄十九的年轻妻子王玉龄和嗷嗷待哺未满周月的婴儿张道宇,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光复国家的统一战场,尽一个民国军人的天职,这是一个忠于职守、恪守本分的优秀军人的历史宿命,体现了职业军人报效国家的“忠义可嘉”的尚武精神,可惜的是他高大魁梧的伟岸身躯没有再次创造在抗日战场上九死一生的生命奇迹,而是终于栽倒在硝烟弥漫的隆隆炮火之中,壮烈地殒命沙场,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抛洒在了寸草不生的孟良崮的荒山野岭之上。而在世间撇下了一对孤儿寡母,演绎出一段撕心裂肺的情殇,凝固成一段永远无法弥补的伤逝。这个家庭曾经所拥有的一切都只能停留在对于过去短暂韶华的美好记忆之中,而他的生命坐标则被冷酷无情的子弹永远地定格在1947年5月16日的烈日炎炎的孟良崮。

    从此,这位气宇轩昂的张将军撒手人寰,永诀爱妻。娇媚的年轻妻子王玉龄只能在梦境中与英姿勃勃的丈夫张灵甫依稀想见,这是多么惨绝人寰的爱情悲剧,一个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彻底崩塌了,从此不再有夫唱妇随的惬意生活,不再有相夫教子的天伦之乐,不再有情意绵绵的夫妻恩爱,更不会再有其乐融融的家庭团圆,剩下的只是漫漫长夜之中青灯孤枕、独守空房的凄凉女人的寂寞、惆怅、伤感与苦楚,而在她的身边张将军留下的惟一的遗产就是嗷嗷待哺的襁褓之中的失怙婴儿,战争的创伤酿成了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单亲家庭,从此,一对孤苦伶仃的孤儿寡母,开始了她们在纷繁战乱之中颠沛流离的奔波之旅。

    最后,王玉龄偕婴儿张道宇裹挟在逃难的混乱人流之中辗转去了孤岛台湾,仿佛暴风骤雨之中飘忽不定的一叶扁舟,身不由己地被惊心动魄的历史风浪拍打的颠簸不已。后来,幸亏在与夫君张灵甫具有袍泽之谊的姨父孙立人将军的帮助之下,伤心欲绝的王玉龄孤身一人踏上了去往大洋彼岸的美国的万里征程,以暂时躲避这个给她带来太多痛苦和创伤的苦难深重的祖国。从此,一个举目无亲的异乡人,流落他乡,只能靠自己柔弱的双手在美国这个奉行多元文化价值观的自由竞争的社会大熔炉里艰辛地打拼奋斗,自力更生的王玉龄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艰苦的学习做到了这一点,在美国纽约大学取得了财会专业的大学文凭,并找到了白领职业,融入到美国的主流社会中工作,辛辛苦苦一干就是三十年,直至退休,才怀着一颗游子之心落叶归根,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悠悠往事,不堪回首。这是一段令人黯然神伤的苦难历程,这是一段令人无法释怀的特殊经历,这是一段令人不忍卒睹的泣血悲歌,这是一段只能在梦境里魂牵梦萦地重温旧情的生离死别的忧伤故事。有的时候,生命之厄运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有气无力地栽倒在阡陌崎岖的深渊之中无法自拔。但是,值得敬佩的是王玉龄这个看似柔弱的年轻女子在人生逆境之中没有沉沦,没有改嫁,而是选择了漂泊海外,留学美国,艰苦奋斗,并最终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而获得了个人事业的成功。这就是那个发生在六十五年之前的孟良崮的鲜血粼粼悲剧的真实故事的后续发展的结局,而故事的女主人公王玉龄女士现在就神态安详地坐在我的对面,近在咫尺,如此真切,她的面庞,历经岁月的沧桑洗礼,依旧显得风韵犹存,可以想象她的少女时代的清丽容颜是曾经多么得令仪表堂堂的北大才子、黄埔精英张灵甫将军痴迷与爱慕,并苦苦地追求她……,从而演绎了一曲令无数世人羡慕不已的凄美绝伦的凤求凰。

    我发现,每当王玉龄女士回忆起她与夫君张灵甫相处的那三年短暂而又快乐的匆匆时光之中的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的时候,她的眼神里总是不经意地流露出一种发自心田的幸福光芒,那显然是一个人对于昔日里最珍贵的东西的无限留恋与怀念之情。同时,我也发现在她谈话的时候偶尔会有一丝淡淡的心灵伤痕的涟漪不经意地从她的眼神之中黯然神伤地涌动出来,虽然这几滴拨动“心血”脉搏的忧伤涟漪稍纵即逝,但是还是被洞察力细致入微的我在一瞬间捕捉到了。显然,那亦然不再是六十五年前失去丈夫之后哭天喊地的嚎啕大哭,也不再是经年之后痛心疾首地怀念夫君的泪流满面,而是多年以来用无数酸楚凄凉的涟涟泪水浸泡孕育而成的晶莹剔透的精神琥珀,这其中浓缩着一个孤苦伶仃的民国弱女子无尽的哀怨与悲怆的不菲价值。这位在我面前神情庄重、气质典雅的女士,曾经是一个饱经世事沧桑的民国小女子,曾经是一个被命运无情捉弄与抛弃的民国弱女子,也曾经是一个内心刚烈决绝的民国奇女子。她原本似水一般柔情万种,本是娇滴滴的闺阁小女子,亦会在宁静平安的生活中成为一个知书达理的贤妻良母,成为一个由仆人婢女服侍、无须亲力亲为地操持家务的悠闲官太太。但是,这一切美好的可能却都被1947年夫君张灵甫不幸阵亡的残酷而血腥的现实无情地彻底粉碎得一干二净。

    这样一个原本应该养尊处优的贵妇人却最终被无常的命运和丧夫的苦难铸造成了一个外柔内刚的铁娘子和女强人,完成了由窈窕淑女、官家太太向守节烈女、再到人格独立的知识女性的人生转化,这是一个民国弱女子生逢战乱的不幸悲剧,但更映衬出一个动荡时代的社会大悲剧的历史缩影,纵观近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外战内战期间,又有多少个像张灵甫与王玉龄这样夫妻恩爱的美满和睦的温馨家庭被残酷的战争撕扯得支离破碎,从此天涯海角,阴阳两重界,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所以,我不仅要热情地讴歌已逝的战争勇士,他们的英雄事迹可歌可泣;我还要强烈地控诉悍然发动人类战争的罪魁祸首,因为它使得好男儿流血,弱女子流泪!使得无辜的儿童成为遗腹子和孤儿,使得老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呜呼哀哉!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历史,痛定思痛,避免战争,构建和谐,不再折腾,也不能再折腾。所以,我们要特别警惕和防范极左思潮的“穷折腾”(文革余孽的死灰复燃)和极右思潮的“瞎折腾”(急躁冒进的激进变革)。一言以蔽之,中国绝不能再容许发生大规模的动乱,中国乱不起,否则,黎民百姓会再次遭殃受罪。

    抚今追昔,回首往事,悠悠岁月,恍如隔世。而现实世界里俨然阳光明媚,如今的国共两党之间,早已经冰释前嫌,实现了政治和解,正可谓:历经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清明时节,我虽身处繁华都市,但是空灵的心境却远离喧嚣凡尘,伫立在漠漠阡陌之中,感受着煦煦的春风,怀着郁悒的心情地注视着雾蒙蒙的层峦起伏的山丘,远方虚无缥缈的景致仿佛海市蜃楼。惟有心中默默地向无数位像张灵甫将军及其抗日铁军之74军全体虎贲将士一样英勇无畏地冒着枪林弹雨保家卫国的抗战先烈们表示最深切的哀悼!虔诚地祈祷他们的英魂亡灵永驻天国,得以安息!而在残酷的现实生活里,他们的亡灵身后则是无数位像王玉龄一般意志坚强、身体孱弱的女子们的含辛茹苦的苦苦支撑,虽然饱受战争创伤,但是依旧忍辱负重,扶老携幼,操持家务,抚育烈士遗孤,巾帼不让须眉。

    每每想到这儿,我就感慨涕零,嘘唏不已,在心中默默地树立起一座精神不朽的历史丰碑,这也是一座承载着无数精忠报国、马革裹尸的中华先贤英烈的忠烈祠。里面供奉的神位有霍去病、曹孟德、关云长、岳武穆、文天祥、陆秀夫、王阳明、戚继光、俞大猷、袁崇焕、孙传庭、卢象升、傅宗龙、曹文诏、史可法、张煌言、黄兴、秋瑾、徐锡麟、张治中、张灵甫、张自忠、孙立人、王耀武、杜聿明、宋哲元、佟麟阁、赵登禹、戴安澜、戴雨农、王铭章、谢晋元、高志航、黄伯韬、邱清泉、关麟征、吉星文、陈诚、胡琏、黄维、彭德怀、左权、叶挺、林彪、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八道楼子七勇士、狼牙山五壮士……,他们皆是国难当头之际抵御外侮、戡乱救国的璀璨将星和中华干城,义薄云天的忠贞义士。时光流逝,韶华不再。但是,无论改朝换代,天翻地覆,这些在国家危难之际没有选择苟且偷安,而是抱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仁人志士,将会世世代代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永垂不朽,万古流芳。

    呜呼!六十五年后的清明节里,春色盎然,生机勃勃。在上海滩的一个不起眼的幽静角落里,少了几许壮怀激烈,多了几分静谧散淡。一个曾经优雅的民国淑女,一段曾经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一处宛若西湖风光的玲珑景致,一个研究民国抗战军史的民间学者,谈天说地,纵览古今,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张星水顿首。2012年4月5日 夜晚 谨识于心。

    备注:2003年,王玉龄女士在上海浦东玫瑰园为丈夫张灵甫先生建立了一座衣冠冢,碑铭是她为丈夫题写的一首诗:“当年有幸识夫君,没世难忘恩爱情。四七硝烟伤永诀,凄凄往事怯重温。”寄托了王玉龄对于英年早逝的丈夫张灵甫的无限哀思挚情,这是一曲动人心弦、感人肺腑的生离死别的哀怨挽歌,令人读罢无不感慨涕零,嘘唏不已。我相信,张灵甫与王玉龄之间这段将军与佳人之间的可歌可泣的旷世奇恋也必将以跨越时空的亘古传奇方式载入中国文学史册,永世流传下去。有感于斯,星水叩首再拜。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4-24 11:57:06  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Fw:张辛欣 美国梦往哪走

    最后见到她是80年代末,那时她是中国最红的小说家之一,在康奈尔大学当访问学者。

美国梦往哪走

张辛欣

2012-04-24

    当这些字到你眼前的时候,占领者也许从地球表面的风景线消失了?哎,那些庞克打扮的家伙,在离华尔街就两条街的祖科堤公园搭帐篷聚集到一起。这副动静一开始被美国媒体和国会政客看做是街头童话剧。构思来自加拿大一份反消费主义杂志。嘿,前边有开罗广场之春,咱们玩个华尔街之秋?小编们用推特和社交网传播,约定的日子是同年2011年9月17日。想不到这一天居然两千人在华尔街现身,多数二十岁上下,少数是被血液里的运动细胞召唤的民权、妇女解放、反战的老运动员,还有远道来的失业家庭和流浪汉。接着,如你所知,占领运动蔓延到美国许多大城市,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蔓延到全球九百五十一个城市。

    占领者的武器是标语。写在纸板上,染在头带上,涂在身体上。个人诉求不同:贫富悬殊,失业,沉重学贷,金权勾结,阿富汗撤军,华盛顿政改。世界各地的诉求带着紧迫的地方色彩:德国反对救希腊,法国反欧元,伦敦反移民,意大利反失业,日本反核能源……

    此一刻,你读到这篇文章时,不同诉求的世界各地占领者因为缺乏凝聚念头散伙了?被警察催泪弹驱散?被公园主人请走?或者因为严寒换个暖和地方在继续露营?

    是过去完成时?还是进行时?无论如何,它仍在发酵,在扩大,映照地球村面临的共同危机。

    我够格举个人文字标语吗?

    我有什么资格谈华尔街?谈经济?我,写字兼导演,最早接触中文网建设而且这么多年各种媒体全都干过,有股票有房,律师丈夫斯蒂夫属于小雇主,做破产、犯罪、保险、合同。我举抗议牌子,因为感受着美国中产阶级到贫困线以下的占领者声称属于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国日子,对了,我还有属于百分之一的超富家人。

    有房,长期持股票,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生存表现,是财富稳步增长的无需自己习题验证的公认定理。而我们全体失算。股票市场十年没有升值,只给人胆战心惊的大起大伏恐吓。美国房价十年平均下跌百分之十。惨的地方比如加州和佛罗里达,下跌幅度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更惨的地方比如拉斯维加斯赌城,房价跌到贷款以下,比如房贷三十万而房价跌到十五万。好些房子门前竖着被银行赎回的牌子,由于房主无力按期支付借贷,房子被银行收回,已经付的本金和付的利息全打水漂了。美国眼下五分之一分期付款房子被银行赎回。这个数字让我们惊心。

    斯蒂夫爸爸那代美国梦不是这样啊。他是私人开业医生,一个移民后代两手空空,供四个孩子大学毕业并买房,从波士顿郊外小区房到波士顿城里公寓,然后在海边和城里同时买房买公寓,每次都是做分期付款,一个付清了,价值二百万,另一个接近付清,价值三百万。用这个例子我想说,斯蒂夫爸爸那一代,辛勤工作,靠房产升值和有眼光的买卖,个人财产持续地积累并增值。不过,这是斯蒂夫爸爸那一代的故事,是二战的一代。二战胜利的兴奋荷尔蒙,催生出“婴儿潮”斯蒂夫这一代,他们继承房子是保险升值品的概念。

    周末的时候,男人在门前绿地推除草机,女人修剪自家玫瑰花枝。在好莱坞电影里充斥着这种美国中产阶级风俗画。可是,经我这些年在近处观察,这种甜蜜的田园结构潜伏大危机。在前联邦储备长格林斯潘积极鼓励下,越来越多不具偿还资格的人买房,还买几套,贷款套贷款,收房租还贷款,自住房重新借贷拿回本金狂消费,在房贷危机爆发之前的最后几年,看起来全美房价普遍迅速升值,但是无存款的美国人失业时候怎么办?如何按期偿还贷款?保障房屋借贷的抵押机构不会出问题吗?二十年前我买房时候杞人忧天地问斯蒂夫,他用经济学常识回答我的愚问,“不会出问题,两大房贷公司是被联邦政府保险的。”然而,你我都知道,美国两大房贷公司差点就破产了!

    房主破产时,警察上门,限时走人。这些落魄者只能抬着电视抱着狗,提一口袋衣服,有人干脆弃房逃走了。新闻里荒草疯长的死寂小区,触目惊心。

    再说股票。股票也是美国中产阶级信奉的宗教。在股票信仰里基本信条包括,不要短期眼界,不要随便抛,把钱放在共同基金里长期看升值,大公司包括政府机构都把员工一小部分收入放进退休基金401K,可以免税。据说,股票增长度是每年百分之五到十,那是神话!二十年我体会下来,股票的投资曲线根本没有上升。现在大家全都套着,眼看着欧洲飘摇。所有纸面富翁全体变成瘦子。

    一个华尔街人的肖像

    斯蒂夫的弟弟皮特,曾是高盛的高管,当美国中产阶级百分之九十九缩水,属于百分之一的皮特大发。他值得用写实手法描绘一下。

    我家这位皮特六岁就会推销,推销的第一件产品是电话,第一个推销对象是自己爸爸。皮特得到包括西点军校在内的奖学金,但是他非念哈佛不可,靠爸爸供着,还得靠自己打橄榄球。在哈佛商务管理毕业后进了高盛。这就是我们的皮特,老早瞄准自己的理想:进华尔街。他做垃圾债券,好听说法是“高风险债券”,就是把那些有毒债券打包卖。有天哥俩儿在纽约散步,皮特跟斯蒂夫说:“缺钱时只管开口。”皮特不爱吹牛,跟爸爸都没这么许愿,一定是曼哈顿轻风吹起的一阵成功感让他走嘴。

    眼看着,不过十年光景,住小公寓的皮特有了长岛房,还不只一套,曼哈顿公寓、加拿大湖边庄园和温哥华豪区房。我们去那里看望他们,他和合伙人的私人飞机从华尔街下班直飞加拿大湖边,比我们从温哥华开车过去还早到。一起上百慕大度假,过街时候我拉着皮特儿子查理的手,八岁儿子四下看街,扭头对皮特说,“爸,咱们把这座岛买了吧!”握着那只柔软的小手我扑哧乐出声了。

    精确地说,皮特属于富有的百分之一(税前年收入三百五十万美金以上)里的十分之一(千万以上收入)。

    2008年金融风暴有一天,斯蒂夫回来灰着脸说,皮特被解雇了。哎呀,我想,他那豪华口味的妻子,他那想买岛屿的儿子,一家子可怎么办呢?“要不搬来跟我们同住?”我建议。这很现实,看看电视里华尔街大裁员时抱着纸盒子走人的倒霉蛋吧:电脑资料立刻被封,邮件马上冻结,公家手机即刻停用,被保安押解着抱着纸盒子走出华尔街帝国大厦,孤零零走在街头。皮特接近五十岁,这岁数的高管,资历越高越难找活儿,看CNN报道,一位被裁上年纪高管,搬把椅子坐在高速公路边,衣冠楚楚,身边硬纸板写着:“请雇我!”西装笔挺的华尔街人在纽约白领市场从大清早就排队,从街上排到楼梯,从楼梯排入大厅。这幅电视画面比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大萧条时的历史照片更壮观,更悲惨,因为贴近我们的日子。

    不过,斯蒂夫说,皮特有的是现金,就在2008年秋季全天下动荡的前夕,皮特把全部股票都抛了。皮特是有超验感的。在世人皆知的“雷曼兄弟”倒台之前他在华尔街里跳,从高盛跳到巴克莱,就是这家英国最大银行想买“雷曼兄弟”来着。那时雷曼还没有倒台迹象,但是跳过去的皮特私下跟斯蒂夫说,他将被解雇。巴克莱还算不错,先告诉他了,说皮特领导的部门要不存在了。在整个市场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皮特成功地卖掉长岛豪宅和曼哈顿公寓。

    失业皮特缩在加拿大豪宅,陪伴那边的漫长冬天,褥子底下塞满现金。皮特抛的及时,钱够花到下下辈子,那失业就当退休。斯蒂夫深知皮特打心眼儿里爱橄榄球,劝他索性改教橄榄球,干自己最喜欢的事儿。谁知,六个月之后,皮特又被雇了,前华尔街资历让他成为加国最大银行高管。我们能看懂的行情是,全世界金融业远比所有实业回复运转快得多!现在皮特天下到处飞。

    这两天皮特打电话过来聊天,问你们那边美国华尔街怎么样啊。斯蒂夫开玩笑说,正要追究你前老板们的刑事犯罪吧。皮特顿时转了舌头,改问我有什么好看的新电影。

    专家都干吗去了?!

    2008年金融风暴那一天,我在国际旅行中,在美国飞中国的登机门口排着队,读着《纽约时报》头版故事,说两星期前周末时候,救还是不救垂危的“雷曼兄弟”,买主是巴克莱银行,双方高管和律师都睡办公室沙发,西装邋遢,吃垃圾食品。吃不好睡不成的包括皮特的前高盛CEO此时财政部长鲍尔森。双方都求周末有结果,生怕早于美国开门的东方股市崩盘,引出全球多米诺骨牌,美国股市跟着大跌。但是英国巴克莱银行购买外国银行需要政府批准,然而英国政府也在过周末!而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决定美国政府不救雷曼,媒体引用匿名内部人士说法,前高盛鲍尔森乐见对手雷曼垮掉。我读着华尔街三国演义,随着登机队伍往前挪步,猛然听到前面的女人对手机说“抛!全抛!”那天美国股票掉出历史最高纪录777点。我在东西之间见证历史。

    接下来两个月我在上海和北京干活儿,帮我做清洁的有两位小时工阿姨,上海的阿姨是安徽女人,北京的是一位山东女人,两位初中文化程度的勤奋中年妇女都把全部积蓄投入股市,都跟我叨唠股市,口中不断冒出雷曼、高盛、次贷、金融衍生品……俩女人都在抱怨,不知股市曙光何在。

    我们怨谁呢?在连续大跌之前天下一片叫好声。前联邦储备长格林斯潘一直在鼓劲,2006年被布什恳请上任的财长鲍尔森睁眼瞎说经济形势很好,评级机构都给大公司AAA。媒体全是现炒现卖,一直大报利好消息,突然间哇哇叫,坏了,坏了。

    我的工作包括影视制作,于是注意美国影片如何涉及。2008年金融风暴一起,《华氏911》导演迈克尔?摩尔马上做出一部纪录片,《资本主义,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摩尔企图讲述纳税人的钱如何流入非银行的金融机构,说要揭示金融风暴的根源并揭露“美国历史上最大盗窃案”。看了片子,我同意《好莱坞报道》的看法,虽说摩尔是位勇士,敢讲别人不敢说的话,不过更像一介莽夫,次贷危机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资本主义”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

    最近新片《利益召唤》(Margin Call)更加深入地表现华尔街。故事说一家大投行低层雇员发现资不抵债,面临破产,最高头儿的直升机夜晚降落办公大厦顶,连夜决定全抛毒股,坑骗谁算谁!这是一部华尔街惊怵片。看这部电影让我最感叹的是观众。想不到这么多观众,大都是老人,黑暗中可见银幕下无数丝丝白发。美国老年人生活来源和华尔街紧密相关,美国法律规定过七十岁半年之后股票开始上税,退休老人减持股票增加生活进项,当股票价跌,老人进项减少,生活艰难。最近美国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大增,其中退休老人跌到贫困线以下的幅度十分突出,我能够感觉到老年观众看片时的微妙感叹。

    最深刻的片子,我觉得是纪录片《监守自盗》。这是第一部调查并分析这场世界规模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的片子,可说是一篇视角宏大的经济学论文。片子用冰岛破产做引子,五分钟里展示高福利小冰岛金融管制解禁,2009年整个国家并全体人民走向破产,美好的日子停摆。接着,片子简介美国金融业八十年来的巨大变迁,从自掏腰包借贷给顾客的本分银行业变成世界最大企业,拿别人钱玩天下。

    片子里的前财政部长鲍尔森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这位皮特的前老板,高盛前CEO,高盛在金融危难前大卖有毒资产获大利他有份,而他2006年被布什提名上任,成了拯救天下的大英雄,按照法律要求,当财政部长必须卖掉他所持的高盛股,不过法律也让他不用交个人所得税,全部收入进了腰包,而那时股票在高端。眼看着雷曼倒下了,眼看着也要玩完的高盛摇身一变成了国有银行,国会两党扯皮政府该不该救市,但见鲍尔森给国会女议长单膝下跪:“不救天下皆塌!”国会全体被忽悠了,政府下手了,变成国有银行的高盛得到被救资金!

    这部题材严肃的纪录片只在美国少数影院上映,但是观众汹涌,观众都是中年以上、秃顶的、白发的、全体失算者。《监守自盗》视野宏大,全方位,并且嗅觉敏锐,把金融危机和政治经济犯罪联系在一起,获得这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

    导演福格森在采访中一针见血地说:“很多对金融危机的探讨都缺少了一点,就是没有把经济事件、政治行为和犯罪联系在一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债券问题开始,到亚洲金融危机、到互联网经济泡沫,每一次重大金融事件之后都有人进监狱,有人在犯罪。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也不例外,危机的产生是一部分人犯罪的结果,只不过很多人现在没有意识到,在拍电影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坚信这一点,我发现几乎所有高层人士或多或少都触犯了法律。”

    没有比片名更直白的了:监守自盗。而所有在《监守自盗》里出现的高官和专家全体稳在,他们或是装哑巴,或是恬不知耻地出版回忆录。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高盛前高管因为内部交易罪上法庭。作为观众的我看来,这正是华尔街占领者的一大针对:抗议政体与金融权利深度结合!

    美国梦往哪走?

    这次占领华尔街并非新招,之前有“茶党”占领。那些用袋泡茶自表的蓝领,低收入、教育程度不算高的中年人,是共和党的草根民众,在小镇市政厅辩论时候跟民主党议员“动粗”,最凶猛的拎起衣领子。在美国,拎衣领子,警察可用“人身侵犯”让你蹲几天监狱。而茶党居然拎领子了,说明群众实在火大。茶党当时闹的超有动静,然后消停了,看着占领华尔街者的小孩儿和老嬉皮,政治经济分析家都念叨起茶党了,大爷大妈们哪儿去了?

    他们会回来的。美国大选临近,无论是左翼是右翼,是底层是上层,无论个人有何种诉求,都提出美国面临前途危机:美国是不是在完蛋?美国还能头号多久?对比直接参数就是中国。中国的GDP,中国政府项目投资额,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力,中国房市会不会泡沫崩,中国要是崩天下经济全低迷……当美国公司评级下调时奥巴马立刻发话说,管你怎么评,美国依然独一无二的强大,但是最近描述美国他用上“松软”(soft),媒体和右翼立刻敏感跳起来了,《纽约时报》分析家甚至说了,得,认了,2025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第一生产大国,美国第二了,第二就第二吧……

    我看着美国很危机!美国的民主政体和现有结构能不能继续有效地应付自身危机?能不能从内部转变被动?所有总统竞选家都用生存危机忽悠民众,但是一上台就玩不动了?老百姓挨冻闹占领究竟能不能打动华盛顿职业政治家们?

     顺便说,前华尔街皮特刚来看过我,他飞来我住的城市是为商务,跟什么人见面。我仍然很关心皮特,最关心他活得是不是快乐,以我的感觉,一礼拜两天满世界飞,虽然有车等着,有商务舱坐着,但是早起晚归,不能跟孩子老婆一起安恬地吃晚餐,那是多大的损失!一同坐在酒吧里,我默默地瞧他,能够感觉他的疲倦,他的不安,华尔街的沙场经历是伤害皮特的,他更加谨慎,也更加紧张,酒喝得更多了。加拿大金融管制严格,全国只有四家银行,那样的金融结构没有把加拿大弄得像美国这么糟,但是皮特离开华尔街球场的拼搏前沿,他也许感觉到被流放的孤独。

    “你注意到了吗?”他自问自答,“那里的房子都没有前廊,加拿大人不像我们美国人,我们坐在自家房子前面跟街上人打招呼,他们都缩在后院里。”皮特想念老家波士顿,想念美国橄榄球,想念老友。我默默地听着。酒吧灯光幽秘,皮特透过酒杯,专注地看我,两个异乡人互相凝望,突然,皮特开口,问我对中国投资的看法。他的神情变得高度职业化。

    我趁机给资本主义皮特恶补一下概念,说中国政府2008年金融危机时对基本建设的投资额度,说银行,也说网管,说中国是何种定义的国家体制以及我对各类投资的看法,比如生化,比如新能源,凡是国家投入的大项目都有国家在背后顶着,这是美国自由经济竞争无法比的……

    “怎么看中国温州小老板跑路呢?”皮特沉静地问。

    显然,皮特读了《纽约时报》头版的温州故事,报道描述工厂主命令工人都去玩,不去玩的解雇,工人全体上巴士,玩回来一看,工厂搬空了,老板破产逃跑了。皮特这家伙不是好糊弄的,他注意到中国的高利贷,地下钱庄,社会集资和国家银行贷款的错综现象,那我就得跟他一点点地分析。手握酒杯,目光闪烁,我俩活像是琢磨赛场的打球伙伴。

    “给一句话,”告别时候皮特追问,“中国股你是看好还是看衰?”好似华尔街收市时敲定。

    仿佛得对天下股市负责似的,我咬文嚼字地回答,“中国股非一句话能够概括。就比如温州老板吧,可能并没有破产,而是拿着钱移民海外买房,正住在你的加拿大。”

    破天荒地,皮特用文学腔幽幽反问,“那不是也很悲伤?”

    无论如何,我觉得前瞻欧洲变数的皮特还是保守了,他告诉我挺住,但是眼下美国股市每天剧烈起伏都跟欧洲直接挂钩,欧洲大浪直冲大洋这边。世界远不是从前世纪那样分割的了。占领华尔街行动一出现,国际经济观察家便指出,中东各国游行和占领华尔街行动有着更大的同样内涵,这就是,天下经济活动都在网络信息时代,前所未有地一起加速并在越发急剧地转移中。

    我举的占领标语也许别致,还有谁这么写呢,我的标语上举着“?”——问号,最大的问号对我自己,我在什么角度看天下?活自己?躲在还没沉入水下但是放弃了增值梦想的一片屋顶下,一处法定私产地皮上,钻进幻想的角落,在纸面自甘寂寞地做着和所有利益集团都不沾只为修炼今生个人性情的每一日文字冒险?

    遥远地写着,猜想着,你读着我,生发着很多不同看法?

    (选编自《收获》2012年第一期)


 

 



发件人:"" <yilu@sse.com.cn>2012-04-23 19:37:26  收件人:"" <yilu@sse.com.cn>主题: 一篇可能有重要意义的文章

纪念曾山和陈正人逝世40周年

——矢志不渝革命路 风雨铸就生死情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曾山在华东军政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上讲话

  ▲陈正人在江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作报告

  ▲在陈正人追悼会上,余秋里主持,曾山(左一)致悼词。前排右起为周恩来、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王震等

  从土地革命的开展到新中国的建立,从贫困的农家子弟历炼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地方及部门领导人,曾山与陈正人这两位生长在红土地江西的革命家,抱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在几十年的拼搏奋斗中,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彼此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今年4月,是他们两人逝世40周年,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投身革命

  曾山与陈正人,一个穷苦学徒,一个贫困学生,在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中找到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并用一生的实践去执著追求。

  1899年12月12日,曾山出生于赣江岸边的吉安县永和镇锦源村,乳名洛生,学名宪璞,字玉成,号如柏。说来也巧,8年后的同月同日,陈正人出生于赣江支流遂川县泉江上游的盆珠乡大屋村,原名陈林,乳名辛古。

  曾、陈两家相隔100多公里。曾父和陈父都是清末秀才,两人都以教书为生,在本乡本土较有威望。起初,两家的境况还不错,孩子到了读书的年龄都能上学。曾山小时候跟随父亲念书,陈正人7岁时进入私塾。但是,这样的光景没有维持多久,曾、陈两家的家境随着国势的衰微而逐渐破落。

  曾山断断续续念了两三年书后便辍学,帮助家里种田干杂活,聊以维持生计。1915年,村里连遭水灾,为了生活,曾山听从父命,到赣州一丝线作坊当学徒,一干就是5年。老板对忠厚、勤恳的曾山十分满意,但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并没有让曾山学到全部的手艺。

  1921年,曾山毅然离开赣州回到吉安老家,借了33块钱开店做小买卖。为了防止地痞流氓和军阀恶棍寻衅滋事,曾山一面经营小店,一面拜师习武,练就了一身好筋骨。但是,在那个土劣横行的年代,当地的豪绅还是买通官府,将曾山苦苦经营两年的小店整垮。经历了生活的一个个波折,成年的曾山又一次陷入困顿和迷惘。

  陈家也很不幸。陈正人8岁那年,父亲病故,家庭生活内外交困。无奈的母亲在生活的重压下,希望陈正人去学门手艺,做做生意,以减轻家庭负担。但陈正人一心向学,而且很快不满足于私塾学习,渴望到开明的新式小学学习。对此,母亲没答应。于是,他就以逃跑的方式反抗。最后,母亲只好借钱让他入了小学。

  1924年,陈正人小学毕业后,背着家里借路费带病往吉安应考,被省立第六中学录取,然后又从朋友那里凑借了20元钱进了学校。因缴完学膳费后身无分文,整个学期陈正人未敢出校门。秋冬季节,衣单被薄,瘦弱的身躯不堪寒冬的侵袭,身体从此落下了肺病病根。

  1925年,陈正人遇到了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人——曾延生,即曾山的胞兄。曾延生曾参加领导上海日商纱厂的“二月罢工”,五卅运动后,受党指派,以上海工商学界代表的身份回到江西,被吉安学联委任为“驻会沪案干事部”特别干事。在他的领导下,吉安很快掀起了声援五卅运动的反帝风暴。陈正人在运动中结识了曾延生,并得到曾的极大帮助。经曾延生和郭佐唐两人介绍,陈正人秘密加入共青团,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他将原名陈林改为陈振铃。

  7月间,曾延生回到家乡农村开展革命活动。他召集20多名青年学生和农民组织进步团体——觉群社,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此时,迷惘中的曾山为哥哥火热的革命激情所感染,毅然加入觉群社,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6年10月,经过斗争考验,由曾迎祥介绍,曾山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迅速成长

  曾山、陈正人分途走上革命道路后,迅速成长为杰出的革命斗争地方领导人和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坚定追随者和探索者。

  1926年春,陈正人调中共江西省地委秘书处工作。北伐军攻克南昌后,江西省党组织决定陈正人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指导员身份回遂川组织国民党县党部。同年冬,他秘密建立了中共遂川县第一个党组织——遂川特支,担任书记,领导遂川工农及各界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斗争,点燃了家乡革命的火焰。

  刚入党的曾山也在家乡吉安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组建了区委和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清算公堂账目,焚烧契约,抗缴地租和解放私婢公娼,实行婚姻自由,开办夜校,禁烟禁赌等斗争。1927年1月,曾山被选为新成立的县农协执行委员。

  7月底,江西省委决定陈正人回吉安开展武装暴动,以配合南昌起义。经吉安党组织介绍,陈正人又赴万安任职。11月,与曾天宇、张世熙等人组织领导了著名的万安暴动。1928年1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城后,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将身在万安的陈正人调来遂川。中共遂川县委成立后,陈正人任县委书记。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执笔起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代表工农利益的施政大纲——《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施政大纲》。自此,陈正人跟随毛泽东致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先后担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第一届委员和第二届副书记,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斗争中,他按谐音将名字由陈振玲改为陈正人。

  1927年10月,曾山被迫离开吉安,前往广东加入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并参加了广州起义。年底,曾山因广州起义失败又回到吉安。在县委领导下,他在芳井建立秘密党小组。1928年初,先后担任泰和边区和官田永福区委书记。4月始,赣西特委领导的东固革命根据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沟通了联系。5月,为配合井冈山的斗争,曾山遵照吉安县委指示,领导官田暴动,揭开了吉安西区农民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6月,曾山被赣西特委派往吉水组建县委,并任书记。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撤出井冈山、进军赣南后,湘赣边界特委陈正人等和红五军彭德怀部、红四军王佐部留守井冈山。下旬,井冈山失守,红五军杀出重围,特委和地方武装被打散。陈正人夫妇在组织群众撤离后错过时机,未能突围,只好折回井冈山,转入深山老林。在荆竹山党组织的帮助下,陈正人找回一些被打散的战士,重建起一支游击队,苦苦坚持斗争40多天,直到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得知消息,才将他们接应下山。之后,湘赣边界特委恢复工作,继续领导边界群众开展游击斗争。蒋桂战争期间,陈正人与何长工、王佐等率领红三十二团和边界地方武装收复了大部分失地,为红五军打回井冈山和后来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2月,曾山离开吉水,奉调赣西特委工作。中旬,红四军在取得大柏地战斗胜利后前往东固,与红二、四团会师。赣西特委书记李文林在向红四军前委汇报工作时,对曾山作了介绍和评价。毛泽东等听后很满意,希望曾山随军行动,开展地方工作。3月初,曾山随军进驻福建长汀。此时,吉安周围各县因受朱毛红军的影响和推动,革命形势高涨,曾山很快回到赣西。为适应斗争的需要,根据特委书记冯任建议,改名曾如柏为曾山。11月,领导建立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并担任主席。

  1930年2月,二七会议召开。会上,曾山提出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主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为了统一指挥,红四军前委扩大为领导红四、五、六军和赣西南、闽西、东江根根地的共同前委,毛泽东任书记,曾山是五个常委之一。3月,随红四军行动,下旬当选赣西南特委委员、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5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

并肩战斗

  在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以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曾山和陈正人并肩战斗在一起,开始了40余年的生死交往。

  1930年5月,陈正人由安福县委书记调任赣西南特委北路行委书记,管辖吉水、峡江、安福、分宜、新余、袁州6个县委和吉安县之儒行、坊廓、延福区委以及萍乡党组织,积极为红军攻打吉安努力工作。曾、陈二人的名字第一次在党的同一个领导机构中会合。

  6月,从第六次攻打吉安起, 曾山担任总指挥。不久,当选为赣西南特委常委、书记。10月4日,率10万余赣西南地方武装和群众,配合红一方面军总攻并占领吉安城,赣西南广大红色区域连成一片。6日,根据中央指示,赣西南党团组织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李文林任书记,陈正人任宣传部长(不久代理书记),曾山任常委。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中山广场宣告成立,曾山任主席。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和群众领袖,红一方面军和赣东北、湘鄂赣等根据地的领导人共53人组成执行委员会,陈正人是执委之一。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有力推进了全省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0月25日,在毛泽东主持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召开联席会议,即“罗坊会议”。曾山、陈正人在参加峡江会议和太平圩会议后继续参加这次会议。为打破日益逼近的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可当时部分红军和地方干部坚决反对。关键时刻,曾山、陈正人等先后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促使会议于30日作出“诱敌深入”重大决策,为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后,为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曾山领导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动员群众进行了筹措给养、设立兵站、坚壁清野、维护交通、组织支前等一系列精心准备。作为省行委宣传部长并代理书记的陈正人要召开各种会议、编写宣传提纲和标语口号、向群众宣讲形势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动员群众参军支前、组织群众开展对敌宣传以瓦解敌军斗志,忙得不亦乐乎。然而,就在第一次反“围剿”期间,发生了富田事变。当时,曾有人诬告曾山是AB团,陈正人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冒死相救,才使曾山幸免于难。

  从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相继取得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赣南、闽西两大苏区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月15日,中央为加强对苏区的领导,于宁都小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曾山为委员。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撤销江西省行委及其下属各组织,于1月17日成立了相当于省委的中共赣西南特区委,由陈毅、曾山、陈正人、朱昌偕、杨成芙5人组成临时常委会,陈毅任书记,陈正人兼任宣传部长。

  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曾山、陈正人均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并同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月上旬,苏区中共江西省委在兴国成立,李富春任书记,陈正人任组织部长,曾山任常委。在李富春到任前,由陈正人代理书记。

  1932年5月1日至15日,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兴国召开,曾山当选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财政部长,陈正人当选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党团书记。此后,两人的名字不仅经常在省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各种训令中同时出现,而且实际工作中也是密切配合、相互支持。曾山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我是省苏主席,陈正人同志是党团书记。在党内,我们大家是在陈正人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他思想敏锐,能力强。在他的领导下,大家心情舒畅,劲头十足,工作大有起色。” 这虽是曾山的过谦之词,但却足见当时他们工作的协调、融洽。

满门忠烈

  曾山、陈正人积极参加并领导革命活动,激起了反动派的极端仇恨,他们多次被作为“匪首”遭到通缉,他们的亲属也历经磨难,其中一些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曾山的父亲曾昭藻,在1929年就担任吉安县地下交通站的秘密联络工作,先后三次被捕入狱,每次都受尽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1930年5月,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牢里。

  曾山的哥哥曾延生,是江西早期地方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8年3月,与妻子蒋竞英在中共赣南特委机关所在地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夫妻二人坚贞不屈,4月同时被杀害于赣州城郊。

  曾山的弟弟曾炳生,1926年和曾山一起入党,1927年8月因叛徒告密而被捕,被敌人杀害于九江沙河。

  1930年11月,毛泽东在路过曾山家乡时,曾亲自慰问过曾山的母亲康春玉,热情赞扬这个光荣家庭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付出的重大牺牲。

  1961年底至1962年初,曾山回乡探亲时,曾挥毫写下了感人至深的对联:“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这是对他自己的家庭为革命事业付出巨大牺牲的具体概括。

  陈正人的母亲张龙秀由于儿子是著名的共产党人而遭到敌人的追捕。她本是遂川县城人,19岁时嫁给大屋村前清秀才陈治安为妻。她心地善良,为人忠厚,是典型的贤妻良母。1928年2月,敌人抓住陈正人的母亲后,威逼她劝儿子投降,张龙秀坚贞不屈。这个虽然并不懂多少革命道理的老人怒斥敌人,并预言革命终有胜利的一天。敌人残忍地割去她的双乳,又用梭镖在她身上刺了28个洞,最后才射出罪恶的子弹。国民党匪徒残酷杀害母亲的暴行传到陈正人耳中时,他十分悲痛,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

  全国解放后,张龙秀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51年春,遂川县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女英烈,在大屋村修建了张龙秀烈士墓。墓碑上刻有陈正人题写的“碧血千秋怀母德,青山万古蔼慈云”的挽词。在烈士墓右边的三角形纪念碑上刻有当时的遂川县县委书记陈元法、县长吴克汝题写的挽词:“悼念母亲,为革命儿子死于敌人刀枪下的母亲,永远光荣。”

严峻考验

  中国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一个由苦难到辉煌的历程。曾山和陈正人在党的曲折历史中,为了坚持真理,都经受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

  1933年1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其中,在福建开展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以及在江西开展的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斗争,实际都是针对毛泽东的各项正确主张而来的。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由于曾山、陈正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都被划为“毛派分子”。先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陈正人就曾被扣以“包办特委”、“副书记专政”之名,留党察看一个月。在这场反对“邓、毛、谢、古”的错误斗争中,身患重病的陈正人又被归入“邓、毛、谢、古”的同伙,勒令写检查、发声明。陈正人断然拒绝写任何东西。当时的团中央机关报公开点名对陈正人进行攻击。“左”倾错误领导人指责曾山在省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没有指出“苏维埃系统中没有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原因”,缺乏“自我批判”精神,逼迫曾山反对毛泽东。曾山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在发展中央苏区、壮大红军队伍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而被降职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

  1934年9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夕,曾山被委任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留守江西苏区。主力红军长征后,江西苏区的斗争环境更加严峻。为加强江西苏区的军事力量,中央分局将6个连(实际只有300多人)拨给曾山。至11月23日,江西苏区全部县城和交通要道均被敌占领。接着,敌人又设置四道纵横交错的碉堡封锁线,将留守红军团团围住,并设立“绥靖区”,组织分块“清剿”。曾山等率部与“进剿”之敌周旋,完成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的任务。

  长征前夕,病中的陈正人到中央要求随主力红军行动,未被允许。鉴于敌军进攻的严峻形势,腿部负伤、作为留守中央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陈毅,劝导病中的陈正人转移到白区治病。1935年2月间,陈毅先后两次安排部队护送陈正人转移。4月,陈正人被护送到广东兴宁,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化装成商人安全转移到香港。后又抱病赶到广州,在这里才发现彭儒已脱险,住在广州她哥哥彭瑛的家里。夫妻汇合之后,他们又辗转至湖南宜章县奇石村彭儒的家乡,以教书为名隐蔽下来继续治病。

  1935年1月,曾山率省委机关和红二团突破封锁线,到达东固地区,与胡海领导的公万兴特委和红四团会合。3月,敌人发现了曾山在东固的行踪,遂调重兵包围。曾山率红二、四团转往兴国崇贤,与红十三团相遇,部队因此集中了2000 多人,敌人为之震惊,不断增兵加紧包围。为了分散敌人注意力,省委决定分路突围。曾山与胡海分手时,拿出一面写有“艰苦奋斗”四个大字的红旗分为两半,曾山留“艰苦”两字的半面,胡海留“奋斗”两字的另半面,相互约定待胜利后再把这面红旗缝合起来。不料,胡海在突围途中遭强敌袭击,被俘牺牲。曾山率红二、四团近千人向北突围,4月中旬到达乐安,月底转移到新干。经过浴血奋战,大部分同志牺牲,部队最终被打散。敌人四处张贴“捉拿曾山,赏洋八万元”的布告。 5月,曾山只身突围,从吉水乘船到南昌,月底辗转到达上海。9月,在上海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奉党指派,赴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

  西安事变后,陈正人得知党中央已在西北重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于是心驰神往。1937年5月,他带着尚未痊愈的病体,毅然离开湖南宜章,经广州、上海、南京,辗转到达西安,找到红军驻西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叶剑英。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又寄了路费给彭儒,使她到达西安。6月,陈正人夫妇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毛泽东为他俩能活着回来感到非常高兴,在听完陈正人汇报主力红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情况以及他们突围找党的过程后,欣慰地说:“你们这些留在苏区的同志能冲破艰险,战胜敌人,来到延安,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但是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它的党员、它的干部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你看,你们不是又回到这里来了吗?”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曾山、陈正人在中央苏区时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处罚给予重新审查并决定撤销。曾山在会场上亲自听见,远在新疆养病的陈正人也收到中央书记处为此发来的专电。他们所坚持的真理最终得到了党的肯定和历史的检验。

生死不渝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曾山、陈正人志同道合、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结下了生死不渝的革命情谊。

    1937年11月29日,曾山与王明、康生、陈云等同机从苏联飞抵延安。分别三年后,曾山与陈正人相聚在党的怀抱。然而,相聚是短暂的。12月底,曾山等奉党中央之命,带领30多名干部离开延安前往武汉、南昌,投入新四军部队的编组和东南分局的筹建工作。两位战友从此天各一方,各自为党的事业奋斗,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相见。

    1949 年3月,中央在考虑解放后的江西政权建设问题时,研究了主政江西的人选。由毛泽东亲自提名,中央决定任命陈正人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当曾山得知老战友将要南下回家乡主持工作时,特打电报请董必武转告陈正人:“我愿回江西,在你领导下做一份经济建设工作,只要组织上批准,当遵照随你南下。”谦逊的言辞表达着对战友的信任和对故土的思念。5月, 陈正人任江西省委书记,曾山任上海市副市长。1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曾山任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

    1952 年夏,曾山回到阔别十多年的家乡吉安探亲。当他在南昌转车时,与久违的战友陈正人相见。返回南昌时,曾山原打算到庐山休息。但陈正人告知,陈毅来电报催他往莫干山相会。曾山只好取消计划,与陈正人匆匆告别,赶赴莫干山。然而,事有凑巧,曾山在当年10月赴北京,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商业部长、党组书记;陈正人也在当年11月赴北京,出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兼党组书记。此后,曾山与陈正人虽不在同一个部门共事,但毕竟同在首都北京,同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工作,相互之间往来甚为频繁、密切。

   然而,谁能料想,“文化大革命”时,时任国务院内务部部长的曾山和八机部部长的陈正人都受到残酷冲击。陈正人被指为“二月逆流急先锋”,曾山被当做内务部“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先后被揪出批斗。周恩来总理为了保护老同志,曾安排陈正人等 20多位国务院部委的领导住进中南海,又嘱咐国务院内务办公室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一份保护曾山的“四点指示”。这样,陈正人在中南海平稳度过了一年零两个月,曾山也因此避免了身体的进一步伤害。

    1969年初,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曾山当选为内务部的中共九大代表。在九大上,由于曾山对林彪、江青一伙指名要其揭发批判陈毅一事进行了抵制,在选举中央委员时,遭到林彪、江青集团的极力反对。最后,毛泽东出来说“在江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曾山才被继续选为中央委员。陈正人最后被造反派关进“牛棚”,隔离审查,连续遭到批斗和毒打,久病的身体愈益虚弱,心脏受到严重损伤,却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病情日益加重。

    1972年3月底,毛泽东要看陈正人等几位同志的“检查”,准备“解放”他们出来工作。此时,陈正人病情已相当严重。4月5日,曾山夫妇来探望,叮嘱陈正人要多保重身体。可就在当天,陈正人写 “检查”直到深夜,因心肌梗塞未得到及时抢救,于6日凌晨逝世。

    曾山闻讯后,第一个赶到陈正人家里,帮助料理后事。面对患难与共的老战友的去世,曾山失声痛哭。他十分感念地对陈正人的儿子说:“你爸爸救过我的命啊!我们比兄弟还亲。”他当即打电话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听后,十分悲痛地说“耽误了!这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八机部军管会本打算草草处理后事,曾山十分气愤,再次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指示说:中央并没有撤销陈正人的部长职务,陈仍是部长,陈的后事由国务院办理,追悼会等他回来开,并且要登报,新华社要发消息,骨灰要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八机部专案组又提出陈正人的所谓历史疑点问题。曾山责问道:“人都死了,为什么还没查清?我和陈毅同志都有证明材料,你们搞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们的证明材料搞没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材料却还在呢?”但军代表坚持要复查,曾山当场同意派专人乘飞机去调查,并证实了陈正人的清白。

    4月13日,陈正人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余秋里主持,曾山致悼词。重病缠身的周恩来从外地赶来参加。在讨论悼词时,曾山坚持写上“陈正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勤勤恳恳,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等公正评价。为此,他又和造反派争吵,经周恩来审阅后,坚持把这段话补充进去。此时的曾山已身心疲惫。

    三天之后,也就是 4月16日,曾山突发心脏病,当夜去世。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为曾山举行追悼会。毛泽东送了花圈,周恩来和朱德等一道参加了曾山的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说:“曾山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努力工作,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十天之内,两位饱经风霜的共和国部长,相继猝死于心脏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然而,真正夺去他们宝贵生命的又岂止是病魔呢?为此,周恩来下决心不顾“四人帮”的阻挠,指示全国各地,对所有老干部,不论是否“解放”,一律立即接回城市检查身体,凡有病者,一律保证住院治疗。后来不少老干部说,他们正是由于这次机会才保住了生命。曾山、陈正人九泉之下若能有知,也会因他们的死换来那么多老同志的宝贵生命而感到欣慰。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今,我们党已经走过90余年不平凡的历程。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兴旺发达,曾山、陈正人的英名已被历史擦拭得越来越亮,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也越来越传为佳话。他们的赤子情怀和崇高品德永远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开拓前进的精神力量。

    (沈谦芳、周慧芬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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