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最近几天,围绕着重庆领导者换人,社会议论纷纷,小道消息满天飞,谣言捏造堂而皇之,煞有介事,心怀叵测者生怕天下不乱,欲置天下于水火。国之将摧,必有妖孽。奉劝大家还是清醒理智,怀着一棵善良的愿望,造福这个国家,这个人民。 但不可掩饰的是,国内的观点分歧日益严重,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尖锐对立。一些多年共事的学者已开始分道扬镳,华生、刘纪鹏等纷纷公开谴责张维迎,而政治领域的极左和极右势不两立,大有《易经》中“革”卦卦象的意思,两女同居一室,各不相容,视同水火,必欲革而除之。一个国家矛盾分歧成这个样子,再不进行整合统一,那就真是危险了。解决问题的重任落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头上,中国能否顺利地度过转型的难关,请拭目以待。本期文集发出一些观点绝然相反相对立的文章,问题是让大家看到各派之间的分歧程度。仅供参考。另外大军私家文史学习班开学了,学员们纷纷写出文章,另存一集,也请大家点击欣赏:大军学堂文史班

不要让国内矛盾尖锐化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2年3月24日

目录

赵嫣:《山海经》,一幅美丽却又残酷的画卷

横舟:国家应该是国民的图腾

朱永嘉:纪念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

乔续:告别打工经济,建立职业化经济

卢映西:国内矛盾日趋尖锐

华生: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又高喊分掉央企了

张宏良:没有中国的巨额财富美欧国家就只能是衰退和崩溃

刘纪鹏:这样的混乱社会环境,张维迎还要再乱吗?

刘浩锋:知识分子身不由己精神兽控,中国将有亡国灭种之祸

李荣融:佐利克应该好好向我学习

吴敬琏:中国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2012年九大主要任务

世经政所:2012年第一季度全球宏观经济季度报告

世经政所:全球宏观经济季度报告 下篇

(日本)白川方明:发达国家是否正步日本漫长曲折发展道路之后尘?

布热津斯基:平衡东方,升级西方:动乱年代的美国大战略

斯蒂格利茨:就业问题将长期困扰美国

黄卫东:周其仁的货币观点

高海红:人民币国际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理查德·沃尔夫:欧美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全面危机

卡利奥佩·斯帕诺:希腊1981-2009年两种行政改革路径的分析

李昌平:土地流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茅于轼:房价可能降60%

汤敏: 民生投入要贫困优先

郑永年:如果国企全盘私有化 中国会成叶利钦时代俄国

张维迎:中国未来几年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国企私有化

邓瑶:李荣融谈国企重要性

许小年:推动中国创新经济首先要解散发改委

金里伦:国有经济完全退出不可行

独家网:“高铁建设与国家战略”研讨会在京召开

红星博报:坚决反对私有化

杜建国:媒体为吴英辩护的理由不成立

 

习近平: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

黄纪苏: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观感和思考

黄纪苏:在这个时刻

汪洋:对政绩好但素质不好的干部坚决不重用

新唐人电视:中共太子党分裂  陈元刘源挺薄 胡德平倒薄

转发:改革为啥突然有了火药味?

黄卫东:重庆共富发展路线是中国未来唯一出路

郑酋午:薄熙来还有机会爬起来吗?

王希哲:辛子陵公然主张杀人立威

建华:辛子陵和铁流在北京309医院的对话

转发:叶氏的潜伏计划

王希哲:中国右派的巨大胜利!

横舟:改革必须寻求第三条道路

陈红太:如何看待重庆探索的价值和成败

黎阳:丢掉幻想,准备革命

宋鲁郑:薄熙来去职为何令人遗憾?

周舵:孔庆东有病,大家要帮他

周舵:薄熙来的活棋和死穴

王占阳:总设计师设计了什么?

司马襄阳:中国为何不能冒昧推广美国式民主政治

李山河:古镜重磨要古方  驳郑永年先生

郑永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力

(韓國)趙駿河:中國精神

浩峰:基督教走入了徒有形式的末日

马树林:生长主义哲学纲要

王文:伊朗十记

刘禾:黑色的雅典娜——关于西方文明起源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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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1026140517vie@sina.com> 2012-03-20 10:45:32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第三课的课后作业

《山海经》,一幅美丽却又残酷的画卷

大军学堂文史班学员  赵嫣

2012-3-20

    一直以来我对“山海经”的印象仅仅停留在童年时代在爷爷家里看到的“山海经”期刊杂志,里面尽是些光怪陆其的各种神话故事。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才真正了解到《山海经》是一部上古先民探索自然的奇书、百科全书,更是一部了解上古历史的史书,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占有不可超越的经典地位。为此,我很是为自己的浅薄而汗颜。当我怀以极大的热忱翻开书页开始阅读,随之而来就被其中极简的行文,大量生僻字给难倒了,尤其是头五卷的《山经》一味的描述各种神山、河流、祭祀以及奇珍异兽,在不通晓地理的前提下读起来很快就变得枯燥而晦涩。即使在读完《海经》和《大荒经》后,仍然是有种不得而入的感觉,脑中存储了大量的信息却又无法自行关联,这种明知面对的是宝藏却又不知该如何欣赏的感受着实让我很苦恼。

    幸运的是聆听了一下午仲老师富有条理性的讲解,以及将这段历史纵向梳理横向对比后,如果说之前的我犹如盲人摸象,那仲老师所传授正是那点智慧之光,脑海中那些杂乱的讯息逐渐找到各自的源头,宝藏的钥匙拿到手,再次阅读起来就轻松多了。通读完全书一遍后,我将自己粗浅的认知及对《山海经》书中的人物关系的理解写下来,希望能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指正。

    之所以我对《山海经》最直观的感受是一副美丽却又残酷的画卷,是对头五卷的《山经》和后十三卷的《海经》和《大荒经》分别得来。《山经》重在描述自然风光、矿藏资源和珍奇神兽。那里有宛如仙镜的昆仑山,高达百仞的三桑树,也有身披五彩羽毛自歌自舞的凤凰以及栾鸟,更有黄帝享用的玉膏和各式各样的美玉;神话故事也层出不穷:精卫填海;天帝二女在大江上游弋,闪着光亮;夸父逐日,竹杖化为桃林。《山经》记载了上古先民生存之基础,而《海经》和《大荒经》除了记录中土本部之外的文明,更重要的是描述了炎、黄两大部族为争夺本土文明所进行的战争。先是黄帝在阪泉的野外和炎帝交战,三战就打败了炎帝。炎帝后人刑天欲与黄帝争权却反被砍了头。黄帝之孙“鲧”因偷了息穰治水结果被炎帝后人杀了,鲧的儿子大禹杀了炎帝部落共工的大臣相柳。黄帝为巩固权利,又派应龙杀蚩尤和夸父。此后黄帝采夔牛皮制鼓,声震五百里威慑四方。黄帝和炎帝部落的战争持续了数百年几代人,血流成河使得土地无法生长庄稼,其战况之惨烈,不可不谓之残酷!当大禹命竖亥丈量土地,封于太山,禅于梁父后曾说:“此天地之所以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铩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深刻的表达出占据主流文明的必要及所要付出的代价。

    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为上古五帝。《山海经》一书侧重在对炎、黄部落的描写。给太昊和少昊的笔墨并不多。太昊是如今山东地区北辛文化时代(前5300年——前4100年)的人。北辛文化经过1000年的发展逐渐被炎帝部族的仰韶文化(前5000年——前3000年)所融合。海内经卷记载:西南有巴国。大昊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其也反映了北辛文化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屡屡入侵的迁徙过程。随即的仰韶文化虽然强大,但历史的变迁,北狄入侵,黄帝所代表的大汶口文化携势而来。大汶口文化(前4300年——前2500年),以泰山地区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到鲁西平原东部,北至渤海南岸,南及今安徽的淮北一带以及河南省少部分。大荒北经卷记载: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北方的犬戎是从黄土高原走出去的华夏支系,包括黄帝之孙始均生于北狄,这些都是南下的先头部队。大荒北经记载:东海之外大壑,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大壑在位于山东泰蒙以东,今天的沂水和莒县一带。另颛顼的后代有季禺国、伯服国、叔处国、中碥国都是食黍!说明他们已经完全进入农耕时代,这和后稷“始作耕”是分不开的。舜的后代有季厘国、黑齿国、中容国、三身国、巫至国、司幽国、儋耳国。虽然目前我无法明确指出这些国家的具体方位,但是大禹丈量土地,夏启建立夏朝,在时间上是和大汶口文化说的通的。

    最后《山海经》记录离今最近的历史是,海外南经卷中记载:狄山......吁咽、文王皆葬其所。另外,本书对于汤伐夏桀的描述也是很对应我的“残酷”之主题。《逸周书》殷祝解第六十六斋中,商汤抓到夏桀后并未杀他,而是让他及其从属五百人去南巢定居。可是《山海经》大荒西经卷是如此描述的:

    “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

    是惩恶扬善?还是宽厚律人?先人都不能统一,放到今天这个“法制”社会,我们又该如何自处?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12-03-24 16:07:13 收件人:"选举网" <chinaelections@163.com>, "大军" <zdjun@263.net>稿件

国家,应该是国民的图腾

横舟

    国民,必须效忠国家。

    大明朝有个“东林党”,最著名的一个对联就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此后几百年来,此联成为中国读书人的道德指南,也对中国的现代民主政治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现代史上,又有人讲出了:“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民族者我们的民族,人民者,我们的人民。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的醒世豪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民主运动中,一直激励着一代青年,为自己的信仰奋斗终生。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乏建国与复国的先例。晋国的重耳要算一位吧。秦始皇、刘邦、刘备、朱元璋直到孙中山,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建国与复国的先驱。他们为了大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为了中国的国家梦想,都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并以此青史留名。

    也不乏像比干、屈原、司马迁、岳飞、文天祥、戚继光、谭嗣同等,以及现代史上的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慷慨悲歌之士,谱写了一幕幕、一曲曲民族悲壮又辉煌的颂歌。这些中华民族的骄子们,为了中华民族的荣耀与利益,英勇不屈,忍辱负重,侠肝义胆,不惜为国捐躯,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

    还有更加悲壮的一个群体,如:李陵、苏武、以及大宋王朝的靖康皇帝,直到前些年那个在大洋彼岸跪地直呼:祖国啊,我爱你,你为什不爱我的那位学者。无一不是,无处不在的展示着一个中华民族的赤子,对于自己国家的无限忠诚与爱慕情怀。

    另一方面,就是一群对于民族与国家利益的伤害者和出卖者,他们窃取了国家权力,出卖国家利益,毁坏国家栋梁,伤害民族尊严。更有甚者,直接的受雇于外夷,干着伤害国家与中华民族利益的勾当,从而被历史所啐弃。

    据说美国国民在他加入美国国籍的时候,要手按美国宪法宣誓:从此以后要永远效忠于美国……。而这些在美国宣完誓言的中国人,回到国内后就大谈国际化和国际主义,大骂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狭隘,狂躁。我要说:那些大骂中国民族主义的人,是否有必要出示一下国籍后,您再开骂。

    向西方学习,洋为中用,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各个政治团体都运行的主要策略。但是,向西方学什么?要学人家的民主制度,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要和人家进行文化交流,而不是回来就主张放弃大中华民族意识,卖国求荣。

    国家,应该是国民的主心骨,任何团体与个人都不能打着任何旗号使国家在国民面前失去尊严,更不能使国家在国际社会蒙羞。每一个国民必须要敬仰国家,要爱护国家,要效忠国家,要对国家负责。国民要保护国家的安全,当国民感觉到国家的形象与尊严受到污染的时候,就要及时的清洗她。

    国家,必须是国民的图腾。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2-02-27 09:53:19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主题: 在求真中求是——纪念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上) 朱永嘉

纪念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

——在求真中求是

上海学者 朱永嘉

2012-02-26

    按:这是去年五月末,为了参加复旦大学谭其骧师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供的一篇发言稿,压在箱底快一年了,现将其在博客上分上中下三次刊载,供大家评说。

    谭其骧先生与我师生相从前后二十七年,相互之间情谊甚深,如果大家读过《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及后传,可以知道他是跨越新旧中国二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成长于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那时代内忧外患不断,个人的生活因战争而颠沛流离,在历经艰难的状况下,他那爱国主义的精神始终矢志不渝,坚持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媚外,不媚俗,新中国成立后,他走过的道路也不平坦。在艰难曲折的环境下,仍坚持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和道路,求真求是,到了八十年代初,终成正果。他的一生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在做学问上自始至终保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为人上一辈子与人为善,不谋私利,从未做过什么落井下石的事情,到了晚年居然还申请入党,他一身所走过的道路,代表了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正途。为人,就应该如他那样,有一股子浩然正气。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知识分子,他们的成就往往是在困苦、受难的过程中磨练出来的,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是先秦文学的顶峰,但他的一生受尽委屈,最终自沉于汨罗江,但千百年来,人们始终怀念他;中国史学的开山祖司马迁,他的一部《史记》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有永恒价值的不朽之作,如果读一下他写的《报任少卿书》,便可以知道,他是如何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完成这部著作的,他把这件事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班固为写《汉书》,也下过班房,这样的案例我可以举出许许多多,做人要有志气,才能在艰苦的磨练中,既显示自己为人的骨气,又能创造出辉煌的成果。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典故,叫作“江郎才尽”,江郎是谁?姓江名淹,字文通,在南朝时,他历仕于宋、齐、梁三个朝代,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他有两篇有名的代表作,《恨赋》与《别赋》,毛泽东晚年还想着读他这两篇赋,记得是在七四年五月十日,毛泽东曾通过姚文元要我们组织人为他标点注释并印成大字本供他阅读,他不仅读了,还改了我们做的注释,并作为正式文件下达给我们。可见毛泽东对二赋的赏识,因为作品曲折地反映了毛那时的心情,江淹在《梁书》有他的传,早年也蹲过班房,在文章中说自己那时是“身陷幽圄,履影吊心,酸鼻痛骨”,说自己是“身非木石,与狱吏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尽而继之以血者也。”他自比于“史迁下室,如下官尚何言哉!”出狱以后,他仕途也不顺畅,在三十岁左右,曾受打击,从京都贬为建安吴兴令,建安地处闽浙边界,山高水险,地僻人稀,在他离京途中,写下“一伤千里,独望淮海风,远心何所类,天边有征鸿”的诗句。人穷而后文工,他的许多代表作都写于那个时代,他的《恨赋》与《别赋》也正是创作于那个时期。后来他仕途通达,做了豫章王记室,梁天监中为金紫光禄大夫,心宽体胖,反而写不出好文章来了。故史称其“晚节才思微退,时人皆谓之才尽。”

    江郎才尽这个典故便是由此而来。我说这个典故,亦有感于余秋雨前后变化的那种社会现象,如今知识分子的待遇比过去好多了,环境也比过去自由了,讲学与科研的条件也比过去好多了,然而个人主义思想在一些知识分子中泛滥了,追名逐利成为风气,甚至弄虚作假、坑蒙拐骗道德败坏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故如今知识分子中品德败坏的新闻也时见报端。环境的改善,物质生活的提高,本来是为学术文化走向繁荣创造条件,但在某些人身上则起了相反的作用,让物质利益侵蚀了灵魂,他们往往以知识精英自居,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且满脑子只有“全球化”和所谓“与国际接轨”,反而把爱国主义的情怀置之脑后而变得非常淡薄了,他们笔头上喜欢挂几个洋人的名字,贩一些洋人不明不白的普世概念籍以唬人,说穿了,还不是借洋人以自重,其实反衬了他们不仅是文风不正,而且在文化知识结构上数典忘祖的无知和浅薄,在为人上缺少应有的骨气,他们那样做的一招一式还不就是为了招摇过市而又能自欺欺人而已。故而重温一下吾师谭其骧先生一生之为人和为学,对纠正某些歪风邪气,识别当今某些文人的堕落还是有意义的。我说的只是“某些”并无具体指称,只是为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有对号入座而愤慨不已,也只能自作自受了。

开头的话

    二、三月间,收到邀请我参加纪念谭其骧先生一百周年学术活动的信件,谭先生享年八十二岁,我今年也八十一岁,所以这封信再一次激起我为纪念谭先生说点什么的冲动。“历历往日事,分明在目前”,谭先生最大的功绩是他花了一辈子心血,三十多年的努力,绘就了八大册中国历史地图集。他从沿革地理出发,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交叉学科,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他在复旦大学留下了历史地理研究所,留下了一支能继承他事业的队伍。这些成绩是大家都知道的,用不到我进一步去阐释了。我想说的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三十多年来矢志于此,是在什么样的大环境下实现他的理想,这能为后人提供哪些警示和启迪。在说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说一下谭先生作出这些成果时所处的时代,在那个时候社会大环境之下,他是怎样矢志不渝地坚持自己所抱定的宗旨,这个大环境既有支持他的一面,也有困扰他的一面,我只想比较客观地说明这一问题。

    从五〇年进复旦起,到七六年文革结束为止,我与谭先生断断续续相处二十七年的情景,始终让我难以忘怀,而这许多一起相处的日子,也正是我们国家建国三十年来革命运动激情澎湃的时代。我与谭先生相处的日子,我们之间是工作上的关系,它毕竟是一个小环境,它离不开外部的大环境,许多因素是由大环境决定的,我与谭先生都是在那个大环境中走过来的。谭先生一生在历史地理这一学科上的成就,也与这个大环境息息相关,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建国以来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群众运动,作为群众运动,总还包含两个方面,既有其内在矛盾的必然性,又有它非理性的情绪性的一面。理性与感性是人认知不可或缺的二个侧面,如果没有激情,那什么事情都会缺少动力,而激情奔放的时候,往往又会出现非理性的情感冲动,也会坏事。

    我写过一篇《谭其骧先生的二三事》,那是讲谭先生在土改中的生活。土改是一项群众运动,谭先生去安徽参加土改,是知识分子到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和锻炼。谭先生以工作队员的身份下去抓一个自然村的土改,他作为上级机关的代表,当然还能使整个运动处于受控的状态。然而土改毕竟是一场群众运动,斗地主的大会,控诉地主剥削与压迫的大会,难免出现各种非理性的行为,打一下,踢一脚,会场上出现各种宣泄情绪的表现,这就看领导者的掌控了。谭先生在五河对一个自然村的土改掌控得比较好,制止了许多土改过程中非理性的行为,以及一些地方干部的私心杂念,最终赢得了当地村民一致的拥护,所以他们一再挽留谭先生留在那里,那时谭先生也动了感情。理性与感性这二者是可以一致的,然而不是所有群众运动都是那样可以处于掌控之下,取得理想效果的。实际生活中往往会出现许多非理性的情绪冲动的状态,一旦失控了,那会造成许多严重后果。而这种失控的状态,一旦身临其境,即使你头脑很清醒,也难以力挽狂澜,最多只能避开一阵子,慢慢来扭转其倾向。在这个大环境下,尽量做一些有益的事。

    大跃进、文革便是一种运动失控的状态,要扭转乾坤,得花费代价。我们所处的地位,也只能尽力而为,自己也不可能始终保持清醒,往往处于似醒非醒的状态。而且许多事情往往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譬如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八月,发生在上海的斗鬼风,先不说这次事件的起因,只说谭先生挨斗,那就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八月八日上午,谭先生去学生宿舍看大字报,忽然听到有人高喊“这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谭其骧”,一批学生一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有人喝令他跪下,接着便是对谭先生残暴对待、折磨侮辱的一幕了。折磨到十点,这群学生才把他放走了。那时我不在学校,更不在场,即使在场,我也阻拦不了,最多事后做一些弥补。当天下午历史系的总支书记余子道同志也只能事后去谭先生家安慰谭先生,事前他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那时红卫兵“破四旧”的运动,个人的力量很难阻拦。当时我自己老家也被抄了好几次,父亲母亲因为是资本家,每天被迫去打扫弄堂。我知道以后,只能把父亲母亲转移到亲戚家,避开风口浪尖,让我儿子去代替他们劳动。那时搞这些非理性行为的都是中学的红卫兵,他们什么也不懂,他们认为自己搞的是革命行动。这其中当然可能有个别坏人出于私心,在背后唆使他们做这些事,但在当时形势下,没有组织的力量是无法阻止的。在事后也不能太多地责怪那些青年人,他们毕竟缺少人生的经历。

    1967年文革运动高涨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工作被迫中断,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也无法干预学校的工作,那时张春桥要我负责全市文教组的工作,我不敢接受,为什么?我怎么指挥得了那些红卫兵?一旦卷入他们的派别之争,最后还不是挨斗嘛!工、军宣队进驻学校以后,学校的秩序稍稍恢复到可以控制的状态,我才能回学校做一点工作。

    我讲这一番话,是说明回过头来追溯我与谭先生相处的日子,它离不开建国以来那三十年的大环境,那是一个革命运动激情澎湃的时代,群众运动不断的时代。那个时期,从总的方面讲,确有不少成就,但在那个大环境下,它既充满着热情,又往往有许多非理性化的过激的事情夹杂其间,它或多或少伤害了人与人之间基本的相互关系,包括师生之间的感情。总之,我们应该客观地历史地对待这个历史时期,在当时的大环境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谭其骧先生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只要有机会,他还是继续努力地工作,为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只有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谭先生在这个阶段所作出的贡献,才能明白它的来之不易。也许我不该在大家高兴的场合,一起来庆贺谭先生百年诞辰讨论他学术成就的场合,说这些非常扫兴的事,我想还是说一下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这就算我的开场白吧。

    下面言归正传,想先说一下谭先生所以能取得成就,他如何为学为人的那些最基本的信念,正是这些信念支持着他一生坚持不懈努力奋斗。他留给后人最珍贵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他终身坚持的那些信念。

谭先生的求真精神

    谭其骧先生是我的老师,从五〇年那一年进复旦起,我与他师生相处前后也有二十多年。七六年以后,与他相离了十二年,那是因为我被隔离服刑。即使如此,他还关心我,通过师母李永藩与我夫人张惠娟联系,表示关切。我出狱以后,还去他家探访过他几次。在过去与谭先生相处的日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求真以求是的精神。用谭其骧先生自己的话,那就是“求是师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辨是非真假”。真理是我们大家一心追求和奉行的目标,那么真在前,理在后,真是真实,研究历史的前提便是恢复历史本来的面目,理是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找出事物内在的规律。从是与非讲,还包括对事的价值取向。说到底还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立场问题,也就是如何能为广大人民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是我们判断事物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最基本的立足点。在真与理之间,真是前提,如果连真也不敢讲,那还有什么理好讲呢?要讲也是歪理,对于我们搞历史研究的朋友来说,求真是手段,达理才是根本目的。再以真善美这三者的关系讲,也是相对应的。真,有时不一定是美的,也许是丑的,不一定是善的,也许是恶的,真只有与善和美结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而善和美,便是对事物的价值取向,各人可以有不同的取舍,总还不能对不起养育我们的这片土地和绝大多数人民吧!我想这就是谭先生一生为学行事所遵循的基本道理,这也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

    我是五〇年进复旦,五二年以后,一直忙着做党务工作,先后在物理、数学、新闻系做党的工作,五六年才回历史系参加教学工作,那时我担任总支的统战委员,分管学术工作,从那时起联系谭先生绘制杨守敬历史地图的事,谭先生告诉我,这是毛主席在五四年交给吴晗的二项任务,标点《资治通鉴》与绘制一套历史地图。读历史书,没有图可不行啊!时间和空间是历史发展必不可缺的因素,弄不清事件的地理方位和那时的地理环境,怎么说得清事物得来龙去脉呢?这里就有求是与求真的内在联系了。因为是毛主席交代的任务,在我心目中,能帮助谭先生完成这一项任务,当然是非常光荣的事,也希望谭先生能尽快尽早地完成这项任务,让毛主席读史的时候有一份比较详细的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便于他研究和思考历史问题。这一点,我想与所有参与过杨图工作的同志是共同而又相通的,也曾经是参加杨图绘制工作的同志共同的目的。又如文革期间,由于群众运动的冲击,绘图工作一度停顿下来了,“九大”以后,学校有了军宣队,我可以回学校走走,看到绘图的工作停顿下来,我就想着怎么尽早让谭先生能恢复工作。我想了一个办法,让《文汇报》派记者采访谭先生,让他介绍杨图工作的来历,因为这是毛主席交下来的任务,然后由《文汇情况》报上去,引起张春桥的注意,后来张春桥看了情况,找我说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让我去复旦设法尽快恢复这项工作,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历史地理研究室恢复工作,这是文革期间,文科最早恢复科研的一个项目,如果这不是毛主席交代的任务,没有这根令箭,那就很难那么早就恢复工作的,很难让被人称作“反动学术权威”的谭先生来继续主编地图的工作。

    但是在如何完成这一个历史任务的态度上,谭其骧先生与其他人也有差异。如我这样,包括吴晗,都有一个急于求成的想法,希望尽早尽快地完成这一任务,实现毛主席的愿望。而谭先生强调的则是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建立在求真以求是的基础上,比如杨图绘制中关于国家疆域的范围,用什么作底图的问题上,是用《大清一统舆图》还是用今天共和国的地图作底图,吴晗与谭先生都发生过争执,吴晗是求快,谭先生是求真求好。尽管吴晗是领导,任务都是毛主席通过吴晗下达来的,而每次争执,最终都是吴晗曲从于谭先生。为什么?因为谭先生的意见正确,而且绘图的事,毕竟只能依靠谭先生来完成,别无他人。我相信,吴晗也懂得唯有如此,历史地图才能传世。同样也唯有如此,才能在一九八八年最终完成八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出版,这样做可以告慰毛主席的在天之灵。

    吴晗那时所以有那样的想法,也很自然,不仅他有,我也有过,文革期间,杨图恢复工作后,是我在那里照管着杨图的工作,平衡杨图工作的内外关系,然而我也有求快的想法,希望尽早尽快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毛主席病重了,如果能早一天让他亲眼看到一册历史地图集,也能多少得到一点慰籍吧。记得七四年清图的工作扫尾时,为了尽快完成清图工作,对相关部门提出修改的合理意见,谭先生问我如何处理时,为了争取早日完成,我说了以不改为原则。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希望快一点完成清图的工作,不要因少数地名的修改耽搁图的进度。是我提出清图印好后,先送毛主席阅,因为这是他老人家最早提出的这个任务,这件事报告到张那儿,张阻拦了,说是待八册完成以后一起报送毛主席那儿。其实张也有苦衷,不便明说,他清楚地知道毛主席已病重,因为他实际上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二个医疗小组的负责人,有一段时间他在中南海为毛的医疗值班,他知道毛主席两手已拿不起厚厚重重的清图了,视力也不允许他看清地图上的点和线及各种文字标记了。从内心讲,其实他何尝不想让中国历史地图尽早地呈送给毛主席看呢?问题是已经太晚了。从谭其骧本人内心世界何尝不是想尽早把《中国历史地图集》尽早送给毛主席看呢?在他弥留之际,口中嚅嚅不息的还是毛主席,这一份心意大家都是相通的。尽管如此,求真求是还是压倒一切的,不仅是对毛主席负责,也是为了对祖国的历史负责,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的认同,这才是高于一切的,做人为学就应该有这样一种爱国主义的情怀!

    一九八九年三月,在社会科学院召开庆祝《中国历史地图集》全部八册出版的庆祝大会上,胡乔木同志代表中央讲了一番很中肯的话,第二天《人民日报》报导了他的讲话,他说:

    “科学和科学家完全有理由受到社会的尊重和重视,科学事业是在困难与寂寞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们对待科学和科学家,一要倡导、支持,二要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政治家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很难承认自己是不正确的,当他对于周围事物用一种标准去衡量时,会认为某些合标准,某些不合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要求采取宽容态度。

    领导者要真正采取宽容的态度,就必须脱离自己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固有观念,脱离自己的习惯和利害。为了让这种宽容真正实现,应有这种准备:即使认为某种意见是错误的,也要承认它有存在的权利。领导者不应让自己长期形成的习惯和利害影响自己对科学问题的判断,只有这样,中国的科学才能发展。”

    到现在看来,胡乔木同志这一番话还是对的,科学的成功,只有通过求真以求是,至少不能把眼前的利害得失放在第一位,我是做党务工作出身,以后再做教学和历史研究的工作。从事过党务工作,或者叫做领导工作者,往往从即时的利害得失考虑得多,缺少求真求是的精神。这一点与搞科研工作的同志往往因视角的差异,产生不同的观念,实际上求真以求是才是根本的利益、长远的利益,作为领导者权衡的往往是眼前的利害得失,要宽容就是要尊重科学家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在自然科学上是如此,在人文科学上也应是如此。历史地理便是一门边缘交叉科学,既是自然科学,也是人文科学,地貌的变革是自然科学,疆域与政区的沿革是人文科学,二者关系密不可分,同样只能在求真的基础上求是。在杨图的领导工作上,吴晗是项目课题的领导者,谭其骧是课题的实际操作者,最终领导还只能尊重客观的规律。如果吴晗不是采取这样的态度,那我们今天也许看不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八册《中国历史地图集》了。在我分管历史地图工作的这一个阶段,我这个思想还是明确的,有分歧时,最终是谭先生说了算,因为他是主编,我相信他的判断比我正确。在我心目中,他始终是我的师长,不管形势如何变化,这一点态度我没有变过。如何对待科学家,如何看待科学研究,我们是搞历史研究的,如何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研究当代的历史,这更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不能只看鼻子底下这点利害关系,许多问题要看得长远一些,求真与求是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而且文品与人品是紧紧相连的。所以为人作文缺少求真求是这样的精神,那么我们的研究,便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很难成为传世的作品;那样做的话,从长远看不仅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非常不利的,对相关的个人也是非常不利的。(待续)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2012-02-26 22:21:58 收件人:"'RichardXu'" <richardx@telus.net>抄 送:gymn@vip.163.com,

告别打工经济,建立职业化经济

大军学堂文史班学员 乔续

2012年3月

    最近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连续报道了云南一个基层干部招工的事情,显然这是在表扬他,说他做的好,号召其他地方的干部都效法,进而为最后把农民都劝进城里,然后劝说把他们的土地宅基地通过各种方法转让出来,然后发展种粮大户,或者让城市资本进入农村,进而完成所谓的工业化城市化。然而,我要说的是,这个政策背后反映出了现在中国政策制定者的屁股和脑袋都出问题。

    屁股出问题,指的是现在政府官员公然为资本家拉皮条,显然政权性质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现在仅仅是在经济发展,创收的表象下慢慢进行量的变化。而脑袋出问题,则是这些官员现在这个所谓的城市化方法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先说说户口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户口问题还是有一定诱惑力的,那个时候还存在农村人花钱弄个城市户口的事情,然后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经济基础的变化,城市户口已经没有诱惑力了,一些下岗职工无依无靠最后甚至全家上吊或者跳楼的事情也在警示着农民兄弟们,即使转变成城市户口也没有什么好处,还是在家里有个宅基地有几亩地踏实。显然政府为自己当年对下岗职工不负责任的做法也为自己以后一些政策的实施增加了难度。所以在没有保证的情况下,农民绝对不会放弃自己在农村的土地以及宅基地,即使在有保证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也不会放弃,因为中国这个社会发展真的是没法预测。

    80年代的时候工人很吃香,结果90年代开始下岗,90年代白领很吃香,结果现在买不起房,或者成了房奴,现在中国的公务员很吃香,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所以分析建国后中国的情况,发现中国社会发展变法太剧烈,社会群体没有自己固定的地位,也没有切实的可预见性,所以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中国的农民不会轻易的放弃自己的宅基地以及责任田。还有就是90年代后期,当时在分农田的时候,当时国家的政策是30年不变,即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并且加了一句,30年以后也没有必要变了。可是30年过了还不到一半,如今又出现了要收农民土地和宅基地的倾向,政策如此朝令夕改,如何取信于民。政策不能取信于民,又如何能够让人民切实的按照政策的号召走呢?这不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由此可见,这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而是瞎胡闹的问题。按照常理来说,摸石头是为了过河,可是有的人如果整天在摸石头,那就有问题了。当年商鞅变法第一件事情就是立信,可见政府信用的重要性。可是两千多年过去了,今日的中国人还在以现代性自居,片面的幻觉自己在历史进化的道路上。而西方一些人却还在怀念那个伟人辈出的轴心时代。

    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当年这句话很火,同时这句话也把中华民族带入了鼠目寸光的境地,大家只看眼前的现实利益,以至于这个民族没有了自己的信仰,没有了灵魂,也没有了精神。这句话的源头来自西方,即西方的那套哲学,怀疑主义与经验主义,实践属于经验范畴,怀疑则是针对真理信仰而言,当年西方人针对的是罗马天主教,而我们针对的是毛主席思想。不同的是西方掀起这个思潮的背景是罗马天主教的腐败与堕落,主将大都是科学家或者哲学家,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而中国掀起这个思潮的背景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平等与特权的争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主将看起来是学者,背后则都是大腕政治家。另外这句话背后还有西方势力要颠覆中国社会制度的因素。所以看起来当时是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再次冲击,其实质则是内外勾结的复辟。如果仅仅是复辟那还好说,这句话还深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灵魂世界,眼前的小范围的短时间的实践结果,就轻而易举的推翻了中国人的本来的信仰,于是各种社会丑恶以及乱象开始层出不穷。如果说欧洲当年的经验主义与怀疑主义是从思想领域影响到政治领域,相对于腐败堕落的罗马天主教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则中国的实践检验真理的讨论则是从政治领域影响到思想领域,相对于清正廉洁的时代则是历史的倒退。

    那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对不对呢?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如果实践是无穷意义上的实践,则是对的。然而这样意义上的实践是不存在的,所以最好不要谈什么检验真理了,一个地方一种实践,一个段时间一种实践,那么天下的真理也就自相矛盾了。而且真理本身就是真理,是不需要检验的。正如基督徒不需要来检验上帝是否真的存在一样。

    当年的西方社会在处理信仰与表演为经验主义怀疑主义的理性的关系上,最后形成了信仰与理性的妥协与结合,这样西方社会发展进入了加速期。而今日的中国却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即信仰如何与理性结合的问题,或者说是信仰为基础的理性活动问题,表现在中国人的言语上就是这样一些话:你太封建了,都什么年代了,你怎么还信这些,太传统了,太保守了。显然短视的实践为基础的理性已经全面占据了中国人的大脑,于是今日的中国假货遍地,黑社会横行,十官九贪。以前我老家村里有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后来实行村长直选之后,这个人想当村长了,就竞选了,最后竟然还选上了,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好人,经过官场的实践锻炼之后,最后成了一个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人,这样的现象不禁让人感慨,针对这样的现象我家乡的人是这么说的:“共产党不出人”。也许这背后的哲学逻辑都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正是这种鼠目寸光的所谓理性,造成了今日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今日中国之经济,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个打工经济。如果具体分析则与当年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经济差不多。

    首先构成今日中国GDP的主要方面是投资拉动,即房地产,铁公鸡。这些方面基本上实施的是分包制,而不是使用职业化公司化的工人队伍。即政府搞到一个项目,分包给某个靠着关系建立的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再分包给与自己有关系的人,然后有关系的人再分包或者直接招农民工进行施工。可以看到这种经济关系类似于古代的封建制度,即国王把土地分给有战功的文臣武将,或者给自己的儿子,然后自己的儿子再往下分,最后下面的农民租种土地,并交纳税费。这个方面在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周朝表现的比较明显,只是那个时期经济主要是农业,所以分包的主要是土地,而如今经济种类很多了,不仅仅是农业了,所以分包的类型也多了。相同的是分包的对象都是有关系的人。因为这些分包的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形态占了GDP的主要方面,所以今日中国经济的主体一个重要方面是封建制经济。

    中国经济现在的外资经济合资经济特别多,外国人进入中国使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来生产产品,甚至相当一部分所谓的民族工业早已经投入到了国外资本财团的怀抱,中国内部的经济循环被纳入到西方社会的经济循环中,利润外流,外国人享受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成果,以至于美国的超市里摆满了中国的商品,价钱比中国国内还便宜,而中国人却在承受物价越来越高的商品。从这个方面看,今日中国的经济还具有殖民地经济的一面,因为出口拉动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所以殖民地经济不是小部分,而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以前计划经济时代靠着全体国民省吃俭用积累下来的国有企业,在经历了破产潮之后,剩了为数不多的巨型企业,而这些巨型企业经过了一系列的兼并重组,股份制改造之后,形成了今日的垄断行业。这些垄断行业在老百姓中的名声很差,他的差的原因除了外部势力的煽风点火之外,主要还是这些垄断企业的排外性,食利性,世袭性造成的。这些垄断企业创造的财富远远小于其本身消耗的财富,内部员工的高工资高福利构成了其食利性,这些垄断企业在行业上的禁止民间资本进入以维护其垄断利润构成了其排外性,这些垄断企业在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构成了其世袭性。而且这些企业的掌门人大多数都是高官的子女,这似乎跟解放前的四大家族有点像,而且这些垄断企业的员工往往跟政府机关的人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当年全国人民省吃俭用积累下来的国有企业现在变成了官僚资本企业。

    最后说说构成就业主力的私营经济,中国的私营企业的不规范是很成问题的,表现在各个方面,让这些不规范的企业来吸纳农民工进城,农民在这样的企业根本就不会有归属感,经常会变换工作,如此这般,怎么能指望这些农民工在城里住下来并落户呢。除了设计通讯领域的华为外,中国的私营企业现在也没有几个像样的企业,具体原因,好多人会说是因为政策的歧视,垄断企业的挤压,外企的强力竞争,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私营企业本身的问题。

    举个例子,现在做大的华为也是一家私营企业,在90年代房地产火热的时候,华为公司没有跟风,而是踏踏实实做自己的通讯行业,而当时好多私企甚至国企都投向了房地产,这个形式跟现在也有点像,而最后呢,华为成了世界级的巨头企业。只是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太少了,中国的媒体也不太重视自己民族的骄傲,或者是他们被外部势力控制,淡化华为的成功,以防止中国企业普遍学习华为,进而展开对西方跨国公司的颠覆。私营企业比较发达的是浙江,浙江里面就属温州人了,然而大家都说温州人会经常,能赚钱,可是我们很少听说温州有什么大企业,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民族能够靠着炒房子,造假货,倒买倒卖,搞小商品实现国富民强。我们不得不说,温州人破坏了中国商人以及企业家自古以来形成了诚信经营的美德,而现在的中国人普遍羡慕温州人,则体现出这个民族的价值观的确已经出了问题。一个企业如果起家不正,是很难有大发展的,所以说一个靠造假货实现原始积累的企业是很难有大发展的。

    现在中国有个思想倾向是瞧不起河南人,这里面反应出中国人笑贫不笑娼的价值取向。就偷盗本身而言,尸位素餐的公仆们偷盗最多,造假货或者通过提供次质的虚假的产品或者服务来获得暴利的人偷盗最多,佛教与基督教里面的偷盗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剥削与压迫。正所谓小盗盗于室,大盗盗于市,巨盗盗于世。显然现在一股歧视河南人的风气反应出一些人歧视小盗,而羡慕大盗巨盗,这是典型的笑贫不笑娼。

    以上分析看出当今中国虽然在政治上还是独立自主的,但是在经济上已经倒退到了解放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官僚资本为主的经济体系。不同的是当初的民族资本家坚持诚信经营,而如今,诚信经营似乎看起来是傻子干的事情。

    这样的经济体系下,农民工出来工作,是无法稳定就业的,只能是一种不稳定的四处打工状态,这样的不稳定状态下,又如何能让农民工放弃自身在农村的保障,安心在城市发展呢?

    所以要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就需要从打工经济转变到职业化经济上来,这个转变的核心是思想价值观的转变,是全民族思想的一次洗礼。如果完不成这个转变,中国的城市化最终会是足篮打水一场空。到那个时候,一方面是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不出来打工,另一方面城市却面临招工难问题,这个苗头已经开始出现,计划生育的政策也会加速这个过程的到来。

    不过仔细分析,上天还是垂青于中国的,让中国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经历了社会的巨变,进而让中国人迅速的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并分析总结,进而为自身以及全人类探寻出一条新路。如果说美国针对中国的策略是温水煮青蛙,而中国建国后几十年的沧桑巨变则是相当于把青蛙丢到热水中,青蛙迅速感觉到了这个变化,在奋力一跃的同时也是新生的开始,今日中国种种思潮好多反映出社会对这种社会巨变的思考与探索。

 


 

发件人:"x8b8x8" <x8b8x8@163.com> 2012-03-17 13:51:57 收件人:<zdjun@263.net> 卢映西投稿

国内矛盾日趋尖锐

江苏财经大学教授 卢映西

2011-11-02

  年过五旬的甘肃成县政法委副书记张汉文擅入民宅猥亵12岁幼女,被受害人亲属堵在床下。如此龌龊委琐的行径,翻遍历朝官员列传也难找出其右者。又见国家公务员局近日发布《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内容包括中国古代的“官德”修养,不由击节赞曰:正当其时也!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先从古学起吧!

  2011-11-16

  亚洲开发银行呼吁中国和印度解救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否则亚洲经济将被拖入长期低迷。这个说法如果让张璐晶女士译成大白话就是“借我点钱让我渡过难关,不然世界就会崩溃了。”且不说让穷人解救富人有多荒谬,先看看能不能救得了。按张女士的测算,全世界人口平摊,每人起码要拿出1283元人民币。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问题好像没那么简单,例如赵岩先生就看出那是个无底洞:“拿出越多的钱,越发现有更多窟窿需要钱。”一切向钱看的全球化大潮,终于撞上了用钱解决不了的危机。不幸的是,偏偏人类已经穷得只剩下钱了,而且穷国钱多富国钱少。因为精英技穷,所以世界荒诞。

  2011-11-26

  甘肃幼儿园校车车祸致19名幼儿死亡。前几天端宏斌先生发文《援欧援美,何不给贫困的农村援一辆校车?》,揭露这样一种荒诞现象:中国有很多钱买欧美的国债,却拿不出一点钱让农村孩子坐上安全的校车。今天又看到一则新闻《中国向马其顿无偿援助校车,帮助改善学习环境》。这是在不断挑战人类崩溃的底线啊!

  2011-11-29

  张维迎先生发表演讲,大谈“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他竟然不知道,居高临下地对人类指指点点,是多么没文化的僭妄!他竟然不知道,当他指责人类无知无耻时,他本身也肯定处于无知无耻的状态!见识太浅,笑话太大,幸有邋遢道人发文《也议论一下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总算为人类挽回一点脸面。

  2011-12-05

  外交家吴建民先生谈赠马其顿校车事件,称国人质疑反映弱国心态,还说“中国人绝对不能给世界留下这样的印象:我们非常冷漠,一毛不拔。”难道同样背景下的同样事情发生在美国,那里的老百姓就不质疑?难道他们也有弱国心态?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如果面对如此荒诞的事情还不质疑,那才叫“非常冷漠”!

  当然,向外国无偿援助校车应是正常的外交行为,事情也不大。之所以成为热议的焦点,只是因为国内校车方面的状况是十分反常的糟糕。正常与反常放在一起自然会显得荒诞不经,对之问个究竟,纯属正常人的本能反应。要上纲上线指责别人有弱国心态,最好先检查自己是否有弱智心态。真弱智可怜,装弱智可恶。

  2012-02-28

  有一种偏见认为,较低社会阶层的人们更可能通过违反伦理的行为,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安全感。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系Paul Piff教授及其团队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上流阶层可能正是因为自由度更大、拥有更多社会资源和财富而加重了自我为中心的认知,从而更容易违反伦理。这可能是普世真理吧。

  2012-02-29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到中国推销《2030年的中国》报告,遭遇独立学者杜建国现场抗议:“投毒者和骗子们,滚回美国去!”腾讯网出专题为世行辩护:“这份报告展示了中外最高级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共同看法,只让美国人‘滚回去’有什么用?”这倒像提醒:不要只盯着外贼,须知苍蝇不叮无缝蛋。

  事实上,当今世界的经济局面早已让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颜面尽失。越“高级”的经济学家越无地自容,如果他们还有点羞耻心的话。世行报告不外是要中国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为蓝本进行改革,忽悠我们说不改革就有危机,却不说改革后仍免不了危机——发达国家至今还未从危机的泥坑中爬出来呢!拙劣。

  2012-03-10

  “文革”名人陈伯达曾在1982年以笔名“纪训”公开发表文章《求知难》,有语云:“人类经历无知、愚蠢、迷信,到会有所知、会有所启发、会有某些清醒,这是一个长期的,非常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只能由各国具体的历史来决定。有的由东向西走,有的由西向东走,结果会碰在一起。”又云:

  “实践开辟着求知的道路。求知的过程,即在实践——首先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只能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探索,逐步打开知的眼界。……求知不会只是八十一难,而是如人们习惯说的,常常经过千难万难,而且也会遭遇失败。求知,总是克服一件,又会遇到新的一件,随着历史的前进,将永无底止。”历劫波显灼见。

  2012-03-14

  李先念之女李小林“实话实说”:中国的“朋友遍天下”,但目前在国际会议中,一些“老朋友”不再像以前那样给中国鼓掌。墨西哥是中国的“老朋友”,却是最后一个为中国加入WTO签字的国家。前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曾对她说:“是我们‘抬轿子’把你们‘抬’进联合国的。现在不能光讲钱,也要讲情义。”

  2012-03-16

   重庆更换领导人,薄熙来因王立军逃往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被撤职,张德江接任。此事引起国内轩然大波,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欣喜若狂,中国极左翼势力遭到打压,右翼势力一片欢喜,各种小道消息铺天盖地,谣言满天飞,反华分子生怕天下不乱。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3-23 12:16:16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主题: 刘纪鹏:这样的混乱社会环境,还要再乱吗?http://weibo.com/liujipeng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又高喊分掉央企了

经济学家华生的微博

2012-03-20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又高喊分掉央企了,媒体也都不吝版面。央企股份可分掉,但这些巨型企业必很快落入原高管家族与官僚权贵手中,早前改制的中小企就是活例子。到那时,即便换装如叶利钦的俄罗斯,今天的乌克兰和东南亚,改革没戏,革命完完,官僚权贵笑傲江湖。全面进入权贵资本主义,这些人必得首功啊。

 

没有中国的巨额财富美欧国家就只能是衰退和崩溃

张宏良微博

    @张宏良:历史上西方国家摆脱危机的根本方法就是开辟新的赚钱产业,如今西方国家的新兴产业已经无法满足这个要求,要摆脱危机的唯一方法就是从外部获取巨额财富,于是便把目光盯上了中国50万亿国有资产,100万亿金融资产,另外还有至少600万亿社会财富,没有这笔巨额财富,美欧等西方国家就只能是衰退和崩溃。

 

这样的混乱社会环境,张维迎还要再乱吗?

中国经贸大学教授  刘纪鹏的微博

2012年3月22日

    近来,妖魔化国企正向消灭国企舆论导向演变,张维迎在国务院发展中心论坛上说“国企已成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最主要障碍之一,第一要做就是私有化”。对此极端观点,竟无人表达异见。同时,社会上把国企当特殊利益集团仇视愈演愈烈,如此制造民众之间矛盾十分危险。其实,任何非国有独资都属民营。

    国企和银行改革应通过股份制调股权,绝不是分、卖给私人。俄罗斯休克疗法私有化带来的只是贫富鸿沟。垄断根源在发改委对价格行政审批垄断,当前制约改革和发展主要障碍是以发改委为代表的政府审批职能不肯转变。因此,有必要对未来谁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障碍这一大问题进行论战。

    2009年张维迎教授就曾提出要让13亿人分外汇储备的大胆设想,一时成为学界笑谈,为此我写了《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看张维迎分外汇储备的戏剧性》(摘自刘纪鹏著《大道无形》),见本人博客:http://t.cn/hGC6Zt。

    后来在李南婚礼上,他说“你文章我看了,我有不同看法”,我回答“期待着”。然至今无下文。可张维迎“要分”的念想愈演愈烈,直到这次在钓鱼台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论坛的主宾提出“国企是未来发展主要障碍,第一要做的是私有化”。这样主流论坛,这样的大是大非,这样的混乱社会环境,还要再乱吗?

    有些人不顾自己的身份,借乱表激进,不惜要把“颜色革命”招到中国,不讲方法论搞激进改革与腐败的不改革一样祸国殃民。为捍卫中国30年改革成果不毁于一旦,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都不会对此熟视无睹。

 

 

发件人:"世界和谐科学院" <tawh@vip.126.com>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刘浩锋的微博杂文:知识分子身不由己精神兽控,中国将有亡国灭种之祸! 2012-03-22 18:33:51

知识分子身不由己精神兽控,中国将有亡国灭种之祸

世界文艺复兴协会 刘浩锋的微博

    我来揭西方反华工具的遮羞布。这个世界的癫狂在于,教授名流专家往往都不相信爱与利他价值,而崇尚一边鼓励私欲兽性至上损国损公损人利己,一边制造法律兽控起来;一边貌似关爱弱势群体为之代言,一边同时鼓励弱肉强食制造弱势群体;一边谴责既得利益集团,一边鼓励国企私有化制造既得利益集团;一边鼓吹再不继续改革将如何,一边扩大制造两极分化、社会失衡畸形,引爆经济社会政治危机;这是什么行为?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3-10 18:56:12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李荣融:佐利克应该好好向我学习

佐利克应该好好向我学习

----不赞同世行建议的国企重组 报告有背景

全国政协委员、国资委前主任 李荣融

2012-3-10

    央企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去年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02409亿元,应交税费总额16803亿元,累计实现净利润9173亿元。去年全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中,来自中央企业的约占16.2%.

     对于社会关注的央企高管薪酬问题,薪酬不能孤立地看,市场都是有价格的。国家给你(央企)那么多资产,你(央企高管)应该有回报,最低标准总不能比存款利率还低吧。我考核企业要按国际一流的指标来考核,如果薪酬不配,那人才不都跑光了?不清楚央企高管薪酬的平均水平,但介绍中央企业资本回报率平均水平在6.37%。

    关于有舆论建议国企私有化,为什么一定要跟国外学呢?而且还要照搬。我们比别人干得好,为什么要消灭国有?包括比尔·盖茨,都在羡慕我们这些企业,反过来我们自己跟自己折腾。

    世行出这个报告有背景的,因为光央企进入世界500强去年就有38户,现在前10名我们有3家。这些企业的世界影响力他们都感觉到了,这是他们感觉到最大的威胁。

    以东风公司为例,160多家中小企业和它配套啊,没有160多家中小企业有东风公司吗?东风倒下,160多家不也倒下了吗?

    央企薪酬,薪酬不能孤立地看,市场都是有价格的。我考核企业要按国际一流的指标来考核,如果薪酬不配,那人才不都跑光了?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日前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需要进一步重组国有企业部门,拆除竞争性行业中垄断和寡头垄断企业,在必须实行垄断的领域中引入必要的监督,以确保市场力量不被滥用,亦不会成为对经济的拖累。

    我不赞同,佐利克应该好好向我学习。美国企业搞得怎么样?都搞垮了,还来说话。过去佐利克来访问,那时候老夸奖我们,说我们搞得好。不过我告诉你,世行出这个报告有背景的,因为光央企进入世界500强去年就有38户,现在前10名我们有3家,分列第6、7、8位。我上任的时候只有7户进入500强。这些企业的世界影响力他们都感觉到了,你再过些年试试看,还会有一批进入,而且名次都得靠前,这是他们感觉到最大的威胁。

    有观点认为国有经济需要在一般竞争领域为民营经济腾出发展空间,现在国企很强大,影响了中小企业,这是瞎说八道。以东风公司为例,160多家中小企业和它配套啊,没有160多家中小企业有东风公司吗?东风倒下,160多家中小企业不也倒下了吗?

    央企国有资本收益的收取比例根据不同行业分为四类,分别是15%、10%、5%、0%,红利应该多交,但首先跟企业的竞争能力挂钩。企业薪酬也是一样,要跟企业的竞争能力挂钩。不过,现在交的也不少,企业上市首先要抽调10%做社保基金。我认为还可以调到20%、23%、25%,但要根据企业的盈利来决定,要可持续地给回报。

     对央企的定位,是要提供利润,还是提供公共服务? 这个概念我都不懂。我的概念就是跟国际竞争,要能把中国经济带起来。

 

 

中国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吴敬琏

2012年03月25日 凤凰财经

    3月2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在参加岭南论坛时表示,目前国家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对价格管控,造成很大权力寻租空间,腐败蔓延不能有效制止。这也同时带来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1992年已明确的顶层设计是市场经济改革,可如今人们数典忘祖,忘了这个改革目标。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没有明确目标、明确顶层设计改革就叫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发展30年情况下,国家不再需要另起炉灶,再造一个顶层设计。


 

 

 
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2012-02-23 14:00:27 收件人:zdjun@263.net中国改革论坛邮件订阅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国家统计局

2012-02-23

  2011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全面贯彻落实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的进步,实现了“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

  一、综 合

  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2]471564亿元,比上年增长9.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7712亿元,增长4.5%;第二产业增加值220592亿元,增长10.6%;第三产业增加值203260亿元,增长8.9%。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1%,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6.8%,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3.1%。(见图1)(所有图、表见第十一版)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5.4%,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1.8%。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6.6%。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6.0%。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9.1%。农产品生产价格[3]上涨16.5%。(见图2)(见表1)

  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月环比下降的城市个数逐步增加。1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环比价格下降的城市为52个,比1月份增加49个。(见图3)

  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642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5914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221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与上年末持平。全年农民工[4]总量为25278万人,比上年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长3.4%;本地农民工9415万人,增长5.9%。(见图4)

  年末国家外汇储备31811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3338亿美元。年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3009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升值5.1%。(见图5)

  全年公共财政收入[5]103740亿元,比上年增加20639亿元,增长24.8%;其中税收收入89720亿元,增加16510亿元,增长22.6%。(见图6)

  二、农 业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11057万公顷,比上年增加70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504万公顷,增加19万公顷;油料种植面积1379万公顷,减少10万公顷;糖料种植面积195万公顷,增加4万公顷。

  全年粮食产量57121万吨,比上年增加2473万吨,增产4.5%。其中,夏粮产量12627万吨,增产2.5%;早稻产量3276万吨,增产4.5%;秋粮产量41218万吨,增产5.1%。(见图7)

  全年棉花产量660万吨,比上年增产10.7%。油料产量3279万吨,增产1.5%。糖料产量12520万吨,增产4.3%。烤烟产量287万吨,增产5.1%。茶叶产量162万吨,增产9.9%。

  全年肉类总产量7957万吨,比上年增长0.4%。其中,猪肉产量5053万吨,下降0.4%;牛肉产量648万吨,下降0.9%;羊肉产量393万吨,下降1.4%。年末生猪存栏46767万头,增长0.7%;生猪出栏66170万头,下降0.8%。禽蛋产量2811万吨,增长1.8%。牛奶产量3656万吨,增长2.2%。

  全年水产品产量5600万吨,比上年增长4.2%。其中,养殖水产品产量4026万吨,增长5.2%;捕捞水产品产量1574万吨,增长1.9%。

  全年木材产量7272万立方米,比上年下降10.1%。

  全年新增有效灌溉面积181万公顷,新增节水灌溉面积221万公顷。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188572亿元,比上年增长10.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增长13.9%。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9.9%;集体企业增长9.3%,股份制企业增长15.8%,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10.4%;私营企业增长19.5%。轻工业增长13.0%,重工业增长14.3%。(见图8)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4.1%,纺织业增长8.3%,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7.4%,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9.8%,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12.0%,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5.9%,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增长14.5%。六大高耗能行业[8]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2.3%,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18.4%,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14.7%,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13.6%,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9.7%,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0.1%,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增长7.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6.5%。(见表2)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54544亿元,比上年增长25.4%。(见表3)

  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320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0%。全国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实现利润4241亿元,增长24.4%,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172亿元,增长36.0%。(见图9)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311022亿元,比上年增长23.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5.9%。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01933亿元,增长23.8%;农户投资9089亿元,增长15.3%。东部地区投资[11]130319亿元,比上年增长20.1%;中部地区投资70783亿元,增长27.5%;西部地区投资71849亿元,增长28.7%;东北地区投资32687亿元,增长30.4%。(见图10)(见表4)

  在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第一产业投资6792亿元,比上年增长25.0%;第二产业投资132263亿元,增长27.3%;第三产业投资162877亿元,增长21.1%。(见表5)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61740亿元,比上年增长27.9%。其中,住宅投资44308亿元,增长30.2%;办公楼投资2544亿元,增长40.7%;商业营业用房投资7370亿元,增长30.5%。

  全年新开工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1043万套(户),基本建成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432万套。(见表6)

  五、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3919亿元,比上年增长17.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6%。按经营地统计[14],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59552亿元,增长17.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4367亿元,增长16.7%。按消费形态统计,商品零售额163284亿元,增长17.2%;餐饮收入额20635亿元,增长16.9%。(见图11)

  在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额中,汽车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4.6%,粮油类增长29.1%,肉禽蛋类增长27.6%,服装类增长25.1%,日用品类增长24.1%,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27.6%,通讯器材类增长27.5%,化妆品类增长18.7%,金银珠宝类增长42.1%,中西药品类增长21.5%,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1.6%,家具类增长32.8%,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30.1%。

  六、对外经济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3642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5%。其中,出口18986亿美元,增长20.3%;进口17435亿美元,增长24.9%。进出口差额(出口减进口)1551亿美元,比上年减少264亿美元。(见表7、表8、表9、表10)(见图12)

  全年非金融领域新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27712家,比上年增长1.1%。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160亿美元,增长9.7%。(见表11)

  全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60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

  全年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03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2%;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5.2万人,增加4.1万人。

  七、交通、邮电和旅游

  全年货物运输总量369亿吨,比上年增长13.7%。货物运输周转量159014亿吨公里,增长12.1%。(见表12、表13)

  全年规模以上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90.7亿吨,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27.5亿吨,增长10.8%。规模以上港口集装箱吞吐量16231万标准箱,增长11.4%。

  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10578万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1228万辆),比上年末增长16.4%,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7872万辆,增长20.4%。民用轿车保有量4962万辆,增长23.2%,其中私人轿车4322万辆,增长25.5%。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15]13379亿元,比上年增长16.5%。其中,邮政业务总量1608亿元,增长25.0%;电信业务总量11772亿元,增长15.5%。全年局用交换机容量减少3070万门,总容量43467万门;新增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16]20406万户,达到170691万户。年末固定电话用户28512万户。其中,城市电话用户19110万户,农村电话用户9402万户。新增移动电话用户12725万户,年末达到98625万户,其中3G移动电话用户[17]12842万户。年末全国固定及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27137万户,比上年末增加11802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94.9部/百人。互联网上网人数5.1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8.3%。(见图13)

  全年国内出游人数26.4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3.2%;国内旅游收入19306亿元,增长23.6%。入境旅游人数13542万人次,增长1.2%。其中,外国人2711万人次,增长3.8%;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10831万人次,增长0.6%。在入境旅游者中,过夜旅游者5758万人次,增长3.4%。国际旅游外汇收入485亿美元,增长5.8%。国内居民出境人数7025万人次,增长22.4%。其中因私出境6412万人次,增长24.5%,占出境人数的91.3%。

  八、金 融

  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85.2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6%;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29.0万亿元,增长7.9%;流通中现金(M0)余额为5.1万亿元,增长13.8%。

  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82.7万亿元,比年初增加9.9万亿元,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80.9万亿元,增加9.6万亿元。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8.2万亿元,增加7.9万亿元,其中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54.8万亿元,增加7.5万亿元。(见表14)

  全年农村金融合作机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余额66778亿元,比年初增加10012亿元。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消费贷款余额88717亿元,增加14803亿元。其中,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余额13555亿元,增加3965亿元;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余额75162亿元,增加10838亿元。

  全年上市公司通过境内市场累计筹资6780亿元,比上年减少3495亿元。其中,首次公开发行A股282只,筹资2825亿元,减少2058亿元;A股再筹资(包括配股、公开增发、非公开增发、认股权证)筹资2248亿元,减少1824亿元;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可转债、可分离债、公司债筹资1707亿元,增加387亿元。全年公开发行创业板股票128只,筹资791亿元。

  全年发行非上市公司企业(公司)债券3485亿元,比上年减少142亿元。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8029亿元,增加1287亿元;中期票据7270亿元,增加2346亿元。

  全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18]14339亿元,比上年增长[19]10.5%,其中寿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8696亿元;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1025亿元;财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618亿元。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3929亿元,其中寿险业务给付1301亿元;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赔款及给付441亿元;财产险业务赔款2187亿元。

  九、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

  全年研究生教育招生56.0万人,在学研究生164.6万人,毕业生43.0万人。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681.5万人,在校生2308.5万人,毕业生608.2万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808.9万人,在校生2196.6万人,毕业生662.7万人。全国普通高中招生850.8万人,在校生2454.8万人,毕业生787.7万人。全国初中招生1634.7万人,在校生5066.8万人,毕业生1736.7万人。普通小学招生1736.8万人,在校生9926.4万人,毕业生1662.8万人。特殊教育招生6.4万人,在校生39.9万人,毕业生4.4万人。幼儿园在园幼儿3424.4万人。(见图14)

  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8610亿元,比上年增长21.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3%,其中基础研究经费396亿元。全年国家安排了952项科技支撑计划课题,524项“863”计划课题。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0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19个。累计建设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101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116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达到793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达到6824家。实施新兴产业创投计划,累计支持设立61家创业投资企业,投资创业企业108家。全年受理境内外专利申请163.3万件,其中境内申请147.9万件,占90.5%。受理境内外发明专利申请52.6万件,其中境内申请40.4万件,占76.7%。全年授予专利权96.1万件,其中境内授权86.4万件,占89.9%。授予发明专利权17.2万件,其中境内授权10.6万件,占61.5%。截至年底,有效专利274.0万件,其中境内有效专利220.2万件,占80.4%;有效发明专利69.7万件,其中境内有效发明专利31.8万件,占45.7%。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25.6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4763.6亿元,比上年增长21.9%。全年成功发射卫星19次。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和神舟八号飞船成功发射并实现空中交会对接。载人深潜器“蛟龙”号成功完成5000米海试。

  年末全国共有产品检测实验室25669个,其中国家检测中心476个。全国现有产品质量、体系认证机构174个,已累计完成对83549个企业的产品认证。全国共有法定计量技术机构3740个,全年强制检定计量器具6179万台(件)。全年制定、修订国家标准1993项,其中新制定1559项。全年中央气象台和省级气象台共发布气象预警信号4034次,警报4337次。全国共有地震台站1480个,地震监测台网32个。全国共有海洋观测站74个。测绘地理信息部门公开出版地图2103种。

  年末全国文化系统共有艺术表演团体2481个,博物馆2571个,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2925个,文化馆3276个。广播电台197座,电视台213座,广播电视台2153座,教育电视台44个。有线电视用户20152万户,有线数字电视用户11455万户。年末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7.1%;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7.8%。全年生产电视剧469部14939集,动画电视261444分钟。全年生产故事影片558部,科教、纪录、动画和特种影片[20]131部。出版各类报纸467亿份,各类期刊33亿册,图书77亿册(张)。年末全国共有档案馆4107个,已开放各类档案10376万卷(件)。

  全年运动员在24个大项中获得138个世界冠军,共有4人1队8次创8项世界纪录。

  十、卫生和社会服务

  年末全国共有医疗卫生机构953432个,其中医院21638个,乡镇卫生院3737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2812个,诊所(卫生所、医务室)177754个,村卫生室659596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499个,卫生监督所(中心)3005个。卫生技术人员620万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251万人,注册护士224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515万张,其中医院368万张,乡镇卫生院103万张。全年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人数323.8万例,报告死亡15264人;报告传染病发病率241.44/10万,死亡率1.14/10万。

  年末全国共有各类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21]4.5万个,床位367.2万张,收养救助各类人员279.6万人。其中,农村养老服务机构3.2万个,床位232.6万张,收养各类人员182.8万人。各类社区服务设施14.8万个,其中,社区服务中心1.4万个,社区服务站4.9万个。年末2276.8万城市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比上年末减少33.7万人;5313.5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增加99.5万人;552.0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五保救济[22],减少4.3万人。全年救助城市医疗困难群众711.4万人次,救助农村医疗困难群众1558.1万人次;资助1276.5万城镇困难群众参加城镇医疗保险,资助4544.3万农村困难群众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十一、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473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4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1.3%。全年出生人口1604万人,出生率为11.93%。;死亡人口960万人,死亡率为7.14%。;自然增长率为4.79%。。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78。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23]为2.71亿人,其中流动人口[24]为2.30亿人。(见表15)

  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上年增长17.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25]为6194元,增长19.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上年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118元,增长13.5%。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0.4%,城镇为36.3%。(见图15、图16)

  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2839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685万人。其中,参保职工21574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6819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47291万人,增加4028万人。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26]人数25226万人,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22066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4641万人,增加58万人。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14317万人,增加941万人。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17689万人,增加1528万人,其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6837万人,增加537万人。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13880万人,增加1544万人。截至9月底,2646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97.5%;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总额为1114亿元,受益8.4亿人次。全国列入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地区参保人数32643万人。年末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197万人。2011年,国家将农村扶贫标准提高到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按照新标准,年末农村扶贫对象为12238万人。

  十二、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全年全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27]58.8万公顷,比上年增长37.2%。其中,工矿仓储用地19.3万公顷,增长26.2%;房地产用地[28]16.7万公顷,增长9.2%;基础设施等其他用地22.8万公顷,增长86.1%。

  全年水资源总量24022亿立方米。全年平均降水量567毫米。年末全国422座大型水库蓄水总量1956亿立方米,比上年末少蓄水69亿立方米。全年总用水量6080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1.0%。其中,生活用水增长2.5%,工业用水增长0.9%,农业用水增长0.8%,生态补水下降4.0%。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29]139立方米,比上年下降7.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82立方米,下降8.9%。人均用水量452立方米,增长0.4%。

  全年完成造林面积614万公顷,其中人工造林414万公顷。林业重点工程完成造林面积311万公顷,占全部造林面积的50.7%。截至年底,自然保护区达到2640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35个。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9万平方公里,新增实施水土流失地区封育保护面积2.8万平方公里。截至年底,已确权集体林地面积为17333万公顷,其中发放林权证的面积为15100万公顷。

  全年平均气温为9.3℃,共有7个台风登陆。

  初步核算,全年能源消费总量34.8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7.0%。煤炭消费量增长9.7%;原油消费量增长2.7%;天然气消费量增长12.0%;电力消费量增长11.7%。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01%。主要原材料消费[30]中,钢材消费量8.4亿吨,增长9.0%;精炼铜消费量786万吨,增长5.2%;电解铝消费量1724万吨,增长12.1%;乙烯消费量1528万吨,增长7.5%;水泥消费量20.7亿吨,增长11.2%。

  七大水系的398个水质监测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占56.3%,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占15.3%,下降2.0个百分点。七大水系水质总体上保持稳定。

  近岸海域301个海水水质监测点中,达到国家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监测点占62.8%,三类海水占12.0%,四类、劣四类海水占25.2%。

  在监测的330个城市中,有29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含二级)标准,占监测城市数的88.8%;有33个城市为三级,占10.0%;有4个城市为劣三级,占1.2%。在监测的316个城市中,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好的城市占5.1%,较好的占72.8%,轻度污染的占21.5%,中度污染的占0.6%。

  年末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11255万立方米,比上年末增长7.8%;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82.6%,提高0.3个百分点。集中供热面积45.6亿平方米,增长4.6%。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4.7%,提高0.2个百分点。

  全年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96亿元,比上年下降42.0%。全年农作物受灾面积3247万公顷,下降13.2%,其中绝收289万公顷,下降40.5%。全年因洪涝、滑坡和泥石流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260亿元,下降64.0%。全年因旱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928亿元,增长22.6%。全年因低温冷冻和雪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90亿元,下降8.9%。全年因海洋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0.5亿元,下降54.4%。全年累计发生赤潮面积1145平方公里,下降89.5%。全年大陆地区共发生5级以上地震17次,成灾15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0.1亿元。全年共发生森林火灾5550起,下降28.1%。

  全年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共死亡75572人,比上年下降5.0%。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为0.173人,下降13.9%;工矿商贸企业就业人员10万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为1.88人,下降11.7%;道路交通万车死亡人数为2.8人,下降12.5%;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为0.564人,下降24.7%。

 注 释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各项统计数据均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国内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3]农产品生产价格是指农产品生产者直接出售其产品时的价格。

  [4]年度农民工数量包括年内在本乡镇以外从业6个月以上的外出农民工和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产业6个月以上的本地农民工两部分。

  [5]公共财政收入是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社会管理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与以往年份财政收入指标口径一致。

  [6]图中2006年至2010年数据为公共财政收入决算数,2011年为执行数。

  [7]从2011年开始,纳入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范围的工业企业起点标准从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

  [8]六大高耗能行业分别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9]钢材产量及消费量数据中均含部分使用钢材加工成其他钢材的重复计算因素。

  [10]从2011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的起点标准从计划总投资5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因此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绝对数与2010年不可比,但比上年增速是按可比口径计算的。与此同时,月度投资统计制度将统计范围从城镇扩大到城镇和农村企事业组织,并定义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11]固定资产投资按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计算的合计数据小于全国数据,是因为有部分跨地区的投资未计算在地区数据中。其中,东部地区是指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省市;中部地区是指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省;西部地区是指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2省(区、市);东北地区是指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

  [12]房地产业投资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外,还包括建设单位自建房屋以及物业管理、中介服务和其他房地产投资。

  [13]高速铁路是指最高营运速度达到200公里/小时及以上的铁路。

  [14]从2010年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采用新的分组,即将经营单位所在地分组由“市”、“县”、“县以下”改为“城镇”、“乡村”;取消按行业分组,新设按“商品零售额”和“餐饮收入额”两种消费形态的分组。

  [15]邮电业务总量按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2001年至2010年按照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因此2011年邮电业务总量绝对数与2010年不可比,但比上年增速是按可比口径计算的。

  [16]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是指移动电话交换机根据一定话务模型和交换机处理能力计算出来的最大同时服务用户的数量。

  [17]3G是指第三代蜂窝移动通信系统(3rd-generation,简称3G),3G移动电话用户是指报告期末在计费系统拥有使用信息、占用3G网络资源的在网用户。

  [18]原保险保费收入是指保险企业确认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

  [19]原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速是按照行业2011年全面实施《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后的口径测算。

  [20]特种影片是指那些采用与常规影院放映在技术、设备、节目方面不同的电影展示方式,如巨幕电影、立体电影、立体特效(4D)电影、动感电影、球幕电影等。

  [21]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除收养性机构外,还包括救助类机构、社区类机构以及军休所、军供站等机构。

  [22]农村五保救济是指老年、残疾和未满16周岁的村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村民,在吃、穿、住、医、葬方面得到的生活照顾和物质帮助。

  [23]人户分离的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24]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是指一个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区内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

  [25]人均收入中位数是指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平从低到高顺序排列,处于最中间位置的调查户的人均收入。

  [26]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包括参保职工和参保退休人员。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是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的城镇非从业人员。

  [27]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是指报告期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年度土地供应计划依法以出让、划拨、租赁等方式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提供给单位或个人使用的国有建设用地总量。

  [28]房地产用地是指商服用地和住宅用地的总和。

  [29]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和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按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2006年至2010年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因此2011年绝对数与2010年不可比,但比上年增速是按可比口径计算的。

  [30]主要原材料消费量是指表观消费量,即产品产量加上产品净进口量(进口—出口),没有包括库存变动。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城镇新增就业、登记失业率、社会保障数据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外汇储备和汇率数据来自外汇局;财政数据来自财政部;水产品产量数据来自农业部;木材产量、林业、森林火灾数据来自林业局;灌溉面积、水资源数据来自水利部;新增发电机组容量、新增220千伏及以上变电设备数据来自中电联;新建铁路投产里程、增建铁路复线投产里程、电气化铁路投产里程、铁路运输数据来自铁道部;新建公路、港口万吨级码头泊位新增吞吐能力、公路运输、水运、港口货物吞吐量数据来自交通运输部;新增光缆线路长度、新增数字蜂窝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电话用户、上网人数等通信数据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保障性住房、城市污水处理、集中供热面积、建成区绿地率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货物进出口数据来自海关总署;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等数据来自商务部;民航数据来自民航局;管道数据来自中石油、中石化;民用汽车数据来自公安部;邮政业务总量数据来自邮政局;旅游数据来自旅游局、公安部;货币金融数据来自人民银行;上市公司数据来自证监会;企业债券、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新兴产业创投等数据来自发展改革委;保险业数据来自保监会;教育数据来自教育部;安排科技计划课题、技术合同等数据来自科技部;专利数据来自知识产权局;发射卫星数据来自国防科工局;质量检验、国家标准制定修订数据来自质检总局;气象预警、平均气温、登陆台风数据来自气象局;地震数据来自地震局;测绘数据来自测绘局;海洋观测站、海洋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发生赤潮面积来自海洋局;艺术表演团体、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数据来自文化部;广播、电视、电影数据来自广电总局;报纸、期刊、图书数据来自新闻出版总署;档案数据来自档案局;体育数据来自体育总局;卫生、新农合数据来自卫生部;社会服务、低保和五保救济数据、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农作物受灾面积、洪涝滑坡和泥石流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旱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低温冷冻和雪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来自民政部;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数据来自国土资源部;环境监测数据来自环境保护部;安全生产数据来自安全监管总局;其他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 2012-03-16 14:00:38 收件人:zdjun@263.net,中国改革论坛邮件订阅

政府工作报告: 2012年九大主要任务

——2012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

2012-03-16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报告政府工作,请各位代表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一、2011年工作回顾

  过去的一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心同德,团结奋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47.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2%;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增长24.8%;粮食产量57121万吨,再创历史新高;城镇新增就业1221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8.4%和11.4%。我们巩固和扩大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实现了“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

  一年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遏制物价过快上涨,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更加注重把握好政策实施的重点、力度和节奏,努力做到调控审慎灵活、适时适度,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在全球通胀预期不断增强,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国内要素成本明显上升,部分农产品供给偏紧的严峻形势下,我们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坚持综合施策,合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信贷增速,大力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搞活流通,加强监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从8月份起逐月回落,扭转了一度过快上涨势头。下半年,世界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国内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我们一方面坚持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不变,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继续控制通货膨胀;一方面适时适度预调微调,加强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重点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重点支持民生工程特别是保障性安居工程,重点保证国家重大在建、续建项目的资金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我们坚定不移地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确保调控政策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投机、投资性需求得到明显抑制,多数城市房价环比下降,调控效果正在显现。我们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审计,摸清了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总规模、形成原因、偿还时限和区域分布。这些债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形成了大量优质资产;也存在一些风险隐患,特别是部分偿债能力较弱地区存在局部性风险。我们认真开展债务清理整顿和规范工作,严格控制增量,积极稳妥解决债务偿还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目前,我国政府性债务水平是可控的、安全的。总的看,我国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呈现增长较快、价格趋稳、效益较好、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

  (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产业的竞争力。我们坚持有扶有控,促进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增强发展后劲。

  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全面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加大农业生产补贴力度,稳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农村土地整治,加强农业科技服务和抗灾减灾,中央财政“三农”支出超过1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839亿元。农业全面丰收,粮食总产量实现了历史罕见的“八连增”,连续5年超万亿斤,标志着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跃上新台阶。继续推进农村危房改造,解决了6398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和60万无电地区人口的用电问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三网融合、云计算、物联网试点示范工作步伐加快。企业兼并重组取得新进展。支持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中央预算投资安排150亿元,支持4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3000亿元。加快发展信息咨询、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新兴服务领域不断拓宽。交通运输产业快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夯实。

  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发布实施“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和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清洁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9亿千瓦,比上年增加3356万千瓦。加强重点节能环保工程建设,新增城镇污水日处理能力1100万吨,5000多万千瓦新增燃煤发电机组全部安装脱硫设施。加大对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调控力度,淘汰落后的水泥产能1.5亿吨、炼铁产能3122万吨、焦炭产能1925万吨。实施天然林保护二期工程并提高补助标准,实行草原生态保护奖补政策,开展湖泊生态环境保护试点。植树造林9200多万亩。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出台实施促进西藏、新疆等地区跨越式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制定实施新1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和兴边富民行动规划。区域发展协调性进一步增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城镇化率超过50%,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胜利完成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任务,积极推进青海玉树、甘肃舟曲、云南盈江抗灾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

  (三)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各级政府加大对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投入,全国财政支出2.82万亿元。

  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突破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填补了多项重大产品和装备的空白。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与神舟八号飞船先后成功发射并顺利交会对接,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扎实推进教育公平。深入贯彻落实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经过25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全面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免除3000多万名农村寄宿制学生住宿费,其中1228万名中西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生活补助。建立起完整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初步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推动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提高幼儿入园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扩大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点,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届免费师范生全部到中小学任教,90%以上在中西部。

  大力加强文化建设。中央财政加大对文化惠民工程的支持,各地对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显著增加。扩大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范围,服务面逐步拓展。文化体制改革继续推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取得重要进展。大力加强群众体育设施建设,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体育事业取得新成绩。

  积极稳妥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继续扩大,13亿城乡居民参保,全民医保体系初步形成。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提高,重大疾病医疗保障病种范围进一步扩大。各级财政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200元。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全覆盖,基本药物安全性提高、价格下降。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有序进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取得新进展。

  (四)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我们坚持民生优先,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全力推动以创业带动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支持力度,着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人群就业。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77.8%,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农民工总量2.53亿人,比上年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9亿人,增长3.4%。

  积极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众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为1985年以来最高,连续两年快于城镇居民;各地普遍较大幅度调高最低工资标准;连续第7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全年人均增加1680元,5700多万人受益;进一步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水平以及部分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对全国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等8600多万名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扩大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降低900多万个体工商户税负。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比2009年提高92%,把更多农村低收入人口纳入扶贫范围,这是社会的巨大进步。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继续扩大,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人数大幅增加。2147个县(市、区)实施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1334万人参保,641万人领取养老金。2343个县(市、区)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3.58亿人参保,9880万人领取养老金,覆盖面扩大到60%以上。解决了500多万名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养老保障的历史遗留问题。将312万名企业“老工伤”人员和工亡职工供养亲属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工作有序推进。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向制度全覆盖迈出重大步伐,这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的重要成就。

  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出台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完善财政投入、土地供应、信贷支持、税费减免等政策,着力提高规划建设和工程质量水平,制定保障性住房分配、管理、退出等制度和办法。中央财政安排资金1713亿元,是2010年的2.2倍,全年城镇保障性住房基本建成432万套,新开工建设1043万套。

  努力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做好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处置、调查、问责工作。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集中打击、整治非法添加和违法生产加工行为。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着力排查化解各类社会矛盾,依法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五)深入推进改革开放,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我们按照“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改革任务,加大攻坚力度,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特别是预算管理制度,把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深化部门预算改革,推进政府预算、决算公开,98个中央部门和北京、上海、广东、陕西等省市公开“三公经费”。在全国范围实施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出台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范围扩大到全国,启动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开展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启动国有林场改革试点,依法开展草原承包经营登记。推进水利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水资源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启动实施电网主辅分离改革重组以及上网电价和非居民用电价格调整方案。基本完成乡镇机构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有序开展。

  我们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并举,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积极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努力优化贸易结构。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3.64万亿美元,增长22.5%,其中,出口增长20.3%,进口增长24.9%,贸易顺差进一步下降。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服务业和中西部地区比重提高。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01亿美元。积极参与国际和区域经济合作,多边双边经贸关系继续深化。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2-03-26 14:58:19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CEEM 2012001 全球宏观经济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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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欧洲 日本 欧债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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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印度 澳大利亚 韩国 外贸专题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团队

2012年3月

(请点击察看)

 

 

 




发件人:"第一财经研究院中国战略思想库" <zhanlue@yicai.com>2012-03-26 03:04:39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观察》47期、《战略参考》第44、43期

减债与增长:发达国家是否正步日本漫长曲折发展道路之后尘?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演讲

日本央行行长 白川方明

第一财经研究院系列翻译报告 第43 期 2012 年03 月19 日

译者:马鑫(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娄敏、吴邵杰(第一财经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引言: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狄更斯的《双城记》就是这样开篇的。

    下个月,全世界将会纪念狄更斯诞辰200 周年。尽管小说的开篇语说的是1775 年的事情,但却在2012 年引起了我们的强烈共鸣。一方面,我们向通过占领游行发泄不满的抗议者表示崇高的敬意,正是他们才使得今天发达国家的人民能够过上比狄更斯年代的英国人民好得多的生活。另一方面,如今的人们却感到经济正处于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既有的社会问题在当期经济停滞的背景下变得更加糟糕,比如不断累积的债务、人口老龄化以及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等。

    我注意到,一直以来当人们谈论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不景气时,他们常常把日本作为比较对象。在过去的20 年里,日本经济增长非常缓慢,实际年增长率大约为只有1%,而名义增长率更是只有0.4%(图表1)。人们常常思考他们的(发达国家)经济是否也要经历“失去的十年”,或者是长达最近的20 年(就像日本)。作为日本中央银行的行长,当我知晓人们往往在如果坏的语境下对比日本的经历,我心情很复杂。不得不说明的是,把这两个10 年绑在一起是不合适的,接下来我会具体阐述原因。然而不能否认,这个问题同样能够启发发达国家人民深深思考。因此,对两位天才的利物浦先驱及他们在40 年前写的一首歌曲表达歉意,今天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能与大家讨论“发达国家是否正在步日本漫长曲折道路的后尘?”如果我的演讲能够对在座各位有些帮助,我将感到非常荣幸。

一、谈论日本的视角已然发生变化

    对我而言,关于其他发达国家是否会重复日本经历这个问题本身是令人诧异的,而且这也暗示着我们正经历一个巨大的知识转变。过去大约十年间在我参加的众多国际会议中,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从没有认真讨论过日本经济增长滞缓的问题,而仅仅是将其理解为“日本社会和决策者迅速而武断的方式应对问题的结果。”即使美国房价在2006 年春开始下降以后,这种倾向依然存在。

    下面我引述一位美国官员在2007 年1 月说过的一段话:“在20 世纪90 年代,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都经历金融动荡主要是由商品价格下降导致的,而不是房价的下降……许多国家从日本经历中得到了错误的认识。日本经济发展的问题不在于泡沫的破灭,而是随后的政府政策。”

    这个评论的背后其实极大地低估了泡沫破灭之后资产负债表需要修补的程度,同时也是对积极的政策措施的过分自信。实际上,把日本在20 世纪90 年代的经历与近几年在美国、欧元区以及英国的情况比较来看的话,我强烈地感到其中的相似点远远多于不同点。也就是说,日本的经历并非为日本所独有。

    第一个相似点就是经济状况。例如,比较1990 年的日本和2006 年的美国,我们会发现两国其实在各自的经济泡沫顶峰发生以来的路径极为相似(见图表2)。一些人可能会说这样选择基年多少存在随意性。但是,当我们选择危机发生的年份(日本是1997 年,美国是2008 年),我们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见图表3)。拿欧元区和英国作比较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尽管可能在程度上有所区别(上述图表2 和图表3)。其他一些与泡沫相关的变量同样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举个例子说,美国在泡沫破灭之后的实体经济下降的数额与日本的情况几乎相同(图表4)。尽管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情况会有一些不同,但总体上来讲,长期的利率发展情况也是类似的(图表5)。国家之间在银行借贷发展方面的相似性也非常明显。

    第二个相似点就是政府和经济学家最初的应对策略。当经济泡沫形成甚至是很快破灭之后,他们依旧低估问题的严重性,甚至是否认问题的存在。在日本,当实体经济开始出现下降时,人们认为这是经济的短期下降接着会出现反弹。即便当财产价格下降达到一定时间,社会仍然否认下降会导致金融危机或宏观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的可能性。在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人们最初的反应也是低估问题的严重性。即便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当专家在支持金融机构的必要性上达成共识之后,这些措施仍却遭到公众的反对。这正是公众低估问题严重性的情况下才反对的,而这种情况在日本也是如此。特别是当国家力图把公共资金注入到金融机构中,人们是极为反对的。

    第三个共同点就是中央银行所采取的政策(图表7)。在发达国家,短期利率降为接近零,中央银行的财务报表就会极大扩张。自从1995 年之后,日本银行已经连续引进了多种非传统的政策措施,包括零利率政策(努力维持零利率的承诺)、量化宽松政策、购买风险资产(包括金融机构持有的股票)。当次贷危机出现之后,美联储也采取了自称创新的多种措施,但实际上,其中很多政策本质上是与先前日本银行采取的措施极为相似。这些事实证明了并不令人吃惊的真理:当遇到难题,央行采取的措施其实没多大区别。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日本中央银行是先行者,我们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在前无经验的未知领域摸索并做出决策。

    第四个相似点就是在减债的经济体,或者换句话说,需要解决资产负债表修复问题的经济体中,政策的货币政策的效力下降。当我们谈论到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比如在日本,低利率能够使得银行增加给中小企业的借贷额。这反过来又能增加这些企业的固定投资,进而促进经济的复苏。然而,当泡沫破灭之后,这个传导机制并不像预期那样管用。美国情况也极为相似,政府长期债券利率的下降并没有完全被传导到使得抵押债款的有效利率下降,因为较低信用评分的借款人并没有在较低的利率上得到资助。在欧洲,西班牙是最好的例证,银行借贷利率由于较高的担保债券利率而上升,结果是实体资产抵押品的数量的下降。

    我已经谈了欧美当前的经济状况与日本过去经历之间许多的相似点。当然,它们之间也存在一些不同点。

    第一个不同点在于日本从未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中心。最重要的理由是日本政府禁止金融机构的随意崩溃。谈到这个方面,日本最大的挑战是在1997 年。当时拥有3.7 兆日元(约合19 亿英镑)经纪业务山一证券突然崩溃。当时,山一证券在国际上也有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欧洲的资金市场上。日本那时并没有像雷曼兄弟破产案例中的破产法,能够使得证券公司得到有序的解决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中央银行决定提供给山一证券无限量的资金。这一政策就是用日本中央银行的资产来替换国内外市场参与者拥有的资产(保证了市场参与者资产的安全性),因此实现了最根本的有序解决方案,从而防止了系统性风险的出现。

    对于日本中央银行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相当艰难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不能得知金融机构能否克服困难偿还债务,存在最终导致亏空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做出的。然而我想说,防止系统性风险出现的收益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些损失。结果就是,日本并没有经历像雷曼兄弟破产那样的经济状况,也没有出现使得金融危机像全世界扩展的不利影响。

    第二个区别在于泡沫破灭之后到经济出现极大压力之前的时间长度(图表9)。在日本,不良资产主要是贷款资产,这对市场来说影响并不明显。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人们意识到这些未兑现的资产损失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相伴随的就是相关的金融及后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感受到极大的市场压力。然而在近来的美国和欧洲,问题首先出现在证券市场,这就使得市场参与者就能较早地意识到问题。因此相比于日本,美欧金融机构的市场压力更早地得意加强。结果就是,金融危机在最初阶段就得以出现,政府也相对来说更快地采取措施来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然而深入考察这些区别,由于日本的经济危机的限制在本国范围之内,所以日本的产量下降是有限度的。即便是金融系统措施早早地被引进,这些措施并没有标志着泡沫破灭之后借债的结束。日本和美国与欧洲的情况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偿还超发的国债。为了考察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的政策反应,我相信用这种方法来考察相似点和不同点表明关注相似点而不是不同点会更有建设性,接下来考虑每个国家的特殊因素。

二、日本经济增长缓慢的实际情况

    为了解释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我想对日本的经济状况稍加细致地说明下。特别的,通过观察三个不同的时间段来解释日本经济增长的几个事实。

    日本的经济增长:长期,中期和短期

    首先,从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来看,日本曾经是保持极高的增长率,就像当前的中国一样。日本经济增长的顶峰时间段大致是从1956 年到1970 年的15 年,在此期间,实际GDP 年增长率为9.7%(图表10)。巧合的是,这个增长率恰好和中国在20 世纪90 年代初的增长状况一样。然而,一个国家增长如此之快的时期迟早会不可避免地结束的。这是因为支持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迟早会走到它们的尽头,比如说从农村迁到城市的劳动力和劳动力的巨大增长率。

    第二是从中期来看,尽管日本的告诉增长期在20 世纪70 年代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仍然保持比同期其他发达国家高得多。然而,自从20 世纪90 年代以后,日本已经不再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即便是从相对意义上来讲。在过去的20 年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非常低,实际经济增长率只有1%,而名义经济增长率根式只有0.4%。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有时候把过去的二十年称作“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原因。(如图表1 所引)

    第三是从短期来看,去年3 月11 号日本灾难性的地震发生以后,日本的经济活动受到极大的损害。但是幸亏公司、个人以及公共部门的努力,日本经济恢复速度远高于预期。尽管日本经济同样受到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但与美国和欧洲相比,日本的金融系统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是还是清晰可见的。而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在融资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上的风险扩展看到了证据。

    中期增长缓慢的原因

    在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维度中,我将侧重中期的经济发展。虽然我使用了"失去的二十年"这样的字眼,但日本在上世纪90 年代和21 世纪前十年增长缓慢的原因并不相同,将两个十年混为一谈带有误导性。在上世纪90 年代,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去杠杆化,这次去杠杆化与史无前例的泡沫破裂有紧密联系。而21 世纪以后的缓慢增长,则是由于人口急剧老龄化和人口的下降。

    对于上述前一段时期泡沫破裂的影响,我要补充的不多。若非要指出一点不同,我认为日本失业率的上升比较而言是非常有限的(见图12)。日本失业率最高时达到5.4%,远低于美国和主要欧洲国家达到的两位数失业率。这一现象可以归结到工资水平合理灵活的调整上——这种调整反映了社会对就业的重视程度。人们保住自己的饭碗,对于社会稳定无疑是利好。但与此同时,这种调整也产生了负面后果。工资水平的调整幅度不足以应付经济冲击的规模,在市场条件下本应失业的人保住了自己的饭碗,这就延缓了泡沫破裂后为应对需求与成本变化的资源再分配。工资水平的下降还通过拉低劳动密集型服务的价格导致通货紧缩。事实上,日本与美国通胀水平差异很大一部分体现在服务的价格,而非产品
的价格上。

    至于失去的这二十年中的后十年,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人口方面,更确切说是人口的急剧老龄化。日本的实际GDP 增长率在下降,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增长亦为缓慢。但若比较人均实际GDP 增长率,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相差无几。此外,日本的劳动人口人均实际GDP 增长率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见图13)。这些数据表明,日本现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适应在发达国家中前所未见的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见图14)。在相当大程度上,日本增长率的下降和财政状况的恶化是由于无法适应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尽管经济学家的预测往往会有很大的偏差,但人口趋势是一个较能准确预测的经济变量。人口老龄化和人口下降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导致了增长潜力的下降,财政平衡状况的恶化,以及房价的下跌。其他发达国家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尽管时点和规模上可能存在一些差异。因此人口结构的经济影响值得我们更深入的研究。

三、发达国家会步日本之后尘吗?

    现在,我想要回到演讲开头提出的问题:发达国家会走上日本这条漫长曲折的增长之路吗?当然,这种问题无法用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答,政策措施不仅取决于经济因素,也取决于社会与政治环境。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复杂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外部世界的了解相当有限。因此,我想列举影响调整时长的因素,而不直接回答上面的问题。

    第一个因素是危机前累积的超额债务规模。如果只看对超额债务的粗略估计,漫长的调整时期似乎不可避免。在临近2005 年的时候,全球信用泡沫的规模已经相当巨大。

    第二个因素是增长潜力。归根结底,一个经济体所负担的债务是否超额还得通过与其经济规模相比较才可判断。对于两个负担等量债务的经济体,具有更大增长潜力的一方可更快减轻超额债务的负担。尽管如此,增长潜力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因泡沫破裂后政策措施和社会反响的不同而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因泡沫破裂连带产生的破坏异常重要。

    连带破坏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出现。例如,在一个处在去杠杆化过程中的低增长经济体,社会压力往往会加剧,并且更有可能导致保护主义的抬头和过度的政府干预。如果出于政治或社会方面的理由向无力还贷的公司贷款,由此带来的生产增长率下降将抑制增长的潜力。

    此外,货币政策也会扭曲经济激励。低利息率与充足的流动性是必要的,但这种政策若长时间持续,有可能使效率低下的公司存活下来,从而降低生产力。如果低利息率阻碍政府恢复财政平衡,必要的调整措施也将被推迟。

    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同样会通过降低增长潜力而延宕调整超额债务的进程。尽管这是发达国家的通病,但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在日本最为严重。日本人口增长率低于美国、欧元区和英国。更重要的是,人口增长率的急剧下降已经给日本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而且,相较日本,移民对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人口增长的贡献是相当显著的。但是,如果经济的停滞状况继续下去,移民的这一贡献也会逐渐减少(见图15,16)。

    第三个因素是全球经济的增长率。自21 世纪前十年的初期,日本经济逐渐克服了泡沫破裂后去杠杆化的影响。但是,日本当时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增长几乎是过去几十年中前所未见的(见图17,18)。现在看来,当时的全球经济正在创造一个全球性的信用泡沫,而这一进程又是由新兴经济体的强劲表现引导的。现在,由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受到了泡沫破裂后去杠杆化效应的制约,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避免产生通胀或者自身的泡沫就尤为重要。

    在以上三个影响去杠杆化所需时长的因素中,第一个因素,即超额债务的初始规模,是泡沫破裂之后即给定的量。但我们仍可以影响余下的两个因素:各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和全球经济的增长动力。泡沫破裂后,当务之急是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让经济适应新的环境,抵御连带破坏的压力也非常重要。这需要强硬的意志和决心。

四、中央银行的角色

    时间有限,演讲的最后,我将简要谈谈我对当前困难时期中央银行应扮演角色的看法。

    除了上面提到的四个相似点,各自泡沫破裂后的日本、美国和欧洲国家还有一个相似点,即舆论在中央银行应该扮演角色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在美国,对中央银行所采取积极措施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这从政客们对第二轮量化宽松措施的负面评价中就可看出。但在其他发达国家,舆论显然对中央银行赋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中央银行能够在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有所作为。最近对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措施的讨论就印证了这一点。维持价格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是央行的重要目标,但央行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尤其是在一个零利率和去杠杆的经济中。包括我在内的央行行长们最近已经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我同意我所尊敬的同事默文爵士(Sir Mervyn,英格兰银行行长)的看法:“货币政策所能实现的目标是有限度的。”

    那么,中央银行能实现什么呢?或者说,我们期望中央银行实现些什么?相反地,中央银行不能实现些什么?回顾泡沫产生和破裂的过程,以及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我想谈谈四点看法。

    第一点看法是与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向银行提供流动性的角色相关的,这一角色对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异常关键。如果出现了剧烈的金融紧缩,经济就更有可能在短时间内经历突然且严重的衰退。现阶段,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日益深重,这个道理对我们所有人都特别重要。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牢记,以“最后贷款人”的身份提供流动性本质上只是一种拖延时间的政策。在此期间,结构性的改革必不可少,因为我们所能争取到的时间正变得愈发昂贵。

    第二点看法有关泡沫破裂后的货币政策。货币宽松措施可以通过提前未来需求或引进海外需求来影响经济。对于前者,随着货币宽松政策的持续,可利用的未来需求就会逐渐减少。对于后者,如果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普遍乏力,个别国家旨在引进海外需求的货币宽松措施就可能逐步演变成一场零和博弈,这对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没有好处。但是,这种收益递减并不意味着央行没有必要采取行动。这也是为什么在主要经济体短期利率降到几乎为零的时候,包括日本银行在内的中央银行还在不断地采取多种非传统手段降低长期利率和信贷利差,制造货币宽松的影响。尽管央行在用这些措施争取时间,实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第三点有关实行货币政策中成功的悖论。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在价格稳定的情况下实现持续增长。这是在日本、英国以及其他国家根深蒂固的一个原则,不论这些国家是否采行了通货膨胀目标制(inflation targeting framework)。 但是,货币政策做得越成功,价格就越稳定,经济活动和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就越少。如果人们普遍预期经济金融环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金融机构资产债务的杠杆化和期限错配(maturity mismatches)就有可能被鼓励。杠杆化和期限错配规模越大,经济就越有可能受到因突发事件激发的退出策略(unwinding)的冲击,也即越显脆弱。泡沫的破裂是这种脆弱性的真实表现。金融危机前,在如何处理泡沫的问题上曾有过争论,一方强调事前预防,而另一方强调通过事后措施应对之后出现的情势。但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所有人似乎都认为,泡沫破裂的代价大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过去大多数泡沫都是在低通胀时期形成的。为确保经济稳定而过分关注短期消费价格指数的稳定性,事实上将会产生增加不稳定性的相反效果。毋庸赘言,低通胀率不是泡沫产生的唯一原因。但是,当人们普遍预期低通胀会长时间持续的时候,金融机构资产债务的杠杆化和期限错配就有可能被鼓励。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在实施货币政策的时候,中央银行有必要防范金融失衡的累积。

    最后一点看法与监管体系有关。回顾泡沫形成的过程,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借贷双方过分张扬的活动。金融机构的活动不仅受环境稳定预期的影响,而且还受到由监管体系创造的激励的影响。几乎没有例外的是,金融机构如此张扬的活动并没有受到监管措施的制约。它们提供有风险的贷款,现在看来是为了提高利润率。这正是日本泡沫形成时期的情形,而欧洲金融机构在21 世纪前十年中全球信用泡沫形成过程中恰恰做了一模一样的事情。现在,中央银行和各领域的监管机构正在改革监管体系,而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限制过度风险行为和确保金融机构利润两者之间取得正确的平衡?

结语

    最近的金融危机显然使许多人,而不是少数人痛哭流涕。因此,回到狄更斯的那句名言,我们许多人会感觉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尽管说我们处在“最好的时代”有些言过其实,但要陷入悲伤着实为时尚早。我们这些经济体用以解决所面对问题的资源不仅包括货币,还包括我们的智慧和制度。如果我们能使经济适应新的环境,在泡沫破裂后仍能抵御导致连带破坏的压力,我们就仍能找到复苏之路。我们所需要的是决心与意志。若拥有了决心与意志,我们最终能够缩短这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发件人:"第一财经研究院中国战略思想库" <zhanlue@yicai.com>2012-03-26 03:04:39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观察》47期、《战略参考》第44、43期

    导语:日前,美国外交政策界的元老级人物、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出版一本新书《战略憧憬:美国和全球力量的危机》,阐述对未来几十年美国战略的思考。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已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的1/2 月号上登载,题为《平衡东方,升级西方》,副标题为“动乱年代的美国大战略”。 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未来几十年的核心挑战在于复兴自身的力量,促成一个扩大的西方(a larger west),并支持在亚洲形成复杂的平衡局面,这一平衡足以容纳和消化中国地位的提升。按照布热津斯基的理论,世界已进入没有真正超级大国的时期,“扩大的西方”将更有能力制定建设性政策以处理全球问题。“扩大的西方”,意思是从北美到西欧,再横贯欧亚大陆,直到亚洲东端的韩国和日本。他认为应该把俄罗斯和土耳其都纳入这一体系,让土耳其加入欧盟,并促使俄罗斯实现完全的民主化。这一扩大的西方将代表一种普世性的民主政治文化。在东方,布热津斯基则认为美国应扮演平衡者、仲裁者、调停者的角色,一方面承认中国在东亚大陆事务中的主导性影响,另一方面促进中日之间的和解,缓和中印之间不断提升的对抗关系。他还认为,美国扮演这一角色,最终对中国有利,中国和美国不应陷入一场意识形态性的两败俱伤的对抗。

平衡东方,升级西方:动乱年代的美国大战略

Balancing the East, Upgrading the West: U.S. Grand Strategy in an Age of Upheaval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外交政策》杂志,2012 年1/2 月号

翻译:许钊颖

    简介:美国未来几十年的核心挑战在于复兴自身的力量,促成一个扩大的西方(alarger west),并支持在亚洲形成复杂的平衡局面,这一平衡足以容纳和消化中国地位的提升。

    美国在接下来几十年中的中心挑战是如何获得新生,同时推动一个扩大的西方世界的形成,能够扶持东方一个复杂的平衡,以适应中国崛起的世界地位。
一个成功的美国扩大西方阵营的努力,并能够使其成为世界上最稳定的民主地区,将会寻求将全力和原则的结合。一个更大的更加合作的西方——从北美延伸
到欧亚大陆的欧洲(最终拥抱俄罗斯和土耳其),并直达日本和韩国——将提升西方核心原则对其它国家的吸引力,并鼓励普适的民主政治文化的渐进产生。

    同时,美国应继续鼓励东亚经济活力并控制潜在冲突。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在更为广泛的事务上适应彼此,亚洲稳定的前景将大大加强。尤其是,如果美国能够鼓励一个真正的中日之间和解的出现,同时缓和中国和印度之间日益增长的竞争态势。

    为了有效回应世界最核心和决定性的欧亚大陆的东部和西部,美国需要扮演双重角色。美国必须是更大和更广泛的西方团结的推动者和保证者,并且成为东方主要大国间的平衡者和调和者。两个角色都是不可或缺的,并需要互相加强。但如果要有信誉和能力来成功追求这两个目标,美国必须向世界表明它有意愿来进行国内革新。美国必须更加强调国家力量更为微妙的领域,比如创新、教育,军事和外交的平衡,以及政治领导的质量。

扩大的西方

    如果美国要成功地成为复兴西方的推动者和保证者,它需要和欧洲保持密切的纽带关系,继续履行对北约的承诺,并和欧洲一道管理欢迎土耳其和一个真正民主化的俄罗斯加入西方的渐进过程。为了保障西方的地缘政治相关性,美国必须在欧洲安全上保持积极姿态,美国也必须鼓励欧盟深度的联合:欧洲的核心政治、经济联盟——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密切合作——必须继续并且更加广泛地展开。

    为了同俄罗斯进一步接触并保护西方的联合,法、德、波兰协商三角(French-German-Polish consultative triangle)能够在推进正在进行且仍然脆弱的波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和解方面起到建设性的作用。欧洲的支持将帮助波兰-俄罗斯和解更加具有建设性,正如德国-波兰和解已经达到的那样,双方都为欧洲的稳定作出了贡献。但为了使俄罗斯-波兰和解能够持久,通过广泛的个人契约和启动联合教育从政府层面扩展到社会层面。政府那些不依据主流态度的基本变化而采取的临时手段将难以持久。这个过程的模型应该是二战以后法德的友谊,这由法德最高政治层面启动,并成功地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得到了推动。

    想象2025 年之后西方兴起的一个更大的布局(结构)并非不现实。在接下来几十年的进程中,俄罗斯可以着手于一个综合的,以法律为准绳,并与欧盟和北约标准协调的民主转型,土耳其可以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将两个国家放入跨大西洋共同体的一体化轨道上来。但在那发生之前,一个深化的地缘政治利益共同体能够在美国、欧洲(包括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兴起。因为认为俄罗斯的西向动作都可能受到乌克兰和欧盟之间更为紧密联系的鼓励,一个集体磋商机构的制度性席位(或者也许最初是欧洲理事会的扩张)可以落户古代基辅罗斯的首都基辅,这个区位象征着西方重新恢复了活力,并扩大了范围。

    如果美国没有能推进扩大的西方的形成,就会导致可怕的结果:历史性憎恨将会重新复归,新的利益冲突将会上升,短视的竞争性伙伴关系将会出现。俄罗斯将会利用能源资产,受到西方不团结的鼓励,寻求迅速地吞并乌克兰,重新唤醒自己的帝国野心,并导致更大范围的国际失序。由于欧盟处于被动地位,单个欧洲国家为了寻求更大的商业机会,将会寻求通过自己的调整来适应俄罗斯。可以设想一个场景:比如,自身的经济利益导致德国或意大利发展同俄罗斯的特殊关系。之后法国和英国将会靠拢,并对德国保持戒心。随着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各自寻求美国额外的安全保障。可能的结果将不是一个新的、更有活力的西方,而是一个逐渐分裂并且越发悲观的西方世界。

复杂的东方

   这样一个不统一的西方将不能和中国来竞争全球影响力。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阐明一个意识形态来使自己最近的表现变成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模式,美国也小心地不去把意识形态作为同中国关系中的核心关注点。美国和中国在全球事务中都非常明智地运用了“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概念,尽管美国批评中国违反人权,但也非常小心不去指责中国整个的社会经济体制。

    但如果焦虑的美国和过于自信的中国在政治敌对方面不断加深,两国很有可能在一个相互摧毁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对峙。美国将会辩称中国的成功是建立在独裁的基础上,并且损害了美国的福利;而同时中国也会将美国的信息解释为试图损害甚至分裂中国社会体系。同时,中国将会强调自己成功地拒绝了西方的主宰,吸引那些在历史叙述中高度反西方、尤其是反美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场景将给双方造成损害甚至产生不良后果。因此聪明的自身利益应该是推动美国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自我克制,防止试图使各自社会经济体系不同的特点普世化,并且互相妖魔化。

    美国在亚洲的角色应该是地区平衡者,复制19 世纪和20 世纪初期英国在欧洲内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美国能够也应该帮助亚洲国家通过斡旋冲突来避免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并抵消潜在竞争者之间的力量不平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应该尊重中国在远东大陆保持稳定的特殊的历史和地缘政治角色。通过有关地区稳定的对话同中国接触将不仅帮助减轻中美冲突的可能性,同时也降低了中日之间、或者中印之间误判的可能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中国和俄罗斯在资源和中亚国家独立状态的潜在冲突。因此,美国在亚洲的平衡性接触最终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同时,美国必须承认亚洲的稳定不再是非亚洲的力量来决定的,至少不是美国直接运用军事力量可以达成的。实际上,美国努力扶持亚洲的稳定被证明是弄巧成拙的,迫使美国反复地卷入最近代价高昂的战争,潜在地导致了重演欧洲在20 世纪的悲剧。如果美国同印度(或者退一步说,和越南)造出一个反中国的联盟,或者推动日本反中国的军事化,它将会产生危险的相互憎恨。在21 世纪,亚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平衡不能依靠同非亚洲力量结盟的外部军事联盟。美国亚洲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应该是支持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义务,同时不允许自己陷入亚洲国家在亚洲大陆的战争中。美国已经保护日本和韩国50 多年了,如果关于美国长期的条约责任的可持续性的怀疑上升的话,这些国家的独立和自信可能会毁坏(同美国在太平洋的角色一样)。

    美日关系至关重要,应该成为通过一致努力来发展美日中合作三角的跳板。这样的三角可提供处理中国地区实力增强的战略框架。正如欧洲在二战后的政治稳定在没有渐进的法德和解向德波和解的情况下不能得到发展一样。特意培养深化的中日关系将会服务于,并成为更加稳定的远东的出发点。

    在这种三角关系下,中日和解将帮助提高中美合作的稳固性。中国知道美国对日本的责任是稳固的,两国的契约是深刻而真实的,日本的安全直接取决于美国。由于知道同中国的冲突将是相互毁灭式的,日本了解美国同中国的接触将间接有助于日本自身的安全,中国不应该将美国对日本的安全支持视为一种威胁,日本也不应该将中美寻求更加紧密和广泛的伙伴关系视为对自身利益的威胁。

    深化三角关系将会减少日本对日元最终成为世界第三的储备货币的关注,因此进一步巩固中国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的利益,并缓解美国对中国未来角色的担忧。假定依照上述内容增加地区的调整手段并假设中美关系将会扩大,中美关系中三个敏感的失误将需要得到和平解决:第一件关乎眼前,第二件将影响未来几年,第三件可能需要几十年左右。第一,美国应该重新评估在中国海域的侦查,以及美国海军周期性地在同样属于中国专属经济区的水域巡航的行为。正如反过来美国也会认为的一样,这些行为被中国视为挑衅。此外,美国空军侦查任务引发了无意冲突的严重风险,因为中国空军经常用派出战斗机来近距离侦测,并且有时通过骚扰美国的飞机来回应这样的任务。

    第二,假定中国军事能力现代化继续,并最终使美国的安全关注愈发具有合法性,包括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安全承诺,美国和中国应该针对重启的军事计划通过定期的磋商来展开接触,并寻求精心设计互相确保信任的措施。

    第三,台湾未来地位将成为中美之间最有争议的事务。美国不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并且承认北京观点,即中国和台湾都是一个共同国家的一部分。但同时,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因此,任何长期的中美调整适应都需要处理这样的现实:一个被分离的台湾,被美国的军售无限期地保护,将会引发中国敌意的加剧。沿着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著名的,运用于香港的“一国两制”的路线的最终的解决,但重新定义为“一国多制”可能提供台湾最终同中国重新联系整合,并能够使台湾和中国保持各自不同的政治、社会和军事安排的基础(尤其是,排除了在岛上部署人民解放军的可能)。无论确切的公式是什么,由于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以及大陆和台湾之间不断扩展的社会联系,台湾能够无限期地避免一个更加正式的同大陆的联系是值得怀疑的。

通向互利合作之路

    1500 多年前,在第一个千年的前期,欧洲相对文明部分的政治大体上由两个共存但不同的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和西半部主导。西罗马帝国,它大部分时间首都在罗马,被野蛮人掠夺的冲突所困扰。它的军队永久的驻扎在广泛而昂贵的防御工事中,罗马政治上过度延伸,并从5 世纪中期就开始濒于破产。同时,基督教徒和异教徒之间分裂的冲突逐渐消耗了罗马社会的凝聚力,沉重的税负和腐败削弱了经济的活力。公元476 年,由于蛮族杀死了奥古斯都,垂死的西罗马帝国正式终结了。

    同期,东罗马帝国,很快成为拜占庭帝国,展现出更有活力的城市和经济发展,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也更加成功。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拜占庭延续兴盛了几个世纪。他重新攻占了西罗马帝国属地的一部分,并一直存续到15 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

    罗马在5 世纪中期悲惨的阵痛没有损害拜占庭更将光明的前景,因为在那一时期,世界被分成了地理上互不联系的不同部分,他们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是彼此封闭的。一方的命运并不会对另一方发展前景产生直接而即时的影响。但现在不再是这样了。现在由于即时通信使距离变得无关紧要,而且金融交易也可以在瞬间完成,世界上最先进的部分的福利变得和世界其它部分更加相互依存。在我们的时代,不像1500 年前,西方和东方无法彼此保持距离,他们的关系要么就是互利合作,要么就是彼此伤害。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添加拒收这是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就业问题将长期困扰美国

2001年诺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斯蒂格利茨

2012-03-22 

译者 梁艳裳

    背景:鉴于自2007年12月经济开始陷入低迷以来屡次出现的"绿芽",人们对于经济终于开始复苏的说法可能存有一些疑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我看来,关键在于这对政策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财政保守主义者提出的削减预算要求不必那么紧张了?或者意味着美联储(Fed)应该开始更多地关注通胀,并开始考虑加息?即便这不是许多迅速变黄的萌芽之一,美国经济要回归充分就业状态,几乎肯定需要更多的刺激。

    看看美国就业市场现状,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结论。这里一片惨淡。在最新的美国就业报告中,达到工作年龄且有工作的美国成年人的比例仅上升了0.1个百分点,仅达到58.6%,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低迷以来未曾见过的水平。仍有2300万美国人希望找到一份全职工作而不得。就业缺口----跟上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所需的新增就业数量----为1500万。就业状况尚未恢复到2008年12月的水平。男性就业率仍低于2007年2月的水平,同时,工作年龄人口大幅增加。

    让我们假设就业创造继续保持在每月新增22.5万个工作机会的水平。这仅比为每月平均新增劳动力提供就业所需的数量高出约10万个。按照这一速度,美国需要150个月才能实现充分就业,也就是13年,到2025年左右。独立的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比较乐观,该机构预测,美国将在2018年之前回归充分就业状态。

     劳动力增速一般为每年1%左右,生产率增速大约为2%至3%,因此产出增速需要持续超过4%,才能使失业率降低。没有人认为这种速度的增长会持续很长时间,从而让美国经济很快回归充分就业状态。

    一旦去杠杆化过程结束,经济可能会回归"正常"增速;但降低失业率需要经济增速长时间超出正常水平。然而,"缺失的需求"(缺失是与2007年相比)的三个要素让这一点成为不可能:当时家庭储蓄率为零,这是因为收入最高的20%的美国人将收入的15%存入银行,而余下的80%人群,支出与收入的比例达到了异常的110%。

    即使是在去杠杆化结束和金融体系被完全修复后,储蓄率也不会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我们也不应指望美国消费者的"回归",实际上,他们回归才让人担忧,因为这既说明了他们的理性问题,也说明了金融体系为这种挥霍行为提供了方便。

    在此次危机之前,在全部投资中,40%流入房地产市场。我们遭遇了房产泡沫,这造成了产能过剩。丧失抵押赎回权的比例之高和房价处于低位,都反映出了房地产行业的持续疲弱。

    最后,美国的州和地方政府受到制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必须平衡预算。它们严重依赖于房地产税,因此收入和支出都大幅减少。这就是为何现在公职人员数量要比危机之前少100万的原因。总体而言,政府目前是顺周期的,而不是逆周期的。

    危机之前的泡沫掩盖了美国经济中的根本性问题。与富有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将更多预算花在了消费上。因此,在没有泡沫的情况下,有利于收入最高群体的再分配模式----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全国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将造成总需求疲弱。

    另外,就像"大萧条"是美国经济从农业向制造业过渡过程中的一部分一样,"大衰退"是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过程的一部分。生产率的增长再加上不断变化的相对优势,让制造业就业下滑变得不可避免。市场无法独力应对如此剧烈的经济变革。

    不幸的是,面对这些根本性的结构问题,美国几乎无所作为。实际上,此次经济低迷在很多方面加剧了美国的不平等状况。在此期间薪资涨幅未能跟上通胀的增速。

    如今,美国经济面临着三大风险。首先,由于实行过度紧缩政策和欧元危机,欧洲可能会陷入更为严重的低迷。其次,人们可能出现自满情绪,认为经济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将迅速复苏。尽管每次低迷都会结束,但这不会让人感到安慰。第三,我们可能承认失业率超过7%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我的"卡桑德拉式预言"最终错误的话,刺激力度可以减小。但如果我的预测正确的话,而我们采取的措施过少,那么我们将后悔终生。

   
 





发件人:"Weidong Huang" <huangwd@ustc.edu.cn> 2012-03-23 15:47:13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请教关于货币改革方面问题 from

为啥让外币在中国流通?为啥停止增发人民币?

――从周其仁的货币观点谈起

中国科技大学 黄卫东

    周于2010年4月19日到2011年9月12日期间,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了51篇文章,评论我国的汇率与货币问题,周其仁在写这些文章时,还是国家央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其观点与央行正在推行的政策是一致的,我们来看其观点和逻辑,分析央行各项货币改革的问题。总结周的观点,主要包括:

    第一:反对政府控制央行主动印钱增发货币。原文是这样说的:“人民币在制度上杜绝政府主动超发货币,是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1995年开始执行的《人民银行法》。该法案明文限定,人民银行再也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这就是说,政府把央行当作财政之外又一个钱柜子的时代,在制度上结束了。以后政府的财政需要,只能靠税收、靠发债、靠国有资源的收益,再也不能靠超发票子。讲过的,作为建国之后又一波治理严重通胀的结果,中国终于在财政与货币之间安排了制度性间隔,意义远大。这么说吧:人民币将来有了与中国经济相称的国际地位,一定有人会回过头来,到这部《人民银行法》里找到其立足之本。” (周其仁,被动超发货币的教训——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十六 经济观察报 2010年8月16日链接出处 )

    第二:反对央行印钱购买外汇,增发货币。原文如下:“像对付其他疾病一样,治通胀也要对症下药。通胀的表现是物价,但根源在货币。” “这些年来,我国货币运动两个圈。首当其冲第一个圈,是出口导向战略带来越积越多的顺差,数万亿美元的外汇由企业和居民卖给商业银行,后者又把绝大部分外汇卖给央行,转为国家外汇储备。在这个圈圈里,央行大手购汇,把基础货币源源不断地“泵”入商业银行系统。”

    反映到货币运动上,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增长最为迅猛的当数“外汇占款”——央行从商业银行那里购买外汇占用的基础货币。大家可以看央行网站公布的数 据,2010年末我国外汇占款22万亿人民币,比8年前的2002年净增近20万亿。“高能货币”更加势不可挡,2010年末我国的广义货币(M2)存量 72.3万亿人民币,比2002年末净增了53.8万亿。(注:一般认为,我国广义货币过多是引起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周在这里指出广义货币过多原因是央行印钱购买外汇产生的)……反正原则就是一条,要在已经发出、已经创造出来的货币里打主意,筹措大手购汇,即维系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

    第三:关于如何决定基础货币数量问题,或者说依据什么增发货币问题,没有提供答案,原文是这样说的:“我不相信为货币选锚有那么的复杂与神秘。货币史的教训说,困难的是如何防止一个经济迫于短期的压力,把好端端的或至少尚可用的货币之锚白白给废了。这方面,控制现代货币机器的国家欲望的管理,显然是难中之难、重中之重。还是那个命题,稳健的货币来自稳健的财政,而财政的稳健要靠制度保障”。(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五十一:货币制度重于货币政策 http://zhouqiren.org/archives/1163.html)在这里,周将货币增发问题转移到货币稳定性问题,不谈如何增发货币,而是提出主要问题在于稳定财政,也就是不要搞财政赤字。

    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周也提到,可以储备实物来增发人民币,同时指出,实物储备有巨大耗费,广义货币70多万亿下,是不可能的(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十六)。在该篇文章中,也提到美国人的办法,是根据经济增长率来确定货币供给。但是,又指出,“更麻烦的问题是,管制引起货币的不断创新,以至于最后连“什么是货币”也难以清楚定义。说不清楚货币的定义,“货币准则”又从何谈起?”,否定了西方的货币增发方法。此外,在评论之十三,标题为以央行行长为锚的货币制度,言之确确地介绍,有一段时间,美国曾经以央行行长为锚,增发美元,说明美元增发的依据是不可靠的。

    第四:暗示货币增发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汇率市场化,让市场来决定是企业和老百姓持有外国货币,国家应拿财政盈余来购买外汇,不应印钱高价购汇,干预汇率: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

    “今日中国不再实施强制结汇,企业有权留汇,也有权把挣来的外汇卖给别的企业或私人,商业银行也有权不向央行售汇,可以自留、自用外汇,或者售汇给自己的客 户和存款户。如今中国外汇的涓涓细流,绝大部分流入央行的库房,惟一的原因是央行购汇的出价最高。讲到底,不是中国人对海外五花八门的商品服务刀枪不入、 不动凡心,而是在现实的人民币汇率面前,与其持有外汇购海外之物,不如把外汇卖给央行换人民币更上算!”(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十六),在评论之三中,周明确指出,购汇资金来自央行印钱。 在评论之五十一中,周指出它是市场货币过多(引起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以下是评论和分析:

    有关货币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增发货币。在周看来,我们既不能自己主动增发人民币,也不能依靠外币被动增发人民币,而依靠储备实物增发货币,又不现实,那只能是不增发了。那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货币需求?周的主张是让汇率市场化,让央行不要印钱增发货币,高价购汇,而让老百姓自己决定,是否持有外汇。周的意思不会是让老百姓和企业去使用外国货币?可是除此之外,从周的51篇系列文章,我们找不到任何出路,找不到任何其他解释。周的手法是让读者自动得出这个结论。
周的荒谬逻辑在于,一方面告诉大家,西方的货币增发方式不可靠,我们不能学西方增发货币,另一方面,又让大家都使用西方货币。

     使用外国货币,等于外国政府印刷货币,就能买下我们的产业,买下我们的生产能力,等于将经济控制权免费交给西方。即使西方对我们没有恶意,我们也不应使用西方的货币。况且,西方是不可能让我们发展起来,我们发展起来,消费水平达到西方的水平,在西方人看来,地球上也没有那么多资源,不久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回答记者是,就清楚地告诉大家,“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 我们拱手将经济控制权送给西方,这是什么逻辑和道理?这对中国人民有利吗?

    任何一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会阐述一个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货币发行过多,市场上商品不足,就会引起物价上涨,相反,货币发行过少,市场上商品过多,就会引起物价下跌,造成市场紧缩,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告诉我们,货币发行的依据是国内市场上流通的商品量,市场上有粮食等人类必须的商品,就可以发行货币,没有这些东西,再多的金银,再多的美元,再多的信用,对人类来说,都是废纸。此外,货币发行量还与货币流通速度相关。

    现在美国人生产的商品很少,其价值不到其消费商品价值的一半,美国人消费的大部分商品都是拿印刷的美元换来的、而中国生产了占世界一半以上的商品,大部分拿去换美元了,去支持美元增发了。正是因为中国拿商品换美元,支持了美元购买力和美元增发,使美国人过上了不劳而获的日子。没有中国的支持,美元购买力会一落千丈。

    回顾历史,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根据地时,就在各根据地发行自己的货币,保持了货币稳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又统一发行人民币,很好地发展了经济,同时稳定了货币,解决了国民党时期物价飞涨问题。然而,邓设计师执政以后,几次发生物价飞涨,一次是80年代的物价改革,一次是90年代初大搞基本建设,引起物价飞涨。当时朱镕基将其归结为政府赤字过多,采用货币增发的方式解决政府赤字,导致物价上涨,让人大通过法律,禁止政府增发货币,从而结束了货币自主增发模式。

      由于不再主动增发人民币,国内货币短缺,经济运行十分困难,导致90年代的企业三角债危机,朱采取国企破产的方式,消灭了各地的国营企业,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于是,搞大规模引进外资,然后根据外资带入的外汇增发货币,目前的基础货币均是依据外汇储备增发的。这让西方资本家拿着印刷的美元,就能获得人民币,控制中国的生产能力,到目前为止,西方资本家已经控制了我国大部分生产能力,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我国经济;同时将我国的资源和财富免费拿走,引起了更加严重的物价上涨。

    于是,又于2010年放弃强制结汇制度,让民间和企业储备大量外汇,从而减少国内市场增加投放人民币。该项政策的实质是是让美元在中国流通合法化,使西方资本家控制中国经济更加方便和合法;而且这些淀积在民间的外汇,都是我们拿大量财富换来的,等于让西方免费拿走了大量财富,从而也解决不了财富损失带来的物价上涨。

    现在又鼓吹和推进资本项开放,要撤除西方货币在中国流通的最后一道障碍,让企业大量使用美元和储备美元,让美元成为可以在国内市场与人民币竞争的流通货币。由于货币在企业间的流通占流通总量90%以上,而个人使用的货币占比例很小,让企业合法使用美元等外币,最终结果就是国内流通的货币变成以外币为主了。该政策还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资本项开放等于撤除中国金融安全的最后一道闸门。

    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币,与美元和其他西方货币的最大区别是,西方工业发达,不需要从中国进口商品,从而不需要人民币。而中国工业化程度低,为了加快发展工业,需要从西方或西方控制的国家进口物资,因而需要换取西方的货币,用于进口物资,那时基本上不储存大量外汇。

    现在的情况与那时有了很大不同。由于放弃独立自主经济,虽然生产能力占世界一半,我们仍然需要进口西方的关键设备,建立和维护生产线,从而需要西方货币,同时,西方不在生产工业消费品了,也同时需要从中国进口商品了。但是,美元和人民币的根本不同在于,中国政府提供美元购买人民币的权利,而美国则不会让中国人拿着人民币,到美国就能换来美元,从而在美国拿着人民币就能拿走物资。

    由于我们给西方货币的地位,高于西方给我们人民币的地位,两种货币的竞争地位是不同的,西方货币高于人民币。如果我们让两者自由竞争,其结果必然是良币驱赶劣币,从而人民币被赶出国内的主要市场,从而又回到民国时代经济完全被西方控制的状态。在资本市场开放以后,象东南亚危机一样,中国经济被洗劫将是不可避免的,这将使人民币进一步弱化,从而加快这个进程。

    资改派推行的所谓人民币国际化,在当前的对外依赖经济下,没有西方的认可,就不可能国际化,而西方是不可能认可人民币和人民币的国际化的。要实现真正的国际化,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其一是实现经济上独立自主,第二是在军事上控制全球,或者说控制相当大一块区域,因为人民币只能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实现国际化,不可能在西方控制的区域实现国际化。

     资改派推进的人民币改革,就是这样一步步终止了人民币的增发,转而推行使用外币代替人民币政策,让西方印发的美元和欧元成为流通货币,使西方资本家不费一枪一弹,仅靠印刷货币, 到2004年底就控制我国21个行业,现在已经控制了我国一半以上的经济。 我们的资源财富被洗劫一空,正在走向枯竭,环境严重破坏。

    为什么要搞这种所谓的货币改革?这种货币改革,究竟是完善我们的货币制度,还是破坏我们的金融安全和经济?是有利于中国人民,还是有利于美帝国主义?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2-03-09 17:04:10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RCIF Research Report No. 2012.001 人民币国际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人民币国际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高海红

MAR.9 2012

hgao@public.bta.net.cn

    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对货币政策影响的意义在于,在理论上,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环节,即货币的国际使用会通过货币传导机制来影响货币政策的效应。与此同时,历史经验表明,当一国货币开始在国际上使用后,货币需求的波动性会因此而大增,这会使这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在控制货币总量和干预银行间市场方面面临困难。比如1970年代的德国中央银行和1980年代的日本中央银行,在马克和日元分别开始国际使用的初期都对其货币国际化采取了谨慎的抵制态度。这是因为,他们担心,日益增加的货币国际使用将对货币政策的操作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因此,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必须面对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即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将不可避免的使中国货币当局面临与德国和日本中央银行经历过的相似的困难。

    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对货币政策的含义,还要认识到存在如下的难点。第一,在货币的国际使用所产生的影响与其它因素,例如,金融市场发展、金融部门自由化以及不断深化地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等,对货币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之间,存在着识别困难,特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型的国家来说,金融部门的发展日新月异,这更增加了将货币国际使用的效应有效分离出来的困难。第二,尽管假定货币国际化主要通过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影响货币政策,但到目前为止仍然缺少一个构建良好的分析框架。第三,仅对作为一种国际货币的条件而言,人民币还远不能发挥任何国际作用。尽管人民币在周边经济体存在有限规模的流通,但人民币在贸易计价、金融交易、以及官方使用(比如外汇储备、官方干预货币和钉住货币)等领域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尽管人民币存在有限国际使用,但它几乎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因此,讨论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货币政策含义存在的技术难题是缺乏数据,无法进行实证研究并通过统计结果给出合理的推断。因此,本文的分析讲主要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进行概念上的探讨。

    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认为,本国居民和非本国居民持有本币以用作官方储备货币,用作金融交易、衍生品交易和贸易的计价货币,以及用作国家汇率制度安排的钉住锚货币,这些使用都会对国内金融市场产生影响,而国内金融市场的变化又会通过各种渠道影响货币政策的效应。以欧元为例,欧元的建立和欧元国际使用的增加,促进了欧元区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提高欧元区金融市场的广度,增大了市场的流动性。金融市场深度、广度和流动性的增加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也同时减低了货币政策传递中存在的滞后效应(Duisenberg 2000)。对欧元资产的外国持有者来说,欧元区金融市场流动性越高,其吸引力就越大,这样,反馈效应会进一步促进欧元的国际需求和扩大欧元的国际使用。欧元的经验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当国际投资者广泛使用人民币以及中国金融市场更加发达时,这种双向关系将会出现。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将通过金融市场中的货币传导机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影响,而利率、汇率以及财富效应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关键要素。

    人民币国际使用会通过如下渠道影响货币政策。

    第一,人民币国际化将刺激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如刺激债券和股票市场的私人使用,这会使市场利率对官方利率的调整更为迅速。这是因为,人民币金融工具的放大使用可能有助于创建一个流动性更强和更加完备的金融市场。举例来说,当中国货币当局决定实施紧缩货币政策时,通常会提高官方利率或减少基础货币供给。在利率上升的情况下,由于价格粘性,市场利率将会对政策做出反应,短期真实利率甚至长期利率都可能上升。在货币国际化的条件下,国内债券和股票市场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这便增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效力。金融市场流动性越高,市场利率对官方利率的变化反应越敏捷。换言之,人民币国际化将会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然而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由于利率灵活性以及利率市场化的有限性,使得这一利率渠道难以发挥作用。在不存在一个能反应市场信息的有效收益曲线的情况下,市场利率、零售利率和贷款利率对官方利率变化所做出调整的自由度十分有限。因此,要充分利用人民币国际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所带来好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建立一个更加自由的市场利率机制。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影响货币总量,从而削弱中央银行控制货币总量的能力。

    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会以本国居民和非本国居民不断增长的人民币持有、人民币计价存款以及最终导致对第三国货币替代的方式出现。这种货币替代可能传递货币总量变化的信号,从而影响中央银行对货币总量的控制。例如,当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通过加息治理通货膨胀时,第三国对人民币的需求将增加,从而放大了人民币的货币总量。因此,从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能会被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

    尽管如此,一种货币的国际使用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国货币总量,现在还缺乏明确的理论解释。此外,由于以下两个因素的存在,货币的国际使用对一国货币总量的影响程度会有所限制。其一,货币当局对货币总量的定义不同会影响对本国居民和非本国居民持有该国货币多该国货币总量所产生的影响程度。从欧元区的经验来看,非欧元区居民持有的欧元存款和货币供给关系不大,这是因为欧洲中央银行所使用的广义货币(M3)并不包含非欧元区居民持有的欧元存款,非欧元区居民持有的欧元存款发生变化,并不影响欧元区广义货币总量,因此不会直接影响欧元区货币需求稳定。欧元区居民在第三国持有欧元可能影响货币总量,因为欧元区居民在第三国持有的欧元是M3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如此,由于M3涵盖了欧元区大范围的金融资产,欧元区居民在外国持有的欧元只占其中的很小份额,所以欧元区居民在外国持有的欧元的变化对货币总量的影响也微乎其微(Cassola 2000)。历史经验表明,对一个有足够大经济规模的经济体来说,例如欧元区和美国,第三国对它们货币的使用量只占国内货币总量一个很小的部分,因此不太可能对中央银行对国内货币总量的控制能力产生很大影响。其二,国内信贷和利率水平毕竟由本国的中央银行控制着。日本中央银行在1990年代初对日元国际化态度有消极到积极转变的原因之一是,日本银行最终发现,日元在第三国家的流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影响十分有限,而反之,国内货币政策的调整对日元外部流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将增大本国居民和非本国居民在第三国获取人民币的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增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变化很容易诱使套利活动发生。比如,在给定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在货币当局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利率升高可能导致货币升值,如果利率和即期汇率偏离预期的利率和汇率,或者真实汇率偏离名义汇率的话,国际投资者将有机会通过买进更多人民币资产进行套利。反馈效应也同时存在。其它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也会通过改变本国和外国的利差和预期汇率水平,进而诱发套利和套汇活动。在短期内,套利可能伴随着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从而扰乱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然而在长期内,套利将会缩小不同货币和不同国家之间的利差,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资本流动对国内货币政策带来的影响。

    同样,由于货币国际使用引发的套利活动对一个货币政策效力影响的强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的灵活程度,以及该国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一方面,就现阶段的中国来说,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以及国内利率的市场化程度都存在一定的限制,资本项目交易也基本上处于管制状态,可以说在理论上,中国现阶段并不存在对人民币进行大规模套利的基础条件。尽管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难以完全的保证,但是从管制措施来看,短期资本流动实际上仍然受到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人民币的套利活动。

    第四,人民币国际化也可通过财富效应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例如,为了刺激投资支出,中央银行降低官方利率,这会使得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收益增加,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高涨。相应地,在预期公司市值上升的情况下,企业更有动力增加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国际使用将允许额外资金流进人民币股票市场,从而放大了宽松货币政策的财富效应。

    第五,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很可能表现为欧洲-人民币(euro-yuan)市场的兴起。

    特别是,资本管制的存在很可能催生这一市场的形成。在1960年代,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开始于美国政府限制美元国际借贷和投资。类似的经验发生在1970年代,正当德国货币当局采取措施限制非本国居民发行马克债券之时,德国境外的欧洲-马克市场却快速的发展。

    这是为什么?一国货币欧洲市场的发展,最根本和最真实的原因的是该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交易影响力的不断增长。历史经验表明,当这些真实因素的发展足够壮大之时,欧洲货币市场最终将会出现。而对于一国的货币当局来说,境外欧洲货币市场的规模越大,当局对货币控制的难度就越大。德国政府曾经担心国内和欧州马克市场之间的套利交易,因为它可能对实施货币政策强加额外负担,尤其是对银行间市场干预。日本政府也曾经担心国内和欧洲日元市场之间的套利交易可能会扰乱它的国内政策,例如对票据市场、同业拆借市场以及“窗口指导”的干预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在1990年代之前一段很长的时期内,日本货币当局抵制日元的国际使用。然而,在认识到国内货币政策决定欧洲日元市场的利率和交易量之后,而不是相反,日本银行逐步改变态度,也于1991年正式终止(Wami and Sato,1996)。

 

 



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 2012-03-18 14:00:44 收件人:zdjun@263.net中国改革论坛邮件订阅

欧美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全面危机

理查德·沃尔夫

2012-03-17

  【德国《新德意志报》网站3月9日文章】题:风暴的中心在动,副题: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理查德·沃尔夫谈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其历史原因和“占领华尔街” 运动

    原文提要: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理查德·沃尔夫教授认为,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动荡不应被理解为金融危机或债务危机,而应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 “占领华尔街”运动是数十年来首次有群众运动从总体上质疑资本主义,在美国意义尤其重大。

  《新德意志报》问:不论在美国还是欧洲——资本主义都深陷危机。引发危机的是贪婪的银行家吗?还是说危机应归结于制度原因?

  理查德·沃尔夫答:将当前的危机描述成金融危机或华尔街危机是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做法。我称之为资本主义危机,因为这是整个制度的危机:是华尔街和中产阶级的危机,是金融业和工业的危机,是出口和劳务市场的危机。

  问:那么在您看来危机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答:这可以归结到资本主义的固有问题上,卡尔·马克思对此有着透彻的领悟:资本家只要有条件降低工资成本——通过减薪、解雇或生产的自动化——就会想去谋求更高的利润率。但他们忘了,裁员后剩下的那些收入降低了的工人再也买不起资本家和工人~起生产出的产品了。资本家在减薪上取得的成果却变成了他们在销售商品时遇到的问题。资本主义从来不想去解决这个基本矛盾。周期性出现的情况是,每当资本家为提高利润率而将工人的薪水下调得太过分的时候,系统就会崩溃。就像现在这样。

  问:美国当前这场危机的实质是什么?

  答:在过去30年里,社会福利计划和社会福利成果被逐渐削减,而它们都是在资本主义上次深陷制度危机时——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期间——实施的。当时美国引入了“社会保障”体系。在庞大的社会福利计划和针对富人及企业集团的增税措施的相互作用下,美国从贫富非常不均的社会变成了最均衡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种较为均衡的福利资本主义却一再受到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和富裕公民的反对。自上世纪70年代起,反对势力掌握了主导权,已经实现了的收入分配和生活条件的均衡开始被逆转。富人和企业集团的税率下降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开始被全面解除。现在我们的资本主义又成了那种贫富差异极大,利润和工资收入有天壤之别的资本主义了,而这种差异为像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再次爆发奠定了基础。

 

 


希腊1981-2009年两种行政改革路径的分析

卡利奥佩·斯帕诺  季米特里 A.索蒂罗普洛斯

2012-03-16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希腊国家行政改革沿着两种不同路径展开,即制度建构的改革和经济—管理改革。制度建构的改革包括分权化改革、设立独立性机构、改善公民与行政关系、改革公务员制度等;经济—管理改革包括公共部门改革、引进新管理技术等方面。希腊行政改革不仅有来自国际社会的外部压力,也有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内部动力。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和广阔的国家政治社会背景来分析,这些行政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阻碍改革的因素,如政治过程与体系的障碍、行政能力不足、社会支持力不够,这也是今后需要克服的困境。

  [关键词]希腊;行政改革;改革路径;制度改革;管理改革

  与北欧和西欧国家相比,南欧国家在改革方面被认为是落伍者,其“改革能力”存在问题。然而,这种一般性认识可能掩盖了那些已经发生的改革。就希腊来讲,认为希腊改革“落后”的看法是僵化的错误认识,本文把改革与希腊国家与社会历史的特征联系起来,澄清这些误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按照两种不同的行政改革路径,希腊进行了制度建构和经济—管理改革。

  一、改革的历史背景和分析框架

  希腊行政改革状况可以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与视角来解释。希腊长期存在的制度模式包括:(1)公务员录用中的裙带关系;(2)国家组织集权化;(3)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今天希腊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种历史遗产。

  希腊的历史是如何影响其公共行政的呢?希腊国家是在1830年按照拿破仑模式创建的。但是作为正式制度架构,这种模式并未得到希腊本国国情的支持。当时希腊是前现代的农业经济,被引进的制度不可避免与以前存在的制度及实施模式混合起来。

  在20世纪里,希腊政治领域,特别是议会政治方面经历了宫廷政变。左派和右派的分离导致了1946-1949年希腊内战,内战后期持续了七年(1967-1974)的军事独裁专政。恩赐制与政治极权主义相结合削弱了国家的合法性。1974年后伴随着向民主转型,希腊政治出现了两个主要政党的分化冲突,即新民主党(ND)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PASOK)。政治两极分化和对抗性竞争影响着传统的政治—行政关系,导致不能达成系统改革的共识。

  从制度主义视角分析改革,可以解释改革过程的重要方面及其方向。根据历史制度主义,一个国家政治经济中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程序、惯例和传统决定了改革方向,即“路径依赖”。我们同意马尔希(March)和奥尔森(Olsen)的观点,即“行政重组为更加全面地洞察政治性质提供了有意义的视角。”作为“因变量”,行政改革是由政治环境、政治精英、公职人员群体和公共部门联盟之间的架构决定的。在希腊,改革者们已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历史禁锢,比如,20世纪90年代,实行分权化改革、渐进性推进私有化、改革公共部门、改善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关系等。希腊行政改革是传统与现代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希腊更广阔的国家与社会背景。

  在考察过去20多年的改革时,根据改革的价值取向与所强调国家现实问题的不同,把改革大体分为两种类型和路径:制度改革与经济—管理改革。制度改革强调改变现有的体制机制,改革集权化的国家组织,实现行政与公民关系的民主化,反映的是政治—行政系统的合法化价值取向。而经济—管理改革,包括市场自由化、私有化、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和提供服务等,更侧重反映的是回应性价值取向。

  进一步讲,两种改革路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974年军人独裁政权垮台和1981年大选,使得制度化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占了主导地位。1981年希腊选举成为制度改革的一个关键时机,首次使社会主义政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掌权。因此制度改革符合了当时希腊为提高国家政治合法性而实现民主化的目标取向。20世纪90年代,受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EMU)、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及欧洲一体化的影响,经济—管理改革被提上改革日程。1990年新民主党的出现,以及1993年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重新掌权,打破了中央对经济的控制。特别是,西米蒂斯(Simitis)社会主义内阁(1996-2004年)继承了上一届帕潘德里欧(Papandreou)内阁(1993-1996年),继续推进体制现代化,实行了大规模私有化。在全球化的压力下,政府公共部门也成为一个重要改革领域。两种改革路径都对希腊国家产生了显著影响,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它们改变了制度环境,包括公民与行政关系的改善、分权化、国家与经济关系的分离。

 

 

 

转发: 好看!! 2012-03-15 10:03:51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土地流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李昌平

光明日报  2012-3-12

  土地流转要坚持“一个前提”和“五个有利于”:农民自愿、自主,关键要自主。

  有利于粮食安全;有利于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有利于农业机械化和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农民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有利于增强中国转型发展的“韧性”。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党务必居安思危,切实防止忽视和放松“三农”工作的倾向。如何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关键在于稳定和完善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规和政策,继续做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工作,健全流转市场。只有这样,农民致富才能实现,粮食安全就有保证,“三农”问题才能解决,农村的繁荣稳定和农民全面小康也就有了希望。

  土地流转的过去:伴随着承包制,农村的土地开始流转

  从承包制开始的那一天起,农村的土地流转就开始了。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初的土地流转,受承包期短的限制,土地流转一般在村组内农户之间或亲戚朋友之间进行,流转费在200-300斤/亩谷子或玉米。80年代的土地流转,动因主要有:部分农民加入乡镇企业和流通领域就业;专业化养殖等多种经营的发展;少量的农民进城。这个时期的土地流转是自发的,自主自愿的,也算是公平交易。

  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不少农民种地亏本,撂荒现象日益严重。各地政府为了禁止农民撂荒,普遍向撂荒农民加征100元/亩左右的撂荒费。于是出现了两种形式的流转:一种是亏本转包,承包农户把自己的承包地给他人种,不仅不收租,反而倒贴100-200元/亩;另一种是承包农户为逃避沉重的负担,将承包地一撂了之。对这些撂荒地,村干部不得不将其调整集中,以“合同”的形式集中转租给种地大户,承包期一般10年以上。这种流转在2002年之后,随着农民负担逐步取消,撂荒的农民又回村要地了。于是,产生了突出的农村土地纠纷问题,回乡要地的农民依据的是《土地承包法》,不愿还地的租地大户依据的是《合同法》。一时间搞得最高法也不得不出台“司法解释”,规定此类土地纠纷由地方政府调解和仲裁,基层法院不得受理。最后,《承包法》大胜《合同法》,种地大户有条件退出了土地,重新实现了“均田地”。

  90年代中期开始的土地流转,和80年代有本质的不同,部分农民流转土地虽然也是自主的,但是被迫的,并且是亏本流转;部分农民一撂了之,其土地由村干部转租给“大户”,更不是自己的意愿。

  土地流转的现在:新农村建设热潮,催生各地不同的土地流转试验

  当下土地流转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种是类似80年代的土地流转,基本上在村内农户、亲戚朋友之间流转。这种流转方式最近3年有了新发展,即农户承包地向农民互助社、合作社流转。例如,2008年春,河北东光县古树于村的王杰华和另外6个村民发起创办了资金互助社,205人入社,每人互助资金500元。互助社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集中团购农资,一亩地(两季)肥料便宜150元。互助社做的第二件事是土地流转,将村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原来农户之间相互流转土地,每亩350元/年,现在流转给互助社,500元/亩。两年时间不到,全村有980亩土地流转给互助社了。互助社购置了大型农机具,全村85%的劳动力离开了土地。不仅粮食产量增长25%,全村人均纯收入9000多元,翻了一番多。互助社两年积累40多万元。

  第二种土地流转形式叫“占补平衡”或“建设用地指标异地流转”。有些地方利用国家“土地占补平衡”政策,鼓励村庄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新村庄实施统一规划和建设,对旧村庄进行统一整理和改造,以节约土地。如果村民集体将节约出来的村庄建设地实施“非转农”,政府则给予一定的现金奖励或建设用地指标奖励,准许村民集体将“非转农”获得的“建设用地指标”拍卖获利。这种“非转农”及“建设用地指标异地流转”的土地流转形式,是了不起的创举。全国现有旧村庄占地3亿亩左右,不少村庄宅基地、自留地等原本数百亩或更多,通过新村规划和建设,一般都可以节约一半的土地。江苏太仓对于村庄在新农村建设中节约出来的土地复垦后,政府奖励给村庄相应数量的建设用地指标,1亩建设用地指标可以拍卖20—30万元,极大调动了农民节约用地的积极性,也大大加快了新农村建设步伐。这种形式的土地流转试验,在浙江、重庆等地都有。这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对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意义重大。

  第三种土地流转是资本下乡整合农民土地,土地向农业资本集中。即鼓励和扶持资本下乡,成片经营千家万户小农的土地。

  土地流转方式引热议:两种不同观点,都有其片面性

  对于上述三种主要形式的土地流转,引起较大争议的是第三种土地流转。支持者认为,土地向农业资本转移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加快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规模效益,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发展后劲;二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和城市转移,在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同时,进一步保持中国的“比较优势”,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三是有利于农村土地产权进一步明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提高农村市场化程度。

  反对者则认为,第三种土地流转方式有很大风险,弊大于利。主要的风险和弊端有:资本拥有者下乡搞农业,主要是搞经济作物及其产业化,对国家粮食安全不利(小农的因为粮食自给自足,客观上对国家粮食安全有利);一旦政府鼓励大资本兼并小农土地,往往难以避免官商勾结和强制转让,必然会对弱势的小农造成伤害;小农大规模离开土地后,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可能会出现数千万农民工失业和无法返回家园的局面,这样的风险存在不可控性,或许会导致改革成果功亏一篑;土地向资本集中,必然会影响到《宪法》规定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

  其实,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都是有道理的,但都有其片面性。主张流转的一方,片面认为只有通过资本下乡,才能实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才能较快使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来,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其实,日本至今也不支持大资本下乡兼并农民的土地,而是变“分散的传统小农”为“有组织的现代小农”,由“有组织的现代小农”主导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日本的转型很成功。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学日本,也很成功。在亚洲国家中(人多地少),菲律宾实践过资本下乡兼并小农、整合农业的农村、农业现代化道路,在大资本力量的推动下,农村农民问题快速转化为城市工人问题。后来,菲律宾经济增长开始急剧下降,失业问题逐步引发全国性社会动荡。菲律宾从六十年代开始重新搞土改,以给弱势者一小块土地安身立命,土改至今还在进行;更糟糕的是菲律宾的粮食等食物主权完全受制于国内和国际资本集团了。日本经验和菲律宾的教训,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反对土地流转的一方,其片面性在于为了否定而否定,没有积极的对策。其实,土地不流转是不行的,土地也一直在流转。实践中有大量的流转形式是有益无害的,前面讲到的农户之间、亲朋友好之间的土地流转,农户土地向互助社、合作社和集体经济组织流转等等,不仅不能限制,政府要热情鼓励和大力扶持。反对流转的一方,还存在另一种片面性,即见到资本参与土地流转就反对。其实,对于先富起来的资本,回到自己的村庄,帮助本乡本土的父老乡亲共同富裕,在村民自愿的前提下,让村民农地集中流转给“社会企业”经营,也应该支持。

  土地流转的未来:“一个前提”和“五个有利于”

  笔者认为,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土地流转要坚持“一个前提”和“五个有利于”。

  一个前提是:农民自愿、自主,关键要自主。现在,不仅农业税费都取消了,撂荒费也取消了,种粮还有补贴,承包地有利可图了。这和80年代相似。按理说,这种状态下的土地流转是不必需要外人操心的,农户土地流转或不流转或休耕撂荒,是农民自己的事情。最近几年,不仅政府官员为农民土地流转操心,就连城市人也都特别关注农民土地流转,比农民还操心。这是不正常的,要警惕土地流转中农民主体地位和自主性被侵犯。

  五个有利于:一是有利于粮食安全,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吃饭始终是大事。特别是石油价格高企,生物能源产业化已经成为现实,汽车也要吃粮食了,粮食安全更脆弱了,更紧迫了,更复杂了,更重要了;二是有利于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是农村社会结构关系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基础,一旦破坏了,比照城市制度供给,成本会极高,每年至少需要中央财政支付万亿、甚至数万亿;三是有利于农业机械化和劳动力转移;四是有利于农民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五是有利于增强中国转型发展的“韧性”——经济、社会、政治安全性和稳定性。改革发展可以慢一点,决不可重来一次。

  如果坚持“一个前提”和“五个有利于”的原则流转土地,笔者认为未来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可能会是农户承包地向农民互助社、合作社和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流转。东光县古树于村的土地流转模式就是这样的。


 

 

房价可能降60%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茅于轼

2012-03-15 大洋网

    主要观点:通胀的实质是政府收了大家的税。一年5%的通胀率,就征了你5%的税。在股市、楼市不振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可以放高利贷抗通胀。风险是有,但对于个人、社会,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大家都放高利贷,高利贷的利息就下来了。

通胀的根本原因是货币发多了

记者:与2011年相比,你预计2012年的通胀压力会有什么变化?

茅于轼:缓解不了多少。普遍看法是,今年整个经济情况并不太好,国内、国外都有很多问题,政府要保持经济还有适当增长,只能发钞票。当然,发钞票也很危险。中央政府有一个提法:“谨慎的货币政策”——钞票不能发得太多。但增长慢也造成很多问题。在通胀和经济增长之间,政府怎么选择?还是不得不迁就后者。通胀的实质是政府收了大家的税。一年5%的通胀率,就征了你5%的税。税跑哪去了?政府手里。你的购买力变成政府的购买力了。问题是,政府拿这个购买力去干什么?如果干了好事,没啥问题。它拿去随便乱花,公款旅游,公款吃喝,那就糟了。这是关键。企业不怕通胀,价钱贵了,卖的钱多。尽管原料也涨价,但可能总体还是受益。真正受损失的还是老百姓,他们口袋里、存银行的钱被政府收了5%的税,跑不掉。

记者:有经济学家认为,今年控通胀,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你怎么看?

茅于轼:通胀的根本原因是货币发多了。货币发多了,政府用什么办法缓解?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不让货币流动。这个办法相当有效,但后果很不好:银行成本增加了。当然,这个政策也不算差。现在银行的利润非常高,它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这是一种极其不讲理的、差不多是掠夺式的赚钱方式。存款利息率3%,通货膨胀率5%,而民间借贷利率百分之好几十,完全不合理。

我的看法是,经济要搞得好,政府不要老想干这个、干那个,最重要的一句话:顺其自然。所有的毛病都出在政府不顺其自然。你用别的办法去治那个病,完了又出别的毛病。把存款准备金率提得那么高,肯定就错了。房地产限购肯定就错了:中国金融业没有改革,大家的钱不能投资于赚钱的项目,就去买房,房价越买越高,完了政府来一个限购。用一个非市场的办法来解决另外一个非市场的错误,错上加错。

记者:已经出了毛病的情况下,怎样控制通胀?

茅于轼:还是政府不要一会想干这个,一会想干那个,要按照自己的能力而为。不要发这么多钞票,干了很多还不了本的投资。
客观来说,在前一阶段,虽然有通胀,但政府确实干了不少好事,投资的航空、电力都是赚钱的,而且中国不像印度、菲律宾几十年缺电,我们就很少缺电。基础设施建设也保障了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这应该说是政府干得很不错的一方面。但现在情况变了,很多公路、飞机场都过度投资,不少飞机场没多少飞机;高铁是一个大窟窿,连利息都付不起;更不用说形象工程。这些都赔钱,都是造成通胀的原因。没这些事,我们肯定没有通胀。

房价可能降60%

记者:你还曾经提到解决通胀的几种方式,包括提高利率;出售国有资产,回收货币;提高人民币汇率。

茅于轼:对。

记者:提高利率,房奴怎么办?

茅于轼:他以前是靠着低利率,等于是靠补贴活着的。但现在银行利率肯定要提高,高利贷利率要下降,这就叫利率市场化,是金融业的一个重大任务。我们现在没到紧急状态,所以利息率还很低。如果通货膨胀率很高,大家会把钱拿出来买东西,银行就非常危险。让利率比通货膨胀率高一点,能把银行存款稳住。还有就是出卖国有资产。不得已的时候,你就得这么干。

记者:提高人民币汇率呢?

茅于轼:应该加速人民币的升值。它会造成出口企业更困难,但这正是我们的目标。所谓的结构调整,就是减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贸易盈余。这肯定会有成本,要帮助出口企业转产。而外销转内销的前提,是国内购买力要上升。怎么提高老百姓的购买力?公平分配,提高效率。国进民退就没有效率。

记者:在股市、楼市不振的情况下,一个普通百姓有什么途径抵抗通胀?

茅于轼:放高利贷。风险是有的,但对于个人、社会,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大家都放高利贷,高利贷的利息就下来了。现在为什么高利贷利息高得不合理?就是因为社会禁止,不鼓励。现在要变成受鼓励的,大家都去放,高利贷就没了。

记者:说到高利贷,目前不少房地产企业老板借的钱还不上了。

茅于轼: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

记者:你怎么看待现在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茅于轼:非常危险,中国经济的第一大危险就是房地产市场。空房那么多,我估计30%都不止,恐怕有50%,这太危险,也是极大的浪费,空房消化不了,最后就是泡沫破灭。我估计将来房价不止降30%,再降一半,甚至降60%都有可能。

 


 

发件人:"汤敏" <tangmin531224@gmail.com> 2012-03-18 00:47:28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Friday: 逗你玩

民生投入要贫困优先

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常务副会长 汤敏

2012年03月13日

  今年两会给老百姓带来的最好消息之一是政府要加大民生投入。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今年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要历史性地超过4%的GDP。

  民生投入增加了更要注意分配的公平公正。什么叫公平?民生投入的平均分配并不是公平,更不是公正。拿教育资源分配来说,新增的资源,应该向农村倾斜,向贫困地区倾斜,向贫困家庭倾斜。 这也就是说,民生投入,要贫困优先。

  我国的贫困问题还远未解决。按新定的贫困线,我国农村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从规模上看,这比1986年我国第一次划分贫困人口时还略高一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扶贫没有取得成绩。而是说,中国的扶贫工作已经从解决绝对贫困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了。低于新贫困线的大多数人已经大体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由于我国其他人群生活条件改善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这些人群还处于相对贫困中,他们的生活条件亟待改善。同时,我国还有3000万左右的温饱问题还尚未解决的人群,更需要对他们给予帮助。因此,新增的民生投入,应该首先要照顾这些人的需求。这公平吗?当然。这些人群本应该享受与其他人群一样的民生标准,但长期以来由于自然条件的差距,地区的差距,更加上公共财政投入分配的不公平,使他们的生活水准远落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现在有了资源,应该首先补偿他们。举例来说,我国的教育资源配置,长期是城市优先,高教优先。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从教学设施到教师资源,投入都极为不足。现在理所当然加紧补上。

  民生投入也是投资,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贫困优先,不仅是社会公平公正的要求,即使是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贫困优先也是最佳的选择。例如,给贫困家庭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教育,能使他们长大时找到好工作。这样往往能使整个家庭脱贫。反之,如果他们得不到好的教育,不但他的家庭需要国家财政的不断扶贫投入,很可能连他自己又沦为新一代的贫困人群,财政还得要扶贫。因此,扶贫首先要扶贫苦家庭孩子的教育,做到贫困不传代,就是这个理。

  如何保证国家对民生增加的投入能用对、用好呢?从历史经验看,仅靠政府部门内部的监管显然是不够的。否则,贫困地区的教育不会还是如此窘迫。社会监督是必要的。而要使社会能参与监督,首先就要有透明度。各地有关部门要把民生的投入的金额到分配的细节都详细地公布。这是保证民生投入的公平、公正的最基本,也是最基础的工作。

  当前社会上对政府 “三公”支出关注度很高,政府部门也花了很大的精力来使公款出国、公款用车、公款消费更透明化,这是完全必要的。三公消费公布以后,虽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也毕竟起到了一些制约作用。但是与老百姓更直接有关的,也是老百姓更关心的,是政府民生方面的开支情况。应该建立一个财政公开机制,对政府民生投入实行先公开,全公开,细公开的新“三公”原则。

  加强民生投入的透明度,可以先从教育领域开始。教育部门一直在呼吁财政加大投入。现在中央与地方财政都已承诺了教育投入不低于GDP的4%,管理教育的各级机构也有义务把这些钱是如何分配的,如何使用的,以及效果如何,向全社会、向全体人民公布, 接受社会的监督。

  最后,民生投入贫困优先的资源分配的原则,也应该成为政府其他财政资源分配的原则。财政支出应该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增加公共财政的透明度,建立一个群众广泛参与的监督机制,应该成为新一轮政治、社会、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

 

 

 

如果国企全盘私有化 中国会成叶利钦时代俄国

赞同朱镕基国企改革方针:把国企关进鸟笼里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12年03月17日 凤凰财经

    凤凰财经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3月1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

    谢谢!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些发言人讲的背景,我想我是其中一个非经济学家的学者,所以允许我讲一些非经济学的事情,也允许我犯一些错误。

    十二五,大家都讲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年了,由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为什么结构调整没有我们预期的效果?我今天讲三方面的结构,一个是经济上,一个是社会上,一个是政治上。经济上为什么内需提不高?今天的中国居民消费还是很低。上午马局长说如果居民包括政府的不住的话可能更高。我想西方也是这样的,西方教育方面也不算的。为什么内需提不高,背后有两个失衡。一个是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失衡,另外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这两个失衡在中国是同样一件事。这几天我们刚好讨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不是成为一个主导性的?有关方面公布的数据比例来看,好像民营企业比例多一些。

    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是我想这个算法是错误的。我想加入要控制经济整个运作的话,哪怕控制5%、10%就足够了。当国家控制了市场,控制了物资供应,这几样东西就够了,民营企业就生存不下去了。今天来看当年的改造资本主义应该是失败的,因为这样的改造,中国自然就走向了计划经济的道路。今天我到广东、浙江看就是这样的情况,开始抱国企的大腿。很多的民营企业家资本都流向国外了。我想一个国家民营企业家都跑完了,谁来搞经济?

    怎么改革国有企业?我既反对全盘私有化的方法。因为从中国政治结构来看,如果搞全盘私有化,肯定会变成叶利钦时代的俄国,成为寡头经济。我也反对分红利益。美国政府如果对私营企业失去调控,危机肯定发生,中国完全市场化,危机也肯定发生。我想起一个道理,80年代提出鸟笼经济,我觉得应该对中国经济实行鸟笼经济,把国有企业改进鸟笼里面,这也就是朱镕基总理设计的国有企业改革道路。国家战略方面可以在国有企业,其他方面可以在私营企业。

    我们的改革很长时间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分,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政策,所以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失衡。应当市场化的地方没有市场化,像国有企业,不应当市场化的地方高度市场化,像医疗、房地产、教育。这是我们应当反思的。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不一样,社会领域不可以随便利用经济政策。我们基础设施投资和社会投资失衡,这么多年基础设施投资在早期发展中非常需要,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的话,就会导致过度投资。但是社会投资大量不足,医院,学校,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烂的,为什么不能多投资一点?社会投资不足,基础设施投资过度。

    还有一个失衡,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老百姓的住高度失衡。我这几年一直在说,中国的社会改革有一个机遇期,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改革,社会建设、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公共住房需要很多的钱,政府有钱可以做。现在是一个大好时机,如果错过这个时机就没有了。

    第三个平衡是国家和社会的平衡。我们刚才都在讲顶层设计,如果我们忽视了社会的力量,怎么讲顶层设计都没有用的。从欧洲的历史也好,从日本的历史也好,如果不考虑社会的力量,光是自己关起门来做顶层设计,最完美的设计都没用。现在广东做的,以前我们讲分权,现在是政府向社会分权,一块向企业分权,一块向社会力量分权。如果社会力量不能动用起来,即使是最好的顶层设计也很难实施下去。

 

 

 

中国未来几年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国企私有化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张维迎

2012年03月17日 凤凰财经

    凤凰财经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3月1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与结构调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在发言中表示,中国未来几年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国企私有化,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最主要障碍之一。

    张维迎:谢谢!我们谈宏观经济管理,我想有些误导,因为一谈到宏观经济管理,就认为是货币政策,就是财政政策,就是我们应该用宽松一点的货币政策,还是紧一点的货币政策,就是政府应该花多少钱。

    我觉得真正的宏观经济管理,应该是创造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在这个制度环境下,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努力的生产,努力的工作。都有积极性新,企业家精神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资源能够流向最有率的部门。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是说政府花钱的政策,而是政府应该尽量少花钱的政策。因为我们很少看到,政府的花钱能花得有效率的。我想未来的几年,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有三件事情在经济改革领域要做好。在这点上,我必须拥护世界银行的报告提出的一些建议。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国有企业占到如此大的比重,如此重要的地位的情况下,中国能够进入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事实上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一个最主要的障碍之一,未来我希望在五到十年内,应该国有企业的比重降到10%左右。

    这件事情本身并不难,它只是一个下政治决心的问题,不存在任何技术性的困难。因为我们大量的国有企业,尤其中央的国有企业,都已经上市,他们的股票都有价格,我们政府可以通过市场转让这些股份,到非公有的部门和个人。也可以通过半转让、半赠送的办法,分给普通的老百姓。我想如果这个步骤采取之后,中国居民的财富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增长。这一部分也带来了一个对国内市场的一个推动,更重要的,使我们整个的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就可以得到更为合理的利用,我们在企业,就不存在像现在我们大量的优惠的待遇,都走向了国有企业,我们好多的私营企业,不能够平等的享受到这种资产,特别是银行的贷款。这样的话,这些资源就会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李荣融谈国企重要性

一个家庭若父亲下岗,那是灾难

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 邓瑶

2012年03月18日

    2010年8月24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下称国资委)综合楼三楼会议室,掌声再一次响起。这一次,大家是在为一个人的光荣卸任而鼓掌——李荣融强忍泪水,深深鞠躬,心中无限感慨。

    作为国资委首任主任,李荣融任期七年零五个月,为2003年以来任期最长的国内部长级官员之一。特殊的职位、特殊的使命也使他有别于其他同级官员。

    上任之初,面对当时国企经营之难,甫一成立的国资委在“管好”国企,还是“卖掉”国企之中犹豫不决时,他的观点是坚持“管好”国企。在任期间,李荣融凭借一串几何级增长的数据,使新成立的国资委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李荣融刚上任时,央企数量是196家,他卸任后,央企剩下123家;李荣融接手时的央企总利润为2400亿元,到他离任时,央企实现利润超过1万亿元;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央企进入世界500强之列的,由7家增至38家。

    虽然身为曾经的“国资大管家”,但李荣融向记者袒露卸任后的心愿时却表示:“希望也能帮助民营企业,为民营企业的成长作一点贡献。”这一心愿使李荣融卸任后婉拒了不少来自大公司的重金邀请,而选择去高校授课。

    “授课的方式离实现我心愿的距离最短。”李荣融说。2011年,李荣融一共在清华讲了4次课,授课主题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这是作为“教授”的李荣融首次接受媒体专访,在近4个小时的采访中,坐在记者面前的他,语气、神态与在任时没有两样。并且,尽管李荣融的身份已经从“国资掌门人”转变为“教授”,但他未改初衷——培育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是实现中国强国梦想的必由之路。

实现心愿的最短距离

    那些聆听李荣融授课的清华EMBA学生,有一半是来自非公企业的高级管理者,另一半则来自国有企业。对于这位教授,很多国有企业出身的学生依然习惯称他为“荣融主任”或“李主任”,大部分来自非公企业的学生则以“李老师”、“李教授”相称。

    早在经贸委工作的时候,李荣融就开始研究制定非公企业的相关政策。在李荣融看来,中国的民营企业面临四个“不足”:信息不足,信用不足,遇到困难时获得的帮助不足,学习培训不足。直接给EMBA学员讲课,不但可以将自己对企业的理解和经验传授给他们,还可以通过集中讨论的方式获得共识。给企业家上过几次课后,李荣融感觉,当老师可能是实现他“为非公企业做点事”的心愿距离最短的方式。

    在外人看来,国企和民企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实力上,都有天生的“鸿沟”。前者根正苗红,后者野蛮生长。而李荣融则多次公开表示,央企和民企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团体,“资源配置缺了中小企业能配置好吗?要提高配置效率,把中小企业都拿掉会好吗?把非公经济都拿掉会好吗?绝不会好的。历史已经证明,纯国有是不行的”。

    在清华EMBA,李荣融具体的课时会根据教学进度进行调整,授课主题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内容主要包括国有企业的变化及历程和搞好企业的主要措施。虽然讲授的更多的是国企的经验,但李荣融强调说:“核心就讲一个题目,怎么搞好企业。”在他看来,通过对国有企业近几年的成就进行分析,也可以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为了扮演好这个新角色,如今的李荣融将大部分课余时间用于备课。“要把这个课讲好,我前期工作量很大”,“有时候,我要考虑怎么讲才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常常晚上睡不着觉。”李荣融说,“当然,还是在国资委的时候,睡不着的次数更多。”而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和副局长楚序平是他的得力“助教”,接受本刊专访时,除了秘书,这二人也陪同李荣融左右。

   无疑,每一次上课,教授李荣融都会成为学员们关注的焦点。每一次课间休息,总有一群学生围着李荣融展开激烈讨论。清华EMBA2004级校友、中亦安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杨进说:“李荣融老师的经历使得他能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的课给了我们一个观察中国经济运行和企业经营的不同的视角。”

铁面与温情

    作为教授的李荣融,延续了他担任国资委主任时期的工作风格。

    他会根据学生的提问和对问题的具体理解,不断修改讲稿。在修改过程中,他会再三考虑学生更容易接受用哪种方式、从哪种角度讲课。“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少讲套话、空话,努力讲有用的话,这样人家才愿意听。”

    以往,国资委每年召开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之前,李荣融同样要亲自去各家央企调研,历时好几个月收集材料。“好多材料别人看不了,只能自己看,所以我每个星期都加班。”

    无论是作为国资委主任还是教授,李荣融都强调“讲规矩”,因此给外界留下敢于直言、说一不二的印象。国资系统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李荣融两个“不轻易”的工作风格——重大决策不轻易定,定了不轻易改。

    “在制定政策的过程当中,你应该耐心听取各方的不同意见,这也逐步形成国资委的重要风格。”李荣融说,“定了的事不能轻易改,朝令夕改搞不好事情。应该有这个自信,因为定的过程很严密,方方面面的意见都听到了,近期的、中长期的利益都考虑到了,就不应该轻易修改。”

    这一工作风格使李荣融“得罪的人多了”,他认为,平息这些人内心不满的关键是“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

    对央企进行业绩考核是国资委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李荣融开创了对100多家央企进行分级考核的方式。这一方式推行之初,引发了部分央企负责人的不满,尤其令考核成绩靠后和考核降级的央企难堪。

    一些从A类降至B类的企业负责人试图找人向李荣融说情,“荣融主任能不能把我们企业往前再推一下到A类”,“荣融同志你看看这个企业的情况,人家工作得不错”……李荣融说:“这时候我会反过来打电话问他们,数据有没有错漏?其实我知道不会有错漏的,都核了多少遍了。如果数据没有错漏,我说这个你得谅解了,你数据在哪一类就是哪一类企业。”

    第一年考核,有两家央企排到最末位的D类,这两家央企负责人上午开完通报会后,中午饭都没吃就回去了。其中一位央企负责人对李荣融说:“我在这里吃不下饭,回去也吃不下饭。”

    这样的工作作风,使得他周围的人评价李荣融是“最不像上海男人的上海男人”。不过,李荣融表示,自己在基层时也是个老实人,“受的欺负也不少”,所以当官后给自己定下宗旨,不让老实人吃亏,只有竞争上岗,才能使每个人机会均等,“你只要有条件你就来竞争,竞争不上,你自己再努力”。

    李荣融常跟国资委里的年轻人说:“如果跟我三年没长进,不是你不行,是我不行。如果你一直很留恋这个岗位,舍不得离开,就表明你还不行;如果哪一天你感觉自己离开这个岗位随时都有饭吃,那你就行了。”

    在家庭生活中,李荣融还有鲜为人知的细腻温情。

    有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假期过后,彭华岗问李荣融“五一”都干吗去了,李荣融说:“没干吗,劳动节,我把我们家玻璃全擦干净了。”接着他饶有兴致地向彭介绍起自己擦玻璃的“学问”:怎么能把玻璃擦干净,怎么判断是不是擦干净了。

    李荣融还是一名烹调好手。李荣融的弟弟结婚,婚宴上的菜全是他一手烧制。李荣融在家常是夫人洗菜、自己炒菜。以前李荣融在家还经常拖地板,“现在我腰不好,拖地板什么的只好让夫人去做”;每次出差,李荣融从不叫夫人替他整理行李,都是亲自整理、亲自熨好衣服。

    无论做什么,李荣融都精益求精。不做的事情不涉及,要做的事情必须做到极致、最好。

“国企强则国强”

    虽已离任,如今身为教授的李荣融,仍密切关注着央企的发展。

    有一次出差,他看到机场航班因大雾晚点现象严重,赶紧给时任国航总经理孔栋和东航总经理刘绍勇发短信,“你们要尽快改进,可能后边还会有类似情况,要及时和乘客早沟通,有情况早通知”。

    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言谈间,李荣融流露出对央企的至深情感。而针对外界从未停止的“国进民退”、“央企垄断”的质疑,李荣融则很少回应,因为他对这些观点“不屑一顾”。

    “在垄断问题上,我认为央企背了黑锅。你怎么不去骂美国呢? 波音和埃克森美孚还不算垄断吗?”李荣融认为规模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相反,一个行业中如果没有主导企业,仅仅依靠中小企业,是不可能有国际竞争力的。

    李荣融是“国企强则国强”的坚定信奉者,并将国企做强做大的信仰上升到政治高度。他如此比喻国企对中国的重要性:“一个家庭如果父亲下岗,那对这个家庭是灾难,孩子的命运从此会发生重大转折。”

    在李荣融的带领下,央企将履行社会责任放在重中之重,甚至不惜承担诸多政策性亏损。尽管这与传统的市场经济规则相悖,但李荣融认为,帮助央企树立责任感,是他执掌国资委最宝贵的工作结晶之一,“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党和国家、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辜负希望”。

    关于如何深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在李荣融卸任之后,反而达到了某种难言是非的高潮。比如2011年“两会”期间,各界掀起了一股关于央企是否应该提高分红的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国资委保持了一贯的低调。

    李荣融同意央企应提高分红比例,不过,他强调,要做到的是可持续分红,而不是一次分完了,明天公司就关门。

    “分红跟企业自身的发展要有一个合理比例,要考虑企业拥有足够的能力来支付未来的分红,也就是可持续分红的能力。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不太主张提高分红比例,原因就是还没走到那一步,应该留点钱给企业自身发展。”不过,李荣融认为,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当前应该逐步提高分红比例,提高投资者信心。“现在股市下跌,怨声更多了,股指回到10年前。股民实在太辛苦了,10年储蓄再怎么样还有点回报,炒股一点回报都没有。”

    李荣融觉得现在的股民太辛苦了,为了了解股民心态,他甚至想卸任后也去炒股。“我想炒股并不是想赚钱,就是想了解股民的心态。”但为遵守相关规定,他并没有真的去炒股。

由历史来打分

    李荣融卸任后,外界猜测他留下不少遗憾。对此,李荣融毫不犹豫地说:“没有遗憾。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努力去做了,我尽责了。”

    2003年上任之初,李荣融去中央党校上课,党校有的老师认为国有企业搞不好,应该私有化。他坚决不认同这些说法,美国的一篇关于私有企业的论文给了他反驳“国有企业搞不好”的论据:私有企业能持续经营超过三代的不过5%,而且这5%里头大企业并不多,不少都是开饭馆、家庭旅馆的。尤其是在2008年,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美国雷曼兄弟公司也破产了,这让李荣融更加坚定了“企业好坏与所有制没有必然关系,只有遵循企业发展规律才能搞好企业”的观点。

    如果单就个人的业绩评价,李荣融领导中国央企走过了发展最为迅速的7年,“国企能够管好”已被央企剧增的利润证明为事实。而且这个事实,似乎还证明了某种经济理论的正确,即认为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本身,就企业运行管理而言,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李荣融相信,只要十六大制定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不变,国企改革将会延续此前的思路继续下去。“没有这样的体制,就决不会有国资委今天的成就”。

    回顾李荣融主导国资委的七年零五个月,可以看到,历史给了李荣融难得的改革机遇,李荣融显然也抓住了这一机遇。不管外界对他主导的改革是赞扬,还是抨击,“李荣融”这个名字,已镶嵌在中国国有经济改革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之中。

    采访结束之际,李荣融拒绝给自己打分,他说,“今天打的分,并不等于明天打的分,最终还是要由历史来打分”

 

 

推动中国创新经济首先要解散发改委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许小年

2012年03月26日

    注:昨日,在首届岭南论坛的圆桌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提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散发改委!”而出席论坛的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大方回应称,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要革自己的命,并称未来社会组织完善、社会自立后,发改委有可能会下台。

    现有金融体系无法支持创新

    一个以商业银行为主体,以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作为主力的金融体系,是无法支持创新的。创新需要的是支持创新的金融体系,包括从天使基金,风险投资,PE(私募股权投资)到VC(风险投资),形成梯队。而要形成一个支持知识创新的金融产业,政府应该提供VC、PE基金的法律框架,而不是监管细则。

    我们现在很多PE、天使基金,政府部门在抢夺核准权,因为你和政府搞不好关系,就不给你报备。这样对我们国家的创新产业、创新技术和创新企业杀伤力极大。为了推动中国创新经济,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散发改委!后来听完了李主任(广东省发改委主任)的讲话,我思想有点改变了。发改委很多人也是深知这个道理的,所以我现在的观点有所改变。

    要政府让权,平庸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希望政府在监管、生产力要素价格控制等方面放手,并退出资源配置领域。

    创新须保护知识产权

    关于产业升级,政府应该做的是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研发的投资很难完全收回。如果到处都是假货,前期的研发投资就没法收回。

    要保护知识产权,首先要保护一般产权,如果一个国家很多的企业家,这些创新的主体,手里拿着外国护照,随时准备移民海外,他就不会有长期的研发,因为研发需要时间,一个品牌的树立也需要时间。我们必须使企业家、创新者长期在国内投资、创新,把技术留在国内,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政府要让他们有安全感。

    中国政府为了拉动GDP,长期管制要素价格,这对中国企业升级换代极端不利。政府应该让价格机制发挥更大作用,用价格引导企业走向高端。

    政府退出资源配置

    平庸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世界上最好的政府,是平庸的政府。只有平庸的政府,才会遵重法律,尊重企业,才能摆正自己跟市场的关系。优秀的政府可以帮助企业,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

    私募股权投资用不着政府审批。对私募股权投资进行审批,还要纳入政府的监管体系,就是把Private Equity变成了Public Equity。PE即私募基金不需要审批和报备,那是私人对私人的钱。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现在是政府出钱搞PE,全搞错了,政府的钱是老百姓纳税的钱,不能承担这么高的风险。

    谈到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如何平衡时,一句话,政府的作用就是没什么作用。政府退出资源配置,让出空间让市场自由配置。不过二次资源配置中,政府一定要发挥作用。


    语录

    “1992年已明确的顶层设计是市场经济改革,可如今人们数典忘祖,忘了这个改革目标。”--吴敬琏

    “政府能做的是什么?就是请你们少管一点!思想、文化、社会只有自由的发展,才有我们民族文化的不断的成长和繁荣。政府管得越多,越是压制了我们民族的创造力。”--许小年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3-24 17:31:42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经济日报头版:国有经济“完全退出”不可行

国有经济完全退出不可行

金里伦

 2012-03-24

    ○ 无论是国企投资并购民企,还是民企投资并购国企,都是市场主体的正常行为。认为“国有企业不退出,民营企业就发展不了”,显然是错误的

    ○ 国有经济承担着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的部分职能,承担着国家应对和处理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的部分职能。国有企业“要不要退”、“如何退”、“退到什么程度”,必须从适应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要求来考虑

    ○ 目前,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大多处于行业龙头地位,竞争对手主要是跨国公司;民营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与国有企业形成产业配套和优势互补的格局,不是“你退我进”的关系

    近来,有一种主张认为,“国有经济应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似乎这么一退,国企改革就能够到位,民营企业就能获得更大发展。这种看法是非常片面的,很容易将企业改革和发展引入歧途。

    针对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以及国有企业活力不够、效益下降等问题,中央明确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着力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总体上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使其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按照中央确定的方针和部署,近几年来国企改革全面推进,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逐步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向基础性、公益性、支柱性产业集中,向优势产业和大集团、大企业集中。国有企业数量大幅度减少,一般性竞争性领域的绝大多数国有中小企业进行了改制,退出了国有经济行列,中央企业也由2003年196家减少到如今的117家,且80%以上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通信、运输等领域。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效益逐年增长,实现利润总额由2002年的2636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14989亿元;技术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在国际市场中显示出日益强大的竞争力,50多家国有企业2011年进入世界500强。国有经济的壮大,不仅显著增强了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而且主导作用和影响力得以充分发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之所以能够从容应对,并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强大的国有经济,使政府宏观调控得以更好地掌握全局、指挥全局。实践表明,国有企业改革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取得的重大进展和突出成绩必须给予充分肯定。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完善的过程,目前存在的市场有效竞争不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仍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但是,这绝不是要国有企业“一退了之”。同时,近几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深度融合的案例频繁出现,无论是国企投资并购民企,还是民企投资并购国企,都是市场主体的正常行为,也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不能由此认定国有经济挤占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一些人片面认为,“国有企业不退出,民营企业就发展不了”,甚至提出了“为防止和消除垄断,国有经济应当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的主张。这种观点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第一,它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混为一谈。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首先是与公有制的结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这就要求国有经济必须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进而发挥主导作用。我国95%的工业行业都是竞争性较强的行业,如果国有经济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就等于取消了所有国有工业企业,让国有经济从市场上消失。这不仅会使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无从谈起,还会使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一句空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经济基础,后果将是极为严重的。

    第二,它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阶段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发达阶段混为一谈。我国的国情和发展现状,决定了国有经济的特殊职能和作用。作为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竞争挑战,要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赶超战略,我们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通过宏观调控集中资源,加快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要看到,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国有经济承担着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的部分职能,承担着国家应对和处理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的部分职能,这在2008年的抗击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以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中体现得特别明显。因此,国有企业“要不要退”、“如何退”、“退到什么程度”的问题,绝不是通过理论推导或是照搬照抄西方经验就能解决的,而必须从适应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要求来考虑。

    第三,它把企业所有制结构和市场竞争结构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垄断是一种市场现象,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中,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同样会形成垄断。这需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加以解决,让国有企业“一退了之”显然是开错了药方。况且,从以往的情况看,国有经济大量退出的产业和领域,往往被具有诸多优势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占据。一味鼓吹“国有企业退出”的后果,可能不是民营企业的进入和发展,而恰恰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占领,这是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

    第四,它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对立起来,并简单归结为此消彼长的关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目前,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大多处于行业的龙头地位,竞争对手主要是跨国公司;民营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与国有企业形成产业配套和优势互补的格局。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层次,大企业能做的事小企业做不了,小企业能做的事大企业也做不好,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而不是“你退我进”的关系。因此,应当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且毫不动摇地将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强大的中国需要强大的企业。国有经济还要承担更重大的使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不但不能轻言“退出”,而且应当进一步做强做优,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进一步调整结构,突出发挥国有企业在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加强在公益性领域的发展,做好民生保障和服务工作。

    回顾这几年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议和讨论,追根溯源,还是由国企改革不到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改革进展缓慢,以及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等问题而引发的。应当看到,国企改革没有终点,今后还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始终坚持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不动摇,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手段,着力解决制约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要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优化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推进国有企业的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要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在竞争性领域进一步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真正打破看得见却进不去的“玻璃门”、“弹簧门”,大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市场的公平竞争中决定各类企业的进退去留,并以此为压力和动力,切实增强国有经济的整体活力和竞争力。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3-14 08:35:40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Fw: 独家网高铁会议

高铁建设是国家战略产业 不是普通商业项目

——“高铁建设与国家战略”研讨会在京召开

独家网

2012年3月

    2012年3月3日,由国内新兴青年媒体“独家网”(dooo.cc)主办的“高铁建设与国家战略”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博雅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研究单位的多位专家,来自商务部、进出口银行、行业媒体《国企》杂志、《交通建设》杂志、《中国工业报》和《环球财经》、《南方窗》、《环球时报》等单位的众多学者与媒体人,以及其他独立学者、网友代表等三十多人与会,就“高铁建设现状与问题”、“高铁走出去”、“高铁建设面临的舆论环境”与“铁路体制改革”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而卓有成效的讨论。

端正对高铁建设问题的认识

    《环球财经》副总编张捷认为,要首先纠正对高铁现状认识的几个误区。中国的高铁是真正的“中国制造”,因为标准、品牌都是我们自主拥有,并在技术消化吸收与创新的基础上,进行了产品的量产。特别要注意:标准、品牌比技术都重要,中国在350公里速度上恰恰建立了世界标准。其次,高铁是战略产业,它有利于降低社会总成本、提高社会总效益,不应简单地只将高铁本身作为商业项目来进行成本效益核算。再次,作为战略产业,中国现在进行高铁建设,恰恰有资源优势和人口红利优势,如果错过这个时机,将来想要重整河山,付出的成本要更大。最后,所谓高铁建设上的资金短缺是个伪问题,政府完全有能力解决。

    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用大量数据表明,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前几年的铁路与高铁的大规模建设,不是过多、超前,而是建设得不够。例如在1990-2010年的20年间,GDP增长20.49倍,铁路营运里程增幅仅有57%,而其间公路增幅则达290%,民航航线445%,另外从旅客周转量与货物周转量来看,铁路发展同样是滞后的。所以,近几年铁路的快速发展是在还历史欠账,而且还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

    网友代表冯琰反映,中国的地理与人口的国情都表明,中国是需要高铁的,且中国高铁的发展也是适应国情与经济发展需求逐步发展起来的;另外,沪宁、沪杭、武广高铁在2011年已实现赢利,京沪高铁上座率70%以上,估计今年也能实现赢利。今年春运期间高铁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是对7.23之后质疑高铁声音的最好回答。

    冯琰特别提到,高铁建设要适当超前,西部公民有权利享受到和东部一样的高铁服务。对中西部在建高铁降标降速,有的线路只节省不到5%的建设成本,这完全没有必要。而且将影响西部未来的长期发展。

高铁建设有利于国家整合和欧亚大陆整合

    青年学者贾晋京从美英两国工业发展经验中得出:铁路是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的核心,是现代管理、会计、系统工程、现代金融、标准化制造的统一市场赖以建立的基础。中国铁路和中国高铁的独立自主建设,表明中国拥有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并且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次,中国的西部开发和国家一体化,离不开高速铁路的发展。铁路特别是高铁的发展,将大大改变内陆的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态势,加速货物与人口流通。再次,如果中国的高速铁路继续向欧亚大陆内部深入,将加速欧亚大陆的整合,各国工业网络可以汇合,在此过程中,由中国主导的高铁将发挥核心作用,为中国突破海权封锁、建立陆权优势,显现巨大的战略价值,必须抓紧时间窗口,加速高铁建设。

    青年学者孙力舟指出,体现国家整合能力的铁路运输事业,放在军事视野来看,还严重关系着国家安全,俄罗斯历史上在东西两线都因铁路建设迟缓而吃过亏,在克里米亚战争与日俄战争中都因物资补给与兵源投送问题而败北。未来中国要在幅原辽阔的国土上进行快速有效的军事调遣与布署,高铁是国之重器。这对于崛起中的中国应对未来军事安全挑战来说特别重要,所以,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也需要全世界最快的高铁,这是在为未来布局。我们是大国,需要有战略思维。

高铁建设将深刻改变未来国际格局

    来自国防大学的秦天将军高屋建瓴,指出高铁是国家非常重要的战略产业,它不仅服务于经济发展,而且服务于我们的战略利益、战略发展与战略安全。中国主导的高铁技术,它在整个欧亚大陆所带来的资源流动、人才与技术流动甚至是文化流动都将深刻改变未来的国际政治版图,而高铁技术、高铁标准与高铁工程及其连带产业的输出将带来巨大的战略利益。

    他说,铁路建设对于在世界大陆占据主体板块的国家从来都有重要意义,由于欧亚大陆相彼此连的地理特点和经济文化差异互补的特点,铁路建设对于在欧亚大陆占据主体板块的国家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特别对于在地理联系上可以连接两洋横贯东西的主体板块国家,铁路建设、尤其是高铁建设就具有更加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我们要有大国崛起的大战略、大雄心,高铁需要国家战略层面的投入,这种战略投入不能看短期商业回报,而要看战略回报。一旦以中国为主导,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高铁体系,构建了钢铁丝绸之路和物流大动脉,把人才、技术资本的高地与人力、市场与制造的低地广泛地联结起来,中国的崛起将无法阻挡,某些霸权国家也就出局了。

    更有学者指出,2012年将拉开“全球剧变”的序幕,我们要通过高铁建设抓住战略机遇期。过去的五百年里,世界的中心区“欧亚大陆”被渗透和殖民,从1950年代开始这个中心区开始觉醒与整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是第一波整合,“中国制造”的崛起是第二波整合。当前,生产、运输、销售与消费四个环节中,中国控制的“运输”环节仍然薄弱,世界运输体系仍然以海运为主,而世界16个一级海峡为美国所控制。我们需要全球视角,以高铁为纽带打通欧亚线、中亚线、泛亚线,而不是局限于地区性大国,受制于海上战略通道。一个大国崛起需要有其控制的运输体系的崛起,高铁就为我们建立最关键的主导性运输体系、突破海洋大国的全球霸权,提供了可能。

高铁如何“走出去”

    梅新育从两方面来分析高铁“走出去”的内涵:首先是轨道交通装备的出口,其次是整个铁路系统的整体输出。就前者而言我们从2002年以来就一直是顺差状态,我们在2008年出口额达到102.8亿美元,2011年则达143.2亿美元,而进口只有19.9亿美元。随着去年和今年我们对铁路的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滑,这一出口将更具经济意义,能弥补投入不足带来的损失。从系统出口角度说,我们的高铁系统在东南亚和中亚国家都非常具有市场吸引力,前景广阔。且这种系统输出,不仅仅意味着经济效益,因为中国的路修到哪里,中国的人才、资本、商品乃至文化就会输出到哪里。但是,由于高铁是个复杂系统,在整体输出方面应该谨慎,应考虑到接收国的技术管理能力,所以目前阶段还是应以装备输出为主。

    进出口银行的代表指出,高铁输出要解决好资金需求问题,因为很多国家有修铁路的需求,但未必有资金,且风险很大,民间资本难以胜任。我们应从国家战略角度以国家主权信用为依托,做好金融规划、金融输出,配合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开发,在操作方式上可以灵活多样,例如可以采取易货贸易的互惠方式,实行资源、信贷、工程一揽子贷款模式,高铁建设等工程项目输出的同时,换来大宗资源类商品等等。这种模式我们在安哥拉已做得相当成功。

    如何看待围绕高铁的负面舆论

    就7.23动车事故之后媒体掀起的一边倒的负面报道浪潮,各位学者也纷纷发表意见。

    清华大学赵南元教授首先从科学概率角度指出,事故只能尽量减少,没法绝对避免,科学与工程上许多事故在事后分析起来虽然简单,但事前不可能提前设计规避方法,因为客观世界的因素无穷无尽。这正如我们不可能每次都考100分,因为总有欠考虑的地方。虽然我们必须严格要求工程设计与管理,但公众也需要具有这样的理性认识。

    张捷认为,媒体在报道事故过程中,首先缺乏基本的工程技术常识,例如把“动车”与“高铁”混淆;且认定高铁速度从350降到300,就可以更安全,这都是荒谬的错误。其次媒体在报道动车事故时采取有罪推定和双重标准。有罪推定体现在,只要发生事故了,政府和铁道部一定有责任,这是立场在先。这种预设立场又决定了其报道的双重标准,例如德国高铁也发生事故,为了保护现场他们封锁了事发地,如果中国也封锁,则媒体一定会说政府有阴谋和秘密;德国高铁事故原因鉴定了五年,媒体说他们慎重认真,但如果中国的报告晚出来几天,则会被认为隐瞒真相。这些都不符合程序正义的原则。

    还有青年学者和网友代表认为,媒体的报道充斥着非理性因素,对技术进步风险与社会群体心理两方面都没认识和应对好。例如“越快越危险”这种观念就不应被非理性地大量传播,实际上咱们的高铁是越来越安全的,其安全保障很全面,媒体应该多向公众传达这些,而不是一味在事故前渲染危险因素,在事故之后渲染悲情。我们的媒体科学素养很不够,科普节目、灾难调查类节目等深度内容缺乏,往往只能凭借煽情来吸引受众。另外,高铁自己也应做好自身的宣传,改变宣传方式,获取更广大的舆论理解。

    独立学者杜建国分析了针对高铁和国企的这一波舆论围剿形成的背景。他指出中国现在经济形势实际上一支独秀、“国进民进”,但是也“资富民穷”、分配上存在很多不合理,一般城市白领和青年怨气很大。此时,某些控制媒体的资本利益集团,则一方面竭力转移劳资矛盾,在舆论上将怨气引向国企,掩盖劳资矛盾,将国企向好的原因单纯归结为垄断;另一方面通过妖魔化国企,试图进一步推动私有化国企的政策措施,分蛋糕、饱私囊。高铁刚好是这波舆论围剿的眼中钉,借唱衰高铁,煽动悲情,最后达到私有化铁路的目的。

    铁路不能私有化

    梅新育指出,因为一次事故,形成舆论围剿氛围,就要对铁路进行私有化改制,这是非常不科学也是非常不道德的;而且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进行铁路私有化的国家,其铁路建设与运营都陷入重大失败;我国铁路的巨大资产规模也决定了,即使私人资本进入,也将很难再有多余资本进行固定资产投资,铁路建设将停滞不前;铁路私有化,最后也将与中国铁路的公益性原则相背离,不能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去剥夺属于几亿人的公众利益,最后票价大幅上涨,利益受损的是普通百姓。铁路是个大系统,进行私有化分割,将在安全和管理上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违背铁路系统的社会化大生产特点。

    张捷坚决反对铁路私有化,首先铁路资产容易被严重低估,因为早年的固定投入已摊销为零,特别是铁路的占地往往是国家划拔的,没有估价,在此基础上“民资入股”会大占便宜。其次所有铁路的货运是按统一的“吨公里”报价来计算的,这个报价不是按一条铁路的具体造价给出的,而是按全国总核算来设定的统一报价。因此铁路这种所谓“垄断”是有其规模效益的,也意味着对不发达地区的补贴,打破垄断就意味着按区域核算,运输体系的统一定价系统就会崩溃,最后结果就是提价。要注意“打破垄断”这种话语权是被有意操纵的,垄断不是一味有害。

    军事科学院的黄星将军指出,社会主义就一条:为人民服务!铁路的公益性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高铁是个战略支柱产业,不是普通的商业产业,作为战略产业不能指望短期回报,必须是国家决定、政府投入、全民获益。高铁不仅应是我们着眼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选择,也必然是我们应对世界未来战略环境的策略选择。在这点上,我们必须头脑清醒、目光远大。

 

 

 


发件人:老毛<anchormao@gmail.com>;时 间:2012年03月11日 21:44 (星期日)收件人:附 件:19 个 (共济会投资制作的好莱坞大片.jpg 等...) 查看全部附件

坚决反对私有化

红星博报

     这是一位网友对于以反垄断为名将最后的关键行业国企私有化做出的抵制,我将其转载到本博,愿朋友们见仁见智,并给予必要的呼应。

    国企职工,尤其大型央企职工,享受到的待遇,非一般非国企职工所能比拟,这使得一些非国企职工,接受了不良舆论的宣传,误以为国企是造成当前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并随着不良舆论和特权阶级的鼓噪,力主国企私有化,殊不知这正是特权阶级需要的舆论效果。

    国企的确正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特权阶级的路边提款机,但它们还没有成为这些人的私家银行,不但依然经济上庇护着众多的职工,也构成国家经济安全的最后屏障,如果现在继续将剩存国企都私有化,毫无疑问它们将如同那些已经私有化的国企一样,由特权阶级的路边提款机变成特权阶级及其同盟阶级共同的私家银行,也将不再有能力维持现有职工现有的待遇,更将失去国家经济安全的屏障作用。

    在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希望朋友们能放下小我的利益,理性的看待国企职工和国企本身,抵制新一轮的私有化运动。

    我看到民进等多个党派联合提交人大的反垄断提案,他们想通过走合法途径,对仅剩的国家战略安全行业私有化,与汉奸卖国贼上下配合,动摇公有制的根基。有个想法,有影响的博主,搞个共同的反国企私有化的投票的贴子,贴子不用太长,写明几点:

    1、目前国企只剩下几个涉及国家战略安全的行业,而这些行业都是建国之初由无数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铁道兵、建设兵和类似王进喜的工人大众生命铸成和鲜血染成,属于全民的财产。

    2、私有化之后,这些资产只可能被改开之后无德暴发户特别是官家暴发户所得或外资买办所得,跟我们屁民没有任何关系,跟小康之家、跟白领也没有关系。国企垄断,有问题,我们屁民还可以批评,还有发言权,如果私有化,只能是资金的交易关系,我们没有任何发言权。

    3、国企垄断,国家可以行政直接干预其价格;私有化,国家只能约谈,看看飞涨农产品、日化品等,国家无法控制,如今国力强都干预不力,若国力弱,更不用说。国家垄断,产业利润只在行业国企产业链内流转,法理上属于国家、属于全民。、而私有化,或者部分私有化(目前的国情,一定会产生合法的公产私送、公产买办外送),与屁民没有关系。涉及国家战略安全行业的部分私有化,是千里之堤,崩于蚁穴的蚕食之用心。

    4,民进等党基本上都跟资本有联系,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走向政治前台,这些年应该很多有亿万身家或是这类人的代言人,进入国企垄断行业,无非是想实现自己家族或个人的政治、经济垄断。

    5、只有资本家最清楚,垄断是资本的终极形式,是资本、权力最有效率的形式。国家垄断,相当是人民的集中权力,虽然有很多问题,但形式法理上目前属于全民,当大众觉醒,自有正本清源、翻盘的时候和基础。芸芸众生,呈原子状态的时候,是没有力量的,但形成集合体,则无敌于天下。

    6、告诉工农和劳动大众,即如大家以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为生的网民,让他们知道自己才是这个世界的生产者、创造者、所有产品、服务的提供者,是这个国家所有人的衣食父母。但是,现在中国的现实是,把自己的父母踩在自己脚下,时不常还要叫外人踏上一脚。没有工农和劳动大众,那些主张私有化的狗屎经济学家和汉奸卖国贼就要饿死、渴死、就要裸体上街。

    7、共产党建国之初的宪法,是全体人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这是民主的终极形式,不是一票一选的所谓民主,现阶段所谓的民主选举,最有可能上台是这些年通过房产、农产品等象蝗虫一样席卷全国财富的无良资本家甚至官匪勾结的黑社会上台。而现在的网络,就是大家行使民主权力的工具。记住汶川5.12大家网上募捐的攻城掠地的集合力量。

    8、大学生朋友,请告诉同学,要关心政治,因为建国之初的惩办卖国者的条款被人删除了,我们被吃了亡国灭种的转基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不关心政治,但政治会找上我们,大家已经没有最初宪法赋予我们的免费住房、免费大学教育、免费医疗的权力,再不觉醒,我们的权利被别人剥夺了,都不知道,现在我们仅有的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都受到了威胁。

    9.目前的国家战略安全行业的私有化,是人民敌人对人民的最后一击。他们垄断这些行业,一定会垄断中国的政治,他们目前已经通过资本的直接和间接力量已经垄断媒体了。这些年的改革万象,证明了邓公过高地估计了先富之人的道德。先富带后富只是一厢情愿,除了华西村等个案,他们更多地是以强势掠夺弱势的生存空间和权力。

     10.如果你不想你自己、你自己的子孙成为垄断资本家和外国垄断资本家、大财团的奴隶,就要参与到这场反私有化的斗争中来。现在的人大能为人民发声的是极少数,而且很快会被各个富豪集团、外资买办及其利益链条上人声所淹没。

 



 

发件人:<djg1973@sina.com> 2012-02-25 18:14:52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媒体为吴英辩护的理由不成立——兼论改革不是任由吴英顾雏军们胡来

媒体为吴英辩护的理由不成立

——兼论改革不是任由吴英顾雏军们胡来

杜建国

    2012年1月18日,浙江高院对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判决,维持对吴英的死刑判决,随即,媒体掀起了一股“救吴英”的浪潮,从新华网、《环球时报》,到《南方周末》、“财新传媒”,概莫能外。为吴英鸣冤叫屈的理由,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第一种认为判罚过重,吴英不应被判处死刑,因为不杀人不偿命,应该废除经济犯罪领域的死刑。第二种认为吴英犯罪的根源在于现行金融体制的缺陷,或者说吴英犯罪是被逼所致,甚至有人干脆否认吴英行骗的事实。第三种宣称媒体群起对吴英的判罚表示不满是民意的体现,民意要求对吴英从轻发落。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都讲不通,下面逐一分析一下。

一、经济犯罪的危害性不容低估

    对死刑的存废,以及吴英依照现行法律是否该被判处死刑,笔者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予评论。笔者要分析的是经济犯罪不适用死刑这一观点。

     死刑不应适于经济犯罪领域论或“不杀人则不偿命”论,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不过却存在看问题片面化或表面化的倾向。经济犯罪的特殊性质在于虽然没有直接杀人,但是却可以造成间接杀人,尤其像集资诈骗案件或庞氏骗局,若任其蔓延,甚至可能对社会造成大面积危害,远非普通刑事案件所能比。

    上当受骗而最终血本无归的那些人,有的可能会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的这些人,有的可肯能自杀,有的为了获得“补偿”可能会铤而走险违法犯罪,包括伤害他人性命。那些宣扬经济犯罪不死人论的媒体和学者,你们难道忘了紧邻吴英家乡东阳的温州,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曾发生过因大规模集资诈骗而酿成血案的惨剧吗?

    有资料称,1985年八九月间到1986年初,温州乐清一带盛行以“抬会”面目出现的集资骗局,其总发生额约10亿元,实际投入资金22亿多元,10万元以上的大总人数有20多万,乡镇参加户数70 ,有的村子几乎涉及每家每户。1986年春集资链条逐渐出现断裂迹象。至秋天,温州陷入空前的混乱,讨债者开始拘禁甚至追杀“抬会”会主。短短3个月中,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怎么能说经济犯罪不死人呢?若任由吴英发展下去,1986年的抬会惨剧难道不会重演吗?庆幸的是,吴英成立本色集团进行大规模诈骗的行为,仅仅持续了三个多月。

    温州抬会事件令人怵目惊心,不过相比于后来阿尔巴尼亚因集资骗局引发的全国动荡,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1992年东欧剧变后上台的阿尔巴尼亚新政府,放纵一些人大搞“金字塔式”集资诈骗活动。在高息利诱下,人口仅仅三百多万的阿尔巴尼亚,参与储户竟然超过一百万,金额达数十亿美元,堪称举国被骗。当有人对此提出警告时,时任总统的萨利?拉姆?贝里沙却坚称“阿尔巴尼亚的钱是世界上最干净的”,集资活动乃市场自发行为,属个人权利,政府无权干涉金融自由(莫非茅于轼张维迎许小年诸公的导师有可能是贝里沙总统?)。

    当储户遍及全民时,就意味着资金来源枯竭和游戏的终结。1997年初骗局完全败露,全国性的武装动乱随即爆发。首都之外的武装力量一度成立了新的政权与政府分庭抗礼,这一局面直到最后北约进行军事干预后才得以结束。据说,持续数月的动乱共造成近三千人丧生,两万人受伤,数以万计的难民逃到国外,物质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经此浩劫,原本就不发达的阿尔巴尼亚元气大伤,至今未能恢复。若任由吴英们胡作非为,那么阿尔巴尼亚的这一幕未必不会在中国上演。

    仅仅在三年多前,哥伦比亚也曾发生过集资骗局引发社会动荡的事件。据称,2008年在哥伦比亚至少有240家从事非法集资的金融机构,以提供100%到300%不等的高额利息为诱饵,令近200万人成为受害者。其中,戴维?穆尔西亚?古斯曼古斯曼通过自己开办的DMG集团公司,骗取金额达二十多亿美元,古斯曼也因此被称为哥伦比亚的麦道夫。2008年11月中旬,一家名为DRFC的金融机构因无力偿还高额利息而遭到投资者的挤兑,引发了激烈冲突,导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挤兑扩展到其他集资机构,骚乱也随之扩至全国。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哥伦比亚政府于17日宣布该国进入为期30天的社会紧急状态。此事发生时恰逢全球金融危机的高潮,因而冲淡了这一事件对世人的影响。

    殷鉴不远,不可不察。低估经济犯罪的危害性是不可取的。

二、“枪毙银行家”——不能给骗子和贪官以免死特权

    值得注意的是,对经济犯罪处以重刑,这在有些外国人眼里反倒是中国法律先进和关照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表现。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诸大银行以及相关的评级机构、审计事务所等都难逃干系,他们明知自己玩弄的那些投机行为不是长久之计,却勾结在一起,发布种种虚假信息,欺骗民众以敛财。这些行径虽然与集资诈骗有区别,但说不是犯罪恐怕也难以服人。危机爆发后,金融家们非但没有承担任何风险,反而又依赖政府救助来为自己纾困。从2007年次贷危机算起的话,美国人民家破人亡的不知有多少了。金融危机现在让美国甚至全世界都沦为1%与99%的分裂社会,而投机资本集团呢,把美国、把全世界都拖下了水,自己却逍遥法外,不受惩治(仅仅拉了个伯纳德?麦道夫——也就是美国式的吴英——来当替罪羊),还拿政府纾困款项来给自己发奖金。对金融危机的直接责任人网开一面,这根本不是什么司法人道主义的表现,而是对富人的姑息放纵。

    2010年美国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拍摄了电影《华尔街2:金钱永不眠》。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斯通大发感慨,对中国对金融犯罪严厉惩处的司法制度表示了由衷的羡慕:

    “在美国,……银行业出现了不负责的表现,他们杠杆借贷1比30或35,他们非常离谱,希望挣更多的钱,完全被贪婪控制了,大银行血本亏空,因而需要被政府拯救,非常丢人的是他们不但被政府打救,还领取巨额奖金。若在中国,这些银行家早就被枪毙了,有道理的,速战速决,实际上这些家伙应该进监狱,这是很大的丑闻”。

    主张枪毙银行家的不在少数。英国《金融时报》的副主编菲利普?斯蒂芬斯2009年01月22日撰文《毙了银行家,将银行收归国有》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4334。该文称,“目前,除了枪毙银行家、将银行收归国有,我想不出什么更得人心的政策。这也许甚至可以为布朗赢得一场选举。考虑一下吧,我们可能还可以借此摆脱混乱。”2009年03月16日斯蒂芬斯又撰文《先救银行——然后再毙了银行家》。

    英伦政客并没有“枪毙”银行家,反而用紧缩政策对无辜的民众开刀,危机的罪魁祸首骗子银行家们则依旧逍遥法外并大肆分红。社会“混乱”也就不可避免了。“枪毙银行家”,决不是少数学者的愤激之语,在占领伦敦或占领纽约的现场,都不难看到“枪毙银行家”或“绞死华尔街”的标语或旗帜。

    另外,除了有可能造成巨大社会危害的特征之外,经济犯罪属于只有富人阶层和官员阶层才有条件实施的特殊罪行。白领蓝领市井小民即使想在这一领域触雷,也根本不具备起码的犯罪资本或条件。因此,对经济犯罪网开一面免于死刑,只能加剧社会分裂,只能令富人和官员群体有恃无恐,助长其不负责任的倾向。

    因此,不应该以“不杀人不偿命”为由来赋予奸商骗子和贪官污吏以免死特权。

    易中天先生宣称,“稍有恻隐之心的人都会(对吴英的死刑判决)说:不!”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令我不解的是,某些人的恻隐之心怎么全都冲骗子和投机商去了。2011年温州好多投机商置银行和私人贷款、工人工资于不顾,一跑了之,媒体学者却蜂拥而上替跑路者讲好话,并要求政府“救助”他们。就在期间,一个在温州打工的湖北阳新青年黄加林,年仅23岁,因向老板讨要一个半月的工资而不得,愤而工厂大楼上跳下,当场死亡。对于此事媒体学者却鲜有反应。对于这些老老实实干活的人,媒体学者的恻隐之心哪里去了?

三、有市场经济就会有骗子——吴英不是体制的牺牲品

    现行金融体制导致或逼迫吴英走上行骗犯罪道路的说法,现在也异常流行。比如,2012年2月3日《南方周末》刊发特约评论员郭宇宽的文章《吴英案思考:尊重“差序信任”,激活民间金融》,称“吴英之所以让很多人同情,背后的社会情绪是对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的不满。”

    《环球时报》也刊发多篇文章替吴英说好话,比如2012年2月9日徐昕文章《再次呼吁对吴英刀下留人》认为,“从深层原因来看,吴英借款实因民间企业融资困难,被逼高息举债。非法集资之根源在于国有金融垄断。”

    新华社2012年2月6日接连刊登了本社记者的两篇稿件《普通案件为何成法治事件?吴英案标本意义分析》与《“吴英案”引热议凸显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急迫性》。后者称“法学家、经济学家和一些企业家认为,计划经济时代不会有‘吴英案’,完善的市场经济时代也不会有‘吴英案’,‘吴英案’是当前改革过渡期的产物,需要在改革中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加以解决。”

    计划经济时代不会有“吴英案”,笔者同意;至于完善的市场经济时代也不会有“吴英案”的论调,笔者则认为这既有悖于逻辑,更有悖于事实。

    有市场就有资本运作,那些企图利用市场规则不劳而获、把别人的钱诓进自己腰包的人,即靠非法集资诈骗获利的人的存在,肯定在所难免,同样,因经不住诱惑迷信天上会掉馅饼而上当受骗者也大有人在。躺在床上把钱赚,不管是对骗子还是被骗者来说,这比辛苦打拼搞正经实业要轻松容易得多,因此面对这样强大的诱惑,社会上总会有不少人心怀侥幸而前赴后继飞蛾投火。像吴英,技校没毕业,也没别的特长,估计也不愿吃苦,却又一心想暴富,因此走上行骗的“捷径”可谓在所难免。这就是市场的失灵之处,对此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借助于加强监管和刑罚惩戒。

    再完善的市场经济,也不会根除骗子。请学者记者们举一个例子,哪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或者不存在“国有金融垄断”的国家没有骗子。阿尔巴尼亚吗?那可是绝对的放任自流,原有的国有银行刚刚都被私有化了,结果却成了“吴英”们行骗的天堂。如果新秀阿尔巴尼亚不算的话,那么老牌典范美国的资格应该没问题了吧,可不照样有麦道夫这样创下世上最大庞氏骗局的大骗子嘛!美国哪有什么国有银行,更遑论国有金融垄断,结果五大投行带头胡来。无论哪朝哪代、哪国哪族,像吴英、麦道夫、庞兹、古斯曼之流,都难改其诈骗犯本色,这与银行国有私有无关。即使在中国实行破除所谓金融垄断、放宽信贷市场准入门槛的政策后,吴英之类的骗子还不是照样去行骗嘛!

    就在本文撰写期间,温州立人集团案案发,诈骗金额达数十亿。做生意,有赔有赚,有成有败,你失败了,就要老老实实地认栽。若不认栽,还靠高息揽储来掩盖败局,那就变成了诈骗,最后只能是害人害己。可一目了然的事情,照样有媒体来向体制问罪。

    出了问题不怪直接责任者而去怪“体制”、怪国企,现在已经成了风气。文怀沙、李开复造假,易中天便怪到文革甚至秦皇汉武头上。上海女中学生援交,赵晓就赖“贪官”和“道德”。温州投机商跑路,许小年就将责任归罪于国企,称国企垄断了能赚钱的实体经济领域,被逼无奈的私人资本只能去搞投机。岂有此理!多年来,华尔街投机泛滥成灾害苦了美国,难道也是因为“国进民退”吗?投机是资本的天性,搞实业多辛苦呀。能投机就不搞实业,多数人如此。自己又贪又懒又笨搞不了实业,就别赖国企了。非法集资以及那些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上徘徊的各类金融投机行为一旦盛行后,就会助长社会不劳而获的风气,这对于那些踏踏实实搞研发与生产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中国有大量的媒体人和学者,只尚清谈,对搞实业一窍不通,因此偏爱投机资本在所难免。

    有些人甚至混淆了正常民间借贷和集资诈骗之间的区别,干脆否认吴英行骗犯罪,这就让人难以理喻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当中就有张维迎先生:“吴英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我们在中国获得融资仍然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基本的权利……吴英案例也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
企业家精神就等于骗子精神!

    张维迎先生素有替骗子做辩护的传统。据报道,2004年张维迎先生就是拿着高额出场费参加会议来为顾雏军老板依靠欺诈手段侵吞国资的嫌疑进行辩护的。转过年来,顾老板罪证确凿锒铛入狱,张教授也受拖累而声誉扫地。张维迎先生,您还是先把自己的历史漂干净了再替别人辩护吧。

    为吴英辩护者中,“财新传媒”旗下《新世纪》周刊刊登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涌的文章《吴英不应成为祭品》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该文一方面为对吴英大鸣不平,一方面却又抱怨“集资诈骗严重祸害民众,暴露出政府在引导与服务民间融资方面的失职”。真让人哭笑不得。

    在2012年二月初的亚布力论坛上,任志强张维迎带头高呼“救吴英就是救我们自己”,咬定法办吴英就是“改革的倒退”。难道改革就是任由吴英顾雏军之类的骗子窃贼们胡来吗?这不由让我想起了当年的贝里沙总统,当有人要求阻止骗局惩罚骗子时,他严词拒绝——这样做就是倒退回“极权主义”。

四、媒体在炮制“救吴英”的“民意”

    从新华网、环球时报到《南方周末》、“财新传媒”,这么多有影响的媒体一起为吴英鸣冤叫屈时,常常说自己不过是在反映民意而已。比如2012年1月20日《环球时报》的社评《死刑正在中国被历史性再审视》就断言“中国公众要求将死刑的适用范围局限在故意杀人罪上”,因为“不杀人不偿命”。为加强自己的说服力,该社评还强调指出“药家鑫案……舆论的要求是对‘杀人偿命’原则的捍卫。而吴英案……舆论在此案上发出的,是对‘不杀人也偿命’的质疑。”即,“杀药家鑫”和“救吴英”都是民意的表现。

    众所周知,药家鑫案的审判过程较多地体现了民意的诉求。药案初期,部分媒体和学者呼吁不予对罪犯判处死刑,结果这激怒了民意,令其在互联网上迅速集中地爆发出来,一边倒地要求对药犯处以死刑,盖过了这些媒体和学者。这一声音是普通公众自发发出的,真正能够代表多数的中国人,而非媒体刻意引导的结果。

    至于吴英案,那就不同了。因为该案看似与普通人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另外也不像药家鑫案那样惨无人道一目了然以至于人神共愤,所以大多数民众漠不关心,处于观望态度,没有积极参与该案的讨论。正因为如此,部分媒体和学者的声音得以独大,甚至进而自命为民意代表。《环球时报》围绕吴英案刊发的多篇文章中,惟有中国政法大学的吴丹红副教授的《不要让舆论决定吴英生死》没有为吴英辩护,该文指出“普通公民就吴英案发表看法并无不可,但媒体如果自诩民意代表,对最高院复核吴英案发出所谓‘呼吁’,则有干扰司法之嫌。”某些媒体以及学者和企业家“自诩民意代表”来为吴英辩护,这是符合当前事实的判断。

    简单概括一下:吴英案中,是部分媒体和学者在影响或干扰司法;药家鑫案和李昌奎案中,法官表现出了不依法审判对罪犯从轻发落的倾向,部分媒体和学者则与之相配合,而真正的民意则对此进行了纠正。

    另外,我们还要考察一下这些以民意的名义要求对诈骗犯从宽处理的媒体,他们是否像他们自己宣扬的那样尊重民意。遗憾的是,从媒体的一些自相矛盾的表现来看,我们无法相信他们的态度是真诚的,他们不过是借用“民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罢了。

    就拿《环球时报》来说,就在药家鑫案宣判的前一天,即2011年4月22日,该报刊发了社评《司法要敢于拒绝舆论过分要求》,主张法院应该“拒绝舆论本身有时会‘有些粗暴’的干涉”,“舆论并不等于民意,即使是民意,它的正确性和稳定性也远不及法律,稳定的民意可以对法律的演进产生影响,但针对具体案例的民意,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话我们再也不能说了。

    可见,《环球时报》对药家鑫案中的“舆论”和“民意”是很不屑的。但是一到吴英案,《环球时报》却换了另外一套标准,将民意或舆论视作至高无上了,甚至一反原先的不屑而将药家鑫案中的“舆论”当作了自己的依仗。叶公好龙还是叶公惧龙?对于这一矛盾,不知《环球时报》该如何解释。

    至于《南方周末》,虽然不像《环球时报》的社评那样直来直去,但是其对药家鑫案以及后来的李昌奎案中的民意的态度也是显而易见的。2011年7月,云南省高级法院二审将对凶犯李昌奎的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继药家鑫案后,民众再次被激怒。

    2011年7月14日,《南方周末》刊发记者黄秀丽、实习生张璐的文章《强奸、杀人的罪犯该不该判死刑——免死“金牌”惹起官民舆论战》。文中讲道,“贺卫方是中国赞成立即无条件废除死刑的少数学者之一”,他认为“死刑废除可以从药家鑫案开始,也可从李昌奎案开始”。大家都知道,贺卫方可是《南方周末》的红人,《南方周末》对真正民意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顺便说一下,《强奸、杀人的罪犯该不该判死刑——免死“金牌”惹起官民舆论战》一文的标题容易让人产生误会,准确地说,应该将其中的“官民舆论战”换成“民众与贺卫方、《南方周末》及受其影响的那部分司法官员的舆论战”,这样才符合事实。

    《南方周末》不仅对惨无人道天良丧尽的凶犯关照有加,对吴英这样的诈骗犯也是不离不弃。早在2006年年底,吴英因还款不力一度被储户绑架,随后有媒体报道吴英的本色集团资金链有可能断裂,那时《南方周末》就及时地向吴英伸出了援助之手,于2007年2月5日刊登了记者吕明合的采访文章《吴英调查:26岁东阳女富豪》。

    在这一文章中,败相毕露的“富豪”吴英尽情地对自己涂脂抹粉了一番。“我的钱是干净的”,这是吴英的原话,也是文章的小标题之一。贝里沙回答质询时也是这样说的:“阿尔巴尼亚的钱是最干净的”。看来天底下的骗子们差不多。文章的结尾很是煽情:“1月30日晚本报截稿时,吴英发来短信问:‘你觉得我的模式能成功吗?’当记者表示不能确认时,她的回复是:‘不难的,我会证明你们看的,要有远大志向,才会大有所为!’”

    文章发表后仅过了四天,吴英便被东阳警方刑事拘留。中国的重要媒体对吴英这样一个骗子长期予以关照,这真是耐人寻味。

    2012/1/29初稿。2012/2/15改定。杜建国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50748474;

 

 

 

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

中国国家副主席 习近平

《求是》杂志 2012年03月15日

  今年我们党将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年又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我们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双重考验下努力实现稳中求进。光荣的使命和艰巨的任务,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做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突出强调了在新形势下保持党的纯洁性问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大家要深刻学习领会、认真贯彻执行。

  一、保持党的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在同盟创立初期,同盟章程就对保持党的纯洁性作出严格规定,要求每一个支部对它所接受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列宁在创建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过程中也特别注重党的纯洁性,强调“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高度重视保持党的纯洁性,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永葆党的政治本色,永葆党的生机活力,从而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把保持党的纯洁性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和重要目标。毛泽东同志早就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党的纯洁性,体现在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各个方面。体现在思想上,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指导思想,坚持把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作为理想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抵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侵蚀,坚决同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决执行党的纲领、章程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坚决抵制和反对一切违背党的基本路线的错误政治倾向;体现在组织上,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的要求,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反对一切危害和分裂党的行为,严格坚持党章所规定的共产党员标准和领导干部条件,坚决把背离党纲党章、危害党的事业、已经丧失共产党员资格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清除出党;体现在作风上,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作风,坚持贯彻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权谋私、弄虚作假和个人专断、追求奢华等不正之风。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这种性质和宗旨,既决定了党的先进性,也决定了党的纯洁性。党的纯洁性同党的先进性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纯洁性是先进性的前提和基础,先进性是纯洁性的体现和保证,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党成立9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党的坚强有力和事业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党的纯洁性对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有着根本性影响。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保持得好,党就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事业就能健康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受到影响和削弱,党的战斗力就会下降,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党所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更加突出,所面临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凸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应对和经受住各种考验、化解和战胜各种危险的重要法宝。现在,我们党的队伍总体上是纯洁、团结、有战斗力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保证。但是也要看到,在深刻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中,管党治党的任务越来越艰巨,如何保持党的纯洁性也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指出的理想信念不坚定、作风不正、原则性不强、为政不廉等不符合党的纯洁性要求的问题,在一些党员和党的干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这必然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削弱党的战斗力。我们要从保证党永不变色、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从应对新形势下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出发,充分认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为保持党的纯洁性而不懈努力。

   二、始终保持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纯洁性

  在新形势下保持党的纯洁性,要按照胡锦涛同志讲话提出的要求,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强化思想理论武装和严格队伍管理相结合、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和加强党性修养与党性锻炼相结合、坚决惩治腐败和有效预防腐败相结合、发挥监督作用和严肃党的纪律相结合,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始终保持党的思想纯洁、组织纯洁、作风纯洁。

  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是保证党的正确政治方向和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思想是导向,是灵魂。如果我们的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思想不纯洁,理想信念不可能坚定,是非认识必然模糊,政治立场很容易动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定要坚持发扬我们党注重思想建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对党员和党的干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帮助他们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认识,在大风大浪面前坚持正确立场,在各种诱惑面前筑牢思想防线。保持思想纯洁,最重要的是保持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我们既要脚踏实地地办好今天的事情,又不能忘记远大目标。党员和党的干部有了这样的理想信念,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会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和神圣感。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的成功,南征北战,流血牺牲,靠的正是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和平建设时期,无数共产党人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靠的还是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改革开放以来,无数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顽强拼搏,勇往直前,靠的仍然是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信仰纯洁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纯洁。现在,有些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晕晕乎乎、头脑发热,不能正确认识价值问题,不能正确对待个人利益,导致精神支柱坍塌、人生方向迷失,有的甚至守不住党纪国法的底线,最终走向腐败堕落,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在国家、人民和社会、个人的多层次利益格局中,党员和党的干部当然也有个人的正当利益,实现自身价值应该受到尊重。但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利益和核心价值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党员和党的干部,都要经常思考和解决好入党为了什么、当干部干些什么、身后留下什么的问题,决不可为个人或少数人谋私利,而应该始终坚守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家园。

  保持党在组织上的纯洁性,是保持全党步调一致和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组织保证。我们党现在是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380多万个基层组织的大党,又处在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环境下,保持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的纯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困难又更为重要。各级党组织要严格管理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严把入口、加强教育、强化监督、畅通出口。现在有的人入党、当干部,不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要矢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而是认为入党、当干部能给自己带来好处,把入党、当干部作为个人或家庭、亲属获取利益的政治资本。列宁曾经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发展新党员,必须认真分析入党动机,严格掌握标准和程序,确保质量,切忌“带病入党”。培养、任用和提拔党的干部,也必须严格把关,坚持按照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原则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选好干部配好班子。要认真落实中组部制定的《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廉洁自律为重点,加强对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的考核,切忌“带病提拔”。近年来,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对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管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导致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小事情酿成大事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常言道,“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经常的教育提醒是最好的防微杜渐。对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才能防患于未然。要建立健全党员党性定期分析、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对于党员和党的干部中那些屡经教育仍不悔悟和改正的人,要按照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规定予以严肃处理,对那些无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腐败分子要坚决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

  保持党在作风上的纯洁性,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和不断从人民群众实践中吸取经验、智慧和力量的固本之道。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的作风纯洁,核心是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始终依靠人民群众来推动历史前进。这是保证党永不变色的根本所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过程中,要不断加强党的宗旨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引导党员和党的干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检验作风纯洁性的试金石,切实做好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团结和带领群众前进的工作,坚决反对一切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不良现象。如果我们的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不了解群众的需求和愿望,不虚心向群众学习,不总结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经验,关起门来想问题、作决策,习惯于“想当然”地发号施令,就会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就会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保持党的作风纯洁,必须及时整治党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其中要十分注意治理庸懒散和好人主义等不良风气。好人主义盛行,有问题不指出,有过错不批评,这种庸俗作风盛行之处,往往就是党组织和领导上政治软弱、作风涣散的地方,就是党员、干部中出问题多的地方。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长期坚持、不断发扬光大,以不断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和原则性。

  三、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保持纯洁性

  保持党的纯洁性,关键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党的领导干部既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又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执行者和实践者。领导干部处在党和人民事业的领导岗位上,这就决定了在保持党的纯洁性方面负有极为重要的责任,由此也决定了务必时时、处处用党的纯洁性要求对照自己、检点自己、修正自己、提高自己,要求别人做的自己带头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带头不做,以自己率先垂范的实际行动充分体现党的纯洁性。

  党的纯洁性同一切腐败现象是根本对立的,反腐倡廉就是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维护党的肌体健康,维护党的纯洁性。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以正确的世界观立身、以正确的权力观用权、以正确的事业观做事,带头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以淡泊之心对待个人名利和权位,以敬畏之心对待肩负的职责和人民的事业,任何情况下都要稳住心神、管住行为、守住清白,做到一尘不染、一身正气,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清廉形象。有些领导干部所以走向违纪违法、腐化堕落的深渊,从根本上讲是世界观、人生观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丧失了拒腐防变的能力。这些前车之鉴,每个领导干部都要引以为戒。不管是哪一级哪一个岗位上的领导干部,都要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秉公用权、廉洁从政,自觉弘扬中华民族和我们党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做到为官一任既要发展一方、又要始终保持清正廉洁。

  严格的监督是防止党员和党的干部腐化变质、维护党的纯洁性的重要途径。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群众对领导干部以及干部之间,都要敢于进行有效的监督。各级领导干部要纠正那种监督就是不信任的观念,增强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和依法依规保护监督的意识,自觉把自己置于党和人民事业所要求的各种监督之下。凡是重大事项的决策,必须严格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搞“一言堂”,不能由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而应该搞“群言堂”,依靠集体智慧和严格程序来决定;凡是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能公开的都要依照法律和规定向群众公开,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特别是在行使选拔任用干部权、行政审批权和在经济方面行使财政资金使用、固定资产运营、金融资本运作、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重要权力时,更要自觉接受监督,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和行为失范。

  严明的纪律是维护党的纯洁性的有力保证。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增强纪律意识,切实把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群众工作纪律和廉政纪律的规定转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尤其要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地坚持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还要担负起加强纪律建设的责任,严肃查处违反纪律的行为包括各类腐败案件,切实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努力使党的纪律真正成为全党同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的统一的铁的纪律。

  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进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任重而道远。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在探索中解决,许多重要工作需要在创新中发展。这就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始终认真地履行自己的领导职责,始终自觉地担当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工作的领导责任,不可有任何懈怠和摇摆。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否能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这是检验每一个领导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如果一事当前,不是首先想到自己应该担当起什么样的责任,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而是一味考虑和计较个人得失,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问题不敢抓,面对风险不敢闯;如果热衷于做表面文章,热衷于哗众取宠和追逐个人功利;如果不思进取,那么不仅党和人民事业难以向前推进,而且会损害党的形象,会让人民失望进而丧失对我们的信任。敢于担当,既是党和人民事业的要求,也是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精神状态。我们要在推进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中大力倡导担当精神,努力形成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用人导向。要全面贯彻党的干部政策,全面考察干部的德才表现,特别注意选拔那些经过实践锻炼、原则性强、对群众感情深、一身正气、敢抓善管和工作中有思路、有激情、有韧劲、有实绩的干部。

  党的纯洁性同党的先进性一样,都不是静止的,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其内容和要求,都是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党的纯洁性,是一篇永无止境、在实践中常做常新的大文章。各级党组织要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不懈地把保持党的纯洁性这篇文章做实做深做好,不断交出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这是习近平同志2012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2012-03-13 14:00:34 收件人:zdjun@263.net中国改革论坛邮件订阅

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观感和思考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黄纪苏

2012-03-03

  本名“工人阶级”;假名“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经济学定义“低收入阶层”;洋名“蓝领”;别名“体力劳动者”;昵称“弱势群体”;外号“蚁族”;社会学定义“生存性生活者”;政治学定义“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性称呼“失业者”;政府给的名字“下岗工人”;民政定义“低保户”;真名“穷人”。——引自网上佚名微

  首先需要交代,本人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所能贡献给各位的,仅仅是一些个人零星的观察和不成熟的思考,这些肯定都不在学术研究之列,唯一的希望是它们能成为学术研究的资料。本人把它们放入沿时间—历史的叙述之中。

  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因此,究名实往往是第一步的工作。本文要讨论的“工人阶级”究竟说的是谁,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近代产业工人么?应当说,也是但也不全是。在社会人文领域,任何概念的边界都该相对模糊、相对开放才好,因为它们所对应的现实本来如此。我读中共早期文件时,发现他们面对“工人阶级”这个中国革命要仰仗的力量时,也是闪烁不定。一方面是他们要大力发展的、能与欧洲工人运动接轨的“铁路工会”“冶金工会”“海员工会”。另一方面是从悠悠历史中走来的、工不工农不农的“手工业工人”。前者虽然条条达标,但规模可怜——中国当时的海轮就没几艘,海员工会又能凑多少人?后者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虽然缺斤短两,但毕竟人多势众。当代的“工人阶级”会让人产生类似的纠结[1]。例如农民工,农闲在城里,农忙回乡下,今天盖楼,明天看门,后天流浪,对于相对稳定的概念,实在太游移不定了。所以,在很多年很多人的心目中,他们算不算“工人”是成问题的。最近中国的“左派”陷于分裂,其中一派特别激进的就认为,“工人阶级”不应是现代大企业中、具有城市身份的工人,而应是在城乡间频繁流动的“农民工”,或“流民”,甚或“流氓无产者”[2]。他们虽不一定明说,但确有这样一个意思:工人阶级是毛时代的贵族阶级,如今破落了,只好到公园里唱“红歌”,把头埋进往日的回忆。这样的观点虽不可取,倒也不无道理。因此,在讨论“中国当代的工人阶级”时,需要有道墙,只是墙别太高了,以方便腿儿长的进进出出。

  一、

  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相对发达,有些产业具有相当的规模。例如盐业,就可以说是个支柱产业,盐政则是社会管理的重要部分。距今2000年前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以及会议论文集《盐铁论》成为后来两千年中华帝国统治的一块理论基石。到了中华帝国末期的200多年前(1887年),一名叫弗吉尔·哈特的美国人造访了有着两千年盐业史的自贡,他在在自己的日记中慨叹,全世界哪儿能找到年代如此久远、规模如此宏大的企业。据同时期一位县太爷的观察,在盐场运水的挑夫就数以万计。不过,有点不幸,关于这些工场的工人生活以及阶级关系包括劳资关系等等,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言,历代似乎并未留下太多的记录。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文人的书写工具是毛笔、墨和研磨的砚台。产自端州悬崖峭壁的端砚最为文人所宝爱。一千多年前的著名诗人李贺曾用瑰丽的诗句赞美制砚工人巧夺天工,说他们“磨刀踏天割紫云”。有趣的是,到了把工人阶级奉为“第一阶级的”、并不惮气力搜罗劳动者史料的毛时代,这句诗被唐代诗集的编纂者当做诗人同情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有力证据。毛时代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相当繁荣,不过经济史中工人阶级状况却不在聚光灯下。吸引学者尤其是大众兴趣的,还是资本家阶级的“徽商”“晋商”之流,即这个时代人人都想成为的那类人的鼻祖。

  西方资本主义从十九世纪开始向中国的扩张,不但造就了中国革命,也早就了近代产业工人阶级。近代产业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很有意思。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工人阶级”基本上就像苏联飞机撒下的一张传单,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拿着传单上的画像按图索骥,寻找据说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这个阶级中国确实有,但由于规模太小,在中国近代的大舞台上基本上属于那种没两句台词的演员。就拿中国经济比较繁荣的所谓“民国黄金十年”[3]中间的1933年为例吧,那年的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是249.55亿元,其中属于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占了87.7%,剩下的区区12.3%才归现代工业[4],能容纳多少工人阶级呢?但既然中国革命选定了苏俄道路,既然苏俄道路上的“工人阶级”一马当先走在头里,中国革命也只好将工人阶级奉为领导阶级。中共早期的骨干或实干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于是跑铁路的跑铁路,下煤矿的下煤矿,又是组织工会,又是发动罢工。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他们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与北伐军里应外合,解放了这座远东最大、也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之一。但在随后的“四一二政变”中,蒋介石的部队轻易解除了工人的武装,还砍了许多共产党员的脑袋,结果是中共的第一次重大挫败。挫败之后,一些中共领袖紧紧攥着那张俄国传单不放,对工业化的城市恋恋不舍,继续在大城市里开会、串联,撒传单,贴标语,组织罢工,发动起义,以及——东躲西藏。而另一些中共领袖如毛泽东等则转变了思路,虽然他们嘴上须臾不离“工人阶级”,但他们的脚却走向了广阔无际的农村,把农民当成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至于苏联或共产国际,他们似乎把中共的失败归因与文弱的书生而非工人的领导,于是指定一位工人当一把手。这个一把手没当多久就被捕了,被捕没多久叛变了,叛变没多久就枪毙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不久也转移到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或主要依靠的力量并非工人阶级,尽管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一直名列前茅[5]。

  虽然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真正壮大却靠的是中国革命的成功。这个革命结束了晚清以来中国实际上的分裂局面,启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大大扩展了整个工人阶级的规模[6]。作为现代化核心内容的工业化的主体,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显赫。显赫的地位落实在以下方面。第一,在物质利益上,国营(全民)企业职工享受了和官僚群体差不多的保障,也就是说,工厂不会倒闭,工人不会失业,看病有本,理发有票,恨不得几月份怀孩子都等着厂里下指标[7]。虽然名义上“工农”像连体婴似的形影不离,农民就享受不到这些——原因不光是这些大家年喋喋不休的“城乡二元体制”[8]。第二,在生产关系中,工人和管理者收入上的差距不能说没有,但跟今天一比,几乎就是没有。而且,由于企业的国家或集体所有制,职工和管理者之间并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都是给国家干”的感觉缩短了二者在等级制中的距离[9]。第三,我曾在中国的文化馆系统做过一点点调查,他们在五六十年代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工人普及文化艺术,经常组织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辅导工人中的文艺爱好者。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工人哼着《卡门》中的咏叹调换工作服时,他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的印象中,那个年代会玩乐器的青年工人为数不少。第四,对于亲属子女,工人的身份在入团、入党、升学、就业等人生重要关口,都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例如入伍这个毛时代社会流动的黄金渠道,“出身不好”的子女是进不去的。军工及高科技保密企业也只招募“政治上可靠”的人群包括工人阶级的子女。教育政策上也是像向工农倾斜[10]。最后,符号上,毛时代可谓钩以工人,凿以工人,标语、口号、报刊、党章、小说、诗歌、音乐、绘画、雕塑、银幕等等,都给予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符号上的最高礼遇,肯定是可以兑换其他实际好处的。不过有个兑换率,肯定是以多换少。举个例子,那个年代的女子嫁人——我一直把女性的择偶标准看做社会实际价值观的最便捷指标——工人并不是首选,而是排在大学生、军人、干部之后。今天很多左翼青年看了毛时代报刊,听了毛时代的歌曲,便天真地以为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地位真的那么高。我常对这些年轻人说:真的比现在高,但真的不如你们想得那么高。

  昔日的工人阶级

  毛时代是国家主义型社会主义,党国一体。这种体制的长处是好起来无微不至——坏起来也是无孔不入。在这样的体制中,各个阶层和人群都无法形成自为的独立政治力量。人群只有在面临危难时才会想到抱团行动,而毛时代的工人阶级实在看不出他们有结社集会示威游行的必要,他们的生活被国家照看得不能再好了。文革中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11],听着很唬人,好像国家大事真由他们说了算。其实在毛时代,除了官僚阶级,文革前的旧官僚也好,文革中的新官僚也罢,中国没有任何别的阶级是领导阶级。

 


 

发件人:"jisu" <huangjisu@yeah.net> 2012-03-20 09:02:20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拙文一篇,博客不给等,朋友们帮转转吧。

    编者按:都是专制惹的祸,让人说话就没有今天这个局面了!

在这个时刻

黄纪苏

于2012年3月18日

    近日在网上什么地方看到,电视主持人胡紫薇女士为她的重庆同行欢呼:重庆卫视又重新播放商业广告了(鄙人不能微博,无法核实,如与事实不符,当向胡女士道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几年前利用职务之便、闯入电视直播间将自己男人有外遇那点私事广告天下的,也是这位胡女士。估计她一分钱广告费也没付,便又重新走上了主持人的岗位。

    电视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教育家,很不幸,这位教育家又是最大的教唆犯,罪恶深重。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引两段自己的话:

    如今亿万魂灵时刻听从钱召唤、中国社会在价值观上危若累卵的局面,那些调戏正气、羞辱智商、不把高级动物改造成低级动物决不罢休的栏目节目,实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漫议国家与文化》,载《文化纵横》2011年8月号)

    由亿万劳动者出资、由各级政府掌控、由各路文化精英伙同各色男女流氓操办的大众传媒,都争先恐后地讴歌财富,肆无忌惮地嘲笑劳动,针扎锥刺着底层民众逼仄而灰暗的人生视界…文化的恶之花像黑衣女巫摇荡在道路两侧,欢送中华复兴的列车从阶级分化的丘陵地带直奔社会分裂的大峡谷。(《灯都灭了》载《凤凰周刊》2010年19期)

    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工具而已,本来是不必非当教唆犯的。之所以成了教唆犯,其实也是被绑架的结果。谁是绑架犯呢?是公共电视业的产业化或商业化。再引段自己的话:

    不过电视台广大职工也有他们的苦衷:我们也不想下三滥,但上面定了产业化大方向,下了收视率、广告收入硬指标,不下三路,我们不得下岗么?(《漫议国家与文化》,载《文化纵横》2011年8月号)

    作为“重庆经验”的一部分,重庆卫视在全国率先取消电视广告插播及其收入,同时撤下那些垃圾节目。这在道理上,无论美国的理还是德国的理,都是站得住的,但在实践上却遇到了难题:除了胡子薇的当地同行收入会下降、积极性会下滑外,最难的还是在于国家文化这些年除了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垃圾食品,基本就不生产别的食品了。还是引段自己的话。

    前不久重庆地方电视台率先向窝藏这类节目的商业运营模式说不,代之以传统、红色的内容,这的确有点像当年解放军唱着军歌查封八大胡同,一时社会上议论纷纷。重庆市政府封文化发廊的门这并没错——政府再不去封门,人民有一天就会起来封政府的门。但封了文化发廊的门之后给人民提供什么样的文化食粮,这对整个国家体制真都是一个难题。革命文化那儿的《一条大河》肯定是不够用的,所以重庆方面把屈原、马丁路德金也都请了来。广结善缘无疑是对的——毛时代的革命文化之失,就在于不是积极扩编而是反复提纯,结果提得什么都不剩。

    但即使这样,恐怕也还是不够。《一条大河》《一条小路》固然是好东西,但都属过去时,与当代人的生活世界是有隔膜的,而且它只是遗赠而不是创造——创造即便不是人生的大部,起码也应是一半。可以说,由于这三十年国家(政府)没建设出任何称得上“文化”的文化来,这让国家中的有心之人、有志之士包括重庆方面难为无米之炊,只好拿过期食品去替换有毒食品。过期食品一般口感都嫌干硬,再加上政府的权力推广,这就极易凸出并放大国家机器强制的一面,甚至让人生妓院要改成经院的担忧。这样的担忧既包含误解,也可以理解。(《漫议国家与文化》)

    眼下,随着王立军事件的继续发酵,随着温家宝总理辞色的急转直下,随着重庆新领导 “不折腾”的就职宣示,“重庆经验”似乎戛然而止。但三十年发展所造成的全局性问题——让人无奈的物价、让人绝望的房价、让人咬牙切齿的官僚腐败、让人心惊目眩的贫富差距、让人废然兴叹的道德形势、让人都懒得再提公共影视垃圾——哪个也没跟着销声匿迹。而且,这些问题所合成的巨大危机正像深渊一样扩展,越来越逼近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未来命运。因此,包括重庆探索在内的、试图克服危机绕过深渊的各种有担当也有缺陷的努力,一天也不应停止,一刻也不能松懈。

    温总理那天说重庆方面需要反思,这很对。中国当代史的前、后三十年都走了弯路,都需要方方面面进行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是对文革的反思,重庆探索是对改革开放的反思。今天,当众人举着帽子舞者棍子一拥而上对重庆探索进行“反思”的时候,请别忘了对反思——包括胡女士所代表的那种“反思”——也做点反思。

    在这个方生方死的时刻,在这个炸药催着导火索、导火索催着打火机的时刻,在这个春花盼着春雨、春雨盼着春风的时刻,在这个一失足便成千古恨的时刻,让我们静下心,一起反思吧。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3-16 17:47:51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劳驾大家帮我转转,发发,谢谢了,

黄纪苏

    鄙人平时觉得孔庆东骂人、赞颂文革之类都过分了。但看了这个视频,我觉得他是好样的,这勇气就让我佩服。

    重庆有些事情的确做得有问题(鄙人也曾公开质疑他们的唱红以及强人政治的危险性),但搞民生工程,缩小贫富差距,打黑社会保护伞,整顿官僚集团,这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做得太对了。重庆的所作所为,代表了执政集团自身改良的也许最后一次机会,接下来,没准儿就是在座各位包括鄙人都不乐见的革命了——鄙人写过《切格瓦拉》,也须还稍稍乐见一点。

    这届领导这些年没什么作为,把贫富差距整成这样,把房价整成这样,把物价整成这样,把官风整成这样,把社会整成了一个火药桶,自己不应该首先反思么?还好意思跟屈原王安石范仲淹套近乎?

    参见视频:

    孔庆东号召民众起来维护薄熙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2MTE1NDcy.html

 

 

 

 

 


对表面政绩很好但没科学发展的干部坚决不重用

汪洋

2012年03月20日

来源:南方日报

    ■明确选贤任能标准:以科学发展观引导正确用人观,对表面上政绩很好但没有做到科学发展的干部,存在严重问题的坚决不予重用

    ■拓宽选贤任能视野:要看得远,打破年龄、性别、地域、行业等界限;要看得深,善于发现人才“潜力股”、善于发掘“潜人才”;要看得久,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

    ■把握选贤任能规律:把握干部的成长规律;把握干部的培养规律。把握干部的选拔规律,既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又要尊重群众的意见

    ■完善选人用人制度:对干部不能“下”的问题、打通干部在不同体制流转的问题等,作一些制度性探索。注意各种制度之间的衔接配套,加快建立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等

    ■严守选贤任能的政治品质和职业操守:对上不曲意逢迎、不出卖原则,敢讲真话;对下不封官许愿,不以权谋私;对同级不讨好卖乖,不跑风漏气

    南方日报讯 (记者/雷辉 通讯员/粤组 岳宗)昨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出席全省市、县组织部长培训班并作重要讲话,强调组织部长要当好党委选贤任能的重要把关人。

    汪洋对近年来全省组织系统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组织部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奋发有为、开拓进取,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特别是去年全省市县镇村四级换届,全省组织系统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有关精神,认真履职、扎实工作,确保了换届工作风清气正、心齐气顺,一大批德才兼备、群众公认、能够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领导干部走上了更加重要的岗位,为全省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汪洋指出,选贤任能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现阶段的“贤”,一要有坚定的信仰,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贡献;二要有良好的品德,包括个人品德、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现阶段的“能”,就是既能和别人合作共事,又能自己独当一面。选贤任能,就是要建立一个培养、发现和使用人才的科学制度。

    汪洋强调,选贤任能是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的重要职责和基本功,也是党的事业能否兴旺发达的关键。当前的新形势新任务对选贤任能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对选贤任能的认识。

    一要深刻认识到选贤任能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动摇的重要基础。只有通过选贤任能,才能确保各级领导干部有坚定的政治思想、敏锐的政治识别力和执行力,真正做到对党的基本路线思想上坚信不疑、政治上坚定不移、行动上坚决贯彻,使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要深刻认识到选贤任能是落实核心任务,切实当好排头兵的必然要求。广东要切实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完成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核心任务,必须付出长期艰辛的努力,也必然对干部的能力素质和精神状态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要深刻认识到选贤任能是破除选人用人陈旧观念的迫切需要。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必须选好用好干部,但一些传统思维定势影响了选贤任能的实现,比如,在干部选拔方面看经济增长、GDP总量多,看民生改善、社会建设、党群干群关系、群众幸福的少;民主推荐时,大家往往按论资排辈来投票等等,必须坚持用既贤且能的干部,才能破除错误的选人用人观念。

    四要深刻认识到选贤任能也是回应社会关注的迫切需要。人民群众和社会对干部工作越来越关注,迫切希望干部选拔真正做到公开、公正、公平,真正体现重民意、重公论。只有真正做到选好干部用好干部,增强干部工作透明度,才能有效消除社会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疑虑和偏见,为党委选人用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全省市、县(区)组织部长,省委组织部正处职以上干部约180人参加了会议。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3-20 09:29:49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转 何清涟:2012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新特点
 

中共太子党分裂  陈元刘源挺薄 胡德平倒薄

新唐人电视

2012-3-21

    香港 《苹果日报》援引《外参》月刊报道指 ,已故中共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前总书记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叶剑英次子叶选宁, 支持中共中央对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调职, 但包括卧病在床的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已故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等则力挺薄。

    报导说,3月15日,中央宣布薄熙来调离重庆后,一批受到六、//四事件影响,坚持民主理念的太子党均认为,薄推行的重庆模式助长文革回潮,支持中央对薄调职的决定。薄被调职当天,陈小鲁和胡德平等太子党亦聚会,支持中央的决定。

    海外媒体报导,王立军逃馆事发之后,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给中央写信也给薄熙来本人写信,认为这是严重丢国家脸面的重大事件,要求薄熙来引咎辞职。

    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胡德平,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虽无实际权力,但由去年开始活跃于言论平台,除了组织论坛痛批中共弊病,言辞大胆,被视为党内的自由派领袖人物;74岁的叶选宁由于在太子党内具威望、能服众,因此又有太子党精神领袖之称。

    另外一批太子党,其中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现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刘源,对于胡温采取宫廷政变的方式撤换薄熙来则大为不满,即使病重在医院,仍力挺薄熙来。

    在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之后,左派网站传言,力挺薄熙来的解放军上将刘源,也被软禁。据悉,现年61岁的刘,患有二期肺癌,现正在北京解放军301医院动手术。这是刘第二次因癌症动手术,但在病床上的他仍然十分关心薄的命运,时刻留意政局变化。

    有香港专家分析说,目前中共内斗已经升级,高层全线卷入酣斗。据海外媒体透露,王、薄事件爆发以来,党内已有数十个各派圈子被涉及其中,高层无论已退未退的大佬已几乎全线卷入,其内斗之烈,牵连之广,局面之复杂,前所未有。

    该资深分析人士还说,薄熙来最终的结局仍取决于不同势力之间的相互斗争与平衡。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目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可以彻底终结这种斗争;相反,大家都在力图搞掉对方,而且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因此可以说,中共高层之间的斗争,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激烈斗争时期。

    2012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新特点:与历次高层政治斗争相比,应对格局之高、处置手法之重,超出薄熙来的政治身份。薄熙来背后或有能够真正参与政治博弈的重量级人物支持。

 

 

 

改革为啥突然有了火药味?

转发

2012年03月22日

    最近 ,看到有人大肆呼喊“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但究竟是为多数人的 利益而改革,还是为少数人利益而改革?没说,就说改革的成果将会 得而复失,现代化的目标难以实现。

    这种论调给人一种云山雾罩的感 觉,改革改了30多年,几千万职工下岗,连汽车发动机都没有自主 权,科技领域基本就是毛主席留下的老底,这说明什么?说明恰恰是 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是改革导致现代化目标原地踏步,但此人无论走 哪里,都是就改革谈改革,火药味挺浓,仿佛改革的阻力相当大,必须予以爆破拆除。因为他所谈的“改革”究竟要“改”啥,要“革” 啥,一点都没说清楚,所以火药爆破拆除的目标也看不出来。

    改革在中国是一个很动听的词汇,并且改革即可挡矛,又可当盾。当矛 可以攻击,当盾可以防御。但无论把改革当矛还是当盾,都掩盖不了 改革只是手段,不是目的。通过改革要达到啥目的,这才是问题的关 键。

     就中国目前的情形来说,改革的目的应该是强国富民,特别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一条老一辈革命家早 就讲过了,也是党的宗旨,更是现实的迫切要求。中国贫富差距已经 到了危害社会稳定的程度。古人尚懂得“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 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如果有人把改革的目标定在将自己的亲属 子女安排到有权有钱的显赫位置上;把中国的要害企业、产业链“改 开”给外资,任凭外资控制;把中国的稀有资源不加限制地出卖,以满足发达国家的需要;把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有机农业改成风险重重的转基因农业,这样的改革不是太可怕了吗?党会答应吗?人民会答应 吗?当然不会。因为这种“改开”必然会把中国引向死路,把中华民 族引向死路,这样的“改开”怎么可能行得通呢?

    有人惟改革马首是瞻,以改革打人,以改革压人。其实改革不是衡量的标 准,民意才是衡量的标准。不是民意要服从改革,而是改革要服从民 意。改革只有服从民意,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才是正确的,可行的。 违背民意,损害人民利益的改革,人民必然反对,这样的改革早晚都 要失败。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 为民所谋”。共产党打天下,靠的是为人民服务,坐天下同样要靠为人民服务。离开人民的利益,背离人民的利益,这样的改革无论怎样粉饰,人民都不可能拥护,叫得再响,再以势压人也没有用。

    衡量改革还有一条标准是强国。毫无疑问,改革应该以民族工业、 农业、军事方方面面强大为目标,以国家强大为目标,绝不能以外国 资本进入和控制中国企业和产业链为目标,更不能以削弱国力,任凭 国家命脉被他国企业财团控制为目标。打着改革的旗号对个人甚至对 外输送利益,公然贪腐卖国,不但不得人心,而且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和人民的审判。 改 革作为手段,必须服从强国富民的目的。这个顺序不容颠倒。不能离 开强国富民的目的讲改革,更不能把改革凌驾于强国富民之上,不能 让强国富民去服从改革,以牺牲强国富民去迎合改革,这是本末倒置 ,是绝不能允许的。

     改革要把话说清楚。到底是何种改革?为谁的改革?是为强国富民 的改革,还是为少数富人为外资的改革?是改革人民痛恨的种种弊端 ,还是以改革的名义继续扩大弊端?所谓的死路一条,究竟是谁的死 路一条?是国家和人民的?还是某个人或外资的?是爱国者的?还是卖国者的?

 

    附文:

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2012-03-21 14:01:13 收件人:zdjun@263.net中国改革论坛邮件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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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Weidong Huang" <huangwd@ustc.edu.cn>2012-03-23 15:57:03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Re: 回复:请教关于货币改革方面问题 from

重庆共富发展路线是中国未来唯一出路

中科大 黄卫东

    当前的经济发展路线是依赖外部市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路线,其实质是将国内外资源加工成产品,换取西方印刷的货币。自从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西方对我们开放市场以后,产品有了市场,我们的生产能力就迅速增长起来,到2010年,除石油天然气之外的主要工业基础产品和大部分工业消费品产量都占世界一半左右。我们生产的消费品,一半以上出口到国外。现在西方各国基本上不搞工业消费品生产,人均消费产品是国内老百姓人均几十倍,我们人口不到世界五分之一,人均消费不到世界平均水平。有美国学者形象总结为,中国人生产,美国消费的中美国模式。

    这种增长模式是无法持续的。首先,按照目前增长速度,我们继续增加生产能力,要不了几年,我们生产的产品就足够供应全世界了,各国都不用搞工业消费品生产了,这是不可能的,各国也不可能有足够的财富来换取我们的产品。

    其次,我们的资源也支撑不了。根据统计数据,我们每向西方运送8船货物,仅能从西方运回一船货物,资源财富就这样不断送给了西方。我们的资源正在走向枯竭,号称世界最丰富的稀土资源,只够自己使用20年了;每年开采大量铁矿石,制造的钢铁产品很大部分输往国外,国内铁矿石品位已经降低到28%,比国外铁矿石品位65%低一半以上,好的铁矿石资源已经枯竭;我国好的煤炭资源也基本开采殆尽,现在只有开采埋藏很深的煤炭,使煤炭价格上涨到每吨700-800元,而美国煤炭价格仅每吨20-40美元,合人民币仅100-200多元,我国使用比西方成本低数十倍的劳动力,开采的煤炭价格是西方3-6倍,只因好的煤炭资源已经开采殆尽。

    这样的发展路线的结果就是资源财富流失,物价飞速上涨,老百姓生活维艰,重新背上了新的三座大山,继续下去,必将导致资源枯竭,掏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物质基础,使中华民族走向消亡。

    重庆共富路线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本来物质是不灭的,搞好分配,让老百姓有钱消费,扩大国内市场,使商品在国内销售,组成财富的物质还在国内循环,资源就不会减少,也就不存在资源枯竭问题。相反,压低老百姓收入,搞出口导向,让生产的产品出口换不断贬值的美元欠条,物质财富就会随出口的商品而流出国门,资源就会逐步减少,乃至枯竭,从而带来无法挽回的灾难。

    一个封闭的社会,如果老百姓只有吃饭穿衣的收入,你生产任何工业消费品,老百姓都没钱买,必然积压,从而导致工厂倒闭,经济也就无法发展上去了。只有提高老百姓收入,解决好分配问题,让大家都有钱消费,才能真正提高生产能力,将经济发展上去。

    只有共富,才能使国内资源形成的产品在国内消费,形成内部循环,才能让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才能避免资源财富损失。搞少数人富裕,老百姓无钱消费,生产能力必然过剩,不是倒闭而消失而使经济无法发展,就是为西方免费生产而流失财富。

    目前的发展方式,等于将国内的资源加工成产品,由于国内分配不均,老百姓收入低,没有购买力,产品大部分都不能在国内实现销售,只好出口换成美元欠条,这十年来,外汇储备年年增多,不但没有使用以前换来的美元欠条,而且年年新增美元欠条。因为国内生产的产品都没有分掉,再使用美元进口产品,只会增加更多分配不掉的产品。等于在当前发展模式下,不解决分好产品问题,以前换来的美元欠条也是无法使用的。另一方面,西方不搞工业消费品生产,美元欠条根本就无法兑现,现在欧美市场上的消费品主要来自中国。

    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的资源和我们的劳动创造的产品,送到了西方,换来的外汇的实际所有权还属于西方资本家,因为央行的外汇是央行印刷人民币从西方资本家手里换来的,其根本原因是将整个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大部分都以企业利润的形式,奉送给控制这些企业的西方资本家,这是引进外资政策的必然结果。

    共富是经济规律的基本要求。西方经济学承认生产和消费平衡是经济增长和良好运行的基本规律,同时,又建立一套假设,认为自由市场能够让生产和消费自动实现平衡。这套假设似乎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经济学界,真正的经济学家们是很清楚的,这套假设有太多的漏洞,根本就不是一套能反映人类社会经济现实的理论。西方国家表面上推崇这套理论,实际做法上是大相径庭的。

    市场不能自动解决分配问题,政府必须干预分配问题。只有解决好分配问题,才能实现共富,才能解决生产和消费平衡问题。二战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经常发生经济危机,穷人一样饿死,例如,美国30年代,人口少增长800万人。二战以后,西方国家遵循了这个基本经济规律,普遍建立了政府干预分配的制度,让底层失业人员也享受社会成果,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底层老百姓基本保障和补贴制度,很少再发生生产过剩危机,从而成为发达国家。然而,一大批被西方洗脑的主流经济学们到处宣扬,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低劳动力成本,升高劳动力成本,就没有国际竞争力了,于是,国内老百姓也就只能拿低工资了,生产出来产品也就只能出口换美元,从而让资源随产品出口而不断流失。

    改变目前依赖外部市场的发展路线,堵住财富流失的缺口,已经刻不容缓了。我们必须加快分配制度改革,实现共同富裕,走独立自主,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实现强国富民的唯一出路。

    这是西方反对重庆共富发展路线的主要原因,也是西方控制的媒体欢呼薄熙来去职的主要原因,也是西方控制的轮子在欢庆薄去职的主要原因。在西方看来,中国的强大,就是西方的失败。重庆共富试点,是在中国内陆的一个改革试点,与西方,与轮子没有任何关系,却遭到他们的一致反对,这是值得每一个爱国者深思的。

    参见:

维基解密 美国智库不惜一切打击薄熙来

网友

2012年3月17日

    维基解密近日爆出惊人阴谋:

    1.“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市对美国的态度极不友善,该城市因涉嫌销售假冒“绿色猪肉”事件关闭了13家沃尔玛超市。以如此常见的违 规行为为由关闭一家超市的行为实属罕见。薄熙来担任商务部长任内美国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美国在贸易战方面屡遭惨重失败。应该通过向中国政府施压、培养 他的党内政敌瓦解其在中国高层重大决策的巨大影响力,架空他干预经济特别是国际商贸的权力。”——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必须不择一切手段把薄熙来在重庆打黑的对象描述为无辜含冤的 受害者,利用一切媒体优势向中国民众灌输薄的打黑是一种邀功请赏沽名钓誉的塑造政绩手段,只是为了谋取官位,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人对重庆模式的信心,分化不 应该只是在薄的反对者中进行,更应在薄的心腹亲信中深挖墙角,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史汀生中心The Stimson Center

    3. “薄熙来是中国近年来少有的集政治铁腕手段与精明睿智于一身的政客,一个对美国而言未来潜在与现在进行时的最可怕对手,他如果主政中国将是美国具有毁灭性 的巨大灾难,意味着今后中美之间不再有利益交换妥协退让的可能,中美遇到重大交涉将直接摊牌。目前中国左中右三派都有大量群体拥护薄执政,这些人对薄的期 望之大也许只有中国开国时的两位领导人当政期间出现过,右派中国的国家主义者希望薄执政能使中国现政权与过去的贪腐时代彻底决裂,希望薄能打击具有官僚主 义的高级干部,整肃领导队伍,净化政坛;中间派希望薄能改善中国民生,提高社会福利,推进医疗养老改革,保护弱势群体;左派希望薄能重新高举毛的旗帜路 线,重返中国三十年前的景象。目前美国政府当务之急是在中国遍地开花的制作舆论,制造假象表明薄正在受到中国政府最高层的迫害,把中国大量支持薄的人群推 到现中共政权的对立面,引发革命的种子,让这些薄的狂热拥护者都满怀记恨把帐都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头上,造成他们人心混乱,普遍的惶恐,煽动他们内斗。 这个时候美国再介入,就能收到出其不意的良好效果。”——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4.“要千方百计阻止薄熙来上 台,最好让他在中国党内核心决策层被边缘化,他的上台将是美国亚太政策的最大噩梦,薄熙来是有着十分高明整合人心术、应对美国手法娴熟的民族主义者。这样 的政治人物一旦在中国得势,美国的既定计划将举步维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从维基解 密爆料出来的内容,我相信大家已经清楚的看到,国外敌对势力和国内一批亲美分子,在蠢蠢欲动已经是内外勾结里应外合的想抹黑重庆,他们害怕重庆民生共富的 成功,动摇了既得利益团体的根本,从而配合境外势力打击报复薄熙来。在18大前夕正是他们集结呐喊,疯狂举动的最好契机,他们害怕薄熙来在18中有更好的 政治前途,正如他们所言:薄熙来是中国近年来少有的集政治铁腕手段与精明睿智于一身的政治家,一个敢于向美国最大的零售企业开刀的领导人,不符合美国的商 业利益,这对美国而言未来潜在与现在进行时的最可怕对手,意味着今后中美之间不再有利益交换妥协退让的可能,中美遇到重大交涉将直接摊牌。目前中国左中右 三派都有大量群体拥护薄执政,这些人对薄的期望之大也许只有中国开国时的两位领导人当政期间出现过,右派中国的国家主义者希望薄执政能使中国现政权与过去 的贪腐时代彻底决裂,希望薄能打击具有官僚主义的高级干部,整肃领导队伍,净化政坛;中间派希望薄能改善中国民生,提高社会福利,推进医疗养老改革,保护 弱势群体;左派希望薄能重新高举毛的旗帜路线,重塑民族向心力,所有这些美国深深害怕薄熙来潜在的威胁对美国来说都是非常后怕的,目前美国政府当务之急是 在中国遍地开花的制作舆论抹黑重庆,这就需要国内一些受到打黑影响的既得利益团体“抱团”抵御重庆的一切,甚至颠倒黑白的肆意陷害抹黑。

    附2:轮子与温惊人保持一致了

      评论:西方媒体对薄熙来事件的报道标题

    摘要: 薄熙来一事已经轰动世界!西方媒体如此兴奋。有日子没见过了吧?八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口径如此一致,精神如此大欢悦。薄熙来配吗?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政治局委员。这规模竟比当年国家主席、党总书记不差。这是为什么?看看他们如何兴奋,我们再来讨论:《环球时报》评论负责人王文问“30多年来,欧美媒体几乎没有一次像过去24小时内那样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举动齐声叫好!这说明了什么,没有人想一想吗?”---老百姓有脑袋的都应想一想。

    薄熙来一事已经轰动世界!西方媒体如此兴奋。有日子没见过了吧?八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口径如此一致,精神如此大欢悦。薄熙来配吗?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政治局委员。这规模竟比当年国家主席、党总书记不差。这是为什么?看看他们如何兴奋,我们再来讨论:

路透社:中共高层竞争者薄熙来被解除职位
美联社:王立军事件后,薄熙来遭解职
彭博社:中共调查后,薄熙来被撤销(axed)重庆市委书记职位
CNN:中国副总理接替四面楚歌的(embattled)重庆市委书记
CNN:丑闻发生后中国撤销(axe)薄熙来重庆市官职
BBC:中国政界要员(leading politician)被解除职务
《卫报》:中国“罢黜”(ousts)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纽约时报》:自命不凡(upstart)的中国领导人被罢黜
《华盛顿邮报》:中共高层震荡(shakeup),薄熙来被解雇
《华 尔街日报》:为薄熙来的离开喝彩(cheerOne Cheer for the Departure of Bo Xilai)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02304459804577282761992950988.html )
悉尼先驱晨报》:中共政治丑闻“沸溢”,红色运动复兴领袖薄熙来被解雇
《每日电讯报》:中国最具权势(most powerful)的政治家之一被解雇(sacked)
《每日电讯报》:中共高层领导人薄熙来被批1天后遭免职(purged)
《福克斯新闻网》:中共在政治庇护丑闻中替换高层政治人物

    还有一大串,就不一一列举。居然有媒体称薄熙来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奇也不奇?至于海外民运台独等等,已不是用兴奋二字可以表达的了。

    在这场大兴奋大欢愉之中。你看到了什么?这些传统的敌对势力突然唱起赞歌。突然不再批评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了。这个变化,比毛泽东把中华人民共和国送入联合国还要伟大。因为,你让传统的敌人“服“了!!

    谁说中国人不能创造历史?谁说毛泽东之后,就没有人创造历史。邓小平没有吗?难道现在轮到了那个小小政治局委员薄熙来?

    这些西方敌对媒体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国政治的兴趣。因为他们痛恨中国有一批共产党人,敢于藐视这个世界,敢于与西方对抗。他们的喜欢,他们的愤怒,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绩表。

    自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清党屠杀共产党人以来。他们就一直在给中国共产党打成绩。三十年,六十年,分数一直不高。这次居然是打了高分。而且为了一个小小的地方领导。奇也不奇?但是中国的历史是人民写的,不是哪个人。不是毛泽东,不是邓小平,更加不是薄熙来。中国的历史还在写。没有什么可以兴奋欢悦的。没有人民的支持。他们什么都不是。

    中国共产党最黑暗的时期,是蒋介石清党屠杀时期。那时的共产党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任人宰割。但是土地革命没有死。那就是推翻蒋王朝的基本动力。有这个动力,即使中国共产党只剩下一个人。它也会成功。同样的,现在的历史动力在哪里?要工作,要吃饭,要反对黑恶势力对平民老百姓的掠夺。薄熙来算什么,没有这个动力,他也什么都不是。他下台,他丢工作。与千百万老百姓在底层挣扎,又有什么两样?

    唯一不同处,那是千百万人,他只是一个。一粒尘,一滴水而已。一粒尘,你能将它扫去,一滴水,你能将它抹干。你能移去一座大山?你能填平一片大海?想当年蒋介石何等强悍,想杀谁就杀谁。最后还不是逃到台湾,客死异乡?

    非常有趣,那些所谓“左派“集体噤声,没了影子。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多少左派?还真没几个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至于毛泽东思想,他们什么时候承认过?他们甚至不敢公开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只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是,只是借借共产党的招牌而已。

    与人民相比,薄熙来算什么?西方敌对势力大愉悦,打高分,其实是低估历史,低估人民,也低估中国共产党自我更新的能力。
 

 




发件人:"郑酋午" <zhqwzhqw@gmail.com> 2012-03-16 18:10:50 收件人:hardwzh@163.com,yangjianli@initiativesforchina.org,  郑酋午:薄熙来还有机会爬起来吗?

薄熙来还有机会爬起来吗?

郑酋午

2012-3-16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宣布免职,引起震动,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在众多中共现领袖中,薄熙来先生是一位最出色的人物。他的出色表现在于他到哪里工作哪里就有重大的改变,这当然得助于他的手腕、他的智慧和他的“阳谋”。他到重庆一任不到,重庆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说,基辛格说的“薄熙来书记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这种评价没有错。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却倒掉了。

    薄熙来到重庆通过“唱红打黑”、通过“五个重庆”、通过“共同富裕”、通过“民生工程”等举措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出了名,重庆的发展被誉为“重庆模式”。我是不赞成“重庆模式”一说的,我认为没有“重庆模式”只有薄熙来的工作特色。但是我的看法不重要,重要的是薄熙来由此红得发紫,拥有众多的粉丝,被左派视为中国当代的毛泽东,重庆被视为改革开放中国的现代延安。我敢说,现在重庆乃至中国,有绝大多数的下层人士拥戴薄熙来。如果中国现在实行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今年竞选总统,薄熙来必胜。

    薄熙来在重庆工作从结果来看,非常令人赞叹!但是,从近来披露的资料看,他的“打黑”手段很是令人难于接受的,类似于“文革”时阶级斗争的手法。比如说“打黑”吧,有“黑”是应该打的,但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应该通过合乎法制的手段打,可是他不是。当然,这是人治的方法,说一句公道话,这种方法在我国从中共建政以来都一直或多或少在使用,只是毛泽东和薄熙来用得集中一些,突出一些。从法治的角度看,这是不许可的和不值得赞扬的。因为从发展来看,我国最后也是要走上宪政道路和法治道路的。但是,我们中国的下层人士,可不会管这些,他们只要得利就会拥护。就好像以前的土改,通过政权把地主的地抢来分给农民,不是什么好方法,类似于“打劫”,本来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但农民却欢天喜地。虽然法律人士担忧,但没有办法制止,再加上薄熙来的唱红唤醒“文革”中被打倒被伤害的人及其后代已遗忘的记忆,他们显出极大的反感。当然,这些是王立军出走美国成都领事馆后才被揭露出来的,这才引起中央重视的。

    但是,这些只是工作方法问题,如果按照中共现在对干部的处理方法,顶多是进行教育,不会免职。但薄熙来却被免职了,在里面就有很多值得猜测的地方了。比如,王立军可能掌握薄熙来的经济犯罪证据呈交给了中央,并经中央调查确证了,如果是如此,薄熙来将来就有进监狱的危险。经济犯罪如果数额巨大,不被治罪恐怕说不过去,据说王立军已把证据交给了老外,不治罪老外给公布了收不了场。可是,薄熙来在记者面前极力否认有这种事。

    如果薄熙来没有经济犯罪,屁股很干净,却只是因工作中的方法问题而被免职,那么,就说明中央高层现在的斗争就集中于对“文革”的反思上。一部分中央高层不愿看到“文革”的重演,要狠狠打击借用类似“文革”方法解决事情的高官以起到警醒的作用,比如温家宝总理就持有这种态度,他在答记者问时,就提到“文革”的重演问题。但实际上,“文革”在中国的重演已不可能了,经过三十三年的工业化发展,阶层已经分化,国民的思想已经多元化,已没有任何政治强人能够通过一种意识形态来鼓动民众斗官和互残了,要担心的只应该是防止官员通过“文革”互斗的方式用公权来谋私和达到个人上升的政治目的。但是,中央高层中有人想用“文革”重演来吓唬另一部分高官、资本家和知识精英,这确实起了作用,要不薄熙来不会因工作方法不当而被免职的。这说明,现在的中央高层也确实没有遗忘过去对“文革”的记忆。

    有人说,这是薄熙来太爱出风头不会低调做人引起中央高层有些人的嫉妒而被免职的。应该说,薄熙来确实不低调,把“唱红打黑”搞得轰轰烈烈,把偏于一隅的重庆搞得轰轰烈烈,但是我认为,仅因此点薄熙来是不会被免职的,因为薄熙来到哪都搞得轰轰烈烈,要是因轰轰烈烈被免职,他早就上不来,哪用到今天。

    薄熙来被免职有人高兴有人沮丧,右派高兴,左派沮丧,右派认为清除了专制障碍,左派认为失去了革命领袖。其实,这都是不正确的,中国的问题是制度问题,不主要是个人的问题,一个薄熙来倒了还会有另一个“张熙来”,只有制度改变了才能真正清除了专制障碍,右派高兴得还太早。左派也用不着沮丧,只要中国的制度不变、腐败不清除、两极分化继续扩大,左派还会有新领袖出现的;再说,假如薄熙来没有经济犯罪,他还不一定倒得了,就是倒了,中国的问题继续存在,他还有机会爬起来。

 



 

发件人:"wxz" <xz7793@gmail.com>2012-03-20 12:18:26 收件人:2007to1957@gmail.com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连线今日联络美国国务院中国科

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连线今日联络美国国务院中国科

    接受委托,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连线联络人今日电话美国国务院中国科,反映了中国重庆事变后几日,中国国内左翼人士人身上受到的威胁和舆论遭到钳制,活动遭到取缔等一系列的严重事态。要求美国国务院中国科向美国政府汇报,遵循人权普世价值的原则,与过去多年一切中国异议人士遭到中国政府迫害之后一样,对中国事态和中国政府的违反人权作为,作出适当的关注和反应。若有需要,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连线愿意派出人员,与美国国务院负责人士会见。

    美国国务院中国科欢迎该联络人来电反映中国情况。表示美国国会目前已经着手调查这个事件。因此,目前美国政府尚不便介入中国的这一事件。但欢迎将有关文字材料,送交美国国务院。

    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连线

    2012年3月19日

    联络信箱:figimei@hotmail.com



 

 


发件人:"wxz" <xz7793@gmail.com>2012-03-22 13:31:46 收件人:jinfuxin5@gmail.com 抄送:zhangxing49@hotmail.com 公然主张和叫嚣“杀人立威”的右派党中央法西斯“高参”辛子陵

辛子陵公然主张杀人立威

王希哲

2012年3月22日

    请网上的同胞们看看,是谁在今天公然主张和叫嚣“杀人立威”了?右派共产党中央的法西斯“高参”辛子陵!

    杀气腾腾!要把党内斗争,国家的政治路线斗争,杀头化!“要借黄奇帆的项上人头,以镇天下,而儆效尤。让乱臣贼子知所畏惧。 治乱世要用重典。要把军委主席胡锦涛的权威树起来。”万恶的文革哦。

    文革政治斗争杀头化了吗?没有吧?76年右派官僚政变后,对江青也还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现在, 右派党中央的法西斯“高参”辛子陵,却鼓吹“镇天下,儆效尤”,“用重典”,马上就杀,立即就杀,“借人头”来杀,要杀得“让乱臣贼子知所畏惧”!

    “乱臣贼子畏惧”了以后怎样?就“把军委主席胡锦涛的权威树起来”了!好一个杀人的权威!好一匹胡锦涛皇上的忠狗!辛子陵们何等渴望着血腥!

    且慢。“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既然你政治斗争杀戒一开,腥血遍地一溅,薄派左翼就没有卷土重来的一天?天道好还,薄派上台还要不要杀你辛子陵这类法西斯高参呢?那就互相杀吧。互相杀下去吧!杀出个辛子陵的“民主社会主义”来!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2-03-15 09:44:54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辛子陵谈党国体制与胡锦涛任期最后一年

辛子陵和铁流在北京309医院的对话

2012年2月27日于北京黑山扈总参谋部总医院VIP病房

建华 侧记

    著名学者辛子陵2012年2月9日因腰椎间盘突出住进总参总医院。15日,由骨科主任马远征主刀,黄凤山副主任为第一助手,进行了手术治疗。手术效果非常理想。当代极富盛名的外科专家蒋彦永教授曾亲往探望。从美国归来的文友铁流,特去看望了辛子陵先生,下面所载是两人在病房的对话。核心内容是:解决王薄问题必须建立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当前稳定人心和局势的要务是:把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权威建立起来

辛:“铁流兄旅美归来,见闻一定不少?”

铁:“我在休斯顿足足呆了一个月,天天看《世界日报》和当地社区的华文小报。那里不用翻墙可自由自在地看外网。先是关心吴英案,写了好几篇为她呼吁的文章。在回国前的2月8日,发生了王立军事件,一下成为全球特大新闻。我立即写了第一篇文章“王立军助纣为虐,薄熙来生意收摊”。回国后又连写了三文“薄熙来皇帝梦[一枕黄渠]”、“薄熙来的问题不是贪腐,是要想篡党夺权当第二个毛泽东”、“王薄事件的变数及其它”。我的文章粗浅,远不如老兄的有理论水平,不知你看到否?同不同意我的观点?

辛:看到一些,我基本同意你的观点,但对事件发生的内在原因,缺乏分析与评述,这跟你掌握资料不够有关。你是记者出身,先说说你的见闻。

铁:我在美国看望了不少老朋友,回国后又和不少人交换了一些意见,总的是对当前国家发展态势不看好,大家认为胡温主政十年软弱无能,面对“平西王”的挑衅坐观其大,中国有可能再次回到毛泽东统治的血腥时代。故国内外都是一片唱哀之声,而国内更甚。

时下官员们没信心,精英们没信心,民营资本家都在明里暗里转移财产到国外,认为呆在大陆极不安全。中国像个泰坦尼克号,已经触礁正在下沉,到处都是乱象。哀莫大于心死。不少人认为中共没希望了,国家没希望了,不知十八大后有无变化?一致的意见中国必须政改,必须融入世界普世价值,走宪政民主之路。要不这个国家真的没希望了。

你住进医院里,长期不讲话、不写文章,有点违背“救党派”的初衷吧?我虽不是党员,却与这个党有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我认同你的理念,与你有共同语言。今天我还在奔走,你却撂挑子了。我来,是要你讲话,09年你有“救党三策”,今天不能一策没有吧?

辛:铁兄,我不讲话,是有点寒心了。前贵州社科院院长周成启说:中国到了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的地步。信哉斯言! 你说中国像个泰坦尼克号,此言精辟。我是船上的人,只能坐在船上等着沉没。

铁:太消极了吧。据我对你的了解,你是放不下贵党的“朝中事”的。所以一回国就想找你聊聊。重庆的事引发全球沸腾,各国媒体都是大版大版的报导,只有我们国家不见只字片语,这很不正常啊!现在薄频频亮相,仍是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不少人都在批胡锦涛软弱,一点动作都没有,有人说他没有主持和掌控大局的能力?

辛:老兄错了!他完全有能力,是被压着使不出来啊!有一股政治势力多年来一直持续矮化胡,有很深的用心。古来治蜀是非多。左右皆非,宽严失误,这八个字早给他预备好了。领了这顶帽子,下一步就不是处理薄熙来,而是处理胡锦涛了。中国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发生在这里。群龙无首,大乱必至。毛泽东式的阴谋家和野心家机会就来了。

铁:子陵兄,你研究治乱兴亡,历经世事沧桑,依你看怎样才能避免出事,中国真的经不起大乱了。我是历史的见证人,不能再看到遍地是饿殍,遍地是监狱的悲惨局面啊!

辛:我们没拿这份钱,照说不该管这类闲事。今天是朋友摆龙门阵,话到口边留半句就没意思了。最根本的是不能软,不能存息事宁人、讨好各方的心思。要拿出中央的身份来,拿出军委主席的身份来,拿出三军总司令的威严来。先让犯上作乱者心怯认错,让外国政府觉得中国政府是有权威的靠得住的。

重庆市长黄奇帆是个丧心病狂的家伙。泗上亭长刘邦芒砀山斩蛇起义。你黄奇帆怎么就那么没出息,在重庆华蓥山遇见条小长虫薄熙来,就认定他是真龙天子,就把身家性命全压上去了。叫你指挥70辆警车,千里奔袭,从重庆杀向成都,你就敢干!后来他本人否认这事,说不是他指挥的。要好好查一查到底是不是他指挥。如是,其性质属地方叛乱。如果犯了杀头的罪,那就要借黄奇帆的项上人头,以镇天下,而儆效尤。让乱臣贼子知所畏惧。

治乱世要用重典。要把军委主席胡锦涛的权威树起来。说话要算数,有令要行,有禁要止,行要行得通,止要止得住。哪有解个犯人上京还要跟地方商量的道理!这么大个国家没个有权威的人不行,一旦乱起来将不可收拾。

铁:可惜这些年胡没把威信立起来。在百姓眼里他是个无所作为的领导人。你说要树他的威信,他扶得起来么?

辛:名为集体领导,实际是江制造了九龙治水的局面。不许他成为核心,限制他的作为。世人对胡锦涛有诸多误解。我给你说说我的观察。

第一,胡锦涛本质上是个民主社会主义者。胡锦涛进入中南海,如同林黛玉进入大观园,不能说错一句话,不能走错一步路。两代婆婆压着他,还有吞噬了刘少奇、赵紫阳的极其森严可怕的党国体制。有些他不同意的,他必须高调认同,积极执行;有些他内心赞同欣赏的,他得看够了大小婆婆的脸色,查清了党国体制的明规则和潜规则之后,不露声色地悄悄放下。

就如2007年《炎黄春秋》发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胡锦涛内心是赞成的、欣赏的,甚至想在17大采用,但两个大佬出来当横,一个江泽民,一个李鹏。他只好放下。

谢老在序言中说:“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和赵紫阳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压力,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比重占99.1%),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石激起千层浪。谢老的文章引出了一场大论战。从列宁、斯大林那里传过来,民主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一辈子高扬“批修”的旗帜,反对修正主义的烙印在中共党内打得太深了。中国社科院带头,组织150人的批判大会批谢韬。毛泽东旗帜网在人民大学开了110人的批判大会。全国各地老“左派”一下来了精神,有八个城市召开了批判会,批判谢韬的“修正主义理论和修正主义道路”。

支持我们观点的人分散全国各地,没有会议的声势,却有比会议远为深远的影响。这篇文章成了许多人那年春节聚会的热门话题,文章的复印件成了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最佳的春节礼物。尽管有不同看法,但许多没有公开讲话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开始换脑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出路问题。这个意义就很大。

对于这场论战,没有权威的中央领导人出来做结论。2007年5月10日,在《人民日报》第九版发了一个几百字的答读者问,就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区别进行说明,说二者本质不同,我们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算是官方的表态。来自中央的意见是: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大大减煞了“左”派的杀伤力。于是,第一次争论沉寂下来。胡锦涛暗中保护了谢韬,然后坐上飞机到瑞典访问去了。他要亲自看看民主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

第二次大争论发生在国庆60周年前后。2009年6月中宣部推出一本小册子《六个为什么?》,突出肯定和歌颂1956年毛泽东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制的功劳。说从此“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和制度基础。”

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还批判说:“有人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一些政策,如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把改善民生、增加社会福利作为重要任务等,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有某些共同点,说明我国也可以搞民主社会主义。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党的一系列新政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目的是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六个为什么?》不仅掩盖了毛泽东那个“科学社会主义”饿死3755万百姓的滔天罪恶,更为严重的是,为回归毛时代,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第二次对民资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大剥夺放出了试探气球。
这时谢韬老已经重病,我只能单枪匹马出来应战。

年底,我在一次朋友聚会时讲话说:“中宣部推出《六个为什么?》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把毛泽东的三大改造肯定、歌颂一番,说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毛泽东那个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消灭私有制,没收资本主义企业,消灭资产阶级。结果在经济上引来的是“国进民退”的大潮。

全国工商联2009年8月7日发表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宣告在政府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中民营企业被淘汰出局,国进民退的大戏接连上演。中化、中粮等垄断国企,既奉有保值增值的令箭,又无经营范围的法律限制,对房地产、矿业、铝业、奶业等普通竞争性行业摆开了‘全覆盖’收编的架势。据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保育钧对记者说:“在这轮危机中,‘国进民退’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去民营化现象已愈演愈烈。”

我还说:“在座的多是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我们紧跟过毛泽东,崇拜过,奋斗过,失败过,彷徨过,吃过苦,受过罪,甚至受过处分,坐过监狱。我们有切肤之痛,有清醒的认识,知道错在哪儿,怎么错的。知道哪些错误是不能重复,不能犯第二次的。”这里我说的不能犯第二次的错误,就是再一次消灭私有制,再一次进行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再干这么一次,肯定亡党亡国。情急之下,我写了篇文章《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但救国无门,在大陆我没处发表。于是在香港出书,书名叫作《中共兴亡忧思录》,作为打头的文章发表出来。该书由香港天行健出版社于2009年12月出版。尚未上市,第一版就销售一空。买主中北京党政机关占了相当大的份额。

2010年年初,文章在五柳村网站和广大读者见面,许多网站转载了。文章指出:民主社会主义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兼容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再怎么创造性地发展,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企业在社会占了主体地位,这个社会就不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

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还是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有一块试金石,就是看中国是否有私有制?是否有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企业是否占了主导地位?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民营企业的功劳,还是国有企业的功劳?是资本主义的功劳,还是社会主义的功劳?

据2008年统计,我国民营企业有600多万户,注册资金总额超过9万亿元,从业人员达7100万人。对GDP的贡献是65%,三分天下有其二。提供的税收占53~75%。民营企业提供了我国70%的技术创新,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泉。毛派说这是复辟了资本主义。支持改革开放的民主派说:这是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富民兴邦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产生了一大批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企业,其数量超过了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时的十几倍,这是全中国、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功过是非暂且不论,这个事实得认账。小册子作者心虚到连这个事实都不敢承认,面对一片大森林,硬说一棵树也没有。因为只要承认资本主义企业的功劳,《六个为什么?》全部立论的根据,会像纸牌搭起的小房子一样垮下来。

这篇批《六个为什么?》的文章,因为对中宣部下了战书,我是准备做第二个王若水的。上个世纪80年代,王若水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发表了与胡乔木不同的意见,受到开除公职、党内除名、流亡海外的迫害。但等了两个月,没什么动静。主流媒体没有对我组织围攻,2007年声讨过谢韬的几个城市也没有开批判会。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宣部长刘云山因擅自决定国庆庆典增加“毛泽东思想”彩车等错误受到处分。2010年第一期《争鸣》杂志有详细报道,还说令计划在书记处负责宣传工作,参加中宣部领导工作。”

2010年2月8日晚,新闻联播头条新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我听了一遍新闻联播摘要,又上网仔细看了一遍8000字的文字稿,没有再提科学社会主义,也没有再批民主社会主义;没有把《六个为什么?》列为必读文件,连参考资料也没列上。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六个为什么?》被冷藏起来了,尘封起来了。这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这面打了60年的旗帜被卷起来了。

但我仍不踏实,觉得这不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表态。到2010年4月6日发表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全文9000字,没有出现“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词组,更没有直接或暗示批判民主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虽然传播逾百年,纵横半个世界,但最终没有能够改造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而悄然淡出了历史舞台。中国曾想“旧瓶装新酒”,将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力装入“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旧瓶之中。

由于“国进民退”危机,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央果断地停止“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和使用,国务院于2010年5月13日发布“新36条”,即《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解除了对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束缚,放宽了准入领域,是非常英明的。据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到了2009年,按实际控股权统计,非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已达83.1%。 中国的私有化已占了主体地位。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折,往后几年才能看清它的意义。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如福山所说是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我们不再追求乌托邦,也不是要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按照邓小平的设计,是真心想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建立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民主转型,当然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胡锦涛一直是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型的提倡者、推动者和保护者。对占主流地位的“左”的意识形态,他脑子里有是非,正在形成怎样建设国家的理论蓝图,他接受新理论新事物快,不信服列宁毛泽东那一套陈旧的意识形态。

铁:子陵兄,这么说你是胡锦涛的保皇派了。

辛:我愿意当他的保皇派。他赞成民主社会主义,认同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但各种复杂的原因掣肘,民主社会主义不能在他手里实现。民主社会主义有四大政纲,一是民主宪政,二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三是受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四是全民福利制度。民主社会主义的精髓是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实现公平正义。这四大政纲,民主宪政是挂帅的,是统驭其它三条的。没有民主宪政,其它三条是贯彻不下去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在经济政策上向民生倾斜后,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反而愈趋紧张的根本原因。

中央对待民主社会主义现在是“行三拒一”。后三条中央实际上已经采纳或部分采纳,成为执政党的政策,只有第一条民主宪政不能形成共识;顽固派提出“五不搞”来抗拒改革派和全国人民政改的呼声。由于抗拒政治体制改革,抗拒权力制衡,抗拒人民和媒体的监督,党的干部,特别是掌权的领导干部,正有越来越多的人一天天烂下去,走向腐败,走向变质。地方政权正在大面积黑社会化、山寨化。由于“行三拒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配套,其它三项利国利民的政策,在执行中走了样子,甚至被某些干部利用,成为加剧贪污腐败的温床。胡锦涛痛心疾首地说“共产党官僚的腐败正在逼迫人民起来革共产党的命。”就是这样,政治改革还是推不动。

民主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有五十多个国家在实行,东欧解体后那些原共产国家趋之若鹜地争着入欧盟,入那个民主社会主义。中国原教旨派,理论上已经输了,但他们有权,控制主流媒体,就是通不过。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就像戊戌变法那样。不瞒你说,我也确实有点梁启超式的悲凉。

铁:在批毛问题上你对胡好像很有意见。

辛:在这个问题上我与胡锦涛有些纠集和误会。为了贯彻邓小平关于重新评毛的指示,我毛遂自荐,在香港出版《千秋功罪毛泽东》,为中央评毛作了理论上、文献上和史料上的准备。但这一切并未引起中央的回应。

1993年邓小平提出重新评毛,并要胡锦涛在21世纪办好这件大事,胡锦涛郑重表示要遵办。我们许多党史学者和老干部一样,更适合邓小平的领导方式,等着开几千人大会,大家充分准备,论一论毛时代的功罪是非。

胡锦涛作为青年一代的政治家,旁观者清,他有他的思路和做法。他似乎早就料定,在邓小平、陈云仙逝的情况下,召开一个几千人大会评毛,必然是吵个一塌煳涂,没有人能拿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或多数人能够接受的结论。越评思想越乱,这个会就不如不开。他巧妙地避开了中央的被动。以删繁就简三秋树天书巨笔,在全党没有震动的情况下,解决了重新评毛和取消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后来我发现,正是胡锦涛领导中国走出了对毛个人崇拜的误区。为避免毛左攻击,他不宣传,埋头做事。

2010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胡锦涛主持下通过了《关于毛泽东思想若干建议意见》的决议,编号(179)号,又称(170179)号,是指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79)号议案。该议案由吴邦国、习近平两人共同提出,内容是:关于党的会议公报、党的工作任务决议、党的方针政策制定、党的理论学习、党的宣传教育、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有关政策、措施、决议等文件中,“毛泽东思想”不列入。据悉,当会议宣布一致通过(179)号决议案时,全体政治局委员都不由自主地起立,长时间鼓掌、欢呼。这个决议的作出,是民间重新评毛的推动。在中上层干部中,在知识界,毛泽东思想已成为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阻力,必须排除这个障碍,已经形成了共识。

取消毛泽东思想这个重大议案由习近平提出特别值得重视。习近平在未登大位之前举重若轻,一举挣脱了束缚自己,也束缚党和全国人民的绳索,这反映了他的执政风格和政治走向,他不贪不色,一身正气,关键时刻会有勇气与权贵资产阶级切割,他可能领导中共走向中兴,领导国家走向民主共和。习近平和十八大寄托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期望。(179)号决议,没有严厉的、高调的政治语言,没有大叫大嚷,平和的像个装集装箱的单子,注明某一种货物不准进入集装箱。就这样,把几代领导人想办没敢办的事情办成了。

此次政治局会议,未闻有弃权和投反对票者,就是说薄熙来也投了赞成票。在重庆旗幡如林的唱红中,唯独不见“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一条。乃父薄一波留下的遗嘱是重新评毛。刘华清去年临终时建议撤销毛主席纪念堂。老一代革命家对毛的认识已渐趋一致。年轻一代的政治家想利用毛泽东影响的回光返照提高自己,从根本上就错了。

这个179号决议,有告别过去,开辟未来的划时代意义。这是胡锦涛执政以来最大的亮点。中共在政治上、在理论上、在传统上完成了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切割,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拨乱反正。走了这一步,中共就能够甩掉历史包袱,由僵化走向新生,脱胎换骨地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民主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在我们这些老党员等着重新评毛开始的时候,重新评毛这件天大的事情已经完成了。

关于党的文件,毛泽东思想不列入。
关于政府文件,毛泽东思想不列入。
关于宣传教育文件,毛泽东思想不列入。
……

删繁就简三秋树,简洁,干脆,不留尾巴,没什么一分为二的说教,没什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拖泥带水。回过头来看锦涛同志,简直是举重若轻。在九龙治水的情况下,他能带领这个班子做出这么个决议来,实属不易。到了去年国庆社论,毛派找不到毛泽东思想了,大吵大闹了一阵。

胡锦涛是个有思想、有担当、也能做事的人。问题是有人不让他做事,怕他树立威信,一有机会就矮化他。现在实际掌控政局十几年的江核心向邓小平报过一次到了,还不放手,他那个核心死了,也不许有新的核心出来。你这个党中央,叫胡锦涛当总书记,当国家主席,当军委主席,但又不给他做事的权力,不许他成为核心,把王立军调回北京审理,这么点事胡锦涛几乎都摆不平薄熙来。再有几个薄熙来还不闹起“八王之乱”来。目前怪事连连,说明还在有人谋取异军突起。

现在的问题是江本事再大,已经是向邓大人报过到了,再回到帅位操控政局是不可能了。必须有人出来主事,当这个核心。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关系到民族的利益,关系到18大能不能开成。目前要靠胡锦涛,也只有靠胡锦涛,把局面稳下来。要说大局,这是最大的大局,是全党的共同利益。

铁:贵党高层对此不一定能取得共识。

辛: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党啊!宁可大家一起撞冰山,也不能叫胡锦涛就船长位。今天我要出来当保皇派,当胡锦涛的保皇派。铁流兄怪我在大局糜烂,人心已死的今天无一策贡献于社会。你这一逼,就把我逼成了梁启超,我只有一策:当前稳定人心和局势的要务是,把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权威建立起来!不是拿来对付老百姓,是拿来对付心怀异志的诸侯。

铁:听说胡锦涛明确表示,18大全退,不谋取再干两年军委主席。

辛:此事最难判断真伪,政治家说话初一十五不一样;也可能是别人造舆论逼他全退。

铁:据我得到的信息,胡是真诚的。

辛:如兄说的是真的,那胡锦涛这个人物就可圈可点了。

铁:为何?

辛:因为这涉及了制度,涉及了民主制度,涉及了废除党国体制。

如果胡锦涛真能如兄所说,不沾党国体制的污泥浊水,以极具魅力的民主转身告别政坛。像那些潇洒的美国卸任总统离开白宫那样,离开中南海。他将成为中国的民主坐标。他的历史功绩就大了去了。

中国的党国体制,最黑暗、最龌龊的部分,是一把手交接后由前台转入后台的分肥。改革开放以来,党国体制沿着毛泽东式的惯性,多次干扰国家的政治生活。其主要表现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八老干政”。 八老在粉碎四人帮,克服“两个凡是”的桎梏,推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是有功劳的;但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又对改革开放有诸多干扰阻挠甚至破坏。

八老多数没有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但他们是政治局常委之上的常委。邓小平拥有决定权,陈云拥有否决权。被称之为“双峰政治”。他们的权力来源当然与他们的资历、威望有关,但主要来源于军权,邓小平不当国家主席,不当党的主席,就当军委主席。他这一票就压倒了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总书记,是邓小平等八老推举上去的,又是他们废黜的。胡赵要挑战“左”的意识形态,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胡耀邦要带头废除终身制,赵紫阳说“清查贪腐要由我的子女入手”。他们一带头别人怎么办?这成为废黜胡赵的直接原因。六四镇压表明党和政府没有站在反贪腐、反特权的学生以及支持他们的广大民众一边。在党国体制庇护下,权贵集团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 们占 有了经济发展太大的份额,造成今天积重难返的局面,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国体制的主要罪责。

中共在继承陋规,萧规曹随方面特别重视。只要有一个人错了,都得跟着错。谁也不许往正道上走,往正道上走是不跟党保持一致。建国初期新政协期间,设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实现了军队国家化,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没有另外的党的军委。1956年行宪,毛泽东把军权从国家政权体系中盗走了。我写过揭露考证性的文章,没人反驳。盗国者王。把这事美化成“党指挥枪”的原则。运用起来,恰恰是枪指挥党,毛泽东指挥枪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又指挥枪打倒了赵紫阳。历史事实和宣传相反,毛邓这个“党指挥枪”的原则,在关键时刻不是保卫、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是颠覆了党的执政地位。

邓小平以老党员的身份当军委主席,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是他的大副,这是既违背宪法又违背党章的,在中国硬是把事说圆了,行通了。邓规江随。到江泽民这,有了成例,他把国家主席、总书记都交了,要再当二年军委主席,现任国家主席当他的大副。如在美国,美国总统和三军总司令的职务是连在一起的。好比是奥巴马当选总统,小布什上来说,我先把总统交给你,我再干二年三军总司令,你先当副司令。这像话吗?在中国又把事说圆了,做通了。

江泽民在卸任国家主席后为谋取延长军委主席任职时间,在党国体制内曾闹得风生水起。胡锦涛说18大裸退,他的清高引起了中南海的惊讶。一下子他成了异类。不跟大家玩了。他这一退出不要紧,捡个副国级的大生意不会再有,给小儿女们意外弄个前程事也不会再发生。于是,循规蹈矩的胡锦涛成了危险人物!

我估计会有反复,会有人拉他下水,你不玩了,别人怎么办?党国体制怎么办?到时候就全看胡锦涛的定力了。

铁:现在的力量对比到底如何?拥护文革的力量到底有多大?胡温能不能牢牢掌控局面?

辛:胡温两位平民政治家始终是相帮相扶。以民生为基本内容的胡温新政不绝如缕,十年来贯彻始终。尽管两极分化未能有效遏制和扭转,但城镇和农村的最底层的百姓,一年算下账来,总有三十五十、三百二百的增加,这是城乡未出大乱子的基本保证。只要军队在胡习手中,政府在温李手中,只要胡锦涛、习近平、温家宝、李克强同心同德,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主体部分就散不了,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有序地在地上天下运行。江泽民留下的九龙治水的班子,相信也能顾全大局,成为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同心合作的成员,把局面撑下来,对历史有个交代。

至于毛派的力量,其影响力和政治动员力,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军队的基础是四大野战军。一野彭德怀和习仲勋以及他们的部下,一辈子受毛的迫害;二野刘伯承、邓小平,刘是被整肃一辈子,邓虽三起三落,终点是个落字,差点被江青害死;三野陈毅和粟裕一辈子不受重用;四野林彪,除打天下时打下半个中国外,在巩固毛的皇权地位上,发挥了嫡系作用。毛的策略是利用这个嫡系翦平群雄,为家天下奠基,然后立马反手消灭这个嫡系。四野的干部受害的最多,对毛泽东最恨。现在的军中,没有毛的嫡系,没有保毛拥毛的力量。毛的组织根脉断了,思想感情的根脉也断了。只有他那个傻孙子挂着少将的牌子,说着“我爷爷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打倒我奶奶”的疯话丢人现眼。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的梦魇,不是一支现实的政治军事力量。那是要重新动员组织的。没有毛泽东,谁也动员不起来;没有周恩来,谁也组织不起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不可复制的。只有薄熙来把梦魇和现实混为一谈。以为修个十层楼高的毛像,唱唱红歌,文革就算搞起来了。薄熙来搞政治,还是红卫兵的水平,他没有长大。

铁:子陵兄如此看重胡锦涛,是希望他起甚么历史作用?能否提纲挈领说几句?

辛:现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对胡有利。他窝囊了九年,该施展一下拳脚了。

胡锦涛亲自考察过瑞典,多次到过欧洲,对国际时局和历史大势了然于胸。18大当可协助习近平开创中国历史的新局面。他可以协助习近平对党的基本理论作新的解说。18大要改变党的名称,给人民一个振奋。我们今天所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不应当是恩格斯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的中前期的理论,而是硕果仅存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个理论被二战以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改革开放初期王震访问英国,经过他亲自考察后,对民主社会主义称赞羡慕不已。

在中国,由消灭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到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经历了漫长的、曲折的探索过程。“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本意是要向全国人民宣示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为了防备“左派”攻击,宣传上刻意模煳化、空泛化,虽然声势很大,但根本没敢点破主题。要继续用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让改革开放再上新台阶,就必须点破这个主题,让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不仅在法律上合法,而且在理论上、在舆论上合理,成为光荣体面的事业,成为富民强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

“三个代表”的新意是:中国现阶段的先进生产力是民营经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要求,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正确方面的继承(正是《共产党宣言》肯定了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对其错误方面的超越,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隐含着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包容、保护和重新定位。科学发展观超越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姓马姓修的宗派狭隘眼界。

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兼容的。这是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是晚期马克思主义的两朵奇葩。我们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承认民主社会主义,并不丢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矮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却会产生朋友遍天下的效果。我们将很快摆脱孤立状态,与欧盟和美国的关系,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会得到根本的改善。在地球村中,我们不再是异类,而成为民主国家值得信赖的一员,改变大把花钱援外却交不到一个真朋友的局面。

只有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能抗住原教旨派的压力,给18大撑起一片民主的天空。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3-23 13:33:05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主题:转发: “潜伏计划”

叶氏的潜伏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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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开国元帅叶剑英的公子、曾经担任总政联络部长的叶选宁,当年曾经秘密部署太子党成员约三千人出国留学,这些人多年之后早已学成,部分已经回国,另一部分奉命定居所在国,已在当地扎根,有些已经事业有成。他们多年来一直等待有着“太子党精神领袖”之称的叶选宁的召唤。如今,在习近平即将“登基”接任中共总书记前夕,叶选宁同习近平结盟,并宣布将三千太子党海内外伏兵移交给习近平指挥。

  叶选宁曾被中共太子党阶层以及北京权贵圈内公认为是“太子党的精神领袖”。叶选宁气质儒雅独特,胸中文史基础厚重,书法绘画功底深厚,且才思敏捷,聪明过人。而且,他沉稳低调,从不张扬,而且待人诚恳热情,乐善好施,特别对弱者常出手相助。尤其是他善交朋友,广结善缘,五湖四海,口碑极佳。在众多中共高干子女之间,特别是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王震等几大元老家族的后代们,相互之间矛盾重重。比如邓、陈两家后代从不相互走动;邓、杨两家后代虽曾经亲如一家,但因为一九九二年的“杨家将”事件便开始交恶。而能够在他们之间起到调合作用和内部凝聚作用者,便是叶选宁。

  一九八四年,叶选宁被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名义上是凯利公司的总裁,其实却是中共三大情报系统之一的掌门人。

  叶选宁以联络部副主任、主任身份兼任凯利总裁之后,利用自己的独特人脉关系很快打响了“凯利”的知名度,钱确实没有少赚。有了这一大笔预算外资金来源,叶选宁把它基本投入了联络部的情报搜集工作。一时间,总政的情报工作势头压过了总参。在担任总政联络部主任期间,叶选宁直接操控指挥,有许多大手笔的动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九九一年五月至六月间,安排解放军开国上将、原东北军张学良的副官吕正操,赴美国纽约探望正在那里探亲的张学良,力邀张学良回大陆探亲。

  叶选宁在总政联络部任职期间的最大手笔动作,是输送三千太子党成员到海外留学深造,为今后太子党执政储备人材,埋下伏兵。这一行动从一九九零年叶选宁执掌总政联络部开始便陆续展开,一直持续到他一九九七年退役仍然还没有结束。由于持续时间之长、涉及国家之广、派遣人数之多都史无前例,因而也被视为是中共军情史上最大规模的“潜伏案”。三千太子党输往海外的高潮是在九十年代的最初几年。不知是不是由于叶选宁不喜欢当时执政的江泽民,他的想法是:不希望根正苗红的太子党们在当时政坛上过早冒头,因为时机还不成熟。应该把大批太子党生力军转往海外,一方面深造,充实自己,同时也远离国内环境,保存实力,以免过早曝光,昙花一现,影响未来真正“太子党时代”的执政大计。

  从“潜伏计划”实施开始,到如今已经有二十年了。就如同习近平的两个姐姐一样,三千送往海外的太子党早已经在海外学业事业有成,并拿到了所在国身份。其中,约一半人已经返回国内,还有一半人则留在了当地,他们或者找到了不错的工作机会,占据了相对重要的位置,甚至打入了当地国家政府或军方机构、敏感研究所,与军政界要人成为朋友,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或者是已经自己创下了基业,生意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但是这些人都按照当初总政联络部的部署,低调生活着,避免出头露面,即使回到国内也远离仕途官场。因为他们在等待着“盟主”叶选宁的指令与召唤。

  二零一零年十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全会以批准习近平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为标志,确立了他在十八大上的总书记接班人地位。习近平的上台接班,意味着“太子党”全面掌权的黄金时代正式开始。

    据说,叶选宁相当看好习近平,对他的执政寄予了厚望。所以,他最近已经把手下的三千伏兵尽数交给习近平,由习近平来统筹指挥。这些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将会成为习近平最可靠的支持者,他们将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全力帮助稳固未来的习政权,为习政权创建业绩。
 




 

发件人:"wxz" <xz7793@gmail.com> 2012-03-15 14:26:23 收件人:usabbc97@gmail.com欢呼中国右派及其党中央的巨大胜利!

中国右派的巨大胜利!

王希哲

2012-03-15

    1、中国右派反共。但他们终于发现,中南海的也是他们的党中央,与他们心连心,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办他们所欲办的事。反共右派们已经在欢呼他们的党中央的伟大英明决定了!他们现在表现出了,原来是多么的拥护他们的党中央啊!

    2、老王早就指出,中国近30年多来,是右派专政。邓派中共中央,可以一风吹平反全部右派,给右派强势的话语权和一切可能的舆论阵地和机会,却坚持着专政左派,坚持着不准所谓的“文革余孽”翻身。这种极端的不公平,是很怪异的。所以老王主张当前必须坚定地支持弱势的左派,呼吁左派团结起来,复兴起来,拥戴出他们的左翼领袖,成为中国社会有效制衡右派的政治力量,实现真正的政治多元。有人疑问,“现在不是中共还在统治么?怎么会是左派弱势?”今天,大家可以看清楚了,中国右派,不仅得到全部西方强势国家一贯的奥援,还得到了他们的中南海右派党中央的坚定支持。究竟是谁弱势?真正希望中国实现多元民主化的人们,今天应该坚决地支持谁?

    3、反共右派们欢呼他们的党中央的伟大英明决定,免去了重庆市委薄熙来书记的职务。他们已经在鼓励他们的党中央将薄熙来逮捕入狱,全面镇压左派了。这是反共右派“民主、人权、自由”的最好注脚。这实际就是中国右派全面上台专政后的黑暗政治前景。中国左派同志们记住1976年的教训,团结起来,不要退缩,不要吓到,动员全国左翼工农市民力量,迎上前去,手执社会主义宪法,对右派及其党中央作坚决的有理有节的斗争。记住毛主席的遗训:“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把社会主义正义的旗帜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

    4、温家宝难道就为了发誓今年“杀开一条血路”?中南海右派党中央不要试图再走镇压、消灭党内政治反对意见,政治反对派的老路了。不要再搞你死我活。这对谁,都不会有最后的好结局。是承认党内有派,合法有派的时候了,在法律党章的规范下,让各派去平等竞争,放手地让人民去作自己的选择。先从党内、党中央的民主化开始,真正走出一条中国民主发展的合适路子来。

    5、薄熙来书记一直坚定站在中国人民的正气一边,获得了首先数千万重庆人民在内的全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拥戴。值得老王认同他,最坚决地支持他。“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将中国人民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就是要有这个气概!这才是真正的英雄!“生子当如孙仲谋”。薄一波老人有此一子,足矣!可羞煞当年毛泽东麾下一切“刘景升”的雍慵富贵“豚犬”子们。公开化是正义战胜邪恶的最有力武器。置之绝地而后生。希望薄书记丢掉对今天修正主义党中央的幻想,勇敢地树起党内公开的反对派的旗帜,毫不犹豫地团结全党左翼力量,团结全国人民,冲破权斗黑箱政治,号召全党政治家站出来给人民自由公开选择权利,乘此撕开脸皮相搏的机会,开创中国共产党民主化的新局面!古人有夺龟掷地者急云:“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过去有这样的机会吗?没有。现在,是机会了!

2012年3月14日
xz7793@gmail.com
(欢迎广送传播)

 




 

发件人:"长河放马" <chfm9@hotmail.com> 2012-03-15 18:37:39 收件人:"大军" <zdjun@263.net>稿件

改革必须寻求第三条道路

横舟

    中国的社会改革,长期以来一直在左右两派之间徘徊。一个时期左派是激进派,右派是保守派。一个时期右派又是激进派,左派又是保守派。所争论的焦点无非就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经过几十年反反复复的瞎折腾以后,谁是谁非,在这台左右转圈的磨盘上,早已转晕了头,东、南、西、北,连他们自己也闹不清了。

    左派理论来源于西方,右派理论也来源于西方。左派打着民主的旗号,右派也打着民主的旗号。左派推行的是土专制,右派搞的是洋殖民。左派喜欢封杀言论,右派也喜欢搞言论封杀。左派不顾百姓死活,右派心里根本就没有百姓。前三十年,左派整治右派,后三十年右派打压左派。前三十年老百姓没过上好日子,后三十年老百姓日子也不好过。

    左派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源于西方,主张搞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经济,中国的老百姓被折腾了三十多年。右派的资本主义理论也是照搬西方,搞主张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中国老百姓又被折腾了三十多年。到底都是卖的什么货色,民众心里自然明镜高悬。

    计划经济的国有制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有利也有弊;市场经济的私有制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也是有利也有弊。通过这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实践,恐怕不能在笼统地说那个制度好,这个制度不好,或者是以一个制度来取缔另一个制度了。但是,事实证明要想让左右两派合作,把两个制度融合起来,又是个天方夜谭。


    前三十年的社会实践,没有尊重人类社会集群文化的发展与存在,没有承认个体人性的存在与价值,忽略了广大民众的整体意识与利益。以一种宗教的方式,代替了应有的社会集群生活的条理性,从而把社会制度与理想同最广大民众的利益与习惯冲突起来。

    后三十年的改革实验,完全背离了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泯灭了人类种族的文化本源和物种存在规律。把极少数人的私家利益同一个国家公民的生存本能对立起来,同最普遍的人类生活方式与习惯对立起来。这就把改革者自身的立足之地给弄没了,从而使“改革”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儿戏、泡影。

    简单的以互补的方式采取人为的切割、嫁接,恐怕也是生硬的,也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要切实的研究两个制度的利与弊,拿出可行性的方案来,进行第三条路的选择,才是正理。否则,又要去延续和经历那几十年的实验过程(中国百姓还等得了的话)。

    所以,寻求中国社会改革的第三条道路,乃是当务之急,也是唯一正途。那我们要寻求的第三条路到底是什么路呢?第三条路最起码应该是完全代表全中国公民的利益与权益的,完全体现全体公民意志与愿望的,是能够使全国公民过上平稳、安定、幸福生活的道路。

    呼唤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呼唤有良心的民族知识分子,呼唤中国共产党内的中坚力量,呼唤海内外每一个有中华民族意识的炎黄子孙,凝聚起来,共同思考探索。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添加拒收这是垃圾邮件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

如何看待重庆探索的价值和成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陈红太

2012年3月14日完成初稿,3月16日修改定稿

一、正确认识“重庆探索”的方法论

    问:与沿海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和区域相比,重庆近些年的实践探索和崛起经验应该作怎样的正确解读?

     答:现在人们可能常常把重庆的探索称作一种模式,与沿海一些发展很快的地区,如广东、江浙一些地方进行比较。这样的比较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但目前的比较,从我在网上和一些研究材料中看到的,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个人偏好都比较明显,许多文章和评论,其中暗含着一些事前就肯定或否定的立场和价值。比如说,凡是主张民营市场化、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偏好的作者,一般都对沿海广东、浙江一些地区的发展经验持肯定和拥护的态度;而对坚持国有经济、共同富裕、唱红打黑的重庆探索,则更多的持否定、歪曲甚至敌视的立场。二是一些所谓的学者根本就对各地的实际情况不了解,也没做过实证调研,依据一些新闻报道或研究材料、一知半解地进行选择性比附和自以为是的评论。还有些学风不正和居心不良者,甚至根本不顾事实地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指鹿为马,以丑化和攻击重庆探索为目的。这些都让真正了解情况的人们不仅觉得好笑更是气愤。三是把重庆探索实践与某些领导者的政治前途及命运混同一起。把重庆探索狭隘的甚至等同于为某些领导者升官晋级的阶梯、敲门砖或政绩工程等等。

     对重庆崛起的经验和实践探索能不能作出正确评价,实际存在一个方法论问题。我的看法是,不应把重庆探索仅仅看做是一种局限于地方区域性的、由个别强人主导、与主政领导者的政治前途相关联的地域发展个案;重庆探索的价值也不应因个别突发事件的瑕疵或个别领导者的政治命运受到影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历史上的任何人物,都会随历史长河的不停流逝而不断被后人取代,但他们开拓的历史路径和创新功绩,将与青山常在、日月同辉。作为一个客观的观察和研究者,我们应该抛开感性的因素,把重庆探索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大格局来透视和定位。有了这样的理性态度和视角,人们就会发现,重庆探索的真正价值,不仅仅是一种区域性的科学发展的实践样本,更是一件事关中国改革开放大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进方向的开拓性创新尝试。重庆探索开拓的发展方向和成功实践,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科学发展阶段面临的时代主题和正确走向,并从经验层面回答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应该和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这样的一种具有全局性、引领发展趋向的重大实践探索经验,有远见卓识的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绝不能任其自然兴衰成败、等闲视之。

    问:正确评价重庆实践探索的价值,可能与是否及时回应了社会发展主题和主要矛盾有关。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目前人们对中国现存的问题和矛盾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但无论左右派还是官方商学界以及民间,对以下一些问题的看法还是有一定共识的。比如要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问题。实质是坚持经济社会的开放和自由,并且要通过法治的完善和保障,使这种开放和自由可长久的持续。又比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解决社会资源占有和分配不公、基本民生的政府保障和一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政府财政向民生领域和公共事业与基础设施倾斜,解决贫富、区域和城乡以及行业之间不断扩大的差异,还要破解各种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扭曲甚至捆绑等问题。又比如坚持执政党和政府职能的有效问题。权力集中虽然有利于社会区域协同和集中力量及各种资源办大事,但必须把如何破解权力集中容易导致官僚主义和家长制专断等问题、把权力缺乏监督导致权力乱用和钱权交易等腐败问题提上改革日程。又比如维护社会和谐、诚信、互助的道德风尚问题。避免社会伦理和官场伦理的商业市场化,保持独立、负责、高尚的人格,维护民族、国家、区域、单位以至个体的尊严。又比如发展绿色经济、创建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探索问题。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到依靠绿色经济和创新驱动以替代不可持续的高耗能、高排放和高污染,替代依靠廉价的生产要素驱动的发展方向上来。

    保持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和动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坚持执政党和政府职能有效,维护社会和谐、诚信、互助的道德风尚,发展绿色经济、创建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探索,应该是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建设近些年来,可以被大多数人认同的共识性理念。这些共识性理念实质就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并要重点解决的经济动力、社会公正、政府有效、道德高尚、绿色生态等五大建设领域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哪一个地方和区域解决得好,并创造出一般性可操作的做法和制度形式,那些地方实际上就在引领着中国科学发展前进方向,就实际处于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航程的船头。重庆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并成为世界瞩目的发展热土,就是在这五大建设领域和五大发展方向上,都做出了积极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贡献。

    重庆重点扶持微型企业以及分层次扶植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和国有金融投资集团的企业功能与机制创新,引资国际化外贸加工企业营造的产业凝聚、物流条件、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保障,是重庆启动经济起飞的动力引擎和制度保障机制。黄奇帆市长为什么在2011年重庆创造的多项全国第一中最看重中小微型企业数量增长和外贸进出口总量第一,是因为这两项指标最体现经济发展的开放性、社会活力、劳动就业和可持续等状况。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方面,重庆市始终坚持“三条硬杠子”,即民生支出占全市一般预算支出的50%以上、对区县支出占比在75%以上、市级以上公共服务预算增量的70%以上投向农村。坚持每年对31个远郊区县专项转移支付3000万元搞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处于“一圈层”的发达区县每年帮扶对口“两翼”区县的资金及实物总量不低于本级财政的1%。全国首推大规模公租房建设、首创地票交易、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尤其是为农民城市化实行的“335”制度保障体系,即保障了农民的原有的土地等财产权益,也使转户进城落户的农民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这样做的成效就是虽然这些年重庆经济飞跃发展,但区域、城乡、贫富差别反倒缩小了,基尼系数2011年从0.438下降到了0.421,2012年预计会下降到0.4,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在执政和政府效能方面,重庆通过“大下访”、“三进三同”、“结穷亲”等“三项活动”,和创新基层社区党组织联系群众的“三项制度”,反对官僚主义,极大地改善了区县乡镇村社各级班子亲民务实的领导作风,群众称道“共产党又回来了”;通过对领导干部实行的“实绩考核、民主测评、民意测验”的考评机制,尤其是规范民意测评机制,把民调权重在市级部门、区县逐步提高到30%到50%,真正把对领导干部政绩的评价权交给民众。通过打黑除恶与交巡警、校警制度改革,综合治安状况排名全国第一,群众满意率多次测评均在90%以上。以打黑除恶为切入点的反官场腐败更使重庆市廉政建设出现前所未有的良好势头。重庆市旨在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抵制精神文化领域过渡商业化低俗化的“唱读讲传”活动,把弘扬正气和为民众提供高尚精神产品作为文化建设的第一要务,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在端正执政党理想信念、儿童经典教育和扭转社会靡靡之音等方面,社会效益彰显、影响空前。在绿色生态建设方面,仅2009年一年就种了过去十年的树,还要以这种劲头再干十年,种出百年的树。

    尤为值得着重强调的是,在这五个方面的共识和相应领域主要矛盾解决中,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实现“公平正义”问题,主要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提出的“共同富裕”问题,越来越成为与经济发展并重的,也是老百姓意见最大、改革呼声最高、也最直接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性质、方向和进程的主要问题。换句话说,公平正义问题、或者说政府的制度供给和资源配置以及分配能否保证现代化建设的公平发展和共同富裕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目前老百姓普遍认同的与经济发展并重的改革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公平正义已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更是进一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创业积极性、可持续的激发社会活力和动力、满足人民群众最直接最迫切最现实的利益诉求,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正如薄熙来同志所说,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目的更是发展的动力。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际包含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方针和实践方向;而重庆高调主张的“民生导向、共同富裕”,则是把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直接付诸实践探索。在“姓资姓社”“不争论”的意识形态的背景下,科学发展最需要的是实践探索的样本,把科学发展的理念和政策转化成强大的物质力量。重庆探索实践样本的诞生,不仅仅是对越来越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公平正义问题、共同富裕问题的及时回应,也不仅仅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已经出现的发展偏差提供了鲜活的个案校正机制,它的最大最具有现实和历史意义的价值,是经验性地证明了科学发展观确是解决中国目前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方针。空洞的理论说教民众往往是不认账的,而实践探索形成的成功和具有实效的经验样本最具影响力。

二、“重庆探索”的真谛何谓正解

    问:重庆发展模式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争论?有人说“王立军事件”证明了重庆模式的失败?

    答:一些对中国改革的公平性持否定立场的左派人士和网友,他们发现重庆探索可以从实践方向上回答他们对改革诸多问题的疑问,所以极力把重庆探索往自己这方面的立场上拉,试图把重庆探索解读和定位为向“毛泽东路线”回归的样板,从而对重庆探索进行有选择性的肯定和宣传。比如他们对重庆利用市场机制进行的西部大开放和大量引进外资以及大力扶植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缺乏必要的强调和宣传,而对利用群众动员式的“唱红打黑”和分配领域的“民生导向”、“共同富裕”极尽赞扬和称道。而一些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彻底性持否定立场的右派人士和网友,他们大都对重庆的做法和取向持不待见和否定的态度,尤其对重庆的“唱红打黑”百般挑剔,甚至不顾事实以片面和瑕疵进行极端攻击,把重庆“打黑”称之为“黑打”,把“唱红打黑”比之“文革”再现。把重庆探索定性为“强人政治”、“人治模式”。“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一些极端右派人士更是欢心雀跃,认为连“打黑英雄”都躲到美国领事馆,断定“重庆模式”已戏剧性失败。

    对重庆探索的解读实际上还不仅仅限于上述两种立场。据我观察,应该包括五种不同的视角或面向:媒体聚焦甚至炒作的视角;各科学者观察和研究的视角;官方包括重庆市委和政府的视角;重庆探索本身实际绩效的视角;重庆老百姓亲身感受的视角。这种多维的视角和面向,对于全面准确的了解和认知重庆探索是有益的。现在的问题是,充斥媒体和网络以及学者和网友的观察,多是一些极具表象特征的重庆实践,比如“唱红打黑”、“民生导向”与“共同富裕”这些标语或标签式的宣示和“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等政策主张,而对支撑重庆探索和指导重庆发展的“国营企业的组织与功能的市场化再造”、“西部大开放洼地效应的营造”、“对外资和微型中小民营经济的分层次扶持”、“民生建设投入和发展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保障和动力机制”等这些深层次的大开放实践和实实在在的经济建设领域的创新探索,往往视而不见或不够重视。正因为如此,薄熙来同志尤其是重庆市长黄奇帆同志在多种场合、利用各种机会,反复阐述重庆探索是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的“314部署”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是推进西部大开发、建设西部内陆开放型经济、营造内陆大开放高地的实践探索意义。

    对重庆是非成败的判断,说到底不是以媒体网络以至于学者网友的说法为依据,也不是以官方政策宣示或者以某些相关领导人的前途兴衰为依据,而主要应以重庆的发展是否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规律和重庆三千万人民是否受益和他们亲身感受到的事实为依据。从重庆经济发展数据看,自薄熙来同志主政以来,重庆的GDP增速和人均增长在全国排名,均呈现一年上一个大台阶的局面。GDP增速,2008年全国第五(14.5%),2009年全国第三(14.9%),2010年全国第二(17.15),2011年全国第一(16.5%);人均GDP增长,2008年2000美元,2009年3000美元,2010年4000美元,2011年突破5000美元,年均增加1000美元。发展速度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在创造新的经济奇迹。重庆四年来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主要问题的回应和快速崛起,也完全迎合了中国科学发展逐渐成型的“中国模式”的内在逻辑需求。中国模式的最终形成需要有三个必备的要素:现代化市场经济造就的物质极大丰富;现代化先进文化凝聚的民族精神再造;这两者的结合就是“一阴一阳为之道”。但有个必不可少的保障条件,就是现代化民主政治形成的依法治官体制。也就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三者的有机统一。当然这里还有个生态文明的问题。生态文明内含在物质、精神和制度文明建设之中,是解决天人关系的终极之道,但必须有超越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之维,以可再生资源、开发绿色能源和建设生态环境为发展趋向,避免因地球无法承担之重引发的人地和资源争夺冲突、重蹈过去大国复兴的争霸之路。重庆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在市场经济与红色文化的有机统一和结合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历史必将证明,重庆实践探索能否可持续,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

    问:能不能用几个字,再精要地概括一下重庆模式的本质特征?重庆的实践探索与毛泽东和“文革”时代究竟有何异同?

    答:重庆探索的实质是三条:“治官”、“为民”、“大开放”。“治官”最突出的体现是“三项活动”(“大下访”、“大走访”、“三进三同”)、“打黑反腐”、“以民调机制考评官员政绩”以及“三项制度”,以此改善市区县乡镇村社各级领导班子的亲民、廉政和务实作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彰显我党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红色政权传统。打黑除恶的出发点是建设平安重庆,实质是治官,打掉公安司法领域黑社会的保护伞。重庆在打黑除恶期间立案查处涉黑权力腐败案件1078起,打掉1271人,正厅级干部10人、副厅级干部37人、处级干部300人,涉及公安79人、检察院28人、法院38人;国家公务员886人。“为民”最突出的是“五个重庆建设”、“民生十条”和“共富十二条”所体现出来的、以民生共富为导向的经济社会生态建设。其中为重庆两翼落后地区脱贫致富而实行的一系列扶植开发政策,大兴土木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的公租房建设,各项为留守儿童、孤寡老人、农民工城镇化、低保医保以及各项权益和社会保障政策措施,都集中体现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执政本色。“民主法治十五条”也是在制度措施层面落实和保障人民民主各项权利的具体体现。“大开放”就是以市场化机制,以大量引进外资和民营资本形成IT行业产业凝聚、营造区域“洼地效应”和公益性国有企业的组织功能构建以及可持续发展,形成既坚持公有制经济在基础设置、公共事业和民生建设领域的主导和支撑作用,又形成外资和民营资本在新区、保税区飞跃式发展的全新格局和可持续大发展态势。“治官”、“为民”、“大开放”这七个字,比较集中的体现和概括了“重庆探索”的执政本质和发展导向,这也是“重庆探索”的精髓之所在。

    有人硬把“重庆探索”的科学发展与全国其他的科学发展对立起来进行比附,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搞“自由发展”一条路,出现点强化或彰显“红色”性质的说法和做法就立马定性为是恢复“毛泽东”或者“文革时代”那一套,把“重庆探索”中发动、组织和依靠人民群众的我党传家宝和成功做法,诬陷为反对改革路线、反对依法治国、否定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不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等等。把重庆这样一个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成功样本,硬是套上反改革、反现代化、开历史倒车的个案样本,这不是无知和偏见,又是什么?尤为担心的是让一些野心家和别有用心者,钻重庆探索的瑕疵和失误的空子,进一步混淆人们对改革开放正确路线的认识,把本来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探索成功样本,诋毁为反动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文革和封建残余。

    “文革”和毛泽东晚年的最大失误就是对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判断失误,以阶级斗争为纲缺乏法治,而没有紧紧抓住发展中国家都普遍面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社会发展主题,没有把“发展是硬道理”、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许多时间和精力都用到了政治斗争和思想改造上,给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而重庆无论“治官”、“为民”还是“大开放”,都是在党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指引下,在向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开放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在“以人为本”,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人与自然、对内对外“五项统筹”的一般原则引领下,进行“科学发展”的实践探索。重庆探索从根本上说就是在“改革开放”、“自由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和突出了“公平发展”和“共同富裕”,本质上是对邓小平期待的“共同富裕”的科学发展回应。邓小平留下的社会主义思想遗产,简单概要的说主要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共同富裕”这十六个字。如果只强调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放弃了邓小平所强调的民主法制、共同富裕,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民主法制从实现公共富裕的手段,变为固化的目的,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永久化、常态化,忘记或实际放弃了“共同富裕”,实质上就是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和追求。重庆的做法和实践探索,既是对“自由发展”和“包容性增长”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的纠正,更是对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到20 世纪末开始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

    最后,我还强调的一点是,千万不要助长一些个别悲剧事件或某些偏执行为的影响力,影响到中国目前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探索和逐渐形成的多元化科学发展的大好格局和态势。上级领导机关不应简单地把公开性、公正性、合法性作为处理一些个案的原则,应把个案得失和处置效应放在是否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大局来通盘考量。不能让各种小道理和个人偏见主导重大决策、社会舆论和价值判断。是非得失判断应该全面系统发展地看问题,力争坏事变好事,而不是小坏事变成大坏事。就事论事是法治原则不是政治原则。不能助推“干和不干、多干和少干、干好干坏一个样,唯上才是硬道理”的官场潜规则,助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旧官僚主义习性,那样就会彻底摧毁地方各级领导官员和党内民主力量心中尚存的那份为人民服务、对党的事业负责和忠诚的个性追求,也会使那些勇于创新、干出卓越政绩仍然得不到公平对待的领导干部彻底绝望和寒心。“权力过分集中”和“家长制”形成的“唯上唯权主义”是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不能任其更加恣意泛滥。不能客观上助长政治体制改革对“自由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路径依赖,诱发和迫使中国不得不最终实行西式自由民主。无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异化或者被中断,都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悲哀!中国共产党是经过90年大风大浪历练和各种考验的政党,决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事态和悲剧发生?

 

 

 

发件人:"xueyun" <xue72@163.com> 2012-03-21 14:34:44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黎阳在红石头论坛发表了一篇文章,《丢掉幻想,准备革命》

   【编者:买办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派”强势出击有两天时间了,买办资产阶级两天的表演,给很多希望言论自由,而喜欢政改的左派上了生动的一课,乌有、毛旗网、四月青年论坛、中华网论坛等网站封锁了,买办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派也终于撕下了言论自由的遮羞布,公平正义比阳光还重要的言语前天还在响彻两会的上空,今天就要封别人的口。薄熙来下课,给那些希望体制内出“健康力量”的民众上了一场生动的阶级斗争课。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只有靠人民自己去争取,其他一切都是幻想!】

丢掉幻想,准备革命

黎阳

2012.3.15.

    薄熙来的下台证明:中国最大的敌人、最大的问题不是贪官污吏,不是帝国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不是贪污腐败,而是重庆,是重庆的共同富裕。

    这么多年来,他们什么时候对贪官污吏、帝国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贪污腐败、外来侵略、藏独疆独和内奸卖国贼象这次对重庆那样声色俱厉严厉打击过?

     原来以为外国报纸、港台报纸关于重庆的消息和议论都是瞎猜,现在才发现人家的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全是直接来自内线,来自最高层,全是“出口转内销”。回顾起来,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早就策划好了的“很大的一盘棋”。

    薄熙来在重庆的举措跟“文革”根本不是一回事:一个承认私有制,一个不承认私有制。重庆的全部举措不过是在承认私有制的前提下强调了一下“共同富裕”、“分好蛋糕”、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事而已。要真拿“文革”那种彻底否定私有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标准衡量,这一切差得远了去了。但对非常容易满足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这已经是烧了高香了:“这几年重庆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可以说前面三任的总政绩加起来也不如这一届”、“不光是GDP增速在全国名列前茅,最关键的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高了,老百姓安全指数高了,老百姓幸福指数高了”……然而“千古一贼相”们连这样低标准的为老百姓做实事都容不得,都要扣上个“文革”的罪名打翻在地。

     凡是老百姓满意的,他们就一定不满意;凡是老百姓说好的,他们就一定说不好;凡是老百姓赞成的,他们就一定反对,就一定要打掉——放眼全国,如今肯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办点事的公仆有几许?好不容易出了一家让老百姓比较满意的还要马上打掉。难怪老百姓要问:“为什么为老百姓干实事谋福利的官员没好报?”这伙人说穿了就是铁了心要与老百姓为敌——不是老百姓的死敌,怎么会把能让老百姓满意的人当成最大最危险的敌人?为什么拿出在藏独、疆独、外来侵略、外来干涉面前都从来没有拿出过的狠劲来对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只要看看谁对薄熙来的下台欣喜若狂就能明白谁跟谁是一伙的。且看西方报刊的这些标题:

    《华尔街日报》:为薄熙来的离去喝一声彩
    《Bloomberg新闻》:薄被贬表明中国领导惧怕毛的幽灵

《悉尼先驱晨报》:中共政治丑闻“沸溢”,红色运动复兴领袖薄熙来被解雇
《每日电讯报》:中国最具权势(most powerful)的政治家之一被解雇(sacked)
路透社:中共高层竞争者薄熙来被解除职位
美联社:王立军事件后,薄熙来遭解职
彭博社:中共调查后,薄熙来被撤销(axed)重庆市委书记职位
CNN:中国副总理接替四面楚歌的(embattled)重庆市委书记
CNN:丑闻发生后中国撤销(axe)薄熙来重庆市官职
BBC:中国政界要员(leading politician)被解除职务
《卫报》:中国“罢黜”(ousts)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纽约时报》:自命不凡(upstart)的中国领导人被罢黜
《华盛顿邮报》:中共高层震荡(shakeup),薄熙来被解雇
《每日电讯报》:中共高层领导人薄熙来被批1天后遭免职(purged)
《福克斯新闻网》:中共在政治庇护丑闻中替换高层政治人物

    温家宝的“答记者问”和薄熙来的下台以及左派网站被封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好就好在撕掉了一切伪装,这就打掉了一些人靠“党内健康力量”而侥幸成功、和和平平地力挽狂澜的幻想。

    俄罗斯能出个普京力挽狂澜,中国别说出普京,连带点普京气质的人都容不得。中国的大环境决定出不了普京,只能出蒋介石、汪精卫和毛泽东。这一切再一次向人们证明毛泽东的论断是何等英明正确:“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反而使共产党再也没法对“议会道路”“和平过渡”抱幻想,从此老老实实拿起了枪杆子。

    薄熙来下台了,左派网站被一扫而光了,胡和谐的一切伪装全部撕下了,左派们靠笔墨官司动员舆论搞合法斗争议会道路挽救共产党的一切指望也随之破产,今后想不转入地下也不行了,想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也没门了。“千古一贼相”们此举必定让国内外反共势力更加兴高采烈得意忘形,必定更肆无忌惮按照世界银行“联合报告”的“顶层设计”肢解中国,必定导致中国社会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必定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陷入绝望,必定使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丢掉幻想,准备革命,下定决心“而今迈步从头越”,从根上做起,从组织动员中国最基层老百姓做起,实实在在稳扎稳打走毛泽东的路。

    西山会议派早就憋着劲图穷匕首现,如今如愿以偿了。温相答记者问来了,薄熙来下台了,左派网站被封了,国内外反共形势一派大好了,里应外合肢解中国的“顶层设计”畅通无阻了。这是坏事,但也孕育着好事:当一切幻想全破灭时,人们就只有脚踏实地了。物极必反,上帝要谁灭亡,必先令其疯狂。中国老百姓从此再无空谈的余地,再不抱幻想,要么灭亡,要么逼上梁山,靠自己救自己,从头革命——这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要天不亡华,形势迟早要起变化。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3-18 10:38:56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为何令人遗憾?

薄熙来去职为何令人遗憾?

宋鲁郑

3/17/2012

    3月15日,西方眼里中共党内性格最为鲜明甚至绚丽(美联社称他是中共内部“最具雄心且异常绚丽”的人物)、最善于和媒体打交道的高层领导人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由在动车组事故中饱受非议的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接任。从而出现中共历史上很少见的一个现象:张德江的前任是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前任是汪洋(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的前任是张德江(广东省委书记)。

    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引发全球媒体地震和疯狂的想象力。甚至一向严谨的《纽约时报》,在开始报道时居然说薄熙来被开除党籍。中国一个部级官员的去留竟然能够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实属罕见。这既有薄熙来个人的魅力和影响力,也有贵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的分量。当然,西方从不放过中国的任何风吹草动,也是原因之一。

    薄熙来的去职,并不意外,实是王立军事件的必然结果。从更大的历史视野看,也是中共党纪的运作规律使然。当然,我们可以认为王立军事件只是导火索,真正的原因一是他铁腕打黑特别是将打黑对象置于死地,违反了所谓的潜规则。二是他作为地方官员却过度鼓吹“重庆模式”,俨然成了党的理论家。历史上看,只有最高领袖才可推出自己的理论,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这是最高领导人的专利,以此显示他们不仅掌握军政人事等决策权,也掌握党理论的话语权。三是中共的党内文化是崇尚低调,而薄熙来却是一向反其道而行之,过于张扬。其他领导人如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就公开说,他更喜欢“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风格,他的座右铭是:“多干事,少说话”。尽管如此,假如没有王立军事件,他依然会屹立不倒。

    应该讲,薄熙来去职是中国和中共一起非常遗憾的事件。中共作为已有九十年历史的大党,个性鲜明、幽默、擅长同媒体打交道的政治人物并不多见----这也是为什么薄熙来被BBC认为最具西方色彩的政治人物。虽然这种个人魅力和执政能力并不能划等号,但在全球化时代,各国领导人无不精于作秀的比照下,这样人物的出现对于一个政党的亲和力和对外形象还是不无裨益。

    其次,中共党内的竞争一向激烈----自然有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但由于缺乏透明度,往往会被西方指责为宫廷政治。但薄熙来轰轰烈烈推出的重庆模式,却在一定程度让这种竞争公开化。如果这种尝试最终成功,将有利于中共新世代的转型。所谓的党内民主,很重要的一条不就是竞争公开化吗?更重要的是,薄熙来的手法是诉诸民意,而不是上意。许多自由派人士批评中共的权力傲慢,是只对上负责。但为何对薄熙来这种诉诸“下意”的方式不能接受呢?我一直很奇怪,何以自我标榜的自由派就缺乏对薄熙来和重庆模式借力打力推动民主价值的智慧呢?可能非常反讽的是,假如普世自由派期待的西方民主来临的时候,收获民主果实的正是他们反对的薄熙来式政治人物。

    第三,薄熙来推出的重庆模式对中国当前存在的问题十分有针对性。比如贫富差距、腐败与黑社会勾结、党员干部与百姓脱节、住房、医疗、教育以及农民利益的保障等。这也是为什么重庆模式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高度拥护和支持,更成为弱势群体的寄托和希望----他去职的消息公布后,网络上充满了对他的支持。可以说,重庆模式对中共有着很强的加分作用。虽然很多自由派人士对解决问题的方式多有批评,但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奥秘就在于“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理念。衡量一切的还是要看结果。手段再好,解决不了问题,也是无益。比如许多自由派人士对广东赞许有加,但广东的治安恶名在外、大规模恶性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增城、乌坎)、官员治理手法明显落后(深圳大运会驱逐外来人员、将罢工的出租车司机开除),社会人伦道德风气极端堕落败坏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正是由于重庆模式的存在,更反衬出广东模式的不足,从外部产生的压力自然有助于对问题的人士和反思。

    最后,中国地域广大,各地千差万别,需要因地制宜的发展。出现发展模式的百花齐放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尤为突出。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或者是由于改革进入深水区,或者是改革的动力衰退,或者是党内低调的传统再度占了上风,或者是部分利益集团的阻挠,总之敢于突破的地方不多。这也是外界认为改革停滞的原因之一。薄熙来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有勇气尝试和冲破各种阻力。假如能够成功,势必可以不同程度的改变目前止步不前的状况,鼓励各地尝试的积极性。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重庆模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薄熙来的去职令人惋惜和遗憾,但却也公平。王立军事件他是有责任的。他本人也承认用人失察,而且这个失误还涉及到他国,影响十分恶劣。不过他下台也有正面意义,说明中共对问题官员的不宽容。我们不妨看看2011年辞职的法国外交部部长米谢勒·阿利奥—马里。她先是支持本阿里镇压民众抗议,又在镇压期间到突尼斯度假,接受本阿里亲信的豪华接待。就是这样,她仍然可以不辞职。后来被发现她高龄九十多岁的父母竟然买卖和持有本阿里亲信公司的大量股票。在无法解释的情况下,她才辞职。而薄熙来仅仅是因为用人不当而受牵连。

    现在对薄熙来和重庆模式就盖棺定论无疑太早。毕竟在今天的中国,民意的作用越来越大。重庆模式和薄熙来本人并无大的不足,而且薄熙来的可贵之处是他看到了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当他入主重庆之初,遇到的第一次大考验就是出租车大罢工。他亲自对话,认为“对老百姓提出的诉求,要理解,要正确对待,还要认真研究解决,说到底,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我们心平气和,开诚布公,就一定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2009年4月中旬,薄熙来说的一句话:“干部不要一听到百姓上访就认为‘无理取闹’。”被《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评选为“每周最热声音”。这远胜于那些回避问题或者只是坐而论道之辈。时代既然需要能够如同重庆模式一样正视和解决存在的问题,那么一个处于大转型、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一切都有可能。

 

 

 


发件人:"周一" <zhou198989@gmail.com>2012-03-20 18:00:54 收件人:"balian2008" <balian2008@163.com>, "chaiziwen" <chaiziwen@gmail.com>, "chdsen711" <chdsen711@126.com>, 'Ericsson, "NilsOlof'" <noe@kinesiska.com> from zhouduo

孔庆东有病,大家要帮他

周舵

2012.2.7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这几句话说的是处理问题的方法:要分清主次,不要舍本逐末;要了解前因后果,不要倒果为因;等等。就拿孔庆东骂香港人是“狗”这件事为例,许多论者焦点模糊、主次不分,倒因为果、先后不明,把原本是非分明的事情搅成了一团乱麻。

    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是大陆游客在香港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的违规行为引起香港人的不满和提醒。这因果和是非都很清楚。有文明教养的人遇到这种提醒,毫无疑问,应该是道歉和纠正自己的不当作为;但这位大陆游客不但不这样做,反而无理强辩,根本蔑视香港的规则。这是错上加错,从不懂规矩,发展到蔑视文明礼貌,以粗野无理为荣。这种超乎港人想象的蛮横会引起香港人的什么反应,实在不难预料。双方最终没有动起手来,已属万幸。

    非常不幸,这位大陆游客的粗野行为并非极稀少的偶然个案,而是我们相当多数的大陆人民的常态!随地吐痰、污言秽语、大声喧哗、插队加塞、乱丢废弃物……种种无视文明礼貌的劣迹,让全世界各国人民对我们白眼相向、满心鄙夷,我们自己还毫无知觉。

    这完全是我们教育的大失败导致的恶果,和什么“殖民地”,什么“种族”毫无关系。1993年我20天游遍台湾,没有在地上看见一口痰,没有看见任何人骂粗话、插队、随手乱丢垃圾。我去香港四次,情景和台湾一样。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行为差别这么大?

    原因其实也很清楚:这是改革开放以前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以粗野、无知、贫穷、肮脏为荣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长期灌输的结果,而人所共知的文革大野蛮不过是其中一次最集中的表演罢了。我们这里长期流行的思想意识,是把文明礼貌丑化成“贵族老爷、剥削阶级的虚伪做作”,以无知、粗野、没教养的“大老粗”为荣的。这种彻底颠倒是非美丑的反文明教育,至今仍然余韵悠长。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文明礼貌被重新提倡,但积习难除,很多大陆中国人遇到被人提醒要注意文明礼貌时,常常是恼羞成怒,继而暴跳如雷,反唇相讥。

    更难办的,是西方左派的“主流”影响。绝大多数国人至今不了解,我们当初大革文化命的时候,全世界的左派们都兴奋无比,为之欢呼雀跃,并且竭力仿效。这六十年代极左民粹的一代人从根基上撼动了西方文明,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随之向粗野无礼、放纵不法的痞子反文化方向急剧向下看齐。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整套民粹流行文化便大举进军中国,尤其是我们的文艺界更是趋之若鹜,以为这种反叛文化就是自由大狂欢、人性大解放。他们对于英国绅士传统的“法律和道德约束下的自由”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如今美国盛行的“政治正确”——穷人永远是对的,黑人永远是对的,女人永远是对的;西方国家借债无度、疯狂消费、福利压垮财政;政客的普遍无知和平庸;媒体影视的娱乐化、低俗化;等等,无一不是民粹惹的祸。可悲的是,我们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些所谓的“西方文化”其实是特别中国的!——我是说,是特别文革,特别“毛主义”的!你以为,“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瞎吹的吗?才不是呢!

    那么多的人臭骂孔庆东,却很少见到论及他这一套痞子作风的源头所在。孔庆东其实是个病人;孔庆东的第一种病,是民粹病。这是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的。我们应当对他多一点宽容和理解。他不过是我们这个误入歧途数十年的粗野民族一个小小的缩影罢了。

    孔庆东的第二种病,叫作“病态自尊”。这种病的一个典型文学形象是阿Q。阿Q是个瘌痢头,他不但绝对不准别人提起这个毛病,而且就连“光”、“亮”都不能提,谁说了这些字,阿Q就要和人拼命。这种病有两个常见的根源,一是幼年期的创伤性经历,经常因为自己的缺陷而遭受侮辱嘲笑;二是内心缺乏自信,潜意识里认定自己的缺点是改变不了的,所以以攻为守,表现得特别敏感而且富于攻击性,动辄暴怒。我不知道孔庆东的幼年经历是什么样的,但我知道很多小孩子其实简直就是小魔鬼,专门以欺侮别人为乐。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幼年记忆。加上孔庆东的某些相貌特点,我猜想他是不大可能幸免于难的。这是我呼吁大家对他更多一些同情的第二个理由。

    对于那些动辄暴怒,排外性、攻击性十足的“孔粉”们的“爱国主义”,我看也应该作如是观——第一我们这个民族的创伤性集体记忆,第二许多国人貌似强势,其实内心自卑、不自信的弱者心态。这是错误,但确实是值得同情的错误。我特别希望香港同袍对此要更多些体恤和理解。谁是没有缺点错误的呢?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宽容、同情和帮助。“谁是没有罪的,就丢石头打她吧!”——孔庆东和他的拥趸们当然更应该记住这句话。

 

薄熙来的活棋和死穴

周舵

2012.3.

    统计调查数据表明,我们国家近年来的“移民潮”愈演愈烈,竟有多达60%以上的所谓“新富人”打算移民国外;其中居首位的原因,就是缺乏安全感。为什么没有安全感?显然和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密切相关!自从“唱红打黑”大行其道以来,仅在本人直接认识的朋友当中,就已经有好几位毫不含糊地表示:“只要薄熙来进常委,我立马移民”!而且,这里面主要是中产阶级。

    重庆模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有说那就是“文革30年又来一次”,也有说那是矫正改革开放造成的贫富悬殊疾病的良方。最奇怪的是,一些热心政治改革的自由派也肯定重庆模式,认为它是向恶性膨胀的官僚主义开刀的一种办法,不妨一试。还有一种观点最恶搞:薄家大公子是一根搅屎棍,可以把死水一潭的政局搅动起来!

    其实用政治学的科学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满可以看得很清楚:重庆模式=薄熙来+黄奇帆=唱红打黑+招商引资=极左民粹+专制资本主义=(讨好底层民众+牢牢把握钱袋子)×专制权力。也就是说,用招商引资、发展民营企业等等市场经济手段,来掌握大把大把的财政收入,再用手里的钱袋子以及“打黑”收买人心,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以极端强化当政者心狠手辣、不受约束、任意专断的专制权力为目的和前提。一个人心,一个金钱,这是重庆模式的活棋;而不受约束的专制权力,就是终于害惨薄家大公子的死穴。

    重庆模式大得很大一部分人的人心,甚至说不定还是多数人的人心,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苏联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日本的法西斯主义、阿根廷的庇隆主义,等等,都曾经赢得过这些国家多数人、甚至是绝大多数人的人心;而现在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北朝鲜的金氏王朝、伊朗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就更不用说了,那真是万众一心、牢不可破;而它们引以为傲的“牢不可破”的最大资本,恰恰就是“万众一心”!有人非要说那不是“真实”的民意,好像天下只有他才有资格断定什么是“真实”的民意,那不过是用玫瑰色的民粹眼镜遮住双眼,存心不看令人不快的事实而已。民意是否真实不由当事人说了算,却要别人来判定,哪有这种道理?

    可见,虽然主政者一定要时时体察民意——除非他是想找死——但判定一种制度好不好,并不能由当下、一时的多数人的“民意”作为判据,而是要通过不同制度长时段的竞争来体现。19世纪之前,在中华文明没有和西方现代文明遭遇时,中华文明在和周边其它文明的长期竞争中虽然有时也会被打败,但总体而言无疑表现出显著的优势,所以才会“万方来朝”,成为被学习模仿的样板。但是,这个优势在西方现代文明面前却不堪一击。同样道理,当年的德国、日本、苏联都曾经强盛一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主流文明遭遇严重危机,别说当时的中国人,就连西方人自己都对这个“资本主义”文明丧失了信心,但历史的潮流并没有站在它的敌人一边,那些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终究还是在英美模式的自由民主面前遭遇惨败。其间的道理,是要通过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比较历史研究等等多学科综合研究来揭示的,当然不是只看一时一事和短期利益的所谓“多数民意”所能够了解的。现在许多中国人仅仅凭借“经济增长速度”这个单一因素,就误以为什么“中国模式”独步天下了!他们迟早会和当年的德国、日本、苏联人一样,在历史潮流的礁石上碰得鼻青脸肿。

    专制为什么不行,中国人早在1890年代的戊戌维新时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就连保守势力的头头慈禧太后都知道不变法不行,她扼杀维新只是因为康梁等处心积虑要夺她的命根子——最高统治权。随后的立宪派、革命党,再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它不论什么党,除了老袁一时发昏,和辜鸿铭那样的怪人之外,就没有什么人会认为专制主义是个好东西。毛泽东也曾经是很清醒的,他和黄炎培的延安“窑洞对”就是明证。笑蜀编过一本《历史的先声》,全都是当年中共的喉舌《新华日报》发表的,猛烈抨击国民党 “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种主义”的专制独裁和一党专政,要求实行多党制、言论自由、自由民主的公开言论,和今天的自由派如出一辙。十足讽刺的是,这本中共自己1940年代的言论集,却被199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查禁了!

    中华不幸,1949年进城之后,在斯大林强大的压力之下,中共“一边倒”,倒进斯大林模式的怀抱;一个鹞子大翻身,从半截子宪政的“新民主主义”,变成自称是“无产阶级最彻底的真正民主”的极左翼的极权主义,实质上,那正是一种现代型的超强专制。中国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牺牲了半个多世纪的自由民主,就这样完全变成了自由民主的反面,而中国人自己还信心百倍地认为这就是“和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有本质区别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所享受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真正的自由和民主”!就是这样一套彻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思想理论,至今仍然作为“四项基本原则”堂而皇之地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薄熙来们的理直气壮、气势汹汹,盖源出于此。

    除了薄熙来和他的追随者这样的政治活化石之外,稍稍有点见识的人全都心知肚明,中国现在的一切严重的社会病态,追究其深层原因,无一不是源于四个字:一党专制,即各级党政官员手中掌握的,巨大的、不受监督约束的权力;无一不是源于官员们的不作为或胡作为。救治之道清楚得很,就是一个好东西,宪政,也就是法治、人权保障;而人权保障就是每个人(务必注意,是“每个人”而一定不能仅仅是“多数人”!)都必须享有的平等的自由权利,简而言之就是“自由”。以宪政、法治约束每一个党政官员的权力,消除一切由政治、经济、名望等优势地位而来的特权,切实保障每个国民的平等自由权利,这才是解决腐败和官僚主义的治本之道——注意,是用宪政和法治约束自政治局常委到村支部书记“每一个党政官员”的权力,而不是靠当年毛泽东那样隔几年就搞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毛泽东本人却不受监督约束、为所欲为;更不是像如今的重庆模式那种自上而下单向的权力约束,上级随意敲打下级、让下级“官不聊生”,而上级、尤其是最高领导人却不受约束,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3月10号的《参考消息》刊登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顺便到普通超市购物的消息和照片,对比之下,中国官员们的特权腐化、远离民众已经恶化到了什么地步?全国几百万党政官员,想要找出几个和老百姓一起去超市购物、挤公交车上班的,怕是比大海捞针还难!为什么没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发出抗议的声音?难道这就是我们英明的委员长要“理直气壮坚持”的“中国特色”和“基本制度”?重庆模式在这方面又有什么创新和进步?哪位看见过薄书记和黄市长挤公交车的请告我,定有重奖!

    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当年毛泽东曾经为了解决官员腐化和官僚主义问题绞尽脑汁。毛说,“我什么办法都用过了,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也不行;反右也不行;反右倾机会主义,又不行。一直到四清,还是不行”。因此他又把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理论提出来了。连毛的超级粉丝王力都说,“后果却是灾难性的”。毛泽东“什么办法都用过了”,就是没用唯一有效的办法:法治、宪政!“建设法治国家”虽然在中共15大已经正式写进了政治报告,然而十足讽刺的是,从上到下,中共各级领导人的治国理念和社会治理方法却和法治背道而驰,几乎全都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为所欲为,除了他们的上级以外谁也管不了,而上级又往往和他们官官相护、沆瀣一气,甚至干脆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腐败团伙。当然了,官员们多数还是做了不少好事的,那些腐败的官员多数也还是“虽然腐败,但还不无能”,可是,照此“理直气壮地坚持”下去,毫无疑问,一定是“既腐败又无能”,到那时,历史上所有的专制政权无法避免的末世崩溃也就在须臾之间了。

    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加上近一个世纪的国共两党的一党专制,只能培育出丝毫不懂得“绝对权力绝对腐化”的臣民,不可能有公民。什么是臣民?在专制淫威下他们是愚民和顺民,专制松动时他们变成刁民,专制崩塌后他们就是暴民。这“四民”都和自由民主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公民、公民文化、公民社会格格不入。重庆模式着意笼络的是臣民,依靠的是臣民,养育的也是臣民;它是一个上层民粹煽动家、野心家和下层鼠目寸光、“有奶便是娘”的臣民上下呼应、完美合作的怪胎。这种怪胎在西方历史上层出不穷,自古希腊的“僭主”发其端,到希特勒等现代极权主义者总其大成,一点都不新鲜,毫无创意,大概只有中国人会误以为那是什么新玩意,什么新“模式”。

    薄熙来们不谈主义,理论上含糊其辞,以免授人以柄,只是紧紧踩住中共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和意识形态改革,“一条腿蹦”的跛足改革引起的严重弊病的痛脚,打着反腐败、反特权、反官僚主义和“共富”的漂亮旗号,也确实照此做了一些实事,这是他们的高明之处。这是他们手里的活棋。然而网民们问得好:他们所反的所有那些弊病,哪一条不恰恰就是包括薄熙来在内的官员们不受约束的巨大权力造成的?明明吃错了药,还要加大剂量猛吃,还要欺骗老百姓说薄熙来是清官、好官,让老百姓相信把一切权力都交到清官、好官手里听凭他们摆布,这样一剂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毒药是万应灵丹!就如红歌,当年共产党人的忘我奉献、高尚道德、理想主义确实都和眼下中国道德沦落的末世之象构成强烈对比,惜乎红歌的内容和极左的意识形态是浑然一体,根本无法分割,它和我们下一步改革的宗旨、方向完全背道而驰,且不说其意图,至少其效果一定是反动的。我曾经做过一个试验,请几位著名的“红二代”看一出红歌剧,竟然遭到他们的集体抵制!可见就是在老革命的子弟里,薄公子那一套也吃不开。毕竟太反动,也太猖狂了么。反改革、走老路,那是死路一条,还用多说吗。

    共富确实极端重要。台湾民主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全民所分享”。但是正确的办法,第一是限制特权腐败,也就是法治、宪政、人权,特别是平等的受教育权,因为教育资源分配的极大不平等是堵塞贫寒子弟上升之路的首要因素;第二是打破垄断,鼓励创业、大力发展小微民营企业,为穷人创造就业机会;第三是建立全民覆盖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安全网。无论如何,古今中外无数历史经验早已表明,像重庆模式那样靠某些官员自上而下随心所欲地恩赐、布施一点“阳光雨露”解决贫困问题,是极其可笑、陈腐不堪的幼稚幻想,改革开放36后的今天居然还会有人搞这一套,其中的深层原因实在应该引起主政者和全社会的高度警惕。

    重庆模式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我们这个头脑混乱、知识陈腐、戾气深重的国家和社会的深层病态和丑陋,揭破了表面繁荣底下所掩盖着的重重危机。王立军及其一伙这个巨大脓疮的溃破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底下掩藏着的那些肮脏东西,才是执政党、各界精英和老百姓真正应该深深忧虑的!

    薄这个人,私欲和野心填塞心胸,此事路人皆知。但这并没有那么可怕,他手里原本是有几招上好的活棋可走的。如果当初他懂得用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赢取人心,用黄奇帆市长的资本主义才能发展经济,再加上自由宪政的制度创新,利国、利民、利党又利己,那他真正前途不可限量。然而很可悲,他不读书不学习,装了一脑子陈腐不堪的极左文革垃圾,又交友不慎,结交的全是他自己那样的野心家和马屁精,总之一群小人,于是,他的那个致命的死穴把一盘活棋彻底变成了无可救药的死棋。从个人素质说,人民对于一个官员最起码的要求是,守法、有德、廉和能。薄似乎只有一条,即能。从识见上说,只知道耍弄小权谋、小伎俩,“东施效颦”,效仿毛的文革,却昧于大势、逆历史潮流而动,开社会进步的倒车,这就是薄熙来终究不能不折戟沉沙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发件人:<wangzhanyang56@sina.com>  2012-03-21 07:59:08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王占阳:总设计师设计了什么?

总设计师设计了什么?

——邓小平关于我国共同富裕道路的基本战略构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王占阳

2012年3月15日

    邓小平的走向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思路无疑借鉴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他说:“西方国家采取了若干调节政策,一是国家干预的政策,二是西方普遍采取福利主义政策,三是高度重视科技作用,把高科技用于生产。”这使它们“还有发展余地”。但他并不主张走“先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历史道路,而是主张走“先富与共富相结合、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新路,更为此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我国七十年共同富裕道路的基本战略构想。他说:“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

    1990—1993年,这是邓小平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也堪称邓小平思想发展的南方谈话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对市场经济和共同富裕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论述。他的根本主张无疑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此就要首先奠定市场经济基础,然后就要在经济发展的适当阶段突出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这就是他的走向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在这种新思路中,邓小平无疑借鉴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如在1990年的—次谈话中,他就曾经指出:“西方国家采取了若干调节政策,一是国家干预的政策,二是西方普遍采取福利主义政策,三是高度重视科技作用,把高科技用于生产。”这使它们“还有发展余地”。 这些成功经验在邓小平的战略构想中都有相应的体现。但他并不主张走“先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历史道路,而是主张走“先富与共富相结合、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新路。所以他说:“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

    那么这条新路究竟应该怎么走呢?这实际就是他反复思考的最大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思考和谋划的很深远,说“我们制定的政策是搞七十年的政策。” 他提出的一整套关于我国七十年共富道路的基本战略构想,不仅适用于上世纪的最后20多年,而且更对我国21世纪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共同富裕有着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根据1997年后新出版的邓小平著述,更加完整、准确、深入地学习和理解这一基本战略构想。从《邓选》、《邓小平年谱(1975—1997)》等文献看,主要是从可操作性的角度归纳,这种基本战略构想主要有以下要点,这就是——

   1、首先要“先好起来”,然后才能“先富起来”。在普遍贫困的背景下,邓小平最初提出的是“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 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 “先好起来”当然不等于“先富起来”。他在谈到八十年代的万元户时就说过:“一万元不过二三千美元,还是一年的收入,能够算富吗?”但“先好起来”又是达到“先富起来”的必经阶段。他在改革初期已经看到:“现在全国没有条件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但如果将来沿海地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有了条件,收入就可以高一点,消费就可以增加一点,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这实际就是一种分寸、一种节奏:首先先好起来,然后才能先富起来。由于这对任何地区、任何个人都适用,所以提出“先富起来”后,他也仍然使用“先好起来”这个提法。

     2、让“51%的人先富裕起来”。邓小平指出:“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 这就表明,在邓小平理论中,“先富起来”不是指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困,而是指一部分人民先富起来。“先富起来”也不是仅指少数人民先富起来,而是首先指少数人民先富起来,然后就是指多数人民先富起来,而在总体上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民先富起来,直至最后的1%的人民也富起来。所以先富不是与共富对立的,而是先富就是走向共富的起点与过程。

     3、让沿海两亿人民先富起来。邓小平说:“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这个规划的第一步,就是要使一个庞大的人群先富起来。早在1979年,他就说过:“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后来又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所以,让沿海地区先富起来就是让那里的几亿人民先富起来。

    4、逐步建设普遍达到现代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富裕国家。究竟什么是“先富起来”,什么是“共同富裕”?这在邓小平的让51%的人先富起来的提法中就已包含了他的答案,这就是:“共同富裕”特指的是普遍达到现代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先富起来”也主要是指先达到现代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尽管同时也还会有少数更加富裕的人。因为,51%先富起来的人不可能都是财富特别多的人,他们的主体必定是中产阶级。当邓小平说“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时 ,他所指的也是这种普通公民的富裕。这也表明,他所说的共同富裕既不是按照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来界定的,也不是简单地按照收入多少来界定的,而是按照最实在的消费水平来界定的。也就是说,他是指生活资料领域的共同富裕,即指普遍达到现代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他的这种界定无疑是合理的。在市场经济中,这既是唯一可能实现的结果平等,也是最实在的经济成果。只要大家都达到了现代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那就是实现了共同富裕。只要一部分人民达到了这种生活水平,那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

    5、按照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办事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提出“先富论”的首要理论根据。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要承认不平衡,搞平均主义没有希望。……不能什么都靠上级推动,而应当运用经济杠杆。”进而提出:“九亿人口的收入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总是有的地区先富裕起来,一个地区总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6、通过逐步放开搞活推动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邓小平推动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方法主要是给有条件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提供政策。比如勤劳致富过去是不许可的,现在就允许了,勤劳的人就先富起来了;又比如依靠正常经营致富的“傻子瓜子”,现在也被允许了;再比如给沿海地区开放政策,更是先富起来的重大战略。这在实质上就是通过逐步放宽政策把民间发展市场经济的潜能释放出来,同时也是按照从沿海到内地波浪式发展的规律办事。这种按规律办事的做法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而且也是会逐步惠及全民的。

     7、以极大的示范力量带动全国人民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所说的“先富带后富”实际首先是指以先富的示范作用“激励和带动”其他人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富裕起来。他说:“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后来的实践也表明,从打工到经商办企业,从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几乎任何先富起来的新方式、新机会都会有大批追随者。这就是市场机制的“极大的示范力量”的激励和带动作用。所以说“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8、“20%先富起来,会把其他的带动起来。”一部分先富起来要发展到何种程度才能产生全局性的带动作用?邓小平说:“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国家才有余力帮助落后地区。不仅全国,一个省、一个社、一个队也是这样。百分之二十先富起来,会把其他的带动起来。” 这就说明了在一定阶段内突出“先富起来”的必要性。

    9、“先富”与“共富”相结合。邓小平认为,虽然在一定阶段内强调反对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时还必须使全国人民的生活也都能够普遍地和不断地得到改善,这才是走共同富裕之路,才是建设社会主义,也才能避免两极分化、改革失败。

    10、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须突出地解决共同富裕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是允许存在差别的。象过去那样搞平均主义,也发展不了经济。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社会稳定,才能发展经济。” 又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11、实现小康后就要着力推进分配制度改革,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防止和克服两极分化。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后又进一步明确:“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这就提出了世纪之交开始着力推进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改革方案。

    12、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要逐步转变政府经济职能,从抓生产建设转向抓分配。邓小平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这实际就是要从根本上调整和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和外延。抓分配实际也是抓经济建设,因为它是扩大内需、拉动增长的一个基本环节。但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也各不相同。改革开放初期,还是计划经济为主,企业主要是政府的,基础设施又很薄弱,政府的首要经济职能自然是抓生产建设,而不是抓分配。但到市场经济初步形成、基础设施也已相当完备时,生产和交换主要就是市场经济自身的事了,政府就不应过多介入了。于是,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就应转向解决更紧迫的也是市场经济自身不能完全解决的分配问题了,即应重在通过公共财政加快实现共同富裕了。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内涵。

    13、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公平分配。邓小平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邓小平还提出:“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这实际就是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展开和实现新的思想解放的重大任务。通观邓小平著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最重视的实际不是公有制,而是公平分配。因为他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社会主义,必须“允许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存在” ,而不是只有公有制一种形式;而且通过再分配等途径,也能实现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所以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是公有制,而是公平分配。这就指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最重要的制度途径。

    14、实行“差距适中”的市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马克思设想,在计划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先实行按劳分配,再实行按需分配。邓小平则看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分配实际是按生产要素分配、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的混合体,这就不能再固守马克思的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原有设想了。于是他从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转而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大原则,这就是:收入分配的“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 这就是“差距适中”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也就是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市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这也就指出了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根本方向。

    15、政府主要依靠实行社会主义国民收入再分配推进共同富裕、防止和克服两极分化。实行分配制度改革,政府应当和能够做什么?邓小平的答案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他在讲到分配制度改革时一再说:“经济发展起来后,当一部分人很富的时候,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他反复强调:“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 他在论述这种未来的共同富裕之路时所强调的,始终都是公平公正的再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因为,一方面,这种再分配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抽肥补瘦”,这就不是“按劳分配”所能概括的了。另一方面,按劳分配主要是企业微观行为,所以市场化改革后,除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分配外,它就不再在政府职能的范围内了。政府所能做的主要将是再分配,邓小平对此很清楚。这就指出了政府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和共同富裕的主要努力方向。

    16、进入分配改革阶段后先进地区应以三种方式帮助落后地区。一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二是“做某些技术转让”。三是“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邓小平并强调:“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

    17、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和共同富裕要掌握分寸,既不保守也不冒进。作为饱经风霜的政治家,邓小平深知把握节奏、掌握分寸的重要性。所以,他一方面强调,达到小康后就要抓紧时间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否则“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以至于“造成打‘内仗’”, 改革也就失败了。另一方面又指出,搞分配改革、共同富裕也不能急躁冒进,重犯“左”的错误。在这方面,他主要有四点重要主张。

    一是保持经济活力,掌握改革时机。比如避免两极分化的一种办法“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这就是要把握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

    二是不能把目标定得过高,时间定得太短。他指出: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中国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实现小康后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同富裕,而是要以合理制度保障国家继续走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上。

    三是千万不能不负责任地许愿鼓动。他强调:“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收入,必须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解决这类问题,步子一定要稳,要对群众很好地进行引导,千万不能不负责任地许愿鼓动。”

    四是“在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中,还不能浪费,不能把经济发展的成果通通分掉,那样再生产、再发展就没有希望了。”要在21世纪中叶“接近西方的水平”,“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这个目标不能达到。”

    18、适当地提倡和鼓励国民收入三次分配。在这方面,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已提出:“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 但邓小平显然没有依靠少数富裕人士的慈善举措带动全民共富的不切实际的主张。把“先富带共富”说成主要依靠先富人士的善举带动共富,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19、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和共同富裕的前提是“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邓小平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 “因为从政治上讲,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才能通过分配制度改革为人民谋福利,也才能推进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这就是邓小平的“政治经济学”。

    20、只有民主化才能保障公平分配和共同富裕。由于邓小平认为分配制度改革只能在21世纪展开,这种改革又只能以保持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为前提,由于他又认为沒有政治体制改革就会有“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大问题,这就“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所以他又进一步指出:“在经济上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这就是说,没有民主就无法实现和保障分配制度改革,因而也就无法实现公平分配。他还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就是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共同富裕。

    21、“第三步更要靠改革和开放”。邓小平指出:要在经济上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第一步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二步也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三步更要靠改革和开放。” 也就是进入21世纪以后“更要靠改革和开放”。反过来,“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就是他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的根本原因。

    22、到建党百年之际形成更加有利于共同富裕的较好体制。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那就到2022年了。从他那时的有关论述看,这一关于21世纪前半期的改革设计的主要内容就是:从21世纪初开始着力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和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并展开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而到建党百年之际形成一个比较和谐的制度体系,从而使国家继续走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上。

    23、依靠发展科技教育事业从根本上发展现代生产力,从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实现现代化“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我们说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 为此就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和进行科教体制改革。

    24、以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和保障物质文明建设,进而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意义。邓小平指出:“只追求物质享受,以后的发展就没有希望。”“没有好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即使现代化建设起来了也不好,富起来了也不好。”“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这就是说,如果没有精神文明建设相配套,也不会实现作为理想目标的共同富裕。

    总之,在邓小平看来,从先富到共富,一要靠政策松绑,培育市场机制,使一部分先富成为可能。二要靠先富的极大示范带动作用,靠发挥市场机制的杠杆作用,使越来越多的人先富起来。三要靠先富积累共富的物质基础,使有力的再分配逐步成为可能。四要靠先富与共富相结合,而不是从一部分先富走向两极分化。五要靠达到小康水平以后的深化改革,特别是靠分配制度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持续不断地走向共同富裕。六要靠科技教育进步发展现代生产力,从根本上创造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七要靠精神文明建设,以推动和保障物质文明建设,并使之获得应有的意义。在这种过程中,一部分先富人士的慈善举动也是积极的和应予鼓励的,但这只是一种补充,而不是依靠力量。所有这些,就是邓小平关于我国七十年共富道路的基本战略构想。

 




 

 


发件人:"新法家传真" <alexzhai20@gmail.com>发送日期:2012-03-22 20:17:37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主题:中国为何不能冒昧推广美国式民主政治

    新法家传真编者按: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我们再也不能让盲从统治我们的神经。我们早就注意到,只有在美国几十年的朋友对美国民主政治的认识较客观,而那些访问学者和官员,常常回来就讲“中国和美国的距离”还差得远,一副“生死美国好”的样子。现在农村已经全面民主化了,在一些地方,从今年开始贿选已成为正式程序,当然钱是在夜间十二点左右送——每张票最贵五千,一般也要一千;一个小村子花费达三百万人民币。中国还没总统和议员大选,但选举费用可能仍然惊人——“学步美国”真是可怕!

中国为何不能冒昧推广美国式民主政治

司马襄阳

一、开头的话

朋友向我提过数次,希望我能根据在美国多年生活的经历,谈谈美国的民主以及相关的热点问题。壬辰年春节,我们俩又谈及近来多见诸于报章的有关民主问题的言论,尤其是现在还有些颇有名气的人物,也把在中国实现民主,尤其是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看成是解决当前中国诸多危机的唯一方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做著美国民主梦。

尽管我承认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均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对於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上,我不敢认同非得走美国式的民主政治这条路。

关於民主的议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纷纷扬扬也谈了一百多年,对此我自然有我自己的看法。不过谈起民主或者说民主政治,毕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说得不好,也许我的意见也会遭骂。我发表我的看法的意图是,国人若真的不了解民主究竟为何物的话,懵裏懵懂跟著那些不知甚解的人跑,也许真的会闹出一点事来,於国家,於民族,於子孙,均没有好处。我观中国今天的知识界,对於当代西方民主大发赞词的,多半没有在西方那个社会中,长期体验过那里的生活,潜心研究过民主到底是怎麼回事。有过那么一段短短时间作为访问学者或留学生,或者作为一般游客走马观花经历的,大都因为一时一事大发议论,完全没有办法进入美国人的决策核心和主流社会中,理解那些人物的“民主思想”。国内的舆论界和媒体人物,因为同样缺乏深入的体验,人云亦云,听风便是雨,闹得年轻人也来大喊中国若不引进美国的民主制度,便没有出路之类的幼稚言论。近代中国的多次政治风波,其起因和结果均为对民主了解泛泛而导致的悲剧。民主不是一篇学术文章,也不是有闲阶级饭余茶后聊天的话题。民主政治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的一日三餐饭一样,非常实际同时又需要正确理解的东西。民主制度对於我们这样一个千年文明古国,到底能不能适用,还远远没有定论。而今西风渐盛,现在似乎不说民主一词便不可得民心,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令人哭笑不得。这也难怪,在今天一切向西方,尤其是向美国看齐的日子里,万般皆下品,唯有“美人”高的风气是很不好对付的。

唐末诗人司空图,面对三百年大唐盛世的衰败和五代乱象的肆虐,写过一首诗《河湟有感》,诗中说:“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说胡人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几十年来,中华民族也有一帮学得西方名词和言语的时代宠儿,没了解太多西方政权和体系运作的真正道理,在中国的土地上胡言乱语自毁长城。

据此,我也斗胆发一些议论,希望能够用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告诉我的同胞们,美国的民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好在我们自家的国土上,有个实践运用中的借鉴作用。我声明在先,我觉得搞点民主的过程,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复杂,文化多元的国家,可以让百姓多一点参与决定自己命运的过程,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要把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照搬到中国这片土地上来,那么我们的国家就要动乱,我们的民族矛盾就会急剧上升,我们的生产就会停顿,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就要灭绝,这个国家就要灭亡。

二、先谈点哲学

民主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而政治学却是一门非常古老的来自西方的学问。既然民主这两个字是从西方引进的,其本源和内容应该是带有西方文化和哲学思想的根本色彩。不过,在当今的中国,平民老百姓统统都望文生义,按照“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概念去理解民主,因此会对政府的政策,对决策者的方针提出种种意见,发出各种牢骚,甚至于闹出一些过激的行为,而且又统统放在实行民主的旗号下,自己觉得义正词严。不过,以“人民当家作主”来理解则完全不是民主的本义。以今天的概念来说人民当家作主,从普及民主政治,要求政治透明的意义上讲,也不算错。只不过这个问题要在政治治理的角度去谈,不能挂在民主这个政治制度特定意义上来讲。

人类社会,单单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已经演绎了几千年。包括在有文字记载之前,以及在有文字记录之后,人类的一切活动,总是在试图了解宇宙的奥秘(对外的物质的世界和生命的来源)和生命的玄妙(对内的物质和心灵的探索)。一切的探索和争论,都是为了寻求身外世界与自身相互关系的真理。一切政治哲学,都是为了了解生命的玄妙和宇宙奥秘而做出的探索与解释之一。或全,或偏,万变不离其宗,都逃脱不了人类渴求了解生存环境,以及人与环境关系这个深刻目标。为了更好的生存,人类有必要规范互相之间的交往。这个规则,虽然也是从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法则中提炼出来的。但是人类与动物的主要区别在於,弱肉强食的法则不是简单适用于人类的生存法则。人类有思想,便有各自对於这个所生存空间的解释。有一个个体的观察和解释,便有了多个个体观察的异同,於是便有了群体的辩论和共识。有了群体的辩论和共识,便又有了群体内行事的准则。推而广之,群体之间对於共同生存的空间,又有了共识与分歧。

尤其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应当按照什么规则生活,应当按照什么规则与人交往,应当如何看待一个个体的生存与生死的问题,人们对这些问题探索了几千年,而至今还在希求能有一个更好的制度,更好的生活方法,来保证人民的安居乐业。出於对於一个理想世界和理想人生的追求和交流的需要,所以会有宗教,有文化,有语言,有文字。而宗教、文化、语言、文字、乃至於音乐歌唱,统统有基於不同地理空间,生存环境,不同历史基础,而演变来的特有生存规则和方法。人们为了认识这个外部的物质世界和理解人类本身的存在意义,经过了几千年的牺牲和奉献。但是如果不是从本源上去思索,往往受到地域和宗教、文化传承的限制。也许惟有人类这种有思想的动物(唯物的),对人类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以及为什么会生存于这个世界,而后最终离开这个世界,进行深刻地反思(唯心的),才能理解今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诸多赞誉,诸多批评,不过是过眼烟云,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如果跳开了对於这种反思的重要性,任何对现今制度和社会现象的批评,只不过是茶余饭后的无病呻吟而已。

    任何制度,都是基於一个有形的社会的影响和需要,而衍生发展设计出来的。一切有形的社会制度,都会生成与之相匹配的物质文明和物质文化,反之亦然。而当这种物质的生活基础发生了变化,这种社会的制度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这是辩证的逻辑。但是,辩证逻辑解决不了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即使有了物质生活的保障,人照样有烦恼,有痛苦,有不知所措的迷茫。这就是任何所谓设计的制度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人们常常忘记一个更加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凡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都会改变,会在某一时刻,某一阶段消失毁灭殆尽。这个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动。这个社会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即使是作为这个社会中的主角的人类,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生、老、病、死。当一个社会发生变化的时候,与这个社会相匹配的社会制度,也就同时发生变化。一切来自于虚空,一切也消失于虚空。

同时,人类对自己的了解同对世界的了解一样,都还很少。每个人对自己的内心深处有多少认知,又有多少把握?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管得了自己的思想情绪欲望?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得了别人?人们对一件事物的认知,又有多少准确度?其实,量子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同样适用於人文科学,适用於认知科学。人类认知事物的水平,充其量不超过《易经·系辞》所讲“象其物宜”的范围,也就是似乎、大概、好像是那个现象、事物,也可以说是刻舟求剑、盲人摸象。总之,不管什么制度,在人性根深蒂固的弱点面前,都会捉襟见肘,困惑而无奈。

懂得了这个道理,我以为今日的对於民主、自由、人权等等现代时髦概念的议论,只不过是人类历史演变千万年长河之中,短暂的浪花而已。近现代所谓意义上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概念,充其量在我们所知道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过存在了数百年。而今日社会中“民主”“人权”的喊声喧嚣尘上,扳扳手指,还没有超过一个甲子的六十年。与人类生存的真正目标和宇宙变易的宏观真理相比,实在是称不上什么普世价值观。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个问题,我们还远远没有到达可以下一点点结论的阶段。

三、在中国,德谟克拉西怎么就变成了民主

中国在刚刚开始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概念的时候,因为中文里面的词不达意,最初仅仅把这种制度称之为“德谟克拉西”。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民主概念,是严格地限定在某一种特定制度的形式上的。西方社会制度中的民主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来源於宗教体系中的平等相处,匿名投票选举神职人员的过程。修道院中的修士们早就在执行这样一种“民主”制度了。而且“人人平等”、“秘密投票”(所谓的无记名投票)、“少数服从多数”等等形式,至今保留在罗马教廷选举教皇的制度里。民主的最早形式,根据学者们公认的考察,起源于雅典这样的城邦国家。古希腊城邦在当初被称之为国家,其实与我们今天国家的概念相比小了很多。雅典公民都可以参与的这种民主政治制度,同我们今天所谈的民主政治有着巨大的不同。当时的雅典公民,只包含出生于雅典的居民。妇女、奴隶、外国人,都不包含在可以参与政治的群体之内。当时的雅典,是一个只有二十万人口的国家,其中不到六万人是出生于雅典的居民。自由公民的人数远远少於城邦内的居民,所有的自由公民(其实都是有产阶级)可以参与直接议政,并且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而且,在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中,除了选举这样的民主制度外,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通常是以抽签和轮流的方式选出的。因此,作为雅典的居民,除了可以通过选举担任军事领袖等贵族职务之外,还可以通过轮流抽签等方法,担任城邦中的重要职务,甚至担任城邦的最高领袖。这个是当代人们完全无法想象的。由此得出的推论,也就是说古希腊的民主制度的尝试,是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的。

这也难怪,当时的柏拉图和亚裏斯多德这样的伟大哲人,也对民主制度有过相当严格的批判。他们并不认为民主政治的制度就是一个完美的制度。只是比较独裁政治或寡头政治而言,相对要好一点。更重要的是,民主制度中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产生对社会,对国家有益的决策。柏拉图认为,真理可能在少数人一边。亚里斯多德则认为,以简单的多数和少数对比来决定真理,并不完全鼓励人们对“德”的培养和追求,充其量不过比独裁政治和寡头政治稍微好一点。


雅典城邦制灭亡后两千多年,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从来就没有被重新使用过。中间有过短暂的罗马共和时期(公元前一、二世纪),以及意大利北部自治邦(佛罗伦萨、威尼斯),但是以共和制为代表的民主共和体系,也就是以代议制为代表的民主政治体系,一直到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大革命和美国的立国之后,所谓的现代民主政治,才逐渐显示出一些特色来,而至今也不过近三百年的时间。现在为人们津津乐道挂在嘴上的美国民主制度,从一开始就不是以民主作为主要特色提出来的,而是以共和——即以选举出来的参政代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至於所谓的选举权平等问题,美国人到二十世纪,才刚刚着手解决妇女和有色人种的选举权问题。

中国的现代民主翻译,是直接从日本语的翻译中借过来的。最早用民主这个词的人,或许是严复(几道)做的尝试。严复在翻译法国人孟德斯鸠《法意》(现名《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就是借用了日本人的翻译方法。不过由於日语和汉语之间,有著动宾倒置的语法区别,李大钊就曾经评论说“把德谟克拉西翻译成民主主义,则嫌他治意味过重,所能表达的范围,倒把本来的内容弄窄了。”因为日本在选择民主主义的概念的时候,主要是针对“主权在君主”的概念,引进西方的民主概念突出“主权在民”的意思。正因为如此,中国早期的革命者,多半使用德谟克拉西全名,而不喜欢使用民主这样一个简单词语。因为德谟克拉西一词,比较全面的反映了从西方引入的一种政治制度的意思,而民主一词的简单使用,则更有可能引起诸多歧义,可能走入无政府主义,或民粹主义的混乱之中。不过,百年来中国的历史,一直是处於动荡和战乱之中,出於普及革命的需要,把民主政治制度当成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概念来宣传,实在是动员民众的一种方法。将错就错,我们今天也只好以简单的民主二字,来替代很多严谨的复杂的政治内容了。也正因如此,社会上才出现如此众多的对於民主理解的歧义,也影响了今天的政治生活。

这种基於平等人权概念上的选举平等的民主思想与制度,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从尧舜禹三代推选贤者为天子的禅让,到《礼记》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仁人爱物,使一切各得其所的大同世界政治理想,乃至汉代的诏举贤良方正,到隋唐开创的考试选贤制度,都是推举贤人共治天下的理想与实践。隋唐开创的考试制度,后来被西方学去并一直沿用到今天。中国战国早期的墨子,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思想,不仅比西方亚裏斯多德更早提出了平等的观念,而且提出人人自以为是,自私自利,争来斗去,正是乱源。因而主张选举贤者做天子、为官吏,想办法使上下顺畅,沟通情况,沟通意见、谏议,在此基础上,为使政令畅达,下级须服从上级,全体须服从天道、天理。墨家影响下的秘密结社团体中,天下兄弟一家,人人权利平等,以平权推举社团领袖的方法,也不是西方的独家发明。后来的孟子,则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使被现代所诟病的所谓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也大有商榷和深入研究的必要。

事实上,从秦始皇结束了封建制,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来治理这个大洲级的国家,两千年以来,历史文化道统、相权与文官制度、独立的士人阶层,无不是对君权与专制的有效制约,这是欧洲过去的专制制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也正因如此,中国从秦汉到满清的两千年来,在基本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而有多朝数代的繁荣昌盛,且长期领先世界。而近现代的英国文官制度,也是借鉴中国古代文官制度而来。但与此同时,两千几百年前,老子就有“智慧出,有大伪……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等等忠告,指出万事万物利弊无定法,得失无定则。而希腊当年参与所谓民主制度的人口规模,也并不超过老子所说“小国寡民”的规模。所以说,其实中国文化与历史不是缺乏民主思想与制度,而是中国人民自己不知道现代所谓的“民主”为何物,也不知道如何回过头来仔细看看我们自己的历史。而自满清王朝后,中国在领先世界的时候,轻视并忽视了世界,不了解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巨变,失去了知己知彼,及时因应自强的机会,导致被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打得失去自信,茫然失措,从而病急乱投医,非得到有坚船利炮的西方国家寻求各种药方,反而以洋人的说法唯是而已。

再者,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形态,与西方的社会形态有很大的不同。基於农耕为主的生存形态上的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是一个以家庭、家族、姓氏、村落为主体群落的,以传统文化自律,以宗族文化自治的社会形态,完全不同于西方以游牧、狩猎为主体的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到辛亥革命才以从西方引进的共和制度所替代。这个几千年的历史过程,除了掌权者的家族姓氏发生过变化以外,其统治的制度和方法几乎没有怎么变更过。在这个几千年的过程中,君与民的关系,君与臣的关系,君权与相权的关系,君权与文官系统的关系,中央政府和地方诸侯的关系,完全值得做深入的研究,从而了解中国的民与官的制度,应当如何正确地执行。一个政治制度的优劣,在於如何为民谋福利,在于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理顺各种人伦社会关系、利益关系、人群与环境的关系。所谓政者正也,权者使衡平也。政治在平衡利益关系的同时,负有垂范与教化的责任。而权力的运用,则如秤砣在秤杆(衡)上,根据所称重量的变化而移动,使秤杆达到平衡。我们对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形,还远远没有研究透彻,不过也不妨碍借鉴对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研究和批判,为我们的改革提供一点参考。

四、美国人相信民主吗

以我对美国社会的观察,美国人是既相信民主,又怀疑民主。美国的政治制度,是按照代议制的民主政治方法,实行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的制度;美国的整个社会价值观念,是崇尚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放任;而美国的经济体系,则是完全抛弃民主概念的独裁手段。这是我在美国生活多年,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在美国普通人的眼里,民主是个十分昂贵的玩意儿,是普通人根本就玩不起的政治游戏和政治赌博。因此,美国人痛恨这种为钱而参与的政治游戏,但是又不得不通过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来发泄自已对政治和生活中不平等的不满。

参与美国的民主政治,是需要花费很多金钱的。举例来说,要当选为一个众议院的议员,首要的事情,是算算自己能够筹措多少钱。一般来说,在根据人口划分的众议院选区内,一个议员需要上百万美金的经费。而作为美国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来说,如何在议会中占据多数,从而对法律和政策的决定,具有充分的发言权,则需要更多的金钱来购买广告,动员选民出来投票。美国的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从本质上无根本区别。轮流执政的要务,是根据党派的执政纲领,对执政方向进行调整。美国的老百姓,几乎统统都是通过广告和电视上的人物形象,来主观判定对任何一个候选人的倾向。竞选人物还会请电影导演来,策划指导其竞选表演。其因此,用舆论和媒体控制选举结果,几乎成为美国政党选举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每次大选之前,都要像打仗一样,首先要计算国会中有多少席位需要变更。然后要选定可能在特定选区胜选的候选人。在关键的选区里,有的时候当地的候选人可能处於劣势,因此就有州的或者是全国的选举委员会,投入金钱购买广告在当地为候选人造势。最为突出的是美国总统的选举。

2000年,时任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的小布什,与当时即将卸任的克林顿的副总统戈尔,竞选新一任美国总统,分别花了1.8亿美元和1.2亿美元;2004年,小布什和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竞选总统,分别花了3.5亿美元和3.1亿美元;奥巴马在2008年竞选总统的时候,总共花了7.5亿美元,光是和希拉里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就分别花了1.5亿美元和1.2亿美元。一直打到希拉里“弹尽粮绝”收手,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位置让给了奥巴马。但是,为了争取本来支持希拉里的选民在全国大选的时候把票投给奥巴马,奥巴马不仅把未来内阁成员中最重要的位置——国务卿一职让给希拉里,允许她对国务院成员名单有独断权,而且还私下替希拉里偿还因为竞选而欠下的债务。

我的一位从大陆到美国的朋友,后来成为美国民主党政治圈子里很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1989年以后,他一直在美国为中国留学生的绿卡奔走,在美国的政治界颇有人脉关系,由此还结识了后来担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的国会议员。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期间,他还被指定为民主党关於中国问题的顾问,专门到哈佛大学,给克林顿本人和克林顿的竞选班子,谈对中国的政策问题。他是我见过的很少数几个没有多少钱,也在参与美国政治的华人之一。但是,他自己内心的压力非常大。因为那些党派的大佬,总是希望他能够联络那些有钱的华人富商,要他们多出点钱,帮助美国政客的竞选活动。有一次,他想邀请美国东北部民主党的几位大佬到中国访问,借此加深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同时,进一步提高他本人在民主党内相关的地位,就通过我在国内找了好几位商人朋友,为那些客人买了头等舱的机票,另外还送了好多价格不菲的中国的工艺品。他对我说过一段非常中肯的评论。他说,你在美国,没钱别想玩政治。你有了钱,进入到那个圈子里,大家都是有钱的,都有背景,因此,那个圈子内的交往过程,也许是比较公平的,也是比较有序的。换句中国民间的话来说,“衙门朝南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可以十分贴切地描绘美国的民主政治进程。

五、买票赌马的民主政治

美国的民主政治,从法律上有一个十分实用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只要你有钱,而且把钱放在赌博台子上,你就可以玩一把操控民主政治的游戏。赌局是公开的,而方法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操控美国民主进程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公关公司对政府的决策部门施加压力和影响,促使政府部门或者立法机关的决定有利於出钱的雇主,也就是客户的利益。而那些出钱雇佣公关公司的,有美国的大公司,也有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利益集团,他们都希望通过公关公司的运作,在美国的政治进程中获得自己期望的利益。换句话讲,美国的民主政治,是让来自各方的赌徒,在赌盘上下自己的利益赌注。

1994年,当时美国最大的公关公司卡西迪公关公司,收到来自台湾的一个大订单。李登辉政府通过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与卡西迪公司,签订了三年450万美金的公关合同。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促进美国政府,批准李登辉以“个人”名义到美国访问。当时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是卡西迪公司的法律顾问。杰瑞卡西迪先生又是我老板的好朋友。因此,他们在我的面前谈此事也毫不顾忌。卡西迪公司动用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大佬,包括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等重要人物,游说了美国白宫、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又买通了美国国会76名参议员,37名众议员,以民主、自由、人道的名义,联名写信要求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批准李登辉以康奈尔大学校友的名义,参加校友返校日的聚会。同时又通过两项不具约束性的国会议案,要求克林顿行政当局,关注台湾在国际上,尤其是在联合国的地位。尽管当时克林顿政府,已经向中国外交代表信誓旦旦地保证过,不会考虑李登辉的签证申请,不过,克林顿政府当时确实处在内政立法的四面楚歌包围之中。1993-1994年间,以希拉里·克林顿为首推出的美国健康保障法案,没有获得美国国会的支持。克林顿的其他政治改革要求,在国会遇到多重障碍。也许是为了保住他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克林顿宣布批准李登辉以个人的名义,访问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从而造成中美关系的大幅度倒退。

十年之后,媒体开始披露当年卡西迪公关公司,是如何通过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之间的权力人物,造成李登辉访美事件的全过程。又过了将近十年,我通过直接的关系了解到,当时卡西迪公司的副董事长本人,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成员。当时就是这位老兄亲自到台湾,游说李登辉签下这个大单子的。现在,由於台湾在美国的地位慢慢失势,那位美国中情局的老兄,又转向服务于中国驻美大使馆。卡西迪公司和台湾这个单子的闹剧,从一开始,就是那家公关公司配合CIA,利用美国的民主政治过程中的可操控性,为了自己和那些政客牟利的典型案例。

在美国,像卡西迪公关公司这样,在政府直接注册的院外活动机构,有好几千家,而且每年都在增加。除了专门的公关公司之外,如果一个律师事务所中,有代表某些集团利益的,需要在提供法律服务之外,对特定的国会或者政府部门进行游说的,也可以向政府部门进行登记。美国上百万名律师,几万家律师事务所,每天其实有大量的时间,是在和政府、政客进行沟通交流。利益集团对每个政策法律的通过都会有著不同的想法。以麦当劳公司为例,我以前根本不知道,一家卖汉堡包的食品公司与国会、政府有什么关系。直到我有个熟人进入了麦当劳公司的公关部门,我才知道麦当劳公司每年花在公关上的费用,是以百万美元计算的。为什么?因为麦当劳不仅仅是一个食品公司,同时又是美国最大的地产公司。作为地产公司,麦当劳在美国乡镇城市,有许许多多物业需要管理,对税收的敏感度很高,所以需要时刻关注国会和政府对这个方面的立法进程。作为食品公司,麦当劳在用人的问题上有劳工法的问题,有少数民族政策问题,因为在麦当劳快餐店打工的,有很高比例的工人是来自墨西哥的移民。也有移民政策问题,因为这些墨西哥移民的来历,是否符合现行的移民法,是一个大问题。麦当劳希望有更多来自墨西哥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希望放松移民政策。同时又不希望劳工法强制建立工会,影响最低工资的谈判。因此麦当劳还专门用美国国会劳工委员会,招聘了资深工作人员为其服务。另外,麦当劳还有采购食品的方方面面问题,比如牛肉的问题,玉米和小麦的问题,政府对农业补贴的问题,甚至食品安全监察的问题,等等。为了确保麦当劳公司在美国轮流掌权的两党中,都有自己人替麦当劳的利益说话,麦当劳公司每年捐赠给两党的政治捐助,都有几十万美元。其中还不包括动用公关公司另外花费的百万美元。

六、笙歌豪宴中被吞噬的灵魂

院外活动集团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美国的院外活动集团,几乎参与了美国所有立法程序的制订,参与了对行政当局所有重要决策的过程。而院外活动集团的腐败和奢侈,也是出名的。根据我在美国首都实际生活的经历,几乎所有的私人会所,高级餐厅,都有院外活动集团的座席。所谓公关公司的影响力,首先就是在笙歌艳舞中,悄悄地开始进行的。美国有一个叫“大都会俱乐部”的私人会所,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主要大城市,都有会所设施。进入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非富即贵,等待入会的名单排了好几年。一般要等到一个现任会员去世,才会有空缺腾出来。而入会的程序,又需要两名以上的现任会员推荐介绍。美国华盛顿最出名的餐厅,一个叫国会山烧烤,另外一个是公关公司老板杰克·亚伯拉罕自己开设的。亚伯拉罕后来被控利用他那个高级餐馆,向美国的政客行贿,操纵国会运作。在美国,有钱阶层最大虚荣心的体现,就是和政治人物同桌进餐。在和政治人物同桌进餐的过程中,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政治需求,直接了当地向那些有权势的政治人物提出来。我的一位朋友,曾经是美国南方一个州的参议员,又当过驻华大使。几乎每次我去华盛顿,他总是说要和我一起吃饭。吃饭的地方,一般都是安排在国会山烧烤店里。当然,虽然是他请客,买单的总是我或是其他在场的朋友。吃饭聊天,会非常自然地聊起美国政治。因为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诉求,所以他和我吃饭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他说,如果是其他的什么社会团体来请他吃饭,他就得好好想想该怎么对付。

当进入选举年的时候,政治人物的募款活动也就频繁起来。和这些政治人物的聚会是有明码标价的。克林顿筹款宴会,两千美金买个入场票,坐在边上的桌子。五千美金买个前场座位,可以和他握个手。一万美金买个主桌的席位,还可以与总统一起照相。所以,我回国以后,每次看到某个商人给我看他在美国访问期间,和一些著名政治人物的合影,我心里总是在琢磨,不知他是花了多少钱买到这张合影的。

在美国,那些著名的城市,著名的旅游景点,著名的高尔夫球场,都是美国政客做场外交易的理想地点。美国大公司开年会,一般都安排到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郊外的球场,洛基山脉中的太阳峡谷高山度假村,等等地方。由公关公司邀请美国政界的重要人物,私人飞机,美女陪伴,高度私密,场外交易。这些情景,在电影中都有拍过,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

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我的一个朋友邀集了一批在哈佛毕业,在美国各个大律师事务所和投资银行工作的同学,一共凑集了2百万美元捐给奥巴马阵营。条件就是如果奥巴马当选之后,一定要安排一些捐款人到相关经济政策的部门去任职。

小布什总统当年竞选的时候,德克萨斯州有一个富人俱乐部,其中有几十个人平均每人捐出来十万美元。后来,小布什当选后,在那批捐钱的朋友中任命了一大批部长和大使,大约有四十多人。

2010年1月,美国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否决了对美国公司政治捐款的限制。此后美国公司的政治捐款没有了上限,权钱交易已经市场化自由化。

七、无知者无畏的美国民主政治

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是,美国民主政治体制是由从普选而产生的议员代表,包括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成员,以及以全国选举产生的总统制度,来规范国家的政治生活。但是这些成员到了美国国会之后,恰恰是由一批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美国的议员们,如果离开了国会山的工作人员,基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但是,这批平均年龄三十岁左右的富有激情的国会工作人员,恰恰又是涉世甚浅,对美国实际经济状况和国际事务知之甚少的人。美国国会和主要服务机构中,有大约三万名年轻人为各个议员工作。其中,每个议员都有自己的办公厅主任。这些办公厅主任绝大多数,是这些议员政治上的长期盟友。议员当选了之后,他们就陪伴议员到华盛顿上任。如果议员落选了,他们也就丢失了饭碗。不过,为这些办公厅主任服务的,就是那些年轻人了。议员办公厅主任助理的主要工作,是协调议员的日程,根据议题的轻重缓急,提示重要事务,等等。根据美国国会发布的数据,在美国国会和相应服务机构工作的年轻人中, 92%是大学本科毕业,基本没有研究生毕业, 70%是女性, 97%是白人, 70%以上未婚。美国议员都有若干名立法助理,主要负责起草法律条文,协调各议员提议的法案情况,了解法案修改和通过的进程。在这些人中45%是大学本科,26%是硕士生,60%是女性,90%是白人,67%是未婚。选区选民通讯专员(替议员给选民写回信的人),26%只有高中学历,基本没有研究生学历。

这些年轻人在美国国会中工作,掌握了所有美国议员,包括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事日程,法律法案的起草以及谈判的进程。我在美国的时候,常有机会和那些在国会工作的年轻人接触。有的时候是工作场合,有的时候是私人会面。我总的印象是,这些人对工作都带有激情。很多人还因为大学毕业之后找不到方向,到国会山工作是为了编织自己的关系网络,以便将来有所收益。也有相当一部份人是因为自己的父母有钱,是那些国会议员的主要捐款人,而那些父母又通过自己的影响力,让自己那些子女直接到美国国会去工作。好多人除了暑假可能到欧洲或者什么地方去旅游过,基本上完全没有国际交往的经验。美国的国会议员中,有一半以上的议员从来没有办理过护照,没有出国考察和旅行的经历。正是这些人,可以振振有词地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发出最为“慷慨激昂”的指责。最突出的例子,是国会山上那些选民通讯专员。这些人的名头很大,实际上就是专门负责给选民写回信的那些年轻人。我的一个亲戚是当地国会议员最大的捐款人。他家的女儿在读大学的时候,成绩平平,主要的时间都是用来和那些篮球明星约会。毕业以后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就通过那位国会议员在国会山找到了工作。她平时就是按照这个国会议员对一般政策的口径,给当地选民写信。有的是争取捐款,有的是解释这位议员的立场。基本上,都是按照格式的信件填写了抬头和相关内容后,用电脑打印这位国会议员的个人签名。看上去好像是这位议员亲自回信一样。这样一套别人代笔,电脑操作的程序,在美国各个政治机构是非常普遍的做法。因此有人在中国说,美国的某某大人物给一个学生回信啦,某某大人物关心什么事件啦,在我的眼中,说不定都是通过那些大学刚刚毕业的年轻人,经过电脑处理后发出来的标准信件。我有的时候看到那些年轻人,振振有词地为美国利益辩护的时候,心里总是捏著一把汗。因为我知道,正是这些无知且无畏的年轻人,给决定政策的人物提供了各种信息,提出了各种政治解决的方案。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现在已经沦落到靠机器来运作,靠一批未经涉世的年轻人提供决策意见,这样的制度怎么能够让人信赖。

八、“旋转门”后面的美国民主政治

到美国政府或者美国国会工作,薪水会比在私有企业里工作大大减少。不过,经过美国政府内部的官位之后,这些人的身价则大幅度提高。很多人参与政治,是为了在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分到一杯羹。与中国人的理解不同,美国人相信在政府中做事是为了“奉献”,而“奉献”之后的囘报,则是在退出政界之后的财务收入。

以克林顿总统为例。克林顿在当总统的时候,每年的薪水只有二十多万美金。在他的白宫岁月的后期,因为受性骚扰指控和国会弹劾的威胁,克林顿不得不支付大量的律师费来应付这些事件。在他离开白宫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负债累累。但是,他一旦离开白宫,首先得到的一笔巨款,就是他受约撰写回忆录的预付款,超过一千万美元。克林顿总统离开白宫之后,每次演讲的收费不低於三十五万美元。根据克林顿夫妇的报税单,克林顿夫妇从2000年到2006年六年间,共收入一亿零九百万美金,其中克林顿作为离职总统的收入,仅为十二万美元多一点。

我认识两位美国律师,原先是美国贸易代表处的首席代表和首席律师,在任的时候,年薪不过十几万美元。这两位官员离开政府之后,到我们的律师事务所,主持有关美国贸易法律方面的事务,年薪立刻就涨到了每年三十多万美元。而他们的客户,是来自韩国的钢铁公司和来自日本的电子公司和汽车公司。原来他们在位的时候,是他们主持了对日本韩国企业在钢铁、汽车、电子工业上的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而他们一旦离开了政府部门,则立刻为美国利益的对手服务。旋转门的效应立刻体现。这里面没有原则,只有利益。像这种通过“旋转门”出来的官员,在美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实。尽管美国的舆论对“旋转门”现象进行了持续的抨击,尽管国会也想通过法律对这样的现象进行限制,不过由於起草法律的人和执行法律的人,都有共同的利益和相关的立场,所以每次出台这样的规定,都是流於形式的。

九、半数不到的选民决定全体人民的命运

美国人一直说,他们的民主制度是值得世界上所有国家仿效的。他们说,根据普选原则选出来的议员,是代表了多数美国人的利益而行事的。不过,即使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现今人们最为吹捧的美国民主政治制度,也很难作为一个典范去追随。美国老百姓是非常厌恶政治的。普通的美国人宁愿去看棒球赛,或者是看美式足球,而不愿意出门去投票选举一批他们认为不可能帮助他们改善生活状态的政客。因此,每当选举投票之前,候选人花的最多的精力,是动员大量的志愿者,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出来投票。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尤其是美国的大选日都是定在十一月份,美国北方的城市和农村早已是大雪冰封,是人们躲在屋子里取暖喝啤酒的时候。志愿者上门动员投票,经常要遭到那些对生活不满的人们的抱怨和讥讽。我的一个律师朋友,出生于名门之家,毕业于普林斯顿和哈佛大学,在一家美国基金中有高薪的位置。在奥巴马出来竞选的时候,他就对我说,他要赌奥巴马胜选。为此,他辞去了工作,在几个州的乡村里动员选票。大雪纷飞,他还得穿著西装,打著领带,皮鞋在雪地上一滑一跌的踉跄而行,到一家家选民动员他们出来投票,而且还为此受了伤。他后来告诉我说,正是由於这样的表现,他才能向后来当选的奥巴马总统要一份政治任命,出任美国派驻非洲开发银行的大使级执行董事,在非洲代表美国的利益。

在美国,只有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才能吸引半数的选民出来投票。从1960年到2010年五十年间,只有1960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和1964年肯尼迪被暗杀后约翰逊当选美国总统的这两次,美国选民的投票人数,超过了美国合乎选民资格人口的60%。而那两次的选举的背景,是美国人感到自己的国家进入危机。当时美国在国际上和苏联冷战对垒,对越南发动战争,直至1968年约翰逊总统,因为国内反战情绪高涨而黯淡下台。老百姓觉得那个时候,应当出来支持自己的总统。1992年,虽然美国人取得了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但是美国老百姓对老布什总统的经济政策还是大为不满,把主张在国内平衡财政赤字的克林顿,推上了总统宝座,当时美国选民的投票率,占美国够年龄选民总数的55%。到了1996年,克林顿的健康法案遭到巨大反对,其经济政策并无长进,仅有49%选民参与了投票。又过了四年,小布什以微弱多数上台之后,干了政绩平平的四年。如果没有2001年的“9.11事件”,小布什根本没有连选连任的可能。正是在小布什掌权的八年中,美国更变本加厉地把全民教育、医疗保险、甚至国防系统更进一步市场化,造成整个美国经济加速坠入危机的轨道。2008年,美国人终于由於在国际上搞“反恐战争”而众叛亲离,在国内遭遇金融危机而民不聊生,从而投票把一个黑人送到了白宫。那一年,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8%。在过去的五十年中,除了每隔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之外,每隔两年是美国的众议院选举和参议院的换届选举,称之为中期选举。而这五十年中的二十五次中期选举,没有一次选民人数超过50%,都是在30%至40%之间徘徊。由此可见,被不了解内情的人趋之若鹜的美国民主政治体制,是连美国人民的一半以上都不信任,不愿意参与的政治体制。

十、美国民主政治的路怎么走

以我的观察,美国的民主政治体系的发展,起码受到三大因素的影响。其一是被称之为“美利坚公司”的庞大美国资本社会。英语中有一个词叫做“Corporate America”。用中文直译,称为“公司美利坚”。按照中文的意译,前后次序要颠倒过来,称为美利坚公司。美国人创造了这个词,是说美国社会的实际生活,是受美利坚公司主导的,而不是所谓的美国民主政治制度。整个美国就是一家庞大的公司,是为著掌控著这家公司的股东,尤其是那些大股东的利益服务的。美国国会的议员,就是美利坚公司的董事会。美国总统就是这个美利坚公司的CEO。每次大选,实际上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大股东在争夺这个公司董事会的话语权,决定这个国家的走向。

我在美国顶级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这些年来,亲身体会到在美国的企业中,绝对不可能有什么民主可言。任何一家上规模的美国公司,董事会基本上是个摆设。董事会选定了一个CEO(中文称为首席执行官)之后,公司的所有运作就通通由这一个人来决定。虽然公司法中,有关於股东权利的种种保障,也有对管理层的种种约束,不过在日常的所有决策中,这位首席执行官的权力就大得惊人。举一个例子:有一家美国上市公司,按照规模来讲,是世界上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之一,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我有一次参加一次电话会议,讨论关於中国的投资问题。尽管出於某种考虑,这位首席执行官也让亚太地区的主要官员参与讨论。不过在他自己本人的倾向性意见受到挑战的时候,他可以不顾公司在中国的实际情况,非常武断地喝斥那些在中国长期工作的下级官员,坚持按自己个人意见行事。后来他的决定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公司损失了巨大的财富。不过董事会依然信任他,继续让他担任这个职务。在美国的很多大公司里,所谓的民主决策是基本不存在的。美利坚公司的整个决策过程,完全是依靠专权和独裁来实现的。对此,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根据市场规律做出的选择。但是使我多年没有搞明白的是,为什么民主的精神不能在美利坚公司里体现出来。有一次我把这个问题提给我的老板。他曾经是卡特总统任期内的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后来到律师事务所当了合伙人。他对我的解释是,如果公司的事务要通过民主解决的话,这个公司早晚要破产。因为,搞民主决策的过程,会耗费太多的时间和太多的金钱。公司不能因为多数人的意见而放弃真正能够赚钱的机会。我那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美利坚公司通过金钱来摆布华盛顿的政治决策进程,从而创造为自己赚钱的机会。而一旦这个赚钱的机会出现了,美利坚公司就绝不允许有“民主”的辩论和犹豫,必须立刻抓住这些赚钱的机会。

其二是美国有著非常强大的宗教势力。这股势力长期以来对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美国,以上帝的名义,基本上是一句口头禅。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要上帝的保佑。在美国法院作证,要手按圣经,对上帝起誓说实话。在美国的纸票子上,就印著“我们信靠上帝”的箴言。美国是世界上教堂最多的国家,也是各种宗教派别最多的国家。

不过,在美国真正决定其政治生活的,只有两个宗教流派:一个是基督教徒,就是所谓的从欧洲大陆移民过来以后,以清教徒的基本信念开拓美洲新大陆的基督教徒。这些人是美国政治生活中吵闹声音最大的群体。如果有任何对上帝稍微不敬的口吻,这些人就会以上帝的名义把你诅咒个半死。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想要真正介入政治舞台的核心,不可不归属於某个教派,不可不熟读《圣经》。以上帝的名义,是打压政治对手最有力的工具。即使是挖出什么八卦绯闻,其真正的杀伤力,不是中国人所习惯的所谓道德败坏,而是在上帝面前破了摩西的十诫,这才是真正要命的致命伤。中国很多专家和媒体,在批评美国的社会问题或者政治问题的时候,往往打不中要害,就是因为不理解宗教在美国的力量。

第二股宗教势力,就是美国的犹太人。这些人非常强大,而且非常低调。犹太教是美国犹太人的精神寄托。但是美国的犹太人很少把这些挂在嘴上。美国的犹太人掌控著包括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金融业在内的整个经济命脉,掌控著舆论和电影制作的发布权,掌控著美国最高端的对外政策的思想库,比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奥尔布赖特,都是犹太人。犹太人过自己的节日,不向其他的宗教开放自己的犹太教堂。犹太人办自己的学校,对自己的后代,从小就做正宗的犹太教教义传播。犹太教义中,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不承认耶稣是上帝派到人间来拯救人类罪恶的。圣诞节从来就不是犹太教的节日。但是在一个基督徒吵闹声很大的国家中,当美国整个国家都庆祝圣诞节的时候,犹太人默默地守住自己的宗教节日,从来不提出重大的抗议。这股重大的宗教势力,是对美国的实际政治和经济生活起到重大影响的力量。

但也正是因为宗教的力量,在美国的大众中,尚有守戒尚善的基本良心存在。宗教的力量在相当程度上,还能制约美利坚公司纯粹为了金钱利益为所欲为的本能。不过近些年来,宗教的力量实际上在逐步地减弱,制约能力也在减弱。以我之见,宗教在美国,也是无法抗拒追逐利益、追逐金钱的堕落趋势。

其三,是美国的新闻媒体。从1791年开始,美国通过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个修正案禁止任何以官方的名义,确立所谓的“国教”,保证美国公民有信仰的自由,有言论的自由,有出版和结社的自由,以及有为维护自身权利而请愿的自由。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下,美国的新闻界基本上就是所谓的无冕之王。曾经有过一批非常有修养的美国记者,按照一个相对公平的价值观去观察问题,挖掘新闻,调查事件,追求平等和公平的价值观,对美国的政治体系和舆论取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在某种程度上讲,让美国的媒体人基本上还保留了一点良心。但是,随著美国教育制度的衰败,好的新闻记者越来越少。我在美国的时候,正是美国的整个经济社会,从大规模的产业经济形态向虚拟经济形态倾斜的时候。这个过程用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一直到最近的金融危机,终於把美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暴露出来。但是,三十年前的美国,正好是美国刚刚从越战的阴影中爬出来,虚拟经济刚刚起步,最聪明、最有才华的人,开始大批地向金融行业和法律行业寻求挣大钱的机会。而美国的教育系统,也开始大批地制造这些金融和法律界的精英。原来在美国社会中受尊敬、讲真话的新闻工作者,开始被排挤,被边缘化。原来美国的政治体系中,可以受到舆论监控的那一部份,开始慢慢地减弱。一切向钱看!走了三十多年,美国现在同样面临著巨大的价值观危机和教育危机。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允许新闻媒体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披露,老百姓永远不可能知道在身边发生了什么不公正的事件,从而在舆论上制约不公正现象的发生。中国的新闻媒体,因为不容许对政治症结做完全的披露,反倒纵容对八卦花边新闻的炒作,以至於推动了社会整个道德观的沦落。甚至像现在的美国媒体一样,常常被种种利益势力所利用或收买。这都是需要认真借鉴的。曾经的无冕之王,在金钱为王的当代,究竟还能发挥多大的力量,是一个并不乐观的疑问。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年来,中国媒体在报导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时,常常见到的是羡慕与赞誉,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报导中国时,却往往是丑化。最近的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心目中的最大敌人,中国竟然排在第二名(伊朗第一、朝鲜第三),而美国民众了解中国的主要途径,就是美国媒体与政客。

十一、中国社会的进步不可能搬照美国式民主政治

我摆出这些事实,并不是大而化之笼统的说民主政治好或不好。民主是现在几乎人人向往的理想,但是如何保证其有效实现,尽量避免负面问题的产生或持续,就是大问题了。多少年来,人们总是希望在各自交往的过程中,在决定自己利益与命运的过程中,在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能够通过一个民主的程序来商量解决争议问题。当然,民主的大前提,是人人平等,人人自由,这些都是美好的理想境界。然而在现实的生活中,尤其是在金钱主宰一切的现代社会,奢谈民主实际上是一种不可能兑现的政治游戏。金钱、权力与人性弱点的结合,并夹杂着效率问题,便永远不会容忍以普通人为多数力量作出决策的政治局面。民主是一个概念,它的内涵随著时代的变迁不断地被充实,被修整。民主又是一个因地而异的概念。每个人在谈到民主的时候,他心中的民主实际上与他的同行人完全不一样。你的民主,我的民主,他的民主,完全不一样,此民主非彼民主。民主还是一个内涵不断变易的概念,没有一个固定的程式可以保证此一时之民主,便可适用于彼一时的民意,亦无此一地的民主便可适用于彼一地的实务。因此,不会有一个完全的精确的民主制度或者民主程序可以依循,也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可以套用,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可以追求。

现代的社会,物质上的丰富,或者说金钱上的富有,成为大部份人设定成功与否的标准。越是到了现代,人们越是被所谓的科技进步所困惑,越是被声色犬马所包围。好莱坞的3D大片和美式民主的宣传,都是虚无的数字游戏。就像金钱到了今天,也不再以黄金为代表,甚至不再用纸币作代表。一切都是在数码手段中的一个信号而已。二十一世纪的人民,统统生活在一个被数码技术统治的虚幻世界中。在这样的虚幻世界中,再去相信美国的民主政治,等於是鲁迅先生小说中的阿Q一样,不过是被自己的幻想所蒙蔽欺骗。

可以设想一下,倘若拥有十三亿以上人口的中国,放开进行美国式的民主选举,光是用在广告和候选人的互相攻讦、辩论、诋毁上的金钱,恐怕不是以多少亿美金来计算,而是以十亿、几十亿美金来计算。倘若没有一批新闻记者,敢於仗义执言,坚守新闻道德,不被任何力量收买,不怕被打压恐吓,披露制度中的瑕疵,深究政治人物的阴暗龌龊与钱权交易,以及与之相配套且合法有效的舆论监督机制,老百姓还不是被表面文章所蒙骗,被政客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而现实中的世界,符合这样理想标准的新闻记者和新闻制度,可以说世上稀有。因为不论公立或私立的新闻媒体,都要用权或钱来维系运转,而新闻记者也是活在现实中的人,都有弱点,有弱点就可能被人利用。倘若中国的社会,不是坚持固有的传统道德美德和与时谐进的核心社会价值观,不相信因果,那么物欲横流的蛊惑煽动,将成为人们追求的虚伪目标,国家的资源也因此而浪费。在民主自由的旗号下,新型的利益交易将成为政治背后的主导力量,种种资源将重新被各利益集团瓜分,中国将由统一的大国变成一盘散沙,被国际势力乘虚而入。这样的民主政治选举会给中国带来的,不是光明,而是毁灭。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中国必须认真总结中国文化的历史经验,也要总结美国文化的历史经验。在没有很好总结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缜密设计改革方案与实施步骤的前提下,冒昧去推广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会使得整个社会陷入茫然不知所措而混乱溃败的陷阱中。

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是需要深刻地反省。因为在中国,普通老百姓非常崇拜有文化的读书人。这种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在现代,被一些戴着知识分子帽子,不学无术的流氓痞子所利用,无端造出太多的事情来。也有一批知识份子,被各种力量所收买,说着收买者需要的话,写着收买者需要的文章。还有相当一批知识份子,怀抱着主观想像的理想,以对国内、国际、历史、现实肤浅片面的认知,夹杂了个人恩怨或个人利益的不平衡情绪,配合上对现实的不满,发表言论,蛊惑人心。这些都是要警惕的。

不过,历史终究会依着自己的规律和轨迹来发展,历史也终究会证明,中国的繁荣富强,必定是建立在警醒而清醒地立足於自己与国际的真实状况,靠自立自强走自己的路来实现的,而不是靠发展美国式民主政治来达成的。借鉴他山之石可以,但如何借鉴,是个非常现实而且十分复杂的大问题,决不是空泛议论褒褒贬贬那么简单。

    成稿于2012年3月

 

 

 

发件人:"zxn_9999" <zxn_9999@126.com>  2012-03-21 17:25:18 收件人:"未命名" <editor@qstheory.com>,  郑永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力

古镜重磨要古方  驳郑永年先生

福建工程学院法学系教师 李山河

2012-03-28

    以西方知识分子之优点为评判基准,来观照和查找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不足,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对比行为,强行进行僵硬的对比,也比照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价值。

  郑永年先生于3月20日在《联合早报》发表专栏文章《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力》,主要内容为“讨论传统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但通读全文,我们可轻易发现,这哪里算得上是讨论,根本就是无情的批判、全面的挞伐和冷漠的嘲讽,而丝毫不见学者在进行评论批判时,对其批判对象所应有的起码之敬重与同情之理解。

  当然,如果我们清楚了其预设立场之后,我们也就不难知晓郑先生何以如此针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尤其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原因所在。其一,郑先生作此文的初衷,即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从西方知识分子的追求,和他们所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学到一些什么经验?”其二,郑先生对儒家的态度体现为“但后来,儒家看到皇帝也接受了佛教,因此努力改造佛教,成为和儒家不相矛盾的一个文化组成部分”。

  这样的前提预设当然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以西方知识分子之优点为评判基准,来观照和查找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不足,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对比行为,强行进行僵硬的对比,也比照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价值,犹如以西方油画之色彩艳丽,来批判中国泼墨画之色调黯淡;再者,对儒家知识分子持如此深之成见的郑先生,我们又何敢奢望其能够理解儒家知识分子之真正意义追求,又何敢奢望能其能够明白何为“儒生气魄”?是以,郑先生之批判精神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之心,固然值得我们尊敬和同情,但其批判之不符实际和不负责任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应该值得我们去认真对待和严肃回应。

  首先,对“儒家是自私的”的辩驳。郑先生认为,于自己群体方面,儒家是通过对其他社会群体参与政治的排斥,来保证自己群体在政治参与上的优势;于社会方面,“儒家是一个垄断知识的群体”,“对社会实行的是愚民政策,垄断知识仅仅是为了自我利益,即向王权服务”。

儒家并非没有知识创新

  从学而优则仕的角度上来说,儒家垄断知识确是事实,但这种垄断就像其他三个阶层也有各自的知识垄断一样,如商人对经商知识的垄断。要知道,儒家早在孟子时期,便已明确指出社会分工的重要性了,只不过当时只是“劳心”与“劳力”之分,还未详细到“士农工商”四阶层的具体分工。既有社会分工之存在,则儒家知识分子之从事于政治,与商人之从事于经商一样,都在各自从事领域内具有先天性的优势所在,则其各自的知识垄断,都是为了不断推进知识的创新,以更好地推进政治制度、经商理念抑或工农业技巧。这样的知识垄断确实是为了自我利益,是在为王权服务,可哪里存在偏失之处?又怎称得上是“愚民”?莫非推陈出新也是“自私”的表现?

  其次,对“儒家创新能力成问题”的辩驳。郑先生认为,儒家创新能力成为问题的原因,并不在于儒家永远满足于现存秩序,而在于当现存秩序不符合儒家所认同理念时,“儒家会说,社会现实错了。应当修改的是社会现实,而非儒家掌握的知识”,从而在知识上不注重创新,使“儒家往往成为改革的保守力量”。

    若从“道”的层面来考察的话,儒家之“道”确实是一以贯之,确实认为当现实社会不符于“道”时,“应当修改的是社会现实”。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所掌握的知识不需要创新。相反的,从儒家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正是通过知识系统的不断更新和与时俱进,来保证“道”的实际效用,不然儒家思想只要孔孟之学即可,何须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乾嘉朴学之嬗变呢?另外,也正是儒家思想的持续发展,推动了儒家知识分子能够以开放的心胸,去吸纳和消化其他学派的有益思想,如程朱对佛学的批判改造,又如康、梁对于西学的“变其质,神其用”。实际上,从历史上看,在中国历次重大变法中,又有哪一次不是儒家知识分子敢为人先,倡导变法呢?那么,谓儒家为改革之保守力量,又如何能够成立呢?
  再次,对“儒家完全依附王权”的辩驳。郑先生认为,儒家成为意识形态之后,便沦为为王权服务的工具,愚忠现象普遍,即便有真正的忠诚分子,“他们对解释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是世界应当是怎样的”。

  这是典型的“强中以就西”的思维。儒家知识分子“所感兴趣于世界应当是怎样的”,正是儒家自身的特性所在,若儒家定要依西式思维之“对解释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感兴趣,才能称之为具有独立精神的话,则何来文化之多元化?更进一步的说,儒家之“感兴趣世界应当是怎样的”,是在于主动不断地摸寻和塑造与时代相切合的道德伦理,进而通过最大共识的道德伦理,去限制和约束皇权,这也是传统政治体制下对抗皇权的最有效方式。再说,儒家知识分子是以积极入世参与改造社会为主要目的,王权作为一种有效的组织机制,当然是儒家践行理想的最佳平台,岂有弃之不用之理?作为传统中国最为关注人伦日用的思想学派,难道儒家借助王权组织为天下苍生服务,也是一种堕落沉沦至依附于王权的表现?

  儒家知识分子当然有其不足之处,儒家文化也有要为近代以来的国家落后担当部分责任。至于其不足在哪里?所担当之责任又在哪里?则需要我们后人去认真的厘清和总结。但绝不是郑先生的“强中以就西”。朱熹有诗云:“古镜重磨要古方,眼明偏与日争光”。朱熹所言虽是为学之方,但也可以作为探究儒家知识分子的指导性原则,也就是要把儒家知识分子,放置于传统中国的具体历史语境内,进行多视域多层次的探究,这样的研究才是负责可靠的研究,其所得方能亲切入真、中肯到位。

 

    附文:

    大军网点评:郑教授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没弄清儒家与儒学的关系,儒家更严谨地说,只能指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术团体,一个文化流派,是指特定的一群人。这群人到秦汉以后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儒学,只是他们的思想学说在影响着后人。所以,郑教授此文中所说的儒家应改为儒学。后代流传的儒学与先秦的儒家是有很大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盲目地以后儒问题来否定儒家是不公正的。郑教授最好先去把历史弄清楚了再来评论。

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12-03-20

    本栏上周阐述了西方社会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关系的演进。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从西方知识分子的追求,和他们所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学到一些什么经验?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要检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这里先来讨论传统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境况另文论述。

  应当指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展出类似西方的宗教文化。中国早就发展出一种世俗文化。孔子提倡“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说,中国文化并不是否定超然或者“形而上”世界的存在,但并不对这个“形而上”世界进行讨论和研究。佛教相信“来世”,相信超然世界,但在进入中国、经过儒家修正之后,也不像西方神学那样去探讨那个外在世界。总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一种类似西方的“形而上”的哲学体系。没有形成“形而上”哲学,并不是中国文化的缺陷。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长期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运动,和文化的世俗性有关。不过,另一方面,缺少“形而上”体系这个现实,对中国的知识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简单地说,中国知识分子至少缺失独立的学术精神。在“形而上”领域,人们面对一个抽象的东西(例如上帝),并可以与之对话。在超然世界面前,人人平等。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和这个超然世界对话,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具有其合理性。

  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来看,在传统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群体可以分为体制外和体制内,即和王权有关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和在王权之外的体制外知识分子。体制内知识分子主要是儒家和佛家,体制外主要是道家和“江湖派”。

  道家没有能够创造中国的知识体系。道家强调独立,具备追求独立的知识体系的思想条件,但为什么没有创造出知识体系?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道家退出政治社会,不关心人类社会;二是在研究方法上,道家主客体不分。同样,道家因为强调个人的修养,也不追求社会权力,与社会权力无关。总体上说,道家可以说是一种人生哲学。当然,作为一个关于个人修炼的哲学,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为很多人所信仰。这也是一种权力,但这里的权力概念,和我们所讨论的已经有了区别。因此,我们这里不讨论道家。

儒家和权力的关系最密

  在中国的传统中,儒家和权力的关系最为密切。总体上说,儒家学说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为王权服务的,并且依附于王权的;二是儒家是提倡“应当怎么样”的“规范派”。这两个方面互为关联,也就是说,儒家主要是用道德来感化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儒家也因此被称为是道德哲学。

  不过,为王权服务和依附王权,实际上是可以加以区分的两种态度。在春秋战国时代,也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形成时期,儒家就是为了王权服务的。“学而优则仕”就是儒家的普遍心态。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劝说各国君主接受其政治理念。但是,那个时候儒家是独立的,并没有依附于王权。人们不难看出,儒家当时具有非常进取的精神。

  但是,一旦儒家变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儒家和王权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为王权服务,而且依附王权,不再具有独立精神。在为王权服务这个总体构架下,儒家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第一,对王权,儒家完全依附。儒家成为掌握话语权的人,也就是今天掌握意识形态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愚忠是普遍现象。儒家为了取悦王权而不惜说假话。当然,儒家也有真正忠诚的分子,他们能够严格坚持儒家“应当怎么样”的“规范派”信念,甚至不惜生命向掌权者说他们所理解的真话。但即使是这一群体,他们对解释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是世界应当是怎样的。正因为如此,这些“说真话”的儒家和统治者之间存在有一定的紧张。当现实世界不符合儒家的社会理念的时候,儒家就会勇敢地向王权说真话,导致王权的不快。有时候,这当然有不好的结局,因为说真话而杀头的案例也是有的。

  第二,对自己这个群体,儒家的自私性往往表露无遗。儒家首要的任务就是参与统治,把自己成为统治过程的一部分。历史上,儒家是最为积极参与政治的群体。但同时,儒家是排斥其他社会群体参与政治的。在儒家那里,社会阶层是具有等级的,而这个等级是通过政治划分的。儒家的等级就是“士、农、工、商”。通过这种等级划分,儒家成功地把其他社会群体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儒家也把自己排除在法律之外。儒家认为,君子具有善的品德,不需要任何法律的约束。法律只是针对其他社会群体。不过,历史上,儒家追求政治参与,而排斥其他群体参与政治的做法,是有很大的代价的。面对王权,儒家实际上也往往非常微弱。儒家的道德力量何以能够对王权构成任何制约呢?在任何国家,能够制约王权的是具有人口力量的社会,或者具有经济力量的商业阶层,或者两者的结合。儒家把其他社会阶层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自己也往往成为牺牲品。在很多场合,为了权力,儒家的犬儒主义是很显然的。

  第三,对社会来说,儒家也是极其自私。尽管儒家这个群体本身是开放的,也就是说,人人都可以成儒,通过接受教育而成为儒。“有教无类”是儒家学说的一个优势。但这并不是说儒家的知识是向社会开放的。儒家是一个垄断知识的群体,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知识传播给社会大众。相反,这个群体对社会实行的是愚民政策,垄断知识仅仅是为了自我利益,即向王权服务。显然,在“有教无类”的思想传播到西方后,西方就发展出了大众教育的教育哲学,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大众教育结构。而中国尽管很早就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但并没有发展出大众教育。

  一些学者把儒家称之为中国的自由主义。的确在很多方面,儒家有些类似西方自由主义,例如提倡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不干预。但是,儒家不像西方自由主义那样具有进步性。西方自由主义两个核心。第一就是相信进步,相信事物是不断变化的。第二相信人类可以通过不断改革现存体制,求得进步。儒家则不同,相信第一个层面,但对第二个层面的变迁不甚感兴趣。自《易经》以来,中国多数思想流派认为“变”是一个自然的产物,因为对《易经》来说,所有事物都在变化之中,唯一不变的是“变”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不否定“变”,也接受“变”,包括改变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可以包容一切、接受一切。但是,儒家并不主张人为地去促动变革。儒家是一种非常发达的保守哲学,利用现存因素来塑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可以说,儒家是一种社会秩序哲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始终是官方意识形态,为王权所有。很显然,对王权来说,秩序是一切。

儒家是体制内知识分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的创新能力就成为问题。儒家往往成为改革的保守力量,其关切的是如何维持现存秩序,而不是改变现存秩序。但这并不是说,儒家永远满足于现存秩序。相反,儒家也经常批评现存秩序。儒家什么时候会批评现存秩序呢?那就是当其认为现存秩序不符合儒家所认同的“规范”秩序的时候。就是说,儒家是用其理想来批评现存秩序。打一个比喻,我们学者和社会现实的关系就好像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人得了病,找医生看病。医生的道德底线是要把病人医好。医生根据自己所有的知识和所积累的经验给病人看病。如果病看不好,那么只能说医生所学的知识和经验错了或者不够,而不能说病人生错病了,因为这里病是客观的存在。但在中国的儒家那里,情况刚好相反。当中国社会经济发生变化而和儒家的理念不相吻合的时候,儒家会说,社会现实错了。应当修改的是社会现实,而非儒家掌握的知识。儒家因此往往结合王权来阻止社会经济现实的变化。可以说,在儒家主导下,中国历史往往是在“削足适履”的状态下演进的。

  佛家从印度传入。刚开始的时候,儒家也极力反对佛教的。但后来,儒家看到皇帝也接受了佛教,因此努力改造佛教,成为和儒家不相矛盾的一个文化组成部分。“化”佛教是儒家的功劳。佛教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但也因此佛教和权力、利益的关系也变得非常密切关联。从和权力的关系来看,佛教和儒家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如果说儒家和佛家是体制内知识分子,那么体制外关心权力的群体只剩下“江湖派”了。“江湖派”当然是对体制外知识分子的一个统称。“江湖派”里面也有不关心权力的知识分子。道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为“江湖派”的一部分。但是“江湖派”里面很多人是关心权力的。他们沦落“江湖”是有不同原因的。大部分人是因为不能挤入体制内,就是说想进入体制但失败了,于是对现存体制产生了不满。但有些则本来就对现存体制不满。这个群体对权力感兴趣,他们追求权力的方法就是通过“反权力”,就是想方设法挑战现存体制,通过推翻现存体制而获得权力。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过程的知识分子就是这种情形。

  这个群体和我们上周所讨论的西方知识分子不同。西方知识分子是通过创造新的知识体系,或者通过另外一个“规范”学说来挑战现存权力。中国的“江湖派”并不这样。他们往往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思路没有任何差别。他们强调的是现存掌权者已经不再能够恪守早先的承诺,或者说已经不能履行“天命”了,因此应当挑战掌权者,推翻他们的统治。“天命”应当转移到“反权力者”那里,这是体制外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理念,也是他们动员社会力量的手段。但是,一旦当反权力者真的得到了权力,那么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和原先的掌权者毫无区别。

  中国历代皇朝简单更替、再复制背后有很多因素,但没有任何知识创新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用马克思的物质主义观点来看,这主要是取决于中国农业社会这一事实。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永远没有逃离农业社会的陷阱呢?在一些历史阶段,中国成为相当发达的商业社会。中国曾经有过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争论,但没有结果。不管怎样,在西方,无论是经济形态还是政治形态的演进,新的知识体系扮演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和其没有产生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知识体系是有关联的。诚如韦伯所言,中国很多因素包括儒家学说和“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都阻止了中国经济形态的革命性变化。这里我们不是要讨论资本主义的问题,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中国的知识体系,在历史进程中哪些方面起了作用,哪些方面没有发生作用。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中国没有一个独立的、以创造新知识为使命的知识分子群体,那么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很难超越那些具有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家。

 

 


 

发件人:"声俊 陆" <shengjunlu1@yahoo.com.cn>2012-03-18 15:22:31 收件人:"仲 大军" <zdjun@263.net>, 转发: 第六屆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讀經通訊(37)。周易學訊(19)

中國精神

韓國程朱學會會長 哲學博士 同德女子大学名譽敎授 趙駿河

一、序言

    我认为,中国人应该知道什么是中国魂、中国精神、中国的整体性,否则,就不能称其为真正的中国人。

    日本人认为日本精神是“大和魂”,韩国精神与中国精神已经不复存在。难道光复(即日本投降)近67年还寻找不到中国精神吗?导致大量培养社会垃圾就应该是中国政府官员和学校的所作所为吗?大量生产没有人格、类似人渣的知识分子现象究竟要到何时为止?“大和魂”被日本人错误地理解为无条件服从天皇,致使天皇于1945年跪降同盟国联军。“大和魂”本意是忠于国家,即当国家领导人出现错误时,大臣下属赤胆忠心,力谏纠错。然而,当日本以天皇的名义屠杀700万无辜的韩国人和3000万无辜的中国人时,一亿多日本人中竟无一人进谏,不仅伊藤博文和东条英机没有进谏,而且全体日本人也都没有进谏。他们助纣为虐,沦为帮凶,终使天皇一人之错酿成人间悲剧!

    孟子曰:“,不为也。”而屠杀邻国3700万无辜平民却无一人劝谏,这就是日本人!朝鲜历史上的“死六臣”是忠臣,申叔舟是逆贼,这是当今社会包括韩国在内的天下共识。与此相反,在朝鲜世祖时期,主张无条件服从世祖命令的申叔舟却是忠臣,“死六臣”被当做逆贼而灭三族。直至其曾孙时代才得以平反昭雪,褒奖忠臣。

    然而,令世人羡慕称颂的韩国精神和中国精神却不被当今韩国人和中国人所认可,实在令人羞愧、遗憾!更有甚者,有人不仅不想了解中国精神,甚至认为,即使不知道中国精神也照样吃香喝辣,生活得很好。呜呼,猪狗不明事理照样吃喝,照样没有饿死,毕竟人不同于猪狗!人一定要明白,人之所以为人的灵魂和精神究竟是什么!

    无知的日本人仅凭一知半解就胡乱翻译,例如道德、学问、形而上学等概念,均被翻译的似是而非,这种现象数不胜数,错误多多。对此,不仅“半瓶子醋”的日本学者,甚至包括很多韩国和中国所谓的学者以及亲日派人士也未仔细推敲、斟酌,囫囵吞枣,拿过来就用,致使以讹传讹,贻害匪浅。时至今日,人们对中国精神和整体性依然茫然无知

    今天,在字典或教科书中的“道德”一词仅仅解释为西方Morality的意思,而Morality的本意是遵从习惯或法律。对于错误的习惯或法律必须修改,不能遵从,更不能当作道德遵守。否则,就是傻瓜。换句话说,西方的Morality与东方的道德根本没有关系。

    在过去两千多年中,作为东方教科书的“四书三经”或者“九经”中使用的道德概念,是指人出生时,由上天赋予的、与生俱来的、人区别于禽兽的道德本性——仁、义、礼、智、孝、悌、忠、信,这与西方的Morality毫无关系。日本人假装无知,故意混淆概念,韩国和中国的无知的亲日派全盘照搬,以致于字典中仅剩下西方的说明解释。

    需要纠正的类似问题很多,此处仅指两例。西方把“学问”等同于“知识”,而东方的“学问”还包含实践的意思。可见,两者完全不同,将学问译成知识是错误的。由于西方将事物分成灵与肉两个层面,故将灵魂或者精神层面译为形而上学,将肉体或物质层面译为形而下学。而东方把静态的法则称为理,把动态的现象称为气,将理气分开来看,理属于形而上的范畴,气属于形而下的范畴。所以,在西方看来属于形而上的灵魂或者精神,在东方看来不过是属于形而下的气而已,翻译错误显而易见。

    本来,《易经 系辞上》中明确记载:“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无知的日本人生搬硬套,导致一些日本、韩国和中国学者傻乎乎地照抄照转。因此,必须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中国精神体现在道德层面是仁、义、礼、智、孝、悌、忠、信,极力推崇仁;韩国精神体现在道德层面也是仁、义、礼、智、孝、悌、忠、信,重点突出孝;日本精神的“大和魂”体现在道德层面还是仁、义、礼、智、孝、悌、忠、信,更加强调忠。由于日本人错误地理解和滥用愚忠,导致日本1945年战败。然而,中韩两国至今对此尚无清醒的认识。

    国有国训,校有校训,班有班训,家有家训。但现在中国人却在没有国训的国家中生活。若问中国的国训是什么,无人知晓;若问中国魂、中国精神、中国的整体性是什么,同样无人知晓。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没有精神之人称作植物人,整天东游西晃之人是精神不正常。不仅是应该论述中国精神的领导者和政治人物,而且连教育工作者都不明白什么是中国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朴正熙总统为了寻找韩国的精神文化而创立了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40年过去了,不仅没有找到韩国精神而且现在连单位名称都改变了。文化当中精神文化是最重要的,不知道中国精神的政府难以得到民众的长久支持。从30年前开始,“韩流热风”席卷东方,可直至今日,韩国领导人既不明白理由,也未制定政策。而日本和中国暗暗担心“韩流”影响,在国家层面寻找原因,研究对策,制定方法,限制影响。韩国却不明原因,无人研究。

    19年前,我赴华参加中国伦理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当时,北京社会科学院的徐维诚教授发表论文,分析“韩流”产生的原因。他以中国人喜爱的30余部韩国电影和电视剧为资料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韩国家庭文化受到东方国家特别是女性的青睐,即丈夫视家族重于自己的生命,妻子敬丈夫重于上帝、佛爷,子女孝敬父母长辈。这就是韩国家庭的幸福秘诀,也是儒家家庭文化的反映。这种家庭文化在日本、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已经消失殆尽,唯有韩国一枝独秀。所以,东方女性为之憧憬。我点头赞成徐教授的看法,并对其理论观点补充了一句:韩国的家庭文化是道德的家族文化。也就是说,韩国的家庭文化体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家庭文化,这是“韩流”热风强劲的根本原因。

    美国哈佛大学的瓦格纳教授一生致力于专门研究世界家庭文化,他用拍照、录像技术把韩国奎章阁的图书资料带回了美国。他认为,韩国家庭文化才是唯一能够拯救世界的方案。当然,他并未指出韩国的家庭文化是道德的家庭文化,是儒家的家庭文化。事实上,韩国既无真正研究韩国家庭文化的学者,又无确实明白韩国家庭文化源于儒家家庭文化之人,甚至连“韩流热风”产生的真正原因都不清楚,怎不令人心寒?

    几年前,韩国准备废除户主制度,我在数家电视台20余次宣讲上述观点,超过80%的听众支持我的理论。而韩国政府的女性部却动员国会议员宣传破坏韩国家庭文化、引入西方不良家庭文化的观点,最终废除了韩国家庭的户主制度。韩国曾经发生过妇女因家庭暴力离婚所抚养的女儿20年后与男子因家庭暴力离婚所抚养的儿子这对亲兄妹结婚的悲剧,这不仅是没有户籍的结果,更是由于妇女改嫁从而改姓的原因。

    几个月前,我去春川,在清平一家药店看到二、三百名四五十岁的外国妇女,一问才知,全是“韩流粉丝”。十多年前,裴勇俊等人在南怡岛拍电影,平时来此处观光者约有二、三百人,周末则有四、五百人。20年前,来韩国旅游者以日本妇女为主,现在则主要是中国和东南亚女性,30年来,持续不衰。这不就是“韩流热风”的真实写照吗?

    在过去两千年间,作为东方精神支柱的价值观体系是以孔子删定的“六经”(《诗经》、《书经》、《易经》、《礼经》、《乐经》和《春秋经》)和秦始皇焚书坑儒后的“九经”(《诗经》、《书经》、《易经》、《礼记》、《仪礼》、《周礼》、《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为基准的。尽管东方各国时代不同,民族各异,但各类学校的教科书却两千年未变。再看今日之教材,不仅几年一变,而且由于国家不同,体制各异,理念不一,更使教材体系迥然相反,内容大相径庭。虽然两千多年东方各国战争不断,却都已“九经”为教科书。尽管难以置信,但事实的确如此。

    当然,随着时代和地域的不同,“九经”中也追加过《孝经》、《小学》、《论语》、《孟子》、“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文选(唐宋八大家等人的文学体裁文章)等内容(《大学》、《中庸》包含在原来“九经”之一的《礼记》中)。然而,今天几乎无人知晓“九经”,无人再把曾经在东方各国被奉为经典而广为流传的“九经”作为教科书使用。因此,价值观的混乱也就不足为奇,越来越多的后人无法理解祖先的价值观或思想意识也就不足为怪。不仅如此,从西方留学回来的人还心甘情愿地批判祖先的价值观,诽谤贬低东方的理论学说。他们不懂中国精神却掌权得势,他们不知伦理道德却担当教育重任。所以,全球出现了学习越多,犯罪率越高的怪现象,即博士比硕士犯罪率高,硕士比学士犯罪率高,学士比无知者犯罪率高。换句话说,“学历越高越犯罪”说明学习出了大问题!

    如果只是不了解道德一词问题就简单多了,可是,一知半解的日本学者面对从西方传来的哲学或者类似形而上学这样的重要概念,望文生义,翻译漏洞百出,导致今天的学者全部陷入窘境。

    当然,也有人问我,教授是执掌教鞭40余年的东方哲学博士,如何知道西方的错误?此处并非炫耀自己,本人1937年出生于黄海道丰川,智商185。从小读私塾,到小学四年级时,对于“四书”已经熟读百遍,乃至成诵;五年级时,参加北韩第一届数学竞赛大会,取得第一名的成绩。由于提前退学,未能获奖。1950年,我来到南韩,在年级考试中,总是排名第一。在成均馆大学东洋哲学专业毕业时,学校负责发放奖学金的一位老师说,成均馆大学成立以来,像赵骏河这样出类拔萃的学生,前无古人,料也后无来者。如果赴美一流大学攻读博士,日后将渐露头角,定会对人类做出贡献。当时听起来像开玩笑,后来才明白此话含义,即把传统学问与现代知识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那么,两千多年来,支撑东方传统价值观的教科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答案可能有许多,但若从主体意识的角度看,那就是道德主体意识,即道德至上的意识。中国孔子、孟子、程子、朱子的意识如此,朝鲜退溪、栗谷等先生的意识也是如此。这得益于始终一贯的教科书的作用。然而,今天许多人把坚守道德之人当做傻瓜,去西方留学获得学位的人大都这样认为,尤其令人心寒。他们不仅不知自身缺点,而且意欲掌权做官,问题就更加严重。

    七年前,韩国《中央日报》社给我打电话,说有一哲学博士投稿,主张“道德无用论”,称道德之人为傻瓜,报社要我就此写一篇评论文章,我欣然允诺并写道,此人只知西方传来的 Morality的翻译解释,全然不懂东方传统的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的道德含义,错误也就不足为怪。《中央日报》同时刊登了我和他的文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说起道德,人们有多种理解。此处仅就过去两千多年东方各国作为教科书的典籍,即儒家经传中记载的孝、悌、忠、信和仁、义、礼、智的道德含义加以考察。

    “孝”在中国是一种生活,一种文化,历史悠久。自汉朝开始,《孝经》就成为必修科目,后来成为科举中的必考科目。国家重视孝道,奖励孝子。然而,近年来西方文化思想处于强势,包括孝文化在内的东方传统文化面临挑战也是不争的事实。西方文化中既没有孝的单词,也没有孝的概念,更不理解孝道的价值。当然,在约公元前2000年巴比伦时期,犹太人的摩西十诫中就有“恭敬父母”的规定,巴哈伊教义中也有“像尊敬自己父母那样尊敬别人父母”的要求,虽说这可以认为是基督教式的西方孝道,但在东方看来,百依百顺父母并非孝道的真谛。东方孝文化认为,世界上有许多坏人,如果父母做了坏事,子女劝谏是孝行,顺从则是不孝。所以说,西方没有孝的概念。

    西方文化传入东方后,东方以孝文化为代表的守护传统良心的文化遭到破坏。现在,西方人根本不懂得孝敬和关爱曾经无微不至地照顾过自己的父母,却热衷于做什么志愿者、照顾什么宠物。对于这种违背人伦道德、野蛮悖礼的恣意妄行,必须彻底批判!

    然而,现在中国也好,韩国也好,有些被外来宗教勾魂洗脑的人执政握权,高喊世界化、国际化,沿袭照搬西方文化,不懂优秀孝道文化的价值,极大地破坏了东方传统文化和思想,不能不令人心寒。

    今天,美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它仍然引领着世界的发展。但是,现在美国的老年孤独问题及青少年犯罪问题正在动摇着国家基础,美国投入了庞大的资金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使所有老人在物质方面享有充分保证。尽管如此,美国老人却都在精神方面感到失落孤独,聊度悲惨余生。青少年的犯罪率则以每年18%的速度递增。可以说,美国未来的希望消失了。毫无疑问,美国社会的福利制度存在根本性的错误。那些已经丢失韩国精神或者丢失中国精神的政客,试图抛弃传统文化,拼命引入美国制度,实在可笑。当然,数千年来流传至今的中国生活文化之孝文化并未完全消失,只是萎缩和被歪曲了而已。

    因此,我们要抵制西方错误的家庭制度,了解东方孝文化的真谛,恢复东方的孝文化。东方孝文化源于4300多年前东夷族的舜帝,他不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践行孝义,甘当孝子,而且讲孝传孝,以孝道治理天下,撒播东方孝文化的种子。舜帝制定并教育百姓的“五伦”内容是东方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不仅过去,直到今天,仍然给东方孝文化以深远影响,舜帝传授的“五礼”中最重要的祭祀内容是孝道之延伸,对于巩固、维持孝文化意义重大。下面我们逐一分析考察。

二、孝之意义

    所谓孝是指子女敬爱、侍奉父母、先祖,当父母做坏事时加以劝谏,像舜帝那样以正确的方式生活。人出生后首先形成的人际关系就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这被称为天伦关系。因此,孔子在《孝经》中指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主张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形成的天伦关系中,子女尽孝是正道,是根本。《孝经》中还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子女在父母无私的至爱恩惠中出生成长,早已享受了父母的挚爱真情,若无报答养育之恩的想法就是忘恩负情。因此,孝道不是可有可无之事,不孝即罪。已经接受的恩惠巨大无比,受惠不报、背恩忘德之人不会有出息、成大事。所以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因为背信大恩大德之人不会知恩图报,“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即使父母疏忽自己的本分,对子女缺乏爱心,子女尽责尽孝,也难言不平等。因为与父母的深情厚谊、真诚关爱相比,即使子女十分努力,也难报答万分之一。故不孝子女是背信者中最不能容忍宽恕之人。所以孔子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孔子的弟子宰我认为,父母亡故,“三年之丧,期已久矣”,主张一年即可。孔子反问:“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宰我回答:“安。”孔子说:“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去后,孔子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强调,襁褓中的婴儿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成长,怀着报答养育之恩的心情守孝三年是天下通行惯例。他指出,面对父母去世,美食无味,雅乐不欢,思念父母之心油然而生,愈发强烈,此乃人之常情。即三年丧是子女自觉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孝道体现。

    关于孝道的始终,《孝经》中写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即个人的身体属于自己,为父母所受,随意损伤则为不孝。保全身体,即为孝之开始。通过健全人格推行正道,通过建功立业达到青史留名,进而彰显父母,完成孝道。

    但是必须明白,有人打着孝道的旗号,不择手段地追逐名誉,这种沽名钓誉的行为实际上是不孝之举。孝道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遵从父母之意的养志之孝,二是让父母享用可口饭菜使其身体舒适的养体之孝。孔子的早期弟子曾参以孝著称,其父曾皙乐善好施,所以曾子为父亲准备好可口饭菜后,总要请示父亲需要分给谁食用,以表达尊重父母之意。曾参之子曾元也是大孝子,但他从不请示父亲,而是想让父亲多吃一口美味佳肴。上述两例说明曾子为养志之孝,曾元为养体之孝,显然,养志之孝高于养体之孝。

    《礼记 内则》中有言:“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父母健在时自不必说,即使父母去世,也要果断行善,使认识父母之人提其名竖拇指,称赞教子有方;如有不善之念,必须果断中止,免遭熟人指责,羞辱父母名声。这样看来,孝道不仅仅是父母健在时的子女所当所为,即使父母不在时,子女做好事、行善事、助人为乐,也都是孝道的表现。因为做坏事、行恶事、加害于人,都是不孝行为,所以,人的一生都与孝道密切相关。

    中国孝文化源于舜帝的孝道与孝治,所以在中国的《二十四孝图》中,舜帝“孝感动天”的故事位居榜首,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尊崇。下面我们加以分析。

三、孝文化之渊源

    1、舜帝与孝文化

    舜帝是东夷族人,他以人类历史上首位孝子而著称,他为后世孝子贤孙树立了榜样。舜早年丧母,其父瞽叟生性凶恶,继母刁蛮凶残,其同父异母的名为象的弟弟粗野傲慢,他们三人多次密谋,欲将舜置于死地,舜皆机智地躲避祸端,而且更加孝敬父母、谦让弟弟,最后终于感动了他们。

    《诗经 邶风》中有“二子乘舟”的故事,说的是卫国宣公听信后妻宣姜谗言,欲将前妻所生之子伋除掉,“公令伋使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宣姜所生之子)寿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寿窃其节而先往,贼杀之。伋至,曰:‘君命杀我,寿有何罪?’又杀之。” 卫国人悲愤作诗,吟诵怀念。伋顺从父母之命,选择死亡;寿代替兄长,从容赴死。兄弟互爱,情深似海,每每使后人吟诗落泪。然而,朱子却对此评价说:“未尽奉养父亲之道,孝道当学舜也。”可见,人们把舜作为孝道楷模。

    舜帝身体力行,实践孝道,以孝治天下,他制定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和五礼(吉、凶、军、宾、嘉),教化万民,流传后世。舜帝还制造璇玑玉衡,观察天体运行和季节变化,制定历法,使百姓不误农时,按时耕种。

    由于舜帝之子不成器,所以舜未传位与子,而是把天下托付给了中国当时最优秀之人——禹,舜帝对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舜帝认为,人的肉体欲望强烈,难易其诡;源于本性的道心微弱,难得其真。求真总须精纯专一。故在尧帝送给他的“允执厥中”前添加了十二个字后赠与大禹。舜帝的孝行成为中国、韩国孝文化之源头,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下面我们具体考察传统伦理之核心——五伦以及孝文化。

    2、五伦与孝文化

    所谓“五伦”是人们应该永远遵守的伦理道德中最为重要的五项人际关系,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是东方社会自尧、舜至今的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但很多人并没有正确地理解。有人认为“五伦”是在过去以血缘为中心的农耕社会形成的伦理关系,不适合当今科学文明发达、人类交际频繁的世界;还有人认为“五伦”是在过去封建诸侯国家为维护家长制的权威和男尊女卑的思想而制定的纵向的、旧的伦理关系,不符合当今民主时代的平等要求;也有人猛烈批判“五伦”,说它是帝国主义时代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政权、剥削劳苦大众,打着伦理道德的旗号,以使他们的残酷统治合法化,迫使人们盲从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垃圾,应该早日清除。那么,“五伦”究竟是谁、在何时制定的,其内容如何?它为什么能在五千年的东方社会成为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呢?

    孔子十分推崇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圣君尧,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在尧帝时期,舜摄政,“慎徽五典,五典克从。”舜即帝位后对其臣下契说:“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由此可知,五伦(即五典、五教)始于东夷族的舜帝。对此,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书经》中写道:“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敦哉。”可见,五伦是人出生时上天赐予的伦理秩序,并非人为的东西,最初是由舜帝教给百姓的。下面我们分析五伦内容中“父子有亲”的意义。

    “父子有亲”意思是父母与子女之间要亲密、亲切。人出生后首先形成的人际关系就是自身与父母的关系,没有父母就没有自己,就不能成长。因此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称为天伦,列为五伦之首。因为父母与子女血脉相连,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比世界上任何关系都亲密。本来就是一种天生的亲情关系为什么还要如此强调呢?为什么它又非居于五伦之首不可呢?

    人的一生中,经常可以看到由于意见不同、观点差异或微不足道的金钱及物质利益原因,使本来亲密或应该亲密的父母与子女的天伦关系变得扭曲、甚至双方反目为仇的现象。为了维持父母与子女在任何情况下都亲密无间的关系才强调“父子有亲”,这并非本来没有、后来硬造出来的人为之物,而是维护人自出生之时所形成的天伦关系。即使是世界上最坏的人,如果他是你的父母,作为子女都不能将其抛弃,反之亦然。这就是父母与子女本来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汉字虽然超过了五万多,但没有任何一个字能够代替“亲情”来表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父子有亲”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命题,在任何情况下,父母与子女之间都不应有隔阂、缝隙。因此,“父子有亲”居于五伦之首。

    叶公曾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回答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因为父子相隐,符合天理人情,故直在其中。孟子的弟子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桃应再问:“然则舜不禁与?”孟子曰:“夫舜恶而禁之? 夫有所受之也。”桃应又问:“然则舜如之何?”孟子再曰:“舜视其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祈然,乐而忘天下。”即身为法官的皋陶必须忠于职守,而作为天下之主的舜为自己的父亲则可以把一切荣华富贵当作烂鞋扔掉。也就是说,即使用整个天下也不能换取父子间的亲情关系,在“父子有亲”之前,连天下皇帝的宝座也无足轻重。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制度怎样变化,没有任何东西能比父母与子女的亲情关系更加珍贵,为了维护这种亲情,父母要关心爱护子女,子女要恭敬孝顺父母,父母的责任是关爱子女,子女的责任是孝敬父母。即使说父母不关心子女,那也不过是指程度的差异,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尽管子女对父母非常恭敬也很难完全尽孝,这是因为奉献爱心自上而下、由强及弱易,自下而上、由弱及强难。所以,古之圣贤都十分强调尽孝。

    如上所述,五伦中的“父子有亲”不仅对中国的孝文化以及东方精神的产生发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东方践行孝道的祭祀活动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3、祭祀与孝文化

    1)祭祀的意义

    当今东亚举行祭祀的国家和地区只有几个,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孔子、孟子、程子、朱子传承下来的,以儒家传统仪式和方法进行的祭祀,如韩国;一种是以清朝满族仪式和方法进行的祭祀,如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现在中国大陆基本不举行祭祀活动,偶尔搞一次也是采取简略方式进行,即便说是用传统方式也还是用清朝的仪式进行;中国香港、台湾及新加坡等地举行祭祀话动也都是身穿清朝服装、采用满族仪式。譬如祭祀时没有再拜或四拜等跪伏之礼,只是手持香火站立三鞠躬或用清朝三拜九叩或者行马蹄袖的军礼代替跪拜之礼。

    韩国祭祀仪式的根据是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和朱子家礼,是由退溪(李幌)、栗谷(李珥)、沙溪(金长生)、寒江(郑逑)、尤菴(宋时烈)、陶苍(李绰)等先生继承下来的孔、孟、程、朱所授的先王之礼。换句话说,韩国现在所保留、采用的祭祀仪式是东方数千年传承下来的正统仪式,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采用的祭祀仪式是满族的野味十足的仪式。孔子在《孝经》中有言:“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如果祭祖却抛弃祖上的祭祀方式,采用野蛮的方式,那将是对祖先的亵渎;如果祭孔却丢掉孔、孟、程、朱传授的仪式而创造某种新的仪式,那恐怕是对圣人的亵渎。当然,在清朝统治下,无法寻找汉族的传统祭祀文化,但现在清朝已经灭亡一个世纪,仍然无人打算恢复汉族传统文化的正体性,反而将过去四百年来清朝的礼式继承下来。若将这些东西当做中国传统仪式的话,灿烂的华夏文化将永远消失。

    当然,韩国也有人不进行祭祀,但相比之下,还是进行祭祀的人更多。然而,对祭祀持否定态度的人自不必说,就是那些举行祭祀的人也并非都能正确理解祭祀的意义,仅仅把它当作一种形式,当作家家户户各不相同的家庭祭祀礼仪。所以,在此,我们通过考察经传来了解祭祀的来龙去脉、分析祭祀的对象和种类、明确祭祀的理由和目的、掌握祭祀的顺序和方法、探寻祭祀的意义和价值。

2)祭祀的目的

    人为什么要祭祀呢?古代祭祀的目的大致有三:“祭有祈焉,有报焉,有由辟焉。”《周礼》中解释“祈”是祈愿福祥、祈求永贞、祈祷丰年之意,《诗经》中解释为“春夏祈谷类”;“报”是得福报答,祭礼中多数是感恩谢祖之意;“由辟”的“由”是用的意思,“辟”是弭的意思,《周礼》中解释“由辟”是避免战争与灾难、远离犯罪与疾病之意。可见,祭祀的目的是为了祈福、报答和避祸。即第一,没有子女的祈求生儿育女,农民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第二,丰收年景要在秋季感谢上天,子女要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和祖先的恩惠;第三,祈求平安无事,避免天灾人祸。第一项祈福与第三项避祸可以说是同一心愿的两个方面,第二项则体现了感谢关怀、报答恩惠的真挚心情。如果要严格区分以上三条的话,则可分为祈福避祸的希望和感恩报德的诚意。如果说前者体现了私情,那么后者则反映了公意,孔子的祭祀意在强调后者。即自古至今,祭祀的真正意义在于肯定后者而非前者。儒家依据孔子的学说观点,把报答父母、祖先的恩德,感谢天地、自然之恩惠当作祭祀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祭祀父母和祖先的理由只能是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不能有祈福避祸的欲望,这才是孝道的延续。当然,诚心诚意的祭祀者自然也会万事如意,获得幸福。

    3)祭祀的顺序

    为了举行祭祀仪式,首先要洁净身心,沐浴斋戒。斋戒的种类分为散斋和致斋两大类,先进行散斋后进行致斋,斋戒的期限根据国家大祭和家庭小祭而不同,国家大祭时散斋七日、致斋三日,家族祠堂举行四时祭时散斋四日、致斋三日,另有斋宿一日。斋戒的理由是净身专心、精诚执着供奉神灵,祭祀的顺序因祭祀种类而异,一般是卜日(选择黄道吉日)呻斋戒→陈设祭器酒馔→迎请神主并各就各位→参神(祭祀者面向神位再拜或四拜)→降神(初献官分三次将祭酒撒在地面或沙面上)→进馔(供奉热汤、热饭和煎、炙等热祭品) →初献(初献官第一次举杯祭酒)→读祝(祝官朗诵祝文)→亚献(亚献官第二次举杯祭酒)呻终献(终献官第三次举杯祭酒)→侑食(杯中添酒、饭中插匙、扶正筷子,然后再拜或四拜)→阖门(除祭官以外,其他人暂时外出并闭门)→启门(祝官咳三声后开门,众人各就各位,奉上热茶热水)→辞神(除祭官以外,所有的人向神主行辞别礼)→纳主(将神主供奉于祠堂)呻彻床(彻去供桌上的食品)。当在墓地前祭祀时,要先参神后降神,除此以外则是先降神后参神。

   伴随祭祀礼仪的还有饮福或餕的仪式,即祭祀后祭官食用祭品。在国家大祭或释典时要四拜,一般家庭祭祀只需再拜即可,男性再拜后女性四拜称作侠拜。男女拜礼数目各不相同,男性为阳,拜礼数目为单数,女性为阴,拜礼数目为双,但这并非是歧视妇女之举。主人为初献官,主妇为亚献官,孙子为终献官。若无孙子或孙子太年幼无法担任终献官时,则由主人之弟或者侄儿代替担任终献官。

    4)祭祀的价值

    祭祀的价值是什么呢?古人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福者备也,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备,言内尽于己,而外顺于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上则顺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内则以孝于亲,如此之谓备。唯贤者能备,能备然后能祭,是故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礼,安之以乐,参之以时,明荐之而已矣。不求其为,此孝子之心也。”可见,祭祀并非是由于祈祷幸福、满足心愿所为,只能是孝子毫无欲望之心、通过供奉祭品体现的恭敬之意。当然,只要真诚祭祀,福气就能到来,好运就能常在。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福气不是俗话所说之福,而是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的意思。

    先王重视祭天仪式,通过祭天活动宣传天下一家、宇宙一体的思想意识,灌输世界永远和平、人类互相关爱的理念,因为这是一种管理国家、教化百姓的统治方式,所以孔子十分重视祭祀。另外,人们通过祭祀祖先与父母的礼仪,将孝敬父母、兄弟友爱、亲戚和睦的家族之爱和宗族之爱扩展为人类之爱,所以说祭祀的意义非常崇高。由 孔子、孟子、程子、朱子、退溪、栗谷先生传承下来的传统祭祀礼仪现在正面临危机。由于四百多年前清朝的统治,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祭祀礼仪已经变为满族野性十足的祭祀仪式,只有韩国还保留着传统的祭祀礼仪,在西方宗教的攻击破坏和影响下,我们的传统祭祀礼仪也开始动摇。虽然举行传统祭祀仪式的人远远超过不举行祭祀的人,但真正能够正确理解祭祀意义的人却十分稀少。所以,笔者认为,不仅韩国,包括我们的邻国——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都有义务正确继承并向后代广泛传授传统祭祀文化,这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祭祀不是迷信,不是偶像崇拜。从大处说,它祈求人类合作与和解;从小处说,它期盼家庭亲切和睦,是孝道的延续。因此,祭祀在形成和维持孝文化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四、道德的意义

    人是万物之灵是因为人有道德,道德是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必须遵守的道理和准则。那么,道德的内涵是什么?它的根源何在?

    所谓道德就是把符合天命的人之本性通过实践内化在心中的东西,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应遵循的道理,“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由此可见,天之命令、人之本性与人所应遵循的道理以及圣人传授经传本来是一致的。道德的本源是天,道德的基准在于人性,只要按照人的本性生活就是道德的。本性是理,本性中最纯粹的东西叫良心。良心虽然是气,但按照纯粹的良心生活就是道德生活。当肉体的气质性欲望污染了人的本性时,其基准就会动摇.所以通过学习圣人的经传,加强人格修养,就能除去本性或良心上的污垢,从而使自己的本性起到基准作用。否则,就像相信出了故障的指南针一样,相信已被污染了的本性或良心,生活将会失去正确的方向。教育的必要性就在这里。

    今天韩国的字典把道德解释为“人伦之大道,是人所应遵循的道理及行为规范。即用个人良心及社会规范对个人言行进行自我约束,做善事、好事,不做坏事、丑事。它与人的习惯及社会风俗有关,是正邪善恶的标准”,“是人应具备并需磨练的行为规范”,“是社会生活中人之所以为人所应遵循并要自觉实践的法理,是社会成员之间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行为规范之总称。它不像法律那样具有外在强制性,而是具有内在自觉性,它随整个社会变化而变化。”以上各种定义虽然都是道德原理的解释,但并未阐明道德的根源,而且认为道德随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另外,中国《汉语大词典》将道德解释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即现在的社会主义中国只是把道德当作人们的共同生活准则,并认为它随社会、时代、经济、阶级的变化而变化,未对道德的原理进行解释。

    以上所言之道德,是西方的Morality一词传到东方后,被现代社会当作道德广泛使用的道德。其实,原来Morality是遵守习惯或法律的意思,日本人把它错误地翻译成道德,韩国人和中国人照抄照用,以讹传讹。我们祖先在古代经传或传统教科书中使用的“道德”一词意味着遵循符合天命的人之本性,因而它是不变的天理。今天人们把Morality译成“道德”,使道德具有了遵守习惯或法律的意思,因而人们认为它随时空变化而变化。这样一来,道德就不能成为比习惯或法律更高层次的概念,人们也就很难把它当作必须遵守的天理,甚至于把主张修改恶法、改正不良习俗之人当作傻瓜。

    那么,“道德”一词在古代典籍中是什么意思呢?《礼记》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郑玄在注疏中解释:“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称。仁是施恩及物,义是裁断合宜,言人欲行四事,不用礼无由得成,故云非礼不成也。道德为万事之本,仁义为群行之大故。”郑玄在《周礼》注疏中言:“道多才艺,德能躬行,非是老子之道德也。……今谓道德,大而言之则包罗万事,小而言之则人之才艺善行,无问大小皆须礼以行之,是礼为道德之具,故云非礼不成。然人之才艺善行,得为道德者,以身有才艺,事得开通,身有美善,于理为得,故称道德也。”这里把道德与仁、义、礼进行比较说明,强调道德为万事之本。老子很早就说过“大道废,有仁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他把道、德、仁、义、礼的重要顺序依次排开,说明道居于最高层次。唐代韩愈反驳说:“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强调仁义就是道德。

    朱子在解读《中庸》第一章时说:“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将“道”解释为按照人之本性所应行进之路。他在解读《论语》“为政以德”时又说:“德之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也。”将“德”解释为行“道”之心得。即道德本意是指按照人的天性所获得的心得,其内容为仁、义、礼、智。今天人们常把Morality翻译成道德一词使用,其实它的本意与传统道德的概念大相径庭,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正确理解道德的真谛。

    我出生于1937年,今年75岁,1945年上小学二年级时韩国光复。刚上二年级时,日语老师告诉我们日本精神就是“大和魂”。我问老师“大和魂”是什么意思?老师说,就是无条件服从天皇陛下的命令。我又问,天皇陛下命令错了也要服从吗?老师回答:“天皇陛下是神,没有错。”我再问,到底“死六臣”是忠臣还是申叔舟是忠臣?老师满脸通红,无言以对。我再三追问,老师回答说,我不了解历史。在朝鲜世祖时期,“死六臣”被当作“逆贼”,申叔舟被称为“忠臣”。直至其曾孙时期,“死六臣”才被平反昭雪,尊为忠臣,而申叔舟的后代则羞耻至今。当然,我知道所谓“大和魂”就是忠,愚忠将导致国家灭亡。我少年时曾经预言,不懂历史发展规律的日本人会因错误的日本精神而灭亡。

    日本以天皇的名义吞并、统治韩国36年,致使2000多万人口中约700万无辜的老弱民众死亡;日本侵华8年,导致5亿多人口中近3000万无辜的柔弱百姓丧生。对此,日本竟无一人进谏。日本人应该明白,从明治维新至昭和年代,灌输错误的日本精神将导致国家灭亡。然而,由于未能正确理解日本精神,导致天皇于1945年8月15日向盟军屈膝投降。时至今日,日本人仍然没有真正了解失败的怨言,大放厥词,说韩国独岛、中国钓鱼岛及俄国列岛都是日本领土,这是一个不值得同情的国家和民族。

    下面分析传统道德的内容——仁与礼。

五、传统道德的内容

    关于仁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人的问题,因为仁就是人。孔子的根本主张可以归结为一个字——仁,所以儒家的基本思想也可以用一个“仁”字来概括。《论语》中有58章105处使用了“仁”字,孔子把仁作为指导实践活动的根本原理,用它来统一道德的其他内容。当然,“仁”字在孔子之前就被使用,像殷墟中出土的甲骨文、金文、《诗经》、《书经》等古经中都使用过“仁”字,其意思大抵是亲爱、慈爱或者热爱,但把仁作为一种学说的准则来使用却是始于孔子。

   儒家经传“十三经”中共有445处使用了“仁”字,但大部分是在孔子之后使用的。可以说,孔子的仁说的是将尧舜以来的先王之道归结为仁之大道,仁的这种意义在《论语》中大致被分为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个是向内的克己,另一个是向外的爱人。前者是克服个人的欲望,通过个人的内在反省,自觉实现道德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自我,达到内圣的境地;后者是亲爱他人以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从孝顺父母、尊敬长辈、爱护晚辈做起,进而治理国家、平定天下,达到外王的境地。向内的克已是为了提高个人的内在修养,通过自我反省实现道德自觉,并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最高境界。

    所谓礼是指符合天理的品格,是人所应遵循的礼仪、准则。克己复礼为仁,视、听、言、动合乎礼之规范为仁,仁爱与其他宗教博爱的区别在于“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生于礼,所以,欲知仁必先知礼。

   正如礼的字面意义所解释的那样,尽管礼起源于人与神的关系,但在人的生活中,“不学礼,无以立”,“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这是因为礼是人的一切行为的法则。翻看儒家经典可以发现,“十三经”中“礼”字多达2036处,与“仁”字相比,“礼”字使用的要多得多。另外,“礼”字在孔子以前就被广泛使用。

    随着社会规模的逐渐扩大,自然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规章制度,因此,“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以及“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等礼仪制度应运而生。礼的形式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时代变迁,就要废除旧的礼制,制定新的礼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不管社会制度如何改变、不管礼的形式如何变化,礼的根本原理——真理、天理是不会改变的,礼的基本精神是永存的。

    孔子时代的列国权贵们大权在握,滥行僭礼,周礼也徒有虚名,其精神本质已被抛弃,孔子决心复兴古礼。为了寻找夏礼,他去了夏朝后裔的杞国,发现能够作为凭证的文献不足,继而又寻殷礼,结果也是文献不足。他又想寻找周礼,但周礼在幽王、厉王时期已经失传,孔子转而去了鲁国,仅在那里寻找到周礼的部分内容。但就连这仅存的部分内容也是丢失了礼的精神而被当作滥用的僭礼。故孔子叹息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强调礼非玉帛之类的礼物,而是包含诚敬之意的纯粹心情的表露。

    对于当时一些自称知礼之人专作繁文礼节等表面文章的现象,孔子的弟子林放问“何谓礼之本?”孔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因此,子路引用孔子之言,强调丧礼中精神的哀戚重于秩序,祭礼中诚敬之心高于形式。但需要注意的是,孔子是针对当时社会忘记礼的本质、仅热衷于礼的外表形式而强调礼的本质,决非主张礼无需形式、不要修饰、只要精神本质。仁、义、礼、智、信五德中,惟有礼要讲究形式,“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即是说恭敬为礼之本质,若不符合礼节形式也不能称其为礼。忽视礼的本质、过于追求形式叫做过;忽略礼的形式、只讲本质叫做不及。礼的理想状态是即不过又无不及,达到文与质的协调。因此,礼谓之中,朱子曰:“礼贵得中”,强调礼要符合时宜。

六、人之本性与精神

    西方认为,人出生时带有“原罪”,本性恶。与此相反,东方认为,人性善。

    约3500年前流传下来的《书经?汤诰》中记载:“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约3000年前的《诗经?大雅?烝民》中也写道:“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自4300年前尧舜时代起,天命思想就主张人之本性为善,即早在孔子以前,性善说就已经存在。孔子说:“天生德于予”,又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可见,孔子的思想也体现了人性善的意思。但是,人类本性善良之言直到孟子才首次提出,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说”,他认为,人之“四端”证明人性善,“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800年前,朱子解释《中庸?章句》时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继孟子的“性善说”之后,荀子提出了“性恶说”。因此,有人认为两种学说相互对立,这是由于不完全了解“性善说”和“性恶说”所致。因为孟子“性善说”中所言之性是指仁义礼智,荀子“性恶说”中所言之性是指欲求、欲望,两者并不相同。而且,“性善说”中所言之善与“性恶说”中所言之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相对概念,“性善说”中的善是不变的绝对善,“性恶说”中的恶是可变的相对恶。因此,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并非截然相反。

     虽然东亚主张人性绝对善,不言绝对恶,但是西方主张人出生时就有原罪,不管怎样努力都无法克服,只有相信耶稣才能消除。因此,原罪是绝对恶。本来“原罪说”始于犹太人,现已被西方广泛接受,人生来具有绝对恶的观念形成了西方人牢固的人生观,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今天,东西方犯罪频发,犯罪率居高不下,这与信奉人性绝对恶的观点不无关系。

    当然,东亚也有善恶相对的概念,因而有人认为孟子的“性善说”中的善也是相对善。这是因为持此观点之人没有理解孟子和荀子的本意,所以不值一谈。当然,我们说某人善良、某人丑恶时,也是相对而言,但是,孟子是用人之“四端”来证明“性善说”的,而当把“四端”看做仁义礼智之端绪时,反映仁义礼智的善就不是相对的了。显然,孟子“性善说”中所言之善是不变的绝对善。

    另外,荀子谈论“性恶说”时也认为人出生时就有欲望、欲求,似乎这里的“恶”也是绝对恶,但是,荀子主张,经过个人的不懈努力,人之恶性可以转变为善性。可见,荀子“性恶说”中所言之恶是可变的相对恶。因此,孟子“性善说”与荀子“性恶说”中的“性”字意义完全不同,善恶概念也完全不同。所以,孟子“性善说”与荀子“性恶说”并非截然对立之学说。

    后世的性理学把孟子“性善说”中的“性”称为本然之性,把荀子“性恶说”中的“性”称为气质之性,即宋代性理学之前,孟子“性善说”中的“性”被称为本然之性,荀子“性恶说”中的“性”被称为食色之性。

    尽管有很多人把孟子“性善说”中的“善”称为绝对善,把荀子“性恶说”中的“恶”称为相对恶,但把西方“原罪说”称为绝对恶之学说,却是我引以为豪的独创。我们必须明白,东亚只有“性善说”,没有“性恶说”。也就是说,上天赋予人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的道德本质而降生,这才应该是东亚人的人生观。

    本来东亚人认为,人秉持善良道德而出生,故而行善。由于西方宗教和医学领先东方,而坚守东方传统思想的管仲式的人物又不复存在,所以,人们自幼年起就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聆听人出生即有原罪(绝对恶)、必须信奉耶稣才可消弭原罪的说教,接受了错误的西方人生观和价值观。对此,我们要有清醒地认识。

七、中国精神之内容

    若问中国精神的内容是什么?一言以蔽之,中国精神就是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的道德,就是仁。韩国的整体性也是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的道德,但更加重视孝道。 通过孔子至今两千多年的历史及教科书,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

    若问中国的国家理念是什么?应该说是儒家学说。孔孟时代最受尊敬的人是谁?不是自称有钱的富豪,不是官职显赫的国王、重臣,不是年事已高的长者,也不是所谓的儒学家。《孟子?公孙丑下》记载:“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朝廷里,官居高位者可以受到一时的尊敬,乡党中,年高长寿者也能够得到短暂的优待,而不分时间地点,总是受到人们的尊敬之人,只能是德高望重者。为什么过去连先生的影子也不能踩?而不是年长者或官居高位者的影子,更不是有钱人的影子,因为先生道德高尚,率先垂范。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在《师说》中写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可见,东方传统文化崇尚道德。

八、结论

    中华民族在过去五千年传承至今的中国精神就是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的道德,就是仁。人之所以为人的生活准则也是永恒的道德,也是仁。最初,中国精神并不是道德,春秋时期还存在令人羞愧的殉葬制度,孔子的诞生,才使儒学道德成为中国大地上的精神道德。

    中国自汉朝起就把“五经”和“九经”当作教科书,韩国自三国时代起,大学教科书也是以“九经”为中心,高丽时期官学及私学的创始人、有“海东孔子”之称的崔冲在“九斋学堂”使用的教材以及十二公徒学习的教科书也是以“九经”为中心,朝鲜时期的成均馆以及地方乡校、书院和私塾使用的教材,全部都是强调道德的儒学经传

    韩流热风能够持续三十多年,延续至今,其深层原因就是因为韩民族是以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的道德为家族文化的价值观。今天,从西方留学回来的无知之人掌握政权,控制教育,丑行虽已有65年,但韩民族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我们拥有民族的主体意识。美国的犯罪率以每年18%的速度增加,连警察及军队都阻挡不住;而韩国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社会秩序,这是由于韩国精神提倡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的道德价值。我认为,中国应该坚守并遵循中国传统的道德精神,率先垂范,普及世界,惠及人类。否则,将沦为禽兽一般,贻笑后世后人,岂不可悲可怜?

    人生不过百年,除去幼年和老年时代,真正工作的时间不超过五十年,如果只是做一些形而下的毫无价值的事情,像动物那样苟且偷生,就不要指望后世留名。人不能醉生梦死,虚度人生,何况十几亿人口大国的卓越领导人,具有一言九鼎、举足轻重的地位。

简论中國精神

韓國程朱學會會長 哲學博士 同德女子大学名譽敎授 趙駿河

    精神教育非常重要,关于“什么是中国精神”的问题可以从多个角度考察,此处我从“仁”的立场加以阐述。

    “仁”是儒家的根本精神,孔子的思想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仁”。《论语》中共有58章105处出现“仁”字,儒家经典《十三经》原文中总共有445处使用“仁”字,其中大部分是在孔子之后使用的。

    孔子的“仁说”是把经尧、舜流传下来的先王之道归结为仁之大道。以《论语》为中心分析仁的意义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向内的克己方向,二是向外的爱人方向。向内克己就是要克制自己的利欲私心,通过个人内在的自我反省,自觉提高道德信仰、哲学素养和宗教修练,达到“内圣”的境界。向外爱人就是要实现人际关系中的人人互爱,孝敬父母,恭敬长辈,爱护晚辈,进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伦理道德,使政治家具备“外王”的情操。向内克己方向包括内在修养和自觉反省,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境界。向外爱人的方向是指把孔子之前流传下来的仁之本意理解为亲人爱人。

    《论语》主张孝悌乃行仁之本,因此要从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的家庭伦理道德开始,逐渐扩大到对待别人恭敬礼让、宽容宽恕的社会伦理秩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最终实现普惠人类、救济大众、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类大爱。

 



 

 




 

发件人:"世界和谐科学院" <tawh@vip.126.com>2012-03-26 09:59:32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和谐社会主义政治学原理:四千年历史轮转迎接和谐社会主义

基督教走入了徒有形式的末日

往圣绝学复兴,重光天下大同

浩峰

    我们通过艰辛的努力,从中华根源文化中发现,天道文化基础上建立的天道辩证逻辑工具跨越了形式逻辑局部有效的局限具有普遍性有效的意义,依托它重构自然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出宇宙科学思想体系,代表了21世纪人类文化大转型与文明大提升。依托天道辩证逻辑工具推理得出历史语境自然延伸中的社会理想与相应的制度设计,远比西方民主宪政与自由市场文化要文明进步,更能代表全球人类的根本利益与长久福祉。正是在这个逻辑与价值认知的意义上,人类在21世纪必然告别形式逻辑片面思维导致失衡的各种文化与文明灾患,学会普遍从宇宙整体层面运用天道辩证逻辑来思考处理一切问题;我们发现,我们所毕生奋斗的就是要在人间建立一个符合宇宙大生命意志,遵循天道宇宙科学发展,政治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权利财富均衡分配,道德觉悟协调成长,彻底消除周期性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与贫富两极分化畸形格局的新型世界文化与文明制度,那就是“和谐社会主义文化与共产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追求社会公平公正为目标是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事业;古典社会主义因为片面强调国家集体公共利益忽略民营个体私有利益的均衡,从而走了弯路;《和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指出:唯有践行天道宇宙理性,贯彻利人利己动态均衡之道,才能实现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族利益、人类利益、宇宙自然利益的多方共赢、混合均衡;才能跨越历史的误区,科学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事业。

    共产主义社会其核心道德观“大公无私”与《道德经》的“唯无私才能成就大私”提升拯救人类灵魂的大智慧完全契合一致;因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根本上就是救度世界提升人类灵魂引导人类文化文明转型的伟业。承扬中华文化公天下的真精神与文化大同的社会理想,承扬西方基督文化的博爱普世精神,承扬佛家普渡众生救世精神,与时俱进别开生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合理优质部分,完善巩固“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与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一民主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圣贤民主集权禅让制”政治,完全符合宇宙科学真理,是人类历史客观发展必然会出现的高级社会型态。

    西方资产阶级近现代政治学根深蒂固的陷阱就是依赖形式逻辑这一失衡的心灵与思维为根基作为制度安排与决策依据,他们排斥政党合作互爱、肝胆相照互为良性矛盾的辩证统一的政治状态,消除联合执政多方共赢的矛盾互补格局,不能理解矛盾是宇宙万物的本质特征;只有接纳矛盾,实现矛盾的互补均衡良性循环,发展博弈各方合作互爱的圣贤民主集权禅让制政治才是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的人类最优良的政治模式,才能根本解决资产阶级近现代设计的执政党与在野党恶斗循环的互损陷阱,摆脱数百年来政党彼此拆台轮番恶斗形成互相割裂、大起大落为特征的政治悖论,根治西方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周期性自性灾患问题。因而,和谐社会主义政治学是符合天道的宇宙科学政治。

    政治家有公共责任约束遏制那些走在歧路上的人们,但政治家的最高境界,不是把反对自己的政敌与政党乃及邪恶分子关进监狱,而是都给出一条光明道路,转化成共同为国族、人类利益奋斗的健康力量。

    什么是和谐社会主义政治学?为何天道伦理学是和谐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基础?数学与逻辑为何论证出政治互爱的圣贤民主集权禅让制政治是人类效益最优的政治模型?为何必须将道德向善原则引入政治伦理与制度约束互相平衡才能实现善政的均衡发展?为何要摈弃资本主义政党恶斗互损恶性循环的自由化政治模式?

    西方近现代政治学、经济学所构建自由民主宪政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依托失衡的形式逻辑与理性人价值,陷入丛林规则制造周期割裂危机的恶性循环泥沼之中。可以确凿地说,这是抵触《圣经》、反基督价值的。《圣经》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当这些政治家资本家一方面推崇不惜损人利己的恶斗互损时,一方面宣传忠诚于上帝的时候,这恰恰见证了基督教走入了徒有形式的末日,其核心价值亟待在世界文化复兴的继承与创新中获得重生,从而与时俱进获得提升与大转型。
 

 




 

发件人:"mashulin" <mashulin@yahoo.cn>2012-03-25 12:47:47 收件人:"zhanghua" <zhanghua_zi@126.com> 2011-06-16 13:54:33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敬请各位学者指教

生长主义哲学纲要

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调研处 马树林

政治学硕士,82553576,15210810581.

    提要:生长主义哲学吸取《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和《道德经》“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的思想元素,提出生长主义道德和生长主义思想体系。生长主义主张绿色道德,即植物取向的底线道德,不杀人、不偷窃、不谎言、不奸淫、不使用暴力;提倡红色道德,即无条件地爱人、爱你的仇敌、舍己的爱。生长主义认为,人是追求身体利益、经济利益、精神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生物,人性就是自由,人应该有道德有效率地自由生长。生长主义主张生长型政治与生长型社会。生长型的政治主张民治、吏治、法治、党治、地方自治、社会自治、公民自治等七重治道,主张以法律和制度保障社会主体的底线道德和自由生长。生长主义要求建设多生长点、强生长力和广阔生长空间的社会。

    在中国文化中,“生长”一词具有植物取向的含义。“生”的本义是“草木生长”,《说文解字·生部》解释:“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在甲骨文中,“生”字正像一颗幼苗破土而出的景象,由一个“一”和其上的一颗幼苗组成。“生”字的金文与甲骨文稍有不同,在甲骨文的“一”上又添了一道短横或椭圆点,表示芽苗长在地上,是往上长的。

    在《周易》和《道德经》中,“生”主要指一种道德。《周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道德经》:“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道德经》中还有“生之蓄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或作亭之毒之),养之覆之”这样的表述。

    《凤凰周刊》2006年第16期的一篇文章讲到,据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针对“中国威胁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感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据说,撒切尔夫人在2001年出版的《治国方略》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在此,我们想提出一种中国思想,称为“生长主义哲学”。生长主义哲学的核心词是“生长”,指一种生机和活力、一种道德、一种状态。其主题是,人如何有道德有效率地自由生长。这种思想根源于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不止是政治思想,包括伦理道德,具有文化美感。为找回我们的文化尊严和民族尊严,为在世界上争夺中华文化的话语权,做一点儿探索和努力。

    “生长主义哲学体系”分为人观、道德观、政治观、经济观、社会观、文明观、发展观七个部分,另外包括生长主义教育观、生长主义环境伦理、生长主义企业伦理、甚至生长主义家庭伦理等内容。生长主义主张:生长主义的人、生长主义伦理道德、生长型政治、生长型经济、生长型社会、生长型的发展、生长型文明。下面,将其主要内容分五个部分做以初步阐述。

第一部分 人是在不断生长和扩张的生物

 一、人是什么

    首先,人是一种利益。人的利益分为三种:身体利益、经济利益、精神利益。身体利益包括:寿命、健康、性、洁净的空气和水。经济利益是维持衣食住行和追求幸福所需的物质形态的资源和金钱。精神利益包括:生儿育女、婚姻、思想、友谊、尊严、情感交流、信仰、宗教、通感、自我实现等。

其次,人不止是动物。过去的哲学大多是把人当作动物的一种来分析,我们提出,人也许可以被认为是植物、动物、精神的一种混合体,人的植物属性和精神属性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人的动物性则需要具体分析,有时利他有时害他。

    第三,人以共同体的方式存在。家庭、社团、帮派、政党、企业、俱乐部、工会,林林总总,都是一些共同体,正常人的生活无法离开这些共同体。

    第四,我是你的一个模块。每一个人的生活形态,既不是原子式的个人,也不是集体主义中的压缩饼干。在群己关系中,每个人都与其他人构筑许多“模块”。这些模块一起构成某种稳态,如幼儿拼的中国地图、风景之类,就是这个人的存在。有些模块完全在自己范围之内,如内心旁白、血液循环等;多数是与他人的某些角色形成的一种稳态,如父亲、在共用房间里的居住、互相讨论而形成的思想等。每个角色都是一个模块,每个角色就是一个具有特定权利与义务的存在模块。

    第五,人应该身高七尺。人在七个领域中生活。在生态环境、身体、经济、政治、社群、文艺、宗教这七个领域中,每个人在活着,在生活。在七个领域中都得到充分生长,就是身高七尺。

    综上所述,个人的扩张路径或者说自我实现之路,其基础是人权,主要是人身权、财产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人由此开始生长。进而在上述七个领域中,沿着利益追求的类别或线索,在共同体中扮演各种角色,与他人建成各种模块,实现自己的利益。角色和模块越多、质量越高,则个人的价值越大。

    以上这些是对人的存在形态的一种描述。虽然人以模块和共同体的方式生存,但人首先是一个个体,具有独立的身体、个性化的利益追求和独特的价值。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必须是个人主义的,那是论证,与描述是两个思维进路。只有从个人出发,才能完成道德论证和政治论证。

    二、人性就是自由

    人是在不断生长和扩张的一种生物。人在不断地寻求扩张自己的三种利益。扩张!扩张!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人的本性。扩张就是自由,自由就是要无限制地扩张。人性就是利益和功利的无限扩张。从有了生命开始,人就在追求身体利益、经济利益、精神利益,就在追求越多越好、永不满足!人性就是扩张,人性就是自由。

    毛泽东也是主张“自由”的,他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

    三、人之性,善恶混。

    人性恶?还是人性善?争论久矣。其实,人性既善又恶。制度和文化是透镜,主要是制度。制度透出的是善,人就是善的。制度透出的是恶,人就是恶的。人性的规则是扩张,是利益最大化,怎样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就怎么干。要实现身体利益,采取恶的手段多半不成。实现精神利益更需要尊重他人、平等合作、互利双赢。经济利益的获取,恶的手段在一个恶的社会可能更管用,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就只好采取善的方式。

    自由是恶的吗?有些利益的扩张需采取道德手段,如友谊、爱情、思想等,无论在哪种制度下采取非道德手段都不能得到。这时的自由是善的,是利益双赢,精神利益和身体利益的获得大多如此。经济利益就不尽然,恶性的扩张经常出现,在制度不公正的时期尤其严重。

    人性包括植物性、动物性、精神性。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棵树、一匹狼、一个小天使。植物性是无害的,动物性多数时候是恶的,精神性是超越的。也可以说,人的精神性是善的,连结人群,联通天地,连接无限,与神灵交流。植物性、动物性、精神性的人,都在扩张。植物性的自由无害,兽性的自由有害,精神性的自由利他。植物性的自由和精神自由,利益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人类、利益环境和生态。

    四、人生目的

    人生的目的,可以概括为利益最大化,或者说广义上的功利最大化,包括幸福、快乐、自由、意义、永生等。真正幸福的人生,应该是既有道德又有效率的人生。如司马迁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儒家有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正是,我在扩张,利益是我的目标。我在生长,趋近良善。我生在天地间,我与天地同呼吸。我活在人群中,我渴望永生。我是一种特殊的生物,我寻求意义。

    五、人的价值

    个人的价值包括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两种。自我价值,等于自我利益扩张的量,也就是自由的实现的量。社会价值,是使他人和后代的利益扩大量。

    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正好代表着人的两种价值。真正的儒家精神,刚健威猛,治国平天下,发展到极致,非要找敌人把自己杀了。道家则只求长生,不会贻害,发展到极致,则放弃家庭,遗世孤立,遁隐山野。儒家叫“成仁”,道家叫“成仙”。儒家追求的是社会价值,道家追求的是个人价值。两个学说的共同缺憾是,没有设定底线道德,没有确立绝对的善恶标准,还有制度设计的完全失误。

    六、命运

    人的命运是两个同心圆。身体是里面最小的圈,最外面是最大的圈。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外面的圈无论如何不会太大。最终,圈的大小取决于很多因素。

第二部分 生长主义伦理观和道德观

一、生长主义道德

    北京大学赵敦华教授将人类的道德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形象地总结为四个等次,从高到低分别为金律、银律、铜律和铁律。金律——无论别人怎样对待我,我都无条件地去爱任何人。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金律”,来源于圣经,是人类的救主耶稣的教导: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当怎样对待别人;要爱人如己。这是道德的最高境界。银律——无论别人怎样对待我,我都不去伤害别人。就是孔子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儒家主张的“恕”。铜律——别人怎样对待我,我就怎样对待别人。就是所谓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和“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就是人类法律的基本原则。铁律——无论别人怎样对待我,我都无条件地去伤害别人、欺骗别人、掠夺别人。赵敦华教授并且认为,目前中国处于一个铁律横行的时代,主张大力实行铜律即法治,兼以倡导银律,认为中国离金律普及的时代遥遥无期。

    在生长主义哲学中,我们对道德采取不同的分类方法,提出有区别的主张。生长主义道德分为两种:绿色道德和红色道德,也称为植物性道德和神性道德,即无害性的生长和利他性的生长。

    绿色道德即植物性道德,就是无害,是底线道德。自己生长和扩张的同时,绝不危害他人、社会和生态环境,像植物一样生存和生长。这是消极性的道德,包括无害、共生、绿色、和平等植物的特点,也包括不杀人、不偷窃、不谎言、不奸淫、不使用暴力,这些是各大宗教的共同道德规范。同时,植物性道德包括平等意识。无害化隐含着平等观念,人的生命具有同等的内在价值,人格与尊严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在的目的,每个人都应该被当作一个目的来对待,不可作为工具或手段。唯其如此,才可以做到无害化生存和生长。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植物性道德的代表有道家主张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和儒家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这些思想的代表性有限,没有阐明道德的底线,并不是平等意识。

    其实,植物是无意识地利他,植物对其他生命和环境至少做了这些事:1、供给食物。植物是生产者,供应者。动物和人是消费者,甚至掠夺者。2、吸收二氧化碳,供应氧气。3、供应能源。煤炭、石油,都是植物变成的。4、涵养生态。5、供应其他生活材料,如木材、药材、香料等。可以说,植物也是人类的亲戚,是地球母亲的助手。植物的道德虽然是无意识的,但是道德水准很高。

    神性道德,就是主动利他,近乎神性,是积极性道德。其代表是道德金律,即无条件地爱人,包括爱你的仇敌、舍己的爱。是各大宗教的主张。

    生长主义主张绿色道德,提倡红色道德。对个人而言,生长主义主张把绿色道德做为底线道德和人类的普世伦理,把红色道德做为一种倡导和努力方向。对政治而言,生长主义主张一种底限国家,国家只要通过法律和制度保障底线道德,就是好的政治。

    二、生长主义的个人

    具有生长主义道德的个人具有如下特点:

1、“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的这个原则不止适用于教育,实为做人之首要原则,体现了生命的尊严、权利、人格、价值,是生长的起点。如无独立人格,没有自我主张,不能自由思想,则非人也,奴隶奴才而已,行尸走肉而已。

2、无害生长。包括了绿色生长、和平生长,不杀人、不偷窃、不谎言、不使用暴力。无害生长就是一种共生性生长,是一种客观利他性生长。

3、一个企业家。自身利益的拥有者、经营者、交换者、使用者。

4、一个权力分享者。国家起始权力人人均等,在家庭、朋友、社区、社群、地域治理、国家治理中分享权力。每一张选票就是一份权力。

5、一个守法、修法、护法、敬法者。

6、爱人者。首先爱身边的人,家人、朋友、同事、遇到的人。一个微笑、一声问候、一点帮助,都是爱。如果对经常遇到的同类都极其冷漠,甚至心怀恶意,却标榜自己是一个爱国者、爱人者,是自欺欺人。

7、爱人类者。

8、爱护生态环境和地球者。

    三、生长主义道德的中国思想根源和文化根源

    中国人其实很植物。传统农耕文明中的中国人其实很植物。吃的以植物为主。治病用中草药。喝茶。道教和佛教都要求素食。岁寒三友,松竹梅,皆是植物。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中,有植物的一席之地。民族性格植物化,喜欢积蓄,自己的钱留给后代花。热爱和平,从没主动发动过侵略战争。性情温顺,忍辱负重。喜欢山水画,喜欢画植物。

    在道家文化中,植物性道德体现得非常充分。《道德经》所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其中的“不有、不恃、不宰”,一定也是植物的玄德:植物养育动物和人,但并不认为她养育的生命是属于她的,并没有口口声声宣示她有所有权;植物也并不依赖她所养育的生命而生,并不因此狂傲;植物对她所养育的生命没有任何强制、强迫、宰割、宰制、宰杀!这些都与所谓的人之常情大不同。《道德经》的最后两句话“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也可以作为对植物性道德的概括:植物之道,利而不害;植物之道,为而不争。然也!

    欧美人不仅食品以动物类为主,思维也很动物。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霍布说是,人对人是狼。启蒙哲学说,人是理性动物。达尔文说,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一种高级动物。

    大致可以说,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主流哲学一直把人作为一种动物来分析,是一种动物性的哲学。人类的文明和哲学需要转向,转向植物取向的哲学,转向生长主义哲学。人的身体是动物性的,但人的道德应当是植物性的,人类文明应当是植物性的,应该是绿色的。

第三部分 生长型政治

一、底限国家

    政治本身没有自足的目的。政治的目的是社会,如果不以整个社会为目的,政治就应该改变或消亡。国家为社会提供秩序。生长主义主张一种无害秩序,主张保护性国家,对每一位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给予平等保护;主张保障每个人具有自由生长的基本条件,即最低社会保障、符合人性的教育体制、基本医疗保障。

    国家是社会的基础平台和建筑框架。大厦封顶之时,就是政治的使命完成之日。与生态环境一样,政治是人们生长的基础平台。政治只是一个利益分配的框架,利益的最终获取和分配是在其他社会体系中最终实现的,以政治为职业的政治人在政治体系中也只能实现部分利益。而且,这个分配框架只可以分配部分利益,多数身体利益、精神利益的获取和分配,政治只能保障,不能参与,不能干预。政治必须是有限政治,民主政治也必须是有限政治。

    所以,生长主义主张以底限国家保障底线道德和基本秩序。从统治、管理、专政等角度来理解政治,都是高高在上的政治,甚至压迫性的政治。政治,必须从人的头上回到人的脚下,从空中回到地面,从顶层回到框架。政治是基础建筑。政治只需要提供保护,只需要保障底线道德,只需要提供基础平台和框架结构。个体和社会在这个坚强的基础之上和公平的框架之内自由生长,才是合理的政治。政治提供基础秩序,经济、社会、文化在上面生长繁荣,才是合理的政治。

    整个社会可以比喻为一座多功能建筑,比如说华联商厦。商厦中有许多的房间,完成不同的功能。华联商厦中有许多卖商品的店铺,这类空间用来满足人的经济利益;还有许多吃饭的地方,这些空间用来满足人的身体利益;许多儿童娱乐设施、学校、电影院等,这些空间用来满足人的精神利益。这些空间相当于社会的经济、教育、文艺、社群等领域,法律和政治就是这座大厦的地面和构架,为社会生活提供一个秩序支撑和规则框架,里面花花绿绿的装修、商品、人来人往的活动等,都应该由社会其他体系来完成。

二、法治优先

   法律高于政府。良法高于政治人,高于任何政治主体、社会主体和任何个人。法律的主体是道德规则的固定化,是道德规则和效率规则的综合体,道德规则优先于效率规则。道德规则首先保障人权,保障权利和自由不受侵犯。

    法律不是政治的工具。法律甚至是一种独立的治理主体,法律一定确立,就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权力,需要特殊的手段和程序,需要特定的专业人士,来执行。目前中国,司法独立非常不健全,人们对司法普遍没有信任感,这是目前中国社会秩序非常脆弱、维稳成本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健全法治,是当务之急。

    我们可以这样来比喻,在中国古代传统观念中,法律是统治者脚下踩着的一只猛兽,需要的时候就放他出去咬人和吓唬人,不需要的时候就把他老老实实地踩在脚底下。在现代法治观念中,法律是人从宇宙的全能统治者手中跪着接过来的一道令牌,人类只有老老实实去尊敬和实行的份。正如伯尔曼指出,法律如果不能被信仰,就形同虚设。

    极端一点,甚至可以说,可以没有民主但不能没有法治,回归前的香港大致可以是一个例证。没有实行普选,但有法治,可以让人获得起码的安全感,可以保障经济的长久发展。

三、民主共和制度

    几千年来,关于政治,人类都想啥了?我们把人类政治思想的谱系分为五类。第一类,极权主义。秦始皇、希特勒、红色高棉等,已经被人类唾弃了。第二类,监护人统治。柏拉图、孔子等。“监护人观念”是罗伯特·达尔在《民主极其批评者》一书中使用的一个名词,用来概括柏拉图、孔子、列宁等人的政治思想。这类思想认为,普通百姓的认知水平和道德水平都远远低于精英人物或精英群体的智力道德水平,所以需要“哲学家王”、“圣人”、“心理学家王”等来为百姓提供监护。达尔认为,这种思想仍然是对民主的主要挑战。第三,自由主义。近代以洛克、亚当·斯密等为代表,当代的代表人物有哈耶克、诺齐克等。第四,平等主义。在近代由卢梭大力倡导,马克思、恩格斯成为集大成者,民主社会主义所主张的“福利国家”也属于平等主义范畴,当代以约翰·罗尔斯为代表。

    第五类,民主共和主义,这是一种政治技术。它以选举为本,吸收了共和制、法治、精英政治等多种政治方式的合理因素,主要是选举制、权力的分立与制约,混合而成为一种适应性极强的代议制政体,是民族国家的主要治理方式。这类思想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经过西塞罗等人的传递,由孟德斯鸠发扬光大,由麦迪逊、富兰克林等人进行实践,是属于全人类的一种政治文明成果。

    过去,这些思想或淹没在自由主义之中,或淹没在平等主义思潮之下。我们将它单独提出来,把民主共和作为一种技术性的制度来使用。这种政治技术没有“姓资”、“姓社”之分,既可以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也可以与资本主义相适应;既与自由主义相容,也与平等主义相容。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引进和创设这些制度。目前中国,在民主制度方面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等,在共和制度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权力分立和制约体制,会随着民主化的进程逐渐完善和发挥更大作用。

四、七重治道

    治道,可以定义为是具有道德属性和包含着科学道理的治理方式。生长型政治在民主共和制度和法治的基础上形成为七重治道:民治、吏治、法治、党治、地方自治、社会自治、公民自治。七重治道不仅各自健全,而且相互联系、互相耦合,才能形成良好的政治,即善治。治道是受政治行为主义影响产生的一个概念,这七重治道的总和超出了传统的政治概念,增加了政治体系与社会进行合作管理的内容。

    政府的行政管理,即官僚体系的管理,可以称为“吏治”。善治不只是“吏治”,是社会、社会机构、公民个人参与行政管理的一种治理方式。民治是所有民主机制的总称,包括议员的工作、公民的选举活动、全民公决、社会机构参与治理、公民个体日常对政府和议员的利益表达。党治是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机制。没有政党就没有权力,没有民主的政党就没有民主政治。

    什么是自治?某一机构如果要损害另一个社会主体,那么它付出的代价一定会超出其收益,这样的状态才是自治。也就是说,自治是一种自主状态,是一种不相互损害的状态。地方自治是省、市、县、乡、村的自主权力实行的治理行为,地方性的选举保证官员对当地负责,而不止是对上负责。社会自治是企业、学校、社团等在法律之下的自由行动,包括健全的市场经济、合法的舆论自由。个人自治是法律之下个人的自主行动,法无禁止即自由。

    善治,或者说生长型政治,是多中心的治道,是多中心的生长。在一个善治社会,政策和法律是生长出来的,是多点发动的,公民个人、民间组织、企业、官员、议员、政党等主体都可以参与创议,都对关乎自身利益或自己感兴趣的政策和法律具有发言权和影响力,都是政治的生长点。政策和法律的执行,也在这些主体的监督之下。

第四部分 生长型社会

    生长型社会是一个具有多生长点、强生长力和广阔生长空间的社会。生长是每个人的权利。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每个人、每个家庭、企业、社群、社区、政党、法院、议员、行政官员、学校、研究机构等所有社会主体都可以生存,都可以在良法之下自由生长,都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生长点。

    一个社会的制度科学性,科技教育程度,个人自由的程度,阶层的流动性等决定着这个社会的生长能力的大小。资源环境的负荷,法律制度的支撑力,道德对秩序的维护极限等,是决定生长空间的因素。生长点越多,生长力越大,生长性越高,就越是生长型社会,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市场经济的逻辑基本上可以用来说明生长型社会的发展原理。只要通过法律和制度为社会提供保护和基本生活保障,其他皆是不受干涉的自由领域,就可以形成一个既有道德又有效率的良好社会。健全的市场经济就是无害前提下的自由扩张,就会导致经济的快速健康增长和财富的共同增加,无害化自由的结果是共赢,是发展,是繁荣,是功利的最大化。这也应该是生长型社会的逻辑。

    生长型社会的反面,我们称之为禁锢型社会。在一个禁锢型社会中,前后左右都是墙,头上也是墙,地上还有陷阱,人们胆战心惊,不敢发展生长点,无法长高。在这样的社会,许多机体不能生存,社会价值的生长点少,生长空间没有或很小,整个社会的价值物的生产效率低,人们的幸福指数难以提高。

    比如,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行政一体化社会,在皇权和统治阶级的压制之下,社会领域不独立,个体没有独立存在的空间,人只能在两种共同体中存在——宗法家族和君主治下的官僚机构,别无他途。共同体的弊端太重,不是自主民主的联合,而是因血缘等原因形成的等级秩序。所以,人吃人,每个人有所得,必是另有人有所失,此一家有所得,必是另一家或多家有所失,零和博弈,不能形成生长型的共赢的高效率的社会,一直是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社会。

    人类不断地从国家、权力、法律、资本、阶级、文化、观念、宗教、专制人格、心理伤害的禁锢方面解放出来,不断突破自然、资源、能源、星球的限制,不断地增多生长的领域,不断增大生长的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这样的过程就是从禁锢型社会不断走向生长型社会的过程,就是不断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的过程。

第五部分 兼容并包的中国文明

    一、生长主义与传统道德学说

    中国文化的主流,儒道互补。伦理学说与政治学说主要由儒家和道家来供给,孔子和老子是代表人物。我们认为,植物性、动物性、精神性不仅可以用来分析人性,也可以用来分析思想。

    儒家是小动物哲学。“食色,性也”,对人的认识基本停留在动物性的本能。伦理学说刚到青春期,加上狼性政治学说。家国同构,以家推演国,爱吾幼以及人之幼。老虎养崽,只养小时候,大一点了就赶走,跟大老虎没关系了。只爱小动物,是对动物幼年时候的血缘情感,没长大,就是儒家的道德主张。仁义,没有绝对的善恶标准,对圈里人好的就是仁和义,对圈外人作恶但是为了圈里人也是义。政治学说就是“吃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吃人。主张儒家救国,就是想继续吃人,是误国,是叛国。据此,大概可以说,儒家是10%的精神性、20%植物性、70%兽性。在伦理和文化领域,儒家尚具有一定价值,在政治学领域是彻头彻尾的谬论。

    道家是准植物哲学。植物性道德,最有借鉴意义。但个人的生存形态很像植物,简直就是植物,这就不正常了。只是一个人独自生长,不是正常人的生活形态。如何处理与其他人、社会的关系,道家并没有合理的答案。无为而治,在国家政治范畴内有一定合理性,对于人群生活则不适用。据此,大概可以说,道家是70%植物性、20%精神性、还有10%是兽性。生长主义与道家思想具有比儒家更加紧密的联系。

    二、兼容并包的中国文明

    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排斥外来文明的文化。从儒家和道家文化本身来讲,其包容能力都很强,不只融合了佛教,学习西方文化也是近代以来的一个重要趋向。

    这里,我们把华夏文明分为四个时期。先秦时期,产生了自由、勇毅、诚信、智慧的文化基因,在国人身上一直不绝如缕。秦汉至清中叶,一直是国家权力绑架了文化的监护人政治,自由越来越少,政治做下的恶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咎于儒家思想,孔子为皇权背了黑锅,儒家思想被权力宰割失去了活力和创新能力,全国只有一个脑袋,岂容他人思想?清末到民国,中国人勇敢地学习西方科技、制度乃至文化,尤其对民主共和制度进行了深度移植,以康有为和孙中山为代表,这个过程由于战争的磨难而中止。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这种极端平等主义思想进行了尝试和修正,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马克思主义本来也是源于西方的一种思想。所以说,现在的中国传统既不能说绝对没有自由传统,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民主与共和传统,中国文明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极强包容精神的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倡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将是一个综合和创新的文明。生长主义只是综合和创新的一个小小尝试,秉承马克思主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伟大理想,寻找中国文化中可以继续生长的思想因素,力图以此溶合西方的一些文明成果,形成一个综合性的中国思想体系。(马树林)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3-08 11:02:20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伊朗十记(上)

伊朗十记

王文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2-3-7

  【编者按】本文是北京媒体人王文在伊朗访问期间做的笔记。2月9日-16日,王文赴伊朗访问,参加了伊朗革命日33周年的集会,见证了战争阴云密布下德黑兰的真实局势。对此,他写了“伊朗十记”,就伊朗的诸多热点问题,从各个侧面做了评论。FT中文网将分两次刊发其十篇评论。

  (一)在去德黑兰途中的反思

  刚才走进这架伊朗航空公司的飞机机舱时,同行者S与我几乎同时惊叹,“飞机还挺大的嘛。”其实,这架飞机也够不上A380的级别,是属于3-4-3座位的正常的国际航班大小。感叹伊朗的飞机大,主要是因为半个小时前我们在候机时都一致认为,这可能是一架“小飞机”。

  顿时,我发觉,对伊朗这样受争议的中东、发展中国家的轻视与不了解,可能是浸透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以至于我们看到的东西很多时候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行前在家准备行李时,我与家人说:“我挺紧张的。”

  “你可一定要小心啊。我们都盼着你平安回来呢!”

  “我指的紧张不是那种害怕不安全的紧张,而是行程没有准备充分的紧张”。我答道。

  虽然这几天我恶补了一些伊朗知识,但是对伊朗陌生感的慌张仍是明显的。这与我去欧洲、美国和日本那些发达地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像我这样的国际新闻人,报道欧美日就像是吃饭一样,而评论伊朗就像是嗑药。这个药只适合于特定情况下才“嗑”,比如战争、冲突、恐怖主义事件。但报道美国、日本、欧洲时的新闻却很宽泛,从娱乐体育到政治经济,从社会文化到军事地理,在这些信息偏好下,中国人对美国日本的了解,许多时候甚至强过对新疆、西藏的了解。

  行前我搜了《环球时报》过去10年的报道资料,发觉大约90%关于伊朗的新闻都与对美博弈、战争、以色列、恐怖主义、危机、威胁等负面关键词有关,关于文化、经济、社会的少之又少。我相信,这不是特殊的《环球时报》现象,而是出于中国读者偏好而出现的中国媒体“争议国家偏执症候群”。这些国家还包括伊拉克、古巴、朝鲜、利比亚、委内瑞拉等。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脏、乱、差”基本上就是争议国家的主题。而这些国家的争议又基本上来自于对美冲突,以及欧美媒体对它们的报道。换句话说,我们的国际信息潜意识与美国的逻辑是相似的。

  我在行前的几个小时发了一条“要去伊朗采访”的微博,一小时内就得到了上百条的评论,但几乎一半以上都在祝福我要平安。我非常感激这些微友的关心,但这个现象不正说明,在我们的潜意识中,伊朗是一个不安全的动荡国家吗?

  到机场前的两小时,我在办公室。小T送来样子,我说不用给我了,我准备出发去机场了。她的送别词提醒了我:“我许多去过的朋友都说,伊朗比想象得好得多”。此前,一些中东问题专家也这么告诉我。这也唤起了我五年前采访一位阿拉伯人时的记忆,他向我抱怨,你们中国记者老喜欢用“中东动荡”这个词,其实,所谓的动荡只是非常小的区域和很特殊的时刻,中东绝大多数地方都很安全,很详和。

  这段回忆的唤醒,让我一下子羞愧与自责起来。我们这些国际新闻人在无意识中当了欧美日等国家的“宣传部干事”,我们每天做得工作是大量地转引欧美日媒体的报道,效仿欧美日的媒体口径,拷贝他们的思维逻辑与话语表达,久而久之形成了对欧美国家的“显性崇拜”,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隐性歧视”。比如同样是民众上街抗议,在欧美国家我们会称之为“(违法的)骚乱”,而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就称之为“(正义的)革命”;同样是大规模的犯罪审判和警察枪击,在欧美国家是“(正常的)法治”,在发展中国家就是 “人权侵犯”或“专制统治”。

  我不知道这种偏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几天前,澳门大学吴枚教授发我一篇她的研究成果,主题是“符号竞争”。她认为,现在舆论信息本质上是“符号”,在全球舆情的“符号市场”上,每个观点、报道内容都是产品,而中国是“知识赤字”,我们全盘引进由欧美媒体日常制造的符号,渐渐地,我们不知不觉地就被“洗脑”了。这样的判断与研究看似有些“左”,但仍是有价值的。

  在价值观日益分裂、甚至左右两派之间变得没有公约数的中国舆论场,这种趋从――如果不是“屈从”的话――欧美软实力的“符号”弱势,是我们当下所必须自省的。

  “符号趋从”导致我们很难确立基本的“自主判断”,更难奢谈自信。一出事,我们的第一反应就从消极、负面、肮脏的方向去思考。就像两天来王立军案发生后,出现了两种版本,一种是“叛逃”,一种是 “抑郁症”,但绝大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选择相信前者,尽管没有人真正知道真相是什么。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争议国家,我们在骨子里就认为那是一个动荡的地方,一出事肯定是坏事,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他们可能有优秀的文化、平静的生活、高度的自由、典雅的文明呢?就像这几天我读扎比胡拉?萨法写的《伊朗文化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时,惊讶地发现,古伊朗文化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甚至西方世界文化的发展都有些奠基的作用,比如基督教的“礼拜日”、圣诞日、复活节的确定都可能源于古波斯文化中的光明神崇拜。

  我们对伊朗的意识存在太多空白了。这些天,凡是我与朋友谈起要去伊朗,对方都会很羡慕的样子。我知道,所有人都偏向于认为,伊朗是很难去的国度,但有谁会想过,伊朗在2011年夏季开始就已签署成为中国的旅游目的国,是属于中国人落地签的国家了呢?有多少人会相信,去伊朗的签证比去美国要容易呢?

  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会有这样的反思,可能是这架让我感到“很大”的伊朗飞机给我的灵感。此时,“空少们”送吃的来了,我开始仔细观察伊朗空少们,和欧美差不多的外貌、制服、专业的英文,还有丰盛的食物,我知道,我先前又小瞧他们了。我暗暗告诉自己,我对伊朗的“意外之旅”可能刚刚开始。

  (此文记于2012年2月10日北京时间凌晨1点38分 在伊朗航空IR801-35H座位。)

  (二)能读《洛丽塔》,而且“闷骚”

  如果有人提醒你,到伊朗不要随便拍照,尤其不要拍女子,那么他一定错了;如果西方媒体里在报道伊朗是一个“压抑、封闭的国度”,那么西方媒体错了;如果你在伊朗要是别人劝告或西方媒体,那么,你就的大错特错了。

  到德黑兰的第一天,我曾“大错特错”过,看着“波斯女子多为美人胚”的传言得到验证,但我却一直没有“下手拍照”,直到当天午餐,有四个时尚大方、衣着艳丽的女孩坐在我餐桌附近。我至少犹豫了五分钟才敢问:可以给你们拍张照吗?对方的回应速度是我的300倍。1秒钟后,她们就配合地摆出优雅的姿势,尽情“享受着”我与随行朋友们的镁光灯。从此,在伊朗任意拍美女,成了我们这些外国人游伊朗的重要内容,而且我发现,几乎所有伊朗女子都会爽快地答应被你拍,还示以最美的笑容。有时“偷拍”被发现,对方也会立刻笑一笑,有的还会摆个靓丽的姿势。这要是换成在中国,可能很多女孩会皱眉、警惕或者迅速离开。

  拍照只是我们“伊朗艳遇”的开始。接下来的 “好事”还有:伊朗漂亮的女外交官来接待我们,当有人夸她时,她用流利的中文笑着回应:“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个伊朗女朋友啊?”一下子让人联想起在中国国内男女之间相熟后的调侃。年轻伊朗司机用非常有限的英文单词量非常有限向我表达:有几个女朋友,“很烦恼”,还手舞足蹈地笔划了一些荤段子,讲得眉飞色舞,还指着怂恿我偷拍边上一位丰满的美女。

  不到一天,我从道听途说、西方媒体、在中国仅有的几本伊朗书籍中学到的,几乎都是错的。那本翻译成中文的英文热销书《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把《洛丽塔》的意义引申到受极权政府统治的伊朗,但我在一个小书店就轻易地发现放在显眼位置的《1984》,还有什么书比它更批判极权社会呢?

  我又想起了临行前,采访团里一位女学者问伊朗驻华大使,要戴怎样颜色的头巾,怎么裹之类的问题。大使笑答:无论什么样的头巾都行,只要围在头上以示你的尊重即可。在德黑兰,头巾仅仅是一种习惯,它掩不住伊朗女子黑袍里面总有色彩鲜艳的衣服首饰,也掩不住保守外表常潜藏着奔放的内心。

  1979年霍梅尼革命以后,伊朗不再有女歌手,没有酒吧,关闭卡拉OK,娱乐业夜生活大大萎缩。社会交往中,即使在伊朗最开放的首都德黑兰,男人也不可能与女人哪怕是握手般的“接触”。如果有男女奸情,一旦被发现,理论上会被判刑处以绞刑。

  但是当地人说,你不会性压抑。在法律上,你可以临时结婚,只要谈妥,一两天也行,只要你是穆斯林,且对方是寡妇、离婚或单身。“还有妓女存在!”这是一位伊朗外交官坦率地向我承认的:“我们在扫黄,但是你知道,那是人性的一部分嘛,很难治的。”

  德黑兰的确没有夜生活,人们一点都不寂寞。夜晚八九点的城市,仍然熙熙攘攘,甚至堵得水泄不通。大家在忙着“浪漫”。我的朋友F告诉我:“有许多男男女女开着车上街,错车相遇,彼此看上眼了,发生一夜情也是很正常的。”所以,在德黑兰,私人诊所非法堕胎的生意不错,性用品也很畅销。

  于是,在伊朗的第一天,我就想起一个文章标题:“伊朗:一个‘闷骚’的国度”。我想写的不是作为政教合一社会的伊朗“堕落”,而是想纠正伊朗“极度保守、沉闷、封闭”的成见。

  我信奉眼见为实,在德黑兰、伊斯法罕的大街上,我到处看到牵手、拥抱、促膝相爱的情侣。男人会向你大喊“哎,朋友”,有的还指着某部汽车的大车尾箱与你调情:“你看,那是詹妮芙?洛佩兹(好莱坞性感女星)的屁股”;很多女孩见到我们这些外国人会微笑、招手甚至主动搭讪、要求合影。浪漫、优雅、激情这些仿佛只适用于法国、美国的词,我认为同样是适用于伊朗。

  在伊朗几天,一起来的朋友常感叹印象与现实中伊朗的反差。“伊朗女人要比阿拉伯国家的妇女热情与开放得多”,这是集体共识,尽管后者在印象上更世俗化。在中东驻站数年、同行的知名媒体人马晓霖的感慨很经典。他说,“伊朗人内心埋藏的荷尔蒙,丝毫不比地下的石油少。”

  这样的描述在历史与学术上也能得到回应。在伊斯法罕的四十柱皇宫,半裸女的壁画存在了400多年,这在其他穆斯林国家是无法想像的;在一本名为《伊朗》的旅游书籍中,正文前的第一页就是一副波斯美女照,图片说明是:“伊朗是什么?”“就是女子那黑色头纱下火热的心。”

  其实,只要重温一下伊朗史,就会发现,伊朗人的“闷骚”其实更是一颗矜持和不屈服的民族性格。过去1000多年,伊朗先后被阿拉伯帝国、蒙古、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俄国征服或入侵,屡屡遭受其他民族从未经历过的悲情与壮烈。但是,这样一个国土的东、南、西、北方都曾经受过外敌进攻、被数次亡国的民族,他们的文明、文字、民族文化却从未中断,在原地生生不息。

  千年来,伊朗国土四周的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文明都在惨烈的冷兵器征战中失踪绝种了,但唯独伊朗屹立不倒。如果没有一颗内敛坚忍却又充满韧劲、渴望强大自由的民族精神,哪个民族能在如此历史纵横中延绵不断?想到这些,再探讨它是全球唯一一个与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全面对抗的地区大国,也就不会太困惑了。

  (三)狂热与有序

  在伊朗革命日,我最初半小时的感觉是恐惧。我就站在距主席台正前方约30米处的观礼台上,前面是伊朗总统内贾德即将演讲的地方,身后则是一望无际的人群。官方宣称,有200-300万人参加聚会,可能没那么多,但目力所及之下,尽是人群与伊朗三色国旗舞动的海洋。

  在观礼台与主席台之间,是整齐划一的伊朗革命卫队三军仪仗队,还有围在四周的众多聚会者,多半都是一二十岁的小伙子。观礼台一米多高,我每次往下看,台下孩子们就会热烈地招手喊叫问好,要求对他的标牌照相,牌上大多写着“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或是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与霍梅伊的肖像。我俯身握手时差点被拉下观礼台,幸好被身边人拽住。但几十个孩子再次涌来,在古兰经音乐的伴奏下,边笑边嚷着要与我握手,那仿佛是一种演唱会中天皇巨星的感觉,但对于 “稳定是硬任务”的中国人来说,我的脑海中飞快地转着:万一有踩踏、挤压、骚乱、恐怖主义事件怎么办?边上维持秩序的警察怎么那么少?怎么办?怎么办?

  但担忧没有发生,伴着震耳的呼喊与舞动的标语、肖像、国旗,我有点像上世纪60年代北京天安门集会的中国人一样,开始与那些伊朗人产生了似曾相似的内心共振。

  在内贾德演讲前,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据称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革命日现场游行。他的讲演极富鼓动力,“这个月这一天是我们的光明日”、“我们是胜利者”、“伊斯兰会战胜一切”,每一句都迎来响彻大地的群众回应。每到高潮处,直升机便飞过主席台,向全场数十万人群散下鲜花。哈马斯与伊朗的亲密关系,在此刻显得浑然一体。

  大约11点钟,内贾德的出现使台下出现了巨大的骚动。内贾德先是做了一番宗教祷告,几分钟后陈述他的政见。刚开始时人们还在听,伴着内贾德魅力极强的演讲词藻而呼喊,但当内贾德开始讲道,“我们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们每年都取得重大的成就”、“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是伊朗”等时,周边的人群开始慢慢散去。演讲大约40分钟后,一半左右人群都已离开。快结束时,在离主席台最近的内圈,原本上万聚会者竟只剩下光溜溜的百余名革命卫队仪仗队及少数围观者,以至于我可以走下观礼台,单独靠近内贾德不到 10米的台下拍照,而仪仗队也无一人阻拦。

  我问随行的伊朗外交官:“数十万民众来聚会,但总统演讲还没结束却走了那么多,是否说明许多伊朗人拥护霍梅尼,但对内贾德的政绩不满呢?”这位外交官支吾不清,只是说:“演讲快结束了,想走的人可以走啊。……广播很远,他们在路上也能听到。……总统也不忍心让他的人民听太久。”但同在观礼台的当地记者悄悄透露,其实内贾德是在“吹牛”,伊朗哪有他说的那么好啊。内贾德演讲刚完,革命卫队仪仗队立即原地解散,完全不顾其他领导人还在做聚会终场的祷告,便稀稀拉拉地混入散场的人群中。

  这场纪念1979年霍梅尼发动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33周年的庆典就这样喧闹中开始、悄然中的结束,分不清到底哪个是高潮,倒是让我冷静地思考那些混乱与拥挤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宗教热情与政治秩序。

  同行的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黄平说,那不是宗教的狂热,只是人民群众“觉得好玩”,有种娱乐庆典的色彩。人是社会动物,需要群居,需要仪式来释放自我情绪,寻求认同与归属,所以伊朗的自杀率、抑郁症远远少于社会发展指数全球最高的北欧国家。

  但宗教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政治动员力?形式走过场?或者根本就没有深入人心?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可能只能留待宗教政治学去探究,作为一个游历观察者,我所知道的仅仅是,33年来,伊朗每年都有几次类似数十上百万人的集会,几乎很少发生踩踏或其他伤亡。如果可以比较,或许会得出这样意外的结论:伊朗人街头政治的参与规则与秩序意识,许多时候优于欧美国家在足球赛、罢工、大型集会动辄就会出现的骚乱、踩踏与斗殴。西方许多媒体将伊朗这些场景视为“嘈杂、混乱与无序的社会”,但我却认为,更应当从这些大型群众聚会的背后,探索伊朗人特殊的政治景观与独有的生活秩序。

  (四)内贾德比奥巴马安全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走到伊朗总统内贾德那么近的距离。这个被一些美国媒体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并非那么戒备深严,对人民的控制力也不是那么严格。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

  在伊朗革命日,一共有四道安检关卡。在当地外交官的陪同下,我没有受到任何检查就过了前两道,后面两道的安检也是在观礼人群的拥堵中“蒙混”过关。有同行者感叹,警察真自由散漫啊,这么大的庆典安检竟是如此地马虎。没错,我就是这样没被摸过一次、测过一次地进入会场,站在了离内贾德演讲台直线距离30米左右的观礼台上。

  大约四小时的庆典,内贾德的演讲占了约1/3。同样是几十万在场听众,内贾德演讲台前没有任何安全玻璃挡着,不像2008年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演讲、2011年“9?11事件”十周年的讲话,都是在防弹玻璃后面进行的。

  离内贾德最近的,除了一批革命卫队的仪仗兵外,就是一群群躁动的小青年。大家把这个革命日当狂欢日来过,节日到了他们认为“最枯燥的”演讲部分,青年们就纷纷无聊地退场而去,以至于最后20分钟,我跑下观礼台,用手机开始录内贾德的模样与演讲的抑扬顿挫,那个距离就相当于他站在三层的露台上,我就在楼下抬头观望,而仪仗兵、周围隐形的“安保”对我根本熟视无睹。一年前,我在五角大楼边上散步,随便拍了些地铁站边的小宣传画,结果不到10分钟之内,受到了荷枪实弹美国大兵的三次盘问,两次要求把相机里的照片打开给他们看。

  我研究生的专业是世界政治,专门上过美国政治的课,我可以找到无数的学术论据证明美国比伊朗更民主、更自由、更法治、更繁荣。但就在我拼命拍内贾德的瞬间,所有的论据都无法说服我,内贾德的确比奥巴马更安全,即使在各自的国内也是这样。

  德黑兰人还告诉我,他们知道内贾德的许多“内幕”:他住在哪条街,住着近半个世纪久的老房子,三居室,开着老爷车。有当地人还炫耀,曾在街上看到内贾德自己开车,自己还别了他一下,然后哈哈大笑。

  三年前,全世界人都羡慕奥巴马,这个移民黑人的后代如何实现“美国梦”,短短从政12年之间就当上了总统,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内贾德也是铁匠的儿子,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身世、身高与相貌,他的成功不也是一个“伊朗梦”吗?两者的区别可能是,内贾德49岁当上的国家一把手,而奥巴马是47岁。

  如果还要找两者区别的话,或许还有:内贾德至今还是一个穷小子,他的存折里没有什么存款,他拒绝住进豪华的总统官邸、拒绝使用总统专机,“始终与人民在一起”的竞选口号在他过去六年的任内坚持的还算可以,所以2009年他以62.63%的选票连任成功,但奥巴马的“改变”在哪?今年还能有像2008年那么高的得票率吗?还真是很难回答。

  我不是内贾德的拥趸,我只是说一些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在西方媒体中没有报道过的事实。这些事实还表现在行政机构,我去过美国、英国、日本的外交部,当然还有中国的,到上述国家的外交部大楼,可以看到站岗的警察,需要登记,给你配带出入证,进去后不能乱拍照。但伊朗外交部是一个由九座楼组成的院子,像中国的某类职校,我没有看到保安,不需要换出入证,走在大院内,一路走一路拍。

  的确,如果站在“普世价值”的角度,我们有无数理由痛斥伊朗这个国家的偏执、疯狂、非理性甚至还有邪恶轴心、流氓国家,但下一问题是,这是谁告诉你的?你亲眼见过吗?伊朗的“意象(image)”再次证明了传播学中的“信息贫瘠论”:即使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依然是不充分的、不全面的,我们还倚重于那些具有强大浸透力的信息源了,以至于我们思想与观念的贫瘠丝毫没有强于一百年前,甚至古代。这里的悬念是,到底哪里来的强大信息源呢?

  在德黑兰市中心几乎是唯一一个的购物大厦里,我们看到了伊朗被制裁30多年后难得见到的琳琅满目商品。随团的一位朋友情不自禁地感慨:这哪是朝鲜啊,比朝鲜好多了!我于是问,谁告诉你要把伊朗与朝鲜相提并论的啊?

  “哦,不是嘛?”他反应过来,“它们不都是美国的敌人吗?”

  (五) 美国实力VS伊朗尊严

  在德黑兰,我至少五次问伊朗官员、媒体人、学者、普通老百姓,为什么穆斯林国家中只有伊朗那么全面反美?得到的回答竟出奇的一致:“我们是独立的、有尊严的国家!”类似关于“尊严”的回应我时时遇到,在号称“伊朗硅谷”的帕德布科技园,我追问一位科技官员核计划的事,他激动得说:“为什么美国、以色列有那么多核武器没人追问,伊朗和平利用核能就会被质疑呢?”

  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英语新闻部主管侃侃而谈伊朗媒体人追求真相、塑造国家软实力的责任感与事业心。然而,当问及一些新闻报道悖论,比如前一天革命日内贾德总统演讲未结束,就有半数民众离场,作为国家电视台,是否会报道这个真相,还是选择国家利益,向世界传达伊朗人民团结一致的画面时,艾玛德同样变得激动。他说画面就在那里,观众自有判断。伊朗没有新闻审查,西方媒体的报道理念有很强烈的双重标准,等等。

  这些一碰就着的激动,让人怀疑伊朗人是不是有点“小国沙文主义”的味道?

  问题是,伊朗是小国吗?可能在爱称自己是“大国”的中国人看来是这样,但中国人不会去想,伊朗的面积是西欧八国(英、法、西、葡、爱、比、荷、卢)的总和,人口与德国大体相当,在世界上国土面积、人口恰好都排第17位。首都德黑兰是西亚最大、全球第19大城市。2010年伊朗GDP在世界排名第26位。所以,我在德黑兰谈起战争的问题时,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伊朗不是伊拉克,不是阿富汗,我们没有那么容易被征服。”

  的确,我坚信,伊朗还不是南斯拉夫,不是利比亚,也不是海地,不是巴拿马。我的感觉是,如果美国真要进攻伊朗,那伊朗很可能就是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70年代的越南,美国可能会赢,但占不了什么大便宜。

  事实上,整个国际关系理论都应该为伊朗与美国的对抗而改写。因为,在世界历史上,敢和“全球老大”对抗的,都应该是“列强”级别的。但在西方视野里,伊朗显然不是。顶级国际政治学家巴里?布赞在其代表作《美国与诸大国》中,连一次伊朗都没有提。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也没有分析伊朗。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几乎所有美国大战略家的书籍中,伊朗的篇幅都少得可怜,甚至可以用“提几次”的等级来形容。

  西方学术大师思考的都是从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的西欧史、大西洋史,最多也就是掺杂进日本的亚太史,穆斯林世界没有进入研究重心,伊朗更不在他们的研究视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蒙蔽了他们的眼睛。

  所以,美国人从没料到,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如此“小”的力量敢与我叫板,就像他们从未预测到冷战会以苏联解体的方式结束,金融危机会大规模的爆发,中国会崛起得如此之快一样,西方学术的短板在过去 20年里被暴露得只剩下的一条遮羞的内裤了。20年来,美国人先躺在“历史终结”的胜利床上晕睡了十年,再被拉登的恐怖主义力量折腾了十年,这期间只是把伊朗视为一个“邪恶轴心”和“邪恶”力量。这样的帽子除了折出美国新保守派的狂妄之外,就只剩下无知了。

  但伊朗远比美国显得更有逻辑。主管中东事务的伊朗副外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布杜拉希扬明确对我说,2011年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可以视为继1979年霍梅尼革命、伊拉克民众反抗萨达姆、巴勒斯坦人民寻求尊严与独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伊斯兰民众觉醒运动。他们寻求宗教尊严以及相对于西方霸权的民族独立,认为“伊朗是所有中东国家的榜样”,应当像伊朗那样寻求于伊斯兰的自我解赎与尊严。

  这是我从没有听到过的逻辑。在这个逻辑中,新保守派在美国的“无知”显然在奥巴马时代继续。美国似乎没有意识到中东国家的社会觉醒,还想继续主导中东局势,干预各国国内政治,变相地花穆斯林的钱,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矛盾加重几乎是必然的。用阿布杜拉希扬的话说就是,“在尊严与屈服面前,我们只能选择尊严。”

  或许美国人真该听听另一位伊朗外交官与我的聊天,他说,2000多年来,虽然伊朗的东、南、西、北都曾受过外敌入侵和征服,但伊朗人的威胁主要是西方。加之霍梅尼革命后的伊斯兰崛起,伊朗更希望摆脱美国消费主义、资本主义、世俗主义的霸权。伊朗人并不仇恨源于西方的现代文化,但反对西方尤其是美国那种居高临下、预设立场式的谈判与教训。

  在革命日的现场,我真的感受到“尊严”在伊朗人中的含义。一望无际的人群中,除了霍梅尼与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外,最多的标语就是“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在约四个小时的集会中,这两句口号喊得最震耳欲聋。或许还有人会批评我,在苏联、在伊拉克、在利比亚,这样的震耳口号都有过,结果是怎样?

  好吧,那我只能说,走着看吧。但一定要记住,“伊朗VS美国”是在中东地区的一场“小冷战”,双方的博弈不只是实力之争,而是“美国实力VS伊朗尊严”。尊严有时会让实力加分,就像是让运动员吃了兴奋剂、让馒头加了添加剂一样,人们会说那是公平竞争不允许的,但问题是国际政治博弈什么时候公平过呢?

    2012-03-08

 

 

 

黑色的雅典娜

——最近关于西方文明起源的论争

刘禾

    言必称希腊——凡说及西方文明,这总是难免的。   

    当年梅光迪等人发起《学衡》杂志,昌明国粹,就曾拿孔子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翻开首期的封面,两位先知的肖像立时赫然入目,不能不令人生出几分敬意。如今回头再看学衡派和新文化运动的那场笔墨官司,一条线索清晰可见,即它从头到尾都贯穿着对知识的争夺,争夺的焦点是:谁掌握了西方文明之真髓?为了论证新文化提倡者在西学上的浅薄,学衡派反复地引用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IrvingBabbitt的著述,其要点大致为:十六世纪以来,特别是个人主义出现以后,西方的主流文化有一种趋势,那就是对古典人文主义的背叛;因此,中国人不须"膜拜卢骚以下之狂徒","冒进步之虚名,而忘却故有之文化",而应发扬国粹,"再求进而研究西洋自希腊以来真正之文化"云云。(《学衡》一九二二年第三期)   

    白璧德要是能活到今天,欧美学界的最新动态一定会叫他看得目瞪口呆。一九八七年到九一年之间,马丁· 波纳尔(Martin Bernal)先后发表了他的《黑色的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源泉》(Black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一书的头两卷。不曾料想,这个四卷本的著作还没有写完,就已经牵动了欧美学界的中枢神经,给历来被西方人引以为骄傲的希腊"真正之文化"带来了一次严重的挑战。人们不安地意识到,古希腊文明同亚利安人之间的那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血缘关系,可能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这种不安自然会带来几分好奇,作者马丁· 波纳尔究为何许人也(哪里杀出一个程咬金)?说来也巧,此人倒和中国有些特殊的缘分,因为波纳尔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古文字学者,精通古希腊文、埃及文、希伯来文和科普特文,而且还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曾撰写了《刘师培与国粹》〔"LiuShih-p''eiand National Essence"〕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到一九○七年》[ChineseSocialismto1907〕等著作。中国的国粹运动和古希腊文明,这两个彼此毫不相干的题目,在波纳尔的学术生涯中竟然获得某种内在的联系,它们好像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走上了对欧洲文化霸权的批判。   

    波纳尔的语言天赋和渊博的学问,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中国,都属罕见。他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英国犹太人,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过蒙巴顿将军的顾问;祖父则是大名鼎鼎的古埃及文专家,曾编过一部埃及语词典,这本权威著作至今还是有关专家的必读书。波纳尔本人通晓多种语言文字,除了上面提到的汉语、古希腊文、古埃及文和希伯来语等以外,还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越南语等。多年来,他一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担 任 教授,主讲政治学和中国政治。六、七十年代期间,波纳尔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并参加编辑了:《越南及其工会成员》〔VietnamandTradeUnionists]和《亚洲的劳工--一个新的篇章?》[LabourinAsia:ANewChapter?〕等书,同时还撰写了上面提到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七十年代以后,他开始全力投入对西方古典传统的研究,从考古学和词源学入手,钻研闪米特文化、古埃及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为《黑色的雅典娜》一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他还完成了一部词源学专门著作,叫做《卡德摩字母--公元前一四○○年字母系统向爱琴海地区和西域的传入》(Cadmen Letters:The Transmission of the Alphabet to the Aegean and Further West Before 1400B.C.)。   

    《黑色的雅典娜》第一卷发表于一九八七年,并荣获了九○年度全美图书奖。这本书对十八世纪以来的欧洲人文学术传统(一七八五--一九八五)做了深刻的回顾和反省。作者在对大量史料做了周密的考证以后,揭示出一个被人们长期忽略了的事实,即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十八世纪以来的欧洲学者、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语文学家编出来的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故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持种族偏见,敌视犹太人和亚非民族,而他们生产出来的"知识"却顽固地影响着后人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认识。波纳尔在书中对这些学者做了逐一的分析和批判,其中包括佛里德利奇钒鹿潘固胤伍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乔治犯鹇尢(George Grote)、卡尔凡祭锔(Carl Blegen)、瑞思房ū咎(Rhys Carpenter)等。他指出,上述人文学者十分忌讳有色种族对白色种族的"污染",因此,不肯承认非洲文化和闪米特文化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并且在学术著作中竭力抹煞埃及与迦南对古希腊文明形成的贡献。这些人认为,希腊文明的起源始于公元前十四至十三世纪之间印欧语系的白人种族由北方的迁入,而不是早期非洲和亚洲文明的流变。每逢碰到古文献中记载的希腊人自己对埃及和迦南的科技、哲学和政治学说的种种描述,以及后者在爱琴文明中的重要作用时,这些学者又是怎样自圆其说的呢?有办法。他们将此方便地归入神话之列。波纳尔给这种文化理论起了一个恰当的名称,叫做"亚利安模式"(TheAryan Model)。   

    《黑色的雅典娜》第二卷在去年出版。与上卷不同,作者在这本长达七百多页的厚书里全力做了一件事:运用大量具体而又详实的考证,去推翻他所批评的那种"亚利安模式"。这无异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于是,从牛津大学到哈佛大学,许多人文学者都一下子被卷入争论的旋涡。《纽约书评》、《新闻周刊》以及许多专业的和通俗的刊物也都纷纷响应。这场争论颇耐人寻味,因为人们这里关心的虽是一个学术问题,即埃及对古希腊文明的形成到底起过怎样的作用?但是很显然,一部分人义愤填膺的程度似乎又大大超出了他们的学术利益。比如,艾米丽犯ツ(Emily Vermeule)在今年三月给《纽约书评》写的一篇题为《颠倒乾坤》(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的文章中,就对波纳尔进行了直接的人身攻击,因为她不能原谅:"一个有名望的中国专家跑到古代地中海研究领域来干什么?"文中还引了弥尔顿《失乐园》中的诗句,影射波纳尔是那个花言巧语的魔鬼撒旦。(但是弗默尔弄错了。因为她所引的那段诗句并非出自魔鬼撒旦之口,而是一个名叫毕利奥Belial的小魔鬼。--这是一位读者写信给《纽约书评》指出的。透过许多读者来信,可窥见这场争论的刺激性:认真商榷者有之,口诛式的恶意文字亦有之)弗默尔等传统西方学者的这种恼怒当然是有理由的--波纳尔的书严重地亵渎了西方文明。但是,这个亵渎却很难驳倒,因为该书通过考古和词源学研究,发现了大量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亚非文明曾塑造希腊文明的证据。如,希腊语有一半以上的词汇来自埃及语或闪米特语。再如,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克里特文化,据波纳尔的推测,可能是埃及人到那里殖民的结果。这种推论当然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因此引起了种种质疑,成为一大悬案。但不论是通过殖民还是什么别的途径,波纳尔举出了语言、建筑、科技、艺术等方面的大量证据,说明公元前二一○○至一一○○年,也就是希腊文明形成期间,非洲文明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源头。一句话,雅典是黑色的。   

    曾有人问作者,写这本书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回答是,他要煞一煞"欧洲人在文化上的跋扈心态"。这一煞不要紧,波纳尔身不由己地加入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文化批评,因为,自从七十年代末爱德华啡恋路⒈砹恕抖街饕濉(Orientalism)一书以来,欧美人文学界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就始终把西方的文化霸权作为批判对象。到目前为止,这个批判已经给西方学术研究的格局带来了剧烈的改观。波纳尔的著作从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了这场批评,因此它引起震撼是不足为怪的(《黑色的雅典娜》另外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一部分黑人人类学的学者发起的黑人中心运动。美国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捍卫者对此感到焦虑,并及时地阐明了针锋相对的立场)。   

     过去的十几年中,欧美的人文学科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究竟发生了哪些大的变化?《黑色的雅典娜》一书以及它掀起的波澜,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深入了解的机会。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后殖民主义理论,不妨说它是后结构主义介入文化批评之后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术动向。例如,萨伊德和帕忒凡焯亟(Partha Chatterjee)就深受福科的影响,他们把东西方文化比较理论看作是知识和权力运作的场所;佳娅特丽稢匪蛊ね呖(Gayatri Chakrovorty Spivak)曾将德里达的《语法学》译成英文,使得解构主义成为瓦解西方中心主义的一柄利剑;霍米钒桶(Homi Bhabha)则把拉康的精神分析用来重读法农(Fanon),寻求在东西文化冲突中建立新的主体意识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以上这些著名学者都不是白人,他们是从西方以外的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的理论研究之所以在欧美学界引起高度的重视,恰恰是因为他们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传统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而不是与之认同。   

    以美国而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业已覆盖多种学科和领域,包括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理论(包括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少数民族研究、还有其它所有冠以文化批评之名的学术研究。目前,代表这些学科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往往都有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渗透。在这种情势下,人们已经不可能大谈文化(无论是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还是东西文化之比较),却不去深究这些概念和方法里面包藏的知识前提,如话语场、知识的历史性和临时性、以及人们在知识和权力之间建立的复杂关系。萨伊德批评的"东方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东方主义"曾替西方生产出大量的关于"东方人"(the Oriental)的知识,西方人正是通过这种知识取得了自己对于东方的文化优势;与此同时,这个知识的生产过程又被充分地透明化,使人无法看到它本来的历史痕迹。后结构主义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重视,在萨伊德和其他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研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些学者不仅关注某一个文化如何生产关于另一个文化的知识,并如何通过这样的知识实行文化霸权,而且还对生产这些知识的具体学科、学术、研究范畴以及学者本人的立场(文化的、种族的、阶级的、性别的,等等)保持高度的警觉,做出了大量的反省。波纳尔在《黑色的雅典娜》的第一卷中正是这样做的。   

    应当指出,萨伊德和斯皮瓦克等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评老是带着一种强烈的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情结。这种情结与他们本人的境遇有密切联系(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自前英法殖民地,或者是在欧美受歧视的少数民族),他们的理论也由此获得极大的感染力,并即刻汇入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反叛传统。但是,此情结又迫使他们面临一个难以逃脱的困境,因为当这些人把所有的目光都投向西方,反复强调东方人受压迫,没有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其实在另一个层面上又肯定了西方人对知识的垄断。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们自己的学术实践中,比如,萨伊德、斯皮瓦克、巴巴等人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欧美文本中有关东方的"知识"上,却很少留心除英语或法语以外的学术研究。阿拉伯人和印度人通常是作为某种修辞、隐喻或象征,而不是以平等的学者身分进入他们的讨论,好像那边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学术传统、更没有自己的知识主体(或发言权),于是,一切言说行为都被笼罩在西方人的统治下。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我认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是必要的,甚至是相当迫切的。但这种批判必须超越苦大仇深的境界,才能趋向成熟。印度历史学家帕忒凡焯亟艿摹豆颐褡逯饕逅枷胗胫趁竦厥澜纭(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一书已经在方法论上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作者把目光从西方转向印度的语境,研究的是西方现代国家理论如何在殖民地时期进入印度知识分子的话语,而当地知识分子又如何运用它去抵抗殖民者的统治,以达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这种研究向我们充分展示了知识运作的复杂性:跨文化的语言实践活动不能不使西方理论失去它原有的意义,而在新的语境中生发出新的意义;这就意味着,西方的文化霸权可能通过某种中介产生出新的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来,譬如,印度独立后,"现代性"的理论立刻沦为彻头彻尾的国家话语,其主要功能是替现代国家权力做合法性的诠释。   

    后殖民主义理论对西方文化霸权批判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对现代化的反省。在此之前,法兰克福学派一直代表这方面最有权威的声音。但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的批评重点在现代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各种流弊,例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的"文化工业"对人的异化作用。可是,他们的理论一旦离开欧洲启蒙主义传统对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关怀,离开对人之"完整性"的乌托邦式的寄托,就找不到恰当的语言对现代性进行更深入的批评。至八十年代,哈伯马斯曾试图用公共领域和人与人之间交流等概念,去突破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主义哲学思想的依赖。但是,这位哲学家在对"现代性工程"(the project of modernity)做出新的阐释并与之认同时,完全忽略了欧洲文化霸权在生产现代性理论和有关知识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结果他的"现代性工程"又一次成为替欧洲文化霸权制造合法性的理论。   

    后殖民主义理论也检讨现代性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各种问题。但是,它做到了欧洲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文化批评理论力所不及的事,那就是,把现代性、民族国家、知识生产和欧美的文化霸权都同时纳入自己的批评视野,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人的立场,不同于西方人的眼光,不同于西方人的历史角度。有了这种立场、眼光和角度,不仅世界的文明发展史必然要重写,而且,人类向何处去?未来的文明又当怎样构想?这类问题就不一定由现在的西方人说了算。东方、南方、北方都要有自己的声音。当然,不同于西方的立场、眼光和角度前人不是没有尝试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国粹主义和中国从晚清到五四以后的几次国粹运动,无一不是以批评现代化和发扬本位文化为出发点的。但是,当国粹派将现代化/西方和本位文化/东方对立起来的时候,国粹的概念就不仅成为反对现代化的工具,而且成为狭隘的国家主义的另一说法。

    相比之下,后殖民主义理论则对民族国家持一种谨慎的批判态度,既不与之认同,也不简单地否定。同样地,它对现代性的批评,也不事先假定一个优于现代化的本位文化,而是着眼于有关的知识与权力生成的历史环境。这是一种非本质主义的历史观。从这个观点出发,国粹、本位文化和现代化等,就不再是需要个别地单独界说的客观事实,而是在知识与权力运作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一些相互关联并相互制约的历史概念。在中国,这些概念由于实践的需要而共同进入现代性理论,并在不同的时期构成了不同的话语场,因此,围绕西学和国学的争论,实质上是不同派别为了各自的政治或其它目的所进行的争取话语权威的斗争。例如,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和国学保存会诸人提倡的国粹概念与五四后的学衡派的主张就有甚大差别。前者为了反满抗清和抵御列强的需要,提出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六号)后者为了对抗新文化运动,采取了相反的态度,西学上"言必称希腊",国学上则尊崇孔儒,而且两学彼此呼应,互为因果。温故知新,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对知识的争夺在今天的话语场内仍在激烈地进行,因此,话语实践、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现代性理论中的各种概念和范畴的运作,就不能不成为理论思考的当务之急。   

    我想,《黑色的雅典娜》至少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知识远比人们想象的要狡猾。   

    Martin Bernal,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VolumeI,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575pp.,and VolumeⅡ,The 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736pp.,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7-91.   


201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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