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智库网编者按:2月27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发表演讲,建议中国须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通过企业、土地、劳动力和金融部门改革,加强民营部门,开放市场以促进竞争和创新,确保机会均等,籍此实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结构的目标。世行并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推出一份报告,其最大亮点便是以六个战略支柱为基础提出了中国改革建议。但是这个报告和建议遭到民间社会强烈的质疑。杜建国进新闻发布会会场砸场子成为热门新闻。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终于不再亦步亦趋地倾听西方的了!这种现象说明以前的改革的确有问题!它已经不能被社会再容忍。独立学者的表现给那些正在搞“顶层设计”的体制内学者提了个醒!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改革研究院(海南)。正是这些机构多年来与世行等国外机构投怀送抱,眉来眼去,看似改革,实则卖国。民间的独立学者杜建国 真是有种。看看网上流传的砸场子录像,真是解气!中国改革三十年了的主流终于受到公开的挑战了。现在的老百姓一听改革就害怕,一提转型就知道掉到陷阱里去了。大家心里都明白,再改或再转不就是更大程度的私有化、更大程度的贫富分化、更多的富人外流吗?这帮改革精英们能做点什么好事?老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精神不都给改没了吗?现在人们已经不再迷信和幼稚了。

    目前体制内精英正在进行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顶层设计”,这一设计就是将中国在21世纪初开始的第一波大规模私有化进行到底。2003年,MBO(经理人持股)遭到社会强烈抗议和抵制,被迫住手。将近十年过去,残存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开始做大,又成了国内外群狼眼中的一块唐僧肉,现在他们又开始趁机发动新一轮攻势。我们承认,国企存在垄断、低效问题,但国企又具有公共企业应有的重要作用。拿掉国企便等于连人带病一起解体,消灭。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策略从来没有变,从瓦解苏联到肢解中国,所使用的都是一招。这一点已被中国的有志之士看得很清楚。因此,在这个时候再看看体制内那些精英们卖弄的到底是什么货色,已经一目了然。那就是帮助少数人瓜分中国的公共资产,然后向国外大量搬运。这些年来,这些卖国者输出了中国多少财富?人们还不清楚吗?只有那些幼稚的小儿科们才会对洋大人的懿旨顶礼膜拜,至于那些外部利益的豢养者们不遗余力地鼓吹卖弄那是必然的了。

    发达国家这些年里打着“资本无国界”的旗号,从发展中国家大量吸引富人的移民资金。中国这些年里引进的外资远远没有流出的内资多。这个时候再来看世行报告的用意,后果是很清楚的。

世行报告是不是毒药?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2年3月2日

目录

保健:老子活到160岁的8个延寿秘方

两会代表上演奢侈品秀

曹久强:两会代表与委员太懦弱太不男人了

美国之音: 薄熙来回应:未辞职、无审查、无资产

 

杜建国:给世界银行的一封公开信

世行行长北京报告会 遭独立学者杜建国砸场

杜建国:国企的竞争力不容小看

田忠国:中国必须追究违宪犯罪者的责任

冼岩:萨克斯搞垮俄罗斯,佐利克搞垮中国?

世行建言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李实:中国低收入阶层超70% 收入分配不公加剧贫困

普京将对私有化寡头进行倒逼清算

曹军《云汉月刊》第113期《导言》

新华网:国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

Louis Kuijs:中国出口已经死亡的报告是夸大其词

张明:人民币汇率为什么要动起来?

吴庆:2012年的货币政策要警惕通缩

李建伟:收入分配改革是转型的关键

魏加宁:财政预算改革慢了

迟福林:建议将提高消费率纳入绩效考核指标

陈德铭:扩消费首先要改革流通体制

林毅夫:超越“凯恩斯主义”和“华盛顿共识”

乔续:圣人治世与分权制衡

郑酋午:中华民族社会最高理想的重现

郑酋午:正确的改革目标

 

香港明报:薄熙来18大“入常”可能性已大增

王希哲:改变钦定制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开始

林中斌:习近平的七项超越

冼岩:反对中国民主化的三个理由

鲁天鹏:十八大后国务院部委机构重大调整

孔德昌:论东方民主制度

中国大陆外逃贪官

王占阳:中国急需发展低度民主

朱学渊:也谈人民与革命

金复新:李敖三戏杨澜

罗小朋:建构21世纪的国家理论

江平:在北大的演讲

伦敦奥运对北京奥运拨乱反正

黄绮淑: 从印度五邦选举窥探印度政局动向----印度下院545名议员有162人有刑事案在身

李银河:中国妇女地位世界排名领先

约翰•桑顿: 2011清华管理全球论坛主旨演讲

高锋:瑞典是如何实行宪政民主的

刘晓原:中国国家形态转型的边疆之维

叛徒许家屯出走20年 首次受中国报刊提及

佚名:画家丁绍光的爱情故事

刘江波:贺敏学的发人深省故事

刘少奇女儿刘平平的悲惨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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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aitian1201" <aitian1201@163.com>2012-02-28 19:10:21 收件人:"仲大军网站" <zdjun@263.net>主题:老子活到160岁的8个延寿秘方

老子活到160岁的8个延寿秘方

保健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列传》中提及,老子能活到160多岁(也有传言活到200多岁),真可谓是老子是养生延寿的大师。今天向大家揭秘老子能活到160多岁的养生方法,也就是流传至今的“道家八式保身操”,坚持锻炼,可以防治疾病、保健延寿。

  第一式振阳法:振奋身体阳气

  1.闭上双眼;

  2.用掌心及掌根处抵住下巴,虎口向外;

  3.用力托下巴,依次向上、左、右、前、后托;

  4.睁开双眼;

  5.叩齿,也就是上下牙相碰;

  6.叩齿的同时,四指并拢,用手掌的前半部分沿从左向右、从右向左的方向擦眼睛;

  7.将手掌放在头顶上,掌心使劲,轻轻地向下压头,做5~6次;

  8.双手抓住耳朵,向外拔耳;

  9.左右手张开,用手指梳头。闭目、擦眼能保养五脏的阳气,托下巴振奋胃经阳气,叩齿养肾,压头拔伸督脉、膀胱经,拔耳、梳头刺激胆经。这6个动作连贯起来,就能振奋元气。每天最好在早晨或上午12点以前练习,因为早晨和上午是元气上升的时候。

  第二式洗手法:

  关节病人的福音

  像平常洗手一样动手,注意要活动到手腕。洗手法能活动手上的6条经脉,保持手部经脉通畅。手上经脉通畅,各种风湿或类风湿性关节炎引起的手指关节肿大、疼痛,手部的各种问题就能不药而愈了。

  第三式伸臂法:防治

  肩周炎

  1.双手十指交叉,然后用两手的掌心按一下胸部;

  2.再翻转手掌,掌心向外;

  3.紧接着,双臂向前方、上方、下方、左侧、右侧使劲伸直,总共做十几次就可以了。伸臂法向前、向上拉伸了心经、心包经,做完后,人的精神会马上振奋起来。左右拉伸的时候,牵拉手三阳经,它们的循行经过肩肘部,可以活动肩肘部的气血,所以能防治肘关节疼痛及肩周炎。

  第四式松腰法:

  保肾的大法

  1.站立,双脚并拢;

  2.双手交叉后,抱住小腿;

  3.同时头尽可能地靠近双腿;

  4.保持腰部不动,头向左侧,再向右侧扭,各扭10次。

  腰为“肾之府”,活动腰是保肾的大法。松腰法还能活动腰部的督脉和膀胱经,能预防和缓解腰肌劳损,对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腰背疼痛有显著的疗效。

  第五式抽肋法:减肥好方法

  1.坐在椅子上;

  2.两手十指交叉,放在头后面,双手抱头;

  3.抱着头向下俯身,头快贴到大腿上;

  4.向左右方向扭头,感觉两肋之间的肌肉被拉紧了。

  胆经、脾经和带脉都经过腰肋部,所以抽肋法能振奋这三条经。消除各种肋间疼痛,胁肋胀闷,减去腰部的赘肉都要使用抽肋法。

  第六式虎视法:保护视力

  1.站立;

  2.双手手掌按在膝盖上;

  3.向左右方向扭头、扭腰。

  做这个动作时会感觉颈项部肌肉被牵伸,眼球有发胀感。肝开窍于目,眼球发胀,表示肝经气血已经调动了,对中老年人眼睛早花等眼疾有很好的疗效。

  第七式取嗝法:排积气

  1.站立;

  2.双手十指交叉,放在后脑勺处,抱头;

  3.身体尽可能地向后仰,再挺直。

  三个步骤做完,就是一次完整的“取嗝”动作。连续做10次,就会有嗝打出。“取嗝法”主要运动腹部肌肉,而胃经和脾经都经过腹部,所以这个动作能刺激胃经和脾经,每天积攒的浊气就会通过打嗝的方式排出。

  第八式开胯法:缓解腰腿痛

  1.坐在椅子上,将右脚脚踝放在左腿膝盖上方;

  2.将两手放在右腿膝盖上,两手一起轻轻向下压右腿的膝盖;

  3.左右腿交替进行。注意做这式时,不宜用力过猛,不然会伤到胯关节。

  向下压膝盖时,会感觉胯部很紧张,这就能牵拉胆经和阳跷脉,胆经主筋,阳跷脉主运动,刺激这两条经脉,能缓解腰腿痛。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转发: 2012-03-07 10:20:02 组图:两会代表“市值”逾6万亿,两会上演奢侈品秀

两会代表上演奢侈品秀

舆论

    两会期间,除两会代表成了媒体追逐的热点外,代表们身上的奢侈品也成了另类“景点”。有民众表示, 两会本应是倾听民意,解决问题的会议,现成了代表们“集体炫富”的盛会,代表们的奢侈品成了两会的“景点”。

     这几天,许多两会代表名牌加身亮相。这些代表身上 的奢侈品成了两会的“景点”,挽Dior手袋、Celine包 包、Marc Jacobs包包、迪奥眼镜框、香奈儿系列服饰、爱马仕皮带、爱马仕铂金包等等。 有民众讽刺,无疑这是一次世上最富群体的大派对。 两会是代表的两会,穿露肩旗袍、比珠光宝气成了两会的“亮点”。

    两会期间,在微博上爆红的恒大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当天,他因迟到被媒体堵住,西装敞开,裤子的皮带露出显眼的H标志,这张照片被放上网后,被封为“爱马仕”哥。

    宋祖英穿着军装参加两会,左手拖着下巴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一挥手腕却露出了“PIAGET Limelight Magic Hour”,这款腕表价值约在24万人民币左右。民众讽刺真是低调秀啊。另一张照片是宋祖英身穿皮草大衣参加会议,脚踩香奈儿金色坡跟链条长筒靴,十分抢眼。

    还有杨澜挽着Marc Jacobs包包;央视主播李瑞英戴Dior眼 镜;崔永元与身穿红色衣服的女士手挽Celine包包。李鹏的女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琳,身穿粉色套装是香奈儿系列、今年春夏的新款,价格超过一万两千人民币。

    中国勒泰商业地产集团媒介经理袁栋在微博上说:“天朝的‘两会’,真是奢侈品牌的集中发布会,顶级品牌的新产品纷纷亮相,不知这是政治的大会,还是时尚的基地!”。

    据《钱江晚报》报导,3月5日,30位浙江女代表和委 员将身着高贵典雅的旗袍集体亮相,每一款旗袍均由 著名服装设计师吴海燕度身定做,连著名化妆师毛戈平都要亲自出马为她们化妆。有民众质疑,这些制作精美、价格不菲的旗袍,经费来源何处?是否经受得起调查?

    对于这场策划“秀”,教育部前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在微博上狠批:“两会不是奥斯卡、金 鸡、百花和金鹰,不是娱乐大杂烩,这么做的、这么穿的、这么报的以及这么赞美的,脑子注水了,这不是新闻是丑闻!”

    有民众评论表示,这次代表们提出了很多提案,其中包括:卖淫合法化、降低婚龄、同性恋合法化、穷人向富人转让生孩子的权利。这些提案除了给官二代、 富二代和星二代的糜烂生活带来方便外,对人民无补。

两会代表“市值”逾6万亿

    中国经济周刊与中国经济研究院联合万得资讯研究调查发现,截至2月28日,共有156名A股上市公司的负责 人参加“两会”;其中,有人大代表111位,政协委员 45名。调查按照2月27日A股的市值计算,这156位代表、委员所在的155家公司,总市值达到6.4万亿元人民币;按照2月27日沪深两市总市值27.89万亿元人民币计算,这 155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占两市总市值的22.6%。

    两会前夕,“彭博新闻社”星期一发表了一篇题为 《中国人大代表亿万富翁使国会山的同行看上去像贫 民》的文章。报导说,中共人大最富有的70名代表去年新增财富,超过美国全部535名参众两院议员、总统 和内阁部长,以及9名大法官财富的总和。

    根据中国“胡润百富”的资料,2011年中国人大最富 有的70名代表净资产总和达到人民币5658亿元,相当于 898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115亿美元。报导说,相比之下,美国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门的660名高官的净 资产总额仅为75亿美元。中国2010年人均GDP仅为2425美 元,与美国的GDP人均37,527美元相差15倍。

    北京市民吴田丽同警察聊天,他们说,人民代表在里面开会,外面全是警察给包围了,然后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吃海鲜,一开会一举手一鼓掌,这事就玩了,如果人民选的能跟人民弄到这份上吗,人大代表开会 是贵族阶级自己玩派对,他们是代表自己的那个阶 层,该腐败腐败,该贪污贪污。

    这次人大会充斥着中国最富有的人大代表。北京市只要是有住代表的地方沿线,交通警察五米一个。天安门广场两边有两个公共汽车道都被停开。一位中国政治和社会观察家说,中国体制内的亿万富翁绝不止胡润百富名列的数字。中国的制度就是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以及如何影响市场,怎么把所有能够得到的利润,都赚到这些权贵资本的人的手里。

    报导引述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家博的话说,中国人大代表中有这么多亿万富翁表明财富和共产党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他说,在中国体制的各个层面似乎都有地方官员和企业家同流合污,中饱私囊,从而引发了许多抗议示威事件。

 

 





发件人:"曹久强" <qiankunyidian@126.com>收件人:"北京大军" <zdjun@263.net>投稿 2012-03-08 19:57:22

两会代表与委员太懦弱太不男人了

曹久强

    现在国家正处于两会时期,很多观察者都认为,今年的两会与以往的两会一样,没有什么激情与看点,似乎人大与政协会议都是在走过程。正如很多人说的,什么表决基本上都是全票通过,没有什么太意外的地方。人大与政协被视为橡皮图章已经在民间流传很久了。

    确实,我们从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中看不到我们想看到的激情、血性,一切都是那么平淡,那么正规,也可以说那么死板。即使有些人放出一些“雷语”,这些“雷语”也与我们的预期不找边际,似乎都不敢碰党与政府比较敏感的地方。人大与政协最近的变化似乎有些娱乐化了。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中国不民主。我认为,与其说中国不民主不如说我们的民主不发达,不成熟。这种不成熟、不发达表现在政治上的限制甚至长期的一些惯例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硬起来。不过,民主有自身一个发展的过程,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占据世界优势的时候,有所限制,确保民主都是在社会主义可以控制之内,是毫无疑问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国,扩大民主,发展民主前提都必须是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中国民主发展与改革的前提。对于这一点,不管谁不愿意,反对也好,都必须坚持。在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下,逐渐放松一些限制,扩大民主发展程度,这是中国执政党要做的,需要逐步推进的。在这一点上,遵从上面的原则,我们如何督促执政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都是不过分的。

    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我们被选上的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他们自身也有问题。尽管有人说,由于选举限制,一些被执政党认为是“刺手的玫瑰”已经被筛除掉了,剩下的,被选上的都是“老实”、“本分”,受执政党欢迎的人。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是不完全正确的。

    我联想到了明朝,那个时候,进士哪个不是皇帝决定的?但是,他们还是敢逆龙鳞,甚至是死谏皇帝。可见,在那个完全的专制制度下,还是有人冒着全家甚至全族的生命危险,都能直言皇帝的错误,与皇帝进行较劲。而现在呢,我们现在总不是像完全的专制时代那样“专制”吧,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没有因为进言而全家甚至全族被杀的危险吧。为什么他们没有敢直言,硬起来,跟掌握权力的执政党进行较真呢?这又说明什么呢?

    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是宪法规定的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在最高权力机关宪法赋予了人大代表发言的权力,可以名正言顺直接指出政府的不对,督促政府改进工作。但是,我们却很难看到能够有激情与血性的人大代表让政府官员难堪,下不了台。我认为,现在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比起明朝的那些士大夫来说,差远了。想想明朝言官冒死参奏严嵩,冒死集体在皇帝家门口劝阻皇帝,这是什么精神?我们现在的人大代表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呢?

    当然,我们有人要说,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了当时明朝官场上的那些风气,食肉者也没有了我们古人提倡的气节,即使有,也被我们现在的制度给阻止了。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的。但是,风气与气节也不是自己生长起来的,也是一个个人不断做与宣传,然后发展出来。这些都需要食肉者有人来开头,有人来做先行者,才有了后面的跟进。在明朝,皇帝选人都能选出给自己找茬的士大夫,为什么现在的执政党选人就选出了都是“老实”、“本分”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呢?

    是我们的执政党,在这种“选人”的本领上超出了单个的皇帝吗?我看很难这样说吧。而且,现在比以往更小的风险,更加容易受到舆论支持,为什么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就是硬不起来?就算是因为制度原因不会出现太多有激情与血性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为什么上千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都找不出一个有点激情与血性的呢?这些不能全说是制度的问题,也有一些人自身的问题吧。

    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来说,民主发展需要动力,这些动力就来源于社会的诉求与愿望。尽管这些诉求与愿望不能超出社会主义的范畴,为什么在社会主义范畴内的诉求与愿望却没有有激情、有血性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能够代表社会表达出来呢?如果这些都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动力又如何来体现呢?这就是我对于现在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不满的地方。

    当然,我们需要的是不超出社会主义范围的民主发展动力。对于那些主张搞无限制自由选举,不尊重社会主义前提的人,他们的呼喊与行动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动力,相反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阻力。这样的民主诉求与愿望是我所反对的,他们的行动或者是有激情、有血性的行动也是我所反对与厌恶的。不过,我倒是在另一种角度赞赏他们不害怕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激情与血性,这种激情与血性对比现在的人大与政协,却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所缺少的。

    那些超出社会主义范畴的民主动力,有血性与激情的人,如刘晓波已经进入牢房了。尽管我反对他的主张与行动,认为他罪有应得。但是,我还是从另一种角度承认他确实有激情,有点血性。我也曾用他刺激了那些整天只会嚷嚷,胆小怕事的右派们。用他来对比某些人的懦弱与无能。现在我又用他来来刺激一下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我呼唤他们在社会主义范畴内,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断发展与成熟。

    我也欣喜的注意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有的乡镇开始了直接选举,出现了独立候选人,也出现了给地方政府挑刺的地方人大代表,这种小的变化是我所欣赏的,也是我支持的。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与变化逐步出现,不断发展扩大,这样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就是大有希望了。我们在若干年回过头来看这些变化,就会发现,他们正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渐进式发展的集中体现,体现了一个国家民主从不发达不成熟到发达成熟的伟大过程。当这种发展与变化不断扩大,社会风气,特别是人大与政协的风气就会发生很大改变,在最高层次的人大与政协中就会不断出现有激情与血性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他们就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高层力量,为社会主义民主全面成熟与高度发达奠定一定基础。

    因此,在此两会期间,我要放出“狂妄”的话:现在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太懦弱了,太不像男人了,太没有血性与激情了。我期待着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挺起胸脯,像个男人,在社会主义民主范畴内,不断给政府去找错,不断去找政府的茬,让人大与政协的风气不断改变,真正体现宪法赋予的威严与权力。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美国之音”更详细:薄熙来谈王立军 2012-03-10 08:16:08

薄熙来回应:未辞职、无审查、无资产

美国之音记者 张楠

2012年3月09日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星期五在北京表示,他在打黑中倚重的副市长王/立/军出走美国领馆一事,毫无前兆,完全没有料到,他应负用人失察之责。他还驳斥了外界关于他家人的质疑。

    人大重庆代表团星期五上午的会议向部分中外媒体开放。薄熙来和重庆市长黄奇帆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这是2月6号王/立/军事件发生以来,薄熙来首次接受中外记者联合采访。

王/立/军正接受调查 有结果会公布

    被问到王/立/军事件时,薄熙来首先按照自己手上拿的一个纸条宣读了他所说的标准说法,并表示希望记者一字不差地完整报道。

    他是这样说的:“王/立/军正在接受中央有关部门的调查。调查已经取得进展。他这次请了假,不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这个问题正在处理之中,调查结论以后会向大家公布。”

黄奇帆:王/立/军自愿离开美领馆

    市长黄奇帆简单回顾了他处理此事的经过。他说,他是和秘书长在2月7号下午开车去成都的,没有带一辆警车,连开道车也没有。对于网上传他带70辆重庆/警车/包围/美国/领事馆的说法,他说,那是子虚乌有。

    他接着说:“我们到了那边要4个小时么!在那边的确本人和王/立/军见了面讨论了两个小时。我也大体搞清了他的情况。也作了他的思想工作,他也愿意和我们一起出来,所以后来说他逗留了24小时,自愿出来,确实如此。没有任何人强迫他,我也没能力去强迫他。”

王/立/军办案有一套

    薄熙来承认王/立/军在打黑除恶中做了不少事情,办案有一套。他说:“也正因为如此,市委、市政府大家集体研究以后对他提拔使用,而且在组织部门的考评中他也的确是名列前茅。这个事情(指出走事件),我确实是没有料到。组织上对他工作是支持的。老百姓的评价,我了解的信息也都是正面的。偶然听到一些反映,我也及时对他进行了反馈,包括批评。但是他出走的事情,我是完全没有想到。”

    薄熙来说,出了这个问题,他很痛心。他感觉到,他用人失察。他说,看来,任何一个地方,形势再好,也得有所警觉,预防不测事件的发生。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够因为有不测事件发生,就灰心丧气。他说,出了这样的事,好好反思就是了。

薄熙来:没有把个人跟十八大联系起来

    王/立/军事件后,有分析认为,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进入九人政治局常委已经无望。

    针对相关提问,薄熙来表示:“至于说个人,从内心讲,我从来没有把本人和十八大这些具体的有些什么联系。重庆现在迎接十八大,就是努力把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好。我觉得这是最现实的。其他的事情也不是咱考虑的事情。”

薄熙来称未提出辞职

    有报道说,王/立/军事件后,薄熙来曾向政治局提出辞呈。一名香港/记者向薄熙来查询此事,并问他昨天为什么没有出席人大全体会议。

    薄熙来回答说:“你说的辞职的问题,子虚乌有,那完全是一种传说、一种想象、一种编造。没有辞职一说。......我昨天实事求是的讲,确实有点咳嗽,身体稍有不适。让大家关心了,猜测了,实在抱歉。”

薄熙来:打黑运动中未搞刑讯逼供

    重庆有个叫李俊的亿万富翁逃到国外。他最近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称,他在打黑运动中受到刑讯逼供。美国之音记者问,刑讯逼供这类事在重庆是否只是个别现象,谁该对此负责?

    薄熙来回答说:“第一,你说的这个亿万富翁是谁我并不知道。第二,重庆在打黑除恶中,我了解的情况,负责任地讲,没有刑讯逼供。重庆的确在打黑除恶过程中涉及的面比较宽,但是我们是依法办案。......如果有什么确切的根据,你们可以提出来。但是我希望不要传谣。”

     美国之音记者还问薄熙来,他本人有没有受到调查。他连续说了两个“没有”。

家人被“泼赃水” 薄熙来表示气愤

    薄熙来对有人给重庆市和他本人及家人“泼赃水”表示“非常气愤”。

    他说:“甚至说到我儿子在外边学习,怎么开红色法拉利,一派胡言。我感到非常气愤。我和我夫人也没有任何个人资产。几十年就是这样下来了。我夫人本来是司法部很早以前认可的律师,在大连期间办律师所就搞得很成功。......就是担心会不会有人给我们造谣说我们通过律师所挣点钱,就把她的几个分所一遭全关掉了。那是20年前的事。现在(她)几乎(就是)在家里边给我做一些家务。对她做出的这种牺牲,我很感动的。有人说我的儿子上名校,牛津、哈佛,那些学费哪来的?全额奖学金,我得说清楚。”

    有记者问,一些中央领导人曾去重庆视察,为什么胡锦涛没有去过?薄熙来说,胡锦涛对重庆市非常关心。

    他说:“我们深信总书记会去重庆,而且看了以后他会高兴的。”

    重庆代表团的讨论进行了三个多小时。在近两个小时的问答阶段,薄熙来和黄奇帆回答了20多个问题。在这整个过程中,薄熙来显得轻松、自信,回答问题也比较直接了当。

    据悉,有四、五百名中外/记者要求出席重庆团的讨论,获得批准的只有150多名记者。
 

 

 

 

发件人:"马建明" <zbmjm@163.com>收件人:zdjun@263.net如何缓解首都北京的交通拥堵? 2012-03-06 11:13:58

如何缓解首都北京的交通拥堵?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马建明

2012年3月

    近年来随着轿车保有量的急剧增长,北京市的交通拥堵越来越严重,为了缓解北京市的交通拥堵状况,北京市政府出台了缓解交通拥堵措施,其中最重要两条措施包括一是实行小客车保有量增量的调控,缓解小客车的增长较快的势头;二是市政府决定自2010年4月11日起,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公务用车按车牌尾号每周停驶一天,社会车辆实施按车牌尾号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限行时间为7时至20时,范围为五环路以内道路(不含五环路)。

     但是从目前治理北京交通拥堵的效果看不是非常明显,北京市的交通拥堵仍然非常严重,尤其是在工作日上下班的高峰时段,上下班高峰时段马路上车辆多如牛毛,上班族有太多的时间耗费在上下班的路上。具体分析北京市工作日的交通拥堵时段,恰恰是在工作日的上下班高峰时段最为拥堵,而现行的限行措施却是针对五个工作日的全天,针对性不强,因此现行的限行措施治理拥堵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建议取消现行的限行措施,即公务用车继续按车牌尾号每周停驶一天,社会车辆实施按车牌尾号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限行时间为7时至20时,范围为五环路以内道路(不含五环路),改为在工作日上下班的高峰时段公务用车和社会车辆实施按车牌单双号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

    工作日上下班的高峰时段公务用车和社会车辆实施按车牌单双号区域限行这样的限行措施将更有针对性,治理北京市的交通拥堵将更有效果。
 

 

 

 

给世界银行的一封公开信

独立学者 杜建国

2012-02-28

     WB, Go Home with Your Poison!(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

    2009年3月,有人坦言由世界银行参与设计的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拉丁美洲私有化计划完全失败了,因为任何经济活动,最重要是要有效率以及使社会效益最大化,而不是是否私有化。说这番话不是别人,正是世界银行负责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首席经济学家奥古斯托-德-拉托雷(Augusto de la Torre)。

    可是今天,世界银行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却依旧要把这套陈词滥调当作灵丹妙药推销给中国。

    报告开出的第一个药方是要求国有银行进行私有化,理由是建立起更强大、更独立、更灵活的私有银行体系后,就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美国的银行以私有化为主,但是这些银行并没有去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与 创新,反而去进行投机和诈骗,结果最后将美国以至于全世界拖入进危机泥潭。请问世界银行及曾担任高盛集团国际副总裁、高盛投资银行副董事长的佐利克,你们想让中国的银行业华尔街化吗?你们想让中国的银行靠榨光中国人民来自肥吗?你们也想让中国出现占领华尔街那样的运动吗?

    第二个药方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运转得很好,而且主要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和竞争优势,而不是政府的优惠和垄断地位,同时,中国国有企业员工的待遇也要稍好于私有企业。因此,没有理由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一方面将打断中国整体经济迅速壮大的势头,一方面将让少数人一夜暴富,把原本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同时还将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下岗。国有企业一旦私有化后,就会变成像日本东京电力公司那样的私人企业,即使面对核事故面也会无所事事;或者变成美国的五大投资银行和底特律三大汽车企业那样的私人企业,他们由一群无能的奸商控制,把经济搞得一团糟,最后却要靠政府救助来摆脱困境。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绝不是私有化,而只能是加强监管,让利润在最大程度上惠及全民,同时提高基层员工的收入,缩小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

    报告开出的第三个药方是降低私营企业的准入壁垒,同时要求国有企业上缴更多的税金和利润,以减少私有企业在社会支出方面的负担。

    这纯粹是在刻意挑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的绝大多数领域,并不存在所谓的“壁垒”,私有企业也并不敌视国有企业。有些领域国有企业占据优势,那纯粹是因为国有企业表现优异,而不是不许私有企业进入。像航空领域和高速列车领域,私人企业表现平平,那主要是他们缺乏技术积累的缘故。中国的私有企业长期以来就享有事实上的税收优惠,这一点对比一下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各自缴纳的税收金额,就可以一清二楚。偏袒私企、减免税收,一方面会破坏市场平等竞争的原则,危害企业创新精神,另一方面会像美国那样造成两极分化。世界银行这是在让中国重蹈美国的覆辙。

    世行开出的第四个药方针对的是中国当前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世行认为,中国的贫富分化源于城乡两元结构,这导致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机会、关键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应从此着手进行改善。

    世行的这一判断不符合事实。两元结构与城乡差距固然是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因素,但现在的趋势是城乡差距在缩小,而城市内部,先富阶层和普通蓝领白领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那些勤劳能干的白领、蓝领雇员,他们的薪水与他们的付出很不相配。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看到了这一问题,并尝试通过提高员工收入和扩大政府的相应支出来解决。如果转而接受世行的思路,无异于避重就轻,无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世界银行以及佐利克,你们把在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已经试验失败的毒药拿来中国推销,你们这是诚心在破坏中国的经济,是企图假借深化改革的名义让少数中国人和华尔街来掠夺中国人民。

    投毒者和骗子们,滚回美国去!

 

世行行长北京报告会 遭独立学者杜建国砸场

2012-02-28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世界银行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对于世界银行刚刚发布的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做了介绍。佐利克并表示,中国人民并未从国有企业的壮大中获得利益,国有企业应向人民返还红利。

    在新闻发布会刚开始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一位抗议者突然出现并高喊:银行不能私有化,国企不能私有化,华尔街都是骗子,世行报告是对中国经济的毒药。很快保安人员将抗议者请出了会场。他最后喊:“我是独立学者杜建国!”

    事后佐利克笑称,曾经做过美国贸易代表的自己对这种抗议已经司空见惯,并称改革的决策权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他说,任何好的报告都会引来很多争议,我事后会让翻译告诉我抗议者说了什么,我希望我们可以坐下来一起进行讨论。

    此外佐利克还提及,中国地方政府有很多财政支出的责任,却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源,因此不得不依赖土地收入,这成为中国土地制度问题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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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djg1973@sina.com>2012-03-04 22:01:49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 国企的竞争力不容小看

国企的竞争力不容小看

独立学者 杜建国

2012年3月

一、 国企的竞争力被舆论普遍忽视

    近年来,在中国遭受媒体和学界指责最多者,非国有企业莫属。

    国企不受媒体学界待见,由来已久。改革开放初期,舆论首先将国有企业与低效落后僵化等同起来,认为国企的唯一出路就是进行根本性的产权变更。经过长期的改制——国退民进,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无论从产值还是从就业人数来看,现在都已远远低于改开初期了。不过出人意料的是,最近十年来,原本看似行将就木的这些国有企业,竟然再吐新枝,不仅没有被市场淘汰,反而日渐壮大起来。同样出人意料的是,国企复兴后,迎面而来的并非是鲜花和掌声,反而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批评。至于舆论加之于国企的“罪名”,则很简单,那就是国企钱赚得比谁都多,但凭借的并不是自己的竞争力,而是垄断地位。国企的形象由过去的老朽无能,变成了现在的蛮霸强横。

    面对日甚一日的批评,国企领导人的反应大概主要是不解和无奈。早在2007年,时任国资委主任的李荣融就已对此做出了典型的表述:“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国企的这种不解和无奈,在今天肯定比四年多前更为强烈了。

    也有少数人为国企辩护。比如,有人认为敌视国企的思潮是不正确的,国企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首先大型国企的存在有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稳定和遏制通货膨胀,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这在全球经济动荡的今天尤为重要;其次将垄断国企私有化后,并不能解决这些行业的弊端,反而会造成新的问题。这类观点笔者并不反对,不过笔者认为这类观点与那些否定国企的思潮,看似针锋相对,实则两极相通,因为双方都将国企等同于垄断,只不过一个说垄断有理,一个说垄断无理罢了;在将国企等同于垄断的时候,双方也都犯了同样的错误,那就是忽视或低估了国企自身的竞争力。事实上,抛开经济安全、姓社姓资等因素不谈,即使单纯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那么当前的国企也并不缺乏竞争优势,绝非仅仅依靠垄断来获利。

二、 多数国企不靠垄断靠能力

    现在一提到国企,多数人肯定立即就会联想到垄断,其实,与这种想当然的看法相反,包括一百多家央企在内的国企的多数并非是垄断企业,所谓的垄断企业,只占少数。因此,那种说国企的做大做强只是仗着垄断保护伞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离了垄断的保护伞,站在同样的市场起跑线上,国企照样可以做到平等竞争不落人后。

    比如,早已完全放开的钢铁行业是国企私企齐头并进,既有沙钢这样的民企表现不俗,也有宝钢这样的国企当仁不让。2011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排行榜前十名中,中国企业占了三席,其中既有如雷贯耳的私企三一重工,也有大名鼎鼎的国企徐工集团,而另一家中联重科过去是国企,现在不知改制情况如何。在电信设备制造领域,私企华为公司在全球市场上攻城略地斩将搴旗,国企中兴通讯则是紧随其后难分伯仲。目前华为与中兴在传统优势领域之外,正积极参与全球智能手机低价化的革命。而央企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其拥有核心专利与知识产权的TD-LTE-Advanced技术标准提案已经被接纳为4G国际标准,据称,这将为中国未来十年主导全球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J-20隐形战机等一系列具有全球一流甚至领先水平的新式武器装备,正是国企的杰作。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正在自主设计、制造、安装世界最大的八万吨级大型模锻压机,这将为中国发展大飞机等项目提供坚实基础。2011年底,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在同台竞标中战胜了德国、日本等国际机床巨头,获得了福特公司在美国两个工厂全部五条大型快速智能冲压生产线订货合同。这类领域完全放开,私企不如国企表现优异,肯定不能怪到垄断头上。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无数的工业产品,通过东部海港运往世界各地,而世界各国大量的农矿产品和工业产品,也几乎以同样的规模运抵中国。国有的青岛港务集团,其集装箱作业效率、铁矿石卸船效率在全球港口中名列第一。中国造船业不仅产量世界第一,质量也堪称一流,国企沪东中华造船厂建造的LNG专用船舶和上海外高桥造船厂建造的三千米深海石油钻井平台就是标志。专门制造港口机械以及其他大型装备的国企上海振华重工(2009年之前为上海振华港机),拥有全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重型装备制造基地。英国海军在建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就是用振华重工的龙门吊来进行组装的。

    2008年4月,美国CNN主持人卡蒂弗公开指责中国企业只能生产“垃圾产品”。振华港机随即发表声明,称卡蒂弗“把中国高质量、高技术产品说成‘垃圾’……是集无知、傲慢、愚昧于一身,……美国东西海岸已从振华港机购买近200台大型集装箱机械,它们的高效工作是美国赖以进行近万亿美元进出口商贸活动的主力军。我们请这位卡先生去美国的码头看一看矗立在各大港口的来自中国的钢铁巨人,如果他敢在铁证面前再次叫嚣是‘垃圾’,我们会立即在美国请律师以诽谤罪起诉他。”振华港机底气十足,缘自其产品已经占有了世界市场75%以上的份额。

    没有这些以“钢铁巨人”自居的高效国企,中国经济的大进大出就难以顺利实现。

    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还是世界工地,各类建筑交通工程企业在国内得到锻炼后,正在走向海外,充当起世界施工队的角色。其中,众多的国有企业也是一马当先,正在全球各地架桥铺路,盖高楼建厂房,筑水坝修管线,包括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等等。

    各类国企在海外的发展势如破竹,肯定不是因为非洲草原和美国东西海岸都变成国资委和发改委的辖区了。

    2011年09月26日FT中文网文章《中国建筑企业欲抢滩欧美》指出,“千万别以为这些中国建筑公司不过是受到政府溺爱的机构。即使是在中国援助最慷慨的非洲,中国承包商也已通过与海内外对手的竞争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归根结底都听令于中央政府,但他们在投标中彼此竞争的情况并不罕见。‘实际上,中国大型企业旗下子公司的项目经理们工作方式与一般的私企无异,他们的主要动机就是盈利。’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珊妮?范德卢格特表示。”

三、 所谓的垄断国企并没有停止创新

    再来看看那些所谓的垄断国企,他们其实也不是尸位素餐。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面临着能源分布与需求分布不协调这一制约。一方面,中国76%的煤炭资源分布在北部和西北部,80%的水能资源分布在西南部,绝大部分陆地风能、太阳能资源分布在西北部;另一方面,70%以上的能源需求却集中在东中部。能源产地与需求重心的距离远达1000到3000公里,由此造成的煤炭运输问题,早已令中国的交通不堪重负。而水电、风电甚至都不能像煤那样运输,更显远水近渴之虞。

     电,总比煤跑得快。国家电网公司近年来一直致力于通过特高压输电方技术的创新来突破来这一困境。特高压(指1000千伏的交流或±800千伏的直流电网)输电的优点就是可以长距离、大容量、低损耗地输送电力,并且节约土地资源。1000千伏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于2009年投入使用,2011年12月16日其扩建工程也开始运行,世界上运行电压最高、输电能力最强、技术最先进的交流输电工程由此诞生。该线的输电容量为500万千瓦,相当于每日节省运输标准煤近六万吨,或者说又为湖北省添了两个葛洲坝水电站。

     2011年4月,国家电网与巴西国家电力公司签署合作协议,采用中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建设该国装机容量居全球第三的美丽山水电站输电工程。通过这条“电力高速路”,巴西北部亚马孙河的水电将被输送到几千公里外的南部和东南部发达地区,世界第一大河的能量得以真正惠及美洲人民。巴西等国家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的,除了出口资源,还有本国基础设施的改善。

    国家电网的这一创新,曾招致了某些媒体的非议。对科技问题有不同意见本属正常,笔者本人也不敢对特高压试验的最终结果妄加评判,不过有些媒体的心思却着实让人难以理喻。一方面,他们坚持说特高压输电技术根本就不过关,不该上马,另一方面却又特别担心特高压示范工程获得成功,因为据说那样一来,特高压输电计划将不可阻挡,华北、华中、华东电网将联为 “全国一张网”,对国家电网垄断地位十余年来不止歇的挑战也将因之失败。这种自相矛盾的心态真是耐人寻味。本来,反对垄断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推动科技创新,可是如今他们却以反垄断为借口来阻挠科技创新了。
相对于特高压输电,高铁遭受的非议那才是真正的风暴。

     高铁今年多逢变故,但是中国高铁技术已在世界上独占鳌头是谁也否定不了了的。2011年12月23日,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铁道部长宣布因基建规模过大,2012年铁路基本建设投资将压缩至4000亿元,比2010年整整减少3000亿元。可是就在此会议前一天,探听到风声的地方官员却成群结队般涌进了铁道部大楼,为阻止本地高铁项目因投资压缩被砍掉而做最后的游说。正当地方官员在为渝新欧之类的高铁项目将带动中西部发展、并有可能改变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而欢欣鼓舞的时候,高铁怎么可能会成为遭弃的敝履呢?铁道部个别官员纵有万般不是,那也不能像某些媒体那样恨乌及屋,因噎废食。学者王小东指出,在全球经济渐趋萧条的环境下,正应该大上高铁、保障房等项目来刺激经济(相应的通胀问题另外解决),否则悔之晚矣。12月25日,就在国家质监总局公布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的前三天,最新型的高速列车在青岛南车四方股份公司下线,预计时速超过500公里,新的世界纪录又诞生了。12月28日,国家质监总局公布事故调查报告的当天,国务院常委会同时强调指出“建设发展高铁的方向是正确的”。

    再看那饱受诟病的“三桶油”,尽管他们没有特高压和高铁这样扎眼的独门绝技,但也不是光躺在床上就把钱赚了,看家本事也还是有的。目前“三桶油”不仅保证了中国石油的供应量,而且保证了油源的多样性,即提高了能源供应的安全性。像苏丹和安哥拉这类国家,自然条件不说了,遍地都是地雷,西方企业都懒得去或不敢去,中国企业却能做到在那种条件下把石油采出来,同时还能保证足够的低成本。没有金刚钻,莫揽磁器活。现在国企在海外四面出击,首先靠的是遵循市场规则,靠的是自己的技术优势和成本优势,不赚钱的买卖,人家也不会干的。否则,还不如直接从中东买回来,举手之劳而已。

四、国企竞争力的来源

    综上所述,可见当前大多数国企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做大做强甚至做优,首先凭的是自己的实力,而非片面依赖垄断地位。那么国企所具备的竞争优势是如何形成的呢?全面分析目前尚无可能,试做列举。

    首先,这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一家企业不论是国企私企,只要不是过于差劲,那它总能够被时代大潮推动着前进,生存下去不会太困难。国进民进,这才是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真实写照,这也是离开所谓的垄断地位国企照样可以独自发展的历史大背景。

     其次,因果互置,相辅相成,包括私企国企在内的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力的加强或提高,也同样有助于延长经济高速增长这一大趋势。国企在这方面的表现,其实是很突出的。国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首先垮掉了一大批,其次改制了一大批。剩下的这些企业,原本就有一定的竞争力,否则怎能生存下来。最近十年来,各行各业的国企普遍积极地进行了兼并重组和技术升级,确立了自己的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市场竞争力自然又有了很大的提高。

    央企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的异军突起,就反映了以上两方面的因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水泥的需求自然也一直持续走高。一家水泥企业,即使是国有的,也很难会在嘴边有饭吃的情况下而饿死。中国建材集团则抓住这个机会,短短几年间就将自己打造为一个年产水泥数亿吨的超大型企业。与此同时,中国建材还主动淘汰落后产能,进行技术升级。地方国企安徽海螺集团,也有相似的特点。现在中国水泥业在全球,不仅在产量上遥遥领先,在技术上也是位居前列。中国建材的进步,在众多国企当中并非是特例。遗憾的是,国企在“做大、做强、做优”这方面的努力和进步,没有得到媒体相应的报道或宣传。

    另外,从企业管理者与组织者的角度来看,中国官员的水平也是不容小觑的。即使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的话,中国政府官员管理企业的历史也已经接近六十年了,相应的经验肯定不会是贫乏的。管理现代企业以及组织科技研发,如学者王小东指出的,这对于那些常常兼有工程师身份的中国官员来说,可能并没有太大的挑战性。最近数届的美国总统,大都出身于律师,有的甚至当过演员,在电视镜头面前他们魅力四射无人能及,在这方面,那些看似木讷呆板的中国官员肯定会自愧不如。不过尺短寸长,要是换成掌控产业发展以及组织科技研发,电视镜头前生龙活虎口吐莲花的那帮人就未必强过那些看似只会念讲稿的了。比如,中国政府通过制定并落实一个接一个的具体的“五年规划”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美国政府却乏善可陈,这已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中国羡慕不已。再如,当好多人还在为入世后中国产业前景担忧的时候,官员们已经着手布局国企进行海外扩张了。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官员进行批评,但是,轻率地将他们视为颟顸之辈就不可取了。

    还有人抱怨国企总是比私企更容易得到国有大型银行的贷款,这造成了不平等竞争。这一指责的不合理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那些踏踏实实搞实业的私企获取贷款恐怕没那么困难。其次,某些私企要是能保证不会发生像温州老板“跑路”那样的情况,自然不愁贷款,毕竟银行离了放贷就赚不了钱。凡事皆有利弊,私企有自己的优势,不过也不可能把所有好处都给占了。国企在灵活性方面不及私企,但是在安全性方面肯定不落其后。即使换成一家私人银行,在国企私企之间进行选择时,也未必不会不青睐前者。

    国企自身的竞争优势和在技术领域取得的成就,是不应该否认的。本来是国进民进,可国企如今竟成了众矢之的,国进民退竟成了舆论共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媒体和学者炒作的结果。2011年年末,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坦言:“我现在清华讲课,一半学生来自非公企业,可以说,我还没听到哪家民营企业骂国有企业,真正骂的是个别学者。”同时,李荣融还强调,与私企相比国企不仅很少享受政策优惠,甚至还在向私企进行变相补贴:“我不客气地讲,没有国有经济哪有非公经济今天的发展?国家给了非公企业不少优惠政策,优惠政策的背后就是钱,没有国有企业年年增长交的税,国家哪有钱给出来?”

五、国企变私企的风险和代价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国企存在着问题。现在国企其实跟私企一样,都是靠提高劳动效率降低劳动成本来赚钱。国企内部的高收入者(被媒体夸大了)只是少部分人,众多的基层员工收入一般,更不用提那数量庞大的临时工、派遣工了,这跟私企没有两样,当然,相对而言这方面国企还是好过私企的。中国企业,不论是国企还是私企,他们现在在全球竞争中具备的优势,首先受益于那些价廉物美的白领蓝领工人。这些白领蓝领做出了长期巨大的贡献,理应让他们共享增长的成果。改善员工待遇,实现共同富裕,国企私企都是责无旁贷。

    国企利润如何为全民所享?解决办法只能是加强监管(具体措施另议),而不是私有化,这才是真正的惠及全民,国有民享。毕竟企业归政府所有,民众还有资格去分一杯羹,若是私有化了,企业就属于私有财产而神圣不可侵犯了,民众根本无权分享其利润。“央企帝国”变“私企帝国”,要不得。除交纳税费外,,国企自己留下的利润并非像许多轻率的媒体宣传的那样是被全部私分了,主要还是用于扩大再生产了,此问题暂不详述。

    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大地震和海啸造成私企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灾难后,资方在处理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自私、无能与漠视公众利益,加重了事故的危害,而民众甚至政府却只能在一旁干着急。2011年12月下旬,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再次呼吁对东京电力公司进行国有化。

    将国家电网与华能集团以及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等国企变成类似东京电力公司那样的私营企业,冒这样的风险,值得吗?

 

 



 

发件人:"os xt" <xtos@live.cn>2012-03-02 00:57:42 收件人:<zdjun@263.net>

中国必须追究违宪犯罪者的责任

田忠国

2012年3月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只有执行全国人大决策的权力,没有超越全国人大的权力,但是,从国务院出卖国家经济主权的事实上看,国务院早就超越了宪法规定的权力。从犯罪学的角度说,违宪行使权力从本质上说就是违宪犯罪,这是一。其二,一个以违宪犯罪为己任的机关,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 或许有人说,我们这是反对改革。请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以违宪犯罪为改革标准的?如果有,请举例说明,如果没有,以违宪犯罪的改革就是非法的,就应该受到全国人民的审判。

    有人说,世界银行的佐利克必须滚回去。佐利克是应该滚回去,也必须滚回去。但是,佐利克是谁请来的呢?据媒体报道:“在发布会现场,佐利克介绍到,世界银行的这项研究的构想肇始于18个月前,并得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支持,主要议题是面向2030年,甄别和分析中国中期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此后,这项研究由财政部牵头,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简称"国研中心")合作,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得以成文。”这才是问题的所在。所以,佐利克必须滚回去的同时,那些以肢解中国为目标、为己任,以违宪犯罪为手段的中国官员,必须承担其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试想,一个国家的国家机关或高级官员,无视国家宪法,并以违宪犯罪为治国之纲领,社会犯罪怎么会不横行?所以,国家混乱,必因违宪横行;纲纪不张,定是以法犯罪。因为,宪法乃治国安邦之大纲,其中内含有全国人民共同遵循的价值标准、价值秩序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价值目标。以违宪犯罪为己任、为目标,违宪犯罪者必然以获取宪法禁止的利益为目标,事情就这么简单。从人类历史上说,没有一例违宪犯罪是为了造福人民的,恰恰相反,每一次违宪犯罪,犯罪者都从犯罪中获取了巨大利益。

    从治国安邦的维度说,中国到了必须追究违宪犯罪的时候了。因为,纲纪(宪法)零乱,是亡国之开始。师从敌国,乃为巨盗之迹象。巨盗治国国必亡,以敌为师定通敌。

    此处所说的以敌为师,并非指学习敌国之长处,而是遵循敌国之指令摧毁己国之意识形态、制度机制和经济主权。若以此为标准,回头看看中国后三十年的历程,人们就不难发现,中国先是以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学为改革蓝本,现在又以佐利克瓜分中国主权经济为模板。前者在自由经济学一书中,开宗明义就说,自由经济学是专门为解体社会主义中国和苏联而撰写的。

    由此推之,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是弗里德曼,中国官员只是总执行师而已。从已有的历史上看,苏联已被成功解体,中国也正走在解体的道路上。佐利克的到来,不过是中国官员请来加快解体速度而已。还是看看佐利克自己怎么说。


 

佐利克讲话的英文稿

2012年2月27日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World Bank President Zoellick's Opening Remarks at the High-Leve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for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Society: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Strategic Choices”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创建一个现代化、和谐和富于创新的社会:国际经验和中国的战略选择”的高级研讨会上的开幕词,

    It’s a great pleasure to be here today to present the “China 2030 Report.” 

    非常荣幸今天在此呈上本报告:“2030年的中国”。   

    The idea for this study was conceived eighteen months ago, when I met with Executive Vice Premier Li Keqiang at the time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Bank.  

    这一研究的设想始于18个月前、我为纪念中国和世界银行合作30年和李克强副总理的会晤。

     Vice Premier Li endorsed a proposal that we work together on identifying and analyzing China’s medium-term development challenges, looking forward to 2030.President Hu Jintao and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welcomed the proposal.

    李克强副总理批准了一项由我们共同合作以确定并分析中国展望到2030年期间面临的发展中的挑战的建议。胡锦涛主席和习近平副主席赞同了这个建议。

    So I’d like to thank Vice Premier Li for his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this project.  

    因此我要感谢李副总理对这一项目坚定不移的支持。 

    I’d also like to thank Minister Xie Xuren and Minister Li Wei for hosting today’s conference, and bringing together this distinguished audience to discuss the work.   

    我还要感谢谢旭人部长和李伟主任主办了这次会议,并请来了如此出色的与会者参与讨论。  

    In addition, I’d like to recognize Minister Zhang Yutai for his role in starting and guiding this study. And I’m grateful to Vice Minister Liu Shijin, who led the team at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our joint work. His leadership throughout this project has been exemplary.

    我还要肯定张玉台主任[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玉台] 对这一研究的发起和指导作用。另外我要感谢我们的联合研究项目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小组的领导刘世锦副主任。他的领导从始至终都对这一研究至关重要。  

    Minister Li Wei provided especially important guidance on how to make the report more useful to the Chinese leadership.  

    李伟主任为如何使本报告对中国领导层更有利用价值提供了特殊的重要指导作用。

    注:

    李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研究员。汉族,1953年8月生,江苏丰县人;1969年3月参加工作,197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专文化程度。1969年3月,上海市川沙县施湾公社知青,1970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1976年4月,上海市化工进出口公司办事员、组织科副科长兼公司团委书记、党委委员(1982年9月-1985年10月在上海电视大学中文专业学习);1985年2月,上海市委组织部经济干部处联络员;1988年3月起,历任上海市政府、市委秘书;1991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秘书;1998年3月,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1998年6月,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兼总理办公室主任;2003年1月,任中央金融工委副书记;2003年3月,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委员;2005年10月,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2010年7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2011年4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国有企业改革、企业国有产权管理、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国有企业金融衍生产品投资管理、企业信息化等方面实践和政策研究工作;作为国务院主管部门负责人,曾具体负责2003-2005年间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工作;在全国重要报刊杂志发表经济社会类学术论文及其他类文章70余篇,作为第一主持人合著《金融工具与保险会计》;参与中央、国务院有关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主持制定有关部委重要的政策性文件。近期主要从事宏观经济、金融政策、房地产、城市化发展、社会管理创新、企业改革发展、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研究工作。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55年1月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1982年2月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2年3月至1986年10月,在西北大学经济系(后为经济管理学院)工作,任讲师、教研室主任,并在职读硕士学位。1989年11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89年12月—1994年3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1994年4月至今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曾任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宏观调节研究部副部长、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目前兼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理事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产业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防科工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改革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等。兼任若干城市、企业的顾问和若干大学的兼职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主要涉及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领域。先后在一些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及其他文章二百余篇,独著、合著、主编学术著作10余部。撰写一系列内部研究报告。曾多次获得全国性学术奖励,包括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优秀论文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一等奖等。 
 

 

 



发件人:<xianyan9738@vip.sina.com>  2012-03-01 17:17:22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冼岩:萨克斯搞垮俄罗斯,佐利克搞垮中国?

萨克斯搞垮俄罗斯,佐利克搞垮中国?

冼岩

一,“新瓶装旧酒”的图谋

    由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手,据说有50多位专家学者合力,耗时一年多终于完成的这份近500页的世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就中国未来20年,开出了所谓的“世行药方”。

    此情此景,让人不由想起11年前的俄罗斯。当年威望更甚于佐利克的萨克斯向叶利钦推荐“休克疗法”时,叶利钦欣然笑纳,结果是俄罗斯的经济一泻千里,几乎万劫不复。萨克斯比之佐利克,同样的普世心肠;“休克疗法”较之“世行药方”,同样的符合市场经济的经典理论。前者把俄罗斯导向了深渊,后者又将把中国导向何方?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药方的提供者,萨克斯和佐利克,在身份上还有微妙的区别。萨克斯只是纯粹的学者,他创造的“休克疗法”,早年在玻利维亚确曾取得不俗的业绩。因此,“休克疗法”虽然坑害了俄罗斯,但人们一般并不认为萨克斯是“有意谋害”,他只是食书不化,该承担责任的是叶利钦和盖达尔。但是佐利克却不同,这位前美国政府外交顾问、白宫办公厅副主任、贸易代表以及副国务卿,是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政策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小布什“遏制”中国战略的主要操盘手。秉承小布什“向专制宣战”的决心,佐利克的观点更是鲜明而直接:“世界上仍然存在邪恶……美国将以军事优势为基础塑造未来的世界秩序。”——对于这一“未来的世界秩序”之最大可能障碍的中国,佐利克内心的看法和态度不言而喻。没有证据显示,佐利克在美国副国务卿等职位上展露的理念和观点不是出自内心,而只是应景之词;同样没有理由推测,佐利克在世界银行行长任上,就会改变他多年来形成的核心理念和态度,毕竟美国依然是他宣誓效忠的祖国,而世行本来就是美国控制的、通过迂回途径帮助实现美国利益的工具。

    应该说,还是美国人最了解佐利克,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汤姆•巴里评价说:佐利克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促进经济自由化,另一方面却维护美国自身的保护主义,自由贸易只是用于打破其他国家贸易壁垒的敲门砖以及实现美国利益的工具,美国国家利益才是佐利克心中左右切换的杠杆,“佐利克只把自由贸易理论当作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一旦美国短期利益甚至国内政治因此受损,佐利克就会放弃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转而倒向重商主义和单边主义”,“佐利克之所以接受‘实现美国全球霸权’的新保守主义主张,只不过是希望更为睿智地使用美国的实力”——就是这样一个人,却突然露出一副要“拯救中国”的嘴脸,主动向中国提出开展“合作研究”的建议,并最终搞出个什么“世行药方”,又怎么能让人不怀疑他是试图用经济手段完成在副国务卿任上用政治和外交手段未能完成的搞垮中国之目的?

    对于这样一个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人,对于这样一个有前科的人,作为中国官方政策研究权威机构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究竟毫无警惕之意就与其凑到一块,义无反顾地充当人家的工具和枪手,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国家。当然,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当年的俄罗斯也是因为有着盖达尔、丘拜斯等一批身居高位的官方经济学者与萨克斯配合默契,才会“休克”得那么彻底。今天的佐利克,完全是踩着萨克斯当年成功的脚印在走(俄之失败,即美之成功);而今天的中国,盖达尔只会更多,绝不会罕见。

二,市场化的陷阱

    “世行药方”的中心词是市场化,这对于它自己来说,不是一个新鲜词。遵循美国的意志,世行一直在给发展中国家开出同样的万应灵丹,其出发点正像汤姆•巴里评价的那样: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促进经济自由化,另一方面却维护美国自身的保护主义,自由贸易只是用于打破其他国家贸易壁垒的敲门砖以及实现美国利益的工具。其效果更乏善可陈,搞垮了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搞乱了南美、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正因为如此,世界银行这方面的工作经常遭到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学者的严厉批评,指责它为了美国或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往往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过快地、不正确地、按错误的顺序引入或在不适合的环境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破坏。

    虽然一次次地失败(对美国来说是成功),一次次地给其他国家造成了重大甚至是毁灭性的损失,世行这些来自美国的历任行长们,却既不气馁,更不脸红,反而一次次都能为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可见,西方经济学理论最强大的地方,不是它的疗效,而是它为治疗失败进行辩解的话语能力。现在,这个人又毫不脸红地跑到中国来了。虽然被他们奉为市场化样板的美国引发了这次全球性的金融风暴,虽然奉行市场化理论的优秀学生欧洲陷入了债务危机,虽然近几十年唯有“半市场化”的中国一直保持着高效增长,而且最好地抵御了西方传递过来的经济危机,但所有这一切事实,都丝毫影响不了中外这些人闭着眼睛大声合唱:中国必须进一步完全市场化,目标是向欧美看齐——一些人这样唱是因为利益,美国的或他们自己个人的利益;一些人这样唱是因为书上是这么写的,在他们的眼中,书本重于事实。老师自己都已经这样了,基础条件要差得多的学生再学老师,能好吗?何况,实践证明中国现在这样适应性更好,为什么成绩好的,要学习成绩差的呢?这样的问题,对这些人来说显然没有自己的利益或观念重要。

三,国有企业的谜题

    “世行药方”的一个重心,是破除国有企业垄断,促使国有企业私有化,尤其是引进外资。中国重点国企的高效率,是中国经济赢得国际竞争、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支点。而国企竟然高效,这显然与市场经济的经典理论相悖,也引起了许多人的疑惑。话语强大的西方经济万金油理论对此当然不乏解释,他们的说法是国企效率好是因为垄断,因为享有其他企业所没有的优势,因为不平等的竞争。——这种说法并没有错,就像从镜子里看某人,你说某人长得怎么样并没有错一样。但是,镜子中所反映的,只是某人的一个截面,而不是全部。西方经济学解释力的强大之处,就在于它可以提取任何经济现象的一个截面。但也只是一个截面而已,在它的特定角度之外,它则是一片茫然。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西方经济学的特定视角,而是从现象和事实出发,从国有企业在当下中国的成功出发,来重新审视问题,就可能得出新的结论。国企今天在中国成功的理由,其实和私企当年在深圳成功的理由相似。假设甲、乙代表了两种相反的机制,各自有不同的优缺点和适应性,当大环境为甲时,如果乙的模式能够获得某种特殊的支持,从而得以在甲的环境中存活,那么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同时享有甲、乙两种机制的优点,克服两种模式的缺点。这就是当年全国计划体制下“深圳模式”能够突飞猛进,今天重点国企以及南街村、华西村等集体企业能够表现优异的原因,这也是今天在其他地方再采用“深圳模式”却不可能达到同等效果、欧美国家的国有企业如果没有特殊支持也不可能有良好表现的原因。

    这就是国企成功的奥秘,也是“中国模式”在经济方面的一个体现。要说不平等竞争,确实存在,但这种不平等首先是对外企而言的。中国的国企凭借自己的体制优势,获得了相对于外企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经济长胜不败的一个原因,也是佐利克急急忙忙一出手就直指国企的原因。对于国内私企而言,国企的所谓不平等竞争影响不大,因为国企并没有涉足多少竞争性行业,而是自我局限在少数几个战略性行业内。既然不在同一个竞技场上竞赛,又何谈平等不平等竞争呢?国企领域之外,私企可以存活的空间还很大。今天私企的问题,绝不是什么国企垄断、挤压的问题,而是自我转型、升级的问题,是政府对中小企业减税减负、提供更好服务的问题。

    更进一步说,国企是当下中国稳定的一块基石。说到国家竞争,人们总爱说枪杆子、笔杆子。这两杆子对于一个政权确实重要,但稳定最根本的基础,还是国家对经济的掌控力。为什么西方大国能够左右一些小国的政权更替?根本原因就是它们掌控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为什么貌似民主的一些国家,政权实际上被掌控在资本财团的手上?不仅仅是因为竞选需要募捐,需要资本家的支持,这方面的利益交换、政策回馈只是小头。关键在于:当大资本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时,执政者从国家和民众的整体利益出发,也不得不迁就和屈服于资本的意志。这才是最厉害的,资本家以脚投票的威力,远比选民选票的威力大,这就是财富阶层在民选国家能够控制政治权力的根本奥秘。这其中的滋味,今天的中国人其实已经在开始品味:每当反腐的呼声强烈时,就有人出来说:可不能对贪官动真格的,否则当心人家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去;当有人呼吁要对富豪加税时,也会遇到这种阻拦。

    无论如何,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到“财富控制权力”这一步,迄今为止,权力还能够压住财富,原因之一就是有着强大的国企,经济命脉是掌控在政权自己手中,国外的财团不能遥控,国内的资本也不能左右。正因为如此,国企成了佐利克们的眼中钉,希望由私人尤其是外资取而代之;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决不能任其得逞、如愿。国企需要改革,消费者的利益需要保护,但出路决不是所谓的打破垄断,所谓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而是加强对国企的监管,降低高管的收入,增加上缴的利润,降低产品的价格。。佐利克说:“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和全球的发展经验都表明,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大竞争,可以提高效率,提高生产率水平,进而带来更高水平的工资收入。”——确实,世界范围内有一些地方的经验曾揭示,打破垄断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产品价格,但这只是根据某些现象提炼出来的结论,而不是某个天神或上帝颁布的不容改变的律法。当现象赖以存在的环境变化时,结论就会改变;当观察的对象发生变化时,结论也会改变。中国的国企,就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经典理论所考察对象的新的市场主体。

    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加强监管,降低高管收入,增加上缴利润,降低产品价格,要做到这些,以国企的性质而言,本来并不难。之所以现在成了难事,完全是因为前一步市场化的结果——通过国企海外上市,引入境外的战略投资者,中国最赚钱的企业,成了国外投资者的钱袋,中国政府和民众反而享受不到多少收益。这些国企的管理者们,从自我利益出发,以“股东利益”、“现代企业制度”、“国际规范”等等作为挡箭牌,抵挡来自政府的,涉及降低高管收入、增加上缴利润、降低产品价格等方面的指令,这也是他们当初极力主张国企“改革”、今天还鼓噪要进一步“改革”的原因。因此,真正的国企改革,无论是为了降低高管的收入,增加上缴的利润,还是为了降低产品的价格,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方向都应该相反,前提应该是从境外的投资者手中赎回股份。佐利克不是说国企改革的目的是“应把更多的红利返还给社会,需要实行一些结构调整,从而建立良好社会保障体制”吗?要实现这一点,到底是境外的股东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甚至是没有更好呢?答案不言而喻,因此,我们就要请问佐利克先生了:为什么给我们推荐一种与你自己所说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的“改革”方案呢?

四,经济学需要变革和创新

    人们有理由怀疑佐利克“难得糊涂”的动机,也有理由怀疑一些学者为虎作伥的出发点。但是,显然并不是所有赞同和支持“世行药方”的人,都是企图搞垮中国以从中获利。利益是有限的,能够参与核心分配的,永远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注定只能赔钱赚吆喝。他们之所以心甘情愿只付出不收获,和革命烈士一样,只是因为理念。这些人从接触经济理论起,读的就是西方的书,上的就是西方的课,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他们经济方面的眼睛和耳朵,离开了这样的工具,他们既不能看也不能听,你要他们怎么办?虽然西方经济学在西方以外的地方经常失败,虽然西方经济学家自己也说,用经济学理论预测,十次有九次错,对的那一次还只能归功于运气,但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一种强大的事后解释力,它是史上最强的“事后诸葛亮”。无论正确、失败,它事后总能得出一套说法,从而让其使用者能够获得一种逻辑上的自洽,一种心理上的舒服。不要小看这一点,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理论工作者就吃这一套。为了这种自慰式的满足,他们愿意情深不渝、百折不回。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经济学者提出了新的考验。一个不能不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国内外包括吴敬琏等人在内,这么多的经济学者谈论危机,探讨危机爆发、蔓延的根源,但很长时间内,谈的都只是表象,只是皮毛,谈不到根源与根本。反而是民族主义学者王小东,一出言就直中源头。时到今天,几年过去了,当年王小东一个人的观点,已成为今日学界乃至政商界的共识,这时候,又有学者跳出来摘桃子,大言不惭仿佛这种观点原来是他独创一般——这些人就不能稍微让人不恶心一点点吗?

    为什么国内外这么多的经济学者,拥有这么多的资源,却抵不过一个非经济学专业的王小东?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人都只是经济学理论的奴隶,而不是主人。从他们成为俘虏的这一刻起,就不再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经济现象和事实,而是透过厚厚的有色镜片来看待一样;得出的,都是早已经设定好的固定的结论。

    立足于活生生的现象和事实,这本是亚当.斯密时代创造经济学理论时所秉持的基本方法,但经过这么多年逻辑和数学的繁衍,经济学的理论越来越精致,许多方面却离基本的现象与事实越来越远;同时,现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与事实及其背景,也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离经济学创立时代的现象与事实及其背景也越来越远。这就是经济学在今天适应性越来越窄的悲剧之所在,也是经济学急须变革与创新的原因。

    当然,经济学在它原初的生长环境——西方,并没有完全脱离实际,一些研究新现象和事实的成果,时有出现,甚至还获得诺贝尔奖。但一个同样不能不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对于与西方土壤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显然缺乏跳出原来的立足点、从更根本处重新建构的能力。中国以一种西方理论明显不能涵盖的方式,横冲直闯30年,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经济学者能够立足于中国成功的基本现实,从现象和事实出发,提炼出一套解释中国的理论——这么多的经济学家,这么丰富的事实和经验素材,长达30年几近一代人的时间,还不能搞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站得住脚的理论,我如果是搞经济理论的,早就找一块豆腐一头撞死了。

    当然,从西方成形理论出发,这些人对中国经济并非没有解释。因为必须服从于从另一种经验背景下提炼出来的理论,所以对于新的“不符合规矩”的成功者,只能否定。因此,中外经济学者对中国的解释如出一辙:中国经济是不合规矩的,是没有完全市场化的,所以它的发展是虚假的,或暂时的、偶然的,必须赶快向西方老师看齐,不然立马就会崩溃。这种“崩溃论”从20多年前唱起,一直没有停止,今天的演唱者所罗列的理由,和一二十年前并没有多少区别。你们别看佐利克的“世行药方”说什么“中国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的战略转变”,就以为他们发现了什么新的问题,得出了什么新的结论。其实,这一二十年他们一直就是这么嚷嚷的,没有半点新鲜。确实,今天的中国有问题(谁会没有问题?),经济需要转型,需要由依靠规模扩张向依靠技术创新转变,需要由出口和投资驱动向消费拉动转变,但这些与佐利克们说的市场化、打破国企垄断,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五,中国的最大危险,中国体制的最大软肋

    中国体制的最大软肋是反腐无力,以至于一些权贵家族窃取了全体国民的财富。这些人拥有巨额财富后,贪婪不会停止,只会想要更多;同时还有更多的权贵,希望跻身于巨富的行列,所以权贵们追逐财富的脚步永不停歇。

    正因为如此,他们瞄上了现在看起来利润最丰厚的国企及其所在行业,所以他们无一例外地支持佐利克式的“改革”。毫无疑问,只要一改起来,喝头口汤的总是他们,他们并不在乎为此将让“境外投资者”分走很大一块蛋糕。在此前的多项改革中,他们都是这么干的,实践已证明此点。

    这些人才是佐利克式“改革”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正因为有他们在背后默默无闻地使劲,站在台前的佐利克们和盖达尔们,才显得这么给力。这三方力量合在一起,就能hold住中国经济的大势走向,佐利克式“改革”就势不可挡。

    人们不难看到,从佐利克到中国的盖达尔,伎俩并不高明,方案更是撇脚,从个人身份到药方,都有着不良前科。但是,为什么佐利克还敢于雄纠纠气昂昂地跑到中国,来兜售他的老鼠药呢?原因即在他深明中国的国情。他很清楚,他的对手将是谁,他又能获得什么样的盟友,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何。从这个意义上说,蠢的不是佐利克,而是那些轻视、嘲笑他的人。

    这,才是中国的最大危险。

 

 

 

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  2012-02-28 14:00:25 收件人:zdjun@263.net

世行建言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每日经济新闻》

2012-02-28

  本周六(3月3日),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即将拉开帷幕,民生问题又将成为热点。小到孩子入园难,大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如何提高,百姓期待“两会”能加速更多惠民政策的“亮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多家研究机构正在预测今年两会的焦点话题。如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判断,热点问题将包括结构性减税、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土地制度改革以及进一步放松民间资本准入条件等。而两会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或将推动一系列民生政策逐项出台。

  就在“两会”召开前的敏感时点,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来华访问并带来了一份“特殊礼物”。昨日(2月27日),佐利克在北京发表演讲,建议中国须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通过企业、土地、劳动力和金融部门改革,加强民营部门,开放市场以促进竞争和创新,确保机会均等,籍此实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结构的目标。与此同时,世行与国研中心联合推出一份报告,其最大亮点便是以六个战略支柱为基础提出了中国改革建议。

  中央高层紧扣民生调研

  按照惯例,2月以来,多位中央高层在“两会”前进行了一系列密集调研,并召开相关会议,其中民生问题仍是高层调研与研讨的主线。

  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进行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涉及民生的多次调研中,就业问题成为重点。例如本月初温家宝总理在广东考察时,曾亲到中国南方人才市场,了解广东节后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

  另一方面,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也是一大课题。上周末,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围绕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和加强“三农”及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来到许昌部分金融机构和企业进行了调研,并强调要努力破解“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分析,本轮高层集中调研体现了中央高层对于民生问题越来越重视,也反映出将解决民生问题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紧密结合起来的考虑。

  多项重点领域政策待解

  上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这一文章引发业界热烈反响。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今年民生领域仍然是两会热点,但可能不会就民生谈民生,而将更加强调改革的重要性。

  他认为,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目前并不存在分歧,分歧主要产生在如何解决民生问题上,而改革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汪玉凯列举说,收入分配、医疗、国进民退以及教育等问题目前都有相对应的改革措施需要出台。

  一位参加政府工作报告讨论稿的专家向记者串联出一条民生经济链。他说,民生问题涵盖收入、就业等多个分支,引入民间资本扩大就业是重要支点,减轻小微企业负担和开放民间投资领域迫在眉睫,而财政和金融支持也必不可少。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谈及帮助民营经济发展时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只要能减税,我国1000万中小企业每个企业增加几个人手,3000万个体户每家多找一两个亲戚帮忙,就能解决几千万人的就业。

  财政部综合司副司长汪义达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今年要突出财政调控的作用,把稳增长、控物价、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来,继续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促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的基本稳定。

  中投顾问一名研究人士表示,今年“两会”将把民生问题工作重点聚焦在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标准、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强化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监管、加强校车交通安全工作等方面。

  世行建言深化市场经济转型

  在世行与国研中心联合推出的名为 《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应对未来20年所面临风险的措施建议。上述报告最大亮点是以六个战略支柱为基础提出关于中国改革的建议。世行表示,我国需重新界定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

  报告提出,纵观全球发展进程,不少步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常常出现突然的增长减速情况,由于未能主动调整战略而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佐利克说,中国的增长模式在过去30年非常成功,但需要加以改变以适应新的挑战。“中国有机会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促进包容性增长,并继续努力成为国际经济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佐利克表示,中国应为所有人提供均等机会和社会保障,这意味着在就业、融资、社会服务和可转移的社会保障等领域提供均等的便利条件,加强能力建设、透明度和问责制。

  厦门大学教授李文溥告诉记者,实行社会保险缴费返还,同时必须保证社会保险资金的正常运转,其所需资金可以来源于对国有垄断企业利润的再分配。在谈及这种设计的初衷时,李文溥说,这将有利于调整政府与居民的收入再分配关系,直接改善居民收入状况,间接调整社会不同阶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促进消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失衡。

 

 

 

 

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  2012-02-28 14:00:25 收件人:zdjun@263.net

中国低收入阶层超70% 收入分配不公加剧贫困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李实

2012-02-28

  当经济增长的成果可以公平地分配到不同阶层时,这个社会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其内部状态是良性的。收入分配不公不仅使收入两极分化,也使收入流动性僵化,也就是说,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穷人要变成富人的梦想更加遥不可及。

  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如何使穷人更有可能脱贫致富,进入更富有阶层?长年在收入分配和贫困领域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李实尽抒己见。

  收入分配不公加剧贫困

  CBN:中国有句古话叫“不患寡,患不均”,收入分配历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寡”和“不均”都不是好事。您的研究领域是收入分配与贫困,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李实:应该说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近三十年来,中国在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方面成绩很大,也赢得了国际声誉,但是贫困问题仍然很严峻。按照中国的扶贫标准,现在中国的贫困人口在4000万人左右。按照每天2美元的国际标准,中国应该有近1亿穷人。而在贫困线之上附近,达不到平均收入水平的易于陷入贫困的人口约在2亿人。

  中国在未来5到10年,面临着艰巨的反贫困任务。贫困的状况和变化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收入增长,一个是收入分配。收入增长成果如果不能公平地分配到各个人群中就会导致更多贫困。所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仅要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与反贫困联系在一起。

  CBN:怎样联系在一起才能有效地减少收入分配差距?

  李实:政府制定合适的反贫困战略,并通过各种再分配政策使得贫困人口的收入逐步增加。现在中国面临一个对贫困认识的转变问题。过去中国的反贫困战略主要针对绝对贫困,现在通过多年努力,绝对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在不同程度得到改善。全国城乡每年有7000多万人可以享受低保。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的反贫困战略重点要转移到解决相对贫困上。这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意义重大。

  “穷二代”成社会隐忧

  CBN:收入分配领域问题非常多,无论是天量的灰色收入还是垄断行业的超高收入,往往都引起全社会的热议。您认为目前收入分配领域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李实: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在放慢,而高收入者收入增长相对加快。这使得收入分配差距在持续扩大。根据统计,2007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左右,这在全世界也属于比较高的。收入分配差距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

  CBN:这样的话岂不是差距更加大?本来人们会有期望,今天的穷人可能成为明天的富人。

  李实:是的。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由于机会均等,不同人群会因为家庭、历史的原因存在收入差距。这些先天的差距可以通过市场的公平竞争得到修补。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状态。

  富人由于先天有优势,占有的资源条件更佳,因此容易更富。而穷人则因为诸多不利条件变得更穷或者持续贫困。这就使得收入流动性出现僵化的状态,使得不同收入等级的改变更加困难。

  收入流动性是用以考量一段时期人群收入状态变化的指标。还有一个更长期的研究,就是代际之间的收入传递性。西方这类研究做得较多,我们因为受到数据的限制做得比较少。就是说,父亲收入高,儿子可能收入也高。反之亦然。

  CBN:这就是社会非常关注的“富二代”和“穷二代”。贫穷的遗传和继承,这是件可怕的事。

  李实:是的,最大的问题是下一代的问题。说到“穷二代”,有两个群体值得关注,一个是农民工子弟。第一代农民工对公平感追求并不强,能从农村出来就觉得不错了。目标是为了孩子,愿意自己多吃苦,没有更高的追求。但下一代不同了,他在城市长大、接受教育,会形成一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价值观,但实际情况比较糟糕,他常常感到自己在城市中是二等公民。这是很大的一个群体,有群聚性,而且试图改变现状。这批孩子现在处于就学阶段,再过5~10年就要进入劳动力市场。

  另一个群体是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弱势人群。由于代际的收入传递性,父母下岗失业,孩子毕业后可能也找不到工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下层社会。虽然现在没有统计数字,这批人数量也是可观的。

  CBN:怎样才能有效地改善他们的收入状况,使他们脱离贫穷代际遗传的惯性?

  李实: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提供教育、培训等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其次就是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建立较好的社会保障,这对于减少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想办法解决贫困儿童的营养问题。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儿童发展与贫困的会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的农村小学生营养干预项目表明,儿童的营养状态与其之后的学习、就业等有较强的相关性。发达国家为了促进儿童发展,都实行儿童补贴“CHILD BENEFIT”社会福利项目,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些项目,在帮助贫困儿童得到适当的营养和早期发展方面效果明显,也建议中国政府借鉴这方面的经验。这项工作在中国还没有正式展开,只是有一些小范围的试点,下一步政府应该积极参与,推进这项工作。

  提高义务教育也非常关键。在一些边远贫困地区,教学质量非常差,孩子天天去上学,但是不知道学的是什么。这样他们将来就业就很麻烦。现在每年大约都有400万到500万初中毕业生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我们根据调研结果提出一个建议:初中毕业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由政府提供一年的免费职业培训,使得这些人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陷坑”里的中产阶层

  CBN:收入分配“两头小、中间大”被认为是相对稳定的结构。但是现在对于中产阶层这个概念还有很多模糊的认识。到底中产阶层指的是谁?在中国有多大的比例?

  李实:中产阶层确实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它包括收入水平,也包括生活方式等。但无论怎么说,就像相对贫困一样,中产阶层是个相对的概念,无论什么社会,总有一部分人的收入水平是处在中间状态。中国因为城乡差别大,所以在中产阶层统计的时候面临一个问题:到底是从城市还是从全国来考察这个概念?

  如果从城市来说,根据我们的估算,高收入阶层占约10%,中产阶层占约40%,低收入阶层占50%左右。但是从全国来看,中产阶层就被大大稀释了。根据我与赵人伟教授、罗楚亮教授最近的一篇论文,全国高收入阶层占15%左右,中间阶层占到10%左右,而低收入阶层超过70%。这样就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收入层级的中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陷坑。我们说“中产阶层陷在坑里”。这主要是因为农村人口太多,平均收入很低,使得中间阶层的比例大大降低。

  CBN:一般认为中产阶层对社会能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如何使在陷坑里的中产阶层更快地壮大起来?

  李实:根据上面的描述,数量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体。15%的高收入阶层很难后退到中产阶层,只有一个对策,就是低收入人群慢慢转化成中产阶层。这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慢慢实现转变。比如现在农民工中,有70%是初中毕业,如果这一批人,能有三分之一接受大学教育,三分之一接受职业教育,那么他们可能是将来中产阶层的后备军。

  收入分配改革亟待共识

  CBN:现在各界都在期盼发改委酝酿了多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但是从我了解的情况看,好像情况并不乐观。据说在如何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方面还没有形成共识。您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李实:现在收入分配问题需要解决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在解决方式上确实意见不同。比如是不是要加大再分配政策调整收入的力度?有人赞成,有人就担心影响经济增长,造成效率损失。比如要不要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就有不同意见。要不要引进新的税收手段,比如遗产税、物产税,意见也不统一。但是,如果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那么前面的共识也就没有意义了。

  CBN:在这一片意见不统一当中,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改变的前路到底如何?改变真的就这么难?

  李实:未来政策取向和政策有效性很大程度取决于经济增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就业就不会有问题。增加就业就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且经济增长,政府会有更多财力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在现有利益格局之下,很难对存量财富进行改变。但可以在增量的一部分中,增加再分配手段的力度。比如在近几年增加的教育经费中,很大一部分用在农村教育中。所以说,收入分配差距的改变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渐进方式不会带来更多的矛盾冲突,但是效果比较慢。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Fw: 普京将对私有化寡头进行倒逼清算? 2012-03-0719:40:06

普京将对私有化寡头进行倒逼清算

转载

    在总统选举前,普京接连发表数篇文章,抨击90年代前苏联的私有化进程。他严厉地斥责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私有化改革。

    上世纪90年代来,俄罗斯实行哈佛私有化计划和盖达尔改革方案,致使国民经济彻底崩溃,实物产出下降50% ,物价上涨了几千倍。私有化的改革,使少数寡头受益,绝大多数人受害。老百姓在十月革命后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被少数蛀虫侵吞。俄罗斯的鲍里斯 . 别列佐夫斯基等9 大富豪,控制了全国一半左右的金融和产业资本。他们任意挥霍,荒淫无度。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在这种形式之中去寻求开心的用场,于是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同归一流”。另一方面是广大人民受苦受难,惨遭洗劫,两手空空,40% 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

    昔日强大的苏联随着私有化而四分五裂,阶级对立,民族矛盾加深,内战不已,血流成河。昔日安定的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私有化的改革,贫富悬殊,黑社会帮派普遍出现;道德败坏,贪官污吏横行,为了个人发财,不择手段坑人害人。私有制逼良为娼,逼良为盗,逼良为匪,毒品泛滥成灾,任你立多少法,任你抓多少人,杀多少人,都扫不尽黄、赌、盗、匪、娼、毒,因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

    一心只想个人发财,于是凭权仗势,千方百计收刮老百姓的钱财。要发大财,迅速暴富,千载难逢的时机,莫过于将社会主义积累的公有财富一转手之间化为私有。待到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解散共产党时,千万普通党员和亿万群众却没有什么反抗。叛徒、内奸戈尔巴乔夫“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的阴谋终于实现。当人民醒悟的时候,已经悔之晚矣!

    名为休克疗法的改革,使得很多的国有资产落入了私人手中,造就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寡头,使普通国民更加贫困。俄罗斯社会两极贫富分化,造就了一些人成为俄罗斯国家的反对者。普京宣布未来解决这一问题。普京在他竞选发表的治国纲领中许诺说:要建立新的民主体制,广泛启动基层的选举,要把社会财富按照民主原则分配给全民和大众。

    根据普金的指示,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局长斯捷帕申最近宣布,俄罗斯国家准备重新评估上世纪90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倒逼垄断了国民经济资源和财富的垄断寡头和富豪们吐出巧取豪夺掠夺来的资源和财富。

    2003年俄罗斯统计局曾经作出了90年代私有化的数字统计,今年普京提出要彻底终结不公平的私有化,于是国家统计局就计算出当时国企的实际价值和拍卖之间,存在巨大的货币价值差距,准备通过法律程序一次性从寡头手中索回这些差价。相信普京当选后,会以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计算为法律依据,进行清算,向寡头们索回被侵夺的国民资产重新进行分配。

 

 






发件人:"Cao Jun" <skylink2001@gmail.com>收件人:"<Lucy.bai@263.net>, <baohongyu@sdic.com.cn>,

    敬请各位查收云汉经略最新一期《云汉月刊》和该期《导言》,并顺祝大家开心愉快、身体健康!

《云汉月刊》第113期《导言》

北京云汉经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军

2012-02-29

    “我们的任务是让世界更加开放和连接。人们使用Facebook与朋友和家人保持连接、发现周围所发生的世界大事、共享和表达人们关注的事情” ----Facebook

    据央行的最新数据,1月份社会融资总额伴随着银行新增贷款额的同比少增而下滑;当然本月央行是“意外与不意外间地”下调了储备金率(现在市场也在等待美联储的“字里行间”:还能保持历史最低的基础利率到2014年吗?)。但这些数据很难折射出随着民间金融的社会争议而引发出来的、深层次结构与制度等的弊端:据银监会的统计,2011年前三季,中国的商业银行业盈利8173亿元,人均利润约40万,3.05%的存贷差!借用温州市陈委书记本月初的惊人之语来说,现在真是到了要用“自杀”、“跳楼”等方式来佐证企业家精神、信用和市场经济地位的时候了。

    法人喘息的空间从各方面都受到了挤压:资金(含资金成本)、市场订单、用工供给与价格、各种社会成本的转嫁、政策导向与动因、产权保护以及商业信用。从舆论不难看出,去年强压而“腾出”的CPI空间将要被国有垄断的水电油气等“资源型企业”涨价用上了;“预防针”是打了很久了,而结构性的问题还是被改革的承诺一推再推。GDP连续四个季度下滑之后(不像08年那会是“急跌”),“玩起猫捉老鼠”游戏当然就不可能只有企业了:大家只需要看看各地政府的各类地产“新政”就不难看出端倪。老36条也好,新N条也罢,搞不清楚的是到底这“蛋糕”该怎么切 – 绕了一圈回来,民间搞不清楚的对策除了“跳楼”、“自杀”,陈书记还刻意没提的就是“跑跑”了。

    道琼斯工业指数本月28日站上了13000点,该指数自08年5月以来再次回到13000点的重要心理点位;这也意味着该指数离其在07年第三季度创下历史最高点还不到10%了,修复了自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所有的跌幅 –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这轮被称之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最大的、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的发源地是不是在美国了?也让人很纠结于该指数是如何走出这一轮惊人的反攻/reversal的!美国的非农失业率也降至了8.3%;虽然价格还在持续走低,但降幅缩小并随着房屋销售的不断转暖,长期房屋按揭的利率本月也出现了小幅上扬。零售消费(占美国经济的约三分之二强)以及经济领先指数等读数也利好不断。随着大选序幕的即将、业已拉开,围绕着新财年的预算、税收政策的结构性调整等趋势与方向性的动作也频频出台。

    本月的资本市场大戏也包括最大的创新公司Facebook的IPO申请,这家2004年由现年27岁的年青人Mr.Zuckerberg创办的全球最大的(拥有全球约8亿活跃用户)社交网站的估值预期将高达750 – 1000亿美元。而位于欧债危机漩涡中心的希腊,也在民众的抗议浪潮中通过了新一轮的、再度紧缩政策,并将紧缩政策的落实监督财权交给了欧盟;辅之私人投资者对希腊国债的本息豁免,虽然是否退出欧元区还是悬念,随着第二轮救赎的到来,希腊债务危机的化解还是露出了一丝曙光。但是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更为严厉的紧缩政策,希腊能否在2020年真正将债务的GDP占比回到“安全”界限,说是天方夜谭也一点不为过!
 

 

 

 

 




发件人: Yang Zhang 发送时间: 2012-02-29 05:30:04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s: 抄送: 主题: 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纪实

    新华社的这篇报道是属于重大的纪实性新闻报道,一般要经过中央审阅同意。因此,此报道才应该是代表中央对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发展的态度,与世界银行的调子是不同的:报道多次使用“共和国的长子”这个称谓,而不是世行笔下的“弃子”。新华社这个时候发表这篇报道也是值得玩味的。

中央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

----中流击水 砥砺前行

新华网记者 何宗渝、王敏、郑晓奕、刘菊花

2012年02月28日

    2011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中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顶梁柱”,中央企业中流击水,砥砺前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坚定履行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为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展望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中央企业将面临更大困难和挑战。但经过多年改革发展,中央企业栉沐风雨,卓然而立,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取得长足进步,应对危机和防御风险能力显著提升,正朝着做强做优、世界一流的目标阔步前进!以国家战略为发展导向,中央企业积极落实国家决策部署,全面推进做强做优,为保障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你从罗布泊走来,亘古荒原留下你忙碌的身影,漫天黄沙遮不住你坚毅的笑容……”一首短诗,描绘出国投罗布泊钾肥公司员工鏖战“生命禁区”的坚定与从容。2011年,国投罗布泊钾肥公司年产130万吨硫酸钾肥一期项目达产,一举将农业生产高度依存而又极度匮乏的钾肥自给率提高了10个百分点,年产170万吨的二期项目也在同期开工。“死亡之海”已经成为护卫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

  在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会生眼里,国投的投资决策,首先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考量。“国家战略需要什么,经济安全需要什么,中央企业就应该干什么!”进入2011年,国内煤电倒挂现象愈加凸显,而中央发电企业不计得失,以全年数百亿元的亏损保障了全国电力消费11.7%的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动力支撑。

  “作为共和国‘长子’,中央企业急国家所急,想国家所想。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说,在落实国家决策、保障经济安全、平衡区域发展等方面,中央企业切实发挥着“引领者”作用。

  在浩渺太空,神舟八号和天宫一号的“太空之吻”,叩开了我国空间站时代的大门;在大海深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航母试验平台、3000米海上钻井平台,开启了我国海洋事业新征程;在青藏高原,一条比肩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的“电力天路”,让西藏人民彻底告别了酥油灯;在石油行业,“海外大庆”和“海上大庆”的顺利建成,有力保障了国家能源供给安全;在通信领域,由中国企业主导、全球企业广泛参与的TD-LTE完整产业链已经形成……

  2011年7月,根据中石油建设海外大庆的战略部署,被称为“海外小铁人”的王贵海从苏丹转战伊拉克鲁迈拉项目。2011年底,作家陈宏光采访35位中国节能海外员工后写就的报告文学著作《在海外,我们不是传说》付梓出版。他在后记中写道:“持续一年多的采访,深度接触到了一大批国企海外员工的内心世界,听到无数真诚的述说,见过多次男人的泪水,我的心灵曾多次被震撼……在海外,他们不是传说,他们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代表!”

  列宁将国有企业比作国家的“脊梁”。之于中国,中央企业则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顶梁柱”。但要切实发挥“顶梁柱”作用,中央企业也同样需要不断改革进取。

  ——2011年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0.2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实现净利润9713.1亿元,同比增长6.4%;上交税收1.7万亿元,同比增长19.7%,约占全国税收总额的六分之一;

  ——截至2011年底,117家中央企业资产规模达到28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净资产10.7万亿元,同比增长11.4%。在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的中央企业有38家入围,比上一年增加了8家。

  2011年8月24日,上午10点,玉树通天河畔,阳光洒在一栋崭新的藏族民居的白墙上。歇武镇上塞巴村村民小李坐在屋前,悠闲地抽着烟,看着孙女和邻家小孩嬉戏。看到他们一家的生活安定下来,杨修坤感到非常满足,因为小李的新家由他一手设计监造。2010年10月初,他作为中国水电四局援建人员来到这里,一连吃了一个多月方便面。夜里寒风呼号,不时还有狼和熊闯进村子。“真有些害怕,但既然来了,不仅要坚守住,更要干得好!”

  截至2011年底,4家中央企业援建的牧民住房全部交付使用,70%以上城镇住房已经开工,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基本建成。中央企业上万员工开山辟路,凿地筑屋,以“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斗志更高”的信念和追求,为30万藏家儿女撑起新的希望!

  “参加重建,没有利润可图,但中央企业就是干这事儿的!”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玉树灾后重建现场指挥部副指挥长刘玉岐说。

  2011年11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显示,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和年度增幅均遥遥领先。中央企业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着共和国“长子”的深刻内涵——

  在中国电信对口援助的西藏边坝县,峻岭延绵、壁立千仞,当地百姓大多不会说汉语,但“中国电信”四个字耳熟能详;在西藏墨竹工卡县甲玛乡,中国黄金宁愿多投入上千万元凿穿山隧道,也不在地表修路破坏环境;在黑龙江依兰县,兴旺水稻专业种植合作社社长刘文昌盘点2011年收入时发现,得益于与中粮集团开展订单农业,每户农民增收超过1万元。

  从2008年到2011年第三季度末,中央企业对外捐赠超过150亿元。宝钢、中远、南航、招商局等多家中央企业建立了企业基金会,积极探索企业慈善公益事业的规范化管理模式。东风汽车捐资1000万元设立帮扶大学生“村官”专项基金;港中旅积极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开展“薪火相传”国民教育活动,有力增进了香港青少年对国民身份的认同感和对祖国的归属感……

  截至目前,有93家中央企业参与189个国家重点贫困县定点扶贫,涉及21个省份8300万人。电网电信企业大力投入“村村通”工程、农资企业加强“三农”服务、房地产企业积极参与保障性住房投资建设,为改善民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截至2011年底,已有75家中央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国移动连续4年入选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中国五矿获得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环境先锋企业荣誉……

  2011年5月27日,中国化工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一条条金黄色的芳纶II细软纤维吐露而出。聚合车间主任崔晓静激动难掩,紧紧抱住同事放声大哭起来。多年来的艰辛、委屈,都随着泪水散落开去。

  “这种纤维做成绳索,强度是钢绳的5倍以上;做成复合材料,能在220℃高温下连续使用10年以上。而自主生产出芳纶II,靠的是比芳纶II更坚强的毅力和决心!”在中蓝晨光院院长曹先军看来,这不仅标志着该领域被外企垄断30多年的局面的终结,广泛的市场前景更为企业发展开辟了新蓝海!。

  2011年,新兴际华集团凭借“企业内部模拟法人运行机制”和“产供销运用快速联动反应机制”,再次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483亿元,同比增长84.6%;利润同比增长38.3%,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11%。

  2008年以来,中铝的经营业绩呈现出鲜明的“V”字形曲线。2011年9月以来,受国际市场低迷和原材料涨价影响,铝行业再次出现售价倒挂现象。“经过调整,我们已经形成了铝、铜、稀土、工程技术等九大业务板块。2008年的悲壮不可能重演,因为中铝的竞争力今非昔比。”熊维平说。

  虽然火电业务亏损严重,但国电集团总经理朱永芃对企业发展信心满满——未来五年,国电集团火电新投机组中60万千瓦及以上的大机组将占86%,清洁可再生能源比重将由20.5%上升至32%;科技产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正以年均50%以上的速度增长,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2011年中央企业的改革同样可圈可点:

  ——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持续推进,6家中央企业控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中国五矿、一汽集团等中央企业完成整体改制;

  ——中石油、中石化等10家中央企业被纳入董事会试点范围,试点企业总数达到42家,董事会规范运作的制度体系基本完成;

  ——三项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中国电信、中国商飞等企业实现总经理竞争性选拔,中核集团、中国联通等企业留出多个中层管理职位公开招聘,航天科技、国机集团等企业分红权试点取得实质性进展;

  ——两家综合性电力建设集团重组成立,乐凯集团并入航天科技,中商集团并入诚通集团,国新公司接收华星集团开始发挥实质性作用;

  ——一汽集团等5家中央企业改革厂办大集体632户,安置职工8.9万人……

  作为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骨干力量,中央企业“走出去”稳步推进。中国化工通过收购以色列马克西姆·阿甘公司,顺利跻身世界领先的农药生产企业行列;中国建筑美国巴哈马大型海岛度假村项目开工,开创了中国建筑企业在北美投资带动总承包的先河……

  据统计,2011年前11个月,中央企业境外营业收入达到3.4万亿元、实现利润128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7%和28%,增速明显高于境内业务。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说:“对于中央企业,更要深刻认识今年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做好应对更大困难和挑战的准备。”

 

 



发件人:"Louis Kuijs" <LouisKuijs@fginstitute.org> 2012-03-08 11:02:27 收件人:"'LouisKuijs'" <louis.kuijs@gmail.com> New FGI Article: Reports of the demise of Chinese exports aregreatly exaggerated

中国出口已经死亡的报告是夸大其词

Reports of the Demise of Chinese Exports Are Greatly Exaggerated

Louis Kuijs

07 - Mar 2012

Editor’s note: Will China remain an export powerhouse? With reports accumulating of companies looking elsewhere to place their factories, the ranks of doubters have been growing. But Louis Kuijs, a Project Director at the Fung Global Institute, says they are wrong. Except in the cheapest and most labour-intensive industries, the Chinese export sector is doing just fine.

Many a headline has highlighted how rising costs in China are putting pressure on profit margins and redu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ountry’s huge labour-intensive, export-orient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prompting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o start shifting production to other countries in Asia.

However, a closer look at trade data shows that China’s overall exports are still gaining market share. In 2011, Chinese exports grew by around 20 per cent in US dollar terms and 10 per cent in real terms, compared to an increase in real global imports of around 7 per cent.

What is going on?

It is hard to get a good aggregate estimate of the transfer of production, but there is concrete evidence that major companies - including Nike, Coach, and Topform (a major supplier to Walmart) - have moved some of their production of garments and sneakers to Vietnam, othe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or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Indeed, Nike now makes less than half of its sports shoes in China. The key reason cited for these shifts is that, with labour costs in China rising rapidly on top of the strengthening RMB, , hourly wages are now substantially lower in several other Asian countries.

These high-profile cases, however, are not really representative, and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conclude that they herald the demise of China’s export success. The shift out of China is basically only happen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simple garments and sneakers.

Simple garments and sneakers are among the most low-value added, labour-intensive sectors, with relatively little need for equipment, infrastructure, supply networks and skills. As China is moving up the value chain, these least attractive and quite mobile sectors are the most obvious ones to go. Indeed, the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of Guangdong province has at times actively promoted the transfer away of “low value-added and polluting” industries. An additional motive for companies in these two sectors is the fact that China’s dominance of global textile exports has exposed them to the risk of trade protectionism against products made in China.

However, textile, garments and sneakers make up only about 15 per cent of China’s total exports. In the other export sectors where equipment, infrastructure, supply networks and skills matter more, there has been little or no transfer of production to other countries. This is true also for “brown” shoes (other than sneakers), which require more production machinery. Meanwhile, in sectors such as electronics, there is a shift of production within China from its traditional export-oriented manufacturing hubs along the coast to inland regions.

Even within China’s textile and garments sector, a move up the value chain is taking place. The country’s total textile exports went up more than 20 per cent in US dollar terms in 2011. Even after accounting for reported double-digit price increases, this implies higher volumes of exports.

The main reason why the amount of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that has left China has been very small is because the wage cost pressures have largely been offset. Gains in efficiency and labour productivity have been rapid. This has meant that, after their impressive fall between 1995 and 2004, increases in unit labour costs (wage costs per unit of product) have been modest and gradual in recent years.

Meanwhile, what is sometimes forgotten is that wages have also risen quite a bit in countries mentioned as alternatives to China, such as Vietnam and Bangladesh. This is even more so with the higher raw material prices, which are by nature a global phenomenon. Moreover, China’s advantages in infrastructure, clusters of suppliers, and deep labour markets are hard to overlook.

Taking into account all these data, what would be a more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what is going on than the headlines suggest?

Wage and raw material costs have risen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continued rapid productivity gains have largely offset the impact on wage costs per unit of product, while raw material prices have risen everywhere. Factoring in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RMB, China’s export prices have risen in US dollar terms in recent years. Data on US import prices are considered to be good because they are adjusted for quality adjustments. And they show that in January 2012, prices of US imports from China were 5 per cent higher than two years ago.

But wage and raw material costs have risen in competitor countries as well, raising their export prices, especially in other emerging markets. In January, prices of US imports of manufactured good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emerging markets were up 3.7 per cent and 7 per cent, respectively. Thus, China’s export-oriented manufacturers have basically maintained price competitiveness in foreign markets, especially compared to other emerging markets.

What is more, despite the cries of pain of export firms and industry organisations, China’s manufacturers have, overall, maintained their profit margins. As shown in the figure, on - average, profits as a share of gross output in industry dipped in 2011 after peaking in 2010. But profit margins still compare favourably to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suggesting, overall, that exporters have not had to sacrifice margins excessively to maintain price competitiveness. Thus, it is not that surprising that China’s exports are holding up very well in global markets.

   (Louis Kuijs,Project Director,Fung Global Institute,T: (852) 2300 2742,www.fungglobalinstitute.org,)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2-03-01 14:39:20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RCIF Policy Brief No. 2012.012 人民币汇率为什么要动起来?

人民币汇率为什么要动起来?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 张明

zhangyuxuan@gmail.com

MAR.1 2012

2011 年2 月10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首次突破6.30 关口。值此回顾一下过去30 年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不由得令人感慨万千。

1981 年至1993 年,人民币对美元年均汇率由1.71 一路贬值至5.76。1994 年初的人民币官方市场与调剂市场并轨,更使得人民币汇率在一夜之间大幅贬值至8.70。

从1994 年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步入了间歇式升值通道。1994 年1 月至1998年1 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8.70 上升至8.28,升值幅度为5%,年均升值1%。1998年1 月至2005 年6 月,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人民币在8.27-8.28 的水平上盯住美元,一盯就是七年半。2005 年7 月21 日,中国央行宣布启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2005 年7 月至2008 年9 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8.28 上升至6.83,升值幅度为21%,年均升值7%。2008 年9 月至2010 年5 月,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人民币在6.82-6.83的水平上重新盯住美元,一盯又是近两年时间。2010 年6 月19 日,中国央行宣布重启汇改。2010 年6 月至2011 年2 月底,人民币对美元由6.82 上升至6.30,升值幅度为8%,年均升值约5%。

1994 年1 月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了3 次升值过程,分别升值了5%、21%与8%(累积升值恰好三分之一)。这三次升值过程被两次国际金融危机打断,两次中断分别延续了七年半与近两年时间。

当前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进行调节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在这一汇率制度下,尽管短期汇率有波动,但预计中期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仍将升值。笔者预计2012 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升值3%,这意味
着2012 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接近6.1。

众所周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如果导致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上升,将会削弱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可能导致中国出口增速下降,进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既然如此,为什么1994 年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三分之一,而且未来还可能继续升值?换句话说,为什么人民币汇率应该动起来?

要说明人民币汇率为何应该动起来,不如换个角度来思考,当年中国政府为什么会选择让人民币在较低水平上盯住美元?

笔者认为,人民币在较低水平上盯住美元,从国内外两种视角奠定了中国“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对90 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一,如果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视为中国国内非贸易品(即服务品)对贸易品(即制造品)的相对价格,那么低估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实质上压低了非贸易品相对于贸易品的价格,这就会引导资源由服务业向制造业流动,从而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的大发展;其二,如果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视为中国出口商品相对于全球市场其他商品的价格,那么低估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实质上使得中国出口商品在全球市场上卖得更加便宜,从而推动了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

然而,尽管“投资驱动+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在过去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这种成功并非没有代价。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任何形式的价格扭曲必然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资源错配与福利损失。首先,非贸易品价格相对于贸易品价格的持续低估,导致大量资源流入制造业部门,形成制造业过度发展(产能过剩)与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产业结构失衡;其次,低估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意味着中国出口商品价格被低估、进口商品价格被高估,这无疑会导致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而贸易条件恶化的背后则是贫穷的中国人用本国的资源(福利)补贴富裕的外国人。

进一步来思考,由于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通常高于服务业,当前的产业结构失衡又导致了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一是制造业过度发达、服务业发展不足的格局不利于解决就业问题,从而造成一旦外需萎缩、出口增速下降,国内真实失业率就显著上升的局面。这又形成了一个新问题,即人民币升值究竟会加剧失业还是缓解失业?正确答案是,如果人民币升值能够引导资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流动,那么人民币升值最终反而会增加就业。

二是在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中,企业家在工资制定过程中的博弈能力更强,从而导致劳动者在产出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因此,在过去10 多年来制造业过度发展、服务业发展不足的背景下,出现劳动力报酬占GDP 比重不断下降的局面也就不足为奇了。1

简言之,从国内资源配置来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将提高服务品相对于制造品的价格,引导资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流动,这不仅有助于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而且有助于提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工资比重。这又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动起来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驱动+出口导向”向“国内消费驱动”转型的必要条件。

现在让我们由国内视角转向国际视角,看看为什么低估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已经难以为继。

原因之一在于,随着中国经济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价格接受者。中国出口的增加会压低全球制成品价格,中国进口的增加会抬升全球能源与初级产品价格,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上升会显著恶化中国的贸易条件,加剧相应的福利损失,而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

原因之二在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发达国家哀鸿一片,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在消费与投资增长乏力的背景下,这些国家需要通过刺激出口、限制进口来提振经济增长与缓解失业压力。这意味着,一方面人民币将面临更大的要求升值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出口商品将面临更为剧烈的贸易摩擦(例如反倾销、反补贴、惩罚性关税等)。尽管我们主动通过压低国内要素价格与人民币汇率来补贴发达国家,人家还不领情。用句难听的话说,发达国家是吃了便宜还卖乖,而咱们则是热脸贴到冷屁股上。

原因之三在于,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的难以承受之重。一方面,拥有高达3.2 万亿外汇储备的中国政府在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方面举步维艰,存量资产多元化更是难上加难,中国政府已经成为美元“人质”的说法并非耸人听闻;另一方面,为了对冲外汇占款造成的基础货币增长,中国央行不仅要求商业银行购买低收益的央行票据,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20%以上的水平,还通过压低人民币基准存款利率来降低整体冲销成本、维持冲销的可持续性。在中国“三位一体”式的冲销成本分担机制背后,受损最大的是居民部门。2 维持低估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冲销机制,反过来又成为压低居民部门相对收入、阻碍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隐性税收体制。

   1 相关理论分析可参见张斌、何帆:“货币升值的后果——基于中国特征事实的理论框架”,《经济研究》,2006 年5 月。

总言之,降低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让人民币汇率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从内外两个视角来看都有助于更好地引导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提升中国居民的福利水平。现有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并不需要大的转变,中国政府需要做的,不过是尽快放开人民币对主要外币汇率的日均波幅(由目前的正负千分之五上升至正负百分之一甚至更高),并充分利用这一波幅。当前欧债危机造成的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短期国际资本流出中国以及离岸市场上的人民币贬值预期,正是中国政府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幅的最佳时机。

   2 相关实证研究可参见Ming Zhang. “Chinese Stylized Sterilization: The Cost-sharing Mechanism and
Financial Repression”,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2, Forthcoming.
 

 


 

2012年的货币政策要警惕通缩

吴庆

2012年2月1日

    国家统计局1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比上年上涨5.4%,比年初制订的目标4%高出1.4个百分点。不过,12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同比上涨4.1%,低于全年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先行指标。

    第一个是居民消费价格环比指标。受节日因素影响,12月份的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3%。但是在10月和11月,这个指标降低到了0.1%和-0.2%。在过去12个月里,消费物价上涨了4.1个百分点。其中3.9个百分点的上涨(也就是95%的上涨)发生在前9个月。如果扣除季节因素影响,那么2011年三季度末以来,消费价格指数可能已经停止了上涨。

    另一个先行指标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指数(PPI)。这一指数从2011年1月份的0.9%逐月降低到6月份的0%;在2011年5月到9月之间,几乎零增长;在10月和11月,连续出现了两个0.7%的降低,12月份继续降低0.3%。由于这一轮通胀是从产业链上游向下游传递的,因此工业出厂价格指数的降低预示着消费价格指数还将进一步降低。

    笔者早在2011年2月和4月两次指出:2011年最大的风险是货币政策过度紧缩。不幸言中。广义货币量(M2)在2011年仅增长了13.6%,远低于2010年的19.7%和2009年的27.68%。(当然,2009年是过度宽松的一年,不具可比性。只显示货币政策波动幅度。)这是新世纪以来M2的最低年度增速。狭义货币量(M1)在2011年也仅增长7.9%,是新世纪以来第二低的增速,仅高于2009年1月的增长速度。未来两三个月里,M1有可能创造新世纪以来的最低增速。

    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展望2012年全年,我们可能会看到以下景象:

    第一, 中国经济很可能在2012年见证货币政策过度紧缩的坏处。当前消费价格环比指数已经接近于零,消费价格指数进一步降低意味着CPI环比指数可能在几个月后将会再次由正转负(上一个负数出现在2011年11月)。到2012年下半年,CPI同比指数也有可能由正转负。这是典型的通货紧缩。

    第二, 经济增长速度将进一步下降,有可能加速下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的进程和速度还不够,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依然较大,而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的进程正在出现反复。目前大多数机构均预测中国经济2012年的增速仍然在8%以上,但是同时也指出:预测值在未来两个季度里向下调整的可能性大于向上调整的可能性。1月2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经率先将中国经济2012年增速预期从9%调低至8.2%。

    第三, 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升值之路已经接近尽头。按照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计算,从2005年5月到2011年11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上升了21.4%,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了31.6%。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人民币在海外不可交割远期市场(NDF)上的汇率低于人民银行制订的人民币现货汇率,显示人民币贬值预期已经出现。可是2011年下半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快速升值了8%。如果停止干预,人民币有效汇率在2012年贬值的可能性大于升值的可能性。

    第四, 随着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在2012年变得复杂,货币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快速增大,跨国资金流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在人民币贬值预期的情况下,如果人民币现货中间价继续升值,那么跨国资金净流出的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加重通缩。外汇占款的变化已经显示出资金流出的迹象。2011年前3个季度,外汇占款分别增长了10710亿元、8910亿元、和7467亿元;但是后3个月份分别减少了250亿元、280亿元和1000亿元。

    基于上述预测,当前货币政策应该采取以下两项措施:

    第一, 加大当前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速度和力度。不仅“保增长”,而且“防通缩”。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在2011年四季度发生转向,但是转向的速度和力度还不够。人民银行在2011年四季度提出了“预调微调”的原则,也得到了国务院肯定。“预调”是“微调”的前提。在过度紧缩的副作用显现出来之前提前采取行动弥补,就是最好的“预调”。如果存款准备金率每次调整半个百分点的话,那么2012年一季度可能需要调整3-4次。

    第二, 及时停止人民币单向升值,让人民币适度贬值。停止升值的最大困难是顶住来自美国的压力。海外市场上出现的人民币贬值预期正好可以用来抵抗美国的政治压力。如果中方减少干预,纵容市场力量推动人民币贬值,美方没有理由提出异议。
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怕慢,只怕停”。目前,最慢的做法是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减少外管局对汇率的干预。最快的做法是停止外管局对汇率的干预,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但可以保留外管局在特殊情况下恢复干预的职能。长期来看,只要不断前进,快慢之间差别不大。

 

 




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收件人:zdjun@263.net中国改革论坛邮件订阅 2012-03-08 14:00:34

收入分配改革是转型的关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 李建伟

2012-03-08

  出口和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基础需求。从各国发展历史看,一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10%以后,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将逐步缩小,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逐步弱化,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动力逐步转向国内需求。

    我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从1990年 的 1.8%提高到2010年 的10.35%,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未来我国出口规模仍存在进一步扩大的空间,但继续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状态难度不断加大,经济发展的需求模式从内外需双轮驱动逐步转向内需拉动为主,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扩大内需的重点是扩大消费需求,而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在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因此说,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一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资本要素收入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趋于上升,生产税净额和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呈阶段性上升趋势。

    二是经过二次分配调整之后,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依然持续下降,特别是2004年以后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低于初次收入分配占比;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低于初次收入分配中占比,但仍呈持续上升趋势;由于政府部门在二次收入分配过程中从企业部门获得的转移收入大于政府部门向住户部门的转移支出,政府部门在二次分配之后的可支配收入大于初次分配后的收入,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也因此高于初次分配收入占比。

    三是在住户收入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具体表现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提高。

 

财政预算改革慢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魏加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倪红日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

2012-03-08

  3月5日,财政部公布《关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并提请全国人大审议。

  财政预算管理改革应是“纵向放权、横向收权”。财政预算改革有什么好的政策建议吗?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呢?

  倪红日:对于财政预算管理的改革,我的建议是“纵向放权、横向收权”。所谓纵向,是指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我主张的放权,是在中央财政集中45%—50%的全部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将执行的决策权更多地交给地方政府。中央财政主要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承担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职责。

    具体建议包括: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责,中央政府集中做好规划、指导和宏观调控;将公共服务项目和具体实施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扭转目前中央主管部门在中央财政收入集中的现状下,过于集中了地方财政支出的决策权,形成中央主管部门决策权过多、向地方政府的专项转移支付规模过大、又要求地方政府财政配套的局面。逐步改变基层政府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状况,真正建立起公众对民生公共服务的选择、决定权和监督机制。

  所谓“横向收权”是指,为了提高财政预算管理的完整性,应该将政府收入和支出管理全部纳入财政预算范围。改变现在政府收支管理的“分散性”和“碎片化”。谢旭人部长所讲的 “全面提高政府性基金预算的规范性和透明度,继续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加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 ”都属于这个方面。这方面的改革关键是克服“部门利益”,所以需要顶层统一意见,下大决心,切实推进。

  周天勇:从政府收入体制的改革来看,我认为,“十二五”期间,甚至到2020年,财税收入方面的体制改革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彻底清理各种收费,需要收的费改成税。对于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事业性机构的收费,包括一部分乱罚款,在“十二五”期间,需要有一个五年的清理规划,并且要有各部门配套的取消收费后的改革方案。若要真正彻底清理税外收费,这个规划要分轻重、分先后、分阶段、分步骤实施,扎扎实实推进清费减人方面的改革。二是形成统一完整的国家财政收入体系。在中国目前的政府收入体系中,除了税收和一部分收费进入了预算外,相当部分收费罚款收入、社保资金收入、国有企业利润、土地出让收入、探矿权和采矿权出让收入、出售彩票收入、公共考试收费等项目,基本上没有进入政府的财政预算。因此,应当逐步纳入预算统一管理。三是调整和改革税收来源结构。未来的税收源泉在哪里,决定于要素价格、资源和环境稀缺程度和财富的积累分布。并且,应当以此来进行调整和改革。

  从政府支出体制的改革来看,财政体制在支出方面的改革任务是,将政府党政公务和行政性事业支出的比例降低,按照现代国家预算体制将一般性预算与建设性预算分开,支出结构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变,并且将发票报销制改革为预算拨付及事务核销制。一是预算体制与编制体制联动改革;二是财政一般性预算与建设性预算相分离;三是建设公共服务型预算;四是从发票依据报销制到预算事务核销制。

  魏加宁:我个人认为,财税体制改革的任务主要是理顺三大关系:一个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包括相关税收与必要的补贴;另一个是政府与国民的关系,包括相关税收与社保、福利;再一个就是政府与政府的关系,主要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包括税收的分配与转移支付等。这里,我只想重点讲一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我们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究竟应当向哪个方向走?这是需要首先想清楚的,否则,我们的财税体制改革就免不了会左右摇摆,犹豫不决。有人说不搞联邦制,但是能不能搞地方自治?在现代市场国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联邦制国家,比如说美国,从历史长河来看,它实际上是在逐步加强中央集权;而一些单一制的国家,比如说法国和日本,则是往地方分权方向走。这说明,任何一种极端的体制都是有缺陷的。联邦制可能过于分散,而单一制又过于集中。但是,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实行地方自治。

  实行地方自治的理由至少有三个:第一,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它与民主政治、地方自治共同构成现代国家的基本框架,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否则,光有市场经济是立不住的。第二,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比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它比中央政府更清楚本地居民的需求是什么。第三,通常讲,地方自治是“民主的学校”,但凡民主化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大都是从地方自治做起的。

  所谓“地方自治”,从经济上讲,就是“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财产权、一级举债权”。就政权而言,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应成为独立法人,实行自主决策,独立核算,相互之间平等结算。

  就事权而言,现代国家的事权划分往往是差异化的,不同层级的政府,会有不同的事权(当然也会有少量的交叉),而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上下一般粗、同构化。按理说,应当是先划分事权,再划分财权,但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时,因为时间紧迫等原因,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划分财权上,而没能先把事权细划清楚,结果就出现了1994年以后财权层层上收、事权层层下放的局面。这在单一制集权国家当然是很容易出现的情况,因为上级管下级,缺少自下而上的制衡。因此,当务之急是要首先把事权划分清楚,并通过法律形式加以固定。但问题是究竟应当如何划分?是按照现行的五级政府体制去划分,还是按照国际上通行的三级政府去划分?因此,划分事权之前,还需要压缩政府层级,实现扁平化。但是压缩政府层级之后又会带来省级政府管理幅度过宽的问题,因此,又需要重新调整行政区划,总之,需要改革的地方还多着呢!

  就财权而言,现在一些人在讨论国税和地税是否应当合并的问题,有人认为,国税、地税两套体系是浪费。但是,如果我们的改革方向是实现地方自治,那么,地方政府就需要有自己的征税权和自己的征税系统。因此现在觉得两套体系是浪费,把它合并了,将来还得再分开。

  其实,问题出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改革的步伐就基本上停了下来,没有继续往前走,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议论。

  就财产权而言,我们现在只要是政府出资的企业就都叫做“国有企业”。其实,政府是分级的,因此国有企业也应当实行“分级所有”。比如,地方政府出资兴办的企业就应当叫做“地方公营企业”,而不应统统叫做“国有企业”。

  就举债权而言,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地方政府债务,中央政府究竟有没有“兜底”的责任?与其他债务国不同的是,在中国目前庞大的政府性债务中,有一大半是地方政府债务。如果从法理上讲,作为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就应负有无限责任,这就如同企业的总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一样。因此,只有实行“地方自治”,你才能够说,地方政府债务“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否则,中央政府就得负责“兜底”。现在,我们终于开始允许地方政府进行自主发债试点了,这实际上是前进了一大步。

  如果实行“地方自治”,那么中央政府会不会对地方政府失去控制呢?提“地方自治”在政治上会不会有风险?那不一定。问题在于中央政府怎么去做。几年以前,我曾经就“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中央政府如何对地方政府进行控制”这个问题写过一个内部报告。提到的办法之一就是,在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虽然地方政府首长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但是在公务员层面上,国家公务员与地方公务员之间是有“双向交流”(日本叫“出向”)制度的。我想,这就是一种制衡。

  此外,在财政收入安排上,让中央政府占大头,然后再通过转移支付使地方政府在支出层面上占大头。比如,日本在收入时中央占60%,地方占40%,经过转移支付以后,在支出时,中央只占40%,而地方占60%。这样的制度安排,就使得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有所依赖。这与居家过日子是一个道理。在“不分灶吃饭”即不实行地方自治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会把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视为是“老子养儿子”——理所应当的;但是在实行“分灶吃饭”即实行地方自治的条件下,本应“自立的”地方政府就会把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视为是一种“恩赐”,会有“感恩”的意识。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在事权划分上,虽然中央政府要向下分权,但是像国防、外交、国内贸易等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事权,中央政府则要牢牢把握,绝对不能下放给地方。

 

 

建议将提高消费率纳入绩效考核指标

迟福林

2012-03-08

  未来几年,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既是短期政策的着力点,也是中长期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点,更是改革攻坚的重大挑战。要尽快扭转投资消费失衡的局面,形成消费主导的新格局。

  中国走向消费大国不是未知数,关键在于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如果居民消费潜力能够有效释放,我国最终消费率有望达到55%以上,未来10—20年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是有可能的。

  为此,我建议,把提高消费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的约束性指标。“十二五时期力争使最终消费率从47.4%提高到55%。”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需要稳定投资。从短期看,投资对保增长是重要的;从中长期看,投资要有效转化为消费,才能形成内在的增长动力。我建议,未来几年的投资,应当按照需求结构变化的趋势,加大以保障型住房、教育、医疗等为重点的公共性投资。同时,要优化投资资金来源,扩大民间资本投入,尤其是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到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领域。这就需要改革现行的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改变民间资本投资门槛。

  城市化是消费的主要载体,是拉动消费的战略重点。城市化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将拉动最终消费增长约1.6个百分点。当前,城市化发展的突出矛盾是尚未实现农民工的城市化。

 

 

扩消费首先要改革流通体制

陈德铭

2012-03-08


  扩消费,流通地位很关键,中国物流成本太高了。

   流通对于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流通存在很大问题,环节多、成本高、效率低。去年和前年我们国家的物流成本占了GDP将近18%左右,而大部分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在8%--10%左右

    如果我们实行信息化覆盖下的现代流通体系的话,在流通领域我们还有一半左右的费用可以降下来。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建立现代的流通体系和制度,提高流通组织化程度,增加对公益性流通设施和鲜活产品冷链的投入等,切实降低流通成本,严厉清理流通领域的各项乱收费。

  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电子商务会有着极大的发展前景。现在电子商务交易额已经达到1年6万亿人民币左右,占了GDP的13%。

  中美贸易,美不能自己不守规则,却指责他国不守规则

  美国国会刚刚通过的针对中国的反补贴税法案,美国现有法律并未授权对美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反补贴调查,但2006年以来,美国先后对中国进行了31起反补贴反倾销合并调查。世贸组织已经裁定这种双重救济的做法违反世贸规则,中国企业就此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巡回法院的上诉也接连获胜。美国国会的有关授权既违背了世贸规则,也违背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国际通则。在国际贸易中,我们都应当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而不是其他国家超出国际规则的国内法,更不能自己不守规则,却动辄指责他国不守规则。

  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和积极推动力量,是“压舱石”而非“绊脚石”。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利比亚项目,一百多亿美元承包工程损失严重

  人民币汇率,外国人为控制企图不可取

   我们遵守的是世贸组织的规则,但我们没有义务去遵守某一个国家超出这些国际组织规则的内部法律和规定。中国企业在美国国内告赢了美国商务部。我静等着美国商务部这个一直指责人家不守规则的部门会守规则来改正自己的错误。但事实上没有。

  习近平副主席多次说,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整个关系的压舱石。最近美国有报纸说这不是压舱石,这是绊脚石。当然,压舱石很重,起着稳定的作用,你要去挑战它,那你就制造麻烦,绊你的脚,这是无可非议的。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3-05 06:46:41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林毅夫:超越“凯恩斯主义”和“华盛顿共识”

超越“凯恩斯主义”和“华盛顿共识”

世界银行副行长 林毅夫

2011-11-08

  遵循主流发展思潮或是政治利益集团的影响来制定经济管理政策,可能导致的失败有时源于政府并未尽责,或没有为持续的工业化进程提供必要支持;有时可能源于政府所追求的产业升级目标过于宏大,或源于无法在特定时点为经济发展方向作出最佳判断

  未名湖畔古色古香的朗润园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到华盛顿西北1818H街内敛沉稳的世界银行大楼,从56岁的经济学教授到59岁的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在过去三年半时间里,林毅夫又一次经历了他学术和职业生涯最重要的转折。

  基于此前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观察与研究,加上置身变动中的世界经济全局,从2009年初开始,林毅夫试图重构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他选择以“新结构经济学”(NewStructuralEconomics)进行新的学术概括和思想梳理,这其中贯穿了他早年师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等前辈思想而倡导的比较优势战略,更加入他对现阶段趋于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动态性思考。

  面对当前全球经济陷入动荡、低迷,美债、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等严峻挑战,9月下旬,林毅夫在世行总部大楼他的办公室接受了《财经》特派记者的专访。

  他断言,发达经济体已进入较为长期的经济低迷。而要解决美欧债务问题,在理论上不外乎“增加资本金或帮债务国还债”两种方案,长期来看必须促进经济增长。至于具体方案推行,他强调,“须面对现实的政治条件,这牵涉到政府、政治以及政治人物的领导力问题。这些都必须拿出政治决心来做,但通常经济状况不到最恶劣的时候,各国很难达成共识。”


  他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既要“超越凯恩斯主义”,也不应追随“华盛顿共识”,而应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即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

  他强调,“要寻求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政策”,把政府刺激作为一种有效投资,即提高生产力的投资,或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投资空间。

  他告诫,“遵循主流发展思潮或是政治利益集团的影响来制定经济管理政策,可能导致的失败有时源于政府并未尽责,或没有为持续的工业化进程提供必要支持;可能源于政府所追求的产业升级目标过于宏大,或源于无法在特定时点为经济发展方向作出最佳判断。”

  针对现阶段中国比较优势的动态性特征,林毅夫表示审慎乐观。他提醒,应当处理好几层关系:“一是引进与发明的关系;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三是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四是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关系。”

  发达经济体已陷入较长期的经济低迷

  债务问题的短期解决方案有两种,增加资本金或帮债务国还债;长期还须促进经济增长。但通常经济状况不到最恶劣的时候,各国很难达成共识

  《财经》:从世行、从国际视野的角度,欧债、美债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动荡?债务问题在理论上能否减轻?

  林毅夫:从8月份以来,国际金融体系大幅动荡,反映大家对这两个问题非常关注,如果希腊等国出现债务违约,导致国际性大银行倒闭,那就有可能严重冲击国际金融体系。至于债务问题在理论上是否可以减轻,当然可以。短期来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增加欧洲银行资本金,以此提高它们承受债务违约的能力;二是帮助一些主权债务国埋单,给它们各种金融支持,但这两种方式都是短期措施,都在买时间。

  长期来看,还是必须促进经济增长,以提高债务国财政税收及企业、家庭还债能力。理论上来讲都有办法,但能否推行,则必须面对现实的政治条件,牵涉到政府、政治,以及政治人物的领导力问题。

  《财经》:希腊问题就是明证,据说7500亿欧元可以解决希腊问题,但大家都拖着,尽管美国和欧洲允许给银行提供无限流动性,欧洲央行也不断买入证券以致保持低利率得以融资,IMF也撤回希腊,然而根深蒂固还是德国的问题,对于救希腊没有信心或认为凭什么救,最终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那照此下去,你是否认同世界经济将进入或已经进入衰退、或“二次探底”的说法?

  林毅夫:我认为可能性存在。如果发达国家情况出现急剧恶化,当然有可能导致全球性衰退;“二次探底”的可能性肯定存在,一旦情况恶化,我预期就会像上次雷曼兄弟一样,但更可能的是出现日本那样的长期经济低迷,即发达国家出现长时期的低增长,甚至不增长。换言之,目前看来发达国家很难走出困境,像当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后的情况一样,经历10年或20年的经济低迷期,这样的可能性同样存在。

  美国及欧洲的货币都是储备货币,可用印钞方式避免大银行倒闭,像雷曼兄弟破产后,美国政府立即提出纾困案,这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货币不是硬通货,很可能出现债务还不了的状况,但发达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我前面所说,短期解决方案有两种,增加资本金或帮债务国还债,这些都必须拿出政治决心来做。但通常经济情况不到最恶劣的时候,各国很难达成这种共识。

  以目前情况来看,民间并不缺资金,而是缺乏投资信心。2008年之前,即在经历一个长时期的繁荣后,为了满足当时繁荣的需求,就出现很多投资,而现在泡沫经济破灭,需求减少,严重的产能过剩显现,造成失业率升高,失业率高则意味着消费者信心受到打击,消费减速。

  发达国家的产能过剩,会反过来抑制民间投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再加上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开支增加,公共负债自然积累增多,原本债务较重的国家,就会触发债务危机。

  《财经》:你曾经说过,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表面上看是希腊、爱尔兰等欧洲国家发生债务危机,以及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但深层原因是发达国家产能利用不足,尤其是房地产领域和资本品的产能过剩,影响投资和消费,而它们财政赤字的加剧和积累似乎走进了死胡同。


  林毅夫:至今,发达国家制造业部门的产能利用率还是比正常水平低了10%左右,而产能利用率不足给发达国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失业率高涨,进而影响到投资和消费。

  大家知道,金融危机始于金融部门,后波及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的问题又反过来影响金融及财政。由于产能利用率低,房地产和制造业难以偿还危机前的繁荣期举债的银行贷款,造成金融机构呆账、坏账加剧。而在产能利用率低的情况下,各国政府财政状况也必然糟糕,而失业率高涨又使得各种社会福利开支增加,又导致进一步财政赤字的增加,原来政府债务较多的国家就表现为主权债务危机。

  前一段时间是用积极财政政策刺激,大部分走的是传统凯恩斯主义的道路,并没有提高经济增长率,现在财政政策收手,政府创造的需求开始减少,问题又暴露出来。客观地说,关键问题是各国面临一些政策选择上的困境。面对危机,传统的对策是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但只以积极财政刺激,公共财政赤字的积累会加剧,而且可能导致民众对未来的财政与金融状况丧失信心。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各发达国家内部,当时要求退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呼声高涨。然而,如因退出积极财政政策而导致失业率上升、增长率下滑,会进而造成政府福利开支增加、财政收入减少,最终还是会出现公共财政赤字的积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财政政策选择似乎走入了一条死胡同。

  《财经》:我们知道,经济学界确实存在两种思想,一是认为美国经济的低迷是政府刺激政策的失败;另一派则认为是刺激政策不够导致的,正如当初在人们主张政策退出时,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刺激政策还不到退出之际,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林毅夫:如果是传统凯恩斯主义,就可创造一些需求,但不提高生产力。而采用积极财政政策,政府的财政赤字就增加,公共负担加重,大家对政府还债能力产生怀疑,于是要求退出,即要求政府减少赤字,可是政府一旦减赤,需求就不够,失业也就随之增加。

  克鲁格曼认为,若不采取财政刺激,失业马上增加。我的看法则是,必须超越这一点。若是没有刺激,失业增加,社会救济要增加;此外,经济增长率下滑,政府财政收入减少,使财政赤字增加,退出积极财政政策,目的是要减少财政赤字。

  但是如果失业率增加,财政赤字还是增加,在这种状况之下,主张凯恩斯主义的人就说,不能退出,可是不退出怎么来解决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的问题?

  事实上,我部分同意克鲁格曼的看法,但在具体做法上,不能循凯恩斯主义的老路,只强调政府的刺激,必须“超越凯恩斯主义”把政府刺激作为一种有效的投资。能提高生产力的投资,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的投资,创造就业及需求,将来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政府收入增加,不就能还债了吗?

  《财经》:比较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那时失业率高涨助长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导致全球贸易体系的崩溃,目前美国16岁-30岁年轻人的失业比例已达45%。美国的失业率高涨是否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你曾经说,世界经济仍像两处悬崖之间摇摆的独木桥,下面是深谷和湍急的水流,现在你如何评估?

  林毅夫:有可能。每个政府都要保护就业,但是大家也从1929年的经验汲取教训,当年经济大萧条,为什么失业增加那么多,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政府不出手救援,银行大面积崩溃,导致正常的企业资金链中断,被迫倒闭。这次雷曼兄弟倒闭后,美国马上出台金融稳定方案,注资大银行,就是吸取当年的教训。

  1929年大萧条另外一个教训,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好像把就业留在国内,但另外一个国家出口减少,失业增加,经济恶化,将导致他对你的出口的需求也减少,你虽然减少了进口,但同时也减少了出口,结果大家都是失业增加。

  《财经》:由此看来,产业升级也犹如“双刃剑”,它既可能帮助一个国家强化其国家实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但也可能造成失业率的居高不下,或由此带来的新的产能过剩。

  林毅夫:不错,产业升级换代的可能性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大一点,因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空间大,但发达国家就比较困难,比如说大家讲绿色经济,但这还是一个概念,技术并不成熟,所以产业升级比较困难。

  我觉得,如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比较大的可能还是在于基础设施,因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升级有一定空间,但是完全依靠产业升级的话,在现有可贸易部门的产业就会增加竞争,而在不可贸易部门,就没有这个问题。在不可贸易部门,比方说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提高现有产业的效率,但并不进入到新的产业里面。

  同时,基础设施投资不管是对劳动力,还是资本品的需求都会增加,有很多资本品是发达国家生产的,而产能过剩主要都是在发达国家,如果增加在基础设施上面的投资,对发达国家的资本品的需求就会多。发达国家固然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但陈旧,所以基础设施改善的空间还是挺大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多数国家还是基础设施不足。

  《财经》:在此背景下,美国正在实行“再实业化”过程,即重振制造业。您对可能发生的中美两国在制造业上的直接碰撞有何看法?

  林毅夫:总的来说,不太会直接在制造业方面发生碰撞,因为双方的发展阶段不一样。美国不会再去生产成衣,也不会再去做组装,因为这些都是劳动力非常密集的领域,不是美国的优势,美国还是在资本和技术相对比较密集的产业,比方说在信息产业、产品的研发上投入很大,而且风险很大,这是美国的优势。

  但是在实际生产与组装方面,美国工资如此昂贵,实际是没有办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的。所以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主要还是互补,因为发展阶段不一样。

  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新结构经济学”

  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其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各个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及市场力量所内生决定,而非结构主义所假设的权力分配或其他外生固有刚性因素所决定

  《财经》:你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要超越凯恩斯主义,你所说的超越凯恩斯主义,具体如何界定?

  林毅夫:凯恩斯主义不分投资项目,而超越凯恩斯主义必须有选择性,选择提高生产率的投资项目,从短期来讲是提高就业、创造需求,但从长期来看是提高生产率。

  就目前现状而言,如我前面所强调的民间缺的不是资金,而是缺乏投资信心与投资机会,政府就要发挥更大的启动经济及需求的作用,如传统凯恩斯学派的刺激政策。但是一般凯恩斯学派,挖洞补洞也不行。最好的方式还是超越它,就是提高生产力的投资,即提高生产力及经济成长,使财政税收增加,加强还债能力。

  《财经》:这或许是一种理想状态,使我们想起曾有人批评你过多强调政府作用。早在上世纪90年代你就提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作为中国比较优势战略的提出者,在这一经济理论和政策旷日持久争议的问题上,你似乎区别于你的母校芝加哥流派,而部分欣赏刘易斯的话,即“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做得太多,也可能是由于他们做得太少”。你主张从实现比较优势战略出发,既认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又能够将政府的作用界定在适宜的范围内。

  林毅夫:从表面上来看,刘易斯强调政府作用,我也强调,但我的观点和刘易斯不完全一样。芝加哥大学主要学的是理性分析,芝加哥学派也并非强调教条,弗里德曼指出,理论必须能解释现象,如果不能解释现象,那就应该抛弃现有的理论。

  从这点来看,我是继承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方法,用理性的观点来分析,但理论应该能够预测现象,解释现象,如果不能解释现象及预测现象的发展,这个理论就应该抛弃,这是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方法。但芝加哥学派主要是研究发达国家的现象,刘易斯本人来自发展中国家,他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我研究的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因为研究对象是一样的,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相同的,所以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相近。但是在方法论上则不同,刘易斯讲的是二元经济结构,他是结构主义的分析方式,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是新古典的分析方法,仍然属于芝加哥学派或是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因此,不是简单照搬芝加哥学派,也不是简单照搬刘易斯理论。

  《财经》:这是一种复杂的结合。如果我们的理解不错,你的“新结构经济学”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指出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并以此来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以及政府、市场在此过程所起的作用。斯蒂格利茨提出人们不仅要反思“经济”,更要反思“经济学”;索罗斯亦成立所谓“新经济” 研究机构,你对此怎么看?

  林毅夫:这的确不是一种简单的结合,而是有一些方法论上的继承,也有一些理论上的创新。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技术、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发展经济学在“二战”后刚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时,结构主义的观点占主流,认为经济结构外生决定,即强调市场失灵及政府在改变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由于结构主义所主张的以政府主导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失败,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转而以华盛顿共识为主流,强调政府失灵,片面侧重市场的作用,并且忽视了对结构及其变迁问题的研究。理论的作用是在解释、预测现象,并且根据理论的指导来制定政策,如果理论不能解释现象或是预测现象的发生发展,或是根据理论制定的政策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就应该反思理论。

    比如说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主流经济学界并没有预见,危机发生后的发展,也没有比较准确的预测,刚发生危机时,普遍认为三至五个季度就会过去;在积极财政政策上,如果采用凯恩斯主义,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当然也应该对理论进行反思。

  事实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同时,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这些结构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各个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市场力量所内生决定,而非旧结构主义所假设的那样,是权力分配或其他外生固有刚性因素所决定。这种禀赋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经济体的禀赋及其结构,如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等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水平是给定的,并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因而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

  二是经济发展水平并非仅有“穷与富”或“发展中与发达”这两种离散情况,而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  三是在每个给定的发展水平,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机制。但在市场机制以外,政府还必须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协调或提供基础设置改进以及补偿外部性的作用,以促进产业的多样化和升级。

  《财经》:你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也不完全认同华盛顿共识,其重点是强调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结构特征,而协调配置不同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这是经济学上的一种实用主义。你刚才提到“二战”后所确立的结构主义,其价值理念可以追溯到凯恩斯主义甚至更早,从大的政治经济框架来说,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都进行了国家重构以及政府扩大职能的长时期变迁,而后你所提到的上世纪70年代后以及华盛顿共识的出现,还与“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理性预期范式紧密相连。可以说,撒切尔夫人、里根当时所奉行的全球化、私有化,甚至“重塑政府”都与这些理论的开道有关。

  林毅夫:随着结构主义教条指导下的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在许多国家的纷纷失败,自由市场理论开始胜出并逐步影响了发展经济学,这个趋势因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新革命而进一步加强。

  1970年的滞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以及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无不对曾经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提出挑战,而为理性预期革命的发生铺平了道路,理性预期理论则进一步驳斥了结构主义理论关于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作用的论断。

  《财经》:能否称之为一种“矫枉过正”?你曾经提出遵循主流发展思潮或是政治利益集团的影响来制定经济管理政策,有可能导致失败。但在常人看来,任何理论的出现或主流思潮的产生都与其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方法有关。

  林毅夫:政府经常采纳并执行那些反映社会主流思潮的政策,它们有些是政治发展过程的结果,有些是学界流行观点的产物。

  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重工业成为西方工业化强国的支柱,而中国等国家却被西方强国的坚船利炮打败,沦为半殖民地,并向英国、日本和俄国等国家割地赔款。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会强调重工业,类似认识也同样见诸于“二战”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但不同于发达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非常贫困,出生率和死亡率很高,教育水平却很低,基础设置也少得可怜;而且,这些国家在劳动分工方面以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绝大部分制成品都依赖进口。

  因此,这些国家的中心政策就是发展本国经济、尽早实现经济起飞,从而消灭贫困,而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作为军事力量的基础)则被许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当做实现这一蓝图的主要途径。

 而遵循主流发展思潮或是政治利益集团的影响来制定经济管理政策,可能导致的失败有时源于政府并未尽责、没有为持续的工业化进程提供必要支持。如债务危机后拉美国家未能提供足够的硬性基础设置;一些政府在产业升级、信息搜集与共享、与外企共同拓展商机等方面的支持不够,也属于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政府失败同样可能源于所追求的产业升级目标过于宏大,或者源于无法在特定时点为经济发展方向作出最佳判断。一个颇为显著的例子是“二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虽然初期较为成功,但违反比较优势导致在这些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所建立起来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无法存活。

  而为了降低这些企业投资和进口技术设备的成本,政府不得不对要素价格做出各种扭曲,如压低利率、高估本币汇率等。然而,这些扭曲却导致价格被压低的要素供不应求,于是政府只好借助中央计划或其他行政手段以确保要素能配置到那些优先发展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中去。但是,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休克疗法”建议,包括同时而迅速地实行稳定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等一揽子政策,却未必可行。要想从扭曲的状况中成功退出,既需要清楚地了解最优状态为何,也需要清楚地了解如何才能务实的走向这种状态。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不同于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金融、法律和其他基础设置需求都可能存在差异,因而正确的转型战略需要同实际情况,特别是要与所处发展水平相一致。况且,发展中国家常面临复杂的扭曲状况,经常是一种不当的干预引起了另一种新的扭曲政策,而这新的扭曲政策又引起进一步的干预政策,如此往复。

  《财经》:这就是你常说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能做得不够,也可能干预得太多。因此,在你看来,在讨论政府角色时,除了如何设计政策以促进产业升级以外,另一关键问题是,如何从现有的政府扭曲行为中退出,同时政府与市场协调配置资源,尤其是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应该承担的职能。这种政府作用,在现阶段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如何界定?

  林毅夫: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在全球化经济当中,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就更重要。全球化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是信息成本与交通成本的大量下降,原来在上世纪50年代或更早以前,大部分国际贸易是最终产品,每个国家从原材料开始到最终产品,都是自己国家生产,然后以最终产品交换最终产品。全球化的最大特点是,每一个国家的交换都是某一个生产环节的中间产品的交换,现在最终产品很多都在中国生产,但是打开最终产品,里面有很多中间产品都是进口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在信息成本与交通成本大量降低的状况之下,全球的生产布局更应按照比较优势来安排,每一个生产环节都利用它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就降到最低。发挥比较优势,一方面要靠市场竞争,价格能够充分反映这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的相对丰富程度;同时,政府也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为在全球化的经济中,不仅要素生产成本要降到最低,交易费用也必须降到最低。而若要让交易费用降到最低,必须要有优良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包括硬的基础设施,像港口、电力等,另外还有软的设施,像金融、投资环境、商业运营环境等,这些都必须是有条理的,而且应该发挥产业群聚,这方面政府能够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当然,在危机中政府的反周期作用,大家有目共睹,政府的反周期作用要发挥得好的话,有短期措施与长期措施,必须相结合,这就是前面讲的超越凯恩斯主义。政府在长期经济发展当中,对一个国家基础设施的完善负有责任,政府可以在反周期时候,对基础设施进行改善,短期创造需求与就业,长期提高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比较优势的动态性

  比较优势在不断发生变化,中国要处理好几层关系:引进与发明,政府与市场,投资和消费,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

  《财经》:在全球经济低迷而不确定的环境下,即世界经济复苏反复之际,中国经济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它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又有何影响?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有哪些自身值得关注的问题?

  林毅夫:中国现在全国生产总值中超过60%是进出口贸易,在国际化、全球化程度这么高的经济中,全球经济的发展当然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样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及全球经济的发展。而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贸易的影响,如果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衰退,进口需求减少。而进口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资源,一个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品,需求减少,进而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其次,也会有资金流动的影响,因为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投资,资金来自于发达国家,同时也有一些短期资金流动。发达国家金融出现不稳定,给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上就会带来一定难度。在全球化程度如此高的状况下,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表现,势必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消费。

  自2008年以来,可以清楚地看出,全球经济复苏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复苏:一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总体可以达到6%以上,而发达国家则只有2%左右,世界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带动。二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储蓄率比较高,政府财务状况较好,所以政府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启动民间投资的空间比较大。三是中国及一些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比较高,都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在低迷的大环境下依然维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

  《财经》: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救市政策使中国成功“保八”,但同时也给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带来更大难度,对这种由于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你如何评估?

  林毅夫:还是应该从长期的角度来看。2008年的金融危机突如其来,冲击大,如果当时政府不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注入4万亿元资金的投资,那中国经济增长一定大幅下滑。只有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让实际经济增长达到8%至10%。这些积极的财政政策都是大项目,有很多是基础设施项目。

  这些基础设施建完之后,会给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空间。所以,并不能因此就说积极财政政策,给生产方式转变带来更大困难,是一种经济结构倒退,我不这样看。

  当然,目前有通胀和资产泡沫的问题,确实应该关注,因为前一段采用的是积极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货币发行多了,就会带来通胀与资产泡沫的危险,两者都是必须高度警惕的问题。

  《财经》:你的观点确实与国内许多经济学家不同,并认为4万亿元投资对民营经济有好处。十年前,你就在著作中提到经济增长奇迹的背后存在诸多问题。而现在这些问题依旧存在,这是否意味着经济改革的边际效应已降至最低,中国重启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林毅夫:目前状况下,就经济领域来说,中小型银行改革可以作为改革突破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能够充分发挥劳动力优势,吸收农村劳动力转移,但目前仍有诸多因素限制中小企业发展,导致贫富差距扩大。


  大银行格局是最关键的限制因素之一。国内金融体系以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外加深沪两个证券市场。这种以大银行为主的格局导致多数资金由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支配,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很难得到贷款。同时,中小企业也不可能上市,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大企业,实际上享受了劳动者储蓄低利率的补贴。

  要解决中小企业发展难题,应着力发展地区性中小银行,因为能够给中小企业、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只能是地区性中小银行。关于这一点,2005年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面已经取得共识,但是推进的速度还可以再加快一点。以目前来看,设立的地区性中小银行,门槛特别低,但是现有政策安排不太合理,必须找现有的商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而现有的银行实际上不会有兴趣去做战略投资者。他们想要这么做,自己设一个分行或分支机构就可以了。此外,作为战略投资者如果那家银行倒闭或出了问题,他们必须承担所有的信用责任,这样等于给地区性的中小银行的发展设立一道很困难的门槛。


  我个人觉得,中小银行应该提高门槛,设立资金提高到1亿元或是更高,但是不需要战略投资者,再配以较完善的监管。


  《财经》:事实上,你把地区性中小银行的发展视为比较优势改革深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改革进程的比较优势是否在发生变化?现阶段的比较优势是否出现新的因素和动力?或过去的比较优势已经减弱,怎样创造一个条件使国家的比较优势更好地利用?


  林毅夫:比较优势肯定是不断在发生变化,所以必须根据发展阶段的不同,来定位现阶段的比较优势。在政策和侧重的领域方面,当然也会不同。

  按照市场的分类,中国刚刚进入高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超过4000美元,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怎样避免陷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这里面要处理好几层关系:一是引进与发明的关系;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三是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四是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关系。

  总体来讲,一个国家如果产业能够不断升级,技术能够不断创新,经济肯定就能不断发展。如果是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或是陷入低等收入国家陷阱,则会在很多方面显现问题,但根本原因还是产业升级创新停止,技术创新速度缓慢,如果人口增长又比较快,那经济就无法增长。所以要避免陷入中等国家陷阱,就必须让产业技术不断创新,而其根本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前面讲的四个关系。

  《财经》: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当初成本低、人口红利等优势正在减弱,并已转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或技术的创新或吸收已成为比较优势变化的一个较为明显的阶段?

  林毅夫:对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进入到高中等收入国家来讲,肯定有些产业已经到了世界技术前沿,原因是发达国家已经退出,这些产业在发达国家已经不存在了。

  但作为中等收入国家,就成为这个产业中水平最高的国家,产业技术要创新就只能靠自己发明。同时,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还有不少产业处于世界的中下水平,发展中国家需要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利用后发优势,如果一切靠自己发明,创新速度就慢。

  中国之所以能够达到10%增长,就是因为在技术上面的创新可以靠引进,成本低,风险小,所以要处理好引进与发明的关系。原则还是靠市场的竞争力,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可以利用后发优势的地方,还可以引进的地方,不需要过度强调自主创新,在已经处于世界最前沿的地方,当然要强调自主创新,这个比例是不断变化的。

  作为发展中国家,收入越低,可以引进的越多,靠自主创新的越少。而现在跟过去比,应该是自主创新的多了,但是与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如果不靠自主创新,就没有创新,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引进。如果过度强调自主创新,当然用意是好的,但投入大,收益可能较低,这样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减慢。

  《财经》:这使我们想起你在2002年《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文章中所强调的“后发优势”之概念,与当初不同,你现在提出的比较优势则是中国已兼具某些领域必须自主创新而其他更多领域仍具“吸收”之功能,并提出比例的动态性。在此过程中,政府如何扮演合理的角色?

  林毅夫:经济发展很重要的就是比较优势,而比较优势需要有完善的市场体系。中国作为中等发达国家,跟过去比,资金相对丰富,但与发达国家比,资金还是相对短缺;劳动力与过去比,现在相对短缺,但与发达国家比,还是相对丰富。所以,如何发挥比较优势,还是必须有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

  经济发展若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一定非常具有竞争力,剩余创造最多,资本的投资回报最高,资本的积累也最快。在产业技术升级的时候,政府要发挥相当重要的因势利导作用,如产业升级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不同,所要的金融服务需求也不同,而一个企业不可能全部问题自己来解决,它们需要政府来提供服务,或是政府协调相关企业来提供,这样升级才能比较顺利。而且,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此之多,在众多产业中到底要进入哪一项;若是政府不协调,让企业自行选择,那自发选择就可能进入太多产业,如此下去,每一产业都无法形成群聚。

  要在国际竞争中成功,生产成本必须最低,交易成本也必须最低,生产成本是否最低取决于是否符合比较优势,交易成本是否最低取决于基础设施等因素,后勤、供应链等,都和是否拥有较好的产业群聚有关,而政府在其中都需要发挥协调的作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常重要。

  《财经》:听起来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协调、辅助、或提供服务的职能,但转变政府职能,即你所提出的“退出扭曲战略”在中国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好像一直在强调投资?

  林毅夫:中国的投资已经很多,最近大家都在强调消费,而对此问题,我持不同看法。

  产业要升级,一定要投资,而产业若不升级,经济就不能进步。中国外贸顺差大,大家强调内需。其实内需有两种: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如果强调消费的话,贸易顺差并不会减少但价值不得减少,因为中国现在的优势是生产消费品,即全球最大的消费品生产国,如果消费多了,那出口的消费品就贵了,出口量可能减少。

  中国的进口以资本品为主,还有自然资源,如果强调消费,就很可能减少资本品进口;如果外国从中国进口的东西价格变贵,而国外生产的东西我们买得少,贸易顺差怎能减少?因此,我们应该清楚地强调,贸易顺差需要解决,但不是强调国内消费,而是国内需求。国内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我们要多做投资的事,才能增加购买外国的产品,同时投资才是我们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产业才能不断升级,要强调投资。

  《财经》:你强调增加投资这一点也与国内经济学家有所不同,因为事实上中国的许多投资存在着巨大的浪费。而你多次提出社会分配问题是中国较为严重的问题,同时又提出初次分配就要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可能吗?

  林毅夫:一次分配是让各种要素充分反映其相对稀缺性,前提是消除各种扭曲。为什么我们的收入分配愈来愈不公,而且主要集中在大的企业,主要就是金融市场集中在大银行与股票市场。只有大企业以及有钱的人、有钱的民营大企业才能够借得到钱,也就是说只有大企业和能够从银行借到钱的人才能得到补贴。

  目前这个阶段具有比较优势的应该是民营中小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受到抑制,那就会造成工资相对抑制;而一般收入比较低的人是靠劳动力收入,有钱人靠资本收入,靠工资收入的人工资相对受到抑制。

  把钱放到金融体系的人,是一般老百姓,可是他们借不着钱,等于是相对比较穷的人去补贴收入相对比较高的;能够从金融体系借到钱的是大企业,事实上等于老百姓补贴大企业。消除各种扭曲,让市场充分竞争,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一次分配就能搞好,实现充分就业,让低收入人群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因为经济发展快,资本积累就比较快,劳动力就会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

  在这种状况之下,工资收入就会相对迅速增长,会比资本的回报增长迅速,因此可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同时达到快速增长和收入愈来愈公平两个目标,而且这种增长会是具有包容性的增长。当然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产业不断升级,技术不断革新换代,因此也会出现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摩擦性失业,还会有鳏寡孤独、弱势群体需要照顾。对这些群体要以二次分配的方式给予帮助。

  资料:凯恩斯主义(Keynesian)

  也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要指根据上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著作为思想基础,发展形成的宏观经济理论。


  其主要结论是,现实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自动机制,因此政府应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通常的做法是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通过对经济的强行刺激,以维持繁荣,确保就业。

  这成为上世纪30年代美国等度过经济大萧条的重要政策依据。但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并解决资本主义出现的种种新问题,逐渐被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主张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各种新的学派所取代。

  此次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后,有人主张政府的经济政策重回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通过赤字财政和投资扩张,强行刺激经济复苏,但这亦引发新的激烈争论。

  资料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1989年,陷入沉重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试图进行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与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研讨会,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就此提出已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十条政策措施,被认为代表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

  其核心主张是,为实现私有制企业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及繁荣发展,只要给企业以真实的价格信号,就能够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最大化的效率和快速经济增长的轨道,从而实现“建立在本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增长”。

  上世纪90年代,拉美、东欧等国家纷纷倡导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柱的“休克疗法”式的转型,采取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转轨战略与政策。捷克等国取得重大进展,但也有许多国家陷入经济和社会转轨阵痛。

  进入新世纪,“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得失、利弊引发了日益激烈的争论。试图取代它的“欧洲价值观”、“后华盛顿共识”以及“北京共识”等新的思潮陆续涌现。

  本刊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012-03-05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2012-03-04 15:47:21 收件人:"'RichardXu'" <richardx@telus.net>抄 送:gymn@vip.163.com,圣人治世与分权制衡

圣人治世与分权制衡

乔续

    最近房地产问题比较多,这方面的新闻也挺多。一个是中央政府说要坚定不移的实施调控,一个是政府要清查小产权房,一个是公租房收费标准是38块钱一平米,一个是一些地方政府鬼鬼祟祟的开始放松调控,被制止,等等,这些是在台面上的新闻,至于背后的新闻只能靠猜测和道听途说了。

    本人以前也发表过关于中国房地产问题的一些看法,主要是三点。第一点是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由旧社会的租佃关系到现在房东与租户关系的转变,历史惊人的相似,而且现在买房子用来出租或者等着升值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市民文化,就像旧社会农民都想攒着钱置地然后雇人干活或者出租一样,不劳而获的文化在几十年以后又一次占据了中国人的灵魂,中国又一次匍匐在恶者的脚下了。第二点是中国政府要么是跟房地产一起崩溃要么是控制房地产崩溃,如果崩溃的话,时间点是2029年左右,这个时间点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勾结世界银行搞出的时间点几乎不谋而合,只是他们说是繁荣的时间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第三点是房地产暴富起来的体制内外的即得利益者们,早晚会成为共产党的掘墓人,这是他们的阶级属性使然,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许会有部分良心发现的企业家散尽家财追求内心的安宁,但是这绝对不会是主流。看看某房地产商打出的任潮流跌宕,自始引领中国的广告语,就能看出这个群体的野心。欲壑难填,进一步追求最大利益,这是恶主导社会的必然结果。

    最近肯德基的一个广告引起我的兴趣,一群军人进攻城堡,久攻不下,将军问谁有妙计,军师说使用香诱,色诱,味诱。也许这个广告的制作人仅仅是突发灵感,创造出这么一个广告,也许这里面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寓意。不过这个广告反应的信息却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企业不仅仅是一个市场的参与主体,他还有很多任务。

    下面先分析公租房问题。前几天在地铁里面看到一则新闻,里面提到现在的公租房价钱是38块钱一平。这个价钱真让人想不通,38块钱一平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还贵呢,我现在在五环边上租的房子,73平米,两室一厅,2300块钱一个月,如果按照38块钱一平的话,我现在的房租将近到了2800块钱,还贵了500块钱。这公租房不是要比市场价便宜吗,目的是解决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吗?怎么价钱反而贵了?

    再仔细一想,我发现自己以前太天真了,太相信政府了,其实政府都是人组成的,关键是里面的人如何实施政策了。以前有一个北京本地的同事无意间说了这么一句话:北京人是统治阶级,外地人是被统治阶级。他在劝外地女孩子踹掉以前的男朋友,找一个北京本地的男朋友是,还笑着对人家说这样你的命运一下子就改变了。

    显然能在政府系统内制定保障房政策以及实施保障房政策的人员都是北京本地的人,而且现在北京本地人好多家里都不止一套房,这个得益于他们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早早就嗅到了房地产的味道,不劳而获的心态驱使下,他们能出手的房产就出手了,甚至借钱买。而能在房产系统内工作的人员,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最清楚政策,市场行情,所以应该属于北京人里面的佼佼者了,加上一些开发商为了谋取利益,还会通过赠送房产的方式来行贿。所以可以想见,这些人肯定家里有不少的房产,也会用来出租,而且他们的房产基本上都在五环内,五环外的估计他们也看不上,这样两条政策就出台了,保障房价钱在38块钱一平米(还不忘搞一个8的吉利数字),五环内没有规划用地。显然是这些人的利益在驱使他们做出这样的政策,因为他们的房子都在五环内出租,所以五环内他们不会规划保障房一面影响他们的创收,另一方面就是五环外价钱太低了,也会影响他们那的房租价钱,所以价钱定在了38块钱,这个比五环租金市场价还要高的点上。

    这里面反应出了什么问题呢?首先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个判断,体制内的这些中低级官僚阶层像猪一样,一根筋,只知道吃。回族人不吃猪肉,据说就是因为猪的一些性情会通过人吃猪肉的方式来影响人。猪的特性是一个是淫乱,甚至兄弟姐妹甚至父女母子之间都乱交,一个是猪只有一根筋不会转头,一个是好吃懒惰,极其贪婪,最后就是人不管怎么喂猪,猪都不会对人产生感情。显然这个中低级官僚阶层出了猪身上的兄弟姐妹父女母子之间的淫乱没有之外,其他的基本都差不多具备了。淫乱方面举个例子,据说中国一些政府大院晚上几乎成了寡妇村,男人们都在外边过夜,至于做什么,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一些女孩子也配合,她们惊讶当年喜儿为什么不愿意嫁给黄世仁,显然她们很愿意“嫁给”黄世仁。万恶淫为首,邪淫在损害阴德福报以及招致灾难方面是最厉害的,可以想见当一个社会的官员阶层普遍出现这样的情况会是什么后果。一根筋表现在他们高呼改革不回头,有句话不撞南墙不回头,现在已经装了南墙,他们还在高呼改革不回头。贪婪就不用说了,不劳而获的文化占据了中国人的灵魂,在这个环境下能爬到政府系统里面的,肯定大多都是深谙此道的人。最后一个表现在这个群体无偿剥削了老百姓,老百姓没有起来反抗,他们白拿了老百姓这么多的财富,竟然一点感激之情也没有,还说老百姓是屁民。

    显然这个群体的本性已经变成了猪的本性,中国人有句有骂人的话:“真是个畜生”。其实仔细想想,中国人骂人也是很有文化内涵的,这里的畜生并不是被骂对象是畜生,而是指这个被骂对象已经具备了畜生的本性,他下辈子就会被打入畜生道,投胎做畜生,佛教里面提到因为贪污或者别的坏事被打入畜生道受报完了重新投胎做人的人身上大多都会有点记号,要么是某个地方有黑色的胎记,要么是一块长了黑毛的黑皮。佛教里面还提到对于一些犯了无间罪的例如杀人的罪行,就会被打入无间地狱。据说清朝时期,人们在杀猪的时候,发现猪的肚皮上有几个字是:秦桧七世身。据说秦桧死后被打入无间地狱,清朝时期才被放出来投胎做猪还债。最近民间还流传一套光盘,是关于李世民的,里面提到李世民死后先是被打入畜生道,然后被打入无间地狱,因为他生前弘扬佛法以及儒家文化有功,直到去年才被提前从地狱里面放出来,通过现身说法来减轻他的罪过。李世民被打入畜生道,是因为他曾经霸占兄嫂,这是邪淫的果报,而他为了争权夺利杀人太多,则是他被打入无间地狱的原因。中国民间还流行一句话是“一代官九代马”,意思是一世当官如果仅仅是贪污的话,最少要九辈子做马才能还他这一世做官欠下的债。最近中国还流行了一句话:出来混的,早晚是要还的。显然这句话也有着很深的文化哲理内涵。

    当中国人失去了信仰或者最起码的敬畏之后,就出现了现在的情况。圣经里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以及孔子说的知耻近乎勇也是这个意思。有信仰之前,首先需要敬畏信仰,相信信仰是真的,然后才能去按照信仰去做,让信仰来规范自己的言行,然后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影响身边的人,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最后大家相互影响,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信仰的社会。圣经与孔子的不同在于,圣经是从神本位出发,如果你不这样做,就会遭受惩罚,这样西方社会内部道德诚信水平显然起码符合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即十字架下的市场经济。而孔子是从人本出发,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人自己感觉到耻辱而勇敢的改正,而不是外在的惩罚逼迫他不敢这样做,人自己感觉到耻辱是要靠人的自觉来实现,不是通过灵魂层次的拯救来实现,结果最后虱子多了也不痒了,大家都这样了,也就没有了羞耻感,就像我的一些女同事说现在的男女同居甚至淫乱现象时说的话:现在大家不都这样吗?未婚同居夫妻双方的福气是要折半的,世界各大宗教都是反对未婚同居的,严格的夫妻关系也是区别人和畜生的主要标志。所以完全靠孔子这一套靠人自己知耻进而自觉的来行仁,是无法做到建立一个有信仰的社会的要求的。这个也是现在中国人道德堕落诚信缺失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市场经济最起码的诚信也不具备。

    同时这也让人想起当年淮海战役时期,黄百韬在自己失败的时候说过的话,大体意思是:共产党的组织体系严密,任何政策一通到底,下面坚决贯彻实行,而我们国民党,则是派系众多,相互掣肘,谁也不服谁,政策根本贯彻不下来。其实黄百韬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他没有看到这个现象背后的实质问题,这个实质问题除了毛主席的超强能力和蒋介石的志大才疏之外,就是是共产党人不允许有私产,信仰坚定,而国民党的当政系统靠着收编敌占区大发横财,家里还有一大堆的姨太太,财产让他们心无斗志,女人让他们精力不足,思维能力下降,这样的党政系统不垮台才怪呢,这样最后的集中表现就是蒋介石的叹息: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

    现在有人用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的共产党,这是不恰当,不可同日而与。当初的国民党体系内的健康力量早已经与国民党腐朽力量分道扬镳,投靠了代表中国进步方向的共产党,国民党自身也没有任何能力与意愿搞土地改革了,而现在中国共产党体系内的健康力量仍然还在体系内,现在的政府仍有意愿搞房地产调控,只是组织体系已经腐化,所以政策贯彻不下来,这个问题是能够通过组织体系的变革来解决,就像商鞅变法是通过自上而下打击旧势力来解决一样。而且在体系之外又崛起了新的代表中国进步方向的新的类似当年的共产党的左翼力量,现在的左翼力量也并不想也没有被逼着跟当年的共产党一样分开单干,这两股力量是未来中国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在2029年能否度过大难,就靠这两股力量了。如果哪一天共产党不想搞房地产调控或者搞不下去了半途而废了,接受现状了,那就真的危险了,真的国民党右派化了。

    再说政府要清理小产权房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同时也是赤裸裸的财富掠夺。政府系统国企能够买到很廉价的房子这几乎不是什么秘密了,全大街都知道,下面这段文字是我在一个论坛上看到的北京情况:

     市公务员集资房,位置刘家窑桥西南,均价4000,周边30000
     铁道部集资房,位置西直门铁科院院内,均价2000,周边50000

公安部集资房,位置广渠门外,均价4500,周边35000
外交部团购房,位置双井桥东南,项目名称:禧福会国际社区,团购价,6000,市场价30000
中石油团购房,位置太阳宫地铁站,项目名称:太阳星城,团购价8800,市场价28000

     市区政府团购房,位置大红门,项目名称:京投快线·阳光花园,团购价6000,市场价25000

市发改委建委集资房,位置六里桥西局,均价4000,市场价30000
人民银行集资房,位置宣武门康乐里,均价2000,市场价50000
市铁路局集资房,位置广安门手帕口南,均价5000,市场价32000
中信银行团购房,位置菜市口,项目:中信城,团购价5000,市场价33000

这其实就是明目张胆的制度性腐败,如果说美国的腐败是权钱交易,起码大家都有腐败的机会即美国梦的话,然后大伙一起团结起来掠夺别人的财富,那么中国的腐败则是赤裸裸的剥削与压榨,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封闭式腐败,是特权式的腐败。如果政府要清理小产权房的话,我个人的意见是政府需要首先清理一下自己系统内部,国企系统内部的廉价购房行为,我想这也是一笔不少的款子,然后再清理小产权房,这样才显得政府不像黑社会。

    最后,中国社会出现现在的情况,这个涉及到人类社会的两种社会模式的问题,即圣人治世与分权制衡的问题。圣人治世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成仙成圣的文化价值观,宗教里面有修行的传统,例如道家的白日飞升,佛家的修成正果,老子道德经也反映出圣人治世这方面的信息。一个地方的领导人就叫做父母官,皇帝与皇后要成为天下的道德楷模,皇帝要做表率,皇后要母仪天下,然而这个社会模式周朝时期就修正主义化了,魔鬼登上了庙堂混充圣贤,最后把中国折腾成现在的样子,如果在汉朝时期道教佛教没有在中华大地传播,约束了民间的道德行为,中华文明可能在五胡乱华时期就会像罗马帝国一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一定程度上讲,毛主席时期,中国也建成了圣人治世的社会模式,老百姓普遍的相信自己的领导是好人,相信跟着领导走就没错,然而建国后没多久,又开始修正主义化了,为了与修正主义做斗争,毛主席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里的粉身碎骨我个人认为不是现实世界层面的,而是灵魂世界层面的,就像大菩萨为了拯救众生违反天条遭受惩罚一样,这里看出了毛主席的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

    西方社会则是另外一个层次,以人本主义,性恶论为基础,认为人是不可靠的,所以人与人之间需要订立契约,需要法律来规范,发展出分权制衡的世俗社会管理模式,同时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传播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西方社会的道德水平,使其不至于内部道德的严重堕落而导致罗马帝国那样的亡国灭种,特别是作为犹太教一个小分支发展起来的基督教与世俗精神结合的清教徒的出现,加速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然而西方的基督教最后也无法避免犹太教早期那样主流撒旦化的趋势,认为自己是上等人,是上帝选民,进而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的民族的苦难基础上(佛教认为这是偷盗)。犹太人在苦难中盼望弥赛亚的到来,他们认为弥赛亚会赋予犹太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并抛弃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然而当耶稣真的降生在犹太人中间时,就是因为耶稣拒绝承认犹太人的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最后犹太人抛弃了耶稣,投向了魔鬼撒旦,就像撒旦引诱耶稣时候说那样,你如果归附了我,我会把整个世界都交给你,今天的犹太人似乎通过金钱这种世俗权力几乎真的快要控制全世界了。金钱与权力是人类社会的两种组织社会的手段,犹太人要通过金钱控制全世界,就一方面宣扬性恶论,即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享乐,消费,让人被自己的欲望牵着走,这样犹太人才便于通过金钱来控制社会。另一方面,金钱如何控制权力,就需要对权力进行分权,让权力之间制衡,这样金钱才能对权力进行分化打击,并让权力的最高境界独裁统治不得人心,这样金钱就失去了对手而为所欲为。这样就形成了人类社会的另一种分权制衡模式。这种模式因为自身内部的矛盾向外转嫁而发展,但是当到了全球化时代,因为矛盾人口的膨胀,科技生产力的膨胀,再也无法向外转嫁,而需要内部消化的时候,其不可持续性就暴露出来了,一方面是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这也许就西方一些人密谋把人类数量控制在几亿的原因吧,然而这是不可能和徒劳的,是要遭天谴的。

    从两种社会模式看,世界的希望在于中国的圣人治世的模式的回归,东方文化是人类未来的希望,不过圣人治世的社会模式需要学习人本社会中理性的合理成分,我个人把这种吸收了西方理性成分的圣人治世模式叫做天人模式,即信仰主导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运用理性精神去研究人类社会,研究自然界,研究其他的领域。

 

 

 

 

发件人:"王三" <szszszw@gmail.com>2012-03-06 00:40:04 收件人:hardwzh@163.com,yangjianli@initiativesforchina.org,中华民族社会最高理想的重现

中华民族社会最高理想的重现

郑酋午

2012年3月

    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大民族有许多不同,其中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宗教信仰。虽然,我国也有自己的宗教,比如,道教,但从道教产生以来就没有能够成为过主流信仰。其他有较多世界性成就的民族就跟我们不同,比如,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俄罗斯人、日本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等等,这些民族都有过绝大部分人信仰宗教的时期。当然,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宗教信仰的最狂热时期已经过去,但是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比起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来讲更注重精神力量。我们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不同,虽然我们没能形成主流性的宗教信仰,但是我们有对祖宗的崇拜,从五千年前的黄帝建国开始,我们就有祖宗崇拜文化,从孔子教导我们“敬鬼神而远之”开始,我们就更不注重神灵和来世而注重现世,但由于中国人没有深刻的宗教超越意识,高度注重世俗生活,一旦丧失了文化的最高理想,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失去了精神的支柱和向前发展的动力源泉。所以,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为我们民族树立起社会最高理想。

    比如,《礼记.礼运》篇曰:“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人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用现代汉语翻译过来“世界大同”就是,天下为公家所有,总是选拔有德行的人和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天下。讲究的是信仰,强调的是团结,所以人们不只是把自己的亲人当亲人,也不只是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而是致力于使全天下的老年人能够安享天年,使全社会的壮年人有贡献才力的地方,使所有年幼的人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使所有年老无偶、年幼无父、年老无子和残废的人都能得到供养。同时,男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公干,女人都能安心地操持家务、养儿育女。那时,人们对于财物和资本是一种厌恶的态度,人们宁愿把它们委弃给公家,而不必要收藏在自己家里。人们担心的是有力使不上,但这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因此,阴谋诡计就显得没必要而无法大行其道,劫夺偷盗杀人越货的坏事也不会出现,也因此,人们连住宅外的大门也可以不关,这样的社会状况就叫做大同。因为有 “世界大同”这个社会最高理想之光的照耀,所以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岁月里,我们中华民族虽然曾经历过多次的分裂、动荡和被侵略,但是我们能历经风雨而不衰,我们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只要是统一时期就都是农业社会里的世界超强国家。

    只是近代的我们落伍了,后来我们又落入全盘西化和全盘俄化的圈套,所以我们才有百来年的屈辱。从清末到现在的一个多世纪里,我国倍受蹂躏和欺压的历史以及现在我们还落后于世界强国和超强国家的现实都使得我们对那段历史耿耿于怀。在屈辱的百来年里,在世界上,我们民族都没有值得向世人炫耀的世界性独特成就。今天的改革开放,我们也不能在文化和理想中找到人生意义的终极归宿,只能在邓小平式的“猫论”功利主义之中获得赚钱的某些慰藉,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状态。我国其实从很早就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总是被打断,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始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加快,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从现在算起,再用十五年左右的我国将成为世界强国,再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我国将发展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超强国家,到时我们中华民族就能恢复我们祖先的荣光。所以,现在的我国,除了应注重加强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建设外,还应该加强文化建设,而在文化建设中中华民族社会最高理想的复归是最首要的。

    从孔子为我们树立社会最高理想开始,我们的祖先一直都沐浴在社会最高理想的阳光中,都一直把“世界大同”作为前进的指南和精神动力,尽管由于各种条件所限这一理想一直都没有实现。正如《礼记.礼运》篇所说的:“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发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用现代汉语翻译过来就是,如今一大二公的道路大家已经不走了,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财产。人们个个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只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财物和劳力都已为私人所拥有。诸侯天子们的权力变成了世袭的,并以正义的名义使之成为名正言顺的制度。这些权贵,大兴土木、画地为牢,建立起一个个独立王国,制定出自己的公礼和正义作为纲纪,用来确定自己诸侯国的君臣关系,并以这些纲纪来指导自己家族内的兄弟关系和睦,促夫妻关系和谐。新权贵们发明并设计了许多新的制度,以便把田地和住宅划归己有,同时还利用有勇有智的人,为自己诸侯国的生存和发展建功立业。这样一来,阴谋诡计这些厚黑学又开始大行其道,兼并与割据战争也由此产生。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旦这些提倡大公无私之道的人物,也由此成为三代中的杰出人物。这六位君子,没有哪个不谨慎奉行合乎大道的礼制。他们都旗帜鲜明地主张天下为公的正义,并以天下为公的原则考察人们的信仰,揭露过错,树立严格按制度办事的典范,为百姓昭示遵纪守法的各种常见规则。如果发现有越轨的反常行为,有权势者也要斥退,百姓也会把它看成祸害。三代之英所创见的这种社会状况就叫做小康社会。也就是说,孔子都认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时期也只是小康社会无法实现大同,而孔子的时代更是无法实现。从现在的中国历史发展来看,从孔子死后到现在也没有能够实现,历史上也有一些帝王或领袖想进行实验但都无法实现。所以,虽然世界大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理想但是由于不具备实现它的具体社会条件,总是被人讥笑为乌托邦。

    从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以后,西方国家纷纷实现工业化,而我国却无动一衷。所以,我们落后了。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情况看,人类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到现在,人类社会只是经历两种文明形态: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是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三次重大的科技革命,正是这三次重大的科技革命才不断使到世界各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现在工业文明已发展到信息化阶段(从产业的角度说),或者说,混合经济阶段(从经济结构的角度说),或者说,知识经济体阶段(从创新作用的角度说)。从历史上看,首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叩开了我国紧锁的大门,那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那时候开始,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的中国文化人和仁人志士从内心深处丧失了对一个古代中华文明的基本自信。总是在中学与西学、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与西洋现代文明样式、在法西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激荡中彷徨四顾。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中华志士仁人被欧风美雨和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真理”所折服,但经过试验其结果总是令人失望又失望。但是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彷徨、迷茫和徘徊之后,我国历史已经回到了这样的起点:需要理解一个未来意义上的中华现代文明,未来中国必须建成一个独立的文明形态——中华现代文明。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前途的不仅仅是能否有强大的综合国力,而且是能否建立一种新型的、有独特价值和意义的文明。当然,这种中华现代文明的构建需要我们吸收古代中华文化的营养,也需要我们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同时必须符合适合于工业文明的普世价值,但是这种文明又不是简单的复古或全盘西化,必须是一个独立的文明形态。 正如我在《中华现代文化最高理想的构建》(爱思想网2012-02-20 22:13:36)中所说的,“这个新型文明形态,尽管在工业化、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诸多方面与今日主导世界的西方现代文明多有类似,但终究是一个在多方面,比如核心价值、组织模式、生活方式、行为样式等,与西方现代文明不同的文明形态。”

    这个文明最首先需要的是一个社会最高理想。这个问题不解决,无数中国人在精神上就无法摆脱无家可归的状态。而最高社会理想却可以给一个民族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带来无穷的生机与活力,成为激发无数人奋斗不息的精神源泉。由于中国人没有深刻的宗教超越意识,如果没有社会最高理想,就意味着就会失去前进的动力源泉。在文章开头我说过,我们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大民族有许多不同,其中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宗教信仰。这从过去看是坏事,但从现在看应该是好事。因为宗教的东西都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即“神”的存在。历史上有宗教信仰的民族都认为这是绝对不能怀疑的事。但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科学倡明,越来越多的人用科学的方法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神”的存在,所以“神”是否有无成为无法确定的东西,今天如果还在对“神”确信不移,就会被人认为脑袋有不正常之嫌。不论“神的国”(天堂)多么美好,如果把中华民族的社会最高理想建立在无法确信的基础之上,最终都会沦为乌托邦。整个民族都会生活于虚幻之中,这就犹如生活于茫茫的大海之上永远找不到边界一样,也犹如生活于广垠辽阔的天空之中漂来漂去脚永远着不了地一样。所以中华民族的社会最高理想不应是宗教里的“神的国”,也不是“乌有之乡”,中华民族的社会最高理想应该是能够实现的社会目标。

    1840年以后西方文化的涌入和191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涌入,彻底击破了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上了全盘西化和全盘俄化的圈套,造成了百来年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把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不良的和优良的东西都丢掉了,本来,丢掉了不良的东西是好事,但把好的东西也一起丢掉就不好了。比如,孔子为中华民族树立的“世界大同”的社会最高理想能丢掉吗?

    从世界历史发展到现在的阶段看,在与世界各民族最高社会理想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只有孔子为中华民族树立的社会最高理想才是可实现的。中华民族世界大同的伟大理想尽管与耶苏极其门徒的共有制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有类同的地方,但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世界大同”这一社会最高理想的发明权是我国的孔子而不是耶稣及其门徒彼得,更不是马克思。因为孔子在两千四百多年前就已表述,耶稣及其门徒彼得于一千九百多年前才表述,而马克思更晚,他在两百年前才表述。我们说,孔子为中华民族树立的社会最高理想,不是“乌有之乡”,那是因为从科技革命的发展来看它是能实现的,当然,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它还不是现实,所以它属于理想。它是能实现的社会目标,所以它是理想,不是乌托邦。同时,因为它的实现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止,从此以后人类就将只是在“世界大同”这个大圆圈里循环所以它又即是中华民族的社会最高理想也是人类的社会最高理想。

    孔子为中华民族树立的社会最高理想是一个目标体系,既有政治建设的内容也有经济建设的内容,既有社会治理的内容也有道德建设的内容,而最核心的内容之一是“天下为公”。因为孔子为中华民族树立的社会最高理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天下为公”,而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迅速兴起的私有制经济在不断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所以,关于公有制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我的认识是,虽然世界大同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天下为公”,但公有制不是现在的选择,而是五十年或一百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后的必然会选择。

   公有制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名言:“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页)。但从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公有制在实践中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 ,从宏观的角度看是经常性的决策失误、重复建设和浪费严重;从微观的角度看是官僚主义严重泛滥、严重腐败和缺乏效率。

    从系统主义哲学的角度看问题,生产方式是生产组织这个系统中的结构。生产组织的各生产要素要通过这一结构才能组成一个整体组织。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人类的生产方式总是与特定的生产技术相互联系的,建立在农业技术之上的生产方式的最高形式是封建所有制,建立在线性工业技术(第一、第二和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基础之上的生产方式的最高形式只能是混合经济的生产方式。从公私混合的角度来看,现代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化经济的混合,社会化经济在生产上是指国有企业,在收入与消费上是指公共卫生、房租低廉的住宅和社会安全与福利开支等,混合经济就是指生产上、收入与消费上的公私混合经济。

    在20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英、美、法、德等西方国家都经历了自由资本、垄断资本和混合经济三种经济形态,它们现在的经济处于发达的公私混合经济阶段。在现代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所有制一般包括四种形式:个人所有制、公司(股份公司)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股东)所有制。实际上,现代经济不仅在所有制形态上,而且在经济运行方式上都已与资本主义具有根本性的不同。中国当代的经济改革也将经济带入混合经济的轨道,在将30多年的经济改革中,中国没有对国民经济进行彻底的自我摧毁,而是慎重地、试探性地在国有制基础上引进市场机制,这实质上也是一种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混合经济。西方发达国家是从市场经济走向混合经济,而中国则是从计划经济走向混合经济,即从完全排斥市场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中西方国家通过制度变迁与机制转轨走向混合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有的、一般的规律或客观发展趋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资本主义(自由资本和垄断资本)生产方式是建立在第一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之上的,现代混合经济是建立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基础之上的。现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这种理论转化为技术可能至少要用五十年或一百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因为第二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理论转化为技术都用了五十年的时间。这种转化是必然要出现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技术是非线性的智能技术,通过这种技术生产的机器是能自我调节、自我修补的具有目的性的机器。这种机器除了创造性的工作如教育、医疗、管理、筹划等不能做之外其它工作都能做。

    我在《公有制不是现在的选择》一文中说,“以往的经济建设有两个大问题需要高度关注:一是效率,一是公平。效率(efficiency)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在给定投入和技术的条件下,经济资源没有浪费,或对经济资源做了能带来最大可能性的满足程度的利用,也是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的一个简化表达。鉴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就一项经济活动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最好地利用其有限的资源。这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效率这个关键性的概念。效率是指对于有限资源(如原材料、人力、现金等)的最佳分配方法。当某些特定的标准被达到的时候,就说达到了效率。公平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等)、正当的秩序合理地待人处事,是制度、系统、重要活动的重要道德品质。公平包含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正义则是公正的义理,包括社会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等。公平正义是每一个现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因此,许多国家都在尽可能加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力度的同时,高度重视机会和过程的公平。

    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以往的经济建设主要是靠人来做的,人的积极性不能调动,就没有效率,处理问题和利益分配不公平,人的积极性也不好调动。资本主义有效率但缺乏公平,社会主义有些公平但缺乏效率,混合经济能解决效率和一些公平问题,但这些都是在第一、第二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的背景下所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后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原来绝大部分要靠人来进行的工作将由非线性机器替代,而非线性机器的工作是按程序来进行的,只要程序设计合理就有效率。这样,在新的条件下主要应关注的问题就是社会成员的公平正义问题。私有制存在两极分化,人的财产差别太大,这绝对不是公平公正的。

    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工人成为机器,生产效率极大地提高这是否认不了的事实,但是资本主义存在剥削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当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时,商品生产就到了资本主义阶段。生产资料属于一些人,出卖劳动力来干活的是另一些人,新增的价值已不像以前那样全部归生产者所有,而是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可以称作剩余价值;另一部分归劳动力的所有者,可以称作劳动力价值。两者量的划分的斗争从资本主义产生起就没有停止过,剩余价值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工人创造的,但这一部分被资本家以各种名目拿去了,这就是一种剥削。现在有人想否定这种看法,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往的社会需要私有制,主要是因为这种私有制能调动社会成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使经济建设有效率,使社会充满活力,而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后人的绝大部分工作是由非线性机器来进行,效率问题只能由机器来解决。因此,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条件下,社会更关注的应是公平公正问题,很显然,私有制将会被抛去,公有制将会重新受到关注。”

    以前公有制在东方和西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都是在线性工业技术的大背景下出现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后在一个生产组织里,只有少量的管理人员和科学家,其它的工作岗位将被机器替代。非线性机器工作有没有效率已与所有制无关,只要程序设计合理和科学它们的工作就有效率。至于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都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加以避免。以前公有制在东方和西方都进行过实践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现在占上风的思想是实行私有制。当然,我们必须申明,公有化是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以后的事,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发生早则五十年,晚则一百年,或许要更长的时间,所以公有化至少是五十年以后的事。现阶段只能是实行混合经济模式,即是公私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发展的模式。

    从世界发展的角度看,从古至今,任何政治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下进行,当今,多党民主制成为工业化国家通行的政治模式。从现在算起,十五年左右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将民主化。从现在算起,十五年左右,不论是标榜实行什么主义的国家,都将进入混合经济阶段。从现在算起到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全球都将实行多元化的治理模式,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后一段的时间全球化提速,世界政权将建立,世界大同将实现。所以,从发展来看,科技革命将为世界大同的实现创造前提条件。

    世界大同的实现也意味着社会结构范式的转换,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人类社会经历过了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和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其转换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也就是近代以来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之后,工业社会结构范式的特征是,民主政治、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和多元化文化。在经济上已经存在的亚结构是自由资本、垄断资本和混合经济。当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一段时间后,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将向大同社会结构范式转换,大同社会结构范式的特征是全球民主政权、人类公有经济和多元文化。由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向大同社会结构范式的转换一完成就是孔子为中华民族树立的社会最高理想的实现。所以由于百年来的全盘西化和俄化幻影影响下已隐去的“世界大同”这个社会最高理想必须重现。

    2012-3-5




发件人:"王三" <szszszw@gmail.com>2012-02-29 09:17:39 收件人:hardwzh@163.com,yangjianli@initiativesforchina.org, haikejin2011@gmail.com, wuhanqym1@gmail.com, wuhanqym@gmail.com 郑酋午gaojian 正确的改革目标

正确的改革目标

郑酋午

2012-2-28

    “改革”又被最近的报刊杂志和网络炒作起来,“改革”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是太熟悉了。但是,改革的目标在不同的人群中,是有不同的设定的。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一直是在中共的主导下进行的邓式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在中共领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改革导致了中国模式的产生。今天,中国模式带来了许多问题,使我国陷入困境。许多有识之士,已经看清了问题,提出了新的改革目标和各自的解决方案,那么,什么样的改革目标才是正确的呢?

    (一) 原先的改革目标

    中共1949年建政后,开始了中共一党领导的政权,在1956年进行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有计划的公有制经济建设。重复建设、官僚主义、缺乏效率,等等,到1976年已有突出表现。1978年以后这种经济体已不能维持,怎么办?中共最高当局只好提出改革,但是怎么改?没有清晰的思路,只好“摸着石头过河”,1980年在全国的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在城市进行企业扩权改造,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成为中共制定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基本理论依据。 具体讲,当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冲破思想束缚到完全认识再到改革实践的过程,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第二阶段: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论断,重新解释了计划经济的内涵;第三阶段: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

    中共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一、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二、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三、在宏观调控上,由于公有制为主体,因而国家对市场的调控具有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发挥计划与市场两个手段的长处,把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是中共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阐述的,归纳起来,包括三个“制度”和三个“体系”。三个“制度”是: 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社会主义的中心环节: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动力机制;三、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安全阀和稳定器。三个“体系”是: 一、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二、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完善的客观调控体,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调节器;三、健全和完善法律体系,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中共当局出台了重大改革措施: (1)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放开粮价;(2)改革金融体制,确立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3)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允许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可兑换;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保持合理及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等;(4)企业所得税的改革,从1994年起,改革企业所得税,统一内资企业的所得税;(5)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基本上确定了在城镇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6)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标志着国企改革转入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阶段,现代企业以企业集团、国有控股公司为主,股份制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途径。经过多年努力,最高当局已经认为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实际上,中国改革的每一个阶段,只有一种主体性改革,其他改革是辅助性的改革。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也有,是辅助性的。比如,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是由国家来进行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通过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对企业直接调控,企业成了政府机构的附属品。这种宏观调控方式与市场经济严重背离,必须进行改革和转变。而要做到这种转变,必须首先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在我国学者看来也是一种政治改革。现在,经过改革,经济上基本的市场制度已确立起来了。也就是说,经济改革作为主体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很自然的,本世纪初以来就开始进行社会改革。在整个九十年代,经济改革是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在本世纪初十六大之后,社会改革又成为主体性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并不是说政治改革不重要或者不存在。十五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而十七大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由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主张。当然,很显然,邓小平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所提出的基本政治体制的建设,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例如党政关系问题。这是中共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已经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但实际上还是一个行政党。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执政党就是党产生一个政府,产生政府后让政府执政。而在中国,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是党亲自执政。再如,邓小平以来,中国建立了退休制度,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立“政治退出”制度,就是领导人退出政治领域的制度。往往的情况是“退而不休”,即使没有了正式的职位,各级领导还是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干预现任领导的事务。

    邓小平说过,中国到下世纪中期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在这之前,中国要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现在人们普遍这样理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经济改革的内容,共同富裕就是社会改革的内容,在这些基础上,本世纪中期实现社会主义民主,那就是政治改革的内容。可见,中共的政治改革不是人们通常讲的民主化,即多党竞争民主,而是在中共的领导下完善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所以中共的改革目标就是在中共领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原先的改革派生中国模式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已经三十三年过去了,这种在中共主导下的改革,从中共所确立的目标看,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所以,有“中国模式”一说。中国模式就是集一党专政、以公有经济为相当比重的市场经济和一元化文化为一体的模式。这种中国模式是中共主导的邓式改革的成果 。

    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个是体制或制度的变革,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在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在整个90年代,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这也就是既得利益格局形成的过程,这个利益格局的形成使变革后的体制不断定型下来的。这种逐步定型下来的体制以权力与市场因素的奇异结合为特征。恰恰是权力与市场的这种奇异结合,赋予了既得利益群体攫取社会财富的机会。正是这种权力因素与市场因素的奇异结合,使得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地获得了社会中的资源与机会,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的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并由此获取大量的财富。

    从1978年到1992年初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双轨制。此时,有官方背景的许多人利用机会从计划内弄到便宜商品倒卖发了大财,积累了相当大的资本,并投资和经营企业,从而促进了私营企业的更大发展。1994年初开始整体推进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把很大的一部分国有资产廉价卖给了有官方背景的人,形成了权贵阶层。现在我国的2900位拥有亿万资产以上的人中,96%以上是高干子女或高官的亲戚。现在我国的权贵资本、平民资本和外国资本这三部分就是当今的私营企业的状况。权贵资本由于有官方背景,他们享有优先权,在与其他私人企业竞争中占有优势。在私营经济中,权贵资本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但是,这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全部,既得利益集团还应该包括国有企业、政府以及党的各级领导。

    迄今为止,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这种不完善性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国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是由中共的组织部门任命的,基本上是高官的子女和亲属;(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各级政府的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市场经济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与经济的分离。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大体体现了这个方向,但是,随着中央地方分税制建立、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调整,银行、资本市场领域金融改革等措施,国家对市场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加强,资源重新走向集聚。进入21世纪,一种建立在权力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体制逐步定型。就此而言,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在中国模式下这种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中,权力对市场的控制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的机制:(1)金融控制,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配合银行体系,以及国地分开的基本财税制度,形成了一个以中央政府为主,地方政府辅,行政层次分明,国内外区别对待的金融网络,加强了对资本市场的控制;(2)公司治理结构控制,国有企业的领导层是由政府任命的,公司董事会成员多有党员身份和从政经历;(3)市场控制,一是区分要素市场、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市场采取了不同的控制策略;另一是强化市场所嵌入的社会环境;(4)经营环境控制,例如,企业创办所需要的各种证件制度;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各种审批、监管和评审环节,等等。

    在中国模式下,在中国政府和国有部门对于经济的控制和干预更为直接有力,形成了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格局。我国正在逐渐实现工业化,工业化在经济上的模式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基础在于市场,但是在现在我国市场竞争中,国有垄断企业、权贵企业拥有各种优先权限制竞争,这些都必然会妨碍正常的市场竞争。这就需要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和制裁不正常竞争和垄断行为,维护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已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形式,但是,市场经济是需要秩序的,是需要透明的规则和公正执法来保障的。所以,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应该配合起来推进:一方面,从一个由行政权威和垄断集团控制的经济转变成一个自由交换的经济;另一方面就是从党政官员拥有自由裁量权的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公正执法的法治经济。 但是一党政治又无法供给”法治”, 法治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和目标,以严格依法办事为理性原则的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必须是议会通过的良法,强调任何人和组织都要守法。但是,历史事实显示,在实行一党制政治的国家,法律主要反映的是统治党的意志, 统治党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在一党制政治之下没有法治。这样,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只会是国企垄断性的加强,权贵资本的不断做大做强,一句话,这种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将会是特权阶层的不断增强。

    在中国模式的增长方式下,虽然短时期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会愈演愈烈。同时,在这种模式下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腐败迅速蔓延使官民矛盾激化。

    更为甚者,最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在政治上,在中国模式下,没有多党制下的反对党制衡、自由竞选制度下的选民制衡、三权分立下的相互制衡以及言论自由下的舆论监督。这种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带来更多的人权灾难和更大面积的腐败。

    (三)符合世界潮流的改革目标

    中国模式带来的困境,现在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发展角度提出的解释,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是从改革角度提出的解释,即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但孙立平在《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 (2012-2-26经济观察报)一文中认为,可以非常明确地回答,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为了解释中国目前所面对的困境他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陷入转型陷阱。他说:“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对于我们认识和澄清当今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着重要意义。转型陷阱概念提醒我们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既不是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也不是向旧体制倒退,而是将转型中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形成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混合型体制。

    讲到“转型陷阱”就是看这个转型过程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这个过程有一个起点即计划经济或权力支配一切的体制,还有一个终点就是市场经济以及民主和法治,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到终点的转变过程。这篇文章来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清华大学凯风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第三份“社会进步研究报告”,报告由孙立平教授(清华大学)撰写,课题组成员郭于华教授(清华大学)、沈原教授(清华大学)、晋军博士(清华大学)、毕向阳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程秀英博士(清华大学)参与了讨论和修改完成的。就是说,这是一群人的看法,这说明,现在有一群人所向往的改革目标不是邓式的改革目标而是普世价值所指引的目标。因为与中国模式相反,按照普世价值构建的制度其核心只能是多党民主制和法制化的市场经济。就是说,如果按普世价值构建模式,必将允许有反对党存在,有言论、结社和选举自由;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在法制化和有序化的市场经济下进行公平竞争。这种制度的设计如能在我国实行必将能有效反腐、保障法治和人权以及带来法制化的市场经济。 当然,现在的特色派和毛主义左派都反对这种改革,利益集团更反对这种改革,但反对最终也会是没有用的,因为历史总是要向前的。

    已知的是,文明演进到目前为止,已有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种基本的状态。农业文明的内在结构是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工业文明的内在结构是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农业社会结构范式的特征是专制政治、自然经济和一元论文化。工业社会结构范式的特征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多元论文化。由于农业技术的出现产生了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是农业社会的核心,农业社会的一切都围绕这个核心转动,尽管有的地区、有的民族、有的国家也由于各种具体原因有过偏离,但那时暂时的,最终都要回归到这个核心。一般说来,社会结构范式是会发生转换的,当世界主要国家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后就预示着工业文明的形成。工业文明是工业社会的核心,工业文明的产生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的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发生了转换,这种转换的最终动力是科技革命。工业文明的内在结构是工业社会的结构范式,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其特征是专制政治、市场经济和多元论文化。

   从近代以来,在农业社会结构范式向工业社会结构范式发生转换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三条现代化道路的竞争。一是以英、法、美为代表的民主主义道路,另一条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第三条是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从今天看来,有两条现代化道路失败了,只剩下英、法、美的现代化道路,这也可以由此断定,只有英、法、美的现代化道路才与工业文明相符合。

    从今天来看,在世界范围内,不论是什么样的国家,只要是实行工业化,都必然向工业文明的内在结构即工业社会结构范式转换。尽管有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过制度上的反复但最终还是要发生社会结构范式转换。由此可见,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化、农业社会结构范式转向工业社会结构范式是不可逆的,这是一种整体优化。所以,正确的改革目标必须是与工业社会结构范式相符合的,即在政治上必须是朝向民主化,在经济上必须是市场经济,在文化上必须是多元化。我国只有确立这样的改革目标才符合普世价值,才符合世界潮流。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2-29 11:00:55 收件人:"'linchun'" <C.Lin@lse.ac.uk>明报:薄熙来18大“入常”可能性已大增

薄熙来18大“入常”可能性已大增

香港 明报

2012-02-28

    至今为止,海外对薄熙来在“18大”能否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猜测,大多是离谱的。不客气地说,有些评论是胡说八道,有些则是捕风捉影。其根本原因,是这些评论者对中共组织运作的无知。笔者认为,薄熙来因王立军事件入常的可能性反而大增。何故?且听我慢慢道来。

    一、从目前一些重要领导小组的设置来看中央的运作众所周知,十七大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如下9名常委:

    胡锦涛、吴邦国 、 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 、 贺国强、周永康。

    中央重要的领导小组(委)有20余个,下面列出了有关的17个,而可能与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后有关的几个小组以黑体字表示:

    外事组(胡锦涛领衔/习近平副之;下同)

    对台组(胡锦涛/贾庆林)

    机构编(温家宝/习近平)

    财经组(温家宝/李克强)

    西藏组(贾庆林/马凯、孟建柱、杜青林)

    文明委(李长春/刘云山、刘延东)

    宣传组(李长春/刘云山、刘延东、陈奎元)

    文改组(李长春/刘云山、刘延东)

    党建组(习近平/贺国强、李源潮)

    港澳组(习近平/刘延东、廖晖)

    学习组(习近平/李源潮、张惠新、沈跃跃、雒树刚)

    反腐组(贺国强/李源潮、何勇、马凯)

    巡视组(贺国强/李源潮、何勇)

    新疆组(周永康/王乐泉、回良玉、杜青林)

    维稳组(周永康/王乐泉、孟建柱)

    农工组(回良玉/田成平、陈锡文)

    基层组(李源潮/沈跃跃、雒树刚)

     习近平和李克强目前已经是常委。从上面的名字出现频率来看,李源潮(现任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长)将升任18届常委已无悬念。那么薄熙来入常机会如何呢?让我们来看一看下面最近的几件新闻吧。

    二、中央几个重要的领导小组对重庆和薄熙来工作的肯定

    (1)王立军事件之后,汪洋2012年2月9日亲自出面宣布,要“打黑除恶”,而且要“打出声威、打出效果”。 2012年2月16日,新任重庆市公安局长关海祥强调,春季“严打” 攻势,要 “打出声威、打出成效”。

    正如笔者前段时间在本城所言,只要稍微了解中共的政策制定、以及执行的连续性,就不难知道:“打黑除恶”中央政策,而且要“打出声威、打出效果”。这一政策是连贯的:从江泽民朱镕基(2001年)开始,胡锦涛温家宝一直坚持下来。2003年至2007年,李克强先后任河南和辽宁省委书记,继续“打黑除恶”;同样,习近平在浙江当省委书记时(2003-2007),也要“打出声威、打出成效”。因此,习近平和李克强将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继续这一条路线。

    报载,在王立军“进出”美国驻成都领馆的关键时刻,周永康(维稳办组长)就在重庆和成都地区督办有关事情。所以说,汪洋的“打黑除恶”,是对中央的表态,也是对薄熙来的支持。而且,汪洋此时的表态,是经过“精算”了的:因为汪洋目前的表态,不光是对这一届的“中央”表态,也是对下一届(习李为首的18届)的“中央”的表态。

    (2)2012 年02月17日,中宣部等四部门(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局、新闻出版署)通报了表彰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先进地区:“新华网太原2月17日电 2011年以来,各地各部门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部署,紧紧抓住文化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强力推进、狠抓落实,推动文化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为表彰先进,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深入开展,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决定对已基本完成中央确定的文化体制改革任务、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成效明显的17个省(区、市)和148个市(州、盟)予以通报表彰。”

    重庆名列受表彰名单之上。这表明:李长春和刘云山等负责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文明委)、宣传思想工作小组和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小组对薄熙来重庆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肯定。换句话说,“唱红”工作是有成效的。

    (3)作为中央“第二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2012年02月24日,人民网理论频道登载了中共重庆市巴南区委组织部所写的“重庆巴南区:探索无候选人直选方式 创新党内民主实现形式 ”一文:

    “‘探索党内民主多种实现形式’,‘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是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的新部署。巴南区从创新党组织选举方式入手,大胆探索、积极实践,在全区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中全面实行无候选人直接选举,并不断优化环节、完善程序、规范操作、深化拓展,收到了良好效果,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作了报道。”

    另外,重庆市巴南区花溪街道是“三缘”党组织的发源地。早在2007年11月,巴南区花溪街道社区党员就按照各自的居住情况、兴趣爱好、从事工作分别建立了“三缘”党组织:

    地缘党支部、趣缘党支部和业缘党支部,各支部的党员选举支部书记和委员。重庆市巴南区花溪街道王家坝社区这一探索,让社区党员过上了更有活力的新型组织生活。“三缘”党组织在社区党员、党员和群众间架起了“连心桥”、“便民桥”、“致富桥”,在和谐社区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现在看来,“三缘”党组织可以算是重庆“唱红”的一个重要群众基础。

    如上面所述,中央党建领导小组负责人正是习近平(贺国强和李源潮副之)。另外,“学习组”的全名为:“中央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习近平为组长,李源潮、张惠新、沈跃跃、雒树刚为副组长);“基层组”的全名为:“中央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活动领导小组”(李源潮领衔,沈跃跃和雒树刚为副手)。搞“基层党建”工作,不学习行么?注意,中央“基层党建”和“学习”指导小组的几名负责人包括了习近平、贺国强和李源潮。得到有关小组的肯定,说明在薄熙来的领导下,重庆过去几年里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成绩卓著。

     此外,因为贺国强是中央纪委书记、兼“反腐组”和“巡视组”组长,外行人大谈神马薄熙来“涉贪”,就是开玩笑了。

    (4)2012年2月27日,中央文明委表彰重庆 渝中区获全国文明城区称号:

    “华龙网2月27日9时15分讯(记者 李辉) 今日上午9时,重庆市千万市民文明行动表彰暨学雷锋活动动员大会在市文化宫举行。会上,市政府副市长吴刚宣读市委、市政府《关于表彰2011年度重庆市文明城区(县城)、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标兵的决定》、市文明委《关于表彰2011年度重庆市文明单位和千万市民文明行动先进个人的决定》和中央文明委表彰我市的有关名单。其中,渝中区获得全国文明城区称号,云阳、巫山、酉阳获得全国文明县城称号,大渡口区八桥镇等21个村镇获得全国文明村镇称号。万州区国税局等41家单位获得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以李长春为首的中央文明委表彰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单位,重庆市再次榜上有名。

    结论:

    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具有指标性意义的。中央几个重要的领导小组(文明委、宣传组、文改组、党建组、维稳组等)都出面肯定了薄熙来在重庆的工作。这几个小组里的负责人包括:李长春、习近平、贺国强、周永康等政治局常委,对薄熙来工作肯定的还包括几个政治局委员(刘云山、刘延东、李源潮、汪洋等)。这些证据足以证明,王立军事件对薄熙的影响并不大,而薄熙来“18大”入常的可能性是增加而不是减低了。

    最后,王立军事件在海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海外运毒轮和国内的一部分“自由派公知”的大合唱,也可能是对中共高层一个警钟。让“反对”势力来决定中共何人入常,岂不贻笑大方?这,绝不是题外话。


 

 

 




发件人:"wxz" <xz7793@gmail.com>2012-03-01 01:18:02 收件人:"zhajianguo" <zhajianguo1951@hotmail.com>:民主改革,请先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

    王希哲按:这是希哲前年的重要建议文章。在今天重庆王立军危机风浪发生后,就更显得这个建议的极其重要了。中共中央最高层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及总书记的产生,为什么还要坚持黑箱作业呢?谁上谁不上?它已经和还将引起多少的政治危机和人民的不信任?18大就不能开始改么?

    中国经济正在市场化。市场产生的最顽强最基本的价值观就是“自由选择”。它决定了人民对领导自己的政治人物也必将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由他们自由地选择,而决不高兴幕后摆布后强加给他们。你不给人民起码的选择,无论你执政怎样努力,怎样有“成就”,人民也还是不喜欢你,还是要反对你。而且反对的力量随着市场的发展将越来越强大不可抗拒。党领袖们不明白为什么,就因为人民不喜欢没有选择。

    既如此,又有了重庆王立军危机风浪发生的警示,中共中央的各路英雄们何不向人民负责,俯顺民心,18大就改革起来!现在就改革起来!即便总书记已经定了,这次不好改了,为何常委的产生,不可现在就马上改革起来,按中共党章,在18大的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中公开地自主地竞选起来?让我们共同催生这个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到来吧!

 

改变钦定制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开始

王希哲

xz7793@gmail.com

    近来,“民主改革”呼声,甚嚣尘上。五中全会能开成怎样?不清楚。风传,习近平仍不在这次会议上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各种猜测就来了:究竟谁在中共18大上接任胡锦涛的总书记?

    今天已经有了中共政治派别多元化的条件了。依我看,共产党与其幕后神秘下去,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有个决断,今天民主改革,就请先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18大公开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

    胡锦涛的总书记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是人治高于宪治,是违反中共党章法规的恶习。恶习,为什么要使它永远凌驾党法之上成为惯例?江泽民的所谓“扶上马,送一程”和“隔代指定”习近平,学的是邓小平,就是在把邓小平的封建恶习,形成惯例,为什么胡锦涛就不能打破它?

    胡锦涛十七大报告承诺,要“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说了就要做。一届大会五年,都做不了么?请现在就改!请中共中央带头改!18大就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开始,“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此其时矣!

    江泽民最能载入史册之处,是他中国千年历史第一次哪怕以不完备的,尚存钦定严重封建恶习的准“民主”制度,完成了国家最高权力职位的和平移交。

    胡锦涛靠什么载入史册?无他,只有坚决废去封建余绪之钦定恶习,翻开国家最高权力职位民主竞选制度,哪怕初步在最上层精英圈内民主竞选制度的历史新页。胡能这样做了,其历史功绩将大大超越前人。

    习近平很优秀。基层磨练,甘苦备尝,圆熟沉稳。颇能克绍乃父开明、进取,团结全党之风,足可掌舵。但在21世纪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内,作一个钦定几年如履薄冰的“王储”和终奉“上皇诏”正位的“总书记”,究竟有何滋味?有何光彩?只恐有辱习门矣。“生子当如孙仲谋”。习近平有志执鼎领导全党,何不一焚丹书铁券,宣言欢迎竞选,得真权威于民主竞争,学父亲靠自家本事击楫中流取胜。是真金又岂惧火来炼我?

    薄熙来更是了得。“敢与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倡红打黑,将混沌一方的重庆硬是改造成了“解放区的天”,一帜独树,耸动四方,观其志不在小,决非蠖居池中物。“民生为本”之十条建设,近更腾誉全国。使各省百姓,买丝争绣,望薄如望云霓。党心民心,“天命在吾”矣。岁甲子矣,不我待矣,不再来矣,何不今日挟民意之所归奋起逐鹿要求18大民主竞选总书记耶?于党于国于民于历史民主潮流创它个新篇章来它个大交代,真英雄之所为也,薄公子岂有意乎?

    南粤汪洋,出身贫寒;初鸣于铜陵,冲天于重庆,砸“三铁”敢改革获赏识于老邓,解放思想“杀开血路”得威名于广东。肃贪,缚南霸天问罪于阶下,上网,迎众剑客拍砖于虚拟。腾龙换鸟,抗压力之哓哓,创新广东,仗前卫之翘楚。18大之役,总书记之争,我汪少帅迎战习“太子”、薄秦王,各述尔志,各展宏图,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必亦精彩纷纭,长虹关天,令人目不暇给,而开共产党全党代表自由投票选择自家领袖之广阔天地矣!

    此例一开,此风一树,中国政治民主之潮流,势必如长河波澜之向东岂可御乎?故民主改革,今日请先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中共精英18大面向全党代表竞争选举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核心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和总书记的产生,不能再“黑箱”运作下去了!18大应该是开始改变的时候了。中共中央最高核心层应该率先民主化起来,为全国人民带一个好头,立一个好榜样。

    如果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普通的社会政党,一切非党员是无权要求它的党务内政如何的。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宪法赋予了领导特权的单一执政党,它有领导中国人民的特权,被领导的人民就有权利过问它的党务内政,对它实行监督,要求它起码按照自己的党章行事。

    中国共产党党章,从来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由选举产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和总书记,自然必须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时代,产生了一批强势的革命权威领袖。这是革命过程的选择,不是也不可能是民主程序的选举。它使得党章规定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由选举产生”,成为具文。党章让位于革命权威。但党章毕竟是党的“宪法”,它的权威随党的强势领袖权威的递减而上升。今日中国共产党革命强势领袖殆已凋零净尽,新N代的领袖群则已愈趋世俗化、平民化,党章就必定愈趋上升为党的最高权威,党章规定的民主游戏规则就必定愈趋成为中国共产党“改开”以来早已多元利益分化的各派及其各派代表人物政治博弈要求他人遵守,自己也只得遵守的共同的游戏规则。不按规则玩,谁能服谁?党章规定的民主选举程序,就将愈来愈不是具文而获得生命力、向心力。这不是什么人“设计”的结果,不是什么人“改革”的结果和愿不愿实行的结果,而是历史规律下的必然结果!中国人民和全体中共党员的任务是努力推动和促进它尽快地、稳步地实现。

    市场经济下,人民的基本价值观就是自由选择。它已经成为中国人民不可抗拒的意志。不给人民任何选择机会的执政党,不可能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它也不可能永远统治下去。今天的中国人民无法自由选择执政党,它的最高领导人的产生,难道也不能给人民一个哪怕间接表达自己选择意志的机会吗?不说人民不能容忍,党内多元利益派别群体的领袖们,还能够容忍下去吗?

    要求中共按照自己的党章,公开化地进行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和总书记的民主竞选,对哪些人有利呢?几乎对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全党都有利。

    左翼群体的人民,可以将他们的民意,投射到他们寄托了希望的人物身上,间接地作出选择;

    右翼群体的人民,也可以将他们的民意,投射到他们寄托了希望的人物身上,间接地作出选择;

    中共中央的委员们,从此解放,不再受“野心家”“篡党夺权”这类罪名的压迫束缚。天公抖擞,人才竞出,可在各自岗位上,争取民意,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施政才华,殚精竭虑,百花齐放,创造成就,以最大民意的拥戴和创造的成就,站出来接受全党全民的选择,争取上位,直至问鼎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没有任何人有权违反党章的民主规定,权势操作,黑箱操作,压制党内的“高岗”、“彭德怀”...“薄熙来”“汪洋”们的涌现。参与常委、总书记竞选,只问贤能,不应再有年龄的限制。

    对现任总书记不利吗?侵犯了他“钦定”或“隔代钦定”接班总书记的权力了吗?

    钦定或隔代钦定接班总书记,是封建的遗绪,是违反和破坏党章的非法权力。产生它的前提,是身披神话色彩的革命强势权威。没有了这个权威就自然地失去了这个权力。“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强要维持这个权力,学步邯郸,必致天下侧目,千夫所指,祸乱随踵,害国害己而已,何苦?不若开明,顺水推舟,放手接班总书记去民主竞争,也决不再所谓“送一程”,赤身而退,博得个开创新世纪新篇章青史留名的无穷令问。如此谋国,其利如何?“其利千万倍,不可计也!”

    中共中央民主先行,全国民主又岂能在遥?如此,则立下中国民主宪政千年不拔之远猷矣。

    有没有不利的?恐怕只对坚决要求彻底推翻共产党改朝换代的极端革命派,略有不利了。但天下事,没有十全十美的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公开的民主竞选这件伟大的事情,是历史规律的必然,也符合全国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但还是需要人民自己主动的努力。中共第十八大今年就要召开了,中国人民要求它就在这届代表大会上,按照它的党章,公开地竞争选举起来。不是什么“改革”,而是落实党章。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连线敬请全国人民无分左右,携手努力,以尽可能的方式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呼吁和行动表达,为国家争取最可能的最好的结果。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转发: 转发:Fw:转发: 2012-03-07 10:07:34

习近平的七项超越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 林中斌

联合报 2012.02.15

    正在访美的中共下任领袖习近平,表面低调,缺乏特色。其实,他的背景在七方面超越了几位前任。

    一、知悉台湾。习在东南沿海任要职共廿二年,对台湾的观察超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他领导福建期间,默默协助无数台商深耕人脉。一九九○年代,他已为两岸三通作准备,盖了超大规模的福州常乐机场,营运亏损四年,被总理朱镕基批评。但是机场至今日,已不敷使用。他曾提出「争取台湾民心、以经促统」策略,并不排斥与民进党对话交流。他对台手段将比前四位领导人,更弹性、前瞻可能更有突破。

    二、了解美国。习与美国官员互动有年。一九八五年他还住过美国中西部小镇(Muscatine, Iowa)人民家。

    这些经验使他对美国的体认超过毛、邓、江、胡。他爱看好莱坞善恶分明的电影,基本上不仇美。虽然○九年,他不指名地批评过美国反中人士「吃饱了没事干」,其对内表态意义,远大于对美强硬。他在位期间,与美合作将达历史新高。虽然美国目前摆出「重返东亚」姿态,两国之摩擦不会失控。而北京「不战而主东亚」大战略会稳定挺进。

    三、通晓军队。习曾任国防部长耿飙秘书,与共军已有廿八年渊源。而江、胡登位时毫无军方背景。这点,习超越了他们。有人反驳说:耿飙当时负责军方涉外事务,并无军内实权,所以习在军内并无基础。可是,与江、胡相较,习更能与将领沟通。习掌控共军所花时间会比江、胡更短。

    四、党内光环。习的父亲是开国元老习仲勋,任广东党书记时,推动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先锋。为人富正义感,曾三次被斗。最后那次是为赵紫阳辩护而下狱,甚至受刑。当时的「政治不正确」,成了今日儿子的政治光环。习近平少年时一度无家可归,下放农村靠苦干升为农村党书记。虽然被归为「太子党」,他吃苦的经验甚至超过今日在上位的「共青团」领袖。习在党内的地位比江、胡接大位时更厚实。也因父亲遭遇,习固权后将致力反贪腐,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五、首位博士。习有清华大学化工学士和马列主义博士学位。他不只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位有博士学位的领袖,也是改革开放以来首位有科技以外背景的最高领袖。有人说他博士论文是别人代写的。即使如此,他的视野至少超越科技。

    六、亮丽夫人。习的夫人彭丽媛少将是歌唱家,镁光灯下挥洒自如。她踏上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大国第一夫人相较毫不逊色,将是毛、邓、江、胡第一夫人所未及。如此提升中国形象,彭丽媛将带回国际的掌声,为丈夫国内声望加分。

    七、同情宗教。一○年底维基解密透露,习在地方时为「佛教神秘主义、气功吐纳、超自然能力所吸引」。

    这讯息与○六年四月习以浙江党委书记争取在杭州举办「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事件呼应。据说彭丽媛信奉佛教,习受其影响。一旦习固权之后,他可能从精神文化的尊重上解除西藏及新疆两个定时炸弹。据日本共同社记者T先生一月九日告诉我,习仲勋曾于五○年代达赖访北京时陪同,并对藏人友善,有照片为证,藏民对习仲勋有好感。

    习在位的十年恰逢中国国力紧跟美国,坐二望一,这七项特色将发挥不可忽视的影响。

 

 

 

 

 

发件人:<xianyan9738@vip.sina.com>2012-03-09 14:20:38 收件人:"姚中秋" <mrqiufeng@gmail.com>, "崔之元" <cui-zy@mail.tsinghua.edu.cn>, "大军" <zdjun@263.net>, "董德刚" <dongdg@ccps.gov.cn>, "樊纲" <fangang@neri.org.cn>[显示所有联系人]

反对中国民主化的三个理由

冼岩

2012年3月

    我承认民主(以自由选举为标志)是普世价值,我也相信中国将来会走到这一步。但是,我反对中国在现阶段推行民主化政治改革,理由有三:

    一,由于中国社会积累了太多矛盾,尤其是民间对政府、对政权的不满,一旦开放民主程序,权力结构从由上到下建构转换成由下到上建构的过程,必然会引发一种“天下大乱”。这种“大乱”,极可能打断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有效运转。由于中国人口太多,可以保障基本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极其脆弱,一旦发生“大乱”,其惨烈程度,绝非当年俄罗斯以及南美、东南亚一些国家转型时期可比。正由于“乱”的代价太大,在没有找到避免大乱的有效操作方案以前,不宜轻启民主化进程。那种为了某种理念、主义,而置亿万人实际生活甚至生命于不顾的实验,中国人已经没有必要再去尝试了。

    二,中国的这个体制、这个政权现在还有效率。无论是从经济增长还是社会秩序的角度衡量,在当今世界,中国都可名列前茅。一旦开始民主化转型,在新的效率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原有的效率必定会失去,而且还可能遭受前面所说的动荡之险,可说是未见其利,先蒙其弊。虽然民主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值得追求的价值,但民主并不是一切,仅此一得不足以弥补前面几失。

    更重要的是,从国际竞争角度而言,中国现在确实处在关键时期:挺过经济转型这一关,中国就真正站稳了,可以稳居于世界强国之林;挺不过,不但前功尽弃,还可能被一路挤压到底。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不知道中国的国力、国民的生活将跌落到何种地步?中国又什么时候才能再等到下一次崛起的机会?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在此关键时刻,中国决不能自乱阵脚,决不能陷入内耗中不可自拔。邓小平当年强调的“不争论”,对今天仍然有意义;胡锦涛所说的“不折腾”,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

    三,应该看到,现在在官方体制内推动民主使劲最大的,往往是那些臭名昭著的腐败分子。可见,他们所设想的民主,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那必定是能够保障和扩大他们特殊利益的“民主”。可见,这些人觉得,只要启动“政治改革”,他们就有把握将中国导向他们所需要的“民主”方向——那就是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以及南美、东南亚、非洲一些国家一样,完全由权贵和资本掌控的“民主”时代。

    如果仅从对民权保障的角度来看,或许即便是那样的民主,也并不一定就比现状更糟,甚至可能还要好一些。但是,对民权的保障不是一切。如果再加上前面所说的损失和风险,为了这可能的一点点改善,就行险一搏,显然不是明智选择。当然,对于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来说例外。

    同时,在现行体制下,并不是已经没有改善民权保障的空间。当下中国在寸进方面的积累,有心人不难看到。进一步的积累,需要所有关心民众权益的人,利用网络等新技术手段,坚持不懈地进行努力和抗争。

    有人总喜欢说:历史早已证明,在专制条件下,人权不可能有大的改善。这种推论过于简单。两百年前,飞机还不能上天呢——当其他条件发生变化时,结论自然也可能改变。

 

 

 


 

发件人:"韦鑫" <pweixin99@163.com>2012-02-29 14:58:15 收件人:yfchen@oop.gov.tw, yihtongy@dpp.org.tw, yijins@gmail.com, yinghungl@dpp.org.tw, yjnmc@ms17.hinet.net[显示所有联系人] 十八大后国务院部委机构重大调整

十八大后国务院部委机构重大调整

(讨论稿)

鲁天鹏

2012-02-16

    消息人士透露,国务院部委机构或有重大调整,大制讨论稿出炉。

    十八大后,国务院的大部制改革势将必行。大部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以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社会服务与管理为主。大部制改革是要解决政府部门机构重叠、职权交叉、政出多门的矛盾,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大部制也是发达国家政府部门设置的惯例,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都在12到18个之间,如03年以前,美国长期保持14个组成部门,英国长期维持在18个左右,法国也维持在15个左右,02年日本也将原来的1府22省(厅)合并为1府12省(厅)。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实现了大部制,如俄罗斯现由17个部门组成联邦政府。而我国现有的27个国务院组成部门应该大幅合并成大部。而大部制的改革也要配合事业单位的改革进行,事业单位根据职能一部分转变为企业或民间团体,一部分则转变为行政机关,并入政府组成部门。  

    一、国务院组成部门的调整

  1、发改委进一步收权,转变发改委职责。彻底取消发改委对微观管理实务和具体审批事项的职权,逐步将其主要职能转变为宏观规划的制定和研究。将发改委全称改为国家发展与改革规划委员会。
  2、撤销科技部。将科技部的科研规划和管理方面的职能并与教育部,将教育部改为教育科学部。
  3、把科技部经济领域的科技管理职能并入工信部。将工业和信息化部改成工业与信息技术部。
  4、将国土资源部的资源管理职能并入环保部,组建环境资源部。
  5、将国土资源部的土地规划与管理职能划入住建部。
  6、较铁道部并入交通运输部,在交通部下组建铁路运输管理局,负责铁路建设规划、铁路运输的统一调配和管理。将地方铁路局改制为铁路运营企业集团,实现铁路运输市场化。
  7、将水利部与农业部合并,组建大农业部。
  8、将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卫生部合并,组建人口与卫生部。
  9、将审计署与监察部合并为检查审计部。
  10、人社部和民政部合并为社会工作部。负责就业、社保、社会救助、社团注册方面的事务,将行政区划调整审批的职能划入发改委。
  11、基本保持外交部、国防部、商务部、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和人民银行。
  12、为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人民银行不再属于国务院组成部门,而是独立的国家机构,与最高检、最高法平级。
  13、国家安全部降格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改为国家安全总局。
  14、将民委、宗教事务局与侨办、港澳办、台办合并,组建和平统一委员会。  

    二、国务院直属机构的调整

  1、将国家税务总局并入财政部。在地方则取消地方税务局。
  2、将工商总局、质监总局、安监总局与发改委下属的药监局合并,组建国家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总局。
  3、将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体育总局并入文化部。
  4、统计局并入发改委。
  5、林业局并入农业部。
  6、知识产权局并入科学教育部。
  7、旅游局并入文化部。
  8、宗教事务局与民委合并,侨办、港澳办、台办并入,组建港澳台侨和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9、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国家防腐局并入监察部,成为部委下属的国家局。

    三、国务院办事机构调整

  取消国务院办事机构
  1、侨办、港澳办、台办一同并入港澳台侨和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2、法制办并入司法部。
  3、国务院研究室的规划职能并入发改委,文件起草职能并入国务院办公厅。
  4、国新办、国家档案局并入国务院办公厅。  

    四、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并入发改委。
  2、新华社实行企业制度改革。
  3、 合并地震局和气象局。组建地震与气象研究中心,定义为官办科研机构。
  4、中科院、工程院和社科院不再作为事业机构,转制为官办科研机构。
  5、合并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组建国家金融业监督管理总局,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之一。
  6、撤销电监会,成立新的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能源监督管理总局。
  7、将社保基金会和自然基金会进行企业化转制。  

    五、国务院管理的国家局调整。

  1、将国家信访局划归司法部管理。
  2、将国家粮食局划归农业部管理。
  3、撤销国家能源局,将能源开发规划职能划入环境资源部,将能源价格监管职能划入新成立的能源监督管理总局。
  4、中国民用航空局改为国家民用航空局。
  5、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划入新设立的国务院直属机构市场监督管理局。
  6、 将煤监局并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如此,国务院机构将发生巨大变化,新形成的国务院组成部门有:

  1、外交部
  2、国防部
  3、国家发展与改革规划委员会
  4、国家民族与宗教事务委员会
  5、社会工作部(民政部/内政部)
  6、教育科学部
  7、工业和信息技术部
  8、公安部
  9、监察和审计部
  10、司法部
  11、财政部
  12、环境资源部
  13、国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14、交通运输部
  15、农业部
  16、商务部
  17、文化部
  18、人口和卫生部
  国务院直属机构为:
  1、海关总署
  2、国家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总局
  3、国家金融业监督管理总局
  4、国务院参事室
  5、国家安全总局
  国务院特设直属机构:国资委

 

 

 

 

发件人:"kongdechangws" <kongdechangws@163.com>2012-03-01 16:41:13 收件人:zdjun@263.net论东方民主制度

    在《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网站上认识到您,很荣幸,我有一文,关于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的思考,已磨砺十年,发您指点。非常感谢!文章见附件或下文。

论东方民主制度

河南大学 孔德昌

2012年3月

    民主,民主,人民当家做主,一套完备的选举制度是保障。然而,这恰恰是我国当前所不具备的,也是当前积弊之所在,可谓盛世危言矣!

    东方民主制度,一言以蔽之,西方民主制度中国化。西方民主制度是现代文明的基石,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权力制衡等思想原则我们必须采纳。然而,西方民主制度也有缺陷,它在发展中国家及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较复杂的国家容易产生分裂和混乱,它在发达国家容易导致财阀、门阀政治,甚至出现类似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和稳定,也是不公平的,我们必须完善。

    西方民主制度必须中国化,长期观察中国大陆各种力量对比及走向,两党制、多党制不具备生存空间,甚至还会给我国带来分裂和混乱。吸取前苏联的教训,我们应实行适合中国国情的“一党两院制”。

    东方民主制度分为三个部分:一、选官制度;二、选举制度;三、分权制度。

第一部分:选官制度

    选官,就是选拔优秀政治人才。有五种途径:一、考试(占录用名额的85%);二、党代表从政法(占录用名额的5%);三、人大代表从政法(占录用名额的5%);四、政协委员从政法(占录用名额的4%);五、院士引荐法(占录用名额的1%)。

一、考试

    西方现代有选举制度而无选官制度,导致财阀、门阀政治,东方古代有选官制度而无选举制度,导致政治腐败不断。科举制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是失败的,但作为一种选官制度确有可取之处,它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也造就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话,它使各个阶层都有参与政治的机会,缓和了社会矛盾,使以后历代王朝人才济济、传承不断,也使中华民族在很长一段时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科举制度本身并没有错,错在考试内容太狭隘,错在把一套选官制度用来当作全民的教育制度。孙中山先生就特意将考试权定为五权宪法中的一权,只是后来在台湾实施中变了味。

    欧美当前实行的公务员制度就源于我国古代的科举制,且效果很好。公务员构成了政府工作人员的主体,即使政党轮替,政府也是换脑不换手和脚,这就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持续运转。

    我国要继续推广和完善公务员制度,实现全国统招统考,取消面试,填报志愿,保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然后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基础上组建两个院,暂且命名为“民主院”和“富强院”,两院每年分别举行院试(分科笔试,自主命题,考生为任职满2年的公务员),依据成绩择优录用,院员学习培训2年,授“进士”衔,受衔后方可参加各地两院竞选,正式步入政坛。

二、党代表从政法

    任满两届地区级党代表者,由两院分别择优录用,院员学习培训1年,授“进士”衔,受衔后方可参加各地两院竞选,正式步入政坛。

三、人大代表从政法

    任满两届地区级人大代表者,由两院分别择优录用,院员学习培训1年,授“进士”衔,受衔后方可参加各地两院竞选,正式步入政坛。

四、政协委员从政法

    任满两届地区级政协委员者,由两院分别择优录用,院员学习培训1年,授“进士”衔,受衔后方可参加各地两院竞选,正式步入政坛。

五、院士引荐法

    授予一些从政期间廉洁奉公、德高望重、原则性强的退休高官“院士”称号,由院士每年定额为本院引荐优秀人才,院员学习培训1年,授“进士”衔,受衔后方可参加各地两院竞选,正式步入政坛。

    两院可以采用高官、学者任教法,从国内外引进高官、学者,聘任为教授。院员还可以到各国实习一段时间,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和接触,广结人缘,开拓视野。

第二部分:选举制度

    选举,必须坚持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分为六部分:一、党员选举;二、院内选举;三、党代表选举;四、人大代表选举;五、政协委员选举;六、政务官选举。

一、党员选举

    在民主是个好东西已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铸造党内民主制度已刻不容缓,一党若想在一国长久执政,它必须代表全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即“全民党”。

    当今世界还没有一个党是“全民党”,“全民党”的标志就是党员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全民党”的各级书记是当然的各级政府首脑。因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向应该是“全民党”。

    一个居委会或村委会每年由年满18周岁的公民投票选举产生定额党员,年满18周岁的公民都可竞选党员,一经入党,除非退党或被开除党籍即为终身党员。

二、院内选举

    两院竞选相当于美国的两党竞选,但又不是两个党的竞选。两院竞选,胜选院不但掌控党权,而且掌控政权。

    现在共产党员已逾7000万,但两院人数应保持在200万左右,一院约100万。两院在全国建立各自的各级院组织,由院员结合居住地自愿加入各地院组织,院主席由本院全体院员直接选举产生,省、地区、县、乡(镇)的院书记分别由各级的本院院员直接选举产生,所有院员均可竞选院主席及各级院书记。

    院主席及各级院书记负责各级院组织工作,领导所在院组织赢得选举,进而组建新党委、新政府。

三、党代表选举

    党代表选举分为五级:乡(镇)级、县(市)级、地区级党代表,任期3 年,由适龄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全体党员均可参加竞选;省级、全国党代表,任期5 年,由党员直接选举产生,两院院员才有资格参加竞选。

    乡(镇)级党代表,一个自然村(居委会)一个名额,组成乡(镇)级党代会。

    县(市)级党代表,三个行政村(居委会)一个名额,组成县(市)级党代会。

    地区级党代表,一个乡(镇)一个名额,组成地区级党代会。

    省级党代表,一个县一个名额,组成省级党代会。

    全国党代表,一个地区一个名额,组成全国党代会。

四、人大代表选举

    人大代表选举分为五级:乡(镇)级、县(市)级、地区级人大代表,任期3 年,由适龄公民直接选举产生,适龄公民均可参加竞选;省级、全国人大代表,任期5 年,由适龄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两院院员才有资格参加竞选。

    乡(镇)级人大代表,一个自然村(居委会)一个名额,组成乡(镇)级人大。

    县(市)级人大代表,三个行政村(居委会)一个名额,组成县(市)级人大。

    地区级人大代表,一个乡(镇)一个名额,组成地区级人大。

    省级人大代表,一个县一个名额,组成省级人大。

    全国人大代表,一个地区一个名额,组成全国人大。

五、政协委员选举

    政协委员选举分为五级:乡(镇)级、县(市)级、地区级政协委员,任期3 年,由适龄公民直接选举产生,适龄公民均可参加竞选;省级、全国政协委员,任期5 年,由适龄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两院院员才有资格参加竞选。

    乡(镇)级政协委员,一个自然村(居委会)一个名额,组成乡(镇)级政协。

    县(市)级政协委员,三个行政村(居委会)一个名额,组成县(市)级政协。

    地区级政协委员,一个乡(镇)一个名额,组成地区级政协。

    省级政协委员,一个县一个名额,组成省级政协。

    全国政协委员,一个地区一个名额,组成全国政协。

六、政务官选举

    政务官选举,即两院竞选,分为五级:乡(镇)级、县(市)级、地区级政府首脑,任期3 年,由适龄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两院推出各自的候选人参加竞选;省级、全国政府首脑,任期5 年,由党员直接选举产生,两院推出各自的候选人参加竞选。

    胜选院候选人兼任党委书记和政府首脑,组建新党委、新政府。

    胜选院主席兼任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组建新中央委员会、新中央政治局、新中央军委会,并提名国务院总理人选,经全国人大通过后,组建新中央人民政府。

    改革户籍制度,公民依据居住地或工作地自愿参加当地选举。

第三部分:分权制度

    分权制衡主要为三权分立学说,分为三部分:一、行政权;二、立法权;三、司法权。军事权属于行政权的一部分,由于其关乎国家兴衰,单列叙述。

一、行政权

    由胜选院成立政府行使行政权,党代会是政府的决策和幕僚机构,政府重要阁员须从党代表中选任。

二、立法权

    由人大和政协行使立法权。

    人大和政协分别是我国的众议院和参议院,成为常设机构,人员保持在300人以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我国的议员,领取国家薪金,不得兼任行政、司法官职及社会其它职务。

    人大负责立法工作,政协协助立法工作。经提案,人大、政协均获得半数以上通过,可以罢免所在级的一切官员(包括法官、检察官)。

    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行政法规、重大决策、重大职务任免须经所在级的人大和政协批准,否则无效。

三、司法权

    由法院、检察院行使司法权。

    法院实行法官制和陪审团制。由国家主席从两院院员中选任专业人士担任大法官或法官,实行70岁退休制,一经任命,直至退休,除人大、政协罢免外,任何人均无权解雇。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及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均由国家主席直接任命,基层人民法院法官由省长任命。

    各级人民法院法官根据工作繁重程度设置若干名,审判裁决实行简单多数制。法院享有司法审查权、审判权,有权宣布人大立法、政府行政行为违宪或违法,使之无效及不得执行。最高人民法院设9名大法官,实行简单多数制,对宪法拥有最终解释权,享有司法审查权和终审权。

    各级检察院由各级败选院从两院院员中选任专业人士组成,任期与所在级政府任期相同,负责检察法院审判工作和政府官员行政工作,对失职、犯法者拥有调查权、审讯权、逮捕权,负有替人民向法院提起公诉的义务,负责对法院判决的执行。

四、军事权

    由国家大选胜选院主席担任军委主席,组建中央军委会,统帅全国军队,行使军事权。

    军事预算、军队编制、重大人事任免、对外战和政策须经人大、政协批准。

    军队应实行选官制度,选官制度分三级:1、招兵统考制;2、招干统考制;3、招将统考制。

1、招兵统考制, 14至26周岁公民均可报考,各兵种依据笔试成绩择优录取,一经录用,归属军籍,终生为伍。入伍士兵学习军事技能和军工生产,达到战时能打仗,平时能生产,服役归军队,退役进军工。

2、招干统考制,入伍三年均可报考,分科笔试,填报志愿,各军事院校依据成绩择优录用,毕业后授予“学士”衔,受衔后方可担任排、连、营级干部。

3、招将统考制,连级以上干部方可报考,分科笔试,填报志愿,由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依据成绩择优录用,毕业后授予“进士”衔,受衔后方可担任团级以上干部。

军队应实行选举制度,选举制度分三级:1、直选制;2、任命信任制;3、任命批准制。

1、直选制,班长、排长由士兵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一年,非战时上级无权撤换。

2、任命信任制,连、营、团级干部由上级任命,每年由士兵投信任票,获半数以上不信任票者,立即撤换。

3、任命批准制,师级以上干部由上级任命,须经人大、政协批准。

    以上即为东方民主制度概述,谨供资政。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转发: 转发:pps 2012-03-09 09:42:50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中国大陆外逃贪官

——综合人民网、新华网、环球时报、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等国内官方媒体的报道

综述

    资料来源: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按:这些只是沧海一粟。鉴于社会影响,很多都没有公开报道。2003年的官员外逃情况更是罕被报道。云南省委书记高严外逃也只是在8年后的今天才被正式确认。这些人,在国内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逃走的时候再卷走无尽的民脂民膏,其恶之深,其罪之重,难以用语言描述。在这个没有道德、伦理、信仰等等的时代,一切恶都肆无忌惮地在权利的羽翼下扩散……

    云南省委书记高严,早在2002年已外逃到澳大利亚,传闻却一直捂着未得到官方证实。(2010-01-12)《新华网》才于公开。题目为《近30年我国外逃官员达4000人人均卷走1亿元》,曝光了高严,原云南省委书记、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就是这4000人中的一员。

    高严,1995年6月任云南省委书记。他就任省委书记不久,就与云南省电视台的一位美女主持人倒在了双人床上,该女人就成了他包养的情妇。

    1997年8月,55岁的高严被任命为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正部级)。次年,担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正部级)。高严外逃最早说可能藏身于美国,现年68岁高严,曾就任吉林省长、云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电力公司总经理,也有报道说,高严很有可能藏身于美国加州洛杉矶郊区小镇。

    最近外逃的包括原安阳市委副书记李卫民等人,他在人间蒸发达3个月后,河南省高检才以 “涉嫌受贿罪”对其立案。对李卫民的失踪,安阳市主要领导还有一句经典回应:“他去看病了”。

    近年部分外逃高官名单:

    蒋基芳2003年4月,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在国家烟草专卖局党校参加厅级干部培训学习,突然中断学习返回郑州,从上海秘密离境出走美国。

    程三昌2003年5月,身为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的程三昌携情妇跑到新西兰,转移到新西兰的资金高达1000万元以上,他在奥克兰购有豪华别墅和汽车。

    卢万里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董事长的卢万里,因涉嫌将大量公路工程私下交授其亲属开办的多家“空壳公司”承建,从中非法套取巨额工程款而逃亡海外。

    杨秀珠2003年4月,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携同女儿、女婿、外孙从上海浦东机场离境,经停新加坡到达美国。检察机关初步查明,杨秀珠涉嫌严重职务犯罪,依法对其立案侦查,并决定逮捕。据悉,杨秀珠早已在纽约置办多处房产。

    陈传柏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贪污1600多万元后逃匿海外。

    陈新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干部陈新携带据为己有的4000多万元公款辗转潜逃于境内外。刘佐卿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非法向国外转移1亿元资金后,携带一家8口逃到国外。颜旭东新疆自治区交通厅财务处副处长颜旭东伙同他人挪用道路基本建设资金5000多万元,潜逃国外。林积赞福建石狮原人大副主任林积赞因涉嫌贪污犯罪,案发后已畏罪携带妻儿于半个月前潜逃出境。一直以来,林积赞都是石狮人背地里热衷议论的人物。知情人说,林积赞贫寒的身世,却暴富千万的反差,一直是石狮人心里的谜。

    许国俊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远遁海外。余振东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远遁海外。许超凡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远遁海外

    据统计,中国贪官外逃现象越来越严重,中国的资料显示,涉及贪污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党政官员。北京市2001年处理的一百二十个贪污案件中,百分之七十是大中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而情况最严重的,在公共建筑领域。中共政府从未透露有多少官员外逃,旅居美国的经济学者陈破空分析,被捕归案的外逃官员比例非常小。轰动全国的逃亡贪官就有:

●2003年4月,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出逃。
●2002年4月,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烟草公司经理、党组书记蒋基芳,因经济问题潜逃海外。
●2002年2月,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董事长的卢万里,因非法套取40多亿元人民币巨额工程款,逃亡海外。
●2001年10月,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三任负责人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盗用4.83亿元后,分别远遁海外。上亿美元资金通过澳门和拉斯维加斯赌场被洗成现钱,存入涉案人在国外的账户。
●2001年5月,身为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的程三昌,从香港不辞而别,携巨款1000多万元和情妇跑到新西兰定居。
●2001年初,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干部陈新,携带4000多万元公款,一共换了29个假身份证,辗转潜逃于越南、缅甸。
●1999年12月,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索取、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案发后携妻仓皇出逃澳大利亚。
●1999年8月,云南省旅游集团公司董事长罗庆昌(副厅级),涉嫌挪用和贪污巨额公款,潜逃出境。

    外逃贪官主要去向

    外逃贪官的去向主要有三处:一、泰国、缅甸、蒙古、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它们是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出逃人员的首选,但风险也较大。因为中国与邻国合作打击犯罪较为紧密,例如蒙古,和中国签订了引渡疑犯的双边协议。所以,这些地方往往成为贪官们再次转移的跳板。二、非洲、拉美、东欧法制不太健全的小国。一些直接弄不到去西方大国证件的官员,索性龟缩在那里,过起了隐姓埋名、深居简出的生活;或者把那里作为临时跳板,伺机过渡。

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

    这些是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的主要目的地。对于那些曾在国内拥有显赫地位的人来说,以上两种地方是他们不齿的。同时,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也相对容易接纳一个外来者。如加拿大,一旦夫妻中的一方入了加籍,另一方很容易拿到该国的绿卡。所以很多官员在出逃前,就将家人移民到这些国家,这也是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以下是《广州日报》整理的部分名单外逃贪官名单。

蒋基芳: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烟草公司原经理、原党组书记。
卢万里: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
许超凡: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案发前担任中行广东分行财会处处长
许国俊:中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
程三昌:河南豫港公司原董事长,曾任漯河市市委书记。
杨秀珠: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曾任温州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
董明玉:河南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
蓝甫:厦门市原副市长,与赖昌星案有涉,2000年1月21日归案。
罗庆昌:云南旅游集团公司原董事长。
周长青:国有控股的西安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兼汽车部经理,归案后被依法执行枪决。
陈传柏:昆明卷烟厂原厂长。

    2001年初,《半月谈》杂志公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

各省部分外逃官员

广东省:失踪790名、外逃124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466名、自杀死亡74名。
河南省:失踪512名、外逃85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19名、自杀死亡145名。
福建省:失踪414名、外逃58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16名、自杀死亡72名。
辽宁省:失踪318名、外逃403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204名、自杀死亡112名。
江苏省:失踪316名、外逃22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17名、自杀死亡42名。
北京市:失踪112名、外逃442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97名、自杀死亡44名。
上海市:失踪187名、外逃35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27名、自杀死亡51名。
天津市:失踪60名、外逃182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45名、自杀死亡17名。
重庆市:失踪160名、外逃22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86名、自杀死亡27名。
河北省:失踪249名、外逃24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17名、自杀死亡70名。
山西省:失踪240名、外逃281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62名、自杀死亡102名。(据《世界经理人》)

    蓝甫--原厦门市副市长

    捞了就跑,跑了就了。

    这是贪官外逃的真实写照。与贪官外逃相伴生的是资金外逃。中国1988年至2002年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并且逐年上升。

    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资料显示,中国外逃的4000多名贪官中,金融系统、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87.5%,其他部门约占12.5%。但是要准确估计出中国外逃贪官的人数,确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与贪官外逃相伴生的是资金外逃。中国1988年至2002年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从1990年开始,资金外逃额在每年100亿美元上下波动,总体呈上升趋势。

    事实上,腐败案件案发率一直居高不下,2001年后,年案发量均在40000件以上;100万元以上的案件也从1993年的57件持续上升到2000年的1335件,达到最高峰,2001年后,则在每年1300件左右波动。

    据课题组调查,在目前已查处的腐败案件中,有60%至70%的大要案是通过群众举报发现的。课题组公布了部分外逃贪官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行业出逃前职位 外逃年龄 逃往地 涉案金额
1 卢万里政府贵州省交通厅厅长 57岁 斐济 5500万元
2 余振东国企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 38岁 美国 4.83亿美元
3 于志安国企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 63岁 菲律宾 1亿元
4 丁岚国企中国银行北京劲松分理处主任 36岁 泰国 1.95亿元
5 程三昌国企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 61岁 新西兰 1000万元
6 蒋基芳国企河南烟草专卖局局长、烟草公司经理、党组书记 59岁 美国 2亿元
7 童言白国企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53岁 澳大利亚 不详
8 董明玉国企河南服装进出口公司总经理 55岁 美国 不详
9 陈新国企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干部 35岁 越南、缅甸 4000万元
10 杨秀珠政府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 58岁 美国 2亿元
11 罗庆昌国企云南省旅游集团公司董事长 42岁 美国 3385万元
12 陈传柏国企昆明卷烟厂厂长 61岁 美国 1600万元
13 陆海莺国企云南省证券公司总经理 49岁 美国 8000万元
14 闭东晨国企云南省五矿公司分公司副经理 27岁 不详 3263.2万元
15 高 山国企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长 43岁 加拿大 8.39亿元
16 谢炳峰麦容辉国企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信贷员 28岁 28岁 泰国 5250万元
17 萧洪彬国企上海大东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43岁 澳大利亚 骗汇7.6亿美元
18 汪峰政府广东佛山南海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 31岁 新西兰 3000万元
19 陈安民国企陕西咸阳无线电二厂厂长 45岁 匈牙利 200万元
20 尹国强国企北京市九龙商贸责任公司经理 42岁 罗马尼亚 711万元
21 钱宏国企上海康泰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 46岁 巴拿马 5亿元
22 徐晓轩国企福建八闽通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理 40岁 澳大利亚 4.6亿元
23 黄清洲国企广东国际投资公司香港分公司副总经理 47岁 泰国 13亿港币
24 付普照国企陕西西安普照实业公司总经理 45岁缅甸诈骗4035万元
25 余艾青国企北京赤艾商社经理 34岁 俄罗斯 诈骗900万元
26 蓝甫政府建省厦门市副市长 59岁 澳大利亚 505.76万
27 仰融国企上海华晨集团董事长金杯客车董事长 46岁 美国 不详
28 陈满雄国企广东省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 40岁 泰国 4.2亿元
29 周长青国企陕西省西安市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兼汽车销售公司经理 44岁 厄瓜多尔 5515万元
30 钟武剑国企海南省橡胶中心批发市场总裁 46岁 加拿大 5亿元
31 王德宝国企吉林省东辽县生产资料公司驻满洲里办事处副主任 30岁 俄罗斯 125万元
32 杨彦军国企北京市房山区河北信用分社会计 32岁 蒙古 200万元
33 郑治新政府云南思茅地区孟连县国家税务局出纳员 36岁 缅甸 67万元
34 方勇国企浙江省宁波市交通银行办事员 25岁 加拿大 141万元
35 李化学国企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副总经理 43岁 澳大利亚 1333万元
36 金力成国企浙江瑞安市建设银行莘腾分理处副主任 33岁 柬埔寨 123万元
37 艾合买提。依不拉音国企 新疆建设兵团农行乌鲁木齐支行办事员 31岁 俄罗斯 233.8万元
38 林进财陈国强国企建行东莞分行金库保管员 30岁 31岁 泰国 950万元
39 马卫红国企云南省祥云县医药公司批发部主任 38岁 缅甸 39万元
40 刘佐卿国企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 49岁 美国 1亿

 

最中国最高的外逃贪官高严

外逃最大的高官,至今下落不明

王锦思

    近日,央行报告称过万贪官外逃,携款8000亿,比前几年的预测长了4000亿。也该涨了,房价都长这么多了。可以想象一下,万余贪官如果集中在一起打麻将,绝对蔚为壮观。若在一起喝吉林德惠大曲,一次能喝光库存精品陈酿。如果涌进美国华尔街倾囊而出,绝对摇荡世界经济。

    那么谁是最大的外逃贪官?笔者的吉林老乡高严,曾任吉林省长、云南省委书记、国家电力总公司总经理。他是不是最大的贪官还不知道,但他绝对是外逃级别最高的贪官。

    高严,是高官,或许做事也是高,实在是高!他或许想给中国历史留点记号,恰好是2002年9月18日,也就是日本侵华纪念日前后外逃,是为新国耻,有消息说已经逃至澳大利亚。

    高严,吉林榆树人,和笔者家乡德惠一样,这是个出高官的地方。1942年12月,高严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高严从小聪明伶俐,刻苦努力。如果不是东窗事发,他少年的事迹说不准成为青少年学习的好范本。

    高严,虽然考不上清华北大,但是1959年8月考入长春电力学校热力系统自动化专业学习,也就为他日后加官进爵提供了必要的平台。

    196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提拔为副厂长,任吉林热电厂团委书记。仅仅23岁,高严就走上了处级领导干部的岗位。吉林热电厂,是日本殖民者侵占东北、残忍建造的丰满水电站的相关单位。

    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中高严受冲击,下放劳动。可惜,高严没被当成资产阶级或反革命批斗,要不然阴差阳错,将其迫害致死,中国少了一个贪官,文革多了些许亮色。

    高严,在文革期间继续攀升。1975年,33岁的高严被破格提拔为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成为全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之一。1986年1 月任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1988年1月任吉林省副省长。1988年12月后任吉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副省长。

    1992年3 月,高严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此时我在北京读书,听说家乡父母官高严的公子,俗称“高衙内”,时常出入吉林大厦,吉林驻京办将其奉若掌上明珠,呵护有加。高严事发后,吉林驻京办一片哑言,急忙划清界限。

    1995年6月任云南省委书记。1997年8月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党组书记(正部长级)。1998年3月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正部长级)。8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 14、15届中央委员。

    高严犯了什么天条,需要仓皇出逃?

    据悉,早在1996年1月,高严在担任云南省委书记时,应香港某公司总经理韩某的要求,搭线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建,与其下属公司签订了12800箱卷烟成交书,韩某因此而获利960万港元,高严收取了2万美元好处费。事后,组织部门因褚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免去其红塔集团董事长。高严安然无恙,从红塔集团出口中拿到了180万港元回报。

    高严的儿子高新元开始频频向电力系统的工程项目插手。高严在明里暗里支持儿子捞工程,高新元在国家电力系统为他人承揽的项目造价高达近3亿元人民币,涉及6个企业。仅此一项,高新元就收受请托方所送人民币共计1080万元、美元5万。

    高严的弟弟、妹妹、女婿、舅舅、表弟和一些朋友,共在国家电力系统承揽了18个工程项目,总计涉及金额5亿多元。

    就任云南省委书记不久的高严,看中云南省电视台女主持人杨珊。 高严在云南包养了杨珊几年,确实鱼水情深。调到了北京,为了逃避监督,高严在上海设立“行宫”,与杨珊共享奢华。1999年至2001年,高严多次去上海 “治病”,在高级宾馆包租房间,每天食宿费高达1万元,共花费84万余元。2001年起,高严还在花费300多万元装修的一栋占地558平方米、价值 650万元的高级别墅。就这样以养病为由,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行宫”里,经常在床上拥着杨珊,用电话遥控着国家电力公司的日常工作。

    2002年7月,有关部门开始向秘书黄雨了解高严的问题。于是,高严进行了出逃的准备工作。第一步,就是让情妇杨珊帮助转移财产。事后,仅被中纪委查出的转移、藏匿的港币、美元就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还有劳力士牌手表6块,大量的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

    2002年9月,九一八纪念日前后,高严,金蝉脱壳,飞往海外。噩耗传出,一周内在香港上市的北京大唐发电和华能国际的股票下跌了11%,山东国际电源下跌了 6.7%。

    2003 审计报告披露,国家电力公司原领导班子违法违规金额高达211亿元,所涉金额之高,位居本次审计公布的所有违法违纪案件之首。审计发现,国家电力公司4年前召开的一次会议,短短3天时间竟然挥霍了304万元,人均耗费2.4万元。《新京报》7月2日载文说,原总经理高严的住宿堪称“国宾待遇”。会议专门为他安排了一套8000元/天的总统套房;为了他中午休息,又花6万元在另一处安排了一套特大套房,套房里的设施弃之不用,按高严的个人喜好和身材特征,专门订做了实木家具、床上用品甚至抽水马桶,另有两名保安、两名干警负责他的安全事务。

    笔者王锦思注意到,关于高严的最后一次报道是2002年8月29日,当日高严会见了日本亚洲交流协会代表团。

 

美国正“帮助”中国彻查“裸官”财产

凤凰博报

    免年岁尾,美国“急勺子”了:联邦赤字高达1.4万亿美元。面对如此庞大的财务负担,美国政府只能开源节流,而堵塞税收漏洞则成为开源的重要手段。对此,美国政府正在加紧追查公民的海外账户和海外资产,一旦被查出在海外藏有资产,户主将被施以重罚。专家称,美国政府此举对华人影响也非常大。

    这真是一件令不能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或者没能办有美国永久居民卡(即绿卡)的中国人,值得庆幸的事。美国追查公民海外资产的举动,正迫使一部分华人为“保财”或“不露富”放弃绿卡,同时使“投资移民”途径准备办理或正在办理美国公民身份和美国绿卡的中国富豪或“裸官”,不得不考虑这一风险。所谓“裸官”:即本人在国内各级当官,老婆(老公)、孩子都已办成了美国等国绿卡或公民,可以一身轻松地在国内大把“挣”钱,然后流入老婆(老公)、孩子所在国银行存上,供老婆(老公)、孩子在国外胡吃海花,在国内一看形势不妙,本人也会投奔老婆(老公)、孩子而去。其中包括国内大批举家而去的投资移民。据权威部门调查,目前全国约60万人亿万富翁(其中包括部分“裸官”、高管),已经有20%以上完成投资移民,还有30%多的亿万富翁正在办理投资移民。此间据媒体报道,今年拿到美国绿卡成为美国永久居民的中国人达到了7万人,仅次于墨西哥,获得移民美国大丰收。这下可好,他们在成为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的同时,不得不接受美国税务部门对海外财产的严格调查。美国税侦人员的厉害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存在国内还没来得及转走的财产很有可能会曝光,“裸官”将成为真正的“全裸”式出镜,这下无意中帮了中国反贪部门的大忙。

    上周,美国国税局公布了《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部分实施细则。根据税法规定,截至2011年12月31日,居住在美国境内(老婆、孩子)在海外拥有5万美元以上资产或者居住在美国境外(已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或永久居民的“裸官”或还在国内“挣”钱的富豪)、在海外拥有2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美国公民和持有美国绿卡的外国人都需要在2012年4月15日前向政府申报;藏匿海外资产拒不申报被视为有意逃税,一经查出会被处以高达5万美元的罚款,严重的还会被判刑。

    另外,为了避免有人或有机构打掩护,就像为了保护官员财产不被公布有人一再搪塞一样,美国政府还规定,所有想在美国经营的外国银行从2013年1月1日起都必须向美国国税局提供存款超过5万美元的美国公民账户信息,否则就被视为与美国政府不合作。对于不合作的金融机构,若有美国来源所得,美国将对其总收入(而不是净收入或利润)征收30%的惩罚性税收。瑞士银行家菲利普•布朗认为,上述措施无疑是“迫使银行在丧失客户和公开资料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同时也是使中国人存在美国等外国银行的财产无法遁迹。

    在美国,大约有250万华裔美国人,这些人与祖籍地都有或多或少经济上的联系。美国政府出“重拳”彻查公民海外资产以来,就有不少旅美台湾人为了保住在台湾的资产,宁愿放弃美国国籍或绿卡。何况正在办理或准备办理移民的大陆裔美国人乎?正因为如此,那些在国内放心大胆“挣”钱的“裸官”或正在准备投资移民美国的富豪,面对美国政府的这一严厉举动,就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美国永久居民卡,亦称作绿卡,是用于证明外国人在美利坚合众国境内拥有永久居民身份的一种身份证。“获得绿卡”则指成为永久居民的移民过程。绿卡持有者的合法永久居留权是由官方授予的移民福利,其中包括有条件地在美国居留与获取工作的许可。一名合法永久居民在美国境内以永久居民身份居住满5年(或与美国公民结婚3年的),并满足所有移民局所列出之条件后,可以申请成为美国公民。

美国这一招让中国裸官胆颤心惊

    美国经济萎靡不振,奥巴马政府举步维艰,千方百计试图扭转难堪局面,但黔驴技穷,无计可施。忽然,国税局献上一计,要在税收上加强监管,严厉打击逃税漏税。这一看似美国自家的举措,却对中国逃往美国的贪官、不法商人和他们滞留美国的老婆孩子遇上了大麻烦,年终岁尾,这些硕鼠们必将心惊胆战、寝食难安,未来前景也将凶险暗淡。一向没对中国作出什么好事的美利坚,这次出台税收新政却使梦想天堂的中国贪官、硕鼠们遭遇滑铁卢的尴尬和无奈,这也算得上老美做了件善事。

    美国国税局近日规定,从2012年开始,美国公民和持有绿卡的外国人,凡在海外拥有5万美元及以上资产或者储蓄额在1万美元以上,都要向美国政府如实申报,如未主动申报,美国政府将对违规者收取每月最高1万美元罚款,对违规情节严重者,政法机关将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美国财政部计划从2013年开始,所有在美国的外国银行要提供该银行的客户信息,否则美国方面有权拒绝其在美国开展业务,这将使美国公民和持有绿卡者试图藏匿海外资产的行为更加困难。有专家表示,新措施的实施将对不少在美华人产生影响,目前有250万移民来自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这些人与祖籍所在地或多或少有经济联系。

    这一消息公布后,不少移民表示,为了维护自己在祖籍所在地的资产,宁愿放弃美国国籍或者绿卡。但是即便放弃美国国籍和绿卡,美仍要求补齐此前5年藏匿不报的税收和罚金。

    美国媒体还报道:美国计划年底公布中国官员子女在美的资料,参议院建议先公布中国“判刑官员”子女的资料、房产、存款。美国国税局还公布了它的驻北京办事处电话:010-85313983、010-85314287。并欢迎中国人举报移民美国的华人隐匿银行存款、房产等资产,美国税局为举报人保密,并给与涉税金额15%-30%的奖励。

    美国政府为了增强国库搞了这个“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的招数,歪打正着,一棍子抡到了逃到美国去的中国成千上万贪官、硕鼠的头上,老美出狠招,无意之中帮了中国反腐反贪的忙,不管他有意还是无意,中国政府应该以此为契机,抓出一批贪官污吏和不法之徒,截断他们企图逃避惩罚而移民美国的逃遁黑路。

 

 



 

发件人:<wangzhanyang56@sina.com> 2012-02-28 09:52:42 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王占阳:中国急需发展低度民主(定稿)

中国急需发展低度民主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王占阳

2012年2月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具有了高度的紧迫性。但这种紧迫性并不是直接实现高度民主的紧迫性,而是急需发展和实现低度民主的战略紧迫性。本文拟对此给予概要论述,以与各位方家共同研探。

    一、什么是低度民主?

    邓小平曾经提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国要“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即“高度民主”。有“高度民主”,自然就有“低度民主”。低度民主的内涵应当基于高度民主的内涵来界定。

    什么是高度民主?邓小平曾经实事求是地指出,发达国家已经建成了高度的切实的民主,又从应然性的角度提出,我国要创造“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至于这个“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究竟是怎样的,他没说过,我们也不知道。但他明确地讲到了“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而且其中包括“普遍实行直接选举”和“高层搞直接选举”。 实际上,基于普选制的现代宪政民主就是已被实践证明切实可行的高度民主,而且它也基本上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宪政理想之实现。

    从历史角度看,近现代民主实际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基于限选制的低度民主,再一种就是基于普选制的高度民主。

    实行限选制的民主实际是不完整的民主,因为数量不等的公民仍然沒有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或者是其所获得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仍然是不充分的。这就使它的分权制衡、法治、人权保障、公民权保障等等也都是很不完备的,因而也是仍在基本建构过程中的,因为只有在公民充分享有政治权利的基础上才能使这一切完备起来。所以,从全局上看,这种民主还只是有限的、局部的、发展中的民主,而不是已经全面实现了民主化的民主,不是已经达到了民主标准的民主,不是全面符合民主概念的民主。从这种民主自身来看,这种民主又是存在着相当多的缺点、不足、漏洞和失误的民主,而不是已经比较完备、比较成熟的宪政民主。从这两个方面看,它都是低度民主,而不是高度民主。

    从没有民主或民主太少到低度民主,这是民主发展的第一个大飞跃。只要建成了低度民主的制度体系,无论它是在少数人的范围内建立的,还是在威权政体要素与民主政体要素的动态平衡中建立的,它都意味着某种形式的低度民主的建立。

    从低度民主到高度民主,这是民主发展的第二个大飞跃。只要是切实地建成了基于普选制民主法治,而不是仍然完全地或者是仍在颇大的程度上使民主法治流于形式,那么,即使这种民主法治仍然是初步的,那也是已经迈进了高度民主的门槛。在此之后,任何高度民主,无论它是初步的,还是比较成熟的,都还需要继续发展完善,以形成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但这已经是改良,而不再是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了。

    从缺乏民主到低度民主,再从低度民主到高度民主,以至于高度民主本身再继续发展完善,这是民主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民主发展的政治逻辑。

    按照民主发展的普遍规律办事至关重要。消极保守行不通,超前冒进也不可行。消极保守会使改革者趋向激进,超前冒进也会使保守者更加保守。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它的逻辑延伸只能是从矛盾走向对抗,又从对抗走向破裂、冲突和毁灭。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出路只能是按照民主发展的规律办事,积极稳妥地推进渐进性与阶段性相结合的民主进程,同时辅以必要的妥协和交换。

    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基本上仍然是邓小平指出的“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的苏式政体 。中国的新权威主义阶段也已基本结束。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启动和深化民主改革已经具有了高度的紧迫性。但在现阶段,我们还不能直接实现高度民主,而是急需实现、也能够实现低度民主。

    但要实现这种民主改革,我们就还需要从历史和现实分析中,进一步地认识和理解低度民主内涵和外延,它的历史和现实形式,以及它的历史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提出比较切实可行的现阶段的改革方案来。

    二、西方历史上的低度民主及其走势

     “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国民主化的最高目标也是实现宪政民主。走向民主是人类的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由于历史的缘故,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走在了前面,而且他们也经历了一个低度民主的发展阶段。虽然西方的低度民主之路有其特殊性,但在这种特殊之中也包含了低度民主的世界一般。这种特殊性是我们认识中国低度民主之路特殊性的主要参照系,这种生动具体的历史所展现的低度民主的世界普遍性,也是使我们深切认识中国未来的低度民主之路的首要根据。由此,概要地考察西方历史上的低度民主及其历史走势,也就非常必要了。

    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在19世纪及其以前实行的近代民主实际就是低度民主。这种低度民主有其一系列的基本特征。
    一是实行限选制,而不是实行普选制。这是低度民主的首要特征,也是低度民主的最根本的特征。由于民主政体的基础是选举制,所以选举制度的发展阶段也是划分民主发展阶段的首要根据。

    历史发展到19世纪,大部分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系统的选举制度,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授权体系,实现了权利对于权力的初步制约。但这还不是普选制,而是限选制,参与授权的选民非常少。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欧美各国拥有选举权的国民始终不超过男女成年人口的10%,直到19世纪末也未超过20%。 被选举权受到的限制就更大。只是不给议员开工资就在事实上剥夺了绝大多数工薪阶层人士的被选举权。由于这种限选制的实质和结果都是使选举权、被选举权基本上为新兴资产阶级、新贵族及其代理人所享有,所以议会和政府也为他们所控制。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民主”确曾是一种历史事实,尽管这种民主从全局看还是不够格的民主。由于选举制是民主政体的基础,所以限选制又导致了这种低度民主的以下一系列特征。

    二是分权制衡初步形成,但又远不充分,特别是分权共谋仍然暗藏其中。

    孟德斯鸠早已指出,当分权只是同一伙人内部的分权时,分权就会变为共谋。由于没有任何选举基础的分权只是极少数人士的内部分权,所以分权变为共谋的现象必然很严重。因此,除阶级分权政体(即不同阶级分别控制议会和政府)可以主要依靠不同社会阶级力量的某种势均力实现某种程度的分权制衡外,真正的分权制衡只有在选举制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这是因为,只有在选举制逐步发展的基础上,议会才能成长为越来越有实力的政治实体,因而也才能有真正的分权制衡。

    从专制政体转向限选制后,又随着选举改革逐步地扩大了参选面,政治参与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了。政治参与的人数越多,共谋的可能性就越小,实现分权制衡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随着限选制的初步建立和参选范围的逐步扩大,当时已经初步地建立了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而且从总的趋势看,这种分权政体也已在逐步地发展完善之中了。

    但是,由于这种选举制还只是限选制,政治参与的范围基本上只是扩大到了整个富裕阶层,而这个阶层仍然是社会上的一个小圈子,所以这种分权仍在相当的程度上变为了共谋,或者说它本来就是同一阶级“一身兼任立法者、审判官和执行吏” 。这就使这种分权制衡对于整个社会的公正性也不能不大打折扣。这种问题只有在逐步实行普选制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应有的解决。

    三是法治和宪政初步形成,但又远不完善。

    选举制的建立和发展导致了议会地位的实质性上升,以至于它已“确实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这就导致了恩格斯晚年赞许的“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 的出现,而这种国家就是法治国家。在这种国家中,立法机构和法律的权威性基本确立,依法行政的制度和传统初步形成,司法独立的传统得以继承和加强,法治和宪政已经初步形成。

    但这种法治和宪政又很不完善。首先,法治和宪政的根本要求本来是公平正义,但当时基于限选制的立法实质上仍然是富裕阶级的立法,立法的利益导向严重失衡,立法的公正性受到了很大限制,特别是在劳资两大阶级之间,尤为如此。其次,由于分权制衡不充分,司法独立仍受行政权和金钱的严重侵蚀,也远未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最后,不仅缺乏防范民主导致暴政的制度安排,而且在少数富裕阶层独享政权的情况下,少数人对于多数人暴政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而且这也是当时的依法治国的一部分。所以,诚如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已经指出的,只有通过实行普选制,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这些严重弊端,真正建成比较理想的法治国家。

    四是在实现和保障人权和公民权方面已有相当大的进步,人权和公民权已能在相当的程度上为全体公民所享有,但其内容、范围和力度都有很大的局限性,距离现代水平仍有很大的差距。

    以上这些已经足以证明,欧美19世纪的民主还是很初步的。把这种民主基本上想象为现代民主无疑是很大的认识误区。基于普选制的现代宪政民主实际主要是20世纪人类民主事业的巨大成就。相对于现代宪政民主来说,19世纪的民主无疑只是一种低度民主。

    低度民主与高度民主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更有质的差别。上述四个方面的差别首先都是质差别,其次才是量的差别。最根本的差别是是否建立了普选制。这是决定整个制度类型的最大关键。

    虽然低度民主仍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它仍然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大历史作用。一是它以有限民主取代封建王权,使国家转向为近现代社会发展而服务,而不再是旧势力的顽固堡垒。二是它以议会控制财税,终结了集权政府的横征暴敛和贪污腐败,初步地实现了建立廉价、廉洁政府的合理目标,卸下了私有制和社会发展本不应有的沉重的财税负担。三是它以法治取代人治,以新法取代旧法,从而初步地形成了近现代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法治基础。四是它以民主、法律和国家机器保障私有财产,使国家老老实实地充当守夜人,从而奠定了早期市场经济的政治法律基础。五是它更在普世价值的承诺、比较广泛的公民自由、选举制度带来的的灵活性和法律制度的有效性等等要素的结合中,包含了以和平方式比较顺利地解决早期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所伴生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使市场经济获得更高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它已奠定了以和平改革的方式逐步走向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制度基础,而这种制度基础与民权运动相结合,也就在20世纪导致了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逐步诞生。

    低度民主的发展方向是高度民主。高度民主就是现代宪政民主。高度民主的首要内容和基础就是普选制,但古典自由主义并不包括普选制。普选制主要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普罗大众及其政党(最早是宪章派,然后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其他普选派政党)的要求。只有基于普选制的民主才是真正符合“民主”概念的民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使用的“争得民主”的提法是准确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就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普选制。他们当时使用的对立范畴也是“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尽管他们又认为完整、彻底的自由主义理应包括民主主义,因为公民的政治自由理应包括选举自由。他们以“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即以普遍自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所以,马克思主义实际就是普遍自由主义。普遍自由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是共产主义。现代自由主义实际已是包含了普选制的社会主义化的自由主义,而无论它是否受到过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

    19世纪是一个充满梦想的世纪。从《马恩全集》看,在低度民主的政治环境中,马恩关于未来高度民主的设想要点是:(1)建立没有任何专政的新国家。(2)在这种新国家实行普选制。(3)建立基于普选制的议会,即人民代表大会。(4)使基于普选制的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5)实行基于普选制的分权制衡。(6)实行社会主义法治。(7)实现和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人权和公民权。(8)国家公职人员工资水平中产阶级化。(9)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教育官员,社会高于国家。 马克思曾将这种制度叫做“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它也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套政治理想并不是空想,而是切实可行的。只是它必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而不是与计划经济相结合,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它的实现也是复杂的历史合力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依靠先哲的预言就能奏效的。它在实质上属于现代宪政民主的范畴,尽管现代宪政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又较之它的任何19世纪的超前构想都要完备、精致与深刻得多。在基本制度框架上,它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因为人性要求和人类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不可违背的。

    三、低度民主也是中国民主化的历史必由之路

    虽然欧美诸国都是通过低度民主走向高度民主的,但后发国家似乎并不尽然。首先是韩国等地是在实现了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从威权政体直接转变为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而不是先搞低度民主、后搞高度民主的,尽管他们在初步建成现代宪政民主政体之后它还要一个成熟期。其次是还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也都仿照现代宪政民主政体实行了本国的民主变革,似乎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直接地建成了现代宪政民主政体,尽管它们的宪政民主的实际实现程度又都是差强人意的,而且在实践效果方面也大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这就或明或暗地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低度民主究竟是不是历史必由之路?中国是否仍然应走先建立低度民主、后实现高度民主的发展道路?

    在更深的层次上,这个问题实际就是民主条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极端的观点,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妥当的。
    一是民主无条件论,即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实现民主。但天下任何事物都是有条件的,民主怎么可能是无条件的呢?在有民主条件时不推进民主是保守,在缺乏民主条件时推进民主则是冒进。冒进的民主变革不是不可能,而是随后就会退回到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形式上是高度民主,实际上是低度民主。而且冒进还会伴有相当程度的负效应,甚至会欲速而不达。所以真正稳健的民主化道路仍然是先发展低度民主、再发展高度民主。

    二是民主高条件论,即把现代宪政民主赖以实现的高条件视为任何民主政体赖以实现的必要条件,进而认为我国至少也应达到韩国民主转型前夕那样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才能开始实现民主政治。但这种观点首先就无法解释西方低度民主的历史事实。美国建国时90%的人口都是从事农副业的,不也是建成了尽管是低度民主的政治体制吗?又有论者说只有首先基本消除贫富分化,使中产阶级成为大多数,才能开始实行民主改革。但这也是违背历史常识的倒为因果之说。事实上,除西班牙外,西方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与之相反的。一般说来,不是中产阶级占多数才能民主改革,而是只有在民主发展的基础上和过程中才能逐步消除贫富分化,进而使中产阶级占多数。这是因为,愈益大众化的宪政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公平分配机制,而且是一种日益有力的公平分配机制,而这也正是我们所迫切需要的。

    由此可知,民主无条件论要求民主大跃进,民主高条件论又要求民主改革停滞不前,这些在学理上都是没有根据的,在实践中也都是不妥当的。

    诚然,韩国等地确实是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直接转向宪政民主的,也就是确实是在较民主高条件形成后再转向宪政民主的,但这实际只是一种历史特例,并不是普遍规律。而且这种特例也只能在条件特别有利的较小共同体的范围内出现,而不可能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出现。

    这里的关键在于,共同体规模的质的差别导致了一种时间差,进而又导致了两种不同的要素组合和政治前途。

    首先,较小共同体有可能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以较短时间实现代化,超大型共同体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韩国从最后的经济起飞算起,只用了二、三十年时间就实现了现代化。中国大陆从“文革”结束后开始经济起飞,则需七十多年时间才能实现现代化。欧洲的规模与中国相近,它的原生性现代化之路就更长。超大型共同体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必然相当长,这也是一种历史规律。

    其次,虽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有倍数之差,但威权政体下的腐败速度却是大致相等的。韩国搞了二、三十年现代化就严重腐败了,中国随后也以同样的速度严重腐败了。

    由此,也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要素组合及其所导致的两种不同的前途。在韩国,严重腐败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相结合,后者又是民主化的高条件,于是严重腐败就成为了直接导致现代宪政民主的催化剂。在中国大陆,严重腐败则与半现代化相结合,后者并未提供民主化的高条件,这就使严重腐败或者是导致大动乱和现代化中断,或者是成为低度民主的催化剂,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换言之,在这时,如果不能以必要的民主改革遏止严重腐败及其所导致的各种严重的社会不公,那就必然会导致大灾难,而不是走上所谓“先民生、后民主”、“先现代化、后民主化”的梦幻之路。

    所以说,中国也必须象欧美诸国那样,在现代化的半途中就开始推进民主化,并从低度民主逐步发展到高度民主,以使现代化与民主化相得益彰。中国不能幻想重走个别较小共同体的特例之路,而是必须以与自己规模相当的欧洲作为主要参照系,首先遵循普遍规律,老老实实地走历史必由之路。而这也正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主张:现代化必须与民主化相结合,而不是先现代化后民主化;否则,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条。

    四、中国的低度民主必然有其特殊性

    在既定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国内环境中,中国大陆的民主化道路及其低度民主又会有其相当的特殊性,而不可能、也不应当是欧美道路的简单翻版。也就是说,它一定会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道路,而不会是只有普遍性而无特殊性、或者是只有特殊性而无普遍性的发展道路。

    它的特殊性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是不能实行19世纪式的限制阶级权利的低度民主,只能实行适当限制民主化程度的低度民主。在普选制已经成为了世界主流和我国在法律上也早已规定了普选制的条件下,再以财产和受教育程度等等限制选民资格,退回到只有少数富裕阶层人士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资本主义民主制”,显然是行不通的。从实际出发,中国应当实行的是另一种类型的低度民主,这就是自上而下的集中控制与自下而上的自由民主相结合的低度民主。以选举权来说,这种低度民主就在于不是选举权的享有范围受限制,而是选举的自由度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这两种低度民主的共性在于它们实际都是与威权政体要素(“资本主义民主”面对普罗大众时就是威权政体)相结合的不完整的民主,都是威权政体要素与民主政体要素相结合的过渡性的混合政体,它们的发展方向也都是威权政体要素与民主政体要素的此消彼长,但它们的具体类型和具体道路又是各不相同的。

    二是不能实行政府只是充当“守夜人”的低度民主,而是必须同时实行发展公共财政的低度民主。从经济角度看,西方低度民主时期的国家职能主要是充当廉价、廉洁、高效的守夜人,也就是主要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缺乏面向普罗大众的公共财政。这在当时是行得通的,因为广大的海外殖民地既提供了广大的海外市场,又能使之以丰厚的海外利润给本国工人长工资,而且西方的技术和管理优势也在带动着工资上涨,这就使之在扩大市场和增加收入两方面都具备了相当于早期公共财政的实际功能。二战后,西方殖民地逐步丧失殆尽,内部民主又获得了高度发展,公共财政也随之替代了殖民地的功能,而且有过之无不及。中国现在和未来都不可能有海外殖民地,国际金融危机后继续主要依靠国际市场拉动增长、增加收入尤已成为不可能,这就使中国现在就必须通过发展公共财政提高普罗大众的实际收入水平,切实有效地扩大内需,而且这是决定命运的中心环节。所以,中国的低度民主必须是在保护产权的基础上着力发展公共财政的新型低度民主,而不能再是仅仅充当“守夜人”的旧式低度民主了。要发展公共财政,那就必须有相当程度的大众民主,而不能只是少数人当家作主。所以这种低度民主必须是具有相当社会主义性质的低度民主,而不应再是19世纪式的“资本主义民主”了。

    三是不宜实行多党制的低度民主,而应实行共产党执政的低度民主。实际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上述两个特征也为名义上实行了现代民主、实际却仍处于低度民主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所共有。中国、越南等国独有的特殊性则在于,由于共产党居于法定的执政党地位,又由于这种体制既有可能是一党专政,也有可能是一党民主,所以,如果这些国家在这种制度前提下发展和实行了低度民主,这种低度民主就将是共产党执政的低度民主,而不是多党制的低度民主。又由于循序渐进的民主化需要自上而下的持久、有序的推动,低度民主化时期也都需要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的威权政体要素,所以,只要共产党承担起领导和推动民主化的历史责任来,这种民主化道路更将是成本最低、最稳妥、最顺利的发展道路。由此,我们也就应当向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尽量避免出现大灾变。大灾变之后,在实际条件的限制下,仍然只能实行某种形式的低度民主,但那样的代价就太大了。所以,中国理应发展和实行共产党执政的低度民主,尽管这还需要相当的制度创新,而不是一条现成的发展道路。

    由此可知,中国的低度民主必然会是新型的低度民主。这种低度民主既有世界低度民主的普遍性,也有其时代和国情的特殊性。这是中国现阶段民主化进程的最基本的历史定位,因而也应是我们思考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对策问题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由此出发,我们就还可以看出,由于这种低度民主与欧美诸国的低度民主有类型性的差异,所以它们的形成标志和发展阶段也是有重要差异的。在欧美诸国,只要建立了少数人当家做主的“精英民主”,那就是形成了低度民主。在中国,则是只有到了形式化的普选初步地成为真正的民主选举、但选举的自由度仍然受到相当限制之时,那才是形成了低度民主。

    五、从新权威主义转向低度民主

    中国未来改革的现实起点是“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的客观现实。邓小平当年的这种基本判断至今依然适用。这一点也为全国的主流民意所公认。温家宝总理最近还曾多次讲过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核心问题。无论是按照邓小平的亲自解释,还是按照政治学的逻辑,“权力过分集中”都意味着“民主太少”。由此,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也正是邓小平所说的: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最终建成以“普遍实行直接选举”、“高层直接选举”为主要标志的“高度民主”。
毋庸置疑,“民主太少”本身就意味着民主还只是我国政体中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全局性的支配性政体。由此,邓小平也才会有“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 之说。

    毋庸讳言,在国家致力于现代化的时期,这种政体实际就是新权威主义政体。对此,邓小平也曾给予过明确的肯定。1989年3月6日,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向他汇报思想界流行的新权威主义思潮时,他就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这个主张。”

    新权威主义政体在整体上当然还不是民主政体,低度民主则就已在整体上是初步的民主政体了,所以“民主太少”本身就意味着我们现在仍未发展到低度民主的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实行新权威主义政体就是错误的。实际上,在一定阶段内,新权威主义是基本符合我国的国情的,也是基本适应我国快速现代化的客观需要的。在这个阶段内,即使是说中国现在实行的已是民主制度,实际也是有其稳定大局的正功能的。

    那么,这是不是说中国也应当象韩国那样,直至经济现代化基本实现后再从新权威主义政体转变为民主政体呢?那也不是。邓小平所说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实际就是“民主”在先,“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后,即必须先有民主化,而后才会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明白无误的回答。所以,从总体上看,邓小平的主张实际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首先应当实行一个阶段的新权威主义,然后就要逐步实现民主化,进而最终实现高度民主,这样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邓小平的这个思路无疑是富有远见和洞察力的,也很是英明的。

    近年来的现实已经充分证明,我国现在就是已经进入到了必须从新权威主义政体转向民主政体的过渡时期了,也就是必须开始“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了,而这种根本转变的第一步,应当就是从新权威主义政体转向低度民主政体,第二步才是从低度民主转向高度民主,而不是从新权威主义政体直接转向高度民主。

    走这种“两步走”的改革之路,实际也是符合邓小平理论的精神的。邓小平指出:“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

    邓小平早在新权威主义时期就主张,在这种体制框架内也应当适当地发展民主政治,十三大报告的精神实质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既已进到了必须从新权威主义政体转向民主政体的过渡期了,那就更加必须以更大的力度致力于发展低度民主了。

    我国大约还需要20至25年时间,才能最终形成这种低度民主。在这种过程中,只要充分利用换届选举的机会推进选举改革,每次换届都使一部分形式化的选举转变为初步的自由竞选,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相应的系统改革,那就可以每隔五年就迎来一个改革新阶段,每隔五年就上一个民主化的新台阶,直至建成低度民主政体。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再用15年左右时间“逐步”实现高度民主,即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建成现代宪政民主政体。这对我们这个超大型国家来说,实际已经就是很快、很顺利、很理想的发展道路了。

    六、中国急需推进和实现低度民主

    中国目前急需启动和推进走向低度民主的有力改革,进而用20至25年时间实现低度民主。这种需要实际是一种深远的战略需要,而不是眼前的应急需要。从眼前看,即使是暂不实行这种改革,也不会马上出大问题。但若以未来5—10年左右时间为单位来考察,那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需要的战略紧迫性了。这种战略紧迫性表明,现在实际已是实行这种改革的最后战略机遇期了。一旦错过了这个战略机遇期,未来的形势恶化就将不可逆转,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也将归零。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未雨绸缪,抓紧时机推动改革,以改革闯过难关,以改革赢得未来。

    这种判断的基础是一项基于现实的未来研究。

    我们首先应当来考察:如果未来10年不改革,或者是未来10年的改革没有足够的力度,结果将会怎么样?这种考察的结论就是:即使是没有马上出现大崩溃,也将是陷入无力回天的历史绝境,大崩溃前的最后危机已经到来,局势随时都有可能失控,大崩溃至少已是短期内的历史必然。

    这种预判有三个关键性的支撑点。

    一是如果没有必要的政治改革,那就必然会在未来10年内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目前主要经济学家已在这方面达成基本共识,尽管具体预测又有差别。

    这里的关键是,依靠外需拉动已无可能,依靠内需拉动又有赖于分配制度改革,分配改革则又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虽然自上而下的分配改革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在体制性腐败已经很严重的情况下,即使是有较强的领导班子强势推动,它也必然会在下面的贯彻执行中大打折扣,进而又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虎头蛇尾。分配制度改革的逐步成功特别有赖于有力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赖于由此形成的日益有力的公共参与,这已是现阶段的一种基本的客观逻辑。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必要的政治改革,内需就将无法实现应有的扩大,这就只能继续依靠投资拉动了。但在内外市场的扩大都很有限的情况下,这种“投资拉动”实际就是在制造生产过剩危机和财政危机,而且这种危机还将是以往积累下来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总爆发,它的破坏性将会非常大。而若既不搞投资拉动,又无法依靠内需拉动,那又无异于坐视经济严重下滑,也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这就表明,经济较快增长的惯性即将耗尽,未来避免大的经济危机的关键只能是政治体制改革。

    二是如果没有必要的政治改革,那就必然会在未来10年内出现人心向背的根本转变。

    现代社会稳定的关键不在农民,而在市民。中国现在也已发展到了市民状况决定大局的历史阶段。所以,如果出现了人心向背的根本转变,它的主要标志就是大部分市民(包括农民工)对于中央政府的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

    如果出现了这种根本转变,它的根本原因只能是长期的和日益严重的腐败与分配不公。严重腐败不仅包括官商勾结、贪污腐败,而且还包括吏治腐败、行政腐败、司法腐败、财税腐败、国企腐败等等多种形式的腐败。严重的分配不公实际也是严重腐败的一种主要后果和表现。较短期的严重腐败和分配不公尚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心,但若严重腐败和分配不公的趋势长期得不到根本扭转,那就足以从根本上导致公众对于整个政权的基本看法和基本态度的否定性变化了。

    实际上,在日益严重的腐败和分配不公的影响下,近十几年来,政府形象和政府公信力已在以加速度的方式严重流失已是无可争辩的基本事实。虽然目前大多数公众的基本态度仍未改变,要求改革而不是要求“革命”仍然是主流民意,但困惑、怀疑、观望、不满、不信任等等情绪确实已在日益广泛地漫延和加深,而且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加速度趋势。特别是,各种信息都表明,人心变动实际已经日益接近临界点了。现在公众对于官方的肯定态度已经柤当薄弱和脆弱,很容易被更严重、更持久的政治腐败、分配不公和通货膨胀等等所摧毁。越来越多的人士已经是在抱有最后的希望,相当数量公众的认识和心态更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未来五年再没有足够力度的改革的话,绝望就会笼罩全国,人心就会发生大面积的雪崩式的变化。如果未来10年也没有足够力度的改革的话,则就肯定会出现人心向背的根本变化了。所以,现在只有抓紧时间,大力推进确有足够力度的改革,才有可能安定和挽回人心。

    那么,以怎样的改革才能安定和挽回人心呢?有论者认为,只要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下功夫就足以了,民主改革还可以再往后推迟一、二十年,甚至是推迟二、三十年。不错,着力解决民生问题确实能够收到安定和挽回人心之功效,但若只重民生不重民主那就远不足以解决问题。

    首先,依靠现有政体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已经远不足以解决问题。分配制度改革非常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政治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强有力的公共参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就表明,民主已是民生的政治基础,没有民主就不可能解决民生问题。

    其次,给公众分蛋糕并不等于解决腐败问题。严重的腐败问题不解决,公众利益就将继续受到严重伤害。即使是分得了一些蛋糕,也跟贪官污吏的富有不可比,而且跟自己所受到的伤害不可比。这就会使分得了一些蛋糕的公众仍然愤愤不平,以至于根本就不领情,认为大的利益仍在向特殊利益集团倾斜,因而腐败和分配不公导致人心流失的趋势也就仍然不可遏止。

    最后,随着经济发展和民主意识的觉醒,人民对于自由民主和人格尊严的需要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相对独立的重要需要。这种需要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民生需要,因而自上而下地解决部分民生问题也不可能满足人民的这种政治诉求。民主需要只能以民主发展来满足。所以,如果民主无望,也会导致人心的严重流失。

    由此可知,安定和挽回人心的关键,就在于着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邓小平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早已指出的:“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三是严重的经济危机与人心逆转向背的根本变化相结合,势必导致不可逆转的政治危局。

    如果人心稳定,单有经济危机并不可怕。只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任何艰难险阻都是可以被克服的。即使是出现人心浮动,只要没有普遍出现否定现存制度的政治心态,危机也是可以渡过的。但若人心向背发生了根本转变,到处都是心怀不满、怨气冲天、并且认为只有改变制度才能摆脱危机和苦难的人们,则严重的经济危机及其所带来的新的痛苦就会与人心危机合并生成非常严重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的实质就是大崩溃前的最后危机。一旦走到这一步,那就是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更深切地体会到,邓小平关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观点是非常深刻的,也是极有预见性的。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处在了这种走进死胡同的战略险境,因而现在也已是深化改革的最后战略机遇期了。有危未必都有机。“有危就有机”的前提是尚未走入绝境,否则危机的结果就只能是最后的终结。所以说,未来5年能否以重大改革和令人信服的改革宣示安定和挽回人心极为重要。否则以后的道路就将极为艰难。未来10年内能否切实实现足够力度的分配改革和政治改革更是极为关键。这在实质上已是决定命运的生死之战。未来20—25年内能否建成低度民主也极为关键,因为中国只有走到了这一步才能最终脱离险境,确保前程。所以说,中国目前急需尽快发展低度民主,未来还将急需最终实现低度民主。高度民主现在还谈不上,目前急需的是低度民主。

    七、中国低度民主化的功能要求

    一切改革的内容都应取决于现实的实际需要。现实需要什么改革,那就进行什么改革。现实需要多大的改革力度,那就配套多大份量的改革内容。现实的改革需要实际首先就是对于改革功能的需要,而改革的功能需要又决定了改革的内容需要。所以,“中国急需低度民主”,实际就是急需低度民主的功能,进而急需相应的改革内容。

    从功能角度看,“低度民主化”绝不是指任意的最低限度的民主改革,而是指有足够的力度、从而能够基本满足我们的社会对于“低度民主化”的基本功能需要的民主改革。这种最低限度的功能要求规定了最低限度的内容要求。如果改革达不到这种最低限度的力度,它就注定会失败。

    这种最低限度的功能要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这种低度民主化必须能够遏止和扭转分配不公恶化的危险趋势。为此,它应能够在未来5年内切实遏止和开始扭转分配不公的恶化趋势;在未来10年内导致和实现分配制度的大改革;在未来20年内初步促成比较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它需拥有这种力度才能满足实际需要。我们也应依此设计相应的改革内容。

    二是这种低度民主化必须能够遏制和扭转腐败蔓延的严重趋势。未来10年内的反腐力度至少应能达到使大部分公众相信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民主改革能够逐步解决腐败问题的程度。未来20年内更应能够通过改革初步建成廉洁、廉价、公正的政府。否则,日益严重的腐败仍将激起滔天巨浪。

    三是这种低度民主化必须能够遏制和扭转公信力加速下滑的危险趋势。具体说来,它应能够通过发挥它的反腐败和促进公平分配的功能,首先在未来10年内大幅恢复人民对于党和政府的信任和信心,进而在未来20年内基本形成普遍稳定的政治信任,从而彻底避免大的历史灾变。

    由此可知,在既定的现实背景下,即使是低度民主化,也是很大力度的民主化。“低度”包括功能上的最低限度。如果达不到这个最低限度,那就是还没有低度民主化,至少也是没有必要的低度民主化。而若达到了这个最低限度,那就必然是很大力度的民主化,而不是无关痛痒、修修补补的小改革,更不是修补和强化旧政体的假改革,但也不是过激的民主化。

    中国的民主化无疑需要适度,而在现阶段,这种“适度”基本上就是这种“低度”。能否比这个“最低限度”再高些?如能做到,当然更好。但我们现在不敢奢望,只能要求“最低限度”,因为这也是各方利益的最大交集点。

    八、现阶段推进低度民主化的主要内容

    低度民主政体实际就是初步的宪政民主政体。如能实现阶段性与渐进性相结合的有力改革,我国大约还需要20—25年时间才能建成这种民主政体。但从世界民主史来看,这个速度已经是很快的了。

    未来5年的走势将决定未来10年的走势。未来10年左右将是开拓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化道路的关键期,也将是实现低度民主化的关键期。如能实现这种历史性的伟大开拓,未来10年以后的中国就将能够在新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内,能否充分发挥威权政体要素的积极潜能仍然是解决前述三大问题的一大关键。但仅靠正面发挥威权政体要素的功能已远不足以解决问题,这也是不争的基本事实。这就特别需要威权政体要素与民主政体要素相结合,需要由此形成新的合力共闯难关,因而也就特别需要通过有力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和培育目前仍然缺乏的民主政体要素。

    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内,这项工作还不足以最终建成低度民主政体,但它至少也应能够拥有前述最低限度的功能,并能决定性地开辟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化道路,这就使这种改革必须是阶段性的重大改革,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小改革。按照这种功能需要和实际可能,这一阶段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容理应包括:

    1、实行以建设公共财政制度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的首要价值在民生,公共财政是民主与民生的最大结合点,所以,从功能角度看,我国理应实行以建设公共财政制度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公共财政就是具有民生性、公开性、民主性、法治性的现代财政。现阶段应能基本实现民生财政和阳光财政,同时有力推进民主财政和法治财政,从而大幅克服财政腐败,大幅实现公平分配。公共财政制度实际是最根本、最重要、最有效的反腐败制度,当然同时还应通过改革发展和强化其他各方面的反腐败制度。

    2、实行“自由优先”的改革方略,首先在保障人权和公民权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未来10年,实行竞争性选举的选举改革基本上只能普及到县级政权。在选举民主尚未到位的广大领域,必须以保障人权和公民的自由权方面的重大进步弥补选举民主之不足。这对克服财经腐败、建设公共财政、实现公平分配尤有非常关键的意义。这是因为,分配制度改革的成功非常有赖于公众参与,而在公众尚不能通过自由选举参与二次分配的广大领域,普通公众就只有通过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等途径才能实现这种公众参与。这种公众参与实际就是通过自由实现的社会力的释放和政治参与,而还不是基于选举民主的参与式民主(这种参与式民主实际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民主选举结束后公共事务领域的决策民主)。但在任何民主形式都很缺乏的条件下,这种在其效能上类似于民主的民意表达就显得特别可贵和重要,因为它在功能上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尚未发展到位的选举民主的替代品,而且它的力度越大它的这种弥补功能和作用就越大。实际上,民主就是这些民意的比较制度化、程序化和更有约束力的表达,它们的共性就在于它们都是民意发挥作用的具体形式,这就使自由的民意表达也会具有民主的民意表达的相当功能,因而也就使我们可以在民主不足时依靠它的“民主功能”度过难关,特别是可以依靠这种自由要素与威权要素的结合形成的强大合力度过难关。而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必须在全局上采行“自由优先”的改革方略,首先在保障人权和公民自由方面迈出实质性的重大改革步骤,进而在未来10年内取得足以解决问题的稳定的重大进展。

    3、大幅推广“选人不选党”的自由竞选制度,逐步建立一党执政制与普选制相结合的新型普选制度。这种普选制的特征主要是,在法律上规定人大70%的席位为政党席,专属中共和民主党派,30%的席位为非政党席,由公民自由选举产生。党籍人大代表候选人也要通过党内自由竞选获得提名,进而通过公民自由选举决定是否当选。政党成员要想成为政务官首先必须通过党内竞选和人大竞选成为人大代表,然后再通过进一步的竞选成为政务官。公务员实行任命制和常任制,不再通过选举产生。这种依法实行的“选人不选党”的普选制将能确保中共的执政地位,这就可以逐步放开自由选举了。

    现阶段应当能够重点推进和基本实现的是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的人大代表和政务官的自由竞选。目前我国共有2856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其中县和县级市1831个,市辖区(县级)853个,自治县、旗、自治旗169个,特区和林区3个。为稳妥起见,改革的轻重缓急秩序主要应当依次为:县、县级市、市辖区、县级民族地区。未来10年左右应能通过试点和推广完成全部1831个县和县级市的选举改革,并完成半数市辖区的选举改革。本阶段暂不推广县级民族地区的选举改革。如能用10年左右时间使全部县和县级市、以及半数市辖区基本实现选举改革,那就意味着在全国半数人口中初步地实现了自由竞选,这无疑将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伟大突破。

    这里还应特别强调的是,现阶段还应在选举改革的基础上实施县级行政区的综合配套改革。这种综合配套改革应当基本上是全国各级政治体制改革的缩微形式。如能做到这一点,那就不仅可以遏止最危险的县级政权腐败,而且还能充分展现和证明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改革的美好前景,从而收到全国人心大振之功效。

    4、深化人大自身改革。实施自由普选是重塑人大的首要基础。恩格斯当年所说的“人民代表大会”指的就是基于普选的议会。对于尚未实行选举改革的县级人大可以暂不实行人大自身改革,他们的工作重点应当是筹备选举改革和综合配套改革。对于已经实行了选举改革的县级人大则应随即实行比较系统的人大改革。这种改革应当包括适当缩小人大规模、取消人大双层结构、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大幅延长人大会期、落实质询制度、引进辩论制度、重塑和密切代表与选民的关系、建立人大党团等等重要内容。对于有待实行间接选举改革的县级以上人大也应积极推进包括适当扩大人大常委会、推进人大常委专职化、大幅延长常委会会期(以便认真审议财政)、改革和密切人大常委与选民的关系、逐步落实质询制度、开始试行辩论制度等内容的重要改革。虽因缺乏选举改革基础,这些改革都会有其很大的局限性,但这种阶段性的人大改革仍将有其颇大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财政改革和振奋人心将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它也是后续改革的重要准备。

    5、深入落实、发展、完善分权制衡制度。中国现在实行的不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合一的集权体制,而是三权分开、相互制约的分权制衡体制。人大不仅是立法机构,而且还是分权机构和分权环节。绝大多数行政权和全部司法权都通过人大这个环节依宪分给了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人大本身并不掌握这些国家权力。所以,中国并不是要建立分权制衡制度,而是要通过改革进一步地落实、发展和完善这种分权制衡制度。

    在这方面,现阶段应当依照宪法规定和精神,着重发展财政分权制衡制度,即尽可能地实行财政的决策权、审计权归人大,执行权归政府,司法权归法院和检察院;同时实行党政财政职能分开与结合,即由党委负责提出财政指导意见,再由各国家政权机关分别行使财政的具体决策权、执行权、审计权和司法权。在已实现了选举改革的县级政权应能基本实现这种改革。在仍有待实行间接选举改革的县以上政权也应积极推行包括尽快实现财政统一、实行党政财政职能分开与结合、加大人大财政审议力度、财政审计权划归人大、积极推进财政立法(包括有关的刑法)和司法介入财政、大幅压缩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等内容的重要改革。

    6、司法改革取得重大突破。走逐步实现司法独立与对于司法的各种监督相结合的司法改革道路。较大幅度地推进司法体制的现代化,大幅扭转司法腐败的危险趋势,初步恢复人民对于司法的信任和信心,取消有违法治原则的上访制度和劳教制度。

    大幅推进司法独立,重新肯定和强化司法专业化的改革方向,重建司法秩序和司法权威。实现司法独立的关键,一是实行司法垂直管理体制,二是改革党的领导与司法工作的关系。前者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过渡性,但因需要实行较长时期,而且全国人大向全国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直接拨付财政资金还应成为一项永久性的宪法制度,所以也应以适当修法保障之。后者应以邓小平充分肯定的十三大报告有关论述为指导,也就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两项改革都是近期可以大力推进的。

    大幅强化和完善对于司法的各种监督,有效遏制和消除司法腐败,防范和克服司法误区。司法权也是一种公权力,如果只有司法独立而无对于司法的监督制约,司法权也会成为一种不受制约的权力,这就必然导致严重的司法腐败。所谓“对于司法的各种监督”是指新闻舆论、人民陪审团、人大、检察院等等对于司法实体和司法审判的监督。我们既要通过司法改革、新闻改革等途径使这种监督获得充分有效的发展并保持适度,又要使之切实走向制度化和法治化,从而形成对于司法机构和司法审判的切实有效的的监督体系。为此,我们就应废除妨碍新闻舆论发挥这种监督作用的各种不合理规定,建立和完善人民陪审团制度,着力解决检察院作为严重不足的问题,充分发挥人大对于司法的监督作用,这些也都是司法改革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以上也表明,虽然我国最终只有在民主化的基础上才能建成法治国家,但现阶段也存在较大的改革空间。

    7、逐步推进“党政分开”,渐行“以党领政”的新体制。首先,在全局上重新考虑实施邓小平和十三大提出的关于“党政分开”的改革方案,遏止和扭转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趋势。虽然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以民主化和法治化为基础,但在可能的范围内积极推进这种改革也是逐步实现民主法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所以也应在本阶段予以着力推进。

    其次,在已经实行县级选举改革的地方实行“以党领政”的新体制。这种体制的基本精神是:既不继续实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旧体制,也不照搬西方的议会党模式,而是在选举改革的基础上实行十三大提出的党政关系的新模式。应当看到,这种新模式实际只有在选举改革的基础上才能比较全面地落到实处。

    8、在所有已经实行了选举改革的地方实行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的新体制。政务官适用选举制,取消对于政务官的任命制。事务官适用任命制,取消对于事务官的选举制。事务官要上升为政务官必须通过选举程序。政务官年龄上不封顶,但任期受限制。事务官任期不受限制,但年龄受限制。党管干部改为只管政务官,即党负责提名各级政府首脑和部门首脑候选人,又依靠自己在人大中的法定多数党地位使之获得选任,从而通过党籍政务官执掌行政权,实现党的执政纲领。事务官应由政府和人大按照一整套考核、晋升、监察制度去管理,同时接受人民和媒体的监督。由于政务官和事务官只有在竞争性选举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所以本阶段只有在已经实行了选举改革的县级政权才能实行这种改革,但它同时也开辟了以上各级政权实行这种改革的发展道路。

    9、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上述诸项改革的基础上和过程中,深化以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阳光政府、廉洁廉价政府、信用政府、效能政府为目标的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既有赖于上述诸项改革所创造的重要条件,又有其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尽可能地着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将使行政体制改革在本阶段内实现重大突破和长足进展,从而也使政府形象大为好转。

    10、大力发展基层民主。应当明确,执政党是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而不是执掌居民基层自治权的政党。因此,党对农村的领导主要应是党的宏观领导,而不是村支部的具体领导。村支部不应再是村里的决策中心,而应处于相当于国企机关党委的位置,从而完全、彻底地实现村民自治。城市居民自治也应按此原则得到充分尊重和积极培育,而不是把居民自治组织变为一级政府。未来10年应能使城乡基层民主、居民自治基本定型。这也是一项大改革。

    11、积极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善待、发展和完善社会组织,改革有关制度,推进社会自治,发展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培育公民有序参与能力,激发公民社会的活力。虽然此举短期内尚不足以见大效,但却能够在较短时期内收到开辟新路、凝聚人心、活跃社会、加强监督、完善社会管理等功效,更能为10年以后的改革奠定重要基础,所以也应在本阶段重视之。

    毫无疑问,即使是上述改革获得了实现,那也不等于建成了初步的宪政民主政体,但这些改革将能提供一种新的政体模式,将能开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光明之路,将能使时局转危为安,将能重振我们的事业,也将能够重塑和展现中华民族的光明前景,而这也就足够了。


 

 

 

 

 


 

发件人:"James Zhu" <jameszhu@bellsouth.net>2012-03-07 22:58:12 收件人:"''jinfx''" <jinfuxin5@gmail.com>, "'仲大军'" <zdjun@263.net>, RE: 朱学渊一挺韩寒,李教授三戏杨澜

也谈人民与革命

朱学渊

    “人民”和“政府”都是由有原罪的“人”组成的,如果不去制约它们,两者都可能是很恶很坏的。所以美国开国之父们设定的“民主蓝图”也对“暴民政治”的可能性予以充分的注意。但是,“人民”不可能比“政府”更坏,因为政府是有“权力”的人的组合,他们对各种资源的霸占,以及他们的“统一”而“不窝里斗”的行为特征,使他们可能对社会和民族犯下更大程度的罪恶。

    “人民”也有可能犯下滔天大罪,那只能是在“无政府”的状态产生,所以任何社会必须“有政府”,但是它必须是一个“好的”或“较好的”,或者“有约束”的政府。一个行为不端又拒绝进步的政府,即便被劣质的人民推翻,也是天然合理的。现代民主政治有许多优于专制政治的功能,当然也有它的缺陷,但是它成功地防止了“无政府状态”周而复始的发生。

    我们批评政府,绝对不需要歌颂人民;同样,警惕人民的原罪和缺陷,也不需要去颂扬政府不实的美德。至少,当今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和政府,韩寒先生的名言“党即人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现实是,人民痛恨政府的腐败,腐败的政府又惧怕人民的动乱和清算……。因此,我们冀望提升我们的政府的同时,也必须提升我们的人民,它的最终的、第一的目的,还不是“提升人的创造力”的牛皮,而是“防止人间惨剧”的实话了。

    如果政府是优良的,它可以用来提升人民;反之,优良的人民也可以提升政府。但是在两者皆不良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先提升政府”或是“先提升人民”的可行性(Feasibility);譬如,先提升一言的《环球时报》,还是先提升万言的《猫眼看人》呢?是先提升一个“先锋队”呢?或是先提升十几亿芸芸众生。结论当然都是前者。



    附文:

朱学渊一挺韩寒,李教授三戏杨澜

金复新

    年前小骗子韩寒发表了三篇五毛文章,顿时急坏了各路民主英豪,他们似乎在忧虑,一旦韩寒被策反过去,中国的民主就真的再不会有希望了,于是纷纷撰文表示关注。其中尤以海外著名物理学家历史学家朱学渊老先生为甚,已数月没有创作的他,顾不上照顾重病在床的妻子,急得胡子撅了老高,匆匆于1月11日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也谈人民、革命、韩寒——读韩寒谈话有感》的帖子,担忧韩寒的“反革命,反人民”言论,会对维稳起到帮忙的作用。甚至试图把“中国当前的格局和未来的大潮”与“聪明的韩寒是否被争取过去”挂钩。

    可见韩寒在朱老板们的心里是极有分量的,对韩寒的神童身份是从来没有怀疑过的。否则何必这么激动?朱老板在所谓民主人士中估计是学历最高最具眼光的,可连他都不顾基本生活常识,象朝鲜愚民相信金日成能扔一颗小石子把美国卫星击落一样,相信韩寒的神迹。也不知出于什么心态一定要上这么低级的当,非要在世人面前展现他们这帮民主斗士们幼稚可笑的素质。那些整天嘴里“普世价值”的民主痴迷者们还不觉得跟着这些民主斗士屁股后面跑是对自己智商的侮辱吗?我不知道朱老板们现在是否还认为自己曾经作过韩寒的粉丝是自己人生的一大亮点?

    我还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人家李敖就对韩寒有清醒的认识。当年杨澜采访李敖,故意把话扯到她的偶像韩寒身上,希望李敖也能说几句赞美之词,可是李敖根本不屑提及。白痴急了,就问:“你到底看过韩寒的文章了吗?”李敖答:“我没看过。”白痴为自己的偶像不被人重视而感到不平:“你连人家文章都没看过,凭什么不去欣赏人家?”李敖答:“臭鸡蛋摆在那里,我只要闻到臭味了,就知道不能吃,何必非赔上菜油和煤气把它炒成了菜尝一口,才知道这蛋不能吃呢?”白痴语塞。

    我的观点和李敖完全一致,我也从来没有看过韩寒的文章,本人虽不才,仅仅看过文艺皮条客对他的吹捧文章和他那装模做样的照片,就知道这里面肯定有诈,因为这所谓的神迹已经违背了基本生活常识,根本不值得我费一秒钟的时间去关注。朱老板们既然能相信韩寒的神迹,想必一定能理解毛泽东的田里为什么能产万斤粮了?朱老板们既然不相信常识而相信神迹,为什么不相信老鼠药也能当饭吃呢?这是任何心态正常的人用脚趾头也能想通的事情,朱老板们的智力那么高,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神童情结,心甘情愿地去上这种低智商的当呢?

    现在所谓的中国民主大业,尽充斥着神童崇拜和病态粉丝,比当年义和团还义和团,这很难让我对你们民主事业的结局抱什么乐观的态度。我要是美国反华势力的头头,我是不会拨款给你们的,除非拨款让你们先去把精神疾患看好。

    到了今天,韩神童已经被方舟子们批得体无完肤,连内裤也被扯掉了,面对千呼万唤,至今也不敢出来“走两步”。还好,朱老板们总算被方舟子们解放了过来,再未坚持自己的荒谬观点,知耻而后勇嘛。可是国内的那些公知,却拒不松口,过高估计了自己对网民的影响力,错误地判断了形势,顶风作案,配合南方周末继续为韩寒的神迹背书,其中尤以易中天和鲍鹏山为最。难道他们真的低智到这种地步?依旧真的以为韩神童的奇迹?我相信他们自己心知肚明,之所以还要坚持自己的错误,完全是面子问题,是为了维护自己在网民中一贯“伟光正”的形象而把希望寄托在强词夺理上。所以,这些“公知”,低智并非只表现在自己曾经轻易受骗,更表现在明知错误还试图说服别人相信的痴心妄想上,和寄希望以自己可笑的凌牙利齿来维护自己尊严的可怜侥幸上。郭德刚就调侃易、鲍二位的荒唐逻辑说:“凭什么不准咱相信神童四岁就能写小说?人家宣统三岁就当了国家领导人呢。凭什么不准相信神童三岁就能出集子?人家猪八戒生下来就能飞呢!”就这么一帮糊涂虫和可怜虫,居然是中国的在当前中国文化界可以呼风唤雨的风雨人物,旗下粉丝数以千万计,粉丝个个眼睛血红,和当年要誓死捍卫毛文攻武卫的红卫兵一样维护韩神童的利益,可见中国人精神病态真到了要集体去看心理医生的程度了。

    韩粉拿得出的最后的杀手锏往往是:“一切都要讲证据,你们有什么证据怀疑韩寒呢?人家美国就是好,什么都讲证据,你不讲证据,人家就可以告你,唯独中国体制不好,才成了方舟子们的疯狂乐园!”我告诉大家,现在要是有人还说出此话,这人真的已经完了,已经彻底没救了。是的,方舟子不可能在韩仁均父子作案时采集到证据。但这能限制公民怀疑别人的权力吗?能限制公民将这种怀疑告诉他人的权力吗?况且方舟子在表达这种怀疑时,已经声明自己并无证据,而是用基本常识作为判断。难道在所谓的民主国家,就只能相信证据而不能采信常识吗?

    不要动不动就“人家美国如何如何”,美国才没你们中国人这么迷信。恰恰相反,美国往往是不讲证据而更多采信常识的。可能有很多人曾经到美领导办过签证。签证官给不给签证,主要是看其个人主观判断,哪怕他根本没有证据,只要三言两语之后,自我感觉申请人有“移民倾向”就当场拒签,根本不作调查,更不会给做思想工作,哪怕中国人提供的资料证据充分,完全合格,仅仅是因为他当时心情不好,也可能扔出一张拒签单,留学梦就算完了。很多人有这种亲身体会,最后连个投诉的地方都找不到。美国这么歧视我们中国人,这么霸道,这么不讲证据,鲍鹏山和易中天两位及韩粉们为什么就不去谴责呢?美国的政府在处理国事上尚且这么主观而不讲证据,我们中国的小民自我分析问题作出判断的能力凭什么要被你们剥夺呢?这不是在侵犯我们的天赋人权吗?

    当我们与生俱来的上天赐予我们的自我分析问题判断问题的能力被道貌岸然的所谓“民主”所谓“法制”所谓“证据”代替后,我们就真的成了机器人,真的就成了骗子的奴隶。法律就成了骗子们的保护伞,骗子们再不必惧怕受到别人怀疑,中国就成了韩寒们疯狂的乐园了。

    只重证据而排斥常识,这样的发展是危险的,再发展下去,以后的人们大脑已经失去基本分析功能和自我判断能力。他们采集数据的来源只剩下三个:电脑、法律和证据。缺少这三样,寸步难行。“今天是不是要剃头?”得像查皇历似地先查查电脑,看看会不会违了什么法?是不是“诸事不宜”、“不宜动土”、“不宜上梁”?看见自己的妈不敢叫妈,得有证据了才敢叫,得相信法律和科学,要化验了DNA才敢叫。这是什么?这就是迷信,这就是民主斗士、南方报系、公知作家们给大家带来的中国之未来。所以我说韩粉们,你们的人生真的就完了。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2-03-05 11:01:25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转发: 国家理论

建构21世纪的国家理论

主讲人:罗小朋

天则所第444次双周讨论会

    中国处在一个关口,全世界也处在一个关口。21世纪国家的问题是中国一国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问题。关于21世纪国家的问题,我的理论没有提出来,到底是什么问题?中国的国家问题是什么问题?世界的国家问题是什么问题?

    中国面临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搞了两次革命,但结果是失去了自由,翻身的结果是没有得到平等,这是我们自己的困境。从世界的角度来讲,美国为首的主张自由平等的西方国家,他们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当然,也有很多积极的,有很多国家已经自由了,但是也有很多的人口没有自由。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和平等理念的最大受益者。很多人没有平等,而且有很大的危机。还有一批失败的国家,对整个全球的秩序和稳定都是一个挑战。

    回到西方自己,美国现在发现,这次金融危机后他们自己开始讨论,他们认为他们两百多年的体制面临空前的挑战。最近一个哈佛的学者出了一本书,书名叫《Republic Loss》,他急到什么程度,他说现在美国已经到了再开制宪会议的时候。也就是说国家的问题,是21世纪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挑战。

   但是现有的国家理论,不足以应对这个挑战。大量的是规范性的国家理论,规范性的国家理论当然很重要,我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是对理想国家制度的某种想象。它确实包含了对人性的假设,也宣扬着特定的价值追求。要建构新的秩序,不可能没有这种理论,但要把这种理论转化为现实的秩序,从全球来讲有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价值取向和文化偏好的政治性挑战,例如你这国家的理论是不是适合我的情况,我们中国这方面挑战西方的理论也不少;另一个是可行性的挑战。

     我走的不是规范性国家理论的这个路子,我是在想在实证性国家理论上进行研究。实证性国家理论有着一个新的历史基础。第一个,人类第一次有了一个即时共享的知识和信息系统,现在到了云计算的时代更是这样,没有时空的约束,我们大家可以共享同一个知识和信息的系统,这个是以前历史上没有的。另外一个就是对人性的实证性研究有了历史性的突破,这一点国内学界的重视不够。美国公共电视台提供的现在对人性的最新研究的科学知识,有很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对动物的研究,还有对古人类的研究,现在都有一些很重要的新的成就。对于理解我们人类怎么走到今天,怎么建构自己的秩序,为什么我们能够形成一个这样的秩序,为什么其他动物不能形成这样的秩序这些问题,都有了新的知识新的理解。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欧洲的尼安特人早就灭了,尼安特人其实已经有了语言的能力,尼安特人跟我们现在人类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为什么它灭了,我们生存下来了呢?这两个人类曾经有过一段历史的共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现代的人类灭了他们,也有这个因素在里面。但找到一个尼安特人的化石,从这个化石解读出来,它大脑的构造说明它有一定的语言能力,但它跟现在人类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成长期特别短,就是它早熟。现代人要十几二十年完成这个过程的话,它可能几年就完成了成熟的过程。但是这个含义是什么?还有比如说猴子跟人也很接近,很多社会行为也很接近,那它们到底跟我们区别在什么地方?我们有一个结论就是说,人类有一个很超越它们的,就是对理解别人,理解你的同类怎么想的,那是超越很多,它们完全不能比的一个能力。我们知道别人怎么想,我们怎么样更善于理解别人,我觉得这个理论对我来讲是个前端。我觉得我们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理解别人,我们对理解别人不是那么感兴趣。西方文明在某种程度上送到门口了,我们对他们的兴趣还是有限的。在最基本的,人类最超越的能力就是去理解同类,理解别人。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文明是不是相对其他的文明有它的弱点。

     另外,全球经济整合不用说了。第四点也就是现在西方人感觉比较强烈的,西方失去了对现代技术进步红利的独享,建立在这种红利基础上的福利国家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新兴工业化国家无法复制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福利制度,一批失败国家对国际安全的挑战证明西方主导全球秩序的建构并不成功,也证明西方的国家理论本身是不是也有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海地,海地离美国这么近,美国给它物质上的各方面资源,包括对它的人权的支持,但是海地还是一个爬不起来的国家。更不用说非洲、中东、特别是现在阿富汗的问题。阿富汗的问题现在简直就是美国一个国家的灾难了,它现在不知道要怎么办,因为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没有用,他们自己也知道没有用。

    中国的崛起本身也提出了一个挑战,它不但打破了全球的经济平衡和地缘政治平衡,也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西方的国家理论。我们中国今天这样一个国家不能想象,这样一个国家怎么能够这么深入地就和全球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金融体系整合了。反过来,中国通过全面开放与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经济的整合,对自己的基本生存秩序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挑战。我们现在也不好说,我们用阴谋论,别人用阴谋害我们。我们别的不讲,就讲我们现在生态的灾难,还有实际上我们还有人口再生产的危机。所以我们自己要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国家秩序,我所说的不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规范性的理论当然不能没有内在的价值,不存在价值中性的理论。它要体现21世纪大家基本认同的价值,例如人权,我觉得它要体现对人性最新的认知,要反应知识上最新的成就。它要涵盖多种文化的经验,既有助于对不同文化和国家的政治秩序进行现代的比较分析,也有助于对人类政治秩序总的演化逻辑进行分析。

    最近一本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有几个努力是值得关注的,第一,它不是从经典出发,而是从现在的新的知识基础出发,现在我们对人类、对人性有什么新的知识,包括人类学的知识,新的历史考古的发现,新的博弈论等等。第二,它要避免以西方为中心,中国在这本书中摆在一个很突出的位置。

    要建构一种新的国家理论有很多的问题,我现在关注的是这些问题。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怎么定义国家?怎么样定义权力?怎么样定义权利?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过去不大重视的,就是人类的秩序也好,社会现实也好,它的秩序的建构机理是什么?这是我们经济学家原来不大注意的,我们好像就是一种利益的理性假设来解释。其实,现在对人类社会秩序建构机理是有了新的很直接的一些研究的。我最近读的一本书,是美国现在还在世的一个哲学家Siller(音译),他的新书2010年把他以前的东西总结起来,题目叫 《Language and Creation of Social Reality》,即《语言和社会现实的建构》。现在对秩序建构一个很关注的问题就是语言与秩序的关系。从我经济学者角度来讲,过去不太重视这个。实际上这个对我们今天现实非常重要,我们在玩什么样的语言游戏,我们有这种自觉。但是我现在一个新的体会和认识就是,实际上语言游戏是决定文明秩序的,你有什么样的语言游戏,你就会有什么样的文明秩序。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单的理解。不可能你的语言游戏是很低级的,但是你建立出的文明秩序是高级的。这是不可能的。Siller(音译)提出一个概念就是institutional fact,这跟自然的事实不是一码事,institutional fact完全是语言的游戏的产物。就是说我们过去马克思的东西,是我们混淆了这两种事实之间的差异。自然的事实,这个是块石头,你拿到任何一个文明去,它都是石头,只不过语言不同,英语叫“stone”,我们叫“石头”,不改变这个东西。但是一个institutional fact是跟语言有关系的。我最近听说一个左派的学者对右派的评论是,右派的最大问题,是他们不能面对现实。后来又听说一个右派的领军人物对左派的评论是,他们不能面对现实。到底什么是social fact\social reality,这是跟你玩的语言游戏是有关系的。我们要建立一个秩序,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言游戏。这一点在网络时代特别重要,因为现在网络时代可以允许我们现在的语言游戏和现存实际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分裂开来。这个在过去不可能。过去一种制度安排内生出来的语言游戏就是重复这种安排。现在我们可以在制度之外建构一种语言游戏。这就是我的学习的体会。我觉得很多,尤其是我们经济学家同仁对话语游戏和秩序之间的关系(重视不够)。

    国家的定义,我也给不出一个经典的定义,但我觉得大家在这个上问题不太大。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侧重点,比如我们经济学中真正做国家理论的,做实证的,我知道Barzel在这儿是做过一点认真努力的。他有一本《国家理论》,我把他的书翻了,他的路数是他一切从合约出发,他认为国家就是保护合约的,它是从这个角度(分析的)。福山其实对经济学者提出了很多直接的批评,他认为经济学者把人类追求物质资源最大化作为一个唯一的目标,他说这个跟事实(不符)。他说人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跟这个抗衡的东西,他是追求社会的认可、承认的。你如果从单纯追求资源最大化来解释人类的行为的话,会有很多问题。狄更思更强调人对安全感的追求,所以国家的定义和这些是有关系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门,我不可能很系统的也没有这么系统的逻辑,但是从历史事实的发现来讲,显然国家和人的经济社会的定居化——稳定在一个地域里头,有很大的关系。 西方强调people and land ,一个定居下来的过程,跟国家(有很大关系)。

      部族时代流动比较大,没有疆域、边境的概念,或者是没有那么稳定。这里面涉及到,我觉得西方最近有一个考古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启发。原来定义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他们都有讲的,他们强调的是农业和从事经济的兴起。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想,最新的考古对这个基本的原来的理解——这个不只是马克思的理解——有一个挑战,这个也值得我们重视。最近一二十年来,有一个很大的发掘是在土耳其和伊朗的附近,在土耳其境内找到了一个很大型的很原始的宗教祭祀遗址,规模非常之大。更惊人之处就是它的年代,是一万多年前。这个发现,简单地说就是颠覆了原来认为是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大型宗教的出现。现在这个考古事实颠覆了是大型宗教的产生才导致了定居的需要(的观点)。因为祭祀的方便,农业和城市是宗教带来的,简单地说是这样,不是说大型的宗教是农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文艺复兴以来,逐渐有一个趋势,就是对宗教的贬低,但是现在的一个新的潮流是大家在重新认识宗教对人类文明、秩序的作用,包括有人说哈贝马斯也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这一点对于我们也是有意义的。

    搞国家理论回避不了一个就是怎么定义权力。有很多很多定义,大体上,我知道加尔布雷思的定义代表很多人,个人和机构之间,或者别的人、机构屈从于自己目标的力量。Barzel是一个很经济学家的概念,权力是把经济成本强加于人的力量。因为我刚才讲的我读的Siller的书,我想把它搞得更一般性一些,我觉得权力是把个体和机构的意愿变成社会现实的力量。因为在他的书里面,他说是把人的intentionality变成社会现实的力量,这样的话可能更抽象一些,更一般一些,但可能没有那么直观,就是我强加于你。因为我觉得权力是一种改变社会现实的力量,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一言兴邦”,那就是权力啊,你能够一句话改变社会的现实,这就是一种权力,这不等于把你的意识强加于人,不是这样直观的感觉。权力,知识分子的权利,他就是说能够用话语的能力来把现实改变,这就是他的权力,是一种很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说由于这种能动作用,现实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我的理解。所以我现在特别强调语言游戏的概念。

     国家是一个地域的政治共同体。这个政治共同体是一种博弈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产生了一种大家共同的identity,我是这个国家的,我是这个共同体的一员。但是这个博弈不仅仅产生了这个,这个博弈还产生了status,就是在这个共同体里边权利是怎么分配的。这两种博弈是不完全一样的,就是说国家形态的多样性以及演化路径的多样性,源于这两类博弈的混合形态的多样性。就是说群体之间的政治博弈,和群体内部的权利分配的博弈,这两个博弈是很不一样的。讲得更直观一点,从帝国的比较就可以看出来。罗马帝国征服了很多国家,咱们的东周也臣服了很多国家,这两个过程是不一样的。这两个过程的不一样就带来了我们从国家权力起源上,以及对权力的理解上就不一样。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我读了《君主论》的最大的一个收获。马基雅维利很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你对被征服的民族,被征服的原来有自由的国家,你怎么办?这是普遍的问题。你国家之间要吞并兼并,你就面临严峻(的问题),原来有个政治共同体在那里,你怎么办?这个答案是不一样的。这个答案的不一样,国家权力的来源也就不一样。这种多样性跟国家权力的起源,你这身份的确立(是有关系的)。我想指出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我原来不知道的。比如说好像是许倬云,他说周灭商,用“天命”,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在怎么理解“天命”这个问题上,周人有一种辩论。他说辩论的要害的问题是,天命是降于周王的还是降于周人。这个对中国历史后面的影响就太大了。他说如果当时辩论的结果是天命降于周人的话,那周人就成为上帝的选民,周人就可能走的犹太人那个逻辑。但是天命降于周王,那就是周人并没有什么特权,周人也属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跟被征服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当然,你在安排上可能是派去殖民别的人去了。但是从国家合法性的权力的来源的理念上来讲,天命是降于周王,而不是降于周人。可是在西方就是另外一条路。所以说合法性的源泉,是和identity怎么定义是有关系的。天命降于周王,那所有在他征服下的identity,都是他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命降于周人,那identity的定义就不一样。

    定义权利,我是直接用的Barzel,他明确地指出他的定义不是一个规范性的定义,而是一个实证性的定义。他讲的实证性定义,就是这是对资产权力的索取权。这种索取权有两大来源,一个是近乎于自然的权利,它叫economic rights。economic rights,他的解释就是你的个人能力,包括先天的禀赋和后天形成的人力资本。总归你有本事的人,你在博弈之间肯定有收益,这就是他对经济权利的理解。比如说我会骗人,我的天赋就是会骗人,总归有些人要被你所骗,他说这是你的rights,是你会骗人的天赋的rights。这个rights跟规范性的就不一样。你要是和英国人讨论权利,他们那个是一套规范。他不是从规范性的角度来理解的,他说你力量大,那你就有一个经济权利。至于这个权利跟其他人的天赋的权重,是由社会制度和文化来评估的。你一个力大的人,在古代可能评价比较高,在现代可能就不一定评价高,那是对你的评价的问题。但是你有这个自然权利,有这个经济权利。这个好理解,难理解的是后面的这个,由制度来决定的权利,他说叫legal rights。他讲得不是很清楚,也许是我理解的不是很清楚。

    我做的工作是对legal right做了一些解读。这个legal rights实际上来自两种东西,你对资产的索取权,一个是基于identity的一个claim,一个是status。这两个东西很重要,就是在一个制度在一个国家里面是怎么分配的,identity可以claim什么,status可以claim什么东西。identity对于国家来讲,我这里也是从西方学者那引来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刚才讲identity和合法性,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moral interdependence。我们讲identity的时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都不能离开moral interdependence。我们经济学的那种原子化的理性个人假设容易忽视这个问题,就是identity。Status 是人往高处走,个人之间竞争的一个东西。这两种权利(很不一样),因为我们中国在翻译“身份”的时候,就有点不太清楚这个,是认同身份呢,还是等级身份。这两个“身份”在我们中文里面是不清楚的,Identity和status我们都翻译成了“身份”,但是这两个概念在功能上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在你这个理论的里面。我觉得这两个之间的张力是国家权利的演进的内生动力之源,也是产权界定演进的内生动力之源。你必须在两个中间,找到一个具体的制度安排。这就是我想构架这个理论想使用的最基本最基本的(概念)。

    当然,我有很多问题。为了深化这个,我觉得福山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跟理解这个有关系的,就是这两个东西的人性的基础是什么,就是identity和status的人性基础是什么?福山他说,所有的文明秩序,可以从两个原则出发,就是两个基本的原理。一个叫kin selection,一个叫做altruism of reciprocal benefit。一个就是血缘、血亲选择,它的实证的基础是什么呢?和很简单,就是个体有一种把自己的基因传递机会最大化(的倾向)。已经有实证的研究表明,如果有一个人跟你共享的基因是50%,另一个人跟你共享的基因是25%的话,你会本能地更倾向于跟这个50%的人分享资源。血亲选择就是说你要增加你的基因传下去的概率机会,所以你要分享资源,你要突破完全个人的利益的算计。否则就没有秩序了,就是个人对个人的战争。但事实上不是如此,事实上你是要跟别人分享的。那你怎么选择呢?你是按照血亲的亲疏程度来选择。另外一个所谓的互利性的利他主义,这是构建秩序另外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一个秩序的来源。这个福山引用了实证的博弈研究。跟你毫无血缘关系,但是重复性的博弈,你就将倾向于跟他合作了。福山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共同都有的,但是这是两个不同的建构秩序的原则。这两个原则,我的理解,它建立了不同的道德依存的机制,一个是血亲选择,另外一个跟血亲无关,完全建立在相互信任重复博弈以后的基础上。

    我有一个大胆的东西,我觉得如果要给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从这样一个概念做一个对比,他们更多的是identity dominated,我们这边是status dominated,简单地说就是这样。我们都有人性基础,但是在我们中国这边,我们是“家国”,我们强调的是血亲,我们把血亲选择这样一个建构秩序的原理普遍化,我们让它超越了真实血缘的联系。而西方人的文明可以说在更大程度上是identity,是重复性博弈那个逻辑。为什么会出现不同是秩序?它是那条路子,它走到美国,那是它顶端的形态。我们这条路子也走到太平洋边上。这是两个不同的路子,都有共同的人性的基础。人性是一样的。但是演化的路径是不一样的。那你的内部的话,你要有一个(秩序)。中国的政治秩序演化,更多的是跟status怎么处理(有关)。我们说孔孟之道,实际上我的理解就是,在一个所谓差序的秩序下道德依存的关系,所以说为什么忠孝在中国占这么重要的地位?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有了一套说法,而且能够实践。但是他们走的是基督教的(路),也建立了一套道德依存的一个(关系)。这里就是说,我们这种排序的等级秩序,是因为我们中国所谓差序的体系,是一个很开放的体系。我们对下,你只要你进入我这个汉字系统,我们不问你的种族、不问你的信仰,你只要认汉字,说我这一套,就可以进来。我们后来甚至发展到,清朝他认我们这一套,我们也认他们去统治我们。我们这叫开放性的差序结构,我们不是封闭的,它也有普遍性。但是为什么西方文明胜出?我觉得有一条是挺重要的,就是福山在他书里讲了那么一个东西,他说人争社会承认、地位的博弈是一个零和的博弈,而不像经济学家强调的是一种共赢的博弈。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有关系。一个status dominated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它有更多的机会走向囚犯博弈里面的困境,而西方的这种identity dominated秩序可能突破囚犯博弈的概率要更高一点。但这是我的一种直觉的理解。

     从认知上面,从知识系统的建构上,我要用这个来解释,因为我们中国的问题“率土之滨莫非王臣”,identity的问题是我们只有一个统一的identity,我们不强调地域性的、种族性的、信仰性的identity的政治角色。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的问题就是是一个status dominated谁上谁下?通过什么途径?怎么上怎么下?我们这种安排,对于资质,对于地方的资质和城市的资质,是一种抑制的关系。但另一方面,我们对个人的社会的流动开放。我们对个人的竞争是激励的,但是对群体的竞争是抑制的。这是我对我们秦汉以来建立的体制的理解。这种体制,它的平民政策的权利和社会权利是有限的,它的公共生活是有限的。还有一点,它的军事动员能力也是受约束的。identity在西方那种军事动员的能力是很强的。我企图用identity和status这样一个概念来解释这样的问题。

    民族国家是一个identity dominated的概念,它强调人的统一的民族身份的认同,它加强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力。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民族国家从国家制度的演进来讲,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就是它财政的理性化,它的产权的界定的效率是有一个历史上突破。它的税赋制度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国民身份权利确定,界定提升?你看它的国民身份权利的意识,包括你的社会保障,你的福利,在这个过程中反而产权的界定效率也提高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两种权利,你的财产权利和你的身份的权利,是在什么情况下是有利于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率和社会的平等的。它不是一个对抗的关系,实际上恰恰是当你身份权利的界定更清楚的时候,产权的界定也更清楚了。因为你要保障福利,保障更多人的安全,就要求你又更高的财政的效率,这个时候你对产权界定的要求也要提高。这是我们经济学家老讲产权,不讲公民的福利权利的问题在这里。老百姓的基本权利界定不清楚,产权老是界定不好,他给你捣乱,他来砸你的东西,所以说就是把福利和产权对立起来的这种理解就有问题。实际上民族国家把人的身份权利搞得很清楚,反而是有利于产权的界定。这是对民族国家的一个角度的理解。

    但是问题就是说,民族国家的概念为什么没有给世界带来一个全球的和平的秩序,这是西方人一直面临的一个问题。民族国家的兴起实际上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进步,但是它也有一种文明的自我毁灭倾向和危险在里面。两次世界大战是民族国家打起来的,不是我们这种打起来的。所以对民族国家的迷信也是要解除的。问题就是,这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说,我们本来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但是现代化中我们要套上这个东西,这个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障碍。我把这个障碍的理解,就是说我们从等级身份主导的社会向平等身份博弈主导的社会的转型很困难。我用这样一种理论来解读,就是说我们本来是一个status game dominated society,现在我们要转向一个identity dominated society,这个转型很困难。我认为最困难的地方来自于地方自治的资源的不足。先把它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基本。用这样一种概念,引入status,引入identity game,来理解毛时代建立的体制,我们理解我们的城乡二元户口、单位人的单位制度。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大体在毛时代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就是说,我们把identity game也引进了,我们以单位以集体,但是我们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又建立了一个统一的status game。对不对?我们的单位里边是讲平等的,单位之间是不平等的,简单地说,城市内部更平等一些,城市跟农村又是不平等的。

    我们在毛时代形成了一个混合,又identity,因为你在现代社会不讲平等不行,但是我们传统又是一个status dominated。所以,毛时代实际上是实现了这样一种整合。这个里面体现了现代国家的一个原则,国家要救济每个公民的基本的权利,这点是在大饥荒以后确立的。但是中国并不平等,它是按等级的。最低最低就是说,从农村来的有一个叫做返销粮,这是国家救济最低限,不能饿死人。国家要给返销粮的指标,要给钱。这个返销粮的制度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拖垮了集体农业的制度。就是说集体农业后来混不下去,跟国家必须要兑现返销粮有关系。农民用什么办法反抗呢?就是我不种我是饿肚子,但你不能让我饿死。你要给我返销粮。所以杜润生在最后说服姚依林包产到户的时候,他并不是用的什么自由啊,什么高效率啊,他都用的不是这个。他怎么说服姚依林的呢?当时国家为了兑现对内地的这些失败的集体农业(的救济),要运大量的返销粮。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千里不运粮”啊!这些返销粮到什么程度,三中全会后,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国家大量增加进口,专门在天津修了一个专用码头,专用的车运这些粮食。可是这些粮食运到甘肃去,运到那些边远的集体农业失败的地方去,那一斤粮食的价钱不得了!所以杜润生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就讲到了这个细节,他跟姚依林解释,包产到户了,我们不用花这么大的钱把粮食运到那儿去救济他们。明白我说的意思吧?这个底限,这个是国家对你的最基本的最低线的兑现能力。这个是现代国家的一个(要求)。美国现在也要背这个东西。你最后要保障我作为一个国民,我有什么。我们在毛的时代实际上是确立了这么一个东西,但是我们这个构造,除了效率有一点外(是有很大问题的)。我想说毛时代留了一个结果是我们没有自由了,实际上也没有平等。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结果是很重要的,就是边界的权利是很清楚的。这个成为我们后来怎样走出来的基础。就是说你是哪个地方的,你包括农村的土地,这个小队的土地跟那个小队的土地边界是很清楚的;你包括城乡之间的户口。而且这个权利的安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是能够自我再生产的,你母亲是农村户口,你生出来的孩子也是农村户口。它是一个可再生产的秩序,不是一个不可再生产的秩序。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一个没有自我再生产的秩序它就乱套了,一个可以自我再生产的秩序就是一个可以有连续演化能力的秩序。对于这样一个权力系统,有很多问题都很有意思。比如有人说为什么能搞文革?文革那么乱,但是文革的基本秩序并没有乱,你可以搞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也好,大串联也好,这个跟我们这套权利的安排是有关系的。现在我就是想用这个来回答什么问题呢?既然我们是革命失去了自由,翻身也不得解放,但是为什么改革的过程能让我们重新启动这样一个自我解放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机理是什么?今天我们又掉到一个陷进里面去,弄了半天好像又有问题了。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在失去自由。用我们这样一些权利的概念,是不是能够来回答这些机理的问题。

    我觉得呢,由于我们的边界是清楚的,所以在改革的初期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又启动了一个机制,所谓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利用了这个权力边界的清楚。其中,最核心的是当年农民包产到户时讲的几句话: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怎么从经济学上解释呢?也就是说,这里面包含了一个我的理解,是用经济租来买自由的概念,从国家来买自由。我们那个时候,农民的包产到户和地方财政包干都体现了一个用经济租来买经济自由的逻辑在里面。为什么能这样,因为我们权利的界定是清楚的。如果你没有一个边界清楚的权利界定,你不可能做这个交易。“剩下全是自己的”,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剩下的这个权利是自己的,那都是投到自己的自由中间去了。这个过程就是,你新增加的经济租,是用于自我支配的投资的,这就是改革的一个用经济租用钱来买自由的逻辑。这个过程90年代税改开始逆转。怎么逆转?关键在于剩下的怎么分配。

    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一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实,就是 90年代税改的一个细节。90年代很多人以为中央税率和地方怎么分成,其实当时90年代税制改革的安排是不成功的。按照当时设计的体制有个什么问题呢?我这个故事是从当事人哪里听来的。他说起源于93年的时候,谢非跟朱镕基的一个争论,就是94年的税改以哪一年为基础?按照常识当然应该以92年为基础,对不对?因为93年还过,你怎么可能以93年为基础呢?对不对?但是谢非是政治局委员,谢非就对朱镕基施加压力,就是说小平同志南巡是时候承诺了我们要再翻两番,你这么一来,我就办不了了,你跟小平同志去讲?朱镕基做了一个他不该做的妥协,就是以93年为基础。结果这样一搞,广东就开始造假,它融资能力强,把实际的税收额提的很高,尤其是和中央共享的那一块。广东的融资能力强,所以他造假的能力就特别大。

    我在贵州做调查的时候,贵州财政官员说,我们想虚增都融不到那么多资。你必须得入库过账的,你得融得了资。所以这个造假的过程就变成对落后地区很不利的过程。结果是一个什么结果?到94年大家坐下来谈这个事的时候,朱镕基就发现被广东给装进去了。就是说结果是中央一次性地可以增加一笔财政收入,但是对未来的增长不确定了。地方说,我这个共享部分增长不力啊,新增的都是我这块,你不能分我这块。尤其是朱镕基当时不懂城市化,他对城市化没概念,他就把土地这块给地方了,全部给了地方。结果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在北京有一个叫德宝的宾馆,在西直门,是财政部新建的一个宾馆。第一次他们就开这个会,决定命运的这个会。朱镕基也很简单,就是你们不解决就不让你们回家,就在这儿呆着吧,所以十几个省的副省长、财政厅厅长也没办法,最后只好妥协。最后妥协的主意是浙江省的厅长提出的,也是他告诉我的这个故事。这个人也了不起,后来财政部为了回报他的历史性的贡献,专门在杭州开了一个财税博物馆,是财政部在北京之外的唯一一个直属单位,由他来做馆长,这是好几个亿啊。但是比起他对中央财政的贡献,那简直是九牛一毛都不如。最后是省对中央,一对一的谈判,但是平均的结果是地方向中央承诺,每年向中央交的收入,不管从哪来的,递增18.5%。这就是中国真正的94年的情况。你要知道最后为什么咱们这个政府这么好干,中央这么好干,它在背后是有这么一个东西的。

盛洪: 那后来形成什么文件说是18.5%以上?

罗小朋:没有什么文件。

盛洪: 那它能持续吗?

罗小朋:那你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那广东我派李长春、王学山去麽。

盛洪: 再换个政府呢?

罗小朋:

    现在他跟我讲的时候,这个人叫翁炳华(音),他说他有一次见他们的时候说不能再接着搞这个了,中央的收入已经太大了。但是他得了一个什么好处呢?因为是他的贡献,好像在浙江捞了两个奖。不光这样,他还得到了财政部的默许,省直管县,知道吧。浙江从这个deal里得到的就很多。

     整个中国导致了一个累退税率。张晓波有一个说法,从全国各县的数据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回归,总体上你的GDP和你的财政收入(相关),GDP人均越高的地方,税率越低。中国就是这样,完全是一个累退的税率。农民工不到沿海就业行吗,内地的税率就比别人高了一大截,在内地根本就无法创造就业机会,无法投资。所以这个花钱买自由,你向国家去花钱买自由,你就有一个悖论,你给地钱越多,它最后剥夺你自由的力量也越大,这本身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在里面。

    那用这个来解释中国改革里面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双轨制。我觉得双轨制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为什么起那么大作用呢?实际上是城里人和农村人是两个identity,城里人有一个特殊的status,它的status就是平价生产资料是属于他们的,平价生产资料是农民没有的,那个东西是和他的就业保障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双轨制说穿了就是允许农村用高价来买自由。我有了高价生产资料,我就可以投资建立我自己的财富,就像乡镇企业。你没有平价生产资料,你乡镇企业搞什么?没法搞。但是这个里面在城里这一块出了问题。就是说,当你把你的平价生产资料让渡给农村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牺牲,威胁到自己就业的安全。你懂吧?因为你竞争也加强了。所以本来这块租按照两个identity之间的交易,它应该转向社保,这是一个合理的交易,双方的自由都增大了。农民可以用高价生产资料创造财富,我自己投资的结果是我自己的财产,如果城里的工人拿了那块租之后变成了增加的社保的话,即使失业也没有关系,我也增加了自由。问题就在于这个租出了问题。吴敬琏他们当时批评也是有道理的。这块租本来应该用来解决城里工人的保障问题。我想说的是identity之间的这种交易,如果我们是相互之间交易的话,这是有一个扩大共同自由的机会的,但是你要是跟国家来进行交易,你就很危险了。你把钱给它很多,你虽然得到了一时的自由,但可能最后什么时候又来收拾你。农民工问题就有这个问题。农民工到城里来打工,就把那块社保留给当地了,也可以说是一个交易啊。对不对?他增加了家里的收入,他把他那份社保交给当地了。但是这个后果很严重。所以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什么问题呢?我们改革以前的权利体系是一个非自由非自治的体系,但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些权利的交换增加了自由。这是我对这个的一个基本理解,就是说不同的identity之间。但是有一些交易,今天交易,明天你可能会失去自由,像我们中国过去买官卖官,这些交易不是指向自由的。有些交易是指向自由的。所以这里面可以用这样一些框架来解释,我们怎样可以从一个完全没有自由的体系走向一个有点自由的但是怎么有可能失去自由的这样一个体系。这跟我后面的中国的出路有关系。所以我的一个结论就是,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要对identity和status的这个交易,在未来的路径上,我觉得地方之间的这种交易可能是大家走向自由的一条路。简单来说,比如我们劳动力转移也好,户口的转移也好,包括现在地票的转移也好,本身包含地方之间的一种户权交易的内容在里面。这种交易是指向自由还是指向(何处),这个是需要认真地去考察的,但其实考察的原理也并不难,就是看经济剩余是投向自由了呢?还是投向国家?投向权利?

    我想讲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核心是identity 和status之间的关系。Identity是和权利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里面还涉及到,自由不仅仅是个人的自由,还是一种集体的自由。因为你必须从集体中间才能够有人类的安全感所需要的moral interdependence。我这个不是很严谨也不是很系统,但这是我对中国的研究,还有读书以后把它构成的一个东西。(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张曙光:

    小朋把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和大家谈了一下。从福山最近的新的著作,我不知道大家读过没有,我看到有个评论,是与他过去的东西有些不一样了。而且通过把中国和西方的比较,通过这种秩序来源的两个人性基础东西方的差异,来说明了秩序的构建和它的变迁,以及多样性。而且,从中国的过去改革前毛泽东时代的体制以至于到改革后一些重要的东西,来说明他这个事情。当然有些问题,我觉得大家还可以讨论。比如说刚才关于退税制的说法是不是合适,我觉得恐怕有些具体的东西还是可以(讨论的)。当然,具体的东西是要说明他的主要的东西,所以我倒觉得(有待讨论)。但有一个问题,确实中国的单位问题在西方是没有的,而这个问题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请了几位专家来讨论。海波有事,所以海波先讲。

刘海波:

    很高兴在这里再次见到罗老师,我这个评议是这样的,先说一些感官印象比较深刻的直观的部分。因为罗老师最后得出结论,就是说不同的共同体——我想用共同体这个词可能比较好——内部它的成员权,共同体就在于它有成员,它的成员有一种身份上的权利,之间的交易可能会是自我解放的途径。这个事情,比如说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曾经说蒙古要把蒙古整个嫁到中国来,但是条件是要给他们西藏的待遇。这个对如此紧缺资源的中国来说显然是很大的诱惑的交易,但当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做成。这样一个事情而言,我一时评估不了它具有多大的意义。但是我觉得罗老师对于毛时代的认识实际上还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我说呢,毛时代实际上是在中国复苏了封建制度,也可以说是王莽之后的第一人,不仅想了,而且做了,做成了。怎么讲王莽?因为中国自秦之后,想复封建井田想了很多年,没有人能做成的,儒家都是在想,但是毛主席做成了。村社土地制度,城市单位制度,这个大家看内部也有等级,但是等级比较弱一些。这个实际上一个人而言,关键是取得某一个单位的身份。对吧?你陈大革命(?)也是因为你有个什么身份决定的。所以那个时候人们认为人生大事就是到某个国有企业就业,人生大事就已经完成了,因为接下来的问题都是基于你这个身份所派生出来的。你的医疗、你的养老、你的保险、你的房子、甚至你娶什么样的老婆都是基于你的身份派生出来的。那么农村的这个小伙子,宅基地这些也是基于这个身份权利而来的。这是个封建制度,因为人们重视的是身份权利,而不是财产权利。但我们又说这个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这是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的等级是说共同体之间制造的,比如说,首先大块来说,工农,大城市、中等城市等,这个很多是不可变的,这个是很难变的。而且到后期,不仅农村是继承的,而且工厂也变成了继承的,大家认为这种接班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你说,成也此,败也此。因为它这个时代为什么能稳定,甚至人们为什么现在要怀念,都是和这个是有关系的。这个道理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实际上在漫长的这个历史当中,比如以宋朝为例,这种中间组织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实际上是极少存在的。这点和西方反而不一样,因为西方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即使到了今天,必定会成为某个共同体的成员。那时中国是社会团结的组织,个人之外就是国家。像族田这种宗族的制度,它从来都比较弱,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正式的组织是这么大一个规模。

    罗老师说的另外一点,我们建立一种等级身份社会。事实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典型的后秦时代的制度,我觉得很难说它是等级社会,包括奴婢的制度,到宋朝的时候已经废除了,而且宰相出生于破产农民,这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一个是读书做官,攒钱买地的社会,而不是生下来就是领主,生下来就是农奴。但是农奴也不需要攒钱买地,因为农奴是有份地的。农奴要种的那块地,也是身份权利,不是财产性权利。因为我是村民,所以必须给我一块种。但是那个时候,实际上建立等级社会这一点实际上并不成立,它反而是一个非常资本主义的社会。但是这种竞争,罗老师说是一个囚徒困境的竞争,这我是承认的。因为土地的竞争,不论怎么竞争,它还是那个样子。做官的竞争,实际上一种竞争骑到别人头上的竞争。大家不想走路,也不发明汽车,只是想办法骑到别人头上去,骑着别人走路,可是那都骑到别人头上,谁来当这个马呢?最后肯定是要打起来嘛,是不是?没有把力量用在发明上。这个是对的,但我不太同意说我们是西方式的等级社会。毛时代也有,它不封建了,但是在这中间漫长的,尤其是北宋之后,实际上是个平民社会。但尽管内部有恶性竞争,也不能说国家能力大,但是作恶能力很大的一个社会,典型的就是金瓶梅社会,社会一个典型的风貌。

    但是我的一个结论,我实际上没有罗老师说得那么大,我觉得实际上对今天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来讲,发展这种中间性的组织,包括单位啊,村社啊,就是说在其中不仅仅是契约,而且你是个成员的。你和企业之间,你加入一个企业,不仅是雇佣合同,同时你入党了。就好像你出生了一样,因为你身份本身就有一定的照顾,效忠和照顾的义务就已经产生了。实际上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什么呢?我们不是说日本、德国那种准共同体式的企业,包括我们中国家庭的这种功能,家庭是最小的一个单位还有准共同体式的企业,单位类似的。我认为对国家而言,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这个也不得了,这是我对一个民族共同身份的净值。比如说一个废物公民,就是说很能吃饭很能睡觉,但是什么都不会干,那我会怎么样。如果我活在西方国家,实际上我活得还是可以的,可能还有车开呢。废物公民所获得的公民身份的净值,这个值在西方国家可能是不小的。但这个可能形成很大的麻烦,比如说它可能形成高额的税收,这个很效率,这是不可讳言的事实。因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共同体,对外掠夺的时候,最容易形成,而且内部矛盾最小。不仅仅是西方,成吉思汗、努尔哈赤他们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那时候矛盾小,因为他们上层拿到的是抢来的,下层还分到了,所以他们就没有矛盾,他们确实共赢了,这个共同体确实共赢了。协同作战,抢来了,这不就共赢了嘛!可能这个需要一种所谓的,美国是靠美元的霸权,欧洲要靠什么呢?比较难。所以说日本更加难过。如果说仅仅靠国家高福利,而缺失了这种中间层组织的话,我认为实际上是很麻烦的事情。我也不主张中国就走这样一种福利国家的道路,反而是要对村社制度,单位制度进行改良——比如说把它世袭的因素给拿掉,尤其在单位里面——而在一些方面加以规范。举个例子,比如说住房问题,如果国有单位或公共性单位,你可以购地造房,给他的成员以居住权,配偶去世为止的居住权。这样攒钱买地的事情就消灭了。竞争性地获得土地增值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就被消灭了。单位之间可能会发生竞争,或者发生一些关系。我想甚至对个人自由而言,如果大家站在伯克维尔这个立场上,都认为社会团结的消灭才会制造集权主义,不是说是计划经济制造了集权主义,而是社会团结的消灭,人成了彻底的孤零零的,真成了原子化个人了,那么接下来一定会有一个极端的回头,回到集权主义。我觉得是这么个道理。

    这个印象,是和罗老师共享了很多部分。但对前面那个部分,我的意见就是说,实际上我不喜欢进行定义,权利啊,国家啊,我觉得这些用辞使用它就行了。你当然可以用辞典式的释义,但实际上有效的知识很难从定义中定义出来,而是在不断地运用它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它仅仅是个定义,在不同的使用当中,在这个时候的使用和那个时候的使用,实际上它是靠一种观念连接起来的。比如说社会主义,日本在搞社会主义,新加坡再搞,说新加坡的时候是因为在和香港进行对比,而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什么本质。它只是一个词,你可以运用它,它能够指向什么事物,表达传达有效的一种信息,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方面,我也不认为很大的理论的那种解释,很终极的解释,我们能够做得到。很终极的解释,关键是我们没法去验证它们的真和假。如果你的系统太大的话,你就很难验证。因为中国运用了这样一种文字,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因为我们这个文字制造了一个文士阶层。我觉得这是知而不论,因为你不能说它错了。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张曙光:下面请施展教授来评论。

施展:

    我对小朋老师仰慕已久,最初是苏里给了我一份您写的关于双轨制的那篇文章,文章令我极为叹赏。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到这儿听您的讲座并加以点评。我的专业背景是规范性政治学,罗老师今天的探讨,击中了规范政治学的盲点;反过来要我也要从规范政治学的角度,来谈谈罗老师的讲座中所可能存在的盲点。

    罗老师今天的讲座对于现代政治以及现代国家理论做了很多的反思,试图对现代政治和现代国家理论进行一种反思和超越。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现代的政治、现代的秩序,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诞生的?现代世界秩序的生成,是在近代以来“地理大发现”以来现代性不断地扩展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加以分析和探讨。一个是物质层面上,就是最初通过西方海外远洋贸易等开始,到后来逐渐展开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秩序。这是它的物质层面。

    从制度、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来说,就是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国家的建立,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的内容。微观上是指对国家每个个体公民权利的平等承认。宏观层面上则是指每个民族国家彼此之间的平等承认。这也就是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里面所强调的相互承认的法权。制度和思想层面上有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内在的矛盾。这个内在的矛盾就是,现代性在物质层面与制度层面不匹配的矛盾。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这样一个物质秩序基础,它需要的基本前提是有一大群积极逐利的个体;此外,假如你想要达到效率最高化的话,必须是一个面向全球的开放经济空间。而反过来,就民族国家而言,它要求个体必须具有公共精神,你不能过度地去逐利,逐利有可能使你的德性丧失了。而就政治空间上而言,它无法向全世界开放,它必定是一个有限的、有界的、内敛的空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能区分自我和他者。否则刚才我们提的宏观层面上的相互承认就没有承认的基础,没有承认的对象了。这里就构成了现代性当中内在的矛盾。

    这个矛盾在17、18世纪的时候还没有,因为那会儿我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经济,最初就是在西方通过英国、通过法国,以nation state的方式开始启动的,在那会儿它还处在一个启动阶段,所以它内在的矛盾没有充分的展开。但是到它启动到一定规模之后,我们看到它的内在矛盾就开始展开了。于是就会带来罗老师之前提到的民族国家所带来的弊病——战争、冲突、奴役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所以罗老师这个演讲提到,要对现代国家理论进行一种理论性的反思。刚才王老师也提到,民族国家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一些虚构性的东西,是一些现代性的理论的虚构,可以把它弱化。

    我接下来从规范性角度要说的几点内容是:

    第一,国家理念的理论来源是极其复杂的,刚才王老师提到,个人性主权应该作为现代秩序的一个基础,这种个人性主权的基础是有条件的,有前提的。我不是说一个物质性的前提,我是说一个纯粹的观念性的前提。这是一个问题。

     接下来要分析的另一个问题是,罗老师在整个演讲中,一个是把国家做了某种工具化、功能化的还原。再一个是您把西方做了一体化的理解,就是英法德这些是不分的,它们统称为西方,区别于我们非西方的中国、日本、印度等。这两种理解自然都有很重要的价值,但是我觉得它也都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澄清的东西。

    现代的国家或者政治,有两个层面的效能,一个是纯粹的工具性的层面,纯粹功能性的层面,这就是罗老师刚刚分析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析的视角。另外现代政治还有另一个层面,不止是现代政治,政治本身就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伦理或德性层面。这个伦理德性层面在古典时代,是直接由宗教给出的。到了近代以来,它经历过一个变迁。到了近代,将现代政治的伦理德性层面简化为一句话的话,它就是告诉你“我是谁”,它就帮你解答这个问题。

    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究竟该如何解答?“我是谁”这个问题应该放在什么基础上来理解?这个在西方是有着巨大的不同的。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内在的一个极大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把它衍生下去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差异和冲突的来源。这个差异实际上把它追到最后一点,把它追到最底层上去,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与宗教有着很深层的关联的。

    罗老师之前提到,要用新知识来理解中国当下的问题,要用新知识来理解国家、理解政治。但假如我们回到政治的德性层面“我是谁”这个问题上,你的根本的认同,你的德性的基本属性,很可能我们还是得回复到一种古典性的基础上来理解,回复到某种意义上宗教的层面上来理解。就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具有政治性涵义的重要的宗教区别在于清教国家和非清教国家的区别上。

    清教和非清教,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清教从天主教中清除了大量的东西,所以它被称为清教。它具有非常强的犹太教的特性,这个犹太性其中很重要一点是旧约“十诫”当中的第一诫,“我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在我面前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也就是独一真神。犹太教非常强调这个东西,这在清教当中也是一样。这一前提切换到个体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清教非常强调个体是直接面向上帝的,你的一切权利,你的德性,你的一切的基础都是由上帝直接针对你这样一个个体而赋予的,不需要通过任何其他的中介。而在天主教看来,个体的权利或德性是要通过一个中介才可确证的,这个中介就是教会,教会之外别无救赎。而反过来在清教看来,既然你天主教认为个体的得救必须通过这样一个中介来进行,绕开它个体就无法得救的话,那么实际上相当于你在上帝之外又找了另一个神,你找到两个神了。这是不可允许的,不可接受的,所以清教在绝对意义上拒绝人和上帝之间有任何中介。

    我们刚才所谓的天主教和找到的另外那个神,实际上它与古希腊时代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异曲同工之处就在于,在非清教背景下,人们认为在个体之上,还有一种个体无法摆脱的命运。在古希腊,那直接的就是命运,阿克琉斯等伟大的英雄,都有命运决定着你的生死,你再怎么优秀都没用,摆脱不了的。反过来在天主教世界,你的命运就是你必须得顺从教会对你的一系列的要求。所以在这种非清教的背景之下,个人的最高德性在于对命运的顺应以及对自我欲望的克服。

    而这个命运是什么?在古希腊时代,命运本身就是一个最高的神。但是在天主教当中,命运逐渐以某种方式被人们转化了一下,把它表达为传统,寄托在文化中的传统就是个人所应当服从的命运。传统这个东西对于非清教的这些地方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你绝不能随随便便地摆脱它,这些地方对传统有一种很大温情。正是通过传统,你才找到了个体的意义。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会强调整体相对于个体的优先性。因为传统正是通过整体获得了传承,于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它就会导出一种集体主义的伦理。

    传统究竟是谁?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传统通过君主表达出来,就是绝对主义国家。但是到了法国大革命之后,绝对君主的正当性不再,人民取代了君主的地位;到了德国浪漫派的时期,他们认为没有被现代性所污染的人民大众才是传统的承载者,这就是民族国家的基础。在这种背景之下,国家或者说民族它在绝对意义上是优先于个体的,因为个体一切的意义,你的价值、你是使命、你的德性,一切都是由你的民族所建立起来的国家给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民族是一种绝对意义上超越个体的东西。你脱开这个民族就别无拯救。

    反过来在清教当中,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这无异于找到上帝之外另一个神,在根本上是一种渎神的行为,你是一个异教徒。所以在清教背景下,它否认任何命运、传统对个体的束缚,它非常强调上帝和每个个体间直接达成的约法。所以对他们而言,政治的基础就是个体与上帝之约,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自我立法,自我治理。所以对他们来说,政治基础就是上帝赋予每个个体直接的道德责任。这个道德责任就是上帝赋予你的自由意志、你的自由决断、你的自我负责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带来的结果就是清教伦理下的政治一定是个体主义的,而绝非是集体主义的。这种个体性的道德责任的表达,在登陆北美新大陆的清教徒的五月花号公约中有着明晰的表达。

      以这种方式结成的一套政治秩序,它的基础建立在上帝与个人之间的直接关系之上,通过自我立法而建立政治秩序,自我立法的根本正当性则在于上帝赋予个体的自由意志,自我决断权。上帝赋予每一个个体这种权利,不以民族或血缘而改变,从而,清教国家所主张的这种个体的道德责任,是穿过任何疆界,直达任何人群的普世价值,而非一种群体性的以特定文明为依托的特殊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才有可能被做一种工具性的还原。国家不是每个个体价值的来源,相反国家的责任就在于必须要维护要保障每个个体的责任,保护每个个体的道德价值。这个道德价值不是由国家给定的,而是直接由上帝直接针对每个个体给定的。

    反过来,在非清教的地方,个体的目的、个体的意义、个体的价值不是由上帝直接给定的,而是通过国家为中介所给定的。于是在非清教的地方,国家是完全无法做工具性的还原的,相反国家本身是价值承载者乃至制造者,是个体生命的意义所在。
在清教国家的背景之下,国家唯一的价值就在于能保障个体的价值,保障个体的right。而这个体的right是什么?在清教这些地方看来,最根本的right是个人的财产权。

    这个财产权的论证是在洛克的论证当中完成的。他提出一种劳动价值论,这个跟马克思那个劳动价值论不是一回事,他是说为什么会有财产权,财产权是每个个人对自然的某些部分施加某种改造,上边加上了你自己的劳动,这一部分东西就构成了你的财产权的对象。这是一个真实的财产权利,这种财产权的基础是由清教的道德责任观念而形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实际上根本来说它就是保护上帝赋予每一个个体的道德责任与价值。并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提出的价值的基础是依托在每个个人的身上的,它可以穿透任何国界。那么我们所说的普世价值只有在清教背景之下才有可能被提出。
接下来我们可以在清教里面看到另一个东西。这就是对于逐利的态度。韦伯曾经论证过,逐利在清教当中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但并不是因为所逐的“利”本身是好的,而是因为逐利这个行为它是履行个体对上帝的道德责任的表现。你只有逐利才能够证明你是上帝的一个选民。所以逐利这个行为是一种道德责任或宗教行为,逐利就被去污名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清教的经济伦理和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经济的内在原则相匹配。

    于是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现在这个秩序的基础而言,我们前面提到,物质层面,它是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制度层面,它是民族国家。对清教国家而言,从物质性秩序上来说,它鼓励个体逐利,因为这种个体逐利恰恰是国家存在的价值乃至德性所在。而且,更进一步地,这个国家的基础、这个个体的价值是由上帝给你的,不是由国家给你的。于是你所推崇的价值是超国界的,这个国家的秩序结构本身也是相对开放的,不是内敛的。于是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这种清教国家,它的精神原则和物质原则是匹配的。这种匹配会带来一种最高的效率,它要远远大于那种非清教国家的国家效率。在这种国家,它的政治的最终理想就在于,令全世界皈化,把自己所有的理念、制度转化为全人类的理念、制度,最终达到一个无差别的均质世界。

    但我们可以看到,原生意义上的清教国家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可以数得出来,加尔文改革时的日内瓦是一个,后来的荷兰是一个,再往后的清教革命的时候英国是一个,美国是一个,以及白人南非是一个,其他就没有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清教国家的精神原则和它所依托的物质原则相匹配,它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实现了,在日内瓦,在南非什么的这些地方并没有真正有效的实现,它的国家并没有对世界开放。因为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清教帝国,它是需要某种地理、物质前提的,就在于你必须有足够高的内在同质性,而且你必须是个岛国。假如你没有足够高的内在同质性的话,你会担心你们这么一群上帝的选民,会被异教徒污染了。而岛国问题则在于,由于清教徒都是以这种自我立法的方式建政的,他们的组织机制一般比较松散,于是,如果有强大的民族压下来,这帮人基本上是一群乌合之众。它的军事动员效率在早期是很差的。只有作为岛国,你才不至于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英国是个岛国,并且在它的那个时代,世界政治的舞台是欧洲,就它的规模来说够了,便可以称其为一个世界帝国。美国是一个更大意义上的岛国,到了资本主义完整的展开之后,英国的规模就不够了,它从早期的全球帝国的地位上退下来了,转化为由美国来承载清教全球帝国的地位。

   再去看非清教国家,就是在欧洲大陆的国家。它有一个问题,对这些地方而言,逐利不是一个可以大加鼓励的事情。假如你过度地逐利,人们认为它会把人心从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上吸引走,导致道德的败坏。所以国家要对逐利这种事情加以有效的引导,加以有效的控制,这在法国表现为强大的国有工场制度,在德国表现为俾斯麦的社会主义立法等等,而这就构成了一种相对封闭的经济空间,与资本的普世原则有所冲突。前面我们还提到,它不认为个体的价值是直接从上帝那儿来的,它要通过某种中介,如传统或民族,才能获得。这就进一步导致了它所主张的国家-价值结构不是可以穿透国界并且达于全人类的。只要你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你的血统或者什么东西跟我们不一样,你天然的就被屏蔽在我们之外。于是形成一种内敛性的民族国家的结构。这个民族国家的结构带来的国家的一个前提是,国家不可能是工具性的,它本身是价值的承载者和制造者。而且这国家必须是内敛的。只有内敛你才能够持守得住一种德性,持守住这个国家。这里所谓的德性就是指究竟我是谁。只有你作为一个内敛的东西存在,才能确认德意志是德意志。假如它向世界开放的话,有可能就会导致一种德性的流散,国将不国。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地方,国家的德性原则和现代性当中的资本原则不同构,不可以为了资本的利益而牺牲国家的德性。假如你允许个体去随意地逐利的话,它反过来很有可能会牺牲到这个国家本身的实力,牺牲掉这个国家本身的利益。韦伯在他的那篇著名的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里面就提到了,德国东部东普鲁士那边大量的波兰农民移居过来,之所以波兰农民过来是因为当地的普鲁士地主希望他们过来,因为他们这个劳动力很便宜,而且不需要给他提供生老病死的保障。对普鲁士东部的地主来说这是他在追逐利润时一个理性选择。但韦伯提出,假如以这种方式来搞的话,大量的波兰人的掺杂一定会带来德意志民族素质的下降。这是不可允许的,不可接受的。为了防止这一点,便必须由国家对东部这些地方进行某种控制,进行某种引导。即使它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则相违背,也在所不惜。因为这是我们德意志未来伟大成就的基础和前提。

    这带来的后果就是,有可能这些地方它需要建立一种有界的、相对封闭的经济,由国家对市场进行规训与控制,这是韦伯提出的建议。这带来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们发展国家的经济效率上肯定不如清教的英美国家。但是对欧陆的民族国家而言,它有一个困境就是如果你仿效英美的话,你本来在现代经济上就落后一步了,你会受制于人,并且你的国家德性也可能难以持久。但是如果你不仿效英美的话你的效率不济,你若还想跟人竞争,就没有办法有效跟人抗衡,你的国家威望有可能受损。无论如何选择,国家尊严上的这种相互平等承认在他们看来都可能难以获得。

    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个终极的解决之道,就是战争。在欧陆的视角看来,在德意志的视角看来,你们英美是彻底庸俗的商人国家,所以你们才可以这么搞。你们最终将败坏全世界的精神,败坏作为人类的精神。所以我要用战争来打败这种庸俗的商人国家,最后使得德意志的,以及更进一步的、更根本性地使得人类的精神,使得人类的价值得到一个根本保障。在战争当中可以升华国家的精神,可以伸张国家的主体性,可以淬炼国家与个人德性。他们是试图用这种方式来追寻一种跟英美那种清教秩序所给出的不同的现代性质。

    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到的是两个尝试,一个是拿破仑的大陆体系,一个是俾斯麦和希特勒的国民经济学,就是他们从李斯特那儿直接学习过来的国民经济学。对国民经济学而言,在国家发展的初期,是农业经济的时候你要自由化一点,但是到你有了一定的积累开始发展工业的时候,你就要搞保护主义了。通过保护主义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经济,促进工业的发展,等到你最后强大之日再重新自由贸易,但是这种自由贸易是意味着以我为主的开放经济,要的是一个日耳曼统领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像英美这种的无差别均质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把日耳曼的德性伸张开,来对抗英美国家。

    对英美那种秩序而言,它提出政治的基础在于个体的价值,由上帝直接赋予每个个体的价值,不需任何中介,这价值通过一系列的法律直接表现为你的自由权、财产权等一系列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英美搞起来的世界帝国,毫无疑问它的敌对国家的人民也会喜欢它。因为你倡导的一系列价值对我也是有效的,因为我也是上帝的造物,尽管我有可能跟你信的教不一样,但我是造物,所以我也会喜欢你给的那套价值。

    但是对于德意志这种模式的世界帝国而言,它的敌对国家的人民不可能喜欢它,即使你的国家建得再漂亮再伟大再强大,但是因为我在血统上不是德意志的,我天然地被屏蔽在外,我天然是二等公民,所以我不可能喜欢你这种国家。

    欧陆它要用战争来解决所面临的困境,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只要你国家的秩序结构不是开放的,就意味着你只能用局部来对抗整体,因为你所能动员的资源就是你民族国家内部的一小块。而对英美而言它的财富的原则,它的力量的原则是通过全球性贸易来汲取的,它是从作为整体的世界上来获得它的力量。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真正的全球性帝国只有英美国家建成了,欧陆国家从来没有建成。并且到后来冷战时期欧陆的这种德性由苏联继承了下来,而它跟美国的对抗最后也失败了。原因很多,原因之一就是你用局部来对抗整体。这你是注定无法成功的。

    对于这些非清教国家而言,它们走向现代化、走向幸福的出路何在?假如我们反过来看一下,现代世界秩序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是普世的资本主义秩序,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就会意味着对这些非清教的国家而言,经济层面上普世性的现代化与非普世的民族性之间的冲突,最终只能以这种国家融入普世的资本主义秩序为出路。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寻找到对民族精神的某种支撑。

    我们在德国身上看看它是如何走这条路的。它在二战当中,通过战争的发起,最后把英法的那套世界殖民秩序打垮了,把英法打得不再成其为大国了,最后成就美国的帝国霸业。反过来,美国把整个西部欧洲纳入它的普世价值秩序当中。在这套体制当中,我们看到德国,现在它又重新崛起了,但现在这种崛起不再通过战争,不再通过霸权了。它是通过德意志对于精细工艺的追求,德意志的纪律,德意志的文化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它重新形成了德意志的精神表达。就现在而言,东欧、中欧的经济已经德意志化了,但由于德意志不再是通过一种国家形式获得表达,东中欧的国家并未因被整合而感到惊恐,反倒比较享受这种地位。通过这种方式,德意志重新获得了它的国际地位以及它的某种世界历史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提出的最后一个结论就是,现代世界的秩序基础很可能就是清教秩序所规定的。这是没有办法,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对于中国、德国这种非清教国家而言,我们无法真正意义上像美国这种清教国家一样主导世界秩序。但是,我们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责任的民族,这种世界历史责任无法通过战争方式来完成,最终要通过某种我们对于世界的道德责任的担当来完成,而这个道德责任的担当一定是我们对于这个普遍性的由清教帝国所主导的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加入为基础的。德国的世界历史的道德责任,某种程度上就在于它在二战后对于整个欧洲经济的融合。而中国的世界历史道德责任,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的一个假想,很可能是在于我们如何把我们的发展外化于所有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这个不发达地区我就直接指向非洲。非洲,它在20世纪独立后发展得一塌糊涂。但21世纪经济开始有起色,是因为它的原材料能够卖上价了。它之所以能够卖上价,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那么,假如我们能够通过一种有效的机制设计,使得中国的发展能够外化为这些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或者把它们的发展内化为我们发展的一部分的话,也许此时我们的世界历史的道德责任会获得一个体现。
谢谢!
 

盛洪:感谢前面小朋讲的,确实是个很好的问题。

    我在想,这实际上是一个人类政治整合问题.实际上从哲学层面上来讲,就是有很多个体,这些个体,他们之间不是完全能够由个体之间的互动解决所有的问题。经常说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它不是处处都灵的,那么就会有高于个体的某种社会准则。这是整合问题的一个关键,其实人类社会走了很多路,不同的文明都在走整合的路。但是到了今天,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怎么去吸收传统,所谓政治技术怎么积累,来推进今天这样一个整合,大概是这样一个目标,就是全球政治整合问题。那么,刚才我理解小朋讲的,就是对比中西,包括最近福山写的书,我买了一本还我没看,我看了一个他的演讲,他讨论大量的中国的东西,他倒是很关注东方。

    我的基本想法就是说,第一点,中西在一个上古时代是一样的。都是一个个体,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生发起来的。有本书叫《古代城邦》,是法国人库郎热写的,非常好。书中说,其实西方古代和中国古代一样,都是以家庭组织为基础发展社会组织的。只不过在发展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家庭为基础的巨大稳定社会整合当中,血缘既是基础,又是发展出大型社会的一种障碍。家庭越大,延续时间越长,家庭成员间的血缘关系越淡。这种现象其实在希腊时期,尤其希腊早期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都能非常明显地看到,都面临挑战。人们发现,靠仅血缘不行,也照样互相打仗。

    在这个轴心时代中,中国与西方走了两条路。一条就是,中国走了一条继续以家庭为基础的道路,但是把家庭秩序一般化了,出现了儒家传统。西方就抛弃了家庭,干脆就是以个人为单位,西方以个人为基础的这种整合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仅靠个人主义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最后结果就是希腊的衰落。那么其实后来挽救西方的就是基督教。

    就是说,一种整合,光靠纯粹的个人是不行的。经济学假定的平等的个人之间,整合的难度非常大,所以它得借助其它东西,包括家庭,家庭就是血缘,血缘就是民族。那么还有靠共同的文化传统。所以刚才小朋讲到中西的区别,一个就是身份和认同的不同,这个很有意思。但是我说呢,一方面它们不同,一方面它们又有相同的地方。

     其实,说到民族主义,什么叫民族?民族就是家庭氏族,就是一群人,一个共同特征,我们都说一样的话,我们都用一样的花纹的布,也包含着血缘,都是从同一个祖先来的。还是要借助于一种更一般的东西,如文化传统或宗教来促成社会的整合。因为,纯粹靠个人之间的互动是没办法实现较大社会整合的。

    我再讨论一个问题。刚才小朋讲的天命。周的时候讲“天命”,既不是指周王的也不是周指的一般民众的天命。我认为较好的说法应该是指周的家族,其实在传统中国,统治是以家族为单位的。这个天命的含义和摩西上西奈山见上帝,他和整个犹太族的天命不太一样。周的天命是指,在商被灭了以后,周公其实很担心,商既然可以被推翻,周获得的这个统治权,会不会也被丢掉。那么,他讲的这个“天命”是指,你不一定是上帝的选择。《尚书》中记载得很明显,一个家族不一定天然享有统治权,你做得好你有天命,你做得不好上天照样把你抛弃掉。这叫作“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公总结出一套经验,包括怎样判断天命,如“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等,说明民意能反映天命等等。而这个摩西,这个犹太族,实际上基本上你做成什么样,你仍然是上帝的选民。这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所以,中西的天命有很大区别。一方面,是对社会内的统治合法性,在中国,你不能躺在床上说你是天然统治者,这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就是对外部侵犯的合法性,可能有特别大的问题,这涉及到《旧约》中的一个记载。因为犹太族是上帝选民,上帝给他们一块地方,流着蜜和牛奶的地方,说那地方你们去吧,但那地方已经有人,就要把他们打跑了,杀死了,才能获得这块地方。这与和后来西方的殖民主义是很有关系的。所以西方的这个天命有时候也是很可怕一种东西。

    我就讨论到这儿。我同意,要吸收中西的精神资源,才能考虑如何展望未来,我们怎么能够实现全球的政治整合。

赵农:

     和罗老师初次认识是在杂志上,80年代和邓英淘的一篇文章,不知道是86还是87年的今年又发的文章。今天谈的,我感觉非常有意思。我对罗老师这个总体的印象就是,经历了一场中国整体的改革,又从马克思开始的国家理论和现在像福山和巴特尔的理论搅在一块了,尤其是有比较强的改革史作为支撑。好像力图想从中国的变革和国家理论当中,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当中寻找到某种预知性,看能否对国家理论表现有所突破。这是我自己的感受。

茅于轼:

    我对这个问题也是很感兴趣。但是我是个外行,可能想得不对。国家理论的根本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有国家。最直截了当的回答就是为了我们的安全。中国挨打,挨欺负就是国运不强。而且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充分说明了一个国家要安全必需不但有国家而且有强大的国家。我相信中国人都这么想的。所以中国要有原子弹,要有航空母舰等等。那么美国人是不是这么想?我猜想美国也这么想。所以冷战结束以后,按理说苏联对手已经不存在了,你就可以安心了。但是美国没有停止发展新武器,造新的航空母舰。因此,就是大家都认为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是国家存在的理由。但是你要是从全球来看,一个国家越强大别的国家越不放心,所以面临一个悖论就是,你想强大,他也想强大,完了最后就是,是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就是好多非常强大的国家互相对峙着互相瞄着,我看这个很不安全。一个安全的世界是谁也没有能力去打别人,这才是安全。所以强大的国家第一个悖论就是,你得不到安全。你想要安全,得不到安全。

    第二个悖论就是,强大的国家,他反而对自己的老百姓是不安全的。所以强大国家的解,我看是个错误的解,因为这是一个弱小国家的解。弱小到什么地步呢,谁也不能制造原子弹,连机关枪你都不能制造,顶多造手枪对付小偷,也就是说,刚才王老师讲,他是专家,我听了很有启发。这家在社会理想的结构,可能就是顺其所值。很小的,几十万。有没有一些问题需要几百万,几亿人来解决,我想有的。在这个低层次上面还有一个新的组织。如果我们想一想,一百年,三百年以后,理想的世界的结构,恐怕就是这样一个结构,比较讲得通,这就是我的想法。

罗小朋:

    中国真正对世界的威胁是什么。不是甩原子弹,不是侵略,而是我们制造污染,制造毒品,制造假药,就是说你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这种威胁,如果是一个小国也就罢了,你是13亿人搞这个名堂,我的老天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是一个强国对你的威胁,他是对自己的老百姓。

    所以我的意图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谓造一个什么新的国家,21世纪新的国家,21世纪根本的问题是非西方的国家崛起了以后,这个沟通和合作,这个整合的问题。我们需要最小的公约的一套话语系统,就是最简化的能够讲通的一套沟通话语系统,我是想说这个事儿。我还没有做成,但是我希望大家都尽量去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你将来是什么样子的,当然要去想一下。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想象,但是要有一套很简单的identity standard power rights。这个是我作为我这样一种生存状态,我这样两边跑,我可以体会到这样一种现实的世界的生存状态的一个要求。我讲的一个动机就是这样。

张曙光:

    我最后讲几句,因为这个问题现在提出来,的确国家理论是需要反思。现有的那些东西里边确实有很多问题很难解释,但中国的事情,我觉得你是试图沟通这个东西,但里边有些解释可能还有点问题。他刚才讲的问题倒是我觉得有点意思。就是说,咱们解放后,毛泽东并没有把东西方结合起来,倒是恢复了封建。单位制还是身份制的放大。这个概念不是现代概念还是传统的概念。如果是这个样子,刚才那几种说法都有点问题。特别是关于分许制的说法,可能是这里边,那个浙江那个人讲的并不是这个问题里面要害的东西。所以几个问题我觉得有点儿意思,但是解释上可能有点儿问题。所以你可以再进一步。罗老师强调了由一个计划经济,毛时代走向了改革,但是有一个问题可能回避了,毛时代为什么能产生。

    这个道理上是对的,你想通过这个东西从国家那儿去购买自由,实际上这不是购买自由,而是人家施舍你的自由。钱也是人家的。所以我觉得有点儿,你去再想想。不是我们主动拿钱出来,而是人家施舍的。时间也没有了,提出了很有意思的问题。西方可能也不完全一样。谢谢小朋,谢谢评议人,谢谢大家。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转发: 鼓岭 2012-03-07 10:16:12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江平在北大的演讲

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江平

2011年5月23日

    应该说到北大是很惶恐的,因为前两天在开会的时候千帆教授说希望我到北大来做个报告。我说实在现在精力不够了,身体也不太好了。恐怕做这个讲座撑不下来了。我说能不能够搞一个座谈,两三个人对话很好。他说可以啊。今天我一看又不一样,我是主讲人,两个是评论人。有点上当的感觉。

    对于北大还是很仰慕,不仅仰慕,应该说我也算是北大的前身燕京大学的,每次走到这看到伯牙塔有点感慨万分,有点感觉我的家园失去了。因为燕京的人一直呼吁恢复燕园,但是现在看来不太可能。燕园要恢复了北大怎么办,再回到红楼去是不可能了。所以这些历史的现实我记得司徒雷登在故去的时候有一个愿望,希望能把他的骨灰埋在燕园,我也为此呼吁过。但是最后得到的答复就是毛泽东不是说了嘛,再见了司徒雷登。现在你怎么又回来呢,所以放在燕园也不太可能。最后只能够放在杭州他的出生点。这点也是一个遗憾。其实我觉得司徒雷登终身为中国的教育努力奋斗,他所一生创造的燕京大学终究为中国培养了许多人才,我们还是应当感谢他,应当纪念他。

    今天让我讲宪法的问题,我坦率说来是外行,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搞民法的,我是搞私法的。由一个说私法的人来讲宪法显然是有点不太合适。但是我这个人在研究私法的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私法是一个国家法律的基础,没有对于私权神圣的保障,一个文明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但是话说回来了私法之所以能够得到存在,也必须由一个宪法更大范围内的保护,或者说在中国这么长的时间内几千年,中国的私权主要是受到公权力的侵犯。因此没有宪法的完善,没有宪政的实现,恐怕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我记得在20多年前,当初在七届人大的时候,当时就是讨论两个法,一个是叫做人民代表法,一个是人民监督法。这两个法起草了经过20年之后《代表法》很快通过了,但是《监督法》却是困难重重。后来也通过了,但是我发现这个《监督法》跟原来我们所设想的一些内容好像退步了不少。我记得当时《监督法》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宪法监督的问题,谁来实现宪法监督。

    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在中国设立宪法委员会,一个是在中国设立宪法法院。那么这两个意见考虑的结果比较多的人趋向认为在中国设立宪法法院还是太早,或者宪法法院还是不太可能在中国实现。因为你要搞这个宪法法院那谁来宪法法院的院长呢?党的领导跟宪法法院又怎么来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不太好解决。

    而当时觉得搞一个宪法委员会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你想我们如果在全国人大下面设立一个宪法委员会,涉及到违宪的问题由他来监督审查,那应该说在现有体制下并不是太费力的。但是我们看到后来的监督法这两个方案都没有了,我们的宪法监督还是通过我们原来所说的人大常委会来实现宪法监督。这样的话,宪法监督实际上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面一个局级的机构先来审核涉及到违宪的问题,至于程序那还是投入人大常委会的程序来完成。所以应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很失望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监督没有向前进一步,还在原地踏步。

    这样的话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宪法的权利怎么保障呢?宪法的权利很重要的一个保障方式它要通过诉讼的形式来权利。如果我们连诉讼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够寻求保障的道路呢,我们只通过一个比较空的宪政的机构去提出,真正能够审查你这个违宪的案件几乎是没有多少,可能是在全国人大那得到支持,得到批准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涉及到宪法权利的救济的手段,最现实的是宪法诉讼。

    你比如说计划生育我们没有什么法,但是如果我们有了一个诉讼程序可以来告计划生育的机构,那就会促进这个计划生育机构来完善它的实体法。我们把这个想法和陶老和法工委汇报他们都很赞成,所以行政诉讼法就有了。最后我们通过行政诉讼法促进了行政实体法的完善。所以后来我们搞了十年的行政立法纲要等等,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仍然希望通过行政诉讼进一步发展到宪法的诉讼,通过宪法诉讼能促进宪政的落实。也就是说没有权利的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本身,这一条我们看得很清楚。行政法告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没有权利的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本身。如果我们连权利救济手段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够保障我们的宪法的权利得到实现呢。我们宪法许多权利还是落空的。比如说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新闻自由,我们的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甚至到了已经通过的游行示威法没有任何救济手段,现在没有公安部门批准你照样游行。公安部门想管也管不住。

    可是呢,你救济手段呢?我能不能够通过宪法来保护我的权利呢?没有。所以这一条我们应该非常明确在我们的心目中。最近,我看到深圳市一个报道,深圳市公安部门为了很快要召开的大运会的安全,公布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在深圳市对于社会治安有高度危险的人进行严格的控制。把他区分为17种人。这17种人总共有八万人,这八万人要勒令离开深圳市。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法学界的人也好,律师也好,其他的人在报纸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我也觉得这个做法是很欠妥的。

    我最早教的是罗马法,罗马法里面有一个人格减等的制度,所谓人格减等跟民事权利的剥夺还不是一回事,我们知道在法国民法里原来有民事权利的死亡,把民事权利全部剥夺了,那不就跟死了差不多吗。因为民事权利都没有了,他还有什么生存的空间呢。在罗马法里面奴隶可能他没有民事权利,但是自由人他完全可以人格减等,如果你有不名誉行为,如果你有按照现在说法对社会造成严重危险的人,可以人格减等。人格减等以后许多职业他不能从事。你像政府官员,或者其他的一些都不能够担任。这不是一个人格减等的制度吗。现在也有人说这不就是公民的三六九等,宪法上写的很清楚公民是平等的,但是到了这个城市里面由于你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一样,给你区分为不同的人等。

    又回到印度的贱民制度,公民也可以分为若干等。这种制度一实行之后,我看到下面紧接着在惠州市和东莞市发生恐慌了,因为这八万人不能在深圳生存了,他就要离开深圳了,离开深圳到哪去呢。他可能还不太愿意回乡,他当然往周围的城市去了。那往周围的城市就跑惠州去了,跑东莞去了。这样的话,我们国家如果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一套这样的制度,我可以把危险推到周边的城市,周围的城市安全谁来管?显然这个制度一出现之后,周边的城市也会相应来制订一些政策。他也会制订一些对社会有比较大的危险的人采取法律上的抵制行为。这样下去的话中国就太危险了。

    可是我们报纸上说了这么多反对的意见,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深圳市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还是表示这个制度还要坚持实行。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来制止他们呢?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在中国说来最先改革的地方却实行了最落后的办法,我们去用宪法的手段去抵制它呢。我们没有宪政和宪法的诉讼,我们没法提起诉讼。我们顶多又是像原来的三个博士对于孙志刚案件那些上书常委会。常委会如果明智一点可能自己就把收容审查条例给撤销了,给废除了,但是如果他不明智呢,我们还是没有手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手中确实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去年曾经在报上说过中国法制大倒退,我说完网上出现之后,很多人跟我说表示支持。我想北大的学生肯定也会支持。中国法制确实面临一个倒退的局面,我常常说中国的法制是有进步有退步,但是总的来说是近两步退一步还是在前进,但是我可以说最近我们是退两步进一步了,我们是退为主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如果这个时间长期存下去,那我们法制就很危险。

    我想大家可能也很关心李庄的案件,他下个月就要出来了。在聚会上我就常常关心这个问题,我说到底李庄出来之后会说什么话呢。他在二审的时候说过我服罪,我认罪,然后在出厅的时候他又大喊我有话要说,又没让他说,那么他这些话会不会在以后某种场合中来说明这个问题呢。如果真的在二审的时候,他当初不得已而服罪,或者是由于某种原因他自己感觉到受了欺骗,他在临走的时候又大喊他有话要说,那这个法庭应该继续开庭,让他再继续说。你又不让他说,你又给他判了刑,那他现在要说应该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一审判了刑以后,后来又搞了一个漏罪,又要漏罪判刑。这就是很难使人理解了。

    我想我们对于李庄并不是为了他个人,我跟李庄并不认识,对他没有多大的本人好感,但是我为了律师这个职业觉得有必要说话。如果我们一个律师都处在这种状态下,一个国家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律师都是时刻感觉到我是在刑事责任的危险下来进行一些辩护的话,那怎么行呢。

    最先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我,对于李庄案件的看法。我说对于李庄的问题我不太了解,他给我看了一个材料。当初对李庄是两个罪名来起诉的。一个是合同诈骗,欺诈。再有一个就是伪证罪。后来我们看到头一个罪名,也就是说新的罪名比原来更重的罪名取消了,没有再提出。从这点来说检察机关也算实事求是。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伪证罪了。伪证罪严格说来,我觉得这个伪证罪应该是更多强调疏证罪,确实他确确实实伪造了一个文件那你还好说,现在伪证的是什么呢?是口头的证据。而口头证据又没有让证人来出庭。第一次的伪证罪涉及到的那个姓宫,以眼色来指示人家翻供,这就是个很玄妙的问题。当时的被告全部都是在公安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见的面,怎么可能做伪证呢。而现在这一次所说的伪证居然还是吸毒犯,而我们这个吸毒犯本身他的心理状态就是很不稳定的。而且吸毒犯他所指证的究竟是一个借款的伪证,还是一个投资款的伪证呢,里面也有说不太清楚的地方。那像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够换证人出庭呢。像西方国家辩护人和控告人对证人做交叉询问,这样的话以表示它的公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最后检察院撤诉了,这是很英明的吧,或者至少说明它是在尊重法制的表现。

    有人几次问这个案子究竟是法律的原因撤诉呢,还是政治的原因撤诉。我说我不太了解,我这个人也没有通天的关系。但是从我本人来看,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说既有法律上的胜利,又有群众舆论上支持的胜利。因为我们从法律上来看,法律的漏洞太大,如果检察院再继续这样一种办法,它在法律面前是站不住脚的。政治方面原因有没有?我觉得也有。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机,这一次对于李庄漏罪再次提起诉讼,绝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觉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因为一个人已经判刑了,你又要他的身上加一点罪那还不容易啊,他也可以说他对我的案例里边也做了伪证,从动机上来说也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过,所以这次的漏罪的提起诉讼,应该说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律师界的民心,失去了法律界的民心,也失去了中国许多普普通通老百姓的心。

    也可以说我们的领导人也要思考思考,在现在中东危机还在继续存在,还在扩大,从利比亚闹到叙利亚,闹到中东许多地方不得安宁,这个风波会不会继续蔓延,这个问题要思考。如果确实老百姓意见比较大,有些聚会再有一些动作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律师身上给他穷追不舍,抓了不放,非要置之死地,这就不合适。我觉得作为政治家他要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路,我觉得在中国现在情况下,影响到我们法制建设有两个最根本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一个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论,第二个就是中国情况特殊论。蔡骏建同志在他的文章里面明确提出两个凡是,新时代的两个凡是。就是指这两个凡是。一个是稳定压到一切,凡是影响稳定的都要不行,第二个就是中国情况特殊。我也在不同的情况讲到过这两个凡是。你想想看,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改革开放是首先的,发展是硬道理。但是现在我们提了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这个口号的改变我不知道由来有些什么,但是至少有一条说来很明显的讲话的重点发生了变化。当然发展是硬道理,严格说来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所以后来我们改成了科学发展。这也对。你不能盲目的来发展,你不能破坏资源的来发展。

    但是你不要忘了如果现在我们提的是稳定压倒一切,那这里面就有了人治的嫌疑,因为什么是稳定。我们没有稳定法,没有给稳定作出一个界限,到什么情况是破坏稳定,我们的稳定都是由当地的党政机关一把手负责人来决定是不是影响了稳定。就像现在的深圳一样,现在深圳说八万人住在这影响稳定,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这八万人就要离开深圳,不能在这居住。可是这个稳定是人治因素主要作用。如果我们人治确定什么是稳定,什么是不稳定,甚至一个政法委员,甚至一个公安局他就能确定是稳定还是不稳定,那中国又是走向了人治的道路,又退向了人治。这是一个很大的可怕的现象。

     我记得有一个报上发表了一个文章,讲到有一个法院做出一个判决,判决已经生效了,现在要执行了。但是当地的政法部门说稳定压倒一切,你现在这么个做法老百姓有意见,不稳定啊。不一定就推迟执行,所以一个法院的判决都可以因为稳定压倒一切而推迟执行,一个法律也可以因为稳定压倒一切而不生效,那这样的话稳定就在法治之上了。所以我说再多强调的稳定也不能够压倒法治,压倒宪政,法治和宪政是至高无上的,不能以任何理由来破坏它。

    我想我们在讲到中国情况特殊论的时候也应该认识这个问题。严格说来哪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特殊情况,连一个澳门都有它特殊的情况。你能说澳门的法律与法治没有它的特殊点呢。它的法律当然跟葡萄牙本土的法律不一样。香港的普通法跟英国的普通法大大不一样了。那是因为考虑到香港自己的本土国情。但是我们不要忘掉,我们所讲的法治应该有三个角度,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法律既是一个制度,又是一个方法,而且它也是一个理念。说它是制度,当然很明显我们一个法律就是一个制度,我们的法律制度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的法律制度跟西方国家那是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土地制度,我们的其他情况都不太一样。外国有承包责任制吗,外国有集体所有吗?没有。所以从具体制度来说绝对是有每个国家的不同点。但是我从方法角度来说就不一样了。美国人爱讲方法,到美国学习法律,你一个课堂讨论,讨论完了之后你要问老师你的看法是什么,老师说我没看法。我教你的只是方法。因为方法是永远不变的。而法律的制度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会随时发生变化。在这一点来说,学习方法某种意义来说比学习制度更重要。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法律还有一个理念,这个法律作为理念来说就应该包含一个共同的准则。我想我们讲了法律它的自由也好,民主也好,我们讲的人权也好,我们讲的公平正义也好,这都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一个法律如果没有公平正义还叫什么法律啊,如果我们法律本身的民主自由人权都不讲的话,我们还叫什么法律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一定要看到法律作为它的理念来说它有很多的共性,而这些共性是不能够被人类所抹杀,而且也不能以强调一个国家自己所特有的民族特点来把共性抹杀,这是不行的。

    我们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已经是生活在一个世界范围内,中国跟各个国家来往更多了,我们把原来的阶级斗争也以我们现在的理解,法律来加以纠正和改变,所以这个共同的理念是不能够改变的。我想,我们要完善我们的法治和宪政,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可以做的。

    你比如说怎么能够使我们国家的党政权力更好的完善,这个题目完全可以来做啊。我们现在不仅是党政不分,而且很多是以党的机构来行使政府的权力,这是很可怕的。我们说现在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或者在我们的各个机构里面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负责制,这些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呢。我常说我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时候,莫斯科大学就是一个校长,它的党委只是机关党委性质,只负责发展党员和教育党员。它没有领导一个学校的职能。那你说它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你能说在当时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这样的一种机制,它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我们现在也提出来搞两院制,我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它也是两院制,联盟院和民族院,也没说两院制就是资本主义的。当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两院制。所以我们不能拿一种形式来确定它是什么主义的,就像小平讲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提出来绝对不能够搞两院制,绝对不能怎么样。也有些问题还是值得继续思考。因为终究我们是人,我们是有思维的动物。我们总是要问一个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比较一下哪个好,哪个坏。这就是我很重要的想法。今天并不是我主讲,还有两位要讲,今天就讲到这。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2-02-29 10:53:52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转发: 伦敦怎样办奥运

伦敦奥运对北京奥运拨乱反正

----英国怎么对待伦敦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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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奥运闭幕。下一届奥运会将于4年之后在英国伦敦举行。有些人认为,北京奥运盛况空前,东道主赢得金牌第一。这两项成就,未来的伦敦奥运都很难达到。那么,英国人自己是怎么对待这个问题的呢?

    英国首相布朗已经宣布:奥运的钱是要花的,但不可能像北京那样花。注意:并不是英国穷,花不起那么多钱。英国是高度发达的民主国家,英国的人口有6,000万,还不到中国的5%,但国民生产总值却相当于中国的83%,也就是说,英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18倍以上。问题是,作为民主国家,英国人民不会愿意为一场运动会而大肆挥霍,劳民伤财。

    英国政府给伦敦奥运会的预算只有93亿英镑,折合172亿美元,远远低于北京奥运的420亿美元。但就是这172亿美元,还是有不少英国人觉得太多了,他们认为,纳税人的钱花在奥运会上还不如花在改进医疗服务、交通或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上。在这里,花多少钱取决于纳税人的意愿,如何花这笔钱也要体现纳税人的意愿。

    伦敦市长信誓旦旦,说保证不会浪费纳税人的一分钱,布朗首相说:“我们的钱要做个特别的计画,以推动全英国的体育教育,要在所有学校让每个学童至少精通一种运动……我们必须放弃奖牌就是一切的看法,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所有英国人都热爱运动。”别以为这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得不到奖牌就说奖牌不重要。其实,英国也是奖牌大国。它在这次北京奥运奖牌榜上位居第4,共获得47枚奖牌,几乎是中国奖牌数的一半,而它的人口还不到中国的5%。这就是说,英国的人均奖牌数几乎是中国的10倍。可见这和酸葡萄情绪无关。可见英国是真的重视全民体育。

    据《泰晤士报》报导,为了迎接2012年伦敦奥运,英国政府计画会拨款1.3亿英镑,开放全国1,600个公共游泳池,让16岁以下青少年和60岁以上老人共2000万人免费游泳。这个计划明年4月开始推行。单单是这项让全国的老年人和青少年免费游泳的计画,就足以让我们中国人羡慕不已。这才叫执政为民。道理很简单,只有主权在民,才会有真正的执政为民。中国的人口是英国的20倍,按比例,中国应该开放32,000个公共游泳池(美国的公共游泳池有360,000个)。问问全中国的人民:他们是愿意有32,000个公共游泳池开放给青少年和老年人免费游泳呢,还是愿意办一场历史上最奢华的奥运会,靠举国之力去赢得金牌第一?我敢说,绝大多数中国人一定会选择前者,选择后者的只可能是那一小撮权贵和他们的帮闲。

    为了办奥运,英国也要兴建体育场馆。他们的计划是,把大部分场馆建设在伦敦最穷的东区。这样会给伦敦东区人民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更美的环境,有利于改变伦敦的地区贫富差别。奥运会后,奥林匹克公园将被改造成一个欧洲最大的公园。部分比赛场地在赛后也将改为住宅,提供给低收入家庭居住。此外,伦敦奥运主办者还想出了前所未有的计划来降低成本。据英国《卫报》报导,伦敦奥运主办者正在和举办2016年奥运的热门城市芝加哥商讨,计划在伦敦奥运之后拆卸大部分主要场馆,然后运送到芝加哥重新使用。伦敦奥运主办者说,寻找机会收回部分公共财富是应该的。

    那些至今还陶醉于北京奥运的辉煌成功的人应该清醒了。看一看规划中的伦敦奥运吧,这才是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北京奥运违背了奥运精神,伦敦奥运将拨乱反正。

    记得当年,我第一次读到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其中有段文字令我过目不忘。哈耶克引用英国大诗人密尔顿的一段话,说:英国人,不要忘了,是你们最先教会各民族如何生活。他这里指的是自由主义。英国是自由主义的故乡。事实上,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议会民主,市场经济,科学技术,都发源于英国。用不着多说,只要想想洛克、亚当。斯密、牛顿和瓦特这几个名字就够了。在奥运会旗从北京传到伦敦之际,我不由得又想起了哈耶克的那段引语。

    43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

    北京奥运结束后,日本一家电视台用电话让国民投票发表意见。结果是:有将近60%的受访者希望日本也大力培养金牌选手,让太阳旗在奥运会高高升起。40%的受访者则表示只要参与就行,金牌多少不重要。然而问到投入税金,结果正相反,60%左右的受访者不赞成增加体育税金。

    这就是说,有不少人,既希望国家培养出更多的金牌选手,但同时又不愿意为此而多交税金,或者是不赞成把税金的较多部分放在培养金牌选手上。换句话,如果你只是问大家愿不愿意本国选手多得金牌,那么大多数人肯定会回答愿意。但是如果你问大家是否愿意为此多交税金,那很多人又不干了。日本人是这样,中国人难道不是这样吗?

    别以为日本人不重视体育。日本也是体育大国。日本的人均体育场地有19平米,而中国的人均体育场地祇有1.6平米。也就是说,日本的人均体育场地几乎是中国的12倍。

    北京奥运花了430亿美元。430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网友钱由专门写过一篇短文讨论这个问题。他随便举出了几个例子:

    430亿美元:

——超过中国一年教育经费的三分之二;
——发给全国男女老少,每人可得200块人民币;
——每人每月按1,000人民币算,可以养活2000万人下岗工人一年;
——每人每月按2,000人民币工资算,可以雇佣两万人排练500年大型团体操;
——按5000人民币一平米的造价可以盖60,000,000(6千万)平方米的住房,整个北京城人口住进去绰绰有余;
——可以建造480,000座像汶川地震中无伤亡的刘汉中学。

    注意:这里还没有算进许多地区工厂为制造清洁空气企业停产导致的损失,没有算进奥运火炬传递的花费等等。

    我要补充说明一点的是:48万座刘汉中学是什么概念?刘汉中学有学生500多人,48万座刘汉中学可容纳学生2.4亿。全中国的中学生加小学生的总数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数。这就是说,如果把办奥运的钱用来修建刘汉中学式的教学楼,足以把全中国的中小学生全部容纳,8级地震来了也不怕。

    现在,你还认为中国政府花那么多钱办奥运,办金牌工程符合中国人民利益吗?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3-10 00:30:18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主题:印度全国下议院(人民院)545名议员中有162人有刑事案在身

从印度五邦选举窥探印度政局动向

印度全国下议院(人民院)545名议员中有162人有刑事案在身

从印度退休的华人学者 黄绮淑

  这次五邦选举结果是国大党与劲敌印度人民党平分秋色,如果不出意外,现任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将可执政满五年。印度人民党目前领导内部闹不团结,如不克服,2014年下届全国大选就很难东山再起。

  印度是联邦,采取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民主制度(民选议会多数组阁,政府失去多数支持就改选),中央与各邦政府都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政府功德圆满就五年改选一次,如政府倒台就实行中期选举。原来联邦与各邦选举都是同时举行的,但60年来中央与各邦政府都各有千秋地倒台与举行中期选举,因而使得选举日期错开了。

  今年,有五个邦(北方邦、阿坎德邦、旁遮普邦、曼尼普尔邦与果阿邦)的应届改选在最近举行,四个邦选举结束较早,北方邦地方大、人口多,选举分七阶段,3月3日结束。为了避免一个邦选举的趋势影响另一个邦的民意,3月6日统一开票、结果揭晓。

  印度自豪的“直接选举民主”有四大特点:一、选民人数世界第一(超过两亿),投票率高;二、有完全独立、铁面无私的选举委员会;三、有败迹的政府总会被选下台;四、草根群众能战胜权势阶层,昔日“贱民”能成为政府首要。

  但是以《华盛顿邮报》为首的美国舆论却认为,印度不允许企业捐献反而促成不法分子用“黑钱”收买选票。全国下议院(人民院)545名议员中有162人有刑事案在身,选举候选人刑事嫌疑犯的比率高达35%。北方邦选民反映“已经找不到任何清白的候选人了”。

  五邦选举投票率历来最高

  这次印度五邦大选,投票率都比历次高。北方邦规模最大、形势最复杂,但有60%的选民投票;群山地区阿坎德邦也有70%的投票率,旁遮普有77%,果阿81%,曼尼普尔82%。美国选举的投票率很少达到50%,相形见拙。

  五邦大选有条不紊,惟有曼尼普尔邦有分裂主义的武装叛乱,投票那天,邦首府因帕尔(Imphal)200公里外的一个村选举站遭到叛军袭击,一名警察和三名选举工作人员遇难。

  印度全国性的大党有四:国大党、印度人民党、共产党(又分好几派,以印共马派势力最强)、社会主义党(Samajwadi Party)。印度还有些地方性大党,如北方邦的大众社会党(Bahujan Samaj Party)、旁遮普邦的最高阿卡利党(Shiromani Akali Dal)、安德拉邦的泰卢固人民党(Talugu Desam Party)、淡米尔邦的德拉维荼进步联盟(Dravida Munnetra Kazhagam)党等。

  以上说的四个地方性大党在它们所属的邦力量十分强大,敢于和全国性的大党搏斗取胜。最突出的例子是北方邦大众社会党在2007年邦选举中遥遥领先全印四大党,赢得邦议会403席的206席而独力执政,又在2009年全国大选后国会议员人数名列第三,驾凌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党之上。

  在2007年的上届旁遮普邦选举中,最高阿卡利党也身手不凡,成为席位第一大党并与印度人民党联盟执政。在这次选举中,由于它与印度人民党联盟友好配合,战胜了强大的国大党与卡利党分裂势力联盟的挑战,是该邦选举史上首次打破“反当权者”(anti-incumbency)效应。

  北方邦如果独立则可排名世界第五人口大国,与巴西不相上下,但两亿人口的经济总量只等于200万人的卡达尔。卡达尔是世界富国,人均GDP高达9万多美元,北方邦人均GDP只有900多美元,低于非洲许多贫穷国家。怪不得从1995年开始,“贱民女王”玛雅瓦蒂(Mayawati)赢了三次邦选举,连续八年出任邦首席部长。然而,她并没有把经济搞上去,却花了1亿多美元建造豪华的“贱民公园”,园中有三尊巨型雕像,其中一尊就是她自己。

  北方邦“贱民女王”输掉选举

  玛雅瓦蒂利用执政党地位提高“贱民”尊严无可厚非,不团结其他阶层却是失策。她过去在竞选宣言中,向选民做出提高政府效能与整顿贪污的承诺,大半落空。一党执政傲慢、无能、腐败,她自己也生活奢侈。2011年9月,为了买一双时髦的新凉鞋,竞派出飞机专程飞往孟买一趟,中国报刊与互联网都当做奇闻传播。

  在这次选举中,前任首席部长雅达夫(Mulayam Singh Yadav)领导的社会主义党利用“反当权者效应”强劲竞选,从玛雅瓦蒂手中夺回北方邦执政权。社会主义党与大众社会党相似,群众基础建筑在弱势群体之中,还尽量与国大党争夺比率较大的穆斯林选民支持。

  为社会主义党夺回北方邦执政权的英雄是前任首席部长雅达夫的儿子、将近不惑之年、留学澳大利亚的、工程师出身的新兴政治人物阿克列施(Akhilesh)。他从2000年起就当选为印度国会议员,在这次选举中成为广受选民欢迎的选举明星。

  北方邦是尼赫鲁家族的政治故乡,从开国总理尼赫鲁开始,他和女儿英迪拉·甘地、外孙拉吉夫·甘地这三代印度总理、还有拉吉夫遗孀索妮雅(现国大党及其联合政府的最高领袖)以及第四代的拉霍尔·甘地(Rahul Gandhi)都是北方邦选出的国会议员。这次拉霍尔去助选走遍北方邦穷乡僻壤,做了两百多场演说。他和妹妹普里扬卡(Priyanka)成为像母亲索妮雅与祖母英迪拉那样“倾城倾国”的选举明星。

  以秘书长拉霍尔·甘地为首的国大党在这次五邦选举中雄心勃勃,想在北方邦席位翻番并赢得其他四邦。但选举结果并不如愿。国大党在北方邦只稍微增加议席,在旁遮普邦也没能赢得“反当权者效应”,只保住了稳操胜券的曼尼普尔邦。

  国大党在高山阿坎德邦竞选击败了执政的阿坎德革命党与印度人民党的联盟,取得70席中的30席成为该邦第一大党,但由于谁也没有取得绝对多数,出现“议院悬空”(hung assembly),国大党很可能联合小党执政。

  作为果阿执政党,国大党在这次邦选举中惨败,只得到40席中的9席,政敌印度人民党获24席大胜而将执政。这次五邦选举结果是国大党与劲敌印度人民党平分秋色,如果不出意外,现任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将可执政满五年。印度人民党目前领导内部闹不团结,如不克服,2014年下届全国大选就很难东山再起。

  作者是从印度退休的华人学者, 现居芝加哥

    (联合早报 2012-3-8 )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Fw: 李银河:中国妇女地位世界排名领先 2012-03-10 00:33:29

中国妇女地位世界排名领先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 李银河

2012-03-08

     中国的男女平等事业应当说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中国的进步不仅具有改善我们自身处境的意义,而且对全世界的妇女具有榜样的意义,它向全世界妇女表明,在一个男女曾经最不平等的国度,经过努力,我们的男女平等事业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在过去的200年间,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革命和斗争。妇女运动虽然比工人运动的规模要小而分散,但是其成效却十分显著,它极大地改善了全世界妇女的地位和生活处境,改变了两性关系的格局。

    在发轫于19世纪的西方工业化过程完成后,农民脱离了土地,绝大多数人成为工人,为少数人服务。在传统的父权制家庭中,基本的秩序是男人统治女人,女人服从于男人。女人几乎没有任何权利:没有政治上的声音,没有选举权,没有继承权,没有财产,不能自己开业,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权利。

    到了20世纪,虽然各国改善妇女地位的进度有快有慢,但是从世界范围看,女性在教育权、参政权和工作权上有了很大改善,许多国家都制定了消除双重标准的法律。女性要求平等人权,其中包括对自己劳动所得的所有权,离婚后对孩子的监管权,财产权,教育权,有酬工作权,公共决策权,自由结婚权,身体权利,防止男性殴打、强奸、伤害和杀害她们的权利。女性是全球和平、生态运动的中心,妇女组织以合作和分享为基础。女性创造了关于自身、人性和人类经验的另一种定义。

    经过200年的发展,20世纪末,在这个世界上,性别关系比起传统社会有了极大的改观,尽管各国发展程度有高低之分,但是总体的改观是不容置疑的。度量各国的妇女发展状况,应当有一套指标。在众多的指标体系中,我看到的比较好的是1997年尼尔森的HDI、GDI、GEM指标体系。

    这个指标体系包括以下三套指标。

    第一套:人文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其指标包括:预期寿命,知识(识字率,平均上学年数),收入(购买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

    第二套:性别发展指数GDI(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是人文发展指数HDI在性别不平等问题上的加权处理,即男女平等程度在上述指标上的表现。

    第三套:性别赋权指数GEM(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这套指标度量女性在一个国家内政治、经济、职业生活上的状况,其指标包括:女性在议会中的席位,在行政、管理、职业、技术职位中所占的比例,就业和工资状况。

    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的人文发展指数在世界排名第63位,性别发展指数排名第58位,性别赋权指数排在第28名。这就表明,我国的妇女发展和妇女权利走在了社会发展的前面。尽管如此,我们也只是排到第28位,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应当继续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表2则是女性相对于男性的社会地位的具体度量结果。主要的度量指标有四个:女性在议会席位中所占的比例;女性在行政管理人员中所占的比例;女性在职业技术人员中所占的比例;女性收入在男女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

    从表2的情况看,女性在议会席位、行政管理和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这三项的世界先进水平都在40%以上,而职业技术人员比例这一项的世界最高水平在64.4%。相比之下,我国在女性职业技术人员比例(45.1%)和女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例(38%)这两项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女性议会席位比例(21%)这一指标上处于中等水平;最差的是女性行政管理人员比例(不到12%)。

    但是,从性别赋权的总得分排名来看,我国不但排在菲律宾、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前面,而且比发达国家日本和法国的情况还要好些。总的看来,性别赋权状况最好的还是北欧国家(挪威、瑞典、丹麦、芬兰)。

    为什么在性别平等的指标上总是北欧国家遥遥领先?这是一个谜。社会学调查表明,性的自由和开放与性别平等指标有正相关关系。但是很难分辨二者孰因孰果。换言之,很难确知是性的自由和开放导致了性别平等,还是性别平等导致了性的自由开放。我想,这两种现象(性的自由和男女平等)背后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个人的独立性、个性的全面发展以及每个个人的自我实现。正是由于每个人作为人的权利得以高度实现,不再受到压抑,或只受到较少的压抑,男女两性才能变得更加平等,个人也才能得到更高程度的性自由。

    综上所述,中国的男女平等事业应当说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用孙中山的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让我们中国的女性与男性携起手来,继续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男女平等的事业在中国尤其重要,原因还在于我国曾经是一个最传统、最典型、发展时间最长、发展程度最高的男权制(父权制)国家。中国女性的解放因此在世界上备受瞩目。因为我们的进步不仅具有改善我们自身处境的意义,而且对全世界的妇女具有榜样的意义,它向全世界妇女表明,在一个男女曾经最不平等的国度,经过努力,我们的男女平等事业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发件人: 鄢一龙 发送时间: 2012-03-01 22:09:28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s:抄送:Fw: 2011清华管理全球论坛主旨演讲 2012-03-02 08:10:29
 主题: 桑顿谈中美未来转型

    第五代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是特别有能力和经验的。所有真正接触过他们的人都会被他们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清晰思路和远见卓识所打动。

2011清华管理全球论坛主旨演讲

约翰•桑顿

2011年10月25日

 “中国与世界”以及“中国在21世纪的角色”是两个相互关联的议题,在中国国内外都引起热议。过去的三十年来,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是近现代以来前所未有的,而对于其所处地区的外交和安全方面的影响也是自清朝由盛转衰以来的最高峰。然而中国的转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中国正尝试重新平衡经济,使其更加均衡、持久,并建立一个以消费和创新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中国正面临着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最大、最艰巨的挑战。而这个转变将由明年换届选举所产生的新任中国领导集体所引领。

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美国的关系。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经济和外交政策最大的挑战也在于美国怎样处理好中国的崛起。美国正经历着痛苦的经济转型,而明年的总统大选也让其政治前景模糊不清。左翼和右翼的民运活动,比如最近的“占领华尔街”,体现了民众对于现状的不满。他们需要更务实、更可靠的政治经济领导人。

理想中,并行的中国和美国的经济转型应该互补且相互支持。但由于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以及双方时常对于“狭隘”国家利益的坚持,中国和美国距离建立互信互惠的合作伙伴关系还很遥远。

中国不仅是当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第二大强国。过去的几个世纪见证了西方的快速发展。1970年,美国和欧盟国家占据世界经济60%的比重。而作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只占全球GDP不到1%的份额。

自那时起,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中国的经济产量占全球7%。2010年,中国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而当年美国的增速在世界排第127位。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的8倍,而现在只有3倍。

如此大的反差并不只是局限于美国和中国。这种现象还广泛存在于所谓的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去年,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占据了全球GDP增长的3/4。如果以购买力平价来看,新兴国家即将占据世界经济的1/2,这种趋势是几个世纪以来所未有的。

新兴国家的崛起迅速重组了全球贸易。十年之前,世界2/3的铜是由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消耗的。五年之后的铜消耗量将是十年之前的两倍还多,而这其中的80%将由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所消费。这种趋势在其他自然资源或者是日用品的消耗上都是类似的。

西方世界几个世纪以来在各个方面的优势就要消失殆尽了。我的朋友Fareed Zakaria(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员)将这种现象称作“其他国家的崛起”。未来,富裕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小,这是一件好事。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对于自然资源和生产力的统治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很短的一段时期。中国在过去20个世纪中的18个世纪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18世纪末,乾隆在位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的1/3。

历史告诫我们,重大的转型时期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和新兴势力分享资源和统治权,而后者往往觉得自己的发展受到了各种限制和阻碍。这种担忧从美中关系中便可见一斑。美国和中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依存,但是其政府和两国人民间都缺乏基本的理解和信任。在中国,畅销书《货币战争》大肆宣扬了西方世界打压中国的阴谋论。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书籍都在“中国威胁论”上大做文章,代表作如《中国崛起如何威胁美国生活方式》和《中国威胁:目标美国》。

两国之间信任的匮乏集中体现在外国直接投资(FDI)中。FDI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去年,创纪录的1050亿美元的FDI进入了中国市场。而美国奥巴马政府也想通过吸引更多外国投资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两国的企业对于投资对方市场仍处于观望状态。

美国和中国都需要认识到当今经济关系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方做买家,另一方做卖家。今年一月份胡锦涛主席访美的时候,我奉命为胡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召集美中的企业家开会座谈。海尔公司的创始人张瑞敏,给两国的领导人详细介绍了海尔和通用电器公司之间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通用电器之前在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两年前和海尔合作之后,通用第一个月的销售量就超过了合作前18个月的总和。之后双方达成了深化合作的协议,海尔可以在其南卡罗莱纳州的工厂生产通用电器的产品。张瑞敏讲述的这个故事使大家明白,美中的经贸合作可以采取这样的模式,互助互惠互利互补,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这才是双赢的模式。

可惜的是,海尔和通用的例子在两国经贸合作之间还只是凤毛麟角。两国的经贸关系,乃至其他领域的联系,都充斥着不理解和不信任。小心谨慎,相互猜疑,互相指责,害怕对方的发展和渗透。

唯一打破这种不信任的方式就是让两国一起前进,共同发展。虽然美中之间仍然有很多根本矛盾有待解决,但实际上其中很多矛盾并不是源于利益冲突,而只是缺乏理解。我们不能总是坐等对方表达善意。我们需要一起创造一个新的合作模式。第一步,我们需要摒弃既有观念,真正了解对方的情况和挑战。我相信双方最终会意识到,共同的发展是必要的,没有哪一方可以不需要对方的帮助而独自发展。

美中两国如果要建立长期互信互利的合作关系,首先要意识到双方都在经历类似的重要转型期。

在中国,现阶段至少有两个主要的转型。第一个是政治上的,始于明年秋季。第五代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是特别有能力和经验的。所有真正接触过他们的人都会被他们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清晰思路和远见卓识所打动。同时,他们所接手的将是比前任更加复杂和严峻的挑战。

第二个转型是从出口主导、劳动力密集型和固定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由内需和创新所拉动的发展模式。这种痛苦的转型期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根据我与相关行业以及部门官员的接触,我确信他们对于转型的成功有很大的决心和很强的动机。温家宝总理在上一届人大会议上说到:中国的经济应该迅速转轨到创新主导的增长模式上。

在同一届人大会议上宣布了“十二五”的发展规划,这是中国发展的新蓝图。如何提高城镇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城市人群比农村人群赚的更多,花的也更多。李克强副总理提到城市化进程将是政府扩大内需的“战略核心”任务。四月份的人口普查显示,近一半的中国人口将生活在城镇。而在1982年改革开放初期,城镇人口的数量只有总人口的1/5。中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西方世界用了一百年,在日本和韩国也历时四、五十年,而且他们的转型规模远小于中国。

新的五年计划同时也强调了缩小贫富差距的任务。最低工资水平将大幅度提升。基本养老金计划将逐渐涵盖所有的农村居民以及三亿五千万城镇居民。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将破土动工并分配给低收入家庭。更注重增长的质量而不仅仅是增长率,新的五年计划将目标GDP增长率从上阶段的7.5%降到7%。

中国的领导人同时明确表示科技创新将是下阶段发展的重点。新的五年计划指定了七个被扶植的“战略新兴行业”。它们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基石。这七个行业包括:生物科技、新能源、高端设备制造、节能环保、清洁能源汽车、新型材料以及下一代信息科技。这些产业现在占全国GDP的5%,在2015年,它们将占8%。

实践将检验“十二五”的具体效果。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GDP增长率远远超过了7.5%,达到了11%。虽说领导人在最近几年也谈到进一步的结构调整,但消费占GDP的比重较之十年之前降低了10%。房价的持续高涨使得很多中产阶级怀疑自己是否还能买得起房。在创新产业方面,中国还未能创造世界领先的科技公司。

在把握转型步调的同时,政府也要改善和解决很多由快速增长带来的负面问题:通货膨胀、潜在的房产泡沫、增长的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污染、以及超过俄罗斯或日本总人口的庞大的流动农民工群体。温家宝总理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问题。他同时强调应该有更多的对于政府工作的公众监管行为。虽然经济增长很快,可人民还是有很多担忧。

然而,我仍然相信中国的优势大大超过其劣势。崛起中的中产阶级及其代表的潜在国内市场将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优势所在。在过去二十年,中国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初见成效,机场、高速公路网、海港、铁路等都是世界领先和顶级的。创业的理念也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李彦宏和马云激发了多少清华学子创造下一个百度或者阿里巴巴的梦想。中国对于教育的重视也是世界闻名的。最后,世界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实际的好处。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有更多的人愿意和崛起中的中国打交道和做生意,并投资中国,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

除此之外,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政府这次调整结构的决心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导致百万计的工人下岗,这给建立一个更平衡的增长模式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在大洋彼岸,美国正经历着重大的经济和政治转型。2008年重大危机的三年之后,美国经济仍然处在大萧条以来的最低谷。超过2500万美国人处于失业或者濒临失业的状态。(16岁以上)人口就业比率处在历史最低的58%。欧洲国债危机如果不能被很好的解决,将使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进入又一个衰退期,从而导致失业问题更加严重。长期来看,政府支出和贸易的结构性赤字给期待振兴的美国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美国花在国债利息上的钱将超过其在国防上的支出。

同样,美国经历着自身政治上的转型。如果美国经济状况持续恶化,政局将更加不稳。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党派矛盾将是19世纪末期以来最为严重的。奥巴马政府2009年向众议院提出经济刺激法案时,244名民主党众议员投了支持票,而无一位共和党议员投赞成票。和历史相比,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通过之时,众议员102名共和党人中81名选择支持民主党的罗斯福总统。1965年大部分共和党议员都投票支持民主党约翰逊总统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的提议。

同时,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也持续走低。最近的调查显示,每5个美国人中,有超过4个人认为政府的道德腐败问题极为严重。他们还认为政府和大型企业同流合污,损害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

另外一个主要的政治变动就是明年举行的总统大选。不管共和党提议由谁来参选,经济因素必将极大地决定选举的结果。因此,中国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将从一定程度上决定选战的走向。

当然美国人民不会丧失对于自己国家的希望。美国的历史中不乏重大危机,但都成功化险为夷。当我们重新团结一心,牺牲小我换取大我,来应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必将会度过难关。美国比任何国家都具有开放性和创新精神,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都极其丰富。美国的科技、大学水平以及创新的能力都是首屈一指的。比如顶尖互联网公司及其商业模式,无一不是美国人所创造,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再认知。美国的私营企业之所以能蓬勃发展,是因为它们处于美国的创业文化、成熟的公民社会以及法制社会中。

最后,美国也有自己的移民。移民自身和同等重要的同化移民进入主流社会的能力使得美国能够从世界范围内吸引和挽留人才。如果我们探访位于纽约北部的IBM研发中心,我们会发现在那边做研究的2,000名博士科学家之中,大概有一半来自于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这种情形只有在美国才能看到。

我要强调的是,并行中的中国和美国的经济转型应该是互补互惠的。很多方面表明,两国都需要对方的合作和成功来平衡自身的经济发展。

中国非常需要美国。美国的经济危机和相应的美元贬值会使中国所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严重缩水。更严重的话,美国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量将会减少。中国需要依赖出口来抵御内需拉动的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冲击。

美国也同样需要中国。当人为制造的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破灭后,美国需要新的经济推动力。中国崛起的中产阶级,以及今后印度、巴西、印尼和其他新兴国家的中产阶级,将为美国的经济振兴提供基础。大概1/5的中国人,约2.4亿,已经处于中产阶级。这个群体的年增长率是1%。现阶段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力不到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20%。如果中国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的消费潜力能够被完全释放的话,这不仅将为美国,也将对世界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一份最近的麦肯锡研究表明,如果政策得当,中国将在2025年为全球消费额外增加1.9万亿美元,这比现在印度的GDP还大的多。

中美之间不存在谁赢谁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近期指出:“美中关系的发展没有教科书可以参考。关系破裂将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两国间的合作和发展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建立和维护。

虽然合作发展是双方的共同愿望,但是这并不能确保成功。新加坡的首任总理李光耀,在我看来是最了解中国及其在世界中的角色的。上周他在华盛顿的演讲中总结了美中关系的挑战:“中国是一个重量级选手。美国必须改变自己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冲突是必须的吗?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新兴势力崛起并挑战传统势力时,通常会发生战争。但中美都持有核武器,使得战争选项在当今社会是不大现实的。在我看来,中国并不想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新的领导者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要想发展,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美国的投资以及美国的技术。中国同样想送更多的学生到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学习技术和创新的方法。现阶段,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意识到美中关系需要潜心经营。美国人最后需要和中国共享其在世界的领导地位。”

在1978年,邓小平号召中国人民做两件事:“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他要求政府和人民都重拾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精髓:务实求是。这个看似简单的理念成就了当今中国,并定义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新角色。中国和国际社会都应该摒弃对彼此的陈旧观念,以一种更务实和双赢的模式来共处。美国和中国更是如此,即合作发展,互惠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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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是如何实行宪政民主的

曾经担任中国驻瑞典使馆参赞和中国驻哥德堡总领事 高锋

2012年2月

    笔者曾经担任中国驻瑞典使馆参赞和中国驻哥德堡总领事。长期从事关于瑞典模式和瑞典社民党研究。2009年在中央编译局出版社发表《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其它文章见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高锋专栏。

   目前国内许多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对国内形势发展感到不安。国内著名学者周瑞金先生最近明确指出:“中国现在已经坐在一个火药桶上,在缺乏法治和制度制约的今天,部分权力的堕落和百姓对腐败的愤怒,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已经迫在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瑞典作为一个社民党长期执政的国家是如何实行宪政民主的?社民党在宪政民主条件下又是如何追求社会主义的?本文主要就此做些研究,供大家参考。

由于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晚,瑞典直到一次大战结束才实现宪政。社民党在其长期执政期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宪政民主的追求与实践,使瑞典由一个北欧穷国迅速发展成为社会民主、经济发达和福利全面的现代化国家。

一、 走向宪政民主的艰难道路

   瑞典宪政民主制度的产生是其工业化进程的产物。普选权与宪政民主的确立又推动了瑞典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和福利全民化的发展。

(一)宪法改革的尝试

十九世纪初当议会民主已经在欧美取得决定性胜利时,瑞典还是个君主制封建国家。1772年政变上台的古斯塔夫三世对国家实行独裁统治。1809年瑞典在对俄战争中惨败,其固有领土近一半被割占。古斯塔夫四世及其封建独裁为国家带来的沉重灾难使人们决心对国家体制进行变革,以便追上欧美国家的发展。这一年,瑞典制定了新宪法并决定按照分权原则对王权进行制约。新宪法依然规定由国王掌握国家治理大权,立法权由国王和议会分享,但国家财权,特别是征税权只能掌握在议会手里。为了保证这些改革的实施,1810年瑞典还从资产阶级革命的故乡----法国“引进”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元帅来做国王。但这位波拿多特一世(Jean Baptise Bernadotte)的独裁作风丝毫不亚于他的前任。1809年宪法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实际上没有得到贯彻,也可以说是名存实亡。

  十九世纪下半叶蒸汽机的应用推动了瑞典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随着工业化进程和新生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围绕着维护宪法和制约王权问题议会里出现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派。多数议员认为,要使瑞典跟上欧洲发展之关键在于改革国家政治制度,使国家体制更加反映社会发展现实和正在上升的资产阶级利益。1866年瑞典决定修改宪法,把议会由等级制改为两院制,议会第二院(The Second Chamber)即下院实行直接选举。但其在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之收入和财产上的规定,使议会上院变成了贵族、大地主的天下,下院变成了工厂主、商人和农场主等新兴资产阶级代表支配的论坛,广大劳苦大众被排除在议会与国家事务之外。

(二)现代政党组织的出现

这次改革发生于瑞典工业化兴起之时,反映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参政的要求。议会由过去的每五年开一次会改为每年召开会议,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影响明显增长。议会中的政党活动也随之活跃起来,因争论的问题不同,议员中经常出现不同的党派。1867年瑞典议会中成立的第一个政党叫农民党(The Peasant Party)。作为地主阶级和封建贵族的代表,它在后来的二十年在议会中起着主导作用。1900年议会中的自由主义组织联合成立了自由联合党(Liberal Union Party)。1902年该党成立了全国性自由党竞选组织,开始向议会外发展。1904年农民党与议会其它保守主义组织联合建立了全国性竞选组织,也开始向全国发展。它们分别成为自由党(The Liberal Party)和保守党(The Conservative Party)的前身。

十九世纪后期,工业化在瑞典全国迅猛发展,大批农民破产后转入工业使瑞典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在瑞典得到迅速传播。共产党宣言出版后当年就被翻译成瑞典文。1889年社会民主工人党(简称社民党)成立后积极投入并领导了瑞典工人阶级争取政治民主权利和改善经济条件的斗争。1896年该党领导人布兰亭(Hjalmar Branting 1860-1925)当选为全国议员,1906年该党在议会成立社民党议会党团,从而开始了由群众性政党向议会政党的转变。Louise De Geer1914年大选中社民党超过自由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随着社民党的崛起,议会由保守党为主导开始向保守党、自由党和社民党三足鼎立方向发展。1910年一批中下层农民从保守党分离出来并1913年成立了农民协会(The Farmers Federation)。1915年代表中上层农民和中小地主利益的农民全国协会(The All Swedish Peasants Union)成立。这两个农民组织在1917年大选中同时进入议会,从而也完成了由群众性组织到议会政党的转变。1921年这两个组织合并成为农民协会(The Peasants Association),就是今天的中央党(The Center Party)的前身。

  这时蓬勃发展的社民党却发生了分裂。党内对能否与资产阶级左翼政党----自由党进行合作,从根本上说,是否走议会道路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1917年社民党青年组织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党员分裂出来,成立了社会主义左翼党(The Socialist Left Party)。在同年秋大选中该党也进入了议会。1921年,这个党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改名为瑞典共产党(The Swedish Communist Party)并加入了第三国际。这个党几经演变,最后改名为左翼党( The Left Party)。

(三)选举权的变革

如前所说,1866年议会选举法关于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财产与收入等的诸多限制,使选举权成为极少数人的专利,广大劳动人民对涉及其切身利益的法律根本没有发言权。因此社民党自成立起就把实现普遍的平等的公民选举权作为党的首要目标,并就此与自由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1902年5月15日在自由党提议下,议会首次讨论普选权问题。同一天社民党在全国发动12万工人举行游行支持这一正义主张。这次议会讨论虽然没有就改革做出任何决定,但人们不得不原则上同意进行改革。为了赢得主动,1907年保守党就此提出了妥协方案。这个在部分自由党议员支持下得到议会批准的方案,决定不再对下院选举人和被选举人提出财产要求,但要求他们是年满24岁、服完兵役并连续三年交纳税收的男性,从而给大多数男性公民以选举权。在上院中选举中对被选举人的年收入要求被降至3000克朗或有5万克朗的财产。在省市议会选举中(上院议员主要由省市议会推选),富人和其财产的选举权被限制在穷人的40倍以内。这些改革虽然把广大妇女排除在外,但仍使有选举权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由1908年的9.4%上升到19.3%。

1911年大选中首次实行这一选举制度,社民党在下院席位中由35席增加到64席,成为议会第三大党。1914年大选中社民党跃居议会下院第一大党(87席)。1917年大选后社民党(86席)与自由党(62席)组成了以自由党领袖为首相的联合政府。1918年春政府在议会提出了普选权法案,主张给妇女以选举权并取消对选民收入和财产的要求。这一法案在议会下院得到通过,但被保守党控制的上院否决。同年德国战败,欧洲大陆革命气氛空前高涨。瑞典也到处是失业和饥饿人群,革命或动乱一触即发。联合政府抓住这个时机在秋天议会特别会议上再次提出普选权法案。在国内外形势压力下,瑞典大资产阶级代表在议会放弃了抵抗,从而使普选权法案迅速获得通过。

  这项改革使有选举权的民众由占总人口的19%猛增到54%。1926年著名的社民党理论家尼尔斯.卡莱比(Nils Karleby)这样说:“金钱和选票都是人们施加影响的方式。同等的财力和同等的选票都是人们想往的。平等的选举权虽然并不能给人以同等的影响,但选举权可以成为购买力的补充。通过普选权人们可以赢得进行国家干预的机会,进而影响购买力的分配。”历史发展证实了这一论断。随着这一改革的实施,数以百万计的劳动人民开始行使其政治权利,从而改变了瑞典政党之间的力量对比。

( 四)走向宪政民主

  选举权变革和政党制度的发展,加快了国家政治体制由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或者议会民主制的转变。瑞典国王预感到这一变革对王权的致命威胁。1907年古斯塔夫五世(Gustaf V)拒绝出席加冕仪式,以表达对其日渐被贬为象征 性和礼仪性代表的不满。1914年春,三万多农民聚集在王宫广场上抗议政府裁减军备的政策。古斯塔夫五世感到这是他夺回政权的极好机会。他在王宫广场上公开发表的反政府讲话触发了一场宪法危机。社民党当即动员5万工人上街游行反对国王干政。在国王拒绝承诺公开讲话须事先报告政府情况下,自由党首相宣布政府辞职,国王所喜爱的保守党人上台组阁。

但经济危机的深化使保守党在1917年大选中惨败(减少三分之一议席)。在该首相拒绝留任情况下,国王不得不召见获胜的自由党主席艾登(Nils Ed´en),并忍痛答应他提出的两个条件:自由党将与社民党联合组成政府;国王将接受政府政策,不再擅自发表政治性讲话。这一事件和次年议会通过的普选权法案标志着宪政民主或者君主立宪制在瑞典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五)现代政党格局的形成

1921年议会首次按照新选举权法进行大选,五大政党力量对比出现了明显变化,代表劳动大众的政党上升,资产阶级政党力量下降。社民党得票36.2%,增加6.5个百分点,共产党7.8%,增加1.4个百分点。保守党得票25.8%,下降2.1个百分点,自由党得19.1%,下降2.7个百分点;农民协会11.1%,下降3.1个百分点。但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仍然保持多数。

这样,一次大战结束后不久,也是工业化基本完成之时,瑞典现代政党制度正式形成,国家由封建专制走向宪政民主。之后虽然举行过多次议会大选,但议会中这一五党共存的局面,直到七十年后(1988年)环境党(The Environmental Party)进入议会才被打破。

(六)宪政民主宣言

两党政府提出的8小时工作制法案1919年得到议会批准后自由党决定退出政府。1920年社民党首次单独执政。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社民党领导人汉森(Per Albin Hansson)庄严宣告,“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建立工人阶级专政,不是用一个新压迫取代一个旧压迫。我们所追求的是在民主的坚实基础上和在绝大多数人民支持下,给受压迫的社会阶级以平等,以便废除阶级,给所有瑞典人一个美好家园。”这个宣言明确无误地告诉公众,瑞典社民党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不是苏俄专制社会主义,而是以宪政、民主、自由和阶级平等为基础、为多数民众所拥护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

在这个宣言指导下,社民党坚持以法立国,主张政府对国家的治理主要通过制定并执行法律来实现。为此社民党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即在政府各部内都设立了法律司,以确保政府提案、法令和文件与宪法精神相一致。随后社民党在议会建立了16个专业委员会,创建了一套完整的议会工作程序,为在瑞典实行宪政民主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社民党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矛盾的学说,在承认劳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通过国家立法、劳资谈判和劳动市场规则等变革,大力改造私人资本的功能,使国民收入迅速社会化,劳资分配日渐合理化,势不两立的劳资两大派共同演变为建设福利社会的同盟军。

在这个思想指引下,社民党经过长期奋斗,把1809年的君主治国的王国宪法,改造成一部强调权力来自人民,对政府权力进行严格规定、对公民自由与权利进行全面保护的国家大法。瑞典还把《出版自由法》和《言论自由法》列入国家大法,规定公共文件对公众开放 ,反对官员个人干政,为保证政府廉洁公正、高效透明创造了条件。

指议会及政府各部、各行政管理局、法院和地方当局内所存之文件(包括电子版)、图片、地图和录音录相等。但执行时须不危及国家安全或国家与其它国家的关系,国家财政与货币政策之中心机密,当局检查、审查、控制行动,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活动;公众经济利益;个人隐私和个人经济情况和保护动植物种类行动等利益。

在这个思想指引下,社民党强调尊重宪法,强调只有中间经过一次大选的两届议会共同批准才能修改宪法。但又规定在紧急情况下,有议会宪法委员会六分之五以上成员同意即可加快修宪速度。而对《议会程序法》的修改,有议会四分之三议员支持即可直接进行,为政府工作的透明高效提供了可能。其选举法中关于一个党在大选中得票必须超过总票数之4%或者在全国24个选区中的某个选区得票超过12%才能进入议会的规定,对维持政局稳定也起了积极作用。

二、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来源

自1866年瑞典议会改革以来,瑞典国家政治生活重心即开始由王室向议会转移。自1917年起治理国家的权力被授予政府,而政府依赖于民选议会的信任。议会和在野党通过不同方式对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

(一)执政的合法性来自议会

自议会民主在瑞典取得胜利起,国王就失去了任命政府首相的实际权力,但在政府更迭时仍然有责任寻找并向议会推荐新首相候选人。国王的这点形式上的权力,也被1974年新宪法交给了议会议长。

议长根据大选后的议会形势须与议会各党首先是第一大党领导人进行协商,之后与议会副议长交换意见,寻找并向议会推荐可能为议会多数议员接受的首相候选人。议会须接到提名后在四天内须对之进行表决。如果多数议员反对这一提名,议长得重新与各党领导人进行协商。如果议长提出的候选人连续四次被议会否决,议长得解散议会,宣布重新进行大选。如果对议长提出的候选人议会中反对票不超过半数,新首相即可向议会提出施政纲领和政府成员名单并走马上任。

政府组成后,议会继续对政府提案进行审查、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可随时对某个大臣(甚至首相)提出不信任案。该案一旦被议会多数批准,首相须撤消该大臣的职务。而首相一旦失去议会信任,议长须宣布解散政府,提前举行大选。

近三十年来瑞典发生了11次政府更迭。其中1986年帕尔梅首相遇剌和1996年卡尔松首相急流勇退、主动辞职 。1978年和81年三党联合政府发生分裂,政府两次发生更迭。1990年卡尔松政府因其提案未能获得议会批准而宣布辞职。另外6次都是议会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1976年,79年,82年,91年、94年和2006年大选后执政党失去了议会多数的支持,政府不得不向议长提出辞职。

(二)政府与国家之间的联系纽带。

瑞典是法治国家,政府对国家的领导和对经济的干预主要通过制定、修改和执行法律来实现。宪法规定,立法权属于议会,政府预算和其它所有政府提案(法律草案)都必须得到议会批准。因此议会是政府与国家之间的联系纽带,政府只有取得议员多数的支持,其提案和政府预算才能通过议会常设委员会的审议和议会批准,才能变成国家意志和行动。因此议会多数的支持不仅是组成政府的关键,也是政府顺利执政的保证。

如果执政党不能得到议会多数支持,而仅仅是靠议会多数的容忍过日子,其执政也就变得比较困难。社民党1920年至1926年曾三次组织少数派政府,因得不到议会多数的支持,政府连对失业保险做点小小修改都做不到。1926年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通过决议主张由失业者接替罢工工人工作,逼迫社民党政府辞职。1978年至1979年人民党少数派政府的提案在议会有关委员会里常常被搁置或者被改得面目全非,拿到议会大会去辩论时又会再次受到种种挑剔和责难,甚至最后被否决。

因此各政党在工作中特别是大选时都努力工作,通过提出符合民意的竞选纲领,提出群众欢迎的候选人,并进行激烈的竞选,以便为日后执政时得到足够的支持和合法性。瑞典选民在大选中投的是某个政党的票。选民在选举之日将其支持的某个政党的候选人名单放在特定的信封中并投入票箱,也就投了该党的票。选举后各党按得票比例分得议员席位。候选人按该党选票上的排名先后领取该党赢得之议席。候选人及其在选票上排列顺序是该党省级组织商中央后确定的。为了使选民不仅能够选择所喜爱的政党,而且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候选人,1997年修改后的选举法规定,选民可以在其支持的某党选票上圈定自己最喜爱的候选人。如果这个候选人获得该党在该选区所得票额8%以上的提名,就可以比选区内该党的其它候选人更优先当选。

(三)执政党议员的纪律性

法律规定当选议员在所有问题上都有权根据自己对民意的理解来决定投票立场。因此各党在努力搞好竞选活动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党员的纪律教育,以保证其当选后保持对党的忠诚。1973年瑞典议会由两院制改为一院,350名议员全部由直选产生。但谁也没想到同年大选后的议会中却出现了两大集团势均力敌的僵局(175对175)。当议会通过投票没法决定政府提案的命运时,人们只好通过抽签来定输赢。因此当一个人民党议员1974年宣称将根据个人观点投票时,引起了整个资产阶级集团的恐慌。而一位老议员在忙乱中按错按钮,造成本党投票失败后悔恨不已,以致心脏病复发险些造成人命事故。为此,瑞典议会修改宪法,从1976年起把议员总数由350人改为349人。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议员们在重大问题上都能按照本党领导的意图进行投票,特别是纪律严格的社民党和左翼党议员。资产阶级政党虽然纪律比较松散,但在重大问题上议员们也能遵守本党纪律。历史上仅有一次例外。1958年社民党政府提出的建立与职工收入相联系的补充退休金提案在议会下院表决中行将出现115对115的僵局时,人民党议员克尼哥松(T Königson ,冶金工人)的弃权使得这场关系着数百万职工的退休金的长达数年的斗争以社民党的胜利而告终。克尼哥松议员因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没有与本党保持一致而失去了该党的再任提名。

政府有了多数议员的支持,其执政就有了基础,有了合法性。在议会支持者越多,其执政就越容易。有时个别议员的投票也会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种情况不是经常发生的。经常起作用的是绝大多数议员的意愿,是站在议员身后、决定议员命运的绝大多数选民的意愿喜好,因此执政党的权力归根结底是来自选民,来自选民对该党的政策主张和其提出的后选人的信任。由于瑞典政党的组织纪律性强,支持性政党在议会重大问题投票中都与其政府保持一致。支持性政党与政府之间的这种密切合作、命运与共的关系是瑞典民主宪政与党政关系的一大特点。

三、 宪政民主下的国家人事任命

瑞典国家行政上主要有三级:国家、省(21个)和市政区(289个)。中央政府设十个部。除政府各部外,国家一级还有330个局级行政管理机构。各个政党在竞选中拼命争夺议会席位,以便上台执政后可以任命政府高官并实现其政策主张。在野党对政府大臣任命虽然难以问津,但通过民主协商也能得到某些高级职务。

(一)议会机构的选举 

每次大选之后都要选举和任命议长、副议长、秘书长和议会16个常设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等大批议会官员。这些官员的任命其本上是按各党在大选中的得票比例而协商产生的,也就是说与各党在大选中的得票比例是一致的。具体名单由议会内部选举委员会进行筹备。每个议会政党在这个选举委员会都有代表,人数多少与其得票比例相一致。它与议会各党就议会内部各机构的职务分配进行协商。统一的候选人名单达成一致后,由议会大会鼓掌一致通过。议会各常设委员会委员和修补委员也是这样协商产生的。议长通常由议会第一大党或者政党集团的代表出任,副议长则由议会其它主要政党出任(每党一个)。但在一定数目议员要求投票表决时,这些职务的任命得通过秘密投票决定。

(二)中央政府官员的任命

宪法规定由议会议长提名政府首相。但其提名得经议会大会批准。首相通常是由得到议会多数支持或容忍的政党领袖或政党集团领袖担任。作为政府的首脑,首相除了有权任命政府大臣外,还可以政府名义任命政府各部国务秘书(常务副部长)、新闻秘书和专家、顾问等。这些人一般由各部大臣推荐,由政府任命。政府内这些政治性任命加在一起共约150人。其它政府官员(约4500人)都是国家公务员,不随政府更迭而进退。

在任命大臣问题上,如果政府仅由一个政党组成,大臣任命就变成政府首相个人的事。人们说,首相应该有权组织自己的团队。在战后社民党组成的15届政府中,其主席在选择内阁大臣时从来没有开过中央委员会或者常委会。仅帕尔梅首相在个别任命问题上曾征求过某个党内元老的意见。在组织联合政府时,情况有所不同。首相虽然形式上掌握着大臣们的任命权,但这个权力往往被局限为由他决定的参加政府的本党人选。对于联合政府中来自其它党的候选人,首相虽然可以提出异议,但一般说来,这些人原则上是由推荐他们的本党领袖确定的。

执政党领袖们在任命大臣时虽然一般不召开任何会议,但他们所任命之大臣基本上全是党内精英,其出发点是实现该党的纲领和长期执政的目标,因而也就体现了支持性政党的意志和利益。1991年四个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阁时,在政府21个大臣中竟有15个属于各党的执行委员。帕尔梅首相(Olof Palme)遇剌后,1986年由卡尔松(Ingvar Carlsson)组织的社民党新政府中,有12个中央委员,其中5名是中央常委。1994年社民党在经济危机中重新上台时,为了使党组织更好地配合其政策调整,政府的一半大臣是中央常委或后补常委。

传统上瑞典政府都是由执政党主席或执政联盟之主要政党领袖出任首相。大臣们无论是由首相一人决定还是由参政党领袖共同决定,都来自执政党精英或者骨干。执政党领导层与政府内阁的这种高度融合是瑞典宪政民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执政党精英进入政府之后,其党内事务即交给党的书记打理,因此不会,也不可能出现执政党领袖置身政府之外操纵政府或者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

(三)地方官员的任命

传统上瑞典实行地方自治,而且中央与地方执政党经常不尽相同,因此执政党对地方官员的任命影响大小取决其在省、市议会中的地位,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任命没有直接影响。瑞典省级行政管理分两块:省长领导下省政府和民选的自治机构----省议会(又称兰斯亭)。前者是中央政府的延伸,代表中央政府对省政区部分事务进行管理。瑞典省长如同行政管理局长,属于非政治性官员,由政府与在野党协商后任命,任期为六年。省政府的任务主要是制定地区发展规划、促进地区发展和维护地方治安等。省议会(兰斯亭)和全国议会及市政区议会同样是每四年选举一次,都有征税权。当选政党按得票比例分配席位,从而分配在省议会及其管委会的权力。兰斯亭及其管委员会主要负责省区医疗卫生、交通和业余教育工作。市议会选举同全国议会和省议会同一天举行,由选举中得到多数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成市政委员会(市政府),对该区内的中小学教育、老幼护理、住房、社会福利和城市交通等事务进行管理。与许多国家不同,瑞典市政区议会主席对外称市长,履行代表性职责,而由市政委员会主席及其下属专业委员会对市政区进行行政管理。这些委员会的职位的分配根据各党在地方选举中得票多少而定。

中央政府对省议会管委会和市政区各级领导没有任免权和管辖权,对地方工作,除由省政府分管的部分外,也没有指挥权。但中央政府能通过立法对地方政府设置做出规定,通过地区规划对地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指导,或通过项目拨款对地方事务施加一定影响。各党议员在全国议会中也经常就地方事务进行跨党派合作。

(四)在野党对人事任命的影响

在野党对政府大臣和其它高官的任命直接影响很小。但在野党对政府高级官员进行严格监督,并在必要时随时对其提出不信任案,迫使政府在选择并任命其高级官员时不得不进行慎重考虑。对内阁之外的其它高级官员,在野党则有着较大的影响。自70年代以来瑞典政界形成一种惯例,对卸任的大臣、国务秘书甚至包括一些行将退出政界的政党领导人(不到退休年龄者),政府有责任为其在公共部门安排某些高级职务,例如国家行政管理局局长、省长、国有企业董事长和一些驻外大使等。朝野双方经常就这类任命进行协商并做出安排。因此,这些单位的第一把手中有不少是在野党精英甚至前领导人,但这时他们已不再为本党工作,而是效命于国家。

四、执政党对决策过程的控制

瑞典法律对政府决策或者办事程序有着明确的规定和阶段划分,从而使政府决策有章可循,有较大的透明度。

(一) 重在调查研究

政府在进行重要决策之前,一般都要先成立个调查委员会,对该问题的历史、现状、其它国家作法等进行调查研究,写出政策建议。根据事情的重要程度,这个委员会可由政府任命,也可由政府部、局任命。重要的调查委员会中不仅有朝野各方政党代表(人数按在议会力量对比),而且还有主要社会团体(如工会和雇主协会)和独立的专家参加。较简单的事务也可委托少数专家甚至单人进行调查。政府一般仅对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工作目标、经费和时间做出规定,而对具体调查工作和结果不施加影响。近50年来,每年大约200个的调查委员会在同时进行工作,对国家各方面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人们有时会把一些难题推到调查委员会,使有些调查可以拖到七、八年之久。近年来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舆论监督的加强,调委会工作节奏大大加快。在紧急情况下政府可以按照议会授权大大缩短其工作进程。委员会的目标是对问题的解决提出政策建议。尽管委员们在对有关建议经常存有分歧,他们对分歧问题也可以做出保留或者提出个人建议。但大多数情况下,委员会报告能对问题提出某种建设性解决方案。

(二) 重视公众参与

调查报告完成后,政府将它送到各个有关机构、各社会团体和各大媒体征求意见。在这些反馈意见和报告建议的基础上政府可向议会提出决策方案――政府提案。政府将提案送交议会和国家法律委员会(由最高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法官组成)。议会对政府提案首先让议员们阅读并提出意见(议案)。议会有关常设委员会对此提案、国家法律委员会意见和议员有关议案进行审议后,提出委员会建议,之后把此建议,连同国家法律委员会意见一起提交议会。议会对此建议进行辩论和投票并做出决定。2001年至2002年度政府共提出190份提案。同年议员共提出各类议案4231件。由于执政的社民党就有关问题事前与左翼党和环境党的专家达成了共识,三党联合起来主导了调查委员会调查、议会常设专业委员会审议和议会大会讨论表决等重要环节,从而对政府决策进行了有效控制。因此,政府对决策控制能力大小取决于其在议会的力量大小。

议会通过的法律、法令和政策由政府交有关国家行政管理局负责实施并在国家法律法规文集上发表。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到问题,有关行政管理局得向政府提出报告,政府可通过补充或者修改法律来改善工作。这时可能会重复上述程序。

(三)集体处理国家事务

除了立法和修改法律之外,政府依据宪法每年还颁布各种行政法令、条例并就其它行政事务(如政府每年对各行政局工作的指示信,对各调查委员会的指示等)做出上万条决定。这些问题不需要议会讨论,由政府自主地做出决定。这些文件由政府各部进行起草,由内阁会议(至少五名大臣参加)通过并以政府集体名义公布后,交付有关国家行政管理局执行。政府除了每年一次就各行政局的工作做出书面指示外,不得对其具体业务进行任何个人干预。1986年帕尔梅首相遇剌后,政府司法大臣曾为某个调查人写推荐信,并因此受到议会宪法委员会的正式批评。政府决策与执行职能被分成相对独立的两部分,分别由政府各部和各行政管理局负责。各管理局在执行法律、法令和政府其它决定时对政府而不对大臣个人负责;大臣也不得对下属行政机构作任何个人指示,这是瑞典行政管理的一大特点。政府每周五在首相主持下召开内阁会议就有关问题做出决定。大臣们每个工作日都在首相府进行集体午餐,对日常工作进行沟通或非正式协商。政府成员经常会面并进行非正式交流与沟通是瑞典政府工作的一个传统。所有调查报告、政府提案(包括政府预算草案等)和政府其它文件全部对民众与媒体公开,公众均可以阅读并参与制定过程中的讨论。各级议会大会全部对公众开放,以保证公众参与和执政过程的透明性。

(四)在野党的参与

在野党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贯穿于决策全过程,从调查、议会委员会审议,到大会辩论表决,都可以提出自己意见。反对党及其议员还可以就此提出自己的议案。议会必须对之进行审理并做出交代。但其影响大小取决于本党能力和事务本身的性质。考虑到外交事务的特殊性,瑞典议会专门设有外交事务顾问委员会。由国王当主席,议长和议会政党各党领袖都是委员。在所有重大外交事务上政府必须听取该委员会意见。只要其中四人要求开会,政府首相和外交大臣就必须到会,向委员们介绍情况并听取其意见。因此在重大外交问题上,在野党也有一定发言权。

在国家困难或者危机时,在野党对政府决策可能会发挥更大影响。1939年社民党与在野党共同组成大联合政府,领导国家共渡二次大战难关。1974年帕尔梅政府为打破“抽签议会”的僵局主动邀请在野党就经济政策进行协商,并与人民党和中央党就经济政策问题达成了重要协议。1981年人民党、中央党与在野的社民党就所得税改革达成重要协议。1992年货币危机时四党联合政府主动与社民党进行磋商,以争取其对政府实行紧缩财政、压缩福利的支持。在国家困难时期,瑞典执政党主动寻求在野党的支持与合作,而在野党往往也能给以积极响应并对政府决策提供某些支持或意见,这是瑞典宪政民主走向成熟的标志。

五、瑞典政府的实际决策能力

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执政党与政府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政府是由一党组成还是联合执政,不仅在政府的组建上而且在政府的日常运作中都有所不同。同样是联合政府,其支持性政党中有没有一个主导性政党对政府的决策能力也有重大影响。宪政民主给予瑞典各党以公平竞争的机会,而它们却因其历史、路线、纲领和领导人等不同,表现出不同的执政能力,对瑞典社会进程也就产生了不同影响。

(一)资产阶级政府的决策困难

联合执政的各政党对政府决策通常有着较大制约,而战后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府除1978年至79年的短命的人民党政府外全部是联合政府。1976年大选中资产阶级三党获得议会多数,其中中央党得票最多(86席),因此中央党主席得以出任首相。但三党间除了在反对社民党执政问题上有着共同点外,在其它问题上分歧很大。其通过谈判制定的执政纲领,实际上是三党纲领的混合物。在执政过程中,保守党与两个中间党派相互竞争,对政府决策造成了很大制约。在1978年的关于核电站问题的公民投票中三党干脆分道扬镳,支持核能源的保守党和反对核电站的中央党同时退出政府,由人民党单独执政。1979年大选中保守党得票上升并超过其它两党,但两个中间党派加在一起,票数仍然比保守党多,因此新的三党政府仍由中央党主席担任首相。在执政中三党继续争斗不已。1981年社民党乘虚而入,与两个中间党派就税制改革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导致保守党退出政府。执政三党在重大政策问题上各执己见,互不妥协,不仅对政府决策造成极大制约,而且最后断送了联合政府。

1991年,上述三党和刚刚进入议会的基督教民主党在新民主党支持下上台执政。这次它们接受了教训并以保守党和人民党共同竞选纲领为基础进行了艰苦谈判。四党领袖各自带着专家对每个政策问题都逐个进行讨论并寻找共同解决方案。在谈判过程中他们将所有妥协方案带回本党中央及其议会党团,在更大范围内寻求支持与谅解。谈判所达成的协议成为联合政府政策的基础。四位政党领袖进入政府后,又各自派出专家在首相府内对政府日常决策进行协调。在专家们无法达成共识时再由四党领导人进行最后讨论和裁决。由于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坚持协调一致,使联合政府得以善始善终,但因四党之间政策分歧太多,而且还要与政府外的支持党――新民主党协商,以致决策进程十分缓慢,难以遏制迅速发展的经济危机。在其执政三年期间瑞典GDP下降5%,公开失业率由1.5%上升到8%,政府财政开支由1990年的盈余(相当GDP之4%)变成巨额赤字(GDP之12.3%),国债占GDP比例由42.3%上升至77.9%,以至人心思变,1994年大选后四党政府被迫下台。政府对其支持党的依赖和由此造成的决策迟缓与低效最后断送了四党联合政府。

(二)社民党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

在其长期执政过程中社民党曾经与其它政党合作或组成联合政府。但社民党作为议会第一大党,思想上有功能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组织上有庞大的工会为后盾,党内有着擅长宪政民主的领导人,其领导的政府在与支持性政党关系中往往表现出了较强的自信,在政府决策与政府运作中也表现出较大的创新能力与自主精神。

1932年经济大萧条中,社民党以功能社会主义为指导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受到选民欢迎。大选后该党以对农产品进行补贴的许诺,换取了农民协会对社民党组阁的支持。在议会多数支持下,新政府决定发行公债和提高税收以筹款兴建铁路、公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政府还鼓励企业恢复生产,对企业投资给予税收优惠,同意企业对其厂房设备进行自由折旧。社民党在支持工人组织起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同时,支持总工会与雇主总会通过谈判解决工资和劳动条件问题;政府还资助工会建立失业基金,通过了人民养老金、产妇补贴、儿童补贴和建房贷款等法案。上述措施在促进生产迅速回升的同时,也缓解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困难。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马尔奎斯•查理斯 (Marquis Childs)著书《瑞典--中间道路》赞扬瑞典在保留市场经济主要成份的同时,通过国家干预成功地为劳动人民提供了某种保障,从而为“正在困境中挣扎的其它西方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他的著作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高度赞扬。

但期间农民协会并没有参加政府,社民党只是每年就对农业补贴问题与农协续签一次协议,就得以自主地推行经济变革。1936年后社民党三次与农民协会组成联合政府,以农业政策上妥协和少量大臣职务,换得了其对政府决策的主导权,为其后来的瑞典福利国家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 社民党政府的创新精神

在其执政经验基础上,社民党1944年在其新党纲中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性特点不是个人占有财产,而是所有权和对社会绝大多数物质生产工具的决定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个“不是”,“而是”很重要。错误的根源不是私有制,或者“个人占有财产”,而是对财产和生产资料的决定权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因此社民党完全不必要像社会党国际要求的那样的立即“消灭私有制”,而是应该在“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使生产的决定权掌握在人民手中,”的同时,“把工人与财产重新结合在一起。”“通过不同的道路,时时刻刻、目标明确地使劳动者参与其生活所依赖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此基础上,社民党决定“社会对生产力的影响,劳动人民对财产的参与,计划性生产,公民间的平等,是社民党奋斗的指导性原则,也是其进行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指导方针。”从而使社民党走出了“废除私有制”理论误区,为瑞典逐步减少资本主义压迫与剥削,实现社会平等指出了方向。

社民党在主持战时联合政府和战后与农协联合执政期间取得的显著成就,其在二战期间复杂局面中所表现的卓越能力和自主精神赢得了选民的信任。从1957年起社民党曾经13次单独组阁,在推动劳资通过平等谈判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通过立法在全国建起了统一的全面的社会福利。广大民众只要按章(累进制)纳税,即可得到“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这个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理想社会为蓝图构建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创举,受到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特别是劳动人民的欢迎。

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社民党还能顶住党内外压力,为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对政府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表现出很大的革新能力。社民党长期间认为,加入欧共体与其中立政策不符。1990年在国际形势剧变、党内没有就此做出任何决议情况下,卡尔松首相就公开地提出了加入欧盟的主张,随后又与三个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做出了瑞典申请加入欧盟的重大决定。同年春他还不顾总工会反对,决定将病假工资由原工资之90%至100% ,改为头3天65%,之后80%,自第91天恢复到90%;因小孩生病请事假,补贴由工资之90%,改为头两周80%,之后90%。由于卡尔松把政府提案与政府生存相挂钩,迫使该党议员不得不投赞成票,而左翼党议员也不敢反对,从而实现了瑞典政府对社会福利政策的首次重大调整。

(四)要前进就要不断地进行改革

1994年社民党在经济危机中再次上台后,政府是按照本党多数选民的愿望停止削减和整顿,还是不顾他们的要求继续进行其1990年开始的政策调整,政府面临痛苦的选择。经济严重危机和国家债务持续上升的冷酷现实,使政府意识到停止整顿只会前功尽弃,最后势必会危及选民的长远利益和该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

经过再三权衡,社民党政府决定继续其自1990年开始的紧缩性政策调整。决定在新的任期内把消灭财政赤字作为政府首要目标。为此,政府提出了四年内增收节支1180亿克朗(相当于GDP的7.5%)的计划,宣布在提高资本税和财产税的同时,将年收入超过3万美元高收入者上缴国家的所得税率由20%提高到25%,从而改变了前政府把整顿国家财政的负担主要放在普通群众身上的做法。

社民党不顾工会的强烈反对,在前政府基础上继续加大对社会福利调整力度,把社会保险补偿程度由当时的80%统统下调到75%,从而彻底打破了自30年代以来社会福利只增不减的刚性发展。政府还提高了住院费、挂号费和药费等,但强调对教育、医疗和护理等公众基本需求不能由市场做主导,规定个人医药费开支一年内超过2200克朗(约合270美元)后全部报销,以照顾社会弱者。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政府下大力抓科研和产业结构改革,使其科研开支占GDP比例自1997年起跃居世界首位(2000年达GDP的3.8%)。政府彻底解除了对民航、铁路、电信、邮电和电力等领域的国家控制,并资助地方政府在其主管领域内引入竞争机制,以促进并激励其在竞争中发展。

社民党还取消了前政府提出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计划,先后颁布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雇用条件》、《国有企业职工激励措施》、《国有企业董事会内部工作条例》和《国有企业对外经济报告指导方针》等文件,指导企业围绕着加强管理效率、提高创利意识、优化资金配置、加强核心产品和增加透明度等目标进行了大规模改组和重组。  

在中央党表示难以继续双方合作情况下,1998年社民党与左翼党、环境党达成合作协议,并在政府内成立了三党联合工作组就政策进行协商。使社民党在保持政府决策主导能力情况下继续执政。

政府的政策的大调整为瑞典经济带来了巨大活力。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89年至2000年瑞典生产率提高了59%,在西方国家中名列第一,而名列第二和第三的法国和美国分别增长50%和49%。同期瑞典工业产量增长幅度也名列发达国家榜首,政府财政赤字迅速消失,国家债务不断减少,市场规范化和廉洁度不断提高,瑞典因此成为最受外资欢迎的欧洲国家之一。随着经济的好转,政府决定从1998年1月起将其社会保险补偿度调回到80%。通过劳资集体协议,绝大多数职工的医疗保险金可达病前工资之90%。2000年政府决定在恢复福利金基数全额的同时,提高补充养老金、提前退休金、儿童补贴、住房补贴和没有参加保险的失业者现金补贴等,从而使工薪者实际收入出现较大增长。

表1:1950年至2009年全国收入最高的经济界、政治界和其他各界精英税前收入与工人平均收入的差距(倍数)。

        1950 1980 1995 2004 2009
企业老板 26.1 9.1 26.3 31.7 42.9
政界领导 4.3  2.9 3.6  4.2  4.4
其他精英 6.7  4   6.5  6.5  8
平均     11.1 4.9 10.4 12.2 17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全球173个国家发展程度排名榜上,瑞典由1990年的11位提升到2000年的第2名(仅次于挪威),国际社会对社民党近十多年来的政策变革的肯定也增加了其竞选资本,从而使社民党2002年大选中得票(39.8%)有3.4个百分点的较大增长。

(五)宪政民主的逻辑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瑞典通货膨胀率下降,职工实际可支配收入自1996年至2008年间平均增长49%,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连续上升的势头。但由于市场力量的上升和经济全球化发展,收入差距重新拉大。瑞典可支配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同期由0.25提高到约0.28。临近2006年大选,瑞典经济继续走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5.1%,8月份公开失业率下降到5.7%。世界经济论坛宣布瑞典国际竞争能力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三位。

这时,社民党人开始为大好形势所陶醉,而其领导人经过长期奋战也有些疲惫不堪,以致未能认真研究正在迅速变化的国内形势。当时在野四党为推翻社民党政府已经进行了多次政策协调并结成竞选联盟,而领头的保守党把自己打扮成新的“工人党”,从“左的方面”对社民党政府的调整发起了猛烈进攻。但社民党领导人出于一党独大的考虑拒绝与其支持性政党进行竞选合作。尽管全面就业一直是社民党的长项,这次大选中却偏偏被其忽略,反而成了反对党手中的尖锐武器。10多年来在压缩福利、紧缩经济过程中社民党得罪了不少选民。许多工人批评该党在经济危机中紧缩财政和削减福利是对民众的背叛。党员人数因此五年内减少了40%。前外长林德被刺后该党领导层趋向老化,对青年人缺乏吸引力。加上其对改头换面后的保守党缺乏足够的重视、对利用电脑盗窃其竞选机密的人民党又没痛打落水狗,结果大意失荆州,在一片大好经济形势下社民党大选失败,失去了执政党地位。

社民党为恢复国家经济活力做出了巨大牺牲,却与随之而来的改革丰硕成果失之交臂。而保守党却利用社民党政府的巨大财政积累安全渡过了国际金融危机,在2010年大选之后继续执政。选民的选择虽然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却不能时时刻刻保持公平。执政党必须时时时刻谦虚谨慎,兢兢业业地为选民工作才能不断更新选民的授权与信任。这就是宪政民主的逻辑,也是社民党的历史教训。

六、宪政民主条件下的廉政

(一)宪政体制的力量

瑞典宪法规定:公共权力来自人民。为了保证政府廉洁奉公,宪法对政府职能进行了严格限制,规定由议会宪法委员会随时监督政府执政情况和案件处理情况。为此该委员会有权得到所有政府文件与会议记录,并每年对政府执政情况写出审查报告。2005至06年间,该委员会向议会提出了四份政府工作审查报告。除了例行的政策审查和行政审查报告外,还有两份专题审查报告。其中对政府在泰国海啸期间反应迟纯等错误所做的审查报告长达2000多页,对政府提出了尖锐批评。自1988年以来该委员会每年就政府执政中的问题对有关大臣进行公开质询,由电视进行现场直播,使政府官员中很少有人敢以身试法,以权谋私。

议员(不少于总数十分之一)有权对政府(或某个大臣)提出不信任案,在议员多数支持这个议案时,议长得解除首相(或该大臣)的职务。如果政府在不信任案通过后一周内,决定举行特别大选,议长将不宣布解职政府命令。近30年来议员曾经五次对政府大臣提出正式弹劾。1981年政府面临不信任投票威胁后主动辞职。1988年司法大臣面对被弹劾的可能也主动下台,证明了这个武器的强大威慑力。同时议员可随时对大臣提出质询和问题,有关大臣必须就此做出回答。《政府组织性》和《议会程序法》等详细地规定了议会选举、工作程序和政府执政方式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政府、执政党、在野党的工作有章可寻,有法可依。

(二)宪政保护竞争

宪法规定并保护结社自由。政党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同时也必须依法行事。根据法律任何公民都可组织并建立政党。有关手续也非常简单,政党负责人只要到税务局进行登记并提出政党章程就行了。一个政党只要有1500个以上具有选民资格的党员,就可以报名参加全国议会选举。

为了保证国家政治的活力和政党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国家自1965年起向进入议会的各党按照其席位和得票多少提供经济资助,而且对资助不提出用途要求。对得票超过2.5%但没有进入议会的党派,政府也提供一定资助。2002年至2003财政年度,国家通过政府预算向议会各党所提供资助共达2.6亿克朗,其中社民党得8570万;保守党4835万;基督教民主党3029万;人民党2869万,左翼党2965万;中央党2021万和环境党1788万克朗。大多数政党经费之70%至90%来自国家资助。地方政府向各政党和其它民间团体也提供一定经费资助或者活动补贴。这些经过议会批准的规定连同朝野协商安排非政治性官员任命等政治恩赐,有利于各政党的政治参与和竞争,有利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新陈代谢,因而也有利于社会稳定。但各级政府财政制度严格,管理透明,任何政党或个人都不可能染指国库。

用竞争促进廉政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各党派对选民争夺的加剧,社民党特别重视党和政府的廉政建设,早在1962年社民党就把禁止政府官员贪污受贿列入《国家刑法》。1978年又把法律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雇员,强调:不仅索贿、受贿者有罪,行贿者同样有罪;收到贿赂者有罪,未收到贿赂但没有明确拒收者也有罪;在任上收受贿赂有罪,就任前或离任后受贿仍然有罪。

    在加强以法治党、以法治贪的同时,社民党还努力启发党员干部自觉性,通过“协议”形式推动政府高官经济公开化,主动接受选民监督。该党要求其大臣们随时向首相府法律司长报告其资产变化情况。1994年,当社会上许多人大搞基金发财时,社民党大臣们一致同意公布其向政府报告的个人基金情况,同时同意登记其真系亲属的基金资产。1995年,社民党大臣们又就完全放弃个人基金,或者委托他人代理其基金事务达成一致。1996年6月,大臣们同意登记、公布其担任政府大臣前后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其与前雇主所签的还在支付的工资、退休金等报酬合同,其与现在的、将来的雇主达成的职务或工作合同等,以便接受选民监督。同年,社民党在议会通过立法对所有议员也提出了这一要求。

    在加强体制内监督的同时,社民党还坚持新闻自由,利用舆论和媒体监督保证党的廉政建设。1995年,当社民党主席卡尔松要求辞去党内外职务,党内正忙于酝酿新主席人选时,社民党报纸登出了当时呼声最高的政府副首相曾经使用公家信用卡购买私人物品的消息。尽管涉及金额不大、而且早已归还,但党内外对她随意使用公共资源的强大反对仍然迫使其退出竞选并辞去了所有公职。2006年资产阶级政府刚上任就有两个大臣因为媒体揭露出他们年轻时曾经漏交过电视费而辞职。法律规定公民每年都必须向税务局申报其收入和财产情况。各级官员和各党领导人的申报自然成为新闻舆论界关注的主要目标。尽管瑞典政党党内很少设立专门的纪检机构,但其强大的舆论监督与健全的党内民主相配合,使得政府成功地保持了较高的廉洁度,促进了瑞典社会进步和宪政民主的发展。

结束语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新自由主义势力的双重挑战下,社民党在近20年来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政策调整与创新。它所采取的放宽国家控制、改革国有企业、大力支持科研、坚决整顿国家财政、努力改革社会福利,(使其去掉臃肿的肥膘,但决不伤其肌肉,而且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对儿童护理等福利甚至有所扩建)等措施顺应了经济全球化潮流和瑞典经济发展的需要,使瑞典经济重新焕发了青春,到本世纪初瑞典再次成为经济竞争力最强、社会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瑞典社民党不仅能够为劳动人民创建全面的社会福利,而且也能够为国家创造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的国际竞争力。由于社民党为国家和人民所做之贡献,自1932年到现在的80年间,社民党在瑞典执政长达66年。这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的许多经验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

社民党在其新党纲中,强调瑞典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是其分析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其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执政过程中社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其所容纳的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二次大战结束前就走出了国际工人运动早期提出的“消灭私有制”的理论误区。其在私人所有制基础上实行的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与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为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使瑞典以最小的代价,比绝大多数国家都更成功地接近了人类理想社会。这是社民党的最大功绩。

(二)宪政民主

社民党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宪政民主。社民党自成立起就把普选权作为首要目标,上台后又针对苏联和东欧的变化,把其奋斗把其目标改为民主的社会主义,强调:“社会民主主义旨在使民主贯穿于整个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以便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社民党不仅在宪法中规定了文件公开,在决策中程序上保证了民众参与,而且极力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实际上,社民党在其漫长的执政期间很少有自己的多数,它在执政期间所进行的大多数改革都是在一、两个在野党支持下进行的。社民党长期执政期间形成的民主协商传统对瑞典社会进步与和谐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三)正确处理劳资矛盾

社民党正确处理劳资矛盾的做法,早在二次大战前就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好评。社民党前主席卡尔松2007年明确指出,“社民党在劳方与资方的利益冲突中代表着劳方利益。但并不等于说社民党否定资本的重要性。我们所做的只是不让这一利益支配、或者说去剥削经济生活中的其他成员”。“生产中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处理这些矛盾的最好办法是承认它们,创造明确的利益关系,分担责任,并在它们之间建立平衡。不论是从经济还是民主角度看,这都可以带来最好的结果” 。这就是瑞典模式的真谛或者说瑞典建造和谐社会----人民之家的关键所在。在实践工作中,社民党在通过立法对资本的绝对权力进行了有力限制与改造的同时,支持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与资产阶级争利益、争权利,从而使国民收入日渐社会化,劳资分配日趋合理化,劳资两大敌对阶级相反相成,日渐演变成为福利社会建设的同盟军。这是社民党对马克思关于劳资矛盾理论在瑞典情况下的坚持与发展,也是其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工人运动的重大贡献。

(四)坚持为劳动人民提供基本保障

社民党另一个成就就是社会福利。笔者早在1981年就发表文章指出, “这自然不是哪个党派的恩赐,而是瑞典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是瑞典人民创造性劳动与斗争的产物”。九十年代社民党在其削减社会福利、调整经济政策期间坚决维护其基本社会保障,从而使瑞典在没有发生任何社会动荡下实现了经济调整并恢复了经济活力。但中国国内仍有人以社会福利曾经许多国家带来财政赤字为借口,拒绝为中国劳苦大众提供起码的社会保障。这是荒谬可笑的。

(五)重视党的建设 社会民主党特别重视党的建设。强调党内民主不仅是党的统一与团结的保证,同时也是其应对反对势力和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武器。1965年,社民党首次由中央发起,各级领导带头,3万多党员和工会会员围绕“党的未来目标问题”进行了大讨论。之后这种就重大问题进行全党协商的作法变成了一种制度。90年代十年间仅全国党代会就开了五次(党章要求四年一次),围绕着党代会、党区代表大会和工人公社大会进行的政策协商不计其数。为了保证党员民主权利,党内还引进了公投机制。只要有5%以上党员要求,党中央理事会就必须组织对某问题进行党内公决,从而保证了党员的积极参与,维护了党的统一与团结。

    (六)社民党的其它理论创新

    多年来社民党对前苏联、东欧国家搞专制、特权和原教旨主义等错误进行的严肃批判,至今依然发人深省。在其党纲中,该党用阶级观点对自由、民主、平等和团结等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进行的阐述,其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观点,其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辅相成的论述,其对可持续发展的探讨和关系到基本保障的社会福利不能由市场力量来主导的主张等都促进了瑞典宪政民主的发展,保证了社会向着有利于绝大多数人民方向前进。社民党的理论与经验值得我们继续研究与借鉴。

参考书目

    1、斯文格• 斯克赫尔姆,莱娜• 斯特罗姆:《瑞典国家体制》,瑞典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4版(Sveig Sigholm,Lena Ström Sverigesstatsbildning,Sverigesutbildnings Förlag,1979)
    2、奥盖• 艾米尔:《从贫穷瑞典到福利国家》瑞典阿尔都斯出版社,1975年第6 版 (Åke Elmer,Från Fattigsverige till välfärdsstaten,Bokförlaget Aldus,1975)
    3、尼尔斯•卡莱比:《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瑞典时代出版社,1976年版( Nils Karlesby,Socialismen Inför Verkligheten, Tiden Förlag,1976)
    4、马尔奎斯• 查理斯:《瑞典--经受考验的中间道路》英国耶鲁大学出版,1980年,(Marquis Childs, The Middle Way On Trial,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1980)
    5、《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高锋 时红 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9年2月。
    6、《精英们想要更多,总不满足》,瑞典总工会调查报告,2011年(Eliten---alltid mer men aldrig noga,2011, Landsorganisation i Sverige)
    7、《瑞典社会民主工党2001年党纲》,瑞典文版,(Partiprogram för Socialdemokraterna,antaget vid partikongressen 2001)
    8、瑞典议会宪法委员会2004年《关于大选结果与组成政府情况的调查报告》
(Om Valresultat och Regeringsbildning,Utredningen av Konstutionsutskottet,Sveriges Riksdag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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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形态转型的边疆之维

刘晓原

2011-12-29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国家形态经历的不仅仅是治乱循环和国土增削,而是完成了重大的领土属性转型。这一转型和边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世界领先国家的行列里,中国的边疆状态即使不是一枝独秀,也颇显与众不同。

  二十世纪西方内陆亚洲研究的开拓者欧文?拉铁摩尔曾把古代中国称为“边疆国家”。他认为古代中国具有鲜明的边疆特征:“或者是建立于边疆或边疆以外的王朝向内运动以实现对中国的控制,或者是建立于中国的王朝向外运动以实现对边疆甚至更远地区的控制”。[1]因此,古代中国的内陆边疆一直是一种“民族政治边疆”,是汉族与非汉族国家或人民之间交往或隔离、控制或抵抗、同化或离异、战争或和平的舞台。在世界历史中近代“边疆国家”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立国之后,美国的发展就没有脱离其不断向西扩展的边疆。1890年,美国最后一块领地俄克拉荷马完成了向州的转化,美国人口调查局因此宣布了美国边疆状态的终结。

  在有关国家现代化的讨论中,表达经济发展水平的概念有“发展中国家”和与其相对应的“发达国家”,表达政治发展进程的有“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这些概念被广泛地应用于世界上现有的“民族国家”实体。“民族国家”形态对于欧美国家来说早已是理所当然,甚至被认为是已经过时了。但是这种形态在非西方地区的发生和发展远未得到现代政治学的重视。现有的关于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的理论多是依据西方国家的成长经验。而非西方国家的国家形态现代化暨领土属性转型的过程远未成为历史,亟待研究。本文试用“边疆国家”和“整合国家”这对概念来表述中国领土属性的现代化进程,以就教于识者。

  边疆在古代中国是个模糊概念

  “边疆国家”比较易于理解。“整合国家”是相对而言,大致会具备以下特征:(一)国家疆界基本定型,不存在涉及异向群体的国土或领地问题;(二)全国范围内人员、物资的流通基本流畅,绝少交通、通讯的死角;(三)全国经济、文化生活浑然一体,在不同地区的种种地方特征继续存在的同时,没有“内地”社会与“边疆”社会之间的隔阂,全国各地区经济、文化生活的共性远远大于相互间的差别;(四)全国政治生活万变不离其宗,主要表现在各种基于族群、阶级、性别、年龄、种族、宗教的弱势群体的政治意向和文化价值取向不是对主流社会的分离而是参与,反之,主流社会对此不是排斥而是包容。换言之,无论是在横向的地域意义上还是在纵深的社会意义上,整合国家都堪称合而一。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些特征,历史久远的“边疆”仍在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时时彰显出来。

  古代中华帝国的边疆是模糊、开放和在地域上经常变动的。当中国处在一个稳定强大的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时,其实际控制的领土和间接势力所及便会扩展,中国统治者基于“天下”观念对王朝势力范围的想象,也因此变得广袤无垠。相反,当中央王朝衰落时,来自内陆草原的游牧民族便有机会压缩、渗透、乃至于征服中国王朝的疆域。中国古代政治家们早就意识到了这个现象。十二世纪南宋宰相李纲就有诗曰:“中原夷狄相衰盛,圣哲从来只自强”。[2]沿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发生的这种极不稳定的古代国际关系,使得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就如一个随季节变化而伸缩不定的湖泊,尽管有时候这种“疆域季节”会持续几个世纪之久。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人对国家所具有的领土属性也早有概念。但是在近代以前,中国鲜有对国家领土的形状与大小的执著观念。中国古人常用“山河”来比喻故土,用“金瓯”来传达领土完整这个虽能抽象表达但难以精确界定的观念。与作为文化观和意识形态的“天下”观念不同,这些概念被用于对具体疆域的描述。破碎的“山河”或残缺的“金瓯”往往同纷乱的“天下”同在。在古代,如果把中华帝国的疆域范围限定为一个具体的形状或大小,既有违“天下”观,也有违事实,因为存在于中央王朝与周边邻国之间的边疆是经常移动的。因此,古代东亚的国际政治并没有遗留给我们一幅可以度量的“山河”图景。古代中华帝国只呈现出地缘景观,而不具备地缘形体。

  清代,满族统治者以内亚边疆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清王朝构建的庞大帝国不但在观念上打破了夷夏之防,而且在对帝国边疆的治理上也超越了以前历代。尤其是到了18世纪后期,有鉴于来自北方的沙俄帝国的挤压和西方列强从西南、东南方向对中国的觊觎,清政府开始注重对帝国边境的严格管理。但是清帝国毕竟是东亚传统国际关系文化的产物。在19世纪前半叶,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魏源、徐继畲,在描绘中国疆域的时候,仍要面对无可避免的模糊性。魏源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称中国位于亚洲的东南,南北“径六千里,东西大抵略同”。在《圣武纪》中,魏源更明确地指出,“十七行省及东三省地为中国。自中国而西回部, 而南卫藏,而东朝鲜,而北鄂[俄]罗斯,其民皆土著之人,其国皆城郭之国”;蒙古、回部、西藏、俄罗斯、朝鲜、缅甸、安南等同为中国外藩。徐继畲的中国地域观与魏源有所不同,认为除了俄罗斯、日本、印度以及在遥远西部的一些穆斯林部落以外,整个亚洲尽属中国“幅员”。[3]在这个时期,中国和西方的观察者都很难确定中国的边疆究竟是介于魏源的“中国”与“外藩”之间,还是介于徐继畲的更大的“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西方地图的绘制者通常采用的做法是把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包括在“中华帝国”的范围内,同时用一条界线把它们与所谓中国本部分开。因此,海棠叶形的中国地图首先出自西方人之手,表达的是清帝国的统治疆域。[4]

  十九世纪既是一个东方仓皇应对西方挑战而饱受挫折的时期,也是一个中华帝国企图适应欧美民族国家的游戏规则而追之不及的一个世纪。在此期间,西方列强和新兴日本用战争加外交的手段对清帝国的主权和政治地缘重新加以界定,清政府在朝鲜、缅甸、越南等朝贡国相继失去原有的上国地位。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姗姗来迟地力图对清帝国原先的所谓“虚边”追加有效的控制,用移民、开发、建省等手段拢紧内陆边疆。[5]结果是,当二十世纪来临时,清朝政府与列强签署了十几个涉及领土的条约,这些条约使中国的边疆之谜至少在纸面上有了答案。在晚清的最后十年,中国出版的地图已大致与西方制作的中国地图看齐,描绘出海棠叶形状的中国领土主权范围。[6]在这个图景里,一条国际边界线把中国的内陆边疆地区圈画于中国版图之内。这些中国地图表明,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的领土属性已开始具有“民族国家”的某些重要特质。拉铁摩尔所描述的拉锯边疆时代似乎就要结束了。

  近代中国领土属性的艰难转型

  中国领土属性近代转型的难点在于,中华“民族国家”直接脱胎于清代的多族帝国。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一度倡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辛亥革命以后却转而宣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这种转变表明了20世纪中国革命中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整合意识。然而,20世纪历史表明,中国向现代整合国家的发展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首先,满清帝国是在各族服膺于朝廷的前提下,以“五族共存”为基础的相对松散的帝国体制。将其整合为以汉族为主导的“五族共和”,改造成消除内部民族壁垒的严密的“民族国家”,不能不引发边疆各族的反弹。其次,以孙中山为奠基人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虽然能够超越古老的华夷之辨,追求建立一个多元的“中华民族”,但毕竟是源于和局限于汉族革命的国家、民族观。毫无疑问,孙中山的同代人美国总统威尔逊和俄共领袖列宁提出的带有普世意义的“民族自决”原则,对于中国边疆民族的感召力远远超过三民主义。再次,中国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整合,发轫于帝国主义时代,中国边疆民族的内向或分离都会受到中国的整个国际环境和环伺于中国周边的列强的政策的影响。

  与中国历代王朝“家天下”的传统针锋相对,孙中山倡导“天下为公”,希望走向社会的纵向整合。到1949年为止,孙中山及其继任者们从理念上对清王朝遗留的版图赋予“民族国家”领土的意义,但在实际上并没能完成“把民族的紧窄外皮拉扯到帝国的巨大躯体之上”。[8]“天下为公”在同边疆民族的横向联系上成为一句空话。通过宣称民族统一和用国内立法的方式界定疆域范围,是孙中山等民国领袖在中国历史上的首创。此举在宣布对清代版图继承的同时,确定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态。然而,国民党对中华“民族国家”的表述没有克服以汉族为尊的偏狭。在中国的王朝历史中,无论中国是统一帝国的禁脔还是分立的多国争斗的舞台,存在于汉族与非汉族政权之间的边疆分野曾随着双方实力的变化而移动。这种情形与包容一切的“天下”观并行不悖。中华民国伊始,中国民族主义的政治话语将历史遗留的民族分野内政化,把满清帝国疆界直接翻译为包含汉、满、蒙、回、藏的中华“国族”的地缘形体。然而在实际上,纵观民国时期,中国政府既不能克服西藏和外蒙古的实际分离,也不能有效地应付外国势力对内蒙古、满洲、新疆等地的图谋和这些地方的民族自治运动。[9]

  比之于中国民族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政治渊源略有不同。马克思主义主张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民族问题就必然会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被超民族、超国界的阶级问题所代替。在创始阶段,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信奉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倡导蒙古、西藏与新疆等地的边疆人民实行“民族自决”。然而,随着共产党人在长征中对民族地区的深入,以及随后抗战中和国民党的联合,其民族政策出现了极大变化。抗战期间,中共在继续保持自己独特政治话语的同时,已不再质疑国民党对于中华民族的两个基本定义,即中华民族的民族构成必须包括内陆边疆的满、蒙、回、藏等族,中国的领土就是脱胎于前清帝国的海棠叶形的领土范围。[10]

  对中国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中国地缘形体定型的关键时期。在战争的最后时刻,国民党政府认可了苏联支持下的外蒙独立,从而使中国版图从海棠叶变成了所谓雄鸡状。另一方面,中国的最大收获是在美英等国的外交支持下,光复了甲午战争后日本强占的领土。抗日战争的结束也将国共斗争推向决胜阶段,其结局必然是统一的中央政权在中国的重新确立。无论哪一党胜出,必然要开始经营尚处于游离状态的边疆地区。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标志着围绕中国边疆的新的一轮斗争的开始。

  虽然此时国共两党对于中国的地缘形体和民族构成已达成共识,由于中国内陆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地缘政治位置,国共在内战中孰胜孰败,将会决定不同边疆的政治走向。内蒙古和新疆在地理上靠近苏联和外蒙古,也是中共在危难时期向苏联靠拢的必经之路。抗战期间和战后,在这两个地区先后发生了意识形态左倾、要求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分离的强大的民族运动。西藏则是背靠英印,前据青、川,顽固保守的政教上层以隔绝西藏与现代世界的外部联系为己任。中共在西藏的影响甚微;国民党政府则通过其在拉萨的驻藏办事处,保持着与西藏上层藕断丝连的关系。战时迁川后,国民党当局更视西藏为后方,积极规划用对英美外交和对拉萨的笼络取消西藏的“特殊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民党在内战中胜出,将可以继续对西藏实行怀柔拉拢;但在北方,国民党则须面对内蒙、新疆左派分离运动的抗拒和苏联浑水摸鱼的危局。如果共产党胜,则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整合新疆的“三区革命”和内蒙的“东蒙自治运动”;而拉萨则可能会向新近独立的印度和西方国家求援。

  这种情形表明,此时的中国国家形态发展依然面临着在孙中山的“民族整合”和威尔逊-列宁的“民族自决”之间的抉择:中国的执政党或者借国内战争的余威收拾边疆残局,重建中华大一统;或者正视边疆民族的政治诉求,重新规划中华民族的多民族构成。前者体现的是中央政权行使主权的合法性,后者反映的是民权政治体现民意的正当性。二者皆为现代国际政治的主流理念,在中国的复杂情况下却处于矛盾之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以创建革命国家的姿态,对内陆边疆民族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政策。

  从边疆国家走向整合国家

  在重整江山的过程中,产生于内战期间的内蒙古自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容忍一个边疆民族在某种程度上的特殊化,反而可以促进它与中国内地的同质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重大国策写入“共同纲领”。在后来的年月里,中共领袖多次从各种角度说明,为什么在1949年对中国民族关系和中国民族政治体制做出决策时,没有遵循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被作为一个主要原因。[11]这种论点实际上与康、梁改革派主张的清帝国内各族应在西方列强压迫的危局下同舟共济、以及孙中山的国家统合论一脉相承。1949年决策的根源在于晚清开始的中国领土属性转型和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华“民族国家”对清王朝领土遗产的继承,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冷战国际政治。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经验来说,长征的经历和内蒙古、新疆的分离运动都表明,实行民族自决的后果将会导致清代以来形成的中国政治地缘体系的分崩离析。而区域自治的模式则可以有限地顺应边疆民族的政治诉求,同时满足现代中国主权的两个基本要求:在国际范围内,区域自治表明边疆地区处于中国版图之内;在国内,它规定边疆民族自治政府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12]

  实施民族自决原则的结局无论是分离还是统一,其核心内容是有关民族政治集团之间地位的对等和对弱势民族政治诉求的认可。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质则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国家的政治意志,其次才是对地方主体民族的某些特殊利益的包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区域自治的效果明显优于晚清和民国时期在边疆“建省”的方针,表现在对边疆分离主义安抚的同时达到促进政治同质化的效果。这种效果在新疆和内蒙古尤为显著,区域自治的实行似乎标志着清代与民国时期省制向这些地区扩张的退潮。而在清代“毋庸代为经理”和民国时期中央政令向未达到的西藏,区域自治则意味着中央权威的推进。在一段时间里,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的特殊状态相当容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设想是在十个省份实行不同行政层次的区域自治。最终结果是不同级别的民族区域自治在覆盖国土面积近65%的二十个省区得到实行,没有民族区域自治的省份反而成为少数。[13]1956年底,新华社宣称区域自治已在几乎所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起来。随后,当时的国家民委主任乌兰夫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宣称:“我党已经胜利地解决了国内的民族问题”。[14]

  中国政府在1950年代中期所宣称的区域自治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但边疆民族问题还遗留了尚待解决的三重隐患。首先,清代遗留的内陆边疆民族问题具有历史、文化、地缘方面的特殊性,与在中国内地省份聚居的少数民族大不相同。这个特殊问题并不会因为边疆民族和内地诸民族同被视为“少数民族”而消失。第二,中国的区域自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所谓胜利表明的是中央对边疆分离倾向的抑制,并没有彻底消除民族冲突的隐患。[15]最后,从一开始就为边疆地区预制了“解放”、“自治”、“社会主义革命”的三部曲,区域自治的实施仅预示着第三步的到来,即以“社会主义”的方式使边疆与内地最后实现同质化。因此,五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以包容边疆特殊状态为前提的合作,亦即边疆民族接受区域自治的基础,注定要改变。当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在中国内地搞得天翻地覆的时候,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治关系也随之激化,与全国一起处于整而不合的状态。

  众所周知,与西藏的政教统治集团和新疆各族相比,内蒙古民族从20世纪初就直接参与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以前,内蒙古民族是第一个加入到中共革命行列中的边疆民族。内蒙民族在新中国的利益所在,再加上内蒙古区域自治模式对人民共和国体制的贡献,都使得1949年后的内蒙古实际上已不再是政治意义上的“边疆”,而在最大程度上完成了与内地的政治同质化。

  可是在文革时期内蒙古边疆民族政治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再次开盘。文革开始时乌兰夫成为最早被罢免的省级第一把手之一。他的罪名是民族分裂,罪证之一是在60年代重发由毛泽东亲署的中共在1935年给内蒙民族的一封公开信,该文件把内蒙古视为一个“民族”,并称“民族是至尊的,各民族是平等的”。[16]

  毛泽东以后,用革命的方式整合边疆民族的时代在中国结束了。“民族问题”得以摆脱“阶级斗争”的幽灵,重新进入中国的政治日程。中国的边疆民族政策一度显示出改革的气象。

  以东南“经济特区”为先导的经济改革最终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了惊人变化。而西南“民族特区”却半途夭折。中国改革伊始,邓小平把“小康”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期目标。同时,他对中国“没有大规模的民族冲突”的状况表示满意。这或许可以被称之为中国边疆的“小治”。[17]这些目标对一个刚从文革灾难中恢复的国家来说是现实的。在中国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以后,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愈益举足轻重,这些目标就显得过时了。在最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生以前,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持续增长率使世界叹为观止。然而,在中国稳步向“发达国家”的目标迈进的同时,距“整合国家”依然遥远。区域自治加经济现代化的二元公式并没有化解边疆地区的民族冲突。中国的有关研究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里“政治动乱”、“反革命武装叛乱”和“恐怖活动”在新疆发生的频率与1950年代、1960年代没有差别。近年来在新疆和西藏发生的恶性事件表明,在全球化和信息数字化的时代,发生在边疆的族群冲突会迅即波及全国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18]

  综上所述,欧文?拉铁摩尔对古代中国是一个“边疆国家”的断语在二十一世纪仍然有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边界以内,古老的边疆民族政治仍以新的形式得以延续。一个共同主题贯穿了清末、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就是中央政权的整合意图与强调自身特殊性的边疆民族之间的抗衡。迄今为止,民族国家的框架成功地把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圈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但一个能将中国内地和民族边疆的自发能动力导向同一方向的共同的伦理心态尚待形成。从内政角度来说,“边疆”与“内地”的差异表明中国社会、民族构成上的断层。从外交角度来说,“边疆”状态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软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年过甲子,中国的边疆状态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经常以严重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如果相信人类活动是趋同的,历史发展是线性的,那么美国在立国后历经近120年才结束自己边疆状态的例子,或许预示着国龄刚过甲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会走出自己的边疆状态。但是,如果拉铁摩尔所揭示的“边疆国家”是中国亘古不变的文化基因,那么只有高度的政治智慧才能使中国的永久边疆长治久安。

    作者:刘晓原

  单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 紫江教授

  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历史系 教授

    来源: 《文化纵横》2011年12月刊 | 责任编辑:程仕才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2-03-09 09:41:49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转发: 转发:FW:

叛徒许家屯出走20年 首次受中国报刊提及

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徐庆全

    许家屯是继林彪之后出走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一直受到中国官方和媒体抨击。但《中国改革》杂志最新一期却用了很大篇幅指名道姓地肯定他的贡献。该文的重要价值在于尊重了历史事实,这位为中国改革开放奉献心血的推动者,因最高层权争而遭受不公平待遇,现在向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迈出可喜的一步

    今天读到《中国改革》2011年3月号的一篇重头文章,用了大幅篇幅指名道姓地赞扬了建立海南特区的几位推手:王震、许家屯、梁湘。看到居然出现许家屯和梁湘的名字,而且是被这样热情肯定,我感到十分惊喜。(该文全文附后)

    时任海南省省长的梁湘,是在赵紫阳垮台之后,被骗到北京,然后就失去了自由,受到反覆审查,最后郁郁而终;而刚刚卸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港澳工委书记的许家屯,得知梁湘的遭遇之后,感到自己可能也落到同样的对待,于是出走国外,远避美国。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他是继林彪之后出走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

    许家屯今年95岁(1916年出生),仍然隐居在美国加州的Chino Hill——这个地名,在西班牙语中就是“中国”之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台湾和香港,出版过两本回忆录。2002年开始,我对许家屯的经历发生了兴趣,承蒙老人不弃,多次对我长谈,最久的一次是在他家住了一个星期,听他讲述近一个世纪的往事。

    对于老人过去从参加革命到“文革”、到香港任职的经历,我尚在整理。但是对他出走之后的生活与思想,对他回忆在香港期间的几件大事,我几年来陆续发表过几篇深度报导。记得在多维博客刊出时,得到一些读者的鼓励,听到的更多的是抨击和谩骂。在这些读者看来,身为中共高官,竟然出走美国,就是“叛徒”、“卖国贼”;而他居然还要表达自己怀念故国的心情、还要坚持揭露当年港英当局,简直就“两面不是人”。看到《中国改革》这篇文章,我的感想正如转载这篇文章的明镜网编者按所说:该文的重要价值在于尊重了历史事实。许家屯和梁湘均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最得力的地方领袖人物,但两人均因为最高层一时的权争而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同时,王震为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也为民间所忽视。

    编者按中关于王震的看法,我也十分同意——人是复杂的,不应神化,也不应妖魔化。记得我在《总书记审歌记:回忆胡耀邦一件小事》一文中曾经写过我对王震的直观印象:

    此前我们听说王震是党内保守派大将,此后还听说他与胡耀邦关系抵牾,但是我那天的直观印象却相反,王震居然表现得开通风趣,与胡耀邦一唱一和,听到这儿他插言说:“生活不仅要‘充满阳光’,还要‘充满星光’──年轻人要谈恋爱嘛!”后来他居然又大谈起“凯恩斯理论”,谈起“文化界是第三产业”,观点且不论,他能吐出这些相当理论化的词儿已经让我纳罕不已。

    许家屯多次向胡锦涛为首的中共中央申请回国,落叶归根,却一直未能如愿。我祈望,这位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作出过重要贡献、为香港顺利回归中国付出过大量精力心血的老人,能够回到他梦魂萦绕的故乡。

    1988年4月26日,海南省委省政府正式挂牌,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宣告成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从中央决策层面来说,海南经济特区的筹建决策过程经过了多次反复,有近10年漫长的历程。很多人成为海南特区筹建的热心推动者。至今,海南人依然念念不忘王震、许家屯、梁湘等人所做的贡献。

王震受命考察海南

    1980年6月30日至7月1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海南问题座谈会,就加速海南岛的建设集思广益。会后,国务院批转了《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研究海南岛的开放开发问题。这一年12月,受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委托,王震到海南考察,就海南的开发建设、对外开放提出意见。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王震担任农垦部部长期间,就数次到过海南。1982年1月下旬,王震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奉中央之命赴海南岛慰问各族人民,进行广泛交谈。

    座谈中,王震指出:“有了现在的改革开放政策,又有23年的红旗不倒的老革命根据地的光荣传统,海南岛理应对国家的四化建设做出较大的贡献(何立波:《王震与经济特区改革》,《党史博采》2008年第4期)。”

    王震从海南考察后回到广州后,召开了有广东省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座谈会”。海南的领导人雷宇、罗天等参加了会议。雷宇后来回忆说:我们从海南赶来,主要是罗天汇报的,罗天汇报了两个多小时,等到我说的时候已经没时间了,要吃晚饭了。最后我就用五分钟的时间,把海南岛的改革开发讲了五条意见。王震听得很清楚,他说,就按照雷宇汇报的五条意见给国务院起草个报告。然后在我汇报的基础上,写了一个给国务院的关于加快海南开发建设的草稿。这个草稿先拿到国务院经济特区办,特区办主任何椿霖,副主任胡光宝,有一个组长叫张戈,最后张戈要我们一起去北京,去了北京,我就不再参加这个文件的起草了,是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林述文和我们海南岛的谢汝希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主要是配合工作。后来形成了中共中央十一号文件。十一号文件严格来讲就是我汇报的那五条(杨继绳采访雷宇记录)。

    王震在会上做了专题讲话。这次会议直接促成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中发[1983]11号文件,确定以对外开放促进岛内发展的方针,授予海南行政区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较多的自主权,并指示中央各有关部门采取积极态度,从人、财、物方面给海南岛以必要的直接支持。

    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撤销广东省海南行政公署、成立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的建议。10月,《中央扩大海南对外经济贸易主权八项规定》出台。海南岛可以自主进口17种国家控制的商品,其中主要是汽车,这使海南得以将国家控制的商品进口,再转卖到大陆腹地。当年,转卖汽车可以赚取厚利,海南岛成为全国炒卖汽车的“天堂”,酿成了举国震惊的“海南倒卖汽车事件”。

    在中央处理“汽车事件”的过程中,一些紧急措施未免矫枉过正,使得海南的对外贸易全面停顿,《中央扩大海南对外经济贸易主权八项规定》也几近收回,使海南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受到了一次沉重打击,海南一时失去了改革的动力。

    “汽车事件”两年后,1986年2月,赵紫阳同胡启立、田纪云到海南岛考察。10月,王震来到广东,召见梁湘,要他去海南做调研,提出加快开发海南的意见。王震说:“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都提出过海南建省的设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设想均未实现。我看现在条件成熟了,现在委托你考虑一下,提出意见。”

    当年在延安时,梁湘是王震359旅的部下。此前不久,作为深圳经济特区的拓荒者的梁湘,被免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职务,调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一直处于赋闲状态。王震将考察海南的任务交给梁湘,包含着对梁湘在深圳的工作的首肯。梁湘欣然受命,前往海南,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海南特区宣告成立后,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大力吸引外资、土地出让或成片开发的新思路。洋浦以其港口条件优越、土地相对平整,原有居民较少和便于封闭隔离等综合比较优势,成为实施这一思路的首选之地。王震坚决支持这个新的思路。1988年12月1日,王震到海南考察,听取省领导关于洋浦开发问题的汇报,并题词:“洋浦开发,前景广阔”。

    不料,海南这种举措在1989年3月的政协会上却被一些人认为是卖国行为,发生了始料未及的“洋浦风波”。为平息风波,王震对许士杰、梁湘说: “一些同志反对外商承包洋浦开发,是因为一时不了解,你们也可以多做些正面宣传嘛!”在邓小平等人的关注下,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为了表示对洋浦开发的态度,7月14日,王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开发商日本“熊谷组”企业在香港的负责人于元平,支持他搞洋浦开发。

许家屯上书邓小平,建议开发海南

   海南“汽车事件”前后,原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就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香港媒体和香港财团对海南的开发抱有极大热情,许家屯以自己的特殊地位,来推动海南开放的脚步。

    1986年,许家屯在与李嘉诚的一次单独约见中,谈到海南岛的建设时,李嘉诚主动提出有兴趣去海南岛投资,并承诺“一次可以投资一百亿港币”。许家屯认为,果真如此,不仅对开发内地有利,而且可以引发香港、海外大资本进入内地投资的新局面,对稳定香港也会有很大影响。为此,从未去过海南的许家屯,乘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开分组会的间隙,请假去海南考察。

    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姚文绪陪同许家屯考察。许家屯认为,海南确是中国南方另一颗明珠,地理、气候、资源俱佳(惟一不足的是人才,教育水平低),只待开发。他向姚文绪讲了参观后的设想:拟向中央建议,海南脱离广东,单独建省,搞一个全国最大的特区,要求中央给海南特区比其他特区更“特”的政策。区党委的同志们听后,都很高兴。姚文绪说,“汽车事件”后,过去给海南的优惠政策都“收”回去了,海南的情况很困难,干部们情绪也很低沉,希望许家屯的建议能得到中央的考虑。他并说:“在没有建设大特区之前,最好中央先恢复过去给海南的优惠政策;若是不能全恢复,恢复一部分也行。”

    回香港后,许家屯立即写信给邓小平并党中央,把他受李嘉诚要去海南投资的启发、去参观海南的感觉,以及区党委的意见做出反映,建议海南建省,成为大特区,实行货物、人员、资金进出口自由,成为第二关税区(深圳要拉铁丝网,搞“二线”地区,海南无须,因它是天然海岛),货物进出内地,可做进出口处理。许家屯特别提出:采用香港经验、资金、人才,把海南建成一个大特区,一个自由港。

    邓小平把信批给赵紫阳,要赵紫阳办理。赵立即批给谷牧,请他具体化。批示的大意为:赞成许的意见,海南建省早就有此想法,现在可以考虑设特区,建省。在大特区没有落实之前,可以把原来给海南岛的优惠政策先恢复。

    海南特区宣告成立后,许家屯被聘请为顾问,一如既往地支持海南开发。对洋浦开发计划,许家屯予以支持。“洋浦风波”发生后,梁湘和许士杰向许家屯求援,许直接向王震、赵紫阳反映情况,以求得支持。

    1989年6月初,许家屯直接向李鹏建议,继续启动洋浦开发项目。十三届四中全会后,许家屯乘与江泽民见面的机会又把洋浦开发问题提出来,建议中央早一点批准洋浦开发(本节内容据相关知情人的回忆)。

梁湘赴海南勾画特区蓝图

    1986年10月,领受王震指派的任务后,11月15日至22日,梁湘到海南考察。考察结束后,梁湘就加速开发海南给王震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将海南从广东分出去,单独建省,并像深圳那样办经济特区。

    报告中,梁湘介绍了“三中全会以来海南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指出“海南的现状与它所处的地位仍然不相适应”的情况,提出“加快海南开发建设的几点建议”:

    1、要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允许海南实行类似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如对进口生产用的物质和出口海南生产的产品免征关税,资金自由进出,外商来往方便。在步骤上,则可先恢复和落实中共中央[1983]11号文件所给予海南的优惠政策,然后逐步实行上述政策。

    2、要扩大自主权,把海南升格为省一级的体制。海南本身在地理上是一个完整的岛屿,为利于实现对全岛的统一领导,建议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按省一级政权进行组建,并行使宪法规定的省级许可权,直属国务院领导。还要理顺海南内部的关系。海南省成为省一级体制后,可以考虑以地域经济联系密切程度为界限,切成东南西北中“五大块”,分成五个地级市,即加积市、三亚市、那大市、海口市和通什黎族苗族自治州,由海南直接管辖,各县由地级市管辖。

    3、当前要突出抓好交通能源电信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交通方面,成立地方民航公司,大力发展民用航空事业,兴建国际机场,把现有5个军用机场改为军民两用;新建扩建深水港口;建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能源方面,抓紧兴建天然气发电站、火力发电厂和水电站,迅速提高供电能力。

    电信方面,大幅度地提高电话线路,尽快实现全岛各市镇自动电话,并能对全国各大城市和港澳地区以及一些外国自动拨号,使电讯网络内外沟通。交通、能源、电信建设的项目,海南早已上报,希望国务院有关部门尽快批准,以便及早动工。

    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海南得天独厚、风景优美等自然优势,优先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加工,海水养殖、捕捞和加工,积极建立橡胶、南药、咖啡、胡椒、茶叶、腰果、可可、凤梨、花卉盆景、早春瓜菜、对虾、石斑鱼等农副产品出口生产体系,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道路。要盯着本地丰富的资源,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积极发展冶金、矿业、建材、橡胶制品、食品加工、石油化工等工业。还要把旅游业作为加快开发建设的一大产业来抓,先在三亚周围建立起一批具有海南特点的避寒、冬泳、度假、观光的旅游胜地。

    海南的开发建设要做好规划,突出重点,逐步铺开。近期应该着重开发海口市、三亚市和通什市。

    4、充实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可从广东省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抽调一批优秀干部支援海南建设,也可到全国各地公开招聘一批干部,以调整充实海南各级领导班子。

    最后,建议中央成立一个加快海南开发领导小组,以实行强有力的领导,提高工作效率。梁湘这份没有公开披露过的报告,全文5000多字,是研究海南经济特区发展的重要文件。报告没有一句空话,既客观地分析了问题,又科学地提出了办法,勾画出海南特区发展的蓝图。

    王震看到报告后很赞赏,立即分送邓小平和赵紫阳阅示。王震还把梁湘来信的副本转给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

    荣毅仁很快回信:“海南的发展潜力是很大的,要是从体制上将海南升格为省一级建制,实施一些特殊政策,是会有利于加速海南经济发展速度的。”

    1987年5月2日,正在新疆考察的梁湘被赵紫阳召到沈阳谈话。赵紫阳问:“你对开发海南有多大把握呢?”梁湘说:“只要国家能给海南以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我对加快开发建设海南前景是乐观的,我满怀信心!”赵紫阳说:“你已名声在外,是急流勇退,还是去海南工作?”梁湘答:“我服从组织的分配,听从党中央意见,不计较个人得失。”几天后,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得知中央要建立海南省和经济特区的消息后,主动上书赵紫阳,请求到海南工作。这样,许士杰和梁湘就成为海南建省筹备组的一二把手。

    海南特区成立后,梁湘担任海南省省长,直到1989年被免职。他为海南的改革开放做出了令人感念的贡献。

    (徐庆全为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许家屯揭密:金尧如帮助我出走

    定居南加州奇諾岡的前中共高幹許家屯打破沉默,披露當年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協助他出走的內情。 香港回归前的中共驻港最高级官员、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即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书记)许家屯出走海外、定居美国南加州倏已17年。其间一直深居简出,行事低调。日前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打破沉默,会见媒体记者,畅谈他对香港回归十年的感受,同时对1993年出版的「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作一些必要的补充。

    世界日报报道,当年已经失去权力、面临困境的许家屯如何能摆脱「组织」的耳目,顺利出走,向来是外界至感兴趣的话题。在上述回忆录中虽已提及离港来美的经过,但作者为保护有关人士的安全,行文中不得不多所保留,语焉不详。许家屯这次所作的「补充」,终于揭开了那层神秘的帷幕。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最后一章「去国前后」写道,1990年4月下旬,获悉北京高层决定对其整肃的许家屯下定了出走的决心,于是致电「相识多年的一位信得过的老朋友」,请他从香港到深圳来面谈。翌日一早,朋友如约前来,两人在新华社的深圳基地见面,许将打算避居美国的计划如实以告。这位「信得过得老朋友」,就是时任香港「文汇报」董事兼总编辑、2004年病逝于洛杉矶的金尧如。

    比许家屯年轻七岁的金尧如既是资深报人,也是早年参加中共的老干部,40年代末曾奉派前往台湾,协助蔡孝干等组建中共地下党,准备接应解放军攻打台湾,后事败撤到香港,接掌重组的「文汇报」。金尧如在「六四」风波中同情民主运动,立场与许家屯相近。当时「文汇报」不理会北京的警告,以「开天窗」方式刊出只有「痛心疾首」四字的社论以示抗议,金尧如就是主事者之一。

    许家屯说,金尧如对他的处境表示同情,立即答应帮忙。金回到香港后,就到港岛花园道的美国总领事馆为许申请旅行签证,希望美方批准许4月28日赴美。因事出突然,美国总领事「不敢相信有这回事」,后经请示美国国务院,29日才答复同意,按特殊个案处理。

    金尧如将情况用密语(「28日东西买不到,要30日才有」)电告许家屯,许遂于30日晚由小儿子陪同,经深圳罗湖海关出境。过关后如常搭上火车,但只坐一站,便在上水下车。金尧如依约在站外等候,亲自驾车将许家屯带回香港家中,歇息一夜。

    当晚,许家屯在金家给中共领袖邓小平、杨尚昆及党中央写了一封信,陈述中央常委有人(指江泽民与李鹏)要置他于死地,不得已暂时避居国外,旅行休息。许家屯并在信中保证:赴美后不寻求政治庇护,不泄露中共机密,不会见媒体,不与民运人士接触。但同时声明,若江、李对他与他的眷属实行打击报复,他将无法信守这些诺言。

     就这样,许家屯于1990年5月1日在香港启德机场登上前来美国的班机,直飞旧金山,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成功出走海外的最高级别干部。许家屯忆述,登机前发现港英当局保安部门作了各种特殊安排,这说明美英双方已提前协调,为这位中共高官来美开放绿灯。

    金尧如在「六四」后不久即声明退出中共,与北京分道扬镳,后来也流亡美国。1993年,金得知许家屯即将出版香港回忆录,表示希望笔下不要出现他的姓名。许家屯说:「我当时郑重答应了他的要求,请他放心。现在他已不在世了,我公开这件事情,藉以感谢他的帮助。」

    许家屯在回忆录中曾表示,如果大陆政治上一旦「清明」来临,将会披露帮助过他的朋友的大名。这位91岁老者的头脑里还深藏着许多机密,包括中共驻港机构内幕、情报网络、对台工作关系,以及经由何种管道得知江泽民、李鹏准备对他下手等等,许家屯表示,对这些事情「还必须保留」。

 

专访许家屯:有些事我到死都不能讲

2011-03-28

    许家屯的《香港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英国人为了将香港继续保留在他们手中而玩了多少名堂。在英国人认识到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不可动摇,他们不得不交还主权、治权之后,在许家屯还在任的那个年代,就为保留他们的利益而进行全面部署安排。
“全面”到什么程度?许家屯历数了英国人各方面所下的工夫。

    英国人管治香港这么多年,从没有搞民主,行政局就是由港督、三个司的主管、以及太古、汇丰、怡和几个大亨组成,他们说了算。六十年代前期曾经有总督想搞点民主,但英资企业反对,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搞民主必然要提高福利,就得加税,香港税率低的优势就会丧失,于是叫停。可是,在中英谈判期间,英国人要搞“代议政制”,要在“九七”前对香港政制来个根本性改变。1984年闹出的“本子风波”,就是在“民主化”问题上的第一次交锋。

    许家屯很激动:英国人哪里是真心搞民主呢?是想分化香港社会,以便在撤走之后保留影响,“外界往往只从‘要民主还是不要民主’的角度看问题,其实焦点是由谁主导香港?每个人主观上或许并不如此,动机各异,但客观上是如此啊。”

    讲起当时轰动一时的“本子风波”,许家屯愤愤然:我批评了英国方面不按“本子”(中英联合声明)办事,引起传媒哗然。“包玉刚、董建华、查济民等人支持我,嘉道理要包玉刚带话也支持我,但是姬鹏飞不支持,外交部一直不表态。后来还是邓小平在包玉刚宴请的筵席上明确地给我撑了腰:‘你没有错。’”

    许家屯说:在组织、人事上,英国人对高级人才和公务员队伍早就布局谋篇;在财政预算上,英国人执意要修机场、大桥,上大项目,“我到香港时香港每年支出三百多亿港币,到移交时支出竟达一千多亿”;香港本来薪水就很高,港督的俸禄超过美国总统,英国人撤走前又大幅提高公务员待遇,最高达30%,一举三得:收买了人心,留下了难题,又趁机大捞一把;连香港社会基层细胞——有些屋村委员会,英国人都控制,甚至请英国退休人员来管……

    在许家屯眼里,香港目前的众多争执、矛盾,都或明或暗、依稀可见英国阴影,民生、福利政策等等只是被人借题发挥的具体因素。“你想,为什么这些人‘逢中必反’?”

    他认为,“逢中必反”现象有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有社会根源和心理根源:

——新中国成立,国民党从大陆撤退,一是到台湾,二是到香港;
——中国大陆历次政治运动,许多直接和间接受到伤害和影响的人移居香港,这些人多数对中共没有好感,有些人甚至有仇恨;
——有些人受西方教育影响,受西方一百多年殖民统治的影响,对中共的专制很有看法;
——有些人对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有不完全理性的情绪化反应;
——少数人,真正有政治背景。

    香港收回后外国影响自然有变化,“英国影响降低,美国影响增强。这是英国很长时间来在世界上力量比重减弱的自然结果。香港没有回归前,英国直接管制香港,在香港还主要是英国影响;他们撤走了,自然就减退了。西方还想在香港这个平台上发挥作用,要影响中国大陆嘛。都在说‘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他们既防止‘两制’变成中共的‘一制’,同时又促成大陆变为香港的‘一制’,一直在斗啊。”

    “如果我在香港,可能被反得好一点,但是也会被反——他们这些人就是‘逢中必反’嘛!” 话说回来,英国人搞布置,中国人能闲着吗?“我们也针锋相对地搞啊,我当时手上掌管上亿特费,不就是干这个的吗?”许家屯说起搞“统战”,给了老报人陆铿十万港币却被陆铿退回的事,我趁机问:那,你还给了哪些人呢?许家屯看我一眼:“这些事,我不能讲,一讲,就天下大乱了!有些事,我到死都不能讲。”

    我劝他说:好吧,你不公开讲,不告诉我,但是你写出来收藏好,注明多少多少年之后再公开不行吗?就像肯尼迪被刺案的有关史料那样……

    许家屯连连使劲摇头:那也不行。 看来,中共党籍被开除了的许家屯,党性并没有褪去。

调任香港是人生一大飞跃

    我问:你现在留念香港吗?最留念什么?

    许家屯叹了一口气说:从日常生活方面讲,我对香港没有什么留念——关键是没有概念:我并不知道香港到底有多好。你不明白吧,我在香港苦啊,苦得不得了!

    许家屯说,新华社是“老虎嘴”,专门“吃人”,天天要跟人吃饭——香港时兴在餐桌上、打高尔夫球时谈正经事。“我不会打高尔夫球,也没有时间学,而吃饭不用学,就得将吃饭当任务了。一年除了到北京和内地开会、汇报,我在香港呆三分之二时间,要跟人吃五六百顿饭,你算算吧!我像梅兰芳一样赶场,一天晚上赶两三场。我同李嘉诚等人,一个月总要有一次‘工作午餐’。香港人的习惯是每顿饭要吃三小时,实在受不了,后来是安子介提议救了我,改成了两小时。”

    许家屯自己的饮食其实是很简单的,爱吃红烧狮子头,许多所谓山珍海味,并不合他的口味,“对吃,我没有多大兴趣。”他也不爱吃水果。他的家乡濒临东海,海产多,但他不吃石斑鱼,只吃最贱的黄鱼。我跟他一起吃了几天饭,炒得软软的青菜芯,就是他现在每顿饭的最爱。

    许家屯在香港甚至没有坐过地铁,没有逛过街,对香港市容都没有多少印象,当时的行踪“只有点和线”。他曾经想体验一下生活,去看过两次电影,但是他一人想看,就得买十几张票,保卫人员组成“围墙”前前后后都坐满。这样兴师动众看电影,他也就不敢多尝试。

    不过,许家屯说,说我对香港真没有什么留念吗?也不对。我有感情!我想念那些老朋友!我希望香港好! 他一再说:香港没有亏待我。我被中央从江苏调到香港去,有幸接触到了中国以外的世界,视野一下广阔了,这是我平生的两个飞跃之一,对许多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有了质的变化。

“五一联欢会”救了我

     到香港是“两个飞跃之一”,那么另一个飞跃是什么?

    是脱离了中共体制,来到美国。

    许家屯对我详细地解释了他当时为什么决定到美国“旅游休息”,讲述了那短短几天里惊心动魄的过程。

    是一位后来位居中共最高层的人士向许家屯透露江泽民要整他的;而他看到了海南省长梁湘如何被李鹏以“研究开发海南洋浦港”为借口骗到北京,一下飞机立即被软禁的前车之鉴;他又得知接替自己职务的周南成立整他的材料的专案组,显然是奉了中央常委或总书记之令……这些迫使他决断:“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这个成语,出自《孔子家语》。

    不出他所料:就在许家屯1990年4月30日晚上离开深圳前往香港之后两小时,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就来到他在深圳的住地,转达中央电令,通知他去北京。见他不在,秦文俊一直坐等到深夜。“说起来也算我运气好:他接到中央电令时,必须要去出席‘五一联欢会’,只好出席完了再赶到我的住处。这个‘时间差’救了我!”

    如果当时不出来会怎么样?“不出来,被江泽民、李鹏拘押审查,那么现在也就像赵紫阳一样在软禁中度过余生了——不,肯定还不如赵紫阳!”

    许家屯对江泽民完全没有信任感,不仅认为江泽民的主义就是“没有主义”,左右摇摆,对他的人品也不以为然。“《他改变了中国》(美国人罗伯特•劳伦斯• 库恩所写的江泽民传——高注)这本书写他与‘六四’毫无关系,还说他对受命如何犹豫……把他写得多么清白!哪是这么回事!”

    许家屯回忆说: “那年‘五一九’邓下了决心要撤下赵紫阳,通知各省负责人分批到北京去打招呼,5月25日我到了北京,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到机场接我,转来转去地绕到了中南海住下。我问还有什么人来,他说江泽民已经到了。我问是不是也是来听打招呼的,他说不是,是调来中央工作。我问做什么呢?他说,还没定,但是已经明确了要他接替启立的工作——启立当时管书记处常务、管意识形态。江泽民当时已经接受了,哪里清白,哪里犹豫?”

    “有人问我:到美国来是否后悔?哈哈,不存在这个问题嘛!”

    幸亏到美国来,亲身体验了这个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民主、法治制度最完善的国家的生活,许家屯坦承,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
     正如何频等一些朋友对许家屯半开玩笑地说的: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变“左”了!许家屯并不讳言,美国确实还是当今世界最民主的国家,但他对美国社会的弊病看得日益清楚,对美国政治的走向日益担心。美国,是当今世上最好的制度,但不是人类最终的理想。
    “美国的民主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开始时黑人与妇女没有选举权,后来才有。”许家屯担心的是,“现在民主向大众化的扩展停止了。因为反恐防恐,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还施加了很多限制,公民权利方面反而还倒退了。”

    他放大嗓门说:“美国权钱交易合法化,要不得啊!从政党化发展到两党化,发展到一党独大化!三权又独立又不独立,不独立的这一面,带来很大的隐患啊!”

    为什么说美国的三权有“不独立的一面”?“三权越来越不能互相制约了:最高法院九个大法官,五个是共和党总统提名当上的,观点上倾向于保守——小布什2000年上台,不就是他们裁决导致的么?三权的另一权,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呢,现在也是共和党把持。”

    如果说,到香港使他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弊病、资本主义的活力,那么到美国来,使他又看到了资本主义也绝非天堂。他对人类未来道路的展望,有了进一步的思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长期共存、共融——是共“容”,也是共“融”。列宁断言“资本主义垂死”是犯了错误,西方在“苏东波”之后认为“社会主义灭亡了”也犯了错误。两种制度可以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融而有异。“这个共存共融会有很长时间,几百年?也许还不止!” 而中国,也应该找到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

    在来美国,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许家屯反覆琢磨社会主义的失败,“有马克思的错误,有列宁的错误,有苏共自身的错误。”

    他对我说,私有与公有的矛盾,是从“人之初”开始的,“食色性也”,人第一要生存,二要繁衍,这就要取得资源,就要在一定的空间生存活动。人类的矛盾是由对资源和空间的占有和分配产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代表了解决私有与公有这一基本矛盾的两大思路。

    过去讲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自由经济。自由经济的好处是自由,是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毛病是放任——市场是按照供求情况变化,供不应求就涨价,商品多了就过剩,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就由这种“无政府主义”而来。但是罗斯福新政把计划经济、国家调控加进来,现在格林斯潘用利率来调节,就起到了宏观调控的作用。现在中国也在尝试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许家屯说,不仅一国内调控,还有全球范围的调控:七国首脑会议,世贸,世界银行,等等;现在更主要是以经济区的形式来实施的地区宏观调控。过去将“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我要消灭你,你要消灭我。还是邓小平说得好,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现在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我活你也活,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许家屯一方面认为民主应该不断扩大、深化,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全球并没有理想的民主典范,二战后许多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国家,现在有的发生倒退,有的陷入动乱。

    许家屯再三强调要“和平演进”,放弃暴力,实行民主也好,社会转型也好,都要搞渐进式的改良,不搞激进式的革命。“李泽厚他们这么提出来了,但没有具体设计怎么做。而我在《二十世纪的经验》当中,有了具体的设计。”

    尽管许家屯不肯说具体怎么设计,但是我听出了一点端倪,他设计的道路,似乎是从党内民主开始,通过党政分开,分割权力,直到最后改变一党专政结构。

    他说,现在中共党内还是有有限度的民主的,不过没有全社会监督,也没有制度性的程序来保证将非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精英吸纳进入顶层。“这种民主是咨询性质的民主,对任何意见,我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不采纳,你也没有办法。”他认为,应该从实现真正的党内民主着手,首先要让党内精英进入顶层,全党能够监督顶层。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但不能停步,要扩大到党外。这是从整个中国变化发展的进程来考虑的。中国应该避免陷入混乱无序,找到比较稳定的改良道路。
许家屯说,十三亿人的国家,不稳定,是世界的灾难!

老人还是想回国

    “中国山”并不是真正的中国的山;“世外桃源”虽好,毕竟也不在故土。许家屯出国十五年,思乡之情时时冲击著他的心灵。

    “去年(2004年)我的老伴顾逸萍过世,我的子女要求我回去,也要求组织上同意我回去。”顾逸萍在1998年就曾中风住院。
2002年4月,我就听许家屯说过:“中国是我的祖国呀,我当然想回国看看,但不乞求。要论安享晚年,还是住在美国安静,我只是想能两边走走。就是要写回忆录,光凭记忆也不行,得回江苏去查查当年报刊资料。”

    1916年出生的许家屯告诉我:“前年(那应该是2003年,许家屯87岁时——高注)有一天晚上在别人家玩的时候,我突然昏倒了……一下子就人事不省了,倒是没有一点痛苦,吐了一身,自己也不知道。同伴赶快打电话叫急救车。我大该昏迷了半小时吧?醒来的时候已经在车上躺着,正赶往医院去。”

    不过,这一次意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居然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许家屯隐居于此,来客不多。附近有些故交隔三岔五地通通电话、见见面。偶尔有客人从香港来,从中国大陆来,从美国各地来拜访。我探访他期间,正碰上老报人陆铿和崔蓉芝来访,从下午谈到晚上。凡是这样的日子,许家屯就特别高兴。

    有消息人士曾向我透露: “许家屯离开中国后,江泽民派人去问董建华,是否他资助许走的。董建华回答:许家屯没有来找我,他如果来找我的话,我不能拒绝。江泽民又下令手下去询问了香港很多头面人物:董建华与许家屯到底是什么关系?实在查不出董建华与许到美国有何联系,只好作罢。但还是有人为此受到了牵累。现在董建华不能来找许家屯,因为江泽民已经这么问了他,董要避嫌。”我就此向许家屯求证,他不置可否,只是说:“对任何老朋友,包括江苏等地的老朋友,我的态度是,你不找我,我不找你;你来找我,我不拒绝。”

    他说,《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来过,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教授来过,“麦克法夸尔掌握了很多关于‘文革’的史料,把他的专著送给我,我苦于眼睛不行了,不能看!”李锐、胡绩伟也来过,还有一些老上级、老战友,本人不方便来,要子女前来探望。

    对胡锦涛与温家宝的新班子,许家屯说:我是基本上肯定的。他们的一些做法,例如解决三农问题,开发西部以解决地区差别,等等,我是赞成的。包括这次对赵紫阳后事的处理方式,我也基本上肯定。许家屯还说,外界对曾庆红估计过低。我推测,将来首先摆脱江泽民的影响的,可能是他。

    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长远方针?许家屯希望是后者。如果是后者,就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本质上就是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的调整嘛。

    “不过,要给他们时间。”许家屯告诫。 他也希望,老天给自己时间。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转发: 轉寄︰ 转发: 画家丁绍光的爱情故事 2012-03-09 10:47:45

画家丁绍光的爱情故事

佚名

2012年3月

    最近6天,我们单位的10个人到云南旅游,丽江回到昆明的大巴好几个小时小时的车程,导游小罗为我们讲了一个知青故事,听了让大家都挺感动的。

    丁绍光,当今画坛上最有影响的华人艺术家之一,中国现代艺术运动中云南派的精神领袖,他的作品成功地融合了东方古典艺术和西方现代艺术特色。他的作品《白夜》创下了迄今为止在世华人画家的最高记录。

一、情定版纳

    (1)二十岁那年,丁绍光下放到云南的西双版纳。这片辽阔的红土高原,到处是亚热带森林,山峦秀丽,飞瀑奔流。住居着25个少数民族。丁绍光很快就爱上了这片美丽富饶的红土地,酷爱画画的他,劳动之余,就背着画板出去画画,画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在他眼里,这里的少族民族民风淳朴,服饰风俗有别,他们的生活就像民族舞蹈一样丰富多彩,鲜明多姿,处处流露着优雅和纯真。

    一天,放工后,绍光拿着画板来到村东头的小山坡写生,突然觉得眼前一亮,只见离此不远处的池水里一个少女正在沐浴,(这里的傣族女人都在河水.池水里沐浴),齐腰的长发瀑布般从头顶流泻到腰际,一缕夕阳辉映在她那光滑细腻的皮肤上,把脸庞照的绯红……好一幅《美人出浴图》绍光呆呆地站在那里,疑是自己碰上仙女了,传说中的仙女会在凡间找个幽静处沐浴的,不曾想被自己撞上了,他下意识地拿起画笔,刷刷刷的画起来,他要用画笔留下这似梦似幻的一幕……

    当他收起画架准备下山时,突然听见小径上有人喊“喂!谁允许你画的?”,绍光回头一看正是那刚刚沐浴的少女,只见她亭亭玉立,超凡脱俗,一头秀发被梳理的侧向一边,穿着傣族筒裙。绍光见她问自己窘的一句话也说不出,就像做贼被人当场抓住,少女见状指着他手中的画说:你走吧,把画留下,绍光看着自己一挥而就的作品,栩栩如生,那上面的少女美轮美奂,真的如仙女出浴。实在舍不得,可看到走到眼前的少女嗔怒的样子也觉理亏,毕竟自己是偷着画的。无奈之下只好把画给了她。少女拿了画也没再追究,很快便消失在山坡的后面……

    (2)这天是“赶集”的日子,一早,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集市上拥挤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村村寨寨的山民把值钱的货物都拿出来挑到市场上交易。市面上一片繁荣的景象。傣家有女初长成,豆蔻稍头二月初。傣族的习俗是姑娘到了该找对象的年龄,就在赶集的这天把烧好的老母鸡带到集市上,标志着自己可以自由的选择郎君了,聪明的小伙子如果有意就可以上前搭讪,姑娘若是相中了,那盆老母鸡就是小伙子的口中之食了。吃了鸡,一段姻缘也就算定下了。

    话说这天逢集日,绍光吃过早饭闲着没事,也想到集市上转转,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买的东西。他一边走一边瞧,东张张西望望,突然觉得眼前闪出一个熟悉的身影,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那次画《美人出浴》图的画中人。而此时的她正望着这边微微的浅笑呢,绍光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那个新丽的夏日黄昏,平静的水面上铺满了满天的晚霞,一个美丽的少女半裸着酮体露出水面,秀发瀑布般流泻下来……

    想到这里,绍光鼓起勇气走到她身边问道:还认识我吗?姑娘红着脸说:认识,你也来赶集呀?嗯,没事来转转”“哦”“你身边的鸡是卖的吧?”绍光用手指着她身边的鸡问。“不卖,要饿了你就吃吧”绍光听她这么一说又闻着罐子里飘出的阵阵香味,还真的感觉有点饿,开玩笑说:我可真吃了?“吃吧,”姑娘说着拿出一把小椅子让他坐着吃。绍光见状也没再客气,坐下就吃起来,姑娘见他吃的香喷喷的样子,心里可高兴了,忽闪忽闪着大眼睛看着他,绍光被瞧的不好意思,红着脸说:你也吃吧,我一人吃不完。“好哇”,姑娘脆生生地答到。

    他们俩旁若无人的在街上吃着聊着笑着闹着,开心极了。鸡吃完了,姑娘说:天还早,我们到前面小树林里去玩玩吧?绍光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离此不远处确实有个小树林,那里一片翠绿,远比这熙熙攘攘的集市上安静,高兴地应到:好,我们去那里。

    到了小树林,姑娘自我介绍说:我的名字叫玉汉,是傣族的,你呢?叫什么名字?绍光说:丁绍光,是这里的下放知青。家在陕西固城。各自介绍之后,玉汉便把傣族的订婚习俗对绍光说了,并说;自上次见到你,心里一直忘不了,今天你吃了我的鸡,就等于和我有了婚约,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绍光一听顿时楞住了,天啦,原来这鸡是不能随便吃的?他哪里懂得这里面的玄机?憋的脸通红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玉汉见状,明亮的眸子在浓密的睫毛下闪烁着,充满了柔情,秀美的脸庞被树梢上透进来的阳光映忖的光彩照人。绍光看着她那娉婷婉约的风姿,娇艳俏丽的容颜顿生怜惜,其实,他心里知道,从上次画她的时候起,他心里就暗暗地喜欢上了她。“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如此温婉美貌的女子就在眼前,我又舍她而求谁呢?绍光不想隐藏自己的感情,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诚恳的对玉汉说;我也喜欢你,既然吃了你的鸡,我会按照傣族的风俗对你负责的。玉汉听后,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俩颗年轻的心紧紧的碰撞在一起,擦出了烁烁生辉的爱情火花。

    (3)有了爱情的滋润,绍光单调枯燥的知青生活变的丰富多彩起来。在那段甜蜜的时光里,他年轻的激情里燃烧着灵感的火花。在劳作之余他画了大量的白描,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玉汉的父母很快就知道了女儿和下放知青恋爱的事。玉汉在家是独生女,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从小到大从没让她受过委屈。如今女儿爱上了城里来的知青,那还有好结果?到时他招工返城了,玉汉怎么办?父母为了对女儿一生负责,怕她受伤害,坚决反对玉汉和绍光来往。玉汉知道父母的用心良苦,怕自己遭抛弃,但已经着了爱情的魔,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与绍光来往。父母无奈只好采取强硬措施,将玉汉锁在家里不许出门。绍光知道此事后,急得坐立不安,他知道玉汉性格倔强,是不可能屈从父母的,他更知道玉汉对自己的爱有多深。情急之下他也顾不了许多,为了玉汉,他只好硬着头皮往玉汉家里闯。到了玉汉家他向二老保证,今后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辜负玉汉,即便是返城也会娶她的。二老听了绍光的表白,知道也拗不过女儿,再看看绍光长的也是一表人才,只好顺水推舟勉强同意了。但要绍光一定要记住自己的承诺,不可委屈玉汉。在爱情婚姻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斗争,赢家永远是属于子女的,玉汉当然也不例外,父母当即解禁了女儿,俩个年轻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像经历了生离死别,玉汉伏在绍光的肩上委屈的放声大哭,绍光的眼睛也湿润了,小声附在她耳边温存的说:没事了,你父母同意我们交往了,放心吧,我会爱你一辈子。玉汉听绍光说父母同意了,破涕为笑,为了与心爱的人在一起,她在与父母的较量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了缩短与绍光之间的距离,玉汉让绍光教她识字,日积月累也能看懂报纸和信件了,这让绍光很高兴,他越来越爱玉汉了,她不仅人长的漂亮,心地善良,勤劳智慧,对自己一往情深,更可贵的是她有一颗上进的心。有时,吃过晚饭,他们俩一起爬上村东头的小山坡,坐在山岗上看月亮,满天的星星眨着眼睛注视着他们,这一对心爱的人儿相依相偎在一起,情意绵绵,说着永远说不完的悄悄话……有了绍光爱情的滋润,玉汉越发出落的楚楚动人。有了玉汉的爱恋,绍光的生活充满了明媚的阳光。这对甜蜜的爱人,迎来了多少羡慕的目光?引来了多少人的嫉妒?寒来暑往,恋爱中的日子过得像飞。一转眼,绍光下放已有三年了,这天,老支书拿来一张招生表格让绍光填,说公社推荐他去考大学,绍光听了高兴的蹦了个高,他梦寐以求的就是考美术学院,这下终于机会来了,填完表,他一口气跑到玉汉家,把这一喜讯告诉了玉汉。玉汉听后高兴的笑着,眼里却含满了泪水。她心里清楚,绍光这只鸟,迟早总会冲天一飞的,只是不知道时间来的这样快。三年来,两人形影不离,好得像一个人,眼看就要分开了,心里真是受不了。绍光见她这样,想着要离开心上人心里也很难过,一把将玉汉揽入怀中,深情地吻着她说:玉汉,你要是不同意,我可以不去考大学,永远留在你身边。“不,你应该去,那才是你该去的地方”玉汉急急地说。绍光说:放心吧,无论我走多远都会回来娶你的。玉汉点点头“我会等着你回来。”接着又说:从现在起,你什么事也别做,一切由我来安排,你一心一意复习考大学就行了,争取考上,奔自己的前程。看着玉汉如此通情达理,绍光感动的一句话说不出,只是紧紧地抱着她不肯松手,生怕一松手她就会飞走似的,心里更加坚定了决心,如此深明大意的姑娘哪里去寻?我丁绍光今生今世能遇上这样的好姑娘是我的福气呵。

    (4)复习、考试、等待,时间在焦躁不安中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盼来了录取通知书。是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绍光从小就酷爱画画,多年一直坚持不懈,今天终于梦想成真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晚上,他约玉汉到他们第一次幽会的小树林,兴奋地拿出录取通知书给她看,让心上人与他一起分享此刻的快乐。玉汉捧着通知书,深情的凝视着绍光喃喃地说:绍光,这不是做梦吧?绍光拥着她笑着说:这不是梦,是真的,我要上大学了。玉汉双手搂住绍光说:我早就知道你会考取的,你的画那么好,就连专业的也不会有你画的好,我只希望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婚约,这一生我只爱你一个人,无论你走多远,我的心永远跟随着你,至死不渝。

    绍光见玉汉眼里泪光闪闪说着说着已泣不成声,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捧起玉汉美丽的脸.望着天上高悬的明月说:玉汉,我对着月亮发誓,今生今世我丁绍光非你不娶。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要回到你身边,娶你为妻。说完,两人相拥而泣难舍难分。玉汉从颈上摘下一块贴身佩戴的翡翠玉观音,郑重地递到绍光手心里说;这块翡翠观音是我妈妈给我的护身符,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它能够驱邪避灾.逢凶化吉,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就算是我的定情物,让它保你平安。绍光觉得这份礼太重太重,简直重的他承载不起,正在他犹豫不定时玉汉拿过玉佩戴在了绍光的颈上,凄凄地说,今后你看见它就像看见我一样,我们两人永不分离。

    绍光翻遍了全身也找不出像样的东西送给玉汉,最后从上衣口袋里抽出钢笔,这支笔是读高中时爸爸从美国寄回来送给他的,已经陪伴他六七年了,他把这支笔交到玉汉手里,说:这支笔是我最最心爱的钢笔,今天把它送给你,到时候你用它给我写信,“好,”玉汉高兴的收下了,并用随身带的红丝线在笔管上一圈一圈的绕起来,然后在笔冒处打个暗扣,留一截线头把笔挂在胸前,也像带玉佩一样贴身挂着。

二、放飞理想

    很快,一眨眼的功夫,到了该上学的时候了,这天,一大早,寨子里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男女老少都站在路口欢送绍光,玉汉泪眼婆娑地站在人群中向绍光挥手告别,绍光挤进人群拉着她的手说:等着我回来!玉汉双眼红肿早已泣不成声,紧紧的抓住他的手不放,一个劲地点头。

    新学期开始了,绍光对新生活充满了渴望。他像一块海绵,在这所学校里拼命地吸取着营养。他的绘画功底好、有天赋,画出来的画又独具匠心,富有名族特色,很快就得到教授专家的赏识,成了专业上的佼佼者。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他就给远方的玉汉写信,写他的学习,写他的生活,写他的思念……一封封信件像雪花般从北京飞往大西南,飞往云南的大山里——西双版纳。可是每封信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得不到玉汉的只言片语,绍光的心在思念中备受煎熬。半年过去了,假期中学校又要组织到外地采风,毫无办法,绍光只有把思念埋在心底,想玉汉了就拿出翡翠观音,遥祝远方的玉汉一切平安。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一年一度,转眼间四年过去了,绍光毕业后要求回到云南,被分配到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谁曾想刚刚千里迢迢的赶到云南,却接到了来自美国的一份加急电报,电文是“父亲病危,速来美国”也许世上的事都是老天注定的,尤其是姻缘离合,就在绍光欣喜于很快就能见到朝思暮想的玉汉时,来自美利坚的一份电报使他不得不改变计划,为了能见父亲最后一面,他只好决定先去美国看望病重的父亲。

三、漂泊海外

    绍光来到美国,父亲已奄奄一息,交代了身后事,老人便撒手人寰了。初来咋到的他,在美国人生地不熟,多亏了父亲生前好友陈先生的帮忙,才得以将父亲的后事料理好。

     绍光在美国小住了一段,处理好了父亲生前的公司财产和身后的各项事宜,准备回国。可不幸的是,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绍光不得不滞留在美国。他的回国梦破灭了,对祖国对玉汉的一腔思念之情被搁浅了。他痛苦,彷徨,失落……这种有家不能归,有情人不能相见的日子让他度日如年。

    他每日把自己关在家里,没事就拿起画笔,画、画、画、画美丽的云南,画他心中美丽的姑娘,他用绘画来抒发内心的思念,来排解心中的郁闷……好心的陈叔叔见他日渐憔悴,很是心疼,经常喊他到家里吃饭,做中国菜给他吃,并劝他别着急,把眼光放远些,好男儿志在四方,只要努力哪里都有用武之地。要他重振旗鼓在美国干一番事业,不要辜负父亲对他寄予的厚望。
面对现实,绍光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他拿起画笔认真作画,画着画着,玉汉的影子总在眼前晃动:她那迷人的身姿,俏丽的脸庞,柔美的秀发,馨香的气息……他的每一幅画中都有玉汉的影子。玉汉已深入他的灵魂,植根于他的心里了。爱让他不能自拔,爱又赋予他前所未有的灵感。一幅又一幅富有民族特色的重彩画从他的笔下诞生。

    这天,陈先生兴冲冲的来到他的画室,告诉他一个特大喜讯,说美国一家公司要承办一次规模很大的画展,展出的都是一些名画家的优秀作品。让绍光也选几张拿去试试。

    画展开始了,展厅里人山人海,画廊里都是一些有一定成就的画家作品,绍光的画被放在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里,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与那些大师比,还是个一文不名的青年。可事情往往出人意料,画展结束后,暴了一个天大的新闻:绍光的三幅中国画最早卖出,而且是售价最高,人们被画中那诱人的高原风光和富有灵性的人物素描而倾倒。各大媒体竞相报导,一时间,绍光成了大红人。

    这次画展的成功,不仅使他一夜之间成了名人,也为他以后的成功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绍光的作品中,渐渐融入了西方现代艺术的特色,他努力把东方的古典艺术和西方的现代艺术相结合,形成了独有的个性特色,他的大型壁画《美丽、富饶、神奇的西双版纳》献给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之后又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系任教。

    绍光来美国十几年了,在事业上有了一定的成就,可终身大事却迟迟没有解决,这事成了陈先生的心病,先生的女儿与绍光同岁,也毕业于洛杉矶艺术系,人长的很漂亮,性格又温柔,看的出来,女儿很喜欢绍光。陈先生看着两个年轻人已是年逾三十的人了,始终相处的彬彬有礼,不温不火,实在憋不住了,只好亲自出马挑明了此事,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其实,绍光何等聪明?他当然知道陈先生的千金对自己有意,也知道陈小姐的人品学识没得挑,要不是因为玉汉的缘故他可能会爱上她。于是,情急之下他只好对陈先生合盘脱出自己的苦衷,陈先生听后很是感动,更加认准了他。这样一个重情重意的人,女儿若能嫁他真是一生的福气。

     在陈先生的竭力撮合下,绍光与陈小姐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两人相敬如宾,和睦相处,没有燃烧的爱情,没有甜蜜的情话,平淡地过着日复一日的时光。婚后第二年,他们有了心爱的女儿,绍光的心里有了一丝安慰。

    丁太太温文尔雅,成熟娴静,对丈夫一往情深,这些绍光都明白,可每当与之亲密时总是有点心不在焉……丁太太知道他心里还藏着另外一个女人,可从不说穿,总想以自己的温情感化他。每当看到绍光站在窗前遥望着远方发呆,她就知道他又在思念故土故人了,不声不响地沏上一杯热茶递到他手中,以冲淡他的思乡之情。每当看到绍光拿出随身佩戴的翡翠玉观音在手心抚摸时,她就会知趣的离开,给他一个空间,决不打扰他那时的心境……绍光知道自己欠妻子的太多太多,妻子是天下难得的好女人,他告诫自己要对她好一些,再好一些。

   90年代末的一天,在法国留学的女儿打来电话,说第二天上午回美国,让爸爸妈妈去机场接机。夫妻两都很高兴,出国四年的女儿明天终于可以相见了。第二天一早,妻子到公司处理事情,说是办完事打电话让绍光开车到公司去接她一道去机场,绍光答:行,到时我去接你,我们一起去机场。

     九点半,妻子打来电话,让绍光去她单位,他冲完澡穿戴整齐来到车库,开着高级轿车向妻子单位驶去,可开着开着好像有点不对劲,心里有一丝不安,好像有什么东西落在家里没拿,左右看看又没落下什么,怪怪的,心里很惶惑。想来想去终于发现玉汉送的玉佩在冲澡时摘下忘了戴,这块玉可从来没离开过他呀,正准备调回车头回家取,不料妻子这时又打来手机,问他到哪里了,她在楼下等他,没办法,他只好告诉妻子“车子很快就到”。

    接到妻子后,两人坐在车上,一路上说了很多话,似乎把结婚这么多年的话都说了,女儿要回来了,两人心情都前所未有的好,侧望副驾驶坐上的妻子,穿一袭米色风衣,保养极好的皮肤细腻光滑,齐耳的短发被风微微扬起,看上去显得神采奕奕。……丁绍光打量着妻子,发现她是这样美丽,笑容是这样亲切,结婚二十多年了,由于自己总是放不下初恋情人,忽视了妻子的诸多好处,想到此,心里顿生一丝歉意,他发誓,今生已经对不起玉汉了,再也不能辜负妻子了,她们都是生命中最好最好的女人。女儿回家后,一定要好好珍惜家庭,正想着,妻子突然轻声说:绍光,把车停一下,我想喝水,下车去买瓶饮料,“好,”绍光边答边把车停下。对坐在车里的妻子笑笑说:你等着,我到公路对面去买。他穿过公路走到一家商店,正准备买水,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巨响,猛回头,只见一辆货车撞在了自家的红色小轿车上,惨案发生了,丁绍光只觉得头“轰”的一下,便什么都不知道了。当他从昏迷中醒过来,看见女儿痛哭不止,妻子已去了另一个世界。

    事情来的太突然,丁绍光接受不了这一打击,女儿更是责怪他没能好好保护妈妈,说他平时对妈妈太不关心,女儿哭着说:“妈妈这么优秀的女人嫁给你真是亏了她,一生都不幸福,你心里一直装着另外一个女人,从来都没珍惜过她”女儿一针见血的话,深深刺痛了绍光,他愧疚,后悔,悲痛欲绝。可是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后悔的药。

    办完丧事,女儿提出要回法国定居,离开这片伤心地,她无法原谅父亲对母亲的半心半意。一切都不可挽回,丁绍光更无回天之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女儿弃自己而去。

    他一个人在美国度日如年的生活了六年,背负着失去亲人的痛苦,他常常一个人的时候,拿出玉汉送给他的翡翠观音,对着他诉说衷肠,他相信这块玉真得能给他带来平安,真得能够避凶驱邪,他后悔妻子出事那次没能把他戴在身上,他真得好后悔呵,为什么从不离身的玉佩那次就忘了戴?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天意?又想:妻子已到了天国,玉汉现在是否还活着?要是还活着也有六十多了、她过的好吗?

    也许是心有灵犀,出国几年的女儿又从法国回到了他身边,在外面经历的事情多了,人也渐渐成熟了,她慢慢理解了爸爸,原谅了爸爸。她对日渐苍老的父亲说:爸爸,这么多年,你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回大陆,回云南,这次,女儿就圆了你的梦,陪你到中国去寻找玉汉阿姨,你已经对不起妈妈了,若能在余生找到玉汉阿姨,你还可以补偿她,为自己赎罪。丁绍光觉得女儿说的在理,自己一生中欠两个女人的太多,在国外漂泊了这么多年,如果能在华发之年回到梦魂牵绕的云南,回到玉汉身边,哪怕是看她一眼,也算是一件幸事。

    旅美画家丁绍光回到云南,受到政府部门的热烈欢迎,丁绍光的名字上了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有专人专车陪他游览云南的名胜风光,云南的翻天覆地变化让绍光大受震撼感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果。住了几天,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提出到当年下放的地方——西双版纳去看看。

    来到日思夜想的西双版纳,触摸到这片高原的红土地,看到沿途扑入眼帘的如画风景,他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年前。弹指一挥间,如今的他已是一位苍苍老者,来不及拍打满身的仆仆风尘,他踉跄着急着要寻找玉汉的家,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找到玉汉的住址,现在已是人去楼空,到处是残砖破瓦杂草丛生,几片凋零的残叶被风一吹在敞开的门窗上翻飞沉浮,进得门去,尘埃遍地,蛛网满目,昔日的欢歌笑语,昔日的温馨美好,今日荡然无存。站在那里,他仿佛又一次看到了玉汉甜美的笑靥,听见了她那银铃般的笑声……他追问到:人呢?人现在住在那里?

    看到丁绍光如此追问,村干部只好直说,“对不起,丁先生,玉汉阿姨住在山洞里”绍光听说在山洞里,差点晕倒,大声疾问:什么?山洞里?在哪个山洞快带我去!村干部一行人带着丁绍光来到一个离村寨不远的山岗上,绍光一眼看出,这就是当年他和玉汉第一次邂逅的东山坡,这里居高临下,放眼远眺,一切尽收眼底。也是他当年经常作画的地方。走着走着发现山腰上有个用石块磊起的山洞,见此,绍光疯了般奔向洞中,洞内空无一人,只有几处草木灰痕迹,绍光站在洞里,嘶哑着嗓门大喊“玉汉!你在哪里?我是丁绍光,我回来了!”……空寂的山洞回荡着他的声音。空旷的山野萦绕着他的余音。“玉汉!玉汉!”随行的人也齐声呼唤起来,山谷里一片”玉汉玉汉!的回音却不见玉汉的影子。这时山风骤起,只见树丛中走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杵着棍子颤颤巍巍的向这边走,一位眼尖的村民用手一指说:快看!那不是玉汉吗?随着手指的方向绍光看到了一位衣衫褴褛,两眼深陷的老太婆,她的满头白发在风中肆意飞舞。他真不敢相信,这就是他那朝思暮想的初恋情人,他的玉汉,他心中的女神?此时的绍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自责、愧疚、惋惜,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他踉踉跄跄地奔向她,一把抱住她放声嚎啕……语无伦次地说“玉汉,我是绍光,你睁开眼看看,我是你的绍光呀,我回来了,回来找你来了,我要娶你!”在场的人都哭了,那瞎老太婆表情木然,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任他怎样哭诉也无动于衷。原来她已经疯了,是个什么也不记得的疯子。
“我知道,你已经把我遗失在河的对岸。

黄昏的暮色渐渐深浓,田野苍翠,山岗上的桃花绽放。
就这样,带着良辰美景,你终于抵达彼岸。
你在出发的时候,记得抚摸我的发丝了吗?
我怕你找不到我的气息,一整夜我都抱着你。
当我们相见时,即使已经非常苍老,你也会记得我。
我为你穿上过河的衣服,
送你过河,
我们所做过的一切,
都是捕捉的风,
手里注定一无所有。
没有什么东西因为不舍而获得怜悯,
所以我们放开手。
我的船还没有过来,
时间蒙住了我的眼睛,
让我猜?
我的眼睛已经盲了,
只能在回忆里凝望你。”

    后来丁绍光得知,当年离开云南后,寄往云南的信件全由玉汉的父母扣押了,没敢让玉汉知道,他们固执地认为绍光是飞出去的大鹏,不可能再回到这小山坳里来了,劝玉汉死了这颗心,在寨子上重新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玉汉听了死活不肯。常常一个人跑到邂逅绍光的小山坡上去等,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那会儿,由于与绍光之间的恋爱关系她还受到了牵连,说她是里通外国的特务,挨过批斗。再后来,父母年岁大了,相继离开了人世,可怜玉汉一个人孤苦伶仃,从早哭到晚,她哭逝去的父母,哭负心的绍光,哭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她还是到小山坡上去等,去盼,眼泪哭干了,眼睛哭瞎了,头发盼白了,还是见不到心上人的影子。万念俱灰的她再也撑不住了,精神崩溃了,疯了。

    丁绍光将玉汉接到北京,住在一所高级医院里,他发誓,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哪怕是倾其所有也要为玉汉治好病。绍光天天到玉汉的病房去陪伴她,喂她吃药,跟她讲话,当然最多的是他一个人倾诉,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倾诉换回玉汉的回忆。时间一天天过去,玉汉还是没有恢复的迹象,丁绍光依然每天陪在她的床前,喂汤送药,这天,他握住玉汉粗糙干枯的手在自己脸上摩搓,眼泪禁不住地往外流,刹那间,他想起了一件事,,迫不及待地从胸口掏出玉汉送给他的翡翠玉观音,放在玉汉的手心里:“玉汉,这是临别时你送给我的玉佩,我一直戴在身上,你摸摸,你摸摸呀。”突然,玉汉的手下意识的握住了玉佩,脸上泛起了从未有过的红晕。呆滞的脸上浮上了一抹笑意。丁绍光见状大喜,连忙叫来了医生,把刚才的情况告诉了医生,知道有了好转,医生都很高兴,治疗了这么长时间终于有了起色。

    当晚,绍光一直握着玉汉的手,让她抚摸那块玉,讲他们年轻时的故事给她听,玉汉很安静,很温柔,嘴角挂着一丝微笑,好像听懂了绍光的话。一直陪到很晚很晚绍光才离开。

    第二天一早,他就迫不及待地赶往医院,当他兴奋地推开病房的门,惊呆了,只见玉汉的床头一片红光,映着透过窗棂的太阳,温暖而祥和,走进一看,原来是一只用红线缠绕的钢笔,是40年前绍光送给她的定情物。丁绍光握住那只笔,看看躺在床上的玉汉,当年的情景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在眼前闪现……他的一生,一直在不停地行走,一边走一边让时光和美从灵魂中刷刷掠过,好像在风里行走,明知一无所有却心存不甘。现在,面对玉汉,他终于选择了停留,不是欲望,不是诱惑,他仅仅是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一种发自远逝了的责任。不幸的是,现代医学也不是万能的上帝,就在玉汉的病情有所好转的时候却突发脑溢血而命赴黄泉。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事,丁绍光一腔赎罪的热情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而终止。玉汉没有给他机会,他心有不甘却无能为力。

    在清理玉汉的遗物时,丁绍光发现,在她病床的枕头下面,平平整整地铺着一张画,那是第一次见到她时丁绍光为她画的沐浴图。几十年了,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唯有绍光送给她的两样东西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直到去世。

    现在,丁绍光已回国定居,在云南大学的寓所里挂着为玉汉作的沐浴图。他的大名在云南家喻户晓,他以玉汉的名字为贫困山区捐款捐画,现在的云南有玉汉小学,玉汉中学,玉汉公司,玉汉宾馆……总之,他的一切捐赠统统都以玉汉的名字命名。

    他与她今生注定无缘,只能期待来世牵手。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贺敏学的发人深省故事 2012-03-10 00:45:35

贺敏学的发人深省故事

----人在岔路口

东方航空公司 刘江波

    兔年拽走了冬天的尾巴﹐龙年喷吐着蓬勃的气息﹐又一个春天款款而来。我们遥望璀璨的星空﹐在中国群星划过天际的轨迹上﹐分明镌刻着举世公认的辉煌。然而﹐富起来的国民远谈不上幸福﹐口袋鼓了﹐心里却慌了﹐全社会的浮躁和焦虑﹐让草民们和这个国家一样﹐走到了抉择的岔路口。

    岔路口﹐人生命运的分水岭。“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人生无非就是选择﹐最重要的选择不过三五次。

    我时常缅想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老井冈”贺敏学。他既是我父母的老领导﹑同乡﹐又堪为兄长。在他诸多的传奇故事中﹐最令我血脉贲张的还是他猝不及防被推到岔路口时的人生抉择。

    那是1927年﹐毛泽东在秋收起义途中﹐第一次从一个叫王新亚的人那里获悉﹐井冈山上有个叫贺敏学的共产党员﹐他的胞妹贺子珍是井冈山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23岁的贺敏学重义气﹑讲友情﹐豪爽耿直﹑嫉恶如仇﹐在当地很有名望。贺敏学有个同窗好友袁文才﹐袁文才有个同年出生的“老庚”(拜把子兄弟)王佐。袁文才﹑王佐在井冈山各拉起一支农军﹐志同道合﹐彼此照应。

    192710月初﹐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决定率余部上井冈山。恰逢贺敏学下山寻找党组织﹐与“三湾改编”的队伍相遇﹐遂托人转告袁文才。

    贺家兄妹与袁﹑王之间的关系如清风朗月﹐磊磊落落﹕王佐信任袁文才﹐袁文才信任贺敏学﹐贺敏学与贺子珍一奶同胞﹐贺敏学是核心人物。贺家兄妹在袁﹑王与毛泽东之间穿针引线﹐后来就有了毛泽东﹑袁文才1927106日在大仓村的会见﹐史界称之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标志性事件。

    井冈山的革命如火如荼﹐斗争却异常残酷。1930224日﹐袁文才﹑王佐被一些私心很重的红军负责人错杀。这一对32岁的生死老庚﹐做到了同生同死的指天盟誓。贺敏学闻讯悲痛欲绝﹐得知袁﹑王是被人冒充自己的笔迹写条子骗下山的(有一说是冒充毛泽东的笔迹)﹐他像火山般爆发﹗想当初﹐惺惺相惜一起闹革命﹐给袁文才写信相约搞暴动﹐井冈山上一同钻密林﹔到如今﹐两纸信笺一真一假﹐情同手足的挚友竟死于天真的信任﹐死于自己人制造的阴谋﹗他悲愤﹐他抗议﹐他去跟人家理论﹗

    19303月初﹐袁文才的妻兄和王佐的胞兄“反水”﹐井冈山易帜﹐存在了两年零四个月的根据地继而失守。

    193010月﹐红军的肃反运动达到高潮。一些深谙斗争哲学﹑热衷制造纠纷的红军负责人借打“AB团”(指混入革命队伍的富农反革命分子)大搞逼供信。“富田事变”中﹐贺敏学几乎被错杀﹐一批红军官兵被错杀。

    这是一段最暗的日子。一个仗义行侠的热血青年﹑年轻的国民党员﹐贺敏学在革命低潮时转而接受马列主义﹐加入共产党。他怎么也想不通﹐党内的恩恩怨怨竟会导致大量的错杀。

   2009年﹐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在其鸿篇巨着《苦难辉煌》中说﹐从“四一二”反革命屠杀中过来的人们﹐深知在危难时刻叛变现象的不可避免和巨大危害﹐便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起最后往往伤及自身的铁腕﹕肃反。

    那个年代的贺敏学﹐不可能有今天人们的认知﹐他还在为共产党内部的打杀而痛苦不堪﹑愁肠百结。

    斗下去﹐讨回公道﹖那些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被自己领进革命队伍的﹐那些被错杀的﹐那些错杀别人之后也成了牺牲品的﹐斯人去矣﹐不可复生﹐公道﹐还讨得回吗﹖

    拉队伍﹐另起炉灶﹖不啻撕旧伤添新痕﹐袁文才﹑王佐们一手创建的根据地﹐如同坍塌的土墙碎成齑粉﹐使我之更弱﹐敌之更强﹐这兄弟阋墙﹑亲痛仇快的炉灶﹐谁人垒得﹖

    回家去﹐卸甲归田﹖知遇之恩也好﹐兄弟情深也罢﹐抱憾长天﹑拱手诀别﹐老子不干了﹗可是﹐红潮与白潮相互绞杀的战争﹐正像一把尖利的篦子﹐在贫瘠的土地上搜刮﹐锐刺过后留下的﹐是更加荒芜的土地和饥饿的人民。卸甲如蛾扑火﹐无处可归田﹐哪里去寻一副埋头耕耘的犁耙﹖

    贺敏学无从知道﹐五年之后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重掌那艘在风雨飘摇中动荡不安的航船。而在此时此刻﹐在残酷拉锯﹑黑暗吞噬的1930年﹐贺敏学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

    26岁的热血青年选择了沉默。

    沉默是金。能吞下痛苦﹑愁结和血泪的沉默﹐比金子还贵。贺敏学把自己拎出混沌斗狠﹐置身于时代舞台的前沿﹐驰骋于沙场﹐纵横于林莽﹐在打击敌人中成长 如同六十多年后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

    然而﹐苦难远无尽头。

    1934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贺敏学与项英﹑陈毅﹑龚楚等被留在中央苏区﹐迎接他的﹐是后人称之为“最为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金一南教授说﹐造就大英雄的时代﹐即是产生大叛徒的时代﹔有多少至死不渝的忠诚﹐就有多少鲜廉寡耻的叛卖。

    龚楚﹐中央军区参谋长﹐老资格中共党员﹐红四军前委常委﹐曾与毛泽东﹑朱德齐名。19355月﹐龚楚经不住艰苦环境的考验叛变了革命。龚楚设计诱捕项英﹑陈毅。生死关头的贺敏学﹐第一个跳起来掏枪﹐与龚楚进行零距离血拼﹗1936年春天﹐贺敏学被捕。曾经一同出生入死的红军将领﹑如今的“少将剿共游击司令”﹑大叛徒龚楚亲自审问贺敏学﹐贺敏学誓死不降。同年6月﹐他趁“广东事变”之乱逃脱﹐不料又被抓回。这一次﹐或许是因为龚楚尚存未泯之良心﹐记得贺敏学舍生忘死掩护过自己﹔或许龚楚认为革命已亡﹐贺敏学毫无价值﹔或许龚楚还想放长线钓大鱼﹐总之﹐他放了贺敏学。三十年后﹐这成了贺敏学在文革中说不清楚的事。

    贺敏学重获自由﹐他像漂泊的孤舟﹑离群的落雁﹐乞讨﹑做工﹐艰难地找党。一日走到粤赣两省交界岔路口﹐路牌标示往东﹐可回江西老家。往西﹐继续寻找项英﹑陈毅﹐如同大海捞针﹐风雨困顿﹑凶险莫测。贺敏学毅然向西走去。一年多后﹐终于找到项英﹐经严格审查恢复组织关系。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人生的岔路口﹐项英﹑陈毅﹑贺敏学们经受着炼狱之火的极端考验﹐选择了浴血坚持﹐而龚楚却背叛了革命。在革命的岔路口﹐毛泽东选择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则使革命事业陷入绝境。

    “富田事变”中那些被错杀的红军官兵们﹐他们的目光至今仍与我们深邃相对﹐让我们感知锥心刺骨的痛惜﹐感知悲歌一曲的慨然。

    相隔八十多年回头再看﹐更见支撑贺敏学坚持到胜利彼岸的﹐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愿意为此而奋斗终身的执着﹐是不为所动专注于打击外部之敌而深埋痛苦的毅力。只有理解了那段历史的人﹐才能对处在那样一个悲痛绝望特定关口的贺敏学们感同身受﹐对他们追随信仰的坚定意志肃然起敬﹐对他们用生死关头的抉择﹐把共产党人的人格诠释得那么崇高坚挺﹐那么淋漓尽致而感怀不已。

    在当下﹐在时代的岔路口﹐每一个草民都在关注国家走什么路﹐自己走什么路﹖这是一场关联性极强的探索﹐互联网的参与使多元的声音尖锐而深刻﹐让我们猝不及防﹐难免惶惑。可喜的是﹐80后们正成为主力人群﹐以其鲜活独立之思路﹐与贺敏学们进行着年轻时同样的探索。所不同的是﹐前辈们更关注“国”﹐在垂垂老矣之时﹐为曾经的千磨万劫而感慨而审视而不改其一生所追随的信仰﹔80后们更关注“人”﹐用他们特立独行﹑个性张扬的文字掀起一轮又一轮的中国式网络争鸣。

    人﹐不可以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永远无法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我的父母无数次讲起的贺敏学的传奇故事﹐能给大转型时期的草民们带来一点点启示吗﹖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转发: 轉寄︰ 转发: 画家丁绍光的爱情故事 2012-03-09 10:47:45

刘少奇女儿刘平平的悲惨一生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连15元买票的钱都没有

可爱可怜的刘平平2009年12月3日逝世

女友

    从1956年到1962年,我和刘平平是北京实验二小的同班同学。小学时的平平朴实大方,热情宽容,憨厚懂事。她的穿着打扮和班上不少女生比起来都格外朴素不起眼,只偶尔有特殊活动时,才见穿她一套咖啡色并带有白罩裙的苏联小学生制服,非常新奇而好看。

    平平小时候喜欢思考,有时说话像个小大人。记得有两次她问关老师问题时竟然说:“我有个想法,但不知道该说不该说?”老师说,“你说吧。”她才肯说出来。我想她一定是听妈妈这样和爸爸说话,就学来了。

    平平的父母对子女要求很严格,非常注重培养他们的独立生活能力。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平平住校,过着和大家一样的艰苦生活。每周一她坐儿童车返校,都只带回一些炒黄豆。困难时期平平说过:“爸妈立了新规矩,以后家里不给做新衣服了,小的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的确,那几年平平穿的衣服都是短短的,裤腿都是吊吊的。一天中饭后,平平高兴地走进教室说:“我妈妈待会儿来看我和大家!”果然,不久后王光美阿姨就骑着自行车来到学校,坐在教室后面关切地询问同学们能不能吃饱,平平功课好不好。我由于不好意思,就“缩”在前排悄悄地望着她妈妈。

    也是住校午休时,平平和几个女生在宿舍玩起了装扮不同角色的游戏,误了上课时间。关老师见她走进教室后,立刻一板脸,当众严厉呵斥。尽管父亲的照片在《人民日报》上与毛主席并列,但此时平平的头却始终没有抬起来,嗫嚅着低声认了错。

    1962年小学毕业,告别了彩虹般的童年,我的心情好像一下子冷落了。在中学里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刘胡兰和白雪公主再也不能和平共处了”!我对新集体从未有过“第二个家”的感觉,而对启蒙老师和小学母校的眷恋使得我们一些同学每年都去看望关老师,但我们没有碰到过平平。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揪斗刘少奇、王光美时,我们中学和其他中学一起聚集在故宫筒子河以北,摇旗呐喊了三天整。看着街上铺天盖地的大型漫画,一只只大铁拳或是一双双大皮靴把面孔扭曲的刘、邓、陶抓在手心儿,踩在脚下,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亭亭那么小,听说还在全校大会上做检讨挨批判,平平的遭遇就更可想而知了。

    直到1972年,我因患心肌炎从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病退回京,和部分同学、老师在颐和园举行了一次聚会,才又见到了平平,那时她刚刚坐完四年牢。我们都从小毛孩儿进入了青年时代,尽管平平浓眉大眼纯朴的美没有变,但令我吃惊的是她脸庞消瘦,头发几乎掉了一大半,连小辫子都不能梳了,只能在两边松散地各打一个结,显然是精神上受了重大刺激的结果。这种情况下,什么也不用问了。我想起了一首“可教子女”被“四人帮”关押时的囚歌《七十五天》:

离别了挚友,
来到这间牢房已经是75天。
望了又望,
眼前只有一片铁门和铁窗。
回忆往事如一飞,
泪水就流成了行。
亲爱的朋友,
你我都一样日盼夜又想。
衷心祝愿你身体健康,
永远也别把我忘。
这就是朋友唯一的期望,
继续把歌儿唱!

    后来才听说平平在年满18岁之前被关在少管所,18岁以后被江青无理指控“企图将其父刘少奇劫往苏联”,进了北京第一监狱。在监狱里,她住的是无窗单间小黑屋,没有书报杂志,而且常常是半年没有一个人和她讲话。所以她就盼着提审,好能见到人并说句话。刚进“一监”的几天,她常听到走廊里有熟悉的脚步声,好像是一个老太太每天去倒尿盆。尽管看不见,但听到老人回应看监人催促的声音后,她知道老人果然是自己的外婆董洁如。她不敢喊外婆,因为怕他们把外婆迁到离自己更远的牢房去。后来,这蹒跚的脚步声也在平平的牢房外消失了。这位获有高等女子师范大学学位的中国女权运动倡导者、优秀的幼儿教育家,就这样孤独凄惨地离开了人世。

    自从颐和园一聚,后来的几年大家时常来往。我们在一起聊天、摄影、学缝纫、学英语……平平学什么都快,有一天她骑车来我家,身上穿的是她自裁自做的一件乳白色细条绒布西服上衣,加上她身材好,在上世纪70年代初别提显得多时髦了。我们一起骑车去北京展览馆参观意大利和瑞典工业展览会时,她穿着另一套自己缝制的布衣服,和老外不停地用英语交谈,使我大为诧异。

    当时我已有了男朋友。看着平平气度高雅,人又漂亮,可还没有男朋友,我就张罗着帮她介绍了一个不仅长得帅气,而且多才多艺、很有头脑的朋友,是一位大作家的儿子。尽管他们互相很有好感,特别是平平,可还是没成——男方对女方的家庭背景十分敏感,不敢背这个中国最大的“家庭包袱”,让我觉得十分可惜。直到80年代出国前,平平都30多岁了,却连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若不是“文革”,她的身边肯定有的是男士大献殷勤,哪儿会有人对她避之唯恐不及呢?

    1974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大约10点多钟了,我在楼下煎中药,忽然听到有人轻轻敲门,开门一看,竟然是平平。我心里很奇怪,她为什么这么晚来,而且外面还刮着风。平平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她今天晚上要坐夜车赶回山东军马场,但没有买火车票的15元钱,问我可不可以借给她。我赶紧到楼上向父亲要了50元钱,父亲说不让平平还了。平平不肯多拿,我死说活说,她才最后收下,然后就背着行李猫着个腰在黑暗中告别而去。半夜我醒来,估计她正蜷曲在咣咣当当的火车硬座上,不禁想起一首上山下乡知青编的《告别之歌》:

条条锁链锁住我,
锁不住唱给你心里的歌,
歌儿有欣又有悔,
伴随你和车轮飞,车轮飞。
生活好像,逆水来行舟,
刻下了记忆在心头,
在心头,热似火,
好兄弟啊你可记得,可记得?
杯中滴酒盘中梅,
听了你的经历我暗掉泪,
泪珠儿飞湿衣衫,
相逢唯恨相见难,相见难。
昨日才相聚,今日又分手,
灵魂离身跟你走,
跟你走,不分离,
好姐妹啊你可愿意,可愿意?

    我和父亲为了堂堂国家主席的女儿连15元买火车票的钱都没有感慨了很久。记得我还让在协和医院工作的父亲想办法给平平开一张“疾病证明”,好让她早点从军马场回来,但父亲哪儿敢呀!

    “文革”中,虽然平平和弟弟妹妹们互相极其关爱,可我知道她一个人远在异乡,没有同学伙伴,内心是极其孤独的。正因如此,便用知识来充实自己。她告诉我,在军马场白天一天劳动下来,熄灯后她常常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因为这样查房的人不大容易发现。假期回到北京,她每天也要花些时间来看书,思考问题。那时候,刘、邓、陶还都是“死老虎”,一点儿翻案的消息都没有。然而有一天她对我和父亲说:“我爸爸的问题10年之内肯定能翻案……”她此话之后只用了5年,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冤假错案就翻过来了!当我1979年去南池子招待所看望她被囚禁达12年之久、体弱多病的母亲时,我既佩服平平的远见卓识,又感叹她母亲的坚强不屈——一生中最宝贵、最能出成绩的年华——46岁到58岁——她是在监牢中一天一天度过的。“这段历史,”平平母亲说:“我们绝不能再让它重演了!”

    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洪流,平平终于结束了多年只身远在军马场的生活,调到了食品研究所。我毕业后在北工大。偶尔见面闲聊,平平告诉我,她对祖国的食品研究很有兴趣。她还每天用英语和几个同事对话,并且准备出国留学。不久我们先后到了美国,我单身带着孩子,又打工又上学,孩子又爱生病,和她就再也没有联系了。后来当我听说平平终于有了伴侣,生了孩子时,心里别提多替她高兴了。

    令我自叹不如的是,我家在“文革”中没受冲击,但在祖国建设最需要人的时候,我选择的是留在美国的相对安逸、舒适的生活。“为两国交流做贡献”的大多数留美中国学者,说白了,很大程度上都是留恋美国的物质生活水准,或个人的成名成家。所以现在当一些“海外学者”对改革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指指点点,甚至骂骂咧咧时,我并不以为然,当然不排除他们很多人是智者爱国者。而平平在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到了曾使她深受伤害的家乡,倾心竭力地投入到了四化建设之中,并且担任了原单位的所长,后来又升任外贸部科技司司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她两次谢绝了单位分房,和母亲、儿子住在复兴门外80年代的两套单元房里,常常忙到深夜。

    斗转星移,春秋代序,1992年我到美国东部任教,听一个同学说起早些年去纽约看望平平的事情。她那时还没有毕业,住在一个条件很差的地下室里。让同学感到好奇的是,她家地板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毛线团儿。见到老同学,她高兴极了,又买菜,又做饭,忙活了半天。饭后聊天时她手上不停地织着毛衣,一问才知道,是给毛衣店老板打工用来维持生活的。美国妇女一般不会织毛衣,所以手织毛衣在美国卖的价格比较高,但店老板只给平平35美元一件的极低报酬。她在读书之余,除教中文外,还要不停地织才能赚到一点儿钱。

    到美国后,平平不靠父母的名气,隐姓埋名,给自己起名叫“王晴”。直到她的博士论文完成之后,导师才从报道中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并为之深受感动。

    好好的一个平平,健康、漂亮、开朗、博学多才,但由于长时期的精神刺激和过多的学习工作压力,使她患病后一直昏睡着。每当想到这儿,我心里就无限难过。

    这位共和国的“公主”,1998年在商务司午睡时患脑溢血还清醒的状态下,由于家人不懂医而没有及时送天坛医院做开颅手术,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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