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编者按:这期文集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中美军事力量对比》,中美之间的军力相差之大,令一些民族主义者难以想象。改革开放这么多年里,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发展军事工业,提高军事力量,而是一心想着GDP,经济总量。但在当今的世界上,没有军事力量的大国能干什么?学学美国,才知道军事与经济的关系。没有航母跟随的海外投资只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一段吵闹最厉害的是重庆王立军事件,薄熙来一倒,老共产党人东山再起的美梦便要破灭。老的没了,新的也长不了,唇寒齿亡。看下一步的热闹了。中国已经很难挣扎出美国的包围圈了。而北大教授张祥龙先生的文章,更是一篇清算西方文化的檄文。孰是孰非?现在看界限日愈清楚了。】

中美军事力量对比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  编辑

2012年2月20日

目录

博报:普通老百姓在体制内基本丧失了代言人

张祥龙:儒家原文化主导地位之含义

杨海文:儒家复活的意识前提

大军网:尧王城遗址的太阳崇拜与印第安文化的联系

中美军事力量对比

陈晓晨:美国开启军事战略十年大调整

孙晓兰:伊斯兰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千年之争与中东危局

何帆:中东局外局

陈平:十问美国的接班人

卢映西:在马克思货币理论基础上探索根治经济危机的新途径

张斌:改善供给入手,实现平稳房价上的供求两旺

张明:对外贸易风光不再?

汪玉凯:中国已形成三大利益集团

常修泽:对中国分配问题的深层思考

李稻葵::有限权威时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改革

石小敏:中国下一步的机遇

许善达:政府收入总量与结构目标

杨芳洲:建立反转基因爱国统一战线 扭转亡族灭种的厄运

白益民:中国物流的最大缺失

汤敏:不为赚钱而设立的社会企业也能上市吗?

华尔街日报:全球变暖说是耸人听闻吗?

 

香港《太阳报》:谁在背后收拾薄熙来

王希哲:“篡党夺权”不好吗?

李成:用数据分析中国高层政治

钱理群: 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

译者弁言: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序

彭培根:给万豪酒店集团同时也写给全中国的酒店管理者

彭培根:建筑环境与人民的文化及美育的关系

曹久强:再论法的精神----致中国法律党人

史记:戴高乐的遗嘱

刘欣如:从雅利安人到欧亚游牧民族:探索印欧语系的起源

林小仲:《联合行动》45周年纪念会启示录

文革致死中华精英名单

韩秀:当过知青的“美帝”女儿

金秋:吴法宪的女儿金秋谈父亲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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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老毛<anchormao@gmail.com>;时间:2012年02月19日 21:05 (星期日)收件人:(无) 红星博报,您每周生活的一缕阳光

普通老百姓在体制内基本丧失了代言人

博报

2012年2月

    中国社会走过34年的改革开放的路程,在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直逼美国之时,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壕沟也宽深到历史上未有的程度:壕沟的一边,是巧取豪夺的资本家、出卖人格国格的买办,和党政腐败的各级官员,在日常生活里挥金如土,日出万金、十万金、乃至百万金的同时,用剩余非法所得,开豪车、行豪赌、囤豪田、攒豪地、海内外置豪宅、送子孙海内外上豪学,当如此还无法安置完所拥有的巨额财富的时候,就干脆将现金资产也转移海外,将子女配偶秘密移民海外,一来经管海外资产资金,二来逃避国内政治和社会风险;壕沟的另一边,是数千万绝对贫困人口,在为一日三餐糠菜果腹而愁苦不堪;数以近1.5亿计的农民工为每月不足2000元工资而超负荷工作10-16小时,其中一部分常要因为讨要被拖欠的微薄工资,遭遇被老板扫地出门,被老板雇人殴打甚至砍手剁脚;数千万下岗工人像幽灵一样为养育子女,维持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各种谋生手段挣扎在生死线上;更有千万之众的花季少女和下岗女工不分白天黑夜,冒着被勒索、被赖账、甚至被杀害的危险,奔波在皮肉市场供人玩乐,被人凌辱;即便是所谓城市小资,也多被子女教育、医疗、住房这新“三座大山”沉重的压住;至于还有多少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或者啃老或者蜗居或者干脆绝望自我了结生命,多少老人又被贫困的子女赶出家门、被富有的医院挡在门外,老无依靠,不得善终,就更无法统计。

    这种完全超出正常人思维和想象的两极分化,衍生出浮现于当今中国社会表层的一切社会问题,导致中国社会被明显的撕裂,即不同人群之间团结互信的丧失,代之以彼此漠视、对立、伤害乃至杀戮。从不同民族之间关系横向看,各民族之间隔膜嫌隙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一些民族要分裂的迹象,极端的如“疆DU”,“藏DU”等组织的所谓“恐怖活动”;从政权层级结构纵向看,一些民族和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中央政府对这些民族和这些地方政府的支配领导能力,明显的趋于减弱,“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与此同时,这些民族内部不同社会阶级人群之间,如工农大众阶级和精英集团之间,暴富阶级和赤贫阶级之间,彼此敌视、敌对,最严重时候乃至彼此暴力杀害。

    所以,你就不难理解下面这幅画面 ----广东东莞,21岁湖南男子吴某在劳务市场求职,被劳务派遣公司的员工舒某骗走身上的全部盘缠,共300元,在索要无果后,持刀将其割喉。

    这其实只是表层问题,是由深层问题导发的,深层问题就是制度安排问题。于是,在现实的逼迫下,中国社会一切关心个人前途与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人,就都在反思现实制度的缺陷。

    以现在流行的政治左中右标尺测量,无论是什么政治倾向的人,左也好,中也好,右也好,无论怎样定性现实的制度,资本主义也好,特色社会主义也好,权贵资本主义也好,都觉得这个制度不再具有可持续性,都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自身所在的阶级利益出发,甚至只是从失去了人民性的党派利益出发,谋求出路,寻找替代性制度安排,名曰救治现实社会,实际救治或者维护自己的利益及自己所在的阶级利益和党派利益(党派往往是阶级的代言人,阶级利益的维护者,所以这两种利益具有一定范围的重叠性),却很少有人真正以人民为己任者,真正为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着想。

    这,就是中国目前政治和社会现状!

    当前中国社会,因为内外矛盾尖锐突出,“不争论”已经不可能了,王立军事件已经揭开了“和谐”最后的遮羞布。普通老百姓在体制内基本丧失了代言人,在此背景下,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都应该以自己独特的的方式,利用手中有限的言论资源如网络论坛、博客、微博,参与国家制度构建的大是大非问题的争论,从影响国家制度构建着手,争取自己和本阶级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权益。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2-21 16:27:42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转发: 雄文

    传上一篇雄文,算账要从新文化算起,来个彻底大翻盘,而且还是独尊儒学!从中可见新儒家戾气之一斑。

儒家原文化主导地位之含义

----儒家复活的意识前提以及与印第安文化的对比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祥龙

《现代哲学》2010年第1期

    一直到20世纪初,儒家是中华民族两三千年中的原本主导文化。但是,跟印第安文化一样,儒家文化也因其非普遍主义的特征,被残暴卑劣的西方入侵者所毁掉或严重摧残;中国人今天面临着一项困难的任务:如何找回已经失去了的文化主体,让她重获生命。应对所有这些困难和实现这些设想之前,必须确立儒家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原文化主导地位,确认儒家主体在现代中国的消失是西方武力侵略和文化侵略的结果。恢复儒家和儒家文化的生存是中国政府、中华民族和中国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所有曾经在中国犯下毁灭文化罪行的列强和组织不可逃避的赎罪责任。儒家知识分子们如果没有这个意识,不足以成为儒者。儒家文化的真实身体——儒家的真实团体、儒家存活所赖的社会结构等等——必须复活,以作为一切儒家活动、学派、流派存在的不二前提和生命土壤。此乃儒家的纯存在或“儒在”,是它使得一切儒家的存在者们可能;此乃儒家的历史原文,是它使得一切后起的注释、 改写、翻译、发挥可能。要通过各传统民族的原文化的复活和全球主导文化的多样化来获得新的人类生机和平衡结构,我们的希望在于一个全人类的文化生态多样性,一个以民族原文化为基本单位的“联合国”。

    儒家的真实复活乃至某种复兴,除了其他条件外,首先要求儒者和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觉醒,即意识到儒家对于中华民族的原文化主导地位,以及相应的一系列后果,包括儒家团体根据这个地位而做的自身定位和目标追求。这篇文章就想说明这个地位的含义和真实性。

    原本文化(primordial culture, ab-original culture)是指这样一种文化,它源自一个民族的悠久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此民族所尊崇,并明显参与了此民族基本特性的塑造。一个民族可能有多个原本文化,其中常有一种是起主导作用的,即该民族的原本主导文化。儒家是中华民族在两三千年中的原本主导文化[1],一直到20世纪初,这一事实无可否认。儒家由孔子正式创立,至清末已经有两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孔子尊奉周文化,儒家的一部分基本经典如《诗》《书》《礼》《乐》《易》,在西周时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了,所以有人认为儒家的历史起源要早于孔子。无论如何,儒家至两千年前的汉代,就已经明确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导思想与文化,而且几乎没有中断地延续到清末。这其中有过多次改朝换代,有过多次选择其他文化的机会,但是历朝历代,中国人总是选择儒家为主导者,可见这是一种发自民族深心的认同和尊崇。因此,中华民族最深切地受到儒家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基本特性。

     现在要真正理解这原文化地位的含义与后果,却艰难得很,因为各种形式的西方中心论将其掩盖了、歪曲了。为了揭示它们,我愿意从一个遥远而又切近的例子说起,这就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命运。

    美洲的印第安人大约一万年前开始从亚洲东北部移入北美,然后逐渐扩散到整个美洲,一直到哥伦布在有重大政治经济后果的意义上发现美洲,印第安人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多种文化中。玛雅文化和印加文化是其中特别灿烂著名的。在印加文化中,原本的主导文化是崇奉太阳神及月亮神的文化,被印加人征服的安第斯,一些当地人则信奉天空与大地之神,比如天上的雷电公神和地上的玉米母神[2]。

    我目前(2009年暑期)正在南美洲厄瓜多尔国的圣•弗朗西斯科大学讲学。最近,班上的印第安学生带我和内人访问了她的家乡,即位于科塔卡奇(Cotacachi)火山脚下的小市镇。该镇就以此火山命名,镇周围有几个印第安人村落。我们是6月下旬即夏至后一周内造访,正赶上印第安人最重大的节日——太阳节(Inti Raymi)。车经过镇口时,看到一个硕大的印第安人的传统太阳塑像,即象征太阳的一个中心圆圈和象征阳光的八只角;但行至镇中心广场,见到的却是一座高大的天主教教堂。后来从观察和读书中,我认识到,这反映了当今南美印第安人[3]的主流文化形态。一方面,他们仍然保留了印第安人的一些文化习俗,比如传统的编织工艺、太阳节和此节日中的传统歌舞,乃至一个古老而又奇怪的风俗,即村落之间在狂热舞蹈高潮时的相互打斗,直到流出献给大地母亲的鲜血,才算过了一个好节,而平常时大家相安无事,并无世仇可言。可另一方面,这里的印第安人早已在西班牙人统治下皈依了天主教,甚至妇女们的“传统”衣着都是西班牙中世纪农村的服装。

    两天的新鲜经历让我充满了喜悦和感激之情,但也让我思考其中的文化含义。我的总印象是:这个壮丽雄奇的安第斯山北部地区,是美洲印第安人居住最多的地方;其中印第安人的主体部分已经天主教化了,尽管还保留了某些自己的传统风俗,而且,城市化、全球化的进程还在进一步加剧这些传统的流失。

    我这位学生的丈夫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西方人,他告诉我:西方人来到美洲后,对这里的原文化和原住民主要采取了两种策略,即北美洲的屠灭策略和南美洲的强迫改宗政策(其实,南美也有大量的屠灭,以至于在大部分南美国家中,印第安人口的比例极低)。所以,现在北美的印第安人所剩无几,都被限制在一些贫瘠分散的“保留地”上[4];南美部分地区的印第安人数量相对较多,但除了残存于丛林中的少数部落人之外,大多被天主教化了,连语言也是以西班牙语为主。而且,尽管改信了西方人的宗教,但印第安人处境一直不佳,三四百年来苦难深重,现在也是相对贫穷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民族意识正在逐渐觉醒,要为自己的权利斗争,也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努力。比如我这位学生的一位姐夫,也是印第安人,前些年破天荒地当上了科塔卡奇镇的市长,而且表现出色。

    儒家文化的现代命运与印第安文化的命运很有些可以比较之处。它们都被残暴卑劣的西方入侵所毁掉,或严重摧残;它们之所以会受到如此深重的伤害,而不像另一些非西方的宗教文化比如佛教那样还能有所逃避和再兴,是由于它们的非普遍主义特征,也就是与原本民族的原本生活方式和天地生态的内在联系[5]。两边都持一种“互补对生”(genesis by complementary opposition)的阴阳性别哲理和天地信仰。

    中国这边,古《易》卦象就鲜明地表现出这种思想和精神的结构,孔子及其弟子们创作的《易传》更是直接阐发了其中“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周易•系辞上》)的哲理。所以儒家相信“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第12章),相信家庭的亲子之爱(慈与孝)是一切德行、礼乐和政治之源,相信天地四时与人的息息相通。

    安第斯山的前印加文明的印第安人中,盛行两性神灵和男女的“互惠原则”[6],“在主流意识中,大地的力量与体现在天空及高山上的力量对列。安第斯人让他们的天空中居住着男性之神,而与大地的丰产女神的形象对峙起来,这些女神以巴查妈妈(Pachamama)也就是大地母亲和她的神圣‘女儿们'为首”[7]。

    印加的主导文化与安第斯印第安人的当地文化是同结构的,只是突出了太阳神的地位,就像儒家相比于道家而稍稍抬高了阳的地位。“印加人用其他安第斯人能理解的方式来构造他们的宇宙。……他们选择太阳神来主持和代表征服者的帝国,而让月亮神管理一切与阴性相关的事情。”[8]印 加帝国首都库斯科的主要太阳神庙的内部结构,特别是中心神坛的一幅图(Pachacuti Yamqui's diagram),清楚地表现出这种世界观。这幅图上,左边是阳性的太阳、早晨的金星、陆地男神和男人,右边是月亮、傍晚的金星、海洋母神和女人,形成一个互补对生的等级结构[9]。

    这种自然的、微妙的有机世界观,不离世间--特别是家庭、家族——而又被神圣化。当它们遇到以独一的至高实体神为信仰、以坚船利炮为根本力量的西方文化时,就特别不适应。尤其是当这种完全异质的、机械的、形式化的军事、经济和社会力量摧残了中国和印第安社会的家庭结构后,儒家与安第斯的印第安信仰就在历史的瞬间崩溃,尽管它们在这之前可以经受多种折磨而不垮。对于佛教、道教这类不那么依靠家庭结构的非西方宗教和文化,西方强权的野蛮现代化倒还不至于那么致命。

    此外,两者的衰败还有一个类似的原因,即两边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或主导者们,在西方强权的入侵面前,特别是在其绝对的优势武装的屡屡得手面前,陷入惊惶失措的状况,以至于去崇拜西方文化或其中的某些方面,而对自己文化的基本价值丧失了信心[10]。

    比如印加帝国的印第安人见到西班牙入侵者时,称他们为“神”(virucochas),因为他们骑着印第安人从未见过的“特别大的动物”(即美洲没有的马),穿着镫亮的马靴,手中的火绳枪放出像闪电一样的光芒,还能用“某种白单子”(纸)来相互说话,等等[11]。在这种心理中,皮萨罗(F. Pizarro,初次入侵印加帝国的西班牙武装团伙的首领)手下四十多人就擒住了当时的印加国王阿塔华儿帕(Atahuallpa),杀死当时在广场上的一万印第安人[12];此后又用分化、阴谋、谎言和各种卑鄙手段摧毁了整个印加帝国,劫掠了惊人的财富[13],特别是土地这宗最大的财富,统治并败坏了南美的印第安人。

     西方人入侵中国用了更短的时间。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列强(后来日本加入)屡屡击败中国当时的政府军队,不断缔结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终于,到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确认西方入侵者们的文化是更高级的,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包括不同颜色的民主)是时代之神的化身,是可普遍化的真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武装是“放出闪电光芒”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而中国传统文化、文字、科技(比如医学),特别是儒家文化是低级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所以必须被“打倒”。以各种方式尝试的“全盘西化”成了时代的大潮流,儒家文化的主体部分和精英部分轰然倒塌。以这种方式,西方的意识形态统治了中国的现代思想与实践[14]。

    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与印第安文化还有一个共同处,即它们的精英形态被西方击垮之后,在民间还有某种挣扎,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过去的传统延命。这在中国表现为“家长”、“民间医生”、“跳大神的女半仙”等等,在印第安则表现为“通灵者”、“治病者”、“女巫”等等。比如《月亮、太阳和女巫》一书,就记载了许多印第安女子如何在民间为自己的文化招魂的哀楚动人的事迹(往往还是通过天主教神父们的诅咒之笔)。但是,无一例外,这种柔弱而坚贞的努力都受到了西方化的主流框架及其代理人的最蛮横和“最有理”的镇压和污损,被安上“封建主义”、“迷信”、“邪教”、“魔鬼的同谋”等等最有杀伤力的咒语,被“正教”、科学主义、“群众运动”迫害得死有余辜。西方框架所承认的某个宗教、某个“主义”或“主义者”——比如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受到迫害,都有某个靠山来为其说话,来主持正义;只有非西方的生命文化的下层人被迫害时,无人怜之,因为它们已经被这个主流框架妖魔化得比敌人更反动、比异教更邪门了。这里才是真正“他者”的“鬼域”之处,是让知情者最心酸处。

    儒家与印第安命运的不同仅在于,它在主流社会中的最后毁灭或被严重摧残主要不是西方人直接操刀所致,而是假那些西方化了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手。但这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两者向西方意识形态“皈依”的实质是一样的。可以设想,如果可行的话,西方人完全会在中国做他们在美洲做的事情:既杀男霸女抢地,又灭绝当地文化。只是由于当时的中国人口众多,有自己的文字和比较成熟的政府,有洋务运动和虽然不够先进、但还可抵挡一阵的武器,他们才不能像屠灭印第安人那样屠灭中国人,而只做到了摧毁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

    1915年,《新青年》(一开始叫《青年杂志》)出现,成为鼓吹新文化的阵地。按照这个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运动的主导思想,中国文化不仅是弱的,难于在西方强权压力下生存的,而且从思想上和道德上来讲,是低级的和劣等的,所以根本不配在现代生存。相比于以前的救亡图存的努力,比如自强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新”之所在。它不再满足于向西方开放和学习,以求挽救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而是要找到普遍客观的标准,从思想能力、道德水准、民族特性上,全方位、一劳永逸地取消中华文化乃至一切非西方文化的生存资格。这个标准就是弱肉强食的功利主义和被扭曲了的进化论,按照它,科学与民主是两项西方最突出的骄傲,而其中科学更是无敌于天下。实际上,这可红可白的“赛先生”与“德先生”成了中国的新宗教,谁要是不认同它们就会遭到宗教裁判所那样的迫害。蔡元培在中国和北大的教育中驱除了儒家;傅斯年骂中国的家庭是“万恶之源”;胡适赞扬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鲁迅说中国几千年历史只是“吃人”;余岩则指控《黄帝内经》为“数千年内杀人的秘本和利器”;钱玄同讲“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鲁迅断言“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瞿秋白声称: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毛坑!”[15]而且,这些都不是一时过激的言论,它们的主张后来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历史的事实。

    今天,中国人又想起孔子,又恢复了几个传统节日(这当然是好事情),但他们生活和思想的中心区却已经耸立着各种意义上的“教堂”。无论是国家政体、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还是教育体制、家庭状况、娱乐方式等等,无一不经过了“皈依”的洗礼,而且从总的方向上,还在被西方构筑的全球化拖向更无根的状态

    印第安人与中国人今天还面临着一项相似的困难任务:如何找回已经失去了的文化主体,让她重获生命。已经是多少代的天主教徒,他们如何能将自己祖先的文化,也就是被西班牙教父们诅咒的“异教”文化之魂重新置入圣坛的中心?已经是近一百年的全盘西化了,你让当今的中国人如何能在思想与生活的核心区重新树立起孔夫子的塑像?[16]难道他们与我们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式的宗教改革或文化意义上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管怎样,在应对所有这些困难和实现这些设想之前,有一件事情在我们这里是必须做到的,即确立儒家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原文化主导地位。也就是说,确认以上所讲的事实:儒家主体在现代中国的消失是西方武力侵略和文化侵略的 结果,是一桩真真实实的文化罪行和政治罪行,就如同西方列强在美洲所犯的罪行一样。马克思讲“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7],这话不错,但绝非仅限于他关注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而是首先具有文化政治学的含义。现在最要紧的是,不管这罪行已经产生了什么样的难以纠正的恶果,如同强奸罪所产生的那种恶果,但首先要确认,这是犯罪!尽管我们身上就可能流着罪人之血。

    一部分犹太人在二战中被屠杀了,纳粹的罪行被以最高的音调确认并谴责到今天,成为国际生活中“政治正确”的一大标准。但是,上千万印第安人被屠杀或残害[18],几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抢夺,印第安原本文化被摧毁,对于它们,当今的欧洲和美洲的白人政府却没有诚恳地认罪、道歉和赔偿;儒家文化被毁灭,更没有什么政府、组织或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谢罪、反省和赔偿。所以,确立儒家文化的原文化地位,就是赋予她在中华土地上的生存权,以及她对于中华民族而言的祖先文化身份;同时也就是确认异族入侵者导致儒家文化毁坏的罪者身份,乃至儒家文化要求犯罪者的认罪和赔偿的权利。

    所以,恢复儒家和儒家文化的生存是中国政府、中华民族和中国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所有曾经在中国犯下毁灭文化罪行的列强和组织不可逃避的赎罪责任。此乃这个问题上政治正确的终极标准。至于复活了的儒家要如何生存,她是否愿意调整自己,适应现代形势,那完全是她自己的事情,谁也无权干涉。这里绝没有任何西方意识形态来提条件、做规定的可能。儒家的原文化地位以及基于它的生存权不容任何动摇和搀假。

    儒家知识分子们如果没有这个意识,不足以成为儒者。儒家文化的真实身体——儒家的真实团体、儒家存活所赖的社会结构等等——必须复活,以作为一切儒家活动、学派、流派存在的不二前提和生命土壤。此乃儒家的纯存在(the Confucian Being itself),或简称“儒在”,是它使得一切儒家的存在者们(Confucian beings)可能;此乃儒家的历史原文(Confucian primordial Text),是它使得一切后起的注释、改写、翻译、发挥可能。无此儒在,无此儒文,哪有什么儒者之在、儒学之在、儒教之在?这就是所谓的儒在-儒文的源头主义(Confucian Being-Cultural-Textual fountain-mentalism)。

    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不能再寄托于那些在历史上犯下了无数文化罪行、而且还在不断制造各种灾难的文化机制上,而要通过各传统民族的原文化的复活和全球主导文化的多样化来获得新的人类生机和平衡结构。我们的希望在于一个全人类的文化生态多样性,一个以民族原文化为基本单位的“联合国”。

    让我引用北美著名印第安通灵者、治病巫师黑麋鹿的深刻而又悲凉的叙述,来结束这篇已经颇为悲愤的文章。黑麋鹿(Black Elk,1863年出生,起码活到1945年)是印第安的西奥克斯(Sioux)人,9岁时有了一次重大的神灵显现(great vision)的经验。在这次影响其一生的经验里,六位代表天地四方的“祖父”神灵向他展示并授予世界的力量,命他回到世间去拯救处于困境中的印第安族人。他后来有过丰富奇特的经历,但是,在白人军队和政治、经济的扼杀力量面前,他没有能够完成自己的人间使命,而是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和目睹了印第安人的悲剧。

    黑麋鹿说道:难道天空不是父亲,大地不是母亲,所有生命体--有脚的、有翅膀的或有根的——不是他们的子女?……我们就从那里而来,我们在她的胸脯上像婴儿一样吮吸生命乳汁,如同所有的动物、飞鸟、树木和青草。[19]

    我这个老迈的人,现在从这个高丘回头去看,依然能看到(1890年12月美国军队在伤膝溪屠灭印第安整个部落的惨案中——引者加)被屠杀的女人和孩子们,成堆地散躺在弯曲的深谷中,其鲜明就如同我当时用年轻的双眼看到的一样。而且,我能看到还有一些东西在那血土中死去,被埋葬在了那场暴风雪里。一个民族的梦想,一个何其美好的梦想,就惨死在了那儿!

    你看我这个人呵,年少时被赐予了如此伟大的一次神灵显现,现在却成了个一事无成的可怜的老东西,那是因为我们民族的生命圈被打碎了。于是再也没有中心了,那棵神圣的树已经死亡。[20]

    如果我们中国人里边有一位黑麋鹿,他会说什么?他显然会这样向我们呼叫:“呼喊‘祖国万岁'的人们呵,你们明白‘祖国'的‘祖'意吗?你们的‘先祖'在哪里?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为你们编织的生命圈的中心还在吗?那棵神圣的生命树上还有绿叶、繁花和鸟鸣吗?”

    (己丑夏写于厄瓜多尔基多市宫巴亚区,己丑深秋增补于北京大学)

    The Consequences of Acknowledging the Primordial-dominant Cultural Position of Confucianism in China --A Precondition for Confucian Revival Understood through a Comparison with American Indian Culture

[1] 除了儒家之外,中华文化中还包括很重要的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其中道家文化也是源远流长的原文化。对于唐代以后的中国人来说,中国佛教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原文化。但毕竟,儒家是中华民族在两三千年里的主导文化。
[2] 参见Moon, Sun, and Witches: Gender Ideologies and Class in Inca and Colonial Peru (《月亮、太阳和女巫:印加和殖民时代秘鲁的性别意识形态》), by Irene Silverblat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第2、3章。
[3] 目前南美的印第安人集中居住在三个国家——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那里印第安人的数量高于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其他的国家比如巴西、智利、阿根廷,印第安人少得可怜。
[4] 《原本的美洲人》一书的编者写道:“在哥伦布来到美洲之前,原本的[北]美洲人(即当地原住民)有500万人。到1890年,就只有25万了。在同一时期,白人人口[仅]在美国就从零增长到了7500万。这些白人篡夺印第安人世代居住的祖先土地,毁掉了他们生存机体的微妙平衡和传统的生活方式。"(The Native Americans: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North America, ed. C. F. Taylor, New York: Smithmark, 1991. 该书套封折边。方括弧为引者所加。)
[5] 参见张祥龙:《儒家哲理特征与文化间对话--普遍主义还是非普遍主义》,《求是学刊》2008年第1期;《"性别"在中西哲学中的地位及其思想后果》,《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6] Moon, Sun, and Witches,p.21。
[7] 同上书,pp.20-21.
[8] 同上书,p.41.
[9] 同上书,pp.42-43.
[10] 国内某些学者(如秦晖)认为清末知识分子是被西方政治的民主形态所吸引,导致认同西方和放弃中华传统。这是以果为因了。如果没有西方以残暴卑劣的方式来撞开中国的大门,没有西方和学习西方的日本在军事和组织上的戏剧性得手(这种得手不同于清人在明末的军事得手,那对于忠于明室的士子而言是正常的军事失败,而这一次则是似乎毫无战胜可能的惨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而有巨大的震撼效应),几乎不可设想一部分(而非一两个异类)中国知识分子会有这种看法。而且,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持这种西方优越论的人也只是很小一部分激进者,如谭嗣同等,而当时占主流的是曾国藩、张之洞那样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乃至更保守的主张。一直要到新文化运动,才有中国知识分子主流的西方认同或文化上的集体哗变。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是西方恶性强权入侵的结果,而不是西方文化来提升中华文化、超拔“中国愚民”的结果。这是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大是大非,不可不辨析明白。不然的话,全世界被西方欺侮伤害的人民与文化就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谴责西方的入侵和殖民,讨回基本的公道,反倒是应该对西方人的来临感激涕零了——“西方人是来解放我们的,不是来屠杀和摧残我们的!”呜呼哀哉!人心之变,信仰之变,文化之变,至此是无法挽回了。
[11] 提图•库西•瑜盘贵(Titu Cusi Yupanqui,印加国王后裔):《西班牙人如何来到秘鲁的历史》(History of How the Spaniards Arrived in Peru),trans. C. Julien, Indianapolis/Cambridge: Hackett, 2006, pp. 10-11. 瑜盘贵讲述这段历史的时间是1570年。
[12] 同上书,p.15.
[13]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劫掠的黄金、白银数量之巨大,甚至造成了欧洲的通货膨胀,引发了一系列历史后果。参见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中古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354页。
[14] 参见张祥龙:《深层思想自由的消失——新文化运动后果反思》,《科学文化评论》第6卷第2期(2009年4月出版),第26-41页。
[15] 以上所引言论,可在《深层思想自由的消失--新文化运动后果反思》中找到出处。
[16] 我一直呼吁,应该在北大这个中国最后一个信奉儒家的朝代所建立的现代太学(“京师大学堂”)的校园中树立孔子像,而且应该立在北大西门的双华表之后、两麒麟之前,但迄今未果。校方的一位官员告之,选那个地方更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在文革中立过毛泽东像。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839页。
[18] “西班牙的残酷统治使印第安人人口大减。历年被屠杀的达一千二百万到一千四五百万之多。”(《世界通史》中古部分,第359页)这还只是西班牙的残暴记录,如果算上葡萄牙、英国、法国以及后来的白人政府所杀者,当会多得多。
[19] Blcak Elk Speaks---Being the Life Story of a Holy Man of the Oglala Sioux (《黑麋鹿说道——一位西奥克斯渥格拉拉族的圣者之生平》),由黑麋鹿讲述、John G. Neihardt成文,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9 (1932年初版), p.3.
[20] 同上书,p.270.在黑麋鹿少年时的神灵显现经历中,南方之神赐给他一棵将种在民族生命圈中心的神圣之树,那上边会长出繁茂的枝叶,开出美丽的花朵,无数鸟儿在其中歌唱。他还被告之,一条红路和一条黑路将在生命圈中心交叉。从北到南的红路是幸运之路,从西到东的黑路是苦难之路。他应该带领自己的民族经历苦 难而走向幸福。同上书,pp.28-29.

 

 

 

儒家复活的意识前提

----张祥龙《儒家原文化主导地位之含义》编后记

杨海文

《现代哲学》2010年第1期

    摘要:以“编后记”的形式来解读张祥龙的《儒家原文化主导地位之含义——儒家复活的意识前提以及与印第安文化的对比》一文,不仅旨在客观地审视儒家“复活”的“意识”前提,亦即确立儒家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原文化主导地位,而且意在人文地展示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民族文化之思绝非可有可无,因为所有善意的民族文化之思本质上都是在彰显超越于时代的“清洁的精神”。

    到目前为止,张祥龙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三联书店1996年初版、2007年修订版)、《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2001年初版),都是一边谈着现代西方以现象学为主的欧陆哲学,另一边谈着中国古代以孔子为主的先秦哲学,可谓典型意义上的东西方比较哲学研究。1949年出生于香港九龙的张祥龙,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在张岱年先生指导下完成了本科毕业论文《庄子的人生哲学》,1988年8月获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Toledo)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92年2月获美国纽约州立布法罗(Buffalo)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研究的是“西方学问”,阐扬的是“中国精神”,朗现于张祥龙身上的这一当代文化现象无疑发人深省。

     张祥龙不算是《现代哲学》的老作者,但他发表于该刊2007年第1期的《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因对蒋庆的《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给予了理论声援,曾被《新华文摘》2007年第11期全文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2期重点摘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笔者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头条发表的《“重建儒教”:一个学术史描述——以方克立、张祥龙对蒋庆的评论为主线》指出:张祥龙的这篇文章,加上方克立刊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的《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评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论》及其评论“重建儒教”的《关于当前文化问题的三封信》,作为迄今为止最有学术影响和学术分量的评论性文献,将对往后研究当代大陆新儒家的“重建儒教”思潮产生重大作用,这是完全可以期许的。

    现在,笔者以“编后记”形式要解读的《儒家原文化主导地位之含义——儒家复活的意识前提以及与印第安文化的对比》一文,即将在《现代哲学》2010年第1期刊发。张祥龙2009年暑期曾在南美洲厄瓜多尔国的圣•弗朗西斯科大学讲学,文末亦有“己丑夏写于厄瓜多尔基多市宫巴亚区”的说明;这样,副标题的后半部分——“与印第安文化的对比”就首先值得我们关注。比如以下两段话:

    [1] 印加帝国的印第安人见到西班牙入侵者时,称他们为“神”(virucochas),因为他们骑着印第安人从未见过的“特别大的动物”(即美洲没有的马),穿着镫亮的马靴,手中的火绳枪放出像闪电一样的光芒,还能用“某种白单子”(纸)来相互说话,等等。在这种心理中,皮萨罗(F. Pizarro,初次入侵印加帝国的西班牙武装团伙的首领)手下四十多人就擒住了当时的印加国王阿塔华儿帕(Atahuallpa),杀死当时在广场上的一万印第安人;此后又用分化、阴谋、谎言和各种卑鄙手段摧毁了整个印加帝国,劫掠了惊人的财富,特别是土地这宗最大的财富,统治并败坏了南美的印第安人。

    [2] 后来从观察和读书中,我认识到,这反映了当今南美印第安人的主流文化形态。一方面,他们仍然保留了印第安人的一些文化习俗,比如传统的编织工艺、太阳节和此节日中的传统歌舞,乃至一个古老而又奇怪的风俗,即村落之间在狂热舞蹈高潮时的相互打斗,直到流出献给大地母亲的鲜血,才算过了一个好节,而平常时大家相安无事,并无世仇可言。可另一方面,这里的印第安人早已在西班牙人统治下皈依了天主教,甚至妇女们的“传统”衣着都是西班牙中世纪农村的服装。

    第一段话谈历史的悲剧,第二段话谈现代的困境,这也正是美洲印第安人的“前世”与“今生”。在张祥龙看来,儒家文化与印第安文化又有着极为相似的命运:其一,“它们都被残暴卑劣的西方入侵所毁掉,或严重摧残;它们之所以会受到如此深重的伤害,而不像另一些非西方的宗教文化比如佛教那样还能有所逃避和再兴,是由于它们的非普遍主义特征,也就是与原本民族的原本生活方式和天地生态的内在联系。两边都持一种‘互补对生'(genesis by complementary opposition)的阴阳性别哲理和天地信仰”;其二,“两者的衰败还有一个类似的原因,即两边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或主导者们,在西方强权的入侵面前,特别是在其绝对的优势武装的屡屡得手面前,陷入惊惶失措的状况,以至于去崇拜西方文化或其中的某些方面,而对自己文化的基本价值丧失了信心”。

    何谓“非普遍主义特征”?张祥龙曾在《求是学刊》2008年第1期发表《儒家哲理特征与文化间对话--普遍主义还是非普遍主义》一文,可资参考。但是,无论传统文化的“非普遍主义特征”,还是精英阶层的“信念缺席”,显然都没有抓住上述两种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之所以衰败的根本原因。恰如张祥龙文章第二部分那个五百多字的脚注所言:

    国内某些学者(如秦晖)认为清末知识分子是被西方政治的民主形态所吸引,导致认同西方和放弃中华传统。这是以果为因了。如果没有西方以残暴卑劣的方式来撞开中国的大门,没有西方和学习西方的日本在军事和组织上的戏剧性得手(这种得手不同于清人在明末的军事得手,那对于忠于明室的士子而言是正常的军事失败,而这一次则是似乎毫无战胜可能的惨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而有巨大的震撼效应),几乎不可设想一部分(而非一两个异类)中国知识分子会有这种看法。而且,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持这种西方优越论的人也只是很小一部分激进者,如谭嗣同等,而当时占主流的是曾国藩、张之洞那样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乃至更保守的主张。一直要到新文化运动,才有中国知识分子主流的西方认同或文化上的集体哗变。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是西方恶性强权入侵的结果,而不是西方文化来提升中华文化、超拔“中国愚民”的结果。这是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大是大非,不可不辨析明白。不然的话,全世界被西方欺侮伤害的人民与文化就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谴责西方的入侵和殖民,讨回基本的公道,反倒是应该对西方人的来临感激涕零了——“西方人是来解放我们的,不是来屠杀和摧残我们的!”呜呼哀哉!人心之变,信仰之变,文化之变,至此是无法挽回了。

    张祥龙引用过马克思的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还说自己这篇文章“已经颇为悲愤”。因而,重读以上脚注中的画龙点睛之笔——“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是西方恶性强权入侵的结果,而不是西方文化来提升中华文化、超拔‘中国愚民'的结果。这是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大是大非,不可不辨析明白”,也就意味着我们得对下面一席话引起高度的注意:

    印第安人与中国人今天还面临着一项相似的困难任务:如何找回已经失去了的文化主体,让她重获生命。已经是多少代的天主教徒,他们如何能将自己祖先的文化,也就是被西班牙教父们诅咒的“异教”文化之魂重新置入圣坛的中心?已经是近一百年的全盘西化了,你让当今的中国人如何能在思想与生活的核心区重新树立起孔夫子的塑像?难道他们与我们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式的宗教改革或文化意义上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管怎样,在应对所有这些困难和实现这些设想之前,有一件事情在我们这里是必须做到的,即确立儒家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原文化主导地位。也就是说,确认以上所讲的事实:儒家主体在现代中国的消失是西方武力侵略和文化侵略的结果,是一桩真真实实的文化罪行和政治罪行,就如同西方列强在美洲所犯的罪行一样。
谷歌查询,网络上的张祥龙也是一袭唐装。这样,当代中国人如何在思想与生活的核心区重新树立起孔夫子的塑像,不能不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2008年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日前夕,张祥龙4月15日在《深圳商报》发表《无孔子之北大无灵魂》,认为北大是“国子监的现代版”,是“中华文明通过教育来承接自家道统、赢得时代机遇的正脉嫡传”,再次建议北大树立孔子像,“孔子像不但不可不立,亦不可草率而立,必选校园最中心和要害处,以最精当耐久之材料,嘱最有水准和儒心之雕塑家来立不可。西门华表之间东边的花坛,或许适宜”,同时祈望北大能够由此“引领中华文艺复兴潮流”。这一建议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其中不少是质疑乃至批评。现在,张祥龙又提起了这个话题,尽管用的是脚注方式:“我一直呼吁,应该在北大这个中国最后一个信奉儒家的朝代所建立的现代太学(‘京师大学堂')的校园中树立孔子像,而且应该立在北大西门的双华表之后、两麒麟之前,但迄今未果。校方的一位官员告之,选那个地方更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在文革中立过毛泽东像。”

    2009年,已届耳顺之年的张祥龙,年头的2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礼乐人生与哲理》,年尾的12月又将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先秦儒家哲学九讲》。张祥龙难道要借助这两本谈“中学”的书,来全面释放自己对于“中体”的挚信吗?不管怎么说,眼下这篇文章孜孜以求于“确立儒家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原文化主导地位”,至少再次鲜明地体现了张祥龙更情深的未必是学问层面上的“西学为用”,而是信仰层面上的“中学为体”。以下这段话因而成了张祥龙这篇文章的“文心”与“主旨”:

    儒家知识分子们如果没有这个意识,不足以成为儒者。儒家文化的真实身体--儒家的真实团体、儒家存活所赖的社会结构等等——必须复活,以作为一切儒家活动、学派、流派存在的不二前提和生命土壤。此乃儒家的纯存在(the Confucian Being itself),或简称“儒在”,是它使得一切儒家的存在者们(Confucian beings)可能;此乃儒家的历史原文(Confucian primordial Text),是它使得一切后起的注释、改写、翻译、发挥可能。无此儒在,无此儒文,哪有什么儒者之在、儒学之在、儒教之在?这就是所谓的儒在-儒文的源头 主义(Confucian Being-Cultural-Textual fountain-mentalism)。

   尽管不过只是一个“意识”,但张祥龙所谓“复活”的含义依然是耐人寻味的:团体意义上的儒家必须复活,儒家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必须复活,而且,惟有以此作为不二前提与生命土壤,儒者之得以存在的“儒在”以及儒学之得以敞开的“儒文”才将成其为可能,否则,哪有什么儒者之在、儒学之在以及统帅上述二者的儒教之在呢?这里说的“儒在——儒文的源头主义”还比较深奥,我们倒不如看看张祥龙浅显明晰的开宗明义:“儒家的真实复活乃至某种复兴,除了其他条件外,首先要求儒者和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觉醒,即意识到儒家对于中华民族的原文化主导地位,以及相应的一系列后果,包括儒家团体根据这个地位而做的自身定位和目标追求。“儒家的真实”复活“首先要求的仅仅只是”意识“的觉醒,那么,儒教之下的儒学现状如何及其未来又将如何,自然可想而知了。

    确认儒家文化在古代中国的原文化地位乃至原文化里的主导地位,并不需要太多的理论论证。相反,张祥龙的呼吁——“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不能再寄托于那些在历史上犯下了无数文化罪行、而且还在不断制造各种灾难的文化机制上,而要通过各传统民族的原文化的复活和全球主导文化的多样化来获得新的人类生机和平衡结构。我们的希望在于一个全人类的文化生态多样性,一个以民族原文化为基本单位的‘联合国'”,却绝对不是几个人或者若干个团体的摇旗呐喊所能实现的。道路一定是曲折的,前途则未必光明,但是,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民族文化之思又绝非可有可无。上北大前,张祥龙在工厂里做过清砂的苦力活;北大毕业后,又在北京市环保局工作过。所有善意的民族文化之思其实都是在彰显超越于时代的“清洁的精神”,就此而言,张祥龙以北美著名印第安通灵者、治病巫师黑麋鹿(1863~1945?)深刻、悲凉的叙述来结束“这篇已经颇为悲愤的文章”,起码让作为责任编辑的笔者对着“那棵神圣的生命树上还有绿叶、繁花和鸟鸣吗”生起了经久不息的惆怅与向往……

    (2009年11月30日写于中山大学。收入《儒家邮报》第114期,2009年12月8日出版。提交2009年12月于华南农业大学召开的“儒家文化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原载《现代哲学》2010年第1期)
 

 

 

 


尧王城遗址的太阳崇拜与印第安文化的联系

北京大军网编辑

2012年2月

     北美南美的印第安人是从中国迁移过去的。北京大学张祥平教授到南美考察时,发现了南美国家保留的太阳崇拜文化。这与中国龙山文化时期的太阳崇拜一模一样。由此可以证明中国人与美洲印第安的密切关系。

    张教授文章说:“印加的主导文化与安第斯印第安人的当地文化是同结构的,只是突出了太阳神的地位,就像儒家相比于道家而稍稍抬高了阳的地位。“印加人用其他安第斯人能理解的方式来构造他们的宇宙。……他们选择太阳神来主持和代表征服者的帝国,而让月亮神管理一切与阴性相关的事情。”[8]印 加帝国首都库斯科的主要太阳神庙的内部结构,特别是中心神坛的一幅图(Pachacuti Yamqui's diagram),清楚地表现出这种世界观。这幅图上,左边是阳性的太阳、早晨的金星、陆地男神和男人,右边是月亮、傍晚的金星、海洋母神和女人,形成一个互补对生的等级结构[9]。”

    现在来看山东日照尧王城发掘的情况。

    尧王城遗址位于山东省日照市境内,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都城,地下考古表明都城面积比两城遗址还要大,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都城。该遗址被发现于1934年,1977年省政府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面积约为52万平方米,中美联合考古队调查后认为,该遗址面积比两城镇遗址面积还要大,应该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都城。

    文化层

  该遗址文化层厚度一般为2—3米,最厚处可达6米。地层堆积以龙山文化层为主,兼有大汶口、岳石、商、周、汉等时代。作为在考古界有着重要影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尧王城遗址是一处由大汶口文化过渡到龙山文化时期的龙山文化遗址,是一个较早发展起来的聚落,属山东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   尧王城遗址是一个相当大的“原始城市”,也是尧王城龙山古国的“都城”。在这里首次发现了土坯房建筑,特别是奠基石的发现揭开了中国在建筑领域举行奠基仪式的先河。墓葬的葬俗独具特色,在墓主人周围镶陶片构成方形墓框的现象是非常少见的。该遗址出土的铜渣,对于中国文明史的研究也有着重要意义。

    发掘情况

  1992—1993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对该遗址发掘中,发现炭化水稻的颗粒,这在当时是唯一发现龙山文化时期人工栽培水稻的实物证据。陶文残片是在尧王城遗址最早的地层中发现的,残文之一与莒县陵阳河17号墓那件尊形器上刻画符号的局部极为相似,之二可能代表一种未识的新图像。这对研究文字的起源以及与陵阳河遗址的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彩陶的出现则填补了黑陶文化没有彩陶的空白。

     尧王城遗址的太阳崇拜

  尧王城遗址一带留有厚重的远古太阳崇拜和太阳文化。尧王城遗址出土的墓葬的头像都朝着南部3公里处的天台山方向。据考证,天台山中有汤谷,是东夷人祖先羲和祭祀太阳神的圣地,是东方太阳崇拜和太阳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东夷人祭祀先祖的圣地。

    相关名胜

  天台山主峰海拔258米,面临大海,环绕在群山之中,山峦起伏,郁郁葱葱,山下河流交错,稻田纵横。天台山上有羲和部落遗址、太阳神石、太阳神陵遗址、女巫墓、祭祀羲和与女娲的老母庙和老母洞、老祖像、大羿陵和嫦娥墓、女娲补天台与神鳌、天然东方神龙、魁星阁遗址与独占鳌头石刻、忘忧谷、秦始皇赐名的望仙涧、东方朔记载的东方玉鸡等众多遗迹与传说。

    天台山作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圣地,曾经吸引无数历史人物和文人墨客到此驻足。天台山主峰南侧留有姜太公避纣时的太公台和太公崖。秦始皇东巡琅琊时曾三次到天台山祭祖求仙,并将汤谷南侧的山谷赐名为望仙涧。大荒居士应东海居士之邀前来天台山汤谷做客,酒后雅兴大发,曾挥毫写下上联:“汤谷汤汤汤汤汤谷东海外羲和祀日石为神”的上联,东海居士随声和之写出下联。可惜下联失落,至今无人能补。

    天台山主峰北侧的东方神龙总长约100米,其头20米,身65米,尾15米。龙头上有泉二,深不过半米,径不足5尺,但即使大旱之季,泉水也常年不涸,世人异之。

  为此,尧王城遗址及其附近区域的太阳文化受到考古专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山东省1996-2010年人文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规划纲要》将日照列为“东夷文化区”。纲要中指出“该区包括临沂日照等市,是东夷文化区的中心地域,齐鲁楚文化的交汇地。保护开发要突出远古文化和山水港湾风光特色”。具体包括“保护开发东夷文化遗址;在东海峪设立考古实验区;扩建莒县博物馆,反映莒文化和鲁东南文化”等措施。

    旅游开发

  北京旅游学院著名旅游规划专家杨乃济教授于2000年说:日照市拥有太阳品牌,可创建“太阳城”主题公园,举办一年一度的盛大的国际“太阳节”旅游节,因为世界各个民族都有过太阳崇拜。世界上太阳文化积淀深厚,太阳崇拜普遍。拉美的印第安人太阳崇拜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日照有太阳文化背景,太阳文化旅游是个独特的产品,同意建太阳城,办太阳节。可先办太阳节,太阳节搞起来也,就逼着建太阳城,市场需要了,太阳城的投资者就会脱颖而现。

  天台山上除了留有大量远古遗痕之外,山下周边村庄还保留了众多的太阳崇拜习俗与传说。山下下元一村村民秦鸿才先生先旅居澳大利亚,他在《家乡那棵古老的银杏树》一文中写到:

  我的老家就在日照市涛雒镇的凤凰山下。小时候经常跟爷爷到凤凰山上去玩,那棵状如华盖的古老的又高又大的银杏树是我的最爱。爷爷说那是姜太公到东海之滨来避纣时种下的,算起它的年龄,比莒县浮来山的银杏树还要古老呢。

  尽管多年没回家乡了,那太阳石和鸡呴呴喽山倒是经常出现在脑海里,睡梦中。太阳石实际上就是一块圆形巨石,孤零零地立在山顶上,对少年时的我的确具有非常的吸引力,正不知谁有那么大的力气将它搬到山顶呢。当时我觉得那一定是神仙所为。

  太阳石之南,老祖像之东有一高峰,山名已记不清了。只记得站在山顶可以看到东边的大海、凤凰山上的银杏树以及四周的景色。我最喜欢看的是太阳从东海中露出脸面,霞光爬上银杏枝头的时候,那种碧波万里,霞光千条,蔚为壮观的景色。阴雨天气时,海上来的水汽在山间缭绕,风起云涌,乱云飞渡,松涛阵阵,细雨靡靡,好一幅仙山琼阁。当时我认为这一定是世界上最美的仙境了。

 

 

 

 

 

 


发件人:"第一财经研究院中国战略思想库" <zhanlue@yicai.com> 2012-02-22 02:02:14收件人:"zdjun" <zdjun@263.net>第一财经研究院《战略观察》41期、《战略参考》39期 
 

中美军事力量对比

(截至2011 年)

  中国 美国
防卫支出(亿美元)
公布预算,以当前汇率计
786(2010 年)

915(2011 年)

 7392(2010 财政年度)2

7412(2011 财政年度)3

防卫支出(亿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 3800 7410
现役军人总人数 228.5万 158 万
现役与预备役军人总人数 279.5 万 244.5 万
陆军总人数 约160 万 55.3 万
海军陆战队总人数 1 万 20 万
核武器总量 约400 5113 4
战斗机总量 1605 3695 5
现代战机数量 307 3695
隐形战斗机数量 1 139
轰炸机数量约 112 154
重型轰炸机数量 0 154
大型运输机数量 54 748
空中加油机数量 21 574
水面作战舰艇总量 6 38 111
主力水面作战舰艇总量 7 4 79
航空母舰数量 1 11
两栖突击舰数量 0 11
两栖登陆舰数量 1 24
弹道导弹潜艇数量 3 14
核攻击潜艇 6 54
巡航导弹核潜艇 0 4
柴油潜艇 52 0
     

             资料来源:美国国防部网站、“全球安全”网站。

     注释:   

     2 包括2009 年755 亿美元的补充拨款和2010 年1300 亿美元海外应急行动的支出。

     3 包括2010 年追加的330 亿美元支出和2011 年1593 亿美元海外应急行动的支出。

     4 数据截至2009 年9 月30 日。

     5 包括A-10 和OA-10 型战斗机。

     6 排水量3000 吨以上。

     7 排水量7500 吨以上。
 

 

2001--2017 财年美国国防预算(亿美元)

  2001 财
2010
财年
2011
财年
2012
财年
2013
财年
2014
财年
2015
财年
2016
财年
2017
财年
基地 2970 5280 5280 5310  5250 5340  5460 5560  5670
海外应急行动 130 1630 1590 1150 880        
总和 3100  6910 6870 6460  6140   待定    

 

 

美国在欧洲和亚太部分地区的兵力部署(单位:人)

地区/国家 总数 陆军 海军 海军陆战队 空军
德国 53766 38360 489 407 14510
意大利 10801 3174 3198 249 4180
英国 9382 356 304 70 8652
土耳其 1491 52 6 14 1419
欧洲 80718 42976 5823 1140 30779
日本 39222 2501 6851 17208 12662
舰上 15599 0 11224 4375 01
亚太 55671 2642 18302 21930 12797

           资料来源:美国国防部网站、第一财经研究院



 

美国开启军事战略十年大调整

——解读美国2012 新军事战略

执笔: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陈晓晨  审稿: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徐以升

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报告国际关系系列第07 期 总第39 期

2012 年02 月13 日

摘要

􀁺 此次美国军事战略之变,最大的变化就是战争最高原则。美国从要求其军队“同时打赢两场战争”转变为只要求美军“具备打赢一场大规模常规战争的能力”,同时在另一场可能同时发生的突发冲突中起到“干扰、破坏、威慑”的作用。

􀁺 未来的美军将是“小、快、灵”的军队——小型、轻型的,高科技武装下的,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新型军队。

􀁺 美国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将中国列为其主要假想敌之一。据此,美国将加强在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地的军事基地,并加强与东亚国家的军事合作。但是,这一战略调整尚需时间加以执行落实,短期内中美之间还不致发生硬碰硬的冲突。

􀁺 在美国新军事战略中,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将得到提升。马六甲海峡就像一个“杠铃”,连接西太平洋与印度洋,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战区。

􀁺 美国调整军事战略的主要原因包括:美国深陷阿富汗与伊拉克两场战争泥潭,需要一场“瘦身运动”;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不断减轻,使得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有所降低;东亚地区的金融一体化和制度一体化不断深化,中国在亚太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威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

􀁺 美国2013 财年国防预算将印证美国军事战略调整,是新战略的具体执行方案。美国军事预算将在五年内共削减约2600 亿美元,十年内共削减约5000 亿美元。其中,海外行动军费五年内将在目前基础上再降低一半。

􀁺 美国新军事战略是不同势力妥协的产物。在中东与亚太何为主要战略方向、保守与变革何为军事指导思想主流、联华与制华如何协调之间,美国新军事战略尚有许多不完善、不明确之处。

前言

    2012 年新年伊始,美国总统奥巴马携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道,公布了题为《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 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战略评估报告。

    这份报告是美国放眼2020 年的远景目标;因此,它指明了未来十年美国的新军事战略。可以说,美国已经开启了军事战略的十年大调整。而总统与军方的联袂表明,这个战略经过多年的酝酿,在白宫与五角大楼之间达成了一致。以总统宣布、军方出席的方式,新战略成为美国的最高军事战略,也是美军的最高指导方针。

    该战略的核心有三点:第一,改变方针,集中力量——美国正式结束了奉行50 年的“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争原则,集中力量只打一场成规模的常规战争;第二,缩减规模,提升质量——美军整体将缩减规模,但是将提高军队质量,打造一支“小、快、灵”的新型美军;第三,转移目标,剑指中国——美军将精简驻欧洲的军力,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建设,并将中国列为假想敌。

    对于我们来说,应当全面解读美国转变军事战略的要旨,分析这套战略行程的原因,评估其实施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以便洞悉局势。鉴于这份报告仅仅是高级别的宏观纲领性文件,本文将结合奥巴马政府近两年来的战略调整,并结合对美国新财年国防预算的前瞻,对此进行解读。

一、解析美国新军事战略要点

    1、改变方针集中力量

    对全世界来说,此次美国军事战略之变,最大的变化就是战争最高原则。美国从要求其军队“同时打赢两场战争”转变为只要求美军“具备打赢一场大规模常规战争的能力”,同时在另一场可能同时发生的突发冲突中起到“干扰、破坏、威慑”的作用。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美国奉行“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争原则已经长达50 年。1961 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将原来的“大打、打核战争”的战争原则改为“同时打赢两场半战争”,即同时在欧洲和亚洲各打赢一场大规模战争、并在非洲或其他地方打一场小规模战争。这是“两场战争”战略的肇始。

    在此后的50 年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也因应美国自身的国力军力兴衰,要求美军同时打赢的战争数量先后调整为尼克松-里根时期的一场半、老布什时期的两场半、克林顿-小布什时期的两场,但是实质并未发生变化。美军一直按着同时打赢两场左右战争的原则来指导各方面的军事准备,包括军事学说、编制、装备、部署等。具体说,50 年来的共同点是:美军一直为多场战争进行准备;一直认为战争形态是大规模战争;一直强调战争的目标为“打赢”。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了2011 年。

    2012 年新年伊始公布的美国新军事战略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战争意识。首先,美国不再准备同时发动多场战争,而仅仅要求其军队具备打赢一场常规战争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美军在阿富汗打仗,就不会攻打伊朗;像小布什那样同时打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不符合新的军事战略。

    其次,如今的美军不仅为大规模战争准备,也准备应对突发的战争和冲突。典型的例子是2011 年的利比亚战争,从事件乍起到美国参与出兵仅仅一个月时间,而真正的军事准备时间是按天乃至按小时计算的。再次,美军参战也不一定是为了“打赢”了。传统上,打仗就是为了胜利,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美国的新军事战略则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这一传统,转而认为胜利仅仅是其中一个目标,战争的目标同样可以是“破坏”或“威慑”。例如,此时美军三个航母编队在印度洋的游弋,其目标就是对伊朗实施威慑,而不一定意味着大规模战争。

     因此,美国最终放弃了“两场战争”战略,转而追求只具备打赢一场战争的能力。

    2、缩减规模提升质量

    最高战争原则变了,美国的军队建设方略也将随之改变。本报告将这一变化概括为“小、快、灵”。

    “小”,指的是美军整体规模缩减。新战略规定,未来十年内,美国可能将削减5000 亿~1 万亿美元的国防开支。据此,美军将进行较大规模的裁军,裁撤人员的最高规模可能达到现有数量的十分之一。特别是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此次裁军中将首当其冲:预计在五年之内,美军将裁撤陆军2.7 万人和海军陆战队2万人。也有美国官员表示,未来十年,美国将削减10%~15%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规模,约合7~12 万人。虽然这些兵力相对于美军总兵力来说只是一个零头,但这将进一步削弱“陆军为大”的传统思想。这种数量上的改变将会进一步促进美军建军思想的转变。

    此外,美国驻欧洲的军力将被大量裁撤。美国目前在欧洲总共部署兵力8 万多人。未来几年内,美军驻欧洲的兵力可能会大大缩减。不过,这些留守部队将是精兵强将。美国驻欧部队的主力将编成两个快速反应纵队,每个编队的兵力约为3000 至4000 名战斗人员,这两个快速纵队将是裁军后的精兵。冷战结束后,美军总兵力一直处于不断减少的总体态势——虽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曾打乱这一进程。不过,140 万人一直是一个“坎儿”——这被认为是美军同时打赢两场战争所需的最低兵力。现在,在新的军事学说的指导下,美军可能会将总兵力降至140 万人以下,腾出军费来更新装备、改变部署、提高战斗力。远期,美军总兵力可能将降至100 万人左右。正如《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报告中所言,未来的美军将是“小而精、机动灵活”的军队。

    “快”,指的是美国今后的军事反应速度将进一步加快。2011 年,无论是利比亚战争的纯军事准备,还是针对伊朗的航母编队调动,其反应速度都是仅仅是几天时间;今后,这一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其战略目标是美国将具备在几天乃至几小时内到达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能力,在瞬息万变的当代国际政治和国际金融环境中追求“一剑封喉”。客观上,这将符合未来的反恐、干预地区冲突乃至“金融战”对快速军事反应的需求。

    “灵”,指的是美军的作战形态将更加“轻巧”。例如,未来美军将不再以追求地面占领作为主要作战构想,军事威慑的作用进一步凸显,美国的军事反应将更加灵活和多样化。美军未来将更加致力于网络战、弹道导弹防御和核威慑力量的建设,加强其战略威慑能力。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美军还将避免“大炮打蚊子”式的消耗战,而是更多采取小规模行动和精准打击。2011 年5 月,美军小分队深入巴基斯坦境内,击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就是这种“灵巧作战”的典型战例。此外,美国军方将逐渐停止F-22 等高端机型的采购,而将着力发展F-35 等多功能战机和远距离无人机,这是美军“轻型化”在装备方面的体现。

    总之,我们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电视画面上看到的那支装甲铁流,将不再是未来美军的形态。新的美军将是小型、轻型的,高科技武装下的,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新型军队。

     表1:2001--2017 财年美国国防预算(亿美元)

3、转移目标 剑指中国

    美国新军事战略的另一大变化是地域与假想敌之变。美军将减少欧洲的部署,将重心转移到亚太。这也意味着,美军目前的九大司令部中,太平洋司令部的地位和作用将大大提升。

    表2:美国在欧洲和亚太部分地区的兵力部署(单位:人),见文章前面的图表。

    此外,美国还明确将中国视为假想敌——此前,美国仅仅将伊朗视为假想敌,仅仅称中国和俄罗斯为“战略对手”。虽然美国从未停止过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但是新战略白纸黑字地将中国从“战略对手”“升级”为“假想敌”,还是引发了广泛关注,特别是中国的担忧。

    为了这一天,美国其实已经准备了多时。早在奥巴马胜选之初,他就自称将是美国的“太平洋总统”。从2009 年夏开始,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就多次高调地提出“重返亚洲”的口号,并且也采取了实际行动,最突出的就是高调介入南海问题,试图拉拢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一些亚洲国家。美国的如意算盘是,利用乃至制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从而重返亚洲;而美国的介入则将进一步加剧中国与相关国家的紧张关系,巩固美国在亚洲的政治和军事存在——这是一个对美国来说的良性循环,对中国来说的恶性循环。

    在军事方面,美国也早已做好了准备。例如,美国利用“天安舰”事件等突发事件,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美国也与其宿敌越南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

    据此,很多媒体将此次美国战略之变单纯地解读为“针对中国”。事实上,如此狭隘地理解美国最高战略,忽视了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霸权的视野。美国新战略有针对中国的意思不假,但绝不仅限于此。它是包含军事与政治外交在内的全盘长期战略,中国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目标而已。

    1 美国亚太地区的舰上作战人员,包括舰载机飞行员等,全部归属海军序列。

    目前,将中国列入美国的假想敌,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美国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还没有调整加强的迹象。而调整本身也需要较长时间。这决定了未来一年乃至今后的一段时期,中美之间还不致发生硬碰硬的对抗。不过,美国向亚太转移军事力量,确已成为美国新战略的题中之义。我们不得不冷静观察,谨慎应对。

     表3:中美军力对比(截至2011 年),见文章前面的图表!

    任何宏观层面的战略,都需要特定的军事理论、军队编成和作战计划等支撑,才能形成可供具体实施的一整套操作体系。而针对中国,“空海一体战”就是支撑美国新军事战略的一套军事理论。尽管该理论还具有很大的争议性,一旦实施势必将进一步打破美国传统上的各军兵种之间的界限,因此短期内尚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但是,作为与美国新军事战略配套的具体方案,它仍然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资料:空海一体战

    2009 年底,五角大楼的战略研究人员以备忘录形式提出了全新的“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又译“海空联合作战”)理论,旨在整合美国海空军战力,并联合亚太地区盟友,共同遏制或击败西太平洋地区潜在的区域性对手。2010年5 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讲话中提到了这一新理论。虽未明言,但这一理论毫无疑问是为中国“量身订做”的。

    “空海一体战”理论是一种全维作战理念,其实质是强调美军要充分利用在航空航天、网络、电子技术等方面的垄断优势,以关岛和日韩澳大利亚等盟国的作战和后勤基地为依托,以海空军联合作战力量、太空及网络空间作战力量为主导,联合构成一个以天基系统为核心,由天基平台、空基平台和海基平台构成的多层次立体作战体系,在全维空间内加速实现其各种作战力量的有效融合,在西太平洋战区组织实施战役级别的作战行动,旨在摧毁作战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能力。

    在战略层面,“空海一体战”理论的目标是维持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包括防御性的目标,如保卫美国领土(比如关岛)及其基地和设施、保卫重要盟友、保护美国及其盟友的海上贸易;也包括进攻性的目标,如阻断对手海上贸易、压制并击退对手、以及在西太平洋地区实施军力投射。该理论的一个核心,就是整合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军、空军资源,并广泛利用空间和网络技术。新理论则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作战平台,统一指挥西太平洋地区的海、空军作战单位和基地,并协调该地区的盟国。比如,传统上,基地的战斗机隶属于美国空军,航空母舰舰载机属于海军的战斗序列;新理论要求,无论是何种作战单位,都统一服从海空立体作战平台的调度指挥。

    毫无疑问,“空海一体战”理论的假想敌是中国。因为从该理论需要投入的资源看,只有中国才具有足够的价值,也具有足够的能力,“值得”美国花如此大力气,动用军事和外交资源构筑这一套全新的体系。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惟一的、真正的长远威胁,威胁程度远远超过伊朗和朝鲜,甚至超过俄罗斯。近年来,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力量显著上升,空间技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近海,中国的海、空军力量正在逐步具备阻止美军接近中国领海领空的能力。中国还在打造一支远洋海军,能够向东至阿拉斯加、关岛和夏威夷投送武力,向南保卫南海,向西进入印度洋。

    白宫和五角大楼都表示,与中国开战并非不可避免,希望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但是,描述“空海一体战”概念的备忘录却表明,美军正在为这种可能性做准备。备忘录写道:“这场博弈将使美国空军、海军、太空和特种部队与一个拥有各种手段的军事竞争对手为敌,这些手段包括多维‘反介入’网络,太空控制能力,弹道与巡航导弹,攻击潜艇部队……”美军参谋人员甚至为假象中的中美冲突设定了时间点:2028 年。

    这个理论的要点之一是:在整个亚洲寻找可供美军战机使用的基地,此举将使中国这样的潜在对手在确定打击目标时,面临更艰难的选择。

    去年11 月,奥巴马在访问澳大利亚时宣布,未来几年内将把澳大利亚达尔文港建成一个大规模的军事指挥中心,派驻海军陆战队员2500 人左右。这个中心将成为核动力航母、B-52 轰炸机、全球鹰无人机等多种战略装备的母港。无独有偶,美国也正在加紧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部署最新型的沿海作战舰,并直言不讳地评论说这是为了威慑中国。

    从更广泛的包含军事和政治的大战略层面出发,“空海一体战”是一个依赖亚太地区盟友、共同对付潜在敌人的联合作战计划。“联合”指的不仅是不同兵种的联合,也指的是政治外交上的联合。美军希望借助这种军事同盟,来克服在该地区遇到的所谓“距离的障碍”。而美国最近高调“重返东南亚”,寻求加深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军事合作,可以被解读为这一战略在外交层面上的映射。

    不过,也有人认为,“空海一体战”是影响面有限的新理论,尚未上升到战略层面,因此将其称为“海空联合作战”更为贴切。根据美国2012 年1 月《联合作战介入条例》、美国《空军》杂志2010 年8月刊等资料整理,加入本报告作者评论。

    4、西太平洋-印度洋弧形地带

    除了美国高调“重返东亚”所带来的美国军事部署上的改变外,美国新军事战略的另一大新意是,它将有可能导致美国军事指挥体系的改变。正如《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所言,“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与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到印度洋地区和南亚的‘弧形地带’有着无法摆脱的联系”。具体说,美国的亚太概念从原来的亚太-西太平洋转变为西太平洋-印度洋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新军事战略中的亚太战略可以称为“西太平洋-印度洋战略”。

    这个新的战区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保证美国能够同时制衡两大安全挑战,即中国和伊朗。这与美国同时将中国和伊朗列为假想敌是一致的。而另一个目的是,此举将制衡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洋的能力。目前,中国海军在亚丁湾的护航,以及中国与巴基斯坦围绕瓜达尔港的合作,以及未来中国海军深入印度洋的能力,都使得美国非常担忧。美国加快印度洋的部署,也正是未雨绸缪之举。

    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重心是东北亚,特别是在日本和韩国的驻军。而在西太平洋南部,除菲律宾外,没有军事基地和长期驻军,而菲律宾驻军也是时多时少,甚至出现过菲律宾苏比克美军基地被封锁的情况。而在印度洋,美国的军事力量更少,而且缺乏永久性军事基地。随着战区概念的变化,美国将逐渐加强“南线”的军事部署。在西南太平洋方向,美国已经在考虑将“第二岛链”作为其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基地群。在印度洋方向,美军在印度洋的中心位置的迪戈加西亚岛拥有军事基地;在马六甲海峡,美军获得了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的靠港权。

    在美国新军事战略中,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将得到提升。马六甲海峡就像一个“杠铃”,连接西太平洋与印度洋,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战区。

二、美国转变军事战略的原因

    1、美国陷入两场战争泥潭需要精简兵力

    奥巴马政府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是建立在小布什留下的摊子之上的。美国调整军事战略,特别是变“两场战争”战略为“一场战争”战略,首要的原因就是阿富汗与伊拉克两场战争旷日持久,变成海外美军的泥潭,使得小布什时期的“先发制人”战略难以为继。

     冷战时期,美国一贯强调“遏制”和“威慑”战略,即尽量阻遏威胁源、采取震慑行动、在威胁明确后才进行军事行动。虽然威胁源头由美国主观确定,而且很多“遏制行动”实际上具有很强的侵略性,乃至实际上就是侵略战争,但是毕竟都是后发制人的战略。

    而小布什上台后,提出了“先发制人”战略,即“美国必须向‘恐怖分子和暴君’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在威胁尚未形成以前就就将其消除”。在这个战略的指导下,美国不仅将阿富汗战争扩大为推翻塔利班政权的战争,而且不待阿富汗战事结束,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形成了同时打两场战争的局面。其实,早在2001 年9 月,五角大楼《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将以往的防务战略的“基于威胁的方式”向“基于能力的方式”转变定位为核心内容。当时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主持了美国军事存在的全球重组,其核心就是减少在海外的驻军,强化高科技兵器的开发。不过,后来的事情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美军规模不但没有缩小,反而随着两场战争的开展和深化不断扩大。此外,美国还力图借两场战争东风,在中亚广泛建立军事基地,排挤俄罗斯在此地区的传统势力,并从侧翼“包抄”中国,将中亚打造成横亘在中、俄之间的楔子。

    在“先发制人”战略指导下,美国海外基地和驻军不断增加,特别是在中东和中亚。根据美国国防部资料,截止到2011 年9 月,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驻军分别为9.2 万和10.9 万。

    然而,美国的大中东战略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并且并未完全实现最初的战略目标。美国在伊拉克的8 年时间共阵亡约4500 人,据奥巴马本人称直接花费超过1 万亿美元,而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更是称总花费将达3 万亿美元。而美国在阿富汗战场10 年中共阵亡约1800 人,据五角大楼估算总花费共计3232 亿美元。

    巨大的代价,给推翻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功绩蒙上阴影。而美国的中亚战略,则可以以失败来形容。十年来,美国借“9-11”事件东风,在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设立了军事基地,试图以此将中亚纳入其势力范围,同时威胁中、俄的战略后方。但是,美国在其他中亚国家设立军事基地的企图都遭遇了挫折;乌、吉两国也对美国心存忌惮,对美国在该国设立军事基地持防范乃至限制的态度。另一方面,中国和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关系都进一步密切。十年来,上海合作组织稳步发展,成为中、俄和中亚国家关系中的一个稳定器。美国在中亚的动作完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自2001 年以来,美国的国防预算从3040 亿美元猛增到2008 年的6160 亿美元。2008 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深陷经济衰退,联邦财政赤字、政府债务突破了历史纪录,分别达到1.4 万亿和近15 万亿美元。在这一大背景下,美国军队也将被缩减。这逼迫战略高层必须要在中东与亚太、保量与保质之间做出选择。

    因此,美国在新军事战略中明确宣布,已经开始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个战场“负责任地撤退”。这标志着美国从最高战略层面上试图从中东撤出,将重心转向亚太,特别是西南太平洋-印度洋的“弧形地带”。

    2、美国降低对中东的石油依赖行动余地增大

    根据第一财经研究院2011 年7 月4 日《战略观察》10 期《美国海外石油的战略收缩》报告,美国的石油供应已经向本土和西半球收缩。从2007 年开始,美国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家进口石油总量每年减少100 万桶。目前美国的石油进口一半以上来自西半球,对中东的依赖仅为17%左右。美国在能源上依赖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报告分析认为,未来,随着美国在巴西、西非等地的石油开采和石油进口增加,加上美国国内的页岩气等资源的开发加速,美国对中东的石油依赖将会进一步降低。

    尽管我们认为,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是多样的,不仅是石油利益;但是,对中东的能源依赖的减少,确实使得美国的战略利益可以从中东部分收缩。用小布什的话说,就是美国的中东战略将不受阿拉伯产油国的“绑架”。美国今后在中东的行动余地将增大;驻军的需要也就相应地减少。

    3、中国在亚太影响力不断扩大威胁美国地位

    美国之所以将军事战略重心指向亚太,这是因为亚太的快速发展引起美国的关注。在美国发动反恐战争的十年,美国因投身反恐、关注中东,而错失了分享亚太发展红利的良机。以新兴国家为代表的亚太地区经历了快速发展,经济增长占全球增长的70%。特别是东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在十年里,中国成为了亚太地区几乎所有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经济上,亚太地区与中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

    在政治关系方面,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关系在过去十年里有了显著改善。以东盟系列峰会和“10+1”为标志的地区经济合作大大促进了中国与东亚地区各国的经济关系的发展,还促进了政治关系的改善。中日韩领导人的定期会晤机制则加强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与政治合作机制。美日、美韩同盟都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因此,美国此次战略重心转移,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分享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额收益,另一个意图则是遏制中国在亚太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也有一定的军事基础作为保障。近几年,美国在亚太地区逐步完成了常规威慑力量的部署,60%的海军兵力和最先进的作战飞机都已云集在这一地区,这为美国新军事战略的提出奠定了军事基础。今后,根据新军事战略,这种调整还将继续,亚太地区的战略重心地位将名副其实。

    事实上,自从2010 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重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的目标和“国内建设、海外塑造”的战略途径之后,美国在全球战略部署调整中明显地加强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而切入点就是把地区安全形势搅动成为一种“乱局”状态,造成和放大地区各国对“中国威胁”的恐慌,这样美国就可以“应邀”“重返亚洲”。

    自从美国2009 年开始高调“重返亚洲”之后,各种危及地区安全的事件接踵而来,地区动荡此起彼伏。2010 年以来,美国成功地利用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阻止了日本的离心,强化了韩国对美国的防务依赖,同时又高调介入南海争端,拉拢菲律宾、越南等国共同对抗中国。这些举动已经为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奠定了外交基础。

    图:美国视野下的遏阻中国的两条“岛链”8 (略)

 

三、美国新财年国防预算印证战略调整

    2012 年2 月,美国即将公布新一年度(2013 财年)国防预算。根据目前透露的信息,美国军事预算将逐渐削减,并且进入一个下行期,为期至少五年。这表明,美军已经开始执行缩减规模的新战略。

    分析美国新一年度军事预算的要点如下:

    第一,预算规模整体下降。2013 财年(即2012--2013 年),美国国防预算规模预计将为约6150 亿美元,从峰值上下降了700 多亿美元。美国国防预算在2010财年达到创纪录的6910 亿美元,随后在2011 财年仍然保持了6870 亿美元的规模。在2012 财年,预算整体规模开始收缩,2013 财年则将继续下调趋势。根据美国国会2011 年《预算控制法案》的要求,美国军事预算将在五年内共计削减约2600 亿美元,十年内共计削减约5000 亿美元。这就意味着美国军事预算下调的步伐不仅要继续,而且目前的下调速度还不够,还要加速。预算的调整,印证了美军战略收缩的总态势。

    8 资料来源:美国国防部网站。注:该图将台湾标为不同于大陆的颜色;未将我国领土藏南划归中国疆域;将我国领土阿克赛钦标注为“争议领土”。

    第二,预算下降部分主要来自从海外战场撤军。预算下调意味着美国要裁减军队。不过,裁军也是有保有压,主次分明。2013 财年比上一年度总预算减少320 亿美元,其中海外军事行动经费就从1150 亿美元降到了880 亿美元,降低了270 亿美元。

    目前,海外行动经费仅为2009 年时峰值的一半左右。五年后,海外经费将进一步降至450 亿美元左右。而这个经费不仅远远抵不上两场战争的开销,甚至不足以发动一场现有条件下的战争。这说明了两点:美军将放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信条;不仅如此,美军将提高战争效率,争取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最少的金钱,打赢一场未来战争。

    第三,美军并未放松基地建设。美军花在基地上的预算,剔除通货膨胀或美元贬值因素,将在未来5~10 年内持平。而名义经费还将呈微幅上涨态势。背后的逻辑是:美军将在缩减海外用兵的同时,加大重点区域的基地建设,以利于发动快速突击。

    军事基地的建设也是有侧重点的。美国在欧洲的基地将有所缩减;在中东的基地目前还是未知数,这取决于中东未来的政治局势,也取决于美国军方是否百分之百地执行最高战略;而在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地的军事基地将得到大大加强——澳大利亚是西南太平洋战区的战略后方,而新加坡则是连接亚太与印度洋的桥梁。从美国的军事预算中可以看出,美国将在具体层面贯彻执行美国新军事战略的意图。

    2013 财年军事预算将与美军的军事优先方向相吻合。具体说,美军未来将“重新平衡”亚太与中东两个战区,同时支持美国在这两个地区的核心盟友和合作伙伴。而“重新平衡”可以有三点解读:一是从中东收缩兵力,将重点转向亚太——这是美国新军事战略的核心要义之一;二是将亚太与中东视为一体,以新加坡的基地和马六甲海峡为“杠铃”,同时“提起”亚太和中东——这也和美国新军事战略相吻合;三是保留根据形势随时调整的空间,在白宫面前,保留军方在实际执行中的自主权。

    美国将保持在高新技术的投资,遏制“反介入”威胁——后者针对的对象包括中国。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方面的技术与应用,将是未来美军的核心竞争力。因应美国新军事战略对改变军事结构的要求,未来美军将建设成一支具有“小、快、灵”风格的新型军队。为了执行这一战略要求,新预算在武器装备上的重点将放在提升投射能力方面。与此同时,美军将裁减大量过时的传统军备,比如大型水面舰艇等。

    具体说,包括投资新型远程轰炸机,提升其续航能力,以加大攻击范围;改装“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以装载更多巡航导弹,执行战役乃至战略任务;提升海军和空军的雷达系统,并加强海、空军的协同作战;改善空-空和空-地导弹性能;淘汰C-130“大力神”运输机(至少先淘汰其旧型号),发展C-27J 中运量新型运输机,以完成快速投射,此外,军方还一直念念不忘发展曾被国会否决的无人机计划。

    总之,美国新军事预算是对美国新军事战略的具体执行,二者一脉相承。他们共同反映了美军的未来:整体规模将缩减,但拥有更完善、以利于投射兵力的海外基地;笨重的过时装备将被逐步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更先进、更快速的新型装备;美军将抛弃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这种耗时费力的传统战争,力图提高军事效率,以最少代价打赢未来战争。

四、美军新战略的命门

    本报告认为,此次美国军事战略调整,不失为其在战略层面上的高明之举。美国最高政治和军事当局正确认识到了当今时代的形势,正确认识到了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减,也正确认识到了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态势,从战略高度确认了“太平洋世纪”的到来。这份新军事战略正是对这些变化的应对,其终极目标是延缓美国衰落的速度,为中国的崛起设置障碍,应对未来世界的挑战,从而尽可能延长美国的全球霸权。

    然而,应当认识到,美国这份新战略也是经过内部反复折冲之后的产物,反应的是新旧势力的妥协。这份战略有许多不完善、不明确之处。具体地说,美国新军事战略至少有以下几点“命门”。

    其一,亚太与中东,到底哪个是新战略的重心。虽然这份新战略的“亮点”似乎是将军事重心转移至亚太,乃至“靶心对准中国”,但是在该战略报告的其他部分仍然提到“大中东地区仍然是关注重点”。此外,报告还提到美国要加强在非洲的军事存在,以限制中国在非洲越来越大的发展。那么,重点到底在哪里,东亚、中东还是非洲?

    地域矛盾的背后,也反映了美国国内石油利益集团与其他集团之间的传统矛盾。而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绝不仅是石油利益,更重要的还有战略利益。事实上,虽然美国已经完成从伊拉克的撤军,但由于中东地区的重要性,美国实际上是“欲罢不能”。加上目前阿拉伯政治风暴尚未结束,伊拉克安全形势仍然糟糕,恐怖主义势力难言覆灭,伊朗核问题又愈演愈烈,美国很难真正从中东脱身。此时美军派了三个航母编队游弋印度洋就是明证。而以色列在中东一贯自行其是,也难保以色列的激进行为会再次将美国拉下水。美国军队能否真正离开中东、转移至亚太,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其二,美国能否顺利完成军事变革,还是未知数。一方面,美军要缩减规模、提升装备,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美军内部的保守派与外部的军火利益集团仍然是美国军事变革的阻碍。这份纸面上的战略能否变为现实,还要看美军内部的变革派与保守派,以及他们背后的支持者之间如何斗法。

    其三,美国制约中国之举,触发了美国军事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从商业上讲,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不仅在单纯的商业利益上,而且在更高层次的经济乃至战略层面上,中国和美国都建立了若干合作与对话机制,处理的不仅是双边的经贸投资关系,而且涉及全球治理的问题。可以说,虽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但中美经济关系已经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然而,美国现在似乎想玩一种“桌上握手、桌下踹脚”的游戏,在商业上与中国合作的同时,在军事上限制乃至围堵中国。这种权力游戏无疑将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挑战。

    对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中国应当认真观察、冷静应对,其重点应当放在美军做了什么,而不在其战略报告说了什么。中国应吸取苏联盲目在非洲扩张的前车之鉴,不为战略对手的引诱所惑而落入窠臼。笔者仍然认为,虽然遏制中国崛起是美国冷战后的一贯目标,但美国目前的举动到底是“实招”还是“虚招”尚不明朗。对美国将我国列为“假想敌”,我们一方面要坚决维护主权与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在美国的诱使下出错招。

    鉴于这份新战略目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未来美国如何执行这一新战略,才是真正的问题。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2-20 10:58:47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伊斯兰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千年之争与当前中东危局

中国驻利比亚、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大使馆外交官 孙晓兰

人民日报 2012-2-18

前言

    我曾长期在中国驻利比亚、沙特、伊拉克和伊朗四个使馆工作。此前,已就在伊拉克和利比亚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发动的对伊拉克和利比亚战争写了自己的看法。由于对其它一些问题,尤其是国内问题,理不出应该如何表达的头绪来,本想就此搁笔,只停留在阅读别人文章上就可以了。

    我虽算是曾经的外交官,其实在外交战线工作时间并不长。虽然上了6年大学,学了英语和阿拉伯语两种外语,但文革中因家庭受到冲击,我在部队农场劳动两年,然后在中学和小学当老师多年,文革后到社科院宗教所伊斯兰教研究室工作6年,才随先生到驻利比亚使馆工作,作为外交官,真的算是“半瓶子咣当”。

    有人就我在博克中说“美国前总统布什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是犯了反人类罪”,感到十分吃惊,说我不配当外交官。我自己想想也是,由于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对伊拉克和利比亚的老百姓有更多的同情,再加上我跟多数中国普通人一样,对强国在国际事务中按照森林法则,施行霸权主义极为反感,产生了“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冲动,就那样写了。外交官通常不这样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在外交方面确实是外行。

    最近看到美国和北约国家,加上阿盟(其实就是海合会君主国)正在把叙利亚推向另一场战争的边缘,心里不免又生不平。想想我在沙特和伊朗也呆过多年,这两国目前正处在风口浪尖上,为什么不就此写写自己的见闻和看法呢?由于难以简单说清楚,我还是准备写系列文章,先“班门弄斧”,从伊斯兰教两大派别的分歧写起,再写我于九十年代初在沙特的见闻,以表达我对目前阿拉伯内部之争的看法。

     我得申明,我已退休11年,早已是中国普通百姓中的一员,希望“普世”价值观的朋友们把我当成普通百姓来评价我的文章,让我也充分享受你们倡导的“言论自由”。况且,我在与中国老百姓的接触中发现,目前在中国大多数人和我持相同的观点。

一、伊斯兰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千年之争

    虽然西方和阿盟在解决叙利亚问题上仍然打着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幌子,但目前“阿拉伯之春”已与“民主”和“自由”没什么关系,他们铁了心就是要在叙利亚改朝换代。人们容易理解美国和北约不喜欢叙利亚现政权的原因,但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同为阿拉伯国家的海湾君主国在反对叙利亚和伊朗现政权方面会如此积极?看样子,这场阿拉伯的街头革命,在阿拉伯国家内部已演变成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斗争,这是两派千年之争的延续。我想就我所知道的两个派别的产生和历史上两派的斗争简要地做个阐述,不知道会不会对理解现实中伊斯兰两派之争有些帮助?

    穆罕默德于公元610年在麦加创立伊斯兰教 。此前,半岛处于“蒙昧”时期,各游牧部落为争水、草而不断争斗、仇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各部落遵循的法则。穆罕默德在短短的一生中通过传播伊斯兰教将散漫的阿拉比亚人(指半岛人)团结起来,使他们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阿拉伯族,建立了强大的宗教-伊斯兰教,不仅消灭了当时盛行于半岛的多神教,并取代了当时已在半岛流传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在传教的同时,结束了半岛的部族纷争,把地理上的名称“阿拉比亚”改变成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穆强调尊崇唯一神“安拉”,无疑比其它多神教更有利于团结和统一各游牧部族。同时,他创造了一整套法律、法规和社会制度,使社会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马克思因此而把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称为“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所以,伊斯兰教从产生之日起,就与许多其它宗教不同,不是一个注重修来世的出世宗教,而是强烈干预社会各个领域的入世宗教。

    穆罕默德在世时,集先知、使者、立法者、宗教领袖、裁判长、司令官和国家元首为一身,未明确指定继承人。当时处于氏族社会末期,阿拉伯地区部落酋长还不时兴世袭制。且穆的几个子女都先他而去,只留下唯一的女儿-早期追随他的阿里的妻子法蒂玛。继承人问题因此成了穆斯林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后来各派协商组成联合选举团,决定通过协商推举继承者,并推举早年追随穆罕默德的年高德劭的阿布·巴克尔为第一任哈里发(继承者)。其后,穆的追随者欧麦尔、奥斯曼被相继推举为第二、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死后,协商委员会任命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为第四任哈里发。阿里作为哈里发得到了所有穆斯林的承认。

    伊斯兰教在四大哈里发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一方面穆斯林东征西战,走出阿拉伯半岛,建立伊斯兰帝国,成为半岛上的统治民族;另一方面,阿拉伯社会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发展,由此出现了各种矛盾的碰撞和几大力量的较量。最突出的是内部争夺领导权和接班人的斗争十分激烈,并导致了分裂。一部分人认为,阿布·巴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都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这一派形成后来的逊尼派。另一部分人认为,第四任哈里发阿里及其后裔为穆罕默德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前三任哈里发是篡位者,这派人后来被称为什叶派(宗派)。逊尼派由于得到多数人的承认,被称为正统派。这两派的出现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和宗教上产生了重要后果,并深刻地影响了伊斯兰世界社会的发展及内部关系的演变。

    公元661年第四任哈里发阿里被刺身亡,伊 拉克穆斯林宣布阿里长子哈桑为继承人。当时来自麦加富商家庭,在大马士革任总督的穆阿维叶势力强大,宣布废除哈桑,自称哈里发,建立了以大马士革为首都、以自己家族命名的由逊尼派掌权的倭马亚王朝,中国史称“白衣大食”。

     穆初任哈里发时就任命他的儿子叶齐德为继承人,即王储。从此,世袭制被引入伊斯兰帝国,并被世代相传。680 年穆阿维叶去世后,其子叶齐德继任哈里发,阿里次子侯赛因等 人拒绝宣誓效忠。阿里派宣布侯是继阿里、哈桑之后伊斯兰帝国的第三任合法继承者。于是,侯带领其眷属和不足200人的追随者前往阿里派所在地的库法就位,公元680年10月10日(伊斯兰教历61年1月10日)在途中被叶齐德的军队包围在卡尔巴拉,并被全部消灭。这就是伊斯兰史上有名的“卡尔巴拉惨案”。侯的遗体被埋在卡尔巴拉,于是卡尔巴拉成了什叶派的一个重要圣地。并将这一天当成什叶派正式成立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被称为“阿舒拉节”(“阿舒拉”意为“十”,是为了纪念10日这一天)。侯赛因在世时并未发挥多大作用,但死后却极大地影响了什叶派思想体系的发展,并作为“殉难者”和“烈士”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伊斯兰教因此而产生难以弥合的创伤和分裂。

二、伊斯兰各帝国时期的两派之争

    1、伊斯兰教第一个王朝—倭马亚王朝(公元661年—749年)是在激烈的内争中建立的,因此在整个统治时期一直存 9fV j­ 8G 在着政治反对派,其中最主要的是以 伊拉克为中心,以拥戴阿里及其后人为继承人的什叶派人。倭马亚王朝对什叶派采取斩尽杀绝的政策,在两派在中埋下了深仇大恨。

    倭马亚王朝晚期,还存在着对王朝的另一种破坏力量,即穆罕默德的叔父阿巴斯的后裔。他们在反对倭马亚人的统治方面与什叶派步调一致,并结成了反对联盟,联盟推举阿巴斯第四代孙阿布·阿巴斯为领袖。来自伊拉克库法和来自波斯下层的什叶派穆斯林是联盟的主力,经过长期酝酿后,阿巴斯在“还权于先知家族”的黑色旗帜下举行起义,波斯呼罗珊人打响第一枪,各地什叶派人纷纷响应,倭马亚人节节败退,在库法的驻军不战而降,首都大马士革城被包围3天之后,最终倒在阿巴斯人的黑旗之下。

    2、伊斯兰教的第二个王朝阿巴斯王朝建立(公元750年—1258年)。阿巴斯王朝因为崇尚黑色,在中国史书上被称为“黑衣大食”

    阿巴斯王朝建立之后,统治者深知革命与维持帝制无法调和,决心将危及王朝的祸害加以铲除,首先将参与起义的波斯穆斯林将领处以死刑,对心怀不满的急进什叶派势力进行武力镇压。新王朝的真正奠基者是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为把政治中心从什叶派的发源地迁移出去,他在底格里斯河畔建立新都巴格达;他在政治上排除异己,与正统的逊尼派结盟,巩固了王朝统治,进入了伊斯兰王朝的鼎盛时期,疆域横跨亚、非、欧三大洲。

    在阿巴斯王朝后期,中央政权只控制了巴格达附近很小的地盘。后来蒙古人和鞑靼人兴起,使阿巴斯王朝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小国。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纷争及两派之内又分成的许多支派及其它们之间的斗争,在阿拉伯帝国中产生了巨大的离心力。这些都加剧了阿巴斯王朝的分崩离析。 公元1253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率大军前来讨伐,将各个小王国扫荡得一干二净。蒙古人于1258年攻入巴格达。当时王朝的最后一任哈里发(第37任)率300名官员出宫投降,10天后全部被处死。

    3、与阿巴斯王朝同期的法蒂玛王朝(公元909-1175年)是伊斯兰史上唯一较大的什叶派王朝,由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后裔在突尼斯盖勒万建立,以先知穆罕默德之女、阿里的妻子法蒂玛的名字命名。973年开罗成为法蒂玛王朝的首都,建立爱资哈尔大清真寺,成为伊斯兰国家最有名的宗教学府。法蒂玛王朝虽然是什叶派掌权,但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其它派别持宽容态度,还极重视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建立许多学馆,对天文学及医学等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法蒂玛王朝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绿衣大食”。

     4、在阿巴期王朝之后,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奥斯曼率部统一全境,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开国之君。奥斯曼王朝(1299年—1922年)的势力日益强大,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后改为伊斯坦布尔并定都于此),灭拜占庭帝国。1516年攻占叙利亚后,又先后征服埃及、麦加、麦地那、也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等地。帝国还将疆域扩大到罗马尼亚、乌克兰、保加利亚、马其顿、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大半个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等欧洲地区,长期围攻维也纳。同时还网罗收买海盗,组成强大舰队,屡败西班牙和威尼斯舰队,称雄地中海。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同时就是穆斯林世界的领袖“哈里发”,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由于伊斯兰教进入欧洲的许多国家,为巴尔干地区遗留许多民族和宗教矛盾,后来的科索沃战争就是矛盾的延续。

    十八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兴起后,开始争夺势力范围,奥斯曼所属各国纷纷独立,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瓦解。1919年凯末尔在土耳其发动资产阶级革命,1922年推翻奥斯曼帝国。

    综上所述,伊斯兰史上最主要的帝国均是正统的逊尼派掌权,除个别地区外,什叶派一直处于被统治地位。在有些地区,虽然什叶派人数占多数(如伊拉克、巴林等地),但掌权者通常是有权有势的逊尼派人,下层百姓一般属于什叶派,是受压迫的群体,他们因此也最具反抗性。

    注:(历史资料主要来源于西提的《阿拉伯通史》)

三、伊朗什叶派政权的建立和两伊战争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两伊战争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千年之争的延续,而且是发生在现代的、最残酷的一次生死博弈。两伊战争的起因错综复杂,众所周知,伊拉克和伊朗的领土争端是导致两伊战争的主要原因。但两国因划界引起的领土纠纷早已存在,而在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成功不久,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就大举向伊朗发动攻势,伊斯兰两大宗教派别上的深刻分歧和斗争应是引发战争的深层次原因。

     伊朗和伊拉克同是伊斯兰教国家,但属于不同的民族。在民族问题上,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历史上多次交战,彼此都统治过对方,积怨很深。两国穆斯林多数属于什叶派(伊朗占95%,伊拉克占55%)。在伊拉克历史上,掌权的一直是占人口少数的逊尼派;在伊朗,多数情况是处于逊尼派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帝国统治之下。

    十八世纪末,伊朗东北部的土库曼人恺加部落统一伊朗,建立恺加王朝。由于地处东西交通要冲,近代以来便成一些欧洲大国的争夺对象,屡遭侵略。1907年,英、俄两国签约划分了在伊的势力范围:北部属俄国,南部属英国。之后,法国、奥地利、美国等相继强迫伊朗签订不平等条约。伊朗虽然名义上仍是“独立”国家,但实际上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往昔波斯帝国的辉煌与今日的耻辱形成鲜明对照,伊朗在追求复兴强国的路上必然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而强烈的民族主义又很容易导致极端主义和盲目的排外思潮。

    1921年,哥萨克族军人礼萨·汗发动政变推翻恺加王朝,接管政府权力,取得首相职位。他于1925年以议会名义废黜国王,自封为王,正式建立巴列维王朝。礼萨决心效仿土耳其的凯末尔,在伊朗推行政教分离的现代化运动。他组建现代的国家军队,创办工厂,修筑铁路和公路,并从神职人员手中夺回教育和司法权,创建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系,用世俗的科学知识取代神学教育。

     1941年,礼萨年仅二十二岁的儿子巴列维继位。巴列维于二战后由于伊朗曾受俄国压迫的历史原因及美苏冷战的国际形势而投靠美国,并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他于1963年开始推行使伊朗走向现代化、世俗化的“白色革命”,期望凭借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工业的现代化于2000年成为“世界第五工业强国”。出于利益的需要,美国和西方大力支持和帮助伊朗的现代化计划。在巴列维时期,美国就支持和帮助伊朗开发核能,伊朗在核技术方面的研究并非自霍梅尼掌权开始。巴列维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受到以霍梅尼为领袖的什叶派教派人士的激烈反对,以致双方曾发生流血冲突。政府军队对教派力量进行血腥镇压,其领袖霍梅尼被迫流亡伊拉克。

    伴随着规模宏大的现代化进程,伊朗国内贪污腐败也随之盛行,腐败涉及政府最高层,也涉及王室成员,他们极其奢侈的生活方式也引起人们强烈不满,而这种不满越是增加,霍梅尼宣传原教旨主义的吸引力就越大。

    霍梅尼虽然长期在伊拉克什叶派的根据地纳贾夫传教,但在伊朗国内影响极大,他以“简朴、自由、公正”为号召,以复兴伊斯兰教公平、正义的名义进行反对国王的宣传,与巴列维势不两立,成为对巴列维王朝的重大威胁。

    1978年初,萨达姆以“煽动伊拉克境内什叶派叛乱”的罪名将霍梅尼驱逐出境,迫使他流亡法国。霍梅尼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并发誓要复仇。

    伊朗于1978年1月发生反对巴列维国王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活动,发展到使伊朗全国处于瘫痪状态。1979年1月中旬,流亡了14年的霍梅尼回到德黑兰,受到百万人的空巷欢迎,大有“登高一挥,万民响应”之势。2月11日,巴列维政权垮台,经过全民公投,伊朗于1979年4月1日正式成立以什叶派高级宗教领袖为核心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并通过了新的伊斯兰共和国宪法,霍梅尼成为国家的最高领袖。

    霍梅尼推翻亲美的巴列维政权本来就违反美国利益,数百名伊朗学生又因美冻结伊朗资产、收留巴列维在美流亡而占领美使馆,扣留60多名使馆人员做人质达14个月之久。这使伊朗新政权从一开始就给美国留下“邪恶”的印象,埋下决心推翻其政权的决心。

    霍梅尼在革命成功后,即扬言要“输出伊斯兰革命”,引起周围以逊尼派为统治者的的国家领导人的恐慌,唯恐这股原教旨主义思潮会影响本国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什叶派穆斯林,因此把伊朗什叶派政权视为洪水猛兽,希望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这是萨达姆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并得到除叙利亚以外的所有阿拉伯国家支持的深层次原因。

     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空军出动大批飞机轰炸了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15个伊朗城市和7个空军基地。23日,5万伊拉克军队在1200辆坦克支援下,大举进攻伊朗。经一周激战,伊拉克占领了伊朗约400平方公里土地,占领赫拉姆沙赫尔,包围石油中心阿巴丹,最大入侵纵深达90公里。伊朗人则在毛拉带头下冲锋陷阵,采用人海战术进行殊死抵抗,经过几年的拉锯战,最后使主战场从伊朗转到伊拉克境内。

    在这场战争中,海湾各国出钱出枪支援伊拉克,科威特甚至让伊拉克使用它的两个岛屿,方便伊拉克在战争中有出海口。我记得两伊战后,伊拉克于1990年8月2日侵略科威特时我们正在沙特,看到媒体铺天盖地对伊拉克的侵略行径进行谴责,说它对两伊战争中科威特和海湾国家的大力支持“忘恩负义”。萨达姆竟回答说:伊拉克是站在反对伊朗霍梅尼政权的“第一线”,以伊拉克士兵的生命为代价,顶住了什叶派的扩张,而科威特竞超量开采两国中立地带的石油!

    美国和所有西方各国实际上也采取支持伊拉克的立场。有报道说,美国情报部门就曾向伊拉克提供有关伊朗军事部署的情报。当时萨达姆的的的确确拥有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芥子气和神经毒气,而且在战争中公开、大规模地对伊朗军队和平民使用,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而美国及其盟国及海湾国家却对此采取默认的态度!那时我们在电视新闻节目和报刊上可以看到被化学武器烧得不成样子、令人毛骨悚然的伊朗军人、甚至平民的尸体的镜头和照片。面对这些镜头,美国的“人道主义”在哪里?安理会谴责、制裁伊拉克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吗?海湾君主国出于“保护平民”,让萨达姆交出政权了吗?

    我为了确认安理会对两伊战争的立场,在网上查了《维基百科》里的有关资料。安理会仅仅对伊朗控诉伊拉克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之事进行了“调查和确认”,仅此而已!在打了8年,两国都打不下去的情况下,安理会也曾力促停战。那时伊拉克立即接受安理会停战决议,而伊朗则要求惩罚战争的发动者,要求伊拉克对伊朗在战争中的损失进行赔偿,迟迟不肯接受停战决议。这与目前安理会迅速通过建立利比亚禁飞区的决议,从而导致一个成员国政府倒台,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难怪许多人认为,萨达姆同本.拉登一样,都是美国根据自己的利益、在需要时把他们扶植、培养起来。在他们违反美国利益的情况下,再把他们置于死地。美国的所作所为根本与“保护人权”不沾边!

    在这场二战后历时最长、最残酷的战争中,伊拉克死亡18万人,受伤25万人;伊朗死亡35万人,受伤70万人。结果没有把政教合一的什叶派伊斯兰政权扼杀,反而挑起了逊尼派和什叶派更深的矛盾和仇恨,为后来、甚至当前中东地区的仇恨和厮杀埋下了伏笔。   

    注:关于伊朗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互联网“国际观察”和“维基百科”。

    伊斯兰逊尼派与什叶派千年之争(四)—对当前叙利亚和伊朗危机的看法

    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演变、发酵至今,使叙利亚和伊朗成为矛盾的中心,面临着现实的战争威胁。这两个具有不同民族、不同政体国家的命运连在了一起。这是为什么?显然,除了两国在国际问题上,是反对美国强权政治、对以色列持强硬态度的立场之外,伊斯兰教的教派矛盾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叙利亚是伊斯兰世界唯一什叶派占少数但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伊朗是唯一什叶派占绝对多数,宗教神职人员掌握实际权力的国家。

    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出于世界战略利益的考虑,伊朗是它目前的第一大障碍。当然,未来还有中国。记得前些年,看到美国一战略研究中心智库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美国“绝不允许世界上有与它抗衡的力量存在”。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说:“美国仍是世界的领导者”。在当前,伊朗是美国控制这一战略地区要冲、世界石油命脉,实现其“大中东计划”的最大障碍。美国及盟国已下决心除掉伊朗现政权,这是不可能改变的。

    目前,“阿拉伯之春”的风吹到叙利亚,以海湾君主国为核心的阿盟也是铁了心要把什叶派的巴沙尔赶下台,这为美国实现其战略计划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时机。要让伊朗现政权垮台,必须先搞垮它在阿拉伯世界的唯一盟国叙利亚,以引起伊朗内部的恐慌、动乱,瓦解其统治,促成内部变革;在达不到从内部瓦解的情况下,最后对伊动武时也可减少阻力和损失。美国所以至今对动武仍有犹豫,需要考量和评估的是:如果对伊朗开战,其后果会对它的利益产生多大不利影响?

    对于目前以海湾君主国为核心的阿盟来说,存在1千多年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已到了关键时刻。伊朗什叶派的伊斯兰共和国经历33年的风雨已经巩固,成为地区可以与之抗衡的主要力量,且伊朗从未放弃成为地区强国的情结。更让他们揪心的是,伊朗在核领域有了很大的发展,很有可能近期跨进核国家的门槛。伊朗、黎巴嫩的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与叙利亚连成一片形成的新月地带,将动摇这一地区逊尼派在宗教上的统治地位。这是他们不能容忍的。正好,从争取民生开始的阿拉伯人民的街头革命发展到叙利亚,为他们倒叙、削弱什叶派在伊斯兰国家的势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但他们打着“反对叙政府暴力镇压反对派”、“支持叙人民变革要求”的旗号,却令人涕笑皆非。谁不知道,阿拉伯之春的春风同样也吹到沙特、科威特和巴林?而且上街游行的什叶派群众诉求的仅仅是争取与逊尼派同等的权利,就遭到无情的镇压?虽然各大国新闻报道不像对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那样多,但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真相是掩盖不了的。他们不仅同样出动警察和坦克对和平示威群众进行镇压,而且沙特坦克还走出国境,出兵帮助巴林镇压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人。甚至到今天,几乎每个星期五什叶派游行的事仍在发生着,当然仍然受到镇压。

     我记得去年3月看到一则报道,在沙特互联网上有人为了争取沙特妇女开车的权利,呼吁人们下星期五(3月11日)在利雅得举行“愤怒日”游行。呼吁者表示,他们的目的不是反对政府,仅仅要求取消这一歧视妇女的宗教规定。我对此很感兴趣,发信给在利雅得中国沙特水泥厂项目经理部工作的儿子,让他告诉我那一天利雅得的状况。结果他回信说,那天利雅得街头比平时安静很多,因为还没等人们上街,重点地区和主要交通要道都提前摆上了政府军的坦克和其它军车!即使有人想集会,也无法实现!他们连“愤怒”也没表达成功。可见,我们的世界到处充满双重标准,缺少公平和正义。也因为矛盾双方力量的不对称,肯定会导致更多的不按常规出牌的极端主义行为。所以,不从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去考虑和解决问题,我们的世界会越来越危险。

    因为历史的原因,占少数的伊斯兰什叶派人从产生之日起就有复仇的传统,为纪念导致两派分裂的侯赛因之死,每到“阿舒拉节”都走上街头鞭打自己,这已成为宗教传统。难道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要制造更多的仇恨,使两派的千年之争再延续千年? 伊朗前总统、伊朗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哈塔米于1998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过世界不同文明对话的倡议。他在其它场合的讲话中还说:“穆斯林必须拥有现代世界观,宽容其它宗教,为和平而努力”。联合国正式将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也为此举办了一些活动。为什么我们的世界不向这个方向继续努力?而非要以战争解决问题?

    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后,当时的伊朗总统哈塔米是最早对此进行谴责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但在美国为此发动系列战争之后,他又称:“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中实行的政策却在激化恐怖主义,刺激暴力”。在当前伊朗受到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哈塔米又一次表态:如果伊朗遭受侵犯,全体伊朗人民都会起来殊死抵抗。难道美国人不应当对此进行反思吗?

  由于力量的不对称,即使发生战争,失败的肯定是叙利亚和伊朗一方。但是,美国和西方就真能实现“大中东计划”?肯定没人相信这一点,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战争的结果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不仅使各国人民遭受更大的灾难,也使那些时刻面临战争威胁、没有安全感的国家难以彻底放弃“拥核”的念头。战争只会产生更多的恐怖主义,使这一地区乃至全世界陷入更大的动荡之中,美国和西方永远不会是胜利者。而且,即使从国家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战争的结果也不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
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解决国内和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让各国人民都享有尊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建立和谐世界,才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途径。这个目标虽然离现实太遥远,但为什么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尚能倡议“文明对话”,而被许多人崇尚的“普世价值”观的领导者、在当今世界上占据“道德高地”的美国和西方领导人就不能接受这一观念呢?

    《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关于不干涉它国内政的准则,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原则,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利益的法则。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一直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就是要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公平、正义的立场。中国在安理会对叙利亚问题的提案投否决票,就是这一立场在国际事务中的具体表现,体现了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世界和平的高度责任感。

    (作者历任中国驻利比亚、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大使馆外交官,现已退休。)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2-16 04:32:26 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 Fw: 何帆文章 中东局外局

中东局外局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研究员 何帆

2012年2月

历史迷局

    从地中海东海岸出发,向东向北,越过高加索山脉,是一望无际的中亚草原。再向东,可到达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从高加索山脉向南,是两河流域。再向南,越过波斯湾,是茫茫的阿拉伯沙漠。如果再越过红海,可以到达古老而神秘的埃及。这一大片支离破碎的土地,横亘在西方的欧洲和东方的印度之间,被欧洲人称为“中东”。

    中东有着至少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但是,如果你只是好奇,为什么中东总是充满了冲突和战争,那你根本不需要熟知古代的历史。90年,也就在过去不到90年的时间里,那个曾经宁静而单调的中东,变成了世界上最动荡的地方之一。

    一百年前的中东和现在几乎完全不一样。一百年前,中东没有巴勒斯坦,也没有以色列,没有伊拉克,也没有约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和巴尔干半岛地区都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之中。但辉煌一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日薄西山,苏丹能够统治的不过是君士坦丁堡附近的一小块地方。广阔的帝国,溃散成了半自治的乡土社会。历史的时钟在这里仿佛生了锈,中东在当时只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20世纪以前,中东也不时会出现骚动,但那大多是地方性的不满,是小小池塘里的涟漪。

     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的改变了中东的政治格局。奥斯曼帝国参加了德国一方,但不幸在一战中失败。欧洲列强肆意瓜分中东地区,埋下了冲突和仇恨的种子。英法俄在一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秘密签订了赛克斯-皮科特协定,将原属于奥斯曼行省的叙利亚一分为二。法国占据了叙利亚北部。战后,法国为了遏制逐渐觉醒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不断肢解叙利亚。20世纪20年代黎巴嫩的独立,就是出于法国的支持。阿拉伯半岛西部汉志地区的哈希姆族人在一战期间曾经给予英国很大的支持,英国也曾许诺支持成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但一战之后,英国背信弃义,将阿拉伯半岛的统治权拱手让给另一支阿拉伯部落,即沙特人,这就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哈希姆人则辗转到了伊拉克。1958年伊拉克爆发军事政变之后,哈希姆人又迁至约旦河东岸,成立了后来的约旦王国。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给中东各族带来了深深的创伤。

     以色列的出现,使得本来就危机四伏的中东地区更加动荡不安。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大批犹太人开始迁居中东,梦想着成立他们的犹太家园。外来的犹太居民和当地土著阿拉伯人之间的敌意越来越大。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叫巴勒斯坦的国家,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情绪是在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抵抗运动中逐渐培养起来的。最早,美国对以色列并不感兴趣,美国的兴趣是在希腊和土耳其,那里才是冷战的前沿。以色列一度以苏联和法国为靠山。直到约翰逊总统任期内,美国才和以色列越走越近。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势力已经渗透到叙利亚和伊拉克,以色列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才一下子得到了提高。

     欧洲列国在分割中东的同时,还想把西方政治体制的种子,培植在中东的土壤里。然而,宗教、种族和石油这三个独特的因素,使得中东的政治生态系统异常脆弱。这里干燥异常,无法滋养民主的绿洲,时常又会黄沙漫漫,激荡起内乱的沙暴。

     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显著不同的是,宗教在中东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凝聚人心。当年的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穆斯林帝国,不是一个土耳其人的帝国。但宗教能在多大程度上整合社会,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分裂社会。哈佛大学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但历史学家弗格森则说,真正的冲突是“文明内部的冲突”。人们真正的敌人是熟悉的陌生人,即和自己最相近的另外一个人群。红卫兵最大的敌人是另外一支红卫兵。穆斯林最大的敌人是另外一派穆斯林。逊尼派和什叶派长期以来势如水火。让中东的形势更加扑朔迷离的是,这里不仅仅有穆斯林,还有大量的希腊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徒、亚美尼亚使徒教会(Gregorian)、基督徒、景教教徒(Nestorian Christian)、叙利亚东正教徒、马龙派教徒(Maronite)、基督一性派(Monophysite)、撒玛利人(Samaritan)、犹太教徒等。宗教上的纠葛,加上种族之间的猜忌,使得原本可以和谐相处的社会、邻里,甚至家庭,都被撕成破碎的残片。伊拉克美国使馆的一名什叶派女雇员说:“我都不敢跟我妈妈一起看电视,她是个逊尼派,她看到所有的坏消息,都要抱怨是因为什叶派在政府里当权。”

     民族主义可能是西方国家带给中东的“最好的礼物”。这里本来就是一个种族的“百衲衣”。欧洲之所以能够形成民族国家,首先是因为欧洲的各个民族已经相对成型,聚居而生。无论在英国还是法国,如果你走出几十公里甚至更远,你看到的人们还是和你长相一样,说同样的语言,信仰同样的宗教,但是,在中东,你不用走出几十公里,很可能你的邻居就和你完全不一样。没有所谓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过去是指过着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伊朗人和伊拉克人,全都不一样,长相不一样,语言不一样,各自有各自的历史和宗教信仰。但传统的中东社会,有种族的不同,却没有民族主义。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温麦”即信众共同体才是穆斯林惟一效忠的对象。无论民族、语言、文化,所有的虔诚穆斯林都应被视为兄弟姊妹。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西方的民族国家和民主制度激发了中东不同种族之间的仇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专制者统治的时候,民族之间的矛盾反而有所缓解。萨达姆时期,伊拉克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率一直较高,但暴君被除掉之后,仇恨反而被释放出来。2005年伊拉克选举中,92%的选民关注的是种族间的差异和矛盾。就连中东地区政治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以色列,也陷入了建国的两难选择:如果要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势必要融合境内的阿拉伯人,但如果融合了阿拉伯人,以色列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国家,这又违背了当初的建国初衷。

     石油使得中东政治局势更加扑朔迷离。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东的石油开采主要集中在西方跨国公司,即所谓的“七姐妹”手中。中东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开始实行石油国有化,并在1973年中东战争之后提高油价。1972年油价只有2.5美元一桶,到1974年就已经涨到12美元一桶。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中东的政治。萨达姆当年是伊拉克政坛的第二号人物,但正是由于他主持石油国有化,才势力暴涨,终于取代了头号人物Ahmad Hasan al-Bakr,成为伊拉克总统。凡是富有石油资源的中东国家,均无意推动民主化。由于控制了石油资源,中东国家不必要通过征税获得财政收入,自然也不必要向公众公开自己的财政预算。萨达姆时期,伊拉克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来自国有石油公司,而其财务报表从未对外披露。如果国内的公众有不满的意见,产油国家不是厉行改革,而是通过提高福利的办法,平息大家的怨气。由于手中有钱,产油国家也会大量在军队上投资。不难理解,为什么当阿拉伯之春如火如荼的时候,富有石油的阿曼和沙特阿拉伯能够依然岿然不动。即使像伊拉克这样,在外力的干预下推翻了原有的专制政权,新上台的领导人,即使是民选出来的领导人,也未必会推行民主制度。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俄罗斯的普金,均是在油价上涨时期,趁机扩大了自己的强权统治。而产油国走向真正的民主政治,要么是在油价低迷的时候,要么是其国内的石油资源开发殆尽,不得不改弦更张的时候。

     中东本来是一辆缓慢行驶的列车,突然被一个粗心又自负的扳道工改变了方向,从此脱离了传统社会的轨道,但隔着深谷激流,无法到达西方政治的彼岸。这辆列车,一头扎进了沉沉的雾霭,迷失在崇山峻岭之中。

政治残局

     一个错误跟着另外一个错误,一个错误引发了更多个错误。于是,中东政治成了不治之症。由于西方的不断搅局,和平的幻梦一再破灭,繁荣的前景遥遥无期,中东政治是一盘无人能够破解的残局。

    在冷战时期,中东的政局就已经险象丛生,但却总能化险为夷。1967年以色列发动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空袭。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但每次打完仗,双方就会回到谈判桌上。1977年埃及的萨达特总统戏剧性的飞抵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人坐下来和谈。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63名美国使馆人员被扣押为人质,但一年半之后所有的人质都被释放,美国和伊朗达成了和解。这一时期的中东政治犹如游乐场中的过山车:一会儿,你觉得好像要被甩出了轨道,一会儿,你觉得好像马上要撞上地面,但实际上却有惊无险,你被安全带紧紧的绑在座位上,游乐园的管理员定期会检查各项安全装置。无论形势看起来多么恶劣,这一时期中东的政治走势,更多的是由外部的两个霸权国家操纵的。美国和苏联通过各种手段在中东争取盟友、制造矛盾,但如果形势真的快要不可收拾的时候,两个老大总会心照不宣的各自退让。

     在专制统治时期,中东的政局也能较为稳定,社会也在缓慢的走向现代化。中东有几种不同的政治体制。沙特阿拉伯是一种半封建式的政体,世袭的王室成员统治着整个国家。伊朗在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之后成为一个神权政体,最高领导人霍梅尼的称号是“法基赫”,即首席神学家。除了这些政体,在中东经常能遇到的是强权领导人的统治。从土耳其的凯末尔,到埃及的纳赛尔,从伊拉克的萨达姆,到利比亚的卡扎菲,他们大多来自军方,上台之后大权独握,而且不肯放手,几乎都是终身统治。乍看起来,这是一种非常落后的政治体制,但在中东,却是相对开明和现代化的。在所有学习西方文明的努力中,军队的反应速度最快。军队是中东各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社会组织。专制者统治时期,往往会推行一些民族融合、鼓励科研教育、改善民生、甚至提高妇女地位的政策。但为什么“阿拉伯之春”运动中,自发性的群众抗议运动会摧枯拉朽一般的导致一系列专制者下台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这些专制者在位时间太长,已经到了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这就激发了潜在竞争者的无限遐想。专制者会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呢,还是自己的部下?如果是传给儿子,会传给哪个儿子呢?如果是传给部下,会是哪个部下呢?这种猜疑导致了统治阶层内部出现罅隙,才使得街头的民主运动发挥出异乎寻常的威力。

     中东曾经有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能够实现持久的和平和发展。那就是在冷战之后。当时,如果美国想要改变中东的政治格局,在武备和文事方面均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时候,苏联自己已经陷入危机,这才使美国可以独断专行,从中亚抽调兵力,迅速击溃伊拉克。在这之前,1980-1988年间的“两伊战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这两个地方小霸的实力。“沙漠风暴”行动像一部极具震撼力的大片,展示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之后,美国在中东大规模部署兵力。以美国的实力,完全可以对当地的潜在冲突具有绝对的威慑力。在和平谈判方面,由于美国的协调和斡旋,也出现了显著的进步。1993年8月,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白宫草坪上握手。转机好像就在眼前。

    然而,希望很快成为泡影。2001年美国遇到了9.11恐怖袭击。小布什总统随后在2003年发动对伊拉克的入侵,据称是要摧毁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一场彻头彻尾错误的战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根本就没有找到。“自由”和“民主”也没有在伊拉克建立起来。中东的力量平衡被打破。失去了伊拉克的制衡,伊朗的力量迅速扩大。恐怖主义也没有被肃清,反美的情绪反而空前高涨。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正在沿着错误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中东很可能会进入一个混乱而动荡的新时期。

     第一个严重的错误是盲目相信武力。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贸然干预利比亚内战,西方国家不断对叙利亚施加制裁压力,美国和伊朗之间剑拔弩张,随时可能擦枪走火,引发战争。由于美国有强大的军事优势,面对任何一个中东的敌手,美国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彻底击败敌人,让它们的军事力量至少倒退二十年。但是,战场上的胜利不是结束,只是一个开始,战后重建带来的巨大成本会把美国拖入一个泥潭。

     主张对伊朗发动战争的主要理由是,伊朗很快就会制造出核武器,而这将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并可能导致连锁反应,其他的中东国家会群起效仿,制造自己的核武器。有的观点认为,伊朗有了核武器,就会将之卖给塔利班,恐怖分子就会如虎添翼。也有学者认为,如果伊朗有了核武器,其他中东国家难免会抛弃美国,转入伊朗的阵营。主张打击伊朗的观点认为,可以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不会引发严重的伤亡或其他负面后果。这些观点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即使伊朗有了核武器,也不会狂妄到了用核武器去攻击美国的地步。核武器不是一种进攻性的武器,而是防守性的武器。即使伊朗有了核武器,其他国家也未必会加入开发核武器的竞赛。北朝鲜有了核武器,韩国和日本并没有非要制造核武器。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核武器,而且两国关系始终非常紧张,但在最紧张的时候,双方均保持了克制,从来没有提出要使用核武器。假如伊朗有了核武器,恐怕它会把核武器捂得紧紧的,怎么会把自己的看家法宝随便送给别人?伊朗有什么理由相信自己能完全控制塔利班?如果伊朗有了核武器,考虑到伊朗和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嫌隙,可能出现的结果反而会是,阿拉伯国家会更加靠紧美国,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保护。认为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能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设施,也是一种空想。1981年以色列曾经轰炸过伊拉克的核反应堆,但之后萨达姆反而加快了重建核设施的步伐。真正让伊拉克放弃核武器,是之后美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全面打击,迫使萨达姆下台,而这花费了大约十多年的时间。

    纵观历史,帝国的全球战略总是分而治之,寻找均势。当年古罗马和大英帝国是这样做的,美国过去在中东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当伊拉克力量强大的时候美国就支持伊朗,而当伊朗爆发宗教革命之后,美国就支持伊拉克。如今,伊拉克仍然处于半无政府状态,埃及很快就要步其后尘,叙利亚和伊朗的局势岌岌可危。比专制统治更可怕的事情,就是专制突然消失之后,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土耳其在中东的力量将趁机壮大。一个具有强烈对外扩张冲动的土耳其有可能成为未来地区不稳定的隐患。以色列的处境会更加凶险,四邻的阿拉伯国家只会对以色列更加敌视。过去,美国或许还能约束以色列的行为。但随着中东和谈的失败,美国作为中间人和协调人的信誉一落千丈。以色列可能会不顾美国的劝阻,一意孤行。比如,如果以色列袭击伊朗,很可能引发伊朗的报复性行为。或许,伊朗真的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这就不可避免的会把美国卷入中东的战争。过去,以色列可谓美国深深插入中东的楔子,但如今,它已经成了美国的一个“负债”。

     第二个严重的错误是盲目相信民主。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的,政治的有效性才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办法维持政治的稳定,无论采取什么政体,都是失败的政体。西方政治学家中流行的“民主和平论”只是一种空洞的臆想。或许,成熟的民主政体有助于防止狂人发动战争,但在中东地区,民主政体有名无实,似是而非。仿佛一瓶晃动了很久的香槟,终于冲开了瓶塞,首先喷涌而出的,并不是清爽的美酒,而是愤怒的气泡。民主需要漫长的学习和磨合,但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被催熟的民主政治只会鼓励更多狂热的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任何一派政治力量上台之后,都极有可能变本加厉的压迫在原政权中占有优势的民族、宗教或阶层。新仇旧恨层层累加,中东未来可能陷入无休止的内战。原来的旗帜已经褪色。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已成往事,而一个健康、稳重的民主政体尚在明日,在今日的中东大行其道的是宗教原教旨主义。

     从表面上看,西方国家制裁叙利亚、伊朗都得到了阿拉伯联盟的支持,但这只是表面。阿拉伯国家政府的表态,和大街上阿拉伯人民的表态,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将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与中东关系的寒冷冬天。反美和反西方干预将成为新兴的政治力量寻求民众支持的最佳策略。这倒不一定是因为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样样都是错误,中东国家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可能是阻碍这一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更深层原因。但是,批评美国比改革自我要容易得多。美国不请自来,恰好成为中东的民众愤怒情绪的发泄对象。

    更为糟糕的是,伊斯兰教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中东。在欧洲国家,有大量来自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移民。在美国也有大量的穆斯林、犹太人。西方国家在中东外交政策的失误会反过来伤害到自己的内政。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会进入较长时期的经济衰退,社会福利支出有可能进一步削减,就业状况不容乐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在《经济增长的道德含义》一书中讲到,凡是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时候,社会风气也会更开明、宽容、乐观,但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时候,社会风气就会更加狭隘、排外、悲观。在这一背景下,动荡的中东局势,会越过高山海洋,把社会的震荡带给其他国家。

    没有一个帝国会永不衰败,尤其是像美国这样一个天生缺乏帝国气质的国家,力量过于强大,但神经过于脆弱,时常会在国际事务中做出过激的反应。如今,美国在中东陷入了前进不得,倒退不成的窘境。如果说美利坚帝国也会走向衰退的话,那么中东很可能会是这最后一幕的场景。这里将成为美利坚帝国的悲伤沼泽。

局外做局

    猝不及防的“阿拉伯之春”像一场红卫兵运动,它声称要摧毁一个旧世界,但却不知道新世界身在何方。专制者下台之后,留下了任人争夺的权力真空。新生的弱势政府势必难以遏制被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欧洲国家面临债务危机,难以集中精力应对中东问题。美国在中东呆的时间越长,遇到的国内和中东当地的反对力量就越大,而美国撤出中东的速度越快,中东的局势就会恶化得越快。在美国、中国等石油消费国强劲需求的影响下,近期内油价难以明显下跌,高企的油价将使得中东的内部改革缺乏动力。中东将不可避免的经历一个混乱和动荡的时期。但是,没有永久的混乱和无序,乱后有治,在经历了即将到来的一段动荡之后,或许,中东地区会在痛苦的摸索中,慢慢找到新的稳定和均衡。

     中国和中东没有直接的重大利害关系,也没有很深的历史文化渊源,双方之间没有深入广泛的了解,而且,中国参与中东事务谈判缺乏足够的筹码。卷入中东乱局,是不智之举。正是因为美国将在中东问题上牵涉大量的精力和实力,而且可能深陷其中、不可自拔,这恰恰是中国在未来战略机遇期面临的战略资源。作为一个负责任、讲道义的大国,中国想要在中东问题上起到更积极的作用,关键是领悟“功夫在诗外”,要局外做局。

    一是能源。从表面上看,中国从中东大量进口石油,因此也是中东政局的利益攸关者。但是,即使中国担心石油问题,也没有必要、没有可能直接介入中东局势。所谓能源安全,包含三个问题,一是能否买得到,即石油的可获得性,二是能否卖得起,即石油的价格波动性,三是能否运得回,即运输线的安全性。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中东爆发战争,导致石油供给中断仍然是小概率事件。尽管中国是主要的石油进口国,但却缺乏定价权,因此只能被动的承受油价的波动。由于中国缺乏强大的海军,海上石油运输线的安全问题也是我们难以在短期内主动控制的。考虑到中东政局动荡对石油供给和石油价格的影响,中国应该在能源政策方面布局,从而间接的应对中东政治动荡的风险,增加自己的筹码。一是要减少对石油的消费,节约能源,从而减少中国在中东政局动荡中的潜在损失,并化中东危机,为国内经济结构改革的机会。二是倡议建立石油进口国组织,建立包括欧洲、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或许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组织。这一国际组织可以使得中国有一个新的平台,在远离中东动荡、超脱中东具体政治事务的条件下,和其他国家交流对中东政治的关注,可以让中国在一个新的多边平台里增强和中东各方的对话和谈判,可以扩大中国和其他国家在中东问题上的利益交集。三是倡议建立新能源联盟,从地缘政治的高度考虑新能源产业的重要性,先行一步,构筑后石油时代的新能源国际秩序。

    二是投资。从表面上看,中国在北非和中东的投资因该地区政局动荡受到巨大的损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中国继续增加对中东投资的信心。此外,中国和中东的贸易、投资关系,既有利于拉近双方的关系,也可能为双边关系制造新的矛盾和摩擦。中东的民众已经在抱怨中国产品挤占了当地产品的市场,中国企业害得当地的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可考虑通过双边合作、多边机构,扩大对中东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的投资。如果有多边机构致力于中东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必然在当地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进而在政治决策中发挥积极的影响力,中国应在这样的多边机构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通过增加对农业、城市化、工业化等项目的投资,有助于改善当地的就业、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必能赢得当地的民心。如果未来中东政局将持续动荡,那么与其援助当地政府,不如直接投资于人民。赢得了民心,就可以在错综复杂的中东政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是金融。从表面看,中国和中东在金融合作方面的潜力并不大。中东手中攥着大把的石油美元,并不需要外来的资金。但事实上,通过金融合作,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化中国和中东之间的共同利益,且开辟中国和中东合作的新舞台。中国和中东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双方均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而在美元可能长期贬值的背景下,双方均急需分散风险,使得外汇储备进一步多元化。可考虑中国和中东通过相互投资,互相持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相互投资的关系将有助于形成密不可分的中国和中东利益共同体,与此同时,金融投资技术性较强、不会直接影响到国内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可避开国内、国际政治的干扰。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中国和中东有着共同的主张,通过进一步的交流和合作,完全可以在适当的时机提出共同的改革建议,形成统一战线。

    四是意识形态。尽管中东的政治动荡没有直接影响到中国,但间接的冲击是不容忽视的。比如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就有西方国家寄希望于在中国出现“茉莉花革命”。远在中东的意识形态之争,会对中国的国内思潮带来不可低估的冲击。从表面上看,中国不宜于直撄其锋,挑战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中国也无法直接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形成对话或争论,但中国完全可以更加主动积极地,以平淡务实的发展理念,冲淡激进、进攻性的意识形态。中国应强调并坚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是最关键的,民族间的融合和团结高于民族自决。在沧海横流的革命岁月,这样的观念明显的缺乏煽动力。但正如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最终获得举世的认同,一个朴素的道理,不厌其烦的讲上一千遍,就会变成深入人心的信念。当激情消散、铅华洗尽,人心求稳,黎民思安的时候,中国的“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最终也会得到中东民众的更多认同。在国际上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能够取得一份成绩,也就能为国内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发展做出一份贡献。

    五是均势策略。没有均势,就没有平衡。物理学的定理如此,政治学的定理亦然。中东的政治游戏,主要是由几个地区大国主导的,其中包括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埃及。如今,埃及和伊拉克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叙利亚处于内战边缘,伊朗面对外部的围堵,沙特阿拉伯可以自保,但难以扩张,唯有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力量尚未受到冲击。以色列的外部环境将继续恶化,而土耳其将成为地方霸主的最佳候选人。面对这样的局势,中国应尽可能帮助中东恢复新的力量平衡。中国和埃及之间存在长期的友好关系,当埃及处于变革期的时候,中国有责任增加对埃及的援助和支持,帮助其尽快恢复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中国和以色列之间有着复杂而微妙的感情,中国因以色列和美国的亲密关系而不愿和以色列走得太近,但两国之间由于历史的渊源,却有着天然的好感。四面楚歌的以色列急需得到外部的支持,中国绝对不会是以色列的盟友,但可以扮演更积极的协调者、中间人的角色。这样的作用,对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对中国都是有利的。面对一个力量不断壮大的土耳其,中国应保持足够的关注。加强和土耳其之间的合作,可以使中国对未来的中东局势有更好的把握,也有助于化解中国国内的“疆独”问题,反之,如果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敌意加深,则会使得中国在中东举步维艰、在国内深受骚扰。和这些力量消长较为显著的国家相比,中国和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关系,大体可以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逐渐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2-20 10:58:47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十问美国的接班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上海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陈平

2012-2-14

    我非常震惊地看到,2012年2月10日,就在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的前夜,《纽约时报》发表【特邀评论员社论】《十问中国的未来继承人》,作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室的主任。

    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教授肯定懂得高层外交中的基本礼仪。但是现在不是与纽约时报编辑们纠缠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且模仿沈大伟的口气,也向未来美国总统提出10个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在一些美国读者看来挑衅味十足,那么我事先道歉。

    自二战以来,美国媒体总是教导全世界,说美国总统的合法性来自于选举,但世界各地的民众都在深深怀疑美国领袖是否具备处理世界事务和地区和平的勇气和智慧,尽管他们自封为世界警察与道德裁判。

    这将是一个让中国人民了解美国也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的好机会。美国政策的朝三暮四在本国众所周知,但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并不清楚。

    这里是观察美国的人们想要知道的十个问题,提给美国未来可能的领袖们,包括奥巴马和他的挑战者:

    1. 美国领导人会让美国重归政治改革之路吗?

    自2008年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深陷萧条。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现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所指出:危机之源在于金融寡头绑架了美国政府。拯救美国经济的唯一出路是拆分金融寡头。美联储前主席、奥巴马前经济顾问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也建议拆分金融寡头。但是我们只见到奥巴马政府给金融巨头们注资一万多亿美元,却未见任何对危机制造者的惩罚措施。

     美国领导人敢挺直腰板面对阻碍金融与政治改革的强大利益集团吗?他们包括金融寡头、军火工业集团、和跨国公司游说集团。还是像小布什那样,因为受过这些利益集团的好处而感激涕零?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改革派们能在今年11月的党内选举中脱颖而出吗?

    2. 美国领导人能实现“纠正预算失衡”之类的豪言壮语吗?

    过去两年里,很多官方讲话都在号召把赤字财政的重心从社会福利和军事冒险开支向支持国内经济结构转型,以便为美国新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奠定基础。但迄今为止,预算改革的现实和豪言壮语相去甚远。

    3. 美国领导人能否为美国的印第安土著安排一套更为人性化的政策吗?
  
  他们的人口从西方殖民者入侵北美之前的数千万持续锐减,如今已从美国的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

    美国政府确实有勇气向二战时被投入集中营的日裔美国人道歉。然而对于修建了三分之二横贯北美大陆铁路的华工——不同于修建了三分之一铁路的爱尔兰籍劳工, 1882年至1965年的种族主义排华法案还排斥华工向美国移民——美国政府迟迟没有道歉。加拿大政府已经显示除了政治勇气,向华裔加拿大人道歉和赔偿。美国政府是否也有勇气面对他们在历史上欠下的人权债务?

    4.美国领导人真能管住那些好战势力吗?

  他们正在中国周边部署军事力量,把美国的霸权推向战争边缘。他们的意图是统治世界,在国际上横行霸道。

    5. 美国领导人是否有足够自信,来放松对世界互联网基础系统和国际现金流的控制?

  须知美国情报机构正是利用它们来干预任何国家、甚至他们的盟国的信息系统。

    6. 美国人民能驾驭他们的领导人吗?

  这些领导人自冷战时代起就显示出令人担忧的倾向:他们总是撇开联合国和国际法,在全世界发动入侵。

    7.美国领导人能否少推行一些言过其实的外交政策?

    在需要华盛顿采取切实行动的地方,我们只听到老生常谈的外交辞令。在这个危险的世界里,美国的辞令已经越来越不可信。尚能给人一线希望的是,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2月10日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做的演说。但问题是他对减少美国发动的战争和入侵,究竟做出了哪些历史性贡献?

    8.美国领导人如何应对日益增长的来自非洲、中东、以及拉丁美洲国家的不满?

  须知这些不满源于美国在能源、安全以及贸易上的帝国主义贪婪政策。

    我们都知道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强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0%,但是却控制了世界上将近90%的资源,并且消耗世界上将近一半的能源。相比之下,中国人口比整个发达国家总和的两倍还多,却只消耗世界10% 的石油。今天,既然美国很有钱又深陷债务危机,为什么美国不按市场惯例出售资产偿还债务?或者与债权国达成债转股的协议?如此可以发展国际合作、处理金融危机,和平发展难道不比打贸易战好吗?

    9.美国领导人能否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积极而不是更消极、更难缠的角色?

    美国的虚拟经济是美国实体经济的五十倍,是世界GDP的十倍,从美国流出的热钱引发了拉美、东亚、俄国、南欧以及美国自身的金融危机。美国是否要继续站在金融寡头一边,对抗20国首脑峰会上多数国家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全球变暖、国际金融监管以及制裁国际寡头的反垄断法。

  美国的军事开支几乎占世界总军事开支的一半,比仅次于美国的前20名强国军事开支的总和还多。美国还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原子弹的国家。在中东、非洲、亚洲、和拉美的战争与军备竞赛中,美国扮演的角色究竟是矛盾化解者还是问题制造者?

10.美国领导人是否具有推进中美关系的战略远见?

     当今世界,再没有比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更重要的国际关系,然而当下的两国关系中弥漫着战略不信任。要改善两国关系就需要中国领导人——以及美国领导人信守诺言,推动两个大国间的战略互信。

    历史上,中美两国并无地缘政治冲突,唯一的问题是台湾。要消除中美之间的不信任,有一个简单的方案:就是废止《台湾关系法》,以此换取两国在太平洋地区和其他世界事务上的合作。美国在内战期间并没有要求法国来做仲裁者。同理,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也不需要美国来监管中国的和平统一。美国现行政策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统一制造的麻烦远多于化解。

    我相信多数美国商人和州长们都想抓住中国开放的市场机遇,并与中国人民成为朋友。只有少数冷战老兵还在犹豫着要不要睁开眼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

    这样也无所谓。我们中国人一向有耐心。我们用100年的时间向西方列强抗争获得了国家的独立,人民共和国用了21年时间重返联合国,用15年的时间谈判加入了WTO.靠着2200年的统一历史,我们有自信等待美国的领导人意识到自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时,美国就需要中国,就像中国需要美国一样。

    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中国人有的是耐心。我们打了一百年仗才从西方强权手中赢回国家独立。人民共和国等了21年,才重回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加入WTO又经过了15年的谈判。已有2200年统一历史的中国,有足够的信心等待美国领袖最终接受一个简单的现实:即美国需要中国,就和中国需要美国一样,谁让我们同住在一个小小的地球村!

    习的访问不可能为这十个问题给出所有答案,而时间也会证明美国是能最终拥有一个在其内政外交上都赞成并推动积极变化的“改革型”领导人,还是不过又选出一个在政策上碌碌无为的政治秀客。

    陈平博士,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上海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物理学博士,研究经济周期和经济混沌。 导师普里戈金 (Ilya Prigogine) 教授是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非平衡态统计物理与耗散结构理论奠基人。

【英文】

Ten Questions for America’s Leader Presumptive

By Ping Chen

I am surprised by the New York Time Op-Ed “Ten Questions for China’s Heir Presumptive” by David Shambaugh, published on Feb.10, 2012, on the eve of China’s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a China expert, Prof. Shambaugh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certainly knows the minimum international curtsey for high level exchanges. But it is not this time for me or even the New York Time editors to dwell on this issue. As a Chinese saying goes“It is impolite not to reciprocate (来而不往非礼也),” I would like to raise ten questions here in the similar tune of David Shambaugh. I would apologize in advance if my questions are somewhat provocative to some American readers. American media always lecture the world since the end of WWII that the US President is legitimate through election, but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re deeply skeptical about the courage and wisdom of American leaders in dealing with world affairs and regional peace about their self-appointed role as world judges and police. This will b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Chinese people to familiarize with America and vice versa. As American policy inconsistency is well known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not quite clear in Chin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Here are 10 questions America observers would like to know about the lead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the President Obama and his Republic challengers:

?1. Will American leaders return to a politically reformist path fo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Since 2008 financial crisis, the world economy had been dragged into a recession. As Simon Johnson, the former IMF Chief Economist and now a MIT professor, pointed out: the root cause was financial oligarchs who captured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The only way to save American economy is to break-up financial oligarchs. Paul Volcker, the Former Chair of Federal Reserve and former economic advisor to President Obama, also suggested the breaking-up of financial oligarchs. However, we only se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njecting 1 trillion dollars into financial giants, but without doing anything to discipline crisis creators.

Can American leader stand up to the powerful interest groups that have blocked financial and political reforms — the financial oligarchs, the military-industry complex, the lobby groups for larg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 or will he be beholden to them, as George W. Bush has been? Will any reformers in both Democrat and Republican be elected to top leader positions at the coming election in November?

? 2. Can the American leaders turn the rhetoric of budget “rebalancing” into reality?

Many official speeches have been made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calling for a reorientation of the deficit budget away from the entitlement and the military adventure to domestic restructuring as the basis for a new and more sustainable growth model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date the reality of budget reform has not matched the rhetoric. ?3. Will American leader be able to devise a more humane policy toward Native American Indians, when their population had steadily dropped from tens of millions before Western colonists invaded the North America and now has disappeared from America’s political stage?

American government did have some courage to apologize to 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who were put in concentration camp during the world war two. However, American government owes an apology to Chinese Americans who built two thirds of transcontinental railway, but unlike Irish workers, Chinese immigrants were barred by the racist Chinese Exclusion Act from 1882 to 1965. As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has political courage to offer an apology and some compensation, will American leaders have the similar courage to face their historical debt in human rights?

?4. Can American leaders reign in the hegemonies that are pushing the American power to the edge of war on China’s neighbors, to “dominating” the world and behaving aggressively internationally?

? 5. Will American leaders be sufficiently confident to all the relaxation of tightened controls on world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low so that American intelligence apparatus could manipulate any country’s information system at any time including their allies?

?6. Can the American people reign in their leaders, which have demonstrated a worrisome tendency since the cold war to undertake invasions around the world, act independently of United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s?

7. Will American leaders conduct a foreign policy that is more about substance than rhetoric?

America’s diplomatic platitud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ncredulous in a dangerous world where real action is needed from Washington. One hopeful indicator in this regard is a speech President Obama gave at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um on Dec.10, 2009. Did he make any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make less America-led wars and invasions?

?8. How American leaders handle the growing discontent across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Latin America over America’s rapacious and imperialist energy, security and trade policies?

We know American and other western powers have only 10 percent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but control near 90 percent of resources, and consume near half of produced energy. Now, the US is rich but deep in the debt. Why could the US simply follow the market convention to sell your assets to pay the debt or reach agreement for a debt-equity swap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financial crisis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9. Will the American leaders begin to take more active and less passive, more supportive and less obstructionist, roles in global governance?

American virtual economy is ten times the world GDP and near fifty times of the US real economy. The US originated hot money ignited financial crisis in Latin America, East Asia, Russia, Southern Europe and the US itself. Will US continue to stand with financial oligarchs in the G20 meeting against the majority of other nations on issues like global warm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anti-trust law against international oligarchs? American’s military budget is near half of the world and more than the next top 20 nations combined. The United State was also the first nat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 Will US become part of solution instead of part of the problem in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in preventing war and arm race?

?10. Will American leaders have the strategic foresight to invest in advanc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ere is no more important relationship for ei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today, yet strategic mistrust permeates the current relationship. Advancing the relationship requires the active engagement of China’s leaders — and the American leaders — to build strategic trust between the two great nations.

Historically, China and the US have no geopolitical conflicts except the Taiwan issue. To remove the mistrust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there is a simple solution: to abolish the Taiwan Relation Act in exchange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Pacific and world affairs.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ask France to be a broker during American Civil War. By the same token, Chinese people on the both sides of Taiwan Straits do not need American supervision for China’s peaceful unification. The US policy is more a problem than a solution in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unification.

I believe that most of American businessmen and state governors would love to participate in the open Chinese market and make friends with Chinese people. Only a few cold war veterans are reluctant to open their mind to a changing world.

That is o.k. We Chinese people have patience. We fought a hundred year war to regain China’s independence from West Powers. People’s Republic waited 21 years to return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joined WTO through 15 year negotiation. Based on the 2200 year history of a united China, we have confidence to wait until American leaders finally realiz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China as much as China needs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we all live in the same small village of the earth.

As Xi’s visit is not likely to get all the answers to these 10 questions, time will tell if the United States finally has a “transformational” leader who embraces and shapes positive changes for America at home and abroad, or whether America just elect another risk-averse showman in American politics.

Dr.Ping Chen, is the Professor at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in Beijing and Senior Fellow at Center for New Political Economy at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 China. He got Ph.D. in physics at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by study of business cycles and economic chaos.

 

 

 

 

 


 

发件人:"x8b8x8" <x8b8x8@163.com>  2012-02-15 14:54:13 收件人:<zdjun@263.net> 卢映西投稿

在马克思货币理论基础上探索根治经济危机的新途径

江苏财经大学副教授 卢映西

2012年2月

    摘要:贵金属货币本身久藏不坏的特性,引起了人们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打开了人类社会通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哥伦布等探险家对贵金属的渴望,导致新大陆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入西欧,无意中避免了经济危机,成就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货币中性”的论断不同,有关史实证明货币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代中国之所以错失资本主义发展机会,是因为鸦片贸易中断了贵金属流入的过程。在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指导下重新审视货币数量论和经济发展史,很有可能找到根治经济危机的新途径。

  关键词:货币;无限占有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一、问题的提出

    货币数量论是现代西方主流货币理论的基础,这种理论认为货币数量与一般物价水平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长期而言,货币数量的增减惟一能够改变的只是名义变量――价格,不会影响就业、产出等实际变量。此说也称为货币中性论。稍加推敲就能发现,这种理论有两大缺陷:

    第一,货币数量论无法解释贵金属时代物价何以能够保持稳定。我们知道,在贵金属货币时代,贵金属与其他商品一样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但作为货币的贵金属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它在使用过程中,也就是充当商品之间的交换媒介时,理论上是不会有损耗的,实际上的损耗也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社会上的货币存量在长期中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相反,一般消费品则不断生产出来又不断被消耗掉,数量上没有只增不减的必然性。可是,这样的货币量增加并没有导致通货膨胀(贵金属货币史上首次明显的通货膨胀发生在美洲新大陆发现之后 )。

    第二,从“货币中性”的角度,无法解释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大量贵金属涌入西欧,这样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何以能够促成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正如亚当•斯密观察到的:“自从美洲发现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进步了许多。英格兰、苏格兰、法国和德国,甚至瑞典、丹麦和俄罗斯在农业和制造业各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进步。”[1]142

    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货币理论以及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机理重新进行审视,从而加深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

二、劳动价值论与货币数量论孰优孰劣

   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看,一切商品都是劳动产品,货币只是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的特殊商品,是被公认可以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商品。因此,货币与其他商品的价值决定因素并无二致,即货币的价值只与生产货币的劳动生产率有关,而与货币的数量无关。换句话说,如果货币以稳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生产出来,那么无论货币的社会存量多大,都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我国古代曾长期以布帛为货币,与金属钱币共同执行货币职能。 国家规定布帛的产品标准,民间各家各户只要按此标准织出布帛,即可成为货币。 由于布帛可以随时随地生产,且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稳定,所以布帛之类的商品货币的购买力稳定性甚至超过金属钱币。 布帛货币的实践经验,非常直观地说明了劳动价值论对货币现象的解释力高于货币数量论。

    一般认为,货币数量论在当代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弗里德曼是怎么说的:“为了使价格水平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一直保持相当稳定,总货币存量将必须增长,以便使其自身适应产量增长和人口增长。此外,如果过去的增长模式还会继续,那么,总货币存量将必须增长,以便满足公众随着他们的实际收入的增加而提高现金余额与收入的比率的期望。过去的经验表明,为了保持长期的价格稳定,货币存量必须每年增长3%-5%。”[2]346接着,他进一步说明:“要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既避免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又避免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既要避免货币存量增长率快于保持价格稳定所需要的每年3%-5%的增长率,又要避免货币存量增长率慢于这个增长率。货币供给非常迅速地增长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通货膨胀;反过来,持续的、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可能在货币供给没有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发生。货币供给非常缓慢地增长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通货紧缩,更不用说货币供给绝对下降了;反过来,持续的、严重的通货紧缩不可能在货币供给不是缓慢增长或负增长的情况下发生。”[3]347

    这样的货币理论难道还算是货币数量论吗?只要具备正常的理解能力就能看出,弗里德曼实际上已经否定了货币数量论,他提出的理论应该命名为“货币量增长率论”才恰当。弗里德曼显然认为:第一,货币数量不是决定物价水平的因素,货币量增长率才是。这已经跟货币数量论分道扬镳了。第二,保持物价稳定不在于控制货币数量,而在于维持一个稳定的货币量增长率。就是说,货币量的增加并不一定破坏物价稳定,反而可能有助于物价稳定。第三,这个稳定的货币量增长率为每年3%-5%。为什么刚好是3%-5%?弗里德曼找不到坚实的理论基础,只好求助于“过去的经验”,因此这个理论是不彻底的,至多只能算是半拉子工程。

     现在看来,弗里德曼很可能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他的货币理论不但脱离了货币数量论的阵营,而且实际上是向劳动价值论阵营靠拢了。物价水平取决于货币量增长率,也就是取决于单位时间的货币增加量。按照劳动价值论,物价水平取决于货币的价值,而货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货币的劳动生产率,即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产出的货币量。很容易看出,这两种说法确实相当接近了,但在逻辑上,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远不如劳动价值论那样完美。

    注:“在16世纪,这个世界大概是头一次遭遇到规模异常大的持久的通货膨胀。我们必须牢记这一事实。”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3卷,[英]沃纳姆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即使对于这“头一次”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用货币数量论来解释也是错误的。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40).

三、货币贮藏手段职能对于物价稳定的意义

    劳动价值论虽然从理论上说明了货币的价值只与生产货币的劳动生产率有关而与货币的数量无关,但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物价的稳定仍需以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充分发挥作用为前提。

    我们知道,货币作为贮藏手段,起着自发调节货币流通量的作用。当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多时,多余的货币就会退出流通而成为贮藏货币;当流通中的货币量不足时,贮藏货币又会重新加入流通而变为流通手段。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为了使实际流通的货币量总是同流通领域的饱和程度相适应,一个国家的现有的金银量必须大于执行铸币职能的金银量。这个条件是靠货币的贮藏形式来实现的。货币贮藏的蓄水池,对于流通中的货币来说,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流通中的货币永远不会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4]157-158

    彭信威先生在研究中国货币史时也发现,古代“中国人的主要储蓄方式,就是窖藏。或埋在地下,或藏在墙壁间。”[5]173他的结论是:“如果发行的货币能够充分发挥宝藏手段的职能,则发行数量增加,也不要紧,因为流通所不需要的部分,会被人宝藏起来,这样就对于物价不会发生什么影响。但如果不具备宝藏手段的职能,那么政府拼命铸造,用以向人民征用物资,人民也用来购买物资,物资不够,必然会引起物价上涨。”[6]106

    那么,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过多必然引起物价上涨的现象,是否证明了货币数量论的正确性?当然不是。这种现象只是货币贮藏手段职能失调时的病态反应,不具一般性。只要货币贮藏手段职能正常,货币数量大于流通所需数量,不仅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而且如马克思所说,这是“必须大于”的。至此,我们解释了货币数量论无法解释的第一个问题,说明了在生产货币的劳动生产率稳定以及货币贮藏手段职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增加为什么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由此,我们也看清了现代金融制度的一些根本缺陷:第一,货币的发行已经与劳动过程脱节,币值失去了自然基准;第二,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完全失灵,流出中央银行的货币总是处于流通领域中。所以,物价稳定在现代金融制度中一直是个难以顺利达成的目标。

    注: “实际上自两晋到唐宋,布帛从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支付工具。”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126).

    “中国的布帛,历代都有定式,汉以后都是阔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后魏仍遵用这定式,布帛每幅宽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其间曾一度发生粗制滥造的情形,所以在延兴三年(公元473年)颁令严格依照标准。”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141).

    “当钱币缺乏的时候,或当币制太不统一的时候,或当货币购买力波动得太厉害的时候,谷帛的货币性马上增强。有时甚至于完全代替钱币的地位。这种事情,在外国也有过(英国16世纪有些地租,三分之一用谷物支付。法国革命时的宪法第173条规定立法官的薪俸用小麦支付。日本则一直到明治维新时还用米谷纳税。)。”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139).

四、货币脱离消费品行列的意义

    劳动价值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布帛、谷物等生活必需的消费品和金、银等稀有的贵金属都可以成为货币。但作为货币,一般消费品与贵金属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以及这种区别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至今仍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如果一个社会以布帛为货币,由于布帛的劳动生产率相当稳定,所以稳定币值就成了十分轻松的任务。但是,布帛本身仍属消费品,即使不用于消费,长期贮藏也会自然糟朽,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灭失将直接导致价值消失于无形。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不可能对货币产生无限的占有欲,在有限的消费需要得到满足后就没有无限扩大生产的动力,整个社会弥漫着小富即安的气氛。这样的社会看上去或许显得活力不足、经济停滞,但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

    一旦贵金属成了货币,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贵金属是久藏不坏的。久藏不坏这一特性,使得贵金属有可能脱离消费品行列,成为财富的抽象代表,进而引起人们的无限占有欲。基于常识的逻辑推理过程是这样的:由于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任何消费品都不可能使人们产生无限的占有欲;人们之所以有可能对贵金属货币产生无限占有欲,正是因为人们已经不再把贵金属当作消费品,而当成财富的抽象代表了。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逻辑推理的总前提,是程恩富教授提出的“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即假设在一定时期内资源和需要都是有约束的。[7]这个假设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针锋相对,然而却是真正符合实际的经济理论前提。

    由以上推理我们可以看到,一般商品货币与贵金属货币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具有久藏不坏的特性。如果不耐久藏,就不可能脱离消费品行列,人们也不可能对其产生无限占有欲。反之,久藏不坏的货币就有可能脱离消费品行列,引起人们的无限占有欲。我国古代的一则史料非常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区别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明孝宗时有位太监李广,受贿还不忘做记录,记下文武大臣馈送他“黄白米各千百石”,结果事败被查。皇帝奇怪他哪有如此饭量,一问才知道“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8]

    只要人们开始对货币产生了无限占有欲,人类社会就打开了通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一旦赚取货币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而是作为一种事业或人生目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蔚然成风,资本主义就产生和发展起来了。人们投入货币建立企业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货币,“单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经是没有止境的了。”[9]177 “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10]178赚钱,无限地赚钱,每个人都被裹挟到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赚钱事业中去的洪流中,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最为壮观的景象。“新的‘资本家’不再满足于糊口,他们渴望扩大财产,因此在他们的消费需要得到满足后也不会停止努力。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被16世纪最富有的银行家富格尔简化成一句话:‘只要我还能赚,我就永远会赚下去。’”[11]391

    由此可见,贵金属久藏不坏的特性导致了货币脱离消费品行列可能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对于社会经济制度发展方向的历史选择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五、资本主义早期的潜在危机及其化解方式

    显而易见,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一个似乎无解的矛盾:由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导致的生产能力无限扩大与人们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所以,通过建立企业生产消费品 来赚取货币的办法很快就会遇到瓶颈――因为市场容量受制于人们的消费能力,不可能无限扩大。随着生产能力不断提高,逼仄的市场容量必然驱使企业间的竞争更趋激烈,于是利润率不断下降。

   在市场经济中,竞争会使利润率下降,这一规律性的趋势是如此明显,以致任何经济学家都不能视而不见。亚当•斯密早就观察到,随着资本的积累,利润率会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而趋于下降。[12]72后来李嘉图也说:“利润的自然趋势是下降的”。[13]101按笔者的理解,利润下降的趋势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就如衰老对于生命一样,是一种自然规律。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承认这一规律,只是认为这一趋势发展到最后,整个经济将在经济利润等于零处达到均衡,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可是现实的经济表现却从未出现过这样理想的均衡,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往往导致投资下降、经济停滞,因此马克思认为最后结局是危机:“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欺诈、危机。”[14]464其实,只要我们真正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常态是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15]就不会相信在生产过剩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市场经济会达到长期稳定的均衡。马克思显然认为,不能有效化解生产过剩问题的市场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这样的认识远比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深刻。

    不过,资本主义早期发展史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表明利润率下降可能导致的危机并非不可避免。15世纪末,欧洲被赚钱欲望烧昏了头的人们开始把眼光直接投向货币(贵金属)本身,社会上到处洋溢着“黄金渴望”。在这样的渴望中,哥伦布等探险家扬帆出海了。

    恩格斯后来对这段历史有过这样的概括:“在15世纪末,货币之挖掘封建制度的基础,并从内部侵蚀封建制度到何种程度,可以明显地从欧洲在这一时期对黄金贪求无厌的心理中看出来;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在印度及整个远东地区搜寻着黄金;黄金这两个字变成了驱使西班牙人远渡大西洋的符咒;黄金也是白种人刚踏上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追求的头一项重要的东西。这种对于远洋航行和冒无数艰险寻找黄金的强烈愿望,最初是在封建和半封建的形式中进行的,然而它毕竟在根本上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因为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农业,而其掠夺性的远征的目的,本质上在于获得土地。而且航海事业是一种毫无疑义的资产阶级的企业,这种企业的反封建的特性也在一切现代舰队上打上了烙印。”[16]9-10

   哥伦布及其追随其后的探险家自己也没料到,他们对贵金属无休止的探寻,最后竟真的找到了丰富的贵金属矿藏,实际上是为过剩的生产能力开辟了新的宣泄出口――即把过剩产能引导到具有无限需求的货币产业中去,无意中化解了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随着美洲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不但巩固了欧洲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惊险转身,突破了经济停滞的瓶颈,而且迎来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17]

    注:这里所说的消费品包括生活消费品和生产消费品(也就是资本品或生产资料)。

六、从货币视角看近代中国如何错失资本主义大发展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和它的条件同时发展的,其中条件之一就是贵金属有足够的供给。因此,16世纪以来贵金属供给的增加,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18]380我们前面的阐述已经充分印证了这一论断。接下来要做的是,沿着一以贯之的货币视角,解开一个长久以来困扰我们的谜题:中国在文明发展程度上曾长期领先于西方,为何后来竟错过了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先机?

    现在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所以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不在于他发现一片欧洲人未曾涉足的广袤土地,而是其后继者发现了产量极高的贵金属矿。虽然历史不承认假设,但我们在探讨历史可能性时不妨假设一下,假如郑和七下西洋时发现了贵金属矿,世界历史将会怎样重写?合乎逻辑的推论显然是:划时代的人物将是郑和,而不是哥伦布。只要美洲的贵金属矿首先由中国人发现,中国的经济发展肯定会更远地把欧洲抛在后面。即使在探矿方面落后于人,中国仍有类似英国那样的崛起机会,即通过贸易进口贵金属,发展制造业,最终成为“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

    在清朝的康雍乾时期,自从三藩平定之后,中原地区就没有战争,周边地区也没有长期的、大的战争。没有战争,社会上就没有大规模的破坏,因此社会安定,经济得以飞速发展。当时的经济发展有着坚实的物质基础,因为在过去几百年间,中国一直以物产丰富著称。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记载:“由于这个国家东西以及南北都有广大的领域,所以可以放心地断言: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在单独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可以发现有这么多品种的动植物。”并且,“我甚至愿意冒昧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照样可以在中国找到。否则的话,所缺的东西也有大量其他为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代替。”[19]9不仅如此,中国还不断引进国外的高产农作物。美洲的玉米、花生、白薯等早在明朝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国,但是那时还没有广泛种植。清朝大批推广高产作物,粮食的产量迅猛增长。

    由于中国拥有这样的经济实力,所以在19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中,欧洲根本就不是中国的对手。中国手工业制品和农产品(丝绸、瓷器、茶叶)在欧洲占据了广阔市场,而欧洲却没有相应能够占领中国市场的商品出口。比如,中国人就不喜欢英国的洋布,认为不如中国土布耐穿。清朝末年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1835-1911)曾说过:“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着——棉、丝和皮毛。既有这些大宗物产以及无数土制副产品,所以它不需要从别的地方购买一文钱的东西。”[20]7所以,英国对华贸易年年逆差三四百万两银元,英国的金币银币大量流向中国。也就是说,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从公元1500年到1800年这三个世纪,在当时中国人眼里,欧洲所能生产和出口的最重要商品,就是金银,而这些金银正是从美洲的殖民地掠夺而来的:“秘鲁的银不仅运往欧洲,而且从欧洲又运往中国。”[21]121据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估计,当时全世界的白银总产量为12万吨,其中6万吨流入了中国。贵金属大量流入中国,其效果与流入西欧一样,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刺激作用。当时的中国,俨然就是个前近代的“世界工厂”,坐拥巨额国际贸易顺差,成了事实上的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心。相反,欧洲则是当时世界经济结构的外围,靠了美洲的金银才能登上以中国为火车头的世界经济列车。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般消费品的主要竞争优势在于“性价比”,惟有作为价格标准的贵金属,才是全世界一样的。一般商品的“性价比”不如人的国家,只有通过输出贵金属,才能分享到先进文明的成果。这一规律,在贵金属充当货币以后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已经是不断被证明了的。而人们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有时是需要外来刺激的。只有源源不断的货币供给,才能刺激永无餍足的需求。如果没有这种刺激,一个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经济社会就会在富人阶层的消费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水平上出现停滞,过剩的生产能力将大量闲置。正如斯密所说:“我们的祖先之所以懒惰是因为缺乏足够的激励人们勤奋的奖励。谚语说得好,玩可以不为了什么,工作可不能无所得。”[22]223因为人们只会对货币产生无限占有欲,所以货币才是对工作的理想奖励。著名的萨伊定律,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其实只对货币这种特殊的商品有效。总而言之,任何社会,不管文明发展程度高低,只要不断受到外来货币的刺激,人们对货币的无限占有欲就会被激发出来并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接着,就像已被西欧历史证明的那样,这个社会迟早要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本来也不应该是个例外。

    可惜,中国经济领先的势头后来被鸦片的输入中断了。

    鸦片原产于阿拉伯、印度等地,唐中期由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最初中国人把鸦片当作药物服用,《本草纲目》 中也有记载。明末清初,中国人学会将鸦片与烟草混合的吸食法。1688年清朝废除海禁重开南洋贸易之后,首当其冲与外界接触的闽粤地区便最先从台湾士民处学到了后来广为流行的南洋鸦片吸食法。大约乾隆年间(1736-1795年),吸食鸦片的方法迅速由沿海传入内地,各地很快出现了一些专卖鸦片的烟馆。[23]27-29中国人吸鸦片成风,终于让一直渴望打开中国市场的西方人等到了一个绝佳机会。各方面产品都不具竞争优势的英国为了遏止贵金属的流出,利用东印度公司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罂粟,低价收购,制成鸦片后由专卖局在市场上高价拍卖给鸦片贩子,让他们走私到中国。据不完全统计,在19世纪最初的20年中,英国每年平均自印度向中国输入鸦片4000余箱,到1838年、1839年激增至3.55万箱,价值将近2000万两,占当时英国输入中国货物总值的二分之一以上。

    伤天害理的鸦片贸易,不仅损害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的健康,而且使中英贸易完全逆转,中国每年要流出白银一千多万两。这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引发了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事件。接着,信奉“强权即公理”的英国人派出舰队远征中国,于是发生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两战均以中国战败告终。

    随着中国的衰落,西欧才有机会崛起。在英国工业革命近100年后,即1870年前后,英国终于可以把机织的廉价纺织品大量倾销到中国来。与此同时,鸦片贸易也渐达高潮。19世纪80年代,鸦片进口年均高达7.2万箱,占进口货总值39.3%;90年代有所下降,仍保持在20%左右;约值3000万-4000万两,一直居19世纪进口货的首位。[24]从这个时期起,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开始持续地从顺差转为逆差,并一步一步地沦为西方经济的殖民地。

    从以上分析可知,中国在近代错失资本主义大发展机会的原因,正是由鸦片贸易造成的货币流入中断。当然,这仅是经济层面上的分析。鸦片之所以能荼毒全国,内因还在于国内的吏治腐败,正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总之,面对同样的机遇,西方列强崛起了,曾经领先的中国却衰落了,原因肯定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七、结语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货币量的增加在经济发展史上的关键作用,仍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经过分析我们已经看到,目前在理论上流行的货币数量论、货币中性论实际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历史上货币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不可收拾的通货膨胀,反而常常有促进经济繁荣、避免经济危机的作用。目前,美欧诸经济强国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不约而同地采用非常规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事实上就是让央行增印钞票注入日益疲软的经济体。从历史的眼光看,这只不过是步当年到新大陆寻找黄金的欧洲殖民者的后尘。不同的是,当年的殖民者并不知道贵金属矿的开发可以避免经济危机,而现在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则非常希望增印钞票能够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如果不对现代金融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样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缺陷外,现代金融制度还有一个更为致命的缺陷,就是它已经完全丧失了吸纳过剩生产能力的功能。现在,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再研究,才让我们有理由展望:只要站到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基础上,正确掌握货币的本质,摒弃错误的成见,进而对目前的货币发行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那么,在增加货币数量的过程中既不引发通货膨胀又能根治经济危机,这种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注:《本草纲目》是16世纪明朝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的著作。

    (本文发表于《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1期,发表时略有删节。)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M].武汉: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
[2] 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3] 同上. 
[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6] 同上。
[7] 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J].中国社会科学,2007,(1).
[8] 《明史•卷三百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李广》。
[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 同上。
[11]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2] 亚当•斯密.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M].武汉: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
[13] 彼得•斯拉法.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 卢映西.生产能力过剩与消费能力稀缺[J].经济学家,2005,(5).
[16] 恩格斯.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M].北京:三联书店,1955.
[17] 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9]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0] 转引自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21] 亚当•斯密.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M].武汉: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
[22] 同上。
[23] 王金香.中国禁毒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4] 袁伟时.中国近代史上的对外开放[N].经济观察报,2007-4-21.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2-02-20 10:24:13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改善供给入手,实现平稳房价上的供求两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斌

Feb.20 2012

bjzhangbin@gmail.com

    房价终于不涨了,房地产投资迅速下滑成了当下新的关注焦点。一些研究宏观经济的学者认为应该给房地产市场松绑,避免中国经济过度下滑。如果给房地产市场松绑,房价再来新一轮报复性反弹又该如何?完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目标是既要保住稳定房价的成果,又要房地产投资不会严重拖累宏观经济运行。

     以遏制投机和投资性需求为导向的需求调控政策靠不住,因为需求方管理做到最好也就是稳定价格,无力阻碍价格的上涨趋势。过度依赖需求方调控还很危险,因为一旦经济下行和需求调控政策的方向逆转,房价又要报复性反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重心转向改善供给才是正道。只有改善供给才能改变房价上涨背后的趋势性力量,在较长时间里维持低房价水平上的供求两旺。

需求管理靠不住

    理解了中国房价上涨的逻辑,就理解了需求管理为什么不能遏制房价上涨。理解中国的房价上涨逻辑需要三个步骤。第一,房价上涨是因为银行里的存款增长。过去十多年全国银行存款的年均复合增长速度大概在15-18%,4年多的时间全国银行存款就翻一番。一些大城市银行存款的增长速度更快,不用4年就能翻番。银行存款这么快地上涨,房价上涨也就不奇怪了。比较而言,过去十多年全国房价的年均复合增长率10%多一些,远没有银行存款涨的快。第二,银行存款增长是因为物价水平不高。2

    货币当局掌管着银行存款增长速度,调控的依据是物价水平。中国过去十多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大约3%。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银行存款的增长速度是很快,但不能说快的没道理,这么快的货币增长带来了居民和企业财富的快速增加却没有带来严重的通胀。中国过去十多年的通胀远低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比发达国家也只是稍高一点。第三,通胀不高是因为工业化带动下的生产率快速提高。为什么释放了如此大量的货币,派生出了如此高速增长的银行存款和需求,却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呢?主导性的原因是供给方的改善,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有效供给。迅速提高的生产能力在旺盛的需求面前不遑多让,没让价格涨上去。以上三步放在一起,结论是工业化带来了银行存款可持续提高,带来了房价上涨。这个逻辑再往下延伸一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处于进行时,(在难以有效提高供给的条件下)对房地产的需求和房价上涨还处于上涨通道当中。

     图表:银行存款上涨远超过房价上涨

     说明: 此处的广义货币是指M2,主要包括了各种类型的存款。为了看清楚趋势,这里对两列数据都采取了三年移动平均处理。数据来源:CEIC

    过度依靠需求管理的做法不仅按不住房价,而且容易遭受房价报复性反弹。上一次房价调控当中出台了限购、限贷等一系列严厉的需求方管理措施。对于那些通过高杠杆比例炒房的投机性需求而言,这些措施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这些调控政策不仅按住了房价,也按住了新建住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按住了房地产开发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大约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20%,占GDP的10%,按住房地产开发投资等3

    于是按住了中国经济增长。如果在经济周期性上升阶段还好处理,其它投资增长可以弥补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如果是经济周期性下行阶段,按住房地产投资会让经济下行更剧烈。调控政策的命运很快会是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在房地产需求和房价总体处于上升通道的背景下,一旦调控政策放松,房价的报复性反弹在所难免。

改善供给才是正道

    手机和电脑的需求快速增长,价格跌跌不休,是因为手机和电脑的供给有极大改善。房地产也一样,在趋势性的需求增长面前,改善供给是减缓房价上涨趋势的唯一出路。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对此有清醒认识,上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增加保障房供应。但保障房在整个房地产市场当中毕竟只是一小块,严重依赖于公共财政而且难以长期持续,保障房建设远不足以在整体上有效改善房地产供应。改善供给的落脚点还是普通商品房建设。

    中国的城市千差万别,每个城市房地产市场面临的突出矛盾不同,有效增加普通商品房供给的政策侧重点也不同。以笔者居住的北京为例,北京各家银行里的存款在涨,初次购房和改善性购房的需求蓄势待发,对此相对应的情况是绝大部分的工作场地、教育、医疗等都在四环以内,而四环以内鲜有新楼盘。要让北京房价稳定或者是少涨,不外是两个出路:一是旧城改造,北京四环内有大片其他三四线城市都已销声匿迹的城中村,80-90年代修建的低容积率而且质量破旧的住房是北京核心居住地段的主流建筑,通过旧城改造可以成倍提供核心居住地段的房屋供应,有效缓解中心城区商品房价上涨压力;另一个出路是加快改善北京周边的卫星新城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把部分工作场所、优秀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资源向新城转移。除此以外,稳定北京房价别无他途,除非北京地区的银行存款增长画上句号。

     在全球经济低迷,中国经济也处于下行通道的大环境下,中国旺盛的潜在住房需求弥足珍贵。未来五年,通过因地制宜的改善供给政策,能够让中国房地产市场在稳定价格水平上的供求两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再上一个大台阶。城市化进程本身还会极大地推动服务业发展,保持对工业品的旺盛需求,助力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2012-02-16 15:22:44 添加拒收这是垃圾邮件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

对外贸易风光不再?

张明

Feb.16 2012

    2011年第一季度,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现了7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是自2004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七年时间来首次出现的季度贸易逆差。这一现象引发了市场的高度关注。正如国内某报纸所言:“打着中国贸易顺差这个幌子对人民币汇率指手画脚的西方人士,似乎该要闭嘴休息一下了,因为再打下去就没有意义了——中国贸易已出现了由节余向赤字的转变”。1 原商务部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表示,2009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比2008年减少了1000亿美元,2010年又进一步减少了126亿美元,2011年第一季度的贸易逆差则表明,“中国进出口并重、稳定出口、努力扩大进口的政策正在得到落实,外贸进出口基本实现了平衡,中国的对外贸易正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某学者表示:“一季度外贸数据发出了比较积极的信号,表明人民币币值没有低估,是合适的。中国不刻意追求顺差,某些国家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指责不攻自破”。2

    2011年第二季度,中国的贸易顺差恢复到467亿美元,2011年7至8月的贸易顺差继续攀升至492亿美元。按此趋势推演下去,2011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依然接近2010年的1845亿美元。现在轮到美国人坐不住了。2011年10月11日,美国参议员以63票赞成、35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该法案将允许美国政府对通过压低币值来补贴出口的国家征收反补贴关税。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再度山雨欲来风满楼。 为什么中美两国政府都对中国贸易顺差的演变趋势高度关注?这是与中美是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且中国一直对美国保持着显著的贸易顺差分不开的。那么,中国当年为什么会走上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中国对外贸易的现状如何?中国现在在出口什么、进口什么?谁在出口、谁在进口?什么因素会影响中国的出口增长?出口导向的发展策略是到了非要调整不可的关口吗?中国会在2012年成为一个逆差国吗?本章将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1 中国联合商报:“逆差驾到:中国贸易逆差难改美国贸易趋势”,2011年4月15日。 2 以上引文参见脚注1。

一、中国为何会选择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发展中经济体在经济起飞阶段通常会实施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与出口导向(Export-Oriented)。所谓进口替代,是指通过实施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发展本国制造业,并逐渐以本国制造品替代外国制造品的发展战略。所谓出口导向,是指通过实施各种贸易鼓励措施来促进本国制造业发展,并逐渐以本国制造品出口来替代农产品与初级产品出口,并藉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进口替代一直是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热衷实施的发展战略。毫无疑问,进口替代策略帮助发展中经济体保护和推进了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促进了经济增长并降低了对进口的依赖。然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国际竞争与资源配置扭曲。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阻断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排除了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这通常导致实施该战略的发展中经济体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经济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增长后陷入停滞。长期以来实施进口导向发展策略的大多数拉美国家,其人均GDP从197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增长,就是明证。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与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经济体先后开始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要点包括:第一,在各种价格与税收方面为出口企业提供显性或隐性的补贴,以提高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第二,保持低估的本币汇率,以增强本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优势,并抑制进口增长;第三,在外向型制造业领域引入外资并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第四,对出口企业从国外进口必需的原材料、中间产品、资本品与专利技术等实施减免税或放宽配额。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实施必然会导致高投资率,这需要实施该发展战略的国家或者具有较高的储蓄率,或者能够持续从外部引入资金。这可能是决定为什么东亚国家能够走上出口导向发展之路,而大多数拉美国家依然困守于进口替代之路的重要原因。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使得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迅速崛起并成长为发达经济体。之后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也相继走上了出口导向的发展之路。日本、四小龙与四小虎的持续高速增长被世界惊呼为亚洲奇迹(Asian Miracle)。

    中国经济发展也经历了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型。自1949年建国以来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实施的是具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1979年至1991年,中国经济处于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变的过渡阶段。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中国大陆开始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国经济也全面走上了出口导向的发展之路。3 中国之所以走上出口导向之路,一方面是因为,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显示进口替代的发展道路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另一方面则源于日本、亚洲四小龙与四小虎高速增长的示范效应。当然,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出口导向发展之路上取得的成就也是惊人的,截至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与第二大进口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持有国(全球最大的官方债主)。

二、中国对外贸易的现状如何?

    图11.1显示了1979年至2010年这32年间中国进出口与贸易顺差的变化。不难发现,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是中国进出口增长的一个拐点。2001年,中国的出口额与进口额分别为2661亿与2436亿美元,而2010年两者分别攀升至1.58万亿美元与1.39万亿美元,9年间出口额与进口额分别增长了4.9倍与4.7倍!相比之下,中国贸易顺差高速增长的拐点则出现在3年之后的2004年。2004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仅为321亿美元,2008年的贸易顺差攀升至2981亿美元,增长了8.3倍!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贸易顺差在2009年与2010年有所回落,但依然高达1957亿与1831亿美元。中国加入WTO导致进出口贸易壁垒大幅下降、促进进出口加速增长并不难理解,那为什么中国的贸易顺差从2005年起出现了加速增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出口结构在2004年至2005年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为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我们将在下一节更加详细地分析这一点。

    3 以上阶段划分引自马颖、李建波:“中国大陆与台湾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的比较”,http://cedr.whu.edu.cn/cedrpaper/200771793815.pdf。

    图11.1 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状况 资料来源:CEIC。 几十年来中国进出口额持续快速增长的结果,是中国贸易依存度的不断上升。贸易依存度等于一国的进出口额之和与同期GDP的比率。该指标反映了特定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开放程度。如图11.2所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由1979年的11%,最高上升至2006年的63%,2010年依然高达50%。国际比较显示(图11.3),2009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44%)远高于美国(25%)、日本(26%)与巴西(23%),略低于印度(46%),但仍低于德国(78%)。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是相当高的。

    图11.2 中国的贸易依存度 资料来源:CEIC。 图11.3 主要大国贸易依存度的比较 资料来源:CEIC。

    众所周知,最终消费、资本形成与净出口是拉动一国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图11.4显示了1979年至2010年三驾马车各自对中国GDP增长的年贡献率。1979年至2010年这32年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年均贡献为7%,其中25年贡献为正。1994年至2010年这17年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年均贡献为9%,其中16年贡献为正。如果考虑到与出口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则出口行业对GDP增长的贡献更为显著。这意味着自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功不可没。

    图11.4 三驾马车对中国GDP增长的年贡献率, 资料来源:CEIC。

    图11.5显示了中国与各大洲的贸易状况。不难看出,第一,中国的贸易顺差几乎全部来自北美与欧洲。尽管中国对欧洲的出口已经显著超过了中国对北美的出口,4 但来自北美的贸易顺差依然显著地高于来自欧洲的贸易顺差。5 这正是为什么中国出口企业高度重视美国市场,以及中美双边均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高度敏感的根源;第二,中国对亚洲保持着持续的贸易逆差。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亚洲经济体处于全球生产网络的不同位置。中国目前扮演着全球组装工厂的角色,即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进口中间产品,加工装配为最终产品后出口至欧美。这就造成了中国对亚洲国家保持持续逆差,但对欧美国家保持持续顺差的格局;第三,中国从大洋洲与非洲的贸易逆差近年来不断扩大,这反映了中国从澳大利亚和众多非洲国家不断进口能源与初级产品(例如铁矿石)的格局。表11.1进一步列示了中国的最重要进出口贸易伙伴国(地区)。位于欧美的美国、德国与英国,以及位于亚洲的日本、韩国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中国香港仅是一个从事转口贸易的中转站,香港从中国内地的进口最终主要出口到欧美国家)。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是中国前三大进口来源地的事实充分说明,加工贸易进口在中国的进口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此外中国的其他三个重要的进口来源地分别为美国、德国与澳大利亚。从表11.1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与澳大利亚存在显著的贸易逆差,而对美国、中国香港与英国存在显著的贸易顺差。

    4  2010年,中国对欧洲的出口额为3553亿美元,中国对北美的出口额为3059亿美元。 5 2010年,中国来自欧洲的贸易顺差为1373亿美元,来自北美的贸易顺差为1889亿美元。

    图11.5 中国对各大洲的贸易余额 资料来源:CEIC。 

    表11.1 中国排名前六位的出口国(地区)与进口国(地区)(2010年)

排名 出口国(地区) 占总出口比重 进口国(地区) 占总进口比重
1 美国 18% 日本 13%
2 中国香港 14% 韩国 10%
3 日本 8% 中国台湾 8%
4 韩国 4% 美国 7%
5 德国 4% 德国 5%
6 英国 2% 澳大利亚 4%

       资料来源:CEIC,作者的计算。

    表11.2显示了中国的省市自治区中排名前列的对外贸易大户。如果按照2009年的贸易顺差由高至低排序,则排名前六位的分别为上海市、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深圳市与福建省,这六个省或直辖市的贸易顺差之和占到中国贸易顺差的三分之一强。而在2010年,上述六个省或直辖市的贸易顺差之和占到中国贸易顺差的三分之二强。这或许反映了上述地区的出口企业竞争力较强,从而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市场低迷期间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该图同时也反映了,上述地区从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中获益最大。一个合理的推论是,这些既得利益者自然也会最强烈地阻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例如人民币升值。

     表11.2 中国排名前六位的贸易顺差大省(直辖市)(2009年与2010年)

排名 省(直辖市) 占中国贸易顺差的比重(2009年) 占中国贸易顺差的比重(2010年)
1 上海市 10% 25%
2 广东省 8% 19%
3 浙江省 6% 17%
4 江苏省 4% -
5 深圳市 4% 10%
6 福建省 2% 5%
7 合计 34% 77%

            资料来源:CEIC,作者的计算。

三、中国在出口什么?进口什么?

    按照国际贸易的大类来划分,贸易品可以分为初级产品(Primary Product)与制成品(Manufacture)两类。初级产品主要包括:食品与动物、饮料与烟草、其他原材料(除食品与燃料外)、矿石燃料与润滑油、动物植物油与油脂等五大类。制成品主要包括化工品、制造品、机器与运输设备、其他制造品等四大类。图11.6显示了中国出口产品与进口产品中制成品所占比重。中国出口产品中的制成品比重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格局,它由1993年1月的81%上升至2011年8月的95%。恰好相反,中国进口产品中的制成品比重呈现出波动中下降的格局,它由1993年1月的87%下降至2011年8月的66%。这意味着中国的进口结构越来越偏向于初级产品,而出口结构几乎完全集中于制成品。这和中国进口原材料和中间成品,经过加工装配后出口制成品的“世界工厂”模式是基本一致的。 图11.6 中国进出口结构的变动 资料来源:CEIC。

     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动,我们不妨比较一下1993年1月与2011年8月中国进出口结构中各大类商品比重的变化。6 图11.7比较了两个时点中国出口结构的变化。几乎所有初级产品类别的比重都显著下降了。而在制成品类别中,机器与运输设备的比重增长得最快,其次是化工品,而其他制造品的比重下降得较快。这表明,在中国的出口结构中,重化工品的比重已经显著增加了。图11.8比较了两个时点中国进口结构的变化。在初级产品中,矿石燃料与润滑油的比重增长得最快、其他原材料次之;在制成品中,制造品以及机器与运输设备的比重都显著下降。这一方面表明中国进口的能源与大宗商品比重在显著上升,另一方面表明中国进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在显著下降。 图11.7 中国出口结构的变化 资料来源:CEIC。

    6 之所以选择1993年1月至今,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从1993年1月才开始公布进出口结构的具体商品种类月度数据。

    图11.8 中国进口结构的变化 资料来源:CEIC。

    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迁,折射出中国工业重心的嬗变:中国工业的重心已经由轻工业产品为主过渡至重化工业产品为主。钢铁行业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2005年之前,中国是一个钢铁的净进口国。2005年中国的钢铁产量为3.49亿吨,占全球产量的31%,而同年国内钢铁需求仅为2.5亿吨,导致中国在2005年首次成为钢铁的净出口国。2010年,中国钢产量接近6.3亿吨,占全球产量的44%。7 而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在2011年2月21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2011年的钢铁产能将达到8亿吨。8

    7 该数据超过了欧盟27国钢产量之和(1.7亿吨),也远远超过了日本(1.1亿吨)、美国(0.8亿吨)与俄罗斯(0.7亿吨)等其他产钢大国的产量。以上数据引自:金融界网站:“2010年中国钢产量占全球44.3%”,2011年3月17日,http://stock.jrj.com.cn/2011/03/1719539484808.shtml。

    8 经济观察网:“中国钢铁产能即将超过8亿吨”,2011年2月23日,http://www.eeo.com.cn/industry/energy_chem_materials/2011/02/23/194102.shtml。

四、谁在出口?谁在进口?

    图11.9显示了在中国的出口额中,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出口额所占比重。1990年代中期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格局到目前已经演变为以外资企业为主体。1995年至2010年,国有企业出口额占比由67%锐减至15%,而外资企业出口额占比由32%稳步攀升至55%,其他企业(主要是集体企业与私营企业)出口额占比由2%上升至30%。相同的趋势也发生在进口结构中,如图11.10所示,1995年至2010年,国有企业进口额占比由50%下降至28%,外资企业占比由48%上升至53%,而其他企业占比由3%上升至19%。不难看出,在出口与进口两端,目前外资企业都占据着半壁江山。此外,国有企业的出口占比虽然低于其他企业,但进口占比依然高于其他企业。这与国有企业在国内的布局调整有关,即从低利润率的出口行业(下游行业)中退出,同时增强了对进口依存度较高的能源、资源类行业(上游行业)的垄断程度。9 图11.9 谁在出口? 资料来源:CEIC。

    9 吴晓波:“国进民退的分界线”,FT中文网,2010年3月11日。

    图11.10 谁在进口 资料来源:CEIC。 对外贸易又分为一般贸易(Ordinary Trade)与加工贸易(Processing Trade)两大类。所谓加工贸易,是指一国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进口原料、材料或零件,利用本国的生产能力与技术,加工为成品后再出口,以获得增加值的贸易活动。常见的加工贸易方式包括“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件加工、来样装配与补偿贸易)与进料加工等。一般而言,一般贸易的附加值较高,而加工贸易由于处于“微笑曲线”的中段,因此附加值较低。目前在中国,很大一部分外资企业(尤其是台资企业与港资企业)主要从事加工贸易。因此,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半壁江山的硬币另一面,自然是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很高。如图11.11所示,加工贸易出口额在中国出口额中所占比重,在过去20年间基本上稳定在50-60%区间内;而加工贸易进口额在中国进口额中所占比重,在1990年后期一度高达78%,但到目前为止已经下降至43%。

    图11.11 加工贸易的重要性 资料来源:CEIC。

五、影响进出口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中国的出口是外国居民或企业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中国的进口是中国居民或企业对外国产品的需求。根据需求理论,决定需求的因素主要包括需求者的收入与产品的价格。因此,影响中国出口的主要因素是外国的收入以及中国产品在外国市场的价格,而影响中国进口的主要因素是中国的收入以及外国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价格。至于汇率对价格的影响,则要看汇率变动是否会影响到中国产品在外国市场的价格或外国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价格,这被称为汇率的传递效应(Pass-through Effect)。例如,如果人民币升值1%导致中国产品在外国市场的价格上涨1%,这被称之为完全的价格传递。而如果人民币升值1%并未导致中国产品在外国市场的价格上涨,这被称为零价格传递。香港金管局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的汇率传递效应约为50%,这意味着如果人民币升值1%,中国产品在外国市场的价格将会上涨0.5%。10

    图11.12显示了外部需求强弱(用OECD领先指数来模拟)与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速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具有相当强的正相关。例如,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当OECD领先指数在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年初跌至谷底时,中国出口同比增速随即也跌入谷底。1993年1月至2011年7月,OECD领先指数与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速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57。图11.13显示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强弱与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速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具有相当显著的负相关。1994年1月至2011年8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速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0。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的出口收入弹性高达2.31%,而出口价格弹性仅为-0.65%。11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产品在外国市场的价格上升1%,中国的出口额仅会下降0.65%。而如果外需下降1%,中国的出口额将会下降2.31%。再考虑到人民币升值1%只会导致中国产品在外国市场的价格上升0.5%(上述香港金管局的研究),这意味着如果人民币升值1%,中国的出口额只会下降0.33%。以上计算生动地表明,中国出口额的变动更多地取决于外部需求的变动,而非人民币汇率的变动。12

    10 Li Cui, Chang Shu and Jian Chang. “Exchang Rate Pass-through and Currency Invoicing in China’s Export”, China Economic Issues,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No.2/09, July 2009.

    11 姚枝仲、田丰、苏庆义:“中国出口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世界经济》,2010年第4期。

    12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升值不能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官员经常用以下事实来证明人民币升值无助于改变中美贸易顺差,即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降反升。从我们刚建立起来的分析框架来看,这一结果发生的原因无非是同期内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外需的走强完全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

    图11.12 外需与出口增速 资料来源:OECD,CEIC。 图11.13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出口增速 资料来源:CEIC。

    图11.14显示了内部需求强弱(用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来模拟)与中国进口额同比增速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越快,中国进口增长得越快,反之亦然。1995年1月至2011年8月,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54%。图11.15显示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强弱与中国进口额同比增速之间的关系。图中显示两者呈现出一定的负相关,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越强,中国进口额增长越慢,这与经济理论无疑是相违背的。1994年1月至2011年8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进口额同比增速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3。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相比,内需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进口增速;第二,中国进口增速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相关性,显著低于中国出口增速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相关性。 图11.14 内需与进口增速 资料来源:CEIC。

    图11.15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口增速 资料来源:CEIC。

六、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为什么需要调整?

    从国际经验来看,历史上但凡实施出口导向发展策略的经济体,在经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后,通常都会主动地或被动地调整发展策略。日本经济在经历战后数十年的高增长后,在1980年代中后期形成了泡沫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已经陷入长达20年的低增长。亚洲四小龙与四小虎在1990年代中后期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其中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受到的冲击尤为剧烈。中国香港先后两次经历投机性资本冲击,马来西亚通过重新加强资本项目管制来应对危机,而新加坡与中国台湾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事实上,早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一些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例如Young、刘遵义、克鲁格曼等)就先后预言所谓的“东亚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投资率驱动的,一旦国内投资的效率下降或者融资出现问题(例如资本外逃),实施出口导向的经济体就难免遭遇危机。 我们认为,之所以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需要调整,是因为当前中国已经面临“内忧外困”的格局。中国的发展战略调整既有内部动力,也有外部压力。

    先看内忧。首先,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出口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为压低了国内土地、劳动力、资金(利率与汇率)、能源、资源与环境的成本,使得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显著低于真正的比较优势决定的价格,从而增强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能力。然而,这种人为压低出口价格而带来的出口增长本身意味着资源的错误配置,即原本贫穷的中国人,花了很大代价去补贴购买中国出口商品的富裕的外国人。李众敏、何帆(2006)的计算表明,在2004年中国进口的石油与天然气中,分别有21%与37%是用于对国外的再出口。13 这相当于我们以高价进口能源,之后再以低价出售包含能源成本在内的最终产品。毫无疑问,这样的贸易做得越多,中国人的福利损失越大; 其次,中国一直被认为具有廉价劳动力优势,这是因为富裕的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在很长时间内,城市非熟练劳动力的供应被认为是无限的,因此多年来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并没有明显增长。然而,自2007年以来,中国沿海省份屡现“民工荒”,2009年至2010年中国沿海农民工工资普遍显著上涨,这说明中国劳动力过度供给的局面正在发生变化。尽管关于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维持多久,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存在显著争议,当中国人整体年龄结构的老龄化是不容置疑的。这意味着如果劳动生产率没有大的提升,未来中国劳动力的工资将会不断上涨,从而削弱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的一大基础;再次,利率与汇率的持续低估显著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加剧了当前中国的结构失衡。长期为负的实际利率意味着资源从居民部门向政府与企业部门的强制转移,长期偏低的汇率抑制了中国居民的购买力。

    13 李众敏、何帆(2006):“中国能源进口与再出口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论文。

    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增速长期低于政府税收与企业利润增速,这导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率一路下降。然而,仅凭高投资率与出口是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的,要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而一旦利率和汇率向均衡水平回归,中国出口的价格竞争优势又将被极大的削弱; 第四,中国不仅具有持续的贸易顺差,而且具有持续的资本账户顺差。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通过对外贸易积累的资金并未用作积极的海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通过FDI引入的资金并未有效地用作进口。双顺差的结果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而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又被通过购买发达国家国债的方式,贷给发达国家政府。目前,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着政府债务危机的困扰,未来它们都有通过本币贬值或者提高国内通货膨胀率的方式来降低真实债务负担(隐性地赖账)的激励。这意味着,我们通过透支国内各种资源或者以很高成本引入外资而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在未来面临着巨大的价值缩水风险。在当前的全球金融市场上,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政府要进行多元化投资并不容易,更重要的对策是防止外汇储备的进一步累积。为实现这一目标,调整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就成为当务之急。

    再看外困。第一,当中国经济规模较小时,全球经济还能够吸收中国的出口。而当中国经济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全球经济能否继续吸收中国出口,就开始成为一个问题了。这必然造成中国出口什么,什么降价;中国进口什么,什么涨价的格局。换句话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如此庞大,中国必将面临贸易条件(即一单位出口能够换回几单位进口)不断恶化的局面。在这一背景下,继续依赖对外贸易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就会明显下降; 第二,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均受到严重冲击,它们普遍面临信贷紧缩、失业率高企与政府债务危机的困扰。未来几年内,预计发达经济体都会维持低增长格局。如前所述,考虑到中国的贸易顺差百分之百来自欧洲与北美,而外需又是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未来几年中国出口增长不容乐观; 第三,历史经验表明,全球经济增长低迷之时,就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卷土重来之日。当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增长堪忧,必须寻找各种渠道来刺激增长,同时千方百计寻找经济增长低迷的替罪羊之时,人民币汇率自然会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未来发达国家一方面会加大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最近美国参议院通过中国汇率法案就是明证),另一方面也会加大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毫无疑问,中国出口将在未来几年面临相当黯淡的前景。

七、2012年中国外贸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政府的对策

    中国的年度贸易顺差在2008年达到2981亿美元的历史性峰值,2009年下降为1957亿美元,2010年进一步下降为1831亿美元。2011年1至8月,中国的贸易顺差为953亿美元,预计全年贸易顺差将达到1500亿美元以上。我们认为,2012年中国仍将维持贸易顺差,但全年贸易顺差可能继续下降至1000亿美元左右。作出上述预测的理由包括:

    第一,全球金融危机仍在肆虐,主要发达经济体预计将维持1-3%的低增长,而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也明显下降,中国出口将继续面临外需萎缩的局面;

    第二,2012年中国经济预计仍将维持8%左右的增速,这意味着中国的进口仍将较快增长;

    第三,预计2012年人民币仍将维持对美元3%左右的升值,尽管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变动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如果全球金融市场继续动荡,在金融机构“去杠杆化”以及“安全港效应”的驱使下,美元可能保持对欧元等货币的强势,因此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可能出现较大幅度升值。

    考虑到目前中国的GDP已经超过6万亿美元,1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意味着中国的贸易顺差与GDP之比将会降至2%一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将继续趋于平衡。 面对贸易顺差的不断下降,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呢?首先,中国政府应该乐于看到这一点,因为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本来就是十二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贸易顺差的下降一方面有助于遏制外汇储备的继续增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倒逼国内的结构调整。中国政府没有必要过于紧张,以至于再次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的方式来刺激出口增长;其次,如果出口部门不景气,那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如何解决?中国政府应该通过大力促进服务业发展来吸收出口部门释放出来的就业。由于服务业的劳动密集型程度远高于出口行业,只要服务业能够较快增长,失业就不会成为大问题。

    然而,目前中国很多高利润率的服务业部门都被国有垄断企业把持(例如电信、铁路、金融、医疗、教育等),要大力促进服务业发展,中国政府就必须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向民间资本开放这些行业;再次,中国政府应该抓住全球金融危机提供的时间窗口,加快进行国内的结构调整,将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由投资与出口拉动,转变为国内消费拉动。这就意味着要改变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的“国进民退”、“企进民退”局面,真正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第四,中国政府应该加快实现国内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包括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从而让更具弹性、更加自由的价格信号来引导资源配置,从而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与可持续性。


 

 

 


 

发件人:"CN CASS" <cass.rcif@gmail.com> 2012-02-14 09:55:22 收件人:undisclosed-recipients:RCIF Policy Brief No. 2012.008 “热钱”凶猛

“热钱”凶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张明

Feb.14 2012

 

 

 



 

发件人:"info@cird.org.cn"  2012-02-15 14:00:38 <info@cird.org.cn>收件人:zdjun@263.net中国改革论坛邮件订阅

中国已形成三大利益集团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汪玉凯

财新网 2012年1月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1月8日在“中国改革(2011)年会”上提出,中国当下已经形成了三大利益集团,破解利益集团是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

    这场年会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办,年会主题为“未来十年中国变局与选择”。主办方提出,未来十年是决定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社会内在矛盾,由国富向民富、共富转变,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完善、发展法治、民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获得重大突 破的关键时期。

    在汪玉凯看来,所谓的利益集团就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利用权利和垄断取得巨额利益,并由此形成相对稳定的一种群体聚集效应。利益集团在当下中国有四个基本特征:1、有足够的权力资源。2、有足够的垄断能力。3、有影响政府政策制度的渗透力甚至决断力。4、通过利益形成边界获取集团利益。

     汪玉凯认为,按照上述标准,中国已经形成了三大利益集团,第一是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第二是以官员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第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与之相对应,中国社会实际上产生了三大富豪群体:权贵富豪、经营垄断富豪以及地产资源富豪。

    短短30年多年就快速出现了如此成形的利益集团,在汪玉凯看来,是由于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未能配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导致弱势群体在利益博弈中渐渐失去了话语权,以及部分官员道德缺失、权力滥用;政府公平公正权威流失、政府部门利益泛滥;国有企业改制和资源开放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从改革 之初的利益分化开始,到利益博弈,形成利益集团,把既得利益固化下来,就逐步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体制。”

    由此造成的恶果日益显现,也进一步阻挠问题的解决。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区域差距等四大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呈日益扩大之态。 “缩小四大差距的收入改革方案迟迟不出台,难以推进,很大程度上在于利益集团的阻挠。”汪玉凯说,“以利率市场化改革来讲,迟迟难以推进,就是以国有大银 行为首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这样,他们就可以坐享存款利率低而贷款利率高的固定高收益。”

    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破解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这一难题,汪玉凯建议,第一要从制度上割断政府官员和商业活动联系。为此, 要减少政府对市场对社会不必要的干预,政府不再对投资主导、对资源配置主导;减少行政审批、行政许可的范围和数量;约束官员执法行为,惩罚违法现象;建立 严格规范,明确政府官员不能参与任何商业活动;任职期间不能获取额外的经济利益;严格限制官员子女配偶从事商业活动。第二,启动国有行业改革,从制度上打 破不合理的利益链条。比如,国有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实行市场化招聘,但是永远不能再回去担任政府官员。第三,实行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第五(原文如 此——李拜六按),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还给老百姓选择领导人的权利。这样,官员才会对老百姓真正负责。

 

 

 



发件人:"info@cird.org.cn" <info@cird.org.cn>2012-02-23 14:00:27 收件人:zdjun@263.net,中国改革论坛邮件订阅

对中国分配问题的深层思考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  常修泽

2012-02-23

  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是当今世界很多国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无论是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和伦敦骚乱事件的美国、英国,还是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但是放在整个世界格局来看,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因此,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当今我们国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之一。如果要列出三个突出矛盾的话,一是社会腐败,二是分配不公,三是公民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国内社会各界人士和海外朋友对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很重视。但这个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很大,可以说是“积重难返”,为什么“积重”,为什么“难”以返回到一个正确的轨道,这里有深层的体制机制原因,我仅从产权制度和收入分配的国情特点和逻辑主线做点探讨。  

一、理论分析:关于产权制度与收入分配的三个认知

  (一)所有制与分配关系如同硬币的两个侧面,就好像“手心”、“手背”一样。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要研究分配的关系,不能离开财产关系。

  (二)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针对拉萨尔派的“单纯分配”观点强调指出,不能离开所有制问题,“单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否则,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三)尤其要关注“得势变富”问题。这是我从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先生的书里得到的启示,他的书里面提出一个命题,“富人得势”与“得势变富”两者的价值如何判断?两者谁优谁劣?哈耶克说“富人得势”比“得势变富”要好,我不是特别欣赏“富人得势好”的观点,我说“富人得势”未必好,在这一点上有分歧,但是他的命题对我有启发,我的看法是“富人得势”也不令人开心,已令人扼腕,但是“得势变富”更可悲,更值得我们深思。中国的问题既有“富人得势”,更有“得势变富”即利用权力来致富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更值得研究。

二、分配的要害在于产权缺失 

  一是农村的土地产权。为什么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关键在于农民土地产权体系中某些权利的缺失,虽然法律规定农民有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权利,如支配权、处置权、收益权等是虚置的。从中国的土地征收就可以看出来,“征地”矛盾中表现出来的问题是产权未能到位,如土地开发。政府在这里扮演“双重垄断”的角色,一是买方的垄断,二是卖方的垄断(跟房地产商结合在一起)。这是当前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原因之一,你只要看一看上访人员的结构就可以了解,这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失地农民,土地权利得不到相应保障,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我最近看到南方一个材料,一个村子几百人表达自己的权利,但是这次表达方式上有新迹象:就是和平、理性、文明,没有出现任何的“打砸”现象,甚至在经过的地方垃圾都没有,同时地方政府处理的时候也比较和平、理性、文明,两方面都出现了积极的迹象,但是怎么解决土地产权的问题,还值得研究。

  二是资源产权严重缺失。首先,国家虽然有探矿权和采矿权转让的制度安排,但是根据我的调查,探矿权和采矿权转让的价格较低,这意味着国家产权,特别是处置权并未到位;除了探矿权和采矿权以外,采矿企业应当承担的成本,比如说人工的成本、矿山安全成本、挖矿的生态修复成本没有到位。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存在,就是我们中国的采矿企业成本严重不全,利润相当之丰富,这是中国的煤老板、矿老板暴富的原因。只要到山西、陕北、内蒙的鄂尔多斯等地考察,就可以感觉到,这些地方资源产权缺失,是造成收入差别的制度原因之一。

  三是垄断行业经营权制度问题。我提供一张垄断行业投资表(见下页),它反映了我们国家最近几年在垄断性的行业里面的投资结构。

  这是一个投资的结构表(2006年),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出国有资本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民营资本投资所占的比重,中国垄断行业民营资本的投入微乎其微,一般的行业不过是10%多一点,最少的只有0.6%,以至于和竞争部门形成了相当大的差异。电信、电力以及金融与普通制造业的收入差距竟然有2倍、3倍、4倍之多,根源还在于产权制度。

三、出路与对策

  (一)要在垄断性行业改革上取得突破。垄断性行业改革是中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最“短板”的地方,虽然搞了多年,但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前年我有一个关于垄断性行业改革的内部报告上报到了国家领导层;最近我有一篇论文叫做《打响“破垄”攻坚战》。我认为必须把“破垄”放在当前改革的重要位置。最近国家发改委启动了第一轮反垄断调查,很好。不过,我很担心会是不了了之。我觉得应把这个反垄断调查作为契机进行突破,要为民营企业家提供一个进入垄断行业的机会,通过民间的资本稀释垄断这个问题,使他们与国企处在竞争的位置。同时我们的预算制度也需要改革,这涉及到分红权和收益权的问题。

  第二个是建立资源产权制度。资源的产权制度以及环境的产权制度是需要建立和健全的,有四个支柱,产权界定要清楚,产权配置要合理,产权交易价格要科学,产权保护要落到实处。这四个支柱现在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最后一个是农民的土地问题,要确保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支配和收益的权利。建议国家修改《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遏制地方政府滥施征地的问题。

  四、收入分配的国情特点和逻辑主线

  对中国的分配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除了研究产权缺失的问题外,我们还要有更广阔的视角,研究我国收入分配的国情特点和逻辑主线。

  (一)讨论收入分配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我是谁”

  我是希腊吗?是意大利吗?是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吗?不是。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学术界和政界有一种观点,提出中国不要掉入“高福利”的陷阱。那么中国现在是高福利国家吗?不是。中国的人均GDP排在世界近100位,各种福利指标排次也很低,特别是最新的贫困标准公布了以后,我们中国大陆有1亿多贫困人口,这怎么谈得上“高福利”呢?因此,要把国情搞清楚,不能说欧洲出了问题我们这边就要吃药。所以,必须提高整个民族的福利水平,特别是公共服务。在这个问题上不能采取贵族式的态度,当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防止“民粹主义”,不能脱离国情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忽悠大众,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逐步的,范围要适中,标准要适度,不能步伐太急,不能搞得太泛。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权贵主义是主要的矛盾,民粹主义是次要的矛盾。权贵主义要“反”;民粹主义要“防”。

  (二)消费、民富、分配,这三个命题用一个什么红线串起来

  消费、民富、分配三个关键词,是2012年经济工作中关注的几个问题,这三者的逻辑或者纲是什么?用什么主线串起来?我建议用“人本”或者是用“人权”思想把它串起来。

  其一,消费。看消费问题要有两个视角:一是增长主义的视角,因为出口受挫,投资率下降,所以必须扩大消费,这是经济增长逻辑。固然,经济增长对中国很重要,但是我还可以提供另外一个视角,就是人本主义的视角。我们要关注人,要促进每个人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而人真正做到全面的自由的发展,消费是题中应有之义,这里就要解决十个字,使消费者“能消费”、“敢消费”、“安全消费”。这叫什么?这叫消费者主权。而消费者主权是人权的一部分。

  其二,民富。提出“民富优先”是对的,有人说“民富优先”是挑拨人民和政府的关系,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民富优先论符合我的《人本体制论》一书的思想。但在这个领域里面,除了研究民富的比重和规模以外,我认为突出还要研究民富的权力实现机制,掀掉压制民富的体制性的“石头”。

  其三,分配。现在中国说居民在大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者报酬在小分配中的比重都有下降,为什么下降?背后深层次的东西是什么?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下降,我认为是政府收入所占比例增长太快。因为在一定既定的总量范围内,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是“翘翘板”,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它到哪去了?到企业、政府去了,而且主要是到了政府。我看了比重变化,社会总储蓄结构里居民、企业、政府各自增长情况:这些年有三个数,居民涨了2个点,企业涨了4个点,政府涨了8个点,这里看到“官权强势”。小分配中劳动者的报酬为何下降?原因可能有诸多方面,根据我的分析是在涉及报酬的“金三角”社会结构(劳方、资方、政府)中,劳权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因为我们的工会未到位。反映的是资本的强势,劳权的弱势。对此,我建议一定要改变刚才“两个强势”,即改变官权强势和资权强势,增强劳权的力度,实现官、资、民三个权势的均衡。
 

 


 

有限权威时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改革

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 李稻葵

2012-02-15

  我们处于一个有限权威时代,各种力量作用于政府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因此,讨论改革的方式需要改革。首先应该仔细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经济制度的禀赋,其中包括民众的市场经济理性度、在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之间取舍的偏好,以及政府的执行力;再者,分析清楚各种改革的后果,以此凝聚和提升改革的共识。由于各个地区的制度禀赋差别巨大,下一步应当大幅放权,由各地方因地制宜推进改革。同时,各种制度安排应有持续变革的灵活性,需要伴随制度禀赋的变化而演进。在改革的讨论中需要更多地借鉴经济制度禀赋与中国较接近的欧洲大陆及亚洲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而不仅仅关注美国的体制。

  不断恶化的国际环境,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以及步履艰难的经济结构调整,这一切都在呼唤着新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确,中国经济林林总总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层次的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加以解决,为此,思想界需要有新的思维突破。简单重复过去十几年以来反复提出的各种口号,失去的是学者应有的高度,得到的是社会各界种种方式的抗拒和抵制。

  现有改革讨论的三点不足

  现有关于改革的讨论尽管数量庞大,论述极多,但是大都有比较明显的缺陷。

  第一,很多讨论停留在发展与改革愿景的层面,而这些愿景又往往局限于简单的口号式说法,比如,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建设好的市场经济、避免坏的市场经济;要建设以法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要建设产权清晰的市场经济;要建立持续发展、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市场经济。这一系列提法毫无疑问都是对的,更是十分美好的,但是,关于改革的讨论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无法对当前许多领域停滞不前的改革提出理论上的指导。

  第二,很多具体改革措施的讨论缺少方向性。比如说,关于个税改革,众多的讨论局限于起征点多少为宜,而忽略了许多更大的问题,譬如,征收个税的目的何在?中国经济体系中的二次分配主要是依赖个税体制来完成,还是依赖于其他领域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甚至于我们还可以问,到底中国经济需要进行多大程度的二次分配?关于财产税的讨论,往往局限于是对增量部分收税还是存量部分收税,是对第一套房收税还是对第二套房收税。这些讨论显然是十分技术性的,它忽略了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比如,房产税的目的何在?房地产业长期合理的制度是怎样的?更大的问题是,中国公共财政的收入基础是什么,是来自于国家长期持有的生产资料,还是对生产、流通环节或者是财富存量收税?中国的政府开支到底应该有多大?关于民营企业,大部分讨论集中于如何促进其发展,而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领域以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为最佳,是应该采取德国式家族与政府共同控制的企业模式、日本式的社会化持股方式,还是美国式大股东与金融市场共同协作掌控生产资料的模式?

  第三,对于当代不同市场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借鉴得不够。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目光下意识地过多聚焦于美国式的市场经济制度。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毫无疑问,有经济制度上的诱人之处,但是不可否认,美国也有非常明显的独特性,美国人素有“美国例外论”(America exceptionalism)。更不用说,世界上还有其他相当不同而且非常发达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比如德国式的、日本式的、新加坡式的,这些都是我们进行下一轮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参照物,必须全面研究借鉴。

  有限权威时代,改革的方式要改革

  上述改革讨论中的三个问题,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改革的讨论方式需要改革,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有限权威时代。有限权威时代,政府及其决策者正式的权力并不一定减少,但是决断力和执行力却明显受限,主要的原因是民众通过互联网以及其他媒体表达意见,形成了日益强大的舆论压力,另一个原因是现有体制内部利益的多元化,导致政府决策过程受到各方利益群体的游说,执行的过程受到各种掣肘。在有限权威时代,学者自己的权威也有限。如果说在某一问题、某一话题上学者们似乎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那往往是因为他们的观点附庸流行的思潮和社会舆论,与其形成了共鸣,而非反向的机制。

  当前大多数改革讨论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应该如何改革”,其潜在的假设是,改革的讨论者本身就是改革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因此,在多数情况下,讨论者都是根据自己对于未来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目标体制的理解提出改革建议的,而这种对未来中国市场经济目标体制的理解往往是基于个人偏好的。偏爱尊重个人自由、个人意志的分析者更愿意强调改革目标应该是市场主导的经济体制;相反,偏爱社会的公平和秩序而非个人自由和意志的论述者则强调,中国未来经济体制应该是政府干预下的市场体制。问题在于,在不少的讨论中,参与者的个人偏好是隐藏的,辩论的焦点集中在结论上。假设不同,结论是无法辩论的。

  为什么说这些传统的、把个人对未来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理解设定为中国未来改革方向的做法必须要突破呢?原因非常简单:中国基本的社会政治格局已经从拥有一个相当权威甚至是绝对权威的改革设计者转向了改革者本身权威有限的局面。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一方都不具有权威性的现实情况。今天的学者、政府部门、政府高层的决策者,都不具备以往改革中的那种权威性。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所关注的利益已经相当多元化了。对比30年前,那时中国社会的阶层相对比较简单,有工人、农民、国家干部还有知识分子,而今天,这种简单的划分早已经不适用了,制造舆论、影响决策的,还有企业主、股民、有房阶层、无房群体、新进城的外来工,甚至还有部分境外人士。在这样多元化的社会里,不具有绝对权威的决策者要进行改革,就必须凝聚社会共识,获得社会上大部分人的理解和支持,而不是强行推出任何的改革。

  而如何凝聚社会的共识、如何推进有意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这一问题已转换为如何识别社会上多数人的偏好,也就是说,如何识别推进社会改革的约束条件。换言之,今天讨论改革的方式,应该从“我认为改革应该怎么进行”转变为“今天的社会主体需要什么样的改革,社会的基本偏好和约束条件是什么,根据这些基本偏好和约束条件,如果我们进行了ABC式的改革,未来的后果将是XYZ,而这种未来出现的XYZ的结果是否能够符合社会的基本偏好”。换言之,学者的角色在转变,从给社会开处方治病转换为给社会列菜单,帮助点菜,即,通过理性的分析,告诉社会公众和决策者,改革有什么的选项,每一个选项未来的后果是什么,而这些后果与今天相比,根据民众的口味,是更好还是更坏。

  笔者认为,这才应该是学术界对中国未来改革方向进行讨论的基本范式。

 

 

中国下一步的机遇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石小敏

2012-02-15

  跟原来的计划经济相比,中国已有很大的变化,但却并没有如人们所愿地变化到一个良性的、好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来。换句话说,到底是拉美陷阱,还是印度陷阱,或是中等收入陷阱,现在疑问越来越多。说到底,市场化还是要和法治化、民主化有一定的结合,才能保证权力不搅和,市场不走偏。

  人们总结拉美经验说,权贵化与民粹化刚好相辅相成,权贵越猥琐,民粹越暴烈。这一教训,很值得中国好好汲取。

  因此,要防止民粹,必须削抑权贵,但这两头治理真正的药,是发展法治和民主。只有市场的法治化和决策监督的民主化,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从2002年到2010年,中国的GDP翻了一倍多,外贸出口翻了两倍多,财政收入翻了两倍半,外汇储备翻了三番多。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感觉,这个战略走到头了。中国又一次不得不直面转变方式、调整结构、改革体制的大挑战,而且这一次挑战比以往来得更严峻。

  此外,改革开放选择上的孰是孰非、经济增长上的畸轻畸重、社会发育上的偏荣偏枯等等,给中国从头到脚带来了深刻的内在裂痕,积累了日益严重的矛盾与冲突。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业已达其极限摸到拐点了,照样继续运转的风险激增,但转型却极为困难。如果没有大的变化,未来5-10年内,中国经济极有可能步入中速8%以下增长与中度5%以上通胀相伴相随的时期。这将是一段令人备感煎熬的日子。

  2009年以来,中国的国内成本迅速上涨,全劳动生产率或许已掉头向下,整个经济效益大幅下降,这个过程来得非常凶猛。如果这么个劲儿往下掉,用不了几年,特别是当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上不去的时候,很多领域的成本竞争力就会衰竭,反映到整个经济过程中便是回报率与效益的快速滑落,并将带来财政负担与银行坏账的急剧增长。近来国际市场转而看空中国,根本原因即在此。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三年了,急救期已经过去了,现在仍处在康复治疗阶段,这一阶段有可能需要5-8年或更长的时间。这一阶段全球面对的主要课题有三个:处理好资产负债后遗症,其近期发作的症状是主权债务危机;突破“产业周期”束缚,为克服能源其后难题和下一轮繁荣发展找到新的带头产业或产业群;改进全球治理框架与方法,对各大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彼此之间的权利、责任与义务,作出更为合情合理的安排。

  这三个课题单独解决哪一个都是非常艰难的,放在一起作为一个相互连接的总课题同步处理,反倒容易事半功倍。但这需要各大国和大的经济体拿出足够的远见、诚意、担当、协商与合作精神。中国下一步的机遇就在这里。

 




改革最后时机只剩5-10年 国富民穷急需改变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张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师 张弛

2012-02-16

  增速回落是潜力下降的结果

  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增长9.2%,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5.4%。从经济增长来看,呈逐季回落态势,四个季度分别为9.7%、9.5%、9.1%和8.9%。这种情况的出现符合人们的普遍预期,既是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的必然结果,也是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显现。

  经济增长高位回落,为经济调整腾出了一些空间。有人据此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告别唯GDP时代”,似乎有些过于乐观;以广东、北京、上海“十二五”8%的增长目标和发展文化产业为据,也缺乏说服力。因为,对于三地来说,8%的目标也是超过潜在能力的增长,而发展文化产业正在成为很多地方圈地、搞开发区、增投资、上项目的口号。其实,能否告别唯GDP的经济增长,既不取决于经济增长潜力如何,也不取决于宏观政策操作,而是取决于生产的制度结构及其决定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如果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基础和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不能改变,怎么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水平和增加百姓的福利?怎么从“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唯GDP的增长是改变不了的。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来看,投资仍然是主要动力,名义增长23.8%,由于保障房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弥补了由于房地产调控而带来的投资减少,增速与2010年持平,对GDP的贡献度达54.2%。消费增长17.1%,比2010年有所回落,主要是汽车和楼市相关类产品增长趋缓,但基本比较稳定,对GDP的贡献达51.6%。而净出口比2010年减少,对GDP的贡献为-5.8%。这既与国际经济形势有关,也是经济调整的题中应有之义。

  2012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

  今年的世界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56个国家面临政府换届,中国也是其中之一。地区性的冲突更是无法避免,美伊的对峙也在不断升级。世界经济也是前景暗淡,IMF等国际机构普遍调低了对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

  自从金融危机爆发,特别是欧债危机深化以来,发达经济体陷入了一个长期疲软和衰退的境地。人们提出了一个描绘世界经济态势的用语—“新常态”。所谓新常态,就是增长率低,失业率高,货币宽松,财政吃紧,风险和危机大增。这种情况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甚至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一个结构大调整的任务。

  然而,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美国并没有设法提高储蓄率、减少消费、降低两大赤字,而是仍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力图迫使别的国家进行调整,则自己从中得利。想以制造业重新回归,减少失业,振兴经济,谈何容易。欧洲的调整更是艰难。几个危机国家虽然通过政府更迭,削减政府支出和政府债务,但没有欧盟的支持帮助和一致行动,单靠危机国家是不可能的。但是,上个月欧盟峰会达成的协议未能取得足够的突破,无法解决欧元区的金融难题,欧洲领导人近期采取的政策措施不足以应对欧元区内部存在的系统性压力。因此,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1月13日“血洗”欧元区评级,包括法国在内的9个国家遭到降级,其中,法国和奥地利丧失了最高的3A评级,被下调一个等级;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被下调两个评级。欧元区17个国家中,只有德国、芬兰、卢森堡、荷兰四个国家维持3A的最高评级。

  日本经济长期衰退,再加上地震的影响,仍然是看不到出头之日。发达经济体的日子不好过,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情况好一些,但也有自己的问题,不可过分乐观。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不同的结构调整,也寄希望于改革和调整的推进,近期内进行重大改革和调整的希望不大,小的调整还会出台。

  在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和国际经济不振的情况下,中国2012年的经济增长会继续趋缓,物价上涨也会比去年稍低,出口增长会放慢,净出口会继续减少。

  深层次改革刻不容缓

  未来5-10年,对于党和政府来说,有可能是进行改革的最后时机。其原因有三。

  一是执政合法性已经经过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30年,是打江山坐江山,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经济增长。现在经过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潜力已经明显下降。

  二是目前的社会矛盾已经非常尖锐,群体性事件多发,现行维稳办法成本巨大而收效甚微。

  三是人们都在抱怨,政府的话常被质疑,人们往往从反面解读政府的言行,发生一件事情,人们也往往归罪于政府。

  因此,未来5-10年是一个相当不确定的时期,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现行弊端是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扭曲。政府是目前中国最大、最强、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占据了太多的资源,又直接参与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主导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社会太小太弱,几乎没有发育起来,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基本上是以党代政,以政代社,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基本上没有什么地位。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有所发展,但仍受到很大限制,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市场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又发生了很大的扭曲,该市场化的方面政府仍然管制,或者市场化不足,而不该市场化的部分,政府又通过甩包袱的办法给市场化了。在整个社会生活经济中,其他行为主体如果不能与政府保持一致和与官员保持联系,很难存续,很难发展,因而主动投靠政府和官员,并通过权力寻租成为普遍的行为方式。因此,改革的方向是:约束政府,壮大社会,回归市场。三者的关系是,要回归市场,必须约束政府;要约束政府,必须壮大社会;从壮大社会入手,可能是解开三者连环关系的一个可行的选择。

  人的行为是由制度规则决定的,因此,制度是重要的。然而,制度变迁又与人的理念高度相关,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念可能更重要。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理念?

  一是要从壮大社会取得突破,就必须从落实《宪法》第35条做起,即真正实行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让民间机构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设立,活动起来。社会机构发展起来,不仅可以代行政府的很多职能,形成监督,而且相互之间也会形成合作和制衡。这样的社会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和稳定。

  二是限权政府,建设有限政府。这是政治理念的根本转变。小政府大社会不是个严谨说法,我们的政府的确很大,大到拥有无限权力,大到权力不受约束,因而是一个无限政府。其实,政府只是社会机构中的一个,尽管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但究竟只是多元社会中的一家。在现代社会,政府只能拥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要受到必要的约束、制衡和监督。

  三是打破国有部门垄断,扶植民营经济发展,走出政府主导和政府控制的怪圈,真正回归市场。

  至于改革的具体内容,举其要者有:一是真正实施公共财政。让纳税人参与、讨论和决定政府预算,通过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而不是现行的行政过程进行预算决策;建立全面统一的政府预算,把预算外和财政外资金(包括各单位的小金库)纳入预算;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重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联邦制关系;为财政支出用于经济投资的规模设定上限,保证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和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服务。改变现行强政府,富中央、穷百姓、地方苦乐不均的不合理状态。

  二是先收租,再分利,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解决国有企业的利益侵占问题。使资源要素租金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人人有份,共同分享。

  三是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解决利率和汇率的长期呆滞和扭曲问题。

  改革前景

  一切改革都是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无法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的时候进行的。1978年的情况就是如此,“文革”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30年的计划经济使老百姓吃不饱肚子,治理的合法性发生了动摇,于是,开始了市场化的改革。今天也面临着一种危机的形势(只是与1978年时的危机情况不同罢了),因而存在着改革推进的可能。

  一是决策者认识和感受到危机,因为,如果说本届政府能够平安过渡,那么,下一届政府要想平稳落地,就不大可能那么顺利。因此,从维护执政党和决策者的地位出发推进改革,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二是社会矛盾在某个方面激化,现行链条从某个环节断裂出事,迫使决策者进行改革,这种可能性较大,但其结果如何也很难说,有好坏两种可能。

  今年面临换届,决策者以稳为重,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但如果想推进改革,应当展开研究和讨论,进行必要的准备。未来是不确定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政府收入总量与结构目标

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 许善达

2012-02-15

  中国税收收入增速连续多年超过GDP增长,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政府收入规模的广泛争议。笔者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在建立新预算制度的同时,立法确定各项预算的规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

  政府收入规模应与政府新预算体制格局统筹考虑。

  通过立法将一般预算规模控制在占GDP比重的20%~22%。目前一般预算规模占到GDP的25%左右,但其中含部分社会保障收支和国有资本经营性收支。将这两部分剥离以后的新一般预算规模,应该不高于发达国家(美国21%,日本19%)。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预算规模目前过小,可以把总规模确定在占GDP的13%~15%。一般预算不再拨款;社会保障缴款扩大覆盖面(包括政府公务员在内的全体居民和企业、政府等),降低费率;除社会保障缴款外,不足GDP15%的部分由国有资本收益补足。

  国有资本预算规模以社会保障基金的需要为依据来确定。随着社会保障缴款的数量和变化趋势,决定扩大或缩小国有资本预算规模。

  按照上述安排,政府收入总规模为占GDP的33%~37%,即35%左右。而结构有重大变化,社会保障基金成为占政府收入40%的主要部分,同时国有经营性资本预算规模得到控制。

  实现上述政府收入总量和结构目标的第一个重要措施是“费改税”。从国际比较看,税收收入占中国政府收入的比重太低,非税收入规模相对较大。2009年我国不含社会保障缴款的非税收入达34342亿元,接近税收收入的58%,占GDP比重为10.1%,比2008年全球23个工业化国家和24个发展中国家高出4~5个百分点。这部分收入应区分性质后,分别划入一般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国有经营性资本预算。特别是征税依据与某税种(或税目)相同的基金等非税收入,一律用提高税率或税收附加的方式实行“费改税”并由税务机关征收以降低征收成本,为降低“费改税”率、减轻纳税人负担提供空间。

  实现上述政府收入总量和结构目标的第二个重要措施是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减税总规模要达到3000亿~5000亿元。减税内容主要是:

  第一,降低普通居民消费需求弹性很低的商品的增值税率,比如:普通食品、普通服装、婴儿用品、书籍等消费品(即:使低收入群体恩格尔系数较高的商品)。这项措施可以使低收入群体受益,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

  第二,营业税改增值税要降低原营业税负担水平的1/3~1/2。

  第三,提高个体户月销售收入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至4万元(年收入为50万元);将一般纳税人标准定位为年收入50万元同时取消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这一征税对象种类。

  第四,对已经成为普通消费品的消费税税目降低消费税率或取消该税目;同时增加高档消费品或服务的消费税率。

  第五,承认法人所得税与个人股息红利所得税属于重复征税的税收原则。保持法人所得税率为25%不变,把个人股息红利所得税率降低到10%,这样最终所得税率为32.5%。即:25%+(75%×10%)。

  第六,将个人劳动所得(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等)扣除额提高到5000元,同时将税率级次减少到3档,并把最高边际税率降低到33%,与个人资本性所得税率32.5%持平。

  第七,取消现行研究开发费用税前150%列支的单独核算的制度,以从操作上将鼓励措施落实到位。

  第八,把实行所得税减半征收的利润标准从现行6万元提高到20万~30万元。

  实行结构性减税的财政资源来源:目前税收和纳入一般预算的财政收入可以与GDP同步增长,同时三大因素可以提供超额增长的来源。

  其一,中国经济增长必然伴随城镇化率提高,在税制结构中,低税负水平的产业(农业等)增长速度慢,而高税负水平的二三产业增长速度快,因此中国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必然超过GDP增长速度。

  其二,税收征管水平仍然处于较快速度提高的阶段。除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达到85%以上外,其他税种的征收率仍然低于、某些税种或税目的征收率远低于此水平。美国国税局报告征收率为83%~85%,欧盟报告增值税征收率为85%左右。中国税收征收率仍然有较大提高空间。这是中国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必然超过GDP增长速度的第二个原因。

  其三,中国平均进口1美元所征收的税款大大高于平均出口1美元所退税款,2011年在外贸顺差的情况下进出口净税收为3000亿元左右。换句话说,税收与GDP中的投资、消费是正相关,而与净出口是负相关。可以预期,在国家鼓励进口方针的指导下,进出口净顺差会进一步缩小,甚至会在某个时期出现逆差。在这种形势下,净出口对GDP贡献为负,但进出口净税收大幅度增加。这是中国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必然超过GDP增长速度的第三个原因。

 

 

 

 

 




 

发件人:"芳洲 杨" <yangfangzhou99@yahoo.com.cn>2012-02-18 22:40:16 收件人:"马 志江" <mazhijiang@sina.com>, "毛 建伟" <mao6891@126.com>, "企业家慈善家思想家论坛" <union10000@gmail.com>,

建立反转基因爱国统一战线 扭转亡族灭种的厄运

杨芳洲

2012年2月18日

    当前转基因食品的泛滥已给我国人民尤其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和生育能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严重损害。中国新闻网于2011年12月26日发布了“中国妇联执委:中国不孕不育患者数已超5000万”这一令人震惊的重大新闻。现南京捐精者合格率降到仅三成[注1]。上海志愿捐精者的合格率不超过21%[注2]。河南精子库的捐献合格率在22%左右[注3],其中河南大学生捐精合格率已降到仅10%[注4]。而北京能成为合格供精志愿者的只有15%[注5]。山西也是15%[注6]。其它省份情况也都很严重。这些不仅说明我国人口质量已全面严重下降,更预示着我们正面临亡族灭种的严重危机!

    前年我国近一亿少儿被强制注射拿到境外修改过的麻疹疫苗,去年不仅给青年学生继续打这种可疑疫苗,尤其还追着所有20-35岁育龄妇女打[注7]。麻疹与育龄妇女有何关系?这种针对我国生育能力的疫苗令人不禁想起世卫组织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监督在尼加拉瓜、墨西哥和菲律宾进行的大规模破伤风疫苗接种行动,该破伤风疫苗中含有绒膜促性腺激素(hCG),可使女性在对破伤风毒素产生抗体时也产生一种反hCG的抗体,使得妇女怀孕时不能保持妊娠而流产[注8]。如果给我国青少年和育龄妇女注射的这些疫苗摧毁妇女生育能力的可疑“用途”将来被事实证明,那么我们亡族灭种的速度还将大大加快!

    中华民族无疑正面临着与互相勾结起来的国内大买办阶级和国际反动资本的生死存亡之争,“这是最后的斗争!”一旦失败亡族灭种,就再无东山再起机会。中国人民实在无路可退,只能以斗争求生存!

    转基因产业化问题不是技术之争而是政治斗争。反转斗争能否获胜,最终取决于斗争双方政治力量的强弱对比。当前中国人民之所以如此弱势,乃至面临被互相勾结的内外敌人剥夺生存权之绝境,皆因一盘散沙,分裂内斗,未能凝聚成政治力量,因此面对强大的敌人无力进行有效的政治斗争。(人民之间这种政治上的分裂状态也是互相勾结的国际资本和官僚买办阶级为我们精心安排的政治困局。)因此,当务之急是充分发动群众,建立最广泛的反转基因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壮大人民力量。

  关于建立最广泛的反转基因爱国统一战线

    反转基因的实质就是反抗被共济会掌控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和邪恶大资本以转基因、疫苗灭绝中华民族的生物战争。反转基因反卖国就是最大的政治!我们是为民族和人民生存而战!

    从古至今,还从未有一件事像转基因产业化这样,将每个中国人的生死存亡与民族存亡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的人民都面临着共同的命运和斗争,完全可以(也必须)团结起来。只要人民群众在斗争中能真正形成超越思想信仰及左右之争的反转基因爱国统一战线,就必将使中国人民争取生存权的斗争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从而冲破内外反动势力为我们设计的政治困局。
因此,反转基因必须走出左派的圈子,团结和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我们反转斗争成败的关键!

    网友绿色希望提出一个具体落实反转爱国统一战线的想法,即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反转基因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比如说老同志,形成老同志之间的反转基因爱国统一战线,不分左、中、右。大多数老同志是爱国的,也是不能容忍转基因荼毒人民的,所不同的只是路线、主义等方面有分歧。再比如说红二代,红二代也分左、中、右,但真正不可救药的腐败分子和汉奸卖国贼是少数,完全应以反转基因反卖国为最高原则组成统一战线。如果爱国的老同志和红二代这些体制内的健康力量都能形成反转基因爱国统一战线,则反转阵营就会有比目前更强大的政治力量。如果我们的每个反转骨干也都能主动在各自的领域内做好统一战线的工作,积极团结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我们就有力量进行胜利的斗争。

    但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思想认识,都能将此问题看成最大的原则问题。其他问题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尽量扩大我们的社会基础——依靠爱国的人民,除在左派中扩大反转骨干外,还应尽力寻找非左派的反转力量,联合他们共同斗争。以彻底孤立一小撮汉奸卖国贼和转基因利益集团。

    所以说,一些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很大分歧和争议,与反转基因反卖国这个主旋律无关的问题,如关于文革及江青的争论等等应降温(并非要某些人放弃自己的观点,也不是不能争论,而是希望不要将一些可以求同存异的观点当成最高原则划分敌我界限),以突出反转基因反卖国的主题。寻求人民之间最大的共识,最大公约数。否则,人民群众永远团结不起来,永远是一盘散沙弱势群体,永远无力进行有效的政治斗争,我们就永远被剥削被压迫,直至被亡族灭种!

    卢麒元有几句话说得好:中国没有左和右的问题,只有爱国和卖国的问题。只要是忠诚于祖国和人民,细节和形式并不重要。音差才需和,调异才需谐。…… 爱国者们需要气壮山河的大合唱!

    落实统一战线的难点: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思想是最正确的,都想以自己的思想为主去统一别人的思想。

    实际上越是要以自己的思想去统一别人,就越是事与愿违而与他人处于对立,从而不能在统一战线中发挥主导作用,甚至难以形成统一战线。而越是有包容之心就越是能统一协调各个方面,形成统一战线的中坚力量。因此,反转基因爱国统一战线需要有包容天下,为人民阵营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共同政治和思想纲领。

关于反转基因爱国统一战线的政治和思想纲领

    应以中华民族及人民利益为根本原则,而不以思想信仰为原则,结成最广泛的人民反转基因爱国统一战线。(任何思想和主义是否正确,也要看其是否符合中华民族和人民利益。因此中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才是最高原则。)

    不论是信马列的、信佛祖的、信上帝的、信真主的、信老子的、信孔子的、信法家的,信自由主义的,还是信其他什么主义或宗教的,还是什么都信一些兼收并蓄的,还是什么都不信的,认同此民族和人民利益原则,就是站在人民阵营一边;反之,则是人民之敌,或人民敌人的朋友。

    不刻意寻求以任何一种信仰或哲学凌驾于一切信仰和主义之上的统治地位,也不排斥任何一种思想自然而非强制性地被人们普遍接受成为主导思想。人民革命和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政策,以是否符合中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为是非准则,而不以是否符合某种信仰、主义为是非准则。鼓励各种思想学术(买办汉奸卖国理论和腐朽堕落文化除外)和信仰的自由争鸣、百花齐放,真正实行信仰和学术自由。而对于清除了官僚买办势力和贪腐黑恶后国家治理和建设方面的分歧,应本着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原则,以人民内部的民主方式解决。

    以上仅是关于反转基因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些初步设想,在此抛砖引玉以求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讨论,更寻求能团结凝聚人民力量之良策。

    转基因产业化问题必将把千千万万孤立的人民维权斗争拧聚为一个统一的民族生存维权运动,使分散的人民成为联合的人民,进而发展为一场彻底的政治革命。反转基因统一战线必将成为更为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基础,进而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准备好必要的条件和力量!

    但也存在另一种前途,如果在像转基因产业化这种将每个中国人的生存利益和民族存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问题上都不能形成团结大多数民众的反转基因爱国统一战线,并进行有力的政治斗争,那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就真的没救了。因此,能否建立最广泛的反转基因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大多数民众共同奋斗,是我们能否打赢这场美国强加于我们的生物战争,扭转被亡族灭种厄运的关键!这考验着我们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注1:2011年04月29日《新华日报》http://news.cntv.cn/20110429/106372.shtml
注2:同注1。
注3:同注1。
注4:《东方今报》2007年11月10日http://news.qq.com/a/20071110/000304.htm
注5:同注1。
注6:《山西精子库部分精源告急 呼吁适龄健康男士捐精》
http://news.qq.com/a/20110509/001360.htm
注7:柴卫东《不要注射被外国人插手过的诡异的麻疹疫苗!》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110/268207.html
注8:威廉?恩道尔《比尔?盖茨谈论“以疫苗减少人口”》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009/183008.html

 

 

 

 

发件人:"白益民" <baiyimin@sina.com>2012-02-16 22:17:13 收件人:"baiyimin001" <baiyimin001@sina.com>:中国物流的最大缺失

中国物流的最大缺失

白益民

2012年2月3日

  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终于叩开世界贸易组织(WTO)大门,成为WTO第143个成员。2005年12月,中国履行入世相关承诺,物流领域对外全面开放。此后,国际物流巨头纷纷进入中国。中国物流业在十年激荡中高速发展,诸多收获无需赘言。“入世”十年也是我国物流服务贸易逆差节节攀升的十年。如何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去看待其中的问题?中国物流业如何在全球竞争中寻求发展突破?本报就此话题专访了国内著名产业经济学家白益民先生,他的代表作《三井帝国在行动》对近年来中国的产业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之所以加入WTO,是期待以平等的贸易伙伴身份和西方进行贸易,将自己的产品卖出去,拿回技术。因为根据规定,加入WTO后,中国便取得了多边、稳定、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并以发展中国家身份获得普惠制等特殊优惠待遇。而西方国家需要的,则是中国巨大的市场。

  然而,入世这十年,中国得到了什么?我们真的拿到了国外技术吗?我们真的完全进入国际市场了吗?“我们实际上是给人缝裤子缝鞋。在贸易环节的最低端,处于产业链最低端,我们的劳动力实际上是被廉价的使用,资源却控制在人家手里。”白益民直言。

  与之相对应的情况则是,入世十年来,国外产品大举进入中国。我们可以发现,吃穿住行各个方面,尤其是洗发水、奶粉、汽车等商品,位居前列的似乎均是国外品牌。当然,这仅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商品背后还有他们的服务,这个服务就是物流,就是供应链。”白益民认为,由于紧攥着供应链这张牌,国外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日渐增强。在物流市场,随着2005年年底中国加入WTO的过渡期结束,物流业全面开放,外资在华扩张步伐明显加速,它们占据了越来越多的战略资源和市场话语权。

  传统制造业与物流业正在加快融合发展,物流和供应链越来越成为影响一个产业,甚至是一国经济命脉的重要力量,白益民将其形象地称为像是一个人的“血管”和“神经系统”。他认为,一旦链接产业各个环节的物流渠道掌握在他人手中,与之相关的产业也必定受到影响。

  入世以来,虽然各方对于中国物流业发展都十分关注,但谈论最多的几乎都是以四大快递巨头为代表的国际物流企业,“这些其实都是简单的物流,真正复杂的物流在日本。”白益民解释说,日本的物流企业表面上看就是一家独立的物流公司,实际上日本物流企业与制造业、综合商社之间有较深的关联。

  在日本,物流企业与综合商社、制造业形成了网状结构,这种物流的网络要比我们想像中更大、更密、控制力更强。因此,在白益民看来,日本物流业真正的“大家伙”并非宅急便那样的物流企业,而是日本综合商社——它像影子一样,隐没在全球93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个角落。这个影子里包括:三井物产、伊藤忠、丸红等六大财团的综合商社,他们是编织产业链的产业组织者,是大财团组织的综合商社;还有海运物流企业,三井财团的商船三井、三菱财团的日本邮船、富士财团的川崎汽船这样的海运物流企业,在全球钢铁、石油、煤炭、铁矿石运输中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形同影子,从不轻易崭露头角,同时它们又不单单是影子,还是日本企业在华运营背后强大的靠山和输血系统。

  由于日本资源匮乏和外向型贸易格局,日本综合商社多发端于贸易公司,发展到今天,它已经远远超出贸易公司的经营范围。白益民分析说,日本综合商社扮演着产业培育者的角色,就像一个“母体”,不断培育新兴产业与公司,是产业的组织者和联络者,打造“全套完整产业链”是其理想。这足以让其“孩子们”(旗下企业)大展拳脚,进行贸易代理,参与生产、金融服务、仓储运输、科技开发等领域,从产业链上下游相关联领域着手控制产业物流。

  此外,日本物流企业的结构是金融、商业、产业资本相结合,这种模式的渗透力和组织力极强,一旦在中国形成网状结构后,相互之间的结构就显得非常牢固。而财团间物流企业相互扩张相配合,也在挤压着中国物流企业的生存空间。

  白益民表示,日本的综合商社实际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物流体系的集大成者,综合商社靠的是金融资本对这些产业的链接能力。如果物流作为孤立于产业,没有与上下游产业有持股关系和长期的合作协议,而是为了一单一单的接业务就不成为物流体系。

  有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在中国有40000家企业,这些企业都是通过综合商社这个产业组织者提供的物流服务而高效协同起来,以实现对整个产业的主导权。白益民指出,这个过程需要的是各个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以实现企业间利益的捆绑。在中国,则没有交叉持股的出现,在利益上也就无法联系起来。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这将中国企业缺乏协同意识的一面,描述得淋漓尽致。因此,在同一个产业或者行业里,企业之间往往互相抵触,甚至为了各自利益而相互践踏。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也同样出现了“单兵作战”的窘境。面对外资企业的打压和包围,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有的败北,有的则深陷在一个小范围内始终不能大展手脚。白益民分析说,没有协同,得不到必要的资金、技术、人力等方面的外援支持,只能单打独斗,而不是群体作战、协同互助,因此在业务上很难有更大范围的延伸,进而导致了中国的产业链之困;身在其中的企业,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限制,对其发展壮大形成阻碍。

  白益民发现,日本的企业往往不是平面的。金融、商业和产业的公司之间形成的相互持股,通过相互持股,使企业成为了立体的。并且,财团内的企业群体会将集团外部的中小企业群作为长期稳定的交易对象(外包公司),也就是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业务经营范围。这些外包公司有的向着水平方向延伸,如三菱公司旗下囊括了190家成员公司;有的朝着垂直方向发展,丰田公司下属175个初级供应厂商和4000多个二级供应厂商就是最好的佐证。此外,在主要的制造商和全国几千个零售商之间还存在着销售联盟,就如同铸造了铜墙铁壁,刀枪难入。

  更出人意料的是,不同的商社之间也存在表面竞争却私下合作的情况。而且商社负责人会定期聚首共商事宜,通过协商和利益均分,确定各自的客户群体和目标市场。这些企业之间都互相交叉持股,有效的保证了各取所需、优势互补、共生共荣。这些都值得中国企业认真参考和借鉴。

  入世十年来,外资企业依靠强大的资本和经营实力,在中国市场迅速扩张布点,抢占稀缺的物流网络资源,并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市场优势。在此期间,中国物流业的发展虽然有目共睹,但发展水平整体仍然不高。国内企业对物流的认识,不应再仅仅停留于仓储、运输等方面,应该意识到物流具有更为广泛的作用和含义,真正的物流产业应是将产业、商业、金融结合起来的平台。白益民认为,物流产业应该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第一产业,我们应该将物流上升到新的高度,因为只有将物流搞好,做好国民经济的后勤保障工作才能实现产业升级。

 

 



 

发件人:汤敏 <tangmin531224@gmail.com>收件人︰ 傳送日期︰ 2012年02月10日 (週五) 4:35 PM 主題︰ Friday: 高手写段子

    目前这只有在资本主义里才有可能。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能不能在这个领域上能有所创新呢? 或说别太落后呢?最近写了几篇短文, 供大家讨论。 汤敏,

不为赚钱而设立的社会企业也能上市吗?

汤敏

一、社会企业也能上市吗?

    社会企业也能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吗?

    不但可以,事实上,在世界上已经成立了好几个专门做社会企业股权与债权的交易所。更多的这样的新型交易市场正在筹建中。

    社会企业是指那些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的,而以解决某些社会问题而成立的企业,换句话说就是用企业的方式做公益。社会企业首先是个企业,它也在盈利,至少要自负盈亏,保证企业能长期可持续运转。从这点上看,它不同于全部依赖于捐赠的一般公益慈善机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社会企业以企业方式运营,但它又不以盈利为最大目的,股东投资的目的以及对它的绩效衡量更重要的是解决某些社会问题,而不是赚大钱。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又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它是一个两不像。

    举两个例子,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教授在八十年代成立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企业。它仅给贫困户提供小额贷款,以此来缓解贫困。但它又是一个银行,也收还不算低的利息。以保证这一为穷人服务的银行能长期运行下去,还能不断扩大。再举一个中国的例子。笔者与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等企业家与学者创建的北京富平学校与富平家政公司是在中国境内的社会企业。从2002年至今,我们已经为23000多名从贫困地区来的妇女提供从培训到介绍工作及就业后的持续服务、她们每年创造的GDP就超过三亿人民币。我们几个投资人投入的少量资金从来不分红,盈利不断再投入到富平家政服务中去。

    纵观世界上的很多社会问题,如教育、卫生、环保、扶贫、养老等等,都有着企业式运作的巨大机会。都可以采取,而且应该采取受益者付费的原则。然而,如果在这些领域完全以利润最大化的方式来运营,因在这些领域市场竞争不充分,消费者信息不足等种种原因,企业有可能获得暴利,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但更多的情况是,在这些领域利润率太低,没人愿意去投资,造成巨大的社会服务缺位,消费者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因此,这些领域长期以来是由公益慈善组织来运作的。这又导致了另一个普遍性问题;投入资金不足。因为公益慈善对于投资者来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是一种捐献行为。这就极大地制约了资金的流入规模。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一种新型的模式——社会企业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用企业的方式来办公益已经形成了一支很重要的社会发展力量。社会企业至少是能自负盈亏,自我滚动,而不需要不断地捐助,解决了慈善组织不可自我持续的致命问题。

    可是,即使是社会企业,也存在着投资的资金不能抽回,对投资者来说实质上也如同捐献。因此,很多企业仅能拿很少的一部分资金参与社会企业投资。其次是社会企业的发展缺乏规范,缺乏透明度。以至于在这领域很快也鱼龙混杂。出几个丑闻就会使公众对社会企业失去信心。

    于是,为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企业证券交易所就应运而生。

    社会企业证券交易所是一个以交易社会企业的股权与债权为主的规范的证券交易机构。与任何其它的交易所一样,它要有严格的信息披露,有上市门槛,有严格监管,有违规惩罚机制。同时,投资人能在这一交易所中对社会企业的股权与债权进行交易。通过交易,让那些资金有别的需求的社会企业投资人能有机会及时地、体面地退出。一旦资金能有进有出,资金流转有一定的灵活性,投资人的很多闲置资金就可以派上用场,社会有更多的认同社会企业理念的投资人就会愿意进场来试一试。

    然而,这又引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社会企业的股价如何定?社会企业的绩效如何评价?为什么要用交易所的方式交易?社会企业证券交易所又是一个什么东东?更重要的是,中国会有社会企业证券交易所吗?且看下回分解。

二、社会企业也能上市吗?

    今年十一月的一个中午,在伦敦市中心一家最大的书店的顶楼咖啡馆里,笔者与筹建伦敦社会企业证券交易所社交所的马克?卡帕那勒热议他们的最新进展。马克最近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捐款,正紧锣密鼓的筹建伦敦社交所。作为社会企业概念的发源地,英国目前号称已经有5万个社会企业,很多社会企业都等待着通过上市来扩大业务。

    马克是一投资银行家,还在做着自己的投行业务。但他花出了一大半的时间与精力来推动新的交易所。事实上,早在2007年,伦敦股票交易所就委托诺纳德?寇衡爵士做了一个名为“开发社会企业资本市场”的报告。按他的设计,这一交易所要使投资者不但得到一个社会企业的财务收益回报信息,还要活得企业的社会收益回报信息。与此同时它要满足一般企业上市的所有信息披露的要求。这一交易所也由伦敦金融财务局监管。寇衡爵士要使社交所能够规模运作,还要逐步建立一系列与之配套的服务体系。例如对社会企业的特别的社会审计,全新的评级公司与评级方式,社会影响力指数发布机构。同时,还要有一系列的法律以应对社会企业上市所面临的新问题。报告的结论是:由于社会企业的不断扩大,一个基于市场机制来获取长期资本,交换股权的市场,对融资者、投资者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笔者还访问了牛津大学的斯格尔基金会(Skoll Foundation)。这是全球研究社会企业最富盛名的几个中心之一。根据他们的研究,融资也是大型社会企业的第一需要。这些社会企业主要集中在公平贸易、医疗卫生、养老服务、教育培训、社会住宅以及清洁能源等领域。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着很强的社会效应,同时消费者也能承担一部分费用。然而这些领域运作的企业都不容易得到高额利润,也不应该获取高额利润。因此,融资总是大问题,有了社会企业交易所就能解决部分企业的扩大服务问题。
社会企业有对这样的交易所的需求,这不难理解。难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愿意到这样的市场来投资?社会企业不以盈利为目的,因此它的财务回报一定不会很高,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

    当然,如果从纯盈利的角度来看,是没人愿意投资社会企业的。但是要知道,世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有人对用企业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有兴趣,他或她就愿意出钱。就如同慈善事业并不能给捐献的人财务回报,每年还有大量的人与企业愿意捐赠一样。英国本身已经有五万社会企业就是一个明证。

    那么通过社会企业交易所所做的投资,与直接投捐赠给这一社会企业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透明度、规范性不同。在这个市场上市的社会企业要严格遵守一般上市公司的透明度,规范运作的要求,公司的运作有严格的社会督促。

    第二,投资者能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企业。社交所中对每个企业的社会影响指标有严格的排序,投资者能够挑选出最有社会影响,财务上又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来。

    第三,投资者可以有退出机制。对那些需要现金别有他用的投资者,对那些找到了更好社会企业投资机会的人来说,有了社交所,可以把自己的股票或债券变现。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投资者投给社会企业就如同捐款一样,这就大大地限制了投资社会企业的资金量。有了退出机制,对社会企业本身也有了很强的市场制约,运作得好,社会影响大的企业,能得到更多的融资;而运作差的企业就会被淘汰,这就建立了一个正向反馈的机制。

    最后,小额投资可以通过这样的交易所进入市场。人们总有一种错觉,觉得公益慈善都是大老板的事。事实上,在国外,70%的慈善捐款都是小额捐款,是一般的老百姓的捐款。同样地,如果有了社交所这样的机制,有兴趣投资社会企业的小投资者也能入场。

    实际上,要有社交所的道理与要有一般的证券交易所的道理十分相像。榜样的作用力量更大。能够上市的最终只是少量的公司,但对整个社会的示范效应,对投非上市公司的投资者的鼓励作用是很大的。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地都在考虑运用社交所这样的机制,来进一步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有意思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交所并不是在纽约、伦敦、东京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成立的,而是在巴西。早在2003年,巴西的社会与环境证券交易所就在传统的巴西圣保罗证券交易所中成立。迄今为止,该交易所已经为71个民间组织募集了550万美金。

    尔后,德国于2008年,南非于2009年,葡萄牙于2009年,新加坡于2010年,都成立了他们的社交所。目前除伦敦外,好几个社交所也在筹备中。

    最后,还是回到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中国能有我们自己的社交所吗?

三、中国也会有社会企业证券交易所吗?

    在上两篇文章中,笔者介绍了国际上社会企业以及社会企业证券交易所(社交所)的一些最新进展。接着人们一定会问:中国会有我们自己的社交所吗?

    为什么不应该有?

    如果世界上已经有了那么多个新型交易所的试点,而自认为是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为什么不应该让社会企业能利用资本市场来更快地发展呢?为什么不能让对社会企业有兴趣的投资者有更规范,更透明,更有效的投资机会呢?如果连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比强多少的巴西都敢为天下先,把创新社会发展当作核心战略的中国,就不能在这个能改变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领域往前多走一步呢?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让社会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在我国也有一定的难处。一是我国的社会企业本身还不够发达。少有的几个社会企业还刚刚起步。整个社会对社会企业还不了解,投资者对这一新领域认识也不足。二是我国的资本市场忽悠的太多。近年来,各类的产权、期权、商品交易所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有关部门正在大力整顿各种交易所。新的社交所似乎是生不逢时。
当然,我们说要建立中国的社交所,并不是明天,也不是说明年就建,而是说未来应该建一个,让社会企业家们,社会投资者们,让管理这些领域的政府官员们有一个期盼,海市也要有个蜃楼吧。

    不管怎样说,当务之急是推动更多的社会企业在中国出现,让已有的社会企业能做强一些,做大一些。

    可是,我们也不妨换一种思路,别把希望都吊在有关部门开恩这棵树上。大家别忘了,交易所本身也是民间自发地成立的。当年在纽约华尔街68号门前梧桐树下订出的《梧桐树协议》并不需要政府的批准,也没有证监会的介入,完全是民间自发的行为。我国的社会企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吸收小投资者。因此,在早期阶段,完全可以通过俱乐部的方式来交换投资股债权,比如说,我们可以组织一个《中国企业家》社会投资俱乐部,把一群志同道合,愿意吃第一口,第二口,第三口螃蟹的人聚起来,自己先玩,自娱自乐。我们可以订出自己的规则来。等这个市场再做大一些了,还可以与某个地方的产权交易所合作,在他们那里开个社会企业板块,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场外交易。至于最后能不能像2005年的巴西一样,中国的社交所能得到政府的承认,登堂入室进入上交所或深交所,那就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吧。

    那么,这个自娱自乐的社会企业家投资交易俱乐部要有哪些基本规则呢?我先抛出几条,供大家参考。

    一是实行双指标原则。进入这个交易所的企业,不但要有透明度,还要有双指标,即财务指标与社会影响指标。社会影响的指标要能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社会企业有统一的衡量指标,以反映出它们对社会的不同影响,并能够在企业间加以比较,排序,以便投资者的选择。

    二是实行股东不分红的原则。关于社会企业有各种定义,但其中共同的一点就是股东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为防鱼龙混杂,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出现,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教授提出的一个原则是,投资者最多只能拿回本金,企业所获利润全部都在企业中再滚动投资。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可以考虑把这一条件再放松一些。比如说投资者最多只能拿回本金加上投资期的等值存款利息。这样,就能使投资者能得到把这笔钱放进银行中一样的回报。有了投资俱乐部,投资者能随时抽回资金,有了银行利息的补偿,让投资者感觉到与其把这笔钱让银行去玩,还不如投社会企业来做点好事。当然,投资者要承担这个企业垮台的风险,要谨慎地挑选那些好的社会企业,这也就是与把钱存银行最大的不同。在投资中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又没有高额财务回报,这体现出社会企业投资者对社会的一种奉献。

    人们说:“太阳总在有梦的地方升起,月亮也总在有梦的地方朦胧。”中国会有自己的社交所吗?会有的,但目前还是在梦中。

    笔者将在这个专栏中陆续讨论国内外一些社会企业的得失案例,大家一起来慢慢圆这个梦。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2-02-16 19:40:27 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供讨论: 华尔街日报:全球变暖说是耸人听闻吗?

全球变暖说是耸人听闻吗?

华尔街日报

2012-02-09

编者按:以下这篇文章由文末所列的16位科学家共同署名:

    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或许是当代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候选人都必须考虑的问题。有这样一种被人反复提及的说法: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阻止全球变暖。但政治候选人应该了解,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事实上,许多著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认为没有必要为抑制全球变暖而大动干戈,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去年9月份,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伊瓦尔?贾埃弗(Ivar Giaever)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宣布退出美国物理学会(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贾埃弗在上次大选中是奥巴马(Obama)总统的支持者。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我没有延续(我的会员资格),因为(美国物理学会政策)声明中的一些说法我不敢苟同。美国物理学会称:‘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全球变暖正在发生。如果不采取行动缓和这一趋势,地球的物理和生态系统、社会体系、安全和人类健康可能会严重受损。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美国物理学会可以讨论质子的质量是否会逐渐变化,也可以讨论多重宇宙如何运行,但全球变暖的证据果真是无可辩驳的吗?”

    几十年来,国际上一直在大力宣传所谓二氧化碳“污染物”数量增加将摧毁人类文明的说法,但也有一大批科学家(其中许多是非常杰出的科学家)认同贾埃弗的观点。这些科学“异端人士”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其原因在于一系列不可动摇的科学事实。

    对气候变暖论挑战最大的事实也许是,迄今为止全球气候已有十多年未呈变暖趋势了。气候变暖论者对此是了解的,正如2009年“气候门”(Climategate)事件中气候科学家凯文?特伦伯斯(Kevin Trenberth)在电子邮件中所述:“事实上,我们现在无法解释为什么没有出现变暖现象,这无疑是一种讽刺。”不过,只有在人们相信那些计算机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所谓的包括水汽和云在内的反馈机制会大幅放大二氧化碳微弱的影响)的前提下,才可以说气候没有如期变暖。

    十多年来全球气候并没有变暖,这暗示计算机模型显著夸大了二氧化碳增加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实际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发布相关预测22年以来,气候变暖的程度一直小于预期。面对这种尴尬,宣扬气候变暖威胁论者将矛头从气候变暖转向了极端气候,以期将千变万化的气候中出现的所有异常都归咎于二氧化碳。

    其实二氧化碳并不是污染物。二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我们每个人都会呼出高浓度二氧化碳,它是生物圈生命循环系统的关键要素。二氧化碳的增加会大大促进植物生长,所以温室管理者为了让作物长得更好,常常将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三四倍。这并不奇怪,因为植物和动物是在二氧化碳浓度相当于现在10倍左右时进化形成的。在作物品种增加、化学肥料技术及农业管理水平提高等因素的带动下,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农业产量大幅增加,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加是促进农业增产的原因之一。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公开质疑气候变暖说,但许多年轻科学家私下里表示,尽管他们对全球变暖说深表怀疑,却不敢说出来,因为担心这会使他们升迁受阻,甚至发生更糟糕的事情。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2003年,学术期刊《气候研究》(Climate Research)的编辑克里斯?德弗赖塔斯(Chris de Freitas)博士大胆刊登了一篇不符合政治导向(但符合事实)的同行评审文章,文章结论是,如果以过去一千年的气候变化为背景,那么近期气候变暖并非异常现象。国际上的全球变暖论者很快针对德弗赖塔斯博士发起蓄意攻击,要求撤销他的编辑职位和大学教职。所幸德弗赖塔斯博士保住了他的大学教职。

    科学研究本不应该如此,但历史上我们有过先例──比如在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操纵苏联生物学的恐怖年代。宣称信奉基因遗传学(李森科将基因学说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的苏联生物学家被解除工作职务。许多人被送入劳改营,一些人甚至被处以极刑。

    为什么人们对全球变暖如此热衷?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如此触动美国物理学会的神经?许多会员要求美国物理学会(贾埃弗已于数月前宣布退出)不再用“无可辩驳”一词描述科学问题,他们的要求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却遭到美国物理学会拒绝。原因有好几个,但首先要从“何人得益?”这个老问题谈起。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跟着钱走。”

    气候变暖威胁论让许多人捞到大量好处,它使政府资金流入相关学术研究项目,成为政府扩大官僚机器的理由。这种论调是政府增加税收,让纳税人为企业补贴(这些公司深谙操纵政治体系之道)埋单的借口,还是吸引巨额捐款流入许诺拯救地球的慈善基金的诱饵。李森科之流日子过得非常好,他们处心积虑地捍卫着自己的信条及其带来的特权。

    我们要代表许多对气候科学做过认真和独立研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对所有政治候选人说:采取激烈行动为世界经济“脱碳”并无令人信服的科学依据。即便认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夸大的气候预期,采取激烈的温室气体控制政策也是不经济的。

    耶鲁大学(Yale)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近期对多种政策方案进行的研究显示,效益成本比率接近最高的是一项允许经济增长在超过50年的时间里不受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措施影响的政策。这种政策为世界欠发达国家带来的好处尤其大,这些国家也希望分享一些发达国家在物质财富、健康和期望寿命等方面的优势。而许多其他政策应对方案的投资收益则为负。此外,二氧化碳的增加及其可能导致的小幅升温将使地球整体受益。

    如果当选政治领导人觉得必须在气候方面“做些什么”的话,我们建议他们去支持那些增进人类对气候了解的出色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们通过精心设计的卫星、海洋和陆地仪器,通过对观察数据的分析来研究气候。我们越了解气候,就越能更好地应对瞬息万变、古往今来困扰人类生活的自然界。当前私人和政府在气候方面投入巨额资金,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投资有无必要很值得怀疑。

    每个政治候选人都应该支持保护及改善环境的合理措施,但有一些耗资不菲的项目纯属浪费资源,依据的是耸人听闻却站不住脚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支持这样一些项目毫无意义。

 签名:

克洛德·阿莱格尔(Claude Allegre),

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地球科学学院(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Earth)前院长;

J·斯科特?阿姆斯特朗(J. Scott Armstrong),《预测学期刊》(Journal of Forecasting)及《国际预测学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casting)联合创办人;

简·布雷斯洛(Jan Breslow),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 University)生化遗传学和新陈代谢实验室(Laboratory of Biochemical Genetics and Metabolism)负责人;

罗杰·科恩(Roger Cohen),美国物理学会(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会员;

爱德华·大卫(Edward David),美国国家工程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和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会员;

威廉·哈珀(William Happer),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物理学教授;

迈克尔·凯利(Michael Kelly),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工科教授;

威廉·基宁蒙斯(William Kininmonth),澳大利亚气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Meteorology)前气候研究主管;

理查德·林德森(Richard Lindzen),麻省理工(MIT)大气科学教授;

詹姆斯·麦格雷斯(James McGrath),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nical University)化学教授;

罗德尼·尼科尔斯(Rodney Nichols),纽约科学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前总裁兼首席执行长;

伯特·鲁坦(Burt Rutan),宇航工程师,“航海家号”(Voyager) 及“宇宙飞船一号”(SpaceShipOne)设计师;

哈里森·H·施密特(Harrison H. Schmitt),“阿波罗17号”(Apollo 17)宇航员、美国前参议员;

尼尔·沙维夫(Nir Shaviv),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天体物理学教授;

亨克·滕内克斯(Henk Tennekes),荷兰皇家气象服务中心(Royal Dutch Meteorological Service)前主任;

安东尼奥·齐基基(Antonio Zichichi),日内瓦全球科学家联盟(World Federation of Scientists)主席。
 

 

 

 

 

 

发件人:老毛<anchormao@gmail.com>;时 间:2012年02月16日 17:51 (星期四)收件人:附 件:4 个 (003_c4b79ea21fe2938bc17c573ef8e5b2ac.jpg 等...) 查看全部附件

    关于WLJ事件进展,大多纠缠于表面, 也有要与WLJ划清界限者,更有转而肯定GD,为自己铺后路者,实在让人汗颜。大多数L-wing的不成熟,在此事件中完全反映出来。看看下面这篇文章吧!把WLJ事件的本质写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疯狂反扑,是真真确确的路线斗争!!!

谁在背后收拾薄熙来

香港《太阳报》网文章

    王立军事件使中共内部权斗激化,使薄熙来的政治前途命悬一线。到底是谁在薄熙来背后捅刀子,逼迫王立军夜遁美领馆呢?薄熙来又有何反击之策呢?  

既得利益阶层反扑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共富分蛋糕,清查资本原罪,虽然赢得基层民众的欢迎,却得罪一大批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社会朝着精英化发展趋势,以权贵资本为核心主导社会的发展进程,促使社会变化朝有利于精英、权贵的方向发展。这些人是先富者,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  

    薄熙来推动的重庆模式,正是要中断中国精英化进程,重新恢复到群众路线,恢复中共与民众的鱼水关系,而这正是动了既得利益阶层的蛋糕。一旦重庆模式在十八大后推广到全国,那么这些既得利益阶层的财产与人身安全都可能面临清算,他们将没有好日子过。在此情况下,这些既得利益阶层必然要反扑,阻止薄熙来上台,阻止重庆模式蔓延。  

    薄熙来的政敌不是一个或者几个,而是一个集团、一个阶层。重庆唱红打黑之后,重庆模式接二连三被自由派唱衰,比如人治、文革复辟、封建余孽等,对薄熙来的历史、亲属子女、亲信下属也是全面翻查,只要有一点漏洞,便全面升级,上纲上线。不客气地说,既得利益阶层拿着放大镜照重庆,在鸡蛋里找骨头,但凡有损薄熙来威望的事件,都会被小题大做。  

    早前内地著名学术打假人士方舟子便披露,南方报系的记者想找王立军的「黑材料」,向其谘询王的学历和学术成果有没有问题。这件事证明,早就有很多人盯着王立军,在暗中搜集证据。但问题是,全国那么多公安厅、局长,为何南方报系偏偏盯紧王立军呢?他们打王的醉翁之意又是甚么?  

    王立军本人是重庆「打黑」的标志,「唱红、打黑、民生」是重庆模式的三大支柱,分别对应于精神环境、安全环境和物质生活的建设。王立军「中弹」,三大支柱去其一,重庆模式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都大受质疑,既得利益阶层一箭双雕。  

    中共十八大的「入常」之争,因为背景是后权威时代,规则的力量薄弱,而且没有一言九鼎的大老,刀光剑影的激烈程度远甚往日,各种阴谋诡计、谣言暗算层出不穷,这些权斗超出了社会底线,也逾越了道德良心,最受伤的或许不是当事者,而是整个中华民族。






 
发件人:"wxz" <xz7793@gmail.com>2012-02-15 02:05:58 收件人:"zhajianguo" <zhajianguo1951@hotmail.com>

“篡党夺权”不好吗?

----评铁流的《薄熙来的问题不是贪腐,是要篡党夺权当第二个毛泽东》

王希哲

2012年2月15日

    “篡党夺权”不好吗?这个党不能篡,权不能夺?若薄是右派,你们将怎样的欢呼啊!“人权”啊!“民主”啊!那时左派骂薄“篡党夺权”,你们将怎样抗议啊!怎样支持啊!怎样去诉诸国际“普世”啊!

    所以,哪有什么“普世原则”,只有政治的实用主义。特别是右派所谓的自由派没有那玩意。老王倒还真有点“普世原则”。

    右派们就是不想想,你们乐观薄熙来左派“篡党夺权”成功以后,不就为你们今后“轮替”的“篡党夺权”,开启了大门了吗?

    你们给薄熙来左派按罪名“篡党夺权”(好像你们要“保党”了!),强化了这个罪名原则,你们今后“篡党夺权”还能有指望吗?

    老王就希望看到中国的左右两派都能平等有权利、有机会、有制度保障“篡党夺权”的一天。但这个权利不是也不要指望什么“戈尔巴-叶利钦”开明恩赐的,而是靠左派和右派自己不断的“篡党夺权”斗争,实际变化了中国社会关系而争取来的。这方面,左派具有了“篡党夺权”突破旧规则的道义优势。右派即不乐支持它,也应乐观其成才是啊。右派就没有优势了?有的。右派具有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经济关系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有利自己的变化的优势,有整个西方政治及其价值话语霸权的奥援的优势。今日坐看左派作先锋,把共产党不得“篡党夺权”的旧规则打破了,何愁没有自己“黄雀在后”机会的一天!

附文:

薄熙来的问题不是贪腐,是要篡党夺权当第二个毛泽东

铁流

2012年2月13日

    我十分同意姜维平先生在他《王立军事件给我们的启示》一文中的论述:“薄熙来下放重庆后的一系列组合拳,不仅形成了对中央权威的高度挑战,忽悠了广大的草根阶层,也根本否定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唱红”唤醒了全社会的暴力革命的思想意识,造成群体性事件进一步趋向于暴力化,激化的了社会矛盾;“打黑”破坏了仅存的法律程序,毁掉了重庆的30年的经济成果,引发了蔓延全国的“跑路潮”,总之,他倡导的政策导致了国家数以万亿的财产,随着前所未有的移民潮而流向海外,“王立军事件”是在历史的交叉点上出现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事件。它有力地说明靠官员内斗,不能解决贪腐和枉法的问题,而是必得像乌坎那样,致力于政治改革和制度创新。”

    中共的用人制度和干部的升降沉浮、(包括进入领导决策班子)早已形存一套完整的程序,如按这个程序薄熙来进入十八大常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第一、出身高干家庭,在 “海里”(指中南海)有很深厚的关系;第二、从基层一步一步上来,官至政治局委员,任过市长、市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商务部长、现是地方诸侯--重庆市委书记;第三年龄63岁,符合入常“七下八上”(70岁下68岁上)的条件。

    就是说薄熙来去重庆后,不搞那些歪门邪道的“唱红打黑”和后来推出的“共富论”,他入常是当然人选。退一万步说,他纵无作为,只要能默守成规,低调做官,也是十八大常委。可他这个人不屈居人下,要当官就要当一把手,要入常就要压倒习、李。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人,自不按常规出牌、常规做事,张狂跋扈,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他的夫人谷太太就问过习近平:“我们熙来比你能力强,为什么接不上班?”

    京城传闻,在去年北戴河会上,就基本定下他入常,职务是接周永康书记的班,分管全国政法委工作,王立军则是公安部长人选。不少有钱人得知此一消息后,心里都捏把汗,十分忧心地说:这下中国完了,“唱红打黑”会成为全国性的运动,赶快往外跑吧!(逃跑潮就是这样来的)

    “唱红”是呼唤毛泽东“杀富济贫”的“阶级斗争”;“打黑”,是没收“最先富起来一部份人”的财产,重庆遭殃的多是民营企业家,而不是真正的黑恶势力。我也紧张过,自此不敢再在网上写批薄“唱红打黑”文章,怕他上台后算账。但到了今年一月初,我去美国前夕,从“海里”得到准确消息:“薄熙来不能入常了”。反对他的不是胡温,是“一大批元首级的老干部”。他们说“如果这小子入了常,他肯定不安份守已,今天斗这个,明天搞那个,政局还能稳定吗?”“到一天他大权独揽,成了第二个毛泽东,我们就别想活了”。我曾把这消息告诉过不少朋友,去美国休斯顿后也向外界释放。但没有想到二月八日突然发生王立军去成都美领馆要求“政治避难”的国际事件,一时震惊国人。在当日晚十时(美国休斯顿时间),我赶写了篇题为“王立军助纣为虐,薄熙来[生意]收滩”千字短文给“参与”。在文章的结尾,一再表明我的观点:“这不是党内的权力之争,是善恶之争,美丑之争,是非之争。我做为一个年将80的历史老人,坚决反对博熙来这样一个无政治品德、无人性良知,妄想把中国拖回毛泽东无法无天的罪恶道路,再置人民于血与火痛苦之中。建议中央立刻“双规”博熙来。”

    正因为薄熙来知道十八大入常无望,可他杖持自已有很硬的后台,还要最后一搏,企图把“唱红打黑”中所发生的一切违法乱纪、贪赃枉法、刑讯逼供、草菅人命、伤天害理之事全嫁祸于“打黑英雄”王立军身上,再继续搏击必夺常委。致逼出王立军为保命求活孤注一掷,去成都美领馆寻求“政治避难”。有人会问:王立军为何不按正常程序向中央反映?如果走这个程,王立军早就“蒸发”了。

    薄熙来不但手毒心黑,而且早已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窜党夺权的班底,且有后台支持,按正常渠道反映,不但毫无作用,反会招来杀身之祸。只能套用他的 “不按规矩出牌” 手段,才有强大的杀伤。王立军引爆了薄熙来,也引爆了自已,但保住了小命。

    我认为“薄王事件”不是一般说的中共权力内斗,实质是中国到底坚持走邓小平“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逐步推行政治改革的宪政民主道路呢?还是回到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血腥时代?在这两条政治道路的斗争中,薄熙来斗败了,而且败得很惨,现在再硬的后台也保不往他了。

    所以说他的问题不是贪腐问题,是蓄意制造动乱,重新挑起“阶级斗争”的贫富仇杀,以便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成为第二个主宰中国命运的毛泽东!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2-16 09:57:15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用数据分析中国高层政治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  资深研究员 李成

南方人物周刊 2011-12-28

  李成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庞大的数据库,然后分析其中规律,最终得出结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高层政治既神秘,又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题。同样的问题对于李成来说,就显得不是那么不可捉摸。尽管他也承认,有不可预测的因素会影响到他研究的准确程度。

  李成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资深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美中关系,以及中国政治和中产阶级。他还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国会中国工作组顾问团队、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百人会”等机构的重要成员。

  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点球成金》是今年美国热映的一部电影,主要情节是皮特扮演的棒球队总经理利用计算机数据分析,对球队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让奥克兰一家不起眼的小球队能够与纽约扬基队比肩。

  李成的研究方法和电影里的皮特很有些相似,都是建立庞大的数据库,然后分析其中规律,最终得出结论。只不过,李成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国政治高层的人事变动——这常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没有规律的几个研究课题之一。

  和外界的想象不同,李成和布鲁金斯学会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公开的,他对于中国高层人事动态的英文和中文分析也都能从互联网上下载到——当然,在国内打开这样的网页,有时会显示404页面。

  华盛顿云集了美国一千多家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一家,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第一智库。在这所距离国会山和白宫都不远的机构里,云集了全世界最好的一些研究人员,无论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是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运动,它们都早有涉猎,而它们最著名的研究项目是外交关系、全球经济和美国国家治理。

  2009年,布鲁金斯学会开展了一场有关“中国愤青”的研讨会,请来了李开复和《纽约客》驻京记者欧逸文等对华研究的资深人士。在时任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兼外交政策研究计划主任(后任美驻墨西哥大使)卡洛斯·帕斯夸尔看来,这些年轻人中的“愤青”往往有反美和狂热民族主义倾向。这些年轻人秉持的政治观点会否对美中关系造成潜在的冲击?当他们在政府或商界占据领导地位时,这些观点是否会影响他们?

  李成是这次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人,像这样的讨论每天都在进行。我们来到布鲁金斯学会时,公告栏里有不同研讨会的信息,而每位研究员每天都能收到华盛顿各家智库的信息。在全球主要媒体中,几乎每天都有布鲁金斯研究员的时评和分析。当美国成为主宰地球的最重要政治力量时,智库研究员提供的信息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世界的发展进程。美国学者保罗·迪克逊认为思想库是美国的第四种权力,托马斯?戴伊则把思想库看作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一种发挥中心作用的协调机制。一种更形象的说法是把智库比作“旋转门”——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研究者之间变换。“旋转门”机制使得知识与权力得到了最有效的结合,不但使美国政治保持了活力和有效性,也使智库成为政府培养和储备人才的港湾。

  以本届奥巴马政府为例,从布鲁金斯学会走出去的政府高官就有十几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美国驻联合国特使赖斯、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国安会亚洲主任贝德、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奥斯杰葛、主管反恐协调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本杰明、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等。在希拉里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时,李成出任了竞选团队里的中国政策顾问。如果当时是希拉里赢得大选,李成很有可能会成为白宫幕僚中的一员。

  近年来,中国政府亦越来越认识到智库的重要性,除了中国社科院等传统咨询机构外,新的民间智库也开始发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前副总理曾培炎领衔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家智库云集了大批前政府高官。对比中美两国智库,李成认为,一家好的智库更应该让研究员通过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通过数据、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来说明问题,而不是让明确的政治走向来决定问题。

  采访后,李成留给摄影师拍照的时间很短,他马上要去隔壁的会议室开会——美国商务部长约翰·布赖森来访了。

通过数据来说明问题

  人物周刊:你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中国政治领导人的更替,你的研究工具是什么?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收集到足够有用的信息?

  李成:早期都是凭借中国官方公开的资料,尤其是《人民日报》、新华社。我是从1987年开始建立资料库,积累的东西也在不断更替和升级,现在已有两万个中国精英的资料,包括党、政、军、地方、企业、教育。比如高校系主任以上的都会有。另外还有专题分类比如说海归、清华校友网,金融精英等等。但主要是高层党政干部,比如十三大以来所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材料。

  我有很多助手,我会投入很多精力训练助手。数据输入要花很长时间,如果做得不好,结果都是无效的。现在随着中国的开放,很多资料都是公开的。即使这样,十七大的371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会有一两个人资料不全,即便他们的级别都已经非常高了。

  人物周刊:对于很多中国民众来说,高层政治还是显得很神秘,你通过对公开数据的整理能得出什么结论?

  李成:有许多趋势是可以总结出来的,可以看出很多新的格局。在1987年,当时还是十三大,我就首先预测了中国技术官僚的崛起。之前的十二大是没有技术官僚的,三十来个省和直辖市的书记和省市长、近三十个正部长,只有一个人是技术官员,就是李鹏,当时他是电力部部长。就是一个人,才2%。5年以后就变成30%。但是看副职数据就可以分析预测了,尤其是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第一副部长,他们中较年轻的都很有可能晋升。1980年代,包括1990年代初,西方社会是否认中国有技术官僚的,但从这个角度分析,技术官僚将构成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层的主体。

  当时干部的文化结构都是很低的,1978年,大学毕业生在政治局里面只有23%,在县级干部里面是2%,军队将领是4%。后来政治局就几乎是100%,其他也都是90%以上。当然你可以说有些学历不正规,但毕竟还是拿了学历的。这些情况通过大量数字是完全可以反映出来的。

  另外,还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地方和学校的渊源,比如清华的毕业生有多少。我在1991年博士论文中就用数据指明了“清华校友”的崛起。1990年,当时很少有人去清华做社会科学研究,我就去研究清华的关系网,所以精确知道他们这些人以后会上升很快。

  人物周刊:你会把和中国领导人见面作为研究手段么?

  李成:现任政治局委员当中有将近一半人我都见过,但这方面资源我很少用。有时候是访谈,大多是跟代表团一起见面。如果不是正式的、经过双方同意的访谈,我就绝对不会用于我的写作和评论。虽然有很多机会进行近距离地观察,但我更多的还是通过数据来说明问题。比如现在技术官僚比例开始下降了,从资料库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2002年,技术官僚数量到顶峰,占高层领导的70%还多。但现在已经开始下降了,回到百分之三四十。人物周刊:在你看来,校友网在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网?

  李成:也许不一定是最靠谱的,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网。黄埔军校是中国军官的摇篮,国共军队当中很多人都是黄埔军校的,你说能没有渊源吗? 没办法,这是每个人跟每个人的关系,太复杂了,要花太多精力,而且有时候复杂到你很难做出结论。但是中国1955年授衔,十大元帅有5个都是黄埔军校出去的,大将比例更高。同学关系太重要了,现在很多人是去读EMBA,就是搞关系去了。

  资料库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但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家庭背景,在资料库里是看不出来的,这个需要一些外界资料。这些资料当中很多也是错的,一方面是某人并不是高干子弟,却把他说成高干子弟,这种情况有很多;另一方面,很多人其实是高干子弟,但媒体从来没刊登报道过,而且这个比例很高。

“研究的独立性很重要”

  人物周刊:美国一些利益集团或者一些大公司会不会从你这里定制一些研究报告,比如他们想知道中国的某一方面领导人在想什么,或者某些策略走向什么的。

  李成:我以前做大学教授的时候有,但是到布鲁金斯工作后比较少,本身工作很忙,而且所有的成果都是公开的。我们不做秘密的东西,但我们会给美国领导人做简报。简报没有什么,其实就是咨询,这是经常做的,我们也会给中国领导人做简报。我们所有的研究报告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的部分。

  人物周刊:布鲁金斯学会是没有秘密报告的?

  李成:是的。研究的独立性很重要,如果损失你的独立性,价值就大打折扣。不仅我们中国中心没有,其他中心也没有。作为个人,有些研究人员也许会做一些,但这不能代表布鲁金斯。可以离开、请假,比如说你到政府部门去做顾问,就得马上离开布鲁金斯,如果你给竞选总统做选举顾问,不能用布鲁金斯的名义。

  人物周刊:那你在希拉里团队的时候,也是离开吗?

  李成:2008年总统选举时,我们布鲁金斯外交研究项目只有一个人离开,就是赖斯,现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我没有离开,但只能是业余时间。不能占用办公时间,也不能用办公室电话,都是周末、晚上来做的。包括Email、复印东西也是不可以的,这是一个原则,而且更不能对媒体说你是布鲁金斯研究员。有时候会有一些模糊地区,我不想说我们非常神秘或者非常严谨。至少我们总要开会,每年都要签字强调这一点。到选举那一年,经常会收到布鲁金斯管理部门的Email,提醒大家不能够做什么。

  人物周刊:那在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智库做研究员和在大学当教授的区别在哪里?

  李成:大学是有终身教授的,目的就是要更多保护学术自由。智库大多数时候是没有铁饭碗的。在一定程度上讲,智库更接近于商界或者政界,有自己的一套规范。在最好的智库,研究人员可以在著名大学做学科领头人。很多大学的教授,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方面的,也会跟智库有非常密切的往来,有时候是兼职或者客座。布鲁金斯的研究人员不到100人,但也有100个左右的客座研究员。

  人物周刊:基辛格先生在回忆录上提到,在制定政策时,经常需要跟“外脑”探讨。如果现在奥巴马总统要制定一项对华政策,你们会给他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么?

  李成:是这样的。这也跟总统本身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以及具体什么议题。有些议题是我们布鲁金斯准备的,历史上,在联合国的建立、美国税务系统形成等方面,布鲁金斯是有影响的。有的总统比如小布什总统,可能听智库比较少一点,而有些总统听智库多一点,这个很有意思。在环境能源问题上,布鲁金斯起了很大的作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许多主要研究人员都在我们这里,这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总统自己有主意,总统咨询经常会有,但他是不是采纳也是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中国中心,之前3个总统的亚洲主管都从我们这里出来或离开白宫后就来我们中心工作,这方面当然会有影响,而且他们经常会用我们这里的人,来问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真正决策中哪个是直接影响的,不能一概而论。

软实力的根本还是健康的公民社会

  人物周刊:中美之间现在一个热门的话题是中国应不应该继续购买美国国债? 布鲁金斯有进行这方面的相关研究么?

  李成:当然有。中国中心只是研究一部分的,我们还有一个东北亚研究中心,以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负责。在经济上还有全球化研究中心,好几个部门都在研究。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一方面政治上非常敏感,中国的经济购买力强大了,可如果你不买美国的,买哪里的呢? 其他地方也有危险,欧洲危险更大。美国的私有企业还是很健康,应该说美国经济中长远是好的,但是美国政府运作有问题。

  另外,中国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国进民退、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这些问题非常尖锐。国家这么强、这么多钱,钱该怎么用,应该创造性地看这些问题。中国经济的转型靠内需,只有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医疗保障系统,使民众觉得有信心,但现在这个问题太大了,你没有信心,造成资金外流。钱多是好事情,但在一定程度上讲,又有危险性。

  不论是买国债还是买公司,怎么个投资法,我觉得是有待改进的,目前中国许多央企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国家领导人要跟美国搞好关系。每次中国领导人出去,都是大宗采购,其实购买东西不是给人家好处,是大家双赢。中国也有利益啊,但每次中国民众特别失望,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西方还骂我们这个骂我们那个,所以整个事情都给讲错了,使领导人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中国也需要波音飞机,也需要空中客车,好像这种投资像是钱扔掉了一样,这不是扔掉的。美国政治不是靠你控制行政部门就可以的,美国地方不满意,美国国会不满意,美国媒体不满意,而且美国政治非常多元化。我觉得如果是出于政治目的来美国投资的话,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认为中国领导人能听到类似你这种批评性建议么?

  李成:这里有一个制度问题,美国有两党制,中国因为没有一个牵制,所以主流智库往往是说好话,说喜欢听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制度限制了,但并不绝对。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2-02-21 16:36:24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转发: 华夏快递 :

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钱理群

2011年12月1日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近平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根据我对老红卫兵、知青与文革的研究,及对当下高干子女动向的观察,我以为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包括老红卫兵在内的红卫兵、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时代潮流,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

    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比胡锦涛这一代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正像2011年初成立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上与会者所说,当前"我党我军我国最大的矛盾就是腐败","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我党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缺失","作为党的后人,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再沉默","要说真话,想办法,为党解决危机"。可以说,"再不改革,必将亡党亡国"已经成为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的一个共识,"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也成为他们的共同决心。而且他们在这三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

    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这都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经很难出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可以驾驭群雄的强势领袖,老红卫兵中又派系林立,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将是习近平时代的统治难题。弄不好,就会发生内讧,或各自称雄。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而且要在执政的中后期才逐渐显露峥嵘。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又有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时代。但2010年以来一些高干子弟的表现,还是可以给人们以想象的空间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大以后中央常委的竞选者薄熙来。近年来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歌"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一般人并不注意,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重庆模式",据说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政府对企业和经济事务的掌控。记者报道说:"这样的举措与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时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同时"高调拾起"的,还有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与"大学生上山下乡"。如此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政治遗产",因此,获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誉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新版和希望。同时又引起许多人,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党内民主派"中国将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忧虑与警惕。而习近平在当选军委副主席以后,即视察重庆,肯定重庆经验,更引发了人们关于"毛泽东在习近平时代的影响"的议论与想象。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宣言:"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秦晓在演讲和私下谈话里,明确说明,他的这一宣言,是针对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以为是不可取的"。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应该特别警惕。

     另一面,秦晓更担心激进主义思潮,他说:"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他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而激进主义则把社会危机作为"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由于秦晓的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党中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一反对"中国模式"论,肯定启蒙主义普世价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

    有人把他的言论和搜狐总裁张朝阳2010年2月发表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允许自由竞争的演讲联系起来,以为由此可以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而一家网站则把秦晓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我们所关注的,是秦晓的主张,在太子党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习近平时代可能产生的影响,这自然是有待持续观察的。

     其实,2010年高干子弟的发言者,最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一月,他在昆明军区作了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七月,在大陆反日浪潮中,他又联合十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仔细看刘亚洲的观点,其实是有三个基本点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对政治民主化的强调,以及在《中国改革得与失》里对现状的批评与分析: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

    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这样的尖锐批评的另外两个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权"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基本点,刘亚洲和所有的太子党并无二意。其二是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作为军人的刘亚洲本质上是一个军国主义者。王怡先生对刘亚洲思想的概括是准确的: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国家权威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执着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释刘亚洲的许多矛盾,比如他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但坚决捍卫"六四"屠杀;他主张思想多元化,但又强调"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刘亚洲鼓吹"军人干政"。在他眼里,"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中国社会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在部队"。他断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1989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这些年我在观察中国政局时,始终觉得军队情况不明是一个隐患;现在,2010年由刘亚洲等高级将领公开亮相,就让我们看到了"经由军人干政和军事独裁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而如王怡所说,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坏方式"。而且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军队一直是高干子弟的聚集地,已经集中了一批太子党的精英。这就意味着在习近平时代,军队少壮派将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军队干政的危险性将大大提高。

    而军人们永远是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者,并永远具有对外扩张性,这都会随着军队干政而在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如王怡先生所提醒:当下中国社会已经有着军国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基础:"中国是全世界军事刊物最盛行的国家,几乎每个中学男生都会翻看","中国是全世界军事话语最强盛的国家","中国也是少数不限制,甚至组织儿童观看战争场面电影的国家之一",等等。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样的军国主义的危险,是特别应该引起警戒的。太子党在2011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现,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但在这里也姑且一说。前已说到,2011年的春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聚会研讨,会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书,主要着眼于"党内民主"建设。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

    2011年4月24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此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作序,而张木生又是刘源的"哥儿们",实际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当下中国的太子党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来中国政治对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向。张木生等是首先亮相的,他的书的核心是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

     其实,早在多年前,由刘源担任总顾问,制作了《刘少奇与新中国》的记录片和同题小册子,由张木生作序,就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新"新民主主义"论。而在2011年旧话重提,就自然别有意义,网上反映说,新"新民主主义"论"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刘源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至少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太子党中的刘源派系的一个宣言吧,也可以说是他们"谋国运"而提出的国策。

    为什么要在当下中国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直言不讳,就是要为共产党"重塑合法性"。因此,新"新民主主义"论的要点有三。首先是"共产党领导",党要掌控改革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前提;恢复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目标,出发点与归宿。前文已经说过,这是所有太子党的共识与不可逾越的底线。其二,要"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重塑合法性的关键。

    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三种模式: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的一党专政是以工人、农民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是领袖专政与群众专政直接结合的一党专政模式;文革后,邓小平时期,特别是江泽民时期,就逐渐将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经济、技术精英作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工人、农民确实都变成了弱势群体,这样的失去了工人、农民的支持的一党专政,就出现危机了。

    刘源们看到这一点,但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党的精英专政,就选择了向工人、农民让步的对策。具体有两条,一要把国家现有的巨大的存量资产,变成社保基金,福利基金,"解决70%还没有富起来的人的民生问题";二是要允许工人、农民"有组织",共产党来当裁判,以此建立合法性。

    应该说,如果真的实施这两条,确实会给底层百姓带来一些实惠,也会给中国底层民主有一定推动,这可能是新新民主义论的最有积极意义的方面。第三,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能够"驾驭资产阶级"。这就是张木生所说的,"制衡会有的,宪法会有的,不同派别在一个党内也会有的,舆论的公开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在一个党内最后也是能解决的",但有个前提条件:只能有一个党,要由党来控制、"驾驭"一切。它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有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或者党一旦驾驭不了,失控了,那就要收回这一切,实行专政,而且很可能是军事专政。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1957年搞的那一套:听话,就当作统战对象,许诺给予种种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不听话,就发动"反右运动",聚而歼之。但是,问题是,回到了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就真的能够建立起新的工农联盟,成功驾驭资产阶级,从而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吗?据说张木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了一句话:"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最受到中国接受"。那么,他们自己也是把"新新民主主义论"看作"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了。

    这初出山时的汹汹气势中的露怯,是颇耐寻味的。早在前文提到的《刘少奇与新中国》里,刘源和张木生就提出过要"卷旗不倒旗",既要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旗帜"不倒",但却要"卷旗",再也不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即在于此。或许在他们看来,"新民主主义"声誉尚好,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达成"共识"吧。这次新书发布、研讨会最为人关注的,是刘源和几位将军的出席,这成了部分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一次集体亮相,提供了一个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机会。

    我注意到的有两点。一是军队少壮派的表态:"现在说存在就是合理的,现在中国走出这条道路,确确实实使我们中国强大富强起来了,虽然有一些弊端,但不应该对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产生质疑",不能质疑的更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后来刘源特地打电话让张木生转达的意见:"这个结果,这个实践不能假设,不能如果,因为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谁能够代替他?!"还有的与会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这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我是一个军人,讲什么东西都跟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家安全",至于"普世怎么普世,我表示怀疑"----这背后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强权逻辑,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逻辑,而且不加任何掩饰,这都让人吃惊。

    还有:"现在几个大国真正没有打仗,三十年没有打仗的就是中国","我们要不要维护正义性,现在一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就变成被告原罪","这完全是泛和平主义,是一战以后的绥靖主义思潮",就更是预言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将在"维护正义"的名义下,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了。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大概也是其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军政府"的意图,是应该引起警惕的。其二,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

    虽然刘源已经宣布:"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但这些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却处处摆出"舍我其谁"的"主人"姿态,所谓"争论"是必须以他们既定的意见为主导的,不过是"听取意见",就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听取"民主党派"意见一样,骨子里是轻蔑对方,并从根本上是不允许反对自己的既定主张的。有人一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提到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朱厚泽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质疑,就变脸了:"说了半天又说起朱厚泽来了?在这里讨论他,我不同意"。

    顺便说一点,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如张木生所说,"中国虽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但也积累了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本钱。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实算的话,有100万亿的资产,存款。在国外有100万亿的资金。"但在这样的财大气粗之下,会干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令人担忧的。

    张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或许是这样吧。

    但这一次亮相,却让人不大放心,很容易产生不祥的预感。这次研讨会很有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次预示,一个象征,因此具有"史"的意义和价值,故详细记录于此。

 

 

 

 

 

发件人:彭培根<marshallpeng@mail.tsinghua.edu.cn>;时间:2012年02月13日 22:54 (星期一)收件人:zdjun2011@163.com;Chih Wang<chihwang625@gmail.com>;抄送人:附 件:11 个 (写给万豪酒店酒店以及全中国酒店管理者的的建议l.docx 等...) 查看全部附件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序

译者弁言

    辜鸿铭先生的这本书《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封面上的中文书名印的是“春秋大义”,可谓中国人(包括外国人)用英文写的书中一流的作品。辜氏与林纾(琴南)、严复合称清民之际的三们译著大师,“清史稿”中亦以三人合传,林、严是以西译中,辜氏则以中译西,他的中文虽不像前面两位来得精粹,但是他在欧洲和日本的声誉之高,是我们这一代年青人所不熟悉的。

    辜氏名汤生,字鸿铭,福建同安人,幼学于英国,为博士,遍游欧洲各国,通其政艺,三十岁方归祖国,反求中国学术,窮四子五经之奥,兼涉群书,乃译四子、春秋大义及礼制诸书。西人见之,始叹中国文化之精美,争起传译。他在张之洞的幕府中作过外务部员外郎中,擢左丞。民国之后,仍着长袍留辫子,在北大教过书,极端保守。他又回到英国大学中任教中国文化,饱学而儒雅、言谈锋键,又能代表典型的中国人的气质,颇得学生爱戴。但是因为生活习惯不卫生,着长袍、常不洗浴、吐痰,又经常批评英国人,因此不容于英国社会,使得英国人阻止了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机会。回国之后又到日本讲学数年,再从日本归国后,数年而卒,年七十二(民国十七年)。

    辜氏的贡、德文著作中,并不仅僅拘于翻译,而更涉及文化、思想与哲学问题,他的这本“中国人的精神”我曾将手边的英文德文本拿给德国、美国和英国朋友看过(可异不知道法国人看了会怎么说),他们都认为辜氏虽然有许多地方有点偏见和武断,但是也因为如此才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们都因为辜氏在书中论得精辟、骂得过瘾而哈哈大笑,同时对他的古典英文也非常佩服。

    我们身为中国人,身为中国文化学院的学生,时值“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际,一旦有机会和外国人接触或是出国游学的时候,国民外交的责任就落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想讲一点能代表中国人的东西,那么,除了要真正读点中国书外,我们不但最好先读读辜先生的书,或者其他像方东美先生的英文“中国人生哲学”。

 

 

 

给万豪酒店集团同时也写给全中国的酒店管理者

清華大学 彭培根院士

2012,2,

万豪酒店集团:

    我回到祖国工作已经三十年,在百度网上可以找到有关我的信息八万多条。从刘毅先生担任国家旅游局局长时,他就赞同我的一个建设性的建议;并且发了红头文件落实。之后二十多年来,国家旅游局先后又发过六七次文件。旅游机构评审酒店星级级别时;如果两边专家评委的投票差别不超过一票时,有时会找我去进行仲裁或协调的工作。我当年提出的建议是:在中国境内的酒店,接电话或讲内部服务电话时,第一句话应先说中国话再说英文。我在清華大学是用英语开教:精品课“理性建筑”RATIONAL ARCHITECTURE的院士。现在,我再将我当年建议的内容提出来,请您们参考指教:

    (一) 由于二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社会心态浮躁,各种信仰丧失,崇洋媚外的现象日益嚴重。所以国家旅游局的文件,有极
少数的五星四星酒店(包括万豪)还没有得到落实。更奇怪的是:星级越低的酒店,越是是喜欢用英语电话来包装自己。就以万豪实事求是地说,你们的客源会跟北京其它五酒的客源差不多。65%以上是国内的15-20%是外籍華人,只有5%左右的个人是从说英语的国家来到。还有10%是从非英语国家来的客人。为什么要舍本逐末第一句话要讲英语呢? 国家有文件规定,为何不遵守?

    (二) 日本的酒店无论什么星级,第一句话都是讲日语,如你是中国人,她就跟你讲中国话(工资最多可得多10%)。或者讲其他国家的语言。他们是有国家尊嚴的!

    (三) 对少数中国酒店仍然还第一句话用英语讲话, 最反感的就是来自法国、德国以及欧洲非英语国家的客人。“这里到底是美国?英国?还是伟大的中国?”更反感的是阿拉伯或非洲国家的客人。中国本来在1974年毛泽东主席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我们都是第三世界的国家】。接着邓小平又在联大发表【三个世界的划分】的,伟大的国际战略演讲后,中国一直是世界的“丐帮老大”。但是不幸的是2008奥运有北京市的个别领导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愚蠢的大国沙文幻想的暴发户心态的标语。从此逐渐失去了第三世界“丐帮帮主”的精神领袖地位!为了国家的尊嚴、国家旅游局的规定,希望您们能改正。

    Best Regards!

    P.K. Alfred Peng(护照上名字)

    (签名)彭培根 院士 盖章 敬上

 

建筑环境与人民的文化及美育的关系

----从浦东金茂大厦的设计—评京、沪、宁三个新建的机场

清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彭培根

2001.4,

  无论是建筑师还是群众,大家都知道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大街。这不是在几年时间内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是和整个欧洲的文化,还有设计这条街的几代建筑师们分不开的。首先,欧洲的文化中建筑师这个行业在社会中一直是文化带头人的行业之一。近两百年的历史中,可以找到无数的例子,尤其是德国,他们文化带头人不是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而是建筑师。因此,他们的建筑设计费是全世界最高的,是工程造价的15%,而在中国只有2%左右。其次,巴黎的几代建筑师们都经常和皇帝或市长们在一起做各种活动,讨论建筑或规划。今天这篇文章主要就是要向社会呼吁:如果要我们的城市风貌和建筑风格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从领导到群众都应认识建筑师这个行业,并且让他们能发挥应有的专业作用。

  在没有谈金茂大厦或京、沪、宁的三个新机场之前,我想从清末民初的大儒辜鸿铭(辜振甫的祖父)的一本书《中国人的精神》说起。辜鸿铭(留着辨子)曾在牛津大学教英国人《比较英国文学史》;他在那本书中说到他要向西方人介绍什么是“Real Chinaman”,这是西方人对中国人有轻视意味的称呼,应译为“真正的中国佬”。他说(在他那个时代)美国人不能充分了解中国人,是因为美国人比较豁达(BROAD)和单纯(SIMPLE)但不够深刻(DEEP);英国人是深刻、单纯,但不够豁达;德国人则也是比较豁达和深刻但不够单纯;只有法国人的民族性和中国人相近,他们具有以上三种个性、具体而微。但他又认为中国人在这三个个性上,比法国又更深一点。另外,他还说中国人和法国人都有一种以上三个国家的人都没有的特点,那就是“纤致性”(DELICACY)。在这个DELICACY上,辜鸿铭认为中国人比法国人还是更胜一筹。笔者在台湾上大学一年级时,先父就要我看辜的这本英文书。我不但看了,而且将它的序言翻译了出来刊在校刊第二期上。

    借着辜鸿铭的这种文化和民族性的洞察力(INSIGHT),我们可以从中国古典的建筑、园林和各种艺术中,还有中国人(尤其是南方人)的性格中,体会到这种纤致性。但是,很可惜的是,在我国经济快速成长的这十几、二十年中,绝大部分的建筑从设计到施工都很粗糙。那就更别提文化艺术的事了。中国人的纤致性到哪里去了?有人说是造价不够档次;有人说中国建筑师的设计费是世界最低,所以没有时间和成本去向精美推敲。其实,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如果从什么是建筑来看这个问题就很清楚。我认为建筑是反映当今人类文化成果的,创造明天较好生活环境的最具体的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综合结晶。一般来说,建筑的集时代大成,都很难及时与经济成长平行体现。因此,对这十几年来的新建筑多数缺乏原创性(ORIGINALITY)和文化品味,就不必太奇怪。因为,我们社会的科学、哲学和艺术还没有比较全面地达到应有的水平。如果,社会能多了解建筑师的行业,发达国家的领导和业主,已有百年以上的的社会惯例,了解到如果花了钱请建筑师做设计;自己还要出注意,那等于是请了大夫看病,自己还来开药方。这样、不但是浪费了诊费而且还有害于健康。如果能理解这种理念,就可以早日地让建筑师们发挥他们能为文化成果做里程碑的特殊才能。

    辜鸿铭说一个国家文化的成果,最终体现在它熏陶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前面说过德国不同于其它西方国家,他们的文化带头人是建筑师。除了世界最高的设计费之外,政府还有丰厚的奖金给能为一般老百姓设计很好的国民住宅的建筑师们。发展中的中国给建筑师们带来了、可以用建筑做文化带头人之一的千载难逢的契机。应万分珍惜它。在跨入21世纪之际,不要去学国际上流行的设计,除非你能超越它们,否则还是现代的、但仍然是中国的最好。鲁迅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现在,就最近几年峻工的三个城市的新机场建筑谈起。南京机场的空间感很好,但那是有代价的,这位法国建筑师在他自己的国家,可能有关建筑法规不会允许他这样地不顾可持续性发展、设计那么高大的空间,浪费能源(图1)。仅管如此,侯机楼内的空间还是比较有创意的;出发层和到达层的空间有所联通,天光可直射到到达层,这是较好的设计。最糟的是它的钢结构设计,构件太多、不够简捷有力而且工艺粗糙,没有能较好地和建筑设计配合,可惜!现在发达国家的金属建材结构构件,已经将高科技发展到做一些非常精细精美的细部,像工艺品一样(而且可以看出是不属于手工的艺术品)。既使在一般的建筑钢结构构成和细部材料,看起来都有很简洁而精美的感觉,例如美国建筑大师HELMUT JAHN设计的芝加哥机场中的UNITED AIRLINES公司候机楼

    (图2)上海的新机场也是法国人设计的(图3),它给予人总的感觉与南京、北京的机场感觉大同小异。好像是从百货公司买回来的流行过时的成衣或是在中国生产的皮尔卡丹,当然不会有什么文化的内涵。这几个机场就更甭提什么跨入21世纪了!上海是不需要“古都风貌”或者“民族型式”的城市;但是,浦东的金茂大厦,它的中国文化的神韵给予建筑界带来了震憾的例子(图4)。SOM的主要设计人Adrian Smith,为了做这个设计。看遍中国各地有代表性的塔,他认为中国的塔、源自印度,但溶入了中国文化和艺术后,中国的塔比印度塔更美。於是,他设计金茂大厦就是要体现中国塔的神韵;他做到了!而且有竹节向上长(动感)的感觉。另外,听我上海的朋友说,设计单位SOM的领导(同济的一位女建筑师校友)说过:上海的环境没有必要有“民族形式”,如果做一最新最洋的建筑,可得90分,但如果能溶入一些中国文化的神韵,则可能得95分。可见,钢和玻璃也能做出有中国文化内涵的建筑来。我的师叔贝聿铭在接受杨澜采访时,他说中国古代没有高层建筑,所以在现代高层的建筑上,要有中国文化的MOTIF几乎是不可能的。金茂大厦和李祖原设计的台北国际金融中心(101层,看起来有七段大雁塔的神韵)、还有宏国建设大厦都足以证明:贝聿铭先生的观点是片面的、两个最好的实例。贝先生那一代的现代建筑大师们,有些不愿做或做不到的事,不能不给予年轻的一代留出大道,长江后浪推前浪嘛。年轻一代的创造力是永远会有不同于上一代的作品的。

    最近,有几批台湾、加拿大和美国的朋友来北京,其中不少是建筑师。很多人反映新机场没有什么新意,更没有中国文化的内涵。我问他们有没有看到那张近30米的长城艺术品没有?他们都说中国文化内涵,不应老是用那些太通俗的东西(如长城)来代表中国。他们还开玩笑地说:“唯一有点中国味的东西是装花的深红色大钵子(实际是玻璃钢仿陶的)”(图5),可惜啊!虽然,北京新机场的结构设计很简洁,空间也不象南京和浦东那么乱和那么浪费。它的功能过得去,建筑设计和整套基本功应属上乘,但毕竟感觉还是象买了一套国产的皮尔卡丹西服。机场总平面的原设计中标人,加拿大名建筑师Eb.Zeidler对建筑设计阶段没有再去和他好好商量,一直有极大的遗憾和意见。

    清华大学和附中都各有两个实验班,一个是文科班,另一个理科班。都是大、中学龄的学生尖子。教学的宗旨是三个贯通:“中西贯通;古今贯通以及文理贯通”,其实,如果把这个理念用在当今的建筑设计上,再合适不过。我的同事张念越说这是发展中国家必然会经历的一个过程,目前,这种“洋气西服成衣”是大多数老百姓能接受的建筑形式。但这是环境能给人民群众带来文化教育和美育的有优越条件的地方。如果能有一种中西结合的、又是现代的和区域识别性的文化,那人民群众享受的是一种人类优生的新文化,他自然不会再买“皮尔卡丹”了。这十几年来,在大陆也有一些凭着自己的修养和努力走在时代前沿的大建筑师,例如,戴念慈先生;齐康(近期代表作品、河南省博物馆);关肇邺的清华图书馆和理学院、山东师大图书馆;吴良镛的孔子研究院和得到联合国人居工程奖的菊儿胡同;尽管有些建筑师对它的功能和科技含量有议论,但联合国和国际建筑界,还是对这种追求区域性文化的识别性(REGINAL CULTURAL IDENTITY);而又不是复古式的、创新是有极高的认同和鼓励的。还有蔡德道和程泰宁,近年的一些作品有很多都和以上三位有共同点,那就是文化内涵、现代感和没有时间(时髦)性的美感(TIMELESS BEAUTY)。另外,还有一位年青建筑师崔彤,从他的中科院图书馆的设计中,可以看出他和其它几位年青一代的建筑师,有可能做出更多国际上能有一席之地的,令人惊喜的作品(图6)。此外,从国务院批复北京的总体规划的两个文件中很明确地指出,北京的建筑风格应该是继承民族传统;发扬地方特色;体现时代精神。还有中共中央1997年六中全会的决议中也指出:“……文化事业要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

    假如在设计机场时,不玩中国文化的那一套路;去表现现代的或超现代的感觉。我想再次以Helmut Jahn设计的芝加哥机场地下通道(两个Terminals之间)做为一个精彩的、令人有科幻震憾般的、绝妙的好例子(1973年我刚从伊利诺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有幸在Helmut Jahn手下工作了两年。Jahn 在93年被选为“对美国文化最有影响的十位仍在世的建筑师之一”)。 在这个240多米的地下通道中,为了不使人感到闷、黑和无聊,Jahn用了动态七色霓虹灯,加上动感音响效果,还有彩色透光的墙和顶;使人走进去、像走入了太空船或宇航站 (图7、8)。如果中国建筑师能将现代的套路玩到这种水平,那我也心服口服,那就不一定非要中国味不可了。因为“皮尔卡丹”在法国只是知道的人不多的中低档成衣。

    我在加拿大WATERLOO大学教书时,曾教学生们《建筑环境心理学》。这种大型公共建筑对培养一个国家人民的文化及环境教育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仅管它是无形的)。如果能有较高文化和艺术的内涵。那这个建筑对社会的教育和美育的贡献是无可限量的。那不是连汽车也都要有“中国文化特色”?这种言论只能用在学生辩论会上。但是,如果所有的机场和车站都是一种模式,“哪里有路,哪里就有丰田车”。那人类的生活环境岂不就像科幻电影中的宇航站一样。人的自我感觉也就都像克隆人了,里斯本的火车站也是钢和玻璃做的,但它象一个巨大无比的、像雕塑一样的美丽的老鹰。

    我到过37个国家,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机场也有一些。西方国家中的温哥华机场(Arthur Erickson)设计的、有印第安人和加拿大西部的风格)和檀香山机场等。发展中国家有雅加达、马尼拉、吉隆坡和阿拉伯及非洲国家的机场,虽然非常有现代感,但都有他们自己的区域性文化特色、或至少是别有风味的室内设计。使旅客一到达机场就知道是到了哪个国家了。

    此外,像哈尔滨、大连、长春等城市,已经有了很好的西洋古典城市文脉(URBAN FABRIC),当然可以继承、发扬优化和再生创新。我们强调中西文化的交融和中国文化的内涵,千万不要变成了60、70年代排外的狭隘的名字民族意识,应当认清这是为了世界而从东西方文化的优生中创造人人人类的新文化。

    中国有很多世界闻名的、一流的大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是中西结合的优生创造物。西方人欣赏他们也是因为他们有中国人自己的东西。画家中如吴冠中、赵无极、陈其宽(又是著名建筑师)、陈逸飞等。作曲家有谭盾等人、甚至一些电影作品(制片人和导演一样重要)和时装设计,在世界上能有一席之地,都是因为他们是西方人能玩儿的他们都能玩。西方人玩不了的;他们还能玩(当然,也有一些象Adrian Smith 这种奇才,也能从中国文化中融会贯通地取材),为人类贡献新的艺术和文化。

    如果大家不甘心看到中国一个个新建的机场既不够现代的新意,又没有中国文化的内涵,应该还有两个弥补和改进的办法:一、呼吁民航和地方领导们对建筑师们要有以上这两点的要求。要认清这是有国务院的两个《批复文件》和一个中共中央的《决议》的法律和文件依据。二、把现有的新建机场再系统地从室内设计方面,如壁画、家具等(注)整套地来增加一些现代和中国文化结合的风格。使中外旅客们、贵宾们能感到他们身在一个是具有几千年博大精深传统文化;而又有现代新文化(而不是套装成衣)的国家。他们都能享受到世界性的中西结合的一种新文化。有才华有文化的建筑师大有人在,只要给予自己施加压力;同时学习SOM的Adrian Smith以及前述、戴、齐、关、吴等大师的设计理念;采纳同行、群众的评论和善意的炮轰中的建设性意见;这样一定能逐步找回辜鸿铭先生说的中国文化中的“纤致性“。给予广大群众带来许许多多在生活周围环境中的、文化教育和美育的殿堂。

    注:用壁画要像香山饭店的赵无极的画、既要像画,还要像壁,千万不要喧宾夺主破坏整体空间美。机场有好多家俱和灯完全可以请工艺美术家,来和建筑师配合、做成套的设计

    (作者单位:清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优秀外国专家,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董事长、总建筑师。本论文刊载于《建筑学报》2001.4期; 又被选入中国科协所编《中国科技精典论文文库》,我觉得用字应当为“经典”。)
 

 

 

 







发件人:"曹久强" <qiankunyidian@126.com>  2012-02-19 12:10:56 收件人:"北京大军" <zdjun@263.net>:投稿

再论法的精神

----致中国法律党人

曹久强

    这篇文章本来应该是早写出来的,那个时候重庆李庄案正是社会关注热点,以贺卫方为代表的中国那些“法律党”人认为律师是不能处罚的,一值在纠缠他们所谓的程序正义。从那个时候,我把目光放在了法律上,想批判一下这些法律党人,但是,由于一些事务耽误,现在才来写这篇文章。我想也好,我就来更大范围谈谈我对于法律的看法。

    虽然我不是法学专业。但是,法律,我相信对于有些文化的人都不会陌生,对于法律也不乏有些看法。

    众所周知,法律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一本本厚厚的法律书本,这些书本中由一条条具体的法律条文组成。从形式上来看,法律无非是一部书,一张纸,他跟我们平常的书本并没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我们平时书本中的文字与思想属于社会产物,而且是社会个人以及一些集体思想与意志的体现。而法律不同,它是社会公共机构,而且是社会权威机构即国家的思想与意志体现。

    同作为思想与意志,个人以及集体思想与意志对于他人没有强制约束力,依靠自由信仰。而法律是国家以军队、监狱等暴力机关为后盾的思想与意志,是对于社会全体成员有强制约束力的。当然,这种对于全体社会成员有强制约束力,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的社会而言。在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特别是属于专制制度下,法律并不对所有人有强制约束力。只有一个人除外,即帝王。而且那个时候,法律往往是帝王授意他人制订的,自己可以随着自己意志任意修改的。当然,由于这个法律是按照他的意志制订与修改,自然自己也属于遵从了法律的意志,因为他的意志就是法律。如果从这点上来讲,对于全社会的约束力还是存在的。

    同时,从另一形式上来讲,国家的思想与意志不是抽象的,而是体现在一小撮人身上。在古代奴隶、封建社会中,在专制体制下,体现在帝王与他授意起草法律的大臣身上。在古代民主社会如古希腊奴隶制社会,法律就体现在当时国家议会中的所有议员身上。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上是民主制度,那么法律也就体现在国会议员以及虚位或者实权的国家元首身上。

    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不管是古代帝王与大臣以及议会议员与国家元首,他们虽然是不同的个人。在一定时代,他们有着很多不同的思想与意志,但是,也有着一些大致相同的思想与意志。如果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识,法律就不可能出现。反之,他们如果都是完全一样的思想与意志也绝对不可能。

    那么我们就要看看一定时代制订法律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相同思想与意志呢?在古代,由于有君权神授的说法,也就是帝王与大臣制订的法律自然被称为属于符合天意的,比如皇帝诏书总是开头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君权神授已经被他们否定了。上帝只能留在单纯的信仰中,已经不能干涉人间的法律事务。没有资本主义国家说,自己的法律是符合上帝意志的。这种说法基本上是说不过去了,尽管国外还是把上帝时常挂在口头上。他们一般说法律是国家的思想与意志,是民意的体现。从这个时候起,法律的精神是什么?那就是民意,全体公民的意志。

    那好吧,既然法律是民意。那么全体公民也不是抽象的,全体公民是由各种各样具体身份的人组成。当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公民组成也是不一样的。在奴隶民主社会,公民只有奴隶主、自由民这两种,奴隶被排除在公民之外。这就是说奴隶社会的法律体现的是奴隶主、自由民组成的思想与意志,不包含奴隶的思想与意志。正是因为如此,这样的法律不体现奴隶的意志,奴隶就不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从而奴隶主可以任意杀死、贩卖奴隶。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了法律即使是公民的思想与意志,由于奴隶被排除了,并没有体现国家全体组成人员的意志。于是,我们就发现这样的法律体现了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的奴役。而这样的法律却在人类历史上这样赤裸裸的长期存在过。

    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法律的精神虽然可以说体现为公民的思想与意志。但是,谁是公民却大有蹊跷。并不是一个人在一个国家土生土长就可以成为公民的。事实上,一些土生土长的人没有成为公民,而是成为了奴隶。由此我觉得,法律的精神虽然可以说是公民的意志,由于公民由谁来定义却不是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中,而是一部分人在没有经过另一部分人同意之后,就把别人划分为非公民了。这就是一个社会虽然有法律,而且号称法律体现公民的意志下的最危险的事情。

    更为让人吃惊的是,这样的法律不仅在古代社会长时间存过,而且在近代美国南方也存在了上百年。美国的法律在建国百年内都把黑人奴隶排斥在公民之外。也就是说,这样无视奴隶的尊严,并不属于组成国家的全体人意志的法律长时间存在过。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法律,作为人自我创造的产物,一部分人为了自我利益就可以把别人的意志排斥在外,而且使之成为法律。古代社会如此,近代社会也有这样的事情。

    因此,如果一定时期的法律不属于全体国家组成人员的思想与意志就无须奇怪了。从这里我们也就看到了,尽管古代以及近代都有把法律作为全体公民思想与意志的体现,虽然在理论上是这样的,在事实上却在很长的历史中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在近代也曾这么赤裸裸的存在了上百年。

    在东方,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都是专制制度,特别是西方进入封建社会之后也称为了专制制度。这个时候,国家没有了公民这个概念。全社会由帝王以及他的官员与军队,下层是奴隶主与奴隶,在封建社会下层是地主与农民。在这里,法律没有了法律精神是民意的说法。而是法律的精神体现为天命。

    这个时候,法律是帝王以及他的官员来制订的。以最典型的封建国家中国为例,中国的帝王中皇族要么就是坐享国家税收,拿着丰厚的俸禄,要么不仅拿着俸禄而且有着众多的土地,依靠农民来经营。特别是,明朝皇族手下的皇庄占据的土地是非常庞大的。他们不从事生产,替他们生产主要是佃农。各级官员也是这样,一方面拿着俸禄,另一方依靠俸禄或者灰色收入购置土地,让佃农给自己生产。当然,这里面也有例外的,比如海瑞就是明朝官员,自己没有多余的土地,拿着俸禄与自己耕作的土地,基本上没有佃农为他生产。这样的封建官员是极为少数的,几千年才有这么一个海瑞。一般而言,封建帝王与各级官员不仅拿着依靠税收支付的俸禄,而且坐拥不少的土地,让佃农为自己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这些统治者属于公务员,私人活动与社会中的非公务员的地主是一样的。在整个封建社会,这些拿着俸禄,有着土地的统治者相对于全体国家公民来说是极少数,加上社会非公务员的地主也还是属于少数。但是,这些统治者由于一方面拿着俸禄,一方面拥有很多土地,他们的生活活动决定了他们的思想与社会地主很相似。至少在私人活动中与社会非公务员的地主是一样的。这样,这些人手中拥有制订法律的权力,要体现自己的思想与意志肯定对非公务员的地主有些不利,对于农民最不利。对于非公务员的地主而言,至少这些手中拥有制订法律的帝王以及各级官员在私人生活上和自己还是一样的,也就是有着共同利益出发点与共同语言。他们与农民最远,最缺乏共同语言,而且利益还是对立的。比如收多少地租,与农民利益就很对立。他们当然喜欢自己多拿些,让农民多交些地租,而农民却相反。这就是说,即使按照很多人说的,法律在封建社会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这些统治阶级与地主利益是最近的,与农民利益是对立的。这样,出自他们手上,反映他们思想与意志的法律自然就不会有农民的好果子吃。肯定,这样的法律是偏向他们的。由此,这样的法律反应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这个统治阶级广义上就是地主阶级的思想与意志。于是,我们把这样的法律称之为统治与压迫的法律也就是不为过了。

    到了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属于民主制度。国家全体公民组成一般为工人、农民、企业主、公务员。而且这个时候,国家的议员是民选的。从这个角度上,一般称这样的法律精神是民意。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公务员来说,比如总统以及议员很多都是私人企业主,小布什就是一家石油公司的老板。他们的公共身份是国家公务员,私人身份是企业老板。很多议员也是如此。由于选举需要花费很多钱,一般工人是没有这资本当选,最多是投投票。这个时候,这些私人身份是一个个私人老板或者私人企业股东组成的国会议员,他们当然不会允许对于自己不利的法律在自己手上出来。有人说,他是民选的。对,他是民选。他们之所以参选,首先对于自己有利,不然根本就不会参选,更不需要他人的投票。而自己一旦参选,甚至不参选,也必然会反对损害自己核心利益的事情,比如用法律规定雇佣工人为非法,他们肯定会起来反对。由于参选需要很多钱,一般工人当不了候选人,基本上是大大小小私人老板或者大企业股东来获得候选名额。他们之间也存在竞争,大家都是一样的私人身份,大家都明白自己的核心利益是什么。为了讨好选民都会不去碰对方核心利益,彼此一样的核心利益没有人蠢到连这个都不知道。而非核心利益,可以进行讨论以及许诺。于是,我们发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法律虽然说是全民意志的体现,但是,这个全民的意志只会体现在他们的非核心利益或者说他们的非核心思想与意志之外。一旦,触犯了他们的核心利益,或者说违背了他们的核心思想与意志,他们的法律就体现他们严厉的一面。试想一下,如果美国有人试图推翻美国现在的政治体制,那必然是遭到他们依据的法律镇压。而且,他们绝对不会制订不允许雇佣工人的法律,或者说所有私人企业公有化的法律。

    由此,资本主义法律的精神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意,而实际上这个民意被区分为属于他们一小撮人自己的核心思想与意志以及属于全体公民的非核心思想与意志。

    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法律反映的是谁的意志,还是要看法律由哪些人制订,他们的身份特别是私人身份是什么,他们共同的私人身份是什么。这样他们在制订法律的时候,他们的共同思想与意志就不可避免的加在了法律中,通过法律体现出来。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法律体现是谁的意志,也要看这些法律是由谁制订的。在当前中国人大代表中,有私人企业老板、官员、国企老总,工人、农民。现在很多人注意到私人老板的比例在提升,工人与农民的比例相对下降了。占据人大代表的很大一部分是官员与国企老总。对于这些人我们也要看看他们的私人身份是什么。如果这些官员与国企老总私人身份大多数是私人老板,那么整个国家法律也就不会是体现为工人与农民的思想与意志了。因为他们与私人老板的私人身份与活动是一样的,而且成为人大代表的多数了。这样通过他们手中制订的法律就不再可能代表工人与农民的思想与意志,至少他们在核心利益上与私人老板是一致,只会在非核心利益代表工人与农民的思想与意志。这将成为国家变色的一个重要特征。

     目前来看,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以及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基本上都是国企高管,虽然体现了裙带关系,但是,至少他们的子女没有背叛了阶级,自己当起了私人老板。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如果让他们自己建立私人企业与当国企高管相比,我想还是让他们当国企高管对国家有利,至少他们还是工人阶级。当然,在中国目前的官僚队伍中肯定有一些人已经秘密当起了一些私人企业的老板。这些人肯定是党内的腐败分子而且背叛了整个阶级。这样的官员如果还是被留在了人大代表中,特别是比例还很大的时候,那么国家就有变色的危险了。中国的法律精神很大程度上就可能体现的是他们的核心思想与意志了。这需要我们睁大眼睛盯住的。

    目前,我还没有发现中国人大代表中,私人老板以及私人身份属于私人老板的官员与国企高管占据多数。但是,这个危险确实是存在。共产党需要仔细清查自己的队伍,对于属于社会主义官员自己开办私人企业的,要进行限制,不要让他进入人大中。那些依靠腐败建立私人企业的,要依法查办。对于人大代表,需要让更多的国企老总以及集体企业老总进入人大,前提是这些人没有开办私人企业。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法律的精神才会体现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与意志,特别是一直捍卫着无产阶级的核心利益与价值。

    当法律制定出来的时候,实施法律就是一个具体的法律执行过程。这个过程往往被称为法律程序。很多人就要求有个正义、公平、透明的法律程序。对于这点来说,法律是人思想与意志的体现,人思想与意志就不会是绝对公平、正义,人的思想与意志的正义、公平总是相对的。

    而程序作为对于法律活动先后顺序的表述,本身不带有价值判断,是中性的。但是,当人提出程序正义的时候,程序就不再是中性的,而是带有人的主观价值的东西。这样的程序正义必然也是相对的,世界上绝对没有绝对的程序正义。一个程序对于一人来说是正义的,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就可能是非正义的。而且世界上没有适合所有人,会被所有人认为是正义的程序。比如,同一起跑线跑步,这这个程序看起来是正义、公平的。但是,跑步有男女之分,男女一起跑步会是正义的吗?女人肯定认为这不公平、不正义。如果所有女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跑步,那么,就会有年龄大小区分,老年女性肯定认为不公平、不正义。如果年龄一样的女性都在同一起跑线上跑步,那么有职业跑步女性与一般女性之分,一般女性肯定认为不公平、不正义。如果一般女性在同一起跑线上跑步,那么有服兴奋剂与不服兴奋剂之分,没有服兴奋剂的女性就会觉得不公平、不正义。如果禁止服用兴奋剂,问题是禁止服兴奋剂以及检查兴奋剂本身就需要另一套程序,也要程序正义。这样原来的程序正义早就需要另外的程序正义来保证了。如果照此类推,恐怕是没有止境的。何况即使就算可以做到检查兴奋剂是绝对正义、公平,那么同一起跑线的一般女性还有怀孕女性与没有怀孕女性之分,怀孕女性肯定会认为是不公平、不正义。总之,按照这样的逻辑几乎两方面都可以无限制进行推理下去。我们根本不能找到一个适合所有人甚至适合社会绝大多数人,让绝大多数人都认同的程序,更不可能达成一致认为是正义、公平的。

    因此,程序正义,首先不能保证法律是正义的,本身也不能保证。程序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而这就是我们现代一些法律党人从西方学来而鼓吹的法律程序正义。

    在法律执行过程中,有一部分人即律师是很特殊的。这些人都很熟悉法律,是法律内的行家,似乎就不可能犯法。这简直就是荒谬。很明显的例子,基金经理很懂证券市场与证券法,结果往往内幕交易与老鼠仓。律师很懂法律,不代表他不会犯法,不会堕落。犯法不是由自己懂不懂决定的,往往是利益决定的。从这点上来说,把律师认为不可能犯法就是天大的荒谬。这些人不仅可能会犯法,而且在利令智昏的时候必然会铤而走险而比一般人更能犯法。如果别人犯法都可以追究,律师犯法就不可以追究,那么法律岂不是成为他们的护身符,他们成为社会的特权阶级?

    律师不仅会犯法,当他犯法的时候就应该起诉,他有本事就自己来辩护,甚至允许他请来其他律师辩护。政府也可以找起诉的人驳斥他。只要证据确凿,就可以绳之以法。

    律师犯法,不应当感到奇怪。律师不仅可以犯法,律师还可以用钱收买。律师本来就是靠替别人辩护吃饭,只要谁给他钱,他就替谁说话。不管他是事实上的十恶不赦的罪人还是什么禽兽,只要给他钱,他们就给谁辩护。这就是律师作为一个本来应该属于神圣的职位,在市场经济下,成为金钱的俘虏。按照律师本来的职能是维护法律的正义以及社会公正。尽管这些也是相对的,至少不应该在一个相对历史条件下符合大多数人的价值趋向。但是,事实上,中国的一些律师已经连这个相对的职能也已经丢弃了,变成了绝对的追求金钱。一般人贩卖的是商品,他们一些人贩卖的是法律附加上自己的灵魂。他们美其名曰:十恶不赦的人也有人权,也要符合程序正义。于是,他们就要接受了金钱,力挺给他们出钱的人。因为,一般给他们钱的人绝对不是追求增加自己的罪行,而是依靠他们千方百计减少自己的罪行,不然,谁给他们钱让他们来辩护。

    也就是说,他们干的就是“受人钱财、为人消灾”的事情。一般能够大方给他们钱的绝对不是一般老实本分的平民百姓,受到了什么冤屈,要他们辩护。基本上那些不守本分的私人老板、社会黑恶势力。这才是他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他们在中国提倡的程序正义与法制很大程度上要让中国更好的让他们实行“拿别人钱财,为他人消灾”的本行,让中国的法律像西方一样成为资产阶级特权以及社会黑恶势力的“旋转门”,依靠他们把自己的罪行洗刷清。而一般平民百姓是雇佣不起他们的,他们成为法律中维护一部分人特权的隔离墙。

    因此,我觉得,作为律师,至少要维护社会的相对正义,符合社会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趋向,不是谁给钱就给谁说话。那种即使是铁的事实也要无理狡辩三分,想尽办法拖延的律师是极为无耻的。而那些自己心中已经明白自己的辩护人罪行,而且法院并没有明显错判还要死角蛮缠的律师更是无耻到家了。因此,律师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维护一般老百姓的利益,充当一般老百姓的守护者,而不是充当社会特殊人员的“旋转门”。
从这点上讲,也要求我们的法律不仅仅要坚持大陆法系,而且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英美法系的元素。不是所有的法律判决都必须依照法律条文,有的时候,要依据一定历史条件下,大多数人的价值趋向,依据一定的历史判例来进行处罚。决不能让一些无耻的律师钻了法律的空子,使那些本应该受到处罚的人逃离法律处罚。因此,在坚持大陆法系前提下,适当引用英美法系,两个结合起来不失为好的办法。这对于遏制那些无耻的法律党人也是比较有效的。毕竟大陆法系有它的优点与缺点,英美法系也是如此,两者适当结合不失为好的办法。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2-20 09:46:46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转发: 轉寄︰ 转发: 让我感动的《戴高乐遗嘱》

戴高乐的遗嘱

文摘

2011/12/17

    戴高乐的遗嘱早在1952年就写好并密封起来,要求在他去世后才许启封。

    遗嘱写道:“我希望在科龙贝教堂举行我的葬礼。如果我死于别处,我的遗体务必运回家乡,不必举行任何公祭。我的坟墓必须是我女儿安娜安葬的地方,日后我的夫人也要安息在那里,墓碑上只写:夏尔-戴高乐(1890-?)。

    “葬礼要由我儿子女儿和儿媳在我私人助手们的帮助下安排,仪式必须极其简单。我不希望举行国葬,不要总统、部长、议会代表团和公共团体代表参加。只有武装部队可以以其身份正式参加,但人数不必很多。不要乐队吹奏,也不要军号。不要在教堂或其他地方发表演讲,国会不要致悼词,举行葬礼时,除我的家庭成员、我的解放功勋团战友和科龙贝市议会成员外,不要留别的位子。法国的男女同胞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陪送我的遗体到达它的最后安息之地,以给我的身后遗名增光,但我希望要默默地把我的遗体送到墓地。

    “我声明,我事先拒绝接受给予我的任何称号、晋升、荣誉、表彰和勋章,不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授予我上述任何一项,将违背我的最后愿望。”

    戴高乐的要求都实现了,葬礼非常简朴,4万多男男女女从法国各地来到科龙贝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送葬。与此同时,巴黎大主教马尔蒂在巴黎圣母院为戴高乐将军举行隆重的安灵弥撒,许多国家的元首都赶来致哀。几十万巴黎人冒雨向爱丽舍宫行进,在凯旋门这个26年前戴高乐站过的地方肃立致哀。第二天,巴黎市议会决定把凯旋门所在的星形广场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这可以说是向拒绝任何荣耀的领袖授予“荣誉”的一种最好方法。

想当年功成不居

  敦刻尔克撤退,英军跑了,法国就完蛋了。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抗了六个星期,就被德国人占领。法国政府总理、“一战”的凡尔登英雄贝当元帅,授命向德国投降。

    3/5的法国领土被德国占领,剩下2/5的残山剩水,以贝当为首,在南部维希小镇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被称为“维希法国”。法国当时的国防次长兼陆军次长戴高乐为伪政权的国防部长。法国宣布投降的当晚,戴高乐将军到机场送一个英国将军回国。两个人握手、拥抱完,英国将军上机了。飞机滑行时,戴高乐将军突然开始拔腿追飞机。送行的人都傻了——将军疯了,这是干吗呢?戴高乐将军身高1.98米,两腿也长,几步就追上了飞机。英国将军回过味来,探出身子,抓住戴高乐将军的胳膊,一把就将他提上来了。当晚,戴高乐将军飞到伦敦,立刻发表演说,宣布成立自由法国政府,号召所有法国内地不愿屈服的人们组成军队抵抗,号召法国所有海外自治领地,那些没被德国占领的,如北非、越南自治领地的法国军人,服从自由法国政府。

  戴高乐将军当时只是一名准将,准将是将军当中级别最低的。1944年巴黎光复,将军回到巴黎,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去巴黎圣母院做弥撒,感谢上帝拯救了法国。当他进入巴黎圣母院的时候,钟楼里面,藏着德国的狙击手。那名狙击手瞄准了戴高乐将军,已经把他的头部套在了瞄准镜的十字线上。如果这个狙击手扣动扳机,法国的历史肯定要被改写。但是,狙击手在瞄准之后,被戴高乐将军伟大的人格魅力所感召,不但没有开枪,相反热泪盈眶,泣不成声,从塔楼上下来投降了。

  接下来,戴高乐将军就开始主持战后法国的政务。他组织自由法国,两次开庭审判贝当元帅,判处他死刑。而戴高乐在国家光复之后,就功成身退,临时主席也不干了。他下台之前,签署的最后一道命令,就是特赦了自己的老师贝当元帅。贝当当时已经89岁了,你判不判他死刑已经无所谓了。6年后95岁的贝当元帅去世。这个时候戴高乐将军回到家中,在家里待了近13年,直到1958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他又出来领导人民建立了第五共和国。今天的法国就是第五共和国的延续,戴高乐是开国总统。他干了10年,任满之后辞职。临走的时候,他唯一的要求是带走爱丽舍宫内用了多年的旧书柜。他问秘书,能不能拿走;问管理人员,能不能拿走。管理人员泣不成声,说,整个法国都是您拯救的,拿俩书柜算什么?您拿吧!所以,戴高乐将军让秘书按新书柜的价格付了款,把这两个旧书柜带走了。退休之后,将军拒绝领总统的退休金,他说要用这笔钱去慰问阵亡将士的家属。

  法国光复的时候,国会想授予戴高乐元帅军衔,被他拒绝了。他认为,胜利应该属于光荣的将士们,我就是准将,最低一级。他领一份退休准将的薪金,极其微薄。他夫人是不工作的——欧洲国家尤其上流社会,夫人是不工作的。女儿3岁的时候,因为医疗事故导致智障。他的薪金要养活这么多人,怎么办呢?老爷子就只能写回忆录,靠这个来谋生。他是差两个礼拜就到80岁时走的,实际上是被活活累死的。

  到这个级别的人写回忆录,用不着自个儿写吧,一般都是摇椅上一躺,香槟酒、雪茄烟;秘书在那儿敲字……他哪儿成啊,烟酒戒了,因为抽不起了,自己敲打字机。所以,古代不算,世界近代史上值得我崇拜的政治家就三个:华盛顿将军、孙中山先生和戴高乐将军。这三个人是真正的政治家,他们真正做到了功成不居,非常伟大。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2012-02-22 01:59:35 收件人:"lin chun" <C.Lin@lse.ac.uk> 索朗:从雅利安人到欧亚游牧民族:探索印欧语系的起源

    附件是此文中多次引用的“雅利安人和英属印度”一书。

从雅利安人到欧亚游牧民族:探索印欧语系的起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刘欣如

2012年2月

  【内容摘要】印欧语系语言学研究在其早期发展阶段,曾经纠缠于人类起源问题,最终导致宗教史观与科学史观的对立。英国殖民者语言与印度被殖民者语言之间存在相似性的发现将印欧语言研究引向人种学。但是,对于印欧语言发源地的研究也促进了对生活在广袤的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研究,并且证明游牧民族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这个角度看,印欧语言学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因为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以及历朝历代入侵、占领农业地区的民族并非只有印欧民族。该领域学者在研究游牧民族历史时,往往忽视了那些与印欧语言民族没有任何关系的游牧民族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了解印欧语系形成发展的历史,进一步探讨草原游牧社会与农耕帝国在历史上的相互依赖与无止境的冲突。

  【关键词】印欧语系;游牧民族;雅利安人;人种学;印度种姓

  【作者简介】刘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北京 100006)

  印欧语言学研究起源于18世纪后期,几乎与英国人占领印度同时。在科学史观和宗教史观的辩论中,研究印欧语系的学者放弃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观,追随进化论,探索印欧语言民族发源地及其传播。研究者们意识到,操不同印欧语言的民族曾经长途迁徙,在欧亚广阔区域内流动扩散,并且不约而同地与其他语族及语言相互影响、交换词汇。特别是在欧亚大草原活动的印欧语系游牧集团入主农耕社会的历史时期,双方的接触与融合促成文化包括语言的相互吸收与借鉴,印欧语言学研究成为历史学家研究人类迁徙的工具。语言学家对文字记录产生前人类活动的历史特别是草原游牧社会历史的探索,促使历史学家将研究的视野从定居农业和城市社会扩展到辽阔的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本文旨在梳理18世纪以来印欧语言学发展的历程,批判性地考察期间所发生的理论争辩与考古发现,从而指出印欧语言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雅利安人与人种学

  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是第一位发现英语与英帝国殖民地印度的语言拥有共同语言祖先的英国学者。琼斯于1784年到达印度,在此之前,年轻的琼斯已经是一位资深的东方问题专家,曾经将一些波斯语、阿拉伯语和突厥语作品翻译成英文,其早期著作有《波斯语法》,[1]并翻译《穆罕默德的继承法》。[2]这一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正与莫卧儿帝国争夺孟加拉省。尽管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来自中亚,是说突厥语的穆斯林,但是在建立帝国的过程中,他们采用波斯语这个更为发达的书面语言作为帝国的官方语言。因此,琼斯的语言技能恰好符合英国人管理孟加拉地区来自世界各地的桀骜不驯的商人团体的需要,而且使他能够与当时仍然凌驾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之上的莫卧儿帝国势力斡旋。但是,琼斯到了印度以后很快发现多数印度人的语言属于各个印度斯坦地区的土语方言,包括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而且多数人口信奉印度教的各个支派,他们的宗教语言是梵语。也就是说,他精通的诸种东方语言仍不足以应付印度的语言环境。琼斯马上开始利用他的波斯语知识学习梵语,因为多数印度婆罗门教知识分子通晓这两门语言。琼斯深入研究梵语文献,其中他翻译的《摩奴法典》(Dharmashastra)成为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社会的法律根据,而他早年的译作《穆罕默德的继承法》则用于审理印度穆斯林的财产继承纠纷。

  威廉·琼斯只是众多研究殖民统治下亚洲语言与文化的东方学者之一。但是,他第一个指出梵语与希腊语之间的联系,进而通过希腊语与其它多数欧洲语言的联系来解释印度语言与欧洲诸语言的关系。1786年,他在担任亚洲学会第一任主席的第三份年度报告中,公布了自己的发现:

  梵语语言尽管十分古老,但是其结构十分严谨;比希腊语更加完美,比拉丁语更加丰 富,比上述两种语言更加精炼,但是梵语与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体现在动词词根及语法 结构上,基本不存在巧合的可能性。这种相似性让任何一个语言学家都必须确信三者拥有 共同的祖先,否则几乎没法研究这三种语言。基于同样原因,但并不十分确定的是,哥特 语和凯尔特语也与梵语拥有共同的语言学祖先,尽管三者使用的俗语差别极大;如果可以 讨论波斯古代社会问题,古波斯语也应该可以纳入其中。[3]

  印欧语系语言众多,尽管琼斯首先揭示了该语系的基本结构及其地理分布,但是他完全没有提到诸多印欧语系社会属于同一人种。将印欧语系民族与“雅利安人种”联系起来的学者是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他出生于德国,维多利亚时代在牛津大学担任比较语言学教授。缪勒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帝国在印度统治最为辉煌的时期,但是他本人从未前往印度了解过印度文化。他认为,印度人的语言从梵语演变而来,因此印度人与欧洲人的知识水平相当,或者比欧洲人还聪明,他们与欧洲人应当来自同一个种族,因此印度人和欧洲人应该是“雅利安兄弟”。[4]麦克斯·缪勒的理论把英国殖民者精英与其统治下的殖民地印度人拉在一起,这必然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印度是一个极其多样化的国家,语言多样、民族众多。同时,种姓制度已经将印度人分为各个种姓,形成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社会。缪勒尽管热爱梵语文化,愿意与懂得梵语的印度婆罗门知识分子称兄道弟,但与那些不懂梵文的印度苦力结为兄弟还是很为难。他的学说立即遭到在印度生活的英国殖民官员和学者的抨击。生活在欧洲的白人当然也不能屈尊认同印度人在智力上与自己相当。因此缪勒抛出双人种论解释印度的种姓制度。一部分人属于雅利安人种,与欧洲人拥有共同的知识与血缘关系,他们占领印度,成为婆罗门种姓,并且继续使用印欧语言。皮肤黝黑的印度土著人成为奴隶,或者是低级种姓者。[5]然而,这个对于印度社会结构的人种学解释还是不能说明印度人民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种多样的外貌。在印度历史上,来自中亚、西亚、非洲东海岸以及太平洋群岛的移民给印度次大陆带来了多样的文化和各异的体型相貌,但是从未到过印度的缪勒看不到这些,他一心想着如何在印度知识分子精英与英国统治者之间建立血缘关系。

  印度知识分子多半属于高级种姓,所以很痛快地接受了这个理论,原因是这个理论将他们置于与他们的统治者至少在智力上平等的地位。但是,其他欧洲学者对此提出质疑:难道自己真的与那些黑皮肤的被统治者来自同一个祖先吗?有些欧洲学者热衷研究各殖民地的社会风情,自称民族学者(ethnologists)。他们研究人种特别是殖民地的“土著”,他们眼里的种族差别反映在体质上,而非语言中。他们无法全盘否认欧洲语言与南亚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但是仍然尽量贬低这种相似性的意义。与此同时,他们极力强调,控制地球上其他种族的欧洲人种的核心特征是白皙的皮肤、深凹的眼睛和高高的鼻梁。

  威廉·琼斯在其整个印欧语言研究生涯中,一直坚信整个地球上的人类都是圣经中诺亚的后代:诺亚的3个儿子闪、含和雅弗离开圣地,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在圣经记载的大洪水时期,没有登上诺亚方舟的人类都已经死亡。用圣经年代学推算,将能得出一个相对晚近的人类种族起源年代,即不早于6000年前。在威廉·琼斯生活的18世纪以至于19世纪,多数欧洲学者认为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是上帝重新安置人类的计划,但是对于诺亚的哪个儿子缔造了哪一群人则存在诸多争论。琼斯相信雅弗是欧亚大陆北部居民——即缺少教化的游牧人群的祖先。另一方面,他认为含的后代以农业人口为主,他们后来发展成为居住在不同文明地区的印欧人,这些地区包括:印度、埃及、欧洲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闪的子孙成为红海两岸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琼斯认为这部分人没有悠久的历史,他们仅仅是亚伯拉罕的后代。[6]在贬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文化的同时,他的主要论点却以《旧约全书》中的《创世记》为主要依据,在这里上帝是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共同的创造者,这对他确定印欧语言是否是地球上最睿智的语言制造了障碍。这三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闪含语系民族,基督教在创始时期是希伯来语文化,并不是印欧语系民族的产物,因此欧洲的基督教社会虽然可能是最早的印欧语系民族,但却被不那么高级的希伯来语文化改造。

  麦克斯·缪勒则将最早的印欧语系民族或雅利安人的荣耀赐予他认为最具骑士精神的雅弗的后裔,他认为他们是征服印度、并奴役土著黑色人种的群体。[7]尽管缪勒极力鼓吹睿智语言(他用来衡量语言优劣的名词)真正属于雅利安人种,但是他解释南亚语言和民族成分的复杂性时却区分出两个人种,这最终导致人种学与语言学研究纠缠在一起。他认为,皮肤白皙的、智慧的雅利安人征服肤色较深的民族,建立了一个等级森严的文明社会。他生活的时代为19世纪中叶,此时部分欧洲自然科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抛弃圣经的人类起源理论。其中,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物竞天择之物种起源》一书。他提出的人类起源于猿猴的理论无疑在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的欧洲引起强烈反响,尽管当时已经有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开始转向理性地解释人类起源问题,而不是仅仅接受《创世记》的说辞。他们探索全球范围的生物和动物物种,发现这个世界的历史要远远长于根据圣经年代学计算得出的时间,开始意识到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时间必然远远早于《创世记》的时间。因此,对于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能够更加合理地解释人类起源问题。

  对于人类起源的宗教阐述与科学解释的争论在当今欧美社会仍在继续。物种起源理论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解释各个民族的体质差异。自然环境可能解释这个问题,热带地区人类肤色较黑,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居民肤色白皙,尽管如此,物竞天择理论仍然无法解释地球上人类之间所有的体质差异。在《物竞天择之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对这个问题未置一词,因为他意识到不是所有的差异都与自然环境因素有关。后来,他在另一部著作《人类的繁衍与性别选择》[8]中尝试解答这个问题。他认为,不同物种,包括人类,拥有不同的美学价值观,特别是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他们/它们会创造或生发出各种与生存环境无关的体质特征。近几十年来,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重新探讨人类的体质差异问题,用更加丰富的资料完善和发展了达尔文的理论。[9]性别选择理论也许仍然不能完美地解释人类体质差异,但是达尔文的远见卓识在于,他在没有基因学资料的情况下,已经指出人类各群体在本质上的共性。

  在欧洲“白种人”为自己的殖民统治寻找道德依据的时代,对于那些坚信现代欧洲的强大得益于上帝的旨意的人来说,达尔文用“异性相吸”解释人种差异的理论无法获得普遍认可,使用最睿智语言的雅利安人种是最智慧的种族,他们的体质特征必然与愚笨的种族不同。人种学者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极力寻找雅利安人与犹太人以及阿拉伯人之问的体质差别,因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使用非雅利安语言,但是与印欧语系民族的体质差异并不明显。对于非洲人、东亚人和美洲人,欧洲白人视其为劣等民族,一方面因为他们肤色较深,另一方面他们的体质特征与欧洲人差异太大。在欧洲,在各个殖民地,统计官员不厌其烦地测量头盖骨、鼻骨、臂长、腿长,描绘不同人种肤色的深浅差异、身体各部分的形状甚至头发的差别,统计所有能够区分不同人种或亚人种差异的特征。与此同时,考古学者在世界各地考察和测量各个时期人类的骨骼,试图确定不同文明创造者的种族。

  人种学家尽管耗费大量精力用科学的方法搜集数据资料,但是人种学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近来两部著作明确说明人种学的失败:芭芭拉·卡茨·罗特曼的《基因图谱与人类畅想——关于“我们是谁”的科学阐述的局限》[10]和史蒂芬·阿尔维森的《雅利安人崇拜:作为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印欧人神话》。[11]罗特曼的著作建立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她归纳了人种学破产的原因:

  我们回顾种族主义者利用科学进行阐述的时候,发现那确实很诱人,因为他们说他们 在解决科学问题:但是,他们的科学被他们的种族主义玷污了,他们的科学不是真正的科 学。我们可以这么说林奈的科学、纳粹种族主义科学家的科学、以及正在占据报纸头条的 各种各样美国种族主义者的科学。但是,如果一个记录已经如此差劲了,那么它就提出了 这样一种可能:问题不是出在方法上,也不是答案上,而是出在提出的问题上。[12]

  她的核心思想是,人种学家是先有答案,之后才提出问题。尽管他们运用几乎所有可能的科学手段,包括体质人类学、生物学、古生物学、统计学,最后还利用基因学方法,但是他们最终没能获得任何收获。更重要的是,对于19世纪欧洲列强来说,利用体质差异区分人种已经成为一种贬低非洲黑人、土著的美洲和亚洲棕色和黄色人种的有效工具。在美国内战及其之后,美国白人同样利用各种以人种差别为参照的道德规范制造后奴隶制时代种族间的隔离和对立。19世纪后期的人种学演化为以人类的体质外貌为标准判断文化水平或者说是文明程度的工具,成为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

  阿尔维森在《雅利安人崇拜》一书中指出,欧洲白人理想祖先问题研究中存在众多内在矛盾。例如,那些在体质上与欧洲白人差异不大的民族,特别是犹太人,给种族主义者出了一个大难题。最大的问题是,犹太人祖先使用的语言并不是印欧语言,因此,基督教起源时期的语言是非印欧语言。犹太人思想家曾经用各种方式阐释这个问题,希望证明他们与基督教来自同一个种族,借此提高他们在欧洲社会的地位。[13]19、20世纪的欧洲思想家无论是否信奉基督教,都一致接受正统基督教价值观,但是,基督教并非起源于欧洲,而且欧洲皮肤最白的印欧人祖先曾经是处于古代文明社会即罗马帝国边境地区西北欧的蛮族人。文明的罗马人和金发碧眼的日耳曼蛮族都说印欧语系的语言,也都曾经信奉多种神灵,而不是信奉一神论的基督徒。把雅利安人和基督教捆绑在一起确实很牵强。[14]纳粹科学家着力解决人种学面临的这些根本矛盾,目的是真正确立完美的雅利安人种优越论。最终,他们抛开语言学的根据,着重体质差别,因而确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金发碧眼的白人具有雅利安人种的典型特征。

  纳粹种族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破产,欧洲国家失去了在亚洲、非洲的殖民地,但是欧洲人并没有失去自我优越感,并不认为自己与前殖民地的人民属于一个种族。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研究人种的学者利用越来越先进的手段研究种族间的差异。但是,用先进手段寻找人种差异碰到的问题,与19世纪人种学家用尺子测量骨架碰到的问题如出一辙。人类基因图谱的出现证实,人类各种群之间没有体质上的根本差异。

二、马拉战车与欧亚游牧民族论

  雅利安人种理论的全面瓦解并没有阻碍印欧语言学的发展。事实上,在回应这个错误的人种学问题时,印欧语言学者也在探寻人类的过去,并且在无意中拓展了语言学研究的地理和社会范畴,通过研究欧亚大陆内部人群的生活和迁徙,语言学研究的内涵更加丰富。尽管纳粹科学家极力鼓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居住的欧洲人是印欧语言民族的榜样,但是他们也无力否认古典时代日尔曼人曾经被罗马人视为蛮族这一事实。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和罗马人的头发是黑色的,身材也比现代日尔曼人矮小。即使日尔曼人当时拥有雅利安人的白皙皮肤,他们也不过是地中海文明的后进者。甚至“印欧人”这个名称也与日尔曼人没有任何联系,这个名词在19世纪出现时主要是指梵语民族与希腊罗马人。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于印欧语言发源地的研究还是扩展了学术研究的地理范围,从地中海和印度洋地区扩展到西欧和北欧地区,向东扩展到欧亚大草原。在希腊和罗马古典历史学家看来,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是蛮族,是那些说十分艰涩难懂语言的人,是未开化的“外人”。但是,对近代人种学家来说,他们属于雅利安人种,因为他们使用的语言与希腊语和拉丁语拥有共同的祖先。现代种族主义学者确信他们必然拥有某种特质,这种特质帮助他们最终战胜当时最先进的社会。考古学者和古代语言学者追溯印欧人/雅利安人的历史至公元前2千纪,发现取代亚述人在中东地区建立霸权的米坦尼人,可能还有赫梯人,均为早期印欧语言民族。考古学家及历史学家戈登·柴尔德对考古学家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进行归纳整理,并用之阐述世界历史。柴尔德坚持认为印欧人/雅利安人兼有野蛮和勇猛特性。他认为雅利安人,包括米坦尼人以及后来的赫梯人,都是骑马民族或马拉战车民族,他们垄断铁质武器制造技术,因此他们的军事和技术水平无人能及。他认为,雅利安人是铁器时代的开创者。[15]尽管柴尔德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将语言与某个特定种族联系在一起,但他实际上赞同所有的印欧语言——吠陀梵语、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凯尔特语以及各种斯拉夫语方言、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等一一均源自一种“母语”。[16]

  在探索最早的印欧民族的过程中,语言学者必然面临没有文献资料的困境。戈登·柴尔德对于人类早期历史的概述尽管并不全面、也不准确,但是却开创了利用物质文化遗存重构历史的先河。从19世纪中叶开始,众多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沿着这个思路将印欧语言民族描述为驾驭马拉战车的武士。[17]他们揭示了野蛮的印欧人在与定居人口接触后,由野蛮、无知的部落社会向半定居的农业和畜牧业社会转变的历程,例如驾驭马拉战车的迈锡尼人发展成为种植葡萄、在海上航行的希腊人。[18]考古学家利用罗马帝国北部边境地区的考古资料描绘了日耳曼蛮族与罗马帝国既相互敌视又互相依存的历史。[19]

  同时,语言学家也在寻找印欧语系的共同祖先。重构这个语言祖先的历史,要依据词汇表所提供的零散信息。语言学家已经建立以发音和句法变化为基础的各类模式,用来确定不同支系语言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他们还研究每种语言词汇表中能够反映各个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词汇。但是,将语言与某种物质文化进行对应研究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面临严重问题。一个最有力的例证就是将马匹和马拉战车与印欧人联系在一起的问题。语言学者注意到,所有已知的早期印欧语系民族尽管相距遥远,但是他们使用的与马匹、马具、马拉战车有关的词汇基本相同。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印欧人是公元前2千纪“战车革命”的缔造者,他们从草原游牧民族手中接受这种强大的武器,用之征服城市社会。马拉战车问题因而成为欧亚大陆研究(考古学)和印欧语言研究(语言学)两大领域的热点。他们急于确定谁是马拉战车的制造者和使用者。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考虑:首先,其发明者是印欧语言民族还是其他语言民族?其二,他们是驯化和训练马匹的草原游牧民族还是制造发达灵活的轮轴车辆的定居民族?将马拉战车与印欧语言民族联系在一起的努力最终走进死胡同。尽管早期印欧语言民族的首领和国王,比如公元前1600年左右进入希腊半岛的迈锡尼人以及约公元前1500年进入南亚地区的吠陀人部落,都是马拉战车的拥有者,并且引进了与马匹和战车有关的词汇,但是其他非印欧语言民族的统治者也是马拉战车的驾驭者。例如将马拉战车引进埃及的喜克索斯人,其民族构成十分复杂;中国商朝统治者(用战车陪葬,坚信他们将在另一个世界驾驶战车)显然亦非印欧语系民族。

  是游牧民族还是定居民族发明了马拉战车?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一种比较合理的假设为草原游牧民族发明马具,包括缰绳;定居社会的木匠和青铜器匠人制造出先进灵活的轮辐车轮和车厢。这说明马拉战车极有可能产生于草原与农业社会接壤的地区,这个地区应该出产树木和青铜。1950年代在亚美尼亚塞凡湖地区的拉琛(Lchashen)发现的包括战车在内的23件交通工具基本可以证实这个假设。[20]塞凡湖位于高加索山区,山林茂密,各种交通工具的木质构件所需木材在这里均可找到;高加索山脉北麓草原地区生产马匹;南麓为亚拉腊山(Ararat),是古代农业产区。该遗址发现的车辆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但是坚固的四轮车厢出现的时间可能稍早。总之,拉琛堪称公元前2千纪交通设施的博物馆,并且提供了最早的马拉战车的实物证据。

  但是,近年来在高加索山脉东北部地区更加令人震惊的发现颠覆了拉琛的重要地位。1992年,一部名为《新塔式塔》(Sintashta)的俄文著作出版。该著作公布了在乌拉尔山脉以东北方草原上发现的一个早期手工业聚落的考古发现,该地距离古代农业城市化社会十分遥远。俄罗斯考古学者发现的第一个遗址为一座圆形防御聚落,其中布满青铜冶炼作坊。不久,众多相似聚落相继发现,其中包括一座位于阿尔凯姆(Arkaim)的保存完好的遗址。到目前为止,在新塔式塔一阿尔凯姆(Sintashta—Arkaim)遗址群,至少在9座墓地发现了16个车马坑,年代在公元前1900一前1750年之间。[21]在此后大约10年的时间里,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仅为通晓俄语的学者所知。近来,戴维·安东尼的力作《马匹、车轮与语言——青铜时代来自欧亚草原的骑士如何构建现代世界》帮助英语阅读者了解到更多信息。这个发现证据明确,证明了马车的制作位于草原深处,因此,学者们必须放弃游牧民族无力自主制造手工产品的观点,同时也必须修正游牧民族总是不断流动的观点。证据明确显示,他们不仅是众多先进产品的发明者,也是聚落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尽管由于流动生活的需要,聚落存在时间并不是很长。

  那么,这些富有创造性的游牧民族是印欧语言民族吗?戴维·安东尼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作为考古学者,他捍卫印欧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承认语言与人种无关,而且考古学物质遗存也很难与特定的语言建立联系。但是,他尝试一种新的利用考古发现复原语言学,并确立联系的方法。他认为,尽管我们无法将某种物质文化或者某种物质特征与语言直接联系起来,但是长期存在的、互动的、明确的文化界限似乎可以证明两种不同文化与两种不同语言的并存关系。

  另外,这种文化界限的变化可以证明两个民族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人口流动关系如通婚,因此,它至少可以证明一种语言向其它地区传播的方向。[22]安东尼利用这个方法收集了大量欧亚大陆的考古资料,包括从前不为英语读者所知的俄语著述资料,之后他完成了该部研究印欧语言传播的历史著作。与多数历史学者不同,他从草原游牧民族或牧民的角度——而不是城市居民的视角——探索欧亚草原与不同农业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他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两个邻近区域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瞬息万变的历史。此外,他还研究公元前5200一前5000年近东地区包括牛羊在内的各种动物的驯养过程及其向草原地区传播的历史;约公元前4200年草原民族开始骑马的历史;公元前4千纪草原游牧民族参与城市社会长途贸易活动的历史以及他们在草原地区建立手工业城市、冶炼金属、制作金属马具零件的历史。[23]安东尼让我们确信印欧语言的故乡在欧亚草原,游牧的印欧语言民族是马拉战车的发明者。另外,根据考古学者对于在新塔式塔一阿尔凯姆发现的器物的定年,无论他们是否属于印欧语系民族,他们的技术最终也将向其它地方扩散,影响操印欧语言的游牧民族,并且与其他游牧社会和定居社会保持着长期的互动关系。

安东尼论述了马匹及马拉战车从草原地区向中东地区各个青铜时代国家以及草原以南其他民族传播的过程。[24]他特别指出,近几十年在巴克特里亚一马基亚纳地区(位于今阿富汗北部和伊朗东部)的考古发现证明,公元前2100年左右该地区已经出现农业生产区和农垦区。因此,当地居民可能向驾驶马拉战车路经此地从草原北部向西部和南部迁徙的游牧民族(极有可能是印欧语系民族)提供食宿。生活在这些建有防御工事的市镇和绿洲的居民从北部草原进13马匹,与西亚地区的城市社会建立贸易关系。该文明居民使用语言不详。约公元前1800年左右,巴克特里亚一马基亚纳文化衰落,但是当地居民并没有抛弃他们定居的农业一畜牧业生活方式。200年或300年后,吠陀人可能经过这个中间地带到达南亚地区,他们带来了马匹和马拉战车。安东尼将《梨俱吠陀》中记载的丧葬仪式和颂诗与在新塔式塔及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游牧民族文化的丧葬仪式进行对比,试图证明吠陀人来自草原。尽管这种对比十分新颖,但是鉴于目前吠陀遗址考古资料十分匮乏,此项研究取得进展仍需时日。

  如果以马拉战车作为研究印欧语系游牧民族物质文化传播的标准参照物,那么,在研究曾经分布在中亚地区的一种印欧语——吐火罗语言的分布状况时,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都遭遇困难。这种语言在20世纪早期被发现并命名,当时在塔里木盆地绿洲发现众多书写在木条板上的手稿。吐火罗语是这部分手稿中的众多未知语言之一,文献内容多数为佛教典籍及商业文件,年代在公元6—8世纪。吐火罗语与当地发现的其他印欧语言——包括和田语和粟特语——相比有明显差别,它与印欧语系东支语言——比如伊朗语和梵语——的联系并不密切,反而更接近凯尔特语和日耳曼语。事实上,它甚至具有某些赫梯语的特征。早已有学者开始研究吐火罗人的迁徙路线,并将吐火罗人与来自中国西北部农业地带边境地区的月氏人联系起来,他们向西迁徙至阿姆河沿岸,之后占领巴克特里亚地区,并最终建立贵霜帝国。之后,该地区更名为吐火罗斯坦。[25]

  也有学者更为关注多个游牧民族间的互动关系,包括匈奴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以及他们与包括中国、印度、波斯、地中海沿岸地区以及中亚和西亚地区在内的定居社会的关系。[26]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大草原上生活在不同生态环境下的形形色色民族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敌对的关系。在所涉及的民族中,月氏人(或称吐火罗人)、塞人和斯基泰人都是骑马民族,也是印欧语系民族,同时大草原上的非印欧语系民族,比如匈奴人、噘哒人和蒙古人也是优秀的驯马师、英勇的武士和精明的政治家。但是草原上印欧语系民族和非印欧语系民族并不都是精明的商人,因此往往依赖邻近定居社会的居民甚至他们的对手为他们贩来所需的物品。

  近年来,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出土了众多属于公元前2000一前1000年的干尸,其中部分干尸鼻梁高挺,眼窝深陷,具有“高加索人”特征。这些属于公元前2千纪即青铜时代的干尸迅速引起语言学者和体质人类学者的注意。尽管由于塔克拉玛干沙漠高燥气候的影响,干尸的肤色已经无从辨别,但是仍然可以确定他们的面貌和肤色可能接近欧洲人的体质,或者说接近印欧语系西支民族的外貌。至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研究这些干尸的语言学者首选吐火罗语,他们认为在公元前2千纪早期,这些人沿草原贸易商路迁徙至此。[27]目前欧亚问题研究者已经尝.试性地接受那种认为在塔里木盆地生活的吐火罗语居民属于高加索人或“欧罗巴人”的观点。

  该地区近年最新发现的一座墓葬再次引起有关公元前2千纪居住在中国农业产区附近的吐火罗人是否属于“欧罗巴人”的讨论。该墓葬位于新疆楼兰附近干涸的小河河边,出土的尸体保存完好,肤色仍然白皙,褐色头发清晰可辨,可以确定他们是“欧罗巴人”。尸体埋葬在船形棺内,头戴毛皮帽,周围陪葬的篮筐内装满小麦和粟。[28]但是没有发现马匹和车辆的证据。研究印欧语系语言学和草原考古的学者一般认为,马和马车是大草原上印欧人的标志性特征。但是小河墓葬的物质文化遗存并不包括这个特征。小麦是西亚地区的主要作物,粟则来自中国。这些生活在草原与沙漠之间小河绿洲上的、长相类似“欧罗巴人”的居民更有可能是农民,而不是骑马的游牧民族。这些墓葬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每个人身上或身旁都有麻黄枝条。有些死者直接被安放在小型麻黄包或麻黄袋中(里面还有小麦、粟或大麦),有的栓在包裹死者的裹尸布旁边”。[29]麻黄和大麻均在巴克特里亚一马基亚纳考古遗址中被发现,二者被认为是吠陀人迷醉仪式索玛(soma)和波斯人经典《阿维斯陀》(Avesta)中记载的豪玛(homa)仪式中使用的物质。如果麻黄能够证明小河人是印欧人,那么他们使用的语言则极有可能是印欧语系东支印度一伊朗语族中的某种语言,而非吐火罗语。

  总之,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得出吐火罗人于公元前2千纪经草原商路向东迁徙至塔里木盆地,他们的后代就是曾经在塔里木盆地生活、擅长驯养马匹的月氏人,后来他们迁徙至巴克特里亚/吐火罗斯坦地区并建立贵霜帝国等一系列结论为时尚早。对史前时代和文明时代印欧语系民族迁徙历史的研究证明,众多印欧语系社会的人民曾经是城堡建造者,是农民,是骑马的游牧民族。他们可能皮肤白皙,也可能皮肤黝黑。将种族与某种特定语言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显然已经经不起推敲。

三、雅利安人与婆罗门

  尽管麦克斯·缪勒极力鼓吹包括英国人及其印度属民在内的欧罗巴人种之间血缘关系相近,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欧洲人种学者仍然拒绝接受他们与南亚地区操印欧语言的肤色棕黑的民族平等的观念。同时,印度知识分子,主要是婆罗门,仍然热衷于坚持缪勒的有关种姓制度的种族主义理论,因为他们掌握梵语文化,坚信他们与其殖民地宗主国同为雅利安人。雅利安人种理论一方面被民族主义者利用,成为谴责殖民统治的论据,另一方面也成为保卫印度教高级种姓特别是婆罗门特权的有力武器。20世纪初期,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被发现之后,考古学者摩提梅尔·惠勒进一步推崇入侵的吠陀人部落后来成为南亚地区高级种姓的理论。印度河流域文明在公元前2500年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在公元前2千纪初期开始衰落。在印度河流域主要城市遗址摩亨佐·达罗最晚地层发现了“最后的屠杀”的证据。惠勒在其力作《印度河文明》中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

  非常简单。在公元前2千纪某个时候——一般认为是中期,但证据并不充分——雅利 安语言民族入侵七河流域、旁遮普及其附近地区。学界长期认为这次入侵行动反映在公元 前2千纪下半叶编纂完成的《梨俱吠陀》的史诗式记述中。《梨俱吠陀》记载的入侵行动全 部表现为攻打原住民的城防工事……雅利安人的战神因陀罗是攻破城池者(puramdara)。[30] 文献中对于雅利安人入侵者摧毁印度河文明的描述似乎比较可信,因此被学界接受,并且写入印度历史教科书。文森特·史密斯(Vincent Smith)撰写的《牛津印度史》写到:

  根据吠陀史诗,我们有可能勾勒出一幅连贯的雅利安人对于黑皮肤、无鼻子(即扁平鼻子)的当地反对者和依附者达修产生第一次印象的画面。入侵者的榜样是他们的战神因陀罗;雅利安武士像他一样强壮、蓄须、嗜吃、酗酒(一种被称作索玛的琼浆玉液,成分不详,与希腊人的蜜酒十分相似)。[31]

  在这幅“连贯的图画”中,雅利安吠陀人入侵者及他们的后代婆罗门和刹帝利与欧洲白人外貌相同,当地的印度人则鼻子扁平,相貌丑陋。体质人类学者沉迷于测量印度河城市文明遗址出土的人类骨骼,用来确定他们的种族身份。他们与其他地区的人种学者遭遇到同样的致命问题。他们收集到的大量资料无法帮助他们确定印度河流域居民确切的种族属性。根据人种学的分类,他们发现古代印度河流域居民属于不同种族,包括“前澳大利亚人种”、“阿尔卑斯人种”和“蒙古人种”。某一具人体骨架可以被纳人多种种族类型。人种学破产后,考古学者再次检测古代印度河流域居民的体貌特征,努力寻找他们适应生态环境变化和城市农业生活的证据。他们发现古代印度河居民的体质特征与今人差异不大,并且可能属于东地中海至西亚地区多个大规模的民族集团。[32]

  雅利安人种是印度河文明攻占者的观点还有另外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惠勒开展考古发掘活动的时期,还没有很好的测年手段,印度河城市遗址衰落与消亡时间被模糊地定在公元前1500年。后来的考古学者利用碳14方法测定遗址年代,将印度河流域城市完全消亡的年代修正为公元前1700年甚至更早。这个结论明确表明在印度河文明衰亡至吠陀人到来之间存在至少200年的空白期。并且吠陀人于公元前2千纪进入印度河流域的时间也仅仅是个假说。由于这200年考古学证据缺失,吠陀人到来的语言学证据也仅仅能够推进至公元前1500年左右。因此可以断定,崇拜因陀罗神的吠陀人到达印度河流域时,他们发现的是200多年前的古城市废墟,早已无人居住,他们的行动也全无英勇可言。在南亚早期历史研究中,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科技手段彻底驳斥了麦克斯·缪勒从印欧语言学角度建立的、摩提梅尔·惠勒从考古学家角度继承的种族主义历史观,亦即白皮肤的雅利安人种的婆罗门和刹帝利入侵南亚,击败当地黑皮肤、扁鼻子的土著而建立南亚的文明社会。

  到目前为止,现代科技新方法和新手段仍然无法根据印度河城市废墟遗存确定当地居民使用的语言。破译印章,甚至泥板上发现的众多字符的努力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我们也无法断定这种语言属于哪个语系。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下宣布独立后,部分印度人(有些是学者)努力寻找雅利安语源自南亚地区的证据。众多著述宣称印度河流域字符是一种早期印欧语言,是所有印欧语言的母语。这类讨论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后殖民地时代印度人的民族主义观念,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仍然没有提出值得重视的、可信的证据。

  无论印度河流域或者说印度北部居民使用哪种语言或哪些语言,吠陀语言民族的到来在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建立了联系。对部分印欧历史文献进行的语言学及文献学研究证明,二者之间的联系错综复杂。吠陀人在南亚地区定居过程中,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当地农业词汇。《梨俱吠陀》及各类史诗中记载的战斗场面主要是吠陀人各个世系之问的战斗,很少针对“扁平鼻子”的达萨(Dasas)或达修(Dasyus)。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一些在吠陀人到来之前长期生活在印度地区的当地氏族加入到某个吠陀世系,参与吠陀世系之间的争斗。[33]

  印欧语系语言学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印欧语系各个世系之间的战争、分裂乃至迁徙的过程。用吠陀经典与阿维斯陀波斯文献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印度一伊朗语系中的伊朗支系与印度支系部落曾经在众多地区发生激烈争斗,这是两个支系语言民族在迁徙过程中发生的内斗。吠陀文化中的魔鬼阿修罗(Ashuras)就是琐罗亚斯德教神祗阿胡拉(Ahuras);印度教神祗德瓦(Devas)就是琐罗亚斯德教阿胡拉神的敌人。[34]吠陀语言部落民族并非最早到达南亚地区的印欧语言民族;古典梵语的源头并不是吠陀语言,而是另外一个印度一伊朗语言民族,他们到达印度的时间甚至早于吠陀人。争夺印度北部地区统治权的战争在多个印欧语系中爆发,并且记载在《梨俱吠陀》中。另外,吠陀经典中所谓扁平鼻子的达萨人和达修人也非印度土著居民,他们只是比吠陀人到达的时间更早。达萨人和达修人有可能是印欧语系民族的一支,也有可能是来自巴克特里亚一马基亚纳考古群的居民,那个地区是印欧人向南亚迁徙的中转站。因此驾驶战车的吠陀人在向南方迁徙过程中曾经在巴克特里亚一马基亚纳农业及非印欧人区域驻留,他们可能在那里接受部分词汇,甚至接纳部分居民即达萨人和达修人。[35]最合理的推论是,印欧语系的一支从中亚进入南亚并带来他们的物质文化包括马车文化。他们在中亚曾与伊朗语的一支征战并决裂,在进入印度平原后继续分裂为不同世系。他们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分裂与重组,成为印度古代史诗的题材。

四、结语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印欧语言学研究占据着重要地位。自18世纪诞生以来,它与其他近代学科并肩发展。其中,曾经开拓印欧语系语言学家视野的、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石的生物学成为当代生命科学的主流;从印欧语言学衍生的人种学最终失去了科学的外衣及其在学术界的信誉。同时语言学家追踪印欧语言发源地的研究促进了对生活在广袤的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研究,他们与考古学家携手证明游牧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印欧语言学的发展及其对印欧语系民族起源的研究表明,语言学研究与考古学研究相互参照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前沿,当代历史学家应当充分利用印欧语言学及考古学的优秀成果,深入探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课题,比如生活在森林、草原、农业等不同生态区域内各群体之间的迁徙运动及其相互影响。与此同时,印欧语系语言学家需要与研究其它语系的语言学家合作,因为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以及历朝历代入侵、占领农业地区的民族并非只有印欧语系民族。其中源自亚洲北部操阿尔泰-通古斯语言的各民族在历史上不断向东南迁徙,最终把印欧语系民族推出中亚大地。

注释:

[1] William Jones, A Grammar of the Persian Language,1771, Menston, Yorkshire: The Scolar Press,1969.

[2] The Mohammedan Law of Succession to the Property of Intestates, trans. William Jones, London: Dilly,1792.

[3] Anna Maria Jones,ed.,The Works of William Jones.13 vols.,London:John Stockdale and John Walker,1807,3:34—35,转引自Thomas Trautmann,Aryans and British Indi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38.

[4] Max Mǘiler,“0n the Relation of the Bengali to the Arian and Aborigina1 Languages of India,”(1847)转引自Thomas Trautmann,Aryans and British India,P.176.

[5] Thomas Trautmann, Aryans and British India, pp.174-175.

[6] Thomas Trautmann, Aryans and British India, pp.51-52.

[7] Thomas Trautmann, Aryans and British India, p.175.

[8] Charles Darwin,The Descent of Man,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London:John Murray,1871.

[9] Jared Diamond,The Third Chimpanzee:The Evolution and Future of the Human Animal,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2,PP.111—121.

[10] Barbara Katz Rothman,Genetic Maps and Human Imaginations:The Limits of Science in Understanding Who We Are,New York:W.W.Norton,1998.

[11] Stefan Arvidsson,Aryan Idols:Indo—European Mythology as Ideology and Science,trans.Sonia Wichman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

[12] Barbara Katz Rothman,Genetic Maps and Human Imaginations,p.57.

[13] Stefan Arvidsson,Aryan Idols:Indo—European Mythology as Ideology and Science,108ff.

[14]在第4章“秩序与蛮族观念”(Order and Barbarism)以及第5章“来自东方的骑马民族”(Horsemen from the East)中,阿尔维森列举了这些事实,参见Stefan Arvidsson,Aryan Idols:Indo-European Mythology as Ideology and Science.

[15] Gordon Childe,What Happened in History,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4,pp.170,175—177,185,191.米坦尼的语言中存在很多与马和战车有关的印欧语元素,但是这个语言属于哪个语系并没有定论。

[16] Gordon Childe,What Happened in History,p.176.

[17] Robert Drews,The Coming of the Greeks:Indo—European Conquests in the Aegean and the Near Eas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p.121—135.

[18] Robert Drews,The Coming of the Greeks:Indo—European Conquests in the Aegean and the Near East,pp.165—167.

[19] Peter Wells,The Barbarians Speak,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20] Arthur Cotterell, Chariot: From Chariot to Tank, the Astounding Rise and Fal1 of the World’s First War Machine, Woodstock, New York: The Overlook Press,2005, p.45.

[21] David Anthony,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p.397.

[22] David Anthony,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p.106.

[23] David Anthony,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Chapter 15, “The Sintashta-Arkaim Complex,1900-1750 BCE. ”

[24] David Anthony,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Chapter 16, “The Opening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25]克雷格·G.本杰明详细阐述了月氏人迁徙的历史,参见Craig G.R.Benjamin,The Yuezhi:Origin,Migration,and the Conquest of Northern Bactria,Louvain:Brepols,2007.

[26]参见刘欣如与琳达·诺兰·沙菲尔(Lynda Norene Shaffer)共同撰写的《欧亚地区的联系——丝绸之路的交通、交流与文化传播》。(Xinru Liu and Lynda Norene Shaffer,Connections across Eurasia: Transportation,Communication,and Cultura1 Exchange on the Silk Road,New York:McGraw-Hill, 2007)

[27] Victor Mair,“Prehistoric Caucasoid Corpses of the Tarim Basin,”The Journa1 of Indo—European Studies,vo1.23,no.3 & 4,1995,pp.281—307;J.P.Mallory and Victor Mair,The Tarim Mummies: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London:Thames and H udson, 2000,尤其是第九章“Tocharian Trekkers.”

[28] Victor Mair,“The Rediscovery and Complete Excavation of ?rdek’s Necropolis,”The Journa1of Indo—European Studies,vo1.34,no.3&4,2006,pp.274—318.

[29] Victor Mair,“The Rediscovery and Complete Excavation of ?rdek’s Necropolis,”p.299.

[30] Mortimer Wheeler, The Indus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 pp.131-132.

[31] Vincent Smith, 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p.32.

[32] Kenneth A.R. Kennedy, “A Reassessment of the Theories of Racia1 Origins of the People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from Recent Anthropologica1 Data, ” in Kenneth A. R. Kennedy and Gregory L. Possehl, eds., Studies in the Archaeology and Palaeoanthropology of South Asia, New Delhi: Oxford & IBH Publishing,1984,pp.97-119.

[33] Romilar Thapar, From Lineage to State: Socia1 Formations in the Mid-First Millenium BC in the Ganga Valley,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p.27.

[34] Asko Parpola, “From the Dialects of Old Indo-Aryan to Proto-Indo-Aryan and Proto-Iranian, ” in Nicholas Sims-Williams, ed., Indo-Iranian Languages and Peopl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pp.43-102

[35] J. P. Mallory, “Archaeological Models and Asian Indo-Europeans,” in Nicholas Sims-Williams, ed.,Indo-Iranian Languages and Peoples, p.38.

    *此文最初用英文写作,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刘健研究员翻译成中文,并经本人校对修改,因此,一切错误由本人承担。

    来源:《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2-02-16 16:32:07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转发: 联合行动45周年纪念会启示录

《联合行动》45周年纪念会启示录

林小仲

2011年12月28日

    应朋友之邀,我参加了2011年12月26日在北京东郊京城梨园大戏楼餐厅举行的《联合行动》45周年纪念会。参加聚会的有近二百多人,多数是文革中,北京海淀区各中学的老红卫兵及联动成员。

    联动全称为:“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作为同龄人和亲历者,我也曾为他们能在1966年12月贴出:“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而感到钦佩。但他们也大都是文革初期“老子英雄儿好汉,儿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对联的始作俑者和狂热吹捧者。当年首都中学红卫兵的风云人物卜大华、牛皖平、彭晓蒙、马小军、贺邯生、邹建平等出席。参加的学校有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京工附中、八一学校、47中、育英学校等学校。城区的四中、五中、八中、师大女附中、师大一附中也有人参加。会场内大多按学校分桌,人少的几个学校一桌。还设了来宾席,我不知道那些贵宾是何方神圣。师院附中有十几人出席。

    会议由马小军主持,舞台上悬挂着“《联合行动》45周年纪念会”,横着一面:“北大附中红旗小组”的战旗。会议先后有几位知名人士发言,没听出什么政治内容。倒是会场内唱歌、合影照相、相互碰杯交谈,热热闹闹。更像是一场老朋友的嘉年华聚会。只是少了当年穿着军装时“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风采,有些人安静的在座位上沉思,有的人还是那样张扬,似乎行走在水浒传的聚义厅。

    会后我与共同参会的师院附中校友张铁军、马晓力互发短信评议此会,现将短信内容摘录如下。本文根据作者记录编辑,对话中关于一些现象仅是泛指,既非虚构,也无需对号入座。

    林小仲:参加联动45周年纪念会,特别读了《联动事件始末》。感慨他们只截选1966年12月反中央文革。却忘了6、7月红卫兵造反,是他们充当文革的开路先锋,将校园变劳改农场.领导老师遭袂,同学中许多人被打成另类。忘了他们8、9、10月主导的红色恐怖,多少无辜生命被摧残。老干部是人,平民百姓也是人,人不分贵贱,人的生命同样是宝贵的。联动们从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践踏人权,到12月文革危及自己利益,被迫举旗反戈一击一脉相承。联动中一些人文革中纳粹冲锋队的表现,记忆犹新。

     多数中学生与联动之争,并非对中央文革的评价,那时各派都迷信于伟大领袖正确,看看联动宣言和他们的口号就知道了,谁领导中央文革现在还不清楚吗?将责任推给林和江岂非怪事。更何况是中央文革一手扶植了老红卫兵。老红卫兵也好,造反派红卫兵也好,都是文革领导者的工具,利用之后便无情的抛弃。难怪几派红卫兵的头头,最后都被当做“5.16”审查。中学造反派与联动对抗的主要原因在于,多数人想求生存与平等,而一些八旗子弟是要像封建社会那样承袭江山,将其它同龄人打入另册。但愿我的同龄人回顾历史时都多点反思,不要再用文革思维评价文革中发生的事。

    马晓力:同意!那帮人尤其XX中学的,没头脑不会思考,更不会反思。我硬着头皮去看看这些人有啥长进,结果又不出所料,尤其个别人还停留在小学水平。我当年就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认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对《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很钦佩。但伟大领袖又重演湖南农运暴民政治,他玩弄了国人,我们想脱离封建专制不易啊。原海淀区红卫兵当中的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师院附中等学校的代表人物有脑子,但反思精神不够。不及原西城区红卫兵中的四中、八中的一些人,能对自己历史进行反思。

    张铁军:看到你与晓力的议论,我有两点想法:一是在联合行动45年纪念日时,联动骨干到底有何诉求?看不出来。时至今日,一部分人还不加节制的自恋,乔装超脱,致使他们更加讨人嫌。自以为居功至伟,真如八旗子弟之颓废;二是仍抱着文革的种种派性和观点,论道历史,点评众人,实在可悲。

     马晓力:铁军的议论真令我敬服。

    马晓力:他们知道我对他们有看法,并耿耿于怀,根本无法沟通,没有共同语境。我没有与朱峰和张亚军深谈过,不知他们怎么想的?朱峰的思考与看法还是有深度和我有共识。

    林小仲:我已将你们推荐给米鹤都,他也是师大一附中老三届的。米鹤都曾出版《红卫兵这一代》和《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及红卫兵访谈录等专著。他还在专访红卫兵运动当事人,我将你们电话告诉他。但愿有一批能认真反思的人,将真正文革中首都中学红卫兵历史告诉后人,而不象某些人那样,用文革思维谈文革的事。

    张铁军:谢谢小仲!我走过很多弯路,退休后在整理自已的思想。由于是个“万金油”干部(政工党务),没有对一个向题或一门知识,专门学习。尤其对人文社科没有专门研究的能力,很虚很浅,至今没有形成一个坚定清晰的思想脉络,很难与专家交流。所以很佩服你们的意志和学问,要向你和你的朋友们学习!

    林小仲:回忆文革,虚构一贯正确的大有人在,在梦里自我陶醉。在当年的首都中学红卫兵里,何止老红卫兵和联动中的人梦回吹角连营。四四派几位头面人物在知情人尚健在时,就堂而皇之的编撰历史,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四三派的少数当年领军人物也步其后尘,移花接木,续写虚拟的英雄史。我更亲眼见识过有人席间故作领袖状自吹自擂,对文革个人表现侃侃而谈,仿佛在文革中指挥过诺曼底登陆等伟大战役一般。我认识的一位老兄,原本是文革派系中不三不四之辈,却大庭广众签名售书,传记中居然以进革委会任职为荣。编造12.26登台与联动辨论等天方夜谭。当然,对于文革的事要历史的去看,那是一个没有法治、民主的黑暗年代,那是一个封建皇权思想泛滥的年代。文革的历史责任在于他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而不应当由当时只有十多岁的首都各派中学红卫兵负责。问题是中国红卫兵一代回顾历史时,要有必要的反思和忏悔。而文革中那些残暴的打人凶手一生何能安心?联动名单中有这样的人,他们中有人已经暴死他乡,也应该是一种报应。

    张铁军:说实在的,大家都在写历史、忆往事,但是在今天,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尤其是对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的基本态度构成了这一代人的基本分野。一部分抱着正统历史不放,从中去虚构自己“一贯正确”、“辉煌战绩”或者找出那段历史关键点上的“首创”“首功”,这对历史对后人又什么用途。我心目中的这一代人应该以虔敬之心尽自已的历史责任,都要对生命对时代做出实事求是的回答。眼光大度些,评价公正些,接通这段历史,这才是最重要的。

    马晓力:我们这代人中的不少人,其实中毒最深,斗争哲学学得最好,最爱自吹自擂充当英雄。这都是那个年代政治教育及文革十年浩劫的影响。也是伟大领袖思想的影响,最应反思的正是我们。一个人不学会反思,永远进步不了,仅仅停留在他自认为辉煌的那一段。一个人不学会呕吐,肚子里充满糟粕,便永远成熟不了,并永远处在病态的狭隘境况中,只不过是精神上的侏儒而已。

    用我们三个与会者的点评做为一家之言。文革时我们分属中学红卫兵的不同派别,但现在我们是校友、同龄人,当年派别之分早已风吹雨打去。我们这一代人,有人称红卫兵一代,有人称老三届一代,有人称知青一代。我们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的一代,我们经历了新中国初创的暴风骤雨年代,我们经历过苦难与辉煌,我们经历过挫折与希望。我们全过程的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一千七百万人漫长的上山下乡,经历了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我们有责任将文革历史的真相告诉后人,让那样的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附件:

    1. 联动宣言

    2. 1966年12月26日大会口号

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

    天下大事,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实施必要的行动。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势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他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得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它,威胁着我们!只有一条道路拉起队伍,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先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党中央为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 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1966年12月5日

12.26大会口号

    全市的革干子弟、革军子弟、工农子弟和革命群众联合起来!

    坚决拥护11月13日中央军委四位老帅的讲话!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

    反对三司一小撮造反派搞打、砸、抢、抄、抓!

    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侩子手三司!

    强烈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

    革命的革干、革军子女不是好惹的!

    沉默就是死亡,战争就是生存!

    红后代

    1966年12月26日

 

文革词语:联动

    名词。“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

    1966年11月27日筹备、推选联络员,12月5日正式宣告成立。以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为骨干,联合了部分“保皇派”红卫兵,总部设在北大附中。“联动”的组织者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八一学校、101中学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的负责人;总部设在北大附中。代表人物有牛皖平、于增寿(总联络员)、李单纲、项东平(京工附中)、彭小蒙、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卜大华、马晓军(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任志明、邹平、赵战平、董良翮、孔丹等。

     这是一批十六、七岁的青年人,多为烈士子女和高干、军干子弟,曾受到毛泽东肯定的最早的老红卫兵。他们发现自己烧起来的“天下大乱”之火,烧着了自己的父辈,连自己也成了“黑帮”、“走资派”的“狗崽子”;由于长期自命为“天然接班人”,于是把出身不好的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看成“狗崽子翻天”,他们只能利用“血统论”组织起来自救。其政治纲领,是反对中央文革和“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注]

    他们一方面与首都“三司”蒯大富等进行辩论,一方面骑着自行车穿越北京大街,呼口号、散传单、贴标语,“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批评当前运动过火)”,“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但他们也是采取武斗的方式来制止打砸抢行为的。12月中旬到1967年1月上旬6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联动被抓人员,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要“火烧谢富治”。他们联合了全国遍布上海、沈阳、武汉、长沙各地、上百所学校的红卫兵,共同用“四大”武器反对中央文革。他们虽然拥有较多的消息来源,丰富的政治经验,却囿于保父并自保的个人立场,只能逆潮流而动。他们的行动因此受到绝望情绪的支配,知其不可为而为,难免有些显得过火。

    由于联动的活动干扰了毛泽东打倒走资派的战略部署,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说:“‘联动’是反动组织,头头是反革命。”《红旗》杂志同年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也断定联动是“反革命组织”。被安上“刘邓反动路线的忠实走卒,其矛头直接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指向中央文革,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革命造反组织,指向革命群众”的罪名。清华大学、北航等校红卫兵在中央文革授意下捣毁联动的“据点”,举办“联动罪行展览”,抓捕139人。4月22日得到毛泽东下令后释放了联动成员。5月29日以联动为核心,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红卫兵万岁”的红卫兵一周年纪念会。作为组织的联动从此结束了活动。而个别成员的活动则维持到了1968年春夏间。

    在各地,都有类似联动的组织:沈阳“红后代”、武汉“三字兵”、济南“黑字兵”等。他们也先后遭到了镇压。当年,笔者曾亲眼看到失意的联动成员怒气冲天,把其父的呢料将军装、佩戴的刺刀,裹在大衣里,在同伴面前示威、泄愤的情景。
因北京八一学校学生被认定是“联动”的主体,学校被停办了。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分配工作、上山下乡时,档案里都被注明“联动分子”、攻击“中央文革”。不少人为了避免麻烦,脱胎换骨以别样面目仕进而改名换姓。但其中真正的中共高干子弟由于是“自己的孩子”,文革后仍被委以重任。

    [注] 资料《有关联动(老红卫兵)的历史原始资料》(“猫眼看人” 2005年5月17日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star=1&replyid=3898231&id=648812&skin=0&page=1)收集了如下文献:《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内容介绍》、《给三十一中的恐吓信》、《最紧急通告》、《周总理在八一学校参观“联动罪行展览”时与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同志谈话纪要》、《自来红们站起来了!》、《做顶天立地的人》。

    (参考资料:江沛《红卫兵狂飙》,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三联书店[香港]1993年版)

 

    有关联动(老红卫兵)的历史原始资料:

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中发秘字003

    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 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①坚决、彻底、全面、乾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副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②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③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④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⑤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⑴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⑵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⑶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指示。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它的成员,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肩负着历史赋于我们的共产主义战斗使命,“我们一定要英勇、忠诚、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项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

    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子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党党员团结起来!
全党全民全军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
十六省、市委革命干部部份子弟
联合行动委员会
公元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2-16 14:06:48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文革致死中华精英名单

2011-11-22

    近日,有网民整理出文革中受迫害而自杀或死亡的177位著名文学艺术大师的名单。文革是中华从未有过的大浩劫大灾难,今天需要认真反思。

 30名文革中被迫自杀身亡的文学、艺术大师

    邓拓: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 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 自缢身亡,成为在那段非常的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人。

    老舍: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日战争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 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陈笑雨:1917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1949年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尽。

    陈梦家:1911年生,浙江上虞县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6岁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1931年出版《梦家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1949年后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副总编,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颇多创见。1966 年9月3日自缢身亡。

    言慧珠: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1949年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 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

    叶以群: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加入中共,同时加入“左联”幷任组织部长。1949年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刘盼遂:1896年生,河内淮滨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于王国维、黄侃、梁启超门下;1946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自杀身亡。

    赵慧深: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罗广斌: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西南联大,1949年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1949年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

    严凤英: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幷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后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杨朔: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1949年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安平:1909年生,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留学英国三年,攻读政治学。50年代初先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 员。1957年大鸣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任意打骂,人身侮辱,无所不 为。1968年8月的一天投河自尽。

    傅雷:1908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作等身。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68 年8月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剪伯赞:1898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 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上官云珠: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1949年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跳楼自杀。

    容国团:1937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1968年6月20日目睹了贺龙、荣高棠批判大会后,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身亡。

   周瘦鹃: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杀。

    李广田: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1935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1948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池自杀。

    吴晗: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1949年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在 狱中自杀身亡,死前头发被拔光。

    储安平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1968年8月投河自尽。(网络图片)

    顾而已:1915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因30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闻捷: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1949年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 年获得“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刘绶松:1912年生,湖北洪湖县人。著名文学史家。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9年后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着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3月16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

    范长江:1909年生,四川内江县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1949年前曾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华北版)总编辑等职。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

    王重民:1903年生,河北高阳县人。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曾留学法国。1948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1952年起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1975年4月15日自缢身亡。

    陈琏: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

    李平心: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1949年后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幷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

    熊十力:国学大师,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

    顾圣婴:著名女钢琴家,1969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傅其芳:中国乒乓球队教练,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姜永宁:乒乓球国手,1968年5月16日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147名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文学家艺术家 著名作家、诗人: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鹤、纳?赛音朝克图、马健翎、魏金枝、司 马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远千里、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林莺、沈尹默、胡明树。 (共35人)

    著名文艺评论家: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刘芝明、何家槐、侯金镜、徐懋庸。(共7人)

    著名翻译家:董秋斯、满涛、丽尼。(共3人)

    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孙师毅、夏云瑚、冯哲、吕班、王莹、赵慧深、瞿白音。(共19人)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马连良、尚小云、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高百岁、裘盛戎。(共10人)

    著名话剧艺术家:章泯、焦菊隐、孙维世、舒绣文、兰马、高重实、万籁天、白辛、伊兵。(共9人)

    著名戏曲艺术家:张德成、李再雯、竺水招、苏育民、顾月珍、筱爱琴、韩俊卿、丁果仙、阎逢春、徐绍清、蔡尤本、刘成基、白云生、韩世昌。(共14人)

    著名曲艺家:王尊三、王少堂、张寿臣、俞笑飞、江枫、连阔如、肖亦吾、固桐晟。(共8人)

    著名音乐家:郑律成、马可、黎国荃、向隅、蔡绍序、陆洪恩、费克、舍拉西、查阜西、李淦、张斌、王建中、沈知白、李翠贞、阿泡、杨宝忠。(共16人)

    著名美术家:潘天寿、王式廓、董希文、丰子恺、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贻德、肖传玖、吴耘、张正宇、吴镜汀、叶恭绰、刘子久、乌叔养、符罗飞、贺天健、彭沛民、郑野夫、李斛、沃渣、王颂咸、李又罘、张肇铭、李芝卿。(共26人)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2-16 14:06:48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当过知青的“美帝”女儿

韩秀

2010年第04期

    《炎黄春秋》编者按:韩秀,当代作家。原名赵韫慧,英文名Teresa Buczacki。1946年生于美国纽约曼哈顿,两岁时被母亲送回中国。1964年从北大附中高中毕业后不久,下乡到山西省曲沃县林城公社林城大队务农。1967年转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八团五连避难。1976年返回北京。1978年元月到美国,定居弗吉尼亚州。韩秀曾先后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文与中国文学。20世纪90年代初,她加入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和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曾两度(4年)担任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她迄今已发表了包括小说、散文、传记、评论等体裁在内的30本著作,曾获纽约第4届万人杰新闻文化奖、台北第24届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奖章。下面是去年她用中文写成的在中国当知青的那段富于传奇色彩的回忆文章。

一、被母亲送回中国

     我的父亲是一位美国的军人,他在1943年到1945年这一段时间里,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陆军武官。那时候国民政府设立在陪都重庆,美国大使馆自然也设在重庆。父亲在重庆住了两年,在盟军丢失了缅甸、滇缅公路被日本人切断、中国人民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他担任的工作是保证美国的援华战略物资的“驼峰”运输、协助中国政府装备和训练中国远征军、重新打开滇缅公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东南亚。所以,说到底儿,我的父亲在中国期间所做的事情是真正地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

    父亲在重庆也认识了我的母亲——一位中国姑娘。1945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我的父亲带着我的母亲离开了中国,返回美国纽约。1946年,我出生在曼哈顿。当时父亲正驻节新西兰,他赶回曼哈顿,看到了我,然后返回新西兰。

    我在一岁半的时候被我母亲托付给一对美国青年,他们带我搭乘一艘美国军舰,漂洋过海来到了政权更替中的中国。在上海接船的,是我的外祖母和她一位远亲赵清阁女士。直到1978年我重回美国之后才知道,我是在父亲不知道的情形下被送走的。当父亲听说他唯一的女儿被送走的消息赶回华盛顿的时候,我已经抵达上海了。父亲1968年过世,在我的一生中,我与他竟然只有出生时的那一面之缘,那是深深地无法言传的伤痛,永远无法愈合。

    我是跟着外婆长大的。外婆是无锡人,出身富裕的大家庭。1937年外公去世后,外婆便考进国民政府的统计部作了一位公务员。政权易帜,外婆为了等我而失去了南迁的机会。她深深了解,如若住在南京,恐怕很不安全,所以索性来到北京,在米市大街一个小三合院安安静静地住了下来。我婴儿时期的乳娘是一位日本妇人,所以我开口学话便是日文。在船上与那对善良的美国夫妇在一起,只有英文,丢掉了日文。与外婆在一起,学了一口无锡话,又丢了英文。到了北京,学了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虽然听得懂无锡话、上海话,却说不利落了。后来,住过无数地方,学习过各种不同的语言,北京话却跟了我一辈子,无论如何,难舍难分。

    外婆是一位极聪慧的女子,她深深知道她是我唯一的依靠,保护好她自己就是保护了我。所以,她留在家里,靠修缮书籍谋生。做这件事首先需要懂得断句,然后需要修补书籍的工具与技巧。外婆告诉我,她从小就跟着她母亲修补旧书,那是一项传了若干代的技艺,可以追溯到上百年前。她手里的这套工具还是她出嫁的时候外曾祖母给她压在箱底的呢。于是,从外婆那里我学到了“艺不压身”这样一条人生路途当中应当谨记的道理。

    其中的一些书在交还给中国书店之前,成了我的启蒙课本。我四岁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讲句老实话,对我来讲,中国古典文学、哲学实在是一种最为坚强的精神支柱。它们在我最没有指望的日子里让我守住了内心深处的那一块净土,真正非同小可。

    少年时还有一些际遇也很有意思。前面谈到的赵清阁女士,我唤她“清阁姨”。赵清阁女士与老舍先生是青年时代的合作者,知情的人们说,舒庆春写剧本完全是赵清阁推动的结果。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搬到了干面胡同,我就读的学校在灯市口,从灯市西口到乃兹府舒先生家就很近了,我常常穿梭在这一带。清阁姨寄信到外婆家,我便将信揣在怀里,来到舒家。大清早起,舒先生正浇花儿,我就把那封信悄悄儿地从花叶子底下递过去了。舒先生的回信也如是,我带回家,由外婆再寄到上海去。这样一种忧伤而温柔的柏拉图式的精神交流,深深地感动着我。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是舒先生作品的第一“读者”。他身边有许多人,无论那故事是否好笑,他们都会逢迎地笑。我却不然,我是诚实的。听到好笑的故事,我会笑个不停;听到难过的故事,我会大哭;听到没有意思的故事,我没有反应。就这样,我成为舒先生最好的听众。他常说:“这孩子听了会哭会笑的故事,我才会写下来。”那时候,我学到了一个重要的道理:作者将一本书写完,并不等于作品的完成,真正完成这部作品的人是读者。

二、永远是一个外人

    在外婆的身边虽然有着一些喜欢我的成年人,但是,在同龄人中间,我却是非常孤单的。我有一张外国人的脸,头发鬈曲,我比同龄女生又都高上一截。更要紧的是,连孩子们都知道,我的父亲是“美帝”。于是,我被隔到了人群之外,任何事情都没有我的份儿。我老是被单摆浮搁着,连座位都是单独的,小学、初中、高中,一个人孤独地坐在最后一排。

     我知道,在这里,我是一个外人,永远是一个外人。这种处境使得我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跟大多数同龄人相比,我自幼对专制下的不民主、不自由的生活有着来自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抗拒,对人为的愚昧有着强烈的反感。

    外人尚不足以形容我少年时代的状况,我还是一个“靶子”。当年的中国的反美情绪多么激烈啊。但是,“美帝”毕竟远在天边,够不着,而眼前这个“美帝”的后代收拾起来多么方便,要圆则圆要扁则扁!

三、高考落榜

    我的功课一向是好的,米市大街小学毕业,保送女十二中,初中毕业保送北大附中。1964年毕业的时候还获得优良奖章。但是,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农村重新划分阶级成分,城市里阶级斗争的弦也绷得很紧。我参加了高考,50位被精选出来的考生集中在一个考场。但是,只有4名进入大学,其余纷纷落榜,完全是因为成分问题。数学老师不识时务跑到招生委员会去打听我落榜的原因,人家将我的卷子丢给他。卷子根本没有看,上面贴了封条,盖了一个章“此生不宜录取”。数学老师难过得很,倒是我心平气和。我知道,这长长远远的辛苦之路,这就要开始走啦。

    44个“出身极不好”的学生,来自40所学校。这些学生又都是各校的学习尖子,也就是“白专典型”。彭真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子的:这些学生到了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背叛自己的出身,脱胎换骨,在农村扎下根来,变成新一代的有文化的农民!这些学生正好男女各半,看来彭真甚至希望这些学生就这么配成了对,日后就在农村安家、生儿育女,永远地留在农村啦!

    我和23位学生以及一位带队干部来到山西曲沃县林城公社林城大队,另外20位则到了侯马公社白店大队。

四、来到山西曲沃县林城公社林城大队

    我们到了林城,住进了一个挺宽敞的三合院,这地方本来是大队的仓库。北房是女生宿舍,西房是男生宿舍。行李被褥各自安顿在木板床上,箱子放在床头,搁些饭碗之类的零碎东西,脸盆脚盆放在床下,这就是每个知青的那点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了。东房是灶间和仓库。开始的一些日子,大队派了一位贫农为我们掌厨。没多久,知青们轮流帮厨,就完全地自力更生了。

    棉麦之乡,富裕是富裕,劳动却是非常苦重的。两季麦子一季棉花再加上玉米粟子各种杂粮,种与收早已不只是春秋两季,农忙时节起五更睡半夜是寻常事。单是棉花种植一项就有无数活计半点不能马虎。间苗整枝打叶杀虫除杂草还算好,摘棉花和拔花柴这两项最是要命。本来,知青们的工具都是放在仓库里。很快地,大家都明白了工作利落能够省不知多少力气的真理,铁锹、锄头、镰刀、花柴钳子都各自放在自家床头,好好看管,精心保养。我自己的铁锹镰刀都磨得飞快,夜深人静在月光下闪出刀光剑气。

    地里的活相当苦重,我的腰常常痛得好像是断成了两截。傍晚收工后,我带着两手血泡,坐在女社员家的炕头儿上,由着裹着小脚的大娘用一根在烛火上烧过的针穿透,挤出血水,再从一个小瓶子里挖出些油膏涂抹在伤处,我便觉得好多了。年轻的女子们还教我用一条家织布裹住手掌。伤好之后,手掌上留下厚厚的茧子,我干起活儿来就更利落了。

    1977年,我为了回到美国去,与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的工作人员有长时间的非常深入的对话。“你母亲起了关键的误导作用,她曾经向组织上反映,你需要认真的思想改造。”这位工作人员非常清晰地告诉了我这件13年前我完全不知情的往事。而且,1976年,我已经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脊椎裂,完全不适合重体力劳动。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在山西和新疆劳动了整整12年,老伤加新伤,注定了我将与剧烈的疼痛共度余生。

    来林城之前我连扣子都没有缝过,很快地,我学会了拆洗棉衣、缝缝补补,然后,我学会了做鞋。我请外婆将鞋底放在信纸背面画下来。1983年我从美国到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工作,回家看外婆,她老人家脚上居然还穿着我做的布鞋,很旧了,却还很跟脚。外婆笑眯眯地说:“新鞋没有旧鞋舒服。”那时候,我非常非常想念林城的女子们,满心都是感激。

五、林城的那三年竟然是我在中国30年的生活中天堂般的一段岁月

    老实说,林城的人们待我是很厚道的,我的肤色、我的长相、我的复杂的背景都没有成为农民与我之间的隔阂。也就不到一年吧,大队梁书记看我毫无心机地无日无夜地苦干,再加上一口纯正的北京腔,就让我晚上在广播站给社员们念新闻。1965年推广汉语拼音,在农村展开扫盲运动,我两天之内便熟练了这一套拼音法,不但在“扫盲学习班”教课,还主动“送字上门”。妇女们家务繁重,晚上没法子出门念书,我就走进她们的家,坐在她们的炕头儿上,手把手地教她们。妇女们对识字这件事的渴望让我感动不已。

    在这个亲密的活动里,我又发现了农村女青年对毛衣的热爱。女知青领口袖口露出的鹅黄、粉紫、天蓝每每吸引着农家少女羡慕的目光,于是在送字上门的同时,我开始教她们织毛衣。没有多久,挑着担子走乡串户的货郎们都知道毛衣针有了市场,曲沃县和侯马市供销合作社的腈纶毛线也销售一空。农家女青年开始走进女知青的宿舍,多半是为了学习新的针法。这是真正的城乡交流,这种交流带来的和乐融融完全超越了阶级成分带来的隔阂,阶级斗争的风雨完全消失在缤纷的色彩之中。我想,那一段时间,女知青们的心里都充溢着短暂的快乐。

    能够教成人,当然也能教小孩子,这是梁书记的逻辑。1966年初,我开始在林城小学教书,有时候还到邻近的香邑“示范教学”。

    这种学校要求老师具有十项全能,因为整个学校只有一位老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们都挤在一个教室里,叫做“复式教学”。除语文、算术之外,体育、唱歌、图画等课程也都由这位老师一手包办。

    有一度,乡间横格练习簿缺货,供销社只有大张白纸供应,我连夜将纸裁成练习本大小,拿出我外婆订书的本事,将纸张装订成线装书的模样,内页硬是用铅笔画出整齐的横线。第二天,拿到新的练习簿的学生大为兴奋,甚至主动请缨,在完成课业之后,帮助我制作新的练习簿。后来我发现,许多家长都参加了这个工程,男女老少一笔一画地在白纸做成的册子里画着整齐的横线。我受到的震动是很大的,农民对他们的子女们寄托着厚望,农民对知识怀着渴求。

    几个月下来,我跟我的学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外村的亲戚来访,孩子们会骄傲地告诉人家:“咱村的老师是从北京来的!”那时候,我也真心地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存活,我可以和乡间的孩子们、和这里的人们厮守一辈子,而且我乐意在这里度过一生!

    然而沉醉在快乐之中的日子非常短暂。“文革”开始了,北京的外婆家被抄,我父亲的照片等等都被红卫兵拿出去展览。彭真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他当年将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放在他家乡的“一揽子计划”也随之成为“阴谋”。红卫兵们叫嚣着,要把躲在山西的狼崽子们揪出来!

    最早听到这风声的是劳动模范王德合,我曾经帮他整理过改良玉米品种的实验报告。这时候他还是县长,他找到我,要我“远走高飞”,要我走得“越远越好”。正在县里勘察水利的一位工程师卢秉文给我提供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建农三师的消息,他的妹妹已经从上海被发配到那里。卢秉文说得很有道理:“留得青山在,先逃出林城再说。你在这里肯定是第一个靶子,武斗高潮无理可讲。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什么都慢半拍,等到他们那边弄清你的来龙去脉,武斗高潮兴许已经过去了。先保住小命,其他的,日后再说。”

    事实证明,这一切都不是杞人忧天。当时的林城已是人人自危。王县长给我开了“支边建设”的证明之后,第二天就被勒令靠边站了;梁书记为我开了户口证明之后也马上被剥夺了一切身为基层支部书记的权力。后来,我在新疆还听说,白店一位王姓知青被南下的红卫兵暴打致死,原因似乎是因为他的父亲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逃离山西的。

六、怀想过林城男女老少亲切的笑脸

    对于我的离去,知青们漠然,不表示任何意见,也许他们想到新疆就头皮发麻。乡亲们却都感觉到“文革”这股风不善,都催我赶快动身。随身的包袱里放着大娘们给我烤的锅盔,我在天寒地冻中上路了。

    车到大同,我买了另外一张车票,回到了北京。我想在到新疆之前看看外婆。回到北京时,外婆已经被扫地出门,住在一间小屋里,房内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都是从我原来的屋子里搬来的。地中央一个蜂窝煤炉子,烧饭取暖全靠它。我从包袱里掏出锅盔放在炉板上,掏出我为外婆做的一双新布鞋,双手捧到老人面前。素来泰山压顶面不改色的外婆老泪纵横,“正是念书的岁数,却学着做鞋了。”我笑着跟她说,书是可以自己念的,什么样的高压也挡不住我寻找书籍。

    经过几年的磨砺,我的双手已经布满了老茧,我的双臂结实有力。我对外婆说,山西的乡亲们教会了我求生存的十八般武艺,再苦的环境,我也能够活下去。这个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今后的一个重大的人生目标就是活下去,绝不把尸体留在戈壁滩上。

    1967年初的北京是疯狂的,一片“红海洋”,一片“打倒”与“砸烂”之声。我在外婆身边呆了两天半。外地人来北京三天必须报临时户口,我没有报户口的路条,我只有一纸“支边建设”的证明。我必须快快离去,虽然我对外婆的处境十二分担心。
当我登上西行列车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南疆兵团的生活环境是那样地残酷,人际关系是那样地险恶。我甚至无从想象,在林城的那三年竟然是我在中国30年的生活中天堂般的一段岁月。后来的许多暗夜里,我常常刻骨地怀想过林城男女老少亲切的笑脸,怀想过在麦香中挥汗如雨的日子,那一段被漫长逝水湮没了的如歌的日子。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2-16 14:06:48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在中国长大的美国女儿

岳芸 林帆

    1948年9月,一艘美国的军舰行驶在茫茫的太平洋上。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手牵着儿子John和一个两岁的小女孩站在甲板上,眺望着远方。他们从纽约出发,前往上海,希望劝说在那里做传教士的父母赶快离开充满危险与动荡的中国。在中国大陆,中共军队在苏俄的帮助下,正在中国东北的战场上和政府军激烈争夺。

战火中上海投亲

    这个两岁的小女孩Teresa,是受一位中国女子的托付,送到上海交给从未谋面的外婆。

    对于Teresa的未来,他们心中并不乐观。在登船前,他们就知道那个中国女子并不在乎她的两岁女儿,只想尽早甩脱这个包袱;而Teresa的外婆是否还会留在战火中的上海,等待自己的小外孙女,他们更没有把握。

    右图:韩秀的外祖母,一位国学根基深厚、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知识女性,是韩秀少儿时唯一的依靠和生命的港湾。(韩秀提供)

    船到码头。终于,在混乱的人群中,他们找到了Teresa的外婆。她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个满头卷发的小外孙女。她看起来是位极有教养又很沉稳的女士。那对美国夫妇放了心。

    直到上中学后,Teresa韩秀才从外婆那里知道,自己出生在纽约,父亲韩恩(Willie Hanen)是一位高大、英挺的美国外交武官。1943至1945年,他曾被派驻重庆,协助中国抗日。母亲是留美的中国学生。父亲只在纽约的医院中匆匆看过她一眼,之后母亲便和他离异。而在中共即将取得大陆政权之前,韩秀外婆原本要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却为了要等她,而留在了上海,于是一生再不能离开……

“此生不宜录取”

    生就一副洋娃娃脸与满头卷发,可是无论韩秀多么清秀可爱,多么懂事有礼,多么出类拔萃,她依然不可能被那个社会所接受。韩秀说,在那个年代、那种环境,她一直是一个“外人”。还好,有外婆的细心呵护,让这个被视为敌人的小孩儿,在可能的范围里健康的长大。出身大家闺秀、在日本帝国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的外婆,也给了她最早的传统文化启蒙,《三字经》、《千字文》,并教导她基本的做人道理。

    韩秀的外婆是位特别的女子。她三十几岁时先生就去世了,独自一人生活,她曾在交通银行和国民政府里做事,1949年以后定居在北京。当时当局人员就跟她讲:“你还可以出来做事呀!”可她说:“我是旧式的女人,一辈子只嫁一个男人,只给一个政府做事。”于是后来,她就靠祖传的修订善本书手艺为中国书店修书。

    韩秀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北京度过的。从女十二中到北大附中,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然而家庭背景的阴影也一直伴随着她。外婆告诉她说:“好好念书,谁也拿你没办法。你得相信你自己,只要自己作对了,别人说什么,就只当没听见。”她牢牢地记住了。

    左图:高中时期十七岁的韩秀。(韩秀提供)

    转眼,她已经十七岁,即将高中毕业。优异的成绩,让她得到了北京市银质毕业奖章。报考志愿表上,她一口气填了八个志愿都是清华大学。老师觉得她疯了,特别是她的家庭出身并不好,能有大学上就不错了,怎有把握一定上清华?她觉得有道理,就修改了志愿表,加上了几所她原本看不上眼的学校。可是,录取单下来,却根本没有她的名字。一向宠爱她的数学老师特别到招生办公室去问,只见卷子被封着,上面盖着“此生不宜录取”的印章。原来,她的考试卷连被批改的机会都没有。

    真的没有希望了吗?校党委书记把她叫去,问她能否写一个声明,表示和她父亲断绝一切关系,划清界限,只要一、两百字就行,写了就可以让她上大学,不写就要马上去山西插队。

    十七岁的她,看了看书记,淡淡地说:“既然这样,我要早点回家了。我还没收拾行李。”说完便转身走了。于是,她成了第一批北京市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中学生。那是1964年。

    谈到当年她为何能够有如此毅然决然的态度,韩秀说:“当时想的只是绝对不能背叛父亲。我很清楚地知道,父亲在中国的时候,就是1943年到1945年,那时候是美军在帮助中国,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都是站在一起抵抗日本,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

    “绝对不能背叛”,多么简单的几个字。可是,在那个年代,又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

    “面对一个不对的,但是非常强大、非常残暴,要来决定你一生命运的这么一个政权,那样柔弱的十七岁女孩子,到底要什么?那时候我觉得,只有守住我的原则,可以送我到乡下去,要怎么苦、受什么样的罪都不要紧,但是人不可以把自己心里头那块净土都丢出去了。”韩秀这样说道。

 亡命天涯

    1964年,在赫鲁晓夫下台与中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日子里,作为第一批“集体插队”试点人员的北京市中学生,韩秀和北京其他四十三名知青被下放到山西曲沃凤城公社临城(村)大队插队落户。这里是棉麦区,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

    韩秀每天和农民们一起下地,后来又当了广播员及小学老师。她也赶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以及扫盲、送字上门这些活动。这段生活让她开始了解中国的农民。他们是那么纯朴、善良,特别是农村的妇女,她们的生活又是那样的艰难。乡村的种种陋习依然存在,但她们默默地忍受着一切,还能够活得很精神,很有生趣,非常有生命力。这让她由衷地赞佩。

    然而,文革开始了,这相对的一点点平静也保不住了。北大聂元梓发表了攻击政府的大字报,毛泽东随后发表《炮打司令部》表示支持,矛头直指刘少奇。北京的红卫兵要冲到山西,把彭真老家窝藏的狗崽子揪出来。县里不断传来谁已被抓、某位自杀的消息。韩秀的学校也出现大字报,隐晦的指出该校隐藏着一个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特嫌”。情况显然不妙。听说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正在招人,韩秀咬咬牙,决定亡命新疆,碰碰运气,再苦也比坐以待毙要好。

    左图:在新疆兵团时的韩秀。(韩秀提供)

    如同一粒小小的种子,随着时代的风云,她又被吹到了茫茫戈壁。手握支边建设的路条,她被纳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八团五连,总部在接近塔克拉马干沙漠中心的麦盖提,而她的连队在巴楚。

    南疆一待就是整整九年。那是一个异常偏远、艰苦的地方。风沙大的时候,人和人撞上,都看不清彼此的模样。别说走路,大风来时,人被吹得只能在地上爬。

     住在潮湿的地窝子里,每天吃着盐水煮白菜,啃着窝头,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常让她腰痛欲断。但不论再苦再痛,她也得咬牙忍着。她说:“我自己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去,活着离开这个地方。这成了生活的全部目标。”

    在那里,她和当地的维族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们说自己的祖先是从麦加以西来,而得知韩秀来自麦加以西更远的地方,他们自然产生了好感,被当成“自己人”。对当地人宗教信仰的尊重和流利的俄语,让她赢得维族人的信任。她也有了几个来学汉语的维族学生。

    难以应付的倒是兵团内的人。文革开始后,运动一波接着一波,每个人都噤若寒蝉。虽然韩秀并没有被揪出来,但做个看客也不容易。一次,兵团召开批斗大会,台上血肉横飞,台下口号声声,真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坐在马扎上的韩秀实在看不下去了,想找个藉口遛出去。她的身体刚离开马扎,旁边的人马上大叫:“我可不会帮你拿凳子回去!”其实,那人是有意提醒在场的民兵有人要走。于是,就在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站直的时候,一个枪托狠狠地砸在她的后脑上。眼前一黑,她失去了知觉。等她苏醒过来,已经是三天以后了。她发现自己被人扔在茫茫戈壁滩上,大半个身体都被埋在沙子里。忍着伤痛,她一点点地爬出沙堆,一直爬回到营房。

    卫生员给她涂了些红药水,就了事了。那一枪托所造成的病痛,直到数十年后还一直折磨着她。

    她说:“这九年中,我也目睹了很多非常有志气有思想的人被发配到这大漠边陲,很多人就葬身在戈壁滩上。”

下决心返回美国

    1971年7月,一架在中国十分罕见的波音707飞机从新疆的天空掠过。在这架从西往东飞行的飞机上,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正在筹划如何与中国关系解冻。他当然不知道,在他飞机之下一万米的地面上,一位美国的孤儿正在苦苦挣扎。

    左图:韩秀一生从未见过她的父亲韩恩(Willie Hanen)。这是她唯一保有的父亲的照片。(韩秀提供)

    自从上初中时,韩秀就从外婆那里知道了自己出生在纽约,是美国人。外婆也把她的出生证明和她的护照交给她自己保管,还有父亲的一张小照片。从那时起,她就想办法用一切机会了解美国──她的“祖国”。因为外婆的背景,家中往来的都是些文艺界、知识界名人,包括很多50年代回国的留美学者。从他们那里,她渐渐认识了西方文明,对于美国这个培养了大批中国科学家的国家也有了一定了解。在新疆的艰苦日子里,她利用做广播员的机会,也常常偷听“美国之音”。她隐约感觉到,回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从1974年开始,各地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1976年的一天,忽然从邓小平办公室传来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此人不宜留在新疆”。这张纸条让韩秀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变化,她很快登上了返京的列车。当时她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晓得中美关系已经开始解冻,情况有所改善。

    回到北京,她被分配在大集体工厂。这又给了她了解中国工人的机会,这也是群善良的百姓。他们生活在北京的社会底层,工资很少,家庭负担很重,住房条件也很差。上班的第一天晚上,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自家的老房子没啥问题,工人朋友的家中却都房倒屋塌。于是她主动替厂里年长的师傅们加班,让他们能回家照顾家人,收拾破瓦残垣。

    书记对她的表现很满意,就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想要回文革时被抄家拿走的出生证明和美国护照。书记二话没说,帮她找到北京市公安局,居然顺利要回了这些在保险柜里躺了十年的档案。

    紧接着,她又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希望确认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要求返国。这下可把外事科的人搞愣了。在1956年的华沙谈判中,中国再三强调:“没有一个美国人非自愿地留在中国大陆。”一段时间后,答覆下来了,结论是“无论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认为,你的档案已经过期、无效了。”

    拿回自己的出生证明和美国护照后,她不死心--美国是在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尸体他们都非要不可,何况她这么个大活人呢?骑着自行车,她直奔北京建国门使馆区。当时中美还未正式建交,但是尼克森访华后有一个美联处(美国驻京联络处),她要自己去闯闯看。

    果然,在日坛公园的西南角,她一眼就看到了寒风中飘扬的美国国旗,也看清周围的武装警察、以及周围的各国大使馆。于是,她默默地回到家,开始她的“行动计划”。

闯关:“我是美国人!”

    1977年2月21日,一个她永生难忘的日子。她身着自己专门做的时髦喇叭裤和紧身夹克,散开一头长发,迳自来到友谊商店西门。存了车,她像没事人一样,慢慢走向不远处的美联处。快接近时,她故意走向美联处对面的非洲某国大使馆。守门武警看着她笑,以为是哪个国家的使馆秘书走错了路。还没等武警开口,她猛然转身,向另外一侧的美联处冲过去。

    她的脚刚踏上美联处的白线,一名武警已经端着枪向她冲过来。“你干什么?你快出来!”

    “我是美国人!”手握自己的护照和出生证明,韩秀一动也不敢动。“我护照过期了,来申请延期或换一本新护照。”

    “你肯定不是美国人。”武警的嘴角有一丝嘲讽的笑意,“因为美国人都知道今天是假期,这里根本没人上班。”

    韩秀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冒着生命危险来闯关,却赶上人家假日,还有比这更倒楣的吗?她站在那里发呆,心里默默琢磨该怎么办。就在这时,一辆小汽车忽然直驶过来,跳下一个身穿运动服的年轻美国人。他一眼就看到了韩秀手中绿色的40年代美国护照,跑过来问道:“这是你的护照吗?”

    “是的。”

    “我可不可以看一眼。”

    “当然可以。”

    “请你千万不要离开这条白线,我马上找人来!”后来知道,他就是在美联处里工作的万乐山。他手拿韩秀的文件,大叫着冲进了楼里。很快,一位年龄较大的美国领事和万乐山一起走了出来。他就是美国资深外交官滕祖龙。虽然是假日,里面几位主要负责人却都在。

    万乐山与滕祖龙来到门口,看过了她的出生证和护照,便要求武警放韩秀进去,“她确实是美国人,只是进去办个手续。”武警当然不敢做主,只好用电话叫来了他的领导。核对了韩秀的所有证件,最后那位领导想想说:“根据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精神,我们不反对美国人进入美联处。”

    万乐山与滕祖龙一听都乐了,忙说:“我们都认为她是美国人。”

    那位领导做了个手势,“请吧!”于是,韩秀就这样被“请”进了美联处。

    盖茨主任、丁大卫副主任等主要负责人都在。在办公室里,滕祖龙拨通了美国国务院的电话,国务院又联络纽约。根据韩秀的护照号码和出生证明,五分钟内,她的美国公民身份就被确认了!

    不过,这只是第一步,滕祖龙告诉她,她需要重新申请护照,因为旧的那本早已过期。机警的韩秀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几张二寸脱帽照。但丁大卫说,这里只是联络处,不能签发护照。她必须要等一个月,才能再到这里来领新护照。而他也清楚地知道,今天的事情已经闹大了,走出这里,等待韩秀的会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估计回去后,她的所有东西都可能被抄走,于是他让韩秀马上背下五个电话号码,以备联络。那是美联处五位领事、包括他自己的办公室电话。

    半小时后,韩秀走出了美联处。

再闯美联处

    回去后,倒是风平浪静。可是,当临近她回美联处取新护照的日子,她被警告她犯了“私闯美联处的错误”,并向她宣布了两条纪律:“第一、不许去美联处,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美联处官员联络;第二,即使在街上碰到他们,也不许以任何方式接触。”如果违反,后果当然可想而知。随后,每天都有人在厂里看着她,比她到得早,并每天“护送”她回家。

    一个月到了。可是下一步怎么办呢?

    眼看该回去取护照的日子已经过了。韩秀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到公用电话处去拨那五个背得滚瓜烂熟的电话号码。可结果却令人绝望,因为听筒里永远是忙音。原来,北京普通的市内电话与使馆区的是两个系统,根本不相连。她只好耐心等待。

    一天,外婆让她到西单去买只酱鸭。韩秀排在长长的队伍里,一抬眼,忽然看到厨房的墙上有个老式的分体式电话。心里一动,她跑了过去。

    “四分!”看电话的老太太大喝一声。她毫不犹豫地付了钱,拿起听筒,拨了电话号码。通了!不但通了,而且传来滕祖龙先生的声音。“你的护照已经好了。”

    “我明天早上八点会出现在美联处附近。”她简短地说。

    第二天清晨四点,韩秀就爬起来,穿着普通的工装,登上了开往密云的火车。到了密云,又转上从密云直达日坛医院的一趟长途车。到了日坛医院,她随着来看病的人在医院转了一圈,美联处就在五十米远的地方。

     于是,她紧随着一批来看病的人出了医院,穿过马路。远处,她已经看到了滕祖龙的身影,手里举着她的护照。看到她,滕祖龙大步走过来。

    “她是来取护照的。就在这儿!”他手指着护照。

    看门的武警看了看,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已经大步走进了美联处。

    “我们一早上就在盯着监视器,只要你一出现,我们就出去接应你。”滕祖龙非常得意。的确,上天护佑,她又顺利地闯了进来。

    “快签字,签了字,这本护照才真正生效!”韩秀签下自己的名字。

    “好了,你现在就是持有合法护照的美国公民了。我们要全力以赴,为争取你的返国而努力。”此时,滕祖龙又显得忧心重重了。韩秀当然没有想到,未来等待她的是更加困难的返国之旅。

绝不妥协

    回到工厂,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直到晚上回到家,把那本新护照和出生证明放到枕头底下。但是护照和出生证明再次被抄走。

    在随后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她早就横下心,她要把事情尽量变小。

    与此同时,滕祖龙也每星期到外交部要人,要求允许韩秀返国。那时,滕祖龙说,他们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声明对韩秀“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1977年夏天,美国国务卿范钦访华,中美建交被提上议事日程。对于被迫滞留在中国的美国人,中美之间进行了一场非常复杂的从战略到战术的谈判。结果是“我被放在一个蛋糕盒子里,送给了美国。”韩秀幽默地说。

    她终于被允许“返国探亲”,也就是要拿着中国护照离开大陆,返回美国。不管怎样,只要能够离开中国,美国政府才不在乎你用哪本护照,只要入关用美国护照就好了。

    她顺利地抵达香港,然后在美国驻港领事葛睿毅的协助下,她当天就登上了西北航空公司飞往西雅图再转华盛顿的航班。

“我是个记性很好的人”

    这里是韩秀出国前后的一个小插曲。

    1978年1月,中共已经决定放她走,但是只付她从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费,然后从香港到美国的费用由美国来付。在公安局办理最后的手续时,一位领导模样的人递给韩秀一百三十元人民币。那是她的火车票费。

    “这可是中国政府给你的。你领这些钱,不怕美国政府追究吗?”他不怀好意地说。

    韩秀再也无法忍受,三十年的怒火一下爆发了。“我在中国住了28年,还没成年就开始做苦力,足足工作了13年。这130元人民币不是太少了吗?还有什么不好交待的!”

    “算了,一笑泯恩仇吧!不愉快的就都忘了吧!”

    “恐怕不容易,我可是个记性很好的人。”

    “限你24小时离开北京!”对方已经气急败坏了。

    “没问题,我马上就走!”

    “别忘了,你的外婆还在北京!”

    “我才不担心外婆。她是个最不怕死的人。”对方无话可说了。

    通过罗湖口岸抵达香港,她马上见到了美国驻香港的葛睿毅领事。他带她到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拿出450美元,对服务人员说,要订一张当天飞往华盛顿的机票。

    “You must bring her home today.”(你必须今天把她送回去)

    韩秀很过意不去地说:“为什么美国政府这么好,要用这么多钱帮我的忙?”

    葛睿毅领事笑着说:“这是你借的钱。如果你愿意,将来可以还给美国政府。没有关系的,不要想这些!你赶快回国,这比什么都重要。”

    怕她不懂英文,发生意外,葛睿毅还细心地为她准备了五封信,让她收好,一封交给西北航空公司的空姐,一封交给机长,一封给入境处海关官员,一封抵达华盛顿后给计程车司机,一封在发生意外时给警察。每封信里都叮嘱他们要好好照顾她,因为她不懂英文。

    韩秀说:“......在出国前后非常短的时间内,我也对美国这个以人权立国的政府有了清楚的了解。(阅注:不少人也在出国前军队式培训及办护照签证短短时间内受到另一种教育;很好的事经过一种体制下训练出的官员手中,都得到极坏的效果,正像那个拿130元钱给韩的官员一样。一叹!)”在丁大卫、滕祖龙、葛睿毅这些领事们的身上,她感受到了美国政府对于在本国外侨民的重视与关切。

意外的重逢

    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美国也张开双臂,欢迎她这个历尽磨难的孤儿回到故国的怀抱。凭着手上的几封信,她顺利抵达美国国务院中国科。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她说:“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确实如此,每个遇到的人都尽心尽力地帮助她。国务院为她安排了学校学英文,阿灵顿政府给她三个月的生活费。不久,她又被介绍到国务院下属的外交学院教授中文。国务院官员特别给外交学校的校长打电话,要他务必录用韩秀。

    不过,没想到校长很不高兴,因为从来没人敢说要他“务必录用”某某人。他坚持要亲自面试这位特别的中文老师。
一早,韩秀穿着整洁,准时出现在校长室的门口,用刚学会的英语问候道:“Good morning, Mr.Sweft.”

    老校长带着金丝边眼镜,白色的西服,银色领带,头发银白,一副学者风范。他抬头打量了一番韩秀,忽然摘下眼镜,热泪盈眶。韩秀吓坏了,猜想是自己的英文太差,让老人很生气。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韩秀又被吓了一跳。

    “就是我和我太太、还有儿子John和你一起去中国的。”校长激动地说。“我的天!原来就是您!”韩秀的眼泪也流下来了。

    人生是如此奇妙。三十年的时光,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他们再次重逢在美国。校长告诉韩秀,当年他和夫人在船上就已经决定,如果见不到韩秀的外婆,就要把她领养。

    “你终于回来了!对,我当然‘务必’要聘用你!”校长兴奋地说。

生命的归宿

    1982年春天,韩秀和自己的学生、一位美国外交官结婚了。婚后,韩秀随先生曾在台北派驻一年、北京又派驻了三年、又到南台湾的高雄派驻三年,也派驻过希腊等国家。在先生派驻北京时,她终于又见到了外婆,可以尽心地照顾老人家了。1986年夏天,就在韩秀和先生正准备返回美国前,给她无限呵护的外婆平静安详地走了。

    从1982年开始,韩秀开始写作,发表了自传体小说《折射》,一发而不可收,目前她已是著名海外华文作家,已出版了二十九本书籍、主持了数个专栏,发表了无数文章。她和先生现居住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座小城,靠近阿灵顿国家公墓,那里埋葬着她从未见过的父亲。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2012-02-16 14:06:48 收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吴法宪的女儿金秋谈父亲的葬礼

金秋

    “成百上千老百姓给我父亲送了行!”1月21日,美国弗吉尼亚州OldDominion大学历史系金秋副教授,在接受采访中回忆起2004年10月21日下午给她父亲、“文革”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送殡火化的经过,感慨万端。

“想给他穿一套军装”

  吴法宪在中共历史上,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也很有争议的人物。十五岁参加红军,井冈山第一次反围剿时成为毛泽东和林彪的部下,在中共夺取政权的战争中立有战功。毛泽东发动“文革”后,他跟随被封为“副统帅”的林彪地位上升,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锒铛入狱。

    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中,他于1981年1月23日被裁定“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因为特别审判找不到任何有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与和知悉林彪阴谋的证据,又不得不判,因此经邓小平决定,几乎是正式宣判以后立即保外就医,以示“补偿”,并与“四人帮”有所区别。被关押了近十年的吴法宪被指定到济南,在市内可自由活动,然而不许出城,要出城得向中央打报告申请。1989年刑期满后,他被正式释放,仍然被指定住在济南──他是江西永丰人,但像他这样成了“反党集团”成员的老红军,当局是不会让他回原籍定居的。

  金秋说,父亲在济南一住23年,去年10月17日去世。享年89岁。去世之前他住医院已经住了三年多,2003年还气管切开插管抢救过一次。对于他去世的后事,有思想准备;作为家属,希望当局的不外乎以“公正”二字来对待死者。

  金秋介绍,与父亲情况相似的邱会作将军的后事处理,正好可以作为前车之鉴。邱会作是“林彪集团”另一个成员,于2002年去世。邱会作的家属希望争取当局能对死者给予“更公正的待遇”,金秋说,“主要是要求开追悼会──其实就是想给他穿一套军装,寄托哀思,在军队中干了大半辈子么。”

  但是,“组织上”却不肯松口,“他们也做不了主,总是说要请示上级,要家属等着”。层层报上去,最后是中纪委“两案办”下达了指示──金秋解释说,“‘两案办’,就是‘文革’结束后专门负责对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两个‘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处理的机构。他们下达的指示是‘五不准’。因为反覆交涉,反覆请示,邱会作的遗体在北京存放了一个多月才火化。”

  吴法宪的遗孀陈绥圻,以及几个子女,向有关部门请求能“以人为本”,在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允许对吴法宪给予普通公民待遇。但也预感到吴法宪的丧事同样会充满波折,“后来当局果然严加控制,说明当局并没有依法办事的机制,也没学会依法处理这类事务,他们的政治体制还是沿用‘文革’以来处理政治事件的思路和手法。”

又面对“两案办”的“五不准”

  金秋说,我们很感激山东省地方当局,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对我父亲照顾得是很不错的,也体谅我们家属办后事的心情。但是我们也明白,不能期望直接负责吴法宪后事的山东省干休所及所属的省老干部局能做什么主,不过,我们仍然希望有所突破。

  “所谓‘有所突破’,”金秋解释说,“其实就是按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由家属和亲朋好友以自己的名义组织,举行一个吴法宪遗体告别仪式──我们表明,不致悼词,只发生平简历,允许亲朋好友自愿参加。但就是这样的要求,他们也感到非常棘手,得请示上级,要我们听从。”她们没有想到,最终等来的还是中纪委“两案办”的“五不准”。

  记者问:“五不准”究竟是哪五条?金秋说,她无法确切地回答,因为当局并没有给她们书面规定,只是口头通告,“我向他们要文件来看,他们又不敢拿出来。”实际上算下来,“不准”的其实超过五条,加上从邱会作家属处核实到的,“五不准”内容大体是:不准发讣告,不准设灵堂,不准搞遗体告别,不准骨灰存放,不准进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不准任何新闻媒体采访。还有不准称“同志”,不准称“红军”,不准挂横幅,不准散发生平简历,不准当众念祭文……由于这是“中央精神”,干休所对吴家说,我们也很同情你们,“但是我们执行中央指示不走样”,要保持一致。有关部门层层传达,层层布置,层层表态,落实到人,济南市的公安、安全与新闻媒体全部接到了通知,进行充分戒备。当局竟布置了相当数量的便衣来抄录送花圈、挽联的内容和名单,还一一拍照,如临大敌。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林彪事件已经过去三十三年,两案审判也过去了二十三年,当事人已经基本上都离开世界了,这个“两案办”居然存在至今,还在办什么案?这是不是反映了“两案”实际上并不是刑事案而是政治案?金秋认为,当局说要“提高执政能力”,从这些事情上就最直观不过地说明当局的“执政能力”究竟如何:遇到稍稍特殊一点的事件,还得将“文革”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那一套搬出来。

  金秋说,我父亲已经不是党员,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已经开除了他的党籍;他于1981年被判刑,当年保外就医,1989年正式刑满释放,那么他就成了一个普通公民。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研究专家高文谦曾经采访过吴法宪,1983年吴法宪曾告诉高,当地老百姓待他还是那么好。他说:“人民真好。”他希望返朴归真,过普通人的生活。

“老百姓心中真的是有一杆秤!”

  金秋说,他们在家设了灵堂,从全国各地络绎不绝自发地来了好多吊唁者,其中很多是父亲的部下,房间里、院子里都挤满了人,来了就下跪、磕头,掉眼泪,当局想拦也拦不住。很多素不相识者也自愿前来参与料理各种事务,提供各种帮助。

  “各方人士送了很多花圈、花篮,多是父亲过去的老战友、同事和部下送的,还有他们的后代送的。屋里摆不下,院子里也摆不下,只好摆到大门外,整个一条街都摆满了花圈。”这样街坊邻居也就看到了,来看望、吊唁者更是熙熙攘攘。父亲在济南生活了二十多年,和民众朝夕相处,民众接触了现实中的吴法宪,很多人挺敬重他,将办好他的丧事,作为向他最后致敬的机会。有些老邻居从济南市各地赶来,父亲曾经跑了几里山路,为一位老人送去中药,老人现已八十多岁,也在家人搀扶下,来到父亲灵前,痛哭不已。金秋说,“许多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写信和发电子邮件向父亲表示哀悼,有很多感人词句。有一位父亲老部下的孩子,给我哥哥发来没署名的电子邮件:“请接受一位老空军及其子女对吴法宪将军的悼念和对吴将军家属的慰问。我父亲和我的观点是:吴将军是一位好人。一个好人的故去是值得我们怀念的。不要小看‘好人’这两个字,现在很多人都不配这个称谓。愿吴法宪将军在天之灵安息,希望吴先生节哀珍重。”

  还有很多人送来、发来挽联,金秋家自己也写,寄托哀思和深情:
  金戈铁马,南征北战,功勋在,更有一片赤心卫长空;秦城汉堡,砥心砺志,灵台静,只盼曲肠千日见清明。
  武装斗争,将军建功,你无愧于党;文化革命,将军蒙难,党有愧于君。

  金秋说:“有的公司老总,搞企业,做得挺成功。在我父亲去世第二天知道了消息,就来吊唁,要我们有任何需要就告诉他,他派了一个手下的人盯在这儿协助我们。我们当时桌椅不够,人来了没有地方坐,‘没问题!’他们马上拉来了很多桌椅。老总还说,你们办事肯定要用车,他马上给调来三辆‘奔驰’,停在我们家门口,任我们用……来帮忙的都是无偿、志愿,我们也没有钱给他们。老百姓心中真的是有一杆秤!”“父亲的有生之年真正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理解和谅解,这是我们家属感到最安慰的!”
  吴法宪去世第五天,是吴家订好的出殡之日,下午三点在火葬场的告别厅举行告别仪式。“我们本来是打算两点半出发,三点到火葬场,但是中午前后我们家门口就被来吊唁的人围上了,整条街道聚集了大批群众,到下午两点时足有好几百,情绪十分激动,街道都堵满了。看到那么多民众聚集在门口,我们家人也都非常紧张,我妈妈说,咱们快走,不然一会儿车也出不去了。我哥哥出去不断地说,谢谢大伯大妈,大哥大嫂,安抚大家的情绪,说我父亲就是个老百姓,希望大家以普通老百姓的方式为他送行,结果有人喊起来:他是老红军!他是开国战将,他是开国功臣,比现在那些贪官污吏好多了!”吴法宪的生平简历,被几百人一抢而空。当局派出的人员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吴法宪家在市区,火葬场在郊区,路比较远,出发时,车队浩浩汤汤,足有近百辆,其中有好几辆大轿车,让大家谁愿意去就去,结果有上千人前往火葬场送葬。后来吴法宪的家人看录像,认出好多邻居,卖葡萄的、卖瓜子的,卖菜的……“他是被老百姓送走的。”
“‘送别吴法宪将军’的挽联一定要守住”
  当局看到了民意,但还是要堵截。金秋想起来还有点后怕:民众的情绪与官方的限制发生矛盾,险些激化,酿成冲突。
  她说,靠我哥哥在济南的很多朋友,安排落实了丧葬的一切。但官方不断下令设限,例如,火葬场只给家属很短的布置灵堂的时间,原来答应准备花圈,后来也变卦不给了。尤其荒唐的是,官方通知家属在告别厅不得悬挂死者遗像和挽联。“就是想不让我父亲的名字出现!如果不挂死者遗像和挽联,怎么能知道送谁上路?”

  金秋回忆说,头一天晚上我们跟干休所协商到十一点,他们坚持不让挂挽联。我们临时决定出去买白布自己写,父亲的秘书来了好几位,书法都很好,就请他们写挽联。不让称“同志”,我们就写“吴法宪将军”,不让说“悼念”,我们就写“送别”……最后写成“送别吴法宪将军”的横幅。大家集思广益,很快凑出一幅反映父亲一生的挽联,上联是:“戎马一生,坎坷一生,是非功过,历史澄清;”下联是:“来自百姓,还原百姓,穷通荣辱,天淡云轻。”开会前拿到会场去时,墨都还没干呢。“我当时叮嘱拿挽联的人说,你一定得守住了,别让人给抢去没收!我们当时做好准备,实在不让我们在墙上挂,就安排人用竹竿举着。”幸亏,挽联一直挂到了最后。

  金秋介绍说,“也不知当局到底害怕什么,对我们如临大敌:监听我们的电话,开拆我们的信件,还封掉了我的电子信箱,我当时没有办法往外发电子邮件……但现在是什么年代了?电子化时代,能把持媒体吗,能封得住信息吗?我到朋友家通过别人的信箱,不就同样发出了电子邮件?当时你们多维就根据我的这些邮件提供的信息,披露了丧事办理中的一些内情。当局这些做法都实在不聪明,完全没有必要设置障碍,不但没有能阻拦成,反而火上加油,差点把一个本来不是事件的事逼成‘事件’!”

  由于不断受到当局刁难阻挠,金秋的哥哥几次按不住火气,说这也不让,那也不让,我们就戴着黑纱、抱着遗像上街了,你来镇压吧!金秋说:“如果真是那样,当然就把事闹大了。我们当时劝我哥哥,还是将老人送走要紧,不要惹出政治上的麻烦。尤其是出殡那天,那么多人,要是我们稍一不冷静,民众对官方不满的火气越冒越高,顶起牛来,说不定就会失控。所以我哥哥出去一直就说感谢大家,抚慰大家的情绪。"

  当送殡车辆开过市区时,济南当局十分紧张,沿途布满警察,将其它所有车辆包括公共汽车都拦下来,让车队尽快通过,实际上等于戒严。“如果在哪个路口一堵,人一围观,肯定就要出事。”到了火化场告别厅,人们鱼贯上前,轮流地向遗体默默鞠躬告别。组织上也去了人,“据说北京也来人了──不过他们不是来向我父亲告别的,而是另有任务。”

  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当局后来也很惊讶:“你们有这么大的能量!”还告诉家属说,“各级领导都很满意”。言外之意,大家都庆幸没有出事,总算松了一口气!金秋说:“我就顶了一句:你们为什么不问一问我们家属是否满意?”

  国内媒体自始至终对吴法宪去世一事全都保持沉默。“后来只有凤凰卫视的名嘴杨锦麟在他的‘有报天天读’节目中露了那么一句──第一句话说‘吴法宪于某月某日去世’,第二句话说‘他女儿在美国为他翻案’!”
“我们要告中纪委违反宪法的‘五不准’”

  林彪集团成员黄、吴、李、邱,前总参谋长黄永胜已经于1983年去世,现在剩下唯一的一位是高龄九十岁的原海军政委李作鹏。
  金秋说,我父亲与赵紫阳,我父亲去世与赵紫阳去世,这两者在许多方面当然不一样,但是从政治上看,也有不少相类似之处:
  其一,两者都牵连着尚未解决的重大历史问题。我父亲属于“文革”中没有解决的最后一个悬案──林彪悬案,而赵紫阳则属于邓小平时期没有解决的“六四”悬案。

  其二,两者都牵涉到前任决策者。林彪事件是毛泽东定的,对赵紫阳的处理是邓小平定的,关于我父亲后事的难题,难在对林彪怎么判定,这东有个正确评价,就不可能解决林彪及所谓死党问题;同样,如果不对邓的功过有个正确评价,也就不可能解决赵紫阳问题。

  林彪事件有很大的国内影响,赵紫阳其人则有很大的国际影响,都牵动了相当广泛的民意。我父亲的丧事,总算顺利过来了。

  金秋曾于1999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权力的文化》一书,探讨包括其父亲在内的林彪集团的真相,其中引用过她父亲的回忆录。记者问:吴法宪的回忆录是否完成?你们打算出版吗?金秋回答:我父亲确实留下了一部回忆录,“开始是他自己亲笔一段一段、一篇一篇写的。后来年纪大了,写不了了,就口述录音,录了一百多盘录音带,我妈妈根据录音,一字一句全部记录了下来,很厚很厚一叠子,整理出一部六十万字的书稿,从出生开始写,一直写到晚年,由我父亲过目定稿。但他是根据自己的记忆写的和讲的,难免有不确切之处,我们想对照其它文件资料和人物年谱,一一核实时间、人物、地点。”本身是历史学者的金秋表示,要认真慎重,减少硬伤,不能草率从事,很难说什么时间能完成,目前也不宜透露太多细节。

  吴法宪辞别了人世,但并没有把他所知晓的历史一起带走,给有兴趣追究这一重大历史疑案的人们留下了悬念和期望。

    ▲ 黄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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